总目录

德国通史·第一卷 封建帝国时代(公元1500年以前)

德国通史·第二卷 信仰分裂时代(1500—1648)

德国通史·第三卷 专制、启蒙与改革时代(1648—1815)

德国通史·第四卷 民族国家时代(1815—1918)

德国通史·第五卷 危机时代(1918—1945)

德国通史·第六卷 重新崛起时代(1945—2010)

版权信息

书名：德国通史·第一卷

作者：王亚平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1-01

ISBN：978721421499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总 序

前 言

第一编 远古和古代时期的德意志地区

第一章 地处中欧的德意志

第二章 法兰克王国时期的德意志

第二编 从德意志王国走向德意志帝国之路

第三章 萨克森王朝

第四章 主教授职权之争前后

第五章 初登政治舞台的施陶芬王朝

第三编 没有政治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

第六章 帝国政治的新格局

第七章 选侯的权势和城乡的转变

第八章 难以统一的大帝国

第四编 宗教改革前夜的德意志

第九章 帝国政治中心的东移

第十章 德意志帝国最初的改革

附 录

总 序

此六卷本《德国通史》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3&ZD104）的最终研究成果。

德国乃当今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还是在科技教育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对欧洲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纵观经历一千多年历史发展的德国，有如滔滔奔腾的江河，在曲折和险阻中前行，终归大海。她有过雄霸欧洲的辉煌，也曾遭受他国的欺凌；虽数度战败，却能如神话中的不死鸟，灰烬中振翅重生；虽历经民族分裂的磨难，却最终归于统一；她曾是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却也是无数文化巨擘和科技精英成长的摇篮。而今，历尽沧桑的德国终于成为爱好和平的欧洲大家庭的一员，成了一体化的欧洲联盟的稳定之锚，成了令人向往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的国度。

鉴于德国在世界上的这种重要影响力和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我国史学界对之表现出浓厚兴趣，已经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而编撰一部高质量的德国通史也一直是学界的强烈期待和努力目标。

一

在我国，早期出现的几部德国通史类著述都是引进版的。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哈勒尔（Johannes Haller）的《德国史纲》（Die Epoch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可谓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德国通史著作。该著作共十二章，简略介绍了自远古时期至19世纪后半期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历史。此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翻译和编撰出现了多年的沉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东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维纳·洛赫到北京大学开设德国史讲座，不仅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德国史学者，其讲稿还被整理翻译出版，即大家熟知的《德国史》。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德国通史，阐释了自远古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德国历史，对于在我国普及德国历史知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部德国通史类著作，在长达700页的篇幅中，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之前的整个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仅以20多页的“德国史引论”的方式加以处理，而1918年—1956年三十多年的德国现当代史，却占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就此而论，它更像是一部德国近现代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著名的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第9版中译本，书名为《德意志史》。该书分为“古代和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专制主义结束”、“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大战时期”等4卷，叙述了从远古到195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德意志史》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突出政治史。以第三卷为例，该卷叙述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为止的德国历史，共四章，只有最后一章集中叙述社会、经济和技术史方面的内容，其余内容皆属政治史之列。而这一时代正值德国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工业化，是经济转型迅速、社会变迁剧烈、思想文化和科技教育大繁荣和大发展的时代。所以，相关内容难以充分反映这一时期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画卷，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推出自己编撰的德国通史著作。1991年丁建弘、陆世澄主编的《德国通史简编》的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德国通史，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德国史学者的集体之作。全书共五编18章，叙述了从原始社会到1945年为止的德国历史。今天再回看该著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全书布局强调厚今薄古。到1807年为止的1000多年德国历史叙述特别简单，仅用4章。而1871年—1945年为止约75年的德国历史却用了10章加以阐述。二是全书叙述突出大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内容相对单薄。1995年，孙炳辉、郑寅达等学者又推出了《德国史纲》。该书在叙述时间上打破了以1945年为下限的惯例，将“战后德国简况”单列一章，德国重新统一成为叙述的终点，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当然，诚如该书前言中所说，这只是“一本简明通史”，内容较为单薄。此外，该书在结构布局方面同样突出厚今薄古。全书12章，古代中世纪直至18世纪末以前，只有一章篇幅，而纳粹统治时期短短的十几年历史却用了四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编撰和出版进入了全新阶段。2002年，丁建弘撰写的《德国通史》出版。这是我国德国通史类著作中的一部高水平之作。全书以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发展为主线，叙述了从史前古代日耳曼人到1990年两德统一的德国历史。或许限于篇幅之故，该著作叙述内容依然集中于政治史，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着墨不多。2005年吴友法、邢来顺所著《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出版。该著作本着以史为鉴的目的，将德意志国家的兴衰及其原因作为关注点。它叙述了从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到20世纪末的德国历史，主要笔墨放在近代以来德国的分裂、统一、崛起、冒险、失败、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历史，古代中世纪部分比较单薄，涉及领域也不够全面。2014年郑寅达推出了最新力作《德国史》。全书论述了从远古到默克尔政府执政为止的德国历史。该书对以往那种过于偏重近现代史的结构布局有一定程度的纠正，而且对德国历史发展的时段性把握比较到位。从叙述取向看，大政治史仍然占据主要容量，但各章中已经融入了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上述德国通史类著述，在向我国民众介绍、传播德国历史知识和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著述都为篇幅较小的单卷本，且多数突出“厚今薄古”，涉及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传统大政治史，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的内容简略，无法较充分地展示悠悠千载的德国历史和文化。

此外，业已出版的相关著述对于德国历史的最新国际编撰取向关注度不够，叙述视角主要囿于政治史和民族国家史，对于地区史和全球史视阈下德国历史发展的释读和回应不足。然而，诚如相关德国学者所言，毕竟“几百年来德国史对周围其他民族和国家划定了一条不断变动的、不总明显的界限”，因此，德国历史“不能同全欧洲的历史分开”，人们不能再把它“引回‘民族史’的狭（峡）谷之中”。进入21世纪以后，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各国各民族联系进一步加强。同时，德国本身也已经没有“再像19和20世纪经常那样打上”“民族骄傲的烙印”。这些新变化，显然无法单纯地从德国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而应该把它置于“新的欧洲和全球结构背景下”加以释读。

鉴于以上状况，很有必要编撰一部全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这部新的多卷本通史应该紧跟世界史学术前沿，吸纳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欧洲文明进程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审视长达一千多年的德意志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探讨这种独特历史发展的内生性原因和外激性因素，关注这种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在塑造德意志文明过程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从中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在叙述内容上应该打破传统的“政治通史”模式，尽可能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时间布局相对均衡地覆盖从古代直至21世纪初，进而能更全面深入地再现德意志历史进程。此外，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的撰写应该体现“经世”功能，从中国人的关注视角去考察德意志文明在欧洲和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探究德意志民族活力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审视这一民族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供鉴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教建设。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就是基于这些考虑之上。

二

综观一千多年的德国历史发展，既整合于大欧洲乃至全球历史进程的节奏之中，也有其独特的律动，而且这种律动时常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节拍。因此，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将立足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以德意志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为关注主线，释读始于古代原始日耳曼语族部落、止于21世纪初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历史，时段上囊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当代德国；在内容方面，除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的大政治史外，还加大了对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关注力度，力求较充分和全面地展示一千多年德国历史发展的多彩性和独特性。

到公元150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叙述从远古到宗教改革运动前夕的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主要涉及辉煌的封建帝国时代。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有欧洲历史发展的共性特征，是日耳曼化、基督教化和封建化的欧洲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德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也已经初露端倪，可谓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发端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意志国家完成了从法兰克帝国的裂变中形成为德意志王国政治实体的进程，并通过对外扩张建立起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即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由于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公元962年仿照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加冕为“罗马人皇帝”，德国统治者也成了古罗马帝国和法兰克帝国的“当然”继承者。但是这一强大的帝国从起初就孕育着对王权和国家统一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国家形成初期确立的王权由选举产生的传统，使王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各部落公爵和领地主教得以利用选举权而进一步扩大权势；早期德意志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和德意志最高统治者“罗马人皇帝”的头衔都表明了德国统治者对古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思想的追求。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皇帝忙于对外征战，无暇顾及国内事务，领地封建主于是趁机加强自己的独立性。由此带来的是德意志皇权的衰弱和领地诸侯势力的崛起，进而塑造出早期德意志国家的政治联邦主义形态。结果，到中世纪后期近代初期，当英、法等国开始向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转变时，德国却仍然蹒跚于教俗领地诸侯割据的历史进程之中。

从16世纪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结束，是德国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涉及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近代早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独特道路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发展呈现三大明显特征：其一，由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在政治割据的基础上又注入了“信仰分裂”的元素，引发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冲突，这种宗教信仰因素因皇权与领地诸侯之间的权力争夺而进一步被放大。一大批皈依新教的诸侯在“教随国定”的原则下成了政教合一的首领，他们承担起邦国宗教领袖职责，进一步将教会事务纳入政府管辖范围，邦国的国家化因此得到发展，独立性继续加强。“三十年战争”既是德国宗教信仰冲突的最突出表现，也是德国皇权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最后一次努力。其二，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结果，《威斯特法伦和约》不仅确立了领地诸侯对皇权的最终胜利，同时也使法国、瑞典等国大规模介入德国事务。德国问题全面国际化。从此，若无外国的干涉，“就不能再解决一项全德性的事务”。其三，从社会经济角度看，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副产品，“普通人起义”（农民战争）的失败，则不仅使德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二期农奴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场领主制”，而且使德国农民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被排除出了德国的政治生活，深刻影响到德国日后的历史发展。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阵痛。这一时期属于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近代中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进一步凸显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国与西欧各国一样，经历了专制主义的统治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并且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涤荡。与此同时，它无论在君主专制、启蒙运动，还是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方面，都呈现独特的历史形态的演进。在政治上，由于皇权衰微，一些强大的领地邦君成为自己领地内的全权统治者。因此，在法国等国呈现的君主专制形态在德国却变成了邦君专制，到18世纪中期以后又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开明专制，其中以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最具典型。在思想文化方面，德国既合拍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潮流，又展示出个性化的启蒙运动特点。它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南北两派，而且融入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元素，以适应建立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需要。更有甚者，作为对于一味强调理性而忽视情感价值的启蒙思想的反动和对法国大革命所展示的资产阶级普世主义、理性主义等政治思想的回应，德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张扬情感和个性、强调回归历史和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思潮。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方面，德国也没有遵循英、法等国的社会革命道路，而是在法国革命等外力因素的刺激下，采用“上层革命”的改革方式，通过解放农民和全面实施营业自由原则等，废除封建因素，把法国革命的成果和平地移植到德国，渐进式地实现了传统封建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对接。德国由此进一步奠定了近代独特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基础。

从1815年到1918年的约一个世纪，属于德国以独特方式全面迈入“现代”社会的近代晚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顶峰阶段。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为，通过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不同的“双重革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迈上了强国之路。

这一时期的德国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与法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的稳中求进的“守势现代化”道路。传统统治阶级采取适时而进的策略，通过满足某些“革命”要求，操控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进而保障自身传统利益。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普鲁士统治者完成民族统一大业，是典型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白色革命”。在建立现代国家宪政体制方面，传统统治阶级也展示了适时而进、操控时局的特征。1848年的普鲁士“钦定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在确保君主制原则的基础上，注入选举制、议会制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元素，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既保证了传统统治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又满足了资产阶级建立宪政国家的愿望。在经济领域，通过工业革命，德国采用独特的工业化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快速实现了对英、法等老牌工业国家的超越，最终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工业化也推动了德国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由于独特历史原因和现实动因，德国成为世界上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先河者。此外，这一时期的德国教育、科技和思想文化发展也呈现极其活跃的状态。德国不仅成为世界顶尖的科技和教育强国，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多元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对整个19世纪的德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这股思潮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的刺激下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将德国引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主要思想根源。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去，在短短的27年中，德国如过山车般经历了从“最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和右翼极权主义的第三帝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属于德国现代史范畴，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在与西方文明的适应、冲突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阶段。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可谓这种危机和畸变的产物。

1919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是“十一月革命”的直接结果，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产物。因此，德国民众在感情上不太认同这一共和国。与此同时，魏玛共和国在政治体制上迎合并仿照西方国家，甚至在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设计方面“青胜于蓝”，超过西方国家，也使习惯于传统德意志“秩序”的大多数德国民众一时难以适应。于是，在适应西方政治体制和坚持德意志独特历史传统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没有民主主义者的民主”、“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就成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的真实写照。这一共和国因此也被称为是“不受爱戴的”、“带有即兴民主政治”色彩的“保守派的共和国”。结果，虽然魏玛共和国时期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它却在固守德意志传统和抵制西方文明的心态之下，在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夹击之中，仅存在14年就归于失败。

1933年，希特勒打着抵制西方民主、坚持德意志传统和富国强兵的旗帜，夺取政权，德国历史进入第三帝国时期。第三帝国在政治体制上与魏玛共和国截然不同，它实行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表现为政治上领袖原则之下的党国一体，经济上全面干预和控制之下的“统制经济”或叫“总体战争经济”，以及文化上纳粹“世界观”严厉控制之下的文化荒漠化。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是对魏玛共和国的极端反动，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的一种倒退，同时也偏离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它是德国的历史传统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和适应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体现。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扩充军备，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图谋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为此不惜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将德国和世界带入战争灾难之中。战争的结果是，德国再次战败，德国法西斯走向覆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经历了盟国分区占领、分裂的两个德国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等三个阶段。它们属于当代德国的历史范畴，是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重塑时期，也是德国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新形势下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德国在1949年分裂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如此，两个德国的人民忍受着民族分裂的痛苦，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使自己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重要强国。

战后联邦德国虽然属于西方阵营，却没有照搬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或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是吸取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极权主义等政治经济体制失败的教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成功地进行了独具德国特色的新探索，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莱茵模式。联邦德国的独特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政治方面，在吸收外来民主并结合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德国特色的联邦议会民主制。在这种民主制度之下，出于对纳粹独裁统治的沉痛反思，一方面突出“争论的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保护不同言论和观点；另一方面强调“防卫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禁止任何言行威胁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这一机制通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永久条款”得以确定。在社会经济方面，则实行不同于指令性计划经济又区别于纯自由主义经济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一方面确立“市场”核心地位，将经济活力置于市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强调“社会”特征，突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健全劳动制度，形成同舟共济的劳资关系；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由此实现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对接。在思想文化方面，则推行“存异求同，多元一体”的文化多元主义（kultureller Pluralismus），在保持德意志主流文化的前提下，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这既是对纳粹统治时期文化独裁政策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对德国文化联邦主义传统的承继。莱茵模式使联邦德国在战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文化繁荣的局面。

1990年，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分裂长达40余年的德国人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渴望已久的民族统一。再次统一起来的德国实行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德国由于其经济实力和众多的人口，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以上各个时段的德国历史发展，一方面共振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更大程度上散发的是自身的独特魅力和发展取向。每个时期的德国历史之间有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的内在有机联系，具有无法割裂的连续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悠悠千载的德意志文明，铺垫出德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本书是多位学者合作的产物。由于各位作者的专业积淀、研究重点和文风的差异，加之涉及内容极其丰富，时间跨度长，人名、地名众多，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显然无法做到全书在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此外，因水平有限，全书必定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此敬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要特别感谢“大国通史丛书”总主编钱乘旦教授在本书成稿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和指导，对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为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深表谢忱，也感谢各卷编辑付出的辛劳。

邢来顺

2017年5月于武昌桂子山

前 言

今天的德国地处中欧，中欧地区地貌形态多姿多彩，平原、低地、丘陵以及高原错落有致，大小湖泊星罗棋布，自南向北的莱茵河以及自西向东的多瑙河纵横交错，多条蜿蜒的支流不仅滋润着广袤的平原和丘陵，而且还构成了得天独厚的水系网络。随着第四季冰川期的结束以及气候的变暖，吸引了外来人口迁徙至此，开启了中欧地区的农耕拉坦诺文化。公元前5世纪与公元前4世纪之交，受亚欧大陆匈奴人迁徙的挤压，日耳曼人从西里西亚沿多瑙河逆流而上，逐渐地在莱茵河右岸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定居下来，形成了日耳曼人的文化。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中欧，以莱茵河为界在其西岸设立了大高卢行省，把东岸视为大日耳曼行省。罗马人按照自己的行政机制统治和管理着大高卢行省，推行罗马化，将其划分了多个行省，建立了元老院和总督制；改变了原有的经济结构，通过土地制度在社会中划分了公民和非自由人的界限，确立了奴隶制，为治理社会实施罗马人的习惯法。

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穷兵黩武对外扩张加剧了社会矛盾，同时也引发了帝国的全面危机。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人则因为受匈奴人西迁的挤压越过莱茵河、多瑙河开始了持续几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为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压上最后一根稻草，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覆灭。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多个部落王国，为在中欧和西欧地区创建一个新的时代打开了大门。创立这个新时代的是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用军事力量在高卢地区站住了脚，通过皈依基督教缓和了与罗马贵族以及当地居民的矛盾和冲突。法兰克人在高卢地区实行自身的行政制度，建立以扈从制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模式，保留马尔克的社会组织机制，但在经济结构上则采纳罗马的大地产制，在延续日耳曼人习惯法的同时也吸收罗马法的要素和法律原则。日耳曼人的社会因素与罗马人的经济模式通过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构建出中世纪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西欧的封建制度开始于法兰克王国，土地分封制度把原有的军事贵族转化为土地贵族。为加强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融合强化社会的基督教化，一方面，法兰克的君王接受并实践基督教教会提出的“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另一方面，给予教会和修道院大量的土地以及经济特许权和司法审判权，培植出同样以土地为基础的教会贵族。教俗贵族是封建政治体制中的两大政治支柱。6世纪以后开始的大拓荒运动加速恢复农业生产，同时也最终确立庄园制，庄园制的经营方式改变了罗马帝国时期的经济关系。

社会经济的增长增强法兰克王国的国力，在加洛林王朝时期成功抵御阿拉伯人的入侵，同时也刺激了君王对外扩张、恢复罗马大帝国的野心，并最终促成罗马教皇为法兰克的国王查理戴上罗马帝国的皇冠，进一步实践“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查理大帝创办的宫廷学校这一教育体制培养了需要的人才。加洛林的文艺复兴恢复古希腊流传下来的自由七艺，确立拉丁语在整个西欧社会中为官方语言，保证教会对教育和文化的垄断，中世纪的西欧有了以拉丁语为语言基础的统一的基督教文化。

法兰克王（帝）国因继承法的习俗导致其多次分分合合，最终通过《凡尔登条约》分解为东西两个法兰克王国，又因各自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有着不同的发展途径。东法兰克地区是查理大帝后征服的地区，日耳曼人世族家族的势力比较大，这些家族或通过武力或通过联姻兼并领地，在王国内形成实力雄厚的五大公国。在东法兰克地区，日耳曼人社会因素的影响存留得比较长久，封建化的程度较弱于西法兰克地区，采邑制和庄园制的发展程度也都不如西法兰克王国，相对西部地区而言社会中的依附者也有限。9世纪末，匈牙利人试图入侵东法兰克王国，五大公国的公爵们为抵御外敌联合起来，在他们中间推举出一位国王，这标志着德意志王国的诞生。

德意志王国从诞生时起就确立了国王选举制的政治传统，国王选举制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极大地限制了王权的集权；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王国的分裂，废除法兰克人由诸子分治的王位继承习俗。作为德意志王国历史上第一个唯一的王位继承人，奥托在初登王位时就表现出重建罗马大帝国的雄图壮志，把对外扩张作为其施政的一个重要方针，在所扩张地区推行政教二元的施政措施，同时与罗马教会建立和睦的关系，用武力出兵意大利保卫教皇的安全换取了教皇为其加冕为德意志的皇帝。奥托大帝的继任者们继承他的意大利政策，但却忽略了在德意志本土的统治，德意志的教俗贵族乘机增强自身政治势力，他们掌握领地内的司法和经济大权，这就为萨利尔家族的改朝提供了政治契机。

德意志王国的领地制保留了日耳曼人马尔克的社会机制，农民大多以马尔克的形式组织起来从事农业生产，地租的形态决定他们是自由农民还是非自由农民的法律地位。10世纪末期开始的第二次大拓荒运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活跃。手工业和商业是中世纪城市复苏的经济基础，市场是城市的经济中心，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享有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中欧地区四通八达的水系网络为远程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交通运输条件，促进城市的快速发展。13世纪的德意志与西欧其他地区一样，在常态的拓荒运动的带动下，农业生产以及对土地的经营方式都有革命性的进步，也活跃城市的经济，大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城市中生活着自由的市民，他们自愿组成自治的行会，订立契约和规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城市的自治。城市的市场是连接城乡之间的重要经济桥梁，农产品进入商品流通轨道后改变了农业的经营方式，不仅地租的形态有所变化，而且促进农业专门生产区的形成，城市成为区域性经济的中心。

奥托时期开始的经济复苏带动文化和艺术的繁荣，社会的基督教化进一步加强，修道院开办的学校吸收世俗贵族子弟接受古典文化教育，教堂建筑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自奥托大帝时期起，教会和修道院就是德意志王室施政的一大政治支柱，君王在给予修道院和教会特许权的同时，也牢牢地掌控对修道院院长和主教及大主教的授职权。萨利尔王朝不仅延续了这一教会政策，而且还把这一政策延伸到罗马教会，染指教皇的任免。为此，萨利尔王朝的君主们积极支持修道院和罗马教会的改革。然而，罗马教会通过改革提升其宗教权威，不甘受世俗君权的摆布，激化罗马教会与德意志皇帝之间的矛盾，酿成公开的对峙，引发对主教授职权的争斗。罗马教会与德意志反皇帝的贵族们联合起来，以对君王处以绝罚、另立新王的策略，迫使德意志皇帝不得不妥协，走上卡诺萨之路。

主教授职权之争改变了德意志政治力量的格局，也改变了皇权和教权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贵族在其领地的权势以及对帝国事务的影响力。与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极大地限制了德意志君主的集权，与教皇妥协签订的《沃尔姆斯协议》不仅没有改善政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加剧了君权与诸侯之间的对立。诸侯利用选举国王的权利推举对各自有利的国王候选人，导致王位更替的乱象不断，甚至为英、法国王觊觎德意志的王位提供了机会。施陶芬王朝依靠新的政治力量，重新划分帝国内的公爵和伯爵领地，将其封授给皇帝的支持者，给予他们各种特许权，改变贵族社会的结构。诸侯获得的新的特许权成为邦国制形成的政治保证。邦国制是德意志王（皇）权走向集权的一个重要障碍，加剧了德意志在政治上的分裂，邦君诸侯为了自身的利益经常与教皇以及英法国王结盟，一再选举对立派国王进行抗衡，多次出现两王并立的政治局面，甚至出现无政府的“大空位”时期。为克服政治局面的这种混乱，德意志的大诸侯们相互妥协达成一致，确立了七大选侯制度。然而，选侯制度不仅没有避免两王并立的现象，反而更加剧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选侯的政治势力更强大。邦国制延缓了德意志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进程。

政治上分裂的邦国制造成多个政治中心，对经济结构的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市民阶层因为在经济上起到的主导性地位提升其政治上的影响。然而，邦国制的确立为商业活动设下了重重障碍，首先是关卡林立，其次是缺少统一的货币体系。为了克服政治分裂造成的不利因素，有着商业往来的城市联合起来结为城市同盟，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汉萨城市。城市同盟并没有消除统一市场的障碍，反而更加剧了帝国在政治上的分裂，成为邦国制政体不应被忽略的一个经济基础。

在西欧大拓荒运动中延续了2个世纪之久的东进运动不仅开垦了东部的荒原，同时也对德意志的农业结构的演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土地的经营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为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新形成的贸易区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德意志的封建主为吸引当地的农民在东部地区拓垦，给予他们拓荒自由民的身份，此后又因为土地的持有权和用益权的改变使两者之间的法律身份越来越模糊。货币地租松动了农民原有的人身依附关系，庄园制因此而解体，租赁土地的迈尔（Meier或Maier，拉丁语为Maior或villicius，意为管理人、承租人）成为新的富裕农民。14世纪中叶，肆虐西欧的黑死病为德意志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人口大量死亡，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几乎停滞。黑死病之后，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土地所有权大转移，庄园制彻底瓦解。黑死病之后农业的巨变加速了农产品进入国际贸易的领域，粮食的国际贸易刺激了大地产的发展，在德意志帝国的东部地区出现了“二期农奴制”，农民的徭役和赋税加重，激化了农村中的社会矛盾。在胡斯战争的影响下，农民的反抗越演越烈，并自发组织起了带子鞋会。各地先后爆发的农民反抗最终酿成了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

农业结构和经营方式的变化对城市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农业生产为手工业提供的原材料是推行包买商制度的先决条件，包买商制度在城市中培植了一个富有的市民群体，富裕市民扩大其经营范围，有了最初的大贸易商行。在这些富裕市民中一枝独秀的是富格尔家族，他们不仅经营商业而且还从事银行业，涉足采矿业、纺织业等实体经济，同时还赞助德意志的文艺复兴。城市是西欧中世纪两次文艺复兴的栖息地，异端运动的兴起、对古典经典的翻译、罗马法的研究以及经院哲学的争辩打破了中世纪在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上的各种禁忌。中世纪的大学为社会培养出法学、宗教和政治等各领域的精英，在大学中涌现出一大批人文主义学者，他们根据自己在社会中的实践提出新的宗教观念和政治理论，在他们的推动下，德意志帝国进行了迈向政治现代化的帝国改革，为马丁·路德开启的宗教改革运动做了思想和政治上的准备。

德意志中世纪历史的轨迹有着自身发展的特点，无法建立统一政治体制的邦国制虽然阻碍了德意志走上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延缓了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但此后在这种政治体制和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却对近代西欧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本卷作者 王亚平

2016年12月于天津

第一编　远古和古代时期的德意志地区

第一章 地处中欧的德意志

与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区域比较而言，受第四季冰川期影响的中欧地区人类的最初痕迹显现得比较晚，其文明开始得也比较晚，石器时代的进程比较漫长。中石器时期，随着冰川期的逐渐结束，气候发生变化，外来人先后迁移至此，他们带来原住地的原始农业文明，在中欧地区开始了犁文化。青铜器时代，居住在中欧地区的主要是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伊利里亚人，他们共同构成印度日耳曼语族。其中凯尔特人是中欧地区的主要居民，已经开始有目的地耕种土地，承载着拉坦诺文化。

公元前400年前后，日耳曼人从西里西亚沿多瑙河逆流而上挤压凯尔特人，逐渐在所居住地区实现日耳曼化。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罗马人盘踞西欧地区。公元纪元年前后，罗马人在西欧设立大高卢省，并在此之外划定大日耳曼尼亚省，以此为基础推行罗马化，中欧地区的原始农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3世纪的罗马帝国发生了全面危机，莱茵河右岸的一些日耳曼部族越过莱茵河进入罗马帝国，与罗马人有了较为密切的往来。4世纪中叶，受匈奴人西迁的挤压，更多的日耳曼部族越过莱茵河、多瑙河，由此拉开欧洲历史上持续几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的帷幕。日耳曼人的迁徙加速罗马帝国的覆灭，进入中欧、西欧的日耳曼人建立多个日耳曼部落王国。

第一节 远古年代的中欧

一、史前史

今天的德国地处欧洲的中部，其地形自北向南呈梯形上行，最北端的低地上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北海海岸的湿地与泥沼地、粘土台地混杂。由南向北注入北海的莱茵河和威悉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向东流入奥地利的多瑙河、源自捷克边境流贯德国的易北河以及美因河等一些支流河流，在德国的北部冲击出一个蜿蜒起伏的广袤平原，肥沃的土地一直向南延伸到中部的高地地区。在德国心脏地区的中部高地有矿藏资源丰富的哈尔茨山脉、森林茂密的黑森林山脉、土壤贫瘠但盛产葡萄的莱茵页岩山区。最南端是属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巴伐利亚高原、阿尔高伊、贝希特斯加登地区，在这些高原山区中点缀着风景秀丽的博登湖、柯尼希湖等诸多的湖泊。

中欧地处大西洋和东部大陆性气候之间凉爽的西风带地区，因此冬、夏两季很少有持续的极端气候，温度也很少大起大落，气温常年适中，而且降雨充沛。

19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家们在欧洲北部地区偶然发掘出人类的遗骸和文物，引发对该地区远古时代的极大兴趣，他们根据所发现的地区文物勾勒出一个“北方文化圈”（nordischer Kulturkreis），这个文化圈的地域范围包括今天的丹麦，以及德国境内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梅克伦堡、阿尔特马克。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学者们借助地质学采用的年轮年代学和碳—14年代确定法的科学方法，对相继不断发掘出来的考古文物进行时间排序，提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这三个时代概念，建立起了一个三时期的理论体系。19世纪中叶以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对考古学和人种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两个学科的学者们把有机物逐渐演化的观念应用在对考古文物的研究上，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有关史前史（Die Prhistorie）的研究成为历史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部分。有关史前史的研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任何文字的原始资料，因此主要是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的依据是出土的考古文物，同时这也与古生物学领域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把这些非历史学的研究与历史学的一些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终用文字描述出史前史的历史画面。

石器时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进化过程，与亚洲、北非比较而言，中欧地区中石器时代以及原始农业文明都出现得比较晚，这是因为中石器时期的北欧洲依然处于冰河期，迄今已发现的考古文物零零星星，有的甚至还保持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风格。根据这些考古发现推论，欧洲中部地区最早有人类生存的痕迹是在大约公元前50万年前。1907年考古学家们首次在今天海德尔堡市附近发现人类的下颚骨化石，经过考古鉴定确定属于一种直立人的遗骸，并将其称为海德尔堡种（Homoheidelbergensis）。海德尔堡种具有直立人的特征，头骨扁平，骨壁厚，眶上脊粗壮。也许为防备野兽的袭击，海德尔堡人居住在山洞或者岩洞里。此外，考古学家们还在沙夫豪森附近的克斯勒尔发现一个洞穴，这个洞穴大约属于旧石器时代，他们通过对克斯勒尔洞穴地层的研究，推测在这个年代生存的人类狩猎的猎物主要是驯鹿和雪兔，此外还有一些鸟类，捕鱼和采集野果也是海德尔堡人获得食物的途径。但是，考古学家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力的考古证据证明海德尔堡人已经在使用火。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自此之后人类的遗迹又销声匿迹，直至40万年之后，才又显现出人类生存过的遗迹。1856年，考古学家们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尼安德山谷中发现一种古人形态的遗骸，经考古鉴定这些古人类大约生存于公元前10万—公元前3.5万年期间，考古学家将其称为尼安德人（Ne and ertaler）。尼安德人是一种新智人，其头颅比较长，身材也颀长，与今天的欧洲人更为接近。尼安德人以群体的方式集体生活，为保护自己而相互依赖。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们还在这个古人类遗骸的附近发现了火灰层和动物的遗骨，这似乎可以证明尼安德人已经学会使用火，并且会制作简单的石制工具，如手斧、尖状的器具等，从这些石制工具的形状来看，可能多是用来防御野兽的武器。

由于缺少文字和文物的史料作为支撑，很难较详细地描述史前史阶段人类社会的状况。尽管如此，在迄今为止发现的一些岩洞的石刻画、简练刻画的小雕像、明显精心安置的遗骸以及对地层的考察等，似乎都可以说明，旧石器晚期生存在这里的人类已经群居在一起。德国考古学家在对汉堡附近杜芬赛地层进行考察时发现，这里的地层覆盖了很厚的一层坚果壳，类似榛子这样的坚果是植物性食物，这种坚果壳与覆盖的桦树皮混合在一起，说明这里曾经是人群的定居地。他们在容易获得可食性植物的地区定居，通过采集、狩猎、捕鱼等途径获得食物。原始时代的人类既要防御大自然气候对其生存的影响，也要防御来自凶猛野兽的威胁，为了生存相互依赖而群居在一起，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原始的群居社会中，人们有了共同的思维和思想，由此产生狩猎巫术、崇拜生殖等最原始的宗教形式。考古学家们在荷尔斯泰因发现一个池塘遗址，池塘堤岸的一端有两根木桩，一根木桩上有驯鹿的头颅，另一根木桩则明显是人的形象，根据宗教学的一些理论似乎可以说明，这表明原始狩猎巫术的一种宗教观念。另一方面，在已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的安葬地遗迹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的遗骸是很有规律地被安置在一起，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对死亡有所思考。

二、犁文化的开始

中石器时期，中欧地区的气候依然还处冰川期的后期，地质环境以及植物形态在很大程度上都受气候影响，随着冰川期的结束，气候的变化，桦树、松树、橡树、枞树、椴树、山毛榉等一些适应温带气候的植物群先后在中欧出现。宜人的气候、茂盛的森林、充足的水系，这些都吸引着人类迁移至此居留。

考古学家们根据对已经出土的陶器的考证推测，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来自南方、西方和北方的移民相继进入中欧地区。迄今出土的最古老的新石器的考古文物是在多瑙河流域地区出土的带状纹陶器（Bandkeramik）。考古学家们把这种陶器的制作工艺与东南欧和近东文明的出土文物进行比对研究，研究表明，多瑙河地区出土的陶器与尼德兰地区出土的陶器有很多相似之处，说明在这个历史年代已经有外来的移民进入中欧地区。在此之后的晚些年代，一些小区域范围内出土陶器的制作风格又有了新的特点，可见各个区域的外来移民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带来形态各异的外来文化，对当地产生了极为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迁入中欧的移民自然会带来原居住地原始农业文明的文化，德国学者将其称为“犁文化”（Pflugkultur）。出土于新石器时期的一副木质牛轭表明，在农业生产中已经开始使用耕牛。可以说，这种似乎是突然出现的原始农业文明，是随着犁文化的进入开始发展起来的。在对发掘出来的陶土器皿碎片上的印迹以及对土层进行研究后证实，犁文化时期的中欧地区种植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黍等，一些野生的果树如苹果树等逐渐转变为人工栽培，同时还出现饲养牛、羊、猪等的原始畜牧业，捕鱼无疑也是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项经济活动。

与农业文明同时发生的是固定居民点的形成。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新石器时期中欧的居住地多是在多瑙河沿岸。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流，发源于今天德国西南部的黑林山，自西向东流入黑海，它有众多的支流延伸到今天的瑞士、波兰、意大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捷克以及斯洛文尼亚、摩尔多瓦等国家。多瑙河如同一条天然的大道，那些来自近东和东南欧的移民从多瑙河下游逆流而上，移居到多瑙河的中游和上游地区。在阿尔卑斯山的峡谷里，以及在勃艮第的隘口、那慕尔、泽斯特、施滕达尔、皮里茨、格劳登茨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居留地遗址。在这些居留地遗址中发现的带状纹陶器都惊人的相似，并且沿多瑙河中游的支流一直到欧洲北海沿岸的低地地区也都发现了具有这种特征的出土陶器，可以看出多瑙河文化（Donaukultur）呈现出来的动态性，这也与这个时期外来移民的迁入情况极为吻合。

中欧文化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结论主要是根据当地考古发掘的巨石墓判断出来的，发源于今天瑞士境内的莱茵河是西欧移民进入中欧的通道。莱茵河自南向北纵贯今天的德国，并且还流经今天的奥地利、列支敦士登、法国，在今天荷兰的鹿特丹注入北海，其支流四通八达，像一张大网一样在中欧构成一个庞大的水系。考古学家们在莱茵河的水系区域内不断发现和发掘出类似于史前的巨石柱、长条形的石棺和巨石墓，这些似乎都在向人们证明当时这里已经是一个并不封闭的社会。在今天瑞典的南部、丹麦以及德国北部发现的巨石墓也表明移民从北部的迁入，这也为“中欧北方文化区”（das nordische Kulturgebietin Mitteleuropa）这一概念提供了可信的依据。

在对这些居留地遗址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德国的考古学家们发明了一种“居留地考古观察法”（Die siedlungs - archologische Betrachungsweise），根据这种方法推断出新石器时代人们定居的生活方式。那个时代的人们建造了一种立柱式住房，住房约有6—7米宽、30—40米长的空间，有垂直的墙面和一种双坡的屋顶。这种住宅多是单间的房屋，若干单间房屋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居民点——村庄，村庄周边围着篱笆，显然是用来防御野兽或者是外来入侵者的攻击。被圈围起来的村庄的遗迹显示，共同居住在一起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劳动，正如恩格斯对劳动的评价，“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为共同的劳动有了共同的意志，也是这种共同的劳动促进了社会共同体（Gemeinde）的形成，有了部落形式的社会共同体。部落的社会共同体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形态，通过共同体内的共同劳动保证生存的必需条件。显而易见，社会共同体因为劳动程度的强弱存在着社会的分工，男子承担种地、饲养牲畜等需要很强体力的劳动，妇女则多从事碾磨、种植园地、采集野果、纺线织布等力所能及的家务性的劳作，最简单的社会分工也开始显现，有了专门制作石器和专门制作陶器的手工业者（Handwerker）。家务性的劳作以及单间的房屋遗址都说明，在新石器时期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细胞。随着“犁文化”的开始，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家族或氏族联盟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犁文化带来的原始农业文明的开端与狩猎采集式原始社会的终结在新石器时期同时发生，根据迄今为止在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器物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者的共存。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这个时期的安葬习俗，了解这个历史时期中欧居民的宗教观念。在狩猎采集式原始社会中就已经有了的相信灵魂的宗教观念，在犁文化时期更为鲜明地表现出来，那些手足被捆缚的遗骸显然并不是随意摆放，陪葬的陶制器皿和工具也说明人们有了关于另一个世界的遐想。墓穴中出土的鸣器、乐器以及陶土制造的面具等则是狩猎人举行巫术时不可缺少的祭祀用的器物，可见巫术同样也是原始宗教信仰中不应忽视的组成部分。德国的历史学家们以此为依据得出这样的结论：“犁文化进入欧洲所具有的形态以一个极长的发展过程为前提，在此过程中各种完全不同的崇拜均得到发展。”

在已经发现的考古文物中尚没有发现文字文物。19世纪初期，欧洲的语言学家们通过把欧洲的语言与最古老的文字语言印度语进行比较，确定了印度日耳曼语族的语言学的概念。学者们从印度日耳曼语族的基础语言中还原原始民族的文化景象，与中欧地区的游牧生活状态和耕作知识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与“桩上建筑物”（Pfahlbauten）的考古发现以及“犁文化”也有很多吻合之处。

三、进入青铜器文化

与犁文化一样，青铜器文化也随着外来移民一起进入中欧地区。新石器晚期（约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800年）被称为“钟形杯人”（Glockenbecherleute）的移民进入中欧，带来“钟形杯文化”。钟形杯文化的发源地在与比利牛斯山相邻的伊比利亚半岛，承载这种文化的是从事狩猎和捕鱼以及饲养牲畜的游牧民族。伊比利亚半岛有包括铁矿在内的丰富的矿藏资源，因此钟形杯人较早使用铁质的战斧。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欧洲相当大的范围内都出现只葬单人的单人墓穴（Einzelgrber），这种墓穴或是单个出现，或是成群出现。在男子的墓穴遗址中通常都会发掘出来用作工具或者武器的战斧，故被称为战斧人（Streitaxtleute）的单人墓。在单人墓穴中发掘出来的战斧不仅有石头打造的，也有制作精致的铜斧。可见，这些具有游牧民族特点的战斧人为中欧输入了铜制品和铁制品。在萨克森、图林根以及德意志南部地区发现的单人墓穴中，与战斧同时被挖掘出来的还有双耳陶罐以及一些杯具，说明这些身为勇士的战斧人不仅善战并且喜酒。因为这些用陶土制作的器皿上通常带有用绳子压出来的几何形图案的纹络，因此考古学家将其称之为“绳纹陶器”（Schnurkeramik）。

这种单人墓分布的地域很广，几乎涵盖整个中欧，并扩展至斯堪的纳维亚以及不列颠和爱尔兰。然而，在发现单人墓的区域内则极少发现居留地的遗迹，这似乎不太符合游牧民族流动的文化特性。欧洲的历史学家们根据已经发现的单人墓的地域范围，勾勒出游牧民族进入中欧的线路图：他们从东部越过萨勒河，横穿日德兰半岛进入北方巨石文化圈（der nordisch - megalitische Kreis）。制作绳纹陶器人群的单人墓不仅出现在地域较为广阔的哈雷地区，而且在索尔兹伯里也发现了钟形杯人的单人墓穴。不仅如此，在莱茵河下游、法兰克的侏罗山脉以及劳厄山脉也都出现了战斧人的单人墓遗址。

在这些已发现的单人墓中还偶尔发现有其他的陪葬物，如弓、箭筒、作为装饰品的金手镯等。这似乎又可以说明发掘出单人墓的地域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在一些单人墓穴的墓壁上还发现了带柄的战斧、弓箭手以及弓和箭筒的装饰壁画。这些装饰品和装饰壁画说明，在单人墓中安葬的应该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首领。在瑞典基维克发现的一块墓板上刻有赛马和战车的图画，甚至还有许多车辆并排而立、驭手挽着缰绳的场景。游牧民族频繁迁徙寻找适宜生存的地方，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各部落相互之间因争夺居住地而进行的战争，率领兵士集体猎取猎物以及共同防范野兽的攻击，所有这些都促使在共同生活的群体中必然要产生出领袖式的人物，形成有首领的部族。由于缺少必要的文字史料，学者们只能依据语言学家的研究为这些部族命名。

19世纪初，欧洲的语言学家们通过对现代语言的比较，认定欧洲语言和亚洲部分地区的语言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提出印度日耳曼语族人的概念。他们认为，在太古时代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有着共同的语族，印度人是最东部的一支，日耳曼人（Germanen）是最西部的一支，因此这个语族被称之为印度日耳曼语族。这些原始语言提供的地理、植物和动物的概念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相互印证，反证了语言学家们得出的论断。在整个印度日耳曼语族中，虽然各个语言本身有很大的差异，但也有着十分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印度最古老的文学著作《梨俱吠陀》和古希腊最古老的文学著作《荷马史诗》中都有类似的描述，即武器是用一定数量的牛进行交换。再如，无论是在东部还是在西部的印度日耳曼语族的原始人都把羊作为原始祭祀的主要牲畜祭品，而牲畜的这个名词几乎都是从羊毛皮的单词中派生而来的。语言学家提出的印度日耳曼语族的概念也被历史学家们引入历史学领域，与日耳曼民族的概念融合在一起。

中欧地区青铜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根据语言学提出的印度日耳曼语族是由诸分支组成为一个整体的理论，历史学家们推论这三个区域分别是属于印度日耳曼语族中的三个分支，即：分布在北欧和中欧的日耳曼人、分布在高卢和北意大利的凯尔特人（Kelten）以及分布希腊西北部的北伊利亚人（Nordillyrien）。约公元前2000年初的新石器时期，由于气候环境因素的差异，以及人们生存活动的不同，在欧洲同时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文明。爱琴海的克里特岛上出现了以原始的商品经济活动为基础的希腊城邦的文明形态，而在欧洲北部则是长期存在着的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游牧文明的形态。这两种不同的文明并没有各自封闭，两个文明地区的人们相互之间有着经常性的商业往来。

凯尔特人生活在中欧的西部地区，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今天法国境内的塞纳河、德国境内的莱茵河和多瑙河下游地区出现，在漫长的新石器时期经历了几次大的迁徙。19世纪中期，考古学家们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哈尔施塔特发掘出2000多座墓葬以及史前史时期的盐矿遗址。这些墓葬的安葬方式极具特点，墓穴中没有遗骸而是盛装骨灰的坛子，考古学者将其称之为骨灰坛墓穴（Urnengrabe），并且以遗址发掘地命名哈尔施塔特文化（Hallstattkultur）。哈尔施塔特文化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属于具有游牧民族特点的凯尔特人，所涵盖的区域范围很大，从今天法国境内北部的马恩河流域一直延伸至喀尔巴阡山。这些已经发掘出来的墓穴中的陪葬品中有陶器、金属器具，与欧洲其他地区同时期发现的文物有很大的同一性，也有着明显地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可以推论，凯尔特人占据着从巴伐利亚到波希米亚地区，由此掌控着莱茵河、塞纳河、罗纳河以及多瑙河的水系，通过与希腊人通商有了一些青铜、陶土之类的器皿。凯尔特人雄踞中欧相当长的时间，在今天瑞士纳沙泰尔湖北岸的拉坦诺出土的文物表明，直至公元前5世纪，凯尔特人依然主宰着中欧地区，尽管其出土的文物与哈尔施塔特文化时期出土的文物有着明显的差异。拉坦诺文化（La - Tène - Kultur）时期出土的文物中有带着装饰剑鞘的铁剑、武士佩剑用的铁链、宽刃的重型矛头，镶有铁制浮雕和支座的木盾，还有铁制的剪子，等等。不仅如此，在这些出土文物中还有来自于意大利中部坎特鲁斯坎人（Etruskan）制作的青铜器。在已经发掘的更晚一些年代的墓穴中还有铁镰、长柄大镰、斧、锯、锤等铁制器具。

德国历史学家认为，公元前700年开始的拉坦诺文化标志着中欧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因为在这个时期有了用铜和锡混合炼制的青铜和铁制作的装饰品、各种器皿、武器，尤为重要的是用青铜和铁制作的农机具已运用在农业生产中。有目的、有规律地在土地上播种，在一年内固定的时间集中收割庄稼，人工饲养作为运输脚力的牛被用来疏松土地，由此提高了土地的产值，流动式的生活方式逐步向定居的生活方式过渡。相对稳定的定居的生活方式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从事原始农业生产活动的社会共同体。

伊利里亚人主要居住在巴尔干半岛的西北部，欧洲学者通过对他们语言的研究推论，他们的语言比较接近于希腊语和拉丁语。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大致可以确定中欧的东部地区是伊利里亚人的发源地，这个地区的考古发现也对此作出印证。伊利里亚人的发源地属于战斧文化的一个分支，被看作是哈尔斯塔特文明的又一创造者。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伊利里亚人扩大了他们的居住圈，并与凯尔特人有所接触，双方不仅在语言上有相互借用的词汇，在铁器器具的制作方面也相互影响，这一点无论是语言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考古发掘都能相互印证。另一方面，通过伊利里亚人居住区域内被焚毁的废墟、防御工事的遗址以及发掘出的金属器具也说明，凯尔特人与伊利里亚人的接触致使这一区域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这也许是伊利里亚人向南部地区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中，凯尔特人成为这个区域的主要居民，成为拉坦诺文化在该地区的承载者。

公元前400年以前，一个新的民族从西里西亚沿多瑙河逆流而上，与凯尔特人结为邻居，这就是被罗马人称为日耳曼人的游牧民族。进入这个区域的日耳曼人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他们多次并且是大规模地向着不同的方向迁徙，把凯尔特人挤压出这个区域。在这股迁徙的浪潮中，日耳曼人进入莱茵河上游、多瑙河以北，今天德国的南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奥得河以及维克瑟尔河流域地区都成为日耳曼人的居留区，并逐渐地日耳曼化。

第二节 古代的中欧社会

一、原始日耳曼语族部族的民族形态

日耳曼人是罗马人对居住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异族人的总称。有关这些异族人的记载最早见诸公元前350年左右希腊马赛丽亚的皮提亚斯写的游记，他把居住在英国和北海沿岸的异族人称为斯堪特人（Sky the n）和条顿人（Teutonen）。这些异族人不断地向北推进，扩大自己的居留地，逐渐地挤走了居住在今天德国西部的凯尔特人。公元前2世纪前后，由于异族人口的增长以及气候变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再加上生活在亚欧大陆草原上的匈奴人的挤压，他们迁徙到罗马帝国的东北部地区，遂与罗马人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公元前1世纪中叶，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v.Chr.100v.Chr.44）远征高卢，在那里设立了高卢行省，此后继续向莱茵河以东扩张，在莱茵河以西的地区设立日耳曼尼亚行省（Province Germania）。在东征的过程中，恺撒了解到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在社会习俗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他在后来写的《高卢战记》（Bellum Gallicum）中将居住在日耳曼尼亚省的异族人统称为日耳曼人，称居住在英国的异族人为凯尔特人，这两种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日耳曼人不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而是各自独立的部族群体，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首领，有自己的社会生活习俗，构成各自独立的社会。在远古口耳相传的歌谣中，这些日耳曼人的部族有着共同的始祖，即大地之神隤士妥（Tuisto）和他的儿子曼奴斯（Mannus），日耳曼人的各支都是他们的子孙，各部族都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迄今为止在中欧地区还极少发现与日耳曼人有关的考古遗址或考古文物，因此西方学者们了解和认识日耳曼人更多的是通过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58—120）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他在书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对于罗马人来说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社会形态方面都十分陌生的这个社会群体。在塔西佗的笔下，日耳曼尼亚是一个“景物荒凉、风光凄厉”的地区，虽然已经是处在新石器时期，但日耳曼人依然停留在古老的状态，他们与外族极少交流或者通婚，保持着自身部族血统的特点。塔西佗描述的日耳曼人已经结束了半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开始定居下来，有了固定房屋居所，构成了村落，但日耳曼人所居住的地区很少有城郭。他们分散地逐水草或者逐树林而居，这种流动性的居住方式也许是他们不善于建筑房屋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房屋都是用不做任何加工的原木建造，房屋的墙壁上涂着泥土。

已经过着定居生活的日耳曼人依然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他们居住的地区“谷物颇丰，但不宜于种植果树”，“禽畜繁殖，但多半不甚肥硕”。在日耳曼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农业生产活动的比重仍然小于畜牧业。青壮年除了从事战争以外更多的时间都用于狩猎，修缮房屋、管理庭园和种植农田一类的与农业生产活动有关的事物则交给老人、妇女及体弱的人去做。恺撒在《高卢战记》中也有关于日耳曼人这样的记述：“他们对农耕不怎样热心，他们的食物中，绝大部分是乳、酪和肉类，也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数量明确、边界分明的土地，官员和首领们每年都把他们认为大小适当、地点合宜的田地分配给集聚在一起的氏族和亲属。一年之后又强迫他们迁到别处去。”日耳曼人对财富的衡量依然还是以畜群为准，“多以畜群的多寡相夸耀”，最贵重的馈赠礼品是马匹、盔甲、马饰或者牛群。

在罗马人看来，以专事战争为主要社会活动的日耳曼人勇武强悍，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这样描述他们：“这个民族的身躯大小超过其他的民族，就是身体最大的人也不能跟他们相比；他们凶猛残酷，是勇敢的人中间最勇敢的，藐视死亡，因为他们相信死后还会活着的。他们能够同样地忍受寒暑，在断粮的时候，他们吃野草维持生活，而他们的马则吃树木的嫩叶。但在作战中，他们似乎没有耐心，他们像野兽一样，是在激动情绪指导下，而不是在智慧和科学指导下进行战斗的；因此，他们为罗马人的科学和耐心所征服。”在日耳曼人中，勇敢、善战是成为将领的首要条件，在战场上苟且偷生是终生的耻辱，乃至于不得不以结束生命换回自己的荣誉；对他们来说，即使是丢掉盾牌都是一个奇耻大辱的罪行，会被排斥在公民大会之外，并处以禁止参加宗教仪式的处罚。将领用以身作则的勇敢博得他的士兵的拥戴和服从；士兵英勇战斗，勇敢地保护将领，这被看作最尽忠的表现。这种专事战争的行为把日耳曼人中的青壮年集合在将领的周围，构成相互之间的扈从（Gefolgmann）关系。“在战场上，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酋帅，也是他们的耻辱。”将领把在战争中获取的大量战利品赏赐给他的扈从，扈从也寄希望于将领的慷慨大方。“这些恩典的财源都是从战争和劫掠中得来的。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尽管塔西佗这段文字的语气不乏调侃之意，但依然可以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比较真实地描述了日耳曼人所具有的游牧民族的特点。这种以战争作为社会分配物资的方式，使得日耳曼人的社会群体不是以自然居住点或者职业来划分，而是以适于战争的集结方式以及提供战争的兵源来划分，形成“百家村”制度，一个“百家村”是一个能提供一百个士兵给养的经济单位。

日耳曼人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着母系社会的一些因素，在这个以家庭为基本要素构成的社会里，妇女是社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她们不仅供养士兵们，而且以自己的精神激励战场上的士兵。恺撒曾经这样记述，每次战斗中妇女都会待在距战场最近的地方，“她们伸出双手，痛哭流涕地哀求那些正在进入战斗的战士们，不要让她们落到罗马人手里当奴隶”。塔西佗也曾经有过相似的记述：“站在身旁的就是自己亲爱的人，他们可以听到妇孺的悲号声：这里有着每个男子心目中所最重视的旁观者；这里有着他们所急于想博得的赞誉；他们把自己的创伤带到母亲和妻子们面前，而她们也毫无畏惧地要求看一看和数一数那些伤口。”在日耳曼人看来，妇女与他们所信奉的神相通，不仅能够感觉到，在“她们身上有一种神秘的和能够预知未来的力量”，甚至在做重大决定时都要征求她们的看法，然而重大的决定权则在祭司的手中。

根据塔西佗的记述，日耳曼人信奉多个神，他们常常以占筮的方式表示对所信奉神的崇拜，因而在这个社会中祭司享有很大的权力，他们主持占筮仪式，但却相信能够“传达”神的意愿的则是那些专门饲养的白马，通过白马的嘶鸣和鼻息之声来预测重大决定可能出现的结果。日耳曼人还用马的颅骨做成饰物装饰在墙壁上，可见马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日耳曼人也常常会用树枝做成筮，以抽签的方式询问，希望了解未知的结果，他们甚至会因为相信占卜而放弃战机以致失去可能会赢得的胜利。日耳曼人以战事为主的社会活动方式似乎使他们对死亡并没有那么恐惧，因此他们在葬礼中并没有太多的繁文缛节，使用特定的木材焚化死者的尸体，陪葬的是他的盔甲乃至战马。在中欧地区发掘出来的不断扩大的骨灰坛圈的遗址，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日耳曼人火葬的宗教观念。总而言之，从塔西佗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至少在他生活的年代，日耳曼人的宗教还处于原始宗教的状态，虽然他们有被称为“鲁恩”的文字，但仅仅用于祭祀中，没有被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生活。日耳曼人非常相信那些尚不了解的神秘力量，对其畏惧更甚于对他们的国王。

日耳曼人的国王是按照出身被推举出来的，但是国王并没有无限的权力，重大的事务都是由全体部落成员参加的部落会议决定。部落会议都是在固定的日期举行，或在月盈之时或在月亏之期，主持会议的通常不是国王而是祭司。部落会议不仅商议战与和的对外事务，而且还对部落内犯罪者审判和宣判。日耳曼人虽然没有文字的法典，但在公元5世纪记录下来的《撒利克法典》（Lex Salica）中可以看出，日耳曼人施行的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Gewohnheitsrecht），对犯罪者的处罚主要是罚金，罚金的多寡一是依据罪行的轻重，二是依据涉案双方的身份。很显然，在日耳曼人的部落中存在着较为明晰的社会等级（Stand），国王、祭司以及将领是社会的上层，除了他们身边的士兵侍从之外，在他们之下还有相当数量的自由民。这些自由民以马尔克（Mark）的社会机制被组织起来，每个马尔克因耕种者的数量多与寡而获得国王分配的土地。马尔克的土地属所有成员共有，以份地的形式按照其身份的高低分配给自由民耕种，耕种土地的还有相当数量的非自由人。逐渐安定下来从事农耕生产的日耳曼人以莱茵河为界与高卢人隔河相望。

二、盘踞中欧的罗马人

公元前7世纪左右，来自巴尔干半岛和伊利里亚地区的凯尔特人向中欧迁徙，此后在莱茵河与马恩河之间的地区定居下来，后来进入的罗马人将这个地区称为高卢，把居住在这里的凯尔特人称为高卢人。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自南向北流入北海的莱茵河把中欧分为两个部分，莱茵河左岸居住着高卢人，右岸生活着日耳曼人。

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三次布匿战争并战败迦太基的罗马人将其触角伸向了山内高卢地区，并以此为基地逐步向外高卢地区扩张。公元前2世纪末、1世纪初，罗马军团击败了山南高卢凯尔特人中的阿罗布罗基部族和阿维尔尼部族，在纳尔榜南西斯地区站稳了脚，并控制了外高卢部分地区。公元前58年，凯尔特人的一支赫尔维特人从今天瑞士境内向加龙河流域迁徙，面对压境的赫尔维特人，当地的凯尔特人向罗马军团求援，时任山南内高卢总督的恺撒率罗马军团进入外高卢，击败了赫尔维特人。此后，恺撒还率军击败了越过莱茵河的日耳曼人，迫使其退回莱茵河东岸。在军事上连连获得胜利的罗马人驻足外高卢，把整个高卢都并入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不仅如此，恺撒以及他之后的执政者还都试图把罗马人的势力范围扩展到莱茵河的东岸。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屋大维（Gaius Octavius Thurinus，63v.Chr.—14n.Chr.）自称为奥古斯都（Augustus），在他执政时期，罗马军团从石勒苏益格高地横穿日德兰半岛，力图向易北河地区推进，并且在威悉河沿岸和易北河河口建立了兵营。虽然他的两个继子进一步把阿尔卑斯山地区都并入罗马人统治的版图中，但罗马人最终还是放弃易北河流域地区，被隔在莱茵河的左岸，莱茵河与多瑙河成为罗马帝国与日耳曼人之间的天然边界。

在高卢地区驻足以后的罗马人开始在中欧地区推行罗马化，首先是在行政机制方面的罗马化。恺撒在征服外高卢的过程中设立了一个大高卢省，他亲任该行省的执政官（consulat），屋大维延续了恺撒在高卢地区的政策，他把大高卢行省分为几个行政区，分别设立了高卢比利时行省、包括今天法国中部和北部的里昂高卢行省、法国南部的那旁高卢行省、包括今天法国中部和东南部的阿基坦高卢行省。此外，在大高卢行省以外的地区设立大日耳曼行省，其中包括今天的荷兰和德国，分为上日耳曼行省和下日耳曼行省；在多瑙河以南的巴伐利亚、今天奥地利西南的蒂罗尔以及瑞士东部区域内的地区设立了里西亚行省；在今天的匈牙利西部、奥地利的东部、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北部的区域内设立了潘诺尼亚行省。高卢以及欧洲中部的每个行省都由罗马军团的将领担任总督，同时也吸收一些当地的氏族贵族（Stam mesadel）进入行省的元老院，给予那些自愿加入罗马军团的当地居民罗马公民权。在每个行省中都驻扎着一个或几个军团，罗马军团的驻扎在中欧成为一种常态，建立了永久性的兵营或者要塞。奥伯豪森是最早建立的一个永久性兵营，其目的是为了防护莱茵河右岸异族的侵入，罗马人还在维也纳附近建立了卡农图姆兵营以防备日耳曼人沿多瑙河而上。屋大维十分强调巩固帝国边界的重要性，借助于天然的屏障在莱茵河左岸的科隆、美因茨、沃尔姆斯、斯特拉斯堡、巴塞尔以及莱茵河与摩泽河相交之地的科布伦茨等多个地点建立了罗马帝国的兵营。另一方面，罗马人还在一些没有天然屏障的地方建墙垣、挖壕沟、修塔楼或者角面堡。在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76—138，117—138年在位）至安东尼（Antoninus Pius，86—161，138—161年在位）任皇帝期间，罗马人为防御日耳曼人修建了一道防护长城，起始于多瑙河畔雷根斯堡附近的克尔海姆，向西经魏森堡及符腾堡，在罗耳士向北转，穿越美因河蜿蜒直达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形成了一个相当广阔的防御三角地带。不仅如此，还在这个大的三角区域内设立了无人地带，罗马军队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上巡逻，禁止日耳曼人的船只在河上航行。

罗马军团为其扩张的目的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在所到之处监督修建桥梁、港口以及要塞（Festung）和城堡（Burg），罗马人修建的军用大道被商人（Kaufmann）所利用，成为通商的大道，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以位于巴黎盆地的兰斯为起点，像扇面一样伸展开来，有从兰斯到莱茵河畔的美茵茨的、有经梅斯到斯特拉斯堡和图尔的、有经朗格勒到贝桑松等地的多条大道；有起始于索恩河经里昂穿越摩泽尔河、再经梅斯以及图尔到达美因茨和科隆的大道；还有从意大利过阿尔卑斯山到达巴塞尔，并从巴塞尔沿莱茵河下行至科隆以及北海沿岸的乌特勒支的水路。这些道路纵横交错、相互连接构成一个便利的交通网络，曾经因为阿尔卑斯山的阻隔而仅限于北欧的古老的“琥珀之路”（Bernsteinstrae），也因为罗马军团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使之得以纵贯中欧与地中海相连接。

中欧地区得天独厚良好的水系以及与大西洋和地中海连接的天然水路，吸引着那些活跃的意大利商人与罗马军团一起进入到中欧。珍珠、宝石、香料、丝绸、象牙等来自东方的奢侈品被跟随罗马军团的商人从意大利贩运到了中欧；北欧的琥珀以及其他物品也沿着多条琥珀之路，经由阿尔卑斯山的布伦诺隘口进入意大利到达地中海地区。罗马兵营和要塞的建立以及众多军队的驻扎，为那些贩运琥珀等贵重物品的商人提供了安全进行交易的场所，莱茵河沿岸的科隆、美因茨、沃尔姆斯、科布伦茨、斯特拉斯堡、巴塞尔等，都是在罗马兵营或要塞周边形成的进行贸易的场所，在此基础上生长成为罗马的城市。欧洲西部以及意大利和喀尔巴阡山地区的金属资源，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西徐亚人（Scythians）所在地区的谷物、羊毛、皮革、腌制的肉和鱼类、蜂蜜、蜂蜡、盐等，也都进入中欧贸易交换的渠道，此外还有可以进行买卖的奴隶。可以这样说，罗马人的进入带来了希腊和意大利的商业传统，为中欧地区的商业贸易注入了新的活跃因素，显现出繁荣的景象。

罗马军团进入中欧的初期，这个地区的经济形态因以为军队提供物资为主而由军队掌控；然而，由于罗马军团长期的驻扎，当地的原住居民逐渐不再排斥驻扎在此地的罗马人，这就使得因为军需而发展起来的经济转变为一种满足于当地人生活必需的常态经济。军需转变为民需，地区手工业（Handwerk；Gewerbe）的格局也因此有了改变。公元1世纪中叶以后，一些被罗马军团废弃的陶窑被当地的居民启用，他们用曾经为罗马军团烧制砖瓦和陶器的窑烧制出陶罐、花瓶等民用器皿，出现仿制意大利彩陶（terra sigitlata）的大型作坊，今天在德国一些博物馆中收藏的那个时代的饰有浮雕花纹的陶器和红色带釉的彩陶，具有意大利彩陶的特点与中欧原有陶器的特质融合在一起的显著特征。与罗马军团一起进入中欧的还有生产玻璃器皿的工艺，这些工艺匠们跟随着罗马军团向欧洲的北部和东部迁移。在今天比利时的那慕尔，德国的特里尔、沃尔姆斯、科隆等地生产玻璃器皿的历史都可以回溯到1世纪前后。毋庸置疑，罗马人的进入推进了中欧地区手工业的发展，来自中欧的陶制和玻璃制器皿、具有凯尔特风格的黄铜制品也输入到意大利，几乎垄断半岛的市场（Markt），对当地的手工业造成巨大的冲击。不仅如此，在中欧落户的罗马人从凯尔特人那里学会冶炼技能，掌握了加工铁器、银器和金器的制作技术，学会铁制农具的制造和使用，掌握了养马和骑术的技能。包括今天奥地利中部和巴伐利亚部分地区在内的诺里库姆蕴藏着丰富的金矿和铁矿，在当时以产铁著称，罗马人将其兼并之后设立新的行省，掌控矿山（Bergbau）和炼铁作坊，当地生产的铁被大量地输入到意大利。

罗马人进入之前，中欧地区的农业文明已经形成，普遍种植大麦、小麦等粮食作物，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高卢地区的农业生产仍然处于粗陋的原始状态。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战败迦太基帝国，非洲、亚洲的一些原始农业相当发达且富庶的地区先后被归并在罗马的版图中，当地的农耕生产方式和种植技术也随之为罗马人所了解、所接受。公元前121年，罗马人征服普罗旺斯，在此之后葡萄、啤酒花、栗树、燕麦等相继被罗马人移植到高卢和中欧地区；同时，腌肉、羊毛等畜牧业的产品也输入到罗马。从恺撒时期起，罗马的农业作家就在元老院的支持下，翻译大量的亚洲和非洲有关农业种植和农田管理方面的著作，果树的种植、葡萄藤的修剪、菜园的管理技术等都被引进意大利，此后又都随着罗马人一起进入高卢地区。对高卢地区农业产生更大影响的是罗马的大地产制和奴隶制。

罗马的大地产制形成于共和晚期，布匿战争（Punische Kriege）加速了罗马土地制度的演变以及社会结构变化的进程。共和时期的罗马实行的是“公有地”（ager publicus），主要的耕地、草地、森林、牧场都是属于共和国，元老院贵族（Senat）、骑士（Ritter）和平民按照身份获得相应的土地，被称之为领地（possessiones），领有领地的经营者被称之为领主（possessores）。自恺撒之后，罗马军团不断地对外扩张，新征服的土地不断扩充公有地的面积，原有的公社土地制度逐渐瓦解，那些担任行政官职的元老院贵族以及骑士在征服战争中利用权势，通过拍卖或者继承将越来越多的土地据为私有，成为自己的私有领地（Herrschaft）。大田庄的形成必然导致在农业生产方面使用大量的奴隶，使用奴隶开垦荒地、耕种土地成为一种常态。罗马人使用的奴隶多来自于在战争中俘获的战俘。奴隶的命运十分凄惨，白天在皮鞭的监督下在田地里进行着沉重的劳动，夜晚被关闭在黑暗的大营里，他们只被罗马人看作是“聪明的牲畜”。大量使用奴隶使得那些自由小农失去与大地产主进行竞争的能力，再加上越来越不堪负重的严苛的赋税（Steuer），致使他们面临着失去已有土地的困境，逐渐地沦为债务奴隶。

大地产制以及奴隶制的盛行改变了罗马人占领的高卢以及中欧地区的农业形态和社会结构，高卢以及中欧原有的农业文明很快就与罗马人引进的农业文明融合在一起，高卢行省成为罗马帝国在欧洲最繁荣的农业区。罗马人的进入也为高卢和中欧孕育了城市的胚胎，罗马军团的兵营、要塞等都是此后城市建立的基石，今天在这些罗马帝国时期建立的城市里依然还保存着罗马时期的神庙、广场、浴池以及下水道设施等各种各样仿罗马式公共建筑的遗迹，正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高卢的城市化及其形式正是罗马化的鲜明表现。”罗马的拉丁文化也在高卢行省和中欧地区盛行，拉丁语成为这个地区的官方文字。

罗马帝国3世纪的危机同样也为高卢行省和中欧地区带来灾难，连年不休的内战加剧政治上的混乱，破坏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在课税方面无度地强征暴敛，激起民众的极大不满，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各地都先后发生大规模的人民反抗和奴隶大起义。与此同时，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也频频侵入罗马帝国境内，对高卢行省造成极大的威胁。

三、日耳曼人的部落王国

公元1世纪以后，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由罗马人统治着的高卢行省与日耳曼人居住的区域有着极为紧密的毗邻关系，尽管两个区域的农业文明发展程度有很大的差异，但双方的贸易往来却很密切。尚处于半游牧状态的日耳曼人极喜欢罗马人酿造的葡萄酒，用琥珀、皮货以及奴隶与之进行交换。在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墓地和居留地遗址中，可以看到产自罗马帝国的餐具，还有罗马帝国早期的钱币等其他随葬品。罗马人在莱茵河、多瑙河等与日耳曼人划河为界的地方设立的关卡也说明罗马人与日耳曼人有着经常性的贸易往来，位于莱希河畔的奥格斯堡因临近阿尔卑斯山的布伦纳山口，成为罗马人与日耳曼人进行贸易交往的中心。经常性的贸易加强了罗马人与日耳曼人之间的接触，一些日耳曼人进入罗马人的辖区，逐渐适应和学会农业生产，从而进一步接受罗马人的文化和宗教，罗马帝国的皇帝还给予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的外族人罗马公民的权利。然而，罗马人与日耳曼人之间并不完全是和平的交往，也存在着公开的武力冲突。随着日耳曼人的深入侵入，尤其是武装性的劫掠，罗马军团给予反击，一些战败的日耳曼人被俘虏，沦落为罗马人的奴隶，或者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或者被补充进军队充当士兵。

2世纪末期，罗马帝国穷兵黩武，争权夺利的内战刺激了罗马军团将领的野心，他们依仗手中的军队攫夺政权，导致帝国政治的混乱，内战连年不断，社会秩序和经济活动都受到灾难性的破坏。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民众不仅因战乱无法从事正常的经济生产活动，而且还要饱受苛重赋税的压榨以及物价无度上涨的蚕食，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一些破产的自由农民因此失去土地沦为奴隶。据西方学者估计，这个时期奴隶的总数甚至约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2世纪下半叶和3世纪连续发生的瘟疫肆虐整个罗马帝国，正在萎缩的罗马经济雪上加霜，人口的锐减致使劳动力严重不足。大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引发强烈的反抗，民众的反抗和起义此起彼伏，在高卢地区掀起大规模的巴戈德运动（Bagaudes）。在186—188年期间爆发农民起义，大地产主的庄园被抢劫，村庄遭受袭击，尽管农民军遭到罗马军团的镇压，但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同样也受到沉重的打击，引发帝国在3世纪出现全面的危机。从235年起罗马帝国境内军队叛乱、军事政变连年不断，造成以军队将领为主的地方割据的政治局面。军队在争夺罗马帝国皇权中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为了获得军队的支持，奉行“让士兵致富，其他皆可不顾”的信条，帝国政府加重对奴隶和自由农民的盘剥，一方面在征收各种赋税时无度地强征暴敛聚敛财富，另一方面无节制地发放货币，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致使社会下层更加陷入赤贫之中，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社会的动乱为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提供了良好的时机。最早跨越莱茵河界线的是日耳曼人中的沙滕人（Chatten），他们于162年进入日耳曼尼亚省的南部；235年，日耳曼人的一支阿雷曼人（Alamannen）进攻坎斯塔特，对其造成严重的破坏。此后日耳曼人不断地侵入，致使罗马军团不得不加强在莱茵河、多瑙河沿岸的防御设施。3世纪中期，罗马人逐渐地丧失了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地区，韦特劳地区、从博登湖自伊勒河的狭长地区也都先后被日耳曼人占领。3世纪末，罗马帝国的皇帝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245—312，284—305年在位）把位于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市提升为皇帝的直辖市（Kaiserstadt），在那里修筑了牢固的防御工事，至今依然屹立在特里尔的黑门（Porta Nigra）成为防御日耳曼人侵入的北大门。357年阿雷曼人入侵阿尔萨斯地区，遭到罗马皇帝尤里安（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331—363，360—363年在位）军队的抗击。然而，罗马军队并没有能阻挡住日耳曼人的侵入，他们如潮水一样一浪接着一浪地涌进了罗马帝国境内。然而，这些被罗马人称之为“蛮族”（Babarian）的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相比在数量上并不占绝对优势，据西方历史学家们估算，当时的法兰克人（Franken）约有8万人，勃艮第人（Burgunder）约有10万人，汪达尔人（Wandalen）仅2万人左右，但他们却对改变罗马人的社会起到“酵母”的作用。早期“一群一群地淹没在高卢农民大众之中”的日耳曼人，在一定程度上填充了罗马帝国在3世纪危机之后出现的劳动力的匮乏状况，补充了罗马军队兵源的枯竭，一些日耳曼部族甚至成为罗马军队的同盟者（Fderaten），那些骁勇善战、屡建战功的日耳曼士兵还被提拔为罗马军团的将领。由此，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之间无论是在社会的上层还是下层都较为广泛地实现了种族的融合，这种融合与罗马社会的动乱同步，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覆灭。

4世纪中叶，居住在欧亚达草原上的匈奴人（Hun）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西迁，占领了喀尔巴阡山地区，致使原来居住在那里的哥特人（Goths）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哥特人（Visigoth）继续西移渡过多瑙河。新迁入罗马帝国境内的西哥特人并没有因此改善他们的生活境遇，反而受到罗马统治者不公正的待遇，强迫他们卖身为奴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财物被勒索，强壮者被迫充军服兵役。日益不满的西哥特人于378年举兵起义，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打败了罗马军队，西方历史学家将这一历史事件看做是欧洲历史上民族大迁徙的开端。

4世纪末期，日耳曼人的民族大迁徙与帝国内的巴戈德运动交织在一起，对罗马帝国造成巨大的冲击，395年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即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城为政治中心的西罗马帝国。与此同时，迁徙中的日耳曼人自身也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组合成了各个部落联盟，在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带领下，在罗马帝国境内移动，寻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财富。4世纪30年代以后，西哥特人作为罗马帝国的同盟者移居到多瑙河下游的下米希亚行省（Niedermsien）。410年，西哥特人进入意大利，在洗劫罗马城之后长驱直入到达高卢南部，但很快又被罗马人驱赶到了西班牙。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再次成为罗马人的同盟者，参与抗击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Sueben）的进攻；为此，罗马帝国在高卢的总督为加强防御，于418年从西班牙召回了西哥特人，视其为同盟者，将其布防在阿奎塔尼亚，西哥特人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了第一个日耳曼人的部落王国——西哥特王国。

进入5世纪，罗马军队似乎完全丧失了阻击日耳曼人进入的军事能力，而且越来越多地把日耳曼人作为不可缺少的兵源，或者将日耳曼人的部落联盟作为军事同盟，这就使日耳曼人更加容易进入到罗马帝国境内。406年冬季，莱茵河东岸的汪达尔人与阿兰人（Alanen）都轻易渡过冰封的河面，前者先后击败西哥特人和苏维汇人，横穿高卢进入西班牙。428年，汪达尔人的首领、自称为“长矛之侯”（Speerfürst）的盖泽里希（Geiserich，389—477）率领本部族和部分阿兰人横渡海峡进入非洲的西北部，经过激烈的战斗攻占北非的迦太基古城，于439年在与罗马隔海相望的北非建立汪达尔王国，控制地中海中部地区，将其从罗马帝国中分割出来。455年，盖泽里希派遣大军从海上进攻意大利，再次洗劫罗马城，给予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沉重一击。

3世纪中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勃艮第人迁移至莱茵河上游地区，4世纪末期定居在美因茨和沃尔姆斯周围地区。437年勃艮第人受到匈奴人摧毁性的攻击，其残余部分被罗马军团的将领阿埃蒂斯（Flavius Atius，390—454）作为同盟者移居到萨瓦地区，在那里建立勃艮第王国，457年获得高卢元老院的首肯。站稳脚跟的勃艮第人将王国的领地延伸到迪朗斯河，向北到达弗朗什孔泰地区，形成一个大勃艮第地区。早在3世纪就渡过莱茵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的法兰克人，始终没有丢弃原有的居留地，而是以此为根据地壮大自己的实力，沿着莱茵河到达欧洲的中南部，481年建立法兰克王国。毋庸置疑，并不是所有迁徙到罗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的部落联盟都建立起部落王国，如萨克森人（Sachsen）、图林根人（Thüringer）以及较早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的阿雷曼人等，但这些部落联盟也都掌控了一定的地区。直至5世纪中期，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被日耳曼人的部落王国或者部落联盟所占据。

罗马帝国境内的这些部落王国和部落联盟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自己的国王或者部落首领，他们以同盟者的身份居住在帝国内，不享有罗马公民权，保持着日耳曼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生活习俗，俨然就是一些存在于罗马帝国内的独立王国，这就严重地破坏了罗马帝国原有的行省建制，这个横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罗马大帝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虽然皇帝的权位依然存在，但是帝国的国库已然枯竭，完全无力支付军饷，由此引起军队强烈不满。476年8月，驻扎在意大利的由日耳曼士兵组成的军团发生哗变，士兵们推举该军团的将领奥多瓦卡（Odowakar，约433—493，476—493年在位）为国王，他向罗马元老院宣布自己是皇帝委托的政府领导人，全权代表皇帝在西部帝国执政。历史学家们把这一历史事件作为西罗马帝国覆灭的标志。

5世纪中叶，匈奴人的大军欲进驻高卢，遭遇罗马军团联合西哥特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的共同阻击退回莱茵河东岸，此后转而进入意大利，终因军中发生瘟疫而导致衰败。曾经被匈奴人战败的东哥特人（Ostrogoth）依靠东罗马帝国东山再起，趁匈奴人的衰势进入意大利，在狄奥多里克（Flavius Theodoricus，451或456—526，493—526年在位）的率领下打败奥多瓦卡的军队，于493年在拉韦纳建立东哥特王国。狄奥多里克力图联合所有在帝国西部的日耳曼人的王国和部落联盟，在意大利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然而，在西欧重新建立一个大帝国的基础并不是东哥特王国，而是在高卢东南部立足的法兰克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

第三节 罗马的遗产

一、对古希腊文明的吸收

从公元前1世纪恺撒征服中欧直到5世纪末法兰克人最终在中欧建立王国的几百年间，穷兵黩武的罗马人改变中欧和西欧地区原有农业经济的形态和社会的结构，日耳曼人的民族大迁徙（Vlkerwanderung）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了庞大的罗马帝国。相比较而言，虽然在中欧历史的长河中罗马人在中欧驻足的时间可谓是弹指一挥间，但是却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历史遗产。

罗马人在建立起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帝国的同时，也为东西方古典文明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尤其是希腊的古典文明被传到中欧和西欧地区，为其之后历史进程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有西方学者认为，罗马是个“模仿的民族”，因为罗马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希腊的影响之下，而且古希腊人创建的文明在罗马人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扬。也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罗马历史是西方历史的真正开端”，因为“由亚历山大带到东方的希腊文明未能持续太长的时间，由恺撒、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和奥古斯都带到西方的同样的文明，却成了西欧其后许多成就的起点”。

罗马人在其社会从氏族部落向帝国的演进过程中，接受希腊城邦制时期确立的法权思想，按照希腊人提出的“正义”（ius）和“自然法”（iusnaturale）的两个最基本的法理要素，把罗马人口耳相传的习惯法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有了欧洲最早的成文法（das schriftliche Recht），通过制定公开的诉讼程序，建立适合自身社会发展的法律体系。1世纪以后，法律权威的凸显培养了一批著名的法学家，他们对法律权威进行诠释，对法律问题进行解答，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法学著作，他们在争辩和论述中确立了罗马法的基本原则。从2世纪中叶起，罗马法学家们积极的法律活动逐渐地被列入到罗马帝国的政体中，编辑法典、解释法律问题成为官方的法律行为，在罗马帝国内有了常设的法律顾问，设立了常设的法律咨询机构。3世纪的危机造成帝国社会的动荡，催生了罗马帝国专制君主制的确立，戴克里先皇帝（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236或245—312，284—305年在位）采取强硬的措施进行一系列政治和行政改革，皇帝通过颁布谕令（constitutiones）提升皇权的权威。戴克里先要求罗马的法学家们依据皇帝的授意解释法律，组织法学家们把皇帝颁布的谕令汇集成册，出现了法典（codex）这种法律形式。这种“专制统治与法律以及世界范围的公民权思想的结合给欧洲的历史和思想以巨大的影响”。

民族大迁徙时期，日耳曼人用他们的习俗在西欧和中欧地区建立起自己的部落王国，这些部落王国虽然独立于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和法律体系之外，但是它们并没有完全的固步自封，而是有意识地吸收罗马帝国某些制度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么社会制度形式就应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5世纪中叶，先后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日耳曼部落王国的国王们，授命罗马人用拉丁文编纂日耳曼人现行的习俗，作为王国的法律颁布，以使罗马人了解和遵守日耳曼人的习俗和传统，以此调解王国所在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纠纷。迄今存留下来的那个时期的日耳曼人的法典有西哥特王国的《尤列克法典》（Codex Euricianus，466—484）、东哥特王国的《狄奥多里克法典》（Edictum Theodorici，493—526）、法兰克人的《撒利克法典》（Lex Salica，507或511）等，以及还有在意大利北部建立的最后一个日耳曼人部落王国——伦巴底王国的《洛塔列法典》（Edictum Rothari，634）。在东哥特王国统治的地区内，还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法典，一种是以规定赎金数目为惩罚方式，以陪审、亲属的义务、誓言为形式的源自于日耳曼人传统的日耳曼人的法律，一种是没有进行任何修改而保存下来的罗马法，前者适应于东哥特人，后者应用于被征服地区的罗马人。

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对保存较完好的《撒利克法典》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法国著名学者基佐认为，《撒利克法典》是一部打有罗马烙印的日耳曼人的法规，它表明了从日耳曼人社会状况变成罗马社会状况这一过程，同时也表明了这两种社会的衰微及融合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可以这样说，罗马法的原则通过日耳曼人的部落王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传承，尽管这种传承并不如大地产制这样明显，但与大地产制一样，同样可以被看作是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融合在一起，在法兰克王国中产生出一个新的制度。

二、基督教的延续

罗马帝国留给西欧的另一个遗产是基督教（Christentum）。公元前1世纪中叶前后，罗马人攻占耶路撒冷，将其置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罗马人对犹太人（Juden）的强征暴敛引起当地居民强烈的反抗，犹太教（Judentum）内部也因与罗马统治者的关系分裂出不同的教派，一些不满犹太教祭祀集团的中下层社会的民众组成艾赛尼派（Essener）。这一教派通过传播自己的教义号召人民反对罗马人的盘剥和统治，反对犹太祭祀集团屈服罗马人的统治，故而遭到罗马统治者和犹太教上层祭司团的镇压和排斥。1世纪上半叶，艾赛尼派的宗教首领耶稣（Jesus von Nazaret，4v.Chr.—30或31v.Chr.）和他的随从在耶路撒冷被犹太教上层祭司团俘获，他们都以异端的罪名被处以钉上十字架的处罚。这一残暴的处罚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激起强烈的反响，更多的人成为耶稣的追随者，艾赛尼派也逐渐演变成信奉基督（Christus）的基督教派。基督教派把基督奉为“救世主”，在传播教义的过程中产生的4部《福音书》（Evangelium），将基督神化，从而吸引众多的信徒。1世纪中叶，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犹太教信徒保罗（Paulus von Tarsus，10?—67）在参与迫害基督徒的过程中了解并接受了基督教派的宗教思想，转而自称是基督的使徒，在地中海各地传教（Mission），并且在传教的过程中创立基本的教义理论，确定基本的宗教仪式，创建最初的组织机构——教会（Kirche），基督教从犹太教中游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

罗马帝国3世纪危机时期，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为了消除多帝并治而造成帝国内部的分裂，借助罗马的神教重树皇帝的绝对权威，然而罗马神教的民族狭隘性与帝国内多民族的社会结构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受到多方抵制。戴克里先皇帝采取强硬的手段排斥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基督教的信徒遭受迫害和镇压。但基督教本身所具有的普世性，尤其是其教义的可解读性和可诠释性，一经传播就被帝国内各个民族和部族的人们接受，甚至早在2世纪时罗马帝国上层社会中就已经不乏基督教的信徒。2世纪后期，上层社会中的基督徒有意识地把基督教的教义趋向于罗马帝国的政治统治，在诠释教义时声称基督徒应遵循耶稣的教诲自愿地为帝国缴纳赋税。被誉为拉丁第一教父的泰尔图利安（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ianus，150—230）就竭力说明基督徒是罗马帝国的支持者，基督教是帝国安定的保证。306年，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272或285—337，306—337年在位）依靠罗马以及其他部族的贵族确立在帝国西部的统治地位，313年在米兰颁布宽容基督教的《米兰敕令》（Edikt von Mailand），宣布允许民众自由信奉各种宗教，帝国不仅归还基督徒和教会在戴克里先时期被没收或抢劫的财产，而且还给予丰厚的馈赠，免除担任神职人员的各种赋税和劳役，这就为基督教更为广泛的传播提供了政治和经济的保障。

君士坦丁大帝宽容基督教，是要以此作为树立其统治权威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因而必须保证基督教在教义上的统一。325年，君士坦丁在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古城尼西亚亲自主持召开第一次有各地主教参加的基督教公会议（kumenisches Konzil），确立“三位一体”（Trinitt）为基本信经，即《尼西亚信经》（Bekenntnis von Nica）。为了控制教会，君士坦丁按照罗马帝国的行省建制划分教区（Bistum）和大主教区（Erzbistum），任命皇室信任的人为重要地区教会的主教（Bischof）和大主教（Erzbischof），帝国的社会上层越来越占据着教会的重要职务，比较典型的例证是米兰的大主教安布罗修斯（A mbrosius von Mailand，339—397）。在西罗马帝国境内，米兰大主教的宗教地位仅次于罗马的大主教，安布罗修斯的父亲是罗马军团驻特里尔的长官，他本人也曾经做过米兰行省的总督，374年在他还未受洗皈依基督教时就被任命为米兰的大主教。这些担任宗教职务的主教和大主教们行使着罗马行省总督的职权，他们还持有大量的土地财产。达马苏斯一世（Damasus I.，350—384，366—384年在位）入主罗马教会任教皇之后强调，驻节在罗马城的教会是由使徒彼得（Simon Petrus，?—67）建立的教会，彼得是耶稣的第一使徒，罗马教会的主教是彼得合法的继任者，因而罗马教会的主教具有绝对宗教地位。他授命把希腊语的《圣经》翻译为拉丁语，确认《尼西亚信经》的权威性，排斥持有异议的阿里乌派（Ariannismus）以及其他一些对教义持不同观点的教派为异端教派（Hresie），宣布将他们逐出罗马城。450年，罗马教会的主教利奥一世（Leo der Groe，400—461，440—461年在位）借助瓦伦蒂尼安三世（ValentinianⅢ.，419—455，425—455年在位）皇帝的支持，在西罗马帝国确立罗马教会绝对的宗教权威，罗马教会的主教被尊称为教皇（Papst）。

受到西罗马帝国排斥的阿里乌派在罗马帝国的东部站住了脚，高卢周边地区的日耳曼人却普遍都皈依了基督教的阿里乌派，日耳曼人的原始宗教则随着其皈依基督教而消失。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日耳曼人那里，甚至只要他们一接触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一接触它刚刚采用、适应于它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况就发生了。”西哥特人是最早皈依基督教阿里乌派的日耳曼人。4世纪中叶左右，西哥特的第一位主教乌勒菲拉（W ulfila，311—383）用哥特语主持基督教的仪式、诵读《圣经》（Bibel），即使在阿里乌派被罗马皇帝斥之为异端之后，西哥特人依然信奉阿里乌派。在意大利建立部落王国的东哥特人以及在北非落脚的汪达尔人也都先后信奉基督教的阿里乌派。然而，在高卢地区建立王国的法兰克人则奉罗马教会为基督教的权威，这是罗马天主教得以在中世纪延续乃至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尽管日耳曼人的民族大迁徙给了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致命的一击，但是基督教却作为罗马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法兰克人进入新的社会结构中。

基督教得以在罗马帝国晚期提升为官方允许的宗教并能步入中世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基督教神学理论家们用希腊古典哲学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论化。4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的教父们（Kirchenlehrer）先后用希腊古典哲学的知识和方法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理论诠释，其中最具代表的教父是安布罗修斯、哲罗姆（Hieronymus，342—420），尤其是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us von Hippo，354—420）。奥古斯丁用柏拉图的哲学方法论阐述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为基督教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神学理论体系，他用13年的时间完成重要著作《上帝城》（De civiate Dei），构筑了他的“天国论”的理论基础。奥古斯丁把世界分为二元，即：天上的天国世界和地上的世俗世界；属于天上王国的是被上帝选中注定能得救的人，被上帝所弃的人则在尘世为虚妄的权势相互争斗。基督教的教会是上帝设在尘世拯救罪孽深重人们的机构，教会是上帝神圣的工具，应该承担世俗国家应该履行的职能。奥古斯丁认为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在于人的“原罪”，原罪的根源在于人滥用了自由意志，这就需要教会为其祈求上帝的神恩，用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给予天启，拯救那些处于罪孽深渊的人。奥古斯丁没有把入侵的日耳曼人看作是天国的敌人，他认为教会的任务是使这个新的君主皈依基督教。奥古斯丁的《上帝城》是进入中世纪以后法兰克王权以及后来的德意志皇权“君权神授”（Gottesgnadentum）神学政治理论的基础。

第二章 法兰克王国时期的德意志

5世纪中叶，作为罗马人同盟者的法兰克人进入中欧，他们在帮助罗马人抵御日耳曼其他部族的同时不断壮大。法兰克人依靠自身的军事力量在高卢地区站住了脚，在克洛德维希的率领下皈依基督教，以此淡化外来入侵者的身份，缓和了与当地居民尤其是与社会上层贵族之间的矛盾，与罗马贵族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法兰克人带去了其扈从制和马尔克制等社会组织机构，推行日耳曼人的习俗；与此同时，法兰克人吸收罗马帝国晚期因庇护制而形成的大地产制，接受基督教教会提出的“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在进行采邑制改革的基础上形成了西欧中世纪政教二元的政治体制。

加洛林王朝时期，继承王位的查理在罗马由教皇为其戴上皇帝的皇冠，把法兰克王国提升为法兰克帝国。他不仅抵挡住阿拉伯人的入侵，同时还不断扩大法兰克帝国的版图，在这个过程中采邑制进一步完善，教会的权势因此增强，社会开始全面基督教化。

日耳曼人大迁徙的动荡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凋敝、手工业商业活动几乎停滞，农业也遭受很大的破坏。法兰克王国用庄园制改变了罗马帝国时期的经济关系，同时也加速了其从半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的转变，从刀剑转向了犁头。6世纪以后，动荡的社会逐步平稳，人口快速增长，刺激了拓荒垦殖运动的开展，土地面积大幅增加，庄园制基本形成。

农业的复苏为文化的复兴创造了条件，查理大帝建立的宫廷学校为恢复古典文化提供了平台，确立拉丁语在整个西欧社会中为官方语言，保证了教会对教育和文化的垄断。加洛林文艺复兴使中世纪的西欧有了以拉丁语为语言基础的统一的基督教文化。

第一节 墨洛温王朝

一、开创基业的墨洛温家族

在欧洲中部地区延续罗马人历史的是法兰克人。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法兰克王国为此后的德意志民族和法兰西民族奠定了基础，因此法兰克的历史就被看做是德意志民族和法兰西民族共同的“史前史”。法兰克人作为日耳曼人一支最早见诸历史文献记载是在3世纪中叶，他们自称为“自由的人”或者“勇敢的人”，即法兰克人。根据图尔的主教格雷戈尔（Gregor von Tours，538或539—594）在《法兰克人史》（Historiae）中记载，法兰克人是从潘诺尼亚迁徙到莱茵河畔的，他们中的萨利尔部族（Salier）定居在莱茵河下游的东岸，里普阿利尔部族（Ripuarier）在莱茵河中游地区驻足，卡滕部族（Chatten）定居在莱茵河谷地区。此后，这些部族的法兰克人继续从不同的地区越过莱茵河向西部迁徙，与罗马人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4世纪中叶，萨利尔部族作为罗马军团的重要兵源获得罗马皇帝的认可，定居在马斯河与斯海尔德河之间的托克桑德里亚地区。他们帮助罗马人成功地抗击了西哥特人、萨克森人和阿雷曼人的进攻，上升为罗马帝国的同盟者。

5世纪中叶，盘踞在今天比利时境内图尔奈的萨利尔部族是一个由多个部落组合而成的大部族，各部落的军事首领被称为“小王”（Kleinknig）。在这个大部族中，以墨洛维希（Merowech，?—?）为小王的部落在与罗马人以及抗击其他日耳曼人的战争中屡战屡胜，其部落不断强大。其子希尔代里克一世（Childerich I.，?—481，460—481年在位）继承小王之位时，这一部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高卢北部地区，他被尊称为国王，被看作是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任国王，开始了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Merowinger，4世纪早期—8世纪中期）的统治。463年，希尔代里克一世率领他的部族打败了进攻奥尔良的西哥特人，驱赶了意图向这一地区迁徙的萨克森人。希尔代里克一世的善战得到罗马帝国的赏识，因而任命他为高卢比利时行省的总督。481年以后，希尔代里克一世之子克洛德维希（Chlodwig I.，466—511，481—511年在位）继承父业，以图尔奈为根据地继续扩大法兰克人的势力范围。486年，克洛德维希率领萨利尔部族攻克罗马军团驻守的苏瓦松，此后又兼并法兰克人中的里普阿利尔部族。493年，克洛德维希与当时较为强大的勃艮第王国缔结姻亲关系，以此结成政治联盟，缩小敌对势力的范围。496年，萨利尔的大军在曲尔皮希地区战胜不断迁移的阿雷曼人；507年，在今天法国的维埃纳附近战胜西哥特人。至此，整个高卢地区除了勃艮第和普罗旺斯以外都被并入法兰克王国的版图中，所有法兰克人也都被统一在克洛德-又译克洛维维希国王的旗帜之下。

克洛德维希率领仅有8万之众的法兰克人进驻有着300万人口的高卢，而且很快就在这一广袤的地区站稳脚跟，这足以说明他不仅是一位善战的将领，而且也是一位多谋的政治家。皈依基督教是克洛德维希与罗马人建立良好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法兰克人与其他迁徙至罗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部族一样，信奉原始氏族宗教，同时代的编年史家格雷戈里这样描述法兰克人的宗教信仰：“他们把树林、河水、飞禽、走兽以及其他自然要素都当作偶像，甘心奉若神明，加以崇拜，并且向它们贡献牺牲。”日耳曼各部族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部落王国的过程中都先后皈依了基督教，但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等王国皈依的是基督教中的阿里乌派，阿里乌派的信徒大多为社会的中下层，因而历史学家们总是把罗马帝国对早期基督教的迫害与驱赶日耳曼人联系在一起，作为外来入侵者的日耳曼人很难与罗马上层社会融合在一起。克洛德维希采取与其他日耳曼部落王国不同的政策，他不仅与罗马帝国社会上层的贵族们修好，而且还与高卢的大主教们建立良好的关系。罗马教会的支持者、高卢兰斯教会的主教雷米吉乌斯（Remigius von Reims，436—533）于5世纪80年代两次致函克洛德维希，游说他皈依基督教，克洛德维希的王后、勃艮第的公主赫洛德希尔德（Chrodechild，474—544）更是时常敦劝国王信仰真正的上帝，皈依以罗马教会为教宗的基督教。496年，在曲尔皮希与阿雷曼人进行激烈交战之际，战场上一度处于劣势的法兰克人内部发生了亲兵（Hausgesinde）的哗变，险些使克洛德维希折戟沉沙。几乎濒临绝望的克洛德维希许下诺言，若这场战役能转败为胜的话，他必率领法兰克人皈依基督教。曲尔皮希战役胜利之后，班师回朝的克洛德维希没有食言，于当年的圣诞节（12月25日）那天率领三千亲兵在兰斯大教堂（Dom）接受主教雷米吉乌斯为他们主持的洗礼仪式。

法兰克人皈依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与罗马人社会上层间的关系。德国学者施耐德认为，克洛德维希把皈依基督教作为与高卢罗马大贵族建立合作关系的一种公开表示，在举行洗礼仪式的当天，他当众释放那些信奉基督教的罗马战俘，以示信奉基督教的罗马人同样是他的臣民。508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阿纳斯塔斯奥斯一世（Anastasios I.，430—518，491—518年在位）委任克洛德维希为执政官，授予他紫色袍服和王冠。与信奉阿里乌派的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比较而言，高卢罗马社会上层更愿意接受同样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克洛德维希为新的国王，他们似乎并没有把法兰克人的征服看做是一场灾难，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反抗性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作为征服者的法兰克人与被征服者的罗马人之间的敌对，致使日耳曼因素与罗马因素的融合成为可能。

克洛德维希是通过其军事力量在高卢地区站住脚，而且保持了法兰克人自己的社会习俗和马尔克（Mark）社会组织机制。马尔克是一种村落式的居住点，同时也是一个最基层的司法单位，它为每个马尔克成员规定了应享有的权利以及必须履行的义务。每个马尔克成员都要履行参加马尔克公民会议、共同参与筑桥修路以及其他一些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的义务；他们也因此有权受到马尔克给予的保护，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新的成员的迁入。马尔克又是一个经济活动单位，在马尔克中还没有出现完全的土地私有制度，实行的是所谓的Gewere制度。德国学者巴德尔认为这个单词的含义非常丰富，很难用某个现代词汇来表述，它既表示了对财产的保护权，也涉及到社团的概念和作用，是一种共同都能参与的保护权。抑或可以这样说，每一个马尔克成员都有权支配马尔克共同所有的财产，他们支配的财产都会受到马尔克的保护。为了保证由法兰克人、西哥特人、阿雷曼人以及罗马人共同构成的这个社会的稳定，克洛德维希于507年授命，选择法兰克人、阿雷曼人、西哥特人中普遍通行的习惯法，按照罗马法典的模式进行汇编，历时4年成就了《撒利克法典》（Der Pactuslegis Saliae，或： Lex Salica）。法国著名的学者基佐认为，《撒利克法典》是一部打着罗马烙印的日耳曼人的法规，它表明了从日耳曼人社会状况变成罗马社会状况这一过程；同时也表明了这两种社会衰微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

6世纪初期，在西欧能够与克洛德维希抗衡的只有在意大利的东哥特的国王狄奥多里克。511年克洛德维希的辞世消除了法兰克人对东哥特王国进攻的威胁，其很大原因在于法兰克人的继承制。按照法兰克人的习俗，整个王国一分为四，由克洛德维希的四个儿子共同继承，国王的权力也必须由其诸子共同执掌，他们也都享有获得王国土地的权利。由于克洛德维希的突然去世，法兰克王国的疆域还不十分清晰，四位王子以阿基坦地区为王国的主体进行分配，长子提奥多里克一世（Theodorich I.，484—533）得到阿基坦的东部地区，将首府设在兰斯，此后其势力范围延伸到尚帕涅地区；次子希尔德贝特（Childebert I.，497—558）占据巴黎，控制阿基坦的西部；三子克洛德墨（Chlodomer，494—524）定都奥尔良，得到了阿基坦的北部，卢瓦尔河以北地区也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四子克洛塔尔（Chlothar I.，500—561）以苏瓦松为首府，占据了法兰克人最初占领的阿基坦的南部。

国王权力虽然因继承而被割裂，但是法兰克王国并没有因此而被完全分裂，继承王位的四位国王同心协力且一如既往地实施其父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526年，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去世，东哥特王国迅速衰亡，原属于东哥特王国的普罗旺斯地区被置于法兰克王国的权辖之下。6世纪20年代，法兰克王国的四王共同向罗纳河河谷地区推进，定居在那里的勃艮第人抵挡不住进攻，匍匐在法兰克国王的脚下成为其臣民。6世纪30年代，从美因河上游直达多瑙河流域地区生活着来自波希米亚的图林根人。提奥多里克趁图林根王室内部纷争之际，在萨克森人的协助下打败了图林根人，图林根王国的大部分地区被置于法兰克公爵（Herzog）的统辖之下。在法兰克墨洛温王朝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中，设立了一种新的地方行政机制，即：公爵领地（Herzogtum）和伯爵领地（Grafschaft），国王或让其亲属，或任命顺从其的部落首领为公爵或伯爵，给予他们特许权（Privileg），在所领有的领地内行使地方行政权力。这些公爵和伯爵构成了西欧封建社会中的大贵族阶层。

二、法兰克贵族的崛起

法兰克诸王一致的对外政策虽然维持了王国在形式上的统一，但法兰克人沿袭的继承习俗还是导致王国内领地的一再被分割，诸王之间也经常因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同室操戈，内争不断，导致王国在政治上的分裂不可避免。无论是在对外扩张还是在内争中，诸王在军事上依靠的是自己的亲兵。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起部落王国的法兰克人长期保持着军事民主制的政治体制，在这个政体中那些强壮勇敢的青壮年都只专事战争，他们围绕在诸王身边，成为诸王的扈从（Gefolgmann）。国王任命原来部落的首领们为公爵，由他们统领被法兰克人征服的地区，形成了一些部落公国（Stam mesherzogtum）。

克洛德维希去世之后，他的长子提奥多里克得到了法兰克王国的东部地区，他率领法兰克人打败盘踞在这里的阿雷曼人、图林根人和巴伐利亚人，巩固法兰克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阿雷曼人原是西日耳曼人中的一个部族，罗马时期的历史学家卡修斯·迪奥（Cassius Dio，263—229）在他的历史著作最早提及这个部族。日耳曼人大迁徙时期，阿雷曼人沿多瑙河西迁至雷根斯堡，随后在博登湖西部地区立足，此后又控制了黑林山以西莱茵河上游地区。6世纪初，阿雷曼人被法兰克人征服，阿雷曼人居住的地区归属法兰克王国，被确立为公爵领地，其部族首领被封为公爵。然而，被法兰克人收服的阿雷曼公爵并不甘心对法兰克国王俯首称臣，而是竭力保持公爵领地的独立性，同时一直力图摆脱法兰克国王的控制。在法兰克诸王争斗之际，阿雷曼公爵洛伊塔利（Leuthari，?—554）和布蒂林（Butilin，?—554）乘机率军向意大利地区扩张，但以战败告终，法兰克国王也因此加强了对阿雷曼公爵领地的控制。墨洛温王朝时期，自波希米亚迁入的东哥特人的一支进入潘诺尼亚地区，被法兰克人称为“来自波希米亚的人”，即：巴伐利亚人（Baiern， Bayern）。巴伐利亚人在阿吉洛芬格家族（Agilolfinger）的加里巴尔德（Garibald，550—591）的率领下以雷根斯堡为根据地确立了其管辖区域，555年，加里巴尔德被法兰克国王任命公爵，他所统领的地区成为巴伐利亚公爵领地。

6世纪60年代初，克洛德维希的四子克洛塔尔去世之后，整个法兰克王国再次因为王位的继承习俗被分配给他的四个儿子，后因其长子沙里贝尔特（Charibert，520—567）的早逝导致王国被三兄弟瓜分，分为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en）、纽斯特里亚（Neustrien）以及勃艮第三大区域。奥斯特拉西亚地区以兰斯为核心，包括香槟在内的莱茵河流域与马斯河流域之间的“东部领地”（Ostland）。纽斯特里亚则是法兰克人新征服的西部新领地（Neu - Westland），以巴黎和苏瓦松为核心。此外，曾经因为与克洛德维希联姻而被并入法兰克的勃艮第也成为法兰克王国的一个分王国（Teilreich），法兰克人对其政治影响越来越大。除此之外，罗马帝国晚期农业物产丰厚并有着丰富森林资源的普罗旺斯和阿基坦，也都划分为三份分给了法兰克的三个分王国国王。

法兰克王国的这三大区域，无论是在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的程度上以及政治文化领域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奥斯特拉西亚区域是罗马人最早占领的地区，罗马帝国的政治因素通过兰斯、特里尔、马恩河畔的沙隆、凡尔登、美因茨等大主教区保存下来，这些大主教区同时也获得法兰克国王们给予的大量土地，增强了法兰克王室对教会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这个地区有特里尔、科隆等在罗马兵营或者要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批城市，有较为传统的商业和手工业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在日耳曼人大迁徙的过程中，这些城市遭受到很强的攻击和劫掠，被破坏的程度也很大。地处卢瓦尔河和斯海尔德河之间的纽斯特里亚地区以巴黎为核心，包括鲁昂、博韦、亚眠等罗马帝国时期建立的城市。无论是在奥斯特拉西亚还是在纽斯特里亚，国王们赖以依靠的是其扈从，他们因在法兰克王国的建立以及此后保卫法兰克分王国的战斗中屡建战功，获得土地作为对其赏赐，上升为服役贵族（Dienstadel）。这些服役贵族逐渐地取代法兰克的部族贵族，凭借着在战争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参与王国的政务，在王国政治中的权重逐渐增加。在这些崛起的法兰克的贵族中，宫相（Hausmeier）的政治地位和权势日益突显出来。

宫相最早是日耳曼人在建立部族王国时出现的一种职务，由王室指定没有人身自由的亲兵担任，他们主要负责管理王室成员的日常起居事务。法兰克王国建立之后，宫相被委以管理王室土地和财产的重任，其职权范围也随之扩大。6世纪70年代之后，法兰克王国中新崛起的贵族因遗产的继承与国王产生矛盾，最终激化为公开的武装冲突。从581年起，奥斯特拉西亚地区发生贵族暴动，并很快波及整个法兰克王国。尽管这次暴动于585年被镇压下去，但其产生的政治冲击波则是巨大的。这次动乱之后，纽斯特里亚的分王国国王克洛塔尔二世（Chlothar II.，584—629，584—629年在位）借助奥斯特拉西亚和勃艮第贵族的政治力量，扩大其势力范围，于613年再次实现法兰克王国的统一。

623年，克洛塔尔二世任命其年仅15岁的长子达戈贝特（Dagobert I.，608—639，629—639年在位）为奥斯特拉西亚的副国王（Unterrknig），委任长者皮平（Pippin derltere，580—640）为宫相，辅佐其进行统治。与此同时，克洛塔尔二世还继续借助于奥斯特拉西亚和勃艮第的贵族的政治影响力，加强了与地方行政官员伯爵（Graf）们的个人联系，致使罗马帝国时期的行政因素逐渐消亡，伯爵成为管理地方行政区域的领主，其参与王国事务的要求也因此更加强烈。长者皮平更是不甘心仅仅享有辅佐的权限，他通过与梅斯主教阿努尔夫（Arnulf，582—640）之间结成的儿女联姻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贵族政治同盟。从长者皮平开始，宫相不仅是国王的内务官吏，而且开始掌握朝政，更重要的是成为新兴贵族参与王国政治事务的代表。

宫相权势强盛自然让墨洛温的国王感到不安，亲政后的达戈贝特于629年迁都地处纽斯特里亚地区的巴黎，重用纽斯特里亚的贵族，以此削弱皮平的政治影响，迫使其失去宫相的职务。然而，达尔贝特的这一举措不仅没有削弱奥斯特拉西亚贵族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反而致使以纽斯特里亚的宫相为首的贵族与奥斯特拉西亚贵族因争夺参政权而产生摩擦，贵族间的斗争加剧了墨洛温王室的不稳定。尽管在克洛塔尔三世（Chlothar，650—673，657—673年在位）执政时期法兰克王国再次出现了王国的统一，但是驻扎在巴黎的墨洛温王室对奥斯特拉西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却十分有限。更何况长者皮平的儿子与梅斯主教阿努尔夫女儿的婚姻把这两个家族在奥斯特拉西亚地区的领地连接在一起，成为该地区最有势力的贵族家族。7世纪80年代以后该家族的皮平二世（Pipping der Mittlere，640—714）强势参与法兰克王国的政治事务，与墨洛温家族的提奥多里克三世（TheuderichⅢ. ，653—691，675—691年在位）国王以及纽斯特里亚的宫相贝尔沙（Berchar，?—688）之间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687年，皮平二世率领军队与墨洛温王室的军队发生武装冲突，在泰尔特里战役中大获全胜。尽管提奥多里克三世没有因为兵败泰尔特里被废黜，贝尔沙继续担任纽斯特里亚的宫相，皮平二世依然只是掌管奥斯特拉西亚的公爵（dux），但他实际上已经掌控了墨洛温王朝的王权。此后，皮平二世通过联姻的方式扩大奥斯特拉西亚的实际领地范围，他迎娶管理王室领地（Fiscus）的行宫伯爵（Pfalzgraf）胡戈贝尔特（Hugobert，?—693）之女为妻，由此将家族的领地延伸到艾菲尔高原和摩泽河中游地区。另一方面，他还促成其长子、香槟的公爵德罗戈（Drogo，670—708）与纽斯特里亚的宫相瓦拉托（Waratto，?—686）之女的婚姻，希望借此婚姻获得她的财产，将势力渗入到纽斯特里亚地区。697年，皮平二世任命他的次子格里莫阿尔德（Grimoald，680—714）为该地区的宫相，708年成为勃艮第的公爵，墨洛温家族的根据地以及王室所在的巴黎都被掌握在奥斯特拉西亚宫相家族的手中。

8世纪初，皮平二世相继展开与反对派贵族之间的争斗，他首先收服图林根公国，任命其亲属为公爵掌管该地区，由此控制从维尔茨堡至图林根森林的广大地区，并且把这一地区与已经掌握的马斯河至摩泽河间的区域连接起来。714年，皮平二世因身患重病去世，他的雄心大略也随之付之东流。拉甘弗里德（Raganfrid，?—731）借机获得了纽斯特里亚宫相之职，他拥立墨洛温家族的希尔佩里希二世（Chilperich II.，670—721，716—721年在位）为国王，墨洛温王室才得以苟延残喘。715年，皮平二世的三子铁锤卡尔（Karl Martel ，688—741）在特里尔地区贵族的支持下走马上任，担任奥斯特里西亚地区的宫相。卡尔是皮平二世“法外婚姻”（Friedelehe）所生之子，因此其父在世时他就被排斥在家族的继承人之外，皮平二世的遗孀普莱克特鲁迪斯（Plektrudis，670—725）则更因视其为自己儿孙的权力争夺者，而将其监禁。然而，卡尔不仅逃出了牢笼，而且还率军打败企图进军科隆的弗里斯人（Friesen），弗里斯兰被归入法兰克王国版图。716年，卡尔利用法兰克的混乱局势战胜纽斯特里亚的军队，以此为筹码迫使普莱克特鲁迪斯承认他的地位，他于717年拥立克洛塔尔四世（Chlothar IV，?—719，717—719年在位）为对立派国王，与纽斯特里亚的宫相拉甘弗里德对抗。在这场争斗中，卡尔不仅依靠贵族，而且也借助基督教教会的政治力量，增强其已经掌握的政治权势，被后世称为“铁锤卡尔”。铁锤卡尔不仅为加洛林王朝的崛起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他还借助了基督教教会的影响力。

三、法兰克王国的基督教化

克洛德维希皈依基督教并没有完全改变所有法兰克人的宗教信仰，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保持着对原有氏族神祇的崇拜，基督教的教义对法兰克社会的影响甚微，但是法兰克的历任国王们都没有忽略基督教本身所具有的宗教社会功能，在建立王国之后依然保留罗马帝国时期设立的梅斯、图尔、凡尔登等主教区，那些出身于罗马贵族家庭的主教们也为了保有教会的土地臣服于法兰克的国王们，高卢地区的罗马贵族通过教会与法兰克贵族融为一体。维埃纳的主教阿维图（Avitus von Vienne，460—518）曾向克洛德维希谏言，把推行基督教作为兼并其他部族的一种措施。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的教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权威，各个地区都有自己崇拜的殉教者或圣徒，为保存他们的遗物、圣迹修建教堂、建立修道院。克洛德维希就把在高卢地区崇拜的圣马丁作为王权的表征，圣马丁的墓地成为王国的圣地，图尔主教区也因为是圣马丁的墓地所在教区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宗教中心区，高卢地区重要的宗教会议（Konzil）都在这里召开。法兰克的国王们根据主教阿维图的建议，在征服和兼并其他日耳曼人部族的同时在各地兴建起圣马丁修道院（Kloster St.Martin），建造圣马丁教堂，基督教教会的影响也随之扩大和增强。511年，克洛德维希在奥尔良主持召开基督教的宗教会议，颁布敕令强制全体法兰克人必须参加基督教的各项礼拜仪式，宣布教会法令（Canon）与王国的法令具有相同的法律权威，“教会与罗马法同在”（ecclesia vivitlege Romana）。不仅如此，克洛德维希还赐予教会和修道院大量的土地，在他之后的法兰克的国王们都毫不吝啬地赐予教会和修道院土地和财产，7世纪20年代，达戈贝特一世国王甚至把图尔的全部收入都赐予圣马丁教堂，在这个世纪，许多教会都因为捐赠而拥有七千乃至八千个庄园。

法兰克人给予教会大量的土地捐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基督教教会的组织机制，按照法兰克人的习俗，只有国王的亲兵和扈从才能获得土地和其他财产，而主教、大主教是因为臣服国王才会获得土地捐赠的，所以在王室领地内建立的主教教堂和大主教教堂、教堂财产的所有权以及对该教堂神职的任命权都归属国王，是国王的私有教会（Eigenkirche）。私有教会制的本质问题是教会财产的所属。早期基督教教会为了供奉的圣物和圣坛获得财产，同时还要把作为教会内部事务所用的公共基金用以赈济贫病者。法兰克时期，主教和大主教因为获得国王的封赠的土地而被附加上各种义务，包括服兵役和徭役、缴纳各种赋税，他们也由此获得了与公爵和伯爵一样的权利，主教、大主教以及修道院的院长因此都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重要成员，由国王任命，教会和修道院常常被作为采邑封授给他们，甚至因此不乏一些尚未接受洗礼的世俗都被国王任命为主教或修道院院长（Abt）。在法兰克王国，国王是主教的封主，教会是国王的私有财产，他有权占有和支配教会的财产以及教会征收的什一税，他有权享有教会的各种权利和利益以及教会获得的各种馈赠。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瓜分，各封建领主也效仿国王在自己的领地内修建教堂，将其作为敛财的一个重要方式，私有教会制在各地盛行。私有教会制是领主权利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可以再分封、买卖、赠送的私有财产，无论是国王还是封建领主都力争控制对教会职务的授职权，教职一般也都由家族成员或亲信担任。获得教职的教士或者从私有教会领主那里领取薪俸，或者因为其管理财务和借贷等事务享有对教会财产的使用权，或作为封主的封臣（Vasall）管理采邑，对其履行各种封建义务。为获得教会的职务，不仅教士，甚至俗人也都竞相取悦领主，赠送厚礼，逐渐演变为重金购买，买卖教士职务的现象愈演愈烈。那些跟随国王南征北战、因赫赫战功而得到大量土地的亲兵和贵族们，都效仿国王任命其家庭成员为主教，教会的什一税（Zehnte）成为其财产收益的一部分。

549年，在奥尔良召开的宗教会议决定，国王享有对教会圣职授职权，而获得圣职者的首要条件是候选者必须臣服国王。至6世纪末期，在法兰克王国境内的11位大主教和114位主教都是国王的臣仆（homoregis）。不仅如此，国王还享有决定召开宗教会议的权利，有权确定宗教会议的议题。宗教会议的决议也须经国王批准才能颁布和实施，主教区要根据国王的旨意划定和设立。593年，法兰克人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地区，立刻把阿奎莱亚大主教管区下辖的三个教区划归法兰克的教会。法兰克的国王们几乎实现了对基督教教会的控制，主教、大主教与王国官吏之间的教俗界限也日益模糊，贵族们甚至更青睐教会的教职。曾经掌管克洛塔尔二世王室财政的财政大臣（Schatzmeister）埃利吉乌斯（Eligius，589—659）就放弃了这个重要的职位，614年成为图尔的主教。奥多恩-达多（Audoen - Dado，609—684）是深得达戈贝尔托一世国王信任的掌玺官员，640年被任命为鲁昂的主教。这样的例证在法兰克王国时期不胜枚举，王国内到处都设立新的教区，建立新的修道院。

四、修道院的经济职能

从克洛德维希执政时起，法兰克的国王和王室成员就都热衷于捐建修道院，克洛德维希和他的妻子在图尔建立了圣彼得修道院（St.Peterkloster）和圣玛丽娅修道院（St.Marienkloster），赐赠给这两所修道院大量的土地。克洛德维希的儿子希尔德贝特一世在巴黎城外修建一座大教堂，该教堂附有一所修道院，他还在巴黎建立圣杰曼努斯修道院（St.Germanuskloster），在勒芒建立圣加莱修道院（St.Calaiskloster），该修道院与法兰克的墨洛温王室始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修道院保存至今的档案中记载着墨洛温的历代国王给予的捐赠。墨洛温王室建立修道院并不出于纯粹的宗教目的，更多的是将其看作政治统治的需要。531年，希尔德贝特一世向西哥特人的地区扩张，西哥特人信奉的是被罗马教会斥之为异端的阿里乌教派，希尔德贝特占领该地区后建立谢尔河畔的塞勒修道院（Seles - sur - Cherkloster），目的是为了消除阿里乌教派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树立所谓正统教派的宗教权威，以巩固法兰克人在该地区的统治。克洛塔尔一世国王通过建立修道院，在普瓦图地区连成一个很大地域的势力范围，他的儿子贡特拉姆一世（Guntram，532—592，561—592在位）在索恩河畔的沙隆建立圣马尔瑟修道院（St.Marcelkloster），这所修道院不仅是其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王室铸币所（Münzenprgung）所在地。抑或可以这样说，修道院的建立以及修道院所起到的经济和政治的作用，是法兰克王国实现基督教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7世纪上半叶，法兰克王国各地兴建的修道院在宗教方面深受爱尔兰的修道士圣高隆班（Columban，521—597）的影响。爱尔兰修道院与罗马时期西欧大陆的教会和修道院没有建立过任何关系，始终保持着早期修道院的宗教传统；另一方面，日耳曼大迁徙掀起的社会浪潮也没有对其有任何的触及。590年，圣高隆班偕同12位爱尔兰修道士前往罗马朝圣（Pilgerfahrt）途经高卢地区，深感这些已经皈依基督教的法兰克人缺少对上帝的敬畏，不关心自己灵魂的得救，氏族原始崇拜的习俗依然浓烈，为此，他在勃艮第的吕克瑟伊莱班建立了吕克瑟伊修道院（Kloster Luxeuil），以此作为他传教的基地。高隆班派的修道院严格遵守早期基督教的禁欲规定，把组织修道士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看作是灵魂得救不可缺少的一种修道方式，圣高隆班还为其建立的修道院制定了严格的院规，要求修道士要绝对服从院长，遵守院规。修道院组织修道士砍伐树木，开垦周围的荒地，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修道院周边地区的大片的荒地、林地、沼泽地被开垦为良田。有序的农业生产活动稳定了社会秩序，修道院成为农村社会的经济中心和精神中心。圣高隆班修道院的这种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而易见，因而获得勃艮第的国王贡特拉姆一世的大力支持，以其为模式相继在王室领地内建立了安讷格雷修道院（Kloster Annegray）和方丹修道院（Kloster Fontaine）等多个修道院。法兰克的贵族们还把其领地内的林地、荒地和沼泽地捐给修道士，让他们在那里建立修道院，通过建立修道院扩大耕地的经济目的不言而喻。这个时期法兰克贵族们在维埃纳捐建60余所修道院，在勒芒捐建36所，这些修道院都成为王室和贵族的私有修道院（Eigenkloster）。

圣高隆班建立的修道院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实际影响，极大地刺激了墨洛温王朝的历任国王和王室成员建立修道院的积极性。可以这样说，卢瓦尔河和马斯河流域之间地区建立的一系列修道院为了恢复和组织农业生产的经济目的更多于其宗教目的。这些修道院以其经济职能帮助尚不善于从事农业经济的法兰克人组织生产劳动，许多农业中心都是在修道院的周围建立起来的，是其所在地区农业拓殖的最早基点。从6世纪起，在索恩河和罗讷河流域之间修道院拓垦80个农业生产区域，从比利牛斯山至卢瓦尔河区间拓垦94个，7世纪初期在卢瓦尔河至孚日山脉区间更是多达228个。

如果说7世纪修道院更多的是建立在法兰克王国的西部，即今天的法国境内，那么8世纪初期来自英伦三岛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教士博尼法修斯（Bonifatius，672—754），则把建立修道院浪潮推向法兰克王国的东部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德国境内。716年，博尼法修斯渡过英吉利海峡从弗里斯兰南下，途经巴伐利亚，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罗马朝圣。博尼法修斯原名温弗雷斯（Wynfreth），曾隐修于英伦三岛上的努尔斯林修道院（Kloster Nursling），这是一所具有本尼狄克（Benedikt）传统的修道院。他在往返罗马和英国时途经法兰克，亲眼目睹已经皈依了基督教的法兰克人依然保持着日耳曼人氏族宗教崇拜的方式，氏族宗教的观念还很强烈，尤其是各地盛行的私有教会制度破坏了罗马帝国时期建立的基督教教会的组织机制。718年，温弗雷斯再次离开英伦三岛前往西欧大陆，目的是要让那些迷途的基督徒真正地皈依基督教。他在阿默讷堡建立了第一所以本尼狄克院规（Benediktinerregel）为原则的米夏埃尔修道院（Michaelkloster），以此作为大本营在黑森和图林根地区传教。温弗雷斯的传教活动获得罗马教皇格雷戈尔二世（Gregor II.，669—731，715—731年在位）的首肯，于719年赐予他圣徒“博尼法修斯”的名字，给予他以圣博尼法修斯的名义进行传教的权利。此后，温弗雷斯就以博尼法修斯的名字游历了弗里斯兰、黑森、图林根和巴伐利亚地区，履行传教的使命。格雷戈尔二世还于722年任命他为传教主教（Missionsbischof）。被委以传教重任的博尼法修斯获得了法兰克宫相铁锤卡尔的大力支持和保护，支持他于723年在盖斯马砍伐被视为日耳曼人保护神的、名为多纳（Donar）的橡树。用这棵橡树的木材在其原址上建造圣彼得教堂，这一举措很明显地表明法兰克王国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趋向。732年，教皇格雷戈尔三世（GregorⅢ.，?—741，731—741年在位）任命博尼法修斯为法兰克王国东部地区的大主教，在此之后他先后在雷根斯堡、弗赖辛、帕骚、萨尔茨堡和爱尔福特设立主教区。此外，他还在黑森建立弗里茨拉尔修道院，在图林根建立奥尔德鲁夫修道院，并委托他的学生施图尔姆（Sturmius，?—779）在黑森东部建立富尔达修道院。博尼法修斯在建立的修道院中实施本尼狄克院规，并且对法兰克的教会进行改革，以此提升罗马教皇的宗教权威，同时也为在政治上处于弱势的铁锤卡尔增强自身的权势开辟一个新的途径。

第二节 加洛林王朝

一、加洛林帝国的基点

博尼法修斯在法兰克东部地区设立主教区、建立修道院等一系列的传教活动，遭到所在地区原有主教们的抵制，他们为维护自身的宗教权威，与当地的世俗贵族联合起来，地方贵族的实力也因此有所增强。732年，阿拉伯人对外扩张的势头延伸到西班牙，为了组织一支强有力的骑兵队伍阻挡阿拉伯人进入到欧洲，身居宫相要职的铁锤卡尔以服骑兵役为条件封赐给骑兵土地，由此在西欧开始了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采邑制度（Lehnswesen）。推行这种新的采邑制度需要大量的土地，铁锤卡尔没收了一些教会的土地财产，使得一些地方的主教更依赖于当地的世俗贵族，私有教会更加盛行。

博尼法修斯在法兰克改革法兰克王国的教会和建立修道院的目的，是要将其都统一在罗马教会的宗教权威之下，摒弃具有日耳曼因素的私有教会的因素和原则，可以说这与铁锤卡尔以封地为基础推行的采邑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因而得到铁锤卡尔的大力支持。不仅如此，铁锤卡尔还通过博尼法修斯与教皇格雷戈尔三世之间建立了最初的联系。8世纪30年代，铁锤卡尔力图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阿雷曼公国，但因公爵家族与施瓦本地区贵族间的密切联系而遇到了极大的阻碍。由传教主教皮尔米缪斯（Pirminius，670—753）于724年在博登湖的赖兴瑙岛上建立的赖兴瑙修道院（Kloster Reichenau）是阿雷曼地区的宗教中心，因同样遵循本尼狄克院规与博尼法修斯的教会和修道院有了一致性，这就为铁锤卡尔及其继任者最终兼并阿雷曼地区提供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8世纪初期，地处南德的巴伐利亚虽然隶属于法兰克王国，但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独立性，博尼法修斯在王国东部地区设立的主教区与巴伐利亚的主教区在宗教上的一致性，帮助铁锤卡尔将其政治影响力渗入到巴伐利亚。通过对教会进行的改革以及推行采邑制，铁锤卡尔几乎权倾全王国，以致于在737年国王提奥多里克四世（TheuderichⅣ.，711—737，715—743年在位）去世时，他迟迟不立新君，致使王位虚悬数年。

741年铁锤卡尔去世，其长子卡尔曼（Karlmann，706/708—754）继承掌管奥斯特拉西亚、图林根和阿雷曼地区的宫相之位，次子矮子皮平（Pippin der Jüngere，714—768，751—768年在位）则成为掌管纽斯特里亚、勃艮第和普罗旺斯的宫相。然而，以巴伐利亚公爵奥迪洛（Odilo，700—748）为首的贵族们并不甘心依附于铁锤卡尔的这两个继任，他们明确宣布只承认墨洛温王室的王权，这就迫使卡尔曼和皮平不得不于743年立墨洛温家族的希尔代里克三世（ChilderichⅢ.，720—755，743—751年在位）为王。另一方面，为了削弱卡尔曼和皮平的影响力，奥迪洛还力图说服罗马教皇扎哈里亚斯（Zacharias，679—752，741—752年在位）免去博尼法修斯在巴伐利亚教皇特使（Legat）的教职。阿基坦、阿雷曼以及萨克森的贵族也纷纷起来反对宫相。由此，两位宫相联手对奥迪洛实施武力，他们率军在莱希河畔战胜巴伐利亚公爵的军队以及阿雷曼和萨克森的援军，奥迪洛被迫承认法兰克王室对巴伐利亚的统治权，745年臣服皮平的传教士、来自爱尔兰的弗吉尔（Virgil，700—784）被任命为萨尔茨堡主教区的主教，掌控巴伐利亚的教会。

巴伐利亚公爵的臣服致使反对两宫相的联盟土崩瓦解，教会在王国中的政治地位突显出来。742年，博尼法修斯在卡尔曼的支持下召开“日耳曼宗教会议”（Concilium Germanicum），宣布对法兰克的所有教会进行改革的决议。决议中还规定：以采邑为由在世俗（Laien）管辖下的主教区都应由主教管辖；禁止教士持有武器；所有修道院都要遵循本尼狄克院规；教士的宗教生活要遵守教规；等等。这次宗教会议上还决定在爱尔福特、维尔茨堡、彼拉堡建立“博尼法修斯式”的教会。743年、744年，卡尔曼先后两次召开宗教会议，敦促法兰克各地教会的改革。在这两次宗教会议上再三严令禁止任何异教（Heiden）的习俗，强调国王有权召开和主持宗教会议，设立主教区，任免主教，更为重要的是，明确规定教会的大部分土地都是“有纳税义务的封地”（zinspflichtige Landleihe）。卡尔曼通过法兰克教会的改革，把基督教的教会和修道院都纳入铁锤卡尔开始的采邑制度中，这样就在法兰克形成一个新的教会贵族阶层。在奥斯特拉西亚地区，与卡尔有着姻亲关系的维多家族（Widonen）被称之为“主教王朝”（Bisch of sdynastie），这个家族的米洛（Milo，?—761或762）是特里尔和兰斯的主教，他还控制着霍恩巴赫修道院；卡尔曼的侄子胡戈（Hugo，?—?）掌控了鲁昂、巴约和巴黎主教区以及圣万德里勒修道院和瑞朱耶日修道院。

747年，支持教会改革获得成效的卡尔曼隐退修道院，把自己分王国的宫相权力转交给他的兄弟皮平，皮平成为全王国的宫相。此时的皮平已经完全掌有了国王的权力，他在谋划如何能戴上王冠、合法地行使国王的权力，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国王。749年，皮平派遣圣丹尼修道院的福尔拉德（Fulrad，710—784）和维尔茨堡的主教布卡德（Burkard，683—755）为特使前往罗马寻求罗马教皇的支持。他们向教皇扎哈里亚斯提出询问：“如果身为法兰克的国王们不掌握国王们的权力是好还是不好？”（Wegen der Knige in Francia，die keine Macht als Knigehtten，ob das gut sei oder nicht）心领神会的教皇回答说：“最好是奉掌握权力的人为国王！”（Esistbesser，den als Knig zu bezeichnen，derdie Macht hat）有了教皇给予支持的明确表态后，皮平堂而皇之地把希尔代里克三世送进了圣贝廷修道院（Abtei Saint Bertin），于751年在苏瓦松召开会议，要求与会者按照法兰克人的习俗推举其为法兰克国王（Rex Francorum），博尼法修斯以教皇特使的身份，按照教会的传统礼仪为其主持了涂油膏礼，墨洛温家族由此退出历史的舞台，加洛林家族获得“上帝的恩赐”（Deigratia），取而代之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合法君王。

加洛林家族依靠罗马教皇的宗教权威掌握了法兰克王国的统治权（Oberhoheit），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威密切相连。751年，伦巴底王国的军队占领了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北部的拉韦纳特辖区（Exarchat von Ravenna），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因正抗击阿拉伯人的武力进攻而对此无暇顾及，更因为帝国内部如火如荼的破坏圣像运动（Ikonoklasmus）而漠视罗马教皇斯特凡二世（Stephan II.，?—757，752—757年在位）的求援。754年1月，教皇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法兰克国王在庞蒂昂的行宫（Pfalz），皮平以基督徒的身份出迎，为其坐骑牵引缰绳，以表示对教皇的尊重。为了获得皮平的军事援助，这一年的6月28日，斯特凡二世教皇在圣丹尼修道院的教堂里为皮平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施涂膏油礼，并授予他们“罗马贵族”（patricius Romanorum）的头衔，此后又授予其“罗马公爵”（dux von Rom）的称谓。教皇这一系列的行为给予皮平充分的理由阻止隐退在修道院的卡尔曼以及他的诸子“重出江湖”与之瓜分王国；另一方面，具有“罗马贵族”头衔的法兰克国王进军意大利则成为“保卫罗马教会”当仁不让的职责。这是罗马教皇首次为世俗君王主持加冕礼，作为圣彼得代理人的教皇亲自施涂油膏礼，进一步表明王权的神授性，上帝恩赐的神授王权完全取代法兰克人的氏族王权。对罗马教皇而言，作为“罗马贵族”的法兰克国王负有保护罗马教会的义务，圣彼得的宗座应该受到他选定的世俗君王的保护。罗马教皇与法兰克的国王通过涂油膏礼结成政与教之间的联盟。755年早春，皮平亲率大军进入意大利，迫使伦巴底的国王艾斯图尔夫（Aistulf，?—756）臣服法兰克国王。然而，在皮平凯旋之后，艾斯图尔夫却出尔反尔，拒不履行自己的承诺。756年，皮平应教皇的请求再次出兵意大利，他强迫艾斯图尔夫以正式证书的形式归还罗马教皇拉韦纳辖区，史称“皮平赠礼”（Pippinische Schenkung），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教皇国（Kirchenstaat）。教皇国的宗教理论依据是“君士坦丁赠礼”（Konstantinische Schenkung），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它对罗马教会宗教权威的增长和确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意大利取得的胜利以及与罗马教皇结成的同盟，使皮平的权力欲大大膨胀，他把扩张的矛头指向萨克森，753年、757年，皮平两次与萨克森人作战，强迫他们对其宣誓效忠，缴纳赋税，皈依基督教，把附属王室的富尔达修道院作为王国北部地区传播基督教的中心。皮平还通过控制美因茨、黑森、图林根等地区的主教和一些重要的修道院，在德意志中部地区建立一个重要的“王国教会体系”（Reichkirchensystem），这个体系极大地削弱了私有教会的影响和作用。

博尼法修斯的教会改革以及与罗马教会的结盟改变了法兰克私有教会制度，但是王朝的更替却没有改变法兰克人的继承传统。768年皮平去世，此前他再次把王国分为以奥斯特拉西亚和以纽斯特里亚为主体的两个分王国，长子查理（Karl der Groe，747—814，768—814年在位）继承前者，次子卡尔曼（Karlmann，751—771，768—771年在位）成为纽斯特里亚的分王国王。

二、查理大帝对外的扩张

与卡尔曼比较而言，查理从登基时起就显示出了强势和雄心，年仅20岁的他成功地平定了阿基坦公爵胡诺尔德（Hunold，?—774）试图获得独立而发动的骚乱，阿基坦牢牢地在查理的掌控之中。769年，年轻的查理迎娶伦巴底国王德希德里（Desideriu，?—786）的女儿为妻，这个婚姻较为明显地昭示出查理对伦巴底王国有所图，但这个婚姻仅维系了两年。771年初查理抛弃他的妻子，与阿雷曼公爵赫纳比（Hnabi，710或715—785或788）的女儿缔结连理，也因此为此后与德希德里的冲突埋下伏笔。

查理的雄心勃勃令卡尔曼不得不防，卡尔曼在其兄长平定阿基坦的动乱时袖手旁观，两兄弟间的矛盾初露端倪。771年卡尔曼早逝，查理不费吹灰之力获得了其弟的分王国，卡尔曼的遗孀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子女避难伦巴底，试图在那里寻求支持，这就更加激化了查理与德希德里之间的矛盾。772年，德希德里国王占领拉韦纳周边地区，以武力要挟教皇哈德里安一世（HadrianⅠ，?—795，772—795年在位）为卡尔曼的儿子施涂油膏礼，力图帮助卡尔曼的后人夺回被查理夺走的分王国，并且试图迫使教皇加入查理的对立面一方。在遭到教皇拒绝后，德希德里挥军逼近罗马。773年3月，哈德里安一世遣教皇特使前往查理的宫廷求援，以解除兵临城下的危机。查理亲率大军南下意大利，773年9月围攻德希德里驻扎的帕维亚。双方对峙9个月后，德希德里最终于774年6月缴械投降，他被放逐到今天法国境内的科尔比的修道院，在那里度过余生。查理戴上伦巴底国王的铁制王冠，把王国的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分封给随其征战的法兰克贵族和愿意臣服于他的伦巴底贵族，伦巴底成为法兰克王国的一个部分。781年，在查理的授意下，教皇哈德里安一世（HadrianⅠ.，?—795，772—795年在位）为其两个儿子施涂油膏礼，次子意大利的皮平（Pipinn von Italien，777—810，781—810年在位）为意大利的亚国王，虔诚者路德维希（Ludwig der From me，778—840，781—840年在位）为阿基坦的亚国王。

戴上伦巴底铁王冠的查理自认是罗马教皇的保护者，他不仅把拉韦纳归还给教皇，而且还把一直以来与拜占庭有争议的贝内文托赠与教皇。教皇在754年给予法兰克国王“罗马贵族”（Patricii Romanorum）称谓的涵义似乎也有了变化，他俨然成为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有着同等地位的统治者。查理在意大利取得胜利的影响扩大到巴伐利亚，巴伐利亚掌握在阿努尔夫家族的手中，与王室有着宗亲关系，巴伐利亚公爵领地在法兰克王国中一直享有自主权。巴伐利亚公爵塔西洛三世（TassiloⅢ，741—796）是查理的堂兄，他7岁继位，757年对皮平宣誓效忠，成为国王的封臣。塔西洛三世同样也迎娶伦巴底国王德希德里的女儿为妻，与伦巴底国王结成政治上的同盟，巴伐利亚也因此成为伦巴底落难王子的避难之地。787年，查理以塔西洛三世公爵欲与阿瓦尔人（A waren）联盟试图为其岳父复仇为理由，领兵长驱直入巴伐利亚。面对法兰克人的大兵压境，塔西洛三世不战自降，巴伐利亚公爵领地作为查理的行政辖区（Entitt）被保留下来，塔西洛三世被废黜，被放逐到瑞朱耶日修道院直至终老。798年，查理在巴伐利亚的萨尔茨堡设立大主教区，加强对这个行政辖区的控制，巴伐利亚的自主权不复存在。

与巴伐利亚相邻的多瑙河盆地一直是一个不稳定的地区，6世纪中叶以来斯拉夫人（Slawen）、保加利亚人（Protobulgaren）不断侵入这个地区。7世纪初，来自亚洲中部的游牧民族阿瓦尔人穿越潘诺尼亚迁徙至此，他们控制了通往东方的商路。741年，博尼法修斯在维尔茨堡设立大主教区，同时还建立几所修道院，希冀以此为基地向东南欧拓展，但始终受阻于阿瓦尔人。巴伐利亚公爵臣服后，查理从791年起多次率兵征讨阿瓦尔人，在这个地区设立阿瓦尔马尔克（A warenmark），以抵挡来自潘诺尼亚和欧洲东部的侵扰。798年，查理把阿瓦尔马尔克划归维尔茨堡大主教区管辖，加强基督教教会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803年，查理再次加强对东部边境地区的控制，设立东部马尔克（Ostmark或Marchiaorientals）。他把阿瓦尔马尔克与巴伐利亚公爵领地合并在一起，同时还囊括了从多瑙河的支流恩斯河至匈牙利的巴拉顿湖以及地处今天斯洛文尼亚的克恩滕马尔克伯爵领地在内的广阔区域，巴伐利亚公爵领地的地域面积更加扩大。

7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上的哈里发（Kalifen）国家对外进行扩张。711年，阿拉伯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侵入西班牙，756年建立倭马亚王朝（U mayyaden）。778年，西班牙萨拉戈萨的阿拉伯酋长（Emir）在受到科尔多瓦酋长的攻击时向查理求援，查理欣然伸手相助，但在撤军至龙塞峡谷时惨败于巴斯克人（Basken），一些随军的阿基坦地区的贵族阵亡，导致与西班牙为邻的加斯科涅乃至整个阿基坦地区的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为此，查理以巴萨罗纳伯爵领地为中心设立了一个地域宽广的西班牙马尔克，它包括贝尔加、贝塞鲁、塞尔丹亚、孔弗凌特、安普利亚、基洛纳、曼雷萨、里瓦戈萨、鲁西永等多个伯爵领地。由于西班牙马尔克远离法兰克王国的中心区，801年查理将西班牙马尔克并入阿基坦亚王国（Unterknigtum），在亚国王虔诚者路德维希的管辖之下。

三、与萨克森人的战争

与法兰克王国东北部接壤的是萨克森人居住的地区。6世纪30年代萨克森人以同盟者的身份帮助法兰克人打败图林根人，占据图林根北部地区，但此后又被法兰克人击退。7世纪，屡屡受到斯拉夫人侵扰的法兰克王国，再次视萨克森人为同盟者，允许他们驻扎在王国的东北部边境威悉河以西地区。7世纪末期，萨克森人延长与法兰克王国接触的边界，双方的接触更加频繁。8世纪的萨克森人还依然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大土地制尚未形成，萨克森人的主要社会经济活动还不是农业生产。在政治上起着主导作用的是由贵族、自由人和半自由人组成的公民大会，公爵由公民大会选举，但公民大会的权力仅限于战争，公爵的职责也仅限于在军事上。萨克森人与法兰克人在社会结构以及经济活动上的差异，导致双方在相互接触时常常发生武力冲突，经常性的武装冲突终于在772年激化为公开的战争。圣高卢修道院的修道士艾因哈特（Einhard，770—840）就曾很清楚地说明了查理对萨克森人宣战的原因：“因为萨克森人与同住在日耳曼地方的大多数种族一样，生性凶暴，崇信鬼神，敌视我们的宗教，他们并不认为破坏和违犯上帝的法和人的法律是一种耻辱。另外也有一些原因可以随时引起骚乱。因为除了在少数地方有茂密森林和绵亘山脉阻隔，明确地划分疆界以外，双方的领土差不多处处都在空旷的平原上毗连；每一边都经常发生杀害、抢劫、放火的事件。法兰克人被这些事情激怒了，他们竟至认为不能再满足于报复，而应该向他们公开宣战。”

对萨克森人的战争是查理投入最多、时间持续最长的战争，延续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间查理或亲自领兵、或派遣贵族率军进攻萨克森人居住的地区，但始终没有获得全胜，也未能在萨克森人居住的地区站稳脚跟。持续的战争改变了萨克森人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结构，公爵的权限因为经常性的战争被扩大，贵族阶层内部出现了分化，西部以威斯特法仑家族为中心，中部是恩格尔家族，东部是奥斯特法伦家族。萨克森内部的社会分化削弱了共同抵抗法兰克王室军队的军事力量，萨克森的贵族最先向查理俯首称臣，查理在萨克森贵族中推行采邑制，虽然对查理宣誓效忠的贵族们以封臣的身份重新获得自己原有的土地，但这些土地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法兰克国王的封地（Landleihe）。然而，大多数居住在封地上的萨克森自由农民则沦为封臣的依附农民，激化了自由农民与法兰克人和萨克森贵族之间的矛盾。792年，萨克森的自由民举兵起义，反对法兰克人和已臣服的萨克森贵族对土地的兼并，进行了持续十余年的斗争。803年，查理在雷根斯堡召开会议，明确地把萨克森与阿雷曼、巴伐利亚连在一起，划定法兰克东部的边境。804年，萨克森自由民的起义被彻底镇压，萨克森完全归入法兰克王国的版图。

在与萨克森人战争的后期，罗马教皇利奥三世（LeoⅢ.，?—816，795—816年在位）深陷罗马城内贵族派系间的斗争，799年4月被迫逃亡至查理驻扎的帕德博恩，向他发出救援的请求。与萨克森人激战正酣的查理无力分身，利奥三世失望地返回罗马，被罗马贵族囚禁。在与萨克森人的战争有所转机后，查理立刻于800年夏季出兵意大利，闻风丧胆的罗马贵族释放利奥三世，11月底，利奥三世出迎数十里将查理引入被称之为“永恒城市”的罗马。800年12月23日，利奥三世当众举行无罪宣誓，否认罗马贵族给予他的一切谴责，两天之后的圣诞节这天，利奥三世突然为正在教堂做弥撒的查理带上了皇冠，称他为：“查理，由上帝加冕的奥古斯都殿下、给予和平统治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受上帝恩宠的法兰克和伦巴底的国王。”（Karolus serenissimus Augustus a Deocoronatusmagnuspacificusimperator Romanumgubernansimperium，quietpermisericordiamdeirex Francorumatque Langobardorum.）自476年罗马元老贵家族的罗穆鲁斯（Romulus，460—476）被冠以“奥古斯都”（Augustulus）之后，这一称谓在西欧消失了300余年；这一称谓的再现，标志着出现了一个新的加洛林皇朝的帝国。查理统治的法兰克帝国把罗马帝国时期在西欧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囊括在自己的版图中：东起易北河和多瑙河，西临比利牛斯山和大西洋，北始北海和波罗的海，南抵意大利半岛。自此，查理在原来的西罗马帝国的地域内“复制”出一个与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并存的法兰克帝国。802年，查理在亚亨召开的帝国会议上颁布法令，要求所有封臣，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都要以“恺撒之名”（Nomen Caesaris）重新对他宣誓效忠。他也被冠以“大帝”（der Groe）之名，在西欧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个皇帝。1165年，教皇帕斯卡利斯三世（PaschalisⅢ.，?—1168，1164—1168年在位）根据德意志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I.，1122—1190，1155—1190年在位）的示意，将查理尊称为“欧洲之父”（Pater Europae）。

第三节 原始农业和文化的复兴

一、动荡后的殖民与拓荒

罗马帝国3世纪发生全面危机之后，西欧的经济整体进入一个全面衰败期，日耳曼人的武装迁徙在加剧经济衰弊的同时也造成西欧人口的大幅下降，根据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奇波拉的研究，500—650年期间，欧洲南部的人口从1300万下降到了900万，西欧和中欧地区的人口从900万下降至550万，原有的居民地也因日耳曼人的武装迁徙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西欧地区的社会结构因为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日耳曼王国的建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土地财产发生大转移。

最先进入欧洲的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在其所占领的地区占据了罗马帝国和罗马贵族三分之二的土地，其余的三分之一交还给臣服的罗马人。此后，这些土地又都作为封地转移到了法兰克人以及臣服于法兰克人的罗马贵族手里，他们成为新的土地占有者。遭受抢劫的罗马居民或逃亡或被驱赶，原来的罗马土地所有者沦为新的日耳曼土地占有者需要的耕种者，那些曾经的罗马公民都根据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结构被组织起来，或成为自由人，或成为半自由人（lite），罗马帝国晚期托庇于大地产主的隶农（colonus）因为耕种土地的性质也被赋予日耳曼自由人或半自由人的意义。

被日耳曼人视为劫掠对象的城市更是严重凋敝，城市居民因各种原因被迫迁往农村，城市既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也丧失了作为手工业中心和商业中心的经济作用。科隆、特里尔、沃尔姆斯、斯特拉斯堡等众多的罗马时期兴盛的城市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乃至被摧毁。曾经繁荣的市场几乎不复存在，曾经生气勃勃的港口变得冷冷清清，罗马时期畅通无阻的道路因年久失修无法通行，桥梁倒塌、驿站消失。盗匪的出没使不安定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不安全因素，更加阻碍了商人们的出行，社会经济的流通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在这个几乎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原始农业经济形态中，土地是唯一的资源，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土地。

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部落王国的日耳曼人改变了罗马帝国时期原有的经济关系，同时也加速了日耳曼人从半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的转变，土地作为战利品给予的赏赐致使日耳曼人不得不更加关注农业生产，“耕地农业缓慢地替代了牧场农业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东哥特的国王就要求亲兵们要“憎恨刀剑”，“转向犁头”，勃艮第王国和西哥特王国有了关于开垦土地的一些法令条款，并且有目的地组织农业人口迁移。通过开垦荒地扩大耕种土地的面积振兴萎缩的农业，这几乎是所有日耳曼王国都在采取的措施。为了把移民固着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甚至给予他们免除垦地赋税和租金（Zinse）的优越条件，由此形成了一个自由农民的社会阶层。这些移民群居在开垦的土地上形成了固定的居民点——村庄，在今天的德国那些有着weiler、weil、wyl为词尾名称的村庄几乎都能回溯到6世纪或7世纪，它们大多都是国王或贵族移民拓垦的结果。然而，一旦村庄形成，这些移民就会被束缚，失去自由流动的可能；另一方面，整个西欧社会依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日耳曼国家间的相互征战和吞并，也迫使那些自由农民越来越多地寻求保护。罗马帝国晚期施行的庇护制（Munt）在日耳曼人的王国中继续下来，自由农民因为获得保护而成为依附农民。依附农民以胡符地（Hufe）为土地单位缴纳租税或者服徭役（Frondienste）。

650年以后，欧洲人口快速增长，几近增加了三分之一，扩大耕地面积以满足社会人口增长的必需，这是这个时期全面进行拓荒和殖民最大的动力，大量的移民流动并聚集到无人居住或尚未开垦地区，形成新的村落，并逐步发展成为城镇。7世纪初进入西欧大陆的爱尔兰修道士高隆班建立的修道院很快就汇入这一时期殖民和垦荒的社会潮流中，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在当时最为可行的农业生产模式。在高隆班建立的修道院中，修道士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垦荒地、耕种土地，修道院的院规要求修道士把劳动看做是苦修的主要方式，要求他们劳动到精疲力竭，“让他们疲劳万分，甚至站着都能睡觉”。高隆班派的修道院俨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社会基本经济单位，修道院院内设有磨坊、各类手工作坊（Handwerksbetrieb），修道士们自己建造房屋、自己织布缝衣、自己酿造葡萄酒。可以看出，修道院成为那个时期在农业生产活动方面最有能力、最有效的组织者。法兰克的国王和贵族们把尚待开垦的荒地、林地和沼泽地捐赠给修道士，他们清除草丛、砍伐树木、排干淤水，将其开垦改造为耕地，种植葡萄和果树。修道士们充当拓荒运动的“排头兵”，这个时期建立的修道院几乎都成为推进所在地区农业生产的中心，吸引自由农民和半自由农民迁移至其周边定居，形成新的自然村落，或独立或依附于修道院，今天德国一些城镇名或者城市名都源自于这个时期建立的修道院，例如罗耳士、富尔达等等。

二、庄园制度

法兰克的国王和贵族建立修道院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以此增加土地财产，因而无论是修道院组织开垦的耕地还是自由农民殖民开垦的耕地以及形成的自然村落，都被纳入正在形成的新的经济制度——庄园制（Villikationg）中。“庄园”（Villa）这个词源自于罗马帝国时期，特指罗马贵族在城市的房舍（Villa urbana）或者在乡村的房舍（Villarustica），这个词当时尚不具有多少农业经济功能的涵义。庇护制的盛行以及日耳曼人的武装迁徙，致使大多数罗马贵族纷纷迁往乡村，他们居住的房舍逐渐成为所占大地产的中心区，6世纪以后不仅“庄园”这个词的概念与以前有所不同，而且实际内容也不同，不再仅是贵族房舍的概念，而是指一个地产。一个庄园通常是以贵族（9世纪以后被称之为领主）的住宅大院（Fronhof，拉丁语为curtis）为中心，这是正在形成的封建制度的政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9世纪以后，随着采邑的世袭化，封地转变为领地（Herrschaft），领主的住宅或者城堡（Burg）成为领地核心，庄园也同时被赋予了政治的涵义。

领主住宅或者城堡的周边是由其领主自己或者领主委托的管理者迈尔经营的土地，即自营地（Salland或Eigenwirtschaft，拉丁语为terrasalica）。他们负责管理和组织依附于领主的非自由人（Hofgesinde），非自由人以服徭役（Frondiest）的方式耕种领主的自营地。非自由人源自日耳曼人军事民主制社会结构中的“亲兵”（Gefolgesmann），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部落王国之后，军事民主制逐步解体，亲兵的军事职能也逐渐消失，这些亲兵转而投入到农业生产活动中，成为领主的依附农民（Hintersassen）。他们的职能改变了，但依附身份没有改变，听从于迈尔的指派，每周不少于3天、多则5天强制性地在领主的自营地上劳作，领主则给予他们胡符地以维持生计。对于这些非自由人来说，正是因为他们与领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才获得了领主给予的胡符地，他们也因此被置于领主的司法审判权（Gerichtshoheit）之下，获得了领主给予的庇护。在领主的自营地外围还有半自由人和自由人的胡符地，与领主的自营地一同构成庄园的经济结构，庄园被赋予经济的涵义。

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建立、铁锤卡尔进行采邑制改革、此后加洛林王朝的改朝换代、查理大帝建立大帝国，在这一系列政治大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庄园”这个原本是表示罗马贵族住宅形态的词汇，演变为表示包括领地制的政治统治和经济体制形态在内的具有多层涵义的词汇。一个领主的庄园可以是一个或者包括多个自然村落，在这些自然村落中居住着非自由人、半自由人和自由人。这三个不同法律身份的社会阶层因为这个时期的耕种水平被“捆绑”在一起，庄园也有了社会的涵义。

法兰克时期，西欧延续着自罗马帝国时期施行的轮作制（Fruchtfolge）的耕种方式，胡符地是一种狭长的长条地，加洛林时期王室的一块胡符地的长度是270竿，但宽度仅24竿。各种性质的长条形（Langfelder）的胡符地，即王室的、自由农民的、半自由农民的或者非自由农民的胡符地交叉地连成一片，成片的耕地以庄园的组织形式采取统一的轮作制的方式耕种，因而所有农民，无论其具有自由的、非自由的或半自由的法律身份，都被组织到庄园的生产管理中。可见，庄园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还是社会生产活动的组织机制。在法兰克时期的史料中自由农民被称之为coloni（小土地持有农），非自由农民被称之为servi（非自由农），这两者在经济意义上的区别几乎是很微小的，都被固着在土地上，也都不享有迁徙和改变社会身份的自由；所不同的是，前者在国王的司法保护下，后者必须听命于领主。自由民和非自由民构成了法兰克王国时期的社会基础。

三、加洛林文艺复兴

日耳曼人武装入侵造成的社会动荡给罗马拉丁文化画上一个大大的休止符，从6世纪起整个西欧处于文化的“黑暗”时期，西欧的古典文化在动荡的社会中几乎消失殆尽。8世纪的西欧，被日耳曼人武装迁徙搅动的社会动乱趋于平稳，经历了铁锤卡尔确立的采邑制、皮平建立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的君王与罗马教会结盟形成的政教二元的政治体制、法兰克王国实现社会的基督教化，以及查理大帝最终“复制”了大帝国，所有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都为古典拉丁文化的复苏创造了条件，在复苏古典传统拉丁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拉丁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在法兰克王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拓荒殖民运动中的领导作用，都促进了社会更为深入的基督教化，然而在7世纪以前教会中尚没有法兰克血统的教士和修道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耳曼人文化方面落后，他们既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也不会读、写拉丁文，法兰克君王们颁布的敕令都只能由教士或者修道士用拉丁语执笔，大主教和主教们在政治上的作用不断增强，基督教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日益深入。从8世纪中叶起，西欧各地的一些大主教教堂和修道院都相继开办学校，法兰克人开始进入这些学校学习读、写拉丁文。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查理大帝于777年在亚亨建立宫廷学校（Hofschule），以培养皇室需要的教士，同时也要改变法兰克人不拘礼仪的粗陋习俗，查理本人、他的子女以及宫廷中的官员都曾在宫廷学校中接受教育。他还建立了宫廷图书馆，收藏圣经、教父学和古典文化方面的书籍，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有目的地招贤纳士，在他的宫廷学校里几乎聚集了那个时代所有享誉欧洲的基督教教会的名家学者。

来自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Theodulf von Orléans，750—821）是那个时代享有盛名的教会学者和诗人，他深谙古典文化。798年，查理大帝任命狄奥多尔夫为弗勒里修道院的院长和奥尔良的主教，委以国王在法兰克南部地区代理（missus dominicus）的重任。作为查理大帝的宫廷顾问，狄奥多尔夫曾于800年陪同其前往罗马，见证了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的加冕礼。在800—803年间，狄奥多尔夫为查理大帝执笔起草加洛林的法令（Kapitularien），为了协助查理大帝实施教会政策，他撰写了《论圣灵》（filioque， Das Heilige Geist），为381年制定的《尼西亚信经》做注解，他还在查理大帝的授意下完成《论洗礼仪式》（De ordine baptismi）一书。意大利阿奎莱亚的保利努斯（PaulinusⅡ. von Aquileia，730至740间—802）出身于伦巴底的贵族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拉丁文献、神学以及法学知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保利努斯曾在伦巴底王室中担任过要职。成为伦巴底国王的查理大帝十分欣赏他的才学，将其召集到亚亨的宫廷讲授拉丁语的文法，传授意大利的传统文化。776年，保利努斯被任命为阿奎莱亚的大主教，同时他还主持在弗留利地区奇维达莱的学校。同样在伦巴底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保卢斯·迪亚克努斯（Paulus Diaconus，725/730—797）也受到查理大帝的重用，尽管他的弟弟参与了伦巴底贵族反对查理的起义。保卢斯还曾提出以留任宫廷学校讲授希腊语的文献为条件，换取被查理囚禁的弟弟的自由。保卢斯·迪亚克努斯在查理的宫廷学校期间撰写《伦巴底史》（Historis Langobardorum），这部史书以568年伦巴底人在意大利建立王国为起点，直至伦巴底的最后一任国王柳特普兰德（Liutprand，?—744，712—744年在位）去世的近200年间的历史。他在这部《伦巴底史》中把法兰克王国与古代晚期的传统连续起来，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直到15世纪《伦巴底史》中的内容依然被西欧历史编撰学家们引用。保卢斯还是位杰出的诗人，他记录并改编了7世纪在意大利广为流传的史诗题材的传说《伦巴底世族的起源》（Origo Gentis Langobardorum），撰写了大量的诗歌、墓志铭、信函以及有关神学方面的文章。他在撰写《约翰内斯赞美诗》（Johannes - Hymnus）时采用早在希腊时期就已经流行的ut，re，mi，fa，sol，la，si的音阶，使这些音阶得以保留下来。

法兰克时期堪称首屈一指的基督教学者是阿尔昆（Alkuin，735—804）。阿尔昆来自英伦三岛的约克郡，出生于盎格鲁撒克逊的一个贵族世家，他自幼在著名的约克大主教教堂的学校里接受教育，此后又成为该校的领导者。781年，阿尔昆前往罗马朝圣，途经帕尔马时邂逅查理大帝，查理大帝在交谈后为其渊博的学识所折服，当即邀请他到亚亨的宫廷学校任教。782年，阿尔昆再次从英伦三岛来到西欧大陆，担任查理宫廷学校的领导者。阿尔昆在法兰克的宫廷学校中恢复当时在西欧大陆几乎失传的修辞学、逻辑学、文法、算术、几何、天文学以及音乐，这些被统称为“自由七艺”（Sieben Freien Künste）。“自由七艺”是在古希腊时期创建，经罗马帝国流传下来的基础知识。阿尔昆认为系统地掌握这些基础知识就能提高学识，更深刻地理解基督教的教义。法兰克王国时期王室颁布的敕令日益增加，然而拉丁语书写的不规范性致使敕令的效力大打折扣。为此，查理大帝建议阿尔昆对拉丁文进行文字改革，从而有了字体优美清晰的“加洛林字体”（karolingische Minuskel），这一字体一直流行到中世纪晚期。796年，阿尔昆辞去宫廷学校校长的职务，隐退去了图尔，查理任命他为图尔圣马丁修道院（Saint - Martin de Tours）的院长，他在此后的有生之年致力于在图尔地区传教，尤其是在信仰异教的部族中传教。

艾因哈德（Einhard，770—840）出身于法兰克贵族家族，十几岁时进入著名的富尔达修道院，在那里接受古典文化的教育，他于794年被富尔达修道院院长送到亚亨宫廷学校继续深造，师从阿尔昆，很快就成为查理大帝的宠臣。阿尔昆隐退之后，艾因哈德接替他任宫廷学校的校长，同一时期他还被任命为圣彼得修道院、比利时根特的圣巴沃修道院等多所修道院的世俗院长。9世纪初，艾因哈德为查理大帝撰写了生平传记《查理大帝传》（Vita Karoli Magni），这不仅是一部为查理大帝歌功颂德的传世之作，而且也是中世纪第一部详细记述查理重大行为的传记。艾因哈德的另一部传世之作是《运送圣彼得的遗骸和SS遗骸》（Translatio et Miracula SS.Marcelliniet Petri），这部著作从尊奉圣迹的角度记述了法兰克王国的基督教化。艾因哈德详细描述了在罗马供奉的圣彼得和其他一些殉教者的遗骸运送到法兰克王国境内的过程。书中记载，为了供奉圣彼得的遗骸在美因河畔修建塞利根施塔特城，其他殉教者的遗骸则运往北莱茵威斯特法仑的科尔维修道院（Kloster Corvey）等地，这一历史事件对法兰克的基督教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艾因哈德还为查理设计建造了多处建筑，例如亚亨的大教堂、在英格尔海姆的王室行宫以及在美因茨的桥梁，等等。

这些来自各地的基督教学者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元素，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法兰克王国输入几乎消亡的古典文化的元素，恢复几乎中断的古典时期的传统教育，后世学者把查理大帝建立的宫廷学校以及基督教学者的活动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Karolingische Renaissance），并给予阿尔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创立者。加洛林文艺复兴是法兰克文化与古典文化的一个交接点，同时也是德意志文化生成的温床。加洛林文艺复兴为中世纪的西欧奠定了一个形成统一的拉丁基督教文化的基础，“加洛林字体”规范了杂乱不一的拉丁文，为西欧各个地区间的文字交流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拉丁文的规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各地区民族语言的规范性提供了一个范式，在现代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中都有拉丁文的印记，各地的民间传说也都是通过拉丁文整理记录被保存下来，德国历史学家施奈德把这个时期的文化现象称为“书写文化”（Schriftkultur）。

第二编　从德意志王国走向德意志帝国之路

第三章 萨克森王朝

9世纪的法兰克帝国经历多次的分分合合，最终经过凡尔登条约解体为东西两个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家族在帝国分裂的相互争斗中消耗了实力，各世族家族或通过武力或通过联姻兼并领地顺势强盛，最终在王国内形成实力雄厚的五大公国。9世纪末，匈牙利人试图侵入东法兰克王国，五大公国的公爵们为共同抗敌联合起来，共同推举一位国王，德意志王国由此诞生。

10世纪初，萨克森公爵海因里希一世被选为国王，他在临终前改变法兰克人由诸子分治的王位继承习俗，指定其次子奥托为王位的继承人。奥托初登王位就表现出有重建一个大帝国的雄心壮志，他把对外扩张作为施政的一个重点方针，在所扩张地区推行政教二元的施政模式，同时与罗马教会建立了和睦的关系，并最终在罗马由教皇加冕为德意志的皇帝，称之为奥托大帝。奥托大帝的继任者们继承其意大利的政策，故而疏忽了在德意志本土的统治，德意志贵族乘机增强自身政治实力，这就为萨利尔家族的改朝换代提供了政治契机。

萨克森王朝时期，社会等级制度基本确立，教俗贵族构成社会的上层，他们掌握领地的司法和经济大权；广大的自由农民和非自由农民是社会的下层，他们为教俗贵族耕种土地、从事手工业等生产活动。领地制保留了日耳曼人马尔克的社会机制，自由农民大多被组织在马尔克中垦荒殖民，非自由农民则被组织在庄园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大规模的拓荒运动促进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刺激手工业和商业的活跃。奥托时期经济的复苏带动文化和艺术的繁荣，社会的基督教化进一步深入，各地的修道院都开办学校，吸收世俗贵族子弟入学接受古典文化教育，教堂建筑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第一节 德意志王国的诞生

一、法兰克帝国的终结

9世纪，显赫一世的查理大帝用武力进行对外扩张，西欧在经历400年左右的动荡之后再次出现一个大帝国。然而，这个大帝国在区域结构和种族结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个地区的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均不在同一个水平上，帝国内各氏族部族或者各民族间在文化上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甚至缺少必要的内在联系。从铁锤卡尔开始的采邑制，在查理大帝用武力征服的地区广泛实施，并且借助基督教“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维系着封臣与封君之间的采邑关系，法兰克帝国的政治统治基础是采邑制和教会。采邑制巩固了贵族与君主之间个人联合的政治关系，教会则为这种关系罩上一个神圣的光环。美国学者汤普逊说：“法兰克帝国是由采邑和保护权集合而成的一个又广大又复杂的国家。”虔诚者路德维希在继承其父亲查理的皇位时，法兰克帝国没有健全的行政机制，社会中也含有诸多不安定的因素。

早在781年复活节时，教皇哈德里安一世就在查理大帝的授意下在罗马为虔诚者路德维希主持了阿奎坦亚国王的加冕礼。802年，年轻的路德维希在阿奎坦伯爵威廉（Wilhelm von Aquitanien，754—812）的支持下打败摩尔人（Mauren），占领巴塞罗那。812年，他又成功地平定与西班牙接壤地区的巴斯克人（Basken）的起义，在这一地区拓土扩疆的同时他还设立各级教会组织机制。虔诚者路德维希这一系列的胜利和举措深得查理大帝的赞赏。810、811年间，路德维希的两个兄弟先后去世，他成为查理大帝皇位的唯一继承人。813年9月，查理大帝按照罗马帝国的政治传统提升路德维希为“共治皇帝”（Mitkaiser），在亚亨亲自为其戴上了皇冠。814年1月28日，查理大帝去世，路德维希立刻从阿奎坦启程前往亚亨，履行帝国皇帝的职能。816年10月5日，罗马教皇斯特凡四世（StephanⅣ.，?—817，816—817年在位）在兰斯为路德维希加冕为皇帝。

继位后的路德维希延续查理大帝的施政政策，他尤为重视教会的政治作用，一方面支持教会和修道院规范宗教生活方式、严肃宗教法规的改革，同时还力促教会和修道院的改革，使之为其政治统治服务，从而进一步巩固教会与帝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同盟，路德维希也被冠以“虔诚者”的称谓。路德维希对基督教的“虔诚”基于实现帝国统一的政治目的，里昂的大主教阿戈巴德（Agobard von Lyon，769—840）就曾向他谏言，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制度”（ordinatio imperii），即“一个上帝，一个教会，一个皇帝”。为此，路德维希签署诏书《重建法兰克帝国》（Renovatio regni Francorum），强调皇帝要履行“上帝赋予职责”（munusdivinum）的义务。虽然在817年召开的亚亨帝国会议上依然作出决定，把帝国分为三个分王国，交由路德维希的三个儿子分别治理，但是依据查理大帝于806年2月6日颁布的《帝国的划分》（Divisio Regnorum）敕令，同样获得帝国一个分王国的长子、巴伐利亚的公爵洛塔尔（Lothar I.，795—855，817—855年在位）同时也是“共治皇帝”，这就意味着他被确立为皇位的继承人；分别获得另外两个分王国的次子阿奎坦的国王皮平（Pippin，797—838）和三子巴伐利亚的公爵德意志路德维希（Ludwig der Deutsche，806—876）则要隶属洛塔尔，这样就可以保证在分王国治理的情况下保持帝国的完整统一。这次帝国会议还规定，如果洛塔尔没有子嗣，则在其两兄弟的后代中推举一位为皇位的继承者。可见，自克洛德维希以来实行的诸王子共同继承王位的原则有了重大的改变。

在与贵族的关系方面，虔诚者路德维希同样实施政治联姻的政策，但这同时也蕴藏了一些不稳定的政治因素。他与勃艮第的韦尔夫家族的政治联姻为其增强了政治上的实力，但却在其家族内部引发不可调和的矛盾。路德维希的第二位妻子尤迪特（Judith，795—843）不甘自己的儿子秃头卡尔（Karlder Kahle，823—877）没有获得分王国，于829年为其年仅6岁的儿子争得了阿雷曼公爵的头衔，这就引起路德维希前妻所生诸子的不满，甚至联合起来起兵反抗其父。833年，路德维希的军队倒戈，皇帝被废黜，被迫隐居位于苏瓦松的圣梅达尔德修道院（Kloster Saint - Médard），并被要求进行公开的忏悔（Bue）。路德维希的逊位，点燃了其诸子相互争夺分王国领地的战火，各分王国也因此更加独立。自833年之后，德意志路德维希将其分王国称之为“东法兰克”（orientali Francia），此时的洛达尔则想将其原有的共治皇帝的身份提升为最高统治权的地位，遭到皮平和德意志路德维希的反对，兄弟间为此反目成仇。在修道院里忏悔的路德维希趁机与次子和三子联合，把洛达尔驱逐到意大利，路德维希于834年再次登上皇位。837年，路德维希封秃头卡尔为纽斯特里亚的亚国王，引起德意志路德维希强烈不满，酿成与其父的公开战争。838年皮平去世后，虔诚者路德维希为维护最宠幸的小儿子秃头卡尔的利益，不惜向长子洛塔尔妥协，在839年的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宣布，把罗讷河、索恩河、马斯河以西的地域交由秃头卡尔治理，东部地区交给洛塔尔。

840年，虔诚者路德维希辞世，但其子之间的争斗却越演越烈，互有胜负，洛塔尔、德意志路德维希以及秃头卡尔三兄弟的势力范围也在胜负中越来越显现出来。842年10月19日，三兄弟各自派遣使者共约110人聚集在科布伦茨的圣卡斯托教堂（Basilika St.Kastor），就帝国的三分进行协商。843年8月10日，兄弟三人再聚凡尔登，在科布伦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签订了《凡尔登条约》（der Vertrag von Verdum）。根据这个条约，洛达尔以亚亨为政治中心，保留皇帝的称谓，领有意大利、弗里斯兰以及在莱茵河、阿尔卑斯山与斯海尔德河、马斯河、索恩河及罗讷河之间的狭长地带；秃头卡尔领有法兰克帝国的西部地区；德意志路德维希领有原来的日耳曼尼亚行省，还包括美因茨教区、沃尔姆斯教区以及施派尔教区所辖的地区。三兄弟承诺，不相互抢夺他人的领地，保证各自的子嗣为其王国的继承人，法兰克帝国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被三兄弟一分为三。

二、东法兰克王国

9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和来自北欧的诺曼人（Normannen）相继进攻意大利和北海沿岸，法兰克的三个分王国各自为战，更具独立性。855年9月，长兄洛达尔辞世之前把他的分王国再次一分为三，传给了他的三个儿子。长子路德维希二世（Ludwig II.，825—875，855—875年在位）继承皇帝的头衔，在他领有意大利之后就陷入与阿拉伯人争夺意大利的战争中不能自拔，直到去世之时都没有离开过意大利；领有普罗旺斯的次子卡尔（Karl，645—863，855—863年在位）和领有洛林的三子洛塔尔二世（Lothar II.，835—869，855—869年在位）则都因无子嗣而没有继承人。870年，德意志路德维希和秃头卡尔在今天荷兰境内的梅尔森达成协议，瓜分了两个侄子的分王国。根据《梅尔森条约》（Vertrag von Meerssen），洛达尔的王国以马斯河、乌尔特河、摩泽河、马恩河、索恩河以及侏罗山脉为界的西面部分给秃头卡尔，与其原有的地区组合在一起构成西法兰克王国。包括重要的帝国城市（Reichsstadt）亚亨、今天的荷兰以及阿尔萨斯地区在内的东部由德意志路德维希领有，与弗里斯兰、莱茵兰、洛林以及法兰克人、施瓦本人、巴伐利亚人和萨克森人居住的东部地区共同构成东法兰克王国。欧洲学者普遍认为，《梅尔森条约》最终确立的东、西法兰克王国的疆域是现代德国和法国版图的基础。

东法兰克王国大部分地区是查理大帝新征服的地区，这个地区南北交通不便，因而联系并不十分密切，经济发展也不同步。东法兰克王国推行采邑制的时间比较晚，也没有西法兰克地区发展得那样充分。查理大帝的政权扩大到东法兰克地区后，他的后代子嗣先后成为公爵领地或者伯爵领地的领有者，与其他贵族不同的是他们与君王之间没有建立采邑关系，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而一些地方贵族或者通过政治联姻与皇室结盟，或者利用王室家族的内部争斗成为东法兰克王室在政治上的新宠。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贵族在政治上摇摆不定，甚至德意志路德维希的三个儿子也因为相互之间争夺势力范围举兵反叛，逐渐形成独霸一方的世族公爵领地（Stam mesherzogtum）。勃艮第的韦尔夫伯爵家族（Welfen）因两次与加洛林王室联姻，社会地位明显提升，尤其是在与德意志路德维希的长子、巴伐利亚的公爵卡尔曼（Karlmann，830—880）的联姻之后，逐渐成为东法兰克王国内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施瓦本的贵族阿洛芬格（Ahal of inger）家族也是通过与胖子卡尔（Karl der Dicke，839—888，885—888在位）的联姻确立在施瓦本公爵领地的重要政治地位。黑森地区的康拉德家族（Konradiner）与加洛林王室有着较近的血缘关系，因参与和德意志路德维希的争斗被其剥夺伯爵领地，他转而投靠秃头卡尔。888年，该家族的奥达（Oda，873—903）与克恩滕的阿努尔夫（Arnulfvon Krnten，850—899）公爵结为连理，在东法兰克王国重新站住了脚，其政治地位日益上升。

876年8月28日，德意志路德维希辞世，这就更加剧了东法兰克王国内局势的不稳定，西法兰克的国王秃头卡尔趁机占领一直有争议的洛林地区。同年10月8日，德意志路德维希的次子小路德维希（Ludwigder Jüngere，835—882）与其叔父在安德纳赫交战，秃头卡尔败北，停止继续吞并洛林的步伐，但是他与萨克森的伯爵柳多夫（Liudolf，805—866）女儿的婚姻使在萨克森地区最有权势的这个世族家族更加不可一世。安德纳赫战役之后，东法兰克王国实质上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小路德维希三世虽然享有东法兰克国王的称谓，但他实际仅控制着萨克森、图林根地区，他的弟弟胖子卡尔三世则领有施瓦本。879年，德意志路德维希的长子、巴伐利亚的卡尔曼因重病缠身，把意大利的统治权交与胖子卡尔三世。881年2月12日，教皇约翰内斯八世（Johannes VⅢ.，?—882，872—882年在位）在罗马为卡尔三世施皇帝加冕礼，东法兰克的加洛林王室家族延续查理大帝开始的皇朝，实现法兰克帝国短暂的、最后的统一。

9世纪80年代初，东西法兰克王国成为来自北欧诺曼人劫掠的目标，萨克森、洛林都先后遭到诺曼人的洗劫，与萨克森地区比邻的斯拉夫人的暴动更为东法兰克王国雪上加霜。胖子卡尔三世不仅在抗击诺曼人时屡屡败北，而且还试图用巨额赎金向诺曼人赎买和平，他的这一政策逐渐失去东法兰克贵族的支持。887年11月11日，东法兰克王国的贵族们聚会，共同决定废黜卡尔三世，一致推举加洛林皇朝中最具古老传统、最有政治势力的克恩滕的公爵阿努尔夫为东法兰克的国王。887年对国王的选举，标志着东法兰克的加洛林皇朝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的德意志王国正在孕育之中。

三、五大部落族公国

加洛林家族的诸王在9世纪瓜分帝国的过程中消耗了自身的实力，查理大帝时期设立的边疆马尔克伯爵领地、公爵领地和伯爵领地也在王室内部的斗争中逐渐被一些大的世族家族贵族兼并、把持，最终在东法兰克王国形成了五个实力雄厚的部落大公国，即：柳多夫家族（Liudolfinger）把持的萨克森公国，范围包括今天的黑森、德国北部的巴登-符腾堡、图林根的西部以及莱茵兰普法尔茨；康拉德家族（Konradiner）控制的法兰克公国，以特里尔为该家族的核心所在地，向东延伸到兰高，与萨克森公国的黑森和图林根接壤；阿洛芬格家族（Ahal of inger）掌管着施瓦本公国，其公国领地覆盖今天的施瓦本地区；阿吉洛芬格家族（Agil of inger）成为巴伐利亚公国的统治者，该家族把巴伐利亚公爵原有的领地与克恩滕伯爵领地合并，公爵的王宫设在雷根斯堡。洛林原本是王国，是虔诚者路德维希的长子洛塔尔在《凡尔登条约》中获得的分王国的一部分，《梅尔森条约》中将其划分给东法兰克王国，洛塔尔的后人始终在这个地区拥有很大的政治势力，被称之为“洛塔尔王国”（Lothari Regnum），统治这个地区的世族大贵族是洛塔尔家族（Lotharingien），897年被选为国王的克恩滕的公爵阿努尔夫把洛林降为公国，任命他的非婚生儿子茨文蒂博尔德（Zwentibold，870—900）任公爵。这些由世族家族掌有的公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以及司法审判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俨然是独立的王国。899年，阿努尔夫辞世，临终前指定他唯一的婚生子、年仅6岁、人称“孩童”的路德维希四世（LudwigⅣ. das Kind，893—911，900—911年在位）继承王位，并请西法兰克的国王、人称“憨人”的卡尔三世（KarlⅢ. der Einfltige，879—929）辅佐。新国王的年幼，辅佐者又鞭长莫及，更为五大公爵增强其独立性提供了很大的政治空间。

894年，来自斯拉夫地区的匈牙利人把侵扰的目标对准东法兰克王国，袭击潘诺尼亚，次年占领整个潘诺尼亚地区。899年，匈牙利人不断地袭击意大利，这就对东法兰克产生直接的威胁，年幼的国王完全不具备组织抵挡外侵者的能力，以致侵入者得以长驱直入。自900年之后，匈牙利人先后进攻萨克森、巴伐利亚，入侵者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侵入东法兰克的东部地区。为了抵御强大入侵者，一些贵族家族自行结成同盟，形成新的世族贵族家族同盟。

在巴伐利亚公国，加洛林时期移居过来的法兰克贵族与当地的巴伐利亚贵族和斯拉夫贵族结盟，907年7月，马尔克伯爵卢伊特波尔德（Luitpold，?—907）的儿子、人称“恶人”的阿努尔夫（Arnulf I.der Bse?—937）率领由贵族联盟组成的军队，在位于今天捷克的普雷斯堡激战一个月之久，击败匈牙利人，巩固在恩斯堡设立的防线，阿努尔夫成为巴伐利亚公国新的领导者，他自称是“上帝指定的巴伐利亚和周边地区的公爵”。萨克森的柳多夫家族是因为与东法兰克加洛林王室的联姻在政治上站稳了脚，在为王室服役以及抗击斯拉夫人的斗争中，柳多夫家族显赫的奥托（OttoⅠ. der Erlauchte，877—912）成为萨克森公国的首领。10世纪初期，柳多夫家族先后在萨克森的东部地区、恩格尔斯的部分地区以及图林根地区确立了领导者的地位。法兰克公国是东法兰克加洛林王室的大本营，但在孩童路德维希四世执政的6年期间，法兰克公国的康拉德家族与巴本贝格家族之间为争夺美因河流域地区的势力范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贵族血亲复仇的战争（Adelsfehden），整个公国因此陷入动荡之中。903年，巴本贝格家族在弗里茨拉尔战役中败北，得到加洛林王室支持的康拉德家族稳固了其在法兰克公国中心地区的权势范围。906年，康拉德一世（KonradⅠ.，881—918，911—918年在位）成为法兰克的公爵，路德维希四世去世后，康拉德家族在法兰克公国更确立了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

与之比较而言，在施瓦本公国则是出现多种政治势力的较量。900年前后权势膨胀最快的是雷蒂亚的马尔克伯爵布尔夏德（BurchardⅠ.，855至860期间—911），忠诚的行宫伯爵埃尔尚格（Erchanger，?—917）家族因竭力维护王室的利益，与之发生激烈的冲突。与加洛林王室有着密切关系的康斯坦茨的主教、圣高卢修道院的院长扎洛莫三世（SalomonⅢ.，860—919或920）以及赖兴瑙修道院的院长哈托一世（HattoⅠ.，850—913）也都被卷入这场冲突之中，致使在施瓦本公国迟迟未确立起一个具有权威的权力核心。在这同一时期，洛林公国的公爵则投靠西法兰克的国王憨人卡尔。

911年9月24日，路德维希四世辞世，11月10日巴伐利亚公爵、萨克森公爵、施瓦本公爵以及法兰克公爵聚集在位于巴伐利亚福希海姆市的王宫，康拉德一世因为具有王室血统而被各公爵共同推举为东法兰克的国王。这次选举标志着东法兰克地区的世族贵族家族结成的政治联合体最终完成，然而在这个政治联合体中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912年11月30日，显赫的奥托去世，康拉德一世企图夺取图林根，由此与萨克森公国的新公爵人称捕鸟者（der Vogler）的海因里希一世（Heinrich I.，876—936，919—936年在位）发生武装冲突。在冲突中败北的康拉德一世被迫承认，海因里希在其公国中享有绝对的权威，萨克森公国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在政治上与皇权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行宫伯爵埃尔尚格是王室在施瓦本公国的特使、财产的管理者，他与康斯坦茨的主教扎洛莫三世联手追逐自身的政治利益，埃尔尚格权势的扩大侵犯了康拉德的政治利益，913年几乎酿成公开的冲突，这场冲突因为国王与埃尔尚格姐姐的婚姻暂时平息。914年，埃尔尚格与扎洛莫三世发生冲突，支持后者的康拉德一世以埃尔尚格吞噬王室收入为由将其放逐。然而，康拉德一世在施瓦本的麻烦并没有因此而减小，正在崛起的马尔克伯爵布尔夏德家族与曾经的敌手埃尔尚格联合，迫使康拉德一世不得不对埃尔尚格妥协。流放归来的埃尔尚格与布尔夏德组成联军，于915年在瓦尔魏斯战役中击败国王的军队，埃尔尚格成为施瓦本的公爵。不甘于在施瓦本失去势力范围的康拉德一世力图通过教会挽回损失，授意教会于916年9月20日在上阿尔特海姆召开宗教会议，作出决议支持“已涂过圣油礼的君主”（Gesalbten Herrn）并反对叛乱者。917年1月，康拉德一世下令处决埃尔尚格，布尔夏德二世（BurhardⅡ.，883—926）从中“渔翁得利”，成为施瓦本公国的公爵，与萨克森公国一样享有相对的独立性。

被内部争斗缠身的康拉德一世无暇顾及抵抗匈牙利人的入侵，致使王国内外交困，甚至康拉德本人都感到无能为力。根据著名的萨克森编年史家维杜金德（Widukind，925—973）在《萨克森史》（Res gestae Saxonicae）中的记载，康拉德临终前劝告他的弟弟埃伯哈特（Eberhard，885—939）把王位转让给军事实力强大的萨克森公爵捕鸟者海因里希。919年5月14日，海因里希前往弗里茨拉尔的王室行宫，在那里接受法埃伯哈特转交给他象征王权的信物（Insignien），埃伯哈特保留法兰克公爵的头衔，自称为“国王的朋友”，在王国的政治事务中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后，萨克森和法兰克的贵族们集会，一致同意埃伯哈特举荐的海因里希为国王。这次王位的交接标志着自克洛德维希一世以来的血缘王权基本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以各公国联合为基础的德意志王权。

四、德意志王国的政治基础

东法兰克王国是在抵御外敌入侵这一共同利益为前提的基础上共同选举出国王，一旦外敌入侵的威胁减小或者消除，这个基础就会动摇，更何况王国内各公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依然存在，尤其表现在对王位的争夺方面。919年5月，在弗里茨拉尔王室行宫举行王位接交时，巴伐利亚的贵族们违背埃伯哈特的举荐，推举他们的公爵阿努尔夫为国王。获得此讯的海因里希一世立刻发兵施瓦本，一直举棋不定的布尔夏德二世公爵没有进行任何的抵抗，“带着所有的城堡，率领全体人民”臣服海因里希一世，承认他为新国王，赢得了海因里希一世的信任，国王把王国的征税管理权（Fiskus）以及对教会的控制权（die Kirchenhoheit）都交与布尔夏德二世。自此，施瓦本公爵作为宫廷的官吏受到国王的重用。926年，布尔夏德二世去世，海因里希一世任命康拉德家族的赫尔曼（Hermann I.，?—949）为施瓦本的公爵，前公爵尚未成年的儿子布尔夏德三世（BurchardⅢ，915—973）被遣送到萨克森公国。布尔夏德三世后来成为德意志国王最信任的大贵族之一，他于949年回到施瓦本，被任命为施瓦本的公爵。

施瓦本公爵的臣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巴伐利亚公爵恶人阿努尔夫一世的政治立场。920年，海因里希一世出兵巴伐利亚，围攻阿努尔夫的居住地雷根斯堡。921年，被围困的阿努尔夫最终打开雷根斯堡的城门迎接海因里希一世入城，承认其为王国的国王，甘愿成为他的封臣。此后，阿努尔夫全力支持海因里希一世推行的王国政策，协助其出兵与波希米亚人（Bmen）和匈牙利人交战，海因里希一世称他是“我忠实的可爱的公爵”（unser treuer und geliebter Herzog）。海因里希一世给予阿努尔夫很大的信任，给予他任命公国主教的特许权和管理王国赋税的特许权。10世纪20年代以后，因抵抗匈牙利人的需要，一度脱离东法兰克王国的洛林公爵吉泽贝尔特（Giselbert，890—939）又回到海因里希一世国王的阵营中。928年吉泽贝尔特公爵迎娶海因里希一世的女儿，与王室的关系更为密切，成为五大公国中的一员，这五大公国构成德意志王国的主体。

10世纪以后，“德意志”（Deutsch）这个词在史料中频频出现，这个词的使用标志着不同于法兰克王国的一个新王国出现。从词源的角度来看， deutsch这个词溯源于古萨克森语thiod（“民族”或者“部落”），这个词的延伸意义是“讲这个语言的人”。加洛林王朝晚期，这个词是用来区分在法兰克王国内不讲罗马语言的人，即萨克森人、阿雷曼人、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以及图林根人，他们都居住在东法兰克王国境内。10世纪以后，“德意志”这个词逐渐取代了“东法兰克”，“德意志王国”是由萨克森公国、阿雷曼公国、巴伐利亚公国、法兰克公国以及在10世纪20年代以后重又回归的洛林公国这五大公国构成的一个联合体，五大公国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德意志王国的这种政体形式决定了德意志在此之后历史进程的特点。19世纪中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封·吉泽布莱希特评价海因里希一世当选为国王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一个新的、德意志王国的开始”；兰克的亲传弟子、实证主义史学的大家乔治·维茨称海因里希一世是“完全意义的德意志国王，他统治着一个真正的德意志王国”。20世纪以后的德国历史学家们也大多认为，919年王位交接这一历史事件是德意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捩点：“统治权转交给海因里希一世，这是从东法兰克王国向德意志王国过渡的重要一步。”

第二节 奥托大帝的内外政策

一、平定内乱

海因里希一世借助于五大公国联合起来的军事实力，在928年与929年之交的冬日抵挡住易北河上游斯拉夫人的进攻，占领勃兰登堡。933年，海因里希一世率领军队在里亚德战役（Schlacht bei Riade）中大胜不可一世的匈牙利人，最终消除了外族入侵的威胁。军事上取得的重大胜利，巩固了海因里希一世的王位，为了保证王位掌握在萨克森公爵家族的手中，同时也为了德意志的王位不再被分割，他毅然改变长久以来法兰克人由诸子继承王位的政治习俗，于929年明确指定他的次子奥托（Otto der Groe，912—973，962—973年在位）为其王位的继承人，但同时依然强调要经由诸公爵选举后才能合法继承。936年8月7日，在其父去世数周后，奥托几乎毫无争议地登上王位。根据维杜金德的记载，德意志的诸贵族首先在亚亨的“加洛林大教堂”的前厅举行了隆重的“普世选举”（electio universalis），高坐在王位上的奥托接受贵族们对他宣誓行效忠礼（Lehnseid），此后，在美因茨大主教希尔德贝特（Hildebert，?—937）的引领下身着法兰克式服饰的奥托国王进入教堂，宣布他是“由上帝选定的、君主海因里希指定的、由贵族共同推举的”国王，并接受民众的欢呼。大主教在大教堂的圣坛前为其施涂油膏礼，加冕为德意志的国王，紧接着奥托登上这座大教堂里专门为查理大帝安置的大理石的宝座，参加了弥撒的全过程。

奥托一世早年就参与其父王的政事，加冕执政后继续其父的执政政策。为改善东法兰克王国时期诸王与各公爵之间在政治上已经造成的紧张敌对关系，海因里希一世通过分别委任各大公爵参与管理王室领地经济的要职与之修好，与他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奥托一世在亚亨加冕时确认各公爵在宫廷中的最高要职：洛林的吉泽贝尔特公爵任司库大臣（Kämmerer），法兰克埃伯哈特公爵为膳务大臣（Truchse），施瓦本的赫尔曼公爵任掌酒大臣（Mundschenk），巴伐利亚的阿努尔夫公爵任御马监（Marschall）。另一方面，奥托还延续了法兰克时期的政治传统，依然把教会看作是世俗君王倚重的政治力量。早在海因里希一世执政时期就在极力地拉拢各公爵领地内的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920年他首度造访富尔达修道院，重申路德维希和康拉德先后给予修道院的特许权，以此强调该修道院作为王室私有修道院的地位。922年，奥托任命美因茨的大主教黑里格（Heriger，?—927）为德意志宫廷的大主教，希冀通过他把主教们紧密地围拢在王室的周围，进而掌握对全王国教会的控制权。新国王在登基仪式时强调的宗教性，也说明基督教教会对德意志新王权的重要性。

新国王在亚亨举行的盛典中登基，释放出奥托想要效仿查理大帝建立强势王权的野心，但他所面临的却是一波又一波的动乱和危机。在奥托登基的同一年，德意志东部边界的斯拉夫人力图借德意志王位更替之际摆脱与其采邑关系而起兵叛乱。奥托率军在平定斯拉夫人的叛乱战役中重用萨克森的贵族赫尔曼·比隆（Hermann Billung，900或912—973），任命他为军事首领（princeps militiae）。此后奥托又在易北河下游和波罗的海之间的区域额内设立边疆马尔克伯爵领地，比隆作为国王的封臣为该领地的伯爵，巩固了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势力。在萨勒河与易北河中游的区域内，奥托同样也在反击斯拉夫人的斗争中培植自己的亲信，在那里设立东部马尔克伯爵领地，提升萨克森的贵族格罗（Gero，900—965）为军事领袖。自939年以后的20余年的时间里，格罗多次镇压一再叛乱的斯拉夫人，不断扩大东部马尔克伯爵领地的范围，因此又被称之为格罗马尔克（Geromark）。

德意志东部地区一直是奥托异母同父的兄长唐克马（Thankmar，900或906—938）的垂涎之地，奥托在东部边界设立马尔克伯爵领地提升新贵族，激起唐克马极大的不满。937年，法兰克公爵埃伯哈特围攻黑尔莫城堡，因为城堡的领主拒绝与埃伯哈特建立采邑关系。黑尔莫城堡地处佩克尔斯海姆附近，与萨克森公爵领地比邻。为此，奥托要求埃伯哈特以及被围攻的城堡领主前往马格德堡接受王室法庭的审判，埃伯哈特被处以缴纳等价为100匹马的罚金，他的追随者也受到很重的处罚，心怀不满的埃伯哈特愤然与唐克马结成反奥托同盟。同一年的7月，巴伐利亚公爵阿努尔夫在临终前指定其长子巴伐利亚的埃伯哈特（Eberhard von Bayern，912—940）为继承者，然而继任者却拒绝向奥托国王宣誓效忠。938年初，奥托率军征伐巴伐利亚，但出师不利，唐克马趁机与法兰克的埃伯哈特联合公开举兵反叛。但唐克马的反叛没有在贵族间获得相应的支持，当奥托亲率大军兵临城下时，城堡里的贵族以及他们的军队不战而降，唐克马避难于彼得教堂之内，被国王的士兵刺死在教堂的祭坛旁。巴伐利亚的埃伯哈特欲放下武器与国王议和，但并没能达成一致。938年的秋季，奥托率军进驻巴伐利亚，放逐巴伐利亚的埃伯哈特，任命忠实于国王的巴伐利亚的埃伯哈特的叔父贝特霍尔德（Berthold，900—947）为巴伐利亚的公爵，巴伐利亚公爵领地与王室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奥托还在巴伐利亚设立行宫，委任行宫伯爵为国王的全权代理，处理王室在该地区的赋税和法律事务。

奥托的弟弟海因利希（HeinrichⅠ. von Bayern，919或922—955）曾在唐克马的叛乱中被俘，被迫逃亡法国，希冀在路德维希四世（LudwigⅣ.，920或921—954，936—954在位）国王那里寻求庇护。海因里希一直觊觎德意志的王权，不满其父将王位仅传给他的兄长，与法兰克的公爵埃伯哈特和洛林公爵吉泽贝尔特联合谋划反叛，势图借此机会收回洛林的法国国王路德维希四世也参与其中。939年10月，奥托一方面借助西法兰克王国内部的反王权势力，消除了来自西法兰克王国的威胁；另一方面与施瓦本公爵赫尔曼的军队联合，在安德纳赫战败法兰克和洛林的联军，埃伯哈特阵亡，吉泽贝尔特逃亡，海因里希被迫投降，但他获得其兄长的宽恕，被授予管辖洛林欧诺公爵领地的采邑权，但之后很快又被剥夺。941年复活节之际，海因里希再次密谋，甚至企图刺杀奥托夺取王位。东窗事发后，海因里希在奥托的行宫伏地忏悔，又一次获得其兄长的宽恕，化解了两兄弟之间的恩怨。海因里希于948年获得巴伐利亚公爵领地作为其从国王那里受封的采邑。

安德纳赫战役以及王位争夺之后，奥托在德意志王国内更站稳了脚，他通过联姻、培植亲信等方式调整与各大世族贵族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扩大德意志王室的领地范围。法兰克公爵领地是多次发生反叛的策源地，埃伯哈特公爵在安德纳赫战役中阵亡之后，奥托再没有另立公爵，而是亲自兼领法兰克公爵领地。他原本就已经亲领萨克森公爵领地，如此一来，萨克森公爵领地和法兰克公爵领地与德意志的王室领地连在一起，极大地扩大了王室势力能够直接干预的政治范围。早在983年海因里希就迎娶巴伐利亚公爵阿努尔夫的长女尤迪特（Judith，925—985）为妻，与德意志王室建立姻亲关系。948年，与奥托修好的海因里希因与尤迪特的婚姻成为巴伐利亚的公爵。施瓦本公爵赫尔曼的女儿伊达（Ida，?—986），因为没有兄弟而自然成为公爵领地的继承人，与其结亲的奥托的儿子利乌多尔夫（Liudolf，931—957）于949年顺理成章地成为施瓦本的公爵。洛林公爵领地一直处于东西法兰克王国的争夺之中，公爵的权力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制约。940年，海因里希曾一度领有洛林公爵领地，因再次反叛而被剥夺其享有的采邑权，此后洛林公爵领地一再易主。944年，奥托培植的亲信、萨利尔家族的红头发康拉德（Konradder Rote，922—955）伯爵被提升为洛林的公爵，三年之后奥托的女儿下嫁公爵，康拉德与王室有了姻亲关系。10世纪50年代末期，在联合而成为德意志王国的五大世族公国中，有两个直接掌握在奥托国王的手中，其他三个则与其有着极为密切的血缘关系或者姻亲关系，这就形成了一个与王室有着各种密切血缘或姻亲关系的贵族统治集团，成为德意志王权倚重的重要政治基础。

二、外结联盟

在对外关系上，奥托也沿用在其国内实施的政治手段。尽管法国国王路德维希四世曾经加入过德意志反奥托的联盟，但奥托依然通过其胞姐格贝尔加（Gerberga，913—969）的婚姻与法国国王路德维希四世修好，后者于942年放弃对洛林公爵领地的要求。奥托的妹妹哈德维希（Hadwig，914或920—950）嫁给在法国具有非常重要政治影响的法兰茨恩（Franzien）的公爵胡戈（Hugo der Groe，895—956）为妻。胡戈曾经为路德维希四世赢得王位助过一臂之力，法国国王称他为“我最亲爱的胡戈、法兰克的公爵、全王国在我之后的第二人”，他在法国持有多个伯爵领地和法兰克王室最原始的王室领地。胡戈公爵的强势无疑会对路德维希四世国王的王权造成不可避免的危机，10世纪40年代初，路德维希四世国王力图摆脱胡戈公爵在政治上的控制，与之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胡戈率军占领兰斯，驱赶忠于国王的兰斯大主教阿托德（Artoldvon Reims，?—962）。奥托的姐妹与法国这两大强势政治人物的婚姻为其介入其中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他于946年亲率大军进入法国支持路德维希四世国王，帮助国王的军队夺回兰斯，重新安插阿托德为兰斯的大主教。不甘心失败的胡戈公爵请求罗马教皇阿加皮二世（AgapitusⅡ.，?—955，946—955在位）出面解决在兰斯大主教任命上的纠纷，然而事与愿违。948年，教皇特使在英格尔海姆主持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作出决议，对胡戈公爵处以开除教籍的绝罚（Bann）。此后，奥托授命红头发康拉德出兵协助法国国王，迫使胡戈不得不于950年臣服路德维希四世国王。

干预法国内政的结果使奥托想要效仿查理大帝建立霸权的野心进一步膨胀，意大利是其不会忽略的一个重要地区。937年勃艮第的公爵鲁道夫二世（RudolfⅡ.，880或905—937）去世时，奥托就把公爵的儿子康拉德三世（KonradⅢ.，?—993）置于德意志王权的保护之下。然而，普罗旺斯的雨果（HugoⅠ.，?—947）因觊觎意大利的王位而将其触角伸向勃艮第，他不仅娶鲁道夫二世的遗孀贝尔塔（Berta von Alamannien，907—966）为妻，而且还让他的儿子洛塔尔（LotharⅡ.，928—950）迎娶贝尔塔的女儿阿德尔海德（Adelheid von Burgund，931或932—999）。俩父子与俩母女间的两个婚姻极为明显地表现出雨果的政治目的，他企图把勃艮第与普罗旺斯连在一起，更何况从946年起洛塔尔二世还继任了意大利的王位。雨果的政治野心阻碍了奥托实现效仿查理大帝的政治目的，为此他要求勃艮第的新公爵康拉德三世对其宣誓效忠，以其封君的身份介入到意大利的权势斗争中。

1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之交，普罗旺斯的雨果和意大利国王洛塔尔先后去世，他们的反对者贝伦加尔（BerengarⅡ.，900—966，950—161年在位）在奥托的支持下攫取意大利的王位，并把洛塔尔的遗孀阿德尔海德囚禁于加尔达宫殿的塔楼上，前王后的支持者们求助于奥托，这就为他提供了夺取意大利王位的一个良好契机。951年夏末，奥托率领浩浩荡荡的大军穿过阿尔卑斯山的隘口进入意大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直达帕维亚。意大利的贵族们纷纷倒戈，在众贵族的支持下奥托与被其解救的阿德尔海德结婚，并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意大利的国王。奥托效仿查理大帝被尊称为“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的国王”。

德意志后院起火阻挡了奥托继续向罗马的进军，952年春他班师回朝，授命他的女婿、红头发康拉德监管意大利。但让他所料不及的是，康拉德很快就与贝伦加尔达成协议，意大利作为采邑交由贝伦加尔领有。恼怒的奥托虽然接受了贝伦加尔的宣誓效忠，认同这一协议，却附加一项苛刻的要求，必须把维罗纳和阿奎莱亚从意大利分割出去并入巴伐利亚公爵领地，置于奥托异母弟弟海因里希的管辖之下。这一附加要求不仅让忠心耿耿的康拉德心怀不满，而且也使奥托之子利乌多尔夫极为不安。利乌多尔夫始终不满其父的意大利政策和新的婚姻，常在王国事务中与叔父海因里希针锋相对，尤其新王后于952年年末产下一子后，利乌多尔夫更加深刻地感到自己继承王位的地位受到威胁。利乌多尔夫与康拉德惺惺相惜，联合起来密谋反叛，在美因茨大主教弗里德里希（Friedrich，937—954）的帮助下，于953年复活节之际挟持奥托签订协约，要求他保证把德意志的王位传给利乌多尔夫。

三、奥托的教会政策

953年的反叛瓦解了奥托在王国内建立起来的以家族成员为核心的贵族统治集团，也让他深刻地认识到，家族的联合并不一定能保证王权的集权统治，必须培植能够抑制地方封建势力的新的政治势力，科隆的大主教布鲁诺（Bruno，925—965）为其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布鲁诺是奥托最小的弟弟，从小被送到乌得勒支的大教堂学校（Domschule）接受神学教育，939年回到奥托的宫廷继续接受神学教育。940年，奥托在宫廷内设立掌玺官（Reichskanzler），任命布鲁诺担任这一要职，同时还掌管宫廷教堂（Hofkapelle）。953年，布鲁诺由奥托授职为科隆的大主教，给予他国王的特许权，其中包括允许其在科隆市设防、开办市场、开办铸币所、征收关税等等，科隆成为王国中最重要的一座城市。不仅如此，还因为布鲁诺在平定利乌多尔夫的反叛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奥托把洛林公爵领地交与其掌管，以其取代红头发康拉德。布鲁诺在洛林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能，有效地均衡了教会和世俗之间的势力，稳定洛林的局势。奥托一世在布鲁诺治理的洛林看到一种新的统治模式，他把主教区作为各公爵领地内行使王权的一个据点。为此，奥托一方面通过任命主教控制主教区，另一方面在各地建立修道院。奥托给予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众多权利，他们不仅主持教区和修道院内的宗教事务，还获得国王封赐的土地，授予特许权，被委以执行世俗行政管理权和司法审判权。主教对教区的管辖权等同于世俗伯爵的统治权，由此建立王国教会制度（Reichskirchensystem），培植教会的政治势力。

954年，匈牙利人再次入侵德意志地区，共同抗击外敌的需要给予奥托重新获得王国内大多数封建主支持的大好时机，意欲反叛国王的公爵们力图借助匈牙利人的支持推翻奥托，反而激起王国内公众强烈的反对。同年6月，王国内的贵族们聚集在朗根岑召开王国会议（Reichstag），美因茨的大主教弗里德里希借此机会与奥托和解，红头发康拉德也再次向奥托宣誓效忠臣服于国王。眼看大势所趋的利乌多尔夫也不得不在4个月之后前往图林根请求其父的宽恕。同年12月，奥托在阿恩施塔特召开王国会议，重新调整贵族统治集团的结构。他提拔在平定叛乱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布尔夏德为施瓦本公爵，罢免美因茨的大主教，取而代之的是奥托的非婚生子威廉（Wilhelm，929—968）。奥托的兄弟、科隆的大主教布鲁诺兼领洛林公爵领地。

洛林一直是法国国王与德意志国王争夺的焦点之地，公爵领地内部的反对派与法国国王结盟增强其政治实力，身兼教会和世俗双重职务的布鲁诺有着同时调动教会和世俗政治力量的能力和权限。他在任职期间培养了一批能够胜任地方行政管理的教士，任命他们担任洛林各主教区的主教，同时又行使着地方管理的职责，这些主教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反对派实力的扩张。布鲁诺为奥托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统治模式，奥托在其王室宫廷的教堂里培养大批教士，并且掌握对王国内各大主教区和主教区的授职权，给予大主教和主教执行世俗行政管理权、司法审判权以及设防、开办市场、开办铸币所、征收关税等各种特许权，把教会完全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推行王国教会制度。奥托把这种王国教会政策与世族贵族的家族政策结合起来，给予教会与世族家族相同的政治、经济、司法以及军事的特许权，以便使教会和世族家族这两大政治势力能够相互制衡，巩固奥托的王权。

955年初，匈牙利人又一次进攻德意志王国，劫掠巴伐利亚公爵领地，威胁着施瓦本地区。同年8月，消除了王国内动乱隐患的奥托从各大公爵领地集结一支强大的军队，在莱希费尔德平原上与匈牙利人的军队展开激烈的战斗。德意志国王的军队在莱希费尔德战役（Schlacht aufdem Lechfeld）中取得巨大的胜利，遭受极大损失的匈牙利人最终停止了进入德意志向西欧迈进的脚步，奥托在王国内以及整个西欧的声望都有显著的提升。对外御敌的节节胜利再次激起奥托恢复查理大帝国的野心。同年，新上任罗马教皇约翰内斯十二世（JohannesⅫ.，937或939—964，955—963年在位）深陷罗马城内元老院贵族的斗争中不能自拔。959年，与其为敌的贝伦加尔率军从斯波勒托出发进攻罗马城，面对兵临城下威胁的约翰内斯十二世不得不派出使团向奥托求助。王国内的教会政策、意大利得天独厚的经济地位以及效仿查理大帝建立一个大帝国的野心，无疑都是促使奥托应允教皇求助的重要原因。961年5月，奥托在沃尔姆斯召开王国会议，敦促与会的贵族推举其年仅6岁的儿子奥托二世（OttoⅡ.，955—983，973—983年在位）为德意志的国王，随后在亚亨的大教堂为他举行了加冕礼。接着，奥托委托其叔父、科隆的大主教布鲁诺和其兄长、美因茨的大主教威廉辅佐这位新加冕的年幼的国王，以保证德意志王国内的安定。同年8月盛夏，奥托第二次率军长驱直入意大利，次年1月31日抵达罗马城下。962年2月2日，罗马教皇、罗马城内的教士和市民出城迎接，奥托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进入这座具有悠久传统的帝国首都，约翰内斯十二世教皇依据罗马帝国的传统在圣彼得大教堂为他及其妻子阿德尔海德施涂油礼，加冕其为皇帝和皇后。自此，他被称之为奥托大帝（Otto der Groe）。

为了提醒奥托一世应该是罗马教皇的保护者，约翰内斯十二世命人精制了一个“君士坦丁赠礼”的复制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新加冕的皇帝。但在奥托看来，德意志的国王是西欧最强大的君王，只有他能继承查理大帝的衣钵。在其加冕11天后的2月13日，奥托以皇帝的身份给予罗马教皇特许权，即“奥托特恩权”（Ottonianum），再次确认皮平和他的继任者先后给予罗马教皇的领地，并要求教皇以及罗马城的贵族们向奥托大帝宣誓效忠。奥托的要求违背了教皇的初衷，尽管约翰内斯十二世违心地宣了誓，但在新皇帝离开罗马城后，转而与他的宿敌、罗马城内的元老院贵族以及拜占庭的皇帝结成联盟，策划驱逐奥托在罗马任命的行政官。为此，奥托于963年秋季率军三进意大利，约翰内斯十二世闻风而逃，进驻罗马城的奥托于12月4日召开宗教会议，废黜教皇约翰内斯十二世，指定他的世俗封臣为教皇，称利奥八世（LeoⅧ.，?—965，963—965年在位）。不仅如此，奥托在重申“奥托特恩权”的同时还增添了新的内容：选举教皇时须经皇帝允许，新当选的教皇要向皇帝的特使宣誓，履行对皇帝的义务。

逃亡的约翰内斯十二世并不甘心被放逐，奥托大帝离开罗马城后他立刻与城内的反对派贵族联合起来，赶走了利奥八世，重新登上教皇的宗座。964年5月，约翰内斯十二世去世，罗马贵族们无视“奥托特恩权”中的规定，自行推举罗马贵族之子为教皇，即本尼狄克五世（BenediktⅤ.，?—965或966，964—966年在位）。964年6月，奥托进军意大利，围困罗马城数周之后重又掌控罗马城，废黜本尼狄克五世，将其放逐到北海岸边的汉堡市，恢复利奥八世教皇的职权。至此，奥托大帝实现了在西欧重塑一个大帝国的梦想，德意志的国王戴上皇帝的皇冠，德意志成为中世纪西欧历史上的一个大帝国直至20世纪初。

四、意大利的重要地位

东部边界一直是德意志国王关注和垂涎的地区。海因里希一世在建立萨克森王朝之初就继承了加洛林王朝的东进政策，不断进军多瑙河、易比河以北地区，把王国的边界延伸到斯拉夫人居住的易比河流域地区。奥托即位后继续实施其父的东进政策，为了加强对斯拉夫人的统治，一方面扩大了在东部边界马尔克伯爵领地的建制，在易比河下游、中游和萨勒河之间设立两个东部马尔克伯爵领地，以此为据点步步东移，德意志的贵族和农民也源源不断地殖民到东部马尔克伯爵领地。另一方面，奥托大帝为在这个新征服的地区施行政教二元的执政措施，加强在斯拉夫人中推行基督教化，在这两个伯爵领地内设立若干个主教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马格德堡大主教区。967年4月，奥托大帝在拉文纳宗教会议上获得教皇约翰内斯十三世（Johannes.，?—972，965—972年在位）的首肯，把原有的马格德堡主教区提升为大主教区，作为在易北河东岸地区斯拉夫人中间传教的大本营，以此为核心在易比河中游设立勃兰登堡、哈弗尔贝格，荷尔斯泰因的奥尔登堡、梅泽堡等诸多主教区。此后，这些新设立的主教区先后都被置于美因茨大主教的管辖范围内。同时，奥托大帝还在德意志的北部设立了石勒苏益格、里佩、奥胡斯等主教区，将其划归汉堡不莱梅大主教区的辖区内，即扩大这两个大主教区的辖区范围，同时也加强对新教区的控制和管理。不仅如此，奥托大帝还于937年在马格德堡建立圣毛里蒂乌斯修道院（St.-Mauritius -Kloster），赐予其大量的地产、享有在易北河东岸斯拉夫人地区众多的城堡以及在这个地区的各种用益权。

奥托大帝不仅通过传教和设立主教区、建立修道院等宗教政策施加对东部边疆地区的政治影响，而且还在这个东部边界地内设立一种新的建制，即以城堡为行政管理单位建制的城堡辖区（Burgwarde）。城堡辖区这种建制最先建于马格德堡，其行政职能是统治被占领的斯拉夫人地区，保护所在居民的安全，这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和军事防御功能的行政建制与大主教区和修道院进行传教的宗教政治作用相互结合。基督教化和军事防御稳定了东部边界的政治局势，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成为奥托大帝倚重的一股政治力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意志政治制度建构的走向。

奥托大帝的教会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保持与罗马教皇之间和睦的关系，并给予教皇有力的保护。965年末，罗马城内的贵族再次为争夺教皇的职位发生暴乱，奥托大帝于966年8月第五次率军进军意大利。在这次对意大利的远征中，奥托大帝把德意志的势力范围从意大利北部扩大至南部，967年在卡普阿接受贝内文托公爵潘德尔夫（PandulfⅠ.，?—?）的效忠宣誓。对奥托大帝来说，意大利的经济地位与罗马教会的宗教地位一样重要。10世纪意大利的商业和手工业活动都远比欧洲其他地区活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之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天然中转站，伦巴底肥沃的冲击平原，保留了罗马帝国时期工业技术的遗产和传统的米兰、热那亚、都灵等城市，这些都为意大利活跃的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正如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奇波拉在其主编的《欧洲经济史》中所阐述的：“特别在经济领域中，意大利比欧洲其他地方都远为先进。这个支配地位部分地源于她能坚守罗马与拜占庭古典传统的技术和优良的组织形式……”意大利从古代起就与东方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是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巨大分发站，奥托大帝多次进军意大利加强了其与德意志的密切联系，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意大利是德意志黄金供应的一个来源，越来越多的与东方的贸易，使黄金源源不绝地向阿尔卑斯山外流出。”在奥托多次进军意大利之后，德意志的君主基本控制了阿尔卑斯山通向中欧的各个隘口，从中获取丰厚的经济利益。

意大利在宗教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致使奥托一世执政时期经常滞留在意大利，疏忽了对德意志本土的统治，这就为德意志境内的地方贵族增强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提供了大好的机遇。973年5月7日奥托大帝去世之后，德意志南部的教俗贵族为争夺主教管辖区相互发生争斗，洛林、巴伐利亚等地区也多次发生动乱。奥托二世十八岁即位，此后他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平定帝国内各地此起彼伏的叛乱。他先发制人地治服了施瓦本公爵与波希米亚和波兰公爵企图推翻皇帝的密谋，用外交手段平息了有法国国王参与的洛林贵族的反叛，以及在巴伐利亚、帝国北部、西部发生的骚乱。尽管如此，奥托二世依然没有放弃实践其父重建“罗马帝国”的宏愿。980年10月，奥托二世率军远征意大利，扶持被罗马贵族赶下台的本尼狄克七世（BenediktⅦ.，?—983，974—983年在位）教皇，驱赶在意大利南部的阿拉伯人，重新把这一地区置于德意志皇帝的统治之下。然而，一场重病击倒了风华正茂的皇帝，983年12月7日，年仅28岁的奥托二世客死罗马。三周之后，3岁的奥托三世（OttoⅢ.，980—1002，996—1002年在位）在亚亨被推选为德意志的国王，由美因茨的大主教维利希斯（Willigs，940—1011）和拉文纳的大主教约翰内斯（JohannesⅩ.，?—998）在亚亨大教堂为其主持加冕礼。

新国王年幼登基，摄政权成为篡位者们争夺的对象。此时被奥托二世囚于亚亨、人称“争端者”的施瓦本公爵海因里希二世，（HeinrichⅡ. der Znker，951—995）在乌得勒支主教福克马（Folkmar，?—990）的帮助下获得自由，他以奥托三世叔父的身份向科隆的大主教瓦林（Warin，?—985）索要摄政权，此后又于983年复活节之际策动其亲信在奎德林堡选他为王。为了获得支持，“争端者”海因里希不惜与波兰、波希米亚以及法国的国王结成联盟，因此遭到以美因茨大主教维利希斯和萨克森公爵贝尔哈德（BedrnhardⅠ.，950—1011）为首的德意志诸侯的强烈反对。他们极力维护奥托三世的王位，拥立皇后塞奥法诺（Theophanu，955或980—991）为摄政王（Regent）。为了保住奥托三世的皇位，皇后塞奥法诺充分施展其卓越的政治才能。985年6月，她以封赐巴伐利亚公爵领地为条件与“争端者”海因里希相互妥协，原有的巴伐利亚公爵海因里希二世（HeinrichⅡ.，973或978—1004）改封为克恩滕的公爵；乌尔姆斯的奥托（Otto von Worms，948—1004）虽然失去了克恩滕公爵领地，但获得莱茵河上游以西的大片地区。皇后塞奥法诺对封地进行的调整既满足了反对派对领土的要求，也维护了忠诚者的利益。986年复活节之际，皇后塞奥法诺在奎德林堡召开王国会议，授命再次为奥托三世施国王加冕礼，效仿奥托大帝任命施瓦本公爵为司库大臣，巴伐利亚公爵为膳务大臣，克恩滕公爵为掌酒大臣，萨克森公爵为御马监。

994年9月，奥托三世成年亲政。幼年登基后就深陷王国内争夺摄政权漩涡之中，无疑给年仅15岁的少年打下了深刻烙印；另一方面，从小受到的古典和基督教的教育也为其储备了丰富的知识，他在亲政之后立刻显示出卓越的统治才能。毋庸置疑，戴上皇冠是奥托三世必须实现的政治目的，在稳定德意志境内的局势、消除斯拉夫人对易北河边界地区的威胁之后，奥托三世于996年3月出兵意大利。行进至帕维亚时获悉教皇约翰内斯十五世去世（Johannes，ⅩⅤ?—996，985—996年在位），奥托三世立刻任命德意志的宫廷教士（Kaplan）、乌尔姆斯的奥托的儿子布鲁诺为教皇，称格雷戈尔五世（GregorⅤ.，972—999，996—999年在位），他是中世纪历史上第一位德意志籍的教皇。新教皇上任后完成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于同年的5月21日加冕奥托三世为皇帝。新皇帝自称为“罗马皇帝奥古斯都”（Romanorum imperator augustus），他梦想再建一个罗马帝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为此，奥托三世启用精通罗马法的意大利韦尔切利的罗马法学家利奥为宫廷法庭（Hofgericht）的陪审法官（Beisitzer），协助年轻的皇帝发布敕令，起草法律文书。此外，他还招募了一批精通罗马古典文化的主教和大主教，他们对奥托三世的决策和帝国思想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奥托三世积极寻求与拜占庭皇帝的友好关系，在宫廷内施行古罗马的礼仪，明确地提出“复兴罗马帝国”（Renovatio Imperi Romanorum）的政治目标，甚至将这一政治口号印在皇室铸的钱币上。

奥托三世的政治目的决定了其掌控罗马的必然性，997年、1001年，奥托三世先后两次进军罗马，并且企图把德意志帝国的势力范围伸向波兰和匈牙利地区，然而突如其来的高烧击倒了怀有重建罗马帝国梦想的皇帝，1002年1月24日奥托三世在离罗马不远的潘泰诺城堡与世长辞。奥托三世的突然去世不仅让“复兴罗马帝国”计划付诸东流，波兰和匈牙利借机又摆脱了德意志皇帝的控制，而且还改换德意志帝国的王朝。年仅22岁的皇帝无子嗣，德意志的王位两易其主后，最终1027年由洛林公爵康拉德二世（Konrad II.，990—1039，1027—1039年在位）即位，开始了萨利尔王朝的统治。

第三节 帝国早期的社会和经济

一、帝国的社会阶层

在中世纪的西欧社会中，土地是唯一的资源，采邑制度以及社会的等级结构都是以对土地的占有权和用益权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土地的用益权决定了社会中不同群体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土地的所有关系决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国王、教俗封建领主、自由的和非自由的农民间的社会关系都是由于对土地的占有权和用益权决定的。

9世纪下半叶，在东法兰克王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意志王国除了洛林和意大利地区外，萨克森、巴伐利亚、阿雷曼、施瓦本等大多数地区都是查理大帝新征服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封建化起步比较晚，封建化的程度也相应地不太充分，尽管东法兰克王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法兰克一样都是封建的，但是采邑关系还没有完全构成东法兰克王权的基础，血缘和亲缘关系还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东法兰克地区的贵族阶层主要是由征服后移居在此的法兰克人构成，他们或是在征服时被查理大帝以及后来的君王派往那里担任某个职务的陪臣，或是与王室（皇室）有某种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贵族家族，即使是当地的氏族大贵族也通过与法兰克大贵族以及王室的联姻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形成一个由世族家族组成的强大的贵族集团，逐渐排斥和取代加洛林王朝时期的贵族家族的地方势力，成为德意志王权在当地实施统治的重要政治支柱。

德意志王国是一种个人联合的政体模式，国王只是个人联盟中的首领，国王与臣属之间具有庇护性质、以保护为原则的效忠关系，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是采邑分封，并且被基督教教会罩上一个神圣的光环，王权是上帝的委托，即“君权神授”。由此封建的国王既不再是日耳曼人军事部落体制的首领的概念，也不同于罗马帝国的皇帝。从日耳曼人军事首领和罗马皇帝这两者几乎完全不同的建制中产生出来的德意志和法兰西这两个封建国王，分别走了不同的历史路径。与法兰西王国比较而言，德意志王室占有雄厚的土地资源，萨克森王室不仅拥有萨克森家族的大片领地，而且还持有加洛林王室在东法兰克王国区域内的王室领地，王室领地中的一部分分散在各公爵领地内，由此王室领地的地产与公爵领地的地产相互交叉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些公爵领地内也存在着领有王室领地作为采邑的“王国贵族”（Reichsadel），或者称之为“我的封臣”（vasallus noster）。在德意志诸国王以及诸皇帝扩大东部边界的过程中，公爵、边疆马尔克伯爵、伯爵乃至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逐步进入国王封臣的行列，王国的官职转变为一种采邑（Lehn），公爵、伯爵、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都因为是国王的封臣获得采邑，封臣是国王在王国各地实施统治的执行者。在通过采邑制建立起来的这种个人联合的政体中，国王和各公爵乃至大主教、主教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上的亲与疏、近与远，以此获得土地的用益权，并且通过这些用益权获得领有领地的治理权，享有在领地内的司法审判权（Gerichtsbarkeit）、军事防御权（Wehrhoheit）、开办市场权（Marktrecht）、征收赋税权以及铸币权（Münzrecht）等经济权利。9世纪以后，采邑越来越世袭化逐渐地演变为封地（Benefizien），在封地上附着的各种权利提升教俗贵族的社会地位，增强了其对德意志王国政治事务的参与性，教俗贵族构成德意志社会的上层。

社会下层的主体是农民（Bauer），农民作为一个等级的出现是以农耕者脱离兵役为起点的。法兰克王国时期，诸国王都在引导日耳曼人“憎恨刀剑”“转向犁头”，社会不再需要农耕者的兵役义务，而是更需要他们投身于农业生产，让他们通过缴纳兵役税取代服兵役的义务。马克斯·韦伯在谈到这种经济的转变时着重提到人的身份的转变：“人在经济中的等级的个体的共同劳动越是必不可少，他就越减少了战争和掠夺的性质，这种类型的报酬对他来说就越少，他就有更多的机会被土地牢牢地吸住，那么从经济的意义上说他就被‘固着在土地上’并且——当然是相对而言——是非战争的。”由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增多，尤其是拓荒这一生产活动逐见成效，至10世纪耕地面积大大增加，从而引发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三圃制取代轮作制，不再强调播种、收割必须同时进行。另一方面，农业的经营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生产活动不再完全根据习俗或集体的决定进行，个体性的生产活动成为可能。社会经济活动的变化导致社会结构的演变，德国历史学家布伦纳认为，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过去的“农耕士兵”（Bauernkrieger）转变为单纯的“农夫”（Ackermann）。也是从这个历史时期起，社会不再按照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划分等级，而是根据人们在社会中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地位划分社会的等级，这种划分在国王的法令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早在808年，查理大帝在敕令中不仅规定禁止农民携带长矛和剑，即使是为了防身所用，只允许他们使用镐、短刀、镰刀等农用工具，用于生产活动或者防身。此后，这些农具成为农民特有的的社会等级的标志。不仅如此，敕令还明令规定农民穿着的颜色、布料的质地和样式。农民只能穿黑色的和灰色的用亚麻布缝制的衣服；上衣的开衩只能在两侧；做内衣和裤子的面料只能用7英尺长的粗布，不能用其他的布料；鞋子只能用牛皮做。只有这样的穿着才符合农民的等级。留长发，由专门的裁缝用多块的、优质布料做的衣服是贵族才能享有的特权，等级的界线是不允许逾越的。

德意志国王下层社会的组织基础是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制度。恩格斯曾经这样分析过：“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由于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差不多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从前一样，所以氏族制度还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自由人、半自由人、奴隶构成了马尔克的社会结构。马尔克中长期保持着日耳曼人的习俗，统治和管理马尔克的方式是“领地制”（Grundherrschaft）。

二、帝国的土地制度

“领地制”是现代的术语概念，德国历史学家格茨这样诠释这个概念：“领地制与财产和土地有关，也就是与土地的占有有关：支配土地是每个领地制都不可缺少的基础。作为一个技术的术语（terminustechnicus），这个概念同时含有组织、管理和使用方面的固定模式：这是从经济的角度理解领地制。此外，‘领地制’还含有从占有土地中派生出来的，并且是与之相关的统治权力。当然不是对农村的统治，是对在农村居住的人的统治：这是领地制的社会角度。把这两个因素组合起来说明了，哪里占有了土地，能对人实施统治的权利，哪里就有领地制。”9世纪中叶以后，领地制随着采邑的世袭化发展起来。领地的领主因为享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和各种权利实现对辖区内的统治，同时也就有了对领地内的人有监护的职能以及进行保护和庇护的义务，由此构成德意志中世纪早期政治统治的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领主具有军事力量，既可以自我保护，也可以为他人提供保护；在领地内受其保护的人向领主宣誓效忠，以赋税和服徭役（Frondienste）为条件获得耕地（Ackerland）。

领地制度中最基础的经济单位是农民的农庄（hoba，mansus）。农庄是一个包涵多种涵义的集合名词，它既是农民家庭居住所在，也是农民家庭租赁（Pacht）耕地的一个单位，同时还是农民缴纳租金和赋税（Steuer）的一个计量单位。领主的领地分为自营地和租赁地两类，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说：“从经济角度看，一份大产业与许多小地产在同一个组织中的共存是领地制的最基本的特征。”所谓大地产是指领主的自营地，由受领主庇护的农民以服徭役的方式耕种，他们领有领主的非自由农庄（mansi serviles）。小地产则是指自由农庄（mansiigenuiles）和半自由农庄（mansilidiles），领有者要缴纳规定的实物地租（Abgaben）。洛尔施修道院（Kloster Lorsch）在盖恩斯海姆有24个自由农庄，每年向每个农庄各征收1头仔猪、1只鸡、10只蛋、1车盖房子的木板、5车木料、用于雇女工的1个先令、1匹听候使唤的马；此外，每个农庄还要为修道院出徭役犁地、收割和运输。洛尔施修道院在这同一地区有30个非自由农庄，每个非自由农庄每年需缴纳1头仔猪、1只鸡、10只蛋，但是每年要服的徭役则是不定期的，有很大的随机性，此外每周还需服3日徭役，为女工交付15个第纳尔（Denar）。这些非自由农庄的农民因为承担不定期的徭役，因而在人身方面没有自由，被称之为非自由农（servi），也被称之为农奴（Leineigene）。

在领主的领地之外还有一个小土地持有者阶层，这个社会阶层可以追溯至日耳曼的部族社会，他们的祖先属于日耳曼人中的某个部族和亲族，能得到族长、家长或首领的保护和恩惠，是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的人。他们通常被安置在王室的大领地内、王国的边境地区、重要的交通要道和要塞周围，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只有防御的义务，并由此获得一块份地，享有自由的世袭承租权（freie Erbleihe），也就是说，享有完全的用益权和使用权。他们只需交纳固定的数额不高的息金，即“世俗什一税”，他们也服徭役，但每年只有两三天，多用于修路筑桥等公共事务。这些人被称为“国王的自由人”（Knigsfreie）。法兰克帝国解体后，在德意志王国的境内这批自由人的社会地位被保留下来，随着疆域基本稳定，这些“国王的自由人”不再负有防御的职责，而是转变为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佃农。他们虽然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是未经许可不得自由迁徙他地，要履行不迁徙的义务（Schollenpflicht），否则将失去国王司法权的保护，沦为其他封建主的依附农。他们中的一些人连同土地一起被国王赠送给教会和修道院，受教会法权的保护，成为教会和修道院的佃农，为教会交纳什一税。这些自由人通常墨守成规地在自己的份地上劳作，靠其生活，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很难有大的改变，德国历史学家包斯勒称这个社会群体的人为“不自由的自由人”。

三、村社的组织机制

持有自由农庄的自由农民、非自由农庄的非自由农民以及小土地持有农（coloni）松散地居住在“开阔地”（open fields），在那里形成了村庄。在自然形成的村庄里通常混居着自由农民、非自由农民和半自由农民，他们可以共同使用与村庄相连的公有地（Allmende）。不同身份的农民领有的耕地也都混杂地交叉在一起，这些耕地大多是长条形耕地（Langstreifen - Flur），在依然盛行轮作制农业经济模式时期，耕种长条地的农民，无论是自由的、非自由的还是半自由的都必须共同协商后耕种，因此村庄就成为一种“相邻关系的共同体”（Nachbarschftsverband）。属于这种相邻关系的成员居住在一个共同的地域界限范围之内，共同使用耕地的边缘地和林地，和睦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共同进行武装自卫，出于自然保护和互助的目的建立了这种“相邻关系”。毋庸置疑，在村庄里的共同生活，尤其是共同的农耕经济活动，增强了村民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德国历史学家格茨认为：“村庄首先是一个相邻的联合体，它是调解共同生活、进行经济协商所不可缺少的；同时，在危难时能互相帮助，它还参与家庭的事务。”

10世纪以来在西欧普遍开展的拓殖运动的历史时期，德意志的封建主们以马尔克为组织形式有目的地组织拓荒移民，按照马尔克的习惯法，分给参加拓荒的农民宅地、园地和份地。虽然份地的所有权是领主的，农民要为其服役纳租，但这种赋役一般都很轻。因此，在德意志地区保留并产生了各种类型的具有自由身份的自耕农：享有世袭租借使用权、受国王或伯爵保护、对他们有赋役纳租义务的王室的自由人或伯爵领地自由人；享有土地继承权并必须履行采邑义务的自由农民；因参与拓荒活动而得到土地用益权的沙滩地自由农，等等。这些新迁移到拓荒地区的农民尽管还要为领主提供赋役，但各种类型的特许权给予当地的依附农民很多优惠，致使这些依附农民逐步获得人身自由。因此恩格斯说，在法兰西“农民的土地总是变成了地主的土地，在最好的情形下，也要叫农民缴纳代役租、提供徭役，才归还农民使用。可是农民却从自由的土地占有者变成缴纳贷役租，提供徭役的依附农民，甚至农奴”；但是，“在莱茵河东岸，却还存在着相当多的自由农民”。这些自由农民大多居住在村镇里，以马尔克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国王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向国王交租赋役，由此被置于国王的保护之下，他们是国王的自由人。

10世纪以后，德意志的人口逐年增长，人口的增长无疑增大了对耕地的需求，从10世纪开始几乎没有中断过的拓荒运动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对荒野的征服运动。原有居民区周围的荒地几乎都得到改造，远离村庄的林地、沼泽地乃至海岸地区的冲击地也都被拓垦为良田。大规模的拓荒带动了大规模的殖民，为了吸引移民鼓励拓荒，德意志的国王以及大封建主们给予新建的居民区和殖民区的农民不同于旧庄园的法律身份，人身依附的农奴制（Leibeigenschaft）没有在新拓荒地区实行。尽管新开垦的土地依然是封建主的，但农民则通过缴纳租金换取了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出现新的拓荒自由农民（Rodungsfreier）。这个时期较为广泛流行的政治谚语“拓荒使人自由”（Rodung macht frei），无疑是农村中农民获得新的法律身份的真实写照。

四、商业与手工业

如果说德意志的东北边疆政策推进了此后持续几个世纪的东部殖民（Ostkolonisation），那么自奥托大帝以来持续的意大利政策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意志的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9世纪，由于阿拉伯人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的制海权，诺曼人的不断侵扰破坏了北海沿岸的贸易往来，西欧地区的交通往来逐渐转移到内陆河道。内陆河流是一种天然的交通要道，与那个时代极不发达的陆路交通比较而言，水路运输载货量大、速度快，成本也比较低，更何况德意志境内的莱茵河、多瑙河、美因河等都是具有通航能力的河道。莱茵河是欧洲内陆最重要的水路之一，它贯通欧洲南北，连接地中海与北海，而且还有众多能通航的支流。通过这些支流一是可以进入多瑙河水系到达斯拉夫地区，二是可以与黑勒之路（Hellweg）相通，三是可以向东和向北进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航线到达英伦三岛，四是可以流经弗里西亚，沿北海岸到达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这种四通八达的水系交通为德意志的远程贸易提供了极为便利的优势条件，在这些水系的要冲之地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城市，如科隆、雷根斯堡、哈雷、汉堡、不莱梅、马格德堡、奥格斯堡、维尔茨堡等等。这些城市或者是国王的行宫所在，或者是大主教的驻节地，在这些城市里开办的市场（Markt）或者市集（Messe），为王室和大贵族增加了不菲的经济收入，位于美因河注入莱茵河河口处的美因茨甚至被称之为德意志“王室的黄金泉源”（aureum regnicaput）。因而，德意志的国王们始终把王国境内的陆路、水路交通都置于王权的保护下，在莱茵河等多条水路上设立通行税卡，委派代理人收取通行税。

奥托时期，德意志的贸易大多都集中在边境城市，雷根斯堡是与匈牙利和波兰进行贸易的重要城市，10世纪成为中欧与拜占庭进行贸易往来的分发站；哈雷和马格德堡集中了对波罗的海的贸易；汉堡和不莱梅无疑是与英国和北欧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中转站。961年末、962年初，奥托大帝第一次进军意大利之后，中欧通过阿尔卑斯山隘口的所有通路都在德意志皇帝的控制下，来自东方的货物以及黄金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中欧，进入多瑙河、莱茵河水系，在王室控制的城市继续分发到西欧和北欧，德意志的王室通过通行税卡获得了丰厚的收入。远程贸易的收益与王室的领地一起构成了德意志王权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四节 奥托时代的文化和艺术

一、修道院里的文化

法兰克帝国晚期，整个西欧因外族的入侵都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政权发生变化，农业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文化也受到很大的损害，教堂、王宫遭到洗劫，曾经是文化中心的修道院几乎都遭到严重地抢劫，基督教文化自然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挑战。10世纪，奥托大帝及其继任者建立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在这个过程中奥托继承加洛林的传统，把教会作为新政治秩序的一块重要基石，大主教、主教以及修道院院长掌有很大的世俗权力，社会的基督教化是奥托帝国实行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由此再次促进基督教文化的复兴，修道院的修道士们也再次成为复兴基督教文化的主力军。10世纪中叶，帝国南部和西部那些直属帝国的大修道院，如赖兴瑙、圣高卢、圣马克西米等都迁移到宫廷附近，在教育和文化方面为宫廷服务。

奥托一世第一次进军意大利时就召集那里的学者，把他们安置在帝国的修道院内。对奥托时期的文艺复兴起到极大推动和领导作用的是他的弟弟、科隆的大主教布鲁诺。布鲁诺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在为奥托一世设计帝国新的行政机构时，极力推行教育，复兴文化，积极付诸实践。中世纪早期，无论是世俗王公还是大小贵族，几乎都很少受过教育，能写会读的人只有那些教士和修道士，这不利于国王法令的颁布和实施。在布鲁诺的倡导下，德意志的贵族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修道院学习文化，提升贵族和教士的知识水平。这个时期颇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希尔德斯海姆的贝恩瓦尔德（Bernward，950或960—1022）。

贝恩瓦尔德出身于萨克森的贵族家庭，从小在希尔德斯海姆的主教堂学校（Domschule）接受古典和基督教的教育。977年在其叔父的引领下进入了奥托二世的宫廷，此后又通过奥托二世的未亡人进入奥托三世的王室，成为其重要的幕僚。993年，贝尔瓦尔德由美因茨的大主教维利希斯授职为希尔德斯海姆的主教。希尔德斯海姆是奥托家族的大本营，是萨克森德王室的政治权力中心，奥托一世第二次进军意大利返回后从罗马运回圣埃皮法尼（Epiphanius，439—496）的部分遗骸，供奉在希尔德斯海姆的教堂里，以此提升该教会的宗教地位。虔诚者路德维希皇帝在位时就在希尔德斯海姆建立主教堂学校，奥托一世从罗马搬运回十万余册书籍，在这里建立了主教堂图书馆（Dombibliotek），这是德意志北部地区最古老的图书馆，也是奥托时期最重要的教育中心。雄心勃勃的贝尔瓦尔德试图把希尔德斯海姆教会打造成第二个罗马教会，他仿照5世纪20年代的教皇克勒斯丁一世（CoelestinⅠ.，?—432，422—432年在位）在罗马建造的圣萨比娜教堂的建筑风格，于1015年改建希尔德斯海姆主教堂西部的大门，为中世纪德意志的教堂建筑史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即贝恩瓦尔德门（Bernwardtstür）。

在奥托宫廷中最博学的当属格贝特（Gebert，950—1003）。格贝特出生于法国的欧里亚克，在西班牙的圣玛丽娅·德·里珀尔修道院（Kloster Santa Maria de Ripoll）学习过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学等古典七艺，精通文法、逻辑学、数学以及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同时他还接触过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格贝特被公认是那个时代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学者，他以在修辞学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著称，但更为著名的是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建树。900年之后，西欧发现了公元前1000多年前的一种计算工具（Abacus），格贝特凭借其扎实的算术知识将其应用于实践中，是西欧中世纪古典计算工具的发明者。格贝特是最早向欧洲介绍阿拉伯数字和“0”的学者，但欧洲人广泛使用阿拉伯数字和“0”还是在12世纪之后。此外，格贝特还是在中世纪的西欧最早使用星盘（Astrolabium）的学者。982年，格贝特担任意大利博比奥修道院的院长，991年被授职为兰斯的大主教。他是奥托三世的授业老师也是其政治顾问，对奥托三世的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决定都有毋庸置疑的影响。998年戈贝特担任拉文纳的大主教，次年被奥托三世指定为罗马教皇，称西尔维斯特二世（Silvester II.，950—1003，999—1003年在位）。西尔维斯特二世在政治上支持奥托皇朝“复兴罗马帝国”的政治目的，为其提供神学政治理论依据，这无疑对此后中世纪历程中的历任皇帝都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二、教会学校

设立主教区是奥托家族历任皇帝在实施东部边疆政策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在设立主教区和建立修道院的同时兴办了修道院学校和主教堂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马格德堡的大主教教堂学校。这所学校是在奥托一世的庇护之下由英利茨修道院的第一任院长安诺（Anno，?—?）建立的，兰斯的格贝特和被誉为“萨克森西塞罗”的奥特里克（Ohtrich，?—981）都曾在该校任教，他们为学校带来了很大的声誉。布鲁诺任科隆大主教后，也在科隆大主教教堂兴办了主教堂学校，吸引西欧各地的求知者慕名而来。马格德堡的主教堂学校和科隆的主教堂学校是分别设在德意志东部和西部的两个教育中心，奥托时期的国王和皇帝越来越多地在这两所学校中遴选主教和大主教。

维尔茨堡的主教堂是德意志西部的又一个教育要地，维尔茨堡的大主教珀波（Poppo，?—961）曾担任过奥托一世的掌玺官，他邀请意大利诺瓦拉的经院哲学家斯特凡（Stephan von Novara，?—?）到此任教。沃尔姆斯的主教堂学校是由安诺继马格德堡主教堂学校之后建立的又一所重要学校，这里因阐述主教授职权的理论而闻名遐迩。奥托三世的掌玺官希尔德巴尔德（Hildebald，940—998）、科隆的大主教黑里贝特（Heribert，970—1012）以及奥托一世的重孙、教皇格雷戈尔五世（GregorⅤ.，972—999，996—999年在位），都曾经在该校学习或执教。可以说，奥托时期的主教堂学校为帝国培养了忠实于帝国宫廷的高级教士，他们为德意志实行政教二元统治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影响着王权制定教会政策的走向。

奥托时期的大教堂学校承担了编年史的撰写工作。955年，伦巴底的宫廷编年史家柳特普兰德（Liutprand von Cremona，920—972）进入奥托一世的宫廷，961年被任命为克雷莫纳的主教。他曾任奥托的特使出使拜占庭，958年完成历史著作《诅咒书》（Liber antapodoseo），记述888年—958年在欧洲发生的历史事件。此后，柳特普兰德又撰写了《奥托王朝史》（Historia Ottonis）和《君士坦丁堡出使记》（Relatio delegatione Constantinopolitana）。968年，科尔维的维杜金德（Widukindvon Korvei，925—973）完成了2卷本的《萨克森史》（Res gestae Saxonicae）的编撰，第一卷记述从萨克森部族至海因里希一世的历史。第二卷描述的是奥托一世的业绩，详细地阐述奥托一世在罗马的加冕礼、建立马格德堡主教区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奥托家族有着密切联系的编年史家、梅泽堡的主教蒂特马尔（Thietmar，975—1018）于1012—1018年间撰写的8卷本的《编年史》（Chronik），涵盖了908—1018年间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同时还撰写了为奥托家族歌功颂德的《虔诚的萨克森国王们的生平和功绩》（Saxonie regum vitammoresque piorum）。奥托时期还应该提到的是甘德尔斯海姆的赫罗茨维斯（Hrotswith von Gandersheim，935—973），她是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她用拉丁语的六音步诗行体（Hexametern）撰写了《奥托史诗》（Gesta Ottonis），描述奥托家族以及他的政治功绩。奥托时期，有关主教、公爵等各种人物传记也很流行，无论是编年史还是人物传记都配有手绘的彩色插图，形成特有的风格，最具代表性的是特别制作的奥托颁布给教会的《奥托特恩权》。

奥托时代的大主教教堂学校不仅是宗教学术的中心，同时还是那个时代宗教艺术的中心，是加洛林时期艺术的传承者。曾经在大主教教堂学习过的一些主教或者大主教们，如科隆的布鲁诺、列日的诺特格（Notger，?—1008）、特里尔的埃格伯德（Egbert，950—993）、美因茨的维利希斯、帕德博恩的迈因维尔克（Meinwerk，975—1036）、希尔德斯海姆的贝恩瓦尔德、沃尔姆斯的布尔夏德（Burchard，965—1025），等等，都在任职期间对所在主教区的教堂进行修缮，对教堂内部进行装饰，创造宗教人物的雕塑，形成奥托时代的艺术风格。奥托时代的教堂建筑比加洛林时期更有规则性，教堂外部更像是带有尖塔的城堡，内部的设计比较简单，但布局较有系统性。与礼拜堂相连接的是内堂和两个后殿，后殿呈半圆形，有两个十字形的耳室。教堂内装饰的圣经人物的雕塑姿态生动，色彩鲜艳。虽然这个时期的石雕还不多见，但木雕和铸铜的雕塑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最具代表的是上文提到过的“贝恩瓦尔德门”。

第四章 主教授职权之争前后

自奥托大帝时期起，教会和修道院就是德意志王室施政的一大政治支柱，萨利尔王朝更是延续这一政策，在给予修道院和教会特许权的同时，又牢牢地掌控着对修道院院长和主教及大主教的授职权。出于同样的政治考量，德意志的皇帝染指教皇的任免，并积极支持罗马教会的改革。罗马教会通过改革提升宗教权威，不甘受世俗君权的制约，扩大了对世俗政治的影响力。由此，罗马教会与德意志皇帝的矛盾加剧，最终因争夺对主教的授职权而激化，酿成公开的对峙。罗马教会与反皇帝的贵族联合起来，采取对海因里希四世皇帝（HeinrichⅣ.，1050—1106，1084—1105年在位）处以绝罚另立新王的策略，迫使德意志皇帝不得不妥协，走上了卡诺萨之路。

主教授职权之争不仅改变了德意志皇权和教权的关系，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贵族的社会结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贵族在其领地的权势以及对帝国事务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第三等级也在此期间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自由农民和非自由农民因为土地的持有权和用益权有所改变；其次，城市的复苏培植了新的市民阶层，成为第三等级中新的社会因素。城市是王权新的经济来源，市民阶层则是王权依靠的新的政治力量。

在卡诺萨事件中示弱的海因里希四世平息了帝国内的政治动荡，再次对罗马教会发起反击，重新控制罗马教会。新上任的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Ⅱ.，1035—1099，1088—1099年在位）与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反对派再次结盟；此间，乌尔班二世还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及十字军国家的建立极大地提升了罗马教皇的权威，海因里希四世皇帝则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已有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海因里希四世晚期与其子的争斗削弱了皇权的权威，导致海因里希五世登基后不得不与罗马教皇妥协，双方签订《沃尔姆斯协议》，皇帝放弃对主教的授职权，但保留对主教区的经济权。

第一节 修道院和教会的改革

一、萨利尔王朝的东方政策

萨克森奥托家族的海因里希二世（HeinrichⅡ.，973—1024，1014—1024年在位）死后无子嗣，与奥托家族有着姻亲关系的萨利尔家族有了获得王位的机遇。奥托一世执政时期，萨利尔家族的红头发康拉德因与奥托的女儿结为连理进入奥托王朝的统治集团，从伯爵上升为公爵，在与德意志的王权诸侯贵族的争斗中萨利尔家族的势力不断壮大。10世纪以后，萨利尔家族因为与王室的近亲关系受到奥托三世的重用，995年，康拉德二世年仅5岁就被封为克恩滕公爵领地的公爵。康拉德二世从小丧父，在沃尔姆斯的主教布尔夏德（Burhard von Worms，965—1025）的监护下长大。1016年康拉德二世与施瓦本公爵夫人吉塞拉（Gisela，989—1043）缔结婚姻，吉塞拉是施瓦本公爵领地的继承人，又通过1014年的第二次婚姻有了勃艮第公国的继承权，康拉德二世迎娶吉塞拉的政治目的不言而喻，这也自然引起海因里希二世皇帝的警觉。海因里希二世以该婚姻不符合基督教教规为由，将康拉德驱逐出施瓦本，致使康拉德二世与皇帝间的关系陷入紧张状态，终因海因里希二世染病身亡才未导致紧张关系的恶化。

海因里希二世去世几周后，德意志的教俗贵族们于1024年9月4日聚集在美因河畔的坎巴选举国王。康拉德二世高贵的出身使他成为德意志王位最有利的竞争者，在美因茨大主教阿里伯（Aribo，990—1031）的强力举荐下，与会的教俗贵族大多都推举康拉德二世为德意志的国王。同年9月8日，阿里伯在美因茨的大主教教堂为其施国王加冕礼，然而他却拒绝为吉塞拉施王后加冕，王后的加冕礼是由科隆的大主教皮尔格林（Pilgrim，?—1036）于9月21日主持。自此之后，科隆大主教和美因茨大主教在德意志境内有了相同的宗教权威和政治地位。

萨利尔家族年轻国王的登基虽然改变了德意志的王朝，但新王朝依然延续前朝提出的“复兴罗马帝国”的政治方向。与萨克森最后一位皇帝海因里希二世比较而言，新国王更善于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东部边疆问题。

10世纪中叶，位于奥得河与布格河区间的波兰人（Polanen）在梅什克一世（MieszkoⅠ.，922或945—992）大公的领导下迅速崛起。梅什克一世大公通过政治联姻的手段扩大其政治影响，如果说他与波希米亚公爵女儿的婚姻更多的是出于其政治目的，他的儿子博莱斯瓦夫（BoleslawⅠ.，965或967—1025）的几次婚姻的政治目的则更是昭然若揭。博莱斯瓦夫的第一次婚姻是与迈森边疆马尔克伯爵的女儿，这次婚姻的目的是其父为了实现将触角伸进到德意志的迈森边疆马尔克伯爵领地的政治企图。虽然此举得到施瓦本公爵争端者海因里希的认可，但功亏一篑，梅什克随即结束了儿子的这段婚姻。985年他让儿子与匈牙利的一位贵族家族定亲，但因匈牙利与波希米亚之间近乎发生军事冲突，这段婚姻仅维系了两年就结束了。987年，博莱斯瓦夫与索布人（Sorben）多布罗米尔贵族家族的埃姆尼达（Emnida，973—1017）成亲。索布人居住在萨克森和勃兰登堡之间的区域，与德意志的迈森、劳齐茨和北方三个边疆马尔克伯爵领地相邻。992年，博莱斯瓦夫继承大公之位，不仅很快就统一了波兰人的各个部族，并且以多布罗米尔贵族家族所在地为权力中心，借助奥托三世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成为德意志东部边疆地区最大的威胁因素。海因里希二世执政期间，这种威胁因素被激化为公开的军事冲突。康拉德二世登基后，改变前任的政策，主动放弃与波兰、波希米亚以及匈牙利有争议的一些地区，与其修好，保证东部边疆地区的安定。

1026年，康拉德二世借助伦巴底主教们的支持戴上伦巴底国王的铁王冠。次年的3月26日，教皇约翰内斯十九世（JohannesⅩⅠⅩ.，?—1032，1024—1032年在位）在罗马为康拉德二世和他的妻子主持了隆重的加冕礼。科隆、美因茨、特里尔、马格德堡、萨尔茨堡、米兰以及拉文纳等大主教区的大主教们，在当时有着很大影响力的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奥迪洛（Odilo，962—1049）等至少70位高级教士，以及随康拉德二世前往罗马的世俗大贵族们见证了这次加冕礼。加冕后，康拉德二世给意大利的修道院和主教区签发17份证书以显示皇帝在意大利地区的权威。同年4月，康拉德二世离开罗马率军南下，接受了南意大利卡普阿、贝内文托和萨莱诺三个地区贵族们的效忠宣誓。

在罗马的加冕以及在意大利取得的胜利提升了康拉德二世在德意志本土的权威，与此同时，他又利用勃艮第与法国之间的矛盾，获得勃艮第的王冠。康拉德二世不仅坐上德意志的皇位，而且还拥有德意志、伦巴底和勃艮第的三个王冠。为了稳固在德意志的统治，康拉德二世迟迟不在那些已镇压谋反叛乱的地区任命公爵和伯爵，而是派遣忠实于他的王室封臣（Reichsministerialitt）管理这些空缺公爵和伯爵的领地土地财产。王室封臣是王室中没有人身自由的侍从，康拉德二世通过他们实际控制公爵领地和伯爵领地的土地收益，扩大皇室的财源。这些王室封臣虽然被委以重要职务，但享有的权利有限，缺少能够在政治上形成割据一方的经济基础。王室封臣是康拉德二世依靠的较为可靠的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二、支持修道院的改革

教会和修道院是康拉德二世稳固皇权所借助的又一股政治力量。德意志帝国是一个没有建立完善行政机构的公国和王国的联合体，维系这个联合体的是各大公爵对皇帝的承认和效忠、“君权神授”的皇权思想以及罗马教皇施与加冕礼的仪式。作为圣彼得代理人的教皇为皇帝施的加冕礼是对普世的一种宣言，表明皇帝的绝对权威。从奥托一世起，历任德意志的国王都要尊崇在罗马进行皇帝加冕礼的传统，这也是历任德意志的国王进军意大利的最重要的政治原因。奥托一世建立的诸侯与教会并存的政治体制在海因里希二世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他继承自奥托一世以来德意志皇权对教会采取的一贯政策，一方面慷慨地赠与主教领地和各种权利，另一方面又牢牢控制对主教的授职权、设立主教区的权利以及主持和授意召开宗教会议的权利，甚至还参与制定教会的教规。通过这些措施，海因里希二世培植了一个教会诸侯群体，有效地制衡公爵和伯爵的政治势力，以此巩固德意志皇权的权威。康拉德二世在承续萨克森王朝教会政策的同时，更加强对教会的控制，通过教会统治整个帝国，同时也更强化其对修道院的政策。

修道院制度始于3世纪的埃及，源自于东方隐修士的生活模式，4世纪传入西欧。圣奥古斯丁、教皇格雷戈尔一世（GregorⅠ.，540—604，590—604年在位）等教父学家们（Kirchenvater）按照基督教的教义，用“原罪说”、“赎罪说”等基督教的教义将其理论化，对其进行改造，改变东方隐修制度完全退避社会苦修孤寂的生活方式，把进行农业体力劳动看作修行的重要方式，把隐修的生活方式融进基督教，由此给予修道院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职能。5世纪末至6世纪中期，西欧的修道院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影响的是修道士诺尔西亚的本尼狄克（Benedikt von Nursia，480—547）。592年，本尼狄克在意大利中部的卡西诺山上建立一座修道院，制定约束修道士生活的院规——本尼狄克院规，开创西欧修道院制度的最初模式。修道院的生活方式和组织原则表明了在现世生活中人们要减轻所承受的原罪压力、改变人的本性的强烈意识。然而，修道院成长起来的动力是因为其所具有的经济因素，它从传入西欧时起就为世俗贵族创造了很大的财富，尤其是在拓荒垦殖活动中修道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许多农业生产中心都是在修道院的组织下创造出来的。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修道士们是最有条理的、在政治上最没有危害的、也是最便宜的教员。政治统治者们所希望得到的支持再没有比修道士们对被统治人民的影响更保险的了。”

9世纪外族入侵时，西欧各地的许多修道院都遭受劫掠，动荡不安的时局使修道士们无法恪守修道院的规程，修道院的房屋和地产被世俗贵族占有，本尼狄克院规也几乎完全被人遗忘。909年，兰斯大主教区的主教们在特罗斯勒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一致谴责修道院的世俗化现象：“城镇空寂无人，修道院被焚为废墟，土地荒芜。正如最初生活在没有法律或约束的状态中感情用事的人们那样，现在每个人都各行其是，无视上帝和人世的法律及教会的法规。满目皆是对穷人的暴力和对教会财富的掠夺，人与人之间就像海中之鱼那样弱肉强食。修道院未能幸免于难，它们有的被异教徒摧毁，另一些则被劫掠剥夺得近乎一无所有。即使那些幸存的修道院，也不复存在对教规的遵从。它们不再拥有合法的上司，因为它们甘受世俗的统治。因此，在修道院中，我们看到的是俗人修道院长和他们的眷属，他们的卫兵及他们的看门狗。”

9世纪中期以后，西欧的封建主们一直试图恢复正在逐渐消失的修道院制度，重建和新建修道院，任命那些有名望的修道士担任院长，赠给修道院地产，授予他们各种特许权，修道院因获得有条件的自由而实现自治。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克吕尼修道院。克吕尼位于今天法国中东部的勃艮第地区，9世纪下半叶在阿奎丹公爵威廉三世（WilhelmⅢ.，900—963）的管辖之内。克吕尼原本是一个小教堂，威廉公爵在此基础上扩建修道院，并在910年9月11日落成典礼上，任命在当时负有虔诚盛名的圣马丁修道院的修道士贝尔诺（Berno von Baume，850—927）为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威廉把原来属于这个教堂的房舍、葡萄园、耕地、牧场、树林以及依附农，都赠给克吕尼修道院，要求院长依据本尼狄克院规严格管理和监督该修道院里的修道士，修道士们有义务为威廉和其家族成员祈祷。

克吕尼修道院的修道士们过着严格的禁欲生活，每天除了做礼拜、诵读圣经和唱赞美诗之外还要从事各种繁重的农业和手工业劳作。修道士必须毫无保留地服从院长，遵守修道院的院规，要做到放弃财产、禁欲、绝婚、缄默、服从、谦恭、友善。为了防止世俗对克吕尼修道院财产和宗教事务的染指，威廉公爵把克吕尼修道院献给使徒彼得和保罗，由罗马教皇监护。克吕尼修道院的修道士们有权共同选举领导他们的院长，可以自主选择信任的主教为其主持授职仪式，也可以自己选择修道院的庇护者。在克吕尼修道院里，修道院院长是使徒的代理人，修道院所在主教管辖区的主教未经院长的邀请不能擅自进入修道院，修道院享有较为充分的自主权和自由权。克吕尼修道院虽然仅仅是着眼于重建修道院内部的宗教生活秩序，但是却显示出一种新的有秩序的基督教社会原则，这是克服封建社会中无政府状态的一种新的措施，因而很快就成为封建世俗贵族可以借助的力量，勃艮第的大贵族们都把自己领地内的修道院交由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进行改革，或成为克吕尼的子修道院。自927年之后，法兰西的国王和罗马教皇先后多次给予克吕尼修道院各种特许权，首肯其已经享有的一切宗教和世俗的权利，允许其按照自己的模式对其他修道院进行类似的改革。在王权和世俗大贵族的推动下克吕尼修道院的改革得以传播，形成大规模的修道院改革运动。改革后的修道院表现出一种基督教的、自治的、有秩序的原则，成为10至11世纪西欧封建社会中无政府状态下的一支新的政治力量。“那些无视道德或法律的无法无天的封建贵族发现了某种比残暴力量更强的东西的存在，这是他们不敢视而不见的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修道院的改革运动对德意志王权的教会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德意志，开始推行克吕尼改革运动的是海因里希二世皇帝。海因里希二世青年时曾在希尔德海姆修道院接受教育，培养出一种割舍不断的宗教情节。他与克吕尼修道院的第五任院长奥迪洛有着极密切的交往，在他还是巴伐利亚的公爵时就已经在积极地推行克吕尼修道院的改革，登上德意志的王位之后，更是把修道院的改革运动引入德意志王国的统治政策之中。继位初期，海因里希二世面临着平息地方封建势力叛乱和巩固集权的重任，他试图把克吕尼修道院在改革中建立的秩序和服从的原则吸收到帝国的统治中，下令在普吕姆、斯塔布罗、赫尔斯费尔德、赖兴瑙、富尔达、科尔沃韦、乌勒梅迪、圣马克西米、甘德斯海姆等修道院进行改革，把上述修道院都置于皇帝法权的保护下，成为直属帝国皇权的修道院。在他的授意下，德意志境内的一系列修道院都以改革的形式被置于王国教会的管辖之下。康拉德二世登基之后更是大力支持修道院的改革，他重用前朝修道院改革的干将斯塔伯洛的珀波（Poppovon Stablo，978—1048），委托他在洛林的林堡建立一所修道院，并且指令他对洛林地区的十几所修道院进行改革。为了推行修道院的改革，珀波同时身兼17所修道院的院长。通过珀波对洛林地区修道院的改革，康拉德二世获得洛林贵族对其在政治上的支持，也因为修道院的改革改善了与法国国王海因里希一世（Heinrich I.，1008—1060，1027—1060年在位）之间紧张的关系。抑或可以这样说，与其前任比较而言，康拉德二世更多地是以支持修道院改革运动这种和平的方式稳定德意志各地的局势；同样，他也通过教会平息了在意大利发生的动乱。

1039年6月，海因里希三世（HeinrichⅢ.，1017—1056，1046—1056年在位）成为德意志的君主，他进一步强化修道院与帝国皇权的直属关系。他为多个修道院颁布诏书，解除这些修道院与捐建贵族间的关系。贝罗米斯特修道院和舍尼修斯修道院是由克莱托的伯爵建立的，海因里希三世于1045年分别给这两个修道院颁布证书，给予它们与帝国教会和修道院同等的各项权利，使它们脱离与伯爵的从属关系，成为直属帝国的修道院。同年，海因里希三世在给帕维亚的圣玛丽娅·塞纳托立斯修道院的证书中强调，确立该院与帝国的直属关系，以此为前提给予其自由。乔万尼修道院（Kloster Giovanni）是由蒂特的伯爵建立的，该院于1047年获得海因里希三世的证书，规定它是帝国的直属修道院。海因里希三世通过对修道院的改革强化皇权对修道院的主权，他给予改革后不受世俗封建主管辖的修道院自由，以此来确定修道院与皇权的直属关系。帝国的统治权所以能和修道院的自由相提并论，是因为自由被看作是自愿地服从上帝和他的教会，自愿地服从上帝在世俗的代理人——帝国的君主。

11世纪初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意大利北部作为东西方中介贸易的优势越加突显出来，奥托大帝以来德意志的历任皇帝都是通过任命这一地区的主教和大主教掌控这一地区，给予他们司法审判、开办市场、铸币、征收关税等各种司法和经济的特许权，尤其是米兰的大主教阿里贝托（Ariberto，?—1045）。阿里贝托曾是海因里希二世和康拉德二世的积极支持者，他曾力荐康拉德二世远征意大利，而且还帮助他获得了伦巴底的王位，亲自为其主持伦巴底国王的加冕礼。这些大主教、主教掌握着北意大利的城市，控制着市场、港口和水陆交通要道，他们与这一地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城市市民（Bürger）和骑士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1035年末、1036年初，米兰市的市民和骑士联合起来反对大主教阿里贝托，与其率领的军队发生武力冲突。北意大利局势的动乱促使康拉德二世做出再次远征意大利的决定。1037年初，康拉德二世进入意大利，为了获得伦巴底贵族和市民的支持，他罢免了阿里贝托米兰大主教的教职，任命其宫廷教士继任米兰的大主教。

海因里希三世不仅在帝国境内大力支持修道院的改革，同时还加强与罗马教会之间的联系，在他的支持和影响下，修道院的改革被引入罗马教会，引发了罗马教会的改革。

三、罗马教会的改革

康拉德二世留给海因里希三世的是一个实力较为强大的帝国皇权，但是他却一度忽视了与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致使罗马教会陷入罗马城内教俗贵族之间的纷争之中无力自拔。11世纪40年代，罗马教会再次因教皇的人选问题陷入罗马世俗贵族的派系斗争中。1032年，年仅18岁的迪奥菲拉特被罗马图斯库拉讷家族安置在教皇的宗座上，称本尼狄克九世（BenediktⅨ.，1012—1055，1032—1048年在位）。本尼狄克九世利用教皇的权势打击其他家族的反对派，且行为残暴荒淫，激起了罗马城内各社会阶层的强烈不满。1045年1月，罗马人赶走了本尼狄克九世，选举萨比纳的主教约翰内斯为教皇，称西尔维斯特三世（SilvesterⅢ.，?—1063，1045—?年在位），但这一选举并未能改变罗马教会的局面，他刚上台不久就被罗马城内的贵族图斯库拉讷兄弟赶下台。不甘失利的本尼狄克九世眼看得不到罗马社会各阶层的支持，深感即使重登圣宗座也难以为继，自身地位极不稳固，他遂以1000磅的白银把教皇的职位卖给他的教父格拉蒂安，称格雷戈尔六世（GregorⅥ.，?—1047，1045—1046年在位）。1046年，西尔维斯特三世和本尼狄克九世先后返回罗马，都称自己是合法的教皇，这样就在罗马教会中出现三个教皇并存的局面。罗马教会的这种局面以及教皇受控于罗马城的贵族，不仅不利于德意志皇帝对意大利的控制，而且也动摇了“君权神授”这一神学政治理论的实际基础，这对德意志的皇权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为了平息罗马教会内部的派系争斗，消除这一潜在的威胁，巩固皇权集权统治的政治，德意志国王海因里希三世毅然于1046年9月率军启程前往意大利。10月25日，海因里希三世在帕维亚主持召开宗教会议，严厉谴责买卖圣职（Simonie）的行径。12月20日，海因里希三世再次在罗马的苏特立宫主持宗教会议，以冒充教皇罪监禁西尔维斯特三世，以买卖圣职罪放逐格雷戈尔六世。3天后，海因里希三世再次召开宗教会议废黜本尼狄克九世，指定德意志班贝格的主教苏伊特格为教皇，称克莱门斯二世（ClemensⅡ.，1005—1047，1046—1047在位）。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新教皇克莱门斯二世为海因里希三世夫妇主持皇帝和皇后的加冕礼。然而克莱门斯仅在位一年就去世，本尼狄克九世返回罗马，重登圣宗座。海因里希三世派遣卡诺萨的博尼法修斯（Bonifatiusvon Canossa，985—1052）将其逐出罗马，另立布里克森的主教珀波为教皇，称达马苏斯二世（DamasusⅡ.，?—1048，1048—1049年在位），但他即位仅24天后就暴卒。1049年2月12日，海因里希三世指定他的堂兄图勒的大主教布鲁诺为教皇，称利奥九世（LeoⅨ.，1002—1054，1049—1054年在位）。

图勒主教区所在的洛林地区直至11世纪都在各大主教和主教的控制之下，其中科隆的大主教是这一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洛林地区的科隆、图勒、梅斯、凡尔登等重要的大主教和主教都与德意志皇室有着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或者姻亲关系，德意志的历任皇帝掌握着对该地区教职的任免权。自10世纪以来，图勒主教区就积极推广修道院改革运动，这个地区的修道院以高尔茨修道院（Kloster Gorze）的改革为模式。高尔茨修道院由梅斯的大主教于748年建立，深受博尼法修斯的影响，修道院一直在大主教的掌控之下，严格地遵守和执行本尼狄克院规。匈牙利侵入洛林地区时，高尔茨的修道士们为避难四处逃散，修道院因此而衰敝，修道院的地产被当地的教俗贵族瓜分。933年，梅斯的主教阿达贝尔洛（AdalberoⅠ. von Bar，?—962）重建高尔茨修道院，任命以苦修著称的修道士约翰内斯（Johannes von Gorze，900—974）为院长。重建后的高尔茨修道院比克吕尼修道院更严格地遵守禁欲的生活制度，它与克吕尼修道院最大的区别是，修道院的自治和自由是在主教的监护下。

高尔茨和克吕尼改革的重要区别在于，克吕尼修道院是在私有教会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因而它只能直接置于罗马教会的监管之下，尽管这种监管是有名无实的，但修道院借助教皇给予的免受主教管辖的豁免权，抵制私有教会的领主染指修道院的财产和宗教事务，建立起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宗教团体。高尔茨修道院是在德意志帝国教会的体制上进行的改革，修道院在大主教的监管之下，修道院的所有宗教事务以及院长的选举都要获得大主教的同意和批准，完全服从于大主教。高尔茨修道院的这种改革模式有助于增强大主教、主教在地方的宗教和政治的权势。利奥九世是高尔茨改革派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他在担任该主教区的大主教期间就牢牢地控制了教区内的所有修道院，同时还要求教区内的教士也同样要遵循修道院的禁欲生活制度。

洛林地区的主教们十分重视从教义理论上阐明修道院的改革运动。10世纪末、11世纪初，列日的主教诺特格（Notger von Lüttich，?—1008）在他的教区内成立当时颇有名望的教堂学校，从教会法权和教义的角度阐述修道院的改革。在洛林的列日主教区的教堂学校培养了一批在此后的罗马教会的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改革骨干，让布卢修道院的院长奥尔贝特（Olbert von Gembloux，?—1048）、沃尔姆斯的主教布尔夏特（Burchard von Worms，965—1025）、乌得勒支的主教阿达巴尔德（Adalbald II.，?—1026）以及列日的主教瓦措（Wazo von Lüttich，?—?）等等。奥尔贝特院长和布尔夏德主教以德意志帝国的教令为基础，编辑11世纪的教会法令集，瓦措主教是最早批评世俗干预教会事务的教士。利奥九世登上圣宗座之后，把高尔茨修道院改革的模式引入罗马教会，他不仅依靠德意志皇帝的势力抑制罗马城内贵族对教会的渗入，而且还从他后来所在的主教区和邻近的教区挑选一批积极主张改革的有名望的教士进入罗马教会，他们中间有修道士希尔瓦坎迪达的洪贝特（Humbert von Moyenmoutier，1006或1010—1061），勒米尔蒙的胡戈·坎迪杜斯（Hugo Candidus，?—1099），洛林公爵的兄弟、副主教弗里德里希——即后来的斯蒂芬九世教皇（StepahanⅨ.，1020—1058，1057—1059年在位），以及后来成为教皇格雷戈尔七世（GregorⅦ.，1020—1085，1073—1085年在位）的希尔德布兰德。这些力主改革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协助利奥九世平息了罗马教会内部的派系斗争，形成一个以教皇为首的改革派核心，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由7位枢机主教（Kardinal）、28位枢机祭司和18位枢机副祭司组成的枢机主教团（Kardinalskollegium），罗马教会自此有了一个坚实的常设机构，这就杜绝了由某个有势力的贵族家族或者世俗势力操控罗马教会的可能性。利奥九世在德意志皇帝海因里希三世的支持下，依靠枢机主教团与罗马的大贵族展开不妥协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焦点是反对买卖圣职。

买卖圣职涉及到教会的权限、宗教仪式的权限，关系到教会的自主和自治，是导致教会世俗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反对买卖圣职的斗争首先得到德意志皇帝海因里希三世的支持，他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多次召开的宗教会议上颁布法令，明令禁止以购买或贿赂的手段获得任何教区的或者修道院的职务。改革派的核心人物则在神学理论上对此进行了阐述，1054—1085年这30余年间，希尔瓦坎迪达的洪贝特撰写了三卷本的论著《斥买卖圣职者》（Libritres adversus simoniacos）。他认为，授予主教权杖和戒指的仪式应该完全是教会的权力，教会的任何职务都不应该由世俗授予，无论他是国王还是皇帝，而是应该按照传统的基督教教义由教士或者教徒选举产生。洪贝特认为，买卖圣职是一种罪过，是异端（Hresie）的行为，那些通过购买或贿赂获得圣职的人主持任何圣事都是无效的。洪贝特还特别强调，不仅要谴责那些通过买卖手段窃取圣职的人，而且更要严厉地指责那些出售圣职的人。与此同时，利奥九世也颁布教令，因贿赂得到圣职的教士须经过重新审定后才能再接受授职礼（Weihe）。

禁止买卖圣职的一个有效措施是严肃教会内部的纪律，首先制定了教士的独身制（Zlibat）。进行改革的教皇认为，娶妻生子的教士不会全身心地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基督，而且还会因为继承权致使教士的职位成为世袭，那些世袭教士职务的家族不可避免地要瓜分教会的财产，教会的权力也因之被分割，教会的世俗化无法避免。只有那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奉献给基督的教士组成的教会才能成为基督教社会的中心。利奥九世实施的反对买卖圣职、教士独身制以及要求教士坚持禁欲等改革措施的最终目的，是要求所有教士都无条件地服从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1049年，利奥九世在法国兰斯召开的宗教会议上宣布，在基督教教会中教皇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采取各种措施实现这一宣言。

利奥九世通过授予改革的修道院各种特许权，尤其是给予修道院免受当地主教管辖的豁免权，将其置于罗马教会的直接管辖下。依附于罗马教会的修道院得到了有条件的自由，即：修道院要服从罗马教皇的管理，只有教皇才有权为由修道士们共同选出的院长主持授职礼。他在给予德意志南部地区修道院的所有特许权中都强调修道院与教皇的隶属关系，修道院要遵守“罗马的传统”，多次强调只有教皇才能为修道院的院长主持授职仪式。利奥九世还积极建立与地方教会间的直接联系，他在任期间周游西欧各地，在罗马停留的时间总计不足6个月。利奥九世在所到之地召开教区或教会省的会议（Synoden），斥责买卖圣职的现象，强调圣职要由教士选举产生的教士担任，用教令规范教士的道德行为，大力推行独身制，禁止世俗通过任何手段瓜分教会的财产。不仅如此，利奥九世还经常派遣教皇特使出访各地，把教皇的通谕传到各地。教皇的亲临和教皇特使的频繁光顾，直接干预各地的教会事务，教皇的教令所具有的法权超越了封建领主的司法权，从而具体地实践了教权至上的理论。为了证明教会的权威高于任何封建领主，利奥九世组织编撰教令集，以《伊西多尔教令集》（Isidorus Mercator）为依据，收集了公元2世纪以来历任教皇的将领书信以及历届宗教会议颁布的教令和宗教法规，其中包括著名的《君士坦丁赠礼》。这部此后被证明是伪造的《伊西多尔教令集》（Pseudoisidor）得到利奥九世的充分肯定，视其为教会法的权威性资料，并在书信中多次引用。

利奥九世通过巩固和扩大教皇国的实际领地为教权的权威构筑了实际的支座，为此，他与德意志皇帝海因里希三世达成协议，以停止对班贝格主教区行使教会法权、放弃征收富尔达修道院的税金为代价，换取贝内文托公爵领地的统治权，将其归为罗马教皇的直辖领地。为了扩大在意大利的领地范围，利奥九世还把目标对准土地辽阔、物产丰富、与东方有着持续贸易往来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早在8世纪，南意大利的一些重要的经济地区都被归入拜占庭的皇室领地，这些地区的主教脱离了罗马教皇的管辖。9世纪，由于阿拉伯人占领西西里，拜占庭的势力逐渐地退居到君士坦丁堡，1016年诺曼人占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半岛。重新把罗马教会的势力扩张到南意大利，是利奥九世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他多次出巡南意大利，在当地推行修道院改革，1050年任命教会改革的得力干将洪贝特为西西里的大主教，以加强罗马教廷对该地区的影响力。为了达到目的，利奥九世还不惜动用武力，于1053年亲率教皇军进攻在意大利的诺曼人，但由于德意志皇帝海因里希三世中途撤军，没有履行助他一臂之力的诺言，致使教皇军孤立无援，惨败奇维塔。利奥九世被诺曼人俘获，关押数月后才获释返回罗马。这是罗马教会第一次凭借武力扩大领地，在此之前，罗马教会一直把宗教信仰作为精神武器，以此获得丰厚的土地和财产，借助宗教信仰对世俗的政治事务施加影响。利奥九世采取的军事行动说明罗马教会开始朝着宗教诸侯国的方向发展。

罗马教会对南意大利的政策引起了始终垂涎该地区的拜占庭帝国的敌意，为了抵制罗马教会势力的扩张，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米恰尔·色鲁拉里乌斯（MichaelⅠ. Cerularius，1000—1059，1043—1058年在位）发出连环信，通谕南意大利地区的主教们，谴责罗马教会主持的圣餐礼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因此是无效的，并且宣布没收那些按照拉丁仪式举行礼拜的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利奥九世针锋相对，援引收录在《伪伊西多系教令集》中的“君士坦丁赠礼”予以反击，因为在“君士坦丁赠礼”中明确说明了罗马教会的地位：“我们决定，彼得的教区统治其它四个教区——亚历山大教区、安提阿教区、耶路撒冷教区和君士坦丁堡教区，以及全世界所有教区，罗马教会的最高教士在任何时候都比全世界所有教士更高尚、更光荣。关于宗教礼仪及信仰问题，其裁定权应高于所有人。”利奥九世还进一步指出：“没有人能够否定，彼得及其继承人决定着整个教会的制度和结构。就像门轴启合着门而本身并不移动一样，彼得及其继承人有权宣判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人都不许背叛或者怀疑他们的身份，因为最高主教不受任何人仲裁。”1054年，利奥九世派遣枢机主教洪贝特和洛林的副主教弗里德里希为教皇的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与米恰尔·色鲁拉里乌斯进行谈判，但遭到其拒绝，同时还阻止他们在君士坦丁堡按照罗马教会的礼仪主持礼拜仪式。同年的7月16日，洪贝特当着众教徒的面把罗马教皇有关革除色鲁拉里乌斯及其追随者教籍的训谕呈献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圣坛上：“我以神圣不可分割的圣父、圣子、圣灵之名，以及全体参加过7次大公会议的、具有使徒职务的神父之名宣布，将米恰尔及其同谋者处以绝罚，羞辱所有的买卖圣职者、瓦利齐派教徒和所有的异端者，以及魔鬼及其代理人。”色鲁拉里乌斯毫不妥协地予以回击，他召开宗教会议，指责洪贝特等人“像雷霆、或风暴、或冰雹，或者更准确地说，像野猪一样，为了推翻真理，自黑暗之西方来到虔信之国”，宣布将罗马教皇的使节革除教门。长期以来东西方教会之间在教义、领地等方面日益激化的矛盾最终酿成公开的冲突，最终导致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Das Morgenlndische Schisma），在基督教中形成了以罗马教会为首的天主教教会（katholische Kirche），以君士坦丁堡教会为首的东正教教会（Orthodoxe Kirche）。

经过改革的罗马教会加强自身的建设，有了较为坚实的核心集团——枢机主教团，以此增强罗马教会的独立性，抵制世俗势力对教会事务的染指，尤其是在选举罗马教皇方面，罗马教会的改革派力图通过改革选举教皇的程序摆脱德意志皇帝的控制。在这同一时期，德意志的皇位因海因里希四世幼年登基、皇后阿戈内斯（Agnes von Poitou，1025—1077）为摄政王（Reichsverweser）而摇摆不定，这也为罗马教会提供了有利的时机。1057年7月28日，教皇维克托二世谢世，枢机主教团违反奥托一世以来的惯例，未经摄政皇后的同意于8月2日推举圣卡西诺修道院院长弗里德里希为教皇，即斯特凡九世（StephanⅨ，1020—1058，1057—1058年在位）。这是进入中世纪以后第一位不受任何世俗政权干涉、由罗马教会自己选举出来的教皇。斯特凡九世上任仅一年就去世，罗马城内的图斯库拉讷家族企图再次掌控罗马教廷，推举其家族的枢机主教为教皇，称本尼狄克十世（BenediktⅩ.，?—1073至1085之间，1058—1060年在位）。以希尔德布兰德为首的枢机主教团借助洛林公爵戈特弗里德（GottfriedⅢ.，?—1069）的军事力量赶走本尼狄克十世，选举佛罗伦萨的主教格哈德为教皇，即尼古劳斯二世（NikolausⅡ.，990或995—1061，1058—1061年在位）。1058年，枢机主教洪贝特再次为了斥责买卖圣职撰写了《斥买卖圣职者》的第二卷，书中明确阐明反对买卖圣职的目的是要彻底清除包括德意志皇帝在内的所有世俗势力在教会中的影响，他重申圣奥古斯丁的宗教理论，天国的权力高于地上的权力，因此精神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他讥讽由世俗任命的圣职是“头脚倒置”，违背了基督教的教规（canon），是蔑视基督教的信仰。为了杜绝再次出现世俗干涉教皇选举的事件，尼古劳斯二世教皇于1059年在拉特兰宫召开宗教会议，颁布选举教皇的敕令（Papstwahldekret），该敕令中规定只有枢机主教有权推荐教皇候选人，由枢机主教团认可，下级教士和世俗只能对枢机主教团的决议表示赞同或反对；教皇候选人只能从罗马教廷的枢机主教中遴选，只有当教廷中没有合适人选时才能在其他教会中挑选；可以在罗马城以外的任何地方举行选举教皇的程序。1059年的选举教皇敕令可以说是罗马教会提出教权至上理论的最初宣言，它的依据是“君士坦丁赠礼”。“君士坦丁赠礼”的核心内容是：圣彼得是基督耶稣的“宗徒之长”，是被指定为上帝圣子在世上的代理人，教皇是圣彼得的继任，因而他应该享有至高的统治权，君士坦丁的皇权只是地上的，他尊敬和称颂代表天国权力的罗马教皇，为此他迁都君士坦丁堡，罗马城应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统治基督教世界的教皇只能由罗马教廷选举。

在对教义理论进行再三诠释的同时，尼古劳斯二世还改变了进一步谋求南意大利领地的策略，他派遣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院长道夫利乌斯即后来的教皇维克托三世（ViktorⅢ.，1027—1087，1086—1087年在位）于1059年3月在诺曼人占领的坎帕尼亚、阿普利亚、卡拉布利亚地区的所有修道院中推行罗马教会的改革措施，同时还任命枢机主教希尔德布兰德为教皇的特使，频繁地与诺曼诸侯接触，与诺曼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占领意大利的诺曼人一直被视为入侵者，这种身份给他们的对外交往带来诸多不利，诺曼诸侯一直尝试改变自己的外来者的身份，罗马教会向他们伸出的橄榄枝很快就被接受。1059年8月，诺曼公爵阿普利亚的罗伯特·吉斯卡德（Robert Guiskard，1015—1085）和卡普阿的伯爵理查德（Richard von Capua，?—1078）与教皇在梅尔菲签订和约，罗伯特和理查德向教皇行臣服礼，对其宣誓效忠；教皇把他们占领的地区作为罗马教会的采邑分封给他们，为此他们每年要向教皇交纳采邑税，负有保护教皇的义务。尽管诺曼人是一个极不顺从的封臣，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外扩张，甚至还于1061年袭击教皇国的领地，多次抢劫和火烧罗马城，但与诺曼人建立的采邑关系使罗马教会有了除德意志皇权之外的又一个可以借助的军事力量，继诺曼人之后，教皇又与西班牙的阿拉贡王朝确立了采邑关系，在勃艮第、匈牙利都有了自己的世俗封臣。

与世俗封建主之间确立的采邑关系促使罗马教会的权力欲膨胀，罗马教会要确立其在基督教世界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一定要摆脱世俗权力对教会宗教事务的干预，在这个历史时期德意志皇权面临的危机为罗马教会谋求权力提供有利的契机。

第二节 授职权之争

一、雄霸一方的大贵族

海因里希三世执政期间，将其统治重心放在意大利，他虽然以基督教君主的身份掌控罗马教会，然而却疏忽了对德意志境内地方贵族的防范，致使德意志境内的封建诸侯有了扩大自身政治势力的空间，与王权的矛盾凸显出来，首先在洛林公爵领主权的问题上演化为公开的冲突。

奥托一世以来，洛林公爵的领主权一直在萨克森王室的掌控之中。959年，科隆的大主教布鲁诺把洛林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即上洛林和下洛林，以防止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反对势力。1037年，洛林曾一度统一，并且有效地阻止了法兰西的国王吞并洛林的企图。1044年，洛林公爵戈策勒（GotzeleⅠ.，970—1044）逝世之后，海因里希三世为避免对王权造成政治上的威胁，无意促成一个强大的洛林大公国，再次把洛林公爵领地一分为二，把上洛林分封给戈策勒公爵的长子戈特弗里德（GottfriedⅡ.，965—1023），下洛林则分封给在政治上非常平庸的公爵的次子戈策勒二世（GotzeleⅡ.，1008—1046）。海因里希三世的决定引起戈特弗里德的强烈不满，他于1044年末、1045年初以及1047年两次举兵哗变，但都以失败告终，海因里希三世重新又掌控了洛林公国的局势。逃亡的戈特弗里德在意大利的中部和北部建立新的势力范围，成为抵抗德意志皇权的反对派。

自919年以来，萨克森公爵家族把持着德意志的王位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该家族得到当地贵族的有力支持。1024年，法兰克的萨利尔家族继承德意志的王位，萨克森贵族在德意志王国内的政治影响逐渐减弱，与德意志王室之间出现裂痕。然而，萨克森地区对于王室经济的影响依然如故。这里有王室庄园、王室的行宫宫廷，哈尔茨的茂盛森林和拉梅尔斯山脉的银矿依然是王室不可缺少的经济支柱。萨利尔王朝康拉德二世执政期间，启用王室封臣经营和管理这些产业，逐渐剥夺萨克森贵族长期以来享有王室产业经济利益的权利，以比隆家族为首的萨克森封建诸侯对德意志王权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为了抑制比隆家族政治势力的扩张，海因里希三世于1043年任命图林根的伯爵不莱梅的阿达尔贝特（Adalbert von Bremen，1000—1072）为汉堡不莱梅的大主教。教皇利奥九世授予他管辖12个主教区的教权，海因里希三世给予他世俗伯爵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不仅如此，海因里希三世还扩大哈尔伯施塔特和希尔德斯海姆两个主教区主教的世俗权势范围，以此牵制萨克森贵族们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海因里希三世加强对银矿和森林资源的控制和管理，在经济上钳制比隆家族等贵族。海因里希三世的一系列政策激起萨克森贵族的极大不满，他们曾计划谋杀海因里希三世，只是因为海因里希三世突然去世而未付诸实施，但在萨克森地区已经形成的反对派对德意志王权构成的威胁并没有因此有所减小。

德意志南部地区的巴伐利亚公爵领地、施瓦本公爵领地以及克恩滕公爵领地是萨利尔王室的大本营。这些地区的封建贵族与王室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在支持王权实行统治政策的同时，他们的权势也在随之增长，而且对制定王室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乃至与王室发生冲突。1052年，巴伐利亚的公爵康拉德一世（KonradⅠ.，1020—1055）因为反对海因里希三世对匈牙利进攻的政策而被废黜，不得不逃亡他乡。海因里希三世随即把巴伐利亚公国分封给了逃亡者的妻子及他的两个儿子，引起众贵族的不满，先后站在康拉德一边，形成一股潜在的反对国王的势力。可见，海因里希三世执政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已经形成了诸侯分裂帝国的态势。

1056年10月5日，海因里希三世猝然辞世，其子海因里希四世年仅6岁登基为德意志的国王，由其母阿戈内斯摄政。次年7月，摄政皇后的政治顾问维克托二世教皇辞世，软弱的皇后无力控制德意志的政治局面，萨利尔王室在各地的领地先后被各地的公爵蚕食瓜分。逃亡在外的洛林公爵戈特弗里德重又获得下洛林的领地；施瓦本和勃艮第几易他手后落到西南德地区最强大的的莱茵费尔登的公爵鲁道夫（Rudolf von Rheinfelden，1025—1080）的手中；萨克森的诺特海姆的伯爵奥托（Ottovon Nor the im，1020—1083）控制巴伐利亚上升为公爵；策林格家族的贝特霍尔德（BertholdⅠ.，1000—1078）成为克恩滕的公爵。一贯支持德意志王权的科隆的大主教和不莱梅的大主教也趁机分割王室在教会中的权力，并且还控制所辖大主教区内世俗伯爵的领地，拥有类似公爵的权力和地位。

德意志实行的是王国教会制，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长都是王国统治集团中的成员。“奥托特恩权”给予他们较为广泛的权利，他们在所管辖的教区内行使的不仅有宗教权利，而且还有司法权、经济权、军事权以及各种社会公共权。阿戈内斯皇后摄政期间，科隆的大主教安诺（AnnoⅡ.，1010—1075）与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SiegfriedⅠ.，?—1084）、诺特海姆的伯爵奥托以及不伦瑞克的伯爵埃克贝尔特（EkbertⅠ.，?—1068）等萨克森的教俗贵族们结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同盟，1062年4月，安诺甚至劫持12岁的海因里希四世，迫使阿戈内斯不得不交出摄政权，委任安诺和不莱梅的大主教阿达尔贝特为摄政大臣。安诺和阿达尔贝特利用掌握的统治权扩充自己的实力，其中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是解除了一批修道院与皇室的从属关系。安诺把马尔梅迪修道院（Kloster Malmedy）、科尔里和维里希修道院（Kloster Vilich）据为己有，阿达尔贝特则把王国的重要修道院罗耳士（Kloster Lorsch）和科尔维修道院（Kloster Corvey）划归到他的管辖区内。安诺和阿达尔贝特都控制了所在大主教区的所有修道院和伯爵领地，获得了近似公爵的政治地位，几乎成了德意志的无冕君主。

二、恢复集权的王权

1065年，海因里希四世成年亲政，年轻的国王从亲政之初就试图要削弱教俗诸侯在德意志王国中的政治影响，重建王权的集权统治，收复王室失去的领地和经济权利。他首先派遣施瓦本地区的王室封臣进驻萨克森，在曾经是德意志王室重要经济命脉的萨克森多处地方修建城堡，尤其是在戈斯拉尔行宫附近建立的哈尔茨堡。海因里希四世封王室封臣为城堡的领主，以城堡为据点化解萨克森贵族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强化国王在萨克森地区的政治势力。他还把哈尔茨的林区和矿区划为王国特辖区（Reichsvogtei），由王室封臣组成的军队作为国王的代理人常驻在特辖区修建的城堡，以此加强对特辖区的管理。海因里希四世实施的这些措施直接地危害到萨克森诺特海姆的奥托伯爵的利益。奥托曾经在摄政时期在政治上给予年轻的国王很大的支持，特别是在反对阿达尔贝特大主教力图控制德意志的斗争中助了他一臂之力，为此奥托被封为巴伐利亚公爵。然而，奥托家族的封地位于哈尔茨山脉西部和南部的边缘地带，无疑对国王在哈尔茨地区施行的经济政策有着很大的阻碍。1070年，海因里希四世以奥托指使一名强盗企图谋杀国王为罪名对其进行起诉，判处其接受参加决斗（Zweikampf）的处罚，奥托拒不服从，海因里希四世废黜其巴伐利亚公爵的头衔，收回巴伐利亚公爵领地，将其分封给韦尔夫家族的韦尔夫四世（WelfⅣ.，1030或1040—1101）。愤怒的奥托立刻与萨克森比隆家族的马格努斯（Magnus，1046—1106）结成联盟，但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屈服国王，奥托的部分封地被国王收回，部分世袭领地也被国王剥夺。

德意志王室在萨克森的领地大多是广袤的森林和荒野，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被开发利用，当地的贵族和自由农民依照萨克森地区的习俗，把王室领地内尚未开发的森林和荒野看做是公有地，任意砍伐、开垦。海因里希四世亲政之后在萨克森圈围荒地，废除萨克森地区长久以来实行的习惯法，颁布森林禁令，渔猎也成为王室的经济特权。开垦荒地、伐树烧炭、捕鱼围猎等经济活动都被王室掌控，由来自施瓦本的王室封臣管理，征收赋税和利用森林和河流的费用，这些都成为王室经济收入的来源。海因里希四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加重了当地的各种赋税和徭役，致使许多自由农民破产沦为依附农民，激起当地农民的强烈反抗，拆毁城堡、破坏银矿的事件常有发生。农民的反抗与德意志贵族们的不满交织在一起，巴伐利亚的公爵韦尔夫、克恩滕的公爵贝特霍尔德也都因为海因里希四世追讨王室领地的政策与之对立。1073年7月，诺特海姆的奥托以及马格德堡的大主教维尔纳（Werner von Steulingen，?—1078）、哈尔伯施塔特的主教布尔夏德（Burchard II.，1028—1088）在哈尔登斯莱本附近的霍滕斯莱本盟誓，共同起兵反抗国王。这次反抗在当地农民中获得热烈的响应，起义很快就席卷萨克森东部和图林根地区。起义军占领了众多的城堡，海因里希四世陷于危机重重的困境中，仓皇出逃，危急中沃尔姆斯市的市民赶走该市的城市领主、沃尔姆斯的主教阿达尔贝特（AdalbertⅡ.，?—1107），打开城门，迎接处于危难之中的海因里希四世。

得到沃尔姆斯市民支持的海因里希四世有了些许的喘息之机，1074年1月，率一支小军队回师萨克森，以归还巴伐利亚公爵领地为条件争取诺特海姆的奥托的支持，2月2日在盖斯通根的行宫与萨克森的大贵族们签订和约。和约中商定，海因里希四世必须拆除在萨克森地区修建的众多城堡，尤其是哈尔茨堡，但因为这个和约只涉及到萨克森大贵族的利益，依然未能消除其他社会阶层的不满。海因里希四世利用这一机会，采用赦免、许诺等各种手腕分化萨克森的贵族，破坏起义军的团结，以便各个击破。1075年6月9日，养精蓄锐后的海因里希四世在波希米亚公爵弗拉季斯拉夫（VratislavⅡ.，1035—1092）、班贝格的主教赫尔曼（HermanⅠ.，?—1084）等其他地区教俗诸侯的支持下再次率军进入萨克森，在温斯特鲁特河岸的洪堡大败萨克森贵族的联军。诺特海姆的奥托再次成为海因里希四世瓦解萨克森贵族政治同盟的一个重要政治筹码，他对海因里希四世行了臣服礼，获得萨克森作为采邑，分崩离析的萨克森贵族们也纷纷效仿奥托臣服国王，于1075年圣诞之际在戈斯拉尔行宫向国王宣誓效忠，行了臣服礼，并且承诺拥立国王年仅2岁的王子康拉德为德意志王位的继承人。

德意志摄政统治时期，罗马教会也发生极大的变化，利奥九世开始的改革给教廷注入新的生命力。罗马教会通过改革加强了自身的建设和纪律，宗教组织机构进一步地健全和完善。1059年颁布的选举教皇敕令宣布禁止包括德皇在内的所有世俗势力对教会事务的干预。教皇的实际领地进一步扩大，有了自己的世俗封臣，有了一定的军事力量，罗马教皇在西欧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增大，与各地修道院的关系更为直接。利奥九世和海因里希三世之后，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不再携手共进。1061年7月27日，尼古劳斯二世教皇辞世，罗马教会中的改革派在枢机主教希尔德布兰德的主持下，以教皇选举敕令为依据，在卡普阿推举卢卡的主教安塞尔莫为教皇，称亚历山大二世（Alex and erⅡ.，1010或1015—1073，1061—1073年在位），新教皇于10月1日回到罗马登上圣宗座。从利奥九世担任教皇时期起，希尔德布兰德就是罗马教会改革派中的核心人物，如果说洪贝特是主张教会改革的理论家，那么希尔德布兰德就是教会改革的实践者，他曾多次担任前任诸教皇的特使，在西欧各王国、各地区实践罗马教会改革的各项主张，为罗马教廷决定处理各地教会事务提出建议。教会改革派拥立的新教皇遭到德意志和意大利米兰地区的世俗诸侯、大主教和主教们的反对，他们不承认亚历山大二世为合法教皇，在巴塞尔召开宗教会议拥立意大利帕尔马的主教卡达鲁斯（Cadalus）为对立派教皇（Gegenpapst），称洪诺留二世（HonoriusⅡ.，?—1072，1061—1072年在位）。1062年4月，洪诺留二世率军向罗马进发，途中遭遇洛林公爵戈特弗里德的阻拦，被迫返回帕尔马。同年10月，在奥格斯堡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亚历山大二世教皇的合法地位再次获得确立，不甘失败的洪诺留二世于1063年重又率军前往罗马，再次遭遇戈特弗里德公爵的抵制。1064年圣灵降临节之际，亚历山大二世在意大利曼托瓦主持召开宗教会议，洪诺留二世因拒绝前往参加被处以绝罚，亚历山大二世成为无可争议的合法教皇。这场两个教皇的争斗表明，在罗马教廷与德意志国王和诸侯之间有了公开的抗衡。亚历山大二世继续教会改革的立场更坚定，并且通过强化修道院改革，把教皇权威的影响扩大到西欧各个大主教区和主教区，通过对各大主教和主教的任命权进行实际的控制。他多次以买卖圣职为由罢免由海因里希四世任命的主教，以此证明教皇的绝对宗教权威，也以此干预德意志的宗教事务，这就与正在加强王权的海因里希四世之间产生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引发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主教授职权之争（Investiturstreit）。

三、举足轻重的授职权

主教授职权之争的导火索是关于米兰大主教的任免。米兰地处意大利穿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中欧的门户之地，是地中海与中欧进行远程贸易陆路交通的枢纽。早在罗马帝国晚期，教父学家安布罗斯担任米兰的大主教之时起，米兰就在西欧享有了仅次于罗马的宗教地位，米兰的大主教不仅享有宗教上的权威，而且对米兰市有绝对的统治和管理权。10世纪中叶，奥托大帝兼领伦巴底王国的国王之后，德意志与意大利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米兰的地理位置使其经济地位更加凸显出来，更何况米兰市周边地区物产丰富，为米兰市的纺织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不仅其手工业的发展早于其他地区，手工业的行业部门也很多。毋庸置疑，具有如此重要经济地位和政治作用的米兰是德意志君主在伦巴底地区施行统治的政治中心。米兰的大主教是该市的城市领主，自奥托大帝以来的德意志君主就都竭力要控制对米兰大主教的任命权，大主教在政治、经济、司法审判以及军事等诸多方面都享有与世俗诸侯同等的权势和地位。

米兰的大主教以及教士利用所获得的特许权征收各种课税、侵占乃至抢夺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财产，市民与教士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1035年、1042年，米兰市民两次起义反对教士肆无忌惮地强占市民的财产，1056年米兰市民联合起来组织帕塔利亚会（Pataria），共同反对作为城市领主的大主教以及教士和修道士，要求罗马教会在米兰推行修道院和教会改革中提出的反对买卖圣职、规范教士和修道士的宗教生活等一系列措施。亚历山大二世欲意借助米兰市民的政治力量削弱德意志皇帝在伦巴底地区的政治影响，他明确表示支持米兰市民驱除由德意志皇帝任命的米兰大主教维多（Wido，1045—1071），革除维多的教籍，派遣教皇特使在米兰推行教会改革的各项措施，要求米兰的教士们遵守独身制，否则将会被处以绝罚。1070年，维多被迫辞去大主教的职务，海因里希四世随即任命米兰的教士戈特弗里德（Gottfried，?—?）为米兰的大主教，遭到米兰市民的强烈反对，他们推举阿托（Atto，?—?）为大主教，并且得到亚历山大二世教皇的认可。

海因里希四世与亚历山大二世因米兰大主教的任职人选问题争执不休，这场关于大主教任免争执产生的影响延伸到德意志境内。1066年，特里尔的前任大主教乌多（Udo von Nellenburg，1030或1035—1078）被指名接任米兰的大主教，亚历山大二世教皇责令乌多接受甄别，审查他是否是通过买卖获得的这个教职，直到教皇认可乌多自辩后才授予他大主教的披肩（Pallium）。教皇还把这一甄别主教的程序引入德意志的主教区，他于1070年责令科隆的大主教安诺、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以及其他一些德意志的主教前往罗马为自己申辩，是否是通过买卖圣职获得该教职，但遭到德意志主教们的拒绝。1073年，亚历山大二世宣布，担任海因里希四世宫廷顾问的五位德意志主教都犯有买卖圣职罪，处以他们绝罚，但这一处罚尚未具体实施，亚历山大二世就于同年的4月21日去世。4月22日，红衣主教希尔德布兰德被推举为教皇，称格雷戈尔七世。格雷戈尔七世曾是克吕尼修道院的一名修道士，是坚定地追随利奥九世的教会改革者，参与制定过教会改革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宗教事务的决策，他也曾与海因里希三世皇帝有过密切的交往。新教皇的即位似乎缓解了罗马教会与德意志君主间的对立，1073年12月20日，新教皇致函萨克森的主教们，要求与他们进行和谈，停止与海因里希四世的对抗。格雷戈尔七世的态度缓和了海因里希四世与罗马教廷的对立情绪，他致信格雷戈尔七世，表示愿意在米兰大主教的任免问题上做出妥协，后者则于1074年撤销了前任教皇对德意志诸位主教处以的绝罚。然而，格雷戈尔七世要扩大教皇权威的企图与海因里希四世欲重塑皇权的意愿是不可调和矛盾的两个方面，他上台后更是全力以赴地推行教权至上的思想，通过在德意志推行希尔绍修道院（Kloster Hirsau）的改革扩大其影响。

希尔绍修道院位于黑森北部，罗马帝国时期这里只有一座小教堂。约830年，意大利韦尔切利的主教诺廷（Noting，?—?）把米兰的圣徒奥雷留斯（Aurelius von Riditio，400—475）的遗骸赠送给他的亲属、卡尔维的伯爵埃尔拉弗瑞德（Erlafried von Calw，?—?），从米兰运送到这个小教堂供奉，以这个小教堂为基础建立了圣奥雷留斯修道院。此后，该修道院在动荡的社会中衰败，修道院的财产也被分割。1043年，当时还是图尔大主教的利奥九世要求他的侄子、卡尔维的伯爵弗里德里希（FriedrichⅠ.，?—1071）按照高尔茨的模式在希尔绍重建修道院，但直到1065年，弗里德里希才带领数名修道士迁居到此地，建立起希尔绍修道院。1069年，雷根斯堡埃默拉姆修道院（Kloster Em meram）的修道士威廉（Wihelm von Hirsau，1030—1091）应邀前往希尔绍修道院担任院长，他把高尔茨修道院的改革思想和主张带到希尔绍。1075年10月，希尔绍修道院获得德意志国王海因里希四世给予的证书，成为德意志的王国修道院。同年年末，威廉前往罗马朝圣，谒见了格雷戈尔七世教皇，教皇给予威廉特许权，希尔绍修道院被置于罗马教会的保护下，与克吕尼修道院一样直辖罗马教会。至此，希尔绍修道院成为罗马教会在德意志施加影响的基地。

希尔绍修道院的改革否认了德意志自开国以来一直实行的王国教会制，改革后的罗马教廷加强了与地方教会的直接联系，在各王国和各地区派驻教皇特使干预各地的政治事务。王国教会制拒绝教皇特使，地方教会也因为自身的利益而不愿与王国的君主和诸侯对立，致使教皇特使一直在德意志地区很难施加影响，希尔绍修道院的改革为教皇特使打开了大门。1077年，威廉青年时的好友、克吕尼修道院的修士乌尔里希（Ulrich von Zell，1029—1093）协助他制定《希尔绍院规》（Hirsauer Formular）。《希尔绍院规》中除了要求修道士遵守本尼狄克的院规外，更重要的是强调修道院直属罗马教廷的宗法地位，由此获得免受地方主教管辖的豁免权。1091年之后，威廉以及继任修道院的院长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在德意志各地按照希尔绍修道院的模式对沙夫豪森的万圣修道院（Kloster Allerheilligen）、阿尔高的穆里修道院（Kloster Muri）等进行改革，这股修道院改革的浪潮很快就在施瓦本、巴伐利亚和法兰克地区蔓延开来，这些地区的很多王国修道院因为按照希尔绍的模式进行管理而解除了与王室或者大贵族间的隶属关系，转为直属于罗马教廷。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希尔绍修道院的模式进行改革的修道院强调与“世俗兄弟”（Laienbrüder）的合作，形成改革派的修道院与世俗贵族联合的政治同盟，韦尔夫家族在巴伐利亚的罗滕布赫建立的教士会（Stift）就具有这样的性质，成为在德意志地区支持格雷戈尔七世教皇一个最重要的据点。希尔绍改革派的政治影响力还扩散到了克恩滕、图林根以及萨克森等王权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不仅如此，自罗马教会改革以来，德意志的教士遵守统一的教会生活方式，成为格雷戈尔七世在德意志施加影响的重要支持者。

格雷戈尔七世一直把确立教皇的绝对权威当作是首要任务，他在1075年制定的27条《教皇札记》（Dictatus Papae）中明确指出，只有教皇有权享有最高的普世统治权，所有诸侯都要拜倒在他的脚下；他宣布，教皇永远是正确的，有权罢免和任命主教，有权颁布法令，有权废黜世俗皇帝、解除封臣对其封主的誓言；他强调，教皇不仅有权处理教会的宗教事务，而且也有权干预世俗的事务，因为世上的君主、诸侯都是教皇的封臣。格雷戈尔七世认为，教会是基督徒的社团，它不应受世俗的控制，教士必须直接服从罗马教皇，他是罗马教会制定教规的执行者，教皇通过他们实现对普世的统治。格雷戈尔七世再次否定了自法兰克王国以来一直实行的私有教会制，明确地反对世俗的私有教会权，为此他多次传讯德意志以及其他王国的主教和大主教到罗马接受对其进行的审查，罢免那些不服从罗马教廷的主教和大主教的职务，在德意志首当其冲的是班贝克的主教赫尔曼（HermannⅠ.，?—1084）。

班贝克大主教区是1007年由海因里希二世设立的，自设立以来一直由德意志的国王任命该教区的大主教和主教。1074年，格雷戈尔七世在对德意志的主教和大主教进行审查时认定，班贝格的主教赫尔曼不是通过教会的选举而是由国王直接指定的，因为他向王室支付了高额贿金，犯有买卖圣职罪，罢免其主教之职。这年的12月，格雷戈尔七世先后传讯不莱梅的大主教列曼（Liemar，?—1101）、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以及从属美因茨大主教区的6位主教。这些主教拒绝前往罗马，格雷戈尔七世决定给予他们严厉的处罚。1075年2月，格雷戈尔七世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宣布担任海因里希四世宫廷顾问的4位德意志主教犯了出售教职之罪，如果他们于当年的6月1日前未赴罗马忏悔，将受到绝罚的处罚。在这次宗教会议上，教皇重申禁止买卖圣职，不允许国王任命教职；强调教士必须遵守独身制。

在这同一时间，米兰市再次因为大主教的人选问题发生冲突，海因里希四世出面进行干预，他宣布帕塔利亚会为异端，不受法律的保护；任命米兰的教士特达尔多（Tedaldo da Castiglione，?—?）为大主教，同时还分别为费尔莫和斯波勒托两个主教区任命了主教。1075年12月8日，格雷戈尔七世教皇致信海因里希四世，谴责他违背诺言，藐视神圣的宗教法规，要求他与被处以绝罚的宫廷顾问断绝关系。1076年1月，海因里希四世召开王国会议，德意志的大部分大主教、主教均到场出席。会议谴责格雷戈尔七世违背德意志国王的旨意颁布教会法令，海因里希四世以“罗马贵族”自居，直呼格雷戈尔七世为“希尔德布兰德”，宣布废黜其教皇之职。伦巴底的主教们也积极支持德意志国王，在皮亚琴察召开宗教会议，宣布拒绝服从格雷戈尔七世。罗马教会立刻做出回应，格雷戈尔七世于同年2月在罗马的宗教会议上宣布对海因里希四世处以开除教籍的绝罚，解除所有臣民对其誓约，否定他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所有统治权力。

四、卡诺莎之路

罗马教皇给予海因里希四世绝罚的决定立刻在德意志境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国王有着不解宿怨的巴伐利亚公爵韦尔夫、施瓦本公爵鲁道夫、克恩滕公爵贝特霍尔德与拥护教皇的主教们以及希尔绍修道院的改革者们结成联盟，8月他们在乌尔姆集会做出决定，定于10月16日在特里布尔召开会议，选举德意志的新国王。德意志教俗诸侯与罗马教皇的结盟增强了反对海因里希四世的政治势力，尚未接受教皇施皇帝加冕礼的海因里希四世面临被废黜的威胁，这就迫使他不得不改变策略。他一方面率军在莱茵河畔的奥彭海姆安营扎寨与诸侯对峙；另一方面，派遣特里尔的大主教乌多前往罗马，向教皇递交“诺言书”（promissio），告知教皇已经解除了被教皇处罚的宫廷顾问的职务，向教皇进行忏悔。然而，海因里希四世在“诺言书”中只字未提德意志诸侯的利益，他们依然如期集会，做出决定，如果教皇在一年之内没有解除对海因里希四世的处罚，将不再承认他为德意志的国王。他们将邀请教皇到德意志来，请他支持他们选举的新国王。格雷戈尔七世欣然接受德意志贵族的邀请，出发前往德意志。为了阻止教皇与诸侯的结盟，海因里希四世抢先在教皇进入德意志之前出发进入意大利，尚在途中的教皇因不明海因里希四世之举的目的，慌忙躲进托斯卡纳女伯爵玛蒂尔德（Mathilde von Toskana，1046—1115）的卡诺沙城堡。

1077年1月25日，海因里希四世摘下头上的王冠，身披毛毡，光头赤脚站在雪地里，以一个忏悔者的身份在卡诺沙城堡的门前静候三天三夜，请求教皇的宽恕。此时，海因里希四世的教父、身兼教皇特使之职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雨果（Hugo von Cluny，1024—1109）也来到卡诺萨城堡，他与海因里希的堂姐、卡诺沙的女伯爵玛蒂尔德一起从中斡旋，躲避在城堡内的教皇最终做出让步，接受海因里希四世的忏悔，要求他在教皇规定的限期内向德意志反对国王的诸侯们道歉，与他们和解，并要求他承诺保证教皇的安全。两位主教以国王的名义向教皇宣誓做出承诺，教皇赦免了海因里希四世的罪，取消了对其绝罚，赐予其圣餐，重新接受其为基督徒。

教皇的宽恕为海因里希四世的“卡诺萨之路”（Gang nach Canossa）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格雷戈尔七世放弃前往德意志的行程，返回罗马。然而，教皇的宽恕并没阻止德意志诸侯中那些激烈的反对派的行为，他们依然谋划选举对立派国王（Gegenknig）。1077年3月，德意志的诸侯们在福希海姆召开诸侯会议（Fürstentag），邀请教皇与会，但教皇只派遣了两位特使前往。在这次诸侯会议上，贵族们共同推举施瓦本的公爵鲁道夫为德意志的国王，试图让他与海因里希四世对抗，并力图让他取而代之。然而，对立派国王并没有获得教皇的认可，格雷戈尔七世在两个国王之间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他无法确定反对派的国王是否完全听命于他。在德意志境内，即使是施瓦本的教俗贵族们也没有完全站在对立派国王一边，因为他们推举对立派国王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海因里希四世收回王室的领地和权利，以便达到维护已有的经济利益和在其领地内的政治权力，并无意增强对立派国王的政治实力，反对派因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无法在政治目的上达成一致。

获得教皇宽恕的海因里希四世返回德意志，在德意志城市市民以及大多数自由农民的支持下，立刻对德意志贵族进行反攻。首先，他借助在巴伐利亚的王室封臣的政治力量废黜了巴伐利亚的公爵，把公爵领地划归为王国领地。1078年8月，海因里希四世率军在梅尔里希施塔特成功地阻止了对立派国王鲁道夫与施瓦本贵族举行的联盟会议；同时，支持海因里希的农民军在内卡河畔击败维尔夫四世和策林格家族的诸侯联军。支持对立派国王鲁道夫的地方贵族势力被分化，国王剥夺了施瓦本和巴伐利亚公爵对其领地的采邑权，亲自领有这两个公爵领地，把克恩滕公爵领地分封给埃彭施泰因的柳托尔德（Liutold von Eppenstein，1050—1090）。1079年复活节之际，海因里希三世年仅7岁的女儿阿格尼丝（Agnes，1072—1143）与施瓦本的施陶芬（Staufer）家族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1050—1105）定亲，后者由此被封为施瓦本公爵，这个后来取代萨利尔王朝的家族成为海因里希四世的政治盟友。

1079年冬季，海因里希四世进攻萨克森，取得一定的胜利，海因里希四世的王位得以巩固，对教皇的态度再次强硬起来。1080年初，格雷戈尔七世再次重申世俗君主无权干预教会职务的任免，并计划就这一问题在德意志召开宗教会议做出决议，受到海因里希四世的阻挠。为此，格雷戈尔七世于3月7日第二次宣布革除海因里希四世的教籍，然而形势朝着不利于教皇的方向发展，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大多数主教、大主教都与国王站在同一战线。10月15日，国王的军队与对立派国王的军队在埃尔斯特河畔交战，鲁道夫战死，反对派内部出现分裂，罗马教皇在德意志境内失去支持的政治力量。与此同时，格雷戈尔七世在罗马的地位也受到威胁，甚至枢机主教团中的13名成员都成为德意志国王的盟友。1084年初，海因里希四世率军进入罗马，3月24日，枢机主教团在德意志国王的支持下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选举拉文纳的大主教维贝特为对立派教皇，称克莱门斯三世（ClemensⅢ.，1020或1030—1100，1080—1100年在位），在几天之后的复活节这天（3月31日），新教皇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为海因里希四世举行涂油礼，为其加冕为皇帝。

逃亡中的格雷戈尔七世，力图借助与教皇有采邑关系的诺曼公爵罗伯特·吉斯卡尔德（Robert Guiskard，1015—1085）的军事支持，诺曼人的军队虽然迫使德意志的皇帝退回德意志，但却是引狼入室，诺曼人对罗马进行大肆劫掠。遭到罗马市民强烈指责的格雷戈尔七世不得不随着撤离的诺曼人离开罗马，逃亡萨莱诺。1085年5月25日，格雷戈尔七世在流亡中客死他乡。在海因里希四世与格雷戈尔七世的争斗中，德意志王权的政治支点发生了转移，社会等级（Stand）的政治作用越来越突显出来。

第三节 社会结构的渐变

一、社会中的三个等级

等级制度在中世纪的西欧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最早提出社会等级理论的是基督教的神学家（Theologe）。6世纪下半叶，处于半游牧民族社会状态的日耳曼人完成了向农耕民族的过渡，与当地的罗马人融合在一起。经历了因日耳曼人依靠武力进入加速西罗马帝国覆灭的西欧，处在一个十分动荡的历史时期，尚处于半游牧社会状态的日耳曼各部族先后在原来罗马帝国的境内建立自己的王国，但又因各种原因瞬间即逝，社会呈现出一种“无政府”的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尚能有效组织社会的是基督教教会。基督教的教父们用关于“等级”的教义学说诠释社会，以强调基督教教会在社会中享有统治和治理社会的世俗权力。被教会史学家称之为“古代的最后一个、中世纪第一个教皇”的格雷戈尔一世用基督教“服从”和“恭顺”的宗教伦理阐述世俗社会的等级，他认为上帝为每个人确定了适合于他的等级，每个人都要有适合自己地位的恭顺：奴隶不应该忘记他是他主人的奴仆；主人不应该忽视他们是上帝的奴仆，即使教皇也是“为上帝服务的奴仆”（servus servorus Dei）。基督教用服从的宗教伦理使中世纪的人除法律身份（自由人与非自由人）和政治身份（因封地而获得的各种权利）以外，又有了社会的等级身份，产生了社会的等级制度，等级制从社会观念上束缚人们的社会性行为。格雷戈尔一世不否认所有人的本质都是相同的，但是他们在社会中属于不同的等级，而且是由上帝根据人们所犯的不同程度的罪为他们确定下来的等级。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一个人有权利统治另一个人，这是上帝做的安排；即使统治者是恶人，人们也应该服从他，受恶人的统治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过而应得的惩罚，这是以上帝的名义给予的惩罚。服从等级制，就是服从上帝，因为等级制是上帝的意志。格雷戈尔一世的这一教义理论是中世纪西欧社会等级制的理论基础。

法兰克王国时期，西欧社会在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的基础上确立了采邑制，采邑制既是一种政体形式，也是一种经济制度，同时又是一种法律体系。然而，在这个制度中的人的法律身份与社会的等级地位和政治权利并不一致，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个社会中的人被分为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日耳曼人带入了西欧社会的陪臣制中衍生出一种社会的附庸关系，在法律上没有人身自由的那些封臣因为获得封地而享有对土地的用益权，同时享有了用益权所附带的各种权利，如司法审判权、纳税权、铸币权、建立城堡权等。这些权利赋予非自由的封臣相当大的政治权力，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构成社会的上层，即贵族阶层。

进入11世纪，西欧社会的封建政体形式基本确立，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构成了统治权力的主体，社会的结构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世纪的神学著作、布道词以及颁布的国王敕令等法律文献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封臣（milites）、市民（cives）、农民（rustici）这样的名词，以此取代了自由人（liberi）、非自由人（servi）这类名称。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在布道时更进一步地把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即：祈祷的人（oratores）、从事战争的人（bellatores）和从事劳动的人（laboratores），并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诠释。1030年法国康布雷的主教热拉尔（Gerhard I.von Cambrai，?—1051）在一次布道时说，人类从最初起就被分为三个等级，即：祈祷者、士兵和农民。大约在这同一时期，拉昂的阿达贝罗（Adalbero von Laon，947—1030）也在布道时诠释了三个等级的观点，他认为这三个等级是相互依存的，以保证人们能够共同和谐的生活，保障一个符合上帝意愿的社会秩序。自此之后，西欧社会中有了明确的三个等级的观念，确立了中世纪意义的等级制度。17世纪，法国学者路易瑟在他的研究中进一步归纳了封建社会三个等级的理论，即：专事祈祷的教会等级（第一等级）；专事战争的骑士等级（贵族或第二等级）；专事生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劳动等级（第三等级）。20世纪以后，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继承和发展了这个观点，著名的历史学家杜比在其《封建制度构想的三个等级》一书中，从三个等级的角度论述了法国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勒高夫也认为，中世纪的社会是由修道士、骑士和农民这三个最基本的群体组成的。法国学者的观点也被德国历史学家们接受，科伦本茨也有这样的论述，他说：“这三个等级的每一个等级都从事自己的专门的事务，而赋予它所应从事的事务也对其它两个等级有益。教会等级关系整个基督教人民的灵魂；骑士用他们的武器防卫来自外界的威胁，以及保证内部的秩序和公义；农民和城市的市民用他们的活动来满足其它两个更高等级在物资上的需求。”

中世纪社会等级的划分与近代社会有着极大的区别，德国历史学家格茨认为：“西欧中世纪既不承认那种按宗教划分的等级，也不承认受经济条件制约的阶级。贵族的意识并不是要贪婪地占有生产资料，而直到很晚时期，农民的意识还只是依据农民的劳动价值来确定。它只承认法律认定的等级（教士-俗人；自由人-非自由人；骑士-农民），这些等级是逐渐形成的，或者说是逐渐地划分开的。”

二、贵族权势的增长

贵族是中世纪西欧在政治上掌握统治权力的社会群体，但同时也是在中世纪社会中不断发生变化的一个社会群体，在整个中世纪不同的历史阶段，贵族的含义都有所不同。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认为，在法兰克墨洛温王朝时期，“配得上贵族这一称号的等级显然必须具备两个特点：第一，必须拥有自己的法律地位，这一地位能够肯定其所要求的优越性，并使这一优越性实际有效；第二，这一地位必须是世袭的”。贵族社会地位的优越性在《撒利克法典》中明显地反映出来，无论是在赔偿金还是在其他方面，贵族与其他等级都有很大的差异。随着法兰克人先后征服日耳曼其他部族，以及诸王之间在法兰克人建立王国后争夺势力的斗争中，贵族的社会结构逐步地发生了变化。为国王服役的人参与王国的统治，他们也都因此与王室建立了亲疏程度不同的亲属关系或者姻亲关系，又因采邑制的改革而成为国王的封臣，封臣取代旧贵族，构成新的贵族阶层。比利时历史学家冈绍夫在论述什么是封建制度时分析了采邑和统治的关系，他认为：“从查理大帝执政时起，封臣制极大地扩展，这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每个国王和每个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在竭力地增加自己封臣的人数。出于同样的目的，伯爵、马尔克伯爵以及公爵都有义务，作为国家权力的代理人成为国王的封臣。加洛林的国王们认为，只有使他们成为封臣，受到双重誓约义务——封臣和伯爵、马尔克伯爵以及公爵——的约束，才能牢牢地控制统治。”

加洛林时期开始实行的采邑制培植了西欧中世纪的贵族阶层，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则使得封地“基本上成为世代相传之物”。877年，为了获得贵族的支持，卡尔二世国王在奎尔日颁布敕令，承认采邑可以完全世袭。在封地世袭化的过程中，大小贵族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代表或占有、夺取或行使应该是国王行使的权利。10世纪初期，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国库领地几乎被分封殆尽，这些封地的世袭化使国王丧失了对封地的用益权。土地的用益权以实物地租和徭役地租的形式掌握在获得封地的伯爵或其他贵族的手中，曾经是国家的税收，包括市场税和关税，都进入贵族的囊中。不仅如此，贵族还掌握了领地内的最高司法审判权，控制了对教会职务的授予权，王权则成为贵族们获得各种权利的保障。正如德国的历史学家特伦巴赫所说的：“从加洛林时期一直到中世纪晚期，体现了国家集合体和统一趋向的王权只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工具。”

加洛林王朝以来，西欧各国的国王都只不过是贵族阶层中的一个成员，德国的历史学家把这种王国的体制称之为“贵族体制的王国政体”。恩格斯在阐述国家时强调“国家是整个社会的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基于这一点“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这个政体中，贵族享有与国王几乎相等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贵族在采邑制度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获得的。法兰克帝国解体之后，东法兰克地区囊括了萨克森、巴伐利亚、阿雷曼、施瓦本等查理大帝新征服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日耳曼人的习惯和传统比较久地保持下来，所在地区的世族贵族家族依然享有特殊的权利和地位。这些世族贵族家族的成员，或是在查理大帝征服时期派去担任某个职务的陪臣，或是通过与皇室结成姻亲关系提升了政治地位，他们是法兰克王权在当地施行统治的重要支柱，是国王权力的执行者，他们享有王权给予的各种特权，逐渐地发展成为掌握各公爵领地大权的大贵族。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特伦巴赫在阐述德意志从东法兰克王国向德意志王国演变时强调，在新建立的德意志王国中虽然确立了国王的权威，但是那些有势力的世族贵族家族担任王室宫廷中的重要职务，在决定王国事务时施加很大的影响力，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争夺王位、对抗王权的行为，世族贵族家族的权势在不断地增大。为了牵制大贵族的政治力量，奥托承袭查理大帝施行的教会政策，培植教会的势力，实施奥托特恩权，大主教享有大公爵所掌有的司法审判、收取关税、开办集市权和铸币权。

奥托特恩权以及在德意志皇帝支持下进行的教会改革，极大地增长了教会贵族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但这并没有达到均衡世俗贵族势力的目的，反而形成一股能与德意志王权抗衡的新的政治力量，德意志的世俗贵族也把罗马教会作为强有力的同盟者。在海因里希四世与格雷戈尔七世围绕主教授职权展开的斗争中，德意志的部分贵族与罗马教皇结盟与其对抗，甚至在罗马教廷的支持下推举出对立派国王，迫使海因里希四世不得不对教俗贵族做出极大的让步，走上卡诺萨之路，以一个忏悔者的身份请求教皇的宽恕。抑或可以这样看，与其说海因里希四世是对教皇的屈从，不如说是德意志国王对教俗贵族的妥协和让步。尽管教皇赦免了忏悔的海因里希四世，使其日后有了反击的机会，但德意志的教俗大贵族则都把与教皇的合作看作是抵抗皇权最有效的方式。

卡诺萨事件之后，海因里希四世改变了以往的策略转而重用王室封臣（ministerial）。王室封臣的制度起源于法兰克时期的陪臣制度，王室封臣是在法律上没有人身自由的国王的侍从，他们为国王管理分散在各地的王室领地和财产，由此获得生存和装备所必需的食物、马匹、货币以及奴隶和其他物品，所有这些都是由他们所管辖的王室领地或者城市以赋税的形式提供的。他们对王室的财产没有支配权但却享有用益权，他们的子嗣经国王获准可以继承其父的职位。王室封臣在人身和经济上都受到王权的制约，然而随着王权与教俗大贵族之间矛盾的激化，他们在王国中的政治作用逐渐增强。海因里希四世时期，分散在各地的王室领地上先后设立帝国特辖区（Reichsvogtei），由王室封臣担任特辖区的行政长官，以此限制教俗大贵族的权势。王室封臣成为德意志君主反对教俗大贵族所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他们管理着被没收的或者被收回的教俗大贵族的领地，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被委以重任。王室封臣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在地方上的权力越来越大，逐步地上升为新的贵族阶层。

三、土地改变的农民等级

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社会中，农民不是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的概念，而只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很大的社会群体，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农耕者。从法律的和社会的角度看，农耕者绝不是一个有着相同权利的社会阶层，而是依据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划分的不同的阶层。中世纪的土地制度是领地制，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说：“从经济角度看，一份大产业与许多小地产在同一个组织中的共存是领地制的最基本的特征。”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土地不是单纯的地产意义，更重要的是土地因为是一种采邑而附带了各种权利。此外，“土地本身也有其法律地位，而且它不完全与土地所有者的法律地位一致。比如自由人份地及奴隶份地等等。原则上说，不同等级的土地在法律上要负不同的义务。”正是不同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义务，划分了占有土地者、土地的用益者以及土地的耕种者的社会阶层。

中世纪早期西欧土地的占有形式、用益权的形式以及耕作方式并不是统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地的占有者并不完全享有对土地的用益权；另一方面，土地的所有者和用益者也不一定就享有自主耕种土地的权利。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的农耕者是根据习俗耕种土地的，即轮作制，而且是强制性的轮作。这是因为中世纪早期西欧的地产一般都是狭长的“长条地”，这些长条地经过多次的分封、继承而一再地被分割，这就使得土地因为归属不同的用益者而分散，且又相互交叉地分布在各地。这种在归属上是分散且又交叉的耕地因为轮作的原因必须统一地进行耕种，即由集体或习俗决定同时播种、收割。这种耕作方式的不自主性实际上就造成了对个体农耕者的约束，因此尽管农耕者中有不同的法律和社会地位的划分，但真正能够划分其社会地位和法律身份的主要是交纳租税和服徭役的形式和数量，租税和徭役把农耕者划分为自由农民和非自由农民。在中世纪早期的史料中一般把农耕者称之为“自由人”（liberi）、“半自由人”（liti）和“非自由人”（servi）。自由人有自己的份地、园地和宅基地，有义务参加村庄的民众大会，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利。一般来说，份地就是征税的单位。非自由农在领主的强权下，耕种以“庄园”为征税单位的领主的地产，此外他们还要服徭役、交纳地租。但由地产构成的村庄结构、强制性的轮作制都使得农耕者的各种身份和社会地位失去实际的意义，更何况村庄的司法审判权都掌握在领主的手里。自由的农耕者和非自由的农耕者混居在一个村庄里，村庄对土地的裁判权和对民事及刑事的裁判权归领主所有，甚至成为领主可以世袭、可以让与的权利。这种审判权致使对公有地和草地的使用权、磨房的使用权（尤其是水磨房，因为河流属于领主）以及烘制面包烘炉的使用权、酿酒用的压榨机的使用权，乃至牲畜的配种等等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各种权利都受到领主的控制。可见，自由的农耕者与非自由的农耕者在法律上和社会地位上的实际区别并不十分明显。

毋庸置疑，在中世纪社会中大多数的农村居民都依附于领主，但是在很多地区依然存在着自由居民和自由的村镇。中世纪早期“自由”的概念与近代社会以及今天给予自由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异，“自由”是一个很含糊的词。更确切地说，所谓自由的标志就是这些自由农民和社团直接隶属于国王，他们享有国王给予的土地，并因此有义务为其服兵役和纳税。或者可以说他们是国王的自由人，“他们成为国王的自由人，成为公职人员，承担修桥筑路的劳役，而且还要承担纳税的义务。他们得到国王给予的份地，未经允许不得离开或者转让。此外，还禁止他们根据自己的传统献身于教会，以此摆脱兵役，只有国王自己才能这样做。”这些自由人一部分来自于日耳曼公社的成员，一部分是因为参与拓荒而获得自由的人，这两部分人构成了法兰克王国时期的自由人。自由人有自己的份地、园地和宅基地，有义务参加村庄的民众大会，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利。一般来说，份地就是征税的单位。然而，在法律上是自由的自由农民却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力，因为他们只能根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分到份地和宅基地，在那个土地是唯一财富的中世纪社会中，有限的份地给予他们的只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有限的权利，使他们处于社会的下层。那些自由农民和封建领地（Grundherrschaft）中的依附农民之间仅就这一点来说存在着差异，但就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方面而言，则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处于同一个社会地位。可见，自由的农耕者与非自由的农耕者在法律上和社会地位上的实际区别并不十分明显。在经济方面，似乎更无法以地产的大小或者财产的多少将其区分开，“自由人与非自由人之间真正的经济差异并不是他们所拥有的地产平均数的不同，而是对他们田地中所产出的收入的控制权有所不同”。从社会地位的角度上来看，那些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晚些时候的城市市民并不享有政治上的权利，他们处于社会的下层；而那些在法律上没有人身自由的封臣则因为获得的封地而掌有一定的地方统治权，又因享有的封地及其附带的各种权利在政治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能够参与对封建王国的统治，形成了社会的中上层。

与西欧其他王国和地区比较而言，中世纪德意志自由农民的比例相对较大。所谓“自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涵义和内容。在日耳曼人中，享有“自由”权利者属于一定的部族和亲族，能得到族长、家长或首领的保护和恩惠。这个原则被法兰克王国承袭下来，与罗马帝国晚期的庇护制融合在一起，成为法兰克王权实施统治的一种方式。受国王保护的自由人被安置在王室的大领地内、在王国的边境地区、在重要的交通要道和要塞周围，他们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只有防御的义务，并由此获得一块份地。这是中世纪最早的一种土地租赁形式，土地的所有者国王把土地租佃给受他保护的自由人，他们享有自由的世袭承租权（freie Erbleihe），也就是说，享有完全的收益权和使用权，只需交纳固定的数额不高的息金，即“世俗什一税”，他们也服徭役，但很轻，每年只有两三天，用于修路筑桥等公共事务。这些人被称为“国王的自由人”（Knigfreie）。法兰克帝国解体后，在德意志王国的境内这批人被保留下来，随着疆域基本稳定，这些“国王的自由人”不再负有防御的职责，而是指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佃农。虽然在法律上他们是自由人，但是未经许可不得自由迁徙它地，即负有不能迁徙的义务（Schollenpflicht），否则将失去国王司法权的保护沦为封建主的依附农。他们中的一些人连同土地一起被国王赠送给教会和修道院，受教会法权的保护，成为教会和修道院的佃农，交纳什一税，此后又增加了人头税、婚姻税和死亡税。德国历史学家把这种受不许迁徙束缚（Schollengebundenheit）的社会结构称为马尔克制。这些自由人只能墨守成规地在自己的胡符地上劳作，靠其生活，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很难有大的改变。德国历史学家包斯勒称这个社会群体的人为“不自由的自由人”。他们是社会下层的一部分，他们很少有改变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机会，城市市民和中小贵族都不是出自于这个群体，而是来自包含了各类不同群体的非自由人。

中世纪早期的非自由人并不仅指依附农，还包括那些为国王和封建主服役和效忠的依附者，上到宫廷大臣、骑士陪臣、下到农奴、仆役、手艺人。他们必须随时为其服役和服务，并根据服役的内容而得到大小不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作为赏赐，为此他们不需交纳人头税、什一税以及各种息金（Zins）。是否交纳什一税和世俗息金是中世纪自由人和非自由人间最大的区别。少数非自由人居住在国王和教俗封建主的庄园里，管理庄园的事务，是社会的上层。非自由人中的大部分是庄园的农奴（servientes）和仆役（mancipia）。领主的庄园一般分为领地庄园（Salhof， Herrenhof）和徭役庄园（Fronhof），由农奴和仆役耕种，他们所服的徭役是无定期的、无限制的。他们也有一块份地（mansus），交纳地租，但不交人头税、婚姻税和死亡税等，以此表明他们的人身是不自由的。管理庄园的人称为迈尔（Meier），迈尔受封建主之命管理庄园的土地，他必须向其宣誓效忠，并由此从庄园的收成中得到一定的报酬。10世纪以后，管理庄园的方式逐渐地发生了演变，迈尔制转变为一种租佃的形式，出现了迈尔庄园（Meierhof）。教俗封建主把整个庄园连同土地租佃给迈尔，迈尔依然是其封臣，他依然受采邑权的制约，他没有继承权。封建主则随意地或以实物、或以货币、或以徭役的形式收取地租，而且他还有权随时收回租佃的土地。与采邑制一样，迈尔也可以把土地出租给他人，或是自由农民、或是非自由人，向他们收取赋税。10世纪开始的垦荒活动扩大了领主的耕地，用徭役耕种土地的经营方式越来越显示出弊端，农奴在服役时的懒散、不负责任造成收成的减少都影响了领主的收益。相比之下，租佃制在收益上的优势明显地表现出来，无论年景如何，税收的收益都是固定的，这是促进迈尔制普遍盛行最根本的原因。一般来说，迈尔承租的土地面积并不大，大约在2—5个胡符地之间，而且封建主也很少把这种迈尔权交给有相当军事实力的家臣和骑士；所以，只有那些非自由的依附农才能获得迈尔权，他们中的相当一批人上升为小土地持有者（不是所有者）。

非自由人中还有一部分是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人，诸如纺织、采矿、制造武器、制造玻璃、制毛皮、酿酒、烘制面包、长途贩运和零售商品等等。11世纪以后，西欧社会农业经济的发展是贸易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后两者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人自然也就被纳入到供养的社会等级，即第三等级。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经济活动中心和生活中心是正在复苏的城市，城市有着与农村不同的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德意志城市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远程贸易的活跃。

四、成长的城市市民

罗马帝国时期，西欧远程贸易的活动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带，一是在西地中海与亚得里亚海之间，一是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8世纪，阿拉伯人掌握了地中海地区的制海权，致使东罗马帝国收缩到了君士坦丁堡，成为在经济上、政治上与西欧相互隔绝的拜占庭帝国，东西罗马帝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因此受到阻碍。不仅如此，阿拉伯人还夺取了科西嘉、撒丁和西西里，在北非海岸建立港口，控制了地中海的贸易，这就迫使西欧的交通不得不逐渐地向北方内陆地区转移。中世纪早期，由于道路和桥梁设施不完善，加上日耳曼人大迁徙之后陆路遭到很大破坏，陆路交通极不畅通，同时国王的商贾还要饱受盗匪的侵袭和劫掠。与之相比较而言，河流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因为河流是天然的水道，其成本低、速度快，载货量较大，并且在开阔的河面上航行被盗匪侵袭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德意志有着得天独厚的丰富的内陆水系资源，流经德意志地区的莱茵河是贯通欧洲南北的大动脉，连接北海和地中海。莱茵河有众多能够四通八达的支流，通过这些支流即可以进入多瑙河水系，抵达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也能与历史上著名的黑勒之路相接，还可以向东进入波罗的海或向北进入北海航线到达英国，也能经弗里斯兰到北海海岸至波罗的海的斯堪的纳维亚。此外，多瑙河、美因河也都流经德意志境内，多瑙河还被誉为德意志南部“商业的自然动脉”。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在这些河流的沿岸就已经建立起了许多城市，如科隆、波恩、沃尔姆斯、美因茨、斯特拉斯堡，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维也纳等。法兰克帝国时期，查理大帝为了能与新征服的东北部地区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在莱茵河、多瑙河、美因河等重要的水路和军旅陆路沿线设立了许多王宫和军用驿站，建造城堡和城镇。德意志王国建立后，国王海因里希一世为了防御诺曼人的侵袭，在图林根和萨克森地区罗马城市的遗址上重新修建了很多城堡和城镇，如雷根斯堡、奥格斯堡等。这些城镇和城堡都有较为稳固的城墙作为防御设施，因而都成为王室或大贵族的府邸或者是大主教的驻节地，这些城市和城堡大多都地处交通便利的河畔和交通要冲。

阿拉伯人掌握地中海和北海的制海权后，德意志的商人被迫改变商路，他们转移到以莱茵河为中枢的内陆河流区域，迁居到莱茵河、多瑙河、美因河沿岸的城堡或城镇，例如作为主教驻节地（Bisch of ssitz）的主教城市（Bisch of sstadt）：巴塞尔、斯特拉斯堡、施派尔、沃尔姆斯、美因茨、科隆、乌特勒支等，作为王室行宫的城市波恩、科布伦茨、威斯巴登、安德纳赫等，在莱茵河沿岸结成了一条贸易之链，一直通向北海沿岸，并渡过海峡到达英国。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个时期的贸易活动，“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由于政治关系决定的沿途的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由相应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的发展程度”。比利时著名的历史学家亨利·皮朗把这些主教驻节地和王室行宫的所在地称之为中世纪“城市的踏脚石”。

萨克森王朝时期实行的意大利政策加强了意大利与德意志的贸易往来，东方的奢侈品、意大利的手工业制品以及黄金通过阿尔比斯山隘口源源不断地进入德意志，阿尔卑斯山的山路和莱茵河不再仅仅是用于军事和朝圣，同时也在经济上获得重要意义。10世纪中期前后，奥托一世率领德意志骑士击退了匈牙利人的进攻，这一胜利不仅巩固国王在德意志的政治地位，而且也扩大德意志王权在欧洲的影响力。951年，奥托一世把意大利置于其统治之下，此后又与罗马教会建立政与教之间的联盟关系，意大利与德意志之间的政治关系保证了贸易往来的畅通，这种贸易往来还包括教会之间互相赠送的礼物。例如，罗马教会的一位执事收到博尼法修斯大主教赠送的一只银杯和一匹当地生产的布匹，前者回赠了来自东方的肉桂、胡椒和毛皮；908年，奥格斯堡的主教阿达贝罗（Adalbero von Augsburg，?—909）赠送给圣加莱修道院当地特产的价值昂贵的紫色长袍。相互之间赠送的礼品逐渐演变为有价的对等交换，德国历史学家库利施把这种相互之间的赠礼交往看作是德意志中世纪早期远程贸易的前身。从10世纪一些修道院的账簿中也可以看到，购买来自东方货品已经成为常态，主要有胡椒、小茴香、肉桂、丁香、藿香、大黄等多种类型的香料以及诸如蜡之类的其他奢侈品。

中世纪早期，在德意志从事远程贸易的主要是犹太商人、弗里斯兰商人。这些商人熟悉商路，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懂得当地的语言。他们长途贩运的商品都是只有王公贵族和教会才能享用的来自东方的奢侈消费品，因此他们把销售点和货栈设在王公贵族和主教们居住的城堡或城镇附近，在这些地区出现商人们的居住区，被称为维克（wik）。维克是国王管理商人的一种机构，国王委派伯爵管理维克中的商人，审理他们的诉讼案件。居住在维克中的商人春去秋来，贩运城堡领主和教会所需要的货物，他们因同一商旅目的地结队而行，组成了早期的汉萨（hansa）和行会（Gilde）。早期的汉萨和行会还不是商人同盟的组织机构，仅是商人们在商旅中自愿结伴而行的一种方式，为了限制地方贵族利用所享有的政治、司法以及经济的权利对商人进行赋税盘剥，国王还给予维克中的商人特许权，以使从事远程贸易的商人有较为安定的经商环境。957年，奥托二世给予马格德堡商人特许权，允许他们有从事商业的自由、迁徙的自由，明确规定商人应缴纳的赋税额，以此避免地方贵族随意对其征收各种赋税。1003年，康拉德二世给予瑙姆堡的商人与之相类似的特许权。通过这些特许权，从事远程贸易的商人们在国王司法审判权的保护下，在各地都可以不服从地方贵族司法审判权，商人的行动自由有了保证，商人的人身自由在法律上得到承认。

德意志的商业和城市在王权的保护下复苏和复兴起来，一方面是由于城堡大多数都是建立在王室的领地上，城堡的主权多属于王室；另一方面，商人的经济活动为王室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德意志的国王们自然要把水路交通置于自己的监督和保护之下，在莱茵河以及陆路要冲设立关卡，以此增加王室的收入，同时也保护商路的安全。国王对商人的保护冲击了地方贵族的利益，城市中的商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王室与地方贵族的争斗中。11世纪中期，海因里希四世年幼由摄政王掌权时，莱茵河以及其他重要的水路和陆路交通要道的关卡都被沿途主教城市的主教们或者地方世俗诸侯霸占，他们利用关税榨取来往的商队和商船。莱茵河中游的一些主教城市，如美因茨、沃尔姆斯、施派尔等，都先后发生了城市商人反对主教的斗争。海因里希四世国王亲政后，力图追回王室在莱茵河上被教会和地方贵族强占的关卡，得到城市商人们的支持。1073年，沃尔姆斯的市民们驱逐了城里的主教，打开城门迎接在与罗马教皇和德意志贵族的争斗中落败的海因里希四世，向他宣誓效忠，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给予他支持。次年，海因里希四世给予沃尔姆斯的商人们免征关税的特许权。为海因里希四世撰写传记的作者热情地赞颂国王为维护水路畅通取得的成就：“现在，船夫在河流上可安然无恙地划过那些强盗贵族的城堡，而他们以前原是靠掠夺财物而自肥的；公路上不复充斥着劫人的匪帮；森林不复成为盗匪出没之所；公路开放给商人旅客，使他们安全地来往；于是以劫掠为业的匪徒也陷入潦倒贫困状态，像他们曾长久地使别人遭受的那样。农民、手艺人和商人都歌颂国王，而他们从他的德政，获得了这种宝贵的安全。因为现在，土地的耕耘者、勤劳的手艺人、节约的市民，有些把握可以想望将来享受他们从劳动所得到的成果了。”

商人们聚集在位于城堡附近的维克中，受王权的保护，居住在集市（mercatus）周围，在10世纪的史料中他们被称之为“集市人”（mercatores），集市周围还居住着隶属于封建主、主教和国王的手工业者（artifices，Handwerker）。维克的地理位置、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都吸引着手工业者迁徙到此。早在829年虔诚者路德维希的一份文件中就提到，一些手工业者迁居到沃尔姆斯的维克中。这些迁徙到维克中的手工业者依然是封建主的依附者，他们没有迁徙的自由，没有对手工作坊的支配权，用领主的工具加工领主提供的原材料，在领主的许可下出售自己生产的手工产品。他们不享受国王司法审判权的保护，必须为领主服劳役，缴纳各种具有封建义务的赋税，而不向集市的领主缴纳赋税。11世纪初，城市的领主开始拒绝那些不缴纳集市税的依附的手工业者进入集市从事经济活动。1023年，沃尔姆斯的大主教布尔夏德明确宣布，在城市中居住的依附手工业者要离开其领主，有自己的作坊，成为在经济上完全独立的手工业者，承担集市人应该承担的纳税义务，这样才可以享有与商人同样的特许权。这一规定很快就在德意志的城市中普遍实施。

11世纪初期，依附的手工业者的境况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们的生产能力超过了领主自身所需，在满足了领主的的封建赋税义务之后，能够自主销售的产品的数量大大增加，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具有了拥有作坊的经济实力。在经济上的独立，致使他们逐渐地融入到自由的集市人中，居住在同一城市里的同行业的手工业者依照商人的方式联合起来结成了同业公会（Zunft）。为了摆脱领主对其人身自由的束缚，他们以“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tfrei）反对城市领主们强调的“城市的空气是自己的”（Stadtluft macht eigen）。在城市中获得自由的手工业者也同样享受着国王给予商人的特许权，1101年，海因里希四世在给予施派尔市的特许权中强调，尽管那些独立居住的手工业者的人身是不自由的，但这个特许权对他们同样有效，因为只有那些真正居住在封建主庄院中的手工业者才具有依附身份，才受庄园法的约束。1107年、1109年，海因里希五世在先后给予列日市和马斯特里赫特市的特许权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把在城市里独立居住的手工业者看作是具有公共意义的集市人（pubicus mercator）。

城市以市场为经济中心，以手工业和商业为经济活动主体，所以城市的经济活动与土地没有直接的关系。正如著名的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所说的：“没有哪个时代有过像中世纪城市的社会、经济组织与农村的社会、经济之间那样鲜明的差别。”正因为这样，在从土地中衍生出各种权利的中世纪社会里，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既然因为没有土地而毋需履行各种封建义务，自然也就不可能凭借土地获得相应的保护和权利，市民的经济活动由此受到封建主的极大制约。国王给予城市特许权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市民，保护那些不享有政治权利的市民免受地方封建领主滥用自己的权力而肆无忌惮地对他们进行蚕食和剥削。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王权给予异教徒犹太人的特许权，把他们置于王权司法审判权的保护下，允许他们有自己的居住地，从事国王和教会所需要的商业活动。在各地开办的市场和集市也都是因获得国王给予的特许权后才得以存在和发展，正是在这些市场或者集市的基础上复苏或新建了许多中世纪的城市。

城市复苏和新建的标志是修建城墙，城市市民获得的特许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有权修建城墙。城墙的防御功能是不言自明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城墙使城市成为一个不同于农村的完全独立的社会，一个不同于庄园的社会经济组织。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皮朗就曾这样说过：“不可想象在那个时代会有一座不筑墙的城市；这是一种权利，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这是任何城市不可缺少的一种特权。”市民修建城墙不仅仅具有防御外敌的目的，尤其是在匈牙利人入侵之时，并且城墙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区别城墙内居住的人与在城墙外居住的人的法律身份。那个时期广为流行的政治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是对城墙所具有的这种社会功能最切实的写照。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因为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依据特许权解除了采邑制和庄园制建立的人身依附关系，凡是在城市中居住了一年零一天的人都是自由人。自由是中世纪城市居民的一个重要属性，修建城墙把城市围起来是中世纪城市复兴的一个标志。海因里希四世在给科隆市民的特许权中，首先承认了市民修建城墙的权利，市民们参加同盟的首要义务也是修筑城墙。城墙表明市民有了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区域，商人和手工业者都被市场固定在商业的共同体中，11世纪的史料中，含有出售商品意义的forum（市场）一词取代了原来的mercatus（市集）； burgenses（城里人）、urban（城市居民）、icivies（市民）等词汇越来越多地出现， mercatores（集市人）逐渐地消失。

城墙里的市民能够自由选择从事经济活动的内容、方式，在经济活动中的这种自由使市民有了完全的“个人”的财产，在领地制经济体制中有了一个新的因素。领地制无可否认是一种财产的私人占有制度，然而在这个占有制度中，相对于土地的占有权来说，其用益权更具有实际的意义；另一方面，在这个私人占有制中仍然存在着公共的和个人的区别，如公共的草地、林地、河流，这些公共的财产属于村庄，属于领主，但是领地内的居民对此只享有用益权。德国的史学家巴德尔认为，在中世纪的这种土地制度中地产的使用权（Nutzung）代替了占有权（Eigentum）。但在中世纪的城市里，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财产所有权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占有，不存在用益权的概念，这就决定了城市社会逐渐与农村社会有了区别，而城市市民则更希望置于国王司法审判权的保护之下，以此摆脱封建领主对商业、手工业经济活动的控制，以及对其完全个人财产的侵害。基于此，在与地方诸侯争斗时，市民成为国王可以依靠的新的政治力量。

第四节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一、海因里希四世的权力欲

教皇格雷戈尔七世去世之后，海因里希四世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他借助于其指定的教皇克莱门斯三世的影响把德意志皇权的势力渗透到匈牙利、英国和克罗地亚。1083年1月，德意志皇帝反对派的首领巴伐利亚公爵诺特海姆的奥托去世，接任他为反对派首领的是萨勒姆的伯爵赫尔曼（Hermann von Salm，1035—1088），但他的影响力仅局限在萨克森地区。德意志大部分地区城市的市民都给予皇帝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支持。为此，海因里希四世于1084年4月在美因茨召开帝国会议，宣布在全德意志范围内施行“上帝和平”（Pax Dei，Gottesfreiden）。“上帝和平”运动始于10世纪末期法国南部地区，勒皮主教区的主教维多二世（WidoⅡ.，?—?）为了保护教会的财产不被封建主强占和分割，于975年在教区内召开宗教会议，颁布了“上帝和平”（Treuga Dei）的教令，该教区内所有的骑士、农民都必须集体进行宣誓遵守上帝规定的和平日，即在礼拜日、圣徒纪念日以及宗教节日期间禁止一切私战（Fehde）和械斗行为。以“上帝和平”维护地区内安定的模式很快就在西欧各地普及。1082年列日的主教、1083年科隆的大主教也都宣布在其教区内实行“上帝和平”的教令。1084年4月，海因里希四世皇帝在美因茨召开帝国会议，宣布在全帝国范围内实行“上帝和平”，以此保证市民阶层从事经济活动所需要的社会安定，同时也有效地抑制了贵族之间的武力争斗，进一步削弱了皇帝的反对派势力。1087年5月7日，海因里希四世要求贵族们推举他的次子康拉德三世（KonradⅢ，1074—1101，1087—1098年在位）为德意志的国王，并在亚亨为其举行国王加冕礼，以保证王室家族的稳固。在此之后，他再次把政治的焦点对准了意大利，对准了罗马教会。

格雷戈尔七世之后的罗马教会虽然重又在德意志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那些坚定的教会改革者们并没有完全地放弃教会改革的宗旨。1086年5月，罗马教会的改革派们在诺曼底诸侯的支持下，推举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院长德西戴里为对立派教皇，称维克托三世（ViktorⅢ.，1027—1087，1086—1087年在位）。维克托三世力主与德意志皇帝海因里希四世媾和，但终因身染重病，未能实践就辞世。1088年3月12日，罗马教廷中的格雷戈尔改革派推举法国籍的红衣主教奥托为教皇，称乌尔班二世。乌尔班二世曾担任过克吕尼修道院的副院长（Prior），是克吕尼修道院改革和罗马教会改革的积极参与者，他承袭了格雷戈尔七世推行的教会神权政治的主张，更严格地禁止世俗掌握对圣职的授予权，在德意志地区积极扶持反对海因里希四世皇帝的诸侯势力。乌尔班二世大力支持南德地区展开的希尔绍修道院改革运动，给予众多修道院免于主教管辖的豁免权，允许它们享有“附属于罗马的自由”，使其脱离与德意志皇权的直接从属关系，修道院获得受教皇委托的世俗贵族的保护。罗马教会又把对修道院的庇护权转交给德意志皇帝的反对派诸侯，世俗贵族借助对修道院的庇护权扩充自身的经济实力，扩大其政治影响。例如，韦尔夫家族先后获得赖兴瑙、肯普滕等帝国重要修道院的庇护权，扩大在博登湖地区的势力范围，此后韦尔夫家族的遗产被施陶芬家族继承。在黑森地区，策林格家族通过对修道院的庇护权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后被哈布斯堡家族取代。修道院以及修道院的财产是此后施陶芬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崛起的重要经济基础。不仅如此，乌尔班二世还授权萨尔茨堡、帕骚和康斯坦茨的三位主教共同为米兰的大主教举行授职礼，以此促进他们与反德意志皇帝的卢卡、比萨、曼托瓦等伦巴底城市联盟之间的合作。

1089年，教皇乌尔班二世积极撮合德意志皇帝的反对派、巴伐利亚公爵的韦尔夫四世的长子，年仅18岁的韦尔夫五世（WelfⅤ.，1073—1120）与43岁的玛蒂尔德女伯爵之间的婚姻。这一年龄相差悬殊的婚姻促使海因里希四世于1090年三次进军意大利，并且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乌尔班二世“偷鸡不成蚀把米”，不得不仓皇出逃。然而，自1092年起一直高奏凯歌的海因里希四世皇帝却转而陷入劣势，四面楚歌。1093年初，海因里希四世的儿子康拉德三世在乌尔班二世的策反下，出人意料地加入与其父对立的反对派阵营，并在米兰被加冕为意大利国王，得到伦巴底地区的普遍承认。康拉德三世与韦尔夫四世联合起来切断了海因里希四世返回德意志的退路，迫使他不得不暂留威尼斯王国（Venezianisches Knigtum）。此后，海因里希四世的第二任妻子、俄罗斯大公之女阿德尔海德（Adelheid von Kiew，1067或1070—1099）也改变了政治立场，加入反对皇帝的阵营。

二、乌尔班二世的蛊惑

德意志皇帝处境的突变为乌尔班二世提供了反击的契机，1093年他重新控制罗马城。1095年3月1日，乌尔班二世在皮亚琴察召开宗教会议，会议持续5天，大约有200名主教、3800名教士、3万名世俗贵族和骑士与会。在这次宗教会议上，乌尔班二世首先颁布教谕（Bule）处以德意志皇帝支持的对立派教皇克莱门斯三世（CleamensⅢ. ，1020或1030—1100，1080—1100年在位）绝罚，重新任命那些有争议主教区的教职，重申罗马教会反对买卖圣职、禁止世俗势力干预教会事务，禁止教会的封臣向世俗君主行封臣礼。他规定任何世俗都不能占有教堂和神坛，在教会法规中完全清除了有关私有教会权的条款。乌尔班二世还在这次宗教会议上宣布了对阿德尔海德和海因里希四世婚姻做出的决议、对法国国王菲利普一世（PhilippⅠ. ，1052—1108）处以绝罚的决议。这次宗教会议对欧洲历史产生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拜占庭的皇帝亚历克赛一世（AlexiusⅠ. ，1048—1118，1081—1118年在位）派遣使节出席会议，并请求教皇提供军事援助抵御塞尔柱突厥人（türkische Seldschuken）对拜占庭帝国的进攻。

11世纪中期，居住在中亚地区突厥人的一支在酋长塞尔柱的率领下西征至地中海东部地区，1055年占领了巴格达，1071年大败拜占庭军队，致使这个庞大的帝国龟缩到欧洲东南隅狭小的地区。自1054年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后，罗马教会的改革膨胀了教皇格雷戈尔七世推行教权至上的权力欲，重新统一东西方教会是他力求实践的一个目标。格雷戈尔七世在拜占庭帝国的困境中看到了向东欧扩张权势的契机，他在1074年致阿奎丹公爵威廉八世（WilhelmⅧ. ，1025—1086）的信函中就发出号召：异教徒已经威胁着基督教的帝国拜占庭，成千的基督徒被异教徒杀害，教皇随时准备着帮助东方的居民，所有基督徒应该捍卫基督教的信仰。1074年12月，格雷戈尔七世在给德意志国王海因里希四世的信中号召基督徒们应该援助东方的基督徒，他已经装备了5万骑士，随时准备亲率大军前往耶路撒冷，与上帝的敌人作战。为此，他请求海因里希四世给予必要的支持和援助。然而，格雷戈尔七世进军东方的计划因为与海因里希四世的争斗而搁浅。11世纪80年代，塞尔柱突厥人加强了对拜占庭帝国的攻势，君士坦丁堡岌岌可危，拜占庭皇帝亚历克赛一世不得不派遣使节向罗马教皇求助，这就再次为罗马教皇提供了向东方扩张的口实。乌尔班二世教皇立刻接受了拜占庭皇帝使节的请求，皮亚琴察宗教会议之后，他周游意大利、勃艮第和法国多个地区，蛊惑基督徒前往耶路撒冷。

西欧社会历来有去耶路撒冷朝圣的传统，朝圣是由基督教教会倡导的一种宗教行为，教会提出朝圣的最初目的是，要求教士、修道士以及基督徒必须经受长途跋涉的艰苦行程的磨难，前往基督教早期殉教者的墓地，在那里进行虔诚的忏悔以获得灵魂的拯救。11世纪的修道院改革运动带动了整个西欧的拓荒运动，修道院从事的宗教活动自然也对社会施加着深刻的影响，在农业经济恢复的同时，社会的宗教意识也随之有了显著的提升。位于中东的耶路撒冷是耶稣受难之地，是在欧洲之外的基督教最大的朝圣地，它的宗教意义对于虔诚的教士、修道士和基督徒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有据可查的最早去耶路撒冷的朝圣是333年，朝圣者从今天法国的波尔多出发，长途跋涉前往耶路撒冷，从那个时期起，往来于西欧和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似乎就再也没有中断过，即使是在阿拉伯人对外扩张严重阻碍了东西方交通期间。1064年冬季，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Siegfried，?—1084）与班贝格的主教、雷根斯堡的主教以及乌德勒支的主教一起组织一支7000人的朝圣队伍前往耶路撒冷朝圣。1095年初，法国亚眠的传教士隐居者彼得（Peter der Einsiedler，1050—1115）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经小亚地区时被塞尔柱突厥人俘获，遭受蹂躏后返回西欧。他游历了奥尔良附近的贝里、香槟、洛林，经亚亨到达科隆，一路布道，宣讲他在东方的遭遇和所见所闻，抵达科隆时其追随者已经多达1.5万人左右。

乌尔班二世把基督教朝圣的思想与反对异教（Heidentum）联系起来，同时又煽动起了西欧骑士对渴望财富的热情。1095年11月18日，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莱芒市召开宗教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对到场的成百上千的教士、修道士、骑士、市民和农民等社会各等级进行布道，号召基督徒们停止彼此间内部的争斗和仇视，共同踏上前往耶路撒冷的征途，把那块“流着奶与蜜”的大地从那些邪恶的民族手里夺回来。他几近煽动性地宣称：“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们去拯救。你们蒙上帝赐给强大的武力，所以要毫不迟疑地前往，这样不仅罪得赦免，而且将得到天国永不朽的荣耀。”乌尔班二世对东方财富夸张的渲染把骑士的贪婪与朝圣者的虔诚这两股看似不相干的潮流合并为一股洪流——十字军（Kreuzzug），开启了在西欧历史上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运动。

1096年4月，迫不及待的农民、小贵族组成数万人的队伍在隐居者彼得的率领下，自法国的北部出发，沿莱茵河、多瑙河向东方进发。这支被称为“农民十字军”（Bauernkreuzzug）的队伍杂乱无章，既没有武器装备，也没有物质保障，一路抢劫财富，强取豪夺，把久居莱茵河流域地区的犹太商人作为抢劫的主要目标。这支毫无战斗力的农民十字军未能到达耶路撒冷，10月一进入小亚地区就被塞尔柱突厥人歼灭。同年11月，法国、意大利南部以及德意志西部的骑士们组成一支装备精良的十字军，在诺曼底的罗伯特二世（RobertⅡ.，1054—1134）、下洛林的公爵布永的戈特弗里德（Gottfried von Bouillon，1060—1100）等率领下，分别从洛林、诺曼底、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南部向君士坦丁堡出发，1097年陆续攻占了地中海东岸的一些城市，并自1099年起先后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地区建立起了耶路撒冷公国（Knigreich Jerusalen）、安条克侯国（Fürstentum Antiochia）、特里波利伯国（Grafschaft Tripolis）和爱德沙伯国（Grafschaft Edessa）四个十字军国家（Kreuzfahrerstaaten）。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及十字军国家的建立极大地提升了罗马教皇的权威，海因里希四世皇帝则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已有的政治影响。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促使主教授职权之争的双方相互妥协。

三、教皇与皇帝的妥协

1096年，海因里希四世与他的强硬反对派韦尔夫四世和解，韦尔夫五世也与比他年长25岁的妻子玛蒂尔德解除了婚姻，伦巴底与巴伐利亚的反对派同盟由此解散，海因里希四世得以于1097年初从意大利返回德意志，于圣灵降临节之际（Pfingsfest）在雷根斯堡举行庆典，众多的教俗贵族前往参加，表明海因里希四世皇帝的权威在德意志重又获得较为广泛的承认。1098年，海因里希四世在美因茨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废黜了他的叛逆之子康拉德的德意志国王王位，选立年仅12岁的次子海因里希为德意志的国王，即：海因里希五世（HeinrichⅤ.，1081/1086—1125，1106—1125年在位），但直到1099年的6月科隆的大主教赫尔曼三世（HermannⅢ.，1055—1099）才在亚亨为海因里希五世举行加冕礼。对海因里希四世来说，只要罗马教皇不取消处以他绝罚的处罚，就会对他的权威产生不利的影响；为此，海因里希四世频频向罗马教会示好，甚至明确表示，一旦撤销了对他的绝罚，他就会立刻组织十字军前往耶路撒冷。1098年7月29日，教皇乌尔班二世在东征的十字军节节胜利之时辞世，但是几乎在近一年之后，也就是在1099年8月14日，他的继任帕斯卡利斯二世（PaschalisⅡ.，?—1118，1099—1118年在位）才入主罗马教廷。新教皇无意与德意志皇帝和解，1102年再次宣布对皇帝的绝罚，教皇与皇帝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没有出现缓和的迹象。

在与教皇的争斗中，海因里希四世多次得到市民等级的支持，他也因此多次颁布《和平条例》（Landfrieden）保护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经济活动和利益。1103年，海因里希四世在美因茨颁布的一个《和平条例》中强调，凡是破坏帝国内和平的人，无论他属于哪个等级，都将给予严厉处罚；教士、商人乃至犹太商人都受该条例保护。包括巴伐利亚的韦尔夫五世、策林根的贝特霍尔德二世、施瓦本的弗里德里希一世在内的大批有势力的贵族都宣誓遵守该条例。德意志境内“到处安宁，和平和繁荣同时存在”，海因里希四世的传记作者这样写道。在这个几乎是在全帝国范围内都有效实施的《和平条例》中，明确规定禁止贵族之间为争夺经济利益而进行的私战，皇帝通过这一规定极大地扩大了皇室的司法审判权。1104年2月，布格豪森的伯爵西格哈尔特（Sigehardvon Burghausen，?—1104）在与市民以及他的封臣发生争端时被打死，在调解这一案件时海因里希四世没有对雷根斯堡的市民处以任何惩罚，由此引起贵族的极端不满，皇子海因里希五世也态度鲜明地站在了贵族一边。这年的12月，羽翼已经丰满的海因里希五世秘密离开在弗里茨拉尔的王室行宫前往巴伐利亚，与皇帝的宿敌结成联盟。1105年初，海因里希五世以其父受绝罚为由，公开宣布解除誓约，甚至于10月在雷根斯堡与他的父皇有了军事上的对峙，几乎酿成武力冲突。这一年的圣诞节之际，海因里希五世准备在美因茨召开帝国会议，对外宣布希望与其父和解，并邀请教皇的使节到场见证。然而，早有蓄谋的海因里希五世并不真的打算让其父现身美因茨，他用计把海因里希四世囚禁在英格尔海姆。不甘受其控制的海因里希四世试图故伎重演，表示愿意放弃帝位，公开进行忏悔，但却遭到拒绝。1106年初，在海因里希五世主持下帝国会议如期在美因茨召开，与会教俗贵族一致承认他为德意志的国王。不甘被逼退位的海因里希四世在下洛林找到了支持者，但终因年老体弱，无力东山再起。1106年8月7日，海因里希四世在与儿子的争斗中辞世，他也最终没有获得罗马教皇的宽恕。五年后，海因里希五世请求教皇宽恕这位身负绝罚去世的德意志皇帝，才使其有可能葬于施派尔大教堂的墓地。

与其父的执政纲领不同的是，海因里希五世从执政之初就谋求与罗马教皇的和解，他派遣特里尔的大主教布鲁诺（Bruno von Lauffen，1045—1124）为国王的使节与罗马教皇进行谈判，希望教皇帕斯卡利斯二世承认他为德意志的合法国王，但在有关主教授职权方面却坚持以往的立场，没有作出任何妥协，依然控制着对主教的授职权。1107年5月，帕斯卡利斯二世在特鲁瓦的宗教会议上再次重申反对世俗君主干预对主教的任免。尽管如此，罗马教皇在授职权的问题上还是表现出了妥协的姿态。

自11世纪中叶以来，在基督教教会中有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主教虽然享有宗教和世俗的双重权利，但其在任时应该把宗教和世俗的职能区分开。因为主教的职权是宗教的，而与土地财产、经济权（Regalien）以及优先权（Gerechtsame）有关的则属于世俗的权利。法国沙特尔的主教伊沃（Ivo von Chartres，1040—1115）则进一步从宗教法规的角度阐述了主教所享有的双重权利以及承担的双重职能，他于1097年提出了“圣职权限”（Spirituarien）和“世俗权限”（Temporalien）这两个概念。主教的“圣职权限”是国王完全不可能授予的，只有依据教会的法规选举出来的主教才能享有授予权；而教会在世俗世界中的财产是国王根据自然法规给予的，象征主教权能的戒指和权杖应该与之无关。伊沃的这一宗教观点首先在英国得到实践，自1107年起，英国国王虽然还对主教的任命施加很大的影响，但不再为所任命的主教授予代表主教权能的戒指和权杖。英国国王的这种做法为海因里希五世力图解决与罗马教皇的矛盾和冲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12世纪初，海因里希五世国王通过政治婚姻与英国结成联盟，年仅8岁的英国未婚妻玛蒂尔德（Mathilde，1102—1167）为德意志的国王带来1万马克（Mark）银子的嫁妆，这就足以使海因里希五世实现计划已久的意大利之行。1110年9月，海因里希五世第一次远征意大利，他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获得城市市民以及贵族的广泛支持，这无疑膨胀了他的权力欲，派遣密使前往罗马，寻求与罗马教皇间的和解。1111年2月4日和9日，海因里希五世先后在图里的圣玛丽娅教堂和苏特立与教皇帕斯卡利斯二世秘密会晤。德意志的国王向教皇表示放弃任命主教的权利，交换的条件是德意志主教们不再享有世俗的经济特权，他们只保有什一税和私人的馈赠；罗马教皇则允诺为海因里希五世加冕为德意志皇帝。然而，2月12日这一天，海因里希五世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向在场的教俗贵族宣布这一秘密协议时却擅自修改了其中的内容，他不但要求帕斯卡利斯二世为其加冕，而且还要求享有完全授职权。愤怒的教皇断然拒绝，国王立即撕毁协议，下令拘捕了教皇和枢机主教们。海因里希五世的这一举动也激怒了罗马人，他们发动了反对德意志国王的武装反抗，海因里希五世一行挟持着教皇匆忙离开罗马，在罗马城外的蓬蒂·莫纳洛驻扎。4月11日，被囚禁了2个月之久的帕斯卡利斯二世有条件地接受了德意志国王的提议，即允许国王按照教规指定主教，由教皇赐予被指名的主教戒指和权杖，然后再由国王赐予特许权。两天之后，在德意志国王军队的武装保护下，帕斯卡利斯二世为海因里希五世主持了皇帝加冕礼。与此同时，教皇还被迫保证，永不绝罚海因里希五世，同时还解除了对其父海因里希四世的绝罚，此后新皇帝释放了教皇，班师返回德意志。8月7日，海因里希五世在施派尔的大教堂，为曾经的对手、他的父亲海因里希四世举行了隆重的基督教安葬仪式。

从表面上看，在罗马教皇与德意志国王之间达成的秘密协议中，后者放弃对主教的任命权，做出很大的妥协，但德意志的国王却因此获得德意志教会的土地财产以及经济权。不仅如此，一些贵族也因此丧失原有的经济利益，这就导致新皇帝与德意志教会和贵族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1111、1112、1114年，海因里希五世先后给施派尔、科隆、沃尔姆斯三个大主教掌管的城市特许权，支持市民反对作为城市领主的大主教们通过经济权对他们的盘剥和侵害，这就在德意志的教会中形成一个很强硬的王权反对派，美因茨的大主教阿达尔贝特（AdalbertⅠ.von Saarbrücken，?—1137）充当反对派的首领人物。阿达尔贝特在罗马参与过海因里希五世与帕斯卡利斯二世达成秘密协议的过程，但对新皇帝的教会政策极为不满，返回德意志后与世俗贵族的反对派首领、萨克森公爵洛塔尔（LotharⅢvon Süpplingenburg，1075—1137）结成联盟。1112年，海因里希五世以阿达尔贝特参与萨克森反叛背弃诺言为由，将其囚禁在特里菲尔斯的王室城堡（Reichsburg），直到3年后才因美因茨市民的起义所迫将其释放。

海因里希五世执政后在施瓦本、法兰克以及阿尔萨斯地区兴建王室城堡，以此扩大王室的领地，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地方贵族有了利益冲突。1113年3月，魏玛奥拉明德的伯爵西格弗里德（SiegfriedⅠ.，1075—1113）为抵制皇帝试图把其伯爵领地并入王室领地，与皇帝的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他在这次冲突中与萨克森的公爵洛塔尔结成联盟。洛塔尔原是叙普林根的伯爵，他曾坚定地支持海因里希五世与其父的争斗，因此在比隆家族马格努斯（Magnus，1045—1106）去世后，皇帝把没有子嗣继承的萨克森公爵领地分封给了洛塔尔，他很快就通过对斯拉夫人的征服扩大了势力范围，在萨克森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加入反对海因里希五世的阵营。洛塔尔的背叛激怒了海因里希五世，1114年末他亲率大军进攻萨克森。1115年2月11日，皇帝军队与诸侯联军在韦尔费斯霍尔茨会战，在军力上占有优势的海因里希五世反而落败，逃离萨克森，从而大大削弱了德意志王权此后在帝国北部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洛塔尔则因为韦尔费斯霍尔茨战役（Schlacht am Welfesholz）的获胜赢得了诸侯首领的地位。

海因里希五世在与诸侯斗争中的失利给予罗马教廷反击的机会。早在海因里希五世从罗马返回德意志后不久，教皇帕斯卡利斯二世就在1112年3月召开的拉特兰宗教会议上宣布，曾经与海因里希五世达成的蓬蒂·莫纳洛协议无效，禁止世俗以任何方式任命主教，对海因里希五世处以绝罚。1115年7月4日，在卡诺萨事件中起过重要政治作用的女伯爵玛蒂尔德去世，她在临终前指定海因里希五世为卡诺萨伯爵领地的继承人。为了接受这份遗产，也为了防止德意志诸侯再次与罗马教皇结盟，海因里希五世无暇顾忌德意志诸侯的反叛，再次进军意大利。海因里希五世委托施瓦本的公爵弗里德里希（FriedrichⅡ. der Einugige，1090—1147）以及他的弟弟康拉德（KonradⅢ.，1093—1152，1138—1152年在位）为其不在德意志时期的摄政王，希冀以此制约以洛塔尔和阿达尔贝特大主教为首结成的贵族反对派联盟，这不仅为施陶芬家族在美因茨流域地区扩大势力范围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条件，而且也为康拉德日后登上德意志的王位奠定了政治基础。

海因里希五世继承卡诺萨伯爵领地后，通过授予意大利北部城市一系列特许权改变它们的政治立场，但罗马教廷并未因之而妥协。1119年10月24日，在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庞修斯（Pontius von Melgueil，?—1126）以及香槟的主教威廉（Wilhelm von Champeaux，1070—1121）的斡旋下，海因里希五世与新教皇卡利斯特二世（CalixtⅡ，1060—1124，1119—1124年在位）在今天法国的穆宗就主教任职权的相关事宜进行谈判，双方互不退让，最终未达成任何协议。卡利斯特二世返回罗马，重申对海因里希五世的绝罚。与此同时，获释的美因茨大主教阿达尔贝特也作为教皇的使节在萨克森组成新的反对派联盟，这就迫使海因里希五世不得不离开意大利返回德意志，率领巴伐利亚公爵韦尔夫五世、施瓦本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及法兰克和洛林两地贵族的军队围攻美因茨，与此同时阿达尔贝特的援军也星夜赶到。正当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当地的诸侯出面调停，促成海因里希五世在维尔茨堡与教皇的使节阿达尔贝特进行和谈。德意志局势发生了极具戏剧性的变化，这就迫使教皇改变了强硬的态度，他应邀派遣教皇使节前往德意志参加于1122年9月8日在沃尔姆斯举行的宗教会议。在这次宗教会议上，海因里希五世、教皇的使节以及德意志的教俗诸侯在共同商议制定的协议上签字。《沃尔姆斯协议》（das Wormser Konkordat）中规定，德意志皇帝放弃授予主教戒指和权杖的权利，承认在他的王国和帝国内按照教规进行的主教选举和举行的授职礼，但德意志主教的选举必须是在国王或其委派的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在举行授职礼接受戒指之前，当选的主教从国王的手中获得代表经济权的权杖。由此，代表教会权威的戒指以及代表世俗经济权的权杖分别由教皇和世俗君王授予。

1122年的《沃尔姆斯协议》，为德意志皇权与罗马教廷之间围绕主教授职权进行的半个世纪的争斗画上句号。沃尔姆斯协议否定了德意志皇帝对教会的绝对支配权，动摇了长期以来教会作为德意志皇权支柱的重要基础；然而，它却是德意志封建诸侯势力进一步强大的表征，是德意志在政治上逐渐走上分裂的开端。

第五章 初登政治舞台的施陶芬王朝

《沃尔姆斯协议》的签订不仅没有完全改善政教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皇权与诸侯之间的对立也没有得到缓解；反之，诸侯利用选举国王的权利推举对各自有利的国王候选人，导致王位更替的乱象不断，也为英、法国王觊觎德意志的王位提供了机会。

施陶芬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一世登上王位后，为重塑皇帝的最高权威重新划分了帝国内的公爵和伯爵领地，将其封授给皇帝的支持者，给予他们各种特许权，将其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控之下，同时也以此打击其反对派。另一方面，他还通过政治联姻把长期以来难以渗入的勃艮第纳入囊中。为了延续奥托大帝的帝国梦，弗里德里希一世先后六次远征意大利，在意大利颁布四个法令，强调德意志皇帝对意大利的一切权力，介入罗马教会的争斗之中以此“渔翁得利”。

弗里德里希一世不仅依靠他的封臣，同时还依靠不断成长的市民阶层，给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尤其是市民的自由。获得自由的市民自愿结成行会和同业公会，这就为城市自治奠定社会基础，提供法律条件。市民的自由和城市的自治改变了社会的意识形态，12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神学的理论发展以及世俗文化的繁荣都是其集中的体现。

第一节 施陶芬家族的政治目的

一、王位更替的乱象

《沃尔姆斯协议》签订之后，王权与诸侯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没有丝毫缓解，在德意志的东部边疆地区，萨利尔王朝的反对派首领、萨克森的公爵不断地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1123年，艾伦堡的伯爵海因里希二世（HeinrichⅡ.，1103—1123）去世，格罗伊奇的伯爵维普雷希特（Wiprecht von Groitzsch，1050—1124）通过贿赂从海因里希五世皇帝那里获得了隶属于海因里希伯爵的迈森和劳齐茨这两个伯爵领地的封授。维普雷希特曾是海因里希四世的宠臣，他曾在1080年坚定站在海因里希四世一边与对立派国王鲁道夫进行斗争，此后又多次参与反对教皇格雷戈尔七世的斗争，1084年新教皇选举时他也为海因里希四世对枢机主教团的施压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自1106年以后，维普雷希特转而效忠于海因里希五世，参与反对其父的争斗。与维普雷希特不同的是，萨克森的公爵洛塔尔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一直在试图排斥王权对其领地的干预，任命阿斯卡尼家族的大熊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er der Br，1100—1170）为劳齐茨伯爵领地的新伯爵，把迈森分封给贵族世家韦廷的康拉德一世（KonradⅠ. von Meien，1098—1157），由此更加巩固了其在萨克森地区以及德意志东部边疆地区的政治势力，也因此在东部地区更加排斥德意志皇权以及其他政治势力的进入，拒绝对其管辖区域的干涉。

德意志的西部地区与法国接壤，因为与英国国王亨利一世（HenryⅠ.，1068—1135，1100—1135年在位）女儿玛蒂尔德的婚姻，海因里希五世被卷入英法之间的争夺。自从1066年诺曼公爵征服者威廉（Wilhlem der ErobererⅠ.，1027或1028—1087，1066—1087年在位）率领诺曼亲兵征服英伦三岛之后，英国国王就具有了双重身份，他既是英国的君主，同时也是法国国王的封臣。征服者威廉临终前把英国的王位传给次子威廉二世（WihlemⅡ.，1056—1100，1087—1100年在位），把诺曼底公国传给长子罗伯特二世（RobertⅡ.，1054—1134），小儿子亨利一世（HenryⅠ.，1068—1135，1100—1135年在位）分得5000磅的银子。1100年，威廉二世去世，闻讯返回的罗伯特在途中成了亨利一世的阶下囚，此后亨利一世顺利地登上英国的王位，并把诺曼底公国划归为英王的财产。但诺曼底公国从建立之初就臣服于法国国王，法王菲利普一世（PhilippeⅠ.，1052—1108，1060—1108年在位）也从未想放弃这个大公国。1108年，路易六世（LuoisⅥ.，1081—1137，1108—1137年在位）继位，他对诺曼底公国采取强硬的政策，与亨利一世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甚至演化为公开的军事冲突。亨利一世虽然有众多的子女，但合法婚生子女只有德意志的皇后玛蒂尔德，换句话说，玛蒂尔德是英国王位当然的直接继承人。因此，在英法冲突中，海因里希五世态度鲜明地支持英王。1124年夏季，海因里希五世率大军逼近梅斯进攻法国，对法国造成很大的军事威胁。法王召集旗下所有封臣组成了6万王室大军，准备在梅斯与德国军队交战。法王能迅速组织起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完全出乎海因里希五世的意料，他不得不从梅斯撤回德意志。

1125年5月，年仅39岁的海因里希五世因病辞世，没有子嗣的皇帝临终前指定他的外甥、施瓦本的公爵、施陶芬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Ⅱ.，1090—1147）为法定继承人。然而，海因里希五世的遗愿未能实现，遭到了美因茨的大主教阿达尔贝特的坚决抵制。阿达尔贝特是海因里希五世的掌玺官，他是德意志在政务决策时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他还是罗马教皇卡利斯特二世委派在德意志的教皇使节，在签订《沃尔姆斯协议》时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在阿达尔贝特的呼吁和力主之下，8月24日在美因茨召开选举新国王的大会，众多诸侯参加大会。会议期间，萨克森、施瓦本、巴伐利亚、法兰克四大公爵领地的世族家族各自派出10名代表组成了一个四十人委员会，委员会提出了三位王位候选人：施瓦本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奥地利巴本贝尔格家族的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Ⅲ.，1073—1136）以及萨克森公爵洛塔尔三世（LotharⅢ.，1075—1137，1133—1137年在位）。美因茨大主教阿达尔贝特在巴伐利亚公爵黑人海因里希（Heinrich der Schwarze，1075—1126）的支持下操纵整个选举，萨克森公爵洛塔尔最终登上德意志的王位，9月13日在亚亨举行国王加冕礼。这次通过诸侯选举确立新国王的方式，再次强调了德意志王国建立之初的政治传统，诸侯选举的程序否定了王位的血缘继承。戴上王冠的洛塔尔三世立刻将登基的消息致函教皇洪诺留二世（HonoriusⅡ.，1060—1130，1124—1130年在位），请求教皇给予认可。

诸侯选举产生的国王与海因里希五世指定的继承人的错位首先涉及王室财产的归属问题。萨利尔家族长期把持着德意志的王位，同时也占有着王室的领地财产，因此王室领地与其家族的领地几乎混为一体。海因里希五世临终前把王室领地以及家族领地一起交给他指定的继承人弗里德里希二世。新国王洛达尔三世登基后向弗里德里希二世索要王室领地，并且强调，由于萨利尔家族没有继承人，其家族的所有领地财产也都应该归属王室。1125年11月，洛塔尔三世在雷根斯堡召开的王室会议上要求施陶芬家族把王室领地从其家族领地中剥离出来交与国王。已经失去王位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极不甘愿把他管理的王室财产拱手相让，再三强调他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拒绝洛塔尔三世的要求。为此，洛塔尔于12月对其宣布剥夺法律保护令（Reichsacht）。1126年1月，越来越多的诸侯聚集在戈斯拉尔准备对施陶芬发起武装进攻，战争一触即发。1127年夏，洛塔尔三世亲率大军围攻萨利尔王朝时期重要的皇室城市纽伦堡。施陶芬家族在施瓦本和法兰克贵族们的支持下顽强抵抗，他们甚至在被围困的纽伦堡集会另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弟弟、刚从耶路撒冷朝圣返回的康拉德三世（KonradⅢ.，1093—1152，1138—1152年在位）为对立派国王。

康拉德三世是法兰克的公爵，曾任维尔茨堡的主教，在德意志西南部地区的贵族们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康拉德三世于1128年夏季前往伦巴底，试图接管玛蒂尔德女伯爵的遗产，尽管没有如愿但却戴上意大利的王冠。然而，康拉德三世的意大利之行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获得更多的支持，反而为对手提供了有利的局势。1129年12月，洛塔尔三世的军队攻下皇室的重镇施派尔，1130年秋季，经历长期围困之后的纽伦堡最终成为国王的战利品。为了保存施陶芬家族的其他领地，1134年3月，弗里德里希二世向洛塔尔三世国王宣誓效忠，次年，康拉德三世也臣服洛塔尔三世。

洛塔尔三世虽然在与施陶芬家族的争斗中赢得胜利，但不料后院起火。在萨克森领地内的争斗逐渐升级，并且由此逐渐形成了新的较为强大的贵族势力。阿斯卡尼是古日耳曼人中的一个部族，民族大迁徙之后定居在萨克森东部地区，德意志王国建立后，这个古老的部族虽然成为德意志的贵族家族，但直到1036年这个家族才在文字史料中第一次出现。12世纪初，该家族的大熊阿尔布雷希特被洛塔尔三世提升为萨克森东部边疆地区的伯爵。自10世纪中叶起，阿斯卡尼家族所在的哈弗尔兰地区就一直处于德意志与斯拉夫人拉锯式的争夺中。位于哈弗尔河岸边的勃兰登堡是查理大帝时期为镇守东部边疆在该地区修建的城堡，是易北河与波罗的海区间的一个战略要地。奥托大帝于936年在这个地区设立了东部边疆马尔克伯爵领地。1127年，斯拉夫人普利比斯拉夫（Pribislaw，1075—1150）占据勃兰登堡，控制了哈弗尔兰地区的政治权力。12世纪初，在洛塔尔三世扶持下，上升为伯爵的大熊阿尔布雷希特在东部边疆地区多次镇压了斯拉夫人的起义，与此同时他还采取灵活的怀柔政策，与普利比斯拉夫建立友好关系，阿斯卡尼家族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与勃兰登堡地区西北部接壤的普里格尼茨地区。大熊阿尔布雷希特势力的迅速增长令洛塔尔三世深感不安，为此他加强了在东部边疆地区非常重要的马格德堡大主教区的控制，1126年任命他非常信任的、与罗马教会有着密切关系的克桑滕的诺贝特（Norbert von Xanten，1080或1085—1134）为该大主教区的大主教，以此削弱大熊阿尔布雷希特在东部边疆地区的政治影响。不得不有所收敛的大熊阿尔布雷希特，重又对洛塔尔三世忠心效力，积极支持洛塔尔三世的首次意大利之行，大熊阿尔布雷希特也因此于1134年获得德意志北部边区普勒茨考伯爵领地的采邑权。自此，阿斯卡尼家族更加巩固了在德意志东部地区的政治地位，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自德意志王国建立以来，与罗马教会的关系就是德意志国王无法忽视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德意志国王的内外政策。1130年2月14日，洪诺留二世去世，罗马枢机主教团因新教皇的候选人问题产生分歧，少数力主教会应继续改革的青壮年派的枢机主教们推举圣安杰拉的格雷戈尔为教皇，称因诺森二世（InnocenzⅡ.，?—1143，1130—1143年在位），但多数枢机主教们则推举枢机主教彼得为教皇，称阿纳克勒特二世（AnakletⅡ.，1090—1138，1130—1138年在位）。彼得出身于罗马城改宗基督教的犹太家族，自11世纪中期起，该家族因出资支持罗马教会的改革在罗马城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逐渐增强。彼得本人曾是克吕尼修道院的修道士，并以此身份在巴黎大学学习神学，帕斯卡利斯二世教皇曾任命他为枢机主教。由于该家族在罗马城内的影响力，阿纳克勒特二世在罗马获得广泛的支持，并且以提升西西里公爵领地为西西里王国为条件，获得新提升的西西里国王罗格二世（RogerⅡ.，1095—1154，1130—1154年在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这就迫使教皇因诺森二世不得不到罗马城以外寻求承认和支持。

法国西多修道院的院长克莱尔沃的贝纳尔（Bernhardvon Clairvaux，1090—1153）给予因诺森二世极大的支持。贝纳尔是12世纪最有影响的一位基督教神学家，在那个时代被誉为“无冕教皇”，在他的游说下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都先后承认因诺森二世为合法教皇，他创立的西多派修道院（Zisterzienserorden）也都给予因诺森二世坚决的支持。几乎是势均力敌的两位教皇都力图拉拢德意志国王洛塔尔三世，获得他的支持，贝纳尔的影响力在这个天平上为因诺森二世增加了一个筹码。1130年10月，洛塔尔三世在维尔茨堡主持召开宗教会议，经过马格德堡大主教诺贝特的积极活动，与会的德意志的主教、大主教们一致决定承认因诺森二世为合法教皇。1131年3月，洛塔尔三世与因诺森二世和贝纳尔在列日会晤，洛塔尔三世像法兰克时期的国王皮平一样，亲自出迎到访的教皇，扶其上马，为其手挽马的缰绳，行牵马礼（Stratordienst），表示对其服从。洛塔尔三世允诺将亲自护送教皇返回罗马，条件是教皇要在罗马为其戴上德意志皇帝的皇冠。1132年夏季，仍然处于与施陶芬家族争斗中的洛塔尔三世亲率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护送因诺森二世返回罗马。在罗马，洛塔尔三世与因诺森二世再次就德意志君王对主教的授职权的问题以及玛蒂尔德女伯爵的遗产归属问题讨价还价，双方最终相互妥协达成协议，罗马教会掌有对主教、大主教的任免权，德意志君主则享有授予当选者经济收益权的权利；玛蒂尔德的遗产作为教皇的财产封授给巴伐利亚的公爵、洛塔尔三世的女婿、韦尔夫家族的骄傲者海因里希（Heinrich der Stolze，1102或1108—1139），接受分封的海因里希要向教皇行封臣礼。教皇对骄傲者海因里希封授的意图显而易见，通过这份遗产换取能够在罗马城外可以支配的军事力量；但相比较而言，教皇的封授对韦尔夫家族的意义似乎更大，极大地提升了该家族在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为此后韦尔夫家族参与王位竞争埋下伏笔。

加冕后的洛塔尔三世在与施陶芬家族的争斗中获得了先机，迫使其不得不放弃敌对的态度，这就使洛塔尔三世有精力集结力量消除德意志东部和北部边境地区斯拉夫人以及丹麦人造成的威胁。洛塔尔三世借机插手丹麦的王位之争，迫使丹麦国王对其称臣；把奥得河以东的波莫瑞地区封授给波兰公爵博莱斯瓦夫（BoleslawⅢ.，1085—1138），稳定了这个地区的局势。洛塔尔三世还在贝纳尔的鼓动下伺机夺取西西里王国的王冠，1136年夏他再次率军进入意大利，意大利北部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敞开大门迎接德意志皇帝的到来。然而，此时正避难比萨的因诺森二世教皇却因为阿普利亚的封授问题与踌躇满志的皇帝产生了分歧，新一轮的政教冲突一触即发。1137年12月3日，身在意大利的洛塔尔三世突染重病，不久客死意大利，临终前指定他的女婿、巴伐利亚的公爵、韦尔夫家族的骄傲者海因里希为其王位的继承人，同时还指定他继承萨克森公爵领地，加之在此之前继承的玛蒂尔德女伯爵在意大利的财产，骄傲者海因里希成为当时德意志最强大的诸侯。在罗马教廷站稳脚跟的因诺森二世教皇坚决反对海因里希为德意志的合法国王，王位之争由此再现。1138年3月7日，特里尔的大主教阿尔贝罗乘美因茨和科隆的大主教区均空缺大主教之际，在科布伦茨召集施陶芬家族的支持者们推举康拉德三世为德意志国王。3月13日，阿尔贝罗以教皇使节的身份在亚亨为新选举的国王举行加冕礼，开始了德意志历史上的施陶芬王朝。

二、登上王位的施陶芬家族

康拉德三世的登基虽然是少数诸侯选举的结果，但却很快就得到较为广泛的承认，甚至骄傲者海因里希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他放弃对王位的要求，交出王冠、权杖和宝剑等王权象征物（Reichsinsignien）。但骄傲者海因里希的妥协并没有换来新国王康拉德三世的信任，他执政后推行的首要政策是削弱韦尔夫家族的实力。1138年7月，康拉德三世在维尔茨堡召开帝国会议，以骄傲者海因里希拒不向国王宣誓效忠为由，对其宣布剥夺法律保护令，同时收回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两个公爵领地的采邑权，把萨克森公爵领地的采邑权封授给大熊阿尔布雷希特，把巴伐利亚公爵领地封授给国王同母异父的弟弟、巴本贝尔格家族的利奥波德四世（LeopoldⅣ.，1108—1141）。不仅如此，康拉德三世还收回骄傲者海因里希的弟弟韦尔夫六世（WelfⅣ.，1115—1191）在意大利北部的图斯策恩伯爵领地。

康拉德三世采取的这一系列强硬的措施激化了施陶芬家族与韦尔夫家族之间的矛盾，将两个家族之间埋藏已久的争夺王位的暗战演化为公开的武装冲突。然而，这场在萨克森的武装冲突因骄傲者海因里希于1139年10月20日突然辞世无果而终，他的岳母、洛塔尔三世的遗孀丽兴扎（Richenza von Nor the im，1078或1089—1141）掌管了韦尔夫家族，骄傲者海因里希10岁的儿子狮子海因里希（Heinrich der Lwe，1129或1130—1133或1135）继承了萨克森公爵的头衔。1142年5月，大熊阿尔布雷希特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一次诸侯会议上表示不再与狮子海因里希争夺萨克森公爵领地。大熊阿尔布雷希特由此获得了在德意志北部边界地区的领地；狮子海因里希也因放弃了对巴伐利亚公爵领地的要求，从而得到合法继承萨克森公爵领地的认可。

施陶芬家族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者是奥地利的巴本贝尔格家族，海因里希五世皇帝的妹妹阿格内斯（Agnes von Waiblingen，1072—1143）的第一次婚姻把施陶芬家族与萨利尔家族联系在一起，她寡居后改嫁巴本贝尔格家族的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Ⅲ，1073—1136），第一次婚姻的后代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国王康拉德三世与第二次婚姻的后代巴本贝尔格公爵海因里希·雅索米尔戈特（HeinrichⅡ. Jasomirgott，1107—1177）以及巴伐利亚的公爵利奥波德四世是同母异父的兄弟，施陶芬家族与巴本贝尔格家族之间有了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1142年，海因里希·雅索米尔戈特与洛塔尔三世的女儿格特鲁德（Gertrud von Sachsen，1115—1143）结成婚姻关系，但因为格特鲁德难产去世，这段婚姻仅持续一年，海因里希·雅索米尔戈特鳏居，随即迎娶了拜占庭皇帝马努伊尔一世（ManuelⅠ.Komnenos，1118—1180，1143—1180年在位）的侄女西奥朵拉（Theodora Komnena，1134—1184）为妻。这一连串的政治婚姻把巴本贝尔格家族与施陶芬家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巴本贝尔格家族是后者在德意志南部地区权力的重要支柱，也是与韦尔夫家族竞争的主要对手。

1144年12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在东方建立的十字军国家爱德沙伯国沦陷，耶路撒冷公国、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这三个十字军国家也面临着覆灭的危险，它们再次向西方提出求救请求。新当选的教皇欧根三世（EugenⅢ.?—1153，1145—1153年在位）呼吁法国国王路易七世（LouisⅦ.，1120—1180，1131或1137—1189年在位）再组十字军，法王积极响应，于1145年圣诞之际宣布将亲率十字军前往圣地。欧根三世教皇的老师克莱尔沃的贝纳尔为征募十字军游说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在其鼓动下，德意志的国王最终于1146年12月27日宣布组建十字军，次年3月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王国会议上宣布，在十字军向东方进军期间禁止在德意志境内以任何理由进行私战，实行普遍的和平。在国王的要求下，与会的诸侯同意选立其年仅10岁的儿子海因里希（六世）（HeinrichⅥ.，1137—1150，1147—1150年在位）为共治王，作为德意志王位的继承人，国王远征期间由美因茨的大主教海因里希（Heinrich Felix von Harburg，1080—1153）为摄政王，主管国内政务。国王的号召获得德意志诸侯的响应，不仅支持国王的诸侯，而且国王的反对派韦尔夫六世也参加了东征的十字军。狮子海因里希以征讨斯拉夫人为借口拒绝参加十字军，同时也暂时搁置了归还巴伐利亚公爵领地的要求。1147年5月，康拉德三世率领德意志的十字军与法王路易七世率领的法国十字军同时向耶路撒冷进发。两支十字军先后在东方惨败，康拉德三世在战斗中受伤，在拜占庭度过两个冬天之后，1149年春返回德意志。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十字军东征却转嫁了德意志境内诸侯为争夺领地相互之间进行的内战。狮子海因里希没有参加远征东方的十字军，与丹麦和波兰的诸侯一起组织十字军，共同征讨居住在易北河东岸的文德人（Wenden），由此拉开德意志诸侯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东部殖民的序幕。

从东方返回德意志的康拉德三世再次陷入与诸侯的争斗之中，狮子海因里希重新提出对巴伐利亚公爵领地的要求，他多次拒绝参加国王召开的王国会议，甚至用武力强占巴伐利亚部分地区。为此，康拉德三世于1151年秋季向韦尔夫家族宣战，围攻狮子海因里希的首府不伦瑞克，但没有获得成效。此时远在罗马的教皇欧根三世再次陷入危难之中，向康拉德三世发出救援的请求，并允诺为其在罗马主持皇帝加冕礼，遗憾的是康拉德三世尚未成行就于1152年2月15日辞世，最终未能戴上皇帝的皇冠。

三、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登基

康拉德三世是施陶芬家族第一任德意志国王，他没有登上皇帝的御座，但他却为施陶芬家族势力的扩张铺上了一块稳定的基石。1151年，康拉德三世把德意志、勃艮第以及意大利这三个王国的掌玺官整合为一个具有集权性质的王国文书处（Reichskanzlei），设立大掌玺官（Erzkanzler）一职。这个新的王室机构不仅继续负责通常的文字事宜，而且还被委以外交使命，科隆的大主教阿诺尔德二世（Arnold II.Von Wied，1098—1156）被任命为首任大掌玺官。王室文书处的成员多由王室封臣组成，宫廷教堂教士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在施陶芬王朝时期，王国文书处和王室封臣是王权重要的政治支柱。

由于康拉德三世的长子、已被诸侯确立为王位继承人的海因里希先其父2年去世，重病缠身的国王担心年仅6岁的次子和他的摄政王无法在与狮子海因里希的争斗中获胜，故而指定随同其参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侄子、施瓦本的公爵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Ⅰ.，1122—1190，1155—1190年在位）为王位的继承人。企图继续掌握摄政大权的美因茨的大主教海因里希依然试图把康拉德三世尚未成年的儿子扶上王位，遭到众多诸侯的抵制。1152年3月4日，诸侯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王国会议，推选弗里德里希一世为德意志国王，5天后在亚亨由科隆的大主教阿诺尔德二世为其主持国王加冕礼。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登基之所以在当时没有遭到诸侯强烈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母亲尤迪特（Judith，1100—1130）出自韦尔夫家族，两个敌对的家族在弗里德里希一世身上找到一个平衡点，新国王也力图以这个平衡点为基础实现与韦尔夫家族的和解，维持国内的和平。为了安抚没有得到王位的堂弟罗腾堡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von Ro the nburg，1144—1167），他把施瓦本公爵领地转交给他，前提是在其成年之前必须由王室监管。为了获得他的叔父韦尔夫六世的支持，弗里德里希一世把先王收回的图斯策恩伯爵领地以及斯波莱托公爵领地和玛蒂尔德女伯爵的领地重又分封给韦尔夫六世。1152年10月，弗里德里希一世在维尔茨堡召开的王国会议上做出决定，准许狮子海因里希获得温泽堡的赫尔曼（Hermann von Winzenburg，?—1152）的遗产、大熊阿尔布雷希特获得普勒茨考的伯恩哈德（Bernhard von Pltzkau，?—1147）的领地，在狮子和大熊之间长久以来因领地而发生的争端由此得到了解决。此外，弗里德里希一世还在这次王国会议上颁布一系列的《和平条列》，其中强调对任何破坏王国和平者都要给予严厉的处罚。

自奥托一世以来，德意志的国王只有在罗马城接受教皇的加冕礼才能成为合法的皇帝，这一不成文的政治传统决定了德意志国王必须获得罗马教皇的承认。在亚亨顺利加冕为王的弗里德里希一世把调解国内诸侯间的纠纷作为其登基后的首要任务，他仅派使节传达给罗马教皇已登上王位的信息，似乎并不在意教皇是否认同。这种怠慢的态度令教皇欧根三世非常不满，德意志国王与教皇之间的关系趋于冷淡。12世纪40年代以后，意大利北部城市自治运动勃然兴起，50年代波及罗马城，罗马城内的市民成立了实现城市自治的市议会（Stadtrat），展开反对教皇控制的斗争，教皇在罗马城的权威受到威胁。弗里德里希一世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欲与罗马教皇媾和，并计划于1154年秋前往罗马。1152年末、1153年初，弗里德里希一世在康斯坦茨与教皇的使节就此计划以及在罗马举行皇帝加冕礼等事宜进行协商，1153年3月23日双方签订《康斯坦茨条约》（Vertrag von Konstanz），弗里德里希一世向教皇保证，未经教皇的许可不与罗马市民和西西里诺曼人签订任何和约；协助教皇镇压罗马市民；保护教皇领地不被侵占；阻止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在意大利扩大势力。教皇则许诺亲自为弗里德里希一世举行皇帝加冕礼；处罚那些反对他的德意志主教；不向拜占庭的皇帝妥协。教皇欧根三世还根据《康斯坦茨条约》免去美因茨大主教海因里希的教职，由曾大力支持弗里德里希一世登上王位的塞恩霍芬的阿诺尔德（Arnold von Selnh of en，1095—1160）接替这一重要的教职，同时还罢免曾经反对过他的明登、希尔德斯海姆和艾希施泰特三个主教区的主教。

为了实践《康斯坦茨条约》，弗里德里希一世必须先解决与德意志诸侯之间的纠纷，尤其是要平息与韦尔夫家族的争斗。这不仅是为了消除国王远征意大利的后顾之忧，而且国王也希望能获得韦尔夫家族军事上的支持。1154年6月，弗里德里希一世在戈斯拉尔召开王国会议，在诸侯的支持下剥夺了巴本贝尔格家族的海因里希二世对巴伐利亚公爵领地的采邑权，将其转交给韦尔夫家族的狮子海因里希，任命他为国王的代理人，在巴伐利亚公爵领地行使国王的权力。在这次王国会议上，狮子海因里希还获得了在波罗的海沿岸区域内的奥尔登堡、梅克伦堡和拉策堡等主教区的主教授职权，更加巩固了其在德意志东北部地区的政治地位。弗里德里希一世做出的一系列妥协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施陶芬家族与韦尔夫家族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上得到满足的狮子海因里希于1154年10月率领他的骑兵随弗里德里希一世率军远征罗马。

长久以来，身为意大利国王的德意志君王极少在意大利逗留，意大利的王位近乎处于空位的状态，意大利的城市先后在自治运动中建立了共同体（Kom mune），有了自治的市议会，由市民共同选举城市的执政官，罗马城也不例外。新当选的教皇哈德里安四世（HadrianⅣ.1100或1120—1159，1154—1159年在位）力图重新控制罗马城，这就必然与要求自治的罗马市民产生矛盾和冲突。1154年2月，西西里的国王罗格二世去世，人称恶棍的威廉一世（Wilhelm I.der Bse，1122—1166，1154—1166年在位）继承王位。教皇哈德里安四世拒不承认他的合法性，被激怒的威廉一世率军攻打教皇的领地，为在罗马的教皇雪上加霜。1155年1月，教皇派使节与弗里德里希一世接洽，要求他履行前任皇帝在《康斯坦茨条约》中对教皇欧根三世作出的承诺，迅速率兵到罗马为教皇解难。6月8日，弗里德里希一世与哈德里安四世在罗马城以北的苏特立会晤，心高气傲的国王不甘愿按惯例为教皇行牵马礼。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教皇下令铲除因诺森二世教皇命人在罗马城拉特兰宫墙上所作的三幅有关为德意志皇帝加冕的油画，因为油画较为明显地表示罗马教皇居高临下，德意志皇帝则甘为其封臣。有求于国王的教皇不得不违心地作出承诺，才得以在德意志国王军队的护送下返回罗马。当弗里德里希一世护送教皇至罗马城外时，罗马市民派代表觐见德意志国王，要求他给予市民对罗马城的自治权并向市议会支付5000磅黄金，以此作为他在罗马城内加冕为皇帝的条件。遭到拒绝的罗马市民关闭城门，把德意志国王和教皇关在城外。国王以武力强行入城，在6月18日这天，哈德里安四世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为弗里德里希一世主持加冕礼，他是施陶芬家族第一位登上皇位的皇帝，他自称是“神圣罗马帝国”（das Heillige Rmische Reich）的皇帝。加冕礼当天，罗马市民公开反叛，罗马城内发生骚乱，但很快就被狮子海因里希率领的军队镇压下去。

弗里德里希一世显然并没有十分看重与教皇之间的友好关系，罗马城恢复安定后，这位新皇帝既没有遵守《康斯坦茨条约》中规定的协助教皇继续镇压罗马市民，也没有帮助教皇在罗马城恢复权势，而且还试图通过婚姻与拜占庭皇帝建立政治联盟。1155年9月，弗里德里希一世力图进攻西西里国王威廉一世盘踞的贝内文托，但遭到随其征战的德意志诸侯们强烈的反对，他不得不踏上了返回德意志的归程。此时的威廉一世大病初愈，他率军镇压了意大利南部各城市的起义，赶走进入南意大利的拜占庭帝国军队，控制了南意大利的局势。失去德意志皇帝军事支持的教皇哈德里安四世改变与威廉一世为敌的政策，1156年6月在贝内文托与从前的敌手签订和约，双方相互妥协，教皇不再干预西西里王国王位继承，威廉一世则从教皇的手上接过采邑证书，对其行封臣的宣誓效忠礼。《贝内文托和约》（Vertrag von Benevent）之后，罗马教廷与德意志皇帝之间再生芥蒂。

四、王权的强势

从意大利返回的弗里德里希一世把树立皇权的权威作为其制定帝国政策的核心，为此他竭力要打破奥托一世以来延续下来的公爵领地和伯爵领地原有的政治格局，力图建立一个以皇帝为首的“整体国家”（Gesamtstaat）。出于这个政治目的，从12世纪50年代起，施陶芬王朝重新划分一些老的世族公爵领地的边界，同时还把原来的一些伯爵领地提升为公爵领地。施陶芬家族在德意志最大的反对派是韦尔夫家族，弗里德里希一世父母的婚姻消除了自海因里希五世以来两个家族之间因争夺王位产生的对立。1152年3月，弗里德里希一世在调解狮子海因里希与大熊阿尔布雷希特因继承权而起的纠纷时，有意把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两个公爵领地整合在一起，似乎也较为清晰地表明了要继续消除这种政治对立的意图。1154年6月的戈斯拉尔王国会议之后，海因里希·雅索米尔戈特把他的首府从雷根斯堡迁往维也纳，为弗里德里希一世重新划分公爵领地创造了一定的条件。1155年10月弗里德里希一世从意大利返回之后，立刻在雷根斯堡召开会议，再次宣布把巴伐利亚公爵领地分封给萨克森公爵狮子海因里希。为了安抚失去巴伐利亚公爵领地的巴本贝尔格家族，弗里德里希一世于1156年6月宣布，奥地利伯爵领地从巴伐利亚公爵领地中分离出来，提升为奥地利公爵领地，将其分封给巴本贝尔格家族的海因里希·雅索米尔戈特，由此成功地调停了奥地利巴本贝尔格家族与韦尔夫家族争夺巴伐利亚公爵领地的纠纷。

为了使新公爵领地能够完全摆脱原来的母邦，弗里德里希一世于1158年授予巴本贝尔格家族“小特权书”（Privilegiumminus）。“小特权书”中首先强调了公爵领地的继承权问题，如果公爵夫妇无子嗣，可由他们推荐继承人，海因里希·雅索米尔戈特的父系和母系家族共同享有继承奥地利公爵领地的同等权利，这一规定基本上杜绝了其他诸侯染指公爵领地的可能。作为封君的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的权威并没有因为这一规定受到限制，因为他享有裁决继承人的权利。“小特权书”中还宣布，奥地利公爵在其领地内享有最高司法权，承认其在公爵领地内享有行使地方分权的权利；奥地利公爵只需参加在巴伐利亚召开的帝国会议，只参与公爵领地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弗里德里希一世通过这一特许权把这个新提升的公爵领地置于德意志皇权的直辖之下，把它看做是防御匈牙利人的坚固防线。新提升的奥地利公爵因为这个特许权在政治上有了相当的独立性，自然给予皇权极大的支持。德国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奥地利公爵获得的“小特权书”被看作是德意志皇权对地方贵族领土主权（Souvernitt）的一种承认，为此后德意志各邦国政权（Landesherrschaft）的建立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弗里德里希一世试图通过加强与地方贵族的采邑关系削弱世族公国的权力，以增强皇权在整个帝国内的统治权。从表面上看，狮子海因里希获得巴伐利亚公爵领地，但由于从中分割出奥地利伯爵领地，他的势力范围依然局限在德意志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弗里德里希一世委任他为皇帝在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地区的代理人，试图通过他扩大皇权在这个地区的影响。1154年，狮子海因里希利用皇帝给予的特权设立拉策堡主教区，掌有对该主教区主教的任命权。狮子海因里希在萨克森重新建立位于易北河下游的吕贝克市，由此控制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扼制住了丹麦人的扩张。1157年，丹麦国王瓦尔德马（WaldemarⅠ.，1131—1182，1157—1182年在位）不是向狮子海因里希而是向弗里德里希一世俯首称臣。在巴伐利亚，狮子海因里希拆毁了位于弗尔林的跨越伊萨尔河的大桥，取消弗赖辛的主教的市场权和关税权。与此同时，他还下令沿伊萨尔河逆流而上，在利于其控制的地方修筑一座大桥，设立关卡，在大桥的一端建立慕尼黑市，开办市场，从而控制了从赖兴堡至奥格斯堡的重要盐路。狮子海因里希的这一系列强硬的措施增强了帝国东北部边疆的稳定，自然也都得到弗里德里希一世的认可。此后，狮子海因里希对皇帝再次远征意大利、征讨波兰的政策也给予积极的支持。

勃艮第向来是德意志皇帝很难插入的地区。1152年，弗里德里希一世把对勃艮第和普罗旺斯的管辖权（Vogtei）封赐给策林格的公爵贝特霍尔德四世（BertholdⅣ.，1125—1186），并与之订立有关该地区管辖权的协议。1156年6月17日，弗里德里希一世迎娶年仅14岁的勃艮第伯爵领地的唯一女继承人贝娅特丽克丝（Beatrix，1140—1184），这段婚姻为弗里德里希一世增添了勃艮第伯爵的头衔，也最终使策林格家族失去勃艮第公爵的头衔。为了补偿策林格家族，皇帝把日内瓦、洛桑以及锡藤三个主教区的管辖权和王室经济特权（Regalien）封赐给贝特霍尔德四世。1178年7月，德意志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在阿尔勒被加冕为勃艮第的国王，至此，勃艮第、普罗旺斯以及与之相连接的阿尔卑斯山重要通路的掌控权都落到德意志皇帝的手中。斯塔勒克的赫尔曼（Hermannvon Stahleck，?—1156）因为与施陶芬家族的姻亲关系而被提升为莱茵行宫伯爵。1156年赫尔曼去世，在这一年的雷根斯堡王国会议上，皇帝以已故伯爵没有继承人为由把莱茵行宫伯爵的领地分封给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康拉德（Konrad der Staufer，1136—1195），莱茵河中游广大地区也都成为施陶芬家族的势力范围。1157年9月，弗里德里希一世在维尔茨堡举行盛大的效忠礼大典，参加大典的不仅有德意志帝国内各个地区的世俗诸侯、骑士和高级教士，而且法国、英国、丹麦、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拜占庭的王公贵族或亲自或派代表团前来恭贺。强烈的权力欲膨胀了弗里德里希一世恢复罗马帝国的野心，称他的帝国为“神圣罗马帝国”，并且还频频向东部地区发起进攻。他用武力征服了波兰，迫使匈牙利改变与之为敌的政策，有效地干涉了波希米亚的王位之争。

1157年10月，弗里德里希一世在贝桑松召开帝国会议，要求勃艮第的贵族们对其宣誓行效忠礼。教皇哈德里安四世派遣两名教皇使节参加，在会上宣读了教皇的信函，强调德意志皇帝的权威来源教皇的恩赐，皇帝是教皇的封臣（Lehnsmann）。这无疑激怒了权力欲膨胀的弗里德里希一世，他在回信中强调德意志皇帝是罗马皇帝和查理大帝的继承人，德意志帝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延续。弗里德里希一世宣称，他的皇冠和权杖是上帝的恩赐并且通过德意志诸侯们的选举而获得的，他的权威包括由教皇支持的加冕礼、统治罗马城、保护基督教教会。与会的德意志主教们都坚决地支持皇帝的权力论，毫不留情地驱逐了教皇的使节，哈德里安四世不得不妥协。在这种权力论的推动下，恢复德意志皇权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经济权是驱使弗里德里希一世再次远征意大利的动因。

前两次十字军东征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欧社会商品贸易的活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西欧原有的经济结构，商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明显增加。意大利北部是地中海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收回在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经济权，既可以增加德意志皇权的经济来源，也可以恢复帝国在意大利的权势。1158年6月，弗里德里希一世率领大军进入意大利北部，意大利的部分城市立刻放弃了抵抗，向德意志皇帝宣誓行效忠礼。9月7日，试图抵抗的米兰市在坚持了数周后也接受了皇帝的条件，在缴纳巨额赎金后保持市议会和选举执政官的权利，但全体市民必须向德意志的皇帝宣誓行效忠礼，市民选举的执政官必须经皇帝的批准才能履行职责。11月11—26日，弗里德里希一世在皮亚琴察附近的隆卡利亚地区召开帝国会议，力图把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共同体整合在一起，使王室的经济权与对各城市的统治权等同起来。为此，弗里德里希一世指令博洛尼亚大学的四名法学家以及二十几个城市的代表共同组成法律编辑委员会，编辑了四部法规。第一部是《经济权法》（Lex Regalia），该法规明确规定皇帝享有对所有公爵领地、马尔克伯爵领地、伯爵领地以及城市的经济特权，皇帝有权为其任免执政官，有权确定是否给予市场权和铸币权，有权掌管和支配道路和水路的交通网络、设立关卡，有权享有对交通道路的使用特权、收取关税以及道路和港口的费用。第二部是《普通法令》（Lex O mnisiurisdicio），这个法规强调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是法律的制定者和解释者，享有最高司法审判权，规定了皇帝可以在帝国境内的任何地方设立法庭，法庭的法官由皇帝委任，接受法官职务的人要向皇帝宣誓，以表明司法权属于皇帝。通过这个法规弗里德里希一世可以在隶属帝国的意大利制定其他的相关法律，其结果是城市共同体的法律成为一纸空文。第三个法规是《王宫和财产法》（Lex Palaciet Pretoria），根据这个法规弗里德里希一世有权在任何地方建立行宫。第四个法规《纳税法》（Lex Tributum）则是明确规定皇帝享有在意大利制定征税政策的权利，皇帝享有在全帝国境内征收特别税的特权，有权提高或降低税收。

弗里德里希一世颁布的这四部法规针对的不仅仅是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而且还扩展到了托斯卡纳以及教皇国的领地，引起教皇的极端不满，哈德里安四世派遣教皇使节与弗里德里希一世交涉，令其交出玛蒂尔德女伯爵的遗产，弗里德里希一世则谴责教皇违背了《康斯坦茨条约》，双方各持己见。1159年9月1日，哈德里安四世辞世，缓和了正在激化的矛盾，同时在罗马教廷内再次引起分裂。9月7日，枢机主教团的大多数成员选举哈德里安四世教皇的幕僚罗兰（Rol and o Bandinelli）为教皇，称亚历山大三世（Alex and erⅢ.，1100—1181，1159—1181年在位）。罗兰是哈德里安四世教皇的坚决支持者，曾为其执笔致函弗里德里希一世，并作为教皇使节参加贝桑松的王国会议。然而，在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封臣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奥托（Otto I.，1117—1183）的影响下，少数枢机主教选举奥克塔维安为教皇，称维克多四世（Viktor IV.1095—1164，1159—1164年在位）。10月4日，维克多四世在皇帝的武装保护下登上了圣宗座。亚历山大三世逃亡法国，但他依然以教皇自居，并且获得枢机主教团中大多数成员以及法国、英国、西班牙和北欧等地区教士们的支持。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也联合起来与逃亡教皇站在同一阵线，共同抵制德意志皇帝在意大利推行皇室经济特特权。

罗马教会的分裂无益于德意志皇帝的权威，弗里德里希一世试图以教会保护者的身份消除教会的分裂。1160年1月13日，他在帕维亚邀请两位对立教皇到此参加宗教会议，就双方的矛盾进行调解。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支持者们拒绝前往，仅有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的主教和大主教五十余人以及英国、法国、匈牙利、丹麦、波希米亚的国王派遣的使节到达帕维亚参加2月5日的宗教会议。会议发布了通函（Rundbrief或者Rundschreiben）宣布革除亚历山大三世的教籍，并作出相关方面的决议。弗里德里希一世的介入并没有消除教会的分裂，却导致在整个西欧形成了以皇帝和教皇为首的两大阵营。英国国王亨利二世（HenryⅡ.，1133—1189，1154—1189年在位）和法国国王路易七世也都因各自的政治目的被卷入其中。1164年初，亨利二世与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1118—1170）之间因为英国教会的独立问题产生争端，也极大地影响了教皇与亨利二世之间的关系，弗里德里希一世借机欲与英国国王结成政治联盟。1165年复活节之际，德意志的皇帝派科隆的大主教雷纳尔德（Rainald von Dassel，1114或1120—1167）为特使前往鲁昂，在那里促成了狮子海因里希与英国国王长女的婚姻，同时也为自己才一岁的长子与亨利二世的另一个女儿订立婚约。以这两个婚姻为基础，亨利二世允诺支持皇帝新立的对立派教皇帕斯卡利斯三世（PaschalisⅢ. ，?—1168，1164—1168年在位），他还派遣使者参加5月在维尔茨堡召开的王国会议。在这次王国会议上，弗里德里希一世命与会的大多数诸侯、主教和大主教宣誓，绝不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以及他的继任为合法的教皇，凡是拒绝宣誓的诸侯和主教都将解除与皇帝的采邑关系，失去封地和财产。美因茨的大主教维特尔斯巴赫的康拉德（KonradⅠ. von Wittelsbach，1120或1125—1200）虽然曾任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大掌玺官，也曾是他实践意大利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但因支持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弗里德里希一世免职。

弗里德里希一世对意大利经济权的重视致使其在任期间6次进军意大利，同时代的意大利人称他为“巴巴罗萨”（Barbarossa红胡子），说他的胡子是被意大利人的鲜血染红的。弗里德里希一世在任期间在德意志境内居住最长的时间仅6年半，但他并没有忽略稳固其在德意志境内的权威，他通过政治联姻以及调节继承权等方式把王室的领地与施陶芬家族的领地连成片，设立了一系列的国王直辖区。施瓦本公爵罗腾堡的弗里德里希一世是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堂兄，他于1167年8月去世，皇帝把施瓦本公爵的头衔授予了他年幼的儿子，后因施瓦本家族的成员均无子嗣，弗里德里希一世顺利地继承堂兄家族在施瓦本南部的所有遗产，同时还获得属于罗腾堡的弗里德里希一世所有的、与捷克接壤的埃格尔兰地区，在德意志的中东部地区形成一个连成片的、地域辽阔的大王室领地，北起莱辛和科迪茨，南至埃格尔河。这个连成片的王室领地既包括阿尔卑斯山的重要隘口，也把蕴藏着丰富矿物资源的哈尔茨山脉囊括其中，还有被称为“金色草原”（Goldene Aue）的大片肥沃平原，成为王室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弗里德里希一世不再把成片的王室领地分割成采邑，而是委派他所信任的王室封臣管理王室的和家族的领地，形成了一种新的领土（Territorium）的概念。弗里德里希一世还逐渐地把施陶芬王朝的政治中心从原来的东法兰克转移到了上普法尔茨地区，把东法兰克与上普法尔茨连成一片，王室的这个新的领土包括巴伐利亚的北部和南部、法兰克的中部和北部。

弗里德里希一世的领土政策明显地表示出对巴伐利亚领地的要求，侵害了巴伐利亚公爵狮子海因里希的利益，双方必然会产生矛盾，出现摩擦。狮子海因里希多年来积极支持皇帝对意大利的政策，因而在几起领地继承的纠纷中都得到皇帝的支持；此外，他还通过有目的、有组织地向东部地区殖民，扩大了领地的地域范围，建立起一个以不伦瑞克市为其政治中心的大公国，成为当时德意志在政治上最强大的诸侯。狮子海因里希还通过女儿与丹麦国王儿子的婚姻保证边界的稳定，他也因为是英国国王的女婿，与英国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狮子海因里希还常常以皇帝宠臣自居，无视其他诸侯的权利，在诸侯中树敌甚多，甚至在德意志形成了一个反对他的政治同盟。狮子海因里希的强势是皇帝在巴伐利亚地区推行其领土政策的一个巨大障碍，克恩滕的公爵韦尔夫六世的继承权问题为皇帝铲除这个障碍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

意大利斯波勒托的公爵韦尔夫六世曾因与康拉德三世为敌被剥夺在意大利的领地，后因韦尔夫家族与施陶芬家族的和好重又获得意大利斯波勒托公爵领地和托斯卡纳伯爵领地。1167年，韦尔夫六世唯一的儿子去世，他失去了直接继承人，他的两个侄子狮子海因里希和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都享有继承权。韦尔夫六世把在意大利的封地卖给了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此后，韦尔夫六世又与狮子海因里希订立了协议，将其在施瓦本地区的全部地产出售给后者。由于狮子海因里希没有按照协议的规定支付相应的数额，韦尔夫六世单方面撕毁协议，把他的财产赠送给了皇帝和他的儿子们，这就在德皇和公爵之间埋下了引发争端的导火索。1177年，狮子海因里希因与哈尔伯施塔特的主教之间因教会的地产问题起了争端，主教宣布对其进行绝罚，科隆的大主教海因斯贝格的菲利普（Philipp von Heinsberg，1130—1191）也介入其中，成为哈尔伯施塔特的主教强有力的后盾。1178年，双方同时上诉至德皇弗里德里希一世。1179年1月，皇帝根据从9世纪流传下来的法令（Landrecht）召开帝国会议审理此案，被传唤的狮子海因里希拒不到会，与会的众诸侯共同做出判决，如果狮子海因里希继续违背帝国的法令，将对他处以革除教籍的绝罚。由于强硬的狮子海因里希再次拒不服从德皇对其传唤，同年6月，在马格德堡召开的帝国会议上宣布，对狮子海因里希处以绝罚。被革除教籍就意味着将失去所有的封地，狮子海因里希不得不做出妥协，力图与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修好，皇帝则要求公爵支付5000马克的罚金。这个巨额的罚金促使狮子海因里希背水一战，再次与皇帝反目为仇。1180年1月，弗里德里希一世在维尔茨堡主持帝国会议，与会诸侯一致通过对狮子海因里希的判决，剥夺他享有帝国采邑的权利，宣布他丧失了所有荣誉和权利，瓜分他的公爵领地。狮子海因里希举兵反抗，但曾经支持他的萨克森、丹麦以及斯拉夫的贵族们都先后背离他，就连吕贝克市的市民也为皇帝打开了城门，众叛亲离的狮子海因里希被迫屈服。1181年11月，狮子海因里希在爱尔福特王国会议上宣布，他放弃在帝国的封地，仅保留了不伦瑞克和吕内堡，同意接受流放三年的处罚，并于1182年夏前往英国，投奔他的英国岳父。

弗里德里希一世通过狮子海因里希的案件成功地铲除了推行领土政策的最大障碍，弗里德里希一世藉此机会把一些原有的伯爵领地提升为直属皇室的公爵领地，在进一步扩大王室领地的基础上向领土化（Territorianlisierung）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这个案件还标志着德意志的贵族结构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它改变了自德意志王国建立以来，巴伐利亚和萨克森这两个大公爵领地一直由古老的世族家族控制的政治局面，古老的世族贵族家族或者沉沦没落，或者与王室封臣一起演变为一种新的帝国诸侯等级（Reichsfürstenstand）。1180年4月，在盖尔恩豪森的王国会议上发布的关于处罚狮子海因里希的文书中，不仅对整个诉讼案件进行了总结，而且还以采邑权为基础明确规定了帝国诸侯的等级，制定各等级享有向下订立采邑关系权利的盾牌制度（Heerschild）。在这个制度中，帝国内可以订立采邑关系的人分为七个等级：第一等级为国王，有权与直属诸侯建立采邑关系；第二等级为教会诸侯；第三等级是世俗诸侯，世俗可以接受教会诸侯的采邑，但教会诸侯不能反之接受世俗诸侯的的采邑；第四等级为伯爵和自由领主；第五等级为自由人和王室封臣；第六等级为自由人和王室封臣的随从；第七等级是不享有采邑权的人。

第二节 从市民的自由到城市自治

一、市民的自由

弗里德里希一世在实现其“整体国家”目标时不仅仅依靠王室封臣，而且也极为重视城市市民的政治力量，市民的政治力量体现在城市的自治中。中世纪城市的自治起始于城市中誓约团体（Eidgenossenschaft）的产生，结成誓约团体的是城市里具有自由法律身份的商人和手工业者。

德意志的城市大多都是以商业和手工业为基础复兴和发展起来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前提是自由交换，自由交换必然会引起自由竞争，自由竞争是封建特权的天敌。有了人身自由的市民就必然要自由支配自身的财产，拒绝封建领主司法权的判决，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市民与封建主之间产生冲突，更何况城市市民获得的特许权和自由常常要受到身兼城市领主的主教或者贵族的干预和约束。1035、1042年，米兰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曾先后两次因不满大主教强制实施城市政策而与之发生武装冲突。1074年，科隆的大主教强行征用一位富商已经装满货物准备起航的商船，商人拒不服从，商人和大主教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个事件成为引发科隆市民反抗城市领主斗争的导火索，揭开了市民为摆脱大主教对城市控制而进行斗争的序幕。1077年在美因茨，1101年在施派尔，也都发生了市民驱逐该城大主教的事件。

市民反对城市领主的斗争常常与德意志教俗贵族与皇帝（国王）的争斗交织在一起，皇帝（国王）通常以给予城市特许权的方式支持市民，特许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给予市民享有自由的权利。享有自由的权利是中世纪城市市民的一个重要属性，自由是市民从事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前提。进入12世纪以后德意志的商业活动逐渐发生变化，尽管远程贸易依然是商业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但远程贸易不再仅仅是输入来自东方的货物，同时还贩运各地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销售的对象也不再仅仅是王公贵族和教会，而且还为城乡手工业生产者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同时还收购他们的产品。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销路被打通，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致使那些具有半农业性质的乡村手工业者完全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有了独立的手工作坊，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者。因为出售产品和购买原材料的需要，使他们认识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商人居住的城市是他们最理想的迁徙之地，产品交换把那些在农村中成长起来的专职手工业者们吸引到了城市中来。他们带来了生产资料和生产设备，城市的居住人口大幅增加，城市的规模由此而扩大，成为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德意志商人的经营方式也因此从行商转变为坐商，商人通过出售所在地的手工业产品，不仅扩大了自己的贸易范围，而且还与当地的手工业者建立直接的经济联系，社会的分工进一步扩大。“分工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手工业的分离，表现为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商人和手工业者分离后，专业的手工业者们为保护自身的利益，防止同行业内部的竞争，保护本行业的共同市场，防止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以及对抗封建主的侵犯，居住在同一城市的、享有自由的同行业手工业者自愿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按照日耳曼人的习惯结成一种誓约团体，以誓约约束每个成员的社会性行为，以此保证在团体内相互缔结的契约能够有效地实行，保证契约的有效性。恩格斯说：“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行动和财产的，并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这就产生了中世纪最初的手工业者的同业公会（Zunft）和商人组成的行会（Gild）。

二、同业公会和行会

中世纪最早的商人行会出现于法兰克王国时期，商人结成的行会是一个誓约团体，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会成员在贩运途中的人身安全、货物安全，在风险和灾难中相互自助和自救。与行会比较而言，手工业者的同业公会出现相对晚些，最早的同业公会是1099年在美因茨的织布工同业公会，1106年在沃尔姆斯有了鱼商行会，1128年在维尔茨堡出现制鞋同业公会，类似的制鞋同业公会在哈雷出现于1157年，1149年科隆成立了床单织布同业公会。早期同业公会的出现是为了保证同业公会的成员在市场上都能够享有自由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利，是一个自发的社会组织。这些同业公会通常是以个人或者是以一个住户（Haus）为基础，是一个以住户的户主（Hausvater）为代表组成的自治的社会团体，这个团体是按照日耳曼人的习俗结成的誓约团体，不依附任何权力。在这个团体中，虽然财富的多寡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但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平等的，都具有人身自由的法律地位。每个成员都必须履行参加“晨会”（Morgensprache）的义务，在晨会上经过协商达成的共同意愿和意志就是必须遵守的规则。同业公会是城市里具有多种职能的社会团体，它延续了日耳曼人的传统，是一个“共同体”（Gemeinde），所有成员必须共同祈祷、共同庆祝节日、共同举行殡葬，进而共同制定有关产品的质量、规格、数量以及出售价格等有关生产活动方面的规定。同业公会还具有社会救助的职能，必须照顾成员中的病患、扶助孤寡。

同业公会最重要的职能是监督成员的手工生产，他们共同协商制定了有关同一种产品的原材料的使用、产品的工艺流程、产品的质量以及产品出售的价格，以保证同业公会中所有手工作坊的共同生存。同业公会为手工作坊规定了学徒的学习年限、帮工的工资，帮助帮工建立独立的手工作坊，决定是否同意他们加入同业公会。从组织的结构来看，同业公会是一种个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内有着成员共同遵守的审判权和决定赔偿的审判权，这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共同体。城市中每个自由的手工业者都自愿加入这个自治的共同体，他们通过这个共同体参与城市的公共活动，这就赋予了同业公会政治的职能。在德意志帝国，11世纪、12世纪的城市自治运动与政教之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多数的城市自治运动在支持王权的过程中获得了王权给予的特许权，王权把给予城市的特许权作为削弱教权的一个重要措施，城市的政治地位由此获得了提升。

手工业者的同业公会和商人的行会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日益巩固，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凸显出来，在城市中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即市民阶层（Bürgertum）。市民阶层成为德意志皇帝与诸侯斗争可以依靠的新的政治力量，德国学者弗尔迪南德就曾这样评价科隆的市民起义：“1074年的起义虽然是一个瞬间的事件，但是它不仅反映了科隆商人的经济实力，而且也表明了早期城市历史中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主教授职权之争期间政治上的不稳定为市民第一次展现他们的政治作用创造了条件。”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施陶芬家族为保证在该家族政治中心地区（Hochburg）的政治优势，在德意志西南地区以及图林根、阿尔萨斯有目的地新建立了许多城市，赋予这些城市政治或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12世纪初期建立的阿格诺市被提升为帝国在阿尔萨斯地区的政治中心，施瓦本哈尔市是作为王国的铸币所（Münzstatt）而建立的。此外，皇帝还给予卡姆尼茨、阿尔滕堡和茨维考等城市自治权，以这种方式提升皇权在城市所在地的政治权威。这些城市都是皇帝和国王的财产，享有施陶芬家族给予的自由的特许权，所有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无论是商人还是手工业者都是享有自由的市民。自海因里希五世执政时期起，皇帝给予城市的特许权中不再标注为“城市权”（Stadtrecht），而是改变为“市民权”（das Recht der Bürger）。自由的市民抑或以手工业者的同业公会的组织形式，抑或以商人行会的组织形式自愿结成了城市共同体（Stadtsgemeinde，也被称为Kom mune），共同抵抗城市领主及其官吏对他们的盘剥和压制，从自治的同业公会和行会中发展出自治的城市。

三、城市的自治

德国历史学家施托普在对德意志中世纪许多城市进行具体深入研究后认为，施陶芬王朝时期是德意志自治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些自治城市一般都经历了三个步骤：其一，以誓约为依据组成的市民共同体；其二，市民共同体逐渐地提出参与城市管理的要求，在参与管理城市事务的过程中建立了城市的市政机构，1150年前后从上意大利、法国的普罗旺斯到德意志的莱茵河下游地区，很多城市都先后有了独立的市政机构，尤其是意大利的伦巴德、加泰隆等地区，那里的城市在行政结构上，例如：在市议会的人数、任职的年限、职能等方面一般都延续了罗马帝国时期的模式，市议会具有防卫、司法和管理等方面的职能；其三，城市之间建立了联盟，诸如伦巴德城市联盟、莱茵城市联盟、施瓦本城市联盟，乃至其后的汉萨同盟。

城市自治运动如果没有皇帝（国王）的特许权是不可能产生任何结果的，1101年海因里希四世皇帝给予施派尔市特许权，承认该市的城市权，施派尔的市民以此为尚方宝剑驱逐了专制的主教。1111年，海因里希五世再次给予施派尔市的市民特许权，保证市民的自由。1114年，海因里希五世给予沃尔姆斯市相同的特许权。1119年，美因茨的大主教效仿海因里希五世给予美因茨市民特许权，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法庭，自我进行管理，但令他所料不及的是，获得特许权的市民不再服从大主教对该城的控制。1157年，大主教欲向市民征收赋税，作为参加弗里德里希一世远征意大利的军费，遭到市民强烈的反对，为此皇帝给予市民严厉的处罚，下令拆毁美因茨的城墙，拆毁城墙就意味着市民失去了已经享有的所有权利和自由，直到1163年皇帝才撤销了这个处罚，允许市民重建城墙。12世纪，诸如沃尔姆斯、康斯坦茨、特里尔、奥格斯堡、梅斯、雷根斯堡等等，所有这些中世纪重要的城市都先后获得了皇帝给予的保障市民自由、允许城市共同体存在的特许权。与领地一样，城市通过获得特许权成为王权的封臣，在海因里希（七世）执政期间（1220—1235年），德意志境内有51%的城市获得了国王的特许权成为国王的城市（Knigstadt），有35%的城市是主教和大主教的城市（Landstadt），仅有14%的城市具有其他的附属关系。从这个比例中可以看出，中世纪德意志的城市绝大多数都获得过国王或者主教和大主教给予的特许权。

早期的城市共同体是一种按照日耳曼人的习惯法组成的誓约团体，所有成员都有义务受到誓约的约束，相互之间禁止械斗，他们有参与保卫城市、修筑城墙的义务。防御权是城市自治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所有市民联合起来保卫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共同承担由此而需要的军费，城市有向市民征收赋税的征税权（Steuerhoheit）。1114年，科隆市最先有了城市徽章（Stadtsiegel），上面刻有科隆市城墙和城门图案。1130年，科隆市的市民在城市的中心修建了专门用于市民集会的建筑“市民会议厅”（Bürgerhaus）。城市的市徽和市民会议厅的建造，标志着全体市民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个体，此后众多城市都效仿科隆有了自己的市徽，建造了市民会议厅，特里尔于1149年，美因茨于1150年，索斯特于1168年，梅斯于1180年，维尔茨堡于1195年，乌特勒次于1196年，沃尔姆斯和科布伦茨同是在1198年，斯特拉斯堡则是在1200年。

自治的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个体就必然要有自己的管理机构，但12世纪德意志的自治城市尚没有市政机构，抑或可以这样说，城市的自治主要体现在调节市民纠纷的城市法庭的建立。城市法庭设立初期，法官通常由城市领主指定，他们是城市领主的代理人。1103年，科隆的城市法庭上第一次有了商人陪审员（Schffe），陪审员参与对案件的裁定，城市领主的意愿受到极大的限制，此后参与城市法庭审判的陪审团中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比例逐渐增多，他们又因为陪审员的身份参与了城市的管理，构成城市市民的上层阶层，即富裕市民，或称之为城市贵族（Patriziat）。市民中的上层阶层组成了“富人兄弟会”（Richerzeche），富人兄弟会不仅参与解决市民之间的纠纷，而且还定期举行大会，商议并决定对市民的税收、城墙的维护、城市的防御等各项事务。德国历史学家弗尔迪南德把这种富人兄弟会看作是“市民的机构”，从中衍生出城市议会（Stadtrat）。在这个市民机构中推举出市长（Bürgermeister），由他主持市议会的日常事务，践行议会做出的各项决议。1180年，皇帝承认了科隆市的富人兄弟会，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标志着城市议会的产生。

城市自治运动产生的又一个重要结果是城市法的诞生，正如美国学者诺思所说：“新市镇发展了自己具有行政和保护职能的政府，因而它们必须逐渐形成一套法律来裁决因这些新情况而引起的争端。”城市法通常源自于市场法和行会法，美国学者利维就曾经强调，“商人若要从事有秩序而又经常性的贸易，那就得要有一种制度，既可保证人身安全，又使得贷款、保险和汇兑都可能办理”。商人和行会为自身订立的法律，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是为商人自身的利益服务的。1188年，马格德堡市的大主教维希曼（Wichmann von Seeburg，1116—1192）给予该城城市法庭特许权，准许法庭把长期以来盛行的习惯法进行规范并用文字记录下来，这就是德意志中世纪第一部成文的城市习惯法汇编《马格德堡法》（Magdeburger Recht）。这部法律汇编中包括了商人法、继承法、婚姻法以及刑法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此外还有法庭的诉讼程序。德国城市史学家伊森曼认为，所谓的城市法是在城市设立和建设时期由城市领主一再强调和重申的特许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最初的城市市民依然受在乡村施行的法律制约，只有当市民获得了自由（libertates）、公正（iustitiae）和权利（iura）后才能联合起来组成议会，才能不受乡村法律的约束。《马格德堡法》汇编而成之后很快就在德意志北部地区传播，勃兰登堡伯爵领地、波希米亚、普鲁士、图林根、萨克森、西里西亚、波莫瑞、摩拉维亚和劳齐茨等地区的80余座城市都把《马格德堡法》作为自己城市的法律。城市法中包含了比皇帝（国王）的特许权更多的内容，它不仅取消了城墙内封建土地制度所规定的个人的依附身份，限制或取消了城市领主的各种封建特权，而且还规定了市民应尽的义务，如根据财产缴纳一定数目的赋税作为城市的公共基金，市民要承担修建城垣、构筑防御工事等劳役，要为保卫城市服兵役，等等。1120年，弗赖堡制定的城市法中规定，如果一个领主要否定一个在城市居住的人的法律地位，称作是他的农奴（servus），要将其召回，那么这个领主就必须要有7个与此人有血亲关系的证人在公爵那里宣誓予以证明，实际上这对于领主来说几乎是很难做到的。可见，城市法还可以有效地改变那些因各种原因迁徙到城市中人们的法律身份。

城市法的产生不仅得力于城市自治运动和世俗君权与教会给予的特许权，还得力于12世纪在西欧开展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对罗马法的研究。

第三节12世纪文艺复兴

一、知识分子的产生

“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是美国学者哈斯金斯首先提出来的，他在研究中世纪西欧文化时批驳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这一传统的史学观点。他认为：“14世纪是从13世纪走出来的，就像13世纪是从12世纪中走出来的一样，在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5世纪的文艺复兴之间没有隔断。”毋庸置疑，正如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是连续的一样，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的发展也是具有连贯性的，而且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同步进行的。继第一次拓荒活动之后，11世纪的西欧再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拓荒活动：法国通过排水改造沼泽地；低地地区围海筑堤造良田；德意志地区则是开始了有组织、大规模地向东部地区殖民；意大利地区蓄水灌溉滋润土地；英国大量地砍伐原始森林。意大利历史学家奇波拉认为，在10—13世纪之间，开垦土地的活动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对荒野的征服。

根据德国历史学家的研究计算，加洛林时期德意志西北部地区的农民家庭中，一个成年人的膳食结构中粮食仅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是肉类和鱼类，这说明当时的土地耕种面积尚很有限。在经过了11、12世纪对林区、沼泽地和荒地的拓垦之后，耕地的面积大幅增加，谷物尤其麦子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最重要的是黑麦、小麦、燕麦和大麦。有的地区，例如在德意志的西南部、莱茵河流域普遍种植斯佩尔特小麦（Dinkel， Spelz），因为这些品种的麦子有较好的烤制和酿制的品质，有些地方还种植了稷。除了谷物以外，菜圃和果园也在很多地区出现，有了各种豆类、白菜、萝卜等蔬菜，有了苹果、梨、草莓、李子、桃、榅桲、核桃等果类。可见，此时人们的膳食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12世纪中叶，在一些地区逐渐形成了满足家庭生活自足之外的专门的果树种植区，莱茵河右岸从瓦尔鲁夫至洛尔希豪森的高地地区、图林根和爱尔福特等都有了这样的专业种植区。葡萄种植也大面积地扩大，不仅是在罗马帝国时期的传统种植葡萄地区，而且在德意志北部也有了大规模的葡萄种植园。

这个历史时段拓荒活动所产生的效应是多方面的：首先，拓荒活动扩大了耕地面积、改良了生产工具、改进了生产技术，原始的耕种方式转变为轮作的二圃制（Zweifelderwirschaft）、三圃制（Dreifelderwirtschaft）以及其他方式的农田作物栽培制，这就使家庭独立耕种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独立耕种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经营土地的方式，徭役庄园（Fronhof）的数量在减少，租佃土地的面积在增加。租佃制的经营方式增强了耕种土地人的自主权，为了能够充分地利用已有的土地，因地制宜，出现了农作物专业生产区，农产品的交流和交换必不可少，从而促进了社会的流动。社会的流动不仅局限在物品的交换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人员的流动方面。人员的流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员在地域性地流动，即从农村向新兴城市的流动，从原有的居住地向新开垦地区的殖民；一是社会阶层的流动，不仅原有的农业劳动群体发生了分化，而且还形成了市民、商人、手工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欧社会中还形成一个与社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新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Intellektueller）。

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源于人们对自我认识的需要，人们在努力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也在满足精神和理智的需要。社会经济活动创造的财富，不仅瓦解了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而且也造成了政治权力的移位。新旧贵族的交替、城市议会的建立，无不与社会财富的增加有密切的关系，人们传统的权威观念被动摇，个人的自我意志在被动摇的权威面前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耕种土地的自主权、城市行会获得的自治管理权、城市的自治权都反映了一种自主精神。自主精神与宗教和政治的权威对立，它需要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与权威对话，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宗教观念中也都有了自主的要求，正如曼罗所说：“12世纪文艺复兴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自主精神的革命。”人内心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了，良知和爱的观念也开始有了新的内容。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评价12世纪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社会集体心态的一次大变化”，社会的价值观和价值趋向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先体现在有关世俗君权与教权关系的争论上。

二、神学政治理论的辩论

11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主教授职权之争，从对教会授职权的争夺激化上升为关于政治权威的激辩，最先发起这场争辩的是教皇利奥九世进行教会改革的核心人物、红衣主教希尔瓦坎迪达的洪贝特。在其著名的《斥买卖圣职者》中，他从教职的买卖问题延伸出了有关基督教教会在世俗社会中的权力以及世俗在教会中的地位。他以古代基督教的传统思想为理论依据，强调天国的权力高于地上的权力，教会是天国在世俗的代理，就像精神统治躯体一样，教会应该统治世俗世界，因而教会的权力高于世俗君权。世俗掌握教会的授职权是对基督教教义的背叛，也违背了教会的法规。德意志皇帝海因里希四世与罗马教皇格雷戈尔七世就米兰大主教的授职权的争辩转化为激烈的冲突，引发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主教授职权之争，尤其是在卡诺沙发生的戏剧性的历史事件，突显了世俗君权与教权之间的权利关系，即：谁有权利掌控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力。1081年，格雷戈尔七世就处以海因里希四世绝罚的问题致信西欧各教俗诸侯，他在信中着重阐述了格拉休斯一世教皇（GelasiusⅠ.，?—496，492—496年在位）提出的“双剑论”（Zwei Schwerter Theorie）。

格拉休斯一世教皇提出“双剑论”的依据是《路加福音》中的一段话：“他们说：主啊，这里有两柄剑，他对他们说，这就足够了。”格拉休斯一世认为这段话表明了世上应该有两种权力，即：上帝授予教士的神权和同时授予国王的王权，这是因为基督教世界是由一个超自然的教会团体和一个人类社会的自然团体组成的二元社会体制。在此后的600余年，“双剑论”一直是描述世俗王国和罗马教会关系的真实写照。在查理大帝时期，这两柄剑被看作是皇帝用来保护教会的武器，法兰克宫廷教士阿尔昆就认为，皇帝应该有两柄剑，一柄用来防御教会内部的异端，一柄用来抵御教会外部的敌人。罗马教会改革期间，紧紧追随改革派教皇的枢机主教佩特鲁斯·达米亚尼（Petrus Damiani，1006—1072）在一次布道中把两柄剑比喻为国王（regnum）和教士（sacerdotium）。他宣称，耶稣对其使徒所说的剑指的是教会和世俗君主这两种权力。罗马教会改革时期著名的神学理论家枢机主教洪贝特以圣奥古斯丁的《上帝城》中的理论为依据，阐述世俗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世俗君权和世俗社会的结构要完全效仿教士的统治权和教会的结构，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国王要服从教士。教皇格雷戈尔七世则进一步认为，在这个社会体制中，享有人类社会自然团体中最高权威的皇帝要服从教士的神权，因为是教士为其施加冕礼，给予其权威。1075年3月的《教皇札记》中较为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在这个有27条的口授记录中，第一条是“罗马教会是由主建立的”，第二条为“只有罗马教皇有权称‘普世’”，第三条是“只有他有权罢免和任命所有的主教”。这是格雷戈尔七世因主教授职权处以海因里希四世绝罚的重要神学理论依据。

德意志的皇帝们在神学政治理论方面也不乏有教会学者的支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意大利拉文纳的彼得·克拉苏（Peter Crassus，?—?），他于1084年撰写了《为海因里希四世国王辨》（Defenio Heinriciregis）。彼得·克拉苏以罗马法为依据，支持海因里希四世的君主权力是上帝赐予的，他享有统治世界、保卫和平、安定社会的权力。他谴责教皇格雷戈尔七世凌驾于上帝所选定的国王之上，对其处以的绝罚违背了法律，是造成帝国混乱和不安定的原因。克拉苏认为，在人类社会的王国中存在着世俗和教会两个群体，因此也就有了教会法和罗马法这两种类型的法律形式，教会法约束教士的行为，世俗的国度则应该由罗马法规范。1100年左右，在英国的约克郡流行着一本《诺曼匿名手册》（Norman Anonymus），其中着重论述国王具有的双重身份，这也为反驳格雷戈尔七世的言论提供了论点：“国王的权力就是上帝的权力。因为上帝的权力是自身所固有的，通过恩赐给予了国王。因此，国王通过恩赐也就是上帝和基督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所作所为，而是通过恩赐成为上帝和基督的那个人的所作所为。”国王通过加冕礼和涂油礼成为上帝在人类社会中的代理人，具有了双重的性质：自然的人性以及通过恩赐而获得的神性。君权与教权的争斗引发了在神学领域的大争论以及对罗马法的研究。

三、外来文化的影响

君权与教权关于权力的大争论开启了西欧中世纪政治思想领域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政与教的争论是世俗政治思想与神学政治思想分离的开端。在这场大论证中，政教双方各自的支持者都引经据典，从修辞学、逻辑学以及教义学的方面论述君权与上帝的关系、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有关哲学和神学的拉丁古典文献由此受到极大的关注。11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卡西诺修道院的修道士康斯坦丁（Konstantin，?—?）在萨莱诺建立了一所修道院学校，组织教会学者把在西欧几乎已经失传的古典著作，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从希腊语或者阿拉伯语翻译为拉丁语。这个时期对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典哲学家著作的翻译，不止是一个文字对文字的转换工作，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许多学者在翻译的同时写了大量评论性的文章，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评说和研究中产生了新的神学思想。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于此，亚里士多德主义不是一个陈旧的思想，它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被提炼，其中凝聚了古代希腊和罗马思想的精华，犹太学者和阿拉伯学者也对其注入了自己的精髓。学习和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就必然要接触所有附着在其中的思想和理论，这就打破了宗教信仰之间和民族之间无形的界限，这是中世纪西欧认识论史上向前跨出的一大步。在翻译希腊古典哲学的同时，基督教的学者们也把阿拉伯语的哲学著作以及阿拉伯学者对古典著作的相关评述介绍到了西欧。

阿拉伯哲学具有独特的性质，与这个时期西欧哲学家比较而言，绝大多数阿拉伯哲学家都不是宗教人士，而是医生或者自然科学家，令哲学与自然科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阿拉伯哲学家深受希腊古典哲学思想和辩证方法的影响，他们尤其崇尚亚里士多德主义，在阿拉伯哲学中理性主义更为强烈，主张以理性主义的观点判断信仰。在这个时期，出身于意大利贵族家庭的安瑟姆（Anselm von Canterbury，1033—1109）远赴诺曼底的贝克修道院（Abtei Le Bec）求学，此后他担任了该修道院学校的校长、修道院的院长，并被任命为英国教会的核心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安瑟姆在贝克修道院潜心研究希腊古典哲学的方法论，以此阐释基督教的教义，与此同时他还在贝克修道院创立了一种新的神学教育体系，18世纪晚期，西欧学者们把这种哲学和神学的结合称之为“经院哲学”（Scholastik），安瑟姆也被冠以“经院哲学之父”的美誉。

四、罗马法研究

早期的经院哲学家们（Scholastiker）并没有完全止步于翻译古典文献，而是给予这些古典文献很多的注释和评论，因为不同视角的注释以及就某些观点的争论，在经院哲学中形成各种不同的学派。经院哲学家们对神学和古典哲学的讨论唤醒了沉闷的西欧社会，历史学家们把这种文化现象称为文艺复兴。在这次文艺复兴中，“罗马法的复兴是所有罗马文化复兴的核心部分”。在论证教皇和皇帝谁有权利掌握基督教世界最高权力的过程中，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学著作以及东罗马帝国的法典，作为古典文献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先把经院哲学中的修辞学与法学联系在一起的是意大利巴吉奥的安瑟姆（Anselmo da Baggio，1010或1015—1073），1061年他被枢机主教团推选为教皇，即亚历山大二世。11世纪末期，在意大利阿玛尔非城一所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Ⅰ.，482—565，527—565年在位）于529—534年组织编纂的法律文献和文件的手抄本。1046—1048年期间，安瑟姆在撰文谴责教士的不道德行为时，以古典“自由七艺”（artesliberales）的修辞学方法阐述有关涉及法律的问题，从而推动了对所发现的罗马法律文献的注释。经院哲学的法学家把注释法学家的简单方法发展成一种高度复杂的以形式逻辑和经院哲学为基础的方法。在这同一历史时期，意大利其他地区，例如拉文纳、帕维亚等地的经院哲学家们也十分注重有关教会和修道院的法律文献中的修辞。西方法律史学家们一般认为，这是西欧中世纪法律科学最初的形态，称之为“注释法学派”（Glossatoren）。注释法学派最著名的代表是博洛尼亚的伊尔内留斯（Irnerius，1050—1130）。

关于伊尔内留斯的生平没有很多的文字记载，他是博洛尼亚主教学堂中教授自由七艺的教师。11世纪末期，查士丁尼组织编撰的法律文献《学说汇纂》的手抄本在博洛尼亚地区出现后，激起了他对这个手抄本的极大兴趣，力图把其中的文字解释得准确，为此他不仅考查拉丁文的字面意思，而且还参照其他法律文献分析手抄本中拉丁词汇的含义，同时他还在教学中结合对法律文献的分析讲授自由七艺。伊尔内留斯对罗马法的注释和讲授为他赢得极大的声誉，尽管他不是注释法学派的第一人，而且也不是出于纯粹的科学兴趣开始讲授法律的人，但是他在罗马法研究方面的贡献却是无人能比拟的。从1100年起，伊尔内留斯开始在博洛尼亚讲授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的精髓《学说汇纂》，通过对汇纂中词语的解释、注解、参阅等方法，处理文中前后存在的矛盾，这是西欧中世纪法律理论构建的开始。西欧各地对罗马法有极大兴趣的人们，其中包括教士、律师等都慕名而来，汇集在博洛尼亚，聆听伊尔内留斯以及其他的注释法学家们讲解罗马法的文献，逐渐形成较为系统的法律课程，培养了一大批注释法学家。伊尔内留斯对罗马法知识的了解使他受到托斯卡纳的女伯爵玛蒂尔德的青睐，聘任他为处理外交和法律事务的顾问。当玛蒂尔德成为教皇的忠诚支持者之后，伊尔内留斯于1116年改换门庭，成为海因里希五世皇帝的宫廷顾问，直到他1130年辞世。

12世纪初，不仅仅是君王和教会进行斗争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中新的政治势力形成和发展的时代，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相互支持，相互结盟，相互争斗的历史时期。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君权与教权之间的争斗不是使博洛尼亚成为罗马法研究中心的唯一原因。城市的复兴、商业的发展使得地方性的习惯法不再适应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城市的复兴培育了市民阶层，商业和手工业的活跃提升了市民的社会地位，货币价值的增长增强了市民的政治影响力，使之成为一股越来越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打破了原有的贵族、教会和君权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君权、教会、贵族以及市民之间的政治关系发生了多层面的演变：贵族与王权、贵族与教会、市民与王权、市民与贵族、农奴与封建主等等，都发生很大的变化。政治关系的演变导致在采邑制基础上结成的人身依附关系日益松动，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因利益需要而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的契约关系。契约关系需要一种强有力的集权给予保护，而这个时期在“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上确立的王权已经不再适合社会各个方面的演变，因为“神授”的君王必定要受到教会的制约，卡诺沙事件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寻找新的政治理论无疑是德意志皇帝在政教之争中迫切需要的。1158年，德意志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在意大利境内隆卡利亚召开帝国会议，邀请伊尔内留斯的四位高徒布尔加鲁斯（Bulgarus，?—?）、马尔提努斯（Martinus，?—?）、雨果（Hugo，?—?）和雅克布斯（Jacobus，?—?）参加，承认他们在注释罗马法方面所作的成就和贡献，令他们继续对罗马法进行注释和教学，弗里德里希一世还重申了1155年为保护那些在博洛尼亚追求学问的学习者和教学者颁布的敕令《完全居住法》（Au the ntica habita）。在这个敕令中，德意志皇帝授予求学者和教学者在该城市居住和自由活动的权利，免除他们受城市法官司法审判的豁免权。法令中规定，求学者“可以平安地到学习的地方并安全地居住在那里”，皇帝的司法权“保护他们免受任何伤害”。法令中要求城市为其提供合适的房屋，不得随意提高提供房屋的租金。法令中命令：“如果有人由于商业方面的问题要对学生起诉，学生可以享有选择的权利；可以传唤起诉者到教授面前，也可以传唤到本市的主教面前，我们已经给了教授和主教对于这类事件的审判权。”

罗马法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一种统治技艺，其中包涵着政治思想的理论，而且是世俗的政治思想理论。罗马法中传递了法律与皇帝权威的关系，即查士丁尼强调的：皇帝的权威需要通过法律来增强，这为德意志皇帝消除“君权神授”理论附加在其身上的制约提供了最有利的武器，这是其保护并且支持博洛尼亚的注释法学家研究罗马法的根本原因。在罗马法的统治技艺中还包涵着“平等”的观念，所谓的“平等”是指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统治者如何利用法律这个技艺平衡社会；与此同时，被统治的社会阶层也在充分地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平衡。如同美国学者乌尔曼所强调的，在罗马法中表明了这样的观点：“皇帝是法律的制定者（law-giver），臣民是法律的接受者。法律被设想为是皇帝的让步（principleof concession）。”他强调：“如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向上帝要求什么一样，臣民们也同样没有权利要求制定特别的法律，法典说明了这点：统治者的意愿承认法律向臣民让步。”正是这些新发生和新发展的政治关系把德意志皇权与博洛尼亚的注释法学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前者给予后者极大的保护，后者为前者提供所需要的理论。

逐渐聚集的学者和学生们使博洛尼亚人口剧增，12世纪中期约有万余求学者在博洛尼亚学习，给这个城市市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市民与外来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为求自保，外来者按照出生地（natio）结成了社团（universita）。自1155年以后，德意志的几任皇帝先后给予博洛尼亚的学者们一系列特许权。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罗马接受皇帝加冕礼的当天（1220年11月22日）就给予博洛尼亚的法学家们特许权和司法豁免权，保证他们在那里继续进行罗马法的研究，使这里成为中世纪学习和研究法学的中心。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德意志皇帝们的支持下，聚集在博洛尼亚研究罗马法的学者们组建了西欧中世纪最初的大学（Universitt）——博洛尼亚大学。1224年，弗里德里希二世还在西西里王国的那不勒斯建立了一所大学，使之成为培育支持皇室政治力量的教育中心。

12世纪经院哲学的大本营在法国的巴黎大学。巴黎大学的彼得·阿贝拉尔（Petrus Abaelardus，1079—1142）在辩证法方面卓越的声望吸引了西欧各地的求学者前往，其中当然不乏德意志的教会学者和青年求学者。在巴黎大学与阿贝拉尔就神学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辩的是巴黎圣维克多修道院的雨果（Hugo von Sankt Victor，1097—1141）。雨果出生于今天比利时的伊珀尔，在萨克森地区的哈默斯莱本接受过神学教育并在那里接受了教职。约1115年，他进入巴黎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学校，学业有成后留在那里教学，1133年担任校长。雨果是被誉为“无冕教皇”克莱尔沃的贝纳尔的追随者，贝纳尔是西多派修道院（Zisterzienser）的创建者之一，他摒弃克吕尼派修道院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富丽堂皇的教堂建筑风格，强调修道士的纯洁和隐修，通过个人虔诚的宗教体验感悟上帝的存在。贝纳尔被看做是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雨果把经院哲学的方法论与神秘主义的体验协调在一起，在他的努力下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学校成为基督教神秘主义神学的中心。

12世纪文艺复兴期间，虽然在德意志尚没有形成类似博洛尼亚、巴黎这样的学术研究的中心，也还没有建立中世纪的大学，但是班贝格的大教堂学校、希尔德斯海姆的大教堂学校以及康斯坦茨大教堂学校都在那个时期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受到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影响，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也逐步地呈现出来。

第四节 骑士文学与宫廷文化

一、骑士精神的要素

12世纪社会文化中最为突出的是骑士文学的兴起，骑士文学是在骑士制度的土壤上盛开的一朵文化之花。骑士这个社会阶层的形成可以回溯到日耳曼人民族大迁徙时期，法兰克的宫相铁锤卡尔的采邑制改革培植出了一个以服骑兵役为条件的社会群体，他们或是国王、或是大贵族的封臣，身兼多种职能。德国历史学家们把这些服骑兵役的封臣看做是小贵族。11世纪中叶之后，政教之间的斗争激化了德意志大贵族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国王的封臣越来越被授予地方的行政治理职能，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获得各种特许权，这些享有特许权的、服骑兵役的封臣提升了社会等级，成为贵族等级中的重要成员，在施陶芬王朝时期，骑士这个称谓逐渐等同于贵族。只有封臣的子弟才被允许接受作为骑士的训练，只有骑士才允许进行决斗，要获得骑士的身份必须通过骑士晋封仪式（Ritterschlag）。

骑士晋封仪式源自于法国，最早出现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十字军东征这场对外扩大领地的战争被罗马教会和世俗王权冠以“圣战”之名，罗马教皇为动员社会各阶层参与这场战争，为其罩上了宗教神圣的光环，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沃伦·霍莱斯特所说的：“十字军代表着中世纪以虔诚、好战及贪婪三种动力为特征的融合，三者都是异常重要，没有基督教的理想，十字军的行为是难以想像的，何况从异教徒手中解放耶路撒冷与圣地，使之重新向朝圣的基督徒开放的愿望，更因新疆界和巨额财富的吸引而增强。”具有浓烈宗教色彩的骑士团的出现是十字军东征的必然产物，骑士团为基督教而战的宗旨、骑士团必须遵守的宗教生活规制以及骑士团的一些仪式都对世俗骑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参加十字军的士兵们通过发誓愿摆脱原有的封建义务，脱离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好战的骑士被赋予基督教的精神，被视为为基督而战的勇士，也就有了具有宗教性质的骑士晋封仪式。

战争的基督教化和神圣化提升了参战者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在战争中英勇善战的人被看作是对上帝的忠诚和献身，骑士也因此像教士和修道士一样成为受崇拜的人。十字军运动发端于法国南部，最早组建的十字军是在法国，骑士晋封仪式自然也是在法国最先出现，它表明通过晋封仪式的骑士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和宗教要求。骑士要在晋封仪式上立誓忠于国王，做基督教教会的卫士；他们要精通武艺，要勇敢善战；他们有义务保护妇女儿童。骑士必须要履行的这些誓约，构成了骑士精神的三个基本要素，即：荣誉、勇敢和宽容。骑士晋封仪式、骑士的道德规范以及对骑士出身的要求等，所有这些构成了形成骑士制度的要素。12世纪初，法国的骑士制度经过佛兰德、勃艮第传入德意志的西部地区，1127年在维尔茨堡举行的盛大的骑士竞技大赛，大概是德意志最早的骑士竞技大赛。

二、骑士文学

骑士的精神要素在12世纪的英雄史诗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在此之前的英雄史诗称之为“武功歌”（Chanson）。武功歌原本流行于法国，后通过翻译被引入了德意志。1170年，狮子海因里希的宫廷教士康拉德（Kanrad，?—?）以法国著名的《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为版本，撰写了德意志的“武功歌”——《罗兰之歌》（Rol and slied）。这部《罗兰之歌》集中了早期骑士英雄史诗的特征，歌颂德意志骑士对他们国王的无比忠诚，突出尚武的精神和勇敢的品德，赞扬友爱的美德，着重刻画基督教骑士如何以超人的毅力进行战斗。

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欧的骑士直接接触东方世界，他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东方的文明，认识东方的文化，对东方的生活方式、社会的行为准则、道德伦理观念等都产生极大的兴趣。尤其是有关礼节和爱情方面为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有了一种新的观念，即：骑士的举止要有节制、有礼貌，谈吐要文雅，对妇女尤其是对贵族妇女要尊敬，由此要“缔造一个以罗曼蒂克的理想为核心的新型的社会行为模式”。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新观念对骑士实际行为的冲击远不如对骑士文学的冲击。12世纪末期，着重于描写浪漫爱情的抒情诗和行吟诗广为流行，这类爱情诗歌一般都是取材于古代社会，如特洛伊战争、亚历山大的远征、具有传奇色彩的亚瑟国王，等等。12世纪、13世纪之交，德意志的行吟诗人创作了洞察深邃、具有神秘色彩的亚瑟故事改编本，创作了以爱情为主线、歌颂骑士勇武忠贞的长篇英雄史诗《尼贝龙根之歌》（Libelungenlied）。《尼贝龙根之歌》约创作于1198—1204年之间，它的作者已经无从考证。整部史诗共有39首歌，2379节，9516行，分为上下两部，上部的标题为“西格弗里之死”，下部标题是“克琳希德的复仇”。这部英雄史诗取材于日耳曼人大迁徙时代在沃尔姆斯建立的勃艮第王国的故事，具有风格雄浑、感情饱满的特点。后世学者把这部史诗的韵体称混合诗体，又称尼贝龙根诗体。《尼贝龙根之歌》是中世纪德语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有32种手抄本留存至今，其中有10种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骑士文学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它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是骑士而不是圣徒，从这个角度上看骑士文学具有相当大的世俗性。但是，这个时期的写作者依然是以教士或者修道士为主，在史诗的体例和结构上、文体的形式及文字的描述方面都有着很浓烈的宗教色彩，尤其是所宣扬的基督教的骑士精神。抑或也可以说，骑士文学为基督教文化增添了一个新的元素，但无论是法国的、英国的还是德意志的骑士文学似乎都没有十分明显的特点。

三、宫廷文化

骑士的竞技大赛、为骑士晋封仪式举行的盛典活动催生了中世纪的宫廷生活和宫廷文化。中世纪的德意志没有固定的国都，国王在各地王室的领地上建立城堡，从一个城堡巡游到另一个城堡，因而在德意志的历史上有了较为独特的“行宫”（Pfalz），以及专门管理行宫的“行宫伯爵”（Pfalzgraf）。行宫以及宫廷（Hof）通常是在王室领地内的一个建筑群，是王国长期或者短期居住的场所，不仅有各种生活必需的设施，还设有小教堂，召集会议以及举行交际活动的大厅。不仅王室领地建有这样的行宫，大诸侯、大主教的领地也有类似的建筑群，可以这样说，行宫是各个地区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骑士的晋封仪式以及在此之后举行的竞技大赛、大型的庆典活动乃至教会的重大庆典活动都是在行宫所在地举行。12世纪最大的宫廷庆典活动是1184年举行的，弗里德里希一世在美因茨召开的宫廷会议（Hoftag），其后为他的儿子举行了骑士晋封仪式的盛典。根据亲临这次庆典的同时代的人记载，约有7万骑士到场，此外还有教士、市民等。在美因茨城外用木头建起一个供庆典所用的“行宫”，庆典活动持续了三天，消耗了大量的食物、葡萄酒和啤酒。

主教授职权之争之后，教会事务与世俗事务的界限日益清晰，世俗贵族作为一种新权势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诸侯与国王一样成为宫廷生活和宫廷文化的载体。12世纪末期修建的宫廷有：图林根的邦国伯爵赫尔曼一世（HermannⅠ.，1155—1217）修建的瓦尔特城堡，韦尔夫家族的狮子海因里希在不伦瑞克修建的宫廷，巴本贝尔格在维也纳的宫廷，迈森的马尔克伯爵、巴伐利亚的公爵在慕尼黑的宫廷，以及策林格的宫廷，当然还有那些教会诸侯的宫廷，等等。早期最活跃的当属雷根斯堡主教康拉德一世（KonradⅠ.von Raitenbuch，1070—1132）的宫廷。参加这些宫廷盛典的人们身着那个时代最时尚的服装，在共同聚餐的餐桌上有了种种规定，形成了参加者必须遵守的宫廷生活方式。

宫廷文化并不仅反映在宫廷的生活方式上，也体现在娱乐和消遣方面，如果说骑士文学反映的是骑士的精神，那么吟游诗人（Trobador）则是宫廷文化的一种特质。所谓的“吟游诗”是中世纪一种古老的抒情诗，用奥克语（Okzitanisch）书写，11世纪中期流行于法国的南部。阿奎丹公爵威廉九世（WilhelmⅨ，1071—1126）被公认为是中世纪的第一位吟游诗人，他用奥克语书写了很多歌颂骑士和描述宫廷生活的诗歌。吟游诗是随着骑士制度从法国南部经勃艮第传入德意志的宫廷，王室的封臣纷纷加入了这支吟游诗人的行列，改变了中世纪只有教士和修道士才能读会写的文化现象，甚至一些贵族妇女也为了能阅读宫廷诗歌学会了读写。豪森的弗里德里希（Freidrich von Hausen，1150—1190）是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的王室封臣，专门负责王室的圣器管理，他同时还是那个时期最著名的宫廷诗人（Minnersnger），在莱茵河流域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莱茵宫廷诗歌流派（Rheinischer Minnesang），又称豪森流派（Hausen - Schule）。宫廷诗歌歌颂的是国王、诸侯的家族，因而也具有了历史编年史的体裁，例如《埃伯斯海姆的年代记》（Chronicon Ebersheimense）和《维尔夫家族史》（Historia Welforum）。宫廷诗歌还具有教导的功能，通常是用讽喻的口吻劝导人们避免做那些无道德、有害于人的事情，例如《瓦尔特堡上的歌者之战》（Sngerkrieg auf der Warburg）。宫廷诗歌还有消遣的作用，例如《美酒、女人和色子》（Wein， Weib，Würfelspiel）。无论是哪一种体裁的宫廷诗歌都会涉及到勇敢和爱情这两个永恒的主体，因而极易在全社会普及和流行。流浪的艺人、云游四方的诗人吟唱着宫廷诗歌从一个宫廷到另一个宫廷，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同样也在大众中找到了知音，成为一种喜闻乐见的市民文化。

第三编　没有政治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

第六章 帝国政治的新格局

弗里德里希一世塑造的皇权权威在中世纪的历史上仅仅是昙花一现，随着他的意外身亡，德意志陷入王位争夺的混战之中。教皇因诺森三世借机干预德意志的内政，英、法国王也觊觎德意志的王位。弗里德里希二世登基后，将帝国的政治重心东移，他利用教皇的影响力与德意志诸侯斡旋。英法之间的战争也致使两国放弃对德意志政治的干预。然而，弗里德里希二世一再违背对教皇的承诺，政教之争烽烟再起。为了获得教会贵族的支持，皇帝给予教会极大的特许权，引起世俗诸侯的不满，弗里德里希二世被迫颁布法令，给予世俗诸侯同样的特许权。这两个法令极大地损害了市民阶层的利益。力图篡夺父王权力的海因里希（七世）极力争取市民的支持。父子之间的权势争斗给与教俗贵族增强政治实力的机遇，德意志处于分裂的边缘。

13世纪中叶，从东方返回的德意志骑士团，在帝国的东部地区站稳了脚，并且不断地向东扩张，在其占领的地区建立起一个骑士团王国。德意志骑士团进入东部增强了自7世纪以来德意志持续几个世纪的对东部的殖民。德意志的东进运动不仅开垦了东部的荒原，同时也对德意志农业结构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土地的经营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为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新形成的贸易区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12世纪以后西欧新兴的修士团在东进运动中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被视为异端教派的瓦尔多派和卡塔尔派也对德意志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影响。

第一节 德意志的王位之争

一、政治力量对比的转变

12世纪80年代，施陶芬王朝推行的领土政策极大地提升了皇帝的权势，在德意志境外也享有很高的威望。1184年圣灵降临节之际，弗里德里希一世在美因茨召开宫廷会议，参加会议的诸侯、主教、大主教、骑士、市民和游方的艺人不仅来自德意志各地，而且还来自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巴尔干等地区。5月20日这天举行盛大的游行，之后是丰盛的流水席，同时代的人估计到场的人数多达4万，有人则估算为7万。为此，在美因茨城外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木质教堂和为数众多的帐篷。在宫廷会议召开的次日，弗里德里希一世为他的两个儿子举行了盛大的骑士晋封仪式和骑士授剑礼（Schwertschlag）。盛大的庆典活动持续了三日，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吹垮木质教堂，掀翻帐篷，庆典因为天气的突变而终止。

德意志政局的稳定为弗里德里希一世在西欧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12世纪60年代中期，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联合起来组成了伦巴底城市同盟（Lombardenbund），抵制德意志皇帝在意大利推行经济权。1176年5月29日，伦巴底城市同盟组建的武装在距米兰市30公里的莱尼亚诺战胜了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军队，迫使皇帝于1177年在威尼斯与伦巴底城市同盟签订了6年的停战协议。1183年3月，双方再次就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局势进行谈判，皇帝后院的稳定以及德意志教会和诸侯的支持，致使伦巴底城市同盟放弃了强硬的态度，同年6月25日，双方在康斯坦茨签订和约。为了表明《康斯坦茨和约》（Friede von Kongstanz）具有永久性，和约的内容被镌刻在浇铸的铜板上，树立在康斯坦茨市中心市场上的皇帝泉旁。根据《康斯坦茨和约》，皇帝承认各城市共同体的权利以及它们结成的同盟，这些城市或者一次性或者每年支付皇帝一定数量的款项，以此获得皇帝在1158年隆卡利亚召开的帝国会议上提出的经济权。意大利的城市可以由市民自己选举城市的执政官，但必须获得皇帝的批准，执政官要向皇帝宣誓行效忠礼，皇帝是在城市中享有最高审判权的领主（Gerichtsherr）。

与伦巴底城市同盟签订的《康斯坦茨和约》，为弗里德里希一世在意大利推行领土政策扫清了一定的障碍，也为其解决与罗马枢机主教团和罗马教会之间的纠纷增加了有利的筹码。自从1159年罗马教会分裂以来，一直存在着两个教皇对立的局面，即：由德意志皇帝支持的教皇和由枢机主教团选举的教皇。皇帝与教皇发生矛盾的一个焦点实际涉及的是在意大利的经济利益，其中之一是玛蒂尔德女伯爵的遗产问题。玛蒂尔德领有的托斯卡纳伯爵领地位于意大利的伦巴底平原，阿尔诺河贯穿流过，这里气候宜人、水源充足、自然植被丰富，极适于农业生产。这个地区还有比萨、佛罗伦萨、阿雷佐、锡耶纳、里窝那等有着贸易传统的城市。法兰克王国早期，皮平把托斯卡纳的南部地区和拉文纳一起赠给教皇，成为教皇领地的一个部分，其北部地区则是隶属于洛林公爵领地的托斯卡纳伯爵领地。11世纪中叶的三位教皇斯特凡九世、尼古拉二世以及亚历山大二世都来自托斯卡纳，这个地区可谓人杰地灵。1090年，40岁的玛蒂尔德与16岁的韦尔夫五世的婚姻为托斯卡纳与德意志皇室建立起了最初的联系，此后的韦尔夫六世放弃了在意大利的封地之后，德意志的皇帝委派王室封臣掌管这一地区。尽管如此，这个地区的归属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弗里德里希一世第五次进军意大利时，曾于1177年7月24日在威尼斯与亚历山大三世教皇订立和约，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在此后15年内玛蒂尔德遗产的收入归教廷所有。这无疑有损德意志皇帝在意大利的经济利益，为此他向新上台的教皇卢修斯三世（LuciusⅢ.，1097—1185，1181—1185年在位）提出要求，德意志帝国获得托斯卡纳的全部领地，德意志皇帝把在意大利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皇和枢机主教团。这一提议表明，教皇以及罗马教廷的财政收入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德意志帝国，故遭到罗马教廷的反对。为解决这一争端，1184年9月弗里德里希一世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意大利的远征。

在这次意大利远征中，弗里德里希一世通过政治联姻一改一贯与诺曼人敌对的策略。1184年10月他促成了其19岁的次子、已经加冕为德意志国王的海因里希六世（HeinrichⅥ.，1165—1197，1191—1197年在位）与西西里国王罗格二世最小的女儿康斯坦策（Konstanze von Sizilien，1154—1198）订婚，此时的康斯坦策已经30岁。康斯坦策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去世了，她虽然有6位兄长，但都相继去世，且又都未留下子嗣，她是西西里王国王位的唯一继承人。1186年1月，海因里希六世与康斯坦策在米兰举行了婚礼，婚礼之后海因里希六世立刻被加冕为意大利国王。在意大利有了根据地的弗里德里希一世，命令新婚燕尔的海因里希六世率军占领了教皇国。刚刚登上圣宗座的教皇乌尔班三世（UrbanⅢ.，1120—1187，1185—1187年在位）转而去德意志寻找同盟者。弗里德里希一世长期滞留意大利，在德意志境内形成一个以科隆大主教菲利普为首的诸侯反对派。菲利普不仅是科隆的大主教，还是威斯特法仑公爵领地的公爵，狮子海因里希垮台之后，他是德意志北部地区最有势力的教会诸侯。菲利普借助丹麦国王的力量，并且试图与法国国王结盟。在英国流亡三年返回德意志的狮子海因里希成为菲利普的盟友。因此，乌尔班三世的加入将会使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后方不稳，弗里德里希一世不得不于1186年夏季返回德意志。同年11月弗里德里希一世在盖尔恩豪森召开的宫廷会议上谴责菲利普，大多数的教会贵族和世俗诸侯都站在皇帝一边。次年的圣灵降临节之际，菲利普阻挠皇帝的军队进攻法王的军队，受到皇帝公开的强烈谴责。此后，弗里德里希一世又利用英法之间的冲突破坏了菲利普与法王结成的联盟。1188年3月，科隆的大主教菲利普在美因茨宫廷会议上臣服弗里德里希一世，狮子海因里希再次受到流放三年的处罚，又跨海远渡英国。

意大利和德意志在政治力量对比上的变化，对皇帝和教皇之间久而未决的教皇国领地和玛蒂尔德的遗产等问题产生极大的影响。1189年4月，弗里德里希一世与教皇克莱门斯三世在斯特拉斯堡签订条约（Vertrag von Straburg），教皇同意为海因里希六世加冕为共治皇帝（Mitkaiser），以此为条件换回教皇国。此外，弗里德里希一世还再次允诺教皇将组织十字军远征耶路撒冷。1189年5月，弗里德里希一世亲率德意志十字军经匈牙利进入拜占庭帝国，英国和法国的国王也都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次年早春，德意志十字军进入今天土耳其的西部，6月10日，弗里德里希一世在格克苏河中溺水身亡，群龙无首的德意志十字军折戟小亚细亚。

弗里德里希一世的意外身亡给留在德意志摄政的海因里希六世造成很大的危机，德意志境内反对派诸侯势力抬头，流亡的狮子海因里希也提前从英国返回萨克森，迅速夺回韦尔夫家族失去的领地。在意大利，西西里的贵族们在教皇的支持下趁机解除与海因里希六世的效忠誓约。年轻的海因里希六世使用强硬的政治和外交手腕化解了面临的所有危机。1191年1月，他出兵伦巴底，在那里赢得了北意大利城市的支持。此后进军罗马，迫使年近90岁的教皇克莱斯汀三世（CoelestinⅢ.，1106—1198，1191—1198年在位）为其加冕为皇帝。称帝后的海因里希六世依然麻烦不断。在意大利，他前脚离开了罗马，克莱斯汀三世就把西西里分封给了罗格二世的孙子莱切的坦克雷德（Tankred von Lecce，1138—1194），承认他为西西里的国王。在德意志，一贯支持施陶芬家族的马格德堡的大主教维希曼（Wichmann von Seeburg，1116—1192）去世，皇帝在萨克森地区失去一个强有力的支柱，此消彼长的是，狮子海因里希的势力有所抬头。此外，科隆的大主教、美因茨的大主教以及莱茵河中游和下游地区的许多主教、伯爵都因不满帝国的政策联合起来反对海因里希六世。与此同时，他们还谋求与英国、西西里和罗马教会的支持，把德意志的皇帝置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中。英国国王狮心理查德（Richard Lwenherz，1157—1199，1189—1199年在位）从耶路撒冷返回经过德意志的途中深陷囹圄，化解了海因里希六世的危机。

1192年10月，率军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狮心理查德从巴勒斯坦回国，途中获悉他的政敌、自称为奥古斯都的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pⅡ.，1165—1223）下令，一旦法国军队发现他就将其逮捕，理查德只得乔装成朝圣者取道奥地利。在途经维也纳附近的弗里萨赫时，狮心理查德的随从人员因使用金币购物而引起怀疑，他的身份很快被识破，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五世（LeopoldⅤ.，1157—1194）下令将其扣押。此前十字军围攻巴勒斯坦地区重要城市阿卡城时，理查德曾傲慢地扯下了利奥波德五世插在城外表示战利品的旗子，双方因此结下仇怨，他将要面临的处境可想而知。利奥波德五世把理查德囚禁在迪恩施泰因的城堡里，并派使者与海因里希六世协商，如果他能获得一半的赎金，就把他的俘虏引渡给德意志皇帝。1193年3月28日，利奥波德五世把狮心理查德押解到施派尔，在那里引渡给海因里希六世，后者将其囚禁在地处莱茵兰普法尔茨山林中的特里菲尔斯王室城堡中。虽然海因里希六世在1191年就与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约定，一旦有机会就逮捕狮心理查德，但他并没有实践这一约定，而是把囚禁狮心理查德视为反对德意志诸侯势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筹码。海因里希六世以将其引渡给菲利普二世相要挟，迫使他的囚徒交纳10万马克银的赎金，这相当于英国王室一年收入的两倍。此外，他还要求英王向他行效忠礼，承诺帮助海因里希六世出兵意大利与坦克雷德作战。这个历史事件对英国历史产生的影响似乎更远大于德意志，英国贵族与国王签订的《大宪章》以及议会制度的产生，最初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笔巨额赎金上。在德意志，英国国王的赎金为海因里希六世夺回西西里提供了充足的军费，海因里希六世于1195年5月率领军队长驱直入意大利，顺利地占领西西里。进军意大利的胜利对在德意志境内瓦解皇帝反对派同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年，狮子海因里希去世，这就更加削弱了诸侯的势力。这一系列的胜利使海因里希六世的权力欲膨胀，他意欲控制罗马教会，甚至企图把法国也并入德意志帝国的疆域中。1197年9月28日，准备组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德意志皇帝因患疟疾在意大利的墨西拿与世长辞。

二、两个国王的对立

德国的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弗里德里希一世时期是德意志帝国的鼎盛时期，他的继任者海因里希六世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张，征服西西里的诺曼王国，以政治婚姻的方式获得诺曼王位的继承权。然而，弗里德里希一世和海因里希六世的大帝国既没有行之有效的行政机制，也没有真正行使中央集权的政治中心，维系对帝国进行统治的依然是皇帝个人的施政策略和政治手腕。虽然弗里德里希一世实行的直辖领地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旧的诸侯集团，致使一些旧有的世族公爵家族覆灭，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扶植的新诸侯也都在利用对新的领地主权的要求获得更多的特许权。新诸侯的特许权并没有对德意志皇权的集权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德意志帝国在政治上的分裂。海因里希六世突然辞世时，他唯一的继承人、年仅3岁的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Ⅱ.，1194—1250，1220—1250年在位）随母后远居西西里，而且还尚未加冕为德意志的国王，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帝国内引发争夺王位的内战，首先发难的是科隆的大主教阿道夫（AdolfⅠ. von Altena，1157—1220）。

自奥托三世时期之后，科隆的大主教的权势就在不断地增长，尤其是在选举德意志国王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科隆的历任大主教都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相当于世俗王权的各种权利，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大主教的权势并不亚于德意志国王的权势。科隆地处莱茵河中游，是东西陆路和南北水路两大交通动脉的交界点，也是从中欧内陆跨海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枢纽之一，科隆控制着对英国进行转运贸易的特许权。因此，英国历任国王都与科隆大主教保持着友好的关系，1194年2月，英王狮心理查德获释返回英国时途经科隆，受到大主教的热情款待。德意志与英国的敌对不利于科隆与英国的贸易往来，阿道夫大主教企图在德意志立新君之际攫取对德意志王位的决定权，从而改变德意志王权对英国的政策。海因里希六世去世后，他的兄弟、施瓦本的公爵菲利普（Philipp von Schwaben，1177—1191）保举年幼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为德意志的国王，他自称为摄政王。阿道夫则宣称菲利普公爵是在诸侯缺席的情况下指定国王的，程序上完全不合法。1197年8月，阿道夫召集威斯特法仑地区的诸侯，共同商议选举新的国王，经过近一年的挑选，选中了不伦瑞克的奥托四世（OttoⅣ. von Braunschweig，1175—1278，1209—1218年在位），在1198年6月9日召开的诸侯会议上推举他为德意志的国王，7月12日在亚亨为其举行国王加冕礼。奥托四世的父母是狮子海因里希的儿子和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女儿，他是狮心理查德的亲外甥，从1182年起他就被送到外祖父身边，从小在英国王室宫廷里长大，1196年被他的舅舅狮心理查德封为法国境内普瓦图的伯爵。显而易见，奥托四世并不属于德意志的诸侯，尽管他也出自韦尔夫家族，但其对不伦瑞克仅有三分之一的继承权，更何况他久居英国，对德意志极不熟悉和了解，甚至不会讲德语，科隆大主教阿道夫在英国国王支持下立这个新君的政治目的不言而喻。

阿道夫的这一举动遭到施陶芬家族以及德意志南部诸侯和王室封臣的强烈反对，但年仅3岁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远在西西里，而且还尚未举行过国王的加冕礼，面对科隆的大主教阿道夫选立的国王，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在奥托四世被选立之前的3月，德意志东部的诸侯在图林根的伊希特斯豪森和米尔豪森两地召开诸侯大会，会上选举菲利普为德意志的国王，但直到9月8日才在美因茨由偶然到此的一位勃艮第的大主教为其戴上了德意志的王冠，此时奥托四世已经加冕两个月。菲利普虽然得到德意志大多数诸侯和主教以及大主教的承认和支持，而且他还拥有王冠和权杖等王权象征物，但他却没有按照传统在亚亨举行加冕礼，而且在德意志政治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莱茵兰地区的诸侯和大主教们均未在场见证；奥托四世虽然是按照传统在亚亨接受的加冕礼，但他却没有真正的王权象征物，头上戴的王冠、手持的权杖都是复制品。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局面使两个对立国王都有理由自称是合法的国王，互不妥协，互相指责对方违背传统。施陶芬家族在德意志南部和西南部有着辽阔的领地，同时还享有英王的赎金和来自意大利的财源。韦尔夫家族则掌控着德意志北部的领地，英王狮心理查德也不遗余力地在财政上给予支持。两个对立国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势均力敌，不分伯仲。此时，与英王争夺在西欧大陆领地的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也毫不犹豫地介入其中，加入施陶芬家族的阵营。英法两国的介入使德意志的王位之争演变为一场国际性的纠纷，德意志的王位之争与英法的领地之争犬牙交错般地交织在一起。1199年4月6日，狮心理查德在与法国的战斗中负伤，不久去世，胜利的天平开始偏向了菲利普国王一边，奥托四世致函教皇因诺森三世（InnocenzⅢ.，1161—1216，1198—1216年在位），请求他对此进行仲裁，这就为罗马教会干涉德意志的王位之争提供了口实，成为罗马教会推行和实施神权政治理论的一次极好机遇。

因诺森三世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教皇，他收到奥托四世请求仲裁的信函后并没有马上介入其中，而是提出了所谓的“收复政策”（Rekuperationen），即：收复罗马城和教皇国的自主权；收复对西西里的采邑权；收复在意大利中部地区的领地；意大利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必须服从罗马教皇的权威。施陶芬家族的追随者以及德意志的28名主教于1199年5月28日在施派尔集会，强烈谴责教皇的收复政策，拒绝教皇干涉德意志国王的选举；与之相反，为了获得教皇支持的奥托四世则立刻积极响应，他在被选立为国王之初就曾经旗帜鲜明地支持因诺森三世的“收复政策”，派遣使节前往罗马，向教皇许诺，如果教皇承认他为德意志的合法国王，他将把施陶芬家族在意大利占领的教皇领地奉还给教皇。奥托四世的叔父英王狮心理查德和科隆的大主教阿道夫也分别致函教皇，为他的承诺进行担保。1199年5月，奥托四世再次派遣使者前往罗马向教皇作出承诺，从拉迪克法尼到切普拉诺的世袭领地、拉文纳总督区、安科纳伯爵领地、斯波勒托公爵领地以及贝尔蒂诺罗伯爵领地都会归属罗马教廷所有；承认教皇对西西里的最高采邑权；按照教皇的意愿处理托斯卡纳和伦巴底城市同盟之间的关系。1199年年底，奥托四世再次致函教皇，明确地表示狮心理查德去世后他非常需要教皇的支持。1201年5月，因诺森三世派教皇特使前往德意志，宣布承认奥托四世为德意志合法国王，允诺为其加冕为德意志的皇帝。次年，因诺森三世又致函施瓦本地区的教俗诸侯，要求他们背弃菲利普，支持奥托四世。为此，奥托四世于6月8日在诺伊斯城以文字的形式承诺向教皇宣誓效忠，履行实践罗马教皇的“收复政策”的义务，7月3日在科隆向教皇使节、枢机主教普雷内斯特的吉多宣读了“诺伊斯誓言”（Neusser Eid）。

教皇的支持并没有在王位之争的政治天平上为奥托四世增加多大的筹码，奥托四世的舅舅狮心理查德去世后，他失去了英国在财政上的支持。1204年，理查德的继任，被称为无地王的约翰（Johann Ohneland，1167—1216，1199—1216年在位）在与法国国王的战争中丢失了英国王室在大陆的领地，退回英伦三岛，奥托四世的阵营开始分崩离析。他的兄长海因里希（Heinrich derltere von Braunschweig，1173—1227）在与菲利普达成协议后获得普法尔茨伯爵领地，加入到反对奥托四世的阵营中。受他的影响，布拉班特公爵领地的公爵勇敢者海因里希（HeinrichⅠ. der Mutige，1165—1253）以及地处莱茵河下游的威斯特法仑地区的伯爵们都改为支持菲利普国王，甚至为奥托四世登上王位立下汗马功劳的科隆的大主教阿道夫在这年也转而与菲利普协商，以科隆城的特权和大量的金币为代价与其和好。1205年1月6日，阿道夫按照传统在亚亨重新为菲利普举行了国王加冕礼。阿道夫的行径遭到因诺森三世的谴责，罢免了其大主教的教职，宣布对其处以绝罚。1206年7月27日，奥托四世的军队与菲利普的军队在瓦森贝格交战，结果是铩羽而归，奥托四世逃往英国，刚刚接替阿道夫不久的科隆大主教布鲁诺（BrunoⅣ. von Sayn，1165—1208）被施陶芬家族的军队俘获。瓦森贝格战役之后，教皇因诺森三世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菲利普国王，他于1207年5月派遣两位教皇使节前往德意志。一方面，教皇使节劝说似乎是大势已去的奥托四世放弃德意志的王位，极力促成他与菲利普女儿的婚姻，而且他还可以获得施瓦本公爵领地作为补偿；另一方面，他们与菲利普进行谈判，为教皇的侄子与菲利普另一个女儿的婚姻牵线搭桥。罗马教皇表示愿意承认菲利普为合法国王，并许诺为其加冕为皇帝。菲利普也改变了与教皇对立的态度，他表示不再干预主教的自由选举、不强求教士的遗产，把王国的剥夺法律保护令与教会的绝罚结合在一起。正当这一切都似乎已成定局之时，1208年6月21日，菲利普在班贝格大教堂祈祷时被怒气冲冲的巴伐利亚的行宫伯爵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八世（OttoⅧ.Von Wittelsbach，1180—1209）刺杀，原因是菲利普曾经应允把女儿许配给伯爵，此后却以女儿与其年龄相差太大为借口毁约，伯爵提出与国王的另一个女儿订立婚约的要求也遭到拒绝，深感自己的荣誉受到极大损害的奥托八世趁其不备刺杀了筹措满志准备登上皇位的菲利普国王。

菲利普被刺杀为已经准备逊位的奥托四世重又扫清了登上王位的障碍。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企图故技重施，把布拉班特的公爵勇敢者海因里希扶上德意志的王位，遭到施陶芬家族和奥托四世的强烈反对，在马格德堡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Ⅰ.von Kfernburg，1170—1232）的调停下，奥托四世迎娶菲利普的女儿贝娅特丽克丝（Beatrix von Schwaben，1198—1212）为妻，他通过这个婚姻获得施陶芬家族的承认。在1208年11月11日召开的宫廷会议上，与会的教俗诸侯一致选举奥托四世为国王。为了获得教皇的承认，1209年3月22日，奥托四世向两位教皇使节重申支持因诺森三世教皇在此前提出的“收复政策”，遵守“诺伊斯誓言”，此外还同意践行教皇曾对菲利普提出的要求。因诺森三世非常欣慰地称其为“合我心意的人”“令我心满意足的儿子”。但奥托四世向教皇使节作出的这次承诺没有任何德意志诸侯在场见证，而且在此之前他已经指定阿奎莱亚的总主教（Patriach）埃尔拉的沃尔夫格（Wolfger von Erla，1140—1218）为帝国特使（Reichslegat），在伦巴底、图斯策恩以及斯波莱托、安科纳等地区巡游，强调德意志皇帝在这些地区应享有的权利，故而枢机主教团的一些成员告诫因诺森三世，应该慎重考虑为奥托四世加冕为帝。8月，奥托四世率大军进入意大利，10月4日，教皇因诺森三世在罗马为其举行了加冕礼，戴上皇冠的奥托四世向教皇保证有义务保护罗马教会的财产、维护其所有的权利。

登上皇帝宝座的奥托四世刚刚坐稳就违背了曾经许下的所有诺言。他在1210年秋季率军到达意大利北部，突然转向西西里，一方面是因为在普利亚地区的德意志的男爵（Baron）们因与当地贵族的利益冲突向德意志皇帝提出了求援的要求；另一方面，居住在西西里的海因里希六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日益成年，奥托四世越来越感到这将会对他形成一种威胁，企图借此机会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曾经信誓旦旦不会侵犯教皇利益的奥托四世很快就占领了斯波莱托、安科纳等属于教皇的领地，在阿韦尔萨击镇压了当地的反抗。奥托四世的军事行动完全出乎因诺森三世的意料，他深感受到愚弄，于11月18日宣布对奥托四世处以绝罚，解除所有人对皇帝发过的誓约。这天距他亲自为奥托四世主持加冕礼仅一月有余。他在此后致德意志主教们的信函中声称：“我们自己铸造的剑重重地刺伤了我们自己。”然而，奥托四世并不理会教皇的绝罚，继续南下，皇帝的军队于1211年秋占领了意大利南部后直达卡拉布里亚。为了阻止德意志皇帝的势头，教皇示意在德意志的那些反对韦尔夫家族的教俗贵族另选皇帝。这年的9月，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SiegfriedⅡ. Eppstein，1165—1230）、波希米亚的国王奥托卡尔一世（OttokarⅠ.，1155—1230，1198—1230年在位）、图林根的侯爵（Landgraf）赫尔曼一世在法国国王的支持下，召集德意志的诸侯在纽伦堡召开会议，选举远在西西里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为皇帝。这一选举超乎寻常，因为此前只有由诸侯选举的德意志国王才能在罗马由教皇加冕为皇帝，从未发生过诸侯直接选举德意志皇帝的现象。惊闻此讯的奥托四世中止了进攻西西里的计划，立刻返回德意志。1212年5月，奥托四世再次在纽伦堡召开宫廷会议，重新掌控德意志的政治局势，7月围攻了被其视为叛逆的赫尔曼一世的魏森要塞。然而，此后的局势急转直下，8月11日，奥托四世的妻子突然去世；9月，被选为皇帝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第一次踏上了德意志的土地，出现在康斯坦茨。在这同一时期，曾经追随菲利普的施派尔的主教康拉德三世（KonradⅢ.von Scharfenberg，1165—1224）披露了奥托四世准备征收人头税（Kopfsteuer）和其他一些新赋税的计划，以及企图夺取教会土地财产的预谋。所有这些汇聚在一起，致使原来那些追随施陶芬家族的施瓦本的王室封臣纷纷倒戈，背弃奥托四世，巴伐利亚的王室封臣也紧随其后，他们涌向康斯坦茨，支持施陶芬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二世。

三、帝国政治重心的南移

弗里德里希二世曾有过传奇般的童年，他的母亲康斯坦茨是西西里王国唯一的继承人，他在父亲加冕为西西里国王的前一天出生在安科纳的耶希，王后分娩时有19位主教和枢机主教在场见证了他的出生。1196年12月25日，在他两周岁生日的前一天，父亲海因里希六世皇帝就授意将他选为“罗马国王”（rex Romanorum），然而仅一年之后海因里希六世突然去世。皇帝临终之际预见到年仅3岁的儿子和他的母亲完全无力抵抗对皇位虎视眈眈的韦尔夫家族，为了能保住儿子在西西里的地位，他指示忠诚的西西里摄政王安韦勒的马克瓦特（Markward von Annweiler，?—1202），辅佐身为西西里国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要他尊重教皇，把玛蒂尔德的遗产以及教皇国的领地归还给教皇，以换取教皇帮助他的幼子保住在德意志的王位。1198年3月，菲利普被施陶芬家族的追随者选举为德意志的国王，为了保住在西西里的王位，康斯坦茨皇后审时度势，以摄政王的名义宣布弗里德里希二世放弃德意志的王位，同时向教皇宣誓行了效忠礼，由此西西里王国成为罗马教会的采邑，与德意志分离成为独立的领土王国。同年3月17日，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巴勒莫登基为西西里国王，11月28日康斯坦茨去世，她在临终前留下遗嘱，指定教皇因诺森三世为这个4岁国王的监护人（Vormund），教皇成为西西里王国的摄政王，但实际的摄政大权却掌握在宫廷的膳务大臣（Truchse）安韦勒的马克瓦特手中。

年仅4岁就失去双亲呵护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显得格外早熟，摄政大权几易他人之手、巴勒莫宫廷的尔虞我诈磨炼了他的政治洞察力和应变能力。1201年，弗里德里希二世14岁成年亲政，在这同一年他听从教皇的安排迎娶了比他年长十多岁、且已经寡居的阿拉贡国王阿尔方斯二世（AlfonsⅡ.，1157—1196，1162—1196年在位）的女儿康斯坦策（Konstanze von Aragón，1179—1222）为妻。在此后的十年，德意志局势的变化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登上德意志的王位铺平了道路，1211年9月，在教皇的授意下弗里德里希二世再次被选为德意志的国王。次年的3月，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不顾妻子和西西里贵族们的劝阻，仅带几个亲信踏上了夺回德意志王位的征途。在罗马，他首次觐见了素未谋面的监护人因诺森三世教皇，向他宣誓行效忠礼，他向教皇保证，一旦他执掌德意志王权，就立刻践行两位前国王——他的叔父菲利普和韦尔夫家族的奥托四世——从未实践过的所有承诺。为此，他要求因诺森三世为他年仅1岁的儿子海因里希（七世）（Heinrich（Ⅶ.），1211—1242，1212—1242年在位）加冕为西西里的国王，以保证西西里的王位不会因为他的远征落入他人之手。教皇满足了他的要求，于3月初为海因里希（七世）主持了西西里国王的加冕礼，同时再次重申西西里的独立性。此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教皇使节、枢机主教巴利的贝拉尔（Berard von Bari，?—?）陪同下前往德意志。这支势单力薄的队伍在途经今天瑞士的库尔时有了军事护卫队，在护卫队的保护下避开布伦纳隘口，绕道翻越阿尔卑斯山，踏上德意志的土地。

当弗里德里希二世出人意料地在康斯坦茨的城门前出现时，这座主教城市正准备迎接前来阻截他的奥托四世，拒绝为他打开大门。贝拉尔向市民宣读了教皇敕令（Bannbulle），弗里德里希二世才得以进城，迟到三个小时的奥托四世只得返回科隆。在康斯坦茨站住脚跟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不仅很快就得到施瓦本和上莱茵地区教俗贵族的支持，而且还获得大量的经济资助和承诺。11月19日，弗里德里希二世与法国王储、后来的国王路易八世（LuoisⅧ.，1187—1226，1223—1226年在位）在沃-库勒尔会晤，重建施陶芬卡佩联盟（das staufisch - kapetingische Bündnis），为此他从法王那里获得1万磅的白银。12月5日，德意志诸侯在法兰克福集会，与会的大多数诸侯同意选举弗里德里希二世为国王。四天后，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在美因茨的大主教教堂为弗里德里希二世主持加冕礼。

初到德意志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既不会讲德语，对德意志的一切也都很陌生，同时代的人称他为“普利亚之子”（chint aus Pulle），因为教皇是他需要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因而又戏称他是“教士国王”（Pfaffenknig）。1213年7月12日，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埃格尔致函因诺森三世，再次重申奥托四世对教皇的允诺：放弃教皇的世袭领地；放弃在这些地区的经济特权；不干预对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任命；支持教皇对异端的镇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进入德意志要面对强大的反对派势力，首先是来自韦尔夫家族的反对。被剥夺王位的奥托四世虽然并不甘心，但最初并没有与年轻的新国王直接交锋，只是视他为教皇的傀儡。在奥托四世看来，最主要的敌人应该是与之结盟的法国国王，所以他与法王的宿敌、他的舅父英国的无地王约翰联合起来。此时的无地王约翰正因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免以及英国教会的财产等问题与因诺森三世发生冲突，因诺森三世宣布对英国实施褫夺教权令（Interdikt），禁止在英国进行祈祷、举行礼拜仪式等一切宗教活动，不仅如此，教皇还给予法国王室进攻和占领英国的特权。教皇的处罚得到了英国教俗贵族的支持，他们共同谴责无地王约翰，迫使他再次向教皇宣誓行效忠礼，教皇随即撤销了褫夺教权令，阻止已集结在布洛涅的法王军队进攻英国，法王军队转而攻击佛兰德。佛兰德的伯爵费尔南（Ferrand von Portugal，?—1233）和布洛涅的伯爵雷纳尔德一世（RainaldⅠ. von Dam martin，1165—1127）逃往英国寻求庇护。无地王约翰从中看到了夺回英王在西欧大陆失去的领地的机会，他计划与他的外甥奥托四世联合起来在莱茵河口地区两面夹击法王的军队。1214年7月初，奥托四世在亚亨集结军队向佛兰德进发，12日到达尼韦勒。21日，佛兰德伯爵、布洛涅伯爵和英王的联军在此与其会合。23日法王菲利普也率军前往佛兰德，27日与英国联军在布汶遭遇。虽然法王的军队只有500骑兵、1500名步兵以及骑兵的伺童，而在联军方面，仅奥托四世的军队就有上万之众，然而，法王的军队却以少胜多，佛兰德的伯爵费尔南和布洛涅的伯爵雷纳尔德被俘囚禁，奥托四世逃回科隆。

布汶战役（Schlacht von Bouvines）之后，整个西欧的政局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战役中大获全胜的法国国王把安茹金雀花王朝（Anjou -Plantagenêt）彻底地赶出西欧大陆，法国王室的领土有很大程度地扩大。在布汶战役中惨败的英国国王受到罗马教皇的挟制，引起英国贵族的极大不满。1215年签订的《大宪章》（Magna Carta）开启了英国通向议会制的道路。在德意志，年轻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坐享其成，奥托四世的败北消除了与之继续争夺德意志王位的政治实力，奥托四世不得不返回韦尔夫家族的大本营不伦瑞克，同时也放弃了对王位的要求，德意志的王位之争就此落下帷幕。1215年7月23日，美因茨的大主教按照传统在亚亨为弗里德里希二世主持国王加冕礼，同时他向在场的红衣主教奥斯蒂亚的雨果、即后来的教皇格雷戈尔九世（GregorⅨ.，1167—1241，1227—1241年在位）承诺，他将组织德意志十字军远征。1215年11月，因诺森三世教皇在罗马的拉特兰宫召开在中世纪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宗教会议，参加这次宗教会议的有包括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在内的71位总主教（Patriarch）和大主教、412位主教、修道院院长和修士会的教长（Prior），安条克和亚历山德里亚的总主教也派遣使节参加会议。此外，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及法国、英国、卡拉贡、匈牙利和耶路撒冷的国王们还有20多名其他地区派遣的使节也都前往罗马参加这次宗教会议。在这次宗教会议上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决议，如反对异端、确立教会法、组织第四次远征东方的十字军等等。对弗里德里希二世来说这次宗教会议更具重要性，因诺森三世向全欧洲宣布，确认德意志诸侯选举的国王是合法的国王。

1216年7月16日，因诺森三世去世，欧洲的局面再次发生变化，弗里德里希二世也理直气壮地违背了之前对教皇所作的所有承诺。他把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海因里希接到了德意志，指定这个年仅5岁的孩童为施瓦本的公爵和勃艮第地区的教会监理（Rektorat），两年后的4月又授意德意志诸侯在法兰克福选他为德意志国王。尽管新教皇洪诺留三世（HonoriusⅢ.，1148—1227，1216—1227年在位）一再重申，只有弗里德里希二世践行了他曾经做过的承诺才会为其加冕为帝，但迫于再次组织十字军的需要不得不妥协，于1220年11月22日在罗马为他主持了皇帝加冕礼。在加冕礼宣誓时，新皇帝向教皇保证，西西里王国不会归属德意志帝国，然而，这一保证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

从小在西西里长大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似乎更喜欢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在罗马加冕为帝后的同一年他把年幼的儿子海因里希留在了德意志，任命科隆大主教恩格尔贝特（EngelbertⅠ. von Kln，1185—1125）为帝国的摄政王和年幼国王的监护人，自己则仅带少数随从返回西西里，不仅完全违背了让西西里脱离德意志帝国的承诺，而且还在西西里效仿拜占庭的统治模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在德意志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官吏国家（Beamtenstaat）制度，企图以此扩大德意志帝国皇权在意大利地区的影响。从1220年11月中旬起，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卡普阿（Capua）的宫廷会议上先后共颁布了20项法令，这些法令总称为《宫廷会议决议》（Assisen）。在卡普阿宫廷会议颁布的最初的法令主要是重申威廉二世（WihelmⅡ.，1153—1189，1166—1189年在位）国王执政时期颁布的一些法令，例如：由西西里的国王任免法院官吏（Justitiar）和城市市政官吏（Magistrat）；取缔海因里希六世去世后所有新增加的关税和费用；禁止开设新的市场和集市；等等。次年，还颁布了有关禁止赌博、规范杂耍艺人（Gaukler）以及限制犹太人的服饰等法令。

弗里德里希二世返回意大利以及在那里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在延续弗里德里希一世统治时期推行的实现“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目的。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强调德意志的皇权直接授命于上帝，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儿子海因里希六世则进一步强调，施陶芬家族作为皇室家族（imperialis prosapia）是恺撒的合法继承人，不仅有权统治德意志，而且还有权统治罗马乃至教皇国。弗里德里希二世以西西里王国为其在意大利实践这一政治目的根据地，在他看来德意志皇帝是基督教世界最高的统治者、罗马教会的保护者、十字军的领导者、最高的立法者，他不仅有权统治德意志，而且还有权统治罗马城、意大利和西西里。为了实践这一目的，他把帝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了西西里，首先确立了他在西西里的最高司法审判权，而且他还享有绝对的立法权（Gesetzgebung）。1231年，他授意掌玺官、宫廷大法官（Groh of richter）佩特鲁斯（Petrus de Vinea，1200前—1249）在位于今天意大利波坦察省的梅尔菲编撰了一部法典，即《梅尔菲法典》（Konstitution Melfi）。佩特鲁斯曾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过法学和修辞学，自1220年起担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首席书记官（Protonotar），1224年担任宫廷大法官，是弗里德里希二世最信任的一位宠臣。佩特鲁斯为皇室起草的法律文献不论是在文风方面还是在拉丁语方面，都成为那个时期皇室公文文本的范本，并且沿袭到此后相当长时期。

佩特鲁斯领导编撰的《梅尔菲法典》是自古典社会以来西欧第一部国家的法典，这部法典中收录了西西里的国王罗格二世、威廉一世、威廉二世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的所有宫廷会议决议。此外，《梅尔菲法典》还综合在西西里和北意大利地区一直盛行的诺曼人、阿拉伯人以及拜占庭的各种习惯法和法令。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这部法典的目的是要废除在西西里王国内正在施行的其他法律和习俗，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和对抗这个法典。在这部法典里开宗明义地强调，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上帝指定的、由诸侯选出的罗马皇帝，他掌握着上帝赐予的宝剑，负有维护公正及保卫和平的职责。上帝通过诸侯的选举赋予皇帝权力，并借教皇之手为其施加冕礼，德意志的皇帝是基督世界的实际统治者。德意志皇帝的权威第一次这样明确地用法律文献的形式确定下来。毋庸置疑，12世纪以后在意大利兴起的罗马法研究对弗里德里希二世制定《梅尔菲法典》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引起他对大学的重视，他于1224年6月5日在那波利建立了一所大学（Universitt），这是中世纪第一所没有获得教皇特许权就开办的大学。这所大学按照博洛尼亚大学的模式教授罗马法，其目的是要求这所学校能培养出为皇帝效力的官吏。弗里德里希二世甚至还作出决定，只有他的臣民才可以在这所大学里学习。这所大学自创建以后培养了众多著名学者，其中包括在13世纪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Scholastiker）、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von Aguin，1225—1274）。

罗马法的研究以及大学中法律学科的创立对德意志乃至整个西欧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不仅皇室、教会都以罗马法为蓝本制定各自的法律，而且各个领地、城市以及村庄也都有了自己的法典，13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法规是《萨克森箴言》（Sachsenspiegel）。《萨克森箴言》不是一个制定出来的法律，它汇集了在萨克森地区广为流行的习俗和习惯法（Gewohnheitsrecht），是经由法学家整理记录下来的一部成文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德意志中世纪历史上第一次不用拉丁语，而是用北德意志地区的文字记录的成文法典。《萨克森箴言》主要包括邦国权利（Landrecht）和采邑权利（Lehnrecht）两个主要部分，把邦国的权力和采邑权明确地区分开，对此后邦国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13世纪中叶以后，《萨克森箴言》这种记录当地习惯法的版本很快在德意志其他地区以及整个西欧传播开来，1275年前后又出现了《德意志箴言》（Deutschspiegel）和《施瓦本箴言》（Schwabenspiegel）。

四、父与子的争斗

弗里德里希二世宣扬世俗君权的最高统治，完全违背了他曾经多次对罗马教皇做过的允诺。不仅如此，他还变本加厉地加强对西西里地区的统治，加紧夺取教皇的领地，政教之间的争斗烽烟再起。

早在因诺森三世时期，成年亲政后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就让教皇有了不安全感，因此再三以加冕为帝要挟其宣誓，承诺保证不侵犯教皇国的领土，放弃对西西里的管辖权，组建十字军东征，等等。因诺森三世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德意志正值争夺王位之际，仅有少数的德意志贵族加入其中。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教皇的支持下被选为德意志国王之后，立刻承诺组织十字军，但又由于英法之间争夺在西欧大陆领地的争斗而搁浅。拉特兰宗教会议上，因诺森三世再次号召西欧各国的国王和教俗贵族们组建十字军东征，但始终没有得到热烈的反响。弗里德里希二世虽然在拉特兰宗教会议上信誓旦旦地承诺组建十字军，但新教皇的优柔寡断让他找到了一再拖延起兵日期的借口。洪诺留三世教皇为弗里德里希二世加冕为帝时，他再次许下组建十字军的承诺，却又因为在西西里王国加强其统治权而一再拖延。实际上，弗里德里希二世一再拖延东征并不表示他对东方没有兴趣，似乎是另有所谋。1225年11月9日，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 Orden）的首领（Hochmeister）萨拉查的赫尔曼（Hermann von Salaza，1162—1239）的谏言下，出人意料地在意大利布林迪西迎娶耶路撒冷王国年仅13岁的女王伊莎贝拉二世（IsabelaⅡ.，1212—1228，1212—1228年在位）为妻，他在举行婚礼的当天就宣布自己是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毋庸置疑，前往耶路撒冷戴上王冠才更能促使弗里德里希二世东征。两年之后的1227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布林迪西集结了约6万名骑士和步兵准备启程，但一场瘟疫再次延迟了起兵的日期。新任教皇格雷戈尔九世对德意志皇帝的再三延误极为愤怒，他不再接受弗里德里希二世做的任何解释，以他没有履行在教皇规定的8月15日前出兵东征的承诺为由，对他处以绝罚。

教皇的绝罚似乎对弗里德里希二世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被革除教籍的德意志皇帝依然以基督教君王的身份于1228年6月率领组建的十字军启程东征。教皇闻讯更加愤怒，再次重申对他的绝罚，并且宣布解除德意志帝国和西西里王国所有封臣对皇帝的誓约，然而，教皇这一次在帝国境内没有找到同盟。早在1220年，德意志的教会诸侯就曾以倒向教皇为要挟，迫使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年的4月26日颁布《与教会诸侯联盟》（Confoederation cum principibus ecclesiasticis）的法令。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个法令中明确指出，皇帝要维护教会的经济利益，给予教会诸侯所有经济特权，禁止任何人违背教会的意愿在教会的土地上修建城堡、建立城市，扩大教会诸侯的司法审判权，保护其控制城市的各种权利以及铸币权等等。弗里德里希二世用这个法令作为对教会和诸侯支持皇权的回报。皇帝以这种成文法的形式确认了主教享有权利的合法性，保证不在他们的领地内设立新的关卡和铸币所，禁止自治城市接受主教的依附农，不能未加限制地在主教的城市里支付税金和货币。这个法令中还规定，国王必须禁止直辖区的长官和封臣危害教会的财产，保证世俗服从教会的处罚。获得种种特许权的教会诸侯自然不愿意因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下台而失去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他们坚决地站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一边。

1228年6月，在德意志主教和大主教们的支持下，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领组建的十字军经塞浦路斯进入耶路撒冷。德意志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弗里德里希二世领导的这次十字军是西欧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一部分，也是唯一一次没有发生任何武力冲突的东征。弗里德里希二世利用埃及的苏丹卡米勒（al Kamil Muham mad，1180—1238）与他的侄子因争夺大马士革深陷战争困境之际，与之进行谈判。1229年2月18日，双方在雅法达成协议，签订和约。《雅法和约》（Frieden von Jaffa）中确定，弗里德里希二世获得对耶路撒冷、拿撒勒、伯利恒、利达的统治权，穆斯林保留耶路撒冷圣殿山以及清真寺和教堂，允许穆斯林在这一地区自由迁徙，他们应受到耶路撒冷阿拉伯法官（Kadi）的保护。3月17日，未动一兵一卒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进入耶路撒冷城，次日在圣墓教堂（Grabeskirche）里自己戴上耶路撒冷王国的王冠，因为这个时候的他仍然处于绝罚中，任何大主教或主教都不能为他举行任何宗教仪式。3个月后，心满意足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返回意大利。

促使弗里德里希二世返回意大利的重要原因在于，伦巴底地区爆发了反对德意志皇帝的反抗，伦巴底的城市素来反对德意志皇帝对该地区的控制。12世纪中叶以后，日益活跃的工商业在十字军东征的刺激下更加繁盛，商业贸易和手工业逐渐成为社会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城市是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栖息之地，因此控制贸易就必须要控制城市。教皇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绝罚进一步激起了伦巴底城市反对皇权控制的士气，教皇的军队也乘机进入伦巴底地区。返回意大利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迅速镇压了伦巴底城市的叛乱，但却不愿意继续激怒教皇而未与教皇的军队交战。为了缓和与教皇的紧张关系，弗里德里希二世任命萨拉查的赫尔曼为特使与教皇的军队进行谈判。1230年7月，双方签订《圣日耳曼协议》（Vertrag von San Germano）。为了促使教皇解除对自己的绝罚，德意志皇帝不惜在谈判中做出一系列的妥协，其中包括教会应自由任命教职，重新恢复被弗里德里希二世罢免人员的教职，世俗不可侵犯教会的教士，教会应该获得免税权，皇帝应放弃教皇国领地。弗里德里希二世采取的这一系列妥协换来教皇解除皇帝绝罚的承诺。

弗里德里希二世一方面竭力修补与教皇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继续打压伦巴底城市同盟。1231年11月，皇帝在拉文纳召开帝国会议，伦巴底城市同盟拒绝参加，不仅如此还自发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同盟军队与皇帝对抗。1232年1月，弗里德里希二世再次宣布取消意大利北部所有城市的自治权，剥夺市民组织城市议会、任命市政官员的权利，禁止在城市里组织同业公会和行会。弗里德里希二世这项新的城市政策立刻遭到伦巴底城市的抵制和激烈反抗，他们组成了反对德意志皇帝的阵营。

弗里德里希二世长期滞留在意大利，把对德意志本土的统治交由他的幼子海因里希（七世），任命科隆的大主教恩格尔贝特为摄政王辅佐朝政，这就为德意志的教俗贵族增强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创造了最有利的时机，尤其是科隆的大主教通过摄政权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地方诸侯也趁机争权夺势。为了防御其他权势的侵扰，诸侯们在自己的领地设置边防线，建立城堡，逐渐形成了地域性的、有固定疆域的诸侯邦国。他们在自己的邦国内施行地区性的集权统治，掌控教会，在重要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在开办的市场征收市场税。1231年初，18岁的海因里希（七世）成年亲政，为夺回摄政时期被诸侯分割的王权，与邦君诸侯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在与诸侯的斗争中争取更多的政治力量，海因里希（七世）给予各地城市众多特许权，从而赢得了城市市民以及中小贵族的支持，这就更加引起诸侯的不满。诸侯联合起来，先后两次在沃尔姆斯召开诸侯会议，谴责国王对其权利的干预，他们共同做出决议宣布，未经城市领主的允许，任何城市的市民都不得联合起来，不得建立同盟或者联盟。1231年5月1日，海因里希（七世）被迫把诸侯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的决议以特许权的形式颁布，即《有利于诸侯的法令》（statutum in favorem principum）。年轻的国王宣布放弃在诸侯的邦国领地内的最高司法权、侍从权（Geleitrecht）、铸币权、征收关税权、建立城堡和城市权。这个法令还强调，国王必须保证诸侯铸的货币在城市有效使用和通行，给予诸侯防御城市的军事权利，要求城市市民维护诸侯的权利。在这个法令中还明确规定，任何城市的市民都不得擅自结成同盟会、联盟，如果未经城市领主的许可，即使是国王都不能给予认可。国王不得以限制市场和道路交通的方式、以接收贵族和教会的依附者以及居住在城堡外的市民进入法律共同体的方式阻止诸侯建立主权领地。在这同一个法令中还规定，在制定和颁布新的法令时，邦君必须获得邦国内各等级的一致同意。

为了迫使国王遵守这个法令，德意志众多诸侯于1231年末前往拉文纳，敦促弗里德里希二世在那里召开帝国会议，在海因里希（七世）缺席的情况下，皇帝认可了《有利于诸侯的法令》，弗里德里希二世由此赢得了众诸侯支持他要建立一个世界性大帝国的政策。在这次帝国会议上，皇帝强调禁止所有城市擅自组成城市议会（Stadtrat）、不得任命市长（Bügermeister），禁止城市成立同业公会（Innung）、兄弟会（Bruderschaft）和行会（Zunft）等自治机构。12世纪以来德意志城市自治的权利几乎完全消融在诸侯的权利中，城市的自治成为诸侯领地主权化的最大“牺牲品”，并且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诸侯领地主权的合法性。1232年5月，海因里希（七世）国王在众多诸侯的挟持下前往弗留利地区的奇维达莱觐见他的父亲、德意志的皇帝，向他表示臣服。在奇维达莱，弗里德里希二世正式批准了《有利于诸侯的法令》，要求他的儿子向诸侯保证今后一定正确地对待他们，如果他违背了这个承诺，诸侯和皇帝会请求教皇对他处以绝罚。

德国历史学家对1220年的《与教会诸侯联盟》以及十余年后的这部《有利于诸侯的法令》给予高度的重视，他们认为这两个法令是德意志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在德意志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关系，而是因为这种新的权力关系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海因里希（七世）国王并不甘心在德意志失去权势，对诸侯依然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为此他还于1232年再次与法国卡佩王朝建立联盟，次年率联军进攻巴伐利亚公爵领地，奥托二世（OttoⅡ，der Erleuchte，1206—1253）公爵战败，臣服国王。海因里希（七世）一直把城市市民作为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针对进入13世纪以后教皇以及皇帝以反对异端为名对城市自治运动的镇压，他在1234年2月的一次法兰克福宫廷会议上宣布了反对非法迫害异端的命令，支持城市市民在政治上提出诉求。教皇和皇帝对海因里希（七世）的命令十分不满，这年的夏季双方在列蒂会晤，他们共同谴责国王，教皇向特里尔的大主教特奥德里希二世（TheoderichⅡ. von Wied，1170—1242）发布对海因里希（七世）处以绝罚的教令，皇帝也以与他断绝父子关系、不再有任何往来进行威胁。教皇和皇帝的表态迫使海因里希（七世）破釜沉舟，当他获悉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即将启程返回德意志的消息后，9月在博帕德召集反对皇帝的诸侯以及奥格斯堡、维尔茨堡、沃尔姆斯、斯特拉斯堡、施派尔等主教区的主教们，此外还有施瓦本的小贵族们共同起兵，企图以武力阻止皇帝进入德意志。海因里希（七世）还与一向反对皇帝的伦巴底城市同盟结成同盟，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uoisⅨ.1214—1270，1226—1270年在位）也加入了反对德意志皇帝的同盟，然而德意志的大多数诸侯都没有站在国王一边。1235年春季，弗里德里希二世仅带少数随从返回，当他一进入德意志，诸侯就聚集到他的周围，他的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壮大，海因里希（七世）的支持者们闻风自行瓦解。同年7月2日，海因里希（七世）不得不在巴特温普芬的皇室行宫屈膝跪地在他父亲的面前请求宽恕。弗里德里希二世并没有因为父子情宽恕这个反叛的儿子，他在沃尔姆斯设立法庭审判反叛者，海因里希（七世）的追随者们得到赦免，他本人则被废黜，被其父拘押在意大利东南部的普利亚，直至他1242年坠马去世。

弗里德里希二世与海因里希（七世）父子间的争斗，为德意志诸侯增强自身的政治实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对海因里希（七世）做出判决之后，皇帝于8月15日在美因茨首次颁布了《帝国和平条例》（Landfriede），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用德语颁布的法令。该法律共有29个条例，其中包括有关法庭、铸币、关税以及交通等各个方面的规定。在这个法令中，弗里德里希二世以限制私战为由，把对城市的保护权和城市的防御权给予教会和宫廷法庭，其中还包括扩大城外市民（Pfahlbürger）范围的禁令，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的自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条例扩大了教俗诸侯的特许权的范围。可以这样说，一系列的特许权和帝国安全条例的颁布，从法的角度上承认了德意志诸侯在其领地内的权力和政治地位，尤其是给予他们在领地内建立要塞和加强军事实力的权利，领地的领土（Territorium）性质日益呈现出来，邦国逐渐地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

获得最大利益保证的诸侯给予德弗里德里希二世极大的支持，他在整个帝国具有极强大的政治优势，似乎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位皇帝能与之相比。1235年7月15日，弗里德里希二世与英国国王亨利三世（HenryⅢ.，1210—1272，1216—1272年在位）的妹妹伊莎贝拉（Isabellavon England，1214—1241）结婚，夫妻之间的年龄相差20余岁，这次婚姻的政治目的显而易见。法国国王虽然曾经是海因里希（七世）的盟友，但长期以来施陶芬家族与法国卡佩王朝之间的政治互利，很快就消除了路易九世与弗里德里希二世之间的对立。帝国内外有利于皇权的政治形势、意大利伦巴底城市以及罗马教皇表现出来的敌对态度致使弗里德里希二世仅在德意志停留了两年。1237年秋季，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领德意志皇帝的军队兵分两路，越过阿尔卑斯山隘口进入意大利，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德意志。

第二节 立足东部的德意志骑士团

一、德意志骑士团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与海因里希（七世）父子之间的争斗中，起到很大政治作用的是德意志骑士团的首领萨拉查的赫尔曼。德意志骑士团成立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这次十字军东征是西欧德、英、法君主为在地中海地区瓜分势力范围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1189年，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军攻陷了耶路撒冷城，达到权力之巅的德意志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率先亲领德意志十字军进军东方，但却在途中溺水身亡。随军同行的大多数诸侯对东征并没有寄予很大的希望，皇帝的意外身亡给了他们返回家乡的借口，只有少部分十字军继续东进。随后而至的英、法国王带领的十字军矛头直指地中海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阿卡，将其围困近3年（1189年8月28日至1191年月12日），久攻不克。在此期间，原在耶路撒冷的圣玛丽娅医护院（St.Marien - Hospitalder Deutschen zu Jerusalem）迁移至阿卡，在城下支起帐篷，收容和照顾围城时的受伤者和病弱者。这所基督教教会的医护院（Hospital）是12世纪20年代由来自不莱梅和吕贝克的几位商人在耶路撒冷捐建的，1143年罗马教皇将这个教会的机构置于圣约翰医护院（Hospital des hl.Johannes）的管辖之下，责令他们必须遵守该医护院的各项规章。

1190年10月，弗里德里希一世的三子、施瓦本公爵弗里德里希五世（FriedrichⅤ.，1167—1191）继续父亲未竟的事业，率领德意志十字军东征，抵达阿卡后，圣玛丽娅医护院立刻投庇在公爵的麾下，由公爵的随军教士领导。阿卡和耶路撒冷再次被十字军占领后，耶路撒冷的新国王，来自香槟的伯爵海因里希二世（HeinrichⅡ.von Champagne，1166—1197，1192—1197年在位）赠与圣玛丽娅医护院土地，在那里修建教堂和居所。1191年2月6日，在海因里希六世皇帝的促成下，教皇克莱芒三世（ClemensⅢ.，?—1191，1187—1191年在位）给予圣玛丽娅医护院特许权，承认它与此前成立的圣殿骑士团（der Tempelorden）和以圣约翰医护院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医院骑士团（der Orden vom Hospitaldes Heiligen Johannes zu Jerusalem）相等的宗教法律地位。由此，圣玛丽娅医护院脱离了圣约翰医护院，成为一个独立的兄弟会。兄弟会的首领借鉴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团规，制定自己的会规，1196年得到教皇科尔莱斯丁三世（CoelestinⅢ.，1106—1198，1191—1198年在位）的批准。1198年，因诺森三世继任教皇，他全力实践教权至上的思想，不遗余力地调动各种力量为其效力，在此后相继创立的弗兰西斯修士会（Franziskaner）和多米尼克修士会（Dominikaner）都毫无保留地服从他，骑士团这种军事修士会也自然不会离开他的掌控之中。1198年，因诺森三世发布通谕，要求圣玛丽娅医护院兄弟会承担向异教徒作战的军事义务，从此该兄弟会也具有了军事性质，转变为军事修士会，因为它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德意志，故而被称为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r Orden）。

德意志骑士团的第一任首领（Hochmeister）是巴森海姆的海因里希·瓦尔波特（Heinrich Walpot von Bassenheim.?—1200），他出身于莱茵兰地区一个王室封臣家庭，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兄弟会转变为骑士团。骑士团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宣誓发三愿（Pr of ess）：守贫（Armut）、禁欲（Askese）、服从（Gehorsamkeit）。在这个具有宗教性质的骑士团中，最上层成员是修士兄弟（Priesterbrüder），他们要像修道士一样严格遵守修道院的院规，主持骑士团和骑士团所在地区的宗教仪式等宗教方面的事务。骑士兄弟（Ritterbrüder）是骑士团中的中坚力量，他们大多出身于小贵族和市民阶层。尽管他们依然是世俗基督徒，但在加入骑士团时要和修士兄弟一样发三愿，所不同的是他们无需履行宗教的职责，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作战。修士兄弟和骑士兄弟都有选举骑士团首领（Hochmeister）的权利，但骑士兄弟在骑士团中只能被委以较低的职务。在骑士团中还有出身非贵族家族的世俗的“萨利安特兄弟”（Sariantbrüder），他们通常是步兵、传令兵或者从事其他一些事务。此外还有侍从，被称为“服役的次兄弟”（dienende Halbbrüder），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依附于骑士团，从事各种手工劳作，为骑士和萨利安特兄弟服务。一般来说，参加德意志骑士团的人原则上不受社会地位和出身的限制，凡年满14岁的自由男子，发誓禁欲，没有债务缠身，严格遵守骑士团的团规就都能加入。德意志骑士团的团服是带有黑色十字的白色披风，萨利安特兄弟则身着灰色披风。德意志骑士团中还有一些修女，负责照顾伤病者，从事慈善性的救护工作。

与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比较而言，德意志骑士团成立的时间较晚，但它的发展却很快，存在的时间也较长，或许是因为德意志骑士团的活动没有仅局限在东方。1197年，德意志骑士团在意大利南部的巴列塔设立一所医护院，1200年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哈雷设立医护院。1221年，在萨拉查的所有骑士团都获得罗马教会给予的免受主教管辖的特许权（Exemtion），这些医护院也由此成为所在地区独立的宗教组织机构，并且通过捐赠不断地扩大土地财产，形成一个骑士团辖区（Komturei），这就为此后骑士团返回西欧奠定了一个实际的领地基础。

二、骑士团的新领地

13世纪初，东方的局势越来越不利于罗马教廷，1202年因诺森三世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把进攻的矛头对准同是基督教国家的拜占庭。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1204年在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建立一个畸形的“拉丁帝国”（Das Lateinische Kaiserreich）。拉丁帝国内部各种矛盾重重，当地人民的起义和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它仅存在50年就覆灭了。第四次十字军之后，虽然罗马教廷又相继组织几次十字军东征，但都以流产或失败告终，罗马教廷的势力和影响再次从东方被排除出去，骑士团也不得不另谋出路。由于各骑士团与所在国和地区的封建君主之间的关系不同，所以他们的命运也是南辕北辙。圣殿骑士团是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军事修士会，但它的根基和主要领导人在法国，他们与当地封建贵族的地位相差无几。13世纪中叶，正当骑士团在东方失去立足之地时，法国国王正在消除封建分裂势力，实现集权统治，对任何不服从集权统治的势力都采取强硬的手段，乃至组织十字军讨伐南法的阿尔比派和支持他们的封建贵族。法王甚至还控制罗马教廷，将其迁移到法国南部边境的小城阿维尼翁。峙仗财力桀骜不羁的圣殿骑士团自然也不能令法王容忍，他利用教皇的权威取缔了圣殿骑士团。与此相反，德意志骑士团则由于和北德的封建主合作，在德意志的东进中有了新的发展机遇。

德意志骑士团在围攻阿卡时与图林根伯爵路德维希三世（LudwigⅢ.，1151—1190）以及盖尔登的伯爵奥托一世（OttoⅠ. von Geldern，1150—1207）的初次接触，奠定其与德意志诸侯之间相互合作的基础，并且通过他们与施陶芬皇室建立最初的联系。1197年，皇帝海因里希六世把意大利巴勒莫的一所修道院赠与骑士团，这是他们在德意志帝国领地内的第一处财产。1210年，萨拉查的赫尔曼任骑士团的首领，他更加密切了与施陶芬皇朝之间的关系，利用骑士团隶属于罗马教会的关系，在德意志皇帝和罗马教皇之间斡旋，获得皇帝的极大信任。在赫尔曼的建议下，弗里德里希二世通过与耶路撒冷女王的政治婚姻，未伤一兵一卒戴上了耶路撒冷的王冠。赫尔曼还利用骑士团直接隶属于罗马教会的地位，周旋于皇帝和教皇之间，他的政治影响因此而增大，军事实力也因此而增强。1209年，匈牙利的国王安德烈亚斯二世（Andreas II.，1177—1235，1205—1235年在位）为了镇压东斯拉夫人的一支库曼人（Kumanen）请求德意志骑士团伸出援手为他助战，这就为骑士团敞开了这个地区的大门。安德烈亚斯二世很快就认识到，他的求援是“引狼入室”，随即又对骑士团下逐客令，但在两年后的1211年骑士团再次返回这一地区，攻占了波罗的海东南沿岸非基督教的普鲁士人（Pruen）所居住的地区。

自12世纪起，在波罗的海东岸（Balte）形成了一个由多个异教民族聚居的移民区，移居在其北部的是爱沙尼亚人和立沃尼亚人，移居在波莫瑞海湾和库尔曼区（Kulmer Land）的是波莫瑞人，此外还有瑞典人和丹麦人。在易北河和奥德河区间以斯拉夫人为主，德意志移民的主要活动区域则主要是在普鲁士地区以及所有在东进运动中建立的城市里。在这些新移民地区以异教民族为主，参与东进运动西多派的修道士们不仅组织拓荒等经济活动，而且还在异教民族中积极布道传教，遭到异教民族的抵制和反抗。122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在意大利的里米尼颁布了金玺诏书（die Goldene Bulle），把魏克瑟尔河下游东部的库尔姆地区以及普鲁士人居住的地区封授给了德意志骑士团，授权他们在这个异教地区传播基督教。骑士团以“七城堡”（Siebenbürgen）为核心区域，有了德意志骑士团国家（Deutschordenstaat）的雏形。1228年，骑士团的第四任首领萨拉察的赫尔曼（Hermann von Salaza，1162—1239）率领德意志骑士团参加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组织的十字军，骑士团由此获得了皇帝给予的采邑豁免权（Lehnsexemtion），解除了骑士团与耶路撒冷王国以及其他所有地区的封建义务，骑士团享有了与德意志诸侯相同的权利和政治地位。1234年，教皇格雷戈尔九世在列蒂颁布教谕，确认德意志皇帝给予骑士团的金玺诏书，宣布骑士团所获得的土地是圣彼得的财产，在教皇的庇护之下，是骑士团永远享有的自由土地。骑士团的首领赫尔曼不仅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忠实支持者，而且还善于在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之间进行调停，可以这样说，他的每一次斡旋都增强了双方对其信任，也都因此为骑士团获得特许权和封赠的土地，这无疑促进了骑士团的权力欲膨胀，也极大地增加了骑士团财力，增强了它的军事实力，有了进一步向立沃尼亚地区扩张的条件。

自12世纪末起，德意志的传教士们开始在立沃尼亚地区传播基督教；1198年，教皇批准不莱梅骑士家庭出身的修道士阿尔贝特·封·布克斯霍夫登（Albertvon Buxthoeven，1165—1229）在里加设立主教区。为了保护在异教徒中进行传教的传教者们，阿尔贝特在立沃尼亚创立宝剑兄弟骑士团（Schwertbrüderorden）。宝剑兄弟骑士团是主教依靠的军事力量，1204年获得教皇因诺森三世的认可。此后，宝剑兄弟骑士团很快就控制了立沃尼亚地区的城堡，成为这个地区的实际统治者。1217年以后，宝剑兄弟骑士团又征服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地区，形成与丹麦人的对抗。1225年德意志国王海因里希（七世）给予阿尔贝特等同于主教诸侯的地位和权利，提升骑士团的宗教地位。1236年9月，立陶宛人（Litauen）在立奥利艾战役中大败宝剑兄弟骑士团，赫尔曼“渔翁得利”，兼并宝剑兄弟骑士团的残部，接管其所辖的地区，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在北欧的势力范围。

1240年，东亚草原上崛起的蒙古人的军队在拔都（Batu Khan，1205—1255）的率领下攻克了俄罗斯的基辅公国，之后继续向西分兵进攻波兰和匈牙利。蒙古人的铁骑骁勇剽悍，势如破竹，教皇格雷戈尔九世号召组织十字军抵挡蒙古人的军队，但响应者寥寥无几。1241年4月，蒙古人的军队在瓦尔斯塔特附近的战役中击败了由西里西亚公爵海因里希二世（HeinrichⅡ.，1196—1241）率领的德意志和波兰组成的联军。蒙古帝国内部的汗位之争止住了这支强悍军队继续进攻德意志帝国的势头，1242年拔都回朝，此后他在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建立了金帐汗国，统治俄罗斯长达200余年。虽然蒙古人没有再把触角重新伸向西欧，但俄罗斯人却借助蒙古人的军事力量阻挡住了骑士团进一步向东扩张的步伐。

13世纪中期以后，巴勒斯坦地区的局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244年，耶路撒冷再次落入阿拉伯人的控制中，13世纪50年代埃及建立的马穆鲁克王朝（Mamelucken）清除了十字军在东方的残存势力，同时也击退了蒙古军队进攻的势头。1291年4月，马穆鲁克王朝的军队围攻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地区最后一个据点阿卡城，5月28日，阿卡城陷落，此后推罗、赛达、贝鲁特等重要的城市也先后沦陷。阿卡城的陷落标志着持续近2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的终结，德意志骑士团也完全撤回西欧，其总部迁移到意大利的威尼斯。13世纪50年代以后，德意志骑士团的重要活动主要集中在德意志东部，尤其是在兼并了宝剑兄弟骑士团之后，在普鲁士和立沃尼亚地区的势力有所扩展。1309年，德意志骑士团的首领西格弗里德（Siegfried von Feuchtwangen，?—1311）在普鲁士的马林贝格修建了城堡，普鲁士成为德意志骑士团的核心地区。德意志骑士团成为中世纪德意志东部殖民（Ostkolonisation）中的一支主力军。

第三节 德意志的东进运动

一、向东部的殖民

东进运动（Ostbewegung）是中世纪德意志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拓垦运动，自7世纪起巴伐利亚人就开始以马尔克的社会组织形式向东南部地区移居，在那里进行垦荒。法兰克王国时期设立的东部边疆马尔克，再次推动了巴伐利亚人从巴伐利亚公爵领地向东部的推进。巴伐利亚人将其领地的范围推进到了今天地处东欧的斯洛伐克、匈牙利、布尔根兰地区。向东部的殖民从一开始就是在王权和大贵族的主导和组织下进行的，这是因为9世纪的法兰克王国已经不再有能够进行分封或者继承的土地，随着人口以及生产力的增长，对土地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获得土地的方式也不再是通过战争，而是有组织地拓荒殖民。德意志王国建立以来，向东扩张的脚步从未停止，955年8月，奥托一世在莱希费尔德平原战胜强悍的匈牙利人，之后以易北河、萨勒河、纳布河为西部一线，以易北河、奥德河以及沃尔达瓦河为东部一线，勾勒出德意志东部马尔克的边界，形成一个很大的三角地带。同年10月，奥托一世再次在莱克尼茨河流域的战役中大获全胜，易北河东岸地区的斯拉夫人被迫臣服德意志。德意志的国王和诸侯们在这片区域内建筑了众多城堡，不仅借助武力向斯拉夫人征收苛重的赋税，而且还通过在斯拉夫人地区进行基督教化增强其影响，在汉堡、不莱梅和马格德堡设立了三个大主教区。

萨克森王朝时期德意志国王对东部地区的扩张以及在此地推行的基督教化，带动了对东部的开发，与东部斯拉夫人比邻的萨克森人也因为东部边疆马尔克伯爵领地和主教区的设立而渡过易北河向东部移居。这些移民获得国王给予的特许权，在移居的地区砍伐森林、排干沼泽、开垦荒地，由此拉开了向东部垦殖的大幕。10世纪，因为受到易北河东岸斯拉夫各部族的阻碍，德意志的东进运动放缓。983年，斯拉夫人的各部族结成了柳蒂齐同盟（Liutitzen），共同以武力反抗德意志，史称斯拉夫人起义。起义者强占勃兰登堡和哈弗尔贝格，洗劫在卡尔伯的修道院，攻陷汉堡。德意志的诸侯联合波兰贵族与斯拉夫人作战。海因里希二世时期，德意志改变与柳蒂齐同盟为敌的政策，1003年与其结成同盟。自此，东部地区在斯拉夫人的控制之下，德意志的东进也由此被画上一个休止符，停滞长达近2个世纪。

12世纪，德意志的人口密度比9世纪时增长了3倍，自9世纪以来在各地不断进行的拓荒活动不仅扩大了德意志境内的耕地面积，而且也促进了农业种植技术的进步和农机具的革新，农产品的丰富为商业的活跃和城市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和手工业原材料，德意志的手工业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发展，奥格斯堡和乌尔姆的纺织业、纽伦堡的织呢业都在西欧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商业和手工业的活跃再次启动向东部地区的拓荒运动，北德的封建诸侯掀起一个沿易北河和萨勒河向东北地区扩张的高潮。绍恩堡和荷尔斯泰因的伯爵阿道夫二世（Adolf II.von Schauenburg und Holstein，1128—1164）组织绍恩堡领地的农民移居到易北河北部地区（Nordalbingien），他公开宣布，任何没有土地的人都可以带着家属到这里来领取最好的土地，这里是谷物丰产、鱼满池塘的空旷乡村。1134年，大熊阿尔布雷希特率领阿斯卡尼家族的成员和他的封臣挺进到埃尔茨山脉。1136年迈森的伯爵康拉德（KonradⅠ.，1098—1157）带领着韦廷家族进入劳齐茨，在那里建立劳齐茨马尔克伯爵领地。下萨克森人移居到梅克伦堡和波希米亚，图林根人挺进到更深入的地区，荷兰人和佛兰德人在布满沼泽的波罗的海岸至勃兰登堡这个地区开辟了一个很大的殖民区域。

二、经营土地的新模式

在12世纪诸侯组织的东进运动中，大批德意志移民“带着牛马、带着耕犁与货车以及适合的工作人手”涌进了易北河以东地区。这些移民带来了生产技术、农作和园艺的技术、改良耕种土地的方法。葡萄种植业就是随着东进运动从德意志老区进入梅克伦堡、勃兰登堡、波莫瑞和西里西亚。这些移民在他们的迁徙地建立居民新村（Lokation），从易北河到波罗的海之间的所有斯拉夫人地区几乎完全是萨克森人建立的城市、村镇和基督教的教区。德国历史学家们估算，在德意志东进的整个时期，新殖民地区大约建立了约6000—7000个村庄，如果每个村庄平均有10个农户的话，那么大约有28万人从德意志迁移到此。诸侯在新移民中指定村长（Lokator）进行管理，村长通常还享有最底层的审判权、磨坊权（Mühlenrecht）、售酒权（Schankrecht）。诸侯为移民分配要开垦的荒地，组织他们修建排水设施、耕种土地。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村长相当于一个土地的租赁者（Verpchter），他享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可以把土地的用益权分配给那些愿意垦殖的人，这种新的经营土地的方式改变了农业生产的结构。首先，被分配的土地不再是传统的长条地，而是一块面积约24公顷至32公顷左右的连成片的椭圆形块地，这就使耕种者不再受轮作制耕种模式下长条地所固有的种种约束，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在块地上播种庄稼的种类，根据季节自行决定播种和收割的时间。其次，这种块地有利于三圃制耕作方式的推广，土地的收益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这个时期的原始资料中可以得知，通常承租者（Pchter）要交给村长的地租是庄稼收成的12%，或者是在扣除种子以后收成的15%—18%。这种新的土地和生产者的关系改变了原有的庄园制的土地和生产者的关系，耕种土地的自主性是人身获得自由的最基本的条件，土地承租者借此冲破了人身依附的关系。自主性的生产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租赁者的收益也大幅度上涨。再有就是，无论是土地租赁者还是承租者都享有对租赁土地或者承租土地的继承权，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他们从土地获得收益的稳定性，可以通过经营盈余获得更大的盈利。

拓荒地区这种新的租赁制的土地经营方式使土地的所有者无论在什么样的年景都能保证得到租金收入，它也使农民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不再是被动地受封建领主驱使的“生产工具”，而是能够完全主宰自己的自由人。租赁制把实物地租和徭役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承租土地的农民也因此有了管理和支配自己生产产品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解除了他们与封建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的法律地位由此得到改善。德国历史学家认为，德意志的东进运动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经济的角度，都在农村中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模式，即农民的依附性大大减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有了个人的自由；二是他们有了可以继承的财产权；三是为维护可以继承的财产他们参与共同体关系的构建。

拓荒地区土地所属关系和经营方式的改变，以及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和社会效果反馈到了德意志原有的封建领地，不仅吸引更多的农民迁往新开垦地区，而且德意志本土的庄园制经营方式也受到很大的冲击。租赁式的经营方式反馈到德意志本土，在越来越多的地区盛行，特别是在莱茵河下游和威斯特法仑地区，几乎所有大领地的土地都被分成小块土地租赁给农民，小农耕作的社会生产形态在农业生产活动中逐渐成为主体。与庄园制的土地经营方式相比较而言，租赁制的小农耕作是一种自由的劳动方式，它使生产者完全能够根据现有资源的条件选择生产的范围，尽其能力生产，实现最大化的收获，使收获大大超过农民自身消费所需的数量，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促进了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

三、贸易新区的形成

驱使这次东进的动力不仅是对土地的渴求，而且还有对波罗的海贸易的需要。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海上通路使北德的城市向东连接与俄国、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贸易关系，向北连通与英国、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交通，在中世纪的欧洲形成继地中海贸易区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区。但从10世纪起，丹麦人一直垄断着波罗的海的海上贸易，为了能从丹麦人手中夺取波罗的海的贸易权，占据国际贸易重要的一席之地，北德的封建诸侯有组织、有目的地向东部斯拉夫人居住的波兰和波罗的海东岸地区殖民。东部殖民运动中农业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商业的活跃，尤其是12世纪中叶以后，德意志的商人跟随着向东部进发的拓垦殖民者东进，在德意志诸侯建立的城市中扩展商业活动。

12世纪初，维尔夫家族在德意志王位争夺的斗争中失势，只保留了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公爵领地。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公爵狮子海因里希以这两个公爵领地为基地，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他积极支持市民的自治运动，扶持工商业，建立了布伦瑞克、诺伊堡等城市作为贸易的中心。与此同时，他还控制汉堡、不莱梅等重要的贸易城市，逐步地取代丹麦人对波罗的海的贸易垄断地位。1125年前后，萨勒河畔的哈雷市是从波罗的海到东进殖民地区商业通路的一个重要交易中心，德意志的商人可以从这里沿萨勒河下行至易北河，再下行至哈弗尔河河口到达波罗的海海沿岸的斯德丁市和沃林市，还可以沿哈弗尔河上行至横贯梅克伦堡和前波美拉尼亚地区的佩内河。吕贝克原是斯拉夫人的一座炮台，1143年绍恩堡和荷尔斯泰因的伯爵阿道夫二世（AdolfⅡ. von Schauenburg und Holstein，1128—1164）以这座炮台为基点建立起一座城市，这是在波罗的海海岸的第一座德意志城市，以此作为与斯拉夫人进行贸易的商埠。1157年，阿道夫二世与吕贝克市民发生冲突，他坚决拒绝了市民的政治要求，不惜将该城化为灰烬。1158年，战胜了阿道夫的狮子海因里希在被焚毁城市的原址上重新建立吕贝克，一方面是作为进一步东扩的据点，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德意志商人在波罗的海贸易区的利益。不久吕贝克就成为海上贸易的中枢，是波罗的海地区非常重要的一座商业中心城市，保证了德意志商人对波罗的海贸易的控制权。吕贝克是波罗的海贸易的集散地，英国、丹麦、瑞典、挪威以及俄罗斯的商船都汇集于此，以吕贝克为中心在其周边地区又兴建了多个贸易城市，滨临波罗的海的罗斯托、维斯马、居斯特多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1300年左右，在波美拉尼亚地区奥德河的两岸，新建的德意志商人的城市多达38座。斯拉夫的封建诸侯也以积极的态度促进城市的建立，勃兰登堡，施潘道、柏林以及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这些新建立的城市中施行德意志的城市法，允许德意志的商人用吕贝克的城市法管理新建的市政。

德意志的商人还大批地涌入东部斯拉夫人建立的城市。1227年，波兰的斯瓦托波克公爵（Swantopolk，1195—1266）在他的城堡但泽划分出了一个德意志商人的居住区，在这个居住区内德意志商人有自己的行政长官。诺伊马克特是最先获得斯拉夫诸侯给予特许权的城市，该城施行的是马格德堡的城市法。布雷斯芬是起始于纽伦堡经希拉格、桑恩到达但泽这条远程贸易商路中的一个重要枢纽，1241年为蒙古人所毁，此后斯拉夫诸侯以马格德堡为模本重建了布雷斯芬。自13世纪初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在萨勒河和易北河之间新建立170座城市。在欧洲再没有哪一个地区在这个时间段建立如此多的城市。同样是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在西里西亚也建立120座城市，新出现1200余个村庄。这些城市往往都保持着原有的斯拉夫地名，它们基本都以商业活动为主，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以矿业为主的城市。12世纪下半叶，西多派修道院的修道士们最先在埃尔茨山区发现银矿石和金矿石，他们从哈茨山的矿区招募大批的矿工到此开采。这些矿工不仅带来熟练的采矿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被赋予自由开采矿山的权利。在这些新开发的矿区附近逐渐兴起一些德意志矿工的居住区。在这同一时期，匈牙利的王公们也以优惠的条件吸引萨克森的矿工，在特兰西瓦尼亚就有数以千计的矿工来自图林根等地。

13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的骑士团作为一种新的因素加入到德意志的东进运动中。1211年，匈牙利国王安德烈亚斯二世请骑士团的大团长赫尔曼帮助他抵御库曼人的进攻，虽然事后由于安德烈亚斯二世食言，他们没有得到被许诺的领地，但是却为骑士团从东方向欧洲波罗的海地区的转向提供了有利的契机。罗马教廷也没有忽视这片尚未基督教化的地域，教皇因诺森三世于1255年招募十字军，大规模地征讨斯拉夫人，骑士团是当仁不让的主力。紧接着德意志皇帝也把手伸向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爱沙尼亚等遥远的北方，骑士团同样是皇帝借助的军事力量。各种势力的介入带来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各种势力都在借助骑士团，各自都给骑士团诸多的特许权，为它提供了建立独立的封建邦国的可能和机会。

1230年，波兰的马索维恩公爵康拉德（Konrad von Masowien，1187—1247）意欲攻打普鲁士人，他与德意志骑士团的赫尔曼立约，骑士团帮他攻占了普鲁士后将会得到托伦和赫翁诺之间的一大片领地，这样骑士团在东扩之地有了自己的实际领地。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认可公爵与骑士团之间的协约，并给予赫尔曼对所得到的领地有最高领土权，他享有和帝国内其它邦国君主同样的权利。也想在波罗的海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教皇格雷戈尔九世不甘落后，积极拉拢骑士团，他于1234年颁布通谕，宣布骑士团的领地是圣彼得的财产，受教皇宗教法权的保护，把其作为采邑分封给骑士团。通过这个特许权骑士团被免除了对德皇的封建义务，成为一个较为独立的骑士团王国。

有了实际领地的骑士团继续向外扩张，占领整个普鲁士，并窥伺着立沃尼亚。早在1180年，北德的一些传教士就和吕贝克的商人一起进入立沃尼亚，1199年不莱梅的大主教阿尔贝特到此设立主教区，1201年在里加设立大主教区，同时还捐资成立圣剑骑士团。1214年，圣剑骑士团占领爱沙尼亚，然而它在1236年与立陶宛和拉脱维立亚的联合军的战斗中惨败，不得不投靠德意志骑士团。德意志骑士团把圣剑骑士团的领地与自己的领地连成一片，在波罗的海的东岸和南岸建立一个较为强大的独立的骑士团王国。骑士团在维斯瓦河以东地区建立大约上千个为其纳税的村庄，占据约有两百万人口范围的农村，德意志骑士团还曾一度拥有托伦、柯尼斯堡、库姆、马林堡、梅梅尔等50余座城市。骑士团的首领把持着政治、经济、司法和宗教大权，所有主教和其它教会职务均由骑士团的神甫担任。世俗的各种权利使骑士团完全丢弃成立之初时的原则，虽然加入骑士团的成员依然要例行公事般地发三项誓愿，但事后都将其置于脑后。1263年，教皇给予骑士团直接参与经商的特许权，德意志骑士团与北德的汉萨城市同盟联合起来，控制了波罗的海的海上交通要道，垄断了海上贸易。

在德意志的东进运动中西多派修道院同样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

第四节 新修士团与异端教派

一、西多派修道院

自11世纪西欧修道院改革之后，改革后的修道院通过世俗君王、诸侯的赠予、获得各种捐赠以及垦荒等方式占有大片的土地，同时还获得开办市场等经济特权。在土地是唯一资源的中世纪的西欧，占有土地也就享有附着在土地上的各种权利，修道院的院长也因此享有与地方诸侯相同的政治权利，尤其是修道院改革运动的先锋克吕尼修道院。克吕尼修道院通过传播改革运动建起一个庞大的修道院联盟，修道院院长的政治影响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克吕尼修道院的第六任院长雨果不仅是罗马教皇的使节，而且还是德意志皇帝海因里希四世的教父，在卡诺萨事件中他斡旋于皇帝和教皇之间，在西欧的政治影响日益增强。丰厚的物质财富、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力改变了修道院改革运动的初衷，修道院的修道士不再亲身参与农业生产活动，不再把劳动视为拯救灵魂的重要方式，也不再严格地用本尼狄克院规约束修道士的宗教生活。依然醉心于禁欲隐修生活的虔诚修士们不满克吕尼修道院的贵族作风，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修道院模式，他们当中最典型的代表是修道士罗贝尔（Robertvon Molesme，1028—1111）。

罗贝尔出身于法国香槟地区的一个贵族世家，很少有记载他生平的史料，他自1044年起进入本尼狄克派的修道院，后来担任莫莱斯姆修道院（Kloster Molesme）的院长。他认为，克吕尼修道院的制度违背本尼狄克院规，修士们放弃手工劳作，修道院掌有本应属于世俗和教会的政治权和经济权，它的实际生活方式以及繁缛的礼仪，与它所提出的修道院制度的本质完全不相符合。他坚信，只有与世隔绝的隐修生活才更能体现本尼狄克院规的本质，才更接近理想的宗教生活，所以修道院，应该建立在远离城市、远离居民区的荒芜地区。1098年，罗贝尔带领20余名修道士离开了莫莱斯姆修道院，迁入法国东部第戎以南20公里的茂密丛林中，在被称为西多的地方建立了一所修道院。“西多”在古法语中意为“向沼泽进军”，这就比较贴切地体现了罗贝尔选择建院地址的原则，他在这个新的修道院里重申本尼狄克院规，带领修道士开垦荒地，改变丛林的面貌，在它的周围很快就吸引并聚集了世俗居民。1100年10月，教皇帕斯卡利斯二世发布通谕，首肯西多修道院（Kloster Cteaux）的模式，宣布修道院在罗马教会的保护之下。西多修道院的建院原则很快就在法国以及法国之外的地区流行，凡是遵循西多修道院原则的都被称为西多派修道院（Zisterzinser）。西多修道院的第三任院长、英国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家庭出身的司提凡·哈丁（Stephan Harding，1059—1134）时期，西多派修道院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1115年，斯特凡·哈丁授命年仅25岁的修道士贝尔纳带领12名修士和一些世俗兄弟在特鲁瓦东面的克莱尔沃建立一所修道院。克莱尔沃丛林密布，盗匪出没，有“苦恼之林”的恶名。贝尔纳带领修道士和世俗兄弟在丛林中盖起简陋的房屋，清除树木和杂草，开垦荒地，很快就改变了那里的面貌，并被冠以“明亮的山谷”的美称。因此，克莱尔沃修道院被称为明谷修道院（Kloster Clairvaux）。

西多派修道院在经济上呈现出来的功能很快就得以在西欧各地迅速普及和发展。1123年1月，科隆大主教施瓦岑堡的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Ⅰ. von Schwarzenburg，1075—1131）在位于莱茵河下游的坎普山上建立坎普修道院（Kloster Kamp），任命他的兄弟、修道士阿努尔夫（Arnulf，?—?）为这所新建修道院的院长。阿努尔夫曾经是莫利蒙特修道院（Kloster Morimond）的修道士，它是西多派最初建立的四所修道院之一。坎普修道院是在德意志地区的第一所西多派修道院。德意志西多派修道院的建立正值东进运动之际，西多派修道院提出“向沼泽进军”的建院原则无疑是这一派修道院在德意志地区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至13世纪末期，仅坎普修道院就有15所子修道院，在它监管下的修道院有60所，修女院24所。西多派修道院的政治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派修道院创始人之一的贝尔纳是罗马教会教权至上理论的最积极的辩护者，他不仅在理论上对教权至上的神学政治思想进行大量的阐述，而且积极地将其付诸实践。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最终消除了因1130年两个教皇并立在教廷内部出现的分裂。贝尔纳曾经为他的学生、西多派修道士出身的教皇欧根三世（EugenⅢ.，?—1153，1145—1153年在位）撰写了《思考》一文，提出了实现教权至上思想的具体建议，他也曾为5位教皇出谋划策，为他们摇唇鼓舌，并且还亲自参与那个时期在欧洲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的裁决，在当时有“无冕教皇”的美誉。也正因为如此，德意志的西多派修道院极少建在德皇势力较强大的地区，大多建立在皇帝的反对派诸侯的领地，尤其是在东部新殖民的地区。

在12世纪德意志的东进运动中，德意志的西多派修道院起到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用，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几乎不存在克吕尼派的修道院。哈尔茨山脉和图林根地区有着大片的林地和低湿地，布满着泥炭、沼泽、树木断枝。1144年，萨勒河畔的罗滕堡的伯爵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von Ro the nburg，?—?）将其领地内的一片泥炭地赠给了西多派的瓦尔肯里德修道院，马格德堡的大主教免除该修道院新开垦土地的什一税，4年之后这里变成了一片肥沃的草原，北起哈尔茨山脉的南缘，南至温德莱特山和屈夫霍伊泽山，被誉为“金色草原”。绍恩堡和荷尔斯泰因的伯爵阿道夫二世是最早倡导荷兰人和佛兰德人向东部殖民的组织者之一，他的儿子阿道夫三世（AdolfⅢ.，1160—1225）为了促进这个地区的垦殖，把湿地捐赠给了位于汉诺威附近的西多派的洛库姆修道院（Kloster Loccum），在西多派修道士的带领下把沼泽地变成了“快乐草原”（die Heilsaue）。

12世纪以前，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地区依然覆盖着林地和沼泽地，只有少数地区有人居住。自12世纪上半叶以后，德意志的移民涌入这个地区拓垦土地，这里逐渐有了生气。1146年，西里西亚的公爵博莱斯瓦夫（BoleslawⅠ.1127—1201）和他的父母一起被他的叔父赶出了西里西亚，他们逃亡到图林根，在那里居住了近20年。图林根是西多派修道院建立得最早也是最多的地区，博莱斯瓦夫接触到在这个地区较早建立的普弗尔塔修道院（Kloster Pforta）的修道士。1163年，在巴巴罗萨·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的支持下，博莱斯瓦夫返回西里西亚，重新掌握西里西亚的中部和南部地区的统治。1175年，他委托普弗尔塔修道院的修道士在位于下西里西亚的弗雷茨瓦夫附近建立洛伊巴斯修道院（Kloster Leubus），给予该修道院土地、各种特许权以及征收利格尼茨地区什一税的权利。西多派的修道士们以洛伊巴斯修道院为大本营成为西里西亚拓垦殖民的领导者。13世纪初期，该修道院占有27个村庄和城市，其中一部分是修道院自己建立，一部分是以捐赠的方式获得的。13世纪中期，洛伊巴斯修道院新建约70座新的村庄，该修道院的所在地逐渐成为欧洲中东部地区经济和文化中心。

二、普雷蒙特雷修士会

12世纪与西多派修道院同时出现的还有普雷蒙特雷修士会（Prmonstratenser）。马格德堡的大主教克桑滕的诺贝特（Norbert von Xanten，1080或1085—1134）曾是海因里希五世的宫廷教士，他也曾陪同海因里希五世前往罗马接受教皇为其举行的加冕礼。在经历此后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争斗后，诺贝特与德意志皇帝渐行渐远，逐渐倒向罗马教廷一边。1113年，诺贝特拒绝德意志皇帝给予他康布雷主教区主教的教职，转而接受罗马教皇给他的教士授职礼，脱去丝织的衣服，换上粗羊毛制的教士袍，过上一种隐居修道的生活。此后诺贝特返回他的家乡克桑滕，试图在当地的修道院推行一种隐修制度，遭到当地居民激烈的反对，他也因此被斥为异端分子（Kezter），不得不于1118年被迫离开家乡。诺贝特游方到了法国南部，在那里偶遇罗马教皇格拉休斯二世（GelasiusⅡ.，1060或1064—1119，1118—1119年在位），教皇给予他在法国北部和西部地区游方布道的许可。诺贝特在布道中号召基督徒应该追随基督和使徒（Apostel），按照原始基督教的模式生活。1120年，拉昂的主教根据教皇加里斯都二世（Calixt II.，1060—1124，1119—1124年在位）的提议允许诺贝特在其主教区内的普雷蒙特雷成立一个修士会。尽管建立一所修道院并不是诺贝特游方布道的初衷，但他还是遵循主教的意愿建立了普雷蒙特雷修士会，他为修士会制定规程，要求在修士会执行圣奥古斯丁为修道院制定的院规——奥古斯丁院规（Augustinusregel），遵守严格的隐修生活方式。1122年，在威斯特法仑伯爵戈特弗里德（Gottfried von Cappenberg，1096—1127）的赞助下，德意志境内有了第一所普雷蒙特雷修士会的修道院，同年，在今天德国和比利时交界之处的韦瑙也建立了一所普雷蒙特雷修士会的修道院。1125年，诺贝特前往罗马，受到教皇洪诺留二世（HonoriusⅡ.，1060—1130，1124—1130年在位）的礼遇，在他的请求下，教皇正式承认了普雷蒙特雷修士会。

普雷蒙特雷修士会成立之后迅速传播开来。1126年7月18日，与洪诺留二世教皇结成同盟的萨克森公爵、德意志的对立派国王洛塔尔三世在施派尔召开宫廷会议，诺贝特应邀前往，他身着破旧的僧服赤脚到此，在那些身着华丽服饰、来自大主教区修道院修道士（Chorherr）和教士们中引起一片哗然。尽管如此，诺贝特作为洛塔尔三世的忠实支持者，在这次宫廷会议上被任命为马格德堡的大主教，并获得教皇洪诺留二世的认可。马格德堡大主教区是德意志东进运动的大本营，在诺贝特主持的马格德堡大主教区内普雷蒙特雷修士会有了更大范围地普及。与西多派修道院一样，普雷蒙特雷修士会由于获得罗马教会的支持而受到德意志皇帝的排斥，它也与西多派修道院一样，在德意志东进运动中起到重要的经济作用，领导易北河以及奥得河以东地区的垦殖，承担在斯拉夫地区实现基督教化的职责。普雷蒙特雷修士会的修道院还普及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修道院所在地成为那里拓荒垦殖的核心地区。12世纪40年代，在科隆大主教区、班贝克主教区也都先后建立了普雷蒙特雷修士会的修道院。13世纪，普雷蒙特雷修士会的影响扩大到图林根、克恩滕等地区。

三、瓦尔多派和卡塔尔派

12世纪以后产生的新修士团（Ordensgemeinschaft）不仅局限于修道院这种教会组织机构，而且还有在修道院院墙之外的游方的托钵修士会（Bettelorden）。托钵这种修行方式11世纪70年代最早在法国出现，被视为中世纪托钵僧第一人的是罗伯特（Robert von Arbrissel，1045—1116），他出生于法国南部布列塔尼的阿尔布列塞，出于对神学的求知在法国各地游历，聆听过许多著名神学家的布道，他追求一种贫穷的隐修生活方式，效仿基督的形象，身穿破旧的僧服，打着赤脚，蓄着长长的胡须，手拿布袋，以化缘乞食为生。他用4年的时间走遍图卢兹、沙特尔、布列塔尼、佩里格等南法的大部分地区，在十字路口、在村头、在晒谷场、在集市上，用大众的语言宣讲基督教的教义，谴责世俗教士的堕落，劝导人们坚守基督式的贫穷，保持内心的虔诚，追随十字架上赤裸的基督，这样就能获得灵魂的得救。罗伯特极富感染力和煽动性的布道与罗马教会改革的主张如出一辙，教皇乌尔班二世于1096年封他为布道师，给予他在任何地方讲经布道的特许权。在他的影响下，南法地区出现一批颇有影响的游方修士。1100年罗伯特在法国安茹地区建立了一个占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的双重修道院（Doppelkloster）——丰特夫罗拉拜修道院（Abbaye Royale de Fontevraud），这个修道院俨然如一个修道院城市。罗伯特建立的修道院与克吕尼派修道院、西多派修道院以及普雷蒙特雷修士会的修道院最大的不同，是修道院的修道士和修女不以从事经济活动为己任，罗伯特也没有把他的精力放在如何建设修道院上，他没有长居在此，依然作为传教的游方修士，携同他的学生周游各地，把修道院的生活带出深院高墙。

12世纪是西欧社会宗教意识极为活跃的年代，席卷整个西欧的宗教世俗运动（die religise Laienbewegung）增强了整个社会的宗教意识，除了在各地出现的这些新的修士团之外还出现以虔诚的基督徒组成的世俗教团，例如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卡塔尔派（Katharer）、瓦尔多派（Waldenser）等多个以市民为主体的教派。瓦尔多派的创始人是地处法国南部里昂市的富商佩特鲁斯·瓦尔多（Petrus Valdes，?—1218），他请人把《圣经》（Bibel）从拉丁文翻译为法语，以便自己阅读和研习。瓦尔多以《马太福音》中描述的基督为榜样，过一种贫穷的使徒式的生活，他效仿使徒保罗云游四方布道传教，自称是“云游忏悔布道士”。他还召集与其有相同思想的信男信女们，让他们两人一组，在大道旁、谷场上宣讲《圣经》。《圣经》是他们的座右铭，“回归贫穷的使徒教会”是他们的宗教主张，因此，他们被称为瓦尔多教派，也被称为里昂穷人派。1179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上驳回瓦尔多要求自由布道的请求，命令他服从里昂大主教。1184年，教皇卢修斯三世（LuciusⅢ.，1097—1185，1181—1185在位）在维罗纳召开的宗教会议上，斥瓦尔多派是异端教派，给予其严厉的处罚。自此，里昂的瓦尔多派被迫迁移他乡，在法国南部、西班牙北部以及意大利北部找到新的支持者。1215年，教皇因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上更加严厉地谴责和迫害瓦尔多派，但瓦尔多派始终没有被完全铲除。

与瓦尔多派相比较，卡塔尔派（Katharer）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晚期，“卡塔尔”是希腊语“纯洁”的音译。这一教派的宗旨是要“保持基督的纯洁”。8世纪前后，卡塔尔派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十分活跃，他们有自己的教会组织和教义纲领。卡塔尔派以宗教的二元论为教义的基础理论，他们认为，有两个完全独立的世界和上帝，一个是由善的上帝统治着的善的世界，另一个是由恶的上帝统治着的恶的世界，这两个上帝和世界势均力敌，无法调和。恶的世界的统治者把天使引诱到他的王国，把其关进他所创造的生物……人和动物……之中，使其忘记自己的本源。天使被囚表明的是他对善的上帝的叛逆。因此，人的救赎就是要把天使从拘禁中解放出来，使其回到自己的世界去，解放天使的前提是人要认识到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认识就要有知识，知识只能从福音书中获得，福音书是卡塔尔派宗教思想的理论根据。十字军东征期间，西欧与拜占庭和巴尔干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活跃，东正教的传教士随着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和返回西欧的十字军进入西欧，他们带来了卡塔尔派的宗教思想。卡塔尔派主张的善恶二元论的宗教观念很快就在西欧找到了“知音”。声称要回归贫穷基督的托钵修士会批评教会的奢华和腐败，他们借鉴了卡塔尔派的宗教主张，认为腐败的教会和它的财富是由恶的上帝创造出来的，是他们阻止人们认识通往救赎的真正道路，是恶的上帝给了教会权力和财富，教皇和教士们是恶的喉舌，天主教教会宣传的救赎之路是要把基督徒引向歧途。

进入西欧的卡塔尔派，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之路。在法国南部地区，卡塔尔派迅速发展为人数众多、涵盖各个社会阶层的教派。在南法封建诸侯的支持下，卡塔尔派在阿尔比城建立根据地，组织自己的教会，拒绝罗马教会的宗教法权，公开地与之抗衡。罗马教会联合法国国王，组成征讨的十字军，动用武力对其进行镇压。更确切地说，南法的卡塔尔派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12世纪40年代，在德意志中部的科隆附近出现了卡塔尔派，1147年时，卡塔尔派在莱茵河至比利牛斯山之间广为流行，并于12世纪60年代传到了意大利北部。卡塔尔派的宗教思想公开对罗马教会的宗教权威提出了挑战，尽管它与同时代托钵修士会所倡导的遵守基督式的贫穷如出一辙，但是依然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教派。在德意志地区的卡塔尔派没有建立像阿尔比城那样的大本营，它在德意志的社会影响也很有限，但是对此后科隆经院哲学流派的形成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罗马教会把宣扬守贫的瓦尔多派斥为异端，但在意大利，罗马教会则大力支持同样具有托钵性质、以布道传教为宗旨的弗兰西斯修士会和多米尼克修士会。无论是异端教派还是新的修士会都对德意志君权与罗马教会的最后争斗产生极大的影响。

第七章 选侯的权势和城乡的转变

弗里德里希二世与教皇的争斗加剧了德意志在政治上的分裂，国王的反对派与教皇以及英、法国王结盟，一再选举对立派国王相互抗衡，多次出现两王并立的政治局面，德意志进入了无政府的“大空位”时期。为了克服这种政治局面的混乱，德意志的大诸侯们相互妥协达成一致，确立了七大选侯制度。然而，选侯制度不仅没有避免两王并立的现象，反而加剧了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选侯的政治势力更加强大，邦国制度基本确立。

13世纪的德意志与西欧其他地区一样，在常态的拓荒运动带动下，农业生产以及对土地的经营方式都有革命性的进步。农业的进步更加活跃了城市的经济，大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市场是连接城乡之间的重要经济桥梁，形成地区性的经济中心。城市的形态和城市文化也有很大的变化。不仅如此，城市还成为文化的中心，聚集了博学的修士，涌现出一批对基督教文化有巨大贡献的经院哲学家。

第一节 无法驾驭的选侯

一、政教的最后争斗

1237年，意大利的局势以及与罗马教皇的敌对，迫使弗里德里希二世率军分两路进入意大利，11月战胜以米兰为首的伦巴底城市同盟的军队，攻克多座伦巴底城市，但却在1238年7月攻打一座小城布雷西亚时马失前蹄，皇帝的军队围攻该城10个月之久后徒劳而归。意大利地区反德意志皇帝的势力借机再起，教皇格雷戈尔九世也因此返回罗马城。他拆毁敌对贵族的城堡，调停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因贸易竞争而引起的纠纷。1238年，弗里德里希二世主持了他的非婚生子恩齐奥（Enzio von Sardinien，1220—1272）与享有撒丁王国四分之一统治权的托雷斯的辖区行政长官之女阿德勒希娅（Adelasia de Lacon - Gunale，1207—1255）的婚事，次年，宣布恩齐奥为撒丁的国王。撒丁岛是位于西地中海地区仅次于西西里的第二大岛屿，从9世纪起该岛屿被分为阿尔伯勒阿（Arborea）、卡利亚里（Cagliari）、加卢拉（Gallura）和托雷斯（Torres）四个行政辖区（Judikate）。1014年，撒丁岛遭受阿拉伯舰队的攻击，1016年热内亚和比萨的舰队击退了阿拉伯人，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内撒丁岛一直作为教皇的采邑由比萨领有。教皇把弗里德里希二世宣布恩齐奥为撒丁国王看做是强占教皇的封地。1239年3月20日，格雷戈尔九世以弗里德里希二世霸占教皇国封地为由，第二次宣布对其处以绝罚，教皇与德意志皇帝之间的争斗烽烟再起。

在这同一年，一直充当罗马教廷和德意志皇帝调停者的德意志骑士团团长萨拉查的赫尔曼辞世。另一方面，弗兰西斯修士会的总教长科尔托纳的埃利亚斯（Elias von Cortona，1180—1253）则因为积极调停教皇与皇帝之间的矛盾而被教皇免去了教职。缓解政教之间矛盾的两个重要因素先后消失，双方之间的相互指责和激战越演越烈。1240年秋季，格雷戈尔九世邀请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和法国等地的高级教士于次年复活节期间参加在罗马举行的宗教会议，他意欲当众宣布废黜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二世不甘束手就擒，于1241年的3月在托斯卡纳地区的吉廖岛附近伏击了热那亚舰队，这支舰队是负责输送前往罗马参加宗教会议的教士们，皇帝俘获两名枢机主教、鲁昂的大主教、波尔多的大主教、欧什的大主教以及一百多位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将他们拘押在那波利。

吉廖岛海战（Seeschlacht von Giglio）之后，弗里德里希二世依仗着强大的军队占领了蒙特卡西诺，取消了贝内文托作为教皇在西西里王国境内的内飞地（Enklave），把斯波勒托公爵领地和安科纳伯爵领地从教皇的领地中分离出来，并在托斯卡纳和伦巴底设立一个常设权力机构，任命恩齐奥为皇帝在这个地区的总特使，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对这个地区的控制。此时，意大利的大部地区似乎都被置于德意志皇帝的控制之下，而且在罗马和枢机主教团中也不乏皇帝的支持者。1241年8月22日，处于劣势的教皇格雷戈尔九世辞世。

罗马教会枢机主教团为了向弗里德里希二世示好，同时也为了表明新教皇的选举不受他人的干扰，第一次于1241年10月采取“秘密会议”（Konklave）的方式，不是在拉特兰宫而是在罗马城内著名的温泉宫（Septizodium）选举乌尔班三世教皇的侄子、年迈且疾病缠身的枢机主教克勒斯丁四世（CoelestinⅣ，?—1241，1241年在位）为教皇，但他登上圣宗座仅17天就辞世。在此之后，圣宗座经历了19个月的空位（Sedisvakanz），直至1243年6月25日，热内亚的教会学者、出身于热内亚贵族世家菲希家族的西尼巴尔多（Sinibaldo de Fieschi）被枢机主教团推选为教皇称因诺森四世（InnozenzⅣ.，1195—1254，1243—1254年在位）。弗里德里希二世致函新教皇，愿与其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他在信函中不仅认可了罗马教会的惩处权（Strafgewalt），而且也承认皇帝有忏悔的义务（Bupflicht），他表示在作出这些允诺的妥协后，教皇应该解除对他的绝罚。然而，因诺森四世自上台之初起就对德意志皇帝充满了不信任，双方更因为在维泰博的归属问题上发生公开的冲突。

维泰博位于罗马北部77公里处，是伦巴底王国最后一位国王德西代留（Desiderius，?—786，757—774在位）修建的一座要塞。9世纪中叶维泰博归属于罗马教皇国，罗马教会曾多次在维泰博举行宗教会议，多名教皇在此居住，将其看作是“教皇的城市”（Stadt der Ppster）。1167年，德意志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给予该城市民自治的城市权，自此之后维泰博成为一个自由城市，受皇帝的司法审判权保护。因诺森四世力图收回维泰博，而弗里德里希二世则不甘心放弃对伦巴底城市的掌控，企图以教会保护者的身份继续掌控伦巴底城市，双方的对立因此激化。1244年6月29日，弗里德里希二世应约赴罗马，欲与因诺森四世会晤，极不信任皇帝的教皇秘密逃到热那亚，转道去了法国的里昂。

1245年6月28日，教皇在里昂召开宗教会议，尽管这次宗教会议被冠以第13次“公会议”（kumenisch），但与会者仅有法国的主教、大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德意志的教士几乎都没有参加这次宗教会议，也极少有英国教士前往。教皇因诺森四世在宗教会议上以法官的身份传讯弗里德里希二世到会，皇帝指派西西里的宫廷大法官塞萨的塔德乌斯（Thaddus von Sessa，?—?）前往里昂，在会上为自己进行辩护，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皇帝愿意归还原属教皇国的领地，应允组织十字军解放耶路撒冷，抵抗鞑靼人的进攻，甚至表示愿为犯过的错道歉。因诺森四世似乎并不打算改变自己出逃罗马的初衷，对德意志皇帝的诚意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他列举弗里德里希二世多次违背誓约的事实，力图证明他不仅是针对教皇本人，而且也是针对整个教会，尤其是1241年拘捕教皇使节和多位主教的事件，他的行为已经具有异端性质。7月17日，在弗里德里希二世和他的使节不在场的情况下，因诺森四世召开本次宗教会议的第二次会议，第三次宣布对弗里德里希二世处以绝罚，并且废黜他为德意志皇帝。得知这一处罚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并没有因此而示弱，反而宣称，他过去一直就像一个铁砧一样过于容忍，现在他要做铁锤了。针对教皇置他于教会公敌的做法，弗里德里希二世则重申教会应该改革，教士和修道士应该遵守当时社会中倡导的像基督那样的守贫原则，鼓动西欧各王国的君主和大贵族抵制迷恋权势和财富的教会。

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争斗，在意大利形成两个鲜明的政治派别，即支持德意志皇帝的吉伯林派（Ghibellinen）和站在教皇一边的归尔甫派（Guelfen）。归尔甫派这一名称源自于韦尔夫家族。自施陶芬家族登上德意志的王位之后，韦尔夫家族与之的明争暗斗从未停止，12、13世纪之交，韦尔夫家族与其争夺王位的争斗愈演愈烈。1215年前后，以佛罗伦萨为首的一些反对德意志皇帝政策的意大利城市按照韦尔夫的意大利语的谐音自称为归尔甫派，支持德意志皇帝的那些城市则按照施陶芬家族的领地内的城市魏布林根的谐音称吉伯林派。支持教皇的归尔甫派无法在武力上与皇帝较量，1246年春季，他们密谋刺杀皇帝，密谋的首领是教皇的妹夫、佛罗伦萨市的执政官奥兰多·罗西（Orl and o Rossiaus Parma，?—?），但这一密谋还未实施就被揭露，参与密谋者遭受严厉的酷刑。与此同时，在意大利的南部地区也发生大动乱。自从因诺森四世潜逃到法国之后，教皇使节、枢机主教维泰博的赖纳（Rainervon Viterbo或Raniero Capocci，1180或1190—1250）就一直率领教皇的军队在意大利南部地区与皇帝的军队对峙。1246年，教皇军队与归尔甫派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与皇帝的军队作战，教皇联军惨败，维泰博市再次被置于皇帝的掌控之中。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与教皇进行的斗争中也并没有完全占据上风，他未能真正地控制意大利，同时又因为忽略对德意志本土的统治，德意志诸侯利用皇帝长期在外无暇顾及德意志境内局势的时机，增强各自的权势，或结成同盟，或与教皇联合，皇帝反而在德意志本土失去重要支持者。教皇格雷戈尔九世去世后，曾经是弗里德里希二世重要政治支持者的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三世（SiegfriedⅢ. von Eppstein，1194—1249）和科隆的大主教上施塔登的康拉德（Konrad von Hochstaden，1205—1261）突然联合起来同时调转枪口，成为皇帝的反对派。在意大利刺杀皇帝未遂的消息传到德意志后，美因茨、科隆以及特里尔的大主教召集那些反对皇帝的主教们，于1246年5月22日在维尔茨堡附近的法伊茨赫希海姆集会，共同选举图林根的侯爵（Landgraf）海因里希·拉斯佩四世（Heinrich RaspeⅣ.，1204—1247，1246—1247年在位）为德意志的对立派国王。

对立派国王的产生并没有促使弗里德里希二世做出返回德意志的决定，他反而于1247年春季率军进攻里昂。为了扫清进军道路上的阻碍，弗里德里希二世给予萨瓦地区的伯爵们大量的土地财产。然而，当皇帝的军队抵达都灵时，帕尔马却被奥兰多·罗西率领的教皇军队和归尔甫派的军队占领，弗里德里希二世率军围困帕尔马城长达一月之久。1248年2月18日，帕尔马城中的归尔甫派军队冲破了皇帝军队围攻的防线，皇帝军队对这突然的攻击毫无防备，溃不成军，但这似乎并没有完全削弱皇帝军队的军事实力。在这同一时期，教皇的军队进攻意大利北部的罗马涅，遭到强硬的抵抗，无果而终。反对派在军事上难以战胜皇帝的军队，于1249年再次计划暗杀弗里德里希二世。他们贿赂皇帝的御医，企图用毒药毒死皇帝，皇帝最信任的宠臣、宫廷大法官佩特鲁斯也被牵扯其中，最终又因东窗事发而未得逞，佩特鲁斯被拘押，被处以刺瞎双目的刑罚。但丁（Dante Allghieri，1265—1321）在他的《神曲》（Gttliche Komdie）中，记述了佩特鲁斯极富戏剧性的一生，将其描写为一个蒙冤的灵魂。

1249年5月，归尔甫派一支拥有四千骑兵和三千步兵的军队进攻意大利北部的摩德纳，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爱子恩齐奥也率军前往摩德纳援助吉柏林派的军队，双方在摩德纳附近的福萨勒塔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皇帝和吉伯林派的军队大败，恩齐奥被俘，被囚禁在博洛尼亚城内长达22年之久。福萨勒塔战役（Schlacht bei Fossalta）的失利无疑给予皇帝一个较为沉重的打击，然而德意志内部的局势风云突变，导致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再次站到皇帝一边，教皇因诺森四世重又深陷危难之中，他被迫接受法王路易九世的建议，在里昂静候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到来，与其进行谈判。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前往里昂的途中身染重病，于1250年12月13日在普里亚北部卡皮塔纳塔的菲奥伦蒂诺城堡（Castel Fiorentino）辞世。直至临终，弗里德里希二世都没有获得教皇的宽恕，没有解除给予他的绝罚，为此，他命一位教士为自己穿上了西多派修道士的僧衣。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去世为政教争斗画上了一个句号。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皇围绕基督教世界最高统治者这个虚名争斗近2个世纪，最终不仅没有分出胜负，而且双方的政治实力都因此有不同程度的损耗。四年之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儿子、施陶芬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康拉德四世（Konrad IV.，1228—1254，1237—1254年在位）年仅26岁也离开了人世，他从未戴上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也未有任何政绩，施陶芬家族就此退出德意志的历史舞台，自此之后德意志进入一种长时期的无政府状态。

二、无政府的“大空位”时期

弗里德里希二世因与教皇争夺在意大利的统治权而久留意大利，为安抚德意志的教俗诸侯防止后院起火，不惜牺牲德意志城市的自治权以及已经给予市民的各种权利，先后颁布了《与教会诸侯联盟》、《有利于诸侯的法令》以及《帝国和平条例》，这就为教俗诸侯巩固和增强自身的权力提供了政治条件，德意志的采邑逐渐领土化，形成了有固定疆域有主权的邦国制（Landesherrschaft）。

13世纪初，蒙古大军的西征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也对德意志产生深刻的影响。1237年，蒙古成吉思汗（Dschingis Khan，1155或1162或1167—1227）的孙子拔都率大军西征，攻占今天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其军事势力扩张到多瑙河的下游，到达黑海地区，最后直抵诺夫哥罗德。1240年，拔都在占领了基辅公国后分兵进攻匈牙利和波兰，此时教皇格雷戈尔九世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政教争斗正酣，他们都未正视蒙古西征的威胁，更没有准备采取任何措施来联合西欧各王国的军事力量组织十字军进行抵抗。匈牙利、波兰、西里西亚等地处欧洲东部地区的诸侯不得不独自抵抗这股强大的外来入侵者，但都遭到沉重的打击。1241年4月9日，西里西亚的公爵海因里希二世（HeinrichⅡ.，1196或1207—1241）在今天波兰的利格尼茨附近的瓦尔斯塔特与蒙古军队交战，尽管德意志骑士团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但依然惨败，不仅全军覆灭，海因里希二世公爵也战死沙场。两天后的4月11日，匈牙利的国王贝洛四世（BélaⅣ.，1206—1270，1235—1270年在位）也在今天匈牙利的米什科尔茨附近的穆伊战役（Schlacht bai Muhi）中兵败，蒙古人渡过多瑙河进入布达市，贝洛四世幸免于难，逃亡匈牙利北部。瓦尔斯塔特战役和穆伊战役的失利令西欧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然而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的拔都却因汗位之争突然于次年班师回朝，此后再未重返西欧，而是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Goldenen Horde），统治俄罗斯长达几个世纪。蒙古西征为东西欧划了一条无形的界限，一方面俄罗斯被排挤出波罗的海地区；另一方面，企图继续东进的德意志骑士团也止步于纳尔瓦河畔。

正当蒙古西征对西欧造成巨大威胁之时，德意志境内的政治局势风云变幻。1241年9月，科隆的大主教上施塔登的康拉德与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三世结成反皇帝的联盟，他们同赴里昂谒见教皇，表示认同他处以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绝罚。1245年，特里尔的大主教阿诺尔德二世（ArnoldⅡvon Isenburg，1190—1259）也加入这个联盟，次年5月22日，他们在没有任何世俗诸侯在场的情况下选举海因里希·拉斯佩四世为对立派国王，被戏称为“教士国王”（Pfaffenknig）。教士国王从未接受过国王的加冕礼，在被推举9个月之后溘然长逝。1247年10月3日，反对皇帝的主教们再在科隆附近的沃林根选举没有任何权势的年轻的荷兰伯爵威廉（Wilhelm von Holland，1128—1256，1254—1256年在位）为德意志的国王，但直到近一年后的1248年9月1日威廉才在亚亨接受科隆大主教为其主持的加冕礼。

威廉是布兰班特公爵海因里希二世（HeinrichⅡ.，1207—1248）的侄子，他的妻子伊丽莎白（Elisabeth von Braunschweig，1230—1266）是不伦瑞克的公爵奥托一世（OttoⅠ.，1204—1252）的女儿。奥托一世出身施陶芬家族的宿敌韦尔夫家族，威廉的婚姻为其争取到萨克森、勃兰登堡等北德意志诸侯的支持。1252年3月25日，北德意志的诸侯以及吕贝克、戈斯拉尔等其他一些北德意志的城市代表聚集在不伦瑞克，追加选举威廉为德意志的国王。因为有世俗诸侯和城市参与的选举和支持，威廉国王不再被看作是“教士国王”，1254年康拉德四世去世后，威廉得到德意志诸侯的广泛承认。然而，威廉却因为海因里希·拉斯佩四世在图林根的遗产以及佛兰德的归属等问题，与美因茨的大主教和科隆的大主教反目成仇，科隆的大主教上施塔登的康拉德甚至企图谋杀威廉。这一企图失败后，他又以许诺王位为条件欲与波希米亚的国王奥托卡尔二世（OttokarⅡ. von Bhmen，1232—1278，1253—1278年在位）联手，试图迫使威廉退位，因未获得教皇的支持而未能得逞。

早在海因里希（七世）幼年登基为国王，科隆的大主教就通过摄政权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地方诸侯也趁机争权夺势。为了防御其他权势的侵扰，越来越自成一体的采邑封地因为具有领土主权的性质更为封闭，诸侯们在自己的领地设置边防线、建立城堡，仅在12世纪就在德意志各地出现了成百的新建城堡。德国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城堡的建立是中世纪德意志从个人联合的政体形式向领地领土化的邦国制过渡的较为典型的标志，诸侯通常把城堡建立在较高的地势上，它不仅坚固不易攻克，更重要的是以此表明对领地的最高统治权。1245年教皇对弗里德里希二世处以的绝罚以及此后一再出现的对立派国王，致使德意志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更加强了邦国的独立性和封闭性，直至哈布斯堡王朝的开始。席勒（Johann Christiph Friedrich von Schiler，1759—1805）称这个时期是“无帝时代”（diekaiserlose“Zeit），德国历史学家们则通常把这个历史阶段称为“大空位时期”（Interregnum）。

三、莱茵城市同盟的建立

所谓的“大空位时期”并不是德意志出现了王朝的空位，而是王位的权威降到了最低点。采邑的领土化和邦国制度的确立，极大地削弱了王权在司法审判权和经济利益方面对城市的保护。诸侯掌握着邦国内的市场权、关税权和铸币权，与一向受德意志国王保护的城市发生了冲突。城市领主、尤其是那些作为大主教驻节地的城市领主，肆意征收各种赋税的情况日益严重，皇帝还慷慨地给予教俗诸侯征收各种收通行税的特许权。在莱茵河上，领主们设立的关卡急剧增加，从原来的19处猛增到62处，税率也提高到了60%。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曾经一度非常引以为自豪地把莱茵河称为“王家大道”，此时则被戏称为“教士的胡同”。苛重的赋税和林立的关卡为活跃的贸易活动设置重重阻碍，独立自治的邦国与一向受德意志国王保护的城市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几乎已经消失的私战重又复燃。13世纪20年代，位于莱茵河中游的一些城市多次试图联合起来抵抗教俗诸侯征收的通关税，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三世为此曾多次向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提起申诉。1231年，海因里希（七世）国王在沃尔姆斯的王国会议上宣布，禁止莱茵河流域沿岸的城市结成任何同盟，这就更加激起了城市市民的愤怒，拒绝服从。

1254年2月，美因茨的市政长官（Walpod）阿诺尔德（Arnold，?—?）与沃尔姆斯的市政长官阿诺尔德（Arnold zum Turm，?—?）根据1235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美因茨宫廷会议上颁布的《帝国和平条例》签订一个双边协议，目的是共同抵制那些享有领土主权（Territorialgewahlte）的领主们（Territorialherr）对城市市民利益的盘剥，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自我保护，同时还以这个双边协议为基础缔结了“永久同盟”（Ewiges Bündnis）。同年春季，奥彭海姆市、宾根市表示愿意遵守该协议加入永久同盟，成为同盟中的一员。此后，越来越多的城市表示愿意加入这个同盟。7月13日，沃尔姆斯、科隆、施派尔、巴塞尔、斯特拉斯堡、亚亨、法兰克福、苏黎世、维尔茨堡、弗赖堡等众多城市的代表在美因茨召开大会，共同签订一个有效期长达10年的和平条约（Freidensvertrag），在此基础上结成莱茵城市同盟（Rheinischer Stdtebund）。和平条约强调禁止成员相互之间的私战，要求教俗诸侯撤销分设的关卡。

莱茵城市同盟是德意志中世纪历史上第一个为维持社会秩序自发联合起来的社会团体，它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证了各城市在无政府状态下从事经济活动。尽管莱茵城市同盟签订的条约中有针对教俗诸侯的条例，但后者很快就看到这一组织建制对社会安定以及自身的利益都有极大的好处，随即改变了与城市同盟为敌的态度。1254年10月6日，莱茵城市同盟在沃尔姆斯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城市多达70余座，其中不仅有莱茵河上游和下游沿岸的城市，而且还有来自德意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此外，莱茵地区的几位大主教、主教以及世俗诸侯也都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大会上，教俗诸侯与城市达成协议，前者允诺取消随意设立的关卡，以此为条件城市同意不再扩大城外市民。1255年2月，威廉国王在沃尔姆斯的王国会议上正式承认莱茵城市同盟，同时还规定，没有国王或者由国王任命的王室宫廷法官的同意，不得对扰乱社会的人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在诸侯与同盟的成员城市间发生纠纷时应由国王进行仲裁。获得国王许可后的莱茵城市同盟进一步扩大，在1255年6月29日召开的同盟会议上一致同意，向所有成员城市征收同盟关税以作为同盟的开支，同时还组建了一支有百余艘船只的舰队，驻扎在位于摩泽尔河与莱茵河交汇之处的科布伦茨。1268年，莱茵城市同盟甚至还在王国的会议上争取到一项法令，除依据古老权利确定的通行税以外撤消所有新制定的通行税。

莱茵城市同盟作为一个松散的机构，它既没有独立完善的组织机制也没有制定任何纲领，仅是每个季度召开一次全体成员城市参加的会议，就所出现的问题或摩擦共同协商，达成某种协议。但是，参加同盟的邦国诸侯与城市之间在利益要求上很难取得一致，因而它不可能长期存在。自1256年5月起，邦国诸侯不再参加同盟大会，成员城市间的纠纷也很难得到解决，第一次莱茵城市同盟因而解体。莱茵城市同盟仅存在约2年的时间，如同昙花一现在历史的长河中瞬间消失，但是它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威廉国王把莱茵城市同盟看作是一个政治屏障，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或者延缓了邦国诸侯对帝国权力的瓜分。另一方面，莱茵城市同盟的建立标志着城市市民阶层开始登上德意志的政治舞台，在此后德意志的国王选举时，城市市民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凸显出来，市民首次对国王的选举有了发言权。对于市民来说，重要的不是谁来当国王，而是当选的国王是否能保证他们与邻国间的贸易不受到阻碍。

四、王位继承的乱象

城市经济对德意志的王位选举产生的重要影响日益显现，持续了3个多世纪向东部的拓荒和殖民活动，在政治上对德意志的影响更为深刻，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后兴起的普鲁士、勃兰登堡、波希米亚公国以及不莱梅的大主教都成为实力不菲的大诸侯，整个帝国的政治中心也由此逐渐地东移，帝国的政治格局发生很大变化。帝国原有的公爵领地和伯爵领地因为政治中心的移位更加独立，在领土化的过程中加强了邦国地域性的自治统治。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政教的最后斗争中给予诸侯的特许权更是使邦国的独立自治合法化，邦国俨然成为独立的王国。这些独立的邦国都不希望受到一个在政治上强势的王权的制约。

1256年1月28日，荷兰的威廉去世，德意志再次面临国王的选举。自13世纪以来，虽然德意志的诸侯都有权参与国王的选举，但决定国王候选人的仅限于7位教俗诸侯，即美因茨的大主教、科隆的大主教、特里尔的大主教、莱茵行宫的伯爵、萨克森的公爵、勃兰登堡的伯爵以及波希米亚的国王。他们同时还担任帝国的要职，科隆的大主教是德意志地区的帝国大掌玺官（Reichserzkanzler），美因茨的大主教是意大利地区的帝国大掌玺官，特里尔的大主教是勃艮第地区的帝国大掌玺官，莱茵行宫伯爵是宫廷膳务大臣（Erztruchsess），萨克森的公爵是内廷大臣（Erzmarschall），勃兰登堡的伯爵是司库大臣（Erzkm merer），波希米亚的国王是掌酒大臣（Erzmundschenk），他们被称为七大选侯（Kurfürst）。

1256年的国王选举与此前不同，正在西欧各个地区形成的国际贸易为国王的选举打上较深的烙印，德意志南北地区的诸侯们都在根据各自的经济利益决定政治立场，此外还有两位异国诸侯也在谋求德意志的王位。康拉德四世的儿子康拉丁（Konradin，1252—1268，1254—1258年在位）是施陶芬家族最后一位男性合法继承人，在他父亲去世时他年仅2岁，被置于巴伐利亚公爵路德维希二世和海因里希十三世（Heinrich.，1235—1290）的监护下，他的叔父曼弗雷德（Manfred，1232—1266）替他掌管在西西里的遗产。曼弗雷德因在意大利财产问题上与教皇发生冲突，这就为幼年的康拉丁谋求王位的继承制造了极大的障碍。1255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Alex and erⅣ.，1199—1261，1254—1261年在位）要求施瓦本公爵领地的所有贵族和封臣解除与康拉丁的采邑关系，剥夺他继承王位的权利。英国康沃尔的理查德（Richard von Cornwall，1209—1272，1257—1272年在位）是狮心理查德王的侄子、无地王约翰的儿子、英国国王亨利三世属下卡岑埃尔恩博根伯爵领地的伯爵威廉二世（Wilhelm II.，1331前—1385）的弟弟，是当时欧洲最富有的诸侯之一。1235年，弗里德里希二世迎娶他的妹妹，他也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施陶芬家族的继承人之一。为了获得科隆大主教上施塔登的康拉德的支持，理查德支付给他1.2万英镑的调解费，同时还承诺帮助康拉德修复与罗马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因茨的大主教格哈德一世（GerhardⅠ.， von Dhaun，?—1259）在与不伦瑞克的公爵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Ⅰ.，1236—1279）发生冲突时身陷囹圄，为了赎买格哈德一世大主教的自由，理查德向阿尔布雷希特公爵支付8000英镑的赎金进而获得大主教的支持。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竞争者，理查德还支付给康拉丁1.2万英镑，承认其对施陶芬家族遗产的继承权。正如同时代的人所说，理查德为了获得支持，像“泼水一样把钱倒在诸侯的脚前”。莱茵河流域地区的诸侯以及莱茵城市同盟的诸城市与英国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因此莱茵行宫伯爵路德维希二世（LudwigⅡ. der Strenge，1229—1294）也不拒绝这个来自英国的王位候选人。理查德通过“贿选”得到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以及莱茵行宫伯爵的选票，同时也获得康拉丁的监护人巴伐利亚的公爵路德维希二世和海因里希十三世两兄弟的支持。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国王阿尔方斯十世（AlfonsⅩ.，1221—1284，1252—1282在位）的母亲是施瓦本菲利普三世的女儿，他于1230年兼并莱昂王国，征服摩尔人统治的西班牙南部，此后积极筹划组建征讨北非的十字军。一系列的征服激发了阿尔方斯的野心，力图在教皇的支持下以其母继承人的身份谋求巴伐利亚公爵领地，进而窥视德意志的王位，尽管他从来没有踏上过德意志的土地。与西班牙和北非有着贸易往来的意大利城市比萨和法国南部的商业重镇马赛，都积极支持阿尔方斯争夺德意志的王位，这就更加刺激了他的皇帝梦。另一方面，法国南部地区与地中海的贸易也促使法国国王意欲渗透意大利，支持阿尔方斯十世竞选德意志王位是其达到这一目的有利途径。特里尔的大主教阿诺尔德二世与法国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萨克森的公爵和勃兰登堡的马尔克伯爵也都支持阿尔方斯十世，他同样也获得了这三张选票。

1257年1月13日，科隆的大主教上施塔登的康拉德和莱茵行宫伯爵前往法兰克福参加选举国王会议，行至法兰克福城外时被先行到达的特里尔的大主教和萨克森的公爵阻挡在城门之外，他们立刻在城外召开会议，选举理查德为德意志的国王，此后赶到的波希米亚国王的使者也对此投了赞同票。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在此之前的政治态度非常暧昧。他是施瓦本公爵菲利普三世的外孙，又娶了海因里希（七世）的遗孀为妻，虽然他也具有继承德意志王位的权利，但波希米亚和德意志东部以及直达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似乎更符合他的利益。因此无意竞争德意志王位的他，仅派遣使者参加这次的王位选举。先行进入法兰克福的特里尔的大主教并没有因此放弃，于同年4月1日在法兰克福城内与萨克森的公爵和勃兰登堡马尔克伯爵共同选举阿尔方斯十世为德意志国王。更为戏剧性的是，一直摇摆不定的奥托卡二世也为他投了赞同票。急于获得德意志王位的理查德获悉此信后立刻率领扈从进入德意志，1257年的耶稣升天节（Him melfahrt）期间，由科隆的大主教上施塔登的康拉德在亚亨为其举行加冕礼。

1257年的国王双重选举（Doppelwahl）对德意志此后的历史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这两位外籍国王在德意志都没有实际的领地基础，因此他们都不可能长期在德意志境内停留。康沃尔的理查德从其加冕至1269年卸任这12年中仅四次踏上德意志的土地，且停留的时间都非常短暂，所到地区也极为有限，他甚至从来没有踏上过莱茵河右岸的土地。不仅如此，理查德还把莱茵河右岸的帝国领地都委托给了波希米亚的国王奥托卡二世，奥地利和施泰尔马尔克也因此成为奥托卡二世的合法领地。阿尔方斯十世同样也长期居住在他自己的领地内，极少在德意志帝国境内逗留。其次，两位外籍国王虽然在获得的选票上旗鼓相当，但是都缺少德意志本土诸侯真正的支持，此时的德意志诸侯更多的是把精力投入在扩大自己邦国的实力上，对这两位近似于虚设的国王并不关心，两位国王的周围都没有聚集较为强势的政治势力。再次，这次双重选举关系到德意志城市的商业利益，两位外籍国王的当选成为莱茵城市同盟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与英国有着密切贸易关系的德意志北部地区的城市无疑都是康沃尔的理查德的支持者，并由此促进了正在形成的汉萨城市同盟的扩展。这次双重选举还产生一个重要的结果，它最终确立科隆、美茵茨、特里尔的大主教以及萨克森公爵、莱茵行宫伯爵、勃兰登堡马尔克伯爵以及波希米亚国王为德意志帝国的七大选侯，极大地提升了选侯的政治地位，为德意志在政治上的统一设置了更大的障碍。

五、选侯们的决策

自中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干预德意志王位选举的罗马教皇在这次双重选举中也举棋不定，亚历山大四世教皇既希望西班牙人阿尔方斯十世组织十字军帮助他实现远征的计划，同时也希望英国人康沃尔的理查德帮助他获得对西西里的控制权，权衡利弊陷入两难之中，只得对此保持缄默。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后，亚历山大四世的前任因诺森四世为了夺回对西西里的掌控权，意欲把西西里的王位封授给康沃尔的理查德，但他断然拒绝因诺森四世的封授。1254年，英国国王亨利三世以为教廷出兵出钱支持教皇反对施陶芬家族为条件，企图为他的儿子埃德蒙（Edmund Crouchback，1245—1296）谋求西西里的王位。但英王的这一决策遭到国内贵族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儿子曼弗雷德始终没有放弃对西西里的继承权，1258年8月10日，他在巴勒莫自封为西西里国王，因而受到教皇的绝罚。1260年9月4日，支持教皇的归尔甫派联军与吉柏林派联军在蒙塔波利交战，曼弗雷德在此次战役中战胜了佛罗伦萨的军队，托斯卡纳臣服于他的统治，这就给埃德蒙造成更大的政治压力。1263年，埃德蒙放弃谋求西西里的王位。1265年，萨比纳的枢机主教当选为教皇，称克莱门斯四世（Clemens IV.，1200—1268，1265—1268年在位）。与他的前任乌尔班四世（Urban IV.，1200—1264，1261—1264年在位）一样，身为教皇的克莱门斯四世从未踏进掌控在罗马城贵族手中的罗马城，面对逐渐失势的施陶芬家族，他向法国安茹的伯爵查理（Charles dAnjou，1227—1285）伸出橄榄枝。

查理是法国国王路易八世（Luois VIII.，1187—1226，1223—1226年在位）的幼子，早在1263年8月就被推举为市政议员（Senator）。克莱门斯四世力图借助查理进入罗马的意图一目了然。1266年1月6日，克莱门斯四世为查理举行西西里国王的加冕礼，1个半月之后查理率领军队在贝内文托与曼弗雷德的军队交战，曼弗雷德在战役中身亡。3月查理率军进入那波利，囚禁曼弗雷德的家人。次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孙子康拉丁再次决心为争夺施陶芬家族的遗产而战，于1267年的秋季越过阿尔卑斯山，1268年7月抵达罗马，得到反对阿尔方斯十世一派的支持。8月23日，康拉丁的军队与安茹伯爵查理的军队在塔利亚科佐相遇，施陶芬的军队先胜后败，康拉丁逃亡罗马。康拉丁的扈从眼见其大势已去，卖主求荣将他俘获，引渡给了安茹伯爵查理，康拉丁和他的几个亲信被囚2个月之后，于10月29日在那不勒斯的广场被处死。施陶芬家族王朝就此结束在意大利的政治统治，德意志皇权也就此失去了对西西里的控制权。

1272年4月2日，康沃尔的理查德在英国病逝，安茹伯爵查理试图利用这个机会渗入德意志，他以组织十字军为条件要求教皇格雷戈尔十世（Gregor X.，1210—1276，1271—1276年在位）支持他推荐他的侄子、法国国王菲利普三世（Philipp III.，1245—1285，1270—1285年在位）为德意志国王的候选人。格雷戈尔十世始终把解放圣地作为己任，为此他一直试图消除意大利归尔甫派和吉柏林派之间的矛盾和敌对，结束德意志的无政府状态，因此无意支持安茹伯爵增强在德意志的势力，而是意欲在德意志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在这同一历史时期，德意志诸侯也意识到外国势力利用选立国王对其构成的威胁，美因茨的大主教埃彭施泰因的维尔纳（Wernervon Eppenstein，1225—1284）选择哈布斯堡的伯爵鲁道夫（Rudolf von Habsburg，1218—1291，1273—1291年在位）为德意志王位的候选人。

鲁道夫的祖先拉特博特（Radbot，985—1045）原是克莱特高地区的一个小伯爵，11世纪上半叶，他在今天瑞士北部的阿尔高修建一座城堡，命名为哈布斯堡，该家族从此也被称为哈布斯堡家族。1108年，哈布斯堡的奥托二世（Otto II.，?—1111）随海因里希五世皇帝远征意大利，第一次被冠以哈布斯堡伯爵的头衔，也由此而发迹。1167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三世（Albrecht III.，?—1119）被任命为位于今天瑞士中部伯尔尼地区的穆里王室特辖区的行政长官，他的儿子鲁道夫二世（Rudolf II.，?—1232）迎娶施陶芬家族的阿戈内斯（Agnes von Staufen，?—?）为妻，与施陶芬家族有了姻亲关系，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他们的孙子鲁道夫的教父。鲁道夫的父亲阿尔布雷希特四世（Albrecht IV.，1188—1239）与基堡的伯爵之女结亲，因其母系家族绝嗣继承了基堡伯爵家族的大部分财产。1242年，鲁道夫进入施陶芬的宫廷，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忠实支持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后继续效忠施陶芬王朝，即使在康拉丁明显失势之时，他依然为其效力，追随他前往意大利争夺西西里的王位。鲁道夫的忠诚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获得同时代人的尊重和信任，获得菲尔斯滕贝格的伯爵、弗赖堡的伯爵、苏尔茨的伯爵以及卢普芬地区领主们的支持。与此同时，鲁道夫也借此扩充自己的实力，1245年以后哈布斯堡家族成为德意志西南部最富有的邦君，至1273年时他的统治区域甚至包括著名的圣加仑修道院（Kloster St.Gallen）以及所属修道院的王室特辖区。

德意志的诸侯们并不十分愿意支持这位与施陶芬家族有着密切关系的王位候选人，但或许鲁道夫仅仅是一个伯爵，其政治影响力有限，不会给诸侯带来很大的政治威胁，又经过美因茨的大主教埃彭施泰因的维尔纳的四处游说，再加上鲁道夫在军事上的才能和实力是他们可以借助抵御波希米亚王国的重要的军事力量。几经周折权衡利弊之后的诸侯们不得不妥协，同意有条件地选立鲁道夫为王位候选人，要求他承诺在当选国王后收回施陶芬家族占有的帝国皇室领地，不经选侯们的允许不得转让。1273年10月1日，达成共识的七大选侯在法兰克福一致推举哈布斯堡的伯爵鲁道夫为国王，德国历史学家称之为“伯爵国王”（Grafenknig）。1273年10月24日，在亚亨为新国王举行加冕仪式，德意志重又有了一致认同的国王。

六、登上王位的哈布斯堡家族

戴上王冠的鲁道夫为了巩固王位，积极与诸侯建立密切的关系，甚至不惜授予选侯共同参与监管王室领地的特权，国王只有得到选侯的同意证书（Willebriefe）后才能支配和处置王室的土地和采邑。与世俗选侯建立姻亲关系，也是鲁道夫密切与选侯关系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1253年，鲁道夫与施瓦本的世族贵族家族霍恩贝格的伯爵之女格特鲁德（Gertrud von Hohenberg，1225—1281）结亲，他们共养育了6个儿子、8个女儿。在他被选立为国王之前，鲁道夫就把自己的长女玛蒂尔德（Mathild，1251—1304）许配给了莱茵行宫伯爵路德维希二世，把三女阿戈内斯（Agnes，1257—1322）许配给了萨克森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二世（Albrecht II.，1250—1298）。在他登上王位这一年的10月，他的两个女儿几乎同时完婚。在此之后的几年间，鲁道夫又把他的次女嫁给下巴伐利亚的公爵奥托三世（Otto III.，1261—1312），把四女儿许配给勃兰登堡的马尔克伯爵奥托四世（Otto IV.，1238—1308），德意志的四个世俗选侯以及波希米亚的国王瓦茨拉夫（Václav II.，1271—1305，1278—1305年在位）都成为他的女婿。他的几个儿子则先后迎娶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Eduard I.，1239—1307，1272—1307年在位）女儿、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的女儿。鲁道夫通过儿女们的婚姻密切与诸侯们间的友好关系，以期获得他们的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获得罗马教皇的认可和支持是鲁道夫登上皇位的必要条件，为此他登基后立刻向教皇格雷戈尔十世承诺，只要为其在罗马加冕称帝，他将不实施施陶芬王朝在意大利推行的所有政策，承认此前历任国王给予教廷的所有特许权，遵照教皇的意愿放弃对意大利政治权力的要求。他还向教皇承诺组建十字军，与那波利的国王安茹的查理二世（Charles II.von Anjou，1254—1309，1285—1309年在位）改善关系。1274年9月26日，格雷戈尔十世承认鲁道夫为“罗马人的国王”，计划于1275年11月1日为其在罗马举行皇帝加冕礼。然而，鲁道夫对教皇的承诺并没有得到德意志诸侯的支持，他们不愿为其远赴罗马支付任何费用，同时还拒绝缴纳组建十字军的什一税。鲁道夫不得不把前往罗马的时间推迟到1276年的春季，并请求教皇给予前往罗马的费用。1276年1月10日，格雷戈尔十世去世，新上任的教皇因诺森五世（Innozenz V.，1225—1276，1276年在位）仅在任几个月就去世，在他之后的教皇哈德里安五世（Hadrian V.，1215—1276，1276年在位）的任期更短，仅有38天，约翰内斯二十一世（Johannes XXI.，1205—1277，1277年在位）也只任期8个月。教皇在如此短期内的频繁更替，延误了教皇为鲁道夫加冕为帝的时间。在这同一时期，鲁道夫与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的冲突加剧。

鲁道夫登上王位之后立刻开始实施“再收回财产政策”（die Revindikationspolitik）。1273年，他在施派尔召开帝国会议，重申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235年颁布的《帝国和平条例》，取缔所有在此之后设立的不合法的关卡，尤其是在莱茵河上设立的关卡。此外，他还宣布，弗里德里希二世之后未经选侯认可赠与或封授的帝国领地一律收回。鲁道夫在巡视帝国时要求所到之处的地方贵族都要向他宣誓，承诺履行《帝国和平条例》中规定的各项义务，他还威胁要对那些拒不执行或负隅顽抗的贵族进行武力镇压。奥托卡二世从一开始就不承认鲁道夫为德意志的国王，更何况他是从康沃尔的理查德那里获得了奥地利和施泰尔马尔克。1274年11月，鲁道夫在纽伦堡的帝国会议上宣布，奥托卡二世必须在一年内归还1243年以后获得的帝国领地，向国王宣誓效忠，否则他将失去所有的帝国采邑。恃强自傲的奥托卡二世没有把鲁道夫放在眼里，拒不服从帝国会议的决议。1275年6月24日，鲁道夫宣布奥托卡二世不再受国王的司法审判权的保护。1276年10月初，鲁道夫率领支持他的诸侯们组建的军队进攻奥托卡二世的领地，途经克恩滕和克赖因时不战而胜，施泰尔马尔克的贵族们也主动与鲁道夫媾和。大军压境之时，波希米亚的贵族也借机叛乱，起兵反对奥托卡二世。鲁道夫的军队借道下巴伐利亚，顺利渡过多瑙河，直抵维也纳。内外交困的奥托卡二世只得屈膝向鲁道夫求和。11月21日，鲁道夫在维也纳城外主持仲裁法庭，宣布对奥托卡二世的处罚。奥托卡二世必须放弃对奥地利、施泰尔马尔克、克恩滕、克赖因、文迪施马尔克、埃格尔和波代诺内的所有权利；承认鲁道夫为国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作为国王的采邑封授给他，他必须向国王宣誓效忠；鲁道夫的一个儿子娶奥托卡的女儿为妻，而奥托卡的儿子也必须同鲁道夫的一个女儿定亲。处于劣势的奥托卡二世并不甘心失去已经获得的领地以及强加给他的条约，伺机反抗。在此后的两年内，他先后与西里西亚反哈布斯堡家族的贵族们、下巴伐利亚的公爵、勃兰登堡的马尔克伯爵等结成政治联盟。1278年8月，奥托卡二世与他的盟友组建了一支有6500名骑兵的大军意欲攻打维也纳，26日在维也纳东北马希费尔德地区的迪恩克鲁特和耶登施派戈恩与迎战的鲁道夫的军队相遇。在双方的激战中，鲁道夫被挑下战马几乎丧命，奥托卡二世眼看胜利在望之时，他的骑兵却因装备过重、耗时过长、消耗体力过大丧失了战斗力，鲁道夫的骑兵反败为胜，奥托卡二世的骑兵队伍兵败如山倒，他本人也在败军的混乱中丧生。

马希费尔德战役（Schlacht auf dem Marchfeld）取得胜利之后，鲁道夫获得了隶属于奥托卡二世的克恩滕、施泰尔马尔克、奥地利三个公爵领地和克赖因马尔克伯爵领地，从多瑙河至亚得里亚海之间以及与匈牙利交界的东南地区都成为哈布斯堡邦国的领地，构成了后来哈布斯堡王朝的核心区域。然而，鲁道夫并没有打算完全铲除普热米斯尔家族，他依然把波希米亚王国和摩拉维亚留给了奥托卡二世的儿子文茨尔二世（Wenzel II.1271—1305，1278—1305年在位），但实际的统治者是文茨尔二世的监护人、勃兰登堡的马尔克伯爵奥托（五世）（Otto（V）.，1246—1298）。鲁道夫还在摩拉维亚任命了地方官吏，把它置于鲁道夫本人的直接掌控之下。为了稳定哈布斯堡家族在收回的帝国领地内的权力，鲁道夫在维也纳长住四年之久，培植亲信，争取当地教俗贵族的支持。1282年，鲁道夫在离开维也纳之前把奥地利、施泰尔马尔克分封给他的长子阿尔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 I.，1255—1308，1298—1308年在位），把克莱恩和文迪施马尔克分封给他的另一个儿子鲁道夫二世（Rudolf II.，1271—1290）。为了保障他的儿子们能够牢牢地掌握所获封的领地，鲁道夫提升他们在帝国诸侯中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家族财产被分割，他于1283年6月1日在莱茵费尔登颁布《莱茵费尔登宫廷条例》（Rheinfelder Hausordnung）。鲁道夫在这个宫廷条例中否认领地可以有“共同所有者”（Gesamthand）的传统，禁止其他诸侯插手干预他的儿子们领地内的政治、经济和行政事务，并且明确地宣布莱茵河上游和中游地区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祖传领地（Habsburgische Stammlande），奥地利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Habsburgische Erblande），把世袭领地交与他的长子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统治。《莱茵费尔登宫廷条例》颁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确立了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的世袭领地权（Hausmacht），它还把包括今天的德意志、瑞士、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及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地域内所有讲德语的地区（der deutsche Sprachraum）都确定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祖传领地；另一方面，在这个条例中还明确规定，修改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施行的遗产分配制（Erbteilung）的原则，实行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的原则。

鲁道夫与历任德意志国王一样，都把在罗马加冕为皇帝作为最终的政治目标，但是由于与奥托卡二世的争斗以及在这个时期教皇频繁的更替而迟迟无法实现。马希费尔德战役之后，鲁道夫再次试图与教皇尼古劳斯三世（Nikolaus III.，1210或1220—1280，1277—1280年在位）为加冕皇帝一事进行谈判，讨价还价。鲁道夫向教皇作出很大的妥协，他承认托斯卡纳是教皇的领地，同时还放弃对罗马涅地区的采邑权。然而，双方的谈判尚未达成协议，尼古劳斯三世就于1280年8月22日去世，鲁道夫的计划也付之东流。几个月的教皇空位之后，枢机主教团于1281年2月22日推举法国籍的红衣主教布里翁的西蒙（Simon de Brion）为教皇，称马丁四世（Martin IV.，1210—1285，1281—1285年在位）。马丁四世曾任已故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14—1270，1226—1270年在位）的掌玺大臣，他也是安茹的查理二世的坚决支持者，这就让鲁道夫完全失去了与罗马教会修好的可能。直到1285年4月洪诺留四世（Honorius IV.，1210—1287，1285—1287在位）登上圣宗座之后，鲁道夫才又重新启动与罗马教会的谈判。政教双方约定，教皇在1287年的“圣母行洁净礼日”（Lichtmess）这天为鲁道夫举行皇帝加冕礼，但因为鲁道夫缺少前往罗马的经费不得不推迟。这年的3月，鲁道夫接受教皇使节图斯卡纳的红衣主教约翰内斯·博卡马奇（Johannes Boccamazzi，?—?）的建议，二人在维尔茨堡分别召开帝国会议和宗教会议，同时宣布向诸侯、城市市民和教士征收赋税，这就激起了德意志教俗诸侯以及市民的激烈反对和谴责，博卡马奇被迫离开德意志。恰逢此时，与鲁道夫达成协议的教皇洪诺留四世辞世，他再次丧失加冕为帝的机会，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最终也没有戴上皇帝的皇冠，反而因此在德意志的教俗贵族和城市中树敌。选侯们因为顾忌哈布斯堡家族不断扩张的势力，拒绝了鲁道夫临终前提出由其长子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继承德意志王位的要求，共同推举拿骚的伯爵阿道夫（Adolfvon Nassau，1250—1298，1292—1298年在位）为德意志的国王。

第二节 农村的变革

一、农业居民区域的扩大

13世纪德意志邦国制度的形成不仅是政教最后斗争的结果，而且还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原因。以拓荒垦殖为动力促进的土地经营方式、农民社会结构以及种植等多方面的变革都是邦国制度形成不容忽视的经济基础。

自955年奥托一世击退了匈牙利人的入侵之后，德意志进入一个长时期的相对平稳的历史阶段，人口增长的速度有所增加。据历史学家们估计，9世纪德意志的人口在250万—300万之间；萨克森王朝时期增长到了300万—350万之间；12世纪以后更是达到500万。在人口比较密集的莱茵河与摩泽尔河之间的地区，10—13世纪期间，人口增长了约10倍，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10人。还有学者统计，在11世纪至14世纪初的220年间，德意志的人口平均每年增长率约为5%，14世纪初人口总数达到了1400万。人口快速地增长加大对土地的需求，自10世纪起在德意志地区开始的拓垦运动持续了几个世纪，拓荒垦殖成为一种常态的经济活动。伴随拓荒运动的是人口较大规模地流动，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垦殖者成群结队地进入易北河和萨勒河流域之间的广袤地区；威斯特法仑和萨克森的农民涌入勃兰登堡、梅克伦堡和劳齐茨；巴伐利亚人和莱茵兰人进入阿尔比斯山和多瑙河之间的地域。在这些新殖民的地区出现许多新的村庄和马尔克居民区，10世纪时有90多个，11世纪增加到了140多个，12世纪则达到250多个。萨克森的统治者在曾经是人烟稀少的易北河、萨勒河、奥德河流域地区设立多个马尔克伯爵领地和主教区。

大规模的殖民拓荒活动扩大了耕地面积。10世纪的德意志，除莱茵河、摩泽尔河流域地区有罗马帝国时期保留下来的农业经济文明外，有三分之二的地区是被森林、荒地、低谷地或者沼泽地覆盖。11世纪，一些拓殖者迁移到北海沿岸，他们在荷尔斯泰因和不莱梅附近的海岸筑起堤坎，用以抵御海水侵浸，排干圈围起来的沼泽地的水，他们把这些圈围起来的沼泽地以及围海排干的土地改造成肥沃的耕地。同是在这一个世纪，易北河和奥德河之间也迁移来大批的移民，大片的森林被砍伐，大片的内陆沼泽地被改造为良田。在这几个世纪的垦殖活动中，教会和修道院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一方面是因为修道院制度本身所决定，无论是11世纪的克吕尼派修道院还是12世纪以后的西多派修道院，都要求修道士严格遵守本尼狄克院规制度，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是本尼狄克院规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正因为如此，11世纪以后建立的修道院通常都是地处偏远的荒地、林地或沼泽地，尤其是西多派修道院。另一方面，修道院本身具有的这项社会经济功能是世俗诸侯捐建修道院的一个动力，他们有目的地捐赠给修道院荒地、林地、沼泽地，以便通过修道院的拓垦改造成良田。在那些新开垦地区建立的每一所修道院都是一个新居民点产生的基础，富尔达、埃尔福特、马尔堡、哈默尔恩、希尔绍等这些著名的修道院都先后启用世俗兄弟耕种土地，从事各种农业的和手工业的经济活动。希尔绍施行一种“世俗兄弟”制度（Laienbrüderschaft或者Konversen），世俗兄弟与修道士有严格的区别，虽然他们也要参加祈祷等宗教活动，但不承担任何宗教义务，他们应履行的义务是在修道院的组织下开垦荒地，从而在经济上和法律上都能获得修道院给予的保护。

12世纪，在与德皇的政治斗争中处于劣势的北德地区的大诸侯，为蓄积实力而向东部地区扩张，特别是萨克森的公爵狮子海因里希对此更是不遗余力，他借助十字军的军事力量为东进殖民开辟通路。与此同时，西多派修道院在德意志东进运动中的经济作用也极为明显，德意志的西多派修道院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建立在沼泽地区。通过建立西多派修道院，图林根盆地被改造成“金色草原”，马格德堡附近的沼泽地同样也被改造成良田。13世纪，在萨克森和多瑙河中游地区已看不到荒野和大片的森林，少数保留下来的森林则被贵族圈围起来供他们狩猎娱乐和垄断木材的砍伐权。

二、庄园依附关系的松动

耕地面积的扩大对原有的土地结构产生巨大的冲击，首先是公有地的性质有了改变。公有地通常是指荒地、林地、湿地以及河流和道路，公有地的用益权是属于马尔克全体成员的共同权利。大片荒野、林地、沼泽地的减少是公有地逐渐消亡的重要原因，附着在公有地上的共同权利，如在树林里砍伐木材和柴火的木材权（Holzrecht）、在草地上放牧牛羊的放牧权（Weiderecht）、用于水利灌溉的水权（Wasserrecht）以及捕鱼权（Fischerreirecht）等都被封建领主掌控，成为他们个人的权利。其次是大领地的土地耕种方式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而逐渐发生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是份地形状的改变。自罗马帝国晚期以来，胡符地（份地）都是长条形状，在拓荒运动中逐渐地出现一种块形地（Blockfelder）。块形地更利于三圃制的推广和普及，三圃制比轮作的二圃制更大程度地利用土地，春天播种夏熟作物，夏天作为休耕地，秋天播种冬熟作物。在韦特劳地区，三圃制耕地中的春耕地约占13约赫（Joch），夏耕地为15……约赫，冬耕地为11约赫；在德意志的西南地区通常是20∶18∶14的比例，或者是7∶6∶7的比例。这种三圃制似乎更利于个体农民根据气候、土质等各个方面的因素自主选择耕种的农作物。在德意志西南部地区，主要种植斯佩尔特小麦，西部种植的是小麦，其他地区更多的是黑麦，在较为寒冷的地区则种植各个种类的大麦和燕麦。此外，休耕地也得到充分利用，通常用来种植一些荚果、蔬菜、水果和经济作物，如亚麻、大麻以及用于染色的菘蓝、西洋茜草。地块形状的变化以及自主选择农作物促进了大土地经营方式逐渐改变乃至消亡，同时有助于小土地经营方式的增长。12世纪之后，在莱茵河上游和中游地区、内卡河流域地区、普法尔茨地区、威斯特法仑以及从黑森的北部至法兰克的南部，小块的耕地面积占主导，通常由小农户耕种。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下萨克森、北部的威斯特法仑、南部的巴伐利亚以及东部地区则是较大块的耕地，每个农户通常都承租2个胡符地，或者约33公顷。在森林覆盖比较密集的西里西亚、上萨克森地区的农户的耕地通常是约24公顷。承租土地的农户通常以块形地的方式进行耕种，块形地的耕地面积一般都小于一个摩尔干（Morgen）。

小土地的经营方式松动了领主和农民之间的依附关系，因为大领地土地制度中的徭役庄园几乎不复存在，徭役地租的消亡也消除了这种依附关系。1106年，不莱梅的大主教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I.，?—1123）组织荷兰的农民迁居到他的大主教区，他给每个前来参加拓荒的人30×720杆的胡符地，拓荒者每年只需上缴给大主教1先令的土地认可金、11捆禾、教会什一税和牲畜什一税。大主教虽然是被开垦土地的所有者，但是土地的用益权和使用权给了拓荒者。在萨勒河和奥德河流域地区，参加拓荒的农民也都分到胡符地，他们每年只需交纳1—2先令的租金。

13世纪初，德意志处于从个人联合的政体形式向领土化的邦国制度过渡的历史时期，也正是在这同一历史时期，德意志的大土地制度也随之解体。这是因为邦国不再是一种领地的制度，邦君的政治权力不再仅仅取决于对土地的占有，土地也不再是唯一的资源和财富，邦君诸侯把领地中的自营地完全交与他们的管理者迈尔们经营，向他们征收固定的赋税。德意志骑士团用剑和十字架占领了尚处落后状态的普鲁士，加速了对东部地区的开发，把向东部的拓荒和殖民活动推向了高峰。为了有效地组织殖民，教俗封建主给予拓荒殖民者很大的利益。首先，给予自由和不自由的农民自由迁徙权；其次，给予他们世袭承租地产权（Erbpacht）；再次，免除他们对封建领主的各种义务。1260年，美因茨大主教区创建的圣玛丽娅修道院的一份合约中规定，如果农民在荒芜的山坡上开垦和种植的话，他将享有6年免租的豁免权，在此后的10年内缴纳土地收获的1/3作为地租，在这之后缴纳其收获的1/2作为地租。13世纪末，西里西亚和迈伦的拓荒农民每年只需向他们的领主交纳1/4—1/2银马克作为租税。不仅如此，很多地区的诸侯甚至在拓荒的头几年免除农民的租税，在西里西亚地区拓免租年长达14—20年。

向东部殖民的东进运动给社会结构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促进人口的流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社会结构造成很大的冲击，特别是社会的中下阶层。在新开垦地区，封建主很少保有自营地，也就不存在服徭役的非自由农民，自由农民的境况也有改善。封建主有目的、有计划地向东部殖民，解除了加在自由农民身上不许自由迁徙的束缚。“国王的自由人”被新的拓荒自由人取代，与之相比，拓荒自由人的境况更好一些，他们不需要承担对封建主的义务也能获得胡符地，而且享有世袭承租权，也可以再把土地租赁出去，甚至可以有条件地出售土地和购买土地。他们有迁徙自由权，不用交纳人头税等束缚其迁徙自由的捐税。自由迁徙和自由租佃土地，是自由农民在政治、经济和法律地位方面有所改善的具体表现。庄园的依附农也有提高法律地位的机会，他们通过向东部的殖民脱离原来的庄园，人身的不自由被消除，也成为新的拓荒自由人。他们在封建主的司法权的保护下结成社团（Gemeind），受不许自由迁徙束缚的自由农民和庄园的依附农构成农村中新的佃农阶层。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依附农获得人身自由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可以赎身，而是封建主自己改变了对土地的经营方式，即用租佃制取代了徭役制。这是因为与租佃制相比徭役制的费用更高，一是由于封建主要为依附农提供食宿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二是强制劳动既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又无法增强被强制者的责任感，土地的收益得不到保证；三是农忙时劳力不足与农闲时劳力过剩的矛盾无法解决。收取固定地租的租佃制可以保证封建主不论在任何年景其收入都不会受损失，因为徭役地租被折合为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

德国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13世纪的德意志农民曾有过不错的境况，根据上述的地租状况来看，他们的地租负担并不很沉重，同时他们还有人身的自由。从法律的概念讲，自由农民享有很多权利，他们有权自主地处理自己的财产，可以立遗嘱，也有权以继承人的身份合法地继承遗产，有权签定契约。他们有权自己选择庇护人和保护者，无需为其服兵役和劳役，只是在死亡时要捐献出最好的衣物作为死亡税。他们有迁徙的自由，有持有土地的自由，无需交纳任何形式的赋税，他们有对土地的用益权和使用权，因此可以自己选择种植适合市场需要的农产品，从中得到潜滋暗长的利益。特别是在粮食或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对小农户较为有利，使他们有经济实力购置土地，雇佣短工。与租佃制同时出现的还有雇佣制，在中世纪德意志的农村中有相当一批的雇佣农民。他们没有土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摘收葡萄、运送葡萄酒、收割谷物等等。农忙时期，有的修道院每天的雇工甚至多达5000人左右。租赁制的这种经营方式把附着在土地上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剥离开，迈尔成为土地经济的真正管理者和获益者，他们甚至巧取豪夺修道院的土地。1165年前后，富尔达修道院院长就曾抱怨那些管理该修道院土地的迈尔们，他们通过继承等各种方式把修道院的胡符地据为己有，致使修道院的土地被侵占、被抢夺。迈尔把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经营的土地继续租赁给农户，一般有着几个帮工的农户可以耕种5—20公顷的田产。

应该强调的是，这个时期的租佃制有很大的局限性，依然是封建的。在封建社会中，政权的统治是通过特许权和司法权实施的。特许权和司法权既是强权，同时也具有保护的功能，保护是扩大统治权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封建社会中“自由”是在强权保护下给某个人的一种权利，自由农民只有服从封建主的庄园法，在其司法权的保护之下，才享有自由承租土地的权利。另一方面，由于个人根本无法防御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又由于必需借用磨房、水车、牲畜等生产工具，自由农民也不能完全脱离封建主的庄园，结成了庄园合作社（Hofgenossenschaft）。庄园合作社不仅是一个经济联合体，而且也是一个在封建主司法权管辖之下的法律联合体。封建主利用司法权尽可能地使庄园合作社成为一个封闭的社团，这就为租佃制造成极为严格的限制。在这个封闭的社团中，不仅土地的承租人必须是合作社的成员，而且禁止其与外人结婚，否则他将失去承租权，或称为“农民权”（Baumannrecht），封建主有权随时收回租佃给他的土地。实际上农民的自由又受到“农民权”和封建主的司法权的制约。这种封闭的经济性的社团是地方分权统治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13世纪德意志最终确立分权的邦国制的一个重要经济原因。

三、连接城乡的市场

小的块形地易于土壤的改良，垂直刀具和水平犁头的铁犁使用可以深翻土地，石灰、炭灰、草根泥等作为肥料改良了土质，土地的轮作和强制轮作的现象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常年的耕种。这种小的块形地以及耕种技术的改进增强了耕种者的自由度，他们可以根据土质以及气候条件选择种植农作物的种类，开始实行一种集约型的耕种模式。根据史料的记载，从11世纪起人们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在莱茵河、摩泽尔河沿岸种植葡萄，进入12世纪以后，这两个地区已经出现多个专门的葡萄种植区。13世纪，葡萄种植技术在德意志北部地区已经很普遍，在施滕达尔和奥得河的法兰克福也有葡萄种植园。与欧洲其他地区比较而言，德意志的农业较早出现葡萄种植区、粮食种植区、经济作物种植区：粮食产区主要是在中部、东部地区；莱茵河、易比河和威悉河沿岸是葡萄产地；萨克森、图林根和北部沿海一带盛产啤酒花；奥格斯堡、科隆是亚麻的产区；图林根、埃尔福特的大部分地区种植大青。从12世纪起，尤其是在13世纪，阿尔萨斯、施瓦本以及巴伐利亚的丘陵地区，逐渐把那些粮食产量较低的农田改为牧场。1150年，瑞士穆里修道院（Kloster Muri）的一个庄园法中规定，把高山牧场（Almen）租赁给牧民（Senn），承租的牧民需缴纳奶酪、肉类、羊毛、皮革等作为租金。畜牧业的发展以及奶制品的增加为商业的扩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商品品种。在图林根，被改造的草原上发展起了畜牧业，通过养牛业提供了大量的牛肉、奶制品、奶酪、奶油以及皮毛，也通过养羊业提供纺织手工业需要的羊毛，猪和家禽的饲养也提供了肉类和蛋类。

显而易见，农村专业种植区的出现促使农产品进入商品交换的轨道，加速了农业从自给自足型经济（Hauswirtschaft）向交换型经济（Tauschwirtschaft）的转变。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市场的扩大。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认为：“在13世纪，德意志的商业和工业历史，大部是受封建统治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冲突史。”汤普逊进一步说明这种冲突源于12世纪的经济变革，变革所导致的结果是，诸侯封建主们通过地产收益获得的财富明显减少，商业和手工业逐渐成为聚集财富的一个重要源泉，他们通过控制市场获得财富，这就导致封建诸侯与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市民之间在政治上的冲突。另一方面，农村和城市之间在经济上呈现出来的区别衍生出城乡之间密不可分的供需关系，连接这种供需关系的是市场，市场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一座桥梁。

德意志的城市兴起于11世纪，至13世纪，大大小小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德意志各地尤其是在东部新开发的地区出现。仅在奥德河两岸就建立了38座城市，在波希米亚、匈牙利也出现一些按照德意志的城市法建立的城市，如1237年建立的普罗茨卡市、1253年建立的波森市、1257年建立的克拉科市、1270年建立的伦贝格市等等。1231年，德意志骑士团在其辖区内建立托伦市，1232年建立库尔姆市，在整个13世纪骑士团共建立93座城市。12世纪，易北河到萨勒河流域区间仅有250座城市，13世纪则增加到2000座。12世纪中叶之后新建的城市，无论其规模大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没有一座城市不是通过获得诸侯授予的城市法建立的，也没有一座城市不是对其周边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用。对于其周边乡村来说，这些城市承载的是非农业的经济活动，其周边区域范围的大小通常是以农民可以在一天之内把农产品运到并返回的距离。这些城市对所在区域而言有利于权力的确立和巩固，因此又是周边地区的统治中心。12世纪城市数量迅速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的生长，而市场生长的一个首要条件是交通运输（Verkehr und Transport）条件的改善。

德意志中世纪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是水路，德意志境内有着较为丰富的水系，莱茵河、多瑙河、奥得河、易北河、威悉河、埃姆斯河以及莱茵河的支流美因河、内卡河、摩泽河、鲁尔河都是可航行的水路，可通往北海、波罗的海和黑海。自12世纪起在这些可航行的河流两岸都有拉纤的路。12世纪下半叶，莱茵河上已经有双向航道，在河面较宽的地区甚至还能同时并行四艘船只。这个时期船只的大小不同，其长度一般在15—30米之间，宽度为1.8—3米之间，载货能力为25—100吨之间。此外，还有近距离运输的摇桨的小船、木筏等。农业专门种植区的形成，无疑更加促进内陆航路的活跃，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关卡的猛增。仅以莱茵河为例，12世纪末期仅有19处关卡，13世纪增加到44处，14世纪更达64处之多。便利的水路航道两岸、河流的入海口处以及易于航行的海岸通常都是建立城市的最佳地点。1210年不莱梅的主教阿尔贝特（Albert von Buxthoeven，1165—1129）在道加瓦河流入波罗的海的入海口处建立里加市，这里很快就成为德意志商人与立窝尼亚地区进行贸易的中心和扩张的据点。1218年和1226年在波罗的海沿岸还先后建立罗斯托克市和维斯马市，1227年魏克瑟尔河入海口处建立但泽市、1217年在奥德河畔建立布雷斯劳市。

直至中世纪的中期，无论是在德意志境内还是在整个西欧，几乎还都谈不上陆路交通，人们沿用的还是罗马帝国时期修筑的道路，但这些道路年久失修很少受到维护。封闭式的农业生产活动致使人们很少出行，即使是远程贸易的商人也更多的是选择水路，一是因为水运成本较低，二是水路上拦路抢劫的风险相对要小很多。向东部的拓垦殖民在很大程度上促进道路的改善，此外，桥梁的架设也使得陆路更加畅通。12世纪上半叶，从莱茵河、美因河流域地区经多瑙河向东方的交通要道上先后修筑多座桥梁，例如1133年在位于美因河谷中部地区的维尔茨堡修建横跨美因河的大桥；位于多瑙河与其两条支流汇合之处的累根斯堡于1135—1146年间修建一座长达300米的拱形石桥，这座石桥至今依然坚固通行；1143年在位于多瑙河、因河和伊茨河三河交汇处的帕骚修筑石桥。这些桥梁把在此前因为河流而阻断的陆路交通网络连接在一起，建立起一个连接整个欧洲的道路交通系统。从马格德堡和埃尔福特经德意志的中部地区的通路，从纽伦堡经波希米亚和波兰南部的通路，以及从累根斯堡经多瑙河流域地区的交通要道，构成途经波罗的海的东西交通动脉。在德意志中部和东部地区有了奥格斯堡、纽伦堡、埃尔福、莱比锡一线以及维也纳、布雷斯劳、托伦一线的南北交通动脉。不仅如此，1225年还有了规范道路交通的规定。在《萨克森箴言》中就曾这样规定：“国王道路的宽度应该是一辆车行驶时留出另一辆车的空间，空车要给载货的车让路，载重少的应该给载重多的让路，行人要给骑马者让路。但是，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或者是一座桥上，遇到了骑马者或者步行者时，车辆应该停驶等候他们通过。先上桥的车应该先通过，无论是空载。还是载货的。”

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无疑也是联系城市和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牲畜挽具的改进使马逐渐取代牛作为农业生产的役畜。两轮的牛车被前轴可以旋转的四轮马车取代。四轮马车的运输能力是牛车的两倍，而且速度也有很大提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民的运输时间和成本，他们可以把日常所需之外的剩余农产品运往距离较近的市场出售。与此前不同的是，12世纪形成的市场都不是在已经建立的城市里开办的，抑或可以这样说，是先有市场后有城市。通常是诸侯或者国王有目的地给予位于交通便利的居民点或者村落开办市场的市场权（Marktrecht），在市场的基础上发展为城市。例如12世纪末期在易北河流经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地区建立的施滕达尔市，就是在位于陆路相交处的集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处易北河岸边的勃兰登堡原来也是殖民区的一个市场（Marktsiedlung），13世纪发展为城市。同样，位于易北河岸边的阿肯市、位于易北河支流耶策河岸边的萨尔茨维德尔市最初也都是当地的市场，13世纪初被授予城市法成为城市。1182年在韦拉河、威悉河以及富尔达河三河交汇之处开办的市场，1200年成为汉诺威斯明登市。类似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例如布里克森市、埃姆登市、菲尔特市、巴道勒夫采尔市以及斯塔弗伦市都是在12—13世纪期间从市场发展为城市。莱比锡市位于迈森马尔克伯爵领地内，从莱茵兰地区向东欧以及从意大利向波罗的海岸两条通路纵横相交穿过该领地。1165年，马尔克伯爵奥托（Otto von Meien，1125—1190）给予这两条通路交叉处之地修建城堡权和开办市场权，并沿用斯拉夫人在此地时使用的名称，以便于商人们在此处从事贸易，尤其是远程贸易。1190年，奥托确定莱比锡为春季和秋季年市场（Oster - und Michaelismrkte），并且规定在距莱比锡方圆一萨克森里（schsische Meile）的范围内不得开办其他市场。1268年，马尔克伯爵迪特里希（Dietrich von Landesberg，1242—1285）为了保护莱比锡的市场再次给予其护路的特许权（Geleitschutzprivilege），这就为这个地区的远程贸易奠定基石，莱比锡成为德意志乃至欧洲非常重要的传统交易集市（Messe）。地处德意志东部边界的勃兰登堡是德意志向东部拓垦殖民的桥头堡，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这里还是从马格德堡前往柏林交通要道上的商人殖民区（Marktsiedlung），在马尔克伯爵奥托1170年颁布的特许权文件中将其称为城市，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这一年是勃兰登堡城市建立的起始年。

第三节 城市的繁兴

一、城市的规模

12世纪以后，德意志的城市规模分为四类。一类是有约千人左右的小城市，这些小城市中约有30%的居民依然还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它们与村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有一个与城市法相关的市场。一类是有2000以下居民的中小城市，其中几乎有一半的居民从事手工业活动。在这些小城市和中小城市中，通常在每周的某个固定日子开办地区性的周市场（Wochenmarkt），以交换地区性的日常消费食品和日用品为主，此外还有当地手工业所需的经济作物。有2000—5000居民的城市属于中等城市，这类城市的经济关系远远超越附近的周边地区，供给城市居民的食品以及经济作物来自其半径约10—30公里的区域范围。5000以上人口的城市是大城市，至14世纪中期之前，这类城市大约有20个，大多都位于交通极为便利的内陆河流航道和海路旁，如科隆、累根斯堡、斯特拉斯堡、汉堡、不莱梅等，或者是在中世纪德意志的几条著名的黑勒之路上，例如多特蒙德、索斯特等。在这些大城市中通常都举行年市（Jahrmarkt），一般是在复活节、圣诞节、圣灵降临节等重要的基督教节日期间开办。年市是集中交易大宗商品的地方，例如木材、纺织品、铁制品等，此外还有远程贸易的商品。

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供给制的，需要为其提供粮食、奶酪、蔬菜、禽类和酒类。城市数量的增多，城市规模的扩大，所需生活必需品的量也大大提高，城市周边乡村从事的农牧生产不再仅仅是为了自给自足，他们运送到城市里的农牧产品也不再是满足自身需要之后的剩余，乡村的农业生产为城市市场生产交换的产品，农业经济向交换型的经济转变。12世纪以后，德意志的远程贸易不再仅局限于满足对奢侈品的需要（Luxusbedarf），同时也越来越多地要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Grundbedarf），贩运食盐、木材、谷物、葡萄酒以及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进入14世纪以后，粮食贸易进入远程贸易中，这就更加刺激粮食贸易的活跃。普鲁士、波兰、西里西亚以及德意志中部地区的粮食通过威克瑟河、奥德河、易北河运送到沿海的汉堡、罗斯托克、维斯马、艾恩贝克等城市，再从这些城市输出。另一方面，德意志本土的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大量的原材料，如：用于纺织业的大麻、亚麻，用于染色的菘篮和茜草，用于酿造的葡萄和啤酒花，等等。在那些供需关系比较集中、往来比较自由、没有苛重赋税、同时还能受到王权司法审判权保护的年市场中发展出交易集市。交易集市通常都聚集在大城市，受到皇帝或者国王以及大贵族给予的保护。12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给予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举办秋季交易集市的特许权，凡来秋季交易集市的商人都会受到皇帝的保护。与年市场相比较，交易集市最大的特点是其超越地区性。换句话说，交易集市通常是地区与地区商业贸易间的重要连接点，由此产生了今天在欧洲依然还有着很重要影响的交易集市城市（Messestadt），如上文提到的莱比锡、纽伦堡、慕尼黑、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等等。

开办各种市场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大。科隆市是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建立的城市，虽然在日耳曼人大迁徙时期衰弊，但因其是大主教的驻节地而存留下来。10世纪前后科隆市开始复苏，以莱茵河畔古罗马时期的老城为基础扩容，从最初的96公顷扩大到了约120公顷。947年，科隆市开始修建城市围墙，施行城市自治。12世纪初，科隆市再次向外扩展。1106年，城市面积从原来的120公顷扩大到236公顷。1180年，科隆市重新修建城墙，城墙内的面积达到约400公顷，这个面积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科隆是中世纪德意志境内最大的城市。12世纪，德意志城市的规模普遍都有所扩大，同样是大主教驻节地的斯特拉斯堡从15公顷的城市面积扩大到73公顷；马格德堡于1150年建立时其城内面积是80公顷，13世纪扩大到110公顷；亚亨市的城市面积原来仅有8公顷，13世纪扩大到44公顷；奥格斯堡最初的城市面积是13公顷，在这个世纪扩大到46公顷；巴塞尔在11世纪时以教堂为核心的方圆半径是8公顷，此后由于大小市场的开办，半径距离增加到15公顷。东进运动时建立的城市勃兰登堡市初期仅有32公顷，此后扩大到92公顷；内陆重要的贸易城市不莱梅的城市面积从12公顷扩大到49公顷。12世纪新建城市的范围通常都是在20公顷左右，13世纪很多城市的面积都在100公顷上下。索斯特的城市面积从1179年起一直到1880年一直保持在101公顷。多特蒙德的城市面积在12世纪末期是81公顷；1192年维也纳的城市面积是102公顷，13世纪则扩大到110公顷。一些地处重要贸易地位的城市面积甚至扩大十余倍乃至几十倍，例如狮子海因里希有目的地建立的吕贝克。吕贝克建立之初的城市面积仅有8公顷，随着吕贝克贸易地位越来越凸显出来，成为东北欧最重要的贸易城市，其城市面积也扩大到44公顷，13世纪更是扩大到107公顷。位于北海岸的布鲁日1200年获得开办年市的权利，它的城市面积从原来的70公顷猛增到343公顷。12世纪下半叶，曾经是罗马帝国重要桥头堡的日内瓦成为阿尔卑斯山区重要交易集市城市，其城市面积也从80公顷扩大到644公顷。

二、城市的形态

城市规模的扩大及其经济职能和政治功能的增强，致使城市的形态也发生明显的变化，有了帝国城市、邦国城市（Landesstadt）和自由城市（diefreie Stadt）的区别。

所谓的帝国城市原是指在皇室领地内由皇帝本人建立和直接掌控的城市，12世纪中期以前，仅有亚亨和韦茨拉尔两座帝国城市，随着12世纪中叶之后城市的经济作用和政治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施陶芬王朝的历任皇帝和国王在其王室领地较为集中的德意志西南部以及图林根和阿尔萨斯地区，以原来的城堡为基础建立众多帝国城市；此外，如汉堡、不莱梅等一些重要的贸易城市也都因皇帝（国王）授予的特许权转为帝国城市。在这个历史时期，也有一些城市从教会的掌控之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城市，如吕贝克、科隆、乌特勒支、奥格斯堡、美因茨、沃尔姆斯、斯特拉斯堡、累根斯堡、巴塞尔等等。这些自由城市中有的又成为帝国城市，例如科隆市。进入13世纪以后，德意志的帝国城市增加到29座，而且诸如多特蒙德、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乌尔姆、罗腾堡、纽伦堡这些帝国城市管辖的区域范围都很大，一般都超过城市自身的界限。德意志“大空位”期间以及在此之后，由于王朝更替的频繁，王室家族的财产和帝国财产逐渐地被分离开，为了从城市中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施瓦本的菲利普任国王期间把帝国城市典当给城市议会，以此获得经费。施陶芬王朝之后，一些位于具有主权邦国领地内的帝国城市逐渐隶属于邦国的邦君，成为邦国城市（Landestadt），帝国城市大幅度减少。14世纪以后帝国城市仅保有15座，它们被置于国王和皇帝的控制之下。

13世纪，德意志邦国的领地日益趋向于领土化，诸侯的首府城市（Residenzstadt）都转为邦国城市，不仅如此，诸侯们为了从贸易和市场上获得更大的利益，在其邦国境内建立众多的邦国城市。地处莱茵河下游莱茵兰东部地区的贝格原是一个伯爵领地，自奥托一世时期起领有这个伯爵领地的家族就是国王和皇帝的宠臣。13世纪初，贝格的伯爵阿道夫三世（Adolf III.von Berg，1176—1218）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时丧生，他的弟弟科隆的大主教恩格尔贝特一世接管了贝格伯爵领地，将其并入科隆大主教区的辖区，贝格伯爵领地随后上升为公爵领地。与此同时，大主教管辖的领地也领土化成为教会邦国，恩格贝特一世在公爵领地的威斯特法仑地区建立一系列的邦国城市，如阿滕多恩、布里隆、盖瑟克、马尔斯贝格等等。他的继任莫勒那尔克的海因里希一世（Heinrich I.von Molenark，1190—1238）为了保障能够从莱茵河下游地区获利，也在其大主教辖区的邦国之内建立雷斯、克桑滕、德里茨、莱茵斯贝格、雷克灵豪森等城市。皇帝海因里希二世时期，他在莱茵河下游设立盖尔登伯爵领地和克莱韦伯爵领地，分别分封给他的两个兄弟。13世纪初，这两个伯爵领地先后上升为公爵领地，并且逐渐地领土化成为邦国。在此期间，诸侯们把其邦国内的一些市场扩大为城市，哈尔德韦克、埃默里希、阿纳姆等城市都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建立的。在克莱韦地区，一些古老的贸易城市也都转变为邦国城市，诸如克莱韦、卡尔卡尔、格里特、丁斯拉肯、克拉嫩堡、奥尔索伊、比德里希等。此外，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一些具有邦国性质的城市，尤其是在没有较大诸侯领地的西南地区。通常这些城市管辖的区域范围都很大，其中管辖区域最大的是今天瑞士的首都伯尔尼。1191年，策林根的公爵贝特霍尔德五世（Berthold V.，1160—1218）建立伯尔尼。贝特霍尔德五世去世后策林根公爵领地被一分为二，伯尔尼市的市民利用这一机会通过斗争和赎买将之转为自由城市。1298年，伯尔尼成为一个具有邦国领土主权性质的城市。

三、城市的象征

13世纪以后涌现出来的帝国城市和邦国城市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市民。市民以行会和同业公会形式组织起来，是贸易以及手工业等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承担者。随着贸易和手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他们不仅在城市内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而且无论是在帝国还是在邦国的政治事务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随着城市的大量出现以及市民阶层的成长，新的城市文化也由此产生。城市文化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世俗的文化，市民阶层没有完全置身于基督教化的社会之外，市民的精神生活及文化依然是基督教文化的组成部分，教堂依然是每个城市的精神文化中心。每一座古代存留下来的或者新建的城市里都不会仅有一座教堂，教堂前面的广场是从事商业活动、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也是活跃于各地的吟游诗人们聚集的地方。中世纪的教堂并不总是用于宗教的目的，正如美国学者汤普逊所说的：“因为教堂是当地社会中的最大而又最好的建筑物，又是一所大家都有一份共同利益的建筑物，所以它用于许多世俗目的方面。”它可以是社会动乱时期人们的避难场所，又可以是和平年代社会活动的中心和商业贸易活动的中心。在位于弗赖堡市中心的大教堂的墙壁上，直至今天还能清楚地看到11世纪规范人们进行贸易交换时要遵守的规定，例如面包的大小和重量、丈量的尺寸、度量衡的标准等等。在很多地方，教堂甚至还用于粮食、干草以及葡萄酒和啤酒桶的存放，教堂被用于社会公共集会之地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城市的教堂大多是由市民出于对宗教信仰的虔诚而自愿捐建的，因而在教堂的设计方面体现了市民对基督教的理解以及他们的宗教观念，甚至可以这样说，中世纪的城市是与教堂一起成长起来的。12世纪末期、13世纪初，在西欧开始出现一种清新的哥特式（Gotik）建筑风格，哥特式建筑风格主要集中体现于这个时期建造的教堂上，科隆大教堂是德意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建筑之一。科隆大教堂最早奠定的基石可以追溯到1世纪，6世纪30年代法兰克的大贵族选择科隆的教堂作为其安葬的墓地，教堂因此得以扩建。787年，查理大帝任命希尔德博尔德（Hildebold，?—818）为科隆的大主教，他在任期内把原有的教堂（Kirche）扩建为大教堂（Dom），873年9月27日，举行大教堂的落成典礼。1164年6月23日，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把从意大利带回来的“三圣王”（Heilige Drei Knige）的遗骸赠送给科隆的大主教达瑟尔的雷纳尔德（Rainald von Dassel，1114或1120—1167），为此，他再次扩建大教堂。13世纪初，大教堂的一些建筑年久失修开始坍塌。1248年8月15日，在建筑大师格哈德（Meister Gerhard von Rile，1210—1271）的主持下开始重建科隆大教堂。科隆市的市民成为大教堂建筑的主要出资人，越来越独立自主的城市市民把建造大教堂看作是自己城市荣誉的表征，几乎所有市民都力所能及地投入财力和人力，积极参与教堂建筑，不惜耗费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教堂的入口处以及大殿内都装饰有耶稣、圣母玛丽娅、圣徒以及《圣经》中人物的雕塑，所有这些“都是一种供那些不识字的人了解的刻在石头上的中世纪的百科全书”，从而成就了一座具有完美哥特式风格的教堂建筑。

城市市民把自己建造的教堂看作是自身独立的一种象征，在建造教堂时倾注了自己的宗教情感。正如美国学者汤普逊所说的：“一所中世纪的大礼拜堂，是一个城市市民自豪的对象，也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社会企业，社会的所有各阶层以及各种地位的人们都对此有兴趣，无论在精神上，或在捐助它的建造费用上。”13世纪以后在德意志许多城市包括那些大主教的驻节地马格德堡、特里尔、弗赖堡、哈尔伯施塔特、乌尔姆等城市中新建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并且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法国的德意志哥特式（Deutsche Sondergotik）建筑风格特点。13世纪的哥特式大教堂通常都被视为所坐落城市的象征，市民们把大教堂看作是自己生活城市的一种荣誉。也正是由于市民的参与，哥特式建筑风格教堂中宗教人物的雕塑更具有现实感，被融入更多的世俗因素和色彩。哥特式这种新型的建筑风格也对世俗建筑，尤其是对作为城市政治中心的市政厅的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

四、城市世俗文化

城市市民生活以及活跃的市场和集市也为游吟诗人们提供展示技能的场所，繁荣了世俗文化，也涌现出一批撰写韵文故事和爱情诗歌的世俗作家。这些世俗作家大多是出身于贵族家族的骑士，他们的文学作品通常也都被归于骑士文学的范畴。但是，13世纪的骑士文学家都久住城市，他们的作品更多地代表和反映市民的情感和意识，较具代表性的是费尔德克的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Veldeke，1150或1190—1200）。海因里希出身于今天比利时费尔德克的一个小贵族家族，他从小接受过教士教育，能够熟练地读写拉丁语，后来他成为施陶芬皇室一位封臣的侍从，居住在美因茨为其服役。海因里希是中世纪第一位使用德语写作的作家，他善于把那个时代流行的一些拉丁语的史诗改写为德语。他曾亲身经历过弗里德里希一世于1184年在美因茨举办的那场盛大的皇室庆典。或许是因为这场庆典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记，他用中世纪中期的德语（Mittelhochdeutsch）改写法文版韵文故事《埃涅阿斯传奇》（Eneasroman）。《埃涅阿斯传奇》给他带来极大的荣誉，德国后世学者对其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德语地区第一部史诗经典巨著，费尔德克的海因里希被誉为是12世纪伟大的游吟诗人，是中世纪中期德文版宫廷韵文故事的创立者，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创立者。

这个时期德意志的世俗文学深受法国骑士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受法国著名的抒情诗人特鲁瓦的克雷蒂安（Chrétien de Troyes，1140—1190）的影响。艾森巴赫的沃尔弗拉姆（Wolfram von Eschenbach，1160或1180—1220）、奥厄的哈特曼（Hartmann von Aue，?—1210或1220）以及斯特拉斯堡的戈特弗里德（Gottfried von Straburg，?—1215）都是13世纪上半叶与费尔德克的海因里希比肩的世俗作家，他们被誉为中世纪中期德意志三大叙事诗人。沃尔弗拉姆曾在多个贵族的宫廷中服役，与莱茵河中游法兰克的韦尔特海姆的伯爵们有密切的联系，此后他为萨克森的行宫伯爵赫尔曼一世（Hermann I.，1155—1217）服役，在这个期间他用中世纪中期德语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史诗《帕尔齐法勒》（Parzifal）。这部长篇史诗共有2.5万行，分为16部，集宫廷体的叙事史诗（Epik）、爱情抒情诗（Minnelyrik）和英雄史诗（Heldendichtung）为一体。这部长篇史诗是根据特鲁瓦的克雷蒂安创作的《帕尔齐法勒》写成的，但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把世俗的爱情与寻找圣杯的宗教行为综合在一起。史诗叙述的内容是，一个名叫帕尔齐法勒的笨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搞不清楚，却混沌不觉地踏上寻找圣杯的冒险之路。但是，他凭借着真诚、朴实以及责任感做到了那些自诩为聪明的人所做不到的事情。最终他不仅成长为一个完美的骑士而且还获得真正的爱情，承担起保护圣杯的职责。后世学者给予《帕尔齐法勒》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但丁的《神曲》之外中世纪盛期最精妙、复杂、眼界最开阔的一部作品”，史诗中描写主人公的心理路径也被认为“自古希腊以来在西方文学中是第一次”。艾森巴赫的沃尔弗拉姆作出的贡献是，他在创作长诗《蒂图埃尔》（Titurel）时，为史诗的写作开创了一种不同于成对连韵诗行形式的、新的诗节体形式，被称为“蒂图埃尔诗节体”（Titurelstrophe）。这种诗节体广为流行，被同时代以及后世很多诗人采用。

奥厄的哈特曼在他的第一部叙事诗《哀诉书》（Klagebüchlein）中，所有16首抒情诗都采用隐喻性的对话体形式，对话的双方是同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谈论的内容是如何赢得一位女子的芳心。这种灵魂与身体对话式的题材在当时的宗教诗歌中极为流行，不过哈特曼这部叙事诗的影响极为有限。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艾莱克》（Erec）以及《伊万因》（Iwein），前者是根据特鲁瓦的克雷蒂安以亚瑟王（Knig Artus）为主题的叙事诗《艾莱克和艾尼德》（Erec et Enide）创作的，后者讲述的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帮助一位麻风病人的故事。哈特曼保存至今的作品中还有《可怜的海因里希》（Der arme Heinrich）和《格里高利或善良的罪人》（Gregorius oder Der gute Sünder）。哈特曼的作品比较注重于启迪和教导的作用，力图通过作品达到宣德劝善的目的，因此他的文笔更明晰、更直率。在斯特拉斯堡的戈特弗里德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道德伦理。戈特弗里德虽然不是出身于贵族家族，但是却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作品显示出他具有渊博的学识。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以古希腊的雅典史诗为题材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戈特弗里德的作品现存的不多，但是与他同时代的叙事诗作家埃姆斯的鲁道夫（Rudolf von Ems，1200—1254）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埃姆斯的鲁道夫出生于今天奥地利境内福拉尔贝格的一个极有势力的贵族家族，他是13世纪20年代最多产的叙事诗诗人，而且他写作的题材非常广泛。他撰写的《亚历山大传奇》（Alex and erroman）和《奥尔良的威廉》（Willehalm von Orlens）是有关英雄题材的史诗，歌颂的是骑士的美德。他根据从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的文本中有关印度佛陀的传奇撰写了《巴拉姆和约萨法特》（Barlaam und Josaphat），从中世纪的一个基督徒的角度看待佛教。他的《世界纪年》（Weltchronik）是中世纪第一部德语版的世界编年史，遗憾的是因为他陪同康拉德四世国王远征意大利时去世，这部世界编年史最终没有完成。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鲁道夫的《善良的格哈德》（Der guote Gêrhart），他笔下的格哈德既不是古典时期的英雄人物也不是英勇的骑士，而是科隆市的一位商人，他同样具有骑士所具备的高雅品质，而且仁慈、谦逊，甚至得到人们的爱戴要拥立他为英国国王，但被他本人拒绝。这显然是一种杜撰，但却反映那个时代社会对城市商人的评价。13世纪有关市民乃至农民的文学作品并不少见，一本署名为园丁韦恩赫尔（Wernher der Grtner）的诗体文学作品《迈尔黑尔姆布雷希特》（Meier Helmbrecht）在那个时期流传较广。这部作品中描写的黑尔姆布雷希特是一个墨守成规、敬畏上帝、诚实的迈尔，但他的儿子却很不安分，放荡无忌，总是幻想着能过骑士的生活方式。但他最终不但没有脱离所属的社会等级，反而成为强盗，受到法律的处罚。奈德哈特（Neidhart）也是13世纪最具影响且多产的叙事诗人之一，他的作品同样流传很广，深得受众的喜欢，很多人都模仿他的风格写作，有了所谓的“奈德哈特文体”（Neidhart - Stil）。奈德哈特叙事诗中的人物大多是农民，因而又被称为“乡村诗作”（Drperliche Dichtung）。他的诗作通常按照季节分为夏季歌（Som merlieder）和冬季歌（Winterlieder）。夏季歌一般描述的是生活的快乐、爱情的喜悦，冬季歌则多是对生活中的抱怨。正是这些宫廷体、骑士体以及乡村体叙事诗的繁荣和普及，促进了中世纪中期德语语言文字和语法的推广，尽管中世纪中期德语还不是一种统一的语言，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方言，而且在文字书写方式和习俗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但它毕竟打破了拉丁语在文字和书写方面的垄断地位，为此后标准德语的创立奠定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第八章 难以统一的大帝国

王位选举的混乱增强了地方诸侯的权势，尤其是那些掌握选帝权的教俗诸侯更是各霸一方。由于诸侯都在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因而再次出现了王位双重选举，英、法国王以及罗马教会乘机染指王位的选举，致使帝国的政治更难以统一。在与诸侯博弈的过程中，国王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分别召开了各等级的会议。帝国政治上的分裂致使邦国的领地更加封闭，邦国制进一步确立。在东部建立据点的骑士团利用武力进行扩张，扩大了其领地的范围，同时还提升了其在帝国的政治影响力，上升为一个强势的公国。

政治上的分裂致使德意志帝国形成区域性经济的特点，各地关卡林立，为城市间日益活跃的贸易往来造成极大的阻碍。为了克服政治分裂造成的不利因素，有着商业来往的城市联合起来结为城市同盟，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汉萨同盟。城市同盟不仅是帝国形成统一市场的障碍，同时更加剧帝国在政治上的分裂。

英、法议会制的建立以及德意志邦国制的进一步确立，动摇了罗马教会自中世纪早期以来一直宣传的“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社会的宗教意识也有极大的变化，在基督教的神学理论中产生新神秘主义学说。新神秘主义反映的是城市市民的宗教意识，具体体现在哥特式的教堂建筑和哥特式的文化之中。

第一节 诸侯与国王的博弈

一、“伯爵国王”的策略

鲁道夫国王去世后，他的长子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并未能如其父所愿继任德意志的国王，因为选侯们并不愿意看到哈布斯堡家族通过世袭王位更加强大，更何况此时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已经四处树敌，在很多地区都爆发反对他的抗争。鲁道夫国王去世10个月后，选侯们才在科隆大主教西格弗里德的力荐下，选举拿骚的阿道夫为德意志的国王。

拿骚的阿道夫的家世并不显赫，12世纪中叶才以莱茵河的支流兰河畔的拿骚城堡为府邸有了伯爵的名号。1128年，拿骚家族的两兄弟获得沃尔姆斯修道院的管辖权，从而享有在这个地区征收诸如什一税、管理修道院的采邑权以及司法审判权等权利。12世纪末期，拿骚家族管辖区域范围内的威斯巴登成为德意志王室在西南地区重要的行宫所在地，拿骚家族也因而得以与王室逐步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1255年，拿骚家族以兰河为界分为南北两支，南岸的瓦尔拉姆（Walram II.，1220—1276）一支是后来卢森堡王国的前身，北岸的拿骚的奥托（Otto I.von Nassau，?—1289或1290）一支是荷兰王室在中世纪的源头。瓦尔拉姆的儿子拿骚的迪特尔（Diether von Nassau，1250—1307）是多米尼克修士会的修士，获得过神学硕士学位，自1295年起成为教皇博尼法修斯八世（Bonifatius VIII.，1235—1303，1294—1303年在位）的幕僚，深得其重用，1307年被博尼法修斯八世任命为特里尔的大主教，成为七大选侯之一。阿道夫是瓦尔拉姆的次子、迪特尔的弟弟，1270年他迎娶科隆大主教西格弗里德的姐姐伊玛吉娜（Imagina von Isenburg - Limburg，1255—1318）为妻，由此成为科隆大主教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因此进入哈布斯堡鲁道夫一世的宫廷，他于1286年成为莱茵行宫伯爵的封臣。1292年5月5日，西格弗里德大主教向选侯们推荐还只是伯爵的阿道夫为德意志的国王，他于6月24日在亚亨接受国王加冕礼，他被德国历史学家们称为“伯爵国王”（Grafknig）。

还只是伯爵的阿道夫之所以能够获得选侯们的同意，是因为选侯们各自怀有不同的政治目的。13世纪下半叶，波希米亚的国王文茨尔二世（Wenzel II.，1271—1305，1278—1305年在位）与鲁道夫的长子阿尔布雷希特一世之间因为争夺克恩滕而发生冲突，甚至兵刃相向，文茨尔二世希望通过国王的选举削弱哈布斯堡家族的政治势力。阿道夫向他承诺，在获得王位后将剥夺阿尔布莱希特一世控制的奥地利和施泰尔马尔克这两个公爵领地的采邑权并转交给他。除此之外，得到承诺的文茨尔二世还游说萨克森和勃兰登堡两位选侯支持阿道夫。美因茨的大主教格哈德二世（Gerhard II.von Eppstein，1230—1305）与阿道夫的妻子有着亲戚关系，文茨尔二世向他承诺，他登上王位后会把米尔豪森和北豪森这两座帝国城市的控制权转交给他，以实现其要在图林根地区增强势力的目的。此外，文茨尔二世还允诺美因茨的大主教进入阿道夫王室议会，还向他作出很多经济利益方面的保证。

科隆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也试图在选举阿道夫为德意志国王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改善因在遗产争夺战中失利而导致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颓势。1279年10月4日，林堡的公爵瓦尔拉姆五世（Walram V.，?—1279）去世，终因其无子嗣引发了一场争夺公爵领地遗产的大战。大主教西格弗里德对此虎视眈眈，目的是为了扩大科隆大主教区的势力范围。布拉班特的公爵约翰一世（Johann I.，1252—1294）也不示弱，与大主教发生公开的冲突，德意志帝国西北部地区的诸侯几乎都被卷入这场争夺遗产的大战之中。盖尔登、卢森堡的诸侯以及列日的主教支持科隆大主教；贝格、于利希、泰克伦堡的诸侯与约翰一世结成联盟，科隆市的市民也坚定地站在了反对大主教的阵营一边。自1283年以后的5年间，双方经常发生武力冲突。1288年5月，卢森堡的伯爵海因里希率军前往科隆，他的队伍在行进中像滚雪球一样，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壮大，5月末与盖尔登的伯爵雷纳尔德一世（Rainald I.，1255—1326）汇合。雷纳尔德一世以4万马克的布拉班特的第纳尔把盖尔登的所有权利都出售给海因里希。与此同时，布拉班特的约翰公爵也向科隆进军，到达布吕尔时与贝格和于利希的诸侯们签订和约。科隆的市民派代表参与和约的签订，科隆是约翰公爵想要占领的目标。5月29日，约翰公爵的军队围攻科隆大主教的驻节地沃林根城堡。6月5日双方交火激战，大主教的军队战败，西格弗里德被俘，被迫缴纳巨额赎金后才得以获释，大主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1291年7月初，鲁道夫国王去世，西格弗里德从中看到东山再起的良机。他力图借助选侯的权势选立一个完全顺从于他的国王，这是他竭力推举与他有姻亲关系的阿道夫为德意志国王的动因。很显然，西格弗里德并不打算让阿道夫轻易得到王位，向他提出一系列近乎苛刻的条件。1292年4月27日，西格弗里德递交给阿道夫一份长长的清单，上面列举了阿道夫当选国王后必须确认的科隆大主教应拥有的财产，其中包括把多特蒙德、杜伊斯堡等帝国的直辖市以及帝国的一些城堡和庄园、埃森的帝国直辖区等都交由科隆的大主教管辖；承诺交付给大主教2.5万马克的银作为帝国服务的费用，修复被严重损坏的科隆大教堂。此外，阿道夫还要承诺在政治上支持科隆大主教，帮助大主教镇压科隆市民及其他反对者，在他的王室议会中不能任用任何反对大主教的反对派，阿道夫当选后必须向大主教提供履行这些诺言的有效保证，否则他将立刻失去王位，由选侯们再立新君。

阿道夫当选国王之时，失势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正在前往法兰克福的途中。这位具有政治头脑的公爵并没有急于向新国王发起抢夺王位的攻势，而是进入他的领地平定贵族的叛乱，以防后院起火。在此之后，他于1292年11月前往哈格瑙会晤新国王，交给他王冠、权杖和宝剑等王权象征物，并向其宣誓效忠以保全他已有的帝国采邑。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的这一举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曾经支持过新国王的教俗诸侯也都没有如愿以偿。波希米亚国王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获得奥地利和施泰尔马尔克两个公爵领地的采邑权，这令他大失所望。莱茵行宫伯爵路德维希二世是与美因茨大主教争夺图林根权势的强劲对手，他的儿子鲁道夫一世（Rudolf I.，1274—1319）迎娶了新国王的女儿梅希蒂尔德（Mechthild，1280—1323）为妻，这就使大主教企图借助国王的政治影响在图林根扩大势力的企图破灭。企图以苛刻的条件约束新国王的科隆大主教西格弗里德同样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阿道夫加冕后不久就与大主教的宿敌布拉班特的公爵约翰一世建立友好关系，委任他为莱茵河下游地区的帝国监督人（Reichspfleger）。阿道夫国王借助这些新的支持者打破了选侯们为其戴上的紧箍咒，推行自己的独立政治政策。

二、英、法国王的介入

13世纪下半叶，经过一系列改革以及王室领土的扩张，法国逐渐改变在政治上封建割据的局面。卡佩王朝（Kapetinger）建立起的中央王权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封建主投庇于法王旗下，向其宣誓效忠成为其封臣，甚至德意志帝国境内的一些城市和封建主也投庇于法王。1292年，位于亨讷高伯爵领地境内的瓦朗谢讷市宣布脱离德意志帝国投靠法国国王。在此之前，曾向前任国王鲁道夫一世宣誓效忠的勃艮第行宫伯爵奥托四世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当时的法国王子、后来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世（Louis X.，1289—1316，1314—1316年在位）为妻，这就使法国国王可以通过继承权获得勃艮第行宫伯爵领地。获悉此讯的阿道夫国王于1296年在法兰克福召开帝国会议，宣布剥夺奥托四世的采邑权，但这项决议还未来得及执行奥托四世就把伯爵领地的采邑权出售给路易。1294年，卢森堡的海因里希七世（Heinrich VII.，1278—1313）也向法国国王宣誓效忠成为他的封臣。获取了这些采邑权的法国国王美男子菲利普四世（Philipp IV.，1268—1314，1285—1314年在位）不仅进一步向佛兰德扩张，而且还窥伺着洛林地区。

佛兰德与英国有着极为密切的纺织品贸易往来，英法之间因领土进行的武装争斗不利于佛兰德与英国的贸易往来。佛兰德的伯爵吉多一世（Guido I.，1226—1305）为抵御法王政治势力的进一步渗入，保证自己的主权地位，竭力促成阿道夫与法国国王的宿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的联盟，阿道夫从中获得6万英镑的经费。有了财力支持的阿道夫意欲联合英王夺回这些丧失的采邑权。1294年8月31日，阿道夫向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递交宣战书，准备向法国进攻，但因爱德华一世国王陷入威尔士的叛乱以及苏格兰的反叛中无力自拔，无法履行对阿道夫的承诺，导致阿道夫对法国的进攻计划付诸东流。阿道夫与英国的结盟不仅没有能抵御住法国势力的扩张，反而促成潜在的反对派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与卡佩王朝的联合。

自12世纪以来德意志向东部地区的拓殖以及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贸易的发展，吸引着阿道夫国王，愿意把王国的政治重心转向东部，寄希望于在帝国东部地区获得财力增强家族的权势。自13世纪中期以来，图林根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遗产继承之争，最终由迈森的马尔克伯爵阿尔布雷希特二世（Albrecht II.，1240—1314）继承。1293年，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因为财政困窘把图林根出售给阿道夫国王，国王把包括图林根、萨克森以及萨克森安哈尔特在内的整个东部地区（Osterland）和迈森马尔克伯爵领地都看作是帝国的采邑，拟把这个地区作为其推行独立政策、建立独立权力的领地基础。阿道夫的这个举措不仅进一步打破选侯们对他的制约，而且还侵害了选侯们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利益。美因茨的大主教在图林根的埃尔福特占有地产并一直怀有吞并图林根的企图，波希米亚的国王则一直想把迈森马尔克伯爵领地据为己有，他们都把选立阿道夫为德意志国王看作是实现自身目的的一个筹码。阿道夫登上王位后不仅没有履行对他们做出的所有承诺，反而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立刻开始转而向国王的反对派哈布斯堡家族靠拢。1297年的圣灵降临节期间，美因茨的大主教格哈德二世在布拉格为波希米亚的国王文茨尔二世举行加冕礼，借此机会与前往参加加冕礼的布拉格的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以及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的两位选侯聚集，共同策划废黜国王阿道夫。

波希米亚和哈布斯堡长期以来因为争夺奥地利和施泰尔马尔克的领地冲突不断，文茨尔二世与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的和解为阿道夫制造了不利的局面。1298年1月，美因茨的大主教格哈德传讯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强制他与阿道夫国王和解，不仅未获成功反而导致双方在莱茵河上游的河谷地带发生武力冲突，双方都遭受惨重的损失。3月，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率领大军从奥地利向西进军，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国王都给予他兵力上的增援，阿道夫国王则率领军队力图阻止他渡过莱茵河。选侯们把双方的征战看作是私战，美因茨的大主教甚至以帝国的法官自居，于5月1日和6月15日两次传唤作为私战一方的国王阿道夫到庭接受聆讯，对冲突做出解释，但国王没有到庭。6月23日，美因茨的大主教受波希米亚的国王和科隆的大主教的委托，与萨克森的公爵和勃兰登堡的马尔克伯爵共同组成法庭，在国王缺席的情况下启动法庭审判程序，作出判决，宣布阿道夫违背誓言、制造争端，这些不合法的行为都证实他不配作为国王，不能继续统治帝国，宣布将其废黜，解除所有封臣对他的效忠誓言。阿道夫是德意志中世纪历史上第一位不是被教皇，而是被选侯们废黜的国王。值得强调的是，也正是这些选侯们在六年前亲自将其扶上王位，企图打造一个百依百顺的傀儡君王。但是，当新君王违背他们的意愿，就立刻依仗着选侯的权利将其废黜。这一历史事件说明，德意志的选侯们完全控制着对国王的选立和废黜，选立国王成为他们抑制社会政治势力增长的有利工具。在德意志选侯的控制下，德意志的国王频繁更替，外来的政治势力也有了介入德意志政治的可乘之机。

就在废黜阿道夫国王的同一天，选侯们选立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为德意志国王。当被废的消息传到阿道夫那里时，早已集结的已废国王的军队正准备围攻哈布斯堡家族重要的城市阿尔蔡市。善战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避开与之正面攻击，把军队调往离阿尔蔡约20公里开外的哈森比尔，该地是格尔海姆丘陵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双方在那里交战，尽管双方军队的军事实力相差无几，但因为阿道夫在激战中阵亡，他的军队也因此溃败。格尔海姆战役（Schlacht bei Gllheim）的结果被选侯们看作是上帝的裁决。7月27日，选侯们再次在法兰克福集会，选举阿尔布雷希特一世为国王，四周后科隆的大主教在亚亨为其主持加冕礼，哈布斯堡家族再次登上德意志的王位。

登上王位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与他的前任一样，以书面的形式对选侯们做出众多的承诺，尤其是重申了弗里德里希二世曾经给予教俗诸侯的特许权。1289年11月21日，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在纽伦堡召开登上王位后的第一次帝国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把奥地利和施泰尔马尔克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共治，以加强哈布斯堡家族在这两个公爵领地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阿尔布雷希特一世还就有关波兰的争议问题与波希米亚的国王文茨尔二世达成和解，德意志国王把波兰王国的大部分地区作为采邑封授给后者，消除了双方的争端。阿尔布雷希特一世深知要推行自己独立的政治措施就必须摆脱选侯的控制和制约，他所能借助的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政治力量是法国的卡佩王室。1299年12月，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在图尔附近的卡特勒沃与法国国王会晤，确定他的长子和法王美男子菲利普四世的妹妹布兰卡（Blanka，1282—1305）的联姻，他还向菲利普四世保证，在布兰卡居寡后将会获得阿尔萨斯和于希特兰这两处哈布斯堡家族的产业。不仅如此，阿尔布雷希特一世还在有关勃艮第的自由伯爵领地的争议方面做出妥协，他甚至还放弃了马斯河左岸凡尔登以北地区的统治权。1300年圣灵降临节之际，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的长子、奥地利的公爵鲁道夫三世（Rudolf III.，1282—1307）在巴黎迎娶布兰卡。

哈布斯堡王室与法国的结盟，对莱茵河入海口地区表现出来的欲望，对荷兰西兰岛以及弗里斯兰地区的干涉，再次引起选侯们的不安。13世纪70年代，亨讷高的伯爵约翰二世（Johann II.，1248—1304）获得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一世国王的承诺，如果荷兰伯爵无子嗣，那么他就可以继承荷兰伯爵领地。1285年，荷兰伯爵弗洛朗五世（Florens V.，1254—1296）为他年仅一岁的儿子、后来的荷兰伯爵约翰一世（Johann I.，1284—1299）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Eduar I.，1239—1307，1272—1307年在位）的女儿订婚，不久就被英王接到英王室接受教育。1296年，弗洛朗五世战死沙场，约翰一世时年仅12岁，由亲近英国的博尔瑟伦家族（Haus Borsselen）摄政。1299年11月5日，刚满15岁的约翰一世伯爵去世，阿尔布雷希特一世企图把这个地区作为帝国的采邑收回，遭到亨讷高的伯爵约翰二世的反对。1300年10月14日，以美因茨大主教为首的莱茵地区的选侯们在宾根附近的海姆巴赫共同结成联盟，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策划再次废黜国王。然而，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国王同样也在国内找到强有力的支持者。

三、罗马教会的态度

弗里德里希二世曾给予莱茵河流域地区大主教们特许权，他们可以在莱茵河上设立关卡、征收关税。大主教们依仗着这项特许权肆意征收关税，严重阻碍莱茵河流域的贸易往来。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宣布取消这些关卡，这一决定赢得莱茵河沿岸城市乃至莱茵河下游地区中小贵族们对他的支持，他在莱茵地区有了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开始逐一对选侯们发起进攻。1301年6月，他率军围攻海德尔堡，迫使行宫伯爵鲁道夫一世（Rudolf I.，1274—1319）背弃与选侯的联盟。1302年3月，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占领宾根，首先把矛头对准美因茨的大主教格哈特，此后又指向科隆的大主教维格博尔德（Wighold von Holte，?—1304）和特里尔的大主教迪特尔（Diether von Nassau，1250—1307），最终将其各个击破。

自122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后，几乎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再没有德意志的国王被加冕为皇帝，教皇和德意志皇帝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几乎也被湮没在各自面临的争斗中。1294年，亚历山大四世的外甥被枢机主教团选为教皇，称博尼法修斯八世（Bonifatius VIII.，1235—1303）。博尼法修斯八世精通法学，1303年他在罗马建立了第一所大学，即罗马第一大学（Universitt La Sapienza）。他一上任就凭借着掌握的法学知识灵活并且强势地干预西欧各王国的内政。他把1300年定为大赦年（Jubeljahr或Heiliges Jahr），赦免所有到罗马来朝圣者的罪。这次大赦年的庆典既提升了罗马教会日益减弱的影响力，同时也为罗马教会广开财源。在这同一年，博尼法修斯八世发布禁止法国国王向教士课税的教令，法王美男子菲利普四世指令他的法学家对此进行激烈的反击。为解决与教皇斗争而导致财政上的困境，菲利普四世于1302年4月在巴黎召开第一次有市民代表参加的三个等级的会议，法国各个社会等级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教皇对法国内政的干涉。1302年11月18日，博尼法修斯八世颁布《神圣一体》（Unam Sanctam德语：Eineheilige）的谕令，重申“双剑论”的理论，强调世俗君权这把剑要服从于罗马教会这把剑，教皇的权力至高无上，应该凌驾于所有世俗君权之上。教皇还力图争取德意志国王，他承认阿尔布雷希特一世为德意志合法国王，条件是他必须解除德法之间的联盟。对阿尔布雷希特一世来说，获得教皇的承认，并以此摆脱选侯们对他的控制比与法国的联盟更有利。为此，他不惜默认罗马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神学政治理论，向教皇宣誓效忠，甚至还承诺在五年之内不向伦巴底和托斯卡纳地区派遣帝国使节。

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国王利用教皇和法王的争斗获得教皇的承认，尽管博尼法修斯八世于1303年10月去世，双方还来不及商谈加冕皇帝的事宜，但也为德意志国王摆脱选侯的控制增加了政治筹码。与此同时，他还把触角伸向蕴藏着丰富矿物资源的匈牙利、波希米亚和图林根地区。1305年6月，波希米亚国王文茨尔二世去世，年仅十六岁的文茨尔三世（Wenzel III.，1289—1306）为了保证在波希米亚的权势不得不放弃匈牙利的王冠，并且允诺把迈森和埃格尔转让给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然而，文茨尔三世一年后就夭亡，阿尔布雷希特一世把波希米亚作为帝国的采邑封授给他的长子鲁道夫一世。1307年7月3日，鲁道夫病逝，哈布斯堡家族的反对派、图林根的伯爵大胆者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der Freidige，1257—1323）联合波希米亚的贵族，拥立文茨尔三世的姑父、克恩滕的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Krnten，1273或1280—1335，1307—1310年在位）为波希米亚的国王，哈布斯堡家族面临来自波希米亚和图林根的反抗。正当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前往德意志南部地区聚集兵力准备进攻波希米亚时，他却在自己的故土被他的侄子、奥地利的公爵、施瓦本的约翰（Johann von Schwaben，1290—1313）刺杀身亡。

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的意外死亡再次导致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混乱，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乘机举荐他的弟弟、瓦卢瓦的卡尔（Karl von Valois，1270—1325）为德意志国王的候选人，并希冀获得阿维尼翁教皇克莱门斯五世（Clemens V.，1250或1265—1314，1305—1314年在位）的支持，而在此时德意志选侯的政治立场也发生极大变化。1304年3月，菲尔内堡家族的海因里希二世（Heinrich II.von Virneburg，1244或1246—1332）继任科隆大主教，虽然直到2年后他才获得克莱门斯五世教皇的认可。菲尔内堡家族在莱茵兰地区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他是法王菲利普四世的盟友，法王在德意志又有了政治实力强大的支持者。1306年，美因茨的大主教易主，克莱门斯五世任命曾经做过波希米亚国王文茨尔二世掌玺官的阿斯珀尔特的彼得（Peter von Aspelt，1245—1320）为美因茨的大主教，他曾经帮助文茨尔二世与法王菲利普四世结成反对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的政治联盟。1307年，卢森堡的巴尔杜因（Balduin von Luxemburg，1285—1354）的兄长、卢森堡的伯爵海因里希七世伯爵（Heinrich VII.，1278—1313）被教皇任命为特里尔的大主教，他从13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与法国王室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海因里希七世伯爵是法王的封臣，他的母语是法语，接受过法国骑士的教育。巴尔杜因也与他的兄长一样曾在法国接受过教育，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还在法国的普瓦蒂埃接受教皇为他主持的授职礼。此外，克恩滕的海因里希也是在教皇克莱门斯五世的支持下保住了波希米亚的王位。在这个时期，七位选侯中有四位与法国王室有着程度不同的密切关系，1308年6月，菲利普四世向德意志的选侯们举荐他的弟弟查理为德意志国王的候选人，并且派遣特使携带大量货币贿选；与此同时，菲利普四世还对克莱门斯五世施加压力，敦促他在德意志的王位选举时助查理一臂之力。然而，无论是教皇还是德意志的选侯们都各怀目的，无法统一，他们都无意满足菲利普四世的意愿。在这场王位选举的的博弈中，特里尔的大主教巴尔杜因首先与美因茨的大主教阿斯珀尔特的彼得达成一致，共同推举前者的兄长、法王的封臣、卢森堡的伯爵海因里希七世为德意志国王的候选人，动摇不定的科隆大主教菲尔内堡家族的海因里希二世在经过权衡之后也投了卢森堡伯爵一票。1308年11月27日，七位选侯聚集在法兰克福，一致选举海因里希七世为德意志的国王。次年1月6日，他在亚亨接受国王加冕礼。

卢森堡家族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德意志的王位，这并不是因为其家族政治势力的强大，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其在德意志帝国有限的政治影响力才使他能够获得选侯们的选票。登上王位的海因里希七世首先把他的关注投向帝国的东部地区。在美因茨大主教和波希米亚主教们的撮合下，1310年他为他的儿子约翰（Johann von Bhmen，1296—1346）安排了与波希米亚已故国王文茨尔二世次女的婚姻。这一政治联姻迫使克恩滕的公爵不得不退出波希米亚，卢森堡家族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与之前的伯爵国王们不同的是，海因里希七世似乎更注重皇帝的头衔，而教皇克莱门斯五世似乎也希望借助新国王摆脱法王对罗马教会的强势干涉。在海因里希七世登上王位的6个月后，就在7月26日这天承认他是德意志的合法国王。一个月后，海因里希七世则迫不及待地在施派尔召开的帝国会议上宣布进军意大利。同年10月，他仅率5000人的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随同前往的只有他的弟弟、特里尔的大主教巴尔杜因。约翰王子在美因茨大主教的辅佐下代掌帝国。

克莱门斯五世入主罗马教会后，深感在罗马的地位不稳固，他在法国国王的支持下于1309年3月把教廷迁往阿维尼翁。教廷的迁都使意大利处于一种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持续不断的党派斗争、城市间的斗争更加剧政治上的混乱。1311年1月6日，顺利到达米兰的海因里希七世戴上伦巴底的王冠，但是他的加冕称帝之行却受到很大的阻碍，他不得不绕道热那亚前往罗马。1312年5月7日，海因里希七世进入贵族混战不断的罗马，远在阿维尼翁的教皇无意返回罗马，更何况此时的教皇不愿意因为德意志国王得罪法国国王。无奈的海因里希七世只得于6月29日由两位枢机主教为其在罗马主持皇帝加冕礼。海因里希七世是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位不是由教皇主持加冕礼的德意志皇帝。自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罗马加冕为帝（1220年）时隔一个多世纪后，才再次有德意志国王在罗马接受皇帝的加冕礼。

四、王位的双重选举

海因里希七世在罗马加冕为帝之后仅一年多，尚未返回他的帝国就于1313年8月24日在意大利的锡耶纳患痢疾去世。随其前往意大利的军队随之溃不成军，意大利也因此陷入更深的城市之间、党派之间和等级之间的争斗和冲突之中。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再次试图借助教皇掌控德意志的王位，遭到了除美因茨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之外的所有选侯们的抵制。但即便如此，选侯在有关国王的候选人问题上同样还是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以美因茨大主教为一派的选侯和诸侯们拟选举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为国王；以科隆大主教为首的另一派则想把卢森堡家族的成员推上王位。哈布斯堡家族和卢森堡家族也都各自拉拢他们的支持者。

1255年，巴伐利亚公爵领地被老公爵的两个儿子路德维希二世（Ludwig der Strenge II.，1229—1294）和海因里希八世（Heinrich VIII.，1235—1290）一分为二，分为上巴伐利亚公爵领地和下巴伐利亚公爵领地，上、下巴伐利亚两大贵族家族自分支后一直窥视着对方的领土权。1273年10月，上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在第三次婚姻中迎娶国王拿骚的鲁道夫的女儿玛蒂尔德（Mathilde，1251—1304）为妻，由此与哈布斯堡家族有了姻亲关系。他的儿子盲人鲁道夫二世（Rudolf II.der Blinde，1306—1353）也觊觎着德意志的王位，有目的地与哈布斯堡家族建立非常密切的关系。波希米亚的国王、勃兰登堡的伯爵以及萨克森的公爵也都因为各自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与哈布斯堡家族站在同一战线上。

莱茵河流域地区的选侯们虽然并不希望哈布斯堡家族占据王位，但又对海因里希七世的儿子、年轻的约翰极不放心。1314年10月19日，科隆的大主教、莱茵行宫伯爵、萨克森维滕贝格的公爵在萨克森豪森集会，选举奥地利的公爵、人称美男子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der Schne，1289—1330，1314—1330年在位）为国王，由科隆大主教在波恩为其主持加冕礼。法国卡佩王朝立刻表态支持与之交好的哈布斯堡家族推举的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为国王。次日（10月20日），美因茨的大主教、特里尔的大主教、萨克森劳恩堡的公爵、勃兰登堡的伯爵集会法兰克福，选举以卢森堡家族为首的一派的候选人上巴伐利亚的公爵路德维希四世（Ludwig IV.，1281或1282—1347，1314—1347年在位）为德意志国王，由美因茨的大主教在亚亨为其主持加冕礼。在这次双重选举中，波希米亚国王暧昧的态度令人质疑，他虽然公开表示支持哈布斯堡家族，但同时也把选票投给卢森堡派的国王路德维希四世，这就使两派的政治实力看起来似乎是势均力敌，也由此出现一种双重选举的政治局面。

国王双重选举的双方都声称自己的选举是合法的，但双方又都违背自中世纪以来德意志选举国王的传统。路德维希四世尽管是依据传统在亚亨接受的加冕礼，但依据传统主持加冕礼的应该是科隆的大主教；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虽然是由科隆的大主教为其戴上王冠，但加冕礼却是在波恩举行。按照传统有权判定德意志国王合法性的罗马教廷因自身分裂为罗马和阿维尼翁两个教廷，相互之间争斗不休，自顾不暇，这就导致双重选举出来的两位国王都试图凭借武力确定自身王位的合法性，双方也都力图争取各地的诸侯和城市市民给予的支持。自1298年的格尔海姆战役之后，路德维希四世的兄长、上巴伐利亚的公爵和莱茵行宫伯爵鲁道夫一世就加入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阵营，从而在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内部发生内讧，奥地利和巴伐利亚之间多年来一直因为公爵的领地和权力范围等问题相互牵制和争斗。路德维希四世加冕为国王后，对鲁道夫发动一系列的武力进攻，最终迫使其与他达成一致，他们共同统治上巴伐利亚公爵领地。

13世纪初，随着德意志和意大利贸易往来的活跃以及地缘政治的加强，开通了连接阿尔卑斯山南北间的重要通道圣戈特哈德隘口。弗里德里希二世把在今天瑞士一端的地处隘口的乌里的最高统治权给予哈布斯堡家族，但自13世纪30年代起乌里又被划定为直属帝国的辖区，乌里的居民是直属国王的臣民，享有直接隶属帝国的权利（Reichsunmittelbarheit），这一权利于1274年获得鲁道夫国王的认可。鲁道夫国王去世后，为了保证已有的权利，抵御大贵族尤其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对其染指，乌里的市民与周边的施维茨和翁特瓦尔登地区的居民结成“永久同盟”（Ewiges Bündnis），并于1291年8月在吕特立宣誓，史称“吕特立誓言”（ütlischwur）。王位的双重选举后，永久同盟站在路德维希四世国王一边。被称为“哈布斯堡之剑”的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1290—1326）竭力想渗入“永久同盟”所在地区。施维茨的农民与隶属哈布斯堡家族的艾恩西德尔恩修道院（Kloster Einsiedeln）经常因土地界线问题发生冲突且愈演愈烈。土地界限之争（Marchenstreit）最终于1314年激化为哈布斯堡家族与“永久同盟”之间的一场战争。1315年秋季，利奥波德一世公爵召集两千骑士和七千步兵向该地区进军，11月15日，行至莫尔加藤山口时被熟悉地形的当地农民军打败。1316年，路德维希四世剥夺哈布斯堡家族对永久同盟所在地区的采邑审判权（Lehensgericht）。莫尔加藤战役之后，哈布斯堡家族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之间的摩擦始终不断。1319年8月，上巴伐利亚的公爵鲁道夫在争斗中去世，虽然他最终未和他的弟弟国王路德维希四世相互谅解，但却为国王扩大在上巴伐利亚的权势提供有利的条件。1322年9月，哈布斯堡派的国王美男子弗里德里希率军从奥地利向巴伐利亚进军，21日在帕骚与帕骚主教的军队会合，沿因河朝着米尔多夫方向进军；卢森堡派的国王路德维希与施瓦本公爵组成联军，从累根斯堡出发也朝着米尔多夫方向进军。28日，双方在米尔多夫进行会战，美男子弗里德里希再次战败被俘，跟随他的贵族和骑士也大都作为俘虏与其一起被囚禁在特劳斯尼茨城堡，在陆续缴纳足够的赎金后才逐一获释。米尔多夫战役之后，路德维希四世巩固了自己的王位，并且从哈布斯堡派国王手中夺取了王权象征物，但他仍然没有获得全帝国的一致认同，为此他把要争取的政治力量转向意大利。

五、教皇的态度

1316年8月7日，约翰内斯二十二世（Johannes XXII.，1245或1249—1334，1316—1334年在位）在里昂被选为教皇，他是在阿维尼翁教廷登上圣宗座的第一位教皇。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出身于法国西南部卡奥尔城一个鞋匠家庭，曾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学和神学，此后担任过那不勒斯王室的掌玺官，他在法国王室的帮助下逐步走入教廷的高层。他执掌阿维尼翁教廷之初，正值法国王位交替之际。在这一年，法王美男子菲利普四世的儿子路易十世仅执政两年就辞世，身后仅留下一个女儿和即将分娩的妻子，他的弟弟菲利普五世（Philipp V.，1293—1322，1317—1322年在位）以摄政的身份继任法国国王，并获得约翰内斯二十二世的支持和认可。德意志双重选举出来的两位国王也都积极向其靠拢，试图赢得教皇的支持和认可。

米尔多夫战役之后，哈布斯堡派的国王美男子弗里德里希虽然失去王权的象征物，被路德维希四世拘押长达3年之久，但他在获释后依然没有放弃王位，把寻求政治力量支持的重点转向意大利，他积极采取政治联姻的政策，试图在意大利占得先机。弗里德里希通过他的岳父、阿拉贡的国王雅各布二世（Jakob II.，1267—1327，1291—1327年在位）为其在教皇面前美言。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妹妹与那不勒斯王子的婚姻力图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因为约翰内斯二十二世曾是那波利的国王罗伯特（Robert von Anjou，1278—1343，1309—1343年在位）的老师和掌玺官，此举帮助他赢回在意大利的声望。显而易见，弗里德里希希望罗伯特能够在阿维尼翁教皇面前为其说情。不仅如此，弗里德里希更与一贯反对德意志皇权的意大利的归尔甫派结成联盟。然而，弗里德里希的频频示好并没有打动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后者没有对此作出积极回应，始终持观望态度。

与弗里德里希比较而言，卢森堡派的国王路德维希四世在对待教皇的态度上似乎更肆无忌惮，或许是因为米尔多夫战役的大获全胜令他低估了教皇的政治影响力。1323年春季，路德维希四世派遣马尔施泰腾的伯爵贝特霍尔德五世（Berthold V. von Neuffen，1290—1324）作为帝国的全权大使前往意大利，联合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以及支持德意志皇权的吉伯林派，共同抗击归尔甫派以及那不勒斯国王。路德维希四世的桀骜不驯引起约翰内斯二十二世极大的不满，他命人于1323年10月8日在阿维尼翁教堂的大门上张贴对路德维希四世的起诉书，声称他未经认可就戴上国王的王冠，支持公开与教廷对抗的异端维斯孔蒂家族，命他在三个月之内前来阿维尼翁接受宗教法庭的审判（Inquisitionsverfahren），否则将对他处以绝罚。获悉此信息的路德维希四世一方面派使者前往阿维尼翁与教皇斡旋，另一方面却在这年的12月18日在纽伦堡召开王国会议，对教皇的诉讼提起抗诉。1324年3月23日，约翰内斯二十二世教皇宣布，因路德维希四世未在教廷规定期限前到达阿维尼翁，这是对教皇的藐视，对其处以绝罚，凡仍然视其为国王的人一律给予绝罚，同时还颁布褫夺教权的禁令。

得知教皇处罚的路德维希四世并没有因此而妥协，他于1324年5月22日在萨克森豪森提出言辞激烈的申诉，此后命人在帝国所有地区和城市进行宣读和说明。这似乎就更加激怒教皇，他于7月11日再次宣布剥夺路德维希四世因被选举为国王获得的所有权利，解除帝国所有封臣对他做的任何誓言。教皇激烈的反对态度动摇了路德维希四世的政治权威，此时曾经坚定支持他的一些老臣也先后去世，这就更削弱了他的政治实力。然而，丝毫没有妥协的他却通过政治联姻与法国卡佩王室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约翰内斯二十二世试图利用对路德维希四世的绝罚争取哈布斯堡家族的支持，这样不仅在德意志而且在法国的王位更替中也能获得先机。卢森堡家族与法王之间、哈布斯堡家族与教皇之间的密切关系，都对受到教皇绝罚的路德维希四世不利，他做出姿态欲与哈布斯堡派的国王美男子弗里德里希和解，提出与其共治德意志，甚至还作出承诺，如果教皇在六个月之内承认弗里德里希为德意志的国王，他将放弃王位。路德维希四世做出的姿态显然是为解除在德意志的后顾之忧，他并不甘心继续受制于教皇。1327年春，路德维希四世率大军进入意大利，获得当地吉伯林派的大力支持，按照传统拥立他为伦巴底的国王，于5月31日在米兰为他戴上伦巴底的铁王冠。1328年1月17日，路德维希四世的大军到达罗马，罗马市民拥立他为皇帝，由一位主教为其施加冕礼。4月18日，路德维希以皇帝的名义废黜远在阿维尼翁的时任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此后又以皇帝的身份发布谕令，声称教皇不应离开罗马，否则将失去教职。在罗马的枢机主教们以此为依据，于5月12日选举尼古劳斯五世（Nikolaus V.，1275—1333，1328—1330年在位）为对立派教皇。27日，新教皇在罗马再次为路德维希四世主持了皇帝加冕礼。然而，这位在路德维希扶持下登上罗马圣宗座的新教皇很难获得广泛的认可，更是遭到法国以及阿维尼翁教廷的坚决抵制，甚至在罗马城内也缺乏稳固的基础。在选立新教皇三个月之后，罗马市民就因不满路德维希四世和新教皇的强征暴敛而进行反抗，迫使皇帝和教皇同时离开罗马。路德维希四世原计划于12月在米兰召开针对约翰内斯二十二世的宗教会议，但曾经为他戴上伦巴底铁王冠的米兰市民却紧闭大门，将其拒之城外。1328年和1329年之交期间，一些曾经希望能够获得德意志国王支持的高级教士也都纷纷倒戈，甚至被路德维希四世在罗马扶上圣宗座的尼古劳斯五世也对他亲自加冕的德意志皇帝失去信心，他只身前往阿维尼翁向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忏悔，取得后者的宽恕。1330年1月13日，美男子弗里德里希去世，帝国境内风云突变，路德维希四世不得不于2月返回德意志。

与路德维希四世针锋相对的约翰二十二世力图乘弗里德里希去世的时机，在德意志选立一位亲法国王室的对立派国王。但由于教皇曾多次干预德意志各大主教区大主教和主教的任免，引起德意志的教士以及各主教区驻节地城市市民的极大不满，这就把他们推向路德维希四世的阵营。1331年11月20日，22个帝国城市和奥格斯堡的主教与维特斯巴赫家族结成大联盟，以确保西南地区在王位空缺或者双重选举时帝国和平条列的实施，同时也保证在选举新国王时采取统一行动。可以这样说，在经历“大空位时期”之后，德意志社会的各等级都在有意识地联合起来，以同盟或者联合会的形式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定，进行自我保护。正因为如此，教皇在德意志境内找到支持者的几率似乎并不很大。

在双重选举时态度暧昧的波希米亚国王卢森堡的约翰似乎在其中看到了机遇。他一方面向路德维希四世承诺，在教皇面前为他斡旋，通过他们之间的儿女婚姻缔结互助条约，同时还在此基础上获得伦巴底部分吉柏林派城市的控制权，实现在意大利扩张的计划。另一方面，他又把女儿尤塔（Jutta von Luxemburg，1315—1349）许配给法国王位的继承人约翰二世（Johann II.，1319—1364，1350—1364年在位）并向他的父亲、时任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Philipp VI.，1293—1350，1328—1350年在位）承诺，如果他能成为德意志的国王或皇帝，将给予他所需要的任何援助。支持路德维希四世的卢森堡的约翰也与教皇斡旋，以帮助他获得教皇的赦免，为此还向教皇作出一定的妥协，以此换取教廷的支持和认同。1332年11月，卢森堡的约翰造访阿维尼翁，把在其统治下的、教皇一直在谋求的帕尔马、雷焦和摩德纳让与教皇作为他的采邑，同时还放弃了卢卡地区。卢森堡的约翰完成在意大利地区布局后，向路德维希四世转达教皇约翰内斯二十二世提出的条件，他只有退位才可能赦免他。

卢森堡的约翰在意大利的布局并没有为他打下可以站得住脚跟的基础，适得其反，由于意大利诸城市与那不勒斯国王结成的大联盟自1333年4月以后遭到一系列失败，他的意大利政策也因此受到重挫而付之东流。1334年12月4日，教皇约翰内斯二十二世辞世，为已经做好退位准备的路德维希四世提供了转机。12日，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团选举本尼狄克十二世（Benidikt XII.，1285—1342，1334—1342年在位）为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出身于法国萨维尔丹一个普通面包师的家庭，早年进入著名的莫利蒙特修道院（Kloster Morimond），成为西多派修道院的修道士，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神学教育。新教皇具有很深的神学造诣，但他却缺少必要的政治阅历和经验。他在当选后立刻宣布对教廷进行改革，不再采取任人唯亲的政策。在对待世俗政治方面，他采取折中的态度，既没有维系约翰内斯二十二世与法王之间极为密切的关系，也没有坚持与路德维希四世敌对的立场，只是认为因为后者没有遵从教会法庭的诉讼，需要就这一无理的行为认错和道歉。教皇还提出，德法之间应该进行谈判，相互谅解。新教皇的中立态度没有缓和德意志国王和法国国王之间在政治上的对立，双方都提出保留条件。路德维希四世更不愿意放弃王位，尽管他的王位从未获得教皇的认可，他依然坚持其王位的合法性。这就改变了本尼狄克十二世的中立立场，他于1337年4月11日召开的枢机主教会议上宣布，因为路德维希四世不愿放弃非法王位，说明他并无悔意，不能得到教皇的宽恕。与教皇再次发生冲突后，路德维希四世立刻与法王的宿敌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Eduard III.，1312—1377，1327—1377年在位）建立联盟。

六、等级会议

进入14世纪，莱茵河流域以及佛兰德地区与英国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同时还与意大利的诸多城市有着信贷关系，因此英国国王在西欧大陆获得德意志和意大利城市以及两地贵族的支持。法国国王以及教皇屡屡干预德意志政务，给城市和贵族的经济利益造成很大的损害，后者成为路德维希四世实施对外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尽管在德意志并没出现类似在英国和法国那样的三级会议，但是却在1338年分别召开教会等级的、诸侯等级的以及市民等级的会议。3月27日，美因茨大主教菲尔内堡的海因里希三世（Heinrich III.von Virneburg，1295—1353）召集美因茨大主教区的10名主教在施派尔召开宗教会议，向教皇呈交声明，表示愿意在教皇和路德维希四世之间进行调解，但遭到教皇言辞激烈的拒绝。5月17日，路德维希四世在法兰克福召开有德意志的教士、贵族及城市市民代表参加的等级会议，36个帝国城市联名致信教皇，要求取消对德意志皇帝的绝罚，甚至宣战式地向教皇表明，绝不会背弃德意志国王。7月16日，除波希米亚国王之外的六位选侯在莱恩斯聚会，成立了选侯联合会（Kurverein）。在这次会议上制定的《诸侯决议案》（Fürstenweitum）中决定，由多数选侯选举产生的国王无须经过教皇的认可，这就间接地承认了路德维希四世王位的合法性。8月6日，路德维希四世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帝国会议，以6世纪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 I.，482—565，527—565年在位）制定的《罗马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为蓝本，颁布了“委托授权令”，（Licet iuris，或Mandat），该法令确认了选侯联合会颁布的《诸侯决议案》中的主要内容，尤其强调在选举国王时诸侯选举的多数票原则，由此否决了教皇的批准权。

路德维希的强硬态度在国内赢得广泛的支持，他还进一步加强与英国王室合作，双方签订一个有效期为7年的盟约，他公开支持英王争夺法兰西王位的继承权。1338年9月初，路德维希在科布伦茨召开宫廷会议，邀请英王爱德华三世赴会，委任他为皇权在莱茵河左岸地区的总代理，所辖区域的社会各等级都有义务服从他的统治。这次帝国的宫廷会议还做出决议，如果教皇拒绝承认选侯们推举出的国王，他们将推举一位大主教或主教在罗马之外的任何地方为新国王施加冕礼。路德维希四世在这次宫廷会议上明确宣布，教皇对其诉讼无效，帝国各个等级的臣民都有义务服从皇帝，凡违背《诸侯决议案》、侵害帝国财产和权利者都将给予处罚。1339年3月，路德维希四世在法兰克福召开帝国会议，在此颁布《诸侯决议案》，并且附加新的内容，即如果教皇拒绝为多数选侯选出的国王加冕为帝国的皇帝，该国王可以在罗马之外的任何地方，由任何一个大主教或者主教为其主持皇帝加冕礼，任何人都必须把这看作是帝国的法令来服从，须向选出的皇帝宣誓效忠，即使他受到革除教籍的处罚。1338年以后召开的一系列帝国会议、宫廷会议和等级会议都表明，自中世纪以来教皇干预和认可德意志国王和皇帝的政治传统完全被否认。另一方面，市民的代表也被允许参加帝国会议和宫廷会议，他们是支持国王的新的政治力量，在帝国的政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与英国的联盟并没有为路德维希四世增添新的政治砝码，反而导致新的国际政治势力渗入到德意志的王位之争中。1339年秋季，英国人进入法国的北部，波希米亚的国王与法国站在同一战线。1340年6月，法国军队在康布雷与入侵的英国军队遭遇，受到重创，法王菲利普六世转而请求德意志国王为其进行调停，路德维希四世把这看做是缓和与教皇关系的一个契机，希冀以此解除教皇对其绝罚。他单方面撕毁与英国的盟约，宣布剥夺爱德华三世在莱茵河左岸全权代理皇权的权利，并于1341年初与法国缔结友好条约，次年秋派遣使团向教皇提出妥协性的建议。路德维希的示好并没有达到与教皇和解的目的，无论是本尼狄克十二世还是他的继任克莱门斯六世（Clemens VI.，1290—1352，1342—1352年在位）都无意赦免德意志国王，反而态度更加强硬，不仅一再重申对他提出的诉讼，还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赦免条件。与此同时，教皇还采取灵活的外交手段促成英法之间在1343年停战，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多的先机。

路德维希四世在英法关系上的出尔反尔反而使他在帝国内失去原有的支持者。当他再次发出反对教皇干预的号召时不仅失去感召力，其王位也因此遭受到威胁，选侯们甚至告诫国王不能过于迁就教皇。路德维希四世一直试图与哈布斯堡家族联合起来抑制卢森堡家族势力的增长，但这两个家族却因为双方各自的利益相互妥协取得了谅解。1346年4月，美因茨的大主教菲尔内堡的海因里希三世因支持路德维希四世被教皇克莱芒六世免职，接任他的是拿骚的格拉赫（Gerlach von Nassau，1322—1371），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路德维希四世的政治力量。5月，出身卢森堡家族的特里尔的大主教巴尔杜因公开反对路德维希四世。7月11日，美因茨、科隆和特里尔的三位大主教以及波希米亚的国王、萨克森的公爵在伦斯选举巴尔杜因的侄孙、卢森堡家族的卡尔四世（Karl IV.，1316—1378，1355—1378年在位）为德意志的国王，11月6日获得教皇的认可，26日在波恩接受加冕礼。

卡尔四世是波希米亚国王卢森堡的约翰的长子，少年时就读巴黎，曾经是克莱芒六世在法国宫廷的住学门生（Zgling），更与法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的第一任妻子布兰卡·玛格丽特（Blanca Margarete von Valois，1316/1317—1348）是法王菲利普三世的孙女、在法国颇具影响力的瓦卢瓦的伯爵卡尔一世（Charles I.，1270—1325）的女儿。卡尔四世年仅15岁时就被其父任命为波希米亚在意大利的总督，此后经常代表其父处理政务。他从不主张约翰国王向德意志皇帝妥协，并且积极维系与教皇的友好关系。他利用与克莱芒六世的师生关系把布拉格主教区提升为大主教区，以此使波希米亚从美因茨大主教区分离出来。约翰国王因与法国结盟被卷入英法百年战争（Hundertjhriger Krieg）中，在1346年8月的克雷西战役（Schlacht von Crécy）中阵亡。一年后的9月，卡尔四世被加冕为波希米亚的国王，他对抗路德维希四世的态度更加强硬。10月11日路德维希四世在狩猎时突发中风而亡，尽管此时的卡尔四世作为德意志国王的身份已获得教皇的认可，选侯们依然按照他的要求，根据德意志的政治传统于1349年6月17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再次进行选举，自1313年之后德意志重又有了无争议的国王。7月25日，卡尔四世在亚亨接受国王的加冕礼。

德意志的王位之争导致帝国内政治分裂，邦君诸侯为维护自身的利益把自己的领地封闭起来，建立了邦国政权（Landesherrschaft），比较典型的是在东部地区，德意志骑士团在这个历史时期成长为普鲁士公国。

第二节 从骑士团国家到普鲁士公国

一、骑士团国家

13世纪上半叶，德意志骑士团在第四任骑士团首领萨尔察的赫尔曼的领导下在普鲁士地区站住了脚，他在德意志皇帝和罗马教皇之间灵活地进行斡旋，获得双方给予的特许权，骑士团有了固定的领地，成为一个具有邦国性质的骑士团国家（Ordensstaat）。骑士团国家的领地范围包括原来的老普鲁士地区，即东普鲁士、西普鲁士、直至1561年一直是独立的立沃尼亚、今天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地区，此外还包括在德意志帝国境内直属骑士团首领的教会省区。与其他邦国有所不同的是，德意志骑士团国家依然保留比较浓重的、类似修道院的宗教性质。骑士团的成员依然要无条件地遵守自己的誓言，要禁欲、放弃财产和对遗产的继承。另一方面，骑士团国家还具有很强烈的军事机构的特点，骑士团国家下设多个辖区，由骑士团首领任命的团长统治管理，每个辖区都修建骑士团城堡（Ordensburg）。在骑士团国家里，骑士团的首领亲自指定五大头领（Grogebietiger）协助其处理日常事务，即：负责骑士团所有赋税和相关条约事务的大头领（Grokomtur）、负责军事的大长官（Ordensmarschall）、负责医疗救济的大院长（Grospittler）、掌管财政大权的大财政官（Ordenstressler）、负责装备的大军需官（Ordenstrappier）。骑士团国家还效仿西西里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缔结了一种“君合国”（Personalunion）的关系。

自13世纪末期以后，骑士团以反对异教为名不断地向立陶宛扩张。1308年，骑士团渡过维斯瓦河，占领维斯瓦河左岸大片地区以及但泽市。1309年骑士团又占领波莫瑞海湾地区，并且在但泽市东南方向的诺佳特河畔修建马林堡（Mareinburg），把在威尼斯的骑士团总部迁移至此。1346年爱沙尼亚被并入骑士团的领地。1398年哥得兰岛也在骑士团的管辖之下。骑士团国家这一系列的扩张不可避免地与立陶宛之间从已有的摩擦升级为武力冲突，由此发生了一场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立陶宛战争（Litauerkriege des Deutschen Ordens）。

14世纪初，立陶宛西部的萨莫基迪恩（Samogitien）还是一片荒芜的“无人区”，为了在普鲁士和立沃尼亚地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骑士团曾多次进攻该地，但始终未能在这个地区立住足。40年代，立陶宛的雇佣军侵入骑士团的领地，对骑士团的核心地区造成极大的威胁。1347年，英法之间持续了百年的战争落下帷幕，大批的雇佣兵以反对异教的名义被招募加入德意志骑士团，增强了骑士团的军事实力。1348年1月中旬，骑士团及其雇佣兵挺进到考纳斯的东南地区，在涅曼河的支流斯特勒瓦河遭遇立陶宛军队，骑士团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大获全胜，失利的立陶宛最终丧失在普斯科夫和斯摩棱斯克地区的控制权。50年代，立陶宛皈依基督教，换取了德意志皇帝卡尔四世给予立陶宛大公国和平的保证，但后者却向皇帝提出骑士团应撤离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要求，遭到严辞拒绝。1362年，立陶宛军队再次入侵骑士团的领地。1370年2月，双方军队在柯尼希山附近的鲁道再次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立陶宛军队也再次惨败，铩羽而归。

1377年，立陶宛大公瓦迪斯瓦夫二世（Wladyslaw II.Jagie……o，1362—1434，1377—1434年在位）与他的叔父克斯托迪斯（Kstutis，1297—1382）争夺王位。为了减小来自外部的威胁，瓦迪斯瓦夫二世于1380年5月31日与骑士团签订停战协议，向其承诺不再侵入普鲁士和立沃尼亚，并保证不介入骑士团与克斯托迪斯的争斗。1386年，瓦迪斯瓦夫二世和他的支持者维托尔德（Vytautas，1350—1430）合谋夺取波兰的王冠，维托尔德成为立陶宛大公，波兰和立陶宛联合在一起，组成君合国。然而，来自蒙古金帐汗国的威胁迫使维托尔德不得不与骑士团和平相处，他于1398年10月12日与骑士团签订一个有关确定边界维护双方和平的《萨林维尔德条约》（Vertrag von Sallinwerder），条约中订立多项条款，其中包括立陶宛大公承认德意志骑士团对萨莫基迪恩的控制权；确定双方的边界并保证双方的自由贸易往来；双方保证不与他人签订不利于双方和平的条约；允许在立陶宛大公国境内传播基督教；等等。此后，骑士团频频染指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的事务，从中谋取利益。1402年，立陶宛大公为了获得骑士团在军事上的支持，把奥德河东岸的诺伊马克租赁给骑士团。波兰同样早就对诺伊马克有着极大的兴趣，这就使德意志骑士团与波兰之间原本就紧张的关系更加恶化，波兰贵族甚至进入波莫瑞海湾，立陶宛大公则公开支持萨莫基迪恩摆脱骑士团独立，骑士团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1408年，在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 von Luxemburg，1368—1437，1387—1437年在位）的支持下，骑士团在帝国境内招募雇佣兵，这无疑为此后与波兰的战争做好了军备准备。

骑士团是依仗着军事力量建起的“国家”，也依仗着军事力量对外扩张，因此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征收赋税是军费开支的主要来源。骑士团的国家包含了波罗的海沿岸一些重要的汉萨城市，诸如但泽、柯尼斯堡等海上贸易极为活跃的港口城市，以及地处内陆的托伦、库尔姆等贸易重镇。汉萨城市都享有着城市的自由和自治，汉萨商人们一直自由地从事海外贸易，向斯堪的纳维亚、佛兰德和英国输送谷物和木材，也与匈牙利和俄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骑士团不仅依仗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垄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经济大权，而且还在其权力能及的范围内设立总督（Groschffer），向城市和商人征收各种高额的赋税。另一方面，在骑士团国家的辖区内，维斯瓦河右岸就有千余村庄承担着缴纳各种租的义务。骑士团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新皈依基督教，而且是在骑士团刀剑下强行皈依的，与西欧其他地区比较而言基督教教会在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还很有限，强行征收的什一税增加了民众对教会的不满情绪。1405年，在萨莫基迪恩发生了抵制什一税的起义。不满骑士团强权的市民、贵族等社会各等级多次提出参政的要求，都遭到骑士团首领的拒绝，这就为此后发生的等级起义埋下反抗的火种。

1409年，萨莫基迪恩再次发生反对骑士团的起义，成为波兰立陶宛君合国组成联军共同向德意志骑士团宣战的契机。1410年7月15日，双方军队在坦嫩贝格进行激战，骑士团不败的神话终被打破。1411年2月1日，波兰立陶宛君合国与骑士团在托伦签订了和约，即第一次托伦和约（Erster Frieden von Thorn）。和平协议中规定，骑士团必须把有争议的地区转交给前者，同时还要向其交付十万朔克（Schock）的波希米亚格罗申（Groschen）作为损失赔偿费，为此骑士团不得不在其所辖区域内的城市和贵族征收高额的赋税。另一方面，骑士团的首领并不甘于失败，在筹集赔偿费的同时也在筹集军费，这不仅加剧了城市市民的赋税负担，而且还促使他们在农村加紧实行“遗产复归”（Heimfall）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关键在于，骑士团不再需要贵族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因此从他们手中收回土地转而租赁给农民，以此扩大骑士团的收入来源。这一系列强制性的经济措施引起普鲁士贵族和城市市民的极大不满。1440年3月14日，53位贵族和19个城市在克维普结成普鲁士联盟（Preuischer Bund），共同抵制骑士团的强权和不公正。1441年，在普鲁士东部的埃姆兰德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与之相呼应。

二、普鲁士公爵领地

为了缓和内部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新上任的骑士团首领埃里克豪森·冯·康拉德（Konrad von Erlichshausen，1390或1395—1449）改变了前任强硬的政策，他一方面认可普鲁士联盟，另一方面又企图借助教皇和德意志皇帝的法律权威调停骑士团和普鲁士联盟之间的矛盾。1450年3月，埃里克豪森·冯·路德维希（Ludwig von Erlichshausen，1410或1415—1467）被选为新一任首领，他重又对普鲁士联盟采取强硬的态度，与普鲁士联盟的冲突再起。普鲁士联盟试图在欧洲寻求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但只有波兰国王积极响应支持。1453年6月24日，德意志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1415—1493，1452—1493年在位）在维也纳设立法庭，就有关骑士团和普鲁士联盟的纠纷进行审理，12月1日作出判决，普鲁士联盟是违法组织，下令其解散。普鲁士联盟中的城市成员都不甘心作茧自缚，在曾经为骑士团服役的骑士汉斯·冯·拜森（Hans von Baysen，1390—1459）的领导下奋起反抗。1454年2月4日，普鲁士联盟向骑士团宣战，仅在几天之内，起义者就占领骑士团的大部分领地，攻占普鲁士西部几乎所有的城市。与此同时，普鲁士联盟的起义也得到波兰国王卡斯米尔四世（Kasmir IV. Jagie……o，1427—1492，1447—1492年在位）的支持，他于2月22日向骑士团宣战，由此开始了“十三年战争”（Dreizehnjhriger Krieg）。3月6日卡斯米尔四世接受普鲁士各等级的投诚，把普鲁士联盟占领的地区并入波兰王国，将其划分为库尔姆、波莫瑞海湾、埃尔宾、柯尼斯堡四个公爵领地，任命汉斯·冯·拜森为总督。然而，9月18日在克尼茨（Konitz）的一场战役改变了战局，骑士团以少胜多，收回众多城市和柯尼斯堡。尽管如此，骑士团依然因为失地过多而减少了重要的收入来源，为了筹集经费不得不把诺伊马克出售给勃兰登堡，甚至还用一纸协议把一些城堡租赁给骑士团的雇佣兵们。

15世纪60年代，普鲁士联盟和波兰的军队再次取得一系列胜利，控制了维斯瓦河流域地区。然而，骑士团于1466年却失去了波莫瑞海湾。在教皇使节吕德斯海姆的鲁道夫（Rudolf von Rüdesheim，1402—1482）的调停下，骑士团与波兰于10月19日在托伦第二次签订和约（Zweite Frieden von Thorn）。尽管这个合约从未获得教皇和德意志皇帝的认可，但它却为双方持续了13年的战争画上句号。至此，埃姆兰德、波莫瑞海湾、库尔姆、德莱文茨河畔的米歇劳以及马林堡、施图姆和克里斯特堡周边地区以自治为先决条件臣服于波兰国王，但泽、埃尔宾、托伦等汉萨城市重又获得自治权。普鲁士联盟占领的西部地区广泛地获得自治，形成一个在波兰王室控制之下的“普鲁士王室属地”（“Preuen kniglichen Anteils”）。普鲁士的东部地区虽然仍然归属骑士团，但骑士团的首领要向波兰国王个人宣誓效忠，骑士团国家成为波兰国王的采邑。

进入16世纪，德意志帝国开始帝国改革和宗教改革，骑士团的首领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von Preuen，1490—1568）试图重新恢复昔日的骑士团国家，解除与波兰国王的采邑关系，于1520年再次与波兰进行了一场未有结果的战争。1522年，为了寻求德意志皇帝的支持，阿尔布雷希特前往纽伦堡，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1523年11月，阿尔布雷希特在纽伦堡结识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马丁·路德（Martin Lu the r，1483—1546），在此后的书信来往中，路德建议阿尔布雷希特放弃骑士团首领的称谓，将骑士团国家改为公爵领地。次年，对德意志皇帝极度失望的阿尔布雷希特拒绝为皇帝出兵意大利，再次面临陷入战争的危险，为此不得不又投入波兰国王的庇护之下。1525年4月8日，阿尔布雷希特在克拉科夫向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一世（Sigismund I.，1467—1548，1507—1548年在位）宣誓效忠，此时他不再是以骑士团的首领的身份，而是作为世俗诸侯接受普鲁士公爵领地（Herzogtum Preuen）。阿尔布雷希特是普鲁士公爵领地的第一任公爵，在此之后普鲁士公爵领地逐渐发展成为德意志帝国内最强大的君主国。

第三节 德意志的区域性经济

一、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

进入13世纪以后，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开始走上领地主权化（Territorialisierung）的道路，英法的领地主权化也是王权的集权以及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但是在德意志，因为王位选举制导致无法消除在政治上的分裂，形成在帝国框架下的具有主权领土性质的邦国体制。具有主权性质的邦国依然是帝国的采邑，但是其采邑的性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邦国不仅有了更加独立的自主权，而且还有着固定清晰的地域边界，更为重要的是各邦国内都有了自己的经济中心。促进主权邦国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特辖区的设立，新设立的特辖区消除了原有公爵领地和伯爵领地的界限，特辖区的特许权削弱了公爵领地和伯爵领地原有的采邑性质，把公爵领地和伯爵领地的非封地（Allod）与帝国的采邑连接在一起，使之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通过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220年颁布的《与教会诸侯联盟》和1232年的《有利于诸侯的法令》有了法律依据而合法化。邦国制确立的重要经济基础在于，德意志的地产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德意志经济结构和地产结构的变化始于12世纪开始向东部地区的垦殖运动。毋庸置疑，拓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德意志帝国的区域，从德意志王国的老区沿易北河和萨勒河一线向低地和波罗的海沿岸延伸，从阿尔卑斯山的山脚一直到波罗的海岸边开垦了大片的林地、沼泽地，13世纪末，拓垦的德意志农民到达西里西亚。在北部地区，组织拓垦的贵族们以1234年建于于克河岸边的普伦茨劳为波莫瑞地区的中心，继续向外扩展。尤其是13世纪30年代德意志骑士团进入波莫瑞地区以后，在此为根据地建立起一个骑士团王国，与进入这个地区的西多派修道院一起，拓垦开发出一个广袤的农业地区。在不断扩大的区域内，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从10世纪到13世纪这三百年间莱茵河到摩泽河之间地区的人口几乎增长了10倍，14世纪初，在拓殖的德语区内的人口约有1400万。尽管在1315—1317年的三年间，中欧地区因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发生了中世纪以来连续三年最为严重的饥荒，人口大幅减少，但饥荒过后人口又快速增长，从莱茵河到奥德河、多瑙河以及摩泽河之间人口密度也普遍增加。

拓殖扩大耕地面积，改变农作物的结构，同时也改变地产的结构。首先是地产模式的变化，尽管随着拓荒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贵族的土地财产也相应增加，但无论是王室的还是诸侯的乃至教会和修道院的大地产的数量却在减少，与之相反的是中型地产以及小地产的数量在增加。改变原有地产规模的原因，一是土地租赁制的广泛实行；二是自12世纪之后德意志城市发展的速度和程度在整个西欧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在13、14和15世纪，德意志是欧洲‘最杰出的’市民国度”；三是因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联系极为密切，由此改变了社会经济的形态。

中世纪早期形成的封建领地制度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形态，调节生产和经济的是消费性的价值，在领地制的自然经济中，自给自足的消费是这个经济结构中的主体，消费主导着社会的生产活动、土地的耕种，页领地的财富也是一种消费性的财富。因此，领地制经济的经济活动较为单一，耕种的品种也较为单一，土地的收益有很大的局限性。城市的兴起和繁盛打破了自然经济的形态，城市对日常生活的需求、城市手工业对乡村原材料的需求，冲破了乡村自然经济这扇紧闭着的大门，交换的经济模式不可阻挡地渗入乡村，货币进入乡村的家政和生产中，致使乡村经济开始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在这个交换经济中交换的不仅仅是农产品，更重要的是土地。虽然尚没有史料证明已经有土地的买卖，但是土地的流转已经很普遍，最常见的方式是土地的租赁。土地租赁打破土地仅在马尔克内部流转的传统。领主的自营地乃至教会或者修道院的耕地短期或者长期地租赁给农民，农民家庭承租的土地甚至还可以世袭承租。上巴伐利亚的鲍姆堡修道院（Kloster Baumburg）之前所有土地都是自己耕种，1245年以后全部租赁给农民。租赁形式分为两类，一类是把收获二分之一或者的三分之一作为地租，称之为分成租赁（Teilpacht）；一类是以固定的实物或者固定的货币作为地租，称之为固定租赁（Festpacht）。因为普遍实行三圃制的耕种方式，所以租期通常是3年或者是3年的倍数，即3—18年或者3—12年。自13世纪起，领主为了增加收益，还把一种原本是自愿的、不定期交纳的赋税“随意税”（Bede），改为强制征收的定期赋税。此外，为了从土地上尽可能多地获得租金收益，领主们还缩小出租份地的面积。12世纪末以后，莱茵河流域以及摩泽河流域地区原来的份地通常都被分割为两块或者四块，在莱茵兰和阿尔萨斯地区则是四分之一胡符地（Viertelhufe），在上法兰克和上巴伐利亚地区的胡符地（Solde）、在博登湖地区的胡符地（Schuppose）的地块面积也都大大减小到仅有1摩尔干多一点。进入14世纪之后，耕地地块的面积更有所缩小。根据1357年勃兰登堡地区的一本土地册记载，154个农民农庄（Baernhof或Bauerngut）中有24个农庄的耕地面积都是在20—40公顷之间，70块是在5—20公顷，6块地是在0.5—5公顷之间。

土地租赁制把早期领地制的各种权利，以及把对土地的统治权和对人的统治权，即：司法审判权、特辖权以及经济权等都合并为一个整体的权力。显然这更增强了领主的权势，是邦国领土化必备的政治条件；但另一方面，农民的自由度也相应更大了，这就动摇了采邑制的社会基础。相对于12世纪的“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的政治谚语，13世纪有了“拓垦使人自由”（Rodung machtfrei）的政治谚语。农民的自由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领主与农民之间的依附关系的松弛，他们享有迁徙自由和居住自由，个人的权利地位也因此有所增强。13世纪出现“农民”（Bauernschaft）这样的概念，原有的三个等级的概念似乎已经不能诠释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结构，第三等级分为市民和农民这两个社会阶层。其次，由于农民可以自由租赁土地，同样也就摆脱了在耕种土地时的各种约束，例如徭役的束缚、农作物种植的约束以及播种和收获的约束。12世纪末，在帝国很多地区，徭役这种地租形态被小麦、燕麦等实物或者货币的地租形态取代。没有徭役束缚的土地承租人可以更加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将其用在耕种和管理农作物上，提升土地的产量。

为了满足三圃制的耕种方式，农民通常把租赁的土地划分为三份的小块耕地，在1300年左右的韦特劳地区，农民的庄园通常都被分为三块，第一块约13约赫，第二块是15……约赫，第三块是11约赫，还有的比例是7∶6∶7，或者是20∶18∶14。耕地以麦类的粮食作物为主，休耕的土地或者用于种植以蔬菜和水果以及染料、亚麻、大麻等用于纺织手工业原材料为主的夏季作物，即所谓的特种经济作物（Sonderkultur），或者用于放养牛、猪、羊等牲畜和鸡鸭鹅等家禽的休耕地，由此促进畜牧业的发展。从12世纪起，在施瓦本、巴伐利亚、蒂罗尔和克恩滕以及阿尔萨斯和瑞士都有了大量以畜牧业为主的农庄，把不适于农耕的土地转为专门畜牧的草场地。根据位于巴伐利亚基姆湖以南一些领地的登记册的记载，1305年时该地区还主要是以燕麦和黑麦为地租的租金，但在几十年之后就仅以奶制品为地租的租金。从位于希尔德斯海姆的埃施尔德教会机构（Stift）地租构成中或许也可以看出种植种类的多样性，1324年一个承租土地的迈尔要向这个教会机构的租赁者缴纳所收获果实和牲畜的十分之一、地产收获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有12头猪、1马克的纯银、62只鸡、12只鹅和1200个鸡蛋。

粮食作物、特种经济作物的生长以及畜牧业的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候和地质条件，必须符合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中小型的地产和能够自由租赁土地、追求土地产值最大效益的农民可以根据自然条件选择经营土地的方式和种类。1300年前后，在莱茵河、摩泽河流域地区以及阴冷的艾菲尔高原山区，除了粮食作物之外，还种植苹果、梨、樱桃等品种的果树、核桃等坚果树以及葡萄，或者统称为酿酒作物（Brennkultur）。经济作物和酿酒作物的扩大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着农业生产，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城市的需求种植农作物。在一些河谷和低地地区利于粮食作物的生长，而在莱茵河、摩泽河、内卡河以及阿尔萨斯地区，休耕地都用于夏季作物和品类众多的特种作物，例如染料、麻类、水果、蔬菜和葡萄树等等。农业作物种类的增加极大地提升了土地的收益和土地的价值，尤其是葡萄园和森林的价值提升幅度更大，在莱茵河与摩泽河之间种植葡萄园的土地价值平均增长7倍，有的地方甚至高达16—20倍。土地价值的提升带动地租以及农产品价值的提高，有历史学家估计，在12世纪下半叶和13世纪上半叶这一百年期间，德意志地租的价格至少上涨50%左右。1324年，一胡符地相当于20马克以及8舍非尔（Scheffel）黑麦，8舍非尔大麦，2福德的（Fuder）泥炭。

二、商业促成的城市同盟

农业专门种植区域的形成也使地区手工业的分布初现端倪。织麻布业是奥格斯堡和乌尔姆最重要的手工业，纽伦堡是织呢绒业的中心，马斯河流域是有色金属和玻璃制造业的中心，那些覆盖森林的地区则是铁器制造业的主要产地，莱茵河流域地区是酿造业的所在地。在专业的农业、手工业地区的基础上以城市间结成的城市同盟为核心形成区域性的经济。德意志区域性经济可以按照其地理位置划分为三个区域，即：以美因茨、科隆、美因河岸边的法兰克福、沃尔姆斯、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等城市环绕的莱茵河流域经济区域；以地处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不莱梅、汉堡、吕贝克、但泽等城市为核心的沿海经济区域；以沿多瑙河流域的乌尔姆、奥格斯堡、慕尼黑、累根斯堡、帕骚、维也纳等城市在德意志南部地区环绕的经济区域。与西欧其他王国和地区比较而言，在这三个区域内中世纪城市的贸易功能似乎更为突出，正如美国学者汤普逊所说的：“城市间的商业联系是德意志城市的突出特点。”在城市间的贸易中，农产品和畜牧业产品占据相当的比例，如粮食、盐、葡萄酒、奶制品、用于纺织业的麻类、染料等等。然而，已经初具形态的邦国政治体制为城市间的贸易造成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大空位”时期的无政府状态更增强了这种态势。邦国的领地边界逐渐划定，邦国越来越封闭，各邦国的邦君以及各领地的贵族都在流经所属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所有河流航道上设立关卡，收取通关税。12世纪末，莱茵河上的关卡约有19处，13世纪末增加到44处，14世纪末更是多达64处。驻节地位于莱茵河岸边的科隆、特里尔和美因茨的教会选侯们，都是把关税作为其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13世纪末14世纪初，威悉河上有30多处关卡，易北河上有35处。有些河段的关卡密度也很大，莱茵河从巴塞尔至鹿特丹区间，大约每10公里就有一处关卡，易北河沿岸从布拉格到汉堡区间每14公里有一处关卡，多瑙河沿岸从乌尔姆到帕骚区间每15公里一处关卡。关卡的增加提高了运输的成本，14世纪中叶，从宾根到科布伦茨期间直线约50公里的运输成本中，仅关税一项就上升了53%—67%。

关税造成的成本上升影响城市的收益，自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后连续发生的王位之争、国王与贵族和选侯们之间的争斗常常以牺牲城市的利益为代价，这就迫使那些利益相关的德意志城市结成同盟，加强自卫的能力，实现互利。1226年，美因茨、沃尔姆斯、施派尔、施特拉斯堡、巴塞尔等城市结成莱茵城市同盟，虽然这些城市因为皇帝与教皇的争斗各自加入相互对立的阵营，仅存在十余年就于1239年解体，但却为城市提供了一种以互卫和互利为目的结成同盟的模式。在此之后相继出现一些利益相关的城市同盟，尽管这些城市同盟的规模并不很大，有的甚至只是两个城市的联合。1254年，莱茵地区的城市再次结成同盟，参加的成员城市不仅局限在莱茵河中游地区，而且还沿莱茵河的支流摩泽河和美因河等向外延伸，特里尔、班贝格等城市也都相继加入其中，成员城市发展到70个。同盟条约的第一条就明确说明：“我们曾一直征收的那些不公正的陆路和水路通行税，我们将不再征收这些税款。”

1285年，斯特拉斯堡、巴塞尔和弗莱堡结成同盟，以保护城市已有的自由和自治的权利。1331年11月20日，奥格斯堡、乌尔姆、罗伊特林根以及海尔布隆等22座城市也组成城市同盟，符腾堡、厄廷根和霍恩贝格的伯爵们也都于1340年加入该城市同盟。1376年，上施瓦本地区的14座帝国城市是这个城市同盟的成员，故被称为施瓦本城市同盟（Schwbische Stdtebund）。然而，皇帝卡尔四世并无意承认这个城市同盟，并因此于1377年5月引发了城市雇佣兵与支持皇帝的伯爵之间的武力冲突。大获全胜的城市同盟在此后有进一步的发展，除了以总部所在的奥格斯堡为中心之外，施瓦本同盟还有围绕康斯坦茨和在阿尔卑斯山的两个中心区域。为了抑制城市同盟影响的不断扩大，拿骚家族的伯爵们与卡岑埃尔恩博根伯爵领地的伯爵威廉二世（Wilhelm II.，1331—1385）以及贵族和骑士等于1379年10月17日结成一个贵族同盟，因该同盟成员的家族族徽都是狮子，故命名为“狮子同盟”（Lwenbund）。为了共同抵抗狮子同盟对城市的攻击，莱茵城市同盟与施瓦本城市同盟联合起来，于1381年6月17日宣布成立“南德意志城市同盟”（Süddeutscher Stdtebund）。在此后的几年内，“南德意志城市同盟”不断扩大，伯尔尼、苏黎世、索洛图恩和楚格等城市于1385年2月加入其中，该同盟发展为“康斯坦茨同盟”（Konstanzer Bund），囊括了50座帝国城市。

13世纪中叶以后相继结成的城市同盟增强了德意志地区的区域性。在同一历史时期，法国和英国先后有了以巴黎和伦敦为统一市场的经济中心，而在德意志则因为城市同盟的出现形成多个经济中心。这些经济中心各自为政，建立了较为广泛的海外贸易往来，首屈一指的是汉萨同盟（Hanse）。

三、对外贸易的汉萨同盟

“汉萨”的原意是“群体”，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从事贸易活动的德意志商人们因航海和防范强盗的需要，又因有着相同的目的地而结伴同行，组成的商人行会，称之为“商人汉萨”（Kaufmannshanse）。早在11世纪，科隆以及莱茵河沿岸的商人就与英国有贸易往来，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史料中最早提到“汉萨”的是1157年伦敦市的一则档案材料。1175年，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给予科隆商人特许权，允许他们在伦敦侨居，免除他们的各种捐税，因为科隆的商人曾慷慨地为狮心理查德王捐赠赎金。科隆的商人们在泰晤士河岸边修筑行会商栈（Guildhalle），成为此后商人汉萨在伦敦建立的商业事务所（Kontor）的根据地。1238、1260年，亨利三世国王两次重申这个特许权，并将特许权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在伦敦的德意志商人，他们为英国人运去粮食和布匹。

1159年，被毁的吕贝克城市复建，次年吕贝克获得“索斯特城市法”（Soester Stadtrecht），吕贝克商人将其贸易活动开展到哥得兰岛。1163年，萨克森的公爵狮子海因里希给予吕贝克和哥得兰岛的维斯比两座城市相同的特许权，以促进两地之间的贸易往来。维斯比是波罗的海地区与俄罗斯进行贸易往来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德意志商人以维斯比为中转站，将其贸易活动一直延伸到诺夫哥罗德。德意志商人把佛兰德的布匹、盐啤酒贩卖到斯拉夫人地区，返程时带回来斯拉夫人居住地区的毛皮、皮革、蜂蜡和琥珀。在维斯比的德意志商人于1192年在诺夫哥罗德建立自己的商栈——彼得商栈（Peterhof）。为了获得对诺夫哥罗德贸易的垄断，德意志的商人在瑞典的哥得兰岛组建了一个具有航海性质的商人行会，称之为“汉萨”（hanse）。哥得兰岛是扼制西欧通向俄罗斯航线的要地，德意志的商人一直对此岛有所企图，德意志的封建主也支持他们占据此岛。1161年，哥得兰岛上的德意志商人与斯堪的纳维亚商人之间发生争端，狮子海因里希出面进行调停，他给予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在萨克森公爵领地内经商的特许权，但同时也附加一个条件，要求他们必须途经吕贝克；吕贝克的商人则可以在哥得兰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允许他们在岛上成立德意志商人行会。汉萨这一商人行会组织形式得到狮子海因里希的认可和支持，这是此后汉萨城市同盟最早的组织胚胎。1176年，吕贝克商人获得了英国国王的特许权，免除他们受《船难法》的约束。此后，吕贝克的商人还获得免交通行税以及可以在英国所有集市进行贸易活动的特许权。1226年，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把吕贝克提升为帝国直辖市，给予其更多的贸易特许权，吕贝克的商人也完成从行商到坐商的转变过程，在海外设立数个商业事务所，从事固定性的贸易活动。13世纪中叶以后，在维斯玛海湾至梅梅尔河的波罗的海沿岸，从吕贝克经维斯马（1147年）、罗斯托克（1171年）、施特拉尔松德（1234年）、格赖夫斯瓦尔德（1248年）、斯德丁（1243年）、但泽（1224年）、柯尼斯堡（1255年）、梅梅尔（1250年）、里加（1150年）、雷瓦尔（1237年）到诺夫哥罗德，这12座城市都是以德意志商人为主体的贸易城市，都有重要的港口，也都获得实施吕贝克城市法的特许权。

狮子海因里希在政治上失势之后，德意志商人在哥得兰的贸易一度受挫，13世纪的东进运动再次为德意志商人在此地的贸易活动打开方便之门。东部地区农业经济的繁兴、商业贸易的活跃和扩大、东部殖民地区城市数量的急剧增加，为德意志商人向东部地区进军创造良好的条件，与此同时，位于东北欧的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区也逐步形成。东北欧是莱茵河、摩泽河、斯海尔德河、索姆河流入北海冲击而成的肥沃平原，这里河流纵横交错，沿海港口林立，可以通向四面八方，是沟通地中海贸易区与波罗的海贸易区之间的枢纽。布鲁日是北欧最大的商埠，这里不仅有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产品、不莱梅的啤酒，还有来自英国的羊毛、法国皮卡第的布匹、洛瑟尔的葡萄酒和食盐、巴巴利或西班牙的马皮和羊皮。这里停靠着来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满载东方货物的大商船。这些都表现出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区从事国际贸易的主要特征。13世纪，布鲁日逐渐取代香槟集市的地位，成为北欧和地中海间贸易的枢纽。

德意志在向东部殖民时期城市的迅速兴起，为德意志商人扩大了商业活动的区域，莱茵河沿岸城市的商业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尤其是在东北欧与地中海地区进行的中介贸易。亚亨位于艾瑟尔河从莱茵河分出的支点上，沿艾瑟尔河向北是聚特芬，从12世纪末期起它就是周边地区的商贸中心。乌得勒支位于莱茵河北部最东的支流费希特河畔，费希特河是中世纪连接莱茵河下游和北海海湾的重要航道，是运送沿海的鱼类、食盐和内陆葡萄酒和谷物的通道，从科隆运往英国和北方的葡萄酒和谷物业都是通过这个航道到达乌特勒支，在这里集散。

位于北海沿岸的佛兰德是北欧所有陆路、河流和海上商业的集中点，横向和纵向的两条贸易大道在佛兰德相交。1134年的一场大海啸打通了连接布鲁日和北海的茨文河。被看作是连接北海和欧洲内陆桥梁的布鲁日与英国多佛尔之间的海峡间距最小，其最窄距离仅有33公里，但其海峡的水深非常适合航行。沿茨文河逆流而上进入法国，沿罗纳河和索恩河可到达香槟集市，又以香槟集市为起点与流经法国的莱茵河中游的支流摩泽河相通。因此，科隆的商人很早就出现在布鲁日，布鲁日的商人也活跃在德意志多个城市里。1173年，德意志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给予佛兰德的商人特许权，允许他们在亚亨和杜伊斯堡城开办集市以及可以在莱茵河上自由航行的权利。1178年，科隆大主教菲利普准许佛兰德的根特市的商人享有在科隆市进行贸易的权利，并且享有可以沿莱茵河向下游自由航行的权利。1209年，奥托四世皇帝把科隆大主教的这个特许权给予佛兰德的所有商人。与此同时，汉堡、吕贝克等德意志城市的商人们也先后来此。1200年前后，在布鲁日有了最初的交易集市，贸易的货物是来自英国的羊毛、法国的葡萄酒和佛兰德的布匹等，也成就了汉堡和布吕克商人之间的合作。1210年，两个城市的商人达成一致，在从事贸易活动时服从共同的法律规则，互助互利，减少竞争。1226年和1232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分别给予吕贝克和汉堡特许权，享有城市自治的权利，相同的自由城市地位更利于两个城市间商人的互通互利。1241年，吕贝克和汉堡市结成城市同盟，签订保护相互利益、共同抵御匪盗的协议。这一协议不仅仅是两个城市的结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协议也把波罗的海和北海两个区域的商业贸易活动联系在一起。1252年，吕贝克、汉堡共同与布鲁日订立协议。1253年，佛兰德的女伯爵玛格丽特二世（Margarete II.，1202—1280）承诺给予德意志商人低关税以及其他优惠的特许权，允许他们在当地建立商业事务所。1259年，罗斯托克和维斯马也先后加入吕贝克和汉堡的城市同盟，成为商业事务所的成员城市。

13世纪中叶，商人汉萨还仅仅是指在布鲁日、伦敦、维斯比和诺夫哥罗德的德意志商人行会。随着北海和波罗的海与英国和诺夫哥罗德贸易的扩大，进入英国东部海岸地区的德意志商人们效仿在伦敦的汉萨组建多个商人汉萨。1267年，英国的商人汉萨在伦敦原有行会商栈的基础上建立了商业事务所，即“施塔勒商栈”（Stalhof），主要从事纺织品贸易。1280年，玛格丽特二世去世，她的儿子吉多一世（Guido I.，1226—1305）继承佛兰德伯爵的头衔，他与布鲁日市民之间因利益纠纷产生矛盾，德意志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商人因此受到牵连，位于布鲁日的商业事务所也不得不暂时迁至阿尔登堡，两年后才又迁回。为了稳固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已取得的商业垄断地位，这两个地区的德意志商人们以吕贝克和汉堡两个城市为核心于1282年联合起来。同年，在英国的所有德意志商人打破行业和城市的界限，以科隆商人为首联合在一起，统称为“德意志汉萨”（deutsche Hanse），并且加入吕贝克和汉堡的城市同盟，在欧洲北部的商人汉萨发展成为城市汉萨（Stdtehanse）。

第四节 新的宗教意识

一、13世纪的经院哲学家

自加洛林文艺复兴以来，拉丁语是西欧唯一的官方语言文字，修道院的学校和教堂学校是学习拉丁语读写的唯一教育机构，因此社会中能够熟练运用拉丁语阅读和书写的只有修道士和教士。13世纪在法国最先出现弗兰西斯修士会（Franziskaner）、多米尼克修士会（Dominikaner）等新的修士团，而且其发展的速度极快，很快在整个西欧普及。在1215年召开的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上，教皇因诺森三世给予这两个修士团存在的合法性，给予其在各地布道传教的特许权。这些修士会成立之初并没有像传统的修道院一样有固定的场所和土地财产，修士会的修士们以游历四方宣讲布道为己任。他们效仿基督身穿破旧的僧服，打着赤脚，蓄着长长的胡须，手拿布袋，以化缘乞食为生，故被称为“托钵修士会”（Bettelorden）。这些游方布道的修士们不定居在某个修道院内，也不置身于教区主教或者大主教区的管辖之下。修士会有自己的总教长（Generalsuperior），并在一些城市中设有集会的场所，故而组成修士团（Konvent）。托钵修士会与修道院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从不参与任何经济活动，他们的修士团只设在城市里，尽管此后修士会也获得丰富的馈赠，有相当可观的财富，但修士会将所有的生产和经济管理都委托给世俗的迈尔和可以信任的商人。修士会的修士们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世纪的大学或者修道院和教会的学校里。1222年，萨克森的约尔丹（Jordan von Sachsen，1200—1237）继多米尼克之后担任第二任多米尼克修士会的总教长，多米尼克修士会有了快速的发展，仅他任总教长的15年内就成立300余个修士团，分布在欧洲许多建立了大学的城市里，约尔丹也有了众多的追随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大阿尔贝特（Albertus Magnus，1200—1280）。

大阿尔贝特出生在多瑙河畔的劳英根，他的父亲可能是施陶芬王室的王室封臣，迄今还尚未发现较为详细记载有关他出生年代和早年经历的史料。1222年，他居住在威尼斯其叔父家里，并在这一年加入了多米尼克修士会。他先后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个月后，被修士会派回德意志，在科隆大教堂学校学习神学。1240年，他被派到巴黎大学学习。1245年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后受聘巴黎大学的讲师。他在巴黎大学教学的三年期间潜心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哲学，年轻的托马斯·阿奎那正是在这个时期成为他的学生。1248年，大阿尔贝特返回科隆，他在科隆建立并领导多米尼克修士会的研究院（Studium Generale），即今天科隆大学的前身。虽然被誉为中世纪第一所大学的博洛尼亚大学是在德意志皇帝的支持下建立的，但它地处意大利。直至13世纪末期，在今天的德国境内以及讲德语的所有地区都还尚未有一所中世纪的大学。尽管如此，大阿尔贝特建立和领导的科隆研究院是13世纪继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之后经院哲学的第三个大本营，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众多学者和求学者，科隆的研究院是德意志神学以及此后德意志哲学思想最初的家园。1254年，大阿尔贝特在沃尔姆斯被任命为多米尼克修士会德语区教省的教长（Provinzial），他在担任这个职务的三年期间放弃了在科隆的教学工作。1260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任命他为累根斯堡的主教，但两年后他辞去主教的职务再次返回科隆，在那里度过他的最后岁月。

大阿尔伯特是一个百科全书般的人物，是当时多个学科领域的权威。“大”不是阿尔贝特原名中所有的，是后人封给他的尊称。大约在14世纪上半叶，阿尔贝特的名字后面才加上了“大”，这是对他知识丰富和学识深厚的赞誉。从12世纪初期起，在西欧掀起一个对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典哲学家著作进行翻译的高潮，但这个时期的翻译不只是一种文字对文字的转换工作，许多基督教学者在翻译的同时还写了大量的评论性的文章，这是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在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评说和研究中产生了新的神学思想。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于此，亚里士多德主义不是一个陈旧的、一成不变的哲学思想和观念，它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被提炼，其中包括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的学者们对它的诠释，犹太学者和阿拉伯学者也对其注入自己的精髓，12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中更是凝聚了古代希腊和罗马思想的精华。因此，学习和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就必然要接触所有附着在其中的思想和理论，也就必然要打破宗教信仰之间和民族之间无形的界限，这是中世纪西欧认识史上向前跨出的一大步。大阿尔贝特在巴黎大学学习和教学期间接触并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同时他也接触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哲学。身为基督教的学者，他最早旗帜鲜明地宣布只要是知识就应该接受，他认为所有正确的知识，不论是来自异教徒的或是犹太教徒的，不论是来自希腊人的或是罗马人的还是阿拉伯人的，不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物理学的，都是有益的，都不可能与基督教的教义相矛盾。他曾开宗明义地说，接受所有已被证实的知识，无论这个知识是来自哪个宗教。大阿尔贝特首先在知识领域内打破宗教信仰和种族的界限，摈弃宗教偏见和民族歧视，这是他为西欧人文科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大阿尔伯特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诠释基督教拉丁正统教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应该把哲学和神学区分开来。

大阿尔贝特一生著作浩瀚，1890—1899年间在巴黎出版的全集共有38卷。研究大阿尔贝特的当代学者把他的写作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228—1248年间），他的主要著作都是与神学问题相关；第二阶段（1248—1254年间），他写了戴奥尼夏的传记和关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著作；第三阶段（1254—1270年间），他着重研究亚里士多德；第四阶段（1270—1275年间），他又回到神学问题上。与这同时期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基督教学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大阿尔贝特从不断章取义。13世纪中叶，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欧已经成为时尚，但是绝大多数学者都只是摘取能说明自己观点的部分。大阿尔贝特不是西欧第一个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也不是最早对此写评论的人。在他之前，多米尼克修士会和弗兰西斯修士会的经院哲学家们，已经对亚里士多德的部分哲学著作有所评论，但都是断章取义，并不全面。大阿尔贝特是在西欧中世纪第一个全面介绍亚里士多德学术成就的人，他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数学、植物学、动物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著作写过评论，并在他的评论中发展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他还通过对古典学科的介绍，为世俗人文科学的恢复和建立提供借鉴。大阿尔贝特在自然科学的建设方面也有所建树，他被公认为是西欧植物学、生物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创始人。自然科学的建设使人对自身有了科学的认识，对人的机体、人的生命、人的思维能力的认识，必然会对原有的信仰和教义提出疑问，这是因为哲学在中世纪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它从有机体的角度阐述人与上帝的关系。

大阿尔贝特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较为全面的介绍是其为基督教理论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他为处于迷茫和徘徊状态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提供了指南，为他们开辟了继续前进的道路。社会活动不断创造的丰富物质和基督教关于贫穷的教义，这两者所产生的相互对立给人们的宗教观念造成很大的困惑，这一点在城市市民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获利的经济活动、享受物资的生活与原有的社会价值观、渴望灵魂获救的宗教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矛盾，通过放弃财产、救济穷人、捐建教堂等善举，并不能完全地得到解释和解决，宗教的困惑并不能由此而消除。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他们另辟蹊径，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中包含有自然哲学的因素，他把人的精神存在和物质存在有机地区分开，把哲学分为先验的（即形而上学的）、物理的和伦理的。先验的哲学是关于上帝的，是精神的，精神来源于上帝；物理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的实际事物，是物质的，是受精神支配的；伦理的哲学则是关于人的行为，是道德的，是认识精神的。在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中，人的精神存在和物质存是被混合为一体的，人的道德行为必须遵守宗教的伦理。“道德是精神的一个善的性质，有了它，人才能正确地生活，没有人不需要它，这是在还没有我们时，上帝就在我们的内在中创造了的。”在奥古斯丁主义中，上帝恩赐的伦理和人的道德伦理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他非常强调人的外在行为与教义教导的一致性，强调要遵守禁欲、苦修、放弃财产等这种外在表现的行为准则。13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在接受亚里士多德主义之后，对奥古斯丁主义做了新的注解。他们把伦理分为神学的伦理和哲学的伦理，进而把上帝恩赐的道德和人的道德区分开，即注入的道德和获得的道德。前者是超自然的、神学的，后者是自然的、哲学的。这两种道德相互转换，成为一体，这个转换的过程就是对上帝的认识过程。恭顺、温厚、怜悯、对良心的谴责等，是上帝的道德标准，人们的社会性行为依然受宗教伦理的制约。但是，人的道德是在意志之中，需要思考、需要认识，人的理性受到重视，信仰和理性被调合在一起。

大阿尔贝特一生培养了很多学生，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是托马斯·阿奎纳。托马斯用亚里士多德主义重新诠释了基督教的教义，由此结束基督教的圣奥古斯丁时代，创立托马斯主义（Thomismus），开创了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新的时代，他由此获得罗马教会给予的无上荣誉和尊重，被看作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代宗师。

弗赖贝格的迪特里希（Dietrich von Freiberg，1240或1245—1310）是与大阿尔贝特同时代的神学家、经院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18岁加入弗莱贝格的多米尼克修士团，开始学习神学、逻辑学，接触亚里士多德的著作。1271年，完成学业的迪特里希在他的家乡弗莱贝格的修士团担任教师，一年后他被送到巴黎大学深造，1280年学成返回德意志，在特里尔的多米尼克修士团从教。此后他以学士的身份受聘巴黎大学讲授《教父名言集》（Sentenzen），这是由巴黎的主教伦巴底的彼得（Petrus Lombardus，1095—1160）编纂的。1292年，迪特里希返回德意志，次年被推举为多米尼克修士会德语区教省的教长。1296年，他又重返巴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此后在那里任教。13世纪的巴黎大学极少聘任非法国籍的学者任教，更何况是多米尼克修士会的修士，迪特里希和大阿尔贝特是极少见的例外。1303年，迪特里希在康斯坦茨被推举为教省的副教长。迪特里希虽然是多米尼克修士会的成员，但他在神学和哲学方面的观点更接近弗兰西斯修士会的学者们，他在一些神学理论方面的观点与托马斯·阿奎那很接近。所不同的是，托马斯无论是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都遵从亚里士多德主义，而迪特里希则是采用新柏拉图主义的方法论和理论认识论。托马斯认为，上帝是纯粹的形式、纯粹的现实，他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即：每一被推动的东西都必然是由某种东西推动的，每一个结果都应含有一个原因，因而必定有一处是不被推动的运动原则，他由此推论，上帝是宇宙最初的和最后的原因。迪特里希还从上帝造物的理论中推论出上帝的存在，但他认为天体的运动是被一种独立的精神实质（理性）驱动的，而且他还认为这个过程可以返回其本源。依据迪特里希的观点，在存在和本质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区别，有着一个并不取决于本体的非本质的属性，正是这一观点让他陷入与教会关于圣餐的争论中。迪特里希的认识论和创世说对此后的德意志新神秘主义的创始人埃克哈特（Eckhard，1260—1328）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3世纪经院哲学的繁盛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把希腊古典哲学与基督教的信仰协调一致，增强了人们对知识的认识。在这同一历史时期以经院哲学的方法评注的罗马法也被看作是一门重要的知识。这些新的知识强烈地冲击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这就为此后西欧现代立法制度的建立清除了原有的保守的理论障碍，为新的世俗政治理论的提出创造条件。虽然在13世纪的德意志并没有像法国和英国一样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议会制政体，但正在形成的邦国制也在逐渐地成长为一种不再是以依附关系组成的共同体，有了以等级议会制为政体形式的领土化了的邦国。

二、新神秘主义的大师

德意志王位之争、国王和皇帝与教皇间的争斗、“大空位时期”，在发生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期间，各大封建诸侯都在忙于巩固或扩大自己的邦国领地。诸侯之间、诸侯和德皇之间的征战连年不断。与此同时，西欧其他王国和地区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极大的变化。在法国，逐步树立起来的王权权威，与市民阶层联合起来，三级会议改变着自10世纪以来存在的封建分裂的政治格局；在英国，市民则与贵族联合起来，通过三级会议限制王权的专制；在意大利，自治的城市共和国摆脱了德意志皇权的控制，实现着城市的自治。这些无疑都对罗马教会一直竭力推行的“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12世纪中叶，卡塔尔派在德意志中部地区的科隆附近出现，科隆经院哲学的核心人物大阿尔贝特提出只要是知识就接受的观点，大阿尔贝特的学生、被称为“大师”的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d）从中演绎出基督教新神秘主义的学说。

埃克哈特出生于哥达附近或者是埃尔福特附近的霍赫海姆，他的父亲是一位骑士，但他并没有子承父业，而是在15岁时就在埃尔福特加入多米尼克修士会，在当地的修士会接受教育，此后在大阿尔伯特主持的科隆研究院深造。1277年，他被修士会送到巴黎去深造，3年后学成回到科隆。大阿尔贝特于这一年的11月在科隆去世，因此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埃克哈特是大阿尔贝特的学生。尽管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很短，但是大阿尔贝特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研究成果却让他获益匪浅。1293年2月，埃克哈特的名字被列入巴黎大学神学教授的名单，他在那里讲授彼得·伦巴德编著的《箴言书》（Sentenz）。当时的巴黎大学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在学术上享有绝对的权威，特别是在哲学和神学方面，埃克哈特能受聘于此，足以说明他在神学方面造诣之深。两年后，埃克哈特因受命新教职离开巴黎，前往图林根担任多米尼克修士会的埃尔福特修道院的副院长，同时还兼任修士会在图林根的大教长（Provinzial）的代理（Vikar）。在此期间，埃克哈特始终保持着巴黎大学客座教授的资格，他经常受邀去巴黎大学教学和布道，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对《圣经》进行评注。从这个时期起，人们在他的名字前面增加了“大师”（Meister）的称谓。1303年，多米尼克修士会在德意志北部地区成立新教区，埃克哈特被任命为新教区的大教长。1307年，埃克哈特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地区的总教长。这是埃克哈特最辉煌的时期，他经常往来于各个教区，做了大量的布道演说。1311年他再次受聘于巴黎大学，在那里进行了3年的讲学和神学研究。两次受聘巴黎大学的这种殊荣，在巴黎大学的历史上只有他和托马斯·阿奎那才曾经享有过。1323年以后，埃克哈特回到科隆，领导多米尼克修士会设在那里的研究会。

埃克哈特是多米尼克修士会的修道士、修士会的领导者，同时他也是著名的神学家、大学的教授，他还是基督教的布道士。他与彼得·阿伯拉尔、大阿尔贝特和托马斯·阿奎那一样，是一位真正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与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埃克哈特比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神学家们都更贴近社会，更了解民众，抑或也可以这样说，那个时代给他打下了更深的印记，使他对神学有了新的认识。埃克哈特不仅在巴黎大学和科隆研究院的讲堂上讲座，在修道院和修女院面向修道士和修女们讲经说道，他还经常在各地巡查，向广大世俗基督徒们布道演说。汉堡、斯特拉斯堡、哈勒、哈伯斯塔特等众多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埃克哈特是在中世纪最早用大众的语言进行布道讲演的布道士，他的布道更易被世俗接受，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刻，社会影响也更大。

三、神学的新观点

埃克哈特生活在一个巨变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德意志帝国经历了“大空位”时期，各大封建诸侯借机巩固邦国领地；在这个年代里，法国王权趋于集权，第三等级的政治力量日益强大；在这个年代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初露端倪，市民阶层和贵族联合起来限制封建王权的专制；在这个年代里，意大利从德意志皇权的阴影中走出来，城市共同体的自治体制基本确立；在这个年代里，罗马教会从它权力的顶峰滑下，甚至从罗马城迁到法国南部的小城阿维尼翁，“阿维尼翁之囚”（Avignonesistisches Exil）无疑极大地冲击了罗马教会的宗教权威。在这个年代发生的每桩事件似乎都在佐证，西欧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迁中，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宗教信仰方面都在努力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人们提出的最普遍的要求是自由：经济活动的自由、社会交往的自由、独立思考的自由。社会各阶层提出的各种自由还都受到封建宗教法权的限制，宗教法权的确立建立在宗教权威的基础上。社会的变迁触及了传统的神学思想和对基督教教义的诠释，具体反映在13世纪经院哲学家们关于唯名论（Nominalismus）和实在论（Realismus）的辩论。托马斯和埃克哈特都是唯名论的代表，他们都承认基督教的普世性，同时也强调在普世的基督教世界中人的个体性（Individuum）。然而，埃克哈特与托马斯的基础神学理论并不完全一致。托马斯认为，上帝的根本作用和创造行为是存在；埃克哈特则认为，上帝本身就是存在，被创造物的存在源于上帝的存在。埃克哈特强调，每个事物都在其自己的存在中作用，没有什么是能够超越自己的存在而活动的，上帝就在人的存在中，“上帝和我，我们是一体的”。埃克哈特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路，只要内心是虔诚的，无论是在修道院内的生活还是在修道院外的生活都是一样的。埃克哈特有关信仰的布道极大地动摇了自罗马帝国晚期确立的罗马教会宗教权威的根基，受到罗马教会的强烈反对。

1323、1324年，埃克哈特在斯特拉斯堡巡查，进行多场布道演讲。斯特拉斯堡多米尼克修士会的教长尼古劳斯（Nikolaus von Straburg，?—1331）对他的布道内容和用大众语言进行布道的方式提出异议。1326年，在尼古劳斯的主持下对埃克哈特的布道进行甄别。尽管这次甄别没有做出否定埃克哈特学说的决议，但是却引起科隆的大主教海因里希二世的注意。中世纪的斯特拉斯堡教区隶属于科隆大主教区，海因里希二世组成一个宗教审判法庭，对埃克哈特的布道进行审判，埃克哈特对此进行积极的自辩，并且得到一些主教和多米尼克修道士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1327年1月，科隆的宗教审判法庭将此案提交给教皇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同年，埃克哈特亲往阿维尼翁在教皇面前自辩。1328年4月8日，阿维尼翁教廷的宗教审判法庭对埃克哈特的布道词逐一进行判决，其中大部分被判定为异端邪说，其余部分被裁定为不易传播。所幸的是，埃克哈特本人并没有获悉这一判决，他在判决下来之前就已于1327年底去世，避免了因异端罪名受迫害的厄运。迄今为止尚没有发现任何记载他死亡原因的史料，也没有任何记载说明他被葬的具体地点，这在基督教教会史中是个仅有的例外。尽管埃克哈特已经过世，但科隆大主教依然要求教皇把对埃克哈特的惩罚公布于众。1329年3月27日，教皇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发布敕令，宣布埃克哈特是异端分子，焚毁他的所有著作，禁止进行传播。埃克哈特是中世纪第一位受宗教法庭审判的经院哲学家、教会神学家和高级教士，这在中世纪也是一个特例。后世的教会史学家们高度评价他的神学思想，称他是基督教新神秘主义的创始人。

埃克哈特的神学著作以及布道词虽然被宗教审判庭付之一炬，但是他的神学思想和理论被德意志的另一位神学家约翰内斯·陶勒（Johannes Tauler，1300—1361）传承下来。陶勒出生于斯特拉斯堡的一个富裕市民家庭，18岁加入多米尼克修士会，1325年在科隆接受神学教育。14世纪20、30年代，德意志皇帝路德维希四世与阿维尼翁教廷之间纷争再起，莱茵地区的教俗贵族都被卷入其中，形成两个旗帜鲜明的对立阵营，多米尼克修士会的内部也出现分裂。1324年3月23日，教皇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宣布褫夺教权的禁令，停止在莱茵兰地区的一切宗教活动。亲教皇的多米尼克修士们按照教皇的指令，拒绝在斯特拉斯堡为世俗基督徒主持弥撒、祈祷、布道等一切宗教仪式，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353年。1346年，巴塞尔发生大地震，诸如教堂、房屋、城墙、城楼等建筑都被震塌。也正是在这同一年，从意大利商船带来的黑死病越来越严重地从南向北蔓延开，吞噬了无数人的性命。1348年，斯特拉斯堡又发生严重的虫灾。1349年夏季，斯特拉斯堡遭受到长达四个月之久的鼠疫的侵害。在这一连串的天灾面前，人们束手无策，如同到了地狱的边缘，面临世界的末日。人们的恐惧和担心可想而知，基督徒们把天灾和疾病都归罪于犹太人和异教徒，对他们的迫害十分残酷。这段时间，陶勒被迫离开斯特拉斯堡逃亡巴塞尔，经常往返科隆，他在莱茵兰地区做了大量的布道演说。

陶勒的布道通俗易懂，从他留下的大量布道词中可以看出，他深受埃克哈特的影响，强调个人和上帝的一致性，走一条自我寻找上帝的宗教之路。在他的布道中，上帝是中心，人所走的宗教之路就是主动地寻找上帝，认识上帝就是认识自我。他把人的自我认识能力归结为是上帝认识能力的体现。他强调，信仰的虔诚不在于外在的行为，而在于人的内心，每个人都可以走自我寻找上帝的路。陶勒把基督的贫穷解释为精神的贫穷，把虔诚的宗教贫穷与物质的贫穷区分开来。他的新神秘主义的宗教思想对一个世纪之后的德意志人文主义（Humanismus）思想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新神秘主义和人文主义为16世纪在德意志燃起的宗教改革的熊熊烈火播下理性的火种。

四、哥特文化的繁盛

基督教教会中坚持守贫的修士会的建立，各个异端教派的产生，世俗基督徒阅读《圣经》的现象日益普及，新神秘主义者通过布道对教义的诠释，所有这些都在13世纪汇集为一种世俗宗教运动（Laienbewegung）。世俗宗教运动中的各种宗教思潮都反映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教堂建筑上，有了哥特式的教堂建筑（Gotik）。

哥特式的教堂建筑最早出现在法国。12世纪初期，巴黎圣丹尼斯修道院的院长叙热（Suger von Saint - Denis，1081—1151）对该修道院的教堂进行改建，他把教堂看作是传播《圣经》内容的重要途径，对罗马式教堂建筑风格（Romanik）进行大刀阔斧地改进，开启了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时代。叙热为修道院的长廊设计了形似火炬的廊柱，取代罗马式建筑的圆形立柱，更具观赏性，在教堂的建筑上采用尖拱、肋形拱顶，使用镶嵌式的彩色玻璃，尤其是在教堂的正立面上有一个巨大的玫瑰花形玻璃圆窗，这个大玫瑰玻璃窗上的每一个圆环里都是《圣经》中讲述的一个故事。叙热明确地说明，教堂“玻璃窗中的图画是为那些不识字的穷人而作的，为的是告诉他们应该信仰什么”，教堂要成为任何人都能“读”得懂的“石头圣经”。圣丹尼斯修道院教堂的建筑风格很快就在西欧各地被采纳，相对西欧其他地区而言，哥特式建筑在德意志地区出现得比较晚，12世纪70年代，黑森地区兰河岸边的林堡有了最早的哥特式的教堂，但并不很普及，直到13世纪20年代之后才在德意志境内多个地区有了早期哥特式的教堂建筑。

马格德堡主教区是奥托一世国王在向东部扩张时设立的。在马格德堡市建造了一座名为圣毛里蒂乌斯（St.Mauritius，?—290）和卡塔琳娜（Kathrarina von Alex and arien，?—?）的大教堂。967年，教皇约翰内斯十三世在拉韦纳召开的宗教会议上将马格德堡主教区提升为大主教区，该教堂也成为大主教教堂（Ka the rale），奥托一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合葬在此教堂内。1207年4月20日，耶稣受难节（Karfreitag）这天的一场大火烧毁大半个马格德堡城，大主教教堂也难逃一劫，成为一片废墟。1209年，在时任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一世主持下重新建造大主教教堂，他采纳法国早期哥特式建筑的风格，两年后大主教教堂落成。尽管这个大主教教堂依然包含很多罗马式建筑风格的元素，但学者们依然认为这座大主教教堂的落成标志着德意志早期哥特式时代的开始。位于特里尔市中心的圣玛丽亚教堂（Liebfrauenkirch）建于罗马帝国君士坦丁时期，历经千年几乎坍塌。1230年，特里尔的大主教特奥德里希二世决定对该教堂进行维修和改建，洛林地区一些知名的建筑师和工艺匠都参加了该教堂的建筑。1242年特奥德里希二世去世，教堂也因为缺少资金而停建。次年，经科隆的大主教上施塔登的康拉德的同意后续建，于1260年落成。圣玛丽娅教堂被认为是在德意志地区第一批具有完全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堂之一。1235年，德意志骑士团在图林根贵族们的资助下在马堡修建一座教堂，1283年落成，为纪念图林根的侯爵夫人伊丽莎白（Elisabeth von Thüringen，1207—1231）将其命名为伊丽莎白教堂（Elisabethkirche）。马格德堡的大主教教堂、特里尔的玛丽娅教堂、伊丽莎白教堂以及科隆大教堂是德意志早期哥特式教堂建筑的典范。

科隆大教堂始建于1164年。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从米兰运回三圣王的遗骸，赠送给科隆的大主教雷纳尔德，在他的主持下建造供奉三圣王遗骸的大教堂。1225年，科隆大主教康拉德计划为其修建新的大教堂，聘请当时负有盛名的教堂建筑设计师格哈德（Meister Gerhard von Rile，1210—1271）进行设计。格哈德出生于地处摩泽河流域利勒地区的一个贵族世家，他曾经在法国拜师学艺，亲身参加过巴黎圣母院的建造，也在法国南部参与过多个哥特式教堂的建设。1247年3月，科隆大主教区最终决定修建科隆大教堂，次年8月奠基开工，格哈德是大教堂的首位建筑师，他因设计和参与大教堂的建设成为科隆大教堂教士会的成员（Domkapitel），并因此获得一份丰厚的世袭承租地产（Erbpacht）。1271年，阿诺尔德（Meister Arnold，?—1308）成为科隆大教堂的第二任建筑师。1277年，大阿尔贝特为竣工的大教堂的圣器室（Domsakrstei）主持落成礼。1308年阿诺尔德的儿子约翰内斯（Johannesvon Kln，1270—1331）继承其父未竟的事业，在他的主持下，大教堂的唱诗堂于1322年封顶，标志着大教堂第一期建筑工程完成。1333年，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Frabcesco Petrarca，1304—1374）造访科隆时为科隆大主教堂的壮观所折服，给予大教堂很多的赞誉之词。

哥特式教堂最大的特点是拔地而起，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使基督徒能通过在教堂里举行的圣礼触摸到上帝的面庞。圣丹尼斯教堂的主建筑高达48米，塔尖高达150米，科隆大教堂的双顶高达44米，塔尖更是高达160米。挺拔的建筑结构常常会引起人们的宗教遐想，似乎高耸处的上端通向天堂，因为教堂是能与上帝通话的地方。大教堂的双塔如此高耸笔直，具有非常震撼的垂直线性感观，令人叹为观止，在建造它时的技术难度可想而知，也充分说明当时建筑工艺的高超、设计师和建造者的智慧和才能。为了保证大教堂的牢固性，聪明的建筑师们借鉴罗马式大教堂建筑中特有的拱门结构，设计了有尖角的拱门、肋形拱顶和飞拱，与立柱共同支撑穹隆式吊顶。大教堂内的每一根主柱周围都有相应的三拱的、五拱的或者七拱的拱墙相对应，正是这种绝妙的设计构成哥特式建筑的一个精髓。

科隆、特里尔、马格德堡以及马堡这四座大教堂的建筑引领了德意志哥特式建筑发展的方向，通过简约以及丰富法国早期哥特式的元素脱离了法国哥特式的模式，在14世纪中期至15世纪中期这一百年间形成自己的风格。德国20世纪初著名的艺术史学家库尔特·格斯滕伯格（Kurt Gerstenberg，1886—1968）评价说，这是一种“德意志特有的哥特式”（die deutsche Sondergotik）。

德意志哥特式大教堂的频频出现得益于14世纪德意志城市的发展，气势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是那个时代城市荣誉的一个表征，几乎这个历史时期的每座城市都建立了一座或者多座哥特式的教堂。毋庸置疑，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费用极为高昂，如果没有市民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也就不会有德意志中期哥特式建筑的辉煌。代表了吕贝克这个汉萨城市权威和财富的玛丽娅教堂（Marienkirche）始建于1250年，历时百年直至1350年才最终落成。玛丽娅教堂矗立在吕贝克商人居住区，完全是由吕贝克的市民捐建的。它在建筑风格上具有的最大特点是，它不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用石头垒砌起来的，而是一个用砖砌成的哥特式建筑（Backsteigotik），教堂内砖砌的拱顶中跨高度为38.5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的砖砌拱顶，同样是砖砌的教堂双塔高达125米。玛丽娅教堂成为德意志北部和波罗的海岸地区教堂建筑的典范，在这个地区有70多座教堂都是按照玛丽娅教堂风格修建的。

累根斯堡地处纳布河与雷根河这两条河同时汇入多瑙河的入河口处，因其丰富的水系资源享有“欧洲运河”（Europakanal）的美誉。累根斯堡的主教区是在法兰克王国时期由博尼法修斯建立的，此后这里又是巴伐利亚公爵领地的首府所在地。1200年，累根斯堡成为帝国城市，有了城市议会，实行城市自治。1273年，市民们决定在城市西部的一座倒塌的教堂废墟上复建一座新的教堂，命名为圣彼得教堂。圣彼得教堂建造了约250年，直至1520年前后才最终完成。圣彼得教堂是德意志南部地区哥特式建筑的一个典范，教堂塔钟的最高处达105米。教堂里有代表德意志中期哥特式风格的、最精美的埃尔米诺德式圣母像（Erminoldmaria）。埃尔米诺德式圣母像标志着德意志完成从早期哥特式向中期哥特式风格的过渡，并由此有了一批埃尔米诺德式工艺匠（Erminoldmeister）。地处多瑙河畔的乌尔姆市自9世纪初以来隶属著名的赖兴瑙修道院的管辖，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重要的商贸城市。1184年，乌尔姆上升为帝国的自由城市。1274年，哈布斯堡的鲁道夫给予乌尔姆城市自治权，乌尔姆市一步一步走向了自治城市，进入14世纪以后成为德国最富庶的城市之一。1376年，乌尔姆市决定建造一座大教堂（Münster），1377年6月奠基，直到1543年历时160余年才完成第一阶段的建造，先后有上万市民为建造教堂出资。乌尔姆大教堂从一开始似乎就不是为教会而是为了市民建造的，东西两侧有3座塔楼的这种独特设计，似乎就在宣布市民要摆脱赖兴瑙修道院以及其他的权势束缚的意愿。教堂西侧主塔楼高达161余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塔楼，教堂东侧唱诗堂的双塔楼也高达86米。

14、15世纪相继修建的哥特式教堂以及教堂内的雕塑、窗户上的玻璃镶嵌圣画像等，都集中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德意志文化的风貌。1344年，布拉格主教区被提升为大主教区，在卡尔四世的指示下邀请法国建筑师阿拉斯的马蒂亚斯（Matthias von Arras，1290—1352）担任教堂的设计者，在原有教堂的基础上修建圣法伊特大主教教堂（St.Veitsdom）。马蒂亚斯曾经为阿维尼翁教廷设计和修建教堂，是法国晚期哥特式建筑设计的代表人物，8年后由帕莱家族的彼得（Peter Parler，1330/1333—1399）接替他的职务。帕莱家族是14世纪德意志著名的建筑和雕塑世家之一，他们在欧洲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杰出的哥特式建筑。彼得的父亲海因里希（Heinrich Parler，1300—1370）原是一位石匠，在建造科隆的大主教教堂时，他负责用石料雕刻石像装饰教堂，这是在德意志哥特式教堂中最早出现的石雕。海因里希还是乌尔姆大主教教堂的第一任设计者，彼得的两个兄弟也都是当时著名的建筑师和雕塑家，他的两个儿子也继承了家族的衣钵。彼得不仅参与建造圣法伊特大主教教堂的建筑，而且在布拉格建造了著名的卡尔大桥（Karlbrücke），为卡尔四世在布拉格建造了名为“卡尔岩石”的城堡（Burg Karlstein，捷克语：Burg Karltejn）。这些建筑都体现德意志哥特式中期建筑的风格。

第四编　宗教改革前夜的德意志

第九章 帝国政治中心的东移

初登王位的卡尔四世为保证其政治地位的稳固，不惜违背对罗马教会的承诺向罗马贵族妥协，而且还在帝国内颁布《金玺诏书》，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确认了帝国诸侯的各项权利。《金玺诏书》保证邦国实现领土化，阻碍了帝国实现政体统一的步伐，延缓了德意志迈向民族国家的进程。另一方面，卢森堡王室只关注自身的利益，为推行其领土政策将政治中心转移到东部的布拉格，同时还通过政治联姻等政治手段把东部地区连成一片。然而，西方教会的大分裂激化了德意志帝国诸侯间的矛盾，法国国王乘机介入罗马教会事务，损害了德意志诸侯的利益，为此诸侯联合起来废黜了国王。

14世纪中叶，肆虐西欧的黑死病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人口大量死亡，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几乎停滞。黑死病之后，农业经济结构发生巨变，土地所有权大转移，庄园制完全瓦解。另一方面，手工业也有极大发展，包买商制度盛行。农业和手工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国际新贸易的产生和发展；然而，德意志政治的分裂导致帝国内关税和币制的不统一，汉萨城市同盟在国际贸易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卡尔四世登基后，布拉格逐渐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他在布拉格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的第一所大学。布拉格大学不仅为帝国培养了理论家和官吏，同时也是胡斯运动的发源地。14世纪中叶之后，帝国各地的诸侯也都效仿皇室在各邦国内建立了多所大学。

第一节 德意志皇帝的内政外交

一、卡尔四世和《金玺诏书》

1349年，被选立为德意志国王的卡尔四世在亚亨接受加冕礼后就计划前往罗马，拟在罗马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此时的意大利深深地陷入大贵族的纷争之中，为卡尔四世的远行在政治上提供有利的时机。在伦巴底，维斯孔蒂家族自1349年起世袭米兰市的执政官，此后又兼并热那亚和博洛尼亚，企图建立一个统一的王国。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结成统一战线与之相抗衡，因此这些城市的市民积极支持德意志国王前来意大利，力图借助国王的政治力量削弱米兰的政治实力。罗马城既没有便利的地理位置，又缺少活跃的商业和手工业，它的兴盛和影响力一直依赖于罗马教廷。自1309年克莱芒把教廷迁往阿维尼翁之后，罗马城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日渐衰退，失去教廷权威的罗马陷入城市贵族和市民之间的争斗中。1347年圣灵降临节前后，酒店老板的儿子、罗马的一位公证人（Notar）科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1313—1354）领导市民举行反对罗马元老贵族的起义，宣布成立共和国，自任护民官（Volkstribun）。7个月之后，起义者遭到罗马贵族的血腥镇压，新建立的共和国政权被推翻，迪·里恩佐被指控为异端，受到教会处以的绝罚，被驱逐出罗马城。1348年迅速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使他免遭进一步迫害，在阿布鲁奇隐居了两年。1350年春季，迪·里恩佐乔装返回罗马试图东山再起。同年6月，他再次出逃罗马，前往布拉格游说卡尔四世进军意大利。迪·里恩佐的游说虽然没有达到他本人的目的，但却为卡尔四世进军罗马提供了一个极有利的政治理由。1352年，被拘押了两年的迪·里恩佐被遣送到阿维尼翁，在同年的12月18日，法国籍的红衣主教因诺森六世（Innozenz VI.，1285/1292—1362，1352—1362年在位）被推举为阿维尼翁的教皇，他才得以返回罗马，但却在1354年10月爆发的一场罗马骚乱中丧生。因诺森六世上任后推行任人唯亲的裙带政策，先后任命他的四个亲属为红衣主教，三个亲属为主教。为了能把教廷迁回罗马，他改变前任教皇克莱芒六世与德意志国王敌对的态度，这就为卡尔四世敞开了罗马城的大门。

1354年9月，卡尔四世仅率300名骑士前往意大利。10月初，掌握米兰大权的维斯孔蒂家族的大主教乔瓦尼（Giovanni Visconti，1290—1354）去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皇帝反对派的实力，与此同时卡尔四世还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佛罗伦萨等伦巴底城市市民们的支持。1355年1月，卡尔四世毫无阻力地进入米兰市，1月6日在米兰被加冕为伦巴底的国王。罗马城的贵族们同样也希望卡尔四世能在罗马举行皇帝加冕礼，以此重新恢复罗马昔日曾经有过的地位和辉煌。他们积极要求与卡尔四世谈判，只要他承诺加冕后不干预罗马城的任何事务，就同意为他打开罗马的城门。彼得拉克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们也都把希望寄托在卡尔四世身上，希冀借助德意志皇帝的政治势力缓和或平息意大利混乱的政治派别争斗。1355年复活节之际，卡尔四世行进到罗马城下，市民们敞开城门热烈欢迎卡尔四世和他的随从进城，随即由因诺森六世指派的教皇使节为卡尔四世主持了皇帝加冕礼。卡尔四世履行对罗马贵族们的承诺，甚至违背加冕礼后要在皇帝常驻地（Kaiserlager）蒂沃利逗留三天的惯例，在举行加冕礼的当天就离开罗马城，把对罗马城的统治权以租赁的方式交与罗马贵族。卡尔四世绕开混乱的比萨，重与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握手言和，他不仅没有在意大利行使罗马皇帝的权力，而且还确认维斯孔蒂家族在米兰和佛罗伦萨的政治权力。卡尔四世的举措令寄予其很大希望的这两个城市的市民和人文主义者非常失望，彼得拉克讥讽他如同一个小商贩一样自己戴上皇冠，填满钱袋，但是却给罗马和意大利留下很多困境。

卡尔四世如此迅速地离开罗马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意要履行对罗马贵族们的承诺，同时还要保持与罗马教皇的和平共处，更重要的是他非常注重德意志的政局。在卡尔四世前往罗马之前，他的叔祖父、选侯特里尔的大主教卢森堡的巴尔杜因去世。巴尔杜因是卡尔四世在帝国西部地区最重要的政治支持者，巴尔杜因在世时就帮助他的王兄海因里希七世推行邦国政策，并且把特里尔大主教区打造成为以特里尔和科布伦茨为中心的选侯邦国（Kurstaat或Kurtrier）。在巴尔杜因的支持下，科布伦茨市建造了横跨摩泽河的巴尔杜因桥（Barduinbrücke），把科布伦茨老城区与吕策勒连接起来，并且沿摩泽河修建众多城堡，以此为据点镇压反对者来稳固邦国。巴尔杜因启用特里尔大主教教堂的大长老鲁道夫·洛瑟（Rudolf Losse，1310—1364）为邦国书记员（Schreiber）和公证人，负责整理和起草邦国的各类文件，在邦国内设立各种类型的管理部门（Kellerei），征聘书记员和公证人为专职的官员（A mt），有了行政机制最初的雏形。此外，巴尔杜因还获得在大主教区设立铸币所的特许权，在整个邦国推行统一币制的改革。

巴尔杜因在其邦国内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为选侯们加强邦国自治提供了一种模式，被普遍采用。匆匆赶回德意志的卡尔四世为了稳固其在帝国刚刚确立的皇权，不得不对选侯做出让步。1355年11月底，卡尔四世在纽伦堡召开帝国宫廷会议，与选侯们达成协议，于1356年1月10日颁布《金玺诏书》（Goldene Bulle）。《金玺诏书》是中世纪德意志帝国的第一部基本法，初期只有23章，同年12月25日在梅斯的帝国宫廷会议上又补充增加了8章，共有31章。《金玺诏书》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选侯选举国王的程序，即：在国王去世后的30天之内，由美因茨的大主教召集选侯们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选举国王，选侯要发誓他们的决定没有经过秘密协商，没有收过任何酬劳。此后，按照规定的顺序依次投票：身兼勃艮第掌玺官的特里尔的大主教、身兼意大利王国的掌玺官的科隆大主教、波希米亚的国王、身兼宫廷膳务大臣的莱茵行宫伯爵、萨克森的公爵、身兼司库大臣的勃兰登堡的伯爵，最后投票的是美因茨的大主教，他还负责根据投票结果宣布被选出的国王。

《金玺诏书》再次确认了选侯已经享有的各项权利。首先，选侯在自己的邦国内与国王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享有最高统治权和不受帝国司法权干预的最高司法权；其次，选侯有权参与帝国的政事，每年复活节后的第四周，皇帝要召集有选侯们参加的会议，共同决策帝国内外的政策；再次，选侯享有开采矿山、盐矿、铸币和收取关税的经济特权；最后，选侯有权保护犹太人、有权禁止城市接受外来居民、有权限制或取缔城市间的结盟。为了保证选侯的财产和权利不被分割，选侯的所有权利和领地都只能由长子继承，不得以任何借口或任何方式对其进行分割。如果选侯家族没有子嗣继承其领地，选举权及国王分封的采邑都要转让他人，但波希米亚王国除外，王国有权选举自己的国王。各邦国都可以在自己的境内保持和实行约定成俗习惯法和习俗，也可以保留自己的语言。

《金玺诏书》保证选侯邦国领地不因任何因素被分割，保证邦国实现领土化的进程，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也是阻碍德意志实现政体统一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金玺诏书》直到1648年才被废除。《金玺诏书》以立法的形式保护了选侯的权利，邦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司法和军事上都有了完全的自主性，这就使德意志长期处于多头政治的格局中，国王的权力仅局限在自己的邦国领地内。卡尔四世在位30年，其努力实施的政策就是扩大卢森堡的领地范围，他以摩泽尔与马斯河之间的家族产业为根据地向波希米亚、波兰等东部地区扩张。他把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中心迁移到布拉格，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则都是在各选侯的控制之下。15世纪英法以王权为中心逐步克服政治上的封建分裂，步入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时，貌似庞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则无法逾越选侯制造成的障碍，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延缓了德意志迈向民族国家的进程。

二、卢森堡王朝的领土政策

卡尔四世颁布的《金玺诏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住诸侯以及城市同盟之间因利益纠纷引起的争斗，他也就有可能把精力放在推行他的领土政策上。

1347年9月，卡尔四世被加冕为波希米亚的国王，他把布拉格作为权力的中心，在那里大兴土木。在他的建议下建筑圣法伊特大主教教堂，受他之命在布拉格的郊外建造王室行宫——“卡尔岩石”城堡，在流经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上建造“卡尔大桥”，他欲把布拉格打造成一座防御牢固的“金城”。1348年，卡尔四世在布拉格建立卡尔大学（Karls -Univeristt），这是中世纪德语地区乃至欧洲中部的第一所大学。这一系列的措施很快就把布拉格提升为德意志帝国在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精神和文化中心。另一方面，卡尔四世还有目的地在上普法尔茨地区划分了以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纽伦堡以及苏尔茨巴赫为中心的三个行政区域，通过实施世袭领地政策（Hausmachtpolitik）把原本各自为政的公爵或伯爵领地连成片，扩大成为卢森堡家族的领土。

通过政治联姻在帝国东部获得领地是卡尔四世实现领地领土化的一个重要措施。1352年，卡尔四世的异母弟弟文茨尔一世（Wenzel I.，1337—1383）迎娶荷兰伯爵威廉四世（Wilhelm IV.，1318—1345）的遗孀约翰娜（Johanna von Brabant，1322—1406）为妻。她是布拉班特和林堡两个公爵领地的继承人，她在父亲去世后曾与几个妹妹争夺公爵领地，得到卡尔四世的支持。1354年，卡尔四世把卢森堡伯爵领地提升为公爵领地，宣布其为德意志王国的封地，文茨尔作为国王的封臣是卢森堡公爵领地的第一任公爵。由此卢森堡、林堡和布拉班特三个公爵领地组合在一起，都成为王国的封地。1368年，文茨尔一世被任命为摄政王，此后因为争夺扈从权的问题与于利希的公爵威廉二世（Wilhelm II.，1325—1393）和盖尔登的公爵爱德华（Eduard，1336—1371）发生争斗。地处莱茵河下游西岸的于利希位于盖尔登公爵领地和科隆选侯辖区之间，1328年被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皇帝提升为公爵领地。巴伐利亚的维特斯巴赫家族从皇帝的手中接管了勃兰登堡伯爵领地、蒂罗尔伯爵领地、巴伐利亚公爵领地，但在当时这些领地尚没有实现领土化连成一片。1371年8月，文茨尔一世率军进攻于利希公爵领地，与于利希公爵和盖尔登公爵的联军在巴斯维勒会战。文茨尔一世在巴斯维勒战役（Schlacht bei Baesweiler）中成了威廉二世的阶下囚，为了营救他，卡尔四世付出了巨额赎金。威廉二世不仅从这次战役中获得大量的钱财，而且还轻而易举地得到盖尔登公爵领地。盖尔登的公爵爱德华在战役中阵亡，曾经与他争夺公爵领地的兄长雷纳尔德三世（Rainald III.，1333—1371）也在三个月之后去世，兄弟二人都无子嗣，盖尔登公爵领地成为威廉二世的囊中之物。卡尔四世不满威廉二世的行径，于1372年6月宣布处以他剥夺法律保护令的惩罚。威廉二世为了保障他的子嗣能够继承盖尔登公爵领地，不得不屈从地向卡尔四世俯首称臣。

1323年，路德维希四世皇帝把勃兰登堡伯爵领地封授给他的长子路德维希五世（Ludwig V.，1315—1361），后者同时还获得蒂罗尔伯爵领地。1356年，卡尔四世在其颁布的《金玺诏书》中确立了勃兰登堡伯爵选侯的地位。1363年，时任勃兰登堡伯爵罗马人路德维希六世（Ludwig VI.，der Rmer，1328—1365）向卡尔四世承诺，如果他和他的兄弟、有“懒人”之称的奥托五世（Otto V. der Faule，1346—1379）都无子嗣，将放弃勃兰登堡伯爵领地。1366年3月，奥托五世与奥地利公爵的遗孀、卡尔四世的次女卡塔琳娜（Katharine vom Luxemburg，1342—1395）在布拉格举行婚礼，这个婚姻无疑是卡尔四世实行领土政治的一个重要步骤。1373年8月18日，奥托五世与他的岳父卡尔四世在菲尔斯滕瓦尔德签订协议，以50万古尔登（Gulden）以及在上普法尔茨地区的几个行宫和几座城市为代价，换取对勃兰登堡伯爵领地的统治权。奥托五世迁往在巴伐利亚的宫廷，但他的妻子却留在布拉格。卡尔四世通过菲尔斯滕瓦尔德协议（Vertrag von Fürstenwalde）最终把勃兰登堡伯爵领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卢森堡家族也因此在七大选侯中占据两个席位，为他的子嗣能够继承德意志王位增加了重要的筹码。

勃兰登堡伯爵领地与西里西亚和下劳西茨相连。14世纪初，劳西茨伯爵领地陷入阿斯卡纳家族和韦廷家族争夺之中。1307年，图林根的侯爵迪特里希四世（Diethrich IV.，1260—1307）把劳西茨伯爵领地卖给勃兰登堡的阿斯卡纳家族，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任皇帝时期，维特斯巴赫获得劳西茨伯爵领地的大部分土地。1367年，劳西茨伯爵领地被卡尔四世并入波希米亚王国，成为波希米亚国王的封地。12世纪中叶之前，西里西亚一直是波希米亚和波兰争夺的对象，蒙古人东征之后，德意志的移民在这里站住了脚，在这个地区建立百余城市、千余村镇以及许多教堂。1138年，波兰的皮亚斯特家族在西里西亚建立公爵领地；1289年之后，西里西亚向波希米亚的国王卢森堡的约翰称臣；1335年，波希米亚国王与波兰国王在特伦钦城堡订立协议，波希米亚的国王放弃对波兰王位的要求，换取波兰国王放弃西里西亚采邑权的承诺。1348年，卡尔四世与波兰国王再次在纳梅斯武夫签订协议确认特伦钦城堡协议（Vertragvon Trentschin），特伦钦城堡协议和纳梅斯武夫协议（Vertrag von Namslau）把西里西亚与波兰彻底分开。1353年，居鳏的卡尔四世与年仅11岁的安娜（Anna von Schweidnitz，1339—1362）订婚，安娜是西里西亚施维德尼茨公爵领地的继承人，这段年龄相差悬殊的婚姻的目的昭然若揭。安娜20余岁去世，她去世不到一年，卡尔四世就又迎娶波莫瑞公爵的女儿伊丽萨贝特（Elisabeth von Pom mern，1345—1393）为妻。卡尔四世一生娶过四位妻子，每一次都是为了实现他推行领土政策的目的，每一次都让他得到了相当可观的领地。

卡尔四世不仅充分利用自己的婚姻实行领土政策，而且还通过其子女的婚姻实现他的政治目的。卡尔四世的长女玛格丽特（Margare the von Luxemburg，1335—1349）10岁时就与匈牙利19岁的年轻国王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1326—1382，1342—1382年在位）订婚，但她在14岁时早逝。次女卡塔琳娜的第一次婚姻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四世（Rudolf IV.，1339—1365），成为奥地利的公爵夫人，她多次充当调节人，缓和其父与其夫之间的紧张关系。1363年3月18日，卡尔四世与维特斯巴赫家族签订继承协议，次年把蒂罗尔伯爵领地封授给鲁道夫四世。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家族、卢森堡家族以及匈牙利的安茹家族共同就蒂罗尔伯爵领地签订继承协议。卡尔四世把他所有子女的婚姻都作为其在帝国东部扩大领土的筹码。卡尔四世的四次婚姻有过五个儿子，但存活下来的只有两个。次子文茨尔四世（Wenzel IV.，1361—1419，1363—1419年在位）两岁就被加冕为波希米亚的国王，9岁与荷兰公爵8岁的女儿约翰娜（Johanna von Bayern，1362—1386）定亲。后来成为德意志皇帝的三子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Sigmund von Luxemburg，1368—1437，1433—1437年在位）迎娶了匈牙利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女儿玛丽娅（Maria von Anjou，1370—1395），尽管此前玛丽娅已经许配给了奥地利的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三世（Albrecht III.，1349—1395），因为她是匈牙利王位的唯一继承人，西吉斯蒙德通过这个婚姻获得了匈牙利的王位。为了保证西吉斯蒙德能过通过婚姻获得匈牙利的王位，卡尔四世把三女伊丽莎白（Elisabeth von Luxemburg -Bhmen，1358—1373）嫁给奥地利的公爵，而她曾与懒人奥托五世订过婚，但并未成婚，后者成了她的姐夫，卡尔把他的次女卡塔琳娜（Katharina，1342—1395）嫁给了他。卡尔四世最小的女儿安讷（Annevon Bhmen，1366—1394）在14岁的时候许配给英国国王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1367—1400，1377—1399年在位）。

如果说卡尔四世在实施政治联姻政策方面得心应手的话，那么在处理与法国和意大利的关系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在英法百年战争第一阶段，卡尔四世审时度势保持中立，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德意志帝国西部地区的稳定，并趁法国在战争中失利之际获得了勃艮第的王位，他于1365年6月4日被加冕为勃艮第的国王。英法百年战争牵制了法王对阿维尼翁教廷的控制和干预，教廷再次陷入意大利的争斗中。卡尔四世没有如意大利贵族家族所希望的插手进行干预，而是谋划如何让选侯们选举他的儿子文茨尔为德意志的国王，并且能够顺利地获得教皇的承认。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的，卡尔四世再次对特里尔的大主教和科隆的大主教作出让步，允许他们进一步扩大已有的邦君的权利，并且还颁布敕令，禁止在大主教所辖领地内的城市谋求自治和关税豁免权。为了保证选举的顺利，卡尔四世甚至串通支持他的选侯修改《金玺诏书》中有关选举国王的相关规定，增加允许国王在世时指定王位的继承者的条例。1376年6月10日，选侯们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选举文茨尔为德意志的国王，7月6日，由科隆的大主教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von Saarwerdem，1348—1414）为其主持了加冕礼。教皇格雷戈尔十一世（Gregor XI.，1329—1378，1370—1378年在位）以各种苛刻的条件迟迟不肯给予承认，1378年发生的西方教会大分裂（Abendlndische Schisma，1378—1417）再次为卡尔四世提供了施展灵活外交策略的机遇，但遗憾的是无法避免的死神使他最终未能如愿以偿。1378年11月29日，卡尔四世与世长辞，在他执掌“神圣罗马帝国”的20余年间，为地处帝国边隅之地的卢森堡家族获得了伦巴底、波希米亚、匈牙利以及勃艮第的王冠，并且还保证他的儿子顺利地登上德意志的王位。

三、捉襟见肘的外交政策

登上王位的文茨尔首先面对的是西方教会的大分裂以及德意志帝国内部政治秩序的重建。1377年9月，教皇格雷戈尔十一世带领16位枢机主教把教廷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结束长达75年的阿维尼翁教廷时期。一年后，格雷戈尔十一世去世，枢机主教团选举意大利巴里的大主教巴尔托洛梅奥·普里尼亚诺为教皇，称乌尔班六世（Urban VI.，1318—1389，1378—1389年在位）。乌尔班六世的父亲原是普利亚地区的一名屠夫，后来迁居到罗马城，受雇于多个手工工场。乌尔班六世在罗马城度过他的童年，后在那波利大学学习法学并成为该校的教授，1363年以后任职大主教，此后一直跟随格雷戈尔十一世，深得他的信任。教廷迁移回罗马之后，尽管乌尔班六世当时并不是枢机主教，但依然被教皇委任领导枢机主教团的重任。格雷戈尔十一世去世时，罗马市民强烈要求选举罗马出身的枢机主教为教皇，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勉为其难地选举了意大利籍的、但并不是枢机主教的巴尔托洛梅奥·普里尼亚诺为教皇。新教皇上任后坚定地继续贯彻其前任的政策，拒绝返回阿维尼翁。与此同时，为了摆脱阿维尼翁的阴影，他即位后任命了29位枢机主教，其中意大利籍的就有20位，法国籍的只有3位。非意大利籍枢机主教们对此极为不满，他们以乌尔班六世不是枢机主教为由宣布对他的选举是无效的，要求他退位，并呼吁德意志和法国的国王拒绝承认乌尔班六世为教皇。非意大利籍枢机主教们得到法国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V.，1338—1380，1364—1380年在位）的支持，他派遣雇佣兵武力保护非意大利籍枢机主教们前往地处罗马城东南的丰迪市，1378年9月28日在那里选举日内瓦的伯爵、法国康布雷的主教、枢机主教团的成员罗伯特为对立派教皇，称克莱门斯七世（Clemens VII.，1342—1394，1378—1394年在位）。1379年6月，克莱门斯七世带领他的支持者返回阿维尼翁，自此开始了长达40年之久的“西方教会大分裂”。乌尔班六世为了与克莱门斯七世对抗，向文茨尔一世抛出橄榄枝，承认他为德意志的国王。

西方教会的大分裂激化了德意志帝国内部诸侯间的矛盾。莱茵兰地区的四个选侯要求文茨尔国王与乌尔班六世结成联盟，他们甚至于1380年1月11日在莱茵河中游岸边的上韦瑟尔集会达成共识，如果需要的话愿意在武力上支持乌尔班六世。拿骚家族的阿道夫（Adolf von Nassau - Wiesbaden - Idstein，1353—1390）18岁就成为施派尔的主教，为了谋求美因茨大主教的职位与一些世俗诸侯联合起来，并且希望通过克莱门斯七世实现这一目的，因而十分明确地表示对其支持。1379年，克莱门斯七世确认他为美因茨的大主教，阿道夫与克莱门斯七世结成联盟，同时也成了莱茵兰地区选侯们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中的又一重要成员是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 III.von Habsburg，1351—1386），他是哈布斯堡家族首位德意志国王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的孙子，他的父亲阿尔布雷希特二世（Albrecht II.vonsterreich，1298—1358）公爵在世时就与法国国王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德意志的皇帝和英国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延续其父的政策，与法国国王交好，义无反顾地站在克莱门斯七世教皇一边，他还于1380年与克莱门斯七世结成共同防御联盟，在德意志南部地区形成以他为首的支持阿维尼翁教皇的政治力量。

面对教会的大分裂，文茨尔显然缺少外交经验，他既明确地表示支持罗马的教皇，但也不希望开罪于阿维尼翁教皇，可是又很难保持中立的立场，更何况周旋于两位教皇间又与处理英法间的外交关系相互交织在一起。处于英法对立中的文茨尔试图缓和与法国国王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因英国国王理查德二世与他的妹妹安讷的婚姻以及给予他在财政上的支持，使他在处理与法国的关系时捉襟见肘，在外交上一再失利。在帝国内部，卡尔四世以及他的前任们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逐渐显露出难以克服的弊端。《金玺诏书》最终承认邦君的政治地位，领土化的邦国制极大地阻碍了王权的集权，帝国的政治分裂无法避免。另一方面，自12世纪中叶以来，在王权的保护下出现大批自由城市，但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则以牺牲自由城市的利益来平衡与邦君之间的矛盾，这就使城市成为邦国制形成过程中的牺牲品。13世纪下半叶，这些自由城市以地区或者利益为基础结成互助互利的城市联盟。邦国的领土化触及骑士和中小贵族原有的特许权和自由，选侯、诸侯与骑士和中小贵族之间的差异逐渐凸显出来。骑士和中小贵族与城市市民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市民的财富提升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而骑士和中小贵族则越来越被排斥在正在发生变化的经济体制之外，他们不仅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其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减小，他们也效仿城市结成利益相关的骑士联盟。城市联盟和骑士联盟都被卷入到两个教皇的对立中，更强化了城市和骑士之间的敌对情绪。

1379年10月17日，拿骚地区17位伯爵、骑士和中小贵族在威斯巴登集会，联合起来结成一个贵族骑士同盟，因这些伯爵家族的族徽都是狮子，故又名“狮子同盟”（Lwenbund）。狮子同盟自成立之时起就获得美因茨大主教和奥地利公爵的支持，在教会大分裂时期自然也站在克莱门斯七世的阵线一边。1380年6月，狮子同盟与巴塞尔结盟，为克莱门斯七世增添了新的政治力量。1380年12月21日，施瓦本地区的黑尔芬施泰因家族的伯爵们联合起来结成“圣威廉同盟”（Gesellschaft mitsant Wilhelm）。几乎在这同一时期，在法兰克地区的伯爵也结成“圣格奥尔格同盟”（Gesellschaftvon Georg）。1381年3月，圣威廉同盟与圣格奥尔格同盟联合在一起。这些伯爵同盟之间经常发生武力冲突，更使德意志政局乱象丛生。为此，文茨尔在获得美因茨和科隆的大主教以及萨克森选侯的同意后，于1383年3月在纽伦堡颁布《帝国和平条例》，计划把帝国划分为几个大的行政区域，创建一个新的“纽伦堡领主同盟”（Nürnberger Herrenbund），但遭到城市同盟的抵制。1384年7月，城市同盟与领主同盟在海德尔堡签订协议，双方同意共同维持为期4年的和平。

文茨尔一世建立的伯爵同盟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愿行事，反而为自己树立了新的政敌。14世纪80年代，城市同盟与伯爵同盟以及与王室军队之间发生多次战役，迫使文茨尔不得不与施瓦本城市同盟订立协议，希望以此取代80年代结成的各种联合体。1389年5月5日，文茨尔在埃格尔颁布的《帝国和平条例》中宣布，只要城市遵循埃格尔帝国和平条例，国王就可以保护它的利益。然而，城市和国王的联盟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反而因为文茨尔实施家族政策而被瓦解。在文茨尔执政时期，他对家族政治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帝国政治的关心，甚至为了家族牺牲帝国的利益，当法国人的军队入侵德意志帝国的领地时也袖手旁观，致使勃艮第公爵夺取了林堡布拉班特。在帝国的东部地区，文茨尔延续其父的政治联姻政策确保其弟西吉斯蒙德享有匈牙利王位的继承权。然而，西吉斯蒙德却因为财政上的困窘，不得不于1388年5月把勃兰登堡伯爵领地连同选侯的权利抵押给他的堂弟、摩拉维亚的侯爵约布斯特（Jobst von Mhren，1351—1411），后者曾经帮助西吉斯蒙德获得匈牙利的王位，但也怀有很大的野心，不仅觊觎卢森堡家族享有的选帝权利，而且还想以此作为谋求德意志王位的踏脚石。抵押双方达成协议，如果西吉斯蒙德在5年之内不能赎回勃兰登堡伯爵领地，就要把伯爵领地以及选侯的权利转让给约布斯特。约布斯特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为了实现获得德意志王位的目的，不惜与同家族的兄弟反目成仇。1394年初，在卢森堡家族的世袭领地内发生波希米亚贵族反对文茨尔一世的争斗，约布斯特加入反国王的阵营，成为贵族暴动中的领导者，在这年的5月8日，他俘获旅途中的文茨尔一世，在帝国等级议会的压力下才将其释放。与此同时，文茨尔一世还面临着来自外部的极大威胁。14世纪初，奥斯曼一世（Osman I.，1258—1326，1299—1326年在位）建立的土耳其王国迅速壮大，在巴尔干地区站稳了脚，并伺机向西欧地区扩张。1396年匈牙利和法国组成十字军联合抵抗土耳其人的进攻，虽然这一年9月28日在尼科波利斯战役（Schlacht bei Nikopolis）中惨败，但西格蒙德的实力也因此被大大削弱，无法赎回抵押出去的勃兰登堡伯爵领地。1397年4月3日，文茨尔一世最终把该领地连同选侯享有的所有权利都一起给予了约布斯特。

四、诸侯废黜的国王

文茨尔一世为了家族的利益在面对教会分裂的问题上摇摆不定，法国国王有了可乘之机，把他的权力触角伸向意大利。1396年9月，法国国王与佛罗伦萨市结成同盟，此后进一步占领了热那亚，与米兰市争夺对意大利北部的控制权。文茨尔一世的无所作为，极大地削弱了德意志皇权在意大利自中世纪以来已有的权威，同时也损害了德意志西部地区的经济利益。1396年10月24日，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和拿骚家族在奥彭海姆结成联盟，企图废黜文茨尔一世，得到罗马派教皇博尼法修斯九世（Bonifacius IX.，1350—1404，1389—1404年在位）的支持。1397年1月，博尼法修斯九世任命拿骚家族的约翰（Johannvon Nassau -Wiesbaden - Idenstein，1360—1419）为美因茨的大主教，为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和拿骚家族企图废黜文茨尔一世增加了政治筹码。1399年4月，美因茨的大主教、科隆的大主教以及莱茵行宫伯爵这三位选侯联合起来，一方面积极争取萨克森公爵以及帝国西部和中部的诸侯的支持，另一方面大造舆论，公然宣布因为他们享有选举国王的权利，所以也应该享有废黜国王的权利。1400年8月10日，三位选侯在兰河流入莱茵河入口处的上兰施泰因召开诸侯会议，传唤文茨尔一世到此参加会议，文茨尔拒绝前往。20日，选侯们在莱茵河西岸的雷恩斯再次召开诸侯会议，以文茨尔一世已有10年之久未踏入帝国的西部地区为由，宣布他是一个“无所事事、懒政、粗心大意的失职者，不配掌有神圣罗马帝国”，故将其废黜。次日，他们选举选侯莱茵行宫伯爵、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鲁普雷希特（Ruprecht，1352—1410，1400—1410年在位）为德意志的国王。

文茨尔一世是中世纪的德意志第一位被诸侯们废黜的国王，但是在雷恩斯选出的国王也很难得到帝国内所有地区和所有等级的一致承认。卢森堡家族的辖区自然更不可能承认鲁普雷希特为新国王。法定的选举城法兰克福以及国王加冕之地亚亨都因为反对这次选举而紧闭城门拒绝选侯们进入。科隆的大主教只得于1401年1月6日在科隆为新国王主持加冕礼。鲁普雷希特寄希望于教皇博尼法修斯九世，他6月29日在美因茨召开王国会议，提出进军意大利的计划。佛罗伦萨市的市民对新国王的计划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为他进军意大利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然而，鲁普雷希特的政权根基并不牢固，他虽然登上王位，但并没有在整个德意志帝国享有权威，帝国的东部地区依然在卢森堡家族的掌控之下，是这个地区的无冕之王；更何况鲁普雷希特同样抱着扩充自己家族实力的目的，在对待教会分裂的态度上与支持他的美因茨和科隆的大主教产生分歧，施瓦本地区的17座城市和一些诸侯也联合起来反对鲁普雷希特。鲁普雷希特贸然做出的进军意大利的决定，缺少国内政治力量的支持，他在意大利连连失利，无功而归。

1410年5月18日，鲁普雷希特在与城市和诸侯的对立中去世，这就为卢森堡家族再次登上王位提供了契机。这一年的9月20日，莱茵行宫伯爵、特里尔的大主教以及勃兰登堡伯爵这三位选侯选举文茨尔的弟弟西吉斯蒙德为德意志的国王。但美因茨、科隆、波希米亚以及萨克森四位选侯却在10月1日选举西格蒙德的堂弟约布斯特为德意志的国王。德意志将再次面临双重国王的政治局面，1411年1月18日，约布斯特的突然去世改变了这种分裂的政治格局。西吉斯蒙德为了获得所有选侯的选票，也及时地改变策略，与其兄妥协，他把王国的王权象征物转交给文茨尔，并帮助他戴上梦寐以求的王冠，并且明确表示在他有生之年不与其争夺王位。政局的发展正如西吉斯蒙德谋划的，7月21日，美因茨的大主教、科隆的大主教以及萨克森、勃艮第和波希米亚的选侯在法兰克福再次进行选举，共同选举西吉斯蒙德为德意志的国王，莱茵行宫伯爵以及特里尔的大主教没有参加这次选举，因为他们始终没有否认之前选举的有效性，德意志避免了再次出现双重国王的政治局面。

第二节 经济的变革

一、黑死病的冲击

12、13世纪持续两个世纪之久的拓荒扩大了耕地面积，改良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的产量，进而促进农产品进入交换流通轨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农业逐步向为市场生产的交换经济转变。农业形态的这种变化改变了农村原有的村落布局，那些地处老德意志边远地区的农民为了方便交换农产品，迁移到城市周边或者交通便利的地区，致使这些地区的居民区被弃置，在符腾堡地区甚至有20%的居民区消失。与此同时，向东部的拓荒殖民活动也逐步地进入尾声，自1295年之后几乎完全停止，也不再有新建立的城市出现。进入14世纪，这种现象更为加剧。从1309年起，欧洲北部地区就连续几年出现极端恶劣的自然气候，从而导致经常性地发生连续3—5年不等的歉收以及荒年，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人口出生率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1347年，意大利爆发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死病，一年后的6月越过阿尔卑斯山，肆虐阿尔卑斯山以北的第一座城市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波及整个德意志的西南地区。

1347—1353年，从意大利西西里的墨西拿开始爆发波及整个西欧的瘟疫（Pest），西欧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这场瘟疫中丧生。此后，在西欧各地又多次发生程度不同的瘟疫。在德意志地区一共发生四次，每一次瘟疫发生的时间都持续几年之久。继1353年第一次瘟疫结束之后，又在1357—1362年、1370—1376年、1380—1383年发生三次大瘟疫，每次紧随大瘟疫之后的是歉收和饥荒。瘟疫和饥荒产生的第一个直接严重后果是人口的骤减，莱因河畔的米尔多夫市于1348年6月29日出现了第一例因黑死病死亡的案例，此后仅在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就有1400人死于黑死病。这场大瘟疫对整个欧洲产生的深刻影响一直延续到15世纪，为了说明这场旷日持久的疾病对当时西欧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及当时人们对其极度恐惧，16世纪北欧的编年史学家将这场持续长久的瘟疫称为“黑色的死亡”（Schwarzer Tod）。18世纪30年代，德国和英国学者也采用这一名词，用它来标注14世纪的流行性疾病，我国学者将其翻译为“黑死病”。

必须强调的是，欧洲各个地区遭受黑死病肆掠的程度不尽相同，死亡人口的比率也大小不等。根据德国历史学家亨宁的研究，黑死病肆虐期间在老德意志地区城乡居民人口从600万—700万下降到400万—450万，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公里的25人下降到15—18人；在东部新殖民地区的人口从1200万—1300万下降到800万—900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从18—21人下降为12—15人。在这同一时期的法国，人口从2100万下降到1300万；英国则从380万下降为230万；意大利从930万—950万下降为700万。从14世纪80年代中期至1470年这近百年的时间，人口增长的数据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相对农村居民而言，城市居民被传染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为城市的人口稠密，居住拥挤，而且卫生环境恶劣，甚至“堆积着各种各样的垃圾”。在美因茨市，1349年和1350年间死亡了6000人，在兰河岸边的林堡市有2400人、汉诺威有3000人、埃尔福特有1.2万人、明斯特有1.1万人都死于黑死病。根据德国历史学家阿贝尔对29座城市的研究，从14世纪的第3季度到15世纪的第3季度这个时间段，这29座城市的人口平均下降15%—20%。

黑死病与14世纪恶劣的自然气候叠加在一起，对整个西欧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造成严重的冲击，首先表现在农业方面。自中世纪以来，在德意志拓荒运动中开垦的土地都是用来种植谷物，以满足人们对面包的需求。黑死病发生期间，由于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大幅减少，不仅农业的劳动力相应地减少，而且城市对面包以及其他农产品的消费也大大萎缩，对谷物的需求大不如前，所有这些都是导致土地大量被荒置的原因，造成这个历史时期出现大面积的荒耕现象。土地的荒耕改变了原有居住区域的布局，首先是新城市的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黑死病发生期间几乎没有出现新建设的城市；其次是农村村落和居民区的减少，14世纪以后在符腾堡地区有520处居民区不复存在，相当于这个地区居民区总数的50%左右。在北海沿岸地区，居民区遭受风暴的破坏极为严重，特别是1362年被称为“曼德朗克”（Mandrnke）的风暴之后，原有的17万处居民点仅存大约4万处。在图林根地区，直至16世纪时仍有66%的居民区被废弃，黑森林地区有40%—44%的居民区被废弃，哈尔茨东部和艾希斯弗尔德地区被废弃的居民区也都高达50%。在整个德意志地区，居民区总共下降23%。

黑死病在造成人口和居民区大幅减少的同时，也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是在中世纪社会中被视为异教的犹太人。在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下，人们因为对这个来势凶猛的疾病缺少认识和了解而束手无策，一方面无奈地求助宗教的慰藉，另一方面则把这场灾难的起源以及对黑死病的恐惧转嫁到犹太人身上。1321年最先在阿奎丹地区出现犹太人在井里下毒（Brunnenvergiftung）毒害基督徒的谣言。十字军东征时期产生的反犹情绪再次被煽动，谣言的内容也多样化，激起人们对犹太人的仇视，谣言所到之处都发生了杀害犹太人、夺取犹太人财产的恶性事件，甚至演变为大规模地驱除和迫害犹太人。很多城市原有的犹太人居住区或者社团因此而消失，以致于教皇克莱芒六世不得不于1348年9月26日颁布教谕，作出禁止洗劫犹太人、禁止用暴力的方式让犹太人改宗基督教以及禁止未经司法程序不能杀死犹太人等规定。尽管如此，迫害犹太人的现象依然屡屡发生。1349年1月末，沃尔姆斯的犹太人居住区被付之一炬，有约400人被烧死。同年8月23日，美因茨的市民在袭击抢劫犹太人后，点燃了他们居住的房屋，一些幸存的犹太人逃往法兰克福和巴哈拉赫。1348、1349年，帝国城市海尔布隆曾两次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黑死病时期，科隆、斯图加特、奥格斯堡等德意志的许多城市都发生过迫害犹太人的事件。民众在谣言的煽动下大规模迫害和屠杀犹太人更深层的原因是为了劫掠犹太人的财产；同时，在这个历史时期国王和诸侯们也趁机向犹太人收取苛刻的“保护费”大发横财。

黑死病时期，不仅犹太人的财产被大肆劫掠，而且整个社会资源的使用权和土地的财产权也都发生大转移，在黑死病中幸存下来人们有了在一夜之间占有大片土地的可能。他们或者是原来没有土地的依附农或者雇工，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往生者的土地；或者是原有的庄园所有者，把相邻的庄园归为己有，扩大了原来庄园的面积。在东普鲁士地区，原来七八公顷的庄园都扩大为约15公顷左右。尽管如此，社会中土地的价值却大大下降，土地的闲置率大大上升。1419年，所属德意志骑士团的31525块份地中有6561块被撂荒，占其份地总数的21%，到了1439年，这个比率上升到40%，有些地区甚至上升到50%乃至80%。由于劳动力的减少提高了劳动力的工资，生产成本必然就会增加，此外，人口与农业收成之间的比率长期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也极大地影响到了农产品的价格。在黑死病之后的1351—1360年间，法兰克福市场上每百升的黑麦价值是147个第纳尔，1361—1370年上涨为213个第纳尔，在1371—1380年却又回落到146个第纳尔，而在1381—1390年则跌到了111个第纳尔，1391—1400年略微回升到129个第纳尔。市场价格的起伏也改变了农业和畜牧业的结构，畜牧业不仅可以提供价格不低的乳制品，而且还为毛纺织业提供所需的原材料，这就使畜牧业产品的价格超过谷物以及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价格因素是黑死病之后促进畜牧业快速发展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与农耕生产比较而言，畜牧业所需的土地面积小于农业作物所需的土地面积，劳动力的投入也小很多，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但收益却相对要高些。在扩大畜牧业生产的同时，蔬菜种植、水果树、葡萄的园林种植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农业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化改变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膳食结构，同时也更加充实了市场交易的商品种类，农民为市场而生产的观念和意识越来越强烈，这就必然要改变农业的耕种和经营方式。

黑死病加速了已经开始的土地所有权的流转，人身的依附关系松弛。14世纪中叶以后，在德意志逐渐实现的邦国领土化取代了领地制度，雇佣兵制度日益成为邦国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骑士们通过缴纳兵役税摆离了服兵役的义务，逐步地转向农业生产谋其自身的利益。黑死病期间土地财产权的大转移为他们的这个转变提供一个有利的契机，他们占有大片的土地，自营地的面积有了2倍、3倍或者更大的增长，成为大土地的占有者。这种现象在骑士团国家所在的普鲁士和德意志东部地区尤为显著。15世纪末期，在德意志东部地区的乡村中产生“大地产主”（Gustherr）这种新的社会阶层。大地产主与这个时期同时出现的自由农民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不仅经营土地，而且还依仗原有的贵族政治地位把持所在地的司法审判权、行政管理权，抑或说掌有了现代意义的地方“公安”（Polizei）的权力。不仅如此，这些大地产主还控制所在地区的磨坊和干酪坊，以此垄断当地的粮食和乳制品市场，为近代早期大地产制（Gutsherrschaft）的确立打下基础。

德意志西部地区农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这个地区在黑死病之前人口、居民区和城市的密度都很大，因此与东部地区比较而言受黑死病肆虐的程度更大，尤其是城市人口的死亡率非常高。在西部地区受城市发展和农产品交易的影响，早已实行的租赁制在黑死病期间更为普及。尽管在西部地区同样存在着领主自营地的形式，但是并没有向东部地区那样转变为大地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劳动力的短缺制约了大地产的形成。与此相反，承租土地的下层农民则因为劳资的上涨改善了自身的生活状况，此外，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流入城市为城市手工业补充了因黑死病而短缺的劳动力。还有必要强调的是，领土化的大邦国都集中在德意志东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则是众多的小邦国，因而这里不具备形成大地产制的政治条件，城市通过市场对乡村施加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更大，非城市的手工业由此发展起来。

二、城市和非城市手工业的发展

黑死病对城市造成的危害远大于乡村，但是城市的恢复速度也比乡村快，黑死病造成的劳动力损失很快就通过大量流入的农民得到补充。1376年在汉堡有457名酿酒工人，大约稍晚些年，吕贝克有187名织工，魏玛有182名织工。在城市手工业中，纺织业发展得最快。15世纪初的科隆有200名织工，平均每年生产约七千匹布料，纽伦堡大约有80名染色工，每年大约使用200余车的菘蓝，格尔利次在1443年有126名织工。1500年前后各城市织工的人数成倍增长。1430—1440年的10年间，纽伦堡新增加14个亚麻纺织作坊，在1490—1500年的10年间增加49个。1400年前后，圣加仑以及周边地区每年大约生产2000匹亚麻布，1530年已经增长到1万匹。说明纺织业在黑死病之后大发展的另一个佐证是纺织同业公会在很多城市出现，尤其是在一些中小城市也有了纺织同业公会。1496年，莱比锡和马格德堡还公开招聘外来织工。但城市的规模终究是手工业发展难以突破的局限，最先在意大利出现的包买商制度（Verlagssystem）为此拓展了新的路径。

14世纪60年代，包买商制度传到了德意志。包买商制度是一种由商人提供原材料，同时经销成品的手工业经营方式，为扩大纺织业的再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包买商人手中掌握着充足的资金，可以购买和运送手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同时他们也掌握着销售的渠道。这种包买商制度尤其在促进乡村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方面有了用武之地，纺织业需求的麻类和羊毛等原材料都来自乡村，但它却是在中世纪城市中发展起来的专门手工业。黑死病改变了农业经济的结构，种植经济作物和用于畜牧业的耕地面积扩大了，为纺织业的发展提供更充分的原材料。不仅如此，农村还可以为纺织业提供劳动力和场所。乡村中蕴藏着尚未开发的劳动力资源，那些无法离开土地的中小农户都有可以投入到手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力，但又都几乎没有能够用于家庭劳动力加工原材料所需的资金。据德国历史学家计算，那个时代的一个农户家庭需要饲养80—100只羊的羊毛才能满足2.2个家庭劳动力的需求，此外他们还需要购买来自地中海的棉花。包买商把来自东方的丝和棉花贩运到德意志的亚麻种植区，组织当地的农民进行家庭手工生产，同时又把在当地生产出来的纺织成品营销出去。包买商为纺织业在农民家庭中找到了低价的充足劳动力，而农民家庭也可以通过家庭手工劳作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包买商制度还冲破城市中的行会为纺织业设立的种种禁锢条例，帮助纺织业发展成为一种非城市的手工业。15世纪中叶，亚麻纺织手工业在莱茵兰山区的乡村和城市周边落户。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威斯特法仑有了乡村亚麻纺织业。此后在萨克森、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的乡村中相继都有了亚麻纺织手工业。

西方历史学家一般把工业革命前的历史时期称为前工业时期（Vorindustrialisierung）。他们认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农业和工业是很难区分开的，一是因为土地依然是社会中最主要的资本，二是因为大多数的手工业者还都离不开农村。这个时期经济的特点决定了纺织业成为前工业时期的先导工业，最先成为非城市的手工业。纺织业所用的羊毛提高了土地资本的价值；纺织业的技术性要求不高，可以包容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对农村的社会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纺织品的价值较高，只需相对较少的投资就能获取较高的利润；纺织品的成品重量较轻，便于包装运输。综上种种，在西欧工业化之前，纺织业是最先吸引资本和劳动力、最先产生利润的手工业行业。纺织技术的革新和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与之相关的手工业部门，首先是机器制造业。可以说，是纺织业的发展揭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认同。

中世纪德意志的纺织品以棉麻混纺的粗斜纹布、丝绸制品和单面绒布享誉欧洲。纺织品的原材料决定了纺织业的分布区域性比较强，主要分布在亚麻种植地区，而且集中在这些地区交通较为便利的远程贸易集市附近，因为棉麻混纺所用的棉花来自叙利亚，丝绸的丝是经威尼斯从东方输入。单面绒布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德意志的南部地区，来自东方的棉花经过威尼斯在这里经销，以奥格斯堡和乌尔姆为主要生产基地，与当地产的亚麻混纺加工出成品。1470年，在乌尔姆有71个单面绒手工作坊，1481年增加到90个。在德意志的中部山区是亚麻的专门种植区，这里自然也是亚麻纺织业的集中区，从黑森到博登湖有一系列以棉麻纺织业为主要手工业的城市，圣加仑、康斯坦茨、拉芬斯堡、比伯拉赫、肯普滕、梅明根、考夫博伊伦，等等。在威斯特法仑和下萨克森种植亚麻的地区也有了以麻纺织业为主的手工业城市，这些纺织业城市也带动了周边乡村纺织业的发展。

包买商制度为种植亚麻并从事纺织业的农民家庭提升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也为这个社会阶层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此后在奥格斯堡显赫一时的富格尔家族就是比较典型的例证。汉斯·富格尔（Hans Fugger，?—1408/1409）原是居住在盛产亚麻的格拉本的一个乡村织布工，1376年举家迁至奥格斯堡。他很快就成为该市纺织行会的成员，但是他并没有购置纺织机，而是做了纺织包买商，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成为在奥格斯堡首屈一指的富商，甚至在整个西欧的经济发展中都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城市手工业中，有色金属和一些较为特殊的铁制品占据很重要的地位。14世纪上半叶，新工艺和新技术的出现为城市手工业增加了新的内容。1329年，康斯坦茨一位对炼丹术极为有兴趣的教士贝特霍尔德·施瓦茨（Berthold Schwarz，?—?）在一次进行炼丹术的实验时，在研钵中放入硝石、硫磺、木炭，将其放在火炉上用杵研进行研磨，在他离开的短暂瞬间发生了爆炸，施瓦茨幸免于难，却在无意中制造出黑色火药。黑色火药的制造看似是一种偶然，但却与这个历史时期金属制造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14世纪中叶，德意志的金属锻造和制造工艺都有很大进步。1363年的纽伦堡市，包括黄铜铸造、锡铸造、白铁制造和金属环扣制造方面在内的所有师傅以及工匠有33名。1375年的汉堡有12名锡铸造工匠。1400年前后的不伦瑞克有47名制作盆的铸造工匠。在萨克森地区，15世纪之前仅不伦瑞克有一个金器制作同业公会，进入15世纪之后汉堡、不莱梅、吕贝克、汉诺威等多个城市相继都有了金器制作同业公会。金属制造业为火药用于军事上提供了条件，此后又有了火药丸、枪膛等一系列的发明。1405年，康拉德·基泽（Konrad Kyeser，1366—1405年之后）在他撰写的《战争英雄》（Bellifortis，德语Kriegsheld）中详细记录了制作黑色火药以及各种兵器的方法，把它呈献给刚刚登上王位的鲁普雷希特国王，这本书也广为流传。

黑色火药和火器的快速传播得力于印刷业的发展。14世纪之前，西欧已经有平版印刷技术，但这种印刷成本很高。1390年，纽伦堡的大商人乌尔曼·施特罗默（Ulman Stromer，1329—1407）在纽伦堡附近的佩格尼茨建立了一个造纸作坊，这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第一个造纸作坊。这个作坊的师傅雇佣18个造纸工人生产纸张，从而取代中世纪以来一直使用的较为昂贵的羊皮纸。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更加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是约翰内斯·古滕贝格（Johannes Gutenberg，1400—1468），他出身于美因茨市的一个城市贵族家庭，父亲是位富商。1411年，美因茨的诸行会因为提出免交各种赋税和关税的要求与城市贵族们发生纠纷，他的父亲和其他百余名贵族离开美因茨。有关古滕贝格的文字资料很少，只能通过一些只言片语有所了解。他随父母离开美因茨后曾被送到美因茨郊外的圣维克多修道院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又在埃尔福特大学深造。自1434年起古滕贝格居住在斯特拉斯堡，曾因负债而被拘禁。1437年，古滕贝格与亚亨的地方长官签订协议为1439年在亚亨举行的朝圣活动制作一批用铅和锡合成的朝圣镜（Wallfahrtsspiegel），可见这时的古滕贝格已经掌握了金属合成的技术。然而因为这年发生了瘟疫，这一朝圣活动延期到1440年，古滕贝格未能如期收回制作朝圣镜的成本，被他的债主们告上法庭。古滕贝格虽然没有从制作朝圣镜中获利，但是却积累了合金和铸造技术方面的宝贵经验。1448年10月，古滕贝格回到美因茨，向他的堂兄举债150古尔登筹建了一个印刷作坊，印刷诸如赎罪券（Ablassbriefe）、日历之类的单面印刷品以及词典等书籍。古滕贝格在经营印刷作坊时，应用其在制造朝圣镜时掌握的合金和铸造技术制作了硬度较强的字母模子，使之能够反复使用，以降低印刷成本，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印刷技术。此外，他还改善印刷的墨水，改进印刷的机器，降低了印刷的成本。

活字印刷技术满足了市民和贵族阅读的需求。这个时期的读物不仅有《圣经》，而且还有大量的世俗读物，例如1470年以后在施瓦本地区非常流行的一种家庭画册（Handbuch）类的读物。阅读读物需求量的增加促进印刷业和造纸业的快速发展，这两个行业很快就在德意志乃至西欧其他地区迅速推广开来，成为城市手工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印刷业、造纸业以及火器制造都是复合型的手工业行业，从生产到营销，包销商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进相互关联的手工业同业公会联合起来，成立超越城市界限的跨行业的同业公会联盟。在莱茵河中游地区就有由多座城市的20多个同业公会结成的联盟。

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非城市手工业，最大的非城市手工业是采矿业和冶金业，这两个行业也是中世纪德意志的第一大手工业。德意志有着得天独厚的贵重金属和有色金属矿藏资源，是中世纪西欧最重要的产铁地区，铁矿石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一是位于莱茵河两岸的宾根和杜塞尔多夫之间的山区地带；二是在萨克森山区地带，尤其是在厄尔茨山区，那里不仅蕴藏着铁矿，而且有丰富的木材和木炭资源，因此这里有很多铁矿坑，聚集了众多的冶炼作坊（Erzhütte）和锻造作坊；三是德意志南部的上普法尔茨；四是东部的阿尔卑斯山地区。此外，地处南部的蒂罗尔山区有着丰富的铜矿，中部的哈茨山和东部波希米亚厄尔茨山有银矿，从坎尼斯堡到诺伊索尔是金矿和银矿，还有铅矿、汞矿、盐矿等等。15世纪以后，在这些采矿地区相继出现许多矿山城市（Bergstadt），它们享有国王或者所在邦国的诸侯授予的开采矿山的权利（Bergregal），有自己的法庭以及管理矿山的机构。

早在12世纪，德意志的采矿业就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仅限于地表层的采矿，采矿只是一锹一镐地在地表层进行作业。对重金属需求量的增加是促进矿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对金银需求量的增大。13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最先开始铸造金币弗罗林（Floren）。14世纪以后，这种金币铸造技术进入德意志，并且在莱茵河流域地区流通金制的古尔登。商业的活跃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对金币的需求量增大。除了德意志中部的山区以外，在图林根、菲希特尔山、西里西亚以及利格尼茨等多个地方都有了被开采的金矿。1340年左右，在德意志最大的金矿场有2500名左右的矿工。14世纪上半叶，利格尼茨金矿每年大约开采30公担（Zentner）的黄金。15世纪初，银币逐渐取代金币进入流通领域。15世纪60年代，弗莱贝格以及戈斯拉尔平均每年需要7公担的银用于铸币，这必然带动银矿的开发和开采。自15世纪下半叶起，萨克森地区的银矿开采进入一个繁盛时期，弗莱贝格、施内贝格以及地处埃尔茨山脉的施雷肯贝格都有银矿，银矿的产量也逐年提高。15世纪中叶，拉梅尔斯山平均每年产银20公担，此外还有40公担的铜和1.9万公担的铅矿石；1496年奥利地安娜贝格的银矿产量高达150公担。蒂罗尔的施瓦茨矿区大约在1420年前后才开发，1470—1520年期间，仅法尔肯施泰因一个矿区的银矿产量就从80公担提高到300公担，铜的产量从7000公担提高到1.6万公担。印刷技术革新后，对铅的需求量增大，1500年哈茨矿区铅的年产量达到1.9万公斤。

金和银是铸币的原材料，金矿和银矿自然都掌握在诸侯和国王的手中，他们不仅掌控着金矿和银矿的生产，而且还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技术改进和安装新设备。1451年，埃尔福特的冶金工匠约翰内斯·丰克（Johannes Funcke，?—?）用添加铅的方法从铜矿石中提炼出银，发明从矿石中熔析金属的技术，铜矿石的价格陡然增长，在图林根、波希米亚、蒂罗尔和匈牙利都开始大规模地开采铜矿，各地都出现大量的熔析作坊（Saigerhütte）。与此同时，采矿的设备和技术也都因此有了很大改进，采矿作业不再仅局限于地面表层，而是挖掘到了地下。采矿深入到地下，首先要解决矿井的支撑、地下水的排除以及往井上运送矿石等技术问题。深井作业最为困难的是排干地下水。1470年发明用水泵排水的系统，解决了这一最大的难题，使矿井的深度达到200余米。深井开采需要使用更多的劳力共同作业，分工也更为精确，有了采掘、机械、排水、选矿、洗矿等多个工种，矿区的规模一般也都很大。在蒂罗尔的一个矿区内共有7000多矿工，一个240米深的竖井仅排水一项就需要600人，所需费用为高达1.4万弗罗林，1538年这个竖井安装了8个排水泵，但仍需240人进行排水作业。施瓦茨矿区的人数更多，达1.2万人。运送开采出来的矿石也是深井开采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矿工们采用马拉动绞车带动庞大的机器把大块的矿石运送到地面。采矿技术和采矿设施的改进极大地提高了德意志的矿产量。1493—1560年间，银的年产量从3.15万公斤提高到5.32万公斤，同一时期欧洲其他地区仅从1万公斤上升到1.15万公斤。复杂的井下作业，昂贵的设备，较高的技术要求，不是像纺织业那样可以由一家一户的手工业者单独承担的。就连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人也很少有能力独立投资开采一个矿区，所以在采矿业很早就实行股份制，1477年在弗赖堡出现一种被称为Kux的“矿山证券”，这可以说是西欧最早的一种股票形式。

矿藏资源的开发带动了冶炼技术的发展。15世纪中叶，炼铁的熔炉有了历史性的改进，一是熔炉的高度增加，鼓风不再用手和脚，而是借用水力。水力鼓风提高了炼炉的温度，可以一次性熔化矿石。控制炼炉的温度可以熔炼出品质比较硬的生铁和品质较软的熟铁，与生铁相比较熟铁的含碳量更高。水力鼓风还被应用于锻锤上，增加了锻造的品种。这一时期德意志铁的年产量达3万吨，共有180个锻锤，生产的品种有轨型铁、条型铁、铁板等等。采矿业和冶金业促进武器制造业、铁蹄和铁钉的制造、机械制造等多种手工业的技术革新和改进，同时也促进造船业的发展。

三、国际贸易的新变化

15世纪的德意志是西欧最先从黑死病的灾害中恢复过来的地区，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农产品打开通向国内市场和欧洲市场的通路，城市手工业与非城市手工业的发展较充分地开发了德意志丰富的资源，新的技能和新生产技术的应用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而且还为欧洲其他地区提供了精致的产品以及欧洲市场需要的贵重金属和有色金属，这就改变了德意志在中世纪以中介贸易为主的商业结构。

中世纪德意志的商业发展得比较早，但中介贸易的比例非常大，这是因其地理位置所决定。德意志地处欧洲中部，从地中海经米兰穿越阿尔卑斯山隘口进入之后，沿纵贯南北的莱茵河直达北海和波罗的海，可以从那里跨越海峡到达英国。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出发既可以经弗里西兰到达斯堪的那维亚，也可以在佛兰德和比利时的布拉班选择前往法国的几条陆路，与之相接的还有卢森堡、萨尔流域地区。莱茵河有多条具有通航条件的支流，像扇面一样地张开，与横贯东西的多瑙河相通，可经匈牙利、巴尔干地区直抵黑海。北海与波罗的海沿岸的汉堡、吕贝克等重要的港口城市既可以直达斯德丁，也可以直通但泽和柯尼斯堡。陆路交通也四通八达，东南地区有一条从纽伦堡经累根斯堡、林茨到维也纳的大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是从博登湖经日内瓦到罗纳谷地的主干道。这些陆路又都有众多的支路相互交接，交通十分便利畅通。地理位置的优势以及相互交叉的水路和陆路交通网络，使德意志的商人直到中世纪的晚期都一直控制着欧洲的中介贸易，尤其是南德地区的商人一直垄断着从地中海到西欧的中介贸易。

14世纪之后，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逐渐形成，与以输入为主地中海贸易截然不同的是，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以输出为贸易的特征，抑或可以这样说，地中海贸易主要是贩运来自东方的香料、丝绸等仅供社会上层以及教会的奢侈品，而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贸易则是以交换当地的农牧产品以及手工业和资源类的产品为主。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区的形成主要得利于德意志东进运动，莱茵河下游的低地地区以及易北河以东的波希米亚、普鲁士、西里西亚等地区的荒地、林地，经过拓荒运动拓殖出大片的良田。这些地区受黑死病肆虐的程度远低于欧洲其他地区，与西欧其他地区相比较，黑死病导致的荒耕的程度要小很多。英国、佛兰德等地区因在黑死病时期人口骤然下降，荒耕现象严重，大片的耕地转变为牧场，养羊业迅速发展。黑死病之后，这些地区的人口陡然增长，养羊业的高额利润又不可能使草场退回为耕田，德意志东部地区生产的粮食满足了这些地区对粮食的需求，汉萨城市联盟充当了输出粮食的主力军，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市场担任了重要角色。

四、不统一的关卡和铸币权

“大空位”时期之后，被选侯推选出来的几任国王都将其政策的重心放在增强家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上，忽略了王权对帝国其他邦国和地区施加的影响，致使各邦国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很独立，贸易活动受到分权政体的限制，其范围和规模都不可能超越邦国的地域界限，水路、陆路、隘口、所有的商路和交通要道上关卡不断地增加。14世纪初期，威悉河上有30个关卡，易北河上至少有35个。12世纪末，莱茵河上约有19个关卡，13世纪末增至35个，14世纪末有50个，15世纪末则多达360余个。这些关卡大多数属于教俗贵族，关卡所收的关税并不很高，设立关卡主要的目的并不在此，而是要实施货栈法（Stapelrecht），即过往的商旅必须卸下部分货物，按照当地的定价任凭当地居民购买，否则不允许通行，这无疑给商人设置了许多不难想象的障碍，不仅延缓货运时间，敲诈勒索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货币的不统一也是政治不统一的必然结果。

铸币权是中世纪封建主的一项重要的经济特权，凡是在权力较为集中的封建王国，铸币所的数量都比较少，铸币权也比较集中。铸币权决定着货币的价值，一个封建王国内货币种类的多与寡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国王权力的集中或分散的程度，因为“货币是法律规定的价值”。12世纪，英伦三岛上有众多的铸币所，随着英国国王集权的增强，铸币所不断地减少到400处，13世纪末仅存12处。13世纪以前的法国大约有300余处铸币所，1315年尚有30个封建领主有铸币权，14世纪末仅有勃艮第、阿奎丹、不列塔尼的公爵领地，佛兰德、纳瓦拉、贝阿恩的伯爵领地以及普罗旺斯还保留着铸币所。与英法相反，13世纪以前在德意志仅有16处铸币所，随着邦国制度的确立，铸币权也更加分散，不仅是教俗诸侯有铸币权，甚至每个自治城市和修道院也都有铸币权，几乎无法计算出共有多少铸币所。如此众多的铸币所造成货币的混乱和贬值，14世纪下半叶，在下萨克森地区的城市中不得不用金块进行交易。为了克服货币的混乱，一些地区相继出现货币联盟。1311年3月7日，奥地利和巴塞尔的公爵试图统一两个公爵领地的货币，结成生丁货币联盟（Rappenmünzbund），但很快就因规则的不合理而解散。1387年9月，沙夫豪森、苏黎世、伯尔尼等城市联合周边地区，统一铸币的银含量，此后这个联盟的成员迅速增加，这种货币的流通范围也很快扩大，1403年2月24日再次结成生丁货币联盟。1379年，吕贝克、汉堡、维斯马、罗斯托克、施特拉尔松德、吕内堡等城市以吕贝克的马克为基础，结成文迪货币联盟（Wendischer Münzverein）。在德意志帝国的其他地区也都出现类似的货币联盟。1385年和1386年之交，莱茵兰地区的4位选侯共同制定了《永久和平条例》，在此基础上结成莱茵货币联盟（Rheinischer Münzverein）。大约在同一时期，上法兰西亚的诸侯也结成类似的货币联盟。1403年位于莱茵河上游的诸城市和一些封建主结成货币联盟，此后符腾堡和施瓦本地区的城市也效仿之。14世纪中叶，路德维希和西吉斯蒙德皇帝都试图统一币制，但都没有获得成功。1426年，帝国的财政大臣康拉德九世（Konrad IX. von Weinsberg，1370—1448）竭力推行被称为“苹果古尔登”（Apfelgulden）的帝国金币，但遭到汉萨同盟的坚决抵制。直到16世纪在德意志帝国内始终没有确立统一的货币。

货币的不统一、关卡的林立使14世纪以后的德意志形成类似汉萨城市为主体的多个贸易中心。但泽、不伦瑞克、布雷斯劳、不莱梅以及多特蒙德都是各地区的贸易中心。位于莱茵河中游的科隆是中世纪德意志境内最大的城市，也是东西水路和南北陆路的交叉点，既可以通过水路与英国有着直接的贸易往来，也可以通过陆路到达法国。地处美因河下游的法兰克福自15世纪下半叶起取代美因茨的地位，成为这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便利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促进了法兰克福交易集市的发展，成为韦特劳地区最重要的交易集市。早在14世纪时，法兰克福的总资产就高达1万古尔登，15世纪时约达3万—4.5万弗罗林。德意志北部的自由城市汉堡位于易北河畔，易北河良好的航道可以使商船直接进入通往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航道，与吕贝克的商路相通。自中世纪以来，汉堡无论是在内陆贸易还是过往贸易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造船业和航运业都十分发达。易北河除了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航道以外，还承担着内陆商品交换的重任，通过易北河的航道可以从马尔克地区、卢日采山区、迈森、安哈尔特地区运送出当地盛产的粮食、木料和布匹，从哈茨山区运送出矿石，又可以从下萨克森、劳恩堡和荷尔斯泰因运来羊毛、粮食、亚麻、蜂蜡和畜牧产品，尤其是易北河下游低湿地地区的牲畜和黄油。14世纪末，汉堡就有“强制货栈权”，并且适用于所有在易北河下游运送粮食的船只。1482年，汉堡的这项特许权得到帝国的官方认可。

五、国际贸易中的汉萨城市

德意志北部地区的城市大多进行的是国际贸易，汉萨城市同盟的作用非常明确地凸现出来，15世纪领导汉萨城市同盟的是吕贝克。吕贝克位于特拉沃河下游注入波罗的海的入海口处。作为扼守波罗的海贸易桥头堡的吕贝克在15世纪的德意志是继科隆之后的第二大城市，这里聚集着来自挪威卑尔根、俄罗斯诺夫哥罗德、瑞典施科讷以及上德意志各地的商人，他们可以很方便地前往汉堡，也可以通过施泰克尼茨运河进入易北河的水路交通动脉。此外，吕贝克还有与地中海贸易区相连的陆路交通。可以这样说，吕贝克是中世纪晚期地中海贸易区与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交点。商人们贩运来自东部和北部地区的毛皮、木材、蜡、蜂蜜、焦油、柏油、大麻等手工业的原材料，与来自西部地区的布匹、金属制成品以及一些小商品等手工业的制成品进行贸易交换。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运送进施科讷的蜂蜜、卑尔根的鳕鱼以及黄油、铁矿石和铜矿石，在吕贝克以及周边城市进行加工。在吕内堡生产的食盐则可以通过施泰克尼茨运河与易北河的水路相连接运送到但泽。吕贝克因为其无与伦比的贸易优势赢得极大的政治权利，作为帝国的直辖市，它的市议会享有“任意性”（Willküren）的特权，正是这个特权吸引百余城市与之联合。1340年，路德维希皇帝给予吕贝克铸造金币的“金币权”（Goldmünzrecht），这无疑更加提升了吕贝克在汉萨城市中的地位。

1340年，丹麦人瓦尔德马四世（Waldemar IV.，1321—1375，1340—1375年在位）在沿海各汉萨城市的支持下登上丹麦王位，为了回报汉萨城市的支持，他重新认可其已经享有的各种特许权。1356年，汉萨城市首次在吕贝克召开汉萨会议（Hansetag），所有加入汉萨的城市都派代表参加汉萨城市议会。这次会议确立了吕贝克在汉萨城市中的领导地位，各汉萨城市都有权参与重要事务的决议。会议的决议还规定，所有汉萨城市都必须遵守共同制定的章程，加入汉萨同盟的商人有权享有诸如免税、使用货仓和码头等特许权，他们受汉萨同盟法的保护。作为德意志北部地区最大的商人联合体，汉萨同盟虽然没有起到统一德意志国内市场的作用，但是汉萨同盟设立的商站是所有商人共同的据点。在佛兰德，从1360年起汉萨同盟的商人就被允许在伯爵领地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出售商品，保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免除他们向当地人偿付债务和赎罪的义务。如果汉萨同盟的商人遭到佛兰德人的袭击和抢劫，必须给予赔偿。一直以来，挪威禁止外来商人在其境内进行贸易交换，也不准许他们和当地的村民进行直接交易，只有在夏季的几个月中才允许外籍商人在挪威进行交易活动，但是汉萨同盟的商人不受这些规定的限制。1360、1361年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四世先后率兵攻占施科讷和格兰岛的重要港口城市维斯比，阻碍汉萨商人在这些地区的贸易活动。吕贝克的市长约翰·维滕堡（Johann Wittenborg，1321—1363）建议汉萨同盟与丹麦国王对抗。1362年，汉萨城市的船队被丹麦军队围困于地处厄勒海峡的赫尔辛堡，损失惨重，失去在这个地区的海上优势。次年，约翰·维滕堡因指挥失败而被汉萨城市法庭处死，成为这次兵败的替罪羊。

1367年11月19日，汉萨城市在科隆举行共同会议，结成共同反对丹麦的科隆联盟（Klner Konfderation），共有57座汉萨城市加入该联盟。1368年2月2日，科隆联盟的汉萨城市与瑞典的国王阿尔布雷希特三世（Albrecht III.，1338—1412，1389—1412年在位）以及德意志和丹麦的贵族联合起来共同向丹麦国王宣战。同年4月，由37艘船队组成的汉萨城市的舰队驶向丹麦，5月占领哥本哈根，此后又占领施科讷、挪威以及日德兰半岛的南部地区，迫使丹麦国王不得不妥协，与汉萨城市共同宣布停战。1370年5月1日，23座汉萨城市的代表与丹麦国王的特使在施特拉尔松德会晤，由瑞典隆德大主教亨宁·波德布斯克（Henningen Podebusk，?—1388）主持共同签署条约，丹麦国王承认汉萨城市在施科讷和丹麦的所有特许权，汉萨城市还掌控了赫尔辛堡、斯卡讷、马尔默以及法尔斯特布15年的权利，丹麦国王要想赎回这些城市，必须缴纳1.2万马克的纯银，由此丹麦在厄勒海峡的所有关税都落入汉萨城市的金库。此外，丹麦议会还承诺，如选举丹麦国王必须经过汉萨城市的认可。《施特拉尔松德条约》（Friede von Stralsund）确立了以吕贝克为首领的汉萨城市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海上贸易霸权地位。

1387年，瓦尔德马四世唯一的儿子夭折，他的女儿玛格丽特一世（Margarethe I.，1353—1412，1387—1380年在位）继承丹麦的王位，她与挪威国王的婚姻使她有了掌控挪威王权的可能。1388年，梅克伦堡的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三世（Albrecht III.，1338—1412，1364—1389年在位）被选为瑞典国王，因王国内的不安定，不得不求助玛格丽特一世女王。女王抓住这个机会为她的继承人、侄孙埃里克七世（Erik VII.，1382—1459，1397—1459年在位）铺路。1397年6月17日，埃里克七世在卡尔马同时加冕为丹麦国王、瑞典国王和挪威国王，这就标志着卡尔马联邦（Kalmarer Union）的诞生。1406年，埃里克七世迎娶英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VI.，1366或1367—1413，1399—1413年在位）的女儿，这一婚姻促使埃里克七世的扩张欲望膨胀，将其推向汉萨城市、德意志骑士团和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对立面。1429年，埃里克七世在扼守厄勒海峡的要塞克罗堡设立关卡，征收海峡关税（Sundzoll），这就更加使得汉萨城市与卡尔马联邦之间的关系恶化，激化为武力冲突。直至1434年瑞典发生反对联邦苛重赋税的农民起义，才迫使埃里克不得不向汉萨城市妥协。1435年7月15日，汉萨城市同盟与卡尔玛联邦在沃尔丁堡签订和约，《沃尔丁堡和约》（Friede von Vordingborg）保证汉萨城市原有的特许权。

自1259年吕贝克与诺夫哥罗德、基尔、维斯马、罗斯托克和施特拉尔松德建立文迪城市同盟（Wendischer Stdtebund）后，一直垄断特拉沃河与易北河区域间的货栈权，而法国和英国一直试图打破这个垄断权。1433年，荷兰伯爵领地落入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Philipp der Gute，1396—1467）手中，菲利普试图以荷兰为跳板进入汉萨城市控制的地区。1438年4月，12艘满载盐的货船在贝斯特的港口被海盗抢劫，这一事件成为点燃北部德意志6座汉萨城市以及荷尔施泰因公爵与荷兰之间战火的导火索，好人菲利普借助海盗的力量与汉萨城市对垒。从1440年起，克里斯托夫三世（Christoph III.，1416—1448，1440—1448年在位）相继继承丹麦（1440）、瑞典（1441）和挪威（1442）三个王国的王位。他为了削弱三王国内的反对派势力，不得不借助汉萨城市的政治力量，他在这年的4月前往吕贝克寻求与之和解的可能。在克里斯托夫三世的斡旋下，1441年交战双方在哥本哈根签订有效期为10年的停战协议，荷兰的城市有义务赔偿普鲁士和立陶宛的汉萨城市22艘商船，向克里斯托夫三世支付5000古尔登作为罚金。汉萨城市则要求解除所有对荷兰城市的贸易限制，保证其交通往来的自由。这一停战协议开始打破汉萨城市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垄断。

在百年战争期间，汉萨城市曾经给予英国王室军事上的援助，因而获得英国国王很优惠的特许权。百年战争以及黑死病之后，英国的毛纺织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它在扩大毛纺织品销路方面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汉萨城市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优先权。1447年，亨利六世（Henry VI.，1421—1471，1422—1461年在位）国王取消了给予汉萨城市的所有特许权。1449年5月，英国人抢劫汉萨的运盐船队，吕贝克损失16艘大船，但泽损失14艘大船，尽管经过艰难的谈判这次事端被压制下去，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引起事端的根源。1468年，英国的商船在海峡被抢劫和征用。1469年初，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Eduard IV.，1442—1483，1471—1483年在位）下令实施报复，洗劫汉萨同盟在伦敦的施塔勒商栈，拘押商栈的商人，用他们的财产赔偿在海峡遭受的损失。4月，吕贝克、汉堡、但泽以及不莱梅等城市的汉萨商人在吕贝克集会，共同决定向英国宣战，禁运英国的布匹，组织海盗船拦截英国的商船。与英国素有宿怨的勃艮第的公爵勇敢者查理（Karl der Kühne，1433—1477）为汉萨城市组织的海盗船开放荷兰的港口。此时的英国正处在“玫瑰战争”（Rosenkrieg）中，受到内乱牵制的爱德华四世逃亡勃艮第。勇敢者查理为了协助英王返回英国，为汉萨城市同盟的商船开放了一年的通路，但是但泽的商船不仅攻击英国敌对面的船只，甚至还攻击英王乘坐的返回英国的船只。此后，公爵再次对汉萨城市同盟和海盗船关闭港口，汉萨商人也再次失去把佛兰德的港口作为军事基地的可能。1472年，汉萨城市同盟在汉堡和吕贝克组建船队，并借助海盗船的力量不断地袭击英国的船队和港口，英国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于1474年与汉萨城市在乌得勒支签订和约。汉萨城市通过《乌得勒支和约》（Friendenvon Utrecht）重新获得在英国原有的权利和特许权，不仅在伦敦恢复施塔勒商栈，而且还被允许在波士顿和林恩设立商栈，并获得1万英镑的损失赔偿。

汉萨城市虽然在与荷兰和英国的战争中都赢得胜利，但汉萨城市同盟仅仅是一个松散的商业组织机制。进入16世纪的西欧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发生极大的变化，依然处于德意志分权国家政体中的汉萨城市同盟，在与有国家政治强权支持下的英国、法国、尼德兰等大公司之间进行的世界性远程贸易大战中，逐渐失去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占有的贸易优势，从16世纪初起走向衰落。

第三节 德意志中世纪的大学

一、皇帝建立的大学

11世纪末，在德意志皇帝的支持下成立的博洛尼亚大学被看作是西欧中世纪的第一所大学。1158年，德意志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发布敕令，允许任何人自由前往西欧各地已经建立的大学学习，给予他们司法审判权的保护。为了分散西欧各地涌向博洛尼亚大学的求学者，1224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无视教皇的反对，在那波利建立一所大学。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西欧一些重要的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的城市中都相继建立大学，但直到14世纪中叶，在德语地区尚没有建立一所中世纪的大学。尽管如此，德意志依然是西欧各地学者前来造访之地，帝国各地经常有经院哲学各流派的论争，科隆等城市聚集着经院哲学的大家，德意志帝国是教权和政权争辩的大平台。

14世纪20年代，教皇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因插手德意志王位之争与路德维希四世发生公开的冲突，这个时期的著名学者奥卡姆的威廉（Wilhelm von Ockham，1288—1347）也被卷入其中。奥卡姆的威廉出生在英国一个叫奥卡姆的小镇，很早就加入法兰西斯修士会，后在牛津大学求学，因评注伦巴底的彼得撰写的《教父名言集》，抨击教会占有大量财产，提倡基督守贫等神学观点，被牛津大学的校长斥责为异端。1323年8月，奥卡姆的威廉收到阿维尼翁教廷的传讯，前往教廷为自己进行申辩。此时，教皇约翰内斯二十二世与法兰西斯修士会的切塞纳的米夏埃尔（Michaelvon Cesena，1270—1342）也针对基督守贫等教义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威廉因支持米夏埃尔的观点受到牵连与其一起被囚禁在阿维尼翁。1328年5月26日，奥卡姆的威廉和切塞纳的米夏埃尔以及法兰西斯修士会的修士一起逃出阿维尼翁，他们在比萨偶遇德意志皇帝路德维希四世。被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宣布绝罚的路德维希四世立刻将这一行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1330年初，奥卡姆的威廉以及与他一同逃出阿维尼翁的同行者跟随路德维希四世到了慕尼黑，他长居那里直至终老。在慕尼黑，威廉撰写了很多有关教皇权限以及教权和政权关系的论著，他在《关于皇帝和教皇权力的对话》中，立场鲜明地维护皇权的权威，提倡废除枢机主教选举教皇的制度，改为由宗教会议选举教皇，反对教皇享有绝对的权力。后人用“你用剑保护我，我用笔保护你”这句话恰当地描述出了威廉与路德维希四世之间的关系。

卡尔四世登基后，布拉格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首府，自14世纪下半叶之后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1348年4月7日，卡尔四世授意在布拉格建立卡尔大学。卡尔大学是中世纪中欧地区的第一所大学，也是德语地区的第一所大学。前来求学的学生除了来自波希米亚地区，还有来自萨克森、巴伐利亚、西里西亚以及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学生。15世纪初，这所大学就有万余名注册学子，其中来自德意志的学生占四分之三。卡尔大学完全按照巴黎大学的模式建校，建校之初就设立了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四个传统的系，根据学生来自的地区将他们分为波希米亚、巴伐利亚、波兰和萨克森4个学生同乡会，每个同乡会为一票，参与学校的管理。14世纪下半叶，在波希米亚地区的德意志移民和捷克当地人的矛盾激化，这一社会矛盾也波及卡尔大学内部，在各个同乡会之间进行激烈的大辩论。辩论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威克里夫的学说以及西方教会大分裂，其中还涉及是否承认在比萨宗教会议上选出的教皇等问题。当时还只是波希米亚国王的文茨尔四世的态度明显倾向于波希米亚学生同乡会，他于1409年1月18日在库滕贝格颁布一个敕令，其中规定波希米亚学生同乡会在卡尔大学中享有三票，其他三个同乡会仅保留了一票。《库滕贝格敕令》（Kuttenberger Dekret）颁布之后，大约千名左右讲德语的学生和教授在这年的5月被驱逐出卡尔大学，其中包括校长明斯特贝格的约翰内斯·奥托（Johannes Otto von Münsterberg，1360—1416），捷克教士扬·胡斯（Jan Hus，1369—1415）因此当上卡尔大学的校长。卡尔大学成为胡斯运动的发源地，被驱赶的大学生和教授们在约翰内斯·奥托的带领下前往莱比锡，在那里建立新的大学。1409年9月9日，莱比锡大学获得教皇亚历山大五世授予的成立证书。莱比锡大学同样分为四个学生同乡会，即：迈森同乡会；萨克森同乡会，包括来自德意志北部、西北地区、斯堪的纳维亚以及英国的学生；巴伐利亚同乡会，由来自德意志南部、西南部以及欧洲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学生构成；波兰同乡会，其中包括来自西里西亚、德意志东部和欧洲东部的学生。莱比锡大学得到迈森地区诸侯们的大力支持，图林根的侯爵、人称爱争执的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IV. ，1370—1428）和他的兄弟威廉（Wilhelm II.，1371—1425）每年为大学提供500古尔登的赞助资金。

二、诸侯建立的大学

14世纪中叶以后，在德意志帝国境内相继建立多所大学，这些大学或是由所在地的教俗诸侯或是由城市建立的。1365年3月12日，奥地利的公爵鲁道夫四世和他的两个兄弟阿尔布雷希特三世及利奥波德三世共同决定在维也纳建立大学。1383年，巴黎大学神学系索邦学堂（Sorbonne）的著名教授和学生们经常就天主教教义进行大辩论，阿尔布雷希特三世乘机广纳人才，吸引巴黎大学不同观点的教授们到维也纳大学讲授课程，1384年再次给予维也纳大学捐赠证书，同时还设立神学院。1450年左右，在维也纳大学学习的学生约有6000余名。在西方教会大分裂期间，巴黎的索邦学堂支持阿维尼翁教廷，尽管在布拉格的卡尔大学是罗马教廷的支持者，但因远离罗马而且其讲授的课程都无法使它成为新的神学中心。行宫伯爵、选侯鲁普雷希特一世（Ruprecht I.，1309—1390）决定在海德尔堡建立一所大学，得到罗马派教皇乌尔班六世的支持。鲁普雷希特一世任命曾在巴黎大学任教，后因教会分裂被驱逐的神学家英恩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von Inghen，1335—1396）为海德尔堡大学的首任校长。1386年10月18日，海德尔堡举行盛大的弥撒，这一天被看作是海德尔堡大学的建校日。海德尔堡大学建立后长期坚持唯名论的哲学观点，宗教改革时期这里成为新教的学术大本营。

早在850年，科隆大主教教堂就设有教会学校。1248年，多米尼克修士会的修士大阿尔贝在科隆开办修士会的研究院，他的博学吸引大批求学者前来。1260年，法兰西斯修士会也在科隆开办研究院。然而，科隆大学既不是由教会也不是由诸侯提议建立的，而是由科隆的市民议会决定筹建，获得教皇乌尔班六世的认可。1388年5月21日被确定为科隆大学的建校日。埃尔福特大学也是由市议会决定于1392年建立的。从15世纪初起，埃尔福特大学的法学系不仅讲授教会法，而且还设有民法课程，成为阿尔卑斯山以北著名的法学研究中心，有“北方博洛尼亚”的美誉，吸引很多学生慕名而来。埃尔福特大学除了有神学、法学、哲学和医学这四个传统的系以外，还设立了文学系，主要讲授古典自由七艺的课程。文艺复兴时期，在埃尔福特大学活跃着一批人文主义学者。

15世纪，在德意志还先后建立了罗斯托克大学、特里尔大学、美因茨大学、蒂宾根大学。大学是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的聚集地，也为此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培养和储备了改革者。

第十章 德意志帝国最初的改革

15世纪初开始的宗教会议时代强调宗教会议的权威高于罗马教皇，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最终结束了西方教会的大分裂。然而，捷克修士胡斯的教会改革拉开了此后宗教改革的序幕。随之而来爆发的胡斯战争不仅对罗马教会，而且对德意志帝国也造成很大的冲击，帝国内部诸侯纷争再起。为此，取代卢森堡王朝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几任皇帝开始了帝国改革，力图实现帝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一。

黑死病之后农业的巨变和发展加速农产品进入国际贸易的领域，粮食的国际贸易刺激大地产的发展，在德意志帝国的东部地区出现“二期农奴制”，农民的徭役和赋税加重，激化农村中的社会矛盾。在胡斯战争的影响下，农民的反抗越演越烈，并自发组织起带子鞋会。各地先后爆发的农民反抗最终酿成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

国际贸易的发展同样也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城市中的富裕市民扩大其经营范围，有了最初的大贸易商行。在这些富裕市民中一枝独秀的是富格尔家族，他们不仅经营商业而且还从事银行业，涉足采矿业、纺织业等实体经济，同时还赞助德意志的文艺复兴。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大多集中在大学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大学中的人文主义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启者马丁·路德施加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哈布斯堡王朝开启的帝国改革

一、宗教会议时代

德意志再次实现王位统一后，如愿以偿登上王位的西吉斯蒙德虽然踌躇满志，但是罗马教会的分裂、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胡斯战争的爆发等等，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加剧了国际环境的复杂性，阻碍了他的施政策略，甚至延缓了他举行加冕礼的时间，直到他被选为国王3年后才于1414年11月8日在亚亨接受加冕礼，此后他立刻前往康斯坦茨参加罗马教会在那里举行的宗教会议（das Konstanzer Konzil）。

14世纪70年代，基督教西方教会的大分裂依然无法弥合，严重地削弱教会的宗教权威，同时也不利于西欧各国王权的集权。法国国王极力促进教会的统一，以便能凌驾于统一后的教会之上，继续对其施加影响。德意志王位之争的双方都希望借助某一派教皇的支持，宣布自己掌有合法的王权，这就使教会分裂处于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在这个时期，大学中的神学教授们纷纷阐述各自的神学观点，试图弥合教会的分裂。1379、1380年盖尔恩豪森的康拉德（Konrad von Gelnhausen，1320—1390）先后撰写了《文档概要》（Epistola brevis）和《和谐概要》（Epistolaconcordie）两篇文章就此进行论述。康拉德曾在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攻读过教会法学，他从基督教早期宗教会议的理论和法规的角度提出解决教会分裂的方法。1397、1381年，维也纳大学校长朗根施泰因的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Langenstein，1325—1397）先后撰写《敦促和平概要》（Epistola pacis）和《敦促统一和平概要》（Epistola concilipacis），提出解决教会分裂的方法。他们都认为，教会是因为受到异端的侵害而分裂，因此必须回归到自然的、上帝的法规上，即关系到所有人的事情应该由所有人共同决定。枢机主教团既然在有关教皇的人选方面无法达成一致，就应该根据这个原则召开所有主教和大主教都参加的宗教会议做出决议，有关教皇人选的宗教会议可以由世俗君王主持召开。1395年2月2日，法国召开了一次全王国性质的教会省会议，按照法王的意愿要求两位教皇同时退位，这个决议自然遭到两位教皇的拒绝。阿维尼翁教皇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kt XIII.，1342—1423，1394—1423年在位）甚至向文茨尔请求，希望他能够帮助弥合教会的分裂。

法国国王和文茨尔对待教会分裂的不同态度造成德意志内部的教会分为两派。帝国西部地区的主教和大主教们纷纷宣布对此保持中立，以此摆脱长久以来从属罗马教会的宗教地位，这反而为德意志的分裂增添新的因素，也是文茨尔被诸侯废黜的一个重要原因。1406年11月30日，罗马的枢机主教团选举威尼斯的安杰洛·克雷尔为罗马的教皇，称格雷戈尔十二世（Gregor XII.，1335—1417，1406—1415年在位）。格雷戈尔十二世一上任就积极着手解决教会分裂问题，他提出与本尼狄克十三世在萨沃纳会面，但遭到身边亲信的竭力反对，罗马枢机主教团中的大多数枢机主教也因此反戈，站到阿维尼翁教廷一边，并且重提14世纪末期召开宗教会议的主张。1408年6月，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团在意大利的里窝那与罗马枢机主教团的代表会晤，定于次年的圣母领报节（Maria Verkündigung）这一天在比萨召开宗教会议。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Patriarch）西蒙·德·克拉莫德（Simonde Cramaud，1345—1423）代表耶路撒冷和安条克两大主教区的大主教以及22位枢机主教、80位主教前往比萨参加这次宗教会议，此外，与会的还有100位主教、200余位修道院院长和修士团的教长以及他们派的代表、300位神学家和众多的普通教士。西蒙·德·克拉莫德被选为比萨宗教会议（Konzilvon Pisa）的主持者。这次宗教会议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共召开22次大会，在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就任命了2位司法大臣（Marschall）、高级法官（Auditoren）、律师（Advokat）、司库（Prokurator）和公证人（Notar），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宗教会议的组织机制，开启了中世纪晚期的宗教会议时代（Konzilszeit）。

比萨宗教会议的目的是解决西方教会的分裂，然而两位教皇都没有到场，甚至也都没有派遣特使参加会议。在宗教会议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法国国王派出的代表团的团长，英国国王也派出了代表，而文茨尔则更希望通过这次宗教会议恢复他的王位。与此相反，坐在王位上的鲁普雷希特深深感受到教皇的束缚和来自法国的威胁，对比萨宗教会议采取排斥的态度。虽然他也派遣使团参加了比萨宗教会议，但却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和罗马教会的保护者宣布，比萨宗教会议作出的所有决议无效。6月5日，在西蒙·德·克拉莫德的主持下，宗教会议作出决议宣布，同时废黜未到会的格雷戈尔十二世和贝尼迪克特十三世，选举米兰的大主教、枢机主教、干地亚的彼得·菲拉吉为教皇，称亚历山大五世（Alex and er V.，1340—1410，1409—1410年在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比萨宗教会议的宗旨是要消除西方教会的分裂，但却因为格雷戈尔十二世和贝尼迪克特十三世均不承认宗教会议废弃其的决议，且又各自掌有在其权势范围内的教会辖区，亚历山大五世的任命则是教会的第三个教皇，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教会的分裂反而更为加剧。

教会的分裂直接影响到德意志政局的分裂。在此之前德意志的教会基本上都统一在罗马教会的管辖之下，比萨宗教会议之后，德意志教会分别支持三个教皇，只是因为鲁普雷希特的去世才没有导致形成三个派别。1410年5月3日，上任尚不到一年的亚历山大五世辞世，两周后出身于南意大利特洛亚伯爵家族的巴尔达萨雷被选为亚历山大五世的继任者，称约翰内斯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1370—1419，1410—1415年在位）。1413年，西吉斯蒙德在意大利伦巴底地区的洛迪与约翰内斯二十三世会晤，敦促他再次召开宗教会议解决教会分裂问题。1414年11月5日，约翰内斯二十三世在德意志南部的城市康斯坦茨召开宗教会议，但初期参加会议的只有意大利地区的主教们。1414年末，西吉斯蒙德来到康斯坦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持续了3年半之久，他几乎一直停留在那里。在西吉斯蒙德的大力敦促下，大约有29位枢机主教、300余位主教、众多的教会学者以及君王和诸侯的代表陆续来到康斯坦茨，与会人数骤增，最多时与会者达到700余名，格雷戈尔十二世和贝尼迪克特十三世也均派代表赴会。

来自西欧各地的众多参会者很难在思想上达到统一，更何况参加会议的各等级之间始终有着难以消除的隔阂。与会的教会学者们按照中世纪大学的组织机制结成社团（Nation），1415年1月共有4个宗教会议社团（Konzilnation），即：德意志社团，其中包括来自丹麦、斯堪的纳维亚、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以及苏格兰的与会者；意大利社团、法国社团和英国社团。按照西吉斯蒙德的旨意，宗教会议在作出决议时不再是每个参加者都有表决权，而是每个社团和枢机主教团都各自只有一票的表决权。这无疑是宗教会议时代的一种新的机制，抑或说是一个改革，这也为此后提出宗教会议高于教皇的决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西吉斯蒙德强势干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给约翰内斯二十三世很大的压力，他于1415年3月初提出，为了教会的统一他可以辞去教皇的职位，前提是格雷戈尔十二世和贝尼迪克特十三世也同时辞去教皇的职位。这一提议没有得到另外两个对立派教皇的响应。此后，约翰内斯二十三世试图借助奥地利蒂罗尔的伯爵弗里德里希四世（Friedrich IV.，1382—1439）摆脱西吉斯蒙德对宗教会议的控制，试图把宗教会议的会址迁往在弗里德里希四世掌控的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弗里德里希四世曾是鲁普雷希特的坚定支持者，他虽然是伯爵，但却以公爵的名义统治着上奥地利。西吉斯蒙德立刻对弗里德里希四世采取强硬的态度，宣布剥夺他的法律保护令，任何人都可以夺取他的领地，获得西吉斯蒙德的授封，这就迫使弗里德里希四世不得不拒绝约翰内斯二十三世的求助。1415年3月20日，约翰内斯二十三世乔装成仆役秘密从康斯坦茨逃往沙夫豪森，1个月后在弗莱堡被德意志国王的封臣俘获拘押。西吉斯蒙德对教皇的逃匿非常愤怒，他于4月6日在康斯坦茨亲自主持召开宗教会议，颁布《神圣的宗教会议》（Haec sancta synodus）的教令。在这个教令中强调，在康斯坦茨召开的这次宗教会议是由圣灵召集的，它具有普遍意义，有争议的天主教教会的宗教会议应该是直接置于基督之下，因此任何人、任何等级或者任何显贵，即使有着教皇头衔的人也都必须服从它，宗教会议的决议应该高于教皇之上。西吉斯蒙德还授意教会对逃跑的约翰内斯二十三世进行审判，在5月29日召开的第12次会议上宣布废黜他的教皇之职，将其长期囚禁。在此后两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先后作出废黜格雷戈尔十二世和本尼狄克十三世的决议。在1417年的马丁日（11月11日）这一天，23位枢机主教和30位宗教会议的代表选举出身于意大利古老贵族家族科隆纳的奥多为教皇，称马丁五世（Martin V.，1368—1431，1417—1431年在位）。

马丁五世的当选标志着基督教西方教会大分裂的结束。尽管本尼狄克十三世在他有生之年始终维护他作为教皇的权力，但西吉斯蒙德推行的政策成功地争取到西班牙的阿拉贡王室、卡斯蒂利亚王室以及纳瓦拉王室的支持，这不仅削弱了法国国王在这些地区的政治影响，同时也极大地减少了本尼狄克十三世宗教权威的支撑点，这也就使其失去了坚持作为对立派教皇的社会基础，从而为马丁五世作为一致被认可的教皇扫清了障碍。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不仅结束了西方教会近四十年的分裂，而且还就那个时代神学家有关教义理论的分歧作出裁决。13世纪下半叶之后，经院哲学中有关上帝存在的辩论日益激烈，出现一批颇有见地的经院哲学家，例如被称为“精细博士”的苏格兰的约翰·邓·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1266—1308）、英国奥卡姆的威廉以及英国的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1330—1384）等等。他们的神学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教皇的宗教权威，尤其是英国唯实论的代表人物威克里夫。他从唯实论的立场出发，强调所有权力都是直接来自上帝，否认教会、主教和教士在上帝和广大信徒之间的中介作用。他的神学观点遭到教会上层教士的强烈反对，但他的神学思想的影响跨越英吉利海峡进入西欧大陆，尤其是对捷克的教士扬·胡斯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胡斯出身于捷克一个车夫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虽然家境贫寒依然送他去接受教育，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教士，借此提高社会地位。毋庸置疑，母亲对他的影响以及出身底层的社会环境都给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390年，胡斯前往布拉格，在卡尔大学学习，获得硕士学位并由此成为大学的教师。1398年，胡斯在卡尔大学继续学习神学，1400年，接受神职成为一名教士，此后被聘为大学的神学教授，同时还是波希米亚国王文茨尔四世的妻子巴伐利亚的索菲（Sophie von Bayern，1376—1425）的祈祷神甫。1409年，在卡尔大学的德意志籍的教授们被驱逐，胡斯担任卡尔大学的校长。卡尔大学在建校之初就与英国牛津大学有着较为密切的学术往来，这归功于卡尔四世的妹妹波希米亚的安讷。安讷于1382年嫁给英国国王理查德二世，一些追随她的波希米亚的贵族接触到牛津大学神学教授威克里夫的神学思想，通过他们把威克里夫的神学思想和神学观念传到卡尔大学。以胡斯以及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 von Prag，1365—1416）为首的大学的神学家们深受威克里夫的影响，在有关教义问题上与布拉格的大主教哈森堡的兹宾科·扎伊茨（Zbynko Zajíc von Hasenburg，1376—1411）发生激烈的辩论。胡斯以《圣经》为依据撰写了一批著作对此进行深入的阐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论教会》（über die Kirche，拉丁语： De ecclesia）。胡斯谴责教士们偏离《圣经》的基本教义，斥责在当时颇为流行的买卖赎罪券（Ablass）这种宗教救赎方式。胡斯是第一个用捷克语布道的教士，他提倡建立一种朴素的民族教会，这就对罗马教皇乃至宗教议会的宗教权威都形成一股潜在的冲击力和威胁。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召开之初就对威克里夫和胡斯的神学思想提出严厉的谴责，宣布威克里夫和胡斯为异端分子，焚烧威克里夫的神学著作，传唤扬·胡斯和希罗尼穆斯前往康斯坦茨接受质询。德意志国王西吉斯蒙德处于政治上的考虑也要求胡斯前往康斯坦茨，并向他做出人身自由和往返自由的保证（Freies Geleit）。然而，1414年11月，当胡斯一进入康斯坦茨就立刻被拘捕，被囚禁8个月后，于1415年7月6日以异端的罪名被处以火刑。胡斯被处死激化了波希米亚长久以来存在的社会矛盾。

二、胡斯运动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对胡斯的判决并没有获得波希米亚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可。1415年9月，452位波希米亚贵族联合起来向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提出抗议。胡斯的殉难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捷克人的民族意识。

自12世纪德意志东部殖民拓荒运动以来，大批德意志移民进入捷克人居住的地区。尽管他们的拓垦活动促进了捷克农业和矿业的发展，在当地建立很多城市，商品流通极为活跃，使之自13世纪起成为向西欧其他地区输出粮食和白银等金属的输出地，但是，无论是农业、矿业还是在商业方面，最大的获利者是德意志的移民，他们享有很多特许权，成为捷克社会中的贵族阶层。在农村，大部分的土地掌握在德意志上层移民的手中，利用货币地租剥削当地的捷克人，他们还垄断谷物等农产品的出口。在城市，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多为捷克人，但城市的领主以及城市贵族都是德意志移民，他们控制城市的手工业，垄断商业贸易。矿山也都掌握在德意志上层移民手中，他们享有矿山的开采权和出售矿石的优先权，甚至捷克的教会和修道院也都控制在德意志的主教和修道士的手里。捷克人与德意志移民者之间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凸显出来，在捷克人民中演化为对德意志移民的敌对情绪，胡斯的殉难更是把这种敌对情绪激化为对德意志移民的仇视，大有一触即发之势。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的一次会议上作出决议，在举行圣餐礼（Kelchkom munion）时只有教士才能领圣餐的面饼和葡萄酒，禁止世俗教徒用圣杯（Kelch）领圣餐。根据这一决议，在捷克只有德意志的教士才能在举行圣餐时使用圣杯，而广大捷克教徒都被排斥在此之外。捷克教会中的教士们提出异议，他们提倡所有教徒都应该同样可以受领圣餐的面饼和葡萄酒，强调所有教徒都有权在举行圣餐礼时使用圣杯，阐述了“圣杯”理论。

捷克教会在“圣杯”理论方面与罗马教会产生分歧，这不利于西吉斯蒙德实施教会统一的政策，他下令在教会中清除捷克教士，这就更激怒了捷克广大民众。1419年7月30日，布拉格市的市民为了解救那些被拘押的胡斯派成员，冲进市议会，把市长、城市的法官、市议员等10个官员从市议会的窗户扔了出去，酿成流血事件，愤怒的民众还抢劫和烧毁了一些教堂。布拉格的暴乱很快就扩散到波希米亚王国各地。11月，胡斯派的军队与西吉斯蒙德的军队在比尔森附近的尼科米尔发生正面冲突，这次武装冲突持续几个月之久。1420年3月，新教皇马丁五世号召组织十字军讨伐波希米亚胡斯派的军队，西吉斯蒙德的军队得以扩充，最终以多取胜。西吉斯蒙德是这次武装冲突的最大获益者，在这一年的7月28日，布拉格的大主教为他戴上波希米亚的王冠，他成为波希米亚的国王。然而，兵败的胡斯派并没有就此罢休，在这同一年颁布了“布拉格四项条款”（Vier Prager Artikel），提出布道自由、使用圣杯领圣餐的自由、摆脱世俗控制教会、摆脱不公正的世俗统治等口号，以此团结捷克人民抵抗十字军的讨伐。3个月之后，人数众多的十字军兵败维什拉德，此后又在库滕贝格附近的哈贝恩以及德意志移民聚集的哈夫利奇·科瓦博罗瓦一败涂地。1421年7月7日，胡斯派在恰斯拉夫集会，宣布废黜西吉斯蒙德波希米亚国王，把王冠交给波兰的国王瓦迪斯瓦夫二世，西吉斯蒙德由此失去波希米亚。此后，胡斯派的军事力量延伸到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萨克森等地区，西里西亚以及勃兰登堡等地因直接遭到胡斯派军队的进攻而受到很大的破坏。为了保住波希米亚邻近地区以及西里西亚和劳齐茨，西吉斯蒙德不得不妥协，与瓦迪斯瓦夫二世达成和解。

1423年，胡斯派内部分裂为坚持“布拉格四项条款”的圣杯派（Kalixtiner或者Utraquisten）和坚持早期基督教原则的塔博尔派（Taboriten），这就为西吉斯蒙德解决波希米亚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一方面，他与温和的圣杯派就宗教问题进行谈判，同意胡斯派提出的“布拉格四项条款”；另一方面，则对激进的塔博尔派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致使两派的矛盾更加难于调合，两派军队甚至于1434年5月30日在捷克境内的利帕尼发生武力冲突。利帕尼战役是胡斯战争的终结点，为西吉斯蒙德赢得了在波希米亚的控制权，1437年波希米亚的贵族重又承认西吉斯蒙德的国王权威。

胡斯派的宗教主张对刚刚弥合分裂的罗马教会的权威再次造成冲击，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未根本解决的有关教会最高权力的问题又显露出来。教皇马丁五世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提出再次召开宗教会议，然而会议尚未召开，他就于1431年2月2日去世。一个月后，出身于威尼斯一位富商家庭的红衣主教加布里埃利·孔杜尔马洛被推选为教皇，称欧根四世（Eugen IV.，1383—1447，1431—1447年在位）。7月23日他在巴塞尔召开由前任教皇马丁五世决定但未来得及召开的宗教会议。在这次宗教会议上，德意志的神学家库斯的尼古劳斯（Nikolaus von Kues，1401—1464）提交3卷本的神学著作《论包罗万象的一致》（Deconcordantia catholica；德语：über die allumfassende Eintracht）。尼古劳斯的父亲是摩泽河上一个殷实的船夫。尼古劳斯曾在海德尔堡大学和科隆大学接受过教育，被认为是德意志第一批人文主义者中的一员。尼古劳斯深受科隆学派大阿尔伯特神学思想的影响，但提出的神学思想更接近于中世纪晚期的新柏拉图主义（Neuplatonismus）。他指出，参加宗教会议的多数人维护的是上帝的法令和自然法，因为涉及众人的事情势必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获得大多数人同意的宗教会议的决议同样对教皇具有约束力，宗教会议应该享有废黜背离教义的教皇的权利。尼古劳斯有关宗教会议权限的神学理论遭到教皇的激烈反对，他于1431年12月18日宣布解散刚刚召开不久的巴塞尔宗教会议（Konzil von Basel），支持尼古劳斯神学思想的与会者拒不服从。远在意大利的西吉斯蒙德虽然支持宗教会议的决议高于教皇宗教权威的主张，但为了能实现戴上皇冠的目的又不愿意与教皇交恶。在相持了两年之后，欧根四世不得不向西吉斯蒙德妥协，1433年5月31日，在罗马主持了皇帝的加冕礼，为西吉斯蒙德戴上皇帝的皇冠。同年12月，欧根四世宣布恢复巴塞尔宗教会议，重新召开的巴塞尔宗教会议再次面临教会分裂的危机，而坐上皇位的西吉斯蒙德则把其政策从干预教会事务转向帝国的事务。

三、卢森堡皇室的终结

15世纪的德意志帝国中大大小小的邦国林立。邦国的领土主权政策不仅瓜分了帝国的皇权，而且也极大地削弱了帝国的财政来源，帝国议会的职能和权限也受到很大的制约，《帝国和平条例》的法律效力也大打折扣。为此，西吉斯蒙德皇帝试图从立法入手进行帝国改革（Reichsreform）。1434年9月，西吉斯蒙德颁布《十六条款纲领》（Programm von 16Artikeln），提出在帝国原有的“菲莫”（Feme）法庭形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固定的法律制度。菲莫法庭自13世纪以后在德意志地区出现，1371年卡尔四世皇帝在为威斯特法仑地区颁布的《帝国和平条例》中为菲莫法庭赋予更重要的意义，将其也转换为一种由一位主法官（Sthulherr）以及多位陪审法官（Schffe）组成的陪审法庭。法庭设在阿恩斯贝格，威斯特法仑地区的一些有权势的公爵、行宫伯爵等诸侯都曾经是菲莫法庭的陪审法官，主要调节各邦国因施行领地政策相互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冲突。1420年，为了解决争端，威斯特法仑的菲莫法庭在阿恩斯贝格开庭，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陪审法庭，有来自威斯特法仑各个地区的15位主审法官、31位贵族审判法官和200余位各等级的陪审法官以及一些市民代表。1422年，科隆的大主教迪特里希二世（Dietrich II.von Moers，1385—1463）作为威斯特法仑菲莫法庭的主法官被给予对所有自由伯爵的行为进行监管的权利，菲莫法庭的权限也越来越大，1426、1430年先后在阿恩斯贝格、索斯特、多特蒙德多次组织大法庭。1431年，西吉斯蒙德也作为陪审法官参与过威斯特法仑菲莫法庭，这无疑是他此后决定进行帝国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1437年，西吉斯蒙德在阿恩斯贝格召开帝国会议，这次会议涉及有关法典的编撰、设立最高主审法官（Oberfreistuhl）等司法机构等问题，被称为“阿恩斯贝格改革”（Arnsberger Reformation）。然而，改革尚未启动，西吉斯蒙德于这年的12月9日辞世，因其身后没有子嗣，这也就标志着卢森堡皇室的终结。

西吉斯蒙德在执政期间给后人留下一个动荡不安的德意志。胡斯战争虽然结束，但胡斯战争对德意志帝国境内产生深刻的影响，为一个世纪以后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埋下火种。库萨的尼古劳斯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提出的神学思想理论、人文主义，一波又一波的思潮强烈地冲击着罗马教皇自中世纪以来稳固的宗教权威基石。“大空位”以来邦国的领土化使德意志帝国日益成为一个失去政治中心的松散的大帝国。身为德意志帝国统治者的西格蒙德在迟暮之年清醒地看到这一点，萌生改变帝国现状的改革思想，但终未能实践。帝国的改革是由再次兴起的哈布斯堡王朝实现的。

四、哈布斯堡家族的再崛起

14世纪下半叶，哈布斯堡家族内部发生严重的纷争，奥地利被分为上奥地利（Obersterreich）、下奥地利（Niedersterreich）和中奥地利（Innersterreich）三个部分，哈布斯堡家族也有了阿尔布雷希特、利奥波德和蒂罗尔三个支系。阿尔布雷希特支系的阿尔布雷希特二世（Albrecht II.von Habsburg，1397—1439，1438—1439年在位）因为迎娶了德意志皇帝西吉斯蒙德的独生女儿，而被选为德意志的王位继承人。西吉斯蒙德在世之时，阿尔布雷希特二世积极支持岳父的政策，参与反对胡斯派的斗争、迫害和驱逐在维也纳的犹太人等。为此，他获得了岳父的政治庇佑，1423年更是获得摩拉维亚作为采邑，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一支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都有很大增长。

西吉斯蒙德去世后，匈牙利各个社会等级一致选举阿尔布雷希特二世为匈牙利的国王，并于1438年的1月1日施了加冕礼。同年3月18日，德意志的选侯们一致同意选举阿尔布雷希特二世为德意志的国王，哈布斯堡家族再次登上德意志的王位，阿尔布雷希特二世继承了岳父西吉斯蒙德已经推行的帝国改革的政策。可以这样说，这个时期正在举行的巴塞尔宗教会议上提出的改革主张，对新国王的执政主张产生很深的影响，但为了能够获得教皇欧根四世的承认，他在对待教皇和宗教会议冲突的问题上采取中立的态度。6月29日，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在布拉格的圣法伊特大教堂（St.-Veits - Dom）接受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冠，如同他的岳父一样，他拥有德意志王国、匈牙利国王和波希米亚王国的三个王冠。7月，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在纽伦堡召开帝国会议，再次提出把帝国分为四个大区的帝国改革方案。然而，因为国王与诸侯们各怀目的，尤其是在有关地区的执政权方面产生极大的分歧。

诸侯们原本希冀通过这一改革方案独掌各大区的大权，参与帝国的执政，增强在皇室中的政治影响力，并能够以此牵制皇帝的权力。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则提出每个大区的执政者应该由各大区内的社会各等级共同选举产生，候选人首先应该具有诸侯等级身份，并且是经过法令确立的、享有维护地区和平的全权；主持选举的应是当地最有威望的诸侯，如果社会各等级无法取得一致的话，则由国王作最终的裁决。阿尔布雷希特二世的这一改革主张无疑是在扩大国王的权限，不仅遭到诸侯们的反对，而且也没有获得城市市民的支持，致使帝国改革方案长时间搁置，迟迟未能付诸实施。1439年4月，土耳其人入侵匈牙利，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在与土耳其人的征战中身染痢疾，于10月27日不治身亡，这就更为帝国改革的实施增添新的障碍。1440年2月2日，在教会选侯、萨克森公爵以及行宫伯爵两位世俗选侯的大力推荐下，选侯们在法兰克福推举克恩滕的公爵弗里德里希三世为德意志的国王，两年后的1442年6月17日在亚亨接受加冕。

弗里德里希三世出身哈布斯堡家族的利奥波德这一支系。1424年他的父亲、中奥地利的公爵铁人恩斯特（Ernst der Eiserne，1377—1424）去世，时年9岁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继任为公爵。1436年，21岁的弗里德里希三世和那个时代众多名门贵族的青年男子一样，长途跋涉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在耶路撒冷的圣墓前由耶路撒冷圣墓骑士团（Ritterordenvom Heilligen Grab zu Jerusalem）晋封为骑士。1440年，被称为遗腹子的拉迪斯劳斯（Ladislaus Postumus，1440—1457，1440—1457年在位）出生仅三个月就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获得对拉迪斯劳斯的监护权。毋庸置疑，从此时起他就已经有了把拉迪斯劳斯的领地并入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野心。也正是在这同一年，弗里德里希三世登上德意志的王位。尽管新国王依然要面对土耳其人进攻的威胁，但他把施政的重点放在增强哈布斯堡家族政治权力上，刻印在哈布斯堡家族族徽上的缩写字母A. E. I.O. U.就是最好的写照。这几个缩写字母被看作是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座右铭，即：“土地上的所有一切都属于奥地利。”（Alles Erdreichist Oesterreich untertan）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弗里德里希三世并不赞同他的前任国王提出帝国改革的主张，在他看来这样的改革是在加强诸侯的政治实力，与其推行哈布斯堡的家族政策格格不入。

1442年，已经被选为国王两年的弗里德里希三世首次进入帝国西部地区，6月17日在亚亨接受国王加冕礼。8月14日，他在法兰克福召开帝国会议，尽管在这次会议上颁布了要进行改革的法令，但在改革法令中并没有涉及到曾经提及过的区域划分等重要的改革内容。在同一时期，瑞士联邦（Schweizerische Eidgenossengschaft）中的大多数成员城市与苏黎世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弗里德里希三世认为这是重新夺回哈布斯堡家族丧失的故土阿尔高的极好机会，他介入其中与苏黎世站在同一战线上。1442年底、1443年初，弗里德里希三世在费尔德基希召集施瓦本和瑞士东部地区的贵族一起建立了一个反对瑞士联邦的战争同盟，同时重新整顿施瓦本公爵领地的秩序。然而，这场战争并未帮助弗里德里希三世实现他的目的，反而为法国国王试图向莱茵河地区扩张打开大门，法国的雇佣军借机进入洛林地区。在这场被称为“苏黎世古战争”（Alter Zürichkrieg）中，瑞士联盟占据上风，获得最大的利益，法国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而弗里德里希三世未能达到他的目的，无功返回自己的世袭领地。德意志西北部地区再次陷入混战之中。

五、诸侯的纷争

明斯特教会辖区是德意志西北部地区较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教会领地之一。自12世纪以来这个地区的伯爵世家或者贵族家族逐步掌控了其主教的职位，他们通过掌控教职的授职权增强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实力。12世纪中叶，默尔斯还只是在一所修道院的基础上扩展的伯爵领地。默尔斯伯爵家族通过政治联姻以及增强与国王的密切关系逐渐扩大伯爵领地的势力范围。该家族借助原有修道院的宗教地位，不断在德意志西北部地区各个主教区和重要的修道院中安插其家族成员。1414年，默尔斯的弗里德里希三世（Dietrich II.von Moers，1385—1463）被选为科隆的大主教，其家族的势力范围更加扩大。在同一历史时期，霍亚伯爵家族也在扩大势力范围，该家族与克莱夫公爵领地的公爵建立密切的关系，获得公爵的支持。默尔斯家族与霍亚伯爵家族的扩张导致双方势不两立，于1450年起爆发了持续7年之久的明斯特教区武力冲突（Münsterische Stiftsfehde）。然而，这两个家族都没有在这场武装冲突中获益，从中得利增强了实力的是克莱夫的公爵家族。

为了平定类似德意志西北地区这样的冲突，弗里德里希三世只能借助教皇的宗教权威。1448年3月19日，弗里德里希三世与教皇尼古劳斯五世（Nikolaus V.，1397—1455，1447—1455年在位）在维也纳缔结《维也纳协议》（Wiener Konkordat），明确规定主教和大主教的任命必须经过主教区的全体教士会议（Domkapitel）一致同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有权势的贵族家族对教职的掌控。1452年初，弗里德里希三世率领一支由侍从组织的队伍前往意大利，3月19日，尼古劳斯五世在罗马为其主持皇帝加冕礼。在德意志中世纪的历史上，弗里德里希三世是最后一位在罗马由教皇主持加冕礼的德意志皇帝。在尼古劳斯五世的安排下，弗里德里希三世还在罗马迎娶葡萄牙国王爱德华（Eduard I.，1391—1438，1433—1438年在位）的女儿，尼古劳斯五世为他们主持婚礼，并为新娘加冕为皇后。

弗里德里希三世执政期间，帝国各地的诸侯家族都企图扩充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掌控当地的政局，从而导致地方势力争斗不断，政治局势不稳定，社会动荡不安。在德意志南部地区，霍亨索伦家族是因追随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和海因里希六世皇帝而发家的。15世纪中叶，该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Albrecht Archilles，1414—1486）掌控了安斯巴赫和库尔姆巴赫两个马尔克伯爵领地，他的兄长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1413—1471）是勃兰登堡马尔克伯爵和选侯。霍亨索伦家族企图将其家族的势力扩充到整个法兰克公爵领地。该家族与维尔茨堡的主教鲁道夫二世（Rudolf II.von Scherenberg，1401—1495）以及班贝格的主教菲利普（Philipp von Henneberg，1430—1487）联合起来，结成一个教俗贵族的政治强权。贵族家族势力的扩张侵蚀了城市的利益，纽伦堡、乌尔姆、奥格斯堡等31座城市联合起来结成城市联盟与之相抗衡。1449年，以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为首的诸侯联盟与以纽伦堡为首的城市联盟发生武力冲突。在持续近5年的战争中，城市之间的利益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城市联盟内部出现分裂。然而，霍亨索伦家族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该家族又与巴伐利亚兰茨胡特的公爵路德维希九世（Ludwig IX.，1417—1479）发生冲突。1450年，路德维希九世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巴伐利亚慕尼黑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三世（Albrecht III.，1401—1460）签订协议，结成一个巴伐利亚阵营，同时还获得波希米亚国王的支持。

面对帝国内部诸侯的纷争，弗里德里希三世采取消极的态度，任凭诸侯的政治势力自然发展，他则把政治中心放在增强家族的政治实力上。1453年，弗里德里希三世重申奥地利公爵鲁道夫四世曾于1358年要求的“大特许权书”（Privilegium Maius），其中明确宣布奥地利为“大公爵领地”（Erzherzogum），更加扩大了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势力范围。1457年，由弗里德里希三世掌握监护权的匈牙利的拉迪斯劳斯尚未满十八岁就因瘟疫而辞世，他身兼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两个国王头衔，身后没有留下子嗣，这就使弗里德里希三世面临着同时失去对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控制权的局面。1458年，匈牙利的贵族们推举匈牙利人马蒂亚斯·科温（Matthias Corvinus，1443—1490，1458—1490年在位）为匈牙利的国王。在同一年，以圣杯派为首的捷克社会各等级选举捷克人波迪布拉德的格奥尔格（Georg von Podiebrad，1420—1471，1458—1471年在位）为波希米亚的国王。在此期间，哈布斯堡家族的其他成员都没有放弃争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位，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胞弟阿尔布雷希特六世（Albrecht VI.，1418—1463）也加入争夺波希米亚王位的争斗。直到15世纪90年代初，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地区才重又被置于哈布斯堡家族的控制之下。

六、帝国改革的初衷

德意志的西部地区一直受到英法百年战争的影响，15世纪50年代初百年战争接近尾声时，法国国王与勃艮第缔结和约，把扩张的触角伸向经济繁盛的莱茵河流域地区。自14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王室瓦卢瓦家族的旁支、瓦卢瓦勃艮第家族执掌勃艮第公国，一直力图将其缔造为一个大王国。自1465年勇敢者查理担任勃艮第的公爵以来，更是不遗余力地扩充勃艮第的势力范围。1469年，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叔父、奥地利-蒂罗尔的大公爵西格蒙德（Siegmund vonsterreich - Tirol，1427—1496）租赁了对费雷伯爵领地、上阿尔萨斯特辖区和布赖斯高的统治权，并且承诺帮助勇敢者查理反对瑞士联邦。1472年末、1473年初，查理购买盖尔登公爵领地，他还计划将其势力范围延伸到法国和德意志相间的地区。1473年9月30日，查理与弗里德里希三世在特里尔会晤，双方就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1508—1519年在位）与查理唯一的女儿、勃艮第的玛丽娅（Maria von Burgund，1457—1482）的婚姻进行协商。11月4日，双方达成协议，查理放弃对“罗马国王”（Rex Romanorum）王位的要求，但要为他确立一个新的包括勃艮第和弗里斯兰在内的大勃艮第王国的国王头衔。1477年4月21日，在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安排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玛丽娅缔结婚约，8月19日他们举行婚礼。次年4月，弗里德里希三世把勃艮第分封给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儿媳玛丽娅，并给予他们的子嗣享有对勃艮第大王国的继承权，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确保勃艮第在哈布斯堡家族的掌控之中。1487年1月，弗里德里希三世把女儿、奥地利的库尼贡德（Kunigunde vonsterreich，1465—1520）许配给巴伐利亚的公爵智者阿尔布雷希特四世（Albrecht IV.der Weise，1447—1508），与巴伐利亚公爵建立政治联姻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建议和保驾下，选侯们于1486年2月16日在法兰克福选立马克西米利安为罗马-德意志国王，4月9日马克西米利安在亚亨接受加冕，确立了在德意志的统治地位。

为了保证他的儿子能顺利地戴上罗马德意志的王冠，弗里德里希三世不得不对诸侯作出妥协的姿态，重提帝国改革。主张改革的诸侯们以美因茨的大主教亨讷贝格的贝特霍尔德（Berthold von Henneberg，1441—1504）为首，他们主张重塑一个置于国王和各邦国之上的统一的帝国权威。主张帝国改革的改革派集中在德意志帝国的西部地区，位于西部地区的各邦国的政治实力都比较弱，邦国中的社会各等级希望获得更强大的政治势力的保护，因而积极支持贝特霍尔德的改革主张。与之相反，东部地区那些政治实力较为强大邦国则无意以削弱自身自治权为代价增强帝国的权威，他们对帝国改革采取消极的态度。1486年3月17日，弗里德里希三世颁布《帝国和平条例》，其中涉及帝国的最高司法审判权与皇帝的权力相分离、设立帝国最高法院等内容。尽管皇帝和反改革派消极对待帝国改革，但是在改革派的努力下，社会各等级参与帝国会议的可能性增大了，从1489年起帝国会议已经成为社会各等级联合起来的一个代议性的机构。

1493年8月19日，弗里德里希三世辞世，为他的儿子留下有着较为牢固政治基础的家族政权，以及重启帝国改革的计划。在其父还在世时就已经登上王位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并不拒绝帝国改革，更何况他同时还要面临来自外部进攻的威胁。自15世纪中叶以来，土耳其人进攻西欧地区的威胁日益加大，尤其是1453年拜占庭帝国在奥斯曼帝国（Osmanisches Reich）的打击下覆灭后，奥斯曼人继续向西欧的北部和西部进攻，开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土耳其战争（Türkenkriege），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奥地利因其地理位置首当其冲。另一方面，意大利那波利的国王费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1424—1494，1458—1494年在位）于1494年1月去世，意大利再次陷入混战中，早已垂涎意大利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1470—1498，1483—1498年在位）率军进入意大利。如果法王介入意大利战争（Italienische Kriege）会对教皇、米兰以及意大利的其他城市造成更大的威胁，因此，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计划次年率军前往意大利，一是力图把法国军队驱除出意大利，二是在罗马接受皇帝的加冕礼。为了筹集经费，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于1494年11月24日发布公告，拟于1495年2月2日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会议。但由于种种原因，国王于3月18日才到达沃尔姆斯，帝国会议推迟到26日才正式召开。7位选侯中有5位参加了这次帝国会议，10位教会诸侯和29位世俗诸侯亲自到会，还有12位教俗诸侯派代表前往，此外还有67位伯爵以及24位帝国城市的代表。

在这次帝国会议上，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要求社会各等级支持他前往意大利与法国人作战，为此他提出帝国凡15岁以上的臣民都必须缴纳被称为“共同芬尼”（Gemeine Pfennig）的帝国税，纳税时间为期4年。对此，亨讷贝格的贝特霍尔德则提出交换条件，要求设立一个由社会各等级代表参与商议帝国重要事务的、常设的帝国权力机构（Reichsregiment）。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社会各等级达成一个“推行和平与法律”（Handhabung Friedens und Rechts）的协议，即双方都有义务维护共同建立起来的新秩序。这次帝国会议颁布《永久和平条例》（Ewiger Landfriede），禁止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实行的私战，所有纠纷只能通过法庭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个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帝国改革的开始。同年8月7日，根据《永久和平条例》中的决定成立帝国议会法庭（Reichskam mergericht）。1500年4月10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奥格斯堡召开帝国会议，履行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做出的承诺，设立帝国权力机构，由国王的代表和22名社会各等级的代表组成，成为帝国最高的行政机构。这次帝国会议还决定，打破邦国的界限，在帝国内划分6个司法管辖区（Reichskreis）。国王为每一个司法辖区任命帝国法官（Kam merrichter），与4位陪审法官（Assessor）组成审判团，陪审法官由社会各等级选出，由这个审判团主持的帝国法庭从国王的手中夺得最高司法审判权。帝国权力机构和帝国议会法庭的成立标志着，德意志帝国的最高权威不再是国王个人的权力，国王与社会各等级一样都要服从这个最高权威的监管。

在进行帝国改革的同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并没有放弃对意大利利益的追逐，他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 and er VI.，1431—1503，1492—1503年在位）、西班牙阿拉贡的费迪南德二世（Ferdinand II.，1452—1516，1479—1516年在位）以及威尼斯和米兰市结成“神圣同盟”（Heilige Liga）。他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费迪南德二世的儿子，次年又让他的儿子菲利普一世（Philipp I.，1478—1506）迎娶费迪南德的女儿。1497年，费迪南德的儿子病逝，身后未留子嗣，他的女儿成了西班牙王位的唯一继承人，菲利普一世顺理成章地成为在西班牙阿拉贡王朝中第一位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国王。正是他这对儿女与费迪南德二世一对儿女的两个婚姻把西班牙与哈布斯堡家族联系在一起，为西班牙最终成为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一部分铺上第一块踏脚石。为了能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1508年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启程前往罗马。因必经之地米兰在法国人的控制之下，他只得绕道威尼斯，与时任教皇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1443—1513，1503—1513年在位）在特里安会面。2月4日，尤里乌斯二世宣布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却无法在罗马为他主持加冕礼。

马克西米利安执政期间，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对外交事务的斡旋上，他用军事力量解决外交冲突的成功率很低，但却在政治联姻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在与瑞士的军事冲突中，虽然强大的瑞士联邦脱离了德意志帝国，但是他却成功地通过政治联姻把西班牙收入囊中。由于法国国王对意大利的武装渗透，致使德意志皇权对意大利以及罗马教会的政治影响力大大减弱。他通过子孙的婚姻获得和保留了与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相邻的匈牙利的继承权，在他去世后匈牙利顺利地被并入奥地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开始实施西吉斯蒙德提出的帝国改革的计划，但是由于邦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未能实现税制改革的目的。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在禁止私战、通过法律和平地解决纠纷方面有了明显的成效，这无疑是在法律制度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步成立的帝国议会法庭是德国现代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起点。在此基础上划分的司法管辖区是现代行政区划的雏形。帝国最高权力机构的组成是实现宪政制度的敲门砖。抑或可以这样说，1495年的帝国改革抬起了德意志帝国沉重的一条腿，迈进了近代社会的门槛。

第二节 农业经济结构的深层演变

一、“二期农奴制”

15世纪下半叶，西欧逐渐摆脱黑死病和饥荒带来的恶梦，人口重又开始快速增长，粮食的价格也随之上扬。不仅复耕荒废的土地，而且恢复围海造田、改造沼泽地等一系列扩大耕地面积的经济活动。1500年左右，仅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茵改造的沼泽地就有约1.7万公顷。早在黑死病之前，西欧就已经出现自然经济向交换经济的转变，农业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给自足的需要，为市场生产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充实了商业贸易的种类。城市市民在交换经济中积累了财富，由此提升了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市民阶层整体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与城市比较而言，农村中农民的状况却呈下降趋势。虽然农产品的商品化松懈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然而苛重的货币地租以及利用河流、森林等公共资源，使用磨坊、水车甚至举行婚礼、葬礼等这些宗教仪式都需要交纳费用，各种租税和费用的叠加加重农民的负担，他们受剥削的程度更加严重。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区的形成和粮食贸易的扩大，使粮食生产有利可图。在这新一轮的开荒造田扩大耕地面积的经济活动中，大地产主不再采用给予土地用益权的方式经营土地，而是利用封建法权强制农民服劳役，新开垦的土地也不再免租，而是以收取高额地租的形式租佃。

黑死病导致的荒耕对从事个体小生产的农民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黑死病之后粮食价格大幅度的波动并没有改善个体小生产农民的经济状况，他们也没有在自己的家庭经济中进行互补的能力，那些持有小块土地的自由小农被迫出售土地，为了生计又不得不租借土地，成为在生产和经济上失去了自主和独立的佃农，他们还必须受到大土地所有者的任意差遣。这些大土地所有者不仅通过地租获取收益，而且利用手中的立法权控制粮食贸易。自15世纪以来，德意志封建主经营粮食贸易的现象极为普遍，特别是在东部地区，那里是粮食的主要供应地。1488年，梅克伦堡的公爵马格努斯二世（Magnus II.，1441—1503）颁布法令，限制农民把粮食运进城市进行销售。粮食贸易掌握在封建主手里产生的后果是，商业资本对农村的影响受到极大的限制，无法对农村的封建制度起到瓦解作用，相反却刺激大地产的形成和发展。粮食的国际贸易使封建主（Grundherr）成为占有连成片的大土地、同时又从事粮食贸易的产销一体的大地产主（Gutsherr）。

在帝国邦国制的体制中，这些大地产主通过土地的集中掌握所在地区的地方司法审判权和对地方的行政管理权。不仅是租佃土地的佃农，而且那些自由的小农都受制于大地产主。大地产主通过掌握社会的公共权力强占公有土地，他们拥有的耕地约占地区地产总数的1/3。他们还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任意征收各种赋税和费用，凡违抗者都会被课以罚金，并且把罚金作为永久租金强加在自由承袭的地产上。土地的承认金也有很大提高，从原来的2先令上涨为2—4古尔登。大地产主还借助庄园原有的习惯法大肆获取土地。庄园具有的封闭性最大程度地限制了土地的买卖，按照庄园的条约规定，土地的买卖只能在庄园内部进行，因此有能力购买土地的只有庄园的封建主，土地只会重新集中在大地产主的手中。土地的集中消除因采邑分封造成的耕地的交叉和分散，出现连成片的大农场式地产结构。在这种大土地的地产结构中，自由农民不仅失去土地用益权，而且还失去自由选择庇护人和保护人的权利，他们完全被羁绊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农民经济状况的恶化阻碍了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善，无法冲破中世纪等级制度的障碍，甚至他们的婚姻都受到限制，不允许他们通过婚姻改变法律身份。此外，还有无限额的兵役税和不定期的劳役，自由农民与农奴的地位和境况相差无几，尤其是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大地产主几乎完全控制农业，农民的境遇每况愈下，德国学者以“二期农奴制”（die zweite Leibeigenschaft）说明这个时期农民状况的特征。

“二期农奴制”与之前的农奴制有所不同，它是在邦国专制的政治条件下产生的。15世纪末期，英、法先后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走上中央集权的议会君主制的道路，实施君主专制。在同一历史时期，德意志则是一个由独立自治的邦国和自由城市构成的一个松散的大帝国，在政治上处于严重的分裂割据状态，但是各个邦国都程度不同地实现了中央集权的议会君主制。邦国有明确的疆域界限，在行政体制上有邦国的等级议会，议会有立法权以及关税权、铸币权。邦国有自己的最高法院，掌有执法权。邦国的君主是立法者、执法者，是当权者，实施邦国的君主专制。邦国的邦君取消了邦国内自由城市的自治权，确认了农村中农民的依附身份，皇帝的最高司法权在邦国境内失去效力。在英、法君主专制统治下，货币地租以及商品经济能够起到松动封建关系，直至瓦解农奴制的作用。但是在德意志的邦国专制政体中，诸侯的权势压倒了一切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他们也掌握着绝对的垄断权。他们不仅实际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还控制着农产品的贸易和远程贸易。因此，在德意志地区尤其是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产品的商业化反而刺激了农奴制的发展，农民的徭役加重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丧失自由发挥的可能，从而导致“二期农奴制”的产生。

二、农民运动的星火

15世纪30年代，曾经参加过胡斯战争的一些失败者从波希米亚逃亡到法兰克地区。这些逃亡者在那里定居，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带来胡斯的宗教思想，传播反对罗马教会以征收什一税方式的盘剥社会下层的主张，在这些地区产生很大的反响。农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加，各地反抗占有大量土地的教士和大地产主的骚动、局部地区的起义时有发生。1476年3月，一个经常在各地流浪的吹笛手汉斯·伯姆（Hans Bhm，1458—1476）自称多次在梦中见到圣母玛丽娅，圣母给予他启示，授意他传教。从他的名字来看，这个年仅18岁的年轻人显然是波希米亚移民的后裔，他知道的唯一圣地是在他的家乡、名为尼克拉斯豪森的小村庄里的一座圣母小教堂。汉斯·伯姆经常向村民讲述他在梦中所见到的圣母显像（Marienerscheinung），激烈地抨击教士的贪婪和对农民无度的勒索。他借玛丽娅之口预示，所有的租税、徭役、什一税和杂税都将会取消，森林、河流、草地都将自由使用，人人都将亲如兄弟，不会再有皇帝、教皇、诸侯以及其他官吏。他或是站在倒置的大木桶上，或是站在大树的树枝上，或是站在某个农家的窗台上宣讲、布道，号召人们去尼克拉斯豪森的圣母小教堂朝圣。汉斯的布道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在社会下层民众中广为传播，与其说是人们相信他的布道，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时事的批判在社会下层、乃至小贵族阶层中引起共鸣。仅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从美因河河谷、莱茵河流域，甚至从施瓦本、巴伐利亚等地涌向尼克拉斯豪森朝圣，朝圣者人数最多时甚至高达三四万。

汉斯·伯姆的鼓动以及成千上万人的朝圣行为给予教士等级和贵族等级很大的冲击。美因茨的大主教伊森堡的迪特尔（Diether von Isenburg，1412—1482）和维尔茨堡的主教鲁道夫以及纽伦堡市议会发布敕令，严禁民众前往尼克拉斯豪森朝圣。教会的严令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朝圣的浪潮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7月13日深夜，鲁道夫主教派遣30余名骑兵拘押了汉斯·伯姆，到尼克拉斯豪森朝圣的近四千名朝圣者获悉后试图将其救回，但无果而归。次日，约1.6万余名朝圣者在维尔茨堡集结，要求大主教释放他们的布道者，这其中不乏贵族骑士。然而，由于朝圣者群龙无首，他们很快就被大主教和贵族分化瓦解，各自散去。大主教则出尔反尔，命令骑兵从背后袭击准备各自返回的朝圣者队伍。几天后，汉斯·伯姆被判异端处以火刑。汉斯死后，前往尼克拉斯豪森的朝圣者仍然络绎不断，为此教会下令拆毁了这座圣母小教堂。

尼克拉斯豪森的朝圣虽然因为教堂的拆毁而被终止，但是它在社会中的影响则是深远的，抑或可以说这是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序曲。15世纪中叶以后，为了反抗社会上层和当局的盘剥，在很多地区先后成立农民联合会（Bauernbund）。这些农民联合会通常以只有农民才穿的那种带子鞋（Bundschuh）为标志，把带子鞋挑在杆子上，或者把它画在旗子上，因此被称为“带子鞋会”。最先出现带子鞋会的是莱茵河上游的斯特拉斯堡主教区。1444年，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与瑞士联邦作战时，雇佣法国阿马尼亚克地区（Armagnac）的伯爵的雇佣兵。8月26日，瑞士联邦的军队与阿马尼亚克雇佣兵在比尔斯河畔的圣雅各布交战，阿马尼亚克的雇佣兵战败，残余的败兵对阿尔萨斯地区肆无忌惮地劫掠，引狼入室的皇帝却对此置若罔闻。得不到保护的农民们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护卫，克恩滕地区的带子鞋会正是为了自我防护而成立的。自1473年以后，土耳其人多次侵入克恩滕地区，当地的邦君诸侯自顾自地躲在修建的城堡里，不组织军队防御土耳其人的进攻。1478年6月25日，土耳其人第三次穿越普雷迪尔山口进入克恩滕，克恩滕的农民在彼得·文德利希（Peter W underlich，?—?）的号召和领导下，组织起6000人的武装力量进行抵抗。然而，面对土耳其骑兵勇猛的攻击，既缺少武器装备又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农民军队很快就被土耳其人冲垮，最终仅剩大约600人坚持抵抗。土耳其的骑兵势如破竹地进入克恩滕，甚至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和教皇保罗二世为抵抗土耳其人建立的圣乔治骑士团也弃城落荒而逃。土耳其人的军队洗劫了这一地区，农民军队被彻底击溃，彼得·文德利希也被抓获，被残忍地五马分尸。

三、带子鞋会

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德意志很多地区都先后出现了带子鞋会的组织，这些鞋会不仅抵御来自外部的威胁，而且还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当地教俗贵族对他们的盘剥，一些市民、小骑士贵族也加入鞋会。1493年，阿尔萨斯地区石勒施塔特的百余名农民以带子鞋为标志结成联合会，他们的目的是反对教俗贵族征收的高额赋税，取消教俗贵族的任意赋税权，取消关税和其他赋税；要求驱赶犹太人；提出限制教士的俸禄在50—60古尔登之内，取消秘密忏悔；要求自己组建审判法庭；等等。石勒施塔特鞋会的这些主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诉求，在德意志引起巨大的反响。在石勒施塔特开始的起义席卷整个阿尔萨斯地区，虽然起义很快被镇压，但其影响则很难消除。

1501年，施佩尔地区发生饥荒和瘟疫，农民的生活异常艰难。下格隆巴赫一个农奴的儿子约斯·弗里茨（JoFritz，1470—1525）组织农民结成一个秘密誓约团体，同样以带子鞋作为誓约团体的标志。这个秘密誓约团体提出取消农奴制、把教会的财产分给农民等14项主张。这个带子鞋会的成员仅半年就发展到七千余人，萨芬豪森、苏黎世等地区的农民也加入其中。施佩尔鞋会的迅速扩张不仅令教俗贵族坐立不安，城市也感到鞋会存在给它们带来威胁。1513年10月，巴塞尔市议会派兵袭击途经该市的鞋会领导人，百余名鞋会的重要成员被抓后被处死，约斯·弗里茨逃往弗莱堡附近的雷恩。弗里茨在雷恩重新组织鞋会，再次提出除皇帝和教皇外不应有其他的领主、教会法庭只能有权审判教士、限制教士的俸禄，自由使用森林、鱼塘、草地以及每个鞋会成员都应受到保护等多项主张。尽管弗里茨在雷恩依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弗莱堡市议会也同样派兵驱赶了他，但鞋会这种组织形式以及农民的主张都留下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在1525年的《十二条款》（Zwrf Artikel）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约斯·弗里茨提出的主张留下的印迹。进入16世纪以后，在德意志各地发生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就像点点星火，最终成为德国农民战争（Deutscher Bauernkrieg）的燎原烈火。

第三节 富裕市民阶层的崛起

一、大贸易商行

15世纪，活跃的国际和国内商贸、丰富的矿藏和森林资源、精耕的土地和驰名的手工业产品，所有这些都使德意志成为那个时代欧洲较为富庶的地区。从事手工业、商业活动的市民由此积累了财富，产生一批富裕的市民家族，他们通过资本的积累和对金融的运作，经济影响力甚至超越德意志扩及到整个欧洲。

中世纪晚期，德意志没有像英国和法国一样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德意志南北地区的贸易和商品交易各具特点，北部沿海地区多以国际贸易为主，出现汉萨城市同盟这样只经营远程贸易的商业集团；在南德地区则是以手工业为基础形成的贸易中心，出现类似今天股份公司形式的家族联盟，其中最著名的是“拉芬斯堡大贸易商行”（Die Groe Ravensburger Handelsgesellschaft）。拉芬斯堡地处上施瓦本地区，1278年被哈布斯堡家族提升为帝国城市。1380年，拉芬斯堡的商人洪丕思（Humpis aus Ravensburg，?—?）、布鸿赫姆的莫特利（Mtteli aus Buchhom，?—?）和康斯坦茨的蒙特布拉特（Muntprataus Konstanz，?—?）为了销售各自所在城市的手工业产品，诸如单面绒布、亚麻布等纺织业产品等，共同组建了一个大商行。洪丕思家族以从事贸易活动起家，主要经营原材料、来自东方的香料以及其他的一些生活食用品，是在德意志南部尤其是博登湖地区颇具影响的商人家族。从1298年起，这个家族就一直有成员在拉芬斯堡市议会中任职，至16世纪中叶，这个家族曾有77人曾担任该市的市长职务。洪丕思家族因其殷实的家产受到弗里德里希三世和马克西米安一世皇帝的青睐和重用，并且逐步地为拉芬斯堡大贸易商行，赢得司法审判权，在其家族的族徽上增添了相关的标志。1488年，该家族成为在施瓦本地区享有极高声望的“圣乔治盾牌”（Sank Jrgenschild）骑士社团的成员。

拉芬斯堡大贸易商行成立之初仅是拉芬斯堡城的商人出于交易的需要，互相签定契约的一种贸易合作机构，签订契约的时间都不长，从1年到5年不等，到期后重新签定。进入15世纪，拉芬斯堡大贸易商行的经营范围有所扩大。1402年，拉芬斯堡有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第一批造纸作坊，纸张成为大贸易商行销售的重要商品。此外大贸易商行还经营来自东方的香料、地中海的葡萄酒、食油以及中欧的矿石。不仅如此，大贸易商行的成员也有所增加，大约有康斯坦茨、纽伦堡和林道等10座帝国自由城市的百余富商家族加入其中。大贸易商行的组织结构也有改变，成员之间不再签定契约，而是以股份的方式加入商行。据1497年大贸易商行的账簿记载，入股的资产有16.5万弗罗林。拉芬斯堡大贸易商行设有3个执政官和由9个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管理和处理日常事务。大贸易商行每年定期召开全体成员会议，根据账簿做出结算，确定股息。16世纪初，大贸易商行的年赢利率在6.8%—7.5%之间。大贸易商行的总部设在拉芬斯堡，在科隆、纽伦堡、维也纳，意大利的米兰、热内亚，瑞士的伯尔尼、日内瓦，法国的里昂、阿维尼翁，西班牙的巴塞罗纳、萨拉各萨、巴伦西亚，尼德兰的布卢日和安特卫普等城市设立13处分理处。此外，还派代表常驻在法兰克福、莱比锡、意大利、西班牙和尼德兰等地的一些大型交易会。拉芬斯堡大贸易商行只从事商品货物的交易，从不进行货币和信贷业务，这个大股份公司依然固执地坚持物物交换的传统保守的交易模式，最终在1530年被时代淘汰。15、16世纪类似这类的商业股份公司还有巴塞尔公司，它的资产有40万—50万弗罗林。在法兰克福的商业股份公司的资产高达60万—70万弗罗林。在这个历史时期，德意志的股份公司依然是商人家族的联盟，是同一地或异地城市商人家族为共同经营某项贸易而进行的合作，他们不涉及手工业、金融业等其它的经济领域。与这些仅从事贸易的大商行比较而言，奥格斯堡的富格尔（Fugger）家族的影响力更大。

二、富格尔家族

1367年，原本是亚麻织工的汉斯·富格尔从格拉本的乡村迁移到帝国自由城市奥格斯堡，这里是巴伐利亚地区的纺织业中心，也是德意志南部地区的商贸中心。根据奥格斯堡市政税册的记载，汉斯于1386年成为奥格斯堡纺织同业公会的大师傅（Zunftmeister），有多个纺织作坊。因为需要在威尼斯购买棉花，汉斯与意大利有了商业往来，他从单纯的纺织师傅成为一个包买商商人。汉斯有两个儿子，长子是安德烈亚斯·富格尔（Andreas Fugger，1394—1457），次子是人称长者的雅各布·富格尔（Jakob Fugger derltere，1398—1469）。汉斯去世后，他的遗孀并没有将家产分给这两个儿子，而是自己继续经营纺织和亚麻布匹生意，把两个儿子分别送到金银制作作坊当学徒。直到1455年富格尔家族的财产才分给安德烈亚斯和雅各布，此后富格尔家族分为两支。安德烈亚斯这一支家族的族徽上标有狍子的图形，故被称为“狍子富格尔”（Fugger vom Reh）；雅各布这一支家族的族徽上刻有百合花，因此被称为“百合富格尔”（Fugger von der Lilie）。

15世纪中叶以来，狍子富格尔家族主要从事与德意志汉萨城市、莱比锡和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之间的贸易往来，此外它还与安特卫普、伦敦、米兰和威尼斯建立了贸易关系。自安德烈亚斯的长子卢卡斯·富格尔（Lukas Fugger，1439—1499）起，狍子富格尔与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因借贷给弗里德里希三世和马克西米安一世的金钱得不到偿还而破产。百合富格尔家族蒸蒸日上。长者雅各布迎娶奥格斯堡金匠的女儿，这个婚姻无疑为他增添了财富。此后他又在与意大利进行的棉花贸易中迅速积累财富，成为奥格斯堡最富有的市民。雅各布的儿子乌尔里希·富格尔（Ulrich Fugger，1441—1510）和格奥尔格·富格尔（Georg Fugger，1453—1506）分别在威尼斯和纽伦堡这两个欧洲重要的贸易中心开办工场，扩大富格尔家族在欧洲的经济影响力。他们的兄弟马尔库斯·富格尔（Markus Fugger，?—?）是个教士，自1470年起在罗马教廷的文书处作文秘，他为富格尔家族与罗马教廷之间建立经济关系搭起一座桥梁。

百合富格尔家族最有作为的继承人是雅各布·富格尔（Jakob Fugger，1459—1525），他14岁就被送到威尼斯在德国人办的交易所（Fondaco dei Tedeschi）当学徒，在那里学习银行金融知识。自1487年起，雅各布开始掌管百合富格尔家族产业的营运。1484年，该家族在因斯布鲁克开办工场，此后又相继在哈雷（1510年）、施瓦茨（1539年）开办工场，该家族还在奥格斯堡、蒂罗尔、威尼斯和罗马之间建立起一个家族产业链条。根据1494年奥格斯堡的税收册记载，乌尔里希、格奥尔格和雅各布三兄弟的资产高达5.4万弗罗林。雅各布充分利用手中的资金，以购买矿山证券的形式投资萨尔茨堡的银矿，他把家族的经营范围扩大到矿业。此外，他还以这种方式取代多个中间商，直接从加斯特和施拉德明两个矿区收购银矿石。与此同时，雅各布还向那些缺少资金的诸侯放贷，从而与社会的上层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

奥地利和蒂罗尔的大公爵西格蒙德因大兴土木修建宫廷经常囊中羞涩，雅各布慷慨解囊放贷给公爵。1487年，大公爵西格蒙德在与威尼斯的战争中败北，他要向威尼斯人支付10万古尔登的赔偿金，这就让他的财政面临雪上加霜的困境，不得不继续向雅各布贷款。1488年，大公爵西格蒙德向富格尔举债高达15万古尔登，无力偿还的大公爵只得把萨尔茨堡银矿的开采权抵押给富格尔家族。1489年，雅各布在法兰克福的交易集市上结识年轻的马克西米安国王，他对这位年轻的皇位继承人非常有好感。1490年3月16日，马克西米安国王出席在奥地利和蒂罗尔召开的等级议会，各等级以逼迫他逊位为要挟，要求他敦促西格蒙德大公爵必须偿还所有的负债。雅各布慷慨解囊为马克西米安出资，帮助他解除危难。1507年7月15日，马克西米安再次在经费上捉襟见肘，为了筹集款项，他用5万古尔登把在乌尔姆的基希贝格伯爵领地卖给雅各布。此后，国王又把施米希恩和比伯拉赫的统治权出售给富格尔家族。富格尔家族对哈布斯堡王室在金融上的支持为其赢得很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1511年，雅各布被封为贵族，进入贵族等级。1514年，他又被授予帝国伯爵的头衔。1519年，为了帮助哈布斯堡家族赢得德意志的皇位，雅各布为其出资54万余古尔登，哈布斯堡家族则以领地内的矿业作为抵押。通过这一系列的投资，富格尔家族相继获得西里西亚、匈牙利、卡林西亚、蒂罗尔、波希米亚等地的铜矿、银矿、金矿和铁矿的采矿权。

1473年，富格尔家族通过马尔库斯与罗马教廷建立了经济上的联系。1477年，富格尔家族首次代教廷在瑞典收取教会的税金，取代佛罗伦萨的美帝奇家族（Medici）代理教皇的金融业务。1495年，富格尔家族在罗马开设银行分行。1505年，新上任的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为了自身的安全筹建贴身护卫，他从瑞士招募150名士兵组建了一支瑞士护卫队（Schweizergarde），富格尔家族给予教皇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这一资助更加密切了其与罗马教廷的经济联系。1508—1524年间，富格尔家族在罗马租用铸币所，先后为4位教皇铸造66种货币。此外，富格尔家族还协助罗马教廷出售和经营赎罪券的业务。

采矿业和银行业的经营，尤其是与哈布斯堡家族和罗马教廷的业务往来，使富格尔家族的财富巨增，16世纪中叶以前该家族成为主宰欧洲金融业的银行巨头，几乎控制了欧洲的金属市场。1505年，富格尔家族还与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的富裕市民家族一起出资3000古尔登，组建3艘商船参与西班牙王室组织的前往印度的首次远航，试图在新开辟的航路上分一杯羹。首次远航的船队于3月25日从里斯本起航，9月13日到达印度西海岸，1506年底返回里斯本。尽管这次航海运回的三分之一的货物要交给葡萄牙王室，但是参加航海的德意志商船依然获得175%的高额利润。如此巨大的收益促使西班牙王室完全垄断对印度的航海贸易，富格尔家族也和其他商人一样被排斥在外，但是他们依然被允许在西班牙进行铜的贸易，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提供与印度进行的贸易中不可缺少的铜。

15世纪的德意志，类似富格尔家族这样富庶的市民不在少数，诸如奥格斯堡的霍赫施泰特家族（Hchstetter）、纽伦堡的韦尔泽家族（Welser）、伊姆霍夫家族（Imh of f）、希尔施弗格家族（Hirschvogel）、梅明根的弗林家族（Vhlin）等等。这些富庶的市民家族都有与富格尔家族相似的发家史，或从事矿业、布匹、武器等手工业行业，或从事香料、棉花等远程贸易，这些家族也都与德意志的皇（王）室或者诸侯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给予他们资金资助。早在14世纪末，纽伦堡的大商人乌尔曼·施特罗默就是鲁普雷希特国王的资助人；莫伊廷根家族（Meutingen）于1456年资助哈布斯堡家族的西格蒙德3.5万古尔登，帮助他偿还债务，为此西格蒙德把在施瓦茨的银矿开采权转让给该家族。这些市民家族不仅通过手工业和贸易商业积累了财富，而且还都掌控着所在城市的议会，对这些城市的经济以及改善城市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1521年，雅各布在奥格斯堡修建“富格尔家园”（Fuggerei），以1马克的租金租给在该城工作的那些贫穷的手工业者和日工们。这些富庶的市民还作为市民等级的代表参与重要的帝国会议，在16世纪的帝国改革和宗教改革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他们还热衷于资助德意志的文艺复兴，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文主义思潮。

第四节 德意志的人文主义

一、大学中的人文主义

14世纪末期，走出黑死病灾难的西欧很快就进入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人口的增长、农村中撂荒地的复耕、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商业贸易的活跃，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积累了财富。具有西欧古典文化传统的意大利虽然在中世纪从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王国，但却是欧洲最富庶的地区。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比萨等城市里聚集着大批的教俗贵族、富足的商人和银行家。市民的财富和生活水平也高于西欧其他地区，他们对所居住的城市有着较为强烈的荣誉感，比较注重城市公共性建筑的建设，具有热衷于资助代表城市文化公众事务的传统。城市的财富和古典文化的传统构成培育文化的土壤。在这片土壤上生长出了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等中世纪文化的巨匠。他们延续12世纪文艺复兴的传统，努力寻找尚未被发现的古代拉丁文献，倾心于对古典拉丁文献的研究，引用和模仿古典文献的词句撰写文章和诗歌，开始一种新的、完全世俗的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的创立者们认为，在古典时代和他们所生活的年代之间横亘着一千年，在过去的一千年中充斥着野蛮和黑暗，主管文学和译著的缪斯女神都因此逃离欧洲。然而在14世纪，缪斯女神突然重新返回欧洲，重新恢复古典文化，是艺术的复兴，开始了一个新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时代。

15世纪，意大利的富商们，诸如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等，聚揽大批工艺匠人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府邸，同时还资助工艺匠人和学者创造艺术品和文学作品。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1475—1564）、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1483—1520）等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们都是在这些富裕家族的资助下，创造了许多流传百世的艺术佳作。德意志的富格尔家族也加入建造豪宅、资助文化创作的行列。1509年，雅各布为其已故的兄长在圣安娜修道院修建一座祈祷室，特意聘请在那个时代德意志最伟大的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以及颇具影响的画家和艺术家汉斯·布克迈尔（Hans Burgkmair derltere，1473—1531）、约尔格·布罗伊（Jrg Breu derltere，1475或1480—1537）为这座祈祷室进行装饰。1512年，雅各布在奥格斯堡建造了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富格尔府邸（Fuggerhuser）。

如果说德意志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在很大程度上还具有很强烈的意大利风格的话，那么从早期人文主义时期起，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就具有自己的特征。

“人文主义”（Humanismus）这一术语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伊曼纽尔·尼特哈默尔（Frierich Immanuel Niethammer，1766—1848）在1808年最先提出来的，旨在以重视语言知识、数学教育和文法为基础的教育，取代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逻辑和形而上学。1841年，“人文主义”这个词被普遍用于标注14—16世纪西欧的文化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对文法、修辞、诗歌、历史以及道德哲学的重视促进了人文学科的发展。人文学科的沿袭和发展需要阅读古典文献，而那个时代能够找到的古典文献仅限于经院哲学的著作。为此，这个时期的一批学者积极寻找更早的古典文献，后世学界把那些致力于古典文献研究的学者们称为人文主义者。

在德意志，人文主义更多地被看作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教育运动，因为它开始于大学中开设的人文学科的课程。彼得·卢德尔（Peter Luder，1415—1472）被誉为德意志人文主义的创始人。彼得·卢德尔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他曾在意大利游学，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希腊语学者格里诺·达·韦罗纳（Guarino da Verona，1370—1460）的学生。1456年，彼得·卢德尔受宫廷伯爵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I.，1425—1475）之邀去了海德尔堡，受聘海德尔堡大学讲授拉丁语，他是第一位在德意志的大学中用德语讲授拉丁语课程的教师，因此他被看作是人文主义在德意志的开创者，他任教的这一年也被看作是德意志人文主义的起始年。卢德尔严厉批评经院哲学那种空洞的形而上学以及无休止地纠缠于概念的争论，提倡开设一些比较实用的人文学科的课程。他认为，大学生应该通过学习人文学科正确表达和传递他们的知识。彼得·卢德尔的观点在海德尔堡大学遭遇到经院学者们的强烈抵制，他也最终未能获得该大学的教授职务。他转而去了乌尔姆大学，依然没有得到教授的职务，直到1460年底才受聘埃尔福特大学，两年后又去了莱比锡大学。彼得·卢德尔虽然一直受到大学中经院哲学学者的抵制，致使他辗转多所大学，但他每到一处都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些大学中先后都组建人文主义小组，涌现出一大批人文主义学者，例如第一部印刷版《世界编年史》（Die Schedel’sche Weltchronik）的作者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1440—1514），他是第一位用拉丁语和德语撰写编年史的学者。

哈特曼·舍德尔出生于纽伦堡的一个市民家庭，他的两位兄弟一位是成功的商人，一位是多米尼克修士会的修士，他的堂兄是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1413—1471）的御医。哈特曼16岁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学，在那里加入彼得·卢德尔组建的人文主义小组。1463年，哈特曼在帕多瓦大学学习医学，1466年返回纽伦堡。纽伦堡是当时德意志帝国最为富庶的城市，也是人文主义者较为集中的地方。他在那里结识威利巴尔德·皮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1470—1530）和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他们都热衷于把希腊文的经典翻译为德语。威利巴尔德·皮克海默的父亲是位富商，经常带着他在各地旅游，这些亲身的经历不仅有助于他熟谙商业，而且也帮助他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独到的认识。此后，他的父亲送他到帕多瓦大学和帕维亚大学学习了7年的法学。1495年，皮克海默初识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与他结成终生的朋友。在意大利学成归来后，皮克海默进入纽伦堡市议会，同时还经常参加帝国的会议，很快就成为马克西米安的法律顾问。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出生在纽伦堡，他的父亲是从匈牙利移居到该城的金匠。丢勒从15岁起跟随维滕堡宫廷的画师、木雕师米夏埃尔·沃尔格穆德（Michael Wolgmut，1434—1519）学艺，因参与印刷《世界编年史》与哈特曼有了较为密切的往来。1494年，丢勒旅居意大利，他在那里学习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创造的有关人的比例、透视和立体感等绘画技术，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接受意大利人奉行的古典主义和奢华的风格。丢勒的绘画作品具有北方文艺复兴（Nordischen Renaissance）的特征，他的三幅著名代表作《骑士、死亡和魔鬼》（Ritter， Tod und Teufel）、《房屋里的圣哲罗姆》（Der heilige Hieronymus im Gehus）和《忧郁》（Melencolia I），既体现了基督教人文主义不拘礼仪的内心虔诚，同时又批判了基督教教士腐败行为的特点。

在德意志早期人文主义者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鲁道夫·阿格里科拉（Rudolf Agricola，1444—1485），他虽然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也从未获得大学教授的职务，但却是作为第一位自由学者在大学中讲授希腊文、拉丁文的经典以及教授希伯来文字。他的学生中有被称为“人文主义大学者”（Erzhumanist）的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 Celtis，1459—1508）。策尔蒂斯曾在科隆大学学习，在匈牙利游学两年后于1484年在海德尔堡大学继续他的学业，学习诗学和修辞学，一年后毕业，再次游学意大利。他于1487年返回德意志，在埃尔福特大学、莱比锡大学和罗斯托克大学教授诗学。策尔蒂斯在求学和教学的同时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在他的诗歌中非常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趣事。另一方面，在他撰写或编辑的历史著作中非常明显地表述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意识。1487年4月18日，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在纽伦堡召开的帝国会议上封他为“桂冠诗人”（poeta laureatus）。1502年，马克西米安命策尔蒂斯在维也纳大学附近建立一所“诗歌和数学学院”（Collegiumpoetarum et mathematicorum），并且还给予该学院授予诗人桂冠的权利。

斯特拉斯堡是德意志人文主义的又一个中心，这里聚集着一批人文主义者，诸如雅各布·温普林（Jakob Wimpfeling，1450—1528）、塞巴斯蒂安·布兰德（Sebastian Brant，1458—1521）、约翰·盖勒·封·凯伊泽贝格（Johann Geiler von Kaysersberg，1445—1510）等。在他们的领导下组成斯特拉斯堡文学协会（die Straburgerliterarische Gesellschaft），他们用民族语言进行创作，收集和整理德意志的民歌，撰写有关德意志的历史。在奥格斯堡，人文主义者们更多的是获得富格尔家族这样富裕市民的资助，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他们的情感和意识。出生于奥格斯堡富裕商人家庭的市政书记员康拉德·波伊廷格（Konrad Peutiger，1465—1547）不仅是马克西米安皇帝的顾问，而且还与伊拉斯谟（Erasmusvon Rotterdam，1466或1467或1469—1536）交往甚密。

二、宗教改革的先驱们

德国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伊拉斯谟就被看作是最具代表性的德意志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出生于鹿特丹，因为他是身为教士的父亲和他的女管家所生的非婚生子，所以从小就和他的兄长一起寄宿在监护人的家里，后又被送到修道院的学校接受教育。1492年，伊拉斯谟接受教士的授职礼，被送到巴黎大学学习神学。他的这些经历无疑为他打下深刻的烙印，身为教士的儿子以及接受的神学教育，使得虔诚的信仰在他的内心根深蒂固，然而，非婚生的身份以及在修道院过着的禁锢生活又使他有了摆脱宗教束缚的意愿。他既阅读了大量的基督教经典著作，同时也很熟悉那些非基督教的作品，他游历过威尼斯、罗马、布鲁萨尔以及英国的一些城市，较为广泛地接触过各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作品和思想。所有这些都成为伊拉斯谟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的创作源泉，这些都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讽刺作品《愚蠢颂》（Lob der Torheit）中。伊拉斯谟在强调宗教信仰虔诚的同时，也批评宗教戒律的束缚。他既提倡研读包括《圣经》在内的基督教的经典，也反对围绕基督教教义中那些形而上学问题展开无休止的争论。他用十年的时间修订了希腊文本的《新约全书》（Neuen Testaments）手抄本，于1516年由巴塞尔的著名印刷商约翰·弗罗本（Johann Froben，1460—1527）印刷出版。这本《新约全书》是16世纪以后乃至一直到19世纪出版的大多数《新约全书》版本的依据，在这部《新约全书》中还有伊拉姆斯做的注释以及他翻译的拉丁文译文。

对《圣经》的修订激发人文主义者对希伯来语学习的热情。德意志最有影响的希伯来语学者是约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1455—1522）。罗伊希林的父亲是一所修道院地产的管家，因此他能够从小就在这所修道院的学校接受教育，15岁起就在弗莱堡大学学习神学、修辞学和文法。1473年，他陪同巴登马尔克伯爵的儿子们去巴黎大学就读，有了在巴黎大学学习神学的机会，一年后他去了巴塞尔，1477年，在那里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479年，罗伊希林在奥尔良大学教授古典语言，同时还学习法学。1482年，罗伊希林再次陪同符腾堡的伯爵去罗马学习，此后他在符腾堡伯爵的宫廷中服役。在多个大学学习语言学、法学和神学，罗伊希林熟练地掌握希腊语、希伯来语，同时也积累了法学方面的知识，对基督教的教义有了新的认识。罗伊希林甚至认为可以在犹太人的宗教思想中找到基督教教义的精髓，他强烈反对科隆的多米尼克修士们提出要焚烧除《圣经》以外所有犹太书籍的主张。罗伊希林的提议和主张遭到教皇的反对，将他斥为异端。此外还有最激烈的反对者约翰内斯·普费弗科恩（Johannes Pfefferkorn，1469—1521），普费弗科恩原是居住在布拉格的犹太教徒，后移居科隆，他在科隆接触了多米尼克修士会，带领全家改宗基督教，改宗后的普费弗科恩更激烈地抨击罗伊希林反对烧毁犹太教经典《塔木托》（Tamud）的主张。但罗伊希林依然赢得德意志知识界的广泛支持，乌尔里希·胡滕（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就是其中之一。

乌尔里希·胡滕出身于法兰克的一个贵族世家，因从小体弱多病被送到富尔达修道院，显然他的父母认为他的体质无法胜任一个骑士的职责，希望他能成为一名修道士。1505年以后，胡滕以埃尔福特大学为起点开始游学生活，他先后在科隆、埃尔福特、莱比锡、罗斯克特、维也纳等多所大学学习。他虽然不是骑士，却以骑士的精神用笔进行战斗，为了声援罗伊希林，他与人合著《蒙昧者书简》（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德语为： Dunkelm　nnerbriefe）。在这部以书信为体裁的著作中，他们用蹩脚的拉丁文模仿那些在科隆的罗伊希林的反对者的口吻、讽刺嘲弄的语气，谴责他们自称了解基督教的教义，而实际上却是一帮故弄玄虚毫无学识的蠢材，以此支持罗伊希林在有关神学方面的观点。

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们，无论是在此后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中成为马丁·路德的同盟者或是他的反对者，都对这场改变德意志的伟大运动起到推动作用。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们与马丁·路德一起推开近代社会的大门，迈入近代社会。

附 录

一 地图

1.日耳曼人大迁徙及其建立的王国

2.法兰克王国的三分

3.中世纪中期德意志帝国的版图

5.15世纪末西欧主要资源分布图

二 大事年表

远古—公元前80000年 旧石器时代

公元前80000年—公元前35000年 旧石器时代中期

公元前35000年—公元前10000年 旧石器时代晚期

公元前10000年—公元前4500年 中石器时代

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1800年 新石器时代

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700年 青铜时代

公元前700年—公元1年 铁器时代

公元前27年 屋大维开始的罗马帝国

330年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迁都君士坦丁堡

350年 匈奴人开始的民族大迁徙

410年 西哥特人围攻罗马城

441年 匈奴人进入巴尔干半岛

476年 西罗马帝国帝国终结

481年 克洛德维希一世继位为国王

486年 苏瓦松战役

498年 克洛德维希皈依基督教

507年 开始编纂《萨利克法典》

511年 克洛德维希一世的四个儿子继承王位

615年 皮平为宫相

619年 博尼法修斯开始传教

679年 皮平二世为宫相

714年 铁锤卡尔为宫相

732年 铁锤卡尔战胜阿拉伯人

751年 皮平为法兰克国王

768年 查理继位为法兰克国王

770年 查理开始萨克森战争

800年 查理在罗马加冕为皇帝

814年 查理大帝去世，虔诚者路德维希继位

837年 路德维希一世和洛塔尔二世瓜分法兰克

843年 凡尔登条约

870年 梅尔森条约（东西法兰克）

919年 萨克森的海因里希一世为东法兰克国王

936年 奥托一世加冕为德意志国王

962年 奥托一世加冕为皇帝

973年 奥托二世加冕为德意志国王

983年 奥托三世加冕为国王

1002年 海因里希二世为德意志国王

1004年 海因里希二世加冕为皇帝

1024年 康拉德二世开始的萨利尔王朝

1027年 康拉德二世加冕为皇帝

1028年 海因里希三世被选为德意志国王

1047年 海因里希三世加冕为皇帝

1049年 利奥九世为教皇

1054年 基督教东西教会大分裂

1056年 海因里希四世为国王

1075年 教皇格雷戈尔七世颁布《教皇选举敕令》

1077年 卡诺萨之路

1084年 海因里希四世加冕为皇帝

1088年 乌尔班二世为教皇

1095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1099年 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

1122年 《沃尔姆斯宗教协议》的签订

1147年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52年 弗里德里希一世加冕为皇帝

1189年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198年 因诺森三世继位教皇

1204年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1212年 弗里德里希二世继位

1220年 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与教会诸侯联盟》

1226年 德意志骑士团建立

1228年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1231年 《有利于诸侯的法令》

1245年 “大空位”时期开始

1254年 莱茵城市同盟建立

1273年 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被选为德意志国王

1291年 瑞士联邦成立

1298年 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继位

1308年 卢森堡的海因里希七世继位

1309年 教廷迁徙至阿维尼翁

1347年 黑死病爆发

1348年 德意志帝国的第一所大学建立

1356年 《金玺诏书》

1367年 教廷迁回罗马

1370年 汉萨同盟战胜丹麦

1376年 施瓦本城市同盟建立

1378年 西方教会的大分裂

1408年 比萨宗教会议

1414年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

1415年 胡斯受审

1417年 西方教会大分裂终结

1419年 胡斯战争爆发

1436年 胡斯战争结束

1450年 发明活字印刷术

1453年 君士坦丁堡沦陷

1493年 马克西米安一世登基

1495年 《永久和平条例》

三 参考书目

一、西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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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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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巴尔本：《贸易论》，顾为群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张芝联等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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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译名对照

A

“阿恩斯贝格改革”（Arnsberger Refor -mation）

“阿维尼翁之囚”（vignonesistisches Ex -il）

阿埃蒂斯（Flavius Atius，390—454）

阿布鲁奇（Abruzzi）

阿达巴尔德（Adalbald II.，?—1026）

阿达贝尔洛，梅斯的主教（Adalbero I.von Bar，?—962）

阿达尔贝特，不莱梅的大主教（Adalbertvon Bremen，1000—1072）

阿达尔贝特，沃尔姆斯的主教（Adalbert II.，?—1107）

阿达尔贝特，美因茨的大主教（Adalbert I.von Saarbrücken，?—1137）

阿达贝罗，拉昂的（Adalbero von Laon，947—1030）

阿达贝罗，奥格斯堡的主教（Adalberovon Augsburg，?—909）

阿道夫，拿骚的（Adolf von Nassau -Wiesbaden - Idstein，1353—1390）

阿道夫一世，阿尔特纳的（Adolf I.von Altena，1157—1220）

阿道夫二世，绍恩堡的（Adolf II.von Schauenburgund Holstein，1128—1164）

阿道夫三世，绍恩堡的（Adolf III.，1160—1225）

阿道夫三世，贝格的伯爵（Adolf III.Von Berg，1176—1218）

阿德尔海德，勃艮第的（Adelheid von Burgund，931或932—999）

阿德尔海德，俄罗斯的（Adelheid von Kiew，1067或1070—1099）

阿道夫，美因茨的大主教（Adolf von Nassau - Wiesbaden - Idstein，1353—1390）

阿道夫，拿骚的（Adolf von Nassau，1250—1298，1292—1298年在位）

安德烈亚斯二世，匈牙利国王（Andreas II.，1177—1235，1205—1235年在位）

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

阿德勒希娅（Adelasia de Lacon - Gunale，1207—1255）

阿恩施塔特（Arnstadt）

阿恩斯贝格（Arnsberg）

阿尔卑斯山（Alpen）

阿尔贝罗，特里尔的大主教（Albero von Montreuil，1080—1052）

阿尔贝特，不莱梅的主教（Albert von Buxthoeven，1165—1129）

阿尔贝特（Albertus Magnus，1200—1280）

阿尔贝特·封·布克斯霍夫登（Albertvon Buxthoeven，1165—1229）

阿尔布雷希特，阿斯卡尼家族的大熊（Albrechter der Br，1100—1170）

阿尔布雷希特，不伦瑞克的公爵（Al -brecht I.，1236—1279）

阿尔布雷希特，骑士团首领（Albrechtvon Preuen，1490—1568）

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Albrecht Archiles，1414—1486）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

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奥地利公爵（Al -brecht II.vonsterreich，1298—1358）

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德意志国王（Al -brecht II.，1397—1439，1438—1439年在位）

阿尔布雷希特二世，迈森的马尔克伯爵（Albrecht II.，1240—1314）

阿尔布雷希特二世，萨克森公爵（Al -brecht II.，1250—1298）

阿尔布雷希特六世（Albrecht VI.，1418—1463）

阿尔布雷希特三世，奥地利的公爵（Al -brecht III.，1349—1395）

阿尔布雷希特三世，哈布斯堡的（Al -brecht III.，?—1119）

阿尔布雷希特三世，瑞典国王（Albrecht III.，1338—1412，1364—1389年在位）

阿尔布雷希特三世，巴伐利亚慕尼黑公爵（Albrecht III.，1401—1460）

阿尔布雷希特四世，哈布斯堡的（Al -brecht IV.，1188—1239）

阿尔布雷希特四世，巴伐利亚的公爵（Albrecht IV.der Weise，1447—1508）

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德国国王（Albrecht I.，1255—1308，1298—1308年在位）

阿尔布雷希特一世，马格德堡大主教（Albrecht I.von Kfernburg，1170—1232）

阿尔布列塞（Arbrissel）

阿尔蔡（Alzey）

阿尔登堡（Aardenburg）

阿尔方斯二世，阿拉贡国王（Alfons II.，1157—1196，1162—1196年在位）

阿尔高（Aargau）

阿尔昆（Alkuin，735—804）

阿尔勒（Arles）

阿尔诺河（Arno）

阿尔萨斯（Elsa）

阿尔特马克（Altmark）

阿尔滕堡（Altenburg）

阿尔方斯十世，卡斯蒂利亚国王（Alfons X.，1221—1284，1252—1282年在位）

阿戈巴德（Agobard von Lyon，769—840）

阿戈内斯（Agnes von Poitou，1025—1077）

阿戈内斯，施陶芬的（Agnesvon Staufen，?—?）

阿戈内斯，施瓦本和奥地利的（Agnesvon Waiblingen，1072—1143）

阿戈内斯，哈布斯堡的（Agnes，1257—1322）

阿格诺（Haguenau）

阿基坦（Aquitanien）

阿基坦高卢行省（Gallia Aquitania）

阿吉洛芬格家族（Agilolfinger）

阿加皮二世，罗马教皇（Agapitus II.，?—955，946—955年在位）

阿卡（Akko）

阿肯（Aken）

阿奎莱亚（Aquileia）

阿拉伯酋长（Emir）

阿兰人（Alanen）

阿雷曼人（Alamannen）

阿雷佐（Arezzo）

阿里贝托，米兰的（Ariberto，?—1045）

阿里乌派（Ariannismus）

阿里伯（Aribo，990—1031）

阿洛芬格（Ahal of inger）

阿马尼亚克（Armagnac）

阿默讷堡（A mneburg）

阿纳斯塔斯奥斯一世，拜占庭皇帝（Anastasios I.，430—518，491—518年在位）

阿纳克勒特二世，教皇（Anaklet II.，1090—1138，1130—1138年在位）

阿纳姆（Arnhem）

阿努尔夫（Arnulf，582—640）

阿努尔夫，坎普修道院的（Arnulf，?—?）

阿努尔夫，克恩滕的（Arnulfvon Krnten，850—899）

阿努尔夫，人称“恶人”（Arnulf I.der Bse，?—937）

阿诺尔德，美因茨的（Arnold，?—?）

阿诺尔德，建筑师（Meister Arnold，?—1308）

阿诺尔德，沃尔姆斯的（Arnold zum Turm，?—?）

阿诺尔德二世，科隆的大主教（Arnold II.Von Wied，1098—1156）

阿诺尔德二世，特里尔的大主教（Arnold II von Isenburg，1190—1259）

阿诺尔德，美因茨的大主教（Arnold von Selnh of en，1095—1160）

阿普利亚（Apulien）

阿斯卡尼（Askanier）

阿斯珀尔特（Aspelt）

阿滕多恩（Attendorn）

阿托，米兰大主教（Atto，?—?）

阿托德（Artold von Reims，?—962）

阿瓦尔人（A waren）

阿韦尔萨（Aversa）

阿维图（Avitus von Vienne，460—518）

《艾莱克》（Erec）

《艾莱克和艾尼德》（Erec et Enide）

埃伯哈特（Eberhard，885—939）

埃伯哈特，巴伐利亚的（Eberhard von Bayern，912—940）

埃尔宾（Erbing）

埃尔茨山脉（Erzgebirge）

埃尔福特（Erfurt）

埃尔福特大学（Universitt Erfurt）

埃尔拉（Erla）

埃尔拉弗瑞德（Erlafriedvon Calw，?—?）

埃尔米诺德式工艺匠（Erminoldmeister）

埃尔米诺德式圣母像（Erminoldmaria）

阿尔萨斯（Elsass）

埃尔尚格（Erchanger，?—917）

埃尔斯特河（Elster）

埃德蒙（Edmund Crouchback，1245—1296）

埃格尔（Eger）

埃格伯德（Egbert，950—993）

埃格尔河（Eger）

埃格尔兰（Egerland）

埃及（gypten）

埃克贝尔特，不伦瑞克的伯爵（Ekbert I.，?—1068）

埃克哈特（Eckhard，1260—1328）

埃朗根（Erlangen）

埃利吉乌斯（Eligius，589—659）

埃利亚斯（Elias von Cortona，1180—1253）

埃里克七世，丹麦、瑞典和挪威国王（Erik VII.，1382—1459，1397—1459年在位）

埃里克豪森·冯·康拉德（Konrad von Erlichshausen，1390或1395—1449）

埃里克豪森·冯·路德维希（Ludwigvon Erlichshausen，1410或1415—1467）

埃默里希（Em merich）

埃姆登（Emden）

埃姆兰德（Ermland）

埃姆尼达（Emnida，973—1017）

埃姆斯（Ems）

埃姆斯河（Ems）

埃皮法尼（Epiphanius，439—496）

埃申巴赫（Eschenbach）

艾恩西德尔恩修道院（Kloster Ein -siedeln）

艾菲尔高原（die Eifel）

艾伦堡（Eilenburg）

艾赛尼派（Essener）

艾瑟尔河（Ijssel）

艾斯图尔夫（Aistulf，?—756）

艾希施泰特（Eichsttt）

艾因哈特（Einhard，770—840）

爱德华，盖尔登的公爵（Eduard，1336—1371）

爱德华一世，葡萄牙国王（Eduard I.，1391—1438，1433—1438年在位）

爱德华一世，英国国王（Eduard I.，1239—1307，1272—1307年在位）

爱德华三世，英国国王（Eduard III.，1312—1377，1327—1377年在位）

爱德华四世，英国国王（Eduard IV.，1442—1483，1471—1483年在位）

爱德沙伯国（Grafschaft Edessa）

爱尔福特（Erfurt）

爱情抒情诗（Minnelyrik）

爱沙尼亚（Estland）

安布罗修斯（A mbrosius von Mailand，339—397）

安德烈亚斯·富格尔（Andreas Fugger，1394—1457）

安德烈亚斯二世，匈牙利国王（Andereas II.，1177—1235，1205—1235年在位）

安德纳赫（Andernach）

安东尼，罗马皇帝（Antoninus Pius，86—161，138—161年在位）

安哈尔特（Anhalt）

安科纳（Ancona）

安娜（Anna von Schweidnitz，1339—1362）

安娜贝格（Annaberg）

安讷（Anne von Bhmen，1366—1394）

安诺，英利茨修道院的（Anno，?—?）

安诺，科隆的大主教（Anno II.，1010—1075）

安普利亚（A mpurias）

安茹（Anjou）

安塞尔莫（Anselmo，即亚历山大二世教皇）

安瑟姆（Anselmvon Canterbury，1033—1109）

安斯巴赫（Ansbach）

安特卫普（Antwerpen）

安条克（Antionchia）

安条克公国（Fürstentum Antiochia）

安韦勒（Annweiler）

盎格鲁撒克逊（Angelsachsen）

奥伯豪森（Oberhausen）

奥达（Oda，873—903）

奥德河（Oder）

奥多恩

达多（Audoen - Dado，609—684）

奥多瓦卡，意大利国王（Odowakar，约433—493，476—493年在位）

奥地利（sterreich）

奥迪洛，巴伐利亚公爵（Odilo，700—748）

奥迪洛，克吕尼的（Odilo，961—1049）

奥厄（Aue）

奥尔贝特（Olbert von Gembloux，?—1048）

奥尔德鲁夫（Ohrdruf）

奥尔登堡（Oldenburg）

奥尔良（Orlé）

奥尔索伊（Orsoy）

奥格斯堡（Augsburg）

奥古斯丁（Augustinusvon Hippo，354—420）

奥古斯丁院规（Augustinusregel）

奥古斯都（Augustus）

奥胡斯（Aarhus）

奥克塔维安（Oktavian，即维克多四世教皇）

奥拉明德（Orlamündd）

奥兰多·罗西（Orl and o Rossi aus Par -ma，?—?）

奥雷留斯（Aurelius von Riditio，400—475）

奥彭海姆（Oppenheim）

奥斯蒂亚（Ostia）

奥斯曼帝国（Osmanisches Reich）

奥斯曼人（Osmannen）

奥斯曼一世，土耳其国王（Osman I.，1258—1326，1299—1326年在位）

奥斯特法伦（Ostfalen）

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en）

奥特里克（Ohtrich，?—981）

奥托，显赫的（Otto I.，der Erlauchte，877—912）

奥托，乌尔姆斯的（Otto von Worms，948—1004）

奥托，拿骚的（Otto I.von Nassau，?—1289或1290）

奥托，诺特海姆的伯爵（Otto von North -eim，1020—1083）

奥托二世，哈布斯堡的（Otto II.，?—1111）

奥托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Otto I.， Otto der Groe，912—973，962—973年在位）

奥托一世，盖尔登的伯爵（Otto I.von Geldern，1150—1207）

奥托一世，不伦瑞克的公爵（Otto I.，1204—1252）

奥托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Otto II.，955—983，973—983年在位）

奥托二世，巴伐利亚公爵（Otto II，der Erleuchte，1206—1253）

奥托三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Otto III.，980—1002，996—1002年在位）

奥托三世，下巴伐利亚的公爵（Otto III.，1261—1312）

奥托四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Otto IV.，1175—1218，1209—1218年在位）

奥托四世，勃艮第行宫伯爵（Otto IV，1238—1303）

奥托（五世），勃兰登堡的马尔克伯爵（Otto（V）.，1246—1298）

奥托八世，维特尔斯巴赫的（Otto VIII.Von Wittelsbach，1180—1209）

奥托，特尔斯巴赫家族的（Otto I.，1117—1183）

奥托卡尔一世，波希米亚的国王（Ot -tokar I.，1155—1230，1198—1230年在位）

奥托卡尔二世，波希米亚的国王（Ot -tokar II.von Bhmen，1232—1278，1253—1278年在位）

奥托五世，勃兰登堡的（Otto V.der Faule，1346—1379）

奥托特恩权（Ottonianum）

《奥托史诗》（Gesta Ottonis）

B

巴本贝尔格（Babenberger）

巴道勒夫采尔（Badolfzell）

巴登

符腾堡（Baden - Wüttemberg）

巴尔达萨雷（Baldassare，即约翰内斯二十三世教皇）

巴尔杜因，卢森堡的（Balduin von Lux -emburg，1285—1354）

巴尔托洛梅奥·普里尼亚诺（Bartolo -meo Prignano，即乌尔班六世教皇）

巴伐利亚（Bayern）

巴戈德运动（Bagaudes）

巴哈拉赫（Bacharach）

巴拉顿湖（Balaton）

巴勒莫（Palermo）

巴勒斯坦（Palstina）

巴里（Bari）

巴列塔（Barletta）

巴塞尔（Basel）

巴塞尔宗教会议（Konzilvon Basel）

巴塞罗那（Barcelona）

巴斯克人（Basken）

巴斯维勒（Baesweiler）

巴特温普芬（Bad Wimpfen）

巴约（Bayeux）

拔都（Batu Khan，1205—1255）

百年战争（Hundertjhriger Krieg）

拜森（Baysen）

拜占庭（Byzanz）

班贝格（Bamberg）

班诺尼亚（Pannonia）

半自由人（lite）

邦国（Land）

邦国城市（Landstadt）

邦国政权（Landesherrschaft）

包买商制度（Verlagssystem）

保罗（Paulus von Tarsus，10?—67?）

宝剑兄弟骑士团（Schwertbrüderorden）

保加利亚人（Protobulgaren）

保利努斯（Paulinus II.von Aquileia，730至740间—802）

保卢斯（Paulus Diaconus，725/730—797）

卑尔根（Bergen）

北方巨石文化圈（der nordisch - megali -tische Kreis）

北方文化圈（nordischer Kulturkreis）

北海（Nordsee）

北豪森（Nordhausen）

北莱茵威斯特法仑（Nordrhein - West -falen）

北伊利亚人（Nordilyriern）

贝恩瓦尔德（Bernward，950或960—1022）

贝尔蒂诺罗（Bertinoro）

贝尔哈德（Bedrnhard I.，950—1011）

贝尔加（Berga）

贝尔诺，克吕尼的（Berno von Baume，850—927）

贝尔沙（Berchar，?—688）

贝尔塔（Berta von Alamannien，907—966）

贝格（Berg）

贝克修道院（Abtei Le Bec）

贝伦加尔，意大利国王（Berengar II.，900—966，950—966年在位）

贝拉尔，巴利的（Berardvon Bari，?—?）

贝里（Berry）

贝鲁特（Beirut）

贝洛四世，匈牙利的国王（Béla IV.，1206—1270，1235—1270年在位）

本尼狄克，诺尔西亚的（Benedikt von Nursia，480—547）

本尼狄克九世，罗马教皇（Benedikt IX.，1012—1055，1032—1048年在位）

本尼狄克十世，罗马教皇（Benedikt X.，—1073至1085之间，1058—1060年在位）

本尼狄克十二世，罗马教皇（Benedikt XII.，1285—1342，1334—1342年在位）

本尼狄克十三世，罗马教皇（Benedikt XIII.，1342—1423，1394—1423年在位）

《贝内文托和约》（Vertrag von Ben -event）

本尼狄克院规（Benediktinerregel）

贝内文托（Benevento）

贝纳尔（Bernhardvon Clairvaux，1090—1153）

贝特霍尔德一世，克恩滕的公爵（Berthold I.，1000—1078）

贝特霍尔德，美因茨的大主教（Bertholdvon Henneberg，1441—1504）

贝特霍尔德四世，策林格的公爵（Berthold IV.，1125—1186）

贝特霍尔德五世，马尔施泰腾的伯爵（Berthold V.von Neuffen，1290—1324）

贝塞鲁（Besalú）

贝桑松（Besanon）

贝斯特（Best）

贝特霍尔德五世，策林根的公爵（Berthold V.，1160—1218）

贝特霍尔德五世，马尔施泰腾的伯爵（Berthold V.von Neuffen，1290—1324）

贝特霍尔德·施瓦茨（Berthold Schwarz，?—?）

贝娅特丽克丝，勃艮第的（Beatrix，1140—1184）

贝娅特丽克丝，施瓦本的（Beatrix von Schwaben，1198—1212）

本尼狄克五世，罗马教皇（Benedikt V.，?—965或966，964—966年在位）

本尼狄克七世，罗马教皇（Benedikt VII.，?—983，974—983年在位）

比伯拉赫（Biberach）

比德里希（Büderich）

比尔森（Pilsen）

比尔斯河（Birs）

比利牛斯半岛（Pyrenenhalbinsel）

比利时（Belgien）

比隆（Bilung）

比萨宗教会议（Konzilvon Pisa）

彼得，伦巴底的（Petrus Lombardus，1095—1160）

彼得，美因茨的大主教（Peter von As -pelt，1245—1320）

彼得，帕莱家族的（Peter Parler，1330/1333—1399）

彼得，隐居者（Peterder Einsiedler，1050—1115）

彼得·阿贝拉尔（Petrus Abaelardus，1079—1142）

彼得·菲拉吉（Petros Philargi，即亚历山大五世教皇）

彼得·克拉苏（Peter Crassus，?—?）

彼得·文德利希（Peter Wunderlich，?—?）

彼得·卢德尔（Peter Luder，1415—1472）

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

彼得商栈（Peterhof）

彼拉堡（Büraburg）

庇护制（Munt）

宾根（Bingen）

波代诺内（Pordenone）

波迪布拉德（Podiebrad）

波兰人（Polanen）

波罗的海（东海）（Baltisches Meer或Ostsee）

波罗的海东岸（Balte）

波莫瑞（Pom mern）

波莫瑞海湾（Pom merellen）

波森（Posen）

波士顿（Boston）

波坦察（Potenza）

波希米亚人（Bhme）

波希米亚（Bhmen）

剥夺法律保护令（Reichsacht）

伯尔尼（Bern）

伯恩哈德，普勒茨考的（Bernhard von Pltzkau，?—1147）

伯爵（Graf）

伯爵领地（Grafschaft）

伯利恒（Bethlehem）

勃艮第（Burgund）

勃兰登堡（Br and enburg）

博登湖（Bodensee）

博尔瑟伦家族（Haus Borsselen）

博莱斯瓦夫一世，波兰国王（Boleslaw I.，965或967—1025，1024—1025年在位）

博莱斯瓦夫三世，波兰公爵（Boleslaw III.，1085—1138）

博莱斯瓦夫一世，西里西亚公爵（Boles -law I.1127—1201）

博洛尼亚（Bologna）

博尼法修斯，盎格鲁撒克逊的（Bonifati -us，672—754）

博尼法修斯，卡诺萨的（Bonifatius von Canossa，985—1052）

博尼法修斯八世，罗马教皇（Bonifatius VIII.，1235—1303，1294—1303年在位）

博尼法修斯九世，罗马教皇（Bonifacius IX.，1350—1404，1389—1404年在位）

博帕德（Boppard）

博韦（Beauvais）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

不莱梅（Bremen）

阿达尔贝特，不莱梅的（Adalbert von Bremen，1000—1072）

不伦瑞克（Braunschweig）

布达（Buda）

布蒂林（Butilin，?—554）

布尔加鲁斯（Bulgarus，?—?）

布尔根兰（Burgenland）

“布拉格四项条款”（Vier Prager Ar -tikel）

布尔夏德，沃尔姆斯的（Burhard von Worms，965—1025）

布尔夏德，雷蒂亚的（Burchard I.，855至860期间—911）

布尔夏德，施瓦本公爵（Burchard III.，906或915—973）

布尔夏德，沃尔姆斯的（Burchard，965—1025）

布尔夏德二世，哈尔伯施塔特的主教（Burchard II.，1028—1088）

布尔夏德二世，施瓦本公爵（Burhard II.，883—926）

布卡德（Burkard，683—755）

布格豪森（Burghausen）

布格河（Bug）

布拉班特（Brabant）

布拉格（Prag）

布赖斯高（Breisgau）

布兰卡，法国的（Blanka，1282—1305）

布兰卡·玛格丽特（Blanca Margaretevon Valois，1316/1317—1348）

布雷斯劳（Breslau）

布雷西亚（Brescia）

布里克森（Brixen）

布里隆（Brilon）

布里翁（Brion）

布列塔尼（Bretagne）

布林迪西（Brindisi）

布鲁诺，科隆大主教（Bruno，925—965）

布鲁诺，科隆大主教（Bruno IV.von Sayn，1165—1208）

布鲁诺，特里尔的大主教（Bruno von Lauffen，1045—1124）

布鲁日（Brügge）

布吕尔（Brühl）

布伦纳山口（Brennerpa）

布洛涅（Boulogne）

布匿战争（Punische Kriege）

布汶（Bouvines）

布永（Bouillon）

C

《查理大帝传》（Vita Karoli Magni）

财政大臣（Schatzmeister）

采邑制度（Lehnswesen）

策林格（Zhringen）

查理，安茹的伯爵（Charles d ' Anjou，1227—1285）

查理，勇敢者（法语：Charles I er le Téméraire，德语：Karl der Kühne，1433—1477）

查理八世，法国国王（Charles VIII.，1470—1498，1483—1498年在位）

查理大帝，法兰克王国国王（Karl der Groe，747—814，768—814年在位）

查理二世，那波利的国王（Charles II.von Anjou，1254—1309，1285—1309年在位）

查士丁尼一世，东罗马皇帝（Justinian I.，482—565，527—565年在位）

忏悔（Bue）

长条形耕地（Langstreifen - Flur）

朝圣（Pilgerfahrt）

成吉思汗（Dschingis Khan，1155或1162或1167—1227）

成文法（das schriftliche Recht）

承租者（Pchter）

城堡（Burg）

城堡辖区（Burgwarde）

城市（Stadt）

城市汉萨（Stdtehanse）

城市徽章（Stadtsiegel）

城市议会（Stadtrat）

褫夺教权令（Interdikt）

楚格（Zug）

传教（Mission）

传教主教（Missionsbischof）

茨文河（Zwin）

村长（Lokator）

村庄（Dorf）

兹宾科·扎伊茨（Zbynko Zajíc von Hasenburg，1376—1411）

D

达芬奇（Leonardoda Vinci，1452—1519）

达戈贝特一世，法兰克国王（Dagobert I.，608—639，629—639年在位）

达马苏斯二世，罗马教皇（Damasus II.，?—1048，1048—1049年在位）

达马苏斯一世，罗马教皇（Damasus I.，350—384，366—384年在位）

达瑟尔（Dassel）

大地产制（Gutsherrschaft）

大地产主（Gus the rr）

“大空位时期”（Interregnum）

大赦年（Jubeljahr或Heiliges Jahr）

“大特许权书”（Privilegium Maius）

大西洋（Atlantik）

大学（Universitt）

大掌玺官（Erzkanzler）

大主教（Erzbischof）

大主教教堂（Dom）

大主教教堂图书馆（Dombibliotek）

大主教教堂学校（Domschule）

大主教区（Erzbistum）

带状纹陶器（Bandkeramik）

戴克里先，罗马皇帝（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245—312，284—305年在位）

丹麦（Dnemark）

单人墓穴（Einzelgrber）

但丁（Dante Allghieri，1265—1321）

但泽（Danzig）

道加瓦河（Düna）

德莱文茨河畔的米歇劳（Michelau ander Drewenz）

德里茨（Deutz）

德罗戈（Drogo，670—708）

德西代留，伦巴底国王（Desiderius，?—786，757—774年在位）

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 Orden）

德意志骑士团国家（Deutschordenstaat）

《德意志箴言》（Deutschspiegel）

德希德里（Desideriu，?—786）的黎波里（Tripoli）

等级（Stand）

狄奥多尔夫（Theodulf von Orléans，750—821）

《狄奥多里克法典》（Edictum Theodori -ci）

狄奥多里克，东哥特国王（Flavius The -odoricus，451或456—526，493—526年在位）

迪奥菲拉特（Theophylakt，即本尼狄克九世教皇）

迪恩克鲁特（Dürnkrut）

迪恩施泰因（Dürnstein）

迪尔门（Dülmen）

迪朗斯河（Durance）

迪特尔，特里尔的大主教（Die the rvon Nassau，1250—1307）

迪特尔，美因茨的大主教（Die the rvon Isenburg，1412—1482）

迪特尔，拿骚的（Die the r von Nassau，1250—1307）

迪特里希（Dietrichvon Landesberg，1242—1285）

迪特里希二世，科隆的大主教（Dietrich II.von Moers，1385—1463）

迪特里希四世，图林根的侯爵（Diethrich IV.，1260—1307）

迪特里希，弗赖贝格的（Dietrich von Freiberg，1240或1245—1310）

地中海（Mittelmeer）

地租（Abgaben）

帝国城市（Reichsstadt）

帝国法官（Kam merrichter）

帝国改革（Reichsreform）

帝国会议（Reichstag）

帝国权力机构（Reichsregiment）

帝国特使（Reichslegat）

帝国特辖区（Reichsvogtei）

帝国制度（Ordnung ders Reichs，拉丁语： ordinatioimperi ）

《帝国和平条例》（Landfriede）

《蒂图埃尔》（Titurel）

第纳尔（Denar）

第戎（Dijon）

蒂罗尔（Tirol）

蒂特马尔（Thietmar，975—1018）

蒂沃利（Tivoli）

丁斯拉肯（Dinslaken）

东部马尔克（Ostmark或Marchia orien -tals）

东部殖民（Ostkolonisation）

东法兰克（Ostfrankenreich，拉丁语： ori -entali Francia）

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Das Morgenlndische Schisma）

都灵（Turin）

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

杜伊斯堡（Duisburg）

对立派国王（Gegenknig）

对立派教皇（Gegenpapst）

盾牌制度（Heerschild）

多布罗米尔（Dobromir）

多佛尔（Dover）

多兰热（Dollinger）

多米尼克修士会（Dominikaner）

多纳（Donar）

多瑙河（Donau）

多瑙河文化（Donaukultur）

多特蒙德（Dortmund）

E

俄罗斯（Ruland）

厄勒海峡（resund[resund] ）

厄廷根（ttingen）

恩格尔（Enger）

恩格尔贝特一世，科隆大大主教（Engel -bert I.von Kln，1185—1125）

恩格尔斯（Engeerns）

恩齐奥（Enzio von Sardinien，1220—1272）

恩斯堡（Ennsburg）

恩斯河（Enns）

恩斯特，奥地利的公爵（Ernst der Eis -erne，1377—1424）

二圃制（Zweifelderwirschaft）

二期农奴制（die zweite Leibeigenschaft）

F

法典（codex）

法尔肯施泰因（Falkenstein）

法尔斯特布（Falsterbo）

法兰茨恩（Franzien）

法兰克人（Franken）

法伊茨赫希海姆（Veitshchheim）

法院官吏（Justitiar）

凡尔登（Verdun）

《凡尔登条约》（Vertrag von Verdum）防御权（Wehrhoheit）

非封地（Alod）

非自由农（servi）

非自由人（Gesinde）

菲尔内堡（Virneburg）

菲尔斯滕贝格（Fürstenberg）

菲尔斯滕瓦尔德（Fürstenwalde）

菲尔斯滕瓦尔德协议（Vertragvon Fürstenwalde）

菲尔特（Fürth）

菲利普，班贝格的主教（Philipp von Henneberg，1430—1487）

菲利普，勃艮第公爵（Philipp der Gute，1396—1467）

菲利普，科隆的大主教（Philipp von Heinsberg，1130—1191）

菲利普，施瓦本的公爵（Philipp von Schwaben，1177—1191）

菲利普二世，法国国王（Philipp II.，1165—1223，1180—1223年在位）

菲利普六世，法国国王（Philipp VI.，1293—1350，1328—1350年在位）

菲利普三世，法国国王（Philipp III.，1245—1285，1270—1285年在位）

菲利普四世，法国国王（Philipp IV.，1268—1314，1285—1314年在位）

菲利普五世，法国国王（Philipp V.，1293—1322，1317—1322年在位）

菲利普一世，阿拉贡的（Philipp I.，1478—1506）

菲利普一世，法国国王（Philipp I.，1052—1108，1059—1108年在位）

菲希特尔山（Fichtelgebirge）

费迪南德一世，那波利国王（Ferdinand I.，1424—1494，1458—1494年在位）

费迪南德二世，阿拉贡国王，那波利国王（Ferdinand II.，1452—1516，1479—1516年在位）

费尔德基希（Feldkirch）

费尔德克（Veldeke）

费尔莫（Fermo）

费尔南，佛兰德的伯爵（Ferrand von Portugal，?—1233）

费雷（Pfirt法语： Ferrette）

费希特河（Vecht）

分王国（Teilreich）

丰迪（Fondi）

丰特夫罗拉拜修道院（Abbaye Royalede Fontevraud）

封臣（Vasale）

封地（Landleihe）

封建领地（Grundherrschaft）

佛兰德（Fl and ern）

弗尔林（Fhring）

弗吉尔（Virgil，700—784）

弗拉季斯拉夫二世（Vratislav II.，1035—1092）

弗莱贝格（Freiberg）

弗赖堡（Freiburg）

弗赖贝格（Freiberg）

弗赖辛（Freising）

法兰克的侏罗山脉（Frankenjura）

弗兰西斯（Francis）

弗兰西斯修士会（Franziskaner）

弗朗什孔泰（Franche Comté）

弗勒里（Fleury）

弗雷茨瓦夫（Breslau，波兰语：Wrocaw）

弗里茨拉尔（Fritzlar）

弗里德里希，奥地利的美男子，德国国王（Friedrichder Schne，1289—1330，1314—1330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豪森的（Freidrichvon Hausen，1150—1190）

弗里德里希，卡尔维伯爵（Friedrich I.，?—1071）

弗里德里希，美因茨大主教（Friedrich，937—954）

弗里德里希，施瓦本的公爵（Friedrich II.der Einugige，1090—1147）

弗里德里希，施瓦本公爵（Friedrich，1050—1105）

弗里德里希，施瓦本公爵罗腾堡的（Friedrich von Ro the nburg，1144—1167）

弗里德里希，图林根的伯爵大胆者（Friedrich der Freidige，1257—1323）

弗里德里希·伊曼纽尔·尼特哈默尔（Frierich Im manuel Nietham mer，1766—1848）

弗里德里希二世，勃兰登堡马尔克伯爵（Friedrich II.，1413—1471）

弗里德里希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riedrich II.，1194—1250，1220—1250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二世，施瓦本的（Friedrich II.，1090—1147）

弗里德里希三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riedrich III.，1415—1493，1452—1493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三世，科隆的大主教（Di -etrich II.von Moers，1385—1463）

弗里德里希三世，科隆的大主教（Friedrich III.von Saarwerdem，1348—1414）

弗里德里希四世，蒂罗尔的伯爵（Friedrich IV.，1382—1439）

弗里德里希五世，施瓦本公爵（Friedrich V.，1167—1191）

弗里德里希一世，宫廷伯爵（Friedrich I.，1425—1475）

弗里德里希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riedrich I.，1122—1190，1155—1190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一世，科隆大主教（Friedrich I.von Schwarzenburg，1075—1131）

弗里德里希一世，图林根的侯爵（Friedrich IV.，1370—1428）

弗里萨赫（Fiesach）

弗里斯兰（Friesland）

弗里斯人（Friese）

弗里西亚（Frisia）

弗林家族（Vhlin）

弗留利（Friaul）

弗留利地区的奇维达莱（Cividale del Friuli）

弗洛朗五世，荷兰伯爵（Florens V.，1254—1296）

伏尔塔瓦河（Vitava[Moldau] ）

孚日山脉（Vosges）

符腾堡（Württemberg）

福尔拉德（Fulrad，710—784）

福克马（Folkmar，?—990）

福拉尔贝格（Vorarberg）

福萨勒塔（Fossalta）

福希海姆（Forchheim）

《福音书》（Evangelium）

富尔达（Fulda）

富尔达河（Fulda）

富格尔（Fugger）

富格尔府邸（Fuggerhuser）

富格尔家园（Fuggerei）

“富人兄弟会”（Richerzeche）

赋税（Steuer）

G

盖恩斯海姆（Gernsheim）

盖尔登（Geldern）

盖尔恩豪森（Gelnhausen）

盖瑟克（Geseke）

盖斯马（Geismar）

盖斯通根（Gerstungen）

盖泽里希（Geiserich，389—477）

干地亚（Candia）

高尔茨修道院（Kloster Gorze）

高隆班（Columban，521—597）

高卢（Galien）

高卢比利时行省（Galia Belgica）

《高卢战记》（Belum Gallicum）

戈策洛（Gotzele I.，970—1044））

戈策勒二世（Gotzele II.，1008—1046）

戈斯拉尔（Goslar）

戈斯彤根（Gerstungen）

戈特弗里德（Gottfried II.，965—1023））

戈特弗里德，洛林公爵（Gottfried III.，?—1069）

戈特弗里德，米兰大主教（Gottfried，?—?）

戈特弗里德，斯特拉斯堡的（Gottfriedvon Straburg，?—1215）

戈特弗里德，威斯特法仑伯爵（Gottfriedvon Cappenberg，1096—1127）

戈特弗里德，下洛林的公爵（Gottfriedvon Bouilon，1060—1100）

哥本哈根（Kopenhagen）

哥达（Gotha）

哥得兰岛（Gotland）

哥特式（Gotik）

格奥尔格，波希米亚国王（Georg von Podiebrad，1420—1471，1458—1471年在位）

格奥尔格·富格尔（Georg Fugger，1453—1506）

格贝尔加（Gerberga，913—969）

格贝特（Gebert，950—1003）

格尔海姆（Gllheim）

格尔海姆战役（Schlacht bei Glheim）

格尔利次（Grlitz）

格哈德（Meister Gerhardvon Rile，1210—1271）

格哈德二世，美因茨的大主教（Gerhard II.von Eppstein，1230—1305）

格哈德一世，美因茨的大主教（Gerhard I.， von Dhaun，?—1259）

格克苏河（Gksu）

格拉本（Graben）

格拉蒂安（Gratianus，即格雷戈尔六世教皇）

格拉赫，美因茨的大主教（Gerlach von Nassau，1322—1371）

格拉休斯二世（Gelasius II.，1060或1064—1119，1118—1119年在位）

格拉休斯一世（Gelasius I.，?—496，492—496年在位）

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

格劳登茨（Graudenz）

格雷戈尔，图尔的（Gregor von Tours，538或539—594）

格雷戈尔二世，罗马教皇（Gregor II.，669—731，715—731年在位）

格雷戈尔九世，罗马教皇（Gregor IX.，1167—1241，1227—1241年在位）

格雷戈尔六世，罗马教皇（Gregor VI.，?—1047，1045—1046年在位）

格雷戈尔七世，罗马教皇（Gregor VII.1025—1085，1073—1085年在位）

格雷戈尔三世，罗马教皇（Gregor III.，?—741，731—741年在位）

格雷戈尔十二世，罗马教皇（Gregor XII.，1335—1417，1406—1415年在位）

格雷戈尔十世，罗马教皇（Gregor X.，1210—1276，1271—1276年在位）

格雷戈尔十一世，罗马教皇（Gregor XI.，1329—1378，1370—1378年在位）

格雷戈尔五世，罗马教皇（Gregor V.，972—999，996—999年在位）

格雷戈尔一世，罗马教皇（Gregor I.，540—604，590—604年在位）

《格里高利或善良的罪人》（Gregoriusoder Der gute Sünder）

格里莫阿尔德（Grimoald，680—714）

格里诺·达·韦罗纳（Guarino da Vero - na，1370—1460）

格里特（Griet）

格罗（Gero，900—965）

格罗伊奇（Groitzsch）

格特鲁德，萨克森的（Gertrud von Sach -sen，1115—1143）

格特鲁德，霍恩贝戈的（Gertrud von Hohenberg，1225—1281）

个体性（Individuum）

根特（Gent）

公爵（Herzoge）

公爵领地或公国（Herzogtum）

公有地（ager publicus， Almende）

公证人（Notar）

宫廷大法官（Groh of richter）

宫廷法庭（Hofgericht）

宫廷会议（Hoftag）

《宫廷会议决议》（Assisen）

宫廷教士（Kaplan）

宫廷教堂（Hofkapelle）

宫廷膳务大臣（Erztruchsess）

宫廷学校（Hofschule）

宫相（Hausmeier）

“共同芬尼”（Gemeine Pfennig）

“共同所有者”（Gesamthand）

共同体（Gemeinde或Kom mune）

共治皇帝（Mitkaiser）

贡特拉姆一世，勃艮第国王（Guntram I.，532—592，561—592年在位）

古尔登（Gulden）

古滕贝格（Gutenberg）

骨灰坛墓穴（Urnengrabe）

归尔甫派（Guelfen）

“桂冠诗人”（poetalaureatus）

贵族（Adel）

贵族血亲复仇（Adelsfehden）

国王（Knig）

国王的自由人（Knigsfreie）

H

哈贝恩（Habern捷克语： Habrˇí）

哈布斯堡（Habsburg）

哈德里安四世（Hadrian IV.1100或1120—1159，1154—1159年在位）

哈德里安五世（Hadrian V.，1215—1276，1276年在位）

哈德里安一世（Hadrian I，?—795，772—795年在位）

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 -anus，76—138，117—138年在位）

哈德维希（Hadwig，914或920—950）

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

哈尔茨（Harz）

哈尔茨堡（Harzburg）

哈尔德韦克（Harderwijk）

哈尔登斯莱本（Haldensleben）

哈尔施塔特（Halstatt）

哈尔施塔特文化（Hallstattkultur）

哈尔滕（Haltern）

哈夫利奇·科瓦博罗瓦（Havlícˇkuv Borová德语： Deutschbrod）

哈弗尔贝格（Havelberg）

哈弗尔河（Havel）

哈弗尔兰（Havelland）

哈格瑙（Hagenau）

哈雷（Hale）

哈默斯莱本（Hamersleben）

哈森堡（Hasenburg）

哈森比尔（Hasenbühl）

哈特曼，奥厄的（Hartmann von Aue，?—1210或1220）

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1440—1514）

哈托一世（Hatto I.，850—913）

海德尔堡（Heidelberg）

海德尔堡大学（Universitt Heidelberg）

海德尔堡种（Homo heidelbergensis）

海尔布隆（Heilbronn）

海姆巴赫（Heimbach）

海峡关税（Sundzoll）

海因里希，巴伐利亚的（Heinrich I.von Bayern，919或922—955）

海因里希，巴伐利亚公爵骄傲者（Hein -rich der Stolze，1102或1108—1139）

海因里希，波希米亚的国王（Heinrichvon Krnten，1273或1280—1335，1307—1310年在位）

海因里希，捕鸟者（Heinrich der Vogler，876—936，919—936年在位），见“海因里希一世，东法兰克国王”

海因里希，布拉班特公爵勇敢者（Hein -rich I.der Mutige，1165—1253）

海因里希，费尔德克的（Heinrich von Veldeke，1150或1190—1200）

海因里希，朗根施泰因的（Heinrich von Langenstein，1325—1397）

海因里希，美因茨的大主教（Heinrich Felix von Harburg，1080—1153）

海因里希，帕莱家族的（Heinrich Par -ler，1300—1370）

海因里希，普法尔茨伯爵（Heinrich derlterevon Braunschweig，1173—1227）

海因里希，萨克森公爵狮子（Heinrichder Lwe，1129或1130—1133或1135）

海因里希·拉斯佩，德意志对立国王（Heinrich Raspe IV.，1204—1247，1246—1247年在位）

海因里希·瓦尔波特（Heinrich Walpotvon Bassenheim.?—1200）

海因里希·亚佐米尔格特（Heinrich Ja -somirgott，1107—1177）

海因里希八世，下巴伐利亚（Heinrich VIII.，1235—1290）

海因里希二世，艾伦堡的伯爵（Heinrich II.，1103—1123）

海因里希二世，布兰班特公爵（Heinrich II.，1207—1248）

海因里希二世，德国国王（Heinrich II.，973—1024，1014—1024年在位）

海因里希二世，克恩滕公爵（Heinrich II.，973或978—1004）

海因里希二世，施瓦本公爵（Heinrich II.der Znker，951—995）

海因里希二世，西里西亚公爵（Heinrich II.，1196—1241）

海因里希二世，耶路撒冷国王（Heinrich II.，von Champagne，1166—1197，1192—1197年在位）

海因里希二世，科隆大主教（Heinrich II.von Virneburg，1244或1246—1332）

海因里希六世，德国国王（Heinrich VI.，1165—1197，1169—1197年在位）

海因里希（六世）（Heinrich VI.，1137—1150，1147—1150年在位）

海因里希七世，特里尔的大主教（Hein -rich VII.，1278—1313）

海因里希（七世）（Heinrich（VII.），1211—1242，1212—1242年在位）

海因里希三世，国王（Heinrich III.，1017—1056，1046—1056年在位）

海因里希三世，美因茨大主教（Heinrich III.von Virneburg，1295—1353）

海因里希十三世，巴伐利亚公爵（Hein -rich XIII.，1235—1290）

海因里希四世，国王（Heinrich IV.，1050—1106，1084—1105年在位）

海因里希五世，国王（Heinrich V.，1081/1086—1125，1106—1125年在位）

海因里希一世，东法兰克国王（Heinrich I.der Vogler，876—936，919—936年在位）

海因里希一世，法国国王（Heinrich I.，1008—1060，1027—1060年在位）

海因里希一世，莫勒那尔克的（Heinrich I.von Molenark，1190—1238）

海因斯贝格（Heinsberg）

汉堡（Hamburg）

汉诺威（Hannover）

汉萨同盟（Hanse）

汉萨城市（Hansestadt）

汉萨会议（Hansetag）

汉斯·伯姆（Hans Bhm，1458—1476）

汉斯·布克迈尔（Hans Burgkmair derltere，1473—1531）

汉斯·封·拜森（Hans von Baysen，1390—1459）

汉斯 · 富格尔（Hans Fugger，?—1408/9）

豪森流派（Hausen - Schule）

荷尔斯泰因（Holstein）

赫尔曼一世，班贝格的主教（Herman I.，?—1084）

赫尔曼，萨拉察的（Hermann von Sala -za，1162—1239）

赫尔曼，萨勒姆伯爵（Hermannvon Salm，1035—1088）

赫尔曼一世，施瓦本公爵（Hermann I.，?—949）

赫尔曼，斯塔勒克的（Hermannvon Stahleck，?—1156）

赫尔曼，温泽堡的（Hermannvon Winzenburg，?—1152）

赫尔曼·比隆（Hermann Billung，900或912—973）

赫尔曼三世，科隆的大主教（Hermann III.，1055—1099）

赫尔曼一世，萨克森的行宫伯爵（Her -mann I.，1155—1217）

赫尔曼一世，图林根的（Hermann I.，1155—1217）

赫尔辛堡（Helsingborg）

赫纳比（Hnabi，710或715—785或788）

赫洛德希尔德（Chrodechild，474—544）

赫罗茨维斯（Hrotswith von Gander -sheim，935—973）

赫希施塔特（Hchstdt）

黑里贝特（Heribert）

黑里格（Heriger，?—927）

黑尔芬施泰因（Helfenstein）

黑尔莫（Helmern）

黑尔默河（Helme）

黑尔姆布雷希特（Helmbrecht）

黑尔姆施塔特（Helmstadt）

黑尔韦格（Helwege）

黑海（Schwarzes See）

黑勒之路（Helweg）

黑林山（Schwarzwald）

黑森（Hessen）

黑死病（Schwarzer Tod）

亨利二世，英国国王（Henry II.，1133—1189，1154—1189年在位）

亨利六世，英国国王（Henry VI.，1421—1471，1422—1461年在位）

亨利三世，英国国王（Henry III.，1210—1272，1216—1272年在位）

亨利四世，英国国王（Henry VI.，1366或1367—1413，1399—1413年在位）

亨利一世，英国国王（Henry I.，1068—1135，1100—1135年在位）

亨讷贝格（Henneberg）

亨宁·波德布斯克（Henningen Pode -busk，?—1388）

洪堡（Homburg）

洪贝特（Humbert von Moyenmoutier，1006或1010—1061）

洪诺留二世，罗马教皇（Honorius II.，1060—1130，1124—1130年在位）

洪诺留二世，对立派教皇（Honorius II.，?—1072，1061—1072年在位）

洪诺留三世，罗马教皇（Honorius III.，1148—1227，1216—1227年在位）

洪诺留四世，罗马教皇（Honorius IV.，1210—1287，1285—1287年在位）

洪丕思（Humpisaus Ravensburg，?—?）

侯爵（Landgraf）

胡符地（Hufe）

胡戈，法兰茨恩的公爵（Hugoder Groe，895—956）

胡戈·坎迪杜斯（Hugo Candidus，?—1099）

胡戈贝尔特（Hugobert，?—693）

胡诺尔德（Hunold，?—774）

琥珀之路（Bernsteinstrae）

护民官（Volkstribun）

扈从（Gefolgmann）

皇帝直辖市（Kaiserstadt）

货栈法（Stapelrecht）

霍恩巴赫（Hornbach）

霍恩贝格（Hohenberg）

霍恩施陶芬（Hohenstaufer）

霍赫海姆（Hochheim）

霍赫施泰特（Hchstetter）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

霍滕斯莱本（Hoetensleben）

霍亚（Hoya）

霍伊尼茨（Chojnice）

行会（Gilde）

行会商栈（Gildhalle）

J

基堡（Kyburg）

基督（Christus）

基督教（Christentum）

基尔（Kiel）

基辅（Kiew）

基洛纳（Girrona）

基姆湖（Chiemsee）

基希贝格（Kirchberg）

吉伯林派（Ghibelinen）

吉多一世，佛兰德的伯爵（Guido I.，1226—1305）

吉廖岛（Giglio）

吉廖岛海战（Seeschlacht von Giglio）

吉塞拉（Gisela，989—1043）

吉泽贝尔特（Giselbert，890—939）

集市（mercatus）

集市人（mercatores）

加来海峡北部大区（Nord - Pas - de - Cal -ais）

加布里埃利·孔杜尔马洛（Gabriele Condulmaro，即欧根四世教皇）

加洛林（Karolinger）

加尔达（Garda）

加里巴尔德（Garibald，550—591）

加里斯都二世，罗马教皇（Calixt II.，1060—1124，1119—1124年在位）

加龙河（Garonne）

加洛林的法令（Kapitularien）

加洛林文艺复兴（Karolingische Renais -sance）

加洛林字体（karolingische Minuskel）

加斯科涅（Gascogne）

迦太基（Carthage）

《家庭画册》（Handbuch）

监护人（Vormund）

交易集市（Messe）

《教父名言集》（Sentenzen）

教父学家（Kirchenvater）

教皇（Papst）

教皇国（Kirchenstaat）

教皇特使（Legat）

《教皇札记》（Dictatus Papae）

教会（Kirche）

教会法规（Canon）

教会监理（Rektorat）

教士会（Stift）

教堂（Kirche）

教谕（Bule）

《金玺诏书》（Goldene Bule）

金雀花王朝（Plantagenêt）

“金色草原”（Goldene Aue）

金帐汗国（Goldenen Horde）

经院哲学（Scholastik）

居留地考古观察法（siedlungs -archologische Betrachungsweise）

居民新村（Lokation）

聚特芬（Zutphen）

决斗（Zweikampf）

绝罚（Bann）

君合国（Personalunion）

君士坦丁，罗马皇帝（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272或285—337，306—337年在位）

君士坦丁堡（Konstantionopel）

“君士坦丁赠礼”（Konstantinische Schenkung）

“君权神授”（Gottesgnadentum）

K

喀尔巴阡山（Karpaten）

卡奥尔（Cahors）

卡岑埃尔恩博根（Katzenelnbogen）

卡尔，胖子，东法兰克国王（Karl der Dicke，839—888，885—888年在位）

卡尔，铁锤（Karl Martel ，688—741）

卡尔，瓦卢瓦的（Karl von Valois，1270—1325）

卡尔伯（Kalbe）

卡尔大学（Karls - Univeristt）

卡尔卡（Kalkar）

卡尔马（Kalmar）

卡尔马联邦（Kalmarer Union）

卡尔曼（Karlmann，706/708—754）

卡尔曼（Karlmann，751—771，768—771年在位）

卡尔曼，巴伐利亚的公爵（Karlmann，830—880）

卡尔三世（Karl III.der Einfltige，879—929）

卡尔四世（Karl IV.，1316—1378，1355—1378年在位）

卡尔维（Calw）

卡尔一世，瓦卢瓦的伯爵（Charles I.，1270—1325）

卡拉布里亚（Kalabrien意大利语： Calábria）

卡利斯特二世，罗马教皇（Calixt II，1060—1124，1119—1124年在位）

卡米勒（al Kamil Muham mad，1180—1238）

卡姆尼茨（Chemnitz）

卡农图姆（Carnuntum）

卡诺萨（Canossa）

“卡诺萨之路”（Gang nach Canossa）

卡佩王朝（Kapetinger）

卡皮塔纳塔（Capitanata）

卡普阿（Capua）

卡斯蒂利亚（Kastilien 西班牙语： Ca -stila）

卡斯米尔四世，波兰国王（Kasmir IV. Jagieo，1427—1492，1447—1492年在位）

卡塔尔派（Katharer）

卡塔琳娜（Kathrarinavon Alexan -darien，?—?）

卡塔琳娜，奥地利的（Katharina vom Luxemburg，1342—1395）

卡特勒沃（Quatrevaux）

卡滕部族（Chatten）

卡西诺（Cassino）

卡修斯·迪奥（Cassius Dio，263—229）

凯尔特人（Kelten）

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v.Chr.100

v.Chr.44）

坎巴（Kamba）

坎普修道院（Kloster Kamp）坎斯塔特（Cannstatt）坎特伯雷（Canterbury）

坎特鲁斯坎人（Etruskan）

康布雷（Cambrai）

康拉德（三世），德意志国王（Konrad III.，1074—1101，1087—1098年在位）

康拉德，盖尔恩豪森的（Konrad von Gelnhausen，1320—1390）

康拉德，红头发（Konradder Rote，922—955）

康拉德，科隆的大主教（Konrad von Hochstaden，1205—1261）

康拉德，莱茵行宫伯爵（Konrad der Staufer，1136—1195）

康拉德，累根斯堡主教（Konrad I.von Raitenbuch，1070—1132）

康拉德，马索维恩公爵（Konrad von Ma -sowien，1187—1247）

康拉德，迈森的伯爵（Konrad I.，1098—1157）

康拉德，美因茨的大主教（Konrad I.von Wittelsbach，1120/1125—1200）

康拉德·波伊廷格（Konrad Peutiger，1465—1547）

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 Celtis，1459—1508）

康拉德·基泽（Konrad Kyeser，1366—1405年之后）

康拉德二世，德意志国王（Konrad II.，990—1039，1027—1039年在位）

康拉德三世，勃艮第的（Konrad III.，?—993）

康拉德三世，德意志国王（Konrad III.，1093—1152，1138—1152年在位）

康拉德三世，施派尔的主教（Konrad III.von Scharfenberg）

康拉德四世，德意志国王（Konrad IV.，1228—1254，1237—1254年在位）

康拉德一世，巴伐利亚公爵（Konrad I.，1020—1055）

康拉德一世，东法兰克国王（Konrad I.，881—918，911—918年在位）

康拉德一世，韦廷的（Konrad I.von Meien，1098—1157）

康拉丁（Konradin，1252—1268，1254—1258年在位）

康斯坦策，西西里的（Konstanze von Sizilien，1154—1198）

康斯坦策，阿拉贡的（Konstanze von Aragón，1179—1222）

康斯坦茨（Konstanz）

《康斯坦茨和约》（Friede von Kong -stanz）

《康斯坦茨条约》（Vertrag von Kon -stanz）

“康斯坦茨同盟”（Konstanzer Bund）

康斯坦丁，卡西诺修道院的（Konstan -tin，?—?）

康沃尔（Cornwall）

考夫博伊伦（Kaufbeuren）

《可怜的海因里希》（Der arme Heinrich）

柯尼斯堡（Knigberg）

柯尼希湖（Knigssee）

柯尼希山（Knigsberg）

科布伦茨（Koblenz）

科迪茨（Coditz）

科尔比（Corbie）

科尔多瓦（Cordova）

科尔莱斯丁三世，罗马教皇（Coelestin III.，1106—1198，1191—1198年在位）

科尔维（Korvei）

科尔维修道院（Kloster Corvey）

科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1313—1354）

科隆（Kln）

科隆联盟（Klner Konfderation）

科隆纳（Colonna）

科西嘉（Korsika）

克恩滕（Krnten）

克拉科（Krakau）

克拉科夫（Krakau波兰语： Kraków）

克拉嫩堡（Kranenburg）

克莱尔沃（Clairvaux）

克莱夫（Kleve）

克莱门斯二世，罗马教皇（Clemens II.，1005—1047，1046—1047年在位）

克莱门斯六世，罗马教皇（Clemens VI.，1290—1352，1342—1352年在位）

克莱门斯七世，罗马教皇（Clemens VII.，1342—1394，1378—1394年在位）

克莱门斯三世，对立派教皇（Clemens III.，1020或1030—1100，1080—1100年在位）

克莱门斯三世，罗马教皇（Clemens III.，?—1191，1187—1191年在位）

克莱门斯四世，罗马教皇（Clemens IV.，1200—1268，1265—1268年在位）

克莱门斯五世（Clemens V.，1250或1265—1314）

克莱斯汀三世，罗马教皇（Coelestin III.，1106—1198，1191—1198年在位）

克莱特高（Klettgau）

克赖因（Krain）

克勒斯丁四世，罗马教皇（Coelestin IV，?—1241，1241年在位）

克勒斯丁五世，罗马教皇（Coelestin V，1209/1210—1296，1294—1296年在位）

克勒斯丁一世，罗马教皇（Coelestin I.，?—432，422—432年在位）

克雷蒂安，特鲁瓦的（Chrétien de Troy -es，1140—1190）

克雷莫纳（Cremona）

克雷西战役（Schlacht von Crécy）

克里斯蒂安，罗滕堡的伯爵（Christianvon Ro the nburg，?—?）

克里斯特堡（Christburg）

克里斯托夫三世，丹麦国王、瑞典国王、挪威国王（Christoph III.，1416—1448，1440—1448年在位）

克吕尼（Cluny）

克罗地亚（Kroatien克罗地亚语： Hravtska）

克洛德墨（Chlodomer，494—524）

克洛德维希一世，法兰克国王（Chlodwig I.，466—511，481—511年在位）

克洛塔尔二世，法兰克国王（Chlothar II.，584—629，584—629年在位）

克洛塔尔三世，法兰克国王（Chlothar，650—673，657—673年在位）

克洛塔尔四世，法兰克国王（Chlo -thar IV，?—719，717—719年在位）

克洛塔尔一世（Chlothar I.，500—561）

克尼茨（Konitz）

克桑滕（Xanten）

克斯托迪斯（Kstutis，1297—1382）

克维普（K widzyń德语：Marienwerder）

肯普滕（Kempten）

孔弗凌特（Conflet）

库尔（Chur）

库尔姆（Kulm）

库尔姆巴赫（Kulmbach）

库尔姆区（Kulmer Land）

库尔特·格斯滕伯格（Kurt Gersten -berg，1886—1968）

库曼人（Kumanen）

库尼贡德，奥地利的（Kunigunde vonsterreich，1465—1520）

库斯（Kues）

库滕贝格（Kuttenberg捷克语：库特纳霍拉KutnáHora）

《库滕贝格敕令》（Kuttenberger Dekret）

矿山城市（Bergstadt）

“矿山证券”（Kux）

奎德林堡（Quedlinburg）

“快乐草原”（die Heilsaue）

L

拉昂（Laon）

拉策堡（Ratzeburg）

拉迪克法尼（Radic of ani）

拉迪斯劳斯，匈牙利国王（Ladislaus Postumus，1440—1457，1440—1457年在位）

拉丁帝国（Das Lateinische Kaiserreich）

拉斐尔（Raffaelo Sanzio，1483—1520）

拉芬斯堡（Ravensburg）

拉芬斯堡大贸易商行（Die Groe Ravensburger Handelsgeselschaft）

拉甘弗里德（Raganfrid，?—731）

拉梅尔斯山（Ram melsberg）

拉坦诺文化（La - Tène - Kultur）

拉特博特（Radbot，985—1045）

拉特兰（Lateran）

拉脱维亚（Lettland）

拉韦纳（Ravenna）

拉韦纳特辖区（Exarchat von Ravenna）

莱比锡（Leipzig）

莱比锡大学（Universitt Leibzig）

莱恩斯（Rhens）

莱克尼茨河（Recknitz）

莱尼亚诺（Legnano）

莱切（Lecce）

莱希费尔德（Lechfeld）

莱希费尔德战役（Schlacht auf dem Lechfeld）

《莱茵费尔登宫廷条例》（Rheinfelder Hausordnung）

莱希河（Lech）

莱辛（Leising）

莱茵城市同盟（Rheinischer Stdtebund）

莱茵费尔登（Rheinfelden）

莱茵高（Rheingau）

莱茵宫廷诗歌流派（Rheinischer Minne -sang）

莱茵河（Rhein）

莱茵河（Rhein）

莱茵兰（Rheinland）

莱茵兰

普法尔茨（Rheinland - Pfalz）

莱茵斯贝格（Rheinberg）

赖纳（Rainervon Viterbo或Raniero Ca -pocci，1180或1190—1250）

赖兴瑙（Reichenau）

赖兴瑙修道院（Kloster Reichenau）

兰弗朗克（Lanfrank）

兰高（Lahngau）

兰河（Lahn）

兰斯（Reims）

朗格勒（Langres）

朗根岑（Langenzenn）

朗根施泰因（Langenstein）

劳厄（Rauhen）

劳恩堡（Lauenburg）

劳齐茨（Lausitz）

劳英根（Lauingen）

勒芒（Le Mans）

勒米尔蒙（Remiremont）

勒皮（Le Puy）

雷蒂亚（Rtien）

雷恩（Lehen）

雷恩斯（Rhens）

雷根河（Regen）

雷焦（Reggio）

雷克灵豪森（Recklinghausen）

雷米吉乌斯（Remigiusvon Reims，436—533）

雷纳尔德，科隆的大主教（Rainald von Dassel，1114/1120—1167）

雷纳尔德三世（Rainald III.，1333—1371）

雷纳尔德一世，布洛涅的伯爵（Rainald I.von Dam martin，1165—1127）

雷纳尔德一世，盖尔登的伯爵（Rainald I.，1255—1326）

雷斯（Rees）

雷根斯堡（Regensburg）

犁文化（Pflugkultur）

里昂（Lyons）

里昂高卢行省（Gallia Lugdunensis）

里加（Riga）

理查德，康沃尔的，德意志国王（Richardvon Cornwall，1209—1272，1257—1272年在位）

理查德，卡普阿的伯爵（Richard von Capua，?—1078）

理查德二世，英国国王（Richard II.，1367—1400，1377—1399年在位）

里米尼（Rimini）

里佩（Ripen）

里普阿利尔部族（Ripuarier）

里斯本（Lisaabon葡萄牙语： Lisboa）

里斯高（Riesgau）

里瓦戈萨（Ribagora）

里窝那（Livorno）

里西亚（Raetia）

里亚德战役（Schlacht bei Riade）

立陶宛（Litauen立陶宛语： Lietuva）

立陶宛人（Litaue）

立沃尼亚（Livland拉丁语： Livonia）

丽兴扎（Richenza）

利奥八世，罗马教皇（Leo VIII.，?—965，963—965年在位）

利奥波德，奥地利的（Leopold III.，1073—1136）

利奥波德三世，奥地利公爵（Leopold III.von Habsburg，1351—1386）

利奥波德四世，巴伐利亚公爵（Leopold IV.，1108—1141）

利奥波德五世，奥地利公爵（Leopold V.，1157—1194）

利奥波德一世，奥地利公爵（Leopold I.，1290—1326）

利奥九世，罗马教皇（Leo IX.，1002—1054，1049—1054年在位）

利奥三世（Leo III.，?—816，795—816年在位）

利奥一世，罗马教皇（Leo der Groe，400—461，440—461年在位）

利达（Lydda）

利格尼茨（Liegnitz）

利勒（Rile）

利马尔（Liemar）

利帕尼（Lipany德语： Lipan）

利珀河（Lippe）

利乌多尔夫（Liudorf）

丽兴扎（Richenza von Nor the im，1078或1089—1141）

隶农（colonus）

列蒂（Rieti）

列曼（Liemar，?—1101）

列日（Lüttich比利时语Liège）

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

林堡（Limburg）

林道（Lindau）

林恩（Lynn）

领地（Herrschaft拉丁语： possessiones）

领地制（Grundherrschaft）

领土主权（Souvernitt）

领主（possessores）

柳蒂齐同盟（Liutitzen）

柳特普兰德，伦巴底国王（Liutprand，?—744，712—744年在位）

柳特普兰德，克雷莫纳的（Liutprand von Cremona，920—972）

柳托尔德，埃彭施泰因的（Liutold von Eppenstein，1050—1090）

柳多夫（Liudolf，805—866）

六音步诗行（Hexametern）

龙塞（Roncevaux）

隆德（Lund）

隆卡利亚（Roncaglia）

卢卡（Lucca）

卢普芬（Lupfen）

卢日采山区（Lausitz斯拉夫语： Luzici）

卢卡斯·富格尔（Lukas Fugger，1439—1499）

卢森堡（Luxemburg）

卢瓦尔（Loire）

卢瓦尔河（Loire）

卢修斯三世，罗马教皇（Lucius III.，1097—1185，1181—1185年在位）

卢伊特波尔德（Luitpold，?—907）

鲁昂（Rouen）

鲁道（Rudau）

鲁道夫，埃姆斯的（Rudolf von Ems，1200—1254）

鲁道夫，哈布斯堡的，德意志国王（Ru -dolfvon Habsburg，1218—1291，1273—1291年在位）

鲁道夫，莱茵费尔登的公爵（Rudolf von Rheinfelden，1025—1080）

鲁道夫，吕德斯海姆的（Rudolf von Rüdesheim，1402—1482）

鲁道夫·阿格里科拉（Rudolf Agricola，1444—1485）

鲁道夫·洛瑟（Rudolf Losse，1310—1364）

鲁道夫二世，奥地利的（Rudolf II.，1271—1290）

鲁道夫二世，勃艮第公爵（Rudolf II.，880或905—937）

鲁道夫二世，哈布斯堡的（Rudolf II.，?—1232）

鲁道夫二世，盲人（Rudolf II.der Blinde，1306—1353）

鲁道夫二世，维尔茨堡的主教（Rudolf II.von Scherenberg，1401—1495）

鲁道夫四世，奥地利的公爵（Rudolf IV.，1339—1365）

鲁道夫一世，莱茵行宫伯爵（Rudolf I.，1274—1319）

鲁尔河（Ruhr）

鲁普雷希特（Ruprecht，1352—1410，1400—1410年在位）

鲁普雷希特一世，行宫伯爵（Ruprecht I.，1309—1390）

鲁西永（Roussilon）

“吕特立誓言”（ütlischwur）

《伦巴底史》（Historis Langobardorum）

《论圣灵》（Das Heilige Geist，拉丁语： filioque）

《论洗礼仪式》（De ordine baptismi）

《罗兰之歌》（Rol and slied）

《罗马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

《洛塔列法典》（Edictum Rothari）

鹿特丹（Rotterdam）

路德维希，孩童，东法兰克国王（Ludwigdas Kind，893—911，900—929年在位）

路德维希，虔诚者，法兰克国王（Ludwigder From me，778—840，781—840年在位）

路德维希二世，法兰克皇帝（Ludwig II.，825—875，855—875年在位）

路德维希二世，莱茵行宫伯爵（Ludwig II.der Strenge，1229—1294）

路德维希二世，上巴伐利亚的（Ludwigder Strenge II.，1229—1294）

路德维希九世（Ludwig IX.，1417—1479）

路德维希六世，勃兰登堡的（Ludwig VI.，der Rmer，1328—1365）

路德维希三世，图林根伯爵（Ludwig III.，1151—1190）

路德维希四世，法国国王（Ludwig IV.，920或921—954，936—954年在位）

路德维希四世，上巴伐利亚的公爵（Ludwig IV.，1281或1282—1347，1314—1347年在位）

路德维希五世，勃兰登堡的（Ludwig V.，1315—1361）

路德维希一世，匈牙利国王（Ludwig I.，1326—1382，1342—1382年在位）

路易八世，法国国王（Luois VIII.，1187—1226，1223—1226年在位）

路易九世，法国国王（Luois IX.1214—1270，1226—1270年在位）

路易七世，法国国王（Louis VII.，1120—1180，1131/1137—1189年在位）

路易十世，法国国王（Louis X.，1289—1316，1314—1316年在位）

吕贝克（Lübeck）

吕策勒（Lützel）

吕克瑟伊莱班（Luxeuil - les - Bains）

吕克瑟伊修道院（Kloster Luxeuil）

吕内堡（Lüneburg）

吕特立（ütli）

伦巴底（Lombardei）

伦巴底城市同盟（Lombardenbund）

伦贝格（Lemberg）

轮作制（Fruchtfolge）

罗贝尔（Robert von Molesme，1028—1111）

罗伯特（Robert von Arbrissel，1045—1116）

罗伯特，那波利的国王（Robert von An -jou，1278—1343，1309—1343年在位）

罗伯特·吉斯卡德，诺曼公爵（Robert Guiskard，1015—1085）

罗伯特二世，诺曼底公爵（Robert II.，1054—1134）

罗耳士（Lorsch）

罗格，西西里国王（Roger II.，1095—1154，1130—1154年在位）

罗兰（Roland）

罗马（Rom）

罗马帝国（Rmisches Reich）

罗马涅（Romagna）

罗讷河（Rhne）

罗斯托克（Rostock）

罗腾堡（Ro the nburg）

罗伊特林根（Reutlingen）

洛迪（Lodi）

洛尔施修道院（Kloster Lorsch）

洛尔希豪森（Lorchhausen）

洛库姆（Loccum）

洛林（Lothringen）

洛桑（Lausanne）

洛塔尔，普罗旺斯（Lothar II.，928—950）

洛塔尔二世，意大利国王（Lothar II.，835—869，855—869年在位）

洛塔尔三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Lothar III.，1075—1137，1133—1137年在位）

洛伊塔利（Leuthari，?—554）

M

马蒂亚斯·科温（Matthias Corvinus）

马丁·路德（Martin Lu the r，1483—1546）

马丁四世，罗马教皇（Martin IV.，1210—1285，1281—1285年在位）

马丁五世，罗马教皇（Martin V.，1368—1431，1417—1431年在位）

马恩河畔的沙隆（Chálon - sur - Marne）

马尔克（Mark）

马尔克伯爵（Markgraf）

马尔库斯·富格尔（Markus Fugger，?—?）

马尔梅迪修道院（Kloster Malmedy）

马尔默（Malm）

马尔施泰腾（Marstetten）

马尔斯贝格（Marsberg）

马尔提努斯（Martinus，?—?）

马格德堡（Magdeburg）

《马格德堡法》（Magdeburger Recht）

马格努斯，比隆家族（Magnus，1046—1106）

马格努斯二世，（Magnus II.，1441—1503）

马克瓦特（Markward von Annweiler，?—1202）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Maximilian I.，1459—1519，1508—1519年在位）

马穆鲁克王朝（Mamelucken）

马努伊尔一世，拜占庭皇帝（Manuel I.Komnenos，1118—1180，1143—1180年在位）

马赛（Marseille）

马斯河（Maas）

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

马西利乌斯（Marsiliusvon Inghen，1335—1396）

马希费尔德（Marchfeld）

马希费尔德战役（Schlacht auf dem Marchfeld）

马蒂亚斯，阿拉斯的（Matthias von Ar -ras，1290—1352）

马蒂亚斯·科温，匈牙利国王（Matthias Corvinus，1443—1490，1458—1490年在位）

玛蒂尔德，哈布斯堡的（Mathild，1251—1304）

玛蒂尔德，拿骚的（Mathilde，1251—1304）

玛蒂尔德，托斯卡纳女伯爵（Mathildevon Toskana，1046—1115）

玛蒂尔德，英国的（Mathilde，1102—1167）

玛格丽特（Margarethe von Luxemburg，1335—1349）

玛格丽特二世，佛兰德的（Margarethe II.，1202—1280）

玛格丽特一世，丹麦女王（Margarethe I.，1353—1412，1387—1380年在位）

玛丽娅，安茹的（Mariavon Anjou，1370—1395）

玛丽娅，勃艮第的（Maria von Burgund，1457—1482）

买卖圣职（Simonie）

迈尔（Meier）

迈森（Meien）

迈因维尔克（Meinwerk，975—1036）

曼弗雷德（Manfred，1232—1266）

曼雷萨（Manresa）

曼奴斯（Mannus）

毛里蒂乌斯（St.Mauritius，?—290）

曼托瓦（Mantua）

梅尔菲（Melfi）

《梅尔菲法典》（Konstitution Melfi）

梅尔里希施塔特（Melrichstadt）

梅尔森（Meerssen）

梅克伦堡（Mecklenburg）

梅梅尔河（Memel）

梅明根（Mem mingen）

梅什克（Mieszko I.，922或945—992）

梅斯（Metz）

梅希蒂尔德（Mechthild，1280—1323）

梅泽堡（Merseburg）

美因茨（Mainz）

美因河（Main）

蒙塔波利（Montaperi）

蒙特布拉特（Muntprat aus Konstanz，?—?）

蒙特卡西诺（Montecassino）

《蒙昧者书简》（Dunkelmnnerbriefe）

米尔多夫（Mühldorf）

米尔豪森（Mühlhausen）

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1475—1564）

米兰（Mailand）

米洛（Milo，?—761或762）

《米兰敕令》（Edikt von Mailand）

米什科尔茨（Miskolc）

米恰尔·色鲁拉里乌斯，君士坦丁堡大牧首（Michael I.Cerularius，1000—1059，1043—1058年在位）

米夏埃尔（Michael von Cesena，1270—1342）

米夏埃尔·沃尔格穆德（Michael Wolg -mut，1434—1519）

民族大迁徙（Vlkerw and erung）

“秘密会议”（Konklave）

明登（Minden）

明谷修道院（Kloster Clairvaux）

明斯特贝尔格（Münsterberg）

摩德纳（Modena）

摩尔人（Mauren）

摩拉维亚（Mhren捷克语：Moravia）

摩泽尔河（Mosel法语：Mosele）

莫尔加藤（Morgarten）

莫莱斯姆修道院（Kloster Molesme）

莫利蒙特修道院（Kloster Morimond）

莫特利（Mtteliaus Buchhom，?—?）

莫伊廷根（Meutingen）

墨洛维希（Merowech，?—?）

墨洛温王朝（Merowinger）

墨西拿（Messina）

默尔斯（Moers）

慕尼黑（München）

穆里（Muri）

穆里修道院（Kloster Muri）

穆斯林（Muslim）

穆伊战役（Schlacht bai Muhi）

穆宗（Mouzon）

N

拿撒勒（Nazareth）

拿骚（Nassau）

内飞地（Enklave）

内卡河（Neckar）

那不勒斯（或译为那波利；Neapel意大利语： Napoli）

那慕尔（Namur）

那旁高卢行省（Galia Narbonensis）

纳布河（Naab）

纳尔榜南西斯（Narbonensis）

纳尔瓦河（Narwa）

纳梅斯武夫（Namslau波兰语： Namyslów）

纳瓦拉（Navarra）

奈德哈特（Neidhart）

“奈德哈特文体（Neidhart - Stil）”

“南德意志城市同盟”（Süddeutscher Stdtebund）

男爵（Baron）

瑙姆堡（Naumburg）

尼安德人（Ne and ertaler）

尼安德山谷（Ne and ertal）

尼德兰（Niederl and e）

尼古劳斯，库斯（Nikolaus von Kues，1401—1464）

尼古劳斯，斯特拉斯堡的（Nikolaus von Strassburg，?—1331）

尼古劳斯二世，罗马教皇（Nikolaus II.，990或995—1061，1058—1061年在位）

尼古劳斯三世，罗马教皇（Nikolaus III.，1210或1220—1280，1277—1280年在位）

尼古劳斯五世，罗马教皇（Nikolaus V.，1397—1455，1447—1455年在位）

尼古劳斯五世，对立派教皇（Nikolaus V.，1275—1333，1328—1330年在位）

尼科波利斯战役（Schlacht bei Nikopo -lis）

尼科米尔（Nekmírˇ）

尼克拉斯豪森（Niklashausen）

尼韦勒（Nivelles）

尼西亚（Nica）

《尼西亚信经》（Bekenntnis von Nica）

纽伦堡（Nürnberg）

“纽伦堡同盟”（Nürnberger Herren -bund）

纽斯特里亚（Neustrien）

农民（Bauer）

农民联合会（Bauernbund）

农民农庄（Bauernhof或Bauerngut）

农奴（Leineigene）

农奴制（Leibeigenschaft）

农庄（hoba，mansus）

诺贝特，马格德堡的的大主教（Norbertvon Xanten，1080或1085—1134）

诺夫哥罗德（Nowgorod）

诺佳特河（Nogat）

诺里库姆（Noricum）

诺曼人（Normannen）

诺特格（Notger，?—1008）

诺特海姆（Nor the im）

诺瓦拉（Novara）

诺伊堡（Neuburg）

诺伊马克（Neunark）

诺伊马克特（Neumarkt）

诺伊斯（Neuss）

“诺伊斯誓言”（Neusser Eid）

O

欧根三世，罗马教皇（Eugen III.?—1153，1145—1153年在位）

欧根四世，罗马教皇（Eugen IV.，1383—1447，1431—1447年在位）

欧里亚克（Aurilac）

欧什（Auch）

P

《帕尔齐法勒》（Parzifal）

帕德博恩（Paderborn）

帕多瓦（Padua意大利语： Padova）

帕尔马（Parma）

帕莱（Parler）

帕骚（Passau）

帕斯卡利斯二世，罗马教皇（Paschalis II.，?—1118，1099—1118年在位）

帕斯卡利斯三世，罗马教皇（Paschalis III.，?—1168，1164—1168年在位）

帕塔利亚会（Pataria）

帕维亚（Pavia）

潘德尔夫（Pandulf I.，?—?）

潘诺尼亚（Pannonia）

潘泰诺（Panterno）

庞蒂昂（Ponthion）

庞修斯（Pontius von Melgueil，?—1126）

珀波，斯塔伯洛的（Poppo von Stablo，978—1048）

珀波，维尔茨堡的大主教（Poppo，?—961）

陪审法官（Assessor或Beisitzer）

陪审员（Schffe）

佩格尼茨（Pegnitz）

佩克尔斯海姆（Peckelsheim）

佩内河（Peene）

佩特鲁斯·达米亚尼（Petrus Damiani，1006—1072）

佩特鲁斯·瓦尔多（Petrus Valdes，?—1218）

皮卡第（Picardie）

皮里茨（Pyritzer）

皮尔米缪斯（Pirminius，670—753）

皮尔格林（Pilgrim，?—1036）

皮平（Pippin，797—838）

皮平，矮子（Pippin der Jüngere，714—768，751—768年在位）

皮平二世（Pipping der Mittlere，640—714）

“皮平赠礼”（Pippinische Schenkung）

皮平，意大利的，伦巴底国王（Pipinnvon Italien，777—810，781—810年在位）

皮亚琴察（Piacenza）

皮亚斯特（Piasten）

破坏圣像运动（Ikonoklasmus）

普法尔茨（Pfalz）

普弗尔塔修道院（Kloster Pforta）

普勒茨考（Pltzkau）

普雷迪尔（Predil）

普雷蒙特雷（Prémontré）

普雷蒙特雷修士会（Prmonstratenser）

普雷内斯特（Praeneste）

普雷斯堡（Pressburg）

普利比斯拉夫（Pribislaw，1075—1150）

普利亚（Apulien意大利语： Puglie）

普鲁士（Preuen）

普鲁士联盟（Preuischer Bund）

普鲁士人（Preuen）

普伦茨劳（Prenzlau）

普罗茨卡（Plozk）

普罗旺斯（Provence）

普热米斯尔（Prˇemysl）

普斯科夫（Pskow）

普瓦蒂埃（Poitiers）

普瓦图（Poitou）

Q

奇维达莱（Cividale）

奇维塔（Civita）

骑士（Ritter）

骑士晋封仪式（Ritterschlag）

骑士授剑礼（Schwertschlag）

骑士团首领（Hochmeister）

骑士团辖区（Komturei）

恰斯拉夫（Tschaslau捷克语： Cˇáslav）

牵马礼（Stratordienst）

前波美拉尼亚（Vorpom mern）

切普拉诺（Ceprano）

切塞纳（Cesena）

亲兵（Hausgesinde）

曲尔皮希（Zülpich）

屈夫霍伊泽山（Kyffhuser）

R

让布卢（Gembloux）

热拉尔（Gerhard I.von Cambrai，?—1051）

热那亚（Genua）

人文主义（Humanismus）

日德兰（Jütland）

《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

日耳曼人（Germanen）

日内瓦（Genf法语： Genéve）

日内瓦湖（der Genfsee法语： le Lac Léman）

熔析作坊（Saigerhütte）

瑞士（Schweiz法语： Suisse）

瑞士联邦（Schweizerische Eidgenossen -schaft）

瑞朱耶日（Jumièges）

S

撒丁（Sardinien）

《撒利克法典》（Lex Salica）

萨比纳（Sabina）

萨尔察（Salza）

萨尔茨堡（Salzburg）

萨尔茨维德尔（Salzwedel）

萨克森（Sachsen）

萨克森安哈尔特（Sachsen - Anhalt）

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

萨克森人（Sachsen）

《萨克森箴言》（Sachsenspiegel）

萨拉查（Salza）

萨拉戈萨（Saragossa）

萨莱诺（Salerno）

萨勒河（die Saale）

萨利尔（Salier）

萨瓦（Savoyen）

萨维尔丹（Saverdun）

萨沃纳（Savona）

塞奥法诺（Theophanu，955或980—991）

塞巴斯蒂安·布兰德（Sebastian Brant，1458—1521）

塞恩霍芬（Selnh of en）

塞尔丹亚（Cerdanya）

塞尔柱突厥人（türkische Seldschuken）

塞利根施塔特（Seligenstadt）

塞浦路斯（Zypern塞浦路斯语： K y'pros）

赛达（Sidon）

三圃制（Dreifelderwirtschaft）

三圣王（Heilige Drei Knige）

“三位一体”（Trinitt）

沙夫豪森（Schaffhausen）

沙里贝尔特（Charibert，520—567）

沙特尔（Chartres）

沙滕人（Chatten）

膳务大臣（Truchse）

商人（Kaufmann）

商人汉萨（Kaufmannshanse）

商业事务所（Kontor）

上阿尔特海姆（Hohenal the im）

《上帝城》（De civiate Dei）

“上帝和平”（Gottesfreiden）

上兰施泰因（Oberlahnstein）

上普法尔茨（Oberpfalz）

上日耳曼行省（Germania Inferior）

上施塔登（Hochstaden）

上韦瑟尔（Oberwesel）

尚帕涅（Champagne）

邵尔兰（Sauerland）

摄政王（Regent）

神圣罗马帝国（das Heillige Rmische Reich）

神圣同盟（Heilige Liga）

《神圣的宗教会议》（Haec sancta syno -dus）

神学家（Theologe）

绳纹陶器（Schnurkeramik）

圣杯派（Kalixtiner捷克语： Utraquisten）

圣贝廷修道院（Abtei Saint Bertin）

圣彼得修道院（St.Peterkloster）

圣丹尼斯修道院（Suger von Saint - Den -is）

圣殿骑士团（Tempelorden）

圣戈特哈德（St.Gotthard）

圣加莱修道院（St.Calaiskloster）

圣加仑（St.Gallen）

圣加仑修道院（Kloster St.Galen）

《圣经》（Bibel）

圣卡斯托教堂（Basilika St.Kastor）

圣马丁修道院（Kloster St.Martin）

圣玛丽娅医护院（St.Marien - Hospitalder Deutschen zu Jerusalem）

圣玛丽娅·德·里珀尔修道院（Kloster Santa Maria de Ripol ）

圣玛丽娅修道院（St.Marienkloster）

圣毛里蒂乌斯修道院（St.-Mauritius -Kloster）

圣梅达尔德修道院（Kloster Saint -Médard）

圣墓教堂（Grabeskirche）

圣乔治盾牌（Sank Jrgenschild）

“圣格奥尔格同盟”（Gesellschaft von Georg）

“圣威廉同盟”（Geselschaft mit sant Wilhelm）

《圣日耳曼协议》（Vertrag von San Ger -mano）

圣雅各布（St.Jakob）

诗歌和数学学院（Collegium poetarum etma the maticorum）

“狮子同盟”（Lwenbund）

理查德，英国国王狮心（Richard Lwenherz，1157—1199，1189—1199年在位）

施科讷（Schonen瑞典语： Skne）

施雷肯贝格（Schreckenberg）

施米希恩（Schmiechen）

施内贝格（Schneeberg）

施派尔（Speyer）

施塔勒商栈（Stalhof）

施泰尔马尔克（Steiermark）

施泰克尼茨（Stecknitz）

施陶芬（Staufer）

施陶芬卡佩联盟（das staufisch - kapet -ingische Bündnis）

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

《施特拉尔松德条约》（Friede von Stral -sund）

施滕达尔（Stendal）

施图尔姆（Sturmius，?—779）

施图姆（Stuhm）

施瓦本（Schwaben）

施瓦本哈尔（Schwbisch Hall）

《施瓦本箴言》（Schwabenspiegel）

施瓦岑堡（Schwarzenburg）

施瓦茨（Schwaz）

施维茨（Schwyz）

施维德尼茨（Schweidnitz）

“十三年战争”（Dreizehnjhriger Krieg）

十字军（Kreuzzug）

什一税（Zehnte）

石勒施塔特（Schlettstadt）

石勒苏益格（Schleswig）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 -Holstein）

实在论（Realismus）

史前史（Prhistorie）

氏族公国（Stam mesherzogtum）

氏族贵族（Stam mesadel）

世俗宗教运动（Laienbewegung）

世俗兄弟（Laienbrüder）

世袭承租地产（Erbpacht）

世袭领地权（Hausmacht）

世族公爵领地（Stam mesherzogtum）

市长（Bürgermeister）

市场（Markt）

市场权（Marktrecht）

市民（Bürger）

市民阶层（Bürgertum）

市政官吏（Magistrat）

誓约团体（Eidgenossenschaft）

手工业（Handwerk或Gewerbe）

手工业者（Handwerker）

手工作坊（Handwerksbetrieb）

“收复政策”（Rekuperationen）

授职礼（Weihe）

书记员（Schreiber）

枢机主教（Kardinal）

枢机主教团（Kardinalskolegium）

赎罪券（A blassbriefe）

双重选举（Doppelwahl）

“双剑论”（Zwei - Schwerter - Theorie）

司法审判权（Gerichtshoheit）

司库大臣（Erzkm merer）

司提凡·哈丁（Stephan Harding，1059—1134）

私有教会（Eigenkirche）

私有修道院（Eigenkloster）

私战（Fehde）

斯波勒托（Spoleto）

斯德丁（Stettin）

斯海尔德河（Schelde）

斯卡讷（Skanr）

斯堪的纳维亚（Sk and inavien）

斯拉夫人（Slawen）

斯洛文尼亚（Slowenien）

斯摩棱斯克（Smolensk）

斯塔弗伦（Staveren）

斯特凡（Stephan von Novara，?—?）

斯特凡二世，罗马教皇（Stephan II.，?—757，752—757年在位）

斯特凡四世，罗马教皇（Stephan IV.，?—817，816—817年在位）

斯特凡九世，罗马教皇（Stephan IX，1020—1058，1057—1058年在位）

斯特拉斯堡（Straβburg）

斯特拉斯堡文学协会（die Straburgerliterarische Geselschaft）

斯特勒瓦河（Streva）

斯图加特（Stuttgart）

斯瓦托波克（Swantopolk，1195—1266）

苏尔茨（Sulz）

苏尔茨巴赫（Sulzbach）

苏黎世（Zürich）

“苏黎世古战争”（Alter Zürichkrieg）

苏特立（Sutri）

苏瓦松（Soissons）

苏维汇人（Sueben）

苏伊特格（Suidger）

随意税（Bede）

索布人（Sorben）

索恩河（Sane）

索恩河畔的沙隆（Shalon-sur-Sane）

索尔兹伯里（Salisbury）

索菲（Sophie von Bayern，1376—1425）

索洛图恩（Solothurn）

索斯特（Soest）

西尔维斯特（Silvester）

西格弗里德（Siegfried）

西格哈尔特（Sigehard）

T

塔博尔派（Táboriten）

塔德乌斯（Thaddus von Sessa，?—?）

塔利亚科佐（Tagliacozzo）

塔伦特（Talent）

塔西洛三世（Tassilo III，741—796）

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58—120）

泰尔特里（Tertry）

泰尔图利安（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ianus，150—230）

泰克伦堡（Tecklenburg）

泰晤士河（Thames）

坦克雷德，莱切的（Tankred von Lecce，1138—1194）

坦嫩贝格（Tannenberg）

唐克马尔（Thankmar，900或906—938）

特奥德里希二世，特里尔的大主教（Theoderich II.von Wied，1170—1242）

特 达 尔 多（Tedaldoda Castigli -one，?—?）

特霍尔德（Berthold，900—947）

特拉沃河（Trave）

特兰西瓦尼亚（Transyvania）

特劳斯尼茨（Trausnitz）

特里安（Trient）

特里波利伯国（Grafschaft Tripolis）

特里布尔（Tribur）

特里尔（Trier）

特里菲尔斯（Trifels）

《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

特鲁瓦（Troyes）

特伦钦（Trentschin匈牙利语： Trencˇin）

特伦钦城堡协议（Vertrag von Trentschin）

特罗斯勒（Trosle）

特洛亚（Toria）

特辖区（Vogtei）

特许权（Privileg）

提奥多里克三世，法兰克国王（Theud -erich III.，653—691，675—691年在位）

提奥多里克四世，法兰克国王（Theud -erich IV.，711—737，715—743年在位）

提奥多里克一世（Theodorich I.，484—533）

条顿人（Teutonen）

通函（Rundbrief或Rundschreiben）

同盟者（Fderaten）

同业公会（Zunft或Innung）

统治权（Oberhoheit）

图尔（Tours）

图尔奈（Tournai）

图勒（Toul）

图里（Turri）

图林根（Thuringen）

图林根人（Thüringer）

图斯策恩（Tuszien）

图斯库拉讷（Tusculaner）

推罗（Tyros或Tyrus）

士妥（Tuisto）

托钵修士会（Bettelorden）

托克桑德里亚（Tox and rien）

托伦（Thorn）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

1225—1274）

托马斯·贝克特，坎特伯雷的大主教

（Thomas Becket，1118—1170）

托马斯主义（Thomismus）

托斯卡纳（Toskana）

W

瓦茨拉夫二世，波希米亚的国王（Václav II.，1271—1305，1278—1305年在位）

瓦措（Wazo von Lüttich，?—?）

瓦迪斯瓦夫二世，立陶宛大公（Wladys -law II.Jagieo，1362—1434，1377—1434年在位）

瓦尔德马，丹麦国王（Waldemar I.，1131—1182，1157—1182年在位）

瓦尔德马四世，丹麦国王（Waldemar IV.，1321—1375，1340—1375年在位）

瓦尔多派（Waldenser）

瓦尔肯里德（Walkenried）

瓦尔拉姆二世（Walram II.，1220—1276）

瓦尔拉姆五世，林堡的公爵（Walram V.，?—1279）

瓦尔鲁夫（Waluf）

瓦尔斯塔特（Wahlstatt）

瓦尔斯塔特战役（Schlacht bei Wahl -statt）

瓦尔魏斯（Wahlweis）

瓦拉托（Waratto，?—686）

瓦朗谢讷（Valenciennes）

瓦林（Warin，?—985）

瓦伦蒂尼安三世，西罗马皇帝（Valen -tinian III.，419—455，425—455年在位）

瓦森贝格（Wassenberg）

万圣修道院（Kloster Allerheiligen）

王国（Knigtum）

王（皇）国会议（Reichstag）

王（皇）国文书处（Reichskanzlei）

王（皇）权象征物（Reichsinsignien）

王（皇）室城堡（Reichsburg）

王（皇）室封臣（Reichsministerialitt）

王（皇）室经济特权（Regalien）

王（皇）室领地（Fiscus）

王（皇）室行宫（Pfalz）

威利巴尔德·皮克海默（Wilibald Pirckheimer，1470—1530）

威廉，阿奎丹的（Wilhelmvon Aquita -nien，754—812）

威廉，奥卡姆的（Wilhelm von Ockham，1288—1347）

威廉，德意志国王（Wilhelmvon Hol -land，1128—1256，1254—1256年在位）

威廉，美因茨的大主教（Wilhelm，929—968）

威廉，图林根的（Wilhelm II.，1371—1425）

威廉，希尔绍修道院的（Wihelmvon Hirsau，1030—1091）

威廉，香槟的主教（Wilhelm von Cham -peaux，1070—1121）

威廉，英国国王征服者（Wilhlem der Er -oberer I.，1027或1028—1087，1066—1087年在位）

威廉八世，阿奎丹公爵（Wilhelm VIII.，1025—1086）

威廉二世，卡岑埃尔恩博根伯爵（Wil -helm II.，1331—1385）

威廉二世，英国国王（Wihlem II.，1056—1100，1087—1100年在位）

威廉二世，于利希的公爵（Wilhelm II.，1325—1393）

威廉九世，阿奎丹公爵（Wilhelm IX，1071—1126）

威廉三世，阿奎丹公爵（Wilhelm III.，900—963）

威廉四世，荷兰伯爵（Wilhelm IV.，1318—1345）

威廉一世，西西里国王恶人（Wilhelm I.der Bse，1122—1166，1154—1166年在位）

威尼斯（Venedig）

威尼斯王国（Venezianisches Knigtum）

威斯巴登（Wiesbaden）

威斯特法仑（Westfalen）

威悉河（Weser）

韦茨拉尔（Wetzlar）

韦尔费斯霍尔茨（Welfesholz）

韦尔费斯霍尔茨战役（Schlacht am Welfesholz）

韦尔夫六世，图斯策恩伯爵（Welf VI.，1115—1191）

韦尔夫四世，巴伐利亚公爵（Welf IV.，1030或1040—1101）

韦尔夫五世，（Welf V.，1073—1120）

韦尔切利（Vercelli）

韦尔特海姆（Wer the im）

韦尔泽家族（Welser）

韦拉河（Werra）

韦瑙（Wenau）

韦特劳（Wetterau）

唯名论（Nominalismus）

乔瓦尼，米兰的大主教（Giovanni Vis -conti，1290—1354）

维埃纳（Vienne法语： Vouil é）

维贝尔特（Wibert）

维杜金德（Widukind，925—973）

维多，勒皮的主教（Wido II.，?—?）

维尔茨堡（Würzburg）

维尔纳，马格德堡的大主教（Werner von Steulingen，?—1078）

维尔纳，美因茨的大主教（Werner von Eppenstein，1225—1284）

维格博尔德，科隆的大主教（Wigholdvon Holte，?—1304）

维克（wik）

维克托三世，罗马教皇（Viktor III，1027—1087，1086—1087年在位）

维克托四世（Viktor IV，1095—1164）

维利希斯（Willigs，940—1011）

维罗纳（Verona）

维普雷希特（Wiprecht von Groitzsch，1050—1124）

维什拉德（Wyehrad）

维斯比（Wisby，瑞典语： Visby）

维斯孔蒂（Visconti）

维斯马（Wismar）

维斯瓦河（Weichsel波兰语：Wisla，捷克语： Visla）

维泰博（Viterbo）

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

维滕贝格（Wittenberg）

维托尔德（Vytautas，1350—1430）

维希曼，马格德堡的大主教（Wichmannvon Seeburg，1116—1192）

维也纳（Wien）

维也纳大学（Universitt Wien）

《伪伊西多尔教令集》（Pseudoisidor）

“委托授权令”（Licetiuris，或Mandat）

魏布林根（Waiblingen）

魏克瑟尔河（Weichsel）

魏玛（Weimar）

魏森堡（Weissenburg）

魏森要塞（Feste Weiensee）

温德高地（Windleite）

温德莱特山脉（die Windleite）

温斯特鲁特河（Unstrut）

温泽堡（Winzenburg）

文茨尔二世，波希米亚国王（Wenzel II.，1271—1305，1278—1305年在位）

文茨尔三世，波希米亚国王（Wenzel III.，1289—1306，1305—1306年在位）

文茨尔四世，波希米亚国王（Wenzel IV.，1361—1419，1363—1419年在位）

文茨尔一世（Wenzel I.，1337—1383）

文德人（Wenden）

文迪城市同盟（Wendischer Stdtebund）

文迪货币联盟（Wendischer Münzverein）

文迪施马尔克（Windische Mark）

文艺复兴（Renaissance）

翁特瓦尔登（Unterwalden）

沃尔达瓦河（Valtav）

沃尔丁堡（Vordingborg）

《沃尔丁堡和约》（Friede von Vording -borg）

沃尔夫格，阿奎莱亚的总主教（Wolfgervon Erla，1140—1218）

沃尔弗拉姆（Wolfram von Eschenbach，1160或1180—1220）

沃尔姆斯（Worms）

《沃尔姆斯协议》（Wormser Konkordat）

沃库勒尔（Vaucouleurs）

沃林（Wolin）

沃林根（Worringen）

屋大维（Gaius Octavius Thurinus，63v.Chr.—14n.Chr.）

乌得勒支（Utrecht）

《乌得勒支和约》（Frienden von Utrecht）

乌多（Udovon Nelenburg，1030或1035—1078）

乌尔班二世，罗马教皇（Urban II.1035—1099，1088—1099年在位）

乌尔班六世，罗马教皇（Urban VI.，1318—1389，1378—1389年在位）

乌尔班三世，罗马教皇（Urban III.，1120—1187，1185—1187年在位）

乌尔班四世，罗马教皇（Urban IV.，1200—1264，1261—1264年在位）

乌尔里希，策尔的（Ulrich von Zel ，1029—1093）

乌尔里希·富格尔（Ulrich Fugger，1441—1510）

乌尔里希·胡滕（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

乌尔曼·施特罗默（Ulman Stromer，1329—1407）

乌尔姆（Ulm）

乌尔特河（Ourthe）

乌勒菲拉（W ulfila，311—383）

乌里（Uri）

武功歌（Chanson）

X

西奥朵拉（Theodora Komnena，1134—1184）

西多派修道院（Zisterzienserorden）

西多修道院（Kloster Cteaux）

西尔维斯特二世，罗马教皇（Silvester II.，950—1003，999—1003年在位）

西尔维斯特三世，罗马教皇（Silvester III.，?—1063，1045—?年在位）

西方教会的大分裂（Abendlndisches Schisma）

西格哈尔特，布格豪森的伯爵（Sigehardvon Burghausen，?—1104）

西格蒙德，奥地利蒂罗尔的大公爵（Siegmundvonsterreich - Tirol，1427—1496）

西吉斯蒙德，卢森堡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Sigismundvon Luxemburg，1368—1437，1387—1437年在位）

西吉斯蒙德一世，波兰国王（Sigismund I.，1467—1548，1507—1548年在位）

西格弗里德，科隆大主教（Siegfried von Westerburg，1260—1297）

西格弗里德，美因茨大主教（Siegfried，?—1084）

西格弗里德三世，美因茨的大主教（Siegfried III.von Eppstein，1194—1249）

西格弗里德，魏玛奥拉明德的伯爵（Siegfried I.，1075—1113）

西格弗里德，美因茨的大主教（Siegfried II.Eppstein，1165—1230）

西格弗里德，德意志骑士团首领（Sieg -fried von Feuchtwangen，?—1311）

西兰岛（Seeland）

西里西亚（Schlesien）

西尼巴尔多（Sinibaldode Fieschi，1195—1254）

西蒙（Simon，即马丁四世教皇）

西蒙·德·克拉莫德（Simon de Cram -aud）

西 塞 罗（Marcus Tulius Cicero，106v.Chr.43v.Chr.）

西西里（Sizilien）

西徐亚（Scythian）

西徐亚人（Scythians）

希奥利艾（Schaulen立陶宛语：iaoliai）

希尔代里克三世，法兰克国王（Childerich III.，720—755，743—751年在位）

希尔代里克一世，法兰克国王（Childerich I.，?—481，460—481年在位）

希尔德巴尔德（Hildebald，940—998）

希尔德贝特（Childebert I.，497—558）

希尔德贝特，美因茨大主教（Hilde -bert，?—937）

希尔德博尔德，科隆的大主教（Hilde -bold，?—818）

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

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

希尔佩里希二世，法兰克国王（Chilp -erich II.，670—721，716—721年在位）

希尔绍（Hisau）

希尔绍修道院（Kloster Hirsau）

《希尔绍院规》（Hirsauer Formular）

希尔施弗格（Hirschvogel）

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 von Prag，1365—1416）

锡滕（Sitten）

锡耶纳（Siena）

习惯法（Gewohnheitsrecht）

席勒（Johann Christiph Friedrichvon Schiller，1759—1805）

下格隆巴赫（Untergrombach）

下劳西茨（Niederlausitz）

下日耳曼行省（Germania Superior）

相邻关系的共同体（Nachbarschftsver -band）

香槟（Champagne）

香槟

阿登（Champagne - Ardenne）

“小特权书”（Privilegiumminus）

小亚细亚（Kleinasien）

谢尔河畔的塞勒修道院（Selles - sur -Cherkloster）

谢伦贝格（Scherenberg）

欣克马（Hinkmar）

行宫（Pfalz）

行宫伯爵（Pfalzgraf）

行政辖区（Entitt）

兄弟会（Bruderschaft）

匈牙利（Ungarn）

修道院（Kloster或Abtei）

修道院院长（Abt）

修士团（Ordensgemeinschaft）

须得海（Zuiderzee）

叙利亚（Syrien）

叙普林根（Süpplingen）

叙热（Sugervon Saint - Denis，1081—1151）

叙事史诗（Epik）

选侯（Kurfürst）

选侯邦国（Kurstaat）

选侯联合会（Kurverein）

选举教皇的敕令（Papstwahldekret）

小路德维希（Ludwigder Jüngere，835—882）

Y

雅法（Jaffa）

“雅法和约”（Frieden von Jaffa Friedenvon Jaffa）

雅各布二世，阿拉贡的国王（Jakob II.，1267—1327，1291—1327年在位）

雅克布斯（Jacobus，?—?）

雅各布·富格尔，长者（Jakob Fuggerderltere，1398—1469）

雅各布·富格尔（Jakob Fugger，1459—1525）

雅各布·温普林（Jakob Wimpfeling，1450—1528）

亚得里亚海（Adriatisces Meer）

亚亨（Aachen）

亚历克赛一世，拜占庭皇帝（Alexius I.，1048—1118，1081—1118年在位）

亚历山大二世，罗马教皇（Alex and er II.，1010或1015—1073，1061—1073年在位）

亚历山大三世，罗马教皇（Alex and er III.，1100—1181，1159—1181年在位）

亚历山大四世，罗马教皇（Alex and er IV.，1199—1261，1254—1261年在位）

亚历山大五世，罗马教皇（Alex and er V.，1340—1410，1409—1410年在位）

亚历山大六世，罗马教皇（Alex and er VI.，1431—1503，1492—1503年在位）

亚历山德里亚（Alex and eria）

亚眠（A miens）

亚王国（Unterknigtum）

扬·胡斯（Jan Hus，1369—1415）

徭役（Frondienste）

要塞（Festung）

耶策河（Jeetze）

耶登施派戈恩（Jedenspeigen）

耶路撒冷（Jerusalem）

耶路撒冷王国（Knigreich Jerusalen）

耶稣（Jesus von Nazaret，4v.Chr.—30或31v.Chr.）

耶希（Jesi）

冶炼作坊（Erzhütte）

伊尔内留斯（Irnerius，1050—1130）

伊达（Ida，?—986）

伊茨河（Ilz）

伊玛吉娜（Imagina von Isenburg - Lim -burg，1255—1318）

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1466/1467/1469—1536）

伊勒河（Iller）

伊丽莎白，布伦瑞克的（Elisabeth von Braunschweig，1230—1266）

伊丽莎白，特波莫瑞的（Elisabeth von Pom mern，1345—1393）

伊丽莎白，图林根的（Elisabethvon Thüringen，1207—1231）

伊丽莎白，波莫瑞的（Elisabethvon Pom mern，1345—1393）

伊丽莎白，奥地利的（Elisabethvon Luxemburg - Bhmen，1358—1373）

伊姆霍夫家族（Imh of f）

伊珀尔（Ypern荷兰语： Icper）

伊萨尔河（Isar）

伊森堡（Isenburg）

伊莎贝拉（Isabella von England，1214—1241）

伊莎贝拉二世，耶路撒冷女王（Isabella II.，1212—1228，1212—1228年在位）

《伊万因》（Iwein）

伊沃，沙特尔的（Ivovon Chartres，1040—1115）

伊希特斯豪森（Ichtershausen）

医护院（Hospital）

医院骑士团（der Orden vom Hospitaldes Heiligen Johannes zu Jerusalem）

遗产分配制（Erbteilung）

异端分子（Kezter）

异端教派（Hresie或Kezterei）

异教（Heidentum）

异教徒（Heide）

易北河（Elbe）

意大利（Italien）

因河（Inn）

因诺森二世，罗马教皇（Innocenz II.，?—1143，1130—1143年在位）

因诺森三世，罗马教皇（Innocenz III.，1161—1216，1198—1216年在位）

因诺森四世，罗马教皇（Innozenz IV.，1195—1254，1243—1254年在位）

因诺森五世，罗马教皇（Innozenz V.，1225—1276，1276年在位）

因诺森六世，罗马教皇（Innozenz VI.，1285/1292—1362，1352—1362年在位）

吟游诗人（Trobador）

英恩（Inghen）

英格尔海姆（Ingelheim）

英国（England）

英吉利海峡（rmelkanal或English Chan）

英雄史诗（Heldendichtung）

尤迪特（Judith，795—843）

尤迪特（Judith，925—985）

尤迪特，韦尔夫家族的（Judith，1100—1130）

尤里安，罗马皇帝（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331/332—363，360—363年在位）

尤里乌斯二世，罗马教皇（Julius II.，1443—1513，1503—1513年在位）

《尤列克法典》（Codex Euricianus）

尤塔（Juttavon Luxemburg，1315—1349）

犹太教（Judentum）

犹太人（Juden）

《有利于诸侯的法令》（statutum in fa -vorem principum）

于克河（Uecker）

于利希（Jülich）

《愚蠢颂》（Lob der Torheit）

《永久和平条例》（Ewiger Landfriede）

“永久同盟”（Ewiges Bündnis）

雨果，普罗旺斯的（Hugo I.，?—947）

雨果（Hugo，?—?）

雨果，圣维克多的（Hugo von Sankt Vic -tor，1097—1141）

《与教会诸侯联盟》（Confoederation cumprincipibus ecclesiasticis）

元老院贵族（Senat）

约布斯特，摩拉维亚的侯爵（Jobst von Mhren，1351—1411）

约尔丹，萨克森的（Jordan von Sachsen，1200—1237）

约尔格·布罗伊（Jrg Breu derltere，1475或1480—1537）

约翰，奥地利的公爵（Johannvon Schwaben，1290—1313）

约翰，波希米亚的国王（Johann von Luxemburg，1296—1346，1311—1346年在位）

约翰，美因茨的大主教（Johann von Nassau - Wiesbaden - Idenstein，1360—1419）

约翰，英国国王（Johann Ohneland，1167—1216，1199—1216年在位）

约翰·邓·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1266—1308）

约翰·盖勒·封·凯伊泽贝格（Johann Geiler von Kaysersberg）

约翰·维滕堡（Johann Wittenborg，1321—1363）

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1330—1384）

约翰·弗罗本（Johann Froben，1460—1527）

约翰二世，法国国王（Johann II.，1319—1364，1350—1364年在位）

约翰二世，亨讷高的伯爵（Johann II.，1248—1304）

约翰一世，布拉班特的公爵（Johann I.，1252—1294）

约翰一世，荷兰伯爵（Johann I.，1284—1299）

约翰内斯，科隆的（Johannes von Kln，1270—1331）

约翰内斯十世，拉文纳的大主教（Johan -nes X.，?—998）

约翰内斯，修道士（Johannes von Gorze，900—974）

约翰内斯·奥托（Johannes Otto von Münsterberg，1360—1416）

约翰内斯·博卡马奇（Johannes Bocca -mazzi，?—?）

约翰内斯·丰克（Johannes Funcke，?—?）

约翰内斯·根斯弗莱斯（Johannnes Gensfleisch）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Johannes Guten -berg，1400—1468）

约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 -lin，1455—1522）

约翰内斯·普费弗科恩（Johannes Pfef -ferkorn，1469—1521）

约翰内斯·陶勒（Johannes Tauler，1300—1361）

约翰内斯八世，罗马教皇（Johannes VIII.，?—882，872—882年在位）

约翰内斯二十二世，罗马教皇（Johannes XXII.，1245或1249—1334，1316—1334年在位）

约翰内斯二十三世，罗马教皇（Johannes XXIII.，1370—1419，1410—1415年在位）

约翰内斯二十一世，罗马教皇（Johannes XXI.，1205—1277，1277年在位）

约翰内斯十二世，罗马教皇（Johannes XII.，937或939—964，955—963年在位）

约翰内斯十九世，罗马教皇（Johannes XIX.，?—1032，1024—1032年在位）

约翰内斯十三世，罗马教皇（Johannes XIII.，?—972，965—972年在位）

约翰内斯十五世，罗马教皇（Johannes， XV.?—996，985—996年在位）

约翰娜（Johanna von Brabant，1322—1406）

约翰娜，荷兰的（Johanna von Bayern，1362—1386）

约克（York）

约斯·弗里茨（JoFritz，1470—1525）

Z

扎哈里亚斯，罗马教皇（Zacharias，679—752，741—752年在位）

扎洛莫三世（Salomon III.，860—919或920）

长者皮平（Pippin derltere，580—640）

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

茨维考（Zwickau）

茨文蒂博尔德（Zwentibold）

杂耍艺人（Gaukler）

泽斯特（Soester）

战斧人（Streitaxtleute）

掌酒大臣（Erzmundschenk）

掌玺官（Reichskanzler）

哲罗姆（Hieronymus，342—420）

征税管理权（Fiskus）

征税权（Steuerhoheit）

知识分子（Intelektueller）

执政官（Consulat）

直布罗陀海峡（Strae von Gibraltar）

中欧北方文化区（das nordische Kultur -gebietin Mitteleuropa）

钟形杯人（Glockenbecherleute）

周市场（Wochenmarkt）

侏罗山脉（Juragebirge）

诸侯（Fürst）

诸侯会议（Fürstentag）

《诸侯决议案》（Fürstenweitum）

主教（Bischof）

主教城市（Bisch of sstadt）

主教区（Bistum）

主教授职权之争（Investiturstreit）

主教驻节地（Bisch of ssitz）

铸币权（Münzrecht）

铸币所（Münzenprgung）

庄园（Villa）

庄园制（Villikationg）

桩上建筑物（Pfahlbauten）

自然法（Naturrecht拉丁语ius naturale）

自营地（Salland或Eigenwirtschaft）

自由七艺（Sieben Freien Künste）

宗教会议（Konzil）

宗教会议时代（Konzilszeit）

宗教世俗运动（die religise Laienbewe -gung）

总教长（Generalsuperior）

总主教（Patriach）

租金（Zinse）

租赁（Pacht）

租赁者（Verpchter）

版权信息

书名：德国通史·第二卷

作者：孙立新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1-01

ISBN：978721421527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总 序

前 言

第一编 宗教改革的发端

第一章 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意志国家概况

第二章 宗教改革的兴起

第二编 信仰的分裂

第三章 宗教改革与帝国宪政的斗争

第四章 反宗教改革与第二次宗教改革

第三编 三十年战争

第五章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德意志国家概况

第六章 教派化与三十年战争

附 录

总 序

此六卷本《德国通史》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3&ZD104）的最终研究成果。

德国乃当今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还是在科技教育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对欧洲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纵观经历一千多年历史发展的德国，有如滔滔奔腾的江河，在曲折和险阻中前行，终归大海。她有过雄霸欧洲的辉煌，也曾遭受他国的欺凌；虽数度战败，却能如神话中的不死鸟，灰烬中振翅重生；虽历经民族分裂的磨难，却最终归于统一；她曾是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却也是无数文化巨擘和科技精英成长的摇篮。而今，历尽沧桑的德国终于成为爱好和平的欧洲大家庭的一员，成了一体化的欧洲联盟的稳定之锚，成了令人向往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的国度。

鉴于德国在世界上的这种重要影响力和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我国史学界对之表现出浓厚兴趣，已经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而编撰一部高质量的德国通史也一直是学界的强烈期待和努力目标。

一

在我国，早期出现的几部德国通史类著述都是引进版的。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哈勒尔（Johannes Haller）的《德国史纲》（Die Epoch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可谓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德国通史著作。该著作共十二章，简略介绍了自远古时期至19世纪后半期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历史。此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翻译和编撰出现了多年的沉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东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维纳·洛赫到北京大学开设德国史讲座，不仅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德国史学者，其讲稿还被整理翻译出版，即大家熟知的《德国史》。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德国通史，阐释了自远古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德国历史，对于在我国普及德国历史知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部德国通史类著作，在长达700页的篇幅中，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之前的整个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仅以20多页的“德国史引论”的方式加以处理，而1918年—1956年三十多年的德国现当代史，却占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就此而论，它更像是一部德国近现代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著名的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第9版中译本，书名为《德意志史》。该书分为“古代和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专制主义结束”、“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大战时期”等4卷，叙述了从远古到195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德意志史》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突出政治史。以第三卷为例，该卷叙述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为止的德国历史，共四章，只有最后一章集中叙述社会、经济和技术史方面的内容，其余内容皆属政治史之列。而这一时代正值德国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工业化，是经济转型迅速、社会变迁剧烈、思想文化和科技教育大繁荣和大发展的时代。所以，相关内容难以充分反映这一时期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画卷，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推出自己编撰的德国通史著作。1991年丁建弘、陆世澄主编的《德国通史简编》的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德国通史，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德国史学者的集体之作。全书共五编18章，叙述了从原始社会到1945年为止的德国历史。今天再回看该著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全书布局强调厚今薄古。到1807年为止的1000多年德国历史叙述特别简单，仅用4章。而1871年—1945年为止约75年的德国历史却用了10章加以阐述。二是全书叙述突出大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内容相对单薄。1995年，孙炳辉、郑寅达等学者又推出了《德国史纲》。该书在叙述时间上打破了以1945年为下限的惯例，将“战后德国简况”单列一章，德国重新统一成为叙述的终点，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当然，诚如该书前言中所说，这只是“一本简明通史”，内容较为单薄。此外，该书在结构布局方面同样突出厚今薄古。全书12章，古代中世纪直至18世纪末以前，只有一章篇幅，而纳粹统治时期短短的十几年历史却用了四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编撰和出版进入了全新阶段。2002年，丁建弘撰写的《德国通史》出版。这是我国德国通史类著作中的一部高水平之作。全书以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发展为主线，叙述了从史前古代日耳曼人到1990年两德统一的德国历史。或许限于篇幅之故，该著作叙述内容依然集中于政治史，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着墨不多。2005年吴友法、邢来顺所著《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出版。该著作本着以史为鉴的目的，将德意志国家的兴衰及其原因作为关注点。它叙述了从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到20世纪末的德国历史，主要笔墨放在近代以来德国的分裂、统一、崛起、冒险、失败、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历史，古代中世纪部分比较单薄，涉及领域也不够全面。2014年郑寅达推出了最新力作《德国史》。全书论述了从远古到默克尔政府执政为止的德国历史。该书对以往那种过于偏重近现代史的结构布局有一定程度的纠正，而且对德国历史发展的时段性把握比较到位。从叙述取向看，大政治史仍然占据主要容量，但各章中已经融入了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上述德国通史类著述，在向我国民众介绍、传播德国历史知识和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著述都为篇幅较小的单卷本，且多数突出“厚今薄古”，涉及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传统大政治史，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的内容简略，无法较充分地展示悠悠千载的德国历史和文化。

此外，业已出版的相关著述对于德国历史的最新国际编撰取向关注度不够，叙述视角主要囿于政治史和民族国家史，对于地区史和全球史视阈下德国历史发展的释读和回应不足。然而，诚如相关德国学者所言，毕竟“几百年来德国史对周围其他民族和国家划定了一条不断变动的、不总明显的界限”，因此，德国历史“不能同全欧洲的历史分开”，人们不能再把它“引回‘民族史’的狭（峡）谷之中”。进入21世纪以后，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各国各民族联系进一步加强。同时，德国本身也已经没有“再像19和20世纪经常那样打上”“民族骄傲的烙印”。这些新变化，显然无法单纯地从德国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而应该把它置于“新的欧洲和全球结构背景下”加以释读。

鉴于以上状况，很有必要编撰一部全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这部新的多卷本通史应该紧跟世界史学术前沿，吸纳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欧洲文明进程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审视长达一千多年的德意志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探讨这种独特历史发展的内生性原因和外激性因素，关注这种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在塑造德意志文明过程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从中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在叙述内容上应该打破传统的“政治通史”模式，尽可能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时间布局相对均衡地覆盖从古代直至21世纪初，进而能更全面深入地再现德意志历史进程。此外，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的撰写应该体现“经世”功能，从中国人的关注视角去考察德意志文明在欧洲和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探究德意志民族活力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审视这一民族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供鉴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教建设。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就是基于这些考虑之上。

二

综观一千多年的德国历史发展，既整合于大欧洲乃至全球历史进程的节奏之中，也有其独特的律动，而且这种律动时常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节拍。因此，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将立足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以德意志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为关注主线，释读始于古代原始日耳曼语族部落、止于21世纪初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历史，时段上囊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当代德国；在内容方面，除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的大政治史外，还加大了对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关注力度，力求较充分和全面地展示一千多年德国历史发展的多彩性和独特性。

到公元150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叙述从远古到宗教改革运动前夕的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主要涉及辉煌的封建帝国时代。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有欧洲历史发展的共性特征，是日耳曼化、基督教化和封建化的欧洲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德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也已经初露端倪，可谓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发端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意志国家完成了从法兰克帝国的裂变中形成为德意志王国政治实体的进程，并通过对外扩张建立起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即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由于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公元962年仿照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加冕为“罗马人皇帝”，德国统治者也成了古罗马帝国和法兰克帝国的“当然”继承者。但是这一强大的帝国从起初就孕育着对王权和国家统一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国家形成初期确立的王权由选举产生的传统，使王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各部落公爵和领地主教得以利用选举权而进一步扩大权势；早期德意志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和德意志最高统治者“罗马人皇帝”的头衔都表明了德国统治者对古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思想的追求。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皇帝忙于对外征战，无暇顾及国内事务，领地封建主于是趁机加强自己的独立性。由此带来的是德意志皇权的衰弱和领地诸侯势力的崛起，进而塑造出早期德意志国家的政治联邦主义形态。结果，到中世纪后期近代初期，当英、法等国开始向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转变时，德国却仍然蹒跚于教俗领地诸侯割据的历史进程之中。

从16世纪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结束，是德国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涉及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近代早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独特道路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发展呈现三大明显特征：其一，由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在政治割据的基础上又注入了“信仰分裂”的元素，引发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冲突，这种宗教信仰因素因皇权与领地诸侯之间的权力争夺而进一步被放大。一大批皈依新教的诸侯在“教随国定”的原则下成了政教合一的首领，他们承担起邦国宗教领袖职责，进一步将教会事务纳入政府管辖范围，邦国的国家化因此得到发展，独立性继续加强。“三十年战争”既是德国宗教信仰冲突的最突出表现，也是德国皇权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最后一次努力。其二，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结果，《威斯特法伦和约》不仅确立了领地诸侯对皇权的最终胜利，同时也使法国、瑞典等国大规模介入德国事务。德国问题全面国际化。从此，若无外国的干涉，“就不能再解决一项全德性的事务”。其三，从社会经济角度看，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副产品，“普通人起义”（农民战争）的失败，则不仅使德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二期农奴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场领主制”，而且使德国农民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被排除出了德国的政治生活，深刻影响到德国日后的历史发展。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阵痛。这一时期属于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近代中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进一步凸显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国与西欧各国一样，经历了专制主义的统治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并且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涤荡。与此同时，它无论在君主专制、启蒙运动，还是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方面，都呈现独特的历史形态的演进。在政治上，由于皇权衰微，一些强大的领地邦君成为自己领地内的全权统治者。因此，在法国等国呈现的君主专制形态在德国却变成了邦君专制，到18世纪中期以后又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开明专制，其中以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最具典型。在思想文化方面，德国既合拍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潮流，又展示出个性化的启蒙运动特点。它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南北两派，而且融入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元素，以适应建立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需要。更有甚者，作为对于一味强调理性而忽视情感价值的启蒙思想的反动和对法国大革命所展示的资产阶级普世主义、理性主义等政治思想的回应，德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张扬情感和个性、强调回归历史和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思潮。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方面，德国也没有遵循英、法等国的社会革命道路，而是在法国革命等外力因素的刺激下，采用“上层革命”的改革方式，通过解放农民和全面实施营业自由原则等，废除封建因素，把法国革命的成果和平地移植到德国，渐进式地实现了传统封建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对接。德国由此进一步奠定了近代独特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基础。

从1815年到1918年的约一个世纪，属于德国以独特方式全面迈入“现代”社会的近代晚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顶峰阶段。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为，通过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不同的“双重革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迈上了强国之路。

这一时期的德国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与法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的稳中求进的“守势现代化”道路。传统统治阶级采取适时而进的策略，通过满足某些“革命”要求，操控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进而保障自身传统利益。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普鲁士统治者完成民族统一大业，是典型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白色革命”。在建立现代国家宪政体制方面，传统统治阶级也展示了适时而进、操控时局的特征。1848年的普鲁士“钦定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在确保君主制原则的基础上，注入选举制、议会制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元素，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既保证了传统统治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又满足了资产阶级建立宪政国家的愿望。在经济领域，通过工业革命，德国采用独特的工业化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快速实现了对英、法等老牌工业国家的超越，最终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工业化也推动了德国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由于独特历史原因和现实动因，德国成为世界上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先河者。此外，这一时期的德国教育、科技和思想文化发展也呈现极其活跃的状态。德国不仅成为世界顶尖的科技和教育强国，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多元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对整个19世纪的德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这股思潮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的刺激下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将德国引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主要思想根源。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去，在短短的27年中，德国如过山车般经历了从“最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和右翼极权主义的第三帝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属于德国现代史范畴，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在与西方文明的适应、冲突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阶段。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可谓这种危机和畸变的产物。

1919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是“十一月革命”的直接结果，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产物。因此，德国民众在感情上不太认同这一共和国。与此同时，魏玛共和国在政治体制上迎合并仿照西方国家，甚至在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设计方面“青胜于蓝”，超过西方国家，也使习惯于传统德意志“秩序”的大多数德国民众一时难以适应。于是，在适应西方政治体制和坚持德意志独特历史传统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没有民主主义者的民主”、“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就成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的真实写照。这一共和国因此也被称为是“不受爱戴的”、“带有即兴民主政治”色彩的“保守派的共和国”。结果，虽然魏玛共和国时期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它却在固守德意志传统和抵制西方文明的心态之下，在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夹击之中，仅存在14年就归于失败。

1933年，希特勒打着抵制西方民主、坚持德意志传统和富国强兵的旗帜，夺取政权，德国历史进入第三帝国时期。第三帝国在政治体制上与魏玛共和国截然不同，它实行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表现为政治上领袖原则之下的党国一体，经济上全面干预和控制之下的“统制经济”或叫“总体战争经济”，以及文化上纳粹“世界观”严厉控制之下的文化荒漠化。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是对魏玛共和国的极端反动，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的一种倒退，同时也偏离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它是德国的历史传统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和适应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体现。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扩充军备，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图谋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为此不惜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将德国和世界带入战争灾难之中。战争的结果是，德国再次战败，德国法西斯走向覆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经历了盟国分区占领、分裂的两个德国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等三个阶段。它们属于当代德国的历史范畴，是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重塑时期，也是德国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新形势下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德国在1949年分裂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如此，两个德国的人民忍受着民族分裂的痛苦，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使自己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重要强国。

战后联邦德国虽然属于西方阵营，却没有照搬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或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是吸取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极权主义等政治经济体制失败的教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成功地进行了独具德国特色的新探索，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莱茵模式。联邦德国的独特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政治方面，在吸收外来民主并结合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德国特色的联邦议会民主制。在这种民主制度之下，出于对纳粹独裁统治的沉痛反思，一方面突出“争论的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保护不同言论和观点；另一方面强调“防卫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禁止任何言行威胁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这一机制通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永久条款”得以确定。在社会经济方面，则实行不同于指令性计划经济又区别于纯自由主义经济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一方面确立“市场”核心地位，将经济活力置于市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强调“社会”特征，突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健全劳动制度，形成同舟共济的劳资关系；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由此实现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对接。在思想文化方面，则推行“存异求同，多元一体”的文化多元主义（kultureller Pluralismus），在保持德意志主流文化的前提下，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这既是对纳粹统治时期文化独裁政策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对德国文化联邦主义传统的承继。莱茵模式使联邦德国在战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文化繁荣的局面。

1990年，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分裂长达40余年的德国人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渴望已久的民族统一。再次统一起来的德国实行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德国由于其经济实力和众多的人口，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以上各个时段的德国历史发展，一方面共振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更大程度上散发的是自身的独特魅力和发展取向。每个时期的德国历史之间有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的内在有机联系，具有无法割裂的连续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悠悠千载的德意志文明，铺垫出德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本书是多位学者合作的产物。由于各位作者的专业积淀、研究重点和文风的差异，加之涉及内容极其丰富，时间跨度长，人名、地名众多，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显然无法做到全书在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此外，因水平有限，全书必定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此敬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要特别感谢“大国通史丛书”总主编钱乘旦教授在本书成稿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和指导，对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为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深表谢忱，也感谢各卷编辑付出的辛劳。

邢来顺

2017年5月于武昌桂子山

前 言

在当代历史编纂中，16—18世纪这一历史时期通常被称作“近代早期”。这是一个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农业经济、等级社会、贵族统治和基督教宗教神学仍占主导地位，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管理制度已经出现，市民—资产阶级也开始兴起，思想文化的世俗化倾向初露端倪。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新旧混杂但新兴事物不断发展壮大的时期。

如果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近代早期开始于新航路开辟、意大利新时代的曙光见诸于文艺复兴，那么由奥古斯丁修士、维登贝格（Wittenberg）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Martin Lu the r，1483—1546）发起的宗教改革堪称德意志国家全面转型的发轫。宗教改革首先是一场教会革新运动，它摧毁了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对宗教救赎权的垄断，创立了路德教、加尔文教等多个福音教派，促成了一系列国家教会或邦国教会的建立。宗教改革也是一场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运动：它使正在形成的现代国家政权制服了教会，掌握了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它也把“天职”观念和苦行生活移植到现实社会，用个人的自我控制取代了外来的强制；在教育、济贫和伦理道德诸方面，宗教改革也开创了种种新风尚，为改造大众素质和民族精神奠定了深厚基础。这一起源于神圣罗马帝国并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有传播的改革运动，特别为德意志近代早期历史打上了深刻烙印。

西方语言中的“宗教改革”概念源于拉丁文的reformatio一词，其原意为恢复原初状态，也包含有“改善、改良、改进”某个机构或社团的意图。同整个古典文明一样，这个概念也曾在基督教兴起之后被人遗忘。对于虔诚的基督教徒来说，上帝已经圆满地创造了世界，任何变动都是对上帝设立的秩序的反抗，都是不可饶恕的叛逆。因此，在整个中世纪，被基督教教会教义和宗教神学禁锢住了心灵的芸芸众生，虽然不乏反抗剥削压迫的“冒险”之举，却很少有改造现行制度的意图。直到14世纪，reformatio才被一些热衷于研究古希腊罗马典籍的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革除日益严重的弊端，重建原始的、“为上帝所设立的”秩序的要求也由此得以提出。至15世纪，reformatio已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广泛流传，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引起了许多不确定的希望和期待。在这里，恢复昔日“黄金时代”，实行原有典章制度的“向后看”思想虽然仍占主导地位，但也出现了企图使“旧风俗”和“好习惯”适应新时代的“向前看”努力，它甚至在民众的敬虔中激起了狂热的关于世界末日的乌托邦幻想——一种与主张以沉思、净身和改过自新的态度来对待可怕的世界末日迥然不同的行为方式。

1517年，马丁·路德写作《关于赎罪券功效的辩论》（Disputatio prodeclaratione virtutisindulgentiarum），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运动，导致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在当时，这一运动还没有被称作reformatio或德语的Reformation。当时，对于大部分宗教改革家来说，只有恢复初期教会的信仰与操守，才能最有效地改革与更新基督教。新约圣经所见证的“使徒时代”和通常被称为“教父时期”的基督教诞生后的最初五个世纪是基督教的“黃金时代”，是基督教最具活力的时代，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宗教精神和形态，是基督教信仰与实践的源泉。用马丁·路德的话来说，“圣经与圣奥古斯丁”就代表了全部的改革方案。使用“宗教改革”概念来标识这一运动的做法，始于百年后福音教神学家回顾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这一伟大壮举之际，并且从此之后，宗教改革便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与一般性的改革明确区别了开来。19世纪德意志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更把1517—1555年视为“宗教改革时代”（Zeitalterder Reformation）。兰克强调政治和宗教的相互制约以及国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互影响，认为宗教改革时代的本质恰恰体现在罗马天主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紧张关系方面，宗教改革以其对基督教的净化引领欧洲登上世界历史的一个顶峰。

时至今日，西方学者大都继续采用兰克的“宗教改革时代”说，只是进一步扩大了它的时间跨度，从1517年路德批判罗马教皇贩卖赎罪券开始，向下延伸到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Der Dreiigjhrige Krieg）的终结，这就极大丰富了宗教改革概念所包含的历史内容，也更充分地展示了这一时期德意志历史的典型特征。本书所用宗教改革概念主要是指“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改革”，同样包括了从16世纪初直至17世纪中叶这样一个较长的时段。

德意志国家是从法兰克帝国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政治实体，在这里，部族公国的权贵们从一开始就享有很大的独立性，习惯于把他们的地产看作自己的自由财产，而不是从国王那里得到的采邑；习惯于将自己辖区内的居民看作自己的奴仆，而不是直接隶属于国王的臣民。不仅如此，德意志权贵们还坚持自由选举国王的制度，并通过对选举权的操纵，直接参与国家高层政治。国王有名无实，既不掌握独立的行政管理权和司法审判权，也不拥有充足的财政收入和军队，其地位和诸侯相差无几，只能依靠自己的家族势力，以“合伙人”身份领导着部族公爵，极少有直接干预公爵领地内部事务的可能性。

然而，自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Otto I.，912—973）被罗马教皇约翰十二世（JohanⅫ.，937或939—964）加冕为“罗马人皇帝”（Romanorum imperator或Kaiser der Rmer）以来，德意志国家便成为已经灭亡的西罗马帝国和法兰克帝国的“合法”继承者了，其统治者也自视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和罗马教会的保护人。为了履行这一“神圣而光荣的”职责，德意志国家历代君主不断兴师动众，四处扩张，最终在12—13世纪将“神圣罗马帝国”（Sacrum Imperium Romanum或Sacrum Romanum Imperium或Heiliges Rmisches Reich）打造成了一个囊括中南欧日耳曼、罗曼和斯拉夫等诸多语族在内的庞大的“前民族”和“超民族”复合体。

不言而喻，德意志统治者超出一般国王的更高权力要求也经常受到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坚决抵抗。在国外，罗马教皇和意大利、法兰西、波兰、匈牙利诸国统治者是罗马人皇帝的激烈竞争者。在国内，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诸侯也极力限制皇权的过分膨胀。在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双重压力下，皇帝的权力日趋衰落，国家四分五裂，民心涣散，乱象丛生。

面对这种局势，不仅皇帝一筹莫展，帝国等级也无能为力。15世纪末，“罗马人国王”（Rex Romanorum或Knig der Rmer）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和以美因兹（Mainz）大主教贝特霍尔德·冯·亨内贝格（Berthold von Henneberg，1441或1442—1504）为首的部分帝国等级都主张进行“帝国改革”（Reichsreform），希望通过改革，消除混乱，增强国力。但在由谁掌握帝国统治权问题上，国王与等级改革派又互不相让，展开了激烈争夺。国王要增强帝国的军事力量，扩大君主的政治行动空间；等级改革派则要用选侯联盟统治取代君主个人统治，建立贵族寡头政治。通过国王与等级改革派的相互妥协，帝国改革得以部分实现，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政局。无论国王还是等级改革派都力量有限，都不能按照英国或法国的模式将神圣罗马帝国建设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鉴于帝国的没落已经覆水难收，一些势力较大的帝国等级，特别是选侯和大诸侯便把精力转到自己所管辖的领地上，利用早已获得的诸多政治、经济特权，致力于进行国家建设：设立邦国政府，招募官员和军队，削弱贵族特权；干预城市和教会事务，实行社会驯化；通过征收赋税、投资矿山、铸造货币、垄断贸易等手段，增加财政收入；通过创办大学培养专业人才，充实官僚队伍，提高工作效率；确立长子继承制和领土不可分割原则以统一领土；建立以邦国君主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制度。

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宗教事件，它最深的关切是神学性的。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路德长久以来就对负有“原罪”之人的“得救”问题苦思冥索，希望得到一个确切答案。他也曾尝试教会所提供的“救赎”方法，希望通过刻苦修炼获得上帝的宽恕。但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在极度绝望的时候，路德顿悟到上帝的恩典，从而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虽然受到教会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但路德对自己从深刻的宗教体验中获得的思想观点的正确性极具信心。为了对自己的良心负责的缘故，即使被教皇开除教籍、被皇帝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者，路德也不放弃自己的学说。而在帝国选侯、萨克森（Sachsen）公爵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1463—1525）的保护下，不仅路德的身家生命得到了保全，“路德事件”（Causa Lu the ri）也从纯宗教领域转入了宗教政治斗争领域。

马丁·路德否定善功得救论，张扬上帝的恩典和圣经的权威，强调基督代人赎罪和因信称义学说。他也揭露罗马教皇的腐败堕落及其对德意志民族的剥削掠夺，呼吁德意志贵族在组织上、司法和行政管理上摆脱罗马教廷的一切控制。他还取消教会的神圣性，创立邦国教会，号召基督徒服从世俗政府而不要服从错误的教会。路德的宗教—政治主张不仅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也受到不少诸侯的大力支持。在“激进派宗教改革”（The radicalreformation或Die radikale Reformation）和“普通人革命”（Revolution des Gemeinen Manns）高潮过后，“诸侯宗教改革”（Fürstenreformation）或 “官 厅 宗 教 改 革”（obrigkeitliche Reformation）也广泛开展起来。

一大批皈依了福音教的诸侯自觉承担起邦国宗教领袖职责，进一步将教会事务纳入政府管辖范围。他们选派神学家和法学家进行教会视察，纠正弊端，纯洁教士队伍；没收（或者至少委派官员监控）在神学上已经成为多余之物的教会财产充作俗用；颁布法令，规定教牧制度、教会教义和礼拜仪式，创立宗教统一；设立由法学家和神学家组成的“教会监理会”（Konsistorium）或“教会参事院”（Kirchenrat），处理基督徒婚姻和家庭纠纷事务；建立基督教学校，实行强迫教育，培养知识广博的教师，造就“真基督教徒”；把教会组织成了一个邦国统治机构，将神职人员改造为邦国行政管理人员，使教会生活官僚政治化；加强政治驯化、社会监控以及对行为反常的团体的镇压或者驱逐，打造新型的社会秩序。

为了对抗皇帝和其他反宗教改革势力的镇压，保卫宗教改革的各项成果，福音教诸侯还相互串联，缔结军事同盟，发动和参与宗教—政治战争，力争使福音教成为与天主教并列的合法宗教，使福音教教徒享有与天主教教徒相同的权利。

诸侯宗教改革制止了罗马教廷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和剥削，废除了教会凌驾于国家和民众之上的特权，排除了皇帝或帝国机构向邦国施加压力的可能性，确立了由诸侯和邦国政府决定邦国的宗教信仰、管理和处理宗教事务的制度，促进了邦国的国家化建设。一些管辖区较大、实力较强的邦国，如奥地利（sterreich）、巴伐利亚（Bayern）、萨克森、勃兰登堡（Br and enburg）、汉诺威（Hannover）、符滕姆贝格（Württemberg）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等，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各种各样国家机器和国家主权的独立国家，其统治者也成为精神上和尘世上的双重领袖，为实行邦国君主专制奠定了基础。

但也应当看到，在宗教改革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罗马人皇帝仍是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在国际事务中也继续充当帝国的首席代表者。皇帝的权力虽然受到了限制，但并非绝对的限制。恰恰相反，皇帝还是有一定权威的。在帝国等级会议中，皇帝通过其首席专员，也通过诸侯院中的奥地利公使，自1708年起还通过选侯院中的波希米亚（Bohemia或Bhmen）选侯来代表。皇帝的权威对帝国等级仍有约束力，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皇权的控制。皇帝也经常利用帝国等级间的矛盾，大搞政治平衡。在帝国乃至欧洲政治事务中，历届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也因为掌握着帝国境内的最大邦国——奥地利大公国、兼任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等国国王职务而占有一席重要地位。面临信奉伊斯兰教、以征服欧洲和基督教世界为目标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哈布斯堡皇帝仍以欧洲和基督教会保护者的身份，发出抵抗号召，并得到了不少基督教徒的响应！

除此之外，皇帝还拥有一定的保留权，如等级晋升权、豁免准许权和特权授予权等。在如帝国这样的贵族社会中，皇帝提升等级地位的权力尤为重要，即使接纳某人参加帝国等级会议之事需要等级会议开会审批。皇帝可以通过颁布延期偿付法令，减免弱小帝国等级的债务，保护他们免遭债权人追讨。在普遍陷入财政危机的时刻，这一权利也大大有助于提高皇帝的影响力。在与帝国等级进行对抗时，皇帝也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贯彻自己的意志。由于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帝国中最强大的邦国，因此作为该邦君主的皇帝也能够发挥一个强邦君主的作用。只是皇帝欲在帝国层面加强皇权，实行君主专制，建立哈布斯堡王朝一统天下的大帝国的梦想彻底破灭了。皇帝只能与全体帝国等级一起，依靠神圣罗马帝国现有的中央政权机构，勉强维持帝国的运转，以便在相对稳定的帝国框架内维护自己家族和王朝的利益。

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多民族混杂局面不同，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各个邦国大都是德意志民族的，尽管仅仅由德意志民族中的部分群体所构成。在这些邦国经过宗教改革发展成为拥有国家主权的“独立王国”之后，统一的德意志现代民族国家已经不可能由神圣罗马帝国来创建了，唯一的可能性是由某个或某些德意志邦国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然而这条道路也是十分曲折和漫长的。

一方面，同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们一样，拥有强势的邦国君主，在扩张自己的邦国、推行专制统治时，最初考虑的主要是统治者家族的利益，而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当家族和王朝利益与帝国利益或德意志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大都不惜牺牲后者保护前者。他们的统治区域虽然不断扩大，但没有一个邦国的疆域能够覆盖整个德意志语言文化圈。另一方面，一些势力较为强大的邦国的扩张方向也脱离了德意志人的核心居住区，转向神圣罗马帝国以外的地区，忙于侵占和吞并非德意志人的、异族和异文化地区，甚或为了满足个人的统治欲望，甘愿充当异国的国君，如奥地利大公经常兼任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国王，萨克森选侯和汉诺威选侯后来也分别当上了波兰国王和英国国王。就其统治区域面积的庞大和臣民数量的众多而言，这些邦国君主可谓是真正的大国君主，但在这个大国内，德意志人与非德意志人混杂，根本不存在近代民族国家概念。

邦国君主也大都以承认贵族的地方统治权为诱饵，换取贵族对自己邦国统治权的认可。这样一来，贵族在地方上的支配地位就得到了巩固，其通过剥削农民或农奴而获取的收入也得到了保障，而在贵族放弃了争夺邦国统治权的等级权力之后，邦国君主就可以更加任意地行使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政权了，只是不能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彻底专制统治。邦国君主管中央，贵族管地方，邦国政治的二元权力结构由此形成。

邦国君主对家族利益的片面追求及其专制统治的不健全，不仅严重伤害了德意志邦国的国家建设，而且大大推迟了德意志国家统一和民族国家建立的时间。直到19世纪60—70年代，普鲁士国家才借助拿破仑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东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最终通过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的“铁血政策”（Blut und Eisen），以排除奥地利的方式，建立起了以普鲁士为核心、多个德意志邦国联合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在并非完美的意义上完成了德意志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进程。

以上是为“信仰分裂时代”德意志国家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也是德意志国家相对于同时代的英国和法国而特立独行的一条特殊的从中世纪封建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

第一编　宗教改革的发端

第一章　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意志国家概况

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意志国家依然被裹挟在“神圣罗马帝国”这一中世纪国家形态之中，其疆域虽然比较辽阔，但却没有明确界限，也很不稳定。部分领土隶属于帝国而非王国，也有部分土地只是皇帝的世袭领地而非帝国领土。帝国居民分属于多个种族或民族，其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更是千差万别。

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农、工、商业齐头并举，商品货币关系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大企业和大公司也开始出现。社会上，传统的等级结构延续，但在各个社会等级内部，高低、大小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部分高级贵族上升为教会诸侯或世俗诸侯，低级教士、没落骑士、无耕地农民和无职业城市平民却陷入日益严重的生活困境。等级之外，诸如矿山工人、大学毕业生和国家官员等新兴职业团体开始大量涌现，但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诚实者”和诸如吉普赛人、犹太人等“无独立法律地位的人”位于社会边缘，备遭歧视和排斥。

政治上，早在法兰克王国时代就已确立的采邑分封制仍然有效，作为首席采邑主的罗马人国王或皇帝同时也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但享有大量特权的帝国选侯和一般诸侯已经开始在自己的邦国内进行国家化建设，在帝国层面也要求对皇帝的权力进行分割和约束。“罗马人国王”马克西米连一世和部分帝国等级力图实行帝国改革，但动机和目的大相径庭；国王要增强帝国的军事力量，扩大君主的政治行动空间，改革派帝国等级则要用选侯联盟统治取代君主个人统治。通过国王与帝国等级的相互妥协，帝国改革得以部分实现，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政局。

与此同时，天主教会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和精神生活依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一方面，社会—政治的分裂，为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加强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及剥削提供了可乘之机，而教会的横征暴敛和腐化堕落又激起了德意志社会各界的普遍憎恨，反教权主义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另一方面，在广大民众当中，希望通过朝圣和购买赎罪券等虔敬行动求得解脱的宗教热情依然十分高涨，而在宗教界和神学界，天主教官方的宗教信誉和救赎功能早已受到怀疑，非教会的、个人的神秘主义和“现代虔信”思潮广泛传播，回归原始基督教的改革运动也蓬勃兴起。人文主义思想家则渴望通过教育来恢复人间的道德，也提出了对教会的“头和身体”进行全面改革的种种倡议。

第一节 疆域变迁和人口增长

一、疆域变迁

经过奥托、萨利安和施陶芬诸王朝统治者的苦心经营，神圣罗马帝国在13世纪成为欧洲疆域最大的国家，囊括了日耳曼语族、罗曼语族和斯拉夫语族等诸多种族及民族，大有独霸欧洲之势。盛极必衰。13世纪以降，在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制约下，帝国的扩张严重受挫，边界也开始变得不稳，疆域和人口屡有变动。

在西北部，丹麦国王掌握了对赫尔施泰因（Holstein）公国、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主教辖区和奥尔登堡（Oldenburg）伯爵领地的实际控制权，其中，石勒苏益格仅仅因其与赫尔施泰因公国不可分离的原则而与帝国联系在一起；赫尔施泰因属于帝国，石勒苏益格却不属于。

在西部，几乎没有一处边界是无争议的，尤其是为了争夺勃艮第（Bourgogne或Burgund）公 爵 的遗 产 尼 德 兰（Nederland或Niederlande），哈布斯堡家族历代统治者与法国国王进行了无数次战争。

尼德兰原属神圣罗马帝国领土的一部分，自14世纪下半叶由勃艮第公爵管辖，而勃艮第家族又是法国瓦卢瓦国王家族的一个支系。1477年1月5日，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Charles Ier le Téméraire或le Hardi，1433—1477）在南希（Nancy）战役中阵亡。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连，即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通过迎娶“大胆”查理享有遗产继承权的女儿玛丽亚（Maria）为妻，间接获得了对勃艮第和勃艮第属尼德兰的统治权。1512年，马克西米连一世将尼德兰置于由帝国改革创设的帝国机构的管理之下，规定尼德兰人必须服从《永久国内和平法令》（Ewiges Landfrieden），必须缴纳帝国税。但因帝国等级不愿承担保护尼德兰、抵制法国入侵的责任，尼德兰主要成了哈布斯堡的家族财产。宗教改革爆发后，一大批皈依了加尔文教的尼德兰贵族也开始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要求脱离帝国，建立独立国家。

位于帝国西南部的瑞士各地原本也是帝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其居民随山谷与河流之势接受了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等不同语言以及各语族不同的生活方式。13世纪初，随着统治这一地区的蔡林格家族灭绝，苏黎世（Zürich）、伯尔尼（Bern）、弗赖堡（Freiburg）和沙夫豪森（Schaffhausen）等城市成为自由的帝国城市；乌里（Uri）、翁特瓦尔登（Unterwalden）和施维茨（Schwyz）等农业区（也称森林区）同样获得了不少自由。13世纪末，哈布斯堡家族实力大增，并在瑞士各地开始了强势扩张。为了捍卫自己“古老的自由”，说德语的乌里、翁特瓦尔登和施维茨“三个老区”的代表于1291年8月1日结成“永久同盟”，约定互相支援，不承认任何委任的长官，发生矛盾由各方都可接受的仲裁人裁决。哈布斯堡家族极欲取得罗伊斯（Reuss）河谷和圣哥达（St.Gothard）山口的控制权，多次发动对瑞士的战争，但都遭遇到顽强抵抗。

1353年，在卢塞恩（Luzern）、苏黎世、伯尔尼、格拉鲁斯（Glarus）和楚格（Zug）相继加入后，永久同盟扩大到8个州。1415年，永久同盟占领介于苏黎世、卢塞恩及伯尔尼之间的阿尔郜（Aargau或Allgu），迫使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退出瑞士中部。至1481年，在索罗图恩（Solothurn）和弗赖堡两城市加入后，瑞士联盟扩大到10个州；其中，伯尔尼、卢塞恩、苏黎世、弗赖堡和索罗图恩5个城市州与乌里、施维茨、翁特瓦尔登、格拉鲁斯和楚格5个乡村州达成了一种数量上的均衡。

参加瑞士联盟的各州不想在本国土地上容忍任何邦国君主权力。它们很早就设立地方代表会议，自行处理联盟内部事务。从1471年起，瑞士联盟各州不再派代表参加神圣罗马帝国的等级会议，不再接受帝国的法律裁决，甚至不再向帝国纳税。1495年，在马克西米连一世和帝国等级改革派推行帝国改革时，瑞士联盟坚决表示反对，不仅抗议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而且也不赞成将帝国等级纳入帝国行政区；它要求维护传统法权秩序和“等级自由”。马克西米连一世呼吁施瓦本同盟出兵惩罚，帝国最高法院也对瑞士联盟的个别城市进行审讯并对圣加仑（Sanggale或St.Gallen）宣布了帝国放逐令。1499年2月，施瓦本同盟军队集结于上莱茵（Oberrhein）地区，马克西米连一世任命巴伐利亚—慕尼黑（Bayern-München）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四世（Albrecht IV.，1447—1508）为施瓦本同盟军队临时总司令，并拟定了一个围歼瑞士军队的计划。但正式战斗尚未开始，瑞士人就在多尔纳赫（Dornach）发动突然袭击，致使施瓦本同盟军队右翼毁于一旦，1.6万名士兵被歼灭。马克西米连一世不敢再战，遂于9月22日同瑞士联盟订立《巴塞尔和约》（Frieden zu Basel），撤销帝国最高法院对瑞士的起诉，免除瑞士联盟的纳税义务。

《巴塞尔和约》签订后，瑞士联盟实际上已经独立，名义上却又属于帝国。一方面，不少瑞士人虽然坚持自己传统的、源于帝国的自由权，但也承认自己是帝国臣民。另一方面，瑞士联盟进一步巩固。1501年，巴塞尔（Basel）和沙夫豪森加入，联盟扩大到12个州。1513年，农业区阿彭策尔（Appenzell）又被接纳到联盟之中，是为第13个，也是最后一个加入瑞士联盟的州。“永久同盟”扩及整个瑞士区域，并在1536年之前确定了同盟内部的管理规则，从而完成了由同盟向联邦的过渡，形成瑞士联邦，而其完全独立地位，则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际，由《威斯特法伦和约》（Der Westflische Friede）确定的。

在施陶芬王朝统治时期，神圣罗马帝国曾经占领了除威尼斯（Venezia或Venedig）共和国和教会国家以外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自西南向东北斜穿亚平宁半岛的教会国家也被称作“彼得遗产”（Patrimonium Petri），包括拉丁地区的一些乡村和城镇；它们通过武装斗争，巩固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自14世纪起，威尼斯共和国大举入侵内陆，在南欧占领了大片土地，其疆界北临蒂罗尔（Tirol）伯爵领地和克赖因（Krain）公国，西靠米兰（Milano或Mailand）公国，直接威胁到帝国南部边境的安全。至16世纪初，“帝国属意大利”只剩下萨伏伊（Savoia）公国、米兰公国、热那亚（Genova或Genua）共和国等地了，并且就是在这些邦国，帝国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只有萨伏伊公国被纳入了新的帝国行政区划，其他地区的统治者却自行其是，经常无视他们传统的对于皇帝和帝国的效忠义务。

不仅如此，法国瓦卢瓦王朝统治者也先后多次入侵意大利，并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和卡尔五世（Karl V.，1500—1558）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最后，帝国在意大利的权力虽然得以继续保留，甚至还有所巩固和扩大，但帝国属意大利的重新封建化更多地有利于哈布斯堡家族而不是帝国，例如皇帝卡尔五世就在1540年将米兰公国封给他的儿子腓力（Felipe）领有，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支系由此将其势力扩展到了意大利北部。直到17世纪，出自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支系的帝国皇帝才收复这一“失地”。

在东部，帝国边界将后波莫瑞（Hinterpommern）、诺伊马克（Neumark）和作为波希米亚王国附属国的西里西亚（Schlsing或Schlesien）和摩拉维亚（Morava或Mhren）圈在境内。德意志骑士团（Ordo Teutonicus）占领区和波罗的海（Baltkum）沿岸的一系列主教管区和里加（Riga）城也属于帝国，只是其帝国属性很不牢固。按照1226年的《里米尼金玺诏书》（Goldene Bulle von Rimini），骑士团国家应接受帝国皇帝的管辖，但因地处帝国采邑联盟之外，骑士团首领未对帝国承担任何具体职责和义务。此外，罗马教皇也一再提出其对骑士团国家的主权要求。

自15世纪中期起，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步入鼎盛时期，从北方的道加瓦河（Düna）扩张到南方的黑海（Schwarzer Meer），从西方的波森（Posen）扩张到东方的第聂伯河（Dnjepr），并且大有吞并骑士团国家之势。在多次战败并丧失了若干领土之后，骑士团国家首领不得不与波兰国王签订《第二托恩和约》（Zweiter Frieden von Thorn，1466），承认波兰国王为其与教皇并列的封主，并将包括爱沙尼亚（Estonia）和库尔兰（Kurzeme或Kurland）在内的利沃尼亚（Liwonia或Livland）德意志骑士团地区割让给波兰国王，称作“王家普鲁士”（Kniglicher Preuen），只有骑士团的大宗师（Hochmeister）依然被看作帝国诸侯。在1509年的沃姆斯（Worms）帝国等级会议上，骑士团向皇帝和帝国等级提出保护要求，但未被理睬。宗教改革和福音运动兴起后，出自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弗兰肯（Franken）支系的德意志骑士团第37任大宗师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1490—1568）于1525年5月26日在承认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Zygmunt I.，1467—1548）宗主权的情况下，将德意志骑士团国家转变成为一个世俗的普鲁士（Preuen）公国，并从波兰国王那里获得了可世袭的“在普鲁士的公爵”爵位。这样一来，普鲁士就暂时断绝了与帝国的联系。

帝国东南部边界在奥地利、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和克赖因等地，沿着从克拉科夫（Kraków或Krakau）通向里耶卡（Rijeka）和阜姆（Fiume）港的路线延展至亚得里亚海（Adria）。但自1469年起，奥地利诸公国多次遭到奥斯曼帝国骑兵的骚扰。神圣罗马帝国的东南边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二、人口增长

在中世纪晚期，神秘的黑死病夺取了欧洲1/3的人口，有的地方甚至死亡过半，而在瘟疫过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欧洲的人口繁衍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5世纪末，才出现新一轮的人口增长趋势。神圣罗马帝国也不例外，到1500年前后，帝国人口（不包括骑士团国家和帝国属意大利的人口）已经达到1800万—1900万。此时的帝国人口相当于欧洲全部人口的1/4；在其他欧洲国家中，只有法国以其1500万—1600万的人口数量，接近帝国的人口。

绝大多数的人居住在乡村，但城市人口增加迅速，城乡人口密度差别很大；农村地旷人稀，城市人满为患。而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东西部人口分布不均的现象也十分突出。帝国西部，特别是在尼德兰等城市化水平较高地区，人口密度很大；帝国东部和纯农业地区却人烟稀少。另外，采矿业的高度发达也使得帝国境内的一些矿山和工业地区聚集了大量人员，勾勒了一道十分独特的帝国风景线。

在人口密度较大地区，有的地方可达平均每平方公里70余人的水平，而整个帝国的平均人口密度则在每平方公里20人左右。帝国的土地一方面已经得到了较高程度的开发，另一方面又有足够多的空间以容纳更多的人口，只是土地储存主要位于北部和东部地区，而在西部和南部人口稠密地区，就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而言，食品供应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帝国居民由多个种族和民族构成，其语言分属日耳曼、斯拉夫和罗曼语系，包括德语、波兰语、法语、意大利语等，而在德语中又有下德意志、中德意志和上德意志等诸多方言。德意志人是帝国的主要载体，构成帝国的核心民族，然而，帝国的边界不是语言的边界，若干讲其他语言的人群和部族也归属于帝国，相反，有一些讲德语的人群却未被纳入帝国范畴。在帝国西部和南部地区，德意志人虽然占绝大多数，但凯尔特人和古罗马帝国的影响十分明显，而讲德语的东普鲁士（Ost -Preussen）地区却长期游离在帝国之外，其居民多为“东进”而来的德意志移民。

德意志国家在建立后，继续沿用“东法兰克王国”称号，后来虽然出现了“德意志王国”的名称，但未被正式确立为国名，相反，自962年奥托一世由罗马教皇加冕为皇帝后，它就以古罗马帝国和法兰克帝国的后继者自居，号称“罗马帝国”。而为了彰显其神圣性，德意志国家自12世纪中叶起开始称作“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自13世纪中叶起称作“神圣罗马帝国”。至15世纪，随着民族意识在欧洲各国的逐渐高涨，德意志王国的普世性不断遭到质疑，“神圣罗马帝国”也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德意志民族的国家了。尽管如此，神圣罗马帝国并非民族国家或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由相对独立的帝国成员通过松散的法律纽带联合起来的政治实体，是一个“前民族”和“超民族”的国家。帝国统治者继续沿袭古罗马帝国的传统，并以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的神圣意志”来论证其统治地位，力图通过基督教会的监护人和整个基督教世界最高的世俗统治者这一身份，贯彻个人的扩张和统治意志。进入近代以后，这种基督教封建大一统的普世主义思想或者说中世纪帝国观念，既难以维持又严重阻碍着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德意志民族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得不克服但又很难克服的一个痼疾。

第二节 经济繁荣与社会分化

一、经济繁荣

（一）农业

在中世纪人口大规模减少时期，神圣罗马帝国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劳动力严重缺乏，农业生产持续低迷：农家院落凋零，田野荒芜。现在，随着人口的增多，对粮食的需求提高了，农产品和耕地的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经营开始有利可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与之相应，农业生产有了显著发展：被废弃已久的农场得到了修缮，闲置的农田得到了重新耕种，乡间地头到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也得到了大规模开垦和充分利用。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田数量日益增多。贫瘠的地段不再抛荒，草地和灌木林得以刈除翻耕，浅滩沼泽地变为良田，部分森林也遭到了砍伐。特别是通过围海造田，原本颗粒无收的海岸滩涂，现在则呈现麦浪滚滚、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6世纪，通过围海造田，神圣罗马帝国新增耕地多达4000公顷。

除了耕地面积扩大，农业景气还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生产集约化；选种、深耕、轮作、灌溉和施肥等生产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和改良，粮食产量明显提高。在大部分农业区，人们实行经过改良的两种一休的三圃制：农田被划分成三部分，每年在冬收、夏收和休耕三者之间进行轮换。在人口密集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农业区，如萨克森、莱茵河（Rhein）流域和尼德兰的部分地区，人们还采用了四圃制或五圃制，甚至进行园艺式耕作。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main）和施特拉斯堡（Straburg），园艺工匠甚至组建了专门的行会，而在土地贫瘠或气候条件恶劣的地方，例如在帝国中部山区，人们只能采用二圃制，甚或采用不定期的草耕结合方式。

精耕细作自然有助于收成的提高。在尼德兰，中世纪晚期麦子的种子和收成比例为1∶4.45，到16世纪末则达到了1∶11。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的专门化和商品化趋势也日趋明显。帝国东部的德意志移民源源不断地向佛兰德（Fl and ern）人口稠密地区输出谷物。萨克森、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图林根（Thüringen）、威斯特法伦（Westfalen）和中弗兰肯盛产啤酒花，不仅可以满足自己需要，还销往国外。易北河（Elb）、威悉河（Weser）和莱茵河沿岸是著名的葡萄产地，而威斯特法伦、下萨克森（Niedersachsen）、博登湖（Bodensee）和上施瓦本（Oberschwaben）的亚麻种植和图林根的大青（即菘蓝）则为纺织业提供了重要原料。

15世纪末堪称“食肉的时代”。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价格比较贵的肉类食品销售量大幅度增长，家禽和肉猪的养殖由此得到了促进。食鱼量同样很大，但其推手，除了生活改善还有教会斋戒成规；在斋戒日，教徒不得食肉，只能以鱼类食品来替代肉类食品。在北海，鲱鱼捕捞大规模发展。在内地，池塘养鱼也兴盛一时。直到16世纪末，在工资—物价剪刀差日趋扩大后，鱼肉消费量才出现大幅下降。

也应当看到，由于大规模的开垦，生态环境开始恶化。森林不再是纯原始的了，其再生必须通过种植来维持。木材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其利用必须通过林木管制来加以约束。而对面包、米粥和啤酒的大量需求使得帝国成为一个粮食主产区，畜牧业退居次要地位，结果是肥料奇缺，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用三叶草和豆科植物沤肥代替人畜粪便。

从土地的占有方式和生产经营方式来看，意义重大的变革并没有出现。领主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仍是最主要的土地占有方式；农奴制、佃仆制、雇佣制和一般租佃制经营等，则是最主要生产经营方式。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农民个体经营仅属个别现象。

领主制和农奴制是采邑分封的产物。领主从封主那里得到领地，是封主的附庸，要对封主履行服兵役、纳贡赋及其他义务。领地一般不得转让、出卖，但在领地之内，领主便是享有行政管辖权、司法审判权、征兵权、征税权等各项“主权”以及其他特权的最高统治者，占有大部分土地、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并在很大程度上占有农奴的人身。大领主除了官吏、法庭、监狱外，还设置关卡、铸造货币、征收赋税，对农奴或农民实行超经济剥削和压迫。

地主土地所有制虽与封建制有联系，但并非封建制的逻辑结果，而是土地商品化的产物。地主主要通过购买、继承和兼并等途径获得土地，数量无限；大地主甚至可拥有面积可观的庞大地产。地主不仅拥有土地的产权，还可以自由租赁、买卖土地。地主把土地出租给农民，剥削农民的劳动所得，但没有行政、司法、征兵、征税等权力，需向国家交纳赋税，一般也不能对佃农实行超经济强制。

自耕农则依据土地占有多少，有大户和小户之分，但无论大小户，均需向国家交纳赋税，或以服兵役和徭役抵偿纳税。捐税、歉收、疾病、继承人分家、诉讼等天灾人祸，经常将自耕农驱向高利贷者，而在无力偿债的情况下，或者丧失土地，沦为流民；或者投靠较有势力者，成为贵族或教会的依附农。

如果说中世纪晚期的农业萧条主要损害了为市场生产的大地产经营者的收益，那么现在的农业景气也主要是对他们有利的，尤其是从赫尔施泰因直至易北河以东、波罗的海沿岸的庄园主获益匪浅。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他们所经营的都是比较大的农场。这些农场即使在中世纪晚期大萧条的时候也未中止经营，现在，通过圈占荒地，其规模进一步增大了。第二，帝国东北部的庄园经济不仅受到当地因为人口增加而出现的粮食需求提高的刺激，也受到欧洲大陆西北部工商业区大规模粮食需求的刺激。这个地区高度发达的集约农业经济虽然可以满足城市居民对牛奶、黄油和水果的需求并从中获得丰厚利润，但要满足基本的粮食需求就必须依靠进口，而易北河以东的庄园主则是其最重要的供应者。第三，帝国东部的庄园经济也从正在开始的诸侯统治中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些邦国统治者为了笼络等级贵族，允许后者恢复在人口减少时期有所松弛的农奴制，加强对农民的管制，降低劳动力成本。此外，有利于农作物成长的气候、奥得河（Oder）和维斯瓦河（Weichsel）良好的水路交通，也为易北河以东地区的贵族们提供了发展农业的机遇。

易北河以东的庄园经营虽然获益多多，对其平均效益却不可高估。尽管有超过100公顷的可观的耕地面积，但其大都是粗放经营的，收成很低。只是在耕地和交通状况允许进行集约式农业生产的情况下，收益才会较好一些。此外，庄园主对谷物贸易的直接参与是以牺牲城市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而对于当地商业贸易的整体发展来说，商人的缺失毕竟是一个巨大的缺陷。

（二）手工业和工业

神圣罗马帝国手工业和工业的境况要比农业好一些，除了在15世纪初有一个短暂的萧条阶段，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景气状态。进入16世纪以后，随着人口增长，工业产品同农业产品一样需求大增，这就进一步刺激了手工业和工业的发展。不仅传统的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有了新的发展，采矿业和冶炼业也蓬勃兴起。印刷业和造纸业则随着新型印刷术的发明迅速繁荣起来。而在生产技术方面，分工日益精细，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批量生产广泛出现。在生产组织方面，城市行会手工业仍占主导地位，但就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而言，农村家庭手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通过承包制，一些富裕手工业者和商人开始突破行会限制，对原料采购、商品生产和销售进行了系统化组织，将手工业和工业生产与较大规模的生产单位和较远的市场联系起来。在采矿业和冶炼业中则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甚至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大企业。

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业遍布帝国各地。其中，尼德兰南部、莱茵河中游和黑森（Hessen）是传统的羊毛纺织业基地。威斯特法伦、下萨克森、博登湖和上施瓦本的亚麻种植区同时也是亚麻布工业中心。现在，施瓦本—巴伐利亚的罗登呢（粗呢）纺织业、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亚麻产业也发展起来。纺织业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是上施瓦本北部以奥格斯堡（Augsburg）和乌尔姆（Ulm）为中心的粗斜条棉布，其所需的原材料棉花由威尼斯进口，制成品却大部分出口到东欧较贫穷的地区；这里的人们买不起价格昂贵的佛兰德毛布或英国毛布。

纺织业的生产单位主要是手工业作坊。在城市里，织布匠们大都按照行会形式组织起来。行会既监管手工业者劳动的质量，又保护本会成员对抗城内“帮工兄弟会”提高工资或缩短劳动时间的要求。但因无需重大技术更新和大量资本投入，农民也可以通过这一副业赚取额外收入，而在农村家庭手工业中，妇女和儿童也参与了生产。又因场地的选择依赖于原材料和劳动力供给情况，纺织业的生产基地比较分散。为了进行较大规模的为外地市场的生产，一些商人便承担了组织工作，成为承包商。他们利用分发原材料、承包产品销售的形式让农民进行个体生产。尽管城市行会经常提出抗议，但因有利可图，这种由商人组织进行的农村纺织业依然屡禁不止。主要由于上德意志商人和承包商的介入，原本只为上德意志地区，特别是纽伦贝格（Nürnberg）生产未漂白和上色的亚麻布的萨克森和西里西亚亚麻产业逐渐赢得了更大的销售市场。上施瓦本出产的粗斜条棉布也是重要的远程贸易商品。

金属加工业这个分工细致的行业主要集中于城市，并且主要由各个独立自主的师傅按照行会章程进行经营，其中心原在纽伦贝格和上普法尔茨（Oberpfalz）诸城市，逐渐地，从帝国西部的下莱茵（Niederrhein）河流域和黑森林（Schwarzwald）到东部的波希米亚，也有不少由承包商组建的非行会手工工场出现在广大农村地区。在这里，个体手工业者不再自己购买原材料，也不再关心产品销售事宜，这两项工作都由中转商人承担。部分手工业者，特别是位于劳动分工末端的手工业者也转变成为承包商；他们原本就有比较丰富的推销产品的经验。但更多的是商人组建规模较大的金属加工企业经销处，他们谙习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对口市场情况，也拥有较多的资本，可以承担购置原材料和远程贸易所需的费用。而在实施承包过程中，不少商人还要亲自监管生产。

鉴于商人的介入，这个时期的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一种前资本主义的、有助于商业资本增值和积累进程的社会形态”。农村的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虽然还只是农民的一个辅助行业，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经济，但商业资本已经成为工业部门的重要推动力量，它也通过这些活动而得到发展。

承包制深受手工业者，特别是那些为外地市场进行大宗消费品生产的手工业者的欢迎。他们可以从承包商那里获得进口来的原材料和为购置设备、进行技术更新所需的资金以及货币收入。然而，手工业者也深受承包商的剥削，特别是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和人口密集地区，承包商支付的收购价格往往很低，仅够手工业者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所需，根本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手工业者越来越疏远市场，其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范围越来越狭窄。这一“萎缩进程”对广大手工业者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后果，越来越多的手工业者成为单纯的生产工具和资本依附者。

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早在12世纪下半叶，帝国的采矿业就开始活跃起来，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更是风行一时，其兴旺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上普法尔茨、内奥地利（Innersterreich）和西格尔兰（Siegerland）的铁矿，波希米亚、萨克森、蒂罗尔和曼斯费尔德（Mansfeld）的铜矿和银矿，都位居欧洲前列；蒂罗尔和曼斯费尔德甚至是欧洲最重要的两大铜矿基地。不仅挖掘出了大量金银财宝，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

就产量而言，帝国是欧洲最主要的产铁国，它的产铁量高达欧洲总量的2/3，其中施泰尔马克的年产量占全欧洲年产量的25%，上普法尔茨占22%。克恩滕（Krnten）和克赖因出产的诺里克（Noric）铁，不仅可以满足本国的需求，还向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大量输出。

采铜业方面，神圣罗马帝国也独占鳌头。由于铸造青铜大炮和通货膨胀引起的大量需求，也由于卡特尔和垄断组织价格操纵导致的价格上涨，铜的采掘规模不断扩大。到1500年前后，北蒂罗尔（Nordtirol）和诺伊索尔（Neusohl）的年产量各占欧洲年产量的1/3，哈尔茨山地区曼斯费尔德的年产量占欧洲年产量的1/4。诺伊索尔的铜矿虽然不属于帝国，但却由奥格斯堡富格尔（Fugger）家族加以垄断经营。

采矿业的发展还使神圣罗马帝国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白银大国”。在16世纪中叶美洲银大量涌入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的白银产量一直高于欧洲其他地区的总产量。埃尔茨山（Erzberg或Erzgebirge）地区的白银开采十分火爆。1492年，萨克森产银3.5吨，1502年8.9吨。1493—1560年，帝国白银的年产量从3.15万公斤上升到5.32万公斤，而欧洲其他地区的产量只从1万公斤上升到1.15万公斤。1500年前后，帝国的银产量大约占欧洲总产量的3/4，到1540年，甚至达到了85%。

与采矿热相对应，采矿和冶炼技术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大约自1495年起，马拉绞盘、水泵、翻斗提升机、转轮、捣矿机、有轨矿车等机械设备被广泛应用于矿井，使得深层开采成为可能。1500年萨克森矿区的圣格奥尔格矿井已经深及地下300米，创当时矿井深度之最深。施瓦茨（Schwaz）是蒂罗尔重要的银矿产地之一，它的法尔肯施泰因矿区在1515年已开挖矿井274个，雇佣矿工1万余人。同年，那里修建的名叫“西吉斯蒙德大公”的巨大排水巷道系统，在地下240米深处开辟了9个巷道，雇用600个工人专门负责排水，费用达1.4万弗罗林。

在冶炼方面，生吹炉被高炉取代，“炭火冶炼”被“煤火冶炼”取代，而萨克森人约翰内斯·芬肯（Johannes Funcken）在1451年发明的用化学方法从银汞共生矿中炼银的技术，解决了炼银生产中的一个大难题。这项技术后来被输入墨西哥，极大地推动了拉美炼银业的发展。萨克森医生和冶金矿物学家开姆尼茨（Chemnitz）人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Georg Agricola，1494—1555）在1530年出版了《论矿冶》（De remetallica，又译《坤舆格致》）一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采矿和冶炼技术，描画出大量矿冶设备，影响了以后的数代人。不过，矿山开采和矿石冶炼比农垦更严重地危害着生态环境，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进一步升级。在一些地方，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河流、水溪尽遭洗矿污水污染。

深层开采、昂贵机械设备、规模化生产等等，大大超出了小矿主的承受能力。一些资本雄厚、市场经验丰富的富商大贾遂投资矿山，不仅购销矿石和矿产品，而且购买或租赁矿山，直接经营矿石开采和冶炼。资本与劳动分离的资本密集型大企业遂应运而生。1495年，奥格斯堡银行家和商人雅克布·富格尔（Jakob Fugger，1459—1525）与斯洛瓦克齐普泽（Zipser）伯爵约翰·图尔措（Johann Thurzo，1466—1520）合办一家贸易公司，在蒂罗尔和匈牙利经营采矿业。到1500年，该公司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他们投资铜矿，在全欧洲建立贸易中心。纽伦贝格、雷根斯堡（Regensburg）、乌尔姆、帕骚（Passau）的商人则开发了上普法尔茨和马克伯爵领地班贝克（Bamberg）一带邻近山区的矿藏。他们投入数额庞大的资本，采用价格昂贵的技术设备，建立资本与劳动分离的矿业公司，发行不记名证券的矿业股票，使“资本主义矿业联合公司”成为采矿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

一些诸侯、贵族和市民也纷纷购买股票，分担成本，分享利润，投机之风盛行一时。据记载，从纽伦贝格或奥格斯堡来的人，往往串通矿山管理人掌握矿区生产消息，在莱比锡（Leipzig）和其他城市进行股票投机，从中渔利。买股票实际是在“赌钱”和“碰运气”，一夜之间能够变成暴发户，也可能成为穷光蛋。每股价值不一，在萨克森施内贝格（Schneeberg）矿区，阿尔特菲特格鲁贝和雷希特（Recht）矿井最贵，每股2400弗罗林，蒙茨矿井最便宜，每股5弗罗林。股值多少是由不同矿井产银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

矿区的生产者主要来自贫穷的农民阶层。他们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合伙生产的成员，而是领取工资的雇工。其总数在16世纪初多达10万—12万人。他们尽管享有一定的“特权”，无需服兵役和缴税，但却在工头的严密监督下劳动，受到矿山主、企业主和包头工层层盘剥。他们也过着流浪生活，身受房荒的困扰，听任市场经济动荡的摆布，被外国招工者和本国颁布的外迁禁令来回折腾。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矿工们也组建了多种多样合作团体，其中有的是宗教性质的劳动弟兄救济团体，用矿工的“储蓄金”帮助老弱病残，有的是法人性质的代表团体，与矿山主和企业主进行交涉，参与政治协商。蒂罗尔、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还多次以罢工的斗争形式，反对实物工资、过长的劳动时间和恶劣的劳动条件。各地矿工也相互联络，积极参与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反抗诸侯及贵族压迫剥削的斗争。

与采矿热同时并行，印刷业和造纸业也随着新印刷术的发明而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

长期以来，图书典籍的流传主要依赖人工抄写和雕版印刷，不仅速度慢，成本高，而且容易出错，无法大批量生产。1450年前后，美因兹印刷工匠约翰内斯·古滕贝格（Johannes Gutenberg，1397—1468）为了批量印制《圣经》谋利，发明了利用铅铸字母进行排版印刷的印刷术。

印刷术的革新极大地推动了印刷业和造纸业的发展，一系列印刷所和多个印刷中心蜂拥而现。其中，奥格斯堡、纽伦贝格、施特拉斯堡和巴塞尔的图书印刷最为著名。在纽伦贝格，仅安东·科博格（Anton Koberger，大约1440—1513）经营的一家印刷所就拥有24台印刷机和100多名伙计。

1502年，第一家造纸作坊在位于哈尔茨（Harz）山地区的韦尔尼格罗德（Wernigerode）诞生。不久，又有50多家相继出现，仅在拉文斯堡（Ravensburg）一地就有5家。造纸业的兴盛又反过来推动着印刷业的发展，两相互动，使神圣罗马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印刷和图书之乡。

以往，书籍贵如金子，文化传播受到极大限制；现在，由于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都可以通过价格低廉、数量众多的印刷品迅速传播了。对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及发展，许多印刷商更是功不可没。巴塞尔的约翰·阿默巴赫（Johann A merbach，1440—1513）和约翰·佛罗本（Johann Froben，大约1460—1527）都印刷出版了大量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的著作，并将它们偷运到敌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地区。到1520年底，已经有81种路德文稿和文集得到了印刷出版，总计达653个版次。从1516年到1524年，神圣罗马帝国印刷品的发行量增加了8倍，仅路德的作品就占2000多件。路德的作品充斥于年市和朝圣场所，这对于福音教学说的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宗教改革家丰富多产的著述活动也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不仅宗教改革是一个“印刷事件”，印刷业的发展也是一个“宗教改革硕果”。

（三）商业

神圣罗马帝国地处中欧，位于地中海贸易区和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之间，境内河渠纵横，道路平坦，城市众多，王公贵族需求旺盛，商人艰苦耐劳，商业贸易一向十分发达。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贸易经历了一种相应的、附带巨大资本积累的繁荣。

就原材料供应而言，亚麻布纺织业用胡麻很大一部分要从东欧进口，羊毛纺织业也需要从英格兰、西班牙和巴尔干半岛（Balkan）进口原料，施瓦本（Schwaben）繁盛的粗斜条棉布生产更依赖于意大利南部地区，甚至是近东的棉花。在纽伦贝格，金属加工业用材料包括施泰尔马克出产的铁、图林根出产的铜和亚琛（Achen）黄铜。而从菘蓝中提取的蓝色颜料则从图林根输往帝国各地，纳普，即所谓茜草，主要来自西里西亚。帝国东部和中部出产的亚麻布大部分要运到上德意志进行再加工。

同原材料供应一样，工业品的销售也需要远距离运转。博登湖的亚麻布溯莱茵河而上，通过水路和陆路经里昂（Lyon）运到地中海区域，尤其是西班牙进行贸易。上施瓦本的粗斜条棉布则运往纽伦贝格市场。纽伦贝格的金属制品在近东和非洲等地都有销售。外国商品自然也大量进口，特别是质量上乘的佛兰德和英格兰毛布颇受青睐。还有从西班牙进口的羊毛，从意大利进口的丝绸和其他奢侈品等等。除了原材料和制成品，食品和烟草也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大宗商品，并且是远程贸易商品。

最引人注目的是易北河以东农业区与欧洲西北部工业区之间的粮食贸易的繁盛。与制作面包和黄油所用粮食同时输出的，还有为满足城市人口食肉需求的丹麦和东欧的家禽及牲畜。从沿海地区深入内地的海鱼贸易也十分活跃，在波兰和上意大利地区都有北欧海鱼销售。而为了腌制和储存鱼和肉，人们也大量购买食盐；仅在科伦（Kln）一地，每年就需食盐60万—70万担。帝国南部的萨尔斯堡则是食盐的主要提供者。除此之外，施韦比施哈尔（Schwbisch Hall）的盐场也可以满足部分需求，而在帝国北部，最多产的盐场位于吕内堡（Lüneburg）附近。尽管如此，帝国北部自身生产的盐远不敷使用，缺口需要用法国大西洋沿岸出产的价格比较低廉的盐来弥补。从事这一进口贸易的主要是汉萨城市的商人，而其起点是布尔纽夫（Bourgneuf）海湾，因此经常被称作“海湾航运”。

15世纪末，西班牙、葡萄牙航海家开辟了通往东、西“印度”的新航路，欧洲商贸中心开始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不过，新航路开辟后，神圣罗马帝国的商业贸易并没有马上衰落下去。汉萨同盟（Hansa或Hanse）虽然已不再如昔日那般风光，其经济实力仍相当雄厚，其商船运货量仍有大幅度增加。经济重心的转移是逐渐进行的。直到16世纪末，才可以说欧洲贸易的重点转移到了西欧国家。

汉萨商人主要向西欧国家贩卖皮毛、树木、石蜡、焦油、粮食等欧洲东北部国家的天然产物和农产品，向易北河以东和以北地区输入西欧国家的工业品和嗜好品，尤其是价格昂贵的毛料和金属制品，但也有食盐和红酒等。汉萨商人在东西方贸易中的权威地位主要受到东西欧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随着王权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东方的俄国和西方的英国逐渐崛起，对于汉萨同盟商贸和海运越来越加以限制了。汉萨同盟仅仅是一个松散的城市联合，自身力量有限，而同样四分五裂的神圣罗马帝国又提供不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在经过一些严重损失之后，汉萨同盟的许多国外栈点纷纷关闭。北海（Nordsee）和东海（Ostsee）的航运也因尼德兰的竞争而逐渐停顿。到16世纪末，尼德兰的商船运货量超过了汉萨同盟；主要是尼德兰人而不是汉萨商人成为日益发达兴旺的海上贸易的承载者和受益者。

与汉萨商人相反，自15世纪晚期开始，上德意志商人迅速崛起，并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发展成为欧洲经济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富格尔、韦尔泽（Welser）、霍希施泰特尔（Hchstetter）、费林（Vhlin）和鲍姆加滕（Baumgartner）等家族最初在纺织品贸易和购销中积累了资本，后来通过与哈布斯堡家族合作转到阿尔卑斯山（Alpen）的采矿业，建立大企业，从事铜、银、水银和矾土的开采、加工和销售，获得巨大财富，控制铜和银的生产。与此同时，他们也从事南北欧贸易，特别是意大利贸易。上德意志商人与意大利商人联系密切，贩运亚洲国家的香料、药材、宝石、丝绸、高档织物和棉花等物品，经奥格斯堡、布雷斯劳（Breslau）运往斯德丁（Stettin），经克拉科夫运往但泽（Danzig或Gdańsk），并由这两个港口运往安特卫普（Antwerpen）。同时也把帝国产纺织品、染料、武器、矿石和金属制品等转销波兰、尼德兰、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甚至经过西班牙远销新大陆。也有一些商人从事获利丰厚的银行业，为教会转输税款和向哈布斯堡家族提供高息贷款。

富格尔和韦尔泽等家族还顺应大航海时代的新潮流，及时地把经营活动从东方转向西方，积极参与了西欧国家的海外扩张。他们通过收买西班牙统治者的手段，获得了在印度、马德拉岛（Madeira）、南美洲等地进行殖民经营的特许，从事开采矿山、买卖黑人和印第安人奴隶的活动。1524年，富格尔家族租得了西班牙国王从圣地亚哥（Santiago）、卡拉特拉瓦（Calatrava）和阿尔坎塔拉（Alcntara）三个骑士团所得税收的征收权。到卡尔五世统治结束时，富格尔家族还控制了瓜达尔卡纳尔（Guadalcanal）的银矿和阿尔马登（Almaden）的汞矿。神圣罗马帝国第二大的银行业家族韦尔泽家族也努力在委内瑞拉（Venezuela）按西班牙征服者的经典方式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但在16世纪早期，美洲和亚洲贸易的经济价值尚未凸现出来，至少在数量上还不能与欧洲内部的商品流动相比较。

上德意志的大商人还效仿意大利商人，建立了一系列贸易公司，从事大型贸易。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这种社会化形式是一种打破传统经营模式的革命性进步，它将个体商人的资本和劳动力集中在一起，通过合理化组织，使大量闲置资金变为创造价值的生产资金，不仅在一些重要的商业贸易部门占据越来越突出的优势，而且反过来推动手工业和工业的发展。

早期的贸易公司大都是家族式的，最著名的有富格尔、韦尔泽、霍希施泰特尔、费林和鲍姆加滕、伊姆哈弗（Imhaf）和图赫尔（Tuchern）等，后来也出现了一些由不同家族和不同地方商人组成的贸易公司。还有一些参加者仅仅投资入伙而不亲自参与经营。每个公司有2—8个合作伙伴（股东），签订有效期4—6年并可根据需要进行更新的合同。股东按照投资规模分享责任和利润。此外，资本还可以通过追加投资获得逐年提高的年利息。所有主要合作伙伴均可参与公司管理，但也有人如雅克布·富格尔实行单个人的独裁统治。

大多数公司都有一个或多个常驻外地的分店或代办处，富格尔家族公司的分店分布于整个欧洲：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a）到西本彪根（Siebenbürgen）的赫尔曼施塔特（Hermannstadt），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eapolis或Napoli或Neapel）到英国的伦敦、爱沙尼亚的雷瓦尔和纳尔瓦（Narva）。韦尔泽的办事处也遍及纽伦贝格、但泽、苏黎世、米兰、热那亚、威尼斯、里斯本（Lisboa）、安特卫普，并在海地（Haiti）经营奴隶贸易。大商号的分店由“分店经理”加以领导，而在公司内部，复式簿记普遍使用（雷根斯堡的“隆丁格书”），有规则的记账和企业决算成为可能。还有业务流程的显著合理化，例如复式记账以及定期的盘存和供销平衡，深入的调研和准确的计算。

由此可见，上德意志商业大亨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已经具有了“早期资本主义”或者说“商业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同传统的经营方式一样，主要是为商人、生产者和消费者服务的，还不具有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仍属于前工业性质。

除此之外，国家间的外交往来、城市之间和公司总部与包括海外分店在内的国外事务所之间的信息交流催生了邮政和通讯业，战争和物流推动了运输业。而在博览会之前签发汇票的做法，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投机贷款业务。在信贷领域，也出现了对合理化和效益的追求；汇票作为一种抽象的，也就是说独立于实际债务而做出的支付承诺，由此便出现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了。即使人们还不知道票据的背书，但它仍不失为信用券或者说短期投资。

大商人们进入了德意志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他们利用自己赚取的巨额资金，不断向政治领域渗透。例如为竞选国王、皇帝和教皇的王公贵族提供资助，与贵族联姻，用金钱换得贵族称号，购得土地，过贵族生活。通过与王公贵族的合作，这些商人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国家政治，开始在等级会议或政府内阁中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但也有人为巴结王公贵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和损失。商人们渴望财富，追求赢利和收益，无视中世纪后期普通民众对利息和垄断的强烈抗议，不顾道义地大放高利贷，但也有人为意大利的伟大榜样所激励，遵循一种以宗教和道德为依据的新的经济思想，崇尚劳动和贡献，相信个人的力量，反对束缚创造力的种种限制。有的人还慷慨捐赠，奖掖艺术，资助公益事业，实行社会救济。奥格斯堡富格尔家族建造的廉租房，“富格尔工场”（Fuggerei），可谓资本主义慈善事业的首创之一。

早期资本主义商人的经济强势地位是通过在某些行业（如金属品贸易）排挤小企业或商业竞争者而获得的，也与大公司对价格的操纵有密切联系。对于这种冷酷无情的经济强权行为，社会舆论早就十分不满，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意见，而这些批评意见不仅仅反对大公司经济权力的滥用，而且也反对公司本身的存在。广大民众的反垄断斗争也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社会和政治抗议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二、社会分化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神圣罗马帝国仍属于传统社会，而这个传统社会又是一个等级社会，全体成员被按照出身和职业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教士、贵族、农民和市民则是承载整个社会的主要等级。与等级原则相对应的是法律的特权原则：犯有相同罪行但出自不同等级的人，由不同的法庭予以程度不同的惩罚。一切都与当事人的社会等级相对应。等级社会具有极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所有的人都必须安于“上帝指派的因此也是固定的角色”，任何有违等级规定的社会升迁都被看作是可疑的和危险的。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经济发展，等级内部的分化日趋严重，等级原则和特权原则越来越难以维持，整个社会呈现日益严重的动荡不定态势。

（一）教士

教士是有明确界定的社会第一等级，其职责是拯救人的灵魂，主持圣礼、布道和代人祈祷。教士被要求遵守“放弃个人财产、禁欲、绝婚、缄默、服从、谦恭、友善、唱赞美诗、做礼拜和弥撒、祈祷、参加体力劳动”，但也享有担任圣职的特权和不服兵役、不缴纳世俗捐税的豁免权。所有教士都身穿教士服，许愿发誓，直接听命于罗马教皇，只接受罗马宗教法庭的审判，在与俗人发生争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与罗马教会严格的教阶制相对应，教士内部上下级关系分明，高级教士与低级教士差异悬殊。

所谓的高级教士主要是指那些出身于贵族世家或者受过较高水平教育、担任教会高级职务的教士，如大主教、主教、男女修道院院长和骑士团首领等，他们不仅享有相应职务的教会俸禄，而且还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占有一定的教会地产。只是因为独身，教士去世后，其职务和财产将由教会和帝国收回。

在神圣罗马帝国早期，高级教士的官职和领地主要是由皇帝授予的，被授予者也因此成为皇帝的附庸和帝国教士，要向皇帝宣誓效忠。经过教皇与皇帝的“主教授职权之争”，1122年的《沃姆斯宗教协定》规定教会高级神职人员改由当地教士选举产生，但在实际上，教皇和皇帝都有相当大的干预权，并且随着皇权和教权的此消彼长，教皇的干预权越来越大，而教会选侯和诸侯也更多地依附于教皇，对皇帝则具有较大的独立性。

1495年帝国改革之后，帝国等级会议成为帝国常设中央政权机构。高级教士也成为有权参加帝国等级会议并在帝国等级会议中拥有专门席位和表决权的帝国等级之一，只是其内部又有进一步的分化。大者如美因兹、科伦、特里尔（Trier）三大主教，均为帝国选侯，在帝国等级会议的选侯院中拥有席位和表决权，也占有面积较大的教会邦国。比选侯低一级的帝国教士是一般教会诸侯，包括主教、大主教和骑士团首领，他们在帝国等级会议的诸侯院中拥有席位和表决权，其邦国也比较大。再低一级的是男女修道院院长和大教堂教长，在帝国等级会议中，他们虽然拥有席位，但只有集体表决权，也只占有面积很小的邦国，有的甚至只是几所建筑物。

教士是唯一一个因为守独身的戒律必须经常根据资质重新招募补充的等级，对教士等级的归属原则上不以出身为依据，而是通过祝圣来确定。但在实际上，只有贵族或贵族子弟才能担任享有俸禄的教会职务，非贵族出身的人大都只能到达神甫级别，成为大主教或主教者当属极个别的例外。比较重要的教会职位，如大教堂教士会或主教区修道院的职位，往往都为贵族保留着。在科伦，在1474年前后，要进入大教堂教士会，必须出具祖先的马上比武证明。

贵族子弟之所以热衷于担任教士，主要不是为了侍奉上帝、拯救教徒的灵魂，而是为了领受帝国采邑和教会俸禄，继续保持本家族较高级别的社会地位，跻身帝国等级甚或是诸侯行列。一旦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俸禄，这些贵族子弟就不再对宗教有多大兴趣了；他们经常让人替代履行宗教义务，他们自己则一门心思地结党营私，追逐财富和奢侈生活。按照教会法规，一人只能担任一项圣职。但在实际上，一人占据多个主教或修道院院长职位的情况并不少见，累积低级俸禄更属正常。当事人的投机钻营和当权者的好恶决定一切。尼德兰的一位特别热衷于猎获圣职的红衣主教就在26个教区中占有100个采邑，年收入超过2.6万古尔登。出身于奥格斯堡市民家庭的马特霍伊斯·朗格（Matthaeus Lang，1468—1540）也因获得罗马人国王马克西米连一世和教皇尤里乌斯二世（Iulius II.，1443—1513）的宠幸，成为萨尔茨堡（Salzburg）大主教和红衣主教，并在神圣罗马帝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占有多个宗教的和世俗的职务。在1515年前后，其年收入高达5万古尔登。为了多占职位，高级教士们不仅不惜重金贿赂教皇，而且还经常动用武力抢夺。而为了搜刮钱财，他们也仿照教皇的做法，不遗余力地大肆出卖据说具有“赎罪”功能的圣徒遗物。

低级教士是指神甫和城乡布道士，或者是替代正式教士履行宗教义务的神甫助理。他们大都出身寒微，未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什么坚定信仰，从事神职主要是为了谋生。但其正常收入菲薄，不得不在“履行宗教义务时收取钱财”，甚至靠一些欺骗性小把戏，例如假装圣徒，捏造奇迹，化缘募捐，驱巫赶鬼等活动，赚点外快；有的教士还经常偷窃教堂济贫捐款和农民向教堂捐献的布匹。他们粗俗无知，所做的布道只不过是对经院神学中的论点作些很肤浅的解释，无法满足严肃认真、心底虔诚的教友的需要。为了讨好听众，他们经常将一些粗俗故事、低劣笑话与他们的劝诫杂凑在一起，拿自己的职责当儿戏。他们也普遍地漠视教规，娶妻生子，破坏戒律，过世俗生活。修女和修士甚至公开举行婚礼，伴以弥撒和婚约，并大吃大喝一顿。

但也有一些主教和神甫学识渊博、作风正派、恪尽职守，一心一意地侍奉上帝，祈求赎罪得救，获得精神安慰。他们目睹教会的衰败，质疑正统教义，积极探索救赎之道，坚决主张革除教会弊端，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纯洁。例如马丁·路德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强烈宗教性格的神职人员。

（二）贵族

相对于教士等级而言，贵族、农民和市民均为世俗等级，法律地位比教士低一级，实际地位却不尽然，在贵族、农民和市民之间，实际地位的差别更是悬殊，各自等级内部的分化也十分严重。首先是贵族等级已经沿着纵横两个方向发生了分化。

贵族有直属帝国的帝国等级和隶属邦国的邦国等级之分。前者直接从皇帝那里接受封地，是皇帝的附庸；后者从大贵族那里接受封地，是皇帝的附庸的附庸。邦国大小不等，地位也有高低之别，爵位则分大公、公爵、侯爵、亲王、伯爵、自由领主或男爵等多种；凡有爵位的贵族都有徽章和封印，其名字也通过von、zu或von und zu等字与领地名称相连。贵族以习武、行武为业，享有司法特权，可谋取教会享有俸禄的教职，也可担任军事长官，或到宫廷和国家管理部门任职。除了个别功勋贵族，绝大多数是原始贵族，或者说血统贵族，是通过继承遗产而获得领地和爵位的。

尽管仍属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阶层，但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帝国贵族已经丧失了原先的统一性，中等贵族基本绝迹，高级贵族与低级贵族、大贵族与小贵族已经有了明显差距，甚至一度产生激烈的对抗。

高级贵族，如萨克森公爵、莱茵普法尔茨（Rheinpfalz）伯爵和勃兰登堡马克伯爵已成为与美因兹、科伦、特里尔三大主教并列的帝国选侯，也是帝国等级会议选侯院的成员，权势显赫。但在萨克森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1412—1464）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恩斯特（Ernst）和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先是共同掌管其父的遗产，而恩斯特因为年长之故继承了选侯职位。1485年，兄弟两人瓜分了他们的领地。阿尔布雷希特及其后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袭承萨克森公爵爵位，而无选侯职位。普法尔茨（Pfalz）伯爵是在领地中“享有王权的伯爵”，也有勃艮第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普法尔茨伯爵、莱茵普法尔茨伯爵、图林根普法尔茨伯爵等数位，但只有莱茵普法尔茨伯爵为帝国选侯。马克伯爵是帝国边境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也有数位，如巴登（Baden）马克伯爵、柯尼希斯马克（Knigsmarck）马克伯爵等，但只有勃兰登堡马克伯爵属于帝国选侯。除了三大世俗选侯，其他高级贵族也已成为帝国诸侯，在帝国等级会议的诸侯院中拥有席位和表决权，地位低于选侯，但也可以参与帝国大政方针的制定。

选侯和诸侯经常被人不加区别地统称帝国诸侯，他们不仅在帝国中央政权的主要机构中握有重权，在地方上也统治着大大小小的邦国，享有司法豁免权、军事防御权，以及诸如征税、铸币、采矿、犹太人保护等重要经济特权，并致力于进行邦国的国家化建设。

伯爵和自由领主原属中等贵族，自1521年起开始上升为可参加帝国等级会议的帝国等级，但只有集体表决权。大多数伯爵领地很小，但通过军功或担任国家要职，也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例如拿骚（Nassau）伯爵或菲斯滕贝格（Fürstenberg）伯爵，其势力之大，堪比一般诸侯。

与伯爵和领主的地位上升相反，骑士每况愈下，处境可悲。骑士不属于帝国等级，无权参加帝国等级会议，不仅无法保障政治独立性，其生存自身也岌岌可危。

骑士的产生与贵族爵位和领地继承制度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在神圣罗马帝国早期，贵族的所有儿子都有继承权，都可以继承某种爵位，分得一部分领地。这种继承制度一方面制造了越来越多的同一爵位的贵族，另一方面使得原先面积较大的整块领地被分割成为面积大大缩小的数块领地。135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四世（Karl IV.，1316—1378）颁布《金玺诏书》（Goldene Bulle），明确规定选侯的领地不可分割，一律由长子继承，其目的原本是为了确保选侯数目的固定不变，防止选侯领地被分割继承后出现多个继承人获得选侯权利的情况，但这一规定也初步确立了长子继承原则。后来，为了保持家族实力，不少高级贵族也开始采纳长子继承制。这样一来，只有享有继承权的贵族长子可以继续保持高级贵族地位，无继承权的贵族子嗣就必须另谋出路。有的在年少的时候就被送到修道院，研习神学，以备将来竞聘教会圣职。有的则被送到某个较高级别的贵族宫廷接受教育和军事训练，成年后可被封为“骑士”，或者继续为同一贵族效力，拥有一小块封地或辖区，或者应邀承担某个地方的防卫职责，获得酬金，或者应招参加国王、皇帝和大贵族的私人军队，充当雇佣军首领，领取军饷。再后来，随着诸侯邦国官僚政治化的扩展，也有贵族子嗣进大学学习，以便将来谋取一官半职。

那些谋得教会职位的贵族子嗣，大都跻身于高级教士行列，成为教会诸侯，可以保持较高的地位。投身诸侯宫廷或邦国行政管理部门的贵族后裔，虽然沦为诸侯的臣属，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但因收入可观，亦无衣食之忧。只有以军事为职业的骑士日趋没落。

骑士的没落可归咎于个人，如沾染恶习等，但最主要的还是由战争技术发展造成的。随着火药武器的普遍使用、雇佣军、步兵和堡垒战作用的增大，传统的身披重甲、运动不便并且以一对一搏击为主要作战方式的骑士部队就不起什么作用了。对于骑士来说，这种最基本的社会功能的丧失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骑士以战争为职业，别无他长，丧失军事意义，就等于丧失了收入来源。而要自行组建、装备雇佣军，独立指挥作战，又缺乏起始资本。如果参加现成的雇佣军，骑士就会面临激烈的竞争，不仅发挥不了垄断作用，甚至连个军官也当不上。尽管诸侯宫廷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某些高级职位仍为他们保留着，不少骑士依然我行我素，不肯轻易放弃自尊和自由。

在骑士传统比较深厚的韦特劳（Wetterau）、莱茵郜（Rheingau）、弗兰肯和施瓦本等地，骑士反抗十分激烈。他们力图维持“旧的习俗”和“旧的特权”，坚决抵抗社会地位下降，极力争取新的政治活动空间，甚至期望上升到与诸侯同等的地位，但极少成功。

联合和结盟是骑士捍卫自己利益的传统工具，这一工具直到中世纪后期还经常为骑士所利用，例如施瓦本骑士就在15世纪初成立了“圣格奥尔格盾牌骑士团”（Gesellschaft St.Georgenschild），1488年加入施瓦本同盟，成为帝国西南部一股并非不重要的政治力量。除此之外，骑士还经常组建只接受旧贵族参加的骑马比武协会，构筑封闭的社团，排斥非贵族官员，孤立市民上升者。他们也蔑视严禁决斗的法规，自行进行战争，力图通过武力来贯彻自己的意志，甚至拦截商旅，掠夺财富，洗劫城市和教会诸侯邦国，不惜沦落为强盗骑士。

也有一些骑士思想比较开放，能够从骑士军队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致力于学习新的作战技术，以适应新型战争的需要。他们也主动投靠皇帝或势力强大的诸侯，充当军事顾问和雇佣军首领，与市民或农民出身的军官展开竞争，重新在军队中占据领导地位。虽然牺牲了某些独立性，但却可以凭借累累战功，赢得相当高的地位，例如格奥尔格·冯·弗隆茨贝格（Georg von Frundsberg，1473—1528）等人。就整个近代早期来说，贵族内部虽然发生了严重分化，但相对于农民和市民等世俗等级来说，其社会领导地位并没有发生动摇。

（三）农民

15世纪末、16世纪初，农民仍占神圣罗马帝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在帝国各地，甚至在各个封建邦国内部，农民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状况又有明显差异。大体说来，农民依其法律地位可分为自由农、佃农、农奴数种，依其经济状况可分为大农、小农、无地农民和帮工等多个层次。

拥有土地和耕地的自由农主要分布于帝国北部和南部地区，特别是在威斯特法伦、黑森林、瑞士、符滕姆贝格、巴伐利亚南部和蒂罗尔等地。在这里，土地分割占有属于常规，不少农民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财产，少数农民还可通过种植经济作物，经营畜牧业、养殖业和家庭手工业，从市场机会中获利，过上富足生活，成为富裕农民。

然而，在遗产继承权得到认可的地方，在地产遭到严重分割的地方，即使是富裕农民，由于习惯于将土地平均分给自己各个儿子，这样一来，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占有的面积也越来越小，小农或小地产占有者（在帝国西北部称作Kleinktter，在巴伐利亚称作Sldner或Seldner）数量大增，其地位很不稳定。小农即使在年景较好的时候也积攒不了多少储蓄，年景差的时候更是接近生存危机的边缘。除此之外，自耕农和小农还遭受着教会和国家的多重盘剥，除了地租和大小什一税，还必须服劳役和杂役，缴纳贡品、捐税和租金等。尤其可怕的是，农民经常遭到盗匪的抢劫和兵痞的劫掠；一旦发生战争，他们连最低的生活水平也不能维持。偶有天灾人祸就有可能穷家荡产，有的成为有房无地者，有的成为完全丧失财产者，不得不做帮工，或者到城市做日工。不少人还报名参加雇佣军，企图在军队中寻找谋生和升迁机会。

尽管如此，就整个帝国来说，自由农民的存在仅属个别性的例外。绝大多数农民不是佃农就是连人身自由也没有的农奴。在帝国东部，特别是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帝国诸侯或邦国诸侯的权力还很微弱，庄园主（乡村贵族或容克贵族）势力较大，农民深受农奴制的束缚，处于领主或庄园主严厉的集约统治之下。他们依附于领主，没有迁徙自由，不能脱离他们的份地，甚至必须获得领主的准许才能结婚，就连他们的身体也可由领主任意享用，他们的孩子也要给领主做奴仆。他们的个人财产极少，但却承担着沉重的劳役，无偿地为主人劳动，缴纳额外的赋税。其中，最为沉重的是遗产税。农奴还隶属于庄园，可以被同庄园一起出卖、抵押和收购。

虽然始终存在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但在领主和农奴之间也有相互依赖情况。个别领主也会对其农奴尽一些“保护”职责，特别在困难时期，领主有义务帮助农奴渡过难关，例如在歉收时提供种子，在发生火灾（烧毁房舍）时提供建筑木材。有些地方，领主和农奴甚至组建了一种家长制的经济和生活共同体，相互照应。而领主的严厉监控，也使得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民之间缺乏合作，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难以发生。

在帝国西部，在施瓦本、弗兰肯、萨克森和图林根等地，农奴制原本已经消失，租佃制普遍发展，领主统治变为地主统治，绝大多数农民事实上成了只缴纳货币地租的自由佃农。地主占据“直接所有权”（dominiumdirectum），并且为此索取农民的服务；佃农拥有“受益所有权”（dominium utile），耕种土地，除了缴纳地租，其余收成便为自己所有。而在中世纪晚期农业萧条期间，地主为了留住农民或吸引农民前来，还将地租规定的较低。农民继续负担的地租主要是实物地租，大都用农产品缴纳。

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农业和工商业经济的繁盛和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地租收入大幅贬值。生活费的提高使得贵族地主要维持其符合等级要求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困难，对现金的需求大增。但要违反契约，提高租金或更换佃农又很不容易，于是不少地主加强了对佃农和季节性短工的人身控制，要求他们像农奴一样承担义务。他们“就对农民开始了新的压迫，增加代役租和徭役，越来越热衷于再度将自由农民变成依附农民，将依附农民变成农奴，把公有的马尔克土地变成地主的土地”。在上施瓦本和上莱茵河流域，这一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致使农奴制大有“光复”之势。例如在魏因加滕，15世纪法律文件还不偏不倚地把依附于修道院长和神职人员的农民称作“穷人”或者“属于修道院的穷人”，到了16世纪就开始称之为“农奴”了。农民的份地也被剥夺一空。

新的农奴制限制了农民的自由，类似于帝国东部的农民不能自行脱离领主庄园迁往他处，农民也丧失了迁徙自由，不能随意离开其租佃的土地，不能与同一地主的其他佃户联姻。原先规定孩子的身份地位跟随母亲所属的等级。现在则规定，凡是出自“不正当”婚姻的孩子，无论怎样都是农奴，即使其母亲属于自由人。新的农奴制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之难以保持他们在中世纪晚期赢得的财产占有权。农民死后，其后人要缴纳死亡捐或遗产税。魏因加滕修道院规定：修道院有权征收男女农奴死后遗留财产的1/2到2/3，也有权征收其遗留的最好牲畜和最好衣服。例如牛圈中的牛，其最健壮者要归地主。小农大都饲养着2—3头母牛，一家人的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几头牛，一旦上交，其基本的生活保障也就没有了。除了源于土地租佃和人身依附的义务，小农还有其他负担。例如什一税，其中包括缴纳粮食的大什一税，缴纳水果和小牛的小什一税。什一税原本是教会征收的赋税，现在由地主或诸侯来征收，其严厉和苛刻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有种类繁杂的帝国税和邦国税。平均起来，每个农户要缴出其全年总收入的30%。

过去，当地森林、草地、湖泊和溪流均属公共资源，农民完全可以自由利用，而许多小农和贫农也指望着从这些公共资源中获得部分补贴家用的东西。他们没有土地，但却有一两头牲口，为了饲养它们，除了公用地的草地，别无他法。他们也需要森林，如要建筑房屋，或在冬季取暖，都必须从森林里取用木材和木柴。现在，诸侯和贵族颁布法令，将所有公共资源收归己有，严禁农民伐木、狩猎、放养牲畜和捕鱼。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必须申请特许和缴纳相关费用。农民想要吃鱼，不得擅自从河塘水池中捕捞，而是必须到地主开设的鱼市上购买。违背禁令者将受到严厉的体罚，甚至被处死。对于本来已经相当穷困的小农来说，这不啻雪上加霜。

这些限制和禁令直接触及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公然违背了农村公社（简称村社）的习惯法和村社自治传统，因此不能不大大引起农民，特别是以村社为自治机构的农民的反抗和斗争。

以地方法规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村社是农村的一个重要自治机构。长期以来，在神圣罗马帝国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瑞士和上德意志地区，村社大都以法人代表身份存在着。在巴伐利亚，村社的总数至少有800个，其中大约700个位于多瑙河（Donau）以南地区。有的村社只包括一个村庄，有的则包括多个村庄。它可以，但并非必须完全等同于司法管辖区和教会管辖区。村社有村社大会和经它选举产生的常设管理机构。但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作为一户之长的男性，并且是有地农民和村社的正式成员；妇女、儿童、无地者和外来农民则没有选举权。有的地方，村社政府的成立要经领主的批准，官吏要对领主的管家发誓，保证履行领主规定的义务。村社领导集团有权制定和执行有关村民经济活动、村社公共资源和其他日常事务的法律、规则，有权向全体村民征收用于村社公共事业的税金，有权向违反村社法规的村民收取罚金，有权维护村社的和平。村社维护着农民的基本权利，既是农民的生产合作和社会互助组织，也具有相对独立地管理村民事务，保护村社整体利益的一定的政治权力。从协助村庄低级司法审判到组织十分复杂的三圃制轮作或者公地的使用，直至并非罕见的牧师选举。这些合作制自我管理机构也经常代表农民对抗地主，有的时候还能够在诸侯面前，或者在帝国最高法庭上，充当起诉人。

为了“维护农民的自由、古老的习惯和公正”，维护村社的既有权利，各地农民，特别是帝国西南部农民，经常发动起义，以古法为武器顽强进行抗争。在瑞士，农民在1489年起义反对苏黎世城和圣加仑修道院；1513—1514年又起义反对卢塞恩、伯尔尼和索洛图恩。在阿尔萨斯（Elsa），农民也在1493年发动起义并建立了秘密革命组织“鞋会”（Bundschuh）；施佩耶尔（Speyer）主教辖区的7000农民也在1502年宣誓加入了“鞋会”。另一个号称“穷康拉德”（Arme Konrad）秘密革命组织于1503年春出现在施瓦本。1513年，“鞋会”在布赖斯郜（Breisgau）起事。1514年，“穷康拉德”在符滕姆贝格起事。1517年，“鞋会”又在上莱茵起事。这些斗争堪称1524—1526年间农民大起义的前奏，两者在许多方面都有密切联系，但与1524—1526年间的普通人革命不同，这个时期的农民起义大都是针对邦国内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尚未提出废除农奴制等具有普遍意义的要求，也没有提出系统地贯彻神法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没有实现跨邦国、跨地区的联合。

（四）市民

市民是在11—13世纪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形成的，并且主要由从农村游离出来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他们为了从事长途贸易和销售自己的产品而聚居在已有城市周围，并且建立了与内城相对立的外城。出于安全的需要，他们也筑城墙、挖壕沟、架吊桥，建起了一个个新Burg（城堡），并且自称为Bürger（市民）。城堡是手工业者和下层居民的聚居地，但不是现代意义上住宅区的社会分化。这里有方便生产经营的自然条件，如河流，染色和制革作坊可用其水进行漂洗作业，磨坊主和铁匠则可用其水作动力。

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城市迅速发展，很快就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到宗教改革前夕，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城市星罗棋布，总计5000余座；纯德意志城市也有3000余座。城市的规模虽然不大，人口较少，但也有诸如安特卫普、奥格斯堡、根特（Gent）、科伦、纽伦贝格等居民数量多达3万—6万人的大城市。而在阿姆斯特丹（A msterdam）、不伦瑞克、不来梅（Bremen）、布雷斯劳、布鲁塞尔（Brüssel）、但泽、埃尔福特（Erfur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哈勒姆（Haarlem）、汉堡（Hamburg）、莱顿（Leiden）、利勒（Lille）、吕贝克（Lübeck）、列日（Liège或Lüttich）、布拉格（Prag）、雷根斯堡、罗斯托克、施特拉尔松（Stralsund）、施特拉斯堡、乌尔姆、维也纳（Wien）等城市，居民也多达1万—3万人。在尼德兰、莱茵兰（Rheinland）和萨克森等工业和采矿业地区，有大约16%的人居住在人口超过5000人的城市。

因为身处主教辖区和贵族领地，早期市民同农奴一样也深受教俗领主的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很快就从手工业和商业经营中积累了财富并赢得了声望，发展成为资产者，成为位于贵族和社会下层民众之间具有自己权利范围和特殊伦理道德的等级及社会阶层。他们也按照意大利伦巴德（Lombard）城市的样板，力图摆脱城市领主的控制，实现自治和独立自主。有的城市从国王或皇帝那里获得了自由许可状，成为直属于帝国的帝国城市；有的城市从主教或其他诸侯那里得到自由许可状，成为一般的自由城市；更多的城市依然受诸侯管辖，称作诸侯领地城市，在诸侯领地发展成为邦国之后，也相应地成为了邦国城市。帝国城市和自由城市都是被神圣罗马帝国封建主承认的自治单位，拥有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特权，如集市权、铸造货币权、征收关税权和设防权，对外俨然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势力，是神圣罗马帝国拥有特别法律地位的帝国等级。邦国城市既无完全独立的自治权，也无完善严密的政治组织，保留着依附和自治两者兼有的混合型特点，不属于帝国等级。

1500年时，78%的帝国城市和自由城市集中于神圣罗马帝国南部地区，帝国等级会议也经常在纽伦贝格、康斯坦茨（Konstanz）、沃姆斯、奥格斯堡、施佩耶尔和雷根斯堡等城市举行。帝国南部因此也成为政治状态比较活跃的地区，市民等级的力量比较强大，政治觉悟也比较高。

但从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看，各帝国城市之间又有很大的差异。上施瓦本帝国城市继续保持着较强的合作机制，其他地区的帝国城市，例如弗兰肯帝国城市中的最重要者纽伦贝格却不复如是。一些帝国城市，如纽伦贝格、施特拉斯堡、乌尔姆、施韦比施哈尔或罗特魏尔（Rottweil）同时拥有类似于诸侯的相当大的邦国统治权，其他帝国城市，甚至包括像奥格斯堡或科伦那样重要的帝国城市，在城墙之外没有任何地盘。还有一些帝国城市，如维姆普芬（Wimpfen），根本无力捍卫自己的自治权，临近邦国的护送骑士可以任意骑马穿越其城内的市场。除此之外，在一些帝国城市之间还存在某种政治委托关系，在纽伦贝格和一些较小的弗兰肯帝国城市之间就存在这类关系。不少帝国城市居民数量不足2000，其经济实力远不如一些邦国城市。

与农民和农奴不同，市民摆脱了土地束缚和婚姻强制，享有人身自由和迁徙自由，可以自行支配、处理自己的财产和遗产；也可以在照章纳税的前提下，从事自主经营。市民只受所在城市的司法机构管辖，不受城市之外的法庭审讯，不能被任意传唤出庭，不能被强制监禁。在自己所在的城市中，市民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参政权，可以在成员众多的自治团体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农奴或依附农只要被城市共同体接纳，就可以获得人身自由。但并非所有城市居民都享有完全的市民权和城市自由权，城市也在其周边地区拥有依附农。要想成为市民的人都必须向市政当局提出申请，宣誓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但只有那些居住在城市并且有能力、有财产的人才能被容纳，才能享有市民权。而在实际上，市民只构成城市居民中的很少一部分人，只代表着城市居民中少数人的利益，其排外倾向非常明显。成为市民殊不容易；城市决不接受有可能在将来成为城市负担的穷人，决不接受“搭伙者”。居住在城市而无市民权者仅仅是城市居民，但也要向城市缴纳捐税。

就是在市民共同体内部，也有上中下层之分，决非一律平等。城市领主委任的管理员、担任驻防长官的骑士、定居城市的地主和从事大宗贸易并且获利丰厚的商人以及后来的大企业家、大银行家、高利贷者、房产主和富裕的手工业工场主等构成市民上层和城市中的“名门望族”。他们占有较多财产，享有种种特权，也受过较高水平的教育，位居城市社会等级制顶端并且掌握市政大权，支配城市邦国，控制城市经济，惯于用金钱换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这些市民上层财大气粗，在经济势力方面远远超过一般贵族，甚至自身也有机会被擢升为贵族。他们也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供给他们上学，使之有机会进入教会和政府部门，成为一代新贵。

众多小商人、小业主、手工业工匠，自主经营或加入了某个行会的手工业者，拥有某种社会性工作职位者和某块城市地产者，构成市民权拥有者的大多数，也就是说中间阶层或普通市民。他们大都开设由一位师傅、一位或两位伙计或帮工组成的小作坊或小店铺。极少数作坊或店铺拥有五位或更多的伙计或帮工。他们并不只为市场生产，有的兼营农业，有的依附于某个贵族家庭，专门为其制造用品。与城市贵族相比，他们在收入和教育方面大打折扣，只有少量的政治参与权，但要承担缴纳赋税、服兵役和服从市政当局的义务。

同行业的手工业者往往组织起来，成立行会、联谊会和联盟等职业团体。行会不仅是价格政策和经济政策的载体，而且是从事工商业的城市市民的生活共同体。它通过规定原材料供应、产品制造和销售条件、产品质量和价格，对生产进行监督。它也通过限制工匠数量，禁止新生产方法，消弭竞争，有效地维护了职业和等级的尊严。它还通过限制生产和利润、为集团的利益控制市场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暴富，保护了一些经营不善者。行会最初对所有手工业者开放，没有成员数量限制，到后来却越来越“封闭”，成为由行会师傅所把持的、拥有特权的卡特尔式组织，及寡头政治统治的工具。

市民下层主要是指那些破产的师傅和其他小手工业者，其中不少人甚至沦落为按工件领报酬的雇佣劳动者。他们虽然日趋无产阶级化，但在意识上却不愿意成为无产者，不愿丧失市民身份、降低社会地位。

在摆脱了领主统治之后，大多数城市设立市政会作为行政管理机构，设立城市法庭管辖和约束城市居民，并试图通过建造教堂、建立医院和收容所、承担济贫救灾的义务等举措来缓和社会矛盾，维持城市和平。除了政治决策，市政会也干预城市经济、规定物价、处理市民纠纷，由城市法官审理谋杀、窃盗、强奸、同性恋、施行巫术等犯罪案件。

市政会首脑大都是一位或两位市长，其权力不再来自城市领主的委任，而是更多地产生于通过市民宣誓而联合起来的全体市民的要求。市政会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完全自主权的城市政府。但在最初，市政会成员大都出自本城的名门望族，普通手工业者不满于名门望族的专权，力图通过行会组织，争取更多的权益。有些行会在强有力的组织者的领导下也经常能够实现这一目的。14—15世纪的行会斗争导致市民参政的加强；在许多上德意志的城市中，市政会的社会基础扩大了，部分行会手工业者参与了城市管理。在城市政府和司法机构中，贵族委员和市民委员在数量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均衡。有的城市还设立了单独的大理事会，议决特别重要的事务，监督原有的、现在大都被称为“小理事会”的市政会。后来又有一些专业委员会得以建立。其工作人员最初多为神职人员，后来也有法律专家担任法律顾问了。

然而，行会斗争并没有导致彻底改变城市社会结构的结果，只是个别市民和市民团体跻身于市政要员行列。旧的统治者家族依然享有许多政治和社会特权，依然占据城市的领导职位，即使行会手工业者在市政会中已经拥有不少席位了。名门望族有钱有闲，比手工业工匠更方便处理政务。大理事会的权限很快又受到抑制，名门望族重新巩固了他们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领导地位，甚至还有所扩大。他们出入专门的酒吧，严守门当户对的婚姻规则，远离普通市民，但却加强了与土地贵族的联系。除了经商，不少名门望族还大量购置地产，坐享地租之利，追求贵族生活时尚。与此同时，市政当局也有目的地加强了自己的立法和行政管理功能，把市民生活的更多领域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原先作为市政会执政依据的市场条例，被发展成为内容广泛的章程；借助于它们，市政会推行一种相当严密的社会监控，严格监管城市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

市政会与城市法庭无论在机构方面还是在人员方面大都合二为一，现代宪政的三大权力完全集中在市政会寡头手中。在一些较大的城市中，已经有不少受过教育、拥有专业知识的法律专家参与了城市管理。他们是经过长时间斗争，在排除种种阻挠之后，才得以进入市政会的。1500年前后的帝国城市虽然堪称共和国，但其实际推行的决非民主政治，它们更多的是现代官厅国家的前驱。通过服饰条例和其他类似条例，社会的和政治的等级体系便得以确立。市政官员大都具有寡头政治倾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市民的代表和受委托者，而是以臣民的主人自居。虽然在许多城市的市政会中增加了行会代表，个别城市的市政会甚至完全由行会控制，但其统治方式依然是官厅式的，与先前名门望族建立的城市政体一样，高高在上，远离市民。即使需要营造一种广泛的意见一致，市政会也不再通过市民集会而是通过直接颁布法令（宗教改革期间，这种情况经常出现）。行会市民的参与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行会组织本身也是实行寡头政治的，只是其吸纳成员的方式与名门望族不同而已。

这样一来，大多数个体市民，更不用说居于城市社会最底层的居民、帮工和仆役，越来越多地成为纯粹受市政会统治的对象了。市政会明显地将市民看作“臣民”，自己则以“主人”身份发号施令。然而，这一发展结果也经常激起广大市民的反对，新的市民参政要求再次高涨起来。在一些城市中，市民建立了监督市政当局，特别是其财政部门的委员会，有的时候，尤其是在社会紧张局势加剧时，市民的斗争可导致市政会重组，有更多的城市居民参与政治。

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手工业帮工和学徒也属于行会市民。但与师傅不同，他们仅为非全权市民。在行会中没有席位和表决权，更没有选举市政会成员的权力。他们必须等待机会，自立门户，成为师傅，招徒学艺。但大都要等到老师傅去世才可以填补空缺。有的帮工终生也等不到这样的机会。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帮工们结成“帮工联合会”、“帮工兄弟会”和“苦难兄弟会”等团体，集体上诉，要求增设工作岗位。对于这些熟练工人的联合组织，市政当局和手工业工匠师傅都报以仇视态度，认为它们是潜在的危险，动乱的根源。

在建有主教教堂和修道院附属教堂的城市中，也有许多教会人员，如大主教、主教、神甫、修士和修女等混杂在城市居民中。他们属于受保护的城市居民上层，但并非城市市民。他们只遵守教会法规，也只受大都不在同一城市设立的教会法庭的审讯，不受市政当局的管辖，也不受城市经济法规的约束，不向城市缴纳赋税，但其经营活动却经常使城市工商业者感受到激烈的竞争。因此，对于教会和神职人员，无论城市工商业者还是市政当局，都有加以限制的愿望。通过抗争，不少城市也获得了推举本市市民担任教士的权力，并且掌握了对教会财产的管理权。女修道院也只接受本市的单身女子，其产业由市政会委派专人监管。但在反对教士的管辖权（Privilegium fori）和免税权（Privilegium immunitatis）斗争方面，许多城市只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才有机会获得成功。

（五）社会边缘群体和新兴团体

除了教士、贵族、农民、市民诸社会等级外，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城市和乡村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边缘群体，例如侩子手、剥兽皮工人、补锅匠、杂耍艺人、娼妓以及流浪汉、吉普赛人和犹太人等。这些人经常遭受歧视，被看作是“不诚实者”，是应当加以铲除的社会渣滓。

吉普赛人自15世纪从东南部进入帝国。他们原为基督教徒家族的后裔，并且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受到迫害。但在许多诽谤性流言出现后，原先的同情转变为拒绝和仇视了。吉普赛人种族和语言的怪异，他们居无定所的漂泊流浪习性，他们谋生手段的不透明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惯于犯罪的嫌疑最终导致流言四起。特别是在土耳其危险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吉普赛人又因为与其生活在奥斯曼帝国中的部族的联系而被人怀疑为土耳其人的间谍。早在16世纪初，有些邦国就在其治安条例中增加了严禁吉普赛人在自己邦国定居的条款。后来的一些条例更进一步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吉普赛人之所以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除了人数少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家政权薄弱，特别是在一些小邦国，诸如此类的迫害条款并没有得到真正贯彻。

犹太人也属于“没有独立法律地位的人”，早已不再享受邦国法律的保护，一直处于受迫害状态。他们是被基督徒从宗教上定义的局外人，只能在基督教社会的边缘地带占据一种仅拥有少量权利的地位。自奥古斯丁以来，犹太教是基督教的女仆或女奴的观点长期流行。在基督教徒看来，只有到了世界末日，犹太教徒才能获得光明，因为在对基督的信仰中，犹太人也可以进入新的上帝子民共同体。诸如此类的观点不仅导致了对犹太人的血腥迫害，也导致了各种各样歧视和奴役犹太人的行为，导致了将犹太人与正常社会隔离开来的举措。在1519年的雷根斯堡，中世纪晚期城市驱逐犹太人行动达到了一个顶峰。此后，驱逐事件一度近乎消失。这时，罗马法已经开始在欧洲各国流行，而罗马法把犹太人看作与基督徒地位平等之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们对犹太人的歧视。犹太人的经商和积累财富的能力，也使得皇帝和诸侯看到了一项财源。的确，不少犹太人很善于经营，不仅从事金融和典当业务，而且也经营铜、布匹和其他批发及零售业务，经常接受博览会客商的剩余货物，并且不遵守禁止提价经营粮食和烟酒等消费品的法规。于是，犹太人得到了帝国的庇护。皇帝和诸侯都以向犹太人征收保护税的办法，充当了犹太人的保护者。尽管如此，犹太人也只能在黑森的弗里德贝格（Friedberg）、沃姆斯和法兰克福等地居留。另有一些人在乡下从事贸易和小额贷款活动，如果当地的诸侯不下令驱逐的话。还有不少犹太人移居神圣罗马帝国东部、波希米亚和波兰等国，在这里，人们特别需要犹太人的生产和经营技能。但是总的说来，犹太人仍受到普遍的憎恨，而要激起这种潜在的憎恶感又是很容易的，毕竟在犹太人当中一直有一些心狠手辣的放高利贷者，他们违背基督教道德的劣迹，经常成为众矢之的。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大学的兴办，受过高等教育的市民子弟大量涌现。他们或者供职于市政当局，充当书记员和公证员，或者任教于大中小学校，充当讲师和教授，或者开办律师事务所和诊所，充当自由职业者。还有人担任帝国或邦国官员或雇佣军首领。个别人还能够因业绩突出或因国王和诸侯的宠幸而得以晋升为贵族，如布尔滕巴赫（Burtenbach）的塞巴斯蒂安·舍尔特林（Sebastian Schertlin，1496—1577）就在1532年成为皇帝军队全体步兵的最高指挥官，后来又被皇帝任命为大元帅、总指挥和大法官等。官员群体不属于传统社会的等级，他们是通过教育和职业而不是由出身和法律所决定的。他们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特权，属于中上层。因为富有知识和批判精神，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积极投身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成为新时代的精神领袖。

第三节 政治制度与政治局势

一、皇帝与教皇、皇帝与帝国等级的二元制

神圣罗马帝国实行君主制，但从一开始，它就保留了东法兰克王国时期的国王选举制，国王由德意志部族大贵族选举产生，自1356年皇帝卡尔四世颁布《金玺诏书》起，美因兹、科伦、特里尔三个大主教以及波希米亚国王、莱茵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公爵和勃兰登堡马克伯爵便成为“七大选侯”，垄断了选举国王的权力。然而，选侯只是选举国王，当选的德意志国王（后来也称作罗马人国王），只有经过教皇在罗马加冕后才可称帝，才具有普世性质。国王与皇帝因此也意味着两个级别。历史上有些国王终生未获得教皇加冕，只是国王而非皇帝，身份地位自然低了一等。

理论上讲，罗马人国王或罗马人皇帝为国家首席采邑主和最高统治者，但在实际上国王或皇帝的权力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国内有帝国等级，特别是帝国选侯和大诸侯的抵制，国外有教皇和其他君主或诸侯的竞争。在与国外反对势力无休止的争斗中，皇帝不得不要求其附庸给予援助，并对他们做出让步，确认帝国各等级传统的自由和特权，甚或赋予他们新的特权。一些势力较大的帝国等级逐渐加强了在自己辖区内的权力，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并开始在自己的邦国内从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然而，无论皇帝还是诸侯，他们的政策出发点都主要是家族和王朝利益而非帝国利益或德意志民族利益。皇帝一方面以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最高世俗统治者自居，力图建立和维持中世纪封建大一统秩序，另一方面又以家族势力为后盾，并且千方百计扩大和增强这一家族势力。而当家族和王朝利益与帝国利益或德意志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历代皇帝都不惜牺牲后者保护前者。帝国等级同样自私自利。他们的政策美其名曰为“捍卫传统的自由”，实际上是要扩大和巩固自己在帝国中的既得利益。为了与皇帝抗衡，他们经常结成军事同盟，诉诸武力，甚至私自割让帝国领土，以便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

罗马教皇和罗马人皇帝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双雄。教皇被认为是上帝在人世间宗教事务的代表，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宗教领袖；皇帝则是上帝在人世间世俗事务的代表，基督教世界的最高世俗领袖。通过教皇的加冕，皇帝的世俗统治便被附加上了一层宗教普世主义色彩，与此同时，皇帝也要承担保护罗马教皇和基督教会的神圣职责。教权与皇权的二元制，构成西方基督教世界典型的政治体制。教皇与皇帝分工不同，地位相等，相辅相成。但在实际上，教皇与皇帝都想独占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统治权，历任教皇和皇帝也为此展开了激烈斗争，结果两败俱伤，最终均被民族国家政权淘汰。

在神圣罗马帝国建立初期，皇帝势力强大，可以对教会实行严格控制，不仅亲自任命帝国内的大主教和主教，而且还能够决定教皇的废立。皇帝还通过远征意大利，夺取了对意大利北部富庶地区的统治，并通过扶植傀儡教皇，借助教皇的加冕，确立法统地位，控制德意志、意大利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从11世纪起，随着克吕尼修道运动的兴起，教皇开始同皇帝争夺教会控制权，甚至联合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利用为国王加冕的权力，或通过革除皇帝教籍等方式，干涉帝国政务。此外，在罗马教会所拥有的中意大利地区的土地上，教皇国也像其他意大利邦国一样，已经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其领土获得大幅扩充，并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教皇也成为不折不扣的世俗君王。每当皇帝要将其权力施展到意大利时，教皇都会想方设法加以阻拦。皇帝与教皇的激烈斗争也势不可免。只是教皇对其大多数邦国的统治往往有名无实，教会国家各个城邦的真正主人仍是当地的王公贵族。教皇的军事力量有限，难以抵御经常出现的意大利本土反叛势力和入侵意大利的外来势力。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统治权，教皇需要在英国、法国、瑞士、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以及意大利和德意志诸侯等政治团体之间寻找盟友。因此教皇与皇帝时而合作，时而斗争，两者的关系反复无常。当需要救援时，教皇甘冒引虎入室的危险，邀请皇帝出兵意大利；当皇帝在意大利的影响过大、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时，教皇又会联合其他力量反对皇帝。

而在帝国内部，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皇帝与帝国等级二元平行且相互牵制的权力结构也日益明显：皇帝力图实行集权统治，帝国等级则坚持传统的贵族寡头政治。两者势均力敌，都不能单独决定帝国大政方针，只能相互妥协。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权主要建立在采邑分封的基础上。作为帝国领土的最高所有者，皇帝有权将部分帝国领土或者其收入以采邑的形式分配给某个贵族，赐予相应的爵位，并且主要出于军事需要，皇帝也经常采取这样的做法。通过采邑分封，皇帝就与帝国的贵族们结成了封主和封臣关系，相互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封主有责任保护采邑和封臣不被侵犯。而在面临战争与和平等重大抉择关头，封主经常会召集所有封臣开会，集体商讨，并做出决策。封臣要对封主宣誓效忠并信守效忠誓言。他有义务向封主交纳部分采邑收入，或者说照章纳税，也有义务向封主提出“忠告”。一旦发生战争，封臣要响应封主征召，利用得自采邑的收入装备自己，参加封主的军队，协助封主作战；实力较强的封臣还可以自行招募士兵，组建地方武装，向封主提供军事援助。

采邑分封并不仅限于世俗贵族，帝国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院长等高级神职人员也可以从皇帝那里获得官职和领地，从而成为皇帝的封臣和帝国等级。

除了采邑分封权，皇帝还对帝国城市拥有统治权。特别是在城市内部发生争执之际，皇帝总会介入城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并且通过自己派遣的官员修订城市宪法。另外，皇帝也希望利用城市的物质支持，加强自己的力量，通过让城市派代表参加帝国等级会议等方式，提升城市的政治地位，以便抑制诸侯的势力。

不可低估皇帝采邑分封权的意义。作为最高封主，皇帝同时也是采邑事务的最高仲裁者。一旦发生采邑法冲突，皇帝就会发挥不小的影响力。皇帝对于分封的否决权或者他针对封臣的不忠而提起的诉讼，依然是一种颇具威胁力的政治斗争武器。但也不能否认，采邑权的政治功能和与之相连的皇帝作为最高采邑主的地位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丧失其原有的意义了。一些富甲一方、拥兵自重的帝国诸侯只是有限度地效忠国王。而在帝国中央政权层面，以选侯为首的帝国等级也分割分享了国王或皇帝诸多的统治权。

自1356年皇帝卡尔四世颁布《金玺诏书》以来，美因兹、科伦、特里尔三个大主教以及波希米亚国王、莱茵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公爵和勃兰登堡马克伯爵“七大选侯”不仅垄断了选举国王的权力，还在自己的邦国内拥有了排除皇帝干预的豁免权（Privilegium de non evoc and o）、不准臣民上诉的司法权（Privilegium de non appel and o），以及诸如征税、铸币、采矿、犹太人保护等重要经济特权。选侯们每年聚会一次，商谈国家大事，制定相关法律。每逢国王去世，他们就在30天以内选举出新国王。选举时，每人一票，过半数即为有效选举，无需征得教皇的认可。通过选侯会议和选举国王的权力，七大选侯就掌握了一大部分国家政权。

而在1495年帝国改革确立帝国等级会议为帝国最高立法和政治决策机构以后，七大选侯更进一步通过对这一机构的控制，直接参与决定帝国的大政方针。他们有权同皇帝一起决定帝国等级会议的召开和参会人员。帝国等级会议召开时，皇帝一般只出席开幕式，偶尔参与一下全体会议的讨论；选侯则组成选侯院，位列其他帝国诸侯之上，并自始至终操控着会议的进行。

其他帝国等级或帝国诸侯也在帝国高层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同选侯一样，也分为教会诸侯和世俗诸侯两大类。教会诸侯最初包括除美因兹、科伦、特里尔三个大主教以外的其他大主教和主教；世俗诸侯包括除四位世俗选侯之外的其他国王（如丹麦国王）、大公（如奥地利大公）、公爵和马克伯爵等。1500年前后，帝国教俗诸侯总共有80多个。他们在帝国等级会议中组成诸侯院，其权力虽然没有选侯那么大，但同样可以在帝国等级会议上表达他们的诉求。而就实际力量而言，奥地利大公、黑森伯爵和巴伐利亚公爵等帝国诸侯一点也不比选侯逊色。

自1489年以来，帝国城市和摆脱了教俗诸侯统治的“自由城市”也可派遣代表出席帝国等级会议，并在会议中构成帝国城市院（Reichsstdtekollegium）了。而在16世纪初，帝国城市有65个，其中大多数位于帝国西南部，例如有30多个帝国城市属于施瓦本大区，另有10个位于阿尔萨斯地区。

城市居民主要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资本积累非常迅速，城市经济发展也很快。正是因为需要财政支援，皇帝才坚持将帝国城市接纳到帝国等级会议里。但与诸侯相比，此时帝国城市的经济实力仍有不足，其政治意义更远在选侯和诸侯之后。从1495年沃姆斯帝国等级会议为各帝国等级规定的纳税额，可以看到：奥地利大公和勃艮第公爵应各纳税900弗罗林；美因兹、科伦、特里尔、普法尔茨、萨克森和勃兰登堡6选侯，以及巴伐利亚公爵、符滕姆贝格公爵和洛林（Lothringen）公爵、黑森邦国伯爵应各纳税600弗罗林；萨克森—德累斯顿（Sachsen-Dresden）公爵、波莫瑞（Pommern）公爵、于利希—克累弗—贝格（Jülich-Kleve-Berg）公爵、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Brandenburg-Kulmbach）马克伯爵、马格德堡（Magdeburg）大主教、萨尔茨堡大主教、维尔茨堡（Würzburg）主教应各纳税500弗罗林；梅克伦堡公爵、吕内堡（Lüneburg）公爵、班贝格主教、明斯特（Münster）主教、列日主教、乌特勒友主教应各纳税300—450弗罗林；其他教俗诸侯应各纳税100—300弗罗林；另有3个世俗诸侯、40个高级教士和100多个伯爵纳税在100弗罗林以下。而在帝国城市中，只有纽伦贝格、乌尔姆、科伦的纳税额不亚于帝国的大邦国：它们同美因兹、科伦、特里尔、普法尔茨、萨克森和勃兰登堡6选侯，以及巴伐利亚公爵、符滕姆贝格公爵和洛林公爵、黑森邦国伯爵一样，应纳税600弗罗林。大多数的帝国城市纳税额低于选侯和大诸侯：施特拉斯堡和吕贝克（Lübeck）各纳税550弗罗林，奥格斯堡、法兰克福和梅茨（Metz）各纳税500弗罗林，另有10个城市应各纳税300弗罗林，40个城市应各纳税100弗罗林，少数还低于此限。此后，随着邦国国家化建设的深入发展，诸侯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帝国城市则日趋没落，两相比较，这种差别愈益加大。

与同时代的英国、法国君主一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力图加强自己的权力，实行专制统治。但在实际上，皇帝的权力是基于传统和威信而非财力或武力的。帝国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一的军队、法庭、货币、国库，也没有皇室领地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皇帝既不掌握独立的行政管理权和司法审判权，也不拥有充足的财政收入和帝国军队，根本无法实行集权统治，只能依靠他的家族势力，在与帝国等级，特别是帝国选侯合作的情况下，发挥一定的政治作用。对于外交事务，皇帝必须依靠等级的好意来处理。一旦皇帝与诸侯意见不一致，便无法采取统一的帝国对外政策了。

然而，皇帝的大一统意识与帝国等级的自由原则相互对立，皇帝的家族利益与帝国等级的地方利益更难以协调。帝国等级不愿意卷入与自己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冲突，尤其是在意大利进行的战争。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帝国等级竭力限制国王或皇帝的独立性和行动自由。他们主要利用国王选举制、帝国等级会议以及其他主要由帝国等级控制的行政和司法管理机构，对国王或皇帝的权力加以限制。部分帝国等级还试图通过贵族寡头政治来架空皇帝，控制中央政权，贯彻自己的治国理念。

而在各个帝国等级之间，由于大小不等，关系复杂，积怨深重，也很难达成共识，建立牢固的统一战线。即使是势力较强大的选侯、选侯联盟或诸侯联盟，其力量也远未达到可统摄全帝国、独断专行的水平，同样无法彻底贯彻自己的主张。

帝国西部的帝国等级鉴于自己邦国狭小、力量有限的事实，比较热衷于改革帝国政治体制，希望团结成一个较大的整体并从这个统一的整体身上得到较有力的支持。他们大都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等级国家和联邦制的帝国，加强国家力量，较好地保障帝国及其成员。但因缺乏实力支撑，改革派所坚持的贵族立宪主义经常流于清谈，他们所设计的改革方案也无法落实。大多数帝国等级不关心甚至是反对改革，特别是在帝国东部，统治着勃兰登堡、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等邦国的大家族的力量足够强大，不需要从帝国那里获得这样程度的支持，更不希望加强帝国中央政府的权力，牺牲他们已有的自主权。

帝国城市经常遭到相邻诸侯的剥削压迫，它们羽翼未丰，不能与诸侯抗衡，因此倾向于投靠皇帝，期望得到皇帝的仲裁和保护。皇帝也需要城市的财政支持，期望借此增强自己的实力，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位。然而经过选侯选举产生的罗马人国王仅仅是众多诸侯之一，其力量不比诸侯大多少，难以为城市提供有效的保护，甚至经常迫于诸侯的压力，放弃对城市的保护。相反，皇帝对城市的财政要求，却经常超出城市所能承受的程度。例如马克西米连一世就曾向城市大举借贷，到1519年去世时，他的债务高达数百万古尔登，包括从各城市政府那里借贷的10多万古尔登：施特拉斯堡和纽伦贝格各2.5万古尔登；巴塞尔1.55万古尔登；奥格斯堡、弗赖堡各8000—9000古尔登；还有从施佩耶尔、沃姆斯、科伦、乌尔姆等城市借来的数额较小的债务。因此，帝国城市的立场态度摇摆于皇帝与诸侯之间。时而支持皇帝反对诸侯，时而支持诸侯反对皇帝。但因自身力量有限，帝国城市往往成为皇帝政策和诸侯政策的牺牲品。

二、哈布斯堡家族对帝国统治权的争夺

哈布斯堡家族是近代早期神圣罗马帝国最主要的王朝家族，自1438年起，几乎所有罗马人国王和皇帝均出自这个家族。

“哈布斯堡”的名称源于哈布斯堡家族先人1020年在瑞士北部阿尔郜建造的哈布斯堡城堡。12世纪时，哈布斯堡家族势力大增，其首领成为上阿尔萨斯（Oberelsass）邦国伯爵和施特拉斯堡主教教堂议事会的行政长官，后来又获得基堡（Kyburg）伯爵的遗产继承权，甚至征服了苏黎世、施维茨、翁特瓦尔登、阿尔郜和乌里诸州中的部分领土。1273年，鲁道夫一世（Rudolf I.，1218—1291）当选罗马人国王，哈布斯堡家族成为莱茵河上游地区势力最强大的贵族世家。1278年，鲁道夫一世打败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Ottokar II.，1232—1278），夺取了对奥地利和施泰尔马克两公国的统治权。1282年，鲁道夫一世加封两个儿子为奥地利和施泰尔马克公爵，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力重心开始转移到了东方。13世纪末—14世纪中叶，哈布斯堡统治者先后获得了克恩滕公国（1335）、蒂罗尔伯国和温蒂（1365）诸地，并将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地区买了下来。虽然未被皇帝卡尔四世选作帝国选侯，但通过伪造的《五月特权》（Privilegiummaius），奥地利公爵鲁道夫四世（Rudolf IV.，1339—1365）使自己升格为奥地利大公。1379年，奥地利大公阿尔布雷希特三世（Albrecht III.，1349或1350—1395）通过《诺伊贝格条约》（Vertrag von Neuberg）确立阿尔伯丁（Albertin）一系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直系。

1421年，奥地利大公阿尔布雷希特五世（Albrecht V.，1397—1439）迎娶罗马人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1368—1437）的女儿（Elisabeth）为妻，随后又当选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1437年，西吉斯蒙德去世。翌年，奥地利大公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当选罗马人国王，称作阿尔布雷希特二世（Albrecht II.，1438—1439年在位）。自此开始，直至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权至少名义上一直掌握在哈布斯堡家族之手，只有皇帝卡尔七世（Karl VII.，1697—1745）例外。现在，哈布斯堡家族不仅拥有了奥地利大公国、施泰尔马克公国、克恩滕公国和蒂罗尔伯国等地，还获得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两个王国王位的继承权，哈布斯堡中东欧君主国由此奠立。

1439年，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在对土耳其人作战时死于病痢，他的堂弟、来自哈布斯堡家族蒂罗尔一系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继任奥地利大公，并在1440年当选罗马人国王，称作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1415—1493）；阿尔布雷希特二世的遗腹子拉迪斯劳斯（Ladislaus Postumus，1440—1457）则继承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国王位。

1453年，弗里德里希三世将《五月特权》确立为帝国法律，使奥地利的大公国地位得以合法化，但在1457年拉迪斯劳斯去世后，哈布斯堡家族阿尔伯丁一系绝嗣，罗马尼亚贵族匈雅蒂·马蒂亚斯（Hunyadi Mtys，1443—1490）当选匈牙利国王；摩拉维亚贵族波迪布拉德（Poděbrad，1420—1471）当选波希米亚国王。哈布斯堡家族争霸中东欧进程暂时受阻。不仅如此，匈雅蒂还征服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其他世袭领地，并自1485年起入主维也纳，行使统治权。哈布斯堡家族通过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儿子马克西米连（即后来的罗马人国王和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与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享有遗产继承权的女儿玛丽亚结婚，赢得了尼德兰，并使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帝国西北部。

1482年，玛丽亚意外死亡，她与马克西米连生育的儿子“美男子”菲利普（Philipp，der Schne，1478—1506）当选尼德兰大公，马克西米连担任摄政。弗里德里希三世则以避免王位空缺和阻止王位争夺为名，通过帝国宪法，规定选侯可在当政皇帝生前就选出一位准备继位的新国王，并在1486年2月16日使马克西米连顺利当选为罗马人国王，号称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Ⅰ.，1486—1519年在位）。而通过马克西米连一世与阿拉贡（Aragn）国王费兰多二世（Ferr and oⅡ.，1452—1516）达成的互为儿女亲家的婚约，“美男子”菲利普在1496年迎娶阿拉贡国王费兰多二世和卡斯蒂利亚（Castilla）女王伊莎贝拉一世（Isabel I，1451—1504）的女儿胡安娜（Juana，1479—1555）为妻。1504年，胡安娜在其母亲伊莎贝拉一世去世后继任卡斯蒂利亚女王，称作胡安娜一世（Juana Ide Castilla）。1506年，菲利普与胡安娜之子卡尔（Karl）在父亲死后继任尼德兰大公。1516年，费兰多二世去世，其外孙卡尔成为一片巨大领地的拥有者，这片领地包括费兰多二世统治的阿拉贡、胡安娜一世治下的卡斯蒂利亚、纳瓦尔（Navarre）、格拉纳达、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以及整个西属美洲。在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去世后，卡尔又得以继承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的产业，并通过向选侯行贿等手段，于1519年战胜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ois Ier，1494—1547）的竞争，当选罗马人国王，继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的弟弟费迪南（Ferdinand）则在1516年通过马克西米连一世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弗拉第斯拉夫二世（Wadysaw II.，1456—1516）签署的婚约，迎娶后者的女儿安娜（Anna，1503—1547），并获得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位继承权。1526年，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拉约什二世（II.Lajos，1506—1526）在抵抗奥斯曼帝国入侵的战争中阵亡，费迪南当选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王。

从马克西米连的勃艮第婚姻起，经过一系列由婚姻、死亡和遗产继承等偶然事件构成的家族史，哈布斯堡家族最终掌握了大半个欧洲乃至世界的统治权，缔造了一个“日不落”帝国。“其他人或许兴师动武，幸运的奥地利只需要结婚”这一被说成是出自匈牙利国王匈雅蒂·马蒂亚斯之口的讽刺诗句成为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箴言，但对哈布斯堡家族扩张领土的实际情形来说，这一诗句所作的描述是极其片面的。事实上，为了扩大和巩固其世袭领地，哈布斯堡家族进行了无数次战争。而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主要来自法国国王和奥斯曼帝国苏丹。

德意志王国和法兰西王国有着法兰克帝国的共同渊源，本为同根而生的两大分枝，但在962年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之后，德意志王国和法兰西王国就开始分道扬镳，愈行愈远。德意志王国披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外衣，成为理论上的基督教大一统象征，法国仅仅是帝国内的“撮尔小国”。

15世纪中期以降，在基本上完成国家统一、实现中央集权之后，法兰西王国国力迅速提高，不仅人口大规模增加，也拥有了欧洲最大的常备军。为了开拓国家疆土，攫取物质财富，扩大王朝声誉，法国国王加紧了对外扩张的步伐。而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卡尔成为尼德兰大公、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法国国王深感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的包围，力图通过占领意大利的一些战略要地，阻止哈布斯堡家族的东西联合，突破包围并扩大瓦卢瓦王朝势力。瓦卢瓦家族因此便同哈布斯堡家族展开了激烈斗争。不仅如此，多位法国国王还希图攘夺神圣罗马帝国皇位，致力于争夺欧洲大陆霸权，甚至不顾宗教信仰差异，联合帝国福音教诸侯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共同与皇帝作战。

奥斯曼帝国（OsmanlI·mparatorlugu）是一个以土耳其人为主体的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大帝国。它兴起于黑海南岸的小亚细亚半岛，通过一系列战争，先后征服了西色雷斯、马其顿、索菲亚、萨洛尼卡和整个希腊北部，迫使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Srbija或Serbien）统治者称臣纳贡。

1453年，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Muhammad II.，1429—1481）的亲自率领下，奥斯曼军队占领了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名城被攻克，基督教对抗伊斯兰教的前沿阵地土崩瓦解。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迅速扩大，除了库尔德斯坦、叙利亚、巴勒斯坦、希贾兹和埃及等亚非地区以外，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塞尔维亚、摩利亚、瓦拉几亚（Walachei）、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均被划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直到匈牙利北部的东南欧地区也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奥斯曼帝国的向西扩张，对哈布斯堡君主国帝圣罗马帝国乃至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形成了持续性危险。

“大敌”当前，哈布斯堡皇帝扮演了基督教世界领袖的角色。他以抵抗异教徒的名义，向欧洲基督教各国各教派求援。对此，帝国各路诸侯，无论福音教诸侯还是天主教诸侯，大都能够积极响应。就连罗马教皇也支持抗击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争。同属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国家法国却在1536年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订立同盟，意在从东、西两面夹击哈布斯堡王朝。

主要通过一系列战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KarlⅤ.，1520—1556年在位）保持并巩固了哈布斯堡家族在尼德兰、西班牙、米兰公国、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岛（Sicilia或Sizilien）和撒丁岛（Sardegna）的统治地位，但错综复杂和战乱纷飞的国际局势，也使得他穷于应付，根本无暇关注和处理帝国内部的事务。一部分改信了福音教的帝国等级乘机利用宗教改革扩大自己的权势，不仅使福音教在一些诸侯邦国内落地生根，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邦国的国家化建设，为德意志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内政外交

1493年，弗里德里希三世去世，他的儿子马克西米连便以罗马人国王身份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同哈布斯堡家族的历代统治者一样，马克西米连一世也以家族利益为重，致力于利用战争和政治联姻手段，广泛地扩大本家族的势力，但由于得不到帝国等级的支持，他的对外战争屡遭失败。只是其政治联姻政策和在奥地利实行的国家化建设措施，为日后一度统治了大半个欧洲的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马克西米连一世是第五位出自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于1459年3月22日出生在维也纳新城，是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与葡萄牙公主埃莱奥诺蕾（Eleonore）唯一活下来的儿子，自童年起就拥有奥地利大公爵位。

1477年8月19日，马克西米连与勃艮第公爵玛丽亚结婚。1482年，玛丽亚去世，马克西米连未能如愿取得对勃艮第和尼德兰的统治权。尼德兰大贵族选举他与玛丽亚的儿子菲利普（Philipp）为尼德兰大公，马克西米连仅得以在菲利普未成年之前担任摄政。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世（Louis XI.，1423—1483）收回了勃艮第公国，并试图攻占尼德兰。

1486年2月16日，马克西米连当选罗马人国王。他试图通过迎娶布列塔尼（Bretagne）公爵遗孀安娜（Anna），占有布列塔尼，并对法国形成包围之势。1490年12月19日，马克西米连一世以授权委托人代理的方式，与安娜订婚。这桩婚事遭到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1470—1498）的坚决反对，后者在1491年3月20日派军队进驻南特（Nantes），软禁安娜及其宫廷人员，控制了进出布列塔尼的商贸通道。不久，查理八世又强娶安娜为妻，彻底粉碎了马克西米连一世的计划；后者兵备不足，无力驰援，只能听之任之。

1493年8月19日，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去世，马克西米连以罗马人国王身份执掌神圣罗马帝国统治权。同年，在萨林斯（Salins）战役中，马克西米连一世打败法国军队，继而在《塞里斯和约》（Frieden von Senlis）中保全了全部尼德兰领土，只是必须重新把勃艮第划分为勃艮第公国和勃艮第自由伯爵领地两部分，承认勃艮第公国为法国采邑。

查理八世去世后，马克西米连一世试图用武力夺回勃艮第公国，他的儿子、尼德兰大公菲利普却不愿大动干戈。1498年8月2日，菲利普与法国新国王路易十二世（Louis XII.，1462—1515）订立《巴黎条约》，以法国归还几个城市为条件，放弃了对勃艮第公国的领土要求。菲利普还在1499年7月5日为佛兰德和阿图瓦（Artois）向法国国王作了接受封地的效忠宣誓。1506年10月25日，菲利普意外亡故，他的长子，亦即马克西米连一世的长孙卡尔继承其遗产。马克西米连一世则通过其女儿玛加丽特（Margarete，1480—1530）参与摄政。

在意大利，马克西米连一世力图恢复神圣罗马帝国旧有的控制权，消灭蚕食了不少帝国领土的威尼斯城市共和国。他先是在1493年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达成协议，以默认法国征服拿不勒斯王国、实现安茹（Anjou）家族权力要求的方式换取了法国对他进攻威尼斯的支持，后来又以把帝国采邑米兰公国授予意大利雇佣兵首领卢多维科·斯福扎（Ludovico Sforza，1452—1508）并娶其侄女比安卡·玛丽亚·斯福扎（Bianca Maria Sforza，1472—1510）为妻的方式，换取了44万杜卡特金币的财政支持。

1494年秋，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领2.5万名士兵（其中有8000人属于瑞士雇佣兵）入侵意大利，开启了近代早期意大利战争的序幕。当年，法军和瑞士雇佣兵横扫整个半岛，攻陷了佛罗伦萨（Fiorentina）共和国和罗马，次年2月22日又占领拿不勒斯。拿不勒斯国王阿尔方索二世（Alfonso II.，1448—1495）弃国而逃，查理八世取而代之。

眼见法国有独霸意大利之势，马克西米连一世在3月31日加入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 and er VI.，1431—1503）、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扎、阿拉贡国王费兰多二世和威尼斯共和国结成的反法“神圣同盟”。查理八世在福尔诺瓦（Fornovo）战役中失利，不得不在6月末撤出意大利。他的留守拿不勒斯的军团也被阿尔方索二世和费兰多二世的联军歼灭。

对于此次“神圣同盟”反法战争的胜利，马克西米连一世几乎毫无贡献。他本人拥有的军队数量极少，而他向帝国等级发出的火速派遣援军赴意大利参战的要求也迟迟得不到响应。尽管如此，马克西米连一世还是借此机会，同阿拉贡国王结成双重的儿女亲家。他把自己的女儿玛加丽特许配给费兰多的儿子、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王位继承人胡安（Juan，1478—1497），费兰多则将自己的女儿胡安娜（Juana，1479—1555）嫁给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儿子菲利普。这一王朝联姻为后来哈布斯堡家族将奥地利、勃艮第的尼德兰和拥有广大海外殖民地的西班牙王国联合在一起奠定了基础，但也使法国感到了来自东部和西南部两个方向夹击的威胁，影响日后长达250余年欧洲历史的法兰西—哈布斯堡战争由此而起。

马克西米连一世还希望加强他在蒂罗尔的地位，确保恩加丁（Engadin）地区的安全。此外，基于他的第二次婚姻，即1493年与米兰公爵的侄女比安卡·玛丽亚·斯福扎的结合，马克西米连一世也把米兰公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了。

149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出兵意大利，吞并米兰，驱逐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扎。马克西米连一世无力救助，只能在1504年9月22日与路易十二世签署《布鲁瓦条约》（Vertrag von Blois），同意法国以20万杜卡特金币的代价取得米兰；路易十二世则答应把他的女儿克洛德（Claude）嫁给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孙子、尼德兰大公菲利普的儿子卡尔，并且许诺，将来若无子嗣，就把米兰、布列塔尼和勃艮第公国授予这对夫妇。但在彻底占有了米兰之后，路易十二世毁弃前约，把克洛德嫁给自己的侄子和王位继承人昂古莱姆的弗朗索瓦（Franois，1494—1547）。马克西米连一世再次领受了法国国王的夺婚之辱。

1507年，在得到帝国等级的赞同后，马克西米连一世率领军队越过东阿尔卑斯山隘口，准备到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但是威尼斯人却以重兵阻断了他去罗马之路。帝国等级曾经答应的提供3000名骑兵和9000名步兵援助的许诺迟迟不能落实，经费支持也只兑现了1/4。眼看罗马之行不能继续，马克西米连一世只好在征得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同意后，于1508年2月6日在特伦托（Trient）大教堂自行加冕，号称“当选的罗马人皇帝”（electus Romanorum imperator或erwhlter rmischer Kaiser）。这一无奈之举被神圣罗马帝国后来的历任皇帝效仿，罗马人国王一经选出，就自行称帝，无需经过教皇加冕。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权势的加强，恰恰相反，在失去教皇加冕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仪式之后，神罗马马帝国皇帝头衔上的宗教光环也就不复存在了，皇帝统驭基督教世俗世界的合法性大打折扣。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帝国统治者们虽然继续享有国王和皇帝双重最高荣誉，但其实际意义已经越来越淡薄，不仅难以担当基督教世界的最高世俗领袖，在帝国内部也不再拥有以往的宗教感召力了。

1508年春，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军队遭到威尼斯人的重创，戈里齐亚（Gorizia）、的里雅斯特（Triest）和伊斯特拉等哈布斯堡家族领地也被威尼斯吞并。只是通过玛加丽特的斡旋，马克西米连一世才得以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阿拉贡国王费兰多二世以及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结成反威尼斯的“康布雷同盟”（1508年12月10日），收复部分失地。然而，康布雷同盟并未持续多久。面对外国势力在意大利的扩张，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既十分恐慌，又很不甘心；他企图借助瑞士雇佣军，把意大利从外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对于教皇的反叛，马克西米连一世和路易十二世联手抵制。但在1509年8月10日围攻帕多瓦（Padova或Padua）时，威尼斯人花重金收买了马克西米连一世招募的雇佣军，迫使马克西米连一世仓皇出逃意大利。

法国的势力依然盘踞在意大利，并且不断壮大。马克西米连一世又在1511年伙同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阿拉贡国王费兰多二世和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结成反法神圣同盟。1512年夏天，瑞士人攻占米兰公国。他们扶持被法国人俘虏的卢多维科·斯福扎的儿子马西米利亚诺（Massimiliano）为公爵，但却掌握着实际控制权。马克西米连一世试图劝说瑞士人加入反法联盟，但未成功。法国人却用重金收买了瑞士军队，使之停止了进攻第戎（Dijon）的计划。1513年，反法联盟军队战胜法军，把路易十二世赶出了意大利。但未过多久，教皇又与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等城市国家结盟反对帝国，马克西米连一世孤立无援，只得再次退出意大利。

1515年9月，法国新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进军意大利并在马里尼亚诺（Marignan）战役中打败瑞士军队，重新占领米兰公国。反法神圣同盟再度成立，马克西米连一世也积极行动起来，用英国国王提供的金钱雇佣了一些瑞士和德意志军队，入盟参战，却未取得什么战功。1516年12月3日，《布鲁塞尔和约》（Frieden von Brüssel）签订，法国占领了米兰，威尼斯占领了维罗纳，马克西米连一世仅仅为他的家族获得和保有“前沿伯爵领地”蒂罗尔利恩茨（Lienz）附近的格尔茨（Grz）。

马克西米连一世还极力为哈布斯堡家族争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两国王位。在1490年匈牙利国王匈雅蒂·马蒂亚斯（Hunyadi Mtys，1443—1490）去世后，马克西米连一世立即率军入侵，重申旧日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利。但有一伙匈牙利贵族坚决反对马克西米连一世的继承权要求，他们联合波希米亚贵族迎请波兰国王喀什米尔四世（Kazimierz IV.，1427—1492）和哈布斯堡的伊丽莎白（Elisabeth）的儿子弗拉第斯拉夫（Wadysaw）为他们的国王，称作弗拉第斯拉夫二世。马克西米连一世只能满足于1491年11月7日在普雷斯堡签订的和约：若弗拉第斯拉夫二世没有后裔，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位就由哈布斯堡家族中人来继承。

1506年3月，马克西米连一世再次与弗拉第斯拉夫缔约，迫使弗拉第斯拉夫答应把他的女儿安娜许配给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孙子费迪南（Ferdinand），而弗拉第斯拉夫即将出生的孩子如系男孩就迎娶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孙女玛丽亚。

1507年11月12日，在弗拉第斯拉夫的儿子拉约什（Lajos，1507—1526）出生后，马克西米连一世立即与弗拉第斯拉夫签约，确认以前各项关于继承的规定。匈牙利贵族继续表示反对，并推举扎波利亚·亚诺什（Szapolyai Jnos，1487—1540）为他们的首领。亚诺什试图借助波兰和波希米亚的力量对抗马克西米连一世，他在1512年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弗拉第斯拉夫二世的兄弟、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1515年，马克西米连一世与弗拉第斯拉夫和齐格蒙特相会于维也纳，重新确认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孙子费迪南与弗拉第斯拉夫的女儿安娜订婚；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孙女玛丽亚则将嫁给弗拉第斯拉夫的儿子拉约什。

1516年，费迪南正式通过代理人促成费迪南与安娜结婚。马克西米连一世则把拉约什收作养子。这些安排为后来把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并入哈布斯堡君主国创造了条件，而为了保住这两个王国，马克西米连一世不惜出卖帝国的利益，置受到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威胁的德意志骑士团的救助请求于不顾，致使骑士团孤立无援，不得不向波兰国王宣誓效忠，沦为后者的藩臣。

在整顿帝国的同时，马克西米连一世也采取措施，在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奥地利开展了一系列国家建设工作。他根据实际情况，在上、下奥地利建立了两套形式不尽相同的行政管理体系。

“上奥地利”包括蒂罗尔和莱茵河上游的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1490年，马克西米连一世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建立了上奥地利执政府，鉴于当地贵族态度比较积极，他让他们自行选举执政府的成员，并把财权交给一个单独的四人财政委员会掌管。“下奥地利”包括奥地利恩斯（Enns）河上下游、施泰尔马克、克恩滕、克赖因等地。1493年，马克西米连一世在维也纳建立了下奥地利执政府，但因有些省份的贵族桀骜不驯，他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实行集权统治。下奥地利的财政委员会附属于因斯布鲁克财务委员会。1499—1502年，马克西米连一世又对下奥地利政府进行了改组，将全体摄政集中到一个设在林茨（Linz）的常设委员会，负责审理社会各界的诉讼案件。与此同时，又在维也纳新城设立了一个皇家法院作为中央法庭。另在维也纳设立一个专门的财务委员会。

对于奥地利的城市，马克西米连一世也实行严密监控。奥地利的城市绝大部分属于王室领地。马克西米连一世派全权代表参加市政会的选举或宣誓典礼，不依靠等级合作或不顾等级反对对之进行统治。除此之外，马克西米连一世还经常召开联合邦委员会会议。

然而，等级的抗议依然十分激烈。迫于压力，马克西米连一世后来停止了一些联合管理机构的工作，在各省恢复了由地方长官主持司法审判的传统，并将各省的习惯法编纂成文。只有因斯布鲁克的中央财务机构和林茨的委员会继续存在，因斯布鲁克的中央财务机构分设收入、支出、审计等多个部门（财务审计局）。林茨的委员会迁至维也纳，仍旧监督所有五个省的政府。各等级虽然逐渐接受了某种中央政府的存在，但又要求在其中分享一席之地，这样一来各方利益的互相冲突就很难避免，混乱局面也很容易出现。马克西米连一世在威尼斯战争中弄得民穷财尽，这对于他的中央集权制试验产生了非常不利的负面影响。但他千方百计想要执行的原则，即常设委员会的集体负责制及职能分工制，均为他的继承人和其他德意志诸侯所采用，德意志邦国的国家化建设由此得到了积极推动。

四、帝国改革

在追求哈布斯堡家族利益时，马克西米连一世也曾想行使皇帝权力，对帝国的力量加以利用。他试图建立一支由皇帝掌握和支配的帝国军队，并通过政府机构，定期征收一种普遍的帝国税来维持这一军事力量，确保自己必要的行动自由，战胜外部的敌人，维持国内秩序。

1495年3月18日，马克西米连一世亲赴沃姆斯，主持召开帝国等级会议，呼吁帝国等级为抗击入侵意大利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捍卫帝国利益提供帮助，组建帝国军队并征收帝国税予以资助。他还让其大臣编制了一份“帝国名册”（Reichsmatrike），准备据此在全帝国范围内征税。这一建议遭到以美因兹大主教、帝国选侯和负责德意志事务的帝国首相贝特霍尔德·冯·亨内贝格为首的部分帝国等级的拒绝。他们并不反对改革，只是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改革，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属于帝国等级改革派，其具体要求是：颁布帝国和平法令以取代地方的和有时间限制的和平条例；设立合议制的执政团以改变以统治者个人为导向的宫廷体制；组建帝国最高司法审判机构，独立审理帝国成员的诉讼案件。

迫于压力，马克西米连一世部分地同意了帝国等级改革派的要求，实际开始了帝国改革。他颁布《永久国内和平法令》，也批准了成立帝国最高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计划。《永久国内和平法令》责成帝国成员放弃决斗，只用和平方式伸张自己的权利，并且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任何破坏国内和平的行为。帝国最高法院成立于1495年10月31日。这是第一个与帝国最高统治者相分离的帝国中央官署，也是位于各邦法院之上的帝国最高上诉法院；在帝国成员的诉讼遭到邦国法院拒绝时，帝国最高法院甚至可作第一审级。帝国最高法院最初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远离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范围，其目的在于避免国王或皇帝的干预。院长由国王或皇帝任命，但襄助院长的16名陪审员则由帝国等级会议推举产生，其中贵族和法学家各占八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帝国最高法院成了一个与帝国最高统治者分离但却处于帝国等级影响之下的司法审判机构。帝国最高法院的职责是审理对抗直属帝国成员的民事诉讼，处罚抗拒、触犯帝国法律的，特别是破坏国内和平的犯罪行为。此外，帝国最高法院还有权审理不服邦国法院或帝国城市法院判决的民事案件。表面上看，帝国最高法院权力很大，甚至可以独立发布帝国放逐令。但在实际上，各选侯国和其他较大的诸侯，因为享有严禁臣民上诉的特权，故不受帝国最高法院约束。而帝国最高法院自身又因为缺乏办公经费，不仅工作效率十分低下，其生存也难以保障。

作为回报，参加会议的帝国等级批准了马克西米连一世创建帝国军队和征收帝国税的要求，但最初只同意征收四年。设立帝国执政府一事暂时作罢。一方面马克西米连一世拒绝参加那个主要由选侯控制的委员会，不愿意把自己降格为一名国家行政官员；另一方面部分势力较大的帝国等级反对改革，不愿意使自己屈从于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执政机构。鉴此，贝特霍尔德等人只好规定帝国等级的集会为“帝国等级会议”（Reichstag），把计划组建的帝国执政府的职权交由帝国等级会议承担，使之成为帝国的最高立法和政治决策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或召开非常会议，每次会议为期一个月，审议和批准赋税，检查维持国内和平措施，商讨对外政策，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帝国最高统治者和所有帝国等级都应当服从它的监督。

帝国等级会议的基本组织原则是：设立并列的三个等级议事院，通过一种极其复杂和因势利导的保障程序，调解利益冲突，维持帝国等级之间以及帝国等级与国王或皇帝之间的合作。帝国等级会议分为选侯院、诸侯院和城市院三个院或帝国合议厅，所有协商均在各院中分头进行，按照以多数人表决同意为准的原则形成决定。选侯院以美因兹选侯为主席，其他成员有科伦、特里尔、普法尔茨、萨克森和勃兰登堡五选侯；作为“七大选侯”之一的波希米亚国王只参加国王选举活动，不出席帝国等级会议。每位选侯都有一票表决权。因为若无选侯院赞同，任何帝国决定都无法形成，所以在整个帝国等级会议上，每一位选侯的意见都十分重要。帝国等级会议因此首先是选侯的会议。选侯对于帝国领导权的掌控由此便得到了一种机构化保障。

诸侯院分为教会席位和世俗席位，由萨尔茨堡大主教和奥地利大公轮流主持。所有参加会议的诸侯都享有表决权，并且每位诸侯选票的多少由其拥有的帝国领地的多少来决定。如果某个世俗诸侯或教会诸侯拥有多个领地，那么他就支配着同样多的票数。此外，在诸侯院中，与在选侯院中的情形不同，神职人员明显占据多数，特别是大批帝国主教都在诸侯院中拥有席位和表决权。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教会”体制所决定的，而神职人员在诸侯院中占据多数的局势，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神圣罗马帝国总体上的天主教性质。在宗教改革期间，尽管有不少选侯和诸侯改信了福音教，帝国等级会议却从未作出支持宗教改革的决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天主教保守势力始终在帝国等级会议的诸侯院中占据主导地位。

帝国城市院，由举办帝国等级会议的城市领导，但无投票权。帝国等级会议往往是在等到选侯和帝国诸侯意见统一后才形式地（pr of orma）询问一下帝国城市的意见。帝国城市院的地位远低于选侯院和诸侯院。

帝国城市是148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帝国等级会议召开时才首次派遣代表与会的，但在此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其在帝国等级会议中的地位并未得以确定，相关争议从未中断。帝国城市参与帝国等级会议也并非自愿的，他们更多的是被帝国君主安排进来的。它们一方面遭到选侯和诸侯的歧视，另一方面却又为帝国承担高额的纳税义务；帝国君主恰恰是为了得到帝国城市的财政支持而安排帝国城市进入帝国等级会议的。这种尴尬局面并没有通过多数帝国城市后来信奉福音教以及与福音教诸侯结盟而得到根本改变。一些帝国城市更倾向于在帝国等级会议之外单独召开城市会议（Stdtetag），商讨对策。但城市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城市会议也不连续召开，只是间或被加以利用一下。

帝国等级会议的最主要职权是批准帝国税收。与之相连的是帝国立法机构的权力，监督帝国行政管理部门和司法部门的权力，以及制定宗教政治政策的权力。帝国等级会议根据国王或皇帝签发的信函召开，其主要议题也在相应的信函中预先确定，但在会议期间，起领导作用的是美因兹大主教；美因兹大主教作为帝国选侯和帝国首相，负有在各个等级议事院之间进行协调意见和起草帝国等级会议决议的职责。帝国君主的施政措施，特别是作战经费来源，主要依赖于选侯的支持。在帝国等级会议上，国王或皇帝虽然享有一定的特权，可以提出立法动议；没有他的认可，会议决议即使为全体帝国等级表决通过，也不能生效。但是国王或皇帝又不能违拂选侯院或诸侯院多数人的意见；即使与选侯达成了意见一致，诸侯院也能够予以推翻。

尽管如此，帝国选侯还是在帝国宪政中获得了较为突出的优先政位；除了选举国王的权力，选侯现在又拥有了帝国等级会议这一至关紧要的权力工具。但是依然有某些与帝国等级会议相关的宪法问题，甚至是极其重要的宪法问题悬而未决。除了帝国城市在帝国等级会议上的地位外，还有帝国最高统治者与帝国等级的直接协商问题、等级各院的组成和各院内部的工作程序问题以及帝国等级会议各院内部委员会的工作程序问题，而最主要的则是帝国政体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参加帝国等级会议各方的切身利益，解决起来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力图实行君主专制的帝国最高统治者与坚持贵族共和或贵族寡头政治的帝国等级进行了长时间的争斗，结果两败俱伤，致使神圣罗马帝国的无政府状态愈演愈烈，无可挽回。

1495年的帝国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骑士决斗屡禁不止，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依然相当混乱。帝国税的征收也只能得到很小的收益；只有少数几个帝国等级履行其义务，在自己的辖区征收帝国等级会议批准的赋税并上交国家。帝国最高法院因为得不到足够的经费支持，只好在1497年迁移到生活费比较低的帝国城市沃姆斯，不久又停止了开庭。只有帝国等级会议开始成为一个比较固定的立法机构，无论帝国君主还是帝国等级都把它当作一种施展政治影响的工具加以利用，他们也利用这一政治平台开展了更加激烈的权力之争。

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吞并了帝国采邑米兰之后，马克西米连一世又于1500年4月10日在奥格斯堡举行帝国等级会议。他一方面继续呼吁建立一支强大的帝国军队以对抗法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迎合反对派，提出了一个他曾在1495年沃姆斯帝国等级会议上否定过的成立帝国执政府的提案。出席会议的帝国等级对国王的呼吁作出了积极回应，同意组建帝国军队，由贵族提供骑兵，诸侯向所属非贵族的平民征税以供养一支民兵。至于帝国执政府，则按照贝特霍尔德等人制定的适用于此后6年的方案办理。据此，执政府由21名成员组成，国王或国王的代表担任主席，奥地利和勃艮第派出两名代表，除波希米亚国王之外的6位选侯各指派1名代表，其余12名代表由各等级从市民、骑士和法学家当中选出。执政府每届会议会期3个月，必须有一位名选侯亲自参加，首先是投票表决，然后再对决议案副署。新建弗兰肯、巴伐利亚、施瓦本、上莱茵、下莱茵—威斯特法伦和萨克森等6个帝国行政区（或称帝国大区）为邦国层面上的帝国非集权制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实施执政府的全部决议。执政府官署设在纽伦贝格，官员的薪金从经帝国等级会议批准征收的税款中支付。在皇帝外出期间，执政府可以单独处理帝国事务，甚至可以对内对外代表帝国。

这样一来，马克西米连一世虽然可以拥有一支帝国军队，但他为之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他不再是大权在握的堂堂君主而是帝国执政府虚设的主席了。执政府主要由贝特霍尔德和其他选侯掌控，帝国等级获得了与国王同等的对帝国政策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对于帝国事务，国王既没有否决权，也没有行动的自由权。

鉴此，马克西米连一世转而退守到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期望利用本家族的实力，弥补在帝国层面出现的权力旁落。他于1498年在维也纳成立了宫廷首相府（Hofkanzlei），并授权它处理奥地利大公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事务，不仅提供政治建议，还承担了政府和法院职能。因为同时兼顾帝国事务，所以该机构也被称作“帝国宫廷首相府”（Reichsh of kanzlei）或“帝国宫廷参事院”（Reichshofrat）。为了满足各项财政开支需求，马克西米连一世甚至不遗余力地截留本应上缴罗马教廷的出售赎罪券所得款项。

1503—1504年，马克西米连一世在兰茨胡特（Landshut）遗产继承战争中大获全胜，不仅对违反帝国采邑法、甘心充当法国的附庸、藐视国王权威的普法尔茨选侯之子、伊丽莎白的丈夫鲁普雷希特（Rupprecht，1481—1504）进行了严厉惩罚，夺取了库夫施泰因（Kufstein）要塞，而且重新树立了帝国君主的权威。

1504年12月21日，贝特霍尔德去世，帝国等级改革派丧失了领头人，其势力锐减。马克西米连一世从屈辱中恢复过来，重新取得了行动的自由，一时成了“帝国真正的皇帝和德意志的统治者”。

1505年6月，马克西米连一世在科伦召开帝国等级会议，着手建立帝国中央政府的各个机构。他提出了一项新的执政府建设方案，据此，执政府应由12名成员组成，从6个帝国行政区（或称大区，Reichs -Rreisen）选出，拥有帝国等级会议现有的全部权力。国王在任何时候均有权召见执政府成员，执政府也必须认真执行国王的命令。只是在与执政府产生重大意见分歧时，国王才召集选侯和其他诸侯共同做出决定。马克西米连一世还提议执政府建立一支常备军队，以便在必要时可用武力手段贯彻执政府的法令。在帝国各地分设4名司令官，每名司令官指挥25名骑士，作为某种形式的帝国警察。对于马克西米连一世的这一改革倡议，帝国各等级反应冷淡，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更不愿受帝国机构的约束，但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他们又要求恢复帝国最高法院。

1507年5月，帝国等级会议在康斯坦茨召开，马克西米连一世为获得帝国等级对其到罗马加冕一事的支持，同意恢复1495年成立的帝国最高法院，只是坚持国王有权任命院长以及代表奥地利和勃艮第的两名陪审法官，其余陪审官由选侯和各行政区等级推举：每位选侯推举1名，行政区等级推举8名。还任命两名诸侯作为视察员，每年检查法院工作，并向帝国等级会议提出报告。法院的判决一旦受到违抗，法院和视察员则将商讨采取适当的措施强制执行，并向国王汇报。作为回报，帝国等级同意国王到罗马加冕，并且许诺予以军事援助；拨给国王3000骑兵，为期6个月，以帝国名册为基础拨款12万盾供应9000多步兵。如上所述，帝国等级军事援助的许诺最终并没有兑现。

1512年夏天，马克西米连一世在特里尔—科伦帝国等级会议上再次提出进行有效治理的计划，要求恢复帝国税的征收，并按1500年奥格斯堡帝国等级会议的决议，成立一支德意志民兵。各等级原则上表示同意，只是将税额降到相当本金的0.2%。对于马克西米连一世提出的下列建议，即在等级会议之下设执行委员会，由8—12人组成，常驻帝国朝廷，监督方案的执行，处理紧急事务和对外关系，并在两造不愿向帝国最高法院呈诉的案件中充当调解人，帝国等级主张修改为：把6个行政区的体制扩大到除波希米亚、瑞士和意大利边缘地带以外的整个帝国，哈布斯堡家族和各选侯的领地也被包括在内，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各自与其邻近邦国结成一个区，全国总共设立10个行政区。由各行政区的等级会议自行推选指挥官，不受中央控制。执行委员会也只能是一个调解机构。这一方案毫无结果。1513年，帝国等级会议在沃姆斯召开，参加会议者人数寥寥，未形成任何决议。此后四年，帝国等级会议未再召开。又过了很多年，10大行政区才得以成立。

马克西米连一世在晚年努力为他的孙子卡尔当选罗马人国王而操劳。为了胜过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竞争，他耗费大量金钱贿赂选侯，以至于到最后他已经身无分文，就连他的因斯布鲁克的乡亲们也拒绝收留他的随从了。1519年1月12日，马克西米连一世在韦尔斯病逝。

五、诸侯邦国“国家化建设”的兴起

鉴于帝国的没落已经覆水难收，一些势力较大的帝国等级，特别是选侯和大诸侯便把精力转到自己所管辖的领地上，利用早已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司法审判权、军事防御权、对教会的保护权和矿山开采权等诸多政治、经济特权，致力于组建邦国政府，在邦国层面进行国家建设：抑制地方贵族势力，扩大官员队伍，实行中央集权和邦国君主专制统治。

选侯和大诸侯把自己领地视为一个统一体，以罗马法为蓝本，制定并颁布适用于整个领地的法规，确立领地不可分割和长子继承等原则（符滕姆贝格始于1495年该邦升格为公国之际，巴伐利亚始于1506年领地重新统一之际），严格限制乃至完全废除贵族的武力自卫权。

他们还使国家事务与宫廷事务分别开来，设立各种各样的中央集权制行政管理机构，招募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或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商人担任官员，采取更加细致、严格的分工，实行专业化管理。在这方面，奥地利大公先行一步（1498年），萨克森选侯（1499年）、黑森邦国伯爵（1500年）和巴伐利亚公爵（1501年）等纷纷效尤。

绝大多数邦国的行政管理机构都是从宫廷参事院分化出来的。宫廷参事院定期开会，在首相或其他官员的主持下讨论几乎所有的邦国行政事务和司法事务，本着广泛干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精神处理公共安全事务。宫廷参事院最初也负责审核账目，制定财务制度，确定货币价值，后来建立了专门的财务部门，如宫廷司库，再后来又有负责政治事务的枢密院、负责教会事务的教会参事院和负责军事事务的战争参事院等处理专门事务的顾问委员会设立。宫廷参事院的行政管理任务被转让给处理专门事务的顾问委员会；宫廷参事院本身则像帝国宫廷参事院或巴伐利亚宫廷参事院那样，转变为一个纯法院机构。但也有其他的组建特别的邦国高等法院的途径，如以帝国最高法院为榜样，设立宫廷法院。

参事院的设立大都出自诸侯的倡议。诸侯本人往往担任参事院主席，某些事务，如司法和财政，也仅由诸侯的个别顾问而不是由参事院全体会议共同处理。但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大，诸侯很难会会必到。这样就有必要委托某个顾问担任独立参事院院长，或者称作最高宫廷大臣或首相了。与此同时，参事院也逐渐从单纯的咨询机构发展成为决策机构。一方面，奥地利1498年的宫廷条例就规定说，宫廷参事院只在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务上或者在参事院成员意见不一时，需要请求诸侯作出决定。另一方面，诸侯对外交和财政等事务特别关注，并且必须亲自过问和作出决定。邦国政府决不是一个仅仅由参事院组成的政府，而是诸侯个人统治的政府，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部分诸侯因为大权在握，形同无冕之王，即邦国君主。

但在一些邦国，邦国等级也发挥着较大作用，尤其是在新任诸侯年幼，或者昏聩无能、管理不善时，设立“可维持秩序的顾问委员会”就是必要的了。在这种情况下，邦国等级掌握了选拔官员的权力，并且也只从本邦人当中选拔官员；一些邦国等级成员本身就成为参事院成员，成为“邦国顾问”。这也意味着邦国等级的影响渗透到了邦国政府，对邦国君主的权力形成一种制约。

作为正在形成的诸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工具，多数邦国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还实行一系列新的招募原则和工作方法。首先是行政管理的专业化。行政管理成为一种职业，并且经常是获得授权的管理人员的唯一职业。因此，他们可以专注于他们负责处理的事务。其次是行政管理人员基于相应教育而掌握的专业技能。法学专业人才构成诸侯行政管理当局中的核心部分，他们受过罗马法培训，能够使传统的统治结构理性化。他们大都出身于市民等级，期望通过大学法学培训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诸侯更愿意让其贵族亲戚担任行政管理部门的高级职务。于是，越来越多的贵族开始送他们的儿子到大学读法律，以便与市民出身的法律专业人才进行竞争。

一些诸侯还颁布地方法规，在地方上实行划区而治，将多个村社划归一个行政、司法辖区，设立区长、办事员、文书、林务官、管窖人等地方官员。区长大都从贵族中产生，往往既是地方行政长官，也是法官，集行政、司法和警察权于一身。他们不再是采邑主，而是诸侯的、有特定任期的官员。后来还委派区文书协助他工作，区文书大都出身于市民家庭，受过较高级教育，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和经济事务。但与中央政府相比，基层的行政管理机构建设进度比较缓慢，传统的个人联盟式司法、治安和财政管理体制很少受到触动。不过，各邦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在符滕姆贝格公国，公爵早在15世纪就在全公国内进行了统一区划，并由中央委派官员治理，就连邦国的城市也概莫能外。勃兰登堡选侯邦（Kurbrandenburg）在1500年前后将全邦领土划分为城市邦国区、庄园邦国区和诸侯邦国区三大类，只在诸侯邦国区才设有诸侯官员。

诸侯还利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加强对城市的监控，不仅严格限制邦国城市的自治权，而且尽力使位于本邦内的帝国城市丧失直属帝国地位转而从属于邦国。他们经常派遣宫廷官员亲赴城市干预市政管理和司法审判，有时也干预市政会的选举，甚或直接任免市长和税务长官，制定商品价格，颁布消防条例，处理市政会与同业公会或普通市民之间的纠纷。例如美因兹大主教阿道夫二世（Adolf II.，大约1423—1475）就剥夺了美因兹市民从前任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三世（Siegfrieds III.，大约1194—1249）那里获得的所有自治特权，把大主教辖区由帝国城市变为邦国城市。勃兰登堡马克伯爵也迫使柏林（Berlin）、施滕达尔（Stendal）和萨尔茨韦德尔（Salzweder）等城市脱离汉萨同盟，并向它们征税。旧的市政会体制虽然没有被完全废除，但整个城市的行政管理日益屈从于诸侯的权威，原先的帝国市民转变为现今的邦国臣民。

然而，从总体上说，诸侯并不完全敌视城市，他们甚至积极创办城市，充分发掘城市税收潜力，增加邦国政府收入。例如萨克森公爵就在采矿业和冶炼业集中的地方建立了阿尔滕贝格（Altenberg）、施内贝格（Schneeberg）、安娜贝格（Annaberg）和布赫霍尔茨（Buchholz）等城市。

诸侯也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对邦国内教会的管辖权。通过扩大传统的保护权，诸侯加强了对本邦教士的控制，甚至将本邦的修道院院长和大教堂教长改造为邦国行政管理机构的官员或大学教授。不仅如此，诸侯们还千方百计从教皇那里争得对本邦内主教人选的提名权，并且力图使得到任命的主教臣服于诸侯的世俗统治权。

以往，在许多司法纠纷中，教会法官（通常是主教的官员）或者独自作出判决，或者在与世俗法官进行竞争的情况下作出判决。而在选择仲裁者时，人们更倾向于教会法官，因为教会法官做出的判决不受邦国疆界的限制，比较容易得以执行，必要时还可以附加诸如开除教籍之类的教会惩罚。1446年，萨克森公爵威廉三世（Wilhelm III.，1425—1482）颁布法令，禁止教会法庭审理世俗案件，特别是禁止臣民向罗马教廷起诉，并规定世俗当局有权监督教士并巡视各修道院。诸侯的权力已经凌驾于教会法庭之上，世俗法官的地位越来越高。但要完全掌控主教辖区却并非易事。按照惯例，主教由大教堂教士会选举产生。现在，只有帝国东部和东南部的诸侯能够置教士会的选举权于不顾，直接任命主教。在其他地方，教士会依然把持着选举权不放，并且以此作为继续施展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

对本邦神职人员课税逐渐成为常规，把教会的什一税纳入邦国国库也司空见惯。罗马教皇发放赎罪券必须征得诸侯的许可，而诸侯也只是在确定自己可从中获得丰厚回报时，才会表示准许。世俗官厅也经常将得自买卖赎罪券的收入用于筑桥铺路，尽管此项举措与拯救灵魂毫不相干。

但也不能否认诸侯的个人虔诚和对教会的奉献，例如通过维护本邦的圣地，或者通过举办宗教游行和祈祷弥撒。有的诸侯还意识到了教会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宗教改革时期，一些诸侯更是坚决支持福音教，积极推动教会改革事业。在16世纪20年代福音教邦国形成的邦国教会体质实际上只不过是此前早已出现的诸侯干预宗教事务这一发展趋势的加强而已。

为了扩大邦国的影响，提升文化教育水平，培养多方面有用人才，特别是培养本土法学家，一些诸侯还开始整顿学校制度并且大力发展大学教育事业。例如符滕姆贝格伯爵埃伯哈德（Eberhard，1445—1496）在1477年创办图宾根（Tübingen）大学，并获得了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1414—1484）的特许。图宾根大学影响广泛，从帝国南部一直扩展到内奥地利和克罗地亚（Kroatien）。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也致力于发展本邦教育事业，并在1502年创办维登贝格大学，广泛聘任奥古斯丁隐修会（Ordo Eremitarum Sancti Augustini）教士担任教职。

诸侯必须借助他的“王室财产”，也就是说他的土地所有权和经济特权，维持经营。但当王室收入不能应付邦国人口增加、官僚队伍扩大以及军队和战争等不断增多的开支需要时，诸侯就必须另辟财源了。方法主要有以下三个。

其一是向地方领主借贷并授予他们地方政府的管辖权作为回报，例如1476年，普法尔茨选侯邦筹集到50万古尔登；1514年，巴伐利亚公国筹集到75万古尔登。勃兰登堡—安斯巴赫—库尔姆巴赫（Brandenburg -Ansbach-Kulmbach）马克伯爵领地筹集到的款项更是逐年递增：从1515年的25万古尔登跃至1542年的70万古尔登。黑森邦国伯爵则在16世纪上半叶筹集到了多达100万古尔登的钱款。这些钱款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地方贵族的借贷：在维登贝格占了80%，在勃兰登堡占了50%，在普法尔茨占了24%。作为回报，高级贵族把地产或职位抵押给地方贵族。例如维尔茨堡主教管区在1540年几乎把所有的城镇和城堡都抵押给了地方贵族；不久，在科伦大主教管区，为得到一笔60万古尔登的贷款，竟把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和地方法院的职位都抵押给了贵族。

其二是根据地方地理和资源优势，进行垄断性经营。例如莱茵河流域的诸侯在河岸码头设关卡收税；萨克森选侯通过开采铜矿和银矿增加收入；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则依靠食盐专卖。

第三，增加税种，扩大征税范围。长远地看，上列收入来源均不能持久地资助国家任务，因此诸侯便开始实行常规性征税了。这样一来，原先的“领地国家”（Domnenstaat）便经过“财政国家”（Finanzstaat）最终发展成为“税收国家”（Steuerstaat）。税收国家就是一种几乎完全依靠征税来获得经费资助的国家。

但征税需要正当理由，也必须征得纳税人或者更确切地说纳税人的主人的同意，因此，征税经常是极其困难的。为了征税，诸侯经常召开邦国等级会议。诸侯召开等级会议的主要目的几乎总是批准新的税收，邦国等级会议因此也成了筹集经费的会议。邦国等级会议的形式与帝国等级会议大体相同，只是有的等级会议分为教士院、贵族院和城市院三个院，有的等级会议分为四个院，领主和骑士分开议事，而在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农民也构成一个独立等级。还有一些邦国不存在贵族等级，如在特里尔选侯邦（Kurtrier）和符滕姆贝格公国；或仅有第三等级的代表，如在巴登和肯普滕（Kempten）等地。

虽然大多数人不愿意掏腰包，但为了使国家的管理能够继续下去，他们必须承担必要的义务。批准税收的权力导致了等级税收机构的产生。邦国等级会议设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管理头绪甚多的税务。这样一来，除了诸侯的税务管理机构之外又产生了另一个即等级的税务管理机构。邦国税务员的人数往往超过王室的财政官员。邦国等级通过建立自己的财政管理机构和清偿债务活动，为完成财政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帝国东部的勃兰登堡、萨克森、波希米亚诸选侯邦，以及在哈布斯堡世袭领地的东部诸邦，贵族在整个政治等级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根本上说，诸侯邦国的国家建设是神圣罗马帝国迈进近代“机构化的领土国家”（Flchenstaat）的重要一步，这一进程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开始，而在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十余年间迅速发展。进入16世纪以后，不少邦国已经具备国家性质了。但并非所有诸侯邦国都发展成为现代国家，在帝国西南部，诸侯邦国领土狭小，势单力薄，邦国的国家化进程进展迟缓，有的甚至未完成这一进程，便不复存在了。

第四节 宗教和教会状况

一、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腐败

基督教形成于公元1世纪中叶，发端于巴勒斯坦地区少数犹太人对游方布道士“拿撒勒的耶稣”的信奉和追随。耶稣宣传“天国近了”，号召人们“悔改”，受到犹太教领袖的反对，被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Pontius Pilatus）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追随者宣称耶稣是“上帝之子”，是犹太教所预言的“弥赛亚”；他死而复活，升入天堂，坐在上帝的右边，将来还要临世，领导他的信徒与魔鬼（撒旦）进行斗争，并通过“最后的审判”，彻底毁灭所有的罪人，建立一个新天新地、空前美好的太平盛世。犹太教领袖（拉比）和虔诚的犹太教徒不承认被处死的那人就是基督，并把坚持此说的人逐出会堂；后者逐渐形成一个新教派，创建了早期基督教会。

最初主导教会的只是一些由“圣灵”委派来的“蒙赐恩者”，称作使徒、先知或布道者。后来，随着组织的扩大和一些社会上层人士的加入，也出于崇拜、组织和管理的需要，基督教会内部出现了专门主持祈祷会和庶务的领导人员，称作主教、神甫和助祭。主教意即观察员或监视员，经管库房、分配施舍物资、采购和储存僧院公用食堂的粮食。他们原本只是教会的首席长老或会长，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后来却逐渐成为高踞于俗人和普通教士之上的教会官员，不再经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其前任“授予”。主教独揽本教区的全部事务，其决定不容反驳，久而久之，各地方基督教会都由主教全权领导了。因为使徒彼得（Petrus，？—约64）曾在罗马传教和殉道，罗马主教便以彼得的直接传承人自居，要求比其他主教更高一级的权威，甚至试图在一些教会事务中扮演权威的仲裁者的角色。

基督教最初只是鼓吹坐等天国降临的一种弥赛亚运动，耶稣发表了一系列训诲、箴言、寓言和布道演说，却没有提出任何新教义，也没有创立一种新宗教。受过希腊教育、拥有罗马市民权的犹太人塔尔苏斯的保罗（Paulus，公元前10—公元后60）在皈依了基督教之后，便开始以受上帝召唤、向万民宣讲福音的使徒自居，漫游小亚细亚、希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向非犹太人传播基督教。他也借助希腊哲学（逻各斯神学，Logostheologie）、波斯的二元论（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smus）和他本人对《塔纳赫》（Tanach，即《旧约圣经》）的独立解读，写作了大批书信，提出了一套靠耶稣基督得救的神秘观念，把初期基督教的弥赛亚运动改变成一种信仰耶稣死而复活成为救主的神秘宗教。“保罗书信”对于表述基督教教义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以致不少人认为，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教义体系，它的创始人正是保罗而不是耶稣基督。

自1054年东西方基督教会大分裂以后，天主教会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唯一“负责救赎”的、使基督的信徒“获得恩典”的宗教组织，担负着拯救基督教徒灵魂的重大使命。与之相应，罗马教皇和教皇以下的各级神职人员也成为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表，掌握着解释圣经、举行圣礼、听取忏悔等等特权，成为基督徒与上帝进行沟通的中介，神圣不可侵犯。不仅如此，教会官方还大肆宣扬天堂、地狱、炼狱、魔鬼、永远的惩罚、“教会以外无救恩”和“善功得救”等教义，极力树立教会和教皇的绝对权威，要求教徒绝对服从。教会还制造各种荒诞离奇的鬼怪观念恐吓群众，同时又利用“可以驱魔治病”的圣徒、天使、玛利亚、圣徒遗物、圣像、圣水、宗教游行、赶鬼符和万灵符来诱惑群众，宣传世上的苦难是上帝降罚，只有靠修行、补赎，祈求上帝回心转意。

为了利用神权这根绳索捆绑广大群众，教会还极力强调各种宗教仪式的重要性，声称神职人员能凭宗教仪式决定谁升天堂，谁下地狱。教徒经常参加弥撒，死后便能升天堂，否则至少要在炼狱中受苦。整个弥撒又以“领圣体”作为中心内容；领圣体既是教徒与非教徒的区分标志，又是教徒的宗教义务和教徒“罪得赦免”的主要途径。教会极力强调弥撒的重要性，鼓吹领圣体的奇妙功效，声称神甫念几句祝饼酒成圣的咒语，靠“神的全能”，饼酒就变成基督的肉体和血液，教徒吃了就能得到救世主的生命。这里，饼和酒被解释为已变成“基督的肉体和血”。从外表看来，还是同一个东西，而它的实体却已经完全改变了，这就是所谓的“实体转化说”。但在中世纪时，教会规定教徒只能吃饼，不能喝酒；喝“耶稣之血”是教士的特权，以此表明其地位高于普通教徒。

而随着封建制的进一步发展，中、西欧封建王国大都陷入王权衰落、国家分裂状态，以罗马教皇为首统一的、集权的天主教会却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直至发展成为西方封建制度的巨大国际中心。它利用社会各阶层的慷慨捐赠和巧取豪夺，占有了大量土地和其他财富，成为中、西欧许多国家中的最大财主。它也控制着中、西欧的法庭，垄断了教育、文化和一切舆论机构，动辄以革除教籍惩罚教徒。它还派遣传教士到各地活动，不仅劝人入教，进行精神征服，而且还建立若干新的教堂作为巩固和扩张基督教势力的据点。

教会在有基督徒生活的地方建立了直接隶属于罗马教皇，由大主教、主教和神甫分别管辖的省区、主教区和教区，实行金字塔式的封建教阶制：省区系一较大的区域，以一重要城市为中心，受大主教的统辖。主教区系省区的一部分，包括一市镇或一城邑，连带四周的乡村，受主教的统辖。教区则从主教区中划出，通常只有一个教堂和到教堂集会的人们所住的村落，或城邑的一部分。各个教区都有一位神甫主持弥撒礼和其他圣礼；在重要的教区，还设立副神甫和会吏。大主教、主教、神甫、副神甫和会吏合在一起，称为教士团。教会管理则依照这一等级层次，逐级对下行使管理权，最后的权力集中于罗马教皇。而为了加强教皇对教会的中央集权统治，教会还组建了协助教皇处理整个教会事务的罗马教廷，设立了一个由若干枢机主教（又称枢机神甫、枢机辅祭，后因穿红色法衣，通常又称红衣主教）、祭司和副祭司组成的枢机主教团，制定了一系列教会法规和教令。

除此之外，教会还设立了各种各样的修道士教会，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僧侣队伍。包括男、女修道士和托钵僧在内的清修教士或隐修教士，宣誓脱离世俗社会，按照会规过独身的生活，效法基督和使徒进行严格的灵修，将自己以特殊方式奉献给天主。庶务修士或皈依者则在修道院内从事体力劳动和外务，为清修教士或隐修教士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而在13世纪成立的方济各会（Ordo Fratrumminorum）和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两个修道士团体则是由教皇直辖的镇压异端的“宪兵队”组织。它们起初都标榜赤贫，靠乞食为生，混迹于下层民众之中，以举办慈善救济和传教布道为活动重点，后来又建立异端审判法庭，直属教皇，不受地方主教管辖，成为教皇逮捕异端分子、捉拿女巫、制造恐怖的帮凶，镇压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刽子手。

与此同时，罗马教皇也开始了挑战世俗统治者的权力、争夺“世界之主”地位的斗争。教皇反对皇帝、国王和诸侯任命神职人员、干预教皇选举等行为，直接委派教会的各级神职人员。他也依靠教皇国自身的力量，纵横捭阖，抵抗外来入侵，控制意大利局势。一些教皇还经常煽动贵族造国王的反，挑动各国国内战争，插手各国争夺王位的斗争，或利用开除教籍权，控制各国君主。他们也利用群众宗教情绪，煽动民族间对立，支持基督徒屠杀穆斯林，组织十字军东征，征服、占领“异教徒”的土地。

不仅如此，为了攫取更大权力，历任教皇还大肆宣扬“教皇权力至上”论，声称“唯有教皇具有任免主教的权力”；“唯有教皇一人有权制订新法律，决定教区划分、设立新教区”，把国王控制的传统权力收归教皇，而且宣称：“一切君王应亲吻教皇的脚”，“教皇有权废黜皇帝”，“教皇有权解除人民对邪恶的统治者效忠的誓约”，甚至宣布“罗马教会从未犯过错误，也永远不会犯错误”，“凡不与罗马教会和谐的不得视为基督徒”，“教皇可以命令臣民控告他们的统治者”，“教皇永不受审判”等，迫不及待地要求充当世界霸主。

到中世纪晚期，教会已完全世俗化了。教皇大都靠狡猾的阴谋手段和金钱拉拢攫取教会的最高统治权。上台后便玩弄权术，滥用权力，打击政敌，穷奢极欲，实行专制统治。为了维持教廷的庞大开支，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罗马教皇巧立名目，通过名目繁多而又花样百出的税费制度，向各国教士和教徒搜刮钱财。举凡大小什一税、协助金、授职费、年金、褫夺收入、晋见费和文秘费等，都被定为教廷的经常收入。当教职人士或信徒因违反教规、戒律、教会法、禁令等而犯罪，需要得到赦免以达到赎罪目的时，必须与教皇达成和解，其形式是交纳一笔和解费（Composition）。除此之外，罗马教皇还经常用出卖圣像、圣物和赎罪券等手段聚敛钱财，对于民众的宗教信仰则疏于关照。

主教大都是宫廷或教廷显贵的亲戚，他们只吃教会的俸禄，并不真正到职，一个人可以在三五个教堂兼职，享受十几份教会产业的收入。一些主教像伯爵一样，拥有大批侍从，整日享乐，养鹰、养狗、骑马、打猎，随身携带武器，组织暴徒行凶谋杀，鞭打教徒如同鞭打牲畜一样。他们是“不在职”神甫，地方教会则委派一些副神甫去维持。为了发动战争或挥霍享受，主教们千方百计从教徒和其他附属臣民身上搜刮钱财。出售据称有赎罪功效的圣徒遗物，达到惊人的规模。有的主教搜刮民众钱财还不够其挥霍，便把教产抵押出去或变卖，最后携款潜逃，甚至把值钱的教堂祭品都偷走。还有主教开设妓院，依靠妓女卖淫得来的收入养活自己。

多数神甫也不学无术，只知道利用认罪、解罪等各种宗教仪式捞钱；教徒的慈善捐款也经常被神甫侵吞贪污。有的神甫还把教堂出租演戏，甚至利用教会房产开设酒店，既可满足自己的享乐欲求，又可赚取一笔金钱。神甫主持宗教仪式，缩短时间敷衍了事，匆忙完成之后，便去看戏、酗酒，过放荡生活。教士蓄妻行为普遍流行，一些女修道院则成为贵族和神职人员的非公开妓院，以至于有人揭露说：在女修道院中，生孩子最多的修女就当上了院长。对于教士婚姻，教徒们大都能够接受，教会官方也予以容忍，甚至以收税作为外快。

二、反教权主义和大公会议至上主义

罗马教会发展成大财主，其腐化堕落和横征暴敛，已经不再符合基督教的传统道德，早已在欧洲各国引起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自10世纪下半叶起，在意大利、法兰西、佛兰德、神圣罗马帝国都有农民、城市市民和平民进行的反抗活动。起初主要针对神职人员的特权和腐败，后来发展为不承认神职人员主持的礼仪，不相信教会宣传的原罪、炼狱等教义，不参加弥撒，不向神甫忏悔，不向教会交纳什一税，甚至谋杀主教、修道僧、税吏和其他国王官吏，捣毁教堂和修道院，夺取其中的粮食、牲畜，焚毁地主的劳役和贡赋簿册，瓜分教会财产给穷苦民众，取消等级差别，实行共有共享，直接在现实世界建立《圣经》预言的“千禧年王国”。

一些坚守使徒时代清贫的虔诚基督教徒和教会有识之士也公开批评教会的弊端，极力倡导教会和社会改革，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便是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1320或1324—1384）。威克利夫在牛津大学教授神学，同时又是一位神甫，享受着几处教堂产业的收入，但自1350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驳斥罗马教皇政治性的权力要求，主张教会应当完全隶属于国家。他也在国王与教皇围绕主教授职权而开展的斗争中，支持世俗统治者的权力意志。

1373年，英国国王理查二世（Richard II.，1367—1400）派他和其他几位神职人员到布鲁日（Brügge），参加英法百年战争的停战谈判，并与教皇特使磋商英国教会的神职任命权问题，其真正目的是继续延缓已经停缴33年但按照条约规定理应逐年上交罗马的保护金。然而，教皇拒不承认英国国王任命神职人员的权力，威克利夫回国后便开始抨击教皇，倡言宗教改革。作为国王钦定的官方控告人，他自诩为“王家牧师”（Peculariusregis clericus），声称教皇无权向国王征收贡赋，国王的权力来自上帝而不是来自教皇，教会不应当拥有大量地产，王公贵族有权没收教会财产。

威克利夫的言论和主张受到英国议会和广大民众的普遍支持。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保守分子却大为震怒。1377年，英国教会法庭传讯威克利夫。威克利夫依靠国王、贵族的庇护，拒不出庭。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Grégoire XI.，1331—1378）连续发了五个通谕，对威克利夫在作品中提出的18条论点进行了严厉谴责并命令坎特布雷（Canterbury）大主教予以逮捕，听候教会法庭审理他的异端罪行。伦敦市民、牛津大学的神学教授以及国王本人都对威克利夫表示支持和保护。受其鼓舞，威克利夫公开斥责教士的政治活动，并将教皇说成是“敌基督者”、《圣经·启示录》预报的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人间时将出现的“无赖”“魔鬼代理人的头目”；神甫是“强盗”“恶毒的狐狸”、只知吃喝的“魔鬼”和“猿猴”，牧师是“没有扎根于教会之葡萄树的假枝子”；而一些修道院则是“贼窝，蛇窟，魔鬼之屋”，很多教士“都和妇人，少女，寡妇和修女有染”。威克利夫还批评天主教会的赎罪券买卖，指出“教士们只是用虚假的赎罪券和特赦来欺骗民众，其目的只是为了掠夺人们的金钱……买这些赎罪券的人实在是愚蠢之极”。在威克利夫看来，“教皇除了以募捐的方式，不能收受国家的财物”，“教士们应该受到约束，保持基督所要求的那种清贫”。基督的后代与上帝的选民们都不应该拥有财产。教会和神职人员最需要的改革，是完全放弃世上之物。

1378年，格列高利十一世去世，西欧教会大分裂，两个教皇互相谩骂。威克利夫趁机宣传，教会没有教皇还更好些；英国教会应仿效希腊教会，脱离罗马教廷，成立国王统治下的国家教会；英国大主教不能由外国人担任，英国的钱财不能流往罗马教廷；神职人员不应拥有产业，没收教会财产分给贵族；教会向教徒征收的什一税应改为自愿捐献；违反教规的神职人员所主持的洗礼等仪式无效，等等。威克利夫还组织一批未经教会认可的“穷教士”，到市集群众中去讲道，抨击正统教会的信仰，宣传不向教会交纳什一税，要求把教会榨取穷人而积累的财富夺回来，这些人后来发展成为“罗拉德派”（lollards），英国宗教改革的先驱。

1381年，英国农民大起义，起义队伍进入伦敦，处死坎特布雷大主教，要求没收教会的一切财产。英国教会上层、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大部分议会成员将这次农民起义看作威克利夫宣传鼓动的结果，国王理查二世也开始转变态度，下令驱逐威克利夫和他的追随者。1382年，牛津大学和伦敦主教辖区教务会议作出决议，判定威克利夫的学说为异端，但因担心人民起义，未对威克利夫本人提起公诉。威克利夫被迫幽居，但未停止活动。他组织了一些学者在1383年完成了一部根据杰罗姆拉丁文圣经翻译的英译本圣经文集；其中，新约部分是他自己译的。此外，威克利夫还完成了《三人对话录》（Trialogus）这一影响广泛的主要神学著作，极力宣扬“双重预定论”（determinatio gemina），强调《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号召教徒听从基督而不是听从教皇。1384年，教皇乌尔班六世（Urban或UrbanusⅥ.，大约1318—1389）召见威克利夫，要求他前往罗马晋见。但还未动身，威克利夫便在12月28日参加弥撒时中风，3天后去世，后来被安葬在路德维斯（Lutterworth）。1415年5月4日，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将威克利夫的学说判为异端，甚至颁布命令，将威克利夫的尸体从坟墓中掘出，扔到河中。但在民间，威克利夫的学说却深受欢迎，甚至通过留学牛津大学的波希米亚青年贵族传入神圣罗马帝国，激发了胡斯（Jan Hus，1372或1402—1415）的宗教改革和长达15年的“胡斯战争”（Hussitenkriege，1419—1434）。

1382年，波希米亚国王文策尔四世（Wenzel IV.，1361—1419）的妹妹波希米亚的安娜（Anne von Bhmen，1366—1394）与英国国王理查二世结婚，不少波希米亚贵族开始到牛津大学留学。主要通过布拉格的杰罗姆（Jeronm Prask，1379—1416）的中介，胡斯熟悉并热情地接受了威克利夫的学说。

胡斯大约自1390年起就读于布拉格大学，1396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并成为大学教师，1398年开始研究神学，1400年被祝圣为神甫，1401年被任命为哲学系主任，1402年成为教授，1409—1410年担任布拉格大学校长。胡斯赞同威克利夫关于良知自由、《圣经》为信仰问题上的唯一权威的观点，也接受了威克利夫的预定论，强调教会是所有被预选者的集合，所有被预选者都是神圣教会的成员。基督为教会的首领，除他以外，别无他人能够赋予教会及其成员一种属灵的生命。除此之外，胡斯还主张用本地方言而不是用教廷所规定的拉丁语作祈祷，平信徒也可以在弥撒中领受圣杯。自1402年起，胡斯开始在布拉格旧城伯利恒教堂用捷克语布道，也将共同用捷克语咏唱歌曲的仪式引入圣礼之中。米兰大公会议新选出的教皇亚历山大五世（Alex and er V.，1340—1410）在1410年革除胡斯的教籍，布拉格民众群起抗议，国王文策尔也对胡斯采取了保护措施。胡斯本人更是不畏强暴，继续宣传其宗教改革主张。1412年，阿维尼翁教皇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1370—1419）派人到波希米亚兜售赎罪券，胡斯严厉谴责这种从普通教民身上榨取钱财的卑鄙做法并且发动布拉格下层居民和贫苦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对于胡斯的这一行动，国王文策尔大为不满，从胡斯的支持者转为反对者。

迫于压力，胡斯离开布拉格，漫游波希米亚中南部，一面布道，一面著述，其影响一时遍及欧洲各国。胡斯还把《圣经》译成了波希米亚文，并由此奠定了波希米亚书面语言的群众基础。

为了平息波希米亚的动乱和神学争论，罗马人国王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Sigismund von Luxemburg，1368—1437）于1414年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召开之际，传唤胡斯到会上受审。鉴于胡斯已被教皇判为异端，出行极其危险，西吉斯蒙德许诺为胡斯签发一封通关凭证，保证他在往返路程上和居留康斯坦茨期间的人身安全。胡斯应召前往，但在抵达康斯坦茨后不久就被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逮捕，投入修道院的地下暗牢。1415年7月6日，大公会议基于其关于“教会是被预选者不可兼得共同体的学说”，判处胡斯为异端，剥夺神职，交付世俗司法机关处以火刑。罗马人国王西吉斯蒙德在胡斯赴会时，曾许诺保证其人身安全，这时却坐视不救。胡斯虽历经监禁和折磨，但至死坚定不渝，在火刑堆上还向周围群众演讲，唱着歌英勇就义。反对派因惧怕拥护胡斯的群众，把胡斯的尸灰投入莱茵河中，甚至连火刑堆下的泥土都掘起运走，以防群众把它携回作为圣物，纪念胡斯。

胡斯的死难激起波希米亚各阶层反对罗马教皇和罗马人皇帝的大起义。从1419年到1434年，以胡斯学说为指导原则的“胡斯派”（Husité）进行了长达15年的“胡斯战争”，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在波希米亚的宗教—政治势力，也极大地促进了邻近各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和民族解放运动，并使波希米亚一度脱离神圣罗马帝国而获得独立的政治地位。因为胡斯主张，平信徒也可以在弥撒中领受圣杯，“杯的改革”遂成为胡斯派的表征。

教会侵占大批土地和大量财产，在经济上减少了国王的收入；教会拥有强固的组织和僧侣大军，控制着法庭，在政治上野心勃勃，尾大不掉，由此造成教会上层与国王的利害矛盾。日益走向中央集权的各国封建君主也渴望摆脱对教皇的臣属关系，获得教职授职权和征税主动权，控制本国教会，提高国王的权威。

1279年和1290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1239—1307）两次颁布《永代让渡法》（Statute of Mortmain），严禁把属于世俗政权的土地编入教会领地，废除教士的免税特权。1351年，英国议会又颁布《圣职授职法》（The Statute of Provisors），规定国王有权监禁或驱逐教皇任免的教职人士，也有权任命新人出任。而在1353年英国议会颁布的《王权侵害罪法》（Statute of Praemunire）中，英国臣民上诉罗马教皇的权力也被取消了。这些法令极大地削弱了教皇的权威，并相应地树立了国王的权威。1463年，英王爱德华四世严正警告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1405—1464）不要向英格兰征税，国王自有义务保护本国教会。

法国国王腓力四世（Philippe IV.，1268—1314）也极力争夺教职授职权和征税主动权，严防法国的金银钱币流入罗马教廷。对于反对国王政策的一些法国神职人员和教皇博尼法斯八世（Bonifatius VIII.，大约1235—1303），腓力四世则大打出手，决不留情。他在1301年下令逮捕一些大主教，以叛国罪亲自加以审讯后，投入监狱；在1302年召开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三等级会议，反对教皇充当法国的太上皇；在1303年派人与博尼法斯八世的政敌一道，攻入教皇住所，凌辱殴打教皇，致使教皇的权威和名望一落千丈。

博尼法斯八世去世后，腓力四世迫使枢机主教团选举一位法国人为教皇，即克雷芒五世（Clemens V.，1250至1265间—1314），1309年又强迫教皇将教廷从罗马搬到隆河（Rhone）畔的阿维尼翁（Avignon），使教皇成为法国的人质与囚犯，时间长达68年之久。自此之后，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教皇都要听命于法国国王，中世纪的教皇霸权彻底瓦解。迫于腓力四世的压力，克雷芒五世同意国王向法国教会和神职人员征税，解散拥有大量财产的圣殿骑士团，并通谕承认世俗王国是由上帝直接设立的。在他之后的六任教皇，都是法国人。枢机主教团中法国人亦占大多数。

1377年，在神秘主义者锡耶纳（Siena）的卡塔琳娜（Katharina，1347—1380）和瑞典的比吉塔（Birgitta，1303—1373）等人劝说下，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将教廷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教会的“阿维尼翁流亡”暂告结束。次年3月，格列高利十一世去世，枢机主教团迫于罗马市民的压力，选出一位意大利人继任教皇。新任教皇乌尔班六世力图消除法国对教廷的影响，引起13位枢机主教（其中大多数是法国人）的不满。他们离开罗马，回到阿维尼翁，另选法国人日内瓦的罗伯特（Robertde Genève）为教皇，称克雷芒七世（Clément VII.，1342—1394）；乌尔班六世则在罗马另设枢机主教团与之对抗。两位教皇互相攻讦，互相开除对方教籍，并同时向各国教徒征收贡赋和税金。各国君主分别拥护其中一位教皇，各国教会大都按本国君主的态度行事，西方天主教会顿陷严重的大分裂状态（1378—1417）。

鉴此，一部分神职人员和神学家，如枢机主教皮埃尔·德埃利（Pierre dAilly，1350或1351—1420）、纪尧姆·菲拉特（Guillaume Fillastre，1348—1428）、弗朗切斯科·察巴拉（Francesco Zabarella，1360—1417）和巴黎大学校长吉恩·杰森（Jean Gerson，1363—1429）等，提出“大公会议至上论”（Konziliarismus），并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公会议运动。他们拥护一个教皇、一个未分裂的教会并要求以早期教会为榜样进行道德改革，宣称普世教会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信徒的联合，大公会议在管理和改革教会等事务中拥有高于教皇的权力，可以选举和罢免教皇。对此，不少大学和地方教会奋起响应，就连枢机主教和罗马人国王西吉斯蒙德也表示支持。

1409年，在法国国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1368—1422）和巴黎大学的倡议下，两处的枢机主教团在意大利的比萨开会（Konzil von Pisa），决定同时罢黜现有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Gregorius XII.，大约1326—1417）和阿维尼翁教皇本笃十三世（Benedict XIII.，大约1342/43—1423），另立米兰大主教皮特罗斯·菲拉尔伊（Petros Philargos）为新的教皇，即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V.，大约1339—1410）。格列高利和本笃均拒绝退位，并且分别得到一些国王支持，这就导致了“基督的身体”一分为三，三个教皇相互对立的局面的形成。

1414年，罗马人国王西吉斯蒙德会同巴黎大学教会法学者和若干枢机主教，迫使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五世的继任者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1370—1419）在神圣罗马帝国城市康斯坦茨召开大公会议，宣布大公会议拥有高于教皇的权力，废除三个现任教皇，另立新教皇马丁五世（Martinus V.，1368—1431）为各方所接受的教皇，延续40年的教会大分裂由此告终。

大公会议运动及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沉重打击了罗马教皇的权威，然而，大公会议至上论者只想将教皇制调整至教会体系中一个合适的位置，并不打算把它完全废除。大公会议也无法解决教会的世俗化结构问题。教皇仍能顶着大公会议至上论者的压力，在教会内部有关教会改革的争论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

15世纪中期以后，大公会议运动逐渐丧失人心，教皇的独裁统治重新抬头，诸如庇护二世（Pius II.，1405—1464）、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1414—1484）、英诺森八世（Innocentius VIII.，1432—1492）、亚历山大六世、尤里乌斯二世、利奥十世（Leo X.，1475—1521）等历任教皇专心致志于尘世事务，追求世俗权力，继续像世俗统治者那样统治着教会国家。

他们大都靠贿赂红衣主教当选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英诺森八世），上任后就任人唯亲，大搞裙带关系，对于异己者和政敌则不惜采用政治谋杀手段。西克斯图斯四世和他的侄子里亚里奥就曾策划谋杀佛罗伦萨统治者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e deMedici，1449—1492）行动。亚历山大六世和他的博尔贾（Borgia）家族成员常用家传毒药“坎塔雷拉”（Cantarella）暗杀政敌。他们还经常组织军队，发动战争，致力于用武力扩大领地和权力。西克斯图斯四世在谋杀洛伦佐的阴谋失败后，便公开宣布对佛罗伦萨人作战。亚历山大六世则利用法国征服威尼斯，而后又把瑞士雇佣兵招来对付法国人。尤里乌斯二世是一位名实相符的政治教皇或战神教皇，力图以政治力量来重建教会的领导地位。他在1506年着手组建瑞士卫队；1508年秋天征服了佩鲁贾（Perugia）和波伦纳（Bologna）；1509年3月参加康布雷同盟，打败并瓜分了威尼斯，收回教皇国失地；1511年组建神圣同盟，在瑞士军队的支持下，迫使法国退出意大利，把帕尔马（Parma）和皮亚琴察（Piazenza）并入教皇国。

在私生活方面，这些教皇更是放荡不羁，穷奢极欲。英诺森八世私储姘妇，产下了8个无用之子，以及同样多的女儿，被人称作“罗马神父”（Roma patrem）。亚历山大六世长期与卡塔内的瓦诺莎（Vannozza dei Cattanei，1442—1518）保持非法同居关系，生育了凯撒、乔瓦尼、卢克雷齐娅和杰弗里等私生子。他也“因不曾独睡”而染上了花柳病。利奥十世也经常过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生活，宫内奴仆计有683人之多。

而为了冲淡教廷的丑名，一些教皇利用奖掖文学艺术，沽名钓誉，甚至获得了“文艺复兴教皇”之称。尤里乌斯二世制定了庞大的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计划，任用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布拉曼德等艺术大师从事美化梵蒂冈的工作，他还让人以他本人的形象作为蓝本雕刻摩西像。

教会大分裂造成了属灵收入的锐减，圣俸出缺收入、褫夺收入等被禁止，什一税和协助金很难征得，授职费与年金收入急剧下滑。为了弥补属灵收入的损失，教皇一方面加强对教会国家的财政管理，另一方面又在属灵收入方面采取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措，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肆贩卖赎罪券。

赎罪券是教会印发的一种赦免罪行的证书，其上表明免罪的种类和价格，“有罪之人”只要照账买单，就可以获得赦免，即使是罪孽深重本应在炼狱和地狱里遭受折磨的亡灵，也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获得拯救。教会出售赎罪券原为教皇为筹措十字军东征军费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敛财举措，并且受到“善功得救”和“善功库”等理论的支撑。按照天主教会的说法，圣徒和殉道者做的善功都被储存在教会之内，其数量和功效之大，足以使其他需要善功的人从中受益。对于教会来说，出卖赎罪券既可以减轻其对教徒进行灵魂关照工作的工作量，也可以获得大笔金钱收入，可谓一箭双雕。至14世纪时，赎罪券买卖开始合法化、制度化，其他赎罪方式（如忏悔和祈祷）逐渐被降低到次要地位。出售赎罪券完全成为罗马教廷的敛财手段了。而有了这种简便易行的救赎办法，人们尽可以罄竹难书地作恶多端，而不必为其死后的前程担忧了。耶稣的救世和代祷功德、教徒的忏悔和告白义务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赎罪券买卖又经历了一种巨大发展。此时，教会已不再坚持有关赎罪券的宗教原理，也不关心赎罪券和以苦行赎罪的宗教仪式之间的联系。只要肯花钱，所有的罪行都可以赦免。1470—1520年，有一本赎罪券价目汇编广为流行，其中写道：“谁若杀害了父母、兄弟、姊妹、妻子或其他任何一个亲属，只要缴纳5—7枚土耳其金币，便可洗净罪恶”；“如果一个人同时参与谋杀数人，只要缴纳131枚利维尔、14个苏和6个杰尼叶，就可以免于任何惩罚”；“谁若杀害了妻子，并想另娶，要是缴纳8枚土耳其金币、两枚杜卡特，便可以获准”；“鸡奸罪和兽奸罪赎价定为131枚或219枚利维尔”；“凡血亲相奸者，缴纳4枚土耳其银币即予以赦宥”。一个人只要有了钱，世间的一切罪恶和羞耻都不存在了。这种赤裸裸的敛财手段最终成为引发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直接缘由。

三、帝国教会与大众虔敬

在神圣罗马帝国，从查理大帝（Karl der Groe，747或748—814）时代起，教会已有700年的历史，并且已经高度组织化。神圣罗马帝国建立后，整个帝国渐次被划分为美因兹、科伦、特里尔、萨尔茨堡、贝藏松、不来梅、马格德堡、布拉格和里加9个大主教区，其下各辖若干主教区，例如美因兹下辖11个主教区，萨尔茨堡8个，科伦6个，马格德堡5个，特里尔和不来梅各3个，贝藏松和布拉格各2个。此外，还有5个主教区是罗马的直辖区，另有9个分散在5个大主教管辖区的主教区属于外国教会在帝国之中的“飞地”。各主教区使用的语言五花八门，虽然大多数讲德语，但也有6个主教区讲法语、3个讲意大利语、3个讲法语和德语、3个讲意大利语和德语，1个讲丹麦语和德语、7个讲斯拉夫语（Slavic）和德语。

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教会问题在神圣罗马帝国就是政治问题。形成于奥托时代的帝国教会体制继续存在，高级教士不仅是灵魂之剑的掌握者，同样也是世俗之剑的掌握者。他们都拥有大量的领地。在15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不仅55个大主教、主教都拥有着领地，而且其他75位帝国修道院长、条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的首领也拥有领地。高级教士占有的土地达到帝国所有土地面积的15%。像维尔茨堡、班贝格、萨尔茨堡、明斯特、帕德博恩（Paderborn）主教们则统治着广袤的土地，并且拥有中央集权，与最大的世俗领主的统治几乎毫无区别。

在神圣罗马帝国早期，高级教士的官职和领地大都是由国王或皇帝授予的，被授予者也因此成为帝国君主的附庸和帝国教士，要向帝国君主宣誓效忠。11世纪，罗马教皇为了争夺“主教授职权”与帝国君主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激烈斗争，最终在1122年签订《沃姆斯宗教协定》，规定主教和修道院长改由教士团选举产生，教皇获得了对帝国教会的监控权；高级教士由此也成为罗马教廷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代理人。

至15世纪，与英、法等国王权不断加强进而逐渐控制了本国教会的情形不同，神圣罗马帝国由于政治分裂，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特别强大，罗马教皇依然可以发号施令。帝国教会并非国家教会或民族教会，主教管区也不完全等同于其世俗的统治区。它们没有一个帝国最高首领，其职位也不完全由国王或皇帝控制；对于主教的任免，罗马教皇继续拥有干预权。教皇也以帝国为主要压榨对象，向教徒征收各种名目的租税捐赋，兜售赎罪券。据不完全统计，教皇每年可从中搜刮多达30万古尔登的财富，是罗马人国王或皇帝所征国税的21倍。仅高级教士就职一项，罗马教廷就可获得1万—2万古尔登的收益。罗马人国王或皇帝虽然期望限制教皇的干预权和教会的势力，但为了突出皇权的神圣性，维护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最高世俗领袖地位，他们又不得不委曲求全，与作为圣彼得代理人的教皇保持合作关系，通过向教皇表达“绝对忠诚”的誓言来换取教皇的加冕。一些帝国诸侯为了对抗帝国君主的权威，不惜与教皇勾结。一些贵族子弟为了谋取圣职，甘愿向教皇行贿，依附于教皇的庇护。

尽管如此，反教权主义也在神圣罗马帝国逐渐兴起，并且一浪高过一浪。1382年，科伦修道院修士明确表示：“由于罗马教廷之过度榨取，我等修道士已感繁重不堪，故我等将不畏惧一切抗命罗马教皇。”1438年，有匿名作者在《西吉斯蒙德的改革》（Reformatio Sigismundi）这一文献中陈述了对罗马教廷的诸多不满，其中写道：教皇被冠以神圣之名，是因为他掌管神圣之事。然而，把自己比作基督的教皇们却干尽贪婪之事，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于修道院，以至于什一税和其他收入都流入修道院，而教区的教堂神父却穷得像乞丐。又如：罗马教廷规定凡官方公文必需盖章才能通行，结果，就出现了盖章收费的现象，成为一种敛财的手段：不仅罗马教廷的各个部门盖章都得付钱，更为严重的是上行下效，各地的主教和高级僧侣也都把加盖印章视为敛财的手段，以此来获取巨额钱财。他们“发动战争，在世界各地制造动乱，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世俗领主毫无二致”。1452年，美因兹、科伦、特里尔等地的大主教以皇帝1414年的《康斯坦茨敕令》为基础，向帝国政府请愿，要求改变对罗马教皇的关系。

自1456年起，在历次帝国等级会议上，教皇的敛财行为都受到了激烈抨击。1457年，美因兹大主教协助管理宗教事务的司祭马丁·迈尔（Martin Mair）致函枢机主教恩尼·西尔维奥·皮克劳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即次年担任教皇的庇护二世，坦陈：“神父的俸禄被枢机主教扣留，你自己就占有了神圣罗马帝国三个省的俸禄。候选教士的位置被任意颁布。罗马不中断地征收每年度和半年度的纳款，谁都知道这大大超过我们应当缴纳的额度。教士的位置给了那些不称职的人，只因为他们出价最高。新的赎罪券日复一日地被发明出来，一切只考虑罗马的利润。以讨伐土耳其人为名义的征税现在是无休止地征收。本来应当由我们来审判的案子却被移交罗马审判。有一千种方式被发明了出来，专门从我们这里夺取钱财。”1493年，帝国等级颁布《美因兹宣言》，宣布没有诸侯的同意，教廷的财政权力不受保护。1502年的帝国等级会议作出决议，不许教皇拿走出售赎罪券所得款项，只能就地交给帝国政府用在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上。1510年的帝国等级会议又提出一篇很长的请愿书，数说罗马教皇的暴政和敛财。在16世纪20年代，帝国等级会议更进一步提出了召开本国宗教会议的要求。

但在神圣罗马帝国善男信女的心灵中，天主教的原罪观和救赎论已经根深蒂固，对于死后将要面临的上帝的惩罚和世界末日的最终审判深感恐惧，对于教会的“善功称义说”深信不疑。饥荒、瘟疫和战争的频繁和居高不下的婴儿死亡率，又使死亡成为人们经常要面对的事情。时间将尽、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对罪与谴责的极度焦虑、对隐秘的未知世界“忧郁的想象”、对炼狱和地狱的恐惧，使得平信徒的宗教感情在力量和深度方面稳步增长。人们惶惑不安，迫切期望求得上帝的宽恕，赦免自己的罪过，至少缩短经过炼狱的时间。虔诚的教徒们，无论诸侯还是平民，富人还是穷人，更是积极行动起来，按照教会提供的方法，依靠教士的指导，参加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借助于各种各样的虔诚行为，向上帝赎罪，追求来世得救。

修建新教堂蔚然成风，每一个村庄都有小教堂，每个市镇都有几座教堂。各种各样的圣礼以及由教会举行的类似圣礼的辅助活动大量增加，如为逝者举行的灵魂超脱弥撒、咏唱圣诗、向玛利亚和圣徒祷告等风靡一时。仅在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的宫廷教堂，即维登贝格的万圣祠，自1508年以来就有64位神甫每年举行近9000场弥撒。在与萨克森选侯进行竞争的萨克森公爵的宫廷教堂，即迈森（Meien）大教堂，自1480年起有一个“永久唱诗班”不分昼夜连续咏唱连祷（Litaneien），参加者除了大教堂教士会成员外，还有众多助手。在“神圣的”科伦，同一时期有11座大教堂、22个修道院、19个教区礼拜堂和大约100个小教堂每天举办1000多场弥撒。在其他主教城市、其他较大的大教堂和教区礼拜堂，人们也如法炮制。

如果一个“罪人”能付得起做场追思弥撒的费用，他死后可成办一个追思会，以他的名义举行弥撒。大部分圣礼源于特别的捐助，给予弥撒主持人的报酬也由此而出。捐助者大都同时为举办弥撒建一圣坛。不仅贵族，城市的富裕市民也都乐此不彼。随着圣礼的增多，弥撒主持和圣坛也大量涌现。1450—1517年，奥地利上层贵族所资助的弥撒数目持续增加，并在1490至1517年间达到顶点。在布雷斯劳，16世纪初仅在伊丽莎白教堂就有47座圣坛，122位弥撒主持；在圣马格达伦有58座圣坛，114位弥撒主持。就连康斯坦茨主教区不足30个的上施瓦本城市教堂，在1500年前后也拥有400多个神甫助理、早祷和圣餐主持。宗教互助会也大量涌现，目的是让互助会成员逝世之时，可以聘请教士为其举行弥撒。单单在汉堡一地，在宗教改革运动前夕，就有99个由富人捐助的互助会，并且大多数是在1450年之后才成立的。

圣徒和圣徒遗物崇拜普遍流行，朝圣之风大盛。成千上万的人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艰苦跋涉和顶礼膜拜的善功上，成群结队地从一个圣地走到另一个圣地进行朝圣。神圣罗马帝国最重要的朝圣地是亚琛和特里尔；在特里尔，1512年首次展出耶稣生前穿过的长袍。黑森的马尔堡（Marburg）收藏有圣伊丽莎白（Elisabeth）的遗骨，巴伐利亚的阿尔特廷（Altoetting）和上弗兰肯的14圣徒也很有名。在瑞士，玛利亚—艾恩西德尔恩（Maria-Einsiedeln）是最重要的朝圣地。在亚琛，15世纪曾有一天，朝圣者的数量多达14.2万人，14天内便累积捐款8.5万古尔登。部分诸侯，特别是萨克森选侯、萨克森公爵和美因兹大主教等，十分热衷收藏圣徒遗物，并且定期向民众展出，使之成为邦国圣物。美因兹大主教吹嘘说，他有42具圣徒的整尸首，有9000件圣物。所谓圣物中，居然有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流下的汗珠，童贞女圣母玛利亚的奶汁，耶稣睡过的稻草，耶稣进耶路撒冷时所骑驴子的驴腿，耶稣和门徒最后晚餐的餐桌木板，甚至有上帝创造人类始祖亚当时用剩的泥块。

人们还普遍认为，耶稣是惩罚恶人的最高审判官，无比严厉，毫不留情，而圣母、圣母的母亲和天使温柔善良，慈祥和蔼，保持了女性的敏感，乐意听取受苦人的哀诉，可替人向上帝求情。于是对圣玛利亚、圣安娜、天使以及与之相关的圣像和圣物的崇拜蔚然成风。在这里，虔诚的强烈内在化与强烈的外在化结合在一起，部分地包含有魔法因素。

为了获取功德，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踊跃购买赎罪券。赎罪券买卖的红火不仅是教会蛊惑欺骗的结果，也是因为信徒需求量的巨大。在这里，人们经常忽视上帝赦免原罪与教会豁免惩罚这两者的不同。对于上帝恩典的渴望，变成了对教会恩典的依赖。人们争先恐后地倾听赎罪券布道，积极参加教会举办的大型赎罪券买卖活动。1489—1490年，为了出售赎罪券，有43位教廷神甫跟随红衣主教雷蒙·佩拉尔（Raimond Pérault，1435—1505）一起来到纽伦贝格，一面听教徒的忏悔，一面向他们贩卖赎罪券。赎罪券布道的显著特征恰恰在于感人至深的对耶稣受难和玛利亚的痛苦的描述，购买者也大都出于宗教痴迷和幼稚的自私自利心理。

清除自己犯过的所有罪行，包括那些内心隐而未现的、有时甚至觉察不到的罪的压力，给忏悔者造成了无法承受的重担。最极端的人会鞭笞自己，遵守严格的苦行，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当众抽打自己。

也有一些与平民百姓有密切接触的神职人员从民众虔诚中获得新的热情，致力于革新道德，恢复修会原创建者所期望过的那种生活，特别在路德参加的埃尔福特奥古斯丁修道院中，“教会精神化”运动生气勃勃，异常活跃。

奥古斯丁隐修会始建于13世纪，是与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卡默里会并列的第四大托钵僧团。它以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奥里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的名字命名，并同其他奥古斯丁教团一样，遵循奥古斯丁教规。该会在1244年由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ius IV.，大约1195—1254）倡导建立。其修士本来都是隐居者，以黑色僧袍、黑色僧帽和一条皮带为教团服装，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山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后来遵从教皇的旨意，接受了一般修道院的教规，放弃隐修生活，并在安德烈亚斯·普罗莱斯（Andreas Proles，1429—1503）的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改革。

作为对抗教团腐败的运动，奥古斯丁会士把“福音的”清贫和“使徒的”博爱视为最高理想，主张谨遵教规，严守戒律。他们忠于罗马教皇，坚决捍卫教皇的权威，坚持“悔悟不彻底”论和“赎罪券等价”论，虔诚地侍奉圣玛利亚和圣安娜，过着比其他修道院修士更严谨克制的生活。他们不是退居偏僻、孤寂的地方，专事沉思祈祷，而是身居闹市，积极从事布道和灵魂关照，热衷于办学和传教事务。他们也十分注重布道艺术，每个大修道院都有一位专职布道士负责招引众多的俗界教徒到修道院来做礼拜。不少人还潜心研究神学，荣获大学中的教职，讲授哲学和神学。在神学方面，奥古斯丁会士坚持以教团保护圣徒奥古斯丁的学说为导向，强调上帝的恩典的重要性。据此，罪人得救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与人的善功毫无关系。这一点肯定对于后来的教团兄弟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产生了影响。该教团也十分重视研究圣经，这一点同样使路德获益匪浅。

四、神秘主义和“共同生活兄弟会”

与修道院改革同时，一部分基督教徒和神学家也开始在教会之外寻找灵魂得救的新途径，神秘主义和“现代虔信”遂由此产生并蓬勃发展起来。他们曾经祈求通过教会得到上帝救赎，但始终无法得到充分安慰，于是便想效仿原始基督徒直接转向上帝，并且提出了一系列脱离基督教神学正统、充满个人体验和非理性的神学主张。此类主张通常被称作“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一词标志着有关某种神性或绝对现实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的报道和陈述，经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的、与有教会之称和外在施恩手段的宗教团体的宗教生活相对的虔敬及宗教信仰。神秘主义也经常被理解为一种理论，其中心思想是“成空”，摆脱欲望和激情，以便让上帝的精神在人身上自动发挥作用。神秘主义还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实践，其目标是“合一”（unio mystica），也就是说与上帝神秘的爱的统一，而这种合一在现实生活中就可以被经历。

神秘主义者相信上帝是不可思议、不可规定和不可通过理性来证明的精神实体，认为上帝的“奥秘”是自然理性无法把握的，只能通过启示来领受。他们把灵魂与上帝的契合纯粹看作个人的事情，看作人的内心世界的一种活动，认为上帝存在于个人的沉思默想和直接体验之中，个人通过发自内心的信仰可与上帝相融合。神秘主义者轻视外在的善功和圣事，否定教会和教士的中介作用，认为基督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交往，教会和教士的中介没有多大必要，甚至是多余的。这种观念不仅为同时代的反教权主义者所接受，对于后来的宗教改革家和思辨哲学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讲德语的地区，神秘主义开始于13世纪，盛行于14—15世纪，而其最重要代表就是有“德意志思辨之父”之称的神学家和哲学家迈斯特尔·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1260—1327或1328）。

埃克哈特在青年时代加入了多明我会，后来又在该会中担任了较高级的职务。他对上帝有独特的理解，认为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一切事物都来自上帝，又都回归到上帝。上帝不具有任何定形或固定的表象，他是心灵之言、朝霞之光、花朵之芬芳、清泉之奔涌。虽然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但上帝与世界同时存在，人的灵魂在本性上是按照上帝的模式塑造的。上帝用仁爱浇灌灵魂，使灵魂充溢，并在仁爱中把自己交付给灵魂，从而携灵魂超升，直观到上帝。

人的灵魂得救无需任何教士的中介、外在的善功和圣事，只要通过灵魂返回到自己的原型，返回到神，达到与神合一即可。而要从多样性退出，返回到统一性，灵魂必须摆脱一切被创造的东西，返回自身，聚精会神，力图在自身中，在内心的最深处，达到自己的原型。埃克哈特称这一过程为“隐遁”，这种隐遁并不是世俗生活的隐遁，而是心灵的隐遁，是彻底的遗忘，是放弃一切概念认识，最终放弃任何个人意志。一旦灵魂达到了“真正的寂灭”的状态，它就直接汇入了神的本质，从而达到与神契合的境界。在神和人的灵魂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在神里面，灵魂达到了最高的完满。

埃克哈特的“否定神学”为他的学生海因里希·苏索（Heinrich Seuse，1295或1297—1366）和布道士约翰内斯·陶勒（Johannes Tauler，1300—1361）所接受和积极传播。

苏索主要在上莱茵和瑞士地区进行活动，并根据埃克哈特的学说编纂了论述“真理”和“永恒智慧”等的著作。陶勒则写作了后来在神圣罗马帝国各地广为流传的《日耳曼神学》（Theologia Germaniae）。马丁·路德曾在埃尔福特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约翰·冯·施陶皮茨（Johann von Staupitz，大约1460—1524）的指导下接触到神秘主义，并在1516年和1518年先后两次将《日耳曼神学》重新编辑出版（第一次是一个节选本，第二次是一个完整本），尽管他并没有成为一位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者。

在神秘主义的影响下，世俗教士盖尔特·格罗特（Geert Grooote，1340—1384）于1381年在故乡创建“共同生活兄弟会”（Broeders desgemeenen levens），发起了非教会的、以伦理道德和实践活动为导向的“现代虔信”（devotio moderna）修道运动。

格罗特出生于乌特勒友省大主教辖区西南角的一个小城德文特（Deventer），早年在巴黎和布拉格攻读医学、神学和教会法，曾有过富裕的浪子生活，后改变了偏好，蔑视财富，一心一意地从事传道，过朴素而有严格规律的生活。他主张个人虔敬，鼓励祈祷，提倡内心的反省，强调人与上帝直接沟通，主张像早期基督教徒所做的那样直接把其愿望和担忧倾诉给上帝，自己制定宗教生活的准则。

参加兄弟会者主要是男人，偶尔也有妇女。他们献出自己的私人财产，在共同的房子里过一种类似修道士的生活，但不发修会誓愿，也不遵从天主教会及其神职人员的指导。他们相信没有誓言的约束也能够像修道士一样进行修道，人人都能用最适宜于他们的办法规划他们的宗教义务而无需求助于教会。他们以基督教原始共同体为榜样，每天都依照规定的时间表进行劳动、祈祷、读经和布道，用本族语举行宗教仪式。他们还成批地抄写例如《上帝的教友》之类的实用神学书籍，并在民间出售，既以此补充维持公共生活的经费，也以此传播兄弟会成员从中找到精神指导的书籍。印刷术发明后，他们立即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且立即成立印刷所，刊行适用于中小学教学的宗教课本、语法、古典的和人文主义的文章。

“共同生活兄弟会”还积极从事办学活动，大力开展中小学教育。它首先在德文特建立了一所男生寄宿学校，然后又在埃姆斯河（Ems）畔明斯特、阿尔萨斯的施莱特施塔特（Schlettstadt）以及纽伦斯特（Nürnster）、纽伦贝格、埃梅里希（Emmerich）、阿尔特马克（Altmark）和马格德堡等地建立了多所拉丁文学校，并且首创分年级和班组进行教学的制度。至15世纪末，共同生活兄弟会所办的学校遍及全帝国，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赏，被许多城市的市政当局邀请去帮助开展教育工作。

共同生活兄弟会兴办学校的目的，用其创始人的话说，就是要“给上帝的神殿树立精神支柱”，其教师通常都被称为“命运相连的兄弟”。他们注重圣经和本族语教学，有严密的组织工作，建造并管理与他们的住所相连接的学校学生宿舍，使学生一律寄宿，过严肃的集体生活，并把他们的宗教热忱和严格的纪律贯彻到学生们的生活中去。随着文艺复兴在北欧的影响的扩大，他们也在学校中增加了一些人文主义的因素。除了继续进行基督教教育，还增设古典文学、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课程。学习内容大多限于初等和中等水平，但也学习修辞学、神学等较高级的课程，个别学习科目达到了大学文科的水平。

1483年，著名教育家亚历山大·黑吉乌斯（Alexander Hegius，1433—1498）来到德文特教书，后来又在该校担任校长。黑吉乌斯满腔热情地推行人文主义教育，把希腊文纳入教学计划，还撰写了《论希腊文的益处》一书。他也改革了拉丁文的教学方法，注重透过语法形式着重理解作品的内涵。他的教育工作声名显赫，吸引了各地学生，人数最多时竟达2000余人。诸如库萨（Cusa）的尼克劳斯（Nicolaus von cusa，1401—1464）和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1465或1469—1536）等杰出的人文主义者都出自该校。

共同生活兄弟会成员激发和保持个人生动活泼的宗教信仰，宣扬一种温和的反教权主义宗教理论，将实行和管理基督教徒兄弟友爱之权从教士手中夺来交给俗界，为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和世俗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天主教会把这些脱离自己控制的宗教派别和组织称为异端，想方设法对其实施打压，但也有一些城市市政当局为它们提供了有力保护，其因此得以发展壮大。

第五节 大学教育、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

一、大学教育

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希腊、罗马古典文化迅速衰落，其文化教育机构几乎荡然无存，天主教会成为“日耳曼人的真正教师”，修道院学校、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散布于中西欧各地。教会学校以培养教士和修士为主，俗人教育明显落后，直到10世纪末，包括君王和贵族在内的绝大多数俗人都是文盲，既不能读书或读《圣经》，亦难以明白那些较复杂深奥的教义。

自11世纪起，随着城市的复兴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世俗教育开始发展起来。不少城市的市政当局在教会学校之外设置了完全由其资助并管理的市立学校，甚至掀起了兴建“大学校”（大学的雏形）的运动。受其影响，教会也加强了举办普通学校工作，1189年，第三次拉特兰（Lateran）大教堂会议甚至作出让俗人和教士一起免费接受教育的规定。

14世纪以降，随着国家建设的大规模开展，欧洲各国君主也开始兴办学校。学校教育迅速发展，不仅学校数目大幅度增加，学校形式也日益多样化了。

15世纪末、16世纪初，国王、诸侯与市民竞相办学，学校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虽然经院哲学仍占主导地位，但新学问和新思潮已蓬勃兴起，人文主义得以广泛传播，成为宗教和社会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自罗马人国王、卢森堡（Luxemburg）家族的卡尔四世1348年创办布拉格大学起，到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创办维登贝格大学，150余年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共有19所大学先后诞生，它们是：布拉格大学（建于1348）、维也纳大学（建于1365或1384）、海德尔贝格（Heidelberg）大学（建于1386）、科隆大学（建于1388）、埃尔福特大学（建于1389）、维尔茨堡大学（建于1402）、莱比锡大学（建于1409）、罗斯托克大学（建于1419）、克拉科夫大学（建于1420）、鲁汶大学（建于1425）、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建于1456）、布赖斯郜的弗赖堡大学（建于1457）、巴塞尔大学（建于1459）、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大学（建于1472）、特里尔大学（建于1473）、美因兹大学（建于1476）、图宾根大学（建于1477）、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Oder）大学（建于1498）和维登贝格大学（建于1502）等。

这些大学大都按照巴黎大学的模式创办，并且得到了教皇的授权。其创办者包括罗马人国王或皇帝（创办布拉格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城市市政当局（创办科伦大学、埃尔福特大学、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和特里尔大学）和邦国统治者（创办海德尔贝格大学、莱比锡大学、图宾根大学和维登贝格大学等）等，但在许多情况下，是城市市政当局在当地统治者的大力资助下创办和经营的。据统计，1500年前后，德语区大学（不包括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的在校生总数约有3000—4000人。若按人口比例计算，这个规模可谓是比较大的。

在教学方面，这些大学最初几乎完全由神职人员所垄断，与修道院别无二致；校长一般是由当地教区副主教兼任，教士担任教师。学生大都是在职的或者预备的神职人员，他们同教师一样，都是享受“教士待遇”的人。一般设文、神、法、医四个学院，其中文学院为预科性质，其教学科目主要是大为修改过的古代“七艺”。神学院长期占主导地位，教会的语言——拉丁语是大学的通用语言，教会的教义——基督教教义是大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意大利神学家彼得·伦巴德（Peter Lombard，1100—1160）在12世纪上半叶编纂的神学专著《四部语录》（Libri Quattuor Sententiarum），则是最基本的神学教科书。

上课的时候，教师们一般按照固定的时间表讲课，讲课方式主要是读标准的教材，学生们则忙于做笔记。课本不是人人都有的，因为新印刷术刚刚发明，15世纪末才发展成主要工业。定期和不定期的辨论是课堂讲授的一种补充，目的在于检验学生是否能够灵活地运用所学的知识。辩论会上，老师先提出某些“论点”，论辩人要根据公认的原则，迅速揭发对方逻辑上的谬误，并进行驳斥和反驳斥。实际上，每个学生入学的时候，都会被指派一名文学硕士做他的专任导师，学习5—7年后，顺利通过所有考试，才能获得学士、硕士或者博士等学位。起初，学位只在大学内部有用，表示某人具备了教学资格，后来才逐渐被当成担任牧师、官吏、教师等较高级职务的必要条件。不过，许多学生只修完文学院的课程就不再学习，还有很多人连学士学位都没有拿到便离开了大学。

历任教皇和帝国皇帝为了赢得“精英”们支持，大都站在了大学这一边。大学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学校里的师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可以免除多种税赋和徭役；他们也不受普通法庭的传唤，而由大学自己的司法审判机构独立处置。除此之外，大学也因基督教的普世性而具有较高程度的国际化特征；大学的师生可以在欧洲各国自由地访学和求学。大学的师生还分别组织同乡会等社团，并且得到了当局的支持。一些贫困学生也经常组建漫游队伍，跨城市、跨国家地到各大学学习，“既轻松愉快而无忧无虑，又赤贫如洗而果敢无畏”。

至15世纪50—60年代，随着社会上对法学和医学毕业生需求的增加、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方法的传入，神学开始衰落，法学和医学的地位大为提升，新学问受到追捧。不少大学开始设立希腊文教授的职位，聘用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雄辩家和诗人，将古代作家的诗歌和修辞列为必修科目和考试科目，用古典拉丁文代替中世纪的拉丁文。在部分大学，人文主义者甚至占据了上风。七艺概念逐渐消亡，学科得到了进一步细化：文法分为文法、文学、历史等；几何学分为几何学和地理学；天文学分为天文学和力学。哲学虽然继续以神学为导向，但在大多数大学中唯名论得到了广泛传播。它一方面坚持主要从认识论上加以论证的理性和启示的分离，另一方面则力图把世俗科学与具体经历结合起来，不仅使自然科学逐渐摆脱了神学的桎梏，同时也为近代经验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动力。

二、经院哲学

从基督教神学角度来看，在西方中世纪历史上，奥古斯丁主义与佩拉纠主义是两大主要且相互对立的学说。佩拉纠主义的精神，可以总结为“借功德得救”，而奥古斯丁则是主张“借恩典得救”。

奥里留·奥古斯丁是古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强调人类本性的堕落和邪恶以及罪恶的自发性，认为罪恶的产生并非来自上帝的创造，而是在于人滥用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用“对自己的爱”取代了“对神的爱”。亚当违背上帝的诫命，是代表全人类犯罪。所有的人都生于原罪当中，都受到罪的污染，不能自救。要获得拯救必须靠上帝的恩典。基于对堕落人类的爱，上帝釆取主动，展开拯救的过程。上帝在耶稣基督的个人中，进入人类的处境，借此施行拯救。上帝的恩典使人重新获得善良意志，并最终得到拯救。救赎只可能是神圣的礼物。不是人自己可以成就的事情，而是一些为人成就的事情。但是上帝只将他恩典作为礼物赠赐给某些人，只有为上帝“预先拣选”的人才可以得救。

佩拉纠（Pelagius，360—420）是与奥古斯丁同时代的不列颠修道士神学家。他否认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性不是在罪中形成的，意志根本不受有罪光景及其喜好的捆绑。亚当仅仅是一个坏榜样，不是人性不纯的源头。亚当之后的耶稣则是一位好榜样，只要跟从耶稣，自由地行善，人性就会得以改良。个别的人是有能力拯救自己的。他们不是被罪所困，而是可以成就一切借此得救的事情。得救并非人的新生而是道德和社会的改良，是借着好行为来赚取的事情。上帝的恩典并不高于人的本性，而是临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是人类本性的一种能力，每个人都拥有做对的事、遵守诫命以及赢得拯救的能力。得救是一种奖励，是人类自由地行善的结果。

奥古斯丁主义和佩拉纠主义都属于极端见解。418年的迦太基（Carthage）大公会议和431年的以弗所（Ephesus）定佩拉纠派为异端，但也没有完全接纳奥古斯丁的教义系统。然而，在人的得救问题上，与充满宿命论特色的“神恩独作论”相比，“善功得救论”似乎更能满足芸芸众生的精神需求。因此，在中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佩拉纠主义或半佩拉纠主义被人广泛接受。人们普遍相信人的本性为善，有可能得到改良。虽然承认人类承继了亚当的罪，但又相信人的自由意志并没有完全毁坏。虽然承认自由意志是软弱的，若无恩典的帮助不能获得救恩，但又相信人的意志借着留给它的自由，能够逐步接近上帝。在人的拯救方面，上帝的恩典必须与人的自由意志合作。中世纪的教会恰恰是以这种“神人合作论”为依据来论证自己的作用并树立自己的权威的。

而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和拉丁语学者当中，经院哲学是普遍流行的思想方法和论证方法。这个方法主要涉及一种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中产生的、通过理论思考来澄清问题的程序。经院哲学家在考察某个观点时，先把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一一陈列出来，然后再指出哪种意见正确，并加以论证。如果各种观点相互对立，那就要证明哪种观点是逻辑紊乱或者概念不清楚的结果，说明它与显而易见的或者早已被证明了的事实不符。经院哲学家普遍相信，产生于一般原则的理论知识是最可靠的，与一般原则对立的现象仅仅是表面的或者是由误解造成的；普遍适用的原则绝对无误，而观察可能出错，使人上当受骗。

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阿奎那（Aquino）的托马斯（Tommaso，大约1225—1274）是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他以维护天主教正统信仰为宗旨，竭力依据理性原则来论证基督教神学信条的正确性，论证神的存在、神的本性及属性问题，反对基督教异端思想。阿奎那还极力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与现实、形式和质料的学说，改造为基督教神学中的目的论，宣称一切都是神意的安排。同时，阿奎那的托马斯主张温和的实在论，认为共相并非单独潜在的物体，而是存在于个别之中，但共相先于物体。他承认世界的统一性、感官为知识来源，认为理性虽从属于信仰，但有其自身的领域。他还从形而上学角度论述物体本性的相似，认为神按照万物本性一致观念创造出的同一种属的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宗教仪式直接来自于上帝，通过圣仪就能接受上帝的仁慈，这就完成了理性与信仰的调和统一，确保了一种适合于天主教信仰要求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胜利。

以阿奎那的托马斯为主要代表的经院哲学研究方法在13世纪完全成熟，并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西方教育界和思想界占主导地位。但到14世纪，神学与哲学日益分离，传统的形而上学被归入信仰领域，逻辑与分析成为哲学的主流。阿奎那的托马斯庞大的神学—哲学体系，逐渐被哲学家的专题分析与逻辑论证取代。15世纪时，除了科伦大学和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等少数保守主义高校外，托马斯主义到处都被苏格兰方济格会修士约翰·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1263或1266—1308）和英格兰方济格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iam of Occam，大约1288—1347，另一说：1285—1349）等人反对哲学理性主义的较新观点所取代。

司各脱认为思维的基本对象是存在，人的知识有赖于感官经验，而上帝是无限、全智、全能、全善的，人不能够凭借理性来认识上帝，更不能对上帝的存在进行理性论证，只能凭信仰推论而确立。司各脱虽然承认宗教仪式的作用，但更强调上帝的意志的作用；他使理性摆脱了信仰，为信仰和理性的分离铺平了道路。

奥卡姆的威廉进一步强调理性与信仰分离的观点，并且完成了信仰与理性分离之理论的论证。他强调理性和信仰是两个互不联系的领域，世界是由个别物体组成的，对世界的知识只能来自直接观察和对已知真理的演绎；上帝的全能与绝对自由属于信仰范畴，不能用理性加以论证。共相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宗教仪式只在上帝的旨意下才起作用，人的灵魂得救主要依靠的是信仰而不是仪式。每个人都不能确切知道他的灵魂是否能够得救，因为人无从知晓上帝的安排。只有依靠对上帝的信仰，相信上帝会拯救他，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奥卡姆的威廉虽与阿奎那的托马斯同样从神学出发，用哲学阐述基督教教义，但他强调经验，贬低形而上学；他的思想成为以后经验主义思潮的先导，也对质疑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怀疑主义思潮产生了很大促进作用。巴黎大学文学院两次明令取缔奥卡姆的威廉的学说，但传习其学说的人却日益增多。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哲学派别，当时被称为“新路派”（via moderna），与全欧各主要大学中主张实在论的旧经院哲学相抗衡，使中世纪经院哲学逐渐瓦解。奥卡姆主义对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鼓吹，激励着许多思想家以极端的形式重新复活奥古斯丁的先定论，以上帝的权威否定教会的权威。

通过图宾根大学教授加布里埃尔·比尔（Gabriel Biel，1415—1495）的阐释，奥卡姆主义在神圣罗马帝国广泛传播开来，不仅导致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形成，也对马丁·路德和让·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反传统的福音教理论的形成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三、人文主义

自15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传播，人文主义在神圣罗马帝国各地也普遍兴起，人文主义者大量涌现。

人文主义是在14—15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一股思潮，它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要求以普遍的人性取代纯粹的教会属性。人文主义者首先是指那些致力于“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的人，也就是说那些从事语法、修辞、历史、诗歌和道德哲学这五门学科研究的人。按照人文主义者的理解，这些学科最适宜于完善人格和丰富人性。这种以人文学科（humaniora）为导向并且具有明确宣传目的的观点同时包含有这样一种历史观，即古代人的人文研究堪称典范，现在所要做的仅仅是重新发现这一典范，并使之发扬光大。因此，人文主义者广泛搜集整理原始资料，努力发掘利用可以借鉴的东西。这样一来，古代人生活理想的核心内容逐渐呈现出来，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也逐渐扩展到政治和司法领域，其社会意义和影响也不断扩大。

在神圣罗马帝国，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主要是一场教育运动，人文主义者特别要求改革完全沉浸在天主教会传统的教育制度。他们试图通过研究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作品，复兴古典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教化人类，完善道德。

较早接触和接受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是一些曾到意大利留学或在国内听到意大利学者讲学的大学生。即使是到波伦纳、帕多瓦和帕维亚（Pavia）学习法学和医学的德意志学生，也会附带从事人文研究。而彼得·鲁德尔（Peter Luder，约1415—1474）是第一位在神圣罗马帝国高等学府宣传人文主义的德意志学者。雅克布·温费林（Jakob Wimpheling，1450—1528）则是热心倡导教育改革的人文主义者；他曾在弗赖堡大学、埃尔福特大学和海德尔贝格大学学习，1471年在海德尔贝格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并在1481—1482年担任文学院院长。

自1516年起，人文主义文学研究在德意志大学中迅速发展。在不少大学中，人文主义者拉帮结伙，形成一个个立志“做新学问”的学术圈子。拥有古典名著手稿，并且具有理解和解释能力的学者召集或多或少的“文学”青年簇拥在自己身边，一方面对旧式文法学校和大学极尽嘲讽谩骂之能事，另一方面则对古典作家和古典文学大唱赞歌，认为单凭“新学问”就足以造就诚实高尚的人。诸如经院哲学等“旧事物”即使曾经倍受尊崇也被弃之如敝屣。

新学问也受到国王、皇帝及其他德意志诸侯的欣赏和赞助。他们或者本人就有志献身于文学和艺术，或者出于博得声誉而鼓励学者们的研究。1487年，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曾授予德意志“头号人文主义者”（Erzhumanist）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 Celtis，1459—1508）“桂冠诗人”（poetalaureatus）称号。根据策尔蒂斯的倡议，罗马人国王马克西米连一世于1501年在维也纳大学创办了“诗人和数学家学院”（Collegiumpoetarum et ma the maticorum）；策尔蒂斯膺任学院院长，并将该学院建成了堪与原有文学院媲美的维也纳大学“第五学院”。在海德尔贝格，沃姆斯主教约翰·冯·达尔贝格（Johann von Dalberg，1455—1503）同样热心赞助人文主义者各项活动。

正是因为上流社会对人文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一些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便把人文主义用作社会升迁手段了。诸如库萨的尼克劳斯、鲁德尔和策尔蒂斯等人，都是从社会下层一跃而为著名学者的。人文主义教育成为一个社会流动渠道。一些人文主义者凭借其卓越的素养而荣登国王、皇帝或诸侯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层。人文主义者约翰内斯·库斯皮尼安（Johannes Cuspinian，1473—1529）是一位受过全面教育的人，拥有医学博士、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修辞学和诗学教授等多种称号。马西米连一世不仅封他为“桂冠诗人”，还委任他为私人顾问和外交官。

尽管如此，人文主义的“正规场域”还是城市—市民社会。在早已发家致富的城市上层当中，人文主义最具吸引力。纽伦贝格的威利巴尔德·匹克海默尔（Willibald Pirckheimer，1470—1530）和奥格斯堡的康拉德·波伊廷格（Conrad Peutinger，1465—1547）就是市民上层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匹克海默尔曾出任纽伦贝格的首席市政官、外交官和军队首领；波伊廷格则是奥格斯堡市政厅法律顾问，在帝国等级会议上代表奥格斯堡的商业利益，除此之外，他还是当时经济事务的敏锐分析家。与此同时，人文主义者也建立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小团体和教育机构，并在他们所在城市的思想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如在纽伦贝格有以匹克海默尔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团体，在奥格斯堡有以波伊廷格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团体。在维也纳，策尔蒂斯去世后，库斯皮尼安便成为当地人文主义者无可争议的首领了。印书商约翰·阿默巴赫则在巴塞尔人文主义者圈子里享有盛誉。比阿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1485—1547）是阿尔萨斯人文主义者的突出代表。

为了对抗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阿尔比斯山以北“野蛮人”的蔑视和法国对神圣罗马帝国领土的蚕食，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极力强调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成就，积极鼓吹所谓的“帝国爱国主义”。康拉德·策尔蒂斯发现了一幅年代久远的罗马地图，并视之为古罗马时代地图的一个复本；它以罗马城为中心，描绘了多条从罗马城伸展出来，或者说通向罗马城的道路，展现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寓意。该地图后来为波伊廷格所收藏，成为举世闻名的“波伊廷格古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策尔蒂斯还于1455年在鲁汶的一个修道院中发现了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著《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s）手稿，并将它付梓出版。他在《四爱书》（Quattuor Libri A morum）中所写的半自传体诗歌已经包含有描写德意志地理、抒发爱国热情的段落，后来又计划写作一部大型的《日耳曼图说》（Germaniailustrata），力图通过描述神圣罗马帝国的地理和历史，强化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但仅完成了开头部分。雅克布·温费林写作了近百本书，也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创作了大量德意志诗歌，并援引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极力证明阿尔萨斯自古以来就是德意志人的领土。而在另一部历史著作《日耳曼记事》（Epitone Rerum Germanicarum）中，温费林极力声称德意志人在智力上决不比法兰西人和瑞士人低下。上德意志帝国城市的人文主义者团体从一开始就把历史编纂视为其工作重点之一。比阿图斯·雷纳努斯搜集大量史料，编写了一部名为《日耳曼国家史册》（Rerum Germanicarum libritres，1531）的著作。约翰内斯·阿文提努斯（Johannes Aventinus，1477—1534）先是用拉丁文写作了直至1460年的巴伐利亚编年史（Annales ducum Boiariae，1516—1522年写作，1554年出版），后来又用德文转写此书（Baierische Chronik，大约1526—1533年写作，1556年出版）。约翰内斯·特里特缪斯（Johannes Tri the mius，1462—1516）是斯蓬海姆（Sponheim）的本笃会修道院院长，为了美化自己所在修会的历史，他甚至不惜伪造史料。

在收藏、研究和翻译古代手稿的过程中，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在古今之间进行一番对比，并从中发展了一种批判当代教会的态度，要求对教会进行改革。约翰·罗伊希林（Johann Reichlin，1455—1522）在1496用拉丁文写作喜剧《瑟吉乌斯讽喻》（Satire Sergius），鞭挞教皇、僧侣的愚昧和宗教的虚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1519年发表用拉丁文写作的《愚人颂》（Encomiummori），描写一个名为“愚蠢”的女人，她在台上发表演说，竭力夸耀自己的愚蠢，声称，如果所有人的思想、行为、要求，不归结于愚蠢，不是以自私自利、自欺欺人、傲慢虚荣、沽名钓誉的面目出现，那这个世界就根本不会存在。乌尔利希·冯·胡登则写作小册子《瓦迪斯库斯或罗马的三位一体》（Vadiscus sive Trias Romana），不仅大胆揭露了教皇的腐化堕落，还坚决反对罗马教皇横征暴敛、肆意剥削压迫德意志人的罪恶行径。

然而，所谓的“反基督教转折”是谈不上的。没有一位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从其对教会的批判中引申出改造世界的革命性结论，更不用说形成一种改造世界的共同意识了。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基督教的和古典—异教的教育世界的紧张关系。康拉德·策尔蒂斯的宗教观十分肤浅，几乎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异教思想；温费林堪称一位“经院哲学”人文主义者，过分迷信宗教理性主义；康拉德·穆提安（Konrad Mutian，1470—1526）则更重视现实生活，尽量避免经常与现实生活发生矛盾的思想观念；博学多识的匹克海默尔强调信仰与知识“双重真理”论，同样不愿对宗教问题作深入探究。绝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未对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提出质疑；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例如胡登激烈的反教会斗争，他们只是希望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教会改革，将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综合起来。他们所唤起的批判和改革运动虽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与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那种使徒般的领导相比，仍然是十分逊色的。

四、罗伊希林、伊拉斯谟和胡登

约翰·罗伊希林、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和乌尔利希·冯·胡登是15—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影响最大的人文主义者。

（一）罗伊希林

罗伊希林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研究专家、新拉丁语诗人、对话作家和戏剧家、德意志第一位著名的学习希伯来语言文字的非犹太人希伯来学者。他在1455年1月29日出生于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的一个修道院管理员家庭中，父亲为格奥尔格·罗伊希林（Georg Reuchlin），母亲为伊丽萨·艾莉娜·艾克（Elissa Erinna Eck）。在读完普福尔茨海姆圣施泰凡多明我修道院拉丁文学校后，小罗伊希林年仅15岁就进入弗赖堡大学深造，学习语法、哲学和逻辑学。1473年，罗伊希林以教师身份陪同巴登马克伯爵的一个儿子到巴黎上大学，他本人则成为著名天主教神学家约翰内斯·赫尹琳（Johannes Heynlin，大约1430—1496）的学生。1474年，罗伊希林转入巴塞尔大学，学习自由艺术，1477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他的第一部著作拉丁文词典也得以出版发行。

此后，罗伊希林又在奥尔良（Orléans）学习希腊语和法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1481年到斯图加特（Stuttgart）宫廷担任符滕姆贝格伯爵埃伯哈德的顾问和发言人，1483年又到意大利罗马和佛罗伦萨访学，师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诗人波利蒂安（Politian，1454—1494）等名流，1484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罗伊希林还特别喜爱希伯来语，曾师从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犹太医生雅克布·本·叶驰尔·罗安斯（Jacob ben Jechiel Loans，？—1506年）学习这一古老的东方语言。他也通过语言研究，把有关圣经的阐释提升到一种学术高度，并在发表于1494年的小册子《论奇妙的语言》（Deverbo mirifico）中，阐述了一种奇特的神秘通神论：“上帝是爱；人则是希望；这两者之间的纽带就是信仰。……上帝与人结合得如此之紧密，以致有人性的上帝和敬上帝的人可看成是同一物。”

1492年，罗伊希林被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封为贵族。符滕姆贝格公爵乌尔利希杀害汉斯·冯·胡登（Hans von Hutten，1477—1515）一事迫使他离开斯图加特，到海德尔贝格寻求沃姆斯主教约翰·冯·达尔贝格的庇护。1496—1497年，他在海德尔贝格创作了戏剧《瑟吉乌斯》（Sergius）和《排戏或者汉诺》（Scaenica Progymnasmata（Henno））；后者是一部类似法兰西闹剧的作品，它讽刺了法官的昏庸。这部戏给作者带来了声誉，成为人文主义戏剧的典范，被纽伦贝格工匠艺人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1494—1576）改编为《狂欢节夜戏》（Fastnachtsspiel）。1498年，在接受普法尔茨选侯菲利普（Philipp，1448—1508）的委托第三次到意大利出差时，他购置了大量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图书，并与出版商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1449—1515）建立了联系，也对意大利即兴喜剧进行了研究。返回斯图加特后，他一方面以律师和施瓦本同盟法官的身份从事活动，另一方面也积极倡导古典语言研究。他在1506年出版《基础希伯来语》（De Rudimentis Hebraicis），把语法和词典合在一起，是这类书中最早的一部。1515年，罗伊希林在莱比锡大学创设了帝国第一个古希腊语教授席位。自1516年起，罗伊希林也与奥古斯丁修会建立了联系密切，并被祝圣为神父。1520年，为了逃避战争和瘟疫，罗伊希林前往因戈尔施塔特，被聘为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首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教授，只是未过多久他便挂职离去，重返图宾根大学。

罗伊希林深信希伯来语不仅是最古老，而且是最神圣的语言。上帝曾用这一语言讲话。上帝不仅在希伯来文圣经中显圣，而且还通过天使和其他神圣使者，将一种曾为亚当、诺亚和基督教“教父”们所理解的深奥智慧，保存在圣经以外的古希伯来文著作里。然而，科伦多明我会修士却为了使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力主没收和查禁除圣经旧约以外的所有希伯来文书籍。他们还在1509年从教皇那里争取到了一份严禁传播希伯来文书籍的教令，并委托已经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约翰·普菲费尔科恩（Johann Pfefferkorn，1469—1522）加以执行。罗伊希林遂在1511年发表《眼底镜》（Augenspiegel）一书，公开与积极推行教皇禁令的普菲费尔科恩进行对抗，并由此开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论战。

科伦大学和埃尔福特大学的神学家要求查禁《眼底镜》，教皇利奥十世也准备在罗马开始一场异端审讯。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罗伊希林事件并非一个孤立、简单的个案，对罗伊希林的异端审讯实际上涉及整个人文主义运动的生死存亡。如果罗伊希林被判为异教徒，那此后的任何新思想都会以不同的借口被判为异端。于是许多人文主义者联合起来，发表了大量支持罗伊希林抗议教会的书信。罗伊希林在1514年把这些书信、声明汇集成册，冠以《著名人士书简》（Clarorum Virorum）之名出版。1517年又出版《论犹太神秘主义艺术》（De arte cabbalistica），进一步表达了他对犹太思想文化非凡的宽容态度。

罗伊希林的支持者则在1515和1517年编纂出版了上、下两部《蒙昧者书简》（Epistolaeobscurorum virorum）。上部的主要作者是克罗图斯·鲁比亚努斯（Crotus Rubianus，大约1480—1539以后），下部的主要作者是乌尔利希·冯·胡登。两部书的作者装扮成不学无术的蒙昧者，以经院学者或教士的身份，用夸张而拙劣的拉丁文和嘲讽的口吻，从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等地给科伦的多明我会修士（Dominikaner）、神学家奥尔特维努斯·格拉蒂乌斯（Ortvinus Gratius，1481—1542）写信，表面上是“指控”新兴的人文主义者对神的不敬和亵渎，实际上是揭露和抨击天主教会的腐败以及经院学者和神学家的思想褊狭。例如有一封信“检举”一个学生在喝酒时竟说圣衣是一块破布，罗马教会的赎罪券只配卖给乡巴佬，僧侣们只能去欺骗妇女和儿童，所有的神学家都是魔鬼，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是大混蛋等。还有一封信讲述道，写信者想当教士，但却爱上了一个女子，害了不治的相思病，不得不向格拉蒂乌斯求教，因为格拉蒂乌斯说过，他写有一本可以博取任何女人欢心的小册子。

《蒙昧者书简》在宗教改革爆发前夕和宗教改革初年得以广泛流传，对于广大民众的反教会斗争发挥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二）伊拉斯谟

比罗伊希林影响更大的人文主义者是伊拉斯谟，他不仅在神圣罗马帝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享有盛名；他也不只是一位人文主义者、神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大量作品的作家，而且还是杰出的文本考据家、语法学家、圣经新约和教父著作的编辑出版者。伊拉斯谟对圣经新约的校勘为宗教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伊拉斯谟大约在1465至1469年间出生于鹿特丹（Rotterdam）；父亲是荷兰南部豪达（Gouda）地方的神甫罗特格尔·格拉德（Rotger Gerard），母亲是一位医生的女儿，他们未婚先育，伊拉斯谟因此属于私生子。1478—1485年，伊拉斯谟就读于共同生活兄弟会在德文特创办的寄宿学校，曾受该校校长亚历山大·黑吉乌斯的亲自指导，与现代虔信运动有过密切接触。伊拉斯谟虽然很快就放弃了黑吉乌斯所坚持的许多观点，对神秘主义也漠不关心，但就其对恢复圣经原貌这一点的坚持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代虔信的基本立场。

1484年，伊拉斯谟的父亲去世，他的监护人把他送到奥古斯丁修道院，希图他自谋其食，省得连累别人。伊拉斯谟天资聪慧，在修道院里阅读了大量古典著作，学识大增，1492年被祝圣为神父。1493年，伊拉斯谟离开修道院，供职于康布雷（Cambrai）主教，同时担任来自吕贝克诺特霍夫（North of f）的海因里希（Heinrich）和克里斯蒂安（Christian）两兄弟的家庭教师。

1499年10月，应好友蒙乔伊（Mountjoy）勋爵之邀，伊拉斯谟赴英国作短暂访问，成为由戴安·科利特（Dean Colet）领导、以托马斯·林纳克（Thomas Linacre）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年）等人为成员的人文主义团体的一员。后来，他又游历欧洲，结交达官贵人，研究人文主义新学问，1503年发表《基督教战士手册》（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1505年又在巴黎刊印了瓦拉著《圣经新约集注》。

1506—1509年，伊拉斯谟在意大利深造，专事文本研究，在都灵（Turin）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后又获得帝国男爵头衔。他在威尼斯认识了出版商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并将自己的部分著作交付后者印刷出版。1510年，伊拉斯谟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教授希腊文，次年又获得阿尔丁顿（Aldington）神甫之职。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继续在英国、勃艮第和巴塞尔三地之间穿梭，也曾在位于鲁汶（Lwen）的勃艮第宫廷做过卡尔，即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的私人教师。1516年，伊拉斯谟刊印附有拉丁文翻译和注释的希腊文《新约圣经》校勘本并称之为《新工具》（Novum Instrumentum omne），1518年发表谈论教育和苦修的手册，1519年发表《愚人颂》。晚年，伊拉斯谟旅居巴塞尔，与约翰·佛罗本合作印刷出版他的著作。1536年7月12日在巴塞尔去世。

伊拉斯谟虽然身为天主教神甫，但他十分厌恶种种繁琐仪式和陈规陋习，痛恨杂有犹太教和民间宗教观念的“异端邪说”，既反对充满巧妙诡辩的经院神学和把宗教仅仅看作仪式的观点，也反对把教会和教士视为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的中世纪思想。他把教皇、主教、神学家、教士和普通教徒都说成是“傻瓜”，大张旗鼓地批评教阶制、修士会和民众的宗教生活，嘲笑经常奔走于罗马、康普斯泰拉，或耶路撒冷的朝圣者，说他们冒险长途跋涉所浪费的钱不如用来赈济饥民和给赤身露体者做衣服穿更好。他还奚落那些购买赎罪券的人，说他们用滴漏按世纪、年、月和日准确无误地计算出在炼狱涤罪的时间，用虚假的宽恕给自己吃定心丸。

伊拉斯谟重视真正的虔诚，推崇原始的“基督教哲学”，坚信基督教首先是某种实际事物，应与人类的普通生活发生关系，基督教意味着救世主在他尘世生活中表现出的仁爱、谦恭、贞洁、尊严等各种美德。他倡导宗教改革，并且认为真正的宗教改革“就是要在抛弃它原有的许多表面形式的同时，重整道德”，回到真正发自内心的敬重和以基督为榜样的早期基督教徒那种比较纯洁的宗教信仰上去。他也相信，经过讽刺、公众意见的影响和政府当局的措施，政界和教会中的一切突出的弊端即使不能自行消散，也会被铲除殆尽。

伊拉斯谟把瓦拉对圣经新约的评论发展了一步，开创了对于早期基督教作家的批判研究。他把“神圣的文学”（sacrae litterae）当作一种新型语言学神学来经营，按照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利蒂安及其门徒提出的刊印古典著作的原则，对圣经文字进行评注，力图去掉所有附加在圣经上的粗野内容而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人读懂基督亲自讲过的和保罗在布道中说过的原话，将“真正的基督教”介绍给人，用早期基督教的精神陶冶人的宗教感情。而伊拉斯谟的真正成就在于他作为一位原文书籍编辑人的工作。他对比由希腊流亡者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比较接近于新约原文的希腊文手稿，发现中世纪天主教会所使用的拉丁文圣经新约与希腊文圣经新约差别很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文字上都错误百出。经过考订、增删、评释，他在1516年出版了较为精确的希腊文圣经新约，并附有自己的拉丁文译本。对于伊拉斯谟来说，一旦早期基督教作家，特别是《新约圣经》有了确切无误的定本，一切宗教争论都会烟消云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可靠的、不含有模糊字句和增添篡改之处的真本，所有对基督教真正意义的误解都可以予以避免。

伊拉斯谟创立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或圣经人文主义在1500—1520年广为流行，成为意大利以外人文主义的最重要潮流，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然而伊拉斯谟只满足于培养一小批精神贵族，“完全和顽固不化地讨厌一切可称为革命的运动”，坚决反对与罗马教廷断绝关系，极力维护教会的统一。他强调理性，反对宿命论，最终在自由意志问题上与路德发生激烈争论，虽然继续受到茨温利、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的尊敬，但却被马丁·路德彻底唾弃了。

（三）胡登

胡登是一位“粗鲁的弗兰肯贵族，它由于命运的捉弄而成为一位学者、一位人文主义者、一位爱国者和一位走自己道路的宗教改革者”。

1488年4月21日，胡登出生于图林根富尔达（Fulda）附近施台克尔贝格（Steckelberg）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因为身体孱弱，11岁时就被他父亲送进富尔达多明我修道院。然而，胡登憎恶经院神学，一心想当学者和作家。1506年，他逃出修道院，先在法兰克福大学注册，后来又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与一些人文主义者有所接触。1508年，胡登因生活放浪，染上梅毒，不得不离开莱比锡，没有明确目标地到处漫游。1511年，他因为发表了一本关于诗艺的小册子而名声大振，被世人誉为杰出的拉丁文作家。1512年，胡登前往意大利学习法律，但意大利战争的爆发切断了他的来自家乡的经费资助，不得不通过参加雇佣军，借薪饷返回帝国。

1514年，胡登在美因兹首次见到伊拉斯谟，并将《蒙昧者书简》的手稿交给他审阅，但伊拉斯谟的反应十分冷淡。

1515年，胡登再次前往意大利，试图继续其学业，但他痛恨教会的腐败堕落及其对德意志人的剥削压迫，发表《瓦迪斯库斯或罗马的三位一体》，激烈攻击罗马教皇的“强力、狡猾和假装神圣”，热切呼吁德意志“民族”，团结起来，联合开展反罗马的武装斗争，“保护地方教会的权利、牧师主教的自由选举和德意志人的觉醒”。1517年，胡登返回帝国，没有取得任何学位，但却被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封为“诗王”。胡登也把马克西米连看作一位理想的统治者，主张在支持改革的皇帝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帝国。在《致虚构的意大利皇帝马克西米连》（Epistola ad Maxilianum Csarem Italifictitia）一文中，胡登明确要求诸侯服从皇帝的领导，建立一支强大的帝国军队并由帝国国库支付费用，军官全由骑士充当，士兵则由农民构成。

作为一名骑士人文主义者，胡登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他敢爱敢恨，也曾积极参加过反对教会诸侯的骑士暴动，但其思想观念仍属于旧时代，他所主张的帝国改革纯属封建浪漫主义的“海市蜃楼”，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第二章　宗教改革的兴起

宗教改革可谓德意志近代早期历史的一个最重大事件，不仅规模大，时间长，而且影响深远。

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改革开始于1517年马丁·路德对赎罪券功效的质疑，结束于1648年欧洲列强签订《威斯特法伦和约》，历时131年，除了路德的宗教改革，还包括茨温利的宗教改革、激进派宗教改革、骑士暴动、普通人革命、城市宗教改革、诸侯宗教改革、加尔文宗教改革和天主教的改革等，最终福音教和天主教各派宗教政治势力经过三十年战争，以牺牲神圣罗马帝国为代价，达成相互妥协、各自为政的结局。

而在1517—1526年，路德根据其对上帝恩典的顿悟，对罗马教会赎罪券买卖提出了严厉批评，并由此引发了激烈争论，既受到天主教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也受到众多具有革新思想的神学家和神职人员、人文主义者、贵族和市民以及城乡普通人（Gemeiner Mann）的大力支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宗教改革迅速地从教士间的神学争论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福音运动”（Evangelische Bewegung），并在这一运动当中，形成了一系列思想观点和行为方式完全不同的派别。以马丁·路德和胡尔德莱希·茨温利（Huldreych Zwingli，1484—1531）为代表的主流派宗教改革家，主张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借助于官厅的支持进行改革。以安德烈亚斯·博登施泰因（Andreas Bodenstein，又称卡尔施塔特，Karlstadt，大约1480或1482—1541）、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1489或1490—1525）和众多洗礼派思想家为代表的激进派，却不满足于主流派宗教改革家与官方合作的态度及其对某些教会传统的保留，要求更彻底的改革。而在福音运动蓬勃发展期间，部分帝国骑士和广大城乡中下层居民也开始行动起来，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以弗兰茨·冯·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1481—1523）为首的普法尔茨帝国骑士结成联盟，向教会诸侯发起了攻击。帝国西南部、中部和东南部的城乡下层居民则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普通人革命”，不仅要求改革教会，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主张，堪称德意志民族—民主斗争先驱。

无论激进派的宗教改革还是骑士暴动和普通人革命，它们都不为任何官方所容忍，都受到了严厉迫害和镇压。大批信徒惨遭极刑，成为福音教的殉教者。大批起义农民和平民也惨遭屠杀，以至于农民作为一个政治因素从德意志国家生活中消失了好几个世纪。只有路德和茨温利的宗教改革在官方的保护和支持下，得以继续发展，虽然不复有社会革命的冲动，却也继续坚持反罗马斗争。

第一节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开始

一、生存危机与神学突破

马丁·路德在1483年11月10日出生于隶属图林根地区曼斯费尔德伯爵领地的埃斯勒本（Eisleben）镇。父亲汉斯·路德（Hans Lu the r）原为农民，后来到矿区打工，通过承租冶铜小熔炉发家，雇佣工人操作，成为小业主，步入市民阶层，后来又当选为市政参议；母亲玛加丽特是萨勒河（Saale）畔诺伊施塔特（Neustadt）的一个市民家庭的女儿。路德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子女的管教也十分严厉。路德7岁时就近上了教会学校，学习拉丁文、十诫、使徒信经、主祷文和赞美诗等，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接受了许多正统的天主教观念，对上帝充满敬畏。

1497年，路德离开家庭，进入共同生活兄弟会创办的马格德堡学校学习，对“现代虔信”有所接触。1498年，路德转入埃森纳赫（Eisenach）的方济各学校，修学3年；在这里，他接受了音乐和诗艺训练，成为一名很不错的歌手。他也经常与当地修士交谈，对修道院生活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此时，路德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相信人是有罪的，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善功”，参加神职人员主持的圣礼，依靠教会的帮助，才能受到上帝的宽恕，得到灵魂的拯救。他也相信修道和苦行是更积极、更有效的得救途径，成为神职人员，则可以优先升入天堂。

1501年春天，路德进入埃尔福特大学文学院，开始学习“七艺”，接受经院哲学的思维训练；1502年获得学士学位，1505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随后便遵从父亲的意愿转入法学院，开始攻读法学。

埃尔福特大学是由当地市政当局创办的大学，与市民生活联系密切，学术气氛也比较活跃，除了唯名论和人文主义广为流行外，还不时有人宣传胡斯的思想。在这里，路德接受了对中世纪神学采取批判态度的奥卡姆派经院哲学，强调信仰和理性的区别，认为只有信仰才能使人认识到真理。他也旁听过人文主义者开设的有关诗艺的课程，阅读了一些古罗马文学作品和新派拉丁语诗歌，但未参与人文主义者组织的课外活动。路德生性纯朴，务实而不崇尚空论。他虽然思维敏锐且富于想像，但更关注现实生活，尤其关注与生命相关的宗教问题。人生反复无常，命运难以把握，这种感受使路德越来越对自己的生存产生了疑惑。他自觉是一位有负于上帝的“罪人”，渴望与上帝和解，得到上帝的救赎。但他又对一个“像法官一样”严厉的上帝深怀恐惧，不知道自己究竟怎样做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虽然教会许诺只要做出忏悔和告白，罪过就可得到赦免，但在路德那里，忏悔非但没有带来宽慰，反而加重了本来就已十分沉重的罪疚感。这主要涉及忏悔者的心理问题，与教会的弊端并无直接关系。真正的忏悔要求忏悔者将所有的罪过，包括某些最隐秘的罪过都毫无保留地向上帝坦白出来，追悔前非，醒悟改过，并且要本着爱上帝之心这样做，而不是仅仅出于对上帝惩罚的恐惧。路德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满足这个前提条件，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因为一种无效的赦免而受到永恒的谴责。他不断地问自己：“我的忏悔是真正的悔过吗？还是因为恐惧我才悔过？”，但总是不得要领。路德深感自己的理性不够坚强，难以约束自己的情绪和情感。有的时候，他明知某些欲念不对，却又无法克制，不可避免地发生过失。做人之难，经常使路德深陷绝望的深渊，以致他希望自己“从来没有被生为人”。出家为僧，通过修道途径完善自己人格的想法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1505年7月2日，路德在从曼斯费尔德返回埃尔福特的路上，于荒郊野外突遇暴风雨，一道雷电突然在头顶炸响，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路德恐惧万分，匍匐在地，口中念念有词：“救救我，圣安娜，我要做一位修士！”久已有之的修道愿望，加上这个在危急时刻许下的誓愿，最终改变了路德的人生轨迹，从一个学法律、准备跻身上流社会的大学生转变为献身上帝的修道士。1505年7月17日，亦即在“雷电事件”发生后不久，路德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劝阻，毅然决然地离开学校，进入了埃尔福特奥古斯丁修道院。

埃尔福特修道院是奥古斯丁修会一个较大的院所，时任院长为约翰·冯·施陶皮茨，住院修士大约有50余名。它作为萨克森—图林根改革派修道院联合会（schsisch-thüringische Reformkongregation）的一部分有着特别严格的法规，也十分重视年轻修道士的神学教育。路德决心做一位好修士，故而严于律己，刻苦修炼，不仅天天虔诚地祈祷、禁食、守夜、做善功，甚至鞭打自己的肉体，而且还苦读圣经，深究教义，不到两年就被任命为副主祭，1507年5月2日又被祝圣为神甫。基于修道院院长施陶皮茨的推荐，路德在1508年秋获得了到维登贝格大学学习神学的机会。

维登贝格大学是在六年前由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创办，由国王马克西米连一世颁布敕令，予以特许。维登贝格大学也与奥古斯丁修道院有密切联系，一方面它接受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年轻修士前来进修学习，另一方面也委任道行高深的奥古斯丁派教士担任教职，讲授《圣经》（教授职位）或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讲师职位）；施陶皮茨便自1502年起出任该大学的教授和神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在维登贝格大学，路德除了进一步学习奥卡姆神学，还对早期教父，特别是奥古斯丁的经验神学进行了深入钻研。1509年3月，路德获得圣经学学士学位。几个月后，又获得语录学学士学位。在返回埃尔福特之后，路德便开始主讲彼得·伦巴德的《四部语录》了。

在常人看来，路德进入修道院以后是颇有收获的；路德本人也相信，如果有人能够通过修道的途径进入天堂，那他本人当属其中之一。他竭尽全力想让上帝满意，渴望得到上帝的宽恕、喜爱和启示，然而他郁积在心中的巨大困惑仍无法消解。他担心自己遗漏某些罪过，特别是那些在内心隐而未现、难以觉察的罪过。有许许多多“邪念”瞬间即逝，记都记不清楚，更不用说得到上帝宽恕了。他时常怀疑并对自己说：“你所做的并不完善。你的懊悔不够。你在认罪中遗漏了那事。”路德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补救自己良心上的不确定、软弱和烦恼，但却无济于事。即使已被告知可获得赦免，心理上也得不到安宁。路德对自己的失败感到绝望，觉得修道生活“毫无裨益”，他“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日日夜夜只有悲痛和失望。”路德自觉罪孽深重，对上帝心怀恐惧，对上帝的称义毫无把握。他得不到任何宽慰，开始迁怒于上帝：“我的隐修生活不管怎样无可责备，我仍感到在上帝面前（coram Deo）自己是个罪人，良心极度不安，我也不相信上帝对我的苦行赎罪感到满意。对这个惩罚罪人的公义的上帝，我不爱，毋宁说我恨。”

1511年9月，还是通过施陶皮茨的推举，路德重返维登贝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施陶皮茨致力于将奥古斯丁改革派修道院与非改革派修道院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全国性机构，以便将改革推广到所有修道院。包括埃尔福特奥古斯丁修道院在内的部分改革派修道院反对这项计划，认为此类联合会使改革流于表面，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也不赞成。为了向教皇陈述自己的观点，施陶皮茨委派路德维登贝格前往罗马。

路德的罗马之行似乎并没有使教皇回心转意，而在以虔诚香客的身份参观了罗马这座“圣城”之后，路德对他所看到的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现象深感惊讶和不满。他亲眼看到教皇和红衣主教们的骄奢淫逸：他们住富丽堂皇的豪华府院，奴仆成群，出入则乘高车驷马，前呼后拥。罗马已成为罪恶的渊薮，“这里有买卖、交换、贸易、撒谎、欺骗、偷盗、奢侈卖淫、奸诈和各种亵渎上帝的事，甚至敌基督者的统治也不能比这更无耻”。但在当时，路德尚未对天主教会的救赎功能产生任何怀疑。

1512年10月，路德成功地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且很快就继承了施陶皮茨所担任的维登贝格大学圣经学教授职位；他也借此在教会之外的公共领域占据了一个重要岗位。作为神学研究的领导者，路德在维登贝格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神职人员，赢得了同事、学生和市民的普遍尊重。除此之外，他还在多个教区担任神甫，肩负着向一般教徒传道、讲经和引导灵魂之责。而对于路德个人和神学的发展，施陶皮茨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路德的告解神甫和修道院领导，施陶皮茨不仅帮助路德成为神学教授，还将路德引向基督受难的十字架，为路德指出了“最甜蜜的救主的伤痕”，给了他“在基督里的生命”，使他对福音有了最初的觉悟。施陶皮茨还将神秘主义者陶勒的《日耳曼神学》介绍给路德，使他对埃克哈特的“否定神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而在研读《圣经》、诠释《罗马书》的过程中，路德发现了上帝只通过恩典使人称义的原则，在关于人的得救问题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突破，彻底从绝望中获得了重生。

在路德研究中，关于路德“神学突破”或者说“宗教改革觉醒”发生的时间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路德本人在事后回忆中只提到他对新的得救教义的发现是一个“始料未及的顿悟”，是他在维登贝格教堂塔楼里经历过的一个思想转变，具体时间却未有明言。于是，有些人把这个“塔楼经历”（Turmerlebnis）定在1511—1513年，另有一些人则定在1515年前后或者1518年前后，还有一些人干脆主张一种逐渐发展的宗教改革觉醒的观点。与确定宗教改革觉醒的日期一事紧密相关的是对其具体内容和这些内容对于宗教改革的开始的意义的解释。在这里同样存在着若干不同观点。无论怎样，对于路德来说，这一经历是一个巨大的解放。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路德对《圣经·罗马书》第1章第17段经文“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按照字面可译为‘从信到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的顿悟。

通过这段经文，路德彻底改变了他对上帝的认识，发现了上帝的恩典，领悟了律法和福音的辩证关系，并由此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救赎观念。以往，路德只把上帝当作法官看待，对上帝充满恐惧，甚至用一种即使算不上亵渎也是十分不敬的抱怨怨恨上帝；他只看到上帝易怒和好惩罚人的一面，以为上帝是十分严厉的，负有“原罪”之人生前经常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死后还要遭到炼狱的折磨。现在，他从耶稣代人赎罪中看到了上帝对人的爱，上帝为了救赎罪人，不惜让他的儿子耶稣蒙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磨难。通过耶稣代人赎罪，上帝已经与人和解，赦免了人的原罪。耶稣降临人世，完全出自上帝的安排。耶稣也是自愿赴难的，是为解救天下所有的罪人而死的。这样的上帝根本不是凶神恶煞般的法官，而是一位时时刻刻都在关爱着人的善良、仁慈之神。人与上帝之间不是执法官与罪人的关系，而是拯救与被救的关系。上帝的义是一种“被动的义”（iustitia passiva），是一个纯粹的恩典，而这种恩典没有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只有上帝才能救赎罪人，使罪人称义；他的恩典是白白送给信徒的一个礼物。在事关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上，一切都取决于上帝的意志，任何人为的善功都无济于事。对于上帝的仁慈，对于上帝通过他的儿子作出的拯救，人只能通过信仰加以领会，而信仰并不仅仅是理智、感情或意志的气性所进行的活动，而是整个的人在直接面对上帝时应有的态度。信仰不仅是一种认识形式，如相信上帝讲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是指完全而充分地信赖上帝。信心只是接收诚意的器皿，它本身不能使人称义，不能带来恩典，而只能使人意识到一些已经存在的事物，让人接受耶稣基督。信心是圣灵赐予的恩典，不是从自身产生的人的能力。信徒不要把他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和他灵魂可以得救的信念归于他实际能做的善功，而要归于耶稣基督在他的使命和功德中显示出来的上帝的恩典。重要的不是人能够做什么，而是上帝已为人做了什么。上帝自上而下降恩于信徒，信徒完全信赖上帝就能得到上帝的宽恕恩典。那些凭借信仰接受了上帝恩典的人“同是罪人与义人”（simuliustas et peccator）。由于人类始祖的堕落，人在一生当中永远是罪人。但对有信仰的人来说，今生已不再怀疑是否被上帝接受。

路德看到人因有原罪和本罪，不能自救，不能在上帝面前称义，上帝借他的儿子耶稣将救恩赐给世人，耶稣受难代人赎罪。因此，拯救的根源来自上帝的恩典。得救的真谛在于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凭借信心，通过圣灵的工作，使信徒和基督成为一体。由于这种神秘的结合，基督的救赎就在信徒身上生效，使信徒还是作为罪人的时候，就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了。人不能先行义而后再成为义人，不是通过做好事而成为义人。人必须先成为义人，才能做出真正的善举。因此，路德说：“在今生和律法的义上，我既是亚当的子孙，就真是一个罪人，因而有律法控告我，死亡辖制我，且至终要吞灭我。但是我在今生另有一种义和生命，即上帝的儿子基督，他没有罪，也不被死拘束，倒是公义和永生。靠着他，我这必死的身体也必复活，从律法和罪的挟制中被拯救出来，与心灵一同成圣。”

对于路德来说，这种救赎观的发现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它使路德克服了长期怀有的恐惧心理，获得了彻底解脱，也使他对所有人为的事功做出了全盘否定。现在，与人的事功相对立的上帝恩典，具有了不可侵犯的权威。所谓的教会救赎功能、伯拉纠主义或半伯拉纠主义有关意志自由、律法、善功与称义的关系的观点纯属谬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旨意以及上帝永恒的拣选和预定，乃是决定人的称义的最主要因素。至晚到1517年，路德就已经开始把这种新认识纳入他的神学理论体系当中了。他在维登贝格大学明确宣讲“我们的神学”，并且写作了一份反对经院神学的《驳经院神学论纲》（gegendie scholastische Theologie，1517），试图在埃尔福特大学和纽伦贝格大学开展一场辩论，批驳教皇派诡辩家所谓信必须用善行作补充的论调。但是不久，赎罪券之争爆发了，这一争论直接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

二、赎罪券之争

1517年，多明我会士约翰·特策尔（Johann Tetzel，大约1460—1519）受美因兹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1490—1545）和教皇利奥十世的委托，在紧邻维登贝格的马格德堡主教区，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出售“彼得赎罪券”活动。推销赎罪券的教士们十分卖力地敲钟、游行、发表极具煽动力的布道，鼓吹教皇的赎罪券能使人免除一切惩罚，购买灵魂免受炼狱之苦或购买忏悔特免权者便无悔过之必要，“钱币在钱箱中叮当一击，灵魂就立时飞出炼狱”。

这次赎罪券买卖是与教会内部的一系列秘密交易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出自霍亨索伦家族的美因兹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早在1513年就当上了马格德堡大主教兼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主教教区行政长官，但他并不满足，还想成为美因兹大主教并由此成为帝国选侯。尽管这种一身多任的做法有违教会法规，教皇利奥十世还是在1514年予以了批准，只是要求阿尔布雷希缴纳一大笔钱款。而在当时，罗马教廷财政枯竭，利奥十世亟需通过出卖圣职捞一笔外快。阿尔布雷希特遂与教皇达成如下协议：阿尔布雷希特可先向大银行家富格尔借钱支付教皇，教皇则授予阿尔布雷希特为期八年在其所辖区域出售“彼得赎罪券”的权力。所获金钱的一半送交罗马，另一半则为阿尔布雷希特所有，以便他偿还所欠债务。

对于这项秘密交易，路德自然无从知晓。对于赎罪券买卖，他却早就深感不安了。路德认为赎罪券交易在道德上是可耻的，在神学上也是很成问题的；它很不道德地滥用民众对死者的自然感情，而民众为购买赎罪券所付出的钱财大都流入罗马，为罗马教皇挥霍浪费掉。他在1516年7月的一次布道中就公开谴责赎罪券是“贪婪者手里惨无人道的牟利工具”。这一谴责最初并没有产生多大效应，许多维登贝格市民依然迷信赎罪券的功效。虽然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曾明令禁止特策尔到自己邦国兜售赎罪券，但维登贝格市民仍可到邻近的马格德堡属地于特尔博格（Jüterbogk）购买。他们还向路德展示他们购买的赎罪券，声称无需再做忏悔和告解了。盛怒之下，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万圣节前夕给美因兹大主教写了一封信，力陈赎罪券买卖的弊端，并请求大主教制止特策尔错误的赎罪券布道。随信他寄上了一份用拉丁文撰写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提纲（即《九十五条论纲》），期望进行一次学术性讨论。

在该论纲中，路德着重批评赎罪券叫卖者的贪婪与放肆，指出他们宣称教皇的赎罪券“能使人免除一切刑罚，并且得救”、“教皇的赦免就是上帝无比的恩赐，能使人与上帝和好”、“花钱将灵魂赎出炼狱或购买认罪特权者无需存痛悔的心”的观点实属谬误，而那些“遇见贫者扬长而去，却把钱花在赎罪券上”的人“购买的不是教皇的赦免，而是上帝的愤怒”。关于赎罪券，路德指出，赎罪券的恩惠，只及于补赎礼中所科加的惩罚，“就罪债而论，我们认为教皇的赎罪券连最轻微的小罪也不能免除”，赎罪券除了可使人免除教会的惩罚以外，根本不能使人趋于美善，“赎罪券显然不是世俗宝藏”，“也不是基督和圣徒的功德”。教皇“只能宣告或见证罪咎已为上帝所宽赦”，也只能“赦免归他审理的个案”，而“对炼狱中的灵魂来说，教皇并未赦免他们任何按教会法规所定在今生应受的刑罚”。除此之外，路德还强调上帝的恩典和耶稣代人赎罪的功德，指出“罪咎已为上帝所宽赦”，“教会的真正宝藏是彰显上帝荣耀和恩典的至圣福音”，基督徒只要内心悔悟，不买赎罪券也能得救，因为上帝自会赦免其罪过，而“真正痛悔的基督徒甘愿为自己的罪受罚”，应当勉励基督徒努力跟从元首基督，经历刑罚、死亡和地狱。只要经历许多艰难，而不依赖虚假的平安保证，便能对进入天堂充满信心。可以看到，路德已经开始运用其新发现的神学观念来评论现实的宗教生活了。他虽然无意全面废除赎罪券，也没有彻底否定罗马教皇的权威，但其思想中所蕴含的破坏力却是无比巨大的，足以颠覆所有现行教会体制。宗教改革的序幕由此便拉开了。

阿尔布雷希特在他的美因兹夏宫收到了路德的来信和论纲，但未予以答复。为了引起关注，开展广泛的讨论，路德又将论纲分发给维登贝格大学的同事，也寄给了帝国教会的其他高级神职人员以及赎罪券贩子约翰·特策尔。大约在1517年圣诞节前夕，纽伦贝格一个名叫卡斯帕·茹策尔（Kasoar Nützel）的市政官员将论纲从拉丁文译为德文，随后又有一些出版商将它印刷成了传单。出乎路德的意料，德文本《九十五条论纲》迅速在神圣罗马帝国各地传播开来，人们争相传阅，纷纷议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在少数。施特拉斯堡市民激动地把《九十五条论纲》贴在每座教堂和每户人家的大门上，以资庆祝，而特策尔则发表《106条反论纲》，运用阿奎那的托马斯学说和历代教皇谕令反驳路德的观点。其他一些多明我会士也要求进行反对“新异端”的斗争。

在反对九十五条论纲方面，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教授、神学家约翰内斯·艾克（Johannes Eck，1486或1489—1543）尤其卖力；他发表名为《锥标》（Obelisci）的小册子，指责路德的主张完全是异端邪说，不仅有害于教皇的权威，也严重危害着天主教的根基。路德则写作《星号》（Asterisci）一文，对艾克的指责进行了严正反驳。

因为赎罪券买卖受到干扰，美因兹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在12月投书罗马教皇，请求他管一管路德这位“闹事的”教士。与此同时，他也委托美因兹大学对路德的作品作出鉴定。

教皇利奥十世早已习惯了教士间的吵闹，未把“路德事件”（Causa Luthera）看得多么严重，只是把阿尔布雷希特的控告书转给奥古斯丁修会总监、威尼斯（Venezia）的加布里埃尔（Gabriel），要他设法使路德缄言。加布里埃尔又把此项任务交代给施陶皮茨。1518年4月，施陶皮茨传唤路德到海德尔贝格，让他在奥古斯丁教团大会（Ordenskapitel）上陈述自己的观点。路德用40个命题第一次把他的神学观点贯穿起来，明确表达了“上帝的话”和记载上帝话的《圣经》是基督教的最高权威、“良知”是人的行为准则、人的得救只来自信仰而不是善功等观点。路德的观点受到大多数奥古斯丁修会弟兄和维登贝格大学同事的支持。符滕姆贝格神学家约翰内斯·布伦兹（Johannes Brenz，1499—1570）和阿尔萨斯神学家马丁·布塞尔（Martin Bucer或Butzer，1491—1551）也深表赞同，并很快便在乌尔姆、施特拉斯堡和科伦等地开始了宗教改革活动。施陶皮茨虽然未表赞同，但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只是要求路德写信向教皇作出解释。

1518年5月，路德写了一份详细的、解释其论纲的长信寄给教皇利奥十世。6月，教皇根据多明我会修士、书籍审查官西尔维斯特·马佐里尼（Silvester Mazzolini，大约1456—1523）写的《关于教皇权力的意见》（De potestate papae dialogus）的报告，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批评教皇的言论都是异端，必须开启针对路德的异端审讯。7月，教皇签发传票，勒令路德在60天内赶赴罗马受审。8月7日，路德收到教皇的传票，他担心自己会受到罗马教廷的谴责，甚至会被处死，遂通过他的好友、萨克森选侯的顾问和告解神甫格奥尔格·施帕拉廷（Georg Spalatin，1484—1545或1548），向选侯提出了保护请求。

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是一位保守型的“虔诚诸侯”，与奥古斯丁会士交往密切，也深受后者宗教思想的熏陶。他严格按照他所处时代的宗教习俗生活：天天参加弥撒、敬拜玛利亚和圣徒以及他们的遗物。他也十分真诚地相信朝圣、圣物和赎罪券的功效，满怀激情地收集圣徒遗物。1493年，智者弗里德里希到耶路撒冷朝圣圣墓，被圣墓骑士团（Ordo Equestris Sancti Sepulcri Hierosolymitani，OESSH）册封为骑士，并带回大量遗物。随后他又不断扩大收藏范围，最终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圣物收藏库，藏品多达1.9万余件，号称可获得200万年的赎罪保障。但对罗马教皇聚敛钱财、剥削奴役神圣罗马帝国的行为，萨克森选侯也极表反对，严禁特策尔到他的邦国兜售赎罪券。他意志坚定但又极力避免卷入纠纷，致力于维持帝国国内和平，被后人称为“智者”。萨克森选侯领地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也拥有十分发达的纺织业，其亚麻布产品行销整个欧洲，甚至远输海外，这就使得智者弗里德里希财大气粗，说一不二，以至于教皇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优待有加。为了引渡路德到罗马受审，教皇利奥十世也在1518年以向选侯颁发金玫瑰勋章的方法加以笼络。萨克森选侯却不肯轻易就范。他虽未与路德谋面，但却十分重视路德为他新建的维登贝格大学带来的声誉，准备秘而不宣地提供保护。他以每个德意志人都有权向大公会议上诉，未经公正的审判不得定罪为由，拒绝引渡路德到罗马，坚持在帝国境内审理此案件。萨克森选侯的表态明确表达了一种维护德意志人权利和自由的政治立场，他对马丁·路德的庇护也使得宗教改革从纯粹的宗教神学领域转入了教会政治领域。自此之后，“路德事件”便兼具宗教和政治双重性了。

鉴于弗里德里希的身份地位和政治影响，教皇撤销了传票，同意在帝国境内审理“路德事件”，并指示红衣主教托马斯·德·维奥·卡耶坦（Thomas de Vio Cajetan，1469—1534）以教皇的代表身份出席10月份在奥格斯堡召开的帝国等级会议，主持对路德的审讯。卡耶坦传讯路德10月7日到奥格斯堡进行会谈，路德遵命前往。临行前，萨克森选侯派人送给路德20个金币作为路费，并安排一位法学家担任他的顾问。会谈中，卡耶坦与路德就赎罪券的功效、信仰与圣礼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卡耶坦蛮横地要求路德“无条件”地收回他对赎罪券的批评意见，路德却予以坚决拒绝。他不仅不愿意收回自己的立场观点，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圣经是唯一的知识源泉。圣经的权威高于阿奎那的托马斯和教皇。只有圣经而不是圣礼（Sakrament）可以使人称义。卡耶坦企图说服帝国等级逮捕路德，但各等级意见不一，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通过萨克森选侯的暗中帮助，路德于10月20日逃出奥格斯堡，31日回到维登贝格。

在此期间，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在维登贝格大学设立了一个希腊文教席，罗伊希林的侄子、年轻的人文主义者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应聘担任希腊文教授，并与路德一起参与了大学的教育改革活动。不久，梅兰希通也开始研究神学，成为路德宗教改革最重要、最得力的战友。但在此时，路德对教皇还抱有幻想，他一如既往地相信，可以用出自圣经的证据，让教皇承认他的论纲的正确性。教皇眼见威胁手段不能使路德屈服，也改变手法，派遣教廷司库卡尔·冯·米尔蒂茨（Karl von Miltiz，约1490—1529）出访萨克森选侯邦（Kursachsen），劝说路德顾全大局，不再发表异议并接受特里尔大主教或瑙姆堡（Naumburg）主教的仲裁。在米尔蒂茨的劝告下，路德表示屈服，答应为避免教会分裂而保持沉默。

但以好斗善辩著称的艾克却不肯罢休，他于1519年6月27日在莱比锡就“恩典和自由意志”问题与路德的同事、维登贝格大学神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博登施泰因·冯·卡尔施塔特（Andreas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约1480—1541）和新上任的希腊文教授梅兰希通开始了一场激烈辩论。莱比锡大学将因“路德事件”而刚刚出名的维登贝格大学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企图通过学术辩论杀杀该大学的威风，故而组织了这一辩论。莱比锡辩论原本与路德无关，艾克却有意要把路德牵扯进来，诱使路德发表直接攻击教皇的言论，以便把路德置于异端的死地，因此，他在辩论过程中，一再提及有关中世纪异端教派和教皇权力的问题。而在看到卡尔施塔特在辩论中陷入被动后，路德和维登贝格大学许多师生都坐不住了，他们决心为捍卫本大学的名誉而战。路德不顾他刚刚对米尔蒂茨做出的保持沉默的许诺，于7月4日亲临莱比锡辩论现场，维登贝格大学校长亲自出马护送，同行的还有200余名教师和学生。在评论受到康斯坦茨大公会议谴责的胡斯学说时，路德声称胡斯派的主张“并非全盘皆错”，即使在那些受到谴责的言论中，也有一些是“好的”和符合基督教宗旨的内容。教会的管辖权“不是神授的权力，而是人的任命或帝王的任命造成的”。一般的宗教会议（大公会议）“也会犯错误”。罗马主教的至高权力在东欧根本得不到承认，在西欧也只有400年的历史。东正教是基督教的组成部分，但与教皇毫无关系。早期的基督教徒完全不知教皇至高权力为何物。路德的这番言论，不仅剥夺了教皇在信仰事务上的最高权威，也剥夺了大公会议的最高权威，实际上意味着与天主教会的决裂。这些为胡斯进行辩护的言论一出，艾克立即指责路德公开为胡斯翻案，为异端张目，仅仅凭此就完全可以判定路德为异端分子，无需进一步辩论了。

莱比锡辩论加深了路德与天主教会的对立，构成宗教改革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然而究竟谁是胜利者？这一点至今仍难以断定。艾克自称是胜利者，认为自己抓住了把柄，掌握了把路德当作异端来攻击的武器，坚定了罗马教皇将路德判为异端、开除教籍的决心。路德及其支持者也欢呼雀跃，为自己终于说出了早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而畅快淋漓，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使彻底否定罗马教皇和大公会议权威，树立上帝和耶稣基督的权威，成为宗教改革的明确目标了。

1520年5—6月，路德接连发表了《论善功》和《罗马教皇权》两篇长文，进一步阐述了善功的本质及其与信仰的关系，揭露罗马教皇制的黑幕，根据圣经说明教会的性质。在《论善功》中，路德声称信仰高于所有善功，是产生和考验善功的。一般的善功只在乎遵守上帝的戒律，信仰却是对上帝通过基督拯救人类的恩典的信靠，是上帝所吩咐的第一善功。凡凭这种信仰所从事的各种职业和日常生活，都是善功，都是服事上帝的最美好的场所。在这里，路德彻底否定了天主教会所宣扬的善功主义和修道主义，提高了一般职业和生活的宗教价值及责任。

在《罗马教皇权》中，路德重申他在莱比锡辩论中对教皇和教会的评论，坚决否定教皇的神权，树立信仰和基督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于路德来说，用人的理智来证明信仰是荒谬的，信仰必须以圣经为根据。教会是信仰基督者属灵的合一，也就是《使徒信经》所讲的“圣徒相通”。如果没有这种属灵的合一，任何空间、时间、人物、事工等的合一都不足以构成教会。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并不看他是否在罗马教会内，而要看他是否有信仰，是不是在真教会当中。真教会的首领并非教皇，而是基督。凡爱基督，并喂养基督羊群的人，都是教皇。基督所赐的钥匙权，并不是给彼得个人的，乃是给全教会的。但在历史上，一些教皇企图统治整个教会，滥用基督所赐的钥匙权，结果不仅达不到目的，还造成了背教、异端、不和、分裂和无信仰等诸般痛苦。更何况有许多教皇本身就是坏人，品行不端，作恶累累。因此，决不容许将不服从教皇者判为异端，相反，教皇必须跪拜在基督之下，接受圣经的裁判。路德的教会观高扬信仰和基督的权威，蔑视现行的教会体制，这在当时是极具革命性意义的，也是根本不能为天主教保守势力所容忍的。

1520年6月15日，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发布《主起诏书》（Exsurge Domine），罗列科伦大学和鲁汶大学神学家从路德著作中搜集了41条“异端、诽谤和谬误”，宣称路德是糟蹋上帝委托给彼得管理的葡萄园的狐狸，勒令所有基督教徒焚毁他的书，而路德和卡尔施塔特等6人必须在60天的时间内收回自己的观点，否则，就将遭到革出教门的处罚。艾克获得了发布这一诏书的授权。

三、路德宗教改革三大檄文与教皇的破门令

面对教皇的威胁，路德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勇气倍增，甚至设想进行武力抵抗。早在1520年2月，他就写信向他的朋友倾诉：不能“想象福音事业能够没有骚乱、攻击和暴动而前进。你不能总是把剑铸成笔，也不能总是化干戈为玉帛。上帝之道就是一把剑，就是战争、破坏、攻击、毁灭和毒药”。5月，他号召人们“运用百般武器”讨伐教皇、红衣主教等“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1520年8—11月，路德更以德意志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进行宣传鼓动，先后发表《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论改善基督教状况书》（An den christlichen Adeldeutscher Nation 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教会被掳于巴比伦》（De captivitate Babylonica ecclesiae）和《论基督教教徒的自由》（Von der Freiheiteines Christenmenschen）三大“宗教改革檄文”，彻底否定了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宗教救赎功能，进一步阐述了基督教“真谛”，号召“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全方位的改革。

在《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论改善基督教状况书》一文中，路德重点攻击了罗马教廷所宣扬的宗教权力高于世俗权力、只有教会拥有解释圣经的权力、只有教皇拥有召开和确认宗教会议的权力三个基本原则，激烈批判了天主教会所宣扬的教士等级优越论，否定了神职人员是“属灵等级”、其他人则为“属世等级”的观点，提出了全体教徒都是教士的“普遍教士说”（也称作“平信徒皆为祭司说”），声称所有受过洗礼者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直接与上帝交流并从中获得启示和信仰，都可以担任教皇、主教和神甫，神职人员并不拥有神圣的特殊身份，所有教徒，除了职务不同以外，其余的一切都是平等的，所谓的教会和教皇永无谬误观点纯属谎言。为了彻底打破教皇的权力垄断，路德重申大公会议权力至上原则，要求召开宗教会议，集中讨论主教授职权、上任年贡、教皇的世俗权力、朝圣、教士独身、斋戒和教会惩罚等问题。鉴于主教顽固不化、抵制革新的情况，路德还要求世俗官厅承担起改革教会的任务，并且主张实行全面的社会政治改革。他号召德意志国王和贵族联合起来，“反对教皇，解放德国”，声称“教皇须让我国不再受他们的不堪忍受的劫掠和搜刮，教皇须交还我们的自由、权利、财产、荣誉、身体和灵魂，教皇须让皇权成为名副其实的皇权”。要废除神职人员向罗马缴纳上任年贡和其他收入的规定，取消教皇任命德意志神职人员的权力，驱逐教皇使节，成立帝国教会法院作为本国最高上诉法院，取消皇帝吻教皇脚、为他扶缰引马的污辱性规定，神甫可以自由结婚（或不结婚），废除圣职买卖，反对奇装艳服，取消礼拜天以外的所有节日，建立国家教育制度，救济穷人，限制利息，禁止乞讨，等等。

《教会被掳于巴比伦》是用拉丁文写作并面向学院派学者的。在这一檄文中，路德主要讨论了圣礼问题。圣礼是神职人员赖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威望的基础。长期以来天主教会坚持为基督教徒举行洗礼、圣餐礼、忏悔礼、坚振礼、婚姻礼、圣职授予礼和临终敷油礼等七种圣礼，并且声称，神职人员举行的圣礼具有救赎性质。但在路德看来，神职人员举行的圣礼并不能使罪过得到宽恕。根据圣经，只有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然而教会却篡夺了基督的支配权，把基督的力量和拯救作用据为己有。此外，在圣经中，除了洗礼、圣餐礼和忏悔礼，天主教会所举行的坚振礼、婚姻礼、圣职授予礼和临终敷油礼都没有记载，因此应予废除。路德还否定了天主教会所宣扬的实体转化论，他把圣餐看作信徒与基督之间的一种秘密联合，要求教徒在享用经过祝圣的圣饼时连红葡萄酒也一起喝掉，也就是说要求教徒饼酒同领。

《基督徒的自由》是路德专门题献给教皇利奥十世的一篇论文，在这里，路德毫不妥协地向教皇表达了福音神学的要旨，强调与所有世俗要求相对立的宗教的良知自由，亦即“属灵的自由”。路德指出，自由就是良知的自由，良知以上帝为依托，不承认任何其他势力的权利要求。属灵的自由具有不受约束、喜乐和创造的性质。然而凡是人都具有“属灵”和“属肉体”的两重性，基督徒也总是过着双重生活的，一是面向上帝（coram Deo）的生活，一是面向世界（corammundo）的生活。面向上帝的时候，人完全不需要做什么善功，因为人的称义完全是由上帝的恩典所决定的。而在面向世界的时候，人必须保持信仰，并在善功中将这种信仰表达出来，但真正的善功不是教会所规定的种种行为，而是教徒出于爱而对上帝的顺从和对邻人的服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又是全然忠顺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管辖。”上帝出于对人的爱，已经赦免了人的原罪，与人和解；基督徒皆因信心而被提升高于一切，借属灵的权能毫无例外地成了万有之主，什么都不能伤害他。但完全属灵之人要等到死人复活的末日时刻才能出现，任何人只要仍属肉体，其在未来生活的完美方面就只能是小有进展，在信心和富足方面也只能一天天孕育滋养而成，在此期间，他必须时刻约束自己的肉体，处世交际，做工、禁食、守夜以及遵循其他合理的戒律，心甘情愿地服侍邻人，不计报答或忘恩负义、毁与誉，以及个人得失，直至生命终结，升入天堂。在这里，路德所强调的虽然只是良知的自由、宗教的自由，不是社会上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可以发挥比一般社会革命更强烈的革命性影响。因为这种良知的自由与上帝的应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帝至高无上，不容其他任何强权剥夺这一自由。

三大檄文将路德的宗教改革推向了新的高潮，也为后来路德教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是年9月，教皇的特使将利奥十世的诏书带至帝国发布，紧接着，路德的著作也在一些地方遭到了焚烧（例如10月17日在列日，10月29日在因戈尔施塔特，11月12日在科伦，11月28—29日在美因兹）。维登贝格大学则在10月3日接到诏书，路德称之为“一个不信神的、充满谎言和纯粹艾克式的诏书”。作为对焚烧路德著作行为的一种对抗，路德在许多大学教师和学生的陪同下，于12月10日上午9时在教皇为路德规定的收回“异端邪说”的60天期限即将到期之际，到维登贝格埃尔斯特城门（Elstertor）前当众把教皇的诏书，连同部分经院哲学著作和教会法规一起，投入火中烧毁。维登贝格大多数民众都亲眼见证了这一时刻。这一蔑视教皇命令的大无畏壮举，使路德成为了德意志民族的伟大“英雄”，但也导致了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保守势力的疯狂攻击。1521年1月3日，教皇利奥十世颁发《宜乎罗马教皇》（Decet Romanum Pontificem）诏书，正式宣布开除路德的教籍。

四、皇帝的惩罚与诸侯的保护

根据当时的帝国法律，一旦罗马教皇宣布开除某人教籍，罗马人国王或皇帝便应紧跟着向此人发布帝国放逐令。新任皇帝卡尔五世却拖延时日，有意利用“路德事件”向在意大利事务上与他作对的教皇施加压力。直到教皇妥协，答应在对法战争和西班牙宗教法庭等事务方面与之合作后，卡尔五世才发布诏令，准备对路德作出有罪宣判并施以惩罚。

1521年1月27日，帝国等级会议在帝国城市沃姆斯召开，卡尔五世表示他将谨遵上千年的基督教传统，忠诚于罗马，保护天主教会，对路德实施绝罚。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却提醒他不要忘记《选举条款》，未经公正审判，不得放逐帝国任何成员。部分帝国等级还对教皇特使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Girolamo Ale and ro，1480—1542）敦促会议尽快对路德问题作出决议一事表示强烈抗议，认为这是外来势力对帝国内政的无理干预。因为对法战争需要帝国等级的支持，卡尔五世不能一意孤行，只好作出让步；他在3月6日发布命令，传唤路德到沃姆斯帝国等级会议陈述自己的立场观点，并许诺保证其人身自由和旅途安全。

路德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胡斯就是带着皇帝的安全通行证而在宗教会议上被烧死的。但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路德最终下决心前往，路上还高歌他亲自创作的赞美诗。

4月16日，路德一行抵达沃姆斯，受到许多伯爵、领主及骑士的热情接待。次日下午，在帝国等级会议上，特里尔大主教、帝国选侯里夏德·冯·格赖芬克劳（Richard von Greiffenklau，1467—1531）的全权代表约翰内斯·冯·艾克（Johannes von Eck）首先向路德发难，企图逼迫他承认错误。艾克指着堆放在一处的路德著作，质问路德是否承认这些书是他写的。在路德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后，他又质问路德是继续坚持这些书中的观点还是愿意撤回某些观点。路德推说这个问题关系到信仰、灵魂得救和上帝的话等重大问题，需要花点时间加以思考。这一请求得到了准许，审讯暂告结束。

经过一夜思考，在4月18日下午的会议上，路德拒绝收回自己在已发表著作中所表达的观点，明确表示他将遵从为“上帝之言所吸引”的良心，决不向任何外在压力屈服。路德还声称，他的著作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著作是根据圣经写作的，主要讨论宗教信仰和道德问题，有用无害，明显值得基督徒阅读。这些书不能收回，否则他就必须放弃真理。第二类著作是抨击教皇制度，揭露罗马教皇及其党徒以其理论和邪恶的样例对基督徒灵魂及躯体所造成的危害的，也不应当放弃，否则的话就等于支持暴政。第三类著作是出于论战目的写作的，虽然部分内容和观点过于激烈，其作者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犯错，但仍不能收回，除非人们用先知书和福音书的证据将他驳倒。在发表了长篇大论之后，路德总结说：“除非用圣经的明证或清晰的理性说服我（我不能唯独信任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权威，因为众所周知，他们经常犯错误并且彼此矛盾），因我被自己所援引的圣经束缚，我的良心受上帝的话所左右，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撤销任何东西；违心之事既不安全，也不适当。我别无选择，这就是我的立场，愿上帝佑助我，阿们。”

约翰内斯·冯·艾克斥责路德狡辩，要他作出简洁明快的“不”或“是”的回答。路德再次坚决声明他不能违背良心收回己见。大公会议无论通过什么决定，都不会立即成为真理。他能够指出大公会议过去的错误所在，因此他不能从宣告圣经的热情中退却。对于路德的这些话，反对者除了坚持宗教会议没有错误外，几乎是无言以对。夜幕降临之后，会议不欢而散。支持者簇拥路德返回住处，但也有一大群西班牙人在路德背后大声地喊叫，并做出各种各样冷嘲热讽的怪相。

第二天，卡尔五世向会议提出了一份他亲自起草的公告，号召对已被教皇宣布为异教徒的路德实行惩罚，坚决捍卫天主教信仰、圣礼、教律和传统习惯。对于这一建议，部分帝国等级持保留态度。特里尔大主教还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同路德进行了一次没有皇帝和教皇代表参加的协商，以“善意的兄弟般的劝勉”，要求路德承认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决议，防止社会动荡和混乱。路德态度坚决，不为所动。特里尔大主教等人又只要求路德作出愿意服从未来的宗教会议裁决表态，其他暂且不论，但也无济于事。路德声称他的良心只服从圣经的真理，无论是帝国等级会议的判决还是大公会议的判决，都不能与圣经的真理相比。他劝慰诸侯们说，“如果他的事工不是出于上帝，那么在三年内，甚至在两年之内，它必会自行灭亡。”当前人们可做的只是等待，一切都将由上帝作出最终裁决。

又过了一天，也就是4月20日，卡尔五世向帝国等级宣布，他已经决定宣布路德为“一个真正的、已被定罪的异端”。这一提议受到帝国等级的坚决反对，他们担心采取强硬措施会激怒民众，导致普遍的动乱。卡尔五世一时无计可施，不得不耐心等待。

4月25日（另一说：4月26日），路德离开沃姆斯。他没有直接回到维登贝格，而是在半途被萨克森选侯派出的骑士“劫持”到了瓦特堡（Wartburg）。萨克森选侯此举意在保护路德，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不愿公开表明态度，只好取此下策。5月25日，也就是帝国等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卡尔五世签署了由教皇特使阿莱安德罗拟定的《沃姆斯敕令》（Wormser Edikt）。此时已有不少帝国等级离会，剩下的人大都是较保守的天主教信徒。敕令宣称：“朕罗马人皇帝的职守，不仅是扩大了我日耳曼民族的祖先为保护神圣的罗马和教会，流过许多鲜血，靠上帝的恩宠，用武力征服异教徒而建立起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疆界，而且坚持天主教会迄今一直奉行的教规，注意不使任何异端的污垢或嫌疑在罗马帝国内玷污我们的神圣的信仰。如果异端业已出现，就根据形势的需要，全力以赴地和周密审慎地加以根除；……朕已宣布使大家周知从今以后我们之中的每一个和所有的人都要将马丁·路德作为被砍下脱离上帝教会的枯枝，作为一个顽固不化的裂教者和公然的异端分子。……朕以罗马人皇帝的名义发出谕旨，严令在规定的20天期满后，即截止到5月14日，你们要拒绝向上述马丁·路德提供招待、住所、食物或饮料；任何人不得以语言或行动、秘密的或公开的，以献策或救助应援或支持他；反之，你们不论在什么地方遇到他，要告发他；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力量，就抓住他，加以严密看管；你们要把他引渡给朕，或使人们把他引渡给朕，或至少告诉朕在哪里抓住他。”对于路德学说的内容，卡尔五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他年纪轻轻，又是新来乍到，对帝国事务和宗教改革事件并没有多少了解。因为同情和支持路德的与会人员大都离去，批准了这一对全体等级都有法律约束力的敕令的仅是参加帝国等级会议的少数代表。因此，该敕令的合法性一直受到争议。萨克森选侯就通过秘密谈判，获得皇帝的下列默许，即不以官方形式把《沃姆斯敕令》送交萨克森选侯邦。这样一来，路德在萨克森选侯邦仍可以进行活动，宗教改革的薪火得以保存，并且不久就狂燃了起来。对此，卡尔五世深感后悔，因为他看到接下来的宗教改革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不仅破坏了教会的统一，而且分裂了帝国。

为了应对法国国王的挑战，卡尔五世在签署《沃姆斯敕令》之后就离开帝国，并且一去就是长达九年多的时间。虽然一直通过其顾问大臣进行遥控指挥，但因分身无术，卡尔五世既不能亲自坐镇处理继续发展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亲自组织军队镇压骑士暴动和普通人革命。这就使宗教改革获得了另一个较有利的发展机会，其结果虽不是大获全胜却也是部分的成功。

五、路德隐居瓦特堡

从1521年5月4日到1522年3月1日，路德化名“容克·耶尔格”（Junker Jrg），储须留发，隐居瓦特堡。他利用这个机会，奋笔疾书，一方面以圣经为尺度对教会的传统进行了严格审查和严厉批判，另一方面也根据他自己对基督教的理解，为福音教社团生活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例如在《论修道的誓愿》（De votis monasticis）一文中，路德指出，修道的誓愿在圣经中并无依据，罗马教会所讲的“圣召”是以善功称义教义为基础的，有违于圣经的要求。超尘脱俗不是基督徒的使命，相反，基督徒应当积极投身现实生活，组建家庭，从事各种世俗工作。结婚建立家庭的教士会发出神圣的光辉，使教士之职更具有令人敬畏的力量。这些观点为福音教徒指明了一种与中世纪天主教徒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后来也在福音教地区得到了普遍实施。路德还通过印刷出版的讲道书（Predigtpostillen），为大都未受过较好教育的布道士提供了学习材料，逐渐形成了一种“福音布道文化”。

为了使平信徒拥有一部“真正的”圣经，也为了使德意志平信徒更容易读懂圣经，路德从1522年开始到1532年用10多年的时间，将圣经新旧约全部翻译成德文出版。翻译圣经是路德宗教改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路德为德意志民族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之一。在此之前，德文圣经已有多个版本，但大都是以中世纪天主教会使用的拉丁文译本为基础的，加上译者德文水平欠佳，粗俗拙劣，佶屈聱牙，文不逮义等问题处处可见。路德以经过伊拉斯谟考订、增删、评释的希腊文圣经为蓝本翻译《圣经新约》，根据重新发现的希伯来文手稿翻译《圣经旧约》，并在翻译过程中对德文构词、语法、语句进行了加工和规范，使得他的德译本尽扫以往翻译之积弊，别开生面，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标准的德语书面语言的形成。在德意志国家长期分裂的时代，源自于路德的这种统一的德语文字，成为联系德意志各邦国、促进德意志民族融合的重要纽带之一。

路德的德译本圣经新约在1522年9月首次出版，习称“九月圣经”（Septembertestament）。在德译本新约出版之前，路德便已经开始翻译旧约，但因篇幅太大，而且一般人无力一次购买，所以他计划把它分成摩西书（摩西五经）、从约书亚起至以斯帖止各书和先知书三部，陆续翻译出版。第一部书在1523年夏完成出版，第二部书于同年圣诞节完成出版，第三部书包括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等，篇幅最长，翻译难度最大，路德不得不向其他一些学者[如梅兰希通、约翰内斯·布根哈根（Johannes Bugenhagen，1485—1558）、卡斯帕·克如西格（Caspar Cruciger，1504—1548）、马特乌斯·奥罗迦鲁（Matthus Aurogallus，大约1490—1543）、格奥尔格·罗尔（Georg Rrer，1492—1557）等]求助，故而进展缓慢，直到1532年方才告竣。路德的全部德文圣经在1534年问世，在圣经翻译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借助于新印刷术，路德的德译本圣经迅速传播开来。到1525年，已经有22个经过路德授权的版本和110种翻印本问世，几乎1/3能识会读的德意志人都人手一份。

为了使译文“准确无误”、优美生动、合乎民风世情、易于理解传播，路德不耻下问、不辞辛苦地进行调研，向德意志各行各业的人请教，与老妪、儿童交谈，对来自民间的词汇、谚语则反复琢磨，精心造谴，力求创造一种纯粹和清晰的德文，使圣经对德意志人说德语。例如，为了准确翻译圣经中的钱币名称，他曾专门去请教钱币收藏家；为了搞清楚圣经中提到的牛羊内脏名称，他曾去屠宰场考察观摩；他也经常造访菜市场，不是买菜做饭，而是去听小贩们的叫卖。这就使得路德翻译的德文本圣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德语语言的典范，为民众和作家广泛利用，甚至许多继续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人也深受其影响。路德所创造的一些词汇，如“Blutgeld”（血钱，付给凶手的酬金）、“friedfertig”（和平，避免冲突）和“Nchstenliebe”（博爱，邻里之爱）等，至今仍保存在德语语言中。对于德语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发展以及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增强，路德的德译本圣经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路德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而是试图根据字义用德文将圣经的看法转达出来（sensusliteralis）。在此，他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圣经的。例如他在翻译罗马人书第三章第二十八节时，加上了“allein”或“allein durch”（拉丁文写作“sola”“solum”，中文翻译为“仅”“只”“唯有”等）这个字或词汇，将保罗所写的一段话翻译为，“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仅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但在实际上，保罗的原文并没有这个“仅”（solum或sola）字。然而路德坚持道，“我要用这个字，我命令用这个字，我的意志就够作为理由”。这不仅是为了要翻译得清楚有力，而且还因为在路德看来，这里涉及基督教教义的主要点，即基督徒因信基督称义，而非因遵行任何律法称义。只有加上这个“仅”，才能将原文本身和保罗的意思真正表达出来。因此，尽管引起了一些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对，路德一生也屡次修改他的译本，但始终不取消此“仅”字。在他看来，圣经就是“基督的所作所为”，其中心和目标就是彰扬隐藏在基督身上的上帝的恩典。路德的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大主观性，但对于张扬宗教改革主张来说，这样做又是非常有利的。因为通过德译本圣经的广泛传播，路德本人的思想观点也就以旁倚着“神圣的上帝的话”的方式普遍流行开来了。

路德的神学可用“唯有圣经”（sola scriptura，allein durch die Schrift）、“只通过恩典”（sola gratia，allein durch Gnade）、“只通过信仰”（solafide，allein durch den Glauben）和“唯有基督”（solus Christus，allein Christus）这四个绝对句来概括。

“唯有圣经”是说，圣经为一切有关上帝的信仰和上帝的知识的源泉，也是评判基督徒一切言论和行为的尺度。不是传统而是唯有圣经才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这就把圣经提高到判断真理的绝对标准的地位，用圣经的权威反对和取代教皇的权威。“只通过恩典”是说，人的称义或者说得救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无需人的任何协助。上帝的恩典是白白赠送给人的，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而不能强求。不是因为人的善良品性而是唯有上帝的恩典才为人的得救的保证。上帝的恩典体现了上帝对人的爱，人们无须畏惧上帝，视上帝如凶狠的大法官一样，而是要以爱心回报上帝，按照上帝的吩咐，用爱照拂同类。“只通过信仰”是说，不是通过善功而是仅仅通过信仰人才能称义。只要把基督传达的上帝的话当作礼物来接受，真诚地相信上帝的话，就可以获得心灵上的平静。因为上帝已经通过宽恕，赦免了人的罪过，人类不再背负“原罪”的重压，无须再为这种冒犯上帝的罪行焦虑、忧伤、痛苦，或者向其他方面求助，做无用之功。“唯有基督”是说，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神，他的受难是替人赎罪，他的复活意味着人的重生。不是教会而是唯有基督才为信徒的权威。人们只要真心悔悟，与基督同在，就可以获得永生。对于路德的神学来说，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它是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拯救的最显著证明，因此，路德神学也经常被称作“十字架神学”。

路德神学产生的前提是对一种新的上帝观的发现。路德原认为上帝是十分严厉的，负有“原罪”之人生前经常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死后还要遭受炼狱的折磨。通过钻研圣经和苦思冥想，路德突然醒悟，发现上帝原来是无比仁慈的，他已经通过基督的死亡与人和解，赦免了人的原罪。清白之人已无须惦念原罪，无须依赖教会和善功，只要相信上帝的话，时刻与基督同在，凭良心做事，就可获得永生。从这种对于上帝的新认识出发，路德也对教会、圣职和圣礼作出了新的阐释，得出了所有其他的、不断发生革命性影响的结论，如普遍教士论、两个等级（“属灵的等级”和“属世的等级”）论和两个王国（“宗教的王国”和“世俗的王国”）论等等。

路德受到中世纪后期唯名论传统的全面训练。他在埃尔福特大学学习期间，曾大量阅读这场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例如奥卡姆的威廉和比尔）的著作，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关于共相的问题，路德还是新路派的代表，即使在他成为一位宗教改革家之后情况仍是这样。然而，路德最终突破了以哲学思维来建构神学体系的经院哲学路径。他在讲授四部语录的时候，就对哲学在神学建设中的价值这个问题产生了怀疑，感到在神学和人的“推理”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他深入研究圣经文本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1517年9月，也就是赎罪券之争爆发前的两个月，路德加紧了对经院神学的批判。他指责经院神学将亚里士多德哲学看作基督教教义的前提，用理性的“诡辩”来解释圣经启示，将圣经的伟大主题：恩典、信心和称义等贬低成了繁琐的行话。而在与经院神学决裂后，路德便转向了圣经神学，激进地抛弃了经院神学的标准课程，让神学重新回到圣经的文本当中。

路德神学的产生也与神秘主义和人文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但路德决不是神秘主义者，也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者。路德反对唯灵论，也不赞成人可以成为与神同一的泛神论，而是强调圣经和基督在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保作用。在路德看来，人必须通过圣经才能听到上帝的话，才能对上帝有所认识，而人之所以得救，也是与基督的受难不可分的；基督是为人而死的，基督的死表明了上帝与人的和解，表明了上帝对人的原罪的赦免。基督的复活也为人的重生提供了坚实的保证。这种观念与神秘主义者主张的上帝在人心中、人与上帝合二为一等学说是有很大不同的。

路德在埃尔福特大学读书时，阅读了不少古典著作，他赞同通过人文主义研究，使古典作家的作品成为新生活和思想的源泉的做法，也赞同约翰·韦塞尔等人文主义者宣扬强烈的反教士学说。在发起宗教改革后，路德与人文主义者梅兰希通通力合作，在维登贝格大学大刀阔斧地进行人文主义性质的改革。他还遵从梅兰希通的建议，翻译圣经，并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采用人文主义者编辑出版的文本和方法。但路德自幼便对宗教问题有着十分敏锐的感受，他所接受的教育也主要是经院哲学，没有参加人文主义者的组织和活动。终其一生，他始终不渝地坚持正统基督教义，如三位一体、处女怀孕、原罪、天堂、地狱等，反对那种强调自我教育运动的人类学乐观主义。对于路德来说，圣徒保罗是最好的神圣真理的解释者。保罗认为人是不完美的和无法自助的，这一学说被路德完全继承了下来。路德还接受了奥古斯丁的神恩独作论，认定人的得救完全出于上帝的恩赐，决不是出于人的行为。他也重申了奥古斯丁主义的预定论，发扬了贬低自由意志、突出上帝恩典和基督受难的十字架神学。这种深刻的宗教性格最终导致了路德与人文主义大师伊拉斯谟发生争论，并且分道扬镳。

第二节 胡尔德莱希·茨温利的改革

几乎与路德在维登贝格推行宗教改革同时，胡尔德莱希·茨温利也开始在苏黎世宣讲基督教福音了。

按照茨温利本人的说法，他的改革思想完全是独立产生的，并且比路德更早地开始了宗教改革实践。对此，学者们意见不一，毁誉参半。无论怎样，茨温利在苏黎世进行的宗教改革独具特色，却是不争的事实。茨温利从基督的直接统治思想出发，把世俗世界与教会整合在一起，使教会共同体与市民共同体相等同，教会管理与市政管理合一，建立起了带有明显教会管制特色的宗教—政治体制，由世俗官厅通过布道士的指导处理宗教和世俗事务，为宗教改革开辟了一条新路，其影响重大而且深远。

茨温利于1484年1月1日出生在瑞士东部托根堡（Toggenburg）维尔德豪斯（Wildhaus）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父亲（Johann Ulrich Zwingli）曾任本村村长，叔叔巴托罗缪斯·茨温利（Bartholomus Zwingli）是瓦伦湖（Walensee）畔韦森（Weesen）主教座堂的首席神甫。茨温利6岁时离开家乡，先是跟随叔叔学习拉丁文，后来又到巴塞尔和伯尔尼接受初级教育。1498年就读于维也纳大学，接触到人文主义思想，成为伊拉斯谟的追随者。1502—1506年在巴塞尔大学继续深造，获得文科硕士学位，但没有专门研究神学。

1506年，茨温利出任格拉鲁斯地方神甫。为了弥补神学知识的欠缺，他非常自觉地边工作边学习。当时，大批瑞士人以雇佣兵身份参加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为不同的外国雇用者卖命，而在战争中经常发生瑞士人打瑞士人的情形，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也加剧了瑞士联邦内部的矛盾冲突。茨温利至少两次作为随军神甫跟随瑞士军队奔赴意大利战场，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烈，坚决主张废除雇佣兵制度。1516年4月14日，茨温利改任艾恩西德尔恩（Einsiedeln）地方神甫，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公开抨击天主教会的各种腐败现象，反对赎罪券买卖。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爆发后，茨温利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也受其影响，转而研究基督教古典作家和教父的著作，特别是《保罗书信》和奥古斯丁的著作，在继续批判天主教会弊端的同时，提出了进行宗教改革的主张。

1519年1月1日，茨温利被苏黎世大教堂教士会选为“人民神甫”（Praedikant）。他违反传统的布道规则，绕开旧约，直接从新约的“马太福音”篇开讲，将耶稣的生平事迹确立为布道的重点。茨温利的宗教改革由此正式开始。不久，黑死病肆虐苏黎世，1/3的居民死于瘟疫。茨温利也因探视病人而受到传染，差一点命丧黄泉。患病期间，茨温利深感恐惧和无助，不得不天天向上帝祈祷，把一切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病愈后，他由衷地感激上帝的救治，发誓为侍奉上帝奉献自己的一生。

1522年8月，茨温利发表《食品选择和自由食用》（Von Erkiesen und Freiheitder Speisen），这也是他的第一部宗教改革著作。在这里，茨温利批评天主教会的斋戒法规及教会传统与圣经等价论，指出基督教的全部真理都包含在《圣经》之中，灵魂得救是出于上帝的恩赐和对上帝的信仰，不是出于人的善功的积累；圣经是基督教的唯一权威，人人都有阅读圣经和解释圣经的权力。茨温利还以圣经为根据，抨击圣像崇拜和弥撒时的献祭，要求撤除教堂里布置的圣像和图画，取消唱诗和音乐，废除修道制度，准许神职人员结婚。

茨温利的主张受到苏黎世市民的热情支持，但也被多明我会修道士谴责为异端邪说。因为苏黎世教会隶属于康斯坦茨教区，该教区主教遂派专人前来视察，后来又力图制止“违背教规的”拒绝在斋戒期禁食的行为。苏黎世市政当局却作出了与之不同的裁决：关于禁食，《圣经》并无明文规定，不过为了维持秩序，应予遵守。这一裁决虽然带有妥协性，但在实际上否定了主教的管辖权，确立了市政当局的管辖权。与此同时，苏黎世市政当局还申明：只允许宣讲纯真的上帝之道，实际上从官方角度认可了茨温利的宗教改革主张。

但是反对者依然大有人在，并且不仅苏黎世的多明我会修道士，瑞士联邦其他州的天主教保守势力也不断攻击茨温利的学说。苏黎世市政当局决定在1523年1月29日举行一次公开的神学辩论。为此，茨温利把其改革纲领具体化为《六十七条结论》（Zwinglis67Artikel，1523），开首第一条对福音作了总结，继而抨击了教皇的权威、变体论、圣徒崇拜、善功、斋戒、朝圣、教士独身、告解、赎罪券、苦行、炼狱等不合《圣经》教导的教义，提出了彻底废除这些教义的要求。1月29日，辩论会在苏黎世议会大厅如期举行，各地著名的教俗神学家600余人应邀参加。在辩论的过程中，康斯坦茨主教的代理人约翰·法贝尔（Johann Faber）黔驴技穷，只知道用传统和大公会议的权威来反对茨温利的论纲，并未明确指出具体的错谬。茨温利等宗教改革家则援引圣经，从容不迫地据理反驳各种批评意见。市政会宣布茨温利为获胜者，可以继续布道。这次辩论史称“苏黎世第一次辩论会”，辩论显然是模仿学术论辩的聚会，对于茨温利来说，这自然是一次个人的胜利。不过，更重要的是，市议会从这次辩论之后，便冒升成为有权决定什么才算是符合或不符合圣经教诲的仲裁者，也就是说掌握了宗教决定权。政教合一，并且政大于、高于教的宗教—政治体系开始初露端倪。

在苏黎世破坏圣像运动大规模爆发后，市政会又在1523年10月26—28日和1524年1月13—14日先后举行了两次辩论，最终正式宣布：终止苏黎世教会对康斯坦茨主教的隶属关系，由市政会直接领导；废除天主教会禁止教士结婚的法规，关闭修道院，将修道院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转用于慈善事业；取消天主教的弥撒仪式，废除偶像崇拜，烧毁教堂内的祭坛、圣像以及其他各种泥塑木雕，拆除教堂中的彩色玻璃窗户，搬走教堂中的管风琴，把教会改造成一个便于人们学习和讲解《圣经》的朴素场所，把圣餐改变为纪念会餐，实行布道、简易祷告和唱赞美诗等福音教礼拜仪式，洗礼和葬礼不再收费；旧礼教的维护者要么遵从新礼仪，要么流放国外，二者必居其一。在市政会的支持下，也通过市政会决议，宗教改革在苏黎世全面开展起来。在1524年6—7月，圣像、圣徒遗物、风琴从教堂搬走；12月修道院财产被没收，大部分修道院被改造成学校。弥撒礼继续到1525年，以后不再举行。除此之外，市政会还建立了道德法庭审判案子，没收教会财产以供政府举办慈善福利事业，但也宣布洗礼派为异端，对非政府的，甚至是反政府的宗教改革活动，实施严禁乃至打压政策。这些举措使得市政会成为宗教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神圣罗马帝国其他城市的宗教改革多有采纳苏黎世模式者。

茨温利虽然没有担任任何政治职务，但作为宗教改革首倡者，他不仅身体力行，努力贯彻自己的主张，而且继续著述立说，进行精神指导。他主张教会当局和市政当局密切合作，认为“没有地方行政官参与的教会是残缺的、不完全的”。

1524年4月19日，茨温利与33岁的寡妇安娜·莱因哈特（Anna Reinhart）结婚；此前，他已经与她同居了多年。1525年，茨温利发表信仰告白《真假宗教诠释》（De vera etfalsa religione），对他的宗教改革理念和目标进行了详细阐述，揭露并驳斥了天主教会的腐败和谬误，同时也对一些新的洗礼仪式、圣餐仪式和附带祈祷的布道仪式作了明确规定。这一著作通常被视为“归正宗”（reformierte konfession，也称作“改革派”或“改革宗”）首部信纲。1524—1529年，茨温利在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利奥·居德（Leo Jud，1482—1542）帮助下，将《圣经》翻译为具有浓重地方语言特色的瑞士德文本，是为“苏黎世圣经”（Zürcher Bibel），它的出现比路德的圣经全译本早5年，可谓福音教第一部全译本圣经。

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宗教领域。在茨温利的建议和指导下，市政会规定了学校、教会和婚姻制度，编制了有关习俗的法律。茨温利本人则在1523年发表名为《简论青年的基督教教育》的拉丁文教育著作，次年，又将此书译成瑞士德语。他提倡学生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系统地由浅入深地学习以《圣经》为核心的宗教课程；也鼓励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算术、音乐，积极参加跑、跳、投掷等古希腊竞技运动，掌握多方面的知识，练就健康的体魄。茨温利还十分关心基督教纪律，主张市政当局有义务和责任，以基督的要求为准则，对教会和市民社团进行严密监控。他要求强制性的内部统一，认为真心诚意地虔信上帝的地方行政官可拥有纠正谬误的权力。他也委任了若干“侦探”，全面监督礼拜活动和公共道德，使整个城市都受到基督教纪律的约束，并由于坚决贯彻这一措施而成为瑞士和神圣罗马帝国南部城市推行宗教改革的榜样，也为加尔文在瑞士法语区日内瓦（Genève或Genf）组建新教会奠定了基础。

与苏黎世临近的瑞士德语区城市如圣加仑、伯尔尼、巴塞尔等，大都接受了茨温利的神学观点。德意志的一些宗教改革家、市政官员和诸侯，如巴特格律恩巴赫（Bad Groenenbach）和赫尔比斯豪芬（Herbish of en）等地的统治者也赞同茨温利的主张。茨温利也对其他地方的宗教改革表示出莫大的关注，并通过他的密友约翰内斯·奥科兰帕迪乌斯（Johannes Oecolampadius，1482—1531）对巴塞尔市政府推行的宗教改革予以慷慨支援。他甚至与在蒂罗尔发动农民起义的米夏埃尔·盖斯迈尔（Michael Gaismair，1490—1532）等人有过交往。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比较落后且以出卖雇佣兵闻名的卢塞恩、乌里、施维茨、翁特瓦尔登和楚格等森林州，天主教保守势力十分强大，反对宗教改革者态度坚决。他们不仅继续坚持旧信仰，而且还操纵各州，结成政治同盟，并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建立了合作关系，决议手持武器捍卫天主教。

茨温利则在1528年筹划组建了基督教城市同盟，同时也建立了一支比较强大的军队，同样要以武力捍卫宗教改革事业。到1529年，圣加仑、伯尔尼、巴塞尔、康斯坦茨、比尔（Biel）、米尔豪森（Mühlhausen）和沙夫豪森等城市和州都加入了这个同盟。1529年6月24日，森林州在第一次卡佩尔（Kappel）战争中战败，签订《卡佩尔和约》，放弃与哈布斯堡的联盟并承认信仰自由。具有茨温利印记的宗教改革迅速传布开来，沙夫豪森、格拉鲁斯、格劳宾登（Graubünden）、阿彭策尔、施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的米尔豪森等城市都改宗福音教，茨温利的宗教改革一度取得了巨大胜利。

茨温利的宗教改革是由人文主义所主导的，而在当时，人文主义也是该地区唯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力量。瑞士在地理上接近意大利，是文艺复兴运动自南欧向北欧传播的主要通道，诸如弗洛绍尔（Froschauer，苏黎世）、弗罗本（Froben，巴塞尔）和克拉坦德（Crat and er，巴塞尔）等闻名全欧的印刷所都集中在这里，人文主义团体（通常称为“宗教社”）也很早就在巴塞尔大学中兴起了。茨温利早年加入过人文主义宗教社，也同瑞士的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尊崇伊拉斯谟“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的观点，着力于道德与伦理的更新，教会与社会的改革。他最初只把宗教改革看作一个训练或教育的过程，人为的过程，着重于改进教会的宗教实践活动，例如教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教堂设施和宗教崇拜等。只是后来在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下，茨温利才认识到保罗和奥古斯丁等人学说的重要性，开始将宗教看作属灵的和内在的事物，认为宗教的基本目的是谆谆教诲信徒养成谦卑和甘愿顺服上帝等一系列内在的品质。

同路德一样，茨温利也主张圣经是信仰的基础，上帝的恩典胜过人类的行动，否认教会作为一个中间人和恩典管理者的作用，谴责炼狱、赎罪券和教士独身等教会教义，要求废除圣经没有规定的礼拜仪式，并且主要依靠世俗政权的支持来推行宗教改革。

不同的是，茨温利比路德更重视教会和国家的改革，力图以福音和公共利益取代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从总体上对整个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进行彻底更新。在他看来，教会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教会生活与国家生活并没有多大分别。“所有关于我们邻人的法律均植根于自然法。”自然法与福音书同出一源。“自然法只不过是圣灵的领导和向导而已。”然而，要使自然法得到遵守，正确理解自然法的信者与自觉遵从上帝意愿的政府都是不可缺少的。教会对国家负责，国家对教会负责。“最和平、最敬神的制度将在上帝之言宣讲得最为纯粹的地方发现。”而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议民主制方式的贵族政体。

但自改革伊始，茨温利就对其处境的政治状况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使自己顺从现实的。他知道，若无市议会的同意和积极参与，苏黎世的宗教改革是难以进行的。反过来，要进行宗教改革必须首先进行政治改革。因此他声称传道者与统治者都是受委托者，是要在苏黎世乃至整个世界上建立上帝的管治的。他们分工不同，但都直接对上帝负责。茨温利希望在苏黎世建立一种神治的政体，也就是说将整个城市群体的生活置于上帝的管治之下；牧师与地方官员都受命宣讲与执行这一管治。但在第一次苏黎世辩论会之后，市议会成为了仲裁者，实际掌握了解释圣经的权力，甚至将自己的地位凌驾于上帝的话之上。对此，茨温利心知肚明，但为了使宗教改革得以顺利推行，他不仅容忍而且采取了积极支持的行动；他的人文主义根底使他更容易对可利用的世俗力量采取妥协的实用主义的态度。

第三节 激进派宗教改革

一、概念解说

路德和茨温利的宗教改革尽管存在较大差异，但都得到了部分官方势力的保护和支持，并且借助于这种保护和支持，逐步贯彻落实。而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防止动乱，他们也有意识地保留了部分传统教义和礼拜仪式，没有完全将那些可从他们的神学中推论出的革命性观念付诸实践。

恰恰因此，路德和茨温利的宗教改革都受到部分思想观念、立场态度、行为方式更为激进的追随者的反对。他们拥护路德和茨温利的宗教改革，但又不满于新的正统教义，主张进行更彻底的改革，剪除教会传统的赘生物，实行教会与国家的严格分离制度，重建以原始基督教为导向、基于各个共同体成员的自愿联合的自由教会或信仰者共同体，实行普遍教士原则和民主选举长老或执事，消除所有等级差别和地位不平等。

路德、茨温利以及后来的加尔文等主流宗教改革家可谓“宪制派宗教改革家”（magisterialreformers），他们的改革属于“宪制派宗教改革”（magisterialreformation）。而那些主张将路德和茨温利的宗教改革引向深入，实行更彻底、更全面的改革的个人和团体则是宗教改革的激进派，他们的改革属于“激进派宗教改革”（radical Reformation），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卡尔施塔特、托马斯·闵采尔以及洗礼派思想家，如巴尔塔萨·胡布迈尔（Balthasar Hubmaier，1480或1485—1528）、皮尔格拉姆·马柏克（Pilgrammarbeck，1495—1556）与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1496—1561）等。“宪制派宗教改革家”、“宪制派宗教改革”和“激进派宗教改革”等概念均由美国神学家和历史学家乔治·休斯顿·威廉姆斯（George Huntston Williams，1914—2000）率先采用，现已得到广泛接受。

激进派不承认任何权威和传统，他们相信圣灵存在于人的身体里或者说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在信仰问题上，所有外部的东西，例如作为机构的教会、圣礼和信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包括书写在圣经中的文字，都无关紧要，甚至必须加以抛弃。但是激进派每一个分支都有自己独特的根源，他们彼此之间的思想和行为也不尽完全相同。有的源自中世纪后期的神秘主义（属灵派）；有的则源自由圣灵光照和由圣经获得的理性（福音理性派）。有的主张建立庞大的、包括所有“义人”在内的教会；有的则主张遁世隐居，在极其狭小的宗教团体里为世界末日做好准备。在对待官方的态度上，他们意见也很不一致：有的承认政府的强制权力，认为例如发动战争和判处死刑等权力，是某类必须要有的邪恶，基督徒担任地方行政官员无损于他们的正直；有的则拒绝所有公职，不容许向国家或城市政府作出任何妥协，力争恢复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体制，在平均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摆脱所有社会监控和教会统治的“使徒共同体”，使全部生活圣洁化。此外，大部分激进派成员反对暴力，倾向于回避流血的强制，但也有人坚决主张动用刀剑，彻底消灭不敬上帝者，建立人间天国。

在激进派宗教改革运动当中，洗礼派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们特别反对婴儿受洗，主张成年人洗礼和信仰洗礼（Glubigentaufe），认为洗礼是以主动的个人信仰告白为前提的，婴儿受洗没有圣经依据，婴儿既不懂得忏悔，也不可能有信仰，只有理智健全、信仰坚定的成年人才可以接受洗礼。他们也只给那些亲自要求施洗的人举行洗礼，只接纳那些以信仰者身份接受了洗礼的人加入共同体。

许多史书都把洗礼派称作“再洗礼派”，但再洗礼派这个概念带有论战性和蔑视性，是为洗礼派的反对者所惯用的一个称谓。在他们看来，洗礼派反对婴儿受洗，主张成年人受洗，但他们早就得到了一次洗礼，后来的洗礼是第二次洗礼。洗礼派及其后继者从一开始就拒绝再洗礼派概念。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在婴儿时接受的洗礼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因此也是无效的，他们后来接受的洗礼并非第二次受洗而是首次受洗，根本不存在“重新洗礼”或“再洗礼”问题。由此可见，“再洗礼派”概念是不合适的，应当用不含褒贬的、中性的“洗礼派”概念取而代之。

激进派的宗教改革不为主流派宗教改革家所容忍，也受到官方的严厉监控和迫害；大批信徒惨遭极刑，成为福音教的殉教者。路德称其为“狂热分子”，加尔文则直言他们是“骗子”“没脑子”“驴子”“恶棍”“疯狗”。统治当局之所以采取严厉措施予以镇压，主要不是因为激进派非同寻常的神学观点，而是因为他们追求自由的行动对教俗官厅的权力要求构成了严重威胁。1529年的施佩耶尔帝国等级会议甚至专门颁布《关于再洗礼派的决议》（Wiedertuferm and at），规定对洗礼派实施死刑的处罚。大多数激进派被迫在官方教会之外发展他们的基督教生活方式，许多人宁愿接受流放、折磨和罚款，也不否定那呼召他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救世主。

激进派的宗教改革是16世纪福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一直处于受压制、遭迫害的状态，但就其根本的动力和灵性上的活力来说，激进派宗教改革既不处在边缘，也不处于外围，而是“宗教改革的改革”，是“对天主教纠正的纠正”，是一场孕育了现代自由教会的伟大革新运动。

二、维登贝格的骚乱

马丁·路德在沃姆斯帝国等级会议上的大无畏表现，尤其在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埃尔福特和维登贝格产生了巨大影响。1521年4月和6月，埃尔福特大学拥护宗教改革的大学生们开始驱逐神甫，甚至多次动用武力。同年12月3日，维登贝格大学学生也发生同样的暴动，不少神甫被从讲坛上拉了下来。许多修士离开了修道院，还俗为民，甚或娶妻生子。而在教会内部，主张废除弥撒，改行符合福音要求的圣礼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此情形下，路德的老师和同事、维登贝格大学神学家卡尔施塔特的思想也不断激进，并且果敢地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当维登贝格市民强请市政会颁布法律，废除弥撒，将圣餐杯给与平信徒时，卡尔施塔特乘机取得领导地位，开始将路德提出的一些主张付诸实践，决心把“被掳于巴比伦的教会”解放出来。

卡尔施塔特是卡尔施塔特市一位酒窖技师的儿子，1499年就读埃尔福特大学，后转入科伦大学，并在这里熟悉了托马斯主义。1505年，卡尔施塔特转入维登贝格大学，专门研究奥卡姆的著作，5年后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不久又成为隶属于大学的万圣教堂神学教授和副主祭。

卡尔施塔特还是路德的老师，曾参加过路德的博士论文答辩。对于路德的神学思想，他最初表示反对，后来却成为热情的支持者，并通过研读奥古斯丁的著作，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宗教改革纲领，特别是在俗人权能方面，他的观点大大超越了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家。

卡尔施塔特相信朴实无华是最大的智慧，上帝对智者往往虚与委蛇，对普通人却坦诚无欺；《圣经》是一切生活的最高准则，普通人的理解比教士和神学家的理解更纯正，更精准；上帝自驱逐亚当出伊甸园之后就设立了农民等级，但没有设立学者等级；教会为一完全圣洁信徒的团体，神学家却毫无用武之地。基于这样的认识，卡尔施塔特深入市民家庭，请他们解说圣经的疑难章句。他也力主解散学校，奉劝学生回家务农，自食其力，过简单生活。卡尔施塔特尤其反对弥撒、献祭、圣像崇拜、教士独身和修士誓愿等旧礼仪，坚决主张修道士还俗，极力号召捣毁教堂中的所有圣像，用饼和酒两种形式举行圣餐。

1521年圣诞之夜，卡尔施塔特示威性地身穿世俗服装，用德语在维登贝格大教堂举行了一场没有祭祀祈祷的福音教圣餐：圣餐以教徒饼酒同领的形式举行，献祭和事先忏悔均被废除。大约有2000多名市民（占维登贝格市民总数的4/5）参加了此次圣礼。

1522年1月19日，卡尔施塔特与年仅15岁的安娜结婚，并示威性地举行了一场隆重婚礼。

卡尔施塔特还控制了维登贝格市政会，迫使市政当局在1522年1月24日（另一说：1月22日）颁布一份《城市条例》（Stadtordnung），不仅要改革圣礼和废除圣像，还要没收修道院财产，设立公共基金，救助穷人，关闭妓院，铲除社会弊端。

在维登贝格的运动中，圣像问题位于公众兴趣的首位。当时群情激昂，要求废除圣像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卡尔施塔特遂写作了小册子《论废除圣像》（Von abtuhung der Bylder），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圣像破坏运动（Bildersturm），许多礼拜堂和修道院的祭坛都被捣毁，圣母玛利亚画像和圣徒雕像被拆除并被投入火中。

尼克劳斯·施托尔希（Nikolaus Storch，卒于1525年）、托马斯·德赖克塞尔（Thomas Drechsel）、马库斯·施蒂讷尔（Markus Stübner）等具有神秘主义思想的“茨维考先知”（Zwickauer Propheten）的到来，则为维登贝格的运动提供了新的刺激。对于他们来说，教会的圣礼是毫无用处的，婴儿受洗和教牧制度根本不符合上帝的意愿，是非宗教的、空洞的仪式。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内在的光”，圣灵的直接启示比圣经文本和布道师言辞更重要。不信上帝者要被敬虔者或土耳其人杀戮，千禧年王国马上就要到来。受其影响，卡尔施塔特不再仅仅从《圣经》中寻找依据，而是更多地援用精神召唤了。改革措施日趋激进，局势陷入一片混乱。婴儿受洗受到严厉禁止，教坛里的圣坛被撤除，修道院和妓院全都被关闭了。

面对日益加剧的大动乱，维登贝格市政当局开始感到恐惧，但又束手无策，只好请求路德出面维持秩序。路德因为受到帝国绝罚自身尚且难保，但又感到有责任纠正卡尔施塔特等人对于他的主张的误解，遂不顾萨克森选侯的反对，在1522年3月1日离开瓦特堡重返维登贝格。动身之前，路德就写作了《劝基督徒勿从事叛乱书》（Eine treue Vermahnungzuallen Christen，sichzuhütenvor Aufruhrund Emprung）一文，反复强调叛乱是一种不利的方法，缺乏理智，是由魔鬼建议的，违背上帝的旨意，它所产生的害处常常超过它所达成的改革。基督徒不应当动用武力，而是要宣扬上帝的话，将真理散布于民间，使人心受其感化，自甘接受真信仰。

3月9—16日，路德示威性地穿戴旧僧服，在维登贝格大教堂连续举行了八场“四旬斋布道”（Invokavitpredigten），竭力劝说市民控制自己的情绪，停止过激行动。路德肯定卡尔施塔特宗教改革的意愿是好的，但却批评他没有考虑到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他的激进行为只能使众多“信心软弱者”感到不安和恐慌。路德虽然同大多数激进分子一样，也认为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到，因为教皇这个“反基督者”已在教会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但他强调上帝会用他的话来摧毁敌基督者的统治的。只有魔鬼才会教唆教徒动用暴力手段。路德指出，要进行值得期待的革新，必须首先形成一种福音意识。对尚不坚定的良知施加压力，是对福音自由的伤害，也是一种新的律法行为。福音是自由的，但不是一种新法律。用暴动的方式进行自救是为上帝所禁止的。即使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也只会把事情搞糟了。至于天主教弥撒，其基本错误不在乎仪式，而在乎把仪式与全部礼拜视为一种功德，一种有法术效果的动作，致使异邦人献祭的观念乘机混入了进来，因此，必须废除具有献祭与功德意味的礼拜仪式，将弥撒提高到高尚与合福音的水准。对于旧的礼拜仪式要暂时予以容忍，新的礼拜仪式要等到教徒接受了足够的教导才可运用。应当废除所有不符合《圣经》规定的传统，但有些传统虽然不是以《圣经》为依据的，对于教徒的生活却很有帮助，对于这些传统也应当予以保留。关键的东西是爱，而不是外在的事物。没有爱，上帝必降灾于此，使之变成罪恶之城。废除圣像毫无必要，因为圣像本身是无害的。

路德的主张得到了市政会的赞同，旧式圣礼得到了恢复，只是祭祀祈祷不再举行。路德本人也重新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并把改革引向了较为保守的道路。卡尔施塔特坚持己见，公开与路德对抗。对于他来说，如果福音教社团已经决定遵从上帝的意志履行自己的义务了，那么照顾“软弱者”和依靠官厅便是魔鬼的谎言。他脱下了僧服，穿起了农民的衣裳。他也放弃了博士头衔，让人称他为“安德烈兄弟”。路德要求市政会予以惩处。市政会遂发布禁令，没收卡尔施塔特的著述，并强迫他本人离开维登贝格。1523年，卡尔施塔特去了奥拉明德（Orlamünde），并在当地社团的支持下继续推行激进的宗教改革；他试图借助普通人的帮助，实现他的敌视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在农民当中做农民”。卡尔施塔特还著文反对关于基督的身体和血液真正临在圣餐之中的观点，要求废除婴儿受洗制度，远离风琴和圣像。一段时间，他与具有革命倾向的激进派宗教改革家托马斯·闵采尔有些联系，但不赞成后者“动用刀剑”的主张。就其拒绝武力、超尘脱俗的思想而言，他的立场观点更接近于后来在瑞士出现的洗礼派。

卡尔施塔特关于圣餐礼的观点得到了茨温利的赞成，但却受到路德的坚决反对。1524年，路德与卡尔施塔特在耶拿（Jena）和奥拉明德进行了两次激烈争论；卡尔施塔特坚持己见，最终被萨克森选侯驱逐出萨克森选侯邦。路德把卡尔施塔特的“清静主义”与闵采尔反教权主义的叛乱计划混为一谈，并在1524—1525年专门写作了《在形象和圣礼上反对那些天上的先知》一文，用相当激烈的言辞反击卡尔施塔特之神秘主义的主观意向，坚持以上帝的话作为一切教义的基础和准则的主张，认定信心和理性各有其特定的权威本色。

在被驱逐出萨克森选侯邦之后，卡尔施塔特及其家人长时间处于一种飘泊不定的流浪状态，直到1534年才在巴塞尔获得担任布道士和教授的聘任。1541年圣诞节时，他因感染瘟疫而病逝。

路德继续在维登贝格掌控宗教改革的大方向。他在1522年9月探访位于弗赖贝格穆尔德河畔的萨克森选侯邦小城镇莱斯尼希（Leisnig），参与制定了该城的《公库条例》（Leisniger Kastenordnung），为当地市民的宗教和道德生活等事作出了新的规定。莱斯尼希的基督徒会众据此自行选举了牧师和传道人，但却受到对该城拥有保护权的邻近的昔斯妥（Cisteaux也写作Cteaux或Zisterz）修道院院长的反对。1523年初，莱斯尼希基督徒会众派遣代表到维登贝格拜访路德，希望他对他们整顿财政机构、改变礼拜制度、聘召牧师和传道人的做法提供圣经依据。路德除了口授之外，还专门写作了《圣经确立和证实：基督徒会众有权能判断一切教训、召请和任免教师》一文，明确指出上帝的话是牧职的理论依据，基督徒会众基于洗礼而共同分享了上帝的话的权威，有权聘召自己的牧师和传道人。在判断教训和任免教师或牧师的事情上，人们根本不应考虑世俗法规、法律、先规成例、习俗等，即使它们是由教皇、皇帝、君主或主教制定的，一半或者整个世界都接受了它们，并且实行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而是必须根据圣经和上帝的话来处理。该文在当年5月印行出版，不仅为莱斯尼希，也为其他城市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原则性指导。

三、托马斯·闵采尔的宣传鼓动

托马斯·闵采尔是马丁·路德的学生，他同卡尔施塔特一样，最初支持路德，后来又与路德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相互攻击。作为一位激进派宗教改革家，闵采尔在神秘主义的基础上把唯灵论、洗礼论、末世论和社会革命思想结合在一起，提出了立即创建地上天国的主张，并期望借助于农民、矿工、城市平民的起义加以实现。

闵采尔出生于哈尔茨山区施托尔贝格（Stolberg）伯爵领地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他的父亲惨遭施托尔贝格伯爵杀害，母亲带着他和其他家人迁往克维德林堡。1506年，闵采尔进入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和神学，1512年又转入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不仅深入研究了《圣经》，还学会了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并能为人治病。他最终获得了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圣经学士等学位，但无法确定他是在哪所大学获得这些学位的。

1513年，闵采尔在哈尔伯施塔特主教管区获得担任教职资格，先在不伦瑞克市的米夏埃尔教堂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在阿舍斯勒本（Aschersleben）市的弗罗泽修道院任教师和见习神甫。1516年升任弗罗泽修道院长，并在当地创办了一所私人学校，招收一些富裕市民子弟入学。1517—1519年，闵采尔经常到维登贝格，拜路德为师，对路德反对赎罪券买卖、倡导宗教改革的行动深表敬仰和支持，也有可能参加过莱比锡辨论。

因为思想激进，闵采尔的职业生涯屡遭波折，前后更换了多个岗位，而且多属替补性的。1519年，他到于特尔博格做代理布道士，后改任韦森费尔斯（Weienfels）波伊蒂茨（Beuditz）修道院做昔斯妥修女的告解神甫，次年又到茨维考（Zwickau）做代理布道士和布道士。

茨维考位于从纽伦贝格到莱比锡和北方的商道上，工商业发达，盛产啤酒、呢绒、亚麻布，附近不远处有大型银矿，被誉为萨克森的珍珠。在这里，埃克哈特派的宗教神秘主义流传甚广，以尼克劳斯·施托尔希、托马斯·德赖克塞尔、马库斯·施蒂讷尔等人为代表的“茨维考先知”经常举行秘密集会。受其影响，闵采尔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认为路德在宗教改革的道路上只走了一半就止步不前了。路德虽然推翻了外表的教皇权威，但又树立了外表的《圣经》的权威。闵采尔相信“上帝的话”并不存在书本的字句中，而是隐藏在人们心中。与个人内心神秘的经验和纯粹灵性相比，《圣经》也是次要的。即使没有《圣经》的帮助，人也可以通过内心悟解来接受上帝的启示，加入被预选者、圣民的团体。圣民应当与世界上的其他人分别开来，正如麦子要与秕糠分别一样。圣民应当过一种全新的社团生活，因为上帝希望他的王国变为现实。对于这些观点，路德并不认同，他批评闵采尔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中世纪异象宗教和神秘主义的观念，没有正确理解人与上帝、启示与个人思想的关系，抹杀或淡化了人在上帝面前有罪的感觉与责任。闵采尔不顾路德的劝阻，继续与“茨维考先知”们密切交往。茨维考市政当局怀疑他们密谋造反，便在1521年4月将他们全部驱逐出了本市。

1521年6月，闵采尔一行到达布拉格。他们试图与波希米亚胡斯教派中的激进派塔波尔派建立联系，促进宗教改革运动全面发展。11月，闵采尔发表《布拉格宣言》，声称“要继基督的卓越战士约翰·胡斯之后，使响亮的号角发出新的歌声”，消灭“不敬上帝的家伙”，创建“革新使徒的教会”，并将其“扩展到全世界”。他号召上帝的“特选子民”，不要“一味死背圣经”“祈祷哑巴上帝”，而是“依据理性加以确证”“祈祷活的、会说话的上帝”。闵采尔强调人的理性，要求遵从活的、会说话的上帝，声称“信仰无非是理性在人身上的复苏，因此非基督徒同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这种复苏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天堂。因此天堂并不是什么彼岸世界的事物，天堂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现世上建立起来”。在普通人掌权的国家里，“根据基督爱的要求，谁也不能高于别人，每人都是自由的，一切财产应当公有”；“一切应是公有的，每人应按需分配”。在这里，闵采尔第一次公开阐明了他的宗教政治观点，提出了比路德宗教改革更为激进的奋斗目标。闵采尔还公开号召暴力革命，声称“上帝以日工资一戈罗什把我雇了来，我正在磨快镰刀，准备收割”。布拉格市政当局把他看作扰乱秩序的危险分子，下令予以驱逐。

闵采尔并不气馁，继续奔走于图林根和萨克森各地，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大大阔斧地改革教会礼仪。他在1523年成为萨克森选侯邦阿尔施泰特（Allstedt）镇的神甫之后，立即发表《阿尔施泰特教会礼仪》（Allstedter Kirchenampt）和《德语福音弥撒》（Deutzsch-Euangelisch Mesze）等书册，用德语而不用拉丁语做弥撒，举行圣餐不分僧人和俗人都可领取饼和酒，宣讲整本圣经而不只是选讲福音书和使徒书。他还与逃离韦德施泰特（Wiederstedt）修道院修女、戈伊骚的奥蒂莉厄（Ottilievon Geusau）结婚生子，以实际行动向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挑战。他也从阿尔施泰特及其周边地区的市民、贵族地主的臣仆和矿工中组织了一批人，建立了他的教会革命的“选民”同盟，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广泛吸收“真基督徒”入盟。曼斯费尔德、埃斯勒本、哈勒（Halle）、阿舍斯勒本等地的矿工和下层群众，经常像朝圣一样来阿尔施泰特听他布道。

1524年3月，深受闵采尔影响的群众放火烧毁了阿尔施泰特附近著名的朝圣中心梅伦巴赫的礼拜堂，打碎了里面的神像。萨克森—魏玛（Sachsen-Weimar）公爵约翰（Johann，1468—1532）传讯肇事者，闵采尔挺身而出，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约翰和他的儿子约翰·弗里德里希（Johann Friedrich，1503—1554）为查明真相，亲自来阿尔施泰特听闵采尔布道。闵采尔试图说服他们拥护改革，遂在7月13日做了一场《诸侯布道》（Fürstenpredigt），以十足的勇气向诸侯们提出了“取消偶像崇拜”“强制实行福音”“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特别要杀掉那些把神圣的福音弄成异端邪说的教士和修道士”等等要求。闵采尔还强调指出，“贵族就是重利盘剥偷盗抢劫的祸首：他们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植物，统统攫归私有……对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和所有活着的人都想方设法进行盘剥搜刮”，因此，穷人仇恨贵族，完全是由贵族们造成的。而路德是一位说谎者，他对贵族的暴行，除了祈祷一声“阿们”，不采取任何行动。

路德抱着恼怒和猜疑的心情观察闵采尔的行动，当他看到闵采尔不仅宣说“邪恶教义”而且还鼓吹暴动并以暴力反抗官厅时，便致函萨克森公爵，声称闵采尔是“叛逆之灵”，企图“使用刀剑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推翻政府，以自己来主宰这个世界”，敦促诸侯采取坚决的行动，“严肃处理这样的动乱和放肆的言行”。闵采尔则直截了当地指责路德向诸侯献媚，虎头蛇尾，支持反动派。

萨克森公爵准备在8月1日审讯闵采尔，判他图谋叛乱罪。闵采尔闻讯后急忙逃离阿尔施泰特，前往米尔豪森。在这里，他与原先的昔斯妥会修士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Heinrich Pfeiffer，1500以前—1525）一起从事活动，试图建立神权统治，但未过多久就双双遭到驱逐。

10月，闵采尔漫游到纽伦贝格，继续进行宣传鼓动。路德公开发表《在形象上和圣礼上反对那些天上的先知》，闵采尔则付印答路德书，一针见血地指出：路德“用一种错误的信仰把基督教世界弄得一片混乱”。闵采尔对路德说：“当危急临近时，你不能正确地作出解释。因此你就向诸侯献媚，反而说情况变好了，你就是这样骗取了盛名。你助长了不敬上帝的歹徒的权势，……你的处境将如被擒之狐。人民将获得解放。”纽伦贝格市政当局下令没收该书，并勒令闵采尔离开本市。这时的闵采尔一文不名，经常忍饥受饿，但为“制裁不敬上帝的人”，他不畏艰难，忘我奋斗，他要“在天上同上帝一起雷击他们，他们早已恶贯满盈了”。

闵采尔前往施瓦本，与正在形成的苏黎世洗礼派共同体建立了通信联系，但未取得意见一致。苏黎世的洗礼派劝告闵采尔放弃用武力实现上帝的秩序的计划，闵采尔却不为所动，坚持进行暴力斗争的立场观点，最终在施瓦本农民当中赢得了不少支持者，也对非苏黎世起源的洗礼派领袖路德维希·海策尔（Ludwig Htzer，1500之前—1529）、汉斯·邓克（Hans Denck，1495—1527）、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1499—1542或1543）、卡斯帕·冯·施温克菲尔德（Kaspar von Schwenckfeld，1490—1561）、大卫·约里斯（David Joris，1501或1502—1556）和海因里希·尼可拉斯（Heinrich Niclaes，1501—1580）等产生了深刻影响。闵采尔在施瓦本的革命宣传活动“对于人民派的组成，对于这个派的要求获得明确提法，对于起义最后在1525年4月全面爆发”，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洗礼派运动的兴起

洗礼派运动的兴起与茨温利在苏黎世进行的宗教改革有密切联系。最初的洗礼派教徒大都是茨温利的追随者，也大都是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苏黎世市民。他们支持宗教改革，尊重《圣经》的权威，但在有关教会组织、圣礼和对于世俗政权的立场态度等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与茨温利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茨温利只是在现有的强制性教会之旁建立了一个新的强制性教会，没有按照《圣经》的指示，恢复基督教早期社团。茨温利的宗教改革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而真正的基督教徒即使没有取得当局的同意也有权废除弥撒和圣像；在农村还有权废除教会什一税。在1523年秋举行的第二次苏黎世辩论期间，赫翁（Hngg）地方牧师西门·施特鲁姆普夫（Simon Strumpf）和市政委员的儿子康拉德·格雷贝尔（Konrad Grebel，大约1498—1526）等人与茨温利发生了激烈争论。他们主张更加严格地恢复圣经新约所规定的制度，要求立即废除弥撒，远离圣像。施图姆普夫还对市政会的教会主权提出质疑，要求立即按照圣经新约的指示，建立不受国家控制的福音教会，自由选举牧师。争论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因为茨温利主张将何时采取这样的措施和如何实行新制度的问题交由市政会裁决。

但是没过多久，在一些农村共同体中，部分代理牧师开始拒绝给婴儿施洗。1524年8月11日，苏黎世市政会发布命令：恢复婴儿洗礼，放逐反对者。这个命令受到了格雷贝尔和菲利克斯·曼茨（Felix Manz，大约1498—1527）等人的抵制。在苏黎世及其近郊地区，也有一些人无视市政会命令，不让自己的孩子受洗。格雷贝尔和曼茨等人的立场观点得到了卡尔施塔特和闵采尔的支持，他们通过书信往来，相互激励，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茨温利虽然承认婴儿受洗制度缺乏《圣经》依据，但又认为该制度无伤大雅，不主张将其废除。洗礼问题遂成为格雷贝尔和曼茨等人与茨温利争论的焦点。1524年底，在所谓的“星期二会谈”中，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商讨，结果还是不欢而散。曼茨向市政会递交了《抗议和保护书》，以《圣经》为依据，对婴儿受洗制度提出了严厉批评。

在农村，教会的什一税问题尤为突出。既然教会的救赎功能已经受到了质疑，原本作为对教会恩典的回报而向教会缴纳什一税的做法也就丧失了神学依据。村社自治和村民自由选举牧师开始成为普遍要求，其目标自然不仅仅是获得正确的宗教信仰，还包括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这方面，西门·施特鲁姆普夫、汉斯·布吕特利（Hans Brtli）、威廉·罗伊博林（Wihelm Reublin，大约1484—1559）堪称先驱者。他们决不是要遁世索居，远离政治，而是要按照共同体原则，改革教会和生活，建立新的宗教团体。

1525年1月21日，市政会作出决议，禁止格雷贝尔和曼茨公开发表言论，驱逐汉斯·布吕特利、威廉·罗伊博林、路德维希·海策尔和安德里亚斯·卡斯特贝格尔（Andereas Castelberger，大约1500—1531以后）等非苏黎世人，取消反对婴儿施洗者举行集会的权力。但在当天晚上，格雷贝尔就在曼茨家中为来自格劳宾登的世俗教士耶尔格·布劳罗克（Jrg Blaurock，大约1492—1529），举行了洗礼。随后，布劳罗克又为在场的其他人施洗，大约有15人。这是第一次有案可稽的“成年人洗礼”。紧接着，他们一道举行了简单的圣餐礼，认为这是纪念基督所受苦难和受死的“团契餐”，只有信徒才有资格分享。而在当时的苏黎世，天主教的弥撒礼尚未被废除。这样一来，以卡亚科布为中心，在措里孔（Zollikon）形成了一个独立于茨温利和市政会的洗礼派社团。在他们已经通过他们的洗礼对官厅的决议做出对抗以后，他们现在又以他们的“福音”圣餐第二次拒绝了政府在宗教事务上的决定权。

1525年1月30日，苏黎世市政会派遣城市雇佣兵前往措里孔，逮捕了一些洗礼派教徒。苏黎世政府当局试图通过司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威，但却无法压制群众性的信仰复兴运动。格雷贝尔、布劳罗克、布吕特利、罗伊博林和措里孔农民很快就被释放了，只有曼茨一直被关押到这一年的秋天。罗伊博林前往瓦尔茨胡特（Waldshut），他在那里赢得了已经皈依路德教的原茨温利教布道士巴尔塔萨·胡布迈尔的支持；胡布迈尔连同他所建立的福音教社团全都转向了洗礼派运动。布吕特利前往沙夫豪森州的哈劳（Hallau），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洗礼派社团。布劳罗克和格雷贝尔前往苏黎世高地，他们的布道同样赢得了大批追随者。曼茨在获释后也开始了富有成效的传教工作，进一步促进了洗礼派运动的发展。

路德维希·海策尔则在阿尔郜、埃蒙塔尔（Emmental）和奥格斯堡等地组建了一些宗教团体，只是未举行成年人洗礼。更为引人瞩目的是1524和1526年在圣加仑和阿彭策尔开展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部分人断章取义地选择和解说圣经文字，倡导讲方言和纵欲等惊世骇俗的行为。而汉斯·布吕特利和巴尔塔萨·胡布迈尔等人则在普通人革命爆发后，领导洗礼派分子与起义者并肩作战，相互支援。但绝大多数洗礼派分子生活严谨，作风正派，不仅反对纵欲，也不赞成“运用刀剑”的手段来贯彻自己的主张。

格雷贝尔及其同道们很少有机会详细拟定完整的教会制度。然而，他们说明了主要原则，这些原则后来也出现在别的地方。他们主张某种“内在的、使徒式的圣经主义”，断言他们的所做所为只不过是把茨温利以圣经为依据的原则推进到其符合逻辑的结果而已。

茨温利不否认苏黎世的洗礼派运动起源于他的宗教改革，他也赞成洗礼派的部分观点，如废除弥撒、教会主权和教会什一税；实行社区自治，自由选举牧师；按照社区原则对教会和生活进行公理会式的调整；组建符合圣经要求的完美社团等，但他更强调统一、秩序和保护已经取得的成果。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茨温利不仅与洗礼派分道扬镳，而且强烈要求政府当局采取严厉镇压措施。1527年初，苏黎世市政会决定用监禁、放逐、鞭笞和淹死在利马特河（Limmat）等手段惩罚洗礼派分子。在茨温利知道并同意的情况下，菲利克斯·曼茨被淹死在苏黎世的利马特河，成为瑞士洗礼派的第一个殉教者。

洗礼派分子把遭受迫害看作上帝对他们所选择的道路的认证，使命意识陡然加强，更加积极地开展起传教活动，其足迹逐渐遍及神圣罗马帝国各地了。

第四节 骑士暴动

骑士暴动，也被称作“普法尔茨骑士起义”（Pflzischer Ritteraufstand）、“骑士战争”（Ritterkrieg）或“特里尔决斗”（Trierer Fehde）等等，是发生在宗教改革期间的著名事件之一。从根本上说，骑士暴动是日趋没落的骑士等级早已开始的救亡图存的斗争的继续，只是因为发生在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受其影响，也具有了一定的宗教动机和维度。部分骑士从路德的学说中引申出了反对不公正的官厅的抵抗权，也试图通过支持宗教改革使他们抢占教会财产的行为合法化。

骑士暴动的领导者是普法尔茨帝国骑士弗兰茨·冯·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1481—1523）。

济金根出生在下纳赫（Unternahe），他的祖父莱因哈德（Reinhard）早已在此定居。他的母亲是下阿尔萨斯（Unterelsass）霍恩堡的玛加丽特（Margare the vonder Hohenburg）。他的父亲施韦克哈特（Schweickhardt）死于1505年3月，留下大片地产和大量财产；地产除了作为祖传宅第的埃伯恩堡（Ebernburg）外，还有散布于纳赫（Nahe）、下阿尔萨斯和克赖赫郜（Kraichgau）之间的大片土地，财产则有现金、银矿和铜矿投资以及对一些诸侯的债权。1500年，济金根娶出自弗勒斯海默尔（Flersheimer）贵族世家的海德维希（Hedwig）为妻，生有6个孩子。1515年1月9日，他的妻子在生第7个孩子时不幸死亡。

济金根以其好勇斗狠和恪守骑士“理想”而闻名于莱茵河中游地区。他最初效力于帝国君主，试图通过加强帝国君主的地位、限制诸侯的权力来重振骑士等级的辉煌，改善骑士等级的境况，但因攻击帝国城市沃姆斯，在1515年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发布的帝国放逐令的惩罚。济金根转而效力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攻击沃姆斯、洛林、梅茨、黑森邦国伯爵领地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一系列战斗中取得的辉煌战绩，大大提高了他在帝国政治中的重要性，也赢得了丰厚的财富。1518年，马克西米连一世把这位雇佣兵首领重新拉到自己身边。1519年，在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为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权而进行激烈竞争时，济金根率领军队承担了保护选侯会议的任务，他本人也乘机对选举施加影响，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Carlos I.，1516—1556年在位）的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又参与了施瓦本同盟驱逐符滕姆贝格公爵乌尔里希的军事行动，帮助皇帝卡尔五世夺取了符滕姆贝格公国。

1520年，胡登因为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受到教皇开除教籍的威胁，前来投奔济金根。通过胡登，济金根对“从头到脚全面改造教会”宗教改革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对胡登反对罗马，敌视教士，张扬德意志自由的思想观念也深表赞同。尽管并不完全懂得路德的深奥思想，但在胡登的影响下，济金根渴望行动的迫切心情，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了。

在胡登之后，一些因为宣讲福音而遭到迫害的流亡宗教改革家，如马丁·布塞尔、约翰·厄科拉姆帕德（Johann Oekolampad，1482—1531）、约翰·施韦贝尔（Johann Schwebel）、卡斯帕·阿奎拉（Kaspar Aquila）和卡斯帕·黑迪欧（Kaspar Hedio）等人，也先后来到埃伯恩堡，受到济金根的友好接待，埃伯恩堡由此获得了“正义客栈”的美誉。而这些流亡宗教改革家也在埃伯恩堡将其宗教改革主张付诸实践，在弥撒中用德语而不是用拉丁语朗诵福音书和使徒书，用饼酒同领形式庆祝圣餐等，这比路德的同类做法要早许多年。

1521年，在获悉路德准备前往沃姆斯接受皇帝和帝国等级的审讯的消息后，济金根专门派人向路德转达了他的保护之意，路德没有接受，他声称：“我不愿意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世界是靠语言来征服的，教会是靠语言来维持的，也还是要靠语言来复兴。”路德还劝告济金根放弃进攻教会诸侯的计划，声称向神职人员发动战争就是向妇女和儿童发动战争。济金根深感失望，但在皇帝卡尔五世颁布了《沃姆斯敕令》之后，他仍决心采取积极行动，打击天主教势力，支持宗教改革并从中捞取一些经济、政治实惠。

1522年8月，济金根在兰道（Landau）召集来自莱茵河流域、施瓦本、弗兰肯等地的600余名骑士开会，结成为期6年的“兰道同盟”（Landauer Einung），自任盟主，准备按照宗教改革的精神，开展反对教会诸侯的斗争。8月27日，济金根发表檄文，声讨特里尔大主教、帝国选侯里夏德·冯·格赖芬克劳是基督真理的破坏者、德意志民族的敌人（他曾在1519年国王选举中支持法国候选人），号召人们向特里尔的进军，进行“反教士战争”，维护基督的荣誉，为“福音书打开一个口子”。实际上，济金根与格赖芬克劳结仇已久，他的此次战争首先是要消除自己的宿敌，也是要通过抢占教会财产，获取物质利益。

9月初，济金根率领由1500名骑士和5000名步兵组成的军队，携带大炮从埃伯恩堡出发，进攻特里尔选侯邦。起初战事进行得十分顺利，不仅攻占了邦国城市布利斯卡斯泰尔（Blieskastel）和圣温德尔（St.Wendel），而且还对特里尔城实行了严密包围。但特里尔大主教得到了莱茵普法尔茨伯爵路德维希五世（Ludwig V.，1478—1544）和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Philipp I.，1504—1567）由3万名士兵联合组成的军队的援助，而在济金根方面，参加了“兰道同盟”的大多数骑士贵族都持观望态度，很少有人响应济金根的号召，全帝国性的大起义更无从谈起。皇帝卡尔五世不仅不支持济金根的行动，反而迎合诸侯，宣布放逐参与暴动的骑士。

起事骑士陷于孤立，五次猛攻特里尔城不下，只好撤围，退守兰德施图尔（Landstuhl）。其他“兰道同盟”骑士慑于诸侯迅速集中的强大力量，不敢相救。1523年5月，诸侯联军开始反攻，很快就占领了兰德施图尔。济金根身负重伤，不得不宣布投降，但因伤势严重，没过几天就一命呜呼了。他的27个城堡，被几个赢得战争胜利的诸侯瓜分一空。胡登逃往巴塞尔，原打算投靠住在那里的伊拉斯谟，但伊拉斯谟借口火炉不够暖和，拒绝收留胡登。伊拉斯谟原本与胡登有过密切交往，只因胡登曾批评他对宗教改革态度冷漠，便耿耿于怀，甚至见死不救。胡登又转道苏黎世，受到该地宗教改革家茨温利的接待。胡登在气愤之余，写下《忠告》一文，指责伊拉斯谟为胆小的变节者。伊拉斯谟则写了《伊拉斯谟对胡登诽谤的反驳》一文作答，并致书苏黎世议会，要求把胡登驱逐出境。8月29日，伤病缠身的胡登死于苏黎世湖（Zürichsee）的乌芬瑙岛（Ufenau）。其他避难于埃伯恩堡的宗教改革家也分散四方，另谋出路。大多数人后来得到了牧师之职，继续从事改革活动。

骑士暴动以失败告终。它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改善骑士的状况，相反，却为骑士招来了更大的灾难，许多参加过暴动的骑士家族丧失了原有的领地，至少是不再掌握自主权了；其他骑士也不得不被迫屈服于诸侯的权威。诸侯的权力垄断，至少是权力垄断的要求，得到了贯彻。而骑士在帝国范围内的联盟彻底瓦解了，其生存陷入了更严重的困境。

第五节 普通人革命

一、概念辨析

1524—1526年，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施瓦本、弗兰肯、图林根、萨克森、阿尔萨斯、萨尔茨堡和蒂罗尔等地，大批农民、城市平民和矿山工人，揭竿而起，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抗教、俗贵族剥削压迫的武装起义，他们攻城略地，捣毁天主教堂和修道院、贵族的城堡和宫殿，与前来镇压起义的诸侯雇佣军进行了浴血奋战。部分起义军还一度控制或新建了地方政权，发布了多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和封建领主的残酷统治。尽管最后失败了，但其大无畏的反抗精神永垂史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反封建斗争。

长期以来，许多记述这次起义的历史文献，大都毫无例外地称之为“农民战争”。在同时代的贵族和高级教士看来，起义是农民破坏公共和平的一场暴动；城市当局后来也重申这一观点，以免惹上纵容甚至是支持暴动的嫌疑。至晚自编年史家彼得·哈勒（Peter Harer，1480至1490之间—大约1555）起，将“农民战争”概念运用于历史编纂的做法就普遍流行开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史学家威廉·戚美尔曼（Wilhelm Zimmermann，1807—1878）甚至把此次农民战争视为纯德意志事件；他在发表于1841—1843年间的《伟大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一书中，着重描述了发生在德意志地区的事件，对于瑞士和奥地利的起义，仅仅附带提及。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德意志农民战争”概念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历史编纂模式，无论是资产阶级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袭了这一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瑞士伯尔尼大学历史学家彼得·布里克勒（Peter Blickle）对农民战争概念提出质疑，并且试图用“普通人革命”（Revolution des Gemeinen Manns）概念取而代之。在布里克勒看来，农民战争概念不足以包容所有参与者，也与事件的性质不完全相符。实际上，起义只是在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农民运动特征。在后来的起义中，起义者并不把他们的斗争仅仅看作是农民们的起义，而是普通人的起义。普通人这一概念在关于16世纪的史料中经常出现，尽管没有总的清楚的界定，但通常是指“一家之主”，也就是“旧式家长制等级体系中有政治权力的家族首领”，属于国家最底层的权威。而参与起义的普通人包括农民、矿工、邦国城市的居民和帝国城市中无权担任公职的人，他们构成了与领主相对立的反对派。“当复杂的主人及其属民的关系转换成复杂的政府和臣民关系时，是他们为了保卫或扩大他们世袭的政治权力而互相展开斗争。”

而从起义者提出的一系列纲领中，可以看到普通人起义是颇具革命性的。起义者他们不仅要求减少税务负担、废除人身依附关系，而且也追求一种独特的宗教关照，要求宣讲纯正的福音，建立独立的教会，自由选举牧师，举行免除手续费的圣礼庆典，对教会计一税实行自我管理。在上施瓦本的《十二条款》中，起义者要求彻底废除农奴制，主张把《圣经》确立为社会和政治的标准，“他们反对的是整个封建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秩序”。上施瓦本的基督教联盟谋求建立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联邦性质的同盟，试图以基于合作性同盟的立宪政权取代基于家长制的和权威主义的结构的小政权，以可以与瑞士联邦相媲美的更大的政治同盟的组建终结小领主之间的纷争。同施瓦本的起义者一样，萨尔茨堡起义者也果断地争取迄今一直为贵族和教士保留的政治权利，坚决主张私利应当服从公共利益，世界应当变得更加和平和公正。

普通人的革命目标与苏黎世宗教改革家茨温利的思想体系有着非常广泛的一致性。“普通人革命”也是一种“共同体宗教改革”（Gemeindereformation），它致力于国家的基督教化，试图以“神法”的形式使自然法规范化，将社区制度确立为国家的组织或者是外部的原则。布里克勒指出：“一旦人们确定茨温利和南德意志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是独立的宗教改革者——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就必须承认1525年革命本身也是宗教改革的一种表现。”因为“这场运动明显地从改革者对人的观点中获得了支持，该观点强调个人的自觉，并因此培育一个建立在社区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宗教改革的神学宣称基督教徒即将成年，因此建议人类的普遍平等，或者至少是在同上帝的关系上大家一律平等。因为神圣恩典的赐予变成上帝与个人之间的私事，作为得救和恩典中间人的教会将被废弃不用了。因此共同体宗教改革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创造出一些共同利益领域。当教会团体转向政治时，它就具有革命性了，因为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已经变成人们之间的平等。教会的‘理性存在’的丧失使得教士存在成为了一种多余，并且至少在原则上使已经建立的社会等级制度瓦解了。因此，宗教改革对社区的依赖消除了城市与农村公社之间、市民与农民之间的障碍”。共同体宗教改革在神学—伦理学上意味着宣示纯粹福音的意愿和根据福音调解生活的行为，在组织上意味着将教会建立在共同体中，在政治上意味着将官厅的合法性与福音和共同体联系起来。它是中世纪晚期“普通人”的“社团化”（Kommunalisierung）和“基督教化”（Christianisierung）运动的最终结果，也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

布里克勒试图解释宗教改革广泛传播开来的原因和方式，他也成功地超越思想史或结构史观念，将关注点转移到共同体上，更确切地说转移到“普通人”上，并且借此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同时代人上。鉴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多样性，这种做法意义重大，不仅丰富而且深化了宗教改革研究。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但“普通人革命”的命题现在已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

二、1524—1526年的普通人革命

普通人革命开始于1524年夏天上施瓦本施蒂林根（Stühlingen）伯爵领地农民的反抗斗争。起义者要求恢复被破坏的“旧法”，废除死亡税、劳役及其他义务，并推举当过雇佣兵的汉斯·米勒（Hans Müller，1500以前—1525）为首领。8月24日，米勒率领大约有1000多人的起义队伍开往瓦尔茨胡特，与当地市民联合成立了“福音教兄弟会”，按帝国国旗的颜色做成黑、红、黄三色旗为盟旗，宣称除皇帝一人，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9月底，米勒起义军穿过黑森林向富特万根（Furtwangen）推进。至10月中旬，起义军已达3500余人（另一说为5000余人），据守埃瓦廷根（Ewattingen）。米勒还向施瓦本、弗兰肯、图林根和阿尔萨斯各地派遣密使，计划联合农民成立全德兄弟会。康斯坦茨主教派遣大臣前往埃瓦廷根与农民谈判，结果达成停战协议，起义者旋即解散。

然而，领主们根本无意顺从农民的要求。农民刚一回家，领主就照旧要他们交纳租税、服劳役、履行一切有争议的义务。农民重新集合起来进行斗争。与此同时，闵采尔来到了施瓦本。他到处进行宣传鼓动，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和支持者，播下了蓄势待发的革命火种，直到次年2月方才离去。

1525年2月9日，在乌尔姆附近，有1.2万多名农民成立巴尔特林根起义军（Baltringer Haufen），组建兄弟会，比贝腊赫（Biberach）市的居民也踊跃加入。不久，阿尔郜起义军（Allguer Haufen）和巴登湖军（Seehaufen）也相继成立。到3月初，施瓦本各地起义军大约有3万—4万人。原符滕姆贝格公爵乌尔利希也招募雇佣兵6000余人加入到起义行列中来。他企图利用普通人革命，占领斯图加特，收复被哈布斯堡家族夺占的领地。

这些起义军明显地受到闵采尔思想的影响，它以“书简”的形式提出一份纲领，宣称领主压迫城乡民众是违背上帝意愿的，贫苦人要团结起来，加入“基督教同盟”，与其他“兄弟同盟”一起，把自己和子孙后代从苦难世界中解救出来。如有可能，尽量采用和平手段；迫不得已，就动用武力。对叛徒和拒不投降的僧侣及贵族实行“世俗斥革”，断绝与他们的一切关系，使之虽生犹死。

面对日益壮大的起义队伍，统治者惊恐万分。此时，皇帝卡尔五世正陷入意大利战争，无法分身，以神圣罗马帝国总督、奥地利大公费迪南为首的执政府既无强大的军队，又无充裕的财政，只能向施瓦本同盟和奥格斯堡富商求助，借兵借钱。施瓦本同盟临时组建了一支由9000名步兵、1500名骑兵组成的雇佣军，并任命军事贵族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Georg Truchsess von Waldburg，1488—1531）担任总指挥。特鲁赫泽斯计划先集中兵力迎击乌尔利希，得手后再回击农民，遂在2月26日派人与起义军谈判。起义者盲目轻信，同意暂时停战，参加约定在4月2日举行的和平谈判。之后，施瓦本同盟军队兵分两路，一路追击乌尔里希，一路攻占斯图加特。乌尔里希战败，仓皇出逃瑞士。

起义者严格遵守停战协议，认真准备和平谈判。3月中旬，巴尔特林根、阿尔郜和巴登湖三支起义军的50名代表齐聚梅明根（Memmingen），由毛皮工匠塞巴斯蒂安·洛策尔（Sebastian Lotzer）起草，传教士克里斯托弗·夏普勒（Christoph Schappeler）协助，联合制定了一份融“怨情陈述、改革提纲和政治宣言”于一体的《十二条款》（Zwlf Artikel），提出了自由选举牧师、取消小什一税、废除农奴制、狩猎和捕鱼自由、归还林地和草地给村社、减轻徭役、重新确定向领主缴纳的赋税、制订确定的而不是任意的惩罚办法和取消继承税等要求，并强调圣经是农民全部要求的基础，不仅要求恢复“旧法”，还要求遵从“上帝的话”。在这里，农民的要求首次得到了统一表述并形成文字。《十二条款》在成文之后的短短两个月中，至少印发了25版、2.5万份，传播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凡是加入起义军者，都要宣誓拥护该条款中的各项内容。起义者还按照瑞士联盟的样板，建立了“上施瓦本联邦”（Oberschwbische Eidgenossenschaft），制定了联邦条例，要求各支起义军相互支援，团结一致地与官厅进行对抗。

在打败乌尔里希以后，哈布斯堡家族再次占有了符滕姆贝格，特鲁赫泽斯则率领施瓦本同盟军队回师讨伐起义军了。对于施瓦本同盟背信弃义的行径，起义者深感愤怒，他们决定主动出击，没收教产，摧毁庄园。巴尔特林根起义军率先行动，攻占特鲁赫泽斯的宫城，抢走全部粮食、酒和家具，然后放火烧掉房屋。莱普海姆（Leipheim）起义军开进魏森霍恩（Weissenhorn）城郊的一个修道院，捣毁神龛和大风琴，撕掉记载地租和债务的文契，把祭服和旗帜扯成条做裤带，并找来鱼、肉、酒等美味食品，大吃大喝了一通。阿尔郜起义军则攻占了肯普滕修道院，打翻了圣像和神龛，捣毁契约和文件。

3月底，特鲁赫泽斯率军渡过多瑙河，向巴尔特林根起义军发起了进攻，起义军不敌，暂时撤退到深山密林之中。4月4日，特鲁赫泽斯的军队攻击莱普海姆起义军，起义军领导人、布道士雅克布·魏（Jakob Wehe）被俘身亡，曾经支持过起义者的莱普海姆市政当局也被处以巨额罚金。4月14日，施瓦本同盟在乌尔扎赫（W urzach）再次打败巴尔特林根起义军，起义者伤亡惨重，幸免于难的也必须缴纳很高的罚款。巴登湖军在得知特鲁赫泽斯来犯的消息后，立即进行了军事动员，并与阿尔郜起义军一起利用有利地形迎击敌人。特鲁赫泽斯自觉难以制胜，故伎重演，再次玩弄起和谈把戏。他说服起义军在4月17日签订《魏因加滕协定》（Vertrag von Weingarten），规定起义者对地主的控诉交由六个中立城市裁决，签约起义军不得与其他起义军结盟。随后，特鲁赫泽斯率军赶往赫郜（Hegau），以便解救被赫郜和南黑森林起义军包围在拉多尔夫策尔（Radolfzell）的贵族。特鲁赫泽斯想与赫郜和南黑森林起义军达成一项类似《魏因加滕协定》的协定。谈判尚未成功，他便接到施瓦本同盟的三道命令，火速班师救援受到起义者激烈攻击的符滕姆贝格。符滕姆贝格起义军向赫郜和南黑森林起义军求援未果，被施瓦本同盟军队打败。

在弗兰肯，各地民众也从1525年3月起相继起事。3月22日，罗腾堡郊区的民众组建黑军，发动起义，推举见多识广的贵族弗洛里安·盖尔（Florian Geyer，大约1490—1525）担任领袖。盖尔颁布条例，规定由“学识高深的圣经学者”来领导邦国未来的“宗教改革”，在农民和市民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帝国改革，首先是以福音为道德基础，消除教士和贵族的特权。盖尔成功地说服几个小城市加入起义队伍，并与维尔茨堡及勃兰登堡—安斯巴赫—拜罗伊特（Brandenburg-Ansbach-Bayreuth）马克伯爵卡西米尔（Kasimir）进行谈判。谈判无果，盖尔便率领起义军大规模摧毁贵族宫殿，力图迫使教士和俗人、贵族和非贵族接受通用市民法和乡村公约，善待市民和农民。

3月26日，奥登瓦尔德（Odenwald）的山地民众在旅店主格奥尔格·梅茨勒（Georg Metzler）的领导下举行起义，组建“基督教农军”，宣布实行圣经和圣保罗的教诲，遵从《十二条款》。3月27日，在罗伊特林根（Reutlingen）也有数千民众起事。耐卡河谷（Neckartal）的民众则在4月1日夜由小酒店店主耶克莱因·罗尔巴赫（Jcklein Rohrbach）挑头举行起义，并提出废除徭役和高额地租、没收和平分教产等主张。4月2日，贵族出身的文德尔·希普勒（Wendel Hipler，大约1465—1526）又领导厄林根（hringen）民众起义。希普勒曾在霍亨洛赫（Hohenlohe）的伯爵宫廷担任总务大臣20余年，因痛恨诸侯的飞扬跋扈，同情普通民众的苦难，离职到海尔布琅（Heilbronn）做律师，在当地居民中颇有影响。普通人革命兴起后，希普勒立即带领部分民众予以响应。4月11日，班贝格城市居民发动武装起义，赶走主教，邀请农民军开进城内，协助城市居民守护城市。4月16日（复活节），弗洛里安·盖尔率领的黑军攻克魏因斯贝格（Weinsberg），活捉了凶狠残暴、捉到起义农民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勒死的赫尔芬施泰因（Helfenstein）伯爵路德维希（Ludwig）。军法会议判处赫尔芬施泰因伯爵等人死刑，起义者一边击鼓，一边用梭镖将他们乱刺而死，是为“魏因斯贝格血案”，此一较为血腥的事件使起义者背上了“杀人越货”的恶名。

盖尔、梅茨勒、罗尔巴赫和希普勒等人领导的起义军联合成立“奥登瓦尔德—耐卡河谷华美军”，总兵力约8万人，共推梅茨勒为领导人，后来又推希普勒为总监。希普勒推举帝国骑士戈茨·冯·贝利欣根（Gtzvon Berli-chingen，大约1480—1562）为军事领袖。盖尔和罗尔巴赫与希普勒意见不和，各率自己的队伍离去。贝利欣根说服施特拉斯堡的主教威廉加入农民同盟并对《十二条款》承担义务。

三四月间，在施韦比施哈尔、施韦比施格明德（Schwbisch G münd）、克赖赫郜和奥尔滕瑙（Ortenau）等地，也有一些民众成群结帮，抢劫修道院和城堡，特别是将古皇城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付之一炬，烧毁殆尽。4月16日，在符滕姆贝格有8000多名民众组建了“华美基督教农军”，推举波特瓦（Bottwar）市政参事、市民反对派首领马特恩·费尔巴哈（Matern Feuerbach）为首领。4月25日，在城市居民的帮助下，华美基督教农军与耶克莱因·罗尔巴赫率领的200名兄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斯图加特，不久又占领了朔恩多夫（Schorndorf）、格平根（Gppingen）、基尔希海姆（Kirchheim）和尼尔廷根（Nürtingen）等城市。4月底，民众起义波及普法尔茨所属的莱茵河两岸地区，施佩耶尔主教逃跑，帝国选侯、普法尔茨伯爵路德维希五世（Ludwig V.，1478—1544）接受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通的建议，与起义军达成如下协议：由邦国等级会议研究处理民众的申诉；起义军撤出所占领的城市和城堡，然后就地解散。

5月初，希普勒和贝利欣根等人召集部分起义军领导人到海尔布琅开会，共商建立农民议会（Bauernparlament），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事宜。会议通过了由美因兹税务官弗里德里希·魏甘德（Friedrich Weigand）起草、经文德尔·希普勒修订的《给一切基督教国家谋福利的制度和改革》（又称《海尔布琅纲领》），该纲领共计14条款，其主要内容是：没收教会财产用于“公益”事业，村社自由任免牧师，限制世俗领主的权利和收入，取消一切地租，实行政教分离，统一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服判决者可以上诉，除“皇帝赋税”外，废除一切关税和杂税，条条大路均可自由通行，统一全国币值和度量衡，限制放债取息，解除贵族对教会采邑的义务，取消诸侯的一切同盟，各地只由帝国君主负责保护，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国。与《十二条款》相比，这一纲领要保守得多，主要代表了市民和小贵族的利益，未在普通人革命中占主导地位。

5月9日，特鲁赫泽斯率领的施瓦本同盟军队在伯布林根（Bblingen）附近与华美基督教农军对峙。5月12日晨，同盟军队发动突然袭击，起义军伤亡惨重，四处逃散。费尔巴哈和罗尔巴赫双双被捕，惨遭杀害。5月23日，普法尔茨选侯路德维希五世装备了一支拥有4500名步兵、1800名骑兵和多门大炮的军队，背信弃义地袭击了驻扎在布鲁赫赖茵（Bruchrain）和布鲁赫萨尔（Bruchsal）的起义军，放火烧毁了许多村庄。特鲁赫泽斯遥相呼应，发动对埃平根（Eppingen）的突然袭击。28日，双方组成联军，共同进击奥登瓦尔德。贝利欣根临阵脱逃，群龙无首的华美军在柯尼斯贝格被打败。盖尔率领黑军在因戈尔施塔特进行了顽强抵抗，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又成功突围，但在维尔茨堡附近的森林里被人暗杀。6月7日，特鲁赫泽斯进抵维尔茨堡，该城市政会与其暗中勾结，答应解除武装，交出起义军首领。第二天，施瓦本同盟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了维尔茨堡，弗兰肯的民众起义大都被镇压了下去。紧接着，特鲁赫泽斯率部经班贝克、纽伦贝格和内特林根返回施瓦本，力图彻底消灭继续坚持战斗的起义军余部。7月末，他同帕维亚之战的胜利者格奥尔格·冯·弗隆茨贝格一起在位于祖尔茨贝格（Sulzberg）附近的卡伦山（Kallenberg）战胜了阿尔郜起义军。赫郜起义军在被打败后，经瑞士调停，与奥地利大公缔结了和约。汉斯·米勒被捕身亡。

普通人革命的另一个中心是图林根和萨克森，也是托马斯·闵采尔及其追随者的主要活动区域。1524年底，曾经陪同闵采尔漫游施瓦本的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米尔豪森，他在这里同闵采尔的其他追随者一起，为迎接闵采尔的归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525年2月末，闵采尔重返米尔豪森并被选举为玛利亚教堂牧师。他接连在城里和郊外布道，攻击诸侯和贵族，号召人们参加基督教同盟，虽遭到市政会的禁止，但深受广大农民、矿工和城市下层居民的欢迎。3月17日，米尔豪森的平民和矿工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旧市政会，成立新的“永久市政会”（因为它不像旧市政会那样由四个团体轮流执政，而由一个团体永久执政）。闵采尔虽然不是新政权的负责人，但经常以牧师身份出席市政会议，在对外联系上发挥重要作用。

“永久市政会”依靠革命派实行基督教民主，废除了一切教堂和修道院，将其财产改为“公用”，大批庄园和宫殿受到冲击，贵族如果没有逃走就被迫加入起义军。革命的烈火，以米尔豪森为中心向四方蔓延。在富尔达教区的瓦哈（Vacha）和黑林根（Heringen），出现一支上万人的起义军队伍。他们攻城略地，焚烧庄园，捣毁教堂和修道院，吓得富尔达副主教急忙宣布接受《十二条款》，参加农民的兄弟会。在路德曾经隐居过的瓦特堡，也活跃着一支8000人的起义军。他们捣毁修道院，攻占施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en）、萨尔聪根（Salzungen），直逼埃尔福特。阿恩施塔特（Arnstadt）城附近的民众也揭竿而起，迫使施瓦茨堡（Schwarzburg）的伯爵接受十二条款。在茨维考、安娜贝格和马林贝格一带，有一支1500多人的矿工、农民武装，其中有许多人是来自曼斯费尔德的矿工。

闵采尔则在米尔豪森和弗兰肯豪森（Frankenhausen）等地积极发展信徒，铸造大炮，同时与图林根、萨克森以及施瓦本和弗兰肯的起义军保持密切联系，积极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主动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

5月3日，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率军进抵帝国修道院（Reichsabteien）赫斯费尔德（Hersfeld）和富尔达，攻占安扎在弗劳恩山（Frauen-Berg）的起义军营寨，俘虏并杀害了多位起义军领导人，其余的人大都溃散。5月11日，菲利普与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公爵海因里希二世（Heinrich II.，1489—1568）的援军会师，联合攻占了埃森纳赫，接着又追击起义军到达朗根萨尔察（Langensalza）。5月15日，黑森邦国伯爵、不伦瑞克公爵和萨克森公爵格奥尔格（Georg，1471—1539）纠集军队，一起进逼弗兰肯豪森。萨克森新选侯约翰（Johann，1468—1532）也率领一支由3000多士兵组成的武装力量赶来增援。闵采尔组织8000人，在俯瞰弗兰肯豪森的山丘上以车垒和壕沟据守，但由于缺乏军事斗争的经验，未能抵挡住诸侯军队的进攻。诸侯军用大炮击溃起义军，突破车垒，攻入城里。3000多起义者战死，闵采尔受伤被俘。5月19日，诸侯军转而进攻米尔豪森，普法伊费尔率领1000多名武装民众英勇抵抗，但最终失利，他本人也被处死。5月25日，米尔豪森投降。敌人入城后，下令居民交出武器，缴纳罚款，取消永久市政会，并入萨克森，从自由城市降为诸侯城市。5月27日，闵采尔在遭到严刑拷打之后，被斩首示众。其他地方的起义军也遭到了残酷镇压。

闵采尔被俘之后，他的一些著作和信件落入贵族之手，路德从别人那儿得到部分抄本，阅后加上自己的按语，编成文集出版，名为《一个恐怖的故事和上帝对托马斯·闵采尔的审判》，其对闵采尔的仇恨由此可见一斑。

在阿尔萨斯、萨尔茨堡和蒂罗尔等地，农民、手工业者和矿工也组建了多支武装部队，开展了大规模反对教、俗诸侯和贵族的斗争。

下阿尔萨斯的农民、手工业者和矿工在1525年4月行动起来，反对大主教的残暴统治。他们组建阿尔特多夫（Altdorf）起义军，推举手工业者魏特莫泽尔（Weitmooser）和当过兵的卡斯帕·普拉斯勒（Kaspar Prassler）为首领，在攻占萨尔茨堡后，提出了比施瓦本《十二条款》更简练、更激进的《新十二条款》（又称《阿尔萨斯十二条款》），要求“正确宣讲福音”，替“贫苦农民”说话，取消大小什一税，废除利息和杂税，将领主强占的公地，包括耕地和牧场，收归共有，除皇帝外，不承认任何诸侯和领主，民众有权“另选”官员等。该条款替贫苦农民说话，对他们的要求规定得很仔细，较多地保留了闵采尔的思想。4月底，上阿尔萨斯人也行动了起来，迫使祖尔茨（Sulz）和格布魏勒两城归顺起义者。到5月中旬，起义军先后攻占了贝尔肯（Bercken）、拉波尔茨魏勒（Rappoltsweiler）、赖兴魏尔（Reichenweier）、扎伯尔（Zabern）等城，几乎控制整个阿尔萨斯。洛林公爵安东二世（Anton II.，1489—1544）组织了一支由当地武装和意大利、阿尔巴尼亚人雇佣兵组成的兵力达30000多人的军队，从南希出发镇压起义军，沿途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被杀者竟达1.6万—1.8万人，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起义军奋力抵抗，致使洛林公爵虽然最终获胜，但也损失了3000多名士兵。

在蒂罗尔（Tirol）地区，布里克森（Brixen）的民众于1525年5月自行武装起来，推举出身于施特尔青（Sterzing）矿工家庭、时为大主教秘书的米夏埃尔·盖斯迈尔（Michael Gaismair，1490—1532）为总指挥。盖斯迈尔率领起义军袭击庄园、修道院和宫殿，扩展势力到阿迪杰河（Adige）畔的波尔查诺（Bolzano），设司令部于梅朗（Meran），把起义军营寨安置在特伦托近郊。

1526年初，盖斯迈尔提出《新的邦国制度》（又称《蒂罗尔地方条例》），号召人们彻底消除“损害永生的圣经、压榨穷苦百姓和妨碍公共利益的不敬上帝的人”，“消除人间尊卑贵贱的区别，实现完全的平等”；废除弥撒、圣像和礼拜堂；“成立由本邦各区选举的中央政府”；“废除不合理的贡赋和关税”；取缔高利贷，矿山国有，巩固国防等。这是企求建立一个在一切事情上都依据圣经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农民共和国最宏伟但也是纯属空想的尝试。

奥地利大公、巴伐利亚公爵和施瓦本同盟军队首领特鲁赫泽斯领兵镇压，但屡遭失败。7月，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再次发起进攻，盖斯迈尔率部杀出重围，退往威尼斯继续坚持斗争。1532年，盖斯迈尔在帕多瓦被奥地利大公收买的两个刺客暗杀于住宅里。

盖斯迈尔死后，蒂罗尔的部分起义军依然坚持战斗，有些被剥夺公权的民众直到数十年后还在深山老林中当强盗，只是没有再爆发大规模起义。一些人失望地退回到旧的信仰，但也有人为了信仰的神圣性之故，转而加入了“与世隔绝”的洗礼派。

1524—1526年的普通人革命最终失败了，大批人死于战乱，幸免遇难的起义者也遭到了挖眼、截肢、断指等酷刑折磨。参加者和支持者同样遭到帝国放逐令和诸侯法律的制裁，丧失了所有权利。还有一些人被判交高额罚金。曾经支持过起义者的城镇也丧失了法权，节庆被禁止，城墙被拆除，武器被没收，酒店不许晚上营业等等。

在普通人革命期间，大约总共有1000座城堡和修道院部分地或全部地被摧毁，仅在班贝克一地，也仅在5月份当中的某个10天内，就有多达200座城堡被摧毁或者被破坏。在图林根、哈尔伯施塔特和韦尔尼格罗德等地，也有300多座修道院被摧毁。对于相关地区的人文景观来说，这种大破坏不啻一场灾难，以致于至今仍有人将1524—1526年普通人革命称作“城堡破坏运动”。然而，破坏城堡的既有起义军，也有诸侯军，不应当把罪过全都加到起义者头上。后来，大部分城堡得到重建，但也有不少永远消失了。

镇压普通人革命的贵族军事首领大发横财，不仅夺取了大量财产，还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加强了对民众的统治和剥削。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成为了上施瓦本大地主。不少诸侯也从镇压普通人革命行动中获得了好处。他们利用镇压革命的机会，接管了许多教会财产和原先享有自治权的自由城市，极大地扩充了自己的势力。

尽管如此，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帝国南部的部分地区，普通人革命还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起义者的要求得到了重视，教会的一些弊端被克服了，官厅的任意妄为受到了一定限制，普通人的处境也有了些许改善。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是当时少有的反对镇压农民起义的诸侯之一，他认为应当满足农民的要求。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虽然参与镇压了帝国修道院赫斯费尔德和富尔达的农民起义以及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弗兰肯豪森起义军，但也派人到其统治区内发生暴动的地方进行调查，力图消除种种弊端。普法尔茨选侯路德维希五世同样镇压过起义，但也颁布法令，要求宽待农民，尽快恢复遭到破坏的秩序。在部分邦国，农民不再向地主而是直接向诸侯交税了。农民和市民也获得了直接上诉帝国法院的许可。但是总的说来，民众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农民作为一个政治因素被从国家的重大活动中排除出去了数世纪，直到1848—1849年“三月革命”期间，起义者在《十二条款》中提出的要求才在全德国范围内得到实现。

三、路德与普通人革命的关系

长期以来，普通人革命经常被看作路德倡导宗教改革的后果，而路德后来号召诸侯反对起义者，则被看作对“革命事业”的背叛。起义者斥责路德为“谎言博士”和“谄媚王侯者”，苏联、民主德国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史学家也批判路德“背叛了市民阶级的要求”“寡廉鲜耻”，成为“叛徒”，沦为“诸侯的奴仆”。这些观点有失于武断和片面。实际上，路德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暴力斗争，他本人也从未参与其中。所谓的“背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在论证逻辑方面也难以成立。

在普通人革命爆发之初，路德曾“劝告和平”，极力争取冲突双方和解。1525年4月17日，巴登湖军与施瓦本同盟订立《魏因加滕条款》，路德赞誉这个条款是和平解决冲突的典范。他还让人重印文件，连同自己写的按语一起四处散发。1525年4月底，在收到起义者呈送的上施瓦本地区《十二条款》后，路德写了《对施瓦本农民十二条款的劝告书》一文，一方面承认《十二条款》中有许多要求是正当合理的，指责教皇、主教、教士、诸侯、领主的恶行“激怒了上帝”，引起了“上帝本人”的惩罚，另一方面也不原谅暴动者，谴责他们把暴力和谋杀当作“基督教革命”加以炫耀的做法是“狂热”和“罪过”，强调基督徒的义务是服从，受难也是上帝所注定的，不能运用《圣经》来论证世俗的制度，要论证世俗的制度只能求助于法学家，基督徒唯一可行的反抗就是移居异国他乡。

路德本人还亲自到埃斯勒本、施托尔堡、诺德豪森（Nordhausen）、埃尔福特、沃尔豪森和魏玛（Weimar）等地，布道传教，劝说民众保持平静，极力阻止新的起义和暴动发生。

只是在魏因斯贝格血案发生后，路德才在1525年5月6日重新刊印的《对施瓦本农民十二条款的劝告书》一文中增加了“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Wider die ruberischen und mrderischen Rotten der Bauern）一节，诅咒《十二条款》是“虚伪的骗局”，“叛乱带来遍地屠杀，血流成河，制造孤寡，并且像一场大灾那样把万事折腾得乱七八糟”。农民象疯狗一样抢掠，起义农民犯了三重大罪，死有余辜：一是破坏忠于领主的誓言，用暴力反对上司；二是叛乱，抢劫并非属于他们的修道院和城堡；三是给他们的恐怖罪行披上福音的外衣。因此，“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还是公开，都应该把他戳碎、扼死、刺杀，就像必须打死疯狗一样”。但在诸侯疯狂镇压起义者的时候，路德又写作《上帝对公侯的审判》，指责公侯“抢劫、暴戾、疯狂”，是“受他们主人魔鬼引导着的恶狗”，要求“宽待已被征服的俘虏”，力图制止公侯的暴行。

可以想象，路德的宗教改革倡议确实鼓舞了普通人的革命斗志。他的圣经主义增强了普通人以“神法”为基督教秩序的观念。他对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严厉谴责以及他坚决捍卫自己的立场观点的大无畏精神也为普通人的反抗斗争树立了榜样。但是路德的宗教改革与普通人革命在性质和目标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路德所关心的主要是人的拯救问题，也就是人如何摆脱原罪，获得上帝救赎的问题。从“因信称义”（或“唯信称义”）的观点出发，他无情地谴责教皇和教皇党徒的谬论，极力树立上帝的话的权威，大力宣扬上帝的恩典，努力培养人的信心和爱心，其目的在于帮助人克服“良心的不安”，得享安慰、喜乐、平安和“永生”。

在路德看来，真正相信基督的人都属于“上帝的国”，他们凭借圣灵和信仰，自然能彻底行善守法，爱人而不加害于人，不需要君王、贵族、刀剑和法律。然而，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基督徒或生来就虔敬，相反，人人都是有罪的，而在罪人当中，相信上帝的恩典、不与恶人作对而且自己不作恶的真基督徒如凤毛麟角。所有的非基督徒都属于“世界的国”，他们虽然都受过洗，但只是挂名的基督徒。假如没有刀剑和法律，他们就将互相吞噬，无人能以保存妻室儿女，维持自己，事奉上帝。为维持治安，防止恶行，上帝设立了两种政府：一种是“属灵的政府”，它借着圣灵在基督之下使人成为基督徒和虔敬的人；一种是“世俗的政府”，它控制非基督徒和恶人，使他们虽不甘愿，也不得不遵守治安。

基督徒在他们自己中间，为他们自己，并不需要法律和刀剑。不过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活着和工作，既不是为自己，乃是为邻舍，所以他整个生命的精神，驱使他做一些对邻舍有益和必须的事。因为刀剑在维持治安，惩罚并预防罪恶上，对于世界是很有益处的，也是必需的，所以基督徒很愿意服从刀剑的统治，缴纳税款，尊敬长官，并尽他一切所能，服事政府，帮助政府，以维持政府的荣誉和尊严。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邻舍和全世界，是帮助国家，服事国家，为国家谋利益。面对非基督徒时，基督徒要尽量用身体、灵魂、荣誉和财产来使用刀剑。基督徒只要合格，就应当担任绞刑吏、法庭差役、审判官、公卿或诸侯等职务，承担维护政府的存在和尊严的义务。基督徒凡事忍耐，甘心情愿忍受任何人所加的不公道，甚至死亡，但是他为别人应该报仇，寻求正义，保障和援助，而且要尽力去做。

属世界的政府的所有法律，只及于生命、财产和世界上外表之事。至于灵魂，只受上帝统治。上帝不能也愿让人来统治它。如果世俗的政权要擅自为灵魂制订法律，它就侵犯了上帝的统治，只足以将灵魂引入迷途，加以毁灭。没有人应该或能够指挥灵魂，也没有人能够给灵魂指出进天国的道路，这是只有上帝能够做到的事情。没有人能够看见，知道，审判，惩罚，并改变人的内心。没有人能使灵魂毁灭或活着，也没有人能使灵魂上天堂或下地狱。凡是涉及灵魂得救的事，人们只能听从上帝的话，不应该接受和宣扬其他说教。灵魂仅为上帝的权力所控制，不在任何人的手中。一个人心里的思想和倾向，除上帝外，没有人知道，所以要用暴力命令或强迫某人信这信那，不仅无义，而且是不可能的。所有想控制灵魂、强迫人相信不属于上帝的话的种种说教的诸侯和主教，都是最愚蠢的人，盲目的可怜虫。

路德相信“思想是自由的”，世俗的政权应该准许人按着自己的能力和意志信这信那，决不要用暴力强迫人。信仰是自由的工作，没有人能因受强迫而生信仰。信仰甚至是神的工作，在圣灵里作成的，决不是外面的权力所能强迫或创造的。即使“异端”，也是一个心灵的问题，不是通过火烧、水淹、屠杀等暴力手段所能克服的。只有上帝的道才是有效的。即令用世俗的政权，使整个世界充满血腥，也不能达到目的。

路德承认君主及其意志、规则、惩罚乃由上帝设立，是合法的世俗统治者。而且，除世俗功用外，它们还有第二种甚至更为重要的“神学”或“属灵”功用。君主应当依照上帝的公义施行统治，充分发挥保护宗教信仰、维护道德、保障社会福祉的作用。信仰上帝的话而称义的基督徒自愿臣服于依靠剑和布道进行管理的官厅，并以这种方式为邻居服务，也就是说为所有人，包括无信仰者，在世俗的世界中维持和平。他不属于世俗的世界，仅仅是上帝国家的公民。臣民有义务服从合法权威，但也有义务不服从违背良心的法律。然而路德并没有偏袒统治者，也不惧怕教皇和诸侯，甚至痛斥当下治理德意志国家的诸侯是“教皇的走狗”“无赖”“瞎子”和“愚人”，严厉鞑伐迫害宗教改革运动的教皇、皇帝和诸侯，抗议不义的统治，但他只赞成非暴力的抵抗，反对武装革命，不愿看见秩序破坏后所带来的更大灾难。路德深深相信，上帝公义的手仍在掌权，他会按他的方式解决问题。属灵或属世的治理权都是蒙召的职分与应尽的服事，而非权柄或权势。无论是臣民还是诸侯，只要他们越份或未忠于职守，路德都竭力予以劝诫。

路德关于两个国和两种政府的言论被后人归纳为“两个王国学说”（Lehre von den Zwei Reichen或Zwei-Reiche-Lehre）或“两种政府学说”（Zwei-Regimenten-Lehre），路德本人却从未使用过这样的概念，他对上帝的国和世界的国区分也不同于现代的政教分离原则。对于路德来说，这两个国都是上帝创立的，世俗君主有权行使“刀剑”，世俗之人必须完全服从。当然，世俗政权也有义务保证信仰的“纯洁”，不应当强迫任何人的信仰，不得干预教徒良心的自由。实际上，路德对人和国家的看法都是非常消极的，不对世俗境况的改善抱有希望，不认为国家是上帝拯救人类的代理人。国家充其量只能修补旧秩序，抑制无政府状态的蔓延，直到上帝进行最终的审判。这种末世论观点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意味着，路德并非要为现存事物进行辩护，而是强调改革的必要性。

路德主要是一位神学家，不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他没有明确的国家观念，不分大一统国家还是民族国家，也没有明确的政府观念，不分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他在政治上的表态，大都是从宗教神学中推论出来的，而他的政治神学又具有突出的时事性和实用性特征，因此很容易与其坚持不懈的宗教神学发生矛盾和对立。路德知道自己处在一种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必须依靠诸侯的支持才能使宗教改革得以进行下去，因此，他便借着将他们的权柄建基在神圣的护理上，以强化他们的政治的合法性。路德显然准备把宗教的尊严给予这些统治者，借此换取他们的支持，进一步推行宗教改革。这样就开展了教会最终由国家主导的道路，而这差不多是信义宗教会的普遍特色。对于诸侯反抗皇帝，路德一度也表示反对，因为反抗上司和主人，等于与上帝设立的秩序作对，是决不容许的。但为了宗教改革事业，他最终还是认可了诸侯的反抗权力，声称诸侯为了福音和个人良知的缘故，可以武力与皇帝进行斗争。目的把手段合法化了。

第二编　信仰的分裂

第三章　宗教改革与帝国宪政的斗争

1519年，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当选罗马人国王，号称卡尔五世。这样一来，哈布斯堡家族不仅继续拥有奥地利、西班牙及其附属领地，而且还掌握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大片国土，其势力达到了巅峰，成为欧洲第一大王朝。面对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的急剧扩张，罗马教皇、法国国王以及意大利诸邦国和城市的统治者都惶恐不安，奋起抵制。奥斯曼—土耳其人也乘机入侵，力图征服东南欧，用新月取代十字架。为了捍卫和巩固哈布斯堡家族的利益，也为了保护天主教教会和基督教国家，卡尔五世穷兵黩武，连年征战，虽然屡获战果，但也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以至于无暇也无力整治神圣罗马帝国国内事务。面对宗教改革引发的宗教—政治变革，卡尔五世只好委曲求全，妥协退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福音教宗教—政治势力的发展。

从君权神圣和君权至上的观念出发，卡尔五世力图在神圣罗马帝国加强君主权力，实行个人专制统治。然而，这一君主制原则不可避免地与现行的帝国等级制原则发生冲突。势力日渐强大的帝国等级坚决维护“传统的自由”，决不容许皇帝的权力过大，并且力图通过参与帝国政治决策，对皇帝的权力加以限制。迫于压力，卡尔五世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设立帝国执政府，恢复帝国最高法院，甚至把奥地利的统治权让给其皇弟费迪南。然而执政府只是名义上的中央权力机构，只在皇帝外出期间代理皇帝行使行政管理权，在帝国采邑和对外政策方面，皇帝仍保留最终决定权。由此而形成的皇帝与帝国等级的二元体制，严重制约了帝国中央政权的办事效率。

1524—1526年，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普通人革命席卷帝国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沉重打击了现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因为不在帝国，卡尔五世没有直接参与镇压起义行动。帝国执政府无军队，也无钱招募雇佣军，不得不借重于士瓦本同盟和各地诸侯的力量。而在镇压了普通人革命之后，诸侯集团内部又发生了两极分化，大多数诸侯依然坚持天主教信仰，部分诸侯却改宗了福音教，并成为宗教改革的主要支柱。福音教诸侯力图通过宗教改革扩大自己的宗教政治势力。天主教诸侯虽未改变信仰，却也开始驱逐罗马教皇势力，控制本邦教会财政税收和行政管理。诸侯总体实力加强，帝国分裂割据日益加剧。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帝国等级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的政治斗争因为宗教改革而变得异常复杂和激烈。为了对抗天主教保守势力，福音教诸侯不仅在帝国等级会议上联合支持宗教改革的城市提出抗议，而且还缔结保护性军事同盟，力图通过武力捍卫和扩大宗教改革成果。而长年不断的外战争，又迫使卡尔五世多次改变政策，基本停止了《沃姆斯敕令》的实施，这就使得抗议宗摆脱了帝国法律限制，获得了更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路德、茨温利等宗教改革家也在帝国各地开展了福音教会的组建工作，为福音教的传播奠定组织基础。但在福音教阵营内部，路德与茨温利有关圣餐礼教义的争论，又严重阻碍了福音教徒大联合的形成，限制了福音教集团总体势力的发展壮大。

第一节 卡尔五世执政初年的内政外交

一、当选罗马人国王

1519年1月，马克西米连一世在没有指定继位者的情况下去世了。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inrich VIII.，1491—1547）、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都试图继承罗马人国王的王位并进而获得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卡洛斯一世的弟弟费迪南一度也有意参加竞选。但最终的竞争主要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之间进行，而其激烈程度可谓空前绝后。为了赢得选举，双方都不惜重金，大肆贿赂帝国选侯。

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力图阻止卡洛斯当选，他不想让已经控制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等地、对教会国家构成严重威胁的西班牙国王再接管神圣罗马帝国。最初，他支持法国国王参加竞选，并得到出自霍亨索伦家族的帝国选侯、勃兰登堡马克伯爵约阿希姆一世（Joachim I.，1484—1535）以及同样出自霍亨索伦家族的帝国选侯、美因兹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的附和。但在看到弗朗索瓦一世并不太受德意志人欢迎的情况后，利奥十世又力劝萨克森选侯智者德里希出山。为了笼络这位德高望重的选侯，利奥十世不仅表示要赠送他金玫瑰勋章，还暂时中止了对路德的审讯。智者弗里德里希却深知自己的家族势力有限，拒绝参加竞选，他宁愿作为调解人在选侯集团中积极活动，极力说服其他选侯选举“德意志候选人”为国王。在智者弗里德里希的劝说下，约阿希姆一世与其弟阿尔布雷希特都改变了态度，将其选票投给西班牙国王。此时，霍亨索伦家族在帝国选侯集团中占据两个席位，拥有两票表决权，并且美因兹选侯作为帝国大首相还在帝国统治集团中占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地位。约阿希姆一世与其弟阿尔布雷希特的立场转变对于西班牙国王的当选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另外，卡洛斯一世的成功还与其德意志家世有很大关系，他是以“德意志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的。而在符滕姆贝格公爵乌尔里希攻占帝国城市罗伊特林根之后，施瓦本联盟依靠哈布斯堡家族的支持，将乌尔里希驱逐出了上德意志，哈布斯堡家族占有符滕姆贝格，并成为士瓦本同盟的首领，可以利用施瓦本的军事力量对竞选施加压力。最为重要的还是哈布斯堡家族对选侯们的重金贿赂，为此，它向当时帝国的首富大银行家富格尔大举借贷。总共花费了85.2万古尔登（Gulden），其中，富格尔出资高达50万古尔登。

1519年6月28日，帝国选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选举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为罗马人国王，号称卡尔五世（Karl V.，1519—1556年在位）。在获悉自己当选罗马人国王的消息后，卡尔五世立即从巴塞罗那（Barcelona）行宫启程，经英格兰和尼德兰抵达神圣罗马帝国。1520年10月23日，皇帝加冕仪式在亚琛皇帝大教堂（Kaiserdom）举行，由科伦大主教赫尔曼·冯·维德（Hermann von Wied，1477—1552）主持；卡尔五世效法马克西米连一世自命为“当选的罗马皇帝”。但他必须签署主要由智者弗里德里希主持起草、公开反对皇帝中央集权、要求进一步扩大帝国等级政治参与权的《选举条款》，许诺承担一系列义务：保护教皇和教会，“按照选侯的建议”执行帝国法律；所有重要的帝国官职均由德意志人担任，若无正当程序，不对任何人宣布任何帝国禁令。外国军队不得驻扎在帝国土地上。限制罗马教廷过度的金钱要求，取缔垄断性大贸易公司。除此之外，卡尔五世还同意，成立一个“帝国执政府”管理帝国事务，邀请选侯参与治国理政。《选举条款》是帝国等级约束皇帝权力的一个新举措。从内容上看，该文件具有帝国基本法性质，如同1356年的《金玺诏书》一般。

卡尔五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长孙、阿拉贡国王费兰多二世的外孙、勃艮第公爵美男子菲利普的长子。甫一出生，就被授予卢森堡伯爵称号。尔后，凭借哈布斯堡家族势力和家族前辈巧妙构架的王朝网络，并在多种纯属偶然的正常遗产继承顺序中断之后，他在1506年父亲（美男子菲利普）去世后，成为尼德兰大公，继承了勃艮第公国北部，包括皮卡迪（Picardie）、比利时（Belgien）和尼德兰在内的大片土地；1516年在外公（阿拉贡国王费兰多二世）去世后又成为阿拉贡、卡斯蒂利亚、纳瓦拉（Navarra）、拿不勒斯（Neapel）、西西里（Sizilien）、撒丁岛（Sardinien）诸王国以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的统治者。因为他首次将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王位集于一身，所以也是西班牙的第一任国王。1519年，在祖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去世后，卡尔又继承了以奥地利为核心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哈布斯堡世袭领地。而在当选罗马人国王后，他所统治的地盘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几乎囊括大半个世界，堪称“日不落帝国”。

与之相应，卡尔五世一统宇内的野心陡然膨胀。他自视为“世界君主”（dominummundi），拥有上帝赋予的、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不仅高于基督教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统治者，而且担负着维持基督教世界的秩序与和平、保护但也要改革天主教会、抵御异教徒侵犯的神圣使命。他把“领导一个团结的基督教世界反对外部敌人奥斯曼—土耳其，后来还要反对内部敌人路德派异端分子”，看作现“上帝指派给自己的”任务，力图重建在皇帝和教皇领导下的基督教世界大一统，并且借此扩大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和统治范围，建立哈布斯堡家族的家天下。

对于宗教和教会事务，卡尔五世完全按照天主教正统观念行事。虽然在伊拉斯谟等人的影响下，他也认识到了教会改革的必要性，但对于路德等宗教改革家“背离”教会教义和教会法规的言行，他还是不能容忍的，坚决主张严厉镇压。只是出于某些政治考虑，例如拉拢利用帝国等级应对迫在眉睫的对外战争，在必要的时候，卡尔五世也会做出一定的妥协，建议和举行宗教对话，用和平的政治协商手段维持西方基督教宗教和教会的统一。

卡尔五世的登基给许多德意志人带来了巨大希望。马丁·路德写道：“上帝赐予我们一位有高贵血统的年轻人担任君主，在许多人心中唤起了莫大的美好希望。”然而，尽管有许多德意志祖先和德意志血统，并且是以“德意志候选人”身份参加王位竞选的，卡尔五世却并非真正的德意志人；甚至连德语都不会讲。他出生于根特，成长于勃艮第和尼德兰。对于德意志民族和国家，卡尔五世并没有多少真情实感。他所关心和热衷于追求的主要是个人荣誉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利益。

在神圣罗马帝国，卡尔五世致力于加强君主权力，实行个人专制统治。帝国等级的态度却十分暧昧。一方面他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帝国首领，对内维持国内和平，对外抵御外来侵略；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帝国君主的权力过分强大，限制和削弱自己传统的“自由”和“自主”。为了约束皇权，他们极力要求卡尔五世遵守帝国宪法，承认帝国等级的政治参与权。卡尔五世虽然极不情愿，但因对外战争（主要是应对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不断挑衅）需要帝国等级的支持，不得不经常做出妥协让步。不仅如此，帝国政治也因为宗教改革而变得异常混乱、复杂。因为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帝国等级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化，一部分帝国等级坚持天主教信仰，极力扼杀宗教改革；另一部分帝国等级则支持宗教改革，皈依了新的福音教信仰。这两派政治势力相互对抗，激烈斗争。一方面，虽然在宗教信仰上，皇帝与天主教帝国等级态度一致，但他又不能完全忽视福音教诸侯的宗教诉求，而对外战争的牵制，又使他无力采取断然镇压的措施。另一方面，天主教诸侯和福音教诸侯又都从宗教改革当中获得了不少好处，他们都通过控制本邦内的教会，扩大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而当皇帝后来在战胜福音教诸侯的军事同盟，准备实行专制统治的时候，天主教诸侯和福音教诸侯又联合起来对抗皇帝，致使卡尔五世在帝国的强权统治彻底落空。

二、皇帝与帝国等级在帝国层面的权力争夺

1521年的沃姆斯帝国等级会议因为路德的出庭受审而闻名于世，但在实际上，对于“路德事件”的处理，只是此次会议的一个小小插曲。与之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帝国等级在此次帝国等级会议上迫使皇帝批准了重建帝国执政府、帝国最高法院、帝国行政区等机构，并对这些机构的建制和运作作出了新的、更加明确的规定。

按照1521年5月26日颁布的《执政府条例》（Regimentsordnung），帝国执政府设在纽伦贝格，由22名出自各等级的成员担任执政府官员，其中两名由皇帝任命，20名由帝国等级任命。卡尔五世的弟弟费迪南（Ferdinand，1503—1564）出任总督和执政府首领，皇帝的亲信、皮埃蒙特人梅尔库里诺·阿尔波里奥·迪·加蒂纳拉（Mercurino Arborio di Gattinara，1465—1530）为帝国副首相，监控政局。卡尔五世坚持执政府只在皇帝外出期间代理皇帝行使行政管理权，其所有重要决议，特别是关于封邑和对外事务的决议仍需要在皇帝批准后才可以实施。卡尔的意见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贯彻。帝国执政府只是名义上的中央政权机构，只是代理皇帝行使行政管理权。这样一来，不仅费迪南无权擅自做主，而且作为帝国大首相的美因兹大主教的部分权限也被皇帝的亲信加蒂纳拉所掌握。皇帝即使不在帝国也可以发挥较大的影响力。卡尔五世通过书信下达指令。然而，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和通讯落后等因素经常阻碍着决策的迅速及时形成。

帝国最高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同样设在纽伦贝格，但陪审员人数增加到18人，其中一半是法律专家，另一半是骑士。帝国最高法院是一个诉讼法庭，负责处罚抗拒、触犯帝国法律，特别是破坏国家和平的罪犯。然而，帝国选侯和诸侯继续享有禁诉特权（其臣民无权向帝国最高法院申诉），基本不受该法院的约束。

执行帝国执政府决议和帝国最高法院判决的任务交由帝国行政区承担。帝国大区由此从原先只被用作选举执政府成员的选举区，转变成为一个跨邦国和等级的职能部门了。行政区首脑有权惩处破坏禁止复仇条例者。在战争的情况下，各个帝国行政区也应按照“帝国名册”如数提供军队，募集经费。与之相应，按照登记册缴纳税费的制度也得到了实行。帝国财政获得了较可靠的保障。

一方面，帝国等级会议依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最高决策机关，帝国等级有权讨论决定国家整体事务，制订和颁布相关法律。此时，帝国等级包括7位选侯、4位大主教、46位主教、24位世俗诸侯、79位修道院长和大教堂教长、4位骑士团首领、145位伯爵和领主以及86个帝国城市和自由城市，共计394个。由于高级教士（修道院院长和大教堂教长、骑士团团长等）和高级贵族（伯爵和领主）也升级为帝国诸侯，帝国诸侯的总数由此大增，据此，参加1521年沃姆斯帝国等级会议的教会诸侯为133人，世俗诸侯为169人。此外，沃姆斯帝国等级会议还首创了自由城市参加帝国等级会议的先例。在参加1521年沃姆斯帝国等级会议的城市代表团中，有65个来自帝国城市，20个来自自由城市。帝国城市是帝国的直辖市，其特许状（Freibrief）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亲自颁发。自由城市从诸侯或主教那里获得特许状，拥有城市自治权。因为上述两种城市拥有政治、经济、宗教和司法上的自主权，经常被统称为帝国自由城市（Freie Reichsstaedte）。另一方面，帝国等级会议定期自动开会的原则，没有得到贯彻，在以后的时间里，帝国等级会议依然是由皇帝根据需要，在征得选侯同意的情况下召开的。帝国选侯、帝国诸侯和帝国城市分三院，分别议事。皇帝虽然有权宣布开幕和闭幕，偶尔也主持一下全体会议，但他完全被排除在各种各样的协商之外，所有交涉均由作为帝国大首相的美因兹大主教来处理。皇帝仅可以非正式地或者以奥地利大公身份发挥影响。

上德意志的大财团坚决抗议《选举条款》中取缔大贸易公司的规定。迫于压力，卡尔五世在1525年签署了一份新贸易法，基本顺应了这些财团的要求，满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

因为要处理同样受其管辖的尼德兰和西班牙等地的事务，也因为要应对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不断挑衅，卡尔五世无法常驻神圣罗马帝国。他也是最后一位未在帝国境内设立固定官署的皇帝。他的拥有1000—2000人的宫廷因此经常迁来迁去，而这个宫廷国家又是多民族的，成员和语言都非常多元。军队也是这样。因为皇帝的权力重心是在西班牙，西班牙人（主要是西班牙籍的官员和军人）在神圣罗马帝国自视为统治者民族，经常是趾高气扬，骄横放肆，所以特别不受欢迎。

卡尔五世还把他继承的奥地利土地转让给了费迪南，其中包括下奥地利诸邦国（施泰尔马克、克恩滕、克赖因等）和上奥地利诸邦国（蒂罗尔和前奥地利）在内的奥地利大公国。因为在帝国并无实权，费迪南遂把重点放在对哈布斯堡世袭领地的经营上。

在马克西米连一世去世后，哈布斯堡世袭领地实际上已经破产了。这位风流倜傥、好大喜功的“文艺复兴君主”，出手阔绰，但也负债累累，债台高筑。在接管奥地利之后，费迪南承担了马克西米连一世遗留下的一大半债务。他重用财政专员加布里尔·德·萨拉曼卡（Gabriel de Salamanca，1489—1539），大力开源节流，努力清偿债务，但他在蒂罗尔等地征收高额赋税的措施，也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愤慨。

对于这位初来乍到、德语讲得十分生硬、身边又尽是外国顾问的陌生统治者，奥地利臣民们很不满意。部分邦国等级在维也纳市长和法官马丁·西本彪格尔（Martin Siebenbürger，大约1475—1522）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新执政府，并擅自派遣使团，直接向皇帝卡尔五世提出保留原有特权的请求。

对于这一越级上访，蔑视当局的“非法举动”，费迪南大公恼羞成怒。他在1522年6月召集新、旧执政府代表到维也纳新城对簿公堂，而该法庭主要是由外国人组成的。西本彪格尔及其7位同党被处以绞刑。这一审判遂以“维也纳新城血腥审判”而在历史上留名。

在镇压了反叛后，费迪南制定新的城市条例，大幅削减邦国等级的权力，将一向拥有众多特权的维也纳市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市政会参事和市长由被指定的有财产、有威望的市民选举产生；市法官不再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由大公直接任命；普通市民的选举权被剥夺，手工业者也被排除在市政机构之外。外国顾问从占领被剥夺的起义者的财产中获得了奖赏。

1523年，费迪南在上、下奥地利各建立了一个宫廷参事院；在前奥地利则设立了一个号称“执政府”的中央管理机构。1527年又颁布了对哈布斯堡家族整个世袭领地都有效的《宫廷国家条例》，向建立高效率官僚体制迈出了重要一步。据此，有四个中央机构，即宫廷参事院、枢密院、宫廷司库和宫廷首相府一一得以建立。1556年又增加了一个宫廷战争委员会，设在维也纳，即使在1564年领地分割之后也继续存在。中央当局自此时起便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夹子，将哈布斯堡东方世袭领地原本相当分散的各地牢牢地集中了起来，长远地看也使它们得到了共同发展。

三、卡尔五世的对外战争与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的东扩

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的扩大使法国受到了重重包围。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也为了实现对那不勒斯王国（Knigreich Neapel）和1512年为西班牙所占领的纳瓦拉王国（Knigreich Navarra）部分领土的权力要求，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1521年4月22日再次出兵意大利，并向卡尔五世提出了挑战。卡尔五世早就计划与法国进行决战，不仅要控制上意大利，确保均为哈布斯堡家族所掌控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王国之间的联络通道，还要收复1477年被法国吞并的勃艮第公国（Herzogtum Burgund，包括第绒，Dijon），解除法国国王对佛兰德和阿图瓦的采邑权，从法国那里夺回先前属于阿拉贡国王采邑的朗格多克（Languedoc），把普罗旺斯（Provence）变为帝国采邑以供自己支配，夺取欧洲的霸权，实现世界君主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一战争计划，卡尔五世早在1520年就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inrichs VIII.）达成了协议。现在，他又把教皇利奥十世拉入反法联盟。原本对卡尔五世充满敌意，但在阻止卡尔五世当选罗马人国王一事未果之后，他又改变了态度，愿意与之合作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路德事件”的不断发酵，教皇需要皇帝帮助消灭异端。现在，教皇虽然同意与皇帝联手对抗法国，但其主要目的还是希望通过与皇帝合作，维护教会的统一，扼杀宗教改革运动。

1521年下半年，英国开始从海上进攻法国，卡尔五世和利奥十世的军队则在意大利与法国军队直接对垒。11月19日，卡尔五世和利奥十世的军队联合进攻被法军占领的米兰，并在获胜后重新把被放逐的米兰前公爵弗朗切斯科二世·斯福扎（Francesco II.Sforza，1495—1535）扶上台。年底，教皇利奥十世去世。次年1月，曾任卡尔五世御师的乌特勒支的安德里安（Adrian von Utrecht）当选为教皇，称作哈德里安六世（Hadrian VI.，1459—1523）。卡尔五世又与哈德里安六世联手，在1522年5月30日攻占了热那亚。然而，新任教皇在1523年9月14日便突然去世，亲法国的朱利奥·德·美第奇（Giulio deMedici）继位，成为克雷芒七世（Clemens VII.，1478—1534），一股反皇帝的浪潮又在意大利迅速兴起。克雷芒七世以及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市政当局对卡尔五世的战功深感惊慌，担心其势力强大后，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全，遂在1524年12月12日秘密同法国结盟。

法国人开始在军事上占优势了。入侵法国的英国军队和进攻普罗旺斯的皇帝军队均遭到了失败。相反，法国军队重新征服了米兰并且包围了帕维亚。1525年2月24日，卡尔五世派兵解救被法军围困的帕维亚，在兵力较弱的情况下，充分发挥火枪的优势，打败敌军，俘虏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为了争取法国参与抗击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战争，卡尔五世没有采纳加蒂纳拉所主张的处死弗朗索瓦一世的建议，而是在1526年1月14日与之签订《马德里条约》（Vertrag von Madrid）。除了要求法国归还勃艮第公国，放弃佛兰德和阿图瓦的采邑权以及对意大利北部的领土要求外，卡尔五世没有过度强迫弗朗索瓦一世，也很快就将他释放了。

弗朗索瓦却在获释后以被迫签订为由，宣布《马德里条约》无效。他还联络教皇克雷芒七世、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Wilhelm IV.，1493—1550）和路德维希十世（Ludwig X.，1495—1545）以及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和米兰公国的“反皇派”，于1526年5月24日缔结“科尼亚克神圣同盟”（Heilige Liga von Cognac），继续同卡尔五世作对。为了报复教皇的反叛，卡尔五世怂恿自己招募的雇佣兵于1527年5月6日攻占并焚掠了被他们称作“巴比伦大淫妇”（Hure Babylon）的罗马。教皇克雷芒七世逃入圣安杰洛城堡（Engelsburg），卑躬屈膝地向皇帝表示悔罪。然而，反对势力依然十分强大，热那亚也被法军国占有。卡尔五世的军队一度深陷困境，只是在得到了热那亚海盗安德里亚·多里亚（Andrea Doria，1468—1560）的救援后，才转危为安。1529年6月29日，卡尔五世与教皇缔结《巴塞罗那和约》（Frieden von Barcelona），约定建立一个防御联盟，尽快召开宗教会议，实行教会改革。通过卡尔五世的姑妈、尼德兰总督玛加丽特（Margarete von Oesterreich）与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萨沃伊的露易丝（Louise von Savoyen）两人的磋商，皇帝与法国国王在8月3日签订《康布雷夫人和约》（Damenfriede von Cambrai）。卡尔五世不再坚持对勃艮第的主权要求，弗朗索瓦一世则再次声明放弃对佛兰德和阿图瓦的采邑权以及对意大利的领土要求。1530年2月，教皇克雷芒七世在波伦纳（Bologna）为卡尔五世举行了皇帝加冕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意大利的统治权由此得到了确认。但这也是最后一次的教皇加冕，此后的罗马人国王再无一人得此“殊荣”。他们虽然可自封为“当选的皇帝”，其在意大利的统治权要求却不复拥有经过教皇认可的宗教合法性了。

但是，费迪南却也非常意外地获得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使得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大大地东扩了。此事与土耳其的入侵有密切关系。

1521年，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一世（Süleymān I.，1495—1566）率领大军进攻匈牙利，并且迅速征服了贝尔格莱德（Belgrad）。匈牙利举国震惊，国王拉约什二世（II.Lajos，1506—1526）仓促御驾亲征，率领25000人的军队迎战奥斯曼—土耳其为数10余万的大军，1526年8月29日阵亡于莫哈奇（Mohcs）战役。苏莱曼一世乘胜追击，其铁骑踏遍了匈牙利东部诸省，除了烧杀抢掠，班师回国时还带走了10万基督徒俘虏。

拉约什二世年轻无后，他的阵亡，使得波希米亚王国和匈牙利王国王位突然出现空缺。费迪南依靠其祖父、前任神圣罗马帝国君主马克西米连一世与原波希米亚国王弗拉第斯拉夫二世和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签署的遗产继承条约，以及哈布斯堡家族比较强大的实力，无比荣耀地戴上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两顶王冠。12月16日，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部分贵族选举神圣罗马帝国总督和奥地利大公费迪南为波希米亚国王和匈牙利国王，以求得当时已经出现的哈布斯堡大帝国的救助。克罗地亚贵族也在1527年选举费迪南为克罗地亚国王。除此之外，费迪南还获得了自称为塞尔维亚沙皇的约翰·奈纳德（Johann Nenad，卒于1527年）的支持。然而同样参与了竞选波希米亚王位的巴伐利亚公爵路德维希十世，却因失败而与费迪南结下了仇怨。费迪南虽然掌控了奥地利，登上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却未赢得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两国等级的全体支持。一部分匈牙利等级拥戴西本彪根侯爵扎波利亚·亚诺什为对立国王，并与费迪南兵戎相见。出于报复，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和路德维希兄弟俩转而支持扎波利亚，力图挫败哈布斯堡家族的锐气。扎波利亚在战败后投靠奥斯曼帝国，成为受到苏丹庇护的傀儡国王，长期占据匈牙利部分地区（直至1540年）。巴伐利亚公爵也一直与哈布斯堡家族不和，时刻伺机报复打击。

第二节 诸侯阵营的分化

一、天主教诸侯

1521年沃姆斯帝国等级会议结束之后，帝国皇帝卡尔五世因为应对战争和处理其他事务，离开帝国长达九年之久。帝国执政府代理皇帝执政，但处处受皇帝指令的制约。部分帝国等级要求皇帝出让更多的权力。迫于压力，卡尔五世在1522年签署《布鲁塞尔条约》（Vertrag von Brüssel），承认帝国总督费迪南（Ferdinand）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且承诺要帮他竞选罗马人国王，使之成为自己可能的后继者。1522—1529年，费迪南以皇帝代理人的身份主持了三届在纽伦贝格召开的帝国等级会议（1522—1524）、两届在施佩耶尔召开的帝国等级会议（1526和1529）。然而，为了维护自己在帝国中的地位，卡尔五世并未真正出让统治权，他也把费迪南当选国王问题长时间地搁置了起来。皇帝本人依然掌握着对帝国等级会议决议（Reichstagsbeschlüsse）的审批权，实际控制着国家政权。帝国等级也不愿为帝国执政府提供实质性资助，拥有武装部队的施瓦本同盟更是自行其是。帝国执政府捉襟见肘，效率低下，根本无法发挥国家管理机构应有的作用。

1524—1526年，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普通人革命席卷帝国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沉重打击了封建领主的统治。因为不在帝国，卡尔五世没有直接参与镇压起义行动。帝国执政府自身没有军队，也无钱招募雇佣军，不得不向士瓦本同盟和各地诸侯求助。费迪南只将发生在自己管辖的奥地利大公国内的农民起义镇压了下去。

而在镇压了图林根弗兰肯豪森普通人革命之后，帝国北部的一些天主教诸侯为了阻止福音教的进一步传播和革命的再次爆发，于1525年7月19日缔结“德骚同盟”（Dessauer Bund或Dessauer Bündnis），建立了第一个“反宗教改革”（Gegenreformation）的天主教利益集团。

建立该同盟的倡议者是安哈尔特（Anhalt）侯爵恩斯特（Ernst，1454—1516）的遗孀、极端虔敬的天主教徒玛加丽特（Margarethe，1473—1530）。她在丈夫去世后，以尚未成年的儿子们的监护人身份，执掌统治权。因为担心农民起义会在其邦国内重新爆发，她先是与其表哥、帝国选侯和美因兹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结盟，其后又将这一联盟扩大为天主教诸侯联盟。

德骚同盟的积极参加者除了美因兹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还有阿尔布雷希特的兄长、帝国选侯和勃兰登堡马克伯爵约阿希姆一世、萨克森公爵格奥尔格、不伦瑞克—卡伦贝格—哥廷根（Braunschweig -Kahlenberg-Gttingen）公爵埃里希一世（Erich I.，1470—1540）及其侄子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海因里希二世。

美因兹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因为与教皇勾结出售赎罪券而受到马丁·路德严厉指责，从一开始就是宗教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勃兰登堡马克伯爵约阿希姆一世也是一位顽固的天主教徒，坚决反对宗教改革，无论在1521年的沃姆斯帝国等级会议上还是在1529年施佩耶尔帝国等级会议上，他都力主对路德和福音教徒采取强硬措施。他也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建立了一所天主教大学，极力扩张天主教势力，甚至在临死前还立下遗嘱，要求其子女们永远保持天主教信仰。他的妻子、丹麦公主伊丽莎白（Elisabeth von Dnemark）倾向于路德的学说，但却不敢公开参加福音教礼拜，不得不在1528年逃亡到维登贝格。

萨克森公爵格奥尔格出自韦廷（Wettin）家族阿尔伯丁（Albertin）支系，与出自韦廷家族恩斯特（Ernst）支系的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虽属同族兄弟但却截然对立。格奥尔格也受过很好的教育，谙习拉丁文，亲自参加同时代的神学争论，但却坚决反对胡斯和路德的学说，曾在1523年下令将其邦国内的所有路德翻译的德文本圣经悉数没收，销毁，也在1525年与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和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海因里希二世一起，出兵镇压了弗兰肯豪森的农民起义。

不伦瑞克—卡伦贝格—哥廷根公爵埃里希一世及其侄子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海因里希二世出自韦尔夫（Welfen）家族，都是下萨克森地区顽固坚守天主教信仰的天主教诸侯。他们在1519—1523年的“希尔德斯海姆主教区决斗”（Hildesheimer Stiftsfehde）中，借助于新当选的罗马人国王和皇帝卡尔五世的干预，转败为胜。为了报答卡尔五世，他们坚守天主教信仰，即使在所有其他韦尔夫家族统治者以及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和戈斯拉尔（Goslar）两城市都转向了宗教改革以后，也是如此。

天主教诸侯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和他的弟弟、同为巴伐利亚公爵的路德维希十世虽然没有加入德骚同盟，却也是宗教改革的坚决反对者。1521年5月25日，兄弟俩人分别在慕尼黑（München）和兰茨胡特公示《沃姆斯敕令》，大肆逮捕路德的追随者，并将他们驱逐出境。为了彻底收买巴伐利亚公爵，教皇克雷芒七世在1524年作出决定，将巴伐利亚主教的任命权和教会收入管理权统统转让给巴伐利亚公爵。这样一来，巴伐利亚公爵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类似于福音教诸侯通过宗教改革才拥有的邦国教会控制权，成为本邦教会的最高领袖。作为回报，威廉四世和路德维希十世一度成为宗教改革的最狂热反对者，1525年5月曾派兵解救遭到重重包围的萨尔茨堡大主教马特霍伊斯·朗格。1526年以后，虽然因路德维希十世竞选波希米亚王位失败而与哈布斯堡家族结怨，但在反对宗教改革方面，他们的立场与国王和皇帝完全一致。

帝国总督和奥地利大公费迪南没有加入德骚同盟，但同样狂热地反对宗教改革。特别是在镇压洗礼派方面，费迪南可谓不遗余力，血债累累。他在1527年发布《奥芬指令》（Mandate von Ofen），针对宗教改革，在奥地利发起了一场“大屠杀”（Vernichtungsfeldzug）：1528年在维也纳烧死了洗礼派神学家巴尔塔萨·胡布迈尔；1536年在因斯布鲁克烧死了雅克布·胡特尔（Jakob Hutter，大约1500—1536）。1530年前后，奥地利政府当局总共杀害洗礼派分子600余名。

二、福音教诸侯

也有一些德意志诸侯皈依了福音教。作为路德的邦国君主，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der Weise，1463—1525）虽然对路德多有支持和保护，但出于政治原因，他从未召见路德，直到1525年病危之际才皈依福音教。他的弟弟坚定者约翰（Johann der Bestnelige，1468—1532）却在继任选侯后，公开宣布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并把福音教视为“正义的政治裁决”的基础。

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早年曾经参与镇压骑士暴动和普通人革命、驱逐路德教布道士等一系列反宗教改革行动，到1524年却颁布治安条例，公开拥护福音教，拒绝绞死洗礼派分子，他也因此而成为第一个福音教诸侯。

安哈尔特—科滕（Anhalt-Kthen）侯爵沃尔夫冈（Wolfgang，1492—1566）早在1521年沃姆斯帝国等级会议上就与路德相识，并成为路德学说的积极拥护者。依靠路德的帮助，沃尔夫冈在1525年将宗教改革引入自己管辖的邦国，1526年又引入安哈尔特—博恩堡（Anhalt -Bernburg）侯国。

安斯巴赫（Ansbach）马克伯爵、“在普鲁士的”德意志骑士团首领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1490—1568）则在1522年纽伦贝格宗教斗争期间被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安德里亚斯·奥西安德尔（Andreas Osi and er，1498—1552）说服，开始支持宗教改革。1525年5月26日，阿尔布雷希特辞掉骑士团团长职务，在承认波兰国王的宗主权的情况下，将德意志骑士团国家世俗化为一个信奉路德教的普鲁士公国。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敕封”他为拥有作为波兰国王采邑的普鲁士公国的世袭公爵，称作阿尔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 I.，1525—1568年在位）；其兄长卡西米尔和格奥尔格也都获得了普鲁士公爵爵位的继承权。

阿尔布雷希特的兄长、安斯巴赫马克伯爵格奥尔格（Georg，1484—1543）也较早成为马丁·路德的追随者，并将福音教引入其统治区（最初是引入他在西里西亚的管辖区）。他支持布道士卡斯帕·吕讷（Kaspar Lner，1493或1495—1546）和施泰凡·阿格里科拉（Stephan Agricola，大约1491—1547）宣讲福音，并在利奥博舒茨（Leobschütz）用暴力驱逐方济各修道士，将其修道院改为粮仓。

出自韦尔夫（Welfen）家族的不伦瑞克—吕内堡（Braunschweig -Lüneburg）公爵恩斯特一世（Ernst I.，1497—1546）曾在1512年到维登贝格大学学习。虽然不是学习神学，但却听过路德的讲座，也亲历了宗教改革的爆发。他在1525年公开承认赞同路德的学说，1527年再次会见路德，并就宗教信仰和教会新规等问题向他请教。恩斯特一世的弟弟、同为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的弗兰茨（Franz，1508—1549）也在兄长的影响下，接受了福音教。其他出自韦尔夫家族的德意志诸侯，如不伦瑞克—格鲁本哈根（Braunschweig-Grubenhagen）公爵菲利普一世（Philipp I.，1476—1551）、曼斯费尔德（Mansfeld）伯爵阿尔布雷希特七世（Albrecht VII.，1480—1560）也先后转向了宗教改革。

在梅克伦堡公国，自1523年起就有人公开布道福音学说了。梅克伦堡—什未林（Mecklenburg-Schwerin）公爵海因里希五世（Heinrich V.，1479—1552）也十分倾向于新学说，自1524年起就与路德有通信来往；路德则派遣教师和布道士到其邦国。海因里希五世的弟弟、梅克伦堡—居斯特罗夫（Mecklenburg-Güstrow）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七世（Albrecht VII.，1486—1567）稍晚也改宗了福音教。只是海因里希五世做事非常谨慎，直到1530年奥格斯堡帝国等级会议召开之后才公开坦诚其立场，并按照福音教义进行教会建设。

为了与天主教德骚同盟相对抗，萨克森选侯约翰（Johann，1468—1532）和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等福音教诸侯还在1526年2月27日成立了“托尔郜同盟”（Torgauer Bund，也称作Gotha-Torgauisches Bündnis或Torgauer Bündnis），安哈尔特—科滕侯爵沃尔夫冈、“在普鲁士的”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一世、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海因里希五世、梅克伦堡—居斯特罗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七世、不伦瑞克—格鲁本哈根公爵菲利普一世、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恩斯特一世、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弗兰茨、曼斯费尔德伯爵阿尔布雷希特七世和下萨克森城市马格德堡先后加入。他们发誓相互支持，共同推进宗教改革，必要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进行武装斗争。随着托尔郜同盟的成立，福音教诸侯首次联合了起来，而在下萨克森城市马格德堡宣布加入后，福音教诸侯也首次实现了与城市的联盟。

诸侯之所以支持宗教改革，原因多种多样，不可一概而论。有些诸侯原本就是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非常关注灵魂得救问题，看不惯天主教教会的腐败堕落。对于路德的学说，他们深表认同，乐意支持。安斯巴赫马克伯爵格奥尔格甚至因其坚定的福音教信仰而获得“虔诚者”（die Fromme）和“忏悔者”（der Bekenner）等美名。他曾在1530年奥格斯堡帝国等级会议期间，当众拒绝皇帝卡尔五世要他参加基督圣体节队伍游行的命令，声称宁愿人头落地也决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作为基督教统治者，这些诸侯们自以为有责任捍卫“正确的”信仰，改革教会，消除弊端，光大上帝的荣耀，为自己的臣民谋求“永久福利”。

诸侯支持宗教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他们反对外来剥削压迫的民族情感。16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因为政治上四分五裂，备遭罗马教皇经济盘剥和政治干预之苦。面对这种局势，德意志社会各界早就滋生了强烈的民族情感，为捍卫民族利益而反对罗马教皇，已成为一种较普遍要求。马丁·路德与教皇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这种要求，也赢得了不少德意志诸侯的赞赏。

但更重要的还是出于诸侯整合邦国领土、加强个人权力、深入推行国家化建设的政治需要。宗教改革爆发之际，恰逢诸侯领地的国家化建设蓬勃兴起之时，特别是一些大邦诸侯正在思谋如何扩张版图、集中管理等问题。而罗马教会设立的大大小小教区穿插在诸侯邦国之中，由直接隶属于教皇的主教和修道院长统治着，形成一个个散居各地、大小不等但自成体系的“国中之国”，严重阻碍着诸侯邦国的领土统一和权力集中。宗教改革家倡导的由世俗政权管理教会的主张，很合诸侯之意。他们希望通过宗教改革，取消罗马教会设立的教区，霸占其土地，扩大并统一邦国领土。他们也希望通过宗教改革，没收教会和修道院财产，充实个人腰包和国家金库，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最后，通过宗教改革，诸侯还可以掌握原先被罗马教会侵占的宗教大权，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宗教、社会秩序，对臣民进行彻底的精神和社会驯化。

诸侯宗教改革也不是单纯的宗教和教会革新运动，它更多地涉及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其主要表现是：在邦国层面，诸侯以邦国教会首领身份，对宗教改革家组建福音教会的举措予以支持，甚至从国家建设的大局出发，组织动员社会各界，遵循福音学说，服从教会指导；在帝国层面，福音教诸侯相互串联，甚至缔结军事同盟，一方面积极推动宗教改革运动向纵深发展，力争使整个帝国全面福音教化，另一方面则时刻准备与皇帝和天主教诸侯等反宗教改革势力进行战斗，以武力捍卫宗教改革的各项成果；在国际层面，福音教诸侯同样以宗教—政治联盟和战争手段与一切反宗教改革势力相抗衡，彻底摆脱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控制，至少使福音教成为与天主教并列的合法宗教，如有可能，还要以福音教取代天主教和其他宗教，使福音教成为唯一普世宗教。

这一进程漫长而又艰难，从16世纪20年代中期福音教诸侯开始出现时起，一直持续到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威斯特法伦和约》正式确定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的合法地位。在这一进程中，福音教诸侯成为宗教改革的主要保护和推动力量，路德以及其他宗教改革家也越来越多地倚重于世俗政权的支持，希望在福音教诸侯的“开明”领导下，整顿旧制度，建立新秩序。诸侯左右了宗教改革的历史，诸侯宗教改革取代民众运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后期宗教改革的主流，而其最终结果则是成功地制止了罗马教皇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废除了教会凌驾于国家和民众之上的特权，形成了由诸侯和邦国政府决定邦国的宗教信仰、管理和处理宗教事务的制度，促进了邦国君主专制统治的形成和德意志邦国的国家化建设进程。

第三节 邦国教会的建立

一、路德教邦国教会的形成

路德虽然反对激进派运动、骑士暴动和普通人革命，但却没有放弃宗教改革主张。即使在普通人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期间，他也继续按照其原则进行宗教改革。然而，路德也认识到，宗教改革家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开展更大规模的改革，必须依靠当局的支持。而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进行，组建福音教会越来越成为迫切之事了。

对于福音教会的性质、组织原则、礼拜仪式、教牧制度等等，路德也早有思考和论述。首先是否定罗马教皇对于教会的统治，要求树立基督的权威。路德指出，真正的教会是“世上一切基督信徒的集会”，是无形的，它“包括那些生活在真正信、望、爱里面的人，……是一个在同一信仰里属灵的集会”，其首领也是属灵的。只有在天上的基督才能统治这个属灵的世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基督徒不能不有教堂，也要隆重举行对上帝的礼拜，只是这一切须有一个限度。礼拜的设备只宜尚清洁，不宜尚华贵。路德也剥掉了教士等级的神圣外衣，强调教士职业的服务性质，认为被授予圣职者不是高于君主、贵族、农民、工匠等一般教徒的特权等级，执行“圣礼”的教会神职人员也不拥有为信徒赦罪的能力。他们只是教会的“仆人”“执事”“管家”，应由全体信徒选举产生并受后者的监督。信徒享有选举和罢免自己的牧师的权力。任何人未经全体教徒同意和选举，不得执行属于大家权力范围以内的事。

福音教会外在的最主要标志是有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录在《圣经》之中，由教士传讲于世，由教徒虔诚的信服，公开在世人面前承认。“上帝的道是在一切之先，有道然后有信，有信然后有爱，有爱行出的善事，因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有了律法。”属基督的圣民是由他们有上帝的道而识别，“何处以上帝的话纯正教导人，何处就有正直真正的教会”。路德并没有发明讲道，但他把讲道提升到了基督教崇拜的一个新高度。讲道的中心必须是耶稣基督，讲道的主要目的是使人以信接受基督。忠实的讲道人应该只讲上帝的道，并只寻求他的荣耀和赞美。同样，听众也应该只相信救世主基督而不是牧师。讲道人必须精通圣经，不应该使用艰深的神学词汇，而应该使用普通大众那种清晰又干脆的语言。最重要的是，讲道必须忠于其适当的内容，即基督。只有这样，讲道才能成为所有圣礼中的主要部分。

路德还强调礼拜的意义是信仰和感恩，不是为功德，乃是为礼拜上帝，不是行善功，乃是承认人的罪过，坚固信心，更深切地体认救赎之道，用祷告诗歌颂赞感谢上帝。圣礼不是向信徒赐予恩典的仪式，而是基督所指定的“蒙恩工具”，是坚定“罪得赦免”的福音，使人得救的不是记号，而是应许和对应许所发的信仰。路德还反对在仪式中讲拉丁语，主张代以全会众都能听懂的本国语，以便会众可自行得到造就。唱德文诗不但可以推翻神甫为人神之间的中保的优越地位，也可以使礼拜成为一大颂扬之歌。

路德攻击中世纪天主教的圣礼体系，认为只有洗礼和圣餐礼两项圣礼是真实的。有一段时间，他还保留了补赎礼，但后来却将其抛弃了，因为补赎礼虽然由基督设立，却没有与之相随的必要的记号。洗礼和圣餐礼是上帝之道的扩展和个例，表明上帝不会违背他的应许。它们都宣布罪被宽恕了，但举行这些仪式并不能使其发挥效力，只有相信了才有效。洗礼和圣餐礼是上帝应许的保证，与接受者的表现完全无关，其有效性在于基督而不在于主持仪式的牧师。教徒必须把圣礼与坚定的信心联系在一起，就像祖先雅各过约旦河时手里拿的杖，它指向基督和他的形象，使信徒在面临死亡、罪恶和地狱时，牢记上帝拯救的应许，内心充满安慰和喜悦。至于神职人员，他们应该与民众接近。为避免引诱和犯罪起见，他们应当有结婚的自由。上帝没有束缚他们，天使和教皇更不能加以阻碍。结婚建立家庭的教士会发出神圣的光辉，使教士之职更具有令人敬畏的力量。

为了“传道，施行圣礼，和牧养教会”，必须建立基督教学校，让那些有天才，有希望成为优秀的师傅、教士和担任其他圣职的学生，在学校里多读几年，甚至终身做研究工作。教育可以培养知识广博的教师，造就“真基督教徒”，人人均须受教育。教会本身就应当负起教育和教化的职责，要恢复小礼拜堂和修道院的教育功用，各城市市长和参议员要负责创办学校，并不惜以政府的权威，实行强迫教育。

路德的改革建议不仅仅限于宗教和教育领域，对于经济和社会，路德也提出了种种主张。他痛恨商业上的诡计，反对唯利是图、抽收重利的手段，建议君主和诸侯以法律限制富人，保护穷人。他也号召民众把经济生活建立在“爱人如己”的原则上，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本着良心从事各种各样的世俗工作。路德认为工作是获利的唯一正当方法，而且从工作获利只是为养生，济助别人，而非为致富，决不容忍闲懒不工作的修道士和乞丐。人人都当工作，凡不能工作的，方可由社会提供救助。贷款给人，不可取息，并且不可指望偿还，唯有老弱妇孺，才是例外。营业贷款，利息高低宜以营业的成败而定，但绝对不得有重利盘剥的勾当。金钱是为养生的，是从上帝受托的，决非为积攒的。

而在教士结婚方面，路德不仅大肆鼓吹，而且还身体力行。他曾亲自帮助托尔郜城的几位修女逃离修道院，并把她们介绍给各个家庭，或者当妻子，或者当女仆。他本人则在1525年6月13日与出逃修女波拉的卡塔琳娜（Katharina von Bora，1499—1552）结婚。当时路德已经42岁，波拉只有26岁，虽然年龄有差距，但他们夫妇二人相濡以沫，互敬互爱，过着十分美满的世俗生活，生育了六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以实际行动向天主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挑战，并为福音教牧师家庭树立了一个美好的典范。

至于创建新教会，这原本不是路德的初衷。路德是改革者而不是创新者，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唯一、神圣、大公和使徒性的教会中真正而忠实的一员，只是希望消除该教会现有的弊端，恢复其圣洁的本真。他也未放弃中世纪的主教制原则，只是试图剥夺主教原先所享有的神权，设立福音教主教取代天主教主教。然而，在当时的现任主教当中，没有一位是支持宗教改革的。鉴于主教们顽固不化、抵制革新的情况，路德只好请求世俗官厅出面改革教会。1525年11月30日，路德上书萨克森选侯约翰，建议恢复久已废弛的由主教派遣神职人员定期视察各主教区教会的古法，也建议选侯以“紧急主教”（Notbischfe）的身份，组织人员对其辖区内各处教堂和学校进行一次彻底检查。选侯很重视此事，遂选定两名神学家和两名法学家充当视察员，并在1527年6月16日签署《给视察员下达的指示和命令》，授予视察员以全权，分赴各地考问教士对教理的熟悉程度，检验教士的信仰坚定程度，审察教士履行职务情况，登记教会财产。视察工作由路德的朋友兼助手、维登贝格大学教授菲利普·梅兰希通主持进行。视察员们在两个月内走访了38个教区，发现了大量糟不可言现象：乡村教区神甫愚昧无知，大量的教士几乎是毫无训练，更不适合传教，有的人甚至连主祷文都不知道，但却以赶鬼为能事。平民百姓对于天主教、福音教两种宗教的差异所知甚少，许多礼拜堂全无聚会，学校也无人照料，教育废弛，道德宗教观念普遍低下，酗酒之风却十分盛行。还有一些神职人员对路德的学说持反对态度，或者是从天主教的立场观点出发，或者是从激进派宗教改革的立场观点出发。

对于发现的问题，视察员们进行了严肃处理，凡是不合格的神职人员都被解除职务，凡是反对路德宗教改革观点的神职人员，不论是天主教派还是闵采尔派的人，都被勒令离开萨克森选侯邦。梅兰希通还在1528年根据其经历，写作《对萨克森选侯邦教区牧师的巡视教程》（Unterricht der Visitation an die Pfarrherrn im Kurfuerstentumzu Sachsen），就教会的训诫和圣礼、教徒参谒教堂的方式以及教徒的婚姻、教育和争执等事项作出了详细规定。路德随后为此文题写“前言”，与教程一起公开发行。

路德还通过编写大、小教义问答的方式，进一步论述了福音教有关十诫、信仰告白、主祷文、洗礼和圣餐礼的教义，为牧师布道和一般教徒的日常宗教生活提供指导。

教会视察仅仅是临时采用的一种特殊措施，其本身尚不具备重新组建教会的目的。但是，随着教会管理和组织工作的开展，一种与天主教会大相迥异的新的教会便逐渐成形了。特别是萨克森选侯将教会事务完全纳入了政府管辖范围。他撤销了原有的主教辖区，将萨克森选侯邦重新划分为若干新区，每个区设“督察”1人，总揽宗教事务，直接对选侯负责，但不能干预区长的行政权。萨克森选侯还在本邦的一些城市中设立负责跨地区事务的“督察”，任命维登贝格大学神学家、城市教堂牧师约翰内斯·布根哈根（Johannes Bugenhagen，1485—1558）担任总督察，负责委派教士、监督礼拜等事宜；教会经济事务则由选侯直接处理，选侯甚至有权决定教会教义和礼拜仪式。

对于选侯的任性，路德并没有提出严正抗议。他只是坚持由教会处理婚姻和家庭纠纷事务的主张，也劝告选侯把没收而来的天主教会财产用于创办教育事业上，举办神学院或其他宗教学校（主日学、查经班、学道班等），培养专职教牧人员，并对一般信徒进行宗教教育。后来，在1539—1542年，仿效苏黎世的婚姻法庭，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Johann Friedrich I.，1503—1554）设立了一个由法学家和神学家组成的专门处理教徒婚姻和家庭纠纷事务的教会监理会（Konsistorium），逐渐地，该监理会也接管了原先由主教管辖的其他事务。

萨克森选侯邦的教会体制后来被若干福音教邦国和城市采纳，黑森（1528）、不伦瑞克（1528）、汉堡（1529）、吕贝克（1531）、勃兰登堡—安斯巴赫（1533）、波莫瑞（1534）、赫尔施泰因（1542）、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1543）和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1544）等邦国和城市还聘请布根哈根指导福音教会建设工作，布根哈根则为他们制订了《教会条例》，并通过这些条例在帝国北部多个地区行使监督、检查职责。各地的世俗统治者分别接管自己邦国中的教会，建立一种新的宗教—政治—社会秩序，其中，诸侯不仅是一个世俗的统治者，也是一个邦国内最高的宗教的统治者，是邦国中的真正主人。臣民则跟随诸侯改变宗教信仰，按照福音教会的规章制度，参加集会，做礼拜，唱圣诗，圣餐时饼酒同领，家庭和社会生活也一律按照邦国教会的要求进行。路德教会的邦国化迅速发展起来。

二、城市福音教共同体的建立

城市是宗教改革的发祥地，路德、卡尔施塔特、闵采尔、茨温利以及其他宗教改革家最初都是在城市开展活动的；在维登贝格和苏黎世等城市，福音教也较早地成为占居主导地位的宗教。普通人革命爆发后，不少城市也做出了积极回应，诸如罗腾堡、梅明根、海尔布琅、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米尔豪森、埃尔福特、明纳施塔特（Münnerstadt）和施洛伊辛根（Schleusingen）等城市都发生了市民和平民起义，迫使市政当局推行宗教改革。普通人革命失败后，城市的宗教改革一度受挫，但未过多久又蓬勃兴起。到16世纪30年代，帝国北部的重要城市如马格德堡、施特拉尔松、策勒（Celle）、戈斯拉尔、不伦瑞克、阿尔特维克（Altewiek）、阿尔施泰特、哈根（Hagen）、诺伊施塔特、萨克（Sack）、哥廷根（Gttingen）、汉堡、吕贝克、汉诺威、不来梅、罗斯托克、但泽、多尔帕特（Dorpat）、里加、雷瓦尔等城市都皈依了福音教。在帝国南部城市纽伦贝格、巴塞尔、圣加仑、施特拉斯堡、依斯尼、肯普滕、罗伊特林根、威森堡、温德斯海姆（Weienburg）、林道（Lindau）、梅明根、乌尔姆、奥格斯堡、乌尔姆和康斯坦茨中，福音教也获得了胜利。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51个帝国城市信奉了福音教，或者在城市内建立了合法的福音教社团。在信奉福音教的邦国中，城市也经常在诸侯之前接受福音教，然后再被邦国宗教管理部门纳入统一监管、领导体系。德国当代著名神学教会史家伯恩德·默勒（Bernd Moeller）因此提出了“城市宗教改革”（Stadtreformation）概念，并在学界得到了广泛使用。

城市之所以特别倾向于宗教改革，主要是因为城市共同体自成立以来就自视为“基督身体”（corpus christianum）的一部分，是一个神圣共同体；它们大都选择一位圣徒作为自己的保护者，也力图通过举行共同的宗教仪式强化市民对于上帝的集体责任感，维持城市内部的和平和秩序。城市也是全体市民为实现“公共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合作社，全体市民理应承担相同的义务，同时享有平等的权利。作为合作社和基督教救赎共同体，城市得到永恒拯救的前提条件是正确的教会制度和正确的市民共同体。

但在以往，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城市中享有不纳税、不受城市法律约束、不履行市民轮值工作等特权，严重妨碍着城市共同体的建设。不仅如此，城市中的教会组织还大肆掠夺社会资源，占有众多财富，与市民形成激烈的竞争。它们自己经常从事工商业经营，但在说教中却反对盈利，并以打击非法盈利为借口，干预市民的商务活动，限制商人的资本积累。尤其是教会法庭经常通过罚款和实施禁令等手段，惩治“信仰不正”、违反教规者，但却不能给人以宗教慰藉，不能帮助人获得永恒拯救。凡此种种，市民们早已心怀不满，愤懑至极。市政管理当局也早就想对这个位居城市之上的“神物”加以管束。无论是市政当局还是普通市民都要求摆脱主教的控制，取缔城市教士的特权，甚至要求将教会市民化，将教士改造成为普通市民中的一员。

宗教改革家宣传的新的称义教义和圣经神学否定了天主教会在信徒和上帝之间的中介作用，剥夺了教士特权的合法性。而“平信徒皆为祭祀”“基督教兄弟之爱”等观念与强调“公共利益”和“神圣共同体”的城市共同体思想一经结合，就奠定了市民支持宗教改革运动的基础。除此之外，城市市民，特别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发挥引领作用的帝国城市的市民，受教育水平较高，对新思想、新观点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也比较强。不少帝国城市还是帝国等级会议的召开之地，经常接待皇帝、诸侯和其他政要，其市民的政治意识较高，政治嗅觉也比较敏感。因此，宗教改革兴起后，许多市民立即就成为它的最得力的支持者。不少人认为，皈依福音教可让自己获利。任何人，只要披上福音教徒外衣，便可享受许多好处，如不向罗马教廷纳税，不受罗马教廷管辖，分润天主教教会财产等。

但真正推动城市宗教改革的还是城市中的中下层居民。他们不满城市内部的市政寡头，不仅要求得到上帝的道，而且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权。“平信徒皆为祭祀”便是他们反对城市寡头政治的最重要思想武器。在城市宗教改革中，宗教动机往往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机相互混杂，福音运动与社会抗议运动相辅相成。

城市宗教改革有多种类型，其中既有帝国城市宗教改革与邦国城市宗教改革的区别，也有城市民众宗教改革与城市官厅宗教改革的不同。帝国城市享有自治权，可自行做出选择和决定，但也可能受到诸侯的干预，甚至被后者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之中。更多的情况则是信奉福音教的诸侯与城市联盟，共同为捍卫新的宗教信仰进行斗争。邦国城市完全受制于诸侯，其宗教取向必须与诸侯保持一致。福音教诸侯也经常采取强制措施，迫使自己治下的邦国城市的居民改信新宗教。

在大多数城市中，特别是在大多数帝国城市中，宗教改革运动都是从福音布道士宣讲福音开始的。宗教改革爆发后，一大批本地的和外来的、正式的布道士和自发的布道士，甚至是一些俗人，在教堂和私人聚会中，积极开展活动，宣讲福音，散发宣传品。他们获得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并且很快就转向改造教会生活方面，不少人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社会要求。接受新信仰者组成福音教社团，或者向市政当局提出反天主教教权主义的陈情条款，或者直接冲击和废除旧礼拜仪式，采用新法，如废除弥撒、捣毁圣像、限制列队游行等。在这里，起领导作用的大都是一些新建的市民委员会；在汉堡，此类市民委员会后来成了一个常设机构。如果市政当局意欲镇压，这些福音教徒就会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经常也有行会组织参与领导。他们会在市政会选举时，把大批信奉福音的市民推举为参事。然后再由福音教徒占据多数席位的市政会组织宗教会谈和辩论，作出决议，宣誓皈依福音教，使本市成为福音教城市，并通过制定城市教会章程等措施使宗教改革转入机构化建设轨道，解散修道院，驱逐坚持旧信仰的教士，没收教会财产，组建福音教会，允许教士结婚，举行普通教徒饼酒同领的圣餐礼，创办学校教育机构并把天主教会的财产转用于福音教会和社会公益事业，例如供养牧师、济贫和教育事业等等。

苏黎世运用宗教争论作为论证“官方措施”的合法性的工具，这一做法也经常为其他城市所效仿。即使决定早已在幕后做出，上帝福音的说服力还是可以通过会谈得以展示。在纽伦贝格，市政会在1525年宗教会谈结束后立即取消了弥撒，并确立了城市的教会主权。1533年，纽伦贝格市政当局同勃兰登堡—安斯巴赫马克伯爵邦一起，颁布了一个新的教会条例，进一步巩固了城市的教会主权。施特拉斯堡在1529年禁止弥撒，在1534年教务会议（Synode）结束后同样颁布了一个新教会条例。乌尔姆在1530年通过市民表决转向了福音教；奥格斯堡也在1534—1537年通过比较广泛的意见一致而成为福音教城市。

一方面，多数城市的市政当局乐意顺应民意，接受福音教，部分市政会主动选择福音教，邀请宗教改革家到本市进行指导。但也有些市政官员态度暧昧，言行矜持。他们虽然是改革的受益者，但却担心诸侯的干预，特别是皇帝的惩罚。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回避来自下面的压力，况且他们自己也对福音学说有好感，更希望通过新学说对城市里的教会、学校和慈善事业加以有效控制。宗教改革极大地强化了市民的自我意识和自治要求，面对市政当局的犹豫不决，不少人也想通过一些激进手段，迫使市政当局尽快做出决定。此类激进行动，甚至是“暴乱”，在奥格斯堡、汉堡、不伦瑞克及施特拉尔松都有发生；洗礼派甚至在明斯特建立了一个“锡安王国”（1534年）。因此，在不少城市，市政当局在接受福音教义，开展宗教改革的同时，也利用其新获得的普遍管辖权，颁布法律法规，对市民和平民加以驯化和约束；在奥格斯堡等城市中，市政当局不仅制定了教会条例，也制定了监护和治安条例。严格地说，城市宗教改革既不是纯粹的“人民宗教改革”（Volksreformation），也不是单一的“市政会宗教改革”（Ratsreformation），在许多情况下是两种因素的紧密结合，只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重点有别。

宗教改革加强了通过“教会的公共化”、城市司法审判的统一、教士与市民的平等、自由选举牧师、由城市管理教会财产、把迄今为止的教会功能交给市政当局而形成的城市自治。在一些独立自主的城市中，市政会也越来越严密地控制了事态。市政会有权决定布道士的任免和与之相关的教义，也可利用新获得的权能对城市居民进行管教和驯化。但并非所有城市和共同体都信仰路德教。路德的学说更多地以个人得救而不是共同体利益为导向，茨温利和布塞尔等宗教改革家则比较关心共同体事务。因此，在帝国南部城市中，茨温利和布塞尔享有比路德还要大的声誉。茨温利和路德后来因为圣餐教义的分歧（但不是社团神学的分歧）而分道扬镳，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帝国南部福音教城市与帝国北部福音教城市的隔阂。直到茨温利去世后，帝国南部城市才出现了一种受到政治推动的转向路德教的“立场转折”，并且与福音教诸侯的宗教改革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

三、抗议宗的诞生

1521年《沃姆斯敕令》颁布后，路德派教徒一度受到严惩。1523年7月1日，安特卫普奥古斯丁修道院修士亨德里克·福斯（Hendrik Vos（Voes））和约翰·范登埃申（Johann van den Esschen）在布鲁塞尔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并被处以火刑。福斯和范登埃申都是路德宗教改革的追随者，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甘愿受死，成为福音教最早的两位殉道者。路德闻讯后，悲愤万状，以殉教史风格，疾书《亨德里克弟兄火刑殉道》，沉痛悼念这两位信仰坚定、矢志不移的同道。

为了避免教会分裂，教皇哈德里安六世邀请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到罗马，想争取到这位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和教会批评者的支持。他也企图通过教会自身的改革，抵消宗教改革的影响。哈德里安六世大力压缩教廷的开支，减少赎罪券买卖和教会俸禄的发放。1523年1月3日，哈德里安六世通过他的使节在纽伦贝格帝国等级会议上宣读认罪书（Schuldbekenntnis），声称上帝因为“人的，特别是牧师和主教的罪过”而让这些混乱发生。但教皇克雷芒七世继位后，一反哈德里安六世的温和政策，积极从事反宗教改革活动。1523年3月，克雷芒七世派老练的外交家洛伦佐·卡姆佩吉（Lorenzo Campeggi，1474—1539）出使神圣罗马帝国，游说皇帝卡尔五世切实推行《沃姆斯敕令》，加强镇压“异端”措施。卡尔五世因为与教皇克雷芒七世有矛盾，故而并不马上接受卡姆佩吉的建议，直到1524年1月帝国等级会议在纽伦贝格召开时，卡尔五世才从西班牙发出指令，要求立即检查《沃姆斯敕令》执行情况，务必阻止路德教义的传播，并且声称：“每个统治者务必使其臣民按照皇帝陛下的敕令行事。”而在1524年雷根斯堡会议（Regensburger Konvent）召开期间，卡姆佩吉又巧妙说服一些天主教诸侯，加强与教皇的合作。诸侯镇压普通人革命、建立“德绍同盟”等行动，都与卡姆佩吉的敦促不无关系。巴伐利亚公爵因为深受教皇的恩惠，更不遗余力地积极推行反宗教改革政策。但是，随着部分诸侯改信福音教，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帝的统治和政策也越来越受到宗教问题的掣肘了。

1526年6月，帝国等级会议在施佩耶尔召开（会期从6月25日至8月27日）。帝国总督、奥地利大公费迪南代表皇帝卡尔五世主持会议，呼吁帝国等级们援助匈牙利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战争。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的一位特使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部分福音教帝国等级，尤其是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和萨克森选侯约翰，却坚持要求首先澄清宗教政治问题，要求不受干扰地宣讲圣经，允许教士结婚，用德语礼拜，举行教徒饼酒同领的圣餐仪式，减少宗教节日等。他们还敦促皇帝和教皇召开宗教会议，进行教会改革；在此之前，各等级保留是否推行《沃姆斯敕令》的自主权。费迪南因为土耳其战争的爆发，想要得到帝国等级的财政和军事援助而不想与福音教诸侯闹翻。卡尔五世也因教皇克雷芒七世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缔结科尼亚克神圣同盟，撤销了不久前发布的严格执行《沃姆斯敕令》的命令，同意帝国等级或邦国诸侯各自凭良心行事。

由于对普通人革命的记忆犹新，基督教两派信仰的追随者详细讨论了起义农民在1525年向施瓦本同盟提出的《十二条款》，并且试图在政治上通过妥协道路达成谅解。许多人认为宗教分裂是导致普通人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期望通过召开一个自由的和一般的宗教会议，消除爆发新的革命的隐患。会议最终通过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在新的大公会议召开之前，各等级有权本着对上帝和皇帝负责的精神，自行管理各自邦国内的教会，“同他们的臣民一起生活、治理和维持下去”。这就意味着《沃姆斯敕令》暂时搁浅了。除此之外，此次帝国等级会议还决定将执政府和帝国最高法院迁往施佩耶尔。作为回报，帝国等级在1526年8月27日帝国等级会议结束时，应允派出2.4万名士兵帮助匈牙利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进攻。但在两天后，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阵亡于莫哈奇战役，派兵援助一事遂不了了之。

1526年施佩耶尔帝国等级会议的决定为帝国等级自由选择宗教信仰行为奠定了法律基础，也为邦国教会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后，随着萨克森选侯邦教会视察的举行，许多路德教诸侯建立起了邦国教会，除了世俗权力，他们也在自己的领地内掌握了最高宗教权。

然而，天主教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大多数教俗诸侯都坚决维护天主教信仰，要求效忠教皇和皇帝。在帝国北部有萨克森公爵格奥尔格、不伦瑞克—卡伦贝格—哥廷根公爵埃里希一世、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海因里希二世和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一世；在帝国西部有美因茨、特里尔及科伦三个最有权势的大主教以及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1482—1556）；在帝国东南部则有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和路德维希十世以及帝国总督、奥地利大公费迪南；费迪南在1527年8月20日为奥地利各邦国颁布了一项反对福音教“头号异端”（hauptkaetzer）路德、卡尔施塔特、茨温利、厄科拉姆帕德及其追随者的命令，印制2000余份，到处张贴。

1529年，当帝国等级会议再次在施佩耶尔召开时（会期从3月15日至4月22日），天主教帝国等级占据了多数席位。卡尔五世在与教皇克雷芒七世和解后，又开始对宗教改革持强硬反对态度，只是因为与法国国王的战事未停，没有亲自与会，而是通过其代理人帝国总督费迪南宣布如下决定，即废除1526年施佩耶尔帝国等级会议决议，因为它引起了“许多错误和误解”。路德教派虽然可以继续存在，但不允许它在其他地区排斥天主教；在天主教地区，实行《沃姆斯敕令》，即绝对禁止路德教派在其中传播。茨温利派和洗礼派均被视为非法教派。参加会议的天主教帝国等级支持皇帝的这一决定，并且凭借其人多势众的优势，在4月19日使这一决定得到了表决通过。

福音教帝国等级在4月20日提交了一份抗议书，声称在信仰问题上不可能存在多数决定，已经得到认可的决议不能被随意取消，在大公会议召开之前，帝国等级会议无权宣布某一教义为非基督教的。因为费迪南拒绝接受，该抗议书未能在帝国等级会议上公开宣读，但却以印刷品的形式付诸舆论。在抗议书上签字的有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萨克森选侯约翰、安斯巴赫马克伯爵格奥尔格、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恩斯特一世和安哈尔特—科滕侯爵沃尔夫冈五位诸侯。

无视这一异义，帝国等级会议在4月24日颁布决议，规定停止一切革新，继续贯彻《沃姆斯敕令》，严禁剥夺天主教会的权力和财产，恢复已被废除的弥撒；在路德教各邦，天主教徒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但在天主教各邦，要严禁散布路德派、茨温利派和洗礼派的学说。除此之外，此次帝国等级会议还颁布了一项法令，从帝国法律上肯定了处死洗礼派分子的刑罚，并将这一法律的执行权授予帝国各地官厅。对于福音教帝国等级的抗议，该决议只字不提。4月25日，福音教诸侯的顾问们同14个福音教城市的全权代表聚会，起草了一份《控告书》（Instrumentum Appellationis），再次对帝国告示提出抗议，并保留向皇帝、未来的大公会议或相应的德意志民族会议进一步申诉之权。在《控告书》上签字的有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萨克森选侯约翰、安斯巴赫马克伯爵格奥尔格、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恩斯特一世、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弗兰茨、安哈尔特—科滕侯爵沃尔夫冈等6位诸侯，以及海尔布琅、依斯尼、肯普滕、康斯坦茨、林道、梅明根、罗伊特林根、纽伦贝格、圣加仑、施特拉斯堡、乌尔姆、威森堡（Weienburg）、温德斯海姆等14个城市的代表。福音教诸侯与城市再次联合起来，从政治上为争取福音教的合法地位进行斗争。《控告书》由一特使直接上呈皇帝。这一抗议行动通常被认为是基督教福音教正式诞生的标志。此后，天主教徒便称福音教徒为“抗议者”（Protestant，复数为Protestanten），福音教为“抗议宗”（Protestantismus）。

在这一关联中，他们拒绝向费迪南一世提供任何军事援助。西本彪根侯爵扎波利亚·亚诺什正伙同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一世向奥地利发起攻势；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及路德维希十世兄弟俩也趁火打劫，与哈布斯堡家族势不两立。

对于洗礼派，路德曾倡导过宽容，主张用《圣经》而不是用火来对待他们，充其量也只可将其首脑分子驱逐出境。但在帝国等级会议决议一出，路德便不再反对处死洗礼派分子的刑罚了，他甚至在1531年同梅兰希通一起签署了一份明确要求判处洗礼派分子死刑的鉴定。现在，路德已把洗礼派分子视为犯上作乱者和亵渎神明者了，强调国家政权有理由因为他们的叛乱行为而不是他们的错误信仰，采取强硬措施，予以坚决镇压。

四、宗教改革阵营内部的冲突

（一）路德与伊拉斯谟的决裂

对于宗教改革，人文主义者的反应比较复杂，并且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宗教改革开始之际，大多数人文主义者都表示支持；他们钦佩路德发自内心的虔诚和不畏教皇强权的英雄气概，称赞路德有创见，是“最忠于上帝的博士”，相信路德的事业就是“上帝的事业”。但也有人，如罗伊希林从一开始就表示拒绝，抱怨路德的反教皇态度太过火了。在1520年路德与教皇决裂后，不少人文主义者脱离宗教改革运动，重新回到天主教会，有的人甚至成了路德的反对者；他们发现，福音运动所要达到的目标，远非基督教人文主义所要求的。只有一少部分人文主义者继续同情、支持和参与宗教改革。

北欧人文主义泰斗、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虽然主张教会改革，但反对“强硬”路线，不赞成宗教改革家激烈的言论、不宽容的独断、宿命论哲学、对世俗学术的漠视、对魔鬼和地狱的重新强调以及集中精神于个人来生得救的做法，要求远离宗派对立和仇恨、民众叛乱，保护宗教艺术。他坚持他那小心谨慎的中立立场，力争和解，避免教会的永久分裂。伊拉斯谟尤其不赞成路德根据预定论及定数论所发展出来的理论，认为它有损人的价值与尊严，会使人对自己的罪孽不负责任，从而引起道德败坏。

围绕着“自由意志”问题，路德伊与拉斯谟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最终导致两人关系破裂，分道扬镳。

争论始于1521年路德发表《受到罗马教皇诏书不正当谴责的马丁路德博士著所有文章的理由和原因》（assertio omnium articulorumm. Lutheri per Bullam Leonis X novissiman damnatorum）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路德对自由意志和理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声称，理性只能应用于日常现实生活，在所有其他领域中，理性无非是“为恶魔效劳的妓女”，是“神的死敌”，是“一切邪恶的源头”。针对此文，也在教皇克雷芒七世的敦促下，伊拉斯谟在1524年发表《论自由意志》（De liberoarbitrio），与路德进行公开辩论，并对宗教改革家的一个核心学说提出了挑战。

伊拉斯谟从圣经中找出了若干段落，将肯定和否定人在获得或者放弃永恒救赎的自我决定方面的自由的论述，分门别类地集中在一起，作为讨论的依据。因为在圣经中反映意志自由与反映意志不自由的见证都有，并且都是受到圣灵启示的，所以伊拉斯谟认为只有一种中间立场是对的。在拯救开始和结束时，上帝的恩典是决定性的，在中间阶段，人的意愿也发挥一定的作用。人的这种自由意志不是为了限制上帝恩典的意义或怀疑它，而是为了强调人的行为对上帝的责任。上帝赋予人在好事和坏事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意志，而这种意志必须与上帝的恩典一起发挥作用。伊拉斯谟没有讲两者的共同作用，他建议人们谨慎小心，不要轻易做出评判。

伊拉斯谟坚持相对的宗教自由，既反对天主教的教条主义也反对路德教的教条主义，但在实际上他的理论有利于天主教会的救赎论，即行善得救，在实践上也帮助了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反对营垒对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围剿。

1525年12月，路德发表《论意志的捆绑》（De Servo arbitrio）一文，直接回答了伊拉斯谟的抨击。在路德看来，预定论不容置疑，必须坚持到底。但这只涉及人与上帝的关系，并非否认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由选择和自理能力。路德强调人的原罪和上帝的全能，指出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被预先决定好了的。他还把人的意志比作“搬运货物用的动物”，或者由魔鬼骑着或者由上帝驾驭着，走上帝之路还是走魔鬼之路，全由骑手来决定，人根本没有可能自行选择。上帝无所不能，是万事万物发生的原因；基于这种缘故，他又是人获救的决定者；人的获救，与人的行为毫无关系。上帝的爱是永恒的和不可动摇的，人得救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意志。与作为语言学家的伊拉斯谟不同，对于宗教改革家路德来说，圣经不仅仅是个文本，它还是上帝精神的体现，具有一种内在的清晰，不能按照人的世俗理性来理解。对于理性本身的能力，路德并没有完全否定。他承认人在认识和管理社会方面需要理性判断。他也指出经过修正的理性在研究神学过程中可发挥重要作用。作为神学家，他所反对的主要是理性的傲慢，是其对“启示”的僭越。

作为回答，伊拉斯谟又写了两篇题为《辩护者》（Hyperaspistes）的长篇论文，反复强调其宗教自由相对论，主张从伦理方面解释宗教，人既有自由决定归向上帝，又有必要接受恩典。对于伊拉斯谟煞费苦心的辩解，路德不再理会，仅写了一封公开信作答，偶尔也在晚餐桌上发表一些尖刻评论。他强调说，人在上帝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炫耀，人应该在基督受难的十字架面前保持绝对的谦卑。人在上帝面前称义完完全全是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靠着上帝“白白”赐予的恩典，与人的自由意志和善功完全无关。

路德著《论意志的捆绑》篇幅宏大，内涵极深，若无深厚的宗教体验，断难理解。与之不同，伊拉斯谟的主张比较合乎“常理”，因此受到福音教和天主教两方面许多人的赞同。天主教方面有教皇、皇帝、红衣主教、尤里乌斯·冯·普夫卢格（Julius von Pflug，1499—1564）、约翰内斯·格罗珀（Johannes Gropper，1503—1559）和萨克森公爵的顾问卡尔罗维特（Carlowit）等人；福音教方面有宗教改革家茨温利、厄科拉姆帕德、布塞尔和梅兰希通等人。梅兰希通甚至写作了《第一篇有系统的教徒神学之说明》一文，颇有放弃预定论之意。

实际上，路德关于意志不自由的思想具有彻底否定天主教会善功得救论的深刻含义，就宗教改革来说，这一思想至关紧要，舍此，福音教就难以与天主教彻底划清界限，也难以在天主教之外立足。伊拉斯谟强调人的理性的重要性，固然有助于张扬人的能力，突出人的责任，但对宗教改革，其潜在的危害十分巨大。一旦承认人在得救方面需要人的主动配合，天主教会的“善功得救”论就会死灰复燃。路德对自由意志的彻底否定，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宗教改革核心观念，因（唯）信称义非靠善功，而且也为创立福音教义奠定了坚实基础。若非如此，宗教改革很有可能半途而废。

（二）路德与茨温利的决裂

各派宗教改革家一致抨击天主教的弥撒教义，拒绝实体转化论，但在用《圣经》而不是用经院哲学的范畴来阐述基督教教义时，他们却对圣餐作出了不同的解说。

圣餐的设立源于耶稣与门徒共进最后晚餐。耶稣先是掰饼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又分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血”。他要求门徒将来在聚餐时吃面饼、喝红葡萄酒，以示对他的纪念。中世纪天主教会将这一圣事称为圣体礼仪；在做完弥撒后举行，由神甫向信徒分发无酵饼，并且声称这一无酵饼经过神甫祝圣已转变为圣体，信徒吃饼便是分享基督的身体，与基督融为一体，是为“圣体转化论”。但是为了区别“属灵的等级”和“属世的等级”，强调教士高于一般教徒的神圣性，天主教会规定只有神职人员可饮经过祝圣的红葡萄酒，一般信徒无权领受“圣血”。

路德反对“圣体转化论”，认为它突出了神职人员的作用，贬低了基督的地位；强调了神职人员的特权，否定了一般信徒的平等。他在1520年与天主教教士进行辩论时就阐述了一种主张基督的身体和血真正存在于圣餐之中的观点。对于路德来说，基督的身体和血从一开始就真实地存在于圣餐之中，根本无需神职人员的转化，况且神职人员也没有资格进行转化。基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非人所能驾驭。路德的学说可被称作“圣体共在论”（Consubstantiation），或“同体论”“合质说”。

激进派宗教改革家卡尔施塔特同样反对天主教会的圣体礼仪，但又不赞成路德所说基督的血和肉真实地临在圣餐中的观点。他在1524年提出了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象征论解释，认为饼和酒仅仅是基督的肉和血的代表，教徒领圣餐时并不是在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茨温利的观点与卡尔施塔特有些类似，也强调圣餐只是一个“精神”盛宴，是为纪念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一次性蒙难牺牲而设的纪念会餐，是一种纪念、象征性的行动，基督并未真正临到圣餐的饼和酒里面，只在精神上发挥作用。

茨温利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反对迷信和传奇，注重灵性与精神活动，认为基督教大都属理智的事。他也始终没有放弃政治兴趣，企图拉拢黑森和其他地方的福音教徒脱离在政治上居被动地位的维登贝格，建立一个以苏黎世为首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沿北海和亚得里亚海国家联盟。茨温利对路德圣餐学说的否定也包含有打击路德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树立自己的权威的政治意图。

路德则把茨温利视作与卡尔施塔特、闵采尔、洗礼派一样的“狂热”信仰者和“圣礼形式论者”，力图与他们划清界限。他在1528年发表《关于主晚餐的大表白》一文，再一次详细阐述了他的圣餐教义。他坚持真正临在说，认为有罪之人与上帝交流必须通过一种为信仰所领会的可感知的媒介做中介，基督就是这一中介，其位格具有不可分解的统一性，不仅以其神性而且也以其人性临在于圣餐中，即使人们不可能用空间概念来解释他的真正临在的方式。

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对福音教各派因为教义分歧而相互指责深感不安，力图从中调停，以便使福音教各派能够在政治上联合起来，扩大自己的整体势力，更有效地对抗皇帝和教皇。于是他出面邀请争论各方到马尔堡进行宗教会谈，希望争论各方能够通过友好协商，消弥意见分歧，实现和解。

路德并未过多考虑政治问题，他原本不想参加这类明显带有政治意图的会谈，但碍于黑森邦国伯爵的面子，只好勉为其难。马尔堡圣餐辩论遂在1529年10月1日如期举行。

会谈地点被安排在菲利普的城堡之中。与会者都是些大名鼎鼎的宗教改革家，路德和梅兰希通代表萨克森，茨温利来自苏黎世，布塞尔来自施特拉斯堡，约翰·厄科拉姆帕德来自巴塞尔。路德和茨温利首次谋面。他根据《圣经》记载的基督在规定圣餐礼时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Hocestcorpus meum）一语，强调基督的身体和血液真的存在于行圣餐礼的饼酒之中，圣餐“可以通过本身的力量使良心从罪孽中解放出来”。在圣餐的仪式中，当中的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清楚地表明自己是基督身体的一份子，彼此互为肢体。茨温利则认为所谓的est，应该被解释为一种比喻，意味着“象征”。他反对感性的东西能够传送属灵的恩典的观点，认为把饼和酒看作基督的肉和血的观点不符合健全的理智，是有法术意味的迷信，必须加以拒绝。圣礼并不是不可见的上帝借以会见堕落了的人类的手段，它主要是誓约和象征，是上帝和选民之间所立之约的标记。圣餐礼也只是一种象征的纪念仪式，只是愉快和感激地纪念基督殉道的宴会，舍此之外，别无他种能力。基督的身体在天国，只可从上帝的统一性观念出发，认为它临到在圣餐里。

路德把est置于一种与救赎信仰密切相关的语境中，认为基督的这一句话，是他代人赎罪的明证，不容有任何质疑。如若不信，上帝的称义教义就难以成立了。因此他坚决拒绝茨温利的解说。布塞尔和厄科拉姆帕德的居间调停非但无效，反而加深了路德的反感。但是路德改变了他原有的认为茨温利等人属于狂热派的印象，承认他属于福音派，只是为“另一种精神的子女”。因此，路德准备谋一种友好的解决，他将福音教的基本观点列为15条，其中14条为双方接受了，只有第15条，也就是圣餐这一条上，双方互不相让，无法达成共识，最终不欢而散。路德与茨温利在圣餐教义上的争辩最终导致福音教内部信义宗与归正宗的对立和互不调和。

施特拉斯堡宗教改革家马丁·布塞尔起初反对路德，但在阅读了《关于主晚餐的大表白》之后，发现自己原先误解了路德的思想，路德的意思不是指局部临在，与茨温利的观点并非不可调解。布塞尔因此主张使用教父的、更切合实际的语言来代替所谓真正临在的灵性解释套语，认为借此就可以消除分歧，实现福音派的大团结。

茨温利不愿把福音教领袖地位让给路德，为了掌握政治主导权，他坚持在圣餐上走一条与路德不同的道路。他不把圣礼看得像路德认为的那么重要，但也不能做出让步，如果硬要使苏黎世人成为“路德派”，那么苏黎世就根本不可能在福音教集团中充当盟主，发挥领导作用了。

马尔堡宗教会谈谈崩后，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又安排神圣罗马帝国南部福音教诸侯和城市的代表于1529年10月16日在施瓦巴赫与路德会晤，但也没有达到消弭教义分歧的目的。另一方面，菲利普继续同茨温利商谈采取一种积极的新政策的可能性，最终于1530年7月30日同苏黎世结盟，11月18日又同巴塞尔结盟。但是，拉拢萨克森—弗兰肯集团参与一事暂时未有进展，在这里，路德的学说以及路德在宗教改革中的宗教领袖地位得到了更为普遍的认同，而在这种认同中，除了情感上的原因外，也有政治上的企图。无论如何，萨克森选侯是不会轻易放弃他已经拥有的在福音教诸侯集团中的准政治领袖地位的。

茨温利的政治野心不久就使他丢掉了性命。1531年5月15日，苏黎世的一群民众及其同盟票决迫使瑞士天主教各州允许他们在境内传教。在遭到拒绝后，茨温利建议一战，但其同盟宁愿采取经济封锁措施。天主教各州转而宣战。10月11日，茨温利在第二次卡佩尔战争中阵亡。路德不把茨温利的去世看作福音教的损失，反而宣称这是对异端的天罚，以及“我们的胜利”。就如1521年在沃姆斯那样，他全然不愿意为了教会的团结而放弃自己的信仰。

海因里希·布林格尔（Heinrich Bullinger，1504—1575）成为茨温利在苏黎世事业的继承者。但他避开政治，只满足于做一名模范牧师和教师，监督城里各学校，庇护逃难的福音教徒，不分教派地施舍贫穷者。他在讲道和辩论方面虽然缺乏深度和创新，但却能够比较巧妙地协调各派意见，致力于争取福音教徒的团结和联合，最终成为“归正宗”（“归正”一词意为经过改革而复归正确）或“改革派”的真正创建者。

第四节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成立

1529年5月10日，苏莱曼一世率军越过布达（Buda），沿多瑙河直逼维也纳。为了筹措同土耳其人作战的军费，卡尔五世从罗马返回帝国，并在1530年6月20日亲自主持在奥格斯堡举行帝国等级会议。但在这时，帝国等级已分成福音教和天主教两大派，并且相互敌对，根本无法达成共识。鉴此，卡尔五世不得不首先处理宗教纠纷，调解帝国等级间的意见分歧。他提出了一份教会统一的纲领，声称要放弃《沃姆斯敕令》。这一主张赢得了介于旧信仰者和福音教徒之间的一个中间党派的支持，但却受到了天主教帝国等级和教皇的强烈反对。福音教帝国等级没有认真考虑卡尔五世的谈判建议，来奥格斯堡之前未做任何准备。卡尔五世因此要求福音教帝国等级提交信仰声明，并且以此为基础，进行一次公开讨论。福音教帝国等级和宗教改革家因为在圣餐问题上的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只好分别向皇帝提交信仰声明。萨克森选侯约翰代表1529年的抗议派以及纽伦贝格和罗特林根两帝国城市提交了《奥格斯堡信纲》（Confessio Augustana或Augsburger Bekenntnis），上德意志施特拉斯堡（Strassburg）、康斯坦茨、梅明根和林道四城市提交了《四城市信纲》（Confessio Tetrapolitana），茨温利提交了《忠诚论纲》（Ratio Fidei）。路德因为受到帝国放逐令的约束，不能亲赴奥格斯堡参加会议，只好委托他的朋友和战友梅兰希通作为代表，他本人则待在萨克森选侯邦的边界小镇科堡（Coburg）旁观会议进程，为其战友提供建议和支持。

四城市和茨温利的信纲均被皇帝拒收，只有《奥格斯堡信纲》得以宣读和讨论。

《奥格斯堡信纲》是由梅兰希通依据路德在马尔堡制订的14条起草、由路德加以审定的。梅兰希通一方面慑于皇帝和教皇联合镇压宗教改革之势，一方面由于他本性趋向中庸与和平，因此，他的言辞非常温和，极力缩小新旧两教观点之差异，维持教会和信仰的一致性，争取和解。即使在为实行饼酒同领的圣餐仪式、取消修道誓愿、允许教士结婚等福音教规做辩护时，态度也极为谦恭温和，反复强调天主教会、现行国家和社会制度都符合上帝的意志，应当予以尊敬和服从。没有提及引发宗教改革的、涉及炼狱和赎罪券等问题的教义，也没有谈论曾经轰动一时的、否定教皇世俗统治权和教士特权的观点。为了使皇帝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真意，在上呈《奥格斯堡信纲》时，路德派神学家还附加了一封书信，声称他们拥护基督教各教派相互协商，以便“生活在一个基督教教会里”，他们所反对的只是一些弊端，路德教的教义和仪式并没有违反《圣经》和大公会议决议。

然而，天主教极端派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们发表《辩驳书》（Confutatio pontificia），推翻了所有改革主张，要求人们严格遵行天主教会的传统教义，遵行圣体转化论、七圣礼、圣徒祈祷、教士独身、信徒只领圣体和用拉丁语做弥撒等教规。皇帝根据《辩驳书》的观点，宣布《奥格斯堡信纲》为错谬，并且宣称要以武力手段迫使福音教徒接受天主教神学家的意见。梅兰希通上交了一份辩护书（Apologia Confessionis Augustanea），但却未被接受。

天主教温和派深感事态严重，于是出面调停。他们想以允许饼酒同领圣餐仪式这一让步，换取福音教徒对天主教其他教义和礼仪的遵行。梅兰希通认为可以接受秘密忏悔、斋戒和主教裁判权等项。其他宗教改革家却不愿作如此大的妥协。路德也不同意这样做，特别是不能承认主教裁判权利，因为在他看来，一旦承认了这项权利，福音教传教士就会面临被全部清除的危险。

因为卡尔五世有求于帝国等级，希望他们为抵抗土耳其人入侵提供援助，所以他忍声吞气，耐着性子与帝国等级进行了长时间谈判。他也与教皇克雷芒七世就召开一次新的宗教会议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1530年11月19日，在福音教帝国等级陆续离会后，卡尔五世颁布了一份只有天主教帝国等级投票通过的《奥格斯堡敕令》，宣称拒绝《奥格斯堡信纲》，所有福音教举措，都该受到谴责；《沃姆斯敕令》应予严格执行，侵占教产之人，应遭到法律制裁。宗教信仰问题应由大公会议予以解决。半年之后，所有不遵守《奥格斯堡敕令》者，都要受到惩罚。这不啻是对福音教徒所下的哀的美敦书。

卡尔五世还将波莫瑞公国赐予出自格莱芬家族（Greifen）的格奥尔格（Georg，1493—1531）及其弟弟巴尼姆（Barnim，1501—1573）作为帝国采邑，将符滕姆贝格公国（Herzogtum Württemberg）转交给他的弟弟费迪南作为世袭采邑，并说服帝国选侯选举费迪南为罗马人国王。

在普鲁士，一部分德意志骑士团成员反对前骑士团首领阿尔布雷希特的还俗政策，另选瓦尔特·冯·克隆贝格（Wal the r von Cronberg）担任团长。卡尔五世确认瓦尔特·冯·克隆贝格的团长资格，并将不属于帝国的普鲁士土地分封给他作为采邑。与此同时，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利沃尼亚众邦国：里加大主教区以及多尔帕特、奥瑟尔—维克（sel -Wiek）、库尔兰、雷瓦尔（Reval）等主教管区也被宣布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尽管并无实际效果。

1531年1月5日，费迪南在科伦成功当选罗马人国王，称作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I.，1531—1564年在位）。除了信奉福音教的萨克森选侯约翰表示反对外，其他五位依然信奉天主教的选侯都投票赞成（波希米亚国王即是费迪南本人，故未参加投票）。科伦大主教赫尔曼·冯·维德在亚琛为新国王涂圣油，行加冕礼。费迪南不再是他兄长的总督，而是自主的统治者了，这就使他拥有了更大的权威和权力。但卡尔五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继续拥有决定权。这一点也在他与费迪南签署的一份私密条约中有明确规定。

福音教帝国等级担心皇帝动用武力镇压宗教改革，遂在1530年12月22日前往施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en）会商对策。部分与会者还在12月31日通过了联盟倡议，决定进行武装自卫。1531年2月27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Schmalkaldischer Bund）正式成立，在盟约上签字的有七位诸侯：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萨克森选侯约翰、萨克森公爵约翰·弗里德里希、不伦瑞克—格鲁本哈根公爵菲利普一世、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恩斯特一世、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弗兰茨、安哈尔特—科滕侯爵沃尔夫冈、曼斯费尔德伯爵格布哈特和曼斯费尔德伯爵阿尔布雷希特七世，以及11个城市，即帝国城市：施特拉斯堡、乌尔姆、康斯坦茨、罗伊特林根、梅明根、林道、比贝腊赫、伊斯尼（Isny）；下萨克森城市：马格德堡；汉萨城市：不来梅和吕贝克（1536年退出）。由于路德和茨温利在圣餐性质上有争论，施马卡尔登同盟排斥了茨温利派。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是福音教诸侯和城市的第三次大联合。它自诩为一个防御性的军事联盟，“只是为了坚持基督教的真理，保证神圣罗马帝国的和平”。一旦遭遇天主教方面的进攻，各个成员有义务相互支援。但在实际上，福音教帝国等级已发展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福音是否有效成为一个由权力来决定的问题。路德也改变不了不抵抗的思想，主张把诸侯动用武力抵抗皇帝是否合法的问题交由法学家解答。萨克森选侯约翰和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出任同盟的首领，他们也是当时最著名的福音教诸侯。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也以哈布斯堡家族为敌，因此，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也受到同样仇视哈布斯堡家族的巴伐利亚公爵的支持。巴伐利亚公爵虽然继续信奉天主教，但同萨克森选侯一样，坚决反对费迪南当选罗马人国王。1531年10月24日，萨克森选侯约翰、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与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和路德维希十世缔结盟约，建立了“萨尔菲尔德同盟”（Saalfelder Bund），实现了一种反哈布斯堡家族的跨教派联合，并受到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支持。弗朗索瓦一世同巴伐利亚公爵们一样，也是坚定的天主教徒，他之所以支持福音教诸侯，也是为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目的。只是“萨尔菲尔德同盟”仅存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未有什么建树。在巴伐利亚公爵路德维希十世承认了费迪南当选罗马人国王的选举结果之后，该同盟就无疾而终了。

福音教帝国等级对《奥格斯堡敕令》的强烈反应，使得已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大规模入侵搞得狼狈不堪的哈布斯堡皇帝和国王更加一筹莫展，他们不仅无力镇压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及其盟友，反而急需后者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以抗击外来入侵。迫于压力，卡尔五世决定暂缓执行《奥格斯堡敕令》，并在1532年7月23日与福音教帝国等级签订《纽伦贝格宗教和约》（Nürnberger Anstand，也称作Nürnberger Religionsfrieden），宣告终止帝国最高法院因为教会财产世俗化的控告而对福音教徒进行的审讯；在大公会议对宗教纠纷作出澄清之前，各教派不以武力相对抗。这就意味着教派停战。它在法律上以皇帝与福音教帝国等级（从帝国教会法上说也是与异教徒）签订条约的方式出现，而不是作为帝国等级会议告示的一部分。尽管有很大的保留，但该条约的缔结依然意味着皇帝首次表现出背离他一向坚持的反宗教改革路线，承认了福音教的合法性。

皇帝态度的转变，使得福音教徒“忠君爱国”之心大为增加。在1532年新的土耳其战争开始之后，大批福音教徒纷纷组建或加入“勤王”军，浩浩荡荡地向维也纳出发，迫使苏莱曼将进攻维也纳的军队全部撤回伊斯坦布尔。而在1532年7月27日召开的雷根斯堡帝国等级会议（从宪政角度来说实际是一个宫廷会议）也批准了卡尔五世早在1530年奥格斯堡帝国等级会议上就提出的《卡罗利纳刑事法规》（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该法规是首个适用于全帝国的刑事法规，它的制定和批准标志着德意志刑法从中世纪习惯法向现代成文法的转变；统治者开始通过立法，介入原来被视为属于私人跟私人间的纠纷私斗！但在实际上，该法规在神圣罗马帝国各地仅具次级规范的效力，未被各邦国普遍接受。各邦国的统治者更乐意自行制订法律法规，只在有限的程度上参照帝国的立法。

其后，卡尔五世再次离开帝国长达十年之久，帝国事务又被搁置在一边。而在此期间，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继续扩大，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

第五节 明斯特洗礼派王国

洗礼派运动在苏黎世兴起后，迅速向外扩展，神圣罗马帝国各地无处不受其影响，神秘主义作家、编年史家和洗礼派领袖之一塞巴斯蒂安·弗兰克甚至将它看作与路德和茨温利宗教改革派并列的“第三种宗教改革”。参加这一运动的主要是社会下层民众：在城市是无产业、无权利的破产手工业者和帮工，在农村则是起义失败后情绪沮丧的农民。贵族、名门望族和行会市民较少参加，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1527年2月24日，在米夏埃尔·萨特勒（Michael Sattler，大约1490—1527）的领导下，一部分洗礼派教徒在沙夫豪森州附近的施莱特海姆（Schlei the im）举行“洗礼派宗教会议”，结成“基督教联合会”，并制订了洗礼派第一个表述完备的纲领性信条《上帝之儿女关于七条信纲之兄弟联合声明》，简称《施莱特海姆信纲》（Schlei the imer Artikeln或Schlei the imer Bekenntnis）。在这一信纲中，洗礼派的最重要原则被归纳为七条：（1）拒绝婴儿洗礼，采用信仰洗礼。（2）实行教会管教，以开除教籍惩罚失误。（3）以分食面饼圣餐礼作为社团的标志。圣餐只应由已经受洗者领食，圣餐主要具有纪念性质。（4）远离现实世界。（5）自由选举教牧。（6）拒服兵役。（7）拒绝宣誓。该信纲一方面要为分散在各地的各个洗礼派团体规定统一的信条，另一方面也要与主流教会或“大教会”划清界限，而其主要宗旨是建立和平的、严格遵守圣经规定的与世隔离的社团。这样一来，与宗教改革家倡建“邦国教会”的同时，“自由教会”也开始形成了。

《施莱特海姆信纲》出台后，传播非常迅速，在施特拉斯堡、施瓦本的格明德、埃斯林根（Esslingen）、梅明根、奥格斯堡、慕尼黑、纽伦贝格、埃尔朗根（Erlangen）和雷根斯堡等地，洗礼派社团纷纷建立。施特拉斯堡甚至成了洗礼派分子的周转站；1530年时，该城接纳的洗礼派分子多达2000余人。

洗礼派社团也出现在蒂罗尔的茵河河谷、下奥地利和上奥地利。在黑森邦的佐尔伽（Sorga）甚至出现了一种洗礼主义奋兴运动，其影响一直蔓延到路德派宗教改革的核心地区。1526年4月，巴尔塔萨·胡布迈尔与茨温利决裂。之后，他离开苏黎世，经过康斯坦茨和奥格斯堡到达摩拉维亚，并在这里为2000多位追随者举行了洗礼。

然而迫害仍未停止。1527年5月20日，萨特勒被官府绞杀。另一位洗礼派领袖汉斯·胡特（Hans Hut，1490—1527）预言基督将在1528年的圣灵降临节回到地上，并打算召集14.4万名被拣选的圣徒，以十字符号在他们前额上施洗，以此作为“封印”。1527年8月，他前往奥格斯堡，参加在这里举行的洗礼派宗教大会，但却被官府逮捕，与其他许多洗礼派分子一样惨遭屠戮，此次宗教大会因此也被称作“奥格斯堡殉道者教务会议”（Augsburger Mrtyrersynode）。年底，当洗礼派在蒂罗尔落下脚的时候，帝国总督、奥地利大公费迪南立即命令当地官府坚决扑灭这些“已经燃烧起来的火苗”。刚刚从摩拉维亚到达这里的胡布迈尔被捕入狱。他拒绝收回自己观点，在1528年3月10日被处以火刑。

1529年的施佩耶尔帝国等级会议也针对洗礼派运动恢复了查士丁尼法典，重新规定“所有根据基督教法令受过一次洗的人都不能再受洗或第二次受洗，一个人也不能为想重洗的人施洗，这些都是帝国法律所禁止的，如此做的人将被判死刑”，这就从帝国法律上肯定了处死洗礼派分子的刑罚，并将这一法律的执行权授予帝国各地官厅。此后，无论天主教政府当局还是路德教或加尔文教政府当局，大都将洗礼派视为危险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严厉镇压。在一些邦国，洗礼派分子可在留下其财产的情况下离开，而在另一些诸侯国，他们却惨遭监禁和刑讯，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被当作异端而烧死或溺死。只有黑森伯爵菲利普的行动要温和一些，他希望洗礼派分子放弃谬误，重新回归正宗教会。

日益增加的外部压力和内部混乱迫使部分洗礼派领袖进行自我反省，有些人如汉斯·邓克等重新回到了官方教会的立场观点，也有一些人走上了“与世隔绝”之路，还有人继续坚持末世论观点，力图采取行动，迎接基督再次降临人世。

施瓦本毛皮加工匠梅尔希奥·霍夫曼（Melchior Hofmann，1495—1543）原为路德派信使，曾在波罗的海沿岸、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尼德兰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地区活动。加入洗礼派后，他积极宣扬圣经约翰启示录的末世论说教，赢得了大批信徒，被称为“梅尔希奥派”（Melchioriten）。依然忠于罗马的教会和世俗政权当局，动用火刑加以镇压，但霍夫曼不仅没有被吓到，反而更加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他宣布施特拉斯堡已被上帝挑选为“新耶路撒冷”；真正的福音和真正的洗礼将由14.4万个义人从这儿传遍整个世界；1533年将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信徒们无需动用暴力手段，只要静待“新耶路撒冷”的出现即可。但到1533年时，这一预言并没有兑现。由于相信他是以利亚，就是耶稣说的要为他的再临铺平道路的那位先知，霍夫曼回到施特拉斯堡，自动投入监狱，要在那里等待“基督的第二次降临”（Parousia）。但是直到生命终结，他的预言也未兑现。

霍夫曼的失败并未熄灭已经被煽动起来的宗教狂热的火焰。在尼德兰，霍夫曼德门徒、哈勒姆的面包师扬·马蒂斯（Jan Matthys，大约1500—1534）取代霍夫曼掌握了洗礼派运动的领导权。他自称是一位新“以诺”，即《圣经·启示录》第11章预言的两位世界末日见证人中的第二位，阿姆斯特丹是新耶路撒冷，上帝之国将由此诞生。他还一反霍夫曼的和平主义观点，积极号召以暴抗暴，同样赢得了大批信徒的支持。数以千计遭到官府迫害、饱受折磨的洗礼派教徒决定前往明斯特避难。

与其他由主教管辖的城市一样，明斯特也在为争取城市自由而斗争。在福音布道士伯恩德·罗特曼（Bernd Rothmann，1495—1535以后）和激烈反对天主教教权主义的布匹商伯恩德·克尼佩多灵（Bernd Knipperdolling，大约1495—1536）的领导下，许多行会成员接受了福音教。市政会犹豫彷徨，福音教徒却通过绑架人质等手段，迫使主教在1533年2月14日签订了《迪尔门条约》（Vertrag von Dülmen），在保留天主教和主教权力的前提下，允许福音教在明斯特传播。

自1533年夏天起，福音布道士伯恩德·罗特曼逐渐背离路德的路线，越来越多地宣讲反对婴儿受洗的主张，致使明斯特城内的洗礼派运动不断高涨。1534年1月，马蒂斯派遣他的追随者裁缝扬·博克尔松（Jan Bockelson或Beuckelszoon，1509—1536）以“使徒”身份前往明斯特，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洗礼派社团。不久，大批洗礼派教徒蜂拥而入。

1534年2月23日，明斯特举行市政会选举，克尼佩多灵当选市长，洗礼派的声势明显壮大。24日，马蒂斯入城，他以先知自居，把明斯特说成是新耶路撒冷。新市政会控制不住洗礼派的行动，圣像破坏运动遂在市内大规模开展起来：几乎所有的教堂和修道院都被拆除，《圣经》之外的所有书籍也惨遭焚烧。马蒂斯还要求明斯特的民众都接受他的洗礼，所有拒绝者都将被驱逐出城。

被驱逐出城的明斯特主教弗兰茨·冯·瓦尔戴克（Franz von Waldeck，大约1491—1553）借助于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的邦国雇佣军于2月28日对明斯特城实施了包围。4月5日（复活节），马蒂斯在市场广场举行布道，宣布自己为新“基甸”（Gideon），即《旧约圣经·士师记》记载的大能的勇士，当日便是世界的末日。紧接着，他未带任何武器就率领数位亲信冲到城外，结果被围城的雇佣军大卸八块。博克尔松凭借其杰出的演讲才能成了新先知，并且创立了一个由他本人以新大卫身份领导的作为最后王国的预备阶段的“锡安王国”，但当围城军队日益增多，形势岌岌可危之际，这位新“锡安”失去了常态，开始采取毫无节制的恐怖统治。他解散市政会，宣布自己为国王约翰一世（Johann I.），招募了12位“使徒”，任命克尼佩多灵为他的总督和大法官，另一位洗礼派激进分子海因里希·克莱希廷（Heinrich Krechting，1501—1580）为他的首相，并颁布了一系列镇压反对者的血腥政策，所有违背十戒者都被处以死刑。为了迅速增加“圣徒”数量，他还援引旧约圣经，建议实行男子多妻制。他本人就娶了17个老婆，其中包括马蒂斯的遗孀。

围城军队截断了所有外来援助。1535年6月25日，洗礼派弹尽粮绝，诸侯军队杀入城内，洗礼派王国灭亡，反叛者受到了严厉惩罚。1536年1月22日，博克尔松、克尼佩多灵以及其他数人被炽热的钳子折磨致死，他们的头颅被挂在教区教堂的塔楼上示众。尽管黑森邦国伯爵并不主张恢复天主教信仰，但民意难违，福音教的名誉因为博克尔松等人的丑行而遭到严重玷污。

对于洗礼派运动来说，明斯特事件无疑是一场灾难的源头。此后，洗礼派大都被视为无可救药的反叛者，到处都受到无情的镇压。无数洗礼派分子为其信仰献出了生命。更多的人则被剥夺财产，驱逐出国，甚至被当作奴隶加以出卖。瑞士洗礼派分子所遭受的迫害尤其长久。鉴于殉道者的众多，洗礼派研究专家沃尔夫冈·克劳斯（Wolfgang Krauss）提出了与“种族屠杀”并行的“教会屠杀”（Ekklesiozid）之说。

但洗礼派以宁死不屈的信仰勇气和忍受痛苦的决心经受了种种迫害。他们在门诺·西蒙斯、大卫·约里斯和海因里希·尼可拉斯等人的领导下，追随耶稣基督，沿着十字架之路跋涉，决不退缩。他们对基督勇敢、坚定、真诚的信仰，他们“兄弟般的友爱”，他们对穷人的同情以及他们自觉自愿的殉教不断给他们带来新的信奉者；他们的歌曲属于当时宗教诗中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对于大多数洗礼派分子来说，“跟随基督”才是基督徒生活的关键所在。真正的基督徒无法逃避十字架，不产生跟随的信心实际上是贫乏而虚假的。他们逐字逐句地仿效基督，实行成人的、信徒的洗礼，拒绝发誓和从军，接待可怜之人，甘愿受苦和殉道。而他们所能指望的无非是贫困和痛苦，即使夜间在森林里和偏僻地区的秘密集会也很难躲过暗探和捕快。只是后来其社会抗议成分大大减少，宗教因素越来越突出。久而久之，洗礼派运动也从大众教会运动蜕变为少数派自由教会运动了，虽然分散地、秘密地继续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但已不再对当局构成严重的威胁。

第四章　反宗教改革与第二次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发展和福音教的传播，使长期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占据垄断地位的罗马天主教教会面临巨大挑战和严重危机。为了克服危机，收复失地，罗马教皇和其他顽固坚持天主教信仰的宗教政治势力一方面采取强硬的反宗教改革政策，另一方面也开始在天主教会内部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革，“反宗教改革—天主教改革”（Gegenreformation -katholische Reform）由此而兴。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佩兹·德·罗耀拉（íigo López de Loyola，1491—1556）及其在巴黎创建的耶稣会（1534）可谓反宗教改革的急先锋，1545年召开的特伦托大公会议则是反宗教改革—天主教改革的主要平台。与此同时，福音教宗教改革也在继续进行，不仅福音教诸侯组建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不断发展壮大，法国宗教改革家让·加尔文在瑞士法语区日内瓦开展的改革也搞得风生水起，蒸蒸日上。以建立政教合一的社团教会和把宗教改革与“生活改革”结合起来进行为突出特点的“第二次宗教改革”（Zweite Reformation）蔚然成风，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和外部，特别是在尼德兰、苏格兰和法国等地，产生了很大影响。福音教宗教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面对复杂多变的宗教政治局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一筹莫展。作为神圣帝国的最高首领和君临天下的“世界君主”，他感到有义务维护天主教会的统一，尽力消除有害于这一统一的种种隐患，不仅要消灭福音教“异端”，也要推进天主教改革，重振天主教的声望。但是，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又牵制了卡尔五世的绝大部分精力，根本无暇认真处理帝国事务；他在16世纪30—40年代采取的一系列宗教调解政策，均未达到预期目的，直到对外战争基本平息，他才利用福音教集团的内部矛盾和丑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成功地战胜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并使皇帝的权威达到了顶峰。然而，卡尔五世的胜利只是暂时的。面对皇权的加强，天主教诸侯与福音教诸侯不顾宗教信仰的分歧，联手反叛，甚至不惜以出卖帝国领土为代价，乞求法国天主教国王的援助。在帝国内外反对势力的打击下，卡尔五世一败涂地，不得不在1555年签署《奥格斯堡宗教和约》（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n），从帝国法律上承认帝国等级在各自管辖范围内的宗教信仰决定权，路德教拥有与天主教平等的合法地位。《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暂时恢复了帝国的国内和平，但却没有彻底解决宗教改革问题，因此也不能阻止宗教改革的继续进行。

第一节 卡尔五世的对外战争

1532年底，在打败苏莱曼一世的进攻后，卡尔五世返回西班牙，准备从那里开启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圣战，Kreuzzug）。战争尚未开始，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便在1534年与柏柏尔人（Barbaresken）和土耳其人结盟，从东西两向、海陆两面向哈布斯堡王朝发起了进攻。罗马教皇克雷芒七世乘机串通法国，暗中打击皇帝在意大利的势力。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因为正在与阿拉贡的卡塔琳娜（Catalinade Aragón）闹离婚，故而转向了法国一边。

1535年6月15日，卡尔五世亲自统帅军队从西班牙出发登陆北非，攻占拉古莱特（La Goletta或La Goulatte）和突尼斯（Tunes或Tunis），取得了轰动全欧洲的胜利。克雷芒七世早在1534年9月25日就去世（大概是被毒死的）了，卡尔五世凯旋罗马，受到新任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1468—1549）的隆重接待。只是柏柏尔人的势力并没有被全部消灭。

1535年11月1日，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扎去世，斯福扎家族绝嗣。卡尔五世将米兰变为帝国采邑，并将它授予自己的儿子腓力（Felipe，1527—1598）。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重整军备，再次进军意大利，并在1536年4月2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了萨伏伊和都灵公国。4月17日，卡尔五世亲赴梵蒂冈向教皇和枢机主教控诉弗朗索瓦一世屡次毁约的不义之举，要求与他进行骑士式决斗。为了迎合枢机主教集团中的改革派，他也提出了通过召开大公会议解决宗教纠纷的主张。但在随后的普罗旺斯和尼德兰战争中，卡尔五世并没有取得重大成果。弗朗索瓦一世也未实现修正《康布雷条约》的目标。

卡尔五世固执地坚持从海陆两面对土耳其人发动大规模征伐计划。为此，他在1538年2月8日同教皇和威尼斯结成反土耳其的攻守同盟。但未过多久，威尼斯就单独与土耳其人媾和，卡尔五世构建的同盟瓦解，其征伐计划也未付诸实施。6月18日，在教皇保罗三世的调解下，卡尔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在尼斯（Nizza）签订了为期10年的停战协议，规定在意大利维持现状（Status quo）。弗朗索瓦一世虽然签署了停战协议，却未中断与土耳其人的勾结。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福音教等级进行联系，力图建立广泛的反哈布斯堡联盟。

在匈牙利，费迪南也只能保有一小部分国土。鉴于土耳其人入侵的危险，他在1538年与扎波利亚缔结《格罗斯瓦尔戴因条约》（Vertrag von Growardein），承认扎波利亚为他所统治地区的匈牙利国王，只是在扎波利亚去世后，费迪南才有权接管这一地区。哈布斯堡家族的东扩计划面临种种困难，而要克服这些困难，费迪南必须倾其所有力量。这样一来，他在处理神圣罗马帝国事务方面，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鉴于法国和土耳其的威胁，卡尔五世不得不在宗教问题上继续采取调停政策。他在1539年4月10日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缔结《法兰克福宗教和约》（Frankfurter Anstand），重申《纽伦贝格宗教和约》的各项规定，确保福音教徒的财产占有状况。他也在福音教帝国等级作出不再没收教会财产、不再扩大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承诺的前提下，放弃了接受新成员加入天主教纽伦贝格同盟的要求。除此之外，卡尔五世还按照对各种信纲持中立态度的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二世（Joachim II.，1505—1571）的建议，举行宗教会谈，调解各方矛盾。1540年，福音教和天主教神学家及世俗官员在哈格瑙（Hagenau）和沃姆斯（Worms）举行宗教对话，虽未取得重大成果，但也在一些神学争论点上达成了妥协性表述。

1541年4月5日，帝国等级会议在雷根斯堡召开。卡尔五世亲临现场进行斡旋。新旧两教有名望的神学家在沃姆斯宗教对话的基础上，就教会统一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谈起初还比较顺利，双方对于因信称义教义的看法基本接近，在幕后活动中的教皇使节、改革派枢机主教集团首领加斯帕罗·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1483—1542）也准备认可教士结婚主张和教徒饼酒同领的圣餐仪式。但到最后，在有关教皇的宗教权威、实体转化等问题上双方仍各执一端，虽然签署了《雷根斯堡文书》，但遭到福音教和天主教帝国等级的普遍反对；路德和罗马教皇也予以拒绝。卡尔五世忙于出征，无暇他顾，只给福音教徒一道临时敕令，再一次延长《纽伦贝格宗教和约》的有效期。

1542年，科伦大主教赫尔曼·冯·维德公然宣称放弃天主教，改信福音教，并在布塞尔和梅兰希通的帮助下实施了福音教制度，将科伦大主教辖区改变为世俗的福音教公国。因为科伦大主教的改宗将使选侯集团内部的教派比例发生不利于天主教方面的变化，所以教皇、皇帝和其他天主教势力都不能容忍，决心倾力干预。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宣布开除维德教籍、褫夺其科伦大主教职位，皇帝卡尔五世也宣布了帝国放逐令。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内部意见不一，未能给予任何支持。迫于压力，维德不得不在1547年2月25日辞职还乡，以务农为生，直至1552年8月15日去世。

与此同时，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又开始进行密集的外交活动、为新的战争做准备了。而出使伊斯坦布尔（I·stanbul）的法国公使在返途被西班牙士兵杀害一事发生后，形势遽然紧张起来。卡尔五世虽然极力否认他与此事有关，但他事先知情的事实却难以遮掩。当奥斯曼土耳其人对费迪南统治下的匈牙利发起新一轮进攻时，卡尔五世没有派军队直接到前线增援，而是在1541年10月派遣舰队远征阿尔及尔（Algier），结果遭到秋季风暴，无功而返。次年，费迪南进军匈牙利，但在抵达奥芬城时，军队哗变，军事行动半途而废。

1543年，弗朗索瓦一世联合奥斯曼、丹麦、瑞典、苏格兰诸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于利希—克累弗—贝格公国等多方势力一起对卡尔五世宣战，但因丹麦、瑞典和苏格兰中途退出联盟，故而未对皇帝造成多大威胁。卡尔五世却乘机对克累弗（Kleve）公国发起攻击，摧毁迪伦（Düren），占领楚特芬（Zutphen）和格尔德恩（Geldern）两公国，并迫使于利希—克累弗—贝格公爵威廉五世（Weilhelm V. ，1516—1592）签署《芬洛条约》（Vertrag von Venlo），把楚特芬和格尔德恩两邦土地从帝国中分割出来归并入尼德兰，亦即皇帝本人的领地。威廉公爵还被迫向皇帝作出不实行宗教改革的保证。

在1544年的施佩耶尔帝国等级会议上，卡尔五世呼吁帝国等级联合起来抗击法国入侵，后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全体响应皇帝的号召，参加对法国的战争，但也向皇帝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停止帝国最高法院审理宗教诉讼案件，从帝国法律上承认《奥格斯堡信纲》。卡尔五世坚持由下一届宗教会议或帝国等级会议作出决定，届时，允许路德派充分阐述自己的意见。教皇对皇帝的妥协提出了严厉批评，他不希望路德和加尔文获得皇帝的保护。在帝国等级军队的协助下，卡尔五世迅速侵入法国，虽未能突破坚固的防线，但还是在9月18日迫使弗朗索瓦一世签订《克雷皮和约》（Vertrag von Crepy），重申以往的停战协议，责令弗朗索瓦一世放弃对拿不勒斯、佛兰德和阿图瓦的领土要求以及与神圣罗马帝国福音教等级的结盟。弗朗索瓦一世还被迫答应出兵1万人，协助卡尔五世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承诺派代表参加即将在特伦托召开的大公会议。

第二节 耶稣会的成立与特伦托大公会议的召开

一、耶稣会的成立

耶稣会，又名“耶稣连队”，是一个强调虔修生活和社会服务的天主教修会组织，创建于1534年，其首倡者和早期领导人为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佩兹·德·罗耀拉。

罗耀拉出身于西班牙吉普斯夸省（Guipúzcoa）罗耀拉城堡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代曾在军队服役，1521年参战时负伤。养伤期间，阅读了《耶稣生平》和《圣徒传》等书，深受感动，决心抛弃世俗欲念，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上帝。此后，罗耀拉脱下华贵服装，效仿圣徒苦行，过乞丐生活。为了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罗耀拉不顾年龄已大，在32岁时，前往巴塞罗那拉丁文法学校，从头开始学习，其后又进阿拉卡拉（Alcala）大学深造，最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学识大增。1530—1534年，罗耀拉编写了《神操》一书，并联合几位志趣相投的同学创办了“耶稣会”，宣誓过贫穷、贞洁的生活，绝对忠诚地为教皇服务，听教皇差遣。

1539年10月，罗耀拉等人到达罗马，其改进教会的计划和效忠教皇的诚心受到教皇保罗三世的欣赏。1540年9月27日，保罗三世正式批准“耶稣会”成立，并且使该会直接隶属于教皇管理、服从教皇命令。1541年4月，罗耀拉出任耶稣会首任“总管”（或称“将军”）。

耶稣会初建时的目的是到耶路撒冷朝圣，后逐渐扩大计划，提出“一切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ad majorem dei gloriam）口号，并以反对“异端”，传播天主教义，重树教皇的绝对权威，重振罗马教会为宗旨，广招会士，严加培训，积极进行反宗教改革活动。

耶稣会仿效军队编制，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但又机动灵活，知所变通。它把全世界划分为许多教省，省下设传教区，一个省区可以包括几个国家。最高领导是“总管”，中间是教省会长，其下设会长和院长。“总管”为终身制，常驻罗马，有权指挥所有成员的活动，决定每个成员的升迁，权力巨大，故有“黑衣教皇”之称。教省会长任期三年，领导当地的耶稣会活动。各省会士外出传教，即在当地建立归该省管辖之传教区。会内实行层层控制，会士之间相互监督，并强调绝对服从长上。会长的下属每周汇报一次组织活动情况和成员思想动态，会长每月向“总管”作一次书面汇报。此外，总管还向各地派出巡阅使，直接监控各地会士的行踪。会士除应遵守会规外，尚须按照罗耀拉所著《神操》的要求，完全听凭长上以天主的名义随意调遣，不得违命。《耶稣会章程》第六部分第一章第一节要求：“每一个成员应勉励自己完全顺服天主通过他的长上实行的统治，听从长上的指挥，如同自己是一具死尸那样，可以任意摆布。”

耶稣会的成员都是神父，非神父不能成为成员。耶稣会在选择成员时要求非常高，审查也非常严格。申请人不但要有神学的毕业证书，而且还要有另一项课程的大学毕业文凭。在入会之前需经过多年的考验，正式入会时，除了发绝财、绝色、绝意三大誓愿外，还要发第四愿，即无条件地绝对效忠教皇。按照耶稣会的教导，教皇高踞一切世俗君主之上；教皇是牧人，世俗君主只是牧人用来守护羊群的牧羊狗。教会必须顺服教皇的判断，遵照教皇的指示办事。凡教皇指示的便是善，凡教皇禁止的便是恶。除此之外，会士还应仿效福音书所载耶稣在旷野中苦修40天的事迹，每年独自潜修40天“大避静”。在这40天中，无论居何职位者均须摆脱会务，根据《神操》内容默思祈祷。另有“小避静”，期限为3天或7—8天不等；按月行者则称“月省”。

为了发展组织，耶稣会专门在罗马设立训练中心，物色14、15岁的少年接受长达17—19年的宗教灌输，切实养成“为别人生活”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为了主的荣耀，随时准备到世界各地传教。

会士不穿统一的制服，但一般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SJ的字母。他们出入宫廷，结交权贵，做政界要人的忏悔神父。他们也积极从事办学施教等工作，掌握知识分子，吸引广大青年。按照会规，只要是为了天主教会的利益，任何手段，甚至暗杀、放毒、收买、背信弃义等都可采用，任何丑恶罪行都可赦免。

正是通过上列卓有成效的组织和教育工作，耶稣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556年圣罗耀拉去世时，其会士已遍布全世界。

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耶稣会士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进行反宗教改革活动。而此项运动的首脑和灵魂则是德意志耶稣会士彼得·卡尼西乌斯（Peter Canisius，1521—1597）。

卡尼西乌斯出生于科伦大主教辖区内的尼姆韦根，是该市市长的儿子，他的生日恰好为皇帝卡尔五世发布对马丁·路德的帝国放逐令那一天。1543年5月8日，也就是在他22岁生日的那一天，卡尼西乌斯加入了耶稣会，他是该会的第八名成员，也是该会第一位德意志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彼得·卡尼西乌斯几乎徒步走遍了神圣罗马帝国全境，广设学院，悉心培养年轻一代的耶稣会士，积极向帝国统治者宣传天主教的好处，甚至怂恿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五世以武力消灭巴伐利亚境内福音教势力。

自1551年起，卡尼西乌斯迁居，维也纳并以此地为其活动中心。他在1554至1555年间担任维也纳主教管区行政长官。1556年2月，卡尼西乌斯在施泰凡大教堂布道，听众甚多。其后，路德教礼拜仪式在维也纳市民私人家庭和市政厅被厉行废止。

作为耶稣会德意志教团的最高首领，卡尼西乌斯为天主教在神圣罗马帝国多地的复辟，亦即所谓的“重新天主教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卡尼西乌斯写作的教义问答是对马丁路德著作的回应，属于第一部天主教的同类著作，1555年以《基督教教义大全》（Summa doctrinaechristianae）的书名出版，到其去世之时已再版200余次，并在1591年被奥格斯堡主教、戈明根（Gemmingen）的约翰·奥托（Johann Otto，1545—1598）用作学校教科书。

卡尼西乌斯虽然坚决反对宗教改革，但他对于宗教改革家和宗教改革主张极表尊重之意，从不妄言指责他们是异教徒，也不污蔑其学说为邪说，而是口口声声称道“福音教师”和“新学说”，对于天主教会的弊端他则予以大胆揭露和抨击，这就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声誉。无论皇帝费迪南一世还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1502—1585）都对他信赖有加。

二、特伦托大公会议的召开

特伦托大公会议（Konzil von Trient）即第19届全体基督教徒代表会议，于1545年3月15日正式召开，中经两次休会，于1563年12月闭幕，历时18年，实际开会时间约为4年3个月。

自16世纪30年代起，与反宗教改革运动同时，在天主教会内部也生成了一股自我更新的力量，不断敦促教皇召开宗教会议，纠正教会弊病，消除教义上的争议。教皇哈德里安六世是第一位认真倾听教会改革要求的天主教会高层领导，他对先前教皇的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教会的弊端已经严重到这样的程度，即受其玷污者已经“嗅不出原罪的臭味了”。只是因为在位时间很短，并未采取具体改革措施。教皇克雷芒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关系较差，虽在卡尔五世的敦促下屡次口头答应召开宗教会议，但却迟迟不予以兑现。与克雷芒七世不同，教皇保罗三世比较重视与皇帝的合作关系，也具有改革思想，故在上台后不久就宣布将于1537年5月23日在曼图亚（Mantua）召开宗教会议。神圣罗马帝国的福音教诸侯虽然支持召开大公会议，但却主张在帝国境内开会。他们担心在境外受到天主教势力的攻击，甚至会被当作异端而受到严惩。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希望从皇帝与福音教信徒的冲突中牟利，千方百计阻挠开会。由于开会地点不能确定，也由于意大利战争重新爆发，召开大公会议一事遂一拖再拖。直到1544年1月《克雷皮和约》签订后，卡尔五世才与保罗三世商定，在阿尔卑斯山以南意大利境内的帝国城市特伦托（Trient）召开大公会议。

皇帝和教皇期望通过特伦托大公会议，在天主教会内部实施一些必要的改革，并在福音教派和天主教派之间进行一次自由讨论，消除教义上的分歧，达成共识，但在开始的时候却遭到多方面的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绝大多数福音教诸侯拒绝参加会议。他们认为福音教徒在此次大公会议上肯定会遭到谴责，皇帝也肯定会采取对福音教徒不利的行动。福音教徒只听从上帝之道，不接受现存教会法规的裁决，也不承认任何宗教法庭，哪怕是基督教的最高法庭，同意参加会议就等于承认教皇是信仰问题的法官，也会导致对信仰的否定。他们声称，他们所期盼的大公会议应当是由《圣经》决定的、“基督教”的、“自由”的，不应当是承袭“教会习惯做法”的、由教皇主宰的。只有少数人对皇帝抱有幻想，希望在他的帮助下，通过大公会议，对福音教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

而在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中，反对宗教改革的倾向也十分突出。他们不想对天主教会的教义和礼拜仪式作任何变动，反而重申这些教义的正确性，谴责一切与之相违背的言行。他们拒绝福音教徒宣扬的“圣经原则”和“因（唯）信称义”学说，继续捍卫天主教会传统的权威和“人神合作”（Cooperatio hominis cum deo）说，强调信仰和善功两相结合的重要性。他们也反对教徒饼酒同领的圣餐礼、普遍教士论和准许教士结婚的主张，反对在举行礼拜仪式时使用民族语言的做法，坚持七种圣礼和实体转化论等礼拜仪式及天主教传统教义。拉丁文圣经被提升为圣经传世本中的正式文本，解说这部圣经也必须完全按照天主教会的传统进行，不能掺杂一丝一毫福音教的内容，这就排除了任何妥协的可能性。

由于天主教保守势力在会议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特伦托大公会议的第一阶段（1545—1547，1547—1549）呈现明显的反宗教改革态势。

在这一阶段，大约有100位有投票资格的高级教士（Prlaten）和同样多的神学家（Theologen）参加了会议，来自除波兰和匈牙利之外的所有其他欧洲天主教国家，但大多数来自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的主教们也没有参加，他们同福音教诸侯一样控制了自己辖区的教会，不再承认教皇对于教会的普遍统治权。只有个别仍然效忠于教皇的帝国教会诸侯，例如特里尔大主教约翰·路德维希·冯·哈根（Johann Ludwig von Hagen，1492—1547）和奥格斯堡主教奥托·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Otto Truchsess von Waldburg，1514—1573）派遣了代表参加，但仅有建议权，也只参加了第一阶段的会议。

会议进行期间，卡尔五世伙同萨克森公爵莫里斯在米尔堡全歼福音教徒军队，权势陡然提升。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大为恐慌，遂以特伦托爆发瘟疫为理由，执意在1547年将会议南迁到波伦纳进行，但为了避免触怒皇帝，参加会议人员在波伦纳只讨论问题，不作官方决议。即使如此，卡尔五世还是向教皇提出了严正抗议，鉴此，大公会议在继续举行了两次后，便于1549年9月宣布中止。在波伦纳召开的两次会议虽然规模较小，时间较短，但对整个大公会议来说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从后来的许多决议来看，基本问题已在这里得到详细讨论了。

第三节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加尔文（Jean Cauvin，1509—1564）的宗教改革也被称作“第二次宗教改革”。这一概念是由德国当代福音教神学家于尔根·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在1958年提出的，现在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按照莫尔特曼的见解，“第二次宗教改革”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通过官厅加以贯彻或者是建立长老制的社团教会，二是把福音教的礼拜仪式和教会纪律与“生活改革”紧密联系起来，将宗教改革从比较单纯的宗教—教会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领域。第二次宗教改革并非仅指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但是加尔文教的兴起，意味着宗教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实际上，加尔文宗教改革具有典型的城市宗教改革特征，但因加尔文教的创立，这一改革又超越了一般城市宗教改革范畴，获得了创立教派的意义。加尔文教也为神圣罗马帝国部分诸侯所接受，成为他们推行宗教改革的宗教标的，而其合法地位则是通过相当长时间的宗教—政治斗争获得的。

1509年7月10日，加尔文出生在法国北方皮卡迪的努瓦荣（Noyon），他的父亲杰拉德·加尔文（Gerard Cauvin）是当地主教的财政秘书；母亲珍妮·勒·弗兰克（Jeanne Le Franc）是一位旅店主的女儿。在读完家乡的拉丁文学校之后，加尔文于1523年进入巴黎拉马什学院，学习“七艺”，未过多久又转到索邦（Sorbonne）蒙泰居学院。1528年获文科硕士学位。紧接着，加尔文遵从父亲的劝告，放弃学神学的初衷，到奥尔良研习罗马法，但在希腊文教师和路德教信徒梅尔希奥·弗尔马尔（Melchior Volmar，1497—1560）的指导下，他对人文主义和德语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成为法学硕士后，便不想继续深造，而是完全投身于人文主义研究了。

1531年5月，父亲去世，加尔文在职业选择方面获得了自由。在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他重返巴黎，进入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1530年建立的“三语学院”（Collège destroislangues）学习古典语言，1532年出版了一部关于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公元前4—65）的评论，只是未引起多大注意。在经历了一种“心灵变化”之后，加尔文改信路德教，参加了由其房东秘密组织的福音教徒团体。1533年，加尔文同他的朋友、新任大学校长尼克劳斯·科普（Nikolaus Kop）一起公开批判经院哲学，赞扬路德神学，宣传“福音”，遭到巴黎法院的通缉，被迫离开巴黎。

流亡期间，加尔文曾在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纳瓦拉王后、倾向福音教的玛加丽特（Marguerite de Navarre，1492—1549）位于内拉克（Nérac）的小宫廷待过一段时间。经过研究、谈话和深入思考，他更加坚定了支持宗教改革的立场，也开始对他的思想进行系统化整理，酝酿写作《基督教要义》（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一书。

科普事件平息后，加尔文返回巴黎，在克罗泰勒斯（Crotelles）第一次举行圣餐，并且是以教徒饼酒同领的新形式举行的。此时，路德福音教在法国流传甚广，1534年10月8日在巴黎出现了反对天主教、支持路德的宣传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震怒，发布迫害福音教徒的敕令，许多人被活活烧死，加尔文不得不再次离开巴黎，化名“马提阿努斯·卢西阿努斯”（Martianus Lucianus），隐居巴塞尔，埋头写作《基督教要义》；1535年8月23日完成初稿，次年3月，由巴塞尔图书印刷商托马斯·普拉特尔（Thomas Platter，1499—1582）印刷出版。这是第一部全面阐述福音义理的大作，初为四卷，分别以圣父、圣子、圣灵和教会命名，正文设有六章，附加写给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信仰告白”书。后来，在经过1539年、1543年、1550年和1559年的多次重新修订后，加尔文著《基督教要义》最终扩大为80章。

1536年初，加尔文到巴黎处理家庭事务，归途为弗朗索瓦一世和卡尔五世已经布好阵式准备交战的军队所阻，只好绕道而行，路过日内瓦。当地的宗教改革家纪尧姆·法莱尔（Guillaume Farel，1489—1565）盛请加尔文担任大教堂的读经师。这一偶然事件竟成了加尔文宗教改革事业的开端。

日内瓦地处帝国西南部，属于瑞士联邦。福音教早在1532年就传入该城，但却未被市民普遍接受。加尔文先是在该城的保罗派教堂讲解《圣经》，1537年1月又向日内瓦市政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改组教会计划，要求整顿教会风纪和公众道德，强迫日内瓦自由市民逐个宣誓，公开接受他所拟定的教义，遵守“福音教十戒”；拒绝宣誓者，将被驱逐出城。加尔文还力图使市政会成为只执行他的命令和法令的机构，把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转变成为神权的专政。日内瓦市政会不愿意接受新的“福音教教权主义”，日内瓦市民也拒绝宣誓，但加尔文坚持己见，不予妥协，并以拒绝举行圣餐进行对抗。第二年，日内瓦举行市政会大选，一些敌视加尔文的人当选。在这些人的操纵下，市政会颁布命令，采用伯尔尼的教会仪式，不再采用当地的仪式制度。加尔文称此届市政会为“魔鬼的委员会”，并和法莱尔一起反对市政会干涉宗教事务，结果在4月23日双双遭到放逐。

加尔文流亡施特拉斯堡，出任圣经教授，附带照料着一个法国流亡者社团，在圣尼科劳斯教堂、圣马格达莱纳（St.Magdalena）教堂和多明我会士教堂布道和举行圣礼。通过与当地宗教改革家马丁·布塞尔的交流，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对预定论、圣餐教义和圣经里规定的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四种神职说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布塞尔拥有卓越的教会管理才能，强调教会纪律，认为上帝拯救的教义是教会的心脏和灵魂，纪律则是教会的经络。布塞尔对教会纪律的强调在加尔文的心灵中引起了共鸣，布塞尔在施特拉斯堡设立的礼拜仪式也被加尔文视为值得借鉴的样板。加尔文还在1540年与在施特拉斯堡避难，且已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寡妇伊德蕾特·德·布尔（Idelette de Bure）结婚，建立了一个十分和谐的福音牧师家庭。

在此期间，日内瓦的宗教改革陷于停滞，市民们在信仰方面茫然不知所措。伯尔尼企图把日内瓦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已遭唾弃的天主教又有卷土重来之势。面对这种混乱局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加尔文的主张的正确性，期望重新召回加尔文，由他来主持该城的宗教改革，稳定教会和政治秩序。在与加尔文进行长时间谈判的过程中，市政委员们宣誓接受“忏悔”，同意按照加尔文的意志制定必要的“教规”。日内瓦的教会也接受了市政会的安排。

1541年，加尔文返回日内瓦。他雷厉风行地在11月20日颁布《日内瓦教会条例》（Ordonnances Ecclessiastiques，又译为《教会宪章》）；次年又发表了《日内瓦教义问答》。据此，他废除天主教的主教制，建立了一种具有共和主义特色的政教合一政权：教会由神职人员（牧师）组成的数名执事和由俗人组成的数名长老共同管理，长老由教徒直接选举产生，牧师则由长老聘任；设立长老会议，由各教区民主选举的12名代表组成，归市政会直辖，市政会则由长老、牧师和上层市民组成，是最高的行政机构，拥有司法权；设立宗教法庭，由长老会议成员和6名牧师组成，由该城4个地方行政官之一做主席。由长老、牧师和行政官员组成的宗教法庭成为教会中最有权力的部门，可以行使一般的道德监督，可以颁布纪律，可以经过地方行政官的同意，开除教徒教籍。宗教法庭的法官同时又是市政会委员，一旦开除出教仍然不足以惩罚罪行的话，就可以通过城市行政部门对已被开除出教的人予以进一步的惩罚。市政会仍牢固控制着任命教师、管理婚姻和审理公民犯罪的权力。除此之外，加尔文还将日内瓦划分为数个教区，建立市和地方教区两级牧师团体。市级牧师团体由各教区首脑组成，负责统辖各教区牧师团体。从1542年至逝世前，加尔文一直是这个团体的主席。虽然作为法国国民，加尔文无权担任任何政治职务，但他经常出席各类委员会会议，参与政治决策，在实际上掌握了宗教政治大权。宗教法庭每星期四举行例会，称“星期四晨会”。加尔文经常出席这一例会，是宗教法庭的实际负责人。

加尔文还宣布《圣经》是信仰的唯一依据，废除弥撒，只举行在《圣经》有明确记载的、为耶稣亲自设立的洗礼和圣餐礼这两种礼拜仪式。在举行礼拜时，以布道为中心。加尔文曾经建议每个星期天举行一次圣餐，每周举行一次教徒集会，但这一建议未得到贯彻。取而代之，日内瓦每年举行四次圣餐，每季度举行一次教徒集会，由布道士进行“兄弟般的忠告”。大小礼拜堂内以洁净为要，去除一切的异端和拜偶像的记号，只剩讲台、座椅。除此之外，加尔文还以福音为生活准则，整顿公共道德和教堂纪律。政府和教会制订严格的规章制度，按照上帝之道，对市民生活进行严厉管理和监督，不参加宗教崇拜将会受到惩罚，但也严禁一切浮华享乐的行为，即使是唱世俗的歌曲、跳舞和打牌，也将受到惩罚。在所有人生乐趣中，只有家庭生活得到了肯定和鼓励。经商致富，蓄有私产，贷钱取利，以及做官执政，则被说成是受命于上帝。

在一个接一个的布告中，加尔文试图借助于严格的教会管制，密切监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力图使“堕落的”民众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把日内瓦创建成为一个新型宗教社团的典范。这些措施触及到生活的每一方面，管制措施则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从警告到驱逐甚至处以绞刑不等。执行时无论地位高低皆不得幸免，而被管制者不应当把它看作惩罚，而是应当看作帮助。每逢礼拜四，12个长老和6名牧师，聚会一次，在加尔文的指导下审理各种案件。凡被人控告，其言语、行为对于上帝和基督教的《信经》有失敬之处的教徒，一律都召来加以斥责；对加尔文揭示的任何基督教教理表示怀疑者，一经发现即行驱逐甚或处死。对异端教派和洗礼派更不宽容，经常动用火刑加以处死。这种管制是如此严厉，以至于许多人纷纷逃离日内瓦。如果不是胡格诺教徒的大量涌入，日内瓦恐怕早就人去室空了。加尔文热情接纳这些来自法国的福音教流亡者，让他们成为日内瓦市民和他的最得力的社会基础。

加尔文的目标是将人类各种社会生活全部基督教化，即使官厅也要受到教会监控，而教会自身是民主的，不受国家制约。在加尔文的影响下，日内瓦一度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基督教共和国”和福音教大本营。然而，“加尔文的日内瓦”的说法并不准确。加尔文决非大独裁者，他甚至连日内瓦市民都不是，并不掌握法定的权力。作为一位牧师，他也没有力量左右政局。事实上，那些掌权者到最后仍然保留将加尔文免职的权力，只是他们没有运用这一权力而已。作为宗教法庭的成员，加尔文自然可以代表牧师向地方官员提出温和的抗议，然而这抗议却经常受到忽视。1553年，日内瓦市政当局逮捕了因否定三位一体教义而受到天主教会通辑的西班牙医生米贵尔·塞尔维特（Miguel Servet，1509或1511—1553），并判处以焚刑。加尔文要求将火刑改为“较温和的”绞刑，但未被市政会接受，塞维图斯最终还是被捆绑在干柴堆上烧死了。加尔文对日内瓦的影响力，不是基于正式的法律地位，而是基于他作为传道者与牧者相当大的个人权威。

1539年至1541年，加尔文和天主教神学家们一道举行会议，他与他们一道分享而他本人从未停止抱这样一个大胆的希望：建立一个也许能把所有分裂的教会联合起来的自由的、基督教徒的议会。只是在特伦托大公会议对宗教改革采取了坚决反对态度之后，加尔文才放弃与天主教会和解的幻想，只考虑把各地福音教会统一起来的目标了。

第四节 路德晚年

1530年奥格斯堡帝国等级会议闭幕之后，路德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不再参加任何重大活动，也不能直接决定宗教改革进程了。尽管如此，他继续在维登贝格举办讲座，主持福音教徒的婚姻，调解家庭纠纷。他也笔耕不辍，努力通过书信和著作，发表时政评论，指导福音教牧师和布道士的工作。

路德晚年的作品主要有：《施马尔卡尔登信条》（1537年）、《就反对受安息日者致好友书》和《论犹太人及其谎言》（1538年）、《论大公会议和教会》（1539年）、《论不可说的名》（1543年）、《论基督的家族》（1544年）以及《反对由魔鬼创立的罗马教皇统治》（1545年）等。在这些著述中，路德再一次总结了他的教义和神学主张，并对犹太人、宗教会议和罗马教皇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

路德继续反对教皇，拥戴世俗统治者。他要求严惩“罗马暴君”，把他的教令烧个一干二净，希望皇帝主持宗教会议，解决宗教争端。特别是在1545年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战性文章《反对由魔鬼创立的罗马教皇统治》（Wider das Papsttum zu Rom，vom Teufelgestiftet）中，路德把罗马教皇和红衣主教们骂得狗血喷头，其用语之恶毒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教皇有时被称为“老魔头”，有时被称为“罗马阴阳人”，有时被称为“老屁精”。而红衣主教则是“魔鬼的遗孽……无知的笨驴……世人应该咒骂他们，让他们被雷打，被火烧，害瘟疫，害梅毒，害癫痫，害坏血病，害麻风病，害痈疔，害种种无法医治的恶疮毒症”。路德还向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君主、诸侯、领主及一切有权采取行动的人”大声疾呼，要他们兼并教皇领土，“夺取教皇、红衣主教及所有跟从他们一群狗男女的一切”。路德写道：“动手吧，皇帝、君主、诸侯、领主及一切有权采取行动的人。动手吧，上帝为你的行动会赐福于你。首先当从罗马教皇手里，将罗马涅（Romagna）、乌尔比诺（Urbino）、波伦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抢过来。因为，他之拥有这些，全系出之撒谎及运用一切卑劣手段。这些本来属于皇帝的东西。由于他运用偶像及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偷了来，所以大家不知道。自从这些东西落在他手里，他便据以自大，用以作恶……现在，由于他具有了这些东西，已有数不清的人受他的引诱坠入地狱之火……因此，先夺去他——教皇、红衣主教及所有跟从他们一群狗男女的一切，然后，从颈后拔出他们的舌头，把他们一起牵上绞刑台。这样做，可说是千该万该的。”路德对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仇恨由此可见一斑，在这种仇恨中，宗教因素和经济、政治因素兼而有之。

路德在晚年还一改早年反对动用暴力镇压犹太人和争取犹太人皈依“正确的信仰”的主张（参见1523年的《耶稣生为犹太人》），对犹太人大加诋毁，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反犹人士”。他以新约中的“反犹”言论为依据，指责犹太人是基督教“最可恶的敌人”，提出对付犹太人的七点纲要：第一，点燃他们的犹太教堂和学校，所有无法烧的东西都埋到地里；第二，破坏和摧毁他们的住房，把他们象吉普赛人一样圈在一个大厅或畜栏里；第三，没收所有他们的书和经书，因为在这些书里他们传播偶像崇拜、谎言、诅咒和对神的诽谤；第四，禁止他们的拉比教书；第五，不向犹太人提供保护，不许他们使用街道；第六，禁止他们放高利贷，没收他们的钱币和金银；第七，给年轻和健壮的犹太人镰刀、斧头、铲子、纺织机，让他们用自己的汗水赚他们的面包。路德反对犹太人的陈词滥调与天主教传统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他也是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只是当他把这些言论与他的关于律法和福音的学说联系起来的时候，他才赋予这些言论某种神学意义，把犹太人说成是遭谴责的、为上帝所愤怒的一群人。路德没有从生物学上将犹太人视为劣等种族，他谴责犹太人的主要理由是：信奉犹太教教义即犹太教信仰有罪。他强烈反对犹太教，是因为他们现在仍拒绝承认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当代有些学者把路德的“反犹主义”与希特勒纳粹党的反犹主义等量齐观，视之为一脉相传的，此种观点是很不恰当的。

1546年1月，为了裁决曼斯菲尔德伯爵们的一项争议，路德不顾自己的身体不适，经过哈勒前往埃斯勒本。在处理完争端后于2月18日去世，终年63岁。

路德死了，对于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观念可以盖棺定论了。

路德用霹雳手段彻底粉碎了旧的权威和传统，从根本上拒绝了天主教会的教义权威，打破了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度，为经由修道院之禁欲主义所扭曲的宗教和世俗生活注入了活力。他试图在基督教教会内部进行改革，使教会回归到其原初的、“真正的”宗教职责上，摆脱世俗事务的纠缠。他也以个人对记载在圣经中的上帝的话的信仰和个人的良知作为行为准则，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会法和圣事体系，创立了路德教邦国教会，给世俗统治者带来了在各自领地内排他的立法权、行政权和裁判权。路德承认国家权力是唯一合法的世俗政治权力，认为国家及其意志、规则、惩罚乃由上帝设立，而且，除世俗功用外，它们还有第二种甚至更为重要的“神学”或“属灵”功用。国家官员应当承担选拔神职人员，调解婚姻家庭关系，惩治道德宗教犯罪，管理教产，发展教育、济贫、医疗事业等职责，充分发挥保护宗教信仰、维护道德、保障社会福祉（“共善”）的作用。君主应当依照上帝的公义施行统治，臣民有义务服从合法权威，但也有义务不服从违背良心的法律。虽然将行使教会当权者原有职能的基本责任分派给了国家统治者，但其对个人良知的固守，也为近代宗教信仰自由开辟了道路。

不能否认，路德的思想具有较大的褊狭性，他对天主教在中世纪欧洲广泛传播的历史和意义缺乏认识，他对人类心灵需要多方面慰藉的事实缺乏理解；他把他的信徒从教皇无谬论中解放了出来，但又将他们引入了《圣经》无谬论；他抛弃了优美的宗教艺术和神话，制定了一系列冷酷无情的教条，虽然有助于培养人的虔诚，却不能使人获得快乐。路德也仍有中世纪的观念，一邦之内只能容许一种公认的宗教和礼拜仪式，不准许其他宗教和礼拜仪式存在。他对其他宗教，天主教、犹太教和同属福音教的茨温利教、加尔文教等的排斥，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达到了良心的自由，但没有达到那最高的目标，完全的信教自由。他比宗教法庭更不宽容，说的比做的更刻薄。他赞成强迫劳动，要求人人固守上帝所指派给他的工作和行业，认为诸侯向农民抽重税完全理所当然。他性情暴躁，骂人不留余地，写谩骂文章更是前无古人，在日耳曼神学上撒下了仇恨的种子。他的两个王国理论，对后世的德意志国家学说产生了深刻影响。

美国作家威尔·杜兰非常恰当地称路德是一位“天生的战士”，是时代需要而又应运而生的战士，他一生都在战斗，与罪恶感斗，与魔鬼斗，与教皇斗，与皇帝斗，与茨温利斗，甚至与那些希望他将剧烈改革为温和抗议的战友们斗，而在当时的时代，若无这种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任何改革都不可期望其最后的成功。路德近于盲目的果决，为他开创的宗教改革事业提供了坚实保障。当然，宗教改革的最后胜利，福音教合法地位的最终取得，决非路德一人之功，除了一大批宗教改革家的不懈努力外，福音教诸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也是依靠战争的手段，才取得胜利的。

第五节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与《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签订

一、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扩张

在1532—1540年卡尔五世再次离开帝国、罗马人国王费迪南一世重新主持帝国事务期间，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获得了迅速扩展。

此时，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是福音教集团的主要领导人，也是最坚决的反哈布斯堡家族者。萨克森选侯约翰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与菲利普一世保持着密切联系。然而，菲利普是积极的推动力量，倾向于采取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约翰却同路德一样，特别在乎下列问题，即福音教徒是否应当与皇帝对抗。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他也一直遵循着路德的忠告，认为针对天主教徒缔结防御联盟并不是件好事，因为法律禁止臣民联合起来反对皇帝。正是出于此类顾虑，萨克森选侯约翰极力阻止施马尔卡尔登同盟采取过激行动。1532年，约翰去世，其子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继位。后者一改其父的谨慎慎重作风，积极支持宗教改革事业，坚决捍卫福音教信仰，与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起，站在抗议派的最前列，致力于扩张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势力。只是其天资不高，性格偏执，身宽体胖，且耽于酗酒，并非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也不是福音教集团的理想领导者。

1533年，施马尔卡尔登同盟颁布《紧急援助和对抗法》（Verfassungder eilenden Hilfe und Gegenwehr），决定组成一支为数1.2万兵力（其中步兵1万人，骑兵2000人）的军队，并且每月筹集7万古尔登作为军费。它还确认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和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为同盟领袖和同盟军队司令，半年一轮换。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在1531年初建时还是一个松散的福音教诸侯协助同盟（Beist and sbündnis），一旦因为宗教原因受到攻击，所有成员都有义务相互支援。现在，同盟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从一个互助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进攻能力的军事组织了。

1534年，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在法国的支持下，率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军队，打败奥地利总督、普法尔茨—诺伊堡（Pfalz-Neuburg）公爵菲利普（Philipp，1503—1548），帮助乌尔里希夺回了在1525年被哈布斯堡家族兼并的符滕姆贝格。乌尔里希复位后立即宣布改宗福音教，招聘宗教改革家阿姆布罗西斯·布拉尔（A mbrosius Blarer，1492—1564）、约翰内斯·布伦兹和埃尔哈德·施耐普夫（Erhard Schnepf，1495—1558）推行宗教改革，并加入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这一胜利不仅加强了福音教在帝国西南部的地位，扩大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势力和影响，也削弱了费迪南和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威。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最初规定盟约的有效期为6年。1535年，盟约到期，同盟大会决定延长12年，并且颁布《对抗法》（Verfassung zur Gegenwehr），大幅度增强其军事力量，其中包括组建战争委员会，协助同盟首领履行其职责；每半年轮换一次领导人，重大事情召开一次同盟大会协商，而在帝国等级会议召开的时候，与会成员也经常私下聚会，以便协调步骤，采取共同行动。城市和诸侯各承担一半的经费。表决的时候，意见的权重大体上按照各成员为同盟提供的财政支持大小计算。同盟大会的决议被当作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告示记录在案，公开发布。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的秘书塞巴斯蒂安·艾廷格尔（Sebastian Aitinger，1508—1547）担任同盟的枢密文书。他参加了多次重要的帝国等级会议和同盟会议，并且主持同盟的外交事务。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邦国和城市皈依了福音教。原先在1530年奥格斯堡帝国等级会议上分别行动的奥格斯堡信纲追随者和四城市信纲追随者也在1536年消除了他们的圣餐教义争论，并在《维登贝格协同条款》（Wittenberger Konkordienformel）中达成了初步共识。随着路德派与茨温利派在圣餐教义上观点的接近，许多信奉茨温利教的帝国城市也开始向施马尔卡尔登同盟靠拢了。到16世纪40年代，除了直属帝国的教会邦国，天主教几乎只在哈布斯堡家族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统治区内得以保留。

这样一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成员大幅增加，其中新增的诸侯有：安哈尔特—德骚（Anhalt-Dessau）侯爵格奥尔格三世（Georg III.，1507—1553，1536）、安哈尔特—策尔布斯特（Anhalt-Zerbst）侯爵约翰四世（Johann IV. ，1504—1551，1536）、波莫瑞—斯德丁（Pommern-Stettin）公爵巴尼姆九世（Barnim IX. ，1501—1573，1536）、波莫瑞—沃尔加斯特（Pommern-Wolgast）公爵菲利普一世（Philipp I.，1515—1560，1536）、符滕姆贝格公爵乌尔里希（1536）、罗赫里茨（Rochlitz）女公爵黑森的伊丽莎白（Elisabeth von Hessen，1502—1557，1537加入，1541退出）、拿骚—萨尔布吕肯（Nassau-Saarbrücken）伯爵约翰·路德维希（Johann Ludwig，1472—1545，1537）、拿骚—魏尔堡（Nassau-Weilburg）伯爵菲利普三世（Philipp III.，1504—1559，1537）、勃兰登堡—屈斯特林（Brandenburg-Küstrin）马克伯爵约翰（Johann，1513—1571，1538）、施瓦茨堡伯爵京特四十世（Gün the r XL. ，1499—1552，1538）和特克伦堡（Tecklenburg）伯爵康拉德（Konrad，1501—1557，1538）等，新增的城市有帝国城市埃斯林根（1531—1532）、诺德豪森（1532）、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536）、奥格斯堡（1536）、肯普滕（1536）、海尔布琅（1538）、施韦比施哈尔（1538）、丁克尔斯比尔（Dinkelsbühl，1546）、博普芬根（Bopfingen，1546）；下萨克森城市哥廷根（1531）、埃因贝克（Einbeck，1531—1532）、戈斯拉尔（1531—1532）、不伦瑞克（Braunschweig，1531—1532）、汉诺威（Hannover，1536）、希尔德斯海姆（1543）、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1544）；汉萨城市汉堡（1536）和明登（Minden，1536）。

与之相应，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势力也不断加强，真正成为神圣罗马帝国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权力因素，可与皇帝、教皇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和欧洲的其他强权集团直接进行交涉。其战争基金最初为14万古尔登，到1538年增加为43万古尔登。除了军事防御外，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还提出了诸如自由选择信仰和自行组建邦国教会等宗教政治要求，不仅拒绝罗马教廷设立在神圣罗马帝国各地的宗教法庭，而且公开宣布决不允许天主教会收回已被没收的教产，也不允许天主教教士（耶稣会士）在福音教地区传教。教皇和皇帝试图通过宗教会谈，克服福音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神学对立，而其他欧洲大国，特别是法国，却试图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纳入反哈布斯堡阵营。

然而，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并没有将所有福音教诸侯都联合起来，安斯巴赫马克伯爵格奥尔格、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一世、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海因里希五世等较早就改信了福音教的诸侯均未参加。1535年，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一世去世，其长子约阿希姆二世继位，并在1539年改宗福音教，但没有参加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而是在其都城组建了一个独立于罗马但也独立于维登贝格的福音教会。他希望在皇帝和同盟之间充当调解人。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各个成员之间也有复杂多变的利害冲突，难以形成统一意志，采取坚决果断的政策，以至于后来被皇帝卡尔五世分化瓦解，逐个击溃。

二、天主教纽伦贝格同盟的建立

1530年，安哈尔特—德骚侯爵遗孀玛加丽特去世，她的长子、出自阿斯坎尼（Askanier）家族的安哈尔特—德骚侯爵格奥尔格三世（Georg III.，1507—1553）在1534年改宗福音教，并开始推行宗教改革，由玛加丽特倡建的天主教德骚同盟彻底解体了。而面对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咄咄逼人之势，部分天主教诸侯重新集结，于1538年6月10日在纽伦贝格成立了一个天主教同盟（Katholische Liga），习称“纽伦贝格同盟”（Nürnberger Bund或Liga von Nürnberg）。

建立纽伦贝格同盟的倡议出自帝国副首相马蒂亚斯·海尔德（Matthias Held，大约1490—1563）。海尔德是一位法学家，天主教捍卫者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反对者，也是皇帝卡尔五世最为倚重的顾问之一。在他看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是一个潜在的进攻性集团，必须用武力手段予以抵抗。海尔德成功地赢得了罗马人国王费迪南一世的支持，后者联络美因兹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萨尔茨堡大主教马特霍伊斯·朗格（Matthaeus Lang，1468—1540）、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海因里希二世、不伦瑞克—卡伦贝格—哥廷根公爵埃里希一世、萨克森公爵格奥尔格以及两位信奉天主教的曼斯费尔德伯爵、上施瓦本的个别贵族和米勒豪森城（Mühlhausen）等天主教保守势力，建立纽伦贝格同盟作为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一个对立同盟。

类似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纽伦贝格同盟也声称自己的目的是相互支持、共同防御。参加者承诺，在遇到福音派攻击时，相互提供军事援助，但不主张用武力手段在福音教地区恢复天主教信仰，只希望根据《纽伦贝格宗教和约》的和解精神，维持现状。只有在各成员邦因为宗教信仰缘故受到侵犯，或者在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破坏了邦国国内和平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自卫。

对于纽伦贝格同盟，皇帝卡尔五世的态度十分犹豫。他一直拖延到1539年3月20日才批准该同盟的建立，并在形式上加入了同盟。作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世俗领袖，卡尔五世虽然期望铲除“异端”，抑制帝国等级势力扩张，维护教会和信仰的统一，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因面临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和法国国王的挑战，他又迫切需要所有帝国等级的财政和军事援助，至少在帝国内部维持和平局面。鉴此，卡尔五世坚持采用调解政策，力图以非军事冲突的方式，平息帝国内部的宗教政治纠纷。该政策导致了1539年《法兰克福宗教和约》的缔结、1540至1541年间一系列宗教会谈的举行以及1545年特伦托大公会议的召开，但对天主教诸侯的联盟却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因为得不到皇帝的有力支持，纽伦贝格同盟难以发展壮大。只有一少部分诸侯加入了同盟，普法尔茨选侯和勃兰登堡选侯这两个实力较大世俗选侯均未参加，而在参加者当中利益分歧也较大，尤其是巴伐利亚公爵对皇帝、国王和哈布斯堡家族的旧怨未解，无法实现精诚团结，采取较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即使面临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公开的军事挑衅，他们也达不成采取行动的一致意见。尽管原定期限为11年，但在实际上，该同盟到1545年就基本停摆了；各个成员在政治上分道扬镳，自行其是。

1539年4月17日，萨克森公爵格奥尔格去世，他的弟弟海因里希（Heinrich，1573—1541）继位。海因里希早在1536年就在其夫人卡塔琳娜的敦促下接受了路德教义，也在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希和顾问舍恩贝格的亚当（Adam von Schnberg）的支持下，将宗教改革引入了他的管辖区，并在1537年加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海因里希也因此与其大哥格奥尔格发生了严重冲突。后者坚决反对路德的学说，继续坚守天主教信仰，并对他的弟弟实行严格监视，只是因为自己的两个儿子早逝，不得不让海因里希继位。海因里希则在继位后将宗教改革推广到整个萨克森公国，并使该邦退出了纽伦贝格同盟。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和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海因里希二世敦促卡尔五世动用纽伦贝格同盟的力量阻止萨克森公国转向福音教，必要时甚至动用武力。皇帝却以帝国国内和平为重，期望通过1540年的哈格瑙宗教会谈作出裁决，结果却未能如愿。

在不伦瑞克—卡伦贝格—哥廷根，公爵埃里希一世和公爵夫人伊丽莎白（Elisabeth）一个坚持天主教，一个信奉福音教。1540年，埃里希一世去世，他的同名儿子埃里希二世（Erich II.，1528—1584）继位，但因埃里希二世尚未成年，埃里希一世的夫人伊丽莎白担任摄政。不伦瑞克—卡伦贝格—哥廷根公国也立即退出了纽伦贝格同盟。

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海因里希二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皇帝的忠臣，也是宗教改革的死敌和天主教同盟首领之一。他因自己所管辖的戈斯拉尔和不伦瑞克两城市推行宗教改革并加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而扬言要用武力迫使两城市就范。1542年夏天，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和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派军队进攻不伦瑞克—吕内堡公国，并将海因里希二世驱逐出该公国。海因里希二世向纽伦贝格同盟求助，但却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援助，直到皇帝卡尔五世后来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获胜后，才使他官复原位，重新执掌统治大权。

普法尔茨选侯路德维希五世（Ludwig V. ，1478—1544）致力于在帝国范围内推行平衡政策，特别是针对马丁·路德的追随者与其敌对者之间的教派对立。出于策略考虑（因为他的多位兄弟都在帝国教会中担任高级教职，有的还是教会诸侯），他表面上依然保持天主教信仰，但在私下里并不阻止宗教改革在其所辖领地内的传播。他的继承人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1482—1556）如法炮制，形式上信奉天主教，但却自1545年起开始采纳了福音教的圣餐仪式，并为海德尔贝格大学招聘了多位倾向于改革的教授，接纳并善待福音教流亡者。

三、施马尔卡尔登战争

自1543年起，在各种调解举措均遭失败后，皇帝卡尔五世越来越关注帝国政治了，也开始长时间地驻扎在帝国国内，准备动用武力，解决帝国内的宗教问题，按照君主制原则修改帝国宪法。他也让年满16岁的儿子腓力回到西班牙摄政，并且交给他两份遗嘱，一份是私人性的，一份是政治性的，而从其政治遗嘱来看，卡尔五世此时已经决定孤注一掷，即使丢失皇位，也要与帝国等级们拼搏一番。

这时，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却因为一些丑闻和意见分歧而声誉大降，势力转衰。特别是由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准许的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的重婚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使同盟元气大伤。菲利普一世风流倜傥，尚武多情，他的妻子、萨克森公爵格奥尔格的女儿克丽斯汀（Christine，1505—1549）却是一位忠心、多产、其貌不扬的女人。菲利普在治疗梅毒期间与其姐姐的一个宫女、萨勒的玛加丽特（Margarethe vonder Saale，1522—1566）一见钟情，难分难舍。菲利普既没有理由与克丽斯汀离婚又丢不下玛加丽特，遂希望按照《圣经·旧约》所记载的多妻习俗再结一次婚。路德深知重婚是触犯帝国法律的大罪，但却不想丢掉一位最积极支持宗教改革的诸侯。他表示同情菲利普“良心上的不安”，愿在听取其忏悔后予以包庇，并且建议说，一旦事情暴露，就坚决否认。1540年3月4日，在梅兰希通和布塞尔的主持下，菲利普与玛加丽特在罗腾堡宫（Schloss Rotenburg）举行了“正式”婚礼。虽然十分隐秘，但还是走漏了风声。结果舆论大哗，人声鼎沸，特别是一些天主教徒乘机大做文章，口诛笔伐地声讨宗教改革家和福音教徒。卡尔五世也利用此事迫使菲利普就范。他在1541年6月13日雷根斯堡帝国等级会议召开期间与菲利普缔结密约（Regensburger Vertrag），以豁免死罪的方式，逼迫后者作出如下保证：不再凭个人地位或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代表身份与外国结盟；如果皇帝对法国宣战，则向皇帝提供军事援助；放弃对格尔德恩公国的攻击；阻止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接纳于利希—克累弗—贝格公爵威廉五世（Wilhelm V. ，1516—1592）入盟。对于菲利普一世的重婚，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中一些道德严谨的成员也相当反感，而菲利普一世对皇帝的妥协，更使同盟的利益蒙受了重大损失。

此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内部的意见分歧越来越严重，以至于不再能够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了。1542年，在科伦大主教赫尔曼·冯·维德因为改宗福音教而受到天主教保守势力反对时，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虽然想要动用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军队进行武装抵抗，但却遭到其他成员拒绝，结果维德势单力薄，不得不辞职还乡，科伦大主教区重新为天主教势力所掌握。

而萨克森公爵莫里茨（Moritz，1521—1553）与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之间的仇怨，进一步恶化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内部关系。莫里茨是韦廷家族阿尔伯丁支系的萨克森公爵海因里希的长子，早在1536年就皈依了福音教，在1541年8月父亲去世后又继任萨克森公爵。莫里茨虽然与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交往甚密，并娶后者的女儿亚革尼斯（Agnes）为妻，但却不想与皇帝和国王发生冲突，反而希望以支持皇帝对外战争的方式，维护宗教改革已取得的成果。对于他的堂兄、韦廷家族恩斯特支系的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莫里茨早有怨恨，而当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试图独自占有原先与莫里茨共同管理的迈森主教区乌尔岑（W urzener Land）领地，私吞该地税收时，莫里茨彻底反目成仇，甚至在1542年与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进行了决斗，差一点酿成一场内战。只是在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和路德的调解下，双方才偃兵息武，但怨恨并未就此化解。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最终在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海因里希二世进攻戈斯拉尔和不伦瑞克两城市一事上发生了严重分裂。1542年夏天，在接到作为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成员的戈斯拉尔和不伦瑞克的求救后，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与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动用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军事力量，将海因里希二世驱逐出不伦瑞克，并在该邦国推行宗教改革。此次军事行动虽然符合同盟法规，但却受到许多成员的反对；他们已经不再信任他们的同盟领袖了，也不想进一步激怒正准备大开杀戒的皇帝。

1544年9月18日，卡尔五世迫使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签订《克雷皮和约》，这一和约的签订为皇帝武力镇压福音教诸侯联盟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行动之前，卡尔五世又经过一系列谈判，争取到教皇保罗三世、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和阿尔伯丁萨克森公爵莫里茨的支持。卡尔五世以把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两地让予教皇家族成员的方式争取到了教皇保罗三世的支持，后者许诺向皇帝提供一支兵力为12500人的军队和大笔经费，甚至同意皇帝为进一步筹措战争经费而出卖西班牙天主教会的财产。对于巴伐利亚公爵，卡尔五世一方面促成了他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1528—1579）与罗马人国王费迪南一世的长女安娜（Anna，1528—1590）订婚，从而使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获得继承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位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作出了将普法尔茨选侯职位转授给巴伐利亚公爵的许诺。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遂抛弃前嫌，与哈布斯堡统治者走到了一起。莫里茨之所以投靠皇帝，除了他一向怀有的对皇帝友好态度和对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的怨恨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对帝国选侯职位的垂涎。卡尔五世投其所好，以要求莫里茨退出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并帮助皇帝镇压其他福音教诸侯为条件，作出如下许诺，一旦打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就将萨克森选侯职位以及原由选侯统辖的马格德堡城和哈尔伯施塔特主教区转授于他，莫里茨本人及其臣民享有特伦托大公会议可能对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作出的不利判决的豁免权。莫里茨见利忘义，完全投靠了卡尔五世。

1546年7月19日，卡尔五世从雷根斯堡向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宣战。他向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和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发出帝国放逐令，谴责他们自1528年以来制造的一系列危害帝国利益的“罪行”，如进攻符滕姆贝格和占领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等。但为了避免树敌太多，卡尔五世故意不把战争与宗教相联系，而是装出一副不计较宗教分歧的样子，强调只与那些违反帝国法律的人作战，对其他福音教徒，一概不加干扰。实际上，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与后来发生的宗教—政治战争“三十年战争”在性质上完全一样，它也以“施马尔卡尔登战争”（Schmalkaldischer Krieg）的名称载于史册，并且是“三十年战争”的原型。

战争爆发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众成员大都心怀恐惧，表示中立。只有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安哈尔特—科滕侯爵沃尔夫冈以及奥格斯堡、施特拉斯堡等城市的市政会决定拼死一战。他们全力动员，集结了5.7万兵马，远多于皇帝及其同盟者军队的数量。为了先发制人，约翰·弗里德里希与菲利普还亲自率兵南下求战。皇帝卡尔五世避重就轻，先占领了符滕姆贝格公国。费迪南和莫里茨则乘虚而入，率兵直捣萨克森选侯邦。约翰·弗里德里希仓皇回兵自救，弃菲利普于不顾。卡尔五世则联合巴伐利亚公爵很快就控制了帝国南部大部分地区，紧接着又向中部和北部发起了进攻。菲利普军队因饷项缺乏而自溃。

然而，就在卡尔五世胜利在望之际，教皇反悔了。他担心卡尔五世势力过大，危及自己的地位，遂解除盟约，撤回援助部队。教皇还不顾卡尔五世的一再抗议，将大公会议迁至波伦纳举行，之后又暂时休会。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乘机反攻，连连得手。

卡尔五世破釜沉舟，亲自督师北上，进军萨克森选侯邦，在1547年4月24日的米尔贝格（Mühlberg）战役中大败萨克森选侯的军队，并且俘虏了选侯本人，随后又在5月10日判其死刑。只是鉴于一些有影响的诸侯（包括萨克森公爵莫里茨）的求情，卡尔五世才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5月19日，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签署了《维登贝格投降书》（Wittenberger Kapitulation），同意将萨克森选侯职位让给莫里茨，将韦廷家族恩斯特支系的世袭领地维登贝格、托尔郜、爱伦堡（Eilenburg）和格里马（Grimma）等地让给阿尔伯丁支系。卡尔五世则在6月4月正式宣布将萨克森选侯职位连同恩斯特家族的大部分世袭领地转授给莫里茨。

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依靠少数残兵犹作困兽斗，但未过多久就在莫里茨和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二世的劝说下，满怀羞辱地亲赴哈勒向皇帝投降，结果被判处15年监禁。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彻底解散。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海因里希二世返回自己原先的领地，并且开始了重新天主教化运动；已经信仰福音教的帝国城市戈斯拉尔屈服了，不伦瑞克却坚决抵抗，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卡尔五世大获全胜，似乎成了帝国的真正主宰。

卡尔五世也试图利用这一胜利，进行一次全面的帝国改革和恢复教会统一，具体说来就是：取缔等级宪法，实行皇帝的中央集权，迫使福音教徒重新回归天主教会，建立一个名符其实的“普世君主国”和由西班牙、哈布斯堡世袭领地及神圣罗马帝国三部分组成的哈布斯堡大帝国；皇位在哈布斯堡家族中代代相传，也在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支系和西班牙支系之间来回更换。然而事与愿违。卡尔五世加强皇权的企图最终

引起了帝国等级的共同反抗，并导致皇帝的彻底失败。

四、卡尔五世加强皇权的企图

1547年9月1日，“披甲胄的帝国等级会议”（geharnischter Reichstag，1547年9月—1548年5月）在奥格斯堡召开。之所以有此称号，主要是因为该城市作为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成员受到了军事占领，来自西班牙的大批军队聚集在城市周围以其光彩闪亮的戎装和威武强大的军事力量展示着皇帝的权威。

会议伊始，卡尔五世就提出了按照施瓦本同盟模式组织一个新的、独立于帝国等级会议的帝国同盟计划。该同盟将通过设立联合法庭、联合军事统帅和联合金库等机构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帝国等级军事同盟，对内可保障和平、对外可进行战争。卡尔五世本人代表尼德兰、费迪南一世代表奥地利均应属于这个同盟。除此之外，卡尔五世还要求恢复帝国最高法院，由帝国等级负担其维持经费，皇帝拥有法官任命权。

这一计划遭到帝国等级，特别是帝国选侯的坚决反对，他们特别担心皇帝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危害自己的邦国利益。鉴此，卡尔五世不得不表示妥协，转而提出了整合勃艮第各邦，成立一个新的帝国行政区计划。这一计划只是帝国行政区划的扩展，威胁性不大，因此得到帝国等级的认可。1548年6月26日，卡尔五世与帝国等级签订条约，规定将几个原属下莱茵—威斯特法伦大区的诸侯领地从该大区分离出来，合并到勃艮第大区。该行政区接受帝国的保护，但在司法审判和行政管理方面享有主权，不受帝国最高法院管辖。作为回报，该行政区应当向帝国国库缴纳比选侯还要多的款项，以便支持皇帝的反土耳其战争。后来，勃艮第大区虽然提供了较多的经费，但远没有条约规定的那么多，卡尔五世的计划再次受挫。除此之外，卡尔五世还对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下的尼德兰的地位做了一些调整，将他直接管理的17个尼德兰省提升为一个拥有国家法地位的统一体。

在宗教问题方面，卡尔五世更是几费周折，最终设立了一个由倾向于妥协的天主教神学家瑙姆堡—蔡茨（Naumburg-Zeitz）主教尤里乌斯·冯·普夫卢格（Julius von Pflug，1499—1564）和锡登（Sidon）的名义主教米夏埃尔·赫尔丁（Michael Helding，1506—1561）以及福音教神学家约翰·阿格里科拉（Johann Agricola，1490或1492或1494—1566）等人组成的委员会，委托它起草一份适用于在大公会议最终作出决定前的临时性宗教条例，即所谓的《奥格斯堡临时措施》（Augsburger Interim），规定保留天主教的主要教义，恢复天主教的礼拜仪式、节日、斋戒和教阶制度，有条件地接受路德派福音教徒的一些主张（如容忍教徒饼酒同领的圣餐仪式、承认已婚教士的婚姻和经过修改的因信称义说等），但避而不谈归还已被充作俗用的教会财产问题，只是劝说福音教帝国等级承认并答应参加大公会议，回到天主教会。皇帝还许诺保证参加特伦托宗教会议的福音教徒的出行安全，并说服大多数福音教帝国等级接受了该临时措施。

1548年6月30日，《奥格斯堡临时措施》由卡尔五世以帝国法律的形式颁布实施。

然而，临时措施的实施绝非容易之事。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虽然被彻底打败了，但它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福音教的消亡。在帝国北部、东部和南部城市中，福音教已被普遍接受，且深入人心，绝不是靠一声命令或者是武力威胁就可以根除的。皇帝强迫福音教徒接受奥格斯堡临时措施，实际上意味着一种重新天主教化，几乎所有福音教信徒都心怀不满，伺机反抗。卡尔五世试图加强皇帝权力的想法更是行不通。对此，不仅福音教诸侯坚决反对，天主教诸侯同样表示拒绝。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尤其愤愤不平，他也因为没有获得卡尔五世曾经许诺过的普法尔茨选侯职位而心怀极大的不满。

为了推行临时措施，卡尔五世再次祭出武力大旗。他罔顾帝国城市的自治权，强迫曾经加入过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帝国城市接受一部家长制宪法，并派遣由帝国宫廷参事院指定的官员前往这些城市进行督导。在奥格斯堡和乌尔姆等地，天主教被强行恢复，行会的参政权被废除，城市贵族被任命为市政官员。对于坚决抵抗的康斯坦茨，卡尔五世更是出动西班牙军队进行征伐。福音教牧师和布道士不是被逮捕，就是逃亡他乡。但在民间，天主教神职人员已经声名狼藉，根本不受欢迎了。帝国北部福音教信徒的抵抗尤为激烈，流血事件屡有发生，而皇帝的军队鞭长莫及，虽然想要弹压，却又无可奈何。

卡尔五世只好不断敦促大公会议重新召开，但想通过大公会议消弭宗教争端、阻止教会分裂也是行不通的。此时教皇保罗三世已去世，新任教皇尤里乌斯三世（Iulius III.，1487—1555）在1551年5月1日重新召开大公会议，并将会议从波伦纳迁回特伦托。迫于皇帝的压力，一部分福音教帝国等级同意出席会议，以梅兰希通和约翰内斯·布伦兹为首的萨克森和符滕姆贝格福音教神学家还为参加会议起草了信纲，但把持大公会议的天主教代表既不接受已被教皇和皇帝谴责为异端的人作为谈判代表，也不愿废除前几次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只是在皇帝特使的努力劝说下，大会主席团才作出如下让步：同意让福音教神学家呈交信纲，但不让他们参与讨论。布伦兹作为符滕姆贝格公爵的外交大臣尚有可能进入会场，梅兰希通等人却只能驻足纽伦贝格进行观望。

从1551年5月1日到1552年4月28日，特伦托大公会议在其第二阶段主要讨论了圣礼问题，皇帝所期望的恢复宗教信仰统一和彻底改革天主教会等既定目标并没有实现，而很快就爆发的诸侯叛乱又一次打断了会议日程。

五、诸侯暴动与《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签订

为了抵制卡尔五世的“独裁统治”，福音教诸侯和天主教诸侯暂时中止宗教争论，重新联合了起来。教皇保罗三世火上加油，指控皇帝谋杀他的私生子皮埃尔路易吉·法尔内塞（Pierluigi Farnese）。巴伐利亚公爵从来都是站在教皇一边的，现在更有理由重新树起反抗皇帝的大旗了。1550年2月，梅克伦堡公爵约翰·阿尔布雷希特一世（Johann Albrecht I.，1525—1576）联合勃兰登堡—屈斯特林马克伯爵约翰和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建立了一个防御同盟。1551年5月22日，约翰·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又与阿尔布雷希特、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的儿子威廉（Wilhelm，1532—1592）和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马克伯爵、号称“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的阿尔布雷希特二世（Albrecht II.，1522—1557）秘密签订条约，缔结军事联盟。他们号召为捍卫“德意志自由”（实际上只是诸侯的自由）和福音教而战，要求皇帝释放在1547年关押的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被剥夺了选侯职位的萨克森公爵约翰·弗里德里希早已获得了自由）。一度被其同胞骂作“迈森的犹大”（Judavon Meien）的萨克森选侯莫里茨在与卡尔五世的合作达到了最初的目的之后，就见风使舵，倒戈反击了。他加入新成立的诸侯同盟，并巧妙地获得了同盟的领导权。

鉴于资金和军队的缺乏，经过阿尔布雷希特二世·阿尔西比亚德斯的斡旋，诸侯同盟在1552年1月15日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Henri II.，1519—1559）缔结《尚博德条约》（Vertrag von Chambord或Traitéde Chambord），以出让位于神圣罗马帝国边境的梅茨、图尔（Toul）、凡尔登（Verdun）和康布雷（Cambrai）等四个非德语城市及其主教辖区、答应在下一次罗马人国王选举中为法国国王效劳为条件争取到了亨利二世的支持。

1552年3月13日，法国国王亨利二世以多达3.5万人的兵力占领了三个主教辖区。卡尔五世不知就里，向萨克森选侯莫里茨请求出兵抵抗。莫里茨遂发动“诸侯起义”（Fürstenaufstand，也称Fuerstenkrieg），联合其他诸侯率兵3万南下，向已经遣散了军队、准备做太平皇帝的卡尔五世发动突然袭击。卡尔五世毫无准备，仓皇出逃，临走前委托奥地利大公、罗马人国王费迪南一世作为全权代表与莫里茨进行谈判。1552年8月2日，费迪南与诸侯联盟签订《帕骚条约》（Passauer Vertrag），规定废除《奥格斯堡临时措施》，释放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保证路德派的宗教自由直到下一次帝国会议的召开。卡尔五世眼见大势已去，回天无力，只得批准该条约，放弃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得到的一切。

在结束了《帕骚条约》谈判返回萨克森之后，莫里茨不再被看作“犹大”而是受到福音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普遍尊重，就连皇帝也写信劝勉他关注帝国的和平。当莫里茨准备向国王费迪南一世提供援助以应对正在逼近的土耳其人时，勃兰登堡—库姆巴赫马克伯爵阿尔布雷希特·阿尔西比亚德斯却以强盗骑士作风自行继续战争，企图征服维尔茨堡和班贝克主教辖区以及帝国城市纽伦贝格。莫里茨遂与原先的敌人、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海因里希二世联手，以反对国内和平的破坏者为名，重新组建了一个也有国王费迪南一世参加的诸侯同盟。1553年7月9日，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西韦尔斯豪森（Sievershausen）战役中，诸侯联盟大获全胜，但有众多贵族战死疆场，其中包括莫里茨本人和海因里希二世的两个儿子。

卡尔五世一度想在帝国西部边境从法国人手中夺回其掠夺物，并在帝国中重新赢回影响。他与阿尔瓦公爵联手，围困了法国人占领下的梅茨，但久攻不下，其威望也一落千丈。卡尔五世深感绝望，完全听凭皇弟费迪南处理帝国事务了。

1555年2月9日，帝国等级会议在奥格斯堡召开。经过长时间的艰难谈判，奥地利大公、罗马人国王费迪南代表皇帝卡尔五世在9月25日与帝国等级签署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规定路德教诸侯、帝国骑士和帝国城市，可获得与天主教帝国等级相同的安全保证，双方都有义务维护“永久的无条件的和平”；每个帝国等级都有在天主教和路德教之间做选择的权力，其臣民必须遵从这一选择；不愿遵从者可以迁徙和定居他地；福音教帝国等级在1552年《帕骚条约》以前没收的教会财产仍归他们所有。

费迪南一世利用国王的权威，在《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添加了一项“教会保留”（Reservatum ecclesiasticum，或geistlicher Vorbehalt）条款，规定教会诸侯（大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院长）一旦信奉福音教，立即丧失其职位、地产和特权，教会诸侯邦国的地产不得还俗，目的在于确保教会诸侯的永久存在，强化天主教的正统地位。另一项“费迪南附加声明”（Declaratio Ferdinandea）是：天主教邦国里已经改信福音教的骑士和城市可以继续采用新的宗教仪式。这一声明是对福音教徒宗教信仰的一个保证，但它未被纳入和约正文，因此其有效性也备受争议。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从帝国宪法上放弃了教会和信仰的统一，见证了皇帝普世统治权的丧失。它赋予帝国等级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力，巩固了诸侯对于皇帝的胜利，确认了路德教和天主教在帝国内地位平等以及天主教帝国等级与路德教帝国等级在帝国内的和平共处。它也使路德教会的形成合法化了，并以转交教派权的方式加速了邦国的国家形成进程。但是，加尔文教徒和洗礼派分子仍被排除在外，其宗教信仰和实践仍不被容许。此外，教会诸侯邦国中宗教信仰混杂的情形也未得到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在以后的时间里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成为教派斗争的主要引擎。

1555年的奥格斯堡帝国等级会议还通过了《帝国执行条例》，将维持帝国国内和平的重任从皇帝手中转交给了帝国行政区相联系的帝国等级，这就从帝国法的角度进一步削弱了皇帝的权力，强化了帝国的联邦化趋势。

心灰意冷的卡尔五世在1555年10月25日把统治尼德兰和勃艮第的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腓力；次年1月16日又把统治西班牙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权力交给了腓力，腓力则以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FelipeⅡ. ，1556—1598在位）身份，成为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支系的最高首领。1556年8月8日（另一说为9月12日），卡尔五世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转让给费迪南，并在9月12日正式向帝国选侯递交了退位声明。费迪南则成为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支系的最高首领。1558年2月26日，选侯们不顾教皇保罗四世（Paul IV. ，1476—1559）的反对，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选侯会议上直接宣布费迪南为“当选的罗马人皇帝”。教皇为罗马人国王加冕的制度正式被废除了，教皇干预神圣罗马帝国高层政治的权力遭到进一步削弱。哈布斯堡家族也正式分为奥地利支系和西班牙支系，卡尔五世执政时期一人统领所有哈布斯堡家族领地的局面再也不曾出现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宗教权威更是不复存在了。卡尔五世本人则隐居在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附近一个修道院的尤斯特别墅，直至1558年9月21日去世。

1559年4月3日，哈布斯堡家族与瓦卢瓦家族之间的战争也以《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的签订暂告一段落。法国放弃萨伏伊和皮埃蒙特，并随之放弃对意大利的领土要求，但仍占领着都灵、萨卢佐（Saluzzo）和皮涅罗尔（Pignerol）等要塞以及梅茨、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辖区。这一地区因此与成为以后几个世纪中，德国与法国领土争夺的主要地区之一。

第三编　三十年战争

第五章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德意志国家概况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再次发生变动，洛林的梅茨、图尔和凡尔登三个帝国主教区为法国所控制，尼德兰则被西班牙占有，后来又有荷兰共和国的独立。帝国人口持续增长，但其速度已经开始减缓。随着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神圣罗马帝国失去了原先具有的、在南北欧贸易中发挥中介作用的经济地位，加上英国、俄国、丹麦、瑞典、波兰、荷兰等国竞争的加剧，矿产资源的枯竭和王室对债务的拖欠等因素，帝国经济逐渐从繁荣转向萧条，汉萨同盟风光不再，不少公司和企业破产，许多商人沦为西欧更发达国家的资本家的业务代办。教士等级垄断宗教救赎权的局面不复存在，其社会地位和威望也大打折扣。大主教和主教等高级教士大都摆脱了对罗马教皇的依附地位，成为独霸一方的诸侯，低级教士则基本沦为诸侯的臣属。世俗贵族同样向两极分化，大诸侯通过对邦国教会的控制，势力愈加壮大，中小贵族则不断丧失独立地位，顺应时代潮流者尚可在新兴君主国中获得一官半职，抱残守缺者只能苟延残喘。城市市民则深受市政官员寡头政治和诸侯干预之苦，幸运者可以通过教育获得升迁，破产商人和手工业者则面临沦为平民的危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并未从农业景气中获得实惠，相反，“再版农奴制”和经常发生的天灾人祸却加剧了他们的苦难。

这一时期，神圣罗马帝国仍拥有相对完整的主权，皇帝、帝国等级会议、帝国最高法院、帝国行政区等权力机构依然凌驾于各邦国之上，可在和平环境中，把大大小小、部分业已具备主权国家性质的邦国整合在一起。尽管争斗不断，在涉及宗教和解及国内和平等重大问题上，皇帝与帝国等级还能勉强保持一致，只是皇帝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帝国等级以“勤王”为由，要求更多的自由和特权。皇帝变成了一个宪法意义上的君主，只能在选侯们同意的条件下发号施令，既不能在帝国境内建立君主专制和统一民族国家，也不能彻底消除宗教“异端”，有效抵御外来侵略。各邦君主却在自己的辖区内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建立和完善行政、司法机构，招揽朝臣，排斥等级，加强对城市控制。特别是通过邦国教会的建立，邦国君主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范围，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从社会文化角度来说，国民学校和文科中学广泛兴建，识字率大幅度提升，书籍印刷出版大规模发展，报刊新闻也开始兴起。在文学、史学领域，教派论战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批判的方法也得到了锤炼。政治理论开始张扬“国家艺术”和专制主义，科学研究也越来越注重经验方法，植物学、绘图学和天文学取得了显著进步。

在宗教政治方面，《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结束了剧烈的冲突，却未完全终止宗教改革运动。原属天主教的世俗邦国和教会邦国纷纷改宗福音教，神圣罗马帝国大有全盘“福音教化”之势。以耶稣会为先锋的“反宗教改革”势力不甘示弱，“重新天主教化”运动在帝国西北部取得了明显成果，在其他地方却进一步加剧了宗教分裂和宗教仇恨。天主教派与福音教派截然对立，水火不融。而在福音教内部，教会教义和礼拜形式极不统一：路德教的“正统派”与“菲利普派”针锋相对，争论激烈；路德派、加尔文派和洗礼派也相互排斥，难以共处。通过制订信仰认证书，信义宗、归正宗（或改革宗）和天主教三大教派逐渐成型，而在这一“教派化”进程中，不仅宗教—教会得以重组，“社会驯化”也进一步加强，邦国的国家建设开始向纵深发展。

第一节 疆域变迁和人口增长

一、疆域变迁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再次发生变动。1552年，帝国诸侯为了对抗皇帝，不惜割让位于洛林的梅茨、图尔和凡尔登三个帝国主教区给法国，以争取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支持。亨利二世遂乘机入侵，并在协助诸侯反叛打败皇帝后，牢牢地掌握了这三个地区的管辖权。在1559年《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签订后，法国虽然放弃了对意大利的领土要求，但继续占领着梅茨、图尔和凡尔登以及都灵、萨卢佐和皮涅罗尔等要塞。

更大的疆域变动则是尼德兰与帝国的分离以及荷兰的独立。

尼德兰位于神圣罗马帝国西北部，其德文名称Niederlande的意思是“低洼之地”，泛指莱茵河、缪司河（La Meuse）、些耳德河（Escaut）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地区。这一地区原属东法兰克王国版图，神圣罗马帝国建立后又成为帝国领土的一部分。自14世纪下半叶，勃艮第公爵接管了尼德兰。1506年，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孙子卡尔，即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继任尼德兰大公，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女儿玛格丽特担任摄政，尼德兰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宗教改革时期，尼德兰，特别是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北部地区接受加尔文教，并成为欧洲各地受迫害的宗教改革者的聚集地。

卡尔五世推行反宗教改革政策，残酷镇压尼德兰的福音运动，早已激起尼德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抗。1556年，卡尔五世的儿子、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接管尼德兰，尼德兰成为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支系的世袭领地，与神圣罗马帝国基本断绝了关系。1559年，腓力二世整顿尼德兰教会组织，不仅任命了一批效忠国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担任主教，还委任卡尔五世的私生女、狂热的天主教徒帕尔玛的玛格丽特（Margarethe von Parma，1522—1586）为总督，变本加厉地剥削尼德兰人，迫害福音教徒。

1566年4月，出身于奥兰治（Oranje）家族的大贵族威廉·范·奥兰治（Willem van Oranje，1533—1584）、厄格蒙特（Egmond）伯爵拉莫拉尔（Lamoral，1522—1568）和荷恩（Hoorn）伯爵腓力二世（Philippe II.，1518和1526之间—1568）等人代表尼德兰的“贵族同盟”，向尼德兰总督玛格丽特请愿，要求废除迫害福音教徒的法令，召开三级会议，撤退西班牙驻军。玛格丽特不仅拒绝了这些要求，还大骂请愿者为“乞丐”，下令将他们赶出了总督府。愤怒的群众冲入天主教堂和修道院，将神龛里的圣母像掀倒在地，捣毁教堂内部的装饰物，掀起了大规模的破坏圣像运动，参加者达数万人之多。起义迅速扩大为宗教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迫于压力，玛格丽特宣布停止宗教裁判所的活动，赦免了贵族同盟的成员。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却暗中调兵遣将，派阿尔发（Alba）公爵费兰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Fern and oálvarez de Toledo，1507—1582）为尼德兰新任总督，伺机镇压革命。

1567年8月，阿尔发公爵率领兵力多达1.8万人的西班牙军队进抵尼德兰，成立“除暴委员会”，以血腥手段镇压革命，被处死的起义者达8000多人，厄格蒙特伯爵拉莫拉尔和荷恩伯爵菲利普等反叛贵族均被处死。奥兰治逃到拿骚，继续策划反西班牙斗争；也曾在神圣罗马帝国福音教诸侯和法国胡格诺教徒的援助下，多次组织军队进攻尼德兰。尼德兰民众则组织“海上乞丐”（Seegeusen）和“森林乞丐”游击队，机动灵活地在海上和陆上打击西班牙统治者。1573年底，北方各省宣布独立，并推举奥兰治为总督，开始筹建独立国家。

腓力二世召回阿尔发公爵，改派米兰总督列揆生（Requesens，1528—1576）为尼德兰总督，继续镇压革命。1574年5月，列揆生率大军包围了北方荷兰省的海滨城市莱顿，守城战士坚持抵抗了三个月，最后放闸水淹西班牙军队，大获全胜。莱顿战役的胜利，巩固了北方革命的胜利，也推动了南方各省的斗争。1576年9月4日，布鲁塞尔爆发起义，起义者占领了总督府，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统治。同年10月，全尼德兰三级会议在根特城召开，签订《根特协定》，宣布废除阿尔发公爵颁布的一切法令，重申各城市原有的权利，南北联合抗击西班牙。

1579年，南方的天主教徒破坏《根特协定》，组成“阿拉斯联盟”（Union von Arras），承认腓力二世为国君，企图联合西班牙军向北方进攻。信奉加尔文教的荷兰、泽兰（Zeeland）、乌特勒支（Utrecht）、高兰登、上爱瑟、菲士兰和格罗宁根（Grningen）等北方七省遂成立“乌特勒支同盟”（Utrechter Union），宣布宗教自由，承认人人都有选择宗教的自由，没有人会因其宗教的选择而被起诉。1580年，腓力二世宣布奥兰治亲王为罪犯；乌特勒支同盟针锋相对，宣布废黜腓力二世，成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Republikder Vereinigten Niederl and e，简称联合邦，Generalstaaten），推举奥兰治为总督。联省共和国各省中，荷兰地域最大，经济也最发达，是共和国的政治中心，所以联省共和国又称荷兰共和国（De Republiek der Zeven Verenigde Nederl and en）。从此，尼德兰分裂为两部分，北部形成独立的国家，南部仍然处在西班牙统治之下。此后，西班牙虽然多次发动征服战争，但均未成功。1609年，西班牙新位的腓力三世（Felipe III.，1578—1621）与荷兰共和国签订《十二年休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共和国的独立。三十年战争之后，荷兰的独立最终由《威斯特法伦和约》所确认。

二、人口增长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的人口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减缓。到1618年，其总数大约为1700万人。按照史学家克里斯托夫·普菲斯特尔（Christoph Pfister）比较保守的估计，1550年为1260万，1600年为1620万。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还说不上城市人口过多和城市化程度大幅度提高。皇帝官邸城市维也纳和布拉格、帝国城市科伦、纽伦贝格和奥格斯堡、汉萨城市汉堡等以其多达5万人的居民数量依然位居顶端，但与人口超过10万人的欧洲大都市巴黎、伦敦、拿不勒斯、威尼斯、米兰和塞维利亚相比，仍相形见绌。许多城市还受到诸侯的控制和压迫，依然处于依附或半依附状态。另外，相对于农村，城市居民还深受物价—工资—剪刀差之苦；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远快于工资和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只对一部分为市场生产的大农有利，自耕农的生活并没有改观，反而深受赋税之累。城市中的穷人日益增多，乞丐和流浪汉到处可见。收入的减少也导致工匠和伙计之间的分配斗争日趋激烈。

1560年以后帝国人口增长减缓与瘟疫的流行和农业危机有密切关系。在1563—1565年、1575—1577年、1580—1585年、1590年前后、1596—1603年、1605—1607年、1609—1613年诸阶段，瘟疫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不停歇地四处蔓延。天花、痢疾、伤寒、斑疹伤寒和疟疾肆虐横行。在1570—1575年、1585—1587年、1597—1601年、1607—1617年诸阶段，极端天气造成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减产。粮食歉收又引起粮食价格飞涨、食品奇缺、饥荒严重等恶果。饥饿者很容易患病。患病的饥民乞食于城市，又势必加速瘟疫的传播，扩大瘟疫传播的范围，造成更大的死亡率和人口损失。

第二节 经济衰退与社会危机

一、经济衰退

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帝国经济曾经十分繁荣，一度处于欧洲的首位，但自16世纪中叶起，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意大利与中欧和北欧的贸易大幅减少，帝国失去了原先具有的、在这一贸易中发挥中介作用的经济地位，加上英国、俄国、丹麦、瑞典（吕贝克在1563—1570年与瑞典之间的长期战争中惨遭摧毁）、波兰、荷兰等国竞争的加剧，矿产资源的枯竭和王室对债务的拖欠等因素，神圣罗马帝国经济迅速地从繁荣转向萧条，帝国南北部各城市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汉萨同盟风光不再（1593年安特卫普商站关闭，汉萨同盟在佛兰德活动宣告终结），许多大公司和大企业破产倒闭，大量商人沦为西欧较发达国家商业资本家的业务代办。

商路转移对于帝国经济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但在过去这种不利影响被夸大了。大城市的经济数据依然呈现虽然有些减弱但仍进一步上升的发展趋势。帝国南部施瓦本城市位于从上意大利到尼德兰、从法国南部到哈布斯堡东南部这一巨大商业贸易地区的切点。人口的增加、经济的集约化和工商业生产的扩大开启了新的机遇和赢利的可能。其基础是纺织品生产和香料、番红花和奢侈品贸易。货币像以往一样流行。禁止利率超过5%的命令到处被规避着。基督徒比从前的犹太人更贪恋金钱。所有人都想用投机的方法，例如兑换金钱和签订巧取豪夺的契约等，发财致富。

尼德兰因为战争和动乱，经济发展陷于停滞。帝国城市科伦的商业贸易却乘机活跃了起来。弗拉芒（Flamen）、瓦龙（Wallonen）、意大利和葡萄牙商人的大量涌入，极大地促进了该市的经济生活，并使它取代尼德兰，成为在东北欧、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三地之间进行远程贸易的基地和中转站。莱比锡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也保持着旧日的繁荣，其博览会仍然是欧洲最吸引游人的活动。

在1600年前后，欧洲地中海贸易与其他海外贸易的整体规模大体相当，很难说新航路的开辟导致了一种使帝国处于经济边缘地位的转变。相反，商道的转移却使帝国北部地区的贸易大获裨益。因为宗教和种族原因而受到迫害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难民和犹太人的大量涌入，也为帝国北部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虽然汉萨同盟的成员从1557年的63个减少到17世纪初的14个，但汉萨同盟的衰落并不等于汉萨城市经济的萧条。不来梅扩大了纺织品的进口，牲畜和生皮的出口。汉堡不仅在谷物、布匹、铜和盐的贸易方面大有发展，而且还上升为帝国主要的货币市场。埃姆登（Emden）、吕贝克和汉堡的商船运货量仍然大幅度增加。1570年，埃姆登的商船运货量为2.8万公吨，吕贝克为1.6万公吨，汉堡为1.35万公吨。

在农业方面，因为土地开垦达到了自然允许的极限，部分邦国颁布了禁止垦荒的法令（符滕姆贝格，1536；萨克森，1556），但是农耕技术和农业经营方式进一步改善，农产品销售市场进一步扩大，谷物贸易大规模发展，从东欧一直扩张到西欧。帝国北部和东部的贵族想方设法提高庄园的粮食产量，并将粮食输入到市场，就连一些诸侯也有兴趣将剩余产品投放到市场。在东普鲁士、波莫瑞、勃兰登堡、西里西亚等地区，不仅出现了“农奴制再版”，也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场领主制”。为了扩大谷物生产，贵族庄园主大量霸占农民的份地，以农奴的劳役经营商品生产性的大庄园经济。农民被越来越严格地束缚在贵族的大地产上，隶属或从属于他人而不能自由地支配自身，其自治权力被剥夺一空。

在手工业和工业方面，纺织业大规模萎缩（16世纪初，奥格斯堡计有手工业织工6000多人，至17世纪初，仅有织工500多人了。其他城市的手工业织布产量亦减少了90%左右），但是铜和黄铜滚轧机以及水力磨坊的出现标志着以机械化和应用水力为发展方向的新手工业生产方法兴起，改良车床、绞盘和比较便宜的木制机器也在1560年以后逐渐出现并得到了使用。

神圣罗马帝国也依然是印刷业和眼镜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的重镇。奥格斯堡、巴塞尔、施特拉斯堡、纽伦贝格、科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莱比锡、吕贝克和马格德堡的印刷业继续兴旺发达。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印刷业位居帝国乃至欧洲的前茅，而在1550年以后汉堡和布雷斯劳的印刷业异军突起，纽伦贝格、菲尔特（Fürth）、雷根斯堡和奥格斯堡则成了眼镜制造的中心。在武器制造方面，火枪、砍击和刺杀兵器的批量生产成为常规，并且有利可图。磨坊建造者、圆规锻造者、指南针制造者、圆钟制作者、眼镜制作者、枪炮瞄准器制作者、铸字工人、印刷工人、铜板雕刻工人、绘画工人等工具制作者和技术工人大量涌现。

分发承包制日益发展。委托商让没有能力进行大批量廉价商品生产的行会为自己服务，为农村的小工匠提供半成品，为城市小手工业者提供廉价商品，并借助于为跨区域市场生产的承包业务确保其生存。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基本上将纺织业组织了起来，1550年以后也将从事纺织业的手工业者组织了起来；原先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现在成了承包商的打工者，通过为跨地区的远方市场生产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由于矿藏的耗竭以及生产和市场条件的不利（例如需要花费很多钱购买设备开采更深矿层的矿藏，也需要花费很多钱购买木炭和水力资源），采矿业急剧倒退，铜和银的开采量大幅度下降。1500年前后，黑森林周围的铜矿储存量尚允许每年开采750吨，到1560年就只允许开采330吨了，进入17世纪更下降到不足60吨。银的生产也下降了，其年产量从1560年的大约50吨减少到1620年的20吨。即使有色金属，特别是萨克森的锡和钴的开采有所增加，也不能弥补铜矿和银矿的损失。

与此同时，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含银量很高的银矿，特别是1546年玻利维亚（Bolivia）波托西省（Potosi）银矿的发现和开采，进一步打击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采矿业，矿场主的利润和矿工的工资都明显减少了。富格尔、韦尔泽和霍希施泰特尔等家族经营的事业接二连三地破产，众多投资于其中，梦想得到高额回报的市民和工人也血本无归。1560—1620年，殖民地白银输入量从大约120吨上升到250吨。大量白银的出现，一方面带来了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导致了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结果广大民众的购买力急剧下降，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恶化。

铁矿开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上。在帝国中东部的上普法尔茨、埃尔茨山脉、西里西亚、图林根，帝国中西部的萨尔（Saar）地区、西格尔兰，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和内莱奥本（Leoben）附近的施泰尔马克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铁矿石储量丰富。1550年以后，尽管政治局势非常不利，其开采量也没有明显减少。蒂罗尔的冶炼工和锻工技术精湛，克恩滕的熔炉自16世纪末起开始利用水力和硬煤。制铁业的景气为帝国铁制品的自给提供了保障。萨克森和波希米亚开采的锡也获得了相似的发展。

随着人口的增多，食盐需求量不断提高，与之相应的则是在吕内堡的萨林恩（Salinen）、哈勒、施瓦本—哈尔（Schwaben-Hall）、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赖兴哈尔（Reichenhall）、萨尔茨堡的哈莱恩（Hallein）和蒂罗尔的哈尔（Hall）盐业生产的旺盛。一般说来，诸侯早已垄断了盐的买卖，他们也从这一垄断经营中大获其利。1600年前后，巴伐利亚公爵掌握了在自己的管辖区出售哈莱恩和赖兴哈尔盐的业务。恰恰借助于出自销售食盐的赢利，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1573—1651）才掌握了比较充足的资金，可采取比较积极主动的政治和军事政策，招募大量雇佣兵参与波希米亚战争。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诸侯都用降低货币成色的手段诈欺人民，还有一些诸侯干脆做起了制造伪币和偷盗银两的勾当。铸币质量的低劣致使1600年前后神圣罗马帝国的货币陷入一种十分可耻的混乱。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二世是“铸币大师”（Münzmeister），他在柏林尼克莱区邮政大街4号开办铸币厂，肆无忌惮地没收私币和制造劣币。

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们动辄便向大商人和银行家借款，后者为了获得开矿权和其他特权也乐于巴结国王和皇帝。然而，借款人并不按时支付利息和清偿债务，这就使得大笔资金有去无还，不少大商号因此毁于一旦。韦尔泽家族败落于1614年，负债达58.6万基尔特。

二、社会危机

宗教改革之前，教士等级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宗教改革虽然没有彻底消灭教士等级，但却使其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福音教邦国中，诸侯成了教会首脑，各级神职人员成了国家工作人员，牧师家庭则为普通教徒树立了生活典范。在天主教邦国中，高级教士依然掌握宗教大权，但大都摆脱了对罗马教皇的依附关系，成为各自所辖教区的宗教首脑。只有个别主教如奥格斯堡主教奥托·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忠于罗马。低级教士依然出身寒门，但经过耶稣会士的整顿，其学识和风纪大有改进，精神风貌也焕然一新。

宗教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贵族等级的两极分化。大贵族通过没收教会财产和干预宗教事务，进一步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权势。小贵族则在各种各样的反叛斗争失败之后，受到了更加严厉的监控。诸侯专权和经济衰落同样加剧了小贵族的危机，但也有不少小贵族逐渐适应了邦国国家化的发展趋势，通过为诸侯服务，跻身于官厅贵族行列。

16和17世纪是一个重视教育和流动的世纪。大约有20%—50%的贵族家庭将他们的儿子送入大学和骑士学院接受教育。而在1570至1620年间，贵族子弟上大学的比率翻了两番。许多受过教育的贵族子弟进入诸侯宫廷和邦国政府机关，心甘情愿地担任宫廷总管、膳食官或者掌酒官等职务，官厅贵族阶层由此产生，他们与来自市民家庭的官员因为共同为君主服务而克服了旧的等级差别。

普通人革命失败后，除萨克森、巴伐利亚两地外，其他地方的农民几乎全都沦落为了农奴。波莫瑞、勃兰登堡、石勒苏益格、赫尔施泰因和梅克伦堡诸地更于1616年或稍后以法律的形式将农奴制度确定为合法的经济制度。农民旧日的权利被剥夺一空，使用公地、牧场和森林的权力化为乌有，需要承担的劳役和税费却多如牛毛。不少农民迁移到矿区，但矿脉的枯竭也阻断了这一生计。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好铤而走险，与地主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包括拒绝缴纳捐税和服劳役、举家举村地迁移他乡，甚或举行武装起义。虽然像1524—1526年那样的大规模普通人革命未再出现，但小股农民的武装斗争连绵不断。

农民起义主要发生在帝国西南部和上、下奥地利。自1576年起，过于沉重的劳役和捐税负担在博登湖以北的中莱茵、黑森林和阿尔郜地区引发了一系列骚乱，其影响所致波及索伦（Zollern）、雷希贝格（Rechberg）、蒙特福特（Montfort）、柯尼希斯艾克（Knigseck）和祖尔茨等伯爵家族统治地区，也波及奥格斯堡主教堂议事会、圣布拉西（St.Blasien）和前奥地利瓦尔德基尔希（Waldkirch）官署的所在地。1612—1614年，新设的酒税在中莱茵引发了“生丁战争”（Rappenkrieg），哈布斯堡家族的臣民最终拿起了武器，并且包围了瓦尔茨胡特。在上、下奥地利，被转加到普通人身上的土耳其战争税也引发了“社会的持久震荡”。1573年，恩斯河畔施泰尔（Steyr）的农民举行起义。1582年，赖兴施泰因（Reichenstein）的农民举行起义。而在温迪施伽尔施滕（Windischgarsten）和“西尔宁事件”（Sierninger Handel）中发生的反对重新天主教化的暴力斗争最终汇集成为1594—1597年的上奥地利的农民起义。起义开始于米尔地区（Mühlviertel），后来扩展到南部和东部直至下奥地利地区，遭到高特哈德·冯·施塔海姆贝格（Gotthards von Starhemberg）贵族军队的镇压，后果十分惨烈。

一方面，在帝国北部波莫瑞、勃兰登堡马克和西里西亚（特别是1604—1615年的格洛高（Glogau）侯爵领地）等地，农民的行动受到了严密监控。在帝国南部巴伐利亚、帕骚、萨尔茨堡或者蒂罗尔等地，情况类似。另一方面，诸侯邦国的国家化建设虽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但也提高了农民的法律地位，向反抗者指出了非暴力斗争的道路，使他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提出申诉，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较为公正的对待。不少村社也把最贫穷的人吸纳了进来，使之成为共同体既享有权利又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正式成员。

新的城市史研究修正了原先在学术界普遍流行的关于1550年以后城市和市民没落的观点，转而强调一种“质量上别样的坐标系”和一种“重点推移”。1555年以后，虽然诸侯普遍加强了对城市的控制，但也有一些城市扩建了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市政会的寡头—官僚政治趋势愈来愈明显，其成员也大都成为终身制的了；新成员是以合作者的身份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市政管理当局摆脱了市民群体的影响，开始强调其官厅功能了。与之平行，城市精英也与下层居民划清了界限。服装条例、教会和公共管理部门中的级别规定等都表明了城市社会中的等级制。市政会成员、商人和工商业主的地位远远高于手工业者和普通市民。受过法学教育者大量增加，行政管理的专业化日益突出。不断强化的官僚政治化和由此产生的法制化对于身份地位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谁要承担某个官职，谁就必须拥有相应的财产和相应的工作能力。他们以一种遵循特定模式的任职履历（Cursus honorum）的方式应聘担任市政参事。

在邦国城市中，宗教信仰由诸侯决定，而在帝国城市和独立的自由城市中，宗教信仰由市政当局决定。然而，宗教改革加强了市民的自我意识和权力要求，法学家约翰内斯·阿尔图西乌斯（Johannes Althusius，1557—1638）的“共生体契约法设想”普遍流行，市民就像邦国等级反对诸侯专权那样反对城市寡头政治。按照共生体契约法设想，城市自由是建立在市民责任和义务平等以及所有人都可参与政治决策等城市共同体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而在1600年前后的经济危机和生存危机的背景下，城市中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城市“人民运动”波澜壮阔，冲突大规模发生。

在埃尔福特（1579）、亚琛（1580—1617）、奥格斯堡（1583—1591）、莱比锡（1592—1593）、但泽（1593）、埃姆登（1595—1603）、维斯马（Wismar，1595—1600）、吕贝克（1598—1605）、帕德博恩（1600—1604）、霍克斯特（Hoexter，1600—1604）、施韦比施哈尔（1601—1604）、不伦瑞克（1601—1604、1604）、施特拉尔松（1602、1612、1613—1615）、汉堡（1602—1607）、格赖夫斯瓦尔德（1603—1618）、多瑙韦尔特（Donauwrth，1607）、科伦（1608—1610）、莱姆戈（Lemgo，1612—1616）、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612—1616）、沃姆斯（1613—1616）、韦茨拉尔（Wetzlar，1613—1614）和斯德丁（1616）等城市，暴乱、革命、长时间的或短时间即得到平息的冲突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在一些较小的邦国城市中，冲突也屡有发生。

在社会动荡不安之际，犹太人又成了替罪羊。不少城市发生了迫害犹太人事件，其中1612—1616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发生的“费特米尔奇起义”（Fettmilch-Aufstand）最为著名。姜饼烘烤师文岑茨·费特米尔奇（Vinzenz Fettmilch，1565至1570—1616）把城市的种种问题都归咎于犹太人的大量涌入，率领民众举行大规模抗议。犹太人被赶出城市，他们的住所被抢劫一空，个别人连性命都没有保住。原为帝国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现在成了“无犹太人区”。直到市政当局处死费特米尔奇、镇压群众性暴乱并颁布了保障犹太人人身安全的法令后，一些犹太人才陆续返回定居。

第三节 帝国机构、皇帝和邦君

一、帝国权力机构

自1495年帝国改革以来，选侯会议、帝国等级会议、帝国行政区、帝国大区会议、帝国代表会议和帝国最高法院等机构，逐渐成为凌驾于各邦国之上的神圣罗马帝国常设权力机构，尽管维持维艰，效率低下，但直到17世纪初，大都能够正常运转，甚至有所巩固和加强。

选侯会议在选举国王和皇帝（如1558年费迪南二世当选，1562年马克西米连二世当选，1575年鲁道夫二世当选）、制定一般性帝国政策（如1567年的军备控制、1572年的土耳其同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556年教派对等原则确立后，选侯集团的权威性拥有了一种特殊意义。三位天主教选侯（美因兹大主教、科伦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对三位福音教选侯（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马克伯爵、普法尔茨邦国伯爵），票数相等，这一点在双教派的帝国十分重要。选侯集团的仲裁唯有超越教派差别，才能为其他帝国等级和一般臣民所认同。大多数选侯也深晓此理，尽可能地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只是由于普法尔茨选侯后来接受了具有明显归正宗特色的福音教之后，教派问题才又开始突出出来。此时，同属福音教的信义宗与归正宗之间的对立，一点不亚于福音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对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选侯们很少单独开会议事，他们完全可以凭借特有的优先权、双教派性和政治协调性，在帝国等级会议、帝国大区会议和帝国代表会议（Reichsdeputationstagen）上发挥决定性影响，主导大政方针。

帝国等级会议是一个立法机构，主要讨论诸如维持国内和平、对外战争、货币和税收等现时问题。开会程序与1495年以来形成的模式别无二致，新出现的仅仅是严格的分院议事：选侯、诸侯和城市代表在自己所属的院内进行讨论，各院独立做出决定，只在涉及铸币、公布账目、陈情申述和最后修订帝国决议诸问题时，才共同组建专门委员会进行协商。在1556—1582年，帝国等级会议总共开过六次，时间分别是1556—1557年、1559年、1566年、1570年、1576年和1582年，这些会议总体上说富有成果，比较顺利地通过了一些决议。而在1608年的雷根斯堡帝国等级会议上，教派冲突再次爆发，信奉加尔文教的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四世（Friedrichs IV. ，1574—1610）用武力驱散了参加帝国等级会议的代表，致使帝国等级会议这个最重要的帝国立法机构陷于瘫痪，帝国中央政府长期无法正常工作。

帝国大区在1555年以后的十年间逐渐成型，直至帝国终结，其基本结构都未发生重大变化。根据1555年奥格斯堡帝国等级会议通过的《帝国执行条例》，帝国大区建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维持国内和平，而其可倚重的主要力量则是各地诸侯的武装部队。帝国大区会议（Reichskreistag）自1542年组建抵抗土耳其入侵军队起才成为经常召开的集会。它在1544年开始讨论修订帝国名册事宜；1551年讨论铸币问题。自1560年起，大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铸币方面，各大区相当认真地发挥监控和管理功能。后来，大区代表也出现在帝国等级会议上，他们在一个全体会议中拥有与诸侯相同的表决权，并且按照多数原则作出决定。

与此同时，在各大区中存在着一种强化政治和行政管理体系的努力，各种各样的集会：大区高层会议、大区成员会议、大区部分成员会议和大区全体成员会议，年复一年地频繁举行。在关税和铸币监管方面，也在治安方面，有几个大区已发展成为自我管理体了。但是各大区的发展很不平衡。在巴伐利亚大区和上萨克森（Obersachsen）大区，各项大区任务，可以依靠势力强大的邦国政权比较有效地完成。施瓦本和弗兰肯也拥有可实施军事打击行动的大区组织，但在上莱茵、下莱茵—威斯特法伦和下萨克森大区，相关组织和行动仍停留在计划层面。莱茵选侯大区就更少行动了，它被莱茵选侯会议和一般选侯会议覆盖。包括西班牙属尼德兰的勃艮第帝国行政区和奥地利没有成立独自的大区组织，但却派遣代表参加大区代表会议，并由此参与了维持国内和平事务。

但是总的说来，帝国大区维持和平的能力仍然十分有限，大区可以弹压兵匪抢劫或农民起义，也能够执行帝国最高法院的部分判决，但要在大规模的战争中对抗数千名雇佣兵，却是力所不逮。这些战争贩子的首领大都是帝国等级，只要不以皇帝和帝国为敌，他们就可以自行与外国建立军事和政治联盟。这就使得帝国国内事务经常与国际政治纠缠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国内战争演变为国际战争。

1555年以后，按照执行条例集体处置破坏国内和平案件的帝国代表会议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集会，并且既代表帝国等级的利益，又代表着帝国大区的利益。但因各方利益分歧较大，帝国代表会议经常没完没了地争执，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发挥重要作用。

帝国代表会议内设两个院，一个是有6位选侯参加的选侯院，另一个院最初由来自所有帝国大区的10位诸侯（奥地利大公、维尔茨堡大主教、明斯特大主教、巴伐利亚公爵、于利希公爵、黑森邦国伯爵、施瓦本高级教士、施瓦本伯爵以及帝国城市纽伦贝格和科伦）组成，自1571年起由来自所有帝国大区的14位诸侯（前10位诸侯加上勃艮第公爵、康斯坦茨主教、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和波莫瑞—斯德丁公爵）、伯爵和城市代表组成。

帝国代表会议曾在1545年、1551年、1557年和1567年召开过修订帝国名册中帝国等级纳税额的会议，目的在于公平摊派帝国税，确定实际纳税义务。帝国代表会议还在1557年和1560年召开过帝国最高法院的司法会议，主要讨论帝国最高法院工作条例和人事安排。然而，无论是修订会议还是司法会议，其成效都极其有限；交税较少的帝国诸侯，首先是萨克森选侯和巴伐利亚，极力阻拦任何变动。直到1577年，帝国代表会议才对1521年的《帝国名册》作了少量修改，而修改后的名册一直应用到帝国终结之际。

自1566年起，土耳其税几乎年年征收，成为一种常规的邦国税。对于土耳其税，邦国等级和普通民众几乎从未怀疑过其合法性。人们完全相信皇帝和诸侯宣传的“土耳其危险”的可怕性，征税工作因此得以比较顺利的进行。其他税收就截然不同了，诸如用于派遣公使的经费、维持和平的费用或者援助利沃尼亚抵抗俄罗斯入侵的费用，都很难如数征收上来，有的甚至根本无法征收。即使帝国等级会议做出了决定，帝国财政官也有权对抗税者宣布帝国禁令，偷税、漏税，甚至从不缴税者，仍大有人在；帝国禁令多半未被认真执行。

自1548年《帝国最高法院条例》制定以来，帝国最高法院便落户在远离皇帝宫廷的施佩耶尔。只有最高法官和法院主持，以及两位陪审员是由皇帝任命的，其他工作人员均由帝国等级所决定。法院办公厅隶属于美因兹大主教领导，后者还从1557年的司法会议上获得更多的控制权。帝国等级通过缴纳专项税款资助该法院，这一资助在1555年以后是比较有保障的。同样得到保障的是每年5月举行一次的皇帝—等级视察委员会会议事宜，其目的是审查法院工作，审理对抗判决的修正案。尽管如此，人员不足、案件堆积、书面程序缓慢和判决执行困难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帝国最高法院的工作。

《帝国最高法院条例》在1555年奥格斯堡帝国等级会议期间得以修订，据此，除了天主教和以《奥格斯堡信纲》为基准的路德教，法官（陪审员/评审员）不可以信奉任何其他宗教，这就将加尔文教徒完全排除在外了。在此基础上，帝国等级会议又在1559年确立了适用于帝国最高法院的“教派对等”原则，即在审理宗教案件时，合议庭应由天主教和路德教两教派法官组成，且各教派的人数完全相等。这一制度直至1580年都得到了严格执行，表决权的公平和平等也由此获得了较大保障。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减轻现有工作人员的压力，法官人数在1558年24人的基础上增加了16人，1566年再增加8人，1570年最终确定为41人。此外，帝国等级会议还在1570年减少了案件数量，其方法是将上诉费从50弗罗林上调到150弗罗林。1570年和1586年的帝国代表会议则对审判日期进行了压缩，目的在于使罪犯尽快受到惩罚。

帝国最高法院审理所有地区的诉讼，其判决也对各邦国法院有示范作用，对于帝国的司法统一来说，这样做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但自1610年起，帝国宫廷参事院对于帝国事务的干预，使得帝国最高法院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帝国的司法统一也就无法实现了。

通过帝国皇帝费迪南一世，帝国宫廷参事院在1559年4月3日颁布了一个新条例，其中包括在中央当局中常见的合议法。据此，每个案件都由某位工作人员单独承接，但其最终判决由合议机构的多数表决做出。遇有争议，则由最高首领定夺（Votum ad imperatorem）。帝国宫廷参事院也负责审理帝国属意大利的案件，以及行政管理和政府事务。它在司法审判方面与帝国最高法院进行激烈竞争。这两个法院都审理破坏和平案件、违法案件和上诉案件，但帝国宫廷参事院能够较快作出判决，与帝国最高法院相比，它较少受到形式上的审讯程序制约。帝国最高法院因为帝国宫廷参事院的竞争而相形见绌，但后者更多地体现了皇帝和奥地利邦国君主的意志而非帝国的整体利益，不能也不想实现帝国的司法统一。另外，在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统治时期，在20余名帝国宫廷参事中，天主教徒虽然占绝对多数，但也有几位是福音教徒，这就说明当时并不存在严重的教派褊狭。教派斗争大约是在1590年以后才开始激烈起来。因为破坏和平、归还财产和宗教纠纷而提起的诉讼不断增加，帝国宫廷参事院的工作非常忙碌，但单纯依靠此类司法审判机构也是不能完全解决宗教冲突问题的。

尽管大规模的改革已不再进行，现有的帝国权力机构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和巩固，可以推行一种十分有限的帝国立法、帝国税收和帝国审判，执行那些超出邦国承担能力范围的任务。尽管十分松散，帝国各机构的存在仍起到了某种联系作用，不同程度地塑造着帝国内部的各种关系。帝国等级会议能够在保障国内和平、征收帝国税、维持帝国行政区和帝国最高法院方面，间接地也在整合帝国伯爵和帝国骑士方面有所作为。帝国税也加强了帝国对邦国影响，特别是加强了帝国在天高皇帝远的北方的权威。凡此种种，都对帝国同盟的维持和巩固产生了积极作用。

然而，这些机构多为帝国等级所把持。帝国等级通过把持帝国等级会议和帝国行政区会议，获得了更广泛的参与神圣罗马帝国政治决策的可能性，能够在实施执行条例、铸造货币和征收帝国税诸方面贯彻自己的意志，限制皇帝的权力，阻止皇帝的独裁专制。只是刚刚经历过危机和战争的帝国等级大都渴望和平，愿意继续维持帝国同盟，也愿意将迄今仅仅停留在决议层面的政策付诸实施。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惧怕哈布斯堡家族的强权，但也不想“完全破坏古老的将要倾覆的帝国大厦”。他们大都愿意遵守帝国宪法，履行对皇帝的义务，资助帝国最高法院，维护帝国大区的权威，只是不愿意为与自己的利益没有多大关系的土耳其战争掏腰包，反对按照英国或法国的模式把神圣罗马帝国建设成为一个可能剥夺他们长期拥有的“自由”的中央集权式统一国家。

二、从费迪南一世到费迪南二世

（一）费迪南一世

卡尔五世之后，神圣罗马帝国不再有任何具足轻重的统治者了，尽管仍然保留着“罗马人国王”和“罗马人皇帝”称号，但王位和皇位已成为纯德意志的职位，帝国政治的重心也转移到了奥地利。从费迪南一世到费迪南二世的历任罗马人国王和皇帝尽管大都励精图治，但因各种各样的制约，均未实现加强皇权、重振神圣罗马帝国昔日在基督教世界风光无限好的统治地位的夙愿。

然而，作为位居各邦国之上的帝国统治者和哈布斯堡家族的首领，皇帝也不是完全没有政治作用的。他虽然不能独自掌握帝国的命运，但在与奥地利邦国和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相结合的情况下，依然拥有超出所有邦国君主的影响力。反过来，奥地利邦国和哈布斯堡家族也因为同皇权的结合而成为帝国乃至整个欧洲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之一。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者们更善于利用帝国和奥地利的资源为他们自己家族和世袭领地谋利。恰恰凭借哈布斯堡家族及其世袭领地的力量，皇帝依然能够在帝国和欧洲事务中发挥一种举足轻重的作用。

费迪南一世使设有帝国副首相职务的帝国宫廷首相府落户于维也纳，并把马克西米连一世在1497年建立的、暂时管辖帝国和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事务的奥地利宫廷参事院改造为帝国宫廷参事院。帝国宫廷参事院管辖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行政管理事务也包括司法审判事务。它在审理破坏国家和平罪、抗拒法律罪以及其他申诉方面，同帝国高等法院进行竞争，并且因为不像帝国高等法院那样受制于一种形式上的审理程序，也因为人力、物力比较充足，所以能够作出更迅速的判决。费迪南还设立了一个类似于顾问委员会的枢密院，负责拟定宫廷参事院或者枢密院的决议。无论是帝国宫廷参事院还是枢密院，两个机构都不受帝国等级的影响，其成员由皇帝直接任命，皇帝也因此拥有较大的权威，只是这种权威不足以制服整个帝国等级；后者一方面可以利用帝国其他权力机构分享帝国统治权，另一方面也可以依靠各自邦国的势力与帝国中央政权相抗衡。

费迪南一世还进行了个别改革，例如在1559年颁布帝国铸币条例。这些改革同样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帝国政治的等级结构。

对于费迪南一世来说，捍卫对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两王国的权力要求是最紧迫的事务。1540年，匈牙利另一国王扎波利亚去世。他的遗孀、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的女儿伊莎贝拉·亚盖洛（Izabela Jagiellonka，1519—1559）依仗土耳其宫廷的支持，使其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扎波利亚·亚诺什·齐格蒙特（Szapolyai János Zsigmond，1540—1571）继承了父亲的全部遗产，称作匈牙利国王约翰二世（1540—1570年在位）。费迪南想统治整个匈牙利，但因遭到土耳其人的反对未果。

在奥地利，费迪南继承马克西米连一世的政策，继续进行国家建设：制定宪法，培养职业管理员阶层，改善各种行政管理机构，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统治。他所设立的枢密院、宫廷司库和宫廷战争参事院等一系列官僚机构，为哈布斯堡王朝后来几个世纪的行政管理奠定了基础。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大本营，奥地利的国家建设模式对帝国其他邦国有着重要指导意义。除此之外，奥地利也是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唯一一个具有欧洲地位并且拥有广泛对外联系的邦国。

然而，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宗教政治局势也因为福音教的传播和邦国等级的反抗而变得动荡不安。

在这里，胡斯战争之后，胡斯派虽然遭到了镇压，但未完全消失。16世纪20年代新一轮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路德教同胡斯学说一起流行开来，中世纪神秘主义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大批中小贵族和城乡普通民众不仅皈依福音教，而且也对属灵派、唯一神教派、加尔文教和洗礼派学说情有独钟。在波希米亚，大部分贵族属于温和派胡斯教徒，而在城市居民中，有的人信奉了路德教，有的人选择了加尔文教；农民当中天主教徒仍占绝大多数，但也有不少人信奉胡斯的学说。在匈牙利，不少贵族为了侵占天主教会财产而支持宗教改革，分别皈依了路德教、加尔文教和唯一神教诸派；唯一神教派又因直接向基督祈祷是否适当的问题而分成更小的支派。在上、下奥地利和内奥地利，形势也相当严峻。大部分教区采用了路德派教义问答，各地等级会议都批准了教徒用两种形式领受圣餐的礼仪，允许教士结婚。只是在城镇里，路德教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费迪南一世本人是坚定的天主教信徒，极力反对宗教改革，执意在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世袭领地全面恢复天主教，但他行事谨慎，不愿用暴力手段镇压贵族中的“异端分子”，而是以聘任耶稣会士的方式，通过天主教教会内部改革，较为和平地实现天主教复辟。

在彼得·卡尼西乌斯和彼得·帕兹曼尼（Péter Pázmány，1570—1637）等耶稣会士的不懈努力下，的确有一些已经信奉了福音教的波希米亚贵族重新回归天主教，温和的胡斯派教徒也在1587年放弃了原先持有的许多主张，只坚持以两种方式接受圣餐；1593年更进一步地与罗马教廷讲和了。在匈牙利，那些已经获得天主教会财产的贵族觉得没有理由继续支持福音教了，遂转而支持耶稣会士的反宗教改革活动，他们本人也重新回归到天主教，驱逐福音教牧师而代之以天主教神甫。

主要出于对他的大儿子和法定继承人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1527—1576）的宗教倾向的担忧，费迪南一世在1564年2月25日制定家族条例并立下遗嘱，对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进行了分割，使他的三个儿子各自领有一部分：马克西米连获得下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统治权；二儿子费迪南获得了上奥地利[或者说前奥地利，包括松德郜（Soundgau）和布赖斯郜]和蒂罗尔地区；小儿子卡尔获得了内奥地利[包括施泰尔马克、克恩滕、克赖因以及以及伊斯特里亚（Istrien）和弗利奥尔（Friaul）等地]。这一继承法令使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支系再细分为三支，进一步加剧了哈布斯堡家族内部的分裂。从邦国国家化建设角度来说，这一分割是一种严重退步，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从一个基本统一的权力复合体，重新分裂为多个独立的统治单元，各有一套行政管理机构和等级组织，也分属不同的教派，这是很不利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整体发展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费迪南一世十分重视与西班牙保持良好关系。鉴于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尚未确立接班人，他甚至怀有由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支系接管西班牙遗产的希望。然而，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支系和西班牙支系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位于意大利的帝国属地问题上。西班牙国王力图占有这些帝国采邑，在1559年也实际占据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堡垒国家”（Stato dei Presidi），即托斯卡纳（Toskana）的部分沿海城市和设防城市。费迪南一世并不反对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扩张，但当这一扩张触及到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时，他作为帝国皇帝，脸上总是有些挂不住。

对于法国，费迪南一世仅仅能够应付挑战而非主动出击了。他顺从帝国选侯们的意见，放弃了夺回在1552年被法国占领的洛林主教区和城市的计划。

鉴于继续存在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威胁，费迪南一世迫切期望帝国等级提供资助，建立一支比较强大的帝国军队。虽然在1556—1557年的雷根斯堡帝国等级会议和1559年的奥格斯堡帝国等级会议上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支持，但仍不足以彻底战胜敌人，收复失地，只能在1562年与土耳其人缔结和约，以每年向奥斯曼帝国苏丹缴纳价值3万弗罗林贡品的代价，保留哈布斯堡家族对匈牙利西部土地的占有。奥斯曼帝国则继续占据匈牙利东部地区。对于西本彪根，费迪南一世也不得不暂时放弃权力要求。即便如此，匈牙利的局势仍不稳定。费迪南去世后不久，扎波利亚的后裔便在土耳其人的支持下开始了新的反哈布斯堡战争。

费迪南一世继续实行政治联姻政策。他将自己的四个女儿嫁给了意大利诸侯，另外两个女儿先后成为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特（Zygmunt II.August，1520—1572）的夫人，女儿玛丽亚与于利希—克累弗—贝尔格公爵威廉成婚，另一女儿安娜则与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五世（Albrecht V. ，1528—1579）成婚。费迪南一世的大儿子马克西米连也娶了卡尔五世的女儿玛丽亚为妻。1562年，在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放弃了竞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职位后，马克西米连被选举为“罗马人国王”，称作马克西米连二世（Maximilian II.，1562—1576年在位）。同年，马克西米连又被波希米亚等级选为国王，第二年再在普雷斯堡（Preburg）加冕为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国王。

1564年7月25日，费迪南一世去世，马克西米连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二）马克西米连二世

马克西米连二世早年接受过充分的人文主义教育，也曾师从路德的学生沃尔夫冈·席弗尔（Wolfgang Schiefer）；在《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签订后的最初几年里，又与路德派布道士约翰·塞巴斯蒂安·普福泽（Johann Sebastian Pfauser，1520—1569）过从甚密。马克西米连二世对路德很有好感，广泛阅读福音教作品，拒绝参加按照天主教礼仪举行的圣餐，反对圣徒崇拜，但并未彻底改宗福音教。一方面他对福音教神学家后来的教义纠纷感到茫然，不知哪一家学说更符合上帝的旨意；另一方面他也面临来自天主教阵营的巨大压力。不仅他的父亲费迪南一世，而且罗马教皇和西班牙国王，都对他的宗教倾向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他的王位和皇位继承权也随时都有被剥夺的可能。出于对政治前途的考虑，马克西米连二世最终作出妥协。他在1560年公开宣布自己信仰天主教，同意流放普福泽。他也开始参加天主教教会举行的宗教活动，只是在教皇的特许下，享有领圣餐杯的特权。

尽管作出了上述妥协，马克西米连二世还是以《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捍卫者自居，力争在相互竞争的各教派之间保持中立，实行适度的宽容政策，克服日益严重的宗派主义，防止神圣罗马帝国进一步分裂。他在1568年9月发布《宗教特许》敕令，允许奥地利邦国等级在同意支付一项高额捐税的前提下自由选择宗教信仰；1571年1月又对多瑙河奥地利颁布《保险文书》（Religionsassekuration），允许当地接受了1530年《奥格斯堡信纲》的贵族和骑士不仅可在其城堡内，而且也可在其邦国内举行新的礼拜仪式。加尔文教徒和城市除外。

福音教徒尽可能地利用这些政策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甚至提出了维持现有宗教改革权（jus reform and i）的要求。福音教布道士也积极地在诸侯和教会管辖地区进行活动。在维也纳、克雷姆斯（Krems）和其他地方，福音教乡村学校得以扩建。在上、下奥地利，带有浓厚等级特色的路德教教会也普遍建立了起来。

与此同时，马克西米连二世也开始朝着建立国教的方向，对奥地利的天主教会实行改革。1566年举行教会巡视，1567年颁布教会和修道院新规，1568年召开修道院会议。马克西米连二世创建修道院参事院作为邦国教会管理机构，规定其任务是保护主教区、修道院和天主教会神甫的权利及财产。这一政策名义上是要保护天主教徒，实际上加强了诸侯对本邦教会的控制，其作用与路德教邦国教会体制基本一样。

波希米亚邦国等级中有许多人属于温和派胡斯教徒，主张普通教徒在参加圣餐礼时酒饼同领。马克西米连二世一方面批准波希米亚福音教徒在宗教实践上享有自由；另一方面又支持耶稣会士在摩拉维亚的奥尔米茨（Olmütz）和布吕恩（Brünn）建立两所学院，允许天主教在这些地区传播。对于波希米亚兄弟会，马克西米连二世重新颁布了一份旧法令，实行严厉镇压。这一做法受到波希米亚邦国等级的激烈反对，甚至有爆发新的宗教战争的危险。迫于压力，马克西米连二世在1575年的邦国等级会议上口头承认了具有路德教特征的教会条例《波希米亚信纲》（Confessio Bohemica）。在其他方面，马克西米连二世也基本顺应了波希米亚等级的要求，前提是，波希米亚等级必须选举他的长子鲁道夫（Rudolf，1552—1612）为国王。

在神圣罗马帝国，马克西米连二世同样致力于笼络福音教和天主教诸侯，维持和平局面。他既与天主教诸侯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关系密切，也与福音教集团的领导人如萨克森选侯莫里茨、奥古斯特（August，1526—1586）和符滕姆贝格公爵克里斯托夫（Christoph，1515—1568）保持友好往来。他顺应帝国等级的愿望，在1564年明确地提升了帝国等级会议的地位，使之高于帝国代表会议。他也在1566年颁布铸币条例，扩大了帝国行政区的功能。除此之外，马克西米连二世还试图消除雇佣兵制度的某些弊端，将帝国中央军事力量置于皇帝控制之下，只是由于帝国等级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放弃。相比于以往旧条例，1570年的帝国警察条例毫无新意。马克西米连二世主要依靠诸侯的支持，才使帝国秩序得以勉强维持。

马克西米连二世继续从事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争，并在1566年3月的奥格斯堡帝国等级会议上，获得帝国等级的广泛支持。但因缺乏军事才能，他的战争未取得重大胜利，只是在1568年与苏丹塞利姆二世（Selim II.，1524—1574）达成《亚德里安堡和约》（Friedenvon Adrianopel），确认维持领土现状，以继续向奥斯曼帝国苏丹进贡的方式，换取了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下的匈牙利王国西部和北部的和平。和约期限初为8年，以后又多次延长。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边境上的冲突虽然从未间断，重大军事行动却未发生。

对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国王在意大利侵蚀帝国采邑的行径，马克西米连二世深感不满，但同费迪南一世一样，他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马克西米连二世反对教皇庇护四世（Pius V. ，1504—1572）严厉镇压异端、迫害胡格诺教徒的政策，教皇则在违背皇帝意愿的情况下，将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一世（Cosimo I.deMedici，1519—1574）提升为大公，并使之疏远了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也与托斯卡纳大公发生了冲突，直到米兰人重新承认对皇帝的封臣义务，争斗才得以平息。

马克西米连二世继续推行政治婚姻政策。他的女儿安娜嫁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成为他的第四任妻子。伊丽莎白嫁给了瓦卢瓦王朝的法国国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 ，1550—1574）。但其让内奥地利大公卡尔二世与英国伊丽莎白结婚的计划未能成功。

1571年，马克西米连二世任命他的长子鲁道夫为奥地利摄政，1572年又帮助他成为匈牙利国王，1575年成为波希米亚国王，同年被选举为罗马人国王。1576年10月12日，马克西米连二世去世，鲁道夫成为奥地利大公，称鲁道夫五世（Rudolf V. ，1576—1608年在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鲁道夫二世（Rudolf II.，1576—1612年在位）。

（三）鲁道夫二世

鲁道夫二世曾在西班牙宫廷度过八年时间，接受了严格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教育和保守的传统思想，虽然对人文主义和艺术创作兴趣盎然，但也十分专横、傲慢并且具有强烈的等级意识。在登基后的最初几年，鲁道夫二世对政治事务尚有较高的热情，其判断能力和统治意志都不同凡响。他停止了分割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做法，并于1578年成功地用金钱赎取了他的五个兄弟的遗产继承权。他也以卡尔五世为榜样，坚决捍卫帝国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的优先地位，强调皇帝对于尼德兰和帝国属意大利的权力。虽然坚守天主教信仰，支持罗马教皇和耶稣会士的反宗教改革政策，但对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政治上逐渐强大起来的教皇，却不甘示弱，而是据理抗争。他也不愿向奥斯曼帝国妥协，顽固地认为他可以通过一次新十字军东征，彻底战胜伊斯兰教国家，征服穆斯林。

然而，鲁道夫二世更倾向于做一个学者而不是高居帝王之位。他学过好几种语言，对当时盛行的各门艺术和科学都有所涉猎，热衷于收集珍贵的绘画和雕塑、植物学上的各种变种以及动物学标本。他在布拉格的山顶宫殿赫拉德辛（Hradschin）之中全神贯注于科学研究，与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che，1546—1601）和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等人过从甚密；后者曾将他们编制的“星群表”呈献给他。鲁道夫二世逐渐成为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以及医学上的专家，同时也精通冶金和占星术。他没有太多时间治理政事，甚至无暇结婚。

1592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再度入侵匈牙利东南部。鲁道夫二世最初还积极动员各方面力量进行抵抗，但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他的情绪变动剧烈，一会儿狂妄自大，一会儿又踌躇不决。此次战争持续了13年之久，成为一次名符其实的“漫长的战争”（langer Krieg）。庞大的战争经费开支，迫使鲁道夫二世一再向帝国等级们乞援，并做出种种让步，特别是在教派问题上，不得不委曲迎合。错综繁杂的政治和宗教事务使他心智衰竭，苦不堪言，逐渐陷入一种沉思的、抑郁的孤独之中，对身边的人怀有极大的不信任，整日价担心女巫和中毒，变本加厉地虐待下属。他也力图通过大量饮酒，逃避现实，摆脱纷扰。

1604年，匈牙利西本彪根信奉加尔文教的侯爵博奇卡伊·施蒂凡（Bocskai István，1557—1606）发动起义。次年，哈布斯堡家族其他有势力的家庭成员逼迫鲁道夫二世将管理匈牙利事务的权力交给了他的弟弟、时任下奥地利总督的马蒂亚斯（Matthias，1557—1619）。1606年，马蒂亚斯通过《维也纳和约》（Frieden von Wien）平息了匈牙利贵族的起义，但也作出了保证匈牙利福音教徒享有宗教自由的许诺。同年，马蒂亚斯又在作出巨大让步的情况下，同土耳其人签订了《席特瓦特罗克和约》（Frieden von Zsitvatorok），奥斯曼帝国苏丹继续占有匈牙利大片土地，仅仅承认皇帝是具有同等地位的君主。

鲁道夫二世不想就此罢休，甘拜下风，而是准备重新对土耳其人开战。马蒂亚斯在匈牙利贵族的支持下，将鲁道夫二世软禁在布拉格的城堡，并迫使他承认马蒂亚斯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实际首脑，享有对奥地利、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统治权。鲁道夫二世只保留了波希米亚王位和神圣罗马帝国帝位。而在波希米亚，鲁道夫二世也不得不顺应福音教等级的要求，确保其宗教自由和其他一些重要特权。他在1609年发布的《陛下诏书》（Majesttsbriefe）后来成为波希米亚福音教等级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重要依据之一。

1608年，马蒂亚斯当选为匈牙利国王，1609年又当选罗马人国王。1611年，马蒂亚斯率军镇压波希米亚福音教徒起义，同年被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鲁道夫二世虽然仍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大势已去，只是孤守赫拉德辛，借酒消愁。

1612年1月20日，鲁道夫二世去世。6月13日，马蒂亚斯继位，成为奥地利大公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年，他将宫廷和政府机关从布拉格迁到维也纳。

（四）马蒂亚斯

马蒂亚斯登上皇帝宝座时，已经55岁了，并且身患痛风等疾病。他将所有政务都委托给他的政治顾问、维也纳—新城主教辖区行政长官梅尔希奥·克莱斯尔（Melchior Khlesl，1552—1630）处置。鉴于帝国内天主教徒和福音教徒之间的对立不断升级，克莱斯尔一改先前积极推行的反宗教改革政策，采取了调解政策，力求通过协商，消除紧张局势。但是各种妥协均受到极端天主教势力的坚决反对，也没有博得福音教徒的欢心。

1619年，马蒂亚斯去世，他的堂弟、时任内奥地利总督、波希米亚国王和匈牙利国王的费迪南（Ferdinand，1578—1637）成为奥地利大公并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作费迪南二世（Ferdinand II.，1619—1637年在位）。

（五）费迪南二世

费迪南二世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内奥地利支系，但却作为哈布斯堡家族唯一继承人而成为奥地利大公。登基后，他接管了已经被鲁道夫二世整合为一个统一体的奥地利，并在1621年以家族首领身份写下遗嘱，规定全部奥地利由长子继承，同时宣布哈布斯堡家族的所有领地完整、不可分割。波希米亚战争爆发后，费迪南二世一度将上奥地利让给皇弟利奥波德（Leopold，1619—1632）管辖。1635年，在身患重病之际，费迪南二世公布遗嘱附言，再次强调家族领地不可分割。

费迪南二世自幼接受严格的耶稣会教育，长大后成为狂热的天主教信徒，曾去罗马朝圣，对宗教改革和福音教持极端敌对态度。他在1596年成为内奥地利大公，开始“按照复辟天主教的精神治理他的国家”，最初主要针对城市和乡村普通居民，后来扩大到贵族阶层。他命令贵族当中的福音教徒进行选择，或者回到天主教，或者离开内奥地利。只有在自己的家中，贵族们才可以按其信仰行事。在内奥地利首府格拉茨（Graz），大量福音教作品被焚毁。农村中的福音教堂也惨遭摧毁。福音教布道士和学者如约翰内斯·开普勒被驱逐出境。费迪南二世还通过促进教团生活的方式来推行重新天主教化政策。他在他的统治区域内创建了一系列嘉布遣修道院（cappuccino），也试图在格拉茨设立一个主教区。不到几年的功夫，他就在自己的辖区内将福音教铲除殆尽了。然而，许多富裕的福音教徒的迁移使本邦国的经济受到了严重损害。

反对福音教的斗争是与建立君主制统治，消除等级的共同参与权同时进行的。费迪南二世曾经对施泰尔马克等级说，他决不想要“温和原则”（princeps modificatus），而是要“绝对原则”（princeps absolutus）。他把他的君主职务理解为君权神授，与那些信奉福音教的君主并无多大不同。他能够为异教徒的改变信仰而流泪并且为他们祈祷，但同时却在政治领域以暴力手段对付他们。

在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费迪南二世也采取了同样的反宗教改革和专制统治政策，但却引起了福音教等级的坚决反对，对于三十年战争的爆

发负有重大责任。

三、邦国君主专制的滥觞

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神圣罗马帝国越来越支离破碎，各邦国的独立地位进一步加强。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转让宗教权的方式加速了邦国的国家化进程，其保障帝国等级自由的原则（libertaere Prinzip）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皇帝或帝国权力机构向诸侯施加压力的可能性，为邦国发展更大的政治自主提供了新的空间。

与同一时期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英国国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和法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一样，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邦诸侯，不管是福音教诸侯还是天主教诸侯，都开始在自己的辖区内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君主专制统治了。他们笼络一批朝臣在身边，让几个值得信任的顾问从政治上和法律上对一些重要决策提出建议。他们还精心打造由官员组成、由律师和其他专业人才充当工作人员的政府管理机构，通过章程、报告和合议体系（萨克森，1574；巴伐利亚，1582；勃兰登堡，1604），制定和贯彻各项具体行动方案。有些诸侯还不辞辛苦，事必亲躬，自觉承担起“上帝所赋予的”为其邦国和教会谋福利的责任，认为政府权力使他们对自己臣民的幸福和福利负有家长式关怀的保护职责，例如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August，1553—1586）、符滕姆贝格公爵克里斯托弗（Christoph，1515—1568）、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侯爵尤里乌斯（Julius，1528—1589）、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邦国伯爵威廉四世（Wilhelm IV. ，1532—1592）、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1573—1651）、勃兰登堡选侯约翰·西吉斯蒙德（Johann Sigismund，1572—1619），都是比较英明的统治者，克己勤俭，治理有方。与之不同，例如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四世（Friedrich IV. ，1574—1610）、萨克森选侯克里斯蒂安二世（Christian II.，1583—1611）和约翰·格奥尔格一世（Johann Georg I.，1585—1656）却不务正业，沉湎于打猎、酗酒。但这仅属于个别现象。

邦国行政管理机构建设早在宗教改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但发展成为等级式国家管理体系则完全是《奥格斯堡和约》与《威斯特法伦和约》之间一百年的事。大约从1570年起，到1630年，大多数邦国完成了组建中央政府工程，首次实现了控制、分层和分化等官僚政治原则。

早在16世纪初，“宫廷参事院”或“参事院”就兼具司法、行政管理和财政诸功能；当时，诸侯的所有顾问都隶属于这类参事院。自16世纪中叶起，一些大邦开始在中央政府中设立独立的三部门：首先是负责司法和行政管理事务的机构，其次是负责财政事务的机构（财务部），最后是负责向诸侯提供个人建议的机构（枢密院）。此外，还有专门负责教派事务的中央部门（称“教会监理会”、“教区委员会”、“教会委员会”和“最高教会监事会”等）以及负责战争事务的中央部门（战争委员会）。教会委员会以邦国君主的名义实施从前的主教司法权，管辖教会和学校，处理家庭和婚姻问题。战争委员会出现得较晚，大都是1618年以后在战争期间形成的，也只出现在个别大邦之中，并非各邦均有建置。奥地利、巴伐利亚、勃兰登堡和特里尔选侯邦等大邦因为拥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必须设立战争委员会以便更好地供养军队，参与国内外军事行动。

对于这些管理部门来说，颇具典型意义的是个人负责与集体会商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先是由熟悉业务，具有专业知识的顾问提出处理意见，然后本部门人员开会集体讨论，最后按多数决定原则表决通过。在所有较大的宫廷中，政府工作大都由诸侯信任的顾问来负责，因此，枢密院可谓邦国中央政府的中枢。在这里，市民出身的法律专家占主导地位，新的官僚政治的合理化统治观点也被引入政府和行政管理领域了。

宫廷参事院成员和司法部自16世纪中叶起便制订了详细的章程或条例，确立了办案程序。受过法学和人文主义教育的官员们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功能理性主义”（funktionelle Rationalisierung），这一点也特别清楚地反映在章程之中。在这些章程中，有关官员纪律、监督检查方法、文件整理存档等事项，都得以明确规定。

机构的增加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工作的增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债务的增多。诸侯及其顾问们都在努力寻找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以便开源节流，充实国库。为了增加收入，各个邦国还致力于进行财政改革。但只有较大的邦国设立了专门机构。财政委员会作为邦国政府部门之一，主要负责国家金库、修道院财产（捐献）、关税、通行费、矿山、水源、林场、封地、采盐、采矿和木材贸易等事务。附带税收管理、酬金管理、宫廷管理和建筑工程管理等工作。这样一来，通过财政委员会，诸侯或者说邦国君主就可以对国家财产有全面的了解和掌控了。

尽管有的诸侯支持宗教改革，改信福音教，有的诸侯反对宗教改革，坚持旧信仰，但无论福音教诸侯还是旧教诸侯，都在自己的邦国内整顿了教会秩序，都试图创立宗教统一，加强教派驯化，保护臣民免受不同宗教的影响。他们对于自己邦国内的教会的权力在下列公式中得到了示范性的表达：“世俗诸侯是邦国内的教皇”（Dux cliviae est Papa interritoriis suis）。

福音教诸侯通过交换土地、任命新主教等方法逐渐掌握了对邦国内教会的控制权。例如，1545年，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逼迫梅泽堡（Merseburg）主教管区教士团选举萨克森的奥古斯特（后来继位为萨克森选侯）为主教区的行政长官。1546年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爆发，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战败，梅泽堡重新为天主教主教所控制。1561年，已经成为萨克森选侯的奥古斯特利用主教逝世等机会，开始了进一步控制教会的计划。在他授意下，他的年仅8岁的儿子亚历山大被选为该教区的行政长官，梅泽堡主教区由此永久性地并入了萨克森邦国。诺姆堡也是如此。1542年，萨克森选侯遴选了一位福音教徒担任主教，尽管在1547年卡尔五世胜利后被迫去职，但新任主教却在1564年把主教区完全并入了萨克森选侯邦。1559年，迈森主教不得不用占自己领地一半的斯多本交换萨克森选侯邦的穆尔贝格区，而在穆尔贝格他只是一个地主，没有领主权。1581年，迈森主教被迫离职，他在迈森拥有的其他领地也为萨克森选侯占有了。

不仅如此，一些诸侯还把原先主教管区和修道院的财产充作俗用，或者把它们并入王室财产然后再抵押给贵族，或者把它们置于特别行政机构之下，充作教会和学校基金，例如不伦瑞克—吕内堡女公爵伊丽莎白（Elisabeth，1510—1558）就把全部教会财产集中于一个为学校而设置的修道院财务处，而符滕姆贝格公爵克里斯托夫则创立了“公共教会钱库”，并在1556年用从前的修道院财产为13所福音教神学院建立了附设学校。诸侯也通过教会的“官僚政治化”，把教会组织成了一个邦国统治机构，使之承担诸侯的委托，如宣告诏书，进行统计调查等，广泛地控制了家庭、学校和文化生活，对神职人员和一般教徒实行教派和社会的驯化。

仍然信奉天主教的诸侯，例如奥地利大公、巴伐利亚公爵、美因茨大主教以及奥格斯堡、富尔达、维尔茨堡等地的主教，则在自己的辖区内颁布反宗教改革谕令，致力于巩固或恢复天主教信仰。与此同时，他们也接受了福音教徒的若干建议，大力整顿教士队伍，扩大世俗当局对于教会的控制权，在监管教会财产、授予受俸神职、对教士课税和司法审判等方面同教皇和主教进行斗争，并且大都取得了胜利。巴伐利亚公爵早在16世纪20年代就与因戈尔施塔特大学联合成立了教会顾问团，代替主教监管教会。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等地的天主教诸侯也使自己邦国内的主教管区隶属于邦国，任命官员以邦国牧师身份管理教会。通过“邦国君主教会政体”，旧教诸侯的权力也大大增强了，为天主教邦国君主专制奠定了基础。

1555年以后，天主教诸侯大都不再顺从罗马教皇管辖，他们同福音教诸侯一样，也成为自己邦国中的教会的首领，在扩大政治统治权的同时，也攫取了宗教大权，只有个别主教如奥格斯堡主教奥托·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还继续效忠罗马。1580年以后，不少天主教主教附膺特伦托大公会议关于主教亲自负责教牧工作的指令，致力于在自己管辖的郊区中推行宗教革新，以便以“天主教的改革”对抗福音教的传播和渗透。但也有部分主教不思悔改，继续沉湎于腐化堕落之中，以至于政务废弛，债台高筑，受到教皇严惩。如科伦大主教、巴伐利亚的恩斯特（Ernst von Bayern，1554—1612）就在1596年被罗马教廷剥夺了科伦大主教堂的领导职务，只保留科伦大主教的头衔。

邦国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系统也深入到了地方和村社共同体。邦国君主排斥已被编纂成法典的习惯法，编纂新的治安和税收法规，直接委派官员管理地方事务。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地方贵族的势力，极大地限制了地方贵族的任意妄为。为了增加收入，邦国君主也支持农民扩大谷物生产和池塘养殖，甚至站在农民一边反对地主征收高额地租（因为地主征收的地租过高有损于邦国税收）。然而各邦国之间的具体情形差异悬殊。在帝国东北部易北河以东地区的邦国中，地方贵族依然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农奴制依然普遍实行。

对于城市，大多数邦国君主都进一步加强了控制。他们通过任命市长、法律顾问和税务长官，颁布新的城市条例和消防条例以及官定价格等手段，不断干预城市内部事务，改变或者不认可旧的市民特权，限制或取消城市的自治权。他们还设立专门机构，审查市政委员会在宗教上的可靠性。在许多邦国城市里，虽然旧有的市政委员会体制没有被完全废除，但整个城市的行政管理日益屈从于邦国君主的管辖。市政府转变为邦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市民转变为邦国君主的臣民，大部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失去作用，小部分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变得默默无闻。在教会邦城市中，主教也加强了统治。维尔茨堡的主教尤里乌斯·艾希特尔（Julius Echter）自负地称市政官员为其“臣属”，他本人则成了真正的“市长和市政官”。但为了促进城市经济和采矿业的发展，部分邦国君主也能够采取宗教宽容政策，承认城市居民的宗教自由。

这样一来，诸侯基本上实现了他们致力于追求的国家建设目标。通过进一步完善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一大批训练有素的政府官员，诸侯不仅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且开始采用新的君主专制政策，整合邦国领土，建立起了现代的税收国家。

原则上说，邦国君主与邦国等级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君主的统治与等级的参与相得益彰，其目的都是推动邦国的国家建设，使邦国成为持久的政治共同体。然而，随着邦国官僚政治体系的逐渐加强和完善，也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日益强化，邦国等级和邦国等级会议的地位不断下降，农民和市民更是沦落为邦国君主的臣民，不得不承担更多的捐税，接受更严厉的监控，甚至完全丧失了传统的权利和自由。而为了抵制地位下降，捍卫自己的权益，邦国等级，包括中小贵族、农民和市民，也经常提出抗议，甚至发动起义，致使在邦国的日常政治中，各种各样的冲突大量存在，君主专制统治并不稳固，不少德意志邦国君主最终向邦国等级，特别是贵族，做出妥协，以至于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比较彻底的绝对主义统治从未在德国建立起来。

而面对诸侯强有力的国家建设，大批帝国伯爵和骑士深感恐慌。帝国伯爵和骑士势单力孤，无法像诸侯那样采用新的管理办法，继续停留在传统的家长制统治方式上。只是在帝国西北部个别地方（如奥尔登堡），才有部分伯爵和骑士进行了类似于诸侯的邦国统治权建设。

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避免被诸侯吞并的危险，它们不得不彼此协商，进行同等级联盟。于是，在美因河（Main）、莱茵河、罗特哈尔山（Rothaargebirge）、福格尔斯贝格（Vorarlberg）、弗兰肯和施瓦本等地，“伯爵联合”（Grafenvereinen und-unionen）应运而生。它们对外宣示类似于诸侯邦国的国家主权，对内则实行官厅统治，但加盟者只关心在法律、治安和经济方面的合作，一般不设共同的财政或税收组织，这就使得联合的效力大打折扣了。

骑士比伯爵更强烈地感受到诸侯因为分封关系而要把他们贬低为邦国附属者的威胁，也更热衷于进行同等级联盟。自16世纪中期起，总共有15个骑士地方组织得以建立，除了一个例外，其余14个骑士地方组织后来又被集结成为三个骑士区。自17世纪初起，骑士地方组织按照瑞士联盟的模式，号称“州”（Kantone）。弗兰肯骑士建立了奥登瓦尔德、格比尔格（Gebirg）、勒恩—韦拉河（Rhn-Werra）、施泰格尔瓦尔德（Steigerwald）、阿尔特米尔河（Altmuehl）和鲍纳赫（Baunach）等地方组织；莱茵河地区骑士也建立了多种联盟。然而，骑士的仲裁法院，只能发挥相当有限的作用，建立莱茵、施瓦本和弗兰肯骑士大联合的计划没有实现。1575年，骑士们虽然在施韦比施格明德举行过首次集会，但未能设立总理事会。骑士们只是保留着一般通讯会议，其负责人每次都由发出邀请的骑士担任。费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连二世试图按照帝国传统对帝国骑士加以庇护，他们分别在1559、1561和1566年颁布法令，严禁邦国君主危害骑士的权力和财产。骑士因此得以加入帝国联盟，但仅处边缘地位。

帝国城市也深受诸侯的压制。诸如哥廷根、费尔登（Verden）、黑尔福德（Herford）、多伦（Dueren）或沙夫豪森、巴塞尔、梅茨、蒂罗尔、凡尔登、但泽等帝国城市先后沦为邦国城市，不再直接隶属于帝国。

而在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签订后，几乎所有自由城市都改信路德教了，只有少数几个帝国城市，例如菲德尔湖（Federsee）畔的布绍（Buchau）、普夫伦多夫、哈默尔斯巴赫（Hammersbach）附近的策尔（Zell）、罗斯海姆（Rosheim）和图尔克海姆（Türkheim）等，没有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而这几个城市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微不足道的。

但在城市居民和市政会中，教派混杂现象十分突出；福音教城市中天主教教徒依然存在，在天主教城市中也有大量福音教徒。《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没有规定自由的帝国城市怎样更换信仰，也就是说没有明确规定帝国城市的宗教改革权。天主教徒和福音教徒一度和平共处，但随着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到1618年，有18个帝国城市改信了天主教，因为受到皇帝和天主教诸侯威胁而被迫改信天主教的帝国城市多瑙韦尔特和哈格瑙尚不在其内。有一些帝国城市摆脱了福音教和天主教平等的政策，转而对异教不宽容，例如施特拉斯堡、亚琛、乌尔姆和陶伯尔河上游的罗滕堡（Rottenburg或Rothenburg）就采取了更严厉的不宽容的方针，信奉不同宗教者被解聘公职，甚至被驱逐出境，教派纷争日益剧烈。

帝国城市可从帝国同盟、帝国等级会议和帝国法庭等机构那里得到保护。1556—1557年以后，每年最多召开两次的城市会议得以重组，它为帝国城市提供了一个协调政治利益的论坛。但为了避免像16世纪20年代那样的激烈争论出现，人们有意识地回避讨论宗教和教派问题。1582年，帝国城市在帝国等级会议中获得了一个不太重要的表决权。它从属于承办帝国等级会议的城市（自1594年起一直是雷根斯堡）的理事会，并且理应代表着总共拥有51个席位的帝国城市的整体利益。帝国城市的51个席位又细分为莱茵席位（包括帝国北部和中部的帝国城市）和施瓦本席位（包括帝国南部的帝国城市），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帝国城市之间的利益分歧。自1586年起，天主教的奥格斯堡市政会因为在宗教信仰上与施瓦本城市不合而拒绝参加城市会议。1590年前后的奥格斯堡教派之争更进一步地损害了帝国城市间的合作。帝国城市相互之间的联盟关系从此不复存在了。

帝国城市相互之间没有缔结任何同盟，但它们分别依附于帝国诸侯领导下的宗教和政治同盟，例如兰茨贝格（Landsberg）同盟、福音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但是，即使是参加了诸侯同盟，帝国城市也不赞成积极的外交和战争政策，因为每一场战争都只是加强了诸侯的力量，对于城市则意味着巨大的灾难。

第四节 教育普及

一、学校教育的复兴

宗教改革和普遍的动乱一度使神圣罗马帝国的教育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宗教改革家对天主教教会的攻击，引起人们对直接或者间接受教会管辖的一切学术机构的敌视；福音教诸侯没收天主教财产，侵占支持教会办学的捐赠基金，导致许多乡村学校被迫关闭，拉丁文学校、大教堂和修道院学校学生大批流失，城市德文学校也多半荒废了。就连诸侯向来看重的大学也受到严重打击；与1525年相比，1535年大学在读学生的数量减少了3/4。人文主义者忧心忡忡，抱怨连连，伊拉斯谟甚至惊呼，“凡是马丁路德得势的地方，文学和学术事业就完蛋了”。

然而，混乱倒退的局面很快得到扭转。宗教改革家与邦国行政管理部门通力合作，积极开展教育重建工作，特别是大学的重建工作。宗教改革家因为其阅读圣经主张，敏锐地意识到大众教育的重要性，也迫切希望通过教育，培养有学识、能够布讲“抽象的圣经”、阐述和宣传福音教教义、反抗天主教的精神统治的牧师；世俗政权则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充当正在扩张的各级政府机构的官员。

到16世纪下半叶，随着局势的稳定，办学热潮再度兴起，各级学校纷纷建立，学校制度、教学内容和形式也得以重新调整，以至于有人提出了“教育革命”之说，认为宗教改革之后，在西方教育史上出现了一个突破和革新阶段，堪与1800年前后教育制度的巨大变革相媲美。

首先是学校数量、规模和类别的增加。按照宗教改革家大众教育理想创办的“国民学校”（Volksschule）在神圣罗马帝国北部城乡大量建立起来，基础教育广为普及。维登贝格大学教授、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通和附膺梅兰希通教育思想的施特拉斯堡福音教教育家约翰·施图尔姆（Johann Sturm，1507—1589）创办的、号称“学院式文科中学”（Akademischer Gymnasium）的文法中学（Schola Argentoratensis）则为福音教中等教育树立了榜样，在马格德堡（1524）、埃斯勒本（1525）、纽伦贝格（1526）、霍尔恩巴赫（Hornbach，1559）、劳英根（Lauingen，1561）、柏林（1574）、阿尔特多夫（1575）、赫尔博恩（Herborn，1584）、施泰因斯富特（Steinfurt，1591）、施塔特哈根（Stadthagen，1610）、不来梅（1610）等地，福音教较高级学校后来演变成古典色彩甚为浓厚、专门训练王公贵族子弟的文科中学。城市拉丁文学校和修道院学校虽然继续以学习拉丁文为主，但也效仿施特拉斯堡文法中学模式，增设神学和哲学课程，学制三年，其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大学文学院学习。加尔文在1559年创办的日内瓦学院，也是以施图尔姆办学模式为榜样的。

与此同时，以路德教的马尔堡大学（1527年创办，该大学是第一所宗教改革的大学）为开端，在信奉福音教的地区，先后有柯尼斯贝格大学（1544）、耶拿大学（1557—1558）、赫尔姆施泰特（Helmstedt）大学（1576，1809停办）、吉森（Giessen）大学（1607）等新大学创办。施塔特哈根的文科中学在1619—1620年获得大学资格，1621年迁到林特尔恩（Rinteln）。稍后，施特拉斯堡（1621）和阿尔特多夫（1622）的文科中学也获得了拥有颁发学位证书权特权的完全大学资格。霍尔恩巴赫高级学校，虽然没有获得特许，但却类似于大学，并且通过招募有名望的教授和向西欧国家开放的政策而成为一所著名学府。

在天主教地区，耶稣会士同样建立了许多与学院相连接的文科中学，号称“学者学校”（Gelehrtenschulen），某些学校还设有大学班，比如三年制的哲学班，四年制的神学班，毕业生可以继续升入大学深造。而在创办于维也纳（1552）、因戈尔施塔特（1556）、科伦（1556）、慕尼黑（1559）、特里尔（1560）、美因兹（1561）和迪林根（Dillingen，1564）等地的耶稣会学校，每个学校都有500多名学生在读。天主教大学也有了新的发展，除了原有的大学外，至1618年又有迪林根大学（1549）、布拉格大学1556）、奥尔米茨大学（1573或1576）、维尔茨堡大学（1582）、格拉茨大学（1586）、帕德博恩大学（1614或1616）和施特拉斯堡附近的莫尔斯海姆（Molsheim）大学（1618）创办。

上大学的人数急剧增加，到1620年前后增加了两倍多。1550年每年还只有2000名新注册大学生，到1600年增至3700余名，1620年则达4500名。

其次是教育的邦国化。在萨克森选侯邦和符滕姆贝格公国，教育权均从教会转到国家手中；邦国君主不仅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而且把持学校管理权，按照各自邦国的需要，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调整。符滕姆贝格在1559年颁布学校和教会条例，把城市学校、地区学校和修道院学校整合到一个统一体系之中，并以图宾根大学为其顶点；该大学按照邦国政府的要求，通过考试录取本邦学生。在图宾根主教辖区，邦国等级会议于1565年确定了奖学金生最低限额，使许多学神学的大学生有了生活保障，图宾根大学因此成为神学家的培养基地。一大批曾在图宾根大学受教育的神学家，不仅积极活跃在神圣罗马帝国西南部，而且也深入到内奥地利和克罗地亚。萨克森选侯也在1580年颁布学校条例，完成了从1543年《邦国条例》开始的教育改革。通过这个学校章程，萨克森选侯邦的许多大学生得到了奖学金的资助。在位于普福塔（Pforta）、格里马和迈森新创办的诸侯学校以及维登贝格大学和莱比锡大学中，大批学生学业有成，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

最后，教派化也为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打上了深刻烙印。《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缔结后，随着教派的形成，学校也成为教派竞争，包括福音教内部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竞争的一个主要场所。各教派都致力于办学，发展教育，但其目的首先是造就虔诚的学者，其次才是为邦国培养专业人才。这一点虽然有违于世俗君主的意志，但在当时教派斗争激烈，政治与宗教紧密联系的情况下，又是非常适合现实需要的。

福音教和天主教诸教派之间的争斗在大学中表现尤为突出；大学神学系堪称教派斗争的主战场。海德尔贝格自1563年起成为与日内瓦并列的加尔文教学术中心。后来的莱顿（1575）和马尔堡（1605）亦然。路德教派则以马尔堡大学（1527创办）、柯尼斯贝格大学（1544创办）、耶拿大学（1557—1558创办）、赫尔姆施泰特大学（1576创办，1809停办）、吉森大学（1607创办）为主要基地。天主教派的重镇则有迪林根大学（1549创办）、布拉格大学（1556创办）、奥尔米茨大学（1573或1576创办）、维尔茨堡大学（1582创办）、格拉茨大学（1586创办）、帕德博恩大学（1614或1616创办）和施特拉斯堡附近的莫尔斯海姆大学（1618创办）等。特别是在耶稣会创办的迪林根大学、布拉格大学和维尔茨堡大学，反宗教改革斗争异常激烈。由于各教派力图把培养高级人材的事务完全控制在他们自己所掌握的大学之内，中世纪大学的世界性便荡然无存，代之以普遍的地区性质，大学原有的社会文化和学术中心地位逐渐丧失殆尽。

尽管如此，大学的教学内容还是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以文学院为例，从前的文学院几乎完全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基础，如今则变成古典人文学科，历史、政治学、哲学、法律等课程的比重得到了加强。各学院的教学盛行来自人文主义的格言“回到原始资料”，三种宗教语言受到推崇，并开始使用新教科书。教学上允许使用德语（以前只能用拉丁语或希腊语），并注意进行学术探讨。此外，大学讲座制也形成了，教学开始专门化。在从前的大学文学院，每位教师须负责教授所有学科或课程，如今，多门课程已设讲座，由不同的教授讲授。开设讲座可获得职务薪金，教授只需讲好他要讲授的课程即可。过去，神职人员不需要也不要求从神学院毕业，现在，神学教育已成为福音教神职人员必不可少的要求，这同福音教教会的性质和重视教义的解释有关。法学的地位也因为世俗政权对法律专业人材的广泛需求而大大提高了。

但从整体看，大学的实际情况仍然不尽如人意。经院哲学、烦琐哲学方式尚没有被完全清除，新的烦琐哲学却又出现了。与早期大学相比，虽然大学的智力水平多少有所提高，但仍赶不上当时一般智力水平发展的速度。医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现都是科学家们在大学之外取得的。凡此种种情况可谓从“前现代”向“真正的现代”过渡时期的常态，虽然不如人意，却也难以避免。

二、梅兰希通、施图尔姆和耶稣会士的办学活动

对于这一时期的教育事业，菲利普·梅兰希通和约翰·施图尔姆以及耶稣会士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梅兰希通

梅兰希通是人文主义学者、希腊文教授，也是宗教改革时期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和教育家，生前就被誉为“日耳曼教师”（Praeceptor Germaniae）。他于1511年6月10日在海德尔贝格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514年1月25日在图宾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518年被聘任为维登贝格大学希腊文教授，同年陪同路德参加莱比锡辩论，与路德建立了深厚友情，成为宗教改革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福音教会的主要干将。他从路德那里熟悉了福音，也通过路德的影响在1519年9月19日获得了圣经学士学位和在神学系举办讲座的资格，协助路德翻译圣经。他写作的《教义要点》是路德派第一部系统的神学著作。

梅兰希通长年任教于维登贝格大学，讲授过多门课程，如希腊语法、古典作家解读、圣经各卷书解说等，言辞精准，举例丰富，结构清晰，经常有近400名听众。他还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编写了多种教科书，内容包括希腊文法、拉丁文法、辩论术、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诸多学科。他编的拉丁文语法，再版近50次，作为标准的语法书，沿用100多年之久。

梅兰希通也协助马格德堡（1524）、埃斯勒本（1525）、纽伦贝格（1526）等城市创办学校，制定学校章程。他参与创办的纽伦贝格圣埃吉典高级学校（Obere Schule St.Egidien）是一种新型学校，德意志文科中学的雏形，为很多福音教学校树立了楷模。

对于旧大学的改革，梅兰希通也给予了莫大的支持和帮助。1557年他应邀对海德尔贝格大学的体制改革方案进行了最后的审订，将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福音教义有机地揉合在一起，使大学面貌焕然一新。除了讲课、实习、辩论之外，还引入了学术报告的教学方式。在福音教大学的创建过程中，梅兰希通也发挥了重大作用，维登贝格大学自不必说，马尔堡大学、柯尼斯贝格大学、耶拿大学等的筹建也有梅兰希通的一份功劳。就连赫尔姆施泰特等地后来建立的大学，也明显受到梅兰希通教育思想的影响。梅兰希通力图将人文学科和神学熔于一炉，不知疲倦地宣传“教义必须与科学相结合”。

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初，激进派宗教改革家如卡尔施塔特等人，大肆鼓吹教育无用论，声称宗教热情可以使人不须学习就能明了一切真理。对此，梅兰希通极力抗争。他认为，不学无术不能保持福音教教义的继续生存，更谈不上使之发扬光大。

梅兰希通花40多年时间，将福音教神学系统化，并按照福音教的教义重建各种学校的教育制度，他在不同时期拟订的学校条例，成了为数众多的其他学校的蓝本，他的方法也通过曾是他的学生的数以千计的教师们，流传甚广。

在将福音教教育思想贯彻到德意志普通学校和大学的过程中，梅兰希通居功至伟。然而他强调学习希腊、罗马伟大著作的重要性，忽视了使用民族语言教学的必要性，也过于看重宗教虔诚，甚至把古典文学中很多违背这一原则的内容处理掉了。他也坚持使用一切启迪思想的做法，使得文学研究重伦理而轻美学，大大贬低了经典著作的固有价值。此外，梅兰希通还有不关心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把对语言形式的研究当成了目的，把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当成了修辞学和文体的源泉，实际上造成了昆体良的雄辩术胜过虔诚和智慧、语言研究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现象，西塞罗主义又一次在各种学校和大学里占了支配地位，德意志民众教育裹足不前。

（二）施图尔姆

约翰·施图尔姆是曼德尔沙伊德伯爵的一位账房管事的儿子，1521—1524年就读于列日共同生活兄弟会创办的希罗尼穆学校，随后又进入鲁汶大学深造，对伊拉斯谟的著作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还与一位希腊文教师合作创建了一个印刷所，以翻印出版希腊文古典著作为主。1529年应聘到巴黎王家学院担任古典语言和逻辑学教授。

施图尔姆支持宗教改革，但不固守教会教条；他也附膺梅兰希通的教育思想，力图将其付诸实践。1537年，施图尔姆应信奉福音教的市长、施图尔姆艾克（Sturmeck）的雅克布·施图尔姆（Jakob Sturm，1489—1553）和宗教改革家马丁·布塞尔之邀前往施特拉斯堡，第二年就在该市创办了一个图书馆，并在现成的神学院旁边建立了一所福音教文法中学（Schola Argentoratensis，或Strassburger Gymnasium）。该学校在班级划分和教学大纲方面为福音教的教育改革指明了道路，其宗旨是通过互相衔接的各级教育，把青年从基础开始一直培养到具备担任教会和政府职务所要求的文化程度。该学校在1566年被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升格为研究院（Semiuniversitas），可以颁授博士学位；1621年又被皇帝费迪南二世升格为大学。

施图尔姆在施特拉斯堡的办学实践为许多福音教邦国和城市树立了榜样。霍尔恩巴赫、劳英根、柏林、阿尔特多夫、施泰因斯富特、马尔堡、施塔特哈根和不来梅等地的中学都按照施特拉斯堡文科中学的模式进行专业设置。加尔文也曾亲自前往施特拉斯堡考察，对约翰·施图尔姆创办和领导的文科中学进行详细研究，并根据该学校的建制，在1559年制定了《日内瓦学校条例》，创办了日内瓦学院。

（三）耶稣会士

同热心教育事业的宗教改革家一样，耶稣会士也一直准备成为“教授军团”，对办学事业投注了极大精力与热情，建立了许多高效率的和富有吸引力的中学和大学，并且取得了十分显赫的成果。特别是他们精心组织教学工作，努力实践机会平等，提倡道德—伦理上的自我控制等做法，受到了普遍好评，就连与之敌对的福音教徒也不得不承认耶稣会士是教育艺术大师。

耶稣会创办的中学称作“学者学校”，或者说耶稣会文科中学，分班级（Klassen），严格挑选师资力量，重视教师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对教师教学的全过程实施监督和指导并定期进行考核。设立语文、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讲授科学和世俗基础知识的“博学课”以及天主教神学等课程。在语文教学中，不重视希腊文，但却把拉丁文看作重中之重，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拉丁文知识。神学课则以阿奎那的托马斯著《反异教大全》和《神学总论》为基础，把学术和信仰结合在一起，培养学生对天主教的忠诚。某些学校还设有大学班，比如三年制的哲学班和四年制的神学班。除此之外，耶稣会还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雄辩”和社交能力，激发学生的责任心和工作热情，强调效率和吸引力、记忆训练和锻炼身体。

耶稣会1586年出版，1599年修订再版《学院课程编制》（Ratio Studiorum）作为世界通用的学习条例，将迄今为止耶稣会文科中学的教学实践和教学原则系统化和规范化。该条例一经颁布，就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成为许多福音教学院的教学大纲，并且一直使用到1832年才做了较大的修改。

除了文科中学，耶稣会还创办了多所大学，大批耶稣会士更是天主教大学的主要师资力量，到1616年，天主教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几乎完全被耶稣会控制。

耶稣会士办学的基本目的是培养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和教士，使学生绝对服从天主教会、为教皇效忠。为此，耶稣会学校非常重视培养服从、顺从、守纪律等品质，严格要求学生绝对服从教师和学校当局。与此相应，耶稣会学校十分注重对学生的监管，也制定了严格的教学制度。

在监管学生方面，耶稣会学校设立学籍记录，把学生的学习成绩、在校表现等各种情况都加以详细记录；还实行一种名为“侦察制度”的措施，鼓励学生相互监视，规定每个学生均有义务把其他同学的各种过失、隐私向校方检举。学校对告密的学生，予以奖励。犯有过失的学生，若能检举他人的过失，则可将功补过，免受处罚。在注重对学生严格管理的同时，耶稣会学校也强调温和的纪律和融洽的师生关系。在一般情况下，绝少采用体罚。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耶稣会学校在教学方法方面主要采用讲解的方法，具体做法如下：教师逐句、逐节地讲明课文大意；详细说明课文的结构或语法、句法；引用其他诗人、史学家或哲学家的类似著作，比较其思想和文辞；借用历史掌故、地理、民俗、风情和轶闻趣事，帮助学生领会课文；仔细分析课文修辞、比喻、字句配合和押韵的技巧；结合课文中有关道德的内容，进行道德教育。运用这种教学方法，对教师来说，需要在课前做详细、缜密的准备。对学生来说，则需要课后认真复习，乃至全部熟记。而为了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成绩，耶稣会学校实行竞争制度，例如，每一名学生找另一名学生，成为“对手”，彼此竞赛、互相促进。此外，还举行公开的辩论，让学生就已经学过的功课进行讨论，互相挑出对方的错误。辩论由教师裁决，获胜者可得到十字架等奖品和半天休假。耶稣会学校还注意到了因材施教的问题。学校为入校新生安排考试，根据考试所反映的学生的学习情况、学习能力和水平，将不同的学生编入不同的班级，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由于组织严密、设备精良、教师水平高，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耶稣会学校一直是欧洲质量最高、最有效率的学校。其办学的经验一直为其他教派学校和世俗学校所重视，并逐步扩散到美洲、亚洲等世界许多地区，对欧洲以至世界许多国家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然而，耶稣会强调皈依戒律，否定个人情感，要求会士为上帝和教会的荣誉绝对自我献身，不能鼓励创新，怀疑，甚至敌视新科学和新哲学，这就使得该修会逐渐脱离了时代并丧失活力。到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后，耶稣会的冷酷无情，抱残守旧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批评。

第五节 图书出版与学术发展

学校的扩建导致书籍印刷出版的大规模发展和识字率的普遍提高。根据书展目录，图书出版数量从1564年的256本，上升到1618年的1757本。自1530年起，读书识字的人的数量成倍增长，到1600年至少占总人口的10%了。城市居民读书识字率自然高于农村居民；在城市里，人们也比较容易获得价格昂贵的图书。帝国城市是图书印刷出版的中心，在上德意志地区有奥格斯堡、巴塞尔、施特拉斯堡和纽伦贝格，在下德意志地区有科伦、吕贝克和马格德堡。1550年以后，新增汉堡和布雷斯劳。特别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它们的印刷业不仅在神圣罗马帝国，在整个欧洲都居领先地位。海德尔贝格的巴拉丁那图书馆（Bibliotheca Palatina）在1584年把由普法尔茨选侯奥特海因里希（Ottheinrich，1502—1559）扩增的基础收藏与奥格斯堡富商乌尔利希·富格尔（Ulrich Fugger，1490—1525）的收藏合并成为“日耳曼学者宝库”（optimusliteratae Germaniae the saurus）。偶尔得以印刷出版的“新报纸”（报道新闻的单页印刷品）在1566年以后通过重复出现的系列报纸（带有标题和号码）已具备了期刊性质。

在16世纪80—90年代，法兰克福的《博览会通报》（Messlationen）曾经每隔半年就把各种新闻汇集起来，内容包括政治事件、饥荒、战役和天象等。1597年，后来被称作《罗沙赫尔月报》（Rorschacher Monatsschrift）的印刷品得以出版，它也是德意志西南部的第一份月报；1605年，又有第一份，也被多方面加以模仿的周报（Aviso）出版发行了。

越来越受到欢迎的是教派论战、道德讽喻和关于奇迹、魔法和魔鬼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社会的动荡和教派的对立受到了激烈抨击，出自民间的文学作品《浮士德》（Faust）自1587年起开始广泛传播开来。拉丁文被视为诗歌创作语言，直到1624年马丁·奥皮茨（Martin Opitz，1597—1639）才在其著作《论德意志诗歌》（Buch von der deutschen Poeterey）纲领性地提出这样的要求，即用德语进行诗歌创作，并且要在风格和形式上达到彼得拉克（Petrarca）或龙沙（Ronsard）的水准。

德意志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试图依据真正原始资料，恢复基督教的正确教义，而在历史编纂领域，人文主义者倡导的史料批判规则开始得到了具体实践。信奉路德教的法学家和外交家约翰内斯·施莱达努斯（Johannes Sleidanus，1506—1556）坚持以同时代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写作历史，并以《皇帝卡尔五世统治下的宗教和国家状况》（De statureligionis etrei publicae Carolo V.Caesare commentari ），1555）和《关于四个世界君主国》（De quattuar summisimperis，1556）等著作为新教历史编纂拟定了解说模式。施莱达努斯虽然属于路德教派，但并无多少教派褊狭，与之不同，《马格德堡世纪》（Magdeburger Centurien，1559—1574）一书的发起人（但不是作者）马蒂亚斯·弗拉西乌斯（Matthias Flacius，1520—1575）和主要撰稿人约翰内斯·魏甘德（Johannes Wigand，1523—1587）却有立场鲜明的党派立场。他们两人都是马格德堡的福音教布道士，也都试图从宗教改革角度编纂教会史，说明路德教是真信仰和原始教会的复活，教皇制度和教会组织是伪造的谎言。作者使用了史料批判方法，揭露了许多天主教文献为伪造的，这就为反天主教宣传提供了坚实基础。但对涉及的福音教神话，他们却有意识地加以回避。10多年后，天主教方面才以枢机主教凯萨尔·巴罗尼（Caesare Baronie，1538—1607）主持编撰的《教会编年史》（Annales ecclesiastici，1588—1607）与之对抗，它同样辩护式地运用史料来捍卫旧教会的传统。在教派化的过程中，原先的普世史观发生了分裂，民族共性受到干扰和破坏。与在法国和英国的情形不同，帝国中的历史学家决不再描绘“关于本民族的过去的统一图画了”。人文主义曾经唤醒的祖国历史的意识逐渐淡漠，教派思想和邦国观念开始突出出来。

在政治学领域，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在各教派学者当中继续传承，无论是路德教正统还是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辩护士都奉之为圭臬。对于意大利人文主义政治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所主张的政治独立说，许多神学家都从宗教角度加以批判；罗马教廷甚至在1559年将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列入禁书目录。然而，随着诸侯邦国国家的形成和邦国君主专制的开始，为国家理性进行辩护的尝试也逐渐出现了。不来梅路德教徒、阿尔特多夫大学教授阿诺尔德·克拉普玛利乌斯（Arnold Clapmarius，1574—1604）写作《国家的秘密》（De arcanis rerum publicarum，1605），广泛传播“国家艺术”，即使表面上采用了与马基雅维利学说保持距离的“公共安全”（Saluspublica）概念。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贝索尔德（Christoph Besold，1577—1638）原为福音教徒，后来重新皈依了天主教，他仿效克拉普玛利乌斯，形式上拥护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实际上却把教会置于国家之下，极力为教派专制主义进行辩护。另一位回归天主教者、上普法尔茨人卡斯帕·绍珀（Kaspar Schoppe，1576—1649）常年旅居意大利和西班牙，一方面信奉斯多葛学派哲学，另一方面又积极要求罗马教廷为马基雅维利翻案。

尤斯图斯·利普西乌斯（Justus Lipsius，1547—1606）可谓当时邦国君主专制统治的最重要拥护者。他曾就读于耶稣会学校，也在耶拿、科伦、莱比锡和鲁汶等地的大学教过书，至少三次改换宗教信仰和教派，著有《论坚定的意志》（De Constantia，1584）和《公民政治学说》（Depoliticorum sive civilis doctrinae，1589）等书。利普西乌斯虽然自称反马基雅维利者，但其学说具有明显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特征。在他看来，国家政权是约束人的激情的工具，人们只有习惯于服从，才能避免国内战争。诸侯在道德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有较大活动空间，必要时甚至可以撒谎。诸侯的准则是自律和合法的统治，普通民众却毫无自律可言。利普西乌斯还极力为教派化进行辩护，主张每个国家只允许有一种宗教信仰存在。但在利普西乌斯这里，教派化主要是一种统治工具，并非出于某种宗教狂热。

日益发展壮大的经验科学在研究自然现象时越来越注重经验方法，并且试图利用可感受到的现实来检验和扩充源自古典时代的知识。这一点在帝国的植物学、绘图学和天文学当中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尼德兰人卡洛鲁斯·克卢西乌斯（Carolus Clusius，1526—1609）编制了现今可知的最早一批系统分类表，虽然不是出于利用植物的目的。宇宙研究者格哈德·梅卡特（Gerhard Mercator，1512—1594）根据塞巴斯蒂安·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1488—1552）著名的《宇宙志》（Cosmograophia，1544），制作了一幅欧洲地图（1554）和一幅世界地图（1569），并且提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梅卡特设计”（Mercator -Projektion）概念。梅卡特编辑的《地图集》（Atlas，1585—1595年）汇集了107幅地图，为地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天文学研究方面，约翰内斯·开普勒揭示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

开普勒是当时神圣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天文学家，曾对哥白尼的学说进行了认真研究，1594年供职于信奉福音教的施泰尔马克邦国等级，担任格拉茨文科中学数学教师。1600年前往布拉格，成为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御用数学家和宫廷占星术士（Hofastrologe）。鲁道夫二世去世后，开普勒又辗转成为费迪南二世的数学家和宫廷天文学家（Hofastronom）。1628年还曾前往撒干（Sagan），为皇帝的军队元帅瓦伦斯坦（Wallenstein）占卜星象。1630年，在向皇帝索要报酬无果后，开普勒气死在雷根斯堡帝国等级会议上。

开普勒在教派问题上持非教条态度，试图用数学和物理学方法来探讨宇宙的奥秘。宇宙的合乎规律性使他感叹不已，也导致他诉诸上帝。世界万物的完美和谐展示了上帝创造的交响乐，在世界万物中，上帝站在中心位置，而世界万物自身则像一种音乐一样顺序奏响。

在当时，对经验和方法的追求尚未完全脱离巫术、炼金术和占星术，这些东西仍被看作是探讨自然和世界的秘密的有效方法。追寻玄妙的和魔幻的知识的行为既表达了人们对于人的理性的不自信，也表达了人们对于自1570年起经常发生的瘟疫、饥荒和灾难的恐惧。人们普遍认为，仅用理性是无法理解世界和人类的，天灾人祸更是防不胜防。与此同时，新柏拉图的关于世界的内在和谐的玄想广泛流行。1614—1616年，有大量玫瑰十字架著作（Rosenkreuzer-Schriften）出版发行，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人希望通过直观—冥思方法认识和控制自然界，减轻现实生活中的困苦，改善整个世界。玫瑰十字架著作者们甚至宣称，有一个“玫瑰十字架弟兄会”（Rosenkreuzer-Bruderschaft）组织秘密存在，它致力于改革世界，使人以合乎道德规范的方式生活，摆脱恐惧和痛疼。也有不少人对符滕姆贝格神学家约翰·瓦伦汀·安德里亚（Johann Valentin Andreae，1586—1654）等人的文学虚构信以为真，努力践行。关于玫瑰十字架弟兄会，有600多种印刷品问世。

第六章　教派化与三十年战争

从16世纪中叶起，信义宗、归正宗（改革宗）和天主教会都转向于为自己的信仰制定一种书面信条，即“信纲”，完成了阐明各自的宗教教义、定制宗教礼拜仪式、确立教会体制等工作。中世纪普遍存在的教义不稳定性得以克服，教会组织趋于固定。西方基督教界开始分裂和分离成许多在信仰、教规、教义和礼拜仪式诸方面各不相同的“教派”（Konfessionen）。

各教派都坚持自己学说的绝对正确性，也深信自己肩负重大的救世职责。它们划分区域，采用行政强制和治安惩处等手段强使本地区居民信奉本教，疏远和排斥其他教派，但也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向夺取国土和居民，为自己的教会团体赢得整个基督教世界。传播也好，内部发展也好，都没有局限于狭窄的教会内，而是持续地同世俗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发生关系，也对各地世俗政权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各教派都呼吁并为自己要求世俗政权的帮助。几乎没有一个教派不曾利用世俗政权的。反过来，世俗政权，国家政权或邦国政权，也愿意利用教派势力干预教会事务，推行强权政治，伸张国家主权；国王或邦君则利用官厅的教会统治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加强君主权力和威望，规定被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实行社会驯化。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发生在17世纪上半叶，以神圣罗马帝国为主战场，有欧洲多个国家参与，长时间和大规模的宗教政治战争。它开始于1618年5月22日波希米亚等级起义和“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Prager Fenstersturz），结束于1648年10月24日《威斯特法伦和约》的缔结。

战争的爆发与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诸侯争权和王朝争霸有密切联系，交战的一方是神圣罗马帝国福音教邦国等级、诸侯以及与之结盟的丹麦、瑞典和法国，并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另一方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其支持者主要有教皇和波兰。整个战争包括四次连续进行的重大冲突，它们被历史学家按照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哈布斯堡君主的敌人的名字命名为波希米亚—普法尔茨战争（derbhmisch-pflzische Krieg，1618—1623）、丹麦—尼德兰战争（derdnisch-niederschsische Krieg，1623—1629）、瑞典战争（derschwedische Krieg，1630—1635）和法兰西—瑞典战争（1635—1648）。这些战争都不仅仅是为了某一所谓神圣原则而进行的战斗，而是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宗教战争，或者说是打着宗教旗号的政治战争。

第一节 教派的形成

一、作为主导概念的“教派化”

19世纪德意志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曾经指出，宗教改革时代之后，“反宗教改革”紧跟而来。反宗教改革既指天主教会对各种各样福音教运动的镇压，也指天主教在皈依了福音教的国家、城市和社区的复辟。它在很多情况下是自上而下、通过国家政令和强制手段实施的，有时还得自外力的推动，不乏阴谋诡计和血腥暴力。兰克之后，莫里茨·里特尔（Moriz Ritter，1840—1923）进一步指出，反宗教改革是天主教势力发起的一场政治反攻，其目的是重新夺回在宗教改革中丧失的地盘、财产和影响。兰克和里特尔的解说自有道理，在其影响下，西方史学界长期运用“反宗教改革”概念来概括1555—1618或1648年这一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认为《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签订是一个重要转折，从这时起，天主教会开始反攻，通过重新天主教化措施，逐步赢得了大部分失地，直至三十年战争结束，宗教敌对和宗教战争才彻底告终，因此，可以把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一百年时间定性为反宗教改革时期。

反宗教改革概念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也遮蔽了若干史实，如加尔文教的传播和天主教会内部的革新。无论从神学—教会史角度来看，还是从一般历史角度来看，反宗教改革均非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神圣罗马帝国的唯一事件和最主要的事件。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反宗教改革概念受到多方质疑，要求修正、补充这一概念的呼声日甚一日。德国史学家威廉·毛伦布雷歇尔（Wilhelmmaurenbrecher，1838—1892）主张用“天主教宗教改革”（katholische Reformation）取而代之，认为宗教改革爆发之后，天主教会并非一味抵抗，而是在进行反宗教改革的同时也开始了一场自我革新运动，创建了新的天主教。胡贝特·耶丁（Hubert Jedin，1900—1980）也大讲特讲“天主教的改革”（katholische Reform），极力强调在天主教会内部出现的新气象。恩斯特·瓦尔特·蔡登（Ernst Walter Zeeden，1916—2011）则接受神学家、文化哲学家和自由派政治家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提出的“教派时代”概念，深入探讨了“教派形成”（Konfessionsbildung）问题，并把1555—1648年这一历史时期定义为“教派时代”（Das konfessionelle Zeitalter）。按照蔡登的理解，教派形成是指基督教各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巩固”，也是指“一种在教条、法规和宗教习俗诸方面几乎稳定下来的教会体制”的建立。在此，“教会外力量”，特别是“国家政权”对于信纲形态的教派形成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蔡登认为，用“教派时代”或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信仰斗争”概念来概括这一时期普遍的历史现象也许更合适。

联系蔡登的“教派形成”观点，德国当代史学家沃尔夫冈·莱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和海因兹·席林（Heinz Schilling）各自独立地阐述了一种比较系统的“教派化”（Konfessionalisierung）理论。按照他们的观点，基督教分裂成多个教派的情况不仅在教会内部和宗教领域引起了巨大变化，也使整个社会受到了深刻改造。教派化主要是一个由政治加以操控的进程。在这里，所有教派都展示出了一些可比较的发展模式，例如政治驯化、教育灌输、社会监控以及对行为反常的团体的镇压或者驱逐等。坚决追求和制造教派一体化及同质性的是邦国政府。它通过教派化巩固了对于邦国等级精英和臣民的统治。在整个过程中，在宗教信仰上同质的大团体转变成了“按照机构和地域”建构的国家。

在描写教派斗争时代的“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这个概念对子里，宗教改革事件基本是被看作正面的，反宗教改革事件则是负面的，与之不同，在由莱因哈德和席林塑造的教派化概念中，反宗教改革的积极意义也被加以突出强调了。按照莱因哈德的观点，无论宗教改革还是反宗教改革或天主教改革，它们都对欧洲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对于教派化时代的开始和结束时间，莱因哈德和席林的观点并不一致。席林把教派化时代限制在16世纪40年代晚期至1648年《威斯特法伦和约》签订这一时段内，并提出了一个四阶段模式：（1）16世纪40年代晚期至16世纪70年代早期的前教派阶段； （2）16世纪70年代向教派对峙过渡阶段； （3）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20年代教派化的高潮；（4）1648年威斯特法伦和约签订之后教派化的结束。莱因哈德则用“教派化时代”概念来概括16—18世纪这一长时段的历史内容，把教派化与现代化相提并论，视同一律。不管怎样，教派化概念只是个总体时代概念，对于“反宗教改革”、“天主教的改革”或“天主教的宗教改革”等概念，席林和莱因哈德等史学家只是做了一番重新评价，没有否定这些概念的可用性，更没有否认这些概念所指涉的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

席林和莱因哈德对于教派化的论述带有明显的国家利益至上论特色，他们强调自16世纪以来教会建设与国家建设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点受到史学家海因里希·理查德·施密特（Heinrich Richard Schmidt）的修正。施密特主张从“下面”起看待教派形成问题，强调城市和社团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认为教派化并不排除被统治者的协助和参与，这一点既表现在虔敬的复兴方面也表现在教会的管制方面。而阿诺·赫尔齐希（Arno Herzig）则在“天主教教派化”和“社会驯化”概念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重新天主教化”（Rekatholisierung）观点。也有人怀疑“教派化”概念的包容性，认为诸如等级制、税收、官僚政治、财政、司法审判、土地和庄园统治、人口增长和经济景气等，不能被纳入“教派化”范围之内，或者仅仅可在次要的意义上被纳入。还有人质疑“教派”概念的时代性，认为在近代早期，路德教的、加尔文教的和天主教的宗教彼此并不是作为教派加以区别的，不是作为在法律形态上彼此平等的各派宗教，而是作为旧的和新的、真正的和虚假的、正确的和错误的基督宗教形式彼此对立的。黑尔加施纳贝尔—许勒（Helga Schnabel-Schüle）甚至不赞成以1648年《威斯特法伦和约》的签订作为“教派时代”的终点的观点，认为教派斗争或者说“教派主义”（Konfessionalismus）不仅仅局限于近代早期，在19世纪也继续存在，恰如在新路德教中的情形那样。相对于16世纪，19世纪堪称第二个教派时代。

尽管如此，大多数史学家承认“教派化”作为时代概念的适用性，认为它一方面使得“反宗教改革”和“天主教改革”等概念相对化了，另一方面也与随后出现的“专制主义”时代区别开来，可谓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

二、路德教派（信义宗）

路德派早在1530年发布了《奥格斯堡信纲》，这一信纲是由梅兰希通起草但得到路德认可的。路德去世后，梅兰希通成为福音教神学家的领袖，享有极高的权威，但他极力避免与天主教会发生决裂，经常采取妥协立场，对天主教集团作出过多的让步。特别是在1560年出版的《基督教教义大全》（Corpus doctrinae christianae）中，梅兰希通抛弃预定论，肯定善功在教徒赎罪和获救方面的重要性，允许福音教牧师穿天主教神甫的白长袍。对于圣餐，梅兰希通既不明确主张路德的基督实际临在圣餐的教义，也不反对茨温利等人的象征说，而是持“不知可否论”（Adiaphora），认为这类问题没有定论，也不重要，仅仅是表面的和次要的，其实际立场更接近天主教的教会理论。

梅兰希通比较温和的思想为萨克森选侯邦、施瓦本和下萨克森各邦路德教神学家所接受。同时代的路德教神学家马蒂亚斯·弗拉西乌斯、尼克劳斯·冯·阿姆斯道夫（Nikolaus von A msdorf，1483—1565）和约翰·格哈特（Johann Gerhard，1582—1637）等人却深表不满，他们蔑称梅兰希通一伙为“菲利普派”（Philippisten）和“隐蔽的加尔文主义者”（Kryptocalvinisten），指责他们背叛路德的事业，准备回归天主教会。这些主要活动于恩斯特萨克森和符滕姆贝格的神学家号称“源路德派”（Genesiolutheraner）。他们固守路德的学说，严格坚持路德的称义概念，强调对上帝的恩典的信仰是唯一得救之路，在教会组织问题上也应当保持不依赖邦国官厅的较大独立性。

路德教正统派神学家与菲利普派之间的神学争论，严重损害了路德教的威望，扰乱了路德教徒的思想，致使加尔文教乘虚而入，赢得了不少信徒；天主教也东山再起，得到了传播广泛。

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也为了划清与加尔文教和洗礼派学说的界限，巩固路德教在福音教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抵御天主教的侵蚀，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提议举行路德教牧师会议，制定统一的信纲。1576年，路德教牧师会议在托尔郜举行，与会者以1574年的《施瓦本—萨克森协同书》（schwbisch-schsische Konkordie）和1576年的《毛尔布朗信条》（Maulbronner Formel）为基础，制定了《托尔郜书》（Torgauer Buch）。1577年，托尔郜书经过修改成为路德教会的最终象征性文件，被称作《贝尔格书》（Bergisches Buch）或《协同信条》（formula concordiae）。

《协同信条》也是对《奥格斯堡信纲》的权威解说。它坚持基督的肉和血实际临在圣餐的教义，否定了加尔文所主张的“双重预定论”，强调路德教与天主教和加尔文教之间的不同。萨克森、勃兰登堡、普法尔茨三大选侯国以及其他20个公国、24个伯国、35个帝国城市接受了该信条。但就路德教派的内部争论来说，《协同信条》只是以事事都以路德的话为圭臬的方式，暂时遮掩了路德教各派之间的意见分歧。

1580年7月25日，信奉路德教各邦国和城市的教会代表齐聚德累斯顿（Dresden），共同纪念《奥格斯堡信纲》诞生50周年，进一步确定路德教信纲。与会代表最终赞成将《协同信条》与基督教会三部古经，即《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大纳西信经》集中在一起，形成《协同书》（Konkordienbuch），作为路德教的宗教经典。82个路德教邦国和帝国城市的教会代表以及8000余名路德教牧师签字接受，《协同书》由此成为路德教各派公认的宗教经典，信义宗正式形成。

三、加尔文教派（归正宗）

在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加尔文教不仅未被承认为合法宗教，而且还受到严厉排斥，路德教徒同天主教徒一样坚决拒绝加尔文的学说和教义。但这并没有阻止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深入进行，福音教归正宗也通过制定信纲而逐渐成型。

此时，加尔文也步入了人生的晚年，他把自己的工作重点置于办学和修订《基督教要义》上了。

1559年6月5日，加尔文在日内瓦创办的学校正式开学。该学校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语法学校，称作学院（collège）或私人学校（scholaprivata），一部分是高级学校，称作高等学院（académie）或公共学校（schola publica）。规定按学生的能力组成循序渐进的班级，班内每10人为一组，合格的学生，每年升入高一级的班级。学生所学的，除一般人文和宗教科目，还有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特别是虔敬的行为。该校成绩卓著，入学者甚众。五年时间内即有1200个学生参加语法学校学习，300个学生参加高级学校学习。语法学校后来被称作“加尔文学院”（Collège Calvin），而高级学校则成为日内瓦大学。

加尔文著《基督教要义》的最后修订本也于1559年出版发行，这个修订本增加了大量新内容，其篇幅从最初版本的6章扩大为80章，堪称一本大部头新书。在完成这一修订工作之后，加尔文身心疲惫，久病不起，最后于1564年5月27日在日内瓦去世，享年54岁。加尔文去世后，大批信徒蜂拥到他的墓地进行祭奠，日内瓦教会和市政当局担心出现一种新的圣徒崇拜，遂将其棺木转移他处埋葬，并且对外秘而不宣，后来就无人知晓这位宗教改革家的墓地究竟在何处了。

作为第二代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在许多方面都接受了路德的教义，但也有自己的重点。他同路德一样，坚持唯有圣经、只通过恩典、只通过信仰和唯有基督等教义，但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加尔文着重阐述了以下五点：人的彻底堕落和无能为力；上帝无条件的拣选；有限的和解；连续不断的恩典；圣徒蒙保守。

人的彻底堕落和无能为力是说：作为亚当夏娃的后代，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人的一生都受原罪的统治，无论是人的思想、情感，还是人的意志，都摆脱不了原罪的阴影。因此，一般人是没有能力理解福音的，他在精神上是完全无助和失败的。人只有通过圣灵才能够理解上帝救赎的福音。无条件的拣选是说，人的得救与被弃绝，都由上帝预定（这也是加尔文的双重预定原则）。在加尔文看来，上帝选择人成圣的过程如下：上帝把人分为被选择的一组和不被选择的一组。对于被选择者，上帝确定了他的认识，也预见了复活。其余的人对于上帝和福音是毫无知识的。他们是被上帝唾弃的，只能下地狱。这个决定在宇宙形成之前（也就是说在某个人诞生之前，或者在某个人做出某项决定之前）就已经做出。至于上帝为什么要拣选某些人，原因不明。但是显而易见，它与被拣选者做的善功毫不相干。拣选与被拣选者的个人品质毫无关系。上帝的选择是一个秘密，人不能在自己身上见到任何被拣选的确切标志，也不应当胡乱猜测上帝的意志。有限的和解是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通过他本人和他的救赎工作使人与上帝和解，他也通过圣灵赐予信仰者与他本人和上帝成为一体的礼物。但加尔文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为解救所有的人而死的。他的救赎仅仅是与那些被拣选的人有关的。不可抗拒的恩典的意思是说，人们不能偏离拣选的恩典。人在这方面是毫无自由意志的，因为他在他的行动中是盲目的，没有能力左右上帝的意志。只是通过上帝的召唤，人的精神才被唤醒，才走向上帝。上帝拣选出的每个人都可以认识上帝，但是被拣选者也不能违抗上帝的召唤。圣徒蒙保守是说，得救者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上帝的恩典是不会丧失的。

除此之外，加尔文教还有其他一些神学观点，如福音教徒的苦行；严格的教会管制，也就是说，共同体可对行为不端、道德败坏的成员实行各种各样的惩罚；勤奋和热爱工作，在此，经济上的富裕经常被解释为被拣选的标志，是为福音教的伦理观；教会独立于国家的主张；非教阶制的教会制度（普遍教士论）；作为纪念宴会的圣餐，不相信基督的身体在圣餐中的真实临在，在圣餐中的真正临在不是基督的肉和血而是圣灵（这种主张后来被称作“灵性的真实存在论”）。

加尔文并非一位与马丁路德迥然不同的宗教改革家。实际上，路德与加尔文原本是相互尊重的，只是在与茨温利发生圣餐教义之争后，路德把加尔文也算作茨温利阵营的人，开始加以排斥了；加尔文虽然对宗教改革家之间缺乏团结的情况深感懊恼，但为了捍卫自身利益，也对路德派的神学主张大加攻讦。

加尔文没有象路德那样经历过无比艰难的精神折磨，他是有选择地加入宗教改革运动，平静地从天主教徒转变为福音教徒的。路德的神学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加尔文却深受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影响，比较注重现实问题和理性思维。他也受过比较严格的法律学训练，对新出现的福音学说进行了系统化处理。“加尔文主义”与“路德主义”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基于两者政治观点的不同，前者赞同共和政体，后者则赞成开明君主政体。但加尔文并非教条主义者，他更多的是政治家，愿意接受让步和限制，拥护教会的统一，积极呼吁宗教和解。他派出大量神职人员向其他国家传扬纯正基督教教义。这些人训练有素，遵守纪律，忠诚事业，是福音教中最接近耶稣会士的一批人，他们的足迹遍及全欧洲。

早在1536年，茨温利宗教改革的继承者布林格尔就制订了一部信纲，即“第一瑞士信纲”，也称《赫尔维蒂克认信文前版》（Confesio Helvetica prior）。该信纲共有27条，虽然主要反映了茨温利的观点，但也力求与路德的观点接近。利奥·居德、卡斯帕·迈甘德尔（Kaspar Meg and er，1495—1545）、奥斯瓦尔德·迈科尼乌斯（Oswald Myconius，1488—1552）、西门·格留奈乌斯（Simon Grynaeus，1493—1541）、马丁·布塞尔、沃尔夫冈·卡皮托（Wolfgang Capito，1478—1541）等宗教改革家均感到满意，这就为“归正宗”的成型奠定了初步基础。

加尔文则在1549年与布林格尔订立了一个《共同纲领》（Condensus Tigurinus），进一步加强了瑞士归正宗教会的内部团结。该纲领共计26款，第21、24和26款对教皇的错误观点（化质说、基督肉体和血真正临在圣餐论以及圣物崇拜等）进行了批驳，第24和25款则谴责了路德的圣餐观。瑞士福音教各派也把这一纲领视为自己的宗教经典。

1566年，布林格尔制定了第二份瑞士信纲，即《赫尔维蒂克认信文后版》（Confessio Helvetica posterior），共计30章，详述当时瑞士归正宗的信仰，在若干问题上与天主教和路德教划清界限，反映了茨温利和加尔文的思想，但在预定论上未趋极端。该信纲同样受到以后的归正宗神学家和教徒普遍接受或尊重。

加尔文教传播广泛，无论是在法国（胡格诺教派）、尼德兰（改革会教派）、英格兰（清教派）、苏格兰（长老会教派），还是在德意志诸邦国，支持和信奉加尔文教者都大有人在。

在德意志诸邦国中，接受加尔文教的首先有普法尔茨选侯邦（Kurpfalz），但却颇费一番周折。1559年，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1515—1576）接受加尔文教，并在1563年颁布《海德尔贝格教理问答》（Heidelberger Katechismus）作为教派条例；它在有关洗礼和圣餐礼的规定上接近日内瓦，在预定论和社团组织方面却接近路德教邦国中施行的邦国教会体制。但因当地居民大都已经接受路德教，不愿意再改变礼拜仪式，所以弗里德里希三世只能在下普法尔茨推广加尔文教。而在路德维希六世（Ludwig VI.，1539—1583）统治期间，整个普法尔茨选侯邦一度重新回归路德教。1583年，约翰·卡西米尔斯（Johann Casimirs，1543—1592）出任摄政，上普法尔茨重新回归加尔文教；下普法尔茨直至1595年才屈服于邦国君主的命令。

伊森堡—罗讷堡（Isenburg-Ronneburg）伯爵领地后来也成了信奉加尔文教的邦国。最初是伊森堡—罗讷堡伯爵沃尔夫冈（Wolfgang，1533—1597）在1585年免除领域中一切路德派官员的职务，代之以加尔文教徒。但在1598年，他的兄弟和继位者海因里希（Heinrich，1537—1601）又重新回归路德教，并且不管天气的严寒，通知境内的加尔文派传教士必须在数周之内离去。1601年，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1560—1633）再次驱逐路德派传教士恢复加尔文派。

信奉加尔文教的还有其他邦国和城市，如拿骚—迪伦堡（Nassau -Dillenburg）伯爵领地（自1578起）、自由城市不来梅（自1581起）、普法尔茨—茨魏布吕肯（Pfalz-Zweibrücken）公国（自1592—1595起）、安哈尔特侯国（自1597起）、自由城市哈瑙（Hanau，自1596起）、利珀（Lippe）伯爵领地（但不包括首府莱姆戈，自1600起）、黑森—卡塞尔邦国伯爵领地（自1604起）等。

但与在瑞士和尼德兰的情形不同，加尔文教在神圣罗马帝国同路德教一样是按照邦国教会原则进行组织的，没有采纳教务会议法规。接受了加尔文教的邦国，邦国君主主持召开教会代表会议，邦国君主政府通过主管教会事务的政府部门执行教会条例。这也是路德教邦国实施教派化政策常用的手段，只是邦国君主对加尔文教的接受经常遭到教士和臣民的反对，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路德教邦国的同类斗争。巴登—杜拉赫（Baden-Durlach）和赫尔施泰因—戈托尔夫（Holstein-Gottorf）的邦国君主因为本邦教会和臣民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从路德教到加尔文教的转变。勃兰登堡选侯约翰·西吉斯蒙德（Johann Sigismund，1572—1620）在1613年皈依加尔文教，但却不能不顾邦国等级的反对强制推广加尔文教；邦国君主与臣民归属不同的教派，“在谁的国家，信谁的宗教”原则由此开始瓦解。由此也可以看到德意志邦国君主专制的脆弱和不彻底性。

四、天主教派

天主教也以《特伦托会议信纲》得到了一种书面信条。

1559年，罗马教皇庇护四世即位。为了把仍然忠于罗马教会的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阻止宗教改革的发展，他于1561年4月6日发布谕诏，呼吁重新召开特伦托宗教会议，并邀请所有基督教诸侯参加，不分天主教或福音教徒。已登基为罗马人皇帝的费迪南一世，附议这个提案，并且表示教皇应谦卑自身，净化圣徒传奇，改革教会和修道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经过散漫地或策略地延误之后，特伦托大公会议终于在1562年1月18日重新召开，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教会诸侯和天主教世俗诸侯大都派代表参加，福音教代表依然缺席。

参加会议的高级神职人员开始承认引发路德叛乱的教会滥用职权行为，倾向于在天主教会内部实行改革。对于神圣罗马帝国意义重大的主教地位得到了确认，但要求主教进驻教区，定期举行巡视，找出其管辖教区内存在的陈规陋习，随时向宗教会议汇报，并在获得其他主教同意之后，报告给罗马教皇；教皇是教会的最高权威，位于所有宗教会议之上。教皇根据具体情况下达整改方案，各地主教都应当无条件接受。主教们还有义务参加省和教区教务会议（Provinzial-und Dioezesansynoden），设立神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安排教士进修，培养节欲和虔敬的新一代神职人员，强化灵魂拯救工作。会议还决定增进教士的道德和纪律，禁止教士的婚姻，重罚修士纳妾，但继续反对讨论罗马的信仰学说，也反对教徒饼酒同领的圣餐礼和普遍教士论等主张，拒绝在举行礼拜仪式时使用民族语言。1563年12月4日，特伦托宗教会议闭幕。

1564年，《特伦托会议信纲》（Professio fidei tridentina）公布，确认教皇有权决定宗教事务，重申天主教基本教义和圣礼制度，谴责福音教因信称义的神学观点和对圣礼的不同主张。还为整肃天主教会作出规定，如主教必须讲道，神父必须熟读圣经，教士的道德生活必须受到监察，以及开办神学院训练神职人员等。该信纲被认为是天主教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按照特伦托大公会议的精神，罗马教廷决定不与福音教妥协。它宣布所有福音教皆为异端，要求加强宗教裁判所的作用，使之成为扼杀福音教的强大武器。它也重申天主教的教条和仪式，肯定教皇在教会中的最高权威，建立严格的出版检查制度，开列禁书目录，禁止所有的教徒阅读。但为了争取信奉天主教的各国统治者的继续支持，结成反对福音教的统一阵线，罗马教廷也作出某些让步，承认各国统治者在国内宗教事务上享有较大的权力，承认他们对教产的没收。与此同时，它也采取一系列强化措施，整顿教会内部的制度和纪律，考察神职人员，解除渎职和违犯教规的教士职务，鼓励出版关于履职经历、灵魂关照和布道词之类的文献，派遣有能力的布道师到村庄和城市。

革新的罗马教廷特别重视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务。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向帝国派遣了四个使节，他们除了在天主教诸侯的宫廷中代表教皇以外，还负有监督地方教会组织、监视主教和其他教会官职的选举以及全面嘉奖虔诚者的职责。为了对所有这些活动加以统一指挥，格列高利十三世又于1573年在罗马创建了德意志信徒会议机构。

但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地区，只有邦国君主能够借助1555年的“宗教改革权”和一般统治权，重建本邦的教派统一。罗马教廷也只能通过向教俗诸侯发布引导性政策和施加影响，特别是通过某些有威望的教会人士，推行“重新天主教化”政策。在此，特伦托宗教会议决议可被用作指南，但不能直接导致转变。

天主教地区的教派化也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先是采用强制手段打压和驱逐信奉福音教者，然后开始进行教牧关怀。邦国中央政府主管宗教事务的部门考察牧师言行，出版关于工作手册和讲道集等文件，派遣有能力的牧师深入城市和乡村，通过培训新一代牧师，提高教士队伍的整体素质。巴伐利亚和蒂罗尔较早开始了这一工作，而大多数高级教区是在17世纪开展的。在改革方面，耶稣会和改革派修会给予了关键性帮助。恰恰因为它们不属于深陷腐败泥潭的帝国教会，所以具有较大灵活性，比较容易适应新需求。

作为革新的冲锋队，许多耶稣会士担任了邦国宫廷神甫和高级顾问等要职，也在维也纳（1552）、因戈尔施塔特（1556）、科伦（1556）、慕尼黑（1559）、因斯布鲁克（1560）、特里尔（1560）、美因兹（1561）、迪林根（1564）、格拉茨（1573）、弗赖堡（1580）、康斯坦茨（1605）、帕骚（1612）和帕德博恩（1616）等地开办培训教士的日耳曼学院（Collegium Germanicum）。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甚至成为天主教复兴最富有创造力的中心。新一代的、受过教育的天主教徒逐渐形成。与此同时，长老和神甫们也介入了灵魂拯救工作，而这一工作原本是由方济各修士和嘉布遣修士负责的，他们以生动形象的漫游布道和大众传教直接诉诸信仰者，着手按特伦托会议上神父们的精神恢复教区生活。

自16世纪60年代起，重新振兴的天主教已在各邦广泛传播。一些年轻的诸侯回归到天主教信仰，他们认为统一和传统的天主教比扰攘纷争、新奇无根的福音教更有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满足臣民的精神需求。一些热忱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等）则在自己管辖的教区内力行革新，复兴天主教。在维也纳、富尔达、维尔茨堡、艾希斯菲尔德、帕德博恩、奥斯纳布吕克、明斯特、列日等主教区和施特拉斯堡大主教区，天主教势力日益扩大，并且有计划地开展了重新天主教化运动。在瑞士、奥地利、西里西亚、下莱茵、威斯特法伦、普法尔茨—诺伊堡、于利希—克累弗—贝尔格和巴伐利亚公国，天主教也收复了许多失地。在瑞士，有四个州（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和沙夫豪森）坚持福音教，七个州[卢塞恩、乌里、施维茨、楚格、翁特瓦尔登、弗里堡（Fribourg）和索洛图恩]附属于天主教，其余各州则在福音教和天主教信仰间保持平衡，无法确定它们的教派属性。

至晚到17世纪初，天主教会已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了，天主教教士在履行职责、举行圣礼、布道、转变生活方式诸方面有了很大起色。现在的天主教会不再是路德先前所见到的那个教会了，特别是教士和教廷中的弊端被根除了；通过自身的改革，天主教会也开始走上“现代化”之路了。

第二节 福音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的成立

1555年后，路德教在神圣罗马帝国南部和奥地利传布，加尔文教在帝国西部传布，天主教准备反抗和夺回地盘。势力较大的各路诸侯也“为了真正宗教的缘故”，不断扩张自己的地盘，对此，《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根本约束不了。不仅如此，和约规定本身也存在许多漏洞，极易引起新的争论和冲突。

按照《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的“教会保留”条款，某个教会诸侯一旦改宗福音教，就必须放弃他的教会职位，交出对于管辖区的统治权。这个规定保证了帝国教会原有的天主教性质，也保证了天主教选侯的多数地位；此时，天主教选侯有四人，福音教选侯有三人。福音教帝国等级最初之所以容忍了这个条款，大概是因为帝国总督、罗马人国王费迪南一世发表了一个附加声明，即所谓的“费迪南声明”，保证教会邦国内的帝国等级、帝国城市居民和其他社团成员享有信仰自由，可以继续信奉他们所选择的宗教，也可以继续居住在原地。然而，这个声明没有被收录于帝国等级会议的正式决议之中，按照《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第28条的规定，此类附加声明也是无法律效力的。另外，《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虽然承认改宗了福音教的帝国城市可以继续拥有在1555年以前获得的教会财产，对于帝国城市在1555年以后是否可以没收教会财产却没有明确规定。同样，《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只适用于《奥格斯堡信纲》的拥护者，对于加尔文教徒的法律地位，和约也未有明确解释。

福音教徒和天主教徒都从自身利益出发解释1555年的和约。而在如何理解教会保留条款对信奉福音教的帝国等级和主教区福音教行政管理人员的约束力，如何理解费迪南声明对帝国教会的约束力，是否允许邦国所属教会机构和修道院世俗化，是否赋予帝国城市宗教改革权，是否承认加尔文教义等问题上，两者产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并开展了激烈争论。对于教会保留条款的争论尤其激烈。如果把这一条款加以实施，福音教贵族通向教会诸侯的道路就被完全封死了；福音派主教要获得皇帝的采邑和教皇的确认，必要时甚至作出“特伦托忠诚宣言”，这在政治上可以理解，从福音派立场出发不可想象，而天主教贵族则可以通过独占这一特权获得更大的利益。萨克森选侯、勃兰登堡选侯以及霍尔施泰因、不伦瑞克、梅克伦堡和波莫瑞等地福音教派诸侯家族成员通过教士会选举交替地占有了马格德堡、不来梅、奥斯纳布吕克、费尔登、明登、哈尔伯施塔特、吕贝克等主教管区连同直属帝国的等级资格，但是信奉天主教的帝国等级却拒绝他们在帝国等级会议上的席位和表决权。

16世纪80年代以降，福音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的宗教信仰之争经常发展到兵戎相见的严重程度。

首先是在1583—1588年进行的所谓“科伦战争”（Klnischer Krieg）。1582年12月19日，科伦大主教、帝国选侯格布哈德·特鲁赫泽斯·楚·瓦尔德堡（Gebhard Truchsess zu Waldburg，1547—1601）公开宣称退出天主教会，改宗路德教，喜结良缘，并按照路德教仪式举行了婚礼，但坚持不放弃大主教职位。对于天主教徒来说，这是对《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教会保留条款的公然违抗，也是对选侯集团中的教派平衡的严重破坏（因为科伦大主教的改宗意味着福音教选侯将增至为4个，在未来的国王选举中福音教候选人也有可能当选）。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免去了格布哈德的大主教职位，并将他革出教门。大教堂教士会举行新的选举，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五世的儿子、弗赖兴和希尔德斯海姆主教恩斯特（Ernst，1554—1612）当选为科伦大主教和帝国选侯。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还联合西班牙军队，对“背叛者”进行了残酷镇压。普法尔茨选侯约翰·卡西米尔斯出兵增援格布哈德，但未济于事。

紧接着“科伦战争”，又发生了“施特拉斯堡大教堂教士会之争”（Straburger Kapitelstreit，1583—1604）。科伦大主教格布哈德和他的在科伦教士会中的三个福音教同盟者原本也是施特拉斯堡大主教堂教士会成员，但在科伦战争爆发后，施特拉斯堡大主教堂教士会宣布开除这三个人。后者拒不服从，并在拥护福音教的施特拉斯堡市政会、普法尔茨选侯和韦特劳伯爵的支持下，组建了一个新的教士会。1592年，施特拉斯堡大主教曼德尔沙伊德—布兰肯海姆（Manderscheid -Blankenheim）的约翰四世（Johann IV. ，1538—1592）去世，两个教士会各选一人继任。福音教徒选举勃兰登堡霍亨索伦家族年仅15岁的约翰·格奥尔格（Johann Georg，1577—1624），天主教徒则选举洛林的枢机主教查理（Charles，1567—1607）。在经过一番武斗后，双方以莱茵河为界各占施特拉斯堡大主教区一部分土地，相互对峙。1599年，皇帝鲁道夫二世宣布支持查理，约翰·格奥尔格拒不服从。直到1604年，在获得一笔经济补偿后，约翰·格奥尔格才放弃了大主教职位。

如果说前两个事件尚未导致不可收拾的恶果，“多瑙韦尔特事件”就不同了。1607年4月，施瓦本帝国城市多瑙韦尔特的天主教徒举行宗教游行，福音教徒群起抗议，驱散了游行队伍。皇帝鲁道夫二世以破坏和平罪对多瑙韦尔特发布了帝国放逐令，并且委托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加以执行。马克西米连立即出兵占领该城，强制实施天主教化政策。按照当时的帝国法律，多瑙韦尔特隶属于由信奉福音教符滕姆贝格公爵领导的施瓦本行政区，在该市发生的事件应由施瓦本行政区长官处理，皇帝委托巴伐利亚公爵执行帝国禁令以及巴伐利亚公爵滥用武力等做法均不符合帝国法律。1608年，福音教帝国等级在雷根斯堡帝国等级会议上对皇帝和巴伐利亚公爵的“违法”行为提出了严正抗议，但未被接受。而在解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时，福音教派和天主教派又各执一端，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4月27日，信奉加尔文教的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四世（Friedrichs IV. ，1574—1610）用武力驱散了参加帝国等级会议的代表，致使帝国等级会议这个最重要的帝国宪政机构陷入瘫痪，整个帝国处于无政府状态。

1608年5月初，安斯巴赫马克伯爵约阿希姆·恩斯特（Joachim Ernst，1583—1625）邀请帝国南部的福音教诸侯到阿豪森（Auhausen）开会，讨论时局。参加会议的有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四世的全权代表安哈尔特—贝恩堡（Anhalt-Bernburg）侯爵克里斯蒂安（Christian，1568—1630）、符滕姆贝格公爵约翰·弗里德里希（Johann Friedrich，1582—1628）、普法尔茨—诺伊堡亲王沃尔夫冈·威廉（Wolfgang Wilhelm，1578—1653）以及拜罗伊特（Bayreuth）马克伯爵克里斯蒂安（Christian，1581—1655）和巴登—杜拉赫马克伯爵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Georg Friedrich，1573—1622）等人。会议期间，这些福音教诸侯签署了多个协定，并在5月14日宣布成立“福音教联盟”（Protestantische Union）。暂定有效期为十年的联盟公约将福音教联盟定义为“纯粹防御性的”保护联盟，是福音教诸侯对多瑙韦尔特事件所作的反应，其宗旨是要抵抗违法的暴力行为；对于联盟成员来说，所有反对福音教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无论那一位联盟成员受到攻击，其他成员都应当全力援助。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四世还特别呼吁福音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班牙的威胁”。

福音教联盟很快扩大为20多个成员，其中包括安哈尔特、普法尔茨—茨魏布吕肯和厄廷根—厄廷根（Oettingen-Oettingen）等地的所有王公贵族。动员萨克森选侯克里斯蒂安二世加入联盟一事没有获得成功，但与福音教帝国城市的相应谈判却成效显著。1609年5月，纽伦贝格、施特拉斯堡和乌尔姆加入联盟，两个月后，经过纽伦贝格的斡旋，弗兰肯城市施韦因富特、罗腾堡、威森堡和温德斯海姆也加入了。1610年1月和2月，联盟在施韦比施哈尔开会，勃兰登堡选侯约翰·西吉斯蒙德（Johann Sigismund，1572—1619）和黑森—卡塞尔邦国伯爵莫里茨（Moritz，1572—1632）宣布加入，同时加入的还有施韦比施哈尔、海尔布琅、肯普滕、梅明根和内尔德林根（Nrdlingen）等城市。稍后，埃斯林根、阿伦（Aalen）、京根（Giengen）、施佩耶尔和沃姆斯也加入了。福音教联盟还与法国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福音教诸侯要借此向皇帝和天主教诸侯示威，法国则要为其反西班牙战争寻找盟友。

然而，福音教联盟内部矛盾重重，远非一个统一稳固的联盟。加盟城市主张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安哈尔特—贝恩堡侯爵克里斯蒂安一世却坚持强硬立场；他自1610年起成为普法尔茨选侯邦的首相，并且以此身份决定着该邦的对外政策。而在1614年，两个盟员的教派转换进一步削弱了联盟的力量。勃兰登堡选侯约翰·西吉斯蒙德从路德教改宗加尔文教，而路德教徒与加尔文教徒的关系并不融洽。普法尔茨—诺伊堡亲王沃尔夫冈·威廉则回归天主教并与西班牙结盟，更从联盟成员转变为联盟的敌人。

为了应对福音教联盟，在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的筹划下，信奉天主教的帝国诸侯和城市于1609年7月10日成立了“天主教同盟”（Katholische Liga），并且部分地与兰茨贝格同盟重合。几乎所有较大的天主教帝国等级，如美因兹大主教、科伦大主教和特里尔大主教这三大教会选侯，维尔茨堡、康斯坦茨、奥格斯堡、帕骚和雷根斯堡主教等教会诸侯以及肯普滕和埃尔旺根（Ellwangen）的帝国修道院院长，都加入了这个同盟。只有个别天主教诸侯游离在外。最强大的天主教等级奥地利大公国虽然没有加盟，但与同盟相互支持。

天主教同盟也自称是防御性的，是为了捍卫禁止复仇条例和巩固天主教权益而成立的，有效期初定为九年。天主教同盟得到皇帝、教皇、西班牙和波兰的支持，它也由于其精力充沛、深谋远虑的领袖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而有希望成为一个比较有战斗力的集团。然而，天主教同盟也因为马克西米连与美因兹大主教不和而深受连累。1610年，天主教同盟发生分裂；帝国南部的成员继续接受巴伐利亚公爵的领导，而莱茵地区的成员则团结在美因兹大主教的周围。

福音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都有自己的财政机构和军事组织，都单独或集体同外国勾结，或者依靠这一大国或那一大国保持中立，这就大大加剧了帝国乃至欧洲政治—宗教局势的紧张状态。但在这两个集团之外，还有一些属于温和派的帝国等级，他们极力在前两个派别之间进行调停；最主要的信奉福音教的帝国等级萨克森选侯邦和最强大的信奉天主教的帝国等级奥地利大公国没有参加结盟。萨克森选侯克里斯蒂安二世和后来的约翰·格奥尔格一世（Johann Georg I.，1585—1656）虽然信奉福音教，却不容忍加尔文教，不愿意参加带有加尔文教色彩的福音教联盟相反，他们对皇帝表示忠诚，甚至还由于在政治上同情奥地利而间接地支持天主教同盟。

1610年，围绕着于利希—克累弗—贝尔格公国的继承权，福音教和天主教诸侯集团开始了新一轮争夺。在于利希—克累弗—贝尔格公爵去世后，多位享有继承权的贵族提出了接管该公国的要求，其中包括勃兰登堡选侯西吉斯蒙德和普法尔茨—诺伊堡亲王沃尔夫冈·威廉。福音教联盟支持西吉斯蒙德，天主教同盟则支持已经回归天主教的沃尔夫冈·威廉。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干预使得争斗超出了帝国范围；亨利四世支持福音教联盟，并且反过来要求福音教联盟诸侯帮助他对西班牙作战。于利希—克累弗—贝尔格公国遗产继承战争有可能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只是因为亨利四世遇刺身亡，欧洲战争才暂时得以避免。

总之，在教派与邦国紧密结合的情况下，宗教运动继续为诸侯之间的争斗和冲突提供诱因。而按照教派归属构建的诸侯同盟不仅严重威胁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内和平，而且还因其与外国的横向联系，使得帝国政治随时都面临着外国干涉的危险。

第三节 波希米亚事件

波希米亚原为一个独立国家，但在历史上曾有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大公兼任过该国国王。1526年以后，波希米亚成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一部分，长时间处于奥地利大公和罗马人国王或皇帝的统治之下。实际上，波希米亚仅仅是通过国王个人与哈布斯堡家族相联系；在波希米亚，真正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的人并不多。波希米亚邦国等级一直怀有十分强烈的等级自由意识和国家独立意识，他们之所以接受哈布斯堡君主的统治，主要是为了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16世纪中叶以后，波希米亚各地区——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劳西茨（Lausitz，包括上劳西茨（Oberlausitz）和下劳西茨（Niederlausitz））——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波希米亚首相府和邦国等级会议则是联系波希米亚原本相互分离的各地区的重要纽带，而其承载者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领主贵族，在西里西亚是诸侯会议，在劳西茨则是等级领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六城市联盟。

与此同时，宗教改革也在波希米亚广泛传播开来，路德教、加尔文教、胡斯学说、洗礼派思想、各种形式的饼酒同领教义（或者称作“两形说者教义”）以及波希米亚兄弟会的主张都有追随者。大部分波希米亚贵族属于温和派胡斯教徒，也附庸路德教。信奉天主教的正统派教徒不仅大为减少，而且处于动摇彷徨状态。耶稣会士的宣传工作进展缓慢。

宗教与政治紧密相连，波希米亚等级要求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斗争此起彼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大公费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连二世未敢予以过多干预，基本上是维持波希米亚宗教信仰和国家行政管理的现状。鲁道夫二世试图加以扭转。他根据罗马教皇使节的要求解除了福音教徒泽尔因斯基（Zelynsky）的大首相职务，任命珀派尔·冯·洛布科维茨（Popelvon Lobkowitz，大约1551—1607）为大首相，组建了一个反宗教改革的政府，来自罗森贝格（Rosenberg）、珀尔恩施泰因（Pernstein）、迪特里希施泰因（Dietrichstein）和洛布科维茨（Lobkowitz）贵族世家、忠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天主教贵族担任了政府高级官员职务。奥尔米茨主教弗兰茨·冯·迪特里希施泰因（Franz von Dietrichstein，1570—1636）则在摩拉维亚大肆驱逐福音教徒，致力于实行重新天主教化，在与布拉格的共谋下任命天主教徒担任邦国高级职务。摩拉维亚福音教徒则团结在领主等级卡尔·冯·齐罗廷（Karel starízeerotína，1564—1636）周围，坚决反对天主教势力的扩张。

在鲁道夫二世与马蒂亚斯权力斗争犹酣之际，信奉福音教的波希米亚等级趁机提出抗议，要求在各自的邦国内有更大的自由，在政府中有一定的发言权。迫于压力，鲁道夫二世在1609年7月9日签署了著名的《陛下诏书》，承认信奉福音教的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贵族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宗教仪式举行圣礼、成立福音教委员会、创办福音教会和学校，并选举30名“监护人”来敦促《陛下诏书》的实施。波希米亚福音教反对派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继续施加压力，要求更多权力。鲁道夫二世只得派兵镇压。波希米亚福音教徒遂转向与鲁道夫二世对立的哈布斯堡家族新首领马蒂亚斯，通过后者的默许，抢占了许多高级官职，摆脱了天主教会和亲皇派官员的约束。

1612年，马蒂亚斯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虽然没有否认《陛下诏书》，但却试图限制波希米亚各等级的行动自由，例如下令关闭北波希米亚布劳瑙（Braunau）的福音派教堂，禁止福音教徒举行的宗教仪式，干预福音教城市的行政管理等。1617年，马蒂亚斯指定内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即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二世，为波希米亚国王。不久，费迪南又成功地继承了匈牙利的王位。费迪南是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甫一上台就肆无忌惮地撕毁了鲁道夫二世颁布的《陛下诏书》，大规模推行压制福音教的反宗教改革政策。作为一国之主，费迪南二世力图在其世袭领地和王国内打造一个相对统一的国家，实行君主专制统治。除此之外，他还想恢复天主教信仰；他把自己的世俗政权看作为宗教服务的工具，不惜以暴力手段强迫其治下信仰其他宗教者重新皈依天主教。

以图尔恩（Thurnu）伯爵海因里希·马蒂亚斯（Jindrich Matyáz Thurnu，1567—1640）为首的波希米亚福音教等级奋起反抗。1618年3月，波希米亚福音教等级在布拉格举行集会，准备向皇帝呈交抗议书。5月22日，一部分激进分子携带弯刀和火枪冲进了赫拉德辛皇宫，与皇帝的代表雅罗斯拉夫·博斯塔·冯·马提尼克（Jaroslav Borsita von Martinic，1582—1649）和威廉·斯拉瓦塔（Wilhelm Slavata，1572—1652）两公爵进行辩论。盛怒之下，他们以传统的惩罚叛徒的方式，将皇帝的代表和他们的一位秘书扔到窗外的壕沟了。这就是著名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虽然这三个人均无生命危险，但虐待皇帝的代表就意味着冒犯皇帝本人，相当于向皇帝宣战。马蒂亚斯立即采取措施，下令镇压起义者。起义者也马上召开邦国等级会议，选举成立了一个由30名督导（大多数为福音教贵族）组成的执政团，行使国家管理权并组建了一支武装部队。起义得到了摩拉维亚福音教等级的响应，也得到了曼斯费尔德伯爵彼得·恩斯特二世（Peter Ernst II.，1580—1626）和萨伏伊公爵卡洛·伊曼纽尔（Carlo Emanuele，1562—1630）的支持；萨伏伊公爵以资助曼斯费尔德伯爵统帅的军队的方式支援起义者。一些仇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奥地利和匈牙利等级也开始了反抗斗争。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蒂亚斯向执政团表示愿意宣布大赦，进行谈判，但被拒绝。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波希米亚国王费迪南遂在1618年8月末派遣布奎伊（Buquoy）伯爵查尔斯·波纳文图拉（Charles Bonaventure，1571—1621）率军进攻波希米亚。曼斯费尔德伯爵彼得·恩斯特二世迎头拦截，在11月21日占领了波希米亚境内的天主教堡垒比尔森（Pilsen）。波纳文图拉暂时撤回到布德威斯（Budweis）。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福音教徒的斗志。图尔恩伯爵海因里希·马蒂亚斯率领波希米亚起义者的军队进攻维也纳。

1619年3月20日，马蒂亚斯驾崩，费迪南成为奥地利大公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假定继承人（其继承权当由七大选侯投票决定）。奥地利福音教等级拒绝向他宣誓效忠，一部分福音教贵族甚至在5月5日冲击宫廷城堡，试图以武力的方式强迫费迪南答应他们提出的保护等级特权和宗教自由的要求，但被费迪南的卫兵打退。

曼斯费尔德伯爵彼得·恩斯特二世率领一部分军队进攻布德威斯，1619年6月10日在小村庄萨布拉蒂（Záblati或Sablat）附近与布奎伊伯爵查尔斯·波纳文图拉和波希米亚贵族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1583—1634）率领的皇帝军队遭遇，并发生激战。战斗持续了七个多小时，曼斯费尔德伯爵损失惨重，不得不下令撤退。

第四节 三十年战争始末

一、波希米亚—普法尔茨战争

1619年7月31日，波希米亚起义者与隶属于波希米亚王国的邻邦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劳西茨结成“波希米亚邦联”（C∨eskákonfederace）。该邦联制定了新的国家制度。波希米亚重新成为选举制的君主国。国王虽为最高首脑，但其权力被进一步削弱，等级实际控制了政府。与此同时，各个等级共同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劳西茨的等级获得了与波希米亚等级同等的地位，有权参加国王选举。福音教被宣布为国家宗教。8月16日，奥地利福音教等级宣布加入该联盟。但在最初，他们仅仅是接二连三地呈递抗议书，试图强迫费迪南与波希米亚起义者缔结和约，在宗教事务上做出让步。8月19日，波希米亚邦联等级会议宣布费迪南为“宗教自由的敌人”，废黜其王位；26日又选举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Friederich V. ，1596—1632）为波希米亚国王。

西本彪根侯爵贝特伦·加博尔（Bethlen Gábor，1580—1629）利用波希米亚起义的有利时机，出兵攻占科希策（Koice）城，不久又攻占了包括普雷斯堡在内的大片匈牙利国土。他还在普雷斯堡与图尔恩伯爵海因里希·马蒂亚斯率领的波希米亚起义者结盟，准备联合进攻维也纳。但在图尔恩伯爵的军队在埃根堡（Eggenburg）被布奎伊伯爵击溃，不得不撤回布拉格后，加博尔也携带大量战利品回到了西本彪根。

而在此时，费迪南正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8月28日，神圣罗马帝国选侯（普法尔茨选侯除外）选举他为罗马人皇帝，号称费迪南二世（Ferdinand II.，1619—1637年在位）。在返回维也纳的路上，费迪南专程到慕尼黑向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和天主教同盟求援。

马克西米连早年深受耶稣会士的影响，坚决反对福音教，还曾在因戈尔施塔特与费迪南一起上过大学。他在1597年从其父亲手中接管了巴伐利亚，紧接着就开始了深入改革，在1616年制定了新的、模范的国家法、警察、法院和区域（Malefiz）条例，并且组建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波希米亚起义爆发之后，马克西米连先是采取静观态度，直到起义由于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当选波希米亚国王而涉及到帝国时，他才发表声明，准备动用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帮助皇帝。

1619年10月8日，费迪南二世与马克西米连签订《慕尼黑条约》（Vertrag von München），结成攻守同盟。马克西米连以天主教同盟的名义向皇帝提供一支兵力为30000人的援军，皇帝则许诺马克西米连，在战胜弗里德里希之后，将普法尔茨的选侯职位转让给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巴伐利亚世系，并且以把上普法尔茨合并到巴伐利亚的方式补偿马克西米连的战争费用。不久，费迪南二世也得到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Felipe III.，1578—1621）和教皇保罗五世（Paul V. ，1552—1621）的军事及财政援助，并在波兰征募了一支军队。时任西班牙属南尼德兰总督、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1598—1621）也派遣了一支西班牙—尼德兰军队出征波希米亚。

许多帝国福音教诸侯反对普法尔茨选侯出任波希米亚国王。1619年9月12日，福音教同盟在罗腾堡开会，以符滕姆贝格公爵为首的多数派劝告弗里德里希拒绝接受王位，弗里德里希无视这一劝告，一意孤行。福音教同盟宣布中立，不介于哈布斯堡君主国内部事务。

1619年10月31日，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率领军队进入布拉格；11月4日在赫拉德辛宫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入主波希米亚后，弗里德里希立即下令清除国家圣所圣维图斯（St.Vitus）教堂中的所有祭坛和偶像，不久，他的跟从者也把波希米亚其他教堂中的神龛搬移一空。此举不仅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指责，也使路德教信徒深感不满。

1620年1月15日，加博尔与波希米亚等级结成攻守同盟。皇帝的军队在布奎伊伯爵查尔斯·波纳文图拉的率领下进入上匈牙利（Oberungarn）的卡皮坦纳特（Kapitanat），加博尔成功地捍卫了先前所征服的地区，甚至短时间占领了索普朗（Sopron）市，对维也纳构成了直接威胁。管辖南尼德兰的西班牙总督立即派遣了军队前来解围。加博尔深感不敌，不得不暂行撤退。

1620年4月30日，费迪南二世宣布弗里德里希是篡位者，命令他于6月1日前离开神圣罗马帝国；如不遵行，就将遭到被放逐的命运，其财产也将被全部没收。大部分福音教诸侯认为弗里德里希公然反抗皇帝的行为已经危及到他们的自由，遂向皇帝表示妥协。在法国的调解下，福音教同盟于7月31日同天主教同盟缔结《乌尔姆条约》，规定双方在帝国内不相互攻击。至于是否应当在波希米亚问题上支持皇帝，帝国各等级可自行决定。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表示愿意帮助皇帝镇压波希米亚起义，但也提出了以获得劳西茨作为报酬的领土要求。匈牙利贵族却在8月25日宣布废除费迪南的王位，选举西本彪根侯爵贝特伦·加博尔为新国王。加博尔也向奥斯曼帝国苏丹求助，以便继续进行反哈布斯堡家族的斗争。

与此同时，约翰·策尔克莱斯·冯·蒂利伯爵（Johann t'Serclaes von Tilly，1559—1632）被任命为天主教同盟军队的总指挥，不久，他就率领一支由2.5万人组成的天主教同盟军队经过奥地利进入波希米亚。萨克森选侯的军队也占领了劳西茨。11月8日，天主教同盟军队在布拉格西边白山（Weier Berg）附近打败波希米亚起义者。次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占领了布拉格。弗里德里希仅仅做了一个冬天的国王就不得不出逃尼德兰，被世人讥讽为“冬王”（Winterknig）。西里西亚退出了波希米亚邦联，执政团解体，起义军溃散。皇帝的军队也战胜了加博尔，收复了匈牙利中西部地区。

曼斯费尔德伯爵彼得·恩斯特二世退回到比尔森，试图与皇帝进行谈判。他从皇帝那里获得了10万古尔登的贿赂，因此没有参加白山战役，但在1621年3月还是被蒂利伯爵打败了。

在镇压了波希米亚起义后，费迪南二世对起义者采取了残酷无情的打击报复。他首先在1621年1月向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发布了帝国放逐令。紧接着又于6月21日在波希米亚举行了惩罚性审判。30名起义领袖被逮捕，其中有21人被处死，12位被处死者的头颅被割下，悬空示众。费迪南二世还在波希米亚实施严厉的反宗教改革政策，恢复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确立天主教为唯一允许的教派，驱逐福音教布道士出境，强迫福音教徒改信天主教，没收那些曾经支持过起义的贵族的财产，并用没收来的财产偿还债务。偶像被重新放进教堂，耶稣会士也再次回到波希米亚，所有学校均被置于天主教的控制之下。圣餐中饼酒同领的仪式被取消，天主教献祭弥撒得以恢复。大约有3万户福音教徒被驱逐，650个贵族庄园被没收；仅没收土地一项，其价值就高达4000万古尔登。绝大多数福音教贵族和富裕市民迁移他乡，中产和商人阶层几乎消失；在农奴制的基础上，一个新的天主教贵族阶层建立起来了。波希米亚成了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财产，邦国等级会议不再拥有立法权，所有高级官员均由国王任命。类似的镇压措施也被推行于哈布斯堡的其他领地，只是在西里西亚，政策略为温和。

1621年4月24日，福音教同盟在海尔布琅开会，正式宣布同盟解散，但与《乌尔姆条约》相联系的使战争局限于波希米亚的希望也落空了，因为战火很快就燃烧到了帝国内部。

1621年5月，皇帝的军队占领了普雷斯堡，匈牙利起义者也投降了。加博尔不得不在12月31日同皇帝签订和约，放弃他在匈牙利王国占领的地区和匈牙利国王称号，但却将上匈牙利的七个行政区以及奥珀伦（Oppeln）和拉蒂博尔（Ratibor）侯国合并到西本彪根，至死统治着这些地区。费迪南二世重获匈牙利王位，但是直到1626年，匈牙利等级的反抗斗争仍时有发生。

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逃到尼德兰后，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1566—1625）和勃兰登堡选侯格奥尔格·威廉（Georg Wilhelm，1595—1640）都放弃了对他的支持。福音教联盟彻底瓦解了，只有曼斯费尔德伯爵彼得·恩斯特二世（Peter Ernst II.，1580—1626）、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克里斯蒂安（Christian，1599—1626）和巴登—杜拉赫马克伯爵弗里德里希五世（Friedrich V. ，1594—1659）继续进行抵抗。

1621年春，曼斯费尔德伯爵彼得·恩斯特二世直接受雇于被放逐的波希米亚“冬王”弗里德里希，为保卫普法尔茨邦国伯爵故土普法尔茨而战。夏天，他在上普法尔茨森林威德豪斯阻击蒂利伯爵长达数月之久。到了秋天不得不放弃上普法尔茨，转战莱茵河流域，固守遭到西班牙军队围攻的普法尔茨城堡弗兰肯塔尔（Frankenthal）。1622年4月27日在明戈尔斯海姆（Mingolsheim）打败巴伐利亚—天主教同盟军队。弗里德里希以国王身份在布鲁赫萨尔晋升曼斯费尔德伯爵为侯爵。

但在1622年5月6日的维姆普芬战役中，巴登—杜拉赫马克伯爵弗里德里希五世却遭到重创。蒂利伯爵放纵军队对普法尔茨进行了大规模掠夺，杜拉赫（Durlach）和其他城市被彻底焚毁。紧接着，在6月20日的赫希斯特（Hchst）战役中蒂利伯爵又战胜了不伦瑞克公爵克里斯蒂安，征服了海德尔贝格、曼海姆（Mannheim）和弗兰肯塔尔等地。7月，曼斯费尔德侯爵彼得·恩斯特和不伦瑞克公爵被普法尔茨邦国伯爵解雇，不得不撤退到阿尔萨斯。不久他们又被荷兰国会雇佣，并在穿越西班牙属南尼德兰北上时，在1622年8月29日的弗洛伊鲁斯（Fleurus）战役中击败了企图阻止他们北上、由冈扎罗·费尔南德兹·德·科尔多巴（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1585—1635）率领的西班牙军队。同年秋天，曼斯费尔德侯爵彼得·恩斯特占领了东弗里斯兰（Ostfriesland）伯爵邦国；不伦瑞克公爵接踵而来。他们协助尼德兰联合省总督奥兰治亲王莫里茨（Maurits van Oranje，1567—1625）解放了被西班牙军队围困的贝尔根—奥普—佐姆姆（Bergen-op-Zoom）。但在1623年8月6日，不伦瑞克公爵在施塔特洛恩（Stadtlohn）战役中被蒂利伯爵打败，几乎全军覆没，公爵本人侥幸逃生。曼斯费尔德侯爵彼得·恩斯特则在1624年初解散了他的雇佣兵部队。

1623年2月23日，皇帝费迪南二世将普法尔茨选侯职位转封给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后者也对上普法尔茨实行了军事占领，并在这里推行重新天主教化政策。1628年，巴伐利亚的选侯职位成为可世袭的了，上普法尔茨的土地同样如此。作为回报，马克西米连为皇帝承担了1300万古尔登的战争费用。西班牙则迫使格劳宾登人把他们的各个山口割让给奥地利的蒂罗尔和西班牙的米兰，从而在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支系和西班牙支系之间建立了路桥。

在镇压波希米亚福音教等级和普法尔茨选侯的反叛的军事行动中，皇帝费迪南二世获得了全面胜利。现在，他能够伙同天主教同盟对未来的政治发展和战争进程发挥决定性作用了。就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天主教同盟也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敢于强迫福音教徒重新回归天主教信仰，违令者将被驱逐出境，无论是加尔文教徒还是路德教徒。

然而，费迪南二世在波希米亚推行的残酷政策，激起了福音教徒的强烈愤慨；费迪南二世准备在全帝国实现重新天主教化的计划，更引起了福音教徒的巨大恐慌。而在将普法尔茨选侯职位转让给巴伐利亚公爵时，费迪南二世也没有与福音教选侯进行协商，后者因为选侯集团中天主教选侯数量的增加而深感受到威胁。此外，皇帝权力的增强也使得帝国等级们感到不可容忍。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的扩张以及维也纳与马德里合作的加强，更触动了法国、英国、尼德兰联合邦、丹麦和瑞典等欧洲国家的神经。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的，这些国家开始向神圣罗马帝国反皇派伸出援手，甚至直接出兵干预帝国事务。战争扩大化势不可免。

二、丹麦—尼德兰战争

自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卡尔五世）以后，哈布斯堡家族不仅统治着尼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些邦国，还统治着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对法国形成包围之势。为了打破这一局势，也为了争夺欧洲大陆霸权，从弗朗索瓦一世起，法国多位国王都将哈布斯堡君主看作自己的首要对手，并在西欧和上意大利与哈布斯堡家族进行了一系列战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赢得战争的胜利，坚持天主教信仰的法国国王甚至不顾宗教信仰上的差别，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和信仰福音教的神圣罗马帝国诸侯结成军事政治同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的扩张。

在费迪南二世镇压了波希米亚福音教等级和普法尔茨选侯的反叛之后，时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世（Louis XIII.，1601—1643）的大臣、主持法国政务的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世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585—1642）又深感恐慌，千方百计扭转局势。但因国内局势不稳，他不敢贸然使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直接交锋，而是运用外交手段，联络所有可利用的力量，怂恿哈布斯堡家族的其他敌人出兵作战，自己则在“暗中”予以支持和操纵。

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的岳父、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不愿意看到哈布斯堡家族在北海沿岸增强势力。但在此时，英国同法国一样内讧不断。詹姆斯一世也没有力量采取直接干预行动，只能采取联盟和支持盟友出征的政策。

1621年，荷兰与西班牙之间的停战协定期满，两个对手重启战端，尼德兰战争再次爆发。法国和英国立即站到荷兰一边，通过财政和军事援助，支持荷兰打击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家族，为尼德兰的战火添柴浇油。而在费迪南二世准备出征帝国北部时，法英荷等国又极力怂恿当地诸侯进行抵抗，并以提供补贴的方式支持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 ，1577—1648）参战。

此时的丹麦虽然只有150万人口，远不如瑞典或波兰，但通过占领挪威、瑞典南部和瑞典西海岸大部分地区（卡尔玛（Kalmar）及奥瑟尔（sel）），独自掌握了对厄尔松（Oeresund）地区的控制权，获得了巨额海关税收收入，成了东海的霸主。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好大喜功，他自视为军事天才，相信可以通过战争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威望。他既是丹麦国王，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赫尔施泰因公爵，在下萨克森帝国行政区会议上拥有表决权。他也很早就信奉了福音教，矢志捍卫新信仰。三十年战争爆发后，克里斯蒂安四世在1621年初邀请吕内堡、劳恩堡（Lauenburg）和不伦瑞克三公国的福音教公爵，英国、荷兰、瑞典、勃兰登堡和波莫瑞的公使，以及遭到驱逐的冬王，到泽格贝格开会，重新恢复福音教联盟，决心以武力手段抵制皇帝的反宗教改革政策。

1625年2月，在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支持下，丹麦国王以援助德意志福音教联盟为由，率军入侵神圣罗马帝国，占领路特尔（Lutter）城。与此同时，曼斯费尔德侯爵彼得·恩斯特也率领一支英国军队进占西波希米亚。3月，在吕内堡下萨克森行政区会议上，克里斯蒂安成功当选为该行政区长官。紧接着，他又敦促行政区等级为其新招募的雇佣军提供资助。行政区等级虽然同意提供资助，但又规定新建军队只用于行政区防卫，不允许越界进行战争；他们不想把战争扩大化，惹火烧身。克里斯蒂安并不遵守这一约束，在占领了费尔登和尼恩堡（Nienburg）之后，又继续占领了位于下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一些城市。5月，克里斯蒂安入侵下萨克森，不伦瑞克公爵克里斯蒂安和萨克森—魏玛公爵伯恩哈德（Bernhard，1604—1639）予以响应。12月9日，英国、荷兰与丹麦在海牙（Haag）签订条约，正式组成反哈布斯堡同盟。于是，帝国国内战争演变成了欧洲国际战争。

蒂利伯爵继续在下萨克森地区推行反宗教改革政策，用武力迫使已经皈依福音教的主教区和修道院回归天主教，支持耶稣会士的活动，但因严寒、饥饿和疾病，蒂利伯爵统帅的天主教同盟军队已减至1万人，难以抵挡丹麦军队进攻，遂向皇帝告急。费迪南二世迫不得已，只好接受野心勃勃的波希米亚贵族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的建议，委托他招募军队，承担救援和抗击外敌的任务。

瓦伦斯坦出身于波希米亚的一个古老贵族家庭，接受过波希米亚兄弟会教育，1599年入纽伦贝格路德教派的阿尔多夫大学攻读神学，但在第二年就因举止粗野、打架和骂人而被开除。此后，瓦伦斯坦以骑士漫游方式周游欧洲，1604年加入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深受皇帝鲁道夫二世的赏识，1606年，升任军官，同年改奉天主教。1609年，瓦伦斯坦与一位富孀结婚，获得大量嫁妆，成为大地主，并使自己的邦国成为实行重商主义的模范邦国：改革土地经营方法，资助工业，筹组学校，举办医疗卫生事业，救济贫民。1611年6月，马蒂亚斯登基，瓦伦斯坦随之入宫，1615年获首席侍从官头衔，1617年率骑兵200人参与帝国镇压威尼斯独立运动的战争。1618年，费迪南二世统治波希米亚时，瓦伦斯坦又成为这位内奥地利大公的亲信，并以大量金钱予以资助。在波希米亚福音教等级举行起义后，瓦伦斯坦背叛其同胞，帮助皇帝进行镇压。1621年出任帝国驻波希米亚军队统帅。1622年被皇帝晋升为诸侯等级。

1625年丹麦入侵帝国时，瓦伦斯坦已拥有1/4的波希米亚地产，可以任意组建军队。他主动向费迪南二世请命，在得到允准后，很快就招募了一支至少有3万人规模的军队，并以新建皇帝军队的最高统帅身份，与蒂利伯爵率领的天主教同盟军队协同作战。

曼斯费尔德侯爵彼得·恩斯特返回帝国北部，按照法国和英国的要求协助丹麦国王作战。1626年4月25日，瓦伦斯坦统帅的皇帝军队在德骚的布吕克（Brücke）战胜了曼斯费尔德侯爵。蒂利伯爵统帅的天主教同盟军队则在6月9日攻占明登城，并对该城居民实行了大规模掠夺和屠杀。6月16日，不伦瑞克公爵克里斯蒂安患病死亡。8月初蒂利伯爵攻占哥廷根，8月27日在巴伦山（Barenberge）下打败丹麦国王，收复路特尔城。丹麦国王与其同盟者曼斯费尔德侯爵彼得·恩斯特在勃兰登堡选侯邦重新组建了一支军队，并开始向南方转移，谋求同西本彪根侯爵贝特伦·加博尔联合起来，共同进攻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

1627年春，瓦伦斯坦在西里西亚和安哈尔特接连获胜，征服了特尔纳瓦（Trnava或Tyrnau）和尼特拉（Nyitra或Neutra）等地。10月初，瓦伦斯坦与加博尔在伊佩尔河（Ipel或Eipel）畔德雷盖伊—帕兰克（Drégely-Palánk）对垒，但未交战便自动撤退了。加博尔却胆怯了，不战而降，再次同哈布斯堡君主费迪南二世讲和，确认先前和约的有效性。曼斯费尔德侯爵彼得·恩斯特孤立无援，仓皇逃窜，11月30日病死于萨拉热窝（Sarajewo）。瓦伦斯坦则占领了勃兰登堡，迫使选侯格奥尔格·威廉投靠皇帝。次年，瓦伦斯坦又占领了梅克伦堡和波莫瑞。施特拉尔松要塞因为有丹麦人和瑞典人从海上支援而未被攻下。瓦伦斯坦虽然没有夺取东海的海上控制权，但却掌握了丹麦大陆和帝国北部的局势，声势极为显赫。

为了维持军队，瓦伦斯坦使用了“以战养战”的野蛮掠夺政策。他不分敌友，一律让地方承担军饷，无偿提供宿营地和食品，那些没有驻扎军队的城市也要支付赎金。同济金根和胡登等帝国骑士一样，瓦伦斯坦也希望重振神圣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结束诸侯纷争、小邦割据的局面，效法英国和法国，建立以皇帝为首的君主专制制度，使神圣罗马帝国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国，但其眼光更远大，思想更先进。他虽然是天主教徒，但对宗教争执深感厌烦，对耶稣会士也十分不敬，力主驱逐教皇势力，建立一个摆脱一切宗教矛盾、纯粹世俗的君主国。瓦伦斯坦还期望建立一支帝国海军，联合波兰，将波罗的海和北方诸海置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使丹麦和英国不能再从波罗的海诸港运进木材，不能经由波罗的海海峡建立他们的舰队以控制北海及其商业，不能对西班牙封锁该海峡。

瓦伦斯坦已在1625年6月被皇帝擢升为弗里德兰（Friedland）公爵，1627年他又自称为“大洋和波罗的海海军上将”。1628年3月11日，费迪南二世下令放逐曾经站在克里斯蒂安四世一边作战的梅克伦堡两公爵，剥夺其爵位和领地并将它们转赠给瓦伦斯坦，以回报他从瓦伦斯坦那里得到的资助。

对于瓦伦斯坦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帝国诸侯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惊恐万分，更因为瓦伦斯坦的反诸侯政策而恨之入骨。他们注意到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和蒂利伯爵麾下的天主教同盟军队仅有2万多人，而瓦伦斯坦却指挥着14万人的大军，并且只对皇帝负责，使皇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严重威胁着其他帝国诸侯的“自由”。1627—1628年冬天，帝国选侯齐聚米尔豪森共商对策。天主教选侯暂时还倾向于支持瓦伦斯坦，希望他在福音教的诞生地中把福音教扑灭，福音教选侯无计可施只好忍让。另有一些帝国诸侯则直接上书皇帝，弹劾瓦伦斯坦，要求罢免瓦伦斯坦的职务，解散其军队。对于这一要求，皇帝起初是不愿理睬的。

瓦伦斯坦以他的军队和一系列军事胜利使皇帝在帝国中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费迪南二世乘机在1627年5月10日颁布《新邦国条例》（Obnovené zrízení zemské），强调皇帝在波希米亚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他也在1629年3月6日颁布《归还敕令》（Restitutionsedikt），勒令将所有在1552年之后被世俗化了的教会财产无条件地归还给原主，所有改信福音教的主教管区和修道院都恢复天主教礼拜，天主教帝国等级可以在其邦国内任意镇压福音教徒。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北部和中部大多数的帝国和邦国主教辖区都被福音教主教把持，而在这些主教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出自占统治地位的诸侯家族。在帝国南部，特别是在符滕姆贝格，大多数修道院也被世俗化了，其财产多为诸侯占有。费迪南二世的《归还敕令》势必触动诸侯的既得利益，因此受到诸侯们的普遍反对。

皇帝自恃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一意孤行，坚持实施《归还敕令》。一旦有人反抗，瓦伦斯坦的军队就会被召来进行镇压。几乎所有抗令者都遭到沉重打击。结果，奥格斯堡、罗腾堡、多特蒙德（Dortmund）等帝国城市和30余座小城镇，5个主教区以及100所修道院，都落入天主教手中。数百个天主教教区重新组织起来。由于新的领主采行“教随国定”的原则，臣民们必须接受统治者的宗教信仰。成千上万的福音教徒被迫背叛自己的宗教信仰，或者迁移他乡，仅在奥格斯堡一地就有8000人被放逐，包括刚为该城市建成了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庄严市政厅的埃利亚斯·霍尔（Elias Holl，1573—1646）。

归还教产诏书使得本来已经在事实上瓦解了的福音教徒的抵抗重新开展起来。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站到了皇帝的对立面，并且成为路德教徒的领袖。天主教诸侯对《归还敕令》本身没有异议，但对皇帝想利用它来扩充自己的权力地位的企图却极不满意。就连瓦伦斯坦也反对这一敕令，因为他不想因为宗教问题激怒福音教徒，引发新的战争。对此，费迪南二世大为不悦，逐渐有了罢免瓦伦斯坦之心。

1629年5月22日，瓦伦斯坦与丹麦国王在吕贝克签订和约，丹麦国王放弃在帝国境内的宗教和军事职权，保证不再干涉帝国内部事务；瓦伦斯坦则将日德兰半岛（Jütland）、石勒苏益格和赫尔施泰因的丹麦王室领地归还克里斯蒂安四世，不要求任何赔偿。瓦伦斯坦显然是独断独行地与丹麦国王进行谈判并缔结和约的。他一方面惧怕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另一方面也相信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 II.Adolf，1594—1632）正在计划进攻帝国。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瓦伦斯坦的这些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皇帝不再容忍他了。1630年7月，天主教选侯与福音教选侯在罢免瓦伦斯坦一事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一齐敦促皇帝解除瓦伦斯坦的军权。巴伐利亚选侯马克西米连一世甚至威胁皇帝说，如不解除瓦伦斯坦的军权，皇帝就得不到天主教同盟的支持了，皇帝的儿子当选罗马人国王之事也无从保障。9月13日，费迪南二世通知军中官员，撤除瓦伦斯坦的最高指挥权，并将这一军权转交给蒂利伯爵。与此同时，他也将帝国军队的数量压缩了一半。瓦伦斯坦平静地退隐到他在波希米亚的庄园，但却并未放弃政治抱负；他早已预料到，他有一天还会东山再起，因为瑞典军队已经开始入侵了。

三、瑞典战争

在瑞典，出自瓦萨（Waza）家族的波兰国王一度占据统治地位。至齐格蒙特三世（Zygmunt III.，1566—1532）时，秩序和社会福利的建立为卓有成效的扩张战争创造了条件。1577年，瑞典宣布神圣罗马帝国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主权业已消失。1599年，瑞典贵族反叛，推翻了齐格蒙特政权，确立了路德教信仰，并与波兰开展了一系列战争。但是瑞典新国王卡尔九世（Karl IX. ，1550—1611）进行的几次征战均未获得成功，甚至引起了瑞典的竞争对手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进攻。1611年，卡尔九世去世，他的儿子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必须在付出高额代价的情况下与丹麦缔结和约。战争债务使瑞典背上了沉重负担，其外交地位也受到严重削弱。尽管如此，阿道夫仍不放弃对于波罗的海的控制权，他的政治目的是建立一个环绕波罗的海的大帝国，把俄国、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北部地区、丹麦以至贝尔特海峡和挪威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因此，他对克里斯蒂安四世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失败感到欣慰，而对瓦伦斯坦的势力扩张却感到不安，认为自己在宗教和政治两方面都面临巨大危险，天主教势力会从帝国北部地区入侵瑞典。古斯塔夫二世特别担心神圣罗马帝国控制波罗的海并与波兰结盟。当时，瑞典正在同波兰为争夺利夫尼亚和普鲁士而战。神圣罗马帝国与波兰结盟自然是对瑞典极其不利的。于是，阿道夫决定先发制人，出兵帝国，吞并其北部领土。

瑞典国王入侵帝国的计划得到了法国大臣黎世留的大力支持。1629年，黎世留调解了波兰和瑞典之间的战争，使瑞典在普鲁士保留享有极为有利的关税收入。1631年1月23日，在瑞典军队侵入帝国后，黎世留又同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缔结了《贝尔瓦尔德同盟条约》，要求瑞典国王在帝国保持一支有3万士兵和6000骑兵的军队，同时许诺每年为维持这支军队支付100万里弗尔的资助。

1630年7月4日，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亲自率军在奥得河三角洲的乌泽多姆岛（Usedom）登陆，侵入了易北河以东的世俗诸侯国波莫瑞、梅克伦堡、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侯邦等地。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入侵使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在最初，除了黑森—卡塞尔邦国伯爵威廉五世（Wilhelm V. ，1602—1637）和萨克森—魏玛公爵伯恩哈德等较小诸侯愿意追随他外，其他帝国等级均采取了克制观望态度。

此时，蒂利伯爵除了统帅天主教同盟军队外，还担任了皇帝军队的总指挥之职。他依靠这两支军队，在帝国北部厉行《归还敕令》。他在1631年3月19日攻克新勃兰登堡，屠杀守城官兵3000余人；5月20日又同帕本海姆（Pappenheim）伯爵一起攻克坚决抵抗教产复原命令的马格德堡的豪赫蔡特，怂恿军队大肆掠夺了4天，杀害卫城部队官兵、普通居民2万余人。全城除了教堂之外所有建筑物都被摧毁。勃兰登堡选侯、萨克森选侯和梅克伦堡公爵开始寻求瑞典国王的庇护。1631年9月17日，瑞典军队与萨克森军队联合在位于莱比锡附近的布赖滕费尔德（Breitenfeld）打败蒂利伯爵，收复梅克伦堡，恢复原先公爵的职位。众多小邦踊跃与瑞典联盟。天主教在帝国北部全线崩溃。瑞典国王自视为帝国的主宰，行使皇帝的权力。他把弗兰肯数个主教区组成一个新公国，并把它授予魏玛公爵伯恩哈德，也把帕德博恩、科尔凡、富尔达赠给黑森—卡塞尔邦国伯爵威廉五世，而他本人则乘胜南下，一直打到美因河和莱茵河。

瑞典国王的南下不仅威胁到皇帝和天主教同盟的利益，也威胁到法国在上莱茵的利益。黎世留竭力劝说瑞典国王改变进军方向。1632年春，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率军穿越符滕姆贝格向巴伐利亚挺进。蒂利伯爵赶赴巴伐利亚，3月9日在班贝格战役中打败古斯塔夫·卡尔松·霍恩（Gustaf Karlsson Horn，1592—1657）率领的瑞典军队。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却在3月31日占领纽伦贝格，4月15日在赖恩（Rain）战役中重伤蒂利。蒂利撤退到因戈尔施塔特，4月30日不治身亡。瑞典国王试图攻占因戈尔施塔特，但未能如愿，遂转攻奥格斯堡和慕尼黑，24日占领奥格斯堡，5月中旬占领慕尼黑，对奥地利构成了严重威胁。

皇帝费迪南二世丧失了先前取得的所有胜利果实，不得不重新起用瓦伦斯坦。瓦伦斯坦再次出山，但附加几个很特别的条件：占有梅克伦堡公国和格洛高侯国；掌握神圣罗马帝国所有军队的最高统率权，可以自行任命上校；除了对瑞典国王外，可与其他敌人谈判签约；对于所征服的土地他有权加以没收或赦免。1632年4月14日，皇帝与瓦伦斯坦签订条约，答应了后者提出的所有要求。瓦伦斯坦遂以惊人的速度重建军队。1632年秋，他在波希米亚肃清了入侵的萨克森军队，紧接着又向弗兰肯推进，同巴伐利亚的残余军队会合，并在9月3日纽伦贝格战役中取得了对瑞典国王第一次较大的防御性胜利。9月18日，瑞典军队转向奥地利。瓦伦斯坦则进军萨克森选侯邦，切断瑞典军队的后方联系，并且使之有陷入孤立的危险。瑞典国王不得不中止对奥地利的进攻，急忙去帮助他的萨克森同盟者。11月16日，瓦伦斯坦与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吕岑（Lützen）发生激战，虽有一定的损失，但却击毙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未成年女儿克里斯蒂娜（Kristina，1626—1689）继任瑞典国王，阿克斯艾尔·奥克森斯切尔纳（Axel Oxenstierna，1583—1654）担任摄政，并且统率瑞典军队继续战斗。1633年4月23日，奥克森斯切尔纳与弗兰肯、施瓦本和莱茵河流域帝国行政区的帝国等级结成“海尔布琅同盟”（Heilbronner Bund），使瑞典在帝国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巩固。

为了避免新的战斗，瓦伦斯坦自作主张地与萨克森选侯进行和谈。他也秘密地与法国和瑞典联系，谋求实现对等和平。波希米亚流亡者选举瓦伦斯坦为波希米亚国王，希望他为恢复波希米亚王国的独立而斗争。瓦伦斯坦虽拒不接受王冠，但也试图使自己的军队领导权独立于皇帝。他在1634年1月12日发布《比尔森保证书》（Pilsener Revers），要求他的军官团以书面保证的形式，对他个人表示无条件效忠。他所企求的主要是一个独立的帝国诸侯地位。

对于瓦伦斯坦，西班牙公使、宫廷战争参事院首脑施利克（lik或Schlick）伯爵海因里希（Heinrich，1580—1650）深表厌恶，费迪南二世也越来越不敢信任他了。1534年初，费迪南二世接到秘密报告，获悉瓦伦斯坦正在与瑞典和法国进行谈判的消息，也见到了所谓的《比尔森保证书》，他认为瓦伦斯坦正在秘密策划军事暴动。1634年2月18日，皇帝宣布瓦伦斯坦犯有叛国罪，解除他的军权，并向他发布了帝国放逐令。2月25日，瓦伦斯坦在埃格尔（Eger）被其下属刺杀。费迪南二世在多大程度上知道这个谋杀计划，他是否同意甚或授权他人行动，这些问题至今尚不清楚。不管怎样，在事发后，帝国宫廷参事院致力于证明瓦伦斯坦犯有叛国罪，并为谋杀行动进行辩护。

费迪南二世的同名儿子费迪南（Ferdinand，1608—1657）接管了军队指挥权。1634年7月，皇帝军队与天主教同盟军队和西班牙军队联合夺回雷根斯堡要塞；9月5—6日又在内尔德林根战役中重创瑞典军队及其同盟者萨克森—魏玛公爵伯恩哈德，夺回了对于帝国南部的控制权。瑞典人在帝国南部的统治由此结束了。

福音教诸侯纷纷脱离海尔布琅同盟，转而与皇帝缔结和约。1635年5月30日，费迪南二世与萨克森选侯，不久又与勃兰登堡选侯和其他福音教诸侯缔结了《布拉格和约》（Prager Frieden）。皇帝答应搁置《归还敕令》40年，按照在由于《归还敕令》而发生各种变化之前的1627年的状况确定教会财产占有、信仰和礼拜，只是仍然决不承认加尔文教。除此之外，皇帝还保证对等分配天主教徒和福音教徒在帝国最高法院中的名额，普法尔茨的选侯职位和领地仍归巴伐利亚公爵所有，劳西茨和马格德堡则归属萨克森选侯邦。帝国等级放弃了他们的“武装权”和“结盟权”，赞同建立帝国军队，支持皇帝掌握帝国军队的最高统率权。对于皇帝及其盟国收复自瑞典国王入侵以来帝国所失去的土地（包括洛林地区）的计划，帝国等级也表示支持。

1636年，费迪南二世的儿子费迪南被选举为罗马人国王，称作费迪南三世（Ferdinand III.，1636—1657年在位）。帝国各等级在某种超越地区和教派界限的政治团结意义上联合起来，力图共同抵抗外来敌人。皇帝获得了明显超越各等级的优先地位，战况也发生了有利于帝国的扭转。然而，法兰西的直接参战彻底改变了战局。

四、法兰西—瑞典战争

在同盟者纷纷背离之后，瑞典赢得战争的前景就十分黯淡了。于是它开始向奥地利、萨克森、勃兰登堡诸方面试探和平，期望在获得部分战争赔款的前提下，同帝国缔结和约。然而法国大臣黎世留却不想看到帝国和平局面的出现。他不仅千方百计阻止和约的签订，还决定改变原来的审慎小心政策，从背后跳出来，直接派遣军队援助瑞典同帝国作战。

实际上，在战胜了胡格诺派教徒、上层贵族和王室宫廷中的私敌之后，黎世留就开始推行一种更加积极的、以压服哈布斯堡王朝、为法国称霸欧洲创造条件为目标的外交政策了。他多次与荷兰缔结或更新盟约，使荷兰承担了不经法国同意不与西班牙媾和的义务。在曼托瓦（Mantua）和蒙特菲拉特的贡察加家族绝嗣后，黎世留又派遣军队在意大利进行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以便使接受法国保护的继承人纳韦尔公爵查理得到这些地区，并间接保证法国势力在这些地区的存在。即使费迪南二世在1631年被迫签订《凯拉斯科条约》，授予法国候补人以封地，法国也迟迟不撤离其占领军。1634年，黎世留命令法国军队占领了洛林公爵的领地；1635年又占领了阿尔萨斯。而为了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米兰，增加法国统治上意大利的可能性，黎世留又在1635年同帕尔马、曼托瓦和萨伏伊缔结了里沃利同盟。

与此同时，法国与瑞典的关系也越来越近。1635年4月28日，法国与瑞典签订《维斯马条约》，正式缔结军事同盟。黎世留还设法将1635年到期的波兰和瑞典停战协定再次延长了26年，以便瑞典能够全力以赴地进行反对帝国的战争。为了打击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天主教的法国与福音教的瑞典走到了一起。直至战争开始时还强烈影响对外政策的宗教观点完全让位于对外政策的世俗化。战争最终停止了教派战争的性质，更清楚地发展成为国际列强的政治斗争了。

黎世留也成功地争取到了萨克森—魏玛公爵伯恩哈德的支持。他在1638年与伯恩哈德达成协议：法国以经费资助伯恩哈德的军队，送他一支由颇负盛名的亨利·德·拉·图尔·蒂雷纳（Henri de La TourdAuvergne，1611—1675）将军率领的2000人的军队，并答应将哈布斯堡家族在阿尔萨斯的领地转让于他作为报酬。1638年，伯恩哈德在沃滕维耶尔（Wottenweier）击败皇帝的军队，迫使布赖萨赫要塞投降。这次战争因为坚定的目标和出奇制胜的战略，得以在战争史上流传不朽。但在第二年，年仅34岁的伯恩哈德就因病去世，他的军队和他的包括阿尔萨斯在内的征服地都落入了法国人之手。

黎世留还通过一项资助条约使黑森—卡塞尔邦国伯爵威廉五世维持一支在神圣罗马帝国反对皇帝的军队，并规定未经法国同意不能媾和。

法国在两条战线上与哈布斯堡家族为敌，但口口声称不反对帝国，不想吞并帝国的领土。黎世留希望通过这一策略拢络住帝国等级，并唆使他们起来反对皇帝。他也有计划地推行帝国的联邦化，并且为了有利于法国而出色地利用了帝国内部的邦国政策和宗教信仰的矛盾。他努力使某些帝国诸侯始终处于法国的影响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对帝国的间接控制。

5月19日，法国向西班牙宣战。与此同时，法国军队越过莱茵河，开始了深入帝国境内进行战争的军事行动。面对法兰西气势汹汹之势，费迪南二世万分恐惧，深感无力再战，遂转向外交斡旋，试探和平机会。他请求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1568—1644）出面调停，商讨停战的可能性，但是没有结果。直到9月18日，在一切和谈希望都破灭后，费迪南二世才硬着头皮接受了法国的挑战。是年底，萨克森军队与瑞典军队在帝国北部作战，瑞典将领扬·巴纳尔（Jan Banér，1596—1641）和伦纳特·托尔斯滕森（Lennart Torstensson，1603—1651）以一种可与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媲美的军事天才，极力要为瑞典保有一些在大陆上占有的土地。

1637年2月15日，费迪南二世在维也纳去世，罗马人国王费迪南继位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号称费迪南三世（Ferdinand III.，1637—1657年在位）。

费迪南三世起初志在捍卫帝国的统一，恢复皇帝的权威，加强军事力量，驱逐法国和瑞典，而当时的军事形势也似乎允许实现这一计划，所以他在宗教问题上不准备妥协，并与西班牙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1638年，皇帝的军队击退了法国和魏玛公爵伯恩哈德入侵阿尔萨斯和中莱茵的联军。但自1640年起，皇帝的政治活动空间越来越狭小，其同盟者西班牙君主国因为葡萄牙的背离和卡塔洛尼亚（Catalonie）的起义而受到极大的削弱，其军队也在尼德兰遭到损失惨重的失败。法国和瑞典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战场上逐渐赢得优势，而在帝国等级当中，厌战情绪日益明显，各路诸侯（特别是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侯，一度还有巴伐利亚）相继背离皇帝，转而同瑞典和法国单独媾和。他们期望尽快结束战争，实现和平，那怕是付出高额代价也在所不惜。

1642年，瑞典军队在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中获胜，随后又进逼波希米亚。1645年3月6日，费迪南三世亲自带兵在扬考（Jankau）与瑞典进行决战，但惨遭失败。瑞典军队直逼维也纳城下。皇帝下令举行一次宗教大游行，无数善男信女高举圣母玛利亚的画像，绕城奔走，祈求圣母的保护。但当敌人越来越逼近时，皇帝惊恐万分，弃城而逃。只是在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威廉（Leopold Wilhelm，1614—1662）率军奋勇抵抗下，维也纳才得以保全。

法国军队则在1643年的罗克鲁瓦（Rocroi）战役中获胜，1644年征服了莱茵地区。1645年，法军又在阿勒海姆（Allerheim）战役中获胜，而柯尼希斯马克（Knigsmarck）伯爵汉斯·克里施托夫（Hans Christoph，1600—1663）率领的另一支瑞典军队侵入萨克森，占领了莱比锡。萨克森选侯与瑞典缔结停战协定，退出战争。费迪南三世试图将法国和瑞典的盟友西本彪根的侯爵拉科奇一世（I.Rákóczi Gyrgy，1593—1648）争取过来。他在1645年12月16日签署的和约中，完全放弃在匈牙利推行的反宗教改革和专制主义统治的政策，赋予匈牙利各等级参政权，确保福音教徒的宗教自由。但是拉科奇出尔反尔，不守信用。他在1646年重新与法国结盟。皇帝的计划完全落空。

1646年，法国军队侵入巴伐利亚，一向骄傲自负的巴伐利亚公爵、新任帝国选侯的马克西米连一世卑声求和，与法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为了扩大战果，影响已经在威斯特法伦开始的和谈，法国和瑞典军队继续向前推进。1648年，法国军队穿过巴伐利亚直逼茵河。与此同时，瑞典军队也推进到了布拉格。法国和瑞典对维也纳形成钳形攻势。而在此时，法、瑞军队士兵军纪败坏，掠夺成风，使帝国遭遇到比此前26年更加严重的破坏。他们把平民当作合法的猎物，任意射杀，毫无愧色。他们还强征平民为奴隶，绑架其子女勒索赎金，并以焚烧其干草堆，捣毁其教堂为笑乐；一名福音教牧师阻挡他们破坏教堂，结果被砍去手足。强奸妇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一位父亲要求对一个奸杀他的女儿的士兵作公正的制裁，指挥官告诉他，如果那个女孩不对她的贞操如此吝惜，她可能还活着。

法兰西—瑞典战争持续了13年，所有战斗均在帝国土地上进行，兵戈扰攘，生灵涂炭，广大民众早已不堪战争重负，皇帝也不想再打了。但是战争固有的原动力、政治局势的变幻莫测和外交谈判的尔虞我诈，阻碍了战争的迅速结束。直到交战各方都精疲力尽，才在1648年以签订和约的方式宣告战争结束。

第五节 《威斯特法伦和约》的签订

自1635年起，各国统治者和外交家们就不断试探和平的机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三世于1641年重新召开帝国等级会议，而这是在1608年雷根斯堡帝国等级会议半途而废之后，帝国等级第一次聚会。此次帝国等级会议所作出的最主要决定就是开启同外国和谈程序。同年，法国、西班牙、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们会于汉堡，签署了一个临时媾和条约，议决于1642年在威斯特法伦召开第二次会议。由于瑞典的使者们不愿意在教皇使节的主持下开会，而教皇使节也拒绝与坚持“异端邪说者”坐在一起，所以皇帝的代表与法国代表准备在明斯特谈判，由教皇和威尼斯的代表进行协调，参加者还有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的代表，而皇帝的代表与瑞典代表准备在距明斯特30英里的奥斯纳布吕克谈判，由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进行协调，参加者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福音教诸侯。

谈判地点确定后，安全通行权和条约草案等问题又浮出水面，再次延迟了会谈的举行。瑞典将领托尔斯滕森在布赖滕费尔德的胜利，促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应允他的代表于1643年7月11日抵达。而后，当法国准备与荷兰联盟以抗西班牙时，法国代表又稽延不进。

直到1644年12月4日，威斯特法伦和会才正式开幕，与会代表135人，包括神学家和哲学家，但为了代表们进入会场和就坐的优先秩序问题，各方又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进行协商。西班牙大使和法国大使都不愿将优先权给予对方，结果须由第三者居间传话才能进行沟通。法国大使拒不承认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Felipe IV. ，1605—1665）葡萄牙国王和加泰隆尼亚亲王的头衔，声称，若不给他“殿下”的名义，他就拒绝参加谈判。西班牙大使则拒绝承认路易十四世（Louis XIV. ，1638—1715）为纳瓦尔国王。瑞典的代表们也故弄玄虚，拖延时日，最后还是在女王克里斯蒂娜的命令下，才停止自争，诚心议和。

而在谈判期间，战斗并未停止，伤亡人数有增无减。失败一方的代表希望赶紧谈判，得胜一方的代表故意拖延时间，以便获得更多的权益。法学家们忙着制造困难或协调，一次又一次的系铃复解铃。法国军队在战场上正有重大进展，所以法国坚持神圣罗马帝国所有邦国无论大小都可派代表参加会议。这个提议一出，争论紧跟其后，会议再次中断，直到各方都派遣代表入会才重新召开。如果不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因葡萄牙的叛离而无力他顾，如果不是法国境内弗伦德（Fronde）的暴乱迫使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大臣儒勒·马扎然（Jules Mazarin，1602—1661）在和会上作出让步以便全力对内，则这次和会可能还会拖延而无结果。

鉴于军事形势恶化，皇帝费迪南三世不得不在谈判过程中一再降低原定的目标。他向以首席谈判代表身份前往威斯特法伦的奥地利外交官特劳特曼斯多夫的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 von Trautmannsdorf，1584—1650）下达了一些新指令，放弃了原来的许多立场观点，作出了若干超出必要的让步。除了承认所有帝国等级都享有“战争与和平”（iusbelliac pacis）权利外，还表示要重新制定帝国宪法。在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调解失败，退出谈判之后，帝国宫廷参事院顾问伊萨克·弗尔玛（Isaak Volmar）和皇帝特使拿骚—哈达马尔（Nassau-Hadamar）伯爵约翰·路德维希（Johann Ludwig，1590—1653）继续谈判，并且坚持到签订和约。1648年10月24日，《威斯特法伦和约》签署并生效。

和约是在以皇帝和他的同盟者为一方、法国国王和他的同盟者为另一方以及瑞典女王及其同盟者为第三方，这三方之间正式缔结的。帝国并没有以缔约方的身份出现，因为法国和瑞典声称它们不与帝国为敌，只与皇帝作战。然而，帝国等级均签字加入，他们还是被捆绑到条约上了。

和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承认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福音教在神圣罗马帝国内拥有合法地位；福音教的加尔文教派也属于合法宗教，与路德教和天主教地位平等。

（二）确定1624年为“正常年”（Normaljahr），各地的宗教信仰和教派财产均以这一年的状况为准，不得有新的增减。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除外，在这里，臣民的财产占有和收回以1630年的状况为准。在帝国城市中，天主教和福音教两教派可以同时并存，也就是说信奉天主教和信奉福音教的居民无需改变信仰或迁移。各教派均可向帝国等级会议陈述怨情。参加会议的福音教和天主教两大集团拥有对等的表决权。福音教诸侯和天主教诸侯地位平等。

（三）神圣罗马帝国的各邦国享有战争与和平的自主权，可以自由结盟，只是结盟不得以皇帝和帝国为敌。皇帝在制定政策和颁布法律时，需征得帝国等级的同意。废除在皇帝尚健在时就选举国王作为皇帝潜在的后继者的做法，以免皇帝干预，影响选举结果。

（四）正式承认瑞士和荷兰为独立国家。法国获得洛林的梅茨、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以及除施特拉斯堡之外的整个阿尔萨斯地区和莱茵河右岸的布赖萨赫（Breisach）及松德郜等战略要地。瑞典获得连带吕根岛（Rügen）的前波莫瑞（Vorpommern）地区和连带奥得河右岸地区的奥得河入海口，还有原属梅克伦堡公国的维斯马和斯德丁城，以及不来梅和费尔登两个主教区。所有这些地区仍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采邑，瑞典仅以帝国等级的身份管辖这些地区并在帝国等级会议和当地大区会议上拥有席位和表决权。除此之外，瑞典还获得500万塔勒的士兵补偿费。

（五）所有由于帝国禁令而丧失领地的帝国诸侯将重新成为其原有领地的领主。萨克森选侯邦获得劳西茨地区。梅克伦堡获得拉策堡（Ratzeburg）和什未林（Schwerin）主教区。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可与一位由大教堂教士会选举产生的天主教主教轮流行使多奥斯纳布吕克主教区的统治权，并占有瓦尔肯里德（Walkenried）和格罗宁根两座修道院。黑森—卡塞尔邦国伯爵获得了赫斯菲尔德（Hersfeld）诸侯修道院和绍姆堡（Schaumburg）伯爵领地的一部分。勃兰登堡选侯获得后波莫瑞地区以及明登、卡明（Cammin）、哈尔伯施塔特和马格德堡等主教区的补缺资格。普法尔茨选侯邦一分为二：信奉天主教的上普法尔茨与巴伐利亚合并，确认巴伐利亚公爵的选侯职位；信奉福音教的下普法尔茨（莱茵—普法尔茨）维持独立，由已故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的儿子卡尔·路德维希（Karl Ludwig，1617—1680）占有；卡尔·路德维希还成了新设的第八个选侯，担任帝国大财务官（Erzschatzmeisteramt）之职。

（六）确认法国和瑞典为神圣罗马帝国国内和平的担保者，在帝国等级会议中享有代表权。

《威斯特法伦和约》是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是缔约各方相互妥协的产物，旨在调解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宗教信仰问题以及帝国与外国、皇帝与帝国等级的关系。它确立了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原则，使福音教教徒享有了与天主教教徒相同的权利，也为解决宗教争端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法律保障。它也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原则，使追求基督教世界大一统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不可避免地趋于瓦解，为正在兴起的诸侯领地国家和民族国家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和约所规定的领土变动，是以牺牲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奥地利）、波希米亚王国、普法尔茨选侯邦、勃兰登堡选侯邦和帝国教会等级的利益为代价的，这就为新的领土纠纷埋下了隐患。它也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国内各邦国的控制，加剧了德意志国家的分崩离析状态，相反，法国和瑞典等外国势力却可以利用新获得的领土和维和资格干预帝国事务，谋求更大利益。

《威斯特法伦和约》签订后，神圣罗马帝国虽然排除了爆发新的宗教战争的可能性，但是在帝国与外国之间、各邦国之间以及各社会团体之间，为着纯粹世俗利益而进行的争夺仍然经常发生，连续不断。

附 录

一 地图

1.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大区地图

2.《威斯特法伦和约》签订后的神圣罗马帝国地图

二 大事年表

1486年 马克西米连一世当选罗马人国王

1488年 施瓦本同盟成立

1493年 马克西米连一世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权

1494年 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军入侵意大利

1495年 马克西米连一世推行帝国改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组建反法“神圣同盟”；雅克布·富格尔与约翰·图尔措合办贸易公司

1499年 瑞士联盟大败施瓦本同盟，《巴塞尔和约》认可瑞士独立的事实

1505年 路德进入埃尔福特奥古斯丁修道院

1508年 马克西米连一世自行加冕为“当选的罗马人皇帝”

1512年 路德成为维登贝格大学圣经学教授

1515—1517年 《蒙昧者书简》出版

1516年 伊拉斯谟刊印希腊文《新约圣经》校勘本

1517年 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

1518年 路德参加海德尔贝格奥古斯丁修士会议；教皇特使卡耶坦在奥格斯堡传讯路德

1519年 马克西米连一世病逝；卡尔五世当选罗马人国王；路德参加莱比锡辩论；茨温利在苏黎世启动宗教改革

1520年 教皇利奥十世颁布《主起诏书》；路德发表《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论改善基督教状况书》、《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和《论基督教教徒的自由》三大“宗教改革檄文”，烧毁教皇诏书；胡登投奔济金根；闵采尔开始激进的宗教改革宣传

1521年 教皇开除路德教籍；卡尔五世发布《沃姆斯敕令》；路德隐居瓦特堡；卡尔施塔特在维登贝格发动宗教改革

1521—1525年 卡尔五世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首次交战

1522年 路德重返维登贝格主持改革；济金根发动骑士暴动；路德翻译的《圣经·新约》首次出版

1523年 苏黎世市政会举行宗教辩论，茨温利获胜；骑士暴动失败

1524年 洗礼派运动兴起；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皈依福音教，首开诸侯宗教改革

1524—1536年 普通人革命

1525年 帕维亚战役，卡尔五世俘虏弗朗索瓦一世，签订《马德里条约》；农民起义军制定《十二条款》，建立上施瓦本联邦；德意志骑士团团长阿尔布雷希特还俗，被波兰国王分封为“在普鲁士的公爵”；米尔豪森起义者成立“永久市政会”；弗兰肯制造“魏因斯贝格血案”；路德发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声明；路德上书萨克森选侯约翰，建议进行教会视察；路德与波拉的卡塔琳娜结婚；天主教帝国诸侯缔结“德骚同盟”

1526年 盖斯迈尔提出《新的邦国制度》；诸侯军队最终镇压了普通人革命；福音教诸侯组建“托尔郜同盟”；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当选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

1527—1529年 卡尔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再次交战

1527年 卡尔五世的军队攻占并焚掠了罗马；萨克森选侯举行教会视察；奥地利大公费迪南颁布《宫廷国家条例》；第一所宗教改革大学马尔堡大学创办；洗礼派制定《施莱特海姆信纲》

1529年 福音教抗议派和抗议宗诞生；卡尔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签订《康布雷夫人和约》；马尔堡宗教会谈，路德与茨温利决裂；茨温利翻译的瑞士德文本《圣经》出版

1530年 教皇克雷芒七世在波伦纳为卡尔五世举行皇帝加冕；福音教路德派制定《奥格斯堡信纲》；卡尔五世发布《奥格斯堡敕令》

1531年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成立；茨温利阵亡于卡佩尔战争；费迪南一世当选罗马人国王

1532年 卡尔五世与福音教帝国等级签订《纽伦贝格宗教和约》

1534年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帮助乌尔里希公爵夺回被哈布斯堡家族兼并的符滕姆贝格；路德的德译本《圣经·旧约》问世；罗耀拉发表《神操》，创建耶稣会

1534—1535年 明斯特洗礼派创建“锡安王国”

1536—1538年 卡尔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第三次交战

1536年 加尔文著《基督教要义》出版；布林格尔制定第一瑞士信纲

1539年 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成立教会监理会

1540年 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重婚；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耶稣会成立

1541年 加尔文颁布《日内瓦教会章程》

1542—1544年 卡尔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第四次交战

1542年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占领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驱逐公爵海因里希二世

1543年 彼得·卡尼西乌斯加入耶稣会；卡尔五世占领楚特芬和格尔德恩两邦作为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科伦大主教赫尔曼·冯·维德改信福音教

1544年 卡尔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签订《克雷皮和约》；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发表《宇宙志》

1545年 特伦托大公会议召开；路德发表《反对由魔鬼创立的罗马教皇统治》

1546年 路德去世；“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爆发

1547年 卡尔五世将萨克森选侯职位连同韦廷家族恩斯特支系的大部分世袭领地转授给韦廷家族阿尔伯丁支系的萨克森公爵莫里茨

1548年 卡尔五世颁布《奥格斯堡临时措施》

1549年 加尔文与布林格尔订立《共同纲领》

1551年 天主教帝国等级与福音教帝国等级联合缔结军事联盟，为捍卫“德意志自由”而战

1552年 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同盟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缔结《尚博德条约》，共同反对皇帝和哈布斯堡家族；萨克森选侯莫里茨突袭卡尔五世，费迪南一世与叛乱诸侯签订《帕骚条约》

1553年 莫里茨阵亡；西班牙医生米歇尔·塞维图斯被日内瓦市政当局处死

1555年 费迪南一世代表卡尔五世与帝国等级签署《奥格斯堡宗教和约》

1556年 卡尔五世退位，腓力一世继承西班牙王位，费迪南一世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位

1558年 帝国选侯宣布费迪南一世为“当选的罗马人皇帝”；卡尔五世去世

1559年 加尔文著《基督教要义》最后修订本出版

1559—1574年 《马格德堡世纪》各卷陆续出版

1562年 马克西米连二世当选罗马人国王

1564年 加尔文去世；费迪南一世去世，马克西米连二世继任罗马人皇帝

1565—1609年 尼德兰独立战争

1565年 布林格尔制定第二份瑞士信纲

1569年 格哈德·梅卡特制作的世界地图出版

1576年 马克西米连二世去世，鲁道夫二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德教牧师制定《托尔郜书》

1577年 《托尔郜书》经过修订成为《协同信条》

1580年82个路德教邦国和城市的教会代表以及8000余名路德教牧师签字接受《协同书》，信义宗正式成型

1582—1583年 科伦战争

1584年 “日耳曼学者宝库”建立

1588—1607年 天主教枢机主教凯萨尔·巴罗尼主持编撰《教会编年史》

1589年 尤斯图斯·利普西乌斯发表《公民政治学说》

1593—1606年 漫长的土耳其战争

1594—1597年 上奥地利农民发动起义

1596年 内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开始推行重新天主教化政策

1597年 德意志西南部的第一份月报出版

1598年 马克西米连一世继任巴伐利亚公爵

1604年 匈牙利西本彪根侯爵施蒂凡·博奇卡伊发动起义；下奥地利总督马蒂亚斯成为哈布斯堡家族首领

1606年 马蒂亚斯与匈牙利福音教徒签订《维也纳和约》，与土耳其人签订《席特瓦特罗克和约》

1607年 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出兵占领多瑙韦尔特市

1608年 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四世用武力驱散雷根斯堡帝国等级会议，“福音教联盟”成立

1609年 鲁道夫二世签署《陛下诏书》；天主教诸侯和城市成立“天主教同盟”；马蒂亚斯当选罗马人国王；第一份周报出版发行

1609—1610年 于利希—克累弗—贝尔格公国继承权之争

1612年 鲁道夫二世去世，马蒂亚斯成为奥地利大公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612—1614年 莱茵“生丁战争”

1613年 勃兰登堡选侯约翰·西吉斯蒙德皈依加尔文教

1614年 普法尔茨—诺伊堡亲王沃尔夫冈·威廉回归天主教并与西班牙结盟

1617年 马蒂亚斯指定内奥地利总督费迪南为波希米亚国王

1618年 “掷出窗外事件”，三十年战争爆发；勃兰登堡选侯约翰·西格蒙德继承了普鲁士公国，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均由霍亨索伦家族统治

1618—1623年 波希米亚—普法尔茨战争

1619年 马蒂亚斯去世，波希米亚邦联选举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为波希米亚国王；费迪南二世继任罗马人皇帝，与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签订《慕尼黑条约》；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率领军队进入布拉格，出任波希米亚国王

1620年 福音教同盟与天主教同盟签署《乌尔姆条约》；匈牙利贵族宣布废除费迪南的王位，选举西本彪根侯爵贝特伦·加博尔为新国王；蒂利伯爵约翰·策尔克莱斯在布拉格西边白山附近打败波希米亚起义者；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占领布拉格，波希米亚邦联解体；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出逃尼德兰

1621年 费迪南二世向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发布帝国放逐令；福音教同盟解散；费迪南判处21起义领袖死刑，设立奥地利宫廷总理府，宣布哈布斯堡家族所有邦国不可分割

1623年 费迪南二世将普法尔茨选侯职位转封给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巴伐利亚公国上升为选侯国；马丁·奥皮茨发表《论德意志诗歌》

1623—1629年 丹麦—尼德兰战争

1625年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率军入侵神圣罗马帝国；英国、荷兰与丹麦签订条约，正式组成反哈布斯堡同盟；波希米亚贵族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招募军队，抗击外敌

1627年 瓦伦斯坦完全掌握了丹麦大陆和帝国北部的局势，自称“大洋和波罗的海海军上将”；费迪南二世颁布国家条例，废除波希米亚等级贵族的世袭特权

1628年 费迪南二世下令放逐梅克伦堡两公爵，剥夺其爵位和领地并将它们转赠给瓦伦斯坦

1629年 费迪南二世颁布《归还敕令》；瓦伦斯坦与丹麦国王签订和约

1630—1635年 瑞典战争

1630年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率军入侵神圣罗马帝国；费迪南二世解除瓦伦斯坦的军权，并将帝国军队的数量压缩了一半

1631年 黎世留同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缔结《贝尔瓦尔德同盟条约》；蒂利伯爵同帕本海姆伯爵一起攻克马格德堡，怂恿军队大肆掳掠；瑞典军队与萨克森军队联合打败蒂利伯爵，收复梅克伦堡和弗兰肯数个主教区；黎世留与费迪南二世签订《凯拉斯科条约》

1632年 费迪南二世重新起用瓦伦斯坦；蒂利伯爵因重伤不治身亡；瓦伦斯坦率军与瑞典军队在吕岑发生激战，击毙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瑞典国王的未成年女儿克里斯蒂娜继位，阿克斯艾尔·奥克森斯切尔纳担任摄政，并统率瑞典军队继续战斗；奥克森斯切尔纳与弗兰肯、施瓦本和莱茵兰帝国行政区等地的福音教帝国等级结成“海尔布琅同盟”；皇帝军队在内尔德林根战役中重创瑞典军队及其同盟者萨克森—魏玛公爵伯恩哈德，夺回了对于帝国南部的控制权

1634年 瓦伦斯坦发布《比尔森保证书》，费迪南二世宣布瓦伦斯坦犯有叛国罪，解除他的军权，并向他发布了帝国放逐令；瓦伦斯坦在埃格尔被其下属刺杀

1635—1648年 法兰西—瑞典战争

1635年 法国与瑞典签订《维斯马条约》，正式缔结军事同盟，向西班牙宣战；费迪南二世与萨克森选侯缔结《布拉格和约》，接受法国的挑战

1636年 费迪南二世的同名儿子费迪南当选罗马人国王

1637年 费迪南二世去世，费迪南三世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640年 弗里德里希·威廉继任勃兰登堡选侯

1641年 神圣罗马帝国等级会议决定开启同外国和谈程序

1642年 瑞典军队在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中获胜，随后又进逼波希米亚

1643年 法国军队在罗克鲁瓦战役中获胜

1644年 威斯特伐伦和会正式开幕；费迪南三世与法国和瑞典的盟友西本彪根的侯爵格奥尔格一世·拉科奇签订和约；萨克森选侯与瑞典缔结停战协定

1646年 法国军队侵入巴伐利亚，马克西米连一世与法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1648年 参战各方缔结《威斯特法伦和约》，三十年战争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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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田、伍渭文总主编，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编：《路德文集》，第一卷，《改革运动文献》，伍渭文卷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刘明翰：《罗马教皇列传》，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刘新利、陈志强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宗教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刘新利：《善待与驱逐：马丁·路德的犹太观》，载《犹太研究》2003年第2期。

龙秀清：《中古教廷财政收入动态考察》，载《历史研究》2001年01期。

罗衡林：《马丁·路德与犹太人问题》，载《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马克垚：《西欧封建社会研究近况》，载《世界古代论丛》第一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

孙立新：《德国当代神学教会史学派的路德研究》，载《文史哲》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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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新：《试论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教改革概念》，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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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新：《再洗礼派与“激进的宗教改革”》，载《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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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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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寅达：《德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周施廷：《信仰与生活——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朱孝远：《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的道路》，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四 译名对照

A

阿道夫二世，美因兹大主教（Adolf II.，大约1423—1475；1461—1475在位）

阿迪杰河（Adige）

阿恩施塔特（Arnstadt）

阿尔卑斯山（Alpen）

阿尔伯丁（Albertin）

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马克伯爵（Albrecht II.，1522—1557；1541—1554在位）

阿尔布雷希特二世，罗马人国王（Al -brecht II.，1397—1439；1438—1439在位）

阿尔布雷希特，卡尔五世之子（Al -brecht，1528—1579）

阿尔布雷希特，美因兹大主教（Albrecht，1490—1545；1514—1545在位）

阿尔布雷希特，南尼德兰总督（Al -brecht，1598—1621）

阿尔布雷希特，普鲁士的（Albrecht von Preuen）

阿尔布雷希特七世，曼斯费尔德伯爵（Albrecht VII.，1480—1560）

阿尔布雷希特七世，梅克伦堡—居斯特罗夫公爵（Albrecht VII.，1486—1567；1503—1530在位）

阿尔布雷希特三世，奥地利大公（Al -brecht III.，1349或1350—1395；1365—1395在位）

阿尔布雷希特四世，巴伐里亚—慕尼黑公 爵（Albrecht IV. ，1447—1508；1465—1508在位）

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奥地利大公（Al -brecht V. ，1397—1439；1404—1439在位）

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巴伐里亚公爵（Al -brecht V. ，1528—1579；1550—1579在位）

阿尔布雷希特一世，普鲁士公爵（Al -brecht I.，1490—1568；1525—1568在位）

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约翰，梅克伦堡公爵（Albrecht I.，Johann，1525—1576；1547—1576在位）

阿尔丁顿（Aldington）

阿尔发（Alba）

阿尔发公爵（Alba，1507—1582）

阿尔方索二世，拿不勒斯国王（Alfonso II.，1448—1495；1494—1495在位）

阿尔郜（Aargau或Algu）

阿尔坎塔拉（Alcántara）

阿尔马登（Almaden）

阿尔萨斯（Elsa）

阿尔施泰特（Allstedt）

《阿尔施泰特教会礼仪》（Alstedter Kirchenampt）

阿尔特多夫（Altdorf）

阿尔特马克（Altmark）

阿尔特米尔河（Altmuehl）

阿尔特廷（Altoetting）

阿尔特维克（Altewiek）

阿尔滕贝格（Altenberg）

阿尔图西乌斯，约翰内斯（Althusius，Johannes，1557—1638）

阿格里科拉，格奥尔格（Agricola，Georg，1494—1555）

阿格里科拉，施泰凡（Agricola，Ste -phan，大约1491—1547）

阿格里科拉，约翰（Agricola，Johann，1490或1492或1494—1566）

阿豪森（Auhausen）

阿奎拉，卡斯帕尔（Aquila，Kaspar）

阿奎那（Aquino）

阿拉贡（Aragón）

阿拉卡拉（Alcala）

阿拉斯联盟（Union von Arras）

阿莱安德罗，吉罗拉莫（Ale and ro，Giro -lamo或Ale and er，Hieronymus，1480—1542）

阿勒海姆（Allerheim）

阿伦（Aalen）

阿默巴赫，约翰（A merbach，Johann，1440—1513）

阿姆斯道夫，尼克劳斯·冯（A msdorf，Nikolaus von，1483—1565）

阿姆斯特丹（A msterdam）

阿彭策尔（Appenzell）

阿舍斯勒本（Aschersleben）

阿斯坎尼（Askanier）

阿图瓦（Artois）

阿维尼翁（Avignon）

阿文提努斯，约翰内斯（Aventinus或Turmair，Johannes，1477—1534）

埃伯恩堡（Ebernburg）

埃伯哈德，符滕姆贝格伯爵（Eberbhart，1445—1496；1459—1496在位；1495升为公爵）

埃尔茨山（Erzberg或Erzgebirge）

埃尔福特（Erfurt）

埃尔朗根（Erlangen）

埃尔斯特（Elstertor）

埃尔旺根（Elwangen）

埃格尔（Eger）

埃根堡（Eggenburg）

埃克哈特，迈斯特尔（Eckhart，Meister，1260—1327或1328）

埃莱奥诺蕾（Eleonore）

埃里希二世，不伦瑞克—卡伦贝格—哥廷根公爵（Erich II.，1528—1584；1540—1584在位）

埃里希一世，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Erich I.，1470—1540；1495—1540在位）

埃梅里希（Emmerich）

埃蒙塔尔（Emmental）

埃姆登（Emden）

埃姆斯河（Ems）

埃平根（Eppingen）

埃森纳赫（Eisenach）

埃斯勒本（Eisleben）

埃斯林根（Esslingen）

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

埃瓦廷根（Ewattingen）

埃因贝克（Einbeck）

艾恩西德尔恩（Einsiedeln）

艾克，伊丽萨·艾莉娜（Eck，Elissa Erinna）

艾克，约翰·冯（Johann von Eck或Eck，Johannes von）

艾克，约翰内斯（Johannes Eck，1486或1489—1543）

艾廷格尔，塞巴斯蒂安（Aitinger，Se -bastian，1508—1547）

艾希特尔，尤里乌斯（Echter，Julius）

爱德华四世，英国国王（Edward IV. ，1442—1483；1471—1483在位）

爱德华一世，英国国王（Edward I.，1239—1307；1272—1307在位）

爱沙尼亚（Estonia）

安德里安，乌特勒友的（Adrian von U -

trecht）

安德里亚，约翰·瓦伦汀（Andreae，Jo -hann Valentin，1586—1654）

安东二世，洛林公爵（Anton II.，1489—1544；1509—1544在位）

安哈尔特（Anhalt）

安哈尔特—贝恩堡（Anhalt-Bernburg）

安哈尔特—策尔布斯特（Anhalt-Zerbst）

安哈尔特—德骚（Anhalt-Dessau）

安哈尔特—科滕（Anhalt-Kthen）

安杰洛城堡（Engelsburg）

安娜，奥地利的（Anna vonsterreich，1528—1590）

安娜贝格（Annaberg）

安娜，波希米亚的（Anne von Bhmen，1366—1394）

安娜，莫绍的（Anna von Mochau）

安茹（Anjou）

安斯巴赫（Ansbach）

安特卫普（Antwerpen）

奥得河（Oder）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 Oder）

奥登瓦尔德（Odenwald）

奥地利（sterreich）

奥蒂莉厄，戈伊骚的（Ottilie von Geu -sau）

奥尔登堡（Oldenburg）

奥尔良（Orléans）

奥尔米茨（Olmütz）

奥尔滕瑙（Ortenau）

奥格斯堡（Augsburg）

《奥格斯堡临时措施》（Augsburger In -terim）

《奥格斯堡信纲》（Confessio Augustana或Augsburger Bekenntnis）

奥格斯堡殉道者教务会议（Augsburger Mrtyrersynode）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Augsburger Reli -gionsfrieden）

奥古斯丁（Augustin）或奥古斯丁，奥里留（Augustinus，Aurelius）或奥古斯丁，希波的（Augustinus von Hippo，354—430）

奥古斯丁隐修会（Ordo Eremitarum Sancti Augustini）

奥古斯特，恩斯特，不伦瑞克—吕内堡—卡伦贝格公爵（August，Ernst，1629—1698； ）

奥古斯特，克里斯蒂安（August，Chris -tian）

奥古斯特，萨克森选侯（August，1526—1586；1553—1586在位）

奥卡姆（Occam）

奥克森斯切尔纳，阿克斯艾尔（Oxensti -erna，Axel，1583—1654）

奥拉明德（Orlamünde）

奥兰治（Oranje）

奥兰治，莫里茨·范，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总督（Oranje，Maurits van，1567—1625；1589—1625在位）

奥兰治，威廉·范（Oranje，Wilem van，1533—1584）

奥罗迦鲁，马特乌斯（Aurogalus，Matthus，大约1490—1543）

奥皮茨，马丁（Opitz，Martin，1597—1639）

奥珀伦（Oppeln）

奥瑟尔（sel）

奥瑟尔—维克（sel-Wiek）

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

奥特海因里希，普法尔茨选侯（Ot the in -

rich，1502—1559；1556—1559在位）

奥托卡二世，波希米亚国王（Ottokar II.，1232—1278；1253—1278在位）

奥托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Otto I.，912—973；936—973在位）

奥托，约翰（Otto，Johann，1545—1598）

奥西安德尔，安德里亚斯（Andreas Osi -ander，1498—1552）

B

巴登（Baden）

巴登—杜拉赫（Baden-Durlach）

巴尔干半岛（Balkan）

巴伐利亚（Bayern）

《巴伐利亚编年史》（Annales ducum Boiariae）

巴伐利亚—兰茨胡特（Bayern-Land -shut）

巴伐利亚—慕尼黑（Bayern-München）

巴拉丁那图书馆（Biblio the ca Palatina）

巴伦山（Barenberge）

巴罗尼，凯萨尔（Baronie，Caesare，1538—1607）

巴纳尔，扬（Banér，Jan，1596—1641）

巴尼姆九世，波莫瑞—斯德丁公爵

（Barnim IX. ，1501—1573）

巴塞尔（Basel）

《巴塞尔和约》（Frieden zu Basel）

巴塞罗那（Barcelona）

《巴塞罗那和约》（Friede von Barcelona）

巴特格律恩巴赫（Bad Groenenbach）

白山（Weier Berg）

柏林（Berlin）

班贝克（Bamberg）

邦国伯爵（Landsgraf）

邦国等级（Landstnde）

邦国等级会议（Landtagen）

邦国君主（Landesherren）

邦国诸侯（Territorialfürsten）

保罗三世，罗马教皇（Paul III.，1468—1549；1534—1549在位）

保罗四世，罗马教皇（Paul IV. ，1476—1559；1555—1559在位）

保罗，塔尔苏斯的或大数的（Paulus，Tarsus，公元前10—公元后60）

保罗五世，罗马教皇（Paul V. ，1552—1621；1605—1621在位）

《保险文书》（Religionsassekuration）

堡垒国家（Stato dei Presidi）

鲍尔生，弗里德里希（Paulson，Friedrich）

鲍姆加滕（Baumgartner）

鲍纳赫（Baunach）

北蒂罗尔（Nordtirol）

北海（Nordsee）

贝尔格莱德（Belgrad）

《贝尔格书》（Bergisches Buch）

贝尔根—奥普—佐姆姆（Bergen-op -Zoom）

贝尔肯（Bercken）

贝利欣根，戈茨·冯（Berlichingen，Gtzvon，大约1480—1562）

贝索尔德，克里斯托夫（Besold，Chris -toph，1577—1638）

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

本笃十三世，阿维尼翁教皇（Benedict XIII.，大约1342/43—1423；1394—1423在位）

比贝腊赫（Biberach）

比尔（Biel）

比尔，加布里埃尔（Biel，Gabriel，1415—1495）

比尔森（Pilsen）

《比尔森保证书》（Pilsener Revers）

比吉塔，瑞典的（Birgitta，1303—1373）

彼得拉克（Petrarca）

彼得遗产（Patrimonium Petri）

俾斯麦，奥托·冯（Bismarck，Otto von，1815—1898）

庇护二世，罗马教皇（Pius II.，1405—1464；1458—1464在位）

庇护四世，罗马教皇（Pius V. ，1504—1572；1559—1565在位）

《陛下诏书》（Majesttsbriefe）

《辩护者》（Hyperaspistes）

波迪布拉德（Poděbrad）

波迪布拉德，波希米亚国王（Poděbrad，1420—1471；1458—1471在位）

波尔查诺（Bolzano）

波利蒂安（Politian，1454—1494）

波伦纳（Bologna）

波罗的海（Baltkum）

波莫瑞（Pommern）

波莫瑞—斯德丁（Pommern-Stettin）

波莫瑞—沃尔加斯特（Pommern-Wol -gast）

波纳文图拉，查尔斯（Bonaventure，Charles，1571—1621）

波森（Posen）

波托西（Potosi）

波希米亚邦联（C∨eskákonfederace）

波希米亚（Bohemia或Bhmen）

波希米亚—普法尔茨战争（derbhmisch-pflzische Krieg）

《波希米亚信纲》（Confessio Bohemica）

波伊蒂茨（Beuditz）

《波伊廷格古地图》（Tabula Peutingeri -ana）

波伊廷格，康拉德（Peutinger，Conrad，1465—1547）

玻利维亚（Bolivia）

伯布林根（Bblingen）

伯恩哈德，萨克森—魏玛公爵（Bern -hard，1604—1639）

伯尔尼（Bern）

伯爵（Graf）

伯 爵 联 合（Grafenvereinenund -unionen）

勃艮第（Bourgogne或Burgund）

勃兰登堡（Br and enburg）

勃兰登堡—安斯巴赫—拜罗伊特（Bran -denburg-Ansbach-Bayreuth）

勃兰登堡—安斯巴赫—库尔姆巴赫（Br and enburg-Ansbach-Kulmbach）

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Br and enburg -Kulmbach）

勃兰登堡—屈斯特林（Br and enburg -Küstrin）

勃兰登堡选侯邦（Kurbr and enburg）

博登湖（Bodensee）

博登施泰因，安德烈亚斯（Bodenstein，Andreas，大约1480—1541）

博尔贾（Borgia）

博克尔松，扬（Bockelson或Beuck -elszoon，Jan，1509—1536）

《博览会通报》（Messlationen）

博纳文图拉，卡尔（Bonaventura，Karl，1571—1621）

博尼法斯八世，罗马教皇（Boniface VI -II.或Bonifatius VIII.，大约1235—1303；1294—1303在位）

博普芬根（Bopfingen）

不来梅（Bremen）

不伦瑞克（Braunschweig）

不伦瑞克—格鲁本哈根（Braunschweig -Grubenhagen）

不伦瑞克—卡伦贝格—哥廷根（Braun -schweig-Kahlenberg-Gttingen）

不伦瑞 克—吕 内堡（Braunschweig -Lüneburg）

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Braun -schweig-Wolfenbüttel）

不知可否论（Adiaphora）

布达（Buda）

布德威斯（Budweis）

布尔纽夫（Bourgneuf）

布尔滕巴赫（Burtenbach）

布尔滕巴赫，塞巴斯蒂安·舍尔特林·冯（Sebastian Schertlin von Burten -bach，1496—1577年）

布根哈根，约翰内斯（Bugenhagen，Jo -hannes，1485—1558）

布赫霍尔茨（Buchholz）

布奎伊（Buquoy）

布拉尔，阿姆布罗西斯（Blarer，A mbro -sius，1492—1564）

布拉格（Prag）

《布拉格和约》（Prager Frieden）

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Prager Fenster -sturz）

布拉赫，第谷（Brache，Tycho，1546—1601）

布赖萨赫（Breisach）

布赖斯郜（Breisgau）

布赖滕费尔德（Breitenfeld）

布劳罗克，耶尔格（Blaurock，Jrg，大约1492—1529）

布劳瑙（Braunau）

布雷斯劳（Breslau）

布里克勒，彼得（Blickle，Peter）

布里克森（Brixen）

布利斯卡斯泰尔（Blieskastel）

布列塔尼（Bretagne）

布林格尔，海因里希（Bulinger，Hein -rich，1504—1575）

布鲁赫赖茵（Bruchrain）

布鲁赫萨尔（Bruchsal）

布鲁日（Brügge）

布鲁塞尔（Brüssel）

《布鲁塞尔和约》（Frieden von Brüssel）

《布鲁塞尔条约》（Vertrag von Brüssel）

《布鲁瓦条约》（Vertrag von Blois）

布吕恩（Brünn）

布吕克（Brücke）

布吕特利，汉斯（Brtli，Hans）

布伦兹，约翰内斯（Brenz，Johannes，1499—1570）

布塞尔，马丁（Bucer或Butzer，Martin，1491—1551）

布绍（Buchau）

C

蔡登，恩斯特·瓦尔特（Zeeden，Ernst Walter，1916—2011）

策尔（Zel ）

策尔蒂斯，康拉德（Celtis，Conrad，1459—1508）

策尔克莱斯，约翰，蒂利伯爵（JohanntSerclaes von Tily，1559—1632）

策勒（Cele）

查理八世，法国国王（Charles VIII.，1470—1498；1483—1498在位）

查理，“大胆者”，勃艮第公爵（Charles Ierle Téméraire或le Hardi，1433—1477；1465—1477在位）

查理大帝，法兰克王国国王（Karl der Groe，747或748—814；768—814在位）

查理九世，法国国王（Charles IX. ，1550—1574；1560—1574在位）

查理六世，法国国王（Charles VI.，1368—1422；1380—1422在位）

查理，洛林的枢机主教（Charles，1567—1607）

察巴拉，弗朗切斯科（Zabarela，Francesco，1360—1417）

长子继承法（Primogeniturgesetz）

城市会议（Stdtetag）

楚格（Zug）

楚特芬（Zutphen）

茨维考（Zwickau）

茨维考先知（Zwickauer Propheten）

茨温 利，巴 托 罗 缪 斯（Zwingli，Bartholomus）

茨温利，胡尔德莱希（Zwingli，Hul -dreych或Huldrych，Huldreich，1484—1531）

茨温利，约翰·乌尔里希（Zwingli，Jo -hann Ulrich）

措里孔（Zollikon）

D

达尔贝格，约翰·冯（Dalberg，Johannvon，1455—1503）

大公（Erzherzog）

大公会议或宗教会议（Konzil）

大公会议至上论或宗教会议至上论（Konziliarismus）

大主教（Erzbischof）

丹麦—尼 德 兰 战 争（derdnisch -niederschsische Krieg）

但泽（Danzig或Gdańsk）

当选的罗马人皇帝（electus Romanorumimperator或erwhlterrmischer Kai -ser）

道加瓦河（Düna）

德埃利，皮埃尔（Pierre dAily，1350或1351—1420）

德赖克塞尔，托马斯（Drechsel，Thom -as）

德雷盖伊—帕兰克（Drégely-Palánk）

德累斯顿（Dresden）

德骚（Dessau）

德骚同盟（Dessauer Bund或Dessauer Bündnis）

德文特（Deventer）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Sacrum Im -perium Romanum Nationis Germanic或Heiliges Rmisches Reich Teutscher Nation）

德意志骑士团（Ordo Teutonicus）

《德语福音弥撒》（Deutzsch-Euangelisch Mesze）

的里雅斯特（Triest）

邓克，汉斯（Denck，Hans，1495—1527）

《迪尔门条约》（Vertrag von Dülmen）

迪林根（Dillingen）

迪伦（Düren）

迪特里希施泰因（Dietrichstein）

迪特里希施泰因，弗兰茨·冯，奥尔米茨主教（Dietrichstein，Franzvon，1570—1636；1599—1636在位）

《地图集》（Atlas）

帝国伯爵（Reichsgrafen）

帝国城市（Reichsstdte）

帝国城市院（Reichsstdtekolegium）

帝国大区会议（Reichskreistag）

帝国代表会议（Reichsdeputationstagen）

帝国等级（Reichsstnde）

帝国等级会议（Reichstag）

帝国改革（Reichsreform）

帝国高级教士（Reichsprlaten）

帝国告示（Reichsabschiede）

帝国宫廷参事院（Reichsh of rat）

帝国宫廷首相府（Reichsh of kanzlei）

帝国教会（Reichskirche）

帝国决定（Reichsschlüssen）

帝国名册（Reichsmatrikel）

《帝国名册》（Reichsmatrikel）

帝国骑士（Reichritter）

帝国骑士区（Ritterkreisen）

帝国税（Reichssteuern）

帝国行政区（Reichskreise）

帝国选侯（Kurfürsten）

帝国执政府（Reichsregiment）

帝国诸侯（Reichsfürsten）

帝国主教（Reichsbischfe）

帝国属意大利（Reichsitalien）

帝国自由领主（Reichsfreiherren）

帝国最高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

第二次宗教改革（Zweite Reformation）

《第二托恩和约》（Zweiter Frieden von Thorn）

第聂伯河（Dnjepr）

第戎（Dijon）

蒂尔瑙（Tyrnau）

蒂雷纳，亨利·德·拉·图尔（dAuvergne，Henride La Tour，1611—1675）

蒂利，约翰·策尔克莱斯·冯（Tilly，Johann tSerclaes von，1559—1632）

蒂罗尔（Tirol）

丁克尔斯比尔（Dinkelsbühl）

东弗里斯兰（Ostfriesland）

东海（Ostsee）

东普鲁士（Ost-Preussen）

都灵（Turin）

杜拉赫（Durlach）

多尔纳赫（Dornach）

多尔帕特（Dorpat）

多里亚，安德里亚（Doria，Andrea，1468—1560）

多伦（Dueren）

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

多瑙河（Donau）

多瑙韦尔特（Donauwrth）

多特蒙德（Dortmund）

E

厄尔松（Oeresund）

厄格蒙特（Egmond）

厄科拉姆帕德，约翰（Oekolampad，Jo -hann或Oecolampadius，Johannes，1482—1531）

厄林根（hringen）

厄廷根—厄廷根（Oettingen-Oettingen）

恩加丁（Engadin）

恩斯河（Enns）

恩斯特，安哈尔特—德绍侯爵（Ernst，1454—1516；1470—1516在位）

恩斯特，巴伐利亚的，科伦大主教（Ernstvon Bayern，1554—1612；1583—1612在位）

恩斯特二世，彼得，曼斯费尔德伯爵（Ernst II.，Peter，1580—1626）

恩斯特，沃尔夫冈（Ernst，Wolfgang）

恩斯特，沃尔夫冈，伊森堡—罗讷堡伯爵（Wolfgang Ernst，1560—1633）

恩斯特一世，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Ernst I.，1497—1546；1521—1546在位）

恩斯特，约阿希姆，勃兰登堡—安斯巴赫马克伯爵（Ernst，Joachim，1583—1625；1603—1625在位）

F

法贝尔，约翰（Faber，Johann）

法尔内塞，皮埃尔路易吉（Farnese，Pierluigi）

法莱尔，纪尧姆（Farel，Guilaume，1489—1565）

《法兰克福宗教和约》（Frankfurter An-stand）

凡尔登（Verdun）

《反对由魔鬼创立的罗马教皇统治》（Wider das Papsttum zu Rom，vom Teufelgestiftet）

范登埃申，约翰（van den Esschen，Jo -hann）

梵蒂冈（Vatican）

方济各会（Ordo Fratrumminorum）

菲德尔湖（Federsee）

菲尔特（Fürth）

菲拉尔伊，皮特罗斯（Philargos，Petros）

菲拉特，纪尧姆（Fillastre，Guilaume，1348—1428）

菲利普，“美男子”（Philipp，der Schne，1478—1506）

菲利普，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Phil -ipp，1503—1548）

菲利普，普法尔茨选侯（Philipp，1448—1508；1476—1508在位）

菲利普三世，拿骚—魏尔堡伯爵（Phil -ipp III.，1504—1559）

菲利普一世，波莫瑞—沃尔加斯特公爵（Philipp I.，1515—1560）

菲利普一世，不伦瑞克—格鲁本哈根公爵（Philipp I.，1476—1551；1494—1551在位）

菲利普一世，黑森邦国伯爵（Philipp I.，1504—1567；1509/1518—1567在位）

菲斯滕贝格（Fürstenberg）

腓力（Philippe）

腓力（Felipe）

腓力，安茹的（Philippe dAnjou）

腓力二世，荷恩伯爵（Philippe II.，1518和1526之间—1568）

腓力二世，西班牙国王（Felipe II.，1527—1598；1556—1598在位）

腓力三世，西班牙国王（Felipe III.，1578—1621；1598—1621在位）

腓力四世，法国国王（Philippe IV. ，1268—1314；1285—1314在位）

腓力四世，西班牙国王（Felipe IV. ，1605—1665；1621—1665在位）

费迪南（Ferdinand）

费迪南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erdinand II.，1578—1637；1619—1637在位）

费迪南三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erdinand III.，1608—1657；1637—1657在位）

费迪南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erdinand I.，1503—1564；1558—1564在位）

费迪南，约瑟夫（Ferdinand，Josef）

费尔巴哈，马特恩（Feuerbach，Matern）

费尔登（Verden）

费兰多二世，阿拉贡国王（Ferr and o II.，1452—1516；1479—1516在位）

费林（Vhlin）

费特米尔奇起义（Fettmilch-Aufstand）

费特米尔奇，文岑茨（Fettmilch，Vi -nzenz，1565至1570—1616）

芬肯，约翰内斯（Funcken，Johannes）

《芬洛条约》（Vertrag von Venlo）

佛兰德（Fl and ern）

佛罗本，约翰（Froben，Johann，大约1460—1527）

佛罗伦萨（Fiorentina）

弗尔马尔，梅尔希奥（Volmar，Mel -chior，1497—1560）

弗尔玛，伊萨克（Volmar，Isaak）

弗拉第斯拉夫二世，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Wadysaw II.，1456—1516；1471—1516年在位）

弗拉芒（Flamen）

弗拉西乌斯，马蒂亚斯（Flacius，Mat-thias，1520—1575）

弗赖堡（Freiburg）

弗兰茨（Franz）

弗兰茨，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Franz，1508—1549；1521—1549在位）

弗兰茨，京特（Franz，Gün the r）

弗兰克，塞巴斯蒂安（Franck，Sebas -tian，1499—1542或1543）

弗兰克，珍妮·勒（Franc，Jeanne Le）

弗兰肯（Franken）

弗兰肯豪森（Frankenhausen）

弗兰肯塔尔（Frankenthal）

弗朗索瓦一世，法国国王（Franois Ier，1494—1547；1515—1547在位）

弗劳恩山（Frauen-Berg）

弗勒斯海默尔（Flersheimer）

弗里堡（Fribourg）

弗里德贝格（Friedberg）

弗里德兰（Friedland）

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二世，普法尔茨选侯（Friedrich II.，1482—1556；1544—1556在位）

弗里德里希二世，萨克森公爵（Friedrich II.，1412—1464；1428—1464在位）

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巴登—杜拉赫马克伯爵（Friedrich，Georg，1573—1622；1604—1622在位）

弗里德里希三世，普法尔茨选侯（Friedrich III.，1515—1576；1559—1576在位）

弗里德里希三世，萨克森选侯（Friedrich III.，1463—1525；1486—1525在位）

弗里德里希三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riedrich III.，1415—1493；1440—1493在位）

弗里德里希四世，普法尔茨选侯（Friedrich IV. ，1574—1610；1583—1610在位）

弗里德里希五世，巴登—杜拉赫马克伯爵（Friedrich V. ，1594—1659；1622—1659在位）

弗里德里希五世，普法尔茨选侯（Fried -erich V. ，1596—1632；1610—1623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一世，阿道夫（Friedrich I.，Adolf）

弗里德里希一世，波希米亚国王（Friedrich I.，1596—1632；1619—1621在位）

弗里德里希一世，约翰，萨克森选侯（Friedrich I.，Johann，1503—1554；1532—1547在位）

弗里德里希，约翰，不伦瑞克—吕内堡的（Johann Friedrichvon Braun -schweig-Lüneburg，1625—1679）

弗里德里希，约翰，符滕堡公爵（Friedrich，Johann，1582—1628；1608—1628在位）

弗里德里希，约翰，萨克森选侯（Friedrich，Johann，1503—1554；1532—1547在位）

弗里德里希，“智者”，萨克森选侯（Friedrich，der Weise，1463—1525；1486—1525年在位）

弗利奥尔（Friaul）

弗隆茨贝格，格奥尔格·冯（Frunds -berg，Georg von，1473—1528）

弗伦德（Fronde）

弗洛伊鲁斯（Fleurus）

《浮士德》（Faust）

符滕姆贝格（Württemberg）

福尔诺瓦（Fornovo）

福格尔斯贝格（Vogelsberg）

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

福斯，亨德里克（Hendrik Vos或Voes）

福音（Evangelium）

福音教联盟（Protestantische Union）

福音教议团（Corpus Evangelicorum）

福音运动（Evagelische Bewegung）

阜姆港（Fiume）

富尔达（Fulda）

富格尔（Fugger）

富格尔工场（Fuggerei）

富格尔，乌尔里希（Fugger，Ulrich，1490—1525）

富格尔，雅克布（Fugger，Jakob，1459—1525）

富特万根（Furtwangen）

G

改革教信仰（reformierten Bekenntnis）

盖尔，弗洛里安（Geyer，Florian，大约1490—1525）

盖斯迈尔，米夏埃尔（Gaismair，Mi -chael，1490—1532）

高级教士（Prlaten）

高级骑士议事团（Palatin）

戈里齐亚（Gorizia）

戈明根（Gemmingen）

戈斯拉尔（Goslar）

戈伊骚（Geusau）

哥达执行（Gothaer Exekution）

哥廷根（Gttingen）

格奥尔格（Georg）

格奥尔格，勃兰登堡—安斯巴赫马克伯爵（Georg，1484—1543；1515—1543在位）

格奥尔格，格莱芬家族的（Georg，1493—1531）

格奥尔格，萨克森公爵（Georg，1471—1539；1500—1539在位）

格奥尔格三世，安哈尔特—德骚侯爵（Georg III.，1507—1553）

格奥尔格一世，约翰，萨克森选侯（Georg I.，Johann，1585—1656；1611—1656在位）

格奥尔格，约翰，勃兰登堡马克伯爵（George，Johann，1577—1624）

格比尔格（Gebirg）

格尔茨（Grz）

格尔德恩（Geldern）

格哈特，约翰（Gerhard，Johann，1582—1637）

格拉茨（Graz）

格拉德，罗特格尔（Gerard，Rotger）

格拉蒂乌斯，奥尔特维努斯（Gratius，Ortvinus，1481—1542）

格拉鲁斯（Glarus）

格赖芬克劳，里夏德·冯，特里尔大主教（Greiffenklau，Richard von，1467—1531；1511—1531在位）

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

格劳宾登（Graubünden）

格雷贝尔，康拉德（Grebel，Konrad，大约1498—1526）

格里马（Grimma）

格列高利十二世，罗马教皇（Gregorius XII.，大约1326—1417；1406—1415在位）

格列高利十三世，罗马教皇（Gregorius XIII.，1502—1585；1572—1585在位）

格列高利十一世，罗马教皇（Grégoire XI.，1331—1378；1370—1378在位）

格留奈乌斯，西门（Grynaeus，Simon，1493—1541）

格鲁姆巴赫，威廉·冯（Grumbach，Wilhelm von，1503—1567）

格罗宁根（Grningen）

格罗珀，约翰内斯（Gropper，Johannes，1503—1559）

《格罗斯瓦尔戴因条约》（Vertrag von Growardein）

格罗特，盖尔特（Grooote，Geert，1340—1384）

格洛高（Glogau）

格平根（Gppingen）

个人负责和集体商议制度（Referenten -und Kolegialsystem）

个人联盟（Personalunion）

根特（Gent）

公共安全（Salus publica）

公共芬尼（Gemeiner Pfennig）

公爵（Herzog）

《公民政治学说》（De politicorum siveci -vilis doctrinae）

《共同纲领》（Condensus Tigurinus）

共同生活兄弟会（Broedersdesge -meenen levens）

共同体宗教改革（Gemeindereformation）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瑞典国王（Gustav II.，Adolf，1594—1632；1611—1632在位）

古滕贝格，约翰内斯（Gutenberg，Johan -nes，1397—1468）

瓜达尔卡纳尔（Guadalcanal）

《关于赎罪券功效的辩论》（Disputatiopro declaratione virtutis indulgentia -rum）

《关于四个世界君主国》（De quattuarsummisimperis）

《关于再洗礼派的决议》（Wiedertuferm and at）

官厅宗教改革（obrigkeitliche Reforma -tion）

《归还敕令》（Restitutionsedikt）

归正宗（Reformierten，或Reformierten -tum）

桂冠诗人（poetalaureatus）

《国家的秘密》（De arcanis rerum publi -carum）

H

哈布斯堡（Habsburg）

哈德里安六世，罗马教皇（Hadrian VI.，1459—1523；1522—1523在位）

哈德里安，乌特勒支的（Adrian von U -trecht）

哈尔（Hal ）

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

哈尔茨山（Harz）

哈格瑙（Hagenau）

哈根（Hagen）

哈莱恩（Halein）

哈劳（Halau）

哈勒（Hale）

哈勒，彼得（Peter Harer，1480至1490之间—大约1555）

哈勒姆（Haarlem）

哈默尔斯巴赫（Hammersbach）

哈瑙（Hanau）

海策尔，路德维希（Htzer，Ludwig，1500之前—1529）

海德尔贝格（Heidelberg）

海德维希（Hedwig）

海地（Haiti）

海尔布琅（Heilbronn）

海尔布琅同盟（Heilbronner Bund）

海尔德，马蒂亚斯（Held，Matthias，大约1490—1563）

海牙（Haag）

海因里希（Heinrich）

海因里希二世，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Heinrich II.，1489—1568；1514—1568在位）

海因里希，萨克森公爵（Heinrich，1573—1541）

海因里希，施利克伯爵（Heinrich，1580—1650）

海因里希五世，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Heinrich V. ，1479—1552；1503—1552在位）

海因里希，伊森堡—罗讷堡伯爵（Hein -rich，1537—1601）

《海因里希仪式书》（Heinrichs-Agende）

汉堡（Hamburg）

汉诺威（Hannover）

汉萨同盟（Hansa或Hanse）

豪达（Gouda）

荷恩（Hoorn）

荷兰共和国（De Republiek der Zeven Verenigde Nederl and en）

赫尔比斯豪芬（Herbish of en）

赫尔博恩（Herborn）

赫尔丁，米夏埃尔（Helding，Michael，1506—1561）

赫尔芬施泰因（Helfenstein）

赫尔曼施塔特（Hermannstadt）

赫尔姆施泰特（Helmstedt）

赫尔齐希，阿诺（Herzig，Arno）

赫尔施泰因（Holstein）

赫尔施泰因—戈托尔夫（Holstein-Gott -orf）

《赫尔维蒂克认信文后版》（Confessio Helvetica posterior）

《赫尔维蒂克认信文前版》（Confessio Helvetica prior）

赫郜（Hegau）

赫拉德辛（Hradschin）

赫斯菲尔德（Hersfeld）

赫翁（Hngg）

赫希斯特（Hchst）

赫尹琳，约翰内斯（Heynlin，Johannes，大约1430—1496）

黑迪欧，卡斯帕（Hedio，Kaspar）

黑尔福德（Herford）

黑海（Schwarzer Meer）

黑吉乌斯，亚历山大（Hegius，Alexan-der，1433—1498）

黑林根（Heringen）

黑森（Hessen）

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

黑森林（Schwarzwald）

亨利八世，英国国王（Henry VIII.，1491—1547；1509—1547在位）

亨利二世，法国国王（Henri II.，1519—1559；1547—1559在位）

亨利四世，法国国王（Henri IV. ，1553—1610；1589—1610在位）

亨内贝格，贝特霍尔德·冯，美因兹大主教（Henneberg，Berthold von，1441或1442—1504；1484—1504在位）

侯爵（Fürst）

后波莫瑞（Hinterpommern）

胡安（Juan，1478—1497）

胡安娜（Juana，1479—1555）

胡安娜一世，卡斯蒂利亚女王（Juana Ide Castilla，1479—1555）

胡布迈尔，巴尔塔萨（Hubmaier，Bal -thasar，1480或1485—1528）

胡登，汉斯·冯（Hutten，Hans von，1477—1515）

胡登，乌尔里希·冯（Hutten，Ulrichvon，1488—1523）

胡斯派（Husité或Hussiten）

胡斯，扬（Hus，Jan，1369或1372或1402—1415）

胡斯战争（Hussitenkrieg）

胡特尔兄弟会（Hutterische Brüder）

胡特尔，雅克布（Jakob Hutter，大约1500—1536）

胡特，汉斯（Hut，Hans，1490—1527）

《皇帝卡尔五世统治下的宗教和国家状况》（De statu religionis etrei publicae Carolo V. Caesare commentari ）

霍恩（Horn）

霍恩堡的玛加丽特（Margarethe von der Hohenburg）

霍恩，古斯塔夫·卡尔松（Horn，Gustaf Karlsson，1592—1657）

霍尔，埃利亚斯（Hol ，Elias，1573—1646）

霍尔恩巴赫（Hornbach）

霍夫曼，梅尔希奥（Hofmann，Melchior，1495—1543）

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

霍克斯特（Hoexter）

霍希施泰特尔（Hchstetter）

J

基堡（Kyburg）

《基础希伯来语》（De Rudimentis Hebra -icis）

《基督教教义大全》（Summa doctrinaechristianae）

《基督教教义大全》（Corpus doctrinaechristianae）

《基督教要义》（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

《基督教战士手册》（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

基督身体（corpus christianum）

基尔希海姆（Kirchheim）

激进派宗教改革（The radical reforma -tion或Die radikale Reformation）

吉普斯夸省（Guipúzcoa）

吉森（Giessen）

济金根，弗兰茨·冯（Sickingen，Franzvon，1481—1523）

既是义人又是罪人（simuliustus et pec -cator）

加博尔，贝特伦，西本彪根侯爵（Gábor，Bethlen，1580—1629；1613—1629在位）

加布里埃尔，威尼斯的（Gabriel de Ven -ezia）

加蒂纳拉，梅尔库里诺·阿尔波里奥·迪（Gattinara，Mercurino Arborio di，1465—1530）

加尔文教（Calvinismus）

加尔文教徒（Calvinisten）

加尔文，杰拉德（Cauvin，Gerard）

加尔文，让（Cauvin，Jean或Johann或Johannes，1509—1564）

加尔文学院（Col ège Calvin）

嘉布遣修道院（cappuccino）

讲道书（Predigtpostilen）

教会保留（Reservatumecclesiasticum，或geistlicher Vorbehalt）

《教会被掳于巴比伦》（De captivitate Babylonica ecclesiae）

《教会编年史》（Annales ecclesiastici）

教会参事院（Kirchenrat，也写作Ratfürkirchliche Angelegenheiten或Geistli -cher Rat等）

教会纪律（Kirchenzucht）

教会监理会（Konsistorium）

教会条例（Kirchenordnung）

教派（Konfessionen）

教派化（Konfessionalisierung）

教派化时代（Zeitalter der Konfessionali -sierung或Konfessionalisierungszeit）

教派主义（Konfessionalismus）

教随国定（cuiusregio，eiusreligio，或Werdas Landregiert，soleden Glaubenbestimmen，wessen Herrschaft，dessen Religion）

杰罗姆，布拉格的（Jeronym Prasky，1379—1416）

杰森，吉恩（Gerson，Jean，1363—1429）

《金玺诏书》（Goldene Bulle）

《紧急援助和对抗法》（Verfassung dereilenden Hilfe und Gegenwehr）

紧急主教（Notbischfe）

禁诉特权（Privilegium de non appellan -do）

京根（Giengen）

京特，弗兰茨（Gün the r，Franz，1902—1992）

京特四十世，施瓦茨堡伯爵（Gün the r XL. ，1499—1552）

《九十五条论纲》（95Thesen）

《九月圣经》（Septembertestament）

居德，利奥（Jud，Leo，1482—1542）

K

卡尔（Karl）

卡尔九世，瑞典国王（Karl IX. ，1550—1611；1604—1611在位）

卡尔罗维特（Carlowit）萨克森公爵的顾问

卡尔玛（Kalmar）

卡尔七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Karl VII.，1697—1745；1742—1745在位）

卡尔施塔特（Karlstadt）

卡尔施塔特（Karlstadt，大约1480—1541）

卡尔四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Karl IV. ，1316—1378；1346—1378在位）

卡尔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Karl V. ，1500—1558；1520—1556在位）

卡拉特拉瓦（Calatrava）

卡利克斯特，格奥尔格（Calixt，Georg，1586—1656）

卡伦山（Kalenberg）

《卡罗利纳刑事法规》（Constitutio Crim -inalis Carolina）

卡洛斯一世，西班牙国王（Carlos I.，1500—1558；1516—1556在位）

卡明（Cammin）

卡姆佩吉，洛伦佐（Campeggi，Lorenzo，1474—1539）

卡尼西乌斯，彼得（Canisius，Peter，1521—1597）

卡佩尔（Kappel）

卡佩尔战争（Kappelerkrieg）

卡皮坦纳特（Kapitanat）

卡皮托，沃尔夫冈（Capito，Wolfgang，1478—1541）

卡斯蒂利亚（Castilla）

卡斯帕，施温克菲尔德·冯（Schwenck -feld，Kaspar von）

卡斯特贝格尔，安德里亚斯（Castelberg -er，Andereas，大约1500—1531以后）

卡塔琳娜（Katharina）

卡塔琳娜，阿拉贡的（Catalinade Aragón）

卡塔琳娜，波拉的（Katharina von Bora，1499—1552）

卡塔琳娜，锡耶纳的（Katharina，1347—1380）

卡塔洛尼亚（Catalonie）

卡西米尔（Kasimir）

卡西米尔斯，约翰，普法尔茨选侯邦摄政（Casimirs，Johann，1543—1592；1583—1592在位）

卡西米尔四世，波兰国王（Kazimierz IV. ，1427—1492；1447—1492在位）

卡耶坦，托马斯·德·维奥（Cajetan，Thomas de Vio，1469—1534）

开姆尼茨（Chemnitz）

开普勒，约翰内斯（Kepler，Johannes，1571—1630）

坎特布雷（Canterbury）

康布雷（Cambrai）

《康布雷夫人和约》（Damenfriede von Cambrai）

康拉德（Konrad）

康拉德，特克伦堡伯爵（Konrad，1501—1557）

康斯坦茨（Konstanz）

抗议派（Protestant或Protestanten）

抗议宗（Protestantismus）

柯尼希斯艾克（Knigseck）

柯尼希斯马克（Knigsmarck）

科堡（Coburg）

科博格，安东（Koberger，Anton，大约1440—1513）

科尔多巴，冈扎罗·费尔南德兹·德（Córdoba，Gonzalo Fernándezde，1585—1635）

科利特，戴安（Colet，Dean）

科伦（Kln）

科伦战争（Klnischer Krieg或Truch -sessischer Krieg）

科尼亚克神圣同盟（Heilige Liga von Cognac）

科普，尼克劳斯（Kop，Nikolaus）

科普事件（Kop-Affre）

科西莫一世，美第奇的（Cosimo I.，de Medici，1519—1574）

科希策（Koice）

克恩滕（Krnten）

克拉科夫（Kraków或Krakau）

克拉普玛利乌斯，阿诺尔德（Clapmari -us，Arnold，1574—1604）

克莱斯尔，梅尔希奥（Khlesl，Melchior，1552—1630）

克莱希廷，海因里希（Krechting，Hein -rich，1501—1580）

克赖赫郜（Kraichgau）

克赖因（Krain）

克劳斯，沃尔夫冈（Krauss，Wolfgang）

克雷芒七世，对立教皇（Clément VII.，1342—1394）

克雷芒七世，罗马教皇（Clemens VII.，1478—1534；1523—1534在位）

克雷芒五世，罗马教皇（Clemens V. ，1250至1265间—1314；1305—1314在位）

克雷姆斯（Krems）

《克雷皮和约》（Frieden von Crépy）

克累弗（Kleve）

克里斯蒂安，安哈尔特—贝恩堡侯爵（Christian，1568—1630）

克里斯蒂安，拜罗伊特马克伯爵（Chris -tian，1581—1655）

克里斯蒂安，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Christian，1599—1626）

克里斯蒂安二世，萨克森选侯（Christian II.，1583—1611；1591—1611在位）

克里斯蒂安四世，丹麦国王（Christian IV. ，1577—1648；1588—1648在位）

克里斯蒂娜，瑞典国王（Kristina，1626—1689；1632—1654在位）

克里斯托夫（Christoph）

克里斯托夫，符滕姆贝格公爵（Christo -ph，1515—1568；1550—1568在位）

克里斯托夫，汉斯，柯尼希斯马克伯爵（Hans Christoph，1600—1663）

克丽斯汀，萨克森的（Christine von Sa -chsen，1505—1549）

克隆贝格，瓦尔特·冯（Wal the r von Cronberg）

克卢西乌斯，卡洛鲁斯（Clusius，Caro -lus，1526—1609）

克罗地亚（Kroatien）

克罗泰勒斯（Croteles）

克洛德，瓦卢瓦的（Claude de Valois）

克尼佩多灵，伯恩德（Knipperdolling，Bernd，大约1495—1536）

克如西格，卡斯帕（Cruciger，Caspar，1504—1548）

肯普滕（Kempten）

孔塔里尼，加斯帕罗（Contarini，Gasp-aro，1483—1542）

《控告书》（Instrumentum Appelationis）

库尔兰（Kurzeme或Kurland）

库夫施泰因（Kufstein）

库萨（Cusa）

库斯皮尼安，约翰内斯（Cuspinian，Jo -hannes，1473—1529）

《狂欢节夜戏》（Fastnachtsspiel）

L

拉波尔茨魏勒（Rappoltsweiler）

拉策堡（Ratzeburg）

拉迪斯劳斯，“遗腹子”，匈牙利和波希米 亚 国 王（Ladislaus Postumus，1440—1457）

拉蒂博尔（Ratibor）

拉多尔夫策尔（Radolfzel ）

拉古莱特（La Goletta或La Goulatte）

拉科奇一世，格奥尔格，西本彪根的侯爵（I.Rákóczi，Gyrgy，1593—1648；1630—1648在位）

拉莫拉尔，厄格蒙特伯爵（Lamoral，1522—1568）

拉特兰（Lateran）

拉脱维亚（Latvija）

拉文斯堡（Ravensburg）

拉约什二世，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II.Lajos，1506—1526；1516—1526在位）

莱奥本（Leoben）

莱比锡（Leipzig）

莱比锡辩论（Disputation zu Leipzig）

莱顿（Leiden）

莱姆戈（Lemgo）

莱普海姆（Leipheim）

莱因哈德，沃尔夫冈（Reinhard，Wolf -gang）

莱因哈特，安娜（Reinhart，Anna）

莱 茵 帝 国 教 士 院（Rheinische Reichsprlatenkolegium）

莱茵郜（Rheingau）

莱茵河（Rhein）

莱茵兰（Rheinland）

莱茵普法尔茨（Rheinpfalz）

赖恩（Rain）

赖兴哈尔（Reichenhal ）

赖兴施泰因（Reichenstein）

赖兴魏尔（Reichenweier）

兰茨贝格（Landsberg）

兰茨胡特（Landshut）

兰道（Landau）

兰道同盟（Landauer Einung）

兰德施图尔（Landstuhl）

兰克，利奥波德·冯（Ranke，Leopoldvon，1795—1886）

朗格，马特霍伊斯，萨尔茨堡大主教和红衣主教（Lang，Matthaeus，1468—1540）

朗根萨尔察（Langensalza）

劳恩堡（Lauenburg）

劳西茨（Lausitz）

劳英根（Lauingen）

勒恩—韦拉河（Rhn-Werra）

雷根斯堡（Regensburg）

雷纳努斯，比阿图斯（Rhenanus，Bea -tus，1485—1547）

雷瓦尔（Reval）

雷希贝格（Rechberg）

雷希特（Recht）

黎世留，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Richelieu，Armand Jean du Plessisde，1585—1642）

里昂（Lyon）

里加（Riga）

《里米尼金玺诏书》（Goldene Bule von Rimini）

里斯本（Lisboa）

里特尔，莫里茨（Ritter，Moriz，1840—1923）

理查二世，英国国王（Richard II.，1367—1400；1377—1399在位）

立陶宛（Lietuvo）

利奥波德（Leopold，1619—1632）

利奥波德（Leopold）

利奥十世，罗马教皇（Leo X. ，1475—1521；1513—1521在位）

利恩茨（Lienz）

利勒（Lille）

利马特河（Limmat）

利珀（Lippe）

利普西乌斯，尤斯图斯（Lipsius，Justus，1547—1606）

利沃尼亚（Liwonia或Livland）

联合邦（Generalstaaten）

列揆生（Requesens，1528—1576）

列日（Liège或Lüttich）

林茨（Linz）

林道（Lindau）

林纳克，托马斯（Linacre，Thomas）

林特尔恩（Rinteln）

龙沙（Ronsard）

隆河（Rhone）

卢塞恩（Luzern）

卢森堡（Luxemburg）

卢西阿努斯，马提阿努斯（Lucianus，Martianus）

鲁比亚努斯，克罗图斯（Rubianus，Cro -tus，大约1480—1539以后）

鲁道夫（Rudolf）

鲁道夫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Rudolf II.，1552—1612；1576—1612在位）

鲁道夫四世，奥地利公爵（Rudolf IV. ，1339—1365；1358—1365在位）

鲁道夫一世，罗马人国王（Rudolf I.，1218—1291；1273—1291在位）

鲁德尔，彼得（Luder，Peter，约1415—1474）

鲁普雷希特，普法尔茨的（Rupprechtvon Pfalz，1481—1504）

鲁汶（Lwen）

鹿特丹（Rotterdam）

路德复兴（Lu the r-Renaissance）

路德，汉斯（Lu the r，Hans）

路德教（Lu the rtum）

路德教徒（Lu the rantum）

路德教正统派（Gnesiolu the raner）

路德，马丁（Lu the r，Martin，1483—1546）

路德事件（Causa Lu the ra）

路德维斯（Lutterworth）

路德维希（Ludwig）

路德维希，卡尔，下普法尔茨（莱茵—普法尔茨）选侯（Ludwig，Karl，1617—1680；1649—1680在位）

路德维希六世，普法尔茨选侯（Ludwig VI.，1539—1583；1576—1583在位）

路德维希十世，巴伐利亚公爵（Ludwig X. ，1495—1545；1514—1545在位）

路德维希五世，普法尔茨伯爵（Ludwig V. ，1478—1544；1508—1544在位）

路德维希一世，安哈尔特—科腾侯爵（Ludwig I.，1579—1650）

路德维希，约翰，哈根的，特里尔大主教（Johann Ludwig von Hagen，1492—1547）

路德维希，约翰，拿骚—哈达马尔伯爵（Ludwig，Johann，1590—1653），

路德维希，约翰，拿骚—萨尔布吕肯伯爵（Ludwig，Johann，1472—1545）

路特尔（Lutter）

路易十二世，法国国王（Louis XII.，1462—1515；1498—1515在位）

路易十三世，法国国王（Louis XIII.，1601—1643；1610—1643在位）

路易十四世，法国国王（Louis XIV. ，1638—1715；1643—1715在位）

路易十一世，法国国王（Louis XI.，1423—1483；1461—1483在位）

露易丝，萨沃伊的（Louise von Savoyen）

吕贝克（Lübeck）

吕岑（Lützen）

吕根岛（Rügen）

吕讷，卡斯帕（Kaspar Lner，1493或1495—1546）

吕内堡（Lüneburg）

伦巴德（Lombard）

伦巴德，彼得（Lombard，Peter，1100—1160）

《论德意志诗歌》（Buch von der deut -schen Poeterey）

《论废除圣像》（Vonabtuhungder Bylder）

《论基督教教徒的自由》（Vonder Freiheiteines Christenmenschen）

《论坚定的意志》（De Constantia）

《论矿冶》（De re metalica）

《论奇妙的语言》（De verbo mirifico）

《论修道的誓愿》（De votis monasticis）

《论意志的捆绑》（De Servo arbitrio）

《论犹太神秘主义艺术》（De arte cabbal -istica）

《论自由意志》（Delibero arbitrio）

罗伯特（Robert）

罗尔巴赫，耶克莱因（Rohrbach，Jcklein）

罗尔，格奥尔格（Rrer，Georg，1492—1557）

罗赫里茨（Rochlitz）

罗克鲁瓦（Rocroi）

罗拉德派（lollards）

罗马涅（Romagna）

罗马人国王（Rex Romanorum或Knigder Rmer）

罗马人皇帝（Romanorum imperator或Kaiser der Rmer）

罗马神父（Roma patrem）

罗森贝格（Rosenberg）

《罗沙赫尔月报》（Rorschacher Monatss -chrift）

罗斯海姆（Rosheim）

罗特哈尔山（Rothaargebirge）

罗特曼，伯恩德（Rothmann，Bernd，1495—1535以后）

罗特魏尔（Rottweil）

罗滕堡（Rottenburg或Ro the nburg）

罗耀拉，伊纳爵·罗佩兹·德（Loyola，íigo López de，1491—1556）

罗伊博林，威廉（Reublin，Wilhelm，大约1484—1559）

罗伊斯（Reuss）

罗伊特林根（Reutlingen）

罗伊希林，格奥尔格（Reuchlin，Georg）

罗伊希林，约翰（Reichlin，Johann，1455—1522）

罗伊希林争论（Reuchlin-Streit）

洛布科维茨（Lobkowitz）

洛布科维茨，珀派尔·冯（Lobkowitz，Popelvon，大约1551—1607）

洛策尔，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Lotzer）

洛林（Lothringen）

洛伦佐（Lorenze）

洛伦佐 · 德 · 美第奇（LorenzedeMedici，1449—1492）

M

马柏克，皮尔格拉姆（Marbeck，Pilgram，1495—1556）

马德拉岛（Madeira）

《马德里条约》（Frieden von Madrid）

马蒂斯，扬（Matthys，Jan，大约1500—1534）

马蒂亚斯，海因里希·图尔恩（Matyá，Jindr∨ich z Thurnu，1567—1640）

马蒂亚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Matthi -as，1557—1619；1612—1619在位）

马蒂亚斯，匈雅蒂，匈牙利国王（Mátyás，Hunyadi，1443—1490；1458—1490在位）

马丁五世，罗马教皇（Martinus V. ，1368—1431；1417—1431在位）

马尔堡（Marburg）

马格德堡（Magdeburg）

《马格德堡世纪》（Magdeburger Centu -rien）

马基雅维里，尼科洛（Machiavelli，Nico -lo，1469—1527）

马克（Mark）

马克伯爵（Markgraf）

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

马克西米连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Maximilian II.，1527—1576；1562—1576在位）

马克西米连，特劳特曼斯多夫的（Maxi -milianvon Trautmannsdorf，1584—1650）

马克西米连一世，巴伐利亚公爵（Maxi -milian I.，1573—1651；1597—1651在位）

马克西米连一世，巴伐利亚选侯（Maxi -milian I.，1573—1651；1623—1651在位）

马克西米连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Maximilian I.，1459—1519；1493—1519在位）

马里尼亚诺（Marignan）

马努蒂乌斯，阿尔杜斯（Manutius，Aldus，1449—1515）

马提尼克，雅罗斯拉夫·博斯塔·冯（Martinic，Jaroslav Borsitavon，1582—1649）

马西米利亚诺（Massimiliano）

马扎然（马扎林或马萨林），儒勒（Maza -rin，Jules，1602—1661）

马佐里尼，西尔维斯特（Mazzolini，Sil -vester，大约1456—1523）

玛格达莱妮，埃莱奥诺雷，普法尔茨—诺伊堡的（Magdalene，Eleonore）

玛格丽特，纳瓦拉的（Marguerite de Na -varre，1492—1549）

玛格丽特，帕尔马的（Margarethe von Parma，1522—1586）

玛加丽特，安哈尔特—德绍侯爵恩斯特遗孀（Margarethe，1473—1530）

玛加丽特，奥地利的（Margarete von Oesterreich）

玛加丽特（Margarete或Margarethe）

玛加丽特，萨勒的（Margarethe von der Saale，1522—1566）

玛加丽特，下阿尔萨斯霍恩堡的（Marg -arethe von der Hohenburg im Unter -elsass）

玛丽亚（Maria）

玛利亚—艾恩西德尔恩（Maria-Ein -siedeln）

迈尔，马丁（Mair，Martin）

迈甘德尔，卡斯帕（Meg and er，Kaspar，1495—1545）

迈科尼乌斯，奥斯瓦尔德（Myconius，Oswald，1488—1552）

迈森（Meien）

曼茨，菲利克斯（Manz，Felix，大约1498—1527）

曼德尔沙伊德—布兰肯海姆（Manders -cheid-Blankenheim）

曼海姆（Mannheim）

曼斯费尔德（Mansfeld）

曼托瓦（Mantua）

漫长的战争（langer Krieg）

《毛尔布朗信条》（Maulbronner Formel）

毛伦布雷歇尔，威廉（Maurenbrecher，Wilhelm，1838—1892）

梅茨（Metz）

梅茨勒，格奥尔格（Metzler，Georg）

梅尔希奥派（Melchioriten）

梅卡特，格哈德（Mercator，Gerhard，1512—1594）

梅卡特设计（Mercator-Projektion）

梅克伦堡（Mecklenburg）

梅克伦堡—居斯特罗夫（Mecklenburg -Güstrow）

梅克伦堡—什未林（Mecklenburg-Schw -erin）

梅兰希通，菲利普（Melanchthon，Phil -ipp，1497—1560）

梅朗（Meran）

梅明根（Memmingen）

梅泽堡（Merseburg）

美第奇（Medici）

美因河（Main）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main）

美因兹（Mainz）

门诺派（Mennoniten）

《蒙昧者书简》（Epistolae obscurorumvirorum）

蒙乔伊（Mountjoy）

蒙特福特（Montfort）

米尔贝格（Mühlberg）

米尔地区（Mühlviertel）

米尔蒂茨，卡尔·冯（Miltiz，Karl von，约1490—1529）

米尔豪森（Mühlhausen）

米兰（Milano或Mailand）

米勒，汉斯（Müler，Hans，1500以前—1525）

免税权（Privilegium immunitatis）

民选官（Ephor）

闵采尔，托马斯（Müntzer或Münzer，Thomas，1489或1490—1525）

明登（Minden）

明戈尔斯海姆（Mingolsheim）

明纳施塔特（Münnerstadt）

明斯特（Münster）

明斯特，塞巴斯蒂安（Münster，Sebas -tian，1488—1552）

缪司河（La Meuse）

摩拉维亚（Morava或Mhren）

莫尔斯海姆（Molsheim）

莫尔特曼，于尔根（Moltmann，Jürgen）

莫尔，托马斯（More，Thomas，1478—1535）

莫哈奇（Mohács）

莫里茨，黑森—卡塞尔邦国伯爵（Mori -tz，1572—1632）

莫里茨，萨克森公爵（Moritz，1521—1553；1541—1553在位）

莫里茨，萨克森选侯（Moritz，1521—1553；1547—1553在位）

慕尼黑（München）

《慕尼黑条约》（Vertrag von München）

穆罕默德二世，奥斯曼帝国苏丹（Mu -hammad II.，1429—1481；1451—1481在位）

穆提安，康拉德（Mutian，Konrad，1470—1526）

N

拿骚（Nassau）

拿骚—迪伦堡（Nassau-Dillenburg）

拿骚—哈达马尔（Nassau-Hadamar）

拿骚—萨尔布吕肯（Nassau-Saarbrücken）

拿骚—魏尔堡（Nassau-Weilburg）

那不 勒 斯（Neapolis或Napoli或 Neapel）

纳尔瓦（Narva）

纳赫（Nahe）

纳瓦尔（Navarre）

奈纳德，约翰（Nenad，Johann，—1527）

耐卡河谷（Neckartal）

男爵（Baron）

南特（Nantes）

南希（Nancy）

瑙姆堡（Naumburg）

内奥地利（Innersterreich）

内尔德林根（Nrdlingen）

内拉克（Nérac）

尼德兰（Nederland或Niederl and e）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Republik der Vere -inigten Niederl and e）

尼恩堡（Nienburg）

尼尔廷根（Nürtingen）

尼古拉斯，库萨的（Nicolaus de Cusa，1401—1464）

尼可拉斯，海因里希（Niclaes Heinrich，1501—1580）

尼克劳斯（Nicolaus）

尼斯（Nizza）

尼特拉（Nyitra或Neutra）

纽伦贝格（Nürnberg）

《纽伦贝格宗教和约》（Nürnberger Reli -gionsfrieden或Nürnberger Anstand）

纽伦斯特（Nürnster）

努瓦荣（Noyon）

诺德豪森（Nordhausen）

诺里克（Noric）

诺特霍夫（North of f）

《诺伊贝格条约》（Vertrag von Neuberg）

诺伊豪塞尔（Neuhusel）

诺伊马克（Neumark）

诺伊施塔特（Neustadt）

诺伊索尔（Neusohl）

P

帕本海姆（Pappenheim）

帕德博恩（Paderborn）

帕多瓦（Padova或Padua）

帕尔马（Parma）

帕骚（Passau）

《帕骚条约》（Passauer Vertrag）

帕维亚（Pavia）

帕兹曼尼，彼得（Pázmány，Péter，1570—1637）

排除皇帝干预的豁免权（Privilegium denon evoc and o）

《排戏或者汉诺》（Scaenica Progym -nasmata（Henno））

佩拉尔，雷蒙（Pérault，Raimond，1435—1505）

佩拉纠（Pelagius，360—420）

披甲胄的帝国等级会议（geharnischter Reichstag）

皮卡迪（Picardie）

皮克劳米尼，恩尼·西尔维奥（Piccolo -mini，Enea Silvio）

皮涅罗尔（Pignerol）

皮亚琴察（Piazenza）

匹克海默尔，威利巴尔德（Pirckheimer，Wilibald，1470—1530）

珀尔恩施泰因（Pernstein）

普遍存在学说（Ubiquittslehre）

普法尔茨（Pfalz）

普法尔茨伯爵（Pfalzgraf）

普法 尔 茨—茨 魏 布 吕 肯（Pfalz -Zweibrücken）

普法尔茨—诺伊堡（Pfalz-Neuburg）

普法尔茨选侯邦（Kurpfalz）

普法伊费尔，海因里希（Pfeiffer，Hein -rich，1500以前—1525）

普菲费尔科恩，约翰（Pfefferkorn，Jo-hann，1469—1522）

普菲斯特尔，克里斯托夫（Pfister，Christoph）

普夫卢格，尤里乌斯·冯（Pflug，Juliusvon，1499—1564）

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

普福塔（Pforta）

普福泽，约翰·塞巴斯蒂安（Pfauser，Johann Sebastian，1520—1569）

普拉斯勒，卡斯帕（Prassler，Kaspar）

普拉特尔，托马斯（Platter，Thomas，1499—1582）

普雷斯堡（Preburg）

普鲁士（Preuen）

普罗莱斯，安德烈亚斯（Proles，An -dreas，1429—1503）

普罗旺斯（Provence）

普通人（Gemeiner Mann）

普通人革命（Revolution des Gemeinen Manns）

戚美尔曼，威廉（Zimmermann，Wil -helm，1807—1878）

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特，波兰国王（Zygmunt II.，August，1520—1572；1530—1572在位）

齐格蒙特三世，瑞典国王（Zygmunt III.，1566—1632；1599—1632在位）

齐格蒙特一世，波兰国王（Zygmunt I.，1467—1548；1506—1548在位）

齐格蒙特，约翰（Sigismund，Johann）

齐格蒙特，扎波利亚·亚诺什（Zsig -mond，Szapolyai János，1540—1571）

齐罗廷，卡尔·冯（erotína，Karelstaríze，1564—1636）

齐普泽（Zipser）

骑士（Ritter）

骑士暴动（Ritteraufstand）

前波莫瑞（Vorpommern）

亲王（Prinz）

穷康拉德（der Arme Konrad）

《劝基督徒勿从事叛乱书》（Eine treue Vermahnung zu alen Christen，sichzu hüten vor Aufruhr und Emprung）

R

热那亚（Genova或Genua）

人民宗教改革（Volksreformation）

人民宗教改革（Volksreformation）

人文学科（humaniora）

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

人文主义（Humanismus）

人文主义者（Humanist）

人与神合作说（Cooperatio hominis cumdeo）

任职履历（Cursus honorum）

日德兰半岛（Jütland）

《日耳曼国家史册》（Rerum Germanica -rum libritres）

《日耳曼记事》（Epitone Rerum German -icarum）

日耳曼教师（Praeceptor Germaniae）

《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s）

《日耳曼神学》（Theologia Germaniae）

《日耳曼图说》（Germaniailustrata）

日耳曼学院（Colegium Germanicum）

日耳曼学者宝库（optimusliteratae Ger -maniae the saurus）

日内瓦（Genève或Genf）

《日内瓦教会章程》（Ordonnances Ec -clessiastiques）

茹策尔，卡斯帕（Nützel，Kasoar）

瑞典战争（derschwedische Krieg）

瑞士联邦（Schweizer Eidgenossenschaft或die Schweizerische Eidgenossen -schaft）

S

撒丁岛（Sardegna）

萨布拉蒂（Záblati或Sablat）

萨尔（Saar）

萨尔茨堡（Salzburg）

萨尔茨韦德尔（Salzweder）

萨尔聪根（Salzungen）

萨尔菲尔德同盟（Saalfelder Bund）

萨伏伊（Savoia）

萨克（Sack）

萨克森（Sachsen）

萨克森—德累斯顿（Sachsen-Dresden）

萨克森—魏玛（Sachsen-Weimar）

萨克森选侯邦（Kursachsen）

萨克斯，汉斯（Sachs，Hans，1494—1576）

萨拉曼卡，加布里尔·德（Salamanca，Gabrielde，1489—1539）

萨拉热窝（Sarajewo）

萨勒河（Saale）

萨林恩（Salinen）

萨林斯（Salins）

萨卢佐（Saluzzo）

萨特勒，米夏埃尔（Sattler，Michael，大约1490—1527）

塞尔维特，米贵尔（Servet，Miguel，1509或1511—1553）

塞尔维亚（Srbija或Serbien）

《塞里斯和约》（Frieden von Senlis）

塞利姆二世，奥斯曼帝国苏丹（Selim II.，1524—1574；1566—1574在位）

塞维利亚（Sevila）

三教区（Trois -èvêchés）

三十年战争（Der Dreiigjhrige Krieg）

三语学院（Collège destroislangues）

《瑟吉乌斯》（Sergius）

《瑟吉乌斯讽喻》（Satire Sergius）

沙夫豪森（Schaffhausen）

上阿尔萨斯（Oberelsass）

上莱茵（Oberrhein）

上劳西茨（Oberlausitz）

上普法尔茨（Oberpfalz）

上任年贡（annate）

上萨克森（Obersachsen）

上施瓦本（Oberschwaben）

上施瓦本联邦（Oberschwbische Eid -genossenschaft）

上匈牙利（Oberungarn）

《尚博德条约》（Vertrag von Chambord或Traitéde Chambord）

绍姆堡（Schaumburg）

绍珀，卡斯帕（Schoppe，Kaspar，1576—1649）

舍尔特林，塞巴斯蒂安（Schertlin，Se -bastian，1496—1577）

社会驯化（Sizialdisziplinierung）

神秘主义（Mysterium或Mystik）

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

神圣共同体（Sakralgemeinschaft）

《神圣教务会议》（Haec sancta synodus）

神圣罗马帝国（Sacrum Imperium Ro -manum或Sacrum Romanum Imperi -um或Heiliges Rmisches Reich）

生丁战争（Rappenkrieg）

圣埃吉典高级学校（Obere Schule St.Egidien）

圣杯派（Kaliníci，或Utraquists，Calix -tines）

圣布拉西（St.Blasien）

圣餐礼（Eucharistie）

圣地亚哥（Santiago）

圣殿骑士团（Ordre du Temple）

圣哥达（St.Gothard）

圣格奥尔格盾牌骑士团（Geselschaft St.Georgenschild）

圣加仑（Sanggale或St.Galen）

圣马格达莱纳（St.Magdalena）

圣维图斯（St.Vitus）

圣温德尔（St.Wendel）

《圣职授职法》（The Statute of Provi -sors）

诗人和数学家学院（Collegium poetarumet ma the maticorum）

施蒂凡，博奇卡伊（István，Bocskai，1557—1606）

施蒂林根（Stühlingen）

施蒂讷尔，马库斯（Stübner，Markus）

施莱达努斯，约翰内斯（Sleidanus，Jo -hannes，也写作Schleiden，Johannes Philippson von，1506—1556）

施莱特海姆（Schlei the im）

《施莱特海姆信纲》（Schlei the imer Ar -tikeln或Schlei the imer Bekenntnis）

施莱特施塔特（Schlettstadt）

施利克（lik或Schlick）

施洛伊辛根（Schleusingen）

施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en）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Schmalkaldischer Bund，或Schmalkaldische Liga，Ligavon Schmalkalden）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Schmalkaldischer Krieg）

施密特，海因里希·理查德（Schmidt，Heinrich Richard）

施纳贝尔—许勒，黑尔加（Helga Schna -bel-Schüle）

施耐普夫，埃尔哈德（Erhard Schnepf，1495—1558）

施内贝格（Schneeberg）

施帕拉廷，格奥尔格（Spalatin，Georg，1484—1545或1548）

施佩耶尔（Speyer）

施塔海姆贝格，高特哈德·冯（Gott -hards von Starhemberg）

施塔特哈根（Stadthagen）

施塔特洛恩（Stadtlohn）

施台克尔贝格（Steckelberg）

施泰尔（Steyr）

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

施泰格尔瓦尔德（Steigerwald）

施泰因斯富特（Steinfurt）

施陶皮茨，约翰·冯（Staupitz，Johannvon，约1460—1524）

施特尔青（Sterzing）

施特拉尔松（Stralsund）

施特拉斯堡（Straburg）

施特拉斯堡大教堂教士会之争（Straburger Kapitelstreit）

施特拉斯堡文法中学（Schola Argentor -atensis或Strassburger Gymnasium）

施特鲁姆普夫，西门（Strumpf，Simon）

施滕达尔（Stendal）

施图尔姆艾克（Sturmeck）

施图尔姆艾克，雅各布·施图尔姆·冯（Jakob Sturmvon Sturmeck，1489—1553年）

施图尔姆，雅克布（Sturm，Jakob，1489—1553）

施图尔姆，约翰（Sturm，Johann，1507—1589）

施托尔贝格（Stolberg）

施托尔希，尼克劳斯（Storch，Niko -laus，—1525）

施瓦本（Schwaben）

施瓦本—哈尔（Schwaben-Hal ）

《施瓦本—萨克森协同书》（schwbisch -schsische Konkordie）

施瓦本同盟（Schwbischer Bund，也写作Bundim Lande Schwaben）

施瓦茨（Schwaz）

施瓦茨堡（Schwarzburg）

施韦贝尔，约翰（Schwebel，Johann）

施韦比施格明德（Schwbisch G münd）

施韦比施哈尔（Schwbisch Hall）

施韦克哈特（Schweickhardt）

施维茨（Schwyz）

施温克菲尔德，卡斯帕·冯（Schwenck -feld，Kaspar von，1490—1561）

《十二条款》（Zwlf Artikel）

什未林（Schwerin）

石勒苏益格（Schleswig）

《食品选择和自由食用》（Von Erkiesenund Freiheit der Speisen）

世界君主（dominummundi）

世俗诸侯是邦国内的教皇（Dux cliviaeest Papain territoris suis）

市政会宗教改革（Ratsreformation）

市政会宗教改革（Ratsreformation）

《受到罗马教皇诏书不正当谴责的马丁路德博士著所有文章的理由和原因》（assertioomniumarticulorumm. Lu the riper Bulam Leonis X novissi -man damnatorum）

受益所有权（dominium utile）

双重预定论（determinatio gemina）

朔恩多夫（Schorndorf）

司各脱，约翰·邓斯（Scotus，John Duns，1263或1266—1308）

司各脱主义（Scotismus）

斯德丁（Stettin）

斯福扎，比安卡·玛丽亚（Sforza，Bian -ca Maria，1472—1510）

斯福扎，弗朗切斯科二世（Sforza，Francesco II.，1495—1535）

斯福扎，卢多维科（Sforza，Ludovico，1452—1508）

斯拉瓦塔，威廉（Slavata，Wilhelm，1572—1652）

斯蓬海姆（Sponheim）

斯图加特（Stuttgart）

《四爱书》（Quattuor Libri A morum）

《四部语录》（Libri Quattuor Sententia-rum）

《四城市信纲》（Confessio Tetrapolitana）

《四旬斋布道》（Invokavitpredigten）

四种神职学说（Viermterlehre）

松德郜（Sundgau）

苏莱曼一世，奥斯曼帝国苏丹（Süleymān I.，1495—1566；1520—1566在位）

苏黎世（Zürich）

苏黎世湖（Zürichsee）

苏索，海因里希（Seuse，Heinrich，1295或1297—1366）

俗人圣餐杯（Laienkelch）

索邦（Sorbonne）

索伦（Zolern）

索罗图恩（Solothurn）

索普朗（Sopron）

T

塔波尔派（Táborité，或Táborita）

塔楼经历（Turmerlebnis）

陶勒，约翰内斯（Tauler，Johannes，1300—1361）

特策尔，约翰（Tetzel，Johann，大约1460—1519）

特克伦堡（Tecklenburg）

特劳特曼斯多夫（Trauttmannsdorff）

特勒尔奇，恩斯特（Troeltsch，Ernst，1865—1923）

特里尔（Trier）

特里尔决斗（Trierer Fehde）

特里尔选侯邦（Kurtrier）

特里特缪斯，约翰内斯（Tri the mius或Trit the imer，Johannes，1462—1516）

特鲁赫泽斯，奥托，瓦尔德堡的（Truch -sess，Otto，von Waldburg，1514—1573）

特鲁赫泽斯，格奥尔格，瓦尔德堡—策勒的（Truchsess，Georg，von Wald-burg-Zeil，1488—1531）

特鲁赫泽斯，格布哈德，瓦尔德堡的，科伦大主教（Truchsess，Gebhard，zu Waldburg，1547—1601；1577—1583在位）

特伦托（Trient）

天主教改革（katholische Reform）

天主教同盟（Katholische Liga）

天主教议团（Corpus Catholicorum）

天主教宗教改革（katholische Reforma -tion）

条顿骑士团（Ordo Teutonicus）

铁血政策（Blut und Eisen）

突尼斯（Tunes或Tunis）

图宾根（Tübingen）

图尔措，约翰，齐普泽伯爵（Thurzo，Zipser Graf Johann，1466—1520）

图尔恩（Thurnu）

图尔克海姆（Türkheim）

图赫尔（Tuchern）

图林根（Thüringen）

土耳其税（Türkensteuer）

土耳其同盟（Türkenliga）

托尔郜（Torgau）

《托尔郜书》（Torgauer Buch）

托尔郜同盟（Torgauer Bund）

托尔斯滕森，伦纳特（Torstensson，Len -nart，1603—1651）

托根堡（Toggenburg）

托莱多，费兰多·阿尔瓦雷斯·德（Tole -do，Fern and oálvarez de，1507—1582）

托马斯（Tommaso）

托马斯，阿奎那的（Tommaso，dAquino，大约1225—1274）

托马斯主义（Thomismus）

托斯卡纳（Toskana）

W

《瓦迪斯库斯或罗马的三位一体》（Vadiscus sive Trias Romana）

瓦尔茨胡特（Waldshut）

瓦尔戴克（Waldeck）

瓦尔戴克，弗兰茨·冯（Waldeck，Franzvon，大约1491—1553）

瓦尔德基尔希（Waldkirch）

瓦尔肯里德（Walkenried）

瓦哈（Vacha）

瓦拉几亚（Walachei）

瓦龙（Wallonen）

瓦卢瓦（Valois）

瓦伦湖（Walensee）

瓦伦斯坦，阿尔布雷希特·冯（Wallen -stein，Albrecht von，1583—1634）

瓦诺莎，卡塔内的（Vannozza dei Catta -nei，1442—1518）

瓦萨（Waza）

瓦特堡（Wartburg）

王家牧师（Pecularius regis clericus）

《王权侵害罪条例》（Statute of Praemu -nire）

旺根（Wangen）

威德豪斯（Waidhaus）

威克利夫，约翰（Wyclif，John，1320或1324—1384）

威廉（Wiliam）

威廉（Wilhelm）

威廉，奥卡姆的（Wiliam of Occam，大约1288—1347或1285—1349）

威廉，“沉默者”（Wilemde Zwijger，1533—1584）

威廉，格奥尔格，勃兰登堡选侯（Wil -helm，Georg，1595—1640；1619—1640在位）

威廉，黑森邦国伯爵（Wilhelm，1532—1592）

威廉，利奥波德（Wilhelm，Leopold，1614—1662）

威廉姆斯，乔治·休斯顿（Williams，George Huntston，1914—2000）

威廉三世，萨克森公爵（Wilhelm III.，1425—1482）

威廉四世，巴伐利亚公爵（Wilhelm IV. ，1493—1550；1508—1550在位）

威廉四世，黑森—卡塞尔邦国伯爵（Wil -helm IV. ，1532—1592；1567—1592在位）

威廉，沃尔夫冈，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Wilhelm，Wolfgang，1578—1663）

威廉五世，巴伐里亚公爵（Wilhelm V. ，1548—1626；1579—1598在位）

威廉五世，黑森—卡塞尔邦国伯爵（Wil -helm V. ，1602—1637；1627—1637在位）

威廉五世，于利希—克累弗—贝格公爵（Weilhelm V. ，1516—1592；1539—1592在位）

威尼斯（Venezia或Venedig）

《威斯特伐伦和约》（Westflischer Friede）

威斯特法伦（Westfalen）

威悉河（Weser）

韦茨拉尔（Wetzlar）

韦德施泰特（Wiederstedt）

韦尔夫（Welfen）

韦尔尼格罗德（Wernigerode）

韦尔泽（Welser）

韦森（Weesen）

韦森费尔斯（Weienfels）

韦特劳（Wetterau）

韦廷（Wettin）

唯独恩典（solagratia，或aleinaus Gnade）

唯独基督（solus Christus，或alein Christus）

唯独荣耀上帝（Soli Deo gloria）

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或Allein die Heilige Schrift）

唯独信心（sola fide，或allein durch den Glauben）

唯一神教（Unitarianismus）

维德，赫尔曼·冯，科伦大主教（Wied，Hermannvon，1477—1552；1515—1547在位）

维登贝格（Wittenberg）

维尔茨堡（Würzburg）

维尔德豪斯（Wildhaus）

维姆普芬（Wimpfen）

维斯马（Wismar）

维斯瓦河（Weichsel）

维特斯巴赫（Wittelsbach）

维也纳（Wien）

《维也纳和约》（Frieden von Wien）

委内瑞拉（Venezuela）

魏甘德，弗里德里希（Weigand，Friedrich）

魏甘德，约翰内斯（Wigand，Johannes，1523—1587）

魏玛（Weimar）

魏森霍恩（Weissenhorn）

魏特莫泽尔（Weitmooser）

魏，雅克布（Wehe，Jakob）

《魏因加滕协定》（Vertrag von Weingar -ten）

魏因斯贝格（Weinsberg）

魏因斯贝格血案（Weinsberger Bluttat）

温德斯海姆（Windsheim）

温迪施伽尔施滕（Windischgarsten）

温费林，雅克布（Wimpheling，Jakob，1450—1528）

温和原则（princeps modificatus）

文策尔四世，波希米亚国王（Wenzel IV. ，1361—1419；1363—1419在位）

文艺复兴（Renaissance）

文艺复兴教皇（Renaissanceppste）

翁特瓦尔登（Unterwalden）

沃尔夫冈（Wolfgang）

沃尔夫冈，安哈尔特—科滕侯爵（Wolf -gang，1492—1566；1508—1562在位）

沃尔夫冈，伊森堡—罗讷堡伯爵（Wolf -gang，1533—1597）

沃尔马尔，梅尔希奥（Volmar，Mel -chior，1497—1560）

沃姆斯（Worms）

《沃姆斯敕令》（Wormser Edikt）

沃滕维耶尔（Wottenweier）

乌尔班八世，罗马教皇（Urban或Urbanus VIII.，1568—1644；1623—1644在位）

乌尔班六世，罗马教皇（Urban或Urba -nus VI.，大约1318—1389；1378—1389在位）

乌尔比诺（Urbino）

乌尔里希，符滕姆贝格公爵（Ullrich，1487—1550；1498—1550在位）

乌尔姆（Ulm）

乌芬瑙岛（Ufenau）

乌里（Uri）

乌特勒支（Utrecht）

乌特勒支同盟（Utrechter Union）

乌泽多姆岛（Usedom）

《五月特权》（Privilegiummaius）

X

西本彪格尔，马丁（Siebenbürger，Mar -tin，大约1475—1522）

西本彪根（Siebenbürgen）

西尔宁事件（Sierninger Handel）

西格尔兰（Siegerland）

西格弗里德三世，美因兹大主教（Sieg -frieds III.，大约1194—1249；1230—1249在位）

西吉斯蒙德（Sigismund）

《西吉斯蒙德的改革》（Reformatio Sigis-mundi）

西吉斯蒙德，卢森堡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Sigismundvon Luxemburg，1368—1437；1411—1437在位）

西吉斯蒙德，约翰，勃兰登堡选侯（Sigis -mund，Johann，1572—1619；1608—1619在位）

西吉斯蒙德，扎波利亚·亚诺什（Zsig -mond，Szapolyai János，1540—1571）

西克斯图斯四世，罗马教皇（Sixtus IV. ，1414—1484；1471—1484在位）

西里西亚（Schlsing或Schlesien）

西蒙斯，门诺（Simons，Menno，1492—1559或1496—1561）

西韦尔斯豪森（Sievershausen）

西西里岛（Sicilia或Sizilien）

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

希普勒，文德尔（Hipler，Wendel，大约1465—1526）

昔斯妥会（Cisteaux也写作Cteaux或Zisterz）

锡安王国（Knigreich Sion）

锡耶纳（Siena）

席弗尔，沃尔夫冈（Schiefer，Wolfgang）

席林，海因兹（Schilling，Heinz）

《席特瓦特罗克和约》（Frieden von Zsit -vatorok）

洗礼派（Tufer）

下阿尔萨斯（Unterelsass）

下莱茵（Niederrhein）

下劳西茨（Niederlausitz）

下纳赫（Unternahe）

下萨克森（Niedersachsen）

夏普勒，克里斯托夫（Schappeler，Chris -toph）

现代虔信（devotio moderna）

宪制的宗教改革（magisterial reforma -tion）

宪制的宗教改革家（magisterialreform -ers）

些耳德河（Escaut）

《协同书》（Konkordienbuch）

《协同信条》（formula concordiae）

鞋会（Bundschuh）

《新工具》（Novum Instrumentum omne）

信纲（Bekenntnisschrift）

信仰洗礼（Glubigentaufe）

许茨，海因里希（Schutz，Heinrich）

选侯邦（Kurfürstentum或Kurfürstentümer）

选侯会议（Kurfürstentage）

选侯（Kurfürst或Kurfürsten）

选侯团体（Kurkolleg）

选侯院（Kurfürstenrat）

《选举条款》（Wahlkapitulation）

《学院课程编制》（Ratio Studiorum）

学者学校（Gelehrtenschulen）

Y

雅克布（Jakob）

亚琛（Achen）

亚当，舍恩贝格的（Adam von Schnberg）

亚得里亚海（Adria）

《亚德里安堡和约》（Frieden von Adri -anopel）

亚盖洛，伊莎贝拉（Jagielonka，Izabela，1519—1559）

亚历山大六世，罗马教皇（Alex and er VI.，1431—1503；1492—1503在位）

亚历山大五世，米兰大公会议选出的教皇（Alex and er V. ，大约1339或1340—1410；1409—1410在位）

亚诺什，扎波利亚（János，Szapolyai，1487—1540； ）

亚维嘉（Jadwiga）

研究院（Semiuniversitas）

《眼底镜》（Augenspiegel）

扬考（Jankau）

耶丁，胡贝特（Jedin，Hubert，1900—1980）

耶尔格，容克尔（Jrg，Junker）

耶卡（Rijeka）

耶拿（Jena）

耶稣会（Jesuitenorden，或Orden der Je -suiten）

耶稣会士（Jesuiten）

耶稣会文科中学（Jesuitengymnasien）

一切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ad majoremdeigloriam）

伊德蕾特，布尔的（Idelette de Bure）

伊拉斯谟，鹿特丹的（Erasmus von Rot -terdam，1465或1469—1536）

伊丽莎白（Elisabeth）

伊丽莎白，不伦瑞克—吕内堡女公爵（Elisabeth，1510—1558）

伊丽莎白，丹麦的（Elisabeth von Dnemark）

伊丽莎白，哈布斯堡的（Elisabeth von Habsburg）

伊丽莎白，黑森的（Elisabeth von Hes -sen，1502—1557）

伊丽莎白一世，英国国王（Elizabeth I.，1533—1603；1558—1603在位）

伊曼纽尔，卡洛（Emanuele，Carlo，1562—1630）

伊姆哈弗（Imhaf）

伊佩尔河（Ipel或Eipel）

伊森堡—罗讷堡（Isenburg-Ronneburg）

伊莎贝拉一世，卡斯蒂利亚名义女王（Isabel I，1451—1504）

伊斯尼（Isny）

伊斯特里亚（Istrien）

医院骑士团（Ordine Ospedaliero）

《宜乎罗马教皇》（Decet Romanum Pon -tificem）

易北河（Elb）

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

因斯布鲁克（Innsbruck）

隐蔽的加尔文主义者（Kryptocalvin -isten）

隐蔽的天主教（Krypto-papismus）

英诺森八世，罗马教皇（Innocent或In -nocentius VIII.，1432—1492；1484—1492在位）

英诺森四世，罗马教皇（Innozenz或In -nocentius IV. ，大 约1195—1254；1243—1254在位）

婴儿受洗（Suglingstaufe）

《永代让渡法》（Statute of Mortmain）

《永久国内和平法令》（Ewiges Land -frieden）

尤里乌斯，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侯爵（Julius，1528—1589；1568—1589在位）

尤里乌斯二世，罗马教皇（Julius或Iuli -us II.，1443—1513；1503—1513在位）

尤里乌斯三世，罗马教皇（Julius或Iulius III.，1487—1555；1550—1555在位）

犹大（Juda）

于利希—克累弗—贝格（Jülich-Kleve -Berg）

于特尔博格（Jüterbogk）

《愚人颂》（Encomiummori）

《宇宙志》（Cosmograophia）

预定论（Prdestinationslehre）

源路德派（Genesiolu the raner）

约阿希姆二世，勃兰登堡选侯（Joachim II.，1505—1571；1535—1571在位）

约阿希姆一世，勃兰登堡选侯（Joachim I.，1484—1535；1499—1535在位）

约盖拉（Jogaila）

约翰（Johann）

约翰，勃兰登堡—屈斯特林马克伯爵（Jo -hann，1513—1571；1535—1571在位）

约翰二十三世，阿维尼翁教皇（Johan XXIII.，1370—1419；1410—1415在位）

约翰二世，匈牙利国王（Johann II.，—1571；1540—1570在位）

约翰，萨克森选侯（Johann，1468—1532；1525—1532在位）

约翰十二世，罗马教皇（JohanⅫ. ，937或939—964；955—963在位）

约翰四世，安哈尔特—策尔布斯特侯爵（Johann IV. ，1504—1551）

约翰四世，施特拉斯堡大主教（Johann IV. ，1538—1592）

约里斯，大卫（Joris，David，1501或1502—1556）

Z

泽尔因斯基（Zelynsky）

泽兰（Zeeland）

扎伯尔（Zabern）

詹姆斯一世，英国国王（James I.，1566—1625；1603—1625在位）

战争与和平（ius beliac pacis）

这是我的身体（Hoc estcorpus meum）

《真假宗教诠释》（De vera et falsa reli -gione）

《执行条例》（Exekutionsordnung）

直接所有权（dominium directum）

《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论改善基督教状况书》（An den christlichen Adeldeutscher Nation von des chris -tlichen St and es Besserung）

《致虚构的意大利皇帝马克西米连》（Epistolaad Maxilianum Csarem Italifictitia）

《忠诚论纲》（Ratio Fidei）

重新天主教化（Rekatholisierung）

《周报》（Aviso）

朱利奥（Giulio）

朱利奥·德·美第奇（Giulio deMedi -ci，1478—1534）

《诸侯布道》（Fürstenpredigt）

诸侯会议（Fürstentage）

诸侯宗教改革（Fürstenreformation）

《主起诏书》（Exsurge Domine）

《著名人士书简》（Clarorum Virorum）

专制主义或绝对主义（Absolutismus）

《锥标》（Obelisci）

宗教改革（reformatio或Reformation）

宗教改革权（Ius reform and i）

宗教改革时代（Zeitalter der Reforma -tion）

宗教屠杀（Ekklesiozid）

总督察（Generalsuperintendent）

综摄主义（Synkretismus）

祖尔茨（Sulz）

祖尔茨贝格（Sulzberg）

佐尔伽（Sorga）

版权信息

书名：德国通史·第三卷

作者：刘新利，邢来顺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2-01

ISBN：978721421567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总 序

前 言

第一编 战后重建与邦君专制

第一章 三十年战争结束初期的德国政治与经济

第二章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的德国社会与文化

第三章 德意志邦君专制

第二编 启蒙运动与开明专制

第四章 德国的启蒙运动

第五章 普鲁士的开明专制

第六章 奥地利的开明专制

第七章18世纪的帝国、邦国与普鲁士的经济和社会

第三编 法国大革命与德意志改革

第八章 德意志与法国大革命

第九章 拿破仑对德意志的统治和德意志改革运动

第十章 解放战争与德意志的新秩序

第十一章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德意志思想和文化运动

附 录

后 记

总 序

此六卷本《德国通史》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3&ZD104）的最终研究成果。

德国乃当今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还是在科技教育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对欧洲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纵观经历一千多年历史发展的德国，有如滔滔奔腾的江河，在曲折和险阻中前行，终归大海。她有过雄霸欧洲的辉煌，也曾遭受他国的欺凌；虽数度战败，却能如神话中的不死鸟，灰烬中振翅重生；虽历经民族分裂的磨难，却最终归于统一；她曾是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却也是无数文化巨擘和科技精英成长的摇篮。而今，历尽沧桑的德国终于成为爱好和平的欧洲大家庭的一员，成了一体化的欧洲联盟的稳定之锚，成了令人向往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的国度。

鉴于德国在世界上的这种重要影响力和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我国史学界对之表现出浓厚兴趣，已经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而编撰一部高质量的德国通史也一直是学界的强烈期待和努力目标。

一

在我国，早期出现的几部德国通史类著述都是引进版的。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哈勒尔（Johannes Haller）的《德国史纲》（Die Epoch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可谓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德国通史著作。该著作共十二章，简略介绍了自远古时期至19世纪后半期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历史。此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翻译和编撰出现了多年的沉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东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维纳·洛赫到北京大学开设德国史讲座，不仅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德国史学者，其讲稿还被整理翻译出版，即大家熟知的《德国史》。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德国通史，阐释了自远古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德国历史，对于在我国普及德国历史知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部德国通史类著作，在长达700页的篇幅中，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之前的整个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仅以20多页的“德国史引论”的方式加以处理，而1918年—1956年三十多年的德国现当代史，却占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就此而论，它更像是一部德国近现代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著名的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第9版中译本，书名为《德意志史》。该书分为“古代和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专制主义结束”、“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大战时期”等4卷，叙述了从远古到195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德意志史》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突出政治史。以第三卷为例，该卷叙述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为止的德国历史，共四章，只有最后一章集中叙述社会、经济和技术史方面的内容，其余内容皆属政治史之列。而这一时代正值德国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工业化，是经济转型迅速、社会变迁剧烈、思想文化和科技教育大繁荣和大发展的时代。所以，相关内容难以充分反映这一时期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画卷，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推出自己编撰的德国通史著作。1991年丁建弘、陆世澄主编的《德国通史简编》的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德国通史，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德国史学者的集体之作。全书共五编18章，叙述了从原始社会到1945年为止的德国历史。今天再回看该著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全书布局强调厚今薄古。到1807年为止的1000多年德国历史叙述特别简单，仅用4章。而1871年—1945年为止约75年的德国历史却用了10章加以阐述。二是全书叙述突出大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内容相对单薄。1995年，孙炳辉、郑寅达等学者又推出了《德国史纲》。该书在叙述时间上打破了以1945年为下限的惯例，将“战后德国简况”单列一章，德国重新统一成为叙述的终点，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当然，诚如该书前言中所说，这只是“一本简明通史”，内容较为单薄。此外，该书在结构布局方面同样突出厚今薄古。全书12章，古代中世纪直至18世纪末以前，只有一章篇幅，而纳粹统治时期短短的十几年历史却用了四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编撰和出版进入了全新阶段。2002年，丁建弘撰写的《德国通史》出版。这是我国德国通史类著作中的一部高水平之作。全书以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发展为主线，叙述了从史前古代日耳曼人到1990年两德统一的德国历史。或许限于篇幅之故，该著作叙述内容依然集中于政治史，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着墨不多。2005年吴友法、邢来顺所著《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出版。该著作本着以史为鉴的目的，将德意志国家的兴衰及其原因作为关注点。它叙述了从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到20世纪末的德国历史，主要笔墨放在近代以来德国的分裂、统一、崛起、冒险、失败、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历史，古代中世纪部分比较单薄，涉及领域也不够全面。2014年郑寅达推出了最新力作《德国史》。全书论述了从远古到默克尔政府执政为止的德国历史。该书对以往那种过于偏重近现代史的结构布局有一定程度的纠正，而且对德国历史发展的时段性把握比较到位。从叙述取向看，大政治史仍然占据主要容量，但各章中已经融入了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上述德国通史类著述，在向我国民众介绍、传播德国历史知识和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著述都为篇幅较小的单卷本，且多数突出“厚今薄古”，涉及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传统大政治史，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的内容简略，无法较充分地展示悠悠千载的德国历史和文化。

此外，业已出版的相关著述对于德国历史的最新国际编撰取向关注度不够，叙述视角主要囿于政治史和民族国家史，对于地区史和全球史视阈下德国历史发展的释读和回应不足。然而，诚如相关德国学者所言，毕竟“几百年来德国史对周围其他民族和国家划定了一条不断变动的、不总明显的界限”，因此，德国历史“不能同全欧洲的历史分开”，人们不能再把它“引回‘民族史’的狭（峡）谷之中”。进入21世纪以后，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各国各民族联系进一步加强。同时，德国本身也已经没有“再像19和20世纪经常那样打上”“民族骄傲的烙印”。这些新变化，显然无法单纯地从德国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而应该把它置于“新的欧洲和全球结构背景下”加以释读。

鉴于以上状况，很有必要编撰一部全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这部新的多卷本通史应该紧跟世界史学术前沿，吸纳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欧洲文明进程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审视长达一千多年的德意志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探讨这种独特历史发展的内生性原因和外激性因素，关注这种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在塑造德意志文明过程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从中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在叙述内容上应该打破传统的“政治通史”模式，尽可能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时间布局相对均衡地覆盖从古代直至21世纪初，进而能更全面深入地再现德意志历史进程。此外，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的撰写应该体现“经世”功能，从中国人的关注视角去考察德意志文明在欧洲和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探究德意志民族活力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审视这一民族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供鉴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教建设。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就是基于这些考虑之上。

二

综观一千多年的德国历史发展，既整合于大欧洲乃至全球历史进程的节奏之中，也有其独特的律动，而且这种律动时常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节拍。因此，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将立足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以德意志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为关注主线，释读始于古代原始日耳曼语族部落、止于21世纪初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历史，时段上囊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当代德国；在内容方面，除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的大政治史外，还加大了对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关注力度，力求较充分和全面地展示一千多年德国历史发展的多彩性和独特性。

到公元150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叙述从远古到宗教改革运动前夕的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主要涉及辉煌的封建帝国时代。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有欧洲历史发展的共性特征，是日耳曼化、基督教化和封建化的欧洲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德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也已经初露端倪，可谓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发端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意志国家完成了从法兰克帝国的裂变中形成为德意志王国政治实体的进程，并通过对外扩张建立起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即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由于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公元962年仿照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加冕为“罗马人皇帝”，德国统治者也成了古罗马帝国和法兰克帝国的“当然”继承者。但是这一强大的帝国从起初就孕育着对王权和国家统一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国家形成初期确立的王权由选举产生的传统，使王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各部落公爵和领地主教得以利用选举权而进一步扩大权势；早期德意志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和德意志最高统治者“罗马人皇帝”的头衔都表明了德国统治者对古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思想的追求。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皇帝忙于对外征战，无暇顾及国内事务，领地封建主于是趁机加强自己的独立性。由此带来的是德意志皇权的衰弱和领地诸侯势力的崛起，进而塑造出早期德意志国家的政治联邦主义形态。结果，到中世纪后期近代初期，当英、法等国开始向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转变时，德国却仍然蹒跚于教俗领地诸侯割据的历史进程之中。

从16世纪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结束，是德国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涉及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近代早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独特道路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发展呈现三大明显特征：其一，由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在政治割据的基础上又注入了“信仰分裂”的元素，引发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冲突，这种宗教信仰因素因皇权与领地诸侯之间的权力争夺而进一步被放大。一大批皈依新教的诸侯在“教随国定”的原则下成了政教合一的首领，他们承担起邦国宗教领袖职责，进一步将教会事务纳入政府管辖范围，邦国的国家化因此得到发展，独立性继续加强。“三十年战争”既是德国宗教信仰冲突的最突出表现，也是德国皇权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最后一次努力。其二，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结果，《威斯特法伦和约》不仅确立了领地诸侯对皇权的最终胜利，同时也使法国、瑞典等国大规模介入德国事务。德国问题全面国际化。从此，若无外国的干涉，“就不能再解决一项全德性的事务”。其三，从社会经济角度看，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副产品，“普通人起义”（农民战争）的失败，则不仅使德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二期农奴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场领主制”，而且使德国农民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被排除出了德国的政治生活，深刻影响到德国日后的历史发展。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阵痛。这一时期属于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近代中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进一步凸显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国与西欧各国一样，经历了专制主义的统治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并且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涤荡。与此同时，它无论在君主专制、启蒙运动，还是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方面，都呈现独特的历史形态的演进。在政治上，由于皇权衰微，一些强大的领地邦君成为自己领地内的全权统治者。因此，在法国等国呈现的君主专制形态在德国却变成了邦君专制，到18世纪中期以后又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开明专制，其中以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最具典型。在思想文化方面，德国既合拍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潮流，又展示出个性化的启蒙运动特点。它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南北两派，而且融入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元素，以适应建立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需要。更有甚者，作为对于一味强调理性而忽视情感价值的启蒙思想的反动和对法国大革命所展示的资产阶级普世主义、理性主义等政治思想的回应，德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张扬情感和个性、强调回归历史和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思潮。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方面，德国也没有遵循英、法等国的社会革命道路，而是在法国革命等外力因素的刺激下，采用“上层革命”的改革方式，通过解放农民和全面实施营业自由原则等，废除封建因素，把法国革命的成果和平地移植到德国，渐进式地实现了传统封建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对接。德国由此进一步奠定了近代独特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基础。

从1815年到1918年的约一个世纪，属于德国以独特方式全面迈入“现代”社会的近代晚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顶峰阶段。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为，通过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不同的“双重革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迈上了强国之路。

这一时期的德国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与法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的稳中求进的“守势现代化”道路。传统统治阶级采取适时而进的策略，通过满足某些“革命”要求，操控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进而保障自身传统利益。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普鲁士统治者完成民族统一大业，是典型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白色革命”。在建立现代国家宪政体制方面，传统统治阶级也展示了适时而进、操控时局的特征。1848年的普鲁士“钦定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在确保君主制原则的基础上，注入选举制、议会制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元素，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既保证了传统统治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又满足了资产阶级建立宪政国家的愿望。在经济领域，通过工业革命，德国采用独特的工业化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快速实现了对英、法等老牌工业国家的超越，最终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工业化也推动了德国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由于独特历史原因和现实动因，德国成为世界上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先河者。此外，这一时期的德国教育、科技和思想文化发展也呈现极其活跃的状态。德国不仅成为世界顶尖的科技和教育强国，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多元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对整个19世纪的德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这股思潮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的刺激下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将德国引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主要思想根源。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去，在短短的27年中，德国如过山车般经历了从“最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和右翼极权主义的第三帝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属于德国现代史范畴，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在与西方文明的适应、冲突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阶段。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可谓这种危机和畸变的产物。

1919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是“十一月革命”的直接结果，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产物。因此，德国民众在感情上不太认同这一共和国。与此同时，魏玛共和国在政治体制上迎合并仿照西方国家，甚至在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设计方面“青胜于蓝”，超过西方国家，也使习惯于传统德意志“秩序”的大多数德国民众一时难以适应。于是，在适应西方政治体制和坚持德意志独特历史传统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没有民主主义者的民主”、“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就成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的真实写照。这一共和国因此也被称为是“不受爱戴的”、“带有即兴民主政治”色彩的“保守派的共和国”。结果，虽然魏玛共和国时期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它却在固守德意志传统和抵制西方文明的心态之下，在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夹击之中，仅存在14年就归于失败。

1933年，希特勒打着抵制西方民主、坚持德意志传统和富国强兵的旗帜，夺取政权，德国历史进入第三帝国时期。第三帝国在政治体制上与魏玛共和国截然不同，它实行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表现为政治上领袖原则之下的党国一体，经济上全面干预和控制之下的“统制经济”或叫“总体战争经济”，以及文化上纳粹“世界观”严厉控制之下的文化荒漠化。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是对魏玛共和国的极端反动，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的一种倒退，同时也偏离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它是德国的历史传统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和适应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体现。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扩充军备，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图谋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为此不惜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将德国和世界带入战争灾难之中。战争的结果是，德国再次战败，德国法西斯走向覆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经历了盟国分区占领、分裂的两个德国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等三个阶段。它们属于当代德国的历史范畴，是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重塑时期，也是德国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新形势下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德国在1949年分裂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如此，两个德国的人民忍受着民族分裂的痛苦，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使自己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重要强国。

战后联邦德国虽然属于西方阵营，却没有照搬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或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是吸取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极权主义等政治经济体制失败的教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成功地进行了独具德国特色的新探索，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莱茵模式。联邦德国的独特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政治方面，在吸收外来民主并结合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德国特色的联邦议会民主制。在这种民主制度之下，出于对纳粹独裁统治的沉痛反思，一方面突出“争论的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 ，保护不同言论和观点；另一方面强调“防卫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 ，禁止任何言行威胁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这一机制通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永久条款”得以确定。在社会经济方面，则实行不同于指令性计划经济又区别于纯自由主义经济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一方面确立“市场”核心地位，将经济活力置于市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强调“社会”特征，突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健全劳动制度，形成同舟共济的劳资关系；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由此实现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对接。在思想文化方面，则推行“存异求同，多元一体”的文化多元主义（kultureller Pluralismus） ，在保持德意志主流文化的前提下，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这既是对纳粹统治时期文化独裁政策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对德国文化联邦主义传统的承继。莱茵模式使联邦德国在战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文化繁荣的局面。

1990年，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分裂长达40余年的德国人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渴望已久的民族统一。再次统一起来的德国实行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德国由于其经济实力和众多的人口，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以上各个时段的德国历史发展，一方面共振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更大程度上散发的是自身的独特魅力和发展取向。每个时期的德国历史之间有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的内在有机联系，具有无法割裂的连续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悠悠千载的德意志文明，铺垫出德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本书是多位学者合作的产物。由于各位作者的专业积淀、研究重点和文风的差异，加之涉及内容极其丰富，时间跨度长，人名、地名众多，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显然无法做到全书在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此外，因水平有限，全书必定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此敬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要特别感谢“大国通史丛书”总主编钱乘旦教授在本书成稿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和指导，对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为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深表谢忱，也感谢各卷编辑付出的辛劳。

邢来顺

2017年5月于武昌桂子山

前 言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期，与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历史特征非常突出。一方面，启蒙运动在德国发展的显著成就表现在政治领域，导致出现“启蒙专制”，即开明专制；另一方面，开明专制作为德国特色的君主专制制度促进了普鲁士、奥地利等德意志邦国的崛起；终于，也是这段历史的第三方面特征，以普鲁士王国为代表，强盛起来的德意志邦国在法国大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冲击下，清除了持续八百余年的帝国残余，促使德国历史进入欧洲历史主流，并向着统一大国的方向发展。

首先，开始于英国、兴盛于法国、总结于德国的启蒙运动，主要是一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运动的锋芒所向是禁锢人们思想的君主专制和罗马教会。然而，在德国，所谓君主专制和罗马教会则是启蒙运动发展的起点，甚至是发展平台。就君主专制方面而言，在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以及萨克森和汉诺威等德意志邦国，借助启蒙运动的基本理想，君主专制以启蒙专制或说开明专制的形式出现，在获得政治功绩的同时，促进了本邦思想文化的繁荣。就罗马教会方面而言，经过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罗马教会在德意志的发展重点集中于收复失地，即重新天主教化，并集中于振兴信仰，即唤醒信众的神恩感念。结果是，启蒙运动的诸如宗教评判与教会改革、破除迷信与普及教育等等基本理想，逐步地成为统治者和知识阶层的实际观念，从而引发了几乎是德国独有的天主教启蒙运动。此时，德国历史的特征表现为：在启蒙运动的大形势下，专制邦君适应时代的要求，开辟了一条开明专制的、顺应欧洲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

其次，至少在西欧地区，开明专制是德意志地区独有的政治体制。作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不经过人民”的政治体制，开明专制同时启用君主集权的专制机构和专业官吏的管理部门，其统治战略，不仅为了富国强兵而将经济发展放在万事之先，而且为了争取或巩固国际地位而将稳定本邦的社会秩序当作内政之首要。“开明”专制突出政治民主和司法平等，而开明“专制”则要求邦君的绝对权利。因此，德意志地区大大小小的几百、上千个领地邦君，经过17世纪中叶以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保障之下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其中的强者，特别是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增加领地规模的强者，如北部的普鲁士、南部的巴伐利亚，到18世纪中叶，已经具备跻身欧洲强国（而不仅仅是德意志强邦）的潜力。但是，此时欧洲的形势已经不再适宜君主专制，英国以及法国的专制君主已经走上或者正在走向断头台。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具备强盛潜力的德意志邦君选择了开明专制的治国方针：既要民主也要专制，既要为平民谋福利也要保护贵族的权益。此时，德国历史的特征表现为：在具有德国特色的、开明专制的道路上，德国以地方邦国为基础成功地向着欧洲强国的目标发展。

结果，当法国大革命、革命战争直接决定欧洲历史进程的时候，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五大强国中的两个——奥地利和普鲁士，其强国地位的维持和发展直接将德国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摆上桌面。这就是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的德国政治体制问题。它直接涉及德意志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在奥地利一方，自15世纪以降，奥地利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核心；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它成为罗马教会的德意志堡垒；17世纪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它又借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获得了宗教、军事和外交的邦国自主权。在18世纪实行开明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奥地利差不多同时利用了帝国、邦国和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国际法权优势，成为欧洲强国。然而，被法国大革命颠覆的波旁王朝直接威胁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使之不仅断然失去了已经顶戴数百年的罗马皇冠，而且迅速缩小了世袭领地和势力范围。奥地利的强国地位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在普鲁士一方，自15世纪以降，霍亨索伦家族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资格；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这个家族的成员继承了普鲁士骑士团的领地并将之改名为普鲁士公国；17世纪通过家族内部联姻，勃兰登堡选侯国与普鲁士公国合二为一，并在18世纪初年得到皇帝的认可，上升为普鲁士王国。由此开始，在18世纪推行开明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普鲁士王国通过发展军备经济，通过战争和外交途径，成功地跻身于欧洲强国的行列。然而，法国大革命及革命战争几乎使普鲁士王国在欧洲地图上消失。原因主要是，为了与奥地利竞争，普鲁士不顾德意志帝国的利益，先是支持尼德兰的雅各宾党人，又在第一次反法战争失败后，解除与奥地利的反法同盟，保持中立，任由法国割让帝国的领土（1795年、1797年） ，任由帝国的教会领地还俗（1803年） ，任由法国军队彻底摧毁奥地利与俄国的联军（1805年） ，任由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拿破仑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建立两个法国附属国、英国开始与法国协商德国的汉诺威（1806年）的时候，曾为“军事强国”的普鲁士才向法国宣战。但是，为时太晚；仅仅经过几天的战斗，法国的军队就开进了王国的首都柏林。普鲁士王国屈辱地存留下来，绝地求生，比其他几个德意志邦国更加努力地推行改革，奋发图强。当法国军队终于退出德意志土地、欧洲列强在维也纳召开和平会议（1815年）的时候，普鲁士已经有能力与奥地利齐头并起，重新试图主宰德国的历史。此时，德国历史的特征表现为：虽然新的邦联形式取代了古老的帝国体制，虽然各种形式的专制集权逐渐地让位于立宪代议制度，虽然曾经遭受城市行会和庄园领主严重束缚的市民和农民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等等，但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与神圣罗马帝国体制下的邦联，几乎没有性质上的差异，它们都是主权成员邦；并且帝国解体后几个德意志邦国在《拿破仑法典》影响下的改革，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各类贵族的政治特权；市民和农民这一社会的基本劳动者阶层，则在统治者不断变换的过程中陷入新的生存危机。这一切将汇成德国革命乃至德国统一的历史背景。

本卷主持人 刘新利

2016年12月22日

第一编　战后重建与邦君专制

第一章 三十年战争结束初期的德国政治与经济

三十年宗教战争（Dreiigjhriger Krieg）结束后的德国（Deutschland） ，其正名国号仍然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在帝国的名义下，德国的国家结构采取等级邦国的复合制形式，其政权结构也维持在等级议会制度之中；帝国的疆域由帝国等级邦国的领地组成。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flischer Friede）签订到1663年“帝国永久议会”（Immerwhrende Reichstag）召开，十几年的战后发展趋势显示出自帝国改革以来的两种建制努力的失败：帝国中央集权制和等级联邦制。自17世纪末叶起，德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指向帝国涣散、邦国专制。

三十年战争加速了德意志经济在欧洲经济主潮流冲击下的衰退，同时也使德国农业、手工业及商业获得了新的发展基础。15世纪末以后，在西欧各国开辟新航路、开拓新市场的浪潮中，德国经济出现经济部门的重心转移，并出现区域、行业发展不平衡或说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三十年战争加重了这种趋势。战争结束以后，德意志大大小小的教俗邦国领地以及城市都采取了恢复经济的战后措施，促使某些经济领域的生产不仅迅速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还呈现出可持续性发展的态势。其间，德国经济技术的改进虽然步幅不大，但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第一节 德意志政治：帝国和邦国

一、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

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同时结束了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Ⅰ，1459—1519，1486—1519年在位）自1495年开始的帝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宗教改革运动（die Reformation）与持续30年的宗教战争期间，几代皇帝都基本采取了实际的行动，试图削弱割据称雄的帝国等级（Reichsstnde），以集中皇权，将帝国政治统一在哈布斯堡王朝（die Habsburger）的权利之中。然而，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终宣告了在帝国范围内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失败；帝国法继续维护德国的政治分裂。

回顾前述。在三十年战争前期，皇帝费迪南德二世（FerdinandⅡ，1578—1637，1620—1637年在位）曾经利用战争胜利的形势，先后两次“破坏”帝国法（Reichsverfassung） ，并两次宣布政令，充分表明了其努力加强皇权的大政方针。一次，1621年，未经帝国议会（Reichstag）同意，皇帝直接以破坏帝国和平的罪名，宣布取消普法尔茨（Pfalz）伯爵弗里德里希五世（Friedrich Ⅴ von Pfalz，1596—1632，1610—1623年在位）的选帝侯资格，代之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Ⅰvon Bayern，1573—1651，1597—1651年在位）。这是自1356年《黄金诏书》（Goldene Bule）颁布以来皇帝首次对帝国等级秩序的“严重破坏”。另一次，1625年，特别在1631年，皇帝提封波希米亚（Bhmen）贵族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1583—1634）为帝国等级，授予指挥帝国军队的绝对权力，并允其自由地处理和平谈判事务。这也是对帝国法规的直接“破坏”。不仅如此，1629年，皇帝进而颁布了《归还诏令》（Restitutionsedikt） ，宣布1552年以后被新教徒（Protestanten）占领的财产、1555年被用作俗务的帝国修道院（Reichskloster）全部回归原状。更进一步，在1635年，皇帝通过《布拉格和约》（Prager Frieden）宣布，自己拥有帝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无论供养者是帝国等级还是皇室世袭领地，帝国的所有军队都要绝对地服从皇帝的指挥。同时宣布，帝国等级，包括新教等级和天主教等级，都必须放弃结盟权和武装权。显然，费迪南德二世的做法对帝国法、帝国体制以及等级自由产生了重大的冲击。虽然他的动机是恢复和维护帝国秩序，但是遭到帝国等级的强烈反对。皇帝曾一度妥协，剥夺了华伦斯坦的军事特权，并同意放弃独立宣战权。然而，在战争形势下，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大多数帝国等级还是支持皇帝，实际上认可了帝国等级制政体向着帝国专制主义形式的转变。

到了三十年战争后期，由于法国国王在保护德意志等级自由的名义下直接介入帝国事务，因而遏制了帝国集中皇权的发展趋势。在法国的支持下，德意志诸侯，包括反对归还财产的新教诸侯和反对皇帝逾越权利的天主教诸侯在内，纷纷联合起来，共同抗议皇帝破坏诸侯自由、侵犯等级体制，反对皇帝建立中央集权制的企图。其间，教会诸侯和世俗诸侯之间的界限已被抹除。与此同时，皇帝的军队陷入与法国和瑞典同时作战的两线战场。一直在战场上占有优势的帝国军队现出败势。在这种情况下，战期上任的皇帝费迪南德三世（FerdinandⅢ，1608—1657，1637—1657年在位）不得不再次妥协。这一次妥协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永久性妥协。

至17世纪60年代，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大约20年间，德意志政治的发展状况证明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划时代意义：德国结束了皇帝和帝国的时代，开始了邦国独自发展的时期。从此以后，皇帝和帝国无力也无意恢复传统的一统权力，等级邦国则有意独自为政，当无力自保时便寻求外强庇护。事实正是如此。一方面，从费迪南德三世到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Ⅰ，1640—1705，1658—1705年在位） ，皇帝在帝国范围内实现宗教自由与和平，而在皇室领地内推行宗教专制政策，从而使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经过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帝国分裂政治延续下去。宗教信仰从此退出欧洲国际舞台。另一方面，从帝国议会到帝国行政区，直到帝国最高法院，统一的帝国机构不能发挥一统帝国事务的作用，尤其面对帝国安全、防御问题时，没有一个帝国机构能够执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帝国议会的决议，促使有关帝国臣民和邦国等级有义务向行政区提供资助的规定得到落实。帝国的军事资源从此分散；诸侯征收军税的权力部分地得到法律保障。哈布斯堡的奥地利首脑，作为帝国皇帝，其权利遭到削弱，但作为帝国等级，其权利则得到保障。其他强大的帝国等级，如勃兰登堡、巴伐利亚等等，都在合法的结盟权、武装权以及宗教信仰决定权的支使下，与同样是帝国等级的奥地利展开竞争。三十年战争以后的神圣罗马帝国已经不能与战前的帝国同日而语。

具体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初期，神圣罗马帝国政治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1）皇帝成为哈布斯堡的家族首领和天主教的教派领袖，无力掌控帝国事务；（2）帝国议会成为帝国等级的使节会议，无力提出决议和法规；（3）帝国行政区发展极不平衡，站在帝国的角度上，它几乎不能被看作是“行政区”而只是地方诸侯联合体；（4）帝国最高法院不接受涉及帝国等级及其臣属维护根本利益的上诉。这些变化虽然没有达到改变帝国体制中世纪性质的程度，但也明确地标明了17世纪中期以后帝国政治缺乏挽救力量的衰败趋势。

（1）神圣罗马帝国皇帝（Kaiser des Heiligen Rmischen Reiches） ，作为德意志国王，在名义上仍然是德国的最高统治者，在欧洲国际事务中仍然举足轻重。但是，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皇帝统治帝国的权力受到明确的限制；对外战争与和平、对内征兵与捐税等重大事务，必须得到帝国议会各等级的同意之后，皇帝才能批准决定。至于皇帝的保留权，如等级晋升权、宣告合法权、授予某种具体特权等等，也在选帝侯们不断为“固定选举誓约”（Capitulatio perpetua）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受到限制。皇帝单独享有，或说自由行使的权利越来越少。除此之外，还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帝国等级结盟权、武装权以及宗教信仰决定权，皇帝的统治权被限制在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范围之内。在帝国之内，皇帝仅仅能够发挥一个强邦君主的作用。当然，作为德国的最高统治者，哈布斯堡皇帝至少在名义上是帝国的最高代表、最高宗主和最高法官，“他与全体帝国等级一起——在帝国成员享有充分独立的情况下——体现帝国的完全主权。”

（2）帝国议会，作为马克西米连一世帝国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是由过去的宫廷会议扩展并固定而形成的帝国等级会议；从一开始它就被视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最高决策机关。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德意志的整体事务基本上都经由帝国议会处理决定，并颁布相关法律。但是，在德国土地上持续了30年之久的宗教战争期间，帝国议会仅仅召开了一次（1640—1641年） ，因为帝国的事务不再能够作为整体的事务进行处理。正是在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帝国议会上，帝国皇帝永远地失去了对于帝国议员席位和票额的决定权，因而使其授予帝国等级资格的权力失去意义。战争结束以后，在雷根斯堡市，皇帝费迪南德三世主持召开了战后第一届帝国议会（1653—1654年）。出席这次议会的三大议院发生了变化：选侯院（Kurfürstenrat） ，由于恢复了普法尔茨选侯资格，7个席位增加到8个；诸侯院（Reichsfürstenrat） ，其中的教会议席被分成两个议团，即人员相等的天主教议团和新教议团；城市院（Stdterat） ，雷根斯堡市自1594年以来的领导地位借以再一次突出出来。这次议会颁布了所谓《最后帝国决议》（Resessusimperinovissimus） ，对于战后帝国经济与军事以及帝国司法和诉讼程序等等诸多问题做出了决定。后来，在1663年，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又在雷根斯堡市主持召开了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届帝国议会。这次会议直到1806年帝国解体时才最终闭幕，因而被称为“帝国永久议会”。

可以说，帝国议会的“永久”性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从中世纪的等级帝国联合制转变为等级邦国复合制。就是说，由等级联合治理的帝国转变为等级邦国与帝国复合统治的帝国；通过帝国议会联合起来的帝国等级转变为可以向帝国议会派遣代表的主权邦国。

帝国永久议会召开的原初目的大致有三个：第一个，征集军费抵抗土耳其人的入侵；第二个，解决德意志诸侯与选侯之间围绕着国王（皇帝）选举参与权的纠纷；第三个，解决三十年战争遗留下来的、上一届帝国议会没有解决的诸多具体问题。

对于土耳其威胁，议会很快做出决议，据此，几个大的德意志诸侯，如巴伐利亚、勃兰登堡、萨克森等当即就与皇帝的军队一起，在法国军队的援助下，胜利地阻止了土耳其人在匈牙利境内的向西扩展（1664年）。但是，对于诸侯与选侯之间的纠纷及上一届议会没有解决的其他问题，讨论却旷日持久，迟迟得不出相对一致的意见。例如关于帝国等级参与国王选举及选举誓约的权利问题，议会应该制定一份对将来所有国王（皇帝）都有约束力的“固定选举誓约”。但是，自从1519年卡尔五世（KarlⅤ，1500—1558，1519—1556年在位）当选为国王以来，国王选举誓约的制定都是选帝侯的权利。如果这次议会制定出一份选举誓约，那就意味着选帝侯们失去了这项权利；而如果仍然由选侯们制定，那么议会的诸侯院和城市院就会失去介入国王（皇帝）选举的机会。因此，直到会议的第三年，与会者都没有提交讨论决议。其间，皇帝反复催促闭会，而议员们则一再推迟。到了第四年，与会者希望结束会议，但皇帝认为许多问题还没有结果，需要继续讨论。直到第六年，皇帝才同意会议的讨论可以告一段落，而其他人却认为此时做出议会决议，将难免使“整个民族耻辱地分崩离析”，所以会议还要继续进行。进入70年代以后，面临法国在帝国西部边境造成的威胁，征募军队、摊派军费等等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帝国议会不仅不能闭幕，而且当务之急，需要做出相关决定。此时，参会的帝国等级早已离开了雷根斯堡，继续讨论帝国事务的只是他们的代理人。如此一来，帝国议会不再有能力制定和颁布帝国议会决议（Reichsabschiede） ，它所能做的只是发布帝国议会决定（Reichsschlüssen）。帝国议会实际成为一个帝国等级的常驻使节机构。

帝国永久议会的组织结构仍然是选侯院、诸侯院和城市院的三院联合形式。其中，以美因茨大主教派出的代表为首的选侯院继续扮演领导角色；以奥地利公爵或萨尔茨堡大主教的代表为首的诸侯院继续发挥主要作用；雷根斯堡市继续承担城市院的主导工作，并促使城市院获得在帝国议会中的平等权力。议会讨论决定的批准权继续掌握在皇帝的代表手中。大约有70个使节性代表团常年聚集在雷根斯堡市，以商议帝国事务为职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商议的决定不能通行于整个帝国区域，因为帝国决议的执行者主要是帝国行政区。

（3）帝国行政区，作为马克西米连一世帝国体制改革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区域、领地两个结合因素为基础而设置的地方行政管理区划，也是帝国议会决议的执行机构。维护和平与治安、为帝国军队征集兵员和装备、监督铸币和关税以及向帝国最高法院派送陪审法官等等，均在帝国行政区的职责和权利的范围之内。宗教改革运动及三十年战争期间，由于宗教分裂的影响超出区域的界线，所以帝国行政区的作用不是很突出。三十年战争以后，一方面，帝国行政区的职能，特别是其军事作用由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规定而得到恢复，并由于诸如哈布斯堡、霍亨索伦（Hochenzollen）这般强势家族的利用而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帝国行政区的组合构成，由于瑞典和丹麦的加入而更加复杂。具体说，凭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典国王以瑞典波美拉尼亚领主的身份参与上萨克森行政区事务，并通过其占有的不来梅公国成为下萨克森行政区的成员，而丹麦国王得以参与下萨克森行政区事务，因为他获得了荷尔施泰因公国（Herzogtum Holstein）。与此同时，霍亨索伦家族由于统治勃兰登堡边地侯国（自1415年起）、占领克雷弗公国（1614年起）及参与威斯伐利亚伯爵领主团（1653年起）而介入上萨克森、下萨克森及下莱茵的威斯特伐利亚三个帝国行政区的事务。被强权利用以及复杂的构成，加上稍后帝国议会关于帝国行政区负责分摊兵士和装备的决定（1681—1682年） ，这一切使帝国行政区不仅越来越不能履行其地方行政管理的职能，而且也逐渐地失去了权利执行机构的特征。

从整体上看，帝国行政区的发展在三十年战争以后仍然很不平衡。在十大帝国行政区之中，德国南部的三个区权利较大：士瓦本区和法兰克尼亚区，其管理机构在司法公安、修路建桥、币制统一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巴伐利亚区政府差不多行使了国家的权利。西北部的威斯特伐利亚区形同虚设，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西部的上莱茵区在三十年战争之后由于需要继续组织本区力量，武装抵抗来自法国的威胁，所以其区政府仍然在积极地行动。东北部的下萨克森区自三十年战争以来就深受丹麦的影响，战争以后又在勃兰登堡选帝侯和瑞典国王的轮换控制之下，因此该区的管理职能一再成为强权争夺利益的工具。中部的两个区，选侯莱茵区和上萨克森区，其行政区代表大会时断时续，前者在1679年以前休会达40年之久，后者在1683年以后再也没有举行过，而东南部的奥地利区则从来就没有召开过类似的大会。西南部的勃艮第区由于其所辖区域越来越小，因此在三十年战争以后也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行政管理措施和行为。总之，依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虽然帝国行政区的职能得到恢复，得以继续行使地方自治的权利，但是其职权仅仅在部分地区能够发挥作用，并且某些大的邦国君主越来越有力地控制行政区的领导权。帝国行政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帝国解体。

（4）帝国最高法院，是马克西米连一世在帝国体制改革中建立的最高司法机关，其宗旨是为帝国各类、各级领主及其权利秩序提供和平保障。然而，从一开始帝国最高法院就显出其独立于皇帝的趋向，即法院院址设在皇帝驻跸地以外的城市：三十年战争时期在施佩耶尔，1689年以后被固定在维茨拉尔。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帝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由原来的24位增加到50位，其中半数名额的人选由帝国行政区决定，并且全部法官中的26位应是天主教徒，其余24个名额归新教徒。皇帝有权任命一位法官或院长，此外没有其他特权。虽然作为等级邦君的上诉法院，帝国最高法院有责任处理初审中直属帝国的事务、解决诸侯纠纷以及禁止复仇格斗等等，但是它不接受等级或等级臣属的涉及土地税、自由集会以及维持要塞和驻屯军费用等问题的上诉。就是说，帝国等级在这些方面仍然保有独立处置的权利。三十年战争以后，帝国最高法院一再接到关于再次修订帝国等级名册的上诉，而一再由于遭到来自帝国行政区及某些帝国等级的反对而不能行动。1654年，《最后帝国决议》曾经通过提高诉讼费用和废除自动停止判决等措施提高法院的工作效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帝国最高法院直到帝国解体也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功绩。

与帝国最高法院并列存在的另一帝国法权机构是帝国皇家法院，这是由皇帝作为最高法官的帝国最后上诉法院。与帝国最高法院相同，帝国皇家法院的主旨也是维护帝国和平，并着重于调解诸侯涉及采邑和特权的纠纷；不同的是，自1498年重建起来，它的立场就是直接维护皇帝的权益。不仅法院院址始终设在皇宫所在地维也纳，而且法官也由皇帝直接任命。三十年战争以后，随着帝国最高法院工作效能的愈益降低，帝国皇家法院所判决的事务范围则愈益扩大，但它的权限始终没有能够覆盖整个帝国。

总之，三十年战争结束初期，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史出现了深刻的转变：帝国与皇帝最终分离。皇帝不能代表统一的帝国，也没有控制一个能够制定和执行帝国政策或法规的机构，更没有真正掌握一种能够任免和委托帝国官员或军队首领的权力。建立皇帝中央集权制的努力最终失败。与此同时，通过等级邦国的联合来象征帝国统一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按照当时欧洲理论界的政治规则，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有点不规矩的政治实体，是一个怪物（systema monstrosum）”。

二、德意志邦国的重新整合

德意志邦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等级以占有世袭领地为基础、以拥有帝国议会中的席位为传承的政权实体，它不是帝国的地方政权形式，但是帝国的构成组织。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德意志邦国经历了重新整合的过程，主要表现在：帝国等级格局的改变；帝国等级状况的变化；等级邦国的结盟或联合。

1.帝国等级格局的改变

根据1521年的“帝国等级名册”（Reichsmatrikel von1521） ，帝国等级包括7位选帝侯（Kurfürsten）、4位大主教（Erzbischfe）、46位主教（Bischfe）、24位世俗诸侯（weltliche Fürsten）、79位修道院长（Fürstbte）和大教堂教长（Prlaten）、4位骑士团首领（Hochmeister）、145位伯爵（Grafen）和领主（Herrn）以及85个城市（Frei-Reichsstdte）。共394位。宗教改革运动以后，特别在三十年战争以后，重新登记帝国等级名册的建议被反复提出，但一直没有实行。在1663年纽伦堡帝国执行会议上曾出现一份帝国征兵名册，基本标明了当时帝国等级的数目。大致说，1792年以前，帝国等级包括9位选帝侯、33位教会诸侯、61位世俗诸侯、40位修道院院长和大教堂教长、103位伯爵和领主及51个帝国城市。共297位。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初期，德意志邦国重新整合的首要表现是帝国等级格局发生的变化，其突出事件是瑞士联邦和尼德兰联合省的建立。新建者脱离了帝国法的保护和限制。

瑞士联邦脱离帝国始于13世纪前期。1218年，统治瑞士的蔡林格家族（Zhringer）绝嗣，接着1250年统治帝国的施陶芬家族（Staufer）没落，群龙无首。于是，瑞士各地自行联合，逐渐形成四大家族集团和若干城市同盟以及山地联盟。其间，由于哈布斯堡家族的首领于1273年被选为德意志国王，即鲁道夫一世（Rudolf，1218—1291，1273—1291年在位） ，又由于其家族集团在瑞士地区的强势扩张，其他三大家族于1291年结成“永久同盟”。1315年，“永久同盟”接受了五个“老州”的加盟，形成“八州同盟”（Die Acht Alten Orte）。后来，特别在1415年至1474年的半个多世纪间，“永久同盟”扩及整个瑞士区域，并在1536年之前确定了同盟内部的管理规则，从而完成了由同盟向联邦的过渡，形成瑞士联邦。

瑞士联邦的最高统治机构是议会。联邦议会确定，拒绝接受任何外来委任的统治者，无论来自皇帝还是教皇的代表均被拒之门外。同时确定，不经全体同意，任何成员邦及个人都不得对外结盟或战争与议和。据此，作为宗教改革运动中的重要的新教根据地之一，瑞士联邦胜利地抵御了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势力的冲击，不仅在1532年的教派武装冲突中取得胜利，而且在1566年成功地进行了新教信仰告白，并且在1586年成立了以防御帝国侵扰为主旨的瑞士基督教的黄金联盟（Goldener Bund）。

随着瑞士联邦的扩展和加强，原本属于瑞士四大古老家族之一的哈布斯堡家族经过旷日持久的、一再失败的战争（1291—1474年） ，终于在1511年被迫退出瑞士，以维也纳为中心在阿尔卑斯山南地区重新建立统治王朝。在15世纪哈布斯堡家族实际上世袭德意志王国王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同时，瑞士联邦也实际上独立于帝国。在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推行的帝国改革运动中，瑞士联邦是帝国中最强劲的反对势力之一。它反对将帝国等级纳入帝国行政区，反对皇帝为了建立中央集权而破坏等级自由和传统法权秩序。为此，马克西米连一世曾于1499年发起所谓的“士瓦本战争”，试图镇压以瑞士联邦为首的反抗势力。结果是皇帝失败。瑞士联邦以实际上的独立身份与皇帝签订了《巴塞尔和约》（Frieden zu Basel）。

在三十年战争中，瑞士联邦始终保持中立，既没有为了维持新教立场而介入信仰纠纷，也没有为了维持实际上的独立地位而卷入诸侯战争。当然，那些没有加入联邦的瑞士老州曾经因为帝国义务的约束而进入战场（1620—1639年） ，损失惨重。战争结束时，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士联邦得到正式承认。被列入1521年“帝国等级名册”的13个主教领、1个世俗诸侯领和4个城市也随之正式脱离帝国，不再受帝国法的保护和约束，归属瑞士联邦。

尼德兰联合省脱离帝国始于1556年西班牙国王腓利普二世（PhilipⅡ，1527—1598，1556—1598年在位）上任。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的长子、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腓利普统治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以及尼德兰。

腓利普二世是坚定的天主教教徒。他一上任就表示：宁愿不当国王，也不愿统治一个有异端的国家。尼德兰，特别是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北部地区，早自宗教改革运动初期就是欧洲各地受迫害的宗教改革者的聚集地。腓利普二世继续其父皇卡尔五世的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的政策，残酷地镇压尼德兰的新教徒运动，因此激发了尼德兰当地人民与西班牙统治者之间的战争。如前述，战争的结果是北方七省联合订立《乌特勒支同盟》（Utrechter Union，1579） ，宣布不服从西班牙国王的统治，成立荷兰联合省。1609年，西班牙在尼德兰的统治当局与联合省签订了十二年休战协定，标志着荷兰联合省，或称荷兰共和国的实际上的独立地位。此时，尼德兰南部各省仍然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三十年战争期间，荷兰共和国站在法国及英国的阵线上，参与战争，与西班牙王国及神圣罗马帝国相对抗。战争结束以后，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荷兰共和国脱离帝国的独立地位获得国际承认。1521年“帝国等级名册”上的1个主教领和4个世俗诸侯领随之脱离帝国，不再受帝国法的保护和约束，归属荷兰共和国。

2.帝国等级状况的变化

首先，选帝侯数目的增加：由1356年《黄金诏书》规定的7位增加到8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了1623年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在战争期间获得的选帝侯资格，并恢复了在战争中被取消的莱茵普法尔茨选侯爵位，由一度被剥夺资格的选侯继承人卡尔一世·路德维希（Karl Ludwig，1617—1680，1648—1680年在位）继任。后者排列第8位。由巴伐利亚公爵成为选帝侯开始的“普法尔茨选侯资格之争”由此结束。其次，瑞典国王在战争中对于德意志若干土地的占有获得承认。但是，他不是以瑞典国王的身份而是以帝国等级的身份领有这些土地，因此他同时获得了在帝国议会中拥有席位和选票的、合乎帝国体制的位置。再者，在战争中，大批帝国等级的领地被占领；战后，又有许多帝国等级的领地被当作战争补偿被划割出去。帝国等级失去领地意味着身份地位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脱离帝国法的直接保护。对于帝国来说，帝国等级领地的得失和拼凑导致了一种非常不利的趋势，这就是，等级弱邦的领地成为等级强邦蚕食的对象及其解决各类国际问题的诱饵和砝码。帝国无力维护帝国等级的权益。在这样的形势下，战后的德意志邦国为了维护领地的自由、独立和利益而采取了联合措施，试图通过邦国同盟，应付当时的复杂局势。

简单说，当时的德国政治局势主要有下列三种情况令等级邦国担忧：

第一种，皇帝在三十年战争的过程中加强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其在德国的世袭领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三者构成了奥地利君主国的基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所全心关注的是奥地利君主国的发展。三十年战争以后，受宫廷首席大臣J.W.冯·奥厄斯佩格（J.W.von Auersperg，1615—1677）的影响，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制定了奥地利的和西班牙的两个哈布斯堡王朝联合的基本国策。在这样的形势下，大部分帝国等级认为，哈布斯堡皇帝的政策具有导致帝国再次陷入战争的潜在危险，他们因此而怀有另一种担忧。

第二种，皇帝随时可能征募军队参与正在帝国土地上进行的法国与西班牙的战争（1635—1659年）。法国作为实施《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保证国之一，以《和约》为由，迟迟没有将军队从在战争中占领的洛林公国中撤离。为了联合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帝迫使洛林与法国签订《温森斯和约》（Frieden von Vincennes，1661） ，以割让梅茨、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为代价，使法国人退出洛林。在1697年帝国终于通过《里斯韦克宫和约》（Frieden von Rijswijk）占有了洛林之后，大部分帝国等级认为，法国不会就此放弃割占帝国的企图。他们因此而怀有第三种担忧。

第三种，皇太子费迪南德在当选为德意志国王（FerdinandⅣ，1633—1654，1653—1654年在位）后不久去世，在任皇帝费迪南德三世的继承人问题使德意志诸侯意见分歧，从而给法国介入德意志邦国事务以有利时机。当时主要的皇位候选人有两位，一位是皇帝的次子利奥波德（Leopold，1640—1705） ，另一位是皇帝的弟弟利奥波德·威廉（Leopold Wilhelm，1614—1662）。前者已经是匈牙利国王（1655年上任）和波希米亚国王（1656年上任） ，皇帝主张由他来继承皇位，并得到巴伐利亚选帝侯的支持；后者是西班牙国王在尼德兰的总督和统帅，美因茨选帝侯支持他做皇帝。除此之外，被考虑为候选人的还有巴伐利亚选帝侯费迪南德·马利亚（Ferdinand Maria，1636—1679，1651—1679年在位）、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腓利普·威廉（Philipp Wilhelm von Pfalz-Neuburg，1615—1690，1653—1690年在位）以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ⅩⅣ，1638—1715，1643—1715年在位）。科隆选帝侯倾向选举法国国王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显然，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三大欧洲强权均在德意志的高级等级诸侯中拥有势力，德国的中、下级诸侯在权利的夹缝中求生。

由于满怀如此这般的担忧，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初期，大部分帝国等级明确地停止了信仰争执，排除了世俗邦君和教会诸侯之间的隔阂，谋求结成同盟，联合行动。等级邦国的结盟或联合，也是德意志邦国重新整合的重要表现。

3.等级邦国的结盟或联合

最初，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以后，三位教会选帝侯率先于1651年缔结同盟，即所谓的“选侯同盟”，目的是共同对付勃兰登堡选帝侯不断增长的攻势。勃兰登堡是三十年战争受害严重的地区，为此，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中，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1620—1688，1640—1688年在位）努力争取补偿，并争取到了后波美拉尼亚、哈尔伯施塔特和明登等地，还得到了马格德堡的继承资格。然而，这些地区并没有使选帝侯感到满足，他还想在北方得到前波美拉尼亚，在西方得到于利希-克雷弗贝格的部分遗产，在东方使普鲁士摆脱波兰的庸役。其中，特别是在西方，勃兰登堡选帝侯已经开始动用武力。因此，“选侯同盟”得到普法尔茨选侯区和上莱茵帝国行政区的加入而成为超越区域的诸侯联合。

紧接着，1652年出现了“希尔德斯海姆同盟”（Hildesheimer Allianz）。这是以韦尔夫家族（Welfen）诸侯为首的新教派诸侯同盟。参与者包括不伦瑞克-吕内堡（Braunschweig-Lüneburg）公爵、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伯爵、帕德博恩（Paderborn）天主教主教，以及作为不来梅和维尔登领主的瑞典国王。该同盟的目的原本是以新教派的立场，对抗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诸侯在帝国中的优势，但是，因为帕德博恩教区的参与，它实际上是一个超越教派的、以限制哈布斯堡皇族势力为目的的同盟。在战后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希尔德斯海姆同盟”是皇帝费迪南德三世的最强硬的反对派。

在“希尔德斯海姆同盟”的基础上，勃兰登堡选帝侯于1653年推出了一个同盟方案，计划将德国西北部全部的新教诸侯都联合起来，加上天主教的科隆选帝侯，建立一个共同对抗哈布斯堡皇帝的同盟。具体落实这个方案的是G.F.冯·瓦尔德克伯爵（G.F.von Waldeck，1620—1692）。自1653年起，冯·瓦尔德克伯爵几乎成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决策人。在他的谋划下，勃兰登堡的意图除了上述以外，还增加了要求皇帝补偿的内容。就是说，要求皇帝补偿在三十年战争期间霍亨索伦家族在西里西亚丧失的领地权利。结果是，大多数诸侯没有响应勃兰登堡的号召，只有不伦瑞克、汉诺威和策勒三个韦尔夫王朝与之结盟，无果而终。

1654年，又出现了一个“科隆同盟”（Klner Allianz）。其发起者是科隆选帝侯，参与者有特里尔（Trier）选帝侯、闵斯特（Münster）大主教和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主要目的是回应新教诸侯的联盟行动。1655年，美因茨选帝侯J.Ph.冯·舍恩伯隆（J.Ph.von Schnborn，1605—1673）加入“科隆同盟”。因为美因茨选帝侯是1651年“选侯同盟”的成员，所以他的参与使“科隆同盟”的组成不仅仅是面对新教诸侯以进行军事防御，而且也是面对皇帝、面对法国以维护帝国的和平和秩序。冯·舍恩伯隆选侯素有“德意志的所罗门”之称。他身兼数职：是帝国议会中的第一人、帝国议会中选侯议院的领导人、帝国大首相、帝国最高法院和帝国皇家法院的大法官、莱茵选侯行政区的最高长官。此外，他还对于皇帝选举誓约的制定拥有主导权。由于这样的政治地位，冯·舍恩伯隆成为“科隆同盟”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该同盟不断地扩大，很快成为超越教派、超越行政区的军事和政治同盟。

1658年，“科隆同盟”扩大为“莱茵同盟”（Rheinischer Bund）。开始时，“莱茵同盟”有7个成员邦，即美因茨选侯国、科隆选侯国、普法尔茨-诺伊堡公国、瑞典的不来梅-维尔登主教区、不伦瑞克吕内堡公国、黑森-卡塞尔伯国和法国。后来又增加了黑森达姆施塔特伯国（1659年）、符滕堡公国和闵斯特修道院以及瑞典的前波美拉尼亚公国（1660年）、特里尔选侯国（1662年）、普法尔茨茨维布吕克公国（1663年）、巴塞尔主教区（1664年）、勃兰登堡选侯国和施特拉斯堡主教区（1665年）及勃兰登堡边地侯国（1666年）。“莱茵同盟”承续“科隆同盟”的宗旨：盟邦之间相互提供军事支援。根据同盟条约，各同盟成员邦国都应该提供兵员及其给养，总计为步兵7859人，骑兵1970人；法国应该加强军事能力，以便能够有效地对抗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君主；德意志诸侯应该得到不受法国侵扰的保证。这是一个对抗皇帝侵犯等级自由、破坏帝国秩序的同盟，同时也是维护帝国利益的联合组织，因此，除了有效地阻止皇帝的军队假道同盟各邦的领土、前往尼德兰为西班牙提供支援以外，“莱茵同盟”还积极地履行了一项帝国义务，即遵照1664年帝国议会决议，为帝国提供抗击土耳其入侵的兵士、装备或资金。最终，当作为“莱茵同盟”盟友的法国向帝国发起进攻的时候，在1668年，在冯·舍恩伯隆的明确并坚决的要求下，“莱茵同盟”解散。

总之，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初期，德意志邦国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帝国等级及其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等级邦国也进行了结盟或联合的尝试。17世纪后期，德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指向以等级邦国为主体的专制统治。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被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君主国所取代；德意志邦国群龙无首，弱肉强食，其中的强者图谋借帝国以外的力量进行扩展，弱者则希望得到奥地利君主国的庇护。德国彻底失去了整体发展的意志。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的德意志

一、西班牙，帝国与之结束了合作关系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神圣罗马帝国产生的重要后果之一，是使奥地利与西班牙脱离了政治联系。虽然几经努力，但是在战争结束后的初期，皇帝没有能够恢复两者之间以哈布斯堡家族为纽带的合作关系。

1556年，卡尔五世，或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戴在弟弟费迪南德一世的头上，并将西班牙王位让予儿子腓利普二世，同时确定双方不可互换继承。由此而始，哈布斯堡王朝分别在东方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西方的西班牙王国延续统治。

作为同一王朝统治下的两个政权，神圣罗马帝国与西班牙王国从一开始就建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三十年战争期间，奥地利以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姿态参与战争，西班牙则以哈布斯堡同族和天主教同宗的身份支持奥地利。虽然西班牙没有直接进入奥地利阵营，但是它不仅提供了财物援助，而且派出了著名将领及装备精良的兵士。两者的紧密合作是天主教的法国站在新教一边进入三十年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早在三十年战争以前，西班牙与法国势均力敌，不相上下。三十年战争期间以及以后，法国的势力明显上升而西班牙却迅速衰落。在1635年开始的“法西战争”（Franzsisch-Spanischer Krieg）中，由于三十年战争的羁绊，奥地利或神圣罗马帝国没有能够向西班牙提供有力的援助，因而使西班牙在外交上、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到1659年缔结《比利牛斯和约》（Pyrenenfrieden）结束“法西战争”的时候，法国已经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权势最大的国家。根据这份《和约》，西班牙国王同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LouisⅩⅣ，1638—1715，1643—1715年在位） ，使法国有权继承西班牙的部分遗产，并同意将阿图瓦、弗兰德尔、亨宁郜、卢森堡和北卡塔洛尼亚割让给法国。不仅如此，西班牙国王还正式表示放弃对阿尔萨斯的要求，承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法国占领此地的规定。西班牙对于法国的屈从标志着与奥地利或神圣罗马帝国的合作关系出现破裂，而这种破裂很快在西班牙的王位继承人问题上显示出来。

三十年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的西班牙国王是腓利普四世（PhilipⅣ，1605—1665，1621—1665年在位）。这位国王结婚两次，一次娶了法国波旁家族的公主，另一次与德国哈布斯堡家族联姻。两次婚姻先后生有13个子女，却只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他死后仍然存活。其中，一个女儿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另一个女儿成为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皇后。儿子继承了王位，即卡洛斯二世（CarlosⅡ，1661—1700，1665—1700年在位）。

然而，卡洛斯二世体弱多病，结了两次婚都没有生育，眼看着两个姐夫要为他安排继承人。他的两个姐夫，即法国和奥地利的统治者，已经缔结了秘密条约（1668年） ，准备在小舅子死后瓜分西班牙。他们商定，西班牙本土及其海外殖民地，还有米兰，归哈布斯堡皇帝；那不勒斯、西西里、尼德兰和弗朗什孔泰，由波旁国王占有。为了避免被瓜分，羸弱的西班牙国王必须马上为自己确立一位继承人，并且必须争取得到国际承认。他知道，他既不能选立哈布斯堡家族的人，也不敢靠近波旁家族，因为他无论选择哪一家，另一家都会用武力进行争夺。所以，他确定巴伐利亚的选侯太子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一位出身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er）的后生。维特尔斯巴赫是古老的、能够与哈布斯堡相提并论的家族。考虑到欧洲大陆的均势，由这个家族继承西班牙有可能获得欧洲强权的支持。可惜的是，在卡洛斯二世去世以前，年幼的巴伐利亚选侯太子殇命夭亡了。西班牙国王的安排落空了。当然，在法国的大陆霸权政策难免奥地利武力抵抗的形势下，两强相争，即使选侯太子不死，卡洛斯的选择也不可能实现。

总之，卡洛斯二世统治时期的西班牙已经完全结束了以哈布斯堡王朝家系为纽带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二、法国，帝国与之争霸欧洲大陆

德国与法国从一开始就处在领地争夺的紧张关系之中，双方的领土纠纷由来已久。

如果说公元800年建立的查理曼帝国同时是后来的法兰西王国和德意志王国的历史基础，那么962年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就不再被当作法兰西王国的历史内容而仅仅是德意志王国的发展平台。德意志王国基本上就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虽然那个时代的帝国与法国一样，其疆域都是由所辖管的诸侯领地所构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与法兰西民族相一致，“法兰西民族”的诸侯领地只可聚集不可分散，只可扩大不可缩小，而帝国的发展则越来越明显地与欧洲的整体相关联。“德意志民族”只是皇位的可能继任者，“民族”一直悬浮在帝国的表面，是帝国的名义而不是帝国的领地前提。15世纪中期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统一、实现了中央集权以后，法兰西王国加速了其向东推进边界线的过程。

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法国借助宗教冲突的形势，支持德国新教诸侯反抗皇帝的镇压。1552年，法国与皇帝签订《坎伯特条约》（Vertagvon Chambord） ，以“帝国代理”（Reichsvikariat）的名份，接管梅茨、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即所谓“三教区”（Trois-èvêchés） ，在三地实行军事、财政和司法权利。当地民众之所以同意由法国接管，主要因为他们怀有对抗天主教皇帝与诸侯的目的。然而，法国人的目的却并不是“代理”，他们的目的是直接占有，所以并没有准备什么时候放弃“代理”。三十年战争期间，利用战场上的胜利，法国占领了帝国迄今所有的大部分阿尔萨斯（1639年）、松德郜（1646年）和“同盟十城”（Décapole）。在签署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谈判过程中，法国代表不仅促使帝国承认这些地区的所有权利永久性地归予法国国王，而且关注《和约》文本对“三教区”的称谓和表述，以便日后在“三教区”的名义下扩大占领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法国果然以梅茨、图尔和凡尔登主教区为主要线索，推行“重并政策”（Reunionspolitik） ，扩大占领区，试图将其东部界线推进到莱茵河边。

“重并政策”是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政府制定的武装扩张政策。在这种政策的统治之下，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在17世纪后期，法国连续发动了四次“重并战争”，因而使“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德国与法国关系史的主要内容。

第一次，所谓“遗产战争”（Devolutionskrieg，1667—1668）。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以西班牙已故国王腓利普四世的女婿的名义，要求继承西班牙“遗产”，于1667年春天将军队开进尼德兰。战争爆发。在西班牙联合荷兰、英国及瑞典的反击下（帝国没有派兵介入） ，法国没有如期得到尼德兰。1668年春天，法国与西班牙签订《亚琛和约》（Frieder von Aachen） ，法国获得西班牙在弗兰德尔的12个要塞。

第二次，所谓“荷兰战争”（Hollndischer Kriege，1672—1678）。“遗产战争”之后，路易十四认为荷兰是他得不到“遗产”的最大障碍，因此，1672年夏天，他亲自率领军队进入下莱茵，引发了“荷兰战争”。与荷兰紧邻的科隆和闵斯特支持法国，英国与瑞典也为了自身的利益站在法国一边。此时，皇帝担心法国称霸欧陆，所以放弃了中立立场，联合西班牙和勃兰登堡，共同对抗法国。法国没有如期战胜荷兰。1678年夏天，法国与荷兰签订《尼姆韦根和约》（Friedensvertag von Nim wegen） ，法国获得荷兰少量的海外殖民地，并获得西班牙的弗朗什孔泰、弗兰德尔和埃诺地区的部分城市。神圣罗马帝国除了割让弗莱堡以外还丧失了一些权利，因此称该项《和约》为“困难的、不可靠的、败坏国家和破坏声誉的和约”。

第三次，所谓“重并战争”（Reunionskrieg，1683—1684）。通过上述两次战争，路易十四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还是获得了许多土地，他深知哈布斯堡统治王朝不会对此保持沉默。为了加强在东部边境的防御，法国国王在没有任何借口的情况下，于1681年秋进驻了帝国城市斯特拉斯堡。由于土耳其人的进攻，直到1683年秋哈布斯堡皇帝才得以支持西班牙及其尼德兰向法国宣战。战争爆发。在这次战争中，法国的目的暂时达到了。1684年秋，法国与帝国及帝国代表的西班牙签订《雷根斯堡停战协议》（Waffenstillstand von Regensburg） ，法国获得帝国的斯特拉斯堡和卢森堡，有效期20年。

第四次，所谓“九年战争”（Neunjhriger Krieg，1688—1697） ，即法国人称谓的“大同盟战争”（Krieg der Groen Allianz） ，德国人所说的“普法尔茨继承战争”（Pflzischer Erbfolgekrieg）。上述三次战争使路易十四看到神圣罗马帝国对抗势力的递增：从不介入到弱势干涉，直到有能力将他占领的地区限制在20年之内。因此，为了遏止帝国、进一步控制德意志诸侯，路易十四世以支持科隆选侯为借口，于1688年秋将军队开进了科隆市。战争爆发。在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主导下，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萨伏根依以及勃兰登堡、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等等加入了反法阵营。路易十四的“重并政策”遭到挫折。1697年秋，交战双方签订《里斯韦克宫和约》，法国获得包括斯特拉斯堡在内的阿尔萨斯地区，但同时放弃了在前几次战争中占领的土地。

除了争夺领地以外，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初期，在路易十四统治下，法国在欧陆确立霸权的措施还有控制德意志事务一项，其具体表现可以概括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方面，法国试图在国际事务中排挤统治德国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这一方面，法国的外交取得了两次重要的胜利。

一次，法国成功地阻止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皇帝向西班牙国王提供援助。如前述，1635年，为了夺取尼德兰和意大利的部分土地，法国向西班牙宣战，遭到西班牙和奥地利两个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合抵抗。但是，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奥地利对西班牙的支援逐渐减弱，其中除了帝国的物力和财力匮乏以外，法国的外交活动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1658年，法国首相马扎林（Mazarin，1602—1661）成功地使法国加入德意志诸侯的“莱茵同盟”，并使这个德国的同盟成为法国打击哈布斯堡势力的有力工具。在第二年与西班牙签订《比利牛斯和约》时，法国果然成功地控制了西属尼德兰，将神圣罗马帝国的影响排斥在外。另一次，法国成功地阻止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德意志北方各邦的影响。1655年，为了夺取波罗的海沿岸土地，瑞典入侵波兰立陶宛，第二次引发北方战争（Zweiter Nordische Krieg）。作为这场战争的重要参与者，奥地利努力要成为反瑞典阵营的核心力量。然而，这种努力因为法国的外交活动而没有成功。法国站在瑞典的立场上，一边利用“莱茵同盟”的盟约，使不来梅和费尔登保持中立，以避免加强瑞典的势力，一边离间勃兰登堡与奥地利的关系，并瓦解波兰与奥地利的同盟，同时还与荷兰和英国签订了“海牙协议”（1659年） ，使之保证不干预北方事务。如此一来，在1660年签订停战的《奥利法和约》（Vertrag von Oliva）时，没有参加战争的法国，成功地将奥地利的影响排斥在外，尽管后者曾经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并取得胜利。至此，奥地利不仅在西方失去了西班牙盟友，而且在北方失去了影响力。奥地利通过在西方支持西班牙和在北方打击瑞典以消除或减弱法国掌控德意志事务的外交政策遭到失败。

另一方面，法国试图在德意志事务中架空哈布斯堡王朝。然而，在这一方面，法国没有成功。有一件事表明了法国的失败，即法国没有能够阻止哈布斯堡家族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如前述，早在1654年帝国皇太子费迪南德去世以前，帝位继承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位的皇帝费迪南德三世希望他的另一个儿子弗兰茨（Ferdinand Franz，1633—1654）继承皇位，得到巴伐利亚选帝侯的支持；美因茨选帝侯则希望皇帝的弟弟利奥波德·威廉（Leopold Wilhelm，1614—1662）称帝。无论是皇帝的次子还是皇帝的弟弟，他们都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人，这是法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法国提出了第三位候选人。开始时，它提出的是巴伐利亚选帝侯费迪南德·马利亚，但遭到候选人本人的拒绝。接着，它又推出普法尔茨诺伊堡的腓利普·威廉。这两位候选人都出身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一直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竞争者。当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自认为可以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为了不让哈布斯堡人继续顶戴皇冠，法国特别派出两位公使介入皇帝的选举。他们积极地在选帝侯中活动，兼用威胁和利诱的方法，但是只争取到科隆选帝侯一人的支持。大多数选帝侯的票投向了皇帝的次子。哈布斯堡王朝仍然是德意志事务中不可轻视的力量。

第三方面，法国试图调解德意志诸侯的领土纠纷。在这一方面，在许多纠纷中，法国尽管不是唯一的，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的调解力量，但是它毕竟参与了一系列与德意志诸侯相关的领地纠纷，扩大了影响。

按时间顺序，例如在1660年，主要通过法国的调解，勃兰登堡将前波美拉尼亚退给瑞典，暂时将北部德国维持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秩序之中。情况是，瑞典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占领了这个地区，战后得到国际承认，勃兰登堡在北方战争中夺得此地。又如在1664年，主要由法国通过执行所谓“1624年标准年”的规定，成功地迫使爱尔福特回归美因茨大主教区。法国还站在美因茨一边，使普法尔茨废除了“捕捉法”，暂时维持了帝国和平。情况是，普法尔茨选侯邦实行“捕捉法”，目的是驱逐邦内非法移民，打击私生子，结果导致其周边邦国的反对，因而引起械斗。美因茨选帝侯借机成为反对普法尔茨的领袖。还如在1665年，法国介入调解，使闵斯特侯爵主教放弃对于边界领土的要求，中止其与英国联盟与荷兰作战的行为，暂时避免了莱茵河下游地区卷入英国与荷兰的第二次战争之中。再如在1666年，通过法国的参与，瑞典放弃不来梅，承认其直属帝国的地位，暂时制止了以勃兰登堡为首的荷兰、丹麦、韦尔夫王朝邦国联合夺取不来梅的战争。同一年，法国还参与了《克雷弗和约》（Frieden von Kleve）的签订，使半个多世纪以来相互争夺岳父遗产的勃兰登堡选侯与诺伊堡普法尔茨公爵达成协议，前者继承克雷弗公国，后者得到于利希贝格公国，双方暂时停止争斗。等等。

总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保证国的身份破坏了由这个《和约》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秩序，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因此而成为法国牺牲的对象。一方面，帝国的西部区域成为法国扩展“自然疆界”的战场。不仅帝国的权利属地，而且帝国的势力范围，都在法国进攻的计划之内。另一方面，德意志的分散政治成为法国施展“欧陆霸权”政策的舞台。不仅帝国的皇帝和选帝侯，而且德意志的诸侯和教会，都是法国拉拢或排挤、利用或清除的政权力量。在法国的外交活动中，德意志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利基础，失去了整体性权益。

三、奥斯曼，帝国与之竞争在东南欧的势力范围

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从16世纪初开始成为奥斯曼帝国（Osmanisches Reich，1299—1922）在西方扩张中的直接对手。

概括说，1359—1389年，奥斯曼帝国自小亚半岛向西扩展至巴尔干半岛；1402—1413年，迅速恢复了一度被蒙古军队占领的小亚细亚半岛的统治，并以此为根据地，在1430年以前几乎占领了整个拜占庭帝国（Byzantinisches Reich，395—1453）。从这个时候开始，奥斯曼帝国扩张的矛头越来越明确地集中指向欧洲的东南部，在那里，起初只有匈牙利人在进行艰难的抵抗。1453年，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MuhammadⅡ，1432—1481，1451—1481年在位）的亲自率领下，奥斯曼军队占领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近千年来的欧洲基督教对抗伊斯兰教的强固堡垒被攻克。穆罕默德二世将穆斯林帝国的首都迁至君士坦丁堡，将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并为自己的苏丹头衔加上了罗马皇帝的冠冕。显而易见，土耳其苏丹的统治目标是东罗马帝国。因此，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除了库尔德斯坦、叙利亚、巴勒斯坦、希贾兹和埃及（1512—1520年）等亚非地区以外，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1460年以前）以及直到匈牙利北部的东南欧地区也都被划进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之中。“立法者”苏莱曼一世（SuleimanⅠ，1494/1496—1566，1520—1566年在位）上任后，奥斯曼帝国展开更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此时正值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

在苏莱曼一世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从两个方面与神圣罗马帝国正面冲突。

一方面在陆地。1521年，奥斯曼的帝国军队攻克了基督教世界的重镇贝尔格莱德，继而由此一路向北，占领了匈牙利大部（1526年） ，并两次兵临维也纳城下（1529年、1532年） ，直到1541年与哈布斯堡王朝达成停战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奥斯曼帝国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对于匈牙利西部土地的占有，条件是每年缴纳固定贡金。20年后，即在1562年，苏莱曼一世凭借战场上的优势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德一世签订了相同的停战协议。后来，于1568年，苏丹塞利姆二世（SelimⅡ，1524—1574，1566—1574年在位）又与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签订《阿德里安堡和约》（Frieden von Adrianopel） ，内容仍然是维持此前商议的匈牙利边界，前者向后者缴纳年贡。该项《和约》的有效期在1576年和1584延长了两次，每次都是8年。

另一方面在海上。1522年，苏莱曼一世授命海盗首领巴巴罗萨·海雷丁（Barbarossa Hayreddin，1478—1546）率领奥斯曼帝国舰队进攻地中海东部的罗德岛。这是基督教圣殿骑士团的驻地。由此开端，奥斯曼帝国一边建设和扩大海军，一边攻占岛屿，截抢船只，逐渐成为地中海东部的霸主。对于日益增强的穆斯林海上势力，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统治下的西班牙为首，基督教各国组成联军，在海军上将A.多利亚（A.Doria，1466—1560）的率领下予以对抗。1535年，西班牙的舰队在突尼斯取得一次重大胜利。然而，在第二年，即在1536年，信奉基督教的法国与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订立同盟，意在从东、西两面夹击哈布斯堡王朝。在此之前，法国已经开始与土耳其联合行动，于1528年在热那亚的援助下，打击西班牙、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联合舰队。在这之后，法国还是与土耳其联盟，于1538年发兵进攻威尼斯。正是在153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派出的、以西班牙为主的多国联合舰队在普雷维扎海战（Seeschlacht von Preveza）中遭到惨败。土耳其海军确立了其在地中海上的制海权，直到1571年。后来，法国又在1542年与土耳其联合进攻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尼斯，促使天主教的西班牙与基督教的英国联合对抗，最终放弃对意大利的要求。

显然，在宗教改革运动初期，神圣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与匈牙利、与法国紧密相关。对于匈牙利，神圣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因为要瓜分土地而进行战争。对于法国，两大帝国都有与之结盟的动机，或同宗教友，或地中海利益，反之，也都有与之为敌的理由，或宗教冲突，或霸权争夺。法国将土耳其人引入欧洲国际事务。宗教改革运动后期，随着匈牙利内部分裂及叛乱的加剧，随着法国与土耳其联盟的结束（1544年） ，神圣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日愈紧张。三十年战争爆发前夕，双方的大规模战争在所难免。

三十年战争爆发前夕的两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Ⅱ，1552—1612，1575或1576—1612年在位）和他的弟弟马蒂亚斯（Matthias，1557—1619，1609—1619年在位）对于奥斯曼帝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前者坚决打击，后者主张妥协。鲁道夫二世相信，建立一支十字军，不仅可以统一基督教国家，而且可以战胜奥斯曼穆斯林。1593年，借助波斯尼亚求援的机会，鲁道夫二世联合帝国等级、意大利各邦以及罗马教宗等力量，在波兰、匈牙利和齐本彪根的支持下，开始了与土耳其的所谓“漫长战争”（Langer Türkenkrieg） ，或如史书上称谓的“十三年战争”。虽然鲁道夫二世不同意1606年结束战争的《西特瓦托罗克停战协议》（Frieden von Zsitvatorok） ，这是由马蒂亚斯与土耳其人缔结的和约，他想继续战争，但是，这份协议使皇帝停止向苏丹缴纳了65年的年贡，条件是皇帝让出部分边境土地，并一次性支付20万杜卡特。为了维护这份《协议》，马蒂亚斯于1608年联合匈牙利、奥地利和摩拉维亚各等级，组成“普雷斯堡联盟”（Preburge Bund） ，并采取武装行动，向波希米亚进军，迫使鲁道夫二世退位。如此一来，在神圣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中间地带，皇帝与御弟布开了阵地：皇帝与波希米亚为一方，另一方是马蒂亚斯控制的匈牙利和摩拉维亚。1612年鲁道夫二世去世后，马蒂亚斯继位皇帝，这些地区全部归为他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土耳其奥斯曼由于陷入与东方波斯萨非王朝（Safavid Dynastie，1501—1736）的战争而几乎完全不能顾及西方战事，神圣罗马帝国借机巩固和加强了其在东欧的势力。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初期，分别在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和苏丹穆罕默德四世（MuhammadⅣ，1642—1693，1648—1693年在位）统治之下，神圣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展开了新一轮战争。导火线出现在齐本彪根。

齐本彪根是匈牙利的组成部分，1526年以后受神圣罗马帝国的管辖，是奥斯曼帝国长期争夺的地区。三十年战争以前，当地大公积极支持新教事业，与天主教皇帝订立了《维也纳和约》（Frieden von Wien，1606） ，获得本地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多次发动人民，展开反对天主教皇帝压迫和剥削的武装斗争。在三十年战争结束的同一年，格奥尔格·拉科齐二世（Georg Rákóczy，1621—1660，1648—1660年在位）成为齐本彪根的侯爵。自上任的第一天起，拉科齐就明确地表明了其统治目标，即统治波兰。为此，他一边谋求与多方结盟，谋求结盟的对象包括哥萨克首领、摩尔多瓦侯爵、瓦拉几亚王子以及瑞典国王等，一边谋求武装进攻波兰，成为波兰国王。终于，在1657年，作为瑞典国王卡尔十世（KarlⅩ，1622—1660，1654—1660年在位）的同盟者，拉科齐二世借助“第二次北方战争”的机会率兵侵入波兰。然而，虽然齐本彪根的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侯爵本人却没有能够戴上波兰的王冠。不仅如此，随着波兰反抗势力的增强，随着波兰的奥斯曼帝国援军的到来，特别是，随着齐本彪根内部反战情绪的高涨，拉科齐二世的军队一步步地败退。1660年战争结束的前夜，拉科齐已回天无力，在一次战役中负伤身亡。土耳其人占领了奥拉迪亚要塞，以此为根据地建立同名的奥斯曼帝国统治区（直到1692年）。此时，齐本彪根内部出现了分裂。其中，奥斯曼帝国扶持的一派以米沙艾尔·阿帕菲（Michael Apafi，1632—1690）为首，1661年被选为拉科齐二世的继任侯爵，另一派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支持，其首领是J.凯梅尼（J.Kemény，1607—1662）。两派相互以武力对抗。后来，由于J.凯梅尼于1662年战死沙场，所以奥斯曼帝国通过M.阿帕菲控制了匈牙利齐本彪根的大部分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克罗地亚向神圣罗马帝国发出呼求。1661年，在其首领N.齐林斯基（N.Zrinski，1620—1664）的率领下，克罗地亚将士在穆尔河（Mur）与德劳河（Drau）交汇处建立要塞，以此为根据地在土耳其人统治区进行抢劫和掠夺，目的是促使神圣罗马帝国向奥斯曼帝国开战。对于他们的呼求，皇帝利奥波德一世认为是打击土耳其人的机会。因此，他召开紧急帝国议会（1663年） ，呼吁帝国等级征召帝国军队，向奥斯曼土耳其人发起进攻。如前已述，巴伐利亚、勃兰登堡、萨克森以及“莱茵同盟”诸邦都迅速地派出军队。作为“莱茵同盟”成员的法国也派出6000兵士参与对土战争。经过激烈的战争之后，两大帝国于1664年缔结《瓦斯瓦尔停战协议》（Frieden von Eisenburg） ，商定双方停战20年。据此，土耳其人得以继续占有齐本彪根，但必须从此地撤军。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来说，在军事优势情况下签订停战协议的原因，除了物力财力几被耗尽、匈牙利贵族的阴谋活动以外，更重要的是法国的介入。

总之，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加强了向东南欧进攻的政策，以哈布斯堡皇帝为领导核心的德意志邦国处在伴随着抵御法国的、与土耳其人进行决战的前夜。

第三节 德意志经济：凋敝和重建

一、战争结束时的德意志经济

三十年战争爆发以前，大致从16世纪中期开始，德意志地区的经济状况开始出现落后于大西洋沿岸各地的趋势，其主要表现在财富减少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三十年战争爆发前夕，德意志两个财富集中区域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已经衰落，一个是南部城市区，另一是波罗的海商贸区。

在南部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衰退，及至停顿。以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Fugger）为例。16世纪中期以后，富格尔家族不仅由于铁制武器的广泛使用导致其在东欧的铜矿贸易迅速衰退终至停顿，不仅由于美洲白银的大量涌入欧洲而导致其在中欧的银矿经营很快枯竭甚至停产，而且由于哈布斯堡在西班牙的皇帝和在奥地利的君主双双破产而导致其整个金融银行业逐渐衰落直至瘫痪。1563年，已经宣布破产的西班牙哈布斯堡政权欠了富格尔家族444余万弗罗林；1574年，没有宣布破产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开始连续向富格尔借贷，直达61余万弗罗林。三十年战争之前，富格尔家族，这个曾经在纺织业、矿业、银行业以及国际贸易中的德意志巨富，已经失去了财富，不仅再也无力支持哈布斯堡皇帝进行战争，而且其在西班牙的财产几乎完全被热那亚人所控制，甚至在德意志故土也难以自保、自养。

在北部波罗的海区域，情况大致与南部城市相似。以斯德丁的罗伊茨家族（Loitz von Stettin）为例。16世纪中期以后，罗伊茨家族不仅被迫退出了早自1505年起就开始的海外贸易，而且其在1586年筹划的、通过垄断世界胡椒贸易而再次起身的行动也遭到失败。三十年战争爆发之前，罗伊茨家族，这个曾经有“北方的富格尔”之称的通过渔业、盐业、商业、银行业致富并一度掌管斯德丁市政、以财富参与“第一次北方战争”的家族，已经失去了财富，不仅失去了在中欧盐业贸易的垄断地位，而且失去了在北方沿海各地远航贸易的引领作用。

德意志两大财富区域在三十年战争前夕衰落的原因主要可以列举三条。（1）欧洲大陆和波罗的海远离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地理位置处于劣势；（2）长期以来哈布斯堡王朝将帝国的利益置放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利益之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不断削弱德意志民族的经济利益；（3）两大财富区域的紧密关联：北德城市对于南德城市贷款的依赖导致同荣共损。

同样在三十年战争前夕，德意志另有三类个别的城市出现经济繁荣。一类是借助于英国和尼德兰的资本并与之一起分享德国的进出口、主要通过造船和航运等行业得到蓬勃发展的汉堡、不来梅和吕卑克等原来的汉萨城市；二类是借助于邦国诸侯和教会贵族的声望资本、主要通过金银装饰和武器制造等手工业兴盛而繁荣的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等内陆城市；三类是借助于国际商业博览会而迅速增加人口、积聚财富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莱比锡。除了这三类城市以外，其他城市也是地方性发展。就是说，德意志城市的经济领导和经济力量均在邦国的范围圈定之内。结果是某些德意志邦国借助城市维持着庞大而奢华的官吏阶层和贵族财政，它们独自生存，各自发展。这是持续了30年的欧洲国际争霸战争以德意志的土地为战场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战前德意志城市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重要表现。

德意志农村，包括农业和农民的状况，在三十年战争爆发以前也是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致来说，17世纪初期的德意志农村经济可以分为三大板块：以普鲁士为核心的东北板块、以普法尔茨为核心的西部板块和以巴伐利亚为核心的南部板块。三大农村经济板块分别采取农奴制、雇佣制和租佃制的经营方式。这种状况是战前德意志农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根本性原因，也是其主要表现。

经过持续了30年的战争以后，在17世纪40—50年代，德国各地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战争创伤，不同程度的人口损失、耕地荒芜和商贸挫折，加强了德意志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趋势。

三十年战争结束初期，从整体上说，德意志的农村人口减少约40%，城市人口减少约33%，其主要原因是瘟疫和饥荒，其次是战争杀伤。下表列举的是德意志人口损失最惨重的地区：

下表以诺德林根为例，看当地人口在1622—1649年间的损失情况：

表中可见，诺德林根每年都有人死去。事实是，这里不是每年都出现战斗或战役。除了1634年发生了哈布斯堡皇帝与瑞典国王之间的诺德林根战役（Schlacht von Ndlingen） ，死亡人数为1821人以外，其他年份的死亡原因均是以黑死疫为主的、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其他因素。

人口损失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耕地面积下降。根据四种程度不同的人口损失，耕地面积的损失也呈现出不同的程度。

最重的、人口损失超过60%—70%以上的地区是：北部，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中部，萨克森公国和萨克森选侯国的西北部；中部，特里尔、普法尔茨和符滕堡。其次，人口损失在50%左右的地区，从北向南，有勃兰登堡、马格德堡、黑森、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和洛林。较轻的、人口损失有10%—30%的地区，从西向东，包括闵斯特、于利希贝格、萨克森选侯领、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不来梅、吕内堡和威斯特伐利亚的人口损失也在10%左右。战争期间没有造成人口减少反而增加的地区是北部的荷尔斯泰因、下萨克森，南部的瑞士、蒂罗尔和奥地利。

在人口损失最重的地区，耕地大片荒芜，甚至在某个年份某个区域，土地荒芜几近100%。相应地，在人口损失较轻的地区，耕地面积也相应地荒芜较少。与此相伴随，战争也在村落农户中留下不同程度的灾难痕迹。许多靠近战场的、大道两旁的村庄，在战争期间一度空无一人，在战争结束后的许多年里，又因为缺少农具、耕畜、种子和人力而仍然炊烟稀薄。许多被军队长期占领的村庄，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在战争结束后的许多年里，还因为军税或防御费、为自保而付出的馈赠或进献等等而仍然深陷困境。许多在战争中由于外国军队占领降低了收成、丧失了谷物出口能力的村庄，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又因为相关商品的进口、人力缺乏和土地价格下降等等因素而迟迟无力恢复生产。

与此同时，在那些较少或者没有遭受战争创伤的地方，城乡经济的发展基本延续战争以前的态势。在某些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在战争期间甚至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例如下萨克森的奥尔登堡。奥尔登堡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表示不向战争的任何一方提供兵卒。但是，在战争中，它先后向斯德哥尔摩、维也纳和伦敦（London）赠送大量的钱款和马匹，还向在战争中迅速崛起的不伦瑞克提供贷款。结果是，不仅这个地区在战争中完好地保存了其宫殿、城堡、教堂以及民居，而且奥尔登堡市还在战争结束时获得了征收威悉河关税的特权（1648年）。显然，这个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因为战争而获得了尽管时间较短的经济增长。另外还有些在战争中受伤较重的地方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很快恢复了战前的经济面貌。如陶伯河畔的罗腾堡。这是一个帝国城市。在战争中，它失去了人口的50%左右，并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然而在战争以后，由于皇帝的扶持很快地出现了经济上的繁荣。

除上述以外，德意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趋势还有一定程度的宗教因素的推动。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初期，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内，天主教徒占总人口的58.6 %，新教徒占41 %。另有1 %的犹太人。其分布情况大致是，从西向东，在今天的卢森堡和比利时地区，几乎100%的居民都是天主教徒；在巴伐利亚、奥地利以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上西里西亚，人口的90%信奉天主教。在北部，在下萨克森和上萨克森，差不多所有人都是新教徒。在帝国的其他地区，教派混居的情况比较多。犹太人一如既往地散居各地。他们一般生活在帝国的骑士领地和大城市，如在阿尔托纳、汉堡、柏林、曼海姆、美因茨、法兰克福、维尔茨堡、班贝格、菲尔特、布拉格和尼科尔斯堡等等都有犹太人社区。由于不同的原因，如德国西北部的天主教徒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又如莱茵河下游的改革派信徒由于与荷兰同宗教友的密切联系，再如犹太人的经营理念等等，战争结束以后不久，德国的许多帝国城市和诸侯邦国都迅速地聚起财富，使德国的经济很快地涌现新的增长点。

当然，不是所有地区的经济衰退都是战争破坏的结果，但战争加重了德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尤其是农村经济，战前已经显示出来的不同地区的不同经营方式，战后变化很小。在相当长时期内，东北部的农奴制、西部的雇佣制以及南部的租佃制都得到了固定性发展。直到18世纪中叶以前，土地产权在德国各地都几乎没有发生令农民改变现状的更迭。

二、战后经济恢复措施

从整体上说，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德意志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农业在1680年前后、手工商业在1670年前后均达到战前水平。其间，各地邦君领主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恢复措施。

在农业领域，各地邦君领主为恢复生产而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三个方面：缓解债务、鼓励垦荒和提倡扩大农副业生产。

一方面，对于农户的地产债务，最早采取缓解措施的是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连一世。1634年，在瑞典军队第一次在这里与帝国军队发生战斗之后，面对人口损失了大约一半的广大农村，在选帝侯的直接主持下，巴伐利亚政府颁布政令，允许农户延缓偿还债务，并允许负债贷款，同时禁止各地领主强迫农民还贷，特别禁止领主迫使农民用生产必须的粮食和牲畜进行贷款抵押。战争结束以后，巴伐利亚政府继续强制实行延长农民债务期限的政策，帮助农民尽快恢复生产。1649年，即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巴伐利亚就已经将战时普遍征收的“宫廷特别税”改为垦熟土地的“田亩税”，有效地促使农业生产进入正轨。除巴伐利亚以外，德国的其他邦国也程度不同地采取了减轻农户债务的措施。在帝国范围内，1653—1654年的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上做出决议，宣布帝国的所有地产债务均可延期10年偿还，同时宣布免去贷款全部利息的四分之三。这项决议在南部的两个帝国行政区，即在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得到贯彻实行。其他遭受战争侵害的帝国行政区一般由邦君主持发布类似的邦国法令。

另一方面，对于战争中抛荒的耕地，大致说，德国的邦君领主主要采取了两种鼓励垦荒的措施。一种，允许贵族兼并土地、建设庄园，特别在北部诸邦内实行；另一种，鼓励垦荒、稳定农户，主要在南部的巴伐利亚、普法尔茨选侯领内落实。

具体说，德国北部的勃兰登堡、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等许多领地邦国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了惨重的破坏。普通农民不仅命如危卵，难以生存，而且遭受各类贵族的驱逐，失去土地。农户数目逐年下降。在战争后期，特别在战争结束以后，大批农民又遭到无理由的强迫，他们被强迫耕种贵族以各种方式兼并的、以庄园形式经营的荒芜土地。这个过程普遍得到邦君的支持。在邦君的授意下，邦国政府颁布法令，支持贵族兼并无主土地，并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庄园产业中役使农民。典型的例子，如梅克伦堡在1645—1654年间、勃兰登堡在1651年颁布的“佣工令”。

勃兰登堡及梅克伦堡等北部邦国通过雇佣法令，使战期及战后获得土地的贵族合法地占有农民的人身，将农民变成依附于自己的，或说依附于庄园主的农奴。到17世纪末，在德国的北部，特别在东北部，以农民农户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生产形式基本上被以贵族庄园为单位的经营形式所取代。村庄的主要人口是农业雇工，村庄的管理者主要是战后形成的庄园贵族，包括投资土地的城市贵族以及购买负债或荒芜土地的官僚贵族和军事贵族。通过邦国政府支持兼并土地、建设庄园的措施，在短时间内，德国北部的大片荒地得以耕熟，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据统计，到17世纪末，贵族的农村产业上升了不少于50%。结果是，一方面，德国北部的农产品在国际谷物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握有一定资本的土地贵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工商企业家的行列之中。到18世纪中叶，德国北部的土地庄园经济发展到历史上的最高峰。

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普法尔茨等领地邦国也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了惨重的破坏。为了减少战争损失，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大多数邦君领主都公布并实行了恢复土地耕种的办法。以巴伐利亚为例，德国南部鼓励垦荒的主要办法是助使农民获得土地耕种权。

巴伐利亚农民的土地耕种权主要分有四种，即继承权、采邑权、依附权和恩地权。继承权是自由农民可以继承耕种某块固定土地的权利；采邑权和依附权是租地农民终身而止的土地耕种权，名称的区别仅仅指这项权利的来源区别；恩地权是农民的定期租佃权。不拥有某种权利的农民不得耕种土地。为了鼓励农民耕熟荒地，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邦国政府责令“邦国土地局”调查邦国直属荒芜土地的情况，以免税或减少税额和役务为条件，促使原来的领主回归经营，或招标吸引新的土地领主。领主们可以根据土地原有农户的情况，商定契约，重申或新立该农户的某种耕种权。对于非直属邦国的荒芜土地，邦国政府有权占有无主地块，纳为直属领地，同时对于有主地块，则以减轻公国税务的方式，鼓励垦荒。就农民来说，其中，凡在战争中丧失土地占有权的农民，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能力继续自耕，一般将土地占有权交托给某位领主，自己以继承权为前提继续耕种。同时，凡在战争中丧失土地耕种权的农民，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支付一种称为“劳得民”（Laudemien）的手续费而重新获得土地的耕种权。劳得民的额度在三十年战争以前，即在1616年由邦国政府规定为交易地产总值的5%左右，但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有些地方减少到2.5%左右。减少了一半。就贵族领主来说，其中，许多在战争中受到创伤、生活日益贫困的贵族，一般通过拍卖保护权（1650年）和限定继承权（1672年）来维持其对于土地的占有权。同时，还有许多贵族即使让出了某种权利，仍然不得不让出部分土地以维持生活。贵族们丧失的土地一般落入两类人手中，一类是修道院僧侣，另一类是工商、官僚和军事贵族。在巴伐利亚，这两类人获得土地以后，不是像在德国东北部那样建设和发展庄园经济，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恩地权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在战争结束初期，这些土地常常被政府划为荒芜土地，因而得到免税或减税的待遇，农民负担相对较轻。通过邦国政府鼓励垦荒、稳定农户的措施，在短时间内，德国南部的大片荒地也得以耕熟，单位面积产量同样也大大增加。据统计，到17世纪末，在巴伐利亚，59%的垦荒土地由租佃小农耕种，10%由中等佃农租用，另有18%是大佃农的耕地。结果是，以巴伐利亚为代表的德国南部诸邦成为比较保守的封建领地。到18世纪中叶，德国南部的租佃制经济发展到历史上最僵化的时期。

还有一方面，对于提倡扩大农副业生产，德国各地邦君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支持引进新的作物、经营新的副业和移入新的人口。

首先，关于引进新作物。15世纪末欧洲海外新航路开辟以后，主要来自美洲大陆的农作物在德国逐步传开，其中土豆一度成为战争养料而得到广泛种植。早在三十年战争第一阶段结束的时候，在1623年，阿尔萨斯地区就引进了土豆及其栽培技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土豆种植几乎遍布德国的中、西部。如果说在战争期间土豆的广泛种植是因为它的两大好处，一是被战斗蹂躏过的地块仍然可以保证收成，二是根茎与叶蔓分别可以养活人和畜。战争结束以后的广泛种植就是因为它的对于土质和气候无有苛求的高产量。自1651年起以柏林为中心的德国东北部广种土豆就是邦君领主指导民众顺利渡过战后灾荒的基本措施之一。除了可以充饥养命的土豆以外，邦君参与引进烟草、果蔬、香草、亚麻等等来自美洲及亚洲和非洲的经济作物，也为农民提供了增加收入的机会。其次，农民的副业，如林牧业、啤酒和烧酒酿造业等等，在1650年以后几乎在德国各地都得到了诸侯邦君的提倡和保护。还有，随着新作物的引进，随着新副业的增广，在邦国政府的支持下，外来移民，或称难民，其数量也不断增加。南部的瑞士、蒂罗尔和克恩腾山区，西部哈布斯堡王室所属的尼德兰以及法国，由于各种原因，三十年战争前后，从这些地区走出了大批的移民（难民） ，他们大多走进勃兰登堡普鲁士和普法尔茨领地，对于当地的经济恢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在战争结束后初期，在德国的大多数地方，在农业领域里为恢复生产而采取的措施都没有直接地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换言之，诸如减轻农业债务、扶持庄园主、稳定农户及引进新作物和鼓励外来移民、提倡农副业等措施，其结果基本上都是恢复和加强了战前的生产趋势。但是，在某些地方，特别在靠近大河出海口的地方，如北部的勃兰登堡、西部的威斯特伐利亚等等，农业生产的恢复措施为部分贵族领主迅速走向重商主义道路铺设了道路。

在城市经济领域，德国各地邦君领主在战争以后一方面继续利用战争中已经出现了的新的有利发展形势，另一方面其专制措施在客观上、在某种角度上刺激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在欧洲范围内，在三十年战争前后，德国城市人口的增长幅度小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下表为城市人口所占的百分比。

表中可见，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初期，具体从1650年到1700年，除西班牙和意大利以外，其他国家的城市人口都有所增长：其中荷兰增长63.84%、英国增长59.85%、法国增长18.4%、奥地利增长5.85%、德意志增长1.92%。德意志排在最后，城市人口的增长率最低，说明德国战后经济恢复期的城市发展滞缓。

为恢复战后城市经济，德国各地邦君领主一般都能够充分地利用和延展战争所造成的发展形势。

一方面，在战争期间，德国许多重要城市的行会制度遭到破坏，新的、有一定自由度的城市经济模式获得了有利的发展空间。对于这一点，德国的大多数城市都没有在战后恢复行会制度，这是有利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德国许多城市招引以荷兰人为首的外国工商企业主、殖民者及其资金，并照搬他们的经营方式，使德国的城市工商业出现前所未有的重视外商、外资的现象。战争过后，德国拥有出海口的三大河流——莱茵河、威悉河和易北河，其航运和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分别被控制在荷兰人、法国人和瑞典人的手中。沿岸城市的生存、修复及必要的发展，均不同程度地依靠邻近的外国政权，特别是贸易和转口运输的安全经常是由外国人提供的。还有一方面，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教随国定”（Cuiusregio eius religio）原则相协调，德国许多城市的战后法规使城市资产逐步稳定下来。当时，维持各地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是保障资产，不仅保障原有资产，而且保障战争中获得的资产以及因各种原因、主要是宗教原因而移入的资产。这是许多战前富裕、战后衰退严重的城市重获新生的重要措施。

然而，与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在战后经济恢复的过程中，由于城市的经济发展被邦君领主所控制，所以不仅发展缓慢，而且异化于西欧经济发展的主流。

一方面，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德国许多邦君诸侯走上了专制主义道路。为此，他们大兴土木，建造首都，豪华装饰宫殿、花园、教堂和其他公共建筑。例如科隆选侯、汉诺威选侯等在波恩和赫伦豪森的大规模建设。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促进了造型艺术和工艺美术以及音乐和文学等活动的兴盛，更重要的，也带动了建材和冶金业以及玻璃和各类饰品等等相关经济部门的繁荣。当然，在此应该特别提醒，在战后初期城市经济和艺术发展中作出贡献的是邦君诸侯，而不是城市富人，德国城市中的富人及富二代更多地将财产移向农村。他们更希望在农庄中舒适地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专制统治的需要，为了掌握财政和军事力量，诸侯邦君往往联合起来对城市进行压迫和剥削。尤其是战后新建的常备军驻地和新建的防御工事，往往就在城市之中或城市近郊，给许多城市造成巨大的压力和负担。

一般来说，面对邦君诸侯的压迫和剥削，德国城市有四种应对结果。一种，沉默着被邦国吞并，如勃兰登堡的赫尔福德（1647、1652年） ；另一种，是在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经过挣扎以后表示屈服，如马格德堡（1680年） ；还有一种是经过战斗之后被强权邦国所占领，如爱尔福特和闵斯特（1661年） ；另有一种是屈服于外国的威胁，如汉堡和不来梅面对丹麦和瑞典的威胁等等。汉萨同盟中的三个残余城市——汉堡、不来梅和吕卑克，曾经在1630年结成防御同盟，意在共同抵抗战争的侵扰，并在1641年加强了一次盟誓。但战后不久，在1661年，三城同盟宣布解体，各自采取措施应对诸侯的种种压迫。无论如何，虽然战后德国的城市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除士瓦本等极个别的城市以外，到17世纪60年代，绝大多数城市达到了战前水平，但是，在整体上，德国城市经济基本是邦国经济中的一个附加性支流，几乎谈不上“城市经济领域”。当然，也有少数城市相对地独立于邦国君主，可是这类城市常常被深深地卷入某种国际或邦国之间的纠纷，其战后的经济发展也是一波三折，举步维艰。

作为战后经济恢复措施的内容之一，在17世纪60年代，德国曾出现一种“联合经济”的想法。“联合经济”，意即建立帝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其主要代言人是帝国财政学家J.J.贝舍尔（J.J.Becher，1635—1682）和维也纳大主教R.Y.施宾诺拉（R.Y.Spinola，1626—1695）。1665年，他们向皇帝与帝国议会提交了一种经济建设方案，建议德国邦国联合在帝国的统一经济法规中，取消境内关卡，对内采取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对外进行统一贸易。然而，诸如帝国统一规划和管理的方案在当时的德国不可能落到实处。因为如前已述，三十年战争以后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成为奥地利帝国，皇帝实际上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首领，而帝国内也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邦国能够主持落实这种统一的方案。虽然关于对外统一贸易的方案曾经多次通过帝国永久会议立为帝国法规（1676年、1684年和1705年）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德国的经济如何发展不再是帝国能够关注的事务。德意志邦国成为近代经济发展的承载者。

三、经济技术：从战时到战后

不能否认，自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结束至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一个半世纪内，德国的经济技术没有出现重大变化。战前某些已经开始衰退的行业在战争中继续衰退，某些行业则因战争而破产。尽管如此，三十年战争结束初期，伴随着战后的生产恢复，德国的经济技术虽然步幅不大，但毕竟有所进步。

首先，在农业生产方面。经过持续30年之久的战争，德国在16世纪增加的人口，到17世纪中叶基本消失了。战后人口新的增长点在北部集中于贵族庄园，在南部大多成为小农户的成员。如此一来，农业人口的增长，在导致谷物、牲畜价格上涨的大前提下，又在北部导致贵族庄园雇农的工资停滞不动，在南部导致农户的负担加重。这种状况不仅标志着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而且还标明消费者的购买趋向：宁可购买廉价产品，如谷物和啤酒，也不愿购买高价产品，如肉和葡萄酒，而后者又是农副产业的主要成份。这是一种不利的形势。从整体上说，战后初期，德国改变这种劣势的做法，除了更大面积地开垦荒地、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外，还在生产技术上逐步地、缓慢地从草田两圃轮作向着三圃制改进，加上牧场和菜园等形成四圃制，以增加单位面积的生产量。其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新作物的普遍引进，也为土地的充分并合理地利用提供了条件。随之，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的牲畜、黄油、啤酒花、蔬菜和水果以及烟草、啤酒、葡萄酒和亚麻等农村产品。到17世纪末，德国的农业生产具备了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

两圃与三圃耕作形式

另外，在矿冶和金属加工行业，不能否认，在三十年战争以前德国处在欧洲的领先地位。漫长的战争使德国的主要冶铁中心遭到严重的破坏，战后的重建处处举步维艰，一直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虽然如此，这个行业还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有的地方其矿冶炼铁业在战争以前曾经因为各种原因开始衰退，经过战争便完全停顿，战后恢复生产极其缓慢，但还是采用了新的高炉技术，谋求发展。如在上普法尔茨。有的地方其大多数冶炼作坊在战争以前发展势头良好，却在战争中成为废墟，只有极少数在战后得到重建，并开始采用新的工场模式进行经营。如在巴登。有的地方其金属加工业在战前发展势头不大，战争期间勉强维生，但在战后恢复生产期间生产出地方品牌，呈现繁荣景象。如威斯特伐利亚的金属丝和小环口锤；又如萨克森的白铁皮等。1627年开始在凯姆尼茨使用的黑色炸药，战争以后较为普遍地用于矿业爆破。在使用黑炸药的地方，往往同时使用双面锤，并在通风、排水以及洗矿等等方面采用了较为先进的方法。在德国更多的地方，冶炼和金属加工业在战争之后逐步地以新的工场取代了旧的作坊，利用外国的资金和物资，采用新的技术和设施，逐步地恢复了生产元气。如黑森的奥登瓦尔德、图林根的施马尔卡登和祖尔以及哈尔茨山区等等。当然，也有的地方战后长时期地没有能够恢复生产。如在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地区，因为瑞典的铁制品在这些地区占据垄断地位。除此之外，在那些没有受到战争创伤的地方，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担心降低质量而坚持采用诸如生吹炉等传统的生产方式，在17世纪下叶反而没有得到进步性发展。如在奥地利统治下的阿尔卑斯山区。

还有，在交通运输行业，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及长时期的战争，德国在三十年战争前后明显地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帝国境内，四大河流是主要的运输通道是莱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和多瑙河。战争结束以后，由于普鲁士摆脱了波兰的宗主权，勃兰登堡选帝侯主持开凿了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的“弗里德里希·威廉运河”，开启了德国开凿东西走向大运河的先河。至于交通工具，在帝国境内的河流上，所有类型的船只，在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值得一提的改进。古老的木筏、乌尔姆拖船、多瑙河平底船以及驳船等还在载重运行。帝国的区间大道，因为军队使用频繁，所以在战争中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某些路段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维护。与之相反，村庄和城市里的道路则或多或少遭到战争的破坏。战争结束以后，许多邦君领主将所在城市的修建当作是战后经济恢复措施的首要内容。城市的铺石路面得到修护，乡间小道也得到基本的修整。在帝国境内的各类道路上，马车是重要的运输工具。在战争以前，德国已经使用新型的装有防震设施的车轮。起初采用皮带式，稍后便使用木质或钢质的防震装置。这算是战前交通工具的最大改进。三十年战争期间，沉重的、由多匹马拉的长途运输车辆已经普遍出现，各地战用物资主要由这类马车运输。除了载货以外，马车运输还用于邮递和客运。为了客运，许多马车配上玻璃窗成为轿式马车。还有不少装配豪华饰品的工艺马车。17世纪末至整个18世纪，西欧风行漫游学习。贵族子弟时兴在学校就读一段时间之后游历各国，豪华马车是他们主要的交游器具。贵族富人们的马车除了炫富以外，还常常用于举行某种礼仪，甚至出租。就境外的交通运输来说，在战争之前，德国西北部的地方统治者已经非常重视港口建设和海船制造。他们着重利用尼德兰人的经验，或者疏浚河口、为河床改道，如埃姆登河；或者建设城外港口，如在不来梅；或者修筑房式船闸，如在勃兰登堡。三十年战争之后，沿海地区的德国邦君更加注重学习和推广尼德兰的造船技术，支持制造更大、更快、更坚固，吃水更深的能够远航的海船。是的，他们已经展开了海外贸易的准备工作。

最后，应该提一下武器制造行业。由于战争的需要，在三十年战争之前及之后，武器的制作技术虽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进，但是，大炮的重量减轻了，射速提高了，步枪也装上了刺刀。武器制作技术的提高对于相应的冶炼、铸造及手工技术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经济技术发展提高的重要内容，还应包括生产技术的发明和研究出现的一系列成果。

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许多技术工人和发明家、科技研究者，从荷兰、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当时较为先进的国家来到德国，他们不仅留下了自己的优秀成果，而且还对德国的技术科研人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国医生和自然科学家D.帕平（D.Papin，约1647—1712年）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因为信奉加尔文教义，作为胡格诺难民，他背井离乡，长期在德国大学教授数学（自1688年起在马堡大学，1695年起在卡塞尔大学）。教学期间， D.帕平先后发明了空气发动蒸汽机（1690—1698年）、高压锅（1681年）和大功率中心泵（1689年）。可惜他没有发明由蒸汽机推动的江河航船。那是一个世纪之后工业革命时期的重要发明。此外，德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G.W.莱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可以作为德国本土科技发明的代表人物。在其一系列研究和论述中，莱布尼茨曾经设想热气发动机、后膛枪、连珠枪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方案。他甚至设想过计算机。1681年，为了提取和利用哈尔茨山区的井下水，他设计了一种风力机械。17世纪后期，各种科学杂志和科技专业辞典也相继出现。对于进行生产技术发明与研究的动机，或者在改善农耕经营方面，或者在提高手工工场效益、增加商贸海运业收入以及改进劳动工具等等，一般都有明确的实用目的。正如莱布尼茨所说：为了“改善农田耕种、手工工场和商业，总而言之改善食物”。

除了发明和研究成果以外，普及或介绍性的科技著作也成果丰富。在三十年战争以前，德国就已经出现了数量不少的工程技术画册，其主要内容是介绍和说明某项技术的具体构造和运用。例如以水力、风力、兽力和热气为动力的提升机或提水设备，又如夯实机等机器制造以及磨房、锯木场的基本设施等等。代表作如冶金矿物学家G.阿格里科拉（G.Agricola，1494—1555）的《论矿冶》（De re metallica，又译《坤舆格致》，1556年）。这是一部涉及冶炼技术和矿冶设备的插图著作。当然，当时在德国技术界流行的科技书籍大多是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各类技术文集继续在德国出现，其内容仍然主要是对某项实用技术的概括说明和介绍评论。代表作如数学家A.奇尔舍（A.Kircher，1601—1680）的《诺亚方舟》（Arca No，1675）。这是一部关于多种机械制造的理论和实际操作的研究著作。此外，纽伦堡铜版刻匠、出版商C.魏格尔（C.Weigel，1654—1725）在亲自观察了德国几乎所有的作坊工场，在工场师傅的协助下，当场依据实物描绘机械操作图，并据此编写了一部配有277幅铜版插图的《场地书》（Stndebuch，1698） ，详细地描述了200多种手工工艺和制作方式。与战前一样，战后充斥德国科技界的主要著作也基本都是翻译本；所不同的是，战后的译作多是从法文而不是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

关于三十年战争前后德国经济技术的改进，在此还要赘上一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强邦君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应有的支持。战后经济恢复期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在其身边有三位当时最著名的经济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们是P.W.冯·霍尔尼克（P.W.von Hornigk，1640—1714）、W.冯·施罗德（W.von Schrder，1640—1688）和前面提到的帝国财政学家J.J.贝舍尔。关于他们的施政建议下一章还要述及。在此要谈的是，他们都怀有建立科技研究机构和大规模手工工场的设想。其代表性行为，如贝舍尔于1670年提出的建立“机械学校”和生产型大工场的建议。1677年，皇帝接受建议，委托他在维也纳主持开建“艺术和机件工场”（Kunst-und Werkhaus am Tabor） ，以制造玻璃器皿，加工毛纺、丝绸织品和皮革制品为主，同时引进和研发新的生产工艺，培训技术工人。17世纪下半期和整个18世纪，维也纳宫廷中聚集了一大批技术人才，包括仪器制造者、机械师、光学仪器制造者和钟表制造者等等。其他德国邦君宫廷，如萨克森、勃兰登堡、普法尔茨等等，也都热衷于聘请科技研究者和发明家。虽然他们的研究和发明常常没有社会性的实用价值，如上釉的陶器和瓷器、刚玉玻璃和玻璃工艺等，但是这类活动可以从一个角度证明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出现的科技发明风气。

第二章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的德国社会与文化

三十年战争以基督教与天主教之间纠纷为主要起因。虽然在战争的过程中，宗教分歧不是敌对阵营的分界线，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在德国文化领域内却出现了由宗教划分的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基督教的，主要通过组织语言学会来纯净德意志语言；另一种是天主教的，主要通过巴洛克文学创作来排斥外国文化影响。两种发展趋向表现出同一种现象，即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与此同时，关于国家的、德意志国家的种种思考表现出战后德国思想界的特殊的出发点：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

第一节 德意志社会：阶层变化与教会状况

一、各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

三十年战争并未将神圣罗马帝国带入激进的社会变革轨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没有触动旧社会秩序。17世纪中叶以后，帝国的等级社会性质依然如故，但就各个等级而言，其内部构造和表现形态还是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一）教士

教士等级依然为第一等级，但是随着邦国教会和教派的形成，这个原本享有种种特权并且拥有广泛国际联系的职业团体已不再构成一个统一整体，也不再听从罗马教皇的遥控指挥了。诸如天主教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等高级教士，已像世俗诸侯一样在自己所管辖的教区内独揽大权，自行处理本邦政治宗教事务，俨然成为一方君主。只是绝大多数教会诸侯所辖领地有限（修道院院长往往只拥有一个修道院） ，没有多大势力，甚至经常会被较大的诸侯所吞并。而在教会邦国和世俗邦国内的天主教低级教士则必须服从邦国君主的意志，唯其命是从。坚决维护天主教会的国际性，甚至铁杆效忠罗马教皇的天主教教士，虽然有之，但却仅占少数。相反，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靠山，积极寻求哈布斯堡王朝保护的天主教教会人士，却不在少数。

路德教牧师早已随着邦国教会的建立而成为国家官员，被作为邦国教会首领的邦国君主纳入邦国官僚体系之中了。与世俗的国家官员一样，他们也必须服从作为“国家利益最高代表”的邦国君主的领导。只是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少路德教牧师继续坚持马丁·路德在沃姆斯（Worms）帝国等级会议上所强调的个人良知原则和独立自主精神，也经常联合起来，与危害个人或邦国臣民宗教信仰的行为作斗争。

加尔文教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流传不广，只有个别诸侯或邦国君主，连同他们的顾问大臣，接受了这一教派信仰。与之相应，加尔文教会及其神职人员，也未形成多大势力。

（二）贵族

贵族等级的内部分化依然十分明显，但是随着邦国国家化进程的发展和邦国君主宫廷文化的发达，低级贵族有了更多的晋升门路，整个贵族等级政治的和社会的统治地位得到了重新巩固。高级贵族（大公、公爵、侯爵、伯爵等）大都摆脱了皇帝的控制，从皇帝的附庸和帝国诸侯发展成为享有国家主权的邦国君主。只是因为邦国大小、强弱不等，各个邦国君主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不尽相同。大的邦君实力雄厚，不仅在帝国政治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际事务中也崭露头角，开始跻身欧洲大国行列。小的邦君，例如霍亨索伦-赫兴根（Hohenzollern-Hechingen）的伯爵或罗伊希滕贝格（Leuchtenberg）的邦国伯爵，其领地不比一个较大的骑士庄园大多少，而领地的分割和财政危机也经常使他们深陷困境。他们虽贵为一邦之主，但在邦国之外并无地位和影响，甚至经常面临大国或大邦兼并的危险，不得不寻求保护。而在帝国联盟已经不能提供保护的情况下，他们或者投靠某个大邦君主，如哈布斯堡君主，或者干脆在帝国外寻求例如法国国王或罗马教皇的救助。

没有遗产继承权的贵族子弟已在战争和战后的危机局势中懂得了固定薪水的价值，他们不再顾及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地位，千方百计谋求一份官差，以便维持生计，或者作为晋升之途。他们或者到帝国教会中担任教职，享用一个甚至多个教会俸禄，并由此晋升为高级教士等级；或者投靠邦国君主，成为宫廷侍臣、政府顾问或军政官员，心甘情愿地沦为邦国君主的臣仆。不过，只有天主教贵族有资格谋求教会中的职位。对于新教贵族来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经彻底断绝了他们出任大主教或主教的后路。他们要想获得教会俸禄，必须首先改宗天主教。事实上，也的确有不少新教诸侯和贵族改宗天主教了。而邦国君主为了笼络贵族，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也乐意将贵族子弟安排到自己的宫廷或军队之中。

战争一方面暴露了贵族面对新式作战方式而呈现出的无能，另一方面又证明了他们的适应能力和重要性。对于邦国君主日益扩大的军队来说，贵族是天生的军官。因此，尽管身份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单枪匹马的独胆英雄，变为军官团队的一分子，整个贵族等级的社会领导地位并没有受到触动。

另外，作为邦国等级，贵族在政治上也不是毫无作为，他们的抗议经常会迫使邦国君主，特别是弱小邦国的邦国君主作出妥协和特殊照顾。在帝国东部，贵族不仅继续把持地方统治权，还可以直接参与邦国政府的政治决策。天主教贵族（包括乡村贵族）也可以通过维也纳宫廷的庇护，抵制邦国君主的肆意欺辱。

（三）市民

战争期间，城市人口大为减少，即使有不少人从农村迁移到了看上去比较安全的城市了。人口的减少使得许多岗位空缺了，伙计或者说帮工可以比较快地升为师傅，出身于社会边缘群体的人也能够为城市社会所接纳。为了补充劳动力和纳税人，市政当局甚至想方设法吸引农民入城。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社会流动和在城市内部进行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一度变得十分频繁。一些农民子弟在城市里找到了上升机会，先是成为市民，再升为官员和贵族。

例如格奥尔格·德福林格（Georg Derfflinger，1606—1695）出身于奥地利一个新教家庭，做过裁缝学徒工，三十年战争期间参加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军队，从辎重脚夫升至骑兵上校和高级将领。战后投奔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虽然没有上过学，还是受到重用，成为勃兰登堡选侯邦陆军元帅和波美拉尼亚总督，对于战后勃兰登堡军队建设，特别是骑兵和炮兵建设，有重大贡献。大概因为他与多国军队有联系，所以也承担了不少外交任务。1674年被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擢升为帝国男爵。

科比尼安·普利尔迈尔（Korbinian Prielmair，1643—1707）出身于巴伐利亚选侯邦城市埃尔丁（Erding）的下层市民家庭，是一个日工的儿子。借助于耶稣会士的推荐——他本人曾在慕尼黑上过耶稣会士办的文科中学——他在1662年进入选侯的枢密院，1683年升入选侯顾问团并成为枢密院秘书长，1687年担任档案馆馆长，1689年担任枢密院首席大臣。与之相应，其社会地位也步步高升：1685年成为帝国贵族，1694年再升为帝国男爵并获得格里斯巴赫的管理权。普利尔迈尔广泛参与了巴伐利亚对外政策的制定，例如在法国波旁王朝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交战期间，协助巴伐利亚选侯费迪南德·马里亚制定了直至1683年的中立政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协助选侯马克斯·艾曼努尔制定了与法国结盟政策；马克西米连二世·艾曼努尔（MaximilianⅡEmanuel，1662—1727，1679—1726年在位）任命他为西班牙属尼德兰总督。在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失败后，普利尔迈尔在1704年同选侯一起流亡尼德兰。1707年卒于比利时。

埃伯哈德·丹克尔曼（Eberhard Danckelmann，1643—1722）从林根较高级市民阶层上升为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的高级官员。他是一位邦国法官7个儿子中的第四个，曾在乌特勒支上大学，皈依加尔文派，后来担任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即后来的“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家庭教师，1688年被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任命为国家和战争枢密顾问，1692年被任命为克累弗公国政府首席大臣，1695年升为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各邦联席会议主席。丹克尔曼积极参与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化建设，大力推动手工工场的创办，有意识地提高市民等级的地位。在他之后，他的6个兄弟也陆续成为国家要员，以至于被人称作“丹克尔曼七人帮”，并被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擢升为帝国男爵。丹克尔曼因为反对选侯的韦尔夫政策而在有影响的圈子里树立了敌人。1697年11月27日被政敌推翻，并被捕入狱。1707年，已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的弗里德里希一世宣布大赦，并允许他定居科特布斯，还批准每年从他的被没收的财产中支付他2000塔勒，但是两人并没有和解。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1713年即位后恭敬地将他请回宫廷，虚心向他征求意见，但未为他平反，也没有退还他被没收的财产。

还有拉登堡人、漂染工的儿子约翰·弗里德里希·赛勒恩（Johann Friedrich Seilern，1646—1715） ，他通过为普法尔茨选侯卡尔一世·路德维希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服务，获得帝国伯爵爵位，并且跻身于维也纳高级贵族行列，成为奥地利宫廷总理。为了获得邦国君主和皇帝的宠幸，赛勒恩数次改变宗教信仰，从路德教改宗加尔文教，再改宗天主教。

约翰·安德里亚斯·克劳特（Johann Andreas Kraut，1661—1723）出身于哈勒一个盐场所有者家庭，1680年到柏林，入股向柏林宫廷供货的维斯脱夫和席林商行，赚取了第一桶金，后来成为该商行的第三大持股人。1686年，克劳特创办金银器手工工场，并将该手工工场建设成了柏林第一家重要的和持久的手工工场企业。1689年，克劳特成为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军事管理部门的资金管理者，集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双重身份于一身，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威尼斯、热那亚和维也纳为国家筹集贷款，而他本人也从中谋取了大量资产，甚至成为国家的债权人。“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任命他为枢密兼军事顾问、普鲁士第一任商业兼手工业大臣，1703年又擢升他为贵族，1718年进一步擢升他为普鲁士王室领地最高行政管理大臣。但在克劳特临死之前，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以秘密出口羊毛罪，没收了他的所有现金资产，并且迫使其遗产继承人将克劳特的所有企业股份和4万塔勒转让给波茨坦军事孤儿院。按照当时的普鲁士法律，出口羊毛者是要被判处死刑的。

城市市民大都通过做官而被擢升为贵族。直接从富裕市民上升为贵族的却十分罕见。他们通过业绩获得提升，甚至跻身贵族行列。这些市民出身的官员已不是君主对抗贵族的工具。他们采用贵族的生活方式，背离市民等级而成为贵族等级中的一员。

然而，拥有这种飞黄腾达的职业生涯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绝大部分市民只能满足现状。他们固守工商业经营，甚至不得不忍受皇帝和邦国君主以及日益寡头政治化的市政当局的剥削压迫。

三十年战争之后，城市传统的社会机构依然如故。战争不仅没有消灭“名门望族”，反而使之更加巩固了。无论在帝国城市中还是在邦国城市中，市政当局依靠社会上层的支持，确保其统治的倾向依然存在，寡头政治依然十分突出。先前的市民上升者家族现在已经结成了一个封闭的垄断官场的集团。严格的门阀制度和出身要求将普通市民排斥在官场之外，而在新教城市中，这一点还体现在教会政体的扩建上，新教牧师同样构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职业团体。市政官员力图发挥一种准专制作用。就是在人口不足300人的士瓦本小城市魏尔，市政官员也在1670年前后极力坚持其相对于市民社团的“主权”要求。

战争期间，许多行会在抵御外来侵略和反对战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战后，行会也构成了一个抵御变革的堡垒。其首领同样倾向于寡头政治，极力压制伙计和帮工的权利要求。在这方面，行会首领与市政官员的利益是一致的。

愈来愈勾结在一起的城市上层对城市官职的垄断和权力滥用，在汉堡、不来梅、吕卑克、海尔布琅、科伦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帝国城市中引起了市民反对派的强烈抗议。市民要求加强对当政的城市官员的监督。在汉堡，市民代表甚至将市长赶下了台。但是1683—1688年在科伦爆发的“居里希起义”却以其代言人被处决而告终。

城市内部的冲突经常与城市经济停滞或衰退同时出现，但在法兰克福和汉堡等经济繁荣的帝国城市也存在大量诉讼，而这些诉讼并不是由经济困境引起的。在帝国城市中也形成了一些仪式化的冲突，它们触及暴力冲突的边缘，但又尽可能避免暴力冲突。人们试图通过建立市民委员会的途径，对市政会行使监督权，尽力约束市政官员的言行。产生于罗马法的市民控告官厅的权力和集团原则，即任何决议只要有2/3的市民赞成就具有合法性，已在当时的城市中广泛传播开来。

然而，帝国法所规定的帝国城市团体已经不再具有多大意义了。城市会议，即所有帝国城市代表的聚会，自1672年起就不再召开了。雷根斯堡的“永久帝国等级会议”使之成为了多余。

另一方面，帝国最高法院，尤其是帝国宫廷参事院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处理城市内部纠纷。与此同时，皇帝和邦国君主大举干预城市事务。诸如闵斯特、泽斯特、凡尔登、布拉克尔、瓦尔堡和莱姆戈等帝国城市都被邻近的邦国所吞并。而对于邦国城市来说，邦国君主更容易充当仲裁者，也能够比远远在外的帝国首脑更迅速和更直接地介入城市事务。

在帝国中部和北部，城市试图摆脱邦国君主的干预。对于他们来说，邦国君主的干预彻底打破了他们直属帝国的美梦。但也有一些城市从邦国君主的管理措施中获益匪浅。大邦中的邦国城市比帝国城市更容易获益。

（四）农民

农民依然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但其法律和社会地位很低。战争、瘟疫和饥荒造成的人口锐减，使得劳动力变得“珍贵”起来，社会升迁机会（例如移居城市，从事非农行业）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庄内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尤其是缓解了小农的困苦。使用公共土地，营造一个小农场和成家立业成为了可能。然而，对于人口减少带来的些许好处，农民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享受和利用。在社会总体结构中，更不用说在政治领域，他们依然是难以升迁的。另外，在不同地区，农民的社会和法律地位千差万别，其劳动和生活状况也异质纷呈。

在帝国西部和西南部贵族领地分散零碎、邦国君主势力较弱的地区，农村公社比较牢固，农民能够较好地自我保护，获得更多改善生存状况的机会，不少农民甚至成为了自由农和富农。除此之外，这里的农民也享有较高法律地位，可以上诉帝国法院，控告直属帝国的领主，也可以在邦国司法机构里诉苦申冤。但在帝国东部和东北部盛行大地产庄园经济的地区，农民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在那里，贵族通过其地方统治权，可对农民实行严格监控和直接处罚。

总的说来，1648年之后，地主或庄园主的剥削压迫依然很重，农民的生活依然相当贫困，农民的自由依然受到很大限制，农民的反抗斗争也不断进行，尤其是士瓦本和上莱茵地区。在这里，邦国君主无力抵抗外来侵略，不得不让其臣民武装起来进行自卫，这就经常导致局势失控。然而，与16世纪20年代的普通人起义不同，现在的冲突尽管不乏武力手段，但通常是根据帝国法律条款，以司法诉讼的方式进行的，并且以农村和农民聚居区现存的具有行动能力的臣民组织为前提条件。这些冲突基本是体制内的，并没有动摇封建等级制社会秩序，严格疏远任何暴力。只有一个邦君被其臣民杀死，1699年，亚琛附近的一位修道院院长被起义农民雇用的一位职业杀手枪击身亡。

在帝国东部和东南部，1680年的波希米亚农民起义和1705—1706年的巴伐利亚人民起义具有较大的偶发性。在波希米亚，维也纳的重税被地主转嫁到农民身上，加上瘟疫的流行和重新天主教化政策的实施，农民们苦不堪言，奋起反抗。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在1679年巡视波希米亚时，人们向他呈交了大量冤情申诉，皇帝试图通过颁布《灵魂的条约权利》（Tractatusdeiuribusincorporalibus）进行干预，调整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使农民获得一定的法律保障。但在皇帝离开后，不少申冤者遭到逮捕。1680年3月，农民起义在波希米亚各地蜂拥而起。利奥波德下令严厉镇压，大批起义者被处以绞刑，或被罚以强迫劳动和监禁。与此同时，他也颁布《劳役法》，重新调整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规定农民为地主的劳役每周不得超过3天。这一法令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是地主并不认真执行这一规定，农民仍然遭受着沉重剥削和压迫，也继续进行反抗斗争。

1705—1706年的巴伐利亚人民起义发生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当时，巴伐利亚选侯马克西米连·艾曼努尔因为与法国结盟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要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派遣军队占领了巴伐利亚，并将选侯马克西米连·艾曼努尔驱逐到尼德兰。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赶走外来侵略者，以农民为主体的巴伐利亚社会各界自发武装起来，同皇帝的军队展开了激烈斗争。

起义开始于上普法尔茨，迅速蔓延到多瑙河和因河之间地区。起义者夺取了布格豪森、谢尔丁、卡姆和布劳瑙等城堡。1705年12月21日，起义者在布劳瑙召开“卫国大会”，参加者有来自教士、贵族、市民和农民4个等级的代表。12月25日夜，皇帝的军队在慕尼黑附近的森德林战胜来自上巴伐利亚的起义军，并且屠杀110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在缴械投降后被杀害的，是为“森德林圣诞夜大屠杀”（Sendlinger Mordweihnacht）。

但是起义者继续坚持战斗，直到1706年1月8日艾登巴赫战役（Schlacht von Aidenbach）才被皇帝的军队完全镇压下去，在此次战役中又有4000余名起义者阵亡。1月11日，卫国大会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萨尔茨堡与皇帝进行和谈，谢尔丁、卡姆、布劳瑙和布格豪森先后投降。巴伐利亚人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德意志近代史上它以其反抗外来侵略大无畏精神和首创的议会民主体制占有一席重要地位。起义者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创建了卫国大会这一颇具近代民主特色的集会，历史学家亨里克·L.乌尔莫林（Henric L.W uermeling）甚至称这一起义为“近代历史上的首次革命”。

二、各教派的权利状况

在宗教政治问题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认可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教派的地位平等，并且除了天主教和路德教，还将加尔文教合法化了。它也认可了“教随国定”原则，保留了诸侯决定邦国宗教信仰的权利，教皇和皇帝由此失去了充当宗教事务仲裁者的资格。《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还规定以1624年为“标准年”，按照这一年的状况确定宗教信仰的区域界限和教会财产的占有水平，只将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和巴伐利亚选侯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占领的上普法尔茨算作例外。哈布斯堡家族在波希米亚等地推行的反宗教改革政策没有受到谴责，只在西里西亚部分地区，对新教徒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这样一来，帝国境内的教派秩序基本上得到了保障，天主教、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也称作改革教）三个主要宗教派别同时并存、各得其所的局面开始形成。但在实际上，天主教徒重新占据了优势地位。天主教徒在宗教改革期间一度出现的人数大减的危机得以克服，现在重新成为多数派了。在战后帝国总人口中，天主教徒约占58%，新教徒（包括各种小教派）占41%。在帝国法权秩序中，天主教同样占据优势。在1623—1685年间的8位帝国选侯中，天主教徒5位，新教徒3位。1685年，在教派混合的普法尔茨选侯国中，信奉天主教的普法尔茨—诺伊堡一系执政，信奉天主教的帝国选侯增至6位。1692年，信奉新教的汉诺威公爵（不伦瑞克公爵）成为第九位选侯，帝国选侯当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比变为6∶3。但到1697年，萨克森选侯、“强壮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Friedrich AugustⅠder Starke，1670—1733，1694—1733年在位）重新皈依天主教。此后，帝国选侯当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比变为7∶2。更重要的是皇帝本人依然坚持天主教信仰。尽管从理论上讲，新教徒也可以成为国家首脑，但从未有人进行过用新教皇权取代天主教皇权的尝试。凡此种种情形，都有可能导致对天主教徒的偏袒，也经常引起新教徒的猜忌和不信任。

为了化解对立，人们设计了种种落实教派平等的策略，其中大多数解决方案纯属实用主义的，有的甚至十分滑稽。在一些最重要的共同机构中，如在帝国等级会议中，在所有涉及宗教的重大问题上，多数决定原则被取消，信奉天主教的帝国等级不可以凭借多数票作出对新教派不利的决定。天主教帝国等级和新教帝国等级分别参加天主教议团和新教议团讨论政务，而在作出决定时，两个议团拥有同样的表决权，只有双方意见一致，帝国决议才可以生效。在另外一些国家机构中，同一职位也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平等地分别占有，如在帝国最高法院中，信奉天主教的法官与信奉新教的法官各占一半。帝国军队中将军职务同样如此。其他高级职位大都优先为天主教徒所保留。为了照顾家族的利益，信奉新教的吕卑克主教也在帝国等级会议中拥有席位和表决权，而这是唯一的例外。在既有天主教徒又有新教徒定居的帝国城市中，例如奥格斯堡和比贝腊赫，两个教派可以相互并存。奥斯纳布吕克主教堂议事会设立了一种天主教主教和新教主教轮流制度，先是推选一位天主教主教，在他辞世后必须由一名新教主教接任。法兰克尼亚城市菲尔特则实行“三派合治”。

按照1624标准年确定的宗教信仰界限和教会财产占有水平足以稳定帝国的教派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宽容，无论在邦国还是在帝国城市，一般情况下只能信奉一种邦立宗教，并且只有占主导地位的教派成员才享有完全的权利。信奉其他宗教的人有权自由地迁往邻国领地，并在这之前变卖他们的家产。这种秩序也未因诸侯改变宗教信仰和王朝内有其他教派的统治者执政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萨克森选侯“强壮者”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后来从新教反皈天主教，但其领地仍然属于纯粹的新教教派，不允许天主教的教士和团体存在。邦君只能在宫廷教堂或宫殿祈祷室里做弥撒。

（一）新派教会

新教会大都与邦国或城市联系在一起，具有突出的邦国教会特征。邦国君主或帝国城市的市政当局成为本邦或本市新教教会的最高监护人（称作“代理主教”或“最高主教”） ，定期举行教会视察，行使主教的审判权。世俗统治者和教会人士，政权和教权，建立了紧密联系。新教神职人员也获得了类似于国家官员的地位。加尔文教在教会中使用长老会法规而有着民主的因素，但在神圣罗马帝国，因为诸侯势力强大，加尔文教教会也成为以邦君为首脑的地方教会了。新教的邦国教会机构实际上是“一个与国家相连的、机构化了的地方性宗教组织”。每一个邦国和每一座帝国城市都拥有完全独立的、有着自己首脑的地方教会。尽管表现出团结的姿态，通常也与其他邦国的教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各个教会在组织上并不属于一个整体。路德教派主要分布于北欧地区，但因丹麦、瑞典、勃兰登堡统治者在该地区的权力争斗，各地的路德教友联系不十分紧密。相反，加尔文教派因为与荷兰、瑞士和法国的教友联系紧密，相互支持，所以具有一定的国际性。

新教派反对偶像崇拜和弥撒的献祭性质，禁止在教堂中悬挂画像，拒斥参拜圣徒遗物、朝圣和游行等崇拜活动，也不提倡修道生活和成立宗教修会。他们强调宣示上帝的话语，突出圣经和布道的重要性，主张以教导式的布道替代圣坛弥撒。在新教地区，教堂建筑甚为朴实，与天主教会建造的堪称艺术珍品的“巴洛克教堂”风格迥异。在新教教堂内部，通常有布道高台或高悬于圣坛上方的布道台，但没有任何装饰，更不存在宗教游行所需要的那些艺术品，最多只是一个毫无修饰的十字架。宗教仪式极为简化。聚会的时候，教徒很少站立，基本上是坐着的，不少教堂还有诸侯包厢。

在这方面，加尔文教派做得非常彻底，可以说是与天主教中世纪传统的礼拜形式彻底决裂的。他们坚决反对天主教将教堂视作上帝住所的神圣建筑物的观点，他们也将他们占领的天主教教堂中的圣像统统拆除了（圣像破坏运动） ，并且称这些圣像宣示的行为是偶像崇拜，是严重的亵渎行为。对于他们来说，教堂或堂区只是一个教徒集会场所。上帝只是通过说话来显示自己，根本无法用画像来表现。牧师的职责仅仅在于宣读上帝话语，教徒则应认真倾听牧师的布道，但不用下跪。加尔文信徒还批评天主教会仪式太多太滥，认为天主教神职人员着装华丽、演奏音乐和举行圣礼等庆典式弥撒是“魔鬼行为、该死的偶像崇拜”。加尔文教教会的礼拜活动简单朴素。它集中于所谓的重要方面，如宣示上帝的话语和领圣餐。礼拜仅有两种，一种是通常在星期日举行的布道礼拜，一种是每年中为数不多的领圣餐礼拜。做礼拜时，大多在开始时要恳求上帝，然后是坦白罪恶，牧师赦免罪行，接下来是祈求点拨。此后是布道，代人祈祷，读主祷文，背诵教义信条。做礼拜时，《教义问答手册》的主要内容也被考虑在内。在一年的52个星期日里，逐段朗读其中的章节。这样，带有布道的礼拜成为教育信徒的重要手段。举行圣餐仪式时，加尔文教派也采取了不同于天主教的做法，即平信徒也可用圣餐杯。真正的圣餐仪式以圣餐祈祷开始，再做感恩祈祷，接下来是牧师分发面饼，最年长者和副主祭同时递上圣餐杯。

与之相比，路德教派保留了不少天主教残余。路德肯定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1484—1531）和加尔文反对圣像崇拜的立场态度，承认他们引用旧约中的章节来反对圣像崇拜的做法是正确的，认为圣像会被当作敬拜对象而滥用，必须用圣经、上帝的话来取代圣像。但他认为这只是个次要问题，对于儿童和智力有缺陷的人，圣像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是否允许“捣毁圣像”问题应由统治当局予以决定。路德也不一概否认圣徒崇拜，他认为圣徒崇拜在基督教会团体中有着它的位置，应当尊重作为教师和榜样的圣徒，只是不可认为他们能代人说情，不应把拯救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路德派信徒最终采取了介于茨温利派、加尔文派和天主教之间的中间立场。他们允许教堂悬挂圣像，但只把它归入艺术品之列。在路德教派的某些地区，虽然有大批修道院改作俗用，但仍有一小部分得以保留。许多哥特式教堂按巴洛克风格重新修葺，做礼拜时仍沿用老的形式和老的礼拜内容。这不仅表现在一直到17甚至18世纪还普遍穿着的礼拜服装（在路德派教会里，一直保留着穿戴特色弥撒衣的习俗） ，而且还表现在仍然使用拉丁语。在德国的北部、中部和东部，直到受到虔信派的影响，中世纪礼拜仪式才有所改变或废除。路德派的礼拜形式大多由坦白错误、唱颂歌、念使徒信经、布道和领圣餐等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圣餐成了例外，传达上帝的话语成了重点。布道一般不少于两个小时。在这种宗教的演讲中，布道者要传授许多丰富的知识，从教义和历史的角度进行阐述，提出宗教方面还存在着争论的问题。在布道以前，大多用一句布道问候作为布道的开始，然后是祷告警醒、读主祷文、唱祈祷或赞美歌和朗读教义信条，最后才是牧师真正登上布道台。对路德派的礼拜来说，除了在布道时传达上帝的话以外，唱圣歌也十分重要，其目的是“加强力量，保护自己免遭魔鬼的诱惑”。而唱的最多的是路德写的《我们的主是一个坚固的堡垒》。

除此之外，新教派还强调牧区的重要性，通常在各自的牧区内举行礼拜和其他宗教活动。牧师就是他所在牧区的中心人物，在当地的精神和宗教生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牧师属于知识精英。只有受过大学教育或专门培训的人才能担任牧师职务，常有辅助的神职人员或副牧师做他们的助手。而在新教牧师队伍中，子承父业现象十分突出，牧师家庭之间通婚也非常普遍，久而久之，牧师职业逐渐成为一种垄断行业了。到18世纪，甚至出现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新教牧师等级，其中牧师的儿子占了很大的比例。另有许多人是牧师的女婿，或与牧师遗孀成婚的人。农民的儿子极少成为牧师。然而，虽然规定要读完大学并通过考试，但对学业的期限和考试水平的规则都未加确定，也缺乏上大学的相应的预备性教育。在担任牧师职位前的名符其实的考试，直到18世纪末才大规模地采用。因此牧师的实际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精通语言和自然科学，甚至成为著名的诗人、思想家和科学家。有的却是用金钱，即用贿赂和交易的手段谋取到牧师职位的，其人品和操守由此可想而知。一些后来被称作“虔敬派”的宗教人士批评正统派的教条主义、智力主义和仪式主义，反对正统新教的教义上已变得陈旧、机构上已经僵化了的教会体制，宣扬一种实践的基督教，敦促布道士宣讲明白易懂的道理，强调个人信仰经历、内心生活和精神思想的更新、圣灵的照耀和实践中的圣化，要求苦行、建立“再生的团体”。虔敬主义者不把教会看作拯救的场所，不再坚持传统的信仰和传统的忠于教会这一道德。但在具体实践中，一部分虔敬主义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力图按照基督思想改革世界，另一部分人则偏爱寂静主义，追求心绪的安宁，希望过一种与世隔绝和静心养性的生活。他们成立专门的读书小组，深入领悟基督教的思想，圣事和话语宣读退居次要地位。

来自阿尔萨斯的拉波尔茨魏勒的菲利普·雅各布·施佩纳（Philipp Jakob Spener，1635—1705）率先在神圣罗马帝国中东部地区新教会内部倡导虔敬主义。他在战争造成的残杀和瘟疫等后果中看到世界没落的前奏，在人的道德沦丧、教皇的重新崛起和土耳其人的入侵等危机现象中看到世界末日到来的征兆。1666年，施佩纳成为法兰克福的高级神职人员。他先是在自己的家中，后来又在教会中组织“虔敬的聚会”，研究圣经和举行家庭祈祷。1675年，施佩纳著成虔敬主义改革文献《诚实的渴望》（Pia desideria） ，批评教条主义和由教条主义引起的争论，提倡内心修炼，虔诚笃信，敬爱上帝，热爱人类，虔敬事奉，过圣洁生活，并要求牧师在生活上作虔敬的表率，建立跨地区的灵修共同体作为教会替代品。

施佩纳的主张受到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三世（Johann GeorgⅢ，1647—1691，1680—1691年在位）和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的高度重视。约翰·格奥尔格三世在1686年招聘施佩纳为德累斯顿的高级宫廷布道士，弗里德里希三世则在1691年招聘施佩纳为柏林的教务长。然而，施佩纳的主张也受到顽固的正统派的严厉批评，尽管他本人从未考虑脱离邦国教会，其思想中也保留了许多正统派残余。

莱比锡大学的一些青年讲师却在施佩纳思想的影响下建立了一个宗教小团体，并且自1689年起举办“圣经班”（Collegia bilica） ，面向广大听众，用通俗的语言，讲授新约的某些篇章。正统派神学家称他们为“虔敬派”，极力鼓动市政当局将他们驱逐出城。

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663—1727）是莱比锡虔敬主义者中的佼佼者。他出身于吕卑克一个信奉路德宗（Lu the ranism）的法律顾问家庭，先后在爱尔福特大学、基尔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希腊文、东方学、哲学和神学。1685年在莱比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并成为莱比锡城圣保罗教堂的神职人员。1687年，弗兰克接受并开始践行虔敬主义信仰，遭到当地教会的排挤，被迫于1690年离开莱比锡到了哈勒。在哈勒，弗兰克从1692年起担任该城圣格奥尔格教堂的牧师，兼任哈勒城郊格劳查教区的教牧工作。他积极宣传虔敬主义，致力于将深入的圣经研究与勤奋的工作和虔敬的生活结合起来，不久便声名大震，1694年受聘到新建的哈勒大学任教，并负责组建神学院。1695年，弗兰克以“穷人学校”为起点，建立了一系列弗兰克学院并且很快就作为虔敬主义教育学的指路人赢得了非凡的意义。

从虔信主义精神中还发展出了“海伦胡特兄弟会”（Herrnhute Brüdergemeine）等力图实现原始基督教弟兄互助目标的宗教团体。海伦胡特兄弟会是由亲岑多夫伯爵尼古劳斯·路德维希（Nikolaus Ludwigvon Zinzendorf，1700—1760）于1722年在劳西茨的海伦胡特建立的，由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胡斯派兄弟会成员所组成（由原来的虔信派、唯灵论派和狂热派等团体组成）。1748年，海伦胡特兄弟会皈依了路德教。

虔敬主义可谓宗教改革以来除盎格鲁萨克森的清教主义以外的新教中最重要的一个运动。

虔敬主义产生于17世纪后半期，它针对福音教路德派重理性主义及追求宗教形式的做法，更强调实际信仰和感情信奉而不是繁文缛节的宗教学说。

对于路德教派来说，1555—1648年是新教正统的年代。在此期间，经过长时间的内部争论，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创立的重视教义和理性、强调形式的完美和依附于邦国教会的宗教学说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严谨细密、循规蹈矩的宗教学说越来越趋于僵化，难以适应政治和社会变动，也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了。

17世纪下半叶，在由三十年战争重新激活的千禧年思想它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北部和中部，也在符滕堡，影响非常广泛、持久。虔敬主义者虽然进一步加强了疏离邦国教会的倾向，但并未完全脱离官方教会，没有“离群索居”。他们只是以其对个人信仰经历的强调赢得了一种独立自主的意义。到了18世纪，这种独立自主甚至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但大多数虔敬主义者并没有分离主义意图。他们与西欧的分离主义者不同，依然固守教会学说，在邦国教会中仍占有一席地位，只是其与邦国教会的紧张关系不曾消除，其主观灵性冲击了传统的教派化求稳定的根基。

由于没有跨地区的教会首脑，路德教派难以成立世界性布道团。路德教教徒主要生活在地域极为有限的、各自为政的地方教会中，缺少与相距遥远的其他洲的宗教和教会团体的沟通。不过海伦胡特兄弟会是个例外，它在安第列斯群岛、北美和丹麦所属的格陵兰岛上设有分支组织，而其建立的哈勒布道团的分支机构组织则分布在北美和印度。

（二）天主教会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天主教信仰在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地区得到了巩固和稳定。除了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波希米亚及其他属地以外，特里尔、美因茨、科隆三大教会选侯邦和巴伐利亚选侯邦也是天主教重镇。虽然帝国教会已经疏远罗马，有了较大的独立性，各个邦国内的天主教会更是唯邦国君主之命是从，视国家利益为重，但天主教会仍是一个以教皇为首的普世性教会，在罗马统治着的教皇保障教会在组织、教义，更多的是在教会的具体活动上的统一。除了与罗马的联系外，天主教徒还拥有比新教徒大得多的国际性，特别是与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以及通过他们与海外殖民地中的天主教徒交往密切。

天主教会在1563年特兰托宗教会议（Konzil von Trient）闭幕后仍然承认圣像的作用，强调圣像的教育意义，认为圣像是装饰“上帝之家”，即经过主教祝圣而成为上帝世上殿堂的教堂的重要元素，应该用图像颂扬上帝，并通过它们在尘世创建天国，但是要认识只归于上帝独一神的“礼拜”和对神圣的图像表示出来的“崇敬”之间的区别。按照特兰托宗教会规定即是：“祈求基督，尊崇圣徒”（Christum adoremus et Sanctos Veneremur）。教堂是一座通过主教主持的隆重落成典礼而形成的神圣建筑物，是上帝的居所或者说“世上殿堂”，也是信徒与上帝、圣徒和天使共在一起的活动空间。使用崇拜物和艺术手段布置、装饰教堂，是帮助人们理解上帝话语的重要方法。

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弥撒都在教堂进行。弥撒是一种礼拜活动，由祈祷、朗读、讲经和布道等仪式组成。从教士轻声朗诵祈祷词的沉默式弥撒，到庆典式弥撒，直到由修道院院长和主教主持的大弥撒，均以进行感官感受和心灵对话为目的。在做大弥撒时，华美的服饰、俊美的辅助男童、优美的音乐和袅袅香火将仪式展现得神采飞扬，令人感到喜乐。教徒们主要是作为虔诚的、心情激动的观众和听众，在做礼拜的过程中被动地祈祷。

特兰托宗教会议规定对教士进行定期检查，看他们是否严格地完成所担任的工作并检点自己的生活。与以前相比，神职人员的生活作风大有改善，教育水平大为提高，出现了若干道德谨严、学识丰富的圣徒般的杰出人物。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布道教士尤其是在乡村与民众打成一片。但也有些教士过于招摇和世俗化（业余生活不得体）。17世纪时一般还缺少教士，但是到了18世纪，教士过剩成了一大难题。这一情况促使人们可以在较低的职位中选拔，并将那些不够水平的候选人排除在外。

1650年以后，修会和修道院继续蓬勃发展。本尼狄克修会（Benediktiner）、奥古斯丁教区男子修会（Augustiner-Chorherren）、希斯特秦泽修会（Zisterzienser）、普赖蒙斯特莱修会（Prmonstratenser） ，以及中世纪建立的法兰西斯修会（Franziskaner）、多米尼克修会（Dominikaner）和加尔默罗修会（Karmeliten）等老的修会焕发了青春。耶稣会（Jesuiten）、卡普齐诺修会（Kapuziner）、乌苏拉修女会（Ursulinen）、马利亚瓦尔特姐妹会等新修会生机勃勃。除了负责管理圣地、朝圣、主持礼拜、操办圣事和提供灵魂上的帮助，他们还积极从事社会工作及办学活动，进行带有教会印记的科学研究。在17和18世纪的天主教会举办的宗教、教育和科学事业中，这些形形色色的修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耶稣会依然是最为重要的修会。除了组织朝圣、宗教游行、照管弟兄团和市民、学生及妇女联合会等吸引民众的崇拜活动，耶稣会士还积极创办（城市）中学，同时又在很长的时间内统治着天主教大学，培养除了大批天主教精神上的杰出人物。但是耶稣会也开始逐渐丧失其领导地位了。它在16世纪表现极为优秀的规范和策略已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越来越深地陷入某种程度的僵化，特别是它的具有强烈强权意志和荣誉意识的政治主张受到多方抵触。尽管如此，其成员依然以修会教士和世俗教士的身份在宗教、政治和社会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其影响直到17世纪中期才达到顶峰。

如果说16世纪在神圣罗马帝国内明显存在着诸侯、贵族和市民转向新教的倾向，那么，在17世纪中期以后，天主教已经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了，其吸引力愈益增大，以至于出现了几乎席卷整个欧洲的新教徒大量重新皈依天主教的现象。

在闵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以特劳特曼斯多夫的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 von Trautmannsdorf，1584—1650）和拿骚哈达马尔的约翰·路德维希（Johann Ludwig von Nassau-Hadamar，1606—1653）为首的皈依者，甚至掀起了一场反皈天主教运动。就连拿骚西根的约翰七世（JohannⅦvon Siegen，1561—1623，1609—1623年在位）也从其父亲的改革教信仰回归到天主教会信仰了。在萨克森、图林根、普法尔茨、黑森、符滕堡、梅克伦堡和不伦瑞克等邦国的统治者家族成员当中也多有皈依者。不伦瑞克—吕内堡的约翰·弗里德里希（Johann Friedrich 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1625—1679）在1651年的皈依导致北方宗座代牧区的形成，为天主教传教工作建立了一个重要基地。

最为引人瞩目的是萨克森选侯、“强壮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在1697年的回归。宗教改革期间，萨克森选侯作为路德的保护人和新教联盟的领袖，曾经为宗教改革和新教的胜利作出过巨大贡献。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的反皈，对于新教，特别是路德教不啻一沉重打击。

像在16世纪接受新教义一样，现在人们皈依天主教，除了宗教信仰这一因素外，还有许多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原因。宗教信仰的缘由可以使人义无反顾，抛弃高官厚禄，甘愿穷困潦倒。但对大批无继承权的贵族子弟来说，返归天主教主要是为了谋求天主教会享有俸禄的职务。而对于出身于贵族或市民家庭的官吏来说，返归天主教则有助于获得某些在新教会中不存在的上升机会。萨克森蔡茨的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Christian August von Sachsen-Zeitz，1666—1725）原为德意志骑士团骑士，1693年皈依天主教，1695年成为科隆大教堂教务长，1696年成为拉布的主教，1701年成为格兰大主教的神父助理，最终在1706年被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ClemensⅪ，1649—1721，1700—1721年在位）擢升为红衣主教，在1714年被皇帝卡尔六世擢升为帝国诸侯。汉堡人卢卡斯·霍尔施泰尼乌斯（Lukas Holsteinius，1596—1661）则在皈依天主教之后，荣升为梵蒂冈图书馆的馆长。

维也纳皇宫的天主教性质同样导致新教贵族和市民重新回归天主教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只有皈依天主教，才可以跻身皇宫，沐浴皇恩。卢卡斯·霍尔施泰尼乌斯的侄子彼得·拉姆贝克（Peter Lambek，1628—1680）就是通过这一途径而成为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宠臣的。

耶稣会士劝人皈依的活动也产生了有利于重新回归天主教的影响。借助于驻科隆、维也纳和卢塞恩的教皇特使的支持，耶稣会士大力实施一种积极地劝人皈依的政策。而天主教在经历了一个更新和巩固过程之后，其社会和文化吸引力大增，特别是受天主教影响的巴洛克文化大放异彩，令人陶醉和动心。

此外，路德教神学家、赫尔姆施泰特大学教授格奥尔格·卡利克斯特（Georg Calixt，1586—1656）的“综摄主义”直接导致了某些受过教育者回到天主教会。这种综摄主义强调旧教会的共同性，主张教会的重新统一，虽然主要是新教会的统一。

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反皈天主教。他们热切期望到罗马和巴黎这些文化中心去，并且认为只有通过改变宗教信仰这条道路，才能把自己从被限制的困境中、从受着市民家长式的正统观念主宰着的境况中解救出来。如经济理论家约翰·约阿希姆·贝舍尔（Johann Joachim Becher，1635—1682）和人文学者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等人，都反皈了天主教。

萨克森选侯、“强壮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则主要是为了当选波兰国王而反皈天主教。通过大表哥、萨克森蔡茨的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的安排，他在1697年6月1日秘密地参加了在维也纳巴登宫廷教堂举行的天主教圣礼，然后在上西里西亚的德意志皮卡公开举行了皈依罗马天主教信仰的宗教仪式，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向他颁发了罗马教廷内务部签署的证书。

重新回归天主教运动助长了天主教的传播，增加了教皇和皇帝在帝国中的影响力，也为某些野心家提供了机遇。相反，天主教徒数量的增加威胁着帝国的教派平等，诸侯与其领地教派归属的不相适应，也经常导致臣民宗教信仰的混乱。只是由于宗教问题已不像战前那样敏感，宗教宽容也开始出现，重新回归天主教运动没有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三）宗教宽容

17世纪中叶以后，天主教徒主要分布帝国西部和东南部：在勃艮第地区，几乎100%的居民都是天主教徒；在巴伐利亚、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上西里西亚地区，90%的居民信奉天主教。新教徒主要分布在帝国北部：在下萨克森和上萨克森地区，几乎所有居民都属于新教徒。其他地方大都是多教混杂。并且除了已经受到法律保护的、合法的天主教、路德教和加尔文教（改革派）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教派信徒，如再洗礼派（Rebaptizers）、门诺派（Mennonites）、韦尔多派（Waldenses）、胡格诺派（法国的加尔文教信徒）、虔敬派、海伦胡特兄弟会和犹太教（Judentum）信众。

教派的差异切断了旧时邻里关系，跨教派通婚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教派对立还由某些流行的宗教习俗所强化，这些习俗同样起着区别和隔离作用。三十年战争导致人们思考教派对立问题。美因茨大主教约翰·菲利普·冯·舍恩博恩就认识到，一场为了信仰而进行的战争到头来却摧毁了宗教秩序。战争见证了人们肆无忌惮地贯彻自己的教派利益的行为。瑞典人鼓动路德教徒攻击普法尔茨的加尔文派信仰者，而这些归正宗信仰者不久前刚刚遭受过巴伐利亚重新天主教化政策的迫害。鉴此，企图在教派界限内重新规划各教派之间和平共处的努力也逐渐出现了。

格奥尔格·卡利克斯特致力于联合基督教各教派，建立一个统一的福音教会。他深受菲利普·梅兰希顿和三十年战争的经历的影响，是一位典型的人文主义神学家，也是17世纪最主要的旨在弥合各教派间分歧的和平共处学说的主张者。他不承认1577年的《协和信条》，也拒绝普救学说，希望在使徒教导和早期教会的教义决议基础之上，实现教会的统一。

苏格兰加尔文教派长老会神学家牧师约翰·杜里（John Dury，1595/1596—1680）同样致力于将欧洲所有新教组织重新团结起来。他宣扬宗教宽容，主张善待犹太人和犹太教信徒，但他主要不是为了教会和平而追求重新联合，而是为了圣战而将所有新教徒联合起来，要使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结成一个特殊的联盟。

在天主教方面，克里斯托瓦尔·德·罗约斯·于·施皮诺拉（Cristóbalde Rojas y Spinola，1625—1695）也力主教派联合，并且首先以韦尔夫家族中人为合作伙伴。克里斯托瓦尔原是一位佛兰德奥地利方济各会士、财政主义者和政治家，后来出任维也纳新城的主教。在汉诺威的洛库姆宫廷，他以旨在弥合各教派间分歧的和平共处学说的支持者的姿态，同信奉路德教的修道院院院长格哈德·沃尔特·莫拉努斯（Gerhard Wolter Molanus，1633—1722）一起，为实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重新统一付出了巨大努力。

然而，路德教正统派神学家却坚决反对赫尔姆施泰特学派的思想观念，导致路德教内部长达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也严重阻碍了基督教各大教派之间的重新统一。维登贝格大学教授亚伯拉罕·卡洛夫（Abraham Calov，1612—1686）就是一位典型的路德教正统派神学家。他不承认天主教派和加尔文教派在信仰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指责卡利克斯特的协同主义或综摄主义，声称卡利克斯特将不相容的学说混合在一起，他所主张的实际是一种隐蔽的天主教。卡洛夫坚持路德派教义为唯一可接受的信仰形式，他也以马丁·路德事业的继承人自居，试图将维登贝格大学的神学系树立为全体路德教在良知问题上的最高权威。虽然仇视天主教徒，但卡洛夫认为非路德教的其他新教教派的危害更大，因此致力于清除所有妥协让步，捍卫路德教的纯洁性。

波兰国王弗拉迪斯拉夫四世·瓦萨（WladyslawⅣWaza，1595—1648，1632—1648年在位）支持教派统一，早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就建议举行宗教会谈。1645年，各教派神学家根据弗拉迪斯拉夫四世的建议，在萨克森-托恩举行了一次宗教对话。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派遣卡利克斯特与会。结果，卡洛夫在会上与之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致使会谈破裂，未取得任何成果。

起源于瑞士联邦的加尔文派的基本信念之一就是宗教宽容。而在神圣罗马帝国，加尔文派教徒因为数量较少，所以更倾向于采取与其他教派和解的政策。信奉加尔文教的黑森—卡塞尔的邦国伯爵威廉六世（WilhelmⅥ，1629—1663，1637—1663年在位）自执政以来就在自己管辖的邦国内推行宗教宽容和教派和解政策。1661年，他在卡塞尔再次召集各教派代表举行宗教对话，虽然也未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教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和相互仇恨。

普法尔茨选侯卡尔·路德维希（Karl Ludwig，1617—1680，1649—1680年在位）从更世俗的动机出发试图推动教派和解。他虽然继续坚持加尔文教信仰，但却主张三大教派和平共处。他在海德贝格为路德教教徒建造了一个专门的教堂，而曼海姆的协和教堂甚至也接纳天主教徒做礼拜。

勃兰登堡选侯是从路德教改宗加尔文教的，但其臣民并没有遵从“教随国定”原则，同其邦国君主一起信仰加尔文教。面对路德教臣民，弗里德里希·威廉不得不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出宽容大度姿态。除此之外，吸引外来移民的意图，也是弗里德里希·威廉要打破教派界限，实行宗教宽容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经常受到路德教徒的反对，这位信奉加尔文教的邦国君主坚持自己的权利要求，坚决主张教派之间的相互尊重。1662年和1664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先后两次颁布《宽容敕令》，明确规定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共生共荣。通过1685年10月27日和11月6日明确提出宗教宽容主张的《波茨坦敕令》，大批胡格诺教徒便在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获得了安身立命和发挥自己工商业经营才能之所。

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儿子、其选侯位的继承者和后来的“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也主张宗教宽容，甚至要求善待洗礼派和犹太教教徒。1698年，他下令禁止在圣餐前举行强制性个人表白的做法。在与柏林的路德正统派进行了激烈争论之后，弗里德里希一世又开始推行支持虔敬派的政策。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宗教宽容的萌芽，它不是以相互承认为基础的，而是依靠强制加以约束。主张宗教宽容的邦君虽然克服了教派的褊狭，提出了教派和解要求，但他们所关心的主要不是教派联合，而是跨越所有教派的对邦国局势的掌控。他们也经常以“真正信仰”的保护者身份，对所有教会施加外部强制。

不管怎样，宗教宽容还是逐渐得到了实施，就连长期受迫害的洗礼派和犹太教教徒，也从中获得了不少好处。洗礼派在16世纪长期处于受迫害境地，不少人甚至为其信仰付出了生命代价。现在，他们大都沿用其重新组织者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1496—1561）的名字，称作“门诺派”，并且在1626年在尼德兰获得了宗教自由。17世纪时，他们又扩散到荷尔施泰因和但泽（Danzig）等地。在菲尔特，犹太人拥有了一个可以安居乐业之地。在班贝克主教区修道院的领地上，犹太人社区更是兴旺发达，犹太教徒不仅可以公开做礼拜，而且还建筑了许多犹太会堂，甚至建造了一所犹太教塔木德大学。

第二节 德意志文化：语言、文学和国家政治学说

一、语言学会与德意志语言的净化

16世纪前期，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将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翻译成高地德语，有力地促进了日益清晰的、德意志语言的自我意识。三十年战争期间及结束以后，在德国文化界，特别在信奉新教信义宗的德国诸侯领地和城市，出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即，为净化德意志语言而建立语言学会。

由于德意志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由于罗马宗教势力和意大利文化在德意志地区的深刻影响，由于西班牙、法国和瑞典实行的对外强权政策，长期以来，德意志语言要么在书面上，在外交、商贸和军事方面仍然让位于拉丁文，或者混杂着多种外语，不伦不类；要么在日常生活和交往方面充斥着粗俗俚语，言谈低级趣味。德意志语言的这种状况首先被那些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影响的德国贵族和文人学者明确地意识到。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德意志语言的现状。

1617年8月24日，在萨克森魏玛（Sachsen-Weimar）女公爵的葬礼餐桌上，一位魏玛的宫廷大臣提出成立德语语言学会的建议，得到在坐的几位贵族的赞同。他们当即成立了德语语言学会，并确定其名称为“收获学会”（Fruchtbringende Gesellschaft）或“棕榈会”（Palmenorden）。主持该学会工作的是安哈尔特科腾侯爵路德维希一世（LudwigⅠ，1579—1650）。路德维希一世是意大利“糠秕语言协会”（Accademiadella Crusca）的成员。“糠秕协会”成立于1583年，是欧洲最早的语言研究团体，其宗旨始终是“研究和维护意大利语言”。以它为榜样，“收获学会”的目标不仅要清除德意志语言中的“糠秕”，而且还要收获麦粒。要像扬净麦场一样，扬净德意志语言，像把麦子收进仓里一样，将德语词汇收进德意志大厦。在当时的情况下，德意志语言中的“糠秕”是被矫情滥用的外来词汇和外国语法，同时也是德语中粗俗的方言土语和模糊表义。为了清除这些“糠秕”，“收获学会”的贵族官吏和市民职员利用在宫廷和市政服务的工作平台，有意识地纯净德语词汇，规范德语书写，确定德语语法。学会中的文人学者更是集中研究文学理论，试定诗歌韵律，并有计划地翻译外国的优秀作品。“收获学会”的工作在德国影响很大，它吸引了许多文化界的著名人物，会员人数不断增加，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初期一度达到五百余人。正是在“收获学会”的开启下，德国又出现了其他三个语言研究团体，即汉堡的“德意志情感同志会”、纽伦堡的“佩格尼茨鲜花团”和维德尔的“易北河天鹅团”。

汉堡的“德意志情感同志会”（Teutschgesinnte Genossenschaft）成立于1643年，发起人是腓利普·冯·蔡森（Philipp von Zesen，1619—1689）。蔡森是诗人，特别是新教教会传扬福音思想的诗人。他也是作家，是德国第一位职业作家。蔡森的作品差不多涉及各种文学形式，其散文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德意志韵律学的发展。但是，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语言理论和文学理论。他自认为是语言、诗节和正字法的改革家，是真正的德意志语言纯净者。大约于1642年，蔡森在汉堡建立了一个“德意志行会”，一年后将其改名为“德意志情感同志会”，旨在保卫德意志语言免受外国词汇侵蚀的过程中，培养德意志情感。在很长的时期内，蔡森拒绝加入“收获学会”，认为纯净德意志语言的主要工作不仅仅是“清除”，更重要的是“补正、确正”。为此，他努力地拼创符合德国人情感的单词，用以替换外来词汇。例如用Ableitung替换Derivation、用Beifügung换Apposition、用Emporkmmling换Parvenü、用Farbgebung换Kolorit、用Gesichtskreis换Panorama、用Kreislauf换Zirkulation、用Leidenschaft换Passion、用Nachruf换Nekrolog、用Rechtschreibung换Orthographie、用Sinngedicht换Epigramm、用Vollmacht换Plenipotenz以及用wahlspruch换Devise等等，等等。1649年初，蔡森拜访了路德维希一世侯爵，就此加入了“收获学会”。1653年，在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上，蔡森得到皇帝费迪南德三世亲自授予的贵族头衔，并于1667年得到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批准，上升为宫廷行宫伯爵。比较而言，“德意志情感同志会”组织松散，活动不多，曾被认为不是真实存在的、是蔡森虚构的学会。

纽伦堡的“佩格尼茨鲜花团”（Pegnesische Blumenorden）成立于1644年。佩格尼茨是一条流经纽伦堡城的河流。“佩格尼茨鲜花团”是德国唯一存在至今的语言和文学团体，其发起人是格奥尔格·腓利普·哈斯多夫（Georg Philipp Harsdrffer，1607—1658）和约翰·克莱伊（Johann Klaj，1616—1656）。哈斯多夫是诗人、作家、翻译家和文艺理论研究者，1641年加入“收获学会”，取谐名“玩家”（Spielende）。同时，他还是“德意志情感同志团”的成员，谐名是“艺术玩家”（Kunstspielende）。与冯·蔡森一样，除了大量的作品以外，哈斯多夫也拼创了许多德语词汇，借以取代外来词。例如以Aufzug代Akt、以Briefwechsel代Korrespondenz、以Prismenfernglas代Teleskop、以Zweikampf代Duell等等。克莱伊曾热心地学习神学，本想当神学家，后来写出许多牧道诗歌，成了著名的“牧道诗人”。晚年终于如愿成为牧师。以“收获学会”和“糠秕协会”为参照，“鲜花团”的宗旨是“彰显上帝的荣耀和德意志的荣誉，维护和改善德意志的语言和诗艺”。与此相适应，这个学会同时是语言维护团体和文学维护团体。会员自称佩格尼茨牧羊人。两位创始人去世以后，在著名诗人西格蒙德·冯·比尔肯（Sigmund von Birken，1626—1681）的领导下，“鲜花团”发展到历史上的最高峰。一方面，在60至70年代，“鲜花团”的成员创作或影响创作了大量的教牧诗歌，宣扬福音思想，教化普通民众；另一方面，它还收纳女性会员，第一次主持出现了从女性视角写作的小说和诗歌。比较而言，“佩格尼茨鲜花团”在纯净德语的同时，更加注重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

维德尔的“易北河天鹅团”（Elbschwanenorden）成立于1660年，发起人是荷尔施泰因的诗人兼牧师约翰·冯·李斯特（Johann von Rist，1607—1667）。维德尔城位于易北河下游，靠近汉堡，当时附属于丹麦。与约翰·克莱伊一样，李斯特也曾学习神学，想当神学家，后来写出许多教化诗歌，成了著名的教会诗人。晚年复为牧师。1645年，李斯特加入了“佩格尼茨鲜花团”，谐名是“钦布利恩的达夫尼斯”（Daphnis aus Cimbrien）。1647年，他又加入了“收获学会”，诨名为“益壮老人”（Rüstige）。1653年，李斯特也在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上得到皇帝费迪南德三世亲自授予的贵族头衔。比较而言，“易北河天鹅团”的主要成员更多出身于城市市民家庭，其中城市牧师子弟的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与后来类似的语言学会相比，17世纪的语言学会更着重于语言工作，着重于整理德语词汇和语法，清理和规范外来词，编纂德语字典和语法手册等等，其目标是使高地德语在欧洲语言中获得地位和声誉。然而，路德的圣经翻译和语言学会的活动尽管超越了领地方言界限和日常交流的范围，但是，德意志的语言还没有像欧洲其他国家如英国、法国等等的语言那样具有统一性。

二、巴洛克文学的德意志特征

三十年战争结束的时候，巴洛克文学正流行于西欧各国。所谓巴洛克，意即奇形怪状的珍珠。这个名称正适合描述经历残酷战争之后的、“畸形”德国的文学界：不圆不规则，但毕竟是珍珠。分裂而软弱的德意志帝国、专制而虚荣的德意志邦国、保守而依附诸侯的城市，以及仅仅发挥家族首领作用的皇帝、扮演德意志国王角色的邦君等等，这一切使痛惜并珍爱德意志的诗人、作家和学者借鉴中世纪文学的隐喻、寓意、象征和梦幻等手法，使用华丽纤巧的词藻和雕琢繁复的形式，努力表现祖国的“不规则”和深重的苦难，表现个人内心的痛惜、焦虑和矛盾。与在西欧其他地区相比，在德意志，巴洛克文学不仅持续了更长的时间，从17世纪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期，不仅更加突出其宗教神秘主义的想望，而且具有强烈的排斥外国文化影响的民族性特征。

德国巴洛克诗歌之父是马丁·奥皮茨（Martin Opitz，1597—1639）。奥皮茨出身在波兰西部小城的一个屠夫家庭，毕业于海德贝格大学哲学与法学专业，早年做过家庭教师，一度在德国威森堡中学教授哲学与美学，后来效劳于诸侯宫廷。1625年，在访问维也纳期间，由于一首献给奥地利卡尔大公的《挽歌》（Trauergedicht） ，奥皮茨得到皇帝费迪南德二世亲手戴上的诗人桂冠，并于1628年由皇帝提升为贵族。1629年，奥皮茨加入“收获学会”，谐名是“桂冠诗人”（der Gekrnte）。1639年，在但泽，41岁的奥皮茨死于黑死疫。

马丁·奥皮茨是多产作家，代表作是《德国诗论》（Buch von derdeutschen Poeterey，1624）。《诗论》中，奥皮茨首先要求德意志诗歌使用纯正的德意志语言，反对在德语诗歌中出现外来语和粗字俚俗，提倡词藻文雅优美，表达婉转含蓄，诗体精巧瑰丽，从而充分展现了德国的巴洛克文学风格。其次，他认为诗歌形式和韵律节调非常重要，借鉴古希腊罗马诗歌的艺术规范，并学习意大利、法国十四行诗的成就，他制定了高地德语诗歌的创作原则，用德意志词语中的扬音节和抑音节抑扬交替，取代过去借用外来语的长音节和短音节的腔调变换，并试着将扬音节与单词的重音节协调一致，从而开创了德语诗歌格律节韵的新形式。此外，奥皮茨还特别强调诗体悲剧和诗体喜剧的区别，即悲剧的主人公只能是地位高贵的人，而喜剧的主角可以是农民或市民等普通人，两者不能颠倒。这本来是古典戏剧的创作原则，奥皮茨对此进行强调，一方面进一步突出了德国巴洛克文学的贵族性，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强了这项原则在德国文学创作中的导向性作用，直到18世纪下期哥特赫尔德·E.莱辛（Gotthold E.Lessing，1729—1781）和弗里德里希·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等人打破了这种文学创作中的等级区分。奥皮茨的目标是使德意志诗歌进入欧洲最高水平之列。

三十年战争期间及结束后初期，德国巴洛克诗歌还没有完全接受奥皮茨的诗韵规则，外国的和中世纪的诗体形式仍然占主流。代表人物可推安德里亚斯·格吕非乌斯（Andreas Gryphius，1616—1664）。格吕非乌斯出身于西里西亚一个路德派牧师家庭，在莱顿大学受过神学训练，担任过家庭教师。他的诗作主要采取十四行诗体，形式和内容都非常庄严。由于在不长的48年的人生中有30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所以他的诗歌贴切地表达了战争时期德意志人的内心感受。不安和恐惧，坚守信仰和渴望和平，面对疾病、死亡和灾难的无助，以及在罪恶环境下心灵受到的腐蚀和损伤，这一切用诗的言辞表达出来，使人更加感到震撼。如在《祖国之泪》（Trnen des Vaterl and es，1636）中，格吕非乌斯描述道：“可是我还没有谈到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比瘟疫、大火、饥饿更可怕的事：许多人的灵魂宝物已经被人抢夺。”虽然他的诗歌深含巴洛克文学普遍怀有的“虚浮”格调，但是，对于战争心态的深切哀吟和悲诉则真切地表达了当时德国的民声民情。除了大量的十四行诗以外，格吕非乌斯还在戏剧创作上获得成就：他是第一部德国历史悲剧的作者，并有两部喜剧代表了那个时代德国喜剧的主流模式。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德国喜剧的主流是歌颂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讽刺和嘲笑某些社会上层人物滥说外语、附庸风雅和假装斯文的无耻现象，并揭露和批判某些学者和教士不学无术、心灵空虚的可叹现实。1662年，格吕非乌斯加入了“收获学会”，谐名为“未死的人”（der Unsterbliche）。

德国巴洛克小说的代表是汉斯·冯·格里美尔斯豪森（Hans von Grimmelshausen，1621—1676）。格里美尔斯豪森出身于黑森地区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幼年丧父，祖父是信奉新教的面包师和旅店老板，没有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也没有像其他文人那样做过家庭教师和在贵族宫廷中效劳。1634年和1635年，少年格里美尔斯豪森两次经历发生在身边的重大战役，两次被战火催逼逃难他乡。1639年，18岁的格里美尔斯豪森进了皇帝的天主教军队，上过战场，当过书记员，并改变了信仰。战争结束后，以其原有的贵族身份，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经营家族地产和管理城堡。大约在1665—1667年间，格里美尔斯豪森开了一家旅店，并开始其写作生涯。他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痴儿西木历险记》（Der abenteuerliche Simplicisimus，1669）。小说中，他以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手法，详细地描述了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人的种种苦难，描述了战后德国社会令人痛心的种种现象。作为巴洛克小说的代表作，《痴儿》通过描述一个年轻人在战争中的冒险经历和出于对现实感到虚空、悲观的情绪而在宗教领域里寻求精神安慰的过程，突显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德国学者关于国家统一、政治制度、宗教宽容等前沿思想。如作者借书中人物尤彼得的口说：

我要唤醒一位德国英雄，他将用锐利的剑锋来完成一切事业；处死所有的恶人，保存并提拔那些虔诚的人们。……他将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走遍国土上的每一座城市，把它们付之于和平的治理。从全德国的每一座城市里挑选出两名最聪明、最有学问的人，由他们组成一个议会，使各个城市之间永远和好联合。农奴制连同一切关税、税收、地租、债据、捐税在全德国都要废除，要使百姓们不再遭受苦役、哨役、战时特别税、捐款、战争，或者任何其他负担的痛苦。要让他们生活得比在神仙世界里更加幸福。……我将更多地祝福德意志这片土地。我将摈弃希腊语，而只讲德语；一句话，我要表明自己具有十足的德意志意识，最后我还要让德意志人——正像我曾经让罗马人——统治全世界。……然后就将像奥古斯都大帝时代那样，在全世界各族人民当中出现永恒持久的和平。

从整体上说，巴洛克文学主要是天主教信徒的创作活动。身为新教徒的奥皮茨是因为其在德国诗歌领域的领军地位而得到天主教贵族文化界的接受，而格里美尔斯豪森则是在军队服役期间改变了信仰。其他在德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作家，如约翰·米沙埃尔·莫舍罗什（Johann Michael Moscherosch，1601—1669）、弗里德里希·冯·罗高（Friedrich von Logau，1604—1655）等，无论其本身是不是天主教徒，其作品大多都有明确的天主教文化特征。这是他们在抨击德国上层人物在各方面盲目模仿外国、讽刺上流社会精神空虚并虚伪和愚蠢的同时，仍然极端注重作品的外在形式，不惜用堆砌词藻、繁复修饰的方式来表达严肃内容和完整结构的主要原因。

三、帝国观念与国家政治学说

早在三十年战争爆发前夕，一批德意志学者就在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思想背景下分析和思考德国的存在形式及其包括历史、神圣和法律等方面的统治基础。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使这批学者提出了含有欧洲帝国烙印的、在国家政治学说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思想观念。政治思想家约翰尼斯·阿图秀斯和自然法学家萨姆艾尔·冯·普芬多夫应该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J.阿图秀斯（Johannes Althusius，1563—1638）出身于狄顿豪森的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巴塞尔大学法学专业，曾在拿骚一所加尔文派中学任教，主要教授自然法学，同时是拿骚伯爵宫廷的法律顾问，后来任埃姆登市政法律顾问，至终。

阿图秀斯的主要著作是《政治学概论》（Politica Methodice Digesta）。1603年的第一版是他在拿骚加尔文中学的授课稿；在1610年的第二版中，他删去了关于法学的内容，篇幅减小；1614年第三次出版的《政治学概论》含有大量的、作者本人的行政工作经验，并明确地与法学、神学和哲学著作区分开来，成为国家政治学专著。

概括地说，阿图秀斯在《政治学概论》中主要阐述了三种观点。（1）国家由单纯的个人社会和混合的公共社会共同构成。所谓单纯的个人社会，“是指一种由某几个人根据一份特殊的商定而结成的生活团体和共生共活的组织形式”，这种社会形成的途径是通过那份“特殊的商定”，这是将要共同生活的各方（不是双方）相互达成的默契。据此，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责任承担任何有利于公益和公益所必需的事务。所谓混合的公共社会，是由“无数个单纯的个人社会为了确定秩序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自发地，也完全是出于自由意志而组成的政治集体”，这种社会形成的途径是通过“单纯的个人社会的自由意志”。因为国家就像人的身躯，具有灵魂、首脑、四肢和细胞等各个部分，一经产生，每个部分就会统一协调，具有生命力。所以单纯的个人社会，如家庭，是国家的细胞，而混合的公共社会，如省县区，是国家的肢体；细胞构成肢体，肢体显现国家。（2）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国家主权的观念由法国政治思想家让·波丹（Jean Bodin，1530—1596年）提出。波丹认为，国家就像家庭，国王就像家长，就像家长在家庭中的权力至高无上一样，君主在国家中的权力也是至高无上。阿图秀斯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君主是国家的首脑，是国家的一个肢体；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不能是肢体，只能是整体。人民构成国家的整体。君主受人民的委托行使国家主权，他所掌握的是君主职权；虽然君主职权是国家的最高职权，但不等于国家主权。国家主权高于君主职权；前者与国家共存亡，后者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共兴衰。（3）民选官是国家秩序的保证人。所谓民选官（Ephor）是拥有国家最高决定权的人，他们由人民或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有一定的人数、任职时间和誓言的限制，负责监察国家首脑和高级官员，保证国家法律的实行和公民利益的实现。就此，可以明确地说，阿图秀斯的观点不符合当时欧洲学术界的思想主流，因为他完全站在德国的立场上阐发议论。

至17世纪前期，德国落后于西欧其他国家的现实已经引起学者们多角度的关注，特别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被普遍地认为是将德国建成诸如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那样的民族国家的障碍所在。在阿图秀斯时期，历史已经表明，德国既不能像英国、法国那样通过军事武力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也没有机会像西班牙那样通过联姻或其他和平手段使帝国等级联合起来。马克西米连一世、卡尔五世等皇帝励精图治的结果就是证明。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三十年战争爆发前期，有相当一部分德国学者主张“国家二元主权论”，主张国家主权既属于君主又属于拥戴君主的人民或等级，从而赋予神圣罗马帝国以联邦国家的特征。如魏玛的帝国政论家多米尼库斯·阿鲁迈（Dominicus Arumaeus，1579—1637）、英戈施塔特大学法学教授克里斯托夫·贝索尔德（Christoph Besold，1577—1638）以及萨克森法学家本尼狄克特·卡普佐夫（Benedikt Carpzov，1595—1666）等等。与他们的观点稍有不同，阿图秀斯坚持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构成了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显然，他的观点悖逆于以国王为核心形成民族国家的历史主流。阿图秀斯是第一位以德意志帝国法权为前提、以自然法学和新教神学理论为基础将德意志联邦国家纳入近代国家理论之中的人。

如果说J.阿图秀斯是在三十年战争一触即发的历史背景下阐述其人民主权的观念，那么普芬多夫关于国家自然法权的思想背景就是三十年战争及以后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惨状。

萨姆艾尔·冯·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1632—1694）出身于萨克森的一个路德派牧师家庭，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耶拿大学学习法学、哲学、神学、历史学及财政管理等专业，曾在哥本哈根为瑞典大使做家庭教师，并跟随大使到过海牙，在那里参与讨论自然法权理论，接触到西欧思想界名流。1661年，普法尔茨选帝侯专门为普芬多夫在海德贝格大学开设了自然法和国际法课程。任教七年后，普芬多夫又返回瑞典，不久成为瑞典王室史学大臣、枢密院议员和王国总秘书。晚年以同样的职位在柏林为勃兰登堡普鲁士宫廷效劳。他的代表作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自然法与国际法》（Dejure naturaeet gentium libriocto，1672）。

仅就国家政治思想而言，普芬多夫与阿图秀斯持有大致相似的观点。（1）普芬多夫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保障安全而通过两项公约建成。一项，人们相互约定，放弃个人的自然自由权利服从一个共同体，并约定该共同体的政府形式。另一项，统治者与人民约定：统治者担负维护共同安全的责任，人民承诺服从统治者的义务。统治者受自然法约束。一般情况下，人民无权反抗统治者，除非统治者极端地违背自然法。人类社会的两个基本自然法则，一是每个人都力求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另一个是，不扰乱社会的安宁。因此，任何人对待他人，都不应当使他人感到自己受到侵犯，其具体原则包括不伤害他人人身、不褫夺他人财产、不违约、赔偿因自己过错所造成的损失等等。（2）国家主权基于人类的尊严（dignatio） ，即人类的基本权利。（3）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既不具备亚里士多德所指称的国家形式，也不符合拥有主权的国家理论，而是“一个有点不规矩的政治实体，是一个怪物”（irregulare aliquodcorpuset monstro simile）。因为其主要政治观念形成于三十年战争与战后的恢复时期，整个德国处在从绝望到希望的过渡之中，所以普芬多夫的从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角度对德国国家形式的思考在德国思想史上至少在两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是德国统一的非帝国道路；另一个是德国启蒙运动的普遍理性法则。对此，下一章还将提到。

总之，三十年战争之后，关于德国国家的形式问题已经普遍地引起关注。根据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及至俄国的百余年的发展情况，可以概括说，近代欧洲的国家概念特别包括三个要素，即国家意识、权力意志和政治强度。在德国，这三个要素在三十年战争后的帝国现实中已无从谈起，但全部包括在邦国的概念之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主权在人民”，还是“国家主权在君主”都悖逆于德国国情。如果赞同约翰尼斯·阿图秀斯及萨姆艾尔·普芬多夫所主张的国家主权在人民，那么作为帝国“执政主体”的帝国等级就有权力继续统治帝国。他们本身就是“人民”，他们的权利来自上帝，是天赋的。然而，正是帝国等级建成的邦国是德国统一的障碍。反过来看，如果赞同当时在欧洲占主流地位的、由法国波丹提出的国家主权在君主，那么作为政治“怪物”的帝国及其皇帝就有责任修复残破的德国；君权神授。然而，正是帝国、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蒙蔽了德意志王国，也正是皇帝、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使一场欧洲大战在德国的土地上摆开战场。显然，国家在当时的德国是不存在的，因为国家概念三要素的基本前提是内部统一。

第三章 德意志邦君专制

欧洲君主专制，或称君主中央集权制度，是在17世纪中期以后主要在法国实行的一种统治形式。欧洲君主专制以统一的民族国家为前提。15世纪中叶以后，法国、英国、西班牙及俄罗斯等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完成了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过程，实现了国王的中央集权，继而实行了持续时间长短不一的君主专制制度。德国没有在同一时期完成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国王的中央集权，但是，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自17世纪后期开始，德国也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与其他西欧国家不同的是，德国君主专制制度不是在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之上；德国实行的是分裂帝国的邦君专制。

第一节 欧洲君主专制与德国邦君专制

一、欧洲民族国家与君主专制

欧洲出现民族国家是欧洲中世纪王国发展的结果。自5—6世纪古代罗马帝国衰落以后，欧洲各地王国林立，弱死强活。9世纪法兰克王国借助罗马教会的力量建起“法兰克帝国”、复兴了古代罗马帝国以后不久，10世纪德意志王国又与罗马教会联合起来，取代法兰克帝国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续统欧洲历史上的罗马帝国。然而，自11世纪起，罗马教会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小，包括德意志王国在内的欧洲各个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利益分歧也越来越大。至13世纪，不仅罗马帝国而且罗马教会都已经明显地成为各大强势王国发展的工具或者障碍。终于在15世纪中期以后，法国、英国、西班牙及俄罗斯等相继以国王为核心基本划清了国界、统一了国土，建立了民族国家。“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象王权倾向它们一样。”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王国统治的四大权利——军事、财政、司法和行政——逐步地集中于国王一身，并以国家主权为标帜，对内扩大王权、保护臣民，对外加强王权、扩展国土。到17世纪中期，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开始逐步地、持续或长或短地在欧洲各个民族国家中确立。

为了与德国同时期的历史相参照，下面简单叙述欧洲主要王国君主专制制度确立的过程。

在法兰西，通向君主专制制度的道路具有典型意义。为清晰起见，在此，将法兰西道路分成三个方面进行叙述：扩大王室领地以统一王国、扩大国王的权利以中央集权和确立君主专制制度。

法国国王扩大王室领地从清除英国在法国的“飞地”开始。11世纪时，由于法国诺曼底公爵上任英国国王，比法国国王的领地大十余倍的法国土地成为英国的王室领地。法王王室的领地仅是塞纳河到卢瓦尔河之间的一块狭长地块，被谐称为“法兰西岛”。法王腓利普二世（PhilippeⅡ，1165—1223，1180—1223年在位）上任后，以英国国王不履行封臣义务为借口，开始夺取英王在法国的领地。这个过程持续了约二百年。在前期的百余年间，由于英国王权衰弱，法国国王兼用武力和联姻的方式，顺利地将卢瓦尔河以北的、几乎全部的英国王室土地收归法国王室。在后续的百余年，法国与英国进行了所谓“百年战争”（Hundertjhriger Krieg，1337—1453年）。最终，法国国王占领了英王在法国的全部领地。百年战争之后，法王路易十一世（LouisⅪ，1423—1483，1461—1483年在位）继续扩大王室领地。经过长期的斗争，虽然一直没有占领北部的佛兰德尔，但是南部的勃艮第、普罗旺斯等地终于成为国王的地产。国王的地产即王国的领土。在王国的土地上，国王的权利至高无上。至15世纪末，法国国王的土地有了边界。边界之内的居民要说以巴黎方言为主调的法兰西语言。巴黎是国王的驻跸地，是法国的首都。法兰西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均统一在巴黎的国王宫邸。统一后的法国是拥有疆域国界的、拥有国家主权的民族国家。

法国王权的扩大从路易九世采取新的统治措施开始。路易九世（LouisⅨ，1214—1270，1226—1270年在位）采取的措施包括规定在王室领地内通行国王货币；宣布国王是最高法官，受理全部重大案件；发布“国王四十日令”，允许领主纠纷在40日之内交由国王仲裁；派遣巡回检察官，监督地方官吏以及诏令召募直接听命于国王的常备雇用兵等等。在这个基础上，腓利普四世（PhilippeⅣ，1268—1314，1285—1314年在位）下令对法国教会征收20%的所得税，并继而控制教皇选举，使罗马教皇成为“阿维农之囚”。到弗朗索瓦一世（FrancoisⅠ，1494—1547，1515—1547年在位）统治时期，法国教会完全听命于法国国王。自14世纪初开始的贵族、教会和市民借以参与国政的三级会议已经不再召开。法国国王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不受任何人、任何事物的限制。

法国君主专制制度最终确立于红衣主教黎塞留任法国首相时期（A.J.du P.de Richelieu，1585—1642，1624—1642年在任）。其间，作为君主中央集权的主要对抗力量——高级教、俗贵族被完全制服。首先，高级贵族们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权利，不仅他们可以参加的三级会议被解散、国务会议形同虚设，而且原来由他们占据的中央各部大臣的职位、地方省长的职权也被国王直接掌控。并且，国王在中央设置了“非常法庭”，特别用来惩治叛乱贵族，同时在地方下令拆除封建堡垒，迫使一切贵族向国王宣誓效忠，遵守王国法律。另外，中央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废除《南特敕令》（éditde Nantes）中有关承认胡格诺政治和军事权利的规定，仅允许他们信仰自由，重申国王的教会最高权。路易十四世统治时，更是将贵族集中在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使他们在不间断的唱歌跳舞、参加宴会庆典的活动中，只关注宫廷规矩和社交礼仪，没有机会考虑其他事务。后来国王又颁布了《枫丹白露敕令》（édit de Fontainebleau） ，直接宣布废除《南特敕令》。法国成为统一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宗教的民族国家。

在英吉利，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之后，出现了君主与贵族的二元中央集权制。

英国国王扩大王室领地从“威廉征服”开始。与在法国的过程相反，在英国，王室领地是过去的法国诺曼底公爵、现在的英国国王威廉一世（William the Conqueror，1027/1028—1087，1066—1087年在位）在征服英国的过程中扩大的。在征服战争中，威廉没收和重新分配英国贵族的土地，将其中的七分之一耕地、三分之一森林划归王室，余者的一半归并为十个领地，全部划给来自法国的诺曼底贵族。另外，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给教会，高级教会职务由法国教士担任。显然，英国的王室领地与同时期的“法兰西岛”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如此，如果说“英法百年战争”是法国完成国家统一的过程，那么这场战争就是英国统一国家的开端。百年战争中，英国失去了在法国的领地，国内贵族认为原因在于当政家族统治不利，因此发生内战，即所谓的“玫瑰战争”（Rosenkriege，1455—1485年）。“封建贵族在蔷薇（玫瑰）战争中寻找补偿，也得到了更多的东西。他们互相毁灭了，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1485—1603）登上了王位，权力之大超过了以前和以后的所有王朝。”都铎国王的驻跸地伦敦成为英国的首都。在此期间，在1362年，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Ⅲ，1312—1377，1327—1377年在位）下令所有的案件审理都必须使用英语。稍后，在1399年，亨利四世（HenryⅣ，1366/1367—1413，1399—1413年在位）开始在公众面前用英语演说，并默许自己的忏悔神父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1330—1384）将拉丁文《圣经》译成英语（1380—1382年）。翻译《圣经》在当时是违背教会法规的事情。总之，至15世纪末，英国与法国一样，成为拥有疆域国界的、拥有国家主权的民族国家。

英国国王采取措施以扩大王权的过程比法国早了将近一个世纪。与法王路易九世相似，英王亨利二世（HenryⅡ，1133—1189，1154—1189年在位）采取的措施包括在中央建立常设法庭，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强迫骑士缴纳“盾牌钱”，取消他们传统的武装资格和特权；宣布召募直接听命于国王的常备雇用兵；下令拆除封建城堡等等。在这个基础上，亨利七世（HenryⅦ，1457—1509，1485—1509年在位）进一步抑制旧贵族的坐大势头，解散他们的家臣和武装卫兵，平毁他们的堡垒；设立星室法庭，专门惩治不服从的大贵族，并任命新贵族为中央的高级官吏和地方的治安法官。到亨利八世（HenryⅧ，1491—1547，1509—1547年在位）统治时，国王更是控制了国会，使拥有上下两院的国会成为国王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1534年，按照国王的意志，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王权的法案。据此，英国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国王不仅有权任命教会各种教职，而且还有权决定教义信条，召开宗教会议。宗教法庭改为国王法庭，由国王的官吏审判教徒，镇压异端。由此，国王的权利不仅凌驾于法律和国会之上，而且控制了王国教会。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后来，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Ⅰ，1533—1603，1558—1603年在位）及其后任者统治时期，国会与国王紧密合作，以国王宫廷为核心的中央二元政府，或称君主立宪制政府控制掌握了王国的对内征税和治安、对外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伦敦成为整个王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在查理一世（CharlesⅠ，1600—1649，1625—1649年在位）统治前期，英国以国王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度达到顶峰。17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王权向着另外的、不同于欧洲大陆诸国的方向发展。

在西班牙，通向君主专制制度的道路与在法兰西的、英吉利的有很大的不同。在这里，宗教信仰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8世纪阿拉伯摩尔人在比利牛斯半岛南部建立穆斯林政权的时候，半岛北部有几个基督教王国。11世纪以科尔多瓦为首都的穆斯林后倭马亚王朝（U mayyad Caliphate）解体以后，穆斯林占领的区域分为23个小王朝，力量极其分散。此时，北部的基督教诸王国乘机向南推进。这个向南推进的过程在历史上称为“列康吉斯达运动”（Naz‘at Reconkista） ，即基督徒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失地”的运动。运动中，卡斯提（Castile）王国“收复”了托莱多（1085年） ，并以此为中心，一边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失地”，一边兼并其他基督教王国，逐渐在西北部形成强势。稍后不久，阿拉贡（Aragón）王国“收复”了萨拉哥萨（1118年） ，继而以此为中心，进行了与卡斯提王国相同的收复和兼并战争，逐渐在东北部聚起力量。1469年，卡斯提女王与阿拉贡王储结为夫妻，从而以“共主联治”的形式完成了西班牙的统一（1479年）。1492年，穆斯林在比利牛斯半岛的最后王权格拉纳达被“收复”，结束了持续达八个世纪之久的列康吉斯达运动。在统一的王国中，卡斯提方言成为西班牙的通用语言。西班牙王国成为拥有疆域国界和国家主权的民族国家。

很明显，西班牙王权是在联合基督教贵族与穆斯林作战的过程中加强的。共同的宗教感情和民族利益，使基督教贵族紧紧地围绕在王权周围。在这样的前提下，虽然国王给予领主和城市以极大的自治权，但是都是以为国王征税款和服兵役为前提。王国统一后的第二年，即1480年，罗马教皇批准在西班牙设立宗教裁判所，西班牙国王因此获得了一个加强中央集权的、切实有力的工具。凭借宗教裁判所，西班牙王权一方面继续镇压和驱逐异教势力，另一方面镇压和打击异己分子，从而保证在允许地方相对自治的情况下实现中央集权。进入16世纪以后，西班牙王国开始向外扩张，除了占领邻近的纳瓦尔、葡萄牙及地中海西部岛屿以外，还在意大利和北非占有领地，并在新航路开辟的过程中，在美洲拥有大片殖民地。随着辖地的扩大和殖民地财富的流入，西班牙国王改变了曾经依靠城市来加强王权的政策，转而依靠贵族、打击城市，因此出现了与英、法不同的君主专制内涵。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欧洲其他大国里，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而西班牙则相反，“贵族政治虽趋于衰落，却保持自己的最恶劣的特权……”就是说，西班牙的君主中央集权所代表的是封建贵族的利益，这与法国国王挟制贵族、英国国王联合贵族实现中央集权的情况完全不同。在16世纪下叶腓利普二世统治时期，在封建贵族拱卫中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保证了贵族最后的“最恶劣的特权”：大约五分之一的卡斯提男人成为各级政府的官员；大约二分之一的王国土地是天主教会的领地；大约的五分之一的王国人口是男女修士或教士。这是一些可以贵族生活的人，是一些可以不交税、过寄生生活的人。进入17世纪以后，西班牙慢慢地衰落下去。

在俄罗斯，通向君主专制制度的道路又与在法兰西、英吉利和西班牙有很大的不同。在这里，反抗异族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1240年，蒙古人以伏尔加河的萨莱城为中心建立了金帐汗国（Goldene Horde） ，统治东欧平原上的诸多罗斯公国。13世纪时，莫斯科公国逐渐强大。莫斯科大公尤里·达尼洛维奇（Juri Danilowitsch，约1281—1325，1303—1325年在任）统治时，开始采取投靠和利用蒙古大汗、扩大公国势力的政策，“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自己的臣民。”1328年，伊凡·卡里达（Iwan Kalita，1288—1341，1325—1341年在任）大公从大汗那里得到“弗拉基米尔和全俄罗斯大公”（Grofürst von Wladimir-Moskau）的称号。此后，几代大公都利用这个称号火并其他罗斯公国，并使全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迁居莫斯科，加强莫斯科大公的统治权利。1480年，在蒙古势力衰弱的形势下，伊凡三世（IwanⅢ，1440—1505，1462—1505年在任）一方面率军推翻了金帐汗国，结束了蒙古人对俄罗斯长达200余年的统治，另一方面用武力兼并了其他罗斯公国，从而将莫斯科公国的统治括及整个俄罗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基本形成。

俄罗斯大公建立中央集权的途径主要包括通过与拜占庭帝国末代王室联姻，使大公的级别提高到东罗马帝国皇帝继承人的高度，从而使自己与残余的其他大公拉开距离，将他们降为世袭的领主贵族，由他们的代表组成咨议机关，即杜马（Duma）。在俄罗斯，大公掌握最高权力。在莫斯科大公宫廷设立管辖全国的中央权力机构。地方由大公派遣总督管理，总督的任期、权限和薪金都具有通过大公的、明确的规定。公国的军队由中小封建主提供人力或者物力得以常备，中小封建主的领地不得世袭，也不得转让和出售。1497年，大公伊凡三世颁布法典，以此改革公国的诉讼程序和司法制度。

伊凡四世（IwanⅣ，1530—1584，1547—1584年在任）上任后自称沙皇，建立了沙皇专制的中央集权政体。新的沙皇政府实行野蛮残暴的政策，设立特辖区与特辖军，打击特权贵族，削弱大贵族势力，加强王权，并以此为前提展开一系列的改革。首先，在统治权利方面。沙皇政府将征税和征役等当时政治的所有权利都集中在以沙皇为核心的中央；在中央设置领地衙门和军事衙门，废除总督制，改由忠诚于沙皇的中小贵族担任地方各级官吏。其次，在司法方面。沙皇政府颁布新的法典，统一全国法律。同时，在中央设置最高司法部门，下设地方的司法机关，削弱地方官吏的司法权。复次，在军事方面。废除总督制。政府颁布军役法，规定无论大贵族的世袭领地还是中小贵族的采邑地，都必须出全副武装的骑兵，从而不仅取消了大贵族在军队中的特权和地位，而且增加了沙皇的骑兵人数。最后，在经济方面。沙皇政府将全国划分为两类地区，一类是由杜马管理的普通区，另一类是由沙皇直接管理的特辖区。被划入沙皇特辖区内的大多是土地富饶、商业发达、具有军事意义的地区。这些地区内的大贵族世袭领地以其他普通地区作为补偿为条件，实际上被沙皇强占，强行转给支持沙皇并为沙皇服军役的中小贵族。在这个基础上，沙皇又进一步地从这些中小贵族中挑选“优秀者”，组成特辖军团，特别用来镇压大贵族的反抗。这些都是对内措施。对外，沙皇专制确立之始，便展开了大规模的扩张战争。先是进攻喀山汗国，兼并了阿斯特拉罕，接着占领了全部伏尔加河中下游流域和乌拉尔山以西的领土。正如列宁所说，俄罗斯“专制制度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掠夺各地方、各区域、各民族的土地的历史”。

总之，欧洲君主专制制度确立的过程是民族国家统一、以国王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对内集权并对外扩张的过程。如果说同时期的德国缺失了性质相同的历史过程，那么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德国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过程，只不过其历史单位是邦国而不是王国。

二、德意志邦国与邦君专制

德国的邦君专制与欧洲的君主专制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国家主权。当以法国为典型的欧洲民族国家确立了君主中央集权制的时候，德国失去了实际意义上的君主，因而失去了那个时代国家主权的发言人。德国国王兼皇帝由选帝侯选举产生，而选帝侯是德国强硬的分裂割据势力。国王没有能力驾驭选举他的选侯集团，没有能力集中王国的或帝国的政治权利，因此没有能力统一德国。德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绕开了国君，出现在邦君的层面上。就是说，德国实行专制的不是德国国王或皇帝，而是德国国王或皇帝的属臣邦君。之所以德国的国君不能实现中央集权，原因很多，其中基础性的原因首先在于德国国王王室领地的变动不居。

如前已述，德意志王国一直没有固定的首都，所谓王室领地也一直处在动态，一直随着王朝统治中心的转移而转移。中世纪前期的三大德意志王朝——萨克森王朝（Die Schsischer，919—1024）、萨利安王朝（Die Salier，1024—1125）和霍亨斯陶芬王朝（Die Hohenstaufer，1138—1254）——其统治中心依次自北南移：从萨克森至法兰克尼亚，再从法兰克尼亚至士瓦本。到霍亨斯陶芬的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Ⅱ，1194—1250，1208—1250年在位）统治时，德意志王国的统治中心离开了德意志，移到意大利最南部的西西里。这种史实不能不使德国与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产生关键性区别：在德国，没有一个城市像巴黎、伦敦、马德里或者莫斯科那样，能够汇聚王国的统治力量，也没有一个区域能够承载不同的王朝、承继同一个王国的历史脉系。中世纪盛期占据德国王位的三个家族——哈布斯堡、卢森堡和维特尔斯巴赫——轮番上任，其统治期限最长不过35年。这种史实也不能不在德国国王与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国王之间存在基础性区别：德国国王，没有几位像法王路易十一世等、英王亨利七世等或沙皇伊凡三世等那样，能够连续地、不断地扩大王室领地，直至将说德语的主要地区囊括进王室领地，以至统一王国。不仅如此，15世纪哈布斯堡家族续统德国以后，统治王朝甚至将王室领地与世袭领地区分开来，身为德国国王的哈布斯堡家族首领，他扩大的领地不是德国国王的王室领地，而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或皇位继承人，不等于就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继承人。统治家族的领地，在英、法等其他地方是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关键性起点，是王国统一战争的根据地，也是该王国版图的最核心的部分。然而，在德国，统治家族的领地是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关键性障碍，是王国统一难以克服的堡垒，也是德意志王国版图被四分五裂的主要原因。

显然，从1438年阿尔布莱希特二世就职到1519年马克西米连一世卸任，在英、法、西班牙及俄罗斯民族国家形成的同时期，德国国王使德意志王国朝向相反于欧洲历史主流的方向发展：不仅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反而形成了各自为政的邦国群体。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德国的邦君才取代了德国的国君，促使德国的历史没有脱离欧洲历史的主流，没有越过欧洲君主专制主义时期。

早在14世纪初期，有一位名叫巴托鲁斯（Bartolus，约1314—1357）的意大利法学家提到一类人的一种状态，即“自由”诸侯及其臣民在自己领地内的全权状态。这种说法被普遍接受用来说明德意志领地诸侯的情况。大致在同一时期，具有奥地利公国创建者之称的鲁道夫四世公爵（RudolfⅣ，1339—1365，1359—1365年在位）的话为巴托鲁斯的说法提供了事实证明。鲁道夫说：“无论是教皇、皇帝还是国王都不能在我们的领地内拿走任何东西。”在中世纪，领地诸侯在其领地内的自主权利得到法律保障。三十年战争以后，德国的领地诸侯发展成为本章所称谓的邦君。

在集权专制的角度上，德国邦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通过继承或战争占有大面积的领地，他们能够借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赋予的武装权和联盟权在领地内推行有效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使领地发展成为能够行使国家主权的领地邦国。在德国邦君专制历史上，这一类邦君主要有七位：奥地利公爵（兼德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勃兰登堡选帝侯（1701年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巴伐利亚选帝侯、萨克森选帝侯（1697年成为波兰国王）、汉诺威公爵（1692年成为选帝侯；1714年成为英国国王）、符滕堡公爵和梅克伦堡公爵。另一类，所占有的领地面积相对较小，他们无意或无力行使武装权和联盟权，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或者受制于外力，或者受制于自己的领地等级。这一类邦君实际上仍然是传统的领地诸侯。在德国邦君专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上，他们仅仅在某个方面，例如在建筑文化方面留有篇章。

与上述四个欧洲民族国家的君主专制历史相比，德国邦君专制的突出特征是缺失民族性。由于与德意志民族无关，所以，拥有强势的德国邦君，如身兼国王和皇帝的奥地利公爵，他们在扩大家族领地的过程中，没有统一王国、建立民族国家。又如萨克森选帝侯和汉诺威选帝侯，他们在确立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分别成为波兰国王和英国国王。也正是由于与德意志民族无关，在欧洲其他王权在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上确立君主专制的同时期，可以说，德国王权的范围越来越大，其臣民越来越多，所辖领土越来越广，以至统治世界。同样也可以说，国王的权力越来越弱，其臣民越来越少，所辖领土越来越小，以至对于德国事务、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失去统治权。换言之，一方面，德意志王权越来越明显地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利益而存在、而发展，德意志民族越来越明显地变成哈布斯堡王朝的附属品；另一方面，哈布斯堡王朝越来越明显地非德意志化，德意志民族与德意志王权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地变成德意志诸侯与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权力之争。专制制度建立时期的德意志“国家”，不仅与“民族国家”几无相近之处，而且与中世纪的“王国”也不能同日而语。此时的“德国”，名义上是帝国，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是不包含任何民族因素的大大小小、此聚彼散的邦国群体。

在欧洲建立民族统一国家、确立君主专制的时代，德国邦国群体得以生存的基础是帝国法对于欧洲各类政权的制约。且不说在三十年战争以前，帝国法完全排斥非帝国势力，因而在一定意义上维持了帝国的完整存在，也不说在战争以后，法国、瑞典及英国等强国利用帝国法制约哈布斯堡的国王和皇帝，因而维持了欧洲大陆的权利均势，仅仅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于皇帝权利的规定就可以看出：在保证神圣罗马帝国不被欧洲列强推翻的同时，帝国法还保障了作为帝国等级的德国邦国的生存和发展。典型的例证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邦国武装权和联盟权。凭借帝国法保障的权利，德国邦君得以在帝国境内独立发展，却不算是诸侯割据，并得以在帝国境外实现主权国家的意志和自主的行动，也不算是投敌叛国。一句话，德国邦君通过帝国法获得了充分的、跃过帝国、跟随法国等欧洲强国进入专制主义时代的权利。德意志邦国就是所谓“德国”的采取政治和外交行动的主体。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崛起、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邦的强盛，都是这种权利彰显的产物。

不能否认，德意志邦君专制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域。在实行专制统治的过程中，纯粹是为了提高声望、彰显权威，德国的专制邦君，无论是大邦的还是中等及小邦的，只要有钱，无论这钱是征收的还是借贷及捐赠的，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欧洲君主专制的典型：法国国王、“太阳王”路易十四。他们以凡尔赛宫为模式，纷纷兴建宫殿豪邸，追逐奢华排场。一时间，在刚刚结束三十年宗教战争的德国土地上，出现了一股专制邦君的宫廷文化热潮。其间，一方面，能够使建筑本身富丽堂皇的雕塑、绘画和园林、装饰艺术得到发展，另一方面，能够使宫廷贵族尽情享乐的声名显赫的音乐、舞蹈和诗歌、戏剧也繁荣起来。与此同时，那些热衷于追求知识和智慧的邦君还在宫廷邸府内设置图书馆和博物室，甚至投资建立大学，广泛招徕能够为自己服务的著名学者。为清晰起见，在此用表格的形式列举当时的典型情况。

表一：德国邦君专制时期的宫殿建筑及其代表性艺术家

表二：德国邦君时期建立的大学及其代表性教授

能够带来声望的宫廷和能够带来荣誉的大学，使德国专制邦君不仅仅是法国国王的模仿者，而且还是德国“伟大的建筑业主和艺术倡导者”，是德国“思想和科学”的热心资助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德国出现了一批具有欧洲影响的、在接踵而至的启蒙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者和思想家。关于这些宫廷学者和思想家以及大学教授的活动情况，将在下面德国启蒙运动一节中叙述。

从根本上说，作为一个在帝国法保障或制约下的邦国君主，德国诸侯之所以要模仿法国国王的凡尔赛宫，建造豪华的宫殿，之所以要模仿经过大首相黎塞留改革后的巴黎大学，建立多学科的大学，其原因主要在于德国的专制邦君与法国的专制国王具有相同的追求目标，即国家强盛。其结果主要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德意志邦国的身份跻进欧洲强国之列。

简言之，能够描述德国邦君专制特征的关键词是超越。它超越了国王、皇帝和国家，超越了宗教、教派和民族，并超越了自身的实力、潜力和所在区域。正是因为邦君专制超越了这一切的限制，所以，德国的历史才没有超越时代。就是说，正是邦君专制的出现才使德国历史虽然失去了民族统一国家的历程，但没有失去欧洲历史发展的主流。并且，虽然失去了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前提的君主专制，但以开明君主专制的形式进入欧洲的启蒙时代。

第二节 奥地利的邦君专制

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奥地利借助双重权利发展起来：一重，神罗马帝国的皇帝权利，另一重，帝国等级的邦国权利。借助双重权利，对外，奥地利邦国通过四次战争——土耳其战争、普法尔茨战争、北方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将邦国领地与帝国领地区分开来，从而实现了邦国领地的整合与廓定。对内，奥地利邦君通过军事行动和邦领政策，遏止了包含宗教和民族情绪的波希米亚分裂和匈牙利独立的发展趋势，并通过旨在将所辖区域的统治权利集中在维也纳的机构改革，加强了哈布斯堡皇帝的权利，从而确立了邦君专制。这是奥地利君主国进入欧洲大国之列的历史过程。

一、奥地利邦国领地的整合与廓定

三十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从北向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区域包括西里西亚公国、波希米亚王国、摩拉维亚边地伯国、奥地利大公国、施泰尔马克公国、蒂罗尔伯国、克恩腾公国、克莱因公国以及米兰公国和匈牙利王国的大部分。其中，米兰和匈牙利是纯粹的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产业，其他地区则同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直属邦领。从地域面积来说，纯粹的哈布斯堡家族世袭产业远远大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直属领。但是，从法权地位来说，前者则低于后者。直属帝国的领地受帝国法的保护，侵犯它就是侵犯帝国主权，而家族世袭的产业却是家族势力发展的基础，维护和扩展家族领地是家族首领的责任。

如前已述，在以法国为典型的其他欧洲国家，统治家族扩展家族领地的结果是“家天下”。其过程是，统治王朝以王室领地为根据地或出发地，通过战争或其他手段将地方诸侯领地统一在王国的辖领之内，同时将王国的税收、军事、行政和司法权利集中在以国王为首的王国中央政府之中，最终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统一国家。然而，在德国，哈布斯堡统治王朝扩展家族世袭领地的结果完全与之相反。在德国，统治王朝的扩展虽然也以家族领地为根据地或出发地，但是其发展方向不是通过战争或其他手段将地方诸侯领地统一在神圣罗马帝国（或德意志王国）的辖领之内，也不是将帝国（或王国）的统治权利集中在以皇帝（或国王）为首的中央政府之中，而是将统一和集权两个过程限定在家族世袭领地的范围之内，结果是建立了奥地利独立邦国，即独立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地利君主国。

明确说，由于其所辖领地有帝国直属领地和家族世袭产业之分，所以，在宗教改革运动及三十年战争中，一方面，作为帝国皇帝，哈布斯堡统治者失去了两种权力，即维护基督教信仰统一的权力和统治帝国的权力；另一方面，作为帝国等级，哈布斯堡统治者又得到了两种权力，即领地邦国主权和武装、结盟的权力。“教随国定”的原则一方面使帝国皇帝失去了统一信仰的法权依据，另一方面又使奥地利君主得以凭借宗教理由清除世袭领地内的割据势力。同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方面使法国、瑞典等外国势力有权介入帝国事务，进而有效地限制了帝国皇帝统治帝国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使帝国等级有权与外国势力结盟，进而为哈布斯堡的家族首领以奥地利君主的身份（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开辟了道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哈布斯堡王朝以奥地利大公国为核心实现了邦国领地（不是帝国领地）的统一。

与其他欧洲王国依凭王权统一国家的过程不同，奥地利君主邦国依凭皇权统一邦领的过程在超越区域、超越民族、超越语言和信仰传统等更大的范围内展开。因此，它的统一历程可以分为两个步骤进行叙述：一个，统一奥地利的邦国世袭领地，另一个，使邦国领地与帝国领地区分开来。两个步骤在17世纪前期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开始，在经历了抵抗土耳其人西进的“维也纳保卫战”和与法国争夺哈布斯堡王朝产业的“九年战争”之后，在18世纪前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结束。

第一个步骤，统一奥地利世袭领地，进而基本整合了奥地利邦国的统治区域。

奥地利，在本节的议题内，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包括蒂罗尔等地在内的上奥地利、包括维也纳在内的下奥地利和包括施泰尔马克及克恩腾和克莱因在内的内奥地利。这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直属土地，同时也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按照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在家族首领去世时，如果有多位合法继承人，世袭领地便在他们当中分配，如果继承人只剩下一位，家族领地便实现统一。1619年，皇帝费迪南德二世作为唯一的继承人统一奥地利。1621年，他站在家族首领的立场上，遗嘱全部奥地利由长子继承，同时宣布哈布斯堡家族的所有领地完整、不可分割。可是，迫于战争形势，费迪南德还是按照传统习惯在1623年将上奥地利分割给他的弟弟利奥波德（Leopold，1632年去世）。1635年，在身患重病之际，费迪南德二世公布遗嘱附言，再次强调家族领地不可分割。1665年，统治上奥地利的西吉斯蒙德·弗兰茨公爵（Sigismund Franz，1662—1665年在位）去世，奥地利最终实现了统一。从此以后，虽然兄弟之间的领地争执时有发生，但是奥地利没有再分裂。奥地利世袭领地的统一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君主国的统一政治（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之所以17世纪下期以后，奥地利世袭领地的完整统一得以维持下去，其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土耳其人的威胁，另一方面来自重商主义观念的影响。

一方面，土耳其人威胁，如前一章所述，从16世纪初开始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大、最直接的威胁。

如果说以前的土耳其威胁都远在边地，远在哈布斯堡帝国的东欧领地，或由于法国与土耳其的盟友关系而远在帝国的西部边境，那么现在，在1664年奥地利与奥斯曼签订的《瓦斯瓦尔停战协议》到期以后，土耳其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威胁就直接地迫近首都维也纳了。1683年，奥斯曼与奥地利停战20年后的第一年，土耳其军队兵临维也纳城下。哈布斯堡人开始了艰苦的“维也纳保卫战”。在战争之前，土耳其人先后结束了与波兰（1676年）和俄罗斯（1681年）的战争，哈布斯堡人也完成了奥地利世袭领地的统一（1665年） ，并将西里西亚纳入直接的统治范围之内（1675年）。在战争中，凭借皇帝的权威，哈布斯堡人不仅得到德意志帝国等级的支持，如巴伐利亚、萨克森、洛林、巴登以及萨伏根依等均派出军队，而且得到罗马教皇和荷兰的道义声援、波兰的部队增援以及西班牙的财政支持。

1683年9月，“奥地利历史上最出色的军队指挥官”、萨伏根依的欧根亲王（Eugen von Savoyen，1663—1736）和“土耳其人路德维希”、巴登侯爵路德维希·威廉（Ludwig Wilhelm von Baden，1677—1707）率领联军，很快击退了维也纳的围城敌军，并迅速展开反攻，进入土耳其人占领的匈牙利。1684年，哈布斯堡皇帝与教皇、波兰、威尼斯结成神圣同盟，也联军赴向匈牙利战场。自1686年起，匈牙利战场上还出现了由勃兰登堡、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组成的增援皇帝的军队。大军压境。土耳其人节节败退，很快退出了匈牙利（1686年）、齐本彪根（1687年）和贝尔格莱德（1688年）。1691年，巴登侯爵消灭了向多瑙河以南推进的土耳其人。1696年，欧根亲王又战胜了北进的土耳其军队。终于，奥斯曼帝国宣布投降。1699年，奥地利与奥斯曼签订了《卡罗维茨和约》。据此，哈布斯堡占领或巩固了齐本彪根（不包括巴纳特）和整个匈牙利地区，最终解除了自1529年以来的、持续了近200年的土耳其威胁。后来，哈布斯堡皇帝又与土耳其苏丹进行了两次战争，其目的不再是解除威胁，而是夺取土地。1716年，奥地利出兵支持威尼斯与土耳其的战争，结果获胜，通过1718年的《帕萨罗维茨和约》获得贝尔格莱德及其周边地区。1735年，为了占领土耳其人统治下的波黑地区，奥地利与俄罗斯战争，结果战败。通过1739年的《贝尔格莱德和约》放弃了前一次战争所获得的土地。

土耳其人围攻维也纳，其目标是欧洲的土地和基督教世界。大敌当前，哈布斯堡皇帝扮演了基督教世界领袖的角色。由此一来，不仅仅奥地利世袭领地，而且哈布斯堡家族占有的东欧、东南欧地区均以不同的形式，围绕在统治王朝周围。奥地利君主国凭借对抗和反击奥斯曼帝国而为自己的历史增加了三项重大内容，即统一领地、将统治领地的权利集中于维也纳皇宫以及上升为欧洲强国。

另一方面，重商主义观念，这种当时流行于欧洲的观念，在哈布斯堡世袭领地统一的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维也纳君主的统治政策。

如果说重商主义思想家在法国与英国的统治王宫中曾一度发挥了主导大政方针的作用，其理论得到了有效的实践，如在英国，曾担任政府贸易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 ，如在法国，曾担任财政大臣和海军国务大臣的JB·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 ，那么在德国，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哈布斯堡王朝领地的整合与统一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奥地利重商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是上一章已经提及的P.W.冯·霍尔尼克、J.J.贝舍尔和W.冯·施罗德。

冯·霍尔尼克被认为是奥地利最重要的重商主义理论家。从1673年起，冯·霍尔尼克开始在利奥波德一世皇帝的维也纳宫廷里效劳，负责协调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领地工作。1684年，他发表了其重商主义理论代表作《奥地利只要立志便高于一切》（sterreichüber ales，wannes nur wil ）。这部著作的写作目的是试图解决当务之急的奥地利军费问题。在1683年抵抗土耳其人围攻维也纳的时候，奥地利的抵抗部队主要由雇用兵组成，其增援部队在战场上的忠诚一般也都需要用金钱来保证。根据这种情况，在著作中，霍尔尼克一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经济政策主张，例如主张发展矿山工业，特别发展齐本彪根的金矿生产，另一方面阐述了重商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说明本国能够生产的商品绝不能进口，出口产品尽量是制成品，入口产品最好是原材料等等。在阐述经济政策主张的同时，他指出，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就“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躯体”，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区域，必须也必然要统一。霍尔尼克的主张为18世纪奥地利专制主义经济政策奠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贝舍尔被认为是奥地利重商主义理论的重要实践者之一。1668年，贝舍尔发表了其政治经济理论代表作《政治谈：从城市、乡村及共和体兴亡的自身原因谈起》（Politischer Discurs：Von den eigentlichen Ursachen de Auf-und Ablebens der Stdt，Lnderund Republicken）。贝舍尔主张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以加强帝国的权力，通过帝国的权力克服中世纪的分裂主义和普世主义，从而实现帝国的统一。他的主张对于哈布斯堡政府在经济、贸易和企业方面的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贝舍尔于1670年先于冯·霍尔尼克进入利奥波德一世的维也纳皇宫，负责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领地协调工作，后来被皇帝任命为枢密议员和皇家商贸委员会委员。凭借这些宫廷官职，他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如建议成立奥地利—印度贸易公司，负责奥地利君主国的海外商业。又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建议在维也纳创办一间“塔博艺术—机件工场”生产棉麻、丝绸、玻璃和皮革等制品，为国家的其他工场树立模板等等。虽然他的诸多建议没有获得实际的成效，但是贝舍尔的实践表明，增加财富已经成为奥地利经济政策活动的核心目标。

冯·施罗德也被认为是奥地利重商主义理论的重要实践者之一。1673年，与霍尔尼克同一年，冯·施罗德开始为利奥波德一世政府效劳，所不同的是，他不是在维也纳皇宫，而是在伦敦王府。在伦敦，施罗德认真观察英国政府经济革新的措施和效果，并将之转化成对哈布斯堡统治者的建议，发送到维也纳。1677年回国以后，他受托经营贝舍尔提议建立的维也纳“塔博艺术—机件工场”。虽然他的经营最终失败（工场于1681年因法律纠纷倒闭，场房于1683年毁于战火） ，但是他对于重商主义思想的强制贯彻和硬性实践进一步突显了奥地利联合世袭领地、发展统一经济的强国之路。1686年，在其政治经济代表作《君主的财政与财务》（Fürstliche Schatz-und Rentkammer）中，施罗德概括性地表述了奥地利重商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立场和目标，即站在国家的或说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引导国家形成以经济繁荣为基础的强势。

重商主义观念在奥地利的维也纳皇宫中实行，其结果是在积聚“财富”现象的背后，出现了哈布斯堡王朝淡化世界帝国、强化东南欧帝国的发展趋向。由此一来，不仅仅奥地利世袭领地，而且哈布斯堡家族占有的东欧、东南欧地区也被逐渐地纳入以维也纳为中心的经济范围之内；各王国及各侯国在体制上、传统力量和自我意识方面的差异被掩盖在奥地利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之中，至少在短时间内不再有能力聚集力量、合并土地和割据称雄。

第二个步骤，使邦国领地与帝国领地区分开来，进而基本廓定出奥地利君主国的世袭领地。

将奥地利君主国的领地与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区分开来，是哈布斯堡王朝整合与廓定邦国领地的重要过程。这个过程主要通过两次战争完成：普法尔茨继承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

普法尔茨继承战争，即上一章提到的德国“九年战争”或法国“大同盟战争”，是法国为建立欧洲霸权而发动的战争。法国挑起战争的借口是普法尔茨选帝侯的继承人问题。1685年，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二世（1680年上任）无嗣而终，他确立的继承人是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腓利普·威廉（Philipp Wilhelm，1615—1690，1685—1690年在位）。对此持反对意见的是他的妹妹奥兰治女公爵，她想继任选帝侯。法国支持女公爵，因为她是国王路易十四的弟媳妇。同时，法国反对新选侯，因为一方面，新选侯信奉天主教，与皇帝的信仰一致，另一方面，新选侯与西班牙、葡萄牙关系密切，而西、葡的统治者与皇帝同是哈布斯堡人。神圣罗马帝国是法国建立欧洲霸权的最大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686年，由皇帝挑头成立了“奥格斯堡同盟”，宗旨是对抗法国的霸权企图。参与者有普法尔茨选帝侯腓利普·威廉、西班牙国王、葡萄牙国王以及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和上莱茵帝国行政区的德国诸侯。战争一触即发。

战争的导火索是科隆选帝侯的选举。1688年，科隆选帝侯马克西米连·海因里希（Maximilian Heinrich，1650年上任）去世，法国支持红衣主教、威廉·冯·菲斯滕贝格（Wilhelm von Fürstenberg，1629—1704）继任，但遭到皇帝、荷兰及部分帝国诸侯的反对。反对者主要是“奥格斯堡同盟”的成员。他们支持继任的是巴伐利亚人约瑟夫·克莱门特（Josef Clement，1671—1723）。双方争执。于是，法国的军队开进科隆。战争爆发。1689年，由于法国连续占领了美因茨和腓利普斯堡，又由于法国支持英国被剥夺王权的国王詹姆斯二世占领爱尔兰，还由于法国海军在海上对英国打了胜仗等等，法国通过战争争霸欧洲的企图日益明显。因此，英国、荷兰和萨伏根依相继加入反法同盟。不仅奥格斯堡同盟扩大为“大同盟”，而且普法尔茨继承战扩大为欧洲列强之战。

战争持续进行了九年。其间，法国军队横扫了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意大利的北部地区，摧毁了德国的普法尔茨、科隆等地的许多城市，如海德贝格、曼海姆以及沃姆斯、施佩耶尔等等，并在海上也有几次打败英国和荷兰舰队的胜仗。同盟军队也在不同的战场取得一些胜利。法国军队只占微弱优势。最终，交战双方主要以缔结《里斯韦克宫和约》（1697年）结束战争。根据《和约》，法国将在“重并政策”下占领的土地退还给神圣罗马帝国，只保留占有包括斯特拉斯堡在内的阿尔萨斯，帝国得到洛林、萨尔等地，并得以在这些地区内确定天主教信仰。对于法国来说，这次战争基本结束了其自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从未间断的“重并政策”，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遏制了其在欧洲大陆武装扩张的进程。对于奥地利来说，这次战争基本结束了其统治王朝的帝国（或普世）传统，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止了哈布斯堡首领的帝国统治权力。这次战争以后，奥地利君主的权利范围日益明确地被划定在家族世袭领地之内、帝国领地之外。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4年） ，是法国与帝国、英国、荷兰等国争夺西班牙及其属地的战争。战争的起因是西班牙的王位继承问题。

如前已述，当时西班牙的国王卡洛斯二世因为不能生育，所以他必须在其近亲中确定一位继承人。在最近的亲戚中，卡洛斯二世有两个姐姐，一个是法王路易十四的王后，另一个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的皇后。两位姐父的家族正是当时欧洲的两大强势——法国波旁家族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另外，他还有两个姑姑也分别嫁给了这两个家族。两大强势家族都有理由并都想成为西班牙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两强相争，战争势在难免。卡洛斯的意思是，由他二姑的外孙，即巴伐利亚亲王约瑟夫·费迪南德（Josef Ferdinand，1662—1699）为王位继承人，因为大姑从一开始就表示放弃对西班牙的继承权。就此，法国与英国、荷兰在1698年商定了一份《海牙条约》，承认巴伐利亚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同意作为补偿，法国得到西班牙的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奥地利得到西班牙的米兰。但是，《海牙条约》遭到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和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的共同反对。他们同为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他们共同反对分割哈布斯堡的西班牙产业。1699年，卡洛斯二世立下遗嘱，宣布将西班牙的全部领土都留给巴伐利亚亲王约瑟夫·费迪南德。不幸的是，国王的遗嘱刚刚立定，不到7岁的亲王就去世了。这样一来，法国与英国、荷兰重新签订了条约，商定由夭折小亲王的舅舅、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次子、奥地利的卡尔大公（Karl vonsterreich，1685—1740）继任西班牙国王，并商定作为补偿，法国得到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领土。皇帝利奥波德坚持反对分割西班牙，即反对法国占有西班牙的领地，而国王卡洛斯一方面要维持西班牙的领地完整，另一方面又不能使法国一无所获，因此被迫再次立下遗嘱，宣布法国路易十四的孙子和继承人、安茹公爵腓利普为西班牙的王位继承人，条件是腓利普放弃继承法国王位，法、西两国永不得借此合并。遗嘱立毕，卡洛斯二世去世，安茹公爵继位，即腓利普五世（PhilipⅤ，1683—1746，1700—1746年在位）。皇帝与法国进入战争状态。

1701年，在没有正式宣战之前，奥地利就与法国在意大利摆开战场。战争全面展开以后，站在法国一边的，除了新上任的西班牙国王以外，主要还有巴伐利亚选帝侯和科隆选帝侯，他们认为只有依靠法国才能保住自己的选侯权利，因为帝国已经成为奥地利的附属品。站在皇帝一边的，除了准备就任西班牙国王的奥地利大公以外，主要还有英国和荷兰，因为它们要与法国争夺海外殖民地以及海上优势。另外，与英国合君的汉诺威、想通过英国得到荷兰遗产的普鲁士、想从皇帝那里得到庇护的德国中小邦国等等，也都支持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战争的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702年春天，英国与荷兰结成同盟，联合皇帝，向法国宣战，主要在海上拉开战幕。同时，荷兰、汉诺威和普鲁士三方联军，将法国人赶出科隆，帝国军队占领兰道要塞。在这一阶段，萨伏根依公国和葡萄牙王国也加入反法同盟，奥地利的卡尔大公也做好了前往西班牙就任国王的准备。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国军队在巴伐利亚人的支持下开始围攻维也纳，试图从后方进行反攻。此时，英国大将马尔博罗公爵（Marlborough，1650—1722）与萨伏根依公爵欧根亲王联合兵力，前来解除了维也纳围困，并于1704年8月在赫希施泰特战役中大败法国军队，占领巴伐利亚，双方就此暂时休战。

第二阶段的战场主要在尼德兰和意大利。1706年，马尔博罗公爵夺取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全部属地。同年，欧根亲王将法国人完全赶出了上意大利。1707年法国发起新的进攻。1708年7月，马尔博罗公爵与欧根亲王再次联合兵力，在欧德纳尔德战役中又一次使法国军队遭到沉重的打击。

战争的第三阶段伴随着停战和谈展开。开始时，反法同盟提出和谈，条件是法国放弃继承西班牙王位的要求，同时放弃占领包括斯特拉斯堡在内的阿尔萨斯。遭到法国的坚决拒绝。于是，马尔博罗公爵和欧根亲王又一次联合兵力，于1709年9月在马尔普拉凯特战役中再次重挫法国军队。面对战场上的失败，法国政府不得不退了一步，表示愿意交出阿尔萨斯，但仍然坚决拒绝放弃西班牙王位。此时，由于皇帝约瑟夫一世去世，他的弟弟、奥地利大公、正在准备就任西班牙国王的卡尔继任皇帝，即卡尔六世（1711—1740年在位） ，西班牙与奥地利因此而重现联合的哈布斯堡王朝。这种情况不仅是法国坚决反对的，而且也是英国及其他欧洲其他强权所不想看到的。因此，当法国提出和谈的时候，英国、萨伏根依、葡萄牙和普鲁士马上于1713年4月与之签订了《乌特勒支和约》。根据这份《和约》，参与和谈的每一方都得到了好处，只是对于此次战争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即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人问题和阿尔萨斯的归属问题，和谈双方都没有提及。皇帝拒绝参与如此和谈，并不承认《乌特勒支和约》的有效性。于是，战争继续。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由于英国不再反法，马尔博罗公爵不再出现在反法战场，失去联合兵力的欧根亲王在1713年的战场上节节败退，所以皇帝不得不提出停战和谈。1714年3月，皇帝表示承认加以修改的《乌特勒支和约》，并与法国及各参战各方达成协议；承认西班牙的王位由法国波旁家族的腓利普继任，条件是他不得兼任法国国王；同意阿尔萨斯归法国，条件是奥地利占有原属于西班牙的意大利和尼德兰。除此之外，根据《和约》，反法同盟各国基本满足了战争初衷：英国得到法国的诸多海外殖民地，成功地巩固了其海上优势；荷兰也得到法国的部分土地，并巩固了其边境；普鲁士虽然在土地方面所获很少，但是，在声誉上获得了很多，它已经开始显示其跻身欧洲强国之列的发展势头。还有，法国的盟友也没有很大的失望：巴伐利亚仍然维持原状，既没有奢望地得到意大利，也没有失望地被皇帝占有；科隆选帝侯的状态一如战争之前，未多也未少。对于神圣罗马帝国来说，这次战争使它的领土失去了阿尔萨斯，但使它的皇帝得到了西班牙的尼德兰和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没有保住他的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地，但扩大了他的奥地利君主国的土地；在战争期间，哈布斯堡的首领们已经就此达成协议。

170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不久，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使他的两个儿子——约瑟夫和卡尔——协商、制定了一份《依次继承协定》（Pactummutuaesuccesionis） ，确定如果长子没有男性继承人，次子的后代可以继承长子的权利。1705年利奥波德一世去世以后，约瑟夫继任皇帝（一世） ；1711年，约瑟夫去世后，卡尔继任皇帝（六世）。然而，此协议还是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的规定。问题一，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合法继承人，卡尔六世是不是西班牙王位的合法继承人通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欧洲列强解决了这个问题：1714年，法、英、荷兰等国与皇帝签订《拉斯塔特和约》。据此，卡尔六世同意放弃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权利，作为补偿，他得到了西班牙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领土。问题二，如果卡尔六世也没有男性继承人怎么办他自己的主意是由女性继承。为此，他于1713年颁布了《国事诏书》（Pragmatische Sanktion） ，宣布女儿有权继承家族产业，同时宣布哈布斯堡所属各邦不可分割和不可分离，并要求奥地利君主、各等级和各邦国按照政治统一和国家存在的精神共同合作。在1720—1724年间，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各邦等级，包括波希米亚、匈牙利以及齐本彪根等表示赞同这一联合。《国事诏书》正式生效。虽然第二个问题没有就此解决，因为就像第一个问题一样，这涉及欧洲列强的利益和企图，但是，《国事诏书》的颁布无疑标志着奥地利君主国不仅以“整体”而且以“集权”的面貌出现在欧洲国际舞台上。

二、奥地利邦君专制

兼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帝国等级邦国的邦君，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目标是摆脱神圣罗马帝国政治的束缚，建立能够与法国、英国等欧洲强国相抗衡的奥地利君主国。为此，早在三十年宗教战争期间，身兼皇帝的奥地利君主就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集中邦君权利。一方面，阻止波希米亚邦议会的自治趋势；另一方面，消灭匈牙利人民起义的独立势力；第三方面，在维也纳设置专制政府的执政机构。在颁布《国事诏书》的卡尔六世统治时期，奥地利实现了君主中央集权制。

首先，在波希米亚，削弱等级邦议会的参政权利，因为它代表分裂奥地利哈布斯堡统治的自治趋势。

波希米亚的等级邦议会是传统的政治协商会议，由四个等级（教士、贵族、市民和农民）、每等级两位代表共八位议员组成。1471年，等级邦议会拥立波兰的弗拉迪斯拉夫为波希米亚国王，即弗拉迪斯拉夫二世（VladislavⅡ，1456—1516，1471—1516年在位） ，并于1500年制定《弗拉迪斯拉夫等级条例》（Vladislavsche Landesordnung） ，确定了波希米亚各等级的政治参与权。这是波希米亚的第一份成文法。宗教改革运动期间，波希米亚绝大多数的高级贵族接受了新教信仰，通过1615—1616年的邦议会，明确地表示了其脱离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自治倾向。由此，波希米亚的等级贵族公开了其政权目标，即坚持信仰自由，脱离天主教会；坚持国王选举，脱离哈布斯堡君主统治世系。

三十年战争爆发以后，波希米亚邦议会推举尊信加尔文教义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普法尔茨选帝侯为国王，即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Ⅰ，1596—1632，1619—1621年在位）。同时宣布，波希米亚王国为新教的等级制王国，实行新教贵族的中央集权制。然而，由于在1620年白山战役中惨败于哈布斯堡皇帝的军队，刚刚上任的新教国王遭到驱逐，坚持信仰自由、坚持国王选举的等级贵族遭到残酷的报复。波希米亚邦议会不得不关闭休会。继而，在1627年，皇帝费迪南德二世颁布《更新条例》（Verneuerte Landesordnung） ，宣布取代《弗拉迪斯拉夫等级条例》，废除等级贵族的世袭特权，取消其参政地位。接着，在皇帝军队的胁迫下，几乎所有信奉新教的起义者，以及参与反对哈布斯堡统治的波希米亚贵族都必须净身出境，其财富产业均被分配给来自奥地利、德意志以及意大利或尼德兰的天主教贵族，以及亲哈布斯堡的其他领主。其间，等级邦议会保留下来，但议员由哈布斯堡皇家指定或批准。另外，邦议会选举国王的权利也保留下来，但只是在哈布斯堡家族绝嗣之后才行之有效。再者，邦议会的税收批准权和税务管理权都保留下来，但这些权利掌握在与邦议会并立的一个“等级委员会”手中。就是说，波希米亚传统的邦议会已经名不符实，失去了原有的政治意义。在17世纪余下的时期内，直到18世纪中叶以前，波希米亚的“等级委员会”都是实际上的参政机构，是波希米亚地方自治势力的汇聚之地，也是他们对抗哈布斯堡统治的活动平台，原有的等级邦议会则更多地是波希米亚的等级政治残余，而不再是奥地利君主专制的强势障碍。

其次，在匈牙利，镇压库鲁茨起义，因为它代表脱离奥地利哈布斯堡统治的独立势力。

库鲁茨（Kuruzen） ，意为起义者或反抗者。早在1514年，在匈牙利曾经发生了一次规模宏大的人民起义，领导者是骑兵统帅乔治·多札（Georg Dózsa，约1470—1514）。当时，起义军的矛头所向是土耳其穆斯林的侵略和统治。因此，参加这次起义的各类人众通称为“十字军参加者”、起义者，即库鲁茨。当时，正值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土地上展开进攻土耳其人的战争，因此这次匈牙利人民的起义被皇帝所利用。结果是匈牙利被瓜分（1526年） ：西部土地被划属哈布斯堡王室，东部被土耳其苏丹所占有。此后，匈牙利人民的反抗外来侵略和统治的暴动常被称为库鲁茨起义。但此后的库鲁茨起义不一定是针对土耳其穆斯林，而更常见的是针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和剥削，并常常得到土耳其人的支持。

1663年，土耳其人侵入匈牙利西部，哈布斯堡军队得到德意志诸侯以及法国的支援，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在1664年签订的《瓦斯瓦尔和约》中，哈布斯堡皇帝为了达到休战的目的，却像失败者一样，将大片的匈牙利土地和重要的军事要塞“让予”土耳其人，同时在贸易政策方面也给予土耳其人巨大的优惠。不仅如此，皇帝还同意奥斯曼苏丹任命齐本彪根侯爵，而齐本彪根早自1541年起就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瓦斯瓦尔和约》的签订引起了匈牙利贵族的普遍不满。他们在签约当年就策划了所谓的“高层密谋”，试图推翻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统治，建立独立王国。但是，“密谋”很快泄露。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由此而得到了摧毁匈牙利的分裂势力、实行专制制度的有利时机。1670年，皇帝下令组建一个调查委员会，并使之成为一个特别法庭，专审匈牙利密谋案件。1671年，尚未逃亡的200余名“密谋者”和部分新教教士遭到审讯，其中七位被判处绞刑，少部分被判终身监禁，大部分被宣布剥夺权利和领地。这次审讯引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库鲁茨起义。

1671年，一批库鲁茨跟随逃亡的贵族“密谋者”，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区域进行袭击。这批库鲁茨包括为防御土耳其人入侵而驻扎在边防要塞的哈布斯堡兵士，也包括不满奥地利统治的匈牙利中小贵族和市民，还包括贫困的农民和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民众。其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并肩作战，马札尔人和克罗地亚人、乌克兰人同为战友。开始时，库鲁茨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齐本彪根的侯爵辅相M.泰勒奇（M.Teleki，约1630—1672） ，并得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支持。战斗中，库鲁茨人数不断增加，队伍不断扩大。面对库鲁茨起义的巨大影响，利奥波德一世派出帝国军队，对之进行血腥镇压。M.泰勒奇壮烈牺牲，起义队伍一度瓦解。乘此机会，1673年，皇帝下令在匈牙利成立“八人议会”，由四位匈牙利人和四位奥地利人组成，作为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专制政府。匈牙利原有的高级骑士议事团、邦议会以及全部的条例法规均被废除。与此同时，皇帝还下令在普雷斯堡开设宗教审判法庭，清剿参加库鲁茨起义的新教徒。

残酷的镇压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反抗。1677年，新教贵族E.特科利伯爵（E.Tkly，1657—1705）领导并重整起义队伍。在他的活动下，库鲁茨们得到法国军队以及为法国效劳的波兰军队的支援。起义军不断壮大，并不断取得胜利，到1680年，占领了匈牙利的大部分地区。在这种形势下，皇帝不得不做出让步。他宣布解散“八人议会”，于1681年在奥登堡召开匈牙利邦议会。但是，库鲁茨们并不满意于恢复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自治。他们要求建立独立王国。因此，在土耳其人的支持下， E.特科利伯爵于1682年宣称为上匈牙利国王（1682—1685年在位）。接着，在1683年，作为土耳其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E.特科利率领库鲁茨参加了维也纳保卫战（1683—1699年）。然而，随着土耳其人的失败， E.特科利的起义军也逐步瓦解。1685年，库鲁茨们的根据地卡绍被奥地利军队占领。E.特科利逃亡。1687年，皇帝再次在普雷斯堡设立“血腥法庭”，绞死了包括几位新教教士在内的起义军骨干分子24人。

E.特科利失败后，奥地利君主在匈牙利实行全面专政。1687年召开等级邦议会，使之成为哈布斯堡统治的工具；1688年在维也纳设立特别委员会，专门处理匈牙利反叛和逃亡贵族的财产问题；1689年奥地利政府批准使用武力在匈牙利征收特别战争税；1701年哈布斯堡统治者强令匈牙利农民参军，将之投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战场，等等。凡此种种，成为库鲁茨再次暴动的起因。

1703年，在拉科齐·弗兰茨二世（Rákóczy FranzⅡ，1676—1735，1704—1735年为齐本彪根侯爵）的领导下，库鲁茨们迅速集结。1705年占领了大部分匈牙利。同年，在小镇塞琛，拉科齐召开了第一次等级议会。会议宣布，起义的目的是重新制定等级法规，建立独立的匈牙利王国。在1708年于沙罗什帕塔克召开的第三次等级议会中，拉科齐宣布解放参加起义的农民，予以自由土地和自由身份。然而，皇帝的镇压军也最终在1708年集结起来，开始对库鲁茨军队进行全面围剿。在强大的帝国军队面前，起义军连连失败。1711年4月，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卡绍沦陷。拉科齐逃亡波兰。残余的库鲁茨投降了。通过《沙特玛和约》（Frieden von Szatmr） ，皇帝同意特赦全部库鲁茨，条件是这些反叛者必须宣誓效忠哈布斯堡王朝，承认哈布斯堡家族在匈牙利的王位继承权。同时，皇帝批准给予贵族支配自己的产业和属民的权利，免其税役。贵族联合库鲁茨的独立势力被摧毁。匈牙利再次确认为奥地利专制君主国的自治邦领。

最后，在维也纳，哈布斯堡的奥地利君主设立了一系列执行专制措施的政府机构。

如前已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逐渐地转身成为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君主。一方面，强邻压境，内政崩析，欧洲帝国难以复辟，家族王朝不能合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威越来越徒有虚名；另一方面，德意志—奥地利的世袭领地、波希米亚王国和地盘不断扩大的匈牙利邦国，三者组成了哈布斯堡奥地利君主的实力基地。为了稳固和有效地控制其实力集团，哈布斯堡皇帝逐步地调整政府机关，将各类共同体的主权逐步地集中于维也纳宫廷。

在奥地利地区，1619年世袭领地重新合一以后，行政机构并没有随之合并。就是说，上、下奥地利及蒂罗尔、克恩腾、施泰尔马克等地均保留了1564年分割领土时所设置的统治机关。机构重叠难免权利分散。因此，在接踵而至的持续达30余年的战争形势下，哈布斯堡统治者利用战场上的胜利，在对抗新教运动、打击外国势力的同时，开始有力地削弱等级贵族，清除他们在哈布斯堡政治中的部分职位，特别清除他们在对外政策中的影响，从而将税收、军事、司法及宗教信仰的权利逐步地统一起来，集中在维也纳宫廷。在波希米亚及西里西亚、匈牙利及齐本彪根等其他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哈布斯堡统治者不同程度地允许当地等级贵族掌握税务、军事和司法等权利，其前提是，他们必须承认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宗主权。在这样的基础上，哈布斯堡王朝进行了维也纳宫廷管理机构的调整和改革。

首先，在1620年，哈布斯堡王朝设立了奥地利宫廷总理府，改变了奥地利邦国政治从属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政治的惯例。在此以前，管理奥地利事务的是帝国总理府。帝国总理府管理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整个帝国事务。改革之后，帝国总理府仅仅负责帝国事务，奥地利事务由奥地利宫廷总理府管理。1654年，皇帝费迪南德三世将原来分设在当地的宫廷总理府——波希米亚宫廷总理府、匈牙利宫廷总理府、意大利和尼德兰宫廷总理府——全部迁到维也纳。第二年，即在1655年，各地宫廷总理府要人齐集维也纳，举行奥地利君主国的属邦总议会。由此确定，这些驻扎在维也纳的各地宫廷总理府，与奥地利宫廷总理府平级，均采用合议制，继续分管各自的行政、外交和司法事务，但不得涉及财政和军事。各地的财政和军事事务由宫廷枢密院负责，宫廷枢密院统领各地宫廷总理府。

其次，在1637年，凭借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君主的权利，费迪南德三世将百年前设立的六人宫廷参议会，改为由15人组成的宫廷枢密院，统筹哈布斯堡王朝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起初，宫廷枢密院仍然是一个等级议会机构，虽然枢密议员均直接对哈布斯堡统治者负责，但是其成员仍然是等级代表。后来，宫廷枢密院逐渐地变成一个纯粹的官员行政机关。因为在枢密院中出现了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实干的议员，他们受命负责部门事务，从而使这个机构有可能对于部门事务进行专门性的计划管理，并使原来掌握在等级代表手中的权力得到辅助性加强。实践证明，在宫廷枢密院中聘用专业人才，是一条能够同时巩固邦国等级政治参与权和扩大、加强君主权利的有效途径。

再者，在1669年，凭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利，利奥波德一世在宫廷枢密院中设置了一个枢密会议，统筹哈布斯堡王朝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又一次缩小了中央权力机构。起初，枢密会议议长由帝国副首相兼任，另有四位议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并只对皇帝负责。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商议和制定对外政策。后来，特别在1705年约瑟夫一世继任皇帝以后，因为新皇帝的执政方针是恢复皇权、扩大奥地利的势力，所以枢密会议议长改由奥地利宫廷总理兼任。奥地利宫廷总理只对奥地利君主一个人负责，他必须具备管理知识和组织才能，是枢密会议中唯一一位常设议员，也是君主国整部统治机器的主轴。相形之下，帝国副首相被完全排除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事务之外。再后来，枢密会议议员增加到12人，被分为七个小组，分别在七方面事务上进行决策。1709年，枢密会议成为常设机构。与此同时，奥地利宫廷总理府被分为两个部，一个部主管政治，另一个部主管司法。至此，在维也纳，奥地利君主不仅能够行使其对于德意志—奥地利世袭领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宗主权，而且清除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各地各类的等级联合机构基本失去了政治功能。

最后，1711年，卡尔六世开始重用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宫廷总理府，包括“西班牙官厅”都是重要机关，致使枢密会议也逐渐地失去效能。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奥地利宫廷总理，更多地以总理的身份而不是以枢密会议议长的身份进行外交决策，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事务的增加，帝国副首相也比以前更多地介入枢密会议。如此一来，对于奥地利君主国来说，枢密会议基本上不再存在（于1749年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与之在性质和功能上相似的会议，即枢密财政会议。虽然枢密财政会议是一个固定的、有实权并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决策组织，但一直不属于正式的政府机构（1714年设立，1741年解体）。

从整体上说，奥地利邦君（君主）专制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一体多元。一体，主要指哈布斯堡统治王朝的一体；多元，主要包括宗教的多元和民族的多元。

奥地利君主国的王朝一体化统治，削弱了各地等级的传统势力，在容纳、容括的前提下，即在体制上和行政管理上保留属邦管理机构的前提下，基本实现了中央集权制。然而，在此应该看到，虽然各属邦等级的财政和军事权利被收归维也纳，虽然他们的文官管理机构也被限制在地区和地方一级，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剥夺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一体化尚未真正完成。

然而，奥地利君主国的宗教多元和民族多元则是真切地呈现出来。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教随国定”的原则，在法规上，奥地利君主国的臣民应该跟随哈布斯堡君主信奉天主教。但在实际上，驻跸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并没有强使波希米亚、匈牙利，甚至奥地利的某些贵族领主和普通臣民改变信仰。在天主教信仰的大环境下，信奉信义宗或改革宗、东正教、犹太教以至伊斯兰教的居民基本上维持信仰原状。与此同时，根据《更新条例》、《沙特玛和约》等条约，以波希米亚、匈牙利人为主的不说德语的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奥地利君主国的臣民，但哈布斯堡统治者始终没有制定诸如统一语言和习俗，或强行推广某种德意志—奥地利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法规。不仅如此，在维也纳宫廷还经常可以看到欣赏异域风情的现象。

第三节 普鲁士的邦君专制

在三十年战争爆发的同一年，即在1618年，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Johan Sigismund，1676—1620，1608—1619年在位）继承了普鲁士公国，勃兰登堡和普鲁士联合在同一世系的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之下。从此，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统治者同时具有两种权利地位：一种，身为帝国选帝侯，他具有神圣罗马帝国的等级地位，且是帝国的最高等级之一；另一种，身为普鲁士公爵，他还是波兰国王的附臣，受效忠波兰国王的誓约约束。因此，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在相同的、建立强邦的目标下，勃兰登堡普鲁士走上了与奥地利不尽相同的道路。一方面，在努力使普鲁士公国挣脱波兰宗主权的过程中，霍亨索伦家族将邦国的统治中心向东移到普鲁士，以普鲁士为根据地或出发地，逐步地整合并扩张邦属领地；另一方面，在努力侵占帝国领地的过程中，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统治者逐步地削弱本国邦内的等级割据势力，将邦领内的税收、军事、行政与司法权利集中于柏林的选侯政府，进而实现了邦君中央集权制，向着欧洲大国的行列迈进。

一、勃兰登堡-普鲁士的领地整合与扩张

三十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作为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统治者，霍亨索伦家族的领地除了勃兰登堡边地侯国以外，还包括战前已有的波兰国王附属地普鲁士、拉温斯贝格、马尔克和克雷弗，并包括战后获得的后波美拉尼亚、哈尔伯施塔特、明登和卡闵主教区。此外，它还得到对于前波美拉尼亚和马格德堡两地的继承权。就是说，当这两个地方的统治家族出现绝嗣的时候，霍亨索伦家族有权接续该地的统治世系。然而，从东部的普鲁士到西部的克雷弗，勃兰登堡-普鲁士的领地分散而割裂。改变这种状况，将所有领地整合起来并有所扩张，其过程构成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向着强邦发展的早期历史。勃兰登堡普鲁士领地整合与扩张的过程大致从17世纪中叶开始，到18世纪中期基本结束。这个过程的具体目标可以归纳为三个：一个，得到普鲁士公国的宗主权，这项权利从1225年起掌握在波兰国王的手中；另一个，得到于利希-克雷弗贝格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应该”由霍亨索伦选帝侯继承的、但是被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抢占的岳父遗产；第三个，得到包括奥得河口在内的前波美拉尼亚，这是瑞典楔在勃兰登堡和后波美拉尼亚之间的、阻碍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发展的外国障碍。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期间。这三个目标决定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邦国政策。虽然在“大选侯”去世之前仅仅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是以这三个目标为开端的、跻身欧洲强国之列的普鲁士强邦路线直到18世纪末都没有改变。

首先，主要是为了得到普鲁士的宗主权，勃兰登堡选侯国利用了瑞典王国与波兰王国之间的“北方战争”（Zweiter Nordische Krieg，1655—1660年）。本来，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因为顾及自身利益，勃兰登堡与瑞典处在敌对状态，而与波兰相对和平。但是，为了得到普鲁士，勃兰登堡改变立场，支持敌方而与友方作战。战争初始，于1656年，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与瑞典国王卡尔十世签订《马林堡条约》（Vertrag von Marienburg） ，商定前者向后者提供军队，后者支持前者对于普鲁士的主权要求。在取得华沙战场上的胜利以后，1657年，勃兰登堡与波兰签订《韦劳条约》（Vertrag von Wehlan）。据此，波兰被迫放弃普鲁士的宗主权，并同意割让与后波美拉尼亚接壤的劳恩堡和毕托夫等地。勃兰登堡如愿以偿。此外，通过结束北方战争的《奥利法和约》（Vertrag von Oliva，1660年）可见，勃兰登堡占有普鲁士的事实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勃兰登堡强大的军事力量首次在欧洲战场上展现。

其次，主要是为了得到于利希-克雷弗贝格遗产，勃兰登堡选帝侯采取进攻措施，但只是巩固了而没有扩大其原有的权利。早在1573年至1579年间，于利希贝格公爵将3个女儿分别嫁给勃兰登堡选帝侯、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和普法尔茨茨维布吕克公爵，因此在1609年于利希-贝格公爵家族男性绝嗣后，其3个女性继承人为了娘家的遗产而进行战争。在三十年战争爆发之前，具体在1614年，勃兰登堡选帝侯、霍亨索伦家族的约翰·西吉斯蒙德与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沃夫冈·威廉（Wolfgang Wilhelm，1578—1663年）连襟两人商定了一份《克桑滕条约》（Vertrag von Xanten） ，共同瓜分了岳父的遗产：勃兰登堡选帝侯占有克雷弗公国和马尔克、拉温斯贝格两个伯国，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得到利希和贝格两个公国。但是，三十年战争期间，由于人口损失、土地荒芜和外国势力的侵入，上述分配格局被打破。战-争结束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这份遗产判给了普法尔茨诺伊堡，因此，在1651年，勃兰登堡的军队开进了贝格公国，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要保证并扩大岳父的遗产。在当地贵族和民众的抗议下，加上皇帝与法国等强势的干预，勃兰登堡的军队被迫撤出。“大选侯”的愿望没有实现。接着，在1653—1654年的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上，勃兰登堡选侯代表再次提出对于利希和部分贝格领地的要求，并再次遭到包括外国势力在内的各种力量的强烈抵制。最终，在英荷战争、法西战争造成的国际形势下，勃兰登堡与普法尔茨诺伊堡签订了《克雷弗和约》，重申1614年的遗产分配方案。后来，围绕着一块小的领地——拉文施泰因领地，双方继续争夺。直到1671年才达成一致，确定这块领地归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所有，勃兰登堡选帝侯得到五万塔勒的补偿，并得到公爵家族绝嗣后的继承权。显然，在“大选侯”统治时期，勃兰登堡普鲁士还没有能够扩大其在莱茵河出海口及大西洋区域的权益。

复次，主要为了得到前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选侯国与瑞典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典以帝国等级的名义，占有包括沿海岛屿在内的前波美拉尼亚地区。这个地区不仅紧紧地楔在勃兰登堡与后波美拉尼亚之间，而且紧紧地扼住了奥得河出海口，因此成为勃兰登堡整合领地的重大障碍。为了清除这一障碍，虽然在瑞典与波兰之间的“北方战争”期间，勃兰登堡一度支持瑞典与波兰作战，但仅限于华沙一场战役。在得到普鲁士的宗主权以后，勃兰登堡立即回到瑞典的对立阵营。接着，利用英国与荷兰之间的第二次战争，勃兰登堡站在荷兰一边，对抗站在英国一边的瑞典，并联合法国与丹麦，迫使瑞典签订《哈本豪森条约》（Friedezu Habenhausen，1666年） ，放弃对不来梅的占有。稍后，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进行的四次“重并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勃兰登堡一直没有与瑞典同步进入反法同盟。具体说，当瑞典反对法国的时候，勃兰登堡保持沉默，如在“遗产战争”中；当瑞典沉默的时候，勃兰登堡便进入反法同盟，如在“大同盟战争”中；当瑞典与法国同盟的时候，勃兰登堡则是对抗法国的中坚力量，如在“法荷战争”中。总之，勃兰登堡的对外立场使之有机会在国际上获得有效支持，得以修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夺取奥得河东岸的部分瑞典领地（1679年）。

最终，借助两次国际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和大北方战争，勃兰登堡-普鲁士基本完成了邦国领地的整合。具体说，早在法国与奥地利为主要交战方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前夕，“大选侯”的儿子和继承人、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就利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亟需外交支持、联合抵抗法国抢占西班牙遗产的形势，允诺给予哈布斯堡皇帝以政治和军事上的援助，因而使皇帝同意“宣告他为国王”（1700年）。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选帝侯的所有辖区，包括勃兰登堡、后波美拉尼亚以及克雷弗等等都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的领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以后，普鲁士积极地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作战。战争结束时，普鲁士合法地占有林根、莫尔斯、泰克伦堡和格尔德恩四个伯爵领地以及纳沙泰尔（1713年） ，从而完成了在莱茵河左岸的领地完整。另外，在瑞典与俄国为主要交战方的大北方战争前期，普鲁士的基本立场是中立，既没有阻止俄国、丹麦和萨克森的反瑞联盟在前波美拉尼亚作战，也没有对瑞典采取打击措施。因为那时的普鲁士一方面正在为西部领地完整而投入相当大的兵力，另一方面也担心北方战争的风险。直到俄国占领了前波美拉尼亚的首都斯德丁、势必扼制奥得河出海口的时候（1713年） ，“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才出面与俄国订立盟约（1714年） ，以瓜分瑞典在波罗的海的领地为前提，参与反瑞联盟，进入战场。战争结束时，普鲁士终于得到前波美拉尼亚。虽然包括施特拉尔松和格赖夫斯瓦尔德在内的前波美拉尼亚的西部地区，以及维斯玛等地还在瑞典人的手中，但是普鲁士王国毕竟占有了奥得河的出海口。从此，普鲁士王国迈入欧洲强国的竞争行列。

二、普鲁士邦君专制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等级邦国之一，勃兰登堡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目标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目标基本一致，即脱离帝国政治的束缚，建立能够与法国、英国等欧洲强国相抗衡的普鲁士王国。为此，早自三十年战争后期开始，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统治者就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集中邦君权利。一方面，建立一支只服从选帝侯命令的常备军，另一方面，削弱地方等级势力，建立选侯专制政府。以1715年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颁布《王室领地谕令》、宣布霍亨索伦王室领地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令为标志，普鲁士实现了邦君中央集权制。

一方面，为了建立一支只服从于选帝侯的常备军，“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采取措施，迫使邦属各个领地的等级议会同意征收军税。首先，在选侯国的核心地区，即在库尔马克，1653年，“大选侯”以承认领主的经济特权、贵族的免税权以及他们完全支配臣民的权利为条件，换取当地等级议会同意征收军税。本来，等级议会只同意征收六年军税，但是，因为库尔马克的等级议会此后没有再召开，所以不仅缴纳军税没有期限，而且反对选侯措施的等级领主也从此失去了争取权利的平台和机会。接着，在西部的克雷弗，经过一系列斗争，1660年，“大选侯”强使当地等级议会废除了旧有的领主特权，特别废除了贵族的免税权，同时宣布了选帝侯建立常备军的绝对权利。当然，由于遭到当地等级领主的强烈抗议，1661年，“大选侯”一定程度地恢复了贵族的拒绝纳税权。最后，在东部的普鲁士，地方等级及其官员的势力特别强大。1661—1663年，“大选侯”以逮捕城市反对派首领相威胁，并以同意定期召开等级议会相妥协，迫使当地的等级议会接受并实行他的措施，同意征收军税。1671年以后，普鲁士的等级议会不再召开。至此，库尔马克、克雷弗和普鲁士三地的等级议会均失去了原有的参政能力。至于等级议会原有的税务管理权，“大选侯”逐步地在各地，特别在普鲁士，派遣选侯官员监督甚至直接管理地方税务，并逐步地通过增加征收间接税而淡化直接税的主导作用。就是说，通过增加城市货物通行税，淡化地方领主税收批准权和参与税务管理权的作用。

如果说“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努力解决的是常备军的军费来源问题，那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所努力解决的就是常备军的军官问题。为了得到优秀的军队指挥官，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贵族阶层进行改革。首先，他使贵族的采邑地变成自由地，解除了贵族对于邦君的土地依附，同时给予贵族迫使农民依附于土地的权利。接着，以贵族自由地为基础，他要求每个贵族每年要为每匹马交纳40塔勒，同时要求每个贵族为国王提供军官，继而要求对贵族预备军官团进行强制性教育和训练。显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是在保留贵族经济特权的前提下，增加了贵族的军事特权。

至于士兵的来源，在普鲁士，一般流行适龄男子必须服兵役的传统做法。在勃兰登堡及其他邦领，普遍实行在国内和国外募兵的雇用兵制。但是，在“大选侯”统治时期，勃兰登堡已经开始部分地实行义务兵役制，即以所谓臣民保卫邦国的义务为基础的征兵制度。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时，普鲁士王国逐渐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制。1733年，王国政府在国内划出兵役区，就是说，划定某个地区，使其义务地为某个军团补充士兵。服兵役的期限，初时规定为每年要服役三个月。后来减半，改为一个半月。与兵役区划制度相配合，王国政府还规定了某一地区的士兵在某一连队中的人数比例，目的在于防止连队中同乡亲属势力过大，以致结党营私，破坏军队纪律。当然，王国还有相应的免兵役规定，规定贵族子弟、有声望的市民、农户户主及其继承人，以及政府官员和大学生都可以免服兵役。

在“大选侯”及其继位的两位国王的统治下，近百年间，勃兰登堡-普鲁士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据统计，在1688年“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去世的时候，选侯指挥的常备军有三万一千人，到17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去世时，人口二百五十万的普鲁士，其军队人数近十万。这个人口在欧洲主要国家和地区排列第13位的王国，其军队人数排列第四。王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用于军队建设。见下表。

1740年欧洲强国军队人数

另一方面，为了建立选侯—国王集权制政府，“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和他的两位继承人——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国王一世）及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分别采取了侧重点不同的措施：“大选侯”的措施侧重于确立中央统治机构，确保选帝侯统治的最后决定权，两位国王的措施侧重于完善和加强中央及地方的统治机构，确保霍亨索伦王朝的统一政治。

1640年，在上任的第一年，“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就采取措施，将属下三大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库尔马克的枢密院、克雷弗的邦政府和普鲁士的最高参议会——统一在君主个人的掌握之中，使之成为勃兰登堡-普鲁士的中央行政机构。在这个基础上，1651年，“大选侯”又颁布《枢密院条例》，将勃兰登堡枢密院设为总部，总部之下设立分管19方面事务的管理或顾问部门，例如管理选侯家族领地的财政顾问部等，分管整个选侯国家的不同事务，从而将各类权利逐渐地收笼在选侯政府的管辖之内。后来，“大选侯”还在保留各类管理或顾问部门的前提下，设立主管财政、军事和外交的三大专门机构，使管理国家重大事务的机构直接对选侯一人负责。所有部门均在君主个人的名义下体现统一，所有部门的负责人均得到选帝侯的特别委托，而在其主管的方面全权代表选帝侯。与此同时，“大选侯”通过委派直属官员，组成地方专署，主管地方的军税和军务，逐渐减弱原来地方等级的作用。如此一来，在中央，选帝侯的全权代表机构基本上取代了原来的贵族管理会议，在地方，选帝侯的委派官员基本上取代了原来的等级代表。最后，“大选侯”设立宫廷事务秘书，通过他们发号施令，从而实现其统治选侯邦国的最后决定权。

1688年，“大选侯”去世后，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选帝侯三世、国王一世）和孙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继续他的建立集权制政府的政策。

首先在财政管理方面。1689年，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将“大选侯”于1651年设立的、负责管理选侯领地的财政顾问部改为“宫廷枢密财务局”，并于1713年进一步改为“军事与王室财务总执行局”。这是中央的财政部。它不仅接管了原来地方财务管理局的职权，而且还接管了原来作为中央金库的宫廷财务局的事务（自1696年）。

“军事与王室财务总执行局”开始工作后，马上与“军事总署”发生矛盾。军事总署是“大选侯”于1660年设立的由全权代表选帝侯的军事总监构成的军事管理机构。开始时，军事总监随军行动，处理军需，给养军队，征收军税。后来，随着邦国常备军的建立，军事总监成为常设官员，军事总署成为选侯邦国的常设机构。由于军事总署的主要任务是依据税收和财政维持军队，所以在实际上常常表现为邦国经济政策的执行机构。这种实际作用必然使军事总署与作为直接的经济政策执行机构的财政总执行局相互矛盾。在两者之间存有相同之处，即都是直接对选帝侯负责的经济政策执行机关，但同时存有不同之处，即利益和目标完全不同。军事总署的利益在于城市手工商业，财政总执行局的利益则在于农村土地经济。因此，前者需要中央集权的支持，其目标在于邦君集权，而后者的支持力量却在于地方等级，其目标在于等级联盟。为了调和两者之间日愈尖锐的矛盾，1722年，已经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颁布条例，宣布建立新的统一的经济政策执行机构，即“最高财政—军事—王室领地总执行局”，简称“最高总执行局”，统管财政、军事和王室领地事务。1723年，普鲁士最高总执行局开始工作。这是一个王国的合议制机关，全面负责普鲁士王国的行政和经济政策，其工作原则是业务分工。就是说，最高总执行局有负责全国性的业务部门，如军事规划署、边境事务署、邮政署、铸币署等等，同时还在地区分工的基础上具有业务部门的分工，如库尔马克军事管理局、财务局等等。如此一来，普鲁士王国基本上实现了统一的财政管理制度。这是建立普鲁士中央集权制政府的重要一步。

其次在行政管理方面。1689年起，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将“大选侯”的宫廷集权改变成内阁集权，指定两至三名内阁大臣，直接服务于国王。国王对一切重大事务做出决定并监督实施。原有的枢密院仍然是所有大臣的聚会机构，并负责协调、管理司法和文教两方面的事务。1728年，内阁大臣组成内阁部，主管外交事务，成为正式的中央机构。至此，普鲁士政府的三大机构——负责军事和王室财务总执行局、负责外交事务的内阁部、负责司法和文教的枢密院——基本完善地确立起来，并以条理分明的原则展开工作。

国王是王国政府的统一象征。从“大选侯”开始，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最高统治者均躬身亲政，除极为偶然地有总理大臣或宠臣代理政治以外，选帝侯或国王都是通过秘书直接地治理国家。1717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将“大选侯”的宫廷事务秘书，改为内阁枢密秘书。国王通过秘书与各部大臣进行书面往来。在财政总执行局，国王保有主席位置；在内阁部，国王有权发布内阁命令；在枢密院，国王是唯一能够召集所有大臣到场的人。如此一来，普鲁士王国基本上实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行政管理制度。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时的中央管理机构

最后在地方管理机构方面。早在“大选侯”采取措施确定和完善中央统治机构的同时，地方管理机构的重要性就被大大地减弱，以选帝侯为核心的全权代表制政府逐渐地排挤以等级为核心的地方势力。自1651年起，原来的地方等级政府慢慢地变成类似于政府部门的机构，即地区上诉法院、军事和选侯领地财务处。不仅如此，“大选侯”还直接派遣两类官员，一类负责监督地方政府的财政事务，并监督他们对于选侯领地的管理，另一类负责管理地方军税，排斥当地贵族介入军务。1723年最高总执行局的设立使中央一级的财务与军务结合起来以后，从属于它的地方机构随之也将军务与王室领地事务融为一体。结果是，从中央到地方，普鲁士王国的军事强国措施与经济政策同步而行，并以保证整个王国的军事和财政利益为目的，这些机构还拥有广泛的行政司法权。

在地方官员队伍中，县长和税务官扮演主要角色。县长，本来是勃兰登堡边地伯国的、相对自治的地区长官。三十年战争期间，县官与选帝侯的全权代表合作，共同处理地方的军务和税务。1701年以后，县官被改为县长，由当地等级贵族推荐、国王任命，负责当地治安、实施国王命令，但没有审判权。逐渐地县长一职被推广至普鲁士王国各地。作为本地等级推荐的人物，同时作为国王任命的官职，县长既保留了地方等级机构的权利，又接受了邦君的治理地方的职责，因而不仅为邦君专制贯通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机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等级传统与邦君专权之间的矛盾。税务官，与县长相比有两个不同之处。一个，税务官是主管城市、城镇的地方长官，而不是像县长那样以管理农村地区为主；另一个，税务官是选帝侯或国王直接任命的官员，而没有经过当地贵族绅士的推荐。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税务官是邦君实行专制的工具之一，通过税务官，邦君得以监督和保护城市税收和财政利益，进而控制城市的经济生活。

与奥地利相比，勃兰登堡普鲁士邦君专制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军事化：军事化的国家政治和军事化的统治方式。三十年战争的经历使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统治者将军事防御当作战后发展的中心目标。为了加强军事防御的能力，从“大选侯”开始，霍亨索伦王朝的政策几乎都是为了军队建设，为军事服务。一方面，政府为了军队而规划国家经济，不仅使军队在粮食、服装和武器等方面的需要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且由政府出面创办或资助各种军用企业，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接税，使军事经济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龙头；另一方面，政府为了不断增加军事势力而抑制其他统治力量，不仅将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装备军队，而且以保证自由役使农民的特权为条件，驯服土地贵族（容克） ，将地方等级的势力纳入王国的军事统治机构，并使文官服从军官，使各级政府和各种文官机构的发展适应于军事需要。文官机构的建立本意是促进发展王室产业，管理政府开支，文官服从军官无疑于国家服从军队。对于文官的训练也像训练军官一样，要“无条件地、准时地、认真而迅速地履行职责，完全献身于工作并且不断地充实知识。”当然，对于文官还要有基本的理论训练。为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于1727年下令在哈勒大学和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设立内政管理讲座，研究探讨和教授学习关于行政管理的基本理念。还有一方面，勃兰登堡普鲁士统治者从三十年战争结束伊始就将军队建设或军事行动当作王朝统一的行为。1657年参加华沙战役及其胜利是“大选侯”统治下的全体邦国的第一次联合行动，库尔马克、克雷弗和普鲁士，三大领地联合出兵，统一领导，共同胜利。此后，随着选侯邦国统治势力向东、向普鲁士转移，直属选帝侯的军队也被建成以普鲁士为根据地的“全普鲁士”的机构。无论是克雷弗的军士，还是库尔马克的军曹，抑或普鲁士的军官，都是普鲁士军队的肌体，是王国整体的一部分。如此一来，军队不仅是作为镇压反叛和扩张领土的工具，而且还是作为联合的手段，将自然的和历史的不同区域联系成为普鲁士王国。

事实也是如此。到17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去世的时候，“在普鲁士的”国王，同时还以选帝侯身份统治勃兰登堡、以公爵身份统治波美拉尼亚和马格德堡、以伯爵身份统治马尔克和拉温斯贝格、以亲王身份统治哈尔伯施塔特和明登。虽然在每一领地其统治权利各有不同，但是通过军队组织和军事行动，他基本上能够在全部区域内推行军事化的专制制度。在这样的前提下，宗教异同和民族差异不再构成王朝政治的重要内容，信奉改革宗的霍亨索伦统治家族允许大部分臣民信奉信义宗，允许犹太人定居和发展，并接受成千上万的法国信仰难民胡格诺。同时，身为德意志人的霍亨索伦王室模仿法兰西的方式统治普鲁士王国，并将众多的捷克人、波兰人、瑞典人以至斯拉夫人等等纳入王国的统治范围之内。

第四节 德意志中、小邦国的邦君专制

在向着中央集权制发展的道路上，除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外，另有巴伐利亚、萨克森和汉诺威等三个德意志中等邦国和若干小邦国获得成功。虽然方向相同，但是不同的邦国还是呈现不同的情况。

一、巴伐利亚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等级邦国，巴伐利亚的实力仅次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但是，在中等德意志邦国中它占据首位。自1180年皇帝红胡子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Ⅰder Barbarossa，约1122—1190，1152—1190年在位）将巴伐利亚赐给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红头发奥托一世（OttoⅠder Rotkopf，约1117—1183，1180—1183年在位）以后，这个家族对之实行统治直到1918年。七百余年间，巴伐利亚公国的统治区域除了多瑙河南方的三河流域以外，还一度包括勃兰登堡（1323—1373年）和荷兰（1342—1432年）。1623年，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巴伐利亚公国上升为选侯国，并在1648年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得到欧洲国际社会的承认。

巴伐利亚等级邦国的统一以家族权利的统一为前提。1503年，巴伐利亚-慕尼黑公爵阿尔布莱希特四世（AlbrechtⅣ，1447—1508，1505—1508年在位）统一了自1253年以来分裂为四个公国的巴伐利亚，并于1506年颁布《长子继承法》（Primogeniturgesetz） ，宣布巴伐利亚公国不可分割。根据这份法规，维特尔斯巴赫公爵的长子长孙或比较更近于公爵直系的长者子孙有权继承公爵职衔，其他公子王孙获得伯爵头衔和生活费用。在承认公爵长子继承权的前提下，公国各等级获得维持其传统自由权利的保证，同时保证其对于战争与媾和的发言权。以此为开端，巴伐利亚在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统治下没有再出现分裂。然而，经过宗教改革运动以及三十年战争之后，巴伐利亚家族的成员形成两股势力，一股，长期地在莱茵河下游地区，在基督教会中——包括新教会和天主教会——占有重要职位，因而在德国的西北部占有势力范围；另一股，长期地与头顶皇冠的哈布斯堡家族对立和竞争，因而在德国东南部处在弱势被动状态。前股势力促使巴伐利亚的邦君专制道路开始于公爵获得选帝侯职衔，后股势力则使邦君专制之路结束于选帝侯获得皇帝的职位。

巴伐利亚的邦君专制开始建立于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统治时期。

1597年，马克西米连开始辅助其父亲威廉五世公爵（WilhelmⅤ，1548—1626，1579—1598年在位）统治巴伐利亚公国。1598年继位以后，他立即对邦国的财政、行政和司法制度进行了带有专制性质的改革。在财政方面，马克西米连在鼓励和支持农业和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不考虑等级的意见，一边发布节俭命令，一边实施增税措施，从而使公国的收入在他统治期间虽然经历了三十年战争，但还是增长了250%以上。在行政方面，选帝侯在确定定期支付工资的基础上，排斥传统的等级势力，主要在市民法学家当中选拔和任命政府官员，并以自己为首席监察官对政府官员进行监察，从而使公国的主要权利掌握在邦君一人手中。在司法方面，他组织专业人员收集和检验过去的法规和法令，将之编为一册，即《马克西米连法典》（Codex Maximilianeus） ，从而使巴伐利亚的法律编纂在此后约150年间都以这部法典为蓝本。在推行这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马克西米连逐步地将等级的势力排除在邦国的政治之外。其间，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天主教会。

1583年，马克西米连的叔叔作为巴伐利亚公爵的次子成为科隆选帝侯，即艾恩斯特（Ernst von Bayern，1554—1612，1583—1612年在位）。从这一年开始，统治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占据科隆选侯职位几近二百年。以科隆选侯邦为基地，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势力波及希尔德斯海姆、列日、闵斯特和帕德博恩等地。自艾恩斯特开始，历任科隆选帝侯的维特尔斯巴赫人都在这里推行反宗教改革运动，致使德国的西北部出现改教风潮，重新天主教化。马克西米连正是利用新教贵族遭受排挤、强力反抗的时机，特别借助耶稣会士的力量，基本上剥夺了巴伐利亚邦国等级的政治共同决定权。

马克西米连一世统治的时期正是欧洲宗教冲突及至宗教战争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他的邦国宗教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努力地争取德国天主教诸侯的领袖地位，结果在1608年以后，巴伐利亚公国成功地成为德国天主教联盟的首领。另一方面，他努力地建立一支邦君直属的常备军，结果到1610年，巴伐利亚公国拥有步兵一万五千人，骑兵五千人，成功地成为“在帝国中没有对手的”军事强邦。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以后，巴伐利亚公爵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发挥了核心作用，因而随着天主教阵营的胜利而胜利地得到了选帝侯称号（1623年）。在战争的第二阶段，马克西米连联合部分帝国等级，不仅不考虑天主教派和新教派的信仰分歧，而且还得到宿敌法国的支持，借助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严重地削弱了皇帝的军事力量（1630年）。后来，在战争的第三阶段，巴伐利亚选侯国惨遭瑞典军队的占领和蹂躏，而到了第四阶段又成为法国直接进攻的目标。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巴伐利亚的人口损失了约50%，土地荒芜面积高达50%—100%。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西米连一世的继任者费迪南德·马利亚（Ferdinand Maria von Bayern，1636—1679）通过艰难的战后恢复措施，继续努力地推行邦君中央集权政治。

费迪南德·马利亚的战后恢复措施主要落实在经济领域。一方面，他继续马克西米连一世的节俭政策，并实行延长贷款利息、在选侯领地内减免租税、协助官僚和军事贵族购买土地等等措施，以求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重建农户经济。另一方面，他接受重商主义理论，实际地促进商业贸易，特别鼓励谷物、牲畜和木材的出口，支持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以求富民强邦。在实施这些着重于经济恢复和发展之政策的过程中，选侯政府一步一步地在财政上独立于邦国等级，从而使从马克西米连一世开始的邦君专制获得经济基础。在这个基础上，1669年，费迪南德·马利亚最后一次通过召开邦国等级会议解决税收问题。此后，选帝侯建立由16人组成的“邦国委员会”，直接控制邦国的税收批准权和税务管理权，为原来的邦国等级只保留了在每年例会上的控诉权，使邦国政治进一步独立于邦国等级。马克斯·艾曼努尔继位以后，虽然邦国统治更多地受制于国际形势，内政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让位于外交政策，例如参与竞争西班牙王位和属地、加入奥地利反土耳其联盟等等，但是，选帝侯仍然坚持实行发展经济的政策，支持矿山、盐业及手工业的发展，并于1721年颁布《税收定例》（Steuerveranlagung） ，完全结束了邦国等级参与邦国税务的历史。

巴伐利亚的邦君专制的最后阶段出现在选帝侯卡尔·阿尔布莱希特（Karl Albrecht，1697—1745，1726—1745年在位）统治时期。

卡尔·阿尔布莱希特的统治目标可以集中到一点，即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夺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为此，他于1726年建立“枢密会议”，将自己的心腹之人集中其内，作为最高统治机关，统揽选侯邦国的内政和外交大权，排斥离心分子。另外，他还于1728年与等级贵族达成一致，在邦国内全面推行“脱债工程”。这项工程的内容是在保留固定收入的前提下，分期付清国家债务。其具体做法就是所谓的“资产摊提”法，或称“债券分期偿还”法，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与此同时，卡尔·阿尔布莱希特又通过减少军队兵员和取消建筑计划、减少官员的工资薪水、解雇艺术家等措施，一定程度地弥补了前任选帝侯留下的巨大的财政赤字。当然，他也曾经试图像他的前任那样增加臣民的税负，但是他没有能够像马克斯·艾曼努尔那样一度迫使邦国等级同意增税（1722年） ；1728—1741年间，巴伐利亚的等级贵族一直坚持并有效地反抗选侯政府的增税措施。对于卡尔·阿尔布莱希特来说，等级贵族的反抗不仅意味着专制统治的失效，内政虚弱，而且还预示了他戴上皇冠以后的不幸。

1742年，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卡尔·阿尔布莱希特如愿以偿，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七世。如前所述，皇帝卡尔六世通过1713年的《国事诏书》已经确定女儿有权继承哈布斯堡的产业，确定哈布斯堡所属各邦不可分割，确定哈布斯堡各君主、各等级、各属邦共同合作、政治统一的原则。并且，皇帝卡尔六世已经得到包括法国、英国、普鲁士在内的欧洲大多数政权对《国事诏书》的承认。据此，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莱希特没有权利要求帝国皇冠。但是，因为他是皇帝约瑟夫一世的女婿，特别因为他是皇帝费迪南德一世的后裔，法国、西班牙、英国、普鲁士以及部分德意志邦国支持他当皇帝。当然，这只是他获得支持的借口，支持他称帝的真正的、具体的原因分别是：法国要为国王路易十五的岳父夺得波兰王位，因为奥地利支持波兰国王的儿子、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Friedrich August，1696—1763）继任；西班牙要收复意大利的、包括那不勒斯西西里等土地；英国要防止法国侵犯汉诺威；普鲁士不仅要保住在于利希贝格的土地，还要占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等等。在这些各怀私欲的强势支持下，卡尔·阿尔布莱希特战胜了奥地利的女大公、卡尔六世的长女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1717—1780） ，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卡尔七世皇帝。然而，由外国力量支持上任的皇帝，缺乏内在的权力基础，因而不仅得不到大多数德意志诸侯的拥戴，没有钱、没有军队，而且还一度失去了原有的巴伐利亚选侯邦土，成为欧洲列强争权夺利的工具。巴伐利亚邦君专制的历史就此走向终点。

二、萨克森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中等等级邦国，萨克森的实力应该说次于巴伐利亚。自1423年起，统治劳西茨、迈森和图林根伯国的维廷家族（Wettiner）通过继承关系，获得萨克森公国的统治权，同时上升为选侯家族。1485年，经过所谓的“莱比锡分裂”之后，维廷家族分为恩斯特支和阿尔布莱希特支。作为长者，前者统治萨克森选侯国和图林根伯国；作为幼支，后者称萨克森公爵并统治迈森边地伯国。1547年，因为在施卡尔马登战役中失败，维廷家族的恩斯特支系失去选帝侯职衔，但保留了萨克森公爵的资格，并继续占有图林根伯国。同时，维廷家族的阿尔布莱希特支系继承萨克森选侯国的统治权利，迈森边地伯国随之并入萨克森选侯国。下面分别叙述萨克森选侯国和萨克森公国的邦君专制确立的情况。

萨克森选侯国，即维廷家族阿尔布莱希特支系的领地，首都在德雷斯顿。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在1651年，经历了战争全过程的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Johann GeorgⅠ，1585—1656，1611—1656年在位）宣布“均子继承权”，欲使他的三个儿子各得一个公国。1656年，在去世前夕，他立下遗嘱，重申均子继承权。据此，三个公国从萨克森选侯国中分出。它们是萨克森-维森费尔斯、萨克森-梅斯堡和萨克森蔡茨。继位萨克森选帝侯的约翰·格奥尔格二世（Johann GeorgⅡ，1613—1680，1656—1680年在位）一心要使萨克森的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并醉心于将德雷斯顿建设成为文化名城，因此对于邦国统一和邦君专制没有兴趣，也未对之采取任何措施。在1660年邦议会上，他甚至同意邦国等级具有抗议权，并放弃了邦君召开等级会议的批准权。他的继任者约翰·格奥尔格三世（Johann GeorgⅢ，1647—1691，1680—1691年在位）继续致力于德雷斯顿的城市建设。虽然他开始组建选侯常备军，创建军官学校，但并没有意识到欧洲历史的主流：国家统一、君主专制。在这样的情况下，邦国等级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一直保有传统特权，掌握着税收批准权和税务管理权。选帝侯对于邦国的统治仍然受到邦国等级的限制。直到1694年号称“强壮者”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上任后，萨克森选侯邦国才开始走上国家统一、君主专制的道路。

从采取的专制措施来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的统治应该使萨克森-波兰成为能够与勃兰登堡普鲁士相提并论的强邦。1694年，在上任的第一年，奥古斯特一世就对选侯邦内的全部领地进行了统计，统计项目包括官员的权利、收入数量和来源、支出渠道和使用情况等等，制成表格，据此了解和掌控邦国官员的经济状况。为了这项工作，选帝侯于1696年专门从哈伯施塔特请来一位犹太人，即著名的银行家、军需后勤、铸币代理和商人B.雷曼（B.Lehmann，1661—1730）。通过雷曼的辅君功劳，通过他的积极活动，犹太人在近三百年前，在1430年被屠杀、驱逐之后，犹太社区重新在萨克森建立并很快得到发展。在基本控制邦国官员之后，1697年，选帝侯离开选侯领地，前往波兰继任国王。在离开萨克森期间，他压制等级贵族的反抗，委任帝国侯爵安东·埃贡（Anton Egon，1656—1716）为选侯全权代表，统治萨克森选侯邦领。安东·埃贡不负奥古斯特的厚望，坐镇首府德雷斯顿，继续控制政府官员，并于1703年设立“审核总会”，作为邦国最高税收机关，绕开必须由等级贵族批准同意的直接税，开始增收间接税，同时对中央及地方的税务弊端进行全面督查。这项措施有力遏制了传统等级的反抗。

1706年，奥古斯特一世从波兰回到萨克森，开始亲自治理邦国。这一年，他设立了枢密内阁，将包括安东·埃贡在内的诸位心腹大臣集合其中，作为邦国权利的执行中心。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枢密内阁的权限不断扩大，最终由权利的执行中心发展成为最高的权利决策机构。从1707年起，他又连续设立了高级审计处和高级审计议团，对邦国的财政经济进行全面的审计和管理；设立战争枢密议会和战争法庭，处理邦国的战争及对外事务；设立矿山咨议会，管理邦国的工场及手工商业。在选帝侯的直接介入下，所有新设立的官吏机构都有忠诚的市民参与，都有一位既忠诚又有能力的总理大臣。在这里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奥古斯特很注重聘用著名专家。除了上面提到的犹太人雷曼和帝国侯爵安东·埃贡以外，他还在1712年邀请当时闻名欧洲的经济学家P.J.马帕格（P.J.Marperger，1656—1730年）来到德雷斯顿，将其聘为宫廷财政议员，接受他的有关重商主义的邦国发展理论。选侯计划曾经以马帕格为主设立一个邦国财政委员会，统管邦国的经济建设。然而，这项计划没有能够像其他邦国机构那样马上建立起来，主要原因在于自1717年起等级贵族联合试图成为贵族的市民，反抗选帝侯的专制主义措施。因为贵族们反抗的切入点是宗教信仰，即他们不仅反对选帝侯为了当上波兰国王而改信天主教（1697年） ，而且反对选侯王子为了继承父位也改变了信仰（1717年） ，接受天主教教义，所以贵族的反抗引起了广泛的、邦国民众的反抗运动。民众反抗的结果是，一方面，计划中的邦国财政委员会直到奥古斯特一世去世后两年，到1735年才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在此以前邦君设立的机构一直不能在实际上发挥作用。邦君专制制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虽然如此，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对于萨克森选侯国的建设作出了许多贡献。

在军事建设方面。1700—1701年间，在选侯全权代理人安东·埃贡的主导下，萨克森选侯邦通过招募，扩充了1682年建立的邦国常备军。1706年，选帝侯从波兰回国后，亲自对这支常备军进行调整，重新组合，目的是使邦国子弟兵在军队中占有主导地位。1712年，选帝侯又组建了一个军事工程团，服务于陆地作战。不仅如此，奥古斯特还于1723年在德雷斯顿建立一所骑士学院，专门训练军事指挥官。以此为标志，萨克森的所谓“奥古斯特军事改革”基本结束。在经济建设方面。1698年，在奥古斯特一世上任不久，就在莱比锡出现了德意志第一家邦国银行，并于1715年出现了一个彩票中心。1722年，选侯政府主持改革萨克森邮政业，使之成为当时德意志帝国中最快的邮递机构。1710年，在选帝侯狂热的支持下，在迈森出现了欧洲第一家磁器制作工场。此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萨克森选侯国拥有了制造镜子、手巾、颜料、地毯等等奢侈品的工场二十余家。萨克森主要城市的建设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拉开帷幕。在司法体系建设方面。1724年，由选帝侯主持编纂的《奥古斯特法典》（Codex Augusteus）在莱比锡出版，同时宣布废止1572年的“邦国法规文献集成”。稍后，在1728年，选帝侯又主持颁布了“邦国议会法规”，进一步地、更广泛地限制传统等级的权利。最后，在对外关系方面。如果说在其他内政方面奥古斯特一世为邦国的强盛建设作出了贡献，那么可以说，在外交关系方-面，他埋下了萨克森-波兰失去与勃兰登堡普鲁士竞争潜力的隐患。

早在波兰执政期间，自1704年起，奥古斯特就开始活动，让他的儿子娶皇帝约瑟夫一世的女儿为妻，以便联合对抗日益强大的普鲁士。当然，对抗普鲁士只是能够摆到桌面上的理由。在桌面之下，他还有另外一个设想，这就是，萨克森选帝侯想在哈布斯堡男性绝嗣以后，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1711年，皇帝约瑟夫一世去世后，奥古斯特一世以选帝侯的身份，作为帝国的代理人，临时主持帝国工作（4月17日至10月12日）。在此期间，争夺皇位的斗争几近白热化。争夺的一方是法国、英国及巴伐利亚、科隆等德意志强势诸侯，他们支持巴伐利亚的卡尔·阿尔布莱希特继任；另一方是哈布斯堡家族，他们推举的是约瑟夫一世的弟弟、家族的唯一男性继承人卡尔（后来的卡尔六世）。在这种情况下，萨克森选帝侯为了自己而站在了违背帝国利益的所谓的中立立场上。后来，在1713年卡尔六世宣布《国事诏书》以后，奥古斯特一世又是为了自己而保持了上不了台面的沉默，尽管当时国际上和帝国中的大多数势力都同意这份《诏书》。这种中立的、沉默的态度，一度使萨克森在国际关系中失去信任。明显的证明就是选帝侯在国际舞台上找不到支持他世袭波兰王位的力量。虽然他的长子最终迎娶了皇帝的长女（1719年） ，但是，这并没有使奥地利就此而为萨克森的利益进行考虑。在1721—1722年萨克森与普鲁士的关税争夺战争中，奥地利没有派兵支援选帝侯，任其败在普鲁士国王的强权之下。在1725年的马格德堡事件中，选帝侯又派兵以皇帝代表的身份前往马格德堡，在那里与普鲁士的国王军队相对峙。从此以后，战争不断的国际形势和不容乐观的国际地位，加之每况愈下的身体肥胖（1726年起）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的晚年统治使他早年推行的专制主义措施越来越明显地流为形式。萨克森选侯国没有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的统治下实现邦君集权，因而从此落后于勃兰登堡普鲁士。

萨克森公国，即维廷家族恩斯特支系的领地，首都在魏玛。这是一个不断分裂、不断复合的公国。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在施马尔卡登战役（Schmalkaldene Krieg）之后，统一的萨克森公国只存在了25年（1547—1572年）便开始分裂。1572年，公国分为萨克森魏玛和萨克森-科堡-埃森纳赫。前者在1603年再分为萨克森-魏玛和萨克森阿尔腾堡，后者在1596年又分为萨克森-科堡和萨克森埃森纳赫。三十年战争期间，公国出现合一倾向。1638年，除阿尔腾堡以外，萨克森公国重新统一。然而在战争末期，在1640年，萨克森公国又一次一分为三：萨克森-魏玛、萨克森-哥塔和萨克森-埃森纳赫；1644年，萨克森埃森纳赫再被前两者瓜分。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分裂后的萨克森公国继续分裂：一方面，1672年，萨克森-魏玛分为萨克森-耶拿和萨克森埃森纳赫，1741年两者重新合一为萨克森-魏玛公国；另一方面，1681年，萨克森-哥塔分为萨克森-哥塔-阿尔腾堡、萨克森-迈宁根和萨克森科堡。这种分裂局面一直持续到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可想而知，在领地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萨克森公国的邦君专制无从谈起。

最后一位萨克森魏玛公爵是恩斯特·奥古斯特一世（Ernst AugustⅠ，1688—1748，1707—1748年在位）。1741年，由于得到埃森纳赫的统治权，因而宣布成立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大公国（至1903年） ，同时颁布“长子继承法”，宣布大公国不可分割，永不分裂。在此以前，恩斯特·奥古斯特就开始在公国内推行专制主义政策。1728年，他解散了枢密咨议团，模仿法国政治，建立内阁，将公国事务的决定权通过内阁掌握在自己手中。表面看来，萨克森公国将由此走上邦君专制的道路。然而，实际上，公爵的专制措施遭到公国等级的强烈对抗。1746年，埃森纳赫等级代表交给公爵一份备忘录，严辞抗议公爵对于传统等级权利的侵犯。尽管恩斯特·奥古斯特一世实行强硬的独裁统治，但是专制主义制度仍然不能在萨克森公国得到确立。这位萨克森公爵的去世结束了邦君与等级之间的尖锐冲突，同时结束了萨克森公国建立邦君集权制度的尝试。

三、汉诺威

汉诺威公国，即不伦瑞克-吕内堡卡伦贝格公国，因为卡伦贝格公爵于1636年将宅邸搬到汉诺威城而如此简称。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中等等级邦国，汉诺威公国的实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次于萨克森。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的时候，出身于卡伦贝格家族（Calenberger）的路德派信徒的恩斯特·奥古斯特（1629—1698年）被升为主教，1662年被选为奥斯纳布吕克教区主教。1679年，身兼教会职务的恩斯特·奥古斯特又继承长兄的爵位，成为不伦瑞克-吕内堡卡伦贝格公爵，或称汉诺威公爵。

恩斯特·奥古斯特公爵的统治使汉诺威走上了邦君专制的道路。为了实现邦君集权，他采取了明确的内政和外交措施。对于内政，公爵首先在上任之初建立内阁，将少数几位心腹大臣集中于内阁，统掌公国的财政预算和军队事务。同时，他改组了枢密院，使之作为公国的最高咨议机关和最高监管机关，直接对邦君负责。在枢密院之下，公爵还设立了几个专业管理机构，如负责司法的总理府、负责财务的财政部、宗教部、战争部等等。在这个基础上，他于1680年制定政府规章，使各个部门均有严格规定的职权范围。至此，汉诺威公爵基本集中了公国的统治大权。稍后，在1682年，恩斯特·奥古斯特公爵颁布了“长子继承法”，宣布公爵家族的领地不可分割，永不分裂。据此，他的长子格奥尔格·路德维希（Georg Ludwig，1660—1727）作为唯一的继承人，在继位后不久，就于1705年将家族的全部领地统一起来，成为整个不伦瑞克-吕内堡-卡伦贝格格鲁本哈根-策勒的唯一统治者。他的其他儿子，除了最小的一位在英国封受公爵以外，另外四位均在皇帝军队中担任军官，其中三位死在战场。在外交方面，恩斯特·奥古斯特公爵的主要目标是为卡伦贝格家族获得选帝侯资格。

如前已述，迄1623年，神圣罗马帝国已有八位选帝侯。恩斯特·奥古斯特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九位选帝侯，是因为他与英国、与普法尔茨的姻亲关系。早在成为汉诺威公爵之前，在1658年，恩斯特·奥古斯特与普法尔茨选帝侯、波希米亚国王弗里德里希的女儿成婚，新娘的外祖父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Ⅰ，1566—1625，1567—1625年在位） ，新娘本人后来于1701年被宣布为英国王位继承人。由于这层关系，即公爵的妻子是英国王室继承人，汉诺威在17世纪的几场欧洲战争中都是举足轻重的势力。也是由于这层关系，即他的岳父是普法尔茨选帝侯，1689年，借助普法尔茨选侯家族绝嗣、欧洲强国争夺选侯继承权之机，汉诺威公爵恩斯特·奥古斯特开始与皇帝利奥波德一世谈判，要求获得选侯资格。1692年，在战争的紧要关头，皇帝同意将汉诺威公国上升为选侯国，恩斯特·奥古斯特是第一位汉诺威选帝侯。1708年，汉诺威的选侯资格得到帝国议会的承认。

伴随着选侯资格的获得，汉诺威的国家结构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此实行的不是邦君专制，而是邦君—等级二元政治。就是说，除了符合于那个时代的君主专制政治以外，过去的等级权利仍然在汉诺威合法地存在。一方面，在选帝侯格奥尔格·路德维希（1714年起为英国国王乔治一世）统治时期，选侯邦国的主要领地陆续地以卡伦贝格为核心统一起来。1705年，不仅原来的吕内堡-策勒格鲁本哈根并入卡伦贝格，而且还扩增了萨克森劳恩堡。1715年，凡尔登和不来梅两个公国也被并入卡伦贝格。以卡伦贝格领地为基础，根据其前任于1680年制定的政府规章，选帝侯于1711年设立邦国最高上诉法院。稍后，又于1714年设立五大中央机关，即枢密议政委员会、财政部、司法处、宗教局和战争事务署。此外，还设立了“德意志总理府”，专门负责汉诺威与伦敦之间的联系。君主中央集权的意志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特别在选帝侯兼任英国国王以后，汉诺威的主要领地基本实行自治，地方高级等级贵族与选侯宫廷及中央政府机关的矛盾逐渐减少。在此，军队是主要因素。

与其他德意志邦国相似，汉诺威也是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兵士和军官主要来自公国的核心地区卡伦贝格。如前述，选帝侯的儿子们直接就是军队统率。1705年，在选帝侯格奥尔格·路德维希整顿政府机构的同时，邦国军队也随之扩大并得到加强。但这个时候的汉诺威军队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仅仅以皇帝军队的同盟者身份投入战争，如投入反土耳其战争，而更多的是以英国联军的姿态出现在战场上，如连续出现在西班牙继承战、波兰继承战、奥地利继承战，以至出现在英国的美洲战争和东印度战场上。可想而知，这样一支军队不是中世纪式的邦国等级议会可以维持和加强的，它已经被纳入近代国家结构之中。1803年汉诺威选侯国被法国人推翻的时候，其军队也被解散。大部分军官和士兵随着选帝侯到了英国，成为英国国王的德国军团。

四、符滕堡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邦国之一，符滕堡的邦君专制开始于三十年战争以前。1495年，在沃姆斯帝国议会上，符滕堡伯国上升为公国。同一年，第一位公爵埃伯哈德一世（EberhartⅠ，1445—1496，1495—1496年在位）制定了第一份公国法规。根据这份法规，公爵拥有公国的最高统治权，各类公国等级都要服从公爵的权利。然而，因为不愿放弃传统权利，自1498年起直到16世纪前期，等级贵族基本上从未间断地武装反抗公爵专权。1514年，在镇压农民的“穷人康拉德”起义的过程中，由于得到等级贵族的支持，公爵乌尔利希（Ullrich，1487—1550，1498—1550年在位）颁布《图宾根条约》（Tübinger Vertrag） ，承认等级贵族的特权，确定只有在等级同意的前提下，公爵才可以进行战争和征收税款。《图宾根条约》的有效性一直持续到1806年。显然，这份条约是此后符滕堡邦君专制的主要限制。

宗教改革运动波及符滕堡以后，公爵路德维希（Ludwig，1554—1593，1558—1593年在位）带领臣民接受了路德派信仰，迫使坚持天主教信仰的等级贵族迁出邦国。邦国等级的势力因此而被严重削弱。1559年，公爵主持编纂《教会大章》（Groe Kirchenordnung） ，汇编并扩充迄今为止的公国法规和教会法规，使公爵的权利在法律的基础上得到加强。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公爵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Ⅰ，1557—1608，1593—1608年在位）开始在政治上进一步剥夺邦国等级的参与权，在经济上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成为早期专制主义的代表。

然而，三十年战争期间，几次大的战役在符滕堡公国领地上展开，并且自1628年起，在公国的领地上，外国的军队长期驻扎。这使符滕堡成为遭受战争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三十年战争之后，虽然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符滕堡恢复了战前的领地规模，经济与管理机构得到重建。但是，有两种情况使邦国等级的势力开始加强。一种，三十年战争之后，战争局势并没有完全改变，符滕堡公国几乎不能避免地被卷入法国“重并政策”的扩张战争及其他战争；另一种，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公国的中坚力量来自新教贵族和市民联盟。在这种情况下，符滕堡邦君专制所对应的是新的邦国等级，即新教贵族与市民，甚至还有农民参与的联合等级。邦国等级议会差不多每两年召开一次，早期邦君专制告一段落。

1677年，弗里德里希·卡尔（Friedrich Karl，1652—1698）受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委托，辅佐未成年的埃伯哈德·路德维希（Eberhard Ludwig，1676—1733，1677—1733年在位）公爵统治符滕堡。他受托的统治目标是将公国的全部力量集中起来，以对抗法国越来越强大的扩张势头。面对法国军队的强大攻势，在连续三次遭受法军蹂躏之后（1688年、1692年和1693年） ，摄政公爵决定向法国支付巨额古尔登，购买和平。但是，邦国等级不同意提供如此巨大的款项，他们反对公爵政府不经他们的同意而孤意向法国媾和。此时，1693年，17岁的埃伯哈德·路德维希开始亲政，同时重新开始了符滕堡的邦君专制主义统治时期。

1699年，年轻的公爵召开邦国等级全体议员大会，意在建立邦国常备军。此次会议之后，符滕堡邦君基本不再召开邦议会，邦国大事由直接对公爵负责的邦国等级常设委员会进行决策。1724年，在法国军队的压力之下，经过激烈的争执之后，等级贵族终于同意公爵组建一支公国军队。虽然这支军队非常弱小，但是，它标志着符滕堡邦君在集权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符滕堡的专制主义历程并没有就此进行下去。新任公爵卡尔·亚历山德（Karl Alex and er，1684—1737，1733—1737年在位）是天主教徒，在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同时，难免使等级贵族收回或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某些特权。为了在经济上摆脱等级贵族的挟制，卡尔·亚历山德公爵在宫廷犹太人、财政家奥本海默（Oppenheimer，约1698—1738）的帮助下，不是通过重商主义政策而是通过金融活动，迅速地积累起资本，在财政上独立于邦国等级。公爵的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了两个恶果。一个，出现了狂热的反犹浪潮。1738年，在公爵死后的同一年，奥本海默被酷刑后吊死，许多犹太社区遭到野蛮的攻击和屠杀。另一个，几乎社会各个阶层都支持邦国等级反对邦君。符滕堡邦君试图专制的历史就此结束。

五、梅克伦堡

梅克伦堡在1348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直属公国之后，像中世纪的其他公国一样，长期没有确定继承权利法，公国的统一与分裂视公爵继承人的情况而定。当在任公爵只有（只剩下）一个儿子，或只指定一位继承人的时候，公国的领地被统一起来，否则便出现分裂。分裂后的诸位公爵在官方文献上仍然称为“梅克伦堡公爵”，相互之间的区分只是根据公爵所居的地名在话语中、在民间出现，在官方文本上并无区别。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约翰·阿尔布莱希特一世（Johann AlbrechtⅠ，1525—1576，1547—1576年在位）统治梅克伦堡的大部分地区。1546年，施马尔卡登战争爆发后，他带领军队支援皇帝的天主教信徒，因此于1547年得到皇帝卡尔五世的奖赏。虽然如此，在1549年的邦议会上，他还是宣布梅克伦堡的全部领地接受路德派信仰，并于1550年参与德国北部的新教联盟，与天主教皇帝相对抗。他的儿子约翰七世（JohannⅦ，1576—1592年在位）和孙子阿道夫·弗里德里希一世（Adolf FriedrichⅠ，1588—1658，1592—1628/1631—1658年在位）继续他的反抗天主教皇帝的立场，结果在三十年战争中，皇帝费迪南德二世剥夺了公爵家族的统治权利（1628年） ，将梅克伦堡赐予皇帝军队的大将瓦伦斯坦。直到1631年在瑞典军队的帮助下，梅克伦堡诸位公爵才基本收回了家族领地。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梅克伦堡公国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不仅皇帝和瑞典的军队长期在这里施威强暴，而且普鲁士和俄国的势力也不断在这里施加影响，公国中的许多纠纷都需要外力进行调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01年。

1692年，早于1663年改信天主教的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一世（Christian LudwigⅠ，1623—1692，1658—1692年在位）无嗣而终。他的侄子，即第四个弟弟的儿子继任公爵，是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Ⅰ，1675—1713，1692—1713年在位） ，住在什未林。三年后，在1695年，他的第五个弟弟继承自己岳父的遗产也成为梅克伦堡公爵，即阿道夫·弗里德里希二世（Adolf Friedrich，1658—1708，1695—1708年在位） ，住在屈斯特洛夫。此时，梅克伦堡历史上不断发生的事情再次发生：两位公爵争夺领土。为了得到屈斯特洛夫，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准备动武。后来，经过六年的艰苦谈判，叔侄俩人于1701年在汉堡达成协议，平分梅克伦堡的全部领地。这就是所谓《汉堡继承协议》（Hamburger Vergleich）。据此，梅克伦堡公国永久地分为两部分，即梅克伦堡-什未林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两者都实行长子继承制。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及其家族直系子孙统治以汉堡或德米茨为中心的什未林领地，阿道夫·弗里德里希二世及其子孙统治以施特雷利茨或诺伊勃兰登堡为中心的施持雷利茨部分。

首先，在什未林，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公爵死后无子。他的弟弟卡尔·利奥波德（Karl Leopold，1678—1747，1713—1747年在位）继承爵位。在卡尔·利奥波德公爵统治时期，在梅克伦堡什未林公国出现了一个邦君与等级斗争的、由帝国出面调解的下述事例。这个事例同时说明了外国势力在德国邦君确立专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与其他试图确立君主专制的德意志邦君不同，影响卡尔·利奥波德的不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而是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KarlⅫ，1682—1718，1697—1718年在位） ，后者曾为了维持国家在三十年战争及之后获得的强权地位而先后征服丹麦和波兰，并重创俄国彼得大帝的军队。卡尔·利奥波德非常崇拜这位国王，将他看作是专制主义强权政治家，是值得自己效仿的榜样。据载，在执政期间，他不仅效法瑞典国王的政治风格，而且模仿他的衣饰行为和说话表情，因此有“卡尔十二的猴子”的蔑称。

在瑞典政治的影响下，卡尔·利奥波德确定的统治目标是确立邦君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的主权政治。为此，他首先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要以此为基础，面对外国的过境军队彰显梅克伦堡什未林的公国主权。当时正值北方战争时期。什未林不仅是东来西往的瑞典和俄国军队的主要过往和驻扎地，而且还是主要战场之一。早在他上任之前，在1708年，他的哥哥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颁布了一份《消费税收法》（Consumptions-und Steuerordnung） ，剥夺了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的免税权，同时宣布解除农民对于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之成为自由的永佃农，并允许用货币替代劳役。这项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公国的财政从三十年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并应付正在进行的北方战争，但由于教俗贵族的反对而没有得到落实。1713年卡尔·利奥波德继任后，开始采取强硬措施，以图实施这项税收法规。

在其采取的一系列强硬措施之中，后果最严重的是他与俄国的彼得一世（PeterⅠ，1672—1725，1682—1725年在位）缔结盟约。1716年，双方商定，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支持北方战争中的俄国，反对瑞典；俄国沙皇支持公国实行邦君专制主义措施，反对等级特权。联盟的保证是公爵迎娶俄国公主。由此，卡尔·利奥波德一方面将刚刚建立起来的军队投入与瑞典作战的战场，另一方面在俄国军队的支持下强迫等级贵族放弃免税特权，缴纳军用税，镇压在贵族鼓动下的罗斯托克市民叛乱。然而，反抗的等级贵族获得英国的支持。因为他们的领袖人物是自1709年起担任汉诺威选帝侯的首席大臣的伯恩施托夫伯爵（von Bernstorff，1649—1726） ，而汉诺威自1714年起就是与英国的合君国。如此一来，梅克伦堡-什未林公国的邦君与等级之间的冲突引出了俄国与英国的对立，公国内部的争执成为国际事务。1716年冬天，俄国的军队驻进什未林，冯·伯恩施托夫伯爵的领地遭到残酷蹂躏。于是，他带领着等级贵族们向帝国的维也纳政府、向英国的伦敦政府提出控诉，控诉卡尔·利奥波德公爵违背传统的帝国法，剥夺等级贵族的自由，控诉他在公国内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717年，皇帝卡尔六世对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发布“裁决令”，责令下萨克森帝国行政区的领袖、兼为英国国王乔治一世的汉诺威选帝侯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剥夺该公爵的爵位、财产和统治权利，1719年执行。根据皇帝的命令，汉诺威和普鲁士接管梅克伦堡什未林的统治，前者为之派出八名官员，后者派出四名。卡尔·利奥波德试图组织反对贵族垄断市场的小城市市民和反对贵族奴役的广大农民，并以免税为条件联合教会力量，对抗皇帝的裁决。但是，在汉诺威和普鲁士的压制下，公国内部对于公爵的支持力量难以抵抗外部的影响力。1727年乔治一世去世后，皇帝的裁决令被解除，但帝国宫廷法院于1728年宣布卡尔·利奥波德的弟弟继任公爵，即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二世（Christian LudwigⅡ，1683—1756，1728—1756年在位） ，废除了卡尔·利奥波德的公爵职位。普鲁士的四位官员直到1787年才撤离梅克伦堡。

在遭到皇帝的“裁决”之后，梅克伦堡什未林公国进入政治分散和行政瘫痪的状态。公爵的权利受到严格的限制，民众的负担由于支付执行裁决令的费用而额外加重，确立邦君专制制度无从谈起。1755年，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二世公爵与邦国等级贵族签署了《邦国依法继承协议》（Landesgrundgesetzlicher Erbvergleich） ，巩固了等级贵族的传统权利，致使邦国的落后状况一直持续到1918年君主制解体。

其次，在施特雷利茨，1708年，公爵阿道夫·弗里德里希二世立下遗嘱，宣布他的长子继承爵位。这就是阿道夫·弗里德里希三世（Adolf FriedrichⅢ，1686—1752，1708—1752年在位）。由于一直没有儿子，1748年，已经62岁并身患重病的阿道夫·弗里德里希三世与他的妹夫、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二世商议，通过一条秘密条约将梅克伦堡的两个分公国合而为一，希望借此能够建立统一的梅克伦堡公国。但是，由于等级贵族的强烈反对，这份条约没有正式生效。

1752年，阿道夫·弗里德里希三世去世，他妹夫的军队进入施特雷利茨，试图以实际行动使1748年的秘密条约生效。此时，等级贵族又掀起了强烈的反抗浪潮，反抗什未林公爵统治施特雷利茨。他们将无嗣公爵的同父异母弟弟的儿子拥上爵位，这就是阿道夫·弗里德里希四世（Adolf FriedrichⅣ，1738—1794，1752—1794年在位）。新公爵上任不久，于1755年，签署认可了什未林公爵与等级贵族签署的《邦国依法继承协议》。至此，梅克伦堡的两个公国都有了一份共同的、邦国等级性质的法规；它结束了公爵集权的权利要求和政治愿望，巩固了邦国等级的势力，致使梅克伦堡的邦国等级直到1918年以前都掌握着传统的权利。

第二编　启蒙运动与开明专制

第四章 德国的启蒙运动

德国的启蒙运动，或称德意志启蒙运动，在整体上可以分为文化运动、宗教评判和政治改革三种倾向，或者说，德国启蒙运动者在这三个方面为欧洲启蒙运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文化运动，在此特指德国北方的启蒙文化活动，以哈勒和哥廷根等大学、柏林知识市民聚会以及魏玛公爵宫廷为代表性活动场所，德国启蒙思想家的成就构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部分。宗教评判，即对于基督教和宗教信仰的重新认识，德国启蒙思想家的信仰理念、宗教宽容思想和天主教启蒙在欧洲启蒙运动中独具特色。政治改革，在此作为开明专制主义的代义词，是启蒙运动在德国的、不同于在法国和英国的独有结果。在法国，启蒙运动为资产阶级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英国，这场运动也为传统社会发生深层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由；而在德国，启蒙运动的倾向之一就是Aufgeklrter Absolutismus，启蒙专制主义，即开明专制。

第一节 北方诸邦的启蒙运动

一、德国的启蒙世界观

什么是启蒙（Aufklrung） 作为一场欧洲规模的运动，德国思想家有自己的解释。在1783年《柏林月刊》（Berliner Monatsschrift）提出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之前，在1780年，巴伐利亚史学家、慕尼黑教堂牧师劳伦茨·冯·维斯腾利德（Lorenz von Westenrieder，1748—1829）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启蒙“就是清除眼前的某些佑护和遮蔽，在理智和心智中给光明一个位置，使之照亮、温暖和进入真理和秩序的领域。这是由真正幸福的人们决定的领域。”三年后，即在《柏林月刊》征集答案的时候，著名哲学家、柯尼斯堡大学教授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给出的答案是：“启蒙就是人类摆脱咎由自身的不成熟状态的过程。不成熟状态是指不经他人的引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咎由自身是说不是因为缺乏理性，而是因为缺乏决心和勇气导致不经他人的引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的状态。Sapere aude！拿出勇气，使用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

与此同时，犹太哲学家、柏林商人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对“什么是启蒙”做出这样的回答：“启蒙”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教育是一个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和进步的过程。另外，“启蒙”还被分为个人的启蒙和公民的启蒙。个人的启蒙，指的是对人的规定性的认识；公民的启蒙，指一种职业性的、社会地位性的学习。后来，在1789年，诗人和翻译家、魏玛出版商维兰德（Christoph M.Wieland，1733—1813）又对“启蒙”进行了通俗的解释。他说：每一个能够分辨出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的人都能够明白什么是启蒙。物体在黑暗中，我们要么看不见，要么看不清楚。一有光明，物体就清晰了。我们看得见也辨得清楚。看、辨别、认识，是人的先天能力。给人以光明，使之发挥先天的能力就是启蒙。摆脱权威，使用理性，引用光明，发挥先天能力等等，这些就是启蒙或启蒙运动的命令（Imperativ）。它普遍地适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宗教和教会，国家与社会，哲学与科学，历史与当代，无一例外”。

通过上述答案可以看出，18世纪的德国启蒙运动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自由的思想活动，另一方面是知识性的教育开化。前者更注重个人的、理性基础上的道德自由。认为传统权威与政治专制等等都属于“遮蔽”的、常给人带来黑暗的事物，天赋理性的光明能够使人透过黑暗，看清真相，这是以康德为代表的在思想界影响很大的观点。后者更注重普通民众通过理性能力而获得知识的过程。认为这个过程是社会进步或人们幸福的必由之路，门德尔松是这种观点的具有代表性的阐发者。无论是思想自由还是教育开化，这里的“启蒙”，指的都是一场文化运动。

作为一场文化运动，欧洲的启蒙运动于17世纪中期在英国兴起以后，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偏向，但从整体上说，其发展过程是，于18世纪前期在法国达到高潮，并于18世纪后期在德国进入尾声。德国的启蒙运动，或称德意志启蒙运动（Die Deutsche Aufklrung） ，可以1688年哈勒大学的法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自编自撰《月谈》（Monats-Gesprche）杂志为开始的标志；18世纪中叶出现了以“德意志的伏尔泰”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为代表的一批启蒙思想家的代表性作品，将德意志启蒙运动推向高潮；1783年，柏林科学院院士、神学家佐尔纳牧师（Johann Friedrich Zllner，1753—1804）为《柏林月刊》征集“什么是启蒙”问题的答案，标志着德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进入尾声。

如果可以说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分别为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奠下了思想基石，那么也可以说莱布尼茨的哲学学说奠定了德国启蒙运动的世界观基础。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出身于莱比锡的一个信奉路德宗的大学教授家庭，曾在莱比锡大学、耶拿大学和阿尔特多夫大学学习哲学、数学和法学等，20岁开始在美因茨大主教宫中任法律研究员和文书。1671年，他以帝国外交官的身份先后前往巴黎和伦敦，结识了当时欧洲著名的思想家；1676年受聘不伦瑞克沃尔芬毕特尔（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公爵图书馆管理员；1700年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统治者的支持下建立普鲁士王家科学院，任第一任院长。作为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莱布尼茨的主要论著包括《学科组合论》（Arscombinatoria，1666）、《法学之教与学的方法新论》（Nova Methodus Pro Maximis Et Minimis，1684）、《形而上学论》（Metaphysische Abhandlung，1686）、《人类理智新论》（Neue Abhandlungenüber den menschlichen Verstand，1704）、《韦尔夫家族与下萨克森史料集》（Scriptores rerum Brunsvicensium，3Bde，1701—1711）、《神正论》（Theodizee，1710）和《单子论》（Monadologie，1714）等等。

就对德国启蒙世界观的影响而言，莱布尼茨哲学的主要观点可以分列三个方面。一方面，潜在天赋观念论。法国的笛卡儿认为，人的心灵生来就有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这是理性的法则。英国的洛克认为，人的心灵生来就像一张白板，经验向它提供精神内容。莱布尼茨赞同笛卡儿的主张，相信人的心灵生来就有天赋观念，同时赞成洛克的观点，认为天赋观念需要感觉经验才能得到。但是，他认为天赋观念不是心灵中的现实存在，不是清楚明白的，而是心灵的潜在禀赋。就是说，潜在于人的心灵中的天赋观念同时需要理性加工和感觉经验才能获得。另一方面，两种真理说。莱布尼茨提出真理有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之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可靠的，其根源在于心灵理性；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不可靠的，其根源在于感性知觉。前者依据的是矛盾律，即真实的对立面是谬误；后者依据的是充足理由律，即事实的对立面如果有充足的理由也是事实。据此，真实存在的世界之所以呈现当前的面貌，是因为上帝有充足的理由来这样创造它。换言之，上帝没有将世界创造成其他的样式，是因为逻辑无矛盾律决定了现实世界的总体结构体现出最大限度的多样性和完美性。因此，现实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第三方面，预定和谐思想。与前两个理论相承继，莱布尼茨将世界的本原归为精神性的“单子”（Monaden） ，单子与单子之间根据预定和谐原则联系在一起。上帝创立了宇宙法则，每一个单子依据上帝的法则独立运动，并与其他单子和谐相处。宇宙就是这样一个由无限多样的、独立且相互联系的单子组成的和谐统一体。在预定和谐的宇宙间，世界和人类向着趋于完善的方向发展。

总之，强调承认情感作用的理性主义、相信充足理由的乐观情绪和人类社会趋向完善的进步信念，这就是莱布尼茨哲学在德国启蒙运动中展现的世界观。

二、德国北部诸邦启蒙文化运动的发展

德国的启蒙运动有“纯粹的北极光”（ein bloe Nordlicht）之称，意思是说，启蒙运动仅仅是德国北方地区的一种文化兴盛现象。在这里，所谓北方，主要指统治者信奉新教的勃兰登堡普鲁士、汉诺威和萨克森等北部诸邦。由此，德国启蒙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哈勒和哥廷根的大学教授、柏林的市民知识分子和魏玛的宫廷官员。相应地，启蒙运动的场地多在大学课堂、定期刊物社、读书俱乐部和沙龙或家宅客厅；运动的思想载体通常是文章、书信和译作；运动的影响直接触及所在地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导致开明专制的现实。

由此，德国启蒙运动的文化成就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哈勒等大学的学术研究、柏林知识市民的思想言论以及魏玛宫廷学者的科学探索和文学创新。

（一）哈勒与德国启蒙运动的兴起

哈勒是德国启蒙运动最早兴起的地方。1680年，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哈勒城由马格德堡大主教区的辖区转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属地。当地居民多数信奉路德宗教义。1690年，莱比锡大学的哲学和法学教授Ch.托马西乌斯由于与学校当局发生冲突来到哈勒，并在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的支持下，于1694年成功地将当地的贵族学校扩建为大学，即弗里德里希大学，简称哈勒大学。托马西乌斯为第一任校长。同一年，哈勒城圣格奥尔格教堂牧师、虔敬主义者A.H.弗兰克（A.H.Francke，1663—1727）受聘第一批教授，并负责组建神学院。1706年，莱比锡大学的哲学教授、莱布尼茨哲学的继承人Ch.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来到哈勒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从此，德国启蒙运动开始呈规模地发展。

托马西乌斯出身在信奉路德宗的莱比锡大学法学教授家庭，毕业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法学专业，27岁开始在莱比锡大学讲授哲学。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托马西乌斯的主要作品包括其自编自撰的《月谈》杂志（1688—1690）和著作《自然法学教程》（Lehrbuch des Naturrechtes，1687）、《理性学说导论》（Einleitung zu der Vernunfft-Lehre，1691）、《伦理学的运用》（Ausübung der Sitenlehre，1696）、《试论精神的本质，或自然科学与伦理学的基础理论》（Versuch vom Wesen des Geistes，1699）及《自然与国家法基础》（Fundamenta iuris naturae etgentium，1705）等。1688年，以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的立场和视角，托马西乌斯在三个方面丰富了德国启蒙运动的文化内容。一方面，基于自然法学的研究，他指出，人类的法律知识来源于自己的理性和经验，而不是直接来自上帝，因为上帝没有将自然法直接地传达给人类，虽然上帝是自然法的终极来源。另一方面，他认为巫术不能影响、更不能左右人和自然界，因为人和自然界所遵循的都是上帝的神圣法则。因此，他呼吁统治者和民众放弃巫术信念，停止迫害所谓的女巫男觋。还有一方面，托马西乌斯主张思想开放的、灵活的学校教育，反对当时在哈勒大学和在他的同事开办的贫儿学校及孤儿院里实行的僵化而严厉的教育方法，指出那样的教育将难以避免地导致学生或儿童固执保守、偏执邪狂。托马西乌斯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德国启蒙运动盛期的知识大众的哲学观念。

Ch.沃尔夫出身在西里西亚一个信奉路德宗的面包师家庭，曾在当地路德宗高级文科中学和天主教耶稣会学校接受初级教育，后来在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物理学和数学，24岁留任莱比锡大学助教。1706年，沃尔夫离开莱比锡，到哈勒大学教授数学和哲学；1711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次年又成为柏林科学院成员。作为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法学家和数学家，沃尔夫的主要著作包括用德文写作的《关于人类理解力的理性思考》（Vernünfftige Gedancken von den Krfften desmenschlichen Verst and es und ihrem richtigen Gebrauche in Erkntnisder Wahrheit，1713）、《关于上帝、宇宙和人类灵魂的理性思考》（Vernünfftigen Gedankenvon Got ，der Welt undder Seeledes Menschen，auch alen Dingenüberhaupt，den Liebhabern der Wah the itmitge the iles，1720）、《关于自然作用的理性思考》（Vernünfftige Gedanken von den Würckungen der Natur，1723） ，以及用拉丁文写作的《理性哲学，或逻辑学》（Philosophia rationalis sive logicamit dem Discursus praeliminaris de philosophiain genere，1728）、《第一哲学，或本体论》（Philosophia prima，sive Ontologia，1730）以及《自然神学》（Theologia naturalis，1737）等等。沃尔夫将莱布尼茨的哲学学说进行了德语化、概念化和系统化，形成所谓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体系”。在德国高校教育史上，沃尔夫是紧随托马西乌斯的又一位用德语授课、撰写讲义的教授。在哈勒大学的哲学课堂上，沃尔夫用德语替代拉丁文，第一次尝试提出了德语的哲学专业词汇，并第一次借助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欧洲哲学将莱布尼茨的哲学系统化，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起发出了先声。通过沃尔夫，莱布尼茨与法国的笛卡儿、英国的洛克一样，为本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进而使德国启蒙运动兼具理性—感性主义色彩，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理性主义区别开来。

A.H.弗兰克出身于吕卑克一个信奉路德宗的法律顾问家庭，曾在爱尔福特大学、基尔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希腊文、东方学、哲学和神学，22岁担任莱比锡城圣保罗教堂的神职。1687年，弗兰克接受并开始践行虔敬派（Pietismus）信仰，因此遭到当地教会的排挤，被迫于1690年离开莱比锡到了哈勒。在哈勒，从1692年起直到去世以前，弗兰克一直是教堂牧师，同时从1694年起兼任哈勒大学教授，先后教授希腊文、东方语文和神学。作为启蒙时代具有影响的神学家、教育家和德国虔敬派典型代表之一，弗兰克的主要活动包括于1695年建起一所贫穷儿童学校、1698年建起一个慈善基金会和一处孤儿院、1705年协助丹麦国王建起一个海外传教组织以及1710年起与英国的“基督教知识促进社”合作建起一间《圣经》印刷所或虔敬灵修出版社。根据虔敬派信仰，弗兰克相信，理性使人们怀疑除了痛苦和死亡以外的任何事物，这无疑是自欺欺人，而情感则帮助人的心灵接近真理。他不知疲倦地践行虔敬派理想，力图通过一系列慈善教育机构彰显和证明虔敬派信徒所享有的精神上的新生。在哈勒大学，弗兰克一边参与修订课程编制，提出和采用创造性的教学法，一边宣扬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虔敬主义唯灵论，从而不仅使哈勒大学成为虔敬派的服事中心和欧洲的虔敬主义学术中心，而且使这所大学成为虔敬主义与早期德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哲学之间的学术争论场所。在弗兰克的影响下，哈勒大学当局强硬地维护虔敬主义，排斥以沃尔夫为主讲的理性主义哲学，沃尔夫因此而在1723年被勒令离开大学和哈勒城。直到弗兰克去世以后，由于大力支持启蒙运动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Ⅱ，1712—1786，1740—1786年在位）进行干预，沃尔夫才于1740年恢复在哈勒大学的教职。

直到18世纪下半叶，哈勒大学都是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中心，当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哥廷根大学。

哥廷根大学的教育实践拓展并完善了哈勒大学创立的大学教学模式，为德国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教育制度方面的内容。1737年，兼任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汉诺威选帝侯格奥尔格二世·奥古斯特（GeorgeⅡAugust，1683—1760，1727—1760年在位）宣布正式成立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简称哥廷根大学。与哈勒大学相同，哥廷根大学建有哲学、神学、法学及自然科学等院系设施，并配备相关的课程。所不同的是，后者提高了哲学院的地位，使之与神学院同位并立，同时取消了神学院对于师生和教学的信仰审查权。在哥廷根，大学从一开始就与教会脱离，信仰与科研脱离。宗教宽容是一项正式的校规，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在教学或听课时受到盘问和刁难。教授们的授课方式包括集中讲课和主持研究班讨论等多种形式。除教学以外，教授们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研究，包括著书立说和科研性及应用性实验。启蒙时期教授们创办的一系列专业刊物，如著名的《哥廷根学报》（Gtingische Gelehrte Anzeigen，1753）等等，不仅是本学科研究成果的部分展现，还是阐发和传播启蒙思想的重要园地。

不能忽略，德国启蒙运动在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以及莱比锡等大学校园里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其影响并没有局限于学术研究领域。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性的民众教育问题是早期启蒙思想家关注的重点。

（二）柏林与德国启蒙运动的兴盛

柏林是德国启蒙运动最兴盛的地方。1640年，后来被称为“大选侯”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从他父亲手中接管柏林以后，马上施行招才引资、宗教宽容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快速地从三十年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元气。在“大选侯”政策的鼓励下，1671年，有50个犹太家庭从奥地利天主教区域来到柏林定居。1685年以后，在“大选侯”颁布的《波茨坦敕令》（Edikt von Potsdam）保护下，又有成千上万的胡格诺逃离法国来到勃兰登堡。其中约4000人（一说6000人）居留拥有1.1万人口的柏林。据统计，在1700年前后，柏林总人口的约20%是法国人。1750年前后，柏林的法国人是6600名。除此之外，柏林城内还有来自东欧和东南欧的波希米亚、波兰等地的移民。1701年在被定为普鲁士王国首都的时候，柏林已经俨然成为国际大都市。在这里，启蒙运动的形式主要是市民知识分子的圈内活动。他们自发地组成诸如“星期一俱乐部”、“星期三协会”等团体，常常以他们主办的出版社为场地，进行频繁的交际、聚会和讨论活动。

“星期一俱乐部”于1749年由瑞士神学家J.G.舒尔泰斯（J.G.Schul the ss，1758—1802）主持组建。参与者主要是当时柏林具有影响的市民知识分子，包括政界官员、法学家、神学家、哲学家、作家、艺术家、医生、书商及政论家等等。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每星期一聚会，不仅仅像其他知识市民的聚会那样在一起读书、研讨知识或学术问题，而且不拘社会地位相互结识、交流思想，阐发不同政见，谈论异己观念。1748年创刊的《博学界批判新闻》（Kritische Nachrichten aus dem Reiche der Gelehrsamkeit）紧密关注并及时报道该俱乐部的言论内容和思想倾向。

“星期三协会”于1783年由柏林教会最高牧师、神学家W.A.泰勒（W.A.Teller，1734—1804）主持组建。参与者主要是普鲁士王国的高层文官和知识分子，包括财政大臣、财政议员、帝国最高法院法官以及诗人、作家、法学家、医生和牧师等等。这是一个“启蒙联谊会”，每星期三聚会，主旨是讨论普鲁士王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并提出改革方案，同时传播和扩大启蒙运动的成就。同年创办的《柏林月刊》是刊载该协会会员发表言论和思想的园地。

18世纪的柏林有多家出版社，其中至少有两家对于德国启蒙文化的传扬和发展功不可没：即伏斯出版社和尼柯莱出版社。伏斯出版社的主要出版人是Ch.F.伏斯（Ch.F.Voss，1722—1795）。这家出版社除了出版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门德尔松、赫尔德（J.G.Herder，1744—1803）的许多作品，印刷启蒙文化杂志（如莱辛的《舞台书汇》，1754—1758年）以外，还出版一份于1721年创刊的、具有很大影响的报纸，即《柏林王家特权报》（Berlinischeprivilegirte Zeitung） ，或称《伏斯报》（Vosische Zeitung）。这是一份刊载和传播德国启蒙文化成就的重要园地。建立于1713年的尼柯莱出版社，其主要出版人是柏林启蒙运动的代表之一Ch.F.尼柯莱（Ch.F.Nickolai，1733—1811） ，因此这家出版社的工作本身就是柏林启蒙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柏林启蒙运动中有两个年份引人注目，一个是1755年，另一个是1781年。

在1755年，被称为“绝无仅有的伟大的思想家”G.E.莱辛发表剧本《萨拉·萨姆逊小姐》（MiSara Sampson） ，并与犹太思想家、拥有“柏林的骄傲”之称的摩西·门德尔松合作出版《蒲柏，一位玄学家！》（Pope，ein Metaphysiker！）。在这一年，门德尔松还出版了另外两部哲学著作，即《哲学讲谈》（Philosophische Gesprche）和《论感觉》（über die Empfindungen）。仍然是在这一年，莱辛及门德尔松与Ch.F.尼柯莱三人开始合作创办杂志，其第一份《德意志美学现状通信》（Briefeüber denitzigen Zustand derschnen Wissenschaften in Deutschland）于同年出版。正是在这一年的前后，莱辛和尼柯莱开始参与“星期一俱乐部”的活动。1755年是柏林启蒙运动进入高峰期的年份。

在1781年，莱辛去世，尼柯莱进行了“启蒙南德之旅”，柯尼斯堡大学哲学教授伊曼努尔·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揭示了人类理性的限度和潜能。德国法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J.莫泽尔（Justus Mser，1720—1794）则发表《论德意志的语言和文学》（über die deut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 ，揭示了“德意志启蒙运动的政治伟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启蒙思想局限性。因此，1781年是柏林乃至德国启蒙运动发展到顶峰的年度。此后，随着1786年门德尔松的去世，随着1796年《柏林月刊》因“威胁社会治安”被查封，随着1798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derich WilhelmⅢ，1770—1840）下令解散“星期三协会”等等如此这般的事情连续发生，柏林的启蒙运动逐步结束。在柏林，莱辛、门德尔松和尼柯莱的思想活动可以展示启蒙运动的文化成就。

G.E.莱辛出身于萨克森一个路德宗牧师家庭，曾在莱比锡大学和维腾贝格大学学习神学、医学和哲学。大学期间，他曾因病辍学，短期在柏林为《柏林王家特权报》撰写评论文章。毕业后，他又多次前往柏林、汉堡等地，与许多当时著名的学者建立联系和友谊。1770年受聘布伦瑞克-沃尔芬毕特尔公爵图书馆馆长。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典型代表。作为美学家、剧作家、戏剧评论家和哲学家，莱辛的主要著作有《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年）、《拉奥孔，或论绘画与诗歌的界限》（Laokoon oderüber die Grenzender Malereiund Poesie，1766）、《汉堡剧评》（Hamburgische Dramaturgie，1767—1768）、《爱米丽雅·迦洛蒂》（Emilia Galoti，1772）、《智者纳旦》（Nathan der Weise，1779）、《人类的教育》（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1780） ，以及在他参与创办的杂志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等等。莱辛的著述中有两个重要观点使德国启蒙运动独具特色：平民悲剧和宗教宽容。自古典时代以来，一般认为，悲剧创造崇高，悲剧角色必须由高贵的人物如国王、英雄等担当。在其创作的市民剧本中，莱辛使悲剧与喜剧双重因素交映成辉，借以发出了后来狂飙突进运动中出现的市民悲剧的先声。另外，自17世纪中叶以来，宗教宽容一般指基督教内部的、天主教与新教各派之间的宽容，除个别地方以外，犹太人和穆斯林在欧洲各国还没有普遍地得到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地位。在其创作的剧本《智者纳旦》中，莱辛使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信徒和睦相处，共论人性、智慧和信仰，从而拉开了开明专制时期出现的宗教宽容政策的帷幕。

M.门德尔松出身于德国南部德绍一个犹太人家庭，14岁跟随一位犹太拉比前往柏林谋生，1761年获得“受保护的犹太人”身份，享有在普鲁士生活的特权，39岁开始经营一家丝绸商行。作为自学成才的启蒙作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犹太教研究者，除了1755年出版的上述三部著作以外，门德尔松的主要著述还包括《哲学文集》（Philosophische Schriften，2Bde，1761）、《斐多，论灵魂不死》（Phdon oderüber die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1767）、《论形而上学的真实性》（Abhandlung über die Evidenz in den metaphysischen Wissenschaften，1763）、《耶路撒冷：论宗教权利与犹太教》（Jerusalem oderüber religise Macht und Judenthum，1783）、《早课，关于上帝存在的讲座》（Morgenstunden oder Voriesungenüber das Dasein Gotes，1785） ，以及在他参与创办编辑的杂志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等等。门德尔松主要在三个领域丰富了德国启蒙文化宝库：在哲学领域，他发扬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并强调感性创造知识的作用；在美学领域，他附声莱辛的许多观点，并强调人类心灵的力量，将美感与情感联系起来；在宗教思想领域，他指出基督教与犹太教各自的局限性，呼吁改革犹太教使之适应所处的文化环境，主张宗教和平共处。门德尔松与莱辛一样，其哲学、美学和宗教观点的基础是启蒙运动的基本理想，即宗教宽容、尊重人性和批判性的学术研究。

Ch.F.尼柯莱出身在柏林一个信奉路德宗的出版商家庭，曾在哈勒的虔敬派学校接受教育，25岁接承父业，经营一家书店。作为启蒙时代著名的出版人、作家和批判思想家，尼柯莱的主要著述包括《少年维特的快乐》（Freuden des jungen Werthers，1775）、《1781年德国和瑞士旅行记》（Beschreibung einer Reise durch Deutschland unddie Schweiz，1783—1796）和《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sche Abh and lungen，1808）等。尼柯莱与莱辛、门德尔松共同创办并编辑了三份可以作为柏林启蒙运动标志性成果的杂志：《德意志美学现状通信》（1755年）、《当代文学通信》（Briefe，dieneueste Literatur betreffend，1759—1765）和《德意志万有文库》（Allgemeinedeutsche Bibliothek，1765—1805）。三份刊物是他们传播启蒙美学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是他们捍卫德国启蒙运动理想的重要阵地。其中，《德意志万有文库》是那个时代德国最重要的评论杂志，它的办刊宗旨是引导德国读者阅读好书，培育有判断力的、超越区域和宗教差异的德意志读者群体。据统计，在发行的40年间，这份杂志评论了八万多部新著，有四百多位作家为之撰写文章，而尼柯莱是它的主编。就思想倾向来说，尼柯莱反对过分抽象、过分情绪化的主观性，不赞同不切实际的先验哲学，不欣赏痛苦的年轻天才。他的作品多是对社会实情的描述，立场在于抨击当时社会上的不良现象，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出版的商业化危险。他坚持认为，写作、著述的目标是大众幸福，而不是哗众取宠。以1781年为界，尼柯莱分别是柏林启蒙运动前期和后期三位核心人物之一。前期的另两位，即莱辛和门德尔松，后期的另两位是图书馆管理员J.E.毕斯特（J.E.Biester，1749—1816）和《柏林月刊》主编F.格迪科（F.Gedike，1754—1803）。

当然，在谈到柏林启蒙运动时，不能忽略身在柯尼斯堡城的启蒙哲学家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出身在柯尼斯堡城一个信奉路德宗的市民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大学学习哲学、自然科学、物理学和数学。22岁开始做家庭教师，1770年受聘柯尼斯堡大学逻辑学和哲学教授。作为德国启蒙运动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康德的主要著作包括《自然通史及天体理论》（A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1755）、《证明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的证据》（Der einzigmgliche Beweisgrund zu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es，1763）、《论美感与崇高感》（Beobachtungen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nen und Erhabenen，1764）以及《论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inte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s，1770）等。自1781年起，康德发表了一系列开创性著作，包括《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1783）、《道德形而上学基础》（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en，1785）、《科学的形而上学的首要原则》（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der Naturwissenschaft，1786）、《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1788）、《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en Vernunft，1793）、《论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1795）、《道德的形而上学》（Die Metaphysik der Siten，1797）和《实用人类学梗概》（Anthropologie inpragmatischer Hinsicht，1798）等。

在许多方面，康德是德国乃至欧洲启蒙运动的总结者。他不仅为这场文化运动概括了定义，如前已述，而且还至少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为之进行了总结。一方面，对于人类各类知识的来源，在法国式理性主义和英国式经验主义以及德国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的基础上，康德认为，人类具有产生于心灵形式结构的、不是心理习惯的先天观念，先天观念在被感觉材料激活的时候，实际上是人类心灵参与知识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先天的分析和后天的综合，而且主要还是先天综合判断；这种判断使我们能够根据心理结构中包含的某些观念，改造并拓展取自感觉材料的知识。人类的知识来源不是单一的。然而，人的认识只能达到现象界，“纯粹的人类知识其范围止于现象世界。”所以，另一方面，对于科学描述的自然界与人类行为的道德要求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科学描述的自然界是现象世界，自在物世界是科学所不能完全描述的；超自然的自在之物，其存在是为了适应人的道德需要。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道德上的自由能力使人能够超越因果。如此一来，人类行为的道德要求与自然的目的性联系起来。康德的学说将德国启蒙思想推上了最高峰，德国的思想文化史从此进入新的时期。

应该注意到，德国启蒙文化运动在柏林通过市民知识分子所展现的内容突出地涉及宗教和政治问题，特别涉及正在崛起的普鲁士王国政治。这是涉及近代德国历史走向的根本性问题。

（三）魏玛与德国启蒙运动的超越

魏玛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发展出现超越的地方。1552年，萨克森公国在短暂的统一期间（1547—1572年）将魏玛建设为首都。之后，经过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代，魏玛已经被建成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化都城。在公爵卡尔·奥古斯特（Karl August，1758—1828）统治时期，这里是德国启蒙运动的重镇。1775年以前，在公爵的母亲不伦瑞克沃尔芬毕特的安娜·阿玛丽娅（Anna A malie，1739—1807）摄政期间，魏玛向着传统的专制统治首府的方向发展。女摄政疏远当时的新潮人物及其思想观念。1775年，卡尔·奥古斯特亲政。在第一年，年轻的公爵就接受家庭教师维兰德的建议，聘任《少年维特的烦恼》（Die Leidendes jungen Wer the rs）的作者就职公国官员。由此开始，被后世誉为“魏玛古典四星”的四位文化名人——维兰德、歌德（J.W.Goethe，1749—1832）、席勒（F.Schiller，1759—1805）和赫尔德——先后来到魏玛，进入“缪斯女神宫廷”。他们在这里长期居住或短期逗留，共同开创了启蒙文化的鼎盛时代。

维兰德出身在符滕堡一个信奉信义宗的新教牧师家庭，曾在图宾根大学学习文学，19岁大学肄业后在苏黎士做自由作家，1769年受聘爱尔福特大学文学教授。三年后，即1772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前往魏玛，担任未来公爵的家庭教师。作为启蒙时代的著名诗人和作家，维兰德是多产作家，其主要作品包括《阿伽通的故事》（Geschichte des Agathon，1766—1767）、《奥伯龙》（Oberon，1780）、莎士比亚的剧本翻译（1762—1766年） ，以及在他自己于1773至1789年主编的《德意志信使》（Der Teutsche Merkur）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等等。同时，作为出版家、杂志编辑和启蒙运动理想的公共代言人，他信奉人类普遍进步的观念，赞同澄明的理性和有节制的情感，传扬人道主义思想，为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文学和文学知识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J.W.歌德出身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曾在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法学，毕业后开办了一家法律事务所，25岁发表成名之作《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年） ，第二年开始就职于魏玛公爵宫廷，初为高级文官，后升为财政大臣、文化大臣。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博物学家，歌德的著作主要有《浮士德》（Faust，1797—1831）、《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Wilhelmmeisters Wanderjahre，1807—1821）和《诗与真》（Aus meinem Leben.Dichtungund Wahrheit，1811—1812） ，等等。

歌德的著述涉及德国启蒙时代的许多重大课题。首先，关于人类知识的界限。主要通过其著述可见，歌德认为，人类的知识很难达到事物的本质，也难以涵盖整个的历史进程，因为关于事物本质和历史进程的知识不是人类可以凭借理性和感觉能够获得的生活知识，而只有上帝掌握，天才也只能偶见一斑，人类不能超越生存其间的、自然界的知识和法则。但是，其次，主要通过其政务工作可见，他认为，人类进步的力量正是在于可以获得的知识，知识能够带来财富，能够带来安全与和平，获得知识是人类原本的不受意志或理性控制的自然力量。所以，第三，主要通过其科研活动可见，他认为，人类知识与自然紧密相关；自然界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宏大的类比对象。自然不断经历着内在变化，变化的过程是内在对立因素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螺旋式上升的推进运动，人类的进步路线也是由内在诸般因素的对立变化而向前螺旋上升式地延展。总之，歌德的对于纯粹主观性的批判，对于人类与自然具有密切关系的信念，对于人性升华的追求等等，表达了德国启蒙运动的最高理想。

J.G.赫尔德出身在东普鲁士一个信奉虔敬派教义的教师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20岁受聘里加一所教堂学校做教师，1776年成为魏玛公爵宫廷的官员，从此定居魏玛，以教学、传教和著述为终身职业。作为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神学家、文学批评家和诗人，赫尔德的主要著述有《近代德意志文学片断》（Fragmenteüber die neueredeutsche Literatur，1766—1767）、《关于语言的起源》（Abh and lungüberden Ursprung der Sprache，1772）、《再论人类发展的历史哲学》（Auch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1774）、《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1791）和《纯粹理性批判的元批判》（Metakritik zu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99）等等。

赫尔德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切入其关于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他认为，世界是拥有多样性的统一体，世界历史由多样性内在的各种矛盾构成；人类历史的进步以矛盾冲突为基础、为推动力量；人类理性的胜利表现为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发展，并表现为言行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获得。基于这些观念，赫尔德强调，人类的社会结构类似于人类的肌体组织，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因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不可以抽象、简化为某种共同的、普遍的理想。他指出，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其历史深层的内容赋予自身文化以独特的语言、天才和思想形式，因此，思想家的方法论必须借助直觉和想象机能，而不是单单地依靠理性。从这个角度，赫尔德反对将历史学以及哲学、美学、艺术等等的创作价值，简约成普遍的理性法则，他主张在充满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人类生活中，真实地表达人们的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描述其具体的体验状况。

席勒出身在符滕堡一个信奉路德宗的市民家族，曾在符滕堡军事学院学习医学和哲学医学，即关于人体的学科，并接受过严格的军事教育，21岁开始做随军医生，1789年受聘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作为著名的剧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席勒的主要著作有《强盗》（Die Ruber，1781）、《阴谋与爱情》（Kabaleund Liebe，1784）、《欢乐颂》（Andie Freude，1786）、《三十年战争史》（Geschichtedesdreiigjhrigen Krieges，1790）、《审美教育书简》（über dies the 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1795）、《华伦斯坦》（Wallenstein，1799）以及《威廉·退尔》（Wilhelm Tel ，1803—1804）等等。对于德国的启蒙运动来说，席勒两次逗留魏玛（1787—789年和1799—1805年） ，其作品以及与歌德的合作都充分表现了象征启蒙运动最高理想的、在世界范围内追求人类尊严和自由的精神。

席勒与维兰德、歌德及赫尔德等人一起，在把德国启蒙文化运动推向高峰的同时，开启了新的文化时代。从这个角度上说，德国的启蒙运动没有出现衰落，它的终结只是新形式的文化运动的开端。

不难看出，德国启蒙文化运动在魏玛宫廷的支持下不仅不限于学术讨论，不限于阐发言论，而且在很多方面实际性地尝试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想。在这里，启蒙运动迅速地超越了自身的“命令”（Imperativ） ，理性结合感情首先在文学领域引发狂飙突进，进而将德国的思想发展史推向新的里程。对此将在第十一章述及。

三、德国启蒙思想家对于宗教的评判

与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德国，启蒙运动的理想是人类幸福和历史进步；启蒙思潮的主流是理性替代启示、哲学替代神学以及自然宗教替代教条宗教、现世幸福替代死后荣耀等等。不完全相同的是，在德国，运动的主潮流拥有更大的、更多的支流。思想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表现得更为突出。德国启蒙思想家对于宗教的评判清晰地表明了这种情况。

对于宗教的评判，以基督教为中心的宗教评判，在启蒙理性观念的范围之内，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接近于自然神论（Deismus） ，持这种观点的人数不多，但影响持久。代表人物是东方学专家莱马鲁斯（H.S.Reimarus，1694—1768）。另一种，批判地研究《圣经》与宗教，承认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相信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这是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代表人物可推神学家塞姆勒（J.S.Semler，1725—1791）和教会史家阿尔诺德（G.Arnold，1666—1714） ，后者对于宗教历史的批判研究得出悲观的结论。还有一种，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不惜退出启蒙运动，哲学家哈曼是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人物。

H.S.莱马鲁斯出身于汉堡一个正统的路德宗家庭，曾在耶拿大学和维腾贝格大学学习哲学、神学和语言学，28岁担任维腾贝格大学哲学讲师，1727年起在汉堡文科研究中学教授希伯来语及东方学。作为自然神论者和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莱马鲁斯的主要著作包括《论自然宗教的首要真理》（Die vornehmsten Wahrheiten der natürlichen Religion，1754）、《理性学说》（Vernunftlehre als eine Anweisung zumrichtigen Gebrauchder Vernunft inder Erkenntnis der Wahrheit，1756）、《对动物本能的一般考察》（Algemeine Betrachtungenüber die Triebe der Thiere，1760） ，以及从1735年开始撰写、1767年完成、1814年完整出版的《为上帝的有理性的崇拜者辩护》（Apologie oder Schutzschrift für die vernünftigen Verehrer Gotes）等等。与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一样，莱马鲁斯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足以揭示宗教真理，他断言只要运用自身的能力思考世界和生命的意义，便能够理解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等宗教真理。同时，与其他自然神论者相似，莱马鲁斯否认存在任何奇迹和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并且，与正统神学家基本一致，他极力为启示存在的可能性进行辩护。由此，他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观点引起多方面的攻击。启蒙学者认为，莱马鲁斯主张的是清除了奇迹和神秘成分后的启示宗教；自然神论者认为，他利用自然宗教为启示宗教辩护；正统神学家认为，他实际上是在抨击启示宗教。当然，莱马鲁斯对于《圣经》和耶稣的观点也引起许多学者的肯定和赞同，认为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教义。根据莱马鲁斯的所谓新的教义，耶稣不是神而是人，是历史人物，是历史中的一位革命者、民众领袖。据此，耶稣成为基督，基督教信仰的产生是使徒们的工作结果。使徒们将最初的启示改造成为神秘宗教，他们的著述和学说形成了基督教会的主要教义。莱马鲁斯的耶稣观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以“新教义”（neuere Formgeschichte）著称的《圣经》历史批判学派。

J.S.塞姆勒是“新教义”《圣经》历史批判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塞姆勒出身在哈勒一个信奉虔敬派教义的路德宗牧师家庭，曾在哈勒大学学习神学，毕业后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1752年开始担任哈勒大学的神学教授。作为启蒙神学家，塞姆勒的主要著作包括《轻松使用中世纪国家与教会史料的尝试》（Versuch，den Gebrauch der Qulen in der Staats-und Kirchengeschichte der mitlern Zeiten zu erleichtern，1761）、《论基督徒的历史、社会和道德的信仰》（Ueber historische，geselschaftliche undmoralische Religion der Christen，1786）、《基督论与救赎论，附导言、评注和索引》（Christologieund Soteriologie，Mit Einleitung，Kommentarund Register，1787）和《教会元纪史新论》（Neue Versuchedie Kirchenhistorie der ersten Jahrhunderte mehr aufzuklren，1788）等等。通过对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和《圣经》评注，塞姆勒确信《圣经》提供的教义是历史状况的反映，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法则，他因此主张将信仰与知识区别开来，认为了解基督教的历史知识有助于信徒接近永恒不变的法则，进而完善信仰。针对莱马鲁斯的观点，塞姆勒虽然曾著文《回应无名作者专论耶稣及其门徒之宗旨之随笔》（Beantwortung der Fragmenteeines Ungenanten insbesondere vom Zweck Jesu und seiner jünger，1779） ，阐发单凭理性不足以支撑宗教信仰的理由，但是，他还是赞成把耶稣当作历史人物进行研究，并由此详细考察了《圣经》自产生到18世纪的演变过程，提出了宗教随环境、文化以及时间等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塞姆勒用理性、批判、历史考证等启蒙时期的常用方法，分析和研究正统宗教，认为宗教信仰同时需要外在的公开崇拜和内在的虔诚冥想，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开。另外，与当时大多数怀有启蒙观念的人一样，塞姆勒在坚守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不是将《圣经》看作是唯一的启示，而是尝试着将基督教信仰与世俗世界观结合起来。在此应该提到，在塞姆勒之前，在对基督教历史的批判性研究中，神学家阿尔诺德的启蒙悲观情绪已经产生了影响。

G.阿尔诺德出身于图林根一个拉丁学校教师的家庭，曾在维腾贝格大学学习神学，23岁开始做家庭教师。1697年，他受聘带有虔敬主义特色的吉森大学，同年辞聘。此后，他的主要工作是牧师和自由作家。作为启蒙神学家，阿尔诺德的代表作是《无党派的教会与异端史》（Unparteyische Kirchen-und Ketzer-Historie，1699—1700）和《神圣智慧的奥秘》（Das Geheimnis der gtlichen Sophia，1700）。在他看来，基督教的历史是不断衰退的历史，导致衰退的因素包括理性神学、教会制度化、教会与国家的合作关系等等。阿尔诺德认为，基督教历史的衰退从最初的大公会议开始，经过教义信条之争，特别经过从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Ⅰ，约250—337，306—337年在位）开始的世俗政权介入教会生活之后，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全面地衰退。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一度使基督教获得新生。但是，新的衰退过程由于新的大公会议、新的教义信条之争、新的世俗政权的介入等等而再度迅速展现。针对教会历史的不断衰退，阿尔诺德描述了“真正的教会”（Unparteyische Kirche）形式，认为在“真正的教会”中，没有神职人员，没有神学、教义、礼拜仪式以及与世俗政权的各种关系等等。“真正的教会”不会衰退，因为它是由获得新生的信徒所组成的无形共同体，是非制度化的集团。因此，真正的宗教信仰只是个人的事情，只是个人的内在精神与上帝的交通过程。真正的信徒会遵守高尚的道德要求，正直的行为反映内在的精神荣光。就这些观点而言，阿尔诺德的主张与宗教事务上的自由思想背道而驰。但是他对基督教历史进程的衰退性诠释属于启蒙运动时期常见的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悲观评价。除此之外，他所使用的内心之光、直觉知识等等概念也属于一个在德国启蒙运动中至关重要的思想流派，这个流派的影响超越了宗教领域，直接对启蒙运动后期出现的一代德国文化精英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J.G.哈曼（J.G.Hamann，1730—1788）出身于柯尼斯堡一个信奉路德宗虔敬派的市民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大学学习神学、法学、语言文学和哲学，22岁时辍学做家庭教师，后任职于一家商贸企业。哈曼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曾做过律师秘书、关税站翻译、海关仓库管理员和报刊编辑等等，晚年得到一笔比较高的学术赞助费。作为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保守主义代表，哈曼的主要著述包括《思考我的经历》（Gedankenüber meinen Lebenslauf，1758）、《纪念苏格拉底》（Sokratische Denkwürdigkeiten，1759）、《语文学想法与疑问》（Des Riters von Rosencreuzletzte Wilensmeynungüberden gtlichen und Menschlichen Ursprung der Sprache，1772）、《理性纯粹主义元批判》（Metakritiküber den Purismus der Vernunft，1784）等等，以及大量的书信。哈曼早年自学哲学，与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伊曼努尔·康德一起参与当地的启蒙运动。1756年以后开始质疑及至反对启蒙思想，退出启蒙运动，并对当时流行的启蒙信念持有不同的观点。针对启蒙是人们摆脱“不成熟状态”的命题，哈曼认为，启蒙是不成熟的人们摆脱“监护状态”；针对人是符合理性自然法则的理性动物的认识，他坚持人类的古老形象，认为人是情绪和感情动物，人的真实体验基于想象和感觉而不是理性；针对“理性是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的宣告，哈曼坚持人的完整性，认为没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如理性，高于其他能力，并坚持认为“真理对人类永久隐藏”；针对人类的进步表现为人类理性的逐渐强劲的观点，哈曼认为，人类的进步意味着恢复原始的感觉力和诗意的表达方式；针对教育能够使人类开化，使社会开明，使历史进步的思想，哈曼认为，信靠上帝是人类之本，因为这种信靠以及由此形成的宗教、交流宗教真理的语言，通过宗教信仰表达的情绪等等，都不是自然物质法则的作用。哈曼反对将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等等作为人类道德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因而发出了即将到来的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先声。

整体而言，德国启蒙思想家对于宗教的评判相对保守。在坚守理性原则的前提下，他们或者坚持启示真理，虽然认为《圣经》不是唯一启示；或者坚持理性不足以支撑宗教信仰，虽然认为宗教的发展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或者坚持基督教的传统教条，虽然认为信仰自由。或许这种思想上相对保守的态度仅仅是学者的立场，勿论是世俗学者还是教会学者。但是，在德国社会各个阶层，几乎始终没有出现站在反基督教甚至无神论立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极端的反教权主义始终没有出现在德国的启蒙运动之中。某些对宗教的严厉批判也只是为了使基督教信仰适应近代以来的历史巨变，而不是为了推翻基督教。其间，对于宗教进行评判的首要因素是伦理道德，信仰内容退居次要地位。应该说，这正是前面提到的莱辛、门德尔松等启蒙思想大家力主宗教宽容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南方和教会选帝侯邦的天主教启蒙运动

一、改革教会的理论和实践

德国的启蒙运动通常有南北两派之分。在哈勒、柏林及魏玛等地活动的各类知识分子属于北派，南派主要指在巴伐利亚公国和教会选侯邦等地活跃的具有启蒙思想的文人和学者。如果说德国的北派启蒙思想家基本都有新教的信仰背景，或基本脱离了教会组织的樊篱，其中大多数人主张信仰自由、宗教宽容，那么南派思想家则基本都坚守天主教信徒的身份，或基本都在宗教领域内活动，其中大多数人主张改革教会、建立脱离罗马的帝国统一教会。因此说，德国启蒙的南派活动构成了天主教启蒙运动（Katholische Aufklrung）。

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自17世纪末以来，天主教信仰通行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除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波希米亚及其他属地以外，德国的天主教区域可以集中为两个，一个是巴伐利亚公国，另一个是教会选帝侯邦。在巴伐利亚，英戈尔施塔特大学是启蒙思想家的汇集地，启蒙思想指导下的改革教会理论与实践均在这里集中地表现出来。在教会选帝侯邦，科隆、特里尔和美因茨大主教辖区内以费伯罗主义（Febronianismus）为理想的教会改革行动，标志着天主教启蒙运动的高潮。

（一）英戈尔施塔特成为南方启蒙文化中心

从1392年起，英戈尔施塔特开始以主权邦国首都的地位谋求发展。那一年，巴伐利亚公国一分为三：慕尼黑、兰茨胡特和英戈尔施塔特。虽然在1447年英戈尔施塔特公国被兰茨胡特公国所兼并，但是，英戈尔施塔特城市没有就此衰败下去。不仅如此，反而因为执政公爵与法国的联系而向巴黎学习，追逐达到欧洲水平的文化品味。1472年，兰茨胡特公爵在英戈尔施塔特建立大学，后来又于1520年附建了教师研讨班，并于1549年建立了耶稣会中学。在宗教改革运动之中，并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重新天主教再教化（Rekatholisierung）的过程中，英戈尔施塔特大学及其附属学校培养出一批影响力很大的神学家和耶稣会士，使这个城市成为德国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的重镇之一。启蒙运动在北方新教邦国兴盛以后，英戈尔施塔特又成为南方天主教诸邦的启蒙文化中心。这一大学的某些教授，如施塔特勒（B.Stattler，1728—1797）、塞勒（J.M.Sailer，1751—1832）和魏斯豪普特（A.Weishaupt，1748—1830）等人，不仅通过著书立说进入启蒙思想家的行列，而且还以实际行动引发了一次影响很大的所谓“光照会”（Illuminaten）行动。

B.施塔特勒是天主教神学家、耶稣会士，1770年起担任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的神学教授。作为天主教启蒙思想家，施塔特勒的主要著作包括《新教论证》（Demonstratio evangelica，1772）、《天主教论证》（Demonstratio catholica，1775）、《论神学知识的来源》（De locis the ologicis，1775）和六卷本的《基督徒的理论性神学》（Theologiaechristianae theoreticae Tractatus IVI，1776—1779） ，以及三部《反康德》（Anti-Kant，3Bde，1788）等等。怀着启蒙运动推崇的理性观念，施塔特勒坚信基督教的启示真理可以得到科学的、理性的论证，坚信启示信仰与理性认识相互之间没有矛盾，反对假借理性将基督教信仰推演成自然神论甚至无神论。他坚持认为人的理性完全可以接受信仰真理，所以他的著述大多都是用那个时代流行的所谓理性方式阐述基督教的信仰原理。当然，与北方多数启蒙思想家不同，施塔特勒的思想动机不在于张扬人类理性，歌颂人类进步，而主要是为天主教信仰辩护。因此，当康德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他马上展开了对柯尼斯堡的“没有信仰”的哲学家们的激烈批判。施塔特勒着重研究和吸收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哲学概念，试图通过强调理性在认识自然宗教、分析基督教历史和解释天主教启示真理等等方面的作用，在天主教神学与理性知识之间架起桥梁，使神的启示和人的理性达成和谐，进而促成分裂已久的基督教会重新统一。1773年以后，由于耶稣会被解散，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的神学系也处于瘫痪状态，施塔特勒不得不离开大学，在慕尼黑的一间教会牧会。他的带有明显启蒙思想的著述遭到一直反对启蒙运动的罗马教廷的查禁。他的反对康德体系的哲学思想以及其他涉及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的观点，大多因为其晦涩的写作风格而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关注。但是，施塔特勒的关于启蒙理性与启示真理相互协谐、天主教教义与教会的历史地位同样重要以及教会统一与帝国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等等学说，构成了天主教启蒙运动的核心内容。

J.M.塞勒是施塔特勒的学生和他的启蒙宗教观点的发展者。塞勒也是天主教神学家、耶稣会士，1799年起担任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的神学教授。作为带有启蒙思想的天主教神学家，塞勒的主要著述包括《天主教信徒阅读祈祷全书》（Vollstndiges Lese-Betbuchfür Katholische Christen，1785）、《以理性为据的永福说，兼论基督教》（Glückseligkeitslehre aus Vernunftgründen，mit Rücksicht aufdas Christentum，1787）和三卷本的《牧师神学讲章》（Vorlesungen aus der Pastoral the ologie，3Bde，1788—1789）等等。在施塔特勒思想基础上，塞勒认为，虽然基督的信仰不违背人的理性，但是理性应该服从信仰。因为相信基督，可以帮助人们不是凭着看见的、听见的去作肤浅的判断，而是用正确的判断去辨别灵性的和物质的东西。在他看来，北方新教的启蒙思想因为受到理性主义的局限，所以对于包括信仰在内的许多问题都认识肤浅，因而使宗教界的社会范围越来越狭窄，特别使青年人对于宗教的理解越来越多地止于浮表。由于怀有这样的观点，因此，塞勒一方面将他与康德的道德哲学进行争论的观点，集中写成三卷本的《基督徒道德手册》（Handbuch der christlichen Moral，Zunchst für künftigekatholische Seelsorger unddann für jeden gebildeten Christen，3 Bde，1817） ，为那些对理性神学及康德学派感兴趣却对宗教信仰感到不安的年轻人提供新的、目的在于培养自由和崇高个性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将他的关于宗教哲学的讲稿整理成《宗教基础理论》（Grundlehren der Religion，1805） ，将人的情感、体验结合于理性，提出了强调内在灵性和外在宽忍的天主教启蒙主义理论。此外，与施塔特勒一样，塞勒希望借助于启蒙哲学的讨论，与北方新教思想家进行对话，进而实现德国基督教会的统一。

如果说施塔特勒和塞勒启蒙活动的方式与北方思想家的方式基本相同，都是通过著书立说标榜理性、颂扬人类进步的理想，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出发点的差异，那么英戈尔施塔特大学A.魏斯豪普特教授的活动就是对于德国启蒙思想的超越，他创立的“光照会”代表德国启蒙运动的激进派。

A.魏斯豪普特同样是天主教神学家，但是反耶稣会者，1773年受聘英戈尔施塔特大学担任教会法学教授。作为天主教启蒙思想家，魏斯豪普特的著述非常多，具有代表性的如《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über Materialismus und Idealismus，1786）、《人类理解力的基础及其可靠性》（über die Gründe und Gewiheit der Menschlichen Erkenntni，1788）、《关于时空概念与康德商榷》（Zweifelüber die Kantischen Begriffte von Zeit und Raum，1788）、《论真理与道德完善》（über Wahrheit und sitliche Volkommenheit，1793）以及《论国家的职责与税务》（über die Staats-Ausgaben und Auflagen，1817）等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著述关涉“光照会”。

“光照会”是魏斯豪普特于1776年创立的一个秘密组织，由所谓的“完美者”构成。其宗旨是发展道德与美德，将“好人”联合起来，与“坏人”划清界限。魏斯豪普特组建“光照会”有两个直接的原因：一个是直接受到“共济会”的启发，另一个是直接抗议“新任公爵”的统治政策。

“共济会”是1717年出现在英国伦敦的一个主张社会改革的秘密团体，参与者是社会中、上层人士，不分宗教信仰，但必须是有神论者。该会成员认为，造物主是一位理性的工匠，宇宙的秩序就是造物主赋予的理性，相信人类能够以理性为准绳、以道德为工具，不断修正自身的缺陷，最终可以成为完美的人，进入神的领域。1745年以后，“共济会”不再秘密活动，其内部仪轨被公开，并得到英国王室成员的参与。在德国，1737年出现“共济会”分会以后，开始时也是社会上层的秘密聚会，后来公开化并中产阶级化。启蒙运动时期，“共济会”的会所是德国启蒙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许多启蒙思想大家，如莱辛、歌德等也是“共济会”会员。模仿“共济会”的理念和做法，魏斯豪普特使“光照会”成为由社会上层人士组成的、主张社会改革的秘密社团。1777年，他加入了“共济会”在慕尼黑的一个支部，建立不久的“光照会”由此而与传播极广的“共济会”紧密合作。正是由于这层合作关系，“光照会”吸引了北方启蒙主义者的关注和支持，其影响也随之迅速扩大。

“新任公爵”指的是1777年继任巴伐利亚选帝侯的普法尔茨公爵卡尔·提奥多尔（Karl Theodor，1724—1799）。这位公爵虽然是文化活动的促进者，但是他促进的是宫廷贵族的豪华排场，他反对启蒙运动，反对启蒙思想指导下的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改革。因此，他一上任就寻求同样反对启蒙运动的罗马教皇的支持，要求在慕尼黑设置教皇使节，希望在统治区域内复兴中世纪的教会秩序。他的上任导致了一场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皇帝与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国王之间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与此同时，由于这位“新任公爵”的统治基础在普法尔茨，巴伐利亚民众对之怀有普遍的、强烈的敌意，他因此而只有获得同样不赞同启蒙运动的奥地利统治者的支持，才能维持其在巴伐利亚的统治。如此一来，卡尔·提奥多尔公爵所采取的统治措施明确地违背启蒙运动者的愿望，而“光照会”的推翻教会和国家一切权力、恢复原始自由和平等的主张，正应和了当时当地的民众反对公爵统治的情绪。

除了在理论上拥护北方启蒙理想以外，“光照会”还坚持主张推翻教会和国家的统治权力，恢复原始的自由和平等，并坚持主张建立开明专制的政治体制，认为由开明且强大的君主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是人类理想的、进步的国家形式。“光照会”的主张不仅在德国南部得到广泛的积极响应，而且在德国北方的启蒙诸邦中也获得实际的支持。1780年前后，黑森-卡塞尔的启蒙思想家A.克尼格男爵（Adolph Knigge，1752—1796）、萨克森-哥塔阿尔腾堡公爵艾恩斯特二世以及当时就已经具有欧洲影响的歌德、赫尔德等人都成为“光照会”成员。面对“光照会”的迅速发展，卡尔·提奥多尔于1784年发布禁令，禁止所有没有得到选帝侯批准的社团进行活动。第二年，巴伐利亚选帝侯政府和奥地利帝国政府同时发布敕令，取缔“叛国”的“光照会”和“叛教”的“共济会”，禁止一切与之相关的言论和行为。魏斯豪普特本人逃亡哥塔，南方成员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卡尔·提奥多尔去世后，魏斯豪普特回到慕尼黑，并于1808年成为巴伐利亚科学院的编外院士。在科学院，他继续宣扬激进的启蒙思想，其影响仍然存在，但“光照会”早自1787年起就趋向瓦解，各地成员的活动处在地下。进入19世纪以后，罗马教廷再次出面镇压，在1817年和1821年分别与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签订协议，共同清除“光照会”残余。

（二）教会选侯邦的天主教启蒙运动

教会选帝侯邦在此指特里尔、科隆和美因茨三大选帝侯主教的领地。在这里，天主教启蒙运动以费伯罗主义的改革要求为标志达到高峰。

费伯罗主义是特里尔副主教洪特海姆（J.N.Hon the im，1701—1790）提出的思想学说。

J.N.洪特海姆出身于特里尔城市贵族家庭，曾在特里尔、鲁汶和莱顿学习法学和神学，1733年受聘担任特里尔大学罗马法教授，后来又兼任特里尔副主教。费伯罗（Justinus Febronius）是他的笔名。1763年，洪特海姆发表其五卷本著作《论教会现状与罗马教皇的违背基督的合法权力》（Destatu ecclesiaeetlegitima potestate Romani Pontificis）的前两卷，以此为核心形成了所谓的费伯罗主义。费伯罗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反对罗马教皇及其所辖机构的至高权力。洪特海姆认为，基督教会的最高权力在全体主教，教会立法和司法权的最高机构是主教全体会议，全体主教是教会权力的真正承担者，罗马教皇的职责只是保护主教权力的自主性。据此，他主张，世俗诸侯拥有改革教会事务的权力，同样，主教们也拥有为教会改革呼求世俗政权参与的权力。费伯罗主义反对教皇至高权力的最终目的是促成基督教会的重新合一。就理论而言，费伯罗主义没有很大的创新之处，它只是14世纪以来宗教公会议理论的重述。但是，在实际上，有两方面原因使费伯罗主义成为德国天主教启蒙运动的核心内容。一方面，天主教南德邦国受到北方新教启蒙运动的影响，正致力于顺应启蒙思潮的教会改革，试图改组天主教会的行政管理机构；另一方面，天主教帝国教会受法国詹森主义的影响，正努力摆脱罗马教廷的专制统治，试图建立德意志民族的独立教会。在这样的形势下，特里尔、科隆和美因茨三大选帝侯引发了一次“教皇使节之争”（Streitüber apostolische Nuntien）。

教皇使节是从1529年开始由罗马教廷派往神圣罗马帝国的全权代表，一般驻跸维也纳皇宫和教会选帝侯宫。如上述，卡尔·提奥多尔继任巴伐利亚选帝侯之后，成功地得到罗马教廷的同意，向慕尼黑派驻使节。对此，特里尔、科隆和美因茨的三大选帝侯主教联合向罗马提出抗议，并得到当任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fⅡ，1741—1790，1765—1790年在位）的支持，禁止教皇使节在帝国境内的审判权。1786年，三位选帝侯大主教又联合萨尔茨堡大主教和弗莱辛主教在埃姆斯城举行会议，讨论起草了《埃姆斯草案》（Emser Kongress或Emser Punktation） ，按照费伯罗主义倡导的教会改革精神，限制罗马教皇在德国的各项权力。接着，他们又呼吁举行全体宗教会议，对罗马采取进一步的对抗行动。

然而，教会选帝侯们对教皇的抗议没有得到世俗选帝侯和德国其他天主教主教们的支持，不支持者更多地考虑到所在地区世俗政权的压力。就是说，这些人宁愿由罗马教皇统治也不愿受当地统治者管辖。天高皇帝远。远离罗马但属于罗马的主教们，在德国总会有些自主的空间。此外，皇帝也没有继续支持教会选帝侯们与教皇斗争，因为涉及教会改革的约瑟夫主义（Josephinismus）与费伯罗主义出现分歧。对此，第三章将具体叙述。

二、振兴信仰的文化繁荣

不能忽视，德国天主教启蒙运动是在天主教再教化的形势下展开的。天主教再教化是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在内的、世俗君主与罗马教廷联手在欧洲范围内开展的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的过程，从16世纪中叶开始，经过大约两个世纪的发展，到18世纪中叶达到高峰。德国作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始发地，在天主教再教化过程中，不仅扩大了天主教的信仰区域，而且促成了天主教区域内的文化繁荣。对于始终没有出现反极端教权主义倾向的德国启蒙运动来说，天主教振兴信仰的文化繁荣同时也是批判的对象和发展的基础。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一方面，耶稣会教育；另一方面，天主教巴洛克文化。

（一）耶稣会教育

在罗马教廷主导的天主教再教化的过程中，耶稣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除了做政界要人的忏悔神父、异域传播福音的传教士、实施救助的善工等等以外，学校教育是耶稣会的至关重要的工作之一，而学校教育也是启蒙运动的至关重要的成就之一。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德国天主教启蒙运动的特征。

耶稣会教育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愈显主荣”（Ad Majorem Dei Gloriam）。在对抗宗教改革运动、收复天主教信仰阵地的主旨下，培养教会教士整体的神学素养、提高神职人员的道德情操、训练教士们的责任感，等等，诸如此类，是耶稣会教育力图达到的目标。为此，耶稣会教育主要在三类学校中实行：一类是建于罗马城内的耶稣会学院，如于1551年建立的罗马学院和1552年建立的德意志学院。这是针对宗教改革运动，主要为培养天主教高级教职的机构。另一类，耶稣会中学，如于1596年建立的德国圣布拉西恩中学和约于1626年建立的安姆贝格中学等。这是不择社会阶层的、实行义务教育和培养将来的神职人员及纯正天主教信徒的机构。还有一类是耶稣会大学及设置在大学之内的耶稣会神学院，前者如1647年建立的班贝格大学和1702年建立的布雷斯劳大学等，后者如在美因茨大学和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等内设的神学院系。这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研究型的神职人员或专职的神学研究者。

由于教学目的明确并统一，耶稣会三类学校的课程虽有递进式差异，但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主旨性一致，即道德论辩、文法修辞和文化知识。宗教信仰在耶稣会教育中不是教学课程，而是学校生活。从教师到学生，其在校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要严格地遵守天主教信徒的本分。总之，比较系统的教学计划，相对灵活的教学方式，训练有素的师资力量，不限出身的学生来源，以及毕业生在政界、教界及社会上的良好表现等等，这一切使耶稣会学校迅速普及，并成为16、17世纪欧洲教育的改革者和楷模。然而，进入18世纪以后，耶稣会教育不仅迅速衰退，而且成为启蒙运动者批判的对象。世俗界启蒙思想家批判耶稣会教育坚持反理性的神启真理；天主教启蒙运动者抨击耶稣会学校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墨守成规、僵化死板，而在教学思想上过分张扬人的能力，贬抑神的恩典；政界启蒙人士谴责耶稣会通过教育为罗马教廷在国际范围内布下了网络，过分地介入民族国家的事务，等等。在18世纪中叶以后，耶稣会逐渐遭到各国政府的排挤，终于在1773年由罗马教皇克里门特十四世（ClementⅩⅣ，1705—1774，1769—1774年在位）宣布取缔。各地的耶稣会学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耶稣会教育就此告一段落。

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耶稣会教育在德国天主教区域内成就显著。许多有为的统治者、影响很大的学者，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来自耶稣会。例如几代巴伐利亚选帝侯和巴伐利亚科学院的大多数本地院士都是耶稣会学校毕业生。18世纪初，启蒙运动波及德国天主教地区以后，严厉批判耶稣会的人也大多是曾经在耶稣会学校学习过的人。不仅如此，耶稣会学校对于儿童读写教育的做法、义务教育的平等理念、为社会福祉而掌握知识和获得才能的教育宗旨，以及相信教育本身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等等，应该承认，这一切得到了启蒙运动的批判性继承。除此之外，至少在天主教启蒙运动中，耶稣会教育的其他目标也得到继承和发扬。例如认识、了解和研究上帝创造的世界上的一切；培养学生积极地并准备有所成就地面对世界上的所有问题；服务于社会、负责于社会，使学生树立承负神圣使命的责任心；坚定信仰、表达信念，鼓励学生接触其他不同的文化，了解各种不同学科的知识，并对之进行创作性和批判性思考，等等。教育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的观念，无论在天主教的再教化过程中，还是在天主教的启蒙运动中，都通过耶稣会教育而得到了实际性的表现。

（二）天主教的巴洛克文化

在罗马教廷主导的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的过程中，巴洛克文化一度集中地展现了天主教教会感性宣教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巴洛克文化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与古典主义之间的主流文化现象，那么“天主教的”巴洛克文化就是其前期的主要内容。16世纪下期，巴洛克文化首先在意大利的建筑领域内发起，接着便在欧洲天主教地区流行和发展；当18世纪在新教地区也普遍地出现了巴洛克艺术、音乐或节庆等等现象的时候，巴洛克文化在整体上进入尾声。与耶稣会教育的情况相似，天主教巴洛克文化也同时是启蒙运动的批判对象和发展基础。这主要表现在教堂建筑和宗教仪式两个方面。

1568年，在特兰托大公会议（Konzil von Trient，1545—1563）精神的指导下，由著名的文艺复兴建筑师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参与设计的耶稣会教堂在罗马开工，1580年，这座成为全世界耶稣会教堂楷模的教堂基本竣工。巴洛克建筑风格由此开端。三年后，即1583年，在巴伐利亚公国的首都慕尼黑，耶稣会的圣米歇尔教堂依照罗马耶稣会教堂的式样动土奠基（1597年竣工） ，标志着巴洛克建筑风格在德国天主教地区兴盛的开始。进入17世纪以后，随着法国巴黎卢森堡宫的建成，巴洛克风格逐渐地占据了天主教欧洲的教堂、宫殿以及城市、园林等等建筑的主流地位。维也纳的卡尔大教堂、德国的维尔茨堡宫和毕尔瑙的朝圣教堂等等是这时期建筑的代表作。稍后，随着德国德雷斯顿的茨温格宫的建成，新教地区的建筑也开始普遍地接受巴洛克的风格因素。柏林的夏洛滕堡宫和德雷斯顿的圣母大教堂可以作为这时期建筑的代表作。

仅就天主教的教堂建筑而言，巴洛克建筑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气势宏伟、艳丽豪华、装饰繁缛和热情躁动。虽然在整体上巴洛克教堂一般没有哥特式或罗马式教堂那么高大，但它不仅冲破了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以来沿袭的种种清规戒律，而且违背了惯常的艺术标准。例如去掉了常见的教堂大厅的立柱，又如将绘画和雕刻与建筑浑为一体等等。从外表的立体感到内部的空间感，都不加掩饰地、甚至不惜夸张地展示自由且神秘、富丽且庄严的气度，极具情绪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这种特征正好适合对抗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再教化宣传。因此，耶稣会的教堂建筑差不多都采用了巴洛克式样。

当然，富丽堂皇的教堂建筑只是天主教巴洛克文化的一部分，与之相并列的还有一系列其他内容。例如为牧灵宣教而创作的戏剧和音乐、为强化信念而成规模的弥撒和朝圣、为激励信仰而频繁举行的圣日庆典等等。这一切构成了天主教会的宗教仪式，其结果是使社会围绕着信仰活动起来，使民间生活热闹起来。以耶稣会为首的创作巴洛克文化的教士们，满怀自由张扬的激情，发挥不受规则束缚的表现力，尽情尽力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感化和愉悦人们的感官，因而与偏重语言宣讲的新教文化、与偏重理性批判的启蒙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此一来，天主教的巴洛克文化吸引了广大民众，赢得了他们回到或进入天主教的信仰阵营，同时也使在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各类专制君主获得了炫耀财富、展现权势的平台。

如果说在17世纪的德国巴洛克文化还带有明确的天主教性质，那么在18世纪，宗教信仰就已经不再是辨别文化现象的因素之一了。18世纪，巴洛克文化在各个文化领域内的代表作已经开始在新教地区出现，如柏林的建筑、莱比锡的音乐等等。其中“蔡特罕军营检阅庆典”（Lustlager von Zeithain）是那个时代最宏大的巴洛克式节庆。

1730年，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强壮者奥古斯特一世举办大型的庆典活动。时间从5月31日到6月28日，持续将近一个月；地点在萨克森与勃兰登堡交界地区，以蔡特罕为中心包括周围几个城市和乡镇。大约有48位欧洲君主得到邀请，参加者达三万余人。庆典内容包括阅兵、戏剧、跳舞、篝火、宴饮、焰火和喜剧等等。这次活动表现了萨克森选帝侯政府巨大的组织能力和财政能力。据载，为供应节日面包和甜点，选帝侯技师设计建造了一个七米长的烤炉。为燃放最长达五个小时的焰火，当地商人的运输马车昼夜行驶。这是那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至今仍然被看作巴洛克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

从整体上看，与德国北方相比，南德天主教启蒙运动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南方天主教启蒙运动接受了北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内容上，南德天主教的启蒙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使北德新教的哲学和宗教观点继续传播和研究。18世纪，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建立和改革的一系列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大学中，特别是北方的大学，将宗教宽容作为基本校规之一，淡化教授和学生的宗教身份，从而使起步较早的北德启蒙思想迅速而广泛地影响到南德天主教地区。例如哥廷根大学，这所正式建立于1737年的大学一度拥有西欧各种信仰的学生，路德派、加尔文派以及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在这里几乎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条件。从中，南德天主教的启蒙运动获益匪浅。自18世纪中叶以后，天主教的各类学校机构都开始接受北德新教的启蒙思想。

二是南德天主教的启蒙运动深受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存在的束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德意志北部的诸侯邦国日益明显地脱离了帝国。比较而言，南部的帝国等级还在很大程度上滞留在帝国历史传统的框架限制之中，主要表现仍然是围绕着“神圣”和“罗马”展开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神圣”的实际内容仍然在罗马，在罗马教廷。因此，南德天主教的启蒙运动不像在北部德意志或在英国和法国那样，那些地方的启蒙领域主要在人类社会，启蒙思想家希望广大民众“在理性的指导下自由地过自己的道德生活”，反对“每一种要求承认的权威”。而南德启蒙运动的领域主要在教会，启蒙运动者希望广大信众认识“真实宗教的秘密”，了解“上帝对世界的旨意”，相信“理智的信仰和基督教真理”。带有“神圣”罗马传统因素的天主教启蒙的特征，明显地表现为坚持思想理论的系统化。他们不会轻意地在传统的、基础的理论上进行改变。这是一方面。此外，“罗马”的实际内容也仍然在普世，在教会统一。因此，南德天主教的启蒙运动不像在北部德意志或在英国和法国那样触动了教会的和政治的信仰根基。天主教启蒙不仅没有对教会和神学进行攻击，反而通过神学和教会发布思想，进行运动。在这样的前提下，与新、旧教派重新合一的愿望，这一个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从来没有中断的愿望，在启蒙运动期间具体表现为建立民族教会。这就是脱离罗马、德国宗教统一。对此，新教派认为，这是天主教在迫使人们服从罗马、皈依帝国，其目的是“再次教派化”。但是，天主教认为，新教派的反对破坏了帝国的统一，扰乱了德国的社会秩序。显然，在启蒙运动期间，“神圣罗马帝国”是横在南北德意志之间的一条鸿沟。

三是南德天主教启蒙运动的主要成就是教会改革。与北部德意志新教的启蒙运动不同，天主教启蒙运动中没有出现大批的公众读物，如杂志、出版物和文学作品，而是进行了各项具体的教会改革。典型的代表是皇帝约瑟夫二世的改革。约瑟夫改革的内容涉及民众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改革思想与行为被称为约瑟夫主义。例如，改革教会制度和秩序，改善礼拜形式，减少宗教游行和朝圣的次数，取消传统的民间信仰陋习；改革修道院，改变僧侣与修士修女的权利关系，等等。在这一切启蒙改革的背后有两个重心点。一个是与罗马教会的斗争，斗争的目标朝向解除德意志主教与罗马教皇的联系，取消世俗贵族在帝国教会中的特权，建立本邦教会。这是北德新教教会早在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就已经达到的目标。另一个是参与围绕着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政治现实的大讨论。这是北部德意志新教的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作为主要问题进行讨论的内容。

总之，在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前，德意志的宗教基本实现了南方天主教和北方基督教相互交通、相互渗透的共存局面。这是在帝国解体以后，特别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德意志新教与天主教站在“德意志”旗帜下的同一条战线上，与法国人作战的不可忽视的前提。

第三节 德国启蒙运动的社会与经济基础

从17世纪下期到18世纪末，在德意志启蒙运动时期，德国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正在蓄势向着秩序和繁荣发展。

一方面，从社会层面看，在整体上，那个时期德国社会阶层的划分仍然以家族出身为出发点，个人能力还不能对社会地位的上升和下降产生直接的影响，就是说，权利仍然在各类贵族之间分配、承传，财富和教育等还不能使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及商人为主体的平民百姓改善自己的身份地位。社会结构的传统性质基本没有变化。

另一方面，从经济角度看，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在整体上仍然是农业区域，不仅农业生产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新的经营方式，而且手工业和商业也没有出现影响较大的、资本积累的现象。然而，作为启蒙运动的基础，从17世纪下叶起，特别在进入18世纪以后，德国的社会与经济还是具有不容忽视的特征。其突出表现概括为：一是德意志专制邦君主导的社会秩序的变化，这是德国启蒙运动得以展开的平台；另一是德意志经济行业发展的相对落后状态，这是德国启蒙运动独具特色的主要原因。

一、德意志专制邦君主导的社会秩序变化

德意志专制邦君，与法国、英国等西欧民族国家的国王一样，都是通过集中行政、经济、司法和军事四大权利而成为自己邦国（王国）的专制君主。与西欧民族国家的专制君主不同的是，德意志专制邦君的权利基础不是王国民族，而是邦国领地，虽然他们的领地邦国具有民族国家所拥有的对内扩大君权、保护臣民和对外加强君权、扩展领土的职能。如前章所述，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凭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武装权、结盟权和宗教信仰自决权，有七大德意志邦君取代德意志国王分别走上了专制主义道路。他们是奥地利公爵（兼任德意志王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勃兰登堡选帝侯（1701年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汉诺威公爵（1692年成为选帝侯；1714年成为英国国王）、萨克森选帝侯（1697年成为波兰国王）、巴伐利亚选帝侯、符滕堡公爵和梅克伦堡公爵。七大专制邦君使德国至少出现了七个统治中心：维也纳、柏林、汉诺威、德累斯顿、慕尼黑、斯图加特和梅克伦堡。七大统治中心很快成为德意志启蒙运动者的活动中心。不仅如此，专制邦君所采取的专制政策及其结果也为启蒙运动的展开奠定了社会基础。

德意志邦君所采取的专制政策首先是削弱邦国等级的权利。邦国等级与邦国君主一样，其权利来源是传统因袭，因袭下来的权利使他们共同构成邦国的统治集团。然而，在专制邦君的统治之下，等级议会很少、甚至不再召开，贵族等级因袭下来的主要权利，如税收批准权和政治参议权等，被逐步地架空，甚至取消，其社会地位也因之发生变化：由握有统治权利的统治集团逐渐地演变为普通的社会上层。统治集团与社会上层的区别在于对邦国政治的作用不同，前者主持政治，后者辅助政治。换言之，邦国等级脱离握有统治权利的统治集团，意味着他们不再是一个政治上的整体，他们或他们的子弟开始以政府官吏的身份参与邦国政治，成为邦君专制的辅助，也是专制政府的组成部分。这种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键词，即“职业”。通过邦君的专制政策，等级贵族成为邦国官吏，因而获得了参与政治的“职业”。这是一个将导致社会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萌芽。随着等级贵族参政的职业化，其他的由传统因袭而来的社会阶层也将难以避免地向着“职业化”的方向演变。

在整体上，至少在18世纪末以前，德国社会秩序所呈现的都是等级状态。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区域之内，所有德意志邦国都是帝国等级，所有邦国等级——包括农村和城市——都是封建贵族，所有封建贵族都是世袭产生，出身决定了他们是社会的统治等级。在统治等级内部还有例如教会的、贵族的等等各式各样的等级划分。17世纪下期以后，统治等级内部的权利划分影响了社会秩序的变化。这就是上面提到的专制邦君打破了邦国等级的整体性，使之不再以等级的身份而是以官吏的职责参与邦国政治的情况。

相应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也是基于出身而固定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农业劳作身份，无论是否占有土地，他们都在统治权利之外，是被统治等级。在17世纪下期以后相当长的时期之内，德国农民和农业仍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即以普鲁士为核心的东北地区的雇农—农奴制、以巴伐利亚为核心的南部租佃—自耕制和以普法尔茨为核心的西部自耕—租佃制。但是在邦君的专制政策下，农民等级的内部还是出现了变化，因为那些逐渐地离开邦君宫廷、进入邦国官厅的统治等级，其中有相当大的势力渗入农村，或者经营农业，或者购置地产，致使“农民”有了向着“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可能成为农场工人或农庄雇工。与此同时，作为社会的第三等级，市民等级也在专制邦君的压力下出现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于行会慢慢地失去政治作用而成为完全的经济团体，因而“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开始慢慢地向着“职业”名称的方向演变。

社会等级的高低定位，从单纯依凭出身，经过加之依凭职业，再经过财富对于社会地位的改变作用，直到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获得社会的尊重，这条演变的路线构成了德意志社会从中世纪走向近代，以至走进现代的轨迹。德意志邦国的专制政府首先使“职业”进入社会阶层的划分，接着，专制君主的开明措施又一定程度地启动了“财富”和“教育”在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从而为启蒙运动的全面展开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德意志经济领域发展的相对落后状态

17世纪末，德意志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大传统行业基本恢复到三十年战争以前的水平。但是，在政治分裂、邦国专制和邦君开明专制的前提下，直到18世纪末，较之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地，德意志各地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并在整体上处于落后状态。

首先在农业方面。18世纪中叶是德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转折期。在此之前，农业生产只是恢复并维持在战前的水平，此后开始出现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农业人口持续增加，同时“农田的利用面积扩大到了后来再也没有显著超过的程度”；耕地面积占55.5%，森林占25.5%，荒地水域等占19.5%。另一方面，农业经营方式有很大的改进，普遍地采用三圃轮作制，不仅冬季作物、夏季作物和休耕地有节制地轮作，而且粮食作物、饲料作物和经济作物得到同样的重视，林牧业、啤酒和烧酒酿造业等等更是得到极大程度的推广。还有一方面，农民的人身依附和税役负担得到缓解。

17世纪末农业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之后，德国东部、东北部以及西南部某些地区的农奴制一度加强。在天灾人祸中失去劳动工具和家畜、没有肥料和种子的农民，被一些在战争中获得好处的、利用政府为恢复生产而推行的优惠政策的、从军队中退役和在政府中谋得不义之财的贵族束缚在新建立的庄园之中，成为农奴。农奴没有人身自由，不可以自由迁徙，不可以自由结婚，甚至一度遭到被出卖和出租的待遇。领地贵族就是他们的法官，他们可以被领主随意地处置。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上涨。据统计，17世纪中叶当人口数量上升的时候，粮食价格一度有所下降。但18世纪前期，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价格也迅速上涨。18世纪中叶以后，人口数量和粮食价格差不多齐头并进，呈直线上升的趋势。

除此之外，进入18世纪以后，以普鲁士王室领地为开端，德国普遍地出现减轻农民负担的事例。在没有实行农奴制的地方，如在西部地区，自由农民赋税和劳役得到不同程度的轻缓。最后一方面，也是显示德国农业落后的突出方面，这就是积极主动地学习英国的农业生产和管理经验。特别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强势发展的大邦，它们不仅高薪聘请英国的经济专家、派人前往英国考察，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相关的翻译和研究著作。典型的例子如哥廷根的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1739—1811）及其于1769年首版后又连续出版五次的代表作《德意志农业基本原理》（Grundstze der teutschen Landwirthschaft） ，普鲁士的A.D.泰尔（A.D.Thaer，1752—1828）及其于1798年至1804年出版的三卷本《英国农业知识入门》（Einleitung zur Kenntnider englischen Landwirthschaft） ，等等。显然，这一切证明德国的农业出现了向前发展的势头，尽管直到18世纪末德国还是相对落后的农业地区。

其次在手工业方面。18世纪中叶也是德国手工业发展的转折期。在此之前，手工作坊和家庭分散的手工工场占主导地位，此后集中的手工工场开始迅速扩展。与手工作坊相比，手工工场的特征主要包括不受或很少受行会的限制，拥有十个以上甚至上千或几千工人，工场内部实行分工劳作，并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萌芽。生产部门涉及纺织、羊毛加工、锻冶、金属加工、采矿、皮革、天鹅绒等等行业。18世纪末以前，德国的手工工场绝大多数都建立在拥有地下资源的地区，莱茵兰、普鲁士、萨克森以及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等地都有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

虽然以手工工场为核心，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但与荷兰、英国及法国相比，德国的城市人口相对很少，仅是欧洲城市人口平均数的一半左右。这也是德国手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表现。下表标明的是城市人口所占百分比。

最后在商业方面。还是以18世纪中叶为转折期。17世纪中叶以后，德意志邦国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保障下进一步加剧了德国的分裂。它们独自为政，独立发展，不仅具有自己的法律制度，而且具有自己的经济系统。每个邦国都在边界通衢设置税关。特别在有大河流经的邦国，如易北河流经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威悉河流经的汉诺威和黑森-卡塞尔、莱茵河流经的三大教会选帝侯区和符滕堡、多瑙河流经的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等等，这些邦国都设置了严格的收税关卡，将征收过境税当作邦国政府的重要事务。随着各大邦国的发展，过境税额不断提高。如在勃兰登堡的柏林，其过境税在1700年征收了9.2万塔勒，1740年增加到29.5万塔勒，1748年再增为31.8万塔勒，不足半个世纪间增加了约35%。

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地阻碍了德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还使军事贵族及城市商人和企业主将盈利资金投入到农村土地，进一步地阻碍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国际或远程贸易方面，主要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德国在这方面的进展有90%—95%是在欧洲范围之内。德国在欧洲以外的贸易直到18世纪末在整体上还相当落后，仅有几个城市的商贸活动出现时断时续的繁荣。如北部汉堡直达美洲的船舶海运业和金融保险业，不来梅的东亚航运业和开始起步的工业，吕卑克的对中世纪汉萨同盟的继承和对俄国的贸易，等等，同时南部的帝国城市罗伊特林根、奥格斯堡、格闵德和乌尔姆等等，到18世纪末，其手工商业也开始谋求面向世界的发展。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进一步发展的开端，德国还没有进入欧洲经济发展的先进行列。下表标明的是德国就业人口的变化比例。

第五章 普鲁士的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重要实践结果之一。作为一种强调人的理性能力、反对传统权威的时代思潮，启蒙精神在德国得到几位具有影响的专制统治者的追捧，例如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以及巴伐利亚、萨克森和汉诺威等地的邦君。他们在启蒙运动理想的推动下，在政治、社会或文化等等不同的方面对于三十年战争以后形成的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革，从而确立了开明专制制度。其中，普鲁士的开明专制君主及其政府和措施是德国开明专制的典型代表。

第一节 德国的开明专制与普鲁士开明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

一、德国开明专制的理论与实践

德国的开明专制有两层基础，一层是启蒙运动的观念，另一层是君主专制的历史。当然，这两层基础都是以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变化为基本前提，这一点在上一章已经谈到。

如前述，启蒙运动在德国的主要参与者大多任职于或亲近于邦国和帝国的政府官僚机构，并且，怀有启蒙思想的大学教授也主要是在国立或邦立大学任教。由此，与在英国和在法国相比，在德国，启蒙运动更多地得到统治当局的支持和赞助，也更直接地并更成功地促使统治阶层实行改革。这种改革的过程表现为开明专制措施的实行。

在启蒙运动中，关于国家统治权力的理论由君权神授论（Gottesgnadentum）转换为社会契约论（Gesellschaftsvertrag des Staatsrechtes）。君权神授论，主张君主的权力来自神，君权仅仅受上帝律法的制约，任何力量都不能对之进行分割，任何人也不能与君主分享，君主的职责是保护臣民及国家的神授秩序。君权神授论是君主专制的主要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主张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君主的权力受君主与臣民相互约定的、法律的、责任和义务的约束，能够分割或分享君权的力量是由贵族——包括世袭贵族、教会贵族和城市贵族——组成的议员机构，或者是基于人民的代表大会。相应地，君主的职责是维护自然法和人权，或者说，是保障臣民的快乐和幸福。社会契约论是开明专制的主要理论基础。

在德国，君权基础在理论上的转换，部分地在实践上体现出来。在18世纪中期，随着普鲁士王国的崛起，随着奥地利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分离，启蒙的或开明的（aufgeklrte）、关于人类进步和合理政府的理想一步一步地与已经形成的君主专制相结合，保障臣民的利益更重于保护臣民的安全，逐渐地成为国家政治的口号。在邦国内实行独裁统治的专制君主，将启蒙理论上的人道主义、功利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理念，部分地转换成实际上的政策和措施，从而转换成开明专制君主（der aufgeklrteabsolutistische Fürst）。在开明专制下，虽然仍然没有任何政治实体能够对专制邦君的行为进行有效地制约，但是君主的统治目标已经明确地由强化家族王朝转化为强国富民。

又如前述，君主专制在德国与在欧洲其他地方基本相同，都是在克服传统的等级特权、整合辖区领地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就此而言，如果可以说君主专制是封建等级制的衍生物，那么也可以说开明专制就是君主集权制的派生品。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开明君主的权力不仅不受等级议会的束缚，而且也不受宫廷内阁的限制。他的权力范围不仅涵盖传统的行政、立法、司法、财政、外交以及军事等等统治方面的事务，而且括及现时的教育、宗教、文学、艺术、出版、戏剧等等社会方面的事情。就是说，开明君主仍然是不受限制的统治者。他们与专制君主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披上了开明的、也是启蒙的外衣。

在德国的启蒙运动中，专制君主一般都具有正面形象，因为他们通常支持和赞助启蒙思想家的活动，并且还常常采纳带有启蒙自由主义观念的治国建议。许多启蒙思想家主张以法治国，但法律条文需要通过强有力的集权国王来予以兑现，他们因此而明确地表示拥护开明君主集中权利，并且积极地、至少不拒绝为专制君主服务。与之相对应，许多德意志邦君也明确地表示，要合乎于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地治理国家，发展经济，促进教育和推动科研等等，他们也是积极地、至少不拒绝追求开明君主的荣誉。典型的开明君主虽然握有无限制的权利，但是他们往往自称“国家的第一奴仆”（der erste Diener des Staates）；至少在名义上，他们能够通过掌有的至高权力，力求以所谓仁慈的、家长式的方式推行较为合理的、进步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对于臣民，开明专制君主一般强调义务教育，要求民众掌握基本的阅读技能和实用知识，希望自己的臣民成为有文化的，即开明的人民。开明的人民是个人服从共同体的人民；开明专制君主治理的共同体是个人思想自由的价值得到承认的、但这一价值必须服从社会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简言之，作为开明专制君主，其具有的特质和观念一般符合启蒙时代的主潮流。他们即使自身不是启蒙哲学家，但也是哲学的爱好者或一度是启蒙哲学家的朋友；即使他们不是启蒙运动者，但也经常地将理性、自然法、平等、自由等等启蒙概念诵在口中；即使他们自身仍然占有世袭地位或利用家族的王朝权利，仍然以保证专制统治的稳定和加强为最终目的，但也将统治的效果指向共同的福利和臣民的幸福。就是说，开明君主仍然是无所顾忌的专制君主，他所披戴的启蒙外衣仅仅为其增加了一层责任感和义务感的装饰。

总之，开明专制实际上是开明专制君主主持的一次政治兼及社会的改革运动，其改革内容一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方面，确立集权的官僚机构、明令立法，在专制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削弱地方的和传统的贵族权势等；另一方面，确定国家的教育管理权、破除迷信，限制各类宗教组织在政府和民间的影响力等；第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支持商贸、修桥筑路、整治沼泽，鼓励经济发展等等。开明专制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臣民的生存环境，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同时满足了中央政府的需要，增强了国家的实力。当然，专制改革难以突破其自身的局限性。就是说，出于自身的原因，专制改革不可能给予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因而也就不可能触及社会结构。因此，开明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为国家实力的可持续性增强打下基础。

二、普鲁士开明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

（一）早年的教育和学习

弗里德里希二世出身于霍亨索伦家族。自1415年族内第一位成为勃兰登堡选帝侯、1701年第一位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以来，除了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Ⅱ，1413—1471，1440—1471年在位）和这里所说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因为没有儿子而由弟弟继位以外，三百余年间，这个家族的续统一直是父业子继。兄弟间几乎没有发生竞位之争，更没有诱引其他王国或邦国参与王位继承战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主要通过联姻，或者通过主要以姻亲为借口而进行或参与的其他王朝的战争，几百年间，霍亨索伦家族的势力范围长期或短期地延及西欧许多重要的地区。从1640年“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继位以后，到1740年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继位之前，整整一百年间，除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及其所属的地区以外，这个家族的影响力还或大或小地波及荷兰、不伦瑞克-吕内堡-沃尔芬毕特、黑森卡塞尔以及瑞典和英国等地。身为这样一个家族的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负有与生俱来的幸存下来的年龄最长的男孩继承和发展家族统治事业的压力。为了家族的事业，他在青少年时期经受了严格的、甚至近乎残酷的教育，同时也接受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启蒙思想观念。由此，在几达半个世纪的统治时期内，他将家族的事业扩展为欧洲霸业，进而为德国的统一和德意志帝国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第三个儿子，两个哥哥均未活过周岁。他的一个姐姐和四个妹妹分别嫁为拜伊洛特（Bayreuth）、安斯巴赫（Ansbach）、沃尔芬毕特尔（Wolfenbüttel）和史维特（Schwedt）爵侯夫人和瑞典王后，另有一个妹妹成为奎德林堡女修道院院长。亲上加亲，他的三个弟弟分别娶了沃尔芬毕特尔、黑森卡塞尔和史维特的公主。幼童时期，弗里德里希由他父王的一个法国女佣照料。这位女佣不仅完全不会德语，而且完全听命于国王的养育旨意。在女佣的看管下，小弗里德里希接受了其父王独裁的、宗教的教育。据载，从“早餐不能超过七分钟”，到“叮嘱我的儿……要真心喜欢军人”，直到所学内容和学习方法及至交往人员、游玩方式等等，父王都为他设置了所言所行的规范。从4岁开始直到24岁，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家庭教师也一直是一位法国人，名叫杜汉·德·杨东（J.D.de Jandun，1685—1746） ，这位法国家庭教师是一个胡格诺流亡者。他是因为勇敢而非因为学识而被国王聘为太子傅。杜汉与小弗里德里希的私人关系相当密切。他扩大了国王为太子确定且审核的教学内容，增加了拉丁文和文学课程，并协助太子建立了一个私密图书馆。

可以肯定地说，弗里德里希二世接受的是法国教育。他小时候的看护保姆和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都是法国人，彼此之间讲法语。成人以后，包括就任勃兰登堡王朝统治者初期，他更是与法国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交往频繁，深受诸如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哲学家达尔让爵士（Marquis dArgens，1703—1771）以及神学家、《百科全书》的作者之一J.H.S.福默（J.H.S.Formey，1711—1797）等法国启蒙思想大师的影响。对于德国文化，弗里德里希更多的是在就任国王之后，边工作、边学习而有所了解。除此之外，大致从16岁起，少年弗里德里希私下里投拜柏林著名的音乐家和长笛手J.J.宽茨（J.J.Quantz，1697—1773）为师，向他学习吹长笛，同时学习作曲。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弗里德里希结识了比他年长七八岁的H.H.卡特少尉（H.H.von Katte，1704—1730）和英格斯雷本少尉（J.L.von Ingersleben，1703—1757）。特别还认识了比自己小两岁的、波茨坦教区长老的女儿多洛蒂娅（Doro the a，1714—1762）。几个年轻人因为爱好音乐和艺术而经常聚在一起，作曲、演奏、讨论诗艺和游玩。当然，这一切都是需要瞒着父亲的。按照父王的要求，太子弗里德里希必须专心致志地为了王国统治而学习经济和军事理论，学习治国之术。在那个时期的王族中，国王亲自或责令某人对王子们进行体罚鞭打和关押禁闭是家常便饭。不专心学习治国策略的弗里德里希没少挨打。随着年龄的增长，父王与太子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1730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可以说标志着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学习内容开始由文学和艺术转向军事和政治。

1730年初夏，如前章所述，萨克森公爵兼波兰国王强壮者奥古斯特在蔡特罕举办声势浩大的兵营检阅庆典。“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及其太子弗里德里希得到邀请。此时，太子与朋友卡特少尉商议，计划乘庆典热闹混乱之机，逃离德国，摆脱父王的暴力教育。不幸消息走漏。卡特少尉被当着王子的面砍下了头颅。少女多洛蒂娅被投进监狱，并六次被拉到广场上当众鞭打。少尉英格斯雷本被关在一个要塞的黑洞里达六个月之久。弗里德里希的其他朋友和年轻的玩伴们几乎都遭到控告和逮捕。王子本人之所以没有被处死，只是仰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六世（KarlⅥ，1685—1740）和帝国元帅欧根亲王（Prinz Eugen von Savoyen，1663—1736）的书面求情。但是，作为惩戒，弗里德里希的继位资格被剥夺，并被关进屈斯特林监狱。监禁数月之后，他得到释放，在当地的战争与教区事务部听差服役，后被召入伍，转年成为鲁坪步兵队的小队长。从这个时候开始，弗里德里希一步一步地介入军事，学习军队的和民事的管理工作。1733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Polnischer Thronfolgekrieg）爆发后，他亲临战场，在欧根亲王身边见习作战指挥，获得亲王肯定的评价。同一年，弗里德里希接受了父王包办的、与不伦瑞克-沃尔芬毕特贝佛（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Bevern）公主的婚姻，借以与国王和解，恢复了继位太子的身份。

退出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以后，从1736年起，24岁的弗里德里希与感情不和的新婚妻子居住在离鲁坪军营不远的莱茵斯贝格宫殿。在这里，虽然仍然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爱好，并于1738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首交响乐，但是，此时的弗里德里希所关心的更多的是治国思想，特别是外交政策的理论和欧洲各国的现实。

围绕着与统治相关的各类问题，年轻的王储与当时思想界的泰斗们或者频繁通信，或者直接邀请面谈，伏尔泰、é.约尔丹（é.Jordan，1700—1745）和H.A.福科（H.A.Fouqué，1698—1774）等人是主要交流对象。弗里德里希与他们交流思想，探讨国家理想，并在他们的影响下至少撰写了两部政论著作，即1738年的《论欧洲政治集团的现状》（Betrachtungenüber den gegenwrtigen Zustand Europas）和《反马基雅维里》（Antimachiavel ，1739年，1740年经伏尔泰审读后发表）。在后一篇论著中，王储阐发了与所谓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不同的君主观，认为君主“不仅应该在公众场合维护自己完美的声名，而且在私底下也应该保持正直的品格，制定公正的、人道的政策”，因为君主从属于国家，是国家“臣民的第一公仆”。显然，弗里德里希已经将启蒙运动的理想与普鲁士政治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试图将巩固和扩大国家权力的现实要求，与关怀臣民福利和教养的启蒙理想联系起来。1740年，就在《反马基雅维里》发表的同一年，父王因痛风导致内脏功能衰竭而去世，28岁的弗里德里希继任“在普鲁士的”国王，是为弗里德里希二世。

（二）“哲学家国王”

继任“在普鲁士的”国王以后，弗里德里希又撰写了两篇政治论著，一篇是1752年的《政治遗嘱》（Politische Testament） ，另一篇是1777年的《统治的形式与统治者的职责》（Regierungsformen und Herrscherpflichten）。其中所阐发的仍然是启蒙理想与政治现实相结合的观念。在写作前者的时候，在1751—1753年间，伏尔泰正客居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波茨坦无忧宫，而后者的写作背景是在战场上（七年战争， Der Siebenjhrige Krieg）和外交上（瓜分波兰，Die Teilungen Polens；Polische Teilung）取得胜利之后，考虑自己的王位继承人的时候。论著中，弗里德里希二世继续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为此，他陈述了自己在对外事务和对他国关系的思想倾向，陈述了对于王国统治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并陈述了自己作为统治者的种种考虑和做法。同时，弗里德里希再次强调君主的权利来自与臣民的契约，强调君主本人就是国家的第一公仆，为全体臣民谋福利是君主的唯一职责等等观念。由此，他引申出这样一种结论：预防性战争和获利性战争都不仅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君主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臣民，为了臣民的利益，君主可以、应该、必须进行战争。这是他要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der Groβe，公元前336—公元前323年在位）那样“傲然征服新世界”的思想基础。

在执政期间，弗里德里希二世还撰写了四部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的历史著作，即1746—1751年的《勃兰登堡王室历史回忆录》（Denkwürdigkeiten zur Geschichte des Hauses Br and enburg）、1742—1743年开始写作并于1746—1747年修改和续写的《我之时代的历史》（Geschichte meiner Zeit）、1764年的《七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Siebenjhrigen Krieges）和1775年的《回忆录》（Memoiren）。应该说，国王的历史著作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具体阐述。通过叙述勃兰登堡统治家族的和普鲁士政权的历史发展过程，他比较全面地了解和分析了自己所掌握的普鲁士王国权利的历史基础，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家族王朝统治的经验和教训，并以此为基础阐发了自己的政治理念。

概括说，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政治理念就是强国，认为普鲁士应该成为欧洲强国。他为此通过在三个方面的表现，形成了他的个人形象。这就是：在军事方面的军队统帅和战争理论家、在外交方面的为达目的而不惜失信的外交家和在经济生活方面的注重实效的决策人。

在军事方面，上任伊始，弗里德里希二世就展现了其军队统帅和战争理论家的形象。

1740年5月31日，弗里德里希二世宣誓就任“在普鲁士的”国王和勃兰登堡选帝侯。上任六个月后，即12月16日，在夺取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的目标下，他宣布战争：要求得到勃兰登堡选帝侯应该得到的领土。战争中，他指挥若定，为普鲁士军队造成了“不败”的神话。统治16年后，即在1756年8月29日，在成为欧洲大国的目标下，弗里德里希二世再次宣布战争：征服萨克森，将西里西亚与普鲁士的土地联成一片。在他引发的所谓“七年战争”中，面对奥地利、法国和俄罗斯三大欧洲强国，面对瑞典和波兰-萨克森两大中等势力，他身先士卒，至少取得了八次战役的胜利，并在三次惨败中带领普鲁士的军队绝地反击，终于使普鲁士成为欧洲五大强国之一（当时欧洲的其他四强是：英国、法国、奥地利和俄罗斯，而没有普鲁士）。由于在战争中的表现，弗里德里希二世得到了“大帝”的尊称，并被后人认作世界“伟大将领”之一。

凭借实战经历，在1745—1748年间，弗里德里希二世写作了《战争总论》（Hauptgrundstz des Krieges）一书，一边总结战争经验，记录亲身体会，一边思考战争艺术，提出实际可行的战争指南。这本书在当时流传很广，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欧洲战场。在亲自指挥的、两次大战的两大战役中，即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Dersterreichischer Erbfolgekrieg）的索尔战役（Schlacht bei Soor，1745年9月30日）和七年战争的罗斯巴赫会战（1757年11月5日）及其稍后在罗伊腾的会战（1757年12月5日）中，弗里德里希二世创立并实践了一种所谓的斜形战列战术（Echelonformation或Schiefen Schlacht-ordnung） ，分别战胜了两倍于己的奥地利军队和法奥联军，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艺术。不仅使这些战役成为18世纪欧洲战争的经典之作，而且还使他本人成为公认的欧洲第一战术家。

在外交方面。与取得战场胜利的意志相辅相成，也与那个时代的外交风格相一致，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外交家形象可谓无信不义。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上任后四个多月的时候，即在1740年10月20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卡尔六世突然去世。由此，刚上任的弗里德里希二世马上开始了其旨在使普鲁士在欧洲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外交活动。借着欧洲列强围绕卡尔六世继承人问题的争执，为了夺取奥地利的西里西亚，他违背了先王赞同哈布斯堡女性继承的承诺，支持巴伐利亚的选帝侯继承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皇位。战争打响以后，因为西里西亚很快到手（1742年7月28日） ，弗里德里希便反身成为巴伐利亚选帝侯的最危险的敌人。

通过七年战争确立了大国地位之后，为了减轻俄国和奥地利的威胁，弗里德里希二世又积极地促成了瓜分波兰的协议（1772年8月5日）。根据这份协议，普鲁士得到了波兰的普鲁士，即西普鲁士。从此以后，他本人及其继任者都不再是“在普鲁士的”国王（Knig in Preuen） ，而是正式的普鲁士国王（Knig von Preuen）。至此，通过外交，弗里德里希二世不仅巩固了对于西里西亚的占领，终于实现了其曾祖父“大选帝侯”所谓的服从上帝意愿的愿望，而且夺取了全部普鲁士地区，最终完成了自其祖父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Ⅰ， ）开始的普鲁士王国（Das Knigreich Preuen）的建立过程。

在经济方面。作为经济生活的注重实效的决策人，有两件突出的事例可以标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形象。一件是，下令栽种土豆，应对战荒；另一件是，策划排干沼泽，安置移民。

1756年3月24日，在七年战争爆发前夕，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了一份《土豆谕令》（Circular-Ordre） ，命令所有的普鲁士官员都要使自己的附属农民“理解”性地栽种土豆，同时命令官员们在5月初或者亲自出行，或者派出代理人巡视检查，督促农民们栽种土豆。据载，早在1738年，土豆就经过萨克森进入普鲁士，而土豆在萨克森出现（1716年）又是经过了巴伐利亚的上法兰克尼亚，上法兰尼亚的雷奥是德国最早栽种土豆的地方（1647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相信，土豆“富有营养”、“勤快就会有好收成”，并且容易生长，易于防盗，即使有军队践踏也不会颗粒无收。然而，农民们不愿栽种这种“来自地狱”的茎根。七年战争爆发以后，伴随着战争和饥荒时段的延长，弗里德里希继续发布栽种土豆的命令，并下令无偿地提供土豆种块。由此，战争结束以后，大致从1770年起，土豆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到1800年前后，普鲁士的土豆收成约为88.7万吨，价值达88亿塔勒以上。仅在库尔马克一地，土豆的收获量就从1765年的5200吨上升到1801年的10.3万吨。土豆成为普鲁士人的主要食物。直到今天，有人在纪念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时候，仍然会向他献上土豆花或者献上形状美好的土豆。

自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统治者就开始拓荒扩土，招引移民。“大选帝侯”统治时期，由选帝侯政府出面组织，在哈弗尔河流域、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地区排干沼泽，开垦荒地，以优惠条件招引主要是来自法国的移民。“大选帝侯”之后，来自南方的瑞士、普法尔茨、拿骚以及萨尔茨堡等地的移民，陆续地被安置在普鲁士的东端，与来自波兰和立陶宛的移民共同开荒造田，建立村庄和城市。在这个基础上，在退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以后的、和七年战争结束以来的两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弗里德里希二世分别于1747—1762年和1763—1768年主持治理了奥得河与瓦尔特内策河以及马格德堡地区的沼泽地，并在晚年经过与不伦瑞克和汉诺威公爵的长期谈判，成功地把德洛姆岭沼泽荒地变成了农耕良田（1780—1783年） ，从而吸引了更多的移民。据载，到178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以前，普鲁士的外来移民大约有25万至30万。

总之，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他那个时代名符其实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ischer Knig）。这个称谓不仅指他的政治理念和作为统治者的形象基本符合当时启蒙思想家理想中的国王条件，而且还指他个人的启蒙学者气质和他对于普鲁士文化事业的促进措施。

（三）“头戴王冠的思想者”

弗里德里希二世算得上那个时代最富有启蒙学者气质的统治者。或者可以说，他是启蒙时代最有实践能力的理论家。因此他也被称为“头戴王冠的思想者”（Denker auf dem Thron）。这也是他之所以被公认为开明君主的主要理由。例如，在上任的第三天，即在6月3日，弗里德里希二世就采纳了诸如托马西乌斯等启蒙思想家发出的、取消野蛮酷刑的建议，发布命令，取消刑讯。稍后，他又宣布禁止体罚士兵，要求以人性和知性训练普鲁士官兵的勇气和胆量。在当时的情况下，国王的做法所表现的应该不仅仅是统治者的仁慈，而更多的是学者意气。又如，弗里德里希国王将自己定位为“国家的公仆”（Diener des Staates） ，允许臣民直接给他写信，或者前来拜访。他反对政府官员面对贫穷阶层表露地位和出身的优越感，要求他们心怀国家利益，爱护臣民。这种立场也不仅仅是君王的开明，而更多的是学者风度。再如，这位头戴王冠的启蒙君主一直抱着宽容的态度对待宗教和教徒问题。继任前，他曾经瞒着父王加入了“共济会”（1738年） ，并在他居住的莱茵斯贝格堡宫主持成立了一个“共济会”分会。上任后他继续保护和资助这个分会，使之于1740年9月13日确定了分会章程。在他发兵占领了西里西亚之后，该分会解体，部分会员于1743年另组“共济会”分会。虽然国王本人没有亲自参加这些分会的活动，但他从来没有反对的表示。在执政过程中，对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亚伯拉罕信仰体系（Abrahamitische Religionen）中的各派追随者，他都视之为臣民或民众而不是教徒或信民。关于弗里德里希二世对待宗教的态度及其政策下面将再次述及。

作为头戴王冠的思想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力促进王国的文化事业，其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重建普鲁士王家科学院，另一方面，参与设计和建筑波茨坦的无忧宫。1744年，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主持下，早在1700年建立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科学社”（Kurfürstlich-Br and enburgische Societt der Wissenschaften）与在柏林刚刚建立的“王国文学院”（Nouvelle Socie·te·Litte·raire）合并，建成“普鲁士王家科学院”（Kniglich-Preu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聘请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德·莫佩尔蒂（de Maupertuis，1698—1759）为院长。同时制定了章程，采取公开有奖征答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办法，吸引当时欧洲各地的著名学者，进而掀起了学术研究的高潮。对于无忧宫，弗里德里希二世从1744年开始主持在波茨坦霍亨索伦家族的一处葡萄山上建筑梯形露台、无忧宫、巴洛克式花园及其他附属楼阁亭台。1747年，国王举办无忧宫落成典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忧宫是当时欧洲文化界泰斗巨擘的聚会中心。应该承认，通过科学院的设立和无忧宫的建筑，弗里德里希二世促进了普鲁士精英文化的繁荣发展。除此之外，国王自身的文化修养以及亲历文化活动的言行，也有力并有效地促进了普鲁士文化事业的展开。

身为国王的弗里德里希抱持那个时代崇尚的理性、批判以及进步等思想观念，善于分析思考，热衷于著书立说，其著述的内容涉及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军事等等许多思想和学科领域。并且，他会多种语言，会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能听懂拉丁语、希腊语及希伯来语，晚年还学习斯拉夫语。他擅长吹奏长笛，喜欢作曲，曾与当时著名的作曲家塞巴斯蒂安·巴赫（Sebastian Bach，1685—1750）讨论作曲及长笛音域等问题（1747年） ，得到巴赫的高度肯定。国王晚年撰写的《论德意志文学》（über die deutsche Literatur，1780）虽然是站在法国巴黎的视角对德意志文学的观察，遭到德意志市民知识分子的谴责，但是，这部著作充分显示了弗里德里希二世丰富的学识和对德意志语言文学繁荣的合理期待。

可以肯定地说，弗里德里希二世是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的典型（Prototyp）。虽然在执政过程中基本接受启蒙精神的影响，很少接受道义原则的束缚，但是由于他的统治，普鲁士王国进入了一个开明君主专制的时代，并逐渐成为18世纪日耳曼民族中最强盛的国家。就此而言，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他那个时代的腐朽的君王下流坯中间是一条好汉，他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历史中，也高出于他的前任和后任”。

第二节 普鲁士开明专制的措施：农业与工商业

普鲁士王国的开明专制时期大致从1713年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发布《王室领地谕令》（Edikt für knigliche Domnen）、废除王室领地的农奴制开始，到1794年公布《普鲁士通用国家法令》（A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ischen Staaten，简称ALR）、标明王国实行法治原则基本结束，前后持续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其间，专制君主采取了基本符合启蒙观念的统治措施，致力于改善农民状况、鼓励工商业发展、改革政府机构和建立教育设施等等所谓开明专制主义政治。

一、废除农奴制和改善农民状况

废除农奴制是普鲁士专制政府最早采取的开明措施。由于这项措施不能推广至王室领地以外的整个普鲁士王国，所以辅之以若干改善农民状况的办法。这是普鲁士王国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首要表现。

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的邦君确立专制制度的时期，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曾经为了征收军税而承认容克（Junker）地主的自给经济，从而表明选帝侯政府认可并加强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农奴制度。对于土地占有者来说，农奴制度是三种传统权利的合而为一，即土地耕种权、农民人身权和初级审判权。在农奴制度之下，不仅农民的劳作而且他们的人身都完全地依附于容克地主，农民们不能自主地耕种土地，也不可以自由地迁移。相应地，容克们不仅有权决定自辖土地的耕作，而且有权压迫土地上的农民。占邦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处在既没有人身安全也没有财产保障的境况之中。因此，“解放”农民或改善农民现状既符合人道主义的启蒙观念，又是普鲁士专制君主将国家权利达及农村基层贵族的重要措施。

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算不上开明君主，但是他率先在王室领地范围内宣布废除农奴制。1713年8月13日，国王颁布《王室领地谕令》，宣布霍亨索伦统治家族辖有的王室领地为王国土地，王国土地不可分割、不可转让，拥有永久的完整性。为了扩大王国的控制力，为了增加王国的收入，在财政大臣冯·卡默克（E.B.von Kameke，约1674—1726）的主持下，王国政府在1719—1723年间连续发布政令，宣布在占全国土地约三分之一的王国土地上废除农奴制。王室土地上的农民基本上成为自由的王国租佃农。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典型的开明君主。继位后他一度试图将先王废除农奴制的做法推及整个普鲁士国家。然而，在来自容克贵族的强大压力之下，他只得退而求其次，推出了改善农民状况的措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与七年战争之间的和平时期，弗里德里希二世连续在1748年、1749年、1752年和1755年发布敕令，命令土地容克不得随意驱逐农民，在包括新占领的西里西亚在内的整个普鲁士国家之内，禁止贵族圈地，保证农民继续耕种土地的权利。七年战争结束以后，国王又于1763—1764年针对波美拉尼亚的土地贵族颁布敕令，要求他们在一年之内必须在农庄或农村中定居下来，改善当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减轻农民的劳役负担，禁止把农民赶出土地，违令者将遭到惩罚。1772—1775年，在获得波兰的西普鲁士等地之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再次发布保护农民令，责令土地领主减缓农民的徭役，减轻农民的人身依附。1777年，国王进一步做出决定，凡属于王室领地官员的庄户都要以继承的或固定的方式转给所属臣民，前提是不触及土地贵族的原有权利。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期间，始终坚持改善农民处境的政策。他称农业为“第一艺术”，从事“第一艺术”的农民应该得到较好的待遇。在旧有的村庄，他关注农户帮工（Tagelhner）、雇农（Knecht）和女仆（Magd）的情况及待遇，使他们在变更雇主的时候有进行选择的可能性。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国王鼓励自由农民定居和耕种，并采取诸如延长租佃期、减免赋税、免服兵役、资金补助等等优惠政策，鼓励外来的农业移民。同时，在任何地方，无论在旧有村庄还是在新垦土地上，弗里德里希二世都不允许对农产品进行暴利经营。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继任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Ⅱ，1744—1797，1786—1797年在位）继续其前两任国王的农民政策，不仅维持王室领地农民自由租佃的经营方式，而且特别在1793—1795年新获得的东普鲁士新区实行对于农民的保护措施。

当然，开明专制下的农民政策是以不改变、不危及原有的容克地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为前提的。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解放”农民与“保护”农民这两种政策在普鲁士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解放农民，在普鲁士指向农民的整体，在开明专制时期则特别指向王室领地上的农奴整体，其目的主要是增加王国政府的收入，加强国王的控制力量。保护农民，在普鲁士是指向农民的个体，在开明专制时期特别指向身处边远地区、身遭贵族残暴压迫的农户个体，其目的主要是一定程度上对土地贵族进行控制，吸引外来移民定居，维持农村的社会秩序。虽然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曾经宣布“解放”王室领地上的农奴，但是，普鲁士开明专制时期农民政策的主要方向是保护农民而不是解放他们，王国政府是希望尽可能地在不损害土地容克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处境。其背后的根本性因素是维护容克贵族的权利。

在历史传统的角度上，容克贵族是世家子弟贵族。自中世纪以来，贵族世家的财产或权利一般是单子继承，凡没有得到继承利益的贵族子弟就成为容克，即容克贵族。容克贵族通常比世袭贵族的人数更多，整体的能量更强，引起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更大。历史上，对于容克贵族权利地位的限制或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一般来说，容克贵族有三个发展场域：宫廷、军队和土地。在普鲁士，由于从中世纪以来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垦荒殖民浪潮，又由于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农产品出口带来不菲的利益，所以王国的容克贵族基本上麇集于东部土地之上。以土地容克为基础，从一开始普鲁士的专制统治者就将容克贵族作为王国的支柱，不仅宫廷里的文官，而且军队中的军官，其绝大部分都是拥有土地利益及拥有对农民支配权的容克贵族。

如此一来，王国政府对于农民的任何措施都会触及王国的统治基础。无论是长期的国策，还是短期的权衡之计，普鲁士的开明专制君主都不能够也不愿意按照启蒙的自由观念给予农民一定的人身自由，而只是在人道主义原则下采取一些限制压榨农民的措施，因为统治者要确保容克贵族对于专制王权的支持。与此同时，无论是废除王室领地的农奴制，还是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普鲁士的开明专制君主也都不能也不想从中贯彻启蒙的平等精神，削弱等级贵族的特权。不仅如此，开明专制政府为了保护容克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还下达命令，限制农民获得贵族的土地（1766年） ，禁止贵族通过遗嘱、出售、抵押等方式将土地转让给市民（1762年、1775年）。虽然下令解放王室领地农奴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反对容克贵族参政，采取各种措施将土地容克排斥在王国的政治之外，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上任之始就恢复了土地领主的传统权利，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容克贵族。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结束开明专制统治的时候，普鲁士王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等级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句话，从君主专制到开明专制的转变不仅没有削弱普鲁士王权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反而加强了王权与贵族的联盟。

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财政—重商主义政策

财政—重商主义（Kameralismus）政策与重商主义（Merkantilismus）政策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王国政府主宰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后者是王国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在这样的前提下，普鲁士开明专制政府采取的鼓励工商业发展的财政—重商主义政策，实际上仍然是鼓励发展中世纪式的城市经济。或者说，它所发展的是王国经济而不是企业经济。但是，人们不能忽略的一点在于，普鲁士的财政—重商主义政策为接踵而至的国民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即位之初，即17世纪前期的三十年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勃兰登堡普鲁士选帝侯政府就明确地开始推行符合于重商主义观念的经济政策。其突出表现就是政府直接出面组织和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扩大出口商品的生产。这是勃兰登堡普鲁士为战后迅速恢复经济生产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普鲁士王国确立之后，自18世纪初年起，诸如鼓励农产品出口、限制奢侈品进口、储备货币、减缓行会束缚、引进工商专业人才等的早期重商主义经济措施，在王国内得到了普遍的实行。在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时期，促进手工工场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成为直接服务于军事与外交的王国大政方针。

1713年3月27日，刚刚上任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下令设置“财政总署”，令其全面负责制定王国的经济政策和管理经济事务。“总署”总监是内阁秘书E.B.冯·科罗伊茨（E.B.von Creutz，约1670—1733）。作为重商主义经济制度的实施机构，该财政总署下设几个财务管理和委托代理部门，具体管理或代理诸如常备军队的物资和财务需求、城市过境税收和交易细则以及农产品输出等经济事务。1718年，来自萨克森的银行家和企业主J.A.冯·克劳特（J.A.von Kraut，1661—1723）成为“财政总署”的实际负责人。冯·克劳特是兼任枢密议员和军事大臣的普鲁士王国第一任商业和手工业大臣。早自1713年起，他就在国王的直接支持下参与制定了许多工业、商业经营和管理的王国法规，制定了关税税率和商业统计法则，并在柏林创立了一处“王国仓库”或称“王家织布场”，继而以此为实验模板，制定了一系列诸如限制外国布料进口，禁止本国原材料出口，促进国内生产、出口贸易和过境贸易，引进外国资金和经验，以及垄断普鲁士军服需求等目标明确的经济政策。1722—1723年，在冯·克劳特去世以前，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将“财政总署”下设的几个机构和部门合并为四个部，四个部共同附属于一个“财政、军事和王室领地总执行局”，简称“总执行局”（Generaldirektorium） ，由内阁第一秘书S.冯·马沙尔（S.von Marschall，1683—1749）担任总监。

冯·马沙尔自1713年起就在国王身边服役。如果说冯·克劳特是在经济领域本身为国王提供经济政策方面的建议，那么冯·马沙尔就不仅是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内对于普鲁士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冯·马沙尔的建议下，国王批准建立了一系列政府机构，其中几个涉及经济的部门由冯·马沙尔自己负责。如1716年建立的“枢密邮政院”（Geheimer Hof-und Postrath）、1722年合并的“海军和陆军新兵财务处”（Marine-mit der Rekrutenkasse）、1723年的“最高财务署”（Oberfinanzrat）、1733年改建的“财政—军事—王室领地最高实效枢密院”（Der Wirkliche Geheime Finanz-，Krieges-und Domnenrath）。弗里德里希二世上任后，冯·马沙尔继续担任“海军和陆军新兵财务处”主管，并成功地使国王接受了他的建议，于1740年设置了“总执行局”第五部（diefünfte Departement des Generaldirektoriums） ，他自己以商贸—经济大臣的身份，专门负责监管普鲁士王国的手工工场、商业和制造业事务。除此之外，冯·马沙尔还在王国内广泛地试用职业和经济统计，明确了解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数量和技术状况，并在王国境外安置代理人，招募专业人才和技能劳力。由于出色的工作成就，冯·马沙尔曾获得“实效的财政和军事枢密大臣”的赞誉。

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后，在几位前任国王的基础上，继续坚持重商主义理念，采取促进王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作为典型的开明专制君主，他采取的相关措施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细化经济管理部门，促使经济管理部门进一步地专业化；另一方面，强化经济政策统一，促使经济发展的领导权进一步地集中于国王本人。

如前所述，1740年6月27日，在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弗里德里希二世就接受冯·马沙尔的建议，设置了“总执行局”第五部，专门负责工场、商业和制造业事务。以此为开端，普鲁士的最高统治机构出现了按照专业划分的部门。虽然原来根据区域划分的部门仍然存在，但是依据专业的管理，特别是依据经济专业的管理从此成为普鲁士王国统治的基本形式。1746年，国王批准建立了军事经济部（Departement für Militrkonomie） ，专门负责军需经济。1749年冯·马沙尔去世以后，国王自己接管了第五部的领导事务，并为自己保留了王室领地和森林管理的最高领导权，借以直接推动重商—财政主义理念支配下的工商业发展政策的实行。后来，国王又批准建立了三个专业的经济管理部门，即货物过境税和关税部（Departementfür Akzise und Zoll，1766）、采矿冶铁业部（Departement für Bergwerke und Hütten，1768）和森林产业部（Departementfür Forsten，1770）。

显然，工商业已经被看作是王国财富的来源，是与农业同样受到国王关注的经济部门。普鲁士工商业的发展被置于王国政府直接的且专业化的管理之中。由此，谷物和其他土地产品以及织物和其他手工产品的生产和输出等工商事务不仅得到王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有利预算、币质保护以及鼓励性税务监制，而且还有机会在王国政府机构内得到相应的经营环境和前景方面的咨询和领导。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可以说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弗里德里希二世就表现为名副其实的专制君主，他将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王国统治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或其直接的代理人手中。其间，虽然不再像前任那样将发展工商业经济当作强国的手段，而是当作富国的目标之一，但是，他还是将王国的军事与外交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将主要的商贸企业发展状况及其趋势纳入国王的直接掌控之中。

例如，国王长期回避确定一位经济大臣的问题。特别在统治前期，几乎所有涉及王国范围的经济事务差不多都直接地经过了国王，从安置外国移民、引进英国机器、开运河造山路，到扶持棉布、丝绸和天鹅绒等的生产和销售，以及农村家庭手工工场（烧窑、酿酒等）的运作，直到开办博览会招商引资、设立信贷机构、低息贷款，等等，事无巨细，差不多都得到国王的关注过问、参与计划，甚至直接推动实施。

又如，占领西里西亚以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并没有在这里设置与其他地方一样的专业管理部门，而是将这个王国新区直接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在此重点发展纺织、冶铁和采矿业。虽然国王任命著名的矿务学家F.A.冯·海因尼茨（F.A.von Heinitz，1725—1802）为王国矿务总监，责令他负责用先进技术开采王国的银、铅、铁和煤矿，让他着重于在西里西亚的矿务，但是，国王仍然每年都要亲自出巡西里西亚，特别关注这个地区制造业与出口贸易的发展状况。正是由于国王的直接监管，到18世纪末，西里西亚成为德国工业化最发达的省份，为普鲁士提供了大部分的王国收入。

再如，国王利用王室资本直接介入对外贸易，支持成立对外贸易公司：1751年建立“埃姆顿普鲁士王家亚细亚广州与中国商贸公司”（Kniglich Preuische Asiatische Compagniein Emden nach Canton und China，1765年解体）、1765年建立“强制建筑木材贸易公司”（Oktroierte Nutzholz-Handlungskompanie）以及1772年建立“普鲁士海外贸易公司”（Preussische sociétéde commerce maritime）。这个海外贸易公司也是王国内部的贸易机构，它直接参与支持王国的工业和贸易发展。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二世还关注与外国签订贸易条约：1775年与波兰、1782年与西班牙、1785年与美国签订的条约都以王国经济为背景，并且都置于以国王为首制定的王国经济政策的统一规范之中。

如果说统一在弗里德里希二世集权之中的经济政策强有力地使普鲁士在1763—1786年间走上了近似工业化的道路，那么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政府的经济政策却不算强而有力。例如，新的王国政府一度试图放弃对谷物贸易的统一调控，只是由于价格上涨等等原因才很快又恢复了前届政府的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像冯·海因尼茨负责管理的矿山等个别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在整体上工商业的发展不再从王国政府获得促进力量。到18世纪末，普鲁士王国财政经济已经明显地受到私人企业经济的、强有力的挑战。

在此应该说明的是，普鲁士开明专制政府在工商领域内所采取的各种措施，重在辅助军事和外交政策，即使在典型的开明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也不例外。从1750年责令铸币专家J.Ph.格劳曼（J.Ph.Graumann，约1706—1762）改革币制，到1765年宣布成立德国第一家信贷银行，到1769年颁布内阁令（Cabinets-Ordre）为在战争中遭受损失的贵族提供贷款，直到1810年前后强令奢侈品专营或征税，特别是在1763年以后，王国经济的重点明白无误地从农业优先转向工商业优先等等，这一切都明确地表明，普鲁士国王推行财政—重商主义政策，其目标是发展王国经济而不是国民经济，目的是军备强国而不是福利予民。

正是因此，重商主义现象在普鲁士表现为独特的财政—重商主义。这种财政—重商主义既表现为一种对市场经济的保护和防御，而非像同时期其他西欧强国那样进行市场扩张和征服，同时也表现为对于王国臣民的教育和驯化。财政—重商主义理论家相信，要实现社会的经济福利和生产力增长，就必须有道德高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正是为了塑造和保护人民的道德，国家的经济干预是完全必要的；也正是为了在多个方面规范和管制公共的和私人的行为，王国的工商业发展需要启蒙式的职业教育进行配合。这一点在下面关于开明专制的教育措施中还会提到。

第三节 普鲁士开明专制的措施：政治、司法与教育

一、集中君权的行政机构改革

在王国政府的行政机构范围内，集中君权是君主专制的重要表现之一，而开明君主专制则是在集中君权的前提下，进一步削弱贵族的参议权。换言之，在君主专制时期，中央集权行政改革的重要表现是实行以君主为首领的贵族合议制，而开明专制的相应改革则是弱化甚至取消贵族的参议权，代之以君主独言专制。普鲁士开明专制的政治措施明确地表现了这一点。

在勃兰登堡普鲁士，自大选帝侯开始，贵族参议制（die adelige politische Mitspracherechte und Befugnisseim absolutistischen System）作为三十年战争以后在君主专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邦君官厅的施政原则，随着中央统治机构的确定、完善和加强而得以确立。在贵族参议制原则之下，各地大贵族的传统权利在地方上受到相当大程度的削弱，这些权利继而被转移到以邦君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官厅。由此，选帝侯国的军事、税收及司法等等主要权利一般都通过由贵族合成的官厅机构而集中于选帝侯一人手中。换个角度说，选帝侯所做出的重大决策一般都经过了与官厅贵族的合议。参议制是中央君主与地方贵族的统治合作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被集中于中央的贵族基本上保有传统的、原来在地方所有的各类权利。

如前所述，普鲁士王国确立以后，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曾经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于1713年设置王国的“财政总署”，并在1722—1723年将之扩建为王国“财政—军事—王室领地总执行局”。它负责统管整个王国的财政和军事事务，很大程度地凌驾于作为中央统治机构的“宫廷枢密财务局”（Geheime Hofkammer）。这个“宫廷枢密财务局”是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于1689年对大选帝侯所建立的“枢密院”（Geheimrat）的改建。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总执行局”直接对国王负责，但是，它分设的四个部仍然是领地性的。也就是说，专业部门的划分仍然是以领地为单位的。另外，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也曾经为了集中权力而于1713年发布“组阁政令”（Marginalien） ，组织“内阁部”（Kabinett） ，即国王的咨询部，主要涉及对外事务。它负责制定统一的王国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弗里德里希一世于1702年组织的、不作为政府机构的“三人内阁”（Drei-Grafen-Kabinett）。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内阁部”也是直接对国王负责，但是，它是一个独立的贵族参政合议机构，其成员仍然参加枢密院举行的全体大臣会议。在维持原有的这些统治机构的前提下，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通过增加管理部门的办法，推行进一步的行政机构改革，其目标是用专业的管理部门来取代贵族的参议机构，用专业人员的责任管理权来取代传统贵族的参政合议权（Mitsprecherechte）。

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之后，如前已述，就立即开始着手增加中央政府的专业管理部门。先后为普鲁士王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财政—军事—王室领地总执行局”增加了第五部、战争或军事部、货物过境税和关税部、采矿冶金部和森林部。新增加的部门不仅在名称上，而且在实际权限方面也都是纯专业的中央管理机构，在本专业范围内，其权利延及全国，并直接对国王负责。但是，对于新近占领的西里西亚省，国王特派大臣管理，该大臣不属于“总执行局”，也没有专业要求，虽然同样直接对国王负责。以专业管理部门为基础的、以特派大臣为代理的“直接对国王负责”，意味着直接排斥贵族合议的原则。对于这些直接向国王负责的大臣，弗里德里希二世以书信的方式与之联系。他向他们发布书面命令，并要求他们进行书面请示和汇报。国王不再召开全体大臣会议，尽管这个会议是王国建立以来的确定机构，他不信任官员个人，尽管政府各个机关都得到严格的监督。由贵族合议原则相伴随的政治统一基本结束。

后来的历史证明，由于容许中央同时存在地方代理机构和专业管理部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行政机构改革不同程度地造成了权利重叠或真空现象。有些部门逐步地成为一个省或几个省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另有些部门的权利则受到阻截。王国统治体制因此僵化。他的后继者试图通过改善、改良等措施克服这些体制上的弱点，但仅仅依靠改善和改良显然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这种由君主专制和开明君主专制合成的体制的弱点。

1786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继位后发布指令，试图恢复贵族合议体制，并使之与内阁合作，在恢复贵族旧有权利的同时，不破坏君主专制集权。但是，因为他既没有采取措施加强或扩大专业部门的权利，也没有削弱或废除省区领地部门的权势，所以他不仅没有能够延续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统治强势，反而凸显了先王时代的缺陷。1798年，即位不久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Ⅲ，1770—1840，1797—1840年在位）更是颁布临时指令，再次一定程度地承认中央统治的贵族合议制原则，其结果是宣告了开明君主专制行政措施的失败。直到19世纪初普鲁士王国因外交和军事的失败再次推行改革，解散“总执行局”，彻底结束中央的省区代理机构，确立内阁政治的时候，开明专制体制才走向终结。

在此应该对普鲁士的文官（Berufsbeamtentum）情况做些说明。“文官之父”是所谓的“士兵国王”（Soldatenknig）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誉称。文官，区别于军官，是在普鲁士王国政府中服役的公务员。国王对于文官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完全献身于工作，无条件地、准时地、认真地、迅速地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具备相当的知识，不断地、严格地、专业地接受培训。文官一般没有贵族出身，但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传统特权，但勤奋、机敏，忠诚于国王。1727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哈勒大学和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大学设置内政管理讲座，这是欧洲范围内的、首次为充实在职文官的理论知识而设置的高级教育讲习班。

弗里德里希二世延续先王的做法，继续建设王国的文官队伍。所不同的是，他自称“国家第一公仆”，意即普鲁士王国的首席文官（Erster Beamter）。相应地，其他文官也是国家的公仆而不再是国王的私役。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统治下，文官与军官更加紧密地合作：退役军官和非现役的下级军官可以获得某级文官职务。可以说，这是普鲁士由中世纪王国向近代国家转变的标志；也可以说，它标志着普鲁士由等级主义君主国向官僚主义领土国家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文官逐渐地成为王国的管理阶层。文官阶层构成的公共管理机关逐渐地取代军官主宰的地方权力机构。地方权力机构的主要责任是税收，税收是地方贵族的传统特权。普鲁士国王通过改变特权的方式平息地方贵族的反抗：变他们的税收权为担任军官权，变他们的政治参议权为从事政府公务的权利。

二、谋求王国利益的司法和法权改革

对于专制君主来说，控制王国的各级司法权是完成王国领地统一的必要程序。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开始，自然法学家S.科塞基（S.Cocceji，1679—1755）受命主持王国的司法改革工作，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公布由S.科塞基倡议编纂的《普鲁士通用国家法令》为止，普鲁士的专制王权在基本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体现了启蒙的（或开明的）时代特征。

S.科塞基的父亲海因里希·科塞基（Heinrich Cocceji，1644—1719）是普芬多夫的学生，曾先后在海德贝格、乌特勒支和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教授自然法学。受其父亲的影响， S.科塞基也成了一位对当时居于前沿地位的自然法权学科具有很深造诣的学者。1702年，22岁的科塞基受聘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大学自然法学教授，继而在1723年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任命为王室司法大臣（Kammergerichtsprsident）。1735年，随着在柏林的王国司法办公大楼的建成，在国王的直接支持下，科塞基将王国原有的各类司法机构，包括民事的、刑法的、教会的以及等级的法庭等等均集中在一座建筑物之内，由他统一领导，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司法改革。

整体而言，科塞基主持的司法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确立王室法院为全国最高上诉机构，同时设有两级地方法院；规定如有必要，凡诉讼案件均可经过三级法院的审理程序。另一方面，采取考试、考核等严格措施，提高法官及律师的业务水平和社会地位。由于这样的改革触及了甚至可以说剥夺了传统的等级领主、城市以及教会的审判权，所以遭到以总执行局副大臣冯·马沙尔为首的传统保守势力的强烈抵抗，致使国王不得不下令停止改革，并于1739年撤销了S.科塞基的司法大臣职务。

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继位后，对于王国的司法乃至法权状况的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如前已述，弗里德里希二世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刑讯。1741年，他重新任命S.科塞基为王室司法大臣，同时支持和保护他继续推行改革。经过五年的努力，到1746年，普鲁士不仅取消了传统的、所有人的“绝对不可上诉权”，而且确定了新的、所有法官的考试考核和固定薪资的制度。在占领了西里西亚之后，国王又责令科塞基在这个新的省区内推行新的司法制度，确立新的法权秩序。1747年，科塞基再一次被免去了司法大臣的职务，但此免非彼免。从这一年开始，他以大首相的身份，全面推广包括司法改革在内的王国法权秩序改革。1749年， S.科塞基被册封为男爵，此后可称其为冯·科塞基。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支持下，冯·科塞基主持的改革基本进展顺利，但同时留有两点缺憾。一点，他没有能够彻底地废除宫廷司法权，就是说，包括国王在内的宫廷要人仍然保有法外特权。对此，他曾经于1749年主导王国政府颁布了职权条例，一定程度地加以限制。后来，在他去世以后，王国政府于1756年组建了一个司法裁判机关——东普鲁士政府（司法局） （Ostpreuische Regierung{ Justizbehrde} ） ，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宫廷特权。当然，着眼于王国利益的专制王权并没有因此而遭到削弱。另一点，他没有能够实际展开编纂全国通用法的工作。1749年和1751年，冯·科塞基连续两次提出编纂弗里德里希王国法典的立项建议（Projecteines Corporis Juris Fridericiani） ，可是在他去世之前一直没有得到国王的批准。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虽然对于他的建议给予“最高的赞扬”，并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表示赞成法治，承认君主不应该损害法律而应该保护法律，但是，直到1780年他才接受已故冯·科塞基的建议，通过内阁发布命令，责令新任大首相J.H.冯·卡默尔（J.H.von Carmer，1721—1801）落实法典的编纂工作。在冯·卡默尔的领导下，著名法学家C.G.斯瓦雷茨（C.G.Svarez，1746—1789）执笔编写民法典，由E.F.克莱因（E.F.Klein，1744—1810）起草刑法。1792年，在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六年以后，《普鲁士通用国家法令》完成编纂，后经修订，由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于1794年6月1日宣布生效。

《普鲁士通用国家法令》，作为普鲁士开明专制的突出成就，与1713年君主专制时期颁布的《王室领地谕令》相比，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方面，《通用国家法令》将王室领地宣布为国家财产，国家利益取代王国利益而至高无上；另一方面，它标明普鲁士为法治国家，国王不得任意罢免官员、侵犯私人法权，国家全面监护民众的精神和经济生活；再一方面，它显示普鲁士仍然是等级制国家，贵族被列为第一等级。经济活动和职业选择仍然受等级社会传统的约束。需要指出的是，在18世纪开明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形成的《普鲁士通用国家法令》还不能体现近代立宪精神，它只是在不改变国家体制的前提下对社会状况进行了一定的改善。

三、开启民智和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措施

为开启民智和提高国民素质而干预学校教育，是普鲁士开明专制的又一重要举措。与之同时，王国政府实行的宗教宽容政策也被纳入开明专制的总路线。

1717年9月28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颁布第一份《义务教育令》（Principiaregulativa） ，规定王国内的适龄儿童必须接受学校教育。由之，普鲁士王国出现了兴建学校的浪潮。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数以百计的学校建立起来。1763年8月12日，国王颁布《学校法规》（General and schulreglement） ，规定5—14岁的儿童必须上学。当时，由于缺乏师资，下级军官就成了教师的主要组成部分。校长也多由退伍老兵担任。整体而言，那时普鲁士的教师基本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其文化水平很低，读、写和算的能力都很差。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是经过了一定的军事训练、读写能力不算强的人。

虽然事实如此，但是在开明专制时期，在国王的支持下，许多怀有启蒙思想的王国大臣努力地实施王国政府颁布的类似于近代国民教育的措施，并试图提高包括教师在内的职业教育水平。其中的代表人物可以推出两位，即海克尔和蔡德利茨。

J.J.海克尔（J.J.Hecker，1707—1768）是德国实科学校（Realschule）的奠基人。海克尔于1729年毕业于哈勒大学，并留校担任教育学院的教师。1735年，在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要求下，他离开哈勒，担任波茨坦军人孤儿院的教士、教师和督察员。稍后，在1738年，又由国王亲自任命为柏林三一教堂的首席教士。受虔信派领袖弗兰克的影响，海克尔致力于师资培养和职业教育。1746年，在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支持下，他买下了柏林一家高级中学的校舍。第二年将其改建为一所新型的实科学校，即经济数学实科学校。这是柏林的第一所实科学校。1748年，他又在柏林建立了教师研讨班。这也是普鲁士的第一个教师培训基地。

同一年， J.J.海克尔着手制定了一份学校规章——“明顿拉文斯贝格学校规章”（Minden-Ravensberger Schulordnung）。这份规章就是1763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学校法规》的模板。1750年，海克尔被任命为王国教会大臣（Oberkonsistorialrat） ，主管文化、教育和教会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一边著书立说，进一步思考和阐发符合启蒙时代精神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并特别创建了格奥尔格·莱默尔出版社和《周刊》（Wochenzeitschrift） ，宣传新的教育理念；一边继续实践学校教育，为柏林教师研讨班建立分校（1753年起） ，为柏林实科学校规范课程，设立技术实习场地，在学校教学与社会职业之间建立联系。J.J.海克尔的教学活动奠定了普鲁士国民教育的发展基础。

K.A.冯·蔡德利茨（K.A.von Zedlitz，1731—1793）是弗里德里希二世政府的高级官员。1755年，冯·蔡德利茨以王室法院高级候补文官的身份进入王国政府，从此以后一路高升：1759年是布雷斯劳的宫廷议员，1764年被任命为西里西亚政府首脑，1770年成为国家和司法枢密大臣（Geheimer Staats-und Justizminister） ，到1771年，除了刑事部事务以外，他还掌管王国的全部文化教育和宗教的管理部门，负责学校和教会事务。就像J.J.海克尔受虔信派领袖弗兰克的影响一样，冯·蔡德利茨在古典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影响下，致力于国民教育。他坚守教育可以促进人性完美，进而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启蒙理念，相信学校教育可以开启民智，进而可以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

在冯·蔡德利茨的主持下，普鲁士王国政府于1788年通过了王国《中学学校规则》（Abiturreglement） ，确立中学毕业会考（Abitur）制度；同时加强校舍建设，改善教师薪俸。在大学中，自上而下，鼓励自由思想，支持学术创新。与冯·海克尔相似，冯·蔡德利茨的教改活动也为普鲁士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786年，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上任，王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开始取代教育措施成为控制臣民思想和观念的主要途径。

自“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时期开始，普鲁士的宗教政策就已经在信义宗和改革宗的范围内实现了信仰宽容的理想。身为改革宗信徒，大选帝侯没有在选帝侯邦内强制实行“教随国定”的原则。他于1664年颁布《宽容敕令》（Toleranzedikt） ，禁止信义宗和改革宗两个教派的神学家在布道坛上相互攻击，并限制信义宗的信仰告白书对于改革宗的划界教理，从而在实际上取消了信义宗《协同书》（《Konkordienbuch》）的限定性和排他性。1671年，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大选帝侯邀请在维也纳遭到驱逐的50个犹太人家庭前来勃兰登堡定居。稍后，在1685年10月29日，即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10月18日废除《南特敕令》（édit de Nantes）的十天之后，大选帝侯又颁布了《波茨坦敕令》（Edikt von Potsdam） ，欢迎在法国受宗教迫害的新教徒胡格诺“自由地、安全地”定居勃兰登堡，保证他们拥有一定的特权，并且减免税务和关税；企业主享受邦国补助金，牧师享有豁免权。普鲁士王国建立以后，仍然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王国政府坚持实行在发展经济前提下的宗教宽容政策。其中，对于容纳犹太人的法令具有典型意义。

1700年，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暨稍后的弗里德里希一世颁布《犹太人法》（Judenreglement） ，禁止犹太人购买房屋，并列举了一系列商贸限令。在当时拥有约两万居民的柏林，居住着千余名犹太人。虽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上任后基本取消了这份法令（1714年） ，允许犹太人在勃兰登堡普鲁士境内买房居住，甚至可以开办商店，但是，王国政府仍然对于犹太人的居住权限定条件。例如，只有长子可以继承居住许可权，次子和第三个儿子可以继承钱财，而其他子女则或者不结婚并且没有孩子，或者离家谋生。另外，犹太人必须以社区为单位每年交纳高额税金，同时必须支付“栏头税”。这是非犹太人为自己的役畜支付的税项，就是说，犹太人要像非犹太人的役畜那样缴税。还有，犹太人使用仆役的数量也受到限制，就是说，政府禁止没有居住权的犹太人以仆役的身份定居在王国境内。1730年，普鲁士王国颁布《通用犹太法》（Generaljudenreglement） ，将柏林的犹太人家庭数目限定在100个，余者限期迁离。但时隔不久，在1737年，柏林又有了321户犹太人，其中附带若干仆从。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开明君主，无论个人的信仰是什么，他在原则上都会遵循宗教宽容的启蒙理想。在他统治期间，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公园的一座新教教堂旁边建起了一座天主教大教堂（1747年） ，成为普鲁士宗教宽容的象征。对于犹太人，在先王的基础上，他于1750年颁布了《普鲁士王国犹太人特权修正法》（Erlaeines Revidierten General-Privilegiums und Reglements fürdie Judenschaft im Knigreich Preuen） ，将犹太人分成了六个等次，依次予以居住法权。具体是，第一等，富裕者，他们本身及其全部合法子女和仆役均有居住权。第二等，受特殊保护者，他们本身及其长子拥有居住权，其他子女需要购买居住权。第三等，受保护者，他们本身拥有居住权，其子女中有一人可以购买居住权。第四等，拉比和社区领袖，他们的居住权与职务挂钩，不得继承和购买。第五等，被容许居住者，他们大多是上面第二、三和四等犹太人的子女。第六等，富裕犹太人的仆役和商行雇员，居住权由其主人临时确定。位于前三个等次的犹太人负责承担税务。据载，在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时期，柏林共有大约6000犹太人，其中90%以上的是有前提条件的居住者。极个别的人能够享受第一等特权；162人受特殊保护，属于第二等；另有63人是第三等受保护者。法令划分等次的结果是犹太人被固定居住。直到1812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Ⅲ，1770—1840）再次颁布相关的“犹太人敕令”时，犹太人才有了自由迁徙的可能性。

178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以后，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发生变化。他的继任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重用自己的朋友、新教神学家J.C.冯·韦尔纳（J.C.von Wllner，1732—1800） ，支持后者排挤K.A.冯·蔡德利茨，成为总执行局的首席大臣，并于1788年完全接管了王国的文化、教育和宗教工作。在冯·韦尔纳的主持下，王国政府于1788年7月9日颁布了《韦尔纳宗教敕令》（Wlnersche Religionsedikt） ，宣布教会要恢复使徒时代的纯洁形式，教士要严格按照合法的教义书籍讲道，禁止攻击正统教义。1791年5月4日，冯·韦尔纳主持成立了王国教会事务考核委员会，不仅对于教会的神职人员，而且对于中学以至大学的教师都要进行考核，意在坚决清除启蒙运动的影响。显然，与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一样，普鲁士的开明专制制度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逐步衰退。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做王储的时候就参与了玫瑰十字团（Rosenkreuzer）的活动。这个神秘的、以对人类进行全面改革为目的的基督徒小团体是一个敌视启蒙运动的教团，与共济会有些关联，弗里德里希二世曾经积极地参与这类团体的活动。与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一直没有摆脱玫瑰十字团的影响。这也是普鲁士开明专制在他统治期间很快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普鲁士开明专制的特征可以集中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方面，其开明的改革措施仅限于文化、教育领域，在政治、外交领域内仍然实行专制统治政策。典型的例子如弗里德里希二世。他一上任就委托法国神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之一J.H.S.福默在柏林创办一份政治和文学的法文报纸，并责令大臣H.冯·波德维尔斯（H.von Podewils，1696—1760）审查并清除该报中的非政治内容。所有政治言论都要事先经过严格的审查。另外，他曾经邀请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客居王宫，几乎每天都与他们交谈，但他不能容忍这些启蒙的精神领袖们对他的统治政策稍加批评。所谓“开明的”仅仅是、且完全是专制的前缀。另一方面，其统治措施表现了观念上的开明和实践上的专制，因此各项措施所建立起来的新制度都不是在取消旧制度的基础之上，而是新旧制度并存、并行。第三方面，其专制的统治政策使君主以公仆的面目、专制君主以第一公仆的面目出现，使中世纪王国以近代国家的面貌出现，因而掩盖了普鲁士国家体制改革的真正需求，导致了这一军国主义“强国”在法国战争中不堪一击的历史事实。

伴随着开明专制的实行，普鲁士进入欧洲大国之列。普鲁士的强国之路是战争之路。它主要通过三次西里西亚战争，跻身为当时的欧洲五强之一。普鲁士的西里西亚战争也是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对此将在下一章进行叙述。从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到1792年向革命的法国宣战，在将近一个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在欧洲大陆上发生了十几次战争，普鲁士几乎全部涉足，即使不是战争的主导者，不是战争的主战方，也是战争背后的外交力量。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怀着成为欧洲强国的目的，从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开始采取的扩展领土、提高国际地位的总方针，经过几代统治者的一贯努力，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领地从2.37万平方公里，扩展到了1713年的11.2万、1786年的19.5万平方公里，一个世纪间增加了八倍多。同时，人口数量从1712年的165万增长到了1740年的240万、1786年的543万。半个世纪间增长了3.3倍。作为参照，德国的人口在1700年约为1500万，1750年约为1700万，1800年约为2300万。普鲁士军队的规模也从1688年的大约8000人增长到了1740年的约8.3万人，到1786年时已经接近18.8万人，百年间增长了23倍以上！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Franzsische Revolution）爆发之前，就土地面积、人口数量和王国收入，以及在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地位等等各方面来说，普鲁士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大国。然而，作为普鲁士强国之路上的第一功臣、如愿以偿地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地被称为“大帝”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却有这样的一段话：已经成为强国的普鲁士就像一只猴子，“模仿强国而没有成为强国”。

第六章 奥地利的开明专制

与同时期的普鲁士王国相比，头戴神圣罗马帝国皇冠的奥地利，其推行开明专制的目标同样是维持欧洲大国的地位。但是，在奥地利，开明专制措施涉及的面更广，落实的要求更严厉，并且持续的时间较短。作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竞争对手，奥地利统治者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1717—1780）反对启蒙运动的基本理念，她的统治不完全属于开明专制，但其专制集权、司法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推动臣民教育等等具有明显改革色彩的统治政策，则在很大程度上为她的继承人、开明专制主义者约瑟夫二世在奥地利继续推行改革，实行时间不长的开明专制制度做好了铺垫。

第一节 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统治

一、家庭与生平

玛丽亚·特蕾西亚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六世的长女。如前面提到，皇帝卡尔六世早在自己28岁正当年轻的时候，就于1713年4月19日颁布了一份《国事诏书》，宣布如无男嗣，女性有权继承哈布斯堡家族的产业，目的在于维护奥地利世袭领地的完整和不可分割性。1740年10月20日，卡尔六世去世，23岁的玛丽亚·特蕾西亚继承了哈布斯堡家族产业，成为奥地利大公、波希米亚女王和匈牙利女王。1745年，她的丈夫弗兰茨·斯蒂芬（Franz Stephan，1708—1765）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弗兰茨一世（FranzⅠ，1708—1765，1745—1765年在位）。根据自1014年以来的传统，玛丽亚·特蕾西亚本人虽然没有行过加冕礼，但仍然是合法的神圣罗马帝国女皇，或者说享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地位。1765年，弗兰茨一世去世以后，她的长子继任皇帝，称约瑟夫二世。在任期间，玛丽亚·特蕾西亚以及约瑟夫二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为奥地利开辟了通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道路。

玛丽亚·特蕾西亚共有姊妹四人，长兄和小妹妹幼时夭折，大妹妹24岁时因难产而殁。身为皇帝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很幸运地可以自由恋爱，17岁与客居父皇宫中的表哥、洛林公爵弗兰茨·斯蒂芬终成眷属。这位表哥的祖母与她的祖父是亲姊妹，就是皇帝费迪南德三世（FerdinandⅢ，1608—1657，1637—1657年在位）的儿子和女儿。这位表兄得以迎娶表妹的条件是，必须放弃1729年起继承的洛林公爵的爵位，必须受任托斯卡纳大公（1737—1765年在位）。婚后，这对夫妻生育了16个孩子：十女六男。其中有六个在十几岁之前就去世了，另有两个因获得高级圣职而不得结婚，还有一个坚守独身，终生不嫁。除此之外的其他七个孩子都通过婚姻成为女皇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与法国波旁家族关系的筹码。她的最小的女儿玛丽·安托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世（LouisⅩⅥ，1754—1793，1774—1793年在位）的王后，并在法国大革命中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与国王一起被革命者斩首。

概括说，玛丽亚·特蕾西亚留给后人的是奥地利国母的形象。她支撑哈布斯堡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大厦和兴办国立基础学校，与相夫教子同步而行；她在国内推行全面改革和在国外进行卫土夺权的战争，与持家护院同样对待。玛丽亚·特蕾西亚是一位宽容贤德的妻子。虽然丈夫不乏寻花问柳的绯闻，但她始终与之相亲相爱。48岁时丈夫去世，从此至终，一直都是黑衣丧服，满怀哀念。她也是一位慈爱细致的母亲。众多子女环绕身边，从男孩射猎到女孩编织，她无不亲自过问，悉心教导。身为哈布斯堡皇族的首脑，她理顺了帝国与王朝的关系。作为奥地利国家的君主，她明确了王国为臣民谋求安全和福利的基本目标。虽然她反对启蒙运动，但是她采取了许多属于开明专制的统治措施；虽然她坚守天主教的信仰传统，但是她反对教会对于国家主权的限制，尽可能地扩大国家的作用范围；虽然她不了解天赋人权、宇宙秩序等当时的前沿学术成就，但是她支持维也纳大学的科研活动，推动教育改革，鼓励传播对国家有用的知识。因此，不属于开明专制君主的玛丽亚·特蕾西亚为她的后继者奠定了实行开明专制措施的基础。

与其竞争对手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相对照，玛丽亚·特蕾西亚一生中几乎没有走出皇宫或王宫，几乎没有接触那个时代先进的思想和思想家。她不是以军队统帅的姿态在战场上与她的对手作战，也不是以外交家的面貌出现在欧洲国际舞台之上，更不是以经济决策人的面目巡游在全国各地。而正是在这三个方面，通过与她相反的做法，弗里德里希二世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可以明确地说，在军事方面，特别在为了维权的、持续八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玛丽亚·特蕾西亚每年都在怀孕和生育，但她是不上战场的战争指挥者；在外交方面，在逆转外交阵线的过程中，她一直在为儿女的婚姻劳心费神，但她是灵活并运筹帷幄的外交家；在经济方面，在重商主义浪潮中，她在不断地考虑减肥，不让体重增加，但她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人。无论如何，权大势强的奥地利女皇没有失去女人的追求。

二、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七年战争和巴伐利亚继承战

玛丽亚·特蕾西亚在任期间主要进行了三次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年）、七年战争（1756—1763年）和巴伐利亚继承战争（Der bayerische Erbfolgekrieg，1778—1779年）。战争期间，她充分表现了一位不上战场的战争指挥者的形象。

（一）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0年10月20日，正当怀着第四个孩子、即后来的皇帝约瑟夫二世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父亲、皇帝卡尔六世因误食毒蘑菇去世。之后，不到两个月，在12月16日，普鲁士军队开进了奥地利的经济大省西里西亚。普鲁士进军的理由是实现霍亨索伦家族对于历史遗留土地的占有，而实际上是上任不久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为了自己强兵富国而乘人之危。面对年轻的女继承人，哈布斯堡王朝的确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因为先皇的《国事诏书》不能够保证玛丽亚·特蕾西亚对于哈布斯堡皇族产业的合法继承。

早在1713年制定了《国事诏书》之后，卡尔六世皇帝就特别关注欧洲各大政权的态度和立场。1720—1724年，哈布斯堡家族所属的主要领地，如匈牙利、齐本彪根和波希米亚等都明确表示支持哈布斯堡家族在没有直接的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由女性继承人替代。稍后，在1726年和1728年，勃兰登堡普鲁士也两次表态，承认奥地利的续统办法。后来，波兰-萨克森在1733年、法国在1735年以及英国在1739年，尽管不太明确但也都可以使人感到，它们不反对（支持）卡尔六世颁布的家族法规。然而，卡尔六世的突然去世使形势出现了逆转，不利于玛丽亚·特蕾西亚这位女继承人的因素迅速凸显。

一方面，哈布斯堡皇族中出现了有继承权的“另一位女性”。具体说，卡尔六世是从他的哥哥、皇帝约瑟夫一世（JosefⅠ，1678—1711，1705—1711年在位）那里继承的皇位。他去世了，皇位“应该”还给哥哥。就是说，如果女性可以继承家族产业，那么此时继承哈布斯堡皇位的应该是哥哥的女儿，而不是弟弟的。哥哥约瑟夫一世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Friedrich AugustⅠ，1670—1733，1694—1733年在位）和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莱希特（Karl Albrecht，1697—1745）。凭借皇族血脉，并根据邦国实力，这两位选帝侯夫人都有权力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虽然，哥哥的长女玛丽亚·约瑟法（Maria Josepha，1699—1757）宣布放弃对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权，但是幼女玛丽亚·阿玛利亚（Maria A malia，1701—1756）并没有放弃。当然，在卡尔六世颁布的《国事诏书》中明确规定他自己的女儿优先继承。如此一来，在他去世的时候有两位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女性继承人：一位是哥哥的幼女、巴伐利亚选帝侯夫人，另一位是弟弟的长女、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西亚。因此，出于不同的利益要求，欧洲不同的政权就有可能围绕着巴伐利亚的玛丽亚·阿玛利亚和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继承皇位问题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如果承认“另一位女性”、哥哥的女儿玛丽亚·阿玛利亚继承家业，就意味着违背对于《国事诏书》的承诺。

另一方面，在皇族继承事务中出现了“另外的文件”。具体说，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莱希特不是以玛丽亚·阿玛利亚丈夫的身份，而是以哈布斯堡近亲的资格，与玛丽亚·特蕾西亚争夺哈布斯堡的产业。他提供的证据，一个是来自皇帝费迪南德一世于1543年发布的遗嘱，另一个是1546年在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上确定的婚约：即皇帝将自己的长女嫁给巴伐利亚公爵的继承人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1528—1579）。阿尔布莱希特出身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er）。据此，当费迪南德一世和他的皇兄卡尔五世嫡系绝嗣时，出自费迪南德一世长女的、维特尔斯巴赫的后代便有权继承皇位。现在，1740年，皇帝卡尔六世去世了，没有留下男嗣，巴伐利亚的卡尔·阿尔布莱希特就是理由最充分的合法继承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来没有女人，玛丽亚·特蕾西亚无权继承哈布斯堡王朝。这种说法由于普鲁士的重视而引起欧洲列强的重视。因为如果承认“另外的文件”，《国事诏书》就保护不了玛丽亚·特蕾西亚，所以弗里德里希二世趁机站了出来，提出以割让西里西亚的部分土地给普鲁士为条件，“保护”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合法继承权。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人，玛丽亚·特蕾西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普鲁士国王的“保护”。于是，如前述，普鲁士的军队开进了西里西亚。

此外，在欧洲国际事务中还出现了旨在瓜分奥地利的同盟。具体说，普鲁士军队在西里西亚的胜利进军鼓励四个欧洲政权对奥地利提出了土地要求：一是巴伐利亚，它想要波希米亚和上奥地利以及蒂罗尔；二是萨克森，它想要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一部分；三是法国，它想要奥地利所属的尼德兰；四是西班牙，它想要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属地。而此时的奥地利军队刚刚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和俄奥对土耳其战争（Russisch-sterreichischer Türkenkrieg，1737—1739）这两场战争中证明了自己的软弱无力。玛丽亚·特蕾西亚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机。根本不懂军事的、更不是军队统帅的女皇，必须调动军队，迎接虎视眈眈的敌人，捍卫自己的领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爆发。

1741年9月，玛丽亚·特蕾西亚抱着七个月大的儿子出现在普雷斯堡。在这里，她宣誓就任匈牙利国王，并以女王的身份召开等级议会，保证贵族的传统特权，并呼唤她的臣民，派出将领和士兵，保卫女王和女王怀中的、未来的国王。结果是，包括大约二万匈牙利士兵在内的奥地利军队投入战场，开始反攻，不仅很快收复了部分失地，攻入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而且顶住了普鲁士的进攻。1743年及以后，几大因素的介入更使得战争朝着有利于奥地利的方向发展： （1）英国的介入战争和调停。以英国为首组建了有荷兰参加的“国事军”，在对法国的战役中获胜，并且英国牵头成立了有撒丁王国（Knigreich Sardinien，1239—1861）参加的“援奥同盟”，在西线对抗法国军队；（2）萨克森由反奥转向反普，在北部拉开了强有力的对普鲁士作战的阵营；（3）巴伐利亚选帝侯在法国的支持下做了皇帝卡尔七世以后，失道寡助，失去了普遍的同情心，并且在位两年就猝死皇座，而他的儿子公开宣布放弃继承帝位，承认《国事诏书》；（4）俄国也做好了战争准备，准备与英国一起以武力支持奥地利。

基于以上形势，玛丽亚·特蕾西亚这位没有出现在战场上的战争鼓动者，发起了对普鲁士的全面反攻。然而，战场上的情况并不能依顺宫廷里的意志转移。面对普鲁士的军事强势，面对法国的扩张霸气，面对英国的均势政策，特别是卡尔七世去世后，丈夫弗兰茨·斯蒂芬成功地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即位称弗兰茨一世，玛丽亚·特蕾西亚认为战争应该结束了。1748年10月，在德国的亚琛城，战争双方签订了《亚琛和约》（Frieden von Aachen）。玛丽亚·特蕾西亚以割让西里西亚以及在意大利的三块领地为代价，保住了自己对家族产业的继承权，同时通过与丈夫的洛林家族的合一而开始了哈布斯堡洛林王朝（Dynastievon Habsburg-Lothringen） ，从而保住了家族的帝国产业。

（二）七年战争

经过八年抗战，玛丽亚·特蕾西亚终于保住了她的家族继承权，但是她失去了哈布斯堡家族已经拥有二百余年的西里西亚。不仅如此，家族的两块重要飞地，一块在波希米亚，另一块在意大利北部，都时刻有失去的危险，因为觊觎这两个地区的分别是军事强国普鲁士和正在扩张势头上的法国。更有甚者，英国，这个奥地利的盟友，现在与普鲁士这一奥地利的强敌，于1756年1月16日商定《威斯敏斯特协定》（Konventionvon Westminster） ，缔结了同盟。双方商定，英国将帮助普鲁士抗击进入德国的任何外国军队，如抗击俄国军队，普鲁士将帮助英国保护其汉诺威领地免受包括法国军队在内的任何外国军队的侵犯。对于玛丽亚·特蕾西亚来说，英普联盟不仅意味着英国人背叛了她，而且表明普鲁士增加了实力，如虎添翼。奥地利成为普鲁士嘴边待嚼的肥羊。由此，当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率军进入萨克森、矛头直指奥地利的时候，不是军队统帅的女王再一次调动军队，进入所谓的七年战争。

实际上，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到七年战争爆发之前的八年和平时间里，玛丽亚·特蕾西亚就已经在进行积极并公开的军备，为收复西里西亚做准备。一方面，她以女王的优雅华姿不断地巡视军队营地，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到匈牙利、奥地利，意在激发官兵们古老的、尊崇女王的骑士精神。为此，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瑟夫·温策尔（Josef WenzelⅠ，1696—1772）无偿地为女王装备了一支炮兵部队。另一方面，她以自己的名字设立了军事荣誉勋章，意在激发将士们热血男儿的、英雄的荣誉感，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担任全军元帅的L.J.道恩伯爵（L.J.Graf von Daun，1705—1766）就曾获得女王的大十字勋章，功绩卓著。另外，她还以自己的名字建立了一所军事学院——特蕾西亚军事学院，意在集中数学、工程、地理和历史专家，为将来的战争提供科学咨询，并训练年轻的贵族军官，使之具备优良的、战场上的指挥能力。奥地利女王的备战意图和军事运输引起普鲁士国王的警惕。据此，弗里德里希二世明确地感到，西里西亚并没有真正地到手。1756年7月，弗里德里希二世派出使者，提出条件，要求奥地利保证短期内不进攻普鲁士。但是特蕾西亚女王拒绝任何条件，并表示重整军备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和平，而是为了自身的安危。玛丽亚·特蕾西亚强调自己拥有自由行动的权力。

1756年8月29日，普鲁士的军队进入萨克森，很快占领德累斯顿，并打败了女王从波希米亚调来的援军。七年战争爆发。战争期间，玛丽亚·特蕾西亚先后授权两个人率领和指挥奥地利的军队，一位是她的小叔子洛林的卡尔（Karl A.von Lothringen，1712—1780） ，另一位就是获得大十字勋章的L.J.道恩伯爵。

洛林的卡尔于1736年随着他的哥哥与玛丽亚·特蕾西亚结婚的队伍来到维也纳，从此开始为帝国服务。在1738—1739年的俄奥对土耳其战争中，他以皇家卫兵队长的军衔带兵打仗，胜仗不多。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打响以后，他被任命为奥地利军队元帅。作为奥地利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洛林的卡尔于1745年两次被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领的普鲁士军队打败：一次在6月的霍亨弗里德贝格战役（Schlacht bei Hochenfriedberg）中，另一次在9月的索尔战役（Schlacht bei Soor）的战场上。虽然如此，玛丽亚·特蕾西亚仍然任用他为总司令，指挥奥地利的军队。然而，在1757年的罗伊腾战役（Schlacht bei Leu the n）中，洛林的卡尔再一次败给了弗里德里希二世。于是，女王授予他大十字勋章，表彰他虽没有功劳却有苦劳，同时任命L.J.冯·道恩伯爵替换他的元帅职务。1761年，洛林的卡尔被拥戴为条顿骑士团（Deutscher Orden）的团长。

L.J.冯·道恩伯爵的父亲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统帅，他13岁就开始随父从军上战场。在1733—1735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年轻的道恩伯爵获得上校军衔；在1737—1739年的俄奥对土耳其战争中升为少将。接着，在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道恩伯爵继续升迁，成为中将。在八年战争间歇期，他按照女王的旨意，加紧军备，落实军队改革，主持玛丽亚·特蕾西亚战争科学院的建立（1751年） ，并于1754年再次获得提升，军衔是陆军元帅。七年战争爆发后，冯·道恩伯爵奉命率军将普鲁士的军队赶出波希米亚。1757年6月18日，在科林，奥地利大获全胜，打破了普鲁士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道恩伯爵因此而成为第一个获得玛丽亚·特蕾西亚大十字勋章的人。接着，在1757年12月5日，在洛林的卡尔败于罗伊腾战役后，女王任命冯·道恩取代卡尔，担任奥地利军队的总司令。后来，因为在1760年的托尔郜战役（Schlacht bei Torgau）中受伤，道恩被送回维也纳，但直到1763年战争结束，冯·道恩伯爵都是奥地利军队的总司令。1762年，道恩伯爵被任命为帝国最高战争委员会（Hofkriegsrat）的首席大臣。

虽然在战场上玛丽亚·特蕾西亚的面貌与军队统帅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形象没有可比性，但是，她与后者同样是七年战争的核心人物。这不仅是指女王对于战争进程的密切关注和对于军事统帅的直接调遣，而且指她对于战争结果的关键性影响。经过七年惨烈的战争，在1763年2月15日签订停战的《胡伯图斯堡和约》（Frieden von Hubertusburg）的时候，她最终没有收复西里西亚，并制止了政府中出现的再次收复这块失地的念头。皇储和首相等宫廷重要人物都主张坚决收复这块奥地利君主国的富庶地区。另外，她争取到普鲁士国王对于她的长子约瑟夫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并保住了奥属尼德兰。奥属尼德兰本来是允诺给波旁家族的法国和西班牙的，以报答它们参加奥地利一方作战。现在，普鲁士在战场上的胜利暂时冲淡了波旁与哈布斯堡两大家族的均沾利益。

（三）巴伐利亚继承战争

玛丽亚·特蕾西亚在晚年病重的时候，经历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战争，即巴伐利亚继承战争。这场战争很符合她的不上战场的战争主导人的形象。

1777年12月30日，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巴伐利亚选帝侯无嗣而终。按照家族继承法，血亲最近的继承人是普法尔茨选帝侯、普法尔茨苏尔茨巴赫公爵卡尔·提奥多尔（Karl Theodor，1724—1799）。然而，在就任的第一天，他就必须考虑皇帝约瑟夫二世的提议。皇帝提议与他进行一桩买卖：皇帝用前奥地利和一笔巨款换购他的上普法尔茨和下巴伐利亚。且不说这笔买卖是否划算或公平，只说皇帝暗示的所谓帝国均势政策就没有给这位新任选帝侯考虑的余地。三十余年来，具体说从1740年起，通过占领西里西亚，普鲁士扩大了领地，成为欧洲强国，打破了帝国内部的势力均衡。如果普法尔茨与巴伐利亚合成一体，领地扩大，难免在帝国中出现新的、将类似于或不亚于普鲁士的欧洲强权。因此，身为皇帝的约瑟夫二世有责任和义务制止出现这种将进一步削弱帝国、使帝国权力进一步失衡的现象。这是之一。之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曾经欺负哈布斯堡家族无男性继承人，曾经与之争夺皇冠，现在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绝了后，正好给了哈布斯堡人复仇的机会。显然，除了同意皇帝的建议，卡尔·提奥多尔没有其他选择。很快地，在1778年1月3日，皇帝与选帝侯在维也纳签订了交换条约。奥地利的军队开进了上普法尔茨和下巴伐利亚。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对此保持沉默，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却没有沉默。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声音代表了大多数德意志邦君的愿望。根据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继承法，许多德意志邦君都有权得到部分遗产：不仅仅卡尔·提奥多尔可以继承，包括霍亨索伦家族在内的其他邦君也都从中有份。不仅如此，普鲁士与大多数邦国都不愿意看到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的超级大国。带着这些愿望，弗里德里希二世与玛丽亚·特蕾西亚进行交涉，要求女皇重新考虑巴伐利亚的继承问题。女王继续沉默。于是，在皇帝主持下的奥地利军队开进巴伐利亚六个月之后，普鲁士于7月3日向奥地利宣战。第三天，即7月5日，普鲁士与萨克森联军开进了奥地利所属的波希米亚。巴伐利亚继承战争由此爆发。

巴伐利亚继承战争是一场没有真正战场、没有决定性战役的战争。战争期间，双方军队都在为寻求给养而努力。当时的部队给养主要是土豆，所以这次战争也被称为“土豆战争”（Der Kart of felkrieg）。玛丽亚·特蕾西亚曾经给弗里德里希二世写过信，商议放弃摆开战场的事。因此，虽然最终双方没有交战，但还是于1779年5月13日在波兰南部的泰森签订了停战和约。《泰森和约》（Frieden von Teschen）确定，奥地利得到巴伐利亚的因河地区，即从帕骚到萨尔茨堡的北部边界的广大区域；普鲁士得到两个边地伯爵领地，即勃兰登堡-安斯巴赫和勃兰登堡拜伊罗特；萨克森从卡尔·提奥多尔那里得到六百万古尔登（Gulden） ，作为对失去产业自主权的补偿。对于巴伐利亚，《和约》承认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继承法规，并确认巴伐利亚与普法尔茨选帝侯资格合一。

玛丽亚·特蕾西亚去世以后，约瑟夫二世再次提出巴伐利亚的交换问题。1785年，皇帝与卡尔·提奥多尔达成协议，用奥属尼德兰交换整个巴伐利亚。根据这一协议，尼德兰与普法尔茨、与莱茵河下游的两个公国于利希和贝格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勃艮第王国”（Knigreich von Burgund） ，由卡尔·提奥多尔做国王，而将巴伐利亚并入奥地利。对于卡尔·提奥多尔来说，这不是一个坏主意。理由有二：一是普法尔茨是他的祖地，以此为统治中心最为适宜，而且尼德兰就在近处，而巴伐利亚相距太远；二是他长期居住在曼海姆，老树挪根，53岁以后才移居慕尼黑，不仅他自己感到处处不适，而且当地人民也对他少有好感。所以，他同意皇帝提出的交换条件。此时，年老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再一次提出抗议。如果说，上一次巴伐利亚的继承问题，使他有借口占领巴伐利亚的土地，那么，这一次巴伐利亚的交换问题，使普鲁士国王有机会组织“诸侯同盟”（Fürstenbund） ，凭以削弱皇帝的势力，阻止奥地利借皇帝之力独霸德意志。面对由13个邦国组成的“诸侯同盟”，约瑟夫二世果然失去皇权应有的支撑，失去了调动一支能够与普鲁士抗衡的军队的基础。可见，玛丽亚·特蕾西亚那种不上战场的战争指挥者的形象是无可模仿的。

三、外交：力保皇冠；争夺西里西亚和瓜分波兰

玛丽亚·特蕾西亚在任期间的外交对象主要是法国、英国和俄国。按时间顺序，在统治前期，女王的外交政策以维护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续统为中心目标，力保皇冠，努力抵抗法国干涉皇帝的选举，重点在法国。在统治中期，女王的外交策略着重于收复西里西亚，力求外援，努力抵抗英国对于普鲁士的支援，重点在英国。在统治后期，女君主的外交意向是维护君主国的东部边疆，力保和平，努力防范奥斯曼帝国的扩张，重点在俄国。其间，她表现出目标明确、运筹帷幄的外交家形象。

（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选举与皇位继承

表面上，自1356年以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由选帝侯选举产生，而在实际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由皇族继承。

卡尔六世去世后，普鲁士的军队开进了西里西亚，《国事诏书》成为一纸空文，玛丽亚·特蕾西亚一上任就面临断送哈布斯堡皇族产业的困境。作为女子，她有权继承家族的产业，但无权继承皇冠，她希望她的丈夫弗兰茨·斯蒂芬继任皇帝。然而，在当时全部的九位选帝侯中，只有美因茨和特里尔两位选帝侯未动声色，其他六位都将赞成票投给了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莱希特。具体原因是：普鲁士，它掌握勃兰登堡选票，以支持巴伐利亚为主要条件，换取法国支持它占领下西里西亚；英国，它控制汉诺威选票，也以支持巴伐利亚为条件，换取法国不侵犯其在德国利益的保证；萨克森，它的地理位置正在普鲁士与西里西亚之间，跟着普鲁士以便占领一块西里西亚的土地，是可以期望的；普法尔茨和科隆，这两张选票本身就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与巴伐利亚选票一样，相当于自己投自己的票；波希米亚，它的这一票因为法国和巴伐利亚以及萨克森的军队占领了布拉格（1741年11月26日）而当然地投向巴伐利亚。弗兰茨·斯蒂芬得了零票。于是，1742年1月14日，巴伐利亚选帝侯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就是卡尔七世。新皇帝不仅接续了玛丽亚·特蕾西亚之父皇的统治，而且结束了哈布斯堡王朝，使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第二次登上帝国皇位。在此不难看出，法国，这个站在选帝侯背后的外国势力操纵了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为了维护哈布斯堡皇族的生存，为了驱逐西里西亚领土上的普鲁士人，玛丽亚·特蕾西亚一边使自己的军队占领了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让新上任的皇帝无家可归，一边开始谋划与法国谈判。

谋划与法国谈判，玛丽亚·特蕾西亚并不是为了争取它，让它为自己说话，而是为了吓唬普鲁士，让弗里德里希二世害怕她会屈意与法国结盟。普鲁士国王果然有此担心，所以同意退出战争。1742年7月28日，奥地利与普鲁士签订了《柏林和约》（Frieden von Berlin）。该和约的签订，对于普鲁士来说，标志着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的结束，对于奥地利来说，意味着王位继承战争暂时休战。现在，乘着休战时机，女王着手组建“国事同盟”（Pragmatischer Bund） ，即联合支持《国事诏书》的盟友，共同对付法国、对抗普鲁士。

能够对付法国的最好盟友是英国。玛丽亚·特蕾西亚于1743年9月13日成功地与英国建立了“国事同盟”。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也于1744年6月5日与法国建立了“反国事同盟”，并于当年8月由法国的军队进占波希米亚。如此一来，对于普鲁士来说，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爆发了，对于奥地利来说，王位继承战争重新开火。此时，女王的外交政策再一次取得成效：俄国加盟。1745年1月8日，奥地利、英国、萨克森及俄国组成四国同盟。女王胜利在望。然而，12天后，即1月20日，皇帝卡尔七世病逝了，而他的儿子明确表示对于皇冠毫无兴趣。此时，无论在战场上有什么样的结果，女王的丈夫当选皇帝已经没有悬念。轰轰烈烈的王位继承战争戛然而止。

1745年10月4日，弗兰茨·斯蒂芬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一世。当年的12月25日，奥地利与普鲁士签订了《德雷斯顿和约》（Frieden von Dresden） ，前者承认后者占有西里西亚，后者承认前者继承皇位。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或普鲁士的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宣告结束。至于法国，皇帝暨女皇力主宣布它是帝国的敌人，由于普鲁士从中干预，奥地利暂时放弃与之战斗到底的打算，同意1748年10月18日缔结停战的《亚琛和约》。该《和约》再一次确认玛丽亚·特蕾西亚和弗兰茨一世的统治地位，但同时也再一次确认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西里西亚归普鲁士、帕尔马归西班牙以及伦巴底归撒丁王国。女王以割让家族世袭土地为代价，保住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权位，并且没有获得其他土地作为补偿，在她看来，这是外交上的重大失败。

（二）西里西亚的哈布斯堡产业与霍亨索伦承业

较早的时候，自1526年起，西里西亚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产业。稍后不久，自1537年起，霍亨索伦家族得到西里西亚的继承权。

1526年，西里西亚公国随着波希米亚归属哈布斯堡家族。但是，早在三年前，即在1523年，西里西亚境内的雅格恩多夫、奥德贝格和波耶屯三个诸侯领地就归属霍亨索伦家族所有。1537年，西里西亚公爵与勃兰登堡选帝侯缔结了继承条约，表明后者得到继承整个西里西亚的权利。但这项条约始终没有得到哈布斯堡统治者的承认。自1617年起，哈布斯堡家族不再有成员涉足西里西亚的统治，而霍亨索伦家族则一直统治着上述三个领地。1621年，白山战役（Schlacht bei Weienberg）之后，勃兰登堡选帝侯正式得到下列四个西里西亚诸侯领地的候补继承权：雅格恩多夫、里格尼茨、布里格和沃尔奥。1675年，当地的皮亚斯特（Piaster）统治家族绝嗣，但该地仍然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属地。1681年，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要求得到西里西亚的统治权，遭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拒绝。1686年，大选帝侯用那四个领地的候补继承权换得与家族领地接壤的施维布斯。1701年，“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放弃了对施维布斯的占有权，并拿到了相应的赔款。就是说，普鲁士已经放弃了对西里西亚的继承权或占有权。普鲁士没有正当理由占领西里西亚。

然而，即便如此，玛丽亚·特蕾西亚在即位初始，还是遭遇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无理侵犯。就在这样紧迫的时刻，由于巴伐利亚选帝侯想做皇帝，她几乎失去了所有可能得到的援助力量。且不说法国由来已久的敌对意图，而且英国因为与汉诺威的合君关系也反对她。由此，女王认识到，只有在彻底改变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前提下，她才能够反击，而改变国际关系格局的关键在英国。

英国传统的欧洲政策是大陆均势，但现在，由于海外殖民地因素的增强，它开始不顾普鲁士的崛起而采取削弱法国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的幕后操纵者主要是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

威廉·皮特作为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在玛丽亚·特蕾西亚上任的时候，他是强硬的反对政府当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人。当时主政的英国首相是R.沃波尔（R.Walpole，1676—1745）。沃波尔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尽量避免卷入欧陆战事，确保英国经济的稳定并繁荣地发展。虽然英国于1739年对西班牙宣战，于1740年介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绕开战争、发展经贸的外交主旨。在这样的政策下，英国在海外的经贸势力连遭打击。因此，以威廉·皮特为首的反对派力主改变外交政策，维护英国的海外利益。

1756年11月，在七年战争爆发后不久，威廉·皮特被任命为国务大臣。英国由此开始实行削弱法国、与普鲁士结盟的欧陆政策。英国如此调整其对欧洲大陆的政策，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1）英国需要夺取法国在海外的殖民地，需要夺取法国占领的印度、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等等地区，否则英国便不能称霸海上和殖民争夺。（2）英国需要普鲁士在欧陆上的兵力，需要普鲁士的军队保护英国国王的老家汉诺威，否则英国便不能集中兵力和财力进行海上战争。鉴于这些，威廉·皮特亲自点将，海军大将、陆军大将以及驻外大使均由他亲自挑选、任命。与此同时，威廉·皮特还直接制定战略战术，指挥作战，安排运输军用物资，自认为是在拯救英国。他的政策使英国在海外获得了一连串的、决定性的胜利。当然，他也有强硬的反对者。反对者的理由无外乎国内税务太重，商业利益没有马上看到，欧洲的失败者会组织反英大同盟以及对于他个人严酷且狂傲行为的不满，等等。1760年，借新国王上任之机，反对者将威廉·皮特推下台，拒绝采纳他的十分紧迫的两个建议：一是截击西班牙的运金船队，补充英国军费；二是维持与普鲁士的同盟，继续削弱法国的欧陆优势。虽然他于1766年重新执政，但今非昔比，两年后他就提出辞职并马上得到准予。

面对威廉·皮特的外交政策，玛丽亚·特蕾西亚很明确地看到欧洲国际关系的原有格局已经破裂，要想收复西里西亚，奥地利必须在正在形成的新格局中举足轻重。换个角度说，奥地利必须在对抗普鲁士的同时，还要对付普鲁士的盟友英国。鉴于英国在欧陆上的劲敌是法国，所以奥地利必须忘掉前嫌，与宿敌法国建立同盟。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女王最信赖的人W.A.冯·考尼茨李特贝格侯爵（W.A.Kaunitz-Rietberg，1711—1794）与威廉·皮特的一场外交较量。

冯·考尼茨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在维也纳大学、莱比锡大学和莱顿大学求学，特别熟悉法国的历史和文化。他20岁起在维也纳宫廷服役，担任过奥属尼德兰的总督（1744—1746年）和奥驻法国大使（1750—1753年）。早在1753年出任内阁枢密首相之前，冯·考尼茨就开始着手实施奥地利的新格局策略。然而，对巴黎而言，由于法奥两国积怨已久，和解很难达成。但在维也纳，他成功地于1755年使保守的大臣们接受了关乎国家命运的新国策：联合法国。

开始时，法国国王漠视奥地利的示好言行。路易十五（LouisⅩⅤ，1710—1774，1715—1774年在位）不想卷入奥地利与普鲁士的西里西亚之争，也不想选择奥地利这个相对的弱者做盟友而推掉普鲁士这个新兴的强者，更不想普鲁士与他的劲敌英国有什么联合企图。对于路易十五的想法，考尼茨通过路易十五的情妇蓬皮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约1723—1764）转达了这样的“忠告”：如果法国帮助奥地利夺回西里西亚，奥地利便将整个奥属尼德兰地区让给法国。此外，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值得信任，法国应该放弃与普鲁士的同盟。更重要的是，普鲁士的强大将直接威胁欧洲均势。

就在奥地利等待法国做出决定而法国又迟疑不决的时候，1756年1月16日，英国与普鲁士缔结了盟约——《威斯敏斯特协定》。面对国际关系格局的这样一个巨大变化，法国国王不得不接受了考尼茨的提议，与奥地利签署了《凡尔赛协定》（Vertrag von Versailes，1756年5月1日） ，双方结成“防守同盟”。据此，虽然奥地利没有承诺反对英国，法国也没有答应反对普鲁士，但是，为了维持欧陆均势，任何一方都保证不限制对方抗击普鲁士的侵略行为。如此一来，考尼茨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让普鲁士采取行动，以便奥地利巩固与法国的协定。结果他一方面于1756年5月25日使俄国及萨克森波兰加入反普同盟，另一方面又真真假假地积极备战，诱使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定“先发制人”，于8月29日亲率大军出征。于是，法国与奥地利于1757年5月1日第二次签署《凡尔赛协定》，双方又建立了“进攻同盟”。奥地利与法国的反普同盟终于牢固地建立起来。

国际关系格局成功转换。在欧洲大陆，由于必须同时面对法、奥、俄三大强国，与英国结盟的普鲁士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1757年4月至1758年7月）孤军作战。弗里德里希二世必须以16万军队，抵挡比他多一倍的敌人（约33万；其中法军10.5万、帝国联军2万、奥地利13万、俄军6万、瑞典军队1.6万）。同时，皇帝弗兰茨一世正式宣布普鲁士国王不受帝国法律的保护，宣布他是帝国的敌人。玛丽亚·特蕾西亚胜利在望，奥地利收复西里西亚指日可待。然而，由于支持普鲁士的威廉·皮特再次在白金汉宫占了上风，奥地利不想与英国打持久战；又由于英国与法国的殖民地战争趋于白热化，奥地利不想卷入其中；还由于俄国正在准备西进、南侵和北战，奥地利不想腹背受敌，因此，玛丽亚·特蕾西亚决定停止战争，签订和约，即前面提到的《胡伯图斯堡和约》。据此，女王最终承认将西里西亚割让给那个住在“无忧宫的坏蛋”（der bse Mann von Sanssouci）。在女王看来，这是正式承认自己在外交上的重大失败。

（三）第一次瓜分波兰

自1572年雅盖洛王朝（Dynastie von Jagiellonen）终结以后，波兰开始实行国王选举制。这种国王选举制为欧洲列强侵蚀波兰的土地提供了借口。

波兰的雅盖洛王朝自1386年确立以来一直是东欧的最强国，所辖范围一度扩及立陶宛、乌克兰、俄罗斯以及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如前述，由于近亲继承关系，1526年，奥地利继承了属于雅盖洛王朝统治下的归属波希米亚的匈牙利部分。余下的部分，在1569年联合形成波兰—立陶宛王国。1572年，雅盖洛王朝的西吉蒙德二世（SigismundⅡAugust，1520—1572，1548—1572年在位）去世，没有留下子嗣。从此开始，波兰成为选举制王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以及俄国等等强权都成为波兰王位的觊觎者。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理由“继承”波兰的王位，或“受托管理”部分波兰的土地。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到1795年经过三次瓜分之后，波兰解体为止。

在三十年战争结束的同一年，1648年，波兰爆发规模宏大的哥萨克起义（Powstanie Chmielnickiego，1648—1657） ，结果是，在俄国的支持下，1654年，起义军使乌克兰基本脱离波兰而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接着，在1655年，瑞典与勃兰登堡联合入侵波兰，又使普鲁士脱离波兰而与勃兰登堡合为一体。1697年，德国的萨克森选帝侯强壮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战胜了其他17位竞争者，成为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从雅盖洛王朝绝嗣到奥古斯特二世上任之前，波兰经历了六代国王。其中一位是匈牙利人，三位是瑞典人，另有两位是波兰贵族。

1733年奥古斯特二世去世后，马上开始了一场持续五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交战的一方是波旁王朝，另一方是哈布斯堡王朝。属于波旁一方的有西班牙，站在哈布斯堡阵营里的是俄国和普鲁士。结果是哈布斯堡支持的、奥古斯特二世的儿子继任波兰王位，即奥古斯特三世（AugustⅢ，1696—1763，1733—1763年在位）。30年以后，即1763年，正值七年战争结束，玛丽亚·特蕾西亚不得不割让西里西亚的时候，奥古斯特三世去世。也就是说，又将有一场恶战在等待着解决波兰王位的继承问题。此时，不想战争的女王与想要战争的儿子约瑟夫二世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执。玛丽亚·特蕾西亚想继续由萨克森选帝侯兼任波兰国王，而约瑟夫二世则想自己当波兰国王。

一如既往，以波兰王位继承问题为契机，欧洲强国纷纷示展强力，以达到增强自己势力的目的。这一次起关键作用的是俄国。俄国的意图是，扶持一位波兰贵族上台，以便控制波兰，就像百年前控制乌克兰那样。普鲁士同意俄国的意向，因为它要借机占领波兰的西普鲁士，占领瑞典的波美拉尼亚，并且获得安斯巴赫拜伊罗特的继承权。因此俄国与普鲁士在1764年和1767年两次缔结条约，准备通过武力实现各自的愿望。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俄国。1769年，俄国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并决定乘胜追击，拿下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这时，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都看到了来自俄国的威胁。对此，二者经过两次面谈（1769年、1770年）之后，达成协议：共同对付俄国。玛丽亚·特蕾西亚苦心经营的、不惜向蓬皮杜夫人赠送珠宝并忍受胯下之辱与法国结盟而反对普鲁士的外交策略因此而告终，因为皇帝带着考尼茨，顺利地与普鲁士建立了友好的攻守同盟。

由于成功地使奥地利与法国建立了同盟关系，考尼茨于1764年被女皇册封为李特贝格亲王，将姓氏改为考尼茨李特贝格（Kaunitz-Rietberg）。1765年皇帝弗兰茨一世去世后，玛丽亚·特蕾西亚更是将他当作是唯一心腹。现在，这位心腹违背了女皇的意愿。他违背了与法国的盟约，而女王刚刚将自己最小的女儿嫁给了法国王储、未来的国王路易十六。事实上，作为女王忠诚的心腹，作为偏爱法国文化的法国通，考尼茨-李特贝格不会因为普鲁士而背离初衷。此时，他与普鲁士修好，纯粹是为了吃一口波兰。皇帝约瑟夫二世已经派兵占领了波兰的几个行政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女王多么反对这一“违犯一切迄今为止的神圣的和正义的事情”，考尼茨都支持并与皇帝一起参与了对波兰的瓜分。

1772年8月5日，奥地利、普鲁士与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其中，俄国得到的面积最大，9.2万平方公里（人口130万） ，奥地利得到的人口最多，约265万人（土地8.3万平方公里） ，普鲁士得到3.6万平方公里原土地和60万人口。据说，玛丽亚·特蕾西亚始终没有参与瓜分波兰。考尼茨在瓜分波兰之后，再次主张与普鲁士对抗，坚决反对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与普鲁士签订《赖兴巴赫协定》（Konvention von Reichenbach） ，反对放弃1774年占领的土耳其土地。因此，当1792年皇帝弗兰茨二世（FranzⅡ，1768—1835，1792—1806年在位）与普鲁士结盟反对法国的时候，考尼茨愤然辞职；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外交影响也随之结束。

第二节 约瑟夫二世与奥地利的开明专制措施

一、约瑟夫二世

约瑟夫二世是玛丽亚·特蕾西亚的长子，全名约瑟夫·本尼狄克图斯·奥古斯图斯·约翰尼斯·安东尼乌斯·米查埃尔·阿达姆斯（Josef Benedktus Augustus Johannes Antonius Michael Adams）。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正是哈布斯堡家族没有男嗣而引起欧洲列强进行奥地利王位继承的战争打响不久，所以他的诞生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事。1741年3月13日，在他降生的当天晚上，奥地利宫廷就举行了隆重的洗礼，由罗马教皇派出的红衣大主教主持，各地诸侯纷纷前来贺喜。可以说，约瑟夫生逢其时，前途良好。

在青少年时期，约瑟夫接受了全面、严格且保守的帝王教育。通过宫廷教师，他学习古典文学、历史、神学以及必要的涉及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治国之术。后来，在世界观形成的年龄，伴随着启蒙运动的传播，特别伴随着七年战争的进行，约瑟夫深受德国北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尤其赞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所坚持的所谓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逐渐地养成了浓厚的开明统治兴趣。1764年，作为七年战争的结果之一，如前已述，约瑟夫被选为“罗马国王”，也就是德意志国王。第二年，即在1765年8月18日他的婚礼之后，父皇弗兰茨一世中风去世，他继承了皇位，称约瑟夫二世。从此开始，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位的前15年，他以佐政者的地位，与其母后玛丽亚·特蕾西亚共同统治哈布斯堡帝国。1780年女皇去世以后，他开始独立执政，直至49岁时罹患肺结核，不治离世。

与母后玛丽亚·特蕾西亚相比较而言，约瑟夫二世独立执政后较少进行战争，外交事务也不太繁杂。

在战争方面，在与女皇共同执政期间，约瑟夫二世与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观点不同，他参与了双方没有摆开战场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如前已述，巴伐利亚继承战争可以说是约瑟夫二世亲自且实际挑起的，因为他首先提议换购并进行换购：用前奥地利交换上普法尔茨和下巴伐利亚，其间的差额用金钱补充。面对来自皇帝的提议，巴伐利亚选帝侯国的继承人卡尔·提奥多尔没有选择，只能同意，只能眼看着奥地利的军队开进了上普法尔茨和下巴伐利亚。但是，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邦国却不能同意，他们选择了战争，试图用战争阻止皇帝的交换行为，或用武力夺得巴伐利亚的部分土地，以防奥地利更加强大。最终，在玛丽亚·特蕾西亚和普鲁士亲王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Preuen，1726—1802）的斡旋下，约瑟夫二世和弗里德里希二世握手言和。

独立执政期间，约瑟夫二世参与了俄奥反对土耳其战争，这也是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第六次“俄土战争”。本来，按照与俄罗斯的盟约，奥地利军队作为俄国的盟军，仅在战争的外围地区，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行动，以牵制土耳其的军队。但是，约瑟夫二世不仅亲自出征，而且以独立的而不是援助性的奥地利军团出兵。最终，由于优柔寡断，指挥不力，又由于健康状况不佳，皇帝早早地退出战场，并使奥地利提前单独与土耳其签订和约。奥地利在战争中一无所获。

在外交方面，如前所述，与女皇共同执政期间，约瑟夫二世与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观点不同，他参与了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按照女皇的想法，不应削弱波兰。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波兰是天主教国家，可以作奥地利的同教盟友；二是因为位于东部的波兰可以作奥地利对抗俄罗斯的屏障。而约瑟夫二世的想法是，普鲁士与俄国正在商谈瓜分波兰，如果奥地利不参与此事，必然会出现普俄两国通过瓜分波兰而增强势力，进而危及奥地利的强国地位。因此，他不顾母后的反对，分别于1769年在尼斯和1770年在摩拉维亚的诺伊施塔特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71年在圣彼得堡与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KatharinaⅡ，1729—1796，1762—1796年在位）会晤，最终促成了1772年在维也纳达成的瓜分波兰协议。

独立执政期间，约瑟夫二世重要的外交事务是针对奥属尼德兰问题处理与荷兰的关系。如前述，以今天的比利时和卢森堡为主体的尼德兰地区，在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通过《乌特勒支和约》被划归哈布斯堡的奥地利所有。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根据《胡伯图斯堡和约》，奥地利保住了这个地区，没有被法国夺取。后来，在1778—1779年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中，虽然约瑟夫二世为了增强奥地利的势力，非常想得到巴伐利亚，但是他毕竟没有提出用尼德兰换取巴伐利亚。就是说，皇帝还是想保住尼德兰这块虽然遥远但利益不菲的土地。因此，从独立执政初始，约瑟夫二世就想促进尼德兰的发展。他的首要措施是解除自1648年以来就被封锁的些耳德河出海口，振兴安特卫普，使之在国际贸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他还下令废除荷兰人驻屯奥属尼德兰要塞的权利，改由奥地利的势力驻扎此处。约瑟夫的尼德兰发展措施引起荷兰人的激烈反应，致使他们不惜诉诸武力对抗皇帝。与此同时，皇帝于1781年开始的在当地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更是引起了特权阶层及其领导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反抗和骚动。此外，约瑟夫二世于1785年提出用尼德兰与选帝侯卡尔·提奥多尔进行交换的想法，也大大伤害了尼德兰人的感情。所有这些因素，终于导致了1789年的布拉班特革命（Brabante Revolution）。起义者推翻了奥地利的统治机构，建立了独立的联合比利时国家（Vereinigte Belgische Staaten）。荷兰和普鲁士则很快承认了这个国家的合法性。直到1790年底，在约瑟夫二世皇帝去世以后，奥地利的军队才收回了奥属尼德兰。但是，荷兰却由于和奥地利的敌对以及与普鲁士的同盟而开始在欧洲国际关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18世纪前期，奥地利的外交立场大致是：团结俄国（1726年起） ，打击普鲁士（1740年起） ，对法国关系则由敌对转向同盟（1755年起）。约瑟夫二世独立执政后基本维持了这一外交现状，只是在178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以后，曾一度设想与普鲁士结盟，共同遏制俄国的扩张势头，但因为土耳其人扩张的威胁而放弃。

在处理和对待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等隶属哈布斯堡王朝的主要王国的问题上，约瑟夫二世则显示出对它们的有欠尊重。他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不仅不召开等级议会，取消州郡宪法，下令官方语言为德语，停止在官牍吏文中使用拉丁文，而且改变了在布拉格和普雷斯堡加冕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冠的惯例。所有这些做法，都遭到当地各级臣民的强烈抗议，人们甚至要求重选国王，致使他不得不收回成命。

严格说来，玛丽亚·特蕾西亚算不上开明专制君主，约瑟夫二世则是开明专制君主的突出代表。尽管如此，他们母子俩人都或明或暗地以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统治为参照和榜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了基本符合于启蒙时代理想的改革措施。在一般的史学著作中，前者的改革措施常以“特蕾西亚国家改革”（Theresianische Staatsreform）进行概括，后者的改革行为通常被称为“约瑟夫主义”（Josephinismus）。他们的统治时期构成了奥地利君主国的开明专制主义时代。

二、奥地利的开明专制措施：“特蕾西亚国家改革”

“特蕾西亚国家改革”的主要措施集中表现在政治与法权领域、经济和教育领域。

（一）政治与法权领域的改革

在政治与法权领域，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地采取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中央和地方分别设置新的统治机构，目标是削弱等级和贵族的传统特权。

1742年，在第一次割让了西里西亚之后，当地的一位伯爵归顺哈布斯堡王朝，开始为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效劳，他就是F.W.冯·豪格维茨伯爵（F.W.von Haugwitz，1702—1765）。1743年，冯·豪格维茨向女皇递交了一份政治改革方案，内容主要是： （1）计划用十年的时间削弱等级贵族的势力；（2）建立最高法院；（3）司法与行政分离。已经开始实行改革的女皇接受了他的提案。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的改革由此全面展开。

在落实冯·豪格维茨的改革提议之前，玛丽亚·特蕾西亚已经于1742年下令在维也纳成立“家族—宫廷与国家总理府”，其职责是集中管理奥地利君主国的外交与王朝事务。1746年冯·豪格维茨接手改革工作。到1749年，也即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机构就一度按照集权制的原则得到理顺。

在中央，王朝政府于1749年设置了“政务和财务总执行局”，顾名思义，其职责是全面负责君主国的政务和财务。冯·豪格维茨担任“总执行局”的首席大臣。之后在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和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之前的两次战争间歇，“总执行局”的权力不断增大、增强。1756年，它确定下设了一个宫廷军事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军队、军需等事务，并负责制定与战争相关的各项政策和法规。此外，还附设了负责管理重要文件和证书的王朝、宫廷与国家档案局，以及负责处理巴纳特、特兰西瓦尼亚和伊利里亚事务的宫廷外地代表事务部。

相应地，在地方机构方面，王朝政府在德意志区域和波希米亚顺利地设置了行政区公署，在西里西亚设置了等级事务处，在其他各邦设置了代办与财务处，在更下一级的区域设置县公署，等等。这些地方机构均由维也纳特派中央代表负责组织代表机构和行政议院，负责当地各类事务。原来的地方等级机构仍然保留，负责当地司法工作；同时在维也纳设置了最高法院（Oberste Justizstelle） ，各地等级的下属臣民可以越级、直接上诉最高司法机构。地方领主以及城市法院的权能因此而得到限制。在这一基础上，在1753年，女皇又责令“法典编纂委员会”汇集各地领主和城市的传统法权，于1766年编成《特蕾西亚法典》（Codex Theresianus）以及《特蕾西亚刑法典》（Constitutio Criminalis Theresiana）。

通过这些措施，一方面，冯·豪格维茨的关于司法与行政权利相互分开的提议在地方区级落实下来；另一方面，以维也纳宫廷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一定程度地得到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等级贵族的传统权利在政务、财务和司法等主要方面被削弱或被剥夺。在王朝政府的强力行动下，等级和贵族的反抗屡被挫败，奥地利基本完成了体制和行政的彻底改造。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组合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然而，在长期的实际运作中，“总执行局”并没有完全有效地将权利集中于中央。特别在七年战争的过程中，维也纳政府很难通过集中起来的权利对于政务、财务乃至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统一调遣。因此，在1761年，财务工作不得不从“总执行局”中分离出来，另设中央的宫廷审计处和地方的，即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宫廷总理府，专门负责财务。冯·豪格维茨继续兼任波希米亚总理府和奥地利总理府的总务大臣。但是，这显然不能维持相对的中央集权。最后，“总执行局”终于失去了它的工作效能，不得不解散。1760年，在“总执行局”集权最困难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接受了冯·考尼茨李特贝格的建议，在中央设立了国家总理府，或称国务院，其职责是为统治者提供咨询，并协调一切宫廷机构的工作。冯·豪格维茨继续担任总理大臣，或称国务院总理。到此为止，所谓“特蕾西亚国家改革”在政治和法权方面告一段落。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奥地利君主国的德意志地区和波希米亚地区以外，在其他地区，特别在奥属尼德兰和匈牙利，特蕾西亚政府始终没有试图实行君主中央集权，原来的等级制统治继续存在。这也是女王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前对当地贵族的承诺。所以，这些地方的贵族和等级特权不仅得以保留，而且还因为得到哈布斯堡君主的某种程度的支持和保护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二）经济领域的改革

在经济领域，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重商主义措施，支持和鼓励工商业发展，目标是为君主、君主国及其臣民谋求福利，进而维持奥地利的大国地位。

就像在政治和法权领域里倾听和采纳冯·豪格维茨和冯·考尼茨李特贝格关于君主集权的建议一样，在经济领域，玛丽亚·特蕾西亚主要根据财政学家、启蒙思想家J.H.G.冯·尤斯蒂（J.H.G.von Justi，约1717—1771）和J.冯·索南费尔斯（J.von Sonnenfels，1732—1817）的建议，通过设立专业委员会，全面地监管君主国的经济活动。

在农村，王朝政府设立了“垦殖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管土地领主对于农民的役使情况。在1775年、1777年和1778年，政府连续颁布劳役条例（Robotpatente） ，致力于减轻农民的负担，限制领主无限制地强迫劳役。在这方面，特蕾西亚女皇支持农民从事必要而简单的手工业，但反对建立较具规模的手工工场。她认为工场应该在城市，而农村要以耕田为主，这才是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据此，“垦殖委员会”的责任就是制止有些土地领主借手工工场兴起的时机对农民进行超强制压迫。如此一来，在君主国的许多地方长期地维持着传统的经营方式。农村居民、特别是土地领主，往往主动或被动地拒绝顺应工场商业的发展趋势，致使重商主义的企业政策难以落实。

在城市，奥地利继承战争结束以后，王朝政府对于新近建立的手工工场进行了调查，制成了统计表格，试图限制某些行业的人数。在这方面，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反对城市权贵或政府官员垄断某些行业。与此同时，她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废除了行会法规，为各手工行业的发展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结果，在有些地方，例如在波希米亚，许多贵族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纷纷放弃土地经营，加入手工工场的企业行列，使当地出现了以纺织业牵头的、效益很好的私人企业发展的势头。在商业贸易方面，君主国境内从1775年开始在王朝政府的主持下形成了两个大的关税圈。一个是君主国的德意志地区和波希米亚的统一关税市场（Zollgebiet） ，另一个是匈牙利、巴纳特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关税同盟（Zollverband）。在这两个地区内，关卡被清除，货币基本统一，流通障碍减小到最低程度。除了这两个经济地带以外，其他地区仍然保留自己的关税区，独成一体。例如，在蒂罗尔及福拉尔贝格，因为这里是对外贸易的通道，所以还保留着过去的关税卡哨，拥有相对独立的商贸网络。在对外贸易方面，王朝政府则鼓励出口，同时通过关税限制进口，继续实行君主专制时期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除此之外，大批招徕移民或难民也是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的重要的经济措施。为此，王朝政府建立了一个“移入人口委员会”，主要负责为人口稀少的地区安置移民。当时君主国内需要移入人口的地区可分为几类：一类是原本居民稠密的地区，如加里西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由于战争、饥荒和瘟疫的摧残，人口减少；另一类是有些地区如洛多梅里亚和巴纳特，原本就人烟稀少，所以需要大量殖民，进行开发。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在边境地区，政府需要广殖人口，为的是加强边防，保护内地，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兵屯。这种情况特别出现在君主国的东部，靠近土耳其的地方。最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向匈牙利等地殖入德意志人，目的就像是“掺沙子”，让外来人口居住在当地人当中，以便冲淡或减少社会动乱。

至于移入者的来源，一般是内地的新教徒。当时，在天主教再教化过程中，许多人为了坚守改革派信仰而背井离乡，移居他方，就像有一些新教徒迁往美洲新大陆一样。此外，在内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家可归者也在移民队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战俘通常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奥地利，移入的民众主要从事农业、林业以及矿冶业生产，很少有像移入勃兰登堡的法国胡格诺教徒那样，有力地促进了普鲁士的经济生产和文化水平。但是，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推出的移民政策大大地增加了人口，有的地区人口增加了十几倍，如巴纳特地区的蒂米什瓦拉的人口，在1711年到1780年间，从2.5万人增加到了约30万人。在个别地区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如在乌克兰的布科维纳（Bukowina）地区，犹太文化一度出现繁荣。

需要说明的是，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经济政策中的突出一条是征收普遍税。在战争期间，为了解决高额军费问题，女皇下令建立“特蕾西亚土地管理处”，负责各地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并具体地负责制定土地纳税人名册，包括贵族和教士都被纳入名册之中，都要按相应的标准承担纳税义务。这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助使奥地利君主国走出了财政困境。

（三）教育领域的改革

在教育领域，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主要采取建立和规范各级学校教育的措施，目标是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

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玛丽亚·特蕾西亚善用人才。在教育方面，她听从一位来自西里西亚的修道院院长的建议，在君主国内掀起了一次学校建设的高潮。这位院长就是J.I.费尔比格（J.I.Felbiger，1724—1788）。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费尔比格以西里西亚的一所天主教学校主管的身份，前往柏林，向J.J.海克尔学习办学经验，将后者制定的“学校规章”及其蕴含的启蒙教育理念带回了奥地利。1760年，女皇下令建立“学习与书籍检查宫廷委员会”，专门负责学校及民众教育事务。

此后，根据费尔比格的建议书，女皇又于1774年批准颁布了《德意志师范、中学和小学教育通用法规》（Algemeinen Schulordnung für diedeutschen Normal-，Hauptund Trivialschulen insmmtlichen Kayserlichen Kniglichen Erblndern） ，规定了各级学校的教学宗旨和授课教学的义务。据此，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只有一个年级的基础小学，招收6—12岁的儿童，学习读写等基本技能和常识性知识。在王朝政府的支持下，这种形式的学校发展很快，到1780年女皇去世的时候，邦国内已有基础小学约500所。与此同时，在主要的城市里，还出现了有三个年级的中等学校、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以及以职业培训为目的的专科学校和科学院。在大学领域，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的政策是逐渐地将某些由教会掌管的大学转入国家的职权范围之内。这项政策首先在维也纳大学实现。1773年耶稣会解散以后，原来由耶稣会监管的维也纳大学转为国立大学。该大学的医学系在女皇的私人医生G.凡·斯维顿（G.van Swieten，1700—1772）的领导下，很快居于欧洲的领先地位。

如果说上面这些在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的措施，可以说明“特蕾西亚国家改革”带有一定的开明专制倾向，那么，在宗教领域里，她的一系列措施却可以证明她的反对启蒙运动的立场。

玛丽亚·特蕾西亚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并赞同天主教内部的改革派——詹森派（Jansenists）的某些信条，相信其关于人类全然败坏和上帝绝对主权等基本教义。因此，她认为，启蒙运动崇尚人类理性，把人类理性推到极高的位置，将难免引导社会道德沦丧。为了维持道德的纯洁性，她支持建立了一个“纯洁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管社会上的道德言行。在这方面，玛丽亚·特蕾西亚反对宗教宽容。对于耶稣会，虽然女皇赞同詹森派的看法，反对耶稣会的主张，但她不赞同解散耶稣会。

对于新教徒，虽然玛丽亚·特蕾西亚赞同保留他们的某些传统权利，但她却采取排挤的措施，使之被迫背井离乡，迁往异地。对于犹太人，虽然这位女皇允许他们移入特定的地区，发展自己的文化，但她在世袭领地上却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迫使犹太人大批地迁离奥地利，使他们迁往包括普鲁士在内的欧洲东部和北部的边远地区。一度，在女皇的授意下，整个波希米亚驱逐了犹太人。

玛丽亚·特蕾西亚对启蒙“时代精神的深深忧虑”是她与她的儿子约瑟夫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也使之无法进入开明君主之列。与玛丽亚·特蕾西亚不同，正是在启蒙时代精神的鼓舞下，约瑟夫二世推行了常被概括为“约瑟夫主义”的一系列开明专制措施。

三、奥地利的开明专制措施：“约瑟夫主义”

“约瑟夫主义”主要的改革措施集中在宗教和民众的信仰生活、司法和国家建设以及经济领域。

（一）宗教和民众的信仰生活方面的改革措施

在宗教和民众的信仰生活方面，由于观念不同，约瑟夫二世采取的措施与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措施具有对立性差别。

一方面，与女皇不宽容天主教以外的其他信仰不同，约瑟夫二世在其独立执政的第二年，即1781年，就颁布了《宗教宽容敕令》（Toleranzpatente） ，宣布信义宗、改革宗以及东正教为合法信仰。这项敕令在当年的10月13日首先在君主国的德意志地区生效，接着在波希米亚（10月27日）、在蒂罗尔（11月6日）、在加里西亚（11月10日）、在奥属尼德兰（11月12日）、在匈牙利（12月21日）以及在伦巴底（1782年5月30日）等地，上述基督教的两大教派和东正教先后均拥有了与天主教相同的法律地位。1782年，犹太人也获得了信仰自由。1785年，在限定分会数目的条件下，“共济会”也成为合法的信仰组织。《宽容敕令》的颁布标志着从1540年耶稣会成立以来持续近两个半世纪的天主教再教化运动的结束。

另一方面，与女皇保守教会现状的态度不同，约瑟夫二世在推行宗教宽容政策的同时，还对帝国教会进行了改革。

约瑟夫二世的帝国教会改革措施涉及教会财产、神职人员和民众的信仰生活等等诸方面。作为开明君主，约瑟夫怀有启蒙的理性主义理想，坚持开明的专制主义精神，认为民众信仰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国家而不是各派、各类教会组织。因此，对于教会财产，他下令教会拥有的所有教堂、房舍、设备以及收藏等等，统统收归一个由国家支配的“宗教基金”统一管理。对于天主教的各类修会、修团和修道院，他认为这是“迷信的渊薮”、“宗教狂热的发源地”，所以下令关闭所有的、凡不进行医护或学校教育或其他社会工作的修道院。其中，首先关闭的是苦修默想式修道院（1782年） ，接着就是查封拥有一定财产而“无用的”修道院，仅在奥地利就查封关闭了约400所，差不多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约瑟夫二世的做法惊动了罗马教皇。教皇庇护六世（PiusⅥ，1717—1799，1775—1799年在位）为此专程来了一趟维也纳，但没有能够说服皇帝改变其想法。皇帝继续他的使教会财产世俗化的行动。对于那些收缴聚积起来的“宗教基金”，约瑟夫主要用来做两件事，一件是支持学校教育，另一件是困难救济，因而使这个“基金”成为现代性质的福利慈善设施。

对于神职人员，皇帝首先阻止罗马教皇干预帝国事务，规定凡是来自教皇的谕令，在公布之前都必须经由国家政府的批准，限制奥地利教士与罗马教皇的联系；同时剥夺主教的世俗权利，废除神职人员的免税特权；接着由国家出面、出资建立教士培训学院，由国家支配的“宗教基金”为教士、特别是传教士支付薪俸，使他们成为“公民的牧师，坚定的爱国者，作为模范农民和政府的专家，是广大臣民的最好榜样”，并逐渐地转变为国家官员。通过这些措施，教会实际上成为国家的机构，成为国家的教育和公安机构。

对于民众的信仰生活，约瑟夫二世调整原来的天主教教区，缩小主教管区，建立了一批新的规模较小的、与国境线相吻合的堂区；并要求各教区、堂区必须广建教堂，以便教民在步行一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一处教堂，进行礼拜和祈祷。但是，原来的许多教会节日、庆典以及朝圣和游行等活动都被禁止。在皇帝看来，这些讲究场面的聚众活动无济于信仰虔敬，都只是浪费时间、耽误劳动生产的表面形式。

与教会改革相配合，约瑟夫二世允许基督教的主要教派以及犹太人建立教会学校，但限制数目，同时采取措施促进玛丽亚·特蕾西亚时期建立的各级学校。为了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修养，他推行普及初级教育的政策，规定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要接受义务教育，其中的贫困但优秀者，可以得到国家提供的助学金。对于维也纳大学，他竭力为之聘请当时最好的学者和科学家，志在将其建设成为欧洲一流的大学。

在此应该提及，对于象征天主教启蒙运动高潮的费伯罗主义，约瑟夫二世这位启蒙运动的支持者却持反对态度。如前已述，费伯罗主义主张限制罗马教皇的权利，改组天主教会，以实现基督教会的重新合一。约瑟夫不反对这些观点，他反对的是通过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詹森主义影响下的帝国教会统一。“约瑟夫主义”主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无论是罗马教皇的权利还是帝国教会的改革，都要以维护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民族的教会为最高目的。

（二）司法和国家建设方面的改革

在司法和国家建设方面，约瑟夫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在司法改革方面，最重要的是颁布《刑法大全》（Algemeines Gesetzbuchüber Verbrechen und derselben Bestrafung）。这部刑法从1787年1月1日开始在奥地利的德意志地区和波希米亚生效，一直实行到1803年。其中，刑事犯罪与政治犯罪区分开来，分别量刑并施以不同程度的惩罚。此外，新的刑法明确禁止致残式的判决，并取消死罪，相关惩罚改由苦力替代，尤其规定了通过在大河当纤夫来替代死刑的惩罚。当时人认为，在河上逆流拉船一年，是比死更可怕的刑罚，所以这条规定也不是没有儆戒作用的。应该说，《刑法大全》一定程度地体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新刑法中的各条刑法都没有为贵族制定的宽忍特例，贵族与平民均依法量刑，平等对待。

与《刑法大全》同时、同地生效的还有一部《民法大全》（Algemeinesbürgerliches Gesetzbuch）。早在1713年，哲学家莱布尼茨就向帝国皇家法院提议编纂一部民事法典。利奥波德一世皇帝统治时期，曾经推出一部《利奥波德法典》（Codex Leopoldinus） ，但内容比较简单。后来，如前所述，1766年又编成《特蕾西亚法典》，但这只是对以前法规的汇集，尚不是法规法令汇编。直到约瑟夫二世独立执政以后，由皇帝亲自委托著名法学家J.B.霍尔顿（J.B.Horten，1735—1786）主持开始了《民法大全》的编纂工作。在霍尔顿的领导下，先在1783年编成《婚姻法》（Ehepatent） ，接着在1786年完成《继承法》（Erbfolgepatent）。在1787年1月1日，基本定稿的《民法大全》与《刑法大全》同时生效。这部法典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一直实行到1812年。

对于国家建设，约瑟夫二世的理想是，将奥地利君主国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德意志地区、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尼德兰，建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政治统一，边界清晰，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地位。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首先，约瑟夫二世试图取消各个领地、各个城市的各类特权，实行国民平等原则。执政期间，他没有签发等级特权证书，不接受臣民宣誓效忠，不允许有人在他面前表示特别尊重地行屈膝礼或吻手礼，要求所有臣民都要像君主那样以王国为自己的家，热爱国家，忠于国家，为国家效劳。

其次，皇帝试图改变历史上形成的奥地利德意志地区和波希米亚地区的自然区界，重新划定行政区。在维也纳建立宫廷联合事务部，负责两地的政务和财务。在其他各领地，设置县级官员；在各城市，取消市民自治。

复次，约瑟夫二世试图将政治机构和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推向纪律化。其措施是加强国家警察队伍的建设，由警察来贯彻执行约瑟夫政府列出的国家改革规定。例如，下葬时不得用木质棺材，改用布袋，因为要保持城市用水清洁；庆典时蜡烛的数目不得超过规定，因为要厉行节约；饮食中不得用胡椒，因为这有损民众健康；等等诸如此类。当然，警察的工作不仅包括这些生活中的细微琐事，还有更为重要的，即监督落实书报检查工作。约瑟夫皇帝不允许社会上流行扰乱民心的黑书黄刊，认为这是使社会不得安宁的祸根之一。

最后，他还试图在奥地利君主国内推行高地德语（Hochdeutsch） ，将马丁·路德翻译《新旧约全书》（Lu the rbibel）使用的语言作为国家的通用语言。仅从这一点来看，约瑟夫二世完全接受了近代的或说启蒙时代以来的欧洲国家观念，认定中央政权、统一语言、明确边界和国际地位是国家主权的根基，也是奥地利君主国追求的目标。

除上述之外，约瑟夫二世还推出了一些社会福利性措施，这是他受到当时人及后来人崇敬和诟病的原因之一。皇帝的社会福利性措施包括：将维也纳宫廷周围的草地和森林开辟为公园，如维也纳的普拉特公园和奥格登公园等，供贵族和平民休憩游览；建立一所维也纳大众医院，对人们，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进行救死扶伤；建立军医培训中心、精神病院、孤儿院、救济院，改善贫困劳动者子女的生活环境，等等。他甚至还强迫民众从细微之处着手接受新的、所谓理性的生活方式。约瑟夫二世认为，这些措施都是一个进步的、理性的福利国家所不可或缺的。

在此应该提及的是，约瑟夫二世之所以提出并能够提出如此这般的具体改革措施，除了他的启蒙观念以外，还在于他长年的微服私访过程中的学习体会。在辅政和执政的25年间，他先后以法尔肯施泰因伯爵（Graf Falkenstein）和国王的名分，八次出访各地。差不多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不在维也纳皇宫。法尔肯施泰因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唯一一块从洛林继承来的领地。在出访期间，皇帝曾经进入农民庄户，扶犁耕田；曾经访问孤儿院、医院和教养院，与病人交谈；曾经参观社会设施、手工工场、军事基地、港口战船，了解其发展前景；曾经拜访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J-JRousseau，1712—1778）和伏尔泰等人，与之交流思想；曾经在海牙总督和市长家里做客，欣赏他们的花园和收藏物。还有，他曾经在特兰西瓦尼亚宣布解放农奴，曾经在巴黎与法国国王商讨交换巴伐利亚事宜，曾经在乌克兰与波兰国王和俄国女沙皇商讨共同对抗土耳其的途径，等等。显然，约瑟夫二世不像玛丽亚·特蕾西亚那样，坐镇宫中，调兵遣将，也不像弗里德里希二世那样，威坐马上，戎马倥偬，他是一位“戴皇冠的人类之友”。

（三）经济建设领域的改革

在经济建设方面，约瑟夫二世政府最突出的措施之一是废除农奴制。1781年，也是其独立执政的第二年，他公布了《仆臣诏令》（Leibeigenschaftsaufhebungspatent） ，宣布允许农民以自由佃户的资格而不再以依附农民的身份继续耕种现有土地，允许他们用现金支付佃租而不再以劳力或收获物缴纳，同时责令国家官员或国家委托律师帮助农民办理相关的身份转换手续。这项诏令使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农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了迁徙、劳作和婚姻的自由。

在上述基础上，1785—1789年，约瑟夫二世又确定了“征税条例”（Josefinisches Kataster） ，规定所有的土地，无论是领主的还是教会的抑或农民的，都要纳税，并规定除了在自己的土地上以外，农民在任何其他土地上的劳作都是有偿耕作，不必义务劳动，更不得强迫劳役。

此外，约瑟夫继续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的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继续保护德意志地区和波希米亚的统一关税市场以及匈牙利、巴纳特和特兰西瓦尼亚关税同盟这两个关税区的正常运转，对外来移民提供优惠政策；在加里西亚、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等边远地区，继续建立以德意志人为主的移民城镇，鼓励德意志的贵族和企业家在这些地区经营发展，并在当地的管理机构中优先聘用德意志人。

如果说上面这些在宗教和民众的信仰生活、司法和国家建设以及经济领域推行的政策和举措，可以概括“约瑟夫主义”改革的开明专制特征，那么，约瑟夫二世为落实这些政策而采取的措施就不是那么“开明”了，甚至可以称之为绝对“专制”了。他尊奉的行为准则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不经过人民”（Alles für das Volk，nichts durch das Volk）。因此，他用心良苦而常常事与愿违。按照他的观点，如果不能通过劝说使广大民众得到启蒙，那就要用武力启迪他们。这是他苦心建立一支强有力的警察队伍的主要原因。为了推行所谓的为臣民谋福利的政策，约瑟夫二世动用了只有专制暴君才会动用的秘密警察。这是他的改革目标没有完全实现或说失败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改革措施本身过多地涉及个人生活的细枝末节，落实措施时执行仓促、要求极端，因而难以落实。相关举措触及传统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并遭到他们的反对，也是导致皇帝改革失败的不能忽略的因素。当然，执政时间过短而改革内容过细、过广，并且其本人缺乏与志同道合者合作的能力，或者与合作者思想能够同道而行动不能同步，等等，这些也都应该列入约瑟夫二世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中。

总之，与突出行政集权领域的“特蕾西亚国家改革”相比，“约瑟夫主义”更偏重于宗教与社会文化方面的改革。对于政治，前者的做法是尽量缩小管理机构，后者的措施是尽量清除任何形式的特权；对于王朝，前者站在家国的立场上，国事即为家事，后者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国事就是君事；对于人民，前者犹如慈严保守的祖母，端坐高堂，母仪天下，后者就像恩威并重的父亲，事无巨细，必躬身亲为。母子两人半个世纪的统治为奥地利开辟了通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

约瑟夫二世去世以后，他的弟弟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利奥波德二世。新皇帝同样是一位开明专制主义者，在思想上，甚至比约瑟夫二世更为开明，或者说，更为进步。在就任皇帝之前，利奥波德是托斯卡纳大公（Groherzog der Toskana，1765—1790年在位）。在托斯卡纳，他实行开明专制，并进而试图制定宪法，规范公国各级、各类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在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他则部分地取消了先皇的重新划分行政区的规制，一定程度地恢复了历史形成的各个区域，缓解了社会矛盾，并进而稳定了社会秩序。在匈牙利，利奥波德宣布尊重传统的等级权利，从而平息了政治体制上的动乱，使当地社会基本安定下来。在奥属尼德兰，他取消了皇兄强制实行的各种生活和社会改革措施，并在相关的国际纠纷中做出让步，从而保证了皇帝在帝国中的地位。另外，利奥波德二世最终结束了奥地利与土耳其人之间长久以来的领土争夺战争，在相当大程度上保证了国内的和平发展。然而，在他上任之前就已经爆发的法国大革命的火焰已经燃烧到神圣罗马帝国，旨在实现国家和经济、文化及教会等等方面最高效率的一切改革都将在大革命的火焰中停顿。德国乃至欧洲的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七章 18世纪的帝国、邦国与普鲁士的经济和社会

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随着众多邦国推行邦君专制制度并逐渐向类似于近代主权国家的发展，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是否还应该继续存在下去已经成为问题。因为这个帝国已经不是、也已经不再能够成为欧洲大国：哈布斯堡王朝实际上已经下降为奥地利君主国的统治者，普鲁士王国已经能够召集德意志诸邦联合行动。神圣罗马帝国不仅成为奥地利和普鲁士角逐的战场，而且正在被它们一步一步地瓦解。那些帝国法保障下的中、小德意志邦国，不是在追求大国梦想，就是在挣扎求存；帝国法已经不是、也已经不再能够成为联合它们的纽带。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了邦君专制和邦君开明专制统治的普鲁士王国，其发展历程成为德国从中世纪走向近代、从帝国走向联邦的关键性的历史环节，虽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普鲁士的大国地位一度发生动摇。

第一节 18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与德意志邦国

一、奥普角逐中的神圣罗马帝国

（一）神圣罗马帝国的虚化

从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结束到18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爆发，在经历了邦君专制和邦君开明专制两大历史演进过程之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充分表现出一种政治虚体的特征。按照17世纪末德国政治思想家冯·普芬多夫的说法，它是“一个有点不规范的政治实体，是一个怪物”。德意志的邦君专制彻底结束了传统帝国的政治统一，德意志邦君的开明专制又进一步瓦解了帝国的历史基础。换言之，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的保障下，帝国的各级、各类土地领主和城市贵族纷纷整合领土，推行邦君专制，发展和增强邦国实力，致使帝国成为大大小小各自为政的邦国实体的集合体。其中，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符滕堡和梅克伦堡等七大邦国的历史，构成了这一时期德国历史的主要内容。

18世纪中叶以后，在启蒙理想的指引下，神圣罗马帝国的各级、各类领地邦君又纷纷地扩大领土，推行开明专制，进一步发展和增强邦国实力，致使德意志帝国成为德意志邦国发展的牺牲品。其中，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德意志强邦都试图通过侵占旧帝国的利益来壮大自己，并以维护帝国的利益为幌子，防范对方独夺帝国的权益。与此同时，以巴伐利亚、萨克森为首的一些德意志中等邦国也都在谋求通过牺牲帝国的利益来壮大自己：它们或者以维护帝国利益的名义，联结同盟，或者以某种继承关系，侵吞帝国的领地和城市，或者依靠外国的势力，脱离帝国。

总之，到18世纪末期，所谓的“德国”，既不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因为这个帝国早已经没有实际的权利，也不是奥地利、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的联合体，因为不仅没有一种国家的权力机关能够集合和统制德意志众邦国，而且也没有一个德意志邦国愿意顾及旧帝国的生死存亡，更不会考虑到“德国”的存在与否。18世纪的德国，名义上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实为两大强势角逐的战场，即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既是德意志强邦又是欧洲大国的角逐场所。

早在1749年，即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尘埃初步落定之时，哈布斯堡皇族的继承人玛丽亚·特蕾西亚曾经与当选皇帝不久的夫君弗兰茨一世商议成立一个评估小组，着重评估帝国存在的价值，评判这个帝国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小组的结论是尊重皇帝的意见：帝国有必要存在下去。显然，帝国的存在已经成为问题。这个问题由于玛丽亚·特蕾西亚能够合法地继承哈布斯堡家族的产业，却不能合法地继承哈布斯堡帝国的皇冠而横亘在德意志诸邦的发展甚至存亡的道路上。她的丈夫戴上皇冠以后，这个问题也只是在形式上得到缓解，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为，一方面，哈布斯堡王朝世袭领地的统治权掌握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手中，她是皇族的继承人；另一方面，帝国众邦国的统治权掌握在各自邦君的手中，他们是帝国法的被保护人。由此而来的是，一方面，在帝国的统治问题上，皇帝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责任，甚至没有发言权。因此女皇的夫皇弗兰茨一世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理财、科研和收集艺术品方面，女皇的儿皇约瑟夫二世在她去世之前则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长途旅行、微服私访、探测民风民俗上。另一方面，对于帝国的疆土，皇帝既没有保卫的能力，也没有割让的权力，甚至没有机会对帝国的领土表示关注。弗兰茨一世在位的20年间，皇帝几乎没有介入任何一次围绕帝国领地的争夺或调整、而约瑟夫二世独立执政的10年间，皇帝扮演的角色，或说对帝国产生的影响，无异于一个独立的德意志邦主而非帝国的君王。

然而，帝国毕竟存在着，而且这种存在是必要的。问题是，神圣罗马帝国存在的必要性表现在哪里答案是：至少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前，帝国存在的必要性表现在它事实上均衡着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大德意志强邦及至欧洲列强的势力。换个角度说，在18世纪末期，作为权力和利益的虚体存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就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彼此之间以及与欧洲其他强国之间进行角逐的场地。

（二）奥地利与普鲁士大国地位的动摇

玛丽亚·特蕾西亚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相继去世以后，为了维持和提高自身的欧洲强国地位，奥地利与普鲁士都在努力地扩大领土，同时努力地防范对方增强实力。如前已述，在奥地利，玛丽亚·特蕾西亚去世以后，约瑟夫二世全面地展开了其开明专制的改革。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以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则几乎全面地废止了其前任的开明专制措施，除了颁布《普鲁士通用国家法令》以外。在此期间，不仅奥地利而且普鲁士，其强国地位都出现了动摇的迹象，并且都是凭借帝国存在的因素而得以继续维持欧洲大国的身份。

在奥地利，主要由于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改革，导致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区域内在18世纪末期普遍出现了贵族、教士和民众的反叛。帝国的西部和东部地区都出现了危机。在西部的奥属尼德兰，发生了所谓“布拉班特革命”。在东部地区，由于俄国的南下扩张，奥地利君主国的东部受到安全威胁，也危及其强国地位。

布拉班特位于奥属尼德兰的南部，在1184年由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批封为公国，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1430年，由于继承关系，布拉班特归入勃艮第公爵的统治之下，并于1477年作为“勃艮第遗产”的一部分由哈布斯堡家族继承。1648年，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布拉班特被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部属于荷兰共和国，南部仍然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在皇帝约瑟夫二世推行开明专制改革的过程中，南部布拉班特原有的等级自治体制于1789年6月18日被宣布废除，代之以“约瑟夫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在这种新的制度下，布拉班特的等级贵族必须放弃传统的税务参议权，当地的教会信民也必须接受皇帝在此建立“国立神学总院”（staatliches Generalseminar）的决定。因此，当年的10月24日，贵族、教士率领广大市民和农民展开了一场武装暴动，即“布拉班特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南部布拉班特人民推翻了奥地利的傀儡政权，驱逐了代表哈布斯堡王朝权势的列日主教（Bischop von Lüttich） ，建立了脱离奥地利的联合比利时国家（1790年1月11日，卢森堡除外）。

在“布拉班特革命”期间，根据帝国最高法院的决议，普鲁士原本应该站在皇帝一边反对革命。但是，普鲁士希望布拉班特以至全部尼德兰都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从而削弱奥地利君主国。因此，当奥地利的军队试图帮助列日主教复位的时候，普鲁士军队阻止了皇帝的复辟计划。普鲁士的这种做法相当于支持起义者、反对帝国。所以，帝国中的各类反普鲁士派纷纷利用这一事实，试图削弱普鲁士王国。面对这种压力，普鲁士不得不撤兵。尽管如此，奥地利的军队还是没有能够战胜起义者。就在比利时宣布独立的20天之后，约瑟夫二世去世，其继任者利奥波德二世做出让步，宣布恢复开明专制改革前的布拉班特体制。革命获得成功。奥地利君主国在西部的统治出现危机。

奥地利君主国在东部统治的危机由于俄国的扩张计划而凸显。约瑟夫二世独立执政后，他虽然极力地反对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扩张政策，但是，为了对付与之在帝国内部竞争的普鲁士，拉拢俄国，也是为了不丧失夺取土耳其领土的机会，奥地利还是于1787年在土耳其人向俄国宣战时，参加了对土耳其战争，于1788年2月9日派兵进攻土耳其，并且在战场上取得一定的胜利。1789年10月8日，奥军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贝尔格莱德。但是，在外交上，约瑟夫二世试图组建由奥地利、俄国、法国、西班牙结成的四国同盟的努力却没有成功。他原本想通过四国同盟，对抗普鲁士、英国、荷兰的三国同盟。

恰在此时，法国爆发大革命，革命的声威深刻地震撼了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在这种形势下，新继位的利奥波德二世马上改变了奥地利的外交立场，转而试图联合普鲁士，共同对付革命的法国。普鲁士虽然同意与奥地利同盟，却不愿看到奥地利因获取土耳其的领土而进一步壮大，因此它提出了奥地利必须放弃在土耳其战争中占领的土地的要求。对此，奥地利也不愿意看到普鲁士彰显其大国身份，也提出了让步的条件：普鲁士必须不干预奥地利恢复在尼德兰的统治，即取消承认刚刚宣布建立的比利时国家。双方由此达成协议，于1790年7月27日签订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赖兴巴赫协定》。据此，奥地利必须退出对土耳其的战争，并放弃在战争中占领的包括贝尔格莱德在内的多瑙河地区的土地，相应地，普鲁士也必须停止支持布拉班特革命和匈牙利起义，并放弃实际上控制的波兰的托尔恩和但泽两地。可见，奥地利暂停与普鲁士在帝国内角逐的首要原因是法国大革命浪潮的冲击。

这时的普鲁士也没有了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的生机勃勃的景象。由于弗里德里希二世之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没有能力坚持其前任的开明专制统治，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普鲁士王国几乎在政治、经济以及宗教文化等等方面都回复到百年前的局面。政治方面，等级贵族的权势增大、统治分裂；经济方面，恢复了旧的体制，停止了实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宗教文化方面，以回归使徒教会为号召，打击和排斥不顺从所谓正统教义的观念和行为，等等。

在对外关系方面，霍亨索伦王朝的执政者认为，外交关系重于内政事务。鉴于奥地利与俄国的联合行动，普鲁士感到其大国地位受到了直接的威胁。面对奥地利的这种强国势头，普鲁士希望借助国际力量来保住自己的大国地位，并为此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在西方，普鲁士试图联合英国和荷兰来加强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此时，英国已经取代法国成为对荷兰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因此，普鲁士通过支持奥兰治王室的世袭总督威廉五世（WilhelmⅤ，1748—1806，1751—1806年在位）镇压荷兰国内由法国支持的反叛者，来加强与二者的关系。1788年，普鲁士与英国、荷兰建立同盟，共同对抗奥地利和俄罗斯的扩张，以保护王国的东部边境。

然而，稍后不久，约瑟夫二世皇帝去世，新上任的皇帝利奥波德二世谋求与普鲁士和解，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因此与之签订了《赖兴巴赫协定》。根据该协定，在西北部，普鲁士不得干涉奥属尼德兰的事务，奥地利因此于1790年12月2日再次控制了现在称为比利时共和国的尼德兰地区。普鲁士在道义上失败。在东南部，普鲁士本想迫使奥地利答应进行领土交换，即以同意奥地利占领多瑙河诸侯国为条件，使奥地利把加里西亚还给波兰，而波兰将但泽和托尔恩正式割让给普鲁士。然而，《赖兴巴赫协定》没有让普鲁士达到目的。协定在规定奥地利放弃占领的土耳其土地的同时，也规定普鲁士必须放弃占领但泽和托尔恩。因此普鲁士在实际利益方面再次遭到失败。不仅如此，协定签订以后，英国还终止了与普鲁士的盟约，奥地利又与土耳其人于1791年8月4日缔结了《斯维什托夫和约》（Frieden von Swischtow） ，获得了部分利益，俄国则成功地占有了土耳其的大片土地（1792年）。这一切都标明普鲁士在国际上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尽管如此，普鲁士又面临着一个新的东山再起的机会，因为一个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对抗法国大革命的欧洲反法联盟（Anti-Franzsisch-Allianz）已经形成。

二、追求国际声望的德意志中等邦国

如果说在18世纪前期，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符滕堡和梅克伦堡七大德意志邦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了德国历史的主要内容，那么18世纪中叶以后，除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外，其他德意志邦国在追求欧洲国际声望的过程中对于开明专制制度的反应也大大地丰富了德国历史的内容。以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为例，18世纪的德意志中小邦国经历了各有特征的君主专制和开明专制制度的历史。

（一）巴伐利亚

巴伐利亚是仅次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德意志邦国，从12世纪起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世袭产业，在中等邦国中它占据首位。作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公国，巴伐利亚的核心区域在多瑙河南方的三河流域。慕尼黑是它的核心城市。三十年战争期间，巴伐利亚公国于1623年取代普法尔茨成为选帝侯国，并在1648年普法尔茨恢复地位以后，成为第八个选帝侯国。早在1506年，巴伐利亚慕尼黑公爵阿尔布莱希特四世曾颁布《长子继承法》，宣布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巴伐利亚公国领地不可分割。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同样强调统治家族产业不可分割的继承法出现在1713年，即霍亨索伦王朝的《王室领地谕令》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国事诏书》。巴伐利亚比它们都早了近百年。统治家族领地的统一是君主专制的首要前提。就此而言，巴伐利亚比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更早地开始实行君主专制制度。

16世纪初就实现了领地统一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在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以后形成了两个政权中心。一个在德国的西北部，在莱茵河下游地区，这是没有子嗣传承的科隆大主教邦；另一个在德国的东南部，在多瑙河上游地区，这是家族的长子长孙（或血脉最近的长子长孙）继承的巴伐利亚选帝侯国。两个权利中心南北呼应，从马克西米连一世起，巴伐利亚选帝侯政府就开始推行君主专制制度，比普鲁士和奥地利更早地追求国际声望、向着欧洲大国的方向发展。

由于在许多方面早于普鲁士和奥地利，所以巴伐利亚的君主专制措施利用了三十年战争。战争之前，马克西米连配合他的叔叔、科隆大主教展开了反宗教改革运动，排挤、打击甚至驱逐新教徒，利用重新天主教化的时机，剥夺邦国等级的参政权。不仅如此，他还联合科隆大主教的势力，成功地于1608年组成“天主教联盟”（Katholische Liga） ，巴伐利亚公爵因而成为德国天主教诸侯邦君的领袖。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又于1610年（比普鲁士早了约40年）建立了一支直属邦君的、拥有两万人的常备军，巴伐利亚公国因而成为“在帝国中没有对手的”军事强邦。战争之中，马克西米连一世以“天主教联盟”首领的身份带领军队取得战场上的胜利，因而顺利地使巴伐利亚公国升级为选帝侯国。虽然战争严重地破坏了巴伐利亚的经济生产，人口损失了约50%，土地荒芜高达50%—100%，但是，由于采取了一系列专制主义经济措施，诸如削弱邦国等级的税收批准权、鼓励并支持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等等，所以在马克西米连统治期间，巴伐利亚公国的收入增长了250%以上。

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马克西米连一世继续集中邦君的权利，在政治上尽量排斥等级贵族，在经济和军事上也尽量不依靠他们。对此，选帝侯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在法学家中挑选政府官员，勿论是否出身贵族，并继续修订法规和法令，突出个人的而不是等级的“市民权利”（bürgerliches Recht）。1651年马克西米连一世去世以后，他的两位继任者——费迪南德·马利亚和马克西米连二世·艾曼努尔——都集中在经济方面进一步地削弱邦国等级的势力，促使巴伐利亚实现专制主义统治，迈上与普鲁士、奥地利相似的大国之路。然而，自卡尔·阿尔布莱希特继任后，特别世代戴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冠、成为卡尔七世以后，巴伐利亚淡化了邦君专制、重新走上邦国等级分散政治的道路。

为了消偿前任留下的巨额欠款，从1726年开始，卡尔·阿尔布来希特首先通过前面提到的包括所谓“脱债工程”在内的各种措施，在保留各界、各级固定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分期分批地付清了高达约2600万古尔登债务。接着，从1728年起，他又通过前面也提到的减少军队兵员、取消建筑计划、解雇高价聘请的艺术家和降低官员的工资薪水等等措施，并充分利用国外贷款弥补财政不足，借以保留了等级贵族的税收许可权。后来，在1742年戴上帝国皇冠以后，皇帝卡尔七世几乎完全放弃了集中和加强巴伐利亚邦国权利的政策；巴伐利亚的君主专制制度随之结束。不仅如此，由于年仅48岁的巴伐利亚选帝侯只做了两年皇帝就因痛风发作而去世，巴伐利亚不仅没有成为大国，反而很快地从德意志中等邦国的首位滑落下来。

卡尔·阿尔布莱希特去世后，他的儿子马克西米连三世·约瑟夫（MaximilianⅢJoseph，1727—1777，1745—1777年在位）没有继承先帝的遗志，没有继续父皇的大国政策。他一上任就向玛丽亚·特蕾西亚示好，表示自己不想子承父业、不会争取继任皇帝，并表示支持她的夫君登上帝位，从而使神圣罗马帝国改朝换代，开始哈布斯堡-洛林王朝。在接下来的七年战争中，虽然巴伐利亚是奥地利和法国的盟友，但他努力地退出战争，表示对欧洲列强之间的你死我活不感兴趣。在任期间，作为选帝侯，马克西米连三世·约瑟夫“为了改善邦国的内部状况，为了使邦国强大起来”而着重于内政建设。他要偿还父皇留下的3500万古尔登的巨额债务，要限制等级势力的增长，还要控制基督教各派教会在邦国内的争斗和介入邦国事务，并且要实行开明专制，推行义务教育，编纂法典，奖励艺术和科学，等等。然而，当他做了这一切之后，巴伐利亚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谁来继承巴伐利亚的选帝侯产业因为50岁就去世了的马克西米连三世·约瑟夫没有儿子，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绝了嗣。谁来继任选帝侯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巴伐利亚的命运：放弃争做欧洲大国之后，巴伐利亚似乎连德意志中等邦国的地位也保不住了。

继承巴伐利亚选帝侯的是普法尔茨选帝侯。巴伐利亚公爵和普法尔茨伯爵在大约550年前是一个人，即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奥托二世（OttoⅡ，1206—1253，1231—1253年在位）。1255年，奥托二世的两个儿子将他的领地分开，长子管理上巴伐利亚和普法尔茨，幼子管理下巴伐利亚。后来，分分合合，蔓延扩展，虽然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子孙又分成了若干统系，统治若干公国、伯国和教会领地，但是普法尔茨和巴伐利亚一直就是该家族的初祖地。因此，1777年马克西米连三世·约瑟夫去世后，血统最近的继承人就是普法尔茨伯爵卡尔·提奥多尔（1742年起为普法尔茨选帝侯）。他的上任，如前已述，引起了一场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主要敌对方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然而，卡尔·提奥多尔也没有儿子，只是因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他1799年去世的时候才没有再出现一场巴伐利亚继承战争。巴伐利亚事实上危在旦夕。

（二）萨克森

萨克森是仅次于巴伐利亚的德意志中等邦国，从15世纪起是维廷家族的世袭产业，在中等邦国中的势力举足轻重。作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选帝侯国，萨克森的核心区域在易北河中游；莱比锡是它的核心城市。1485年，统治家族出现了“莱比锡分裂”之后，艾恩斯特系继承选帝侯资格，统治萨克森选帝侯领和图林根伯国；阿尔伯特系称萨克森公爵，统治迈森边地伯国。后来，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艾恩斯特系的萨克森选帝侯由于信奉新教，并且在教派战争中失败，选帝侯的资格转到阿尔伯特系脉，选帝侯国的核心地区也随之转向迈森边地伯国的首府德累斯顿。

1656年，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颁布了一项与普鲁士、奥地利以及巴伐利亚完全不同的家族“均子继承权”，宣布在他死后，长子继承萨克森选帝侯国，但从中分出三个公国，分给另外三个儿子。虽然萨克森选帝侯国仍然保持德意志中等邦国的地位，但是直到17世纪末以前，几位选帝侯都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恢复三十年战争以前的生产和生活，也没有着力于集中邦君权利，削弱等级贵族的势力，甚至放弃召开等级会议的批准权。出现这种情况，与其说是选帝侯的权利受到邦国等级的限制，不如说萨克森的统治者仍然停留在中世纪宫廷贵族的观念之中，更不用说他们拥有实行专制或开明专制制度和实现大国梦想了。

然而，随着1694年“强壮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的上任，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萨克森选帝侯国从此显示出比普鲁士更强的发展势头，它开始追求国际声望，并且要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强国的夹缝之间脱颖站立，成为可以与法国相提并论的欧洲强国。

从特定的角度上看，萨克森与普鲁士走了一段相似的道路：通过占有神圣罗马帝国以外的土地和臣民，由选帝侯国升级为王国，继而向着欧洲强国的方向进展。勃兰登堡选帝侯曾以柏林为核心的勃兰登堡为根据地，夺得波兰的以柯尼斯堡为核心的普鲁士，在1701年上升为国王，并由此开始增兵强国，发展军备经济，努力提升国际地位。半个多世纪后，经过几次胜利的战争，普鲁士终于站在欧洲强国之列，成为欧洲五大强国之一。对照之下，萨克森选帝侯早在1697年就当上了波兰国王，在华沙而不是在德累斯顿建立起统治中心。然而，在“强壮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统治的40年间，在方向完全相同、道路基本相似的道路上，萨克森却一步一步地落后于普鲁士，到18世纪末，只是在最后一位选帝侯拒绝再戴上波兰王冠（1791年）的时候，才稳住了它的德意志中等邦国的地位。其中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方面。

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推行的专制主义政治没有发挥实际性作用。换言之，萨克森选帝侯的专制措施不仅没有像普鲁士国王的那样直接并明确地指向大国的经济基础——军备经济，反而指向大国的表面工程——宫廷建设。两者之间的不同就像古代斯巴达（Sparda）与雅典（Athens）之间的差异：普鲁士像斯巴达那样崇尚兵强将勇，萨克森像雅典那样追求优雅华丽。

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不仅对他父亲努力争取得到的波兰王位不感兴趣，而且对选侯邦国的发展也没有责任感。如果说他还顾及萨克森的国际声望的话，那么也只是在音乐和美术方面的成就。不仅如此，作为曾经的德国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和新教的坚强堡垒，为了波兰王位，父子两位选帝侯不顾当地传统，宣布改变信仰，皈依天主教（分别在1697年和1717年） ，虽然一定程度地促进了萨克森天主教启蒙文化的兴盛，但也深刻地影响了选侯国的国际声望。当普鲁士得到许多德意志新教邦国支持的时候，萨克森则一度被迫进入法国的阵营。

第二节 18世纪普鲁士的经济与社会

18世纪的德国仍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中的普鲁士不仅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成就卓著，特色鲜明，其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时期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及状况。

一、军备经济

三十年战争以后，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德意志各邦获得了近乎主权国家的权力。因此，在德国，各类政策，不仅政治、宗教以及外交、文化和军事政策，而且包括经济政策等，都成了各个邦国内部的事情。勃兰登堡-普鲁士选帝侯邦国在三十年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它也因此深切感受到拥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和对外拓展的重要性。因此，自17世纪中期开始，它将军备作为各方面政策的核心，军备经济因而也成为18世纪普鲁士经济的核心。

从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开始，军队被认作是整个普鲁士王国管理的中心点。在他统治的27年间，普鲁士王国的军队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在普鲁士的历史上，就国家财政支出方面而论，在人均支付军需的额度上，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军队建设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当然，在他的后继者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的46年间，普鲁士军队的人数也增加了一倍以上，但是，不能忽略后者所统治的区域、人口以及王国收入都远远地超过了前者。下表是普鲁士军队的人数增长情况。

1713年，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一方面在中央建立的“财政总署”之下设置地方财务管理机构或委托代理部门，用以负责管理并代表各地的王国守备部队，另一方面支持在柏林建立“王国仓库”或称“王家织布场”，用以供给全部王国军队的被服和粮草需用。在这样的基础上，1733年王国政府制定了“征兵条例”（Kantonreglement） ，将王国领地划分为多个征兵区域，用以统计区域内的男孩人数并据此制定名册，以为备役兵士。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18世纪的普鲁士军队也主要分为步兵和骑兵。王国政府负担官兵的饮食、服装和驻营。除了管吃管住以外，每个普通士兵每月还可以得到一个多塔勒，作为薪俸津贴。在战时，他们还可以在饮食上得到加量和改善，如增加肉类等。此外，普鲁士政府还规定，士兵可以从事其他副业，例如兼做毛纺工、勤杂工和短工等等，聊以补充收入。军官的收入则要比士兵高出很多。通常情况下，军官的月入军饷随着级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大致在9—30个塔勒之间。到17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去世的那一年，普鲁士的军队装备和战争费用开支已经达到了王国总收入的86%。据统计，该年份普鲁士的总收入为6917192塔勒，其中军队装备支出5039663塔勒，战争费用支出914416塔勒，行政管理支出费用963113塔勒。

到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接任国王的时候，普鲁士的土地面积在欧洲大陆排在第10位，人口是第13位，军队人数却占到了第四位。如下表所示。

178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前不久，法国的米拉波伯爵（Comte de Mirabeau，1749—1791）作为政治记者被派往柏林执行秘密使命。这位法国伯爵以一种特别的口气道出了普鲁士军事化的程度。他指出：“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是一支驻扎在国家之中的军队。”是的，在18世纪的普鲁士，全民都在为军队服务，全民都在为军队提供给养、军服、军营、金钱以及士兵和军官。军队成为国中之国的说法成为现实。

普鲁士王国政府制定的各种经济政策都是围绕着为加强军队建设服务。军队在武器、服装、粮食和驻营等方面的需用成了王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由政府出面创办或资助的各种军用企业成为王国经济发展的龙头。1741年，即在上任的第二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就通过布雷斯劳的一家铸造工场展开军备工业的建设。1748年，在取得了西里西亚之后，国王又力挺王国的第一座高炉煤矿投产。接着，于1753年和1755年，在七年战争爆发前夕，弗里德里希二世接连支持在上西里西亚的马拉帕内和克罗伊茨堡建立了两座炼铁厂，并促其在1777—1779年之后大规模地发展。虽然这些企业的初期产品主要是用来出口，赚取外汇，还不是用来制造武器弹药，但是，这些工业企业的收入主要用于军事建设。同时，它们的发展也标明普鲁士经济的一种转变，即由18世纪前期的优先发展农业和纺织业，转为后期的着力发展采矿业和冶金业。这也标明军备经济在王国经济中占压倒性优势的发展趋势。由于军备经济的需要，弗里德里希二世政府大力地推行和落实促进工业发展的措施，在促使许多新的手工工场和机械工厂出现的同时，严格贯彻王国领导的原则，尽量避免唯利是图的个体企业家自由地发展，将自由的企业界控制在王国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范围之内，为军事强国服务。

在大力促进军备经济发展的同时，普鲁士王国政府在行政管理领域也推行先军政策，将各类政治力量纳入军事强国的总方针之中。在中央统治机构内，文官听从军官，外交顺应军事，王国服务军队；在地方等级管理中，突出表现为在七年战争结束以后，容克庄园的权益在其服务于军事制度的前提下得到庇护，农民地产的权利也在其发挥军事作用的条件下得到保障。相形之下，差不多在整个18世纪的普鲁士，凡是不能够或是没有机会、没有能力为王国的军事或战争服务的阶层都遭到损害。普鲁士王国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二、贵族

从1701年勃兰登堡选帝侯提升为“在普鲁士的”国王开始，到1797年以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去世为标志的开明专制时代结束，近一个世纪间，贵族作为普鲁士社会的统治阶层，其传统权利逐渐演变为适应王国总体发展的其他权利，因而在整体上保证了他们的社会特权地位。

在18世纪的普鲁士，贵族的传统权利主要是同意纳税权和批准出兵权。这是贵族参与政治的权利。这些权利通过贵族代表的等级议会得到落实，它们标志着贵族的作为统治阶层的社会地位。而这种社会地位是随着普鲁士的发展和壮大而不断变化的。

从勃兰登堡普鲁士边地选帝侯国，到欧洲强国普鲁士，根据其扩展的时间先后，普鲁士的领土大致分为三大构成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三个地区：一个是从1415年开始的边地侯国库尔马克（勃兰登堡） ，这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发迹地；另一个是在1614年占领的克雷弗公国及马尔克和拉文斯堡两个公国，这是普鲁士为打开通向北海道路的要害地区；第三个是于1618年得到的东普鲁士。这三个地区构成了后来的普鲁士王国统治的核心区域。第二部分是通过战争分别于1741—1742年和1772年获得的西里西亚和西普鲁士，这是普鲁士王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区。第三部分是通过1793年和1795年两次瓜分获得的波兰地区，这是普鲁士进入欧洲强国前列的标志。正是随着普鲁士的这种扩张进程，作为统治阶层的贵族，其社会地位经历了不同的变化，总的趋势是在政治领域内的作用遭到削弱。

在普鲁士王国统治的核心地区，早在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时期，贵族的参与政治权就已经遭到削弱。例如在库尔马克，在1653年，大选帝侯就以承认贵族的免税权及其对所属臣民的支配权为条件，换取了等级议会（当地称枢密院）同意征收六年军税的决定。后来，等级会议不再召开，致使当地贵族失去了参与政治的平台和机会。又如在西部的克里弗（当地称邦议会）、马尔克和拉文斯堡，在1660年，大选帝侯就强力废除了贵族的免税权，在遭到强烈的抗议之后，只是于第二年一定程度地恢复了贵族的这项权利。再如在东普鲁士，1661—1663年间，大选帝侯软硬兼施，一方面于1662年逮捕了领头闹事的市议员H.罗特（Hieronymus Roth，1606—1678） ，将其关押在狱中直至死亡，并于1672年打死了贵族领袖冯·卡尔克施泰因（Ch.L.von Kalckstein，1630—1672） ，另一方面又允诺将定期召开等级议会（当地称最高参议会） ，保证等级贵族的参政权，使贵族们同意在其领地内增加税收。而事实上，1671年以后再没有召开等级议会。不仅如此，大选帝侯还向各地派遣选帝侯官员，监督甚至直接管理地方税务，逐步地取消了等级贵族传统的税收批准权和税务管理权。

此后，大选帝侯的继任者推行继续弱化贵族政治权利的政策。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时期，地方等级贵族的权利机构已经被正式地纳入王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之中。

在等级贵族的政治权利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的同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却加强了他们的军事特权。国王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将贵族的军事采邑地变成自由地，在解除贵族对于国王的土地依附的同时，允许他们用货币（每匹马40塔勒）替代马役，另一方面将指挥军队的权利固定在贵族阶层，在实行普遍义务兵制、贵族子弟免服兵役的同时，规定预备军官团必须由贵族子弟组成，并且必须接受强制性教育和训练，由此形成了贵族在军事领域的特权。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军官团更是排挤非贵族出身的人，尤其是排挤有钱的或有势力的市民军官。到1806年，在7000名普鲁士军官中，出身于贵族者就达到了6300名。随着非贵族出身军官的减少，军官团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社会的特权阶层。加之军官团基本上集中了当时王国中的大部分精英，军队中的贵族也越来越深刻地与社会隔离，构成一种封闭的、具有严格界线的社会阶层。就此而言，在普鲁士王国统治的核心地区，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没有出现显著下降的现象。

在普鲁士王国的重要经济发展区，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则着重采取维护贵族经济地位的措施，特别维护容克贵族的经济利益，以确保他们对于王国经济与军事的支撑作用。

在西里西亚这个为普鲁士王国增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人口和收入的地区，弗里德里希二世没有设置与其他地方一样的专业管理部门，而是专设“西里西亚执行部”（Schlesische Generaldirektorium zu Breslau，1808年被取消） ，并特派冯·慕寿伯爵（L.W.Graf von Münchow，1712—1753）为部长。该“执行部”及其部长均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总执行局”，直接向国王本人负责。当地原有的贵族统治机构因此而被完全架空。

在国王的直接干预以及以发展王国经济而不是国民经济、以财政和军备为目标而不是以推动工商企业发展为目标的政策监管中，西里西亚的贵族阶层事实上产生了分化：除了仍然在政府中担任辅助性职务以外，大部分贵族在国王的保护或资助下进入经济领域，成为农业、商业和手工工场的企业主。这种情况表明，在西里西亚，所谓私人“企业主阶层”即使已经开始形成，也只是直接由王国经济政策导致出现的、贵族阶层内部的事物，几乎没有影响到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当时的西里西亚，还完全谈不上在欧洲其他地区已经出现的市民甚至农民私人企业家阶层。

在西普鲁士，贵族的情况与在西里西亚的基本相同。里德里希二世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战争与王室领地管理处”（Kriegs-und Domnenkammer） ，特派冯·多姆哈特伯爵（J.F.von Domhardt，1712—1781）为处长，直接对国王本人负责。当地原有的贵族统治机构被分成四个区议会政府（Landrtliche Kreise）。政府首脑也直接由国王任命。通过1772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司法机构条例》（Notifikationspatent，betreffenddie Einrichtung des Justizwesens） ，王国政府取消了土地贵族对于农民的司法权，使西普鲁士的农民像普鲁士其他王室领地上的农民一样，一定程度地松缓了对领地贵族的人身依附，而贵族则通过1787年建立的《西普鲁士农村法》（Westpreuβische Landschaft） ，获得了由王国政府主持的债券和土地信贷的支持，使得原有的贵族地位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损害。因此，在普鲁士王国的经济发展区，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发生显著下降的现象。

在经过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而获得的波兰地区，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国王没有完全继续先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瓜分波兰以及在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在得到的波兰土地上推行的政策，没有废除当地等级贵族的政权机构。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出自外交形势的考虑。起初，国王并不希望削弱波兰-立陶宛联邦这个对抗俄国的前沿阵地。为此，普鲁士与波兰立陶宛在1790年签订了盟约，共同防御俄国扩张。然而，此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一是由于波兰于1791年通过了《五三宪法》（Konstytucja Trzeciego Maja） ，废除贵族的传统权利，并引起俄国的入侵；二是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迅速波及包括德意志在内的欧洲其他地区。基于这种变化，普鲁士国王改变了它的外交立场，背叛了盟约，再次参与瓜分波兰。获得波兰的土地使普鲁士的领土面积进一步得到扩大。但是，王国政府的权利并没有直达这些新增加的地区，因此当地贵族的政治地位并有遭到实质上的削弱。

三、市民和农民

与德意志其他邦国地区的情况相似，18世纪的普鲁士社会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贵族、市民和农民。如前所述，18世纪的普鲁士贵族虽然其诸如征税征兵批准权等传统权利受到了削弱，但是在军事或经济领域内由政府保证的特权仍然在整体上保留了他们处于社会上层的身份地位。相形之下，市民和农民的处境则全然不同。

在谈论普鲁士的市民与农民之前，应该先了解当时的移民情况。早在18世纪以前，由于近百年的宗教改革运动，造成信仰分裂和冲突不断，许多新教徒遭到所在邦国的驱逐。同时，持续频繁的各类战争、多次发生的流行鼠疫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等等，也引起人口锐减，导致大片土地荒芜，粮价飙升，经济衰退，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使许多人口背井离乡。由此，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宗教逃亡者和难民。与上述严峻的形势相比，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统治者却能秉持宗教宽容政策，同时在经济领域鼓励开荒创业。进入18世纪以后，尤其在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父子俩统治时期，引进先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一度成为基本国策。这种宽松而有利的环境使得勃兰登堡普鲁士成为逃亡者和难民们的向往之地。自“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以来，勃兰登堡普鲁士邦国成为欧洲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中接纳移民最多的政权之一。据载，到1786年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上任的时候，外来移民及其后裔已经占到普鲁士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史实具有典型意义，它能够说明普鲁士在推行引进外来移民政策中的做法，这就是“萨尔茨堡大逃亡”（Salzburger Exulanten）。

“萨尔茨堡大逃亡”是发生于1731年的萨尔茨堡天主教统治者对于境内新教臣民的一次驱逐行为。1729年，萨尔茨堡大主教冯·费米安（L.A.von Firmian，1679—1744，1727—1744年在位）发布命令，要求臣民信奉天主教，试图通过统一信仰来加强大主教邦国的中央集权。当时的萨尔茨堡有大批的农民和矿工接受新教教义，是新教徒或隐匿新教徒，他们拒绝改信天主教。因此，大主教聘请数名耶稣会士，请他们帮助使萨尔茨堡民众重新天主教化，同时也招来有六千人规模的帝国军队，震慑那些不思改教的人。1731年，大主教更是发布“大主教移民条例”（Emigrationspatent des Erzbischofs） ，强迫约两万新教徒离开萨尔茨堡。对此，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卡尔六世同时介入此事，同样谴责大主教的做法违背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规定，并一齐召唤这些遭受迫害的新教徒向本邦移民。奥地利是天主教国家，它将新教移民安排到特兰西瓦尼亚，允许他们信仰自由；普鲁士是新教王国，它除了保证新教移民的信仰自由以外，国王还于1732年特别发布了《普鲁士邀请条例》（Preuβische Einladungspatent） ，将他们安置在以柯尼斯堡为首府的东普鲁士。根据这份邀请条例，前来定居的无产农民可以无条件得到一个庄户，而手工业者则可以定居城市，继续原有手艺。国王的移民政策吸引了萨尔茨堡约20000宗教难民中的17000人来到普鲁士。

从欧洲各地迁入的移民，对于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社会发展至少明显地发挥了三个方面的作用。首先，大约占4%的外来企业主和金融家为王国经济提供了新的活力。他们的到来使普鲁士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企业主和资本家阶层。他们人数不多，却扮演了“导师和指路人”的角色。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施普利特格伯-道姆商馆”。这个“商馆”是由波兰移民施普利特格伯（David Splitgerber，1683—1764）与一位从萨克森迁移过来的商人道姆（G.A.Daum，1679—1743）于1712年开始在柏林联合创建的。它在18世纪20年代领军普鲁士的金属工业和军火工作，是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重要银行家。

其次，大约占近三分之一的外来人口为普鲁士的城市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活力。他们的到来活跃了手工商业，推动了对外贸易，促进了货币和新商品经济，使柏林、马格德堡、柯尼斯堡等城市繁荣起来。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柏林。在“大选帝侯”时期，来自法国的15000移民中有6000人定居于柏林。1700年前后，柏林人口中的20%是法国移民及其后代。此外还有一些来自波兰、波希米亚以及萨尔茨堡等德意志地区的移民。1701年柏林成为普鲁士王国的首都之后，王国政府出资鼓励在柏林兴建工厂、广办企业，进一步吸引了大批外籍工场主、银行家和商人前来发展、掘金。到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前后，柏林已经集中了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商品生产，成为“士兵和手工工场的城市”。

此外，占外来移民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在普鲁士的荒田开垦、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的到来使得因战争而荒芜的土地、新获得的地区以及山林沼泽得到开发，成为耕地。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东普鲁士农业的发展。东普鲁士，如前所述，是普鲁士王国统治核心区的组成部分，也是王室领地。1701年勃兰登堡普鲁士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升级为“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也就是在东普鲁士的国王。在弗里德里希一世统治后期，即在1708—1711年间，东普鲁士发生了大规模鼠疫，人口损失了约三分之一，土地大片荒芜。因此，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继位后，一方面发布《王室领地谕令》，解除王室领地农民的人身依附，使之成为世袭的王国租佃农民，另一方面实行“人口复苏政策”（Rtablissement） ，吸引外来移民，使之在此开垦荒芜的土地，安居乐业。

总之，外来移民改变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到那时为止的完全农业的性质”，使之逐渐地转变“成为手工工场的国家”；到18世纪末，普鲁士在工业方面处于法国、英国与荷兰之后而“居于第四位”。在这种情况下，18世纪普鲁士的市民和农民在整体上也发生了顺应历史向前发展的变化。

市民，与作为统治阶层的贵族不同，它作为实力不断增强的社会阶层，从1701年勃兰登堡选帝侯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开始，到1797年以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去世为标志的开明专制时代结束，在近一个世纪间，在适应王国经济总体发展的前提下，在与君主专制、与开明君主专制结合的情况下，市民阶层的实力获得加强，其社会地位也随之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自“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时期开始，推行君主专制的选帝侯政府，在中央设置“枢密院”或“宫廷枢密财务处”的同时，在地方重用县长和税务官，两个地方职务均由选帝侯或国王直接任命，并直接对最高统治者负责。其中，税务官是主管城市和城镇的长官。通过税务官，选帝侯或国王得以监督、控制城市税收和财政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自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确定文官制度以来，市民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这一独木桥踏入社会统治阶层。然而，成为文官、进入政府机关并不是提高市民社会地位的途径。不仅如此，反而因为成为文官，成为被要求绝对服从邦君、听命军官的文官职位改变了市民子弟的本色，使他们有机会华丽转身，变成贵族。在整体上，提高市民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是参与开明专制政府的经济建设。

伴随着王国军需经济的增长，伴随着王国监督下的价格上涨、房地产增值和奢侈品的时兴浪潮，部分贵族，特别是那些固守传统政治权利的老牌贵族，其财富很快地转到了这样的市民手中，即转入努力创新创业、发家致富的生产者和商人的手中。1700年前后，普鲁士克服了三十年战争的创伤。1720年前后开始，普鲁士王国全面地围绕着强国目标而发展军备经济。1740年以后，霍亨索伦王朝政府逐渐改变了优先发展农业的总路线，手工业，或具体说手工工场的发展得到高度重视，并在1763年以后，商业，或具体说对外贸易的发展获得政府的大力推进。到1775年前后，整个普鲁士王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加速高涨的局面。在经济的持续发展过程中，虽然在王国政府的领导和控制、保护和鼓励，以及提供资金的政策下，贵族是具有压倒性的主力军，但是市民，尤其是市民中的商人和创业者也有可能在新的行业、新的生产设施、新的生产方式以及入市投机等等方面占有主动。典型的例子如J.A.冯·克劳特。他出生于萨克森，19岁到柏林一家商行学徒，25岁建立了“柏林金银加工场”，42岁获得贵族身份，成为冯·克劳特（1703年）。如前述，冯·克劳特于1713年在“士兵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支持下建立了“王国仓库”，负责军队给养。“士兵王”培育了普鲁士的军队，但很少用于战场，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一世则是一上任就骑上了战马，后被称为“大帝”。在“大帝”进行的多次战争中，冯·克劳特的“王国仓库”就是国王军队给养的基本来源。其间，也有极少数的商人或企业主，如谷物、毛巾、酒肉等等的供应商和制作人，他们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他们是市民阶层中的人数不多、相互联系紧密的小圈子。

总的来说，在普鲁士的“军事社会政策体系”中，市民中的企业主阶层，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基本上是在王国政府的促使和保护下生存和发展的，因此还算不上开始形成社会结构中的、独立自主的市民企业主阶层。他们只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市民团队，是政府文官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市民自治的培育基地，尽管这是市民阶层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表现。市民中的雇佣者阶层，无论是城市原有的无产者还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大多数在手工作坊、工场或工厂中谋生，因此也算不上开始形成社会结构中的工业雇佣者阶层。他们只是旧行业扩大、新行业产生的廉价劳动力，而基本上不是接踵而至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前驱，尽管这也是市民阶层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的优惠机会。18世纪普鲁士的市民地位的提高几乎没有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王国政府一贯地采取保护贵族的立场，如在军官团中排挤市民，以及长期地实行全国统一的经济政策，如加强对商业的严格监督，使市民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在整体上往往只能通过参与由贵族宫廷主导的精神和艺术方面的创作活动表现出来。

农民，与实力不断增强的市民阶层不同，它在整体上是一个被王国政府保护的社会阶层。然而，从1701年勃兰登堡选帝侯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开始，到1797年以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去世为标志的开明专制时代结束，近一个世纪间，在适应王国军备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随着霍亨索伦王室领地的扩大，农民的社会地位不仅没有得到提高，反而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自“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时期开始，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恢复生产的措施中，勃兰登堡普鲁士政府偏向贵族，允许并保护贵族兼并已经荒芜的土地，支持他们在新获得的地区占有农民及其土地。基于这样一种形势，到1700年前后，当普鲁士基本克服了战争创伤、经济开始全面恢复的时候，普鲁士贵族的农庄规模也相应扩大了30%左右。其中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发展的土地贵族就是19世纪自由主义者们所称谓的容克地主。与之相对应，农民不仅没有在邦国的战后恢复生产政策中得到多少优惠，反而在贵族的欺压下土地迅速减少。在王国的西部，自耕农的情况每况愈下，他们的土地没有保障，常常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土地成为租佃农。在王国的东部，大批原本依附于土地的农民遭到驱逐，农民的村庄变成了贵族的庄园，农民也成为依附于领主的雇农。为了确保贵族庄园经济能够有廉价的劳动力，王国政府甚至“将在时间上不受限制的迫使佣工服强制劳役的佣工法规推向农业立法的中心”，以便迫使一些农民耕种日益扩大的贵族庄园的土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18世纪初，普鲁士王国的许多地方发生农民的动乱事件，他们或者逃亡、迁出，或者抗拒服役、拒绝纳税，或者长年诉讼、不懈报复，甚至发动武装起义。面对这样的情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一方面于1717年亲自发布军令，镇压在科特布斯发生的农民起义，另一方面于1719—1723年在王室领地上推行地产改革，逐步废止农奴制，以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劳役负担。很明显，约占王国耕地和森林三分之一的王室领地，其农民的境况要好于普鲁士所属的其他地方的农民。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如前已述，普鲁士王国的军备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为了使军备经济能够持续性地加速发展，王国政府制定政策，确保农民的地位持久存在。当然，“更多地挂在国王心上的是‘保持’作为整体的农民阶层，而不是个别农民的幸福。”换言之，弗里德里希二世需要的是支撑普鲁士王国军备经济的农民阶层，而非记挂改善农民的生活。这显然是“开明”君主所不应该持有的态度。

不能否认，18世纪普鲁士王国的军事强国政策只是固定了原有的社会和经济关系，贵族、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没有在体制上得到调整。普鲁士国家与社会若要实现现代性的发展和转型，还有待于更深层次的改革。

第三编　法国大革命与德意志改革

第八章 德意志与法国大革命

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1792年，为了捍卫革命成果，法国资产阶级将革命潮流推出国界，打击支持法国旧制度的欧洲封建势力，法国革命由此成为一场震撼整个欧洲的革命运动。从革命爆发到拿破仑（Napolon IBonaparte，1769—1821；1804—1814/15年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垮台为止，在长达1/4世纪里，由于地理、历史和政治上的原因，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法国革命初期，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理念在德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革命过程中的恐怖暴力色彩也引发了德国人对于革命的不同思考；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德意志强权双双败北，德意志封建因素遭到沉重打击；法国革命的洪流摧垮了德意志的封建统治基础，成为德意志各邦“大改革”运动的催化剂；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法兰西民族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以及法军对德意志的占领，唤醒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推动了以建立统一民族国家为目标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发展。

第一节 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德意志

一、法国大革命在德意志思想文化界的反响

18世纪下半期的德意志在政治上呈现两大特征：国家的四分五裂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尽管如此，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其内部已经出现了改革和调整的迹象。德意志两大邦国，弗里德里希二世领导下的普鲁士和玛丽亚·特蕾西亚、约瑟夫二世领导下的奥地利，都打着“开明专制”的旗号，推出了一系列旨在使自己邦国行政管理现代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弗里德里希二世致力于建立法制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称自己只是国家的“第一公仆”。他还进行了有限度的农业改革，解放王室领地上的农奴，通过实施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来刺激普鲁士经济的发展。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则相继进行了行政司法改革和农村改革，以推进本邦的现代化。但是相关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旧的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

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发动起义，攻占巴士底狱，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在深受封建等级制度之苦的德意志引发了全社会性的震动。由于经济资产阶级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以文化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德意志思想文化界首先对法国革命作出了回应，形成了所谓的“精神革命”。绝大多数文化知识界精英支持法国革命中提出的资产阶级政治理想，把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法国的垮台视为自己所宣传的“启蒙思想在政治实践领域的实现”。

有一部分德国文化界人士甚至直接奔赴法国，感受革命的热情，形成了所谓的“德意志移民集团”。康佩（Joachim Heinrich Campe，1746—1818）、厄斯纳（Konrad Engelbert Oelsner，1764—1828）、赖因哈德（Karl Friedrich Reinhard，1761—1837）、施拉布伦多夫（Gustav von Schlabrendorf，1750—1824）、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1754—1794）等“开明专制”改革的支持者，一时间都变成了“自由的朝圣者”。他们纷纷奔赴巴黎，并且不失时机地将法国革命的消息传回德国，有的人甚至直接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

康佩，作为作家和语言学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久，就带着学生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前往巴黎。他们与法国革命家、自由派贵族代表米拉波伯爵等有联系，甚至还参加法国国民议会。1792年8月26日，康佩和著名诗人席勒、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等20余位外国人获得了法兰西共和国颁发的荣誉公民证书。

厄斯纳是政治评论家。他不仅亲自造访各类政治集会，甚至成了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外国会员，在1792年以前一直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会议。他不顾德国日益严厉的新闻检查，通过各种形式向国内介绍法国革命的政治形势。从政治立场上看，厄斯纳坚持启蒙运动的理念，与温和的吉伦特派较为接近。由于他批评雅各宾专政及其恐怖统治，曾在1793年多次受到短暂性的拘捕。

赖因哈德出生于符滕堡，曾就学于图宾根，1791年经法国政治活动家西哀士（Emmanuel Joseph Sieyès，1748—1836）介绍，在巴黎谋得法国外交部的一个秘书职位。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赖因哈德一直为法国政府服务，曾多次出任法国驻外使节，被法国著名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塔列朗誉为“图宾根送给法国的礼物”。

政治作家施拉布伦多夫出生于什切青，也是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支持者。他在革命爆发之前就已经来到法国。他与许多法国革命家和知识分子交往甚密，其中包括著名启蒙思想家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de Warville，1754—1793）等人。然而，这位来自德国的作家对法国革命的极端发展持批评态度，以至于在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成了嫌疑人，险些被处决。

格奥尔格·福斯特是博物学家、民族学家和旅行作家。在荷兰、英国等地的旅行使他对这些国家充分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自由羡慕不已，并积极探究其原因。他将法国大革命视为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他在给其岳父的信中写道：“看到哲学在人们的脑海中成熟，然后又在国家层面得到实现，实在是太美妙了。”1792年10月屈斯蒂纳将军（Adam-Philippe de Custine，1740—1793）率领法军占领美因茨后，福斯特即与其他的法国革命支持者一道建立了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和美因茨共和国。共和国失败后，福斯特来到巴黎，亲身感受法国大革命。

德国国内也有一批为法国大革命理想而欢呼的思想文化界精英。康德、维兰德、赫尔德、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克洛普施托克、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rderlin，1770—1843）等，都在第一时间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激动不已。

著名作家席勒和大部分德国知识分子一样，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也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理想的付诸实施而欢呼。1792年，席勒因其著名戏剧作品《强盗》歌颂一群反封建的豪侠青年，渗透着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思想，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不过，席勒对法国革命的积极立场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当法国革命转向激进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他的态度也由支持转变成了厌恶，进而提出了批评。

远在柯尼斯贝格的著名哲学家康德也欢呼法国大革命，认为“1789年法国革命用实例证明了人的道德的新生”。不过，随着法国革命的激进发展，康德逐渐对之失去了兴趣。1798年，他特别提到了对正在进行的法国革命的看法：“我们所看到的正在进行的这一富有教养的民族的革命……充斥着悲惨和凶残，以至于如果一个有正常思想的人希望有幸第二次来实现这样的革命的话，也决不会以如此的代价来经历之。”

著名诗人和作家维兰德被称为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评论家之一”。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主要集中于其在1774年创办的《德意志信使》（1790年改为Der Neue Teutsche Merkur，即《新德意志信使》）杂志中。他希望通过实行立宪君主制来改进德国的政治状况。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维兰德立即表示，如果法兰西民族的未来代表们对国王专制权力、大臣们的专横跋扈以及国家疆界加以适当限制，他将“毫不犹豫地全力”支持这场革命。然而，像其他德国知识分子一样，当法国革命出现过于激进的倾向时，维兰德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与中央集权的法国国情不同，不能采取过于激进的革命方式。他在1793年写道，法国的形势已经变得很糟糕。所幸的是，与革命前法国的旧秩序相比，南德诸邦的自由主义政治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已经开始实行的开明专制负担更小，财政更稳定，贵族更温和，无论统治者还是下层民众，都更尊重法律。这些状况使德国无需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采取过激的社会政治行为。

著名哲学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赫尔德起初也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欢欣鼓舞，公开对法国革命表示同情和支持。1792年以后，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日益极端化，赫尔德像席勒一样，才逐渐对这种大规模的社会政治革命产生了怀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转向对“人性”的探讨。

著名哲学家谢林也对法国革命的理想表示了积极的赞赏。年轻的谢林曾在图宾根的教会学校里与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荷尔德林等人一起欢呼法国革命关于自由的思想，成立了“共和联合会”，种下了象征革命和自由的“自由之树”。在法国大革命爆发10年后，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讲座中仍然形容它为“壮美动人的朝阳”。

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最初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位极其热烈的拥护者。他将法国革命视为一种道德的进步，一种迈向更加平等和自由的合法行为。1793年他发表《从欧洲君主们那里讨回迄今仍受到压制的思想自由》（Zurückforderung der Denkfreiheitvon den Fürsten Europens，diesiebisher unterdrückten）和《关于法国革命大众评价纠正论集》（Beitrge zur Berichtigungder Urteiledes Publikumsüberdie Franzsische Revolution） ，驳斥保守派政论家对法国革命的指责，认为法国革命是合法的，废除社会等级是“不可转让的人权”。法国革命标志着“黑暗时代已经结束”。他视法国为自己的“精神家园”，甚至鼓吹由法国兼并德国。后来因拿破仑对德国的侵略，费希特才开始对法国大革命及其进程提出批评。

著名诗人克洛普施托克也是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克洛普施托克在1789年时称法国大革命是“本世纪最崇高的行为”，甚至号召德意志人仿效法国革命。1792年，法国国民议会授予克洛普施托克荣誉公民称号。此后，随着法国大革命走向恐怖统治，克洛普施托克的态度开始转向，他谴责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像蛇一样缠绕着法兰西的躯体。

此外，诗人兼作家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历史学家约翰内斯·穆勒（Johannes von Müller，1752—1809）等也都为法国革命而欢呼。年轻的路德维希·蒂克写道：“我向希腊的精灵致敬，我看见它在高卢的天空翱翔，现今无论白天黑夜，我的思想中只有法国。”约翰内斯·穆勒则表示：“巴黎的7月14日是罗马帝国衰亡以来最好的一天……让他们垮台吧，那些战栗的人们，徇私枉法的法官们和高踞王位的暴君们！国王们和枢密大臣们终于认识到他们同样不过是人，这太好了。”

当然，在德国思想文化界，并非所有的人都对法国革命的爆发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大文豪歌德即是其中之一。歌德从一开始便对法国革命持一种谨慎的保留态度。他在1824年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尽管并不赞同法国的专制制度，却也无法忍受对法国革命的厌恶。他认为，法国革命呈现出的暴力色彩会打破社会的和谐与合作，因此更希望通过道德教育、艺术和科学的进步来实现社会的和平发展。不过，歌德深刻了解法国革命的历史意义。这位德国大诗人曾随魏玛公爵参加普奥联军干涉法国革命。1792年9月20日瓦尔密炮战（Kanonade von Valmy）中法军战胜普奥联军后，歌德就曾预言，一个“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

也有一小部分政治上保守的德国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法国大革命。他们受到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影响，坚持保守主义的理念，反对革命。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伯克曾于1790年发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on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文，批评革命的思想，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具有传统性，国家和社会是有机的成长体，决非可以通过理性和各种理论教条来加以塑造的。现存社会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改革调整，无须进行革命。让伯克没有料到的是，他的看法在德国保守派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以至于他的文章在德国比在英国更畅销。

著名诗人、记者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Matthias Claudius，1740—1815）是否定法国革命的知识界精英之一。他认为，过于强调启蒙运动的理想而忽视人的本能，是法国革命的危险所在。康德的学生、政论家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z，1764—1832）是反对法国革命的又一重要人物。正是他在1792年将伯克的文章译成了德文。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年轻的根茨曾一度为之狂欢，然而，革命的结果很快使他转入了法国革命的对立面。在他看来，英国循序渐进的宪法主义要比冲动型的法国革命更好。此外，诸如法学家恩斯特·布兰德斯（Ernst Brandes，1758—1810）和政治家、哲学家奥古斯特·威廉·雷贝格（August Wilhelm Rehberg，1757—1836）等人也都接受了伯克的思想，反对法国革命。布兰克斯和雷贝格所在的哥廷根大学则成了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心。

二、法国大革命冲击下的德意志社会

诚如德国历史学家戈洛·曼（Golo Mann，1909—1994）所言，“法国民主革命的冲击力不可能在纸上划定的疆界前停顿下来。”法国大革命不仅在德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强烈回响，也震撼着整个德意志社会，莱茵兰和萨克森等地区都出现了下层民众的骚动和暴动。

位于莱茵河西岸的一些德意志领地首先受到法国革命的冲击。这里的城市市民发起了各种请愿和抗议活动，拿骚萨尔布吕肯即是其中之一。1789年8月，法国革命的消息传到萨尔布吕肯等地，人们纷纷集会和请愿，将批评矛头指向统治者的腐败。9月19日，萨尔布吕肯的市民和农民联合向邦君提交了一分集体请愿书，表达了对繁重的劳役的不满。到1793年春天法军占领该地为止，这种抱怨一直持续不断。除了请愿外，还有各种零星的骚乱发生。首相哈默勒（Johann Friedrich von Hammerer，1745—1822）因腐败遭到百姓痛恨，人们不仅袭击其住宅，甚至威胁要将其扔进萨尔河中或绞死，他最后不得不逃离该邦。森林管理员、海关官员和警察也成了人们愤怒攻击的目标。人们指责官员的免税特权，要求他们承担与市民一样的纳税义务。在手工业者聚居的圣约翰，人们不仅请愿表达对过于严厉的警察统治的不满，而且还用起义的方式来反对这种控制。1791年夏天，一群年轻的手工业者因在公共场合闹事而被警察逮捕，但是随后大批帮工在行东们的支持下前往警局，迫使警方释放了被拘留人员。

法国革命的春雷也震撼着德意志的农村地区，许多地方出现了农民起义和暴动。1789年秋天，在邻近法国的巴登、普法尔茨和中莱茵地区，都出现了针对贵族和诸侯的农民暴动。其中，又以萨克森农民起义和劳西茨地区农民骚动最为典型。

在萨克森，受法国革命的影响，位于韦伦的农民于1790年5月开始出现自发性的骚动，直接原因是诸侯的森林保护和狩猎特权造成野生动物泛滥，大量损坏农民庄稼，有些农民所种庄稼的3/4都被动物吃掉。骚动还蔓延到其他地方。7月底开始，位于迈森附近的一些村庄的农民开始拒绝服劳役，并发动了反抗贵族地主的起义。起义迅速扩大到萨克森选帝侯邦的大部分地区，从莱比锡南部到埃尔茨山脉和劳西茨地区，都在农民起义的扫荡之下。到8月中旬，起义农民已经占领了15个领主法院辖区，范围覆盖弗莱贝格、凯姆尼茨和沃尔肯施泰因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在起义所波及地区，农民强迫封建领主宣布放弃各种徭役和租金，或者直接赶跑他们。在迈森，起义者还释放了被关押的抗争者并一度打退了政府军的进攻。直到10月，起义才被镇压下去。

劳西茨地区的农民骚动和起义持续时间更长。1789年和1790年，劳西茨地区出现连续灾荒，农作物歉收，下层民众生活维艰，社会关系极度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革命的消息成为引发农民骚动的导火线。1789年和1790年之交的冬天，施普雷森林和下劳西茨北部的施韦劳赫湖周围的70多个村庄的农民联合起来，提出了取消捐税、废除劳役、将地产转为永久租佃权等要求。1790年8月，数以百计的农民开始冲击领主庄园，发出了“起义”的号召，宣布不再为领主服劳役。1790年底前后，由于统治者采取“文攻武吓”政策，一方面派出大批军队镇压，另一方面颁布严厉的禁止暴乱的文告，农民骚动才趋于沉寂。1793年与1794年之交，法国雅各宾派无条件取消农民的各项封建义务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消息传到劳西茨，恰值政府准备将3月25日的“圣母领报节”（Mari Verkündigung）从工作日移至星期天，为的是不影响农民为领主服劳役。消息传来，下劳西茨等地的农民非常愤怒，在木匠雅恩·库斯卡（Jan Cuska）等人的领导下于1794年3月25日发动起义，发出了“这里要和法国一样，赶走所有贵族！”的呼声。起义队伍一度达到数千人，统治者最后动用龙骑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美因茨共和国是法国革命在德意志的直接产物。法国革命爆发后，普奥两国一度出兵干涉，试图恢复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一企图由于1792年9月20日瓦尔密战役的失败而破产。随后，法军在屈斯蒂纳将军的率领下进行反攻，于9月底进入普法尔茨，10月21日占领美因茨，美因茨选帝侯埃塔尔男爵（Friedrich Karl Joseph von Erthal，1719—1802）弃城逃跑。法军占领美因茨后，一些信奉“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美因茨人仿照法国雅各宾俱乐部，于10月23日成立了“自由和平等之友社”，此后又在施佩耶尔、沃姆斯等地建立了分部。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包括福斯特等一批美因茨大学的师生、商人，还有担任警察长的弗兰茨·康拉德·马克（Franz Konrad Macké，1756—1844）等政府官员。屈斯蒂纳将军想利用当地人来帮助管理所占领地区，福斯特等德意志雅各宾派因此成为其考虑选用的对象，福斯特等人也想在德国实现法国革命的理想。他们通过传单、广告、宣言以及游行宣传的方式，号召建立共和国。1792年12月，福斯特等人在40个乡镇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有3/4的民众支持以法国为榜样改造国家秩序。

1793年初，法国国民议会特派员到达美因茨，与德意志雅各宾派共同准备市政府和制宪大会选举。2月24日，莱茵河左岸、纳尔河以南-130个德意志城镇和村庄的代表齐聚美因茨，举行了莱茵德意志国民议会的选举。3月17日，莱茵德意志国民议会在美因茨的德意志大厦召开，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民主方式召开的议会。次日，大会通过法令，宣布从兰道到宾根的整个地区“从此构成一个自由、独立和不可分割的国家，这一国家遵从共同的、建立于自由和平等之上的法律”；“这个国家的唯一合法的统治者，即它的自由的人民通过其代表投票宣布，废除与德意志皇帝以及德意志帝国的一切联系。”法令还宣布废除诸侯的一切统治权利，并威胁要对过去的邦君以及所有试图帮助恢复其统治的人处于死刑。美因茨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第一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

然而，新建立的美因茨共和国很清楚，在德意志地区，传统封建势力极其强大，如果没有法国的帮助，它是难以长期存在下去的。因此，在1793年3月21日，美因茨共和国提出了加入法国的申请，福斯特等组成代表团前往巴黎。3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接纳了美因茨代表的申请。不过，此时普鲁士军队已经开始进入美因茨共和国境内，并且包围了美因茨。法军撤退之后，7月23日，美因茨共和国投降。普军占领美因茨后，对当地雅各宾派及其亲属进行了迫害和监禁，他们的财产也遭到没收。这种迫害直到1795年法军重新进占莱茵河西岸地区才停止。

第二节 革命战争对德意志的冲击

一、德意志两大强国干涉法国革命与革命战争的爆发

法国革命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对旧的封建等级特权和专制政治理念的否定，法国大革命则是新兴资产阶级与传统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一场较量。它在德意志思想文化界和下层民众之中激起强烈反响，同时也威胁到德意志各邦封建统治阶级的既有统治秩序。因此，作为欧洲大陆封建势力代表的德国各邦上层统治阶级与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对立冲突不可避免。

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就牵动着德国各邦上层统治者的神经。起初，普鲁士统治者认为，革命会削弱宿敌法国，因而持一种欢迎态度，在巴黎的普鲁士官员甚至与许多革命领导人进行友好接触。另一大邦奥地利也奉行一种“中立”政策。然而，随着法国革命的深入，相关举措越来越引起德国各邦统治者的不满。

首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废除一切封建特权的决议损害了处于法国境内却仍然享有德意志诸侯权利和其他特权的阿尔萨斯地区的神圣罗马帝国议会等级代表的利益。他们拒绝了法国革命政府用金钱补偿其损失的建议，转而要求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废除以前的《和约》，干涉法国革命，保护其利益。雷根斯堡帝国议会则于1791年8月作出相应决议，反对法国政府在阿尔萨斯采取的政策。

其次，法国革命直接牵涉到位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宝座的奥地利哈布斯堡-洛林家族的利益。如前所述，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内特是德皇弗兰茨一世和皇后玛丽亚·特蕾西亚之女。1790年2月皇帝约瑟夫二世去世后，其弟利奥波德二世继位。1791年2月，玛丽·安托内特特致信皇兄利奥波德二世，要求派兵帮助镇压革命。但是利奥波德二世起初只将1789年爆发的革命当作对所有封建君主的一种教训，希望他们以此为鉴，能够实行“开明专制”，爱护臣民。1791年6月，路易十六夫妇逃跑未遂，被剥夺权力，利奥波德二世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7月向欧洲各国宫庭发出通告，要求发表反对限制法王行动自由的共同声明，向法国革命政府施压。

此外，法国革命直接威胁到德国各邦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包括普王在内的各邦君主因此主张干涉革命，以便恢复旧有秩序。普鲁士原本视法国革命为削弱法国和破坏七年战争以来法奥同盟关系的一个机会，想以此来打击对手奥地利。但是法国君主遭受的劫难使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感到震惊，他似乎从路易十六那里看到了自己的下场，而德意志各邦出现的各种骚动也使之感到不安。因此，他转而主张加强欧洲君主之间团结，共同对付革命的威胁。1790年，英国出面调解普奥矛盾。7月27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与利奥波德二世签订《赖兴巴赫协定》，停止两国的敌对状态，普鲁士保证不再支持匈牙利和奥属尼德兰反对奥地利的起义。1791年8月27日，在法国逃亡贵族的鼓动下，利奥波德二世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发表《皮尔尼茨声明》（Erklrungvon Pillnitz） ，宣布所有欧洲君主希望恢复法国国王的统治，并威胁性地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使用必要的武力。

从法国方面看，两大因素为其与东邻德国的冲突埋下了伏笔。首先，革命爆发后，包括路易十六的弟弟阿图瓦伯爵（Graf von Artois）在内的大批拥护国王和封建制度的法国贵族纷纷逃亡到德法边界的德国一侧，聚集于科布伦茨。他们不仅鼓动欧洲君主干涉法国革命，还图谋在特里尔、美因茨、沃姆斯和施佩耶尔等地招募军队，从事反对革命的活动，严重威胁到法国革命的进程，因而引起法国的不满。其次，在法国资产阶级看来，神圣罗马帝国大旗下的德意志是欧洲封建势力的反动堡垒，法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对之进行打击。曾经有法国报刊写道：“德意志的帝国宪法是欧洲所有贵族和封建偏见的核心所在，因此对之加以摧毁”是法国的目标。

1791年下半年，法德关系已经日趋紧张。法国把《皮尔尼茨声明》看成是对法国革命的一种侮辱性的干预。在法国立法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吉伦特派代表也希望进行对外战争。他们代表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用战争来捍卫法国的尊严，在旧欧洲推广法国革命的原则。同时进行领土扩张，占领奥属尼德兰。此外，他们也想通过战争来转移国内民众视线，防止其因饥饿等原因进行暴动。法王路易十六也支持吉伦特派对外战争的主张，希望法国在战争中失败，以便借助外国封建君主的力量来镇压革命，恢复旧的封建秩序。出于上述原因，法国对德国的态度趋于强硬。1791年底，法国要求特里尔选帝侯立即解散聚集其境内的法国流亡者。在利奥波德二世命令特里尔选帝侯按照法方要求办理后，法国政府又于1792年1月向德皇提出了放弃一切形式的干涉的新的无条件要求。

为了对付动乱不已的法国，防止法国革命的烈火威胁德意志的传统统治秩序，德意志两大强国奥地利与普鲁士也于1792年2月签订了友好防御条约，规定如果法国发动进攻，两国将各派两万军队相互支援，并进行密切合作。3月初，利奥波德二世去世，其子弗兰茨二世继承皇位。新皇帝更加仇视法国革命，倾向于对法开战。其间，法国国内形势也出现了变化。2月，路易十六任命倾向战争的吉伦特派组阁。法国方面要求奥地利从边界撤军，并驱逐聚集于科布伦茨的法国流亡者，但遭到弗兰茨二世的拒绝。4月20日，法国向奥地利宣战。革命的法国与反法力量之间的战争由此开始。

二、1792—1797年的革命战争——第一次联盟战争

1792—1797年的革命战争，也称第一次联盟战争（Erster Koalitionskrieg） ，它实际上是欧洲封建势力试图阻止法国革命影响进一步扩大和恢复旧有统治秩序的首次努力。在这一阶段的战争中，德意志两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结成的联盟扮演了主要角色。让他们料想不到的是，德意志由此陷入了一场灾难深重的长期战争中。

（一）1792—1794年的战争

法国向奥地利宣战后，德意志方面反应迟缓。7月5日，弗兰茨二世被一致选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教堂举行了加冕典礼。这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次皇帝加冕典礼。此后，普奥两国才开始了真正的军事行动。弗兰茨二世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美因茨会晤，双方表明要团结一致。曾经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奥普两国显示出非同寻常的一致立场。根据计划，奥地利出兵10万集结于奥属尼德兰和莱茵河上游，普军4万多人将集结于摩泽尔河和科布伦茨一带。

开战之初，法军处于优势地位，当时它在奥属尼德兰边境地区集结了10万兵力，而奥地利只有4万军队，普鲁士则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然而，法军向奥属尼德兰的进攻却遭到失败。其原因主要有在于：经历了革命冲击的法军一时军纪涣散，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战斗力因此下降；法军仍处于贵族军官控制下，他们对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毫无兴趣；国王和王后通敌，把法军的作战计划泄露给了敌人。

法军的最初失败使普奥两国统治者认为，革命者不堪一击，战争会很快取得胜利。曾经跟随弗里德里希大帝南征北战的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费迪南德（Karl Wilhelm 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1735—1806，1780—1806上任）出任普奥联军总司令。1792年7月25日，这位公爵在科布伦茨发表“不伦瑞克宣言”（Manifest des Herzogsvon Braunschweig） ，宣称要在法国恢复“君主的权力”，严惩乱党，并且以威胁性的语言宣布，如果法国国王、王后及王室受到伤害，将“毁灭巴黎”。然而，不伦瑞克公爵的宣言不仅没有吓到法国民众，反而成为他们推进革命进程的新动力。7月11日，法国立法议会宣布“祖国在危急中”。8月10日，巴黎人民发动新的起义，攻入王宫，逮捕国王，结束了法国的君主政体。法国的政治体制迅速向民族化和民主化方向发展，各地纷纷组织志愿军，准备抗击外国干涉。此后，在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1753—1823）等人的推动下，法国开始采取与旧欧洲不同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保证了战争对兵员的需求。

与此同时，普奥联军开始深入法国领土，但是进展缓慢。8月23日，联军攻克隆维，9月1日攻克凡尔登，打开了通向巴黎的大门。为了保卫革命，巴黎数万人武装起来开赴前线。9月20日，普军在瓦尔密高地遭到杜穆里埃（Charles Franois Dumouriez，1739—1823）和克勒曼（Franois Christophe Kellermann，1735—1820）指挥的法军的阻击。虽然双方只是进行了一场炮战，并无激烈的交锋，但法军的坚决抵抗态度和高昂的士气使对手感到惊讶不已。不伦瑞克公爵迟迟不敢进攻法军阵地。这时，普鲁士人发现，战争比原先预想的时间要更长，付出的代价也更大，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加之天气恶劣，给养不足，疾病流行，普军决定撤兵，退回德意志境内。对法国革命的第一次干涉失败。

与普奥联军的消沉状态相反，受到胜利鼓舞的法国人士气大振。9月21日，普选出的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君主制。22日，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接着，法军乘胜追击，分头出击德意志和奥属尼德兰。在东部德意志战线，屈斯蒂纳率领的法军从阿尔萨斯进入普法尔茨，占领了施佩耶尔、沃姆斯、美因茨等地，直抵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路之上如入无人之境。在北部战线，杜穆里埃率领的法军于11月6日在比利时的热马普附近大败奥军，占领了布鲁塞尔，帝国西部重要城市亚琛也落入法军之手。

法军之所以能战胜强大的普奥联军，原因在于这是迅速壮大的资产阶级与日益衰落的封建阶级之间的一场较量，前者代表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潮流的发展方向。杜穆里埃在谈到法军胜利的原因时指出：“自由的愤怒必将战胜所有攻击我们的雇佣兵。”同时，面对普奥联军的干涉，法国占据了道德方面的优势，革命军队得到法国民众的坚决支持，而普奥联军面临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因此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胜利。在战术上，普奥联军仍固守死板的传统方式，在灵活机动的法军面前束手无策。此外，普奥双方从一开始就各怀打算。普鲁士参加这次干涉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争取奥地利在瓜分波兰问题上能予以补偿，因此不愿全力以赴地进行这场战争。1792年10下旬普军撤退途中，普鲁士还发出照会，要求奥地利在新战役开始前答应将波兰的部分领土划给它。奥地利则希望尽可能地限制普鲁士在瓜分波兰中的所得。双方因此没有达成协议。此时恰值俄国趁普奥两国无暇东顾之际，占领了波兰，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有上当之感。此外，联军在战场上难以形成真正统一而有效的指挥也是联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战争的失败加剧了联盟内部的矛盾。由于在瓜分波兰问题上没有得到奥地利的首肯，普鲁士转向俄国，于1793年1月23日在圣彼得堡与俄国就第二次瓜分波兰达成一致。根据新的瓜分条约，俄国占领了整个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乌克兰大片土地，普鲁士则在答应继续对法作战的情况下，得到了但泽、托尔恩、波森和卡利施，作为对法战争的补偿。奥地利由于被排除于波兰事务之外而大为恼怒。德意志两大强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受到了影响。因此，尽管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于1793年3月23日作出了对法宣战的决议，普奥两大邦国之间已经貌合神离。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引起欧洲各国君主的强烈不满，反法阵营迅速扩大。除了普奥两国外，英国、西班牙、撒丁、那不勒斯、荷兰和其他德意志邦国等纷纷加入反法联盟行列。第一次全欧性的反法联盟最终形成。法国政府则做出回应，声称要把法兰西共和国扩大到由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所构成的“天然疆界”。

反法联盟随即从四面八方对法国展开了进攻。在阿尔卑斯山一线，有奥军和撒丁军队的进攻；在比利牛斯山脉一线，有西班牙军队的进攻；在莱茵河下游和比利时，有奥军和德意志其他邦国军队的进攻。此外还有英军的支援；在莱茵河中上游，有普军、奥军和其他德意志邦国军队的进攻。法国一时陷入危急之中。

在德意志地区，1793年对法战争起初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首先，科堡亲王（Friedrich Josias，Prinz von Sachsen-Coburg-Saalfeld，1737—1815）率领的奥军于2月14日向科布伦茨进军，并于3月1日在迪伦和阿尔登霍芬等地打败法军，收复亚琛等地，进入比利时，赶走了马斯特里赫特之敌。此后，奥军渡过马斯河，在内尔温登等地大败杜穆里埃率领的法军，控制了比利时全境，然后进入法国境内，占领了瓦朗谢讷和勒凯努瓦等地，逼近巴黎。此后，法军统帅杜穆里埃因不满雅各宾派的统治，投奔了奥军。

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的卡尔大公（Erzherzog Karl vonsterreich，1771—1847）成为一颗升起的新星。作为科堡亲王手下的先锋，他在阿尔登霍芬和内尔温登战役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与此同时，中莱茵地区的战争也取得了进展。普军经过长时间的围困，迫使驻守美因茨的法军于7月23日投降，法国扶植起来的美因茨共和国随之灭亡。奥军则解放了莱茵河西岸的大部分普法尔茨地区，准备进军阿尔萨斯。

在法国国内，正当反法联盟大兵压境和国内王党势力叛乱四起的危急形势下，5月31日至6月2日，巴黎人民再次发动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政权转到雅各宾派手中。为了捍卫革命成果，雅各宾派对内实行政治恐怖统治和经济统制，以稳定局势，在国防方面则采取“全民动员”的策略，规定凡年在18到25岁的青年都要参军。此外，法军还创造了一种灵活的散兵与密集纵队相配合的新战术。这些措施和战术为法军在战场上打败反法联军奠定了基础。

于是，战局很快出现了转机。习惯于线性战术、阵地战和要塞战的反法联军在充满爱国热情和采用新式战术的法军面前，很快显露败相。而联军在作战方面的意见不一也影响了他们的作战效能。结果，法军在各条战线展开了全面反攻。在北部，由于英奥两军协调有误，兵力分散，乌沙尔（Jean Nicolas Houchard，1739—1793）率领的法军于9月上旬在翁斯科特击败了约克公爵（Herzog von York und von Albanien，1763—1827）率领的英军。10月，让巴蒂斯特·茹尔当（Jean-Baptiste Jourdan，1762—1833）率领的法军又在瓦蒂尼打败了奥军。联军被赶出法国。在普法尔茨地区，武姆泽（Dagobert Siegmund von W urmser，1724—1797）率领的奥军曾于10月中旬攻占阿尔萨斯北部的威森堡，普军也曾在11月底在凯泽斯劳滕战胜了进攻的法军。但是在12月下旬，武姆泽遭到奥什（Lazare Hoche，1768—1797）和皮舍格吕（Charles Pichegru，1761—1804）率领的法军的沉重打击，被迫撤回到莱茵河东岸。莱茵河西岸的普法尔茨地区尽落敌人之手。

对德意志而言，1794年的形势变得更糟。普奥两大邦国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显。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早在1793年下半年就已经明确表示，普鲁士对西方的战争不感兴趣。1794年3月，由于不满俄普两国瓜分波兰，波兰的小贵族和市民在科斯秋什科（Tadeusz Kosciusko，1746—1817）领导下发动起义，组成临时波兰政府，向普鲁士和俄国宣战。起义者一度迫使俄军撤出华沙等地。普鲁士的注意力也因此迅速转向东方，普王亲率5万军队进入波兰。然而，与在瓦尔密遇到的情况一样，最后普军未能够攻取华沙，而是被迫后撤。3月11日，接替不伦瑞克公爵职务的默伦多夫元帅（Wichard von Mllendorff，1724—1816）接到了将在西线作战的大部分普军撤回威斯特伐利亚的命令。只是由于英荷两国答应支付巨额资金援助，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才答应再投入6万名普军参加西方的战争，但普军已经放弃了在西方的大规模军事行动。8月，默伦多夫甚至已经通过克罗伊茨纳赫的葡萄酒商人施默茨（Schmerz）与法国外交官巴泰勒米（Franois Barthélemy，1747—1830） ，在巴塞尔开始停战谈判。

战场形势也对德意志方面非常不利。由于普鲁士态度消极，奥地利不得不承担起对法战争的主要任务。比利时是双方争夺的重点目标，也是战争最激烈的地区。5月18日，科堡亲王率领的奥军在图尔宽遭到失败。6月26日的弗勒吕斯战役（Schlacht bei Fleurus）中，奥军再次惨败。奥军完全退出比利时。10月，法军进入科隆和波恩，不久又占领了科布伦茨等地。到1794年底，整个莱茵河西岸地区全部处于法军的占领之下。该地区由此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法国统治。

（二）从《巴塞尔和约》到《坎波福米奥和约》

战争的失败使德意志两大强邦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显。由于国际国内诸种原因，普鲁士率先开始试探与法国谈判结束战争。首先，反法战争在普鲁士不得人心。实际上，不仅思想文化界精英们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战争，军队也不愿意仅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去进行一场看不到结果的战争。统治阶层中的主和声音也越来越大。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兄弟普鲁士海因里希亲王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以民众有反战情绪、财政困难等为理由，要求停止战争。其次，普鲁士国内也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1794年春天，西里西亚等地出现了农民骚动。第三，出于争夺波兰的考虑。1794年11月，俄军占领华沙，波兰起义失败。普鲁士担心对法战争会使自己无法全身心地投入瓜分波兰。第四，奥俄两国的接近促使普鲁士加速与法国和解。在镇压波兰起义的过程中，俄普奥三国已经开始谈判第三次瓜分波兰，普奥两国都想占有克拉科夫，二者关系因此恶化。俄国担心普鲁士得到克拉科夫后会更加强大，同时想在日后新的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继续得到奥地利的支持，加之奥地利外交事务总管图古特（Johann A madeus von Thugut，1736—1818）在莫斯科的强力游说，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站在了奥地利一边。1795年1月3日，俄奥两国撇开普鲁士签订了第三次瓜分波兰协议。感觉受到侮辱的普鲁士决心退出战争。第五，法国的态度也加速了普法谈判的进程。1794年8月普法双方在巴塞尔接触，法方虽然坚持其领土扩张到“天然疆界”，但愿意与普鲁士单独媾和，同时答应善待占领的莱茵河西岸普鲁士地区。

1795年4月5日，普鲁士代表哈登贝格（Karl Augustvon Hardenberg，1750—1822）与法国代表巴泰勒米签订《巴塞尔和约》（Frieden von Basel） ：普鲁士退出对法战争，两国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法国军队暂时留驻莱茵河西岸的普鲁士领土上，直至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和谈为止。但是其中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在缔结帝国和约时，倘若普鲁士在莱茵河西岸的领土割让给法国，那么它的损失将在莱茵河东岸得到补偿。5月17日普法双方又达成补充条约，据此，为了保障普鲁士远离战事以及北德意志地区的和平安宁，法国将确认从东弗里斯兰经埃姆斯河到闵斯特、杜伊斯堡、乌帕河、阿尔滕基尔辛、美因河畔赫希斯特到黑森—达姆施塔特边界一线以东地区，沿着内卡河畔埃伯巴赫到帝国自由市温普芬、内尔特林根，经波希米亚边界直到西里西亚一线以北的北德意志地区的中立地位。此后，汉诺威和黑森卡塞尔也加入《巴塞尔和约》。

《巴塞尔和约》的影响显而易见。其一，和约使普鲁士在此后的10年时间里置身于对法战争之外，从而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复苏和文化的发展繁荣。秘密条款的规定则为普鲁士在莱茵河东岸取得领土补偿埋下了伏笔。其二，补充条约明确划定了北德意志中立地区的界线，从而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美因河界线”的概念。此后，以美因河为界，德国被分割为两部分：美因河以北地区属于普鲁士的势力范围，美因河以南地区则处于奥地利的影响之下。其三，普鲁士背弃战前《皮尔尼茨声明》中的诺言，单独与敌人媾和，破坏了帝国宪法，因而遭到广泛的抨击。在一些德意志爱国者的眼中，普鲁士成了自私自利和背叛帝国的代名词。其四，普鲁士退出战争，造成了奥地利单独面对强敌的局面，此后战局更加不利于德意志一方。其五，德意志各邦在对待和约的态度上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集团，北德意志地区各邦持赞成态度，南德意志各邦和奥地利则持强烈反对态度。因此和约加剧了帝国的政治分裂状况。

尽管西部战局吃紧，德意志两大强国却仍将注意力集中在东方。普鲁士签订《巴塞尔和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腾出手来瓜分波兰。然而它面对的现实却是，俄奥两国公布了它们在1月份签订的瓜分波兰的协定。面对奥俄两强联合的形势，普鲁士除了接受已有协定外别无选择。1795年10月24日，三国在圣彼得堡签订条约，第三次瓜分波兰。据此，俄国得到了直至布格河一线的最大地区；奥地利得到了西加里西亚、卢布林以及普鲁士垂涎已久的克拉科夫；普鲁士则分得了华沙、马佐维亚和波兰人占多数的利夫兰的一部分。波兰被瓜分完毕。由此波兰作为一个国家消失了一个多世纪。

对德意志两大强国而言，瓜分波兰是祸福相依。表面上看，两国国土和人口均有较大的增加，得益匪浅，而事实上，新并入地区的大量非德意志人口在日后成为令两国统治者头疼不已的复杂民族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缓冲地带的波兰消失后，普奥两国开始直接面对俄国强势的压力，为俄国干涉德意志问题提供了更大方便。

普鲁士退出战争后，奥地利面临的处境更加困难。1795年5月，荷兰与法国签订和约，改称巴达维亚共和国，加入法国方面作战。7月，西班牙也与法国签订和约，退出反法联盟。为了重振瓦解中的反法联盟，奥、英、俄三国于9月缔结三国联盟，继续对法战争。但是，俄国并没有像英、奥所期望的那样直接派军队参战，而是派出海军援助英国舰队和向奥地利提供补助金。结果，奥地利不得不在大陆上单独面对法军。1795年9月，法军先发制人，茹尔当率领的法军越过莱茵河，占领了杜塞尔多夫，将奥军赶过了拉恩河，直逼美因茨。皮舍格吕率领的法军则从南部向北夹攻。在法军的进攻面前，普法尔茨首府曼海姆被迫投降，巴登和符滕堡已经准备与法国和谈。直到奥军在克勒法伊特元帅（Charles Joseph de Croix Grafvon Clerfayt，1733—1798）和武姆泽率领下分别打败茹尔当和收复曼海姆后，形势才有所改观。

1796年，新上台的法国督政府决定通过新的战争来打击奥地利。卡诺制定了兵分三路的进攻方案，其中，左、中两路精锐部队在莱茵地区担任主攻任务，右路军由军事天才、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将军指挥，装备较差，作为辅助力量远征意大利。卡诺希望这一军事部署能够取得对奥地利的彻底胜利。但是拿破仑在战略部署上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意大利是奥军的薄弱环节，法军可以由此突破，进军维也纳，迫使奥地利缔结和约。

战场形势果如拿破仑所料。由于奥军主力配备在莱茵战线，法军在主战场并未占到便宜，反而陷入不利局面。当时茹尔当率领的一支法军和莫罗（Jean Victor Marie Moreau，1763—1813）率领的另一支法军分别从下莱茵地区和上莱茵地区向奥军进攻，目标直取维也纳，但被卡尔大公指挥的奥军挫败。面对优势的法军，卡尔大公采取了明智的策略，他避开莫罗率领的法军锋芒，向多瑙河地区撤退，另一支奥军在瓦滕斯莱本将军（Wilhelm von Wartensleben，1734—1798）的指挥下躲开了茹尔当统率的另一支法军的进攻，与此同时，两支奥军在内线不断接近。时机成熟后，卡尔大公在9月3日与瓦滕斯莱本两军联合，集中全力在多瑙河畔的阿姆贝格附近大败茹尔当的法军。此后这支法军在阿尔滕基尔辛附近又遭败绩，被迫退过莱茵河。茹尔当失败后，莫罗独力难支，通过黑森林后撤，退过莱茵河，避入阿尔萨斯。奥军重新控制了莱茵河东岸地区。卡尔大公因此成了“德意志人的救星”。

但是奥地利人没有能够笑到最后。当茹尔当和莫罗在德国南部地区进攻受挫时，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却在意大利凯歌高奏，接连获胜。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胜利进军突入上意大利。4月28日，撒丁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退出反法联盟。接着，拿破仑通过洛迪、卡斯蒂廖内、巴萨诺、阿科莱、里沃利等战役，大败奥军，迫使几支奥军残余部队投降。此后，奥皇派卡尔大公指挥意大利战事，也未能挽回败局。1797年3月，拿破仑率军进入奥地利，直逼维也纳。由于担心孤军深入，他在保持强大军事优势的同时，向卡尔大公提出了缔结和约的建议。

鉴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此时的奥地利也希望停战。在国际上，英国由于财政困难已经不能向奥地利继续提供援助；在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96年9月去世，新沙皇保罗一世（PaulⅠ，1754—1801）对于直接参与对法战争并不热心。在奥地利国内，面对法军的军事威胁，主和声音也逐渐占据了上风。

1797年4月18日，法国和奥地利在累欧本签订预备和约。此后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在法国，热月党人督政府原本准备与奥地利缔结相对温和的和约，但是果月政变（Fructidor-Staatssreich）后，强调“天然疆界”原则的激进派上台，对奥和约因此变得相当苛刻。10月17日两国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Frieden von Campo Formio） ，法国签字代表是拿破仑，奥地利签字代表为科本茨尔伯爵（Johann Ludwig Joseph Graf von Cobenzl，1753—1809）等人。根据和约，奥地利将原先所属的比利时（原奥属尼德兰）以及伦巴底割让给法国，但得到除科孚岛、凯法罗尼亚岛等以外的威尼西亚，包括伊斯特利亚和达尔马提亚。在秘密条款中，奥地利许诺随后在拉施塔特召开帝国和会，确认法国得到莱茵河西岸地区，但普鲁士在下莱茵的领地除外。奥地利将得到萨尔茨堡大主教区作为补偿；在莱茵河西岸受到损失的相关世俗诸侯将在莱茵河东岸地区得到补偿；帝国军队撤出美因茨、曼海姆、乌尔姆、英戈尔施塔特等城市。

《坎波福米奥和约》的历史影响非常大。第一，它结束了自1792年4月以来长达5年之久的革命战争，第一次反法联盟事实上也随之崩溃。第二，确认莱茵河西岸的德意志地区割让给法国，使约150万德意志人沦入异族统治之下。第三，由于割让特里尔、美因茨、科隆等教会诸侯所在的莱茵河西岸地区，德意志的教会诸侯势力受到重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德意志的政治结构，加速了德意志的世俗化进程。第四，皇帝在秘密条款中答应将莱茵河西岸地区割让给法国，而自己得到萨尔茨堡主教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不仅破坏了帝国宪法，而且出卖了支持他的教会和小邦国，从而丧失了在帝国境内的威望，失去了除自己领地之外的所有支持者。帝国在政治上陷于更大的混乱之中，帝国的最终灭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第九章 拿破仑对德意志的统治和德意志改革运动

《坎波福米奥和约》签订以后，欧洲并未因此平静下来，法国与英国以及与欧洲其他封建君主国之间的战争因素并未完全消除。此后，在革命战争中声誉鹊起的拿破仑成为法国的政治和军事明星。他的杰出军事才能使法国在与欧洲反法势力的一系列新的较量中屡屡获胜。法军在德意志地区如入无人之境。拿破仑在德意志的战争和胜利完全打破了旧的德意志政治格局。在旧有统治秩序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的情况下，德意志各邦出现了“大改革”运动，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吸收法国革命的成果，实现德意志的现代化转型。这些改革对日后德意志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节 德意志与拿破仑战争

虽然第一次反法联盟已经崩溃，但是英国不愿看到法国在欧洲称霸，仍然坚持对法战争，并积极策划第二次反法联盟。法国督政府也面临如何对付英国的问题。根据拿破仑的建议，督政府决定通过占领埃及，进攻印度，从东方打击英国，迫使英求和。在德意志，《坎波福米奥和约》的后续影响也开始发酵。一方面，德意志中小诸侯对普奥两大邦国出卖德意志利益的行为极为不满，同时也为失去莱茵河西岸后的补偿问题争执不休；另一方面，奥地利对法国的漫天要价心有不甘，准备寻找时机复仇，从而为新的战争埋下了伏笔。

一、第二次联盟战争与《吕内维内和约》

1798年3月，为了打击英国，法国督政府任命拿破仑为远征军司令。5月，拿破仑率军从土伦出发，渡海远征埃及，6月占领地中海上的马耳他岛，7月占领亚历山大和开罗。法军远征埃及，不仅促使英国小皮特（William Pitt der Jüngere，1759—1806）政府积极组建新的反法联盟，阻止法国的扩张，而且使俄国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作为马耳他骑士团保护者的沙皇保罗一世对拿破仑占领马耳他岛非常不满，与此同时，保罗一世原本就对法国革命就抱有敌视态度，所有这些因素都成了俄国决心卷入对法战争的动力。

在德意志，形势的发展也促使奥地利再次走上对法战争之路。1797年12月，帝国和平会议在拉施塔特召开，会议旨在以整个帝国为一方，以法国为另一方，进行媾和谈判。面对法国的武力威胁，1798年3月9日，帝国同意完全放弃莱茵河西岸地区。但是在莱茵河西岸土地割让给法国以后产生的领土、财政问题以及补偿问题上，会议出现了久拖不决的讨论。奥地利也故意拖延，掌握维也纳实际领导权的图古特希望在时机成熟时开始新的对法战争。此外，法国于1798年3月进入瑞士，建立了海尔维第共和国（Helvetische Republik） ，此后又占领了罗马，在那里也建立了共和国。所有这些都使奥地利感到极大的威胁，确认对法战争不可避免。普鲁士的反应则相对平静。1797年9月16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去世，11月16日，严肃刻板、谨小慎微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Ⅲ，1770—1840，1797—1840年在位）登上王位。英国原本希望普鲁士也能参加新的反法联盟，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不为所动。掌握普鲁士政策的哈登贝格和担任外交大臣的豪格维茨（Christian August Heinrich Kurt Graf von Haugwitz，1752—1831）也主张和平的中立路线，以便使普鲁士从欧洲的纠结中脱身出来。

法国在欧洲和埃及取得的快速进展也引发欧洲各国的恐慌，它们决定联合起来，把法国赶回1792年以前的疆界内。1798年底，英国、俄国、奥地利、奥斯曼帝国、葡萄牙、那不勒斯等国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Zweite Koalition gegen Frankreich）。接着，6万名俄军在苏沃洛夫（Alex and er Wasilijewitsch Graf Suworow，1729—1800）率领下向西运动，准备对法开战。

法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战休整，也已做好了新的战争准备。1799年3月1日，当拉施塔特和平会议还在继续进行之时，法国即向俄国和奥地利宣战，并且派兵越过莱茵河，进入南德地区。但是在3月下旬，卡尔大公率领的奥军分别在奥斯特拉赫和施托卡赫战役中打败茹尔当的法军，迫使其退回莱茵河西岸。4月中旬，拉施塔特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无果而终，4月28日夜，参加会议的三名法国代表在回归途中遭到匈牙利轻骑兵的袭击，两死一伤，文件和物品等被抢。

战争之初，反法联盟凭借其优势兵力从意大利北部、瑞士和德国西南部大举进攻法军，且取得辉煌成果。在德意志，卡尔大公先把茹尔当率领的法军赶回莱茵河西岸，转而进入瑞士，于6月上旬在苏黎世附近打败了法国将军马塞纳（AndréMasséna，1758—1817）的军队，即所谓的第一次苏黎世战役（Erste Schlacht von Zürich）。在意大利，苏沃洛夫率领的俄军连续攻占卡萨诺、米兰等地，在特雷比亚河、诺维等战役中屡败法军，到1799年底，法国人已经被完全赶出了上意大利地区。苏沃洛夫随即率军进入瑞士，准备与那里的俄军及奥军会合。在北部战场，约克公爵指挥的一支英俄联军于8月底攻入荷兰，击败法军，控制了荷兰北部。一时间，法国周边新建的附属共和国在反法联军打击下纷纷瓦解崩溃，战争面临进入法国境内的危险。由于形势对反法联盟有利，原想保持中立的巴伐利亚和符滕堡也加入到反法阵营中，与奥地利站在一起，出兵对法作战。这也是德意志各邦武装力量打着帝国军队的旗号最后一次出现在战场上。

然而，第二次反法联盟在战场上的优势并没有维持很久。奥俄两国在军事行动的协调方面没有取得一致，以至于贻误战机。卡尔大公在瑞士击败马塞纳之后，置俄军于不顾，率军离开瑞士，转向北方，攻占了曼海姆等地，准备进入荷兰。而苏沃洛夫因沿途行军困难，没有及时到达瑞士。在此期间，马塞纳率领的法军趁机出击，于1799年9月25日至26日的第二次苏黎世战役（Zweite Schlacht von Zürich）中打败了科沙可夫（Alex and er Korsakov，1753—1840）率领的一支俄军，迫使其后撤。苏沃洛夫到达瑞士后，由于远离本土，又得不到奥军的支持，被迫且战且退，在损失官兵5000余人后，于11月撤回俄国。这位俄国名将将失败原因归于奥军。沙皇保罗一世在恼怒之余，于10月22日致信弗兰茨二世，宣布退出反法联盟，召回全部俄军。

正当第二次反法联盟瓦解之时，法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在发生变化。由于对外战争失利，督政府陷入了危机之中。得知这一消息的拿破仑从埃及返回法国，于11月9日发动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起以自己为第一执政（Erster Konsul）的三人执政府（Konsulat）。

拿破仑执掌政权后，决定利用俄国退出反法联盟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打击奥地利。战争在阿尔卑斯山的南北两侧展开。在阿尔卑斯山南侧，1800年5月，拿破仑亲率4万大军越过人称阿尔卑斯第一险道的圣伯纳德山口，进入北意大利地区打击奥军。6月2日，法军占领米兰，到达驻守于热那亚的梅拉斯将军（Michael Friedrich Benedikt von Melas，1729—1806）指挥的奥军背后。6月14日，拿破仑指挥的法军与梅拉斯指挥的奥军展开马伦哥会战（Schlacht bei Marengo）。奥军先胜后败，死伤、被俘达9500人。次日，梅拉斯与法国在亚历山德里亚签订协定，奥军撤出上意大利地区。

奥军在北意大利地区受到重创后，奥方向法方提出停火建议，并派代表去巴黎与法国进行和谈。随后，双方以法国坚持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为基础，签订了预备和约。但这一条约遭到图古特的反对，没有通过。图古特在9月份辞职后，情况也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阿尔卑斯山北侧的战争形势也对奥地利不利。1800年5月和6月，莫罗率10万法军从南部地区越过莱茵河，直逼巴伐利亚。克赖将军（Paul Freiherr Kray von Krajova und Topola，1735—1804）指挥下的德意志军队在施托卡赫、赫希施泰特等地一败再败，最后逃往波希米亚。弗兰茨二世不得不于7月中旬解除克赖的指挥权，由年轻的约翰大公（Erzherzog Johann vonsterreich，1782—1859）接任。但是约翰大公也无法挽回败局。12月3日，在霍恩林登战役（Schlacht von Hohenlinden）中，法军大败约翰大公率领的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军队。无奈之下，奥地利被迫求和。12月25日，卡尔大公与法国签订了《施佩耶尔停战协定》（Waffenstillstand von Speyer）。

1801年2月9日，法国和德意志帝国签订《吕内维尔和约》（Friedevon Lunévile）。和约在确认先前的《坎波福米奥和约》的基础上，对奥地利进行了更加严厉的压制。根据该和约，莱茵河西岸的德意志领土全部割让给法国，拆除莱茵河东岸的防御工事；原奥属尼德兰的比利时地区划归法国，奥地利承认法国扶植起来的巴达维亚共和国、海尔维第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和内阿尔卑斯共和国。在意大利，奥地利虽然仍保有威尼西亚，但放弃哈布斯堡洛林家族在托斯卡纳和莫德纳的继承权，相关损失在德意志给予补偿；帝国将对因割让领土而受到损失的帝国诸侯和等级进行相应的补偿。由于法军撤离其占领的莱茵河东岸地区是以确认该条约为前提的，因此帝国议会在3月7日迅速批准了和约。

《吕内维尔和约》的后果很明显。对欧洲而言，它实际上结束了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在奥地利退出第二次反法联盟后，英国失去了欧洲大陆的主要盟国，仅凭其海上力量显然无法对法国进行有效打击，小皮特因此辞职。英国政府决定与法国休战。1802年3月27日，以英国为一方，法国及其盟友西班牙、巴达维亚共和国为另一方，签订了《亚眠和约》（Frieden von A miens）。英国归还战争期间占领的除锡兰和特立尼达以外的法国及其盟国的殖民地，放弃马耳他岛；法国从埃及、那不勒斯和罗马撤军；双方保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亚眠和约》签订后，欧洲出现了短暂的和平。

对德意志而言，《吕内维尔和约》的最大历史后果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甚至摧毁了帝国的原有结构，帝国的领土和政治状况发生巨大变化。首先，由于大量领土的丧失，原先寄生于其上的许多邦国和帝国等级（Reichsstnde）因此而消失；其次，和约规定，丧失莱茵河西岸土地以及放弃意大利托斯卡纳等地区的德意志诸侯和等级要在德意志境内得到相应补偿，这意味着帝国必须为此调整原有领地划分，依托于领地的政治力量格局也将随之发生改变。因此，古老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丧钟敲响了。

二、德意志与拿破仑帝国时期的反法联盟战争

（一）第三次联盟战争与《普雷斯堡和约》

《亚眠和约》只是给欧洲带来了暂时和平。从法国方面看，军事上的胜利巩固了拿破仑的地位，其个人政治野心因此迅速膨胀。他对内加强中央集权，于1802年8月成为终身执政官，1804年12月2日又加冕称帝，建立法兰西帝国（Franzsisches Reich；Kaiserreich Frankreich） ，即第一帝国（Erstes Kaiserreich，1804—1814/15）。与此同时，他在对外方面采取肆无忌惮的大陆扩张政策。《亚眠和约》后，他相继将意大利的皮蒙特、帕尔马并入法国，并且占领了瑞士。在德意志地区，他大力拉拢巴伐利亚、符滕堡和巴登等南德各邦国，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张到莱茵河东岸地区。这些举动使整个欧洲为之震惊。此外，为了防止波旁王朝复辟，他派兵进入巴登，把波旁王朝的后裔昂吉安公爵（Louis Antoine Henride Bourbon，Herzog von Enghien，1772—1804）捉回法国处死。于是，在欧洲各国宫廷的眼中，拿破仑成了可怕的“科西嘉怪物”。

英国也无意执行《亚眠和约》。它不愿看到法国称霸欧洲大陆。早在1802年底，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霍克斯伯里勋爵（Lord Hawkesbury，1770—1828）就已经确定了英国的方针：“我们的政策是必须设法利用（法国的）这些侵略来为将来同俄、奥两国建立联合防御体系。”英国与法国在抢占马耳他岛等地区方面也存在激烈矛盾。拿破仑曾威胁英国大使：“要么归还马耳他岛，要么就是战争。”英国则明确告知法国，它将占领马耳他岛10年，“作为由于法国进行新的扩张而给予英国的补偿”。1803年4月，主战的小皮特重新出任英国首相，5月英国再次对法宣战。拿破仑则以侵入英王领地汉诺威作为报复，并在布伦建立基地，准备渡海对英国作战。

1800年9月英国占领马耳他岛后，沙皇保罗一世一度与英国决裂，转而与法国和好，于12月成立了由俄国、瑞典、丹麦和普鲁士组成的武装中立同盟，将英国逐出波罗的海。但是有两个原因促使俄国重新走到了法国的对立面。一是法国的无度扩张使俄国感到需要建立一种集体防御体系，以确保安全。为此，俄国在1804年5月份与普鲁士签订了保卫北德意志的共同行动公约，年底时又与奥地缔结了类似公约；二是拿破仑处死昂吉安公爵的举动大大刺激了新即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ⅠPawlowitsch Romanow，1777—1825，1801—1825年在位）。当这位新沙皇抗议法国违反国际法越界抓捕并杀害波旁王朝后裔时，法国却在回复照会中暗讽其参与弑父。法俄关系因此迅速破裂。

德意志诸邦对法国的态度则由于各怀打算而明显处于分裂状态。西部和南部的中等邦国寄希望于法国的支持，以便在德意志新秩序的安排中谋得好处，因而支持拿破仑的扩张。普鲁士则仍想置身事外，希望在承认其对北德意志的统治地位的基础上与法国继续保持和平关系，为此，它甚至默认了拿破仑入侵汉诺威破坏北德中立的行为。奥地利的态度则不然。首先，《吕内维尔和约》给奥地利带来了巨大损失，它希望寻机摧毁这一和约；其次，它不愿看到拿破仑通过各种方式拉拢西部和南部德意志各邦，使它们脱离帝国的影响；再次，法兰西帝国的建立也给哈布斯堡家族以巨大压力，它实际上是对神圣罗马帝国首脑地位和荣誉的打击。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同时也是对于旧帝国可能瓦解后的一种备案，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弗兰茨二世于1804年8月10日加冕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Kaiser FranzⅠvonsterreich） ，宣布建立奥地利帝国（Kaisertumsterreich）。然而，这一做法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最高领导人破坏了帝国宪法，从内部为旧帝国的终结提供了依据。此外，拿破仑在意大利的举动也大大刺激了奥地利。1805年3月，拿破仑改内阿尔卑斯共和国为意大利王国（Knigreich Italien） ，自任国王，此后又吞并了热那亚等地。这些举动使奥地利担心它在威尼西亚的利益可能受损，从而促使其加入新的反法联盟行列。

1804年9月，英俄两国开始商谈反法事宜。1805年4月11日，两国在圣彼得堡签订了同盟条约，相约把法国赶回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疆界内，在法国恢复旧的君主制。奥地利起初还有些犹豫。卡尔大公认为奥地利需要时间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反对立即进行对法战争。但是，以约翰大公等为代表的战争党最后说服了弗兰茨皇帝和科本茨尔。1805年8月9日，奥地利加入了新的反法联盟。此外，丹麦、瑞典、土耳其因与俄国签订了盟约，也是第三次反法联盟（Dritte Koalition）的参加者。然而，反法联盟这次面对的敌人与以往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南德诸邦没有与德皇站在一边，而是投入了法国的怀抱，希望拿破仑在日后能帮助其扩大领土。

拿破仑最初的计划是趁大陆国家向法国发动进攻前渡海进攻英国，为此他在布伦港集结了15万人马。只是由于地中海法西联合舰队未能按期到达，他才决定将兵力迅速东调，争取在俄奥两军会师前击溃奥军。奥地利因而再次成为拿破仑的重点打击对象。8月下旬，法国要求奥地利撤出它驻扎于蒂罗尔和威尼西亚的守备部队，遭到奥皇的拒绝。于是，拿破仑一面指挥军队东调，一面争取南德诸邦的支持。8月25日，法国与巴伐利亚签订《博根豪森条约》（Vertrag von Bogenhausen） ，后者答应提供2万士兵；9月5日，巴登也与法国签订《巴登巴登条约》（Vertrag von Baden-Baden） ，仿照巴伐利亚行事；10月5日，符滕堡与法国签订《路德维希斯堡条约》（Vertrtrag von Ludwigsburg） ，答应提供8000名士兵。这些事实表明，旧的德意志帝国已经名存实亡。

9月8日，奥军在卡尔·马克·冯·莱贝里希将军（Karl Mack von Leiberich，1752—1828）的率领下越过因河，进入巴伐利亚，试图推进到伊勒尔河，在乌尔姆进行防御。第三次联盟战争（Dritter Koaltionskrieg）由此开始。9月23日，法国向奥地利宣战，9月25日，法军主力在海德贝格附近越过莱茵河，进入德意志境内，然后兵分三路，扑向奥格斯堡、慕尼黑和莱贝里希率领的奥军。10月14日的埃尔辛根战役（Schlacht von Elchingen）中，米歇尔·奈伊（Michel Ney，1769—1815）率领的法军与莱贝里希的奥军展开大战。由于后者指挥不当，奥军大败，伤亡达2000人，另有4000人被俘，而法军伤亡仅800人。随后，法军乘胜追击，将奥军包围于乌尔姆。经过谈判，10月17日，三个奥地利军团共7万余人向法军投降。法军随后直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1月13日，法军占领维也纳，弗兰茨皇帝仓皇出逃，并向俄国求援。

拿破仑担心战争久拖不决会使普鲁士也加入反法联盟一方作战，因此迅速追击一支退向布林的俄军，期望在敌人的力量集结起来之前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此时普鲁士因法军在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就假道其所属的安斯巴赫而大为恼怒。普王不仅允许俄军假道西里西亚，而且在没有与拿破仑商量的情况下就占领了汉诺威。11月3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与沙皇亚历山大在波茨坦签订协定，答应向拿破仑提出武装调停，要求法国遵守《吕内维尔和约》的规定，如果调停在12月15日前未被接受，则普鲁士参加对法战争。外交大臣豪格维茨奉命前往与法国交涉，拿破仑则命外交大臣塔列朗与之周旋敷衍，直至法军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时俄军力量由于奥军的加入而得到加强，亚历山大一世因而信心大增，他不顾库图佐夫元帅（Michail Illarionowitsch Kutusow-Smolenskij，1745—1813）的劝说，决定与法军进行决战。

1805年12月2日，即拿破仑加冕称帝一周年纪念日，7.3万法军与8.54万俄奥联军（其中奥军1.6万人）在奥斯特里茨展开会战，即历史上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Schlacht bei Austerlitz） ，也称三皇会战（Dreikaiserschlacht）。会战中，拿破仑通过中路突破的方式，将准备侧翼包抄的联军切成两段，并猛攻其左翼，大败联军。在这一战役中，法军伤亡损失8000多人，而俄奥联军损失达2.6万人。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最直接后果有两个：一是促使普鲁士的态度发生转变，二是瓦解了第三次反法联盟。

由于战局胜负已分，普鲁士准备参与对法战争一事不了了之。拿破仑对普鲁士的态度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12月7日和14日，他两次接见豪格维茨，威胁性地表示，现在给普鲁士与法国结盟的最后一次机会。豪格维茨在恐吓之下于15日和法国签订了《舍恩布伦条约》（Vertragvon Schnbrunn）。据此，普鲁士得到已经由普军占领的汉诺威，但必须放弃安斯巴赫、瑞士的诺伊沙泰尔和克雷弗公国的莱茵河东岸部分等属地。拿破仑此招为一石二鸟之举。一方面，普鲁士由于获得汉诺威而站到了英国的对立面，从而将自己与法国绑在了一起；另一方面，普鲁士与法国的结盟使奥地利继续进行战争的信心尽失。不过，拿破仑对普鲁士不太放心，因此他进一步加强与南德诸邦关系，在12月中旬分别与符滕堡、巴伐利亚和巴登签订了条约，把从奥地利夺得的领土分配给它们，借以进一步巩固其与法国的联盟。

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在沙皇和俄军已经撤退回国，普鲁士转而与法国站到一起的情况下，继续战争显然已经没有意义。奥地利最终屈服于拿破仑的武力，于1805年12月6日与法国签订了停战协定，26日签订了屈辱的《普雷斯堡和约》（Friede von Preβburg）。根据该条约：（1）奥地利承认法国对意大利的占领和拿破仑成为意大利国王，奥地利所属的威尼西亚、伊斯特利亚、达尔马提亚等意大利地区割让给意大利王国；（2）奥地利把前奥地利的蒂罗尔、福拉尔贝格割让给巴伐利亚，布莱斯高割让给巴登，其余的前奥地利地区由巴登和符滕堡瓜分。帝国自由市奥格斯堡和帕骚也割让给巴伐利亚；（3）奥地利获得萨尔茨堡和贝尔希特斯加登；（4）巴伐利亚和符滕堡选帝侯提升为国王，巴登成为大公国。三个邦国获得完全主权。

《普雷斯堡和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后果，改变了德意志的政治格局。其一，它在实际上终结了第三次反法联盟。其二，由于奥地利在德意志南部的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领地丧失殆尽，其势力已经被从德意志排挤出去；威尼西亚等领地的丧失也意味着奥地利势力被赶出了意大利地区。奥地利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优势因此消失。其三，巴伐利亚和符滕堡等不仅获得了大量新领地，而且提升为主权王国，德意志传统政治结构进一步改变，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打下了基础。

（二）第四次联盟战争与普鲁士的崩溃

奥地利战败之后，拿破仑利用有利形势开展外交攻势，提出与英俄两国和谈。1806年2月和7月，法英、法俄之间分别进行了谈判，但都没有最终结果。这时形势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随着法国与普鲁士矛盾的激化，普鲁士被迫放弃了1895年《巴塞尔和约》以来一直保持的中立立场。

1805年12月缔结的法普同盟条约中，拿破仑曾答应把汉诺威割让给普鲁士，同时普鲁士放弃安斯巴赫等属地。但是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拒绝接受这一条约，他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在没有缔结全面和约的情况下他不想吞并汉诺威，而只是占领它，以免与英国的关系出现破裂；同时普鲁士有权保有安斯巴赫并获得汉萨各城市。但是，势力如日中天的拿破仑根本就不容普王讨价还价。他宣称，普鲁士的反建议已经废除了原来签订的《舍恩布伦条约》。然后他强迫豪格维茨在巴黎签订了更为苛刻的新条约，普鲁士必须吞并汉诺威，放弃安斯巴赫等地，同时须承担立即占领并封闭北海港口的义务。很显然，如果普鲁士签订这一新条约，势必引发普鲁士与英国的冲突，这绝非普鲁士所愿。

此时普鲁士宫廷之中也存在一批拥护对法战争的重要人物，即所谓的普鲁士战争党，包括国王的堂兄路易费迪南德亲王（Prinz Louis-Ferdinand von Preuβen，1772—1806）、施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vom und zum Stein，1757—1831）等；自然学家、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等一些知名人士也都反对法国的霸权行径；军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6—1813）和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1819）等也都支持对法开战。王后路易莎（Luise von Mecklenburg-Streilitz，1776—1810）更是斥责拿破仑为“魔鬼”。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促使普王逐渐与英俄接近的因素。1806年7月，普俄两国签订了一份秘密协定，保证不以对方为敌。不久巴黎又传来消息，称拿破仑为了讨价还价，准备把汉诺威归还英王。普王觉得自己受了愚弄，恼羞成怒。

1806年8月9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发布军事动员令，准备对法作战。9月6日，他在写给沙皇的信中表示，“除了战争外已别无出路。”由普、英、俄、瑞等组成的第四次反法联盟（Vierte Koalition）随之形成。9月底，普鲁士发出了要求法军撤出南德地区的最后通牒。由于最后通牒没有得到答复，普鲁士于10月9日向法国宣战。在当时的德意志各邦中，奥地利慑于法国的压力采取了中立政策，站在普鲁士一边的只有萨克森选帝侯国、不伦瑞克和萨克森魏玛公国。

战争开始后，自负的普军兵分三路，分别由不伦瑞克、普王和霍恩洛厄将军（Friedrich Ludwig Fürst zu Hohenlohe-Ingelfingen，1746—1818）以及吕歇尔将军（Ernst Philipp von Rüchel，1754—1823）率领，向图林根方向集中。拿破仑也兵分三路，分别由他自己、达武（Louis Nicolas Davout，1770—1823）和缪拉（Joachimmurat，1767—1815）等率领，从法兰克尼亚出发，穿过图林根森林，直接向普鲁士首都柏林进击。双方部队在萨勒河附近相遇。10月10日，普军先头部队在萨尔费尔德遭到法军袭击，路易费迪南德亲王阵亡。

10月14日，霍恩洛厄将军率领的5万多普军与拿破仑亲自率领的9万多法军在耶拿相遇。普军虽然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抵挡不住法军优势兵力的进攻而大败，最后“撤退变成了灾难”。当驻扎在魏玛的吕歇尔军团赶到时，为时已晚。与此同时，不伦瑞克率领的普军主力与达武率领的法军在耶拿以北约15公里的奥尔施泰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从兵力配备上看，普军参战兵力有近5万人，而法军只有2.7万人，前者占有明显优势。但是法军顽强阻挡住了普军的进攻。最后，当疲惫的普军遇到从耶拿败退下来的残兵时，立即由混乱变成了无法阻止的惊慌奔逃。耶拿战役（Schlacht von Jena）和奥尔施泰特战役（Schlacht von Auerstedt）以普军大败而告终。它从根本上打垮了普鲁士的军事意志。在这两场战役中，普军伤亡和被俘达3.3万人，其中耶拿战役损失2万人，奥尔施泰特战役损失1.3万人，而法军损失总计不到1.5万人。有评论称，当近代史上，没有哪支军队遭遇过如此糟糕的失败。

此后，法军经莱比锡直趋柏林，一路上所向披靡。10月27日法军攻占柏林，普王及其宫廷慌忙逃往东普鲁士。当时柏林的年轻人所唱的歌曲中就有一句讥笑普王慌忙东窜的歌词：“我们的笨蛋在默麦尔。”28日，逃往什切青途中的霍恩洛厄将军所率残部在普伦茨劳（Prenzlau）被法军截住，缴械投降；11月6日，布吕歇尔将军率军撤至吕卑克，在那里被俘。此后整个普鲁士陷入崩溃，重要要塞和城市纷纷投降，只有格奈泽瑙（August Neidhardt von Gneisenau，1760—1831）驻守的科尔贝格等少数要塞和格岑将军（Friedrich Wilhelm von Goetzen，1767—1820）防守的西里西亚各城镇进行了有效抵抗。接着，萨克森和萨克森魏玛也在12月解除了与普鲁士的联盟，转入敌对阵营。

普军的失败并非偶然。虽然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军队一度令对手闻之色变，但是在这位著名君主之后，普军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上几乎没有任何新进展。它依然采取传统的募兵制，在战术上擅长于老式线形作战，缺乏散兵战术训练；在兵种上，虽然有训练有素的骑兵，但缺少装备优良的炮兵，更谈不上工兵和医务兵；在军事指挥方面，军官职位大多为贵族把持，年纪偏大，缺少生气，优柔寡断，不敢果断决策。相比之下，法军是一支通过全民动员体制组建起来的军队，惯于灵活的散兵队形作战，配备有装备精良的炮兵；在战争中能够轻装疾速行军，出敌不意；军官大多年轻有为，敢打敢拼，智勇双全。因此，这两支军队相遇后，胜负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胜算无望的情况下，急忙求和。起初他答应了10月30日签订的预备和约，同意割让易北河以西地区除阿尔特马克和马格德堡之外的所有领土。但是，在得到俄国的支持之后，他又转而拒绝相关条约，决心继续战争。与此同时，拿破仑进入柏林后发现了普俄之间的协定，也决定延缓签署和约，继续战争，以便打击英、俄两国。11月21日，他在柏林签署《柏林敕令》（Berliner Dekret） ，宣布对不列颠诸岛实行封锁。同时，法军向东普鲁士、波兰进发，准备与西进的俄军进行决战。

1806年12月26日，拉纳将军（Jean Lannes，1769—1809）率领的法军与本尼希森（Levin Augustvon Bennigsen，1745—1826）率领的俄军在普乌图斯克（Pultusk）展开会战，俄军不仅阻挡住了法军的进攻，而且成功撤离。1807年2月7日至8日，拿破仑亲自指挥法军与本尼格森率领的俄军在普属艾劳进行大规模决战，即所谓的普属艾劳战役（Schlachtbei Preuβisch Eylau）。由于俄军得到莱斯托克将军（Anton Wilhelm von L’Estocq，1738—1815）率领的普军支援，拿破仑第一次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在这一战役中，1.8万名法军和2.5万名俄军伤亡。受这一战役鼓舞，1807年4月26日，俄普两国签订《巴滕施泰因条约》（Vertrag von Bartenstein） ，规定不管顺利与否，两国都有义务坚持到战胜拿破仑为止。不久，英国和瑞典也加入了这一条约。然而，在6月14日的弗里德兰战役（Schlacht bei Friedland）中，幸运之神再次惠顾拿破仑。法国皇帝以8万人的优势兵力大败本尼格森指挥的6万俄普军队。这一战役中，法军伤亡8000人，俄普军队伤亡2万人。本尼格森慌忙撤出东普鲁士，渡过涅曼河，回到俄国境内。

战争的失败使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态度发生转折性变化。一方面，他为对手的强大力量所震惊，另一方面，他对英国没有给予充分的支持而感到愤怒，因而决定改变联盟政策，转而与法国接近。拿破仑考虑到运输和供应困难、军队给养不足等因素，也希望停战，同时他想拉拢俄国参加大陆封锁，以便打击英国。结果，俄国不顾《巴滕施泰因条约》，在没有与普鲁士协商的情况下就开始与法国停战谈判。

1807年6月25日，俄法两国皇帝在涅曼河中的木筏上会晤。7月7日，双方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Friedevon Tilsit） ，其中包括法俄和约和一个针对英国的法俄同盟条约。据此，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保存下来，但它必须割让大片领土；俄国接受在原先普鲁士瓜分波兰所得的领土上建立听命于拿破仑的华沙公国（Herzogtum Warschau） ，将爱奥尼亚群岛交给法国，法国则保证奥尔登堡公国以及其他与沙皇有亲缘关系的德意志诸侯统治的邦国的主权。法俄同盟条约则规定，俄国参加大陆封锁体系，两国对任何敌视它们的第三国采取共同行动。

在法俄两国达成框架条件的情况下，普法之间也于7月9日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这是一个只有单方面意向的强制和约。根据该和约，普鲁士丧失易北河以西和第二、第三次瓜分波兰时获得的领土。其中，易北河以西地区建立威斯特法伦王国（Knigreich Westfalen） ，由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Jérme Bonaparte，1784—1860）担任国王；原先瓜分波兰获得的领土上建立华沙公国，由萨克森国王统治；但泽成为独立的“自由市”；比亚吕斯托克地区划归俄国。7月12日，双方签订《柯尼斯堡补充协定》（Knigsberger Folgeabkommen） ，规定只有普鲁士偿清战争赔款后，法军才从保留下来的普鲁士王国境内撤走。1808年9月的《巴黎协定》（Pariser Konvention）进一步规定，普鲁士赔偿法国1.4亿法郎战争赔款（后经亚历山大一世介入，赔款减少到1.2亿法郎） ，军队裁减至4.2万人。

《提尔西特和约》对普鲁士的影响极大。它使普鲁士丧失了大约一半的领土，人口减至400多万，从欧洲一流强国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二流国家。普鲁士还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除了需要支付规定的战争赔款外，它还必须支付约10亿法郎的法军占领费用。更重要的是，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引发了普鲁士统治者的积极思考，推动着施泰因、哈登贝格等有识之士进行改革，使普鲁士国家有如灰烬中的不死鸟，浴火振翅，走向新生。

（三）第五次联盟战争与奥地利的再次失败

早在提尔西特和谈期间，拿破仑就已经意识到“奥地利不甘于1805年的失败”。实际上，1805年以后，在首相施塔迪翁（Johann Philipp Graf von Stadion，17631824）和卡尔大公的领导下，奥地利一直在进行相关改革，为反抗拿破仑的统治做准备。

首先，法国的扩张和对德意志的统治激发了德国人的反感，法国人由原先的革命解放者变成了异族侵略者，在德意志出现了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人们研究过去的历史，怀念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辉煌，希望重建德意志的强国地位，推翻拿破仑在德意志的统治，著名作家、政论家弗里德里希·根茨即是其中的代表。他由法国革命的热烈拥护者变成了反对法国统治的坚定鼓吹者。而要恢复德意志的强国地位，哈布斯堡王朝所在的奥地利自然成为人们的期盼所在。

其次，施塔迪翁和卡尔大公都是约瑟夫开明专制政策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只有像革命的法国一样，把人民当作积极而负责的国家公民，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消除法国的优势，赢得战争。因此在1806—1809年期间，他们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实行“全民皆兵”，除了正规常备军之外，还建立起由退役士兵和志愿兵组成的民兵部队。

此外，国际形势也促使奥地利走上反抗之路。拿破仑在欧洲大陆实行肆无忌惮的霸道性家族统治。其长兄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1768—1844）成为那不勒斯国王（1806—1808） ，后来又成为西班牙国王（1808—1813） ，弟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1778—1846）成为荷兰国王（1806—1810） ，弟弟热罗姆·波拿巴（Jérme Bonaparte，1784—1860）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国王（1807—1813）等，这一切使奥皇弗兰茨极度担心自己的生存，迫使其铤而走险。同时，拿破仑在欧洲的统治已经激起民族反抗运动。1808年，伊比利亚半岛爆发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反抗法国统治的民族起义。起义者屡败法军，最后迫使拿破仑不得不将驻守在德意志的大军调往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半岛的起义既为德意志反抗拿破仑统治树立了榜样，又削弱了拿破仑控制德意志的力量。

奥地利此时也有理由期盼其他列强的支持。英国一直坚持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为了打破法国的大陆封锁，英国不仅在1807年9月炮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掠走了丹麦舰队，而且于1808年7月派威灵顿公爵（Herzog von Wellington；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率领英军前往伊比利亚半岛，支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反法起义。普鲁士也不甘于现有的地位，包括主政的施泰因男爵等人在内，希望通过起义方式来推翻拿破仑的统治。至于俄国，虽然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于1808年9月底在爱尔福特会晤，表现出相互间的团结，但是当法国要求俄国对施塔迪翁施压，强迫其停止增强军备时，沙皇却拒绝威胁奥地利，只愿意通过“建议”形式施加影响。这表明，俄国不想站在法国一边反对奥地利。

基于上述状况，施塔迪翁一方面展开备战，另一方面通过著名文学史家和政论家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作家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和诗人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等人展开爱国主义宣传，激发德意志人的民族感情，试图发动一场旨在“使德意志帝国获得新生和重建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战争”，推翻拿破仑的统治。为此，根茨专门起草了奥地利战争宣言，施塔迪翁和施莱格尔则撰写了致德意志民族号召书，由奥军最高统帅卡尔大公发布。

鉴于拿破仑将驻守德意志的大军主力调往西班牙，虽然争取普鲁士和俄国的努力没有成功，奥地利在自身军事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仍与英国在1809年春组成第五次反法联盟（Fünfte Koalition） ，并于1809年4月9日对法宣战。战争爆发后，奥军兵分三路直指南德地区、意大利和华沙公国。其中，卡尔大公指挥奥军主力20万人在南德地区作战，约翰大公率军5万进攻威尼西亚，费迪南德大公（Erzherzog Ferdinand Karlvon Habsburg-Este，1781—1850）率军3.5万人进驻加里西亚，防止华沙公国的进攻。

在战争开始阶段，形势对奥军有利。卡尔大公在4月10日开始进攻，此时巴伐利亚东部达武元帅率领的法军和巴伐利亚军队还处于分散状态，倘若奥军集结优势兵力发动快速进攻，形势会对敌人极为不利。但卡尔大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奥军终因行动迟缓，错失良机。拿破仑17日到达多瑙沃尔特后，迅速与达武会合，扭转了不利局面。4月20日，两军在阿本斯贝格第一次交锋，奥军大败。此后在兰茨胡特等地，法军屡败奥军。

奥地利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行动在德意志其他地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响应，但没有形成广泛的民众起义。在各地反抗法国统治的斗争中，影响较大的有蒂罗尔人民起义。蒂罗尔在1805年《普雷斯堡和约》中割让给了巴伐利亚。巴伐利亚为了完全吞并这一地区，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政策。1808年5月，巴伐利亚王国新宪法宣布，蒂罗尔成为王国的一部分，同时废除旧的蒂罗尔宪法，取消其自治。此后，巴伐利亚不仅直接派官吏管理该地区，甚至不准人们提到“蒂罗尔”一词。此外，沉重的军税和强制征兵也引起人们的不满。因此，当奥地利准备对法战争时，蒂罗尔地区帕塞尔塔尔的旅店老板安德里亚斯·霍费尔（Andreas Hofer，1767—1810）就已经与奥地利史学家、反法战争鼓动者约瑟夫·冯·霍迈尔（Joseph von Hormayr，1782—1848）以及约翰大公等取得了联系，准备起义。第五次联盟战争（Fünfte Koalitionskrieg）爆发后，蒂罗尔地区立即响应，于4月11日爆发了反对法国和巴伐利亚占领的大规模人民起义。起义队伍很快占领了首府因斯布鲁克，解放了北蒂罗尔和南蒂罗尔，并多次击退巴伐利亚军队和法军的进攻。直到年底，起义才被镇压下去。1810年2月20日，安德里亚斯·霍费尔在曼图亚被枪决。

北德意志地区也出现了零星的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起义，其中有普鲁士军官席尔少校（Ferdinand Baptista von Schil ，1776—1809）和不伦瑞克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Herzog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Oels，1771—1815）率领的志愿军团。1809年4月28日，席尔在爱国主义激情的驱使下，不顾上级禁令，率领手下轻骑兵离开柏林，直奔威斯特法伦王国（Knigreich Westphalen） ，支援那里由德恩贝格男爵（Wilhelm Kaspar Ferdinand Freiherr von Drnberg，1768—1850）组织的起义。5月威斯特伐利亚起义失败，德恩贝格逃往波希米亚，席尔则向波罗的海沿岸的施特拉尔松退却，试图在那里建立反法据点，但遭到敌军优势兵力的包围。5月31日，席尔在战斗中阵亡，他手下被俘的军官中有11人被枪决。不伦瑞克公爵则比较幸运，他率领的志愿军团经过哈尔伯施塔特和不伦瑞克到达威悉河河口，被英国船只接走。

正面战场形势也继续对奥军不利。继阿本斯贝格战役之后，4月22日，两军在雷根斯堡以南的埃格米尔展开激战，结果奥军再次大败。卡尔大公连夜率军渡过多瑙河，退入波希米亚境内。但是拿破仑并没有追击卡尔大公，而是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军。5月13日，法军进入维也纳。此后形成了以多瑙河为界的法军和奥军对峙局面。

5月21日至22日的阿斯佩恩战役（Schlacht bei Aspern）中，奥军向试图渡河的法军发起攻击，使拿破仑首度遭到失败。在这一战役中，奥军损失约2.3万人，法军损失约4.4万人，拉纳元帅和许多法军将领在这一战役中阵亡。法军进攻受阻。拿破仑的威信受到一定影响。阿斯佩恩战役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法军的重大挫折可能促使普鲁士趁机加入反法战争。但是，优柔寡断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只是暂停向法国交付赔款，他向奥地利派往普鲁士宫廷的施泰根奇男爵（August Ernst Freiherr von Steigentsch，1774—1826）表示，普鲁士的参战与否要等下次战役的结果而定。

由于卡尔大公没有趁机反击，普鲁士又犹豫不决，致使拿破仑有充分的时间重新调来增援部队。结果，法军与奥军力量对比出现重大变化，法军增至18万多人，而奥军只有13万多人，前者占据了明显的优势。7月5日至6日的瓦格拉姆战役（Schlacht bei Wagram）中，优势法军决定性地打败了奥军。战斗非常激烈，法军损失约34000人，奥军损失约4万人。虽然奥军在战后能够安然撤退，但卡尔大公已经对胜利失去了信心。7月21日，双方签订《茨奈姆停战协定》（Znaimer Waffenstilstand）。8月中旬，双方开始在阿尔腾堡进行和谈。

起初，弗兰茨皇帝受施塔迪翁和国务活动家巴尔达茨（Aton Freiherr von Baldacci，1762—1841）等主战派的影响，想继续进行战争，并期待英、俄、普等国的支持。然而，英国派往荷兰和比利时的远征军因瘟疫而匆忙回国，俄国想与法国一起瓜分奥属加里西亚而态度暧昧不明，普鲁士则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在这种形势下，以前驻巴黎大使梅特涅伯爵（Clemens Lothar Wenzel Grafvon Metternich，1773—1859）为代表的主和派逐渐占了上风，弗兰茨最终不得不接受苛刻的和谈条件，施塔迪翁的职位也为梅特涅所接替。

1809年10月14日，奥法两国在拿破仑大本营舍恩布伦宫签订和约，即所谓的《舍恩布伦和约》（Friede von Schnbrunn）。根据该和约：（1）奥地利丧失了大片领土。把萨尔茨堡、贝尔希特斯加登和因菲特尔割让给巴伐利亚；把格尔茨、费拉赫、的里雅斯特、克莱恩、曼特法尔康纳割让给意大利王国；靠近亚德里亚海东岸的克罗地亚、伊斯特里亚等地割让给法国，组成法国的伊利里亚行政区，奥地利因此丧失了出海口；东加里西亚一部分割让给俄国，西加里西亚和克拉科夫割让给华沙公国。（2）取消德意志骑士团在巴伐利亚等莱茵邦联诸邦中的存在。（3）奥地利支付战争赔款8500万法郎。（4）奥地利军队减少到15万人。（5）奥地利参加大陆封锁，对英国封闭一切港口和海湾。

《舍恩布伦和约》对奥地利的打击极其沉重。虽然奥地利仍然是一个拥有2400万人口和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其实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与此同时，梅特涅取代施塔迪翁成为奥地利首相，改变了奥地利的外交策略。与施塔迪翁的充满浪漫主义激情、试图通过全德民族运动来推翻拿破仑统治和恢复德意志帝国传统地位的路线不同，梅特涅奉行一种保守、冷静而灵活的外交政策，将奥地利的安全奉为最高目标。他的上台开始了奥地利和欧洲外交的一个新时代。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拆散法俄同盟。当他得知拿破仑欲通过迎娶沙皇亚历山大之妹来强化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和正统合法性时，便向法国驻维也纳协理专员暗示，可以考虑奥地利公主。他认为，若法奥之间联姻，不仅会使拿破仑与亚历山大失和，迫使他把奥地利当作天然盟友，而且可以借法国之力阻止俄国向东南欧扩张。1810年4月1日，拿破仑在向俄国求婚未果之下，迎娶弗兰茨之女、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莎（Marie-Louise vonsterreich，1791—1847）为妻，法奥两国结成了同盟，法俄之间的裂痕却因此而扩大了。

第二节 拿破仑与德意志的新秩序

一、帝国代表总决议及其后果

法国革命战争，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给其东邻德意志造成了巨大冲击。从普法《巴塞尔和约》、奥法《坎波福米奥和约》到《吕内维尔和约》，战败的两大德意志邦国不得不把莱茵河西岸地区割让给法国。根据1801年《吕内维也和约》，德皇不仅确认将莱茵河西岸地区割让给法国（第六款） ，而且允诺那些因此丧失领地或丧失部分领地的受损帝国阶层在莱茵河东岸地区获得补偿。不过，《吕内维尔和约》并没有将受到影响的帝国骑士包括在受补偿的范围内。面对这一变动，科隆选帝侯、特里尔选帝侯、普法尔茨-巴伐利亚选帝侯、拿骚-乌辛根和拿骚魏尔堡等诸侯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其必然后果是，德意志诸邦要在领土方面重新调整，并且将相关调整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但是，法俄两国想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安排德意志的新秩序。早在1801年10月，拿破仑与亚历山大一世就达成秘密约定，共同影响德意志新秩序的建立。拿破仑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在德国创立一支除奥地利和普鲁士之外的依附于巴黎的第三力量”。而沙皇也非常乐意看到与其有血缘关系的符滕堡等西南德诸侯的力量得到加强。

帝国诸侯也纷纷讨好法国，以期在帝国重构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在法国长大并且曾在法国军队中服役的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连一世·约瑟夫（MaximilianⅠJoseph，1756—1825）和大臣蒙特格拉斯（Maximilian von Montgelas，1759—1838）完全按照法国的旨意办事，分别于1801年8月和1802年5月与法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以及领土交换与补偿协议。符滕堡、巴登等也紧紧投靠法国，希望以此扩大自己的利益。甚至美因茨选帝侯、大主教卡尔·提奥多尔·冯·达尔贝格（Karl Theodor von Dalberg，1744—1817）也倒向法国，以期在美因茨并入法国后，能够保住选帝侯的位置，并尽可能多地获得补偿。至于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派卢歇西尼（Girolamo Lucchesini，1751—1825）前往法国，争取在帝国内的领土重组中得到最有利的结果。一时间，德意志王侯云集巴黎。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收受贿赂总计达1000万到1500万法郎。

奥地利自然不愿看到德意志各邦只顾自身利益的做法。科本茨尔原本想各邦联合起来对法国施压，却因各邦有自己的盘算而落空。1802年6月3日，法国和俄国邀请帝国议会批准在巴黎制定的补偿计划。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奥地利一怒之下占领了原准备给巴伐利亚的帕骚，最后又因各诸侯的一致抗议而不得不退出所占地区并接受法国的调停。

在上述诸种因素的纠缠之中，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于1802年8月24日召开特别帝国代表会议，讨论帝国范围内的领地调整和补偿问题。美因茨、波希米亚、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符滕堡、黑森-卡塞尔等诸侯和德意志骑士团团长参加了会议。11月23日，会议基本接受了法俄计划，并于1803年2月25日通过了《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β）。3月24日，帝国议会批准了该决议。4月27日，总决议经过皇帝批准生效。

根据《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帝国内的领土调整和补偿主要通过较小的帝国直属领地归并和教会地产还俗两种途径来实现。从帝国直属领地归并来看，它大大减少了帝国等级的数量。112个帝国等级因此在地图上消失。其中，教会诸侯只剩下帝国代表会议的代表美因茨选帝侯和德意志骑士团长。帝国自由市中只剩下汉堡、不来梅、吕卑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等六个城市仍保持着直属于帝国的关系，其他皆被诸侯兼并。

帝国境内各邦的领土构成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普鲁士、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等一些大中邦国获利最大。根据总决议，巴伐利亚虽然失去了普法尔茨，却得到了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的大片地区，包括维尔茨堡、班贝格、奥格斯堡、弗莱辛、帕骚等；符滕堡得到士瓦本地区大部分小邦的领土；巴登得到康斯坦茨主教区以及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施佩耶尔等主教区在莱茵河东岸的领土，同时还得到了曼海姆、海德贝格等普法尔茨地区；普鲁士虽然退出了汉诺威等地，却得到了希尔德斯海姆、帕德博恩、闵斯特的一部分、美因茨选帝侯在图林根的地产、帝国城市米尔豪森、诺德豪森、戈斯拉尔以及教会领地奎德林堡、埃尔滕、埃森、韦尔登和卡彭贝格等地。

奥地利在领土问题上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它放弃了莱茵河东岸的奥尔特瑙，却只得到了特兰托和布里克森两个主教区。此外，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莫德纳公爵得到了布莱斯高，托斯卡纳大公得到了包括贝尔希特斯加登、帕骚和艾希施泰特主教区在内的萨尔茨堡大主教区。

教会地产还俗给德意志天主教会势力以沉重打击。包括特里尔、科隆等大主教选帝侯国在内的许多教会邦国被取消，大量修道院和教会领地被世俗邦国吞并。美因茨大主教选帝侯国是一个例外。虽然丢掉了美因茨，大主教达尔贝格却通过活动，把领地转到了美因河畔的阿沙芬堡，还得到了帝国城市维茨拉尔和雷根斯堡主教区，以帝国大宰相和德意志总主教的身份将雷根斯堡变成了自己的驻地。

《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是旧帝国时期最后一部重要法律。这一决议对于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命运以及整个德意志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的实施对帝国的团结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帝国直属领地归并和教会地产还俗彻底改变了帝国原有的政治结构。大量教会诸侯和一直是帝国坚定支持者的帝国城市、帝国骑士等下层帝国阶层的消失，大大削弱了维持帝国存在的根基。世俗诸侯由于占有教会地产和并吞帝国城市而实力大增，我行我素的意识进一步增强。

领土构成的变化导致了帝国内部力量结构的改变。在这一次领土调整和补偿中，普鲁士在失去2000平方公里土地和14万人口的同时，却获得了1.2万平方公里和60万人口的补偿。巴伐利亚在失去1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0万人口的同时，则获得了1.4万平方公里土地和85万人口的补偿。巴登则以450平方公里和3万人口损失换得了2000平方公里和24万人口。符滕堡虽然失去了400平方公里土地和3万人口，却获得了1500平方公里和12万人口的补偿。由于上述变化，在德意志形成了消长各异的三支力量：普鲁士大大加强了在德意志西北部的力量，由此形成了在德意志北部的优势地位。拥有帝国皇帝名义的奥地利却由于失去了南德地区的大量领地，对德意志事务的影响力受到削弱。处于法国影响力之下的巴登、符滕堡、巴伐利亚等南德中等邦国，力量则得到加强，成为角逐德意志的第三力量。

帝国范围内的领土调整和补偿也给帝国宪政构成带来了重大变化。由于莱茵河西岸领土的丧失和教会地产还俗，大量教会诸侯消失，原先天主教势力居于支配地位的帝国议会诸侯院出现了新教诸侯占多数的情况，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之比为78：53。由于科隆、特里尔两个教会选帝侯邦被废除，符滕堡、巴登、黑森卡塞尔和萨尔茨堡等世俗邦上升为选帝侯邦，选侯院中也出现了4个天主教选帝侯对6个新教选帝侯的状况。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皇室在帝国议会中成了信仰上的少数派。

《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拿破仑削弱其德意志强邻的意图。巴登、巴伐利亚和符滕堡等中等邦国由于力量壮大，独立性更强，成为日后对抗代表德意志皇权的奥地利和另一德意志大邦普鲁士的难缠对手。与此同时，对于法国而言，它们的力量又太小，不至于构成实质性威胁。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对德意志也有一些进步性影响。小邦数量的减少和教会地产世俗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世纪以来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奠基于古老封建制原则上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有利于德意志在新的近代民族国家原则之上重塑新的统一民族国家。

二、莱茵邦联的建立和旧帝国的终结

法奥签订《吕内维尔和约》和1803年《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的实施，使德意志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众多的帝国骑士领地、教会领地和帝国城市在领地并归和世俗化进程中消失，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失去了它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在维也纳，人们预见到旧的帝国死期已近，德皇弗兰茨二世赶忙加称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以免旧帝国终结后丧失皇帝的头衔。

巴登、符滕堡和巴伐利亚等南德诸邦由于获利颇丰而进一步向法国靠拢。在第三次联盟战争中，南德诸邦干脆与拿破仑结成联盟对抗英、奥、俄组成的反法联盟。随着拿破仑在军事上的胜利和法奥两国《普雷斯堡和约》的签订，南德诸邦与法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与帝国的关系则愈加疏远。在拿破仑的压力下，德皇被迫提升巴伐利亚和符滕堡为王国，将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贝格提升为大公国。

南德诸邦还通过联姻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与拿破仑的关系。前者希望借此在旧帝国的瓦解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后者则希望以此确立自己统治的正统性。相关联姻包括：拿破仑弟弟热罗姆与符滕堡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ⅠWilhelm Karlvon Württemberg，1754—1816；1797—1806年符滕堡公爵；1806—1816年符滕堡国王）之女卡塔琳娜（Katharina von Württemberg，1783—1835）的婚姻；巴登大公卡尔·路德维希（Karl Ludwig von Baden，1755—1801）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公主阿玛利亚（Amalievon Hessen-Darmstadt，1754—1832）之子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Karl Ludwig Friedrich von Baden，1786—1818）与拿破仑之妻约瑟芬（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1763—1814）第一次婚姻之女斯特凡妮（Stéphanie Napoléon；Stéphanie Louise Adrienne de Beauharnais，1789—1860）的婚姻；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连一世长女奥古斯塔·阿玛利亚·卢多维卡（Auguste Amalia Ludovika von Bayern，1788—1851）与法国皇后约瑟芬第一次婚姻长子欧仁罗斯·德·博阿尔内（Eugène-Rose de Beauharnais，1781—1824）的婚姻等。南德诸邦与拿破仑帝国的关系由此更加密切。作为帝国大宰相和德意志总主教的达尔贝格为了巴结法国皇帝，也在1806年5月选择拿破仑的舅舅、红衣主教约瑟夫·费施（Joseph Fesch，1763—1839）为自己的助理。

拿破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加强南德诸邦乃至所有德意志中等邦国的力量，使之依附于法国，对抗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德意志大邦。因此，在打败第三次反法联盟之后，拿破仑恩威并施，于1806年1月向德意志中等邦国的首脑们施压，建议他们成立一个在他保护下的新邦联，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主权。为此，这一新的邦联需要制订宪法，规定邦联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拿破仑的这一建议遭到符滕堡和巴伐利亚的抵制。它们认为，这样一种宪法会使自己刚刚获得的主权受到削弱，较之旧的帝国宪法更糟。符滕堡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明确宣布：“这是对我政治生命的致命打击。”蒙特格拉斯也表示，巴伐利亚只愿缔结临时性的联盟。但最终南德诸邦因不敢与拿破仑决裂而屈服。

1806年7月12日和16日，16个德意志诸侯的全权代表在巴黎与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签署《莱茵邦联文件》（Rheinbundakte；Rheinische Konfderations-Akte；Konfderations-Akte der rheinischen Bundes-Staaten） ，宣布脱离德意志帝国，在法国皇帝保护下组成“莱茵邦联”，并与法国结成军事联盟。邦联的共同利益由设在法兰克福的邦联议会处理，邦联大会主席由总主教达尔贝格担任。文件还明确规定了各邦在欧洲大陆发生战争时向法国提供兵员的数额：巴伐利亚提供3万人，符滕堡提供1.2万人，巴登提供8000人，贝格提供5000人，达姆施塔特提供4000人，其他成员提供总计4000人。此后，由于拿破仑在第四次联盟战争中的胜利和普鲁士的崩溃，莱茵邦联进一步得到扩大，中德和北德的一些邦国也加入进来。到1808年，莱茵邦联已经拥有4个王国、5个大公国、13个公国、17个侯国。

在建立莱茵邦联的过程中，拿破仑赏罚分明。达尔贝格由于积极支持和推进建立这一联盟而受到奖赏，获得了法兰克福；巴伐利亚获得了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拿骚等邦升格为公国；一些小邦君主，如仅拥有4000臣民的莱恩伯爵，则因为是达尔贝格侄儿，升格为侯爵，其义务是，在战时要提供29名士兵。一些没有加入莱茵邦联的小邦，如施瓦岑贝格、考尼茨等，则被并入了较大的邦国，沦为附庸。

面对各诸侯违反帝国宪法、解除对帝国的义务的举动，作为皇帝的弗兰茨二世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接下来就是如何清除旧帝国的残迹了。1806年8月1日，派驻雷根斯堡帝国议会的莱茵邦联成员发表正式声明，宣布退出帝国。拿破仑则向雷根斯堡帝国议会发出最后通牒，宣布不再承认德意志帝国。同日，帝国议会宣布自行解散。8月6日，弗兰茨二世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同时宣布解除所有帝国等级对于帝国所承担的义务。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篇章。

有一点是肯定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早在16世纪，宗教改革导致的信仰分裂就已经撕裂了这一古老的帝国，新教诸侯与皇帝为代表的天主教势力之间出现了长期而无法调和的斗争。帝国的分裂又为外部势力的介入创造了条件。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既是一场宗教信仰战争，也是一场争霸欧洲的战争，法国、瑞典等国通过介入德国内战，进一步打击了曾经在欧洲大陆雄霸一时的旧帝国。这一场战争的结果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下来，帝国的统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从内部看，整个帝国被碎化成了300多个独立的邦国；就外部而言，法国和瑞典不仅割占了帝国的大片土地，而且有权介入帝国事务，从而使帝国问题出现了“国际化”的倾向。18世纪，帝国政治的运行呈现二元主义结构特征，哈布斯堡皇室所在的奥地利和霍亨索伦王室所在的普鲁士之间为争霸德意志和欧洲征战不休。所幸的是，尽管皇权继续衰微，内争不断，整个帝国尚能够在宪法范围内运行。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反法联盟战争对于帝国的最后崩塌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帝国的瓦解进程清晰地存在三个阶段。首先是普鲁士背叛帝国。在第一次联盟战争中，普鲁士不顾帝国的整体利益，单独与法国媾和，签订《巴塞尔和约》，由此带来的是普鲁士对法国占领其莱茵河西岸领地的确认和北德意志地区的中立。普鲁士的举动违反了帝国宪法，破坏了帝国的团结，对帝国的负面影响不亚于日后莱茵邦联的建立。

第二个阶段是帝国政治结构的改变。在1797年10月的《坎波福米奥和约》和1801年2月的《吕内维尔和约》中，德皇不仅答应向法国割让莱茵河西岸德意志地区，而且允诺相关诸侯的损失将在莱茵河东岸地区得到补偿。于是，在普鲁士背叛帝国宪法后，另一个德意志大邦奥地利也违背了帝国宪法。这意味着旧的帝国宪法已经丧失了它的权威。1803年《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则使帝国宪法的修改成为现实，它实现了法国提出的莱茵河西岸割让给法国、失去领地诸侯在莱茵河东岸地区获得补偿、帝国直属领地归并和教会地产还俗等一系列要求，使帝国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内部支持皇权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第三个阶段是帝国宪法的破灭。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1805年第三次联盟战争爆发后，除了普鲁士置身事外，南德的巴伐利亚、巴登和符滕堡竟然与法国结成联盟，站在外国势力一边直接与皇帝作战；二是普鲁士在战争期间与法国签订《舍恩布伦条约》，擅自割让莱茵河东岸地区给法国；三是《普雷斯堡和约》规定巴伐利亚、巴登和符滕堡等获得完全主权。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帝国的整体性以及维系帝国的宪法已经遭到彻底破坏，帝国已经分崩离析。

因此，1806年南德、西德诸邦建立莱茵邦联和宣布脱离帝国，只不过是给已经名存实亡的帝国做了一纸形式上的终结宣判而已。

第三节 德意志改革运动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德意志受到巨大冲击，特别是在拿破仑时期，德意志大部分地区处于法军占领和控制之下。然而，即使在这种形势之下，德意志并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那种高昂激烈的社会政治革命和运动，而是通过广泛而和缓的改革方式，走上了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独特道路。究其原因，深刻而复杂。

首先，德意志有着改革的传统。如前所述，从18世纪中期开始，德意志两大邦国都在开明专制的旗帜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帝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促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作为封建君主，他在经济领域采取财政重商主义的经济和财政体制，大力发展手工业、商业、贸易和农业，解放王室领地上的农奴，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努力促进“一切有利于改善人民物质福利之事”；在政治领域则对传统的军队、司法和教育体制等进行改革。相关改革深得人心，以至于一些普鲁士人认为法国革命不过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统治下的“开明普鲁士邦”通行原则的应用而已。在奥地利，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涉及行政、军队、司法、教育、税收、宗教和解放农奴等。这些改革虽然遭到贵族的抵制，但无疑为德国社会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日后的改革可视为这些改革的继续。有德国学者甚至认为，德国之所以没有像法国一样发生革命，是因为“依据开明专制进行统治”的德意志诸邦“在法国革命前夕已经成为欧洲最进步的国家”。

其次，当时的德意志缺乏法国革命的那种客观条件。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缺少巴黎这种影响全国的首都和特大中心城市，无法通过这种首都革命来激起整个德意志的反响；与法国相比，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德国，弱小的资产阶级无力承担起革命的大任；此外，德意志各邦负债不高，没有出现严重的入不敷出状况，因此社会对立还没有出现法国革命前的那种激化形势。

其三，法国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激进和血腥举动使许多德国人感到震惊，他们对革命产生了恐惧。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曾一度使许多德国人为之仰慕不已，许多知识分子为之大唱赞歌。然而，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极端暴力举动和巨大社会动荡使多数德国人回到清醒的状态。诗人克洛普施托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曾经在法国大革命之初为之欢呼雀跃，但是他在看到法国革命中的过激行为后却悲叹道：“我们的金色美梦破灭了。”包括大哲学家康德在内的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对法国革命所持的立场都有一个从赞成到反对的转变过程。既然革命如此恐怖，选择改革道路来适应历史的发展和迈向现代社会，就成了多数德国人的共识。

由于所处的客观条件和具体环境各异，这一时期德意志各邦的改革动因、改革深度和广度也不尽相同，它们大致可以划分为法占区的改革、莱茵邦联内部成员的改革、奥地利改革和普鲁士改革。

一、法占区的进步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确切地说，从1794年到1814年间，法国直接吞并了德国在莱茵河西岸的约2.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统治该地区长达20年之久，居住在该地区的180万德意志人成了法国公民。该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里的100多个德意志小邦终结了它们的命运，其中包括曾经在德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美因茨、特里尔、科隆三个教会诸侯和沃姆斯、施佩耶尔等帝国自由市。法国人在占领该地区的初期，虽然许诺要贯彻资产阶级的革命原则，实施革命性的解放，但更多的是把这一地区当作临时的军事补给站，不断地征发这里的人力和物力用于战争，结果造成当地民众的反感。

1797年《坎波福米奥和约》之后，法国政府认为，莱茵河西岸德意志人地区将成为法国的一部分，随之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改革，改善这里的状况。其目标有两个：一是通过改革，实现该地区与法国的整合；二是用行政管理取代原来的军事管理模式。具体措施就是清除旧的封建统治制度，在法国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和政治运行模式。1797年11月，法国政府任命阿尔萨斯人、律师出身的弗朗索瓦·J.鲁德勒（Franois Joseph Rudler，1757—1837）为首任莱茵兰行政专员。鲁德勒按照法国方式在莱茵兰建立了全新的国民、司法和财政管理制度，并且以中央集权式的拿破仑管理制度将该地区划分成了洛尔、莱茵莫泽尔、萨尔和蒙特-托内尔四个行政区。据统计，仅1798年初，鲁德勒就颁发了不少于625条法令和命令，彻底清除旧的统治体制，建立起新的社会和政治生态。在上述基础上，鲁德勒废除了旧的什一税、行会制度和封建领主统治，取消了内部关税，建立起统一的税收制度。

为了能够在莱茵兰有效地推行新的法令和政令，法国在用人方面采取了本地化政策，强调连续性。在各行政区聘用的900名官员中，60%是当地人，余者大多是阿尔萨斯人，这些人既会德语又会法语，因而在沟通法国统治当局与地方关系时具有明显的优势。被聘者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有法学和财政学的专业背景，且从事过行政管理和司法工作。

从司法方面看，在拿破仑统治时期，由于《吕内维尔和约》进一步确认法国兼并德属莱茵河西岸地区，该地区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更大的稳定性，而且在法律和秩序方面也取得了更大的进步。《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Code Civil）替代了革命前的多种法律并存的状况，行政管理和司法的统一进一步加强。

这一地区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出现了明显变化。传统贵族的头衔被取消，特权被废除。许多德国贵族在革命战争期间出逃，财产被没收充公。一些没有逃跑的贵族则有机会购买被没收的教会土地，扩大自己的地产。天主教会受到的冲击最大。革命前，它在莱茵河西岸地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财产，拥有该地区1/10的可耕地。法国占领该地区后，占领当局不仅剥夺了教会特权，解散了修道院，拍卖了它们的土地，而且把教士们变成了依靠国家薪水为生的官员。法国占领当局还剥夺了教会对婚姻的控制权，推行世俗结婚和离婚登记，保障新教教徒和犹太人的平等权利。

莱茵河西岸地区还出现了一个由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构成的新精英阶层。随着法国当局在该地区新设立各级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大，这一阶层中有许多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获得一官半职。许多人还从政府拍卖教会和逃亡者财产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好处。据统计，1803年后，流入市场的逃亡者和教会的土地有一半以上落入当地的资产阶级手中。更重要的是，由于并入法国以及大陆封锁政策的实行，该地区的工业产品不仅获得了进入法国市场的机会，而且排除了英国的竞争，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等因此出现了迅速增长。法国的统治也为新形成的资产阶级精英阶层提供了往上爬升和扩大财产的机会，他们因此支持法国皇帝。下层农民也从法国统治中得到了好处。由于封建庄园制度和什一税的废除，农民从封建统治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一些富裕的农民还因此能够买得土地，自己经营。因此，他们也对新的统治者持欢迎态度。

总之，在法国统治下，莱茵河西岸德意志地区较之从前有了明显的进步。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经济上更好的发展机会、工业的迅速发展、拿破仑法典的实行、封建庄园制度的终结等，都有利于该地区的繁荣和稳定。正因为如此，拿破仑在该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大多数居民的支持。

必须指出，尽管法国的统治给莱茵河西岸的德意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进步，该地区也为并入法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新的关税隔断了该地区与德意志其他地区的传统经济联系。法语取代德语成为政府和教育中的官方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该地区的德意志文化传统。由于长期战争，该地区有多达8万人被征入法国军队作战，其中半数以上战死疆场。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斗争和警察统治也引起人们的不满。1799年，著名学者拉卡纳尔（Joseph Lakanal，1762—1845）被派遣到莱茵河西岸地区组织防务时，就在该地区成立告发委员会，大肆清除“反革命分子”，引起人们的恐慌。此外，沉重的税赋也加重了该地区居民的负担。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当地民众的不满。

二、莱茵邦联的改革运动

（一）改革的背景

到1811年，莱茵邦联已经拥有3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1460万人口。虽然名为“莱茵邦联”，它却并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邦联”体制。根据《莱茵邦联文件》，莱茵邦联除了军事上结成联盟外，还应有共同的宪法机构，下面要有一个常设的邦联大会以及邦联法院。作为邦联主席的达尔贝格为此也曾经提出两份邦联宪法草案，但是巴伐利亚、符滕堡等邦国担心新的邦联宪法会限制它们处置自己邦国事务的自由，损害它们的主权，因此都以不合适为由而加以拒绝。达尔贝格在1806年召集邦联大会时，一些成员邦甚至婉拒出席。后来拿破仑让法国外交部起草了一份新的邦联基本规程，但最终并没有得到实施。

莱茵邦联是在拿破仑的保护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拿破仑贯彻法国利益的工具。首先，它使法国与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大德意志强国之间出现了一个缓冲地带，减轻了法国可能面对的直接威胁。其次，莱茵邦联对拿破仑而言具有巨大的军事意义。根据规定，邦联各成员都有义务在战时提供一定数额的兵员，最多时，邦联各成员提供的兵员将近12万人。他们服从于拿破仑的调遣，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以威斯特伐利亚为例，按规定，它须提供2.5万兵员。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的战争中，它提供的兵员中仅有700人生还。其三，为了法国的商业利益，拿破仑也不惜损害莱茵邦联成员的主权。1810年到1811年，法国以大陆封锁为借口，陆续吞并了萨尔姆、阿伦贝格和奥尔登堡等邦，从而违背了《莱茵邦联文件》的相关规定。

在莱茵邦联各邦的内部事务方面，拿破仑则试图通过改革来强化其影响力。他要求邦联各成员按照法国模式进行改革，颁布宪法，实行与拿破仑法典相一致的法律规章，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管理体制等，以期建立一种稳定法国优势统治的国家结构。不管拿破仑有意与否，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莱茵邦联的现代化改革和向现代社会的迈进。

从改革和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与法国关系密切程度不同，受法国影响的程度不同，莱茵邦联成员的前进步伐也不尽一致。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拿破仑的亲属或亲信统治着的邦国，其中有其弟热罗姆·波拿巴统治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妹夫缪拉统治下的贝格大公国和达尔贝格领导下的法兰克福大公国等。它们实际上成为拿破仑控制下的莱茵邦联的“示范邦国”。第二类是南德各中等邦国，包括巴伐利亚、巴登、符滕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等。这些邦国一方面受到法国的巨大影响，努力仿照法国模式，另一方面则坚持自己的某些做法，因而与第一类邦国有所不同。第三类是在1806年以后陆续加入莱茵邦联的邦国，包括萨克森以及中北部众多的小邦国。这些邦国受法国的影响较小，改革和变化不大。在萨克森和梅克伦堡等地，传统的封建等级结构甚至没有什么变化，只有拿骚等少数邦国在行政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温和的现代化改革。

总体上看，莱茵邦联内部的改革涉及诸多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在这场改革中，巴伐利亚、巴登、符滕堡和威斯特伐利亚具有代表性。它们改革的主要动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挑战和拿破仑施加的各种直接或间接压力；最现实的动因则是为了解决帝国直属领地归并和教产还俗带来的问题。帝国直属领地归并和教产还俗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南德诸邦以及拿破仑新设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等邦国中出现了具有很大差异的政治、法律和宗教信仰传统并存的问题。例如，巴登原本是新教邦国，由于调整归并，领土扩大，天主教居民大量增加，占到全部人口的2/3，新教居民转眼间成了少数。巴伐利亚吞并了多个帝国自由市、150个帝国骑士领地以及大量的修道院地产。符滕堡也存在不同宗教信仰居民和帝国直属领地的并入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中央集权，统一行政和司法管理，克服传统差异，使新并入的领地尽快融入主体，就成为当务之急。

莱茵邦联改革运动（Rheinbündische Reformen）是在各邦重臣的领导下进行的。在巴伐利亚，蒙特格拉斯是改革的主要推手。正是受益于马克斯国王和蒙特格拉斯灵活而现代性的政策，这一南德邦国取得了很大成功。早在1796年的“安斯巴赫备忘录”（Ansbacher Denkschrift；Ansbacher Memoire）中，蒙特格拉斯就已经提出了改革的主张。1806年他出任内政大臣后，开始实施有关改革。他的改革虽然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但基本原则仍建立在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之上。在巴登，改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和第二阶段改革的推行者为枢密顾问约翰·尼古劳斯·弗里德里希·布劳尔（Johann Nicolaus Friedrich Brauer，1754—1813）。第一阶段开始于1803年。在这一阶段，为了使调整归并和教产还俗过程中新并入的领地顺利地融入巴登，已经采取了一些温和的改革措施。第二阶段开始于1806年。在这一阶段，受法国的影响更加直接，布劳尔开始将拿破仑法典引入巴登。改革的第三阶段开始于1809/1810年，是在国务内阁大臣西吉斯蒙德·冯·赖岑施泰因男爵（Freiherr Sigismund von Reitzenstein，1766—1847）领导下进行的。在这一阶段，赖岑施泰因以法国为榜样，在开明专制理念的指导下，推行了激进的现代化改革。符滕堡的改革是在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在位19年（1797—1816年） ，把一个传统等级制的邦国变成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宪法国家。至于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和贝格大公国，则是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毫不犹豫地引入法国的各种规章制度。

（二）改革的基本内容

宪法国家是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莱茵邦联在迈向现代宪法国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推动莱茵邦联诸邦向宪法国家转型的原因主要有三点：旧帝国的解体使各邦失去了帝国宪法和帝国法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制订自己的宪法；各邦政府需要通过制定宪法来融合原有领地和新并入的领地，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管理；作为莱茵邦联“保护者”的拿破仑要求制定并实施宪法，以便使这里的人们感受到“新秩序的温暖”，进而巩固法国的影响或为并入法国做好准备。

在莱茵邦联各邦中，威斯特伐利亚、法兰克福和贝格等“示范邦国”成为宪法国家的先锋。1807年11月15日，拿破仑在枫丹白露颁布了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宪法。宪法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礼拜自由，宣布废除农奴制度，王国境内所有居民享有同等权利等。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由此成为德意志第一个拥有现代宪法的邦国。法兰克福大公国则于1810年8月16日颁布了自己的宪法，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减少贵族特权等。贝格大公国扮演的是“模仿者”的角色，它于1812年3月15日颁布了以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宪法和法兰克福大公国宪法为参照的国家宪法。

在南德诸邦中，巴伐利亚在迈向现代宪法国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807年的米兰会议上，巴伐利亚明确表示，将仿照法国制定宪法。1808年5月1日，巴伐利亚公布了以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宪法为蓝本的宪法，25日又在官方报纸上以庆典形式宣布了由马克斯国王和蒙特格拉斯等三位大臣签署的这部宪法。1808年巴伐利亚宪法的出台有其深刻的内外动因。就内部而言，加强国家整合，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限制君权，利用民众代表制来解决国家的庞大债务，通过宪法来缓和迈向现代国家进程中的各种矛盾等，都是巴伐利亚政府力推宪法治国的重要考虑；从外部因素看，则与拿破仑的施压有关，目的在于通过颁布自己的宪法来对抗法国制定统一的莱茵邦联宪法的计划。1808年的巴伐利亚宪法明确宣布了取消特权、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纳税平等的原则，但诸如选举国民代表等目标没有兑现。

巴登政府也在1808年开始接受有关宪法的咨议，但是以布劳尔为首的保守派内阁对宪法草案进行了严格限制，阻挠其出台。直到1815年以后，巴登、符滕堡等才颁布了类似巴伐利亚的宪法。

为了有效治理那些新并入的帝国直属领地和教会地产，莱茵邦联各邦还对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以此剔除各种封建分离因素，加强中央集权，统一行政管理体制，提高效率。其改革取向是，按照法国模式建立中央、中层和地方三级行政管理机构，取消原来的等级和城市自治管理，由此实现了从君主专制主义向官僚专制主义的转变。具体说来，在中央，行政管理实现部门化，在内阁之下建立4到6个责任明确的管理部门。例如，巴登于1809年11月26日颁布了由赖岑施泰因起草的“十一月敕令”（Novemberedikt） ，对该邦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根据法令，中央设立由5个部组成的内阁，由内阁大臣领导，直接向大公负责。在地方上，全国划分为10个行政管理区，每个区设立一名区长，负责贯彻中央指令。巴伐利亚和符滕堡则分别在1799年和1806年进行了行政管理改革，在中央实行分工明确的内阁制，中层则仿照法国的省长制，分别由总专员和地方总督管理地方事务。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地方的自我管理权力受到削弱，教会的相关社会权利受到限制，国家开始直接介入诸如婚姻、行业规则的制订和教育事业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适应，官员服务法规等也进行了改革，开始形成具有德国特色的职业官员制度，主要包括不能中止聘用和给予生活物质保障等内容。通常情况下，高层官员必须具有法学或财政学专业背景，要通过分级考试并遵守法纪。巴伐利亚颁布的“1805年官员服务条例”（Dienstpragmatik von1805）对官员的权利和纪律做了明确规定，可视为莱茵邦联其他成员的榜样。政府与君主的关系也出现了明显改变。传统的不负责任的王家顾问减少，具有明确责任的大臣组成的政府与君主之间的合作变得日益重要。除了仍在实行专制统治的符滕堡外，法律和规章的颁布须经大臣副署成为一种常态。

司法制度改革是莱茵邦联改革运动的一个亮点，但各成员邦改革力度不一。威斯特伐利亚和贝格等“示范邦国”改革力度最大，它们不仅全面引入了拿破仑法典，而且取消了封建的领地裁判法庭。巴登和法兰克福则在拿破仑法典的基础上推出了较温和的文本。在巴伐利亚，由于贵族抵制等因素，没有能够引入拿破仑法典，而只是对刑法进行了改革。但凡引入拿破仑法典的邦国，封建等级特权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平等权利。符滕堡和巴登分别于1809年和1811年废除了领地裁判法庭，巴伐利亚则加强了对这类法庭的国家控制。南德诸邦还试图取消贵族的免税特权、兵役豁免权和对教会及学校的监督权，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此外，修道院也失去了裁判权、庇护权和领地。

财政和经济改革是莱茵邦联改革运动的又一重要内容。由于诸侯们的奢侈生活支出、高昂的军事费用和建立新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需要，莱茵邦联各邦财政入不敷出，国家债务不断增加。以巴登为例，1808至1809年会计年度的收入为300万古尔登，支出则为350万古尔登，财政赤字50万古尔登。巴伐利亚1811年时积累的国家债务则已经达11800万古尔登。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各邦政府进行现代化财政体制改革，在收入方面开源节流。具体做法是：首先在法律上明确君主与国家在财富、收入、债务方面分离，由此奠定现代国债制度的基础；其次是国家明确自己的最高财政权，建立高效的财政管理体系。巴登政府的1808年税收敕令明确了税收的去特权化原则，将原本拥有免税特权的贵族纳入税收管理体系，纳税群体得到扩大，从而有利于税收制度的统一和国家化。巴伐利亚政府于1807年6月8日颁布了取消税收特权和等级税收管理的法令，规定每个公民都要纳税，明确征税和税收管理为国家之事。巴伐利亚还进行关税改革，先后于1799年和1808年颁布关税法，逐渐撤销内部关卡，代之以边境关税，由此成为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统一关境的邦国。莱茵邦联时期的关税政策为日后创立关税同盟做了准备。

各邦在进行财政改革的同时，还积极推行新的经济政策，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威斯特伐利亚和贝格等邦实行了营业自由原则，剔除了行会限制和职业垄断等封建因素。南德诸邦虽然没有达到这种改革力度，但已经着手清除行会制度，国家开始成为颁发职业许可证的唯一机关。到19世纪60年代，营业自由原则已经在这些地区得到普遍的贯彻。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莱茵邦联内部的经济改革程度不一，但它们都为即将启动的工业化做了准备。

进行农业改革，废除封建权利关系是莱茵邦联改革的最核心内容之一，它关系到依附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其公民身份的转变，更关系到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财税体制。必须说明的是，在这一领域，尽管资本主义已经渗入经济生活，商业化和货币化开始瓦解原有的封建关系，但是由于各种阻力，相关改革进程缓慢，而且不尽彻底。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贝格，虽然颁布了一系列赎免封建义务的法令，但效果并不明显。1808年，贝格宣布废除农奴制度，1811年又颁布了反对封建制度的法令，但遭到贵族们的抵制。此外，农民也无力交付高额赎金。因此，通过赎免方式来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在整体上是失败的。南德诸邦的农业改革进展同样缓慢。在巴伐利亚，1803年进行的教产还俗使国家成了拥有76%的农民的大地主。根据1778/1779年的法律，本来这些农民可以通过赎买的方式取消各类基于土地的封建关系，但是由于国家每年都需要地税收入来维持运转，因此政府在土地私有化方面明显迟疑不决。贵族们则更反对在自己领地上的农民赎免封建义务。其结果是，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进程特别缓慢。直到1848年革命前夕，该邦的农民解放进程才告结束。在法律方面，1808年巴伐利亚宪法明确规定废除农奴制度，此后的有关敕令又对租金和劳役等进行了规范。农民可以通过赎免方式摆脱封建关系，将土地转变为自由财产。符滕堡和巴登的统治者也因顾虑国家收入的流失而不愿加速解放农民的进程。它们分别在1817年和1820年之后才开始加快农民的赎免速度。

教育和宗教改革也是莱茵邦联时期改革运动的涉及领域。教育领域的改革取向是明确推行教育事业国家化政策，即由国家重组教育机构。巴登、巴伐利亚和符滕堡等南德邦国一方面秉持启蒙运动后期的实用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则受到法国的影响，引入了专科教育模式，推广职业教育。巴伐利亚还建立了德国第一所农业高等学校。从此，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公民以及实现基于这种公民之上的高效率国家就成了教育追求的目标。综合性大学也在改革中得到发展。在巴登，赖岑施泰因主政期间大力改革大学教育。他以哥廷根大学为榜样，采取国家直接介入方式，亲自重组并改革海德贝格大学，大力推行哲学和教育学研讨班，使这所古老的德国大学生机勃发，进入了全盛时期。在巴伐利亚，建立于旧的英戈尔施塔特大学之上的兰茨胡特大学不仅摆脱了天主教会的传统影响，而且一反保守的和反改革的倾向，聘请北德意志地区和信奉新教的教授来校任教，使该校迅速发展成为德国高等教育的最重要中心之一。

在宗教领域，莱茵邦联各邦的改革目标非常明确，即继续专制主义时期的政策，加强国家对教会及其支配之下的相关机构的控制。为此，巴登（1807年）、巴伐利亚（1804、1809年）和符滕堡（1806年）都颁布了有关教会的法令，明确了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根据这些法令，不仅教会控制之下的教育事业转移到国家手中，济贫机构和慈善机构等也被纳入国家控制之下，教会活动处于国家监督之下。教会的各种特权也被取消了。与此同时，实行宗教宽容原则，努力使不同宗教信仰者和平共处。新教徒拥有在天主教徒占多数之地安家的自由，反之亦然。甚至犹太人也逐渐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巴登在1807年和1809年宣布犹太人为自由的、具有同等权利的国家公民。巴伐利亚则于1813年颁布了类似的法令。符滕堡在这方面的行动相对较晚，在1828年才颁布了相关法令。

（三）改革的历史地位

莱茵邦联的改革运动就其结果和影响而言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为德意志特别是南德诸邦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巨大的推动力，其影响力在时空上远远超越莱茵邦联阶段和莱茵邦联的范围，延及整个19世纪的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

从国家政治层面看，莱茵邦联时期的宪法运动实际上成了1815年以后以南德诸邦为核心的德意志立宪运动的发端，为德国迈向现代宪法国家打下了基础。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1815—1866）时期，巴伐利亚（1818年5月26日）、巴登（1818年8月22日）、符滕堡（1819年9月25日）等南德诸邦率先颁布了宪法。而萨克森（1831年9月4日）、不伦瑞克（1832年10月12日）、汉诺威（1833年9月26日）等北德诸邦也受到1830年革命的推动，相继成为立宪国家。此外，行政管理改革、职业官员制度的形成、司法制度改革和宗教、教育改革等，也都有利于建立现代“统一而有效率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国家主权的彻底贯彻”。

必须看到的是，改革在加强各邦国家权力的同时，也提升了各邦的自信，使其内部开始形成一种“国家意识”，进而导致了主权意志的增长。作为这种“国家意识”和主权意志增长的结果，一方面加强了巴伐利亚等南德诸邦抵制拿破仑将莱茵邦联变为更严密的政治实体的计划，另一方面也使它们对日后的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保持一种相对冷淡的态度，不利于德意志的团结和统一。

就社会影响而言，各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乃至清除了传统封建因素，有利于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首先，传统的贵族特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削弱或被取消。这主要表现为贵族对国家高级职位的垄断被打破，贵族的免税特权被取消，贵族在法律面前的特权地位被废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法定原则。此外，到1812年为止，南德所有邦国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从而废除了贵族的兵役豁免权。其次，从社会群体角度看，营业自由原则的推行打破了传统的行会限制和职业垄断，有利于职业领域的自由发展。在农业改革方面，虽然各邦改革进程有些犹豫迟缓，效果也不甚明显，但是农奴制度在法律意义上的废除毕竟弱化了农民的依赖性，有利于农民摆脱封建的土地和人身关系的束缚。

总之，莱茵邦联的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陈旧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因素，既给国家也给民众带来了好处，有利于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莱茵邦联的改革运动毕竟是一次“上层革命”，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扮演了“现代化的发动机”的角色，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较浓厚的保守色彩。

三、普鲁士改革运动

在19世纪初的德意志改革大潮中，普鲁士因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独具特色而令人瞩目。在德国历史上，这一时期的普鲁士改革又以其发起者之名而称为“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Stein-Hardenberg Reformen）。

（一）改革的背景和目的

与莱茵邦联的改革相比，普鲁士的改革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其目标也不尽相同。莱茵邦联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或扩大了疆域的邦国，融合新并入的地区，建立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普鲁士的改革动力则首先是源于一场灾难，即1806年对拿破仑战争的彻底失败和国家濒于崩溃边缘。战争的失败不仅使普鲁士丧失了一半的领土，沦为欧洲二流国家，而且必须支付大量战争赔款和法军占领费用，整个国家陷入深重的财政危机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普鲁士统治者必须面对两个问题：维持国家的生存并进行重建；探究战败的深层次原因并为重振普鲁士积蓄能量。很显然，对法战争失败决不仅仅是因为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和普鲁士统治者的错误决策，其根源在于普鲁士国家内部的陈腐结构。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革新陈旧体制，为国家注入新的活力。普鲁士与莱茵邦联改革的另一区别在于，莱茵邦联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屈服于拿破仑的压力，普鲁士改革的目的则在于积蓄力量，为从拿破仑统治下解放出来做准备。

普鲁士有着改革的传统。早在18世纪它就已经是一个实行开明专制的典范国家，弗里德里希大帝统治时期的普鲁士就明显具有一种进步和改革的取向。然而，弗里德里希大帝之后，普鲁士出现了一种僵化和停滞的趋势，社会现代化进程明显滞后。1794年颁布的《普鲁士通用国家法令》虽然旨在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法律和权利对接，但同时却把一些封建秩序固定化和合法化。从当时普鲁士的实际情况来看，有诸多领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王后路易莎也都认识到，如果普鲁士想重温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辉煌，就必须紧跟时代节拍，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改革，而不能僵化守旧。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发起者施泰因认为“在旧的分崩离析和腐朽的道路上”，唯一的出路在于改革；改革推行者哈登贝格也认为，只有根本改变普鲁士的陈旧体制，才能“再次赋予普鲁士国家以全新的生命”。

普鲁士统治者实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防止法国革命在本国重演，使普鲁士通过“自由、和平的努力”而非革命暴力，以一种“最好的和最人道的方式”迈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施泰因和哈登贝格都曾明确表示反对暴力革命，希望能够在君主制政府下实行“民主原则”，即赞成法国革命的内容，但不赞成法国革命的方式。因此，哈登贝格在给普王的奏折中表示：普鲁士“必须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可见，普鲁士统治者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将可能爆发的革命引入和平的改革发展轨道上。

普鲁士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动机是维护传统统治者的利益，以稳健的方式实现新旧社会的对接。面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统治带来的巨大冲击，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旧的封建统治形式已经无法继续存在，统治阶级要想生存下去，不被历史淘汰，就必须建立顺应历史发展的新的资本主义统治方式。如果顽固坚持旧的统治秩序，最终招来的必将是革命的惩罚。因此，旧的统治阶级只有采取以攻为守的“防御性”改革，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才能继续“把握未来”，在日后社会政治生活中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普鲁士改革的实际推动和实施者，包括施泰因和哈登贝格在内，大多不是普鲁士人。他们之所以投身于普鲁士改革事业，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把它当作解放和统一德意志事业的一部分。施泰因在写给恩斯特·冯·闵斯特伯爵（Graf Ernst Friedrich Herbertvon Münster，1766—1839）的一封信中就明确表达了这种思想：“我只有一个祖国，那就是德国。根据传统的宪法，我只属于她而非她的任何一个部分，因而我的整个灵魂只忠于她而非她的一个部分。”

普鲁士改革也有其特定的思想和理论根源。改革明显受到康德哲学思想的影响。根据康德的道德自由观，一个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不仅要合乎规范，而且要出于意志的自愿，从而能够培育人的心灵不断地向善，达到“真、善、美”的和谐境界，将人塑造为一种既有自由又有责任感的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过于强调后者而忽略了前者，因此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塑造具有自由意志的“新人”。这种自由意志包含两层含义：个体相对于国家和封建团体力量的自由；自我力量的发展自由。这种自由将极大地释放出个体的能量，使公民积极参与国家生活，增强国家的力量。施泰因在谈到普鲁士改革的方向时曾指出，改革“要打破官僚机构用来阻碍人的活动积极性的束缚”，改善国家机构组织，实现国家和个人的有机结合。这实际上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治国原则来改造国家。

普鲁士改革的另一理论来源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及其在柯尼斯堡大学任教的学生、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雅可布·克劳斯（Christian Jacob Kraus，1753—1807）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即自由经营和竞争是生产增长的根本动力，每个人的利己主义会增进全体的福祉。根据这一理论，国家应当完全放开营业限制，通过自由经营和竞争来提升生产效率。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和目的，普鲁士国家踏上了现代化改革的征程。

（二）改革的进程和内容

1.改革的领导者施泰因和哈登贝格

普鲁士改革主要是在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的领导下进行的。施泰因男爵1757年10月25日出生于拿骚，是帝国骑士的后裔，1780年进入普鲁士国家机关任职，1804年被任命为普鲁士财政和经济大臣。其间，他试图通过取消邦内关税、统一盐价等改革来提高政府收入，应付日益迫近的战争威胁。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之后，施泰因看到了普鲁士政治和军事体制的陈腐，要求进行国家结构改革，废除无能而专制的枢密院，建立新的由负责任的大臣组成的国务院。施泰因的尖锐批评，加之他拒绝出任外交大臣担负签订对法和约，普王于1807年1月3日解除了他的职务。解职后的施泰因回到了在拿骚的庄园，在那里完成了作为他的普鲁士国家改革纲领的《拿骚备忘录》（Nasauer Denkschrift）。这一备忘录突出强调了两点：彻底改革国家中央机构；在省、县、市实行有产者和有教养阶层负责的自治。

施泰因成为普鲁士改革的发起者，缘于诸种外在和内在因素。从外在因素看，《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拿破仑错误地认为施泰因是法国的支持者，要求普王予以重用。在国内，王后路易莎也把普鲁士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施泰因身上，称其为“我的最后希望”。哈登贝格为首的改革派也支持施泰因。1807年9月30日，施泰因到达默麦尔，出任普鲁士首席大臣，着手改革工作。施泰因在位仅14个月，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其推行的改革涉及到国家行政管理、城市自治、解放农民等诸多方面，为普鲁士国家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施泰因的改革思想与莱茵邦联改革的主导思想不一样。他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启蒙的，带有传统的、贵族专制主义的色彩。他对中央集权主义的官僚制度持怀疑态度，支持的是行政管理中的合作和非中央集权主义化。他主张“恢复公共精神和公民精神”，“重振对祖国的情感，独立性和民族尊严”，认为只有发挥公民的主动性，让被统治者参加管理，实现公民自治，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才能使国家呈现蓬勃生机。此外，他的改革并非像莱茵邦联改革那样，受到拿破仑的推动，而是要富国强兵，把祖国从拿破仑统治下解放出来，因此是反拿破仑的。正是这种反拿破仑的态度最终迫使他过早离开了改革的舞台。

施泰因起初对拿破仑采取履行和约和合作的政策，包括与法国结盟以及向法国支付高额的军税等。但是拿破仑无度的勒索使施泰因的抵制情绪不断加强。因此，当西班牙反法起义和奥地利准备反抗法国统治的消息传来后，施泰因认为“解放德国”的时机已经到来，着手准备在北德地区发动普遍起义和与奥地利结盟。但是，他写给俄军元帅维特根施泰因（Ludwig Adolf Peter Fürstzu Sayn-Wittgenstein，1769—1843）的信件不慎落入法国人手中并刊登于法国官方报纸《监察报》（Le Moniteur）上，反法态度因此暴露。拿破仑遂利用此信向普鲁士施压，如前所述，于1808年9月8日迫使普鲁士签订《巴黎协定》，规定赔款增加1400万法郎，普军总数不得超过4.2万人。此后拿破仑又提出，只有施泰因解职，法军才会从普鲁士撤军。11月24日，施泰因被迫辞职。不久拿破仑发布施泰因不受法律保护的命令，迫使这位普鲁士改革的发起者匆匆逃往奥属波希米亚。

施泰因辞职后，阿尔滕施泰因男爵（Karl Freiherr von Stein zum Altenstein，1770—1840）接任首席大臣。他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财政困难方面，以便完成法国下达的军税任务，相关改革因此一度陷于停顿。他试图征收普遍所得税，但这一计划因贵族的反抗而失败。1810年春，由于无法筹集付法款项，无计可施的阿尔滕施泰因竟提出割让西里西亚给法国。最后，普王在王后路易莎的敦促下罢免了阿尔滕施泰因。哈登贝格接管政府事务。

哈登贝格出生于汉诺威的埃森罗德，1790—1798年间在普鲁士所属的安斯巴赫-拜罗伊特担任管理工作。1798年，他应召来到柏林，1803年被任命为外交事务大臣，1806年因受到拿破仑压力而辞职。1807年4月，他在沙皇推荐下出任普鲁士首席大臣。哈登贝格主张俄普联合共同对抗拿破仑，因此《提尔西特和约》后在拿破仑命令之下辞职。1810年6月，哈登贝格被任命为政府首脑，10月27日出任王国总理大臣。

与施泰因相比，哈登贝格在政治理念方面更倾向于开明专制的传统，同时在更大程度上接受了法国革命的原则和莱茵邦联改革实践的影响，更具“国家主义”色彩，主张通过国家调节来解决各类社会和经济问题，通过强有力的、组织起来的行政管理来加强国家力量。1807年，哈登贝格接受普王的委托，撰写普鲁士国家改革的建议，于12月完成了著名的《里加备忘录》（Rigaer Denkschrift）。该备忘录指出，要对国家进行根本性改革，关键在于领悟“时代精神”。他提出的改革理念是，“尽可能的自由和平等”。具体说来，一是在经济领域要实行经济自由的原则和取消各种传统特权；二是政治生活中要在君主制政府之中实行“民主原则”。只要实现了这些理念，普鲁士就会赢得它已经失去的大国地位。哈登贝格从上任到1822年去世为止，利用集外交、内政和财政大权于一身的权力，推进改革事业，内容涉及农业改革、营业自由、解放犹太人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行政管理和财政改革；营业自由原则的确立

国家和行政管理改革在普鲁士改革中置于优先地位。到1806年为止，所谓的普鲁士王国，只是由许多地区、省份和邦国组成的大杂烩，缺乏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在中央，虽然也有大臣，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枢密院和枢密顾问们。因此，施泰因上台后首先就是把普鲁士变成一个真正的统一国家。

在中央，施泰因不仅废除了旧的枢密院体制，而且于1808年解散了总执行局，代之以内政、外交、财政、司法和国防等职能分明的五个国家部门，分别由五个对国王负责的专职大臣领导。大臣们因此获得了一种强势地位。专制主义则由于官僚和君主的双重统治而受到削弱，从此国王要与大臣合作或通过大臣来进行统治。这实际上是从专制王权向立宪王权迈出的第一步。在施泰因时期，没有设立首席大臣，实行的是集体领导。由于施泰因过早离职，他的中央行政管理改革措施在1808年12月16日颁布的普鲁士最高行政机构改革的法令中才明确下来。哈登贝格上台后，继续施泰因的行政管理改革，于1810年10月27日颁布法令，增设了大权独揽的总理大臣，使之成为控制各部大臣与国王之间交流的中枢。

在地方上，普鲁士被划分为多个行政专区，其政府构成如中央各部一样，也是根据职责范围设立相应的部门。地方行政长官是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桥梁，但他与莱茵邦联诸邦中的行政长官不同，没有全能的权限，只是众多同级官员中的首席长官而已。普鲁士的这种行政管理模式为日后其他德意志邦国和大企业所仿效。

行政管理改革的目标还对准了农村地区，目的在于清除阻碍国家行政管理一体化的乡村贵族特别法。1812年7月30日，普鲁士政府颁布《宪兵队敕令》（Gendarmerie-Edikt） ，设立国家控制的县级行政单位，作为由村庄、小城镇和庄园组成的统一管理机构。担任县长者不再是当地贵族，而是国家任命的拥有全权的管理官员。此外，传统的贵族世袭裁判权将由国家法院接管，庄园警察权则由于县长领导的宪兵队的建立而受到了限制。农村地区也由此实现了“行政管理的国家化”。但是县级行政管理改革严重损害乡村贵族特权，受到贵族的强烈抵制而在实际上归于失败。1816年以后，由于规定县长必须由指定的庄园主担任，贵族在乡村的地位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普鲁士行政管理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城市改革，这一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自治原则”。早在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时期，普鲁士就已经取消了城市自治，将城市管理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这种管理模式不利于市民参政。施泰因从中世纪的城市制度和英国的“自我管理”模式中得到启示，想通过引入自治管理模式来激发市民参与公共活动的兴趣，提升整个国家的力量。负责拟定城市改革法规的柯尼斯贝格警察总监约翰·戈特弗里德·弗赖（Johann Gottfried Frey，1762—1831）在谈到城市改革引入自治原则时曾指出：“信任使人高尚，永久的保护使人无法成熟。”城市改革还有另一个现实目标，那就是通过城市自治，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缓解因对法赔款造成的财政困境。

1808年11月9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城市规程》（Stdteordnungvom19.November1808），启动了城市改革进程。城市改革对基层的行政管理模式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实际上成为施泰因在拿骚备忘录中设定的“普鲁士行政管理改革的第一步”。新的《城市规程》基于社区自治的原则之上，预算、税收征管、内部安全、市议员、市政府和市长的选举等，都由城市中有地产或者有一定收入的居民选举决定，最后只需国家确认其结果。市议员最重要的任务是选举履行城市管理职责的市政府，市长则是市政府的最高官员。城市的所有公民都拥有公民权，“等级、出生、宗教信仰、特别是个人的境况等，在取得公民权方面没有任何影响。”公民在拥有相关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即“维护秩序并尽最大努力促进城市的福祉。”由于贵族的抵抗以及很快辞职等原因，施泰因没有能够把这种社区自治的模式推广到乡村。

财政改革是普鲁士改革的最迫切议题。当时普鲁士面临着筹措向法国支付的高额赔款和军税的任务。阿尔滕施泰因因为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而下台。因此，哈登贝格上台后的首要任务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支付每月达400万法郎的款项。这位圆滑而实际的普鲁士政治家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采取行政管理改革和财政改革的联动，大大强化自己的权力。因此，他首先利用行政管理改革的机会，使自己成为大权独揽的总理大臣，以便排除改革的阻力。与此同时，在转让和出卖国家领地、缓和财政危机的基础上，又对普鲁士的税收制度进行全面改革。1810年10月27日，哈登贝格政府颁布了《财政敕令》（Finanzediktvon1810）。新财政敕令突出了三点原则：一是在整个王国境内实现统一的税收；二是简化单一税种，征收普遍的所得税、财产税和消费税等；三是所有国家公民纳税平等。此后，消费税、奢侈品税、财产税、收入所得税等税种相继引入普鲁士税收体系中。但是，征收土地税由于贵族抵制而失败。

必须指出，哈登贝格为了解决筹集资金而将大量国家领地加以转让和出卖，虽然暂时使普鲁士政府摆脱了财政困境，但许多土地因此落入贵族阶层手中，进一步加强了以马尔维茨（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der Marwitz，1777—1837）和芬肯施泰因（Graf Finck von Finckenstein，1745—1818）为代表的旧贵族势力的力量，从而使普鲁士政治生活长期处于保守僵化状态。他们全力阻止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等改革派推动的宪法改革，使普鲁士的宪法进程陷于停顿，以至于当莱茵邦联诸邦向宪法国家转变时，普鲁士仍长期无法建立议会政治。

工商业领域的改革是普鲁士改革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营业自由是哈登贝格改革的普遍基本原则。”哈登贝格力求依据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来制订普鲁士的工商业政策，试图通过工商业领域的平等、自由的职业选择和自由竞争，使每个个体都能释放出最大的能量，从而推动普鲁士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基于这种想法，1810年10月28日，哈登贝格政府颁布了《营业税敕令》（Gewerbesteueredikt） ，对工商业领域的捐税进行简化，宣布取消行会垄断特权，实行“完全的营业自由”。不论在城市或农村，每个成年人只要获得国家颁发的营业证书，缴纳规定的营业税，就可以从事相关行业活动。1811年9月7日，普鲁士政府又颁布《营业治安敕令》（Gewerbepolizeiedikt），依据“公共安全和秩序的利益”，对“营业自由”进行了限制和规范，表明了国家的监管权力。根据相关规定，在实行完全的营业自由原则的同时，医生、药剂师、饭店店主等30多种职业必须获得培训证书。《营业税敕令》和《营业治安敕令》共同奠定了普鲁士国家经济生活的法律基础。此后它们通过1845年1月17日的《普鲁士营业条例》（Preuβische Gewerbeordnung）以及1869年6月21日的《北德意志联邦营业条例》（Gewerbeordnungfürden Norddeutschen Bund）等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当今德国营业领域相关规定的直接来源。

3.农业改革的普鲁士式道路

农业改革是19世纪初普鲁士改革的最核心内容，它奠定了普鲁士从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关乎日后普鲁士国家的发展方向。

16世纪初德国农民战争失败后，封建贵族地主将许多已经获得自由的农民重新置于农奴地位，许多地区出现了“农奴制再版”现象。结果，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绝大多数农民还处于农奴制桎梏之下。从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来看，这种再版农奴制对德国社会经济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地主对农民的法律支配权。农民处于一种完全从属的地位，没有人身自由，不能自由迁徙，没有自己的地产，世代为奴；地主拥有对农民的独立管理支配权。农民或世代继承、或终身、或在某一指定时间内耕种某块土地；地主还拥有对领地内农民的警察管理权和司法审判权。第二，地主在经济上对农民的统治权。农民须承担手工和使役牲畜的义务劳役；农民的孩子须到地主的工场做工或为地主做家务；农民须根据地主的需要缴纳实物地租等。第三，社会生活陷入僵化状态。由于农民对地主的紧密依附关系，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村地区呈现毫无生气的非流动状态。农民不能自由迁移，也不能选择职业，甚至结婚也要经过主人的批准。

18世纪下半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农奴制在德国的处境日益困难。首先，落后的农奴制庄园经济无法满足当时西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一些新的农业技术，诸如休耕地的利用、牲畜在夏天的圈养等等，都无法在这种农奴制庄园经济下得到充分运用。更重要的是，农奴制束缚下的农民没有任何生产积极性。一位经济学家在1761年时就已经指出了农奴制经济的这种弊端。因此，面对生产的低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粮食价格的刺激，一些开明的庄园主开始放弃封建农奴制经营方式，采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雇用自由的农业工人进行生产。这种新的经营方式基于科学之上，生产者有积极性，不仅利润较高，而且生产质量更高。其次，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普鲁士和奥地利等邦的君主纷纷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使农民获得自由，确保他们的权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解放农民”的问题。

普鲁士的“解放农民”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主要集中于1765—1850年期间。如前所述，实际上，从1713年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发布《王室领地谕令》开始，普鲁士已经开始废除王室领地的农奴制。到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不仅就已经宣布解放王室领地上的农民，而且发布了一系列保护农民的法令。这就是所谓的“预先改革”时期。据统计，在这场国家领地的农奴解放中，东普鲁士有55%的农民获得自由，但西里西亚只有7%的农民获得自由。后来，因解放农民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普鲁士政府停止了这一政策。

真正意义上的普鲁士农业改革和解放农民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推动下进行的。就历史意义而言，普鲁士农业改革道路在德意志诸邦中最为典型，是近代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主要类型之一，形成了所谓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Preuβischer Weg der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in der Landwirtschaft）。

1807年10月9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颁布了由施泰因政府起草的《十月敕令》（Oktoberediktvon1807）。该敕令包含三项重要内容：一、从1810年圣马丁节（11月11日）起，废除普鲁士境内的农奴制，所有居住者都将获得完全的人身自由，在普鲁士只有“自由人”。农民拥有财产、人身、迁徙、婚姻等自由。但敕令没有对有关的财产关系、农民的劳役和租金问题作出规定；二、解除地产买卖和流通中的限制，市民和农民可以购买贵族地产。每个居民，不管其身份如何，都享有获得土地和财产的权利；三、自由选择职业的原则。贵族可以“从事市民职业”，农民和市民也无须拘泥于从事其相关的职业。当然，《十月敕令》还保留有封建残余的痕迹。敕令第十二款明确规定，“不言而喻，自由人因为占有土地或者有特定约定的，必须遵守所有的义务。”

《十月敕令》的重要历史和社会意义在于，通过自由迁徙、自由买卖土地和选择职业自由的规定，使传统僵化的、与出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等级社会走向解体，标志着普鲁士开始向权利平等的，以财产、能力和成就为衡量标准的现代阶级社会转型。

需要指出的是，《十月敕令》虽然明确宣布废除农奴制，而且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但实际情况是，许多贵族地主趁机将给农民耕种的土地重新收回，“解放农民”成了“驱除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施泰因政府于1808年2月14日颁布了由自由派大臣提奥多尔·冯·舍恩（Heinrich Theodor von Schn，1773—1856）起草的新法令，对扩大庄园土地进行限制，规定贵族地主须在收回的土地上雇用无地的农民耕作。新法令的目的在于，通过土地自由流通和土地合并来引导大农业的发展。

农民们获得人身解放后，接下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将他们经营的土地转变成自己的财产，废除他们负担的各种封建劳役义务。但是，政府的农业改革措施遭到以马尔维茨为代表的大多数贵族地主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改革不仅会使自己的传统特权受到损害，使农民陷入资本和高利贷桎梏之中，而且会使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力度加强，从而改变传统生活。因此，他们“宁愿再有三次奥尔施泰特的败绩，也不要一个十月敕令”。

面对贵族的反抗，在施泰因辞职后，哈登贝格政府虽然仍继续推行农业改革，但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试图通过赎免方式来实现农民对自己所耕种土地的所有权，取消各种封建劳役和捐税。1811年9月14日，哈登贝格政府颁布了由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沙恩韦伯（Christian Friedrich Scharnweber，1770—1822）起草的《关于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敕令》，即所谓的《调整敕令》（Regulierungsedikt），在敦促贵族地主解除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同时，规定所有农民可以通过赎买或割让部分土地的方式获得对自己耕种土地的所有权。敕令规定，依附农必须将部分地产割让给地主，作为解除其原先负担的地租、劳役义务等的赔偿。但是，由于反抗拿破仑解放战争的进行，加之贵族地主的反抗，这一敕令在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落实。此后，为了进一步缓和贵族地主的反抗，1816年5月29日，哈登贝格政府又发布了《1811年9月14日敕令的声明》（Deklation des Edikts vom14 ten September1811），提高了农民获得解放的前提条件。声明规定，只有那些能够养活自己，使用牛马耕地，且其财产在纳税册上登记在册的富裕农民才有权赎免有关封建关系。这样一来，大部分农民因够不上规定的条件而被排除出了改革的进程。这些被排除在改革进程之外的农民到1850年之前仍承担着各种劳役和捐税。此外，普鲁士政府还于1821年6月7日颁布了《公有地分配法案》（Gemeinheitsteilungsgesetz） ，规定按比例将村社公用地分配给地主和农民，结果使大部分公用地落入了贵族地主手中。

在普鲁士农业改革过程中，之所以农民的境况变得越来越糟，贵族地主的抵制、哈登贝格本人的圆滑和漠不关心、大土地所有者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出现的复辟浪潮等，都是重要原因。

史实表明，由于统治阶级竭力维护自身利益，普鲁士的农业改革进程步履维艰。事实上，直到1848年革命以后，普鲁士才最终完成了农民的解放进程。不过，与莱茵邦联的农业改革相比，普鲁士农业改革中采用割让土地方式来赎免农民的封建义务，无疑具有优越性。它有利于缓和地主的抵制，减轻农民的压力。但是，这种改革的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改革对农民而言决不仅仅是一场“解放”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变相的掠夺。在改革过程中，贵族地主利用调整和补偿之机，将原先农民耕种的大量土地占为己有，1.2万个普鲁士骑士庄园的土地面积因此大大扩张。到1860年为止，普鲁士东部各省共有约400万摩尔根（1摩尔根大约等于0.25到0.34公顷）的农民的土地被并入各骑士庄园。大部分农村公用地也落入了贵族地主手中：86%转入庄园主之手，农民仅获得其中14%。许多小农因此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由于负债累累，他们不得不将土地卖给庄园主，自己转变为靠打工为生的农业工人。

但是，农业改革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普鲁士农业的发展。改革不仅调动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一些失去土地但人身获得自由的农民也转而开垦闲置的或贫瘠的土地，使可耕地面积得到扩大，农业生产因此得到提高。到1848年为止，普鲁士耕地面积从730万公顷增加到1246万公顷，生产提高了约40%。普鲁士的主要粮食产量也由1816年的55.5万多吨增加到了1840年的近1300万吨。

普鲁士农业改革的社会政治后果也很明显。其一，随着骑士庄园的扩大，贵族地主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他们在普鲁士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更加巩固，进而影响到日后普鲁士乃至整个德国的历史发展；其二，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农村阶层。许多农民因无法筹集赎金而不得不将自己多达一半的耕地割让给庄园主，余下的耕地则已经不够维持其生活。一些小农也因村社公用地的大部分落入富裕农民和庄园主手中而无法继续独立经营。他们不得不成为大土地所有者雇用的农业工人。因此，农业工人群体迅速崛起，农场固定工人、仆役、临时工的数量增加了250%。一些富裕的农民则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他们开始独立经营自己的小块地产，小土地所有者数量因此增加了三到四倍。

4.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在普鲁士国家改革中具有关键性意义。因为所有的改革都是以建设一种新的具有自治和责任感的公民社会为前提的，即只有在新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完全贯彻改革的精神，而新的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只有通过教育来实现，所以建立新型的教育体制和贯彻全新的教育理念，关乎普鲁士改革的成功与否。此外，教育改革也成为普鲁士国家救亡图存的一种重要手段。诚如费希特1807/1808年冬天在柏林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Rede an die deutsche Nation）中所指出的那样，面对强大的法国军队，德国人已经不再具有积极抵抗的物质能力，唯有通过教育，从精神上“筑起抵抗外族统治的长城”。普王也同样宣称，普鲁士“国家必须用精神的力量来弥补其物质上的损失”。

普鲁士教育改革的领导者是威廉·冯·洪堡。他在教育方面反对启蒙运动奉行的功利思想，主张贯彻新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普遍的人的教育，“寻求促进人的各种力量的发展”，用古希腊人所具有的情操、寻求真理的勇气和能力以及对善与美的热爱来培养具有个性和特性的人，具有真正人的意义的自由人。因此，他的口号就是“用希腊模式塑造你们自己”。在这种教育理念之下，各类学校教育的目标非常明确：教育“每一个臣民成为合乎道德的人和善良的公民”。在此基础上，人们根据职业需要再来进行专门的知识教育。洪堡在1809年12月给普王的报告中指出，“显然，每个人只有他本身以及在无关其特殊职业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善良、正派之公民，且就其身份而论属开明豁达之列，那么他才能是一个好的手工业者、商人、士兵和生意人。”1809年2月，担任普鲁士驻罗马公使的洪堡应召出任普鲁士内政部下属的文化和课程司大臣，在尼可罗维乌斯（Georg Heinrich Ludwig Nicolovius，1767—1839）和聚费恩（Johann Wilhelm Süvern，1775—1829）等人的协助下进行教育改革。洪堡在职仅一年多时间，但是他确立的全新的教育理念和制度却奠定了普鲁士乃至整个德国在未来一个世纪的教育发展的基础。

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强化国家对教育的控制。早在1794年颁布的《普鲁士通用国家法令》中就已经明确规定，“各类学校和大学是国家机构”。1808年，普鲁士政府在内政部之下设立文化和课程司，专门管理国家教育事务。教育改革启动之后，全国所有的教育机构皆纳入国家掌控之下。这种控制表现为：一、排除教会对教育的影响，将教会学校转为国民学校。二、建立国家考试制度，通过对升入大学学习、毕业资格和职员能力等进行认定的考试，确立国家在教育领域的权威地位。1810年，洪堡引入“国家哲学考试”，加强了国家对中学师资、学生升入大学学习等的“控制权”。三、严格教师录用，加强教师培训。洪堡把统一培养教师和提高教师质量视为实现“普遍的人的教育”目标的重要前提。根据1810年7月12日的考选教师法令，教师选拔改由柏林大学等代表组成的“教育代表团”负责，未经考试合格人员不得录用为中等学校教师，由此创立了以国家考试形式确定教师录用的标准。他还设立了教师研讨班等教师教育机构培训教师。到1840年，普鲁士的教师研讨班已经发展到38个，专门对国民学校的教师进行为期三年的教育培训。

教育改革的第二项内容是建立统一的三级学校教育体制，所有学校划分为国民小学、文科中学和综合性大学等三类。

在初等教育领域，洪堡坚持“教育服务于国民”的理念，严格贯彻强迫义务教育。他派遣教师到瑞士学习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对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减少宗教神学课程，增设实用知识课程。相关改革使普鲁士初等教育得到迅速发展。1816年，普鲁士适龄儿童入学率约60%，到1848年，适龄入学儿童已经达到82%。

在中等教育方面，洪堡主要进行了两项改革。一是整顿诸如文科中学和拉丁中学等各类中学，规定只有9年制文科中学毕业生才有资格升入大学和充任国家官吏。二是调整中学教学计划，削减古典学科内容，扩大普通基础学科内容，增设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学科内容，使中学课程的设置更加接近于现实生活。改革后的文科中学发展相对缓慢。1818年，普鲁士有91所文科中学，1848年时仍只有118所。但是，文科中学的在校学生增长较快，在1816年到1846年间增加了73%。

大学改革是洪堡教育改革最辉煌的一页。洪堡将大学看成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最崇高所在，因此非常重视新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他在上任的第5个月，便向普王提交了建立柏林大学的申请，并于1810年创立了新型的柏林大学。该大学改变了大学仅为教会输送神职人员和为政府训练高级官员的传统任务，将学术研究作为主要任务，同时将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的传授结合起来，提倡研究和教学自由的理念，使大学成为科学研究与教育的机构典型。学生通过参与研究来培养独立的思想意识和学术能力。有学者在评价新的柏林大学时指出：“柏林大学的建立不只是增加了一所大学而已，而是创造了一种体现大学教育的新概念。重点在于进行科学研究而不在于教学和考试。”在教学课程设置方面，新大学减少了神学课程的教学，更加突出哲学、法学和医学等现代性和应用性学科。

柏林大学于1810/1811年冬季开学，首批只有256名学生，但洪堡招罗了一批著名学者聚集于此，其中包括著名哲学家费希特（首任校长） ，神学家施莱尔马赫，法学家、历史法学派创立者萨维尼（Friedrich Karl Savigny，1779—1861） ，艾希霍恩（Karl Friedrich Eichhorn，1781—1859） ，古语文学家、古典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 ，伯克（August Boeckh，1785—1867） ，历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 ，农学家特尔（Albrecht David Thaer，1752—1828） ，国民经济学家霍夫曼（Johann Gottfried Hoffmann，1765—1847） ，医学家胡费兰（Christoph Wilhelm Hufeland，1762—1836）等。由于有了这样一批杰出的学者，新成立的柏林大学迅速成为德国学术研究的中心和新型大学的榜样。

1810年6月，洪堡由于与哈登贝格意见不合而辞职。尽管如此，他的教育改革对普鲁士乃至整个德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洪堡离职以后，教育改革在尼可罗维乌斯和聚费恩的推动下继续进行。

5.军事改革

军事改革在普鲁士改革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与南德诸邦不同，普鲁士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推翻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将法国军队驱逐出德意志。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强大军事力量。

1806年10月普军在耶拿战役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遭受毁灭性军事打击不久，部分普鲁士军官就已经提出了军事改革的要求。《提尔西特和约》之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就设立了一个“军事重组委员会”，谋求适应时代变化，进行军队改革，建立一支全新的强大武装力量。军事重组委员会成员包括军事委员会主席沙恩霍斯特少将以及格奈泽瑙、博伊恩（Hermann von Boyen，1771—1848）、格罗尔曼（Karlvon Grolman，1777—1843）和克劳塞维茨（Carlvon Clausewitz，1780—1831）等军官。普鲁士改革启动之后，沙恩霍斯特与施泰因、哈登贝格等密切配合，也展开了军事领域的改革。

普鲁士军事改革的目标很明确。鉴于旧的普鲁士军队已经无法抗衡法国军队，那么，向法国学习，激发全民的力量，实行“全民战争”策略，“使普鲁士国家建立于由普鲁士民族承载的军队之上”就成为大势所趋。为此，沙恩霍斯特等人对普鲁士军队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一是建立速成兵制。鉴于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和约》中规定普军总数由原先的20万人减少到了4.2万人，沙恩霍斯特决定通过短期训练士兵来绕过这一限制。根据1807年7月31日的规定，每个连队每年要有一定数量的士兵退伍，同时招入相同数量的新兵，以便使尽可能多的适龄青年接受军事训练。退伍后的士兵加入预备役行列，继续进行军事训练。速成兵制度为日后解放战争准备了充足的兵员。到1812年，普鲁士通过速成兵制度训练出来的士兵已经达到12万人。

二是进行军法改革。在旧的等级制度下，士兵在贵族军官们的眼中只是毫无意志的机器，违犯军规的士兵都会受到包括鞭笞在内的严厉刑罚。在这种情况下，士兵没有任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新的改革则试图废除旧的殴打士兵的刑罚体制，提升士兵的尊严和地位，唤醒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爱国主义热情。1808年4月，军事重组委员会向普王提交了新的军法草案，提出以监禁代替旧的鞭刑；5月，该委员会又对草案进行了完善，彻底废除了夹道藤鞭刑和棍刑等残酷的刑罚。

三是改革军队领导机构，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建立国防部。根据施泰因的行政改革方案，1808年12月25日设立了新的国防部，负责全部军事事务。它下辖两个局，第一局为“战争总局”，负责有关作战指挥事宜，第二局为“军事经济局”，负责军队的后勤经济保障和管理。军队领导机构改革的另一项重大举措是在军需总监部的基础上建立了总参谋部。早在1802年，克里斯蒂安·冯·马森巴赫（Christianvon Massenbach，1758—1827）和莱温·冯·戈伊绍（Levin von Geusau，1734—1808）等普军将领就提出了组建总参谋部的必要性及其设想。国防部建立后，总参谋部成了该机构的军事指挥的核心，其任务也大大扩展，包括加强军队各部分的协调，在和平时期培训军事指挥官和探讨战争策略等。总参谋部由此成为普鲁士军队的大脑和军事改革的中坚，对日后普鲁士、德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军事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是改革军官团，提高军官素质。贵族对军官职位的垄断特权被废除，军官职位在原则上开始向资产阶级开放。许多不称职的中低级军官遭到辞退或降级。军官职位的晋升不再依赖于资历或贵族身份，而是取决于个人的成就和能力。军官的培养也进行了改革。根据1808年8月6日颁布“军事重组委员会关于选拔军官的规章草案”规定，要根据才能选拔候补军官，“完全中止迄今为止在军事方面的一切等级特权，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义务和平等的权利。”但是，由于遭到约克将军（Ludwig Yorck von Wartenburg，1759—1830）为代表的贵族军官的反对，不久普鲁士政府又颁布军官增补法，规定贵族候补军官具有优先权。尽管如此，新的规定毕竟使每个有才能的人都有了晋升军官的希望。普鲁士政府还于1810年在柏林、布雷斯劳和柯尼斯堡建立了三所军事学校，强化对候补军官的专业教育和实践训练。1810年10月15日建立的普鲁士军事学院则是普鲁士国家最高军事学府，主要培养参谋军官等军事人才。

五是实行全民皆兵和普遍义务兵役制。全民皆兵是沙恩霍斯特军事改革的中心内容。他在1806年的备忘录中指出，“只有组织全国民兵，才能唤起民族的军事精神。”要想维护国家主权，除了增加军队的数量之外，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全民皆兵，即实现人民和军队的一体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沙恩霍斯特为首的军事重组委员会在1807年和1808年间数次向普王提出组建民兵和普遍征兵的建议。最后，虽然普王同意废止雇佣兵制度，但由于贵族和军官团的阻挠以及出于对拿破仑的恐惧，有关建立民众武装和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计划并没有获准实施。

直到1813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普鲁士才开始落实全民皆兵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改革计划，掀起了一场反对拿破仑统治的“人民战争”。首先是于1813年2月9日正式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并于1814年9月3日以法律的形式进行了确认。在全民皆兵的理念之下，除了正规军之外，还组建了民兵和战时后备军。根据1813年3月17日颁布的“民兵敕令”，所有承担服役义务的男子在3年的军役和2年的预备役之后，直到32岁为止，隶属于第一系列民兵；到39岁为止隶属于第二系列民兵。根据1813年4月21日颁布的“战时后备军敕令”，战时后备军是普鲁士武装力量的最后一道防线。凡50岁以下的男子皆纳入该武装力量之中。民兵在组织上是独立的，有自己的军事编制和军官，负责保卫家乡。

除了上述各项改革外，1812年3月11日颁布的“普鲁士解放敕令”，或称“普鲁士犹太人敕令”（Preuβisches Judenedikt），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以“成就原则”和“权利平等”等现代社会准则为基础而颁布的敕令。根据该敕令，在普鲁士生活的犹太人一律被视为“国家公民”，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可以自由谋取各类职业和经商。事实上，从18世纪起，许多犹太人由于在财政上与普鲁士王室的紧密关系以及支持中央集权等，早就获得了各种权利。新的敕令只从法律上再次明确了犹太人的相关权利。需要指出的是，1812年的解放敕令只适用于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普鲁士、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等老普鲁士地区，在波森以及新获得的萨克森等地区，并没有推行该敕令。直到1847年以后，该敕令适用范围才覆盖到整个普鲁士。

（三）改革的评价

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对于普鲁士乃至整个德国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次改革奠定了19世纪普鲁士乃至德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改革后释放出的巨大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力使普鲁士迅速成为德意志乃至欧洲舞台上的一颗明星。

总体上看，改革通过和平的“上层革命”的方式将法国大革命追求的平等和自由的原则移植到了普鲁士。普鲁士开始从传统的封建等级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平稳地实现了新旧社会的和平对接，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保守性的现代化”道路。

行政管理和财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普鲁士国家的运行效率，增强了国家力量。在这场改革中，现代职业官员制度开始形成。在新的制度下，官员终身获得国家定期发给的充裕薪金，以防其依赖其他收入或接受贿赂。与这种终身的安全保障相一致，主管当局也要求官员们保持绝对忠诚和具有献身精神。与此同时，当局为担任官职规定了相应的受教育程度、须经过考试等一系列的条件。官员的选录和升迁更加取决于客观标准而非出身等级或录取者的宠信。因此，官员的素质得到一定的提高。

在工商业领域，营业自由原则的推行大大促进了普鲁士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1810年12月3日《柏林晚报》的一篇文章曾高度评价营业自由原则在普鲁士的确立，称其是“一种正义之举”，因为“根据喜好来谋取自己的生计是天赋人权”。营业自由原则的推行，不仅清除了经济领域的各种传统限制，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也取消了城市与农村的从业界限，有利于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为普鲁士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就农业领域而言，尽管相关改革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农业改革本身，特别是解放农民法令的通过，对社会的巨大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市民和农民可以购买贵族地产以及贵族可以从事工商业的规定，表明了对财产流通限制的取消。这是用财产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用财产的不平等取代了原来门第出身的不平等，用现代意义上的阶级代替了封建的等级制。它动摇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的基础，有利于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商品化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农民人身自由的获得，职业选择自由等的规定，为自由迁徙和社会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利于打破社会的僵化稳定状态，为日后的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和工业化准备了充足的自由劳动力来源。事实上，在19世纪上半期，德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农业工人阶层，他们通常是一些季节性的或工期为一两年的流动打工者。

教育改革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有学者在评价洪堡教育改革的历史地位时指出，“这一时期的大学以及中小学所采取的发展方向，历经一个世纪之久，除去极少量的修改之外，始终保持未变。”从此，普鲁士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一跃成为德国的先锋，并且成为整个欧洲乃至美国的典范。更为重要的是，教育改革对普鲁士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国家考试制度等的实行，大大压缩了传统等级特权的空间，使普鲁士国家逐渐奠基于教育基础之上而非出身门第之上。

军事改革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就军事改革本身而言，它为普鲁士重新赢得军事强国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次军事改革的特点看，它是“有计划的、迅速的、大规模的、同时也是高质量的”。这次军事改革也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它打破了国家和人民的隔离状态，打破了贵族对于军队要职的垄断地位，使民众有机会积极参与国家事务，普鲁士军队开始向全民军队转变，有利于普鲁士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进步。

当然，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也存在诸多缺憾。由于贵族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传统利益，顽固地抵制各项有损于自己传统特权的改革，普鲁士国家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只能艰难前行，通过渐进的方式慢慢克服各种陈旧痼疾，因而显得不尽彻底。由于贵族的反对，施泰因和哈登贝格试图在普鲁士实行宪法改革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在行政管理改革中，由于乡村贵族的抵制，国家控制县级行政管理的目标没有实现，贵族仍把持着县乡行政管理大权以及庄园的司法和警察权。施泰因试图将社区自治模式推广到农村的计划也遭到了失败；在财政改革方面，由于贵族反对，征收土地税的计划归于失败；营业自由原则虽然在城市经济生活中得到贯彻，在农村地区却进展缓慢；农业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贵族地主。他们依靠农民缴付的大量赎金和割让的土地作为原始资本积累，逐渐走上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许多农民在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成了一无所有的农业无产者。教育改革虽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教育中仍存在严重的“双轨制”，平民子弟通常只能接受免费初等教育，只有贵族和有产者子弟才能通过文科中学学习升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劳动阶级子弟无缘高等教育的状况直到19世纪中期也没有什么改变。在军事方面，虽然规定废除军队中的一切等级特权，任何人在晋升军官职位时都有平等机会，但在事实上，贵族军官仍占据着特权性的支配地位。

四、改革浪潮中的奥地利

当莱茵邦联各邦和普鲁士纷纷进行改革，以图自保或重新崛起之时，奥地利也没有置身于这场改革大潮之外。在考察这一时期奥地利的改革时，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在对法战争屡战屡败的奥地利需要进行改革，以图重新崛起；二是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其改革方向以及改革力度与德意志其他邦国相比，有所不同。

1805—1806年是奥地利历史的转折时期。其一，1805年底签订的《普雷斯堡和约》使奥地利丧失了在南德意志的一些重要领地，哈布斯堡家族对德意志的影响力严重下降；其二，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使奥地利在德意志的统领地位发生了动摇；其三，国际形势也对奥地利乃至整个德意志不利。德意志另一大邦普鲁士在拿破仑的军事打击下崩溃；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在提尔西特言归于好。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奥地利必须改革，革除各种陈疴积疾，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回到昔日的强势地位。

不过，还需要明白的一点在于，虽然奥地利和普鲁士一样，亟需通过改革来克服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重新恢复欧洲强权的地位，然而，它在政治、历史和文化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使它虽需要改革，也有改革的动作，但最终没有出现普鲁士和莱茵邦联那种以“上层革命”为特征的现代性“改革浪潮”。

首先，从国家构成来看，奥地利面临着德意志其他邦国所没有的尴尬困境。普鲁士在1806年以后由于大片领土的丧失，呈现单一的德意志色彩，民族鼓动成为普鲁士改革的精神力量。而哈布斯堡帝国本身就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庞杂国家。随着奥地利帝国的建立以及大量的在德意志南部领地的丧失，这一帝国内部的德意志因素日益弱化。在这一多民族的国家中，任何以民族主义作为鼓动宣传的改革都会触动帝国内其他民族的神经，进而导致帝国的分裂。因此，统治者不可能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帜来进行改革。

其次，18世纪下半期的开明专制统治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留下了不同的结果。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开明专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充满着开明专制的改革传统。奥地利则不然。约瑟夫二世激进的开明专制改革遗留下了诸多问题。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包括废除农奴制度、农民后代择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司法现代化和行政管理中央集权化等诸多方面，相关改革范围过广，操之过急，结果遭到贵族的强烈抵抗。改革后的奥地利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仍是一个以哈布斯堡王朝为纽带的“诸王国的混合物”。相反，有关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却促使匈牙利、波希米亚等地的保守势力起而抵制中央政府的政策。到弗兰茨皇帝时，改革已经成了革命的同义语。皇帝和主要政治领导人都反对改革，“反对任何社会力量的自由释放，反对接受任何新的运动”，希望保持原状。所有这些，都给改革增加了难度和阻力。

虽然困难重重，但改革毕竟是当时奥地利克服危机和恢复强国地位的唯一希望。因此，在遭受1805—1806年的连续打击后，奥地利国内仍出现了两个改革集团。

一个改革集团是要求以法国为榜样，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一改革方向实际上是约瑟夫改革传统的延续，也符合弗兰茨二世加强专制统治的愿望。但是，这种改革取向必然进一步加剧维也纳政府与其治下的其他民族的紧张关系，危及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生存。在对外政策方面，该改革集团主张与法国结盟，以便为改革争取时间。尽管这种改革倾向得到皇帝胞弟赖纳大公（Erzherzog Rainer vonsterreich，1783—1853）等人的强有力的支持，却遭到奥地利保守势力的反对，因此难以施行。

另一种改革倾向以施塔迪翁首相和他的胞兄、驻慕尼黑公使弗里德里希·洛塔尔·冯·施塔迪翁伯爵（Friedrich Lothar Graf von Stadion，1761—1811）为代表。施塔迪翁首相的改革理念建立于一种保守性的期望之上，即通过唤醒古老的特权等级代表来“革新欧洲”。在他看来，专制主义撕裂了统治者与社会之间的有效纽带，法国革命正是国家与社会分离造成的危机的结果。因此，他希望通过唤醒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各民族的政治精神的方式来加强国家的力量。而所谓唤醒帝国境内各民族的政治精神，就是要激发历史上形成的诸侯的力量。这实际上是一种联邦主义的倾向。在对外政策方面，施塔迪翁则主张联合俄国和普鲁士，以武力反对拿破仑的统治。

弗兰茨皇帝忙于日常事务，无暇顾及上述两派改革势力的斗争。由于以施塔迪翁为首的集团得到了坚决主张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新皇后玛丽亚·鲁道维卡（Maria Ludovika Beatrix vonsterreich-Este，1787—1816）的支持，在两派的斗争中占了上风。

施塔迪翁虽然主张通过激发诸侯力量的方式来释放奥地利境内各民族的力量，增强国力，观念上显得有些保守陈旧，在内部改革方面却沿袭了开明专制时期的一些做法，旨在把人民当作负责任的国家公民，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战胜强大的敌人。施塔迪翁及其之后的相关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进行法律制度建设。制定了新的民事诉讼法、刑法和民法，并于1811年形成了普通公民法律汇编，其中规定了基于自由、财产和平等之上的基本权利。二是进行司法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实现司法和行政管理的分离。三是进行教育改革。这一时期奥地利的教育改革与普鲁士的教育改革取向有所不同。它在发展中小学教育的同时，较早地建立起了综合技术高等学校，包括1806年建立的布拉格综合技术学校和1815年建立的维也纳综合技术学校等。

但是相关改革见效不大。在行政管理改革方面，弗兰茨皇帝并没有接受改革者们的建议，建立分类管理的部门制，而是重新建立了枢密院。政策大权仍由皇帝一人独揽；在官僚机构方面，不仅没有改变贵族独占统治的局面，反而进一步巩固了贵族统治；财政和税制改革也以失败而告终。贵族在纳税方面仍然拥有一定的特权；农业改革进展很小。农民仍然要负担沉重的封建义务和劳役。

在各项改革中，军事改革最引人注目。施塔迪翁和卡尔大公都认为，要战胜拿破仑，必须学习法国，发动民众，建立全民武装。在他们的努力下，犹豫不决的弗兰茨皇帝终于在1808年4月21日同意在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进行军事改革。奥地利的普遍义务兵役制非常严格，免除兵役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没有社会特权可言。1808年6月9日，根据约翰大公的建议，开始实施民兵制度。民兵的组建和经费都由各省特别是贵族特权等级承担。结果，在蒂罗尔、施泰尔马克和波希米亚等地，特权等级利用机会再次沉渣泛起，加强自己的势力。

总体上看，振兴奥地利的改革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施塔迪翁也就没有条件和基础与拿破仑进行对抗。但是这位奥地利爱国者执迷不悟，全身心地准备对拿破仑的战争。他有计划地通过政论家亚当·穆勒和诗人克莱斯特等一些知名人士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号召所有德意志人支持奥地利的抗法战争，使整个奥地利陷入爱国主义的狂热之中。同时，各种不实的消息也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这位奥地利政治家的乐观期待。他的胞兄从慕尼黑传来的消息是，与法国结盟的莱茵邦联在私下里是同情奥地利的。而驻法国大使梅特涅从巴黎传来的消息则使施塔迪翁相信，拿破仑在法国的统治已经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与普、俄两国讨论对法联合作战的谈判失败，施塔迪翁仍一意孤行，准备新的对法战争。而事实上，奥地利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灾难。

第十章 解放战争与德意志的新秩序

拿破仑对德意志的统治激活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推翻异族统治，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成为大多数德国人民的期待和向往。19世纪初的改革则为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准备了物质方面的条件。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的失败及其引发的欧洲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为德意志的解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813年春，德意志掀起了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起义风暴，开始了“伟大的解放战争”（Der groβe Freiheitskrieg）。经过一年的战争，曾经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帝国在第六次反法联盟的打击下崩溃，德意志获得解放。在确立战后欧洲新秩序的维也纳会议上，德意志问题成为主要议题之一。根据会议最终决议确定的德意志新秩序，德意志各邦的领土出现了新的调整，邦国数量有所减少，各邦以松散的邦联形式联系在一起，德国人民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愿望没有实现。

第一节 普鲁士起义和德意志的解放

一、异族统治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激活

在德国学术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是公认的德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根源。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兰西民族爆发出的巨大能量和包括普鲁士、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诸邦的失败使德国人深受震撼。前者的胜利使德国人找到了学习的榜样，后者的失败使之深感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必要。

拿破仑在德意志的统治具有两重性。从积极方面看，拿破仑通过帝国直属领地归并和教产还俗等一系列举措，沉重打击了德意志的分离势力，德国的分裂状况大大减轻。由于贯彻法国革命的原则，推行具有教化作用的《拿破仑法典》，废除封建特权，德国人享受到了“从未享受过的自由、平等”，拿破仑的统治起初受到许多德国人的欢迎。巴伐利亚作家冯·阿雷廷男爵（Christoph Freiherr von Aretin，1773—1824）称拿破仑代表了“真正的德意志精神”，达尔贝格大主教也称其“是一个超常之人”，不只是“某个民族的恩人”，而是“整个人类的恩惠者”。黑格尔甚至在耶拿战役的前一天还写道：“正如我早先所期望的那样，现在每个人都希望法国军队获胜。”因此，在许多德国人的眼里，拿破仑成了“革命之子”。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拿破仑的独裁专制政策和在德意志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日渐激起德国人的反感和愤怒。他在1804年加冕为皇帝表明，他已经背离了共和制的原则，从而失去了一些拥护共和制的德国人的支持。著名音乐家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就把准备以“波拿巴”为题献给他的第三交响曲改名为“英雄”，以示对他的不满。

与此同时，拿破仑对德意志两大强国的胜利虽然使他成了德意志的统治者，却也大大刺痛了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他的以战养战政策，对普鲁士、奥地利等德意志邦国的掠夺性赔款政策等，大大恶化了德国人的经济生活，引起德国人的强烈不满；沉重的军役负担、强迫征税等则使德国人开始憎恨法国人的统治。尤其令德国人不能容忍的是，拿破仑在德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和严厉的镇压政策。1806年8月26日，纽伦堡书商约翰·菲利普·帕尔姆（Johnn Philip Palm，1766—1806）因在其出版的《深受凌辱的德国》（Deutschl and inseinertiefen Erniederigung）小册子中号召武力反抗法国的侵略而被处死。

德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在思想意识方面最为敏感的群体。曾几何时，他们为法国革命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欢呼雀跃，如今面对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和压迫，这一群体也首先萌生了现代性的民族意识，出现了以反对拿破仑统治为背景的民族觉醒。早在1797年，歌德就在他与席勒合作出版的《讽刺体短诗》（Xenien）中，带着失望的情感提出了德意志民族的问题：“德国！她在哪里要找到这一国度，显然只有在梦里”。随后，这位大文豪又以同样的心态写道：“构成一个民族，是你们的希望，但是，德意志人，那只是徒然空想。”萨克森作家约翰·戈特弗里德·索伊默（Johann Gottfried Seume，1763—1810）也表达了与歌德相类似的看法，认为德国的问题首先来自内部，国家分裂和社会不平等造成了德意志民族的软弱无力。德国要强大起来，必须割除陈腐的旧制度，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他指出，德意志战败的原因在于其腐朽的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是诸侯和贵族们的杰作”，“只要我们不废除特权，我们可以给法国人以打击，但永远无法战胜他们……一个民族更有必要防范内部的敌人而不是外来之敌。外来之敌鲜少能摧毁一个民族。”

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在“唤醒”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德意志“国家民族”的政治认同方面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如前所提及，他在1807年末至1808年3月的柏林科学院星期日讲座上，以“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为题，连续发表演说，要求振奋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在回顾德国历史以及德意志人在宗教、政治、文化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后，他得出结论，德意志民族是最完美地代表整个人类的“原始民族”，存在一种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要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努力。著名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则成了当时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鼓动家之一。他以真切感人的诗句鼓动人们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而斗争。在《德意志人的祖国》（Des Deutschen Vaterland）这首名诗中，他以反问的形式问道：“德意志人的祖国是什么是普鲁士是士瓦本是葡萄映红的莱茵河畔还是海鸥翱翔的波罗的海沿岸噢，不！不！不！他的祖国必须更大。”

宗教界人士也加入了促进德意志“国家民族”认同的行列。著名新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将民族问题与神学挂钩，提出“民族是上帝的造物”的命题，认为国家不仅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统治机构和秩序，也是民族共同体的代表，超越个体的民族共同体是以国家为载体进行生活的。因此，德意志民族应该在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中生活。

文化界的其他重要人物也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民族认同问题。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不仅鼓励德意志青年强身健体，而且专门撰写了《为统一而奋斗》（Streben nach Einheit）一书，认为人类最庄严的礼物是“一个上帝，一个祖国，一个家园，一种爱”，要求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威廉·冯·洪堡也明确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德意志必须“构成一个整体”；对于德意志人而言，德国永远是“一个民族，一个人民，一个国家”（Eine Nation，Ein Volk，Ein Staat）。

这一时期德意志民族意识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法和仇法成为凝聚民族意识的共同平台。对抗强大的法国和反抗法国军事占领的需要，使德意志人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来面对共同的敌人。当时德国社会上下各界几乎都对法国抱以极端敌视的态度。在社会上层，自身统治受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军队威胁的德意志传统贵族也明确站到了反法的前列。早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施泰因男爵就提出要组织一支反对“肮脏、无耻和淫荡的法兰西种族”的十字军。出身贵族、以《战争论》闻名于世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视法兰西民族为一个“自负”、“傲慢”、“残暴”的“可恶民族”，宣称每个德国人都必须以“仇恨和敌视”待之。

在文化界，反法仇法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直接号召发动一场“彻底毁灭”的“圣战”，反对西边“那个该死的民族”。著名作家克莱斯特则用饱含仇恨的作品来号召反抗法国人。他在1808年创作了著名戏剧《赫尔曼战役》（Die Hermannsschlacht） ，表明了德意志人的民族信条，强调日耳曼人从古代起就是反抗罗曼国家统治的英雄，具有反抗世界统治和暴政的传统。既然德意志人的祖先曾战胜罗马人，他们当今应该毫不留情地“毁灭”罗曼语族人而证明自己的尊严。他的名言是：“打死他！末日审判不会询问原因。”诗人阿恩特也呼吁“消灭所有恶魔般的法国人”，直言不讳地表示：“我无一例外地痛恨所有的法国人”，“我要让我的儿子记住这一仇恨……我的整个一生都将奉献于此：在德意志人心中扎下对这一民族的蔑视和仇恨。”为此，这位诗人甚至提出了全民皆兵，反抗法国侵略者的主张。体操之父雅恩也宣布：“德国需要一场独当一面的战争……一场反对法国人的武力自卫战争，以充分发展德意志的民族性。”约瑟夫·冯·格雷斯（Joseph von Grres，1776—1848）则形容法国是十足的“恶魔”，宣称一场反对法国的战争将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翘首以盼的统一。换言之，反法战争是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垫脚石。在一些学者眼中，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以施塔迪翁领导的奥地利反拿破仑战争为核心的一系列起义，包括霍费尔在蒂罗尔的起义和席尔等在北德意志地区发动的起义等，就成了“第一次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

一些反法的爱国主义团体和组织也应运而生。其中有柏林出版商格奥尔格·安德里亚斯·赖默尔（Georg Andreas Reimer，1776—1842）在家中定期召集的爱国者团体，1810年由弗里德里希·弗里森（Friedrich Friesen，1784—1814）和雅恩组织的“德意志同盟”，1811年由阿希姆·冯·阿尼姆（Achim von Arnim，1781—1831）和亚当·穆勒在柏林成立的“宴席社团”。还有两个全德性联合组织：一是1808年在柯尼斯堡成立的秘密反拿破仑组织“倡导公德社团”，也称“道德联盟”。二是雅恩于1811年在柏林城外的哈森海德建立的第一个全德性爱国青年组织“体操运动”。该组织宗旨在于，通过锻炼体格这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来参与德意志民族运动。

德意志统治阶层最高集团也打出了德意志民族的大旗，以获取支持。1809年奥地利反对拿破仑的战争虽然失败，但已经具有“民族解放战争”的精神蕴藏其中。卡尔大公在1809年4月发表的《致德意志民族》（An die deutsche Nation）的呼吁中写道：“我们的事就是德国的事。拥有奥地利的德国才是独立和幸福的；只有得到奥地利的支持，德国才能再次回到既独立又幸福的状态。”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也成了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推动者。1813年春，他发表《致我的人民》（An mein Volk） ，号召德国人民掀起反抗拿破仑统治的战争，宣布斗争的目标就是建立德国人民所期望的德意志国家。

可见，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特别是拿破仑在德意志的统治，已经全面激活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风暴即将来临。

二、第六次联盟战争与德意志的解放

第六次联盟战争（Sechster Koalitionskrieg，1812—1814）起因于法俄两国为争霸欧洲大陆而引发的矛盾，主要包括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和德意志解放战争两大内容。新的反法联盟是在拿破仑远征俄国及其失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此期间，瑞典、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一些德意志小邦先后加入对法作战，结成了新的反对法国霸权的战争联盟。

（一）拿破仑远征俄国及其失败

正当德意志各邦展开改革以求“新生”和反法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之际，欧洲政治形势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一方面，经过第五次联盟战争，拿破仑彻底摧毁了奥地利的抗争意志，在欧洲大陆的统治达到巅峰状态。他还通过政治联姻方式进一步确认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巩固自己的地位，在1810年4月与欧洲最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联姻，娶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莎为妻。次年，新的皇位继承人诞生，拿破仑赐以罗马王称号。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一通过战争建立起来的帝国已经潜伏着严重危机。这种危机不仅表现为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的反法民族起义风起云涌和德意志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还特别表现在法俄两国矛盾的日益激化。

法俄关系的恶化首先表现在波兰问题上。1807年签订《提尔西特和约》时，拿破仑为了削弱普鲁士和抑制俄国，试图恢复波兰。但这一计划遭到亚历山大一世的反对，他担心因此危及瓜分得来的波兰领土。最后，拿破仑妥协，只在普鲁士瓜分到的波兰地区建立了华沙公国，回避使用波兰国名。1809年第五次联盟战争结束后，拿破仑不顾俄国的反对，又把奥地利在瓜分波兰中得到的加里西亚并入华沙公国。此外，他曾想通过联姻方式加强法俄两国在《提尔西特和约》中开始的联盟关系，向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卡塔琳娜·帕芙罗芙娜（Katharina Pawlowna Romanowa，1788—1819）提出了求婚，但遭到拒绝。拿破仑因此感到不满。他不仅没有批准沙皇与法国大使在1810年1月签订的规定永远不得重建波兰的条约，反而答应波兰贵族恢复1772年的波兰疆界，从而直接威胁到俄国的既得利益。

法俄两国在德意志问题上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亚历山大一世不能容忍拿破仑统治莱茵邦联，更不能容忍他操控普鲁士和奥地利。因此俄国虽然在《提尔西特和约》中不得不与强势的法国结盟，却同时保持着与反法联盟的友谊。亚历山大一世甚至还鼓励普鲁士等待复仇时机，要求拿破仑从普鲁士撤军，鼓动奥地利举兵反法。1809年奥地利起兵反法时，作为法国盟国的俄国只是象征性地摆了一下姿态，而没有实际行动。所有这些都使拿破仑大为不满，他因此在1810年12月兼并了与沙皇有亲缘关系的奥尔登堡大公国，以为报复。亚历山大一世为此非常恼怒。

东方问题也是法俄两国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自彼得一世（PeterⅠder Groβe，1672—1725）以来，夺取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一直是俄国所追求的目标，而拿破仑也想把巴尔干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不仅鼓动土耳其反对俄国，而且阻止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并入俄国。俄国因此非常不满。

两国围绕大陆封锁的斗争也日趋激烈。根据《提尔西特和约》，俄国接受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然而拿破仑在实行大陆封锁时，采取了内外有别的政策。他一方面允许法国商人与英国进行贸易，另一方面却要求俄国没收那些装有英国货物驶入俄国港口的中立国船只。更重要的是，大陆封锁给俄国经济带来了极大损害。根据大陆封锁令，俄国不得向英国出口谷物、木材、亚麻等产品，也不得从英国进口纺织品、咖啡、茶叶、烟草、蔗糖等产品。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俄国企业因此陷于破产境地，俄国国家财政税收受到严重影响。因此，1810年以后俄国方面的封锁已经形同虚设。1810年底，俄国正式表示脱离大陆封锁体系。此后，大量源自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商品涌入俄国，又从俄国转运到欧洲其他国家，大陆封锁体系趋于瓦解。此外，为了保持贸易平衡，俄国还于12月31日宣布禁止进口奢侈品，使许多向俄国出口丝绸、葡萄酒和香水的法国企业受到重创。法俄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1811年，法俄两国都开始从军事方面准备战争。拿破仑不仅在国内征集和训练新兵，而且不断征集和扩充受其控制的包括德意志各邦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军队。到1812年初，法国征集的军队已达到60多万人。亚历山大一世也深知与法国的冲突不可避免，故而大力进行军事准备。俄军不仅在里加和基辅等地大量建设防御工事，而且快速扩充兵员。到1812年5月，俄军总兵力已经达到43万人。

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德意志各邦，特别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邦国成为法俄拉拢的对象。

亚历山大一世先是通过许诺把挪威给予瑞典而将后者拉到自己的一边，然后又转而拉拢普鲁士和奥地利。1811年2月底，他致信普王和奥皇，向他们透露了准备与法国开战的计划。普王也有意谋求俄国的支持，派沙恩霍斯特前往圣彼得堡，于10月17日签订了俄普联盟协定。根据该协定，如果普鲁士遭到法国攻击，普军将后撤到俄国领土上，与俄军联合作战。此后沙恩霍斯特又受托前往维也纳，打探奥地利对结成反法联盟的态度。但是1809年10月接替施塔迪翁出任首相的梅特涅认为，此时法国过于强大，必须与法国友好相处，以保证奥地利的安全，因此在1811年12月拒绝了普鲁士的结盟建议。他甚至多次劝告沙皇避免对法战争。

普奥两国也成为拿破仑竭力拉拢的对象。不过，与亚历山大一世不同，这位如日中天的法国皇帝采取的是不可一世的威胁手段。他迫使普鲁士于1812年2月下旬签订了联盟条约。根据该条约，普鲁士不仅允许法国军队驻扎境内，为法军提供给养，而且要派兵参加征俄大军。3月，被法军吓怕了的普王批准了条约。一些普鲁士军队中主张对法作战的将领因失望而辞职或出逃：沙恩霍斯特引退，格奈泽瑙出使伦敦，博伊恩和克劳塞维茨等人逃往俄国。施泰因也应亚历山大一世的邀请去了俄国。奥地利则于1812年3月与法国签订了同盟条约，答应出兵3万参加远征俄国。

虽然普奥两国迫于拿破仑的压力而不得不与法国结盟，但它们都不想得罪俄国。普王在与法国签订同盟条约的同时，明确告诉俄方，一旦战争爆发，普鲁士只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与俄国交恶，因为普鲁士还期待着有朝一日与俄国结盟。奥地利也明确向沙皇表示，奥地利对俄国作战只是形式上的，“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增派援军”。两国甚至在6月签订了秘密协定。梅特涅的这种两面派手法保证了奥地利的安全，同时也为其日后留下了选择空间。

有趣的是，战争开始后，双方阵营中都有德意志因素在起作用。

1812年春天，拿破仑远征俄国的备战工作完成。2月法军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瑞典所属前波美拉尼亚和吕根岛。3月28日，法军进入柏林。5月下旬，拿破仑到达德累斯顿，在此举行了包括奥皇、普王和众多附庸国君主在内的君主会议，决定发动对俄国的远征。

6月24日，拿破仑率领的庞大军团渡过涅曼河，开始了俄罗斯远征。在这次远征俄国的战争中，法国方面投入军力达70万人以上，其中61万多人在战争过程中相继越过边界。这是一支庞杂的大军，除了法军外，还有波兰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等。

需要指出的是，来自德意志各邦的军队占据了拿破仑远征俄国军团的1/3。莱茵邦联各成员提供了10万以上的兵员，其中巴伐利亚提供3万多人，威斯特伐利亚提供2.7万人，小邦绍姆堡利帕提供的兵员仅150人。除了巴伐利亚、威斯特伐利亚和萨克森等邦的军队组成自己的军团外，其他小邦的军队直接编入法军。奥地利和普鲁士则分别提供3万人和2万人参加远征俄国。

从整个战略布局看，拿破仑率领的主力部队在中间，主攻维尔纽斯和斯摩棱斯克方向；麦克唐纳元帅（étienne Jacques Joseph Alex and re Macdonald，1765—1840）率领一支包括普军在内的军团从北侧推进；施瓦岑贝格侯爵（Karl Philipp Fürstzu Schwarzenberg，1771—1820）率领的奥军从南侧呼应，负责监视俄军。拿破仑企图速战速决，尽快与俄军主力决战，给予其毁灭性打击，结束战争。

俄国的军事准备不如法国。俄军总兵力只有40多万人，而且分散驻扎。其优势在于：国土广袤，可以争取时间，以逸待劳；冬天寒冷，不利于劳师远征的敌人作战。更重要的是，这里聚集了来自德意志的许多反法志士，包括施泰因等人，他们成为沙皇反对法国入侵的重要顾问。此外，在奥尔登堡公爵彼得·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Peter Friedrich Ludwig von Oldenburg，1755—1829）的鼓动下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下，包括阿恩特、克劳塞维茨等在内的一批德意志反法自由斗士于1812年组成了“俄德军团”。在战略方面，面对优势的法军，俄军接受了流亡的普鲁士将军法尔（Karl Ludwig August Friedrich von Phull，1757—1826）的建议，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大举后撤，避免决战，坚壁清野，使敌人在追击中精疲力竭，消耗实力。

法军进入俄国之后，俄军总司令巴克莱（Barclay de Tolly，1761—1818）为避开拿破仑大军的锐气，采取了后退避免决战的策略。俄军接连撤出维尔纽斯、德里萨、维特布斯克等地。8月17日俄军在斯摩棱斯克与法军展开血战，然后主动撤出该城，继续撤退。由于没有决战就放弃斯摩棱斯克并焚毁该城，亚历山大一世为平息不满，解除了巴克莱的职务，67岁的库图佐夫接替俄军总司令之职。库图佐夫继续巴克莱的撤退策略。9月4日俄军退至博罗迪诺，次日法军也赶到该地。9月7日，双方军队在此激战，即著名的博罗迪诺战役（Schlacht von Borodino）。在这一战役中，双方损失巨大，法军损失3万人，俄军损失5万人。此后，库图佐夫为保存实力，决定放弃莫斯科。9月14日拿破仑率领法军进入已经撤离一空和被烧毁的莫斯科城。

拿破仑原本以为占领俄国首都就会迫使俄国议和，但是俄国拖延不予答复，以致法军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个多月。由于严冬来临，给养不济，加之俄国军民的打击，法军最终不得不于10月19日从莫斯科撤退。沿途之上，由于严寒、饥饿和疫病侵袭，加之俄军正规军、哥萨克骑兵和游击队的追击，当法军渡过别列津纳河逃出俄军包围圈，于12月底抵达涅曼河时，60万大军已经只剩下2万余人。拿破仑本人则丢下军队，先行返回法国，准备重新组织军队。

参加拿破仑征俄大军的德意志各邦军队，特别是莱茵邦联的军队，损失极其惨重。巴伐利亚3万士兵参加远征，到12月中旬只剩下68人；2.7万名威斯特伐利亚军队只有800人返回故里；符滕堡派出的军队只有380多人踏上归途；到12月底，巴登派出的7000名军队只剩下40名可作战人员和100名病号；萨克森骑兵旅在博罗迪诺战役中几乎完全被消灭，只有55人生还；梅克伦堡派出2000名军队，仅有59人生还。只有作为支援军团的普军和奥军损失相对较小。2万人的普军还剩下1.5万人。奥军则从出发时的3万人减少到了2万人。

（二）德意志解放战争；拿破仑帝国的垮台

拿破仑在俄国的军事失败成为雄霸一时的拿破仑帝国走向终结的转折点，也是欧洲大陆政治格局的转折点，为德意志的解放提供了机遇。

实际上，在拿破仑征俄大军撤出俄国后，已经筋疲力尽的库图佐夫并没有越界追击。他认为俄国无需再继续战争。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在施泰因的鼓动下，决定继续向溃退的法军进攻。他们还号召德国人民奋起反抗，要求德意志各邦诸侯反正，否则将被废黜。

在德意志各邦中，普鲁士首先打出了解放的大旗。早在1812年11月，俄军将领保卢茨（Philipp Marquis Paulucci，1779—1849）就已经与率领普军支援军团的约克将军联系，敦促其参与对法作战。12月，约克将军率领的普军与麦克唐纳元帅的法军被俄军切开。于是这位早有反法之心的普鲁士将军在未经普王授权的情况下，于12月30日和以克劳塞维茨为顾问的俄国将军迪比奇（Hans Karl Friedrich Anton Graf von Diebitsch-Sabalkanski，1785—1831）在陶罗根附近帕舍仑村的磨坊签订“陶罗根协定”（Konvention von Tauroggen） ，宣布普军停火中立，并允许俄军进入东普鲁士追击敌人。克劳塞维茨称这一行为是“历史上最勇敢的举动”，它成为随之而来的德意志解放战争（Deutscher Befreiungskrieg）的发端。在陶罗根协定之后，作为沙皇顾问的施泰因以沙皇代表的身份到达东普鲁士，于1813年2月5日在柯尼斯堡召集等级议会，建立了临时行政管理机构，组建民兵和自由射手，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局面。

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起初对于约克的擅自主张颇为不满。他在获悉约克签订陶罗根协定的消息后，以违背命令为由，宣布协定无效，并免去约克的职务。只是相关指令并没有真正落实。此外，他也对施泰因在东普鲁士的作为表示不满，担心反拿破仑的起义会归于失败。然而，受拿破仑在俄国惨败的消息的鼓励和阿恩特诗歌的感染，此时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流已经席卷普鲁士各省，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不可遏制。

面对上述形势，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才听从哈登贝格的意见，于1813年1月22日从法国控制下的柏林来到布雷斯劳。2月3日，普王号召建立志愿狙击军团。2月9日，在沙恩霍斯特的敦促下，普王又宣布，整个战争期间取消17岁到24岁男子的免役待遇，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通过解放战争实现普鲁士和德意志的自由和权利。同时，他派遣克内泽贝克（Karl Friedrich von dem Knesebeck，1768—1848）前往俄军大本营拜见沙皇，商讨联盟问题。起初，双方在领土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普鲁士要求恢复1806年时的边界，而亚历山大希望得到原先普鲁士占有的波兰领土，只答应给普鲁士等量的领土。最后，施泰因受沙皇委托前往布雷斯劳，说服普王让步。2月27日和28日，俄普两国分别在布雷斯劳和俄军最高司令官库图佐夫的卡利施大本营签订同盟条约，普鲁士结束了摇摆不定的立场，最终站到了俄国一边。根据《卡利施条约》（Vertrag von Kalisch） ，俄国出兵15万，普鲁士出兵8万，共同对法国作战。3月10日是王后路易莎的生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专门设立了“铁十字”勋章，用于奖赏献身解放战争者。3月15日沙皇到达布雷斯劳。3月16日普鲁士正式向法国宣战。

3月17日，普王发表由国务顾问希佩尔（Theodor Gottlieb von Hippel，1775—1843）起草的《致我的人民》书，号召普鲁士和德意志人起来进行一场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宣称这是“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关乎“我们的生存、独立和福祉”。普王还命令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组建民兵和战时后备军。普王的号召被视为德意志解放战争开始的标志。与普王3月17日的号召相呼应，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也以沙皇的名义于3月25日发表《卡利施宣言》（Proklamation von Kalisch），号召每一个有尊严的德意志人参加俄国和普鲁士的解放计划，将德国从“异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由德意志各邦诸侯和人民作主，制定一部具有“德意志民族固有精神的”德国宪法。

虽然普鲁士对法宣战是拿破仑在俄国战场失败的结果，普王在选择与俄国结盟时也犹豫再三，而且扮演的只是配角，但是就其影响而言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实际上将普鲁士国王放到了德意志民族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的领袖位置上，从而有利于提升普鲁士的政治和军事地位。由普鲁士开始的解放战争立即在德国掀起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潮，人们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兴奋和献身精神。许多德国人踊跃组建志愿军团，投身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行列，其中以吕措夫军团（Lützowsches Freikorps）最为著名。

在国际上，1813年3月3日瑞典与英国结成联盟，3月23日瑞典向法国宣战。4月英国与普鲁士、俄国签订条约，向两国提供补助金。第六次反法联盟形成。只有奥地利仍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梅特涅既惧怕拿破仑卷土重来的力量，又担心俄国力量过于强大，害怕出现“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局面，因此他宁愿继续观望。

虽然新的反法联盟已经形成，但是该联盟在1813年春季所面临的形势依然很严峻。尽管英国、瑞典已经加入联盟，但是在战场上暂时仍只有俄、普两国对付拿破仑。拿破仑在1813年春天迅速重新组建了一支35万人的军队，通过法兰克福向萨克森进军，他还命令与法国结盟的相关德意志邦国派出军队同行。而当时俄国派往第一线的兵力只有7万人左右，普鲁士经过动员征召，正规军达到12万余人，另有约15万后备民兵。因此，拿破仑在军队规模上仍处于优势。面对法军的优势兵力，联军最高指挥官库图佐夫并没有采纳沙恩霍斯特提出的迅速纵深进击德国的建议，而是缓慢地经过萨克森，向图林根进发。

1813年4月初，得到加强的法军在易北河下游和中游地区迎击俄普联军。4月2日和5日，两军分别在吕内堡和缪尔凯恩展开血战。4月底，接替库图佐夫（已经去世）的俄军总司令维特根施泰因侯爵率领俄普联军9万人到达图林根东部的莱比锡地区，与拿破仑率领的12万大军相遇。5月2日，双方军队在吕岑附近爆发格罗斯格尔申会战（Schlachtbei Groβgrschen） ，结果联军失败，被迫撤出萨克森，退到施普雷河右岸布防。沙恩霍斯特在这一战役中腿部受伤，不久去世。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Friedrich AugustⅠ，1750—1827）也因此又站到了法国一边。5月20—21日，双方军队又在包岑展开激战，法军虽然遭受重大伤亡，仍取得胜利，俄普联军则再次遭到重创，被迫继续向西里西亚后撤。

然而，就在这时，拿破仑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他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向联军提出了停火的建议。6月1日双方临时停火36小时，6月4日双方签订了《普莱斯维茨停战协定》（Waffenstilstand von Pleiswitz） ，又称《波伊施维茨停战协定》（Waffenstilst and von Poischwitz），规定正式停火至7月26日。后来停火期限又延长至8月10日。他想借此机会加强自己的军力，却同时给了对手以喘息之机。实际上，此时拿破仑手中尚有10万兵力，而联军已经只有6.5万人。

在停战期间，双方都积极备战，但联军受益明显多于法军。俄普两国不仅在失败和惊恐中稳住了阵脚，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反法联盟的力量。6月14日，普鲁士与英国签订《赖兴巴赫协定》（Konvention von Reichenbach） ，规定英国从财政和军事上支持解放被法国占领的普鲁士和汉诺威。奥地利也加入到反法联盟行列。拿破仑原本想把保持中立的奥地利拉入自己的阵营，他甚至提出由皇后玛丽·路易莎担任摄政，以讨好奥地利。但是梅特涅的目标是，在欧洲大陆构建一种均势，既不想法国也不想俄国过于强大。同时他也想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以强化奥地利的政治地位。6月27日，俄普奥三个大陆强国签订《赖兴巴赫条约》（Vertrag von Reichenbach） ，确定了对法国媾和的条件，并由奥地利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通知拿破仑：解散华沙公国；伊利里亚归还奥地利；恢复汉萨同盟各城市的独立地位；重建普鲁士，法军从普鲁士各要塞撤出。若法国拒绝上述条件，奥地利将出兵15万参加对法战争。随后梅特涅以调停人身份到德累斯顿会见拿破仑，称奥地利在强制调停，若调停被拒绝，奥地利将加入联军方面作战。但是拿破仑拒绝了奥地利的调停。8月11日，奥地利向法国宣战。联军力量因此大大加强。

面对余威犹在的军事天才拿破仑，多次遭到失败的联军也开始改变战略。6月12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Jean-Baptiste Bernadotte，1763—1844）共同制订了“特拉亨贝格战争计划”（Trachenberg-Plan；Trachenberger Kriegplan）。该计划是听取了曾经是法军元帅的贝尔纳多特和奥军总参谋长拉德茨基（Josef Wenzel Radetzky von Radetz，1766—1858）的意见后形成的。根据该计划，联军分成相互照应的三支队伍，它们分别是：施瓦岑贝格率领的主力部队波希米亚方面军，共25万余人（奥军12.7万人，俄军8.2万人，普军4.5万人） ；布吕歇尔将军率领的西里西亚方面军，共10万余人（俄军6.6万人，普军3.8万人） ；贝尔纳多特率领的北方军，共12万多人（普军7.3万人，俄军2.9万人，瑞军2.3万人）。战争原则是，敌进我退，有计划地回避拿破仑，只与其下属交战，以避敌军锋芒。最后目标是，三支队伍汇合，与法军进行决战。

8月15日，布吕歇尔首先在包博尔河畔向法军发起进攻，揭开了1813年秋季战役的序幕。拿破仑试图通过迅速有力的决战挫败新的反法联盟。因此他立即赶来迎击，但是布吕歇尔却迅速撤出了战斗。此后，他转而向德累斯顿进发，迎击施瓦岑贝格。8月26日和27日的德累斯顿战役（Schlacht von Dresden）中，拿破仑取得了对联军的胜利。然而其他各路法军却纷纷被联军打败。8月26日麦克唐纳元帅在卡茨巴赫被布吕歇尔打败，8月30日旺达姆将军（Dominique Joseph Vandamme，1771—1830）在库尔姆被克莱斯特（Friedrich von Kleist，1762—1823）打败，9月6日奈伊统率的法军在登内维茨被比洛（Friedrich Wilhelm Freiherrvon Bülow，Grafvon Dennewitz，1755—1816）打败。法军开始陷于被动。

与拿破仑的不利形势相反，反法联盟由于胜利而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壮大。9月9日，哈登贝格、梅特涅和俄国国务秘书涅谢尔罗杰（Karl Robert Graf von Nesselrode，1780—1862）在泰普利茨签订普奥和普俄双边条约，即所谓的《泰普利茨同盟条约》（Allianzvertrge von Teplitz）。该条约规定：要在欧洲“重建合理的力量均衡”；将根据1805年的状况重建普鲁士、奥地利、汉诺威和北德各邦；解散莱茵邦联。10月3日，英奥两国也在泰普利茨签订同盟条约。10月8日，由于梅特涅的鼓动，巴伐利亚的弗雷德伯爵（Karl Philipp Graf von Wrede，1767—1838）与奥地利的罗伊斯侯爵（Fürst HeinrichⅩⅤzu Reuβ，1751—1825）签订《里德条约》（Vertrag von Ried） ，据此，巴伐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得到保证；巴伐利亚脱离莱茵邦联，转而加入反法联盟，出兵参加对拿破仑的战争。《里德条约》是对拿破仑极其沉重的打击，它不仅在面临决战之际削弱了法军力量，而且为其他莱茵邦联成员树立了仿效的榜样。

与此同时，一场决定性的会战已经在莱比锡悄然准备着。由于法军在8月和9月遭到一系列的军事失败，而且又无法找到敌人决战，加上补给困难和部队减员迅速，拿破仑不得不从德累斯顿后撤，于10月14日到达莱比锡附近集结。联军则遵循已有计划，由贝尔纳多特从北面，施瓦岑贝格从南面，分头进击莱比锡。这时，拿破仑在莱比锡周围的军队只有16万人，而联军则有32万人，占有明显优势。

10月16日，决定欧洲和德意志命运的莱比锡民族大会战（Vlkerschlachtbei Leipzig）在莱比锡周围展开。从阵势上看，在这一战役中，欧洲大陆上所有的统治者几乎悉数登场，包括三位皇帝、三位国王、两位王储和众多的亲王和诸侯。清晨，施瓦岑贝格的联军主力首先在城南的瓦豪发起进攻。拿破仑因等待麦克唐纳的援军，没有进行决定性的进攻。在北面，布吕歇尔属下的约克军团向马尔蒙（Auguste de Marmont，Duc de Raguse，1774—1852）率领的法国军团发起进攻，并将敌人赶出了默凯恩。与此同时，贝尔纳多特的北方军和俄奥两国的支援部队正在赶来。面对这一不利局面，拿破仑于17日向联军提出停火建议，以争取时间，同时将他的部队转入防御阵地。但是，联军没有接受拿破仑的建议，并于18日发起进攻。此后，虽然拿破仑打退了波希米亚方面军的进攻，西里西亚方面军和北方军却在莱比锡北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诺曼伯爵（Karl Graf von Normann-Ehrenfels，1784—1822）率领的萨克森军队和符滕堡军队阵前倒戈，更加速了法军的失败。最后，法军被迫退入莱比锡城内。18日夜间直到19日，法军开始撤退。19日中午，当比洛率军攻克莱比锡时，城内已经只有法军丢下的2万伤兵和病号。在这场战役中，双方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中，联军伤亡5万多人，法军死伤6万人。联军之所以在该战役中能够取得胜利，一是大的战略格局非常有利，二是在兵力上拥有绝对优势。

莱比锡战役标志着拿破仑在德意志的统治开始崩溃。战役结束后，这位法国皇帝带着8万残兵败将一路向西狂奔，经爱尔福特等地，抵达美因河。10月30—31日，拿破仑在哈瑙击败了准备拦截他的弗雷德将军指挥的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军队，11月1日在美因茨渡过莱茵河，回到法国境内。曾经加入法国方面作战的各德意志邦国也纷纷倒戈或瓦解。在得到梅特涅给予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证后，符滕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和拿骚等莱茵邦联成员立即效仿巴伐利亚，投入联盟一边。威斯特伐利亚、贝格和法兰克福等法国扶植起来的邦国则解体，其所属领土，一部分由原先被赶走的诸侯占领，一部分由施泰因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管理。到1813年底，莱茵河东岸的德意志地区已经基本解放。

在联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联军内部就是否越过莱茵河进攻法国出现了分歧。梅特涅担心过于强大的俄国会危及奥地利的利益，企图与拿破仑妥协，以便保留一个强大的法国与俄国抗衡；同时他也和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一样，一方面需要动员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为“自由”和“解放”而斗争，另一方面又要抑制因此鼓动起来的臣民们的民族激情。因此，他力主议和。普王实际上也倾向于放弃早在1795年就已经割让出去的莱茵河西岸地区。只有沙皇力主把战争推进到法国。11月召开的法兰克福和平会议上，根据梅特涅的建议，反法联盟提出在保留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为法国“天然疆界”的基础上与法国和谈，但遭到拿破仑的拒绝。

1814年1月，联军兵分三路越过莱茵河，进入法国境内。施瓦岑贝格的主力军团在巴塞尔渡过莱茵河，占领朗格勒高地；布吕歇尔的军队则于除夕之夜在考布渡过中莱茵，进入香槟地区；北方军的一部由贝尔纳多特率领对丹麦作战，另一部则在比洛的率领下经比利时进入法国北部。此后，战争双方互有胜负。布吕歇尔于2月1日在拉罗特埃尔取得了对拿破仑的一次重大胜利，但在2月10—14日的尚波贝尔、蒙米赖和沃尚等战役中被法军打败。施瓦岑贝格则于2月27日在奥布河畔巴尔打败了法军。3月7日拿破仑在克拉纳战役（Schlacht bei Craonne）中打败了俄军，却在9—10日的拉昂战役（Schlacht bei Laon）中被俄军打败。

在此期间，联盟内部再次出现分歧。梅特涅主张暂停军事行动，进行和谈。沙皇主张坚决进行战争，推翻拿破仑，除去其最可怕的对手。他的主张得到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Henry Robert Stewart Viscound Castlereagh，1769—1822）的支持。3月1日，联盟在肖蒙召开会议，协调立场。3月9日英、奥、俄、普四国签订《肖蒙条约》（Vertrag von Chaumont） ，重申不单独与法国媾和，法国必须退回到1792年以前的疆界，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要在民族独立和均势的基础上重建欧洲和平。

此后，联军迅速向巴黎推进。3月21—22日，联军在奥布河畔阿尔西战胜拿破仑。3月25日联军又在打败了马尔蒙和莫蒂埃（édouard Mortier，1768—1835）率领的防守巴黎的法军。3月30日普军和俄军分别从北面和东面攻入巴黎。31日亚历山大一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不得不在枫丹白露宣布退位。4月11日，拿破仑与奥、俄、普等国签订《枫丹白露条约》（Vertragvon Fontainebleau） ，拿破仑及其继承人放弃法国和意大利的王位，但是他获得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Elba）作为终身居住地，并享受君主权力；皇后玛丽·路易莎获得意大利的帕尔马公国；其子将继承母亲的遗产和帕尔马公爵头衔。法王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Graf von Provence）回国登位，即路易十八（LudwigⅩⅤⅢ，1755—1824，1814—1824年在位）。第六次联盟战争结束。

5月9日，反法联盟与法国开始和平谈判。由于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利用反法联盟的分歧，取得了亚历山大一世的支持，加之联盟各国政治家不愿让复辟的波旁王朝承担过重的压力，双方于5月30日签订了对法国相当宽容的《第一巴黎和约》（Erster Pariser Frieden）：法国保持1792年1月1日前的疆界；荷兰、瑞士、德意志各邦恢复独立；英国归还战时获得的除毛里求斯、马耳他、多巴哥和圣卢西亚外的大部分法国殖民地；订约各方在两个月内赴维也纳，讨论补充和完善该和约的各项安排。和约既没有要求战争赔款，也没有要求归还拿破仑从被征服国家掠夺来的艺术品。

《第一巴黎和约》对德意志问题的处置明显违背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德意志各邦除了从拿破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外，在领土问题上根本就不像胜利者。莱茵河西岸等许多原先属于德意志的地区仍处于法国统治之下。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即将召开的维也纳会议来解决。

第二节 维也纳会议和德意志的新秩序

一、维也纳会议

拿破仑帝国垮台后，各战胜国根据《第一巴黎和约》的规定，于1814年10月1日至1815年6月9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全欧性国际会议，即著名的维也纳会议（Wiener Kongreβ）。200个左右国家、领地、城市的代表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众多的皇帝、国王、大公、公爵、侯爵、政治家、外交家聚会维也纳，核心人物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普鲁士总理大臣哈登贝格等人。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俄、英、奥、普四大战胜国。实际上，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由这四个国家策划决定的。大会的主要目的是要在长达22年的战争之后重新确定欧洲各国的疆界和秩序。这次大会的东道主是奥皇弗兰茨一世，实际扮演主角的却是主导奥地利外交事务的梅特涅。正是在梅特涅的杰出外交手腕的运作下，古老的哈布斯堡君主国最后一次在欧洲外交舞台上担任了“领导性的力量角色”。梅特涅办公所在的巴尔豪斯普拉茨宫（Palais am Ballhausplatz）则成了欧洲的政治中心。

维也纳会议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国际盛会。其一，除土耳其之外的欧洲政要几乎都参加了会议。担任大会秘书长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在一封信中描绘了这一大会的盛况：“维也纳这座城市展示出从未有过的不可思议的光景。这里汇聚了欧洲所有的显赫人物，他们都以引人注目的方式登场。”其二，会期长达8个多月，延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其三，会议打破了传统的国际会议模式，整个会议在歌舞升平中进行。当时的奥地利政府竭尽所能，力图使来自全欧洲的政要们都过得舒服些，因此会议安排了一系列的社交和娱乐活动。与会的奥地利元帅利格纳侯爵（Charles Joseph Fürst de Ligne，1735—1814）戏称维也纳会议为一次“跳舞会议”，因为会议始终在“跳舞”中进行。几乎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在歌舞中作出的。他有关此次会议的描述也成为日后史家争相引证的经典素材：“欧洲就在维也纳。政治的地毯完全由各种庆典交织而成。会议不是在走着而是在跳着前行。”

各战胜国宣扬维也纳会议的目的是处理战后问题，重建欧洲的社会秩序和建立“持久和平”，实际任务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旧欧洲政治秩序；重新划分欧洲版图和瓜分海外殖民地；建立新的欧洲国际政治体系。其中，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冲击最大的德意志无疑是各列强关注的焦点。

维也纳会议是一个传统贵族居于支配地位的会议，其政治取向不言而喻。俄、奥、英、普四国在恢复欧洲封建秩序问题上态度一致，但是在分割领土以及建立新的欧洲国际政治体系方面充满了矛盾。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统治；保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乃至整个中欧地区的领导地位；在欧洲建立一种均势体系，既防止俄国也防止法国在欧洲大陆称霸。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自恃在打败拿破仑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希望获得波兰的绝大部分作为报酬，建立由他兼任国王的波兰王国；保持德意志的分裂局面，以便控制中欧；倚仗强大的军事力量确立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英国代表卡斯尔雷也主张建立一个均势的和保守稳定的欧洲，既反对俄国过分强大，也希望削弱法国这个海外殖民争霸的老对手。他希望加强中欧的奥地利和普鲁士，以便牵制法俄两国。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希望利用这次会议为普鲁士谋取最大的利益。他要求尽可能多地获得领土补偿，提高普鲁士的地位，准备与奥地利争夺在德意志的领导权。战败国法国的主要目标则是尽可能减少损失，维护它的大国地位和领土完整，同时反对德意志的统一努力。圆滑的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充分利用反法联盟内部的矛盾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最后把四强会议变成了五强会议。

维也纳会议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遵循了五条原则。一是塔列朗提出的所谓“正统原则”（Legitimittsprinzip）。根据该原则，必须清除拿破仑建立起来的欧洲国际体系，恢复波旁王朝等旧的合法王朝的统治。塔列朗提出这项原则，目的有二：一方面想以此来保障革命前的法国疆界，另一方面他要以此掩饰法国的战败国地位，取得与其他战胜国同等的权利。第二是所谓的“复辟原则”（Restaurationsprinzip） ，即恢复1789年以前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根据这一原则，虽然无法完全恢复因革命造成的所有变动，但必须尽可能地消除诸如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等革命的因素。第三个原则是对内“君主专制”（monarchische Autoritt）。第四个原则是对外政策方面的“团结一致”（Solidaritt）。这两大原则主要是用以确保恢复革命前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稳定传统贵族精英的统治，使各国君主在面对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时能够一致对敌。第五是均势原则（Gleichgewichtsprinzip）。这一原则的目标是要重新建立欧洲的均势格局，防止因争霸而发生战争。

欧洲各国君主为了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恢复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都接受了“正统原则”。但是在疆界的重新划分等问题上，列强之间显然矛盾重重。

波兰和萨克森问题是列强斗争最激烈的焦点，会议为此一度险些破裂。1813年，在追击拿破仑军队的过程中，俄军占领了华沙公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因此明确提出在华沙公国之上建立由自己担任国王的波兰王国。这一要求遭到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对。普鲁士认为，自己是对法战争的胜利者，应该恢复1805年以前的领土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有更多的斩获，其中包括得到汉诺威，因此不愿意把瓜分波兰过程中获得的领土转让给俄国。但是它不敢得罪俄国，而汉诺威又是英国国王的属地，所以转而要求得到拿破仑的同盟者萨克森作为补偿。俄国为了获得波兰，明确支持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既反对俄国吞并华沙公国，也反对普鲁士吞并萨克森，担心两者会因此增强力量，威胁欧洲均势和奥地利在德意志的领导地位。英国也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的要求，担心俄国过分强大会破坏欧洲均势格局。法国既不愿意俄国得到波兰，也不愿意普鲁士吞并萨克森。塔列朗担心一旦普鲁士获得富庶的萨克森，力量会迅速增强，威胁邻国的安全。起初，这位法国外交大臣以“正统原则”为幌子，要求让在战争中被俘的维廷王室（Haus Wettin；Wettiner）的萨克森国王兼华沙公国公爵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复位，在没有得到其他列强响应的情况下，就加入奥地利和英国一方。得不到萨克森的普鲁士十分恼怒，开始进行军事准备，欲通过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反法联盟开始分裂，陷于战争边缘。

基于反对俄普两国扩张计划方面的一致性，加之面临着普鲁士的战争威胁，英、奥、法三国在英国的推动下，于1815年1月3日签订了一个针对俄、普的秘密同盟条约。荷兰、巴伐利亚和汉诺威也加入了这一条约。根据该条约，如果缔约国一方遭到来自一国或几国的威胁时，其他两国要给予援助；若和平方式的援助不能奏效，其他两国应各出兵15万援助遭受进攻的盟国。三国相约不单独与敌人媾和。

亚历山大一世不愿冒险与三大国开战，遂在波兰和萨克森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他提议分割萨克森和再次瓜分波兰。卡斯尔雷也支持这一建议。冲突风险因此得以化解。1815年1月7日召开了包括法国第一次参加的五强大臣委员会会议。2月11日，经过激烈的斗争，各方终于在波兰和萨克森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据此，俄、普、奥对波兰进行了第四次瓜分，普鲁士在萨克森问题上的要求也得到了部分满足。

二、欧洲政治地理的变化和德意志的新秩序

维也纳会议通过领土疆域的划分确立起新的欧洲政治地理。战败的法国和丹麦等国领土有所损失。就法国而言，由于塔列朗以退为进，提出“正统原则”，虽然必须退还1795年到1810年间兼并的领土，却保住了1792年以前的疆域，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同时法国还获得了与其他欧洲列强平等的权利，大国地位得到确认。丹麦由于支持拿破仑而受到惩罚。根据1814年1月14日英国、瑞典与丹麦之间签订的《基尔和约》（Frieden von Kiel） ，丹麦必须割让挪威给瑞典。与此同时，它获得吕根岛和前波美拉尼亚，但这两块地方要割让给普鲁士。作为补偿，丹麦获得劳恩堡公国和一笔补偿金。

俄国获得了华沙公国的大部分，组成了新的由沙皇统治的波兰。同时，它抢夺的芬兰领土和比萨拉比亚地区也得到确认，俄国势力因此进一步向西方扩张。英国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获得的好处得到确认。马耳他、赫尔果兰等岛屿仍保留在英国的控制之下，地中海上的爱奥尼亚群岛也落入英国人保护之下。

此外，为了遏制法国，防止其再次威胁欧洲均势，会议决定增强法国周边国家的力量。在法国东边，德意志大邦普鲁士成为与之相邻的国家；在东北部，荷兰由于兼并了原来的奥属尼德兰和马斯河地区而进一步扩大；在东南部，撒丁王国收回萨伏依、皮蒙特和尼斯，还获得了热那亚。两国因此上升为中等强国。

其他国家，诸如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等，都恢复了旧的王朝统治。意大利则由于奥地利控制着上意大利地区，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维也纳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德意志问题。德意志问题的处理最终要根据各欧洲列强的要求来加以设定。1814年5月30日的《第一巴黎和约》第六条规定，“德意志各邦独立并且通过联邦形式统一起来”。但是有关战后德意志问题的具体安排，包括各邦领土的划分和调整、新的宪法结构和政治秩序等，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维也纳会议上，各大国根据意见一致的原则对德意志各邦的领土进行了调整和重新划分，相关结果一并纳入维也纳会议最后决议中。有关领土的调整和重新划分对德意志的未来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普鲁士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其在领土方面的愿望，但通过补偿形式，仍收获颇丰。在东部地区，它必须放弃第三次瓜分波兰时获得的大部分领土，只能得到但泽、托尔恩和波森。包括首都华沙在内的大部分地区组成了俄国控制下的“波兰王国”（Knigreich Polen） ；作为在东部地区损失的补偿，普鲁士在北部和西部的疆域面积有明显增长。在北部地区，它用汉诺威的劳恩堡换取了丹麦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前波美拉尼亚和吕根岛；在西部地区，它获得了特里尔、科隆、亚琛、威斯特伐利亚、于利希、贝格等地区，还得到了闵斯特和帕德博恩。由此在德意志西部地区构成了与易北河以东的本土分离的第二块普鲁士领土。此外，普鲁士还得到了包括维腾贝格、托尔郜和格尔利茨在内的萨克森北部地区，构成了新的萨克森省（Provinz Sachsen）。

普鲁士的新领土构成对其本身乃至整个德国都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其一，由于获得了莱茵兰的大片土地，普鲁士成为直接与法国相邻的德意志邦国。英国支持普鲁士增加其在西部的疆土，目的就是为了让普鲁士抗衡法国。其二，领土分成东西两块的这种不利格局使得普鲁士无法“满足于”现状，它必然会要求将两者合并连接起来。其三，随着在德意志西部的领土的增长，普鲁士这一边陲蛮邦更加“德意志化”，为其日后进一步影响德意志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1927—1992）认为，“普鲁士在莱茵河附近的加强是德意志历史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是1866年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的基础。”

与普鲁士相比，奥地利在领土调整中并没有获得很大利益。它虽然拿回了拿破仑战争时期失去的蒂罗尔、福拉尔贝格、的里雅斯特、克莱恩、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萨尔茨堡、因菲特尔等地，在上意大利地区也夺回了威尼西亚和伦巴底，弗兰茨大公回到了莫德纳，费迪南德大公回到了托斯卡纳，拿破仑的妻子玛丽·路易莎获得了帕尔玛，但是，它却不得不放弃对于原先的奥属尼德兰的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奥地利原先在上莱茵的领地再也没有能拿回来，从而丧失了它在南德意志地区的强势地位。这意味着奥地利的领土构成出现了与普鲁士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它正在从德意志撤出自己的影响力。

德意志其他邦国的领土也有调整。巴伐利亚由于将蒂罗尔还给了奥地利，得到了整个法兰克尼亚和普法尔茨的一部分作为补偿。它原本希望得到的美因茨却给了黑森达姆施塔特，因此领土野心没有得到满足。至于符滕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和拿骚公国，则保住了它们在莱茵邦联时的领土。在德意志的世袭王朝邦国中，除了原先莱茵邦联的伊森堡和莱恩外，其他邦国都保存了下来。除了汉诺威外，不伦瑞克、奥尔登堡、黑森-卡塞尔、黑森霍姆堡也都成为拥有主权的诸侯邦国。汉堡、吕卑克、不莱梅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则成为城市诸侯邦。

在这次领土的调整中，萨克森成了德意志各邦中领土损失最大的邦国。作为对其在解放战争中与拿破仑重新结盟的惩罚，萨克森几乎丧失了2/3的领土和40%的人口。其割让的领土主要落入普鲁士手中，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也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维也纳会议奉行“正统原则”，要求恢复法国大革命之前各封建王朝的合法统治，但是在德意志，这一原则显然已经无法完全实现。拿破仑统治时期的帝国直属领地归并和教会地产世俗化并没有因为被合并的原统治者们的抗议而取消。因此，与革命前相比，德意志邦国的数量还是有明显的减少，德国四分五裂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

德意志问题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宪法问题。1813年的《卡利施宣言》中已经明确提出了由德意志各邦诸侯和人民作主，制定一部具有“德意志民族固有精神的”德国宪法的问题。但是，要制定这样一部宪法显然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旧帝国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德意志的未来架构不仅涉及到欧洲各列强的利益，还涉及到德意志各邦的主权利益。

第一个有关德意志国家的未来架构问题是在1814年3月由施泰因、威廉·冯·洪堡和汉诺威的代表闵斯特伯爵一起敲定的。施泰因和洪堡为制定未来的德意志国家宪法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这一设想类似旧的帝国宪法，即将奥地利、普鲁士都纳入一个由皇帝领导的德国之中。它反映了施泰因想重建神圣罗马帝国的愿望。一些小邦和已经被取消独立的邦国的代表也支持建立一个由皇帝统治的帝国，想借机巩固或恢复原有的地位。但是中等邦国都反对过于严格的统一。普鲁士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不愿意对各邦的自主性加以限制。因此，哈登贝格对这一设想进行了修改，于1814年8月形成了所谓的“四十一条”（Die41 Artikel） ，于9月初提交给了梅特涅。该方案贯彻的是以普奥两强统治为基础的联邦制思想。根据该方案，居于帝国最高端的是执政府，由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整个德国划分为9个区，其中奥地利和普鲁士各负责三个，汉诺威、巴伐利亚和符滕堡各负责一个。各区执政官组成有表决权的各区最高长官委员会，每区一票，从而保证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委员会中的优势地位。委员会设执行主席，决定宣战、媾和，负责外交事务和指挥武装力量。与各区最高长官委员会相对应的是诸侯委员会，它仅仅负责制定法律。

梅特涅则提出了自己的“十二点计划”（12-Punkte-Plan）。该计划与哈登贝格的方案都主张建立一个具有联邦性质的、联系紧密的新德意志国家。因此，经过协商沟通之后，1814年10月普奥两国推出了一个共同的宪法草案。该草案与哈登贝格的方案没有质的区别，只是执政府改由奥地利主导。

但是普奥两国的宪法草案最终遭到失败。巴伐利亚和符滕堡等中等邦国既反对对自己主权的限制，又反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霸主地位。更重要的是，有关萨克森和波兰问题上的冲突使梅特涅转而站到了汉诺威和巴伐利亚等反对力量一边。普鲁士明目张胆的扩张意图显然是他无法忍受的。对于他而言，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强权地位比许多德国人所渴望的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国家更重要。此外，无论从国际政治环境还是德意志的内部环境来看，建立关系紧密的联邦制宪政结构的条件都还不太成熟。在国际上，德意志东西两侧的俄国和法国都不想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国家出现于中欧地区。在德意志内部，奥地利和普鲁士双雄并立的格局也是建立紧密的德意志联邦国家的关键性障碍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使未来的德意志国家宪政结构只能基于低限度的联盟之上。1814年12月24日，梅特涅最后提出了由符滕堡起草的宪法方案，根据该方案，帝国内部各邦一律平等，也不分区。

6月8日，即作为维也纳会议总决议的《维也纳会议文件》（Wiener Kongreβakte）签署的前一天，终于签订了《德意志邦联文件》（Deutsche Bundesakte）。根据该文件，德国34个行使主权的诸侯和4个自由市依据1814年5月30日签订的《第一巴黎和约》第六条，“为了德国的安全和独立”，“结成持久的邦联”。文件主要内容为： （1）邦联的目的在于“维护德国的内外安全以及德意志各邦的独立和不可伤害性”。换言之，德意志各邦相互保障各自独立性。（2）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邦国的领土中只有以前属于帝国的部分加入邦联。（3）三位非德意志的君主，即作为汉诺威国王的英国国王，作为荷尔施泰因公爵的丹麦国王，作为卢森堡大公的荷兰国王，也成为德意志邦联的成员。（4）邦联的唯一机构是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邦联大会，后改称邦联议会。大会主席由奥地利担任。邦联大会负责处理联盟事务。大会按照各邦大小分配投票权，奥地利、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符滕堡各有4票，其他邦分别拥有3票到1票的投票权，共计69票，任何决定必须有2 /3多数才能通过，修改宪法时则须全体一致同意。另设一个负责准备决议的核心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中，11个较大的邦各有1票表决权，其他邦合有6票，相关决定以简单多数通过。（5）邦联成员不得在战争期间与敌人单独谈判，不得缔结危害邦联或各邦安全的同盟（第11条）。（6）所有邦联成员都要制定一部邦议会宪法（第13条）。从以上相关内容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印象。

第一，新建立的德意志邦联没有实现《第一巴黎和约》关于“以联邦形式统一起来”的规定。从其机构设置看，它没有国家元首，没有中央政府，也没有最高法院，只有一个象征性的邦联大会；在对外政策方面，邦联既不能行使外交权力，也不能缔结国际条约。在国内，它没有统一的邮政，也没有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各邦拥有完全的主权和独立。这样一个由主权邦国组成的邦联显然缺少联邦的特征，更不是统一的民族国家，只能算作一个松散的国家联合。

第二，新建立的德意志邦联具有明显的“欧洲特征”。一方面，在德意志邦联中，丹麦、英国和荷兰等外国君主通过在德意志拥有的领地成为德意志邦联大会的成员，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德意志邦国则拥有德意志邦联之外的领土；另一方面，由于《德意志邦联文件》第一部分（第1至11条）最终成为维也纳会议总决议的一部分，意味着有关德意志邦联的规定成了欧洲国际政治框架的组成部分。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日后其他欧洲列强干涉德国内政提供了借口，也容易使日后欧洲的“一切国际性紧张局势波及德国”。实际上，从1816年开始，法国、英国等国都明确表示，有关德意志邦联宪法的任何改动，都必须得到相关签约国家的同意。

第三，新建立的德意志邦联使渴望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人们大失所望。施泰因指出，德意志邦联“与德意志民族的期待、与这一民族的努力程度、忧患、活力不相适应。在这一组织中，德意志民族既看不到对她的公民及其政治自由的保障，也看不到在战时的对外安全。”来自莱茵兰的著名政论家约瑟夫·冯·格雷斯在他的《莱茵信使报》（Rheinischer Merkur）上甚至猛烈抨击《德意志邦联文件》是一个“可悲的、奇怪的、畸形的、丑陋的宪法”。

必须承认，新建立的德意志邦联尽管有诸多令人不满意之处，与旧帝国相比，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德意志各邦之间的联系。《德意志邦联文件》有关邦联成员不得在战争期间与敌人单独谈判，不得缔结危害邦联或各邦安全的同盟的规定，都有利于德意志内部的团结和一致对外。

三、维也纳会议总决议的影响；从第七次联盟战争到《第二巴黎和约》

正当各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争吵不休之际，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重返法国，推翻波旁王朝并重建了自己的统治。消息传来，人们匆忙达成妥协，以便团结一致进行新的对法战争。1815年6月9日，各国代表签订了包括《德意志邦联文件》第一部分在内的《维也纳会议文件》。作为维也纳会议的总决议，它是对会议召开以来“各种讨论结果”的一个总结，对前文所述及的欧洲政治地理等方面的变化的一种确认，同时也对欧洲未来的政治发展等作出了指标性的规定。

首先，会议实现了恢复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前欧洲政治状态的主要目标，形成了由俄、普、奥、英、法构成的“五强共治”均势体系。它使欧洲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现了相对的和平，也成为欧洲协调的开端，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着欧洲国际局势的走向。因此，至今有学者在谈到维也纳会议的影响时仍声称，“时隔近200年之后，维也纳会议以及在这次会议上设计的欧洲战后秩序依然不无意义。”

其次，在新建立的维也纳体系（Wiener System）中，俄国因其在打败拿破仑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以及它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在欧洲大陆居于明显优势。俄国占领下的波兰有如一个楔子插入中欧，使柏林和维也纳都处于俄军刺刀的直接威胁之下。沙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左右德意志局势之人。

此外，我们必须看到，维也纳会议建立起来的秩序也潜伏着多种不稳定因素。一方面，维也纳会议无视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对欧洲封建势力的打击和冲击，在“正统原则”下强制恢复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罔顾民族因素，任意宰割和瓜分弱小国家。这些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做法，将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潮流的双重冲击下土崩瓦解。另一方面，维也纳会议决议是欧洲各大国妥协的产物，它虽然构筑起暂时的欧洲均势体系，但列强之间的斗争，诸如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等，并未因此化解。俄国的明显优势也受到其他列强的嫉视，引起它们的恐惧。这些都必将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

维也纳会议确定的秩序对德意志的影响很大。其一，在“正统原则”和“复辟原则”之下，德意志大部分邦国重新确立起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德国历史进入了“复辟”时期。这种历史的倒退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施泰因曾毫不隐讳地指出，“维也纳会议上确立起来的德国新秩序使得这个欧洲的政治和地理中心变成了直到1848年为止的复辟运动的重要载体。”其二，维也纳会议完全不顾德国人民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愿望，继续保持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并且通过国际文件将这种分裂局面确定下来，为欧洲列强特别是俄法两国干涉德意志内部事务埋下了伏笔，阻碍了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的发展。其三，维也纳体系之下的德意志形成了居于领袖地位的奥地利、图谋争霸德国的普鲁士和试图保持独立的巴伐利亚、符滕堡等中小邦组成的“第三德国”（Drittes Deutschland）三分天下的政治局面。内部的这种对立既为其他列强操控德意志政治事务提供了方便，也预示着它的未来政治走向。

诚然，经过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洗礼的德意志毕竟没有完全回复到往日的状态。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永远结束了它的历史，帝国骑士和教会诸侯消失了。更重要的是，不管维也纳会议最后决议承认与否，在反抗拿破仑统治斗争中激发出来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再也无法消弭，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德国人民努力追求的目标。

1815年6月9日的维也纳会议最后决议确定了战后的欧洲政治秩序和国际关系格局，重返法国的拿破仑却让各列强寝食难安。倘若拿破仑东山再起，争论数月才达成的维也纳会议总决议将成为一堆废纸。

1815年3月1日，拿破仑率领1000人的军队离开厄尔巴岛，在法国东南部登陆并向巴黎进发。路易十八仓皇逃出巴黎，拿破仑顺利接掌政权，开始了所谓的“百日统治”（Herrschaft der Hundert Tage）。此后，尽管拿破仑声明承认《第一巴黎和约》，遵守1792年的疆界，愿意与邻国和平相处，但可怕的记忆令各战胜国无法接受这位曾经震撼欧洲的前法国皇帝。3月13日，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各列强宣布拿破仑不受法律保护。25日，英、奥、俄、普四国再次缔结联盟条约，组成第七次反法联盟（Siebte Koalition） ，展开新的对拿破仑的战争。拿破仑在6月16日的林尼战役（Schlacht von Ligny）中击败了布吕歇尔率领的普军，但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战役（Schlacht bei Waterloo）中却遭到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荷、德联军和布吕歇尔率领的普军的联合打击而大败。这场战役最终结束了法兰西第一帝国（Erstes Franzsisches Kaiserreich）。6月22日，拿破仑再次宣布退位。英国人把这位法国皇帝作为俘虏流放到了南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St.Helena） ，以免再生事端。1821年5月，拿破仑在该岛去世。

尽管拿破仑“百日统治”匆匆结束，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因此再起波澜，他们希望能借此修改已经确定的秩序。包括格雷斯、阿恩特在内的一些德意志爱国者提出了收回以往被法国夺走的所有领土的要求。格雷斯在1815年7月初的《莱茵信使报》上写道：德国“受尽了骗，被所有的人出卖了”。它受着法国的威胁，“那里所有边界都是开放的”；俄国“在波兰将强有力的楔子深深打入德国”；英国则将所有的德国海岸纳入其控制之下。阿恩特在他的宣传小册子中也指责欧洲列强和德意志诸侯阻挠建立强大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Germanien）。他们要求修改德法边界，夺回阿尔萨斯、洛林等地，呼吁通过战争惩罚法国人，甚至包括施塔迪翁和卡尔大公在内的一些爱国贵族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然而，英国人和俄国人都希望保持欧洲均势和法国国内的稳定，反对德国爱国者们的想法，梅特涅也不愿意因此得罪这两大强国。最后的结果是几无所成，只有德法边界做了小幅改动。

神圣同盟（Heilige Allianz）的建立再次反映了欧洲大陆主要列强维护旧有秩序的立场，表明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没有为欧洲主要列强所接受。1815年9月26日，俄、普、奥三国君主在巴黎发表宣言，建立所谓的神圣同盟。它是亚历山大一世在其顾问、宗教狂热分子克吕德纳伯爵夫人（Juliane von Krüdener，1764—1824）等人的影响下发起的。克吕德纳伯爵夫人也因此被称为“神圣同盟之母”。宣言称，三国君主以“神圣的不可分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之名，根据基督教的教义结成同盟，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运动，同时通过集体保证的方式防止某一大国谋求新的霸权，维护现存秩序。神圣同盟对所有承认其原则的列强开放。神圣同盟实际上是作为东正教代表的俄国、作为新教代表的普鲁士和作为天主教代表的奥地利以“基督教信仰原则”为基础，共同反对革命和维护旧秩序的一种尝试。

1815年11月20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奥皇弗兰茨一世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法国签订了《第二巴黎和约》（Zweiter Pariser Frieden）。根据该和约： （1）法国退回到1790年的边界，其中，萨尔河畔的德意志领土划归普鲁士，兰道划归巴伐利亚，瑞士得到韦尔苏瓦等地，撒丁王国获得整个萨伏依；（2）法国必须赔款7亿法郎；（3）法国必须归还拿破仑在德国和意大利掠夺去的艺术品等。同一天，为了防止法国东山再起，根据英国的建议，俄、普、奥、英四国新订“四国同盟”（Quadrupelallianz） ，旨在以武力维护维也纳会议决议和《第二巴黎和约》，有效期为20年。它实际上是神圣同盟的补充。1818年11月，法国加入同盟，四国同盟因此变成了五强共治（Pentarchie）。

维也纳会议总决议的通过，神圣同盟、四国同盟的建立和《第二巴黎和约》的签订，完成了欧洲新秩序的构建。

第一，在均势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欧洲国际力量态势。英国是这种新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欧洲大陆均势格局的形成，使得其他欧洲列强无暇外顾，从而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英国的海上和殖民霸主地位。同时，这种均势格局也使英国在欧洲大陆各列强的博弈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俄国凭借其军事力量和打败拿破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战后欧洲的分配中显示出强势地位，但是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阻挠，它并没有在欧洲大陆取得绝对的霸权。法国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重新恢复了它的强国地位。就奥地利而言，多民族国家的结构特征使它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相当脆弱，但是无论在欧洲国际事务中还是在德意志事务中，它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欧洲范围看，它是阻止俄国霸权的重要平衡因素；在德意志，它起着抑制普鲁士的作用。普鲁士在新的领土调整中收获颇丰，但领土分成东西两部分的构成状况无法令其满意。就其政治地位而言，在欧洲它必须看俄国的眼色行事，在德国它受到奥地利的压制，因此只是一个二流的角色。

第二，从德意志和整个欧洲大陆看，新秩序都具有明显的“复辟”特征。它违背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潮流，违背了民族自决的原则，在“正统原则”大旗下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往日的封建王朝统治。

第三，新秩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确定了欧洲社会的“稳定”运行特征。从国际政治层面看，这种稳定性既表现为“五强共治”的均势的构建，也表现为神圣同盟、四国同盟等多边国际机制对现有秩序的维护。

第十一章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德意志思想和文化运动

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思想文化界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和转向，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时期德国思想文化界的变化和成就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古典主义发展进入巅峰时期；二是形成了独具德国特色的浪漫主义思潮；三是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转变。人们对这一时期德国思想文化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从不同的视角称之为“艺术时代”、“德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歌德和席勒时代”、“德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等等。

第一节 古典主义的辉煌成就

在德国文化史上，可称为古典时期者有两个文化发展阶段：一是公元1200年前后的德意志中世纪文化顶峰时期，即“施陶芬古典时代”（Staufische Klassik） ；二是1800年左右以歌德和席勒居于魏玛时期合作创作为标志的“魏玛古典时代”（Weimarer Klassik） ，也包括作为欧洲和德国音乐巅峰标志的维也纳古典主义乐派（Wiener Klassik）时期。1800年左右的古典主义时代可谓德国思想文化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德意志文化奠定了德意志民族现代文化的基础，使德意志民族在世界文化圣殿中有了傲人的资本。在这一时期，德国思想文化界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的哲学大师、文学巨匠和音乐奇才，德国的哲学、文学和音乐也随着这些巨人的步伐迈入了世界文化的最高殿堂，并因此声名远播，长期为世人所景仰。

一、古典主义时代

古典主义（Klassizismus）是一种风格和思潮。就文学领域而言，古典主义在17世纪的法国最为流行。它在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强调模仿古代，以古希腊和罗马为典范。此后这一风格和思潮波及到西欧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时间上看，古典主义延续达两个世纪之久，直到19世纪初浪漫主义兴起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关于德国的古典主义，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法国和英语国家的许多学者甚至拒绝认同德国曾经有古典主义时代一说。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德国的古典主义虽然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化，在创作方面却没有像法国的古典主义那样喜欢取材于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和历史。但是，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德国存在古典主义思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德国的古典主义有自己的内涵。

德国古典主义中的“古典”（Klassik）一词包含多层意义，它不仅意味着崇尚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包含着一种价值取向，具有典范、和谐、划时代的含义。此外，德国的古典主义还具有明显的特征，它包括鲜明的反封建特性，富有民族性、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德国的古典主义思潮波及哲学、文学和音乐等多个领域，虽然各个领域的文化巨人们表现殊异，但他们所表达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看法却体现着上述这样一些共同的特征。

从根本上看，1800年左右出现的德国的古典主义文化思潮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

首先，这一时期的德国古典主义文化思潮是德国资产阶级要求的反映。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的时期，英国工业革命大规模展开，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改变了西欧的经济和政治面貌。德国资产阶级也深刻感受到这种变化。他们要求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结束分裂局面，发展资本主义，贯彻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和自由、平等权利。代表德国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文化界则开始为资产阶级政治变革进行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准备。

其次，德国古典主义文化思潮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文学、音乐等在内的文化载体逐渐从贵族阶层向资产阶级市民群体转移，人们的情感和思想在发生巨大变化。传统贵族所追求的华美和高度装饰性的文化逐渐被资产阶级所追求的简朴凝重的文化所取代。

此外，这一时期的德国古典主义文化思潮也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充分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特性。一方面，他们有自己的要求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他们的力量相对弱小，不敢也不愿看到法国大革命那种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而是期望通过完善个人的道德水准，在和谐和稳定中逐渐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

二、古典唯心主义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期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体系。它一反以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和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把人以及人的意识活动当成哲学研究的对象，开拓了从主客体关系讨论哲学根本问题的新方向，提出了包括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等种种重大问题和范畴，是德国和欧洲反封建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顶峰。主要代表人物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

德国古典哲学是欧洲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产物。按照恩格斯的说法，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法国爆发震撼全欧的大革命时，在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两次革命的区别是，一个发生在社会生活中，一个发生在人的心灵深处。它们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就后者而言，它没有法国革命那样浩大的声势，却成了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前提。

德国人之所以没有像法国人那样直接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打起革命的大旗，而潜心于思想领域的革命，其原因植根于当时德国的现实状况和德国人的特性。

从当时的现实状况看，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远远落后于英、法等国，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加之德国人向来服从权威的传统，他们不愿像法国雅各宾派那样用利刃清除权威，而宁愿从思想领域去寻找凝聚的中心，达成共识。因此，面对英国工业革命、法国革命引发的一系列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德国资产阶级一方面渴望在德国也能确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另一方面却害怕由此引发社会的动荡，缺乏用社会革命去推翻旧的封建统治的勇气。他们希望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性思考和呼吁，展示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愿望。例如，康德认为，共和政体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形式，却又认为，“达到共和政体的道路是人类道德的进步，而不是暴力推翻专制制度”。因此，他对法国雅各宾派的恐怖杀戮感到失望。费希特要求行动，但这种行动只是理论上的，即通过“实行国民教育、保障思想自由、个人自由和权利是达到共和制的道路”。因此，就上述情况而论，德国古典哲学其实就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德国人习惯于把各种外在的期盼内在化，通过精神上的追求和解脱来达到一种内在的心理平衡。早在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就曾分析过人的本性：“人有一个双重的本性，一个心灵的本性和一个肉体的本性。”就心灵的本性来说，人是内在的，也是自由的，就肉体的本性来说，人是外在的，受束缚的。既然如此，人们的外在行为就要受到一定的约束。“人作为世界上的一种存在，通过自然和责任而自我限制。”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当法国人打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威震并涤荡欧洲社会的时候，德国人在哲学领域中掀起了思想革命的狂涛。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鼻祖，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他出生于柯尼斯贝格，1740年进入柯尼斯贝格大学学习，1755年在柯尼斯贝格大学谋得编外讲师职位。此后到1804年去世为止，从未走出过他的出生地，一辈子过着单调刻板的学者生活。著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曾指出，哲学家康德是没有什么生平可说的。

康德称自己的哲学为批判哲学。所谓批判哲学，就是对人类的理性能力进行自由、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探究的哲学。海涅把他的哲学和法国革命相提并论，称法国革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康德的“革命”则将上帝送上了断头台。综观康德的思想和学术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批判期和批判期。康德认为有两样东西最使他感到震撼和赞美，一是“我头上的星空”，二是“我心中的道德命令”。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的着眼点在“头上的星空”，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上。他通过对牛顿力学等的研究，推出了《自然通史和天体论》等一系列著作，提出了“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假说”（第一假说）和“关于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说”（第二假说）。

就哲学领域而言，康德的主要成果集中在批判期。1770年，他获得了为之长期奋斗的柯尼斯贝格大学教授职位，并在同年以拉丁文发表了《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把时间和空间看成是把握世界的直观形式，表明其观点已达到了批判的水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部著作的相继问世，则是其批判哲学体系诞生的标志。这三部著作分别对人类理性的知识、意志和情感能力作了批判性考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纯粹理性批判》探讨理性认识。康德认为，人们可以把凭借人的固有本性对事物的先验认识称为纯粹理性，这种认识能力必须经过批判性的检验和判断，否则知识的真理就不能证实。《实践理性批判》探讨道德意志，提出了“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任何人在碰到任何矛盾时都能够采取伦理方面的正确决断。对于可知的，靠人的天智作进一步的认识，对于不可知的，依靠的是信仰。对此，要完全出自内心的自我直觉，假如你认为应该如此，那么你也就能够如此。“能够”出自“应该”，这是“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但人的自由意志应该与道德规范相符。《判断力批判》则是要通过反思判断力来实现理性认识和道德伦理两大领域的沟通，进而达到自然界的必然王国和道德界的自由王国的和谐。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还阐述了他的形式主义美学理论，认为不能离开审美判断来谈论美，强调主观的审美判断。

康德哲学推翻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旧形而上学体系，开拓了从主客体关系去讨论哲学根本问题的新方向，因此具有划时代意义。有人把它比作蓄水池，前人思想汇集于此，后人思想则源流于此。也有人将他的哲学比作一座桥，想入哲学之门就得过康德之桥。

首先走过康德之桥者是康德的学生、著名哲学家费希特。费希特出身于萨克森一个穷困的纺织工人之家。他18岁进入耶拿大学学习，青年时代因迷恋于康德哲学而专门前往柯尼斯堡请教。1794年，费希特在耶拿大学谋得教授哲学的教职，1805年获得埃尔兰根大学教职，1809年受聘柏林大学教授，1810年出任柏林大学哲学学院院长，不久成为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费希特的代表作有《知识学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mten Wissenschaftslehre，1794/1795）、《知识学原理下的自然法基础》（Grundlagen des Naturrechtsnach Prinzipien der Wissenschaftslehre，1796）和《知识学原理的道德学体系》（System der Sitenlehre nach den Prinzipien der Wissenschaftslehre，1798）等。

费希特称自己的哲学为“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它所探讨的是知识的源泉、知识成立的先决条件、知识构成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联系等有关知识发生的一般问题。他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出发，认为思想是第一性的，客观世界就是意识的世界，物质的东西溶化在纯粹的思想中，“一切现实只存在于自我之中”。其哲学核心在于“自我”（Das Ich）的概念，即自我意识。根据自我理解和认识活动的进程，可分为三步：首先是“自我设定自身”，即自我是一切根据的根据。其次是“自我设定非我”。在自我之外还有一个非我的外部世界，它是意识通过感觉观察和经验的结果。两者互相对立。自我意识活动的第三步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因此费希特的知识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

哲学家谢林出生于符滕堡的莱昂贝格，1790年进入图宾根神学院学习。1797年出版《自然哲学观念》（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 ，1798年出版《论世界灵魂》（Von der Weltseele） ，同年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1802—1803年，他与黑格尔一道主编《哲学评论杂志》（Kritisches Journal der Philosophie）。1803年他受聘维尔茨堡大学（Universitt Würzburg）教授，1806年被任命为巴伐利亚科学院（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院士。1820年以后，谢林先后受聘埃尔兰根大学荣誉教授、慕尼黑大学（Universitt München）教授和柏林大学教授。耶拿时期是谢林哲学创造活动的高峰期。在这里，他完成了《自然哲学体系初稿》（Erste Entwurf zu einem Systemder Naturphilosophie）和《先验唯心论体系》（System des transcendentalen Idealismus，1800）等著作，奠定了他在古典哲学中的地位。

谢林起初是费希特哲学的追随者，但是随着研究和思考的深入，很快就意识到费希特哲学的不足，转而对其采取批判态度。他试图校正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片面性，恢复自然界的合法地位。他认为，费希特把“自我”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和至高无上的原则，忽视了客观自然的重要性。“自我”不能离开“非我”而存在，“非我”也不能离开“自我”而无条件地存在。要真正解决“自我”和“非我”的关系，就必须寻找一种超越二者的最高原则，即绝对的同一性。在这种同一性里，“自我”和“非我”、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融合为一，没有任何差别。因此，“绝对同一性”，即主客观的毫无差别的同一性，就成了谢林哲学的核心。这就是谢林所提出的谋求精神和自然和解的“同一哲学”（Identittsphilosophie）。他企图用“同一哲学”去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但谢林费尽心思创立的学说，不久被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斥为“黑夜观牛，其色皆黑”。即便如此，谢林的哲学思想对于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发展无疑具有“先驱”的意义。

三、古典主义文学

（一）歌德、席勒与德国古典主义文学

人们通常把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所创作的文学称为“古典主义文学”，这一时期也习惯地称为德国古典主义文学时期。实际上，虽然18世纪的德国文坛已经盛行“古典”一词，但直到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德国文学史研究的开创者，“哥廷根七君子”（Gttinger Sieben）之一的吉尔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1805—1871）才在其五卷本《德意志民族文学史》（Geschichte derdeutschen Nationaliteratur，1835/1842）中第一次提出了“古典主义文学”一词，以此特指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歌德和席勒合作创作的文学。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具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古典主义文学一样，以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为效仿的典范。这种效仿并非简单地模仿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内容和素材，而是追求体现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精神；二是糅合了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理性、宽容、进步以及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所强调的情感、自然和自由，表现出情感与理性、人与自然、自由与必然的和谐统一；三是不满现实，但回避现实，把目光转向未来，试图以人道主义精神来塑造资产阶级世界的理想图像。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时期的到来并非偶然。它是德国文学界对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应。当时的德国文学界一方面欢迎法国革命的理想和原则，另一方面又对法国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恐怖暴力感到不安。于是，德国在无需革命的情况下取得进步，通过渐进变革来实现社会的转变，就成为歌德和席勒代表的文学界进步精英们努力争取的目标。古典主义文学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它强调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的重要性，主张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和政治的转变。这些原则体现在席勒所著《审美教育书简》中。

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出现还受到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和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研究的推动。18世纪下半期，包括席勒、克莱斯特等在内的许多德国作家都受到康德哲学思想的影响。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信仰具有绝对性，是一种绝对命令，在这种绝对命令下，人的自由意志应该与道德规范相符，其《判断力批判》则强调人的主观审美判断。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古典主义文学作家们的价值取向。温克尔曼曾长期管理罗马、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的古代文物，著有《古代文物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1764）等著作。他根据自己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了关于古代艺术风格的独到见解，认为古希腊罗马艺术完全不同于沉闷和毫无节制的巴洛克艺术，在美感方面追求的是一种“高贵的简洁、静穆的伟大”，其特点是于质朴、简洁、明快中现永恒之美。温克尔曼的这些见解得到歌德和席勒的回应，他们把这种古典审美意识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歌德的《陶里斯的伊菲格妮》（Iphigenie auf Tauris，1779）和席勒的《希腊诸神》（Die Gter Griechenlands，1787）都采用了古希腊的素材，创作上开始从奔放的狂飙突进向稳健的古典风格转变。

歌德是德国古典主义文学的最杰出的代表。这位文学巨匠真正从狂飙突进向古典主义的转变是以1786年9月至1788年6月的意大利之行为标志的。在此期间，他访问了维罗纳、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等城市，参观了意大利的各种古代建筑和艺术品，艺术思想迅速向古典主义审美取向转变。1787年初，他改写的取材于希腊神话的《陶里斯的伊菲格妮》出版。其中，原本被用来祭神的伊菲格妮最终因神的感动而被释放，陶里斯岛上的杀人祭奠的野蛮规定最终被取消，由此反映出古代的人道主义精神。1790年完成的《托夸多·塔索》（Torquato Tasso）则通过意大利宫廷诗人塔索在费拉拉宫廷中与国务秘书安东尼奥由冲突到和解以及向公爵妹妹求爱失败的剧情，表达了作者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又要与现实妥协、自我克制的思想，是歌德从狂飙突进向深沉的古典风格转变的反映，也是作为中等阶级的歌德在魏玛宫廷中尴尬角色的自我写照。

在歌德转向古典主义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另一文坛巨星席勒也开始从狂飙突进运动闯将向古典主义文学代表转变。1787年，席勒完成了他青年时代的最后一部剧作《唐·卡洛斯》（Don Carlos） ，脱离了狂飙突进运动。同年夏天，经济拮据的他来到文化中心魏玛谋求生计。在此他从事古典和历史研究，并与维兰德、赫尔德等人建立起了友谊。不久他就出版了《尼德兰独立史》（Geschichte des Abfals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von derspanischen Regierung，1788）和《三十年战争史》。1789年，他在歌德帮助下获得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职位。此后，到1805年去世为止，席勒在文学、哲学和历史学等领域推出了大批具有古典色彩的创作和研究成果。

魏玛古典时代是以歌德和席勒这两位文坛巨人的合作及其作品为标志的。在席勒到达魏玛的最初几年中，两位文坛巨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走得很近。1794年，时为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的席勒请求歌德合作出版文化艺术杂志《时序女神》（Horen）。由于两人在反对革命、赞赏古典风格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看法，关系日益密切。双方致力于探讨审美原则等问题，共同推进文学和艺术创作，名作迭出，成就了著名的“魏玛古典主义文学时代”。两人的合作对双方的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歌德在给席勒的信中写道：“您成就了我第二次青春，让我重新变成了诗人。”

在合作时期，歌德在理论和实践创作上成果极为丰硕。其主要作品有：叙事诗《列那狐的故事》（Reineke Fuchs，1794）、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meisters Lehrjahre，1795/96）和诗剧《浮士德》第一部等。此外，他还与席勒在1796年合作出版了讽刺德国文坛和社会的《讽刺体短诗》。特别是他的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通过富商之子威廉·迈斯特的经历告知人们：只有将艺术教育和实际生活教育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实现人道主义的、完整的人格，美和务实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完整的人”。《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成为日后德国教育小说的典范。这一时期歌德创作的作品还有叙事诗《寻宝者》（Der Schatzgrber，1797）和与席勒合作的审美论著《论业余艺术趣味》（über den Dilletantismus，1799）等。

席勒在这一时期也成果迭出。他主编的月刊《时序女神》于1795年第一次出版。包括赫尔德、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费希特、洪堡兄弟、荷尔德林等在内的一些最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和作家都是该刊的合作者。同时他在美学、戏剧、诗歌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成果。

在美学领域，除了与歌德合作的著作外，席勒还先后出版了《审美教育书简》、《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1795）、《论崇高》（über das Erhabene，1801）等。《审美教育书简》提出，要达到自由而理性的社会，就必须使人先成为自由而理性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审美教育。审美教育是改善政治和社会的先决条件。“要在社会中获得政治自由，必须首先实现自己内心的自由，而这只有通过审美教育才有可能。”这实际上曲折地表达了对暴力革命的抵触情绪。《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把诗人分为“自然”的朴素诗人和追寻“自然”的感伤诗人两种，诗歌也因此分为反映现实的朴素的诗和追寻理想的感伤诗。在戏剧领域，席勒完成了历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的创作，推出了《玛丽·斯图亚特》（Maria Stuart，1800）、《奥尔良的姑娘》（Die Jungfrau Orléans，1801）和《威廉·退尔》（Wilhelm Tell，1803/04）等多部戏剧。《华伦斯坦》三部曲是席勒戏剧的重要代表作。该剧通过对三十年战争中皇帝的军事统帅华伦斯坦的悲剧性描写，反映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它奠定了席勒在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席勒在古典主义文学时期创作的重要诗歌大多根据古代传说或神话改编而成，主要作品有《世界的分裂》（Teilung der Erde，1795）、《潜水者》（Der Taucher，1797）、《伊壁库斯之鹤》（Die Kraniche der Ibykus，1797）、《波吕克拉特斯的指环》（Der Ring des Polykrates，1798）、《屠龙之战》（Der Kampf mit dem Drachen，1798）、《大钟之歌》（Das Lied von der Glocke，1799）、《新世纪的开始》（Der Antritdesneuen Jahrhunderts，1800）等。其中，1797年因席勒创作了多部叙事诗而成为德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叙事诗之年”（Balladenjahr）。

1804年，席勒因紧张创作而积劳成疾。1805年5月9日，这位才华横溢的德国文坛巨星因肺病英年早逝。德国古典主义文学时代划上了句号。

（二）介于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德国文学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文学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都处于辉煌阶段。这一时期，除了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文学外，还存在着诸如浪漫主义文学、消遣文学、德意志雅各宾文学和晚期启蒙文学等文学流派。一些重要作家，如荷尔德林、克莱斯特、让·保罗（Jean Paul，1763—1825）等，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理由将他们划入古典主义文学阵营或归类于浪漫主义文学作家之列，但他们在这一时期文学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德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作为雅各宾文学作家的格奥尔格·福斯特、格奥尔格·雷布曼（Georg Rebmann，1768—1824） ，消遣文学作家奥古斯特·威廉·伊夫兰德（August Wilhelm Iffland，1759—1814）、奥古斯特·冯·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1761—1819）和克里斯蒂娜·乌尔皮乌斯（Christine Vulpius，1765—1816）等人也在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坛留下了足迹。

荷尔德林出身于内卡河畔劳芬。他与席勒关系密切，在诗歌创作上受到席勒的巨大影响，作品却呈现一种介于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独立风格。在1794—1795年逗留耶拿期间，荷尔德林曾与歌德、诺瓦里斯、赫尔德和席勒等人多有交往。青年时期的荷尔德林是法国革命的崇拜者，称法国是“人权卫士”，以至有人认为他是雅各宾党人。荷尔德林在诗歌领域硕果累累，主要作品有《生命历程》（Lebenslauf）、《人民之声》（Stimme des Volks）、《日耳曼尼亚》（Germanien）、《莱茵河》（Der Rhein）、《和平颂》（Friedensfeier）等。其作品既带有古典主义内涵，又流露出忧郁、孤独的情绪，反映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让·保罗原名约翰·保罗·弗里德里希·里希特（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1763—1825） ，出生于温西德尔。1793年，出于对卢梭的崇拜，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雅恩，开始以让·保罗为笔名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玛丽亚·武茨》（Leben des vergnügten Schulmeisterleins Maria Wutz in Auenthal，1793）、《黑斯佩罗斯》（Hesperus，1795）、《年少气盛的岁月》（Flegeljahre，1805）等。其中《黑斯佩罗斯》是其成名作。其作品在内容上混合着感伤和讽刺，思想意识上既具有现实主义因素，又有不切实际的对未来的幻想。由于作品深刻地表达了德国人的理想主义与实际生活以及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让·保罗因此成为德国“最伟大的文学天才之一”。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受到歌德和席勒的关注。他们曾邀请他去魏玛。在魏玛逗留期间，主张共和的让·保罗一方面与歌德、席勒等在政治立场上有分歧，同时却与当时“最具激情的共和派”赫尔德、维兰德等成了至交。由于作品风格怪异离奇、幽默，让·保罗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克莱斯特也是这一时期德国文学创作领域的独行侠，是“他所处时代文学领域的局外人”。他出身于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贵族世家，在戏剧、小说和诗歌创作方面多有成就。他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至深，认为客观世界无法认识，世界无法得到真实。这导致他怀疑一切，形成所谓的“康德危机”（Kant-Krise） ，最终在1811年时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克莱斯特的主要成就在戏剧方面。1802/1803年，他完成了第一部悲剧《施洛芬施泰因一家》（Die Familie Schr of fenstein） ，此后推出的重要剧作有《破瓮记》（Der zerbrochne Krug，1805/06）、《赫尔曼战役》、《彭特西勒亚》（Pen the silea，1808）、《霍姆堡亲王》（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1809/11）等。克莱斯特的戏剧有两大特点：一是反古典性。《彭特西勒亚》等取材于古希腊史前传说的作品充满了奇特和浪漫幻想。二是政治色彩浓厚，具有强烈的民族性。《赫尔曼战役》实际上是以条顿人反抗罗马人的事例为榜样，鼓动人们起来进行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克莱斯特在小说创作方面也颇具成就，代表性作品有《智利地震》（Das Erdbeben in Chili，1807）、《O侯爵夫人》（Die Marquise von O，1808）等。

福斯特是德意志雅各宾文学的主要代表。与德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同，福斯特自始至终拥护法国革命。其主要作品有：游记《1772—1775年环球旅行记》（Reiseum die Welt1772—1775，1777）、《莱茵河下游风光》（Ansichten vom Niederrhein，1791/92） ，随笔《论治国才干与人类幸福的关系》（über die Beziehung der Staatskunstauf das Glück der Menschheit）等。

四、维也纳古典主义乐派

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初，约瑟夫·海顿（Franz Joseph Haydn，1732—1809）、沃尔夫冈·莫扎特（Wolfgang A madeus Mozart，1756—1791）和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等音乐家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简洁的古典主义音乐风格。由于他们的活动中心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因此也被称为“维也纳古典主义乐派”。

古典主义音乐的出现和盛行并非偶然。首先，18世纪下半期以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理性、宽容、进步、人道主义等开始为人们广泛接受。在这种观念之下，人们的价值取向转向唯美主义，崇尚古希腊罗马艺术中简洁时尚的审美标准。其次，从社会和政治角度看，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初的欧洲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等，在西方造就了大批的资产阶级和中等阶级。他们取代传统贵族，逐渐成为音乐艺术的主体消费群体，公共音乐会日益盛行。与此同时，原先作为音乐艺术主要支持者的欧洲贵族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沉重打击，“旧的资助人机制开始崩溃”。

在西方，古典主义音乐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广义上讲，它指中世纪以来直至当代的一切高雅的、严肃的、具有代表性和典范意义的音乐。狭义上讲，它则专指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早期以海顿、莫扎特和早期的贝多芬所创作的音乐。我们在此仅指后者，即形成于维也纳的古典主义乐派。这一乐派的特点是：理智和情感的高度统一，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高度一致。在音乐风格上，古典主义音乐与华丽而充满贵族气息的巴洛克音乐（Barockmusik）不同，它表现出对于古希腊罗马简约淳朴的艺术风格的认同；在创作技法上，该乐派在继承欧洲传统的复调和主调音乐成就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奏鸣曲、交响曲、协奏曲以及各种室内乐的体裁和形式，对西方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奏鸣曲形式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主要特征，也是古典主义音乐创作的结构原则。

约瑟夫·海顿是继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之后西方音乐界的领军人物，维也纳古典主义乐派的旗手。他出身于下奥地利的洛劳一个车辆制造工之家。1738年，年仅6岁的海顿被送到唱诗班进行音乐训练。1740年，维也纳施特凡大教堂乐长洛伊特尔（Georg Reutter，1707—1772）在寻找合唱团男孩时注意到海顿，把他带到维也纳。1759年，他出任莫尔钦伯爵（Graf Karl von Morzin，1717—1783）的宫廷乐长，并创作了第一部交响乐。1761年他在埃斯特哈奇侯爵（PaulⅡAnton Esterházy，1711—1762）处获得了副乐长职位，1766年获得了乐长职位。海顿为埃斯特哈奇家族（Familie Esterházy）服务长达3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不仅创作出大量音乐作品，也发展了自己的音乐风格。

海顿一生创作非常丰富，音乐作品体裁广泛，对交响乐和弦乐四重奏的形成、完善和发展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是世人公认的“交响乐之父”和弦乐四重奏的奠基者。他的主要音乐成就是创作了100多首交响曲。最具代表性的交响乐作品是1791年到1795年两次受邀访问伦敦期间所创作的12部《伦敦交响曲》（Londoner Sinfonien）。他还创作了80多首弦乐四重奏，代表作有《皇帝四重奏》（Kaiserquartet ）等。他在声乐创作方面也有不斐的成就，包括著名的大型清唱剧《创世记》（Die Schpfung）、《四季》（Die Jahreszeiten）等。前者描述了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以及亚当、夏娃的幸福生活，后者则用象征春夏秋冬的四个乐章表达了农民的劳动与欢乐。海顿的作品反映了处于革命和危机年代中的人们渴望从纷乱中解脱出来，获得愉悦和自我满足的心情。

海顿在音乐领域的巨大成就使之成为维也纳古典主义乐派的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他的音乐作品对同时期另一位大音乐家莫扎特和日后的大音乐家贝多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81年，海顿与比自己小24岁的莫扎特结识，并与这位音乐神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792年海顿从英国回德国的途中，在波恩附近见到了年轻的贝多芬，视其为音乐天才。不久，贝多芬前往维也纳，拜师海顿门下。海顿的作品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1797年出于爱国主义激情创作的《皇帝颂》（Kaiserhymne）“上帝保佑弗兰茨皇帝”（Gott erhalte Franz，den Kaiser）成了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1798—1874）创作的《德意志之歌》（Liedder Deutschen）的曲调。1809年，这位音乐巨匠在法军占领维也纳的隆隆炮声中去世，享年77岁。

沃尔夫冈·莫扎特出身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的一个宫廷乐师之家，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Leopold Mozart，1719—1787）是提琴手和萨尔茨堡大主教的宫廷作曲家。莫扎特从幼年起就显示出极高的音乐天赋。他4岁开始跟父亲学习钢琴，5岁开始作曲。1762年，年仅6岁的莫扎特随父亲到慕尼黑、帕骚、维也纳等地开始第一次音乐巡演，获得极大成功。1763年，莫扎特随其父亲开始了在整个德国和西欧的巡演，直到1766年才回到萨尔茨堡。此后他又到维也纳、波希米亚、米兰、弗罗伦萨、罗马、威尼斯等地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1772年，莫扎特结束了10年之久的巡演生涯，出任萨尔茨堡大主教的宫廷乐长之职。如果说早期的音乐会巡演是莫扎特音乐天赋的锋芒初露，接下来的10年则是这位音乐奇才的创作成熟期。在此期间他利用巡演时期获得的知识和素材创作了大量作品。与此同时，已经成人的莫扎特开始对自己作为仆人的卑微地位感到不满。1781年，无法忍受大主教凌辱的莫扎特到维也纳谋生，成为德国第一个摆脱宫廷和教会而自谋生路的自由作曲家。此后到他去世为止的10年是其音乐创作最重要的时期，许多极富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相继问世。然而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神童却长期处于经济拮据之中。1791年12月，年仅36岁的莫扎特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死后，他被葬于维也纳平民公墓，准确葬处无人知晓。

莫扎特在短短一生中留下了600多部音乐作品。歌剧是莫扎特音乐作品中最亮丽的风景。在其创作的22部歌剧中，《费加罗的婚礼》（Die Hochzeitdes Figaro，1786）、《唐璜》（Don Giovanni，1787）、《魔笛》（Die Zauberflte，1791）为代表作。其中德语歌剧《魔笛》取材于著名作家维兰德搜集的神话素材，它以年轻的王子塔米诺与黑夜女王的女儿帕米娜的婚事为线索，讲述了代表光明的君主与代表黑暗的黑夜女王之间的斗争。《魔笛》是莫扎特发展德意志民族童话歌剧的代表作，为后来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莫扎特的音乐作品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一方面，它们给人以典雅隽秀之感，另一方面则有如阳光一般散发着热情和活力。他主张音乐要表现现实生活和人类的理性与感情，因此他的音乐作品语言平易近人，结构清晰严谨，成为古典主义音乐的丰碑。有人对莫扎特的评价是，他的音乐有如“阳光一般的灿烂和纯洁”，“明亮，剔透，永远散发着青春活力，富有才华却大智若愚”。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是维也纳古典主义乐派的又一代表。他是18世纪德国古典主义音乐发展的巅峰人物，但其后期的音乐作品中又呈现浪漫主义特征，因此可谓19世纪上半期浪漫主义音乐的开启者。他出身于波恩一个音乐世家，祖籍是弗兰德尔的梅希伦。父亲是科隆选帝侯宫廷乐队的男高音歌手。虽然家庭出身卑微，但是家庭环境有利于他在音乐的道路上发展。在他很小时，父亲就教其弹奏钢琴，希望他能像莫扎特一样成为一名音乐神童。1782年，贝多芬开始跟随波恩宫廷乐队指导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内弗（Christian Gottlob Neefe，1748—1798）学习钢琴和作曲课程。内弗被贝多芬的音乐天赋所震撼，称他将成为“莫扎特第二”。1787年，贝多芬前往维也纳拜莫扎特为师。莫扎特对贝多芬的评价是：“总有一天他会名扬天下。”此后贝多芬因母亲病危而回到波恩。1792年11月，贝多芬应海顿之邀再次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并师从后者。此后他一直定居维也纳，直到去世。在海顿那里，贝多芬在交响乐和室内乐方面受益匪浅。海顿去英国后，贝多芬又师从约翰·格奥尔格·阿尔布莱希茨贝格（Johann Georg Albrechtsberger，1736—1809）和安东尼奥·萨里热（Antonio Salieri，1750—1825）。1795年3月29日，他首次在维也纳举行音乐会，演奏自己创作的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

贝多芬一生创作近200部作品。1804/1805年以前是他音乐创作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他受到海顿、莫扎特的古典主义风格的影响，创作集中于交响乐、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等，作品风格轻快流畅，表现出对古典主义传统的明显依赖。1795年以后，尽管他的听觉因耳疾而逐渐丧失，却创作激情不减，接连创作了震惊乐坛的名作：1799年完成了第8号钢琴奏鸣曲《悲怆》（Pathétique） ，1800/1802年完成了《第一交响曲》（1.Sinfonie）以及著名的《月光奏鸣曲》（Mondscheinsonate，1801）的创作，1802/1803年完成了《第二交响曲》（No.2Sinfonie） ，1804年完成了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第三交响曲》（No.3Sinfonie） ，即《英雄交响曲》（Eroica）。同年，他完成了《热情奏鸣曲》（Appassionata）。1805年创作了唯一的歌剧《费黛丽奥》（Fidelio）。1805年到1814年左右是贝多芬音乐创作的盛期，相关作品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1808年，他先后完成了著名的《第五交响曲》（No.5Sinfonie） ，即《命运交响曲》（Schicksalssinfonie）、《第六交响曲》（No.6Sinfonie） ，即《田园交响曲》（Pastorale）。1809年他完成了《皇帝钢琴协奏曲》（Kaiserkonzert）的创作。1815年以后，贝多芬的创作进入后期。作品开始呈现一种内在的和深邃的精神意境，自省而神秘，已经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贝多芬早期和中期的作品不仅将古典主义音乐在形式上发挥到极致，而且表现出鲜明的理想和强烈的诉求。贝多芬音乐创作的盛期正值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强烈地吸引着这位深受封建等级制度之害的音乐家。他把这些资产阶级的革命原则融入自己的音乐作品之中，充满着对平等、自由和正义的向往。前文曾提到，为了向共和制的法国表示敬意，他曾准备将《第三交响曲》以“波拿巴”之名呈献给拿破仑，得知其称帝后，他愤怒地斥之为“凡夫俗子”，把曲名改成了《英雄》。在1813—1814年解放战争期间，他还创作了一系列爱国主义作品，诸如战场交响曲《威灵顿的胜利》（Wellingtons Sieg）和康塔塔《光荣的时刻》（Die glorreiche Augenblick）等，以表示对战胜拿破仑的庆贺。贝多芬毫不掩饰地借音乐表达自己的情感。《命运交响曲》就是在他在人生的困难时期的感悟性作品。日后另一位德国音乐巨匠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给了贝多芬极高的评价，称其为“音乐家的真正代表”，“他用最纯净的语言向所有人表明，德意志精神通过他才从深度的卑贱中回复到了人类的精神”。

维也纳古典主义乐派三位著名作曲家所处的年代比较接近，但是从思想角度而言，贝多芬与海顿、莫扎特有明显不同。海顿一生逆来顺受，为生活而小心伺候权贵，其作品永远呈现一种平和的情绪和愉悦的心境。莫扎特有一种强烈的自尊心，宁愿贫困潦倒也不愿忍受大主教的侮辱，因此人们在其音乐中感受到阳光和青春活力的同时，不免体会到忧郁和感伤。与他们相比，贝多芬则更具“性情”。他不畏权贵，在作品中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反映了一位伟大艺术家的独立人格和追求自由的意志。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1800年前后的德国思想文化界，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是对立的两极。所不同的是，古典主义走向衰落时，浪漫主义正开始兴起并走向极盛。从时间上看，德国的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化运动，开端于18世纪90年代，结束于19世纪中期。从涉及领域看，它波及绘画、文学、音乐等多个领域，确切地说，波及文化和哲学的一切领域；从影响范围看，浪漫主义最终走出德国，成为全欧甚至波及美国的思想文化潮流。

一、德国浪漫主义兴起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

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起与法国大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国革命之初，德国文化界普遍为法国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想原则叫好和欢呼，然而，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恐怖杀戮使德国思想文化界精英们感到失望，产生了厌恶之感。而拿破仑统治带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帝国直属领地归并和教会地产世俗化等一系列事件也大大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全感。于是，人们转而与拿破仑的统治进行斗争，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反对异族统治的民族情感。从这一角度讲，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一样，是作为法国革命的否定者出现的。

从社会层面看，当时德国仍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下。一部分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软弱无力以及国家的四分五裂状态感到不满和无奈，但他们又不愿仿效法国革命，于是，幻想自由，逃避现实，渴望重新回到古老的半自然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中，就成为他们的选择，“文学和艺术的浪漫主义的复兴”成为克服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在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方式方面所面临的危机的良方。

德国浪漫主义的出现也有其文化动因。它的出现实际上是对一味强调理性而忽视情感价值的启蒙运动哲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古典主义的反动。启蒙运动和作为启蒙运动当然结果的法国大革命所展示的普世主义、理性主义等政治理想，遭到浪漫主义的回应性批判。浪漫主义认为，启蒙运动过度宣扬理性主义而忽视人类心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变得刻板和毫无生气。启蒙运动以及古典主义作家们都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视之为社会的“进步之舟”，浪漫主义则表达了文学艺术的自主思想，把它们当作逃避现实社会政治冲突和获取精神自由的手段。浪漫主义产生和发展也有其群众文化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接受教育的民众日益增多，文学、艺术等的受众基础不断扩大，情感需求成为人们提高自己精神生活质量的重要取向。

康德、费希特、谢林等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则是浪漫主义出现的哲学基础。康德认为，物自体是感性认识之源，但人无法认识物自体，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只限于对表象的主观感觉。若要深刻认识世界，只能靠人的天智。这种理论就给神秘主义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费希特的知识学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设定“非我”，“自我”成了“一切奋斗的目标”和出发点。谢林的同一哲学强调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同一，也成了浪漫主义强调自我、把幻想当现实的理论依据。神学家施莱尔马赫的宗教个人主义也对浪漫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施莱尔马赫认为，人要认识和理解上帝并非智慧和意志所能达到，而是要依靠人的感觉和直觉。感觉具有神奇的力量。正是这些突出个人主观作用的看法成了浪漫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此外，赫尔德关于民族特性的意义的论述，狂飙突进运动对于民族诗歌、天才以及个性的热情称颂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浪漫主义。

二、德国浪漫主义及其特征

浪漫主义（Romantik）一词源于古法语Roman或Romance，前者指中世纪在法国发展起来的传奇小说，后者原意为与拉丁语相对的民族语言罗曼语，也有传奇虚构之意。此后该词演变成为一种生活和艺术用语。浪漫主义首先是指一种状态，特别强调情感和幻想，钟情于惊奇、异国情调、冒险、多愁善感、古怪荒诞；其次它主张远离现代文明，回归人的内在和外在自然属性，重返已经过时的社会形态，回到中世纪时代。

德国浪漫主义有明显的自身特点和价值取向。它是一种世界观，代表着一种保守的民族主义。德国浪漫主义的出现与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统治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矛头直接指向法国人和法国革命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精神，是对法国人占领德国的一种无奈的精神回应。因此，它逃避政治现实，主张回归中世纪，从重现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辉煌中寻找安慰，在文学的想像世界中求生。史学家戈洛·曼对德国浪漫主义的解释是，“逃离现实，寻求美好的过去、失落的梦想，深深沉迷于史前时期以及内心世界中，追求自由自在”，强调一种情感的寄托。就此而言，德国浪漫主义是一种消极的浪漫主义。

德国浪漫主义的基本心理特征或者说驱动力，是一种无休止的病态“渴望”（Sehnsucht）。这种“渴望”的向往之地和表现是雾气笼罩的山林幽谷、中世纪的修道院废墟、大自然以及古老的童话和神话等。换言之，它渴望的是一种无法达到的、已经失去的、正在消失或幻想中的事物。这种“渴望”的象征和目标就是诺瓦利斯在他的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中的同名主人公、中世纪诗人梦想和追求的“蓝花”（blaue Blume） ，“蓝花”也因此成为德国浪漫主义带有忧郁、乡愁情结的完美化身。

德国浪漫主义呈现极强的非理性特征，强调情感和热情的重要性。它力图打破启蒙运动哲学所强调的并且为古典主义所遵从的刻板而机械的理性主义，将情感、苦难、个性、个人的经历和心理（特别是扭曲的心理）作为探究和宣传的对象。因此，渴望、神秘、隐秘等成为浪漫主义的中心话题。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如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等，都是虔敬派（Pietismus）家庭出身，而虔敬主义特别强调精神经历的重要性，注重信仰的培育。正是这种虔诚的宗教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抵制理性主义的精神源泉。

德国浪漫主义还特别强调“个性”（Individualitt）。在德国浪漫主义者看来，人类并非一个模式，而是复杂和多样的。施莱尔马赫的观点就是：“每一个单个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代表人类”。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则强调，评价一部作品，必须首先了解其“个性”，只有抛弃普遍的标准而只考虑到作者自己的目的和环境时，才能对一部作品进行恰当的评判。

反现代性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又一重要特征。18世纪90年代，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价值观开始出现，社会呈现多元发展趋势，传统社会秩序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浪漫主义者希望通过他们的诗歌等作品来抚慰整个世界乃至个人的裂痕和创伤，重建每个人以及自然的整体性，让一切都回归以前的和谐和一致的状态。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浪漫主义采用了“诗人神父”（Dichterpriester）一词，期盼通过“浪漫主义化”来克服内心和外部世界的异化，重新找到生活的本来意义。诺瓦利斯曾经指出，“诗人和神父原本是一个人，他们是后来才分开的。然而，正如真正的神父总是诗人一样，真正的诗人永远是神父。”

回归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显著特征。在浪漫主义者看来，植根于主观个性之中的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并非自发产生的，它们深埋于个人的早期记忆以及所生活的文化环境之中。而文化是一定的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一个民族区别与其他民族的符号，因此，回归历史和民族就成为浪漫主义的当然选择。这种回归历史和民族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于本乡本土和民间的文化遗产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于是搜集流传于民间的、具有民族的和特定的国家集体记忆的“民族诗歌”（Volksdichtung）和“民族文学”（Volksliteratur） ，就成了浪漫主义者努力的目标。他们从童话、民间传说、民歌、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和基于等级等之上的相互忠诚的社会秩序中去寻找已经失落的世界。阿希姆·冯·阿尼姆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s Brentano，1778—1842）对德国民歌的采集，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兄弟对各种口耳相传的德国民间传说和童话的搜集等，就是明显例证。

浪漫主义与魏玛古典主义都坚持美学观，但两者有明显的不同。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义美学观强调艺术本身的自主性，浪漫主义的美学观则把美学的方法推广到生活的所有领域，并且以此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具体说来，就是用诗人的直觉方法审视一切，包括哲学、宗教、历史和政治等问题。“唯有诗人才知道把各种事物巧妙地联结在一起的艺术”，“诗创造生命”。浪漫主义者这种用美学来审视一切的目的在于，希望以此影响政治变化，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三、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

浪漫主义在德国的发展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早期浪漫主义（Frühromantik）时期、中期浪漫主义（Hochromantik）时期和晚期浪漫主义（Sptromantik）时期。1815年以前经历了早期和中期浪漫主义两个发展阶段。与古典主义仅聚焦于歌德和席勒所在的魏玛不同，浪漫主义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个中心。

早期浪漫主义指18世纪90年代中期以耶拿为中心开始形成的浪漫主义思潮和运动，大约到1804年结束。其主要代表有施莱格尔兄弟、路德维希·蒂克、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1773—1798）和诺瓦利斯等人。哲学家费希特、谢林，新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也在其列。由于他们的主要活动地点在耶拿，因此也被称为“耶拿浪漫派”（Jenaer Romantik）或老浪漫派（ltere Romantik）。

早期浪漫主义始于1793年路德维希·蒂克和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穿越法兰克人地区的一次徒步漫游。在这次漫游中，纽伦堡等地保存的中世纪的宗教和艺术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认为这些中世纪的艺术中蕴藏着人类的爱和宽容精神。因此，在他们看来，中世纪才是最理想的“黄金时代”，应该要回归这一时代。瓦肯罗德发表的唯一著作《一个爱好艺术的修士的心灵倾诉》（Herzensergieβung eineskunstliebenden Klosterbruders，1796）则具体反映了这种看法，它描写了一个在修道院的孤独生活的修士对中世纪文化艺术的见解。

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与其兄长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是早期浪漫主义的理论旗帜。1798—1800年间，他们在耶拿出版《雅典娜神庙》（Athenum）杂志，该杂志与席勒的《时序女神》分别成了传播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喉舌。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将浪漫主义在文学中的情感和精神的表达定义为“进步的普遍诗情”（Progressive Universalpoeise） ，即要用诗人的感觉审视一切，在内容上要把哲学、诗歌、评论等融为一体，形式上要打破界限，把诗歌、童话、信件、随笔等糅合在一起，以此构建文学作品。这种要把“诗情”作为最高准则的看法，表达了人的主观精神高于一切的价值观，是费希特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在文学领域的反映。他的小说《路清德》（Lucinde）就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而1802—1804年间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在柏林做的“论美的文学和艺术”（überschne Literatur und Kunst）和1808年在维也纳做的“论戏剧艺术和文学”（über dramatische Kunst und Literatur）等讲座则是对浪漫主义文学评论的概括。

如果说施莱格尔兄弟是浪漫主义理论家，诺瓦利斯和蒂克则是早期浪漫派的创作实践者。诺瓦利斯英年早逝，著述不多，一些作品在其去世后才出版。主要作品有诗作《黑夜颂歌》（H ymnen an die Nacht，1800）、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黑夜颂歌》将黑夜赞颂为一种引发人们想象力的生命和死亡的神秘事物，《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中的“蓝花”则如前所述，成了德国浪漫主义的象征。它们都是浪漫主义的代表性作品。路德维希·蒂克是最多产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小说《威廉·洛威尔的故事》（Die Geschichte des Herrn Wiliam Lovell，1795/96）、《弗兰茨·施泰恩巴尔德漫游记》（Franz Sternbalds Wanderungen，1798） ，童话《金发的埃克贝特》（Blonder Eckbert，1796）、《民间童话》（Volksmrchen，1797）、《神秘山》（Runenberg，1802）等。他的童话作品将人们带入一种无意识而又充满渴望的想象世界中。

耶拿浪漫派有其深刻的哲学思想基础。费希特从1794年开始在耶拿大学任教，实际上成为耶拿浪漫派的精神导师。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就曾在他的门下学习。他的唯心主义的自我中心观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浪漫主义的主观个性的放纵。耶拿浪漫派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放纵幻想，追求神秘和奇异，虽然给人以“病态”之感，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想像的解放”。

在1801年诺瓦利斯去世以及1802年施莱格尔兄弟离开耶拿后，耶拿作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中心的地位随之消失。

中期浪漫主义的发展大约从1804年到1815年。由于这一时期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海德贝格，因此也被称为“海德贝格浪漫派”（Heidelberger Romantik）。其成员大多比耶拿浪漫派要年轻，而且在形成时间上晚于耶拿浪漫派，因此又被称为“青年浪漫派”（Jüngere Romantik）。又因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运动更关注于民族问题，故而又被称为“民族浪漫派”或民族浪漫主义（Nationalromantik）。

中期浪漫主义可追溯到其代表性人物阿希姆·冯·阿尼姆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在1802年的一次莱茵之旅。当时法国的胜利和德意志各邦在战争中的失败深深地刺痛了阿希姆·冯·阿尼姆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他们决定通过旅行的方式来搜集口耳相传的德意志民歌，以提升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同时也以此作为逃离现实的精神避难所。1804年到1809年间，越来越多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聚集于海德贝格大学。其间，阿希姆·冯·阿尼姆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正在此整理他们搜集来的民歌《男童的神奇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Alte deutsche Lieder） ，并出版了《隐士报》（Zeitung für Einsiedler）。此外，约瑟夫·冯·格雷斯、约瑟夫·冯·艾辛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1857）、格林兄弟等浪漫派代表或聚集于此，或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还有亚当·米勒、克莱斯特等一些中期浪漫派代表聚集在柏林。

以海德贝格浪漫派为代表的中期浪漫主义和耶拿浪漫派为代表的早期浪漫主义有所不同。它没有早期浪漫主义那种对于理论和哲学的关注，而是更多地将目光倾注于有关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元素，侧重于搜集民歌、民间诗歌、民间童话、民间传说等民间文学遗产和素材，发掘民族书籍，藉以维护德意志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性。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当时欧洲政治形势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1804年，拿破仑加冕为法兰西帝国皇帝。与此相应，在莱茵河东岸地区，尽管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没有正式解体，但巴登、符滕堡和巴伐利亚等南德诸邦已经开始转向法国一边。在这种形势下，中期浪漫主义开始把目光集中于象征德意志民族团结、统一、强大和辉煌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骑士制度、哥特式艺术，把早期浪漫主义对过去的病态眷恋极致化。这种倾向既反映了对于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渴望和对德意志历史和文化的依恋，同时也是把遁入历史、沉湎于过去当成逃避现实政治的手段。

中期浪漫主义的辉煌成就突出地体现在对德意志民间文学的发掘和整理方面。1805到1809年间，布伦塔诺和阿希姆·冯·阿尼姆合作出版了三卷本德意志民歌和民间诗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1812到1815年间，格林兄弟出版了二卷本《儿童和家庭故事》（Kinder-und Hausmrchen） ，即众所周知的《格林童话》（Grimms Mrchen）。1816年，他们又出版了《德意志传奇》（Deutsche Sagen）。此外，格雷斯也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德国民间故事书籍》（Die deutschen Volksbücher，1807）和两卷本《古代神话故事集》（Mythengeschichten der alten Welt，1810）。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书籍不仅成为反对国家分裂的爱国主义文献，也是反对现代文明之下出现的内心和外部世界不断异化的有力工具。

作为中期浪漫主义的主要领袖，阿希姆·冯·阿尼姆一生创作十分丰富。除了与布伦塔诺合编的《男童的神奇号角》外，中篇小说《埃及的伊莎贝拉》（Isabela von Aegypten，1812）是其代表作。小说描写了吉普赛姑娘伊莎贝拉通过努力，为四处流浪、受人歧视的吉普赛人争得自由的故事。布伦塔诺的代表性作品则有宗教故事诗《花冠传奇》（Romanzen von Rosenkranz，1852）、叙事诗《罗累莱》（Die Lorelay，1802）等。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的《罗累莱》叙述了莱茵河畔一个悬崖上的美丽女妖的传说，广为人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和中期浪漫主义阶段，女性通过“沙龙文化”（Salonkultur）开始进入文学领域。当时，浪漫派聚集于一些较大的城市中，依托某些对文学艺术感兴趣的女性沙龙，进行交流活动。这些女性在事实上成为浪漫派文化圈的核心人物。其中，在柏林有拉埃尔·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1771—1833）和亨丽埃特·赫茨（Henriette Herz，1764—1847）等犹太女性的文学沙龙，在维也纳有女作家、诗人卡罗琳娜·皮希勒（Karoline Pichler，1769—1843）主持的文学沙龙等。此外，还有一批活跃于文学领域的浪漫派女作家和女诗人，代表人物有卡罗琳娜·伯默尔（Caroline Bhmer，1763—1809）、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妻子窦洛蒂娅·法伊特施莱格尔（Doro the a Veit-Schlegel，1763—1839）、嫁给布伦塔诺为妻的索菲·梅里奥（Sophie Mereau，1770—1806）、卡罗琳娜·冯·贡德罗德（Karoline von Günderode，1780—1806） ，布伦塔诺的妹妹、阿尼姆的妻子贝蒂纳·布伦塔诺（Bettina Brentano，1785—1859） ，蒂克的妹妹、女诗人索菲·蒂克（Sophie Tieck，1775—1833）等。其中，卡罗琳娜·冯·贡德罗德被称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最著名的女诗人。她们打破传统的性别界限，进入文学艺术领域，为这一时期德国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她们的代表性作品有索菲·梅里奥的《情感的全盛时代》（Das Blüthenalterder Empfindung，1794）、《阿曼达和爱德华》（A m and a und Eduard，1803） ，卡罗琳娜·冯·贡德罗德的《诗歌和幻想》（Gedichte und Phantasien，1804）、《诗歌片断》（Poetische Fragmente，1805）等。

浪漫主义是作为启蒙运动的反题出现的，是对启蒙运动过于强调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向回应。浪漫主义的许多观点，诸如个性的张扬、共同体的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文化传统的珍视等，都有其积极的意义。它通过对感知、体验、情感、爱的突出性强调，弥补了理性主义所忽略的一面。1815年以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进入了晚期发展阶段。

第三节 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转变

民族主义是1800年前后德国思想文化界的又一重要思潮。在这一时期，受激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统治，德意志民族意识不断高涨，民族主义因子日益强化，18世纪上半期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形态开始向政治民族主义形态转型。

一、德意志民族认同的早期形态：文化民族主义

出于客观政治现实和传统的缘故，德意志民族意识首先萌生于文化领域。18世纪上半期，以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法国理性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启蒙运动，高举理性、宽容、进步的大旗，向整个欧洲扩散，德意志思想文化界也汇入了这一运动的洪流之中。但是由于国情差异，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呈现一种独特性。它针对德国分裂落后的现状，将启蒙运动的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在宣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观念的同时，注入了一种浓烈的民族情感，最终形成了启蒙思想与民族意识的共生。由于这样一个特点，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同时也催生了文化领域的民族意识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文化民族主义。

对强势的法国文化的反感是德国文化领域民族意识萌生的重要现实动因。17世纪以来，法国国势强盛，法兰西文化也因此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追捧的强势文化。18世纪上半期的德意志，以上层社会为代表，媚法之风盛行。各邦贵族阶层无不热衷于法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各邦宫廷纷纷仿效法国宫廷，维也纳、波茨坦、德累斯顿等都打上了“凡尔赛”的烙印。文化界和学术界也盛行媚法之风。德国演出的戏剧中有2/3是法国的剧本或法国剧本的改编本。德国的著名大学则流行着法国宫廷风格的诗歌、音乐，俨然成了“成了法国化的据点”。有鉴于此，德意志思想文化界的部分精英出于对本民族文化滞后现状的忧虑，借助于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和文化动力，不仅在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而且有意识地强调和弘扬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凸显德意志民族特性。从这一意义上讲，正是“知识分子精英们”“创造了民族”。

18世纪上半期的早期启蒙运动中，德国文化界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突显民族文化。在哲学界，如前所述，以托马西乌斯、沃尔夫等为代表的著名学者在创立自己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同时，强化自身的民族倾向。在文学领域，著名作家高特谢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作为德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大力呼吁使用纯洁的民族语言。结果，在高特谢德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以讲德语为荣的作家。这一时期德国文坛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标志着德国伟大诗歌开端”的“第一位德国职业诗人”克洛普施托克。在他的笔下，大败罗马人的日耳曼人首领赫尔曼成了自由的斗士。德国因此掀起了一股崇拜赫尔曼之风，德意志民族的自豪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和文化认同感也因此而大大提升。在音乐领域，启蒙运动早期不仅成了德国音乐盛世的开端，涌现了巴赫、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andel，1685—1759）、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1714—1787）等一批誉冠欧洲的音乐巨匠，也成了音乐民族化的起点。被后人称为“欧洲音乐之父”的音乐大师巴赫，针对当时德国社会的“媚法”浪潮，勇敢地顶风而上，明确要求用德语演唱自己的宗教和世俗声乐作品，表达了自己的民族倾向。

18世纪中后期，进入盛期的德国启蒙运动进一步“民族化”，民族意识进一步彰显。这一时期的德意志文学因其非凡的成就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而成为欧洲的翘楚。有“德意志的伏尔泰”之称的莱辛第一个站出来，要求开辟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学道路，挖掘民族题材和素材，创作和演出充满德意志民族感情的作品。莱辛因此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开路先锋”。著名诗人和小说家维兰德更是直白地指出德意志文学的目的就在于“激发起只有伟大、高尚、勇敢和进步的人民才具有的那种共同体精神”。

在实践层面，包括歌德在内的年轻诗人和作家以德国的文化和现实为基础，在“狂飙突进”中成就了大量经典之作，“人们对德语文学传统的兴趣日益高涨”。在哲学领域，作为“18世纪下半期德国精神和艺术生活最杰出推动者”，赫尔德不仅创立了极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族主义历史哲学，提出每个民族都表现出独特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 ，都必须对其自身独特的传统忠贞不贰，并发出了“让我们尽量为民族增添光荣”的号召。

在其他领域，德国学者也努力促进民族的文化认同。历史学家、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的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ser，1720—1794）提出了国家共同体起源于民众和民族特性的观点。著名政论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Friedrich Karlvon Moser，1723—1798）也鼓吹德意志人是一个民族，一个有共同语言和共同首脑的“利益共同体”。

总体上看，18世纪中后期之前，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提升和民族认同感已经在文化领域得到普遍发展，表现出典型的“文化”特征，处于开放型的“文化民族”（Kulturnation）的认同阶段。这种文化层面的民族认同是由当时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决定的：就主观认知而言，德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尚处于萌生阶段，人们最原始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对自己周围有共同语言、共同风俗习惯、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记忆的群体的文化认同；从客观现实看，德意志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数以百计的主权邦是德国政治分裂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要迅速形成一种对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认同，不仅各邦统治者不会接受，长期效忠于各自邦君的民众也难以理解。相反，一种相对宽泛和开放、不受现实边界限制的、具有“联邦特征”的民族文化认同则更容易被民众所接纳。与这种民族的文化认同相对应，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呈现为一种文化认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法国统治与德意志民族认同意识的强化

如果说来自法国的强势文化和启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那么1789年到1815年期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在德国的统治则是进一步刺激了德国人，成为提升德意志民族认同的新推手，使德意志民族认同意识由开放型文化认同上升到以主权为特征的国家民族（Staatsnation）认同阶段。这种新发展既是前期民族文化认同的后续结果，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按照著名学者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1931—）的说法，法国大革命使德国的民族主义“从前民族的、地方性的从属意识”中摆脱出来，从部族骄傲和家乡情感，特别是从传统的、基于地区性领地邦国及王朝之上的地方爱国主义中摆脱出来。宣扬德意志民族的整体概念，消除分裂局面，建立统一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追求的新目标。在这种新目标下，一方面德国人在文化领域的民族认同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这种民族认同出现了从文化领域向政治领域的溢移。

这一时期体现德意志民族认同意识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领域的民族认同在浪漫主义思潮下浸润进一步强化，由强调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共性特征转而强调德意志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强调以文化为基础的共同历史传统以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独特性。换言之，原先的文化民族认同主要强调德意志民族的共性特征，现在则突出德意志民族在文化上的不可分割性。18世纪中叶以来赫尔德等人对民族独特性的认识和民族传统价值的肯定，引导着德国文化界更多地关注本国的人文传统和自然风光；同时，法军的占领使德国的文化精英们认识到，在物质和军事上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从精神、历史和文化角度保持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感显得尤其重要。正是以上因素使德国文化界出现了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因此，文化界的浪漫主义思潮实际上是一场反对法国的民族文化解放战争。

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和亚当·米勒等浪漫派代表人物发展起来的所谓的“有机体”理论极大地强化了民族共同体思想，是德意志民族认同意识从松散、宽泛的文化民族层面向紧密、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层面转变的突出体现。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是许多个人的总和，他们由于共同的血统、传统和历史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国家中，每个人就像手足一样，与整体不可分离。有机的国家有自己的精神和独特的个性。这种对民族独特性的肯定，使民族共同体认同成为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共同平台。

文学领域是凸显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场所。如前所述，当德意志处于法军占领之下时，无力面对现实的德国文人转而从历史和文化中寻找德意志民族的慰藉，希望通过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从过去找到自己民族的未来发展之路。他们沉湎于中世纪德意志国家的辉煌，从历史中挖掘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特性，希望分裂的德意志能统一起来，再现神圣罗马帝国的强盛。约瑟夫·冯·格雷斯、克莱门斯·布伦塔诺、阿希姆·冯·阿尼姆等人专门进行包括民歌、童话、传说、绘画等在内的德国中世纪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威廉·冯·洪堡在谈及浪漫主义发掘“过去”的意义时指出：德国的基础不仅存在于共同的风俗、语言和文学之中，而且还体现为“对共同获得的荣誉和所处的危险的追忆，在于对祖先们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的怀念”。

这一时期体现德意志民族认同意识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进一步挖掘德意志民族文化特性、追求民族的整体文化认同的同时，开始进入“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阶段。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开始成为人们的努力目标。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法兰西民族主义明显具有“国家民族”的特征。它强调民族的“单一而不可分裂”，认为民族是国民的总称，是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国家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是民族政治精神的展现等。于是，民族就成了等同于国家的、与领土结合起来的政治实体。

事实也表明，随着民族认同意识的不断提升和强化，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一致政治目标。著名诗人阿恩特是德国社会下层的代表，他出身于前波美拉尼亚的农奴家庭，却成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鼓动家之一。他以真切感人的诗句鼓动人们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而斗争。施泰因男爵出身于拿骚贵族等级，位居普鲁士首相，却能放眼于整个德国，明确表示希望建立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国家，毫不隐讳地表示：“我的信仰就是统一。”甚至普王也发表《致我的人民》，表达了建立德意志国家的愿望。

这一时期德意志民族认同意识强化的又一重要体现和特征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紧密结合，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成为两者的共同努力目标。当时德国面临着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和反对封建专制的双重任务。由于各邦统治者兼德意志分裂的守望者和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于一身，是统一的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公民社会的阻挠者，民族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就在这一共同的敌人面前联合起来，从而使得“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为目标的民族理想主义在同一个躯干上生长。”

综上可见，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德意志民族认同已经从开放型文化民族认同层面转向强调民族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主权性的国家民族认同开始提上日程。

附 录

一 大事年表

1648年10月24日三十年战争的参战各方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1649年普法尔茨选帝侯复位，确认帝国八位选帝侯

1651年9月27日费迪南德·马利亚继任巴伐利亚选帝侯

1652年“利奥波第娜·卡罗丽娜皇后科学院”在施魏因富特成立

1653年6月3日瑞士农民起义

6月4日瑞士农民起义被血腥镇压

6月18日罗马人国王费迪南德四世加冕

1654年3月11日第一次不来梅瑞典战争爆发

4月5日英国与尼德兰签署《威斯敏斯特和约》，结束战争

5月17日雷根斯堡帝国议会发布决议，开启帝国“永久议会”

7月9日罗马人国王费迪南德四世去世

11月28日不来梅与瑞典签订《施达德第一和约》，结束战争

1655年瑞士公布《1655年联邦草案》

7月1日瑞典入侵波兰—立陶宛，第二次北方战争爆发

7月3日俄国—波兰战争爆发

10月14日杜伊斯堡大学开学典礼

1656年1月17日瑞典与勃兰登堡签订《柯尼斯堡条约》，普鲁士公国附属瑞典

5月17日瑞典向俄国宣战

6月23日勃兰登堡与瑞典签订《马林堡条约》，支持瑞典第二次北方战争

10月8日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二世继位

11月20日《拉碧奥条约》，瑞典失去对普鲁士公国的宗主权

1657年9月19日勃兰登堡与波兰签订《韦劳条约》，支持波兰第二次北方战争

1658年7月18日利奥波德一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8月14日“莱茵同盟”建立

1659年11月7日西班牙与法国签订《比利牛斯和约》，法国控制西属尼德兰

1660年5月3日第二次北方战争的参战各方签订《奥利法和约》，结束战争

1663年9月奥地利再次开始对抗土耳其人的入侵

1664年5月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

1664年8月1日神圣罗马帝国与土耳其人签订《艾森堡和约》，双方停战20年

1665年10月5日基尔大学开学典礼

1666年11月15日《哈本豪森条约》，结束不来梅与瑞典之间的战争

9月9日勃兰登堡与普法尔茨—诺伊堡签订《克雷弗和约》

1667年7月31日《布雷达和约》，结束第二次英荷战争

5月24日法国军队进入尼德兰，“尼德兰遗产战争”爆发

1668年“莱茵同盟”自行解散

1668年春法国与西班牙签订《亚琛和约》，结束“尼德兰遗产战争”

1669年法国开始迫害胡格诺

1669年10月15日因斯布鲁克大学开学典礼

1670年7月25日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下令驱逐维也纳利奥波德城区的犹太人

1671年“库鲁茨起义”爆发

1672年3月英国向荷兰宣战，第三次英荷战争爆发

4月6日法国向荷兰宣战

1674年2月19日《威斯敏斯特第二和约》，结束第三次英荷战争

1678年9月17日《尼姆韦根和约》，结束法国与荷兰的战争

1679年5月26日马克斯·埃曼努尔继任巴伐利亚选帝侯

6月29日《圣格尔曼条约》，普鲁士失去前波莫瑞

1680年8月22日约翰·格奥尔格三世继任萨克森选帝侯

8月28日卡尔二世继任普法尔茨选帝侯

1681年9月30日帝国城市施特拉斯堡议会决议：归附法国

1683年法国开始“重并战争”

1683年5月3日土耳其军队逼近贝尔格莱德

7月13日土耳其军队开始围攻维也纳

9月12日卡伦贝格战役，土耳其军队大败

1684年3月5日帝国与波兰—立陶宛和威尼斯结成“神圣同盟”，抵抗土耳其人

1684年秋《雷根斯堡停战协议》，“重并战争”结束

1685年“库鲁茨起义”遭到镇压

1685年5月16日腓利普·威廉继任普法尔茨选帝侯

8月16日格兰战役，土耳其军队大败

10月29日勃兰登堡选帝侯发布《波茨坦敕令》，实行宗教宽容政策

1686年3月22日帝国皇帝与勃兰登堡选帝侯结成攻守同盟，对抗法国扩张

7月9日帝国组成“奥格斯堡同盟”，对抗法国扩张

1687年帝国皇帝设立“血腥法庭”，处死库鲁茨起义军领袖

1688年哈勒大学教授创刊《月谈》，开启了德意志启蒙运动

5月9日普鲁士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去世，弗里德里希三世继任

9月24日法国向“奥格斯堡同盟”宣战，普法尔茨继承战爆发

1691年8月2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继任萨克森—哥塔—阿尔腾堡公爵

8月19日斯兰卡门战役，土耳其人大败

9月12日约翰·格奥尔格四世继任萨克森选帝侯

10月18日克里斯蒂安二世继任萨克森—梅尔斯堡公爵

1692年3月22日汉诺威公爵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九位选帝侯

1693年帝国最高法院从施佩耶尔迁往韦茨拉尔

1693年5月22日法国军队烧毁海德贝格城中宫殿

1694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创办哈勒大学

1696年4月俄国沙皇彼得一世进入反土耳其战争

1697年6月1日萨克森选侯“强壮者”奥古斯特一世改信天主教，以获得波兰王位

9月11日岑塔战役，土耳其人被彻底打败

9月15日萨克森选侯“强壮者”奥古斯特一世加冕为波兰国王

10月30日《里斯维克和约》，结束普法尔茨继承战

1698年1月23日汉诺威选侯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加冕英国国王，即乔治一世

11月10日约翰·威廉继任萨克森—爱森纳赫公爵

1699年1月26日《卡尔洛维茨和约》，结束土耳其战争

2月6日西班牙王位继承人去世，出现王位继承问题

1700年3月丹麦军队进攻瑞典领地，大北方战争爆发

7月11日柏林王家科学院成立，莱布尼茨为第一任院长

11月1日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去世

11月16日帝国皇帝承认勃兰登堡选帝侯为在普鲁士的国王

11月24日法国安茹伯爵继任西班牙国王，即腓利普五世

1701年1月18日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加冕

2月18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

9月7日帝国与英国、尼德兰及普鲁士组成“海牙大联盟”，对抗法国

1702年5月4日英国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向法国宣战

1705年汉诺威选帝侯统一家族领地

5月5日约瑟夫一世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708年帝国议会承认汉诺威公爵为第九位选帝侯

1709年大批普法尔茨人向不列颠和美洲移民

1710年在迈森出现欧洲第一家瓷器制作工场

1711年12月22日卡尔六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712年圣彼得堡正式成为俄国首都

1712年4月11日《乌特勒支和约》，试图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遭皇帝反对

1713年2月25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继任在普鲁士的国王

3月11日重申《乌特勒支和约》，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实际结束

4月19日皇帝公布《国事诏书》，宣布女性有权继承哈布斯堡家族产业

1714年3月皇帝接受“经修改的”《乌特勒支和约》

1715年6月27日土耳其船队进攻威尼斯领域

1716年4月13日皇帝重申1684年的“神圣同盟”，土耳其人向奥地利宣战

8月5日彼得瓦岱战役，土耳其人大败

1718年7月21日《帕萨洛维茨和约》，土耳其人退出战争，奥地利赢得部分土地

1721年8月30日《纳斯塔德条约》，结束大北方战争

11月2日彼得一世加冕为俄罗斯帝国皇帝

1722年罗马教皇将两西西里王国封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724年由萨克森选侯主持编纂的《奥古斯特法典》在莱比锡出版

5月15日“维斯特巴赫家族同盟”建立，对抗哈布斯堡家族扩张

1725年4月30日奥地利与西班牙缔结《维也纳盟约》，后者支持《国事诏书》

1725年9月3日法国、英国与普鲁士签订《海伦豪森盟约》，对抗奥西同盟

1726年8月16日俄国参与奥地利与西班牙的《维也纳盟约》，支持《国事诏书》

1727年哈勒大学和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开设内政管理讲座

1727年2月11日西班牙引发“英西战争”（1729年结束）

1727年5月17日俄国女皇卡塔琳娜一世去世

1727年6月11日英国国王乔治一世去世

1728年12月23日普鲁士国王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订《柏林秘密条约》

1729年9月20日普鲁士与俄国重申1726年签订的同盟条约

1729年11月9日西班牙结束与英国的战争

1730年5月31日萨克森举办的“蔡特罕军营检阅庆典”开幕

1730年6月28日“蔡特罕军营检阅庆典”闭幕

1733年2月1日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逝世

1733年爆发波兰王位继承战（至1738年）

1733年符滕堡公爵发布宗教宽容政策

1735年匈牙利国王创建矿山学校，奠定了西匈牙利大学的基础

1735年萨克森邦国建立财政委员会

1735年奥地利与俄罗斯之间的土耳其战争在波黑地区开火

1735年10月3日皇帝卡尔六世与法国缔结《初步和约》

1737年科隆选帝侯开始建造克莱门斯维特宫

1737年9月17日格奥格尔·奥古斯特大学（哥廷根大学）宣布正式建立

1738年符滕堡公爵卡尔·亚历山德去世

1738年11月18日法国和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

1739年奥地利与俄罗斯签订《贝尔格莱德和约》

1740—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

1740年5月31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上任

6月27日普鲁士王国政府设置“总执行局”的第五部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发表《反马基雅维里主义》

10月20日奥地利玛丽亚·特蕾西亚宣布继承哈布斯堡家族产业

12月16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宣布战争，夺取奥地利占领的西里西亚

1741年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大公国成立

1741年3月13日玛丽亚·特蕾西亚的长子、将来的皇帝约瑟夫诞生

9月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前往普雷斯堡，动员迎战普鲁士

11月26日奥地利阵营占领布拉格，普鲁士的军队受挫

1742年1月24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七世登基

7月28日普鲁士军队占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普奥签订《柏林和约》

12月31日卡尔·特奥多尔继任普法尔茨选帝侯

1743年9月13日奥地利与英国建立“国事同盟”，共同抵抗普鲁士的扩张

1744年在柏林最终建立“普鲁士王国科学院”

6月5日普鲁士与法国建立“反国事同盟”，对抗奥地利

8月16日普鲁士军队进入波希米亚，开始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

1745—1748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撰写《战争总论》

1745年1月8日奥地利与英国、萨克森和俄国组成“四国同盟”，对抗普鲁士扩张

1月20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七世病逝

6月4日霍亨弗里德战役，普鲁士胜、奥地利败

9月30日索尔战役，弗里德里希二世实践其创制的“斜形战列战术”取胜

10月4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一世登基

12月25日奥普签订《德雷斯顿和约》，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暂时停战

1746年埃森纳赫等级代表抗议萨克森公爵侵犯传统的等级权利

1746年海伦胡特兄弟会皈依路德教

1747年5月1日普鲁士国王的波茨坦无忧宫落成典礼

1748年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爵与其妹夫签订秘密条约

1748年10月18日普奥等国签订《亚琛和约》，标志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

1749年10月柏林启蒙思想家组建“星期一俱乐部”

1750年普鲁士王国颁布《普鲁士王国犹太人特权修正法》

1752年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阿道夫·弗里德里希三世去世

1755年梅克伦堡两部分别签署《邦国依法继承协议》

1756—1763年七年战争

1756年1月16日普鲁士与英国签订《威斯敏斯特协定》，共同对抗奥地利

3月24日普鲁士国王颁布《土豆谕令》，推广种植土豆

5月1日奥地利与法国签订《凡尔赛协定》，共同对抗普鲁士

8月29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宣布战争：夺取奥地利占领的西里西亚

10月1日罗伯西茨战役，普鲁士胜、奥地利败

1757年5月1日奥地利与法国第二次签订《凡尔赛协定》，共同对抗普鲁士

5月6日布拉格战役，普鲁士胜，奥地利败

6月18日科林战役，奥地利胜，普鲁士败

11月5日罗斯巴赫会战，普鲁士胜，奥地利败

12月5日罗伊腾会战，普鲁士胜，奥地利败

1758年8月25日佐伦多夫战役，普鲁士胜，奥地利败

10月14日霍赫奇尔舍战役，奥地利胜，普鲁士败

1759年8月12日库讷斯多夫战役，奥地利胜，普鲁士败

1760年8月15日里格尼茨战役，普鲁士胜，奥地利败

10月25日汉诺威选帝侯兼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登基

11月3日托尔郜战役，普鲁士胜，奥地利败

1762年7月21日布克尔斯多夫战役，普鲁士胜，奥地利败

1763年2月15日普奥等国签订《胡伯图斯堡和约》，标志七年战争结束

1765年8月18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登基

1766年奥地利颁布《特蕾西亚法典》

1772年8月5日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第一次瓜分波兰

1773年8月21日罗马教皇宣布解散耶稣会

1777年12月30日普法尔茨伯爵卡尔·特奥多尔继任巴伐利亚选帝侯

1778年7月3日普鲁士向奥地利宣战，巴伐利亚继承战开始

1779年5月13日普奥等国签订《泰森和约》，标志巴伐利亚继承战争结束

1780年11月29日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去世

1781年10月13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颁布《宗教宽容敕令》

11月1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颁布《仆臣诏令》，解放农奴

1783年柏林启蒙思想家组建“星期三学会”

1786年8月17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

10月三大教会选帝侯起草《埃姆斯草案》，反对罗马教皇干涉德国教会

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起义，占领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开始

1790年7月27日奥普两国签订《赖兴巴赫协定》，停止敌对状态

8月萨克森农民起义

1791年8月27日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发表《皮尔尼茨声明》，支持法王路易十六反对法国革命

1792—1797年第一次联盟战争

1792年4月20日法国向奥地利宣战

7月25日“不伦瑞克宣言”

9月20日瓦尔密炮战

1792/1793年美因茨共和国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1月23日俄普第二次瓜分波兰

3月23日累根斯堡帝国议会通过向法国宣战的决议

3—7月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美因茨共和国

1795年1月3日俄奥两国签订第三次瓜分波兰协议

4月5日普法两国签订《巴塞尔和约》

10月24日俄普奥三国第三次瓜分波兰

1797年9月16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逝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继位

10月17日奥法两国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第一次反法联盟崩溃

1798—1801年第二次联盟战争

1801年2月9日法国与德国签订《吕内维尔和约》，第二次联盟战争结束

1803年2月25日通过《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

1804年8月10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宣布建立奥地利帝国，加冕为奥皇弗兰茨一世

1805年第三次联盟战争

12月2日奥斯特里茨战役（三皇会战）

12月26日奥法两国签订《普雷斯堡和约》，第三次联盟战争结束

1806—1807年第四次联盟战争

1806年7月12—16日16个德意志邦国宣布脱离帝国，建立“莱茵邦联”

10月14日耶拿战役和奥尔施泰特战役，普军大败

11月21日拿破仑颁布柏林敕令，宣布对英国实行封锁

1807年7月7日法俄签订《提尔西特和约》

7月9日法普签订《提尔西特和约》

10月9日普鲁士颁布“十月敕令”，开始农业改革

11月15日拿破仑颁布威斯特法伦王国宪法，威斯特法伦成为德意志第一个宪法邦国

1808年11月9日普鲁士颁布《城市规程》

1809年第五次联盟战争

10月14日法奥签订《舍恩布伦条约》

1810年10月柏林大学建立

10月28日普鲁士颁布《营业税敕令》，确立“营业自由原则”

1812—1814年第六次联盟战争

1812年6—12月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

12月30日约克将军与俄方签订《陶罗根协定》

1813年2月28日普俄签订《卡利施条约》，共同对法作战

3月16日普鲁士正式向法国宣战

3月17日普王发表《告我的人民》书，成为德意志解放战争开始的标志

10月16—18日莱比锡民族大会战

1814年3月31日联军进入巴黎

4月6日拿破仑宣布退位

5月30日反法联盟与法国签订《第一巴黎和约》

1814年—1815年维也纳会议（1814年10月1日—1815年6月9日）

1815年3—6月拿破仑“百日统治”；第七次反法联盟

1815年6月8日 通过《德意志邦联文件》

6月9日 通过维也纳会议总决议

6月12日 耶拿大学学生建立第一个大学生协会

9月26日 神圣同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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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译名对照

A

阿本斯贝格（Abensberg）

阿道夫·弗里德里希二世，梅克伦堡公爵（Adolf Friedrich，1658—1708，1695—1708年在位）

阿道夫·弗里德里希三世，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爵（Adolf FriedrichⅢ，1686—1752，1708—1752年在位）

阿道夫·弗里德里希四世，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爵（Adolf FriedrichⅣ，1738—1794，1752—1794年在位）

阿道夫·弗里德里希一世，梅克伦堡公爵（Adolf FriedrichⅠ，1588—1658，1592—1628/1631—1658年在位）

《阿德里安堡和约》（Frieden von Adrianopel，1568）

阿恩特（Arndt，Ernst Moritz，1769—1860）

阿尔布莱希特，巴伐利亚公爵继承人（Albrecht，1528—1579）

阿尔布莱希特四世，巴伐利亚慕尼黑公爵（AlbrechtⅣ，1447—1508，1505—1508年在位）

阿尔布莱希特支，维廷家族的（Albrechter）

阿尔登霍芬（Aldenhoven）

阿尔诺德（Arnold， G.，1666—1714）

阿尔萨斯（Elsaβ）

阿尔特多夫（Altdorf）

阿尔特马克（Altmark）

阿尔滕堡（Altenburg）

阿尔滕基尔辛（Altenkirchen）

阿尔滕施泰因（Altenstein，Karl Freiherrvon Stein zum，1770—1840）

阿尔托纳（Altona）

阿格里科拉（G.Agricola，1494—1555）

阿科莱（Arcole）

阿拉贡（Aragón）

阿雷廷男爵，冯（Aretin，Christoph Freiherr von，1773—1824）

阿历克斯，黑森达姆施塔特公主（Alixvon Hessen-Darmstadt，1872—1918）

阿鲁迈，多米尼库斯（Dominicus Arumaeus，1579—1637）

阿伦贝格（Ahremberg）

阿玛利亚（Amalie von Hessen-Darmstadt，1754—1832）

阿玛利亚，安娜（Anna A malie，1739—1807）

阿姆贝格（A mberg）

阿姆斯特丹（Armsterdam）

阿尼姆，阿希姆·冯（Arnim，Achimvon，1781—1831）

阿帕菲，米沙艾尔（Michael Apafi，1632—1690）

阿萨姆（Asam）

阿沙芬堡（Aschaffenburg）

阿斯佩恩战役（Schlacht bei Aspern）

阿图瓦（Artoi）

阿图瓦伯爵（Graf von Artois） ，见查理十世-阿图秀斯（Johannes Althusius，1563—1638）

埃伯哈德·路德维希，符滕堡公爵（Eberhard Ludwig，1677—1733年在位）

埃伯哈德一世，符滕堡公爵（EberhardⅠ，1495—1496年在位）

埃尔茨山脉（Erzgebirge）

埃尔丁（Erding）

埃尔滕（Elten）

埃尔辛根战役（Schlacht von Elchingen）

埃夫纳，约瑟夫（Joseph Effner，1687—1745）

埃格米尔（Eggmühl）

埃贡，安东（Anton Egon，1656—1716）

埃姆登河（Emden）

埃姆斯（Ems）

埃诺（Hainaut）

埃森（Essen）

埃森罗德（Essenrode）

埃塔尔男爵（Erthal，Friedrich Karl Josephvon，1719—1802）

艾登巴赫战役（Schlacht von Aidenbach，1706）

艾恩斯特二世，萨克森-哥达阿尔腾堡公爵（ErnstⅡ，1745—1804）

艾恩斯特，科隆选帝侯（Ernst von Bayern，1554—1612，1583—1612年在位）

艾希霍恩（Eichhorn，Karl Friedrich，1781—1859）

艾希施泰特（Eichstdt）

爱德华三世，英国国王（EdwardⅢ，1312—1377，1327—1377年在位）爱尔福特（Erfurt）

安哈尔特-贝恩堡（Anhalt Bernburg）

安哈尔特-德骚（Anhalt Dessau）

安哈尔特-科滕（Anhalt Kthen）

安娜·彼得罗芙娜（Anna Petrowna，1708—1728）

安斯巴赫（Ansbach）

安斯巴赫-拜罗伊特（Ansbach-Bayreuth）

安斯巴赫-拜伊罗特（Ansbach-Bayreuth）

安斯巴赫备忘录（Ansbacher Denkschrift；Ansbacher Memoire）

安特卫普（Antwerp）

昂吉安公爵（Louis Antoine Henride Bourbon，Herzog von Enghien，1772—1804）

奥本海默（Oppenheimer，约1698—1738）

奥布河畔巴尔（Bar-sur-Aube）

奥得河（Oder）

奥德贝格（Oderberg）

奥登瓦尔德（Odenwald）

奥地利（sterreich）

奥地利帝国（Kaisertumsterreich）

奥地利公爵（Herzog vonsterreich）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Dersterreichischer Erbfolgekrieg）

奥地利行政区（sterreichische Reichskreis）

《奥地利只要立志便高于一切》（sterreichüber ales，wannesnur wil ）

奥厄斯佩格， J.W.冯（J.W.von Auersperg，1615—1677）

奥尔登堡（Oldenburg）

奥尔施泰特（Auerstedt）

奥尔施泰特战役（Schlachtvon Auerstedt）

奥尔特瑙（Ortenau）

奥格斯堡（Augsburg）

奥古斯丁教区男子修会（Augustiner-Chorherren）

奥古斯塔·阿马莉亚·卢多维卡（Auguste Amalia Ludovika von Bayern，1788—1851）

奥古斯特二世·弗里德里希，萨克森选侯（AugustⅡ，1697—1706、1709—1733年在位） ，见奥古斯特一世·弗里德里希，波兰国王-《奥古斯特法典》（Codex Augusteus，1724）

奥古斯特·冯·奥尔登堡大公（Groβherzog August von Oldenburg，1783—1853）

奥古斯特·卡尔，魏玛公爵（Karl August，1758—1828）

奥古斯特三世，波兰国王（AugustⅢ，1733—1763年在位） ，见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斯堡（Augustusburg）

奥古斯特一世，弗里德里希，波兰国王（Friedrich AugustⅠder Starke，1670—1733，1694—1733年在位） ，见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弗里德里希-奥拉迪亚要塞（Vil a yet）

《奥利法和约》（Vertrag von Oliva，1660）

奥皮茨，马丁（Martin Opitz，1597—1639）

奥什（Hoche，Lazare，1768—1797）奥斯曼帝国（Osmanisches Reich， Ottomanisches Reich）

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

奥斯特拉赫（Ostrach）

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

奥斯特里茨战役（Schlacht bei Austerlitz）

奥托二世，巴伐利亚公爵普法尔茨伯爵（OttoⅡ，1206—1253；1231—1253年在位）

奥托一世，巴伐利亚公爵（OttoⅠder Rotkopf，约1117—1183，1180—1183年在位）

奥属尼德兰（stereichische Niederl and e）

《亚琛和约》（Frieden von Aachen，1748）

《亚琛和约》（Frieden von Aachen，1668）

B

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sche Republik）

巴登（Baden）

《巴登巴登条约》（Vertrag von Baden-Baden）

巴尔达茨（Baldacci，Aton Freiherr von，1762—1841）

巴尔豪斯普拉茨宫（Palais am Ballhausplatz）

巴伐利亚（Bayern）

巴伐利亚继承战（Der bayerische Erbfolgekrieg，1778—1779年）

巴伐利亚兰茨胡特（Bayern-Landshut）

巴伐利亚慕尼黑（Bayern-München）

巴伐利亚行政区（Bayerische Reichskreis）

巴伐利亚英戈施塔特（Bayern-Ingolstadt）

巴赫，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Bach，1685—1750）

巴克莱（Barclay de Tolly，1761—1818）

巴黎（Paris）

《巴黎协定》（Pariser Konvention）

巴洛克（Baroque）

巴纳特（Banat）

巴萨诺（Bassano）

巴塞尔（Basel）

《巴塞尔和约》（Frieden von Basel，1499）

巴泰勒米（Barthélemy，Franois，1747—1830）

《巴滕施泰因条约》（Vertrag von Bartenstein）

巴托鲁斯（Bartolus，约1314—1357）

白俄罗斯（Weiβrussland）

百年战争（Hundertjhriger Krieg，1337—1453）

百日统治（Herrschaft der Hundert Tage）

柏林（Berlin）

《柏林敕令》（Berliner Dekret）

柏林大学（Universitt Berlin）

《柏林和约》（Frieden von Berlin，1742）

拜伊洛特（Bayreuth）

拜占廷帝国（Byzantinisches Reich）

班贝格（Bamberg）

邦国等级（Landesstnde）

《邦国依法继承协议》（Landesgrundgeset-zlicher Erbvergleich，1755）

邦联大会（Bundesversammlung）

邦联议会（Bundestag）

包博尔河（Bober）

包岑（Bautzen）

保卢茨（Paulucci，Philipp Marquis，1779—1849）

保罗一世（PaulⅠ，1754—1801）

北德意志联邦营业条例（Gewerbeordnungfür den Norddeutschen Bund）

北方战争（Zweiter Nordische Krieg，1655—1660）

北海（Nordsee）

北卡塔洛尼亚（Nordkatalonien）

贝多芬（Beethoven，Ludwig van，1770—1827）

贝尔—阿莱恩斯战役（Schlacht bei Bele-Alliance）

贝尔—阿莱恩斯庄园（La Bele-Aliance）

贝尔格莱德（Belgrad）

贝尔纳多特（Bernadotte，Jean-Baptiste，1763—1844）

贝尔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

贝格（Berg）

贝格公国（Herzogtum Berg）

贝克曼，约翰（Beckmann，Johann，1739—1811）

贝舍尔，约翰·约阿希姆（Johann Joachim Becher，1635—1682）

贝索尔德，克里斯托夫（Christoph Besold，1577—1638）

本尼狄克修会（Benediktiner）

本尼希森（Bennigsen，Levin Augustvon，1745—1826）

比贝腊赫（Biberach）

比尔肯，西格蒙德·冯（Sigmund von Birken，1626—1681）

《比利牛斯和约》（Pyrenenfrieden，1659）

比利牛斯山脉（Pyrenen）

比利时（Belgien）

比洛（Bülow，Friedrich Wilhelm Freiherr von，Graf von Dennewitz，1755—1816）

比萨拉比亚（Bessarabien）

比亚吕斯托克（Byalystok；Byaystok）

彼得·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奥尔登堡公爵（Peter Friedrich Ludwig von Oldenburg，1755—1829，1774—1829年在位）

彼得三世（PeterⅢFjodorowitsch，1728—1762）

彼得瓦岱（Peterwardein）

彼得一世，俄罗斯沙皇（PeterⅠder Groβe，1672—1725，1682—1725年在位，1721年起为俄罗斯帝国皇帝）

毕斯特， J.E.（Biester， J.E.，1749—1816）

毕托夫（Bütow）

庇护六世，罗马教皇（PiusⅥ，1775—1799年在位）

别列津纳河（Beresina）

宾根（Bingen）

波茨坦（Potsdam）

《波茨坦敕令》（Ediktvon Potsdam，1685）

波丹·让（Jean Bodin，1530—1596）

波德维尔斯（H.von Podewils，1696—1760）

波恩（Bonn）

波兰（Polen）

波兰-立陶宛（Polen-Litauen）

波兰-萨克森（Polen-Sachsen）

波兰王国（Knigreich Polen）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Polnischer Thronfolgekrieg）

波莫瑞（Pommern）

波拿巴，路易·拿破仑（Bonaparte，Louis Napoléon，1778—1846） ，荷兰国王（1806—1810）

波拿巴，热罗姆（Bonaparte，Jérme，1784—1860） ，威斯特法伦国王（1807—1813）

波拿巴，约瑟夫（Bonaparte，Joseph，1768—1844） ，那不勒斯国王（1806—1808） ，西班牙国王（1808—1813）

波旁家族（Bourbon）

波旁王朝（Bourbone Dynastie）

波森（Posen）

波斯尼亚（Persien

波斯萨非王朝（Safavid Dynastie，1501—1736）

波希米亚（Bhmen）

波耶屯（Beu the n）

波伊施维茨（Poischwitz）

《波伊施维茨停战协定》（Waffenstilst and von Poischwitz）

伯恩施托夫伯爵（Bernstorff，1649—1726）

伯爵（Grafen）

伯克（August Boeckh，1785—1867）

伯克，埃德蒙（Burke，Edmund，1729—1797）

勃艮第（Burgund）

“勃艮第王国”（Knigreich von Burgund）

勃艮第行政区（Burgundische Reichskreis）

“勃艮第遗产”（Erben von Burgund）

勃兰登堡（Br and enburg）

勃兰登堡-安斯巴赫（Br and enburg-Ansbach）

勃兰登堡-拜伊罗特（Br and enburg-Bayreuth）

勃兰登堡边地侯国（Mark Br and enburg）

勃兰登堡-普鲁士（Br and enburg-und Preuβen）

博阿尔内，欧仁罗斯·德（Beauharnais， Eugène-Rose de1781—1824）

《博根豪森条约》（Vertrag von Bogenhausen）

博罗迪诺（Borodino）

博罗迪诺战役（Schlacht von Borodino）

博伊恩（Boyen，Hermann von，1771—1848）

不来梅（Bremen）

不来梅公国（Herzogtum Bremen）

不列颠诸岛（britische Inseln）

不伦瑞克（Braunschweig）

不伦瑞克-吕内堡（Braunschweig-Lüneburg）

不伦瑞克-吕内堡卡伦贝格（Herzogtum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Calenberg）

不伦瑞克-吕内堡-卡伦贝格格鲁本哈根-策勒（Braunschweig-Lüneburg-Calenberg-Grubenhagen-Cele）

不伦瑞克-吕内堡沃尔芬毕特-（Braunschweig-Lüneburg-Wolfenbüttel）

不伦瑞克-沃尔芬毕特奥尔斯（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Oels）

不伦瑞克-沃尔芬毕特贝佛（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Bevern）

不伦瑞克-沃尔芬毕特（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

《不伦瑞克宣言》（Manifestdes Herzogs von Braunschweig）

布格豪森（Burghausen）

布格河（Bug）

布科维纳（Bukowina）

布拉班特革命（Brabante Revolution）

《布拉格和约》（Prager Frieden，1635）

布拉格综合技术学校（Prager Polytechnikum）

布拉克尔（Brake）

布莱斯高（Breisgau）

布兰德斯，恩斯特（Br and es，Ernst，1758—1810）

布劳尔，约翰·尼古劳斯·弗里德里希（Brauer，Johann Nicolaus Friedrich，1754—1813）

布劳瑙（Braunau）

布里格（Brieg）

布里克森（Brixen）

布里斯托尔（Bristol）

布里索（Brissot de Warville，Jacques-Pierre，1754—1793）

布列塔尼（Bretagne）

布林（Brünn）

布鲁赫萨尔（Bruchsal）

布鲁塞尔（Brüssel）

布吕尔，海因里希·冯（Brühl，Heinrichvon，1700—1763）

布吕歇尔（Blücher，Gebhard Leberecht-von，1742—1819）

布伦（Boulogne）

布洛贝格（Bromberg）

C

《财政敕令》（Finanzediktvon1810）

财政改革（Finanzreform）

蔡德利茨， K.A.冯（K.A.von Zedlitz，1731—1793）

蔡森，腓利普·冯（Philipp von Zesen，1619—1689）

“蔡特罕军营检阅庆典”（Lustlager von Zeithain）

策勒（Cele）

查理十世，法国国王（KarlⅩ，1757—1836，1824—1830年在位）

查理一世，英国国王（CharlesⅠ，1600—1649，1625—1649年在位）

《场地书》（Stndebuch）

《诚实的渴望》（Pia desideria）

城市改革（Stdtereform）

城市规程（Stdteordnung vom19.November1808城市院（Stdterat）

《痴儿西木历险记》（Derabenteuerliche Simplicisimus）

《茨奈姆停战协定》（Znaimer Waffenstillstand）

茨维布吕肯（Zweibrücken）

茨魏布吕肯-毕肯费尔德（Zweibrücken-Birkenfeld）

茨温格尔（Zwinger）

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1484—1531）

“重并战争”（Reunionskrieg，1683—1684）

“重并政策”（Reunionspolitik）

D

达尔贝格，卡尔·特奥多尔·冯（Dalberg， Karl Theodorvon，1744—1817）

达尔马提亚（Dalmatien）

达尔让爵士（Marquis dArgens，1703—1771）

达武（Davout，Louis Nicolas，1770—1823）

大教堂教长（Prlaten）

大陆封锁（Kontinentalsperre）

大罗伊斯系（Reuβlteren Linie）

大鼠疫（Groβe Pest，1708—1711）

“大同盟战争”（Krieg der Groβen Alianz）

大主教（Erzbischfe）

丹克尔曼，埃伯哈德（Eberhard Danckelmann，1643—1722）

丹麦（Dnemark）

但泽（Danzig）

道德联盟（Tugendbund）

道恩伯爵（L.J.Graf von Daun，1705—1766）

道姆（G.A.Daum，1679—1743）

德恩贝格（Drnberg，Wilhelm Kaspar Ferdinand Freiherr von，1768—1850）

德福林格，格奥尔格（Georg Derfflinger，1606—1695）

德国（Deutschland）

《德国诗论》（Buch von der deutschen Poeterey）

德劳河（Drau）

《德雷斯顿和约》（Frieden von Dresden，1745）

德累斯顿（Dresden）

德累斯顿战役（Schlacht von Dresden）

德里萨（Drissa）

德洛姆岭（Drmling）

德绍（Dessau）

德意志（Deutschland）

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1815—1866）

德意志邦联文件（Deutsche Bundesakte）

德意志解放战争（Deutscher Befreiungskrieg）

德意志·克罗纳（Deutsch Krone）

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

德意志-皮卡（Deutsch-Piekar）

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r Orden）

“德意志情感同志会”（Teutschgesinnte Genossenschaft）

德意志同盟（Deutscher Bund）

《德意志信使》（Der Teutsche Merkur）

德意志雅各宾派（Deutsche Jakobiner）

的里雅斯特（Triest）

登内维茨（Dennewitz）

迪比奇（Diebitsch-Sabalkanski，Hans Karl Friedrich Anton Graf von，1785—1831）

迪伦（Düren）

笛卡尔（Descartes， Rene，1596—1650）

帝国城市（Frei-Reichsstdte）

帝国城市委员会（Reichsstdtekolegium）

《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β，1803）

“帝国代理”（Reichsvikariat）

帝国等级（Reichsstnde）

“帝国等级名册”（Reichsmatrikelvon1521）

帝国法（Reichsverfassung）

帝国皇家法院（Reichsh of rat）

帝国行政区（Reichskreis）

帝国修道院（Reichskloster）

帝国议会（Reichstag）

帝国议会决定（Reichsschlüssen）

帝国议会决议（Reichsabschiede）

帝国永久议会（Immerwhrende Reichstag）

帝国征兵名册（Reichsmatrikelberuhendauf den Beschlüssen des Nürnberger Exekutionstages）

帝国直属领地归并（Mediatisierung）

帝国诸侯委员会（Reichsfürstenrat；Reichsfürstenbank）

帝国最高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

《第二巴黎和约》（Zweiter Pariser Frieden）

第二次北方战争（Zweiter Nordische Krieg）

第二次反法联盟（Zweite Koalition；Zweite Koalition gegen Frankreich）

第二次瓜分波兰（Zweite polnische Teilung）

第二次苏黎世战役（Zweite Schlacht von Zürich）

第六次联盟战争（Sechster Koalitionskrieg，1812—1814）

第七次反法联盟（Siebte Koalition）

第三次反法联盟（Dritte Koalition）

第三次瓜分波兰（Dritte polnische Teilung）

第三次联盟战争（Dritter Koaltionskrieg）

第三德国（Drittes Deutschland）

第四次反法联盟（Vierte Koalition）

第五次反法联盟（Fünfte Koalition）

《第一巴黎和约》（Erster Pariser Frieden）

第一次莱茵邦联（Erster Rheinbund）

第一次苏黎世战役（Erste Schlacht von Zürich）

蒂克，路德维希（Tieck，Ludwig，1773—1853）

蒂罗尔（Tirol）

蒂罗尔人民起义（Tiroler Volksaufstand）

蒂米什瓦拉（Timisoara）

东方问题（Orientalische Frage）

东弗里斯兰（Ostfriesland）

东普鲁士（Ostpreuβen）

东正教（Othodoxische Kirche）

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1485—1603）

督政府（Direktorium）

杜里，约翰（John Dury，1595/1596—1680）

杜穆里埃（Dumouriez，Charles Franois，1739—1823）

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

杜伊斯堡（Duisburg）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Redean diedeutsche Nation）

多巴哥（Tobago）

多利亚，安德里亚（Andrea Doria，1466—1560）

多洛蒂娅（Doro the a，1714—1762）

多米尼克修会（Dominikaner）

多姆哈特伯爵（J.F.von Domhardt，1712—1781）

多瑙河（Donau）

多瑙沃尔特（Donauwrth）

多札，乔治（Georg Dózsa，约1470—1514）

E

俄奥对土耳其战争（Russisch-sterreichischer Türkenkrieg）

俄德军团（Russisch-Deutsche Legion）

俄国（Ruβland）

厄斯纳（Oelsner，Konrad Engelbert，1764—1828）

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 August，1629—1698）

恩斯特·奥古斯特一世，萨克森魏玛公爵（Ernst AugustⅠ，1688—1748，1707—1748年在位-恩斯特支，维廷家庭的（Ernster）

F

法尔（Phul ，Karl Ludwig August Friedrich von，1757—1826）

法尔肯施泰因伯爵（Graf Falkenstein）

法国大革命（Franzsische Revolution）

法兰克福，奥得河畔（Frankfurtan der Oder）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Frankfurtammain）

法兰克尼亚（Franken）

法兰克尼亚行政区（Frnkische Reichskreis）

法兰西帝国（Franzsisches Reich；Kaiserreich Frankreich）

法兰西第一帝国（Erstes Franzsisches Kaiserreich）

法兰西共和国（Franzsische Republik）

法兰西斯修会（Franziskaner）

法兰西斯一世，法国国王（FrancoisⅠ，1494—1547，1515—1547年在位）

“法西战争”（Franzsisch-Spanischer Krieg，1635—1659）

凡尔登（Verdun）

凡尔赛（Versailles）

反教权主义（Anti-ultramontanismus）

菲尔特（Fürth）

菲斯滕贝格，威廉·冯（Wilhelm von Fürstenberg，1629—1704）

腓利普二世，法国国王（PhilippeⅡ，1165—1223，1180—1223年在位）

腓利普二世，西班牙国王（PhilipⅡ，1527—1598，1556—1598年在位）

腓利普四世，法国国王（PhilippeⅣ，1268—1314，1285—1314年在位）

腓利普四世，西班牙国王（PhilipⅣ，1605—1665，1621—1665年在位）

腓利普·威廉，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Philipp Wilhelm von Pfalz-Neuburg，1615—1690，1685—1690年在位）

腓利普五世，西班牙国王（PhilipⅤ，16-83—1746，1700—1746年在位）

费伯罗（Justinus Febronius，1701—1790）

费伯罗主义（Febronianismus）

费迪南德大公（Erzherzog Ferdinand Karlvon Habsburg-Este，1781—1850）

费迪南德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erdinandⅡ，1578—1637，1620—1637年在位）

费迪南德·弗兰茨，神圣罗马帝国皇子（Ferdinand Franz，1633—1654）

费迪南德·马利亚，巴伐利亚选帝侯（Ferdinand Maria，1636—1679，1651—1679年在位）

费迪南德三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erdinandⅢ，1608—1657，1637—1657年在位）

费迪南德四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erdinandⅣ，1633—1654，1653—1654年在位）

费迪南德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erdinandⅠ，1503—1564，1531—1564年在位）

费尔比格（J.I.Felbiger，1724—1788）

费拉赫（Villach）

费米安（L.A.von Firmian，1727—1744年在位）

费施，约瑟夫（Fesch，Joseph，1763—1839）

费希特（Fichte，Johann Gottlieb，1762—1814）

芬肯施泰因（Finckenstein，Graf Finckvon，1745—1818）

芬兰（Finnland）

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

《枫丹白露敕令》（éditde Fontainebleau）

《枫丹白露条约》（Vertrag von Fontainebleau）

佛罗伦萨（Florenz）

《弗拉迪斯拉夫等级条例》（Vladislavsche Landesordnung，1500）

弗拉迪斯拉夫二世，波希米亚国王（VladislavⅡ，1456—1516，1471—1516年在位）

弗拉迪斯拉夫四世·瓦萨，波兰国王（WadysawⅣWaza，1595—1648，1632—1648年在位）

弗莱贝格（Freiberg）

弗莱辛（Freising）

弗赖，约翰·戈特弗里德（Frey，Johann Gottfried，1762—1831）

弗兰茨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ranzⅡ，1768—1835，1792—1806年在位） ，见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弗兰茨·康拉德·马克（Franz Konrad Macké，1756—1844）

弗兰茨·斯蒂芬（Franz Stephan，1708—1765） ，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一世-弗兰茨一世，奥地利皇帝（Kaiser FranzⅠvonsterreich，1804—1835年在位） ，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弗兰茨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ranzⅠ，1745—1765年在位）

弗兰德尔（Fl and ern）

弗兰克， A.H.（Francke， A.H.，1663—1727）

弗兰克，奥古斯特·赫尔曼（August Hermann Francke，1663—1727）

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

弗勒吕斯战役（Schlacht bei Fleurus）

弗雷德伯爵（Wrede，Karl Philipp Grafvon，1767—1838）

弗里德兰战役（Schlacht bei Friedland）

弗里德里卡·伊丽莎白·阿马莉·奥古斯塔·冯·符滕堡（Friedrike Elesabeth A malie Augusta von Württenberg，1765—1785）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萨克森选帝侯（Friedrich AugustⅠ，1750—1827，1806年起任萨克森国王） ，见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三世，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三世，萨克森选帝侯（Friedrich AugustⅢ，1696—1763） ，1733年任波兰国王，称奥古斯特三世-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强壮者”，萨克森选帝侯， （Friedrich AugustⅠder Starke，1694—1733年在位） ，1697年兼任波兰国王，称奥古斯特二世-弗里德里希二世，勃兰登堡选帝侯（FriedrichⅡ，1440—1471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二世，普鲁士国王（FriedrichⅡ，1712—1786）

弗里德里希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riedrichⅡ，1194—1250，1208—1250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卡尔（Friedrich Karl，1652—1698）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萨克森选帝侯（Friedrich Christian，1722—1763，1763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三世，勃兰登堡选帝侯（FriedrichⅢ，1657—1713，1688—1701年在位） ，见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勃兰登堡普鲁士“大选帝侯”（Friedrich Wilhelm，“Groβe Kurfürst”，1620—1688，1640—1688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威廉，不伦瑞克沃尔芬毕特尔-奥尔斯的（Friedrich Wilhelm Herzog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Oels，1771—1815）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普鲁士国王（Friedrich WilhelmⅡ，1749—1797，1786年任国王）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普鲁士国王（Friedrich WilhelmⅢ，1770—1840，1797年任国王）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梅克伦堡公爵（Friedrich WilhelmⅠ，1675—1713，1692—1713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普鲁士国王（Friedrich WilhelmⅠ，1688—1740，1713年任“在普鲁士的国王”）

弗里德里希五世，普法尔茨伯爵（FriedrichⅤvon Pfalz，1596—1632，1610—1623年在位） ，即波希米亚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弗里德里希一世，波希米亚国王（FriedrichⅠ，1596—1632，1619—1621年在位） ，即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五世-弗里德里希一世，符滕堡公爵（FriedrichⅠ，1557—1608，1593—1608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riedrichⅠ，1155—1190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riedrichⅠder Barbarossa，约1122—1190，1152—1190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一世·威廉·卡尔，符滕堡国王（FriedrichⅠWilhelm Karl，1754—1816，1805年即位） ，1797—1803年为公爵，1803—1806年为选帝侯，称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一世，在普鲁士的国王（FriedrichⅠ，1657—1713，1701年即位） ，见弗里德里希三世，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奇，托马斯·冯（Thomas von Fritsch，1700—1775）

弗里森，弗里德里希（Friesen， Friedrich，1784—1814）

伏尔加河（Volga）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

伏斯， Ch.F.（Voss， Ch.F.，1722—1795）

符滕堡（Württemberg）

福科， H.A.（Fouqué， H.A.，1698—1774）

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

福默， J.H.S（Formey， J.H.S.，1711—1797）

福斯特，格奥尔格（Forster，Georg，1754—1794）

复辟原则（Restaurationsprinzip）

富格尔家族（Fugger）

G

戈斯拉尔（Goslar）

戈伊绍，莱温·冯（Geusau，Levin von，1734—1808）

哥本哈根（Kopenhagen）

哥达（Gotha）

哥萨克（Cossack）

哥特，约翰·F.E.（Gthe， Johann Friedrich Eos and er von，1669—1728）

哥廷根（Gttingen）

哥廷根大学（Universitt Gttingen）

歌德（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1749—1832）

革命战争（Revolutionsrkriege，1792—1797）

格奥尔格·冯·奥尔登堡（Peter Friedrich Georg von Oldenburg，1784—1812）

格奥尔格三世·约翰，萨克森选侯（Johann GeorgⅢ，1647—1691，1680—1691年在位）

格奥尔格一世·路德维希，汉诺威公爵（GeorgⅠLudwig，1660—1727，1698—1727年在位，1714年起为英国国王乔治一世）

格奥格尔二世·奥古斯特，汉诺威选帝侯，兼英国国王乔治二世（GeorgeⅡAugust，1683—1760，1727—1760年在位）

格岑（Goetzen，Friedrich Wilhelm von，1767—1820）

格迪科， F.（Gedike， F.，1754—1803）

格尔茨（Grz）

格尔德恩（Geldern）

格尔利茨（Grlitz）

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

格劳曼， J.Ph.（J.Ph.Graumann，约1706—1762）

格雷斯，约瑟夫·冯（Grres，Josephvon，1776—1848）

格里美尔斯豪森，汉斯·冯（Hans von Grimmelshausen，1621—1676）

格里斯巴赫（Griesbach）

格鲁本哈根（Grubenhagen）

格吕非乌斯，安德里亚斯（Andreas Gryphius，1616—1664）

格罗尔曼（Grolman，Karlvon，1777—1843）

格罗斯格尔申会战（Schlacht bei Groβgrschen）

格闵德（G münd）

格奈泽瑙（Gneisenau，August Neidhardt von，1760—1831）

根茨，弗里德里希·冯（Genz，Friedrichvon，1764—1832）

《更新条例》（Verneuerte Landesordnung，1627）

公有地分配法案（Gemeinheitsteilungsgesetz）

攻占巴士底狱（Sturm auf die Bastille）

共济会（Freimaurer）

“固定选举誓约”（Capitulatioperpetua）

瓜斯塔拉（Guastala）

光照会（Illuminaten）

《归还诏令》（Restitutionsedikt，1629）

国家和行政管理改革（Staats-und Verwaltungsreformen）

国民小学（Volksschule）

国事军（Pragmatische Armee）

《国事诏书》（Pragmatische Sanktion，1713）

果月政变（Fructidor-Staatssreich）

H

哈本豪森（Habenhausen）

《哈本豪森条约》（Friedezu Habenhausen，1666）

哈布斯堡（Habsburg）

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erreich）

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er）

哈布斯堡君主国（Habsburgermonarchie）

哈布斯堡-洛林家族（Habsburg-Lothringer）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e Dynastie）

哈登贝格（Hardenberg，Karl Augustvon，1750—1822）

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

哈尔茨（Harz）

哈弗尔河（Havel）

哈格瑙（Hagenau）

哈勒（Halle）

哈曼， J.G.（Hamann， J.G.，1730—1788）

哈默勒（Hammerer，Johann Friedrichvon，1745—1822）

哈森海德（Hasenheide）

哈斯多夫，格奥尔格·腓利普（Georg Philipp Harsdrffer，1607—1658）

海德贝格（Heidelberg）

海德贝格大学（Universitt Heidelberg）

海尔布琅（Heilbronn）

海尔维第共和国（Helvetische Republik）

海克尔（J.J.Hecker，1707—1768）

海雷丁，巴巴罗萨（Barbarossa Hayreddin，1478—1546）

“海伦胡特兄弟会”（Herrnhute Brüdergemeine）

海因里希，普鲁士亲王（Heinrich von Preuβen，1726—1802）

海因尼茨， F.A.冯（F.A.von Heinitz，1725—1802）

汉堡（Hamburg）

《汉堡继承协议》（Hamburger Vergleich，1701）

汉诺威（Hannover）

汉萨同盟（Hanse；Düdesche Hanse；Deutsche Hanse）

豪格维茨（Haugwitz，Christian August Heinrich Kurt Graf von，1752—1831）

豪格维茨， F.W.冯（Haugwitz， F.W.von，1702—1765）

豪斯提乌斯，雅各布马洛（Jakob Marlo-Horstius，1597—1644）

荷尔德林（Hrderlin，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1770—1843）

荷尔施泰因（Holstein）

荷尔施泰因奥尔登堡（Holstein Oldenburg）

荷尔施泰因公国（Herzogtum Holstein）荷兰（Niederl and e）

“荷兰战争”（Hol ndischer Kriege，1672—1678）

赫尔德（Herder，Johann Gottfried，1744—1803）

赫尔福德（Herford）

赫尔果兰（Helgoland）

赫尔姆施泰特（Helmstedt）

赫伦豪森（Herrenhusen）

赫瓦泰尔（Herwar the l，1675—1720）

赫希施泰特（Hchstdt）

黑格尔（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1770—1831）

黑色支队（Schwaze Schar）

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n-Darmstadt）

黑森大公国（Groβherzogtum Hessen）

黑森-霍姆堡（Hessen-Homburg）

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

黑森林（Schwarzwald）

黑森选帝侯国（Kurfürstentum Hessen，简称Kurhessen）

亨利八世，英国国王（HenryⅤⅢ，1491—1547，1509—1547年在位）

亨利二世，英国国王（HenryⅡ，1133—1189，1154—1189年在位）

亨利七世，英国国王（HenryⅦ，1457—1509，1485—1509年在位）

亨利四世，英国国王（HenryⅣ，1366/1367—1413，1399—1413年在位）

亨宁郜（Hennegau）

洪堡，威廉·冯（Humboldt，Wilhelmvon，1767—1835）

洪堡，亚历山大·冯（Humboldt， Alex and er von，1769—1859）

洪特海姆（Hon the im， J.N.，1701—1790）

后波美拉尼亚（Hinterommern）

后倭马亚王朝（U mayyad Caliphate）

《胡伯图斯堡和约》（Frieden von Hubertusburg，1763）

胡费兰（Hufeland，Christoph Wilhelm，1762—1836）

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enstein，1583—1634）

华沙（Warschau）

华沙公国（Herzogtum Warschau）

华盛顿，乔治（Washington，George，1732—1799）

滑铁卢战役（Schlacht bei Waterloo）

《黄金诏书》（Goldene Bule，1356）

霍恩林登战役（Schlacht von Hohenlinden）

霍恩洛厄（Hohenlohe-Ingelfingen， Friedrich Ludwig Fürstzu，1746—1818）

霍尔顿（J.B.Horten，1735—1786）

霍尔曼（Holmann，1696—1787）

霍尔尼克（P.W.von Hornigk，1640—1714）

霍尔施泰尼乌斯，卢卡斯（Lukas Holsteinius，1596—1661）

霍尔施泰因（Holstein）

霍费尔，安德里亚斯（Hofer，Andreas，1767—1810）

霍夫曼（Hoffmann，Johann Gottfried，1765—1847）

霍亨斯陶芬王朝（Die Hohenstaufer，1138—1254）

霍亨索伦-赫兴根（Hohenzolern Hechingen）

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Hohenzolern-Sigmaringen）

霍克斯伯里勋爵（Hawkesbury，Lord，1770—1828）

霍迈尔，约瑟夫·冯（Hormayr，Josephvon，1782—1848）

J

基督教（Christentum）

基尔（Kiel）

《基尔和约》（Frieden von Kiel）

基辅（Kiew）

吉森（Gieβen）

加尔默罗修会（Karmeliten）

加尔文派（Calvinisten）

加里西亚（Galizien）

监察报（Le Moniteur）

教皇使节（Apostolische Nuntien）

“教皇使节之争”（Streitüberapostolische Nuntien）

《教会大章》（Groβe Kirchenordnung，1559）

教会地产世俗化（Skularisation）

教会选帝侯邦（geistliche Kurfürstentum）

教师研讨班（Lehrerseminar）

“教随国定”（Cuiusregio eiusreligio）

教育改革（Bildungsreform）

解放农民（Bauernbefreiung）

金帐汗国（Goldene Horde）

经济资产阶级（Wirtschaftsbürgertum）

精神革命（geistige Revolution）

“九年战争”（Neunjhriger Krieg，1688—1697）

聚费恩（Süvern，Johann Wilhelm，1775—1829）

军法改革（Reform der Militrjustiz）

军事改革（Heeresreform）

军事学校（Kriegsschule）

军事重组委员会（Militr-Reorganisations-Kommission）

均势原则（Gleichgewichtsprinzip）

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pel）

君士坦丁一世，古罗马帝国皇帝（KonstantinusⅠ，270/288—337，306—337年在位）

《君主的财政与财务》（Fürstliche Schatz-und Rentkammer）

君主专制（monarchische Autoritt）

K

卡茨巴赫（Katzbach）

卡尔·阿尔布莱希特，巴伐利亚选帝侯（Karl Albrecht，1697—1745，1726年即位） ，1742年即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卡尔七世-卡尔，奥地利大公（Erzherzog Karlvonsterreich，1771—1847）

卡尔·弗里德里希·冯·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戈托夫公爵（Herzog Karl Friedrich von Schleswig-Holstein-Gottorf，1700—1739）

卡尔克施泰因（Ch.L.von Kalckstein，1630—1672）

卡尔·利奥波德，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Karl Leopold，1678—1747，1713—1747年在位）

卡尔六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KarlⅥ，1685—1740，1711—1740年在位）

卡尔·路德维希（Karl Ludwig von Baden，1755—1801）

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巴登大公（Karl Ludwig Friedrich von Baden，1786—1818，1811年执政）

卡尔·路德维希，普法尔茨选侯（Karl Ludwig，1617—1680，1649—1680年在位）

卡尔，洛林的（Karl A.von Lothringen，1712—1780）

卡尔·欧根，符滕堡公爵（Karl Eugen，1728—1793，1737—1793年在位）

卡尔七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KarlⅦ，1697—1745，1726—1745年在位） ，见卡尔·阿尔布莱希特，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十二世，瑞典国王（KarlⅫ，1682—1718，1697—1718年在位）

卡尔十世，瑞典国王（KarlⅩ，1622—1660，1654—1660年在位）

卡尔斯鲁尔（Karlsruhe）

卡尔·提奥多尔，普法尔茨与巴伐利亚选帝侯（Karl Theodor，1724—1799，1742/1777—1799年在位）

卡尔·威廉·费迪南德，不伦瑞克的（Herzog Karl Wilhelm 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1735—1806）

卡尔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KarlⅤ，1500—1558，1519—1556年在位）

卡尔·亚历山德，符滕堡公爵（Karl Alex and er，1684—1737，1733—1737年在位）

卡尔一世·路德维希，莱茵普法尔茨选侯（Karl Ludwig，1617—1680，1648—1680年在位）

卡利克斯特，格奥尔格（Georg Calixt，1586—1656）

卡利施（Kalisch）

《卡利施条约》（Vertrag von Kalisch）

《卡利施宣言》（Proklamation von Kalisch）

卡伦贝格家族（Calenberger）

卡罗琳·波拿巴（Caroline Bonaparte，1782—1839）

卡洛夫，亚伯拉罕（Abraham Calov，1612—1686）

卡洛斯二世，西班牙国王（CarlosⅡ，1661—1700，1665—1700年在位）

卡闵（Kamin）

卡默尔（J.H.von Carmer，1721—1801）

卡默克，冯（E.B.von Kameke，约1674—1726）

卡姆（Cham）

卡诺，拉扎尔（Carnot，Lazare，1753—1823）

卡彭贝格（Cappenberg）

卡普齐诺修会（Kapuziner）

卡普佐夫，本尼狄克特（Benedikt Carpzov，1595—1666）

卡萨诺（Cassano）

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

卡斯尔雷（Castlereagh，Henry Robert Stewart Viscound，1769—1822）

卡斯提（Castile）

卡塔琳娜（Katharina von Württemberg，1783—1835）

卡塔琳娜·帕芙罗芙娜（Katharina Pawlowna Romanowa，1788—1819）

卡特， H.H.冯（Katte， H.H.Von，1704—1730）

卡特勒布拉战役（Schlacht bei Quatre-Bras）

开罗（Kairo）

开明专制（Aufgeklrter Absolutismus）

凯法罗尼亚岛（Cefalonia，Kefalonia）

凯梅尼，约翰（Johann Kemény，1607—1662）

凯姆尼茨（Chemnitz）

《坎波福米奥和约》（Frieden von Campo Formio）

《坎伯特条约》（Vertag von Chambord，1552）

康德，伊曼努尔（Kant，Immanuel，1724—1804）

康佩（Campe，Joachim Heinrich，1746—1818）

康斯坦茨（Konstanz）

“糠秕语言协会”（Accademia dela Crusca）

考布（Kaub）

考尼茨（Kaunitz，Wenzel Anton Fürstvon，1711—1794）

考尼茨（Kaunitz）

考尼茨-李特贝格（Kaunitz-Rietberg）

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

柯尼斯堡（Knigsberg）

《柯尼斯堡补充协定》（Knigsberger Folgeabkommen）

柯尼斯堡大学（Knigsberger Universitt）

科堡亲王（Friedrich Josias Prinz von Sachsen-Coburg-Saalfeld，1737—1815）

科本茨尔伯爵（Cobenzl，Johann Ludwig Joseph Graf von，1753—1809）

科布伦茨（Koblenz）

科尔贝格（Kolberg）

科尔多瓦（Córdoba）

科尔纳（Krner，Theodor，1791—1813）

科孚岛（Corfu）

科林（Kolin）

科隆（Kln）

“科隆同盟”（Klner Alianz，1654）

科伦（Kohren）

科罗伊茨， E.B.冯（Creutz， E.B.von，约1670—1733）

科塞基（S.Cocceji，1679—1755）

科沙可夫（Korsakov，Alex and er，1753—1840）

科斯秋什科（Kosciusko，Tadeusz，1746—1817）

科特布斯（Cottbus）

克恩腾（Krnten）

克拉科夫（Krakau）

克拉纳战役（Schlacht bei Craonne）

克莱恩（Krain）

克莱门斯维特（Clemenswerth）

克莱门特十四世，罗马教皇（ClementⅩⅣ，1705—1774，1769—1774年在位）

克莱门特十一世，罗马教皇（ClemensⅪ，1649—1721，1700—1721年在位）

克莱佩达（Klaipeda）

克莱斯特（Kleist，Heinrich von，1777—1811）

克莱斯特（Kleist，Friedrich von，1762—1823）

克莱伊，约翰（Johann Klaj，1616—1656）

克莱因（Klein）

克莱因，艾恩斯特·费迪南德（Klein， Ernst Ferdinand，1744—1810）

克赖（Krajova und Topola，Paul Freiherr Kray von，1735—1804）

克劳迪乌斯，马蒂亚斯（Claudius， Matthias，1740—1815）

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Carlvon，1780—1831）

克劳斯，克里斯蒂安·雅可布（Kraus， Christian Jacob，1753—1807）

克劳特， J.A.冯（Kraut，J.A.Von，1661—1723）

克劳特，约翰·安德里亚斯（Johann Andreas Kraut，1661—1723）

克勒法伊特（Clerfayt，Charles Josephde Croix Graf von，1733—1798）

克勒伏公国（Herzogtum Cleve）

克勒曼（Kellermann，Franois Christophe，1735—1820）

克雷弗（Kleve）

克雷弗公国（Herzogtum Kleve）

《克雷弗和约》（Frieden von Kleve，1666）

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萨克森蔡茨的（Christian August von Sachsen-Zeitz，1666—1725）

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二世，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Christian LudwigⅡ，1683—1756，1728—1756年在位）

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一世，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Christian LudwigⅠ，1623—1692，1658—1692年在位）

克吕德纳伯爵夫人（Krüdener，Julianevon，1764—1824）

克罗地亚（Kroatien）

克罗地亚（Kroatien）

克罗伊茨堡（Kreuzburg）

克罗伊茨纳赫（Kreuznach）

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Friedrich Gottlieb，1724—1803）

克内泽贝克（Knesebeck，Karl Friedrichvon dem，1768—1848）

克尼格男爵， A.（Adolph Freiherr Knigge，1752—1796）

《克桑滕条约》（Vertrag von Xanten，1614）

孔多塞（Condorcet，Marquis de，1743—1794）

库尔德斯坦（Kurdistane）

库尔马克（Kurmark）

库尔姆（Kulm）

库鲁茨（Kuruzen）

库斯卡，雅恩（Cuska，Jan）

库斯特林（Küstrin，今波兰境内）

库图佐夫（Kutusow-Smolenskij， Michail Ilarionowitsch，1745—1813）

宽茨， J.J.（Quantz， J.J.，1697—1773）

奎德林堡（Quedlinburg）

L

拉昂战役（Schlacht bei Laon）

拉波尔茨魏勒，阿尔萨斯的（Rappoltsweilerim Elsass）

拉德茨基（Radetz，Josef Wenzel Radetzky von，1766—1858）

拉恩河（Lahn）

拉卡纳尔（Lakanal，Joseph，1762—-1845）

拉科齐二世，格奥尔格，齐本彪根侯爵（Georg Rákóczy，1621—1660，1648—1660年在位）

拉科齐·弗兰茨二世，齐本彪根侯爵（Rákóczy FranzⅡ，1676—1735，1704—1735年在位）

拉罗特埃尔（La Rothière）

拉姆贝克，彼得（Peter Lambek，1628—1680）

拉纳（Lannes，Jean，1769—1809）

拉舍尔（Rachel，1628—1691）

拉施塔特（Rastatt）

拉温斯贝格（Ravensberg）

拉文斯堡（Ravensburg）

莱贝里希，卡尔·马克·冯（Leiberich， Karl Mack von，1752—1828）

莱比锡（Leipzig）

莱比锡民族大会战（Vlkerschlacht bei Leipzig）

莱布尼茨， G.W.（Leibniz，G.W.，1646—1716）

莱顿（Leiden）

莱恩（Leyen）

莱马鲁斯（Reimarus， H.S.，1694—1768）

莱姆戈（Lemgo）

莱斯托克（L’Estocq，Anton Wilhelmvon，1738—1815）

莱辛，哥特赫尔德·E（Gotthold E.Lessing，1729—1781）

莱茵邦联改革运动（Rheinbündische Reformen）

莱茵邦联文件（Rheinbundakte；Rheinische Konfderations-Akte；Konfderations-Akte derrheinischen Bundes-Staaten）

莱茵-德意志国民议会（Rheinisch-Deutscher Nationalkonvent）

莱茵河（Rhein）

莱茵兰（Rheinland）

莱茵联盟（Rheinische Allianz）

莱茵-莫泽尔（Rhin-et-Moselle）

“莱茵同盟”（Rheinischer Bund，1658）

莱茵信使报（Rheinischer Merkur）

赖岑施泰因，西吉斯蒙德·冯（Reitzenstein，Freiherr Sigismundvon，1766—1847）

赖默尔，格奥尔格·安德里亚斯（Reimer，Georg Andreas，1776—1842）

赖纳大公（Erzherzog Rainer vonsterreich，1783—1853）

赖兴巴赫条约（Vertrag von Reichenbach）

赖兴巴赫协定（Reichenbacher Konvention）

赖因哈德（Reinhard，Karl Friedrich，1761—1837）

兰茨胡特（Landshut）

兰茨胡特大学（Universitt Landshut）

兰道（Landau）

朗格勒高地（Plateu von Langres）

劳查（Glaucha）

“劳得民”（Laudemien）

劳恩堡（Lauenburg）

劳西茨（Lausitz）

勒阿弗尔（Le Havre）

勒凯努瓦（Le Quesnoy）

雷奥（Rehau）

雷贝格，奥古斯特·威廉（Rehberg， August Wilhelm，1757—1836）

雷恩（Rennes）

雷根斯堡（Regensburg）

雷根斯堡帝国议会（Reichstagin Regensburg；Reichstag zu Regensburg）

《雷根斯堡停战协议》（Waffenstilstand von Regensburg，1684）

雷曼（B.Lehmann，1661—1730）

累欧本（Leoben）

黎塞留，法国首相（A.J.du P.de Richelieu，1585—1642，1624—1642年在任）

李斯特，约翰·冯（Johann von Rist，1607—1667）

“里昂货”（Leonische Waren）

《里德条约》（Vertrag von Ried）

里格尼茨（Liegnitz）

里加（Riga）

《里加备忘录》（Rigaer Denkschrift）

《里斯韦克和约》（Frieden von Rijswijk，1697）

里沃利（Rivoli）

立陶宛（Litauens）

立宪君主制（Konstitutionele Monarchie）

利奥波德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LeopoldⅡ，1747—1792，1790—1792年在位）

利奥波德，神圣罗马帝国皇子（Leopold，1640—1705）

利奥波德，托斯卡纳大公（Groβherzogder Toskana，1747—1792，1765—1790年在位）见利奥波德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威廉，神圣罗马帝国皇弟（Leopold Wilhelm，1614—1662）

利奥波德五世，奥地利大公（LeopoldⅤ，1586—1632，1625—1632年在位）

利奥波德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LeopoldⅠ，1640—1705，1658—1705年在位）

利夫兰（Livland）

利格纳侯爵（Ligne，Charles Joseph Fürst de，1735—1814）

利古里亚共和国（Ligurische Republik）

利帕（Lippe）

联盟战争（Koalitionskriege）

列康吉斯达运动（Naz‘at Reconkista）

列日（Lüttich）

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

林根（Lingen）

林尼战役（Schlacht von Ligny）

《灵魂的条约权利》（Tractatusdeiuribusincorporalibus，1679）

领主（Herrn）

隆维（Longwy）

卢布林（Lublin）

卢塞恩（Luzern）

卢森堡（Luxemburg）

卢梭（Rousseau，J-J，1712—1778）

卢瓦尔河（La Loire）

卢歇西尼（Lucchesini，Girolamo，1751—1825）

鲁道夫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RudolfⅡ，1552—1612，1575或1576—1612年在位）

鲁道夫四世，奥地利公爵（RudolfⅣ，1339—1365，1359—1365年在位）

鲁道夫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Rudolf，1218—1291，1273—1291年在位）

鲁德勒，弗朗索瓦·J.（Rudler， Franois Joseph，1757—1837）

鲁坪（Ruppin）

鲁汶（Leuven）

路德，马丁（Lu the r，Martin，1483—1546）

路德维希，符滕堡公爵（Ludwig，1554—1593，1568—1593年在位）

路德维希斯堡（Ludwigsburg）

《路德维希斯堡条约》（Vertrtrag von Ludwigsburg）

路德维希·威廉，巴登侯爵（Ludwig Wilhelm von Baden，1655—707，1677—1707年在位）

路德维希一世，安哈尔特科腾侯爵（LudwigⅠ，1579—1650）

路德宗（Lu the ranism）

路易-费迪南德亲王（Prinz Louis-Ferdinand von Preuβen，1772—1806）

路易九世，法国国王（LouisⅨ，1214—1270，1226—1270年在位）

路易十八，法国国王（LudwigⅩⅤⅢ，1755—1824，1814—1824年在位）

路易十六，法国国王（LudwigⅩⅥ，1754—1793，1774—1792年在位）

路易十四，法国国王（LouisⅩⅣ，1638—1715，1643—1715年在位）

路易十五，法国国王（LudwigⅩⅤ，1710—1774，1715—1774年在位）

路易十一，法国国王（LouisⅪ，1423—1483，1461—1483年在位）

吕卑克（Lübeck）

吕岑（Lützen）

吕措夫（Lützow，Ludwig Adolf Wilhelm Freiherr von，1782—1834）

吕措夫军团（Lützowsches Freikorps）

吕根岛（Insel Rügen）

吕内堡-策勒格鲁本哈根（Lüneburg--Cele-Grubenhagen）

《吕内维尔和约》（Friedevon Lunéville）

吕歇尔（Rüchel，Ernst Philipp von，1754—1823）

伦巴底（Langobardi；Lombardei）

伦敦（London）

《论矿冶》（Dere metalica，又译《坤舆格致》）

罗德岛（Rhode）

罗高，弗里德里希·冯（Friedrich von Logau，1604—1655）

罗马（Rom）

罗曼诺夫王室（Haus Romanow）

罗斯公国（russische Feilfürstentum）

罗特（Hieronymus Roth，1606—1678）

罗腾堡，陶伯河畔的（Rottenburgam Tauber）

罗伊茨家族，斯德丁的（Loitz von Stettin）

罗伊斯侯爵（Fürst HeinrichⅩⅤ.zu Reuβ，1751—1825）

罗伊特林根（Reutlingen）

罗伊希滕贝格（Leuchtenberg）

洛迪（Lodi）

洛多梅里亚（Lodomerien）

洛尔（Ror）

洛克，约翰（Locke， John，1632—1704）

洛库姆宫（Loccumer Hof）

洛林（Lothringen）

洛特堡（Charlottenburg）

M

马蒂亚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Matthias，1557—1619，1609—1619年在位）

马尔博罗（Marlborough，1650—1722）

马尔克（Mark）

马尔蒙（Marmont，Auguste de，Duc de Raguse，1774—1852）

马尔维茨（Marwitz，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 der，1777—1837）

马耳他岛（Malta）

马耳他骑士团（Malteser Orden）

马格德堡（Magdeburg）

马基雅维里（Machiavel，1469—1527）

马克西米连二世·艾曼努尔，巴伐利亚选帝侯（MaximilianⅡEmanuel，1679—1726年在位）

《马克西米连法典》（Codex Maximilianeus）

马克西米连·海因里希，科隆选侯（Maximilian Heinrich，1621—1688，1650—1688年在位）

马克西米连三世·约瑟夫，巴伐利亚选帝侯（MaximilianⅢJoseph，1727—1777；1745—1777年在位）

马克西米连四世，巴伐利亚选帝侯（MaximilianⅣ，1756—1825，1799—1805年在位） ，马克西米连一世·约瑟夫，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连，特劳特曼斯多夫的（Maximilian von Trautmannsdorf，1584—1650）

马克西米连一世，巴伐利亚公爵（MaximilianⅠ，1573—1651，1597—1651年在位，1623年起为选帝侯）

马克西米连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MaximilianⅠ，1459—1519，1486—1519年在位）

马克西米连一世·约瑟夫（MaximilianⅠJoseph，1756—1825） ，巴伐利亚国王（1806—1825）

马拉帕内（Malapane）

马林堡（Marienburg）

《马林堡条约》（Vertrag von Marienburg，1656）

马伦哥会战（Schlacht bei Marengo）

马帕格（P.J.Marperger，1656—1730）

马塞纳（Masséna，André，1758—1817）

马森巴赫，克里斯蒂安·冯（Massenbach，Christian von，1758—1827）

马沙尔， S.冯（S.von Marschall，1683—1749）

马斯河（Maas）

马斯河地区（Maasgebiet）

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

马扎林，法国首相（Mazarin，1602—1661）

马札尔人（Magyarok）

马佐维亚（Masovien）

玛丽·安托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

玛丽，黑森-达姆施塔特公主（Marie von Hessen-Darmstadt，1824—1880）

玛丽·路易莎（Marie-Louise von-sterreich，1791—1847）

玛丽亚·阿玛利亚（Maria A malia，1701—1756）

玛丽亚·鲁道维卡（Maria Ludovika-Beatrix vonsterreich-Este，1787—1816）

玛丽亚·特蕾西亚，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Maria Theresia，1717—1780，1740—1780年在位）

玛丽亚·约瑟法（Maria Josepha，1699—1757）

迈森（Meiβen）

迈森瓷器工场（Meiβener Porzelanmanufaktur，1710）

麦克唐纳（Macdonald，étienne Jacques Joseph Alex and re，1765—1840）

曼，戈洛·（Mann，Golo，1909—1994）

曼海姆（Mannheim）

曼特法尔康纳（Mantelfalcone）

曼图亚（Mantua）

“漫长战争”（Langer Türkenkrieg） ，又称“十三年战争”

毛里求斯（Mauritius）

玫瑰十字团（Rosenkreuzer）

玫瑰战争（Rosenkriege，1455—1485）

梅茨（Metz）

梅克伦堡（Mecklenburg）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Meklenburg-Strelitz）

梅克伦堡-什未林（Meklenburg--Schwerin）

梅拉斯（Melas，Michael Friedrich Benedikt von，1729—1806）

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

梅特涅伯爵（Metternich，Clemens Lothar Wenzel Graf von，1773—1859）

美因茨（Mainz）

美因茨大学（Universitt Mainz）

美因茨大主教（Erzbischf von Mainz）

美因茨共和国（Mainzer Republik）

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Mainzer Jakobinerklub）

美因河界线（Main-Linie）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

美因河畔赫希斯特（Hchst）

门德尔松，摩西（Mendelssohn，Moses，17-29—1786）

门诺派（Mennonites）

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1496—1561）

蒙米赖（Montmirail）

蒙特格拉斯（Montgelas，Maximilianvon，1759—1838）

蒙特-托内尔（Mont-Tonnerre）

孟，托马斯（Thomas Mun，1571—1641）

米尔豪森（Mühlhausen）

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

米拉波伯爵（Comte de Mirabeau，1749—1791）

米兰（Mailand）

米歇尔·奈伊（Ney，Michel，1769—1815）

《民兵敕令》（Landwehredikt）

民选官（Ephor）

闵斯特（Münster）

闵斯特伯爵，恩斯特·冯（Münster， Graf Ernst Friedrich Herbert von，1766—1839）

明登（Minden）

缪尔凯恩（Mrckern）

缪拉（Murat，Joachim，1767—1815）

摩尔多瓦（Moldau，Moldawien）

摩尔人（Berber）

摩拉维亚（Mhren）

摩泽尔河（Mosel）

莫德纳（Modena）

莫蒂埃（Mortier，édouard，1768—1835）

莫尔斯（Moers）

莫拉努斯，格哈德·沃尔特（Gerhard Wolter Molanus，1633—1722）

莫罗（Moreau，Jean Victor Marie，1763—1813）

莫佩尔蒂（de Maupertuis，1698—1759）

莫舍罗什，约翰·米沙埃尔（Johann Michael Moscherosch，1601—1669）

莫斯科（Moskau）

莫斯科公国（Groβfürstentummoskau）

默凯恩（Mckern）

默伦多夫（Mllendorff，Wichard von，1724—1816）

默麦尔（Memel）

慕尼黑（München）

慕寿伯爵（L.W.Graf von Münchow，1712—1753）

穆尔河（Mur）

穆罕默德二世，奥斯曼帝国苏丹（MuhammadⅡ，1432—1481，1451—1481年在位）

穆罕默德四世，奥斯曼帝国苏丹（MuhammadⅣ，1642—1693，1648—1693年在位）

穆斯林（Muslim）

N

拿卡特努斯，威廉（Wilhelm Nacatenus，1617—1682）

拿破仑（Napoléon IBonaparte，1769—1821）

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Code Civil）

拿破仑远征俄国（Russl and feldzug1812；Feldzug gegen Russland1812）

拿破仑战争（Napoleonische Kriege，1799—1815）

拿破仑战争（Napoleonische Kriege）

拿骚（Nassau）

拿骚备忘录（Nassauer Denkschrift）

拿骚-哈达马尔（Nassau-Hadamar）

拿骚-萨尔布吕肯（Nassau-Saarbrücken）

拿骚-魏尔堡（Nassau-Weilburg）

拿骚-乌辛根（Nassau-Usingen）

拿骚-西根（Nassau-Siegen）

那不勒斯（Naples）

那亚（Genua，Genova）

纳尔河（Nahe）

奈特，约翰·F（Johann F.Nette，1672—1714）

《南特敕令》（éditde Nantes）

内阿尔卑斯共和国（Cisalpinische Republik）

内尔特林根（Nrdlingen）

内尔温登（Neerwinden）

内卡河畔埃伯巴赫（Eberbach am Neckar）

尼布尔（Niebuhr，Barthold Georg，1776—1831）

尼德兰（Niederl and e）

尼德兰联合省（Republik der Sieben Vereinigten Provinzen der Niederl and e）

尼古拉二世，俄国沙皇（NikolausⅡ，1868—1917，1894—1917年在位）

尼古拉一世，俄国沙皇（NicolausⅠ，1796—1855，1825—1855年在位）

尼卡河（Neckar）

尼柯莱， Ch.F.（Nickolai，Ch.F.，1733—1811）

尼科尔斯堡（Nikolsburg）

尼可罗维乌斯（Nicolovius，Georg Heinrich Ludwig，1767—1839）

《尼姆韦根和约》（Friedensvertag von Nim wegen，1678）

尼佩代，托马斯（Nipperdey，Thomas，1927—1992）

尼斯（Nizza， Nice）

涅曼河（Njemen）

涅谢尔罗杰（Nesselrode，Karl Robert Graf von，1780—1862）

宁芬堡宫（Nymphenburg）

纽伦堡（Nürnberg）

纽伦堡帝国执行会议（Nürnberger Exekutionstag，，1663）

农奴制再版（Zweite Leibeigenschaft）

农业改革（Agrarreformen）

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Preuβischer Weg der Entwicklungdes Kapitalismusin der Landwirtschaft）

挪威（Norwegen）

诺德豪森（Nordhausen）

诺德林根（Nrdlingen）

诺德林根战役（Schlacht von Ndlingen，1634）

诺曼伯爵（Normann-Ehrenfels，Karl Graf von，1784—1822）

诺曼底（Norm and ie）

诺维（Novi）

《诺亚方舟》（Arca No）

诺伊勃兰登堡（Neubr and enburg）

诺伊曼（Balthasar Neumann，1687—1753）

诺伊沙泰尔（Neuch a tel）

诺伊施塔特（Neustadt）

O

欧根，路德维希，符滕堡公爵（Ludwig Eugen，1731—1795，1793—1795年在位）

欧根亲王（Prinz Eugen von Savoyen，1663—1736）

欧洲（Europa）

欧洲协调（Europisches Konzert）

P

帕德博恩（Paderborn）

帕尔马（Parma）

帕尔姆，约翰·菲利普（Palm，Johnn Philip，1766—1806）

帕佩尔曼（Pppelmann，M.D.1662—1736）

帕平，丹尼斯（Denis Papin，约1647—1712）

帕塞尔塔尔（Passeiertal）

帕骚（Passau）

帕舍仑村（Dorf Poscherun）

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Johann Heinrich，1746—1827）

“佩格尼茨鲜花团”（Pegnesische Blumenorden）

蓬皮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约1723—1764）

皮尔尼茨（Pilnitz）

《皮尔尼茨声明》（Erklrung von Pillnitz，1791）

皮蒙特（Piemont）

皮舍格吕（Pichegru，Charles，1761—1804）

皮亚琴察（Piacenza）

皮亚斯特家族（Piaster）

葡萄牙（Portugal， Portuguesa）

普遍义务兵役制（Algemeine Wehrpflicht）

普法尔茨（Pfalz）

普法尔茨-茨维布吕克（Pfalz-Zweibrücken）

普法尔茨继承战争（Pflzische Erbfolgekrieg）

普法尔茨-苏尔茨巴赫（Pfalz-Sulzbach）

普芬多夫，萨缪尔·冯（Samuelvon-Pufendorf，1632—1694）

《普莱斯维茨停战协定》（Waffenstillstand von Pleiswitz）

普莱斯维茨（Pleiswitz，也作Plswitz）

普赖蒙斯特莱修会（Prmonstratenser）

普雷斯堡（Preβburg）

《普雷斯堡和约》（Friedevon Preβburg）

“普雷斯堡联盟”（Preβburge Bund）

普雷维扎海战（Seeschlacht von Preveza，1538）

普利尔迈尔，科比尼安（Korbinian Prielmair，1643—1707）

普鲁士（Preuβen）

普鲁士改革（Preuβische Reformen）

普鲁士解放敕令（Preuβisches Emanzipationsedikt）

普鲁士军事学院（Preuβische Kriegsakademie）

普鲁士首相（Preuβischer Ministerprsident）

普鲁士通用国家法令（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βischen Staaten，简称ALR）

普鲁士王国（Das Knigreich Preuβen）

《普鲁士邀请条例》（Preuβische Einladungspatent，1732）

普鲁士营业条例（Preuβische Gewerbeordnung）

普鲁士犹太人敕令（Preuβisches Judenedikt）

普鲁士战争党（preuβische Kriegspartei）

普鲁士总理大臣（Preuβischer Staatskanzler）

普伦茨劳（Prenzlau）

普罗旺斯（Provence）

普乌图斯克（Pultusk）

普属艾劳（Preuβisch Eylau）

普属艾劳战役（Schlacht bei Preuβisch Eylau）

Q

七年战争（Der Siebenjhriger Krieg）

齐本彪根（Siebenbürgen）又，特兰西瓦尼亚-齐林斯基，尼古劳斯（Nikolaus Zrinski，1620—1664）

奇尔舍，阿塔纳修（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

“祈求基督，尊崇圣徒”（Christumadoremus et Sanctos Veneremur）

骑士团首领（Hochmeister）

骑士庄园（Rittergut）

启蒙运动（Aufklrung）

前奥地利（Vorder-sterreich）

前波美拉尼亚（Vorpommern）

乔治二世，英国国王（GeorgeⅡAugust，1683—1760，1727年即位） ，即汉诺威选帝侯格奥格尔·奥古斯特二世-亲岑多夫伯爵，尼古劳斯·路德维希（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1700—1760）

“穷人康拉德”（Armer Konrad）

驱除农民（Bauernvertreibung）

屈斯蒂纳（Custine，Adam-Philippe de，1740—1793）

屈斯特林（Küstrin）

屈斯特洛夫（Güstrow）

全民皆兵（Volksbewaffnung；Volk in Waffen）

全民战争（Volkskrieg）

R

热罗姆（Jérme Bonaparte，1784—1860）

热马普（Jemappes）

热那亚（Genua， Genova）

热月党人（Thermidorian）

日耳曼尼亚（Germania；Germanien）

茹尔当，让-巴蒂斯特（Jourdan，Jean-Baptiste，1762—1833）

瑞典（Schweden）

瑞典-波美拉尼亚领主（Herr von Schweden-Pommern）

瑞典所属前波莫瑞（Schwedisch-Vorpommern）

瑞士（Schweize）

瑞士基督教黄金联盟（Goldener Bund，1586）

瑞士联邦（Schweize Eidgenossenschaft）

S

撒丁（Sardinien）

撒丁王国（Knigreich Sardinien，1239—1861）

萨尔（Sarre）

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

萨尔茨堡（Salzburg）

“萨尔茨堡大逃亡”（Salzburger Exulanten）

萨尔茨堡大主教（Erzbischf von Salzburg）

萨尔费尔德（Saalfeld）

萨尔姆-基尔堡（Salm-Kyrburg）

萨尔姆萨尔姆（Salm-Salm）

萨伏依（Savoyen）

萨克森（Sachsen）

萨克森-阿尔腾堡（Sachsen-Altenburg）

萨克森-埃森纳赫（Sachsen-Eisenach）

萨克森-蔡茨（Sachsen-Zeitz）

萨克森复兴运动（Schsisches-Rétablissement）

萨克森-哥塔（Sachsen Gotha）

萨克森-哥塔阿尔腾堡（Sachsen-Gotha-Altenburg）

萨克森-科堡（Sachsen Coburg）

萨克森-科堡埃森纳赫（Sachsen-Coburg-Eisenach）

萨克森-劳恩堡（Sachsen-lauenburg）

萨克森-迈宁根（Sachsen-Meiningen）

萨克森-麦瑟堡（Sachsen-Merseburg）

萨克森梅斯堡（Sachsen-Merseburg）

萨克森省（Provinz Sachsen）

萨克森-托恩（Sachsen-Thorn）

萨克森王朝（Die Schsischer，919—1024）

萨克森-维森费尔斯（Sachsen-Weiβenfels）

萨克森-魏玛（Sachsen-Weimar）

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Sachsen-Weimar-Eisenach）

萨克森-希尔德堡豪森（Sachsen Hildburgshausen）

萨克森选帝侯邦（Kursachsen；Kurfürstentum Sachsen）

萨克森-耶拿（Sachsen-Jena）

萨拉哥萨（Zaragoza）

萨勒河（Saale）

萨利安王朝（Die Salier，1024—1125）

萨维尼（Savigny，Friedrich Karl，1779—1861）

塞尔维亚（Serbien）

塞勒（Sailer，J.M.，1751—1832）

塞利姆二世，奥斯曼帝国苏丹（SelimⅡ，1524—1574，1566—1574年在位）

塞姆勒（Semler，J.S.，1725—1791）

塞纳河（La seine）

赛勒恩，约翰·弗里德里希（Johann Friedrich Seilern，1646—1715）

三皇会战（Dreikaiserschlacht）

“三教区”（Trois-èvêchés）

三十年宗教战争（Dreiβigjhriger Krieg）

森德林（Sendling）

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Gerhard Johann David von，1756—1813）

沙恩韦伯，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Scharnweber，Christian Friedrich，1770—1822）

沙皇专制的中央集权政体（Russische Zarenreich）

山地联盟（Talschaften）

上奥地利（Obersterreich）

上层革命（Revolution von oben）

上法兰克尼亚，巴伐利亚（Oberfrankenvon Bayern）

上莱茵（Oberrhein）

上莱茵行政区（Oberrheinische Reichskreis）

上普法尔茨（Oberpfalz）

上萨克森行政区（Oberschsische Reichskreis）

上意大利（Oberitalien）

尚波贝尔（Champaubert）

绍姆堡-利帕（Schaumburg-Lippe）

舍恩伯隆， J.Ph.冯，美因兹选帝侯（J.Ph.von Schnborn，1605—1673）

舍恩布伦宫（Schloss Schnbrunn）

《舍恩布伦和约》（Friedevon Schnbrunn）

《舍恩布伦条约》（Vertrag von Schnbrunn）

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 Rmische Reich）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Kaiser des Heiligen Rmischen Reiches）

神圣同盟（Heilige Alianz）

圣彼得堡（St.Petersburg）

圣伯纳德山口（Pass des Grossen St.Bernard）

圣格奥尔格教堂（St.Georgen-Kirche）

圣赫勒拿岛（St.Helena）

“圣经班”（Colegia bilica，1689）

圣卢西亚（St.Lucia）

圣马丁节（Martinstag；Martinsfest）

圣母领报节（MariVerkündigung）

圣约翰（St.Johann）

施宾诺拉（R.Y.Spinola，1626—1695）

施拉布伦多夫（Schlabrendorf，Gustavvon，1750—1824）

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Friedrich，1768—1834）

施莱格尔，奥古斯特·威廉·冯（Schlegel，August Wilhelm von，1767—1845）

施莱格尔，弗里德里希·冯（Schlegel， Friedrich von，1772—1829）

施莱斯海姆（Schleiβheim）

施劳恩（Johann C.Schlaun，1695—1773）

施罗德（W.von Schrder，1640—1688）

施马尔卡登（Schmalkalden）

施默茨（Schmerz，生卒年代不详）

施佩，弗里德里希·冯（Jesuiten Friedrich von Spee，1591—1635）

施佩纳，菲利普·雅各布（Philipp Jakob Spener，1635—1705）

施佩耶尔（Speyer）

《施佩耶尔停战协定》（Waffenstillstand von Speyer）

施皮诺拉，克里斯托瓦尔·德·罗约斯·于（Cristóbalde Rojas y Spinola，1625—1695）

施普雷河（Spree）

施普雷森林（Spreewald）

施普利特格伯（David Splitgerber，1683—1764）

施塔迪翁（Stadion，Johann Philipp Grafvon，1763—1824）

施塔迪翁，弗里德里希·洛塔尔·冯·（Stadion，Friedrich Lothar Graf von，1761—1811）

施塔特勒（Stattler，B.，1728—1797）

施泰尔马克（Steiermarck）

施泰根奇（Steigentsch，August Ernst Freiherr von，1774—1826）

施泰因（Stein，Heinrich Friedrich Karlvom und zum，1757—1831）

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Stein-Hardenberg Reformen）

施特拉尔松（Stralsund）

施特拉斯堡（Straβburg）

施特里高（Striegau）

施托卡赫（Stockach）

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

施瓦岑贝格侯爵（Schwarzenberg，Karl Philipp Fürstzu，1771—1820）

施瓦茨堡-鲁道尔施塔特（Schwarzburg Rudolstadt）

施瓦茨堡-桑德斯豪森（Schwarzburg Sondershausen）

施韦劳赫湖（Schwielochsee）

施维布斯（Schwiebus）

十二点计划（12-Punkte-Plan）

《十一月敕令》（Novemberedikt）

什切青（Stettin）

什未林（Schwerin）

史维特（Schwedt）

士瓦本（Schwaben）

士瓦本行政区（Schwbische Reichskreis）

“士瓦本战争”（Schwabenkrieg，1499）

世俗诸侯（weltliche Fürsten）

“收获学会”（Fruchtbringende Gesellschaft） ，即“棕榈会”（Palmenorden）

枢密院（Geheimes Ratskollegium；Geheimes Konseil；Geheimer Staatsrat）

舒尔泰斯， J.G.（Schul the ss，J.G.，1758—1802）

《税收定例》（Steuerveranlagung，1721）

斯巴达（Sparda）

斯密，亚当（Smith，Adam，1723—1790）

斯摩棱斯克（Smolensk）

斯特凡妮（Stéphanie Napoléon；Stéphanie Louise Adrienne de Beauharnais，1789—1860）

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

斯瓦雷茨（Svarez，C.G.，1746—1789）

斯维顿（Swieten，G.Van，1700—1772）

四国同盟（Quadrupelalianz）

四十一条（Die41 Artikel）

松德郜（Sundgau）

苏莱曼一世，奥斯曼帝国苏丹（SuleimanⅠ，1494/1496—1566，1520—1566年在位）

苏黎世（Zürich）

苏沃洛夫（Suworow，Alex and er Wasilijewitsch Graf，1729—1800）

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

速成兵制（Krümpersystem）

索尔战役（Schlacht bei Soor）

索菲·多罗特娅（Sophie Doro the a von Württemberg，1759—1828）

索南费尔斯（J.von Sonnenfels，1732—1817）

索伊默，约翰·戈特弗里德（Seume， Johann Gottfried，1763—1810）

T

调整敕令（Regulierungsedikt）

塔列朗（Talleyrand-Périgord，Charles-Maurice de，1754—1838）

泰尔， A.D.， （Thaer，A.D.，1752—1828）

泰克伦堡（Tecklenburg）

泰勒，W.A.（Teller，W.A.，1734—1804）

泰勒奇（M.Teleki，约1630—1672）

泰普利茨（Teplitz）

《泰普利茨同盟条约》（Alianzvertrgevon Teplitz）

《泰森和约》（Frieden von Teschen，1779）

陶罗根（Tauroggen）

陶罗根协定（Konvention von Tauroggen）

特奥多尔·冯·舍恩（Schn，Heinrich Theodor von，1773—1856）

特尔（Thaer，Albrecht David，1752—1828）

特科利（E.Tkly，1657—1705）

特拉亨贝格战争计划（Trachenberg-Plan；Trachenberger Kriegplan）

特兰托（Trient）

特兰托大公会议（Konzilvon Trient，1545—1563）

特兰西瓦尼亚（Siebenbürgen）又译，齐本彪根-特雷比亚河（Trebbia）

《特蕾西亚法典》（Codex Theresianus，1766）

“特蕾西亚国家改革”（Theresianische Staatsreform）

特里安（Trient）

特里尔（Trier）

特立尼达（Trinidad）

《提尔西特和约》（Friedevon Tilsit）

体操运动（Turnbewegung）

天然疆界（Natürliche Grenze）

天主教会（Katholische Kirche）

天主教再教化（Rekatholisierung）

条顿骑士团（Deutscher Orden）

图宾根（Tübingen）

《图宾根条约》（Tübinger Vertrag，1566）

图尔（Toul）

图尔宽（Tourcoing）

图古特（Thugut，Johann A madeus von，1736—1818）

图林根（Thüringen）

图林根森林（Thüringer Wald）

土耳其（Türkei）

土耳其战争（Türkenkriege）

土伦（Toulon）

托尔恩（Thorn）

托尔郜（Torgau）

托莱多（Toledo）

托马西乌斯，克里斯蒂安（Thomasius， Christian，1655—1728）

托斯卡纳（Toscana）

脱债工程（Schuldenabledigungswerk）

W

瓦蒂尼（Wattignies）

瓦尔堡（Warburg）

瓦尔德克（Waldeck）

瓦尔德克， G.F.冯伯爵（G.F.von Waldeck，1620—1692）

瓦尔密炮战（Kanonade von Valmy）

瓦尔特-内策河（Warthe-Netzebruch）

瓦格拉姆战役（Schlacht bei Wagram）

瓦豪（Wachau）

瓦拉几亚（Walachei）

瓦朗谢讷（Valenciennes）

《瓦斯瓦尔停战协议》（Frieden von Eisenburg，1664）

瓦滕斯莱本（Wartensleben，Wilhelmvon，1734—1798）

《挽歌》（Trauergedicht）

旺达姆（Vandamme，Dominique Joseph，1771—1830）

威克里夫，约翰（John Wycliffe，1330—1384）

威廉六世，黑森卡塞尔伯爵（WilhelmⅥ，1629—1663，1637—1663年在位）

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

威廉五世，奥兰治总督（WilhelmⅤ1648—1806，1751—1806年在位）

威廉五世，巴伐利亚公爵（WilhelmⅤ，1548—1626，1579—1598年在位）

威廉一世，英国国王（Wiliam the Conqueror，1027/1028—1087，1066—1087年在位）

威灵顿公爵（Welington，Herzog von；Wellington，Duke of，1769—1852）

威尼斯（Venedig）

威尼西亚（Venetien）

威森堡（Weiβenburg）

《威斯敏斯特协定》（Konvention von Westminster，1756）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flischer Friede，1648）

威斯特法伦（Westfalen）

威斯特法伦王国（Knigreich Westfalen）

威悉河（Weser）

韦尔登（Werden）

韦尔多派（Waldenses）

韦尔夫家族（Welfen）

韦尔纳（J.C.von Wlner，1732—1800）

韦尔苏瓦（Versoix）

《韦劳条约》（Vertrag von Wehlan，1657）

韦伦（Wehlen）

维茨拉尔（Wetzlar）

维尔茨堡（Würzburg）

维尔登（Verden）

维尔纽斯（Wilna；Vilnius）

维兰德（Wieland，Christoph Martin，1733—1813）

维斯玛（Wismar）

维斯腾利德， L.冯（Westenrieder， L.von，1748—1829）

维斯脱夫和席林商行（Handelshaus Westorf&Schilling）

维斯瓦河（Wisla，Weichsel）

维特布斯克（Witebsk）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er）

维特根施泰因（Wittgenstein，Ludwig Adolf Peter Fürstzu Sayn-，1769—1843）

维腾贝格（Wittenberg）

维廷（Wettin）

维廷家族（Haus Wettin；Wettiner）

维也纳（Wien）

《维也纳和约》（Frieden von Wien，1738）

《维也纳和约》（Frieden von Wien，1606）

维也纳会议（Wiener Kongreβ）

维也纳会议文件（Wiener Kongreβakte）

维也纳体系（Wiener System）

维也纳综合技术学校（Wiener Polytechnikum）

伟大的解放战争（Der groβe Freiheitskrieg）

魏尔（Weier）

魏格尔（C.Weigel，1654—1725）

魏玛（Weimar）

魏斯豪普特（Weishaupt， A.，1748—1830）

温克尔曼，约翰·约阿希姆（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

温普芬（Wimpfen）

《温森斯和约》（Frieden von Vincennes，1661）

文化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

文科中学（Gymnasium）

翁斯科特（Hondschoote）

沃波尔（R.Walpole，1676—1745）

沃尔奥（Wohlau）

沃尔芬毕特尔（Wolfenbüttel）

沃尔夫， Ch.（Wolff， Ch.，1679—1754）

沃尔夫，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Wolf， Friedrich August，1759—1824）

沃尔肯施泰因（Wolkenstein）

沃夫冈·威廉（Wolfgang Wilhelm，1578—1663）

沃姆斯（Worms）

沃尚（Vauchamps）

乌尔利希，符滕堡公爵（Ullrich，1487—1550，1498—1550年在位）

乌尔莫林，亨里克·L.（Henric L.W uermeling）

乌尔姆（Ulm）

乌克兰（Ukraine）

乌帕河（Wupper）

乌沙尔（Houchard，Jean Nicolas，1739—1793）

乌苏拉修女会（Ursulinen）

《乌特勒支同盟》（Utrechter Union，1579）

五强共治（Pentarchie）

武姆泽（Wurmser，Dagobert Siegmundvon，1724—1797）

雾月18日政变（Coup von18Brumaire）

X

西哀耶士（Sieyès，Emmanuel Joseph，1748—1836）

西班牙（Spanien）

西吉蒙德二世，波兰国王（SigismundⅡ，1520—1572，1548—1572年在位）

西吉蒙德·弗兰茨，上奥地利公爵（Sigismund Franz，1630—1665，1662—1665年在位）

西加里西亚（Westgalizien）

西里西亚（Schlesien）

西普鲁士（Westpreuβen）

《西特瓦托罗克停战协议》（Frieden von Zsitvatorok，1606）

西西里（Sicilia）

西属尼德兰（Spanische Niederl and e）

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

“希尔德斯海姆同盟”（Hildesheimer Alianz，1652）

希贾兹（Hejaz）

希佩尔（Hippel，Theodor Gottlieb von，1775—1843）

希斯特秦泽修会（Zisterzienser）

锡兰（Ceylon）

席尔（Schill，Ferdinand Baptista von，1776—1809）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er， Friedrich，1759—1805）

下巴伐利亚（Niederbayern）

下莱茵（Unterrhein）

下莱茵的威斯特伐利亚行政区（Niederrheinische Westflische Reichskreis）

下劳齐茨（Niederlausitz）

下萨克森行政区（Niederschsische Reichskreis）

下西里西亚（Niederschlesien）

夏洛特，普鲁士公主（Charlotte von Preuβen，1798—1860）

宪兵队敕令（Gendarmerie-Edikt）

香槟地区（Champagne）

《消费税收法》（Consumptions-und Steuerordnung，1708）

小罗伊斯系（Reuβjüngeren Linie）

小皮特（Pitt der Jüngere，William，1759—1806）

肖蒙（Chaumont）

肖蒙条约（Vertrag von Chaumont）

《协同书》（Konkordienbuch）

斜形战列战术（Echelonformation或Schiefen Schlacht-ordnung）

谢尔丁（Schrding）

谢林（Scheling，Friedrich Wilhelm Joseph，1775—1854）

新教徒（Protestanten）

新人文主义（Neuhumanismus；Neo-Humanismus）

匈牙利（Ungarn）

修道院长（Fürstbte）

选帝侯（Kurfürst）

选帝侯委员会（Fürsten Kollegium）

选侯莱茵行政区（Kurrheinische Reichskreis）

“选侯同盟”（Kurrheinisches Bündnis，1651）

选侯院（Kurfürstenrat）

Y

“1624年标准年”（Normaljahrvon1624）

雅典（Athens）

雅恩，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Jahn， Friedrich Ludwig，1778—1852）

雅盖洛王朝（Dynastie von Jagiellonen，1386—1572）

雅格恩多夫（Jgerndorf）

雅各宾专政（Jakobinische Diktatur）

雅奎因（Jacquin，1727—1817）

亚伯拉罕信仰体系（Abrahamitische Religionen）

亚琛（Aachen）

亚得里亚海（Adriatisches Meer）

亚历山大（Alex and ria）

亚历山大大帝，马其顿皇帝（Alex and erder Groβe，前336—前323年在位）

亚历山大二世，俄国沙皇（Alex and erⅡ，1818—1881，1855—1881年在位）

亚历山大一世（Alex and erⅠPawlowitsch Romanow，1777—1825，1801—1825年在位）

亚历山德里亚（Aless and ria）

亚眠和约（Frieden von A miens）

宴席社团（Tischgeselschaft）

杨东，杜汉·德（Jandun，J.D.de，1685—1746）

尧尔（Jauer）

耶拿（Jena）

耶拿和奥尔施泰特双战役（Doppelschlacht von Jena und Auerstedt）

耶拿早期浪漫派（Jenaer Frühromantik）

耶拿战役（Schlacht von Jena）

耶稣会（Jesuiten）

耶稣会中学（Jesuitenkoleg）

伊凡·卡里达，莫斯科大公（Iwan Kalita，1288—1341，1325—1341年在任）

伊凡三世，莫斯科大公（IwanⅢ，1440—1505，1462—1505年在任）

伊凡四世，俄罗斯沙皇（IwanⅣ，1530—1584，1547—1584年在任）

伊丽莎白（Elisabeth，1709—1761）

伊丽莎白一世，英国女王（ElizabethⅠ，15-33—1603，1558—1603年在位）

伊利里亚（Illyrien）

伊利里亚行政区（Ilyrische Provinzen）

伊诺弗罗茨瓦夫（Inowraclaw）

伊森堡-比尔施泰因（Isenburg-Birstein）

伊斯兰教（Islam）

伊斯坦布尔（Istanbul）

伊斯特利亚（Istrien）

《依次继承协定》（Pactummutuaesuccessionis）

“遗产战争”（Devolutionskrieg，1667—1668）

“艺术和机件工场”（Kunst-und Werkhaus am Tabor）

易北河（Elbe）

“易北河天鹅团”（Elbschwanenorden）

意大利（Italien）

因菲特尔（Innviertel）

因河（Inn）

因斯布鲁克（Innsbruck）

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

英戈尔施塔特大学（Universitt Ingolstadt）

英格斯雷本，冯·J.L.（Ingersleben，J.L.von，1703—1757）

英国（England；Groβbritannien）

营业税敕令（Gewerbesteueredikt）

营业治安敕令（Gewerbepolizeiedikt）

营业自由（Gewerbefreiheit）

“永久同盟”（Alte Eidgenossenschaft，1291）

尤里·达尼洛维奇，莫斯科大公（Juri Danilowitsch，约1281—1325，1303—1325年在任）

尤斯蒂（Justi，J.H.G.von，约1717—1771）

犹太教（Judentum）

犹太拉比（Rabbi）

于利希（Jülich）

于利希-贝格（Jülich-Berg）

于利希-克雷弗贝格（Jülich-Kleve-Berg）

“愈显主荣”（Ad Majorem Dei Gloriam）

约尔丹，é.（Jordan，é.，1700—1745）

约翰·阿尔布莱希特一世，梅克伦堡公爵（Johann AlbrechtⅠ，1525—1576，1547—1576年在位）

约翰大公（Erzherzog Johann vonsterreich，1782—1859）

约翰·弗里德里希，不伦瑞克吕内堡的（Johann Friedrich 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1625—1679）

约翰·格奥尔格二世，萨克森选帝侯（Johann GeorgⅡ，1613—1680，1656—1680年在位）

约翰·格奥尔格三世，萨克森选帝侯（Johann GeorgⅢ，1647—1691，1680—1691年在位）

约翰·格奥尔格一世，萨克森选帝侯（Johann GeorgⅠ，1585—1656，1611—1656年在位）

约翰·路德维希，拿骚哈达马尔的（Johann Ludwig von Nassau-Hadamar，1606—1653）

约翰内斯·米勒（Müler，Johannesvon，1752—1809）

约翰七世，梅克伦堡公爵（JohannⅦ，1558—1592，1576—1592年在位）

约翰七世，拿骚西根公爵（JohannⅦvon Siegen，1561—1623，1609—1623年在位）

约翰·西吉斯蒙德，勃兰登堡选帝侯（Johan Sigismund，1676—1620，1608—1619年在位）

约克公爵（Herzog von York und von Albanien，1763—1827）

约克将军（Ludwig Yorck von Wartenburg，1759—1830）

约瑟芬（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1763—1814）

约瑟夫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JosephⅡ，1741—1790，1765—1790年在位）

约瑟夫·费迪南德（Josef Ferdinand，1662—1699）

约瑟夫·克里门（Josef Clement，1671—1723）

约瑟夫·温策尔，列支敦士登亲王（Josef WenzelⅠ，1696—1772）

约瑟夫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JosefⅠ，1678—1711，1705—1711年在位）

约瑟夫主义（Josephinismus）

Z

《长子继承法》（Primogeniturgesetz，1506）

再洗礼派（Rebaptizers）

泽斯特（Soest）

“债券分期偿还”（A mortisationskasse） ，又译：“资产摊提”

詹姆斯一世，英国国王（JamesⅠ，1566—1625，1567—1625年在位）

詹森派（Jansenists）

詹森主义（Jansenismus）

战时后备军敕令（Landsturmedikt）

战争党（Kriegspartei）

正统原则（Legitimittsprinzip）

《政治谈：从城市、乡村及共和体兴亡的自身原因谈起》（Politischer Discurs： Von den eigentlichen Ursachen deβAuf-und Ablebens der Stdt， Lnderund Republicken）

《政治学概论》（Politica Methodice Digesta）

执政府（Konsulat）

中莱茵（Mittelrhein）

诸侯院（Reichsfürstenrat）

主教（Bischfe）

“资产摊提”（A mortisationskasse） ，又译：“债券分期偿还”

《自然法与国际法》（Dejure naturae etgentium libriocto）

自由和平等之友社（Gesellschaft der Freund der Freiheit und Gleicheit）

宗教改革运动（die Reformation）

《宗教宽容敕令》（Toleranzpatente，1781）

总参谋部（Generalstab）

“棕榈会”（Palmenorden） ，即“收获学会”（Fruchtbringende Gesellschaft）

祖尔（Suhl）

《祖国之泪》（Trnen des Vaterl and es）

《最后帝国决议》（Resessusimperinovisimus）

佐尔纳（Zlner， Johann Friedrich，1753—1804）

后 记

本卷作者分工如下：刘新利撰写第一编和第二编；邢来顺撰写第三编；孙立新撰写第二章第一节；宫红征绘制地图。刘新利统稿。

版权信息

书名：德国通史·第四卷

作者：邢来顺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1-01

ISBN：978721421488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总 序

前 言

第一编 德意志“革命”时代

第一章 复辟、危机和1848年革命

第二章 非凡的经济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快速经济增长

第三章 “白色”政治革命：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统一运动

第四章 革命时代的社会、思想和文化

第二编 德意志帝国时代

第五章 帝国时期的政治生活

第六章 帝国时期的经济

第七章 帝国时期的社会

第八章 帝国时期的科技、教育和思想文化

第九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帝国的崩溃

附 录

总 序

此六卷本《德国通史》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3&ZD104）的最终研究成果。

德国乃当今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还是在科技教育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对欧洲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纵观经历一千多年历史发展的德国，有如滔滔奔腾的江河，在曲折和险阻中前行，终归大海。她有过雄霸欧洲的辉煌，也曾遭受他国的欺凌；虽数度战败，却能如神话中的不死鸟，灰烬中振翅重生；虽历经民族分裂的磨难，却最终归于统一；她曾是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却也是无数文化巨擘和科技精英成长的摇篮。而今，历尽沧桑的德国终于成为爱好和平的欧洲大家庭的一员，成了一体化的欧洲联盟的稳定之锚，成了令人向往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的国度。

鉴于德国在世界上的这种重要影响力和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我国史学界对之表现出浓厚兴趣，已经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而编撰一部高质量的德国通史也一直是学界的强烈期待和努力目标。

一

在我国，早期出现的几部德国通史类著述都是引进版的。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哈勒尔（Johannes Haller）的《德国史纲》（Die Epoch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可谓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德国通史著作。该著作共十二章，简略介绍了自远古时期至19世纪后半期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历史。此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翻译和编撰出现了多年的沉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东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维纳·洛赫到北京大学开设德国史讲座，不仅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德国史学者，其讲稿还被整理翻译出版，即大家熟知的《德国史》。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德国通史，阐释了自远古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德国历史，对于在我国普及德国历史知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部德国通史类著作，在长达700页的篇幅中，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之前的整个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仅以20多页的“德国史引论”的方式加以处理，而1918年—1956年三十多年的德国现当代史，却占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就此而论，它更像是一部德国近现代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著名的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第9版中译本，书名为《德意志史》。该书分为“古代和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专制主义结束”、“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大战时期”等4卷，叙述了从远古到195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德意志史》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突出政治史。以第三卷为例，该卷叙述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为止的德国历史，共四章，只有最后一章集中叙述社会、经济和技术史方面的内容，其余内容皆属政治史之列。而这一时代正值德国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工业化，是经济转型迅速、社会变迁剧烈、思想文化和科技教育大繁荣和大发展的时代。所以，相关内容难以充分反映这一时期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画卷，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推出自己编撰的德国通史著作。1991年丁建弘、陆世澄主编的《德国通史简编》的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德国通史，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德国史学者的集体之作。全书共五编18章，叙述了从原始社会到1945年为止的德国历史。今天再回看该著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全书布局强调厚今薄古。到1807年为止的1000多年德国历史叙述特别简单，仅用4章。而1871年—1945年为止约75年的德国历史却用了10章加以阐述。二是全书叙述突出大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内容相对单薄。1995年，孙炳辉、郑寅达等学者又推出了《德国史纲》。该书在叙述时间上打破了以1945年为下限的惯例，将“战后德国简况”单列一章，德国重新统一成为叙述的终点，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当然，诚如该书前言中所说，这只是“一本简明通史”，内容较为单薄。此外，该书在结构布局方面同样突出厚今薄古。全书12章，古代中世纪直至18世纪末以前，只有一章篇幅，而纳粹统治时期短短的十几年历史却用了四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编撰和出版进入了全新阶段。2002年，丁建弘撰写的《德国通史》出版。这是我国德国通史类著作中的一部高水平之作。全书以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发展为主线，叙述了从史前古代日耳曼人到1990年两德统一的德国历史。或许限于篇幅之故，该著作叙述内容依然集中于政治史，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着墨不多。2005年吴友法、邢来顺所著《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出版。该著作本着以史为鉴的目的，将德意志国家的兴衰及其原因作为关注点。它叙述了从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到20世纪末的德国历史，主要笔墨放在近代以来德国的分裂、统一、崛起、冒险、失败、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历史，古代中世纪部分比较单薄，涉及领域也不够全面。2014年郑寅达推出了最新力作《德国史》。全书论述了从远古到默克尔政府执政为止的德国历史。该书对以往那种过于偏重近现代史的结构布局有一定程度的纠正，而且对德国历史发展的时段性把握比较到位。从叙述取向看，大政治史仍然占据主要容量，但各章中已经融入了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上述德国通史类著述，在向我国民众介绍、传播德国历史知识和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著述都为篇幅较小的单卷本，且多数突出“厚今薄古”，涉及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传统大政治史，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的内容简略，无法较充分地展示悠悠千载的德国历史和文化。

此外，业已出版的相关著述对于德国历史的最新国际编撰取向关注度不够，叙述视角主要囿于政治史和民族国家史，对于地区史和全球史视阈下德国历史发展的释读和回应不足。然而，诚如相关德国学者所言，毕竟“几百年来德国史对周围其他民族和国家划定了一条不断变动的、不总明显的界限”，因此，德国历史“不能同全欧洲的历史分开”，人们不能再把它“引回‘民族史’的狭（峡）谷之中”。进入21世纪以后，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各国各民族联系进一步加强。同时，德国本身也已经没有“再像19和20世纪经常那样打上”“民族骄傲的烙印”。这些新变化，显然无法单纯地从德国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而应该把它置于“新的欧洲和全球结构背景下”加以释读。

鉴于以上状况，很有必要编撰一部全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这部新的多卷本通史应该紧跟世界史学术前沿，吸纳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欧洲文明进程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审视长达一千多年的德意志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探讨这种独特历史发展的内生性原因和外激性因素，关注这种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在塑造德意志文明过程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从中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在叙述内容上应该打破传统的“政治通史”模式，尽可能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时间布局相对均衡地覆盖从古代直至21世纪初，进而能更全面深入地再现德意志历史进程。此外，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的撰写应该体现“经世”功能，从中国人的关注视角去考察德意志文明在欧洲和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探究德意志民族活力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审视这一民族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供鉴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教建设。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就是基于这些考虑之上。

二

综观一千多年的德国历史发展，既整合于大欧洲乃至全球历史进程的节奏之中，也有其独特的律动，而且这种律动时常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节拍。因此，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将立足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以德意志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为关注主线，释读始于古代原始日耳曼语族部落、止于21世纪初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历史，时段上囊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当代德国；在内容方面，除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的大政治史外，还加大了对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关注力度，力求较充分和全面地展示一千多年德国历史发展的多彩性和独特性。

到公元150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叙述从远古到宗教改革运动前夕的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主要涉及辉煌的封建帝国时代。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有欧洲历史发展的共性特征，是日耳曼化、基督教化和封建化的欧洲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德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也已经初露端倪，可谓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发端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意志国家完成了从法兰克帝国的裂变中形成为德意志王国政治实体的进程，并通过对外扩张建立起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即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由于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公元962年仿照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加冕为“罗马人皇帝”，德国统治者也成了古罗马帝国和法兰克帝国的“当然”继承者。但是这一强大的帝国从起初就孕育着对王权和国家统一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国家形成初期确立的王权由选举产生的传统，使王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各部落公爵和领地主教得以利用选举权而进一步扩大权势；早期德意志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和德意志最高统治者“罗马人皇帝”的头衔都表明了德国统治者对古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思想的追求。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皇帝忙于对外征战，无暇顾及国内事务，领地封建主于是趁机加强自己的独立性。由此带来的是德意志皇权的衰弱和领地诸侯势力的崛起，进而塑造出早期德意志国家的政治联邦主义形态。结果，到中世纪后期近代初期，当英、法等国开始向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转变时，德国却仍然蹒跚于教俗领地诸侯割据的历史进程之中。

从16世纪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结束，是德国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涉及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近代早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独特道路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发展呈现三大明显特征：其一，由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在政治割据的基础上又注入了“信仰分裂”的元素，引发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冲突，这种宗教信仰因素因皇权与领地诸侯之间的权力争夺而进一步被放大。一大批皈依新教的诸侯在“教随国定”的原则下成了政教合一的首领，他们承担起邦国宗教领袖职责，进一步将教会事务纳入政府管辖范围，邦国的国家化因此得到发展，独立性继续加强。“三十年战争”既是德国宗教信仰冲突的最突出表现，也是德国皇权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最后一次努力。其二，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结果，《威斯特法伦和约》不仅确立了领地诸侯对皇权的最终胜利，同时也使法国、瑞典等国大规模介入德国事务。德国问题全面国际化。从此，若无外国的干涉，“就不能再解决一项全德性的事务”。其三，从社会经济角度看，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副产品，“普通人起义”（农民战争）的失败，则不仅使德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二期农奴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场领主制”，而且使德国农民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被排除出了德国的政治生活，深刻影响到德国日后的历史发展。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阵痛。这一时期属于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近代中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进一步凸显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国与西欧各国一样，经历了专制主义的统治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并且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涤荡。与此同时，它无论在君主专制、启蒙运动，还是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方面，都呈现独特的历史形态的演进。在政治上，由于皇权衰微，一些强大的领地邦君成为自己领地内的全权统治者。因此，在法国等国呈现的君主专制形态在德国却变成了邦君专制，到18世纪中期以后又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开明专制，其中以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最具典型。在思想文化方面，德国既合拍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潮流，又展示出个性化的启蒙运动特点。它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南北两派，而且融入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元素，以适应建立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需要。更有甚者，作为对于一味强调理性而忽视情感价值的启蒙思想的反动和对法国大革命所展示的资产阶级普世主义、理性主义等政治思想的回应，德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张扬情感和个性、强调回归历史和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思潮。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方面，德国也没有遵循英、法等国的社会革命道路，而是在法国革命等外力因素的刺激下，采用“上层革命”的改革方式，通过解放农民和全面实施营业自由原则等，废除封建因素，把法国革命的成果和平地移植到德国，渐进式地实现了传统封建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对接。德国由此进一步奠定了近代独特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基础。

从1815年到1918年的约一个世纪，属于德国以独特方式全面迈入“现代”社会的近代晚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顶峰阶段。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为，通过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不同的“双重革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迈上了强国之路。

这一时期的德国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与法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的稳中求进的“守势现代化”道路。传统统治阶级采取适时而进的策略，通过满足某些“革命”要求，操控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进而保障自身传统利益。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普鲁士统治者完成民族统一大业，是典型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白色革命”。在建立现代国家宪政体制方面，传统统治阶级也展示了适时而进、操控时局的特征。1848年的普鲁士“钦定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在确保君主制原则的基础上，注入选举制、议会制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元素，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既保证了传统统治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又满足了资产阶级建立宪政国家的愿望。在经济领域，通过工业革命，德国采用独特的工业化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快速实现了对英、法等老牌工业国家的超越，最终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工业化也推动了德国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由于独特历史原因和现实动因，德国成为世界上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先河者。此外，这一时期的德国教育、科技和思想文化发展也呈现极其活跃的状态。德国不仅成为世界顶尖的科技和教育强国，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多元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对整个19世纪的德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这股思潮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的刺激下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将德国引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主要思想根源。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去，在短短的27年中，德国如过山车般经历了从“最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和右翼极权主义的第三帝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属于德国现代史范畴，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在与西方文明的适应、冲突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阶段。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可谓这种危机和畸变的产物。

1919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是“十一月革命”的直接结果，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产物。因此，德国民众在感情上不太认同这一共和国。与此同时，魏玛共和国在政治体制上迎合并仿照西方国家，甚至在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设计方面“青胜于蓝”，超过西方国家，也使习惯于传统德意志“秩序”的大多数德国民众一时难以适应。于是，在适应西方政治体制和坚持德意志独特历史传统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没有民主主义者的民主”、“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就成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的真实写照。这一共和国因此也被称为是“不受爱戴的”、“带有即兴民主政治”色彩的“保守派的共和国”。结果，虽然魏玛共和国时期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它却在固守德意志传统和抵制西方文明的心态之下，在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夹击之中，仅存在14年就归于失败。

1933年，希特勒打着抵制西方民主、坚持德意志传统和富国强兵的旗帜，夺取政权，德国历史进入第三帝国时期。第三帝国在政治体制上与魏玛共和国截然不同，它实行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表现为政治上领袖原则之下的党国一体，经济上全面干预和控制之下的“统制经济”或叫“总体战争经济”，以及文化上纳粹“世界观”严厉控制之下的文化荒漠化。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是对魏玛共和国的极端反动，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的一种倒退，同时也偏离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它是德国的历史传统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和适应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体现。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扩充军备，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图谋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为此不惜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将德国和世界带入战争灾难之中。战争的结果是，德国再次战败，德国法西斯走向覆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经历了盟国分区占领、分裂的两个德国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等三个阶段。它们属于当代德国的历史范畴，是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重塑时期，也是德国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新形势下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德国在1949年分裂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如此，两个德国的人民忍受着民族分裂的痛苦，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使自己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重要强国。

战后联邦德国虽然属于西方阵营，却没有照搬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或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是吸取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极权主义等政治经济体制失败的教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成功地进行了独具德国特色的新探索，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莱茵模式。联邦德国的独特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政治方面，在吸收外来民主并结合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德国特色的联邦议会民主制。在这种民主制度之下，出于对纳粹独裁统治的沉痛反思，一方面突出“争论的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 ，保护不同言论和观点；另一方面强调“防卫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 ，禁止任何言行威胁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这一机制通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永久条款”得以确定。在社会经济方面，则实行不同于指令性计划经济又区别于纯自由主义经济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一方面确立“市场”核心地位，将经济活力置于市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强调“社会”特征，突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健全劳动制度，形成同舟共济的劳资关系；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由此实现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对接。在思想文化方面，则推行“存异求同，多元一体”的文化多元主义（kultureller Pluralismus） ，在保持德意志主流文化的前提下，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这既是对纳粹统治时期文化独裁政策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对德国文化联邦主义传统的承继。莱茵模式使联邦德国在战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文化繁荣的局面。

1990年，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分裂长达40余年的德国人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渴望已久的民族统一。再次统一起来的德国实行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德国由于其经济实力和众多的人口，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以上各个时段的德国历史发展，一方面共振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更大程度上散发的是自身的独特魅力和发展取向。每个时期的德国历史之间有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的内在有机联系，具有无法割裂的连续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悠悠千载的德意志文明，铺垫出德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本书是多位学者合作的产物。由于各位作者的专业积淀、研究重点和文风的差异，加之涉及内容极其丰富，时间跨度长，人名、地名众多，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显然无法做到全书在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此外，因水平有限，全书必定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此敬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要特别感谢“大国通史丛书”总主编钱乘旦教授在本书成稿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和指导，对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为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深表谢忱，也感谢各卷编辑付出的辛劳。

邢来顺

2017年5月于武昌桂子山

前 言

从1815年德意志邦联建立到1918年德意志帝国垮台的约一个世纪，是德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德意志文明在与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整体互动中个性发展最为充分和最明显的历史时期。追求民族统一、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则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这一时段的德国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代：1815年—1871年“革命”时代和1871年—1918年帝国时代。

1815年—1871年的德国历史带有明显的“革命”特征。这种“革命”性既表现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追求自由民主和民族统一的过程中上演的一波又一波的革命运动，也表现为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核心的成就非凡的经济革命。与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性变化相对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则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等思潮跌宕，流派纷呈，文化的资产阶级取向日益凸显，具有纪元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诞生，科学、教育等也出现了重要进步。

在政治领域，1815年以后，德国在维也纳会议总决议的基础上迈入了德意志邦联时代。这一时期总的形势是：资产阶级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要求实现自由民主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保守势力则竭力恢复和维护旧的传统政治制度，压制和打击一切旨在损害既有政治秩序的企图和活动。于是，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总体形势相呼应，德国资产阶级在与封建势力的搏斗中一路前行，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运动，试图在德国确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民主制度和实现民族统一。然而，由于德国特殊的现实政治力量格局和历史条件，包括1848年革命在内的各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都以失败收场。在当时的德国，出现这种结果并不意外。就资产阶级而言，国家的分裂割据造成革命力量分散，而且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面对自由、民主和民族统一等任务，在孰先孰后以及实现的手段和途径等问题上也存在意见分歧。从统治阶级来看，他们不仅掌握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能够采取明智的与时俱进策略，通过满足某些“革命”要求，诸如颁布宪法，建立议会，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等，主动顺应历史潮流，操控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这些举措减弱了德国社会内部的革命需求和动力，使传统统治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占据支配地位。

革命的失败使资产阶级认识到，如果没有强大力量的支持，自由民主和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理想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19世纪中期以后，资产阶级开始从革命失败的迷茫中摆脱出来，将原先的政治追求寄托于现实权力之上，希望借助某一大邦来帮助实现民族统一，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推进政治自由和民主进程。最终，他们把目光投向兼具自由主义色彩和强大经济、军事实力的大邦普鲁士，期待其担当起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任务。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下半期德国政治的发展走向。

与此同时，政治上失败的资产阶级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之中。而德国此时已经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19世纪初普鲁士和莱茵邦联的改革运动，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农奴制改革使农业领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营业自由原则的确立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19世纪三十年代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则为德意志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德意志地区终于迈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步伐。

当德国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从英国向北大西洋两岸扩散，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接近尾声，法国、比利时等也已经大规模展开。尽管如此，作为后发国家的德国却能变劣势为优势，一反英、法等国的轻工业发展范式，转而采取通过铁路建设直接推动钢铁、煤炭、机械制造等迅速发展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实践证明，这一模式非常成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德国的铁路里程以欧洲各国无可企及的速度扩张，煤炭、钢铁等重工业以每10年翻一番的速度提升。德国工业实力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超过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号欧洲工业强国。

经济与政治通常是联动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德国在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进步甚至根本改变，推动着德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工业革命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弥补了德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不足，引领着德国从传统封建社会迈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形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首次工业高涨。以关税同盟为起点、铁路建设为纽带、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动力的德意志地区经济一体化，对旧的德国政治体系提出了挑战和考验。建立在维也纳体系之上、以普奥二元政治架构为特征的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形式已经不再适合新的经济发展需要。德意志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要求德意志从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走向统一。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成为19世纪德国历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9世纪中期的德国也已经具备了走向政治统一的充要条件。首先，自18世纪以来德意志思想文化界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追求，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激起的民族主义波澜，已经从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层面转变，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诉求从文化精英层面向大众层面扩散。这是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思想动力。其次，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工业化进程，德意志地区经济一体化加强。经济发展要求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同时也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奠定了经济基础。其三，这时的德国已经具备了民族统一的历史可行性，有了实现这一使命的承担者——普鲁士。一方面，普鲁士通过19世纪初的改革和容克经济生活的资产阶级化，已经实现了国家的资本主义转型，确立起容克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这种资本主义国家性质使普鲁士统治者有可能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意愿的执行者。另一方面，普鲁士操控着德意志关税同盟，并且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了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巨无霸，有了统一德国的雄厚物质基础。此外，普鲁士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其实现德国统一的强权手段。这一切使普鲁士成为领导德国统一的不二选择。因此，睿智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后，基于对欧洲国际政治格局和德意志内部政治结构的全盘审视，明确提出了“铁血”统一德国的策略，通过连锁反应式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了普鲁士霸权支配下的德国统一，建立了德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德意志帝国。

德国的统一，无论对欧洲，还是对德国本身，都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从欧洲角度看，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崛起，颠覆了近代以来的传统欧洲国际关系格局。新统一的德国由于其众多的人口、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成为欧洲大陆的潜在霸主。就德国自身而言，其积极意义显然是主要的，但也不乏消极之处。就其积极方面而言，它结束了德国自中世纪以来的长期分裂割据，建立起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德意志民族从此不再受强邻的欺凌；国家统一也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教育、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因此俾斯麦也被称为“白色革命者”。从消极角度来看，普鲁士容克阶级领导国家统一，强化了传统统治阶级的既有政治优势，他们继续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在与资产阶级的较量中处于有利地位，不利德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

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德国历史的脚步在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形成共振的同时，继续坚持其德意志特性的律动。

由于传统统治阶级的强势地位，帝国时期的政治生活具有鲜明的保守色彩。它大致可以划分为俾斯麦时代和威廉二世时代两个阶段。在政治架构方面，最初呈现为行政结构上的联邦主义和政治体制上的专制主义，继而出现了中央集权主义和议会化发展的趋势。

在俾斯麦时代，德国国内政治生活主要表现为，这位宰相为确保国家的控制力而与天主教中央党、社会民主党等两大群众性政党的大规模政治斗争，以及通过波拿巴主义的各种方式操控帝国议会多数而近乎独断专行的统治。这一时期政府的政策特点呈现出连贯性、缜密性和全局意识。在对外政策方面主要是推行以欧洲大陆为重点的大陆政策，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庞大联盟体系，通过所谓的“保守性和平政策”确保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

到威廉二世时期，由于缺乏俾斯麦式的缜密设计和控制，政治生活常常受到皇帝、宰相、国务秘书、军队、利益集团等多种因素博弈的影响，相关政策带有即兴的特点，给人以明显的不连贯性和摇摆不定的感觉。在对外政策方面，威廉二世时期具有极强的“世界政策”取向，把海外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作为主要努力目标，具体体现就是到处抢占殖民地和大规模扩建海军。这种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最终导致德国与英、法、俄等国的矛盾加剧，迫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因此可以说，是威廉二世的不智催生了强大的协约国军事集团，进而使德国在外交上遭到“孤立”。显然，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期不同的外交政策给德国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国际性后果。

与政治上的相对滞后状态相比，帝国时期的经济、社会和科教、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呈现繁荣局面。

在经济领域，德国抓住国家统一带来的有利条件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一方面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继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积极拓展新兴工业领域，建立起电气、内燃机、合成化学等新兴产业，进而确立起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依托于最新科技，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现代交通、邮电、商业和金融体系；包括种植业和牲畜饲养业等在内的农业生产则受益于科技进步和工商业发展的刺激，向现代高效型农业转变。到20世纪初，德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英国，跃居欧洲第一位。

社会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转型，构成社会体系的基本要素皆出现了重大变化。人口在低出生率和更低死亡率的增长模式下出现了快速而非均衡的增长。城市化进程加速。到20世纪初，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成为国家的主体居民。社会阶级结构也出现了新变化。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通过前者的资产阶级化和后者的贵族化而相向接近。工人阶级则发展成为最大的社会群体。同时，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多种利益集团开始形成。工业化也推动着德国向现代福利国家迈进。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度。帝国时期的婚姻家庭形态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妇女社会群体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迅速崛起。这一切表明，德国正疾速迈向现代社会。

帝国时期的科技、教育、思想和文化发展也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局面。为满足工业化的需要，科学技术研究日益趋向出实用化和前沿化。教育则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进行了新的调整改革。思想和文化界也努力进行自身的调适，寻找新的表达形式，反映新的社会现实，呈现一种多元发展趋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帝国，却共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在军国主义的喧嚣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噪声中，不智地将自己送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战火之中，最终在战争失败的重压和十一月革命的怒吼中敲响了自己的丧钟，化为历史的尘埃。

本书在修改和充实的基础上吸收了《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的部分研究内容，特此说明。

第一编 德意志“革命”时代

第一章 复辟、危机和1848年革命

1815年以后，处于维也纳体系（Wiener System）框架之下的德意志或曰德国（Deutschland）与欧洲（Europa）大陆其他国家一样，进入了“复辟”和政治上的反动时期。这一时期，梅特涅（Clemens Lothar Wenzel Graf von Metternich，1773—1859）主导之下的德意志在政治上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在“正统原则”（Legitimittsprinzip）之下，通过“邦联”形式继续保持德意志的分裂局面；二是在君权神授的基础上恢复君主专制，维持“现状”，压制一切试图动摇现行制度的思想和行动。但是，梅特涅的相关政策和举措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作为对维也纳会议（Wiener Kongre）后形成的政治反动局面的回答，德意志出现了争取民族统一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us）运动和包括宪法运动（Verfassungsbewegung）在内的政治自由运动。这些运动和潮流与欧洲的总体形势相呼应，冲击着梅特涅为首的封建保守势力竭力维持的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德意志因此陷入一系列政治危机和革命之中。

第一节 德意志的政治复辟和进步运动

一、1815年以后德意志的政治结构

1815年以后，德国历史进入了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时期。德意志邦联的建立虽然结束了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misches Reich）解体之后德意志各邦缺乏政治联系的状况，但它的组织构成和运作特点无法使德意志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alstaat）。新建立的德意志邦联带有强烈的国际性色彩，由各列强批准的《德意志邦联文件》（Deutsche Bundesakte）是德意志邦联的国际法基础。由于该文件被纳入作为维也纳会议总决议的《维也纳会议文件》（Wiener Kongreakte）中，德意志邦联因此是建立于欧洲主要列强的保证之上的，从而为各列强介入德意志内部事务提供了借口。英国（England；Grobritannien）、荷兰（Niederlande）、丹麦（Dnemark）等非德意志君主同时以个人身份兼任德意志邦联诸侯，也足见德意志邦联的国际性质。

德意志邦联在机构设置和运作方面带有模糊性。邦联的唯一中央机构是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main）的邦联议会（Bundestag） ，它实际上是各邦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该议会于1816年11月5日首次召开。根据《德意志邦联文件》第10条规定，邦联议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邦联的对内对外和军事政策，完善和补充邦联文件。1820年5月15日的《维也纳最后议定书》（Wiener Schlussakte）就是邦联议会讨论的结果。该议定书的最初目的是要制定一部类似宪法的邦联基本法，但是包括奥地利（sterreich）和普鲁士（Preuen）两大邦国在内的邦联各成员因担心危及自己的独立性，显然不愿邦联权力过大。议定书第一条明确规定，“德意志邦联是一个由德意志各主权诸侯和自由市组成的国际法的团体，旨在捍卫邦联内各邦的独立和不可侵犯性以及维护德国的内外安全”。虽然第二条规定邦联在对外关系方面“作为一个在政治上统一的联合起来的整体力量”，而且外国也在法兰克福派驻了外交代表，但德意志邦联并没有执行派驻外交使节的能力，因为作为欧洲列强的奥地利和普鲁士都不愿自己的对外政策受邦联的约束。

在军事方面，作为对德意志邦联文件的补充，德意志邦联大会于1821年4月9日通过了《邦联战争法》（Bundeskriegsverfassung） ，与此同时，负责准备决议的小委员会于12日制定了具体的细则。根据规定，邦联各成员有义务捍卫来自外部的侵略，同时相互间不得发动战争；邦联有权对外宣战和媾和；各邦根据规定分配兵员定额，组成一支10个军团的邦联军队。其中，奥地利和普鲁士各提供3个军团，巴伐利亚（Bayern）提供1个军团，其余各邦提供3个军团。邦联军队没有统帅，军事统帅只有在战争时期才由邦联代表大会临时选举并任命。此外，根据1822年7月的补充决议，邦联在卢森堡（Luxemburg）、美因茨（Mainz）、兰道（Landau）、拉施塔特（Rastatt）和乌尔姆（Ulm）等地建立要塞，派驻常备军，以保护邦联的安全，防止法国（Frankreich）的威胁。总的说来，邦联军队具有明显的防御性质，它完全基于防御性而非进攻性来捍卫邦联内外的安全，其根本任务在于保持邦联内部以及整个欧洲的稳定。

德意志邦联这种模糊不清的政治体制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策略有着极大的关系。一方面，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的邦国，为了维护这一多民族邦国的稳定性，梅特涅坚决反对基于德意志民族意识而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他希望在维持松散的德意志邦联的基础上来实现奥地利的霸权，从而使邦联带有国际组织的特征；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维也纳会议以后建立于正统主义（Legitimismus）原则之上的传统旧秩序，他又需要各邦在镇压革命的共识之上团结一致，为邦联干涉各邦内政预留下权力空间，从而使邦联带有某种程度的“联邦”特征。

二、梅特涅的反动统治与德意志的进步运动

（一）梅特涅“维持现状”幌子下的复辟政策

维也纳会议结束后，梅特涅曾在给他的好友、巴登大臣贝尔施泰特男爵（Wilhelm Ludwig Leopold Reinhard Freiherr von Berstett，1769—1837）的信中写道：“时代在疾风暴雨中前进，若要用暴力来阻止其迅猛的进程，那只能是徒劳之举。只有通过坚定、克制和睿智，通过联合的以及在联合中缜密考虑的力量，去缓和它的毁灭性影响。这就是秩序的维护者及朋友们所要做的。这是所有诸侯和政治家的义务。”因此，统治者的“目标非常简单，当今的一切就是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是我们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关注点”。正是在这种“维持现状”的思想主导下，德意志进入了所谓的“复辟时期”（Restaurationsphase）。而梅特涅强调的所谓德意志“现状”，核心要素有三点：一是正统主义，即要确保依据“正统原则”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维持各邦诸侯的正统统治地位；二是君主权威，保障各邦君主的至高无上地位；三是稳定，也即反对一切损害既有秩序的举动。归纳起来，其主要着眼点就是：继续保持德意志的分裂割据状态；维护传统的封建等级君主专制制度。这也是维也纳会议后德意志邦联的政治状态。

梅特涅维持现状的举措涉及德意志邦联内部政策和国际政策两大部分。在德意志邦联内部，梅特涅依仗奥地利作为邦联首脑的地位，调动邦联内部一切保守力量，甚至不惜介入各邦内部事务，坚决反对任何试图改变宪法和国家政治制度的举动，压制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us）诉求。在国际上，他则在均势（Mchtegleichgewicht； Gleichgewicht der Krfte）原则的基础上，与俄、普等国组成神圣同盟（Heilige Allianz） ，压制和镇压革命运动，最大限度地保持欧洲的稳定。

从德意志的历史进程看，梅特涅维持现状的举措也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首先，这种政策使得原本冲突不断的中欧地区在近半个世纪中保持了一种相对和平的状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相比，新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在政策的步调一致性和各邦之间的关系方面有所进步，是迈向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要步骤。但是，更多的是，梅特涅主导下的德意志邦联严重阻碍了德意志解放战争（Deutscher Befreiungskrieg）时期已经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它不仅通过松散的国家联盟形式否定了人们要求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而且通过《德意志邦联文件》第13条以及《维也纳最后议定书》第57、58、59条有关实行等级宪法和君主的最高权力的规定，限制了正在崛起中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的要求。其预料之中的结果是，在德意志地区出现了一系列以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和立宪为目标的进步运动，它们与梅特涅的复辟政策之间强烈碰撞，进而形成了德意志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二）大学生协会运动和卡尔斯巴德决议

梅特涅试图通过强有力的措施来维持“现状”，镇压一切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但是在反抗拿破仑（Napoleon I.Bonaparte，1769—1821，1804年—1815年在位）统治斗争中激发出来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再也无法消除。因此，尽管《德意志邦联文件》等从法律层面确认了德意志由各主权邦构成的分裂性国家形态，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呼声却不断高涨，追求国家统一的各种全德性社团组织纷纷建立。国家民族认同感由文化“精英”阶层向大众阶层扩散。

最先打出德意志民族统一大旗的是德意志大学生协会（Deutsche Burschenschaft）。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Befreiungskriege von1813bis1815）结束后，许多参加解放战争的大学生重返校园，他们对德意志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对维也纳会议的结果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满，决心通过新的运动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大学生协会运动（Die Burschenschaften）兴起于耶拿（Jena）。1815年6月12日，耶拿大学（Universitt Jena）的学生在同乡会的基础上建立了第一个大学生协会（Burschenschaft）。他们接受了体操之父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和“道德联盟”（Tugendbund）的建议，在“荣誉、自由、祖国”的宗旨下，提出了自己追求的目标：“希望德国能被视为一个国家，德意志民族能被视为一个民族。”大学生协会的成员身着老式的德国服装，以黑、红、金三色作为象征德国统一的大学生协会的颜色。法律系的学生、日后成为法兰克福议会主席的海因里希·冯·加格恩（Heinrich von Gagern，1799—1880）和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列奥（Heinrich Leo，1799—1878）都是大学生协会的成员。耶拿大学生协会迅速在德国中部和南部的其他大学得到仿效，莱比锡（Leipzig）、哈勒（Halle）、吉森（Gieen）、埃尔兰根（Erlangen）、蒂宾根（Tübingen）、海德尔堡（Heidelberg）、弗赖堡（Freiburg）、基尔（Kiel）、柏林（Berlin）、布雷斯劳（Breslau）和柯尼斯堡（Knigsberg）等大学都成立了大学生协会。追求德国统一的学生社团分布到了整个德意志，成员达1000至1500人。柏林大学生协会的精神领袖是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和德·韦特（Wilhelmmartin leberecht de Wette，1780—1849） ，吉森大学生协会主要领导者为法学家卡尔·特奥多尔·韦尔克（Karl Theodor Welcker，1790—1869） ，耶拿大学生协会主要领导者为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卢登（Heinrich Luden，1778—1847）和哲学家雅可布·弗里德里希·弗里斯（Jakob Friedrich Fries，1773—1843）。

1817年10月18日，为了纪念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三百周年和1813年莱比锡民族大会战（Vlkerschlacht bei Leipzig）四周年，以此表达德意志人的两次“民族解放”（从罗马教皇的宗教统治下和拿破仑的政治统治下解放出来） ，在耶拿大学生协会号召下，来自多所大学的约500名学生在具有较开明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萨克-魏玛爱森纳赫大公卡尔·奥古斯特（Groherzog Carl August von Sachsen-Weimar-Eisenach，1757—1828）的领地瓦特堡（Wartburg）集会，表达对德意志的统一和自由的诉求，这就是德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瓦特堡集会（Wartburgfest）。在集会上，耶拿大学教授欧肯（Lorenz Oken，1779—1851）和弗里斯发表了激情澎湃的爱国主义演说。耶拿大学生协会代表海因里希·赫尔曼·里曼（Heinrich Herrmann Riemann，1793—1872）的发言则反映了人们的共同心声：“莱比锡战役已经过去了四个年头；德意志民族曾经表达过美好的希望，它们都已经破灭；所有的一切都与我们的期待大相径庭。……我们所有的兄弟，祖国之子们，要组成铁壁铜墙来反对祖国的一切内外敌人。”集会通过的“基本原则”明确表达了“德国的国家统一”的立场。部分激进的学生还焚烧了包括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eon；Code Civil）在内的一些“非德意志”书籍，以及保守派作家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1761—1819）的《德意志帝国史》（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Reiches）和瑞士（Schweiz）政治理论家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尔（Karl Ludwigvon Haller，1768—1854）的《政治科学的回归》（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等一批保守派的著作，高呼“自由万岁！打倒暴君及其诡计多端的大臣们！”等口号。

大学生协会运动招来保守派的激烈反击。梅特涅最重要的政治合作者、政论家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z，1764—1832）称大学生协会是“极度可怕的革命的字眼”，因为它把德国的统一当作目标。普鲁士警察总监维特根施泰因（Ludwig Georg Graf zu Sayn-Wittgenstein，1770—1851）则指责大学生协会是要“扼杀对自己祖国的爱，进而沉湎于对那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德国的爱”。结果，在瓦特堡集会之后，许多邦出现了对爱国大学生抄家、审问和监视等情况。

但是大学生协会运动仍迅速扩散。1818年10月，14所大学的学生代表在耶拿成立了“全德大学生协会”（Allgemeine Deutsche Burschenschaft） ，以此作为追求德国统一的象征。与此同时，一部分激进的学生开始主张采取包括暗杀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实现民族统一和政治自由的目标。这一激进派的活动中心在吉森，领袖人物是法学讲师卡尔·福伦（Karl Follen，1795—1840） ，目标是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Deutsche Republik）。

大学生协会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梅特涅的极大关注，他认为这是秘密团体在推动革命。因此，在1818年9—11月的欧洲列强亚亨会议（Aachener Kongress）上，梅特涅开始试图对各大学的自由进行严格限制，但这一主张遭到普鲁士改革（Preuische Reformen）派重要人物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和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1750—1822）的反对，理由是，学术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1819年3月23日耶拿神学院学生卡尔·路德维希·桑德（Karl Ludwig Sand，1795—1820）在曼海姆（Mannheim）刺杀俄国（Ruland）枢密顾问、保守派作家科策布和另一名大学生刺杀拿骚（Nassau）枢密顾问卡尔·冯·伊贝尔（Karlvon Ibell，1780—1834）未遂事件，给梅特涅镇压大学生运动提供了有力的口实。他认为这是彻底铲除“极端自由主义”的最佳机会。这位奥地利首相在相关的信中写道：“谋杀科策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个世界已经病得不轻……没有什么比自由的错误精神更糟糕了。它扼杀一切，最后也扼杀了自己。”因此，在获悉科策布遭到谋杀的消息后，他立即告诉巴伐利亚公使：“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利用目前这一事件。”德意志的其他邦国，特别是普鲁士，这时因害怕革命也开始走向反动，从而为梅特涅在全德范围内的镇压活动创造了条件。

1819年8月1日，梅特涅与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1770—1840，1797年—1840年在位）、普鲁士总理大臣哈登贝格在波希米亚（Bhmen）的泰普利茨（Teplitz）会面，双方就德意志邦联内的政治生态问题达成了所谓的《泰普利茨草约》（Teplitzer Punktation） ，从而为德意志的全面政治复辟奠定了基础。奥普两国约定对德意志邦联内部的新闻、大学和邦议会进行监督，共同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斗争，由此形成了两大邦国步调一致的形势。8月6日至31日，应梅特涅的邀请，包括奥地利、普鲁士、汉诺威（Hannover）和萨克森（Sachsen）等在内的德意志大邦和中等邦国在卡尔斯巴德（Karlsbad）举行秘密大臣会议，拟定了多条针对民族统一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的镇压措施。9月20日，德意志邦联议会以加急议程的方式一致通过了所谓的“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üsse）。据此，梅特涅开始对德意志各邦的进步运动进行直接干预，德意志出现了第一波反动势力的镇压高潮。

卡尔斯巴德决议包括“新闻法令”、“大学法令”、“审查法令”和“执行条例”（1820年7月3日）等四项法令。根据上述法令：取消言论和创作自由，严格检查一切印刷品；所有大学置于政府严厉监控之下，辞退和解除所有具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教授和教师的公职；在美因茨设立中央审查委员会，搜查和逮捕一切危害现行宪法、内部乃至整个邦联稳定的阴谋颠覆分子、煽动分子及组织。“执行条例”则为各邦履行决议提供了实施平台。

卡尔斯巴德决议成为梅特涅主导下的德意志邦联和各邦宫廷镇压进步运动和压制革命思想的利器。根据卡尔斯巴德决议，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一律被视为“煽动”危害现有秩序和稳定，鼓吹这类思想的人一律以“煽动罪”加以追究。在此以后的德意志，“追究煽动者”（Demagogenverfolgung）成了迫害民族统一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的专有名词，数以百计的教授、学者、大学生以及其他知识分子遭到追捕和监禁。

在贯彻卡尔斯巴德决议特别是“追究煽动者”方面，威廉三世统治下的普鲁士力度最大，普鲁士政治生活也因此走向全面反动。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些重臣如威廉·冯·洪堡和博伊恩（Hermann von Boyen，1771—1848）等，都因反对卡尔斯巴德决议而被解除职务，哈登贝格也开始失势。在波恩大学（Universitt Bonn）担任教授的著名诗人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因其民主自由和爱国主义思想而于1820年11月离职，“体操之父”雅恩则由于倡导大学生协会运动而遭到监禁。其他一些进步学者和知识分子，如日耳曼语文学家费迪南德·马斯曼（Ferdinand Mamann，1797—1874）、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1798—1874）、神学家兼教育家克里斯蒂安·萨尔托里乌斯（Christian Sartorius，1796—1872）、法学家卡尔·特奥多尔·韦尔克、古典语文学家和考古学家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韦尔克（Friedrich Gottlieb Welcker，1784—1868）等，都遭到追捕或监禁。

实际上，维也纳会议之后，大学生协会并非唯一的追求民族统一的全德性社团。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以德国统一为目标的全德社团组织，其中包括1822年成立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rzte）。该联合会的重要宗旨就是要使自己成为“德意志民族统一的精神象征”。这些全德性社团的出现表明，德意志的一体性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正在成为一股巨大的历史洪流。

（三）德意志第一次宪法运动

维也纳会议之后出现的另一场进步运动是德意志第一次宪法运动（Erste deutsche Verfassungsbewegung，1814—1824/29） ，也称早期立宪运动（Frühkonstitutionalismus）。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文件》第13条曾允诺要在各邦颁布基于等级之上的宪法（Landstndische Verfassung） ，各邦自由主义者于是抓住这一点，努力推进自己邦国内的立宪进程。但是，由于客观条件不一，各邦在宪法问题上呈现的政治取向也不尽一致。奥地利在维持专制主义（Absolutismus）模式的前提下注入了一点旧的等级代表制的元素；普鲁士也保持着专制主义，但已经开始引入省级议会。以南德诸邦为代表的中小邦国则展现出更强烈的代议制宪法取向。德意志各邦在宪法问题上的这种不同取向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邦的传统、改革目标以及君主和贵族势力的抵制力度。

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早在1810年10月27日的“财政敕令”（Das preuische Finanzediktvon1810）中就已经允诺要制定宪法，建立国民代议机构，以确保承担纳税义务的国民的批准权利。1815年5月22日再次出征法国前更是颁布了“关于构成人民代议机构的规程”（Verordnungüber diezu bildende Reprsentation des Volks） ，又一次作出立宪承诺，以便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邦联中的进步力量，并获得新并入的地区的信任。然而，由于诸多阻碍因素，普鲁士的宪法制定进程遇到了重重阻力。首先，普王本人对于制定宪法并不积极，甚至有抵触情绪，势力强大的普鲁士贵族阶层也支持普王，竭力反对制定代议制宪法。传统贵族，特别是东普鲁士（Ostpreuen）和西里西亚（Schlesien）的贵族，也依仗自己在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率先揭竿的资格和在战争中的决定性角色，坚持传统的等级制度，反对向特权等级征税。与此同时，解放战争之后，统治阶层已经没有了危机感，改革的迫切性大大缓解。此外，1815年以后的普鲁士由于并入了萨克森和莱茵兰（Rheinland）等新地区，邦内各地区的差异状况更加复杂，客观上不利于制定统一的国家宪法。基于以上原因，为了减少改革阻力，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整合发展水平各异的邦内各地区，作为策略大师的哈登贝格决定先从行政管理改革入手，为日后建立宪政国家创造条件。

1815年4月，哈登贝格设立了省和省级官厅，并且相应设立了省长职位。鉴于普鲁士行政管理机制方面的地方自治传统，哈登贝格推行这一行政管理的改革的目的在于，把贵族对地方政权的把持转移到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行政体系之下。在这一体制之下，作为一省之长既是一个行政级别，也是相对独立的控制机构，他既要向君主负责，也要对其治下的民众负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上通下达的议会的功能。1817年3月20日，普鲁士政府成立了作为国王咨询机构的国务院，它实际上是哈登贝格力图通过行政改革方式为立宪创造条件的又一举措。根据规定，这一机构由多个专业委员会组成，可以讨论法律和批准预算。这意味着它已具有议会的法律咨议功能。在这种机制下，由于省长和国务院成员都由国王任命，国王由此可以直接控制他们，并直接从他们那里获得相关的专业报告。既然如此，在担心自己的君主权力受到挑战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看来，议会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

虽然哈登贝格努力为立宪创造条件，但相关努力并不顺利。早在1807年的《里加备忘录》（Rigaer Denkschrift）中他就明确表示，“君主制政府之下的民主原则”乃“符合当今时代精神的合适形式”。新建立的国务院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起草宪法以及税收法令和财政法。然而，这些法令的矛头都指向特权等级，因此遭到贵族的强烈反对。1818年，哈登贝格宣布，在行政改革结束之后将着手宪法问题。但是普鲁士内部在宪法问题上态度不尽一致。普王对哈登贝格在没有征询其看法的情况下就发表有关宪法问题的声明表示不快。普鲁士东部和西部地区在宪法问题上也主张各异。东部地区强烈要求复活旧的等级制度，西部地区则要求制定代议制宪法。更重要的是，哈登贝格和威廉·冯·洪堡这两位主张制定宪法的改革派人物之间也出现了争斗。1819年1月，洪堡被任命为宪法大臣。虽然他与哈登贝格在宪法问题上的主张很相似，但是由于哈登贝格在筹备宪法计划时忽略了洪堡，而洪堡也没有明确自己的职权范围，准备撇开行政机构主导宪法问题，于是两位改革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而削弱了立宪阵营的力量。当时德意志的总体形势也对普鲁士建立宪法体制不利。1819年8月奥普两国签订的《泰普利茨草约》规定，不能“成立与帝国的地理状况和内部形态不相容的普遍的国民代议机构”，而卡尔斯巴德决议则进一步毒化了德意志的政治气氛。

在这种形势下，普鲁士自由主义宪法运动与君主统治之间的冲突终于摊牌。首先，洪堡因反对卡尔斯巴德决议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迫害而被列为“追究煽动者”，于1819年12月底辞职。哈登贝格的处境也因诸种原因而越来越困难：一是1820年的税收和财政改革明显加重了贵族的负担，遭到贵族的强烈抵抗。他们决心在宪法问题上展示反对改革的意志。二是普王对于哈登贝格等提出的宪法要求越来越反感，担心立宪会危及君主统治的秩序。但是哈登贝格不理会普王的感受，甚至在1820年1月17日关于处理国家债务的规定中仍“希望”能够实行立宪原则，即在日后只有得到国家等级代表议会的同意才能增加国债，以便恢复人们对于国家及其管理部门的信任。然而，艰难的政治处境最终迫使哈登贝格做出让步，即只建立省级等级议会，用省级等级议会代表替代全民代表进入国务院。普鲁士在宪法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哈登贝格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并于1822年11月去世。1823年6月5日颁布的法规对省级等级议会做了规定，它根据“古老的德意志宪法精神”确定了贵族在省级议会中的优势地位。这就是普鲁士早期立宪运动的成果。

梅特涅控制下的奥地利则完全拒绝“普遍性的代议机构”。他只在1814年提议建立了作为君主的咨询机构的枢密院。奥皇弗兰茨一世（Kaiser Franz I.vonsterreich，17681835，1804年—1835年在位）更是一位专制主义的信仰者，拒绝各种形式的代议制。因此，这一时期的奥地利在现代宪法国家建设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步。

以南德诸邦为代表的中小邦国的自由主义宪法运动则取得了明显进展。在普鲁士，制定宪法不仅遭到贵族们的强烈抵制，而且由于咨询性的行政机构的建立，代议制宪法成为“多余”之物。南德诸邦则不然。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使这些邦国对于制定代议制宪法持有更积极的态度，在宪法问题上进展更大，更具历史意义。

首先，南德各邦在推行立宪政策方面没有普鲁士那种巨大的阻碍因素。这里没有出现像普鲁士那样的贵族的实质性“复辟”，因此不存在一个反对建立宪法国家的顽固强大的贵族反对派，贵族在南德地区没有扮演特别重要的政治角色。南德各邦内部也不像普鲁士那样存在巨大的地区性差异，各邦在法国大革命（Franzsische Revolution）时期仿照法国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有利于政令统一。更重要的是，南德诸邦受法国革命影响巨大，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制定代议制宪法受到广泛的支持。

其次，南德诸邦有制定代议制宪法的理由。一方面，仿效法国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制度需要有明确的宪法制度加以规范，以防止陷入官僚专制主义；另一方面，南德诸邦希望通过制定和颁布统一的宪法来整合国家，巩固革命时期并入的领土。当然，由于邦情各异，各邦在颁布宪法的时间和宪法的政治取向上不尽一致。

在第一次宪法运动中，拿骚首先于1814年9月初颁布了宪法。接着，绍姆-利帕（Schaumburg-Lippe，1816年1月）、不莱梅（Bremen，1816年3月）、瓦尔德克（Waldeck，1816年4月）、萨克-魏-爱森纳赫（Sachsen-Weimar-Eisenach，1816年5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816年10月）、巴伐利亚（1818年5月）、巴登（Baden，1818年8月）、符滕堡（1819年9月）、不伦瑞克（1820年4月）、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n-Darmstadt，1820年12月）、萨克-科堡萨尔费尔德（Sachsen-Coburg-Saalfeld，1821年8月）、萨克-科堡迈宁根（Sachsen-Coburg-Meiningen，1824年9月）、萨克-迈宁根希尔德堡豪森（Sachsen-Meiningen-Hildburghausen，1829年8月）等邦先后颁布宪法。这些中小邦国颁布的宪法多为代议制宪法。在它们看来，中央全民代表机构的形式较之行政管理机构更有利于实现全邦的团结。同时，一些邦也把制定和颁布宪法看成是行使自己独立的主权的体现。因此他们在制定和颁布宪法问题上态度积极。

上述各邦颁布的宪法在政治架构上呈现三大特征。其一，在君主和议会之间协调平衡的同时，君主制原则得到充分体现。君主是国家首脑，掌握行政大权，“是宪法的缔造者而非创造物”。在这方面，巴伐利亚宪法具有代表性。它规定“君权神授”，国王保留宪法中没有涉及的一切权利。其二，建立由全民代表组成的两院制议会。上院（Erste Kammer）由王公贵族、君主任命的教会和大学的代表组成，下院（Zweite Kammer）由间接选举产生的市民和农民的代表组成。在巴伐利亚，下院代表中低级贵族和教会僧侣各占1/8，城市代表占1/4，农村代表占1/2。选举权具有一定的财产资格限制，选举者必须拥有地产或缴纳一定的赋税。在巴登和符滕堡，拥有选举权的居民约占居民总数的15%到17%，巴伐利亚则相对较低，仅占纳税人数的6%。议会没有法律的创制权，只有申请和通过法律的权力；议会没有完全的预算权，只有批准税收的权力。可见，这种议会既带有旧的等级制色彩，也具有现代性元素。由此形成了德国早期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君主制政府和议会的二元主义结构。其三，宪法赋予了人们一些基本的权利，包括公民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自由、言论、学术和宗教信仰自由、私有财产不何侵犯等。所有这些基本权利的确认，标志着南德诸邦开始由传统的等级特权社会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公民社会转变。

以南德诸邦为代表所颁布的宪法实际上是旧秩序和新原则之间、王权及其政府与民意代表机构之间、贵族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一种妥协，也是德国宪政制度的开端。正是在这种基础之上，德国开始了它的宪法发展。由于宪法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君主立宪制原则等，美因河以南的南德地区率先迈入了“宪法德国”阶段。

然而，中小邦国的自由主义宪法运动的发展立即遭到以梅特涅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打压。早在1818年亚亨会议期间，梅特涅就提出，必须通过达成协议来防止欧洲现行秩序受到革命运动的危害，南德诸邦的宪法运动就属于这种危险性的革命运动之列。1819年，梅特涅利用大学生刺杀事件和普王不满哈登贝格积极推进普鲁士立宪进程的有利时机，在泰普利茨会议上促使德意志两大邦国达成一致，阻止可能危害现存秩序的南德自由主义宪法运动向整个德意志蔓延。为此他提出，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文件》第13条有关颁布宪法的允诺只适用于制定传统的等级制宪法，以此试图将宪法解释为只是恢复中世纪时代的封建等级制议会的模式，抹杀其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性质。作为梅特涅代言人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也专门发表了《论等级制宪法与代议制宪法之区别》（über den Unterschiedzwischen den landstndischen Reprsentativverfassungen）一文，呼应梅特涅的看法，认为《德意志邦联文件》第13条只允许成立等级制议会，其成员是现有各等级的代表而非站在王权对立面的人民代表。但是，由于符滕堡和巴伐利亚等邦的反对，梅特涅试图把宪法运动引向等级制宪法的努力遭到失败。这两个德意志邦国都反对把等级制宪法作为全德各邦的宪法模式加以推广。不过，梅特涅没有就此罢休，他确信，对于革命的恐惧最终会阻止宪法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在梅特涅的努力下，卡尔斯巴德会议决定另开会议，进一步细化《德意志邦联文件》的相关规定，为德意志邦联干涉各邦内部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提供依据。1819年11月25日，德意志邦联各邦召开维也纳大臣会议（Wiener Ministerkonferenz） ，1820年5月通过了内容多达65条的《维也纳最后议定书》，7月8日，邦联大会批准该文件生效。最后议定书充分贯彻了梅特涅的主张，细化德意志邦联的相关规定，为邦联介入各邦事务，镇压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最后议定书》规定，除了汉堡（Hamburg）、不莱梅、吕贝克（Lübeck）和法兰克福等几个城市邦外，德意志邦联所有的邦国一律贯彻“君主制原则”，各邦行政大权由各邦君主掌管（第57条）。一旦某一邦国出现“公开的骚乱”或“危险的运动”，邦联有权直接介入干预（第26条）。就像俄、普、奥组成的神圣同盟核心国家干预整个欧洲事务一样，德意志邦联由此有了干涉德意志各邦事务以维护政治和社会“现状”的权力。而《德意志邦联文件》第13条有关各邦实行基于等级之上的宪法的规定也没有再从现代代议制的意义上加以阐释（第53—61条）。蓬勃发展的宪法运动由此转向消沉。

德意志第一次宪法运动是德意志从旧的统治形态向资产阶级君主制宪法国家过渡的体现。从这一运动的发展情况来看，它承载了两种信息：第一，拒绝西欧和北美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接纳的人民主权（Volkssouvernitt）观念；第二，君主们愿意在专制统治原则下尝试改革，以适应现代“宪法国家”的要求。而奥地利和普鲁士在早期立宪运动中的保守态度，则预示着德意志宪法国家的发展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进程。从宪政史的角度看，这也是德意志近代历史发展独特性的一种体现。

第二节1830年七月革命影响下的德意志

一、19世纪20年代欧洲革命与梅特涅时代的终结

1815年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完全基于梅特涅的保守性理念之上。这种保守性理念主要取向是稳定和守旧。它包含有两大内容：一是保持均势的国际关系格局；二是制止一切危害现存秩序的革命思想和行为，维持现状。因此维也纳体系也以所谓的“梅特涅体系”（Metternichsches System）著称，梅特涅则成了复辟时期的时代象征。为了贯彻这种保守性理念，维护维也纳体系，欧洲列强分别建立了神圣同盟、四国同盟（Quadrupelallianz）和五强共治（Pentarchie）等国际政治运行机制。1818年亚亨会议发表的宣言则是欧洲主要列强显示其团结一致和决心“捍卫安宁”的顶点。

然而，神圣同盟及其维护的维也纳体系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经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Napoleonische Kriege）洗礼的欧洲已经无法回到梅特涅等所期盼的旧秩序时代。不久，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重新高涨，对维也纳体系展开了首轮冲击。1820年1月西班牙（Spanien）首先爆发资产阶级革命。7月意大利（Italien）的那不勒斯（Neapel）爆发革命，8月葡萄牙（Portugal）爆发革命。1821年3月意大利的皮蒙特（Piemont）爆发革命，同年希腊（Griechenland）爆发反抗土耳其（Türkei）民族压迫的起义。这些革命和起义动摇了正统王朝的统治地位，严重威胁维也纳会议所确定的相关原则和秩序。梅特涅因害怕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之火会燃及奥地利统治下的伦巴底（Lombadei）和威尼西亚（Venetien）等地，因而力主镇压。

1820年10月20日至12月20日，在梅特涅的建议下，神圣同盟在特罗包（Troppau）召开会议，即所谓的特罗包君主会议（Troppauer Fürstenkongre）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Pawlowitsch Romanow，1777—1825，1801年—1825年在位）、奥皇弗兰茨一世以及普王代表、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Kronprinz Friedrich Wilhelm）亲自出席会议，英、法两国则派使节参加。会议期间，俄、奥、普三国君主于11月19日签署了《特罗包议定书》（Troppauer Protokoll）。议定书明确规定：因革命而引发政府变动的神圣同盟成员国，其后果对其他国家形成威胁，一律开除出同盟，直到其恢复合法和稳定的秩序为止；神圣同盟列强有权对任何发生革命的国家进行干涉，必要时采取武力手段进行镇压。最后，由于国内自由派的反对，英、法两国都没有在议定书上签字。列强之间的分歧表明，特罗包会议已经打破了维也纳会议以来四国同盟所规定的协调一致原则。

1821年1月26日至5月12日，神圣同盟易地举行莱巴赫会议（Laibacher Kongre）。出席会议的有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及其大臣涅谢尔罗杰（Karl Robert Graf von Nesselrode，1780—1862）、奥皇帝弗兰茨一世及其大臣梅特涅、普鲁士和法国的全权代表、英国驻维也纳（Wien）大使等。会议还邀请两西西里王国（Knigreich beider Sizilien）国王费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1751—1825，1816年—1825年在位）等一些意大利君主的代表参加。会上，梅特涅坚决要求镇压那不勒斯革命，并且得到俄、普两国的全力支持。最后，会议无视英、法等西方列强的抗议，决定由奥地利出兵镇压意大利革命，恢复那里的秩序。3月23日，奥地利军队占领那不勒斯，恢复了费迪南德一世在那不勒斯的王位。随后，奥军又转向皮蒙特，会同撒丁王国（Knigreich Sardinien）军队镇压了那里的革命，消除了革命之火蔓延到奥属伦巴底和威尼西亚的危险。整个意大利由此落入奥地利的掌控之下。5月12日会议结束时，俄、奥、普三国又联合发表宣言，称那不勒斯和皮蒙特等地的革命是“祸害”和“叛乱”，镇压行动是为了“捍卫合法政权”。由于俄、奥两国在镇压革命的过程中表现最积极，俄奥合作在一段时间内成了“欧洲安宁的基本因素”。但是，莱巴赫会议表明，欧洲列强的协调一致原则由于英、法两国和俄、普、奥三国之间的分歧已经失灵。甚至俄、奥两国之间也缺乏信任。当俄国提出准备派兵进入意大利镇压革命时，梅特涅却害怕俄国染指其后院而加以拒绝。

1822年10月20日至12月14日，鉴于西班牙革命仍在发展，而且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神圣同盟再次举行维罗纳会议（Veroneser Kongre；Kongrezu Verona）。出席会议的除了俄、奥、普三国君主外，还有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杰、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普鲁士总理大臣哈登贝格（在会议期间去世）、英国代表威灵顿公爵（Herzog von Wellington；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和法国外交大臣马蒂厄·德·蒙莫朗西拉瓦尔（Mathieu de Montmorency-Laval，1766—1826）等。会议主要讨论武装干涉西班牙、希腊起义和西属拉丁美洲（Lateinamerka）殖民地的命运问题。会上，俄、奥、普、法都主张对西班牙革命进行武装干涉。沙皇甚至表示要派15万俄军前往镇压。威灵顿公爵则遵照新任外交大臣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1770—1827）的指示，反对干涉西班牙革命，尤其明确反对神圣同盟干涉拉美独立运动（Unabhngigkeitbewegungin Lateinamerika） ，因为英国希望取代西班牙在南美洲（Südamerika）地区牟取利益。但是会议不顾英国的反对，决定支持出兵西班牙，镇压革命。在希腊问题上，梅特涅害怕希腊革命引起奥地利境内的民族运动，说服对希腊抱同情态度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认定希腊独立是反对“合法君主”，拒绝承认其独立地位。1823年4月法军侵入西班牙，镇压了那里的革命。维罗纳会议表明，欧洲列强协调一致原则已完全被打破。英国“明显地与欧洲协调分道扬镳”。

此后，由于东方问题，欧洲列强之间裂痕进一步加大，甚至俄奥之间也出现了不和。在维罗纳会议拒绝支持希腊反对土耳其统治后，英国政府为了巩固自己在希腊的势力，宣布承认希腊起义合法，并给予财政援助。法国担心英国独占希腊，也与英国一致行动。俄国本来就同情希腊起义，而且想利用这一机会打击土耳其，因而也开始与英国接近。1826年，英俄两国签订秘密协定，规定在土耳其对希腊拥有宗主权的前提下，支持希腊完全自治。1827年法国加入了这一协定。梅特涅则反对俄国与保护“叛乱者”的英国合作，甚至暗中支持土耳其抵制英、俄、法等国的要求。1828年，俄国趁有利时机向土耳其宣战。梅特涅为了反对俄国向巴尔干半岛（Balkanhalbinsel）扩张，多次致函英、法等国，要求联合对付俄国，但没有结果。1829年9月14日，俄土签订《亚德里亚那堡和约》（Frieden von Adrianopel） ，俄国取得多瑙河（Donau）河口大片地区，还获得了在土耳其境内自由通商等权利。

虽然19世纪20年代的欧洲革命运动在神圣同盟的镇压下遭到失败，但它们有力地冲击了维也纳体系。俄、英、法等国支持希腊起义，实际上已经破坏了维也纳体系的“正统主义”（Legitimismus）核心原则，俄、奥分歧加剧。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加剧了俄国与英、法、奥等国的矛盾。欧洲五强协调一致的时代走向终结，神圣同盟开始走向瓦解，梅特涅在欧洲呼风唤雨的时代随之结束。

二、法国七月革命影响下的德意志

（一）法国七月革命风暴

19世纪20年代的欧洲革命运动给维也纳体系以最初的冲击，结束了梅特涅时代。而真正引发欧洲巨大革命风暴的则是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Julirevolution von1830）。

182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八（Ludwig XVIII.，1755—1824，1814年—1824年在位）去世，其弟阿图瓦伯爵（Graf von Artois）登位，称查理十世（Karl X.Philipp；Charles X.Philippe，1757—1836，1824年—1830年在位）。查理十世抛弃了路易十八奉行的在复辟和立宪之间调和的温和路线，试图完全恢复大革命前的波旁王朝（Haus Bourbon）专制统治和贵族特权。他不仅对革命期间遭受财产损失的贵族进行补偿，而且要恢复天主教会（Katholische Kirche）在法国的统治。1830年7月26日，查理十世为了镇压资产阶级自由派，又颁布四项非常法令：限制新闻自由；解散议会；修改选举法，只有缴纳高额土地税者才有被选举权；9月进行大选。查理十世的反动统治激起民众不满。民众上街举行示威并迅速演变为起义。29日，查理十世仓皇逃往英国，波旁复辟王朝被推翻。最后，以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77）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把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 I.，Herzog von Orléans，1773—1850，1830年—1848年在位）推上了国王宝座，开始了“七月王朝”（Julimonarchie）的统治。七月革命巩固了法国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胜利。路易菲利普被称为“资产阶级国王”，“七月王朝”统治时期也成了法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七月革命的国际意义在于，它彻底打破了“正统主义”原则，维也纳体系实际上已经瓦解。在七月革命影响下，出现了全欧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运动。南尼德兰（Südniederland） ，即比利时（Belgien） ，于8月25日爆发起义，要求脱离荷兰统治，并入法国。但是，英国、普鲁士等国都不想法国吞并南尼德兰，法国也反对其他列强染指该地区。为防止发生冲突，各列强在1831年11月15日召开的伦敦会议上签订议定书，比利时成为由五大列强保证的中立王国。在意大利，教皇国（Kirchenstaat）、帕尔马（Parma）、莫德纳（Modena）等邦也都爆发了骚乱。维也纳会议上划归沙皇的波兰（Polen）地区也于1830年11月到1831年9月爆发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旨在建立独立的波兰民族国家。七月革命甚至波及英国。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受法国革命的鼓舞，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议会改革运动，最终通过了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扩大选民人数，增加新兴工业城市的议席，打破了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长期垄断政权的局面，工业资产阶级开始进入议会，跻身统治阶级行列。

（二）七月革命影响下的德意志；第二次宪法运动

法国七月革命尤其对相邻的德意志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两点：一方面，它推动了中小邦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另一方面，以梅特涅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却试图通过德意志邦联的决议来强化复辟势力对整个德意志的控制。

七月革命对德意志的一个重大影响在于，公共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民众骚动、群众运动和革命性动荡。早在1830年8月底，工业城市亚亨（Aachen）的工人就开始发动针对工厂主和政府的骚乱，表达对难以糊口的工资和企业主的专横的不满。此后的数月中，在科隆（Kl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慕尼黑（München）、开姆尼茨（Chemnitz）、莱比锡、汉堡等许多城市也发生了工人和民众暴动。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Prag）等地也出现了短暂的暴乱和“闹事”，最后出动军队才得以平息。此外，许多大学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大学生骚动。

在德意志各邦中，动乱最剧烈的是萨克森王国（Knigreich Sachsen）、不伦瑞克公国（Herzogtum Braunschweig）、黑森选侯国（Kurfürstentum Hessen；Kurhessen）、黑森大公国（Groherzogtum Hessen，即黑森达姆施塔特）和汉诺威王国（Knigreich Hannover）。以黑森选侯国为例，在这里，不仅首都卡塞尔（Kassel）爆发了反对物价上涨的骚动，哈瑙（Hanau）和富尔达（Fulda）地区也出现了冲击海关的事件，人们捣毁海关检查站，使得海关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无法征税。这种冲击海关的事件一直蔓延到黑森大公国的上黑森地区，在那里，数以千计的农民队伍冲击税务机构，烧毁各种封建文契，捣毁税务大楼，以示抗议。当时影响力很大的《奥格斯堡总汇报》（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形容1830年9月是一个“充满威胁、暴动、抢劫、放火和毁灭的”时期。

革命骚动也推动了德意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各中小邦国爆发了新一轮的政治风暴，出现了新一轮立宪高潮，形成了德意志第二次宪法运动（Zweite deutsche Verfassungsbewegung，1830—1833/41）。

在不伦瑞克公国，人们于1830年9月7日发动起义，赶走了无视1820年“地方规章”的公爵卡尔二世（Herzog Karl II.von Braunschweig，1804—1873，1815年—1830年在位） ，并将其巴洛克宫殿付之一炬，然后邀请其弟威廉公爵（Herzog Wilhelm von Braunschweig，1806—1884，1830年—1884年在位）接替其位。在南德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也要求取得发言权。巴伐利亚内政大臣爱德华·冯·申克（Eduard von Schenk，1788—1841）由于越来越多的诸如混合婚姻等方面的规定而在议会中遭到猛烈抨击，造成议会与政府间的失和。最后国王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1786—1868，1825年—1848年在位）不得不解除其职务，安排他到地方任职。在巴登，作为自由主义推手的卡尔·冯·罗特克（Karlvon Rotteck，1775—1840）和法学家、自由主义政治家卡尔·特奥多尔·韦尔克等一道，争取通过了自由主义的新闻立法，要求把德意志邦联发展成为“促进德意志民族统一和德意志公民自由的组织”，从而使巴登议会成为“德国新的立宪生活的象征”。

德意志第二次宪法运动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在德意志各邦中，萨克森王国的经济相对发达。在这里，先进的经济社会状况与过时的宪法呈现明显的反差。七月革命爆发后，萨克森境内多个地方出现了动乱，人们将斗争矛头指向旧的等级制宪法。时年75岁的国王安东（Anton von Sachsen，1755—1836，1827年—1836年在位）被迫顺应民意，任命其侄儿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Friedrich August II.，1797—1854，1836年—1854年在位）为共同摄政。1831年9月4日，现代意义上的新宪法在萨克森王国生效。根据新宪法，土地占有者在议会中占有优势。城市代表在下院中仅占1/3，在上院中42个席位只占8席。宪法规定，相关法律必须得到大臣的副署；议员拥有豁免权；必须达到一定的财产资格才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尽管新宪法保守色彩较为浓厚，但萨克森毕竟由此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

在黑森选侯国，由于首都卡塞尔和哈瑙、富尔达等地的动乱，被称为“最野蛮荒淫的废物”的选侯威廉二世（Wilhelm II.，1777—1847，1821年—1847年在位）被迫任命其子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I.，1802—1875，1847年—1875年在位）共同摄政，处理政府事务，并召开议会，于1831年1月5日通过了一部新的宪法。根据该宪法，实行一院制议会；议会拥有法律的创制权、完全的预算权和对大臣的控告权；司法和行政分离等。该宪法是当时德国“最现代和最自由的宪法”。

在汉诺威，由于动乱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压力，令人憎恶的首席大臣明斯特伯爵（Graf Ernst Friedrich Herbert von Münster，1766—1839）于1831年2月12日辞职，身兼汉诺威国王的英王威廉四世（Wilhelm IV.Heinrich，1765—1837，1830年—1837年在位）也于1833年9月26日签署颁布了一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国家基本法（Staatsgrundgesetz）。根据该宪法，实行两院制议会；所有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在上院，贵族居绝对支配地位；下院议席分配中，农民占38席，城市市民占37席。农民和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影响力因此得到扩大。汉诺威也由此成为德意志邦联中的立宪邦国。

在不伦瑞克公国，威廉公爵于1832年10月12日颁布了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根据该宪法，实行一院制议会，议会拥有立法创制权、自由选举权、紧急状态下集会权、指控大臣权和国家公债的批准权等。资产阶级和农民代表在议会中的力量得到加强。不伦瑞克由此成为北德地区第一个宪法国家。

第二次宪法运动与第一次宪法运动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后者颁布的宪法基本上属于君主颁布的钦定宪法（oktroyierte Verfassung） ，前者颁布的宪法则大多剔除了钦定因素，更多地体现为邦君与等级议会之间的一种约定，因此是一种进步。第二次宪法运动之后，在所有重要的德意志邦国中，只有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仍然处于没有宪法的状态。

此后，七月革命的后续效应在德意志持续发酵。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影响力加强，他们在继续精英政治的同时，还掀起了要求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大众运动。这一点在西南德地区最为明显。之所以谓之大众运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参与者的广泛性，除了大学生外，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等也加入了运动的行列。

汉巴赫集会（Hambacher Fest）是七月革命后德国政治运动大众化的突出体现。1832年5月27日至30日，在“德意志新闻和祖国联合会”（Deutscher Pre- und Vaterl and sverein）的号召下，多达2到3万人从德意志各地来到普法尔茨（Pfalz） ，在诺伊施塔特（Neustadt）附近的汉巴赫宫（Hambacher Schlo）举行大会。在这次集会中，激进自由主义者、民主政论家约翰·奥古斯特·维尔特（Johann August Wirth，1798—1848）和卡尔·冯·罗特克的学生菲利普·雅科布·西本普法伊费尔（Philipp Jakob Siebenpfeiffer，1789—1845）扮演了主要角色。集会者提出了政治自由、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和联合的民主的欧洲等要求和口号。在群众集会上，西本普法伊费尔和维尔特成为主要演讲者。维尔特在其演说的最后高呼：“德意志合众国万岁，万岁，万万岁！联合的共和的欧洲万岁，万岁，万万岁！”西本普法伊费尔则预言“一个共同的德意志祖国出现的日子将会到来”。汉巴赫大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之后德意志各地纷纷仿效，出现了大量的民众集会。

1833年袭击法兰克福警备队事件（Frankfurter Wachensturm）是继汉巴赫大会之后的又一重大事件。是年4月3日，为了表达对为梅特涅推行复辟政策服务的德意志邦联议会的不满以及建立共和国的诉求，来自海德尔堡等地的大学生协会的50名成员，在曾经领导过1831年哥廷根起义的哥廷根大学讲师劳申普拉特（Johann Ernst Arminius von Rauschenplatt，1807—1868）指挥下，袭击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城市警备室并释放了囚犯。最终起义归于失败，劳申普拉特逃往瑞士。尽管如此，它给统治者以极大震撼，迫使邦联议会从奥地利和普鲁士调集了2500名士兵长期驻扎法兰克福，以保障安全。

1830年七月革命在德国境内引发的一系反响使梅特涅认识到，19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趋于平静的德意志正重新燃起革命之火，严重威胁到现存秩序，必须立即扑灭。他再次采取惯用伎俩，试图动员整个德意志邦联来对付革命。1832年6月28日，德意志邦联议会根据《维也纳最后议定书》第57条的规定，通过了旨在维护德意志“秩序”的所谓的“六项条款”（Die Sechs Artikel）。据此，各邦的国家全部权力必须集中于国家首脑手中；限制请愿权和议会制定法律的权力；恢复中央审查委员会的活动，监控敌视各邦政府和邦联者；必须根据德意志邦联法解释各邦宪法。7月5日，邦联议会又通过第二个保持邦联内稳定和秩序的“十项条款”（Die Zehn Artikel）。根据该决议，德意志境内所有的政治协会活动，所有带有政治内容的公开谈话和民众集会等，一律加以禁止；加大对于新闻的监控和检查力度。

邦联议会还采取一系列实际步骤贯彻和落实相关决议。在符滕堡，因自由派议员保罗·普菲策尔（Paul Pfizer，1801—1867）在议会中提出了反对“六项条款”的动议，该议会随之遭到解散；在巴登，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1830年新闻法被取缔，罗特克和韦尔克等人被解除了在弗赖堡大学（Universitt Freiburg）的职位。在普鲁士，204名大学生协会成员在1836年被判刑，其中35人被判处死刑。许多人直到1840年新国王继位时才被大赦出狱。在全德境内，1833年袭击法兰克福警备队事件发生后，德意志邦联加强了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和通缉。1833年6月30日，邦联议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建立了专门的“中央政治审查机关”。据统计，到1842年为止，有约2000人被列入黑名单，遭到监视和审查。袭击法兰克福警备队的参与者中有15人被判刑，其中11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德意志邦联还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操控下召开维也纳大臣会议，于1834年6月12日制定了一份仅部分公开的秘密决议，即所谓的“六十条”（Die Sechzig Artikel）或《维也纳大臣会议最后议定书》（Schluprotokollder Wiener Ministerkonferenzen），把原先的“六项条款”的原则性规定变成了具体的措施。该决议规定，推迟召开或解散不顺从的等级议会，对邦联内的大学及其师生进行严密审查和监督。德意志邦联自卡尔斯巴德决议以来所推行的以稳定和秩序为目标的复辟政策达到了它的顶峰。

然而，梅特涅主导下的反动政策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不可能长久。与此同时，这种强化干涉各邦内部事务的邦联政策也引发了各邦统治者的担忧。萨克森等一些邦国对实施邦联的相关决议缺乏热情，从而削弱了它的贯彻力度。甚至英国和法国等西欧国家也反对德意志邦联压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在德意志邦联通过“六项条款”后，英国首相帕麦斯顿（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1784—1865）曾明确表示，英国作为维也纳会议总决议的签署国，有权在德意志邦联问题上发言，要求德意志邦联制止“不审慎的热情并阻止采取一种极可能导致大动荡和战争”的措施。法国也加入了这一外交行动。

1830/31年波兰起义也对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大德意志邦国的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由此影响到整个欧洲国际政治格局。波兰起义虽然在沙皇的镇压下失败，却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后果。

后果之一是引起曾参与瓜分波兰（polnische Teilungen；Teilungen Polens）的普鲁士的警觉。在维也纳会议上，普鲁士曾经获得波森（Posen）地区，建立了波森大公国（Groherzogtum Posen） ，采取了在行政管理和语言方面的照顾性政策，以淡化波兰人的民族意识和抵制情绪。但是，波兰起义使普鲁士政府的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时任波森省长的爱德华·海因里希·冯·弗洛特韦尔（Eduard Heinrich von Flottwell，1786—1865）转而开始推行以维护普鲁士国家利益为前提的严格的日耳曼化政策（Germanisierungspolitik；Eindeutschungspolitik） ，试图以此消灭波兰人的民族特征。

波兰起义的第二个后果是，在瓜分波兰中获得好处的普奥两大邦国因共同的利益而与俄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西欧的英、法则对波兰的境遇表示同情。欧洲五强由此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西方与保守主义（Konservativismus）的东方相对立的二元国际政治格局。

第三节 “三月革命前时期”德意志的政治危机

1830年七月革命后，德意志进入了所谓的“三月革命前时期”（Vormrz）。此后，尽管梅特涅主导下的邦联议会通过多项决议，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进行打压，竭力维护其以稳定和秩序为目标的复辟政策，但随着德意志地区工业化和关税一体化的进展，民众的民族意识和自由主义倾向越来越强烈，相关强制性镇压政策已经无法完全压制自由和进步的声音。德意志进入了革命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之中。

这种危机表现为保守势力和进步因素之间的不兼容性日益突出。一方面，在单个邦国中，诸侯和贵族为了维护他们既有的权力而斗争，试图继续阻止宪法国家和完整的人民主权的实施；在整个德意志，邦国多元主义以及各邦在思想意识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等继续阻碍着统一的民族国家问题的解决，德意志民族还仅停留于文化民族的层面。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增强，对自由、民主和民族国家的诉求更加强烈；工人阶级作为新生政治力量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正是在这种新旧交替的转变和冲突之中，整个德意志陷入了深深的分裂。有人在论及当时的德意志社会时指出：“分裂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疾患，从信仰、创作、哲学直至道德领域，我们都处于分裂之中。古代和中世纪那种一统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这种分裂和危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或运动就不可避免了。

一、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

19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德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支决定性力量。他们在技术进步、生活方式、个人成就以及政治的参与度方面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瞩目的焦点。如果说在18世纪时德国资产阶级还把国家当成实现社会交流和成就自己生活价值的有效工具，那么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人权和公民权已经成为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追求的目标。他们不顾各邦封建统治者的打压，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形成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

首先，在梅特涅严厉的镇压政策下被迫流亡国外的许多德国进步人士继续从事反对当局的斗争，著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就是其中的一位。海涅1797年出生于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31年移居巴黎（Paris） ，在那里以自由作家的身份对德国的落后政治和社会现状进行抨击。同一时期定居于巴黎的德国政治流亡人士还有文学和戏剧评论家路德维希·伯尔纳（Ludwig Brne，1786—1837）等人。1832年，一些德国移民和手工工匠在巴黎成立了“德意志人民联合会”（Deutsche Volksverein）。1834年，一些德国政治流亡者和手工业者又在瑞士成立了“新德意志兰”（Neues Deutschland） ，后改称为“青年德意志兰”（Junges Deutschland） ，成员达250人。同年，在雅科布·费内代（Jacob Venedey，1805—1871）的领导下，定居于巴黎的德意志流亡者在“德意志人民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由手工业者、工人、知识分子和政论家组成的秘密组织“流亡者同盟”（Bund der Gechteten） ，并出版《流亡者》（Der Gechtete）杂志，开展反对德国各邦统治者的各种革命活动。

在德国国内，下层的抗议和动乱时有发生。在黑森，鼓吹社会革命的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和布茨巴赫（Butzbach）的教士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魏迪希（Friedrich Ludwig Weidig，1791—1837）一起建立了“人权会社”（Gesellschaft für Menschenrechte） ，并在吉森、达姆施塔特和布茨巴赫等地建立了相关组织。他们于1834年7月开始散发《黑森信使》（Der Hessische Landbote）传单，提出了“对茅屋和平！对宫殿战争！”“整个德意志民族必须获得自由”等口号，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压迫。他们因此而成了1848年革命的开路先锋。1835年，由于受到官方通缉，毕希纳逃往国外。

“哥廷根七君子”（Gttinger Sieben）事件是德国学界一次影响巨大的事件。1837年6月20日，兼任汉诺威国王的英王威廉四世去世，汉诺威和英国之间结束了长达123年的两国共侍一主的个人联合统治。威廉四世胞弟恩斯特·奥古斯特一世（Ernst August I.，1771—1851，1837年—1851年在位）继位汉诺威国王。这位新国王上任后即于7月5日悍然宣布，1833年颁布的国家基本法没有得到其认可，并于11月1日决定中止该宪法。这一举动遭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抵制。历史学家达尔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1785—1860）、法学家威廉·爱德华·阿尔布莱希特（Wilhelm Eduard Albrecht，1800—1876）、神学家兼东方学家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奥古斯特·埃瓦尔德（Georg Heinrich August Ewald，1803—1875）、历史学家格奥尔格·高特弗雷德·格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1805—1871）、日耳曼语文学家雅科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兄弟、物理学家威廉·韦伯（Wilhelm Weber，1804—1891）等哥廷根大学的七位著名学者起而反对这种倒退行为，于11月18日递交了书面抗议，捍卫宪法。刚刚登位的新国王为了“保全”面子，决定采取强硬手段镇压异议力量。哥廷根大学法庭于12月4日对七位教授进行审讯并于14日解除了他们的职位。其中达尔曼、格维努斯和雅科布·格林因为在汉诺威王国之外散发传单而必须三日内离开哥廷根并被驱逐出境。1840年，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收留了他们。“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在德国引起广泛反响。各地民众纷纷起而抗议汉诺威国王废止宪法的倒行逆施举动。

“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对于德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大大提升了大学教授作为争取“自由”的斗士的形象，扩大了以大学为代表的文化教育界的政治影响力，为1848年革命中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Paulskirche）的所谓“教授议会”（Professorenparlament）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

“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另外一个直接后果是，它对哥廷根大学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曾经声名显赫的哥廷根大学在学术界的声誉一落千丈，办学状况一时难以为继。著名教授都不愿应聘该校，学生则纷纷转入其他大学学习。到1847/48年冬季学期时，该校注册学生下降到580多人，跌入历史的低点。

除了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和下层民众骚动外，“三月革命前时期”的德意志还开始出现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其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信徒，他们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Junghegelianer）或左翼黑格尔派（Linkshegelianer） ，其中包括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1808—187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布鲁诺·鲍尔（Bruno Bauer，1809—1882）、阿诺尔德·鲁格（Arnold Ruge，1802—1880）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等人。他们批评时政，致力于德国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自由和平等，要求制定民主宪法和获得选举权等。

19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青年黑格尔派成了反抗普鲁士政府镇压政策的主要激进力量之一。青年黑格尔派最重要的思想喉舌是阿诺尔德·鲁格于1838创办的《哈勒德意志科学与艺术年鉴》（Hallesche Jahrbücher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1841年，为了躲避普鲁士政府的新闻检查，这一刊物转至德累斯顿（Dresden） ，改名为《德意志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出版。1843年，德意志邦联议会决定，在德意志全境查禁该刊物。1844年，马克思和阿诺尔德·鲁格以《德法年鉴》（Deutsch-franzsische Jahrbücher）之名在巴黎继续出版该刊物。作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开端，“青年黑格尔派结束了被称为黑格尔和歌德时代的时期”。1840年到1843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高峰期。此后，这一派别由于理论和政治上的分歧而解体，1845年以后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二、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共产党宣言》

“三月革命前时期”，工人阶级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西里西亚织工起义（Weberaufstand in Schlesien）是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德国社会下层民众表达不满的最典型事例，也是德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具体体现。

西里西亚是德国纺织业的中心。由于工厂主和商人的压榨，职工生活相当贫困。绝大多数职工每天必须工作长达14个小时，甚至妻子小孩都要协助工作，才能勉强维持全家生计。19世纪四十年代，来自英国的纺织品的竞争进一步压低了工人们的工资，农业歉收则使生活成本增长，职工生活因此雪上加霜。据统计，1842年仅饥荒饿死的工人就达6000人。1844年6月4日，彼得斯瓦尔道（Peterswaldau）、卡施巴赫（Kaschbach）和朗根比劳（Langenbielau）的3000职工走上街头，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遭到工厂主们的拒绝。愤怒的工人于是起而赶走工厂主，捣毁其住宅和工厂。两天后，起义遭到普鲁士军队镇压，其中有10人被杀，上百人遭到逮捕和判刑。

除了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外，萨克森的埃尔茨山等地也爆发了缝纫用品工人起义。这些工人起义表明，在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德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传统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外，又出现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

代表工人阶级的政治派别也开始出现和形成。1836年，“流亡者同盟”中一批不满的帮工和工人分离出来，在巴黎建立了新的激进政治组织“正义者同盟”（Bund der Gerechten）。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裁缝出身的威廉·魏特林（Welhelm Weitling，1808—1871）。魏特林主张“社会革命”，鼓吹用暴力革命消灭现行私有制，解放无产者，实现人人平等、共有共享的社会。他认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没有共同利益，“正义者同盟”的任务就是启蒙工人阶级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正义者同盟”的目标是，“将德国从压迫下解放出来”，“致力于实现人权和公民权”。1846年，“正义者同盟”总部从巴黎迁往伦敦。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受马克思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的影响，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 ，决定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出生于德国西部小城特利尔（Trier）一个转信新教的犹太律师家庭，先后在波恩（Bonn）和柏林学习法律、哲学和历史，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842年出任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总编，并以此为阵地抨击腐朽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由于普鲁士政府的查禁，《莱茵报》于1843年4月停刊。1843年6月，马克思与青梅竹马的燕妮（Jenny von Westfalen，1814—1881）结婚。10月马克思偕夫人前往欧洲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巴黎。此后，斗争实践使马克思开始怀疑黑格尔哲学，他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Einleitung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等著作，开始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并致力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

恩格斯出生于巴门（Barmen）一个纺织工厂主之家。1842年，年仅22岁的恩格斯受父亲指派，前往英国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Manchester） ，管理其属下的棉纺厂。赴英途中，他访问了位于科隆的《莱茵报》总部，第一次与马克思相见。1844年，恩格斯开始为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撰稿。8月恩格斯途经巴黎，与马克思再次相见，从此两人成为至交。1845年，恩格斯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Die Lage derarbeitenden Klassenin England）一书，开始将工人阶级的解放当作自己的努力目标。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确定“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为同盟的努力目标。大会还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理论和实践纲领。1848年2月21日，《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首先以德文版形式在伦敦发表，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必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剥削的、平等和正义的新社会。《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Marxismus）的诞生。

三、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复杂化

面对新旧交替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在德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教会也不能置身事外。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冲击、教产世俗化以及世俗国家和法制的进步后，“旧的宗教指向模式已经走投无路，一切都不再是过去的模样”。为了顺应时势变迁，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Evangelische Kirche；Protestantismus） ，都展开了自我调适。浪漫主义（Romantik）思潮的发展和神圣同盟中基督教各派君主的团结则在很大程度上为遭到打击的各派教会注入了新的精神和政治力量。就政治态度而言，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不管是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依然像往常一样，坚定地站在旧秩序一边，捍卫君主专制统治和正统主义原则，反对自由主义宪法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进而形成了所谓的“王冠和圣坛”的联盟。

在新教邦国中，正统观念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包括施莱尔马赫在内的自由主义新教神学家试图努力适应现代社会，但其主要影响力仍局限于文化精英层面。施莱尔马赫本人也只能算作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古典思想家”。一方面他主张思想自由，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思想的表达不得危及国家秩序。在这种思想之下，处于国家影响下的新教教会仍然奉行保守主义的政治态度，将自由主义、民主运动和革命视为一种“罪恶”。在基督教会看来，路德的所谓“一个基督教徒的自由”绝不能危及秩序和上层国家。

天主教会也是复辟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天主教（Katholizismus）强调传统，因此，支持旧秩序和反对新的进步事物就成了天主教的当然态度。此外，天主教会的教阶制结构也使它对权威性的权力结构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因此，要求臣民服从统治者的权威成了天主教会的自然倾向。于是，反对自由主义就成了天主教会的不二选择。早期浪漫主义（Frühromantik）和复辟时期的基督教理念的强化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天主教的精神复兴，也有利于削弱启蒙运动（Aufklrung）对天主教教义的冲击。复辟时期也因此成为德意志天主教会的活跃时期。

美因茨和慕尼黑等地是德国天主教复兴的中心。1821年，安德里亚斯·莱斯（Andreas R，1794—1887）和尼古劳斯·魏斯（Nicolaus Wei，1796—1869）在美因茨创办了宗教杂志《天主教》（Der Katholik） ，用以反击对于天主教会的攻击。1838年，著名政论家约瑟夫·冯·格雷斯（Joseph von Grres，1776—1848）又在慕尼黑创办《天主教德国历史政 治 报》（Historisch-Politische Bltterfür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内容涉及文化、历史和政治等领域，包括宣传天主教的保守国家学说和社会学说，在德国天主教徒（Katholik）之中具有重要影响力，成为德国天主教舆论最重要的喉舌。

处于时代变迁潮流中的天主教会与世俗化、法制化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摩擦和冲突。天主教会与普鲁士国家之间的争端是天主教会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典型事例。二者之间之所以出现冲突，有多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法国大革命和教产世俗化削弱了莱茵兰天主教会的社会影响，市民“日益将宗教视为一种私事”。对此，天主教会试图通过宣扬反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教皇极权主义（Ultramontanismus）来强化自己的力量；二是拿破仑战争以及维也纳会议上造成的德意志各邦领土变动打乱了德国传统的宗教力量格局，包括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在内的许多邦同时存在着不同的教派，由此引发新的矛盾。三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导致德国境内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加速，进而引发不同宗教信仰者的混居和通婚情况增加。1815年划归普鲁士后的莱茵兰就集中了这样的矛盾。莱茵兰原本是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地区，由于并入普鲁士，这里的天主教徒发现，他们在一夜之间成了普鲁士新教国家中的少数派，与此同时他们又在本地占有优势。于是，如何在保持本地天主教传统优势的同时实现与普鲁士其他地区的融合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天主教会与普鲁士国家之间的摩擦首先体现于因混合婚姻问题引发的“科隆教会争端”（Klner Kirchenstreit）。它实际上是由于莱茵兰天主教会坚持自身利益和扩大影响力而形成的议题。

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仑（Westfalen）并入普鲁士后，大量信仰新教的普鲁士精英、官员和军队进入该地区。以明斯特（Münster）为例，1802年到1828年间，该城市人口增加54%，其中官员人数增加120%，军队家属则增加260%。这些新增人口多数是来自普鲁士原有地区的新教徒。由此出现了大量混合婚姻。为了攀附权贵，当地富裕阶层与这些新来的新教徒之间的通婚相当频繁。结果在婚姻问题上出现了天主教会与普鲁士当局的剧烈冲突。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该地区的相关婚姻是根据拿破仑民法典举办。1815年以后，结婚仪式再次由天主教会接管。根据天主教的规定，只有子女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和教育，教会才会为之举行结婚仪式。但普鲁士在1803年就已经规定，混合婚姻双方的子女原则上接受父亲的宗教信仰教育。1825年8月，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颁发一项内阁敕令，规定新并入的西部省份也实行同样的规定。于是大多数混合婚姻所生子女都施行了新教洗礼。天主教会担心其宗教信仰由此将受到挤压，继而拒绝为男新教徒和女天主教徒的混合婚姻举行仪式，甚至向新娘及其家庭施加压力。秉持国家主义传统的普鲁士政府则强势回应：凡以子女接受天主教教育为前提而举行的教会婚姻仪式，政府将不予确认。

为解决上述矛盾，1834年6月19日，普鲁士驻罗马公使邦森（Christian Karl Josiasvon Bunsen，1791—1860）与科隆大主教施皮格尔（Ferdinand August von Spiegelzum Desenberg，1764—1835）达成秘密的“柏林协定”（Berliner Konvention） ，规定双方达成妥协，天主教会对普鲁士政府的相关规定予以容忍。施皮格尔去世后，其继任者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德罗斯特·楚·维席林大主教（Clemens August Drost zu Vischering，1773—1845）奉行教皇极权主义，坚持在混合婚姻问题上不退让。最后，普鲁士政府不得不于1837年11月20日将德罗斯特逮捕并关入明登（Minden）要塞。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Gregor XVI，1765—1846）为此提出抗议。德罗斯特也因此成了德国天主教徒心目中的“信仰主教”，成为德国政治天主教运动的形象代表。直到1842年罗马教廷（Rmische Kurie）与普鲁士政府经过谈判，才结束这一争端。

普鲁士国家与天主教会的另一争端是因神学家格奥尔格·赫尔麦斯（Georg Hermes，1775—1831）引发的问题，即谁对波恩大学天主教神学院的讲座和学习有决定权。1820年，赫尔麦斯受施皮格尔大主教之聘出任波恩大学天主教教义学教授。他受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伦理学和天主教启蒙运动（Katholische Aufklrung）的影响，创立了一套批判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哲学体系，称为“赫尔麦斯主义”（Hermesianismus） ，用于为天主教信仰进行“理性”辩护。赫尔麦斯的学说与复辟时期的天主教运动潮流不尽一致，因此在1835年时受到教皇的谴责，其著作也被列入禁书。新任科隆大主教德罗斯特于是禁止天主教神学专业学生选听含有赫尔麦斯学说的讲座。波恩大学神学院的教学于是陷入停顿状态。由于涉及国家与教会对大学的控制权问题，普鲁士政府自然不愿让步，坚定支持“赫尔麦斯主义”，与德罗斯特大主教展开了斗争。只是由于罗马教廷的居中调停，双方才没有公开破裂。

混合婚姻问题的争执和“赫尔麦斯主义”问题在德国历史上又称为“科隆风波”（Klner Wirren） ，是复辟时期天主教会与普鲁士国家之间冲突的顶点，其斗争的实质是普鲁士国家与天主教会之间争夺“对于婚姻和教育的决定权”。就像“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对德国的自由主义运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一样，“科隆风波”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国天主教徒的共同政治意识，为日后政治天主教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也有人把该事件与19世纪七十年代普鲁士发动的反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相提并论，称为“普鲁士第一次文化斗争”。

四、固步自封的奥地利与“新纪元”的普鲁士

面对新旧交替的复杂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德意志两大邦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呈现明显不同的两种取向。前者固守僵化，后者则开始结束“复辟”政策，展示出某种自由主义的色彩。

1835年，患有精神疾病的费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1793—1875，1835年—1848年在位）登上奥地利皇位。此后到1848年为止，奥地利的政治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政治、社会和经济矛盾非常突出。在政府机构“国家会议”中，保守的梅特涅和带有温和的自由主义色彩的国务大臣科洛弗拉特伯爵（Graf Franz Antonvon Kolowrat-Liebsteinsky，1778—1861）这两个最强势人物相互掣肘；国家债台高筑，陷入破产境地；在僵化的税收体制下，财政收入与交通、铁路建设以及工业化等对资金的需求相比明显不足；禁锢人们思想的新闻检查制度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伦巴底、威尼西亚、波希米亚、加里西亚和匈牙利（Ungarn）等帝国辖地要求实行自由的宪法的努力一律遭到奥地利政府的拒绝。总体上看，保守的梅特涅体制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要求。奥地利正在走向严重的政治危机。

与奥地利相比，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后，新登普鲁士王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却采取了一系列结束复辟政策的措施，资产阶级自由派因此对其充满了期待。他首先废除了“追究煽动者”法令，释放了被关押的“煽动者”阿恩特、雅恩等人，并聘请“哥廷根七君子”中的达尔曼和格林兄弟分别到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Universitt Berlin）任教。军事改革的著名领导者之一博伊恩也重新得到任用。他还结束了国家与天主教会的冲突。此外，为迎合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口味，他于1840年批准设立科隆大教堂（Klner Dom）建设联合会，1842年参加科隆大教堂建设庆典，亲自为教堂的开建奠基，以此作为德国统一的重要象征。

但是在宪法问题上，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以盖拉赫兄弟为首的保守派压力下，没有兑现其父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多次作出的承诺。1840年10月，当东普鲁士等级议会请求成立曾在1815年允诺过的民族代议机构时，他明确告诉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东普鲁士省长舍恩（Heinrich Theodor von Schn，1773—1856） ，不想制定一部成文的“国家基本法”。取而代之的是，他试图设立另一种形式的代表性机构，即由各省议会代表组成的“联合邦议会”（Vereinigter Landtag）。

1842年10月，由8个省议会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在柏林召开，这是普鲁士召开的第一次全邦等级代表大会。但是这种代表性机构与人们所期待的民族代议机构相差甚远，因此，尽管普鲁士政府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人们对于政府官僚专制主义的批评声音却越来越大。除了《莱茵报》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刊外，威斯特法仑省议员格奥尔格·冯·芬克（Georg von Vincke，1811—1875）、莱茵省议员、银行家鲁道夫·坎普豪森（Ludolf Camphausen，1803—1890）和易北河（Elbe）以东省份的议员鲁道夫·冯·奥尔斯瓦尔德（Rudolf von Auerswald，1795—1866）等人都提出了兑现1815年承诺的要求。

由于各方的压力以及迫于财政困难，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得不于1847年2月3日颁布了新的《关于等级机构的特许令》（Patent diestndischen Einrichtungen betreffend）和《关于联合邦议会构成的规程》（Verordnungüber die Bildung des Vereinigten Landtages）等，宣布将召开联合邦议会。4月到6月，由613名省议会议员组成的联合邦议会在柏林召开。这些代表由贵族、富有农民和城市大资产阶级构成，他们大多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普王从一开始就对大会抱着一种不友好的态度。他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曾用讥讽的口吻表示，自己参加大会实非所愿。他还质疑议员们讨论政治问题的权利，认为议员们的职责决不是要反映现时流行的各种看法；与国王的分歧只能根据上帝的规定和现行的国家法律来解决，而决非靠多数人的意志来处理。很显然，他不愿实行代议制政治。结果，不仅自由派议员对国王的态度感到失望，甚至连旧的等级秩序的维护者和保守派也感到不能理解。于是议会以2/3多数拒绝了普鲁士政府为解决大地产者债务而提供国家保证的“土地租金银行”法案和为修建柏林到柯尼斯堡铁路提供2000至2500万塔勒尔（Taler）国家借款保证的要求。

宪法问题对普鲁士日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联合邦议会解散以后，由于定期召开议会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人们对于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的现行秩序的合法性的质疑声越来越强烈。这一点成为即将到来的“三月革命”的一个重要诱因。

第四节1848年德国革命

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已经陷入政治和社会危机之中。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问题日益突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农业歉收导致广大下层民众的物质生活严重恶化。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新一轮法国革命如飞溅的星火，触燃了与之相邻的危机重重的德意志大地。它消除了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态度，燃起了他们的革命激情。革命运动迅速席卷整个德国。

一、社会政治危机的加剧

（一）东方危机和1840年莱茵危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新高涨

1840年莱茵危机（Rheinkrise1840）是德意志邦联与法国之间的一场外交危机，它源于法国在1839年—1841年东方危机（Orientkrise1839—1841）中的外交失败。

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欧洲列强分成了以俄、奥、普为一方的东方保守主义集团和以英、法为另一方的西方自由主义集团。但是，这种在意识形态作用下分裂而成的东西方国家集团格局是相对的，真正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性因素是国家利益。如前所述，到19世纪20年代末，在处理东方问题方面，欧洲主要列强之间的矛盾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的争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19世纪30年代，土耳其与埃及（gypten）之间的战争使东方问题再次成为欧洲列强关注的焦点。当时的埃及是奥斯曼帝国（Osmanisches Reich，Ottomanisches Reich）的属地。时任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1769—1849）不仅想使埃及摆脱土耳其独立，而且想建立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为此，他从19世纪初开始进行改革，发展近代工业和军事力量，富国强兵。希腊起义期间，他曾出兵帮助土耳其苏丹镇压起义。事后他要求得到叙利亚（Syrien） ，被苏丹拒绝，遂于1831年派兵进攻叙利亚并乘胜向小亚细亚（Kleinasien）和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pel）推进，土埃战争（Türkisch-gyptischer Krieg）爆发。土耳其苏丹急忙向列强求援。

欧洲列强对土埃战争呈现不同态度。英国想把埃及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不愿得罪埃及。法国自拿破仑入侵埃及以来一直在埃及拥有重要影响力，包括帮助阿里训练埃及军队等，它希望把埃及和叙利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也拒绝援助土耳其。俄国则想趁机把土耳其变成自己的附庸，因此接受了土耳其苏丹马赫穆德二世（Mahmud II.，1785—1839，1808年—1839年在位）的请求，于1833年2月派兵前往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 ，阻止埃及军队的进攻。英、法两国之间虽有矛盾，但更担心俄国乘机占领君士坦丁堡，控制海峡，危及自己的利益，因此共同迫使土埃双方停火，要求俄国撤兵。1833年5月，土埃签订《屈塔希亚协定》（Konvention von Kütahya） ，双方停止战争，埃及得到叙利亚等地，但承认土耳其苏丹对埃及的宗主权。俄国也于7月8日迫使土耳其签订有利于俄国的《安吉阿尔斯凯莱希条约》（Vertragvon Unkiar Skelessi）。根据该条约规定：两国结成防守同盟；俄国在与他国交战时，土耳其禁止外国军舰进入海峡，只有俄国军舰可以自由出入。该条约实际上使俄国成为土耳其的保护者，因此遭到英、法等西欧列强的反对。

为对付西欧列强，沙皇尼古拉一世（Nikolaus I.，1796—1855，1825年—1855年在位）转而寻求奥地利、普鲁士的支持，希望通过保持现状来维护俄国的既得利益。梅特涅要求俄国不得支持巴尔干地区的民族运动，在要求得到满足后，俄奥两国皇帝于1833年9月18日在波希米亚的明-格莱茨（München-Grtz）签署协定，重申了保守主义的干涉原则，同意维持土耳其现状，反对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从土耳其获取新的利益。10月，普鲁士也加入了这一协定。《明兴格莱茨协定》（Konvention von München-Grtz）使俄国在近东（Naher Osten）的优势地位得到加强。

但是东方问题没有就此结束。穆罕默德·阿里并不满足于现状，他想使埃及摆脱对土耳其的从属地位，获得完全独立。土耳其苏丹则试图将埃及军队从叙利亚驱逐出去，收复失地，解除其对自己统治的威胁。因此双方冲突在所难免。此时欧洲列强内部对待双方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法国利用土耳其在希腊独立战争中的失败，于1830年趁机占领了阿尔及利亚（Algerien） ，此后便把目光转向埃及，试图扩大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因而积极支持穆罕默德·阿里。但是英国不愿看到法国在西地中海地区势力的增强，更不愿看到一个威胁其通往东方特别是印度（Indien）的强大的埃及，因此转而反对穆罕默德·阿里。与此同时，它也希望土耳其能摆脱对俄国的依赖，因此采取加强土耳其的政策，积极支持苏丹政府。于是，英国与主张保持土耳其地位的俄国以及德意志两大邦国站到了一起。

1839年4月，土耳其军队向叙利亚发动进攻，土埃战争再次爆发。但是土军在战场上迅速遭到失败，新苏丹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Abdul Mecid I.，1823—1861，1839年—1861年在位）被迫求和。为阻止埃及势力的扩张，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奥斯曼帝国解体带来国际危机，英、俄、奥、普四国达成协议，避开支持埃及的法国，于1840年7月与土耳其签订《伦敦条约》（Londoner Vertrag1840） ，规定共同保卫奥斯曼帝国，必要时用武力迫使埃及接受相关要求。起初，穆罕默德·阿里依仗法国的支持，拒绝接受《伦敦条约》，但最终屈服于英、奥等国武力压力，撤出了叙利亚。

英国与俄、奥、普三国在东方问题上的协调一致被视为1814年反法同盟的重建，也是1815年以来法国外交遭受的最大失败，法国舆论称之为“外交上的滑铁卢”。恼羞成怒的法国政府虽然扬言不惜一战，但终因孤立无援而忍气吞声。于是，它将怨气发泄到参与《伦敦条约》的东部邻国身上。梯也尔政府要求将莱茵河（Rhein）作为其东部自然疆界，把莱茵河西岸32000平方公里的德意志领土重新纳入法国的统治之下。接着，法国官方和新闻界也不断向德意志邦联发出战争威胁，包括大文豪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等在内的法国名流，也纷纷呼应法国政府提出的把疆界推进到莱茵河的要求。

法国的要求在德意志各邦激起轩然大波，它再次唤起了德意志人对1800年左右法国侵占莱茵河西岸领土的记忆。因此，1815年以后渐渐平息的德国与法国的民族对立情绪又趋高涨，整个德意志弥漫着对法国的“仇恨”，有关“广泛的、全德意志的民族政治议题”重新提上日程。人们用爱国主义来回答法国的要求，形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新浪潮，由此出现了所谓的“莱茵危机”。

受爱国主义情绪的感染，德意志各邦一反往日的分离主义的传统，在军事上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气势。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德意志邦国迅速达成了一项军事草约，提出了共同的作战计划。此外，为对付法国可能的进攻，不仅德意志邦联修建了乌尔姆和拉施塔特两个军事要塞，巴伐利亚也在邦联的财政支持下，在普法尔茨修建了格梅尔斯海姆（Germersheim）要塞。

德意志文化界则展开了对法国的“诗人战争”，形成了德国文学史上的所谓“莱茵之歌运动”（Rheinliedbewegung） ，人们创作了许多充满民族情感的政治抒情诗。法院书记员尼古劳斯·贝克尔（Nikolaus Becker，1809—1845）创作的《莱茵之歌》（Rheinlied）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诗中写道：“您不应该拥有它，自由的德意志莱茵河。”《莱茵之歌》面世后，被谱写成70多种曲调，迅速传唱于整个德意志。此外，马克斯·施内肯布格尔（Max Schneckenburger，1819—1849）的《守护莱茵河》（Die Wachtam Rhein）和阿恩特的《奔赴莱茵河！越过莱茵河！让整个德国进入法国！》（Zum Rhein！über Rhein！All-Deutschl and in Frankreich hinein！）等，也都是当时极富民族主义煽动性的名作。它们呼吁人们起来，保卫莱茵河，反对法国的要求。在所有的诗歌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布雷斯劳大学（Universitt Breslau）教授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于1841年8月在英属赫尔果兰岛（Helgoland）创作的《德意志之歌》（Liedder Deutschen）。歌中写道：“德国，德国，德国高于一切，高于世间万物。无论何时，为了保护和捍卫它，让我们兄弟般地团结。……统一、法制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让我们兄弟般心连心手牵手，一起共同努力。统一、法制和自由，是我们幸福的真谛。”通过《德意志之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不仅提出了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问题，也提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法制和自由的要求，把实现国家统一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变成了德国迈向现代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最后，由于好战的梯也尔政府倒台，新任法国外交大臣基佐（Franois Guizot，1787—1874）采取了和解政策，莱茵危机才没有演变为战争。尽管如此，莱茵危机对德国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海涅曾经指出，“感谢梯也尔将我们的祖国推入了伟大的运动之中，这场运动唤醒了德国的政治生活。梯也尔使我们再次以民族形式组织起来”。莱茵危机进一步激发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使德国近代民族主义从精英阶层进一步向群众运动转变。这股反法的民族主义激情还在一定程度上冲垮了德意志各邦的边界藩篱，得到各邦政府和诸侯的认可，成了一种带有半官方性质的民族主义驱动力。

反对丹麦政府在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施泰因（Holstein）两公国问题上推行丹麦化政策，是1848年革命前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趋于高涨的另一推手。

长期以来，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两公国通过君王个人联合形式结合在一起。从居民看，石勒苏益格北部主要是丹麦人，南部主要是德意志人，荷尔施泰因主要是德意志人。根据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Christian I.，1426—1481，1448年—1481年在位）在1460年签订的《里伯条约》（Vertrag von Ribe） ，两公国“永远”不得分离。1815年以后，原先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荷尔施泰因继续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石勒苏益格则不在其列。但两公国均接受丹麦国王个人统治，通过“君合国”的形式与丹麦保持联系。三十年代起，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丹麦政府开始推行丹麦化政策。1840年5月，丹麦政府颁发指令，要求在使用丹麦语的学校和教会的区域内，一律将丹麦语作为行政管理和法院的工作语言。

两公国强烈反对丹麦政府的政策，要求保持两公国的自治和统一。整个德意志也因此掀起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波涛，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长达数年之久的民族运动。包括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等在内的基尔大学（Universittzu Kiel）的教授们首先起而抗争，反对丹麦化政策。在各种联合会、民族庆典和群众游行中，也充斥着反对丹麦的民族主义情绪。1844年举办的有12000人参加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Schleswig-Holstein）歌咏节上，人们唱出了与1840年莱茵危机时相似的战斗性歌曲《大海环抱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Schleswig-Holsteinmeerumschlungen）。“永不分离”（Up ewig ungedeelt）成了流行语，反对丹麦、呼吁两公国与德意志邦联统一的口号广为流传。在这种民族主义运动推动下，尽管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Christian VIII.，1786—1848，1839年—1848年在位）在1846年保证不会使两公国分离，石勒苏益格等级议会仍然提出加入德意志邦联。此后，人们在两公国问题上不断举行请愿、游行和集会。

除了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运动，全德性的民族主义群众组织和活动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837年成立了“德意志农林场主大会”（Versammlung Deutscher Land-und Forstwirte） ，其重要目标就是要建立“统一的祖国”。1838年又成立了“德意志哲学家和教师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Philosophen und Schulmnner） ，将大批致力于德意志民族统一事业的德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46年和1847年分别在吕贝克和法兰克福召开的日耳曼学者大会，汇集了德意志法律、历史和语言领域的所有学界精英，其中不乏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达尔曼、格林兄弟、阿恩特等著名学者。人们还举办各类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庆典节日来彰显德意志的民族特性：1840年举办了“古滕贝格节”（Gutenberg-Fest） ，以纪念德意志人对文化传播的巨大贡献；1843年举办了《凡尔登条约》（Vertrag von Verdun）签订1000周年庆典，以纪念其奠定了东法兰克王国（Ostfrankisches Reich）的基础；1847年又在吕贝克举办了全德性的歌咏节，等等。

莱茵危机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表明，德意志人对国家统一的渴望已经十分强烈。各种全德性的群众组织的出现和群众性活动的开展则显示，民族主义已经从精英意识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群众性运动。所有这一切，为1848年革命中对民族统一的诉求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

（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邦联及各邦采取严厉的镇压政策和限制自由的措施，迫使德国资产阶级走向政治对抗。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要求“改变现状”的革命意识日益增长，政治形势呈现激进化趋势。人们原本期待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的新君主继位后能够在政治上带来新的气象，但事实却令人失望。在奥地利，传统、僵化和敌视改革的弗兰茨一世去世后，继位的费迪南德一世因精神疾病，缺乏治理能力，国家在政治上仍旧停滞不前。在普鲁士，虽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上台后采取了一些相对开明的措施和政策，给人们带来了自由主义的期待，但事实证明，他只是崇信“基督教国家”精神，希望以此来复活社会成员间的等级合作。于是，对现实不满的人群日益增长，人们开始集结起来，组成反对派。

1847年9月12日，在弗里德里希·黑克尔（Friedrich Karl Franz Hecker，1811—1881）和古斯塔夫·冯·施特卢威（Gustav von Struve，1805—1870）等人的倡议下，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巴登的奥芬堡（Offenburg）召开了有800多人参加的奥芬堡大会（Offenburger Versammlung） ，提出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党性纲领《人民的要求》（Die Forderungen des Volkes） ，即所谓的奥芬堡纲领（Offenburger Programm）。纲领共13条，内容包括：废除卡尔斯巴德决议和德意志邦联通过的所有镇压法令；新闻和学术自由；公民人身自由和权利平等；军队宣誓效忠宪法；建立统一的德意志议会；实行累进所得税，废除一切特权；等等。

10月10日，即奥芬堡大会四个星期以后，包括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巴塞尔曼（Friedrich Daniel Bassermann，1811—1855）、卡尔·马蒂（Karl Mathy，1807—1868）、卡尔·特奥多尔·韦尔克、海因里希·冯·加格恩和大卫·汉泽曼（David Hansemann，1790—1864）等在内的南德和西南德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家，又在黑森达姆施塔特南部的贝格施特拉塞（Bergstrae）的赫本海姆（Heppenheim）聚集，召开赫本海姆大会（Heppenheimer Tagung；Heppenheimer Versammlung）。大会达成了共同纲领：要求建立更为紧密的拥有自己的政府和人民代表的德意志联邦国家；通过铁路和关税同盟（Zollverein）建设等推动德意志一体化；实现进一步的新闻自由和陪审制度等一系列自由主义和法制国家等。如果说奥芬堡纲领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激进要求，那么赫本海姆纲领（Heppenheimer Programm）就表明了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温和主张。

继奥芬堡大会和赫本海姆大会之后，1848年1月17日又在斯图加特（Stuttgart）召开了类似的人民大会。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无法遏制的趋势。资产阶级开始认识到，德意志的政治现实需要加以改变，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这种改变只有通过克服“现存政府的抵制”才能实现，这就需要人们从现存国家的政治奴仆、经济和精神依赖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于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开始形成。

（三）物质生活状况的贫困化

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自由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同时，不断恶化的物质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则使德国陷入进一步的动荡之中。

19世纪上半期，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普遍的贫困化成为德国日常社会生活的一大特征。这一时期则成了德国历史上的所谓“大众贫困”（Pauperismus）时期，从城市到农村，普通民众的生活异常艰难。据统计，在汉堡、科隆、巴门等大城市的居民中，通常有10—20%需要济贫补助，在经济危机年代，需要补助者则达50%以上。在四十年代，德国总人口中估计有5—6%属于失业、无工作能力和贫困者，他们或者得到社会的救济，或者以乞讨为生。此外，还有大量的靠工资为生者、手工业帮工、独自经营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生活在贫困的边缘。在普鲁士，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处于急需帮助和完全无保障的状态，50%以上的农村居民没有自己的财产，近70%主要靠工资为生。四十年代中期，在下奥地利（Niedersterreich）地区，约13.3万个农民职位中，只有2万个是全职的，另有6.2万个以上仅有1/4的职位。

这一时期出现普遍贫困的原因很多。1815年以后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导致这一时期劳动力过剩，进而造成激烈的就业竞争之下的低工资。此外，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物价上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就更深层次原因而言，民众的普遍贫困与德国从等级制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有关，是传统封建自然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一种阵痛。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大量人口向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转移、手工业和商业行会封建特权的废除、农业生产的商业化和资本主义化，处于剧烈动荡过渡时期的人们，尤其是经济承受能力相对弱小的下层民众，必然会出现超常态的贫困状况。

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本已恶化的大众生活。1845年以后，德国广大地区出现连年农业歉收。谷物短缺和1846年、1847年的马铃薯霉烂病导致严重的食物供给紧张。到1847年初，符滕堡、黑-卡塞尔、普鲁士和奥地利等邦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在普鲁士，1846年的土豆产量仅为1840年正常产量的一半左右，黑麦产量也只有六成。仅上西里西亚（Oberschlesien）一地，因饥饿疾病而死亡者就达18000人之多。由此而来的是下层民众的不满和骚动。仅1847年3—6月，奥地利以外的德意志地区发生的饥饿骚动就在百次以上。此后，虽然1847年秋天的农业丰收使饥荒形势有所改善，但是，1847年底1848年初工商业销售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又使德国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银行纷纷破产，甚至维也纳银行团也失去了偿付能力；1848年3月初，德国最大的机器制造公司博尔西希机器厂（Borsigsche Maschinenbau-Anstalt）解雇了1/3的工人；3月9日，柏林一个劳动介绍所开张的第一天，登记寻找工作者竟然有六七千人之多。

大众物质生活贫困化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社会动荡加剧，犯罪率上升。据统计，在1837年到1847年间，被判刑者案例每年增加75%以上，其中妇女占25%—30%，她们大多出于谋求生计而为之。相关统计还表明，1848年革命前，德国每年的偷窃率的上升与谷物价格的波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饥饿和贫困导致人们铤而走险。

总之，到1848年初，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已经发展到了无法缓和的地步。在政治领域，旧的统治秩序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在社会生活领域，广大下层民众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涤荡德意志大地。

二、“三月革命”和社会动荡

“高卢公鸡的啼叫”再次成为德国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运动的新时代开端的信号。1848年2月22—24日，法国二月革命（Franzsische Februarrevolution）爆发，路易·菲利普的统治被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Zweite Franzsische Republik）建立。法国二月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顾虑，成为德国“三月革命”（Mrzrevolution）或称1848年德国革命（Deutsche Revolution1848）的导火线。

“三月革命”首先在距离法国最近的西南德意志地区爆发。1848年2月27日，受法国二月革命的刺激，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曼海姆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即曼海姆人民大会（Mannheimer Volksversammlung） ，标志着巴登革命的开始。大会提出了“四点要求”：建立自由选举军官的人民武装；无条件新闻自由；建立刑事陪审法庭；立即成立德意志议会。这“四点要求”成为后来德国1848年革命中“三月要求”（Mrzforderungen）的核心内容。2月28日，加格恩在黑森达姆施塔特邦议会上又提出了“召集民族代表同时任命联邦首脑”的呼吁。可见，德国1848年革命从一开始就把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民族统一两大任务结合在一起，具有双重特性的历史使命。

3月1日，革命者占领了巴登邦议会的贵族院。3月4日，慕尼黑爆发起义，巴伐利亚革命开始。3月6日，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不得不屈服于民主派和自由派的要求，任命自由派组成内阁。接着，3月11日，在强大压力下，路德维希一世又不得不将其宠幸的西班牙舞女罗拉·蒙特茨（Lora Montez，1821—1861）逐出慕尼黑，并宣布退位。此外，萨克森王国、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等邦也相继发生革命。但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的革命进程。

普鲁士在3月初开始受到革命的影响。3月3日，科隆出现了请愿活动，莱茵兰的动乱日趋高涨。威斯特法仑、西里西亚和东、西普鲁士等省份也相继出现动乱。3月6日，在革命形势的压力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宣布召开邦议会，实行新闻自由，清除关税障碍，改革德意志邦联等。3月14日以后，柏林的骚乱日益严重。3月18日，普王宣布召开联合邦议会，制定宪法。然而就在这一天，普军试图用武力驱散在王宫前集会示威的民众。示威民众遂以起义和街垒战回答镇压行动。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普王赶紧于3月19日发表《致我亲爱的柏林人》（Anmeinelieben Berliner） ，允诺军队撤出柏林，并任命了一个由自由派组成的过渡内阁。此后他试图逃往波茨坦（Potsdam） ，但没有成功。3月21日，普王接受了象征革命的“黑红金”三色饰带，并发表《致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An Mein Volk und an die deutsche Nation） ，宣布将致力于德国的统一和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宪法。3月29日又组成了以自由派首领鲁道夫·坎普豪森任首相和大卫·汉泽曼任财政大臣的内阁。但是这一内阁在贵族和军队的抵制下根本无法正常运转。5月22日，普鲁士召开国民议会，讨论制定宪法问题，也没有结果。7月份提出的包含自由民主改革内容的宪法草案又遭到保守派议员和普王的拒绝。

柏林三月革命爆发后，波森地区也于4月爆发了路德维克·米洛斯拉夫斯基（Ludwik Mieroslawski，1814—1878）领导的争取波兰独立的起义。5月9日，起义在优势的普军镇压下失败。米洛斯拉夫斯基被逮捕，不久被驱逐出境。

5月底以后，普鲁士的形势趋于平静，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态度也转向反动。6月14日，出现了民众与国民卫队冲突并冲击柏林军械库的“柏林军械库风暴”（Berliner Zeughaussturm）事件，自由派内阁因此倒台。7月31日，在西里西亚的施韦德尼茨（Schweidnitz） ，军队与国民卫队发生冲突，杀死14名市民。9月上旬，国民议会通过左翼提出的议案，要求军队不得与民众发生冲突，剔除那些践踏法制国家的军官。但是，由于奥尔斯瓦尔德汉泽曼内阁（Ministerium Auerswald-Hansemann）支持军队，相关议案没有得到落实。9月21日，为了安慰愤怒的保守派和军队，普王任命普菲尔将军（Ernst von Pfuel，1779—1866）组成过渡政府，准备对革命力量进行反击。11月2日勃兰登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Br and enburg，1792—1850）组成保守派内阁。一周以后，国王军队重新进入柏林。普鲁士开始了反革命时期。

11月15日，普王下令将国民议会从柏林迁往波茨坦。12月5日，他又下令解散国民议会，并于同一天强行颁布了一部钦定宪法。新宪法离自由派的要求很远。它规定国王的权力不可侵犯，国王可以随时解散议会，大臣只对国王负责等。与此同时，为了缓和革命派的反抗，在汹涌的革命潮流面前保存现存的普鲁士国家，在这一钦定宪法中也对自由派做了一些让步，其中包含一些国民议会宪法草案中的条款，诸如废除领地裁判权和庄园警察权，实行普遍选举等。到1848年底，普王为首的旧势力已经恢复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革命分为两个部分：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奥地利本土爆发的革命和包括波希米亚、匈牙利以及上意大利（Oberitalien）地区在内的非德意志民族的起义。两股革命力量从一开始就交织在一起。3月3日，匈牙利民族主义运动领袖路德维希·冯·科苏特（Ludwig von Kossuth；Lajos Kossuth，1802—1894）提出了制定匈牙利宪法的要求，3月6日，维也纳出现了市民组织的请愿行动，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维也纳首先爆发革命。实际上，早在1847年和1848年之交的冬天，奥地利城市下层民众和生活贫困的农民的不满已经达到顶点。工人和学生们提出了取消新闻检查和实施宪法的要求。3月13日，下奥地利等级议会在维也纳召开，民众冲击议会，维也纳市郊也出现了冲击商店和工厂的动乱。奥地利革命由此爆发。当晚，复辟制度的象征性代表人物、年已74岁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匆忙引退，然后男扮女装逃往英国。梅特涅的下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3月14日，皇帝费迪南德一世做出让步，同意建立国民卫队，取消新闻检查。此后，他又表示要实现完全的新闻自由并允诺颁布宪法。3月17日，奥地利建立了第一个责任政府。4月25日，奥地利政府颁布了由内政大臣皮勒斯多夫（Franzvon Pillersdorf，1786—1862）起草的钦定宪法。但是宪法有关两院制的规定以及5月9日颁布的选举规程中有关下层民众没有选举权的规定再次引发人们的不满，包括邦工、仆役和工人在内的大量下层民众也因被排除在国民卫队之外而感到愤怒。5月15日，维也纳爆发起义，提出实行普选制和召开制宪国民议会等要求，并且成立了以医生阿道夫·费施霍夫（Adolf Fischhof，1816—1893）为首的“安全委员会”。5月17日，皇帝费迪南德一世被迫离开维也纳，逃往因斯布鲁克（Innsbruck）。政府迫于形势再次做出让步，同意撤回钦定宪法，并于7月22日召开制宪议会。9月7日，议会宣布取消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废除封建劳役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要求基本上得到满足。但是政府在伺机进行反扑。

反映奥地利革命形势走向的另一个重要风向标是匈牙利、波希米亚等非德意志人地区的革命状况。

1848年匈牙利革命把建立匈牙利自己的政府作为重要的追求目标。3月15日，佩斯（Pest）爆发起义，科苏特为首的自由派向在普雷斯堡（Preburg）的议会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要求制定民主宪法，废除各种劳役，实现民族平等，建立独立的匈牙利人（Ungar）即马扎尔人（Magyar）民族国家，与奥地利帝国（Kaisertumsterreich）之间建立一种基于君合国之上的关系等。这就是所谓的“三月法令”（Mrzgesetze）。4月11日，奥皇费迪南德一世批准了相关要求，所以也称“四月法令”（Aprilgesetze）。但是匈牙利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当时的匈牙利居民中，有匈牙利人450万，斯拉夫人（Schlawen）500万，罗马尼亚人（Rumnen）和德意志人各100万。掌握政权的匈牙利人在居民中占少数。然而科苏特等人却试图建立匈牙利人独占的国家政权，因此引发匈牙利人与其他民族的冲突。6月以后，匈牙利人先后与国内其他民族进入战争状态。奥地利政府决定利用这一矛盾镇压匈牙利革命。9月，奥地利政府任命克罗地亚（Kroatien）总督耶拉契奇（Josef von Jellacˇic'180-1859）率军镇压匈牙利人的反叛。

波希米亚革命的中心在布拉格。1848年3月初，波希米亚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小资产阶级（Kleinbürgertum）和工人等也提出了建立自己的政府、实行代议制等要求。迫于形势，奥皇于4月8日答应制定宪法。然而以历史学家帕拉茨基（Frantiek Palack，1798—1876）为代表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要求实现奥地利帝国境内所有斯拉夫人的自治。6月2日，帕拉茨基主持下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但是大会提出的一些要求遭到奥皇的拒绝。与此同时，奥军驻布拉格最高指挥官温迪施格雷茨侯爵（Alfred Fürstzu Windischgrtz，1787—1862）开始对布拉格实行军事管制。布拉格局势随之恶化。12日，示威民众开始起义，5天后遭到温迪施格雷茨的血腥镇压。波希米亚革命由此结束。在奥地利帝国境内，反革命力量首次取得胜利。

奥地利统治下的伦巴底、威尼西亚、托斯坎纳（Toscana）和莫德纳等上意大利地区也爆发了革命。在米兰（Mailand） ，人们于3月18日发动起义，宣布伦巴底独立并且与撒丁王国合并，接受撒丁国王卡尔·阿尔伯特（Karl Albert，1798—1849）的统治。威尼斯于3月17日爆发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起义，并于23日宣布威尼西亚脱离奥地利独立。6月25日，拉德茨基（Josef Wenzel Radetzky von Radetz，1766—1858）率领的奥军在库斯托查战役（Schlacht von Custozza）中决定性地击败了撒丁王国的军队。8月初，奥军占领了意大利革命中心米兰，逐步恢复了在上意大利的统治。

此后，奥地利政府逐渐恢复对局势的控制。10月4日，奥皇下令解散匈牙利议会，驻扎维也纳的部分军队调往匈牙利。这时维也纳的革命势力认识到，如果匈牙利革命失败，维也纳革命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在10月6日，包括工人、学生和部分国民卫队在内的革命力量集结起来，阻止政府军，冲击国防部，打死了极端右翼的国防大臣拉陶尔伯爵（Theodor Graf Baillet von Latour，1780—1848） ，然后攻占军火库，控制了维也纳。奥地利帝国议会被迫迁往克雷姆西尔（Kremsier），皇帝也慌忙出逃。这就是所谓的维也纳十月起义（Wiener Oktoberaufstand）。但是这一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0月23日，耶拉契奇和温迪施格雷茨率领的奥军开始包围并进攻维也纳，起义者进行了激烈抵抗，2000人战死，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11月1日，奥军重新占领了首都。11月21日，实行强硬政策的费利克斯·楚·施瓦岑贝格侯爵（Fürst Felix zu Schwarzenberg，1800—1852）出任奥地利首相。12月2日，患有精神疾病的费迪南德一世退位，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1830—1916，1848年—1916年在位）成为奥地利新皇帝。1849年3月4日，奥地利政府强行颁布了一部中央集权主义（Zentralismus）的宪法，7日解散了帝国议会。封建专制统治在奥地利重新确立。

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奥皇派温迪施格雷茨率军镇压匈牙利革命，并于1849年1月初攻克佩斯。此后，匈牙利革命力量曾多次击败奥军，并于4月14日宣布独立，推举科苏特为国家元首。然而，由于沙皇派兵进入匈牙利，协助奥军作战，匈牙利革命力量在腹背受敌的形势下，于9月最终失败。

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也称全德国民议会（Deutsche Nationalversammlung） ，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又一重要舞台，也是德国资产阶级实践自由民主和民族统一双重理想的初次尝试。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承担着两大历史任务：制定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和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

1848年2月12日，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巴塞尔曼曾在巴登等级议会上提出德意志邦联议会实现人民代表制，3月5日的海德尔堡大会（Heidelberger Versammlung）则发出了召开预备议会的邀请。3月3日，德意志邦联议会在公众压力下宣布新闻自由，此后它又承认需要修订《德意志邦联文件》，并组成了以原核心委员会为基础的“十七人委员会”（Siebzehnerausschu） ，负责起草德意志宪法。3月31日至4月3日，由574名代表参加的预备议会（Vorparlament）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会议代表多数来自各邦议会，其中141人来自普鲁士，奥地利则只有2人参加。会议代表主要由民主派和自由派组成。以施特卢威为代表的民主派要求废除君主制，建立以美国为榜样的联邦制共和国。但是这一主张遭到以加格恩、达尔曼和马蒂等为首的自由派多数的反对。在他们看来，人民主权与君主制并不矛盾。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的联邦制国家。最后，预备议会决定设立“五十人委员会”（Fünfzigerausschu） ，为选举和召开全德国民议会做准备。5月初，全德国民议会选举开始。选举基于普遍、平等的原则进行，每5万选民选举一位代表。包括石勒苏益格以及普鲁士所属东、西普鲁士和波森等省在内的非德意志邦联地区也选出了参加全德国民议会的代表。

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开幕。议员实际人数为585名，其中受过大学教育者550人。从代表身份看，大多数是大学教授、法官、律师、官员、商人和工厂主，下层民众代表很少，只有1位农民和4名手工业者，没有工人代表，因此该议会又被称为“教授议会”或“绅士议会”。大多数议员在政治立场上为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其次为激进左派和保守派。自由派代表加格恩被选举为议会主席。

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议员们因政治立场的差异形成了民主主义左派（Die demokratische Linke）、保守主义右派（Die konservative Rechte）和自由主义中间派（Die liberale Mitte，包括中间左派、中间右派）等议会党团，他们有各自的集会地点。

民主主义左派主要聚集于德意志旅馆（Deutscher Hof）和唐纳斯贝格（Donnersberg）两处。前者约50人，代表人物为罗伯特·勃鲁姆（Robert Blum，1807—1848）等人，他们要求制定宪法，建立共和国；后者约50人，以施特卢威等为代表，要求建立德意志共和国和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11月以后，从二者之中又分离出一部分相对温和的议员，形成了纽伦堡旅馆派（Fraktion Nürnberger Hof）。民主主义左派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居于少数派地位。

保守主义右派约有40人，人数最少。代表人物是来自普鲁士的冯·芬克和约瑟夫·冯·拉多维茨（Joseph von Radowitz，1797—1853）等人，聚会地点为石房（Steinernes Haus）和米拉尼咖啡馆（CaféMilani）。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联邦制框架之下建立一个独立于议会的政府。

自由主义中间派是最强大的议会党团，它本身又分为中间左派和中间右派。自由主义中间左派（Dasliberalelinke Zentrum）的主要聚会地点在符滕堡旅馆（Württemberger Hof） ，主要代表人物有文艺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菲舍尔（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1807—1887）、法学家罗伯特·冯·莫尔（Robert von Mohl，1799—1875）等，有100名议员。这一派的主要努力目标是建立强有力的议会。自由主义中间右派（Dasliberale Rechte Zentrum）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最大的派别，有约120名议员，又称俱乐部党（Casinopartei）。其核心人物为法学家格奥尔格·贝泽勒（Georg Beseler，1809—1888）、历史学家达尔曼和德罗伊森等人。这一派别的主要努力目标是建立立宪君主制（Konstitutionelle Monarchie）的民族国家。

国民议会的第一个重要举措是，根据加格恩的建议于6月28日作出了建立起临时中央权力机构的决议。议会选举奥地利的约翰大公（Johann，Erzherzog vonsterreich，1782—1859）担任作为最高首领的帝国摄政。在内阁之中，则普鲁士的影响更大一些。内阁首相由倾向于普鲁士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Victoria，1819—1901，1837年—1901年在位）的异母兄弟、巴伐利亚将军卡尔·冯·莱宁根侯爵（Karl Fürst zu Leinignen，1804—1856）担任；内政大臣由奥地利的安东·冯·施梅林（Anton von Schmerling，1805—1893）担任；来自普鲁士的爱德华·冯·波伊克（Eduard von Peucker，1791—1876）和赫尔曼·冯·贝克拉特（Hermann von Beckerath，1801—1870）分别担任国防大臣和财政大臣。

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新建立的帝国中央政府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方面都明显软弱无力。在德意志内部，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和汉诺威等重要邦国根本没有服从帝国政府的意愿，它们公开拒绝国防大臣于1848年8月发出的各邦军队效忠于帝国摄政的命令。在对外政策方面，国民议会和新建立的帝国政府同样软弱无力，这一点突出显示在石勒苏益-荷尔施泰因问题上。

1848年1月，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去世，新继位的弗里德里克七世（Frederik VII.，1808—1863，1848年—1863年在位）在以艾德尔丹麦人党（Eiderdnen）为代表的丹麦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答应颁布新宪法，加强丹麦与石勒苏益格公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于3月在哥本哈根（Kopenhagen）召开制宪国民议会，制定包含石勒苏益格在内的丹麦新宪法。这一举动违背了1460年《里伯条约》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两公国“永不分离”的规定，因此立即引起两公国中的德意志人的不满，他们视之为脱离丹麦独立的机会，于3月24日宣布脱离丹麦，成立临时政府，并向德意志邦联议会和后来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请求帮助。然而，德意志邦联议会以及后来的国民议会都不敢决定接受石勒苏益格加入德意志邦联，只是以德意志邦联名义命令普鲁士的弗兰格尔将军（Friedrich Graf von Wrangel，1784—1877）指挥由普鲁士、汉诺威和其他德意志邦国组成的军队进入两公国，向丹麦政府施压。但是英国和俄国都反对德意志邦联的干涉。结果，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两国的压力下被迫让步，8月26日在马尔默（Malm）与丹麦签订停战协定，规定邦联军队从两公国撤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虽然极不情愿，但由于没有实际可控的军事力量，只好接受停战。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的结果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认识到，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欧洲列强的认同和德意志大邦的支持。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宪法，以便确认新的德意志国家形态，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宪政基础。

1848年7月初到12月底，国民议会首先用了近半年时间来讨论德意志人的基本权利，以便为日后建立资产阶级法治国家提供保证。12月27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名为“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Grundrechte desdeutschen Volks）的特别法（后来列入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第六部分）。该法规定：德意志人享有包括选举权、居住权和迁徙权等在内的公民权；取消各类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自由不可侵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新闻、言论、集会、结社和信仰自由；学术自由；等等。这些规定虽然由于革命的失败而没有得到实施，但毫无疑问，它们向世人昭示了德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自由和民主的传统，表明日后从魏玛共和国到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并非只是外部压力促成的结果，也有其内生的根源。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讨论和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有三个主要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是确定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疆界。鉴于1815年确定的德意志邦联各邦疆界与德意志人实际居住地区不尽一致，因而存在疆界调整问题。在普鲁士东部，必须把德意志国家的疆界东移，以便把德意志人居住区纳入进来；在奥地利，则存在将非德意志居民纳入德意志国家的问题。其二是有关国家权力的分配问题。它涉及到立法、行政权力分配以及中央与各邦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三是设立国家元首的问题。

围绕着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问题，除了少数民主主义左派要求建立德意志共和国外，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主流意见是，在保存现有的多邦制的基础上，建立起类似美国的联邦制国家。而要建立这样一个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奥地利多民族王朝国家中的非德意志因素。为此，国民议会中出现了小德意志方案（Kleindeutsche Lsung）和大德意志方案（Grodeutsche Lsung）之争。小德意志方案的支持者以历史学家达尔曼和德罗伊森等为代表，要求排除奥地利，建立普鲁士领导下的以普王为世袭皇帝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大德意志方案的支持者以法学家韦尔克等为代表，要求建立奥地利影响和领导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但这一民族国家只包括德意志邦联德语区域以及波希米亚等与德意志有密切历史渊源的地区，匈牙利等非德意志人地区则将被排除在德意志民族国家之外。这意味着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将被分解。起初，国民议会的多数代表支持大德意志方案。

但是大德意志方案遭到国民议会中的奥地利代表和奥地利政府的反对。1848年11月27日，奥地利首相施瓦岑贝格侯爵在克雷姆西尔召开的奥地利议会上明确宣布：“奥地利作为统一的国家的继续存在是一种德意志的需要，也是欧洲的需要。……只有当新的奥地利和新的德国达成新的和固定的形态时，才有可能从国家层面明确它们的相互关系。到那时奥地利将继续前行，忠诚地履行其联盟义务。”这就是所谓的克雷姆西尔纲领（Programm von Kremsier）。它从根本上拒绝了大德意志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12月18日继任帝国首相的加格恩就德意志与奥地利的关系提出了所谓的“二元联盟”（Doppelbund）概念，即普鲁士领导下的紧密的小德意志邦联与奥地利建立一种“密不可分的同盟”。然而，奥地利对这一建议同样加以拒绝，因为这意味着它失去了在德意志的领导地位。施瓦岑贝格侯爵在给奥地利驻法兰克福全权代表的指示中表示，奥地利“仍然是德意志邦联的一员”，未来德意志国家的任何形态都不能将奥地利排除在外。1849年3月9日，施瓦岑贝格侯爵又提出了奥地利版的“大德意志方案”，即“施瓦岑贝格计划”（Schwarzenberg-Plan） ：整个奥地利帝国加入德意志邦联；中央政府由七人组成的执政府（Direktorium，奥地利和普鲁士各3票，巴伐利亚1票）统治；各邦议会代表组成一院制国家议会，3年一届；帝国首脑由奥地利和普鲁士轮流担任。从本质上看，这一方案与1815年建立的德意志邦联没有什么差异，与人们期盼的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相距甚远。

奥地利的态度使许多原先支持大德意志方案的议员感到绝望，他们最终放弃了原来的立场。一直致力于大德意志方案的赫尔曼·冯·贝克拉特在1849年1月就寒心地表示：“对奥地利的等待就是德意志统一的灭亡。”在大德意志方案失去可能的情况下，包括法学家韦尔克在内的大德意志方案支持者纷纷转向小德意志方案。1849年3月27日，国民议会以267票对263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帝国宪法，次日，国民议会以290票赞成、248票弃权的结果，选举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德意志皇帝”（Kaiser der Deutschen）。

1849年《德意志帝国宪法》（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s1849）虽然由于革命的失败而没有得到实施，但其中蕴含的一系列基本思想却对未来的德意志国家宪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宪法明确规定了“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从而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自由和民主性质的国家宪法。立法方面：宪法规定帝国议会由国家院（Staatenhaus）和人民院（Volkshaus）两院组成。国家院是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其成员由各邦政府和邦议会各派一半代表组成。人民院根据普遍、平等的原则选举产生。立法权由人民院和国家院共同拥有。行政方面：帝国中央政府是国际法意义上“唯一”的德国代表，具有全面的外交权、军队指挥权以及各种相关的立法和管理职能权限；帝国元首拥有“德意志皇帝”头衔，实行世袭制，在国际法上是帝国的象征，具有宣战、媾和、缔约、结盟之权；负责召集和结束帝国议会，有权解散人民院；掌握武装力量。司法方面：帝国法院（Reichsgericht）掌握帝国司法权，司法独立。

综观1849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兼具联邦、中央集权、民主和君主制色彩，实际上是各派力量妥协的产物。联邦制因素在立法机关中具有明显体现。国家院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邦的利益和倾向。宪法中有关中央权力超越各邦权力的规定，国家权力对于立法、外交、军事、管理方面的诸多权力的控制，则表明了宪法的中央集权倾向。同时，作为民主主义左派斗争的结果，有关普遍、平等原则基础上选举人民院以及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的规定，则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宪法的民主色彩。宪法规定帝国元首由居于统治地位的德意志诸侯担任并冠以世袭皇帝头衔，则反映了立宪君主制的取向。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帝国宪法并推选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帝国元首之后，国民议会主席爱德华·西姆松（Eduard Simson，1810—1899）率领32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柏林，向普王敬献皇冠。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普王在4月3日拒绝了这一份厚礼，4月28日又以书面形式确认了这一拒绝。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之所以拒绝帝国元首之衔，出于多层考虑。其一，作为正统的霍亨索伦王朝的继承人，不能接受革命赠予的皇冠。他曾在给普鲁士驻伦敦公使的信中指出：“这实非皇冠”，它带有“1848年革命的腐尸味道”。“一位受上帝恩宠的合法国王”决不会戴上“这样一顶用粪土烘制出来的、想像中的头箍”。其二，尽管20多个德意志小邦在4月14日批准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奥地利以及巴伐利亚、汉诺威、符滕堡和萨克森等四个王国却拒绝了该宪法。这意味着接受皇冠将会导致与奥地利及其他几个中等王国对抗，可能引发战争。其三，势力如日中天的沙皇也对普王施加压力，反对其接受这顶皇冠。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努力由于普王拒绝接受皇冠而付诸东流。新的帝国宪法的实施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愿望也因此化为泡影。此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从法兰克福召回了他们的议员。5月30日，剩下的“残余议会”（Rumpfparlament）迁往斯图加特。6月18日，符滕堡政府应普鲁士的要求，强行解散了“残余议会”。

四、184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及其影响

1848年底，正当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面在为大、小德意志方案争吵不休之时，普鲁士和奥地利革命已先后遭到失败，反动势力重新恢复了在两大邦国的统治。面对恶化的形势，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试图尽可能地拯救这场革命。

1848年11月底，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为了反击奥地利和普鲁士出现的反革命潮流，成立了以中德和南德地区代表为主体的中央三月联合会（Centralmrzverein） ，作为民主联合会的最高层组织。其核心成员有来自德累斯顿的威廉·阿道夫·冯·特吕奇勒（Wilhelm Adolphvon Trützschler，1818—1849）、来自科隆的弗兰茨·拉韦奥克斯（Franz Raveaux，1810—1851）和来自维尔茨堡（Würzburg）的戈特弗里德·艾森曼（Gottfried Eisenmann，1795—1867）等人。到1849年3月底，中央三月联合会已经拥有950个民主联合会，会员50万人。在普王拒绝接受帝国皇冠，特别是主要邦国拒绝接受宪法后，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科尔布（Georg Friedrich Kolb，1808—1884）和海因里希·赫尔曼·里曼等人又发起了以维护1849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为目标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Reichsverfassungskampagne） ，并且得到热烈响应。到5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发展成为席卷许多邦的武装起义，整个德国境内出现了类似内战的状况。

5月3日至9日，在萨克森王国，爆发了1万多人参加的德累斯顿五月起义（Dresdner Maiaufstand）。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民主主义左派议员奇尔纳（Samuel Erdmann Tzschirner，1812—1870）、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chael Bakunin，1814—1876）等成为起义的领导者。时任宫廷乐队队长的著名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也参加了起义。起义者一度建立临时政府，宣布承认1849年帝国宪法。最后，起义在忠于国王的军队和普鲁士军队的联合镇压下失败。在巴伐利亚所属的普法尔茨，当政府宣布解散接受1849年帝国宪法的议会后，也爆发了起义。5月17日，起义者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承认帝国宪法，脱离巴伐利亚。普鲁士政府担心起义波及自己统治下的莱茵地区，在未征得巴伐利亚同意的情况下就出兵进行镇压。6月14日，起义者临时政府从凯泽斯劳滕（Kaiserslautern）出逃，起义失败。

巴登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起始处，也是革命的最后失败地。早在1848年4月，为了建立共和国，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黑克尔就曾组织过从康斯坦茨（Konstanz）向卡尔斯鲁厄的“黑克尔进军”（Heckerzug） ；9月，施特卢威也在勒尔拉赫（Lrrach）发动过革命起义。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开始后，巴登再次出现革命风暴。与其他邦不同的是，巴登革命除了要求维护帝国宪法外，民主派提出的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一直是革命的重要目标。1849年5月9日至11日，在起义浪潮中，巴登军队纷纷调转枪口，转入起义者一边。13日，起义者在第二次奥芬堡大会上提出包括承认帝国宪法和成立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家劳伦茨·布伦塔诺（Lorenz Brentano，1813—1891）为首的新政府等在内的16点纲领，但遭到巴登政府拒绝。巴登大公从首府卡尔斯鲁危逃往科布伦茨（Koblenz）。起义者于是在拉施塔特成立了革命的邦委员会，14日又成立了劳伦茨·布伦塔诺为首的执行委员会，接替逃亡的巴登大公政府。但是反动势力迅速组织力量对革命政府进行围攻。由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军队组成的干涉军以及由黑森和符滕堡组成的同盟军队逐渐取得了战场优势。7月23日，革命政府所在地拉施塔特被攻陷。1848年德国革命最后失败。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积极支持1848年德国革命，甚至参加了起义。1848年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4月初回到德国。6月1日，马克思担任总编辑的《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在科隆出版，该报大力支持德国的民主共和运动，成为1848年德国革命期间左派的重要舆论阵地。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被封闭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到巴登首府卡尔斯鲁厄。他们积极向布伦塔诺政府献策，主张乘胜向法兰克福进军，以推动全德起义，但是相关建议没有被接受。

184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保守势力的力量过于强大是主要原因。“三月革命”的突然爆发只是令保守势力在慌乱之中不知所措，失去了行动能力；革命力量过于分散是又一重要原因。革命爆发后，德意志境内形成了多个革命中心，各股革命力量之间缺乏统一的指挥和领导决策中心。同时，在解决和处理革命所面临的自由、民主和民族国家问题时，革命力量内部也是意见纷争不一，没有明确而集中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革命进程。

海涅曾说过，“一场革命是一次不幸，但更大的不幸是一场失败的革命”。1848年革命的失败对德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和后果。

首先，1848年革命的失败“改变了德国历史的航程”。在法国和美国等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成功地将民族运动与民主进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德国，1848年革命的失败则使得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联盟出现了破裂。实现德国统一的目标逐渐与建立自由宪政政府的梦想剥离开来。于是，德国历史的发展开始打上民族运动与民主运动分离的二元主义烙印，越来越呈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德意志独特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大、小德意志方案的争论则加剧了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争夺德意志主导权的斗争，预示着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最终将建立在武力之上，通过“铁血”来见分晓。

革命的失败也使德国在随后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反革命”（Gegenrevolution）的“反动时代”（Reaktionsra） ，这一时期从1848年革命结束到1858年威廉出任普鲁士摄政开启“新时代”（Neuera）为止。在此期间，旧的反动势力力图卷土重来。

不过，尽管1848年革命失败了，革命后的德国社会却已经无法完全回复到梅特涅时期的那种状态，革命后的反动更多地仅仅表现为恢复旧的法律的努力和逆潮流而动的倾向。革命期间开展的废除诸如农奴制等封建制度的社会解放进程，在革命失败后并没有停止，而只是放慢了速度。在司法领域，复辟时期的秘密审讯制度逐渐被公开的刑事审判制度所取代。尽管一些邦议会失去了革命期间获得的权力，特别是作为大邦的奥地利于1851年12月31日取消了革命期间颁布的钦定宪法，但另一大邦普鲁士毕竟仍然保留了邦议会，于1849年5月30日颁布了三级选举法（Dreiklassenwahlrecht） ，而且在1851年1月31日颁布了一部重新修订的钦定宪法。

1848年革命的一个重要政治后果是，德国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革命期间新闻检查的取缔、集会和结社自由等权利的实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普鲁士邦议会以及奥地利帝国议会中各种思想的政治代表的活跃登场，为不同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人们组成政治联合创造了条件。这种政治联合首先表现为议会内部各种派别的存在。如前所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就形成了各个政治派别，他们的政治倾向已经非常明显。这种政治联合也表现为议会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汇集，如1848年9月在柏林成立的全德工人兄弟会（Allg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brüderung）等。一些重要报刊则成为重要政治派别的标志。柏林的《新普鲁士报》（Neue Preuische Zeitung） ，即所谓的《十字报》（Kreuz-Zeitung）是普鲁士保守势力的喉舌，科隆的《新莱茵报》则在一段时间内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左派的代言者。

184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也使人们认识到，如果没有强大力量的支持，聚集于圣保罗教堂的学者们所醉心的民族统一、自由和民主的理想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在革命失败后开始转向现实政治，将理想与权力结合起来，希望借助某一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色彩的大邦来帮助实现建立民族国家的愿望，务实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下半期德国政治的发展走向。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大邦普鲁士于是成为德国资产阶级青睐的对象。

第二章 非凡的经济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快速经济增长

19世纪的德国是在政治和经济“双重”革命的进程中迈向现代社会的。由于政治革命的不彻底性，经济革命在德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变尤其重要。

1815年以后，特别是19世纪30年代以后，尽管德意志各邦在政治上长期处于以稳定和秩序为目标的复辟阶段，经济上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世纪初的普鲁士农业改革（Preuische Agrarreform）和营业自由（Gewerbefreiheit）原则的确立，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关税同盟的建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启动和展开，则使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活力。资产阶级在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受阻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中。

工业革命促成的快速经济增长使德国的工业实力在19世纪六十年代已经超过法国，跃居欧洲第二位，仅次于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英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或“掩盖”了德国在政治上的落后状况。经济生活的迅速变化引领着德国在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进步甚至根本改变，推动着德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第一节 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

1815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德意志各邦面临的经济形势并不令人乐观。19世纪初的农业改革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法国人在战争时期征收的大量军税以及为改革支出的各种费用等，使各邦负债累累。以普鲁士为例，每个居民负担的债务额从5.5塔勒尔上升到了19.9塔勒尔。最后普鲁士政府不得不依靠向罗特希尔德家族（Familie Rothschild）大量借贷才避免了破产的命运。巴登和巴伐利亚则每年必须将收入的20%和30%用于偿还债务。面对这种艰难的财政状况，人们显然不能指望国家给予生产和经济发展以有力的财政支持。

一、农业经济的扩张

尽管总体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德国农业经济领域却存在着极其有利的发展因素：农业改革本身动摇了农村的封建统治基础，有利于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商品化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拿破仑战争以后，整个德意志地区社会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有利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西欧工商业发展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刺激作用；新的耕作技术对农业产量的提高也大有影响。轮作制（Fruchtweckselwirtschaft）代替三圃制（Dreifelderwirtschaft） ，使原有的休耕地得到较充分的利用。牲畜的饲养由于饲料问题的解决得到发展，农作物种植结构也得到改善。豆类、土豆、三叶草、甜菜等的种植日益推广。19世纪初，德国2100万公顷的耕地中尚有1/3处于休耕状态，到1850年时这一数字已减少到大约15%。在荷尔施泰因等地，由于饲料问题的解决，牛、马等牲畜的饲养量迅速增长。农民也因市场对黄油、奶酪等的旺盛需求而大得其利。此外，原先仅在冬天向地里施加肥料的做法已开始延伸到夏天，土地肥力得到进一步改善。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德国农业在1815年以后呈现一种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德国农业经济的扩张可以从普鲁士的相关统计中得到反映。在1810年—1840年间，普鲁士的粮食生产增长很快，包括小麦、黑麦、大麦和土豆等在内的几类主要粮食的生产增长达170%。土豆产量的增长尤其突出，增长率高达882%。土豆开始成为德国人食物中的“顶梁柱”。牲畜饲养量也有很大程度增长。牲畜总头数由1816年的3121.7万头增加到1833年的3924.9万头和1853年的4652.5万头。同一时期，人口增长虽然也很快，但与粮食生产的增长相比，明显滞后。以普鲁士为例，1816年—1840年间，其人口从1034.9万人增加到1492.9万人，增加约44%，明显低于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粮食产量的高增长和人口增长相对滞后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供求关系向买方市场转移，造成粮价下跌。以小麦价格指数为例（1913年=100） ，1816年为126，1830年为79，1840年为89。因此，除了1817年等灾荒年份外，德国的粮食市场一直呈现低迷状态。

19世纪上半期农业经济的快速扩张，给德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粮食产量的提高，为19世纪上半期德国人口的增长提供了物质前提。1800年—1850年，德国人口（以1871年德意志帝国疆界为统计基础）由约2300万增加到约3600万，增长幅度超过50%。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些看似消极却有利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影响。农产品供过于求使19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出现了所谓的“生产过剩”的“农业危机”。这种“生产过剩”的危机不仅导致粮食价格大幅下跌，也使地产价格呈现不景气状况，其价格跌落到原有估价的一半甚至1/3。在普鲁士，数以百计的贵族地主因经营不景气而被迫卖掉地产。一些富裕的农民和商人则趁机低价买入土地，从事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经营。1823年—1832年间，仅东普鲁士地区就有230个贵族庄园被卖掉。与此同时，许多农民因无法忍受高额税收和其他负担，也被迫出卖自己的土地，然后成为以工资为生的农业雇佣工人。因此，19世纪上半期农业生产的“过剩”虽然暂时抑制了农业的继续扩张，却有利于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

二、营业自由原则和手工业等非农业经济的发展

（一）营业自由原则的实行

在中世纪，欧洲各国都存在着对营业活动的限制。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西欧各国纷纷冲破这种封建樊篱，逐步确立起营业自由的原则。在英国，虽然1814年才正式废除行会，但行会以外的大规模手工业生产早就存在。出版、制造和采矿等行业早在18世纪就已大规模地使用许可证制度。法国则在1776年就取消了行会制度，对生产的限制也在1791年取消。在德国，这一过程则要来得慢一些。

德国各邦在实行营业自由原则的时间方面是不同步的。在西部，特别是在莱茵兰，由于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法律的颁布和施行，营业自由的原则很快就得到贯彻。在大邦普鲁士，个别行会特权早在1806年就已开始废除。1807年“十月敕令”（Oktoberedikt von1807）中关于贵族可以从事市民职业、市民和农民可以购买贵族地产、农民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规定，实际上已经明确了营业自由的原则。哈登贝格在1811年颁布的《营业税敕令》（Gewerbesteueredikt）则进一步确立了营业自由的普遍性原则。它规定，国家保证“完全的营业自由”，每个成年人都可以在购买国家营业执照后从事包括商业、工场、手工业等在内的每个行业的经营活动。此后，行会约束在食品等行业被取消，在农村地区禁止手工业的规定也被废除。于是，“行会思想在整个德国普遍地遭到强烈遏制”，营业自由在许多地区得到实行。半个世纪以后，萨克森（1861年）、巴登（1862年）、符滕堡（1862年）和巴伐利亚（1868年）等邦也先后实行了营业自由的原则。

就整个德国而言，统一的营业规定是在国家统一后才实行的。1869年6月21日，北德意志联邦（Norddeutscher Bund）就营业条例进行了统一。此后，这一条例又被德意志帝国（Das deutsche Kaisereich）所接受。而它实际上源于普鲁士于1845年1月17日实行的营业条例。该条例秉持的原则是，尽可能地排除妨碍营业自由的限制，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才能，促进提高福利，促进国家的繁荣。

营业自由原则的确立对德国非农业行业的影响特别巨大，它意味着行会法规和行会束缚的完全废除。由于加入和退出行会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决定，行会丧失了它作为一种约束性合作组织的明显法律特征，降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私人联合会。虽然19世纪中期以前德意志关税同盟（Deutscher Zollverein）地区有关行业的原始统计资料不足，要精确描述营业自由原则的确立给非农业行业带来的影响有些困难，但是以下几点影响是可以确定的：工匠人数和企业的数目增加了；由于人们按市场供求关系来选择职业，一些生产供过于求的部门手工业者人数下降；而在农村地区，由于禁止手工业的有关规定被取消，手工业者人数则有所增加。

（二）手工业等非农业经济的发展

1815年以后，农业经济的扩张为手工业等非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德意志地区的手工业等非农业经济因此也有一定的增长。一方面，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使更多劳动力进入其他经济领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营业自由原则的确立也为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工商业生产领域提供了机会。

关于19世纪上半期德国手工业等非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虽然尚无全德范围的统计数据，但人们可以从普鲁士等具有代表性的大邦的统计中窥见一斑。1816年—1846年间，普鲁士手工业者总人数由40.4万人增加到了84.2万人，其中师傅人数由25.9万增加到了45.7万，帮工则由14.5万增加到了38.5万。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由3.9%上升到了5.2%。整体上看，19世纪上半期普鲁士手工业发展有三个特点：一是工匠师傅队伍扩大；二是帮工伙计人数的增长率高于工匠师傅人数的增长率；三是从事手工业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在增加。手工业等非农业经济的增长还可以从税收中得到反映。仍以大邦普鲁士为例，1824年手工业等领域的税收为160万塔勒尔，1831年则达到200万塔勒尔，增幅高达25%。而同期普鲁士的人口仅增加了9%。由此可见手工业等领域经济的较快增长。

在19世纪上半期，就整个德国而言，手工业等非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各邦发展状况不平衡。在经济相对发达的萨克森，手工业等非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甚至大大高于普鲁士。在南德地区，手工业等非农业经济的发展则要远远低于普鲁士。二是受农业经济扩张的影响，增长呈现一种“U”形特征。以德国西部城镇赖特（Rheydt）为例，1822年该地从事从事农业者为120人，1827年增加到314人，1836年下降到123人；在非农业领域则相反。以上对应年份从事手工业、工业和商业者为701人、372人和760人。由此可以看出，19世纪二十年代农业扩张对手工业等曾经造成重大冲击，手工业等从业人数明显减少，农业领域就业人数大幅增加。19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手工业、工业领域从业人数才开始明显增加。之所以出现这种根本性转变，原因之一是农业在“生产过剩”危机下经营压力增大，造成一部分过剩劳动力进入非农业领域寻找出路；另一个原因是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工业领域开始吸纳大量劳动力。

三、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

（一）关税同盟建立前的德意志关税体系

中世纪以来，德意志地区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诸侯各霸一方，聚敛钱财，征收关税就是其中的主要途径。18世纪中叶，整个德意志大约有1800条关税线路交织着。18世纪下半期以后，关卡林立的局面已经严重阻碍着德意志内部的商品流通和贸易的扩大，成为德意志地区经济无法与西欧邻国同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765年，巴伐利亚曾尝试实行新的过境税、国内货物税和交通税条例，但它很快发现，新的税则立即引起与周边各邦极其麻烦的法律纠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识到，中小邦国影响力有限，在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关税体系问题上难有作为，只有普鲁士和奥地利这种大邦才有能力克服相关阻碍因素，使德意志各邦在“通往统一关税及商业体系的道路上取得进展”。

在当时的德意志两大强国中，奥地利早在马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1717—1780，1740年—1780年在位）统治时期就已经实行新的关税条例。但是相关改革仅着眼于奥地利本邦而非整个德意志地区。它将哈布斯堡君主国（Habsburgermonarchie）各部分整合成了统一的关税区，只有国家才能收税。1827年，奥地利又完全废除了邦内各地区的关卡。

奥地利关税改革虽只涉及到奥地利本邦，但还是对日后德意志关税体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重商主义原则下严格限制进口，顽固坚持封闭的保护主义关税体系，使奥地利与其他邦国之间的商业政策难以协调，从而为另一大邦普鲁士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与奥地利相比，普鲁士直到1800年左右仍然远非一个统一的关税区，甚至也一度顽固坚持保护主义原则。但是进入19世纪以后，它却走上了一条与奥地利完全不同的关税政策道路，掌握了建立新的德意志关税体系的主导权。

首先给德意志地区带来统一关税希望的人是拿破仑。1806年，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拿破仑军队的铁蹄下寿终正寝。同年，莱茵邦联（Rheinbund）在拿破仑的保护下建立起来。与旧帝国时期不同的是，莱茵邦联有统一的政治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德意志境内数百个邦国已减少到30个左右。所有这些变化皆有利于克服德意志内部原有的商业和贸易障碍。巴伐利亚、巴登和符滕堡等莱茵邦联各成员邦于是成了德意志关税体制的“合理进步的开创者”。

1807年，巴伐利亚开始实行新的关税制度。随后，符滕堡（1808年）、处于拿破仑家族统治下的贝格（Berg）和威斯特法仑（1806/08、1811年）、巴登（1812年）等相继实行新的关税制度。根据新的关税制度，内部贸易障碍在统一的关税体系原则下被清除，但政治主权仍保留在各邦手中。最后各邦之间建立起统一的、等级性的关税管理体制。运作这一管理体系的人员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不再靠领手续费度日的高薪税务官员，因此有利于提高效率和防止腐败。但是，莱茵邦联是在拿破仑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它随着1813年拿破仑的军事失败而解体，其建立统一的关税体系的努力也因之而受挫。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意志境内建立起由38个主权邦和城市组成的德意志邦联，仍然保持着分裂的局面。在这些邦国中，只有3个邦面积超过5万平方公里，7个邦人口超过100万。它们设立关卡，对过往商品征收繁重的关税，阻碍商业流通，使得德国统一的民族市场无法形成，不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前景暗淡，而且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也必然会受到阻碍，以至于有学者叹之“希望渺茫”。

实际上，一些有识之士早就看出统一的关税体系对于德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曾经发起普鲁士改革运动的施太因男爵在1814年时就提出了“取消所有国内关税”并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关税体系的问题。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经济发展成为各邦面临的共同主题，而且德国经济在英国工业革命浪潮冲击下，分工愈来愈细、各经济部门联系日益密切。建立统一的关税区日益迫切。而且国际竞争、法国和英国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呈现出的巨大经济活力，也使德国人体会到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性，认识到德国经济的进步取决于一个统一的经济区，也即“统一的关税、交通和货币区”。

要建立统一的经济区，首先必须清除关卡林立的局面。但是整个德意志地区在政治上的分裂使得消除这一障碍特别困难。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一些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就曾提出建立全德关税问题，但是巴伐利亚等邦出于维护自己主权的考虑，立即对此表示反对，结果提案归于失败。此后，经济界又进行了一些跨区域性的联合尝试。1819年4月19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复活节商品交易会上，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就发起建立了“德国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Deutscher Handels-und Gewerbsverein） ，出席大会的5000名商人和工厂主来自普鲁士、巴登、巴伐利亚、黑森、拿骚、萨克森和符滕堡等地。“德国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向德意志邦联提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在德国境内取消关税和过境税，并在整个邦联内建立起统一的关税线路”。但是这些努力都因各邦统治者坚持分离主义的特殊利益而遭到失败。德意志邦联议会则声称，它无权过问此事。

除了政治上的分裂等阻碍因素外，德意志内部无法实行统一关税政策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各邦之间存在不同的经济结构。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德国存在三类不同的经济区域。北部和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地区属于大地产性质的纯农业地区；从莱茵河一直到西里西亚，则是手工业经济区。在这一地区，莱茵兰、威斯特法仑、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开始形成日后德国的工业中心地带；在西南德地区以及黑森各邦中，农业和小工商业则占据着很大优势。这里与北部不同，除了占支配地位的农业经济外，还有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工商业经济。这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导致各邦在商业和关税政策上面临着不同的利益。在以农业为主的北部和东北部，生产的农产品主要出口到英国，然后再从英国进口所需的廉价工业品。因此它们与汉萨各城市一样，主张自由的商业贸易政策。莱-威斯特法仑（Rhein-Westfalen）、西里西亚、萨克森等工业发达地区则主张保护关税，以对付外来工业品的竞争。在南部和西南部地区，众多的小工商业企业也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它们惧怕外国的竞争，甚至还担心来自萨克森和莱茵地区的制造业的竞争压力。这种利益差别预示着，德国在实行统一的商业和关税政策方面将有一段艰难的路程要走。

（二）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

德意志境内关卡林立的旧关税体系首先受到大邦普鲁士的有力冲击和挑战。1818年，出于政治、经济和财政等因素的考虑，普鲁士开始在其领土内实行新的统一关税法则。

首先，普鲁士出台新的关税法则，有其重要的政治动因。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边界和领土经过重新调整的普鲁士出现了非常不利于管理的领土构成状况，其领土被分为东部原有领土和西部莱茵地区新获得土地两大部分，领土中间还有一些小邦以飞地形式存在。此外，它所统治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也不尽相同。东部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区，西部的莱茵威斯特法仑地区则是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区。面对这种复杂的领土和经济结构，普鲁士政府需要以某种方式将新并入地区与原有统治区一体化，在管理上统一起来，以便巩固新获得的土地。而这种一体化的最快捷有效的方式就是实行统一的关税。就这一点而论，普鲁士统一关税的“政治一体化意图不能忽视”。

其次，普鲁士实行统一的新关税法则，也有保护本邦经济的考虑。统一关税前，普鲁士关税体制特别混乱。仅在旧普鲁士各省就有57种不同的关税。当时经济发达的莱茵地区就埋怨，它的产品不仅要向外国关卡付出高额关税，还要受到普鲁士内部各种贸易限制的阻碍。此外，普鲁士领土分散，关税边界长达7500公里，造成管理困难，走私猖獗。因此普鲁士政府统一关税的起初目的之一就在于废除境内不同地区之间的交通限制，设置对外关税线路，对外来商品征收适当的贸易和消费税，保护国内工商业。与此同时，普鲁士还想通过新的关税政策，迫使被普鲁士领土包围着的小邦或其他邦的属地加入普鲁士关税体系，以防走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增加财政收入也是普鲁士政府实行统一的新关税法则的一个重要动力。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普鲁士政府的战争债务达到21800万塔勒尔。如何还清这笔庞大的债务一直使普鲁士政府愁眉不展。因此，它需要一个新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倘若能征收新的统一关税，必然会提供更多的间接税收入，进而改善普鲁士政府财政状况。

至于学界常常提到的普鲁士打算通过建立自己领导下的关税同盟来谋求在德意志的霸权地位的说法，并无史实加以验证。实际上，普鲁士起初并没有这一层政治考虑，而是后来的形势发展才使它意识到，可以利用关税同盟来为自己争霸德意志服务。因此，在涉及普鲁士创立关税同盟的最初动力时，不宜强调其争霸德意志的因素。或者说，普鲁士因建立关税同盟而取得在德意志的政治主导权，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其一大意外收获。

1818年5月26日，普鲁士政府正式出台新的关税法则。据此，普鲁士将废除境内一切关卡，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内市场，对外则实行新的关税体系。根据新关税法，在进口方面，除了盐等国家垄断产品，无任何限制；在征税税率方面，出口货物，除了少数例外，一律免征关税。对于进口货物，原料、食品等免征关税，工业制成品要征收至多高达商品价值10%的税额；对于奢侈品和殖民地产品，出于财政方面的原因，则要征收30%或者更高的关税。从以上规定中不难看出新关税法的取向：一方面，为了照顾农业部门对国外廉价工业品的需求，新的关税法基本上取消了进口限制；另一方面，新的关税法又通过对出口货物和进口原料免税来鼓励出口和促进本邦制造业发展，以满足工商业界要求保护和加强本国工商业竞争力的愿望。因此，新关税法则实际上是“自由贸易的农业部门和更多地对保护关税感兴趣的工商业经济之间能够承受的妥协让步”。

但是在德意志其他邦国的眼里，普鲁士新关税法则的实行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措施，而是一种政治威胁。普鲁士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德国的主要商路上。除了汉诺威和黑森卡塞尔之间的瓶颈地带外，它控制了南北向的所有通道；作为重要运输通道的莱茵河，其下游两岸都在普鲁士的手中；德国贸易商品博览会城市莱比锡通往波兰和俄国的道路也都必须穿过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由于这种情况，许多邦国都对普鲁士有所顾忌，惧怕其进行贸易上的“讹诈”，进而在政治上进行要挟，削弱它们的独立地位。因此，普鲁士新关税法则出台后，各邦曾围绕关税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其中包括各邦为维护本邦私利而进行的抗争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为争夺德意志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这些斗争在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往往交织在一起。

普鲁士统一关税的举动首先遭到普鲁士领土内以飞地形式存在的安哈尔特（Anhalt）等小邦的反对，它们担心因此遭到普鲁士的封杀。然而1828年以后，这些实力过于弱小的邦国最终都屈服于普鲁士的强大压力。

来自中等邦国的对抗是普鲁士需要克服的最大阻力之一。以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汉诺威等为代表的中等邦国试图通过联合的方式来实行一种能够维护自身利益的关税政策。1820年5月，南德诸邦与中德地区部分小邦达成共识，准备就建立关税同盟进行谈判。但是1823年以后，南德诸邦分裂成以巴伐利亚、符滕堡为一方和以巴登、黑森、拿骚为另一方的两大集团，前者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后者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825年2月，巴伐利亚和符滕堡草拟了一个关于南德关税和贸易同盟的基本条约。1827年4月，双方又签订预备条约，并于1828年1月18日正式签订关税同盟条约，组成了南德关税同盟（Süddeutscher Zollverein）。

虽然遇到以上各种抵制，普鲁士建立关税同盟的努力还是出现了进展。普鲁士一直对中德地区的黑-卡塞尔和黑森达姆施塔特这两个邦国情有独钟，这两个黑森邦国正好处在普鲁士本土和它的莱茵省之间，如果能与它们结成关税联盟，将大大有利于普鲁士全境的商业流通。因此，普鲁士一直努力争取两个黑森邦国的合作。然而，当时夹在普鲁士和巴伐利-符滕堡集团之间的黑森卡塞尔既不想与南方也不愿与北方联合。针对这一情况，同时也是为了限制南德关税同盟，普鲁士决定与黑-达姆施塔特先行结盟。1827年8月，普鲁士财政大臣弗里德里希·冯·莫茨（Friedrich von Motz，1775—1830）开始与黑森达姆施塔特就实行关税联合进行谈判。1828年2月14日，双方在普鲁士新关税法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关税同盟。这是普鲁士在建立全德关税同盟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后，在德意志出现了南北两个关税同盟对峙的局面。

普鲁士建立关税同盟的突破性进展进一步引起其他中等邦国的担忧和敌视，插梗于普鲁士领土之间的汉诺威、黑森卡塞尔尤其如此。莫茨曾试图通过缔结一项贸易条约来争取汉诺威，但遭到拒绝，拉拢黑森卡塞尔的努力也同样没有结果。它们都害怕普鲁士在北德意志建立霸权，威胁自己的独立地位。在它们看来，抵制普鲁士霸权比建立统一的关税和贸易体制更为重要。因此，各中小邦国之间一度出现反对普鲁士关税体系的联盟计划。1828年8月22日，在萨克森的策划下，汉诺威-黑-卡塞尔、萨克森、汉萨各城市以及包括科堡（Coburg）在内的图林根（Thüringen）各邦结成了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Mitteldeutscher Handelsverein），旨在与以普鲁士为首的北部关税同盟和巴伐利亚、符滕堡组成的南德关税同盟相对抗。

但是，“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的存在并没有阻挡住德意志关税一体化进程，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这一天的到来。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实行亲奥地利政策，它“既反对普鲁士也反对巴伐利亚”，试图以此平衡德意志的政治格局，结果反而使得德意志南北两大关税同盟开始相互接近。

1828年以后，普鲁士已经看到了关税同盟的光明前景，开始将统一关税从普鲁士的、至多是北德意志的政策转变为一种全德意志的政策。它主动与南德关税同盟中的巴伐利亚接近。虽然南德诸邦对普鲁士可能的霸权同样抱以反对态度，但是普鲁士黑森关税区域的人均关税收入令它们垂涎不已。当时北方关税区域的人均关税收入达到24格罗森（Groschen，银币单位） ，而南德关税同盟的人均关税收入只有9.5格罗森。因此，它们希望与北部关税同盟联合，以便增加关税收入，缓解窘迫的财政状况。经过谈判，1829年5月27日，普鲁士与南德关税同盟签订条约，规定保留巴伐利亚和符滕堡在日后与普鲁士西部诸省及黑-达姆施塔特缔结关税同盟的可能性。这一条约涉及的人口达到2000万，为日后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此后，莫茨又以普鲁士与巴伐利亚—符滕堡之间的公路穿过萨克-迈宁根（Sachsen-Meiningen）和萨克-科堡哥达（Sachsen-Coburg-Gotha）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商机为诱饵，将这两个小邦拉入普鲁士的怀抱。1831年，黑森卡塞尔经不起商业利益的诱惑，也加入了普鲁士关税区域，从而使普鲁士的东西两部分在经济流通方面完全连结了起来。两年后，“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解体，普鲁士开始与该同盟的原成员邦以及巴伐利亚、符滕堡之间进行谈判，商讨建立全国性关税同盟问题。1833年3月22日，普鲁士与南德关税同盟签署合并条约。同年，萨克森与图林根诸邦（Thüringische Staaten）也加入这一同盟。1834年1月1日，由18个邦参加的、包括2350万人口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开始生效。

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所带来的冲击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它给德意志的政治生活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关于这种影响的政治前景，莫茨在19世纪二十年代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他在给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备忘录中曾指出：必须在德意志邦联的各邦之间建立一个“置于相同利益和自然基础上的”经济联盟，然后“形成一个在普鲁士保护和庇护下真正联合的、从里到外都自由的德国”。当代德国著名史学家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1927—1992）则以极其简练的笔触，从三个方面归纳了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对德国历史发展的影响：第一，它开辟了德意志民族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从此，德意志经济一体化步伐明显加快了。第二，它开辟了德意志民族国家构成历史的新纪元。它使德国的统一朝着小德意志方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三，它开辟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争霸斗争的新阶段。从此，普鲁士在与奥地利的斗争中有了一张强有力的王牌。

第二节 第一次工业革命

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Erst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起步较晚。19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当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接近尾声，法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大规模展开之时，德国才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尽管如此，由于德国工业革命在铁路建设拉动下迅速从轻工业向钢铁、煤炭等重工业转移，工业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以至于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一进程。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和早期准备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

与英法等国相比，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姗姗来迟，乃多种因素所致。

就地理因素而言，德国位于资本主义经济发达、且已经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西欧和经济相对落后、仍实行着农奴制度的东欧之间。直到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状态，没有在地理上形成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各邦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大差异，一些邦国或地区与外部的联系要比与内部的联系更紧密一些。著名的汉萨同盟（Hanse； Düdesche Hanse；Deutsche Hanse）主要为尼德兰（Niederlande）等非德意志地区服务。德国东西两侧在经济上呈现巨大落差。西部莱茵兰交通便利，且与法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相邻，经济比较发达；易北河以东的东普鲁士等地区则主要以落后的农业经济为主。这种状况对即将起步的德国工业革命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从历史和政治角度看，长期的政治分裂对德国经济的发展和即将开始的工业革命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各邦在政治上的分裂造成关税重叠，货币不统一，经济交流受到阻碍，影响到整个德意志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德国在政治上也落后于西欧国家。当英国通过17世纪的革命确立起立宪君主制时，德意志各邦还在继续加强专制主义。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使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剧烈冲击，许多德意志邦国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又恢复了专制统治，传统贵族阶级仍然控制着国家政权。普鲁士等邦通过19世纪初的艰难改革，才刚刚迈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资产阶级力量仍然很弱，资本主义发展在政治上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和阻力。

当然，当时的德国也存在一些有利于工业革命的条件。首先，德国已经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在工业发达的萨克森，到1800年左右，主要人口已经活跃在工商业领域，只有2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在下莱茵（Unterrhein）、威斯特法仑、西里西亚等地，以出口为目标的工商业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所有这些，都为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和技术基础。

各邦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各邦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特权，顽固推行分裂政策，坚持专制统治，妨碍了德意志境内的贸易往来，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又往往采取一些积极的政策来刺激本邦经济的发展。19世纪初德意志各邦的改革运动推动了德国向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转型。农业改革的推行，使许多获得人身自由同时却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谋生，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产业后备军；营业自由原则的确立打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教育改革和普及义务教育政策则使得德国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优势，为工业革命奠定了人才基础。各邦政府还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促进本邦工业的发展，甚至通过资助到英国旅行以及“工业间谍”等方式从英国获取技术情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34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它不仅克服了各邦之间的关税障碍，促进了相互间经济交流和德意志地区经济一体化，也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德国的开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此外，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虽然较之英、法等国要晚，但作为后发国家，在借鉴英国等工业发展经验时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换言之，德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部门和领域，优先发展，“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从而取得最佳发展效果。这就是“后发”优势。实际上，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有许多德国商人和官员前往英国学习，并将所学带回国内。同时，法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在工业革命方面先行的国家也成为德国输入各种创新事物的中介传播者。

（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准备阶段

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准备阶段可以追溯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即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规模展开后。当时，萨克森、柏林和莱茵河右岸的杜塞尔多夫周围地区已经开始出现零星的纺织机器。1784年，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拉廷根（Ratingen）出现了欧洲大陆第一个棉纺纱厂。1785年，第一台瓦特蒸汽机在曼斯菲尔德（Mansfeld）的赫特施泰特（Hettstedt）安装成功。1792年，上西里西亚地区建成了第一座炼焦高炉。此后，铸铁设备、蒸汽机等相继被引入上西里西亚采矿区。

虽然德国在引进第一台纺纱机、第一台蒸汽机等方面都紧跟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步伐，但它没有能够像英国那样，将这些新机器、新工艺迅速加以推广应用并形成工业领域广泛性的“革命”运动，而只是呈现为一种零星现象，以极其缓慢的发展速度向前移动，从而使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准备阶段与实质性开始之间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在此期间，英国已接近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比利时则已经大规模展开工业革命。

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准备时间漫长，有诸多原因。根本性原因是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农村的封建关系和城市中的行会法规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行。这些因素直到19世纪上半期才通过改革的方式逐渐被废除。而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在封建生产关系下显然难以成长。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上的相互隔绝状态，也是阻碍德国工业革命开展的重要因素。

此外，一些其他的历史性因素，也使德国在引进机器生产等新的生产力因素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工业革命母国英国的竞争挤压是原因之一。由于英国在棉纺织业和生铁冶炼等领域的领先性竞争压力，德国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受到明显阻碍。以纺纱业为例，1793年英国爆发经济危机后，为摆脱危机，加大了棉纱线的出口，德国纺纱业在占优势的英国棉纱的冲击下很快陷于停顿，许多市场被英国产品占领，一些以手工纺纱为业的德国人陷入了困境。因此，人们在投资纺纱业方面信心不足。

开始于18世纪九十年代的欧洲战争也对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阻滞作用。作为主要战场的德国饱受战火的摧残；拿破仑在战争中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把德国变成了法军的驻扎地和军事物资供给地，在经济上大肆掠夺德国；为了从经济上打击英国，拿破仑还实行严格的“大陆封锁”（Kontinentalsperre）政策。结果，德国向海外出口受到严重阻碍，棉花和其他原料的进口也变得特别困难。更重要的是，大陆封锁妨碍了德国与英国的经济接触和交流，降低了英国工业革命对德国的影响；拿破仑还实行以民族压迫为特征的商业政策。这种政策的特点是，阻止德意志各邦的商品进入法国或法国控制下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时强迫德意志各邦向法国商品开放市场。所有这些，都使德国经济大伤元气。以吕贝克为例，在1808年—1811年危机中，95家公司的负债额高达990万吕贝克马克。

1815年以后，德国经济发展终于有了渴望已久的和平环境。各邦的资产阶级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性因素。但是德国并未因此进入工业革命的快车道。究其原因，一是19世纪初的改革相对温和，在克服传统封建生产关系方面不可能像革命那样在短期内取得明显的效果，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二是德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德意志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直到建立起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后，才开始起步；三是战争结束后军事装备订货的突然减少和军队的大量复员，使各邦在短时期内承受巨大经济和社会压力，失业率上升，经济受到冲击。

以上因素使19世纪30年代以前的德国工业发展始终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以棉纺织业为例，1815年—1825年，全德精纺纱锭数量从36万锭增长到39万锭，仅增加3万锭。其他生产领域增长同样缓慢。在普鲁士，1800年—1834年间，生铁和钢产量分别从3万吨、2.14万吨增加到了7.54万吨和4.67万吨，增量甚微。在机器制造业领域，虽然德国在1785年就已经制造出第一台蒸汽机，但是到1815年左右，各类工厂中基本上还是使用畜力作为动力。工业发达的萨克森到1825年时还只有3台蒸汽机。

当然，到19世纪30年代以前，尽管工业发展缓慢，但毕竟有所进展。19世纪20年代，柏林等地已经开始出现机器制造厂。1825年，当柏林的埃格尔斯（Egells）铸铁车间和机器厂建造一台大型蒸汽机时，日后成为著名机器制造商的博尔西希（August Borsig，1804—1854）就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1828年的《莱茵威斯特法仑广告报》（Rheinisch-Westflische Anzeiger）上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口号：“机器，到处是机器，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交通领域也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各邦开始大规模修筑公路。1817年—1828年，普鲁士在修建公路方面的投入高达1100万塔勒尔。总之，经过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缓慢进展，德国开始大规模工业革命的技术条件已经基本成熟。1834年关税同盟建立后，德国大部分地区开始了经济一体化步伐。工业革命的经济条件成熟了。

二、第一次工业革命

19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启动并迅速展开。主要表现为：新技术和新机器得到广泛采用；以铁路建设为标志的交通运输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工业产量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增加；工业固定资本投入迅速增长；商业和银行业迅速现代化；工业人口迅速增加。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进程看，19世纪30年代中期启动，四五十年代进入高涨阶段，60年代势头有所减弱，然后以70年代初的小高潮结束。

（一）纺织工业

纺织业在多数国家是传统工业产业，德国也不例外。1815年以前，德国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大多数集中在纺织业领域。工业革命前，纺织业主要是以家庭手工业和手工工场生产形式存在。由于纺和织的生产速度不一，通常一个织工需要10个纺工的支持。因此，在18世纪下半期，当英国因闹纱荒而大办纺纱学校时，普鲁士也曾让士兵和监狱中的犯人纺纱。19世纪30年代，随着新技术的采用和机械化，这一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纺织工业在德国出现了快速发展，以至于“在整个工商业领域中，没有比年轻的棉纺织工业更令人感兴趣和更出色的表现”。

亚麻布行业在工业革命前夕发展很快。18世纪末，手工亚麻布在纺织产品中居于支配性地位。1790年，西里西亚有10%的人口靠生产亚麻制品生活。但是1815年以后，由于新兴棉纺织业的冲击和采用新生产技术的国外亚麻纺织业的竞争，相对落后的德国亚麻布生产行业陷入严重危机之中。1837年德国境内只有5个机械亚麻纱厂，同期英国和比利时的亚麻纺织业则已经广泛机械化。此后德国亚麻纺织业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新机器，出现了一定的发展。1834年—1861年，普鲁士亚麻布机织厂从2个增加到26个，纱锭数量从5300个增加到106508个。不过，在亚麻纺织业生产领域中，总体机械化程度始终不高，1850年时仍只有5%的亚麻纱出自机器生产，1855年生产的亚麻织物中也只有3%出自机器生产。因此，到19世纪中期时，德国的亚麻纺织业仍然基本上保持着手工和家庭的生产形态。

德国的毛纺织业有着久远的历史。对德国毛纺织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西班牙美利奴羊的引入。1765年，西班牙送给萨克森政府92头美利奴羊。1803年左右，这种优质绵羊在萨克森选侯国已经达到200万头。普鲁士的美利奴羊数量也增速极快，1831年时已接近240万头。大量美利奴羊的饲养为毛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保证。但是直到19世纪初，德国的毛纺织业仍然是手工业性质，没有出现英国那种大规模的毛纺织工厂。普鲁士和萨克森是德国毛纺织业的中心。19世纪30年代以后，毛纺织业才得到较快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毛纺织业主要集中在开姆尼茨、格劳豪（Glauchau）、茨维考（Zwickau）等地。1861年德国有622个毛织厂，拥有3655台机器织机和9068台手工织机，它们主要集中在普鲁士（将近3/4）和萨克森（将近20%）。从机械化程度看，1835年为30%，1850年时则已经达到50%。

棉纺织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有辉煌的发展。1784年拉廷根建成第一个机器纺纱厂后，由于原料供应困难和英国的优势竞争等原因，德国棉纺织业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展缓慢。拿破仑战争时期，大陆封锁政策使德国棉纺织业免于英国的竞争性打击，萨克森、莱茵威斯特法仑等地的棉纺业一度出现较快扩张。

从棉纺业看，1800年，萨克森已经有2000多台“珍妮机”。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巴登、符滕堡等西南德地区的机械棉纺业也得到快速发展。这一带工资偏低，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瑞士和法属阿尔萨斯（Elsa）的企业主纷纷在此设厂生产，获取高额利润。1840年，整个关税同盟区域拥有纱锭65.8万个，其中萨克森占56.3%，普鲁士占23.3%。当时棉纺织业前景非常看好，人们纷纷投资该领域，因此机械化发展相当轻松，生产大幅提高。纱锭数量从1835年的58万个增加到1865年的235万个；同期棉纱生产从3786吨增加到了37128吨。

在棉织业方面，19世纪30年代在柏林、莱茵地区、西里西亚、施瓦本（Schwaben）和巴伐利亚等地出现较大规模的棉织企业后，棉织机数量和生产率出现大幅上升。1800年德国有棉织机3.5万台，1846年时上升到15万台，但机械织布机很少。1846年手工织布机和机器织布机数量分别为11.6万台和2600台，1861年时分别为26.4万台和2.3万台。也就是说，手工织布机数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始终大大高于机器织布机。尽管机械化进程很慢，棉织业还是有很大发展，棉布产量从1815年的3600吨增加到了1835年的14237吨和1865年的41294吨。

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德国纺织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从整体上看始终无法接近实力强大的英国纺织业。1835年德国棉纺织业的生产水平仅相当于英国1788年的生产水平，甚至德国1900年左右的皮棉加工能力也只是相当于英国1850年时的水平。

（二）交通领域巨变，铁路建设成为工业革命火车头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交通领域的最大变化是蒸汽轮船和蒸汽机车的引入和使用。从这一时期交通领域变革的状况看，虽然比西欧要晚，但是通过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以惊人的速度赶了上去。

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德国陆上交通状况极端落后，主要依靠骑马和邮政马车等传统方式。19世纪30年代，从柏林到莱比锡需要一天半时间，从柏林到布雷斯劳需要4天，柏林到柯尼斯堡则需要一个星期。旅途之上邮政马车倾覆、遭遇抢劫等危险因素很多。因此人们在出远门之前常常先去教堂，立下遗嘱，以防不测。更有趣的是，有时候邮政马车和货车在经过某一地区时故意慢行，以便旅店店主在过客身上多赚一点。大宗货物则需用4到8匹马拉的大篷车运送，运费相当昂贵。1834年，萨克森驻美国领事在纽约（New York）买了17.5塔勒尔的书籍，经过法国的勒阿弗尔（Le Havre）运到萨克森，运费竟超过265塔勒尔。

陆上交通的改善是从公路建设开始的。1815年以后，出于发展农业经济和军事用途等目的，普鲁士首先开始了新的公路建设，公路里程在1816年为3836公里，1830年为7301公里，1850年增至16689公里。为了缩短时间，普鲁士还引进了“快速邮政”（Schnellposten）系统，柏林到马格德堡（Magdeburg）的旅程由两天半缩短为15个小时。从整个德国来看，公路里程的增长也较快，1835年有公路2.5万公里，1873年已经增加到了11.5万公里。

在内河水运方面，德国适航河流很多，但航运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国家的分裂状态更加重了这种落后，沿岸各邦都只关心征收关税，不愿意整治河道。19世纪初，易北河上的关卡多达35道。在莱茵河上，仅从宾根（Bingen）到科布伦茨的短短距离内就有9道关卡。众多关卡不仅妨碍了交通，也增加了运输成本。不过，由于水路运输有货物运量大和交通维护成本低等优势，因此从19世纪30年代起，人们开始大规模拓展水上运输，在利用自然河流的同时，大规模开凿运河。1800年左右，德国约有490公里的运河。1836—1849年间，巴伐利亚开通了多瑙河和美因河之间的路德维希运河（Ludwigskanal）。1850年，东普鲁士的奥斯特洛德（Osterode）和艾伯林（Ebling）之间的奥伯兰运河（Oberland-Kanal）开通。德国境内的人工水道总长度达到了3528公里。

德国的海上运输一直比较发达，1805年在波罗的海（Ostsee； Baltisches Meer）和北海（Nordsee）的船舶吨位分别达到25万吨和10万吨。拿破仑战争和大陆封锁时期，德国海上运输受到沉重打击，直至19世纪三十年代才恢复到原有水平。汉堡和不莱梅是德国海上运输的主要操纵者。汉堡海运公司（Hamburger Reederei）和被称为“南海之王”的J.C.高德弗罗伊父子商行（J.C.Godeffroy&Sohn Handelshaus）的船只经常航行于亚洲和美洲。1847年，阿道夫·高德弗罗伊（Adolph Godeffroy，1814—1893）、费迪南德·莱斯（Ferdinand Laeisz，1801—1887）、卡尔·沃尔曼（Carl Woermann，1813—1880）等人以30万马克成立了汉堡美洲邮船股份公司（Hamburg-A merikanische Packetfahrt-Actien-Gesellschaft，简称HAPAG） ，专门从事海上航运业务。所有这些都展示了德国海上航运业的较好发展前景。

真正给德国交通运输事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是蒸汽轮船和蒸汽机车的使用。在水运方面，1819年第一艘蒸汽船出现在德国境内的莱茵河上。1824年，一艘荷兰蒸汽船一直上溯到巴哈拉赫（Bacharach）。3年后科隆和美因茨之间的定期蒸汽轮船航班开通。1830年，莱茵河上已经有12艘蒸汽船。40年代，莱茵河上拖着驳船通过杜塞尔多夫船桥的蒸汽船数量以每2—3年左右翻一番的速度递增：1843年339艘；1845年1073艘；1848年2438艘；1850年3989艘。蒸汽轮船还被引入海运领域。汉堡-美洲邮船公司在1855年添置了两艘蒸汽轮船。1857年成立的不莱梅“北德意志劳伊德”（Norddeutsche Lloyd）航运股份公司从开始就使用蒸汽轮船进行货物运输，并且很快发展为德国最重要的航运企业。

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铁路建设属于“先导部门”，它不仅对于德国的交通运输变革意义重大，而且对德国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决定性意义”的影响。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诸如煤、铁和钢等一些新的至关重要的工业生产的发展都“建立在铁路建设的基础上”。19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开通世界上第一条铁路，10年后德国也出现了这种交通工具。1835年12月7日，纽伦堡（Nürnberg）到富尔特（Fürth）6公里长的铁路开通，英国司机驾驶的机车首次行驶于这条铁路线上。

铁路在德国的发展起初并不顺利。由于担心投资于铁路得不到丰厚的利润回报，一些邦政府一开始并不愿意在铁路建设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大邦普鲁士正集中精力于公路建设，想建立以运送乘客为目的的快捷邮政系统，担心铁路建设会抢走公路运输的生意，因而对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官方的这种态度决定了铁路建设只能由私人投资作为开始。因此，德国的第一批铁路，如1838年投入使用的柏林到波茨坦的铁路和1839年竣工的莱比锡到德累斯顿的铁路等，都是由私营股份公司修建的。

德国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和学者对修建铁路抱以热烈的期待和支持。著名企业家哈尔科特（Friedrich Harkort，1793—1880）、汉泽曼、坎普豪森等都是铁路建设的积极鼓吹者。1833年哈尔科特发表《从明顿到科隆的铁路》（Die Eisenbahnen von Minden nach Cln）一文，呼吁修建从莱茵河畔科隆到威悉河畔明顿的铁路，以便形成横贯德国中西部地区的快捷交通。李斯特曾在美国亲眼目睹了铁路建设带来的好处，因此也成为铁路建设的最热心推动者之一，认为陆上铁路运输将给德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1833年，他专门为德国的主要铁路干线设计了规划草图。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规划设计到1855年时就变成了现实。

铁路建设涉及到社会许多领域和部门，需要进行统筹规划。因此不管各邦政府对待铁路建设的态度如何，它们都不能完全置身事外。总体上看，各邦政府对铁路建设的影响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给予或拒绝特许权的方式操控铁路建设，迫使私营股份公司在政府的规划下修建铁路；二是国家直接出资建设铁路。

普鲁士政府起初为保护快捷邮政系统，对铁路建设持反对态度，曾拒绝私人资本修建柏林到汉堡、马格德堡到莱比锡之间的铁路。这种态度严重影响到私人资本投资铁路的积极性。因此，当私营的莱茵铁路公司（Rheinische Eisenbahngesellschaft）于1837年3月15日开工修建杜塞尔多夫到埃伯菲尔德（Elberfeld）的铁路后，到1842年时仍然只有比利时以200万马克参股。1847年普鲁士政府出于战略考虑决定修建通向柯尼斯堡的东部铁路，但当时没有任何私营股份公司愿意接手这一商机小而投资巨大的项目，因而政府不得不决定由国家直接投资修建。

萨克森政府起初因为大量投资修筑国家公路，担心修建铁路会导致公路使用价值降低，也对铁路建设缺乏热情。直到19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一些私人股份公司陷入了财政困境，政府才不得不亲自加入铁路建设的行列。

南德地区的巴伐利亚、巴登和符滕堡在修建铁路方面政策各异。巴伐利亚早在1836年就已经明确了私营铁路制度的法律原则。巴登政府则一开始就致力于建立国营铁路体系，认为修建一条北起曼海姆南至巴塞尔（Basel）的南北铁路干线具有极大的商业和政治意义。但是它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秉持一种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安全考虑，拒用通行路轨，使用宽轨，致使其铁路无法与邻邦铁路相连接。直到1854/55年，巴伐利亚、巴登和符滕堡三邦的铁路网完成协调连接，巴登的铁路才换用标准轨距。符滕堡因为交通地理位置不便，对于商业路线吸引力不大，无法得到大量私人投资，不得不在1843年3月规定由国家修建铁路。

位于德国中部腹地的黑森诸邦政府起初也对铁路建设抱一种观望态度。但资产阶级看到了铁路建设将会带来的商机。在黑森选侯国，1833年卡塞尔的资产阶级集团向政府呈递了一项请愿，建议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将卡塞尔建设成德国和欧洲铁路网的中心枢纽。1834年黑森选侯国开始筹集款项，并决定由国家出资兴建铁路。在黑森大公国，为了使南北方向的铁路不至于绕道而行，就和法兰克福、巴登达成一致，于1842年开始修建美因—内卡铁路（Main-Neckarbahn）。

在北德地区，汉诺威政府起初对修建铁路持消极态度。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曾说过一段带有浓烈封建特权等级思想的话：“我不愿我的国土上有铁路，我不愿那些鞋匠、裁缝和我一样快捷地旅行。”尽管如此，出于对“王国的财政和商业利益”考虑，也是为避免在新的铁路交通建设中边缘化，汉诺威政府于1840年9月宣布修建国营铁路。

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铁路建设大致可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主要以各个邦为单位建成一系列路段；第二阶段到19世纪50年代末为止，铁路建设集中于将各条已建成的路段连接起来，加以贯通，进而形成了全德范围的基本铁路网。在此期间，德国与比利时（1843年）、法国（1852年）、荷兰（1856年）、瑞士（1858年）、俄国（1861年）等周边国家的铁路网也相继接通。此后德国的铁路建设转向各地区铁路网的进一步扩建。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铁路建设发展极其迅速。1835年德国铁路营运里程为6公里，1845年为2300公里，1855年为8290公里，1865年则达到了14690公里。铁路建设的飞速发展，使德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就形成了稠密的铁路网。德国铁路建设发展如此迅速，有其独特的原因，实际上与德国的政治分裂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由于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各邦自行其是，整个德国根本谈不上在铁路建设方面的统筹规划。一直到1846年，为了适应铁路建设发展的需要，统一铁路设施以及客货运输，才建立了“德意志铁路管理联合会”（Vereindeutscher Eisenbahnverwaltungen）。因此人们无法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支持”来解释德国铁路建设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事实是，正是政治上的分裂促进了德国铁路建设的快速发展。虽然这种分裂曾经使德国政治上长期积弱，经济上落后，但在铁路建设方面却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各邦政府出于对本邦经济、交通以及安全等利益因素的考虑，在铁路建设中出现了一种“赛跑”性竞争，促成了铁路建设的高速发展。

从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角度来看，铁路建设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强大推动作用不可忽视。与铁路建设紧密相关的产品，如铁轨、蒸汽机车、车皮等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进而直接刺激了采矿、冶金、木材加工、铁加工和机器制造等一系列行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研究表明，19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德国所有现代型铁厂所产钢铁的50%以上都用来供应铁路建设，仍不能满足需求。铁路建设也促进了以蒸汽机车制造业为代表的机器制造业的进步。到19世纪中期，德国已经成为机车制造业强国。

铁路网的建成使全德范围内的运输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不仅方便了大宗货物的运输，而且降低了运输成本。1840年—1870年间，货物每吨/公里运价从16.9芬尼（Pfennig，1%马克）下降到了5.6芬尼。此外，铁路网的建成也大大降低了煤炭运输成本，西里西亚和鲁尔等地区的煤炭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各地，“排挤”了盘踞于德国市场的英国煤炭。德国煤炭产量因此迅速上升。

基于上述状况，人们通常将铁路建设的巨大作用与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德国的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事实上，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都与“铁路时代”的开端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三）机器制造业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是大量使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因此机器制造业是一个涉及全局的问题。19世纪初，德国工业生产领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基础，有了相当专业化的分工，拥有大批熟练的钳工、铁匠、木匠、钟表匠等技术人才。前文已经述及，1785年，从事矿山冶金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比克林（Karl Friedrich Bückling，1756—1812）就曾将第一台德国造蒸汽机安装到赫特施泰特的矿井上。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机械师开始仿造英国的蒸汽机。1803年弗兰茨·迪能达尔（Franz Dinnendahl，1775—1826）开始向威斯特法仑的矿井供应手工制作的蒸汽机。1819年，哈尔科特已经在鲁尔开设了制造蒸汽机和纺织机械的“机械车间”。

但是19世纪初的德国机器制造业只是英国、比利时等国大规模工业革命冲击下出现的几缕波纹。实际上，到1815年左右，德国工厂中仍普遍使用人力和畜力。蒸汽机之所以在德国受到“冷遇”，原因之一是缺少资本和制造机器所需的相应设备。例如，快速印刷术发明者弗里德里希·柯尼希（Friedrich Knig，1774—1833）就是因为资金短缺，不得不去英国，在那里研制成功了他的第一台现代化印刷机。1830年，哈尔科特仍在抱怨德国的小车间里没有车床、打孔机等设备。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人们对使用蒸汽机有负面看法。1818年的《科隆报》（Klnische Zeitung）就有文章认为，使用蒸汽机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由于蒸汽机可取代很多人的工作，“每一台新建成的蒸汽机都会增加乞丐的数量”。因此，即使在工业发达的萨克森，到1825年时也只有3台蒸汽机。此后，随着工业发展对机器需求的增加和英国在1842年以前一直禁止机器出口，人们不得不建立一些小的工厂尝试模仿制造机器。德国企业家、机械师和政府官员则去英国、比利时和法国“朝觐”，以“工业间谍”的欺骗或收买方式搞到机器图纸。一些著名的德国机器制造商，如前文提到的博尔西希、哈尔科特、柯尼希等人，都曾经去英国搜集重要信息。

德国机器制造业发展初期的重要特点是，在机器进口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直接引入那些经验丰富的英国熟练工人和机器制造商。这些英国技工和制造商在高薪诱惑或各邦政府邀请下来德国工作和开设工厂。1819年在哈尔科特建立的机械车间里，第一个熟练工人就是英国人。英国人约翰·科克里尔（John Cockerill，1790—1840）和詹姆斯·科克里尔（James Cockerill，1787—1837）兄弟到德国办厂则是“技术转让”的典范。1807年他们接管了父亲威廉·科克里尔（William Cockerill，1759—1832）在比利时列日（Lüttich）的机器工厂。1815年，约翰·科克里尔在柏林建立了一座工具机制造厂。该厂起初制造织布机和上浆机，后来又制造蒸汽机。詹姆斯·科克里尔则于1825年到亚亨图谋发展。

因此，到19世纪中叶，萨克森、柏林、莱茵兰、上西里西亚等地区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机器制造厂。截止1846年，关税同盟区域内从事机器制造业的企业分布状况依次为：萨克森232家；普鲁士131家；巴伐利亚17家；巴登14家；黑森-达姆施塔特14家；黑森卡塞尔4家；安哈尔特2家；拿骚1家。

机器制造业大发展则是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业高涨之后。1846年—1861年，德国机器制造厂由417家增加到665家，同期工人人数由12556人增加到35562人。到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整个帝国境内已经拥有1400家机器制造厂。在机器制造业规模扩大的同时，机械制造技术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诸如刨床、铣床、钻床等机床不仅广泛使用于机器制造领域，而且品种多样化。机器质量也得到显著提高。到1861年时，德国的机器制造在质量上已经赶上英国了。

蒸汽机车制造业的大规模发展既反映了铁路建设对德国工业的巨大推动作用，也是德国机器制造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德国开始铁路建设后，机器制造业受到极大的推动。1836年德累斯顿附近的于比高（übigau）成立了“股份机器制造企业”（Actien-Maschinenbauanstalt） ，建造出第一台德国机车“萨克森”号。1841年博尔西希在柏林建成另一辆机车“博伊特”号。3年以后，博尔西希机器厂成了专门制造机车和其他铁路设备的企业。到19世纪70年代，该企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车制造厂。

经过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高速发展，德国机器制造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惊人的进步。1863年德国的机器出口第一次超过了进口，由机器进口国变成了机器出口国。机器制造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德意志帝国建立时，卡塞尔的亨舍尔机器厂（Maschinenfabrik Henschel）已经拥有1050名工人，380台工具机，8台蒸汽机；位于开姆尼茨的齐默尔曼机器厂（Maschinenfabrik J.Zimmermann）雇用工人多达1300人；什切青（Stettin）的“伏尔坎”机器制造股份公司（Maschinenfabrik AG“Vulkan”）拥有工人1486人，蒸汽机14台；柏林的施瓦茨科普夫机器厂（Maschinenfabrik Schwartzkopff）的工人人数更是多达7000之众。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为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四）钢铁、煤炭工业

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因铁路建设和机器制造业发展的刺激，钢铁和煤炭工业也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

钢铁工业在德国有着久远的历史。约公元700年，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等地已经出现了冶铁业。此后，萨克森、图林根、阿尔萨斯和莱茵河下游地区也相继出现了冶铁业。18世纪以后，上西里西亚的冶铁业迅速发展，后来居上。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der Groe）时期，由于普鲁士政府采取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这一地区的一些大庄园主获得了经营冶铁工业的特许权。1766年的《修订矿山条例》（Revidierte Bergordnung）就明确规定了庄园主的铁矿开采权。于是这一地区迅速发展成为德国的冶金工业区，形成了马拉普纳河畔（Fluss Malapne）的冶铁业，塔尔瑙维茨（Tarnowitz）附近的铅、银开采业，察布尔策（Zabrze）和乔尔佐夫（Chorzow）附近的石煤开采业等三个中心。1804年，上西里西亚地区已经拥有有高炉49座，年产生铁40万公担（Zentner） ，钢筋24万公担。

尽管冶铁业有一定发展，但在采用新技术方面明显落后于西欧。1784年英国人发明“搅拌法”，用“搅拌炉”炼铁，使熟铁产量大增。这一技术却一直到1815年以后才引入德国。而英国先进的冶铁技术大规模引入德国，则已经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在这方面，著名的克虏伯企业在钢铁工业领域的发展经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1811年弗里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 Krupp，1787—1826）在埃森（Essen）建立铸钢厂。1826年，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去世，企业由其儿子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1887）继承。1831年该企业仍只有9名工人，1836年发展到80名工人，年销售上升到2.3万吨。40年代初，克虏伯企业的工人才增加到100人。由此可见，克虏伯企业最初三十年的发展相当艰难。40年代后，随着铁路建设和设备生产的迅速扩张，对钢铁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克虏伯才开始了它的“起飞”。

德国钢铁工业大规模生产首先出现在鲁尔区（Ruhrgebiet）。1810年—1820年间，这里形成了一批著名的钢铁生产和加工企业。除了克虏伯外，1810年，海因利希·许森（Heinrich Huyssen，1779—1870）、戈特洛布·雅各比（Gottlob Jacobi，1770—1823）和哈尼尔（Franz Haniel，1779—1868）等三家企业在奥伯豪森（Oberhausen）附近的施特克拉德（Sterkrade）联合建立了好希望冶炼厂（Guteh of fnungshütte，简称GHH）。20年以后，它就形成了拥有340名工人和年生产2.5万公担生铁的规模。40年代初，好希望冶炼厂已经拥有职工2000人。在冶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相关技术也在取得进步。在四十年代，威斯特法仑地区已经开始生产硬度很大的“搅炼钢”。1851年伦敦博览会上，德国的搅炼钢已经达到了令有些专家吃惊的地步。

19世纪40年代以后，钢铁工业发展加速。其中，铁路建设和机器制造等行业的大量需求是推动钢铁工业继续扩张的主要因素。上西里西亚、萨尔区（Saargebiet）和鲁尔区出现了一批综合性的搅炼厂和轧钢厂。与此同时，国家层面的政策因素也对钢铁工业起到了促进作用。四十年代中期，关税同盟各邦率先采取减少捐税、改善交通和降低运输费用等措施，促进冶铁业发展。1848年关税同盟实行保护性关税后，制铁工业更是出现了“令人瞩目的高涨”。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德国钢铁工业发生巨变的时期。1857年，鲁尔区已经有焦煤高炉30座。到1873年，整个普鲁士的焦煤高炉总数已经达到180座。关税同盟的生铁产量在1848—1857年间增加了两倍，到1864年时又增加了4倍。1860年德国的生铁产量赶上了比利时，1870年时又赶上了法国，生铁年产量由1850年的21.7万吨增加1860年的52.9万吨和1870年的139.1万吨。钢产量也有很大的增长。1800年，整个德国的钢产量仅为6万吨，1840年为12.2万吨，40年间增加了6.2万吨。此后钢产量呈现加速递增趋势，1850年19.7万吨，1860年42.6万吨，1870年达104.5万吨。其中，普鲁士钢产量一直在各邦中居于主导地位，1870年为91.7万吨。

煤炭开采在德国也有着较久远的历史。煤矿分布主要集中在萨尔（Saarland）、亚亨、鲁尔和西里西亚地区。尽管如此，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前，煤炭开采量非常小。主要原因是人们对煤炭的需求量很小。与此同时，交通运输不便，矿井建造难度较大，需要排水设备等，也制约着煤炭开采业的发展规模。工业革命开始后，钢铁生产等对煤炭的需求才大大刺激了采煤业的发展。

德国的煤炭生产也主要集中于普鲁士。1818年普鲁士煤炭产量为109万多吨，此后直到1840年，煤产量的增长一直比较缓慢。鲁尔区是普鲁士采煤业的主要地区。1837年，克罗恩普林茨（Kronprinz）矿区开采出适合炼焦煤用的优质煤，煤炭开采量迅速增加。1836年普鲁士煤炭产量为200万吨，1851年猛增到498万吨。1856年，弗里德里希·威廉·缪塞尔（Friedrich Wilhelmmüser，1812—1874）在多特蒙德（Dortmund）建立了著名的哈尔本矿业股份公司（Harpener Bergbau-AG）。

普鲁士政府新的矿山政策法规的出台也对采煤业产生了巨大影响。1843年和1851年，普鲁士政府先后颁布《股份公司法》（Gesetzüber Aktiengesellschaft）和《共同财产法》（Miteigentümergesetz） ，废除了国家对采矿业的控制，使私营企业进入这一领域，从而大大推动了煤炭开采。1865年6月24日颁布的《通用矿山法》（Allgemeine Berggesetz）则进一步规定了采矿自由的原则，即不管某人是否拥有其地表，只要他发现了矿藏，这一矿藏财产就授予他。国家对企业经营的监管规定也被废除，只掌握对经营计划以及矿工的安全规章等的检查权。

新技术的应用也大大促进了煤炭开采业的发展。蒸汽机在煤炭采掘、运输和矿井的汲水方面得到广泛使用。1849年普鲁士采矿业中蒸汽机数量已经达到332台，约13700马力。19世纪50年代后，煤炭生产领域蒸汽机的数量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在上述诸种因素作用下，德国煤炭（石煤）开采业在19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繁荣局面，以鲁尔区为代表的采煤业得到飞速发展。1850年鲁尔区有矿井198个，煤炭开采量196万吨，到1870年则相应增加到215个和1157万吨。整个德国的煤产量则是：1840年318万吨，1850年518万吨，1860年1235万吨，1870年为2640万吨。其中普鲁士就独占2331万吨，居于绝对主导地位。

褐煤开采也是德国煤炭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褐煤储量丰富，主要集中于萨克森、劳齐茨（Lausitz）和科隆南部地区。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褐煤起初仅用于取暖和褐色颜料等，开采量相对较小，增长相对缓慢，在采煤业中处于边缘地位。

第三节 第一次工业革命冲击下经济结构的变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劲工业增长对经济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主要表现为企业经营组织模式的变化、商业、金融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强劲增长等。这些变化推动着德国从农业主导型经济结构向工业主导型经济结构转型。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化验证了这种变化趋势。

一、企业经营的股份公司化

德国的大型企业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诞生的。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原有的小企业组织形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需要，于是一些新的企业经营组织形式应运而生。

采矿业和冶金业是各类企业组织发展的最活跃的领域。19世纪30年代后，采煤业中开始出现一些大型企业。位于埃施维尔（Eschweil）工业区的恩勒特家族（Familie Englerth）堪称典型。1834年，恩勒特家族企业以“埃施维尔矿井联合会”（Eschweiler Bergwerks-Verein）之名建立了德国第一个采矿业股份公司。两年以后，为了“克服有害的、内部的竞争”，人们又建立了“石煤开采联合公司”（Vereinigungsgesellschaft für Steinhohlenbergbau）。冶铁业中也开始出现综合性经营的企业。在亚亨地区，豪伊斯家族（Familie Hoesch）是这类经营的代表。它不仅经营铁矿，而且开设了冶炼、铸造、直到锻造的各种工厂，实现原料生产到制成品的一条龙生产模式。鲁尔区的一些企业经营范围更广。好希望冶炼厂不仅拥有冶炼厂，而且将铁矿开采直到机器制造等综合于一个大企业之中。克虏伯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也走上了与好希望冶炼厂类似的道路。纺织业和其他消费品工业生产领域也出现了零星的大股份制企业。1837年建立的奥格斯堡机器棉纺织厂（Mechanische Baum wollspinnereiund Weberei Augsburg）拥有股资120万古尔登，这在当时属于规模相当大的股份制企业。

19世纪40年代末以后，企业经营进一步向大型化发展，股份公司经营逐渐成为一种潮流。1850年—1859年间，普鲁士成立的股份公司达107个，萨克森成立的股份公司也达到87个。鲁尔区的企业大型化和股份公司化发展趋势尤其突出。40年代末，一些企业开始寻求从石煤开采到炼焦的一条龙综合性生产经营，并组建股份公司，甚至出现了采矿企业与冶金企业的跨行业联合。

第一个向采矿业和冶金业联合经营方向发展的企业是1849年建立起来的科隆矿业联合会（Klner Bergwerksverein） ，拥有资本150万塔勒尔。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则有1855年建立的米奈瓦西里西亚冶炼、森林和矿业公司（Schlesische Hütten-Forst-und Bergbaugesellschaft Minerva）。柏林的博尔西希机器厂也于1854年进入煤矿开采领域。著名的芬尼克斯（Phoenx）也于1851年成立了股资达150万塔勒尔的股份公司。到1870年时该公司已经拥有职工达4400人。一些新的股份公司，如齐格—莱茵矿业冶金股份联合会（Sieg-Rheinische Bergwerks-und Hütten-Aktien-Verein）、德—荷冶金采矿股份联合会（Der Deutsche-Hollndische Aktienverein für Hüttenbetrieb und Bergbau）等纷纷建立。这些企业到1870年时经营规模都达到了1000人以上。

铁路建设领域更是股份制经营的典型。“没有股份公司，19世纪中期铁路建设的快速进步是不可能的。”由于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莱茵铁路公司等从一开始就采用了私营股份公司形式。正是这种股份公司为铁路建设大规模筹措资金提供了机制保障。普鲁士是铁路建设中利用股份公司资本的突出范例。1870年以前，普鲁士各股份公司拥有资本30.78亿马克，其中铁路股份公司就占到21.5亿马克，占到股份资本总额的72%。

股份公司因规模和实力之故，在各工业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领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优先发展煤钢等重工业，而这一类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资金的投入，绝非一般的小企业所能胜任。就此而言，股份公司的经营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迅速推进的重要保障。

二、商业和金融业

（一）国内商业；对外贸易

19世纪早期，德国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还是零售业。中小城市是各种商业活动的中心，商人、小贩、马夫、旅馆老板、面包师和手工业者代理人是商业活动的主体人群。乡村的商业网络则主要掌握在走村串户的小贩手中。商业贸易的内容集中于农产品的转运和交易。当时德国境内形成了多个谷物交易市场。南德地区的谷物交易市场被称为Schrannen。巴伐利亚直到1856年时还有167个谷物交易市场，其中以慕尼黑的谷物交易市场最为著名。乌尔姆是符滕堡最大的谷物市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茨维考、开姆尼茨、布雷斯劳、曼海姆和科隆也都是重要的谷物交易中心。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的牲畜和羊毛交易市场，前者以布特施泰特（Buttstdt）和布利格（Brieg）最为著名，后者则以亚亨和布雷斯劳为代表。

一年一度的集市通常汇集各种商品。在这类集市中双通常以博览会的规模最大。巴伐利亚的内尔特林根（Nrdlingen）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南德地区最大的博览会所在地。莱比锡、不伦瑞克、瑙姆堡（Naumburg）等是中部地区的博览会所在地。东部地区则以奥德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n der Oder）和布雷斯劳的博览会最重要。在这种博览会上，不仅有来自德国各地的商品，也有欧洲其他国家的商品参展。19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随着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商品交易会逐渐转变为样品展览会（Mustermesse） ，这意味着人们无需将大宗货物运抵博览会，而只需凭样品买卖了。

19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和铁路交通网的建设有力地推动着德意志地区向经济一体化方向迈进，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促使其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此外，工业人口的猛增和地区分工的加强也促使粮食、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的流通量大大增加，推动着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在国内贸易方面，1834年关税同盟建立后，关税壁垒取消，国内贸易量快速增长，贸易货物总量由1834年的年平均1450万吨猛增到1844年的2700万吨。1836年—1854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不伦瑞克、莱比锡、柏林和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等五大博览会的国内交货量由36466吨上升到了48404吨。不过，这五大博览会贸易量增长并不均衡。莱比锡、柏林和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博览会的交货量在增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不伦瑞克博览会的交货量却在下降。究其原因，无论在工业经济还是农业经济方面，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不伦瑞克都不享有突出的优势，而莱比锡、柏林是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业中心，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则拥有靠近普鲁士东部农业地区的区位优势。从这种变化中，人们可以隐约地看到经济发展与城市兴衰进程之间的密切关系。

对外贸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陆上贸易方面，1837年德意志关税同盟与荷兰签订了航运条约，1839年又签订了商业条约。此外，莱茵地区通过修建从科隆到安特卫普的铁路，进一步加强了与比利时的经济关系，双方于1844年签订了商业条约。法国对德国的贸易主要是输出葡萄酒、烈性酒和奢侈品，同时从德国输入谷物、木材以及其他原料。

德国的海上贸易主要通过埃姆登（Emden）、奥尔登堡（Oldenburg）、不莱梅、汉堡、吕贝克、维斯马（Wismar）、罗斯托克（Rostock）、什切青等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港口城市进行，其中汉堡和不莱梅扮演着主要角色。19世纪40年代，汉萨城市（Hansestadt）与土耳其、希腊等签订了贸易条约。与波兰、芬兰（Finnland）、俄国的贸易则被吕贝克为首的波罗的海各港口所把持。在北欧，吕贝克承担了与瑞典（Schweden）的贸易，汉堡则承担着与挪威（Norwegen）的贸易。与英国贸易也主要经由汉堡港进行。19世纪30年代末，在到达汉堡的船只中，英国船只占45—55%。汉萨各城市还于1827年与美国缔结了商业条约，向美国输出纺织品等工业品，输入烟草、棉花等农产品。1832年，汉堡船只开始航行于非洲西海岸，40年代开始形成正规性商业往来。拉各斯（Lagos）是当时德国在西非（Westafrika）的重要商业据点。在东非（Ostafrika） ，桑给巴尔（Sansibar）则成了德国海上贸易的转运地。汉堡和不莱梅还分别于1837年和1844年开通了与澳大利亚（Australien）之间的航线。

德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出现了重大变化。19世纪40年代以前，对外贸易基本上处于出超状态，此后基本上处于入超状态。1834年—1867年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商品进口额从318万马克增加到了1917万马克，出口额从431万马克增加到了1622万马克。从贸易结构看，1830年—1864年间，进口货物中的原料和粮食等产品由8508万塔勒尔增加到了29174万塔勒尔，半成品和成品由3005万塔勒尔增加到9202万塔勒尔；出口原料和粮食由9985万塔勒尔增加到15594万塔勒尔，半成品和成品由2814万塔勒尔增加到22622万塔勒尔。这些数据表明，德国对外贸易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趋势性转变：进口货物中的原料和粮食增速很快，出口方面半制成品和制成品增速更快。出现这种现象，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使德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工业发展使德国对原料和粮食需求增加，造成相关的出口减缓，而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则推动了成品和半成品的出口增长。

（二）银行等金融业的发展

19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德国银行业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经营业务：贷款给国家和开展抵押信贷业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罗特希尔德家族、贝特曼家族（Bethmanns） ，柏林的布莱希罗德家族（Familie Bleichrder）、门德尔松银行（Bankhaus Mendelsohn） ，莱比锡的弗雷格公司（Frege& Co.） ，科隆的奥本海姆家族（Familie Oppenheim） ，汉堡的帕里施银行（Bankhaus Parish）等，都是通过有价证券的发行、投机和钱币汇兑等获利。而各邦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债台高筑也造成了对银行资本的大量需求，减少了资本向工业领域的投入。

19世纪40年代以后，资本流向的市场结构开始发生转变。铁路建设、重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创办股份公司的热潮等，造成对资本需求的大幅度增加，而且相关领域经营利润相当可观，于是一些私营银行开始涉足工业领域，转向为工业筹措经费。于是陆续建立了一些新的私营银行，其职责就是为经济筹集资金。

1848年在科隆建立的A.沙夫豪森银行联合会（A.Schaaffhausenscher Bankverein）是第一家以股份公司形式建立起来的银行，当时拥有资本520万塔勒尔。1851年大卫·汉泽曼在柏林建立“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schaft） ，明确提出通过贴现汇票和现金预支等方式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提供信贷。1856年该公司转变为股份两合公司（Komm and itgeselschaftauf Aktien） ，开始为铁路建设和大型工业项目等筹集资金。1853年达姆施塔特银行（Darmstdter Bank）成立，其宗旨很明确，就是“通过谨慎的资金投入促进有信誉的大企业的发展”。此外，经济发展需要也促进了银行的分工，出现了合作信贷银行、信贷银行、国民银行（Nationalbank）、储蓄银行（Sparkasse）等功能各异、服务目的多样的新银行。

新建立的私营银行从一开始就与工业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促进工业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49年，沙夫豪森银行联合会帮助建立了采矿业领域的第一个新型股份公司——科隆矿业联合会。1851年—1852年，它帮助建立了第一个股份制钢铁厂——霍尔德尔矿山冶金联合会（Hrder Bergwerks-und Hüttenverein） ，并参与了科隆棉纺织厂（Clnische Baum wollspinnereiund Weberei）、科隆机器制造股份公司（Clnische Maschinenbau-Aktiengesellschaft）等股份制企业的建立活动。达姆施塔特银行则参与了海尔布洛恩机器制造公司（Heibronner Maschinenbaugesellschaft）、曼海姆毛纺织厂（Wolmanufaktur Mannheim）、符滕堡印花布厂（Württembergische Kattunmanufaktur）等股份制企业的建立和改造工作。

经济快速增长也引发了支付需求的增长，从而对货币发行提出了要求，并因此出现了众多拥有货币发行权的发行银行。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仍然流通着多种货币，存在数种货币体系，给人以混乱之感。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以后，为了改善这种混乱的状况，德意志各邦先后通过了1838年德累斯顿货币条约（Dresdner Münzkonvention von1838； Dresdner Münzvertrag）和1857年的维也纳货币条约（Wiener Münzvertrag von1857） ，对货币发行状况和各种货币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即便如此，整个德意志是仍存在几种地区性货币体系：北部地区流通塔勒尔，南部地区流通古尔登（Gulden） ，而汉堡、不莱梅和吕贝克等几个汉萨城市则使用马克（Mark）。其中，除了不莱梅使用金币外，其他地区基本上流通银币。这种混乱的货币体系不仅不利于商业流通，而且传统的金属货币也越来越无法满足支付的需要。发行纸币因而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弗里德里希大帝在1765年创办的柏林王家银行（Knigliche Bankin Berlin）是德国最早的纸币发行银行之一。此后，什切青的骑士私营银行（Ritterschaftliche Privatbank）等少数银行也获得了纸币发行权。19世纪30年代以后，适应时代需要，又出现了众多纸币发行银行，其中有巴伐利亚抵押和汇兑银行（Bayerische Hypo the ken-und Wechselbank）、莱比锡银行（Leipziger Bank）、柏林储蓄联合会银行（Bank des Berliner Kassenvereins，柏林商人储蓄联合会基础上组成的股份公司银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银行（Frankfurter Bank）、达姆施塔特的南德意志银行（Bank für Süddeutschland）、不莱梅银行（Bremer Bank）、哥达私立银行（Gothaer Privatbank）、吕贝克的商业银行（Kommerzbank）等。纸币流通量由1845年的600万塔勒尔上升到了1865年的1.91万万塔勒尔。

在银行业迅速扩张的同时，交易所事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800年左右，汉堡、不莱梅、吕贝克、柏林、法兰克福等城市已经有交易所存在，当时主要从事汇兑和有价证券交易。各邦发行的国债交易则主要集中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交易所中进行。后来，科隆、莱比锡、布雷斯劳、汉诺威、慕尼黑等地也都出现了交易所。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受工业革命特别是铁路建设的刺激，交易所事业出现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根据铁路建设募集资金需要而成立的股份公司发行的股票在交易所中的投机交易十分活跃。1840年，柏林交易所的铁路股票交易只有两种，1844年已经猛增到29种。此后随着其他工业领域的股份公司不断上市，交易所事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

三、经济增长和总体经济结构的变化

到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德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社会经济结构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开始了从农业主体型经济向工业主体型经济的趋向性转变。

工业革命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以1913年价格计算，1800年德国国民生产净值为57亿马克，1825年73亿马克，1850年94.49亿马克，1860年115.77亿马克，1870年达到141.69亿马克，相应年份的人均国民生产净产值分别为250、261、268、308和347马克。这组数据充分反映了德国经济加速增长的特征，在1850年到1870年工业化调整发展时期的经济增长尤其迅速。

虽然总体经济增长迅速，但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和以服务业为核心的三大产业领域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别很大。1850年—1871年，农业领域国民生产净产值由43.97亿马克增至56.62亿马克，年增长率为1.2%；工业和手工业领域由19.54亿马克增加到43.84亿马克，年增长率为3.9%；服务业领域由30.98亿马克增至46.07亿马克，年增长率为1.9%。可见，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这种增长速度的差异促使德国的经济出现了巨大的结构性调整。同一时期，农业领域净产值在国民生产净产值中所占比重从46.5%下降到了38.6%；工业和手工业净产值所占比重从20.7%上升到了29.9%；服务产业在国民生产净产值中所占比重从32.8%下降到31.4%。第一、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净产值中所占比重均有所下降，唯有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上升。由此可见德国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由农业主导型经济向工业主导型经济结构转变的总体趋向。

三大产业领域从业人数的变化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德国经济结构正从农业主体型经济向工业主体型经济转变的取向。1800年—1871年，农业领域从业人数由651万增加到854万，年增长率为0.4%，其中1849年到1871年间的年增长率仅为0.1%；工业和手工业领域的从业人数从224万上升到501万，年增长率为1.2%，其中1849年到1871年间的年增长率达1.7%；服务业从业人数由178.5万增加到377.9万，年增长率为1.1%，1849年到1871年间的年增长率仍为1.1%。这些统计数据表明，虽然农业领域从业人数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工业和手工业领域就业人数增速最快，五、六十年代的增长速度尤其突出，远远高于农业和服务业领域。与此相对应，三大产业领域的就业人数比重也发生明显变化。同期农业领域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比重从61.8%降至49.3%，工业和手工业领域的比重从21.3%上升到28.9%，服务业领域从16.9%增至21.8%。

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德国的工业实力位次在欧洲国家中明显前移。到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已经超过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欧洲第二大拥有较强工业实力的国家。关于这一点，英、法、德三国关键工业数据的比较可以形象地说明德国工业实力的提升。蒸汽动力拥有量：1840年—1870年，英国从62万马力增加到404万马力，德国从4万马力增至248万马力，法国从9万马力增加到185万马力；同期煤产量：英国由3420万吨增至11220.3万吨，德国从320万吨增至3400.3万吨，法国从300.3万吨增至1333万吨；生铁产量：1835年—1870/74年，英国从101.6万吨增至648万吨，德国从15.5万吨上升到163.4万吨，法国从29.5万吨增至121.1万吨。铁路里程：1840年—1870年间，英国由2390公里增至2万公里，德国由469公里增至18867公里，法国由410公里增加到了15544公里。1870年，英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比重为31.8%，德国为13.2%，法国为10.3%。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Pariser Weltausstellung1867）上，一位德国人曾对本国的工业产品作了如下自豪的评价：“我们的铸钢无可比拟；我们的玻璃、纸张水平最高；在化学产品方面我们打击着英国和法国的竞争。我们的机器织布机、工具机、蒸汽机车至少与英、美不相上下——这一目标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实现的。”

第三章 “白色”政治革命：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统一运动

政治与经济通常是联动的。当第一次工业革命轰轰烈烈地在经济领域推进的时候，旧的德意志政治体系也正经历着剧烈变革的冲击和考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强大，建立在“梅特涅体系”基础上的、以普奥二元政治架构为特征的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形式不断受到挑战。经济一体化的加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等，都要求德意志从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走向统一的民族国家。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近代德国走向统一，主要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8世纪下半期以来，以赫尔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费希特、阿恩特等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界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追求为德意志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以关税同盟为起点、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动力的经济一体化为德意志的统一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统一运动为最终实现德国统一确立了政治原则。第二、第三种因素实际上都在普鲁士的影响和主导之下。由于这种背景，德国的统一最终走上了大普鲁士的小德意志道路，即普鲁士霸权支配下的、摒弃奥地利的德意志统一道路。

第一节 政治反动和民族问题的新发展

从1848年革命失败到50年代，德意志进入了政治上的反动时期。这种反动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从邦联层面对各种革命因素进行清算，形成了全德性的反动高压态势；二是各邦政府采取反动政策，试图恢复旧的统治秩序。与此同时，德意志民族国家问题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作为德意志两大邦国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对待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问题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策取向。

一、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意志的政治反动

1848年革命失败后，传统保守势力在政治上推行一种毫不妥协的镇压和稳定政策，尽可能地铲除革命造成的影响，打击各种反对派运动，恢复革命前的状态。

首先是从整个德意志层面恢复德意志邦联。在奥地利首相费利克斯·楚·施瓦岑贝格侯爵的坚持下，革命前的德意志邦联于1850年夏天得到恢复，从而使奥地利再次成为德意志事务的主导者。此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合作，在德意志境内采取了明确的反革命政策。普鲁士新首相曼陀菲尔（Otto Theodor von Manteuffel，1805—1882）1851年1月谈到对待革命的态度时，公开声称“坚决与革命一刀两断”。

1851年8月23日，德意志邦联议会通过了所谓的“邦联反动决议”（Bundesreaktionsbeschlu） ，宣布废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并成立了一个“反动委员会”，负责审查各邦宪法和选举法，剔除一切“革命”因素，使德意志邦联议会成为各邦宪法的最终确认者。包括萨克森-科堡、汉诺威在内的一些邦国在宪法问题上都受到邦联的干涉。一些邦国还于1851年7月组成了“警察联合会”（Polizeiverein） ，互相交换情报，镇压一切革命活动。1854年7月，德意志邦联新闻法重新恢复了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废除的种种新闻限制。同年，邦联结社法规定，原则上禁止一切政治性结社。所有这些措施给人的印象是，德意志邦联已经不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以其介入各邦政治事务的程度看，它似乎已经是一个带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政体。

各邦也采取各项反动政策，试图恢复革命前的旧秩序，但恢复的力度和执行程度各有不同。梅克伦堡（Mecklenburg）甚至恢复了1755年的等级法规。汉诺威也恢复了旧的宪法和贵族的统治。萨克森则重新采用了旧的等级制选举法。巴伐利亚相对较为温和，反动政策甚至被取消。首相普福尔滕男爵（Ludwig Karl Heinrich Freiherr von der Pfordten，1811—1880）从一开始就试图继续实施自由主义法律。此后虽然采取了某些限制性的政策，但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Joseph，1811—1864，1848年—1864年在位）在文化和科学政策方面仍坚持自由主义政策。巴登最初也实行一种极其强硬的反动政策，但是在1852年以后，随着日后成为巴登大公的弗里德里希一世（Groherzog Friedrich I.von Baden，1826—1907，1856年—1907年在位）出任摄政，政治方面逐渐向自由主义政策过渡。

德意志两大邦国推行的政策和措施也不尽一致。奥地利采取了一种更为反动的政策。费利克斯·楚·施瓦岑贝格侯爵是各种反动政策的总设计师。1851年12月31日，奥地利政府通过了三个“除夕特别法令”（Silvesterpatente） ，废除了1849年颁布的“钦定”宪法。由此奥地利帝国再次恢复了专制主义体制，大臣只对君主负责。年轻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成为所谓的“新专制主义”（Neoabsolutismus）的体现，集中了一切权力，是整个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统一象征。这种新专制主义体制直到1859年奥地利在意大利战争中失败才开始发生动摇。1860年10月20日的《十月公文》（Oktober-Diplom）和1861年的《二月特许令》（Februarpatent）宣布召开议会，奥地利才重新开始立宪君主制的尝试，但进程非常迟缓。1865年9月20日，由于匈牙利拒绝以《二月特许令》为基础的基本法，奥地利政府又颁布了《延迟特许令》（Sistierungs-Patent） ，宣布推迟实施《二月宪法》（Februarverfassung）。1866年对普战争失败后，奥地利在1867年5月与匈牙利达成协议，才在二元君主政治架构之上建立起宪法政治。

普鲁士在1848年革命后也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政策。1851年普鲁士政府恢复了旧的等级制县议会和省议会。易北河以东地区的骑士庄园（Rittergut）又回到了过去的自主管理状态。在城市中，国家监控大大加强，治安管理也国家化。至于新闻、集会和结社等自由则受到严格限制，普鲁士政府为此在全邦范围内建立起一套政治警察和严厉的监控系统。甚至官员队伍也受到清洗。这种反动政策的顶点是在1854年10月颁布了《普鲁士国民学校规程》（Regulative über das preuische Volksschulwesen） ，限制基本阅读、写作和算术等课程，将宗教传授置于学校教育的中心地位。

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明显的倒退性反动措施，普鲁士在政治上并没有能够完全退回到革命前的状态。甚至立场保守的曼陀菲尔也明确表示：“要想恢复已经崩塌的过往状态，那只能是徒劳之举。”因此普鲁士政府在推行反动政策的同时，仍给国家政治生活保留了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色彩。1849年5月，普王以紧急命令的形式颁布了三级选举法，以便选举新一届下议院。新的选举法规定实行普遍、平等和秘密的选举原则，但选举制度是间接、公开和不平等的三级制。根据这一选举制度，首先由“所有独立的普鲁士人”进行间接“初选”，公开投票表决推举选举人，然后由选举人选举出议员。选民根据纳税额的多少被分为三个等级。每个等级选出人数相等的选举人。据统计，当时第一等级选民约占选民总人数的6%，第二等级约占选民总人数的17%，剩下的75—80%的选民属于第三等级。这种三级选举制的提出者是普鲁士原财政大臣阿尔布莱希特·冯·阿尔文斯莱本（Albrecht von Alvensleben，1794—1858）。其理由是，每一个国家公民通过纳税而承担了对国家的义务，他们也应该理所当然地被赋予相应的权利。显然，三级选举制使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成了特权阶层，即“一千个富人相当于十万个穷人”。真正的多数民众的声音在选举中无法得到表达。因此，所谓代表民意的下议院实际上成了有产者的俱乐部。

1849年7月17日，普鲁士在新选举法的基础上选出了新一届下议院。12月17日和18日，普鲁士上下两院先后通过了对1848年“钦定”宪法的修改。1850年1月，普王签发了修改的《普鲁士国家宪法》（Verfassungsurkunde für den Preuischen Staat vom31.Januar1850； Verfassung Preuens1850；Revidierte preuische Verfassung）。这一宪法一直沿用到1918年11月9日革命后才被废除。经过修改的“钦定”宪法使普鲁士在政治上仍保持着“宪法国家”的特征，但政治格局已经大大偏向以普王为核心的旧的保守势力。对普鲁士宪政结构改动最大的地方是，普鲁士议会第一议院在1854年根据国王命令改成了贵族院（Herrenhaus）。据此，126名贵族院议员中，贵族世袭议员90席，大城市代表30席，大学代表6席。贵族完全控制了普鲁士国家的立法大权。

二、德意志民族国家问题的新发展

1848年德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实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宪法政治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革命失败后，二者都化为泡影。尽管如此，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期待并没有消失，而是为之继续努力。实际上，在1848年革命接近尾声之时，普奥两国就已经围绕着民族国家问题展开了斗争，试图在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中为自己谋取有利地位。

如前所述，虽然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由于各种原因拒绝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赠予的德意志皇冠，但普鲁士对于在德意志扮演主导角色有着极大的兴趣。因此，就在普王拒绝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合作的同时，普鲁士政府开始提出新的创意，希望通过与德意志其他诸侯结盟的方式来建立普鲁士主导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普鲁士之所以在最后镇压德意志各邦革命的过程中显示出极大热情，就是要以此表明自己的力量和领导地位。

普鲁士有关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新创意由普王顾问、1850年9至11月间短暂出任外交大臣的约瑟夫·冯·拉多维茨男爵提出，即所谓“普鲁士的同盟政策”（Unionspolitik Prueens）。根据这一计划，将对1815年成立的德意志邦联进行改革，建立起紧密和宽松的两个同盟。首先是建立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的、不包含奥地利的较为紧密的德意志联邦国家；这一德意志联邦国家再与整个哈布斯堡君主国结成范围更大的牢固的邦联。这一范围更大的邦联应该具有共同的关税和贸易政策，从长期着眼还应该有共同的外交政策。拉多维茨的这一计划既确保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又照顾到无法割舍奥地利的大德意志道路支持者们的情绪，因此得到许多德意志邦国的肯定，也得到部分推动德国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运动力量的支持。拉多维茨男爵还通过召开全德性的同盟议会来对各邦施加“民族运动的道德压力”，以此克服反对因素。

1850年3月20日到4月29日，同盟议会（Unionsparlament）在爱尔福特召开，旨在制定一部同盟宪法（Unionsverfassung）。同盟议会比照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模式，设立人民院和国家院。参加议会的主要代表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俱乐部党的部分自由派成员，其中包括巴塞尔曼、达尔曼和加格恩等人，他们因参加1849年6月26—28日的哥达后议会（Gothaer Nachparlament） ，又被称为哥达派。但是，由于当时普鲁士与萨克森、汉诺威之间的三王同盟还没有形成，巴伐利亚和符滕堡等南德邦国又害怕普鲁士的霸权而拒绝给予支持，所以同盟议会最后无果而终。普鲁士政府也因此一无所获。

奥地利在德意志民族问题上则采取另一种政策。1848年革命后，在费利克斯·楚·施瓦岑贝格侯爵的领导下，奥地利把恢复和巩固统一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当作主要任务，因而它反对任何试图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努力，更无法容忍普鲁士主导德意志的意图。所以，与拉多维茨的计划针锋相对，费利克斯·楚·施瓦岑贝格侯爵坚决要求恢复德意志邦联，并于1850年9月1日召开旧的邦联议会，以便继续奥地利在邦联中的领导地位，打破普鲁士称霸德意志的梦想。德意志两大邦国之间的矛盾因此迅速激化。到1850年10月，德意志已经处在内战的边缘。

事件起因于黑森选侯国宪法冲突（Kurhessischer Verfassungskonflikt）。1850年6月，黑森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和首相路德维希·哈森普夫卢格（Ludwig Hassenpflug，1792—1864）取消宪法，意欲消弭1848年革命的影响，由此与等级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并发展为内战。黑森选侯随即向费利克斯·楚·施瓦岑贝格侯爵召集的德意志邦联议会发出求援，邦联议会出于反对革命的目的派出巴伐利亚军队干涉。由于黑森选侯国正好位于普鲁士通往其莱茵地区的军事通道上，关乎普鲁士的安全，普鲁士因而把邦联议会的决定视为一种挑衅，也派兵进入黑森。双方一度在布隆采尔（Bronzell）出现小规模战斗。

但是，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对实施拉多维茨男爵的计划不利。一是奥地利已经在俄国的帮助下平息了匈牙利革命，力量得到恢复。二是沙皇尼古拉一世以恢复1848年革命前的秩序为目标，视拉多维茨的计划为变相的革命，表示坚决反对。同时他也不愿看到德意志的统一。因此，尼古拉一世不仅以武力威胁企图统一德意志的普王，甚至对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中与奥地利平起平坐的要求也嗤之以鼻。三是希望维持现状的普鲁士保守派也反对因推行拉多维茨计划而与奥地利发生对抗。面对国际国内的多重压力，普鲁士最终不得不放弃同盟政策。

1850年11月28—30日，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导演下，俄、普、奥三国代表在奥尔缪茨（Olmütz）举行会议，讨论恢复德意志秩序问题。29日，三方签订《奥尔缪茨条约》（Vertragvon Olmütz；Olmützer Punktation）。根据该条约，普鲁士放弃在德意志担任领导角色的要求，恢复奥地利领导下的德意志邦联。普鲁士只得忍受着“奥尔缪茨之辱”（Schmach von Olmütz；Olmützer Erniedrigung） ，收藏起统一德国的图谋。但是《奥尔缪茨条约》只是暂时中止了德意志两强之间的对抗。普奥两大邦国在德意志民族国家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已经向德意志民众表明：要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必须排除奥地利的阻挠；普鲁士是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可期盼力量。

第二节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准备

在论及19世纪的德意志统一运动时，人们通常会分析解决德意志民族问题的诸多可能性，其中包括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各邦统治阶级，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由德意志的某一大邦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等等。然而，1848年德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无力担当这一重任。于是，由奥地利（大德意志道路）或普鲁士（小德意志道路）两大邦国通过王朝战争手段实现国家统一就成为人们的一种期待。历史最后选择了普鲁士作为统一德国的领导力量，一直在德意志事务中充当领导角色的奥地利则被排挤出了德意志。人们或许对这种历史的选择有些茫然，但历史老人所作的选择最终都是一种必然。普鲁士之所以能担当起统一德国的重任并完成德意志民族长期为之努力的统一大业，盖因其已经在政治和经济上具备了统一德国的充要条件：在经济上，它已经确立起在德意志无可争辩的领导权；在政治上，它通过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已经逐渐由封建社会转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由贵族独占统治转向贵族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普鲁士因此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瞩目所在，成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希望所在。

一、普鲁士向贵族资产阶级联合统治国家的转变

（一）普鲁士成为“钦定”宪法国家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Stein-Hardenberg-Reformen；Stein-Hardenbergsche Reformen）开启了普鲁士国家从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普鲁士的逐步确立，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国家统治形式也势必做出相应的调整。但这种转变是在调整和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下进行的，因此，进展缓慢和相对保守也就不可避免。普鲁士国家政权的调整主要表现为：封建贵族地主单独控制的国家政权逐步演变为以经济上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为核心的贵族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政权。形成这种贵族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政权的重要标志就是普鲁士成为宪政国家。

在普鲁士实行宪法的想法首先来自改革发起者施泰因男爵（Heinrich Friedrich Karl vomund zum Stein，1757—1831）。他曾在1806年4月27日有关王家内阁组织的备忘录中指出，“普鲁士国家没有国家宪法，其最高政权在国家元首和国家代表之间不加区分，普鲁士国家完全是由许多单一的、通过继承、购买、征服而凑到一起的地区的崭新的集合。”换言之，普鲁士应该通过颁布宪法，使作为国家元首的普王和代表国民的议会区别开来，使普鲁士相对分散的各省凝聚成一个整体的国家。这种思想为其后继者哈登贝格所接受。前文已经提及，在哈登贝格的努力下，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终于在1810年的财政敕令中做出了第一次“宪法允诺”，宣布要建立国民代议机构。

1811年2月，哈登贝格召集普鲁士各省地方名流作为临时性国民代表，聚会柏林。此后年代里，这些“国民代表”也经常开会，对各省内的债务调节等问题进行咨议。1815年5月22日，普王又做出了“第二次宪法允诺”，表示要建立议会代表机构，制定成文宪法。然而，在普鲁士走向宪法国家的过程曲折而艰难。1817年3月30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一项内阁命令，由国家官员组成一个宪法委员会，到各省巡游，向各地名流咨询，了解各省对当时的等级机构以及改革愿望的一般看法。当时22名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13人声明支持制定一部整体性的国家宪法。1819年哈登贝格根据普王的敕令草拟了一个宪法计划，试图建立一个不仅有咨询功能而且可积极参与政事的真正省级代表机构。然而，此时正值反动势力最猖狂之际，德意志邦联议会通过了《卡尔斯巴德决议》，坚决维护原有的封建政治体系，此后又在维也纳作出了“君主制原则”的决定，“在整个德国，所有国家权力通过君主个人保持统一”。在这种形势下，普鲁士要制定和实施国家宪法显然不可能。普鲁士邦内的官僚和贵族因担心失去原有的各种特权，也联合起来反对制定宪法。出于上述原因，普王在1821年6月11日的敕令中决定对省级等级机构的咨议进行限制。

1828年，普鲁士各省“根据古老的德意志宪法精神”，建立了等级议会。这种省级议会“被视为普鲁士立宪运动的开端”。它们尽管建立于古老的贵族、市民和农民三个等级划分的基础上，但其实际的社会内容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作为统治主体的贵族正在失去原先强大的全国性政治影响力，“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则开始自觉地推动宪法运动。从这一意义上，省级等级代表作为全民代表的替代品，只是给正在转变中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戴上了一具旧式面罩而已。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普鲁士宪法问题陷入了一种沉寂状态。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力量得到进一步增强，这一问题才重新提上日程。

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位。这位新君主似乎要给人们带来一种新气象。是年10月，来自8个省级议会的98名议员相聚柏林，组成“联合委员会”，讨论政府的各项措施。此外，普鲁士政府还作出了以国家保证利息的方式来支持私人铁路股份公司发展等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决定。但是，人们很快就对这些看起来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举措感到失望。因为新国王想要的只是一个国家债务和税收批准大会，在国家需要信贷或新附加税时，它能按国王指令行事。换言之，国王需要的是一个“钱袋子”。

1848年革命才真正推动了普鲁士向宪法国家迈进的步伐。如前所述，在革命期间，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得不作出让步，颁布了一部坚持君主主权论的“钦定”宪法。在此基础上，普王又于1850年签发了经过修改的《普鲁士国家宪法》。

从内容上看，1850年普鲁士宪法“确立了介于专制主义和议会主义之间的立宪君主制的国家形式”。根据该宪法，君主制原则是普鲁士国家法律的核心。国王“不可侵犯”。国王掌握国家行政、军事和外交的最高权力。同时国王和议会共同行使立法权。由首相领导的各部大臣对国王而不对议会负责。国王还拥有宣布戒严、宣战、缔结和约、任命和解除大臣职务、解散议会等权力。尽管如此，国王颁布的有关法令都必须有相关大臣的副署，以确保政府的各项措施合乎宪法。这一规定意味着国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大臣的依赖性，从而使国王的专制主义欲望受到约束，有利于防止专制暴政。

宪法对公民的不可侵犯的自由作出了明确规定：普鲁士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宪法在第6部分（86—97条）“法官权力”中还规定了司法的独立性。宪法还规定了地方自治原则（103条）、研究和学术自由的原则（26条）。

在立法方面，普鲁士模仿英国实行两院制议会。第一议院（Die Erste Kammer）由霍亨索伦家族中已经成年的王子、贵族、各社团选出的代表、国王敕命的终身议员和各大城市地方议会选出的代表组成，实质上是普鲁士贵族的代言人。1854年10月第一议院改称贵族院。第二议院（Die Zweite Kammer）也相应地改称众议院（Haus der Abgeordneten） ，以后又改称为邦议会（Landtag） ，由三级选举制度选出的议员组成。

1850年《普鲁士国家宪法》尽管带有强烈的保守色彩，但在当时仍不乏一些“现代性”内容。宪法虽然规定了君主在国家权力中的核心地位，但其权力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受到约束。根据宪法第54款，普王必须“坚定和信守不渝地遵守王国宪法并且依据宪法及各项法律进行统治”。这意味着普王由专制国王变成了依法而治的君主；普王颁布的法令必须由相关大臣副署才能有效的规定，同样限制了国王可能的为所欲为；建立在国王敕命和三级选举制基础上的两院制议会虽然形象保守，无法真正地反映民意，但毕竟资产阶级通过这种议会制形式开始跻身统治阶级行列，作为贵族地主的配角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这和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之后工业资产阶级跻身统治阶级行列形出一辙。

1850年普鲁士宪法从法律意义上表明：普鲁士社会已经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普鲁士国家开始由贵族阶级统治国家向贵族资产阶级联合统治国家转变。鉴于这一事实，德国宪法史学者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Ernst Rudolf Huber，1903—1990）指出，从表面上看，普鲁士在清除1848年革命的影响方面做得丝毫不比奥地利逊色，“立宪前的各种势力：王朝和宫廷、贵族、军官团以及高层官僚等又恢复了他们对国家政权的控制。然而，纵然有这种表面上的复辟，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却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不管是钦定宪法还是经过修订的宪法，都建立于新时代的架构和原则之上。尽管国王大权在握，尽管军队和行政地位特殊，尽管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有产阶层享有特权，普鲁士在1848年和1850年的宪法下已经适应了立宪的宪法和法制国家的体制”。

普鲁士向资产阶级宪法国家的转变使其在与奥地利争霸德意志的斗争中获得了极其有利的地位。它赢得了“德国各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欢心”，因为普鲁士的所有这一切变化都使他们确信，成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表者的普鲁士必定会努力实现他们所渴望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与普鲁士的这种现代性政治转变相反，奥地利却在1848年革命以后又恢复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犹如掷石入潭，波澜之后又复归沉寂。与此同时，它在德意志民族国家问题上则一直坚持维持德意志分裂现状的政策。正因为如此，有奥地利史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否认各民族组成自己国家的权利”，“低估民族情感的力量”，把正统主义当作各种正当权利的唯一来源和历史发展的根源，是奥地利在与普鲁士争霸中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资产阶级成为普鲁士国家的服务对象

有学者曾指出：“19世纪德国历史的核心问题是普鲁士国家与普鲁士以及普鲁士以外的资产阶级的关系”。这里蕴含着一个历史事实，即普鲁士在19世纪逐渐发展演变为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在德意志统一运动中资产阶级总是将希望寄托于普鲁士国家政权，而普鲁士政府也能理解德国资产阶级渴望民族统一的愿望，并肩负起实现这种愿望的使命。

德国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并非通过胜利的革命，而是通过改革来实现的。这种发展道路虽然避免了因革命而出现的激烈社会动荡，却也给德国的历史发展带来了某种“负面后果”。这种“负面后果”在普鲁士表现得最为突出，这就是容克（Junker）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妥协以及由此带来的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政治使命的放弃。其结果是，“各种封建形式及其残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继续生存”。这些封建残余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容克为代表的贵族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继续占据支配地位。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在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中，贵族地主阶级处于支配地位的普鲁士国家政权能否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能否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历史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19世纪初开始的农业改革使贵族地主的社会经济特征开始发生改变。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他们逐渐地适应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在经济上逐渐资产阶级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阶级和贵族大庄园主日益接近，最终紧密结合成一个单一的‘资本家的灵活的经济阶级’”。后来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就是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贵族地主们还进入工业发展领域，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弄潮儿。在普鲁士的重要工业中心西里西亚，一部分变成了农业资本家的容克发展成为工业资本家，大冶金企业主几乎都来源于封建贵族。“在制铁工业中，封建贵族出身的企业主也在这里占支配地位”。既然与资产阶级经济利益日益趋同，把持国家政权的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普鲁士国家于是成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结成同盟的调停机关”。

其次，普鲁士国家在事实上也推行着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1848年革命失败后，虽然贵族阶级恢复了对普鲁士国家政权的支配地位，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无疑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在农业领域，普鲁士政府于1850年3月2日宣布，在普鲁士王国内结束赎买和调整法令，由此加速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Preuischer Wegder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in der Landwirtschaft）的进程，为消除仍然存在的封建剥削打下了法律基础。到19世纪60年代初，农业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的过程实际上已经结束。在工业领域中，普鲁士政府通过颁布新的矿山法、殷勤地扶持股分公司的发展、给予私人铁路公司以利息保证等一系列政策，满足“资产阶级经济上的需要”。因此，19世纪五十年代的普鲁士虽然“政治上极端反动”，经济上却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进步。

正是基于以上一些事实，研究普鲁士史的学者得出结论：“1848年之后现存封建生产关系的迅速废除和19世纪五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是在国家的抵制下取得的，而是在这方面得到了法律规范和促进，至少是得到了宽容。”“1807年在普鲁士开始的贵族君主统治向资本主义基础的转变正加速进行”。

二、普鲁士在德意志经济领导权的确立

（一）普鲁士在关税同盟中领导地位的巩固；德意志经济一体化

1815年以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呈现一种不平衡的发展状态。政治上，在1815年建立的德意志邦联中，奥地利担任着领导角色，普鲁士处于配角地位。但是在经济领域，1834年关税同盟建立以后，普鲁士在德意志赢得了一种对奥地利的商业政策优势，继而又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成绝对性的经济优势。

奥地利对于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夺取德意志的商业政策领导权进而夺取政治领导权的做法心知肚明。因此，1848年革命以后，奥地利在重建德意志邦联并恢复其政治领导权的同时，也采取了新的策略来对付普鲁士利用关税同盟谋取政治利益。1849年10月，奥地利提出了所谓的“中欧关税同盟”（Mitteleuropische Zollunion）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关税区域将囊括德意志各邦和包括匈牙利等在内的整个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erreich）。这一计划的制订者是奥地利商业大臣卡尔·路德维希·冯·布鲁克（Karl Ludwig von Bruck，1798—1860）。1850年1月奥地利正式提出这一建议后，立即在德意志引起了强烈反响。

由于“中欧关税同盟”计划前景诱人，而且迎合德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愿望，普鲁士政府感受到巨大压力，视之为一种“公开的挑战”，但又不好明确加以阻拦，只能巧妙周旋。1853年，负责普鲁士商业事务的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Rudolf von Delbrück，1817—1903）以一种策略性的方式化解了这一困境，使奥地利的“中欧关税同盟”计划成为泡影。普鲁士一方面以完全不现实为理由拒绝了奥地利的大关税同盟方案，另一方面却又以拖待变，以退为进地表示，可以在奥地利和关税同盟之间缔结一项全面的商业条约。结果，奥地利的计划被搁置起来。与奥地利计划的失败相反，德意志关税同盟条约却在这一年召开的卡塞尔全体会议上得到延长（12年）。

1860—1865年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争夺德意志经济领导权的决定性阶段。奥地利深知，普鲁士对德意志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关税同盟，因此，尽管“中欧关税同盟”计划没有获得预期成果，进入六十年代后却继续这一目标，以便削弱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获得的经济领导地位。普鲁士的策略则完全相反，通过将奥地利完全排除出德意志经济圈来巩固自己的经济领导地位，进而获得政治领导权。而这时的欧洲形势为普鲁士提供了实现自己目标的有利机遇。

1860年1月23日，英法两国间缔结了一项商业条约，双方实行最惠国待遇，并大幅度降低关税。英国想以此进一步推进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扩大英国工业品在法国市场的份额，法国则想通过这种自由贸易来抛弃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提升大众购买力，进而给国家工业化以强有力的推动。在德意志地区，随着工业发展和工业实力的增强，工业家们也越来越倾向于自由贸易，将英法之间的这种自由贸易视为一种机遇，要求关税同盟能与法国签订类似的条约，以便“享受法国的低关税”。

普鲁士从一开始就对与法国签订一个类似的商业条约持欢迎态度，其中除了经济上的好处外，还有其政治意图。它认为，通过实行自由主义的关税改革，势必给奥地利念念不忘的中欧关税同盟方案以致命性打击，因为发展水平很低而且处于贸易保护主义之下的奥地利经济绝对没有能力承受西欧的这种“革命性”低关税政策。因此，与法国签订商业条约“是将奥地利永远排除出去的一种有效手段”。法国也想与普鲁士签订一项新的商业条约，希望以此将这个德意志关税同盟的领导者与自己的政策联系起来，并“利用由于商业条约引发的德意志内部冲突来为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服务”。出于各自的考虑，两国于1861年1月11日开始在柏林进行相关谈判。

但是普鲁士与法国订立商业条约的态度遭到关税同盟中的一些中等邦国的反对。它们很清楚，一旦与法国签订自由贸易性的商业条约，就意味着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奥地利与关税同盟之间“特殊关系”的结束，普鲁士就会成为德意志内部没有竞争对手的霸主。因此，在奥地利外交大臣雷希贝格（Johann Bernhard von Rechberg，1806—1899）的鼓动下，关税同盟中的一些邦国公开要求与奥地利在商业上进行更紧密的合作。面对奥地利和中等邦国的阻挠，普鲁士决定加速与法国的商业条约谈判，同时巧妙地利用关税同盟内部一些中等邦国的特别愿望来与法国讨价还价。1862年3月29日，普鲁士在没有与关税同盟其他成员商量的情况下，就签订了《法普商业条约》（Franzsisch-Preuischer Handelsvertrag）。据此，到1866年1月1日，法普双方将降低各种关税。关税同盟的许多商品由此在法国获得和英国、比利时商品一样的关税优惠。以金属制品关税为例，铁丝的关税从每公担14法郎降为10法郎；铜制品则从15法郎降为10法郎。

1865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条约面临延长的问题。此前，关税同盟内部各派力量斗争非常激烈。南德诸邦要求继续保证1853年时给予奥地利的权利，即奥地利在向关税同盟地区出口时，可享受最低关税。与此同时，它们还反对普鲁士关于将关税同盟的重新组织与确认法普商业条约挂钩的建议。当时，巴伐利亚、符滕堡、汉诺威、黑森—达姆施塔特、拿骚、法兰克福等邦的反对立场完全有可能使法普商业条约在关税同盟中无法得到批准。面对这种阻力，普鲁士政府采用软硬兼施的政策。一方面普鲁士新首相俾斯麦以威胁的口气宣布，到1865年关税同盟条约期满时，他将解散关税同盟，然后与各邦在《法普商业条约》的基础上重新谈判；另一方面他又大力改善与奥地利的关系，于1864年3月在布拉格和奥地利举行奥德关税同盟谈判。不过，俾斯麦早就知道，奥地利和德意志关税同盟的经济和管理状况差异很大，所谓的奥德关税同盟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尽管如此，这种表演性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担心普鲁士霸权野心的中等邦国得到些许安慰。

与此同时，尽管对于普鲁士称霸德意志顾虑重重，对《法普商业条约》持反对态度的关税同盟各邦却不得不正视越来越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首先，如果关税同盟解体，它们将失去巨大的经济利益。关税同盟建立以来，各邦在商业贸易方面受惠很大。南德各邦从北德地区输入工业制成品，北德各邦则从南部大量输入原料和粮食。更为重要的是，关税收入已经成为中小邦国增长最快的财政收入来源。在符滕堡，1830/31年时关税收入只占收入预算的7.4%，1839/42年时则已经上升到14.6%。在巴登，1830年的关税收入占总收入的8.4%，1850年时则达到了19.6%。黑森达姆施塔特在加入关税同盟前几乎没有净收入可供支配，到19世纪四十年代，关税收入已经占其财政的13%。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一位议员曾指出：如果没有普鲁士分拨的关税收入，国家开支就无从谈起。在政治上，对法普商业条约持反对态度的各邦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不仅地方商业团体持续向本邦政府施压，要求接受自由贸易条约，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在各邦议会中大力鼓吹继续关税同盟条约。

在这种形势下，对普鲁士抱敌视态度的各邦政府不得不改变立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曾在1864年8月无可奈何地指出，除了接受普鲁士的条件，“没有别的选择”，南德地区“出于巨大的利益，迟早要被迫与德国其他部分连接起来”。符滕堡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我们迟早要向普鲁士屈服，因为我们的需要使然”。于是，曾经持反对立场的各邦纷纷向普鲁士“投降”。1864年夏天，萨克森、不伦瑞克、图林根、法兰克福等达成了继续关税同盟的协议。黑森卡塞尔也在公众舆论压力下和普鲁士的收买下放弃了抵抗。同年10月，巴伐利亚、符滕堡、黑森达姆施塔特、拿骚等邦也同意在《法普商业条约》的基础上继续延长关税同盟。

这无疑是普鲁士的巨大胜利。有学者在谈及这一巨大胜利的意义时指出：《法普商业条约》的成功实施“将作为领导性强权的哈布斯堡国家最终排挤出了中欧”。1865年5月16日，关税同盟正式宣布再延长12年。奥地利试图瓦解关税同盟的努力至此完全遭到失败。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奥地利的这一失败可称之为“经济上的柯尼希格莱茨”。从此，奥地利和德意志中小盟邦之间的关系被一堵坚固的经济长墙隔开，普鲁士在关税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则进一步得到巩固。

在普鲁士确立其对关税同盟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德国经济也日益趋于一体化。如果说1815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邦联是奥地利领导下的维持现状、阻止一切新事物、保持德意志分裂的工具，那么普鲁士支配下的关税同盟恰好相反，随着经济力量和财政重要性的持续增长，它会对各中小邦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进而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因此，关税同盟的作用在于促进德意志的统一。这种对德意志统一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德意志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第一，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和扩大，德意志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商业政策框架结构，原先妨碍经济交流的人为因素大大减少；第二，关税同盟促进了德意志内部各经济圈的相互交织，北部工业品南运，南部原料和粮食则北上，统一的民族市场开始形成；第三，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得到一定的改善；第四，各邦之间因关税消除，经济交流日增，公路、水运交通得到促进和发展，相互联系更加密切。就以上意义而言，关税同盟对德意志地区的经济整合功不可没。可以说，19世纪下半期德国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如帝国的政治统一和工业化都是以关税同盟的建立为基础的。

但是，建立一种紧密联系的、一体化的经济，仅仅凭关税等财政手段是不够的。关税同盟虽然将德意志2/3的地区联合成了统一的经济区，诸如马车、驳船等缓慢和不可靠的交通工具却制约着这一经济区内联系的进一步加强。1835年开始的铁路建设解决了这一难题。全国性铁路网的建成，使原先由于交通不便而造成的一些封闭性经济地带开始对外开放，形成了全国性的供需和价格体系。此外，铁路运输可以用低廉的运价将原料运往遥远的加工地点，可以使农产品在腐烂变质之前就运抵数百公里以外的城市居民手中，使得大宗货物、寻找工作的人们甚至整建制的军队等都可以轻易地穿越整个德国。正是因为有了铁路交通的这种作用，虽然1848年革命中的政治统一努力遭受夭折，经济上的交织作为一种牢固的、统一的民族纽带已经形成。从这一意义上讲，铁路网和关税同盟是推进德意志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连体双胎”。

随着内部联系的日益密切，德意志关税同盟内的经济呈现繁荣态势。1853年—1856年间，关税同盟的出口额由35690万塔勒尔猛增到了45610万塔勒尔。同期奥地利由于采取一种“保守的、保护主义的、对技术和工业感到恐惧的政策”，出口额由18430万塔勒尔下降到了15030万塔勒尔，在经济发展上远远落后于关税同盟地区。奥地利政府的这种政策使奥地利日益疏离于德意志其他邦国并远离西欧发达国家。

关税同盟各邦在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方面也有所进展。1834年关税同盟条约规定“在各邦内实行相同的货币、计量单位和重量体系”（第14条）。其后，日益密切的经济交流和融合促使各邦向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方向努力。

在货币体系方面，1837年8月，南德的巴登、符滕堡、巴伐利亚、黑森-达姆施塔特、拿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邦缔结《慕尼黑货币条约》（Münchener Münzvertrag）。1838年7月，关税同盟各邦又订立了《德累斯顿货币条约》。前一项条约中明确规定，每一科隆马克须纯银233.856克，即24.5古尔登（每古尔登60十字币）铸造。后一项条约则接受了第一项条约的规定，并确定每一科隆马克铸造14塔勒尔。这样就确定了北方的塔勒尔与南部的古尔登之间的比价：1塔勒尔=1.75古尔登，并造出了统一的2塔勒尔（3.5古尔登）的货币。原先货币领域的混乱状况因此得到大幅度改善。由于这两项条约均只提及银币，19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银币就成为德国大部分地区的货币，只有不莱梅还保持着金币体系。1857年1月，为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量的需求，各邦间又达成了《维也纳货币条约》，规定每50克纯银铸造30塔勒尔、52.5南德古尔登或45奥地利古尔登。统一塔勒尔（Vereinstaler）开始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在关税同盟各邦和奥地利得到使用。

在计量单位和重量体系方面，虽然真正统一度量衡单位是在北德意志联邦和德意志帝国时期，但是这时已经出现了一种统一的趋势。1837年关税同盟开始统一规定重量单位：1关税磅=500克。这一重量单位后来成为除巴伐利亚以外各邦的通用重量单位。

（二）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经济强权

关税同盟使普鲁士有了控制德意志其他邦国的强有力工具，第一次工业革命则使普鲁士的工业实力以惊人的速度提升。普鲁士成了德意志名副其实的经济巨无霸。

铁路建设是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导部门，普鲁士则是该领域的榜样。鉴于铁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客观情况，它在铁路建设中采用了当时最新的股份公司形式筹集资金。在1837年—1842年成立的28家铁路公司中，有多家公司采用了股份公司形式。如前所述，普鲁士政府还给予私人铁路公司以利息保证，从而吸引大量资本注入铁路建设领域。由于资金充盈，普鲁士的铁路建设速度令人刮目。仅仅头5年，它就完成了800公里的铁路建设里程，同时有1000公里在建，1500公里处于计划中。1850年普鲁士的铁路长度已经达到4200公里，同期德国铁路总里程才5800多公里。

在其他重要工业生产领域，普鲁士也拥有绝对优势。石煤生产方面：1850年—1865年，整个德意志邦联的开采量从550万吨增加到2177万吨，普鲁士则从457万吨增加到1856万吨，在总产量中的比重由83.2%上升到85.3%；同期生铁产量：德意志邦联的总产量由21.4万吨增至98.8万吨，普鲁士由13.5万吨增至77.2万吨，所占比重由62.9%上升至78.1%；钢的生产方面：德意志邦联由19.7万吨上升到70.8万吨，普鲁士从14.6万吨增加到61.1万吨，比重由75.8%上升到86.3%。在其他工业生产领域，普鲁士也拥有巨大优势。以蒸汽机的使用量为例，1835年普鲁士工业领域使用蒸汽机数量还寥寥无几，1850年以后，蒸汽机的使用数量则呈直线上升趋势。1855年各工业企业的蒸汽机数量已经达到3049台，其它邦国中无一能望其项背。这种巨大的经济优势为普鲁士统一德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普鲁士领导建立的德意志帝国“与其说建立在铁和血之上，不如说建立在煤和铁之上”。

从国民收入的角度看，普鲁士的财富总量也非德意志其他邦国可比。1851—1869年间，德国（包括德意志邦联和阿尔萨斯洛林）国民收入从91.35亿马克增加到了135.72亿马克，增幅为32.3%；同期普鲁士国民收入从41.28亿马克上升到了78.49亿马克，增幅超过90%，在德国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从45.2%增加到了57.8%。在金融领域，柏林在1866年前已经成为德国的银行和交易所领域中“举足轻重”的金融中心。

上述表明，普鲁士已经确立了在德国经济中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经济实力的增强使普鲁士在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中有了雄厚的物质资本。诚如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所言：“经济的发展诚然没有导致必然建立一个普鲁士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但五十和六十年代的经济成果使普鲁士的政治崛起明显地变得更加轻松”。

三、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新发展

1848年革命期间，德意志邦联与丹麦之间曾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开战，即所谓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战争（Schleswig-Holsteiner Krieg）。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邦联军队于1848年5月一度进入丹麦境内。但是，英俄两国都反对普鲁士打击丹麦，前者担心普鲁士控制丹麦海峡（Dnemarkstrae） ，后者则不愿普鲁士染指波罗的海。8月26日，在英、俄两国的压力下，普鲁士与丹麦签订了《马尔默停战协定》（Waffenstillstand von Malm）。1850年7月10日，德意志邦联与丹麦签订《柏林和约》（Frieden von Berlin） ，石勒苏益格由丹麦、普鲁士和英国三方代表组成的政府进行管理。1852年5月8日，英、法、俄、普、奥等欧洲列强以及瑞典和丹麦两个波罗的海国家又共同签订《伦敦议定书》（Londoner Protokoll1852）。据此，丹麦的完整和统一得到确认和保障；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和劳恩堡三个公国通过丹麦国王实现与丹麦的个人联合；上述诸公国的独立和传统特权不受侵犯，石勒苏益格与丹麦的关系不得比与荷尔施泰因之间更紧密。丹麦与两公国之间的传统君合国关系由此重新得到恢复。因此，从民族国家角度而言，两公国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丹麦与德意志之间的冲突势必重现。

普鲁士在这场冲突中的表现对德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它在对丹麦战争中成了德意志民族的代表，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给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德意志内部取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胜利。19世纪50年代开始，德国学界形成了以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和特赖奇克（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schke，1834—1896）等为代表的小德意志历史学家学派（Kleindeutsche Historikerschule） ，也称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Preussische Historikerschule）或普鲁士学派（Borussische Schule）。他们大力鼓吹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德罗伊森从1855年开始出版的多卷本《普鲁士政治史》（Geschichte der preuischen Politik）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也是该学派开始形成的标志。就普鲁士而言，尽管对丹麦战争以及“同盟政策”的努力皆因列强的压力和阻挠而中途收场，但是其称霸德意志的企图并未因此而放弃。它将寻找合适时机，实现自己的抱负。

1859年撒丁战争（Sardinischer Krieg）的爆发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也给了普鲁士称霸德意志提供了新的机遇。这年4月，撒丁王国为实现意大利的统一，联合法国对奥地利开战，希图从奥地利手中收回伦巴底和威尼西亚。面对强敌，奥地利转而求助于德意志邦联，特别是普鲁士。普鲁士视之为确立自己在德意志领导地位的大好时机，因此，摄政王威廉一面动员军队，对法国进行威胁，另一面却又要求“奥地利以承认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为代价”，换取帮助。但是普鲁士的要求立即遭到奥地利的拒绝。奥地利为了保住其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宁愿割地媾和。因此，1859年6月24日索尔费里诺战役（Schlacht von Solferino）中奥军战败后，双方即在7月11日缔结了《维拉弗朗加预备和约》（Vorfrieden von Villafranca；Prliminarfrieden von Villafranca） ，11月10日又签订了《苏黎世和约》（Frieden von Zürich）。奥地利把除曼图亚（Mantua）和佩西拉（Peschiera）等要塞以外的伦巴底割让给法国，然后由法国转让给撒丁王国。威尼西亚则继续处于奥地利统治之下。

撒丁战争在德国引起极大反响。德国人把法国对德意志邦联“主席国”奥地利的开战视为对整个德意志民族感情的伤害。于是，在德意志出现了新一波的民族主义浪潮。人们把这场战争与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联系起来，各种跨越邦界的射击联合会、歌唱联合会和体操联合会纷纷举行爱国主义集会，大唱诗人马克斯·冯·申肯多夫（Max von Schenkendorf，1783—1817）和阿恩特的爱国歌曲，形成了一种全德性的共同体情感。1860年左右，德国歌唱联合会和体操联合会会员分别达到6万人和17万人之众。1859年11月10日是席勒（Fridrich Schiller，1759—1805）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德意志各邦都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游行活动。在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批准在自己的科学院中成立兰克主持的“德意志历史和资料研究委员会”（Kommission fürdeutsche Geschichts-und Quellenforschung） ，以突出德意志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历史记忆。

致力于国家统一的全德性民族主义组织也开始出现。1859年9月15至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成立了由鲁道夫·冯·本尼希森（Rudolf von Bennigsen，1824—1902）、赫尔曼·舒尔策德利奇（Hermann Schulze-Delitzsch，1808—1883）等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领导的德意志民族联合会（Deutscher Nationalverein） ，该联合会的努力目标是建立普鲁士领导下的小德意志联邦国家。到1862年，德意志民族联合会成员已经达到25000人。1862年10月28日，主张大德意志道路者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成立了由尤利乌斯·弗勒贝尔（Julius Frbel，1805—1893）等领导的德意志改革联合会（Deutscher Reformverein）。这一联合会人数较少，最多时为1500人左右，成员主要来自南德地区，因此缺乏群众基础。此外，在19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还出现了一系列基于全民族平台之上的联合组织，其中有1861年成立的由各商会代表组成的德意志商业代表大会（Deutscher Handelstag）、1863年成立的法学家代表大会（Juristentag）等。

普鲁士也借助于撒丁战争而再次扩大了在德意志的影响力。战争开始后，根据普鲁士的要求，德意志邦联动员了35万兵力向法国施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加上战争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巨大，法皇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1808—1873，1852年—1870年在位）才被迫见好就收，迅速结束了战争。

第三节 普鲁士“铁血”统一德国

虽然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尝试因奥地利的阻挠和俄、英等国的干涉而屡遭挫折，但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都朝着有利于普鲁士的方向发展，普鲁士日益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期盼的对象。这种形势推动着普鲁士继续其统一德国的政策。

一、“新时代”的开端；普鲁士军队改革和宪法冲突

（一）“新时代”的开端

1858年10月7日，因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患精神病，其弟威廉亲王，即日后的普王和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Wilhelm I.，1797—1888，1861年—1888年普鲁士国王，1871年—1888年德意志皇帝）出任摄政。11月，曼陀菲尔辞去首相职务。威廉逐步抛弃了曼陀菲尔内阁在五十年代推行的反动政策，放松了对政论和公共舆论的压制，开始了所谓的“新时代”（Neuera）。

威廉亲王思想保守，不喜欢自由主义，坚信君权神圣，曾在1848年柏林三月革命中率军镇压革命群众，并因此获得了“霰弹亲王”（Karttschenprinz）的臭名。然而他为人注重实际。他从时代潮流中预感到，顽固坚持旧的统治秩序不会有出路，因此在执政以后，出人意料地释放出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信号。这位摄政亲王在11月8日对新任命的国务大臣们的演讲中，对普鲁士政府的统治原则以及普鲁士在德国的角色进行了明确定位：在内政方面，普鲁士政府必须在教育、宗教和军事政策方面有更好的打算，要符合时代需要；在对外政策方面，突出普鲁士的独立性；普鲁士的未来角色定位要迎合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意见。他强调，在德国，普鲁士要博得人们在“道德上的欢心”，但必须“在政治上有强有力的态度”，要呈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的，同时又是冷静、坚强的普鲁士，以迎合并承担起自由派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普鲁士在德国的历史使命”。这实际上暗示普鲁士要以实力为后盾来取得在德意志的领袖地位。他的这种“保守而自由主义的、温和的民族纲领”，加上奥地利在撒丁战争中宁愿割让土地求和也不愿让普鲁士主导德意志的态度，使得由普鲁士领导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小德意志方案”在德国得到空前的拥护。

1861年1月2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去世，威廉一世继任普鲁士国王。10月18日，他在柯尼斯堡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其间为了强调作为国王的至高无上地位，仍不忘宣称自己的王冠“只来自上帝”。这预示着这位新国王开启的自由主义“新时代”不会有太多的“自由”。

告别反动时期的自由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特征不仅出现在普鲁士，也出现在其他德意志邦国。在奥地利，由于在意大利的失败，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不得不结束新专制主义的统治，任命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安东·冯·施梅林为首相。施梅林于1860年开始了谨慎的自由化政策，但在次年即遭解职。在巴伐利亚，1859年的议会选举中自由派获得多数，出现了政府与议会的严重冲突，最后国王不得不决定与人民和解，组成了温和的自由派政府，与自由派占多数的议会合作。在巴登，以自由主义倾向著称的大公弗里德里希一世于1860年任命议会两院中的自由派多数领袖奥古斯特·拉迈（August Lamey，1816—1896）和安东·施塔贝尔（Anton Stabel，1806—1880）为内政和司法大臣，后者于1861年出任内阁首相。符滕堡也停止执行反动政策，转向温和的中间路线。萨克森、汉诺威和两个黑森邦国虽然仍坚持保守的旧统治体制，但已经变得更为温和。在这种趋势之下，反动法令逐渐停止实行，司法、自治管理、新闻、结社和教育领域的自由主义改革计划重新得到推行。和解和改革成了“新时代”的政治纲领，自由主义在德意志各邦出现了重大进展。

德意志各邦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转向自由主义“新时代”的原因很多。王位和权力的交替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新君主目睹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感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冲击，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政策方向；同时，1848年革命失败后确立反动政策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本身就存在分歧，从而为自由主义的重新崛起留下了空隙；1859年撒丁战争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邦统治者在反动政策方面的统一步调，加剧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竞争。普鲁士为了在争霸中取得先手，赢得民心，首先在政治上“与人民和解”，打出自由主义旗帜也就不足为奇。

（二）普鲁士军队改革和宪法冲突

普鲁士统治者在几经挫折后认识到，要称霸德意志和统一德国，必须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威廉亲王在1849年后就已经得出结论：“谁要统一德国，就必须征服德国”。然而，在1815年到1858年间，普鲁士人口从1100万增至1800万，军队规模却没有扩大。根据普遍义务兵役制（Allgemeine Wehrpflicht）原则，1815年普鲁士每年应召40700人入伍，1858年应召65000人入伍。但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普鲁士军队的征召人数一直未超过原先规模。此外，19世纪五十年代几次大规模的欧洲战争也表明，军事现代化进展迅速，只有进行军队改革，才能保障德意志和普鲁士的安全，使普鲁士的国际政策能够获得强大军事实力的支持。因此，1858年出任摄政的威廉亲王决定实行彻底的军事改革，建立一支强大而有威望的军队。

但是普鲁士国内政治在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普鲁士政府与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在军队改革方面出现了矛盾，形成了所谓的普鲁士宪法冲突（Peuischer Verfassungskonflikt）或宪法纠纷（Verfassungszwist） ，使普鲁士国家陷入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这场冲突的政治根源在于普鲁士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崛起。1858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保守派在众议院仅获得47席，作为老自由派的格奥尔格·冯·芬克领导的芬克派（Fraktion Vincke）和路德维希·艾米尔·马蒂斯（Ludwig Emil Mathis，1797—1874）领导的马蒂斯派（Fraktion Mathis）却获得了195席，从而使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众议院中占据了多数优势。这意味着，普鲁士政府推行相关政策时，必须面对众议院中自由派多数的挑战。

早在1859年，威廉亲王就已经宣布要进行军队改革。1860年2月，新任国防大臣阿尔布莱希特·冯·罗恩伯爵（Albrecht Graf von Roon，1803—1879）提出了一项军队改革草案。根据这一方案，普鲁士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将通过两个途径得到相应增加：一是将每年征召的新兵人数从4万人增至6.3万人，二是将服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普鲁士现役军事力量将因此从15万人增加到22万人。与此同时，普鲁士军队结构将进行调整，取消自解放战争以来作为军队重要组成部分的民兵和战时后备军。

在众议院中占多数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派“出于民族政治的考虑，对提高国家的军事力量自然有兴趣”，本应支持罗恩提出的军队改革草案。但是，三大原因使他们成为这一改革的反对者。第一，改革将大大增加军事方面的支出费用。普鲁士政府每年将新增军费950万塔勒尔，税收因此将大大提高。第二，军事改革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根据宪法，军队掌握在国王手中。军队的加强势必增强以国王为代表的传统贵族阶级的力量。而取消与资产阶级关系较为密切的民兵和战时后备军则意味着进一步削弱军事力量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是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第三，国防部内部对服役期延长到3年是否有必要存在分歧。因此，众议院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决定利用手中的预算权阻止军队改革，争取议会对军队的控制权。他们拒绝批准增加预算。于是围绕军队改革问题，普鲁士政府与议会之间出现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冲突。

由于无法与议会达成一致，普鲁士政府收回了草案并要求议会仅批准一年的“临时性”改革费用。议会于1860年5月批准了900万塔勒尔的预算，希望以此与政府达成妥协。1861年，普王再次要求增加军费预算500万塔勒尔，以推进军事改革，议会中犹豫不决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再次批准了相关预算。此后议会与政府的政治斗争日趋尖锐化。

1861年6月6日，反对向政府让步的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议员从老自由派多数中分离出来，成立了德意志进步党（Deutsche Fortschrittspartei）。该党要求建立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发展普鲁士法制国家。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它明确要求保存地方民兵和两年服役期。1861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进步党取得明显胜利，获得104个议席，成为议会中最强大的势力。保守派议席则下降到14个。从议会中的整个力量对比看，不支持政府的反对派议席数为245个，多达2/3。于是，资产阶级议会反对派试图利用自己的优势改变普鲁士的政治权力结构。他们不仅反对政府的军队改革方案，而且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政府必须使国家预算专门化，以便无法利用其他预算补充军队改革所需开支。可见，所谓的宪法冲突，实际上是国王为代表的普鲁士传统贵族统治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为争夺国家领导权进行的斗争。

面对议会的反对，国王和政府并不准备屈服，坚持认为只有国王才有权决定军队的组成，议会的职能只是表决通过所需预算，因此转而试图通过解散议会重新选举来寻找突破口。但是1862年春天的新选举中，保守派席位进一步下降到12个，反对派席位却增加到284个，其中进步党议席上升到133个。普鲁士国家政治陷入危机之中。鉴于资产阶级不愿让步，陷于绝望之中的威廉一世在1862年9月已经考虑让位给他的儿子。这时，罗恩力荐其密友、普鲁士驻法公使俾斯麦出任首相。普王虽然对此并不乐意，但又别无选择。9月22日，俾斯麦临危受命，出任普鲁士首相，不久又兼任外交大臣，承担起挑战自由民主运动和稳定普鲁士君主专制政体的任务，他也因此获得了“冲突大臣”（Konfliktsminister）的名号。

俾斯麦1815年4月1日出生于易北河畔舍恩豪森庄园（Schnhausenbeider Elbe）一个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世家。其父费迪南德·冯·俾斯麦（Ferdinand von Bismarck，1771—1845）是一位贵族庄园主，母亲威廉明娜（Wilhelmine von Bismarck，1789—1839）则来自资产阶级学者和高官家庭。俾斯麦因此既沿袭了传统贵族的倔强保守，又继承了学者的缜密和资产阶级的圆滑等多种因子，形成了集统治权欲、坚强意志和无穷智慧于一身的独特天赋。他在后波莫瑞（Hinterpommern）瑙加德（Naugard）的克尼普霍夫庄园（Gut Kniephof）长大成人，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1839年以后曾在克尼普霍夫和舍恩豪森度过他的庄园主岁月。

但是小小的庄园无法容纳俾斯麦的雄心壮志。1847年5月俾斯麦成为波莫瑞（Pommern）联合省议会的代表，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的这一议会中，他好斗善辩，竭力维护各种封建特权和君主制度，成了“铁杆”的保守派政治家。1848年革命期间，他甚至准备组织勤王军前往柏林解救国王。1849年他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在这一时期，他反对德意志的统一，也反对拉多维茨的“同盟政策”，甚至为“奥尔缪茨条约”辩护，认为德意志的统一只是幻想。1851年8月，在利奥波德·冯·盖拉赫的力荐下，俾斯麦开始了长达8年的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公使的生涯，这是当时普鲁士最重要的外交职务。其间，切身的感受使他从保守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主张在国家利已主义原则下，通过强权政治来实现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1859年1月俾斯麦出任驻俄公使，1862年春又被派任驻法公使。与俄法两国宫廷交往的经历也成为他日后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这一时期，俾斯麦作为一名优秀政治家的特征开始展示出来。他有坚定而明确的政治目标：对外扩大普鲁士的力量，对内稳定君主的权力；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清楚了解各种力量对比，并善于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在俾斯麦看来，宪法冲突无关保守派或自由派的问题，而是首先涉及到是国王统治还是议会统治的原则问题。因此在出任首相之后，面对国王和议会不可调和的对立，他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二者的纠缠，实现国王的意志。他巧妙地利用了半官方《星报》（Sternzeitung）8月14日提出的“漏洞理论”（Lücken the orie）来为自己的政策服务。根据“漏洞理论”，在国王和议会没有能够就预算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该如何处理。面对这一“宪法漏洞”，作为政府首脑和国王的代表，有责任采取行动，以防国家生活陷入停顿状态。于是，他无视议会的预算批准权，擅自筹集资金，强行推进军队改革，为普鲁士称霸德意志做军事准备。

“宪法冲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表明，就国家政权的性质而言，普鲁士已经是一个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统治的国家。在这一联合统治政权中，以国王为代表的贵族地主仍然保持着支配地位，维持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此同时，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虽然处于配角地位，但已经不满足于这样一个角色。于是就出现了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争夺对军队的控制权（实际上也是国家领导权）的斗争。而在普鲁士增强军事实力统一德国的政策中，虽然包含着贵族地主将自己的统治扩及整个德国的期望，但是这一政策在客观上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符合资产阶级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国家政策。

二、“铁血政策”与德国的统一

（一）俾斯麦的“铁血政策”

虽然19世纪初以来的资产阶级改革使普鲁士逐步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鲁士国家政权已经踏上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道路，尽管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确立了在德意志的经济领导权，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普鲁士就可以顺利地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大业。进入近代以来，德意志问题就一直受欧洲国际因素的制约，换言之，普鲁士要统一德国，还必须有合适的欧洲国际环境，“奥尔缪茨之辱”和1859年撒丁战争中的碰壁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普鲁士在改革军队增强武备的同时，必须在外交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制定正确的策略。

担任驻邦联代表和俄法两国公使的亲身经历使普鲁士新任首相俾斯麦对当时的形势有了充分的现实主义的认识：一方面，他意识到德国统一已经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认为普鲁士掌握统一运动的领导权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最有利的方式，它可以保证普鲁士君主政体和贵族的特权地位。因此普鲁士要学会“向前逃跑”，主动承担起统一德国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认识到，无论德意志各邦统治者还是相邻的俄国和法国，都不愿看到德国的统一。前者担心因此丧失自己的独立政治特权，后者则将保持德国分裂当作“使自己在欧洲事务中取得政治优势的重要条件”。有鉴于此，俾斯麦特别欣赏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arlvon Clausewitz，1780—1831）的观点：“德国实现政治统一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用剑，由一个邦支配其余各邦。”（Deutschl and kann nur aufeinem Wege zur politischen Einheit gelangen，dasist das Schwert，wenn einer seiner Staaten alle anderen unterjocht.）从此，他致力于德意志的民族统一事业，并且因其实绩而成为19世纪下半期德国乃至欧洲最著名的政治家。

俾斯麦决定给议会中作梗于军队改革的资产阶级多数派议员们迎头痛击，向他们指明德意志问题的最终解决之路。1862年9月30日，这位新任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Eisen-und-Blut-Rede）。他声称，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靠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必须靠实力和战争来决定：“德国所注意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强权；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愿意尊重自由主义，对此它们却无法得到普鲁士的角色。普鲁士必须积聚自己的力量以等待有利的时机，这样的机会我们已经错过多次了；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能够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要通过铁和血。”俾斯麦此次演说，一方面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展示了强硬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试图将话题转向民族问题，以博取资产阶级的支持，淡化宪法冲突。同时这一演说也表明，他决心用武力来实现普鲁士雄霸德意志的目标。此后，史学界一直将这一演说当作俾斯麦统治的一种最明显的特征。而他推行的武力统一德国的政策也因此被称为“铁血政策”（“Blut und Eisen” Politik；Blut-und Eisenpolitik）。

但是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进步党并不甘心就此丧失自己的预算批准权。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妥协变得遥遥无期。于是，在没有通过1863年预算的情况下，俾斯麦干脆在10月13日关闭了议会，开始了普鲁士没有预算的时代。他根据“漏洞理论”，强制实行军事改革，使用军费开支，为武力统一德国作准备。在他看来，双方在统一德国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只要政府满足资产阶级最迫切需要的国家统一，他们最终会改变态度。事实证明，俾斯麦的判断是正确的。1866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后，欢呼雀跃的资产阶级议会反对派立即放弃了原先的抵制立场，追加预算，拜倒在这位铁血宰相的脚下。

（二）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

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普奥两强争霸德意志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原本对奥地利有利的国际局势发生了有利于普鲁士的逆转。

首先对欧洲国际关系格局造成重大冲击的是克里米亚战争（Krimkrieg）。1848年革命中，俄国成为欧洲宪兵。它不仅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起义，而且以仲裁者角色调解1850年普奥之间的冲突，压制普鲁士争霸德意志的要求。俄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加强，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自负也达到了顶点。在他看来，普鲁士已经成为俄国言听计从的小伙伴，奥地利为了报答俄国帮助镇压匈牙利革命，也有义务协助俄国，因此俄国有足够向外扩张的国际空间。于是，自彼得大帝（Peter I.der Groe，1672—1725，1682—1725年在位）以来的肢解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进入地中海和夺取巴尔干的扩张目标再次提上俄国对外政策的日程。1853年1月和2月，尼古拉一世连续四次与英国驻俄大使谈话，提出瓜分土耳其方案：俄国控制巴尔干和黑海两海峡，英国获得埃及等地。但是这一方案遭到英国的反对。它不愿俄国自由出入地中海，威胁其在地中海东部和通往印度的交通线，因此明确主张维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维持现状。

在遭到英国的拒绝后，尼古拉一世决定利用耶路撒冷（Jerusalem）圣地保护权问题独自向土耳其这位“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病人”发难。1740年法国曾与土耳其签订条约，使法国及其保护下的天主教教士获得了圣地的保护权。但是18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俄国通过对土战争获得了保护土耳其东正教徒的权利，有关圣地的管理和保护权也落入东正教教士手中。

1848年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当选为法国总统，1852年12月2日又发动政变，登上法国皇帝宝座，称拿破仑三世。他为了赢得国内天主教徒的支持，于1850年要求土耳其苏丹恢复天主教在圣地享有的特权，1851年又再次向土耳其施压，甚至出动舰队恐吓，迫使土耳其政府同意将圣地的钥匙交给天主教徒掌握。对此，俄国立即向土耳其提出抗议。1853年2月底，俄国派特使缅希科夫侯爵（Fürst Alexander Sergejewitsch Menschikow，1787—1869）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恢复东正教对圣地的管辖权，并且发出威胁，如果谈判破裂，将兵戎相见。但是土耳其在英法两国的支持下拒绝了俄国的要求。俄国于是断绝了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5月30日，俄国决定出兵占领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Moldau）和瓦拉几亚（Walachei）。7月3日俄军占领两公国。土耳其遂于10月16日向俄宣战。11月30日俄国舰队在锡诺普港（Sinope）歼灭了土耳其舰队。土耳其正式请求英、法参战。1854年3月13日，英、法与土耳其签订同盟条约，并于27日和28日先后向俄国宣战。9月，英、法、土三国联军登陆克里米亚半岛。此后形势向不利于俄国的方向发展。

尼古拉一世原本打算依靠普、奥，与英国妥协，孤立法国，以此取得对土战争的胜利。但是这一打算完全落空。首先，英法两国不愿在近东争霸中向俄国让步；其次，德意志两大邦国的立场也让俄国失望。奥地利害怕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会阻断其东扩之路，也担心由此引发国内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因而对俄国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俄土战争爆发后，它一方面要求俄国从两公国撤军，另一方面寻求普鲁士的支持。普鲁士因不久前受过“奥尔缪次之辱”，加上英法两国的压力，于1854年4月20日和奥地利缔结了攻守同盟。不过普鲁士很快就发现，这一同盟会使之成为奥地利政策的追随者，因此当奥地利12月2日与英、法签订攻守同盟条约，并于1855年1月提出动员德意志邦联军队时，普鲁士驻邦联公使俾斯麦坚决反对奥地利把德意志邦联及其成员绑到自己战车上的企图。他认为，普鲁士若参与英法针对俄国的战争，必将遭到俄国的忌恨。一旦拿破仑三世改变其政策，普鲁士就会陷于无助的境地并面临俄国的报复。因此，他把奥地利推动德意志邦联议会针对俄国的备战变成了针对一切外来威胁的武装中立。这一招不仅使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中获得多数支持，而且使普鲁士远离针对俄国的敌意，从而为日后普俄友好打下了基础。

1855年3月2日，因战争进程不利而陷于内外交困的尼古拉一世自杀。9月俄国在黑海的重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Sewastopol）被盟军攻陷。12月，已经占领多瑙河两公国的奥地利落井下石，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极其苛刻的和平条件，包括取消俄国对两公国的保护权，黑海非军事化，俄国放弃对土耳其东正教的保护权等，并且宣称，如果相关要求遭拒绝，就向俄国宣战。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1818—1881，1855年—1881年在位）在败局已定的形势下，被迫求和。1856年3月30日，战争双方加上德意志两大邦国签订《巴黎和约》（Frieden von Paris1856），主要内容包括俄国撤回对土耳其东正教徒的保护权；黑海中立化和非军事化；俄国割让多瑙河口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en）给摩尔多瓦；多瑙河航行自由等。

克里米亚战争及其结局对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俄国结束了维也纳会议以来的霸主角色，国际地位大大下降；英法两国在地中海和土耳其的地位大大加强；法国改变了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不利国际地位，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

克里米亚战争对德意志的政治发展而言，也具有根本性意义。俄、奥、普三个东方君主国自维也纳会议以来结成的“神圣同盟”彻底瓦解；更为重要的是，它彻底改变了俄国与德意志两大邦国之间的关系。普鲁士由于在战争中采取温和的中立态度，赢得了俄国的好感，继续与俄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奥地利则由于“忘恩负义”、落井下石的行为而与俄国关系恶化。俄国原先扶奥抑普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一变化为普鲁士争夺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继续朝着有利于普鲁士的方向发展。其一，俄国因战争失败而从欧洲霸权的顶峰跌落下来，元气大伤，使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外部阻力大减。其二，英国的态度发生重要变化。由于法国取代俄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希望保持欧洲大陆均势的英国转而支持普鲁士，以抗衡和牵制法国。其三，法国在1862年—1867年间派大军远征墨西哥（Mexiko） ，无暇顾及欧洲事务。同时，拿破仑三世准备利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愿望，与之讨价还价，坐收渔利。其四，奥地利由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开罪俄国而失去了重要的国际支持，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又受到进一步打击。所有这一切，都为普鲁士统一德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空间。

（三）俾斯麦的统一战争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进程是在俾斯麦策划的三次连锁反应式王朝战争中完成的。第一场统一战争是1864年德丹战争（Deutsch-Dnischer Krieg）。如前所述，1848年德意志与丹麦之间曾因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发生冲突。为解决丹麦与德意志在两公国问题上的矛盾，欧洲列强曾于1852年签订《伦敦议定书》，规定两公国通过丹麦国王个人各自与丹麦联合，同时保证荷尔施泰因的德意志邦联成员资格以及两公国自古以来的不可分离。丹麦国王也答应不归并石勒苏益格。然而，1863年新即位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Christian IX.，1818—1906，1863年—1906年在位）却在丹麦民族主义者压力下批准了议会提交的新宪法，将拥有独立地位的石勒苏益格改由丹麦政府直接管辖，从而违反了1852年《伦敦议定书》。对此，德国舆论一片哗然。德意志邦联议会在要求丹麦政府收回法令未果之下，于1863年派萨克森和汉诺威军队开进了荷尔施泰因。

两公国争端的出现，成为俾斯麦检验其“铁血政策”的良机。他毫不隐讳地表示要吞并两公国。此时国际关系格局也有利于俾斯麦推行自己的政策。在德意志内部，另一大邦奥地利不敢明确支持德意志在两公国争端中的要求，害怕因此引发本国非德意志地区的民族运动。俄国由于普鲁士支持其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Polnischer Aufstand1863）而心存感激，作出了不对普鲁士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法国此时正兵陷墨西哥，自顾不暇，且俾斯麦在1863年底暗示可能将莱茵河西岸地区割让给法国，故而拿破仑三世对因两公国争端可能引发的冲突问题态度淡漠。英国虽然威胁要进行干涉，但没有大陆盟国的配合，仅凭自己的两万陆军难有作为，况且它还想利用普鲁士牵制法俄两国，故而没有全力介入。在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俾斯麦采取了明智的策略。其一，打出维护1852年《伦敦议定书》旗帜，从而可以堂而皇之地抵制各列强的干涉，避免“招致和其他强国的紧张关系”。其二，拉拢奥地利共同行动。这样既可防止英法的联合军事威胁，又掩盖了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企图。当时各列强都不愿普鲁士吞并两公国而进一步壮大，因此，在它们看来，普奥共同行动是防止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可靠保证。此外，俾斯麦与奥地利合作还另目的，即为日后对奥战争埋下伏笔。

经过周密策划，普奥两国于1864年2月初联合进攻石勒苏益格，迅速击败了丹麦军队。由于俄、法、英等列强作壁上观，丹麦政府求援无望，被迫于10月30日签订《维也纳和约》（Wiener Friedensvertrag） ，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和劳恩堡三公国交给了普奥两国。

俾斯麦的第二场统一战争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Preuisch-sterreichischer Krieg） ，也称德意志战争（Deutscher Krieg）。俾斯麦担任驻法兰克福公使期间就已经认识到，奥地利是普鲁士的“天然敌人”，“德意志命运的难解之结，不能用执行双雄并立政策这种温和方式来解开，而只能用剑来斩开”。因此，他在结束对丹麦战争后就立即将还没冷却的枪口对准了盟友，准备利用在两公国问题上的矛盾向奥地利发难。1865年8月14日，普奥两国签订《加施泰因协定》（Gasteiner Konvention；Vertrag von Gastein） ，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归两国共管，但行政分开，前者管理石勒苏益格，后者管理荷尔施泰因，劳恩堡以250万塔勒尔卖给了普鲁士。虽然两公国问题表面上获得了解决，但“共管两公国”实际上是俾斯麦有意埋下的纷争种子。荷尔施泰因远离奥地利本土，却完全处于普鲁士的包围之中，因此迟早会落入普鲁士手中。俾斯麦自己也称《加施泰因协定》只是“遮盖裂缝的糊墙纸”。1866年2月，俾斯麦在御前会议上表示：普奥战争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当时对普奥两国的较量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德意志的两大强邻的态度。俄国原本在普奥争霸中是抑普助奥的，但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采取敌视俄国的举动，还与英法一道支持反对俄国统治的1863年波兰起义，都引起俄国的不满。普鲁士则相反。1863年2月初，普鲁士派阿尔文斯莱本将军（Gustav von Alvensleben，1803—1881）前往彼得堡，签订《阿尔文斯莱本协定》（Alvenslebensche Konvention） ，明确支持俄国镇压波兰起义。俄国因此转而亲普疏奥。对于法国，俾斯麦则施以诱饵。他向法国驻柏林大使馆秘书放风，表示将承认法国在世界上一切通行法语的地方扩张（暗示法国可以获得比利时）。拿破仑三世信以为真，明确表示不会支持奥地利。稳住法国后，俾斯麦又争取意大利的支持，以期在未来战争中使奥地利腹背受敌，分散其力量。意大利正盼着收复奥地利统治下的威尼西亚，故而与普鲁士一拍即合。双方于1866年4月8日签订了《普意同盟条约》（Preuisch-Italienischer Allianzvertrag）。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俾斯麦开始采取措施加剧与奥地利的冲突。《普意同盟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他便提出了一项改革德意志邦联的建议，要求按普遍、平等和秘密投票的原则选举全德议会，意在选出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控制的亲普鲁士的全德议会，进而削弱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的霸主地位。接着，他又向奥地利提出了貌似公允却难以被接受的解决普奥矛盾的条件：两公国由普鲁士亲王管理，但不得并入普鲁士；德意志军事领导权由奥普两国分享，普王成为北德意志军队的首领。显然，普鲁士要变相吞并两公国并确立其在北德意志的霸权。

为了化解普鲁士咄咄逼人的态势，压制普鲁士的称霸野心，奥地利于1866年6月1日提出将两公国的前途交由德意志邦联议会议决，目的在于争取中小邦国的支持，让普鲁士在两公国问题上与整个德意志邦联为敌。

奥地利的举动正中俾斯麦下怀。他立即宣称，奥地利将两公国前途交由德意志邦联裁决的决定破坏了《加施泰因协定》中有关奥普共管两公国的规定，遂命令普军于6月7日开进了奥地利管辖的荷尔施泰因。6月14日，德意志邦联通过反对普鲁士的议案，普鲁士宣布脱离德意志邦联。6月15日，普军侵入萨克森。意大利立即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7月3日，普奥两军展开决定性的柯尼希格莱茨战役（Schlacht bei Kniggrtz） ，双方投入的总兵力40万人以上，结果，奥军惨败。

奥地利在败局已定的形势下，请求法国出面调停。这时俾斯麦力排普王和将军们乘胜进军维也纳的主张，提出了温和的停战条件：解散德意志邦联；奥地利退出德意志并同意建立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他之所以如此，除了防止法国可能的干涉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已考虑到日后对法国的战争。根据他的计划，在对奥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对法战争，因此不能羞辱奥地利，以免其在日后普法冲突时不顾一切地站到法国一边复仇。1866年7月26日，普奥签订《尼科尔斯堡预备和约》（Vorfrieden von Nicolsburg） ，8月23日又正式签订对奥地利而言相当温和的《布拉格和约》（Prager Frieden；Friede von Prag） ：奥地利退出德意志；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两公国以及协助奥地利作战的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和法兰克福自由市并入普鲁士；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巴伐利亚、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符滕堡等南德四邦自主；威尼西亚归并意大利。

8月18日，即《布拉格和约》签订前5天，普鲁士就已经与北德诸邦间缔结了一系列条约，即所谓的“八月盟约”（Augustvertrge） ，形成了所谓的“八月联盟”（August-Bündnis） ，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1867年7月1日，俾斯麦起草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Verfassung des Norddeutschen Bundes）正式生效。它包括21个邦和3个自由市，成为未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基础。根据宪法，普鲁士国王和首相分别兼任联邦主席和总理。联邦的军政和外交大权也由普鲁士掌握。

俾斯麦的第三场统一战争是1870年—1871年德法战争（Deutsch-Franzsischer Krieg）。1866年战争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美因河以南的巴伐利亚等四个邦国由于法国的阻挠仍滞留于北德意志联邦之外。拿破仑三世宣称：德意志应划分为三块，永远不得统一。如果俾斯麦要把南德诸邦拉进北德意志联邦，法国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俄英两国也反对普鲁士强行吞并南德地区。沙皇亚历山大公开表示反对普鲁士“侵犯”该地区，英国外交大臣克拉林顿也表示不能容忍普鲁士以压力政策克服美因河界线（Mainlinie）。因此，要最终完成德国的统一，还必须克服法国的阻挠，并寻找可为英俄接受的时机。俾斯麦为此又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首先，加强德意志内部的团结。1866年8月13日、17日和22日，俾斯麦以宽大和约为交换条件，同时利用法国对南德地区的领土要求所造成的压力，促使符滕堡、巴登和巴伐利亚与普鲁士缔结了抵御法国进攻的秘密攻守同盟（Schutz und Trutzbündnisse） ，次年4月11日又与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从而使南德四邦在军事上和军事体制上普鲁士化。

其次，设置外交陷阱，为孤立法国作准备。普奥战争结束后，法国大使贝内德梯（Vincent Benedetti，1817—1900）向俾斯麦提出将比利时并入法国作报酬。俾斯麦一面让法国大使提出有关书面材料供普王研究，一面却暗中促使英俄出面制止法国的要求。当英国向法国问及比利时问题时，拿破仑三世慌忙表示“不想用武力或威胁取得任何领土”。结果，法国不仅一无所得，有关领土野心的证据还落到了俾斯麦的手中。此后法国又将目光转向驻扎有普军的卢森堡，但俾斯麦以卢森堡是“古老的德意志土地”为由予以了拒绝，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卢森堡危机”（Luxemburg-Krise；Luxemburger Krise）。最后，1867年5月的伦敦会议上，卢森堡被各大国保证为中立国，但“经济上卢森堡仍保留在‘德意志关税同盟’中，并因此而继续属于德意志关税区域”。法国的补偿要求再次落空。

当时欧洲其他大国的态度也对普鲁士有利而于法国无益。英国将法国视为海上及殖民争霸的强敌，把俄国当做争夺中亚（Mittelasien）的主要对手，因而“总是欢迎加强中欧以反对其周边两大强国的发展”。俄国则对于法国反对俄国肢解土耳其的政策并支持波兰民族运动而大感不快。相反，普鲁士推行媚俄政策。俾斯麦在普奥战争结束不久即提出支持俄国修改关于黑海非军事化的1856年《巴黎条约》，得到俄国的欣赏。1868年3月，俄国甚至提出与普鲁士结盟的主张：一旦普法开战，俄国陈兵奥地利边境，以防奥法结盟；普鲁士则应同意终止黑海中立化，并阻止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扩张。俾斯麦虽无心与俄结盟，但此时已知俄国不会站到法国一边。奥地利则还没有从1866年战争的惊恐中恢复过来，针对法国的结盟建议，它竟然表示普法开战6周后才能加入战争，实际上是要等到法军胜利时参加分享胜利果实。意大利则明确提出，只有法国军队撤出罗马（Rom） ，才能考虑结盟问题。法国在欧洲已陷于形影相吊的孤立境地。

1868年9月，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Isabella II.，1830—1904，1833年—1868年在位）被废黜，逃往法国，新上台的西班牙军政府决定寻找一位新君主。俾斯麦认为这是刺激法国、挑起冲突的良机，遂派人往马德里活动。1870年2月，西班牙政府提出将王位献给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Hohenzollern-Sigmaringen）的利奥波德亲王（Prinz Leopold von Hohenzollern-Sigmaringen，1835—1905）。俾斯麦力主利奥波德接受王位。其理由是：这意味着霍亨索伦家族将从东南两面包围法国，必然遭到法国反对；与此同时，一旦爆发战争，法国将被迫分兵比利牛斯山一线，从而减轻普军压力；此外，它还可以促进德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使德国在经济上受益。

法国则早就想用战争来摧毁日益强大的普鲁士。还在普奥战争结束时，法国国务大臣欧仁·鲁埃（Eugéne Rouher，1814—1884）就曾敦促拿破仑三世“粉碎普鲁士并夺取其莱茵地区”。因此，当利奥波德亲王接受西班牙王位的消息在7月初传到巴黎后，法国舆论立即一片哗然。法国政府不仅要求普王说服利奥波德放弃继承王位，而且命令其大使贝内德梯前往埃姆斯浴场（Bad Ems）疗养地，要求普王声明无意侵犯法兰西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并书面保证永远不赞成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登上西班牙王位。对于法国的命令式要求，普王自然不悦，因此，虽同意劝说利奥波德放弃王位，但拒绝做出其他保证，表示对法国大使再“无话可说”。7月13日，普王顾问、外交部驻宫廷代表海因里希·阿贝肯（Heinrich Abeken，1809—1872）将相关情况电告俾斯麦，这就是著名的埃姆斯电文（Emser Depesche）。

俾斯麦不愿意挑起法国发动战争的如意算盘因普王的忍让而落空。当他从普军总参谋长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那里得到“迅速爆发战争比推迟对我们更加有利”的结论时，立即将埃姆斯电文加以删节和压缩，使原来表示委屈和解的电文在含义上变为：法国提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侵略性的要求；普王拒绝了法国大使的无礼要求。这一电文果然成了引逗“高卢牛”的红布。原来听起来是退却的信号，在俾斯麦的笔下却瞬间转换成了回答挑战的号角。7月14日，经删节的埃姆斯电文刊登于《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法国政府在一片“打到柏林去！”的呼声中于7月19日正式向普鲁士宣战。

此时欧洲国际形势更有利于普鲁士。沙皇对法国强加于普王的要求非常不满。以“比利时中立保护人”自居的英国则由于俾斯麦公布了暴露法国对比利时领土野心的贝内德梯文件而大为愤慨。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先后于7月20日和25日宣布中立。法国陷入形影相吊之中。

政治和军事形势也对普鲁士有利。政治上看，法国主动宣战，具有侵略性和阻挠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非正义性特征，德国方面客观上具有防御性和民族统一战争的正义性质。在军事上，初看起来，法国是欧洲霸主，拥有40万经过克里米亚战争、撒丁战争和墨西哥战争的经验丰富的老兵，而普军只有30万人，而且大多是新兵，力量对比有利于法军。但是普鲁士实行的是全民皆兵（Volksbewaffnung；Volk in Waffen）体制，除了常备军外，还有40万预备役军人和50万民兵，动员后的普军总兵力可以达到120万人，占有明显的数量优势。此外，普军还得到南德诸邦的军事支持。正因为如此，一位普军军官曾对他的法国同行说：“你们可以在上午占有先机，但我们将在下午用预备部队取得胜利。”更重要的是，法军的总体军事部署和战略明显不利。当时法军分散驻扎于世界各地，其中阿尔及利亚（Algerien）6.3万人，墨西哥2.8万人，罗马8000人，印度支那（Indochina）还驻扎了2000人。拿破仑三世手中立即能够投入战场的作战兵力只有10万人。

上述有利形势，加之外交、军事准备充分，由北德意志联邦、南德的巴伐利亚、符滕堡和巴登组成的军队在毛奇指挥下，兵分三路迎敌，很快击败了孤立无援的法国军队。9月1—2日，20万德军与13万法军展开决定性的色当战役（Schlacht von Sedan） ，法军遭到彻底失败。拿破仑三世和10多万法军成为阶下囚。就这次战役的历史意义而言，按照著名国际关系史学者A.J.P.泰勒的说法，如果说柯尼希格莱茨战役确立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的支配地位，那么色当战役就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进一步确认。9月4日，法国成立了由特罗绪（Louis Jules Trochu，1815—1896）、茹尔·法夫尔（Jules Favre，1809—1880）和甘必大（Léon Gambetta，1838—1882）领导的国防政府，开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Dritte Franzsische Republik）的历史。9月19日，德军包围巴黎。

随着战争的胜利，整个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高涨。南德四邦代表陆续到达普军占领下的凡尔赛（Versailles） ，开始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谈判。11月25日，南德四邦与普鲁士签订了联合条约。1871年1月18日，普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Schloss zu Versailles）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 ，发表皇帝宣言，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民族统一大业终于完成。

1871年1月28日，长期被德军围困的巴黎宣布投降。2月26日，以梯也尔为首的法国临时政府与德国政府签订《凡尔赛预备和约》（Friedens-Prliminarvertrag von Versailles）。5月10日，两国正式签署《法兰克福和约》（Friede von Frankfurt）。根据和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支付战争赔款50亿法郎，三年内还清；德军占领法国东部地区至1874年，直到法国付清赔款为止。显然，和约具有明显的对法国掠夺的性质。

（四）德国统一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看，德国的统一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事件，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它结束了中世纪以来德意志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使德意志民族不再受欧洲强邻的逼迫和欺压。国家的统一也有利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德国统一后的强劲经济增长中充分显示出来。就此而论，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或所谓的“白色革命”。

不可否认，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德国的统一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在政治上，普鲁士支配下的德意志国家成了普鲁士的放大版，专制主义君主政体被保留下来；普鲁士贵族地主的统治随着统一的进程扩张到整个德国，他们因此实力大增，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进程；三次王朝战争的胜利以及统一过程中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使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充斥着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喧嚣，不利于德意志民族的健康发展。

从国际视角看，德国的统一对传统的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亲眼目睹德意志统一的英国著名政治家、保守党领袖迪斯雷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将德国的统一比喻为影响超过法国大革命的“德意志革命”，因为它使欧洲“所有外交传统被一扫而光”，“均势遭到彻底摧毁”。新统一的德国由于其人口、经济方面的巨大潜能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了欧洲大陆的潜在霸主。

德法战争的结果也对欧洲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德国的角度出发，50亿法郎战争赔款的获得是对胜利者的奖赏和对失败者的惩罚；通行德语的阿尔萨斯洛林的获得也只是对黎塞留（Herzug von Richelieu，1585—1642）和路易十四（Ludwig XIV.，1638—1715，1643年—1715年在位）时代霸占德意志土地的一种历史纠正。大量赔款的获得和富有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的割占，为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但是，对法国而言，大量赔款的支付，特别是阿尔萨斯洛林的丧失，则是永远无法忘怀的耻辱。它必然寻找机会进行复仇。甘必达就是主张对德复仇的代表，其名言是：“始终想着，但不要说出来。”（Toujoursy penser，jamaisen parler）就此而言，1871年的《法兰克福和约》“给法德关系留下了一块难以愈合的溃烂的炎症”，为日后新的战争埋下了祸根。

法国的失败使俄国获益匪浅。首先，俄国利用法国战败和普鲁士在战前所做的保证，于1870年10月31日宣布中止1856年《巴黎和约》有关黑海中立化条款。对此，法国已经无力顾及，英国则仅作出了一种象征性的敌对反应。英国驻普军指挥部的代表曾向俾斯麦表示，为了捍卫条约，英国即使没有盟友也不惜一战。其实，格拉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政府知道修改《巴黎和约》已经不可避免，只是希望通过国际条约来对相关修改加以规范。这时，俾斯麦担心德法之间的战争会演变一场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急忙出面调停，建议召开有关黑海问题的国际会议。1871年1月至3月在伦敦举行了俄、英、土、德、法、奥、意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最终决定废除1856年《巴黎和约》规定的黑海中立化条款，恢复俄国在黑海设防和部署舰队的权利。

意大利也是德法战争的获益者。作为德法战争的副产品，意大利利用法兰西第二帝国（Zweites Franzsisches Kaiserreich）垮台和法军撤走的机会，派兵进入罗马，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俾斯麦通过小德意志方案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又一国际后果是，1866年被逐出德意志的奥地利在法国被打败后完全放弃了重返德意志的念想，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其多民族国家问题。鉴于1848年革命以来帝国境内非德意志人地区特别是匈牙利人持续不断的动乱和自治要求，帝国政府于1867年于2月18日和27日分别恢复了匈牙利内阁和匈牙利王国议会，并且与匈牙利议会就匈牙利的特殊地位问题达成协议，即所谓的“奥匈平衡”（sterreichisch-ungarischer Ausgleich）。根据该协议，帝国由两个平等且独立的部分构成。这两个部分通过统治者个人和对外交、国防和财政等共同事务的管理而相互联合。1867年6月8日，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弗兰茨·约瑟夫加冕。由此，哈布斯堡帝国变成了奥匈二元君主国（Doppelmonarchiesterreich-Ungarn）。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奥地利被排挤出了德意志，但是，传统的帝国思想使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与奥匈二元君主国之间有着一种无法割断的情结，这种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日后两国结成同盟的历史、思想和文化基础。

第四章 革命时代的社会、思想和文化

革命时代的德意志正处于新旧更替的社会转型时期，不仅经济、政治领域经历着工业革命、自由民主运动和民族统一运动等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和冲击，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也呈现前所未有的现代性强烈取向，推动着德国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步迈进。在社会领域，由于快速工业化之故，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性加速，城市化趋势明显；包括饮食、消费、住房等在内的日常生活皆出现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社会结构则出现了从传统等级社会向现代阶级社会的转变。在思想文化领域，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等各种思潮涌动不息；文化发展则呈现日益明显的“资产阶级化”特征。与此同时，科学和现代教育事业也出现了革命性进步。

第一节 人口、日常生活和社会阶级结构

一、人口运动；日常生活

（一）人口运动

1815年—1871年期间，德意志地区的人口一直处于一种较快增长的状态。德国在1816年以后才开始有人口普查的精确统计。根据有关统计，到1871年为止，若以1871年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包括阿尔萨斯-洛林）为界，德国的人口规模相应为：1817年为2500万，1831年为2964万，1841年为3298万，1851年为3562万，1861年为3800万，1871年为4099万。人口密度由1816年的每平方公里46人增加到了1870年的76人。大邦普鲁士的人口增长尤其迅速。1816年到1866年的半个世纪中，总人口从1034万增加到了1950万（1866年吞并汉诺威等邦后人口增至2397万） ，增幅高达90%。其他邦国的人口也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巴伐利亚人口在1816年到1871年间从360万增加到486万，符滕堡从141万增加到181万，巴登从100万增加到146万，萨克森从119万增加到255万。这一时期德国人口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1815年以后农业经济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粮食的供给，提升了生存的机会；营业自由原则带来的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等，大幅度提高了农村和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西欧地区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繁荣也为德意志地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国际空间。

这一时期德国人口运动的重要特征还表现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人口社会流动性增强，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的地理分布状况开始出现重大调整。

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是农业地区人口大规模流向工业地区、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各新老城市集中了德国的主要工商业，工业的迅速扩张和商业的繁荣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与此同时，工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劳动收入要大大高于农业领域的劳动收入，从而吸引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此外，铁路等现代化交通的发展也为人口的社会流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就此而言，工业化和交通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城市化的两大动力因素。

普鲁士的城市发展是当时德国城市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1816年，普鲁士共有城市人口288.2万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27.9%。到1840年，虽然城市人口增加到了406.6万人，但由于这一时期农业的扩张，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却下降到了27.2%。总的看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规模开展以前，普鲁士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一直徘徊于26%—28%之间。这实际上是原有农业型经济结构制约的结果。人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工商业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社会中城市人口会出现大比例的增长提高。19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大规模展开，在工商业经济的神奇之手的招引之下，人们开始大规模涌向城市，普鲁士城市人口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开始出现双双上升的状况。1846年，普鲁士城市人口为450.9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28%，1852年城市人口上升到481.5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了28.4%，1864年城市人口为601.6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31.6%，1871年则分别上升到了800.1万人和32.5%。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各地工业化程度进展不一，城市化发展也呈现地区性差异，工业发达地区的城市化速度较高，反之则较低。在普鲁士王国，工业发达的西部地区的城市化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农业地区。1871年普鲁士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为24.2%，同期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为34.2%。

人口的增长和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也使这一时期德国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以大城市为例，1800年前后，整个德意志地区只有维也纳、柏林和汉堡3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850年，慕尼黑和布雷斯劳加入这一行列，到1871年时，已经有8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超过了10万人。

这一时期德国人口运动的又一重要特征是，在大量的人口从农业地区涌向工业地区、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同时，还重叠着规模巨大的海外移民浪潮。实际上，几乎整个19世纪，德国一直在向海外输出移民。1816年—1869年，德国向海外移民总人数达到248万人。其间有两个移民高峰期：1850—1854年，出境移民人数达72.82万；1865—1869年，出境移民达54.25万人。从这两个移民高峰的形成看，前者与发生农业歉收有关，后者与美国内战后加强西部土地垦拓带来的吸引力有关。这些出境移民主要来自德国西南部、西部和南部农业地区。1830—1834年，来自符滕堡、巴登和普法尔茨等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海外移民人数达到当时德国出境移民总数的98.8%，1835—1839年为36.8%。甚至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来自这些地区的出境移民仍占德国出境移民总数的28%以上。移民目的地主要是美国。1847—1860年，德国向海外移民共81.69万人，其中84.6%去了美国，4.8%去了加拿大，以澳大利亚和巴西为目的地者分别占2.9%和2.2%。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对德国的人口状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德国的人口过剩状况在整个19世纪都显得微不足道。在19世纪50年代，由于大规模移民的影响，符滕堡等一些地方的人口不仅没有增加，甚至还有所回落。

（二）日常生活

在革命时代，德国不仅经历着经济和政治领域各种新旧交替的冲击，德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出现了明显变化，这一点可以从收入和消费等层面的变化中窥见一斑。

总体上看，在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以工人群体为例，1816年，德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为283马克，1830年为288马克，1840年为303马克，1850年为313马克，1860年为396马克，1870年为487马克。若工资指数以1913年等于100计算，则名义工资指数在1816年为26，1870年为45；实际工资指数则从1816年的39增加到了1870年的65。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各地区、各阶层和各行业之间收入差别较大，不平衡特征明显。整体而言，西部地区的收入高于东部地区，大城市的工资高于农村地区，工厂工人的工资高于手工业帮工的工资。

首先，地区收入差异非常明显。以普鲁士为例，东部的东、西普鲁士等省份明显要低于西部的莱茵、威斯特法仑等省份。如果以普鲁士总体收入指数为100计算，那么1816年、1837年、1867年三个年份收入指数分别是：东普鲁士：84、85、90；西普鲁士：96、94、94；莱茵：113、113、118；威斯特法仑：102、102、105。

其次，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相对较大。以魏玛为例，1820年，魏玛（Weimar）居民中收入超过6000马克者仅11人，其中国家、城市管理人员和警察官员占6人，宫廷事务人员1人，从事教会和教师职业的学者各1人，商人、店主各1人。年收入在2700马克以上者也都集中于这几类职业阶层。手工业者收入大多集中于300到900马克之间。手工业帮工则大多在300马克以下。

其三，不同行业收入状况也不尽相同。根据对1820年—1849年间一些地方的不同行业的工资情况进行的统计，埃斯林根（Elingen）泥瓦工在1820/1829年的周工资为6.5马克，1840/49年为8.5到10.5马克；同期克虏伯五金工人的周工资分别为5.4马克和8.25马克；在纺织业领域，符滕堡纺织工人的周工资分别为7.2马克和10.5马克，萨克森纺织工人工资为7.2马克和12马克；哈勒印刷工人的周工资在20年间基本没有变化，保持在8.8马克；萨尔煤矿工人的周工资则从9马克增加到了11马克。工业革命开始后，一些重要工业部门的收入增长明显高于其他部门。鲁尔采煤业的年平均工资从1850年的334马克增加到了1870年的829马克，同期纺织业领域的状况是：纺纱工人工资从345马克增加到435马克，织布厂工人工资从275马克增加到480马克。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低。在纺织等生产领域中，妇女工资要低于男性，有的甚至只有男性工资的一半。童工工资一般在男性工人工资的10%和妇女工资之间波动。

在住房方面，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的住房条件有明显提高，建筑风格向舒适、实用和美观方向发展。在这类家庭中，各家庭成员通常有自己的房间，还有集睡觉、玩耍和生活于一体的儿童用房。一些大企业主则开始修建带有围栏的别墅，其特点是简洁、坚实、持久、实用和舒适。室内布置也呈现时尚和现代的特点。豪华窗帘使居家与外界隔开；沙发和椭圆形桌子置于客厅的中央；室内橱柜陈列着各种金银和玻璃器皿、瓷器等；书柜、地毯、绘画则成了不可或缺的装饰。

一般民众的居住情况各有不同。城市中的普通民众的住房状况有一些新的变化。一是原先那种生产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居住状况得到改变。由于现代工厂制的发展，住家与生产的分离成为一种趋势。住家日益成为下班后休息和生活的私人场所。二是租房居住成为一种主流。不仅下层工人租房居住，一些市民也成了房客。起初是一些房主将自己住宅的一部分出租，到19世纪60年代则出现了专供出租用的纯租房。三是受益于工业和技术的进步，屋内生活设施得到改善，人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利。煤饼的使用方便了冬季取暖；节约型的小火灶开始用于厨房；菜油灯、煤油灯和煤气灯取代蜡烛和油脂灯成为照明工具；卫生条件也得到改善，冲水厕所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得到推广。在农村地区，人们基本上还保留着老式的居住传统，只有部分富裕的农民才钟情于资产阶级的新式住宅。贫穷雇工的居住条件则很差，他们通常居于简陋、阴暗、缺乏卫生条件的单间茅屋中。

19世纪中期前后，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加，娱乐和社交等休闲活动开始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射击比赛、游艺、各种博览会和诸如嘉年华等地方民间节日成为休闲的主要方式；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们和有教养的人士除了参加上述各类节庆外，还出席各类假面舞会、球类竞技和交谊舞会。绅士阶层则现身于各类咖啡馆、饭店，应酬诸多的宴请；各类社交场所、剧院、即兴诗会和音乐会也是他们的休闲去处。

此外，随着铁路和公路交通的发展，旅游开始成为中上层社会休闲活动的重要内容。上层社会的主要休闲去处通常是诸如卡尔斯巴德、埃姆斯、基辛根（Kissingen）等设施齐全的温泉度假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威斯巴登仅1850年就各自接待了3万来访者。海滨洗浴和山地旅游也开始发展起来。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相关经营公司和组织开始出现。1863/64年德国出现了第一家旅游公司。1862年奥地利阿尔卑斯联合会（sterreichischer Alpenverein）建立，1869年则成立了文化资产阶级登山联合会（Bildungsbürgerlicher Bergsteigerverein） ，即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登山联合组织——德意志阿尔卑斯联合会（Deutscher Alpenverein）的前身。

饮食结构和饮食文化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生产的统一和标准化，在19世纪初仍占主导地位的以“自给”为特征的饮食，到19世纪中期前后逐渐向以“购买”为主要特征的饮食取向转变。19世纪六十年代，虽然农村地区的主要食品如面包等仍然有2/3在家中烤制完成，但购买的现成食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1800年左右，诸如大米、蔗糖等域外产品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还是望而却步的奢侈品，如今却越来越多地摆上寻常人家的餐桌。香肠等肉类制品也开始了工业化生产。土豆、咖啡开始成为主流食品和饮品。重要食品的消费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以肉类消费为例，19世纪30年代，德国人均肉类消费量为40公斤，五十年代中期降到34公斤，60年代后又上升到38—39公斤。糖的消费量等也有所上升。从食物结构看，植物类食物从1850/54年的45.1%下降到了1870/74年的41.4%，动物类食品则相应地从54.9%上升到了58.6%。

此外，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烹饪也日益精致和现代化。在原先的宫廷饮食和农民饮食之间又形成了资产阶级的烹饪文化。这种资产阶级的烹饪文化表现为中上层资产阶级家庭良好的餐桌礼仪的形成以及盘子、刀、叉等餐具的普遍使用。

从消费角度看，到19世纪中期前后，尽管日常生活有了上述各方面的进步和品质的提高，但是由于收入较低，德国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Engel-Koeffizient）仍然较高。居民的食品开支虽然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较大。根据相关统计，1850/54年，德国私人消费结构状况是：食品60%，住宅11.5%，家具、取暖和照明4.3%，服装等10.9%，卫生保健2.4%，家庭服务4.3%，教育和休闲0.5%，交通0.2%，到1870/74年，相应的比重分别为：食品58.9%，住宅11.5%，家具、取暖和照明4.6%，服装等14.6%，卫生保健2.0%，家庭服务6.9%，教育和休闲0.7%，交通0.8%。在下层家庭中，这类情况尤其突出。以纽伦堡的工人家庭为例，1849年食品类支出占到总支出的65%，1857年时仍占到64%。在汉堡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这两个大城市中，1837年—1847年间工人家庭的食品类支出分别达到了家庭支出总额的70.2%和63.3%。可见，食品的开支在整个消费结构中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健康、教育和交通等费用的支出仍然较低。

二、社会阶级结构

受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各邦统治阶级守势现代化政策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影响，19世纪中期前后的德国社会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国家通过法律确认的不平等的传统等级社会带着残余慢慢地进入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二是靠出身等级门第来确定社会地位的传统观念逐渐被根据成就和职业来确定社会地位的现代原则所取代，开始形成职业和成就的社会；三是财产拥有量、经济地位、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社会威望等共同构成了社会阶层的认定基础。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出现一些调整。

（一）贵族阶级

经过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19世纪初的改革运动，虽然德意志大部分邦国逐步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但是作为封建等级制度残余的特权贵族并未因社会的转型而退出历史舞台。从政治和社会角度而言，贵族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继续存在。虽然贵族的地位受到强烈冲击，他们在政治等领域的影响力仍然非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可以相比。如前所述，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处于政治上的复辟和反动时期。在德意志各邦，部分贵族特权不仅被保留下来，甚至还得到加强。各邦君主仍然高高在上，他们周围是权势显赫的宫廷贵族。在乡村，贵族庄园主仍保留着司法权，并拥有自己的法庭。在诸如县、省和各邦议会以及日后的普鲁士上议院中，贵族霸占着最重要的职位。所有这些，都是传统贵族特权在新时期的新表现。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0年以后甚至想赋予那些新的大地产占有者们以新的特权，并惩罚那些进入资产阶级阵营的贵族，后来因为激起资产阶级的强烈抗议而作罢。此外，贵族还独占或垄断着一些重要的教育机构。其中，普鲁士军官学校（Kadettenanstalten）就是贵族的天下。在南德地区，那些在拿破仑战争中被废除的失去领地的贵族，在新的邦国中又重新获得了特殊地位，身份是所谓的等级贵族（St and esherren）。直到1848年革命以后，这种倒退性的特权化倾向才得到遏制。1849年的普鲁士钦定宪法以及1850年经过修改的宪法都明文规定：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取消贵族特权。

贵族的传统特权社会地位也一直保留着。不论在宫廷、邦议会和高层官员中，还是在军队中，升迁都一如既往地与出身、继承、婚姻以及相关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贵族在这些部门中的比例甚至比以往有所增加。以普鲁士为例，在省级行政机构中，贵族占据的职位由原先的1/4上升到了1/3，19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更是一度上升到50%。1858年，78%的省长和82%的县长职位掌握在贵族手中。在军队中，1820年时贵族军官占军官总数的54%，到1860年则增加到了75%。1855年—1865年间，步兵中贵族担任的团级军官的比重由87%上升到了95%。

但是，受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冲击，贵族阶层的传统地位和构成状况毕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变化最大的是小贵族。他们大部分居于农村，由于在改革中失去了许多特权，状况较之从前更为窘迫。二十年代的农业危机则进一步使他们在经济上陷于入不敷出的境地。许多小贵族不得不拍卖自己的庄园。到1829年，东普鲁士888个庄园中有510个换了主人，波莫瑞1311个庄园中有507个被拍卖，波森1405个庄园中有172个被出卖，西里西亚则有369个庄园换了主人。甚至从前根本就无权拥有土地的犹太人（Juden）也开始购置土地。到1835年，已经有51个犹太庄园主。1845年—1867年，易北河以东地区的11771个骑士庄园的负债额从10840万塔勒尔增加到了18660万塔勒尔，地产抵押债务也从1837年的550万塔勒尔增加到了1857年的1110万塔勒尔。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小贵族地主为生存之际，不得不改变原有经营方式，或从事资本主义经营，即所谓的贵族资产阶级化，或依附于宫廷，在高层管理机构和军队中谋得一官半职。

与小贵族相比，大贵族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在以改革方式和缓地迈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应裕自如。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积极实现经营转型，通过投资开矿或建立农产品加工企业，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相关研究表明，在西里里亚的冶金业中，贵族出身的企业主就占据了支配地位。西里西亚原先许多种植亚麻的庄园主也成了亚麻纺织厂企业主。他们由此实现了向资产阶级化贵族的华丽转身。

这一时期贵族阶层的另一重要变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部分社会和经济地位突出的资产阶级加入贵族集团的行列，即所谓的资产阶级贵族化。一些富有的商人、资产阶级庄园主、犹太银行家和实力雄厚的工业企业家通过册封形式加入贵族行列。

德国开始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传统贵族阶级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即通过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防御性政治现代化，牢固地控制着国家政权。贵族阶层因此而充分自信，视自己为国家的政治精英，并一直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贵族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处于上升中的资产阶级向他们看齐。各邦君主则根据传统对此加以利用，授予一些成就突出的资产阶级以贵族特权和社会威望，使他们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于是，那些已经进入上层管理机构的资产阶级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贵族化，从而使德国在整个19世纪始终存在着一个贵族化的资产阶级官僚集团。每一个高层管理职位都成了资产阶级贵族化的实验点。在资产阶级贵族化方面，南德地区的巴伐利亚和符滕堡甚至超过了1848年革命前的普鲁士。在这些邦国中，除了世袭贵族外，君主们还册封了许多资产阶级出身的终身贵族。在普鲁士，1807年—1848年间，包括95名军官、82名官员、50名大地产所有者、10名商人和4名其他身份者在内的241人贵族化。

这些资产阶级新贵族给旧的贵族阶层起到了输送新鲜血液的作用。一些资产阶级还通过联姻方式加强与旧贵族集团的联系。在普鲁士，存在许多小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姻，二者通过通婚而互补长短，前者得到后者财力上的支持，后者则得到前者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扶持。当然，两者的结合也与小贵族的资产阶级化倾向有一定的关系，经济上的资产阶级化使他们与资产阶级在思想观念和经济利益上逐渐趋向接近。

（二）资产阶级

19世纪中期前后是德国资产阶级迅速崛起和发展的时期。工业革命、现代交通运输的爆炸性扩张以及资本主义贸易规模的扩大等，是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的经济前提。从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群体看，大致可划分为经济资产阶级（Wirtschaftsbürgertum）、文化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小资产阶级（Kleinbürgertum）等几个阶层或类型。

经济资产阶级即所谓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其成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原先的手工工场主和传统商业城市的大商人；二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发迹的重工业巨子、工厂主、大商人和银行家等。他们主要来自较发达的工业区和经济中心。例如，曾经出任普鲁士财政大臣的大卫·汉泽曼就是1837年建立的莱茵铁路公司的股东；曾经出任普鲁士首相的鲁道夫·坎普豪森则是科隆商会的主席。经济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主要依赖于迅速扩张的亚麻、毛纺、酿酒等轻工业和随着机械制造、铁路建设等发展起来的煤、铁等重工业。根据对1830年到1870年期间的120个到150个柏林企业家的统计，78%出身于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12%出身于神甫和教师，10%出身于手工业者、小商人、旅馆老板和租地农场主。

经济资产阶级和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与上层官僚机构的官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许多人因在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而加入了贵族的行列，享有贵族的社会地位。而这种社会政治地位反过来则有利于他们的经济能量的释放和经济力量的进一步扩张。不过这一时期的经济资产阶级只是在莱茵、威斯特法仑、萨克森等工商业发达地区以及科隆、亚亨、莱比锡、柏林等少数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中起着领导作用。他们更多地关注经济领域，把实行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和工业化当作主要目标。

文化资产阶级的发展始于19世纪初的现代化改革运动，主要是指为国家服务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各邦都需要大量拥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官僚机构来帮助从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管理拿破仑战争中以及后来因领土调整并入的大量异邦人口，而仅仅依靠传统贵族显然无法满足国家在教育、税收、法律裁决等专业性很强的领域中进行管理的需要。于是，受教育程度较好的资产阶级开始进入管理、教育等领域。但是，19世纪20年代以后的“贵族回潮”一度使资产阶级进入管理等部门受到阻碍，以至于以阿诺尔德·鲁格、卡尔·瑙威尔克（Karl Nauwerck，1810—1891）等为代表的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非常不满，走上了激烈批评时政的道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哥廷根的一些编外讲师甚至还领导和参加了1830年的革命起义。

从事自由职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属于文化资产阶级的范畴，但他们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官员和学者有所不同，通常是作家、诗人、新闻记者、编辑、律师、医生、药剂师以及没有职位的受过高等教育者。代表性人物有海因里希·海涅、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古斯塔夫·冯·施特卢威等人。这一部分人生活没有保障，因而对社会下层的困苦生活有更多的感受，并试图解决各种社会问题。1847年9月的奥芬堡大会上，这部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提出了新闻和结社自由、平等选举和工作的社会保障等要求。这些要求实际上成了1848年德国革命的主要努力目标。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文化资产阶级群体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之中。以1871年德意志帝国疆域估算，1850年德国约有23万到27万人隶属于文化资产阶级社会群体，到1871年，这一社会群体则已经增加到24万至30万人。

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和范围，学界还有一些分歧。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划分，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也应在小资产阶级队伍之列，因为他们曾将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少数民主派也归于其中。我们这里所指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那些独立的手工业工匠和小商人，也即用自己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的小规模经营者。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德国社会中，他们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资产阶级的核心。他们很少涉猎所居住的城市以外的地方，在邦议会中也几乎没有自己的代表，不过他们在本地、在社区议会中拥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力。

就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状况而言，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工业的竞争，他们的境况日益恶化，生活艰难。以巴登为例，1844年要缴纳营业税的独立经营者中，约80%的人没有营业资本，还有11%的人不得不免去营业税，有营业资本者仅占9%。在60560名独立的手工工匠中，89%无资本，5.9%免去营业税。还有一大半的独立工匠没有帮工。同一时期，虽然普鲁士的手工业发展相对较快，工匠和帮工人数的增长均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但其实际收入并无多大增长。营业自由原则的实施一方面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使更多的人们进入手工业和商业领域，也带来了更加激烈的竞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手工业工匠等小资产阶级的困境。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更使他们雪上加霜。40年代以后，在有些地方，多数手工工匠已经与无产者无异。

（三）农民群体

19世纪中期前后，德国仍然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农业国家。1848年，德意志邦联境内仍有6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包括工业、手工业、采矿、交通等在内的工商业生产的人口占25%，剩余15%的人口或从事服务行业，或是退休人员和受救济的穷人。重要的是，经过19世纪初的农业改革和1848年革命的冲击，德国农业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且自1825年以来总体上保持着繁荣发展的局面，形成了所谓的“黄金年代”。农业的改革和繁荣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的农村社会。1850年左右，农民群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形成了多个阶层，他们可划分为：不用再亲自劳作的极少数大农（农场主） ；仍需亲自参与农事劳作的中农；拥有小块土地但仍需接干其他农活以增加收入的小农；拥有农舍和少量家畜、通常依附于某一农庄的临时工以及极少数偶尔才拥有工作或以乞讨为生的贫穷者。

以大邦普鲁士为例，经过19世纪初的农业改革，农村中出现了几个层次的农民。

首先是一些通过农奴制改革获得人身自由的富裕农民。他们经过精耕细作，积极经营，逐渐发展起来，成了大农或中农。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因此在工业革命开始前，许多寻找工作的人们不断从人口相对过剩的西部地区涌向东部，这种状况与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人口流向截然相反。不过，这部分富裕农民人数不多。在东普鲁士，勃兰登堡（Br and enburg）、马格德堡、萨克森王国、汉诺威等地，他们通常只占农村生产人口的1/5，最多占1/4。在其他地方，诸如帕德博恩（Paderborn）、施瓦本和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地区，这类富裕农民更少，只占农村生产人口的6%—17%。他们在农村中势力很大，可以优先利用公共草地和森林，是自己所在地区行政管理方面的特权享有者，成为村长或乡长，继而“垄断了地方政治权力”。

其次是那些按规定不能赎免封建义务或在赎免相关封建义务之后已经身无分文的农民。1800年左右，普鲁士的这种贫困和无地的农民几乎占农业人口的2/3。农业改革后，这一数目继续增长。在梅克伦堡，1820年—1850年间大约有25%的农民卖掉了手中50%的土地或干脆卖掉全部土地。这些农民实际上成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后备劳动力。1846年普鲁士农业生产中的固定工人、雇农和佃农数量近67万人，临时工87万多人，按照当时平均5口之家的规模计算，这一阶层在农村中达800万之众。

在德国的其他农村地区，尽管不断开垦新土地，但由于人口增长较快，许多农民的境况依然非常恶劣，他们甚至无法养活自己的子女。如前所述，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地区，这些过剩的人口最后不得不向海外移民，或流向东部地区，或加入开始启动的工业化所需要的产业后备军的行列。

在农民群体中，小农数量较大，而且发展较快。1816年，整个德国大约有53.3万户小农，他们拥有土地通常在15摩尔根以下，到1849年前夕，其数量达到了139.2万户。在西里西亚的农业生产中，规模在5摩尔根以下的小农户达到44%以上。小农数量的这种扩张主要得益于公有土地的分配和一些庄园的解体等因素。其中也不乏一些小农通过辛勤劳作、联姻等途径上升到了中农行列。

（四）工人阶级

在德国，到19世纪中期前后，除了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等社会阶层外，已经形成了更下层的工人阶层。这一时期的工人并非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大机器生产的附属者，他们还包括前工业革命时期的手工业工人群体，其共同特征是“经济上的非独立性”。他们缺乏独立经营农业和工商业的经济基础，只能靠打工挣取工资为生。整个工人阶层可划分成六大群体：手工业帮工；采矿和冶金工人；依附于企业主和包卖商的家庭手工业者；工厂工人；手工业工人；临时工、城市和农村雇工。这些群体按照工作类型和职业特点又可以分为手工业工人、工厂工人和前文已经提到的农业工人。

手工业工人队伍的扩大是与营业自由原则的确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普鲁士为例，1816年—1840年间，普鲁士人口增长不足40%，手工业领域帮工和学徒的数量却增加了93%，远远高于工匠师傅人数的50%的增长速度。当然，并非所有德意志邦国都与普鲁士的情况相同。在南德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较慢，经济发展和缓，手工业领域人数的增长就比普鲁士要低。在巴伐利亚，手工业领域中的工匠师傅和帮工人数的增长甚至低于总人口的增长。在开始工业化的萨克森王国地区，手工业发展水平则比普鲁士更高。

尽管手工业从业人数有所增加，但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下，手工业工人日益陷入窘境。例如，在大机器生产的竞争面前，德国西北部和西里西亚的亚麻纺织业工人就不得不直面工资回落、工时延长和大量使用童工的情况。大量手工业者由于破产和失业被迫加入无业人员行列。加上人口过剩、缺乏工作机会等，一些大城市中的乞丐、流浪者等无业人员猛增。在汉堡，此类人员占到10—12%，在科隆则超过20%。正是在这种困境和压力下，出现了包括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在内的工人抗争。

现代工厂工人在工人阶层中所占的比例是逐步上升的，并且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在普鲁士，工厂工人之中有许多人是来自东普鲁士地区出来的小农，为生计所迫，离开家园，迁往上西里西亚或柏林等地。与手工业工人或临时工相比，工厂工人一般工资增长较快，工作更稳定。但是19世纪三十年代末以后，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企业主趁机压榨工人，不仅工资回落，甚至许多人失去了谋生的机会。从整个德国看，到19世纪中期前后，在大型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人数仍然微乎其微。一些著名的企业当时规模并不大。克虏伯在1846年时只有大约140名工人，博尔西希机器制造厂也只有120名工人。因此，这一时期的德国还谈不上存在强大的现代工人阶级队伍。

至于整个德国的工人人数，此时还找不到精确的统计数据。据估计，1847年时柏林有1万名工人，占当时柏林人口的1/40。普鲁士至多有约50万工人，萨克森有约25万名工人，整个德国有约100万名工人。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迅速进展，工厂工人的数量增加很快。到1871年时，德意志帝国境内工业、采矿、冶金和建筑领域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57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现代工人阶级行列。工人阶级群体的迅速壮大，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奠定了社会阶级基础。

第二节 革命时代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

一、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潮

革命时代的德国处于新旧交替的风云激荡年代。各种思潮汹涌澎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广泛冲击着思想文化界。多种社会思潮的涌现表明，政治已不再仅仅是宫廷和政府的事，不再仅仅是特权等级和教会的事，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以及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也要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看法。在这些思潮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最强劲的政治思想运动。与此同时，作为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相抗衡的一种思潮，保守主义也有充分的表达。在德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三大思潮呈现独特的发展趋势。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资产阶级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在思想意识领域掀起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波涛。封建保守势力则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权威，祭出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大旗，形成了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这三股思潮的较量及其结果对日后德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革命时代的德国，自由主义是最强大的一股思潮和运动。它给德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它在德国发展的困难性和不断失败也向人们表明，作为德国近代社会政治发展核心问题的民主化进程为何一直处于进展缓慢状态。

自由主义是正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其政治含义主要体现为自治、自主的原则；理性、自治、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它的主要内容。它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原则。这种思想首先来自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从自由主义角度出发，个体的自治、自由是生命观的核心，也应该是国家和社会的目标。自由主义也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产物。根据自由主义思想，国家活动的内容和方法都应该受到限制，个人的自由在强大的国家优势面前应该得到保障。为此，必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必须进行权力分工，建立法制国家。因此，自由主义是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的，是一种反封建的思想。

自由主义在法国和英国的影响要大的多。但是德国人对自由主义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或者说，德国的自由主义可以解读为一种温和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在大多数德国人的眼中，自由主义是一种“后革命性的运动”（postrevolutionre Bewegung）。其理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Jakobiner）的恐怖统治（Terrorherrschaft；Schreckensherrschaft）已经使人们意识到，必须保障自由、权利和分权性的宪法，以便更有效地对付激进的多数派的危险。革命是无计划的，不幸的，因此人们更宁愿社会在改革和循序渐进地演变的基础上稳步前进。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普鲁士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法国革命在本国重演，使普鲁士通过“自由、和平的努力”而非革命性暴力，迈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莱茵邦联的改革运动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正是基于这种看法，德国的历史发展在通向自由主义王国的道路上明显不同于西欧。

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其一，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社会与英、法等国相比，资本主义尚欠发达，资产阶级力量较弱。因此，自由主义并非体现为正在上升的经济资产阶级的运动，打头阵的不是经济资产阶级，而是一群思想意识方面资产阶级化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即文化资产阶级。其二，与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同，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由于力量软弱，希望借助于国家力量实现自由主义的目标。在他们眼里，国家“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是现代性、进步和自由的代理人”。对国家政权的这种特殊认识使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日后表现出对国家政权的高度信任和依赖，也使他们的自由主义仅仅停留于思想、理论和原则上，缺少危及现存国家和秩序的实际行动。正因为如此，德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鼻祖康德在论及“自由”时将它划归理念和Sollen（应该）的范畴，表现出极大的温和性和软弱性。所以，当普鲁士政府施加压力时，这位哲学大师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的表示，而是选择了缄默。这种温和性和软弱性，使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各种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政治决定方面不可能有决定性影响力。

德国的自由主义还表现为一种对国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法制和宪法国家的努力和运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总是用自由主义的眼光来审视现行制度并提出批评，这必然与1815年建立起来的维也纳反动政治体系发生尖锐矛盾，导致自由主义者与坚持维护现状的各邦封建专制势力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些重要代表，如蒂宾根大学（Universitt Tübingen）教授、法学家罗伯特·冯·莫尔等人，通过国家法讲座鼓吹宪法自由主义，宣传“法制国家”（Rechtstaat）的概念，主张用自由主义的法制国家取代专制主义的强权国家（Machtstaat） ，甚至为此丢掉了在大学的职位。1834年开始出版的罗泰克和韦尔克等人反映自由主义国家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的著作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中得到广泛传播。此后，自由主义思潮逐渐从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扩大到了整个中小资产阶级社会阶层，成为一种运动。1832年的汉巴赫大会、1837年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等，都是自由主义运动在德国广泛发展的体现。而赫尔曼·舒尔策德里奇在19世纪中期发起的合作社运动（Genossenschaftsbewegung）则从社会层面反映了追求社会平等的社会自由主义运动。1847年，他建立了第一个针对木匠和鞋匠的“原料联合会”（Rohst of fassoziation） ，1850年又建立了“预先支付联合会”（Vorschussverein）。同年，在萨克森小城艾伦（Eilen） ，手工业者和工人们创办了德国第一个真正的消费合作社“生活资料联合会”（Lebensmittelassoziation）。

德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在于它的软弱性和对国家政权的严重依赖性。这种软弱性和依赖性使得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与封建势力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在德国，民族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伴而行的另一股社会思潮。德意志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法兰西民族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以及包括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各邦在对法战争中的失败，使许多德国人意识到，民族统一对一个国家的强大和一个民族的生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此，法国大革命是催生德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根源”，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也成了“德国民族主义运动诞生的年代”。但是，1815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邦联实际上是由30多个主权邦组成的松散国际联盟，德国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人们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因此继续打出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大旗，形成了广泛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

与自由主义一样，德国的民族主义也首先表现为一批资产阶级化的、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运动。一些著名学者，如赫尔德尔、费希特、阿恩特等，都是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潮的积极推动者。这股由知识分子鼓动的民族主义思潮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形成了一种与其身份相一致的文化民族主义（kultureller Nationalismus）。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在古典浪漫主义文学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浪漫主义强调从各民族的生活中搜集文化经历的重要性，强调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道路。因此当德意志各邦在法国军队的铁蹄面前溃败，法军横行于德意志大地时，德意志文人们开始从过往的历史中去寻找民族的慰藉，德国文坛出现了浪漫主义的潮流。人们沉湎于中世纪德意志的辉煌历史，不仅将曾经雄霸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当作光荣的历史象征，而且还看成德国的伟大未来的预兆。在这一思潮推动下，德国文坛推出了一大批充分反映德意志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

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思潮还体现在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领域中。在哲学领域，黑格尔以历史哲学为名，把德国的民族主义哲理化，强调历史是国家的历史，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德意志民族必须重新组织成一个国家，建立起君主统一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力量。在历史学领域，著名史学家兰克从历史角度出发，提出要强化德意志民族自己的语言、风俗、内在一致性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的期望。在经济学领域，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则出版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国际贸易、贸易政策与德意志关税同盟》（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konomie.Der internationale Handel，die Handelspolitikundderdeutsche Zollverein） ，明确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关税和经济区，保护民族利益的经济民族主义（wirtschaftlicher Nationalismus）主张。

民族主义思潮还外化为一种政治运动。1815年以后，人们开始采取各种实际性活动来推进民族统一进程。全德性的大学生协会的出现、汉巴赫大会的举行等，都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思潮的烙印。前文提及的各种全德性的民族主义社团的成立则表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已经向民族主义政治运动转变。1848年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则成了德国人争取民族统一的象征，是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的最大胆实践。因此，尽管在19世纪中期以前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思潮、一种运动，已经使德国各邦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识之士大受触动，从而为日后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德国，除了要求改变现状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外，还有一股被人们所忽视的要求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思潮。它之所以受到忽视，主要原因在于其不太醒目或缺乏新鲜色彩，因为在历史研究中，人们通常只关心一些激烈的、对社会变化有较大作用力的思想和运动，对于那些扮演保持社会相对稳定角色的思想和力量似乎不太注意。

保守主义是以自由主义对立面出现的。法国大革命使德国社会原有的各种传统和原则受到极大冲击，仍然抱着旧传统和社会秩序不放的各种势力必然会对此做出回应，由此形成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运动。这是德国保守主义思潮泛起的根本动因。保守主义认为，1789年革命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恐怖、军事独裁和混乱。因此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危险。有鉴于此，保守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基本原则：传统、秩序和稳定。

根据保守主义的观点，没有自由，只有秩序。只有保持秩序，才能防止混乱。因此，秩序才是真正的自由。要保持秩序，必然离不开稳定。要保持秩序和稳定，就必须树立权威，而不是根据多数人的意志行事，因为多数意见往往会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权威而不是多数”成了保守主义者的战斗口号。权威必须统一，不能分享，否则会造成社会各种因素的冲突。于是君主的权威就成了必然性的选择。君主的权威是通过正统主义原则（通过出身和世袭）来确立的。同时，君主的权威还要借助于神学理论，即“君权神授”论。因此宗教就必不可少，“王冠和圣坛联合”的状况也就不足为奇。正是针对这种状况，著名诗人海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天堂出现造反，地上就不会太平”。由此可见，19世纪上半期保守主义的逻辑思想体系可以概括起来表达为：在宗教基础上确立起君权神授原则，根据君权神授原则建立起正统主义的君主制权威，在君主制权威下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作为保守主义思想核心的传统、秩序和稳定，也是1815年以后梅特涅在德意志邦联内部所推行的各种政策的出发点。《卡尔斯巴德决议》以及以正统主义自居的神圣同盟的各项举措，无不以维持既有秩序，防止改变现状为其根本宗旨。

德国的保守主义思想最初出现于普鲁士改革运动中。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运动是要在最大限度保存现有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仍免不了会损害传统贵族的某些利益。于是，一些贵族起而反对政府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农业改革政策。1810年底开始，以马尔维茨（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 der Marwitz，1777—1837）为代表的贵族首先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将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农民摆脱贵族的控制会使国家增添更多的管理官员，农民走出庄园也会使人际关系更趋疏远。更重要的是，农奴制改革意味着摧毁贵族阶级，而没有贵族阶级，仅靠君主是“管不住大众的”。马尔维茨还反对1812年3月11日给予犹太人平等权利的“关于犹太人公民待遇的敕令”（Ediktüber diebürgerlichen Verhltnisse der Juden） ，认为犹太人是“地地道道的唯物主义和贪财的体现”。

在保守主义思潮中，浪漫的保守主义（romantischer Konservativismus）引人注目。其代表人物有亚当·米勒（Müller，Adam，1779—1829）、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等人。1807年，亚当·米勒曾在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宫廷作“治国之术之要素”（Elemente der Staatskunst）演讲，并于1809年以书的形式出版。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市场和竞争，反对农村经济的商品化，鼓吹财产应该是感情的、个性的东西，是“延伸的肢体”。在他看来，“中世纪时期的国家、等级社会和宗教的统一”才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一切改革和进步都是背离理想的，一切新事物都是不可接受的。出于这种看法，亚当·米勒等在政治上一直站在力主改革的普鲁士哈登贝格政府的对立面，坚持主张建立“一种基督教的、等级的秩序”。

出身瑞士伯尔尼的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尔是保守主义的另一著名理论家。他主要从非浪漫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立场出发，针对现代的社会契约（Gesellschaftsvertrag）和人民主权理论，提出了建立基于宗教之上的等级世袭国家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是拥有地产的各家庭的组合，权力是与财产相对应的，所有的公共权力都基于财产、个人权利和契约之上。君主是最大的财产所有者，因此他是当然的国家主宰，国家是他的“世袭领地”，除了上帝之外，他不对任何人负责。然而，如今他的权力却受到契约、权利、财产和自治等因素的限制。就此而言，诸如税收、兵役义务和义务教育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臣民之间的关系都是“无耻的”。

保守主义者在反对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要建立统一的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就必然要反对传统的东西，反对正统主义，反对历史上形成的分裂的诸侯邦国和君主，要求改变现状，危及现存秩序。因此，民族主义在保守主义者的眼中同样是一种革命思潮，民族主义者就是革命者，是保守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直到俾斯麦时期，普鲁士保守派著名人物恩斯特·路德维希·冯·盖拉赫等人还称民族主义就是“抢劫王冠和民族骗局”。普鲁士的保守派还反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政策，认为它有悖于正统主义原则。

由此可见，保守主义代表的是传统贵族阶级的立场，维护的是贵族的特权地位、既得利益和既有社会秩序，总是反对一切新的东西，怀念旧的事物。但是，加入保守主义阵营的并非只有贵族等既得利益者。诸如农民和手工业者等一些旧的社会阶层，由于现代化进程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冲击，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陷入困境，也时常怀念传统的社会秩序。结果，他们也成为保守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因此，保守主义思想在德国同样拥有较大的市场。

上述三股思潮及其倾向对日后德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自由主义思潮的温和、保守特性以及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与西欧的英、法等国相比较，德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更强烈地表现出国家“自上而下”地进行引导的特征。19世纪上半期的资产阶级改革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推出的各项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等，都充分地体现了国家政权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作用；思想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则为19世纪中期以后的德意志统一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渴望稳定、秩序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涌动则反映了德国传统保守势力的强大和顽固性，这种强大而顽固的保守主义思潮是德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发展长期滞后、传统统治阶级长期把持国家政权的重要思想根源。

二、思想、文化领域的新趋势

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和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在革命时期的德国，因应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思想和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政治上的反动滞后和经济上的发展进步都对这一时期德国的思想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哲学与史学

1.古典哲学的终结；唯意志论哲学的出现

德国古典哲学到哲学大师黑格尔时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出生于斯图加特，1788年进入蒂宾根大学学习神学。1801年他来到其好友、著名哲学家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所在的耶拿大学，在那里第一次发表论文《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Unterschied der Philosophischen Systeme Fichtes und Schellings）。1805年在歌德和谢林的推荐下，被聘为耶拿大学的编外教授。1816年获得海德尔堡大学（Universitt Heidelberg）哲学教授职位。1818年应普鲁士文化大臣阿尔滕施泰因男爵（Karl Freiherr von Stein zum Altenstein，1770—1840）的邀请，到柏林大学任教，1829年出任柏林大学校长，1831年因病去世。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唯心主义（Idealismus）哲学体系，全面、系统地阐明了辩证法（Dialektik）。1807年，他发表第一部重要著作《精神现象学》（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阐述了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它将人类意识的发展划分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主观精神）、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等五个阶段。1812年—1816年，他又发表三卷本《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 ，即《大逻辑》，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前提下，以辩证法为主线，把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主客统一体自我展现的整体过程，标志着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形成。其庞大、严谨的辩证法体系在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arxistische Philosophie）中被加以改造和利用，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1817年出版的《哲学全书》（Enzyklop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其中包括《小逻辑》（Wissenschaft der Logik）、《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和《精神哲学》（Philosophie des Geistes）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体系。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则集中阐明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黑格尔去世后，他的学生相继整理出版了他的《哲学史讲演录》（Vorlesungenüber die Geschichteder Philosophie）、《历史哲学》（Vorlesungen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和《美学讲演录》（Vorlesungenüber dies the tik）等著作。

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同一论，精神运动的辩证法及其发展过程的正反合三段式，认为思维和存在统一于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和基础，它的辩证发展经历了逻辑、自然、精神三个阶段。他的哲学就是对三个阶段的描述，相应地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部分构成。根据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从精神中派生出来的。绝对理念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外化为自然界，又通过进一步发展克服了外化，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回到自身，最后在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绝对精神中认识了自身。恩格斯高度肯定了黑格尔哲学：“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19世纪20年代，黑格尔哲学已经完全主导了德国哲学界。但是，黑格尔哲学本身包含着方法与体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各种政治势力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解读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学派因此出现了分裂。主张在现行制度下进行改革的保守派，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只抓住其唯心主义部分，为现存国家辩护，形成了老黑格尔派（Althegelianer）。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变革的激进派则利用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因素，批判宗教神学和专制制度，组成了黑格尔学派的左翼，即青年黑格尔派。

费尔巴哈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杰出代表。他1804年出生于纽伦堡附近的赖兴贝格（Rechenberg） ，著有《论哲学和基督教》（über Philosophie und Christentum，1839）、《黑格尔哲学批判》（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1839）等，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尖锐批评，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他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认为思维和存在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物质世界客观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人的认识和思维是客观世界在头脑里的反映。物质世界在原则上是可以认识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他也批判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同一说，认为黑格尔把精神、思维看成脱离人脑而独立自在的东西，把自然和人都说成是精神、思维的产物，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的关系。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人是认识的主体，主体和客体通过感觉达到统一。费尔巴哈由此创立了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但是，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同时，连同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也抛弃了。

19世纪中期前后，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迅速，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社会分化加剧。所有这些变化引发了德国哲学界新的思考。原先由唯心主义主导的德国哲学界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流派。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取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了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揭示了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决定的社会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为代表的新哲学流派则致力于对传统的思辩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进行批判，把人类冲动的意志作为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出发点，形成了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us）的哲学。

阿图尔·叔本华生于但泽（Danzig） ，1809年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医学，但其兴趣在于哲学，因而在1811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受教于费希特。但他很快就对费希特的哲学失去了兴趣，称之为“蒙昧主义、难以理解和极其无法置信”。1819年，他出版第一部重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但是发表后无人问津。1820年他开始在柏林大学举办哲学讲座，但其思想始终无法得到学生的认同。1831年柏林发生霍乱，他与坚持留守在柏林的黑格尔不同，去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并最终定居于此。此后他在长期的孤寂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论自然中的意志》（über den Willen in der Natur，1836）、《论意志的自由》（über die Freiheit des menschenlichen Willens，1839）、《论道德的基础》（über das Fundament der Moral，1840）、《附录与补遗》（Parerga und Paralipomena，1851）等。

叔本华哲学是一种唯意志的哲学，它抛弃了古典哲学的思辩传统，力图从非理性方面寻求新的出路。它把意志当作世界的本原和发展动力。意志独立于时间、空间，所有的理性、知识都从属于它。意志的要义在于求生存，谋求生存是自然物的基本特征。人生也是意志，即生命意志（Wille zum Leben） ，它为欲望所困扰，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生命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生命意志论因此带有浪漫主义的悲观主义色彩，认为意志的支配最终只能导致虚无和痛苦。

叔本华的著作在1850年以前一直无人问津。尽管如此，他却执着于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1851年，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所写的《附录和补遗》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年逾花甲的叔本华终于赢得了该有的声望。他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唯意志论一时大行其道，《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到1891年为止再版了18次。虽然哲学领域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叔本华学派”，但他影响了一大批现时乃至日后的思想家，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因此在思想史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也因此成了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早期欧洲文化界的宠儿。

2.史学的骄人成就

19世纪是西方历史学繁荣发展的世纪，它的中心就在德国。在19世纪的前七十年中，德国史学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其间，如果说尼布尔（Niebuhr，Barthold Georg，1776—1831）通过采用新的批判性研究方法把历史学研究引入了科学的殿堂，那么利奥波德·冯·兰克则把德国史学送上了巅峰，并且在特奥多尔·莫姆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等人的努力下持续辉煌。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则是历史研究关照现实、与现实需要结合的典范，它以史学为武器，在思想文化领域为德国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学作为一门规范、严格的科学，形成于19世纪初。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史学一度盛行。它反对启蒙运动对中世纪传统的否定，把历史看成有机、发展和连续的过程，认为人具有历史性，这种历史性存在于由过去形成的传统和意识之中，历史不应通过哲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构建来加以解释，而只能是对单个时代和事件的理解，从而确立了历史主义（Historismus）的原则。在这种原则下，浪漫主义史学把历史看成艺术，在研究中追求诗的意境，放纵想象，轻视史料的作用，缺乏科学和严谨的态度。尼布尔的功绩则在于纠正了这种倾向。

尼布尔出生于哥本哈根，曾在基尔大学学习和工作，1806年到柏林，服务于普鲁士政府。1810年开始在新建立的柏林大学讲授罗马史，受到热烈欢迎。其代表性著作是三卷本《罗马史》（Rmische Geschichte，1811/1832，第一、二卷分别在1811年和1812年出版）。尼布尔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强调从过去了解现在，以史为鉴。他撰写罗马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探察罗马强盛的原因，从罗马衰亡中感受当时普鲁士国家的危难，从而为普鲁士的新生做好思想准备。二是强调历史研究的批判性考证原则和方法，坚持使用第一手资料。他主张对史料进行批判性考证，确定其可信度，进而达到重建历史的目的。尼布尔的这种研究方法大大推进了历史研究的科学化，使历史学科摆脱了对于哲学、语言学、法学和政治学的从属地位，进而“提高为一门有尊严的独立学科”，从而表明“历史学家在现代社会是可以生存的”。

继尼布尔之后的兰克是客观主义史学的鼻祖，也是19世纪西方最杰出的史学大师。他1795年出生于维厄（Wiehe） ，早年在莱比锡大学（Universitt Leipzig）学习神学和语言学，1825年获得柏林大学编外教授职位，1834年获得正式教授之职，1841年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史官。他一生著作极其丰富，1871年到1890年间出版的《兰克全集》多达54卷，相关研究集中于政治史领域。他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前的主要著作有《罗曼和日耳曼民族史》（Geschichte der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lker von1494bis1514，1824）、《教皇史》（Die rmischen Ppste in den letzen vier Jahrhunderten，1834—1836）、《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der Reformation，1839—1847）等。

兰克的史学成就不仅在于他浩繁的史学著述，更在于其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客观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兰克的治史原则是提倡“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认为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研究时要尽可能不带任何主观色彩，要用不偏不倚的文字再现过去发生的事情。他在相关著述中也试图身体力行，践行这样的原则。在治史方法上，兰克主张充分利用档案资料，与此同时，通过批判性考证，区分原始资料、间接资料和派生资料，并对撰述者的身世、性格特征和心理动机等进行研究，以此确认史料的真伪。这种外部考证与内部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推动了史料考证的深入，为西方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兰克对史学发展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创办了历史研讨班（Seminar）模式，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历史学研究人才，形成了以格奥尔格·魏茨（Georg Waitz，1813—1886）和威廉·冯·吉泽布莱希特（Wilhelmvon Giesebrecht，1814—1889）等为代表的“兰克学派”（Rankische Schule）。兰克的治史原则和方法还影响了一批英、美史学家，英国天主教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1838—1918）等皆在其列。

兰克强调治史的客观原则，但并不抹杀历史学的现实意义。他深信历史可以资鉴生活的古老教育原则。他认为，任何政治家都必须认识到，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个性，因此，“没有很好的历史知识，就根本谈不上政治”。他虽然秉持客观主义的治史原则，但他在政治立场上明显与普鲁士统治者的利益以及德意志民族的命运站在一起。他是一位“普鲁士君主制度的忠实仆人”，也热爱他的“德意志祖国”，相信普鲁士有能力实现德意志国家的统一，甚至鼓吹建立与法兰西民族迥异的“真正德意志国家”。

特奥多尔·莫姆森是继兰克之后的又一位德国史界巨擘。莫姆森出生于石勒苏益格的加丁（Garding） ，曾赴意大利进行古罗马法律的考证，1847年起先后在莱比锡大学、苏黎世大学（Universitt Zürich）、布雷斯劳大学、柏林大学任教。他还积极参加1848年革命，曾任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议员。他在史学领域的最大成就是1854年开始出版的五卷本《罗马史》（Rmische Geschichte，1854年—1856年推出了前3卷） ，它全面概括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该著作的特点是，资料翔实，无懈可击，文采活泼，情感丰富饱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能在罗马史研究领域望其项背。莫姆森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罗马货币史》（Geschichte des rmischen Münzenwesens，1860）、《罗马编年史》（Diermische Chronologie bis auf Caesar，1858）、《罗马公法》（Rmisches Staatsrecht，1860）等。

这一时期德国史学研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历史学的现实关怀，其中以“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最为典型。这一学派的历史学家同时也都是政治家。

达尔曼（Dahlmann，1785—1860）是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的精神鼻祖。他出生于汉萨城市维斯马，早年就读于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t Kopenhagen） ，1812年以后在哥本哈根、基尔、哥廷根、波恩等大学任教。作为“哥廷根七君子”成员和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帝国宪法的起草者之一，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充满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激情，是一位集学者和政治家于一身的人物。他主张学术要与政治相结合，因此其历史研究也带有明显的现实关怀色彩。他将目光集聚于从历史中寻找自由和民族振兴的良方，大力鼓吹建立统一、集权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主要著作有《德意志史源学》（Quellenkund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1830）、《丹麦史》（Geschichte von Dnemark，1843）、《英国革命史》（Geschichtederenglischen Revolution，1844）、《法国革命史》（Geschichteder franzsischen Revolutionbis auf die Stiftungder Republik，1845）等。

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是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的首要代表。这位出生于杜塞尔多夫的历史学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散发出浓烈的政治气味。聚贝尔曾是兰克最杰出的学生，但由于其治史态度与兰克的主张相悖，最终导致与兰克决裂。他认为历史是政治的工具，主张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为普鲁士统一德国提供历史依据。其主要著作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szeitvon1789bis1800，5 Bnde，1853 /1870）、《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帝国》（Die deutsche Nation unddas Kaiserreich，eine historisch-politische Abh and lung，1862）等。有史家在评论聚贝尔时指出：“在聚贝尔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位历史学家，他将一切置于自己的理想之下，在他那里，过去的一切事件都成了他证明霍亨索伦家族各种制度的优越性和民族自由主义政策的正当性的托词。”1859年，聚贝尔创办了著名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 ，该杂志后来成为西方最重要的史学杂志之一。

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的另外一名主将是德罗伊森（Droysen，1808—1884）。德罗伊森出生于里加河畔特莱普托夫（Treptow an der Rega，今波兰境内） ，年轻时就读于柏林大学，1833年起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基尔大学、耶拿大学，主要著作有《亚历山大大帝传》（Alexanderder Groe，1833）、《解放战争讲义》（Vorlesungenüber die Freiheitskriege，1846）、《史学概论》（Grundriss der Historik，1868）等。在《史学概论》中，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史学观点，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去了解和解释历史。多卷本《普鲁士政治史》是德罗伊森的扛鼎之作。在该著作中，他将普鲁士王国的起源和发展解释为德意志民族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的显现，认为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历史“职责”就是要“实现德意志的民族统一”。

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是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中的后来者，也是这一学派中最富有战斗激情的成员。他1834年出生于德累斯顿，曾在波恩、莱比锡、蒂宾根和弗赖堡等大学学习历史和国民经济，1863年以后先后任教于弗赖堡、基尔、海德尔堡和柏林大学。他也强调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认为客观主义史学观缺乏血性。在他的眼中，“领导德国走向统一”是普鲁士的不二选择。

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关注政治现实，将历史研究服务于社会需要的理念，从根本上说符合历史科学的目的，是历史学的现实功能的体现。但是，该学派在贯彻这一理念的过程中，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无视历史科学的客观性，为了迎合现实需要而罔顾史实，把历史当作达到政治目的的御用工具，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二）晚期浪漫主义；毕德麦耶尔派；现实主义的开端

1.晚期浪漫主义文学

在德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1815年到1848年革命期间属于晚期浪漫主义阶段。晚期浪漫主义的中心在柏林、维也纳、纽伦堡、海德尔堡等地，主要特征是突出人的心理的阴暗面，日益倾向于宗教，与启蒙运动完全决裂，渴望旧的专制统治秩序等。代表人物有恩斯特·特奥多尔·阿玛迪乌斯·霍夫曼（Ernst Theodor A madeus Hoffmann，1776—1822）、艾辛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1857）、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s Brentano，1778—1842）、阿希姆·冯·阿尼姆（Achimvon Arnim，1781—1831）等人，创作题材主要集中于民间和艺术童话、长篇和中篇小说、抒情诗。在这一时期，包括威廉·豪夫（Wilhelm Hauff，1802—1827）、古斯塔夫·施瓦布（Gustav Schwab，1792—1850）、路德维希·乌兰德（Ludwig Uhland，1787—1862）等在内的一批浪漫派（Romantik）醉心于施陶芬王朝（Staufische Dynastie）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对象，因而又以该王朝发迹的施瓦本地区为名，称为施瓦本浪漫派（Schwbische Romantik）。

E.T.A.霍夫曼出生于柯尼斯堡，是最有影响力的晚期浪漫派作家，在绘画、音乐等方面也富有成就。他一生创作甚丰，代表作有《金罐》（Der Goldene Topf，1814）、《魔鬼的长生仙丹》（Die Elixiere des Teufels，1815/1816）、《塞拉皮翁兄弟》（Die Serapionsbrüder，1819—1821）等。童话《金罐》是其最成功的作品，讲述了一位年轻大学生凭借纯真的“信仰、爱情和希望”，与心爱的姑娘走到一起，找到诗境生活的故事，表明了作者对资产阶级的庸俗现实追求的厌恶。

艾辛多夫出身于上西里西亚的拉蒂博尔（Ratibor）附近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是德国人心目中最出色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其著名小说《一个废物的生涯》（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nichts，1826）描写了一位不满却又无力改变周围环境、孤芳自赏、饱食终日、到处漫游的“废物”主人公形象，是作者这类没落贵族面对新旧交替时代的社会心态的真实表达。作为浪漫主义诗人，艾辛多夫的诗体现着一种对自然的渴望、田园生活的向往和理想主义追求，其中诸如《渴望》（Sehnsucht，1834）、《月夜》（Mondnacht，1837）等意境优美，清丽可人，都是诵吟不衰的绝世名作。

路德维希·乌兰德出生于符滕堡的蒂宾根，是一位学者和政治家，曾任蒂宾根大学教授和符滕堡邦议会的议员，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施瓦本浪漫派的主要代表。其诗歌题材主要来源于古代传说和神话，代表作品有抒情诗《春天的信念》（Frühlingsglaube，1812）、《女店主之女》（Der Wirtin Tchterlein，1808）、叙事诗《歌手的诅咒》（Das Sngers Fluch，1814）等。其作品或者在通过描写优美的自然风光，在淡淡的感伤中透出对未来的希望，或者以神话形式来谴责统治者的残暴，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其他一些浪漫派作家也留下了丰富的作品。威廉·豪夫是施瓦本浪漫派的艺术童话诗人，代表性作品有《仙鹤哈里发》（Kalif Storch）、《小莫克》（Der kleine Muck）、《侏儒鼻》（Zwerg Nase）、和《冷酷的心》（Das kalte Herz）等。古斯塔夫·施瓦布的主要作品有《古典时代的美丽传说》（Dieschnsten Sagen des klassischen Altertums，1838—1840）、《德国民间故事书》（Die deutschen Volksbücher，1836）等。克莱门斯·布伦塔诺的代表作品有《勇敢的卡斯帕尔和美丽的安耐尔的故事》（Geschichte vom braven Kaspelund dem schnen Annel，1817）。阿希姆·冯·阿尼姆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则有长篇小说《王冠守护者》（Die Kronenwchter，1817）等。

在德国晚期浪漫主义文学中，著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占有特殊的地位。海涅出生于杜塞尔多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坛的“最后一位诗人”，“浪漫主义之子”，其早期创作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他又是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时期的一位诗人，大量作品中蕴含着现实主义的洪涛。就此而言，他又是浪漫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敌人。作为浪漫主义作家，海涅的最大成就在于把日常语言抒情诗化，赋予“游记”以艺术形式，使德国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时尚和轻盈，他也因此成为最受世界欢迎的德国诗人之一。

海涅的诗歌创作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抒情诗时期，代表作是《诗歌集》（Buch der Lieder，1827）。他的早期抒情诗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内容大多抒写自己的经历、感受、憧憬，但没有其他浪漫派诗人那种浓烈的思古幽情。第二阶段的代表作为《新诗集》（Neue Gedichte，1844） ，其中包括为人熟知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Deutschland.Ein Wintermrchen）。在这一时期，他研究了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的空想社会主义（utopischer Sozialismus）学说，又受马克思的影响，在创作上开始把政治观点和美学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出现了向批判现实主义（Kritischer Realismus）的转变，作品体现出战斗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描写了作者1843年从巴黎返回德国的观感，揭露和讽刺了德意志的封建割据、市民的庸俗、普鲁士的专横，表达了渴望革命的心情，是海涅诗歌创作的顶峰。1848年以后，海涅健康状况恶化，但仍创作了大量作品，第三部诗集《罗曼采罗》（Romanzero，1851）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一时期的作品既表达了对生活的渴望，也显示出死亡威胁下的忧郁悲观，但是讽刺的锋芒和细腻的抒情并没有消失。有人在论及海涅及其作品的思想性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人类解放战争的一名战士”，是“歌德的最重要的德国后继者”。

海涅还写过一些影响深远的论文，其中包括《论浪漫派》（Dieromantische Schule，1833）和《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in Deutschland，1834）。《论浪漫派》认为，德国浪漫派怀念中世纪，逃避现实，希图恢复中世纪的宗教精神，与时代精神不符，是病态的、不健康的；但是浪漫派的作品语言优美，在搜集民歌、翻译世界名著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则从宗教、哲学的角度向法国人介绍了德国的文化。它考察了宗教的演变过程，认为马丁·路德以来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发展是德国社会革命的准备，中世纪以来的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是一部理性、自由、民主与宗教、愚昧、专制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它还论述了康德哲学的划时代意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状况。上述相关论著成为学界研究德国浪漫派以及近代以来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的必读之作。

2.浪漫主义音乐和绘画

浪漫主义还波及音乐领域。19世纪20年代以后，开始于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的浪漫主义音乐风格进一步发展成为整个19世纪的主流音乐风格。正如浪漫主义文学和古典文学之间有着巨大差别一样，浪漫主义音乐与传统的古典音乐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它更突出情感，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更多地通过个人的主观感受表现出来。因此，抒情、自我、心理刻划等成了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特征。基于这些特征，浪漫主义音乐在表现方面更讲究音响的丰满、和谐和舒适，突出旋律的歌唱性、抒情性和不规则性，因此能够表现出丰富多样的情感。

浪漫主义音乐在德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是弗兰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1797—1828）和卡尔·玛丽亚·冯·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1826）。舒伯特出生于维也纳近郊，他一生短暂，却创作了600多首歌曲，获得了“歌曲之王”的美誉。他表现了浪漫主义艺术家对诗歌的向往，善于以自然完美的音乐向人们呈递诗的意境，其作品通常是歌词与音乐、人声与伴奏的理想统一。在他的笔下，歌德、席勒、海涅、米勒、施莱格尔等人的诗作都变成了意境优美的音乐。其代表作有歌曲套曲《美丽的磨坊女》（Die schne Müllerin，1823）、《冬之旅》（Winterreise，1827）和歌曲《鳟鱼》（Die Forelle，1816/1817）等。韦伯出生于欧丁（Eutin） ，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曲家、音乐指挥家。他的音乐成就主要集中在歌剧创作上，代表性作品有《自由射手》（Freischütz，1821）、《奥伯龙》（Oberon，1826）等，其中《自由射手》是第一部浪漫主义歌剧。

中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弗兰茨·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86）、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ms，1833—1897）等人。

罗伯特·舒曼出生于茨维考，是一位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的音乐家。他喜爱霍夫曼和雅恩·保罗（Jean Paul，1763—1825）等富于幻想的诗人和作家，把诗人的激情与幻想气质带入了音乐。其主要成就在钢琴音乐领域，代表作有《狂欢节》（Carnaval，1833，1834/35）、《大卫同盟者舞曲》（Davidsbündlertnze，1837）等，歌曲代表作有《诗人之恋》（Dichterliebe，1840）、《妇女之恋》（Frauenliebe und-leben，1840）等。

弗兰茨·李斯特出生于距奥地利边境不远的匈牙利小镇赖丁（Raiding） ，是19世纪欧洲最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也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曾在1848年—1861年间任魏玛宫廷乐队指挥与音乐总监。他首创了交响诗（Sinfonische Dichtung）的音乐体裁，代表作有《爱之梦》（Liebestrume，1850）、4首《梅菲斯托圆舞曲》（Mephisto Walzer，1860，1881，1883，1885）、《匈牙利狂想曲》（Ungarische Rhapsodien，ab1851）、《匈奴战役》（Hunnenschlacht，1857）等。

理查德·瓦格纳生于莱比锡，曾任萨克森国王的宫廷乐队指挥，一度因参加1848年革命而遭通缉，流亡瑞士。1864年以后，因为受到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资助而事业大起。瓦格纳是19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之一，其最大贡献在于创立了一种将戏剧、诗歌、音乐高度融合的新型歌剧——音乐剧，体现了浪漫主义综合艺术的最高理想，因此被称为“歌剧之王”。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瓦格纳的音乐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世纪中期前后，德国的绘画领域基本上处于浪漫主义风格支配之下。这种浪漫主义艺术风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逃避现实，创作者的目光通常转向远离尘世的自然风光；二是眷恋过去，作品流露出对中世纪生活的恋恋不舍。与这两种取向相对应，德国绘画领域出现了两大流派。

一是以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Kar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和菲利普·奥托·伦格（Philipp Otto Runge，1777—1810） ）为代表的北德浪漫主义画派（Norddeutsche Romantik）。这一画派把大自然与艺术家的幻想融合在一起，肯定人的主观生活，赋予风景画创作以一种深邃的意境，试图通过对人的主观世界的表达来探索艺术的理想精神。

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出生于波莫瑞的格莱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 ，曾经就学于格莱夫斯瓦尔德大学（Universitt Greifswald）和丹麦王家艺术学院（Kniglich Dnische Kunstakademie） ，是19世纪上半期德国最著名的浪漫派画家。主要代表作有《海边的修道士》（Der Mnch ammeer，1809/1810）、《孤寂之树》（Der einsame Baum，1822）、《山中的十字架》（Kreuzim Gebirge，1822）、《窗口眺望的女人》（Frau am Fenster，1822）、《冰海》（Das Eismeer，1823/24）、《雪中墓地》（Friedh of im Schnee，1826）等。其绘画风格细腻，意境深远、悲怆，人物画通常以剪影出现，很少出现脸部表情。墓地、十字架、教堂废墟、寒冬、孤寂等，是其作品经常表现的主题。其作品使人感悟到深深的孤独、伤感与渴望，甚至能平慰人们激动和愤怒的心境。他也因此而被称人们为“风景中的悲剧的发现者”。

菲利普·奥托·伦格出生于德国东北部的沃尔加斯特（Wolgast） ，曾在丹麦王家艺术学院学习，是德国最重要的浪漫主义画家之一。代表作有铜版画《日分四时》（Die Zeiten，1803）、油画《晨》（Der Morgen，1808）、《逃往埃及途中的休息》（Die Ruhe auf der Flucht nachgypten，1806）等。与弗里德里希作品的忧郁风格不同，伦格的作品中充满蓬勃朝气。油画《晨》就以象征早晨的裸体女神为中心，伴以欢喜可爱的小天使和躺在绿草地上可爱婴儿，呈现出完美的宗教感受和对生活的热爱，给人以灿烂愉悦的心境。

另一个浪漫主义画派是以弗里德里希·奥弗贝克（Friedrich Overbeck，1789—1869）和彼得·冯·科尔内利乌斯（Peter von Cornelius，1783—1867）为代表的“拿撒勒派”（Nazarener；Nazarener Kunst）。这一派别以陈旧的宗教题材为首选，带有浓烈的复古倾向和中世纪神秘主义，对自然则兴趣淡然。

弗里德里希·奥弗贝克出生于吕贝克，曾在维也纳造型艺术学院（Akademie der bildenden Künste Wien）学习，1810年后与其他志趣相投者一道前往罗马，住在废弃的修道院中体悟基督教精神，并以此作为创作的思想源泉。代表作品有《基督来到耶路撒冷》（Einzug Christiin Jerosalem，1824）、反映德国和意大利友谊的《意大利娅和日耳曼尼娅》（Italia und Germania，1828）、《宗教的艺术凯旋》（Triumph der Religionin den Künsten，1840）、《圣母升天》（Himmelfahrt Mari，1857）等。奥弗贝克对宗教的虔诚由此可见一斑。他曾表白道：“艺术对我而言是一架竖琴，我非常乐意从中倾听到赞美上帝的响亮圣歌。”

科尔内利乌斯出生于杜塞尔多夫，从小受到任教于杜塞尔多夫造型艺术学院（Akademie der bildenden Künstein Düsseldorf）的父亲的艺术熏陶，曾与奥弗贝克等一道前往罗马。科尔内利乌斯是德国壁画领域的杰出代表，代表作品有湿壁画《希腊诸神》（Die Gtter Griechenl and s，1830）、祭坛壁画《末日审判》（Das Jünste Gericht，1840）等。他使“拿撒勒派”在19世纪德国壁画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3.毕德麦耶尔派和“三月革命前时期”文学；现实主义的开端

19世纪中期前后，受政治上的复辟、反动、资产阶级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和工业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除浪漫主义外，德国文化领域中还出现了毕德麦耶尔派（Biedermeier）、“青年德意志兰”和现实主义等文化思潮，形成了多种流派同台共技的局面。

毕德麦耶尔派是指1815年到1848年复辟时期德意志邦联范围内的一股资产阶级文化思潮。它反映了1815年以后对德意志政治现状不满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逃避现实，遁入田园和私人生活空间，追求和享受“现实”生活的心态。但是，由于它逃避现实政治，迷恋于田园生活、自己的小安乐窝和精神上的自我陶醉，因此也有学者称之为“欧洲晚期浪漫主义的德意志特殊形态”。作为一股思潮，毕德麦耶尔派波及文学、音乐、绘画甚至生活等诸多领域。

在文学领域，毕德麦耶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约翰·内波穆克·内斯特罗伊（Johann Nepomuk Nestroy，1801—1862）、费迪南德·莱蒙德（Ferdinand Raimund，1790—1836）、弗兰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parzer，1791—1872）和阿达尔伯特·施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68）等。约翰·内波穆克·内斯特罗伊创作了80多部大众戏剧，代表作品有《流浪者的烦躁精神状态》（Der bse Geist Lumpazivagabundus，1833）和《幸福的心情》（Die Launen Glücks，1835） ；费迪南德·莱蒙德的代表性作品为《农民百万富翁》（Der Bauer als Millionr，1826）和《阿尔卑斯之王与人类之敌》（Der Alpenknig und der Menschenfeind，1828） ；弗兰茨·格里尔帕策代表作有历史剧《奥托卡国王的幸福和死亡》（Knig Ottokars Glück und Ende，1825）和喜剧《撒谎带来的痛苦》（Weh dem，derlügt，1838） ；阿达尔伯特·施蒂夫特的代表作有《乔木林》（Der Hochwald，1842）等。这些毕德麦耶尔派的文学作品大多带有民众消闲性质，表现出一种远离政治和革命的倾向。

在造型艺术领域，毕德麦耶尔派以世俗画和风景画为主，宗教和历史等传统题材的绘画极其少见。其绘画风格带有现实主义色彩，作品类似摄影插图。但是，由于其“现实”过于理想化，不免陷入伪现实主义。毕德麦耶尔画派的主要代表有：路德维希·里希特（Ludwig Richter，1803—1884） ，擅长田园素材绘画，代表作有《亚平宁的傍晚》（Abend inden Apenninen，1828）、《从田野回家》（Heimkehr von Felde，um1840）等。莫里茨·冯·施温德（Moritzvon Schwind，1804—1871） ，创作集中于民间传说，代表作品有《魔王》（Erlknig，1830）、《玫瑰》（Rose，1847）。卡尔·施皮茨韦格（Carl Spitzweg，1808—1885）擅长描绘德国小城市中安逸的小市民世界，代表作品有《书虫》（Der Bücherwurm，1850）、《截获的情书》（Der abgefangene Liebesbrief，1860）等。

在音乐领域，毕德麦耶尔派的体现主要体现为音乐的大众化取向，家庭音乐成为市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弗兰茨·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1797—1828）和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的音乐作品成为市民们日常生活中的最爱。此外，来自南德和奥地利农村的华尔兹舞（Waltzer）也开始成为一种大众时尚，在维也纳等城市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远离政治、享受生活、消磨时光的重要方式。

在文学领域，与持逃避、遁世态度的毕德麦耶尔文学相对的是三月革命前文学（Vormrzliteratur） ，其中以“青年德意志兰”为代表。这类文学通常站在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对当时的反动政治状况进行抨击，要求改变现存社会秩序，展现了一种革命的精神。因此，三月革命前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带有现实主义的色彩。

三月革命前文学流派的主要代表，除了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外，还有：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 ，代表作品有戏剧《丹东之死》（Dantons Tod，1835）、小说《伦茨》（Lenz，1839）和喜剧《莱昂斯和莱纳》（Leonce und Lena，1842）等。费迪南德·弗莱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 ，代表作品有诗集《信仰的自白》（Ein Glaubensbekenntni，1844）、诗歌《死者致生者》（Die Todten an die Lebenden，1848）等。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格拉贝（Christian Dieterich Grabbe，1801—1836） ，作品集中于历史题材，代表作有《拿破仑或百日》（Napoleon oder die hundert Tage，1831）、《赫尔曼战役》（Die Hermannsschlacht，1838）等。

19世纪中期以后，两大因素影响着德国思想文化领域趋向现实主义。一是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放弃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努力，转而追求远离政治的“现实”生活；二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德国迅速展开后，德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为积极的“现实”生活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在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传统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的解放、营业自由原则的实施、工厂制的形成等，使德国社会分化严重，各种矛盾和弊端开始显露，人们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各种现实问题。由此出现了新的现实主义的文化取向。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现实主义也是对过于强调情感和主观感觉的浪漫主义的一种反动性回答。

在德国，现实主义通常指1850—1890年俾斯麦下台为止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也称资产阶级现实主义（Bürgerlicher Realismus） ，它从追求“现实”生活的角度可表达为“诗性的现实主义”（Poetischer Realismus） ，从不满现实的角度则表达为批判现实主义。这一文化思潮的主要载体是资产阶级，反映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价值观。

从1850年到德意志帝国建立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化思潮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化思潮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一、借用历史题材说明现实；二、随着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现实的社会阶级状况成为关注的中心；三、对于面临的民族统一问题进行探讨；四、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关注个人。这一文化思潮的理论代表是文学史家尤里安·施密特（Julian Schmidt，1818—1886）。他在《边境信使》（Die Grenzboten）杂志和三卷本《德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1855）中明确提出：诗人要描写现实，反对形而上学的空想；同时，他们应该发现世界的美和现实中的诗性。小说也应如此，它是真实的，但又不是现实事件的仿制品。

这一时期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有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1816—1895）、特奥多尔·施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和威廉·拉伯（Wilhelm Raabe，1831—1910）。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1816—1895）的长篇小说《责任和权利》（Sollund Haben，1855）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描写小私有者如何变成资本家的发财过程，真实地反映了德国商业资本的兴起状况。弗赖塔格的主要作品还有小说《丢失的手稿》（Dieverlorene Handschrift，1864）。特奥多尔·施托姆的主要创作领域是中篇和短篇小说，代表作有描写不幸爱情故事的《茵梦湖》（Immensee，1850）等。威廉·拉贝的代表作有小说《黑色的木战舰》（Die schwarze Galeere，1861）和《饥饿的牧师》（Der Hungerpastor，1864）等。

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实际上是艺术家们从浪漫幻想中摆脱出来，回归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的反映。初期阶段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主要体现在世俗画、风景画和历史画领域。它们或反映普通市民的生活，突出民族色彩和田园风情，肯定生活，或赞美自然，或通过历史题材引发对现实的思考。此外，对现实社会批判的需要也推动了具有讽刺功能的漫画艺术的发展。

早期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往往与毕德麦耶尔派的风格重叠交融，诸如路德维希·里希特（Ludwig Richter，1803—1884）、卡尔·施皮茨韦格（Carl Spitzweg，1808—1885）等毕德麦耶尔派画家的作品中就已经具有浓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路德维希·里希特既是毕德麦耶尔绘画风格的代表，也是现实主义绘画风格的最早涉猎者之一，其现实主义的创作集中体现在风俗画上，代表作品有《春天里的婚礼队伍》（Brautzug im Frühling，1847）、《小商贩》（Kleinh and el，1864）等。卡尔·施皮茨韦格的代表作品有《贫困潦倒的诗人》（Der arme Poet，1839）、《忧郁症患者》（Hypochonder，1865）等。此外，他在《飞叶》杂志上创作的讽刺漫画以各种社会陈规陋俗为嘲弄对象，也具有现实主义色彩。

在现实主义绘画中，由杜塞尔多夫普鲁士王家艺术学院（Kniglich-Preuischen Kunstakademiein Düsseldorf）的画家组成的杜塞尔多夫画派（Düsseldorfer Malerschule）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杜塞尔多夫位于鲁尔区，受法国等西欧文化思潮的影响较大，因此西欧盛行的现实主义文化思潮迅速波及此地，在这里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杜塞尔多夫画派现实主义绘画的主要代表有卡尔·莱辛（Carl Lessing，1808—1888）、卡尔·许布纳尔（Karl Hubner，1814—1879）等。卡尔·莱辛擅长历史题材的绘画，借古讽今，代表性作品有《胡斯》（Hus，1842）、《悲伤的国王夫妇》（Trauerndes Knigspaar，1842）等。卡尔·许布纳尔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更为突出，代表性作品有反映社会矛盾的《西里西亚织工》（Die schlesischen Weber，1846）和《偷听》（Belauscht，1874）等。

阿道夫·冯·门采尔（Adolph von Menzel，1815—1905）和威廉·莱布尔（Wilhelm Leibl，1844—1900）则是德国现实主义绘画开始呈现繁荣时期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作品更大胆地面向社会和生活。门采尔出生于布雷斯劳，是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画家，19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进行现实主义绘画创作，代表性作品有《带阳台的房间》（Das Balkonzimmer，1845）、《无忧宫弗里德里希大帝笛子音乐会》（Fltenkonzert Friedrichs der Groenin Sanssouci，1852）等，它们鲜明地反映了日常生活的温馨画面。威廉·莱布尔出生于科隆，擅长人物肖像画，早期代表作有《格东女士》（Frau Gedon，1869）、《盲人头像》（Kopfeines Blinden，1869）、《戴白头巾的村姑》（Bauernmdchen mit weiem Kopftuch，1876）等。

（三）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化

19世纪初开始，随着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随着工业化进程和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壮大，文化发展在德国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广大民众特别是资产阶级对于知识和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对于各种书籍和报刊的兴趣不断增长，这种趋势甚至开始向手工业者和工人群体扩散。作为唯美主义（s the tizismus）的文学和艺术的社会载体因此发生变化，原先服务于旧的贵族特权阶层的文化艺术逐渐转向为广大的市民群体服务，为资产阶级服务，成为资产阶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文学艺术的“资产阶级化”。其具体表现是，文学艺术逐渐从与宫廷、贵族和教会的紧密联系中解放出来，趋于市民化，走入普通的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阶层的生活之中。

18世纪末以前，音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宫廷和教堂。德国一些著名的音乐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服务于贵族们的娱乐活动。19世纪初，当音乐发展进入“浪漫主义时代”后，这一状况开始发生改变。听众不再是清一色的贵族，由商人和企业主等构成的富裕的新中产阶级开始光顾音乐会。音乐艺术的受众开始由贵族特权阶层向市民阶层转变。面向社会的现代音乐事业开始形成，诸如慕尼黑音乐学院（Musikalische Akademie in München，1811）、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Gesellschaft der Musikfreundein Wien，1812）、柏林交响乐协会（Philharmonische Gesellschaft in Berlin，1826）、科隆音乐会协会（Klner Konzertgesellschaft，1827）等纷纷成立。一些社团开始组织音乐会演出。

19世纪40年代，只需购入场券就能进入的公共音乐会开始排挤当时还相当繁荣的私人音乐会。李斯特等一些来回巡演的音乐名家和独奏大家，开始亮相于公共音乐生活，成为令人瞩目的人物。原本服务于宫廷的歌剧也开始面向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逐渐成为剧院的主体客源，甚至昔日为宫廷贵族准备的包厢也成了资产阶级唱主角的地方。歌剧本身所表现的内容也日益散发出资产阶级的价值气味。与过去以宫廷贵族为主要内容的歌剧不同，新的歌剧，诸如莫扎特（Mozart，Wolfgang A madeus，1756—1791）的“魔笛”等，主要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愿望和价值观。

音乐的大众性特征也日益明显。群众性歌咏活动日益繁荣。这种群众性歌咏活动是在歌唱教会圣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歌唱学会”。它们负责组织一些地方性的音乐节。1818年，在下莱茵地区开始出现这种音乐会。1832年，仅杜塞尔多夫就有20个合唱队和30个“代表团”。此外，业余的钢琴演奏、独唱、家庭室内音乐会等也迅速增加，音乐成为资产阶级附庸风雅、展示自己受教育程度和地位的象征。

在造形艺术领域，资产阶级化趋势也非常明显。这种趋势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艺术的公共特征日益突出。许多诸侯和城市通过在宫廷、城堡、公共场所等地方装饰湿壁画等，使艺术呈现出为公众服务以及市民教育和自我表现的价值。艺术作品还大量进入公共生活，在一些邦国的首府出现了各种对公众开放的画廊、博物馆，如慕尼黑的雕塑作品展览馆、达姆施塔特的大公博物馆、柏林的古代博物馆、慕尼黑的古代画廊等。艺术作品因此转变成了“民族的财产”，博物馆成了接受“民族精神教育”的地方。在汉堡、科隆、法兰克福和汉诺威等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则通过捐赠、搜集、资助等方式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博物馆。19世纪五十年代起，还出现了纽伦堡的“日耳曼民族博物馆”（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1852/53）等一些突出反映德意志民族历史文化发展方向的艺术史和历史博物馆，以弘扬民族精神。

造型艺术领域资产阶级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各种群众性艺术组织的出现。进入19世纪后，在卡尔斯鲁厄（1818年）、慕尼黑（1824年）、柏林（1825年）、德累斯顿（1828年）、杜塞尔多夫（1829年）等地相继出现了一些非国家性质的艺术联合会。它们成为聚结艺术家和热心于艺术的市民的所在。这实际上是在宫廷和艺术学会之外，给了艺术家们增添了一个新的社会活动场所。在这里，艺术家们通过举办展览和出卖他们的艺术作品，扩大自己的艺术影响力，将艺术推向社会。艺术与音乐一样，最后也成为资产阶级的教育标准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雕塑艺术也反映出资产阶级化趋势。一些中产阶级的典型居屋装饰上了石膏和青铜浇铸的作品。新的公园里也建起了喷泉和雕塑。城市的广场上则建立起各种纪念像。在这些纪念像中，除了传统的君主和将军的雕像外，路德、席勒、丢勒、莫扎特等体现德意志精神和文化的伟人塑像越来越多。这些新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

在文学领域，资产阶级化趋向也非常明显，具体而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读物日益普及，文化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小说、杂志、抒情诗集等的数量越来越多。在大众场合、日常交际和讨论中，文学已经成为人们的重要话题。二是诸如剧院等文学传媒设施有了新的发展变化。除了宫廷剧院和私人（企业主）剧院外，通过各种联合会和资助者创立起来的城市剧院首先于1839年在曼海姆出现，此后在各地陆续建立起来。它们最后都成为一种永久性的文化机构，并得到国家的资助。由于城市剧院要不断为创收操心，因此必须吸引大众，迎合公众的口味。于是，戏剧在内容取向和形式上日益亲近市民，变成了折射市民日常生活的一种缩影，成了讨论生活意义和同时代的人们的命运的讲坛，成了令人振奋和震撼的场所。而席勒等人创作的诸如《威廉·退尔》等作品则使人们在观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资产阶级文化的熏陶。

总之，随着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迈进，文化领域中资产阶级的气息越来越浓，资产阶级正日益成为德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角，资产阶级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开始成为文化艺术的主要取向。

第三节 科学和教育

19世纪是科学迅速发展并大规模介入和改变人们的生活、观念的世纪。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Evolutions the orie）的提出，使生物学和自然哲学在人们对生命和人类发展史的研究中得到确证。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则使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革命时代的德国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世纪中期前后，德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与西欧的英、法等国相比有两大特点：一是起步稍晚，但进步迅速，后来居上；二是主要涉及基础科学的研究和发现。这种状况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才发生根本性改变。届时，在基础科学研究继续深入的同时，应用科学技术也广泛发展，并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进步。

19世纪也是德国教育事业发生巨变和迅速进步的时期。这一时期，德国的教育发展在欧洲地区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义务教育和义务兵役、义务纳税一样，成了每个现代公民的基本义务，它打破了原先那种只有教会、宫廷和特权等级才有权享受教育的旧有教育体系，使教育成为一种大众性的、民族的事业。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具体到革命时代的德国，其教育体系尚处于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变阶段，在取得进步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传统色彩。

一、科学的进步

1800年左右，与英、法等国相比，德国在自然科学和医学等研究领域都明显处于落后状态。实验归纳法和理性演绎法等现代科学方法的创立主要是由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和法国的笛卡尔（Descartes，Rene，1596—1650）等人来完成的，实验、数学分析、光学发展、电学、化学分析、原子理论、病理解剖学，等等，都首先在西欧出现。当然，这一时期的德国也出现了一些颇有成就的科学家，其中，约翰·威廉·里特尔（Johann Wilhelm Ritter，1776—1810）发现了紫外光，欧姆（Georg Simon Ohm，1789—1854）创立了电阻定律，约瑟夫·弗劳恩霍菲尔（Joseph Fraunh of er，1787—1826）发现了以其命名的弗劳恩霍菲尔线（Fraunh of ersche Linien，光谱分析的基础） ，并计算出光谱色的波长。最著名的则当数数学泰斗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1777—1855） ，他不仅在数学领域成就卓著，而且在物理学、天文学和测量学等方面也造诣很深。

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威廉·冯·洪堡发起的教育改革开始取得显著成效，在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的指导下，德国的科学研究人才辈出，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等终于摆脱落后状态，迅速发展起来。

就自然科学和医学发展来看，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中期前后是德国科学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代。在生物学领域，1827年卡尔·恩斯特·冯·巴尔（Karl Ernst von Baer，1792—1876）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细胞，从而将授精的生理研究与胚胎的发展联系起来，建立了比较胚胎学，细胞成了生命结构及其演变研究的基本单位。19世纪三、四十年代，约翰内斯·彼得·米勒（Johannes Peter Müller，1801—1858）通过研究发现，人体的各个感官会对外部刺激做出特定的反应，进而和他的学生一起创立了生理学。

化学是19世纪上半期德国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成绩卓著的领域。在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和弗里德里希·韦勒（Friedrich Whler，1800—1882）等德国著名化学家的努力下，有机化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建立起来。这一新学科的建立被李比希称作“新的一天的曙光”。李比希还主张将化学运用于农业等领域，服务于生产。1840年，他出版《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运用》（Dieorganische Chemieinihrer Anwendungauf Agrikulturund Physiologie） ，明确指出了植物生长与氮、磷、钾等元素的关系，为现代科学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世纪中期以后，德国人在化学研究领域更是出现了一种迅猛发展的势头，为现代化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日后德国现代化学工业的崛起奠定了科学基础。

在物理学领域，德国科学家也开始以其异乎寻常的开创性研究成果震撼世界。物理学家尤里乌斯·罗伯特·冯·迈耶尔（Julius Robertvon Mayer，1814—1878）和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尔茨（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分别在1842年和1847年独立地发现了能量守恒规律（Energieerhaltungssatz）。1850年，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1822—1888）得出了热量在做工时不可能充分运用结论。1856年威廉·韦伯计算出了光速。

到19世纪中期前后，德国人在多个科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处于领先水平，有的科学研究领域甚至开始处于支配地位。

相关统计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德国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1805年—1824年，德国科学家在生理学领域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有22项，其他国家科学家有191项；1845年—1869年，德国人在该领域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达到350项，而其他国家的相关成果总共为107项。1800年—1829年，德国人在医学领域的发现数量为23项，同期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发现数量为108项；1850年—1869年，德国人在该领域的发现数量为65项，其他国家的发现总和为66项。1806年—1825年，德国人在热能、电磁学理论和光学等研究领域的发现为60项，同期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相关领域的发现数量为250项；1846年—1870年，德国人的发现数量达到556项，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发现总和为561项。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德国的科学研究正处于快速进步之中。到1830年以后，如果按国别单独计算，德国人的科学发现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所有这些科学发现和进步为19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德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更重要的是，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进步，科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全德国出现了一种科学热潮，以至于19世纪中期以后自然科学联合会组织各种演讲报告日益普遍广泛。有人甚至宣称，科学对有些人而言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

二、教育的发展

19世纪初的洪堡教育改革和30年代启动的工业革命，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推动着德国教育向现代教育转轨，教育的规模、管理制度、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设置等都出现了重大变化。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教育要适应时代需要，为社会服务，服务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服务于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的发展。

小学教育在19世纪以后得到很大发展。这一点在普鲁士尤为明显。普鲁士早在1763年就重申了普遍义务教育的要求，但是到19世纪初，仍只有50%的学龄儿童接受过或多或少的没有规律的教育。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这一状况开始有所改善。19世纪初的洪堡教育改革中，由于采取了“教育服务于国民”的政策，大力发展强迫义务教育，初等教育得到较快发展。1816年，普鲁士共有20345所小学，配备教师21766人，220万适龄儿童中有116.7万人入学，入学率约占60%。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等原因，各地小孩的入学率相差悬殊。经济发达的萨克森地区入学率达80%，莱茵地区为50%，以农业为主的波森地区则仅有20%的儿童入学。1846年各类小学达到24044所，教师增至27770人，入学学生达243.3万人，相应增长率为18%、40%和108%。地区间的差别也开始有所缩小。在萨克森地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4%，莱茵地区为86%，波森地区也上升到69%。到1848年时普鲁士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82%。1864年普鲁士国家公立小学数目已经增加到25056所，教师和在校学生人数分别达到30805人和282.5万人。

在德意志其他邦，小学教育的发展速度有所差异，但是总的趋势是相同的。符滕堡于1649年开始引入强迫义务教育，但直到19世纪初莱茵邦联时期才得到顺利实现。巴伐利亚则直到1802年才开始实际性的义务教育。

国家层面的强迫义务教育对推进德国小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在19世纪30年代，德国的一些工业城市中还存在很多童工，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童工数量开始回落。以科隆为例，1827年有童工2130名，到1844年，童工现象在这一城市消失。

中等教育的发展状况要比小学教育落后许多。文科中学（Gymnasium）是德国19世纪中等教育的正规学校。这类中学是从众多的拉丁语学校中挑选出来的，在数量上一直保持比较保守的、缓慢的发展状态。以普鲁士为例，1818年，其境内有文科中学91所，1830年时为110所，直到1848年时还只有118所。而且这类文科中学还禁止女孩入学，因而又被称为男童文科中学（Knabengymnasium）。尽管如此，文科中学的学生人数还是有一定增长。1822年时，普鲁士的文科中学学生总人数为14826人，1846年增至26816人。文科中学在原则上都是国立学校，从学校的建立、维持、教学计划的制订、各类考试、监督以及教师的聘用等，都由国家负责进行。在课程设置上，文科中学偏重于古代语言以及古典题材。1837年，学制为9年的普鲁士文科中学共有280个周学时，学时分配明显偏重于古代内容，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占有的周学时最多。这种基于古代文化研究之上的学校，显然无法满足社会进步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

除了文科中学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中学，诸如城市中学（hhere Stadtschule）、实科学校（Realschule）等。它们构成了对文科中学的补充。19世纪40年代以后，这类中学的学生人数约占中学学生总人数的1/3。到1864年，普鲁士的各类中学数量已经达到264所，在校学生达到78718人。

在这一时期，德国科学界之所以能取得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各大学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是19世纪初普鲁士教育改革中出现的新型大学给德国的大学教育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创造了德国大学教育史上的辉煌。

新型大学的典范是1810年创建的柏林大学。而事实上，在柏林大学建立以前，哥廷根大学已经在德国的大学改革方面作了一些尝试，诸如保障教和学的自由；引进研讨班等新的教学形式；教授须进行科学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公开出版，以便让国际学者进行评价，等等。所有这些，给曾在这里求学的威廉·冯·洪堡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为其推行普鲁士教育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柏林大学建立后，新型大学的指导思想和组织结构在德国迅速得到实施。布雷斯劳、波恩、兰茨胡特（Landshut） /慕尼黑、维尔茨堡、海德尔堡等大学都作了类似的改革。这些大学因此声望大增。1815年以后，柏林、莱比锡、布雷斯劳、波恩和兰茨胡特/慕尼黑、哈勒等大学成为最受欢迎的大学。

新型大学教育奠基于新的科学理念之上，集中精力于新的真理探索和发现，侧重于研究。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大学的科学研究以突飞猛进的形式发展，成绩斐然。各大学建立起各种研讨班和研究所，实现了研究与教学的统一。柏林大学在1820年时有7个医学研究所和3个神学及哲学研究所，1850年时，其数目分别上升为10个和8个。吉森大学（Universitt Giessen）的李比希化学研究所和柏林大学的约翰内斯·彼得·米勒生理学研究所都因为其取得的巨大研究成果而分别对化学和生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研讨班和研究所都是进行研究训练的机构，聚集着一些最具研究能力的学生。因此，德国大学从19世纪四十年代起开始享誉世界，吸引了众多的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

这一时期在校的大学生数量并非始终处于上升趋势。1800年德国各大学在校学生约为6000人，1819年为8277人，1825年为12480人，1830年更增到约1.6万人。但是，此后在校学生人数开始下降。1835年减为11899人，1850年时更降至11169人。以柏林大学为例，1810年有250名学生在校学习，1830/31年有2175名学生，但是1848年却下降到了1518人。哥廷根大学则从1830/31年的1123名学生下降到了1848年时的612名学生。这种下降趋势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扭转。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各大学的专业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的需求脱节，学生毕业后就业前景暗淡。此外，恶劣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相关大学的学生数量，哥廷根大学受“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影响而学生数量减少即是例证。

各个专业的学生人数的增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动态。面对注册学生人数减少的情况，各大学纷纷调整院系和专业规模，以适应社会对各种人才的需求。由于法律类人才对行政管理的垄断以及司法官员队伍和律师事务的扩大，法学成为热门专业。法学专业学生所占的比例从1830/31年的28.3%上升到了1846/51年的33.6%。医学专业则由于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需求，1830/31年时为15.8%，1846/51年为15.2%。而神学类专业学生则有所缩减，新教神学学生数量从1830/31年的26.8%猛烈下降到1846/51年的15.9%。

为了满足社会生产领域中工业实际应用技术的需要，技术教育（Technische Bildung）学校也开始出现，它们成为日后德国的技术类大学的前身。早在18世纪晚期，德国已经出现了著名的弗赖贝格矿业学院（Bergakademiein Freiberg）等类似技术教育的机构。

1794年建立的法国巴黎综合技术学校（école Polytechnique in Paris）为德国建立技术教育类学校树立了榜样。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国各邦陆续建立此类学校。1815年建立的维也纳综合技术学院（Polytechnisches Institutin Wien）开德国技术教育的先河。后来，斯图加特（1825年）、慕尼黑（1827年）、卡塞尔（1830年）、汉诺威（1831年）、不伦瑞克（1835年）、达姆施塔特（1836年）等地纷纷建立起这类技术教育学校。起初它们只是一种专科学校，主要用于培训工厂主、工程师等，19世纪中期以后才日渐学术化。

虽然此时德国的技术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与社会生产的紧密结合已经使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当19世纪30年代以后各大学的学生规模在缩减时，技术类学校的学生人数却在迅速增加。据统计（以1871年德意志帝国为界） ，1840年各类技术学校有学生757名，1850/51年时学生人数已经增加到了1180名。此外，维也纳、布拉格等地还有1000多名技校生。新型技术教育的发展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展和国家工业化提供了人才的保证。

第二编 德意志帝国时代

第五章 帝国时期的政治生活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政治生活可以用斑驳陆离来形容。它大致可划分为俾斯麦时期和威廉二世时期两个阶段。总体上看，德意志帝国初期的政治架构呈现为行政结构上的联邦主义（Fderalismus）和政治体制上的专制主义。此后则相应地出现了向中央集权主义和议会化发展的趋势。

就国内政治生活而言，在俾斯麦时代（Bismarcks Zeitalter； Bismarcksche Zeit） ，突出体现在这位铁腕宰相发动的对于天主教中央党（Zentrumspartei）和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e）等两大群众性政党的大规模政治斗争以及他不断通过更换议会多数派而进行政治操控的统治方式。威廉二世时期，也称威廉时代（Wilhelmische Zeit； Wilhelminische Epoche）的治国之道则带有即兴的特点，政策方面缺乏俾斯麦的连贯缜密的思考和全局意识，政治生活常常受到皇帝、宰相、国务秘书、普鲁士大臣、军队、利益集团等多种力量的纠缠博弈的影响，呈现“摇摆不定”的特征。

在对外政策方面，俾斯麦时期主要推行以欧洲大陆为关注重点的大陆政策（Bismarcks Kontinentalpolitik） ，通过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庞大联盟体系来确保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性地位。威廉二世时期的对外政策则在世界政策的指引下，将确立德国的国威和争夺世界霸权作为德意志帝国的努力目标。不同的对外政策给德意志帝国带来了迥然不同的国际性后果。

第一节 俾斯麦时代的内政外交

虽然德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871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却是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的产物，是普鲁士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推行强权政治的结果。因此，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初期，帝国的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受到俾斯麦个人的主观意志的影响，打上了普鲁士政治特色的印记。

一、政治架构和主要政党

德意志帝国初期，国家政治架构的设置考虑到了德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历史因素。普鲁士一方面要确保自己在新建立的帝国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这一帝国以联邦主义的色彩。这些政治安排可以从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中一目了然。

（一）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

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1871）与其他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出台形式不同。它并非制宪会议或国民议会民主讨论的结果，而是和德意志帝国的诞生一样，由俾斯麦一手炮制，实际上是“俾斯麦贯彻普鲁士霸权”的结果。

1866年普鲁士对奥地利战争胜利后，在普鲁士的领导下，除奥地利和南德四邦以外的德意志其他邦国组成了北德意志联邦。为了使这个新成立的联邦“有章可循”，惯于专断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像签发公文一样，将他拟定的一个宪法草案送给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审议，最后在只允许作微小修改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事。因此该宪法可谓俾斯麦的个人杰作。1867年4月16日，北德意志联邦宪法通过。德意志帝国宪法就是在这样一部宪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之处是在原宪法中加上了与南德四邦签订的条约。宪法草案于1871年3月21日提交选举产生的德意志帝国议会，4月14日帝国议会（328票中仅有7票反对）原样通过，16日皇帝威廉一世签发，20日由俾斯麦公布。此后到1917年为止，这部德意志帝国宪法只根据实用和习俗的需要做过几处修改。

根据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德意志帝国政治架构呈现出两大特点。

第一大特点是行政结构上的联邦主义色彩。实行联邦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是各种力量之间妥协的产物。它既要照顾到德国人民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愿望，又要考虑到各邦的利益，特别是最大邦普鲁士的利益。

首先，最初的宪法文本中就含有明显的联邦主义成份。俾斯麦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还在讨论北德意志联邦宪法时，他就已经考虑到联邦的大门要对南德各邦敞开。为了减少南德诸邦分离主义势力的阻挠和抵抗，顺利实现德国的统一，他在不动摇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曾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关于这一点，提交议会讨论的宪法草案中在新统一的国家及其首脑的称呼方面有清楚的规定。根据宪法文本，新统一的德国在政体上为“德意志联邦”，其最高首脑为“联邦主席”。1月18日，人们从发布的皇帝宣言中得知，“联邦主席”的名称改成了“德意志皇帝”。但这个“皇帝”的称号也是经过一番周折才分娩出来的。威廉一世曾表示，如果接受皇帝称号，希望自己能被称为“德国皇帝”（Kaiser von Deutschland） ，甚至直到加冕前的一天，他仍坚持这一点。然而这一要求遭到巴伐利亚国王和符滕堡国王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承认这一称号，就意味着正式承认普鲁士国王居于帝国内其他国王之上，同时它也包含着对非普鲁士的领土提出主权要求。对此，“各邦君主是不会同意的”。巴伐利亚国王因此明确提出要将“实施联邦的领导权力和德意志皇帝称号结合起来”。这意味着新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必须给各邦政府保留一定的权力。作为新帝国助产士的俾斯麦最后劝说威廉一世接受“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这一折中方案。“德意志皇帝”的称号意味着只能与德意志民族联系起来，而不能与领土统治权联系在一起。而且俾斯麦从一开始就确认皇帝在原则上不享受高于各国王的优先地位。可见，德意志帝国在筹划建立时，就已确立了它的联邦主义性质。

从组织结构上也可以看出帝国的联邦主义性质。1871年帝国宪法规定，新成立的帝国“缔结为一个永久的联邦”，由25个邦和帝国直属领地阿尔萨斯洛林（Reichsland Elsa- Lothringen）组成。帝国主权实际上掌握在25个邦的代表，即22个诸侯和3个自由市的议会的手中。它们派出的58名全权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是帝国最高权力机构，享有立法权。任何未经联邦议会同意的法律一概无效。它还有权否决帝国议会通过的议案。联邦议会的议席分配也确保了联邦主义原则的贯彻。在联邦议会的58个议席中，作为国家统一运动领导者的普鲁士仅拥有17席，不足总数的1/3。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普鲁士有能力否决任何意欲修改宪法的议案和不利于它的法案（14票足以否决议案） ，但其他中小邦也可以联合起来以多数票制服普鲁士，确保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甚至只要巴伐利亚（6票）、萨克森（4票）和符滕堡（4票）联合起来就可以否决对它们不利的议案。

帝国的联邦主义性质还表现在各邦保留了大量体现国家主权性质的权利。宪法虽然规定了在国际交往中皇帝是国家主权的唯一体现者，但帝国各邦在对外关系方面却仍然保留了派遣和接受外交使节的权利。巴伐利亚直到1918年时还在奥匈帝国、法国和梵蒂冈（Vatikan）派驻着自己的外交代表机构。帝国的军事力量也由各大、中邦国分担一定份额的军队组成。除了普鲁士的国防部以外，巴伐利亚和符滕堡也有它们自己的陆军部。尽管皇帝是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巴伐利亚的军队却只有在战时才听从皇帝的命令。在邮政方面，除了帝国邮局外，巴伐利亚和符滕堡也有各自的邮政管理机构。各邦还保留着教育、宗教、部分司法、征收直接税等自治权利。在原北德意志联邦宪法的79条中，巴伐利亚总共违反了26条。例如，在有关结婚和定居的法规中，巴伐利亚竟然规定，国民在普鲁士或萨克森结婚，如果没有得到国王批准，其婚生子女在巴伐利亚境内被视为私生子女，这俨然将普鲁士和萨克森视作外国。

以上情况表明，德意志帝国在建立初期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而且由于各邦权力过大，新建立的帝国甚至带有一些邦联的意味。俾斯麦本人也认为，1871年宪法是一个同时包含有联邦和邦联因素的混合物。他曾公开地表示：“我们不得不保持邦联，与此同时，通过使用富有弹性的和不显眼的却是明确的表达方式，在实际上给予一种联邦的特征。一个联邦议会而非内阁因而将行使中央权力。”由于各邦在内政管理上自主权极大，以至当时德国的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抱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是一座尚未完工的建筑物，包含统一的因素太少”。

德意志帝国政治架构的第二大特点是政治体制上的专制主义色彩，即一个用议会装饰的君主专制体制国家，或称半专制国家。

德国统一是由普鲁士完成的，普鲁士因此在新统一的帝国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它拥有帝国2/3的土地和3/5的人口。帝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工业都在普鲁士境内，帝国军队的构成中有2/3属于普鲁士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形下，德国的统一实际上成了普鲁士邦的扩大。于是，普鲁士那种在立宪面具下的专制主义统治模式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帝国的统治模式。这一点可以从帝国宪法对行政、立法权力分配的规定中得出结论。

在行政权力方面，君主政体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作为帝国首脑的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他手中集中了“过多的、无论整体上还是部分地都不受影响的权力”。皇帝有任免国家官吏之权，帝国宰相由他任命；他还有法律的创制权，有权签署和公布帝国法律并监督法律的实施；他是帝国武装力量的统帅，帝国的全部陆海军在战时、平时均由皇帝统帅；他决定帝国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上代表帝国，以帝国的名义宣战、媾和，与外国缔结同盟和签订条约，委派驻外使节。德意志帝国没有内阁。由普鲁士首相兼任的帝国宰相是全帝国唯一的大臣，主持帝国政府。由于帝国宰相由皇帝直接任命，因而他只对皇帝而非议会负责。同样，由宰相任命的国家各部门负责人则对宰相负责。虽然皇帝批准的一切法案必须经帝国宰相副署后才能生效，但这并不意味着宰相有什么牵制皇帝的权力，因为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的任免完全取决于帝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的意愿。

从有关立法机构权力的规定方面也可以看出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专制主义色彩。帝国按照联邦国家立法机构的模式建立两院制议会。作为上议院的联邦议会代表各邦；作为下议院的帝国议会则是全体人民的代表。然而就实质而言，这些所谓的立法机构不过是掩盖专制主义的一种宪法门面。第一，联邦议会体现的只是一种君主的权力。联邦议会中的各邦代表只是各邦君主委派的代言人；议会中各邦代表人数也不像美国的参议院那样由各州以相等人数的代表组成，而是按各邦的大小和力量来决定，于是普鲁士以拥有超过否决权的票数控制了联邦议会。第二，虽然帝国议会由25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产生，具备了一个真正的立法机构的一切外部特征，但它的实际权力极其有限。它有权提出法案，但只有得到联邦议会和皇帝的同意才能生效；它对任命帝国宰相、组织政府等都没有影响，因此不存在对它负责的政府；帝国议会在对外交和军事问题上也毫无发言权。它最大的权力就是审查和通过预算。因此，帝国议会被称为只是一个“发表独白”的“没有政府的议会”。而且不管是联邦议会还是帝国议会，它们的召集权和宣布休会的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中。

德意志帝国宪法关注的核心是帝国的组织机构，在人民的基本权利等方面只字未提。天主教中央党和南德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些代表曾提出在宪法中增加一些有关基本权利的内容，但是这些努力都以极其悬殊的票数遭到否决。

由此可见，1871年建立起来的帝国在政治结构上是一个立宪君主制外衣下的专制政体国家，或者叫半专制国家。在这一国家中，传统贵族阶级仍然居于领导地位，资产阶级通过帝国议会在参与意义上加入了统治阶级行列。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称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照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国家”。

虽然德意志帝国在最初建立时具有行政结构上的联邦主义和政治体制上的半专制主义特征，但是随着德国社会迅速由农业形态向工业形态转变，人口流动大幅度增强，各邦、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等融合不断加强，各种分离主义因素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环境，帝国的行政结构在日后出现了由联邦主义向中央集权主义的缓慢转变。而工业化引发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多元化趋势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民主思想的进步等，也促使帝国政体由半专制体制向议会民主制迈进，但这一进程相对和缓，可以称作一种“悄无声息的议会化”。

1871年宪法是一部“约定性的宪法”。正是这部带有照顾各种势力利益的妥协性宪法，使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成为一种现实。宪法是在顾及三个主要因素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分别是：各邦统治者的利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愿望和普鲁士的霸权。宪法的任何一个部分，包括国家行政结构的设置、政治体制的构架等，都可以从这三大因素中找到根据。帝国宪法对各方利益的照顾，是俾斯麦的波拿巴式统治策略的体现。他是要通过在各种新旧势力之间保持平衡，加强自己的权力地位。客观上讲，在当时，这一带有妥协色彩的宪法对于巩固新创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应该是利大于弊。

就政治色彩而论，1871年帝国宪法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宪法相比，选取的是中间道路。一方面，它比西欧国家的宪法要落后一些；另一方面，它和东欧及东南欧的绝对专制独裁体制相比，仍不失为一部进步的宪法。宪法中所包含的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和秘密投票制的民主原则，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这一点甚至比当时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还要进步，因为英国直到1884年—1885年选举改革后，才基本上实现了男性普选制。而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虽然也实行普选制，却做不到平等。

当然，上述比较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它并不意味着德国的宪政结构较之英法两国更民主和进步。在议会对各种政策和决定的影响方面，英、法等国要远远大于德国。德意志帝国宪法在规定民主选举议会的同时，却保存了一套与奥地利和俄国相类似的独裁主义结构的中央政府。于是乎，在德意志帝国存在着一种奇怪现象：帝国政府不对帝国议会负责，却可以在得到联邦议会同意后解散民选的帝国议会。正是由于这些特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称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是“半宪法的”甚至是“假宪法的”国家。也有学者称，从宪法角度而言，德意志帝国是一个“怪胎”（Monstrous）。德意志帝国的这些独特政治发展，使之与德国史学界争论不休的所谓“德意志独特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现代政党的起步；帝国初期的政党状况

在德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出现于1848年革命时期。“三月革命”后，由于取消了书报检查制度，结社、集会等权利得到保障，整个德意志因此出现了广泛的政治公开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五个党派性质的集团。它们分别是：资产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民主派，保守派，政治性天主教运动和早期工人运动。此外，还有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社团和协会。所有这些派别在政治倾向上大体上可以归类为“保守派”和“自由派”。

政党政治通常只有在一个国家建立起议会时才会产生。1848年革命期间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法兰克福议会）成了德国政党政治的最初诞生地。在这一议会中，虽然还没有明确形式的政党，但参加议会的代表在事实上已经分成了右派、中派和左派等派别，这三个派别之中又进一步分成了若干个小派别。

1848年革命失败后，现代意义上的德国政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普鲁士，1848年“三月革命”中，威廉四世曾被迫召开联合的邦议会，允诺缔造一个德意志联邦国家，建立人民代议制和制定立宪君主制宪法。此后通过三级选举制选出的议会虽然不可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但议会制的出现本身就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政治进步，它给普鲁士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在普鲁士议会中逐渐形成了保守党（Konservative Partei）、自由保守党（Freikonservative Partei）、民族自由党（Nationalliberale Partei）和进步党（Fortschrittspartei）等几大党派。19世纪六十年代的宪法冲突就带有明显的党派政治色彩。如前所述，以进步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阶级保守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斗争。因此，在帝国建立以前，政党政治在德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政党状况混乱，变化组合迅速，且一些政党在纲领和主张上极其类似，因此，相关著作在述及这些政党和分析其纲领时不尽相同。总体上看，帝国建立初期的党派可以区分为旧党和新党两种类型。所谓旧党，是指在选民人数相对较少、广大民众尚未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情况下形成的政党。原普鲁士各政党等都属于旧党类型，它们在帝国建立初期仍占有重要地位。虽然19世纪六十年代的普鲁士进步党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但是三级选举制的普遍代表性和民众参与性显然不足，因此进步党也只能归属旧党类型。所谓新党，是指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等真正代表民众的党派，它们拥有庞大的政党组织，在民众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下面就德意志帝国初期的几个主要政党加以介绍。

（1）保守党。该党是源于普鲁士的旧党，核心成员是普鲁士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作为旧秩序的维护者，在帝国建立以前，保守党拥护普鲁士王室及其传统政策，反对德国的统一以及任何政治变动。它担心在德国统一过程中会减少邦国的数量，动摇“正统主义”原则；同时它也担心普鲁士会在统一后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中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因此，尽管俾斯麦也是容克地主阶级的成员之一，由于他推行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其当政的最初10年中，保守党毫不犹豫地一直站在他的对立面。只是由于该党在普鲁士议会中只占少数，才没有对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政策构成威胁。在政治上，保守党是社会民主党的死敌，仇视犹太人，也反对俾斯麦发动的反天主教的文化斗争。保守党的著名代表人物有恩斯特·路德维希·冯·盖拉赫、汉斯·胡果·冯·克莱斯特雷措夫（Hans Hugo von Kleist-Retzow，1814—1892）等人。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部分保守党人看到普鲁士在新的帝国中仍拥有不可动摇的霸主地位，逐渐改变了对帝国的敌视态度。保守党因此发生分裂，出现了所谓的“老保守党人”和“新保守党人”。前者仍顽固坚持反对帝国的态度，后者则支持帝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政策。1876年，该党两派重组，更名为德意志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 Partei） ，以表示对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的默认。改组后的德意志保守党的核心成员仍为普鲁士东部的容克地主，但他们的目光和兴趣已经从普鲁士扩展到了整个帝国。在外交上，他们鼓吹帝国对外扩张政策，主张扩建海军和夺取殖民地；在经济上，他们赞成发展工业，但特别强调发展和保护农业。保守党虽然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势力较小，但是因其传统地位以及与皇帝的密切关系，在普鲁士政治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后来，保守党中又分离出了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德意志改良党（Deutsche Reformpartei）和农场主同盟（Bund der Landwirte）等小党派，他们或反对犹太人，或主张保护农业，实际上是保守党的分支。

（2）德意志帝国党（Deutsche Reichspartei） ，简称帝国党（Die Reichspartei） ，源自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从普鲁士保守党中分离出来的自由保守党。该党派起初很小，核心成员是旧普鲁士各省之外的大土地所有者、富商，特别是那些已经贵族化了的大工业家。这种成员构成决定了该党的主要目标是既要保护业已得到的各种特权，同时也有资产阶级的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意愿。因此它对俾斯麦在保护贵族各种特权前提下统一德国的努力持坚决支持的立场。其口号是“祖国高于党”。

帝国建立以后，自由保守党更名为德意志帝国党。其主要根据地在接近波兰的各省、符滕堡以及莱茵河下游地区。帝国党在政治立场上徘徊于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之间。在政治上，该党支持俾斯麦的立宪政府形式和其中包含的中央集权主义因素，支持俾斯麦反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是帝国初期支持俾斯麦的主要力量。作为俾斯麦的亲信党，它的许多成员成了帝国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的高级官员。但是作为保守派政党，它反对帝国在议会化方面的任何进步。它也反对社会民主党和犹太人。在经济方面，它同样重视农业，但与保守党相比，它更关心工业的发展。这种特性在该党的代表人物身上特别突出。帝国党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卡尔多夫（Wilhelm von Kardorff，1828—1907）既是西里西亚的骑士庄园主，又是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一政党的代表还有工业家卡尔·冯·施图姆哈尔贝格（Carl Ferdinand von Stumm-Halberg，1836—1901）等人。

（3）民族自由党。1866年11月，资产阶级进步党因是否在北德意志联邦中支持俾斯麦的宪法出现不同看法，进而发生分裂，一部分人分离出来，组成了民族自由党。这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党”。其成员主要来自西普鲁士、被普鲁士吞并的汉诺威、黑森等地区以及南德的巴登、符滕堡等邦，代表信奉新教的文化资产阶级和工业大资产阶级。这一政党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法制的、进步的、宪政的议会制国家和实现民族的强权国家。民族自由党与包括进步党在内的其他资产阶级自由党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将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与实现自由主义的、民主的法制国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兼顾到自由和民族国家利益。为此，它以自由贸易、议会通过预决算等为条件，支持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帝国建立初期，民族自由党是帝国议会中最强大的政党，也是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中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它支持开展反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但对社会问题不感兴趣。

民族自由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它可划分为左右两派。左派领导人是爱德华·拉斯克（Eduard Lasker，1829—1884）。该派追求的目标是，保持基本的自由权利，反对政府，节约开支。因此俾斯麦对拉斯克恨之入骨，称之为“德国的病患”。右派领导人为鲁道夫·冯·本尼希森。他是原德意志民族联合会的主席，因此更钟情于强权民族国家。

（4）进步党，即德意志进步党，是帝国议会中资格最老的一个政党。在19世纪六十年代的宪法冲突中，它是普鲁士议会中最强大的政党，主要支持者是商业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官吏和知识分子。该党可谓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党，是19世纪德国自由主义的代表。该党最重要的领袖有欧根·里希特（Eugen Richter，1833—1906）和弗里德里希·诺曼（Friedrich Naumann，1860—1919）。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主张自由放任，力求将立宪君主制改变为议会君主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中央集权下的统制经济。这种政治态度使得进步党在议会中一直处于和俾斯麦对立的状态，是俾斯麦眼中的“帝国之敌”。同时，它也反对军国主义和扩军备战，反对社会主义。

（5）德意志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该党源自1864年以巴登、巴伐利亚和符滕堡等南德各邦为基地建立的民主人民党（Demokratische Volkspartei） ，从法兰克福议会中的民主派演变而来，1868年改名为德意志人民党。该党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中最激进的一个派别。在政治上，它笃信共和政体，主张平等自由，发展人权，要求建立责任内阁，实行地方自治；在对外政策上，它主张和平和削减军备；在经济上，它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而主张国家干预的社会政策，要求进行各种经济和社会改良，实行劳工立法等。因此，它又被称为民主党。

以上各党派都属于旧党类型。他们的民众基础相对较窄，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也有限。以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新党则由于其广泛的民众基础而呈现蓬勃的生命力，发展成为德意志帝国时期最强大的政党。

（6）中央党。中央党是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产物。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德国在宗教信仰方面分裂成了新教和旧教两派。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新教邦国普鲁士的力量迅猛发展，而且得到反天主教的自由主义者的支持。这一形势迫使德意志的天主教徒们不得不利用新发展起来的政党政治来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利益，保障天主教会在强大的世俗国家力量面前的独立性，并通过各种现代性的组织机构、报纸和俱乐部等保持对人们的灵魂的影响力。所有这些都需要介入政治生活。于是普鲁士的天主教力量在1852年成立了中央党，以便与普鲁士的反天主教势力对抗，反对政府限制天主教的举动。该政党后来在普鲁士宪法冲突中解散。19世纪70年代初，欧洲政治形势对天主教势力更加不利。新教的普鲁士先后击败了作为天主教大国的奥地利和法国，建立起它主导的德意志帝国；与此同时，意大利趁德法战争之机完成了国家统一，作为天主教中心的罗马眨眼间变成了意大利王国（Knigreich Italien）的首都。在这一背景下，1870年12月13日，普鲁士议会中的天主教议员在彼得·赖兴施佩格尔（Peter Reichensperger，1810—1892）和路德维希·温特霍斯特（Ludwig Windthorst，1812—1891）的领导下，“恢复”了中央党。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中央党的组织覆盖到整个德国。中央党的基础是德国的分离主义势力，是各种对帝国不满因素的联合，诸如阿尔萨斯洛林的天主教代表、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不顺从的汉诺威人等，都是它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中央党的成员和支持者呈现出一种“社会多元性”。

中央党的社会基础并非存在于特定的社会阶层之中。最初它只是为了对付新教的普鲁士和日益强大的自由主义，捍卫天主教群众的利益，是一个宗教性的党派。因此它在政治立场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混杂性，既有保守性的一面，又有类似社会主义的激进成份。从保守性方面看，中央党主张联邦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式，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每个个体的自由不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国家应该承认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各种社团和协会的独立性。从激进层面看，中央党的社会主张中具有社会主义的成份。天主教工人运动（Katholische Arbeitnehmer-Bewegung）的创始人美因茨主教威廉·埃马努埃尔·冯·克特勒（Wilhelm Emmanuelvon Ketteler，1811—1877）认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是由于经济自由主义对财产的放任态度造成的；为了消除社会的苦痛，“必须填平社会中巨大的鸿沟，消除贫富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1864年，克特勒出版《工人问题和基督教》（Die Arbeiterfrage und das Christentum）一书，其中特别强调必须关心工人阶级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7）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工人阶级力量迅速壮大和工人运动飞速发展的产物，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它有两个来源：一是1863年在莱比锡成立的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e，1825—1864）领导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二是1869年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和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在爱森纳赫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1875年，两派在哥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1891年爱尔福特大会上开始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的名称。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帝国时期其他政党的区别在于，其斗争更着眼于未来，要求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帝国时期还存在一些地方性党派，诸如波兰人党、汉诺威人党、丹麦人党、阿尔萨斯洛林人党等。它们各自代表自己的地方利益，敌视新建立的帝国，甚至希望脱离帝国回归自己原来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项主张方面，它们一般介于中央党和民族自由党之间，没有自己的特殊纲领。

二、国内政治生活

在俾斯麦时代，帝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俾斯麦为首的帝国政府与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敌视帝国”的政党之间的斗争。众所周知，俾斯麦自出任普鲁士首相以来，与包括进步党在内的精英型旧党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这位铁腕宰相出于巩固统一成果和维护统治秩序的考虑，又非常自负地对天主教中央党和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集团发动了两次规模空前的政治战役。它们都是以轰轰烈烈开始，但都以失败告终。这是俾斯麦执政以来在政治上遇到的最强有力的两大对手，也是他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尝到的少有的几次失败苦果。

这一时期帝国的政治发展趋势也有两点新的变化：一是帝国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集权走向明显加强；二是议会政治有一定的进展。

（一）文化斗争；普鲁士省级行政改革

帝国建立后，俾斯麦发动的第一场国内政治战役是针对天主教的所谓“文化斗争”。俾斯麦发动这场斗争，主要出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考虑。

从国内方面看，俾斯麦特别担心以中央党为代表的天主教势力对新建立的帝国不利。作为宗教集团，天主教势力“从一开始就站在这个新国家和福音派新教皇权的对立面”。例如，中央党在1871年春天公布的纲领中就曾提出两大要求：各邦的独立和自决；保护宗教团体不受世俗立法的干涉。中央党的这些主张得到阿尔萨斯洛林人、波兰人、丹麦人等分离主义势力的支持。显然，对于这种可能危及来之不易的国家统一的举动，俾斯麦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从国际方面看，有两个重要因素促使俾斯麦对天主教采取打击措施。一是反对罗马教廷对德国国内事务的可能干涉。1864年，教皇庇奥九世（Pius IX.，1792—1878）发表《谬说汇编》（Syllabus Errorum） ，从天主教信仰的立场出发，批驳了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原则，把一切反对教皇统治的学说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统统列入了“谬说”。1870年7月18日，梵蒂冈宗教会议（Vatikanisches Konzil）明确确认了“教皇无谬误”（Ppstliche Unfehlbarkeit）的信条，据此，教皇就教义和伦理学方面所作的决定没有谬误。罗马天主教会的这些举动在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新教世界中引起广泛的愤慨，他们希望建立脱离罗马教廷的民族教会。“脱离罗马”因此成为“‘文化斗争’的主要目标”。

俾斯麦起初认为，《谬说汇编》和“教皇无谬误”信条是天主教会内部事务，因而在1870年时仍要求普鲁士驻罗马教廷大使哈里·冯·阿尼姆伯爵（Harry von Arnim，1824—1881）采取中立态度。甚至1870年9月20日罗马被意大利占领后，他还表示愿让教皇在德国享受庇护权。但是，后来天主教会对德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最终迫使他无法再保持超然的态度。

事情起因于70年代初德国天主教集团的分裂。当时由著名神学家、慕尼黑教会历史学家伊格纳茨·冯·德林格尔（Ignaz von Dlinger，1799—1890）等组成的天主教反对派——老天主教徒（Die Altkatholiken）拒绝接受“教皇无谬误”的信条。天主教会为此不仅将他们逐出教门，解雇反对派教师，而且要求德国政府将其中的一些人清除出国家机关。这是干涉德国境内世俗事务的明显举动，也违背了普鲁士政府一贯遵循的宗教宽容和平等政策。此外，普鲁士境内波兰语地区的一些天主教会传教士不仅不传布德语，反而鼓励波兰语，有使波兰民族运动复兴的危险。这一切都是赤裸裸的教权主义（Klerikalismus）的体现。它们使俾斯麦认为，必须调整国家与天主教会的关系，以杜绝天主教会对国家事务的影响。

促使俾斯麦打击天主教势力的第二个国际因素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帝国建立后，俾斯麦对外政策的重点是孤立法国，防止其复仇。1873年，法国共和派的梯也尔政府由于国民议会内部危机倒台，主张复仇的保皇派麦克马洪（Patrice de Mac Mahon，1808—1893）当选为总统。这意味着法国可能出现君主制复辟。由于前法国国王是正统天主教徒，俾斯麦担心他重返王位后会与天主教的奥地利走到一起对付德国。而且当时反对教权主义的意大利和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都与罗马教皇关系不佳。因此俾斯麦想通过打击天主教势力来确保和俄、意等国的友好关系，孤立教权主义的法国。

出于上述原因，俾斯麦开始了反天主教的文化斗争。1871年6月30日，普鲁士政府在一份呈文中向威廉一世建议，取消文化部的天主教处。与此同时，在俾斯麦授意下，保守党的喉舌《十字报》也发起了一场反对教权主义的宣传运动。文化斗争随之大规模展开。1871年12月10日，帝国议会通过《布道条例》（Kanzelparagraph） ，禁止宗教人员在行使其职责时“以危害公共安宁的方式”处理国家事务。1872年1月22日，对教士和所有宗教机构都带有自由理性主义仇恨的民族自由党法学家阿达尔伯特·法尔克（Adalbert Falk，1827—1900）出任普鲁士文化大臣，俾斯麦给他的任务就是“恢复国家对教会的权力”。

1872年3月11日，根据文化大臣法尔克的建议，普鲁士颁布了《学校监督法》（Schulaufsichtsgesetz） ，以确立国家对学校的监督权。这一法令取消了教会向地区或县级学校派遣视察员的制度，将所有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置于国家监督之下。7月4日，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也通过《反耶稣会士法》（Jesuitengesetz） ，禁止耶稣会（Jesuitenorden）在帝国内活动。1873年1月9日，法尔克又提出一系列的反天主教法令，并于当年5月颁布，这就是所谓的“五月法令”（Maigesetze）。据此，在德国担任教职人员必须具有德国高级文科中学毕业文凭，在德国大学学习，并须通过哲学、历史和德国文学等学科的国家“文化考试”，从而把教士教育完全置于世俗国家政权的控制之下；国家对教士的授职拥有否决权，教会任命教职时有义务向普鲁士省长报告，省长则有权提出异议；教会对下属的惩戒权只限于教会机关；设立负责教会事务的王家法庭，以处理不服教会机构纪律裁决而提出上诉的案件等。相关法令激起了天主教会的强烈不满。天主教会的主教们在富尔达集会，明确宣布不承认这些法令。

此后，普鲁士政府和帝国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打击天主教势力的措施和法令。1874年3月，普鲁士开始实行强制的非宗教婚姻，规定只准举行世俗婚礼。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户籍登记工作也从教会转到了新成立的户籍机关。5月，帝国政府通过法令，规定各邦政府有权限制传教士住在特定的地区，甚至将他们驱逐出境。7月，天主教帮会成员爱德华·库尔曼（Eduard Kullmann，1853—1892）刺杀俾斯麦未遂，进一步激化了反天主教运动。12月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馆完全停止了活动。1875年4月22日和5月31日，普鲁士又相继颁布“面包篮法令”（Brotkorbgesetz）和“寺院法令”（Klostergesetz） ：停发国家给天主教会的补助款；取消一切教团在普鲁士的住所，只有纯粹照顾病残者的教团除外。到1876年，普鲁士所有的主教或被逮捕，或被驱逐出境，天主教教士职位的空缺接近1/4。

俾斯麦政府反对教权主义的斗争得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他们从根本上反对与现代自然科学不相容的天主教教义，同时也想借助于这场斗争来打垮作为分离主义势力代表的天主教中央党，巩固新统一起来的民族国家。

然而，相关斗争收效甚微。1875年2月5日，教皇庇奥九世发布通谕，宣布“违反教会神圣制度”的普鲁士各项法令一概无效，并威胁要将所有遵守这些法令的人逐出教门。同时，中央党经过这场斗争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愈加壮大。德国的天主教徒都团结到了中央党的周围，抵制政府的各项反天主教法令和措施。中央党因此发展成群众性大党，在议会中的势力也迅速壮大。1871年议会选举中，中央党的得票数为72.4万多张，占选票总数的18%，拥有63个议席；1874年选举中的得票数达到134.1万多张，得票率上升为27.9%，拥有91个议席，与帝国议会第一大党民族自由党的差距明显缩小。

中央党之所以能顶住普鲁士和帝国政府的强大压力而发展壮大，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严厉的文化斗争激发了天主教中央党领袖们的战争精神。中央党领袖温特霍斯特与俾斯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以至俾斯麦对其恨之入骨。这位宰相曾说过：“恨和爱一样，都是生命的伟大动力。我的生命是由两个人维持着并给予愉快的——我的妻子和温特霍斯特。一个活着让我爱，另一个活着让我恨。”二是中央党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在这场斗争中，中央党的口号是，宗教自由是普鲁士宪法规定的最基本权利之一，如今普鲁士国家却在威胁着一切大的宗教团体。就此而言，《布道条例》的打击目标虽然是天主教教士，但该条例的内容也让其他宗教派别为之不安。因此，正统路德教的保守派分子担心这种对天主教的进攻会殃及一切传统宗教，也转而支持中央党。

俾斯麦文化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他低估了德国社会的天主教传统力量。他试图在短期内通过国家政权力量强行清除天主教会势力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人们对天主教的信仰已经深深植根于德国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之中。因此，迫害天主教教士只会促使多数的天主教徒带着本能的反抗心理团结起来，在议会选举中一致地投中央党的票。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国内形势最终迫使俾斯麦结束文化斗争。在国际上，法国已经确立了共和体制，并且成了反教权主义的国家，因此通过打击天主教会来孤立法国的最初目的已经失去了依据。在德国国内，形势也已经发生了新变化。一方面，中央党的不断壮大使俾斯麦认识到，文化斗争已经没有前途；另一方面，他看到了更可怕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正在迅速发展壮大。与天主教会仅仅威胁国家的统一不同，这股力量威胁的是整个现有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俾斯麦决定先集中一切力量来对付这股洪水猛兽。在这种形势下，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为敌人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就成了俾斯麦可以联合的力量。出于以上原因，俾斯麦在1876年以后开始转向，罗马教廷和中央党也逐步停止了与俾斯麦政府的对抗。

1878年2月，执拗的教皇庇奥九世去世，温和的利奥十三世（Leo XIII.，1810—1903）接任教皇，从而为俾斯麦铺平了通向“卡诺莎觐见”（Gang nach Canossa）的道路。1878年和1879年，俾斯麦和教皇大使两度谈判，并采取了让步的态度。

1880年7月14日普鲁士政府颁布第一个《和缓法令》（Milderungsgesetz） ，免除主教对帝国法律宣誓的手续，把取消的国家对教会的财政拨款重新发给教会。罗马教会也作出妥协，允许德国主教在教会授职前把神甫的名单报给政府。1882年5月和1883年7月，德国政府颁布第二个和第三个和缓法令，允许被国家免职的主教返回原任职教区，限制帝国法庭对教会事务的管辖权。俾斯麦还特请教皇出面调解德国与西班牙在加罗林群岛（Karolinen；Karolineninseln）问题上的纠纷，以示对教皇的恭敬。利奥十三世受桃报李，于1885年12月授予俾斯麦教会最高荣誉——基督勋章。1886年5月德国政府发布第一个《和平法令》（Friedensgesetz） ，承认教皇有惩戒下属之权，撤销管辖教会事务的国家法院，取消文化考试。1887年4月又颁布了第二个《和平法令》，弱化教会向政府报告的义务和给教士授职时国家的抗议权，允许除耶稣会以外的所有教团存在。利奥十三世则将反对俾斯麦最激烈的科隆大主教梅尔歇斯（Paulus Melchers，1813—1895）调往罗马，以为报答。1887年5月，利奥十三世在一次红衣主教会议上宣布文化斗争结束。

俾斯麦发动的文化斗争是失败的。但是，作为一名精明的政治家，俾斯麦在原则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与罗马教会和解后，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和世俗权力的措施，诸如《布道条例》、取缔耶稣会、取消普鲁士文化部的天主教文化处、强制非宗教婚姻等依然保存着。正因为如此，中央党对这场斗争的结果很不满意。但是俾斯麦将他那圆滑的外交手腕运用于文化斗争的撤退战略中。他避开中央党而直接与罗马教廷打交道，并利用后者对中央党施加压力，从而避免了彻底投降。

19世纪70年代的反天主教文化斗争其实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不大。很显然，反天主教文化斗争的根本目的不是出于维护宗教信仰的需要，而是更大程度上出于世俗因素的考虑。从这次斗争中采取的手段和斗争的结果看，都呈现强烈的世俗特征和倾向。罗马教廷的妥协态度也再次表明，它在文化斗争中坚持和争夺的是世俗权力，而非宗教信仰的原则。

俾斯麦还利用文化斗争之际对普鲁士各省进行了有利于现代国家管理的行政改革。1872年法尔克出任文化大臣后，曾提出有关国家对学校进行监督的立法，但遭到普鲁士上议院容克们的反对。这使俾斯麦认识到，必须削减贵族专断独行的权力。同年秋天，俾斯麦提出实行针对贵族特权的行政改革，又遭到上议院容克的反对。针对这一状况，俾斯麦请求威廉一世任命25名非保守派议员进入上议院，为政府在上议院赢得多数，其目的才得以实现。1872年12月13日，普鲁士通过了主要由内政大臣欧伦堡伯爵（Friedrich Albrecht Grafzu Eulenburg，1815—1881）拟定的东部6省行政机构改革的法令。据此，取消地主在村社和乡区中的世袭警察和司法权；乡长和村长由选举产生；县长和区长分别由各省省长从地方选举会议提出的候选人中选拔委任。

普鲁士的省级行政改革将普鲁士东部容克地主的世袭政治特权变成了受政府委任的方式，将普鲁士农村的容克政权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政令的畅通。对容克地主的警察和司法权的剥夺，也是清除传统封建残余、建立现代资本主义正常统治秩序的一种进步表现。

（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与《非常法》

文化斗争之后，俾斯麦又发动了对另一群众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战役。德国工人运动是随着工业化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发展起来的。1848年革命前，德国工人总数还不到60万，而且主要是手工业学徒和作坊工人，19世纪60年代初则已经发展到了150多万人，其中产业工人所占比重因工业革命的深入而快速增长。起初，工人运动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力量的一部分而存在，主要斗争目标是封建势力。60年代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德国工人运动开始以自觉的面貌出现，发出了自己的政治呼声和要求。

德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是全德工人联合会。1862年秋，参观伦敦世界博览会（Weltausstellung London1862）归来的德国工人发出了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的呼吁，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柏林、汉堡、莱比锡等城市的工人开始筹划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12月4日，筹备全国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委员会致函由于发表《工人纲领》（Arbeiterprogramm，1862）而在工人中有重要影响力的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rd Lassalle，1825—1864） ，请求领导工人运动。拉萨尔出生于布雷斯劳一个犹太丝绸商之家，是一位激进民主派，曾与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合作。他接受了莱比锡委员会的邀请，并于1863年3月发表《公开答复》（Offenes Antwortschreiben） ，阐述了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观点。他认为德国工人阶级应当摆脱对资产阶级政党的追随，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争取普选权；同时又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贫困是由“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要废除这一规律，必须通过和平和合法的宣传争得普选权，获得议会多数，由此取得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成为自己企业的主人。最后，莱比锡委员会以6比4的多数票通过了将《公开答复》作为工人运动纲领。

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召开，来自德国11个工业中心城市的代表参加了大会。拉萨尔被推选为联合会主席。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立是德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进步，拉萨尔有其不可抹杀的功绩。他的活动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建立独立的政治组织，显然是有益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给予了他高度评价：“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拉萨尔有一种机会主义倾向。为了得到政府帮助和实现普选，他从1863年起曾与俾斯麦进行多次通信和会谈，保证工人将支持普鲁士以王朝战争方式统一德国。他甚至向俾斯麦透露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状况和计划。拉萨尔的这些举动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引起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生性高傲的拉萨尔决定退出工人运动，移居国外。1864年8月，在瑞士疗养的拉萨尔与情敌决斗，死于日内瓦。此后，他的继任者贝克尔（Bernhard Becker，1826—1882）、施韦泽（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1833—1875）等继续推行其机会主义路线，支持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他们形成了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派。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是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另一件大事。出于对拉萨尔主义（Lassalleanismus）的不满，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后不久，即1863年6月7日，来自柏林、纽伦堡和杜塞尔多夫等48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在法兰克福成立了另一个全国性工人组织德国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Vereinstag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e）。该联合会批评拉萨尔主义，但在组织上很松散，实权掌握在银行家兼出版商利奥波德·宗内曼（Leopold Sonnemann，1831—1909）等资产阶级自由派手中。1869年5月，在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的推动下，德国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理事会提出了建立“社会民主党”的问题。7月，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决定召开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号召各地派代表参加这一大会。8月7—9日，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在爱森纳赫召开，来自德国各地和瑞士、奥地利的260多名代表出席大会。大会正式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通过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爱森纳赫纲领》（Eisenacher Programm） ，号召为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斗争。社会民主工党也因此被称为爱森纳赫派。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它是第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一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也是德国工人运动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由于工业快速发展，工人阶级力量迅速壮大。到1875年，德国已经有118家200—1000名工人的大型企业。但是工人的实际工资却由于经济危机而一度出现下降。1874年—1879年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了17.5%。工人运动因此趋于高涨。1871年11月开姆尼茨机器制造工业的8000名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次年夏天，鲁尔地区1.6万名矿工举行大罢工，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提高工资。同年纽伦堡、莱比锡和柏林等地都发生了罢工运动。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要求有统一而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领导，建立统一的工人政党的任务提上日程。

俾斯麦政府的镇压政策也要求工人运动团结对敌。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议会中唯一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倍倍尔曾发出“对宫廷战争，对茅屋和平，消灭贫困和寄生现象”的号召。这一演说使当时的统治阶级大为震惊，俾斯麦因此决定采取镇压政策。1873年夏，德国国家检查官特森多尔夫（Hermann Tessendorf，1831—1895）开始对工人运动进行迫害。仅1874年头七个月，就有87名拉萨尔派成员被捕，爱森纳赫派也有成员被判刑。当年6月全德工人联合会被查封，不久爱森纳赫派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严峻的形势要求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1875年5月22—27日，73名拉萨尔派代表和56名爱森纳赫派代表在哥达召开合并大会，正式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大会选举了由三名拉萨尔派和二名爱森纳赫派组成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哥达纲领》（Gothaer Programm） ，要求“用一切合法手段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合并使德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分裂局面，壮大了工人运动的力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在一年内从2.4万人猛增到3.8万人，党办的各种报刊达23种。1871年帝国议会选举中，有12.4万人投票给社会民主党，1874年和1877年，支持者增加到35.2万人和49.3万人。1874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9个议席，1877年增加到12个议席。

工人运动的发展使帝国政府非常震惊。俾斯麦在策略上对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采取了“蜜糕加鞭子”的两手政策。首先，他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措施来对付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1878年发生的两次谋杀德皇事件给俾斯麦采取镇压手段提供了强有力的口实。这年5月11日，铁匠帮工赫德尔（Max Hdel，1857—1878）在柏林菩提树下街刺杀皇帝未遂。6月2日，一位名叫诺比林（Karl Eduard Nobiling，1848—1878）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谋刺威廉一世并使之受重伤。俾斯麦抓住这两次刺杀大做文章，渲染“赤色危险”。

5月24日，俾斯麦向帝国议会提出一项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Ausnahmegesetz）草案。由于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担心因此而破坏法治国家原则，该草案遭到议会的否决。于是他利用第二次谋刺皇帝事件敦促联邦议会解散帝国议会，然后选出了保守派力量占优势的新议会。10月19日，新帝国议会通过了联邦议会提出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 ，即所谓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Sozialistengesetz） ，简称“非常法”。据此，凡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旨在推翻现存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各种组织，应一律禁止；参加被禁止的团体、继续出版和散布已被查封的出版物等，都将被处以巨额罚金或重刑；警察当局有权撤销出版商、书商、租书人和店主的营业执照；对因社会民主党活动而使治安受到威胁的地区，各邦有权实行至少一年的小戒严。为了消除帝国议会中民族自由党对该议案的担忧，获得他们的支持，俾斯麦作出让步，同意“非常法”实施期限为两年半（1881年3月31日止）。但是此后这一镇压法令一再延长，直到1890年。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出台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到1879年年中，政府共发出了627项禁令，有217个协会、5个互助会、127种定期刊物和278种不定期刊物被禁止。在非常法施行的12年间，共有1300多种社会主义刊物被禁止，332个工人组织被解散，900多人被放逐，还有1500多人被判处监禁和劳役。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显然对俾斯麦的镇压措施缺乏思想准备，在突然来临的高压政策下陷入一片混乱。在非常法生效的当天，党的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竟决定党自行解散，并要求地方党组织也作出相应决定。1879年，流亡于瑞士苏黎世（Zürich）的卡尔·赫希贝格（Karl Hchberg，1853—1885）、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和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Carl August Schramm，1830—1905）等在《社会科学与政治年鉴》（Jahrbuch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上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Rückblicke auf die sozialistische Bewegungin Deutschland）一文，认为非常法是党的“过火行为”的结果，要求党声明“走合法的改良道路”。以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1846—1906）和威廉·哈赛尔曼（Wilhelm Hasselmann，1844—1916）为首的左倾激进派则要求采取个人恐怖策略，反对合法斗争，甚至策划组织新党。

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处于混乱危急的关键时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认清形势，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1879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谴责了赫希贝格等的投降主义，同时又批判了莫斯特等人的左倾盲动，指出其策略只能使党脱离群众而陷于孤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从“非常法”初期的慌乱中摆脱出来。1880年8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瑞士苏黎世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倍倍尔的建议，对《哥达纲领》进行修改，把“用一切合法手段争取自由国家”改为“用一切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表明将采取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革命策略。

此后，社会主义工人党将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他们用“教育俱乐部”、“互助储金会”等合法组织掩护活动，把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krat）偷运到德国散发，鼓动民众斗争；另一方面，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利用议会进行斗争，扩大党的影响。由于以上活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仅没有被《非常法》打垮，反而愈加壮大。

工人罢工斗争达到空前的规模。1885年柏林爆发1.2万建筑工人罢工。1889年5月鲁尔区9万矿工举行大规模罢工，卷入这次斗争的还有萨克森、萨尔和上西里西亚的矿工，参加人数达13.4万。仅1890年发生的罢工就达到200次之多。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议会斗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1881年，由于非常法的冲击，社会主义工人党所获选票曾一度下降，只有31万多张，获得议席12个，1884年开始回升，得选票近55万张，获议席24个，1890年赢得近143万张选票，获议席35个。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帝国议会中的大党之一。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非常法”斗争的历程以德国工人运动的“英雄时代”载入了史册。

俾斯麦也深知仅靠镇压手段不能摧毁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因而从19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又试图通过实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来缓和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镇压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败绩。1890年，帝国议会以169票对98票否决了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提案。同年9月30日，“非常法”被正式废除。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恢复了合法地位。10月12—18日，为了适应新形势，建立新的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哈勒召开代表大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10月14—20日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根据新面临的形势制定了新的“爱尔福特纲领”（Erfurter Programm） ，其中明确表达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原理。

（三）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集权主义趋势；议会政治生态

1.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集权主义趋势

根据1871年宪法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行政架构是各种势力妥协的产物。当时照顾各方利益的联邦体制有利于缓和矛盾，巩固新统一起来的民族国家。然而，随着帝国的巩固、经济的发展和帝国国际作用的不断增长，原来包含过多分离主义因素的联邦体制日益显示出弊端，已经无法满足帝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帝国内部围绕着联邦制和中央集权问题出现了两大对立势力的斗争。以各小邦政府、保守党、中央党等为一方，主张尽可能保持各邦的独立地位，维持帝国的联邦性质。保守党担心，加强中央集权会增强代表中央集权主义的帝国议会的力量，导致民主趋势的加强；中央党则出于反对新教普鲁士支配下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考虑，它希望能够保持联邦制，以便继续更好地维护小邦权利，保证天主教的自治地位。而民族自由党等资产阶级左派政党则支持加强帝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在帝国建立初期，后一派力量在帝国议会中占有明显优势。

对帝国中央集权主义倾向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普鲁士在帝国内部的特殊地位。俾斯麦统一德国走的是“大普鲁士”的“小德意志”道路。帝国建立之初，为缓和各邦分离主义势力的阻挠，帝国行政体制上含有较浓厚的联邦主义色彩。但随着统一的稳固，普鲁士在帝国内的压倒性优势使它的要求和愿望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为各邦必须奉行的准则。帝国初期的联邦主义色彩因此逐步淡化，让位于政令统一的中央集权主义。与此同时，普鲁士实际把持着帝国行政权力，它不会长期容忍各邦自行其是的行为。

中央集权主义也是国民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不断强化的必然结果。19世纪早期，国家行政职能除了外交和军事以外，在内务管理上只有财政、教育和司法等部门。经济领域中所涉及的管理部门仅为农业、采矿、铸币、商业、工业和手工业等。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化和多元化，国家不断出台相应的经济政策。结果是“经济政策愈多，经济管理也就愈多”。国家必须涉猎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商业、银行、交易所、保险业、竞争、专利、商标、卡特尔（Kartell）、度量衡、统计、交通、通讯等一系列领域，并设立相应的专门机构进行规范管理。由此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强国家中央各部门在日常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提升中央权力因素的重要性，改变帝国与各邦之间以及联邦主义体系内的力量对比，引发中央集权趋势。

统一的司法制度的确立是帝国迈向中央集权的重要步骤。1872年，继在北德意志联邦时期实行商法典之后，帝国刑法典成为全国统一的法典。1873年帝国政府开始制定民法典，该法典于1888年完成，经过重大修改后由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在1896年通过，1900年开始生效。此后，帝国又统一了诉讼和法院制度。1876年—1879年，帝国政府相继通过了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统一调整了法官和检察官的地位、法院人员的任命和管辖权限、审判程序和诉讼程序等。1879年，帝国法院在莱比锡建立，从而表明已经拥有了“帝国司法权”。帝国政府能如此顺利地建立起统一的法制体系，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帝国议会中占有多数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建立统一法典和法院制度的过程中，民族自由党议员拉斯克和普鲁士司法大臣莱昂哈特（Adolf Leonhardt，1815—1880）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统一货币是加强中央权力的又一重要步骤。由于长期分裂，德国的银行系统一直十分混乱。到1871年，帝国境内还有7个不同的货币区和33个拥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随着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建立统一的银行货币系统显得十分迫切。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党议员路德维希·班贝格尔（Ludwig Bamberger，1823—1899）和帝国宰相办公厅（Reichskanzleramt）主任德尔布吕克（Delbrück）等人开始了帝国货币的统一工作。1871年，马克成为帝国的法定货币单位。1873年，帝国政府利用对法战争中获得的赔款建立起黄金通货，货币银本位改成了金本位。1875年3月，帝国通过了银行法，将原普鲁士银行改成帝国银行（Reichsbank）。帝国政府还规定了极为苛刻的纸币发行条件，其中包括发行银行均不许承兑汇票，不能自行或代理顾客先期买卖货物和证券等，以限制帝国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发行纸币。到1876年，原先33家银行中已有14家放弃了纸币发行权；1907年时已经只有4家银行仍保留着纸币发行权。1912年，德国发行货币总额为1.34亿英镑，其中1.26亿出自帝国银行。其他银行在纸币发行方面已经无足轻重了。

统一的邮政系统的建立是帝国中央集权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结果。德国邮政在分裂时期是一盘散沙，1867年后才在北德意志联邦境内建立起联邦邮政。帝国建立后，先后在1871、1873和1874年通过相关法律和补充规定，实现了国家的邮政统一。1871年出任帝国邮政总局局长、1880年起担任帝国邮电部（Reichspostamt）国务秘书的海因里希·冯·施特凡（Heinrich von Stephan，1831—1897）在统一帝国邮政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重要举措是由国家控制和建设邮电通讯事业。1876年德国各邦电报系统在帝国邮政总局之下合并起来。1897年德国政府取消了柏林、汉诺威等地的最后几十家私人邮政。

帝国政府还统一了对铁路的管理。帝国建立初期，存在着帝国铁路、各邦铁路、私营铁路、私人所有但由各邦经营或各邦所有而由私人经营的铁路等多种体系，管理混乱。1873年，俾斯麦建立帝国铁路局（Reichsbahnamt） ，协调各铁路系统的建设、装备和营运，以提高效率。1876年，有67家铁路管理局和1357种运费的德国铁路组成了实行统一运费原则的自由联合，使铁路运费率实现了统一和系统化。俾斯麦政府还一度想实施铁路国有化的帝国铁路计划，但由于各邦不愿放弃铁路这一财源而受到阻碍。此后俾斯麦政府继续通过普鲁士的铁路国有化来带动其他邦的铁路国有化。1879年—1880年普鲁士开始铁路国有化，仅1880年—1882年普鲁士的国有铁路就从6190公里增加到15305公里。由于普鲁士的铁路里程在帝国内占有主导地位，它的铁路国有化对推动整个帝国的铁路国有化的影响不言而喻。

19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保护关税、扩充军备和殖民扩张等一系列事务的需要，也提出了加强帝国政府权力的新要求。与这些要求相适应，帝国行政体制也“逐渐地呈现出中央集权而非联邦的特点”。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帝国中央行政机构的扩大。起初，除了前普鲁士外交部这一负责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厅外，帝国宰相办公厅是负责包括商业、财政、司法、铁路和邮政等全国内政事务的最高官厅。1872年普鲁士海军部被帝国接收，于1889年发展成为由国务秘书领导的帝国海军部（Kaiserliche Admiralitt） ，负责帝国海军事务。后来，帝国宰相办公厅主任德尔布吕克在俾斯麦的默许下，把归入帝国管理的各项任务都并入帝国宰相办公厅之下，结果形成了一个和帝国宪法中的联邦原则明显不相符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帝国官厅。

1876年6月，主张自由贸易的德尔布吕克与俾斯麦在保护关税政策上发生分歧，辞去帝国宰相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俾斯麦随后试图将帝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合二为一，让普鲁士大臣领导相应的帝国各部门，以加强帝国政府的行政权力。1878年—1880年间，他通过帝国“国务秘书普鲁士化”等形式，对帝国与普鲁士之间的关系以及帝国行政管理部门的结构进行调整。1878年3月的“副职法”把帝国和普鲁士官员一身兼两职的办法延伸到帝国和普鲁士主要大臣的副职身上。例如，帝国副宰相同时又是普鲁士的副首相。后来俾斯麦又将帝国宰相办公厅分解成内政、司法、财政、邮政、铁路等帝国官厅，然后任命在普鲁士政府中拥有席位和表决权的国务大臣充当这些官厅的国务秘书。例如，帝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又是普鲁士国务大臣。俾斯麦下台之后，“国务秘书普鲁士化”模式在其后任手里得到了更有力的推行和落实。

随着政府管理事务的增多，一个最明显的结果是，帝国政府的人员编制也越来越多。以帝国最高层厅局级官员为例，1876年为500人，1914年时增加到了约2000人，增幅达300%。帝国政府管理人员的数目也快速增长。1871年帝国政府管理人员有20.4万人，1890年增加到26.7万，到1910年时已经达到44.2万人。换言之，这时的帝国政府管理人员较之帝国建立初期翻了一番还多。

2.俾斯麦时代的议会政治生态

1871年—1890年是德意志帝国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生活基本上操控在俾斯麦手中。俾斯麦主政期间，虽然耗费了很多精力在帝国议会和普鲁士邦议会中，在那里发表过许多演说，但是在事实上他是一个议会和政党政治的反对者。他拒绝接受政党统治或多数派统治的原则，也拒绝任何扩大议会制政府的举动。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靠自己的威望和皇帝的信任而非议会多数来进行统治的，他的委任状来自帝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而非议会。因此，俾斯麦时期帝国政治生活的特点是，帝国议会多数派角色可以不断地调换，帝国宰相却始终是同一个人，可谓“铁打的宰相，流水的议会”。帝国议会如果不服从，则予以解散。不过，俾斯麦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又表现出对议会多数的依赖性。他在执政时期与议会的合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民族自由党时期、中央党时期和卡特尔政党联盟时期。

在帝国议会最初两届议会（1871年—1877年）期间，俾斯麦依靠民族自由党在帝国议会中的多数开展工作。其间，支持国家统一的民族自由党是帝国议会最强大的政党，而俾斯麦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巩固刚刚取得的国家统一，加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因此双方一拍即合。如前所述，这种合作的重要结果是，俾斯麦不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而且大大扩张了帝国政府的权能，实现了司法、货币、邮政、铁路等的统一。

但是民族自由党和其他资产阶级自由派除了支持巩固国家统一的努力外，还特别关注政治和经济“自由”，因此与独断专行的俾斯麦时常发生冲突。1874年和1875年，民族自由党先后拒绝了俾斯麦提出的新闻法草案和在刑法典中增加对煽动阶级仇恨者施以刑罚的条款。1878年他们又否决了俾斯麦关于取缔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提案，理由是该提案破坏了公民权利平等的原则。他们只愿意根据俾斯麦的意愿对原有的法律进行完善。最后，俾斯麦利用威廉一世遇刺受伤而激起的民愤，解散并改选议会，使保守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才迫使选举中遭到惨败的民族自由党在强大民意压力下同意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的另一矛盾是有关保护关税和财税改革问题。19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国内重工业界和农业界压力下，俾斯麦的经济政策开始从自由贸易转向保护主义，出现了所谓的“保守主义转向”（Konservative Wende）。这一转向使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之间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也开始了他与议会合作的第二个时期，即中央党时代。

事实上，从1876年开始，主张自由贸易的戴尔布吕克、欧伦堡、坎普豪森、海因里希·冯·阿亨巴赫（Heinrich von Achenbach，1829—1899）等官员皆因与俾斯麦意见相左而失宠并辞职。在清除政府内部的阻力之后，俾斯麦于1878年向议会提出了实行新的关税和财税政策问题。为了获得议会的支持，他转而与曾经的“帝国之敌”中央党合作。中央党也希望借机拆散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的联盟，打击和瓦解民族自由党这一文化斗争的支持者。于是，在帝国议会中形成了以中央党为主，包括保守党、帝国党和部分民族自由党在内的所谓“自由经济联合”（Freiewirtschaftliche Vereinigung） ，或称“帝国议会国民经济联合”（Volkswirtschaftliche Vereinigung des Reichstags） ，支持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使俾斯麦的保护关税法案于1879年7月获得顺利通过。民族自由党则因内部意见不合而分裂，以拉斯克为代表的左派退出了民族自由党党团。

此后，俾斯麦还想借助这一以中央党为主的议会多数进行税收改革，建立烟草专卖制度，提高间接税，以便改善政府财政。但是在1881年秋天的议会选举中，两个保守派政党大败。中央党席位略有增加，成为帝国议会第一大党。民族自由党议席数剧减，左翼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席次有所增加。俾斯麦想赢得议会多数支持的希望因此落空。

与此同时，帝国议会的政治生态也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文化斗争的停止、保护关税政策的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实施和国家社会政策的出台，帝国议会中各个政党之间以及各政党与政府的关系都出现了调整。中央党放弃了原先作为政府反对派的立场，在保护关税法案、社会保险法案等问题上与两个保守党站在一起，支持政府。民族自由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长约翰·冯·米克威尔（Johannes von Miquel，1828—1901）的领导下立场趋于保守，也成了亲政府的政党。从民族自由党中分离出去的左派则与进步党联合，于1884年组成德意志自由思想党（Deutsche Freisinnige Partei） ，成为反对派政党。

1887年，俾斯麦为了应对法俄联合出现的威胁，在议会中提出了第三个“七年期”（Septennat）扩充军队法案，要求扩大军队人数。此时的中央党和自由思想党虽然也同意扩充军队，但只同意将期限确定为3年。向来独断专行的俾斯麦不愿让步，解散了议会。在新的议会选举中，两个保守党与民族自由党一起结成卡特尔政党联盟（Kartell-Parteien）进行议会竞选。结果，由于法国的复仇威胁和俄国的反德压力等因素激起的德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卡特尔政党联盟在新的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从而使第三个“七年期”法案获得通过。俾斯麦与帝国议会的合作进入了卡特尔政党联盟时期。

在政党问题上，俾斯麦有一套令常人难以理解的理论。一方面他反感政党政治，另一方面他又需要议会政党通过预算和法律。他需要的是顺从的而非和他讨价还价的政党，否则他就弃之一边。他曾利用民族自由党来打击中央党，当民族自由党在保护关税问题上成为他的政策障碍时，他又转而争取他所痛恨的“帝国之敌”中央党，在帝国议会中依靠他们为自己的保护关税政策鸣锣开道，同时帮助他打击另一个“帝国之敌”社会民主党。因此，俾斯麦与议会政党的关系特点是：利用议会多数派实现自己的意图，而不是他为议会多数派所左右。这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是俾斯麦与帝国议会多数派政党关系的实质所在。在俾斯麦眼中，议会多数派只是实现自己现实政策目标的一种工具，政府不是与议会所代表的国家立场一致的执行机关，而是可以与国家讨价还价的一种力量。

俾斯麦反感政党和议会政治，却又要保存这一套制度。对于这种矛盾性的态度，1884年7月他在瓦尔青（Varzin）对“国内敌人”进行评论时曾就这两个问题作了很好的解释。根据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von Bülow，1849—1929）在回忆录中的记载，俾斯麦并不想进行独裁统治，而且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他已经完全意识到，在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要实行专制主义和独裁是不可能的。然而，一个议会制的政府对他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其理由是：这种判断是基于对德国的政党和人民的政治能力的认识。他认为，德国的政党“既没有法国人的那种爱国主义，又缺乏英国人的常识”。“鉴于普通德国人缺乏政治能力，理智的议会制度会就导致1848年时所出现的那种状况，也就是说，上层的软弱和无能以及下层的自负和不断的新要求”。因此，只要他还在官位上一天，就不会支持建立对议会负责的政府。

三、俾斯麦时期的对外政策及实践

如果说19世纪上半期拿破仑曾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横行欧洲于一时，那么19世纪下半期就是俾斯麦以其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操纵欧洲的时代。从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他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结束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完成了德国人长期渴望的民族统一大业。帝国建立后，他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明确将德国外交政策的重心置于欧洲大陆，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从保持欧洲和平中谋求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使欧洲僻壤柏林一跃成为世人瞩目的国际政治中心。确切地说，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的总体对外政策主导思想有两点：一是维持和平，二是阻止法俄两国威胁性的联合。

（一）俾斯麦的大陆同盟体系

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包括三个主要内容： （1）孤立法国，防止其复仇；（2）建立以柏林为中心的德奥俄三皇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和德奥罗三国同盟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方面拉拢俄国，防止因法国和俄国接近而使德国受到两面夹击的威胁，另一方面支持奥匈帝国，以应付法俄两国可能的联合，并遏制俄国向欧洲中部和巴尔干地区扩张； （3）在殖民地问题上持审慎态度，重点谋求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其中，孤立法国是俾斯麦大陆政策的基点，也是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基本外交路线。俾斯麦推行大陆政策，根本原因在于德国的统一使欧洲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法矛盾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焦点。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使法国丧失了阿尔萨斯洛林和50亿法郎的赔款，这对法国人而言是一次无法忘怀的打击。特别是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割占，埋下了未来德法两国纷争的种子。阿尔萨斯洛林对两国而言都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当时毛奇为首的德国军方坚持认为，占领麦茨（Metz）和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等地可以使德军节省10万军队。因为德军在占领阿尔萨斯洛林后，可以更容易对巴黎构成威胁，从而使德国入侵的危险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于法国人的头上。这自然是法国人难以容忍的。因此，恩格斯作为1870年—1871年德法战争的见证者，曾预言：“法兰克福和约对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法国将力图而且必然重新得到”阿尔萨斯洛林。事实证明，割占阿尔萨斯-洛林成了德国的一种外交重负，它使得“德国的每一个外交方面的敌人都可以无条件地指望法国的支持”。俾斯麦也深知法国不会善罢甘休。在对法战争结束不久，他便肯定地回答了总参谋部对法国是否会复仇的疑问。

基于以上考虑，防止法国复仇就成了俾斯麦时期德国对外政策的基点。当时要防止法国复仇，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要求法国人宽容并忘记国土的丢失。这显然不切实际；二是彻底击溃法国，使之不能东山再起。三是把一切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团结在德国周围，孤立法国。只要法国孤立无援，它仅凭自己的力量显然复仇无望。最终，国际国内形势使俾斯麦政府选择了后者。

从国内看，年轻的帝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消除内部的分离主义因素，巩固统一的成果。因此，俾斯麦在与法国签订和约后宣布，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已经“满足”，它以后努力的目标只是要维持现状。

从国际上看，客观形势不允许德国进一步打击法国。因为一贯奉行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英国不会接受继续削弱法国的举动，俄国更不愿冒单独面对强大的邻国的风险。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政府只能选择拉拢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孤立法国，使之不能复仇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可以称为“保守性的和平政策”或“保障和平的政策”。用俾斯麦的话说，“如果法国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我们就必须阻止它找到盟友。只要法国没有盟友，它就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俄、英、奥等列强在近东巴尔干地区的矛盾，则为俾斯麦推行上述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向巴尔干扩张是俄国历代沙皇一贯的对外政策。但这一政策与已经被逐出德意志而转向巴尔干地区寻求补偿的奥匈帝国发生冲突。同时，俄国势力南下巴尔干，进入地中海，威胁到英国通往印度的生命线，也为英国所不容。鉴于这种矛盾，三国都想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争取其支持。这就为俾斯麦贯彻自己的外交意图提供了良机。

俾斯麦孤立法国的第一步是拉拢俄、奥，建立以德奥俄三皇同盟（Dreikaiserbündnis）为基础的大陆同盟体系。他将奥匈和俄国作为首要拉拢对象，一是因为德、奥、俄三国因瓜分波兰而在波兰问题上有共同的语言，而且三国都是不同于西方议会制的君主制国家，容易找到合作的政治基础；二是在当时欧洲五强中，英国奉行孤立政策，只要德、奥、俄三国团结一致，法国就不敢也无力妄动。而奥地利对外政策的转变则正好为俾斯麦的联盟计划提供了机会。

奥地利在1866年失败之后，曾试图寻机恢复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但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结果迫使它放弃了这一希望。当时满怀复仇希望的奥匈外交大臣博伊斯特（Friedrich Ferdinand von Beust，1809—1886）不得不承认：“1866年和1870年的事件有如火山喷发”，已经无法复原。奥匈帝国遂将对外政策目标转向东方，力图在巴尔干得到补偿。但是它在巴尔干遇到了比自己更强的对手俄国。由于法国新败不可依恃，英国虽支持反俄政策，却不愿承担义务，奥匈只得转而争取德国的支持。因此，1871年新上任的奥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Julius Andrassy，1823—1890）明确表示，与德国密切合作将是他的整个对外政策的基础。此后他刻意讨取俾斯麦的欢心，以达到联德目的。

俾斯麦乐见奥匈寻求德国的友谊，但他并不愿意因为获取奥匈的友谊开罪俄国，而是希望三个国家能在君主制原则上团结起来，孤立共和制的法国。在与德国合作成为不二选择的情况下，安德拉西虽不愿与俄国为伍，仍决定迎合俾斯麦的意愿，暂与俄国言好，静观其变。“既然将俾斯麦从俄国那里拉开是不可能的，奥匈最好的政策就是参加这一联盟”。

这时俄国也需要德国的支持。一方面，统一后的德国成了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俄国在许多方面需要与德国合作；另一方面，19世纪七十年代初俄国正在与英国争夺中亚。由于法国新败待复，德奥两国的接近使俄国在欧洲有孤立之虞，故而俄国也想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

1872年，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为加强奥德友好关系，准备访问柏林。亚历山大二世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直接介入德奥接触，化解可能导致俄国孤立的局面。这位沙皇向德国大使表示：德奥二皇相会，却将他弃之一边，不怎么令人愉快。其言下之意一目了然。结果，1872年9月德、奥、俄三国皇帝聚会柏林。俾斯麦将三皇聚会看成是欧洲大陆三个君主制国家对共和制法国的一种示威性亲善。此后俾斯麦继续加强三皇之间的关系。1873年5月，俄国建议德俄签订一项旨在保障俄国西部边界安全的军事协定，以便集中精力与英国争夺中亚。但俾斯麦坚持要奥匈参加，否则“协定不会有效”。这一条件迫使俄国与奥匈修好。

1873年6月，奥俄两国皇帝签订了《舍恩布伦协定》（Schnbrunner Konvention） ，规定两国遇有第三国侵略危险时，“议定所应采取的共同行动方针”。10月德皇在访问维也纳时也加入了该协定，第一次三皇同盟（Erstes Dreikaiserbündnis）形成。虽然第一次三皇同盟没有书面约束，其基础只是三位君主的个人友谊和信任，但是很显然，俾斯麦的目的已经达到。在他看来，只要奥俄两国重视三皇关系，就不存在奥匈或俄国向法国提供援助的危险。

三皇同盟形成后，俾斯麦继而拉拢意大利。意大利自统一后一直与罗马教廷关系不和，而处于天主教会影响之下的法国政府却与罗马教廷关系密切。意法两国因此难以交好。与之相反，德国政府的反天主教文化斗争则使它与意大利有了共同语言。意大利舆论也认为，意大利的主要敌人是教皇统治，而和教皇站在一起的是法国，即德国的死敌。在这种背景下，1872年2月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Prinz Friedrich Karlvon Preuen，1828—1885）前往罗马，拜访了意王维克多·厄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1820—1878，1861年—1878年在位）。同年5月意王回访了柏林和维也纳。于是，在三国同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四国协议（quadruple entente）。1874年1月，俾斯麦要求驻法大使转告法国：如果意大利受到法国的攻击，不论是否影响到德国的利益，也不论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德国都将立即援助意大利。四国协议之后，法国在欧洲大陆陷入了完全孤立的状态。

然而，就在俾斯麦洋洋自得之际，1875年德法“战争在望”危机（“Krieg-in Sicht”Krise）让这位外交老手尝了一口失败的苦酒。此次危机起因于法国重整军备。1870年战败后，法国不甘于永远被压制的状态，因此从1872年起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迅速恢复其陆军。1873年，主张复仇的保皇党在法国选举中获胜。8月法国南锡（Nancy）主教号召教徒们为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而祈祷。1875年初法国计划在德国购买1万匹军马。同年3月法国议会通过扩军法案。这一年法国军力达到46.1万人，军费开支为4.85亿法郎，两项指标均高于德国。

法国的迅速重整军备和复仇呼声引起德国的不安。俾斯麦决定对法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加以遏制。当然，他也知道一场“目的仅仅在于不让法国得到喘息和恢复元气的战争”很可能使俄、奥、英联合起来反对德国，所以只是选择了通过“施加政治压力”来“制止法国重整军备”。他首先派约瑟夫·玛丽亚·冯·拉多维茨（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1839—1912，约瑟夫·冯·拉多维茨之子）于1875年2月前往彼得堡，争取俄国支持，希望俄国不要声援法国。接着德国的新闻媒体开始制造舆论。4月9日柏林《邮报》（Post）刊载《战争在望》（Ist der Krieg in Sicht）文章，认为德法“战争就在眼前”。文既刊出，欧洲为之震惊，国际局势骤然紧张。其实，相关情况表明，德国的外交活动和德国新闻界的舆论只是对法国的一种心理恫吓。《战争在望》文章发表后三天，俾斯麦就向帝国议员巴尔豪森（Robert Lucius Freiherr von Ballhausen，1835—1914）谈了自己的看法：“当偶然有一束光亮投向一种混乱的形势时，是非常有用的。但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总参谋长毛奇在与英国大使奥多·拉塞尔（Odo Russel，1829—1884）谈话时也表示，只要列强都站到德国一边，向法国表明其复仇的梦想是徒劳的，则“战争可以，也许能永远避免”。

但是，俾斯麦这次遇到了法国外长德卡兹（Louis Decazes，1819—1886）这位难缠的对手，遭到后者强有力的反击。德卡兹以一种无辜的弱者的面目出现，到处散布德国准备发动战争的消息，促使英俄等国出面干预，使德国处于被动的目的。当法国驻柏林大使将拉多维茨在英国大使拉塞尔晚宴上“预防性战争”（Prventivkrieg）的谈话报告巴黎后，德卡兹立即将消息告知了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 ，并将报告副本送给各列强宫廷。其实，德卡兹此时已经知道直接的战争危险并不存在，也未因拉多维茨的言语失检而惊慌失措。他只是要让德国在国际上处于被动地位。俄英两国显然中了德卡兹的圈套，它们深恐欧洲均势因法国受到打击而再遭破坏，赶忙出面干预。沙皇偕宰相哥尔查科夫（Alexander Michailovitsch Gorcakov，1798—1883）5月去柏林作例行拜会时明确表示，难以容忍德国再次打击法国。英国也支持俄国的态度。俾斯麦虽矢口否认有对法国动武的计划，但是众口难辩。

俾斯麦首次遇到重大外交挫折，德国一时陷于孤立。不过，就整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来看，德国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著名史学家泰勒对1875年战争危机的评价是，“如果说这次危机使法国有了某种针对德国攻击的保障，那么也同样给了俾斯麦一种保障，即对一场复仇战争而言，法国将找不到盟友。俄国人和英国人既不想使德国也不想使法国在西欧称霸；他们想要一种均势，而俾斯麦准备给他们这种均势”。换言之，只要俾斯麦以孤立法国为基点的保守性的和平政策不变，其对外政策与英俄维持均势的目标就无根本性冲突，德国也就不会受到英俄两国与法国结盟的威胁。

恰在此时，由于东方问题重新出现，终于使俾斯麦摆脱了因德法战争危机造成的窘境。1875年7月，巴尔干的波斯尼亚（Bosnien）和黑塞哥维纳（Herzegowina）爆发反土耳其统治的起义。这一形势引起欧洲列强的关注。俄国欲借机向巴尔干扩张，对起义者采取积极支持的政策。而境内有上百万斯拉夫人且伺机向巴尔干扩张的奥匈帝国则表示反对斯拉夫人解放运动和俄国南下巴尔干。英国也反对俄国势力南下巴尔干，进而威胁其通往印度的生命线。这时德国在巴尔干地区尚无直接利益，但近东危机对俾斯麦而言是福祸相依。一方面，列强在巴尔干的争夺为德国转移它们对德法关系的关注和分化它们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俄、英、奥三国都希望得到德国的支持，德国的任何不慎举动都可能使其中一方转而寻求法国的安抚。

俾斯麦当然不希望他建立起来的三皇同盟因奥俄两国的不和而发生动摇。他在与英国大使拉塞尔的谈话中表示，德国对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没兴趣，他关心的是奥俄两国不要因为争夺土耳其这位病夫的遗产而发生冲突。他要严格充当和事老，不偏袒任何一方，以免三皇同盟中出现两方对付一方的局面。但是在实际的外交实践中，俾斯麦却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1876年9月俄国向德国提出了一个令德国左右为难的问题：一旦俄奥开战，德国能否保持中立。俾斯麦在拖延无效之下于10月作了如下回答：德国既不允许俄国的武器因欧洲联合而失灵，也不能容忍奥匈作为欧洲均势因素受到削弱或消失。这一回答貌似公允，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由于奥匈的力量弱于俄国，实际上是德国“不允许俄国击溃奥匈帝国”。

俾斯麦在俄奥对抗中的这种实际偏向奥匈的态度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中俄奥两国的不同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俄国明确表示反对德国再次打击法国，而奥匈却刻意回避得罪俾斯麦，不参加联合干预行动，以博取德国的好感。俾斯麦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对于朋友我是更好的朋友，对于敌人我是更坏的敌人”。故而他在奥俄对抗中作出了有利奥方的表示。第二，德国的公众舆论站在奥地利一边。德国金融界将奥地利占领巴尔干视为保证德国在那里投资的前提条件；中央党则认为天主教大国奥地利占领巴尔干关系到“在东方的德意志文化”；民族自由党也宣称，德国必须保证巴尔干问题的解决不损害奥地利的利益。面对这样一种氛围，当时俄国驻柏林大使感叹：在柏林“没有任何人”怀有真正的对斯拉夫人的同情。第三，为了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格局，要求德国维持奥地利的地位。俾斯麦曾在私下谈话中指出：“如果奥地利垮了，俄国对我们就太危险了。与奥地利在一起我们可以保持与俄国对弈。”

德国的态度最终迫使俄国与奥匈妥协。1877年1月，俄奥两国签订了《布达佩斯协定》（Konvention von Budapest） ，奥匈在俄土战争中保持中立，俄国同意奥匈占领波黑地区。但是俄国打败土耳其后签订的《圣斯特凡诺和约》（Frieden von San Stefano）中建立大保加利亚（Gro-Bulgarien）的条款又引发了它与英奥两国的冲突。

1878年6—7月，欧洲各列强召开柏林会议（Berliner Kongre） ，以解决在东方问题上的分歧。在会上俾斯麦自喻为“诚实的掮客”（Ehrlicher Makler） ，居中调停。他既支持俄国对黑海海滨领土的要求，又支持奥匈驻军于波黑地区。但是在英奥联合的形势下，德国的这种中立态度显然不利于俄国。最后俄国被迫吐出了一些到口的胜利果实。它恼怒于德国的不合作态度，沙皇甚至指责柏林会议是“俾斯麦侯爵领导下的欧洲反俄联盟”。于是俄国决定在外交、军事领域向德国施加压力。俄国驻土耳其代表与法国代表显示了引人注目的亲热；俄军也开始集结重兵于俄德边境。

面对俄国的压力，德国方面也采取了应对性措施。一方面，德国军方从1878年开始制定针对俄法两国的两线作战（Zweifrontenkrieg）计划，另一方面，俾斯麦开始从外交上寻求其他保障，筹划德奥同盟（Deutsch-sterreichisches Bündnis） ，以防备法俄联合可能带来的威胁。1879年4月，俾斯麦在给驻俄大使施魏尼茨（Hans Lother von Schweinitz，1822—1901）的信中指出：鉴于德国已不能像从前一样依赖俄国，那就应该和奥地利发展“一种有机的、没有两国政府的协议不能解除的关系”，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对于德国的这种期望，奥匈期待已久。8月27—28日，俾斯麦与安德拉西在加施泰因（Gastein）进行会谈。安德拉西的回答是：“奥德同盟是针对俄法同盟的必然对策。”9月21日俾斯麦到达维也纳。3天以后，德奥签订了针对俄国的联合备忘录。对此，德皇威廉一世感却怀德俄传统友好，反对针对俄国的同盟，只是在俾斯麦内阁总辞职的威胁下，才被迫于10月5日批准签订两国之间军事同盟协定。10月7日《德奥同盟条约》（Deutsch-sterreichisch-Ungarischer Bündnisvertrag）签字。据此，两缔约国之一受到俄国进攻，另一方有义务全力援助；双方对本条约保守秘密，须经协议方可通知第三国。

德奥同盟只是俾斯麦针对俄法之间可能的结盟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防备手段。鉴于俄国在战略上对德国的重要性，他并不想作出永久性的反俄抉择。相反，他想通过施加外交压力的“曲线政策”来迫使俄国重返三皇同盟。因此，在缔结德奥同盟的同时，他又授意驻英大使明斯特（Georg Herbertzu Münster，1820—1902）与英国谈判，试探英国在德俄冲突中将要采取的态度。俾斯麦的策略很快见效。由于在巴尔干问题上处于孤立状态且与英国在黑海海峡问题上关系紧张，俄国也迫切需要改善对德关系，以便保证西部边界的安全。德奥结盟和德英会谈的传言等，则更使俄国感到不安。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俄国被迫作出妥协，提出了与德国缔结针对奥匈的双边协定的主张。俾斯麦给俄国的答复是：“没有人愿当少数派。……只要这个世界还为不稳定的五强均势所操纵，就要努力成为三成员中的一位。”他明确告诉俄国特使，重建三皇同盟是唯一保障欧洲和平的最大稳定体系。迫于无奈，俄国只得与奥匈和好。

1881年6月，新三皇同盟在柏林缔结。与原先协议性的三皇协定不同，新三皇同盟通过具体的条约义务将俄国拴得更紧。根据该条约，一旦发生法德战争，俄国保持中立；在英俄战争中则德国保持中立。条约还保证了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在三皇同盟的束缚下，俄国实际上同意背弃法国而迁就德国，借以换取德国不帮助英国反对俄国。此后，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845—1894，1881年—1894年在位）前往但泽拜会德皇，也与奥皇之间表现出非常亲密的友谊。

俄国重返三皇同盟后，俾斯麦继续扩大他的大陆同盟体系。将对手从自己周围引开，是俾斯麦的一贯做法。1878年柏林会议上，俾斯麦为转移法国的注意力，曾鼓励其占领突尼斯（Tunesien） ，同时又私下建议意大利去抢夺突尼斯，希图挑起法意两国的冲突。1881年法国抢先占领突尼斯。在争夺中败北的意大利自知力量不足，为了与法国对抗，主动提出加入德奥同盟。1882年5月，出于在战略上孤立和包围法国的考虑，俾斯麦拖着奥匈一道与意大利结成了三国同盟（Dreibund）。根据条约，如果意大利遭到法国攻击，德奥将援助意大利；德国遭到法国侵略或德奥遭到法俄攻击时，意大利将参加战争。意大利因此成为德国威胁法国后方的一枚棋子。

接着，俾斯麦又怂恿奥匈同罗马尼亚（Rumnien）接近。1878年柏林会议上，俄国抢走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既恨又怕，转而寻求德奥两国保护。为了抵制俄国向欧洲中南部的扩张，德奥也愿意接纳这一小伙伴。1883年10月30日，罗奥两国订立同盟条约，同日德国加入此约。1888年5月意大利加入该约。

至此，俾斯麦建立起了以德国为中心的德奥俄、德奥意、德奥罗三个联盟体系。这一体系包含着孤立法国和防备法俄联盟两个方面。一方面，只要这一体系不动摇，法国在欧洲大陆将陷于孤立，复仇无望；另一方面，一旦法俄联合，这一体系将变为针对法俄两国的同盟集团。俾斯麦苦心经营的这一联盟体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了欧洲国际关系，使德国左右着欧洲大陆的国际政治格局。但是，由于这一联盟体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包括俄奥在巴尔干地区的对抗等在内的复杂内部矛盾，因此不可能长期稳固下去。

（二）德国殖民帝国的建立；再保险条约

俾斯麦认为，德国地处中欧，强邻环列，宿敌法国随时会复仇，须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欧洲大陆，因而在殖民扩张问题上总是很谨慎。而且他也担心抢夺海外殖民地会导致与海上霸主及殖民强国英国的冲突，促使英法联合对付德国。故此他曾宣称：“只要我是宰相，我们就不会实行任何殖民政策”。然而，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一反常态，突然涉足殖民扩张，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建立起世界第三大殖民帝国。

从国际层面而言，当时的形势有利于德国进行殖民扩张。一是俾斯麦此时已经建立起庞大的联盟体系，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暂时有了保障，可以放手向外扩张；二是此时法国对外政策的重心放在殖民扩张方面，法德关系趋向缓和，德国暂时可以精力从防止法国复仇中解放出来，转向海外；三是英国的国际困境也为德国获得殖民地提供了机会。此时正值英国与法国因争夺埃及发生冲突，与俄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剑拔弩张。因此，英国在欧洲需要德国的支持，在殖民地问题上容易向德国让步。英国首相格拉斯顿及其继任者索尔斯伯里（Robert A.T.Marquess of Salisbury，1830—1903）都曾表示，为了取得德国在埃及和亚洲的支持，英国必须在殖民地问题上与德国合作。

俾斯麦创立德国殖民帝国也有其国内动因。一是德国统一后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对海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需求增强。据统计，1878年德国与萨摩亚群岛（Samoainseln）、汤加群岛（Tongainseln）的贸易逆差达103万马克；1879年—1883年德国向非洲出口由27.92万马克增至42.28万马克，通过汉堡进口的非洲货物却从519.65万马克增至910.52万马克。二是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成为俾斯麦在国内争取政治主动的一个筹码。19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德国出现了许多以鼓吹殖民扩张为目的的组织，包括1878年成立的商业地理及促进德国海外利益中央协会（Centralverein für Handelsgeogrphie und Frderungdeutscher Interessen）、1881年夏天在工业家比克（Henny Axel Bueck，1830—1916）等人支持下成立的西德意志殖民及出口协会（Westdeutscher Verein für Kolonisation und Export）、1882年民族自由党政治家约翰·冯·米克威尔等策划建立的德意志殖民联合会（Deutsche Kolonialverein）和1884年成立的德意志殖民开拓协会（Gesellschaftfür deutsche Kolonisation）等。因此，在殖民地问题上有所作为，以争取这些组织的支持，显然非常重要。俾斯麦曾在私下谈话中表示，需要利用殖民事务来帮助选举。

1882年11月，不莱梅商人吕德里茨（Adolf Lüderitz，1834—1886）在西南非（Südwestafrika）向当地土著首领买下一块土地，并申请德国政府予以保护。1884年4月24日，俾斯麦电告德国驻南非领事，令其转告英国开普（Kap）殖民政府，吕德里茨所占之地已置于德国保护之下。德国殖民帝国诞生。接着德国又将殖民扩张目标转向西非。1884年7月，德国驻突尼斯总领事、著名探险家纳赫蒂加尔（Gustav Nachtigal，1834—1885）先后宣布将多哥（Togo）、喀麦隆（Kamerun）置于德国保护之下。随后德国又将矛头指向东非。1884年9—11月，萨克森牧师之子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1856—1918）以烈性酒等诱使当地土著首领接受保护。1885年2月德国政府向彼得斯颁发特许证，认可其在东非攫取的权利。德属东非殖民地诞生。德国在太平洋（Pazifischer Ozean； Stiller Ozean）的殖民活动也迅速展开。1885年5月英德签订协议，德国获得新几内亚（Neu-Guinea）北部沿岸地区、所罗门群岛（Salomonen； Salomoninseln）部分岛屿以及俾斯麦群岛（Bismarck-Archipel）等的宗主权。就这样，在1884年4月至1885年5月的短短一年中，西南非、西非、东非以及南太平洋的许多岛屿都升起了德意志帝国的大旗。

然而，正当德国人为新创立的殖民帝国兴奋不已之际，欧洲形势出现了新变化。1885年3月，由于在中法战争（Sino-Franzsischer Krieg； Franco-Chinesischer Krieg）中败给中国（China） ，法国茹尔·费里（Jules Ferry，1832—1893）内阁垮台，法国对外政策视线转回欧洲，法国国内对德复仇呼声再次高涨。同年9月，东鲁美利亚（Ost-Rumelien）爆发反土耳其统治的起义，东方问题再次提上日程。欧洲列强之间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外交冲突。俾斯麦政府于是急忙将对外政策重心收回到欧洲大陆，以防不测。事后俾斯麦在会见非洲问题专家、殖民扩张政策的鼓吹者欧根·沃尔夫（Eugen Wolf，1850—1912）时指出：“您的非洲地图的确很美，可是我的非洲地图在欧洲。这里是俄国，这里是法国，而我们在中间，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在俾斯麦眼中，抢占殖民地同欧洲问题相比，始终只是枝末问题。

1885年—1887年，德国外交开始面临所谓的双重危机（Doppelkrise） ，严重影响到俾斯麦建立起来的联盟体系。

一是保加利亚危机（Bulgarische Krise）引发俄奥冲突，动摇了俾斯麦联盟体系基石之一的三皇同盟。1885年保加利亚（Bulgarien）占领东鲁美利亚，引起塞尔维亚（Serbien）的不满，双方爆发战争。塞尔维亚遭到决定性失败，只是由于奥匈的外交干涉才免于丢失领土。俄国对于奥匈没有与自己协商就进行干涉表示不满，认为违反了三皇同盟协定规定的协商原则。与此同时，俄国也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保加利亚君主巴滕贝格（Alexander von Battenberg，1857—1893，1879年—1886年在位）试图摆脱它的控制感到不满，于1886年9月赶其下台。此后奥俄两国在保加利亚新君主人选问题上展开了斗争，直到1887年7月费迪南德·冯·科堡（Ferdinand von Coburg，1861—1948，1887年—1918年在位） ，即费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登位。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争夺，严重破坏了三皇同盟的基础，以至双方都不再愿意延长将于1887年夏天到期的条约。

二是1885年茹尔·费里下台后，主张对德复仇的布朗热将军（George Ernest Jean Marie Boulanger，1837—1891）出任法国新政府的国防部长，法国舆论出现了对德复仇的热烈讨论。1887年4月，由于德国以诱骗方式逮捕了法国官员施奈贝尔·纪尧姆（SchnaebeléGuillaume，1831—1900） ，两国之间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直到5月布朗热下台，德法关系才趋于缓和。

当时面对来自东西两侧的双重危机压力，德国特别担心法俄两国的接近。虽然俾斯麦在公开场合竭力淡化这种可能性，全面肯定德俄友好关系，只对法国的复仇表示担心，但他显然无法排除法俄两国接近的可能。因此，他从军事到外交等多个层面采取应对措施来防范这种可能性。首先是加强军备。他在帝国议会大谈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法国战争威胁，提出了第三个“七年期”扩充军队法案，将常备军人数从427000人增加到468000人。与此同时，他在外交方面采取所谓的“拦阻政策”（Eindmmungspolitik） ，积极鼓动英、意、奥三国在近东问题上联合起来向俄国施压，迫使俄国重回德国怀抱。他利用英国与法国之间以及英国与俄国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向英国施压，促使其与意、奥两国联合起来抵制俄国的扩张。1887年2月，英意两国签订《地中海协定》（Mittelmeerentente；Mittelmeerabkommen） ，也 称 东 方 协 定（Orientabkommen）。3月奥匈加入该协定。根据该协定，英奥意三国将尽力维持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的现状，制止一切试图改变现状的行为；奥意两国支持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英奥则支持意大利在的黎波里（Tripolis）的利益。由此英国与三国同盟之间形成了一种伙伴关系，三国同盟的地位因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由于条约是以文本互换的外交照会形式缔结的，没有法律的约束力。

尽管如此，俾斯麦并未放弃俄国。在他看来，如果俄国遭到孤立，它势必通过与法国接近来解脱困境，这会使德国面临东西夹击的危险。因此，防止俄法接近，确保俄国在未来的德法冲突中保持中立，仍是最佳选择。而俄国虽然对奥匈不满，却也不愿完全与德国分道扬镳。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Nikolai Karlovitsch von Giers，1820—1895）期望用一种新的德俄协定来取代原来的三皇同盟条约。双方于是一拍即合，在1887年6月18日缔结了秘密的《再保险条约》（Rückversicherungsvertrag）。条约分为正文和附加议定书两部分。根据该条约，缔约国之一在与第三方发生战争时，另一方有义务保持中立，但这一规定不适用于德国进攻法国或俄国进攻奥匈；德国承认俄国在巴尔干半岛获得的诸项权利，支持俄国在保加利亚的政策。一旦俄国认为有必要保卫黑海入口，德国要保持善意中立。可见，《再保险条约》实际上是德俄双方在有关可能的冲突中有条件保证中立的条约。

俾斯麦与俄国签订再保险条约有两个明显的动机。一是要防止俄国与法国结盟；二是通过支持甚至鼓励俄国在巴尔干的政策，使之摆脱孤立之感，同时加剧俄国与英、奥、意三国的对立，迫使英国为抵制俄国的扩张而继续与奥意两国合作，从而在实际上站到三国同盟一边。

《再保险条约》使德国暂时摆脱了法俄联合的恶梦。但俾斯麦深知，一旦近东局势恶化，奥俄冲突再起，德国势必无法置身事外。由于德国不能允许俄国消灭奥匈这样一个欧洲大陆的均势因素，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遏制俄国的联盟力量，降低其在近东的野心。1887年夏，奥意两国试图进一步强化《地中海协定》的义务，英国因无法肯定得到德国支持而犹豫不决。对此，俾斯麦于11月22日致函英国首相索尔斯伯里表示，德国希望那些在近东有共同利益的国家足够强大，以便对付俄国。在得到德国方面的肯定性保证后，英国和奥意两国于12月再次强化了地中海协定，即所谓的《第二次地中海协定》（Zweite Mittelmeerentente）。德国在近东问题上给俄国的支持事实上成了空头支票。

至此，俾斯麦心中并未完全踏实。当时包括官方报纸在内的俄国新闻界反德声浪日渐高涨，主张与法国接近的呼声不断；俄国政府也推出了明显针对德国人的敌视性措施：禁止外国人在俄国西部购买地产。面对德俄关系继续恶化和俄法两国的接近，俾斯麦感觉有必要寻求进一步的安全保障。为此，他一方面禁止德国市场购买俄国有价证券，试图以此对俄国施加经济压力，使之认识德国友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决定加强与英国的关系，以便确保对可能形成的法俄同盟的优势。

1889年8月，俾斯麦明确提出要争取英国对三国同盟的支持，命令驻伦敦大使哈茨费尔德伯爵（Paul Grafvon Hatzfeld，1831—1901）向索尔斯伯里提出签订德英同盟条约的建议，即两国之一遭到法国的进攻时相互支持。但是英国对于该建议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尽管如此，与英国接近以保持对可能的法俄同盟的优势已经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一种趋势。俾斯麦下台后，这种与英国接近的外交目标在继任者卡普里维（Leo Caprivi，1831—1899）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

第二节 威廉时代的帝国政治

威廉二世时代的政治生态与俾斯麦时代不尽相同，无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在对内政策方面，不稳定和非连续性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在对外政策方面，推行“世界政策”和谋求世界霸权成了主导性的取向。

一、俾斯麦解职和威廉二世亲政

1888年是德国历史上的所谓“三皇之年”（Dreikaiserjahr）。是年3月9日，老皇帝威廉一世去世，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1831—1888，1888年在位）即位。但是这位新皇帝在位仅99天，还没有来得及挑战俾斯麦独断专行的政治地位，就驾鹤西去了。此后，弗里德里希三世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Viktoria，1819—1901）的长女维多利亚公主（Viktoria，1840—1900）婚生之子、年仅29岁的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登上了德意志皇帝的宝座。

起初新皇帝与老宰相之间的关系尚算融洽。1888年6月25日，威廉二世在帝国议会发表登基演说时，两人不仅热烈握手，年迈的俾斯麦还弯腰亲吻新主人的手，以示躬顺之意。但是年轻气盛的新皇帝有着一种极强的权势欲，他希望能直接行使君主的权力，亲自治理国家，这势必会与擅权独断的俾斯麦发生冲突，无法长期共处。而根据俾斯麦一贯奉行的君主制原则，大臣是君主的奴仆，在与君主发生矛盾时只能选择后退。这就预示着这位三朝元老的最终命运。果然，威廉二世继位不久，双方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和矛盾。

双方的一个重要分歧是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1883年，为了打击社会民主党，拉拢工人阶级，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因工业化而带来的诸种社会问题，俾斯麦曾促使帝国议会通过了《疾病保险法》（Krankenversicherungsgesetz）、1884年和1889年又先后促使帝国议会通过了《事故保险法》（Unfallversicherungsgesetz）和《老年及残废保险法》（Alters-und Invalidittsversicherungsgesetz）等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立法。此后，当看到社会民主党并未因此被打垮，工人运动仍持续高涨后，老宰相便失去了继续推动社会保险立法的兴趣。但是新皇帝却希望进一步完善社会政策，以凸显自己的慈恩形象，因而对社会问题表现出“特别的兴趣”。1889年5月，鲁尔煤矿工人大罢工，威廉二世不仅亲自参与调解，甚至在柏林皇宫中接待工人代表，而且在罢工结束后还要求就进一步实施国家社会政策提出建议，并把这些建议写成了备忘录，于1890年2月4日以《二月公告》（Februarerlasse）形式颁布，提出要实施劳工保护。俾斯麦则认为，鉴于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仍在发展，此时推出新的社会政策只会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起到鼓励作用，因而加以反对。

二者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关于延续“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问题。俾斯麦对以和平方式争取工人阶级已经不存在幻想，因而主张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镇压社会民主党。他在1889年10月提交给议会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提案中，加入了所谓的驱逐出境权力（Ausweisungsbefugnis）条款。这一条款遭到民族自由党等许多议会党团的反对，因为他们担心此遭会用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帝国议会在1890年1月25日以167票对98票否决了新的反社会党人提案。威廉二世也不赞成添加“驱逐出境”条款，他希望用和平手段来争取工人。结果，在1890年2月20日的新议会选举中，支持俾斯麦的卡特尔政党联盟大败，该联盟在议会中的议席由220个下降到135个；在野党则大胜，其中社会民主党虽然只获得35个议席，但赢得了150万张选票，支持者接近选民总数的20%，成为得票数最多的政党。这一切表明，俾斯麦的镇压政策已经失败。

俾斯麦与新皇帝的关系也因其政敌的挑拨而受到损害。威廉二世受到俾斯麦的保守党死对头、宫廷传教士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 Stcker，1835—1909）等人的影响。1888年8月14日，施特克尔以《薪堆书简》（Scheiterhaufenbrief）为名在《十字报》上发表文章，阐明了除掉俾斯麦的路径：让新皇帝确信不会从俾斯麦那里得到好的建议；放火烧掉俾斯麦赖以统治的卡特尔政党联盟。此后，施特克尔和日后成为普鲁士农业大臣的哈默施泰因（Ernst von Hammerstein-Loxten，1827—1914）等人又通过格弗肯事件（Geffcken-Affre）继续恶化俾斯麦与新皇帝的关系。格弗肯（Friedrich Heinrich Geffcken，1830—1896）是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同学，他在1888年秋发表的1870年—1871年战争日记中谈到，弗德里希三世期望建立中央集权，他不信任德意志联邦内的诸侯们的作用。俾斯麦认为这些日记危害帝国的联邦建设，对格弗肯提出控告。尽管俾斯麦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其行为无疑有对弗里德里希三世不敬之意，因而影响到威廉二世与老宰相之间的信任。

新皇帝与老宰相在外交上也有分歧。俾斯麦把维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视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之一，外交重点置于欧洲大陆。新皇帝则更倾向于亲近英国，以便在海外扩张中得到英国的帮助。他希望在殖民地问题上有所作为，以便为迅速工业化中的德国夺取所需的原料产地、商品和资本输出场所，并多次与俾斯麦谈及该问题，但后者总是充耳不闻。对此，皇帝非常不满。

威廉二世与俾斯麦彻底决裂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者之间的权力斗争。1890年3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俾斯麦要求大臣们严格遵守1852年9月8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发的内阁指令，即除陆军大臣外，其他大臣在向国王直接汇报涉及内阁政策的问题时，必须事先通知首相。俾斯麦此时提出这一问题，目的在于牢牢控制内阁，防止内阁大臣在皇帝面前谈及对自己不利的政见。威廉二世认为该指令限制了他与其他大臣的自由交往，限制国王权力而有利于首相，要求加以修改。3月12日，俾斯麦在未事先请示皇帝的情况下就与中央党领袖温特霍斯特会面，商讨中央党在议会中支持政府的问题，威廉二世又视之为对君主的极端不尊重。3月15日，威廉二世与老宰相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批评其未经皇帝同意就与议员谈判。他还批评俾斯麦在外交政策上没有向皇帝作详细的报告，没有将驻外使节的报告及时转呈给自己。17日，皇帝派人通知俾斯麦，要么同意废除1852年内阁指令，要么提出辞呈。倔强的俾斯麦不愿让步，只有递上辞呈。

3月19日，俾斯麦向威廉二世提出辞呈，3月20日，风云欧洲政坛近30载的俾斯麦被免去宰相之职。不过，威廉二世对这位为普鲁士和德意志民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宰相还是表示了极大的尊重。他不仅册封俾斯麦为劳恩堡公爵和陆军元帅，而且采纳其建议，任命卡普里维接任帝国宰相和普鲁士首相之职。事后威廉二世在其回忆录中也表示：俾斯麦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以及他对普鲁士和德国的不朽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对他有的只是“尊敬和崇拜”。这应该是发自威廉二世内心的想法。至于他逼迫俾斯麦辞职，显然是不想永远被笼罩在这位老宰相的权力阴影之下，迫不及待地希望能亲自作为一番。

早在俾斯麦下台前，就已经有舆论指出：“皇帝日后想自己做宰相”。俾斯麦下台后，威廉二世终于有了“亲政”（persnliches Regiment）的机会。德国历史由“俾斯麦时代”进入了“威廉时代”。威廉二世时期的帝国中央行政治理特点与俾斯麦时代截然不同。在俾斯麦时代，作为帝国创立者，俾斯麦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和过人的政治谋略，大权独揽，规范着帝国的政治生活。到了威廉二世时期，尽管皇帝也试图自己亲自治理国家，把大臣们当成自己的帮手，但他的治国之道通常带有即兴的特点，在政策方面缺乏俾斯麦那种连贯缜密的思考和全局意识。结果是，帝国的政治生活陷入了皇帝、宰相、国务秘书、普鲁士大臣、军队、宫廷待从、顾问、利益集团等多种力量的纠缠博弈之中，“摇摆不定”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特征。人们通常把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在政治、社会、文化和艺术领域所形成的这种典型特征和现象统称为“威廉主义”（Wilheminismus）。

二、威廉时代国内政治的发展

与老宰相俾斯麦不同，威廉二世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极具时代特点的形象。一方面，他与19世纪末德国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相契合，特别关心德国工业界的利益和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希望通过与工业界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来树立自己的现代君主形象。另一方面，他在骨子里又继承了霍亨索伦王朝传统的君主统治理念，将自己的君主权力凌驾于人民之上，惘顾宪法，强调君主权力高于议会，表现出一种孤傲的独裁意识。这种集现代和传统于一身的矛盾性使得威廉二世时期的政治生活呈现一种摇摆不定和无重心的特征。

威廉二世时代的德意志帝国国内政治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卡普里维时期（1890—1894）、霍恩洛厄时期（1894—1900）、比洛时期（1900—1909）和贝特曼·霍尔维格时期（1909—1917）。

（一）卡普里维的“新路线”

卡普里维接任俾斯麦之后，在内外政策方面都出现了转向，推行所谓的“新路线”（Neuer Kurs）。“新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在对内政策方面，为了适应德国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新型社会结构，一反俾斯麦的强硬镇压政策，试图通过进一步推进社会政策来实现社会的全面和解。其口号是：“凡与国家福祉有关的，无论何处何人，都要予以善待。”在对外政策方面则转向亲英疏俄，开始了“世界政策”的前奏曲。

为了顺利推行新路线，原俾斯麦时代的多数重要官员都被替换。在新政府中，新任商业大臣汉斯·冯·贝尔莱普施（Hans von Berlepsch，1843—1926）、新任财政大臣冯·米克威尔、内政大臣恩斯特·路德维希·赫富特（Ernst Ludwig Herfurth，1830—1900）和留任的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兼普鲁士副首相冯·伯蒂歇尔（Karl Heinrichvon Boetticher，1833—1907）成为核心人物。

卡普里维的“新路线”在对内政策上有明确的目标，亦即用和解政策（Vershnungspolitik）取代俾斯麦的对抗政策。用卡普里维自己的话说，他的任务就是要让“德意志民族在经历了伟人和伟业之后回归日常层面”，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平衡和安宁。其和解政策有两大核心内容：一是积极介入社会冲突，在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保险立法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社会政策，博取工人阶级对现存制度的支持；二是抛弃俾斯麦在议会中推行的分裂政策，不仅要依靠保守派政党，还要积极争取中央党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等在野政党的支持，实现各政党之间的和平。

在社会政策方面，基于1889年鲁尔工人大规模罢工斗争的教训，新政府决意进一步推行社会政策，缓和社会矛盾。《二月公告》是新的社会政策的发端，也是新路线的开始。1890年3月，由威廉二世亲自发起的第一届国际劳工保护会议（Erste internationale Konferenz für Arbeiterschutz）在柏林召开。1891年，帝国议会又相继通过了《职业条例修正案》（Gewerbeordnungsnovelle） ，增加了《劳工保护法案》（Arbeiterschutzgesetzgebung）等劳工保护立法。相关法令规定：禁止星期日工作，取缔14岁以下童工，未满16岁青年每天工作不得超过10小时，女工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1小时；设立职业法庭处理劳资纠纷，加强对劳工保护的监督，规定对劳工的生活和健康的保护等。这些法案的通过和实施，彰显了德国社会政策的巨大进步，也是德国向现代社会国家转型的重要标志。

“新路线”也涉及普鲁士。同样基于社会调和和平衡原则的考虑，财政大臣米克威尔在普鲁士推行了税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1891年6月24日，普鲁士引入新的所得税法，改变了过去实行分级征税的办法，代之以累进所得税，人们根据收入的多寡纳税，一些最低收入的人群获得了免税待遇，从而使纳税更趋公平，政府税收也有所增加。1892年，普鲁士政府又将土地税、房产税和营业税等转给社区，从而改善了城市和乡镇的财政状况。从实现公平税收、提高征税效率和改善普鲁士国家财政状况的角度来看，新的税制改革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与税收改革相对应，普鲁士还进行了三级选举制改革。原本的三级选举制一直按照纳税额的多少划分为三个等级。由于新的税制改革将土地税、房产税和营业税等转给了社区，并且取消了分级征税制，国家征收的税种只剩下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第一和第二等级的选民因此大幅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新的三级选举采用了选区制，也就是将等级的划分直接放在初选选区中进行。如此一来，在乡镇，由于选区与乡镇范围一致，改革对选举影响不大，但在城市中，相关改革对选情冲击很大。它意味着，住在富人区者，即便纳税额较高，也可能被纳入第三等级，住在穷人区者，即使只交较少的税，也可能进入第一或第二等级。以柏林为例，1893年时穷人区的第一等级纳税额只需12马克，而居住于宰相官邸所在的弗斯大街的人，即使纳税额高达2.7万马克，也只能列入第三等级。宰相卡普里维和他的8个大臣都属于第三等级，只有三位大臣位列第二等级。因此，在所在居住区的社会经济地位成为划入选举等级的决定性因素。

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是“新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卡普里维政府在对外贸易中推行新的贸易条约政策，即通过与相关国家订立贸易条约，降低农产品等关税来换取别国更多地进口德国商品，特别是德国的工业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俾斯麦自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1891—1893年间，德国分别与奥匈、意大利、比利时、瑞士、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贸易条约，以降低德国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农产品和原料的进口税为条件，换取它们降低德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甚至从俄国进口的谷物也于1894年获得了“最惠国待遇”。

卡普里维政府的新贸易政策兼具社会政策和外交政策双重目的。就社会政策层面而言，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已经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工业的迅速发展要求促进工业品出口，降低农产品和原料的进口关税，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和工人购买面包等所需生活费用，进而缓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情绪。关于这一点，卡普里维在帝国议会中说得非常明白：“我们必须出口，要么出口货物，要么输出人口。面对增长的人口，没有一个稳定增长的工业，我们就无法继续生存。”从外交层面看，与奥匈、意大利签订相关贸易条约，进一步巩固了三国同盟的关系，1894年德国与俄国贸易协定的签订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与各政党的关系方面，卡普里维并不想过份依赖各右派政党，而是希望与其他政党或政治势力也保持友好关系。他给天主教会补发了在文化斗争中被扣留的国家补助金，归还了被没收的汉诺威居尔夫家族的财产，停止了1886年开始的压制波兰人的措施，通过社会政策缓和了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但是，所有这些平衡政策都有一个限度，那就是不损害君主和国家的权威。就此而言，卡普里维的政策是一种开明的保守主义。

但是卡普里维在实施国内“新路线”方面并不顺畅。首先，卡普里维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直接导致了他与保守党之间的冲突和决裂。新的贸易政策侧重于关注工业界的利益而忽视了对农业的保护，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因而遭到以大庄园主为核心的保守党的强烈反对。他们把降低农产品关税视为对德国农业的极大威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893年2月18日，大庄园主成立了旨在保护德国农业界利益的“农场主同盟”，抵制政府的新贸易政策。

其次，卡普里维在缓和与在野党的关系方面也出现了挫折。1892年春，普鲁士文化大臣策德利茨特吕奇勒（Robert von Zedlitz-Trützschler，1839—1914）向邦议会提出新的学校法草案（Schulgesetzentwurf） ，据此，普鲁士各城市的混合教派学校的校理事会将由教派理事会接替，教会有权考察老师讲授的宗教课程是否合理。这一草案迎合了中央党的口味，却遭到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和科学界、教育界的强烈反对。策德利茨最终被迫辞职，草案也因此撤销。结果，卡普里维两边都不讨好，自由党人批评其支持草案，中央党人则对于撤销草案不满。

面对这样一种结局，卡普里维于1892年3月23日辞去了普鲁士首相之职，从而导致了帝国宰相兼任普鲁士首相的行政运作模式的分解。卡普里维的权力由此大大削弱。接替其出任普鲁士首相的是倾向于保守党立场的博托·楚·欧伦堡（Botho zu Eulenburg，1831—1912）。

1893年5月帝国议会又拒绝了政府提出的扩充军队提案，卡普里维政府再次受到打击。当时卡普里维政府认为，由于德俄两国交恶，两线作战的威胁与日俱增，有必要增加德国陆军人数，但相关提案遭到议会中多数议员的反对。卡普里维为此不得不解散议会。在新选出的帝国议会中，保守派政党借助于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获胜。新的扩军法案才在帝国议会中获得通过。

最终导致卡普里维垮台的是1894年的“防止颠覆提案”（U msturzvorlage）。随着博托·楚·欧伦堡接任普鲁士首相和保守派政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获胜，普鲁士的政治气候明显右转。威廉二世对于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推行积极的社会政策之下仍不放弃反对国家的态度颇为不满，决定采取新的斗争策略。1894年6月，法国总统卡诺（Marie Franois Sadi Carnot，1837—1894）被无政府主义者谋杀，在担任普鲁士内政大臣期间曾制订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欧伦堡非常震惊，立即提出制订新的特别法令，用以镇压社会民主党从事颠覆国家的活动。威廉二世甚至考虑进行政变，解散帝国，废除普选制，然后在等级选举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帝国。但是卡普里维认为欧伦堡提出的法令无法得到帝国议会多数的批准，因而加以反对，同时他也劝说皇帝放弃了政变计划。尽管如此，温和的帝国宰相与保守的普鲁士首相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在这种形势之下，1894年10月20日，威廉二世同时解除了卡普里维和欧伦堡的职务。

（二）霍恩洛厄时期反社会民主党的“集结政策”

卡普里维去职后，威廉二世任命75岁高龄的霍恩洛厄侯爵（Chlodwig Fürstzu Hohenlohe Schillingsfürst，1819—1901）为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霍恩洛厄曾在1866年—1870年间担任巴伐利亚总理大臣，1848年革命时期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支持德意志的统一。但是，在出任帝国宰相和普鲁士首相后，这位老自由主义者在一种所谓的“迫切的爱国主义义务”压力下，基本上顺从了皇帝和内阁中占优势的保守派力量的意愿，推行保守的、反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在霍恩洛厄内阁中，反社会民主党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是卡普里维时期“新路线”的推动者米克威尔等人。米克威尔认为，推进社会政策的“新路线”并没有促使工人阶级脱离社会民主党，也没有能够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与国家对抗的政策，反而把原先拥护国家的中等阶层变成了反对派。因此他放弃了“新路线”，转而实行所谓的集结政策（Sammlungspolitik） ，也就是集结一切力量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先后出任普鲁士内政大臣的恩斯特·冯·克勒尔（Ernst von Koeller，1841—1928）和艾伯哈德·冯·德尔·雷克（Eberhard von der Recke，1847—1911）也都主张对社会民主党采取镇压政策。

因此，霍恩洛厄上任后，立即推动通过卡普里维时期没有完成的“防止颠覆提案”。1894年12月，他将提案呈递帝国议会。根据此提案，凡唆使犯罪、煽动阶级仇恨、侵犯家庭和财产、污蔑国家者，都将受到严厉惩处。但是，该提案遭到除两个保守党和中央党外的其他多数政党的反对，于1895年5月被帝国议会否决。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只得从帝国层面转入各邦层面进行。在萨克森，为了打压社会民主党，1896年的议会选举仿照普鲁士实行三级选举制，使社会民主党原先在下议院中的席位丧失殆尽。普鲁士政府则试图用普鲁士版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来替代没有通过的“防止颠覆提案”。据此，普鲁士警方有权解散一切危害公共安宁和国家安全的社团和集会。但中央党和各资产阶级自由党害怕相关规定会被用来对付自己，在邦议会中否决了这一法案。

由于上述举措难以落实，帝国政府又准备通过限制结社权（Koalitionsrecht）来打击社会民主党的力量。1899年5月26日，在威廉二世的敦促下，新任内政部国务秘书波萨多夫斯基（Arthur von Posadowsky-Wehner，1845—1932）向议会提出了一项加重惩罚强制结社的法律草案，旨在遏制包括自由工会（Freie Gewerkschaften）在内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壮大。根据该草案，凡以强制方式结社者要受到严厉惩罚，轻则处以最高达1000马克的罚金，重则处以最长达1年的监禁。因此该法案又被称为“长期监禁法案”（Zuchthausvorlage）。政府本以为这一法案会得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等中间力量的支持，但是，由于该法案违背了法治国家的权利平等原则，因此再次遭到除保守派政党之外的其他政党的一致反对，也归于失败。

霍恩洛厄时期镇压社会民主党的各项政策的失败表明，强硬的压制政策无法在帝国议会中得到多数党派议员的支持，必须进行调整。

霍恩洛厄主政期间的重要功绩是，在法律方面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年老的霍恩洛厄虽然在许多方面顺从皇帝的意愿，但并不赞同后者“亲政”，因此两者之间也有激烈冲突。例如，在普鲁士军法改革问题上，一向谨慎的霍恩洛厄就呈现出坚强的一面。当时军法改革的目标是要向民法靠拢，引入公开原则。视军队为自己私有之物的威廉二世对此断然拒绝，而曾经在巴伐利亚主持过类似改革的宰相则坚决支持。两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并开展了攻防战。在1896年秋霍恩洛厄宣布相关改革的内容后，威廉二世欲施加预设规定，但是前者不顾皇帝的考虑，直接公布了自己的文本。这位老宰相表示，自己是帝国宰相而非办公顾问，必须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1898年，威廉二世不得不在相关法律上签字。

霍恩洛厄在法律方面的第二个成就是通过了作为统一的德国私法的《民法大全》（Bürgerliches Gesetzbuch）。这部从北德意志联邦时期就开始编撰的私法数易其稿，于1896年8月18日颁布，1900年1月1日生效。该法克服了传统的等级法规，将18、19世纪以来的自然权利思想融入其中，在德国法制史上是一重大进步。

霍恩洛厄时期的第三项法律成就是在1899年12月11日通过了“霍恩洛厄法”（Lex-Hohenlohe） ，这是一部涉及结社问题的法律。根据该法，允许各类社团之间的相互联系，原先各邦禁止各种结社和集会之间联系的规定一律废除。这一规定显然有利于各政党和社团组织的扩大，有利于政治生活的活跃，因此具有进步意义。

（三）比洛时期从平衡政策向集团政策的转变

霍恩洛厄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在其出任宰相不久，即1895年，受到欧伦堡等人的影响，威廉二世就已经决定伯恩哈德·冯·比洛为霍恩洛厄的接班人。1897年10月，比洛出任帝国外交国务秘书。同时，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1849—1930）出任帝国海军部负责人。1900年10月17日，鉴于霍恩洛厄年事已高，加之“长期监禁法案”在帝国议会遭到否决，威廉二世任命比洛接任帝国宰相和普鲁士首相之职。比洛出身外交界，对国内事务没有经验，因此国内相关事务主要由1899年5月已经出任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的波萨多夫斯基负责处理，由此出现了1899—1906年的所谓“波萨多夫斯基时期”（ra Posadowsky）。总体上看，比洛时期的国内政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和解性的社会平衡政策阶段和对抗性的集团政策阶段。

由于霍恩洛厄时期有关镇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得不到帝国议会多数派的支持，在比洛出任宰相后，波萨多夫斯基转而推行平衡政策（Ausgleichpolitik）或所谓的和解路线（Vershnungskurs） ，希望争取议会多数支持，实现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和解合作。他通过颁布前文提到的“霍恩洛厄法”、废除《反耶稣会士法》中驱逐耶稣会士出境的规定以及1906年开始给议员发津贴等举措，博得了中央党等议会党团的好感，从而为取得帝国议会的支持创造了条件。中央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比洛政府的主要支持者。

积极推进社会政策是波萨多夫斯基时期的重要成就。1900—1903年间，在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多个社会立法得到扩大。1900年，伤亡事故保险者范围扩大，寡妇和孤儿也纳入抚恤保险之列；1901年，开始在2万人口以上的市镇强行设立仲裁劳资纠纷的职业法庭，工业和建筑业领域的工人在星期日和节日期间休息；1903年又明确规定将禁止童工扩大到家庭工业，禁止夜工，延长疾病保险期限达13周；1901年起，国家每年投入数百万马克用于修建工人住宅，改善工人居住条件，等等。这些社会立法和措施在帝国议会中得到了社会民主党团的支持，也提升了波萨多夫斯基在社会民主党中的声望。

比洛政府在积极推进社会政策的同时，也注意照顾农业界的利益。它推行折中主义的关税政策，既促进工业产品的出口，又要给农业界更多的帮助，以便德国农业在外来竞争中能够立住阵脚。1903—1904年，卡普里维时期签订的贸易条约相继到期，农场主同盟提出了大幅度提高农产品进口关税的要求：每百公斤谷物税一律从当时的3.5马克提升至7.5马克，牲畜和肉类进口税提高300%。对此，比洛政府在考虑到工业界的反对和贸易条约缔约方接受意愿的情况下，做出折衷妥协，将谷物关税提高到了1892年时的水平。

根据1902年12月帝国议会通过的新关税法案，针对签订贸易条约国家的最低关税为：小麦为每公担6马克，黑麦和燕麦每公担5.5马克。最高关税相应为：小麦每公担7马克，黑麦和燕麦每公担6.5马克。其他农产品的进口税率提升幅度更大。与此同时，工业原料的进口给予免税待遇，初级产品进口给予低税待遇，制成品进口关税则大幅度提高，有的升幅高达50%。从中可以看出，比洛时期的关税政策特点是既要安慰农业界，又要保护工业界利益。这一标准在帝国议会中得到中央党、民族自由党和保守派政党中的温和派的支持。

在扩建中部运河（Mittell and kanal）问题上，比洛政府也采取了折衷方案。起初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建设贯穿莱茵河、威悉河（Wesser）、易北河直到普鲁士东部的维斯瓦河（Weichsel，今波兰境内）的中部运河，但是农业界担心一旦这一方案得到实现，会更加方便进口便宜谷物，对德国东部农业造成冲击，因而在1899年和1901年两次否决中部运河提案。最后，比洛政府做出妥协，放弃了从汉诺威到易北河之间的中间段运河的建设，以消除农业利益集团的担忧。

比洛时期帝国政府面对的一个严峻困难是财政入不敷出。由于不断扩充陆军、建设海军，加之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起义（Boxeraufstand）等海外用兵的巨额投入，德国政府的财政出现了严重亏空。相关统计表明，1880年，德国政府债务为2.677亿马克，1895年为21.25亿马克，1905年已经达到35.43亿马克。

面对日益困难的财政状况，帝国政府本可以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但是根据宪法，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只能限于关税、间接税。俾斯麦时期曾希望通过对烟酒等奢侈品征收间接税和提高关税来增加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反对中央集权的中央党通过附加所谓的“弗兰肯施泰因条款”（Frankensteinsche Klausel）来限制帝国政府的财政筹措能力。据此，帝国政府通过提高关税和烟草税所获收入的最高限额为1.3亿马克，剩余部分必须分给各邦。到比洛时期，帝国政府债台高筑，该条款已经明显过时。因此1904年以后，中央党采取合作态度，提议废除了“弗兰肯施泰因条款”。但这仍无法满足帝国政府的财政需要，于是帝国政府又提出了征收直接税和提高间接税的要求。1906年，第一项帝国直接税即遗产税获得批准。

帝国的财政困难最终导致比洛政府与帝国议会的合作出现裂痕。1904年—1907年，德属西南非爆发赫勒罗人（Herero）和霍屯督人（Hottentotten）反对德国殖民统治的赫勒罗起义（Hereroaufstand）。德国政府在镇压相关起义的过程中花费甚巨。1906年秋，帝国政府提出追加经费以支持驻扎当地的德国守卫部队，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却想趁机扩大议会的影响力，对政府在殖民地管理方面的种种不当提出了批评，要求加以革除。结果，帝国议会以177票对168票的微弱多数拒绝了政府追加预算的要求，中央党与政府合作的密月期结束。比洛随之改变和解路线，于12月宣布解散帝国议会，转而向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开战。

1907年1月举行第12届帝国议会选举，又称“霍屯督选举”（Hottentottenwahlen）。在这次选举中，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和左派自由党等组成反对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联盟，依靠对大城市不利的选区划分，在所得选票数低于对手的情况下，仍取得了帝国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形成了所谓的“比洛集团”（Bülow-Block） ，成为政府在帝国议会中的支柱。但是，由于保守党反感波萨多夫斯基推行积极的社会政策，自由党又讨厌波萨多夫斯基与中央党合作，波萨多夫斯基的国内政策因此失去了政治基础。1907年6月24日，波萨多夫斯基下台，普鲁士内政大臣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1856—1921）接任其职。

此后，比洛政府推行依靠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集团政策（Blockpolitik）。但是，诚如比洛在新的帝国议会中指出的那样，由于这两派只是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有共同话语，因此它们之间的合作不会长久。

比洛政府推行集团政策的目标是，依靠“比洛集团”在帝国议会中的有利多数，继续保护一切民族性劳动，对各行业利益一视同仁；继续推进社会政策，将社会保障从工人阶级扩大到中等阶层等。基于这些目标，1908年实行了结社和集会法改革，通过了新的《帝国结社法》（Reichsvereinsgesetz） ，在更为自由的意义上确定了全国统一的结社权和集会权。新的结社法甚至一改往日禁止妇女参加社团和集会的规定，允许社团和集会向女性开放。

然而，随之而来的几个事件使比洛的地位受到彻底动摇，并使比洛集团最终崩溃。

一是所谓的《每日电讯》事件（Daily-Telegraph-Affre）。1908年10月28日，英国《每日电讯》发表采访德皇威廉二世的文章，其中报道，皇帝声称他是英国的朋友，由于这种态度，他在德国属于少数派。在布尔战争（Burenkrieg）期间，他不仅阻止了建立反英大同盟，而且给维多利亚女王送去了对布尔人（Bure，在南非的荷兰人后裔）的作战计划。文章发表后，英国、法国和俄国以及德国国内都对威廉二世不满。英国人不仅从中看到了大部分德国人的反英态度，而且认为威廉二世关于英国对布尔人的胜利得益于威廉二世的作战计划的说法是一种傲慢的表现。法俄两国则认为，关于建立反英大同盟的说法是在挑拨它们与英国的关系。国内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则批评皇帝从背后袭击了作为“德意志同胞兄弟”的布尔人。帝国议会和新闻界也对于皇帝“亲政”而破坏德国对外关系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面对巨大压力，比洛不仅不敢为威廉二世辩护，反而加以推脱。他在帝国议会中表示，如果皇帝不克制自己，今后宰相无法对帝国的政策负责。威廉二世视比洛的这种行为是对自己的背叛，因为他曾在文章发表前征求过宰相的意见。此后，他就寻找时机让比洛下台。

二是围绕改革普鲁士选举法进行的斗争。当时自由党人主张加强帝国议会并取消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比洛出于平衡的考虑，于1908年10月宣布改革普鲁士选举法，但他拒绝把选举帝国议会的平等、普选的原则照搬到普鲁士。其结果是，自由党人因为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不满，保守党人则由于反对修改普鲁士选举制也对比洛不满。双方因此都对比洛产生了不信任感。

三是在帝国财政改革问题上出现的矛盾。尽管德国在1906年进行了财政改革，但力度太小，根本无法满足帝国的财政支出需要。帝国国债到1908年时已经增至42.5亿多马克。为了解决财政方面的困难，帝国政府打算把遗产税扩大到子女遗产和夫妇遗产，同时提高和征收各种消费税。对此，部分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坚持反对提高会使日用品价格上涨的消费税，保守党和中央党则反对可能增加继承土地成本的遗产税。结果，政府的征税提案在帝国议会闯关失败。保守党和自由党组成的集团瓦解。

走投无路的比洛不得不在1909年6月26日提出辞职。7月，贝特曼-霍尔维格出任帝国宰相。新政府接受了中央党和保守党提出的通过对流动资本增加税收来改善帝国财政状况的办法。

比洛政府的垮台在德意志帝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一位帝国宰相因为在帝国议会失去多数支持而下台，这在德意志帝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它表明，帝国议会的作用在增长，也是德国议会化取得进展的重要体现。

（四）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对角线政策

贝特曼-霍尔维格是德意志帝国在和平时期的最后一位宰相。按照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1931—2014）的说法，这位宰相从一开始就站在帝国国内政治的废墟之上。在其执政期间，原先的“比洛集团”已经瓦解，德国各政党大致形成了两个阵营：中央党、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人顽固捍卫普鲁士选举法，反对帝国对不动产征税；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党人属于改革党，他们明确要求推进议会化进程，加强帝国议会的影响力，建立对议会负责的帝国政府。这种政治状况预示着，新宰相的国内政策不会一帆风顺。贝特曼霍尔维格本人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与左翼自由党人在1910年3月组建的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立场相近。他致力于成为一位超党派的宰相，在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激进派和保守党人为代表的极右派之间采取一种以平衡为特征的“对角线政策”（Politik der Diagonalen）。

贝特曼霍尔维格上台后的第一件任务是推行前任尚未完成的普鲁士选举法的改革。他在1910年2月提出了一个新的普鲁士选举法改革提案，据此，将实行直接的、公开的而非秘密的选举；每年超过5000马克的纳税额将不再成为划分选民等级时的依据；“有文化的人”（Kulturtrger）将在其纳税额规定等级基础上提升一个选民等级。然而，由于保守党人和中央党的反对，该提案在议会中遭到拒绝。

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任期间的一项成就，是在1910年通过了“阿尔萨斯-洛林宪法和选举法”（Verfassungs-und Wahlgesetz für Elsa-Lothringen）。早在担任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期间，贝特曼霍尔维格就提出要对帝国直属领地阿尔萨斯洛林进行体制改革，明确其在帝国内的地位，给予自治权，以便淡化该地的亲法反德情绪。根据他的提案，阿尔萨斯-洛林将设立两院制议会，上院议员由皇帝敕命一半，教会、城市和行会等推举另一半；下院议会由直接和秘密的选举产生，选举权按年龄和职业划分等级。后经帝国议会修订，下院一律实行平等和普遍选举产生。虽然受到保守党人和军方的强烈反对，该提案最终得以通过。此外，这一帝国直属领地在联邦议会中也获得了投票权。相关改革终于使阿尔萨斯-洛林获得了平等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它在德意志帝国中的地位，从而增强了阿尔萨斯洛林人的归属感。但是，随之而来的察贝恩事件（Zabern-Affre）使贝特曼霍尔维格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努力付诸东流。1913年10月28日，驻扎在阿尔萨斯小城察贝恩（Zabern）的德军少尉冯·弗斯特纳男爵（Günter Freiherrvon Forstner，1893—1915）在士兵面前发表侮辱阿尔萨斯人的讲话，要他们毫不留情地杀死反叛的阿尔萨斯人，结果引发当地民众的抗议示威。当地驻军长官随后非法下令逮捕了数十名示威者，此后军事法庭却判其无罪。这一判决使得帝国与阿尔萨斯洛林人之间刚刚开始愈合的-裂痕再次受创。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任期间，帝国议会的政治力量格局出现了巨大改变。1912年1月的第13届帝国议会选举中，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景象。在1907年帝国议会选举中惨败的社会民主党成为这次选举的最大赢家。它不仅获得了35%的选票，而且在397个议席中获得110席，成为帝国议会得票最多、拥有最多议席的强大政党。其余主要政党的议席分配是：中央党91席，民族自由党45席，进步党42席，而两个保守党只获得了57席。结果，政府在帝国议会中的支持者中央党和保守党人由多数派变成了少数派。

此后，贝特曼霍尔维格政府虽然在1913年的扩军法案上得到议会中左派多数派的支持，即同意政府通过向1万马克以上财产所有者和年收入超过5000马克者征收国防捐，使扩充军备获得财政保障，但是在其他方面却明显受到掣肘，无法开展有效活动。

上述可见，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国内政治生活呈现一种明显的不稳定和非连贯性特征，坚持君主制的政府与要求扩大议会权力的左翼政党之间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卡普里维担任宰相4年，霍恩洛厄在职6年，比洛时间最长，做了9年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故而在宰相位置上待了8年。每一任宰相都有自己的国内政策，甚至在同一任内的国内政策也有重大变化。这种政策的非连贯性显然不利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健康和稳定发展。

三、“世界政策”与德国迈向世界强权

威廉二世时期，随着迅速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德国对外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普鲁士虽然通过几次所向披靡的战争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帝国建立之初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尚不具备越出欧洲大陆的能力，无法与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一争高下。与此同时，不稳定的国际时局也使新统一的德国无暇顾在海外扩张问题。所以俾斯麦在对外政策上奉行以谋求欧洲大陆霸权为中心的大陆政策。然而，随着帝国经济、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和德国在欧洲大陆主导性联盟体系的建立，仅仅作为欧洲大陆强国的政策已经无法满足德国统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欲望，甚至已经无法安慰一般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易辙，出现了从大陆强国政策向世界强国政策的转变。

（一）外交政策转向的动因

威廉二世时期外交政策转向的动力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应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列强瓜分世界、抢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us）潮流对德国角逐世界霸权的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是重要的外部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和动力存在于其自身的冲动和内部的要求。

迅速工业化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向工业国家及外向型经济国家的转变，是德国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的根本动因。帝国建立后，经过20余年的飞速发展，德国已经成为一个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强国，钢铁工业产量跃居欧洲之冠，化学、电气、光学等新兴工业迅速崛起，领先世界。德国本身已经难以容纳强劲经济增长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它的生产能力越大，本身所拥有的原料供给能力和产品销售市场就越显现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它迫切需要走出国门，寻找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首先，从进口角度看，强劲的工业增长导致进口的粮食和原料猛增。由于工业生产发展、急剧都市化、人口猛增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德国对粮食和工业原材料等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以农业为例，德国国内的农业生产已经无法满足本国市场对农产品的需要。1895—1900年，德国生产的小麦仅能供应全国需求量的73.7%。1900—1904年，德国小麦年平均产量为390万吨，进口量却达到203万吨；1905—1908年，其国内小麦平均产量为372万吨，进口增长到232万吨；1911—1912年，在国内生产达到421万吨的情况下，进口仍达到208万吨。工业原料对外依赖也极其严重。1872年德国进口原料仅570万马克，1910年时已增至16130万马克，增长近30倍。

其次，从出口角度看，呈现跳跃性发展的工业也迫切需要寻找国外市场释放它发出的巨大能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全部工业品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依赖出口国外市场。例如，一位法国人曾经这样描述过德国商品无所不在的感受：“在我巴黎的家中，电梯是德国的，室内电气装置是德国的，厨房灶具是德国的，最好的照明灯是德国的。……刀具是德国的，餐厅中的椅子是德国的，浴室里的镜子是德国的……而且实际上所有授予专利的药物以及一些盥洗室用品都来自德国。……所有这些用品都购自巴黎各市场。”德国商品甚至大举进军英国这一老牌工业国的市场。有经济学家曾描述道，在现代化学合成染料生产领域，英国向德国出口煤焦油等初级产品，德国则向英国返销高附加值的化学染料。就此而言，英国已经与德国的殖民地无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德国从欧洲大陆政策走向世界政策，是德国产品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加强的必然结果。

德国对外贸易额的飞速增长也反映了对国外原料和市场的严重依赖。德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由1870年的9.7%上升到1913年的12.6%，从世界第三位跃居第二位，与第一外贸大国英国的差距大大缩小。德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也因此与日俱增。正因为如此，宰相比洛在谈到对外贸易时曾强调，有关对外贸易额的统计数据是单调的，但它们对德国人的福利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成千上万德国人的工作和直接生存都仰赖于它们。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德国不仅大规模输出商品，也开始向外输出资本。根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资本输出的流向为：拉丁美洲38亿马克，北美洲37亿马克，奥匈帝国30亿马克，俄国18亿马克，土耳其18亿马克，西班牙和葡萄牙17亿马克，巴尔干17亿马克，英国和法国13亿马克，欧洲其余地区12亿马克，亚洲其余地区10亿马克，非洲20亿马克，其他5亿马克。也就是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资本输出已经达到230多亿马克。寻找资本输出场所成为德国的努力目标。

总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外向型经济国家。工业发展的结果使得德国像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迫不及待地到境外去寻找新的原料产地、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放的场所。

这一时期德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加强了，从而为对外扩张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关于经济方面的实力自然无须赘述。从人口方面看，1913年德国居民已经达到6700万，在欧洲仅次于俄国。而且由于在受教育水平、社会供应和人均收入等方面都相对较高，德国人口资源占有明显的质量优势。正是有感于这一点，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ey，1945—）在谈到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扩张政策时认为，此时的德国已经拥有了改变现状的实力手段和创造这种手段的物质资源。

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是威廉德国向外扩张的主要精神动力。近代以来，由于长期分裂和遭受外族入侵等缘故，在德国形成了一种强烈而近乎畸形的民族主义。如果说统一德国的过程中三次所向披靡的战争已经表明了德国人在军事上的强大实力，那么现在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使德国人有理由相信，他们确实象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世界精神”的集大成者，负有开化全世界的使命。然而，当时的世界形势却让德国人愤愤不平。在许多德国人看来，世纪之交的德国虽然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成就令人瞩目，但是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特别是在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的所得，却与其实力极不相称。

于是，积压已久的民族主义能量开始向外喷射。德国人急急忙忙地踏上了征服、“开化”世界的道路。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喧嚣充斥国内各界。历史学家特莱奇克就明确宣称：没有殖民地的德国“注定只能当二等强国”。也有学者称，开拓殖民地是“为了给充满进取精神和活力的德国人民提供一个活动场所”。德国工商业利益集团也急切呼吁向外扩张。通用电气公司总裁艾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1838—1915）的长子、公司董事会领导人瓦尔特·拉特瑙（Wal the r Ra the nau，1867—1922）也曾埋怨：“我们时代的最大不公平在于，这个地球上最有经济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坚强的思想和最强大的组织能力的民族却不能对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担责任。”

各种民族沙文主义团体也纷纷建立。如前所述，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德国就已经出现了一批鼓吹向外殖民扩张的社会政治团体。1887年，在原来的德意志殖民联合会和德意志殖民开拓协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新的德意志殖民协会（Deut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简称DKG）。1891年4月9日，克虏伯康采恩经理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1865—1951）等人在卡尔·彼得斯等的支持下发起成立“德意志总同盟”（Allgemeiner deutscher Verband） ，并在3年后改组为臭名昭著的“泛德意志协会”（Alldeutscher Verband）。这是一个由垄断资本家、政府官员、教授、军官等参加的狂热的民族沙文主义组织，宗旨是复苏民族意识，支持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该组织最醒目的口号就是“德国，醒来吧！”（Deutschland，wach’auf！）。泛德意志协会的成员不多，最多时也不超过4万人，但对政府以及德皇的顾问们都有巨大的影响力。此外，1898年4月成立的德国海军联合会（Deutscher Flottenverein）等民族沙文主义团体及其活动也对当时德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众舆论对威廉二世时期的对外政策也有巨大的影响力。在许多人看来，俾斯麦的对外政策是一篇经过深思熟虑的论文，很少受到他人的干扰。但是威廉二世不同。他好大喜功，对德国“公众舆论中、尤其是上层中等阶级和学术界的新时尚总是极为敏感”，是首先意识到帝国主义政策会对公众具有巨大号召力的人之一。因此，在俾斯麦下台之后，年轻的皇帝就立即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和目标，希望通过鼓吹向外扩张来博取民众的支持。

既然工业化以后的德国经济需要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既然德国已经拥有了角逐世界霸权的实力，而且民族主义者也发出了向外扩张的呼声，有着扩张主义传统、代表贵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德国政府就顺乎这些要求，提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获取世界威望的问题。

（二）对外政策的“新路线”

1890年，新上台的卡普里维政府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尝试着滑离俾斯麦所制定的欧洲安全政策的轨道，开启了对外政策的“新路线”。从本质上看，卡普里维对外政策的着眼点仍然是巩固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但是他觉得俾斯麦留下的联盟体系过于复杂，必须予以清理。他首先在对英和对俄关系上重新做了调整，由俾斯麦时期的联俄政策转而实行亲英疏俄政策。

德国政府此时改变对俄政策是有原因的。在俾斯麦对外政策中，俄国曾是孤立法国为基点的大陆联盟体系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因此，即使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建立起针对法俄两国可能联合的同盟的情况下，俾斯麦也没有放弃俄国，而是先通过“曲线政策”迫使其签订新的三皇同盟，尔后又与之签订了《再保险条约》。这种似乎有些矛盾的同盟体系在俾斯麦看来并非不可行。这位德国宰相曾做了这样的论述：在三个友好国家之间，如果每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做出针对第三者的承诺，即倘若与第三者破裂，将互相支援，那么第三者只会获得更坚定的保障。事实上，俾斯麦执政时期，德俄之间虽有矛盾，仍基本上保持着较平稳的关系。甚至与俾斯麦矛盾重重的威廉二世也不得不承认：“无论人们对俾斯麦的俄国政策抱以何种态度，有一点必须承认，侯爵能够避免严重不和”。然而，后继者卡普里维却没有俾斯麦的这种驾驭能力。新宰相向驻俄大使坦率承认，在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问题上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因为他无法像俾斯麦那样，如杂技演员般地同时玩五个球，他只能同时抓住两个球。

于是，卡普里维决定放弃同俄国的友谊，其标志就是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卡普里维认为，《再保险条约》有悖于德奥同盟条约的精神，隐藏着削弱德奥同盟的危险。它迫使德国在俄国和奥匈之间采取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而俄国却可以随时通过透露这样一个文件来破坏德国与奥匈、意大利、英国以及土耳其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再保险条约》的存在会妨碍德国与英国的接近，而追求德英友好是德国新一任政府的重要努力目标。此外，卡普里维还受到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施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1837—1909）等人的影响，认为俾斯麦通过与俄国保持关系而阻止法俄接近的目的是不现实的，相信德俄对立不可避免，主张应该采取优先与英国联系的政策，以便使英国站到三国同盟一边，壮大三国同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力量绝对超过法俄两国的大国集团。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新上任的卡普里维政府于1890年3月拒绝了俄国驻柏林大使保尔·舒瓦洛夫（Paul Schuwalow，1830—1908）提出的将《再保险条约》延长6年的建议，给予的答复是：德国愿意一如既往地与俄国保持最好的关系，但由于人事变动，目前必须保持冷静，所以不能缔结广泛的协定，不能延长该条约。甚至在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做出了各种让步后，德国政府仍不松口。卡普里维政府的这种坚定态度使俄国开始意识到，德国的对外政策方针已经改变。而正是这种改变成了“促使俄法之间早已成熟的亲近关系正式成立的新的推动力”。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在拒绝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的同时，却对改善与英国的关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890年7月1日，两国签订了《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Helgoland-Sansibar-Vertrag）。这一条约是英德之间为解决殖民地问题争端进行谈判的结果。实际上，早在1889年，俾斯麦曾就德英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端向英国首相索尔斯伯里提出了谈判的建议。但这只老狐狸不急于达成协议，而是想从英国人手中得到更好的价钱。现在，新一任德国政府由于对外政策方向的转变，一反俾斯麦时的态度，反而迫切要求与英国达成协议。威廉二世甚至表示，在东非殖民地问题上，德国准备向英国的任何要求作出让步。新的德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主要出于两大考虑：一是通过德英和解来争取英国对三国同盟的支持，弥补由于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给德国带来的外交损失；二是卡普里维政府认为，北海海岸附近的赫尔果兰岛是易北河口和正在开凿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西口前面一个不可缺少的堡垒，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

根据《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德国在东非把领地维图（Witu）和索马里（Somalia）沿岸等德属部分让给英国，并且把对桑给巴尔及其附属岛屿的保护权交给英国。此外，条约还保证英国人免税穿越德属东非。作为交换，英国把1807年获得的赫尔果兰岛让给德国，并且为德属西南非提供一条通往赞比西河（Sambesifluss）的通道“卡普里维角”（Caprivizipfel）。

《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对英国人让步太多。按照英国人的说法，英国“获得了一件簇新的燕尾服，而付出的代价只是裤子上的一个纽扣”。因此，这一条约在德国国内受到了激烈而广泛的批评，并且引起了超党派的、民族主义的泛德意志运动的出现，具体表现就是泛德意志协会的建立。

德国拒绝续订《再保险条约》，已经给俄国人留下了德国政府正在改变其对外政策的印象。《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的签订则进一步“向俄国展示明证，即与俄国的友谊相比，德国新政府更偏爱英国的友谊”。由于当时俄国与英国在近东和东亚地区关系紧张，在巴尔干地区与奥匈有隙，德国的转变使俄国欧洲处于一种孤立的境地。因此，面对这种新的形势，俄国政府必然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它加快了与同病相怜的法国接近的步伐。

1891年7月，法国舰队访问俄国军港喀琅施塔得（Kronstadt） ，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也与法国大使会谈，商讨接近的步骤。1892年8月《俄法军事协定》（Russisch-Franzsische Militrkonvention）签署。1893年，德国为迫使俄国开放德国工业品进口，对俄国发动激烈的关税战，加之德国的扩军举动，原本仍处于犹豫状态的俄国最终决定与法国携手对敌。1893年12月《俄法军事协定》获得俄国批准，次年1月法国也批准该协定生效。根据协定：如果法国遭到来自德国或受德国支持的意大利的进攻，俄国将以全部军队进攻德国。如果俄国遭到德国或受德国支持的奥匈进攻，法国将以全部军队进攻德国。双方军队将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作战，以便使德国不得不立即在东西两线交战。随着俄法同盟（Russisch-Franzsiches Bündnis）的正式形成，德国终于出现了现实意义上的面对两线作战的危险。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得很明确：“一旦法、德两国开战，我们必须立刻以全力打击德国，不让他们从容地把法国打倒然后马上转过来对付我们。我们必须纠正过去的错误，一有机会就要把德国摧毁”。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正是“威廉自己的不智”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法俄同盟。

在与俄国关系破裂的情况下，德国希图通过建立一种良好的德英关系来取得补偿。1891年7月，威廉二世在访问其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时，表达了与英国友好的愿望。德国外交国务秘书马沙尔（Marschallvon Bieberstein，1842—1912）与英国首相索尔斯伯里会晤时，也提出了英德联手对付俄法的要求。然而，由于德国在殖民地问题和世界强权方面咄咄逼人的姿态，由《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建立起来的德英良好关系却很快出现了裂痕。

1893年秋，德国希望把由德、英、美三国共管的萨摩亚群岛全部划归自己，遭到英国的拒绝，于是决定通过与英国的对手法国接近来向英国施加压力。1894年5月，英国与刚果国（Kongostaat）签订条约，试图租借一条贯通东非的地带。这一地带不仅穿越德属东非，也截断了法国向尼罗河上游扩张的通道。德法两国为此联合向英国抗议，迫使英国废除了已经签订的条约。在南非，德国则支持布尔人的德兰士瓦（Transvaal）共和国与英国人对抗，甚至派出了战舰示威。在英国人看来，德国方面的所有这些举动都是两国关系疏远的理由。

上述表明，卡普里维时期对外政策的“新路线”的成就不容乐观。它的东西两大邻国已经联手，德俄关系趋于冷淡，相互间缺乏信任。德国在非洲的举动，特别是对南非布尔人共和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与英国的关系，给德英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

（三）“世界政策”与争雄世界

卡普里维时期，德国虽然在对外政策方面有所转变，但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固守欧洲大陆的政策。1894年10月霍恩洛厄继任宰相后，受新沙皇尼古拉二世（Nikolaus II.，1868—1918，1894—1917年在位）对德友好态度和霍恩洛厄本人的亲俄倾向的影响，再次出现了德俄两国接近的迹象。但是，新宰相在对外殖民扩张等方面未能做出“令人振奋”之举。于是，急于要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威廉二世再也沉不住气了，决定起用更得力的人物来贯彻自己的意志。1897年，主张向海外扩张的海军少将蒂尔皮茨和比洛分别出任帝国海军国务秘书和外交国务秘书。德国对外政策由此开始从欧洲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的转变，德意志帝国踏上了争雄世界的舞台。1897年12月6日，外交国务秘书比洛在帝国议会一次涉及对华政策的演说中就“世界政策”作了明确的解释：“德国人让他们的一个邻国占有陆地，另一个邻国得到海洋，而只给自己留下天空，自命清高，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总之，我们不想将他人挤到阴影中去，但是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20年以后，比洛在他的《德国政策》（Deutsche Politik）一书中再次提到威廉二世时期的外交政策时，对德国世界政策的追求目标作了更明确的解释：世界政策的目标就是要使德国成为强国并获得与英法等列强的平等地位。“世界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大力扩建海军和抢占海外殖民地。

1.大力发展海军

要成为世界强权和抢占海外殖民地，一支强大的海军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这是德意志帝国热衷于所谓的“舰队政策”（Flottenpolitik，亦译为海军政策）的主要动机。蒂尔皮茨在1896年2月给原海军部领导人阿尔布莱希特·冯·施托施（Albrecht von Stosch，1818—1896）的信中明确指出，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保护德国的世界政策和经济利益都是必需的。威廉二世对建立一支强大的德国舰队更是情有独钟。他在多次演说中大力鼓吹海军建设。他的“一支强大的舰队对于我们来说极其需要”、“帝国的力量意味着海上力量”、德国的“命运将在海上决定！”等诸如此类的话在德国到处传播。威廉二世的母亲、皇太后维多利亚回到英国拜见英国女王时也曾谈到：“威廉的唯一想法就是拥有一支比英国更大更强的舰队。他真的完全疯了。”

为了实现将德国建成海军强国的梦想，早在1889年3月，登基不久的威廉二世就批准成立了帝国海军部，以便从机构方面保证海军建设。1895年1月，德皇又连续召集会议和做报告，论述加强海军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在帝国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有关建设海军的预算遭到各政党的反对，在帝国议会没有取得结果。

扩建海军计划也得到与之有关的德国重工业以及航运公司等的大力促进和支持。德国重工业界等之所以对扩建海军如此热心，不仅因为强大的海军舰队意味着会为德国带来海上和殖民霸权，而且因为建造战舰会给与之相关的工业企业带来巨额利润。单是舰队装甲一项，克虏伯和萨尔钢铁巨头施图姆每年就各有500万马克的利润，而这仅仅是全部收益的一小部分。正因为如此，日后担任德国海军联合会主席的奥托·冯·萨尔姆霍斯特马尔侯爵（Otto Fürst von Salm-Hostmar，1867—1941）在1901年12月致蒂尔皮茨的信中直接指出了扩建海军与经济的关系：“通过新战舰的定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商业和工业的活跃，会使与之有关的交易所行情上涨，挽救许多财富并稳定市场”。

在以上政治与经济双重动力的驱使下，帝国议会终于在1898年3月通过了由蒂尔皮茨制定的第一个海军法案（Erstes Flottengesetz）。该法案提出了一个为期6年的海军建设计划。德国海军将由1艘旗舰、各配8艘主力舰的2个分舰队、各拥有4艘海岸装甲舰的2个分队、用于国内战略舰队训练的6艘大型巡洋舰和16艘小型巡洋舰、海外服役的3艘大型巡洋舰和10艘小型巡洋舰以及备役的2艘主力舰、3艘大型巡洋舰、10艘小型巡洋舰组成。为此，德国将在1898年—1903年间投入40890万马克。这对德国海军建设来说，是一个大的飞跃。在此以前，德国海军是相当弱小的。1888年，德国海军年度经费只有6500万马克，官兵1.5万人，即使到1898年时，它也只有年度经费1亿马克，官兵2.3万人，装甲战舰9艘。

此后，受到世纪之交美西战争（A merikanisch-Spanischer Krieg； Spanisch-amerikanischer Krieg）、英布战争（Britisch-Burischer Krieg； Burenkrieg）等的刺激，德国政府建设强大海军的紧迫感明显增强，要求在1898年法案的基础上再加快扩建海军。威廉二世在1899年10月18日“查理大帝”号（Kaiser Karlder Groe）战列舰的命名仪式上明确表示“亟需一支强大的德国舰队”。此后的十几年中，德国的造舰计划也是一扩再扩。1900年6月，德国通过了第二个海军法案（Zweites Flottengesetz） ，规定主力舰增至38艘，装甲巡洋舰14艘，小型巡洋舰45艘，使德国海军力量达到英国的水平。1906年5月，根据英国建成新式无畏舰（Dreadnought）的新情况，德国赶忙通过新的海军补充法案（Flottennovelle1906） ，规定今后建造的一切新式战列舰都必须是无畏舰级军舰。

德国大力扩建海军的举动引起海上霸主英国的强烈担忧。根据蒂尔皮茨的计划，第一个海军法案只是满足德国对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形势需要，第二个海军法案则已经包含着要使德国成为海上强权的“思想”。英国害怕自己的海上优势受到动摇，随之和德国展开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然而，尽管声称要保持对德国的海军优势，正在走下坡路的英国在这场角逐中明显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财大气粗的德国则咄咄逼人，声称要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舰队，以至最强大的海军强国在发动进攻时也要冒严重的风险。到1908年，英国有8艘无畏舰，德国有7艘，旧式装甲舰的对比为51∶24。德国海军已经从1897年时还仅位居世界第七的“婴儿舰队”一跃成为几乎可以向英国海上霸权挑战的世界第二大舰队。

2.在非洲的殖民扩张

德国在大力扩建海军的同时，殖民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其触角伸至远东、南太平洋、中近东和非洲。在非洲，德国企图在俾斯麦创立的殖民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西起西南非和西非，东至坦噶尼喀（Tanganjika）的斜断非洲殖民大帝国。这一计划与英国的殖民计划发生了冲突。当时英国正计划修建一条从开普敦（Kapstadt）至开罗（Kairo）的纵贯非洲大陆的铁路。于是，19世纪90年代初两国曾在殖民地问题上出现过的默契很快被激烈的争吵所取代，并且双方在开普以北、德属东非和德属西南非之间的南非地区展开了争夺，其中对德兰士瓦和奥兰治（Oranje）两个布尔人共和国（Burenrepublik）的争夺最为激烈。

早在俾斯麦时期，就有德国人主张在布尔人共和国土地上建立殖民地。19世纪80年代，德国资本已经与德兰士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886年，在德兰士瓦发现世界上最丰富的金矿后，德英两国殖民者都急于夺取对这一布尔人共和国的控制权。结果，经营南非钻石矿公司的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1853—1902）捷足先登。但是德国资本在德兰士瓦的渗透也极为迅速。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先锋威廉·克纳佩（Wilhelm Knappe，1855—1910）在1891—1894年间担任南非中央银行首脑，实际上已经操纵了德兰士瓦国家银行。汉堡各大商行与德兰士瓦也进行着大规模的贸易。在南非的重要工业中心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就有将近1.5万名德国移民，联络德国移民的俱乐部更是布满了整个德兰士瓦。1895年以后，德国已经控制了德兰士瓦的绝大部分对外出口贸易。

英国将包括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在内的整个南非地区视为自己要占领的土地。19世纪90年代初，它已经从西、北、南三面包围了布尔共和国。1895年12月，罗得斯的下属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1853—1917）率领一支800人的队伍进入德兰士瓦，进攻约翰内斯堡，这就是所谓的“詹姆森袭击”（Jameson Raid）。对于英国的举动，在德兰士瓦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德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德国政府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表示决不允许改变德兰士瓦的现状。威廉二世甚至准备宣布德兰士瓦为保护国，不惜与英国一战。英国人的冒险行动失败后，激动不已的威廉二世又立即给德兰士瓦总统克吕格尔（Paulus Stephanus Krüger，1825—1904）发去贺电，即所谓的“克吕格尔电报”（Krügerdepesche） ，祝贺他在“不求助于友邦”的情况下，仅用自己的力量就“对外捍卫了国家的独立”。

英国对德国的态度非常不满，甚至派出海军到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示威。最后，德国因为自己的海军力量薄弱，不得不放弃了夺取南非的计划。而英国正处在与布尔人战争的前夕，为防止德国从中作梗，也准备给德国一些好处。1898年8月，双方签订了两项瓜分葡属非洲的秘密协定。据此，英国将莫桑比克（Mozambique）南部和安哥拉（Angola）南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则将莫桑比克北部、安哥拉中部和北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瓜分葡属殖民地的交换条件，德国政府答应不再给予布尔共和国以任何支持。

除了与英国在非洲的争夺外，德国还与法国在北非展开了争夺摩洛哥（Marokko）的斗争，并引发了两次危机。鉴于德国在扩建海军和殖民扩张方面咄咄逼人，英国决定与殖民争霸中的老对手法国和解，共同对付德国。1904年4月，英法两国就有关在北非的权益达成协议，即所谓的《英法协约》（Britisch-franzsische Entente cordiale）。根据该协约，英国控制埃及，法国操纵摩洛哥。从此两国在协调欧洲事务方面再没有什么障碍。1905年2月，法国在英国的支持下试图将摩洛哥变成完全从属于自己的殖民地。对此，德国政府为了争夺这块扼守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为了打击日益紧密的英法关系，决定对法国施加压力。3月底，威廉二世突然访问摩洛哥港口丹吉尔（Tanger）并发表演说，声称摩洛哥应对世界各国的和平竞争开放，不得由任何人独占。德国甚至发出威胁，“如果法军越过摩洛哥边界，德军也就立即越过法国边境”。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Erste Marokkokrise）。然而，英国马上出面支持法国，结果使得德国的武力讹诈黯然失色。最后，德国不得不同意通过国际会议来解决争端。1906年召开的阿尔吉西拉斯会议（Algeciraskonferenz）上，英、俄、意、美等国都一边倒地支持法国。几乎成了孤家寡人的德国一无所获，反德联盟却得到巩固。

3.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政策

太平洋地区也是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重要方向。德国对于和英国达成瓜分葡属殖民地的协定并不满足，它希望利用英国急于发动对布尔人战争的机会，捞取更多的好处，因而在1898年8月又提出了瓜分萨摩亚群岛的问题。

德国侵入南太平洋地区很早。早在19世纪60年代，汉堡商人高德弗罗伊（Johann Cesar Godeffroy，1813—1885）已经垄断了萨摩亚（Samoa）一带的商业贸易。俾斯麦时期，德国也逐渐在新几内亚一带站稳了脚跟。1889年，德、英、美三国在争夺萨摩亚群岛的过程中暂时达成协议，规定该群岛由三国共管。但是德国政府想独占该群岛，或至少是该群岛的一部分，以便为德国海军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出于这一动机，它趁英布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再次提出了瓜分萨摩亚群岛的问题，并利用萨摩亚国王去世的机会搅乱了萨摩亚的局势，以此说明只有瓜分该群岛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英国原本反对瓜分计划，因为索尔斯伯里认为，英国在这场瓜分中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lain，1836—1914）更是明确表示，德国的政策“是公开进行讹诈”。只是考虑到英布开战后的困难处境，英国政府才决定对德国作出让步。

1899年11月14日，即英布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德英两国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该协定，德国取得萨摩亚群岛中两个最大的岛屿乌波卢（Upolu）和萨韦（Sawai） ，其他两个岛屿归美国；英国放弃对萨摩亚群岛的一切要求，为此它取得了汤加群岛以及德属所罗门群岛（Salomoninseln）的一部分作为补偿。在得到英国让步后，德国立即背弃了曾经许下的支持布尔人的诺言，甚至拒绝前来求援的布尔共和国的代表进入德国。德国还利用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战败之际，以1725万马克从其手中购得了加罗林群岛、帕劳群岛（Palauinseln）和马利亚纳群岛（Marianeninseln）。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对东亚（Ostasien）地区的政策呈现阶段性特点。俾斯麦时期，德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对远东地区兴趣不大。当时俾斯麦政府的策略是，怂恿法国等列强在中国等地进行争夺，以便转移它们在欧洲的视线。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德国驻巴黎大使霍恩洛厄就曾经谈到，俾斯麦支持法国占领中国的沿海岛屿。威廉二世时期，德国改变了俾斯麦时期的保守态度，开始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采取一种积极拓展的政策。

早在19世纪60年代，欧伦堡伯爵等就向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提到过占领台湾（Taiwan；Formosa）一事；1869—1870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中国通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 of en，1833—1905）也在给俾斯麦的报告中提出过夺取中国的舟山（Chu-Shan-Inseln）的建议。中日甲午战争（Japanisch-Chinesischer Krieg1894/95）爆发后，受到刺激的德国政府再次萌生了在中国攫取侵略基地的想法。1894年11月，在外交国务秘书马沙尔与宰相霍恩洛厄相互交换的电文中曾多次提及割占台湾的问题。1895年2月，马沙尔在给德国驻伦敦大使的机密信件中再次提到为德国的“东亚海军及商业取得一个永久的基地”的问题，并首次提到“位于山东西南部的胶州湾”。马沙尔在谈到要选择胶州湾（Bucht von Kiautschou）作为基地的理由时指出，胶州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占据该处”“也就是占据中国之大陆”。出于以上动机，德国政府曾在甲午战争后积极发动并参加了三国干涉迫日还辽（Interventionder drei Mchte）的行动，以便博得中国政府的感激，捞取好处。当然，德国政府积极策划迫日还辽，还有另外的目的，这就是要赢得正在觊觎辽东半岛（Halbinsel Liautung）的俄国的友谊，把俄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远东，减轻德国东部边境的压力。

因此，三国迫日还辽后，德国政府立即向清政府提出了索取报酬的问题。1895年10月德国获得了在天津（Tientsin）和汉口（Hankau）的两处租界。1896年3月德国又获得了对华贷款。但是，它想在中国获得一个立足点的愿望没能实现。1895年10月，德国外交部致函中国政府，提到在中国取得一块基地之事，中国政府以“史无前例”为由予以直截了当的拒绝。次年6月，李鸿章访问柏林，德国政府再次试探此事，李鸿章只答应在北京支持德国的要求，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德国对此自然心有不甘。1896年春天，身为德国东亚舰队（Ostasiengeschwader）司令官的蒂尔皮茨专程来到远东，为德国在华选择立足点，并倾向于胶州湾。

1897年11月1日，山东（Shantung）发生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事件，给了德国一个千载难逢的借口。时任外交国务秘书的比洛直言不讳地指出，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德国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立刻进行外交与海军行动”来强占胶州湾。威廉二世得到这一消息后更是喜不自胜，认为“为德国工业获取新的销售市场”的机会到来了。他在给比洛的信中写道：“中国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渴望已久的理由和事件。我决定马上进攻。在意识到德意志帝国终于在亚洲站稳了脚的时候，千百个德国商人将会欢呼。当千百万中国人的脖子感觉到德意志帝国的铁拳时，他们就会发抖，而全体德国人民将会高兴。”

于是，德国没等中国政府表态，就急忙于11月13日命令它的东亚舰队驶进了胶州湾。次日德军登陆夺取了青岛（Tsingtau）。11月15日，威廉二世在宰相官邸主持军政要员会议，确定“永久占领”胶州湾。1898年3月6日，在德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下，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胶澳租界条约》（Pachtvertrag von Kiautschou） ，中国把胶州湾周围半径50公里内的领土及青岛港租让给德国，租期99年。此外，德国还获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并在两旁采矿的权利。德国人终于在中国“站住了脚跟”。

19世纪末反帝排外的义和团起义以及由此引发的远东国际局势的变化，成为德国加剧侵略中国的又一借口，同时也引发德国与其他列强关系的变化。

首先，义和团起义成为德国彰显其世界强权形象的重要机会。它积极策划并参与了列强联合镇压义和团起义的所谓“义和团战争”（Boxerkrieg）。威廉二世在1900年7月3日的一次演说中宣布：“海洋对于德国而言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意义。然而海洋也会证明，在其所及之处，如果没有德国，没有德意志皇帝，那就决不允许再有什么重要的决定。”27日，他在不莱梅港向开赴中国的军队发表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Hunenrede） ，更显出极度的张狂和凶残：“对待敌人不要手软！不要宽恕！不要抓俘虏！谁落入你们手中，就意味着死亡！”在各列强组成的侵华联军中，联军统帅的位置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最后，因英俄两国之间矛盾、德国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1853—1900）被杀以及最高军阶等原因，德军元帅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成为联军司令。他指挥的联军不仅残酷镇压义和团起义，而且对中国进行了无耻的掠夺。1901年9月列强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Boxerprotokoll） ，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

在镇压义和团起义期间，德英两国就在中国的利益进行了谈判。当时俄英两国都担心对方在中国势力范围的扩大，德国因此成为二者拉拢的对象。英国为了遏制俄国在华势力范围的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为了阻止其对满洲（Mandschurei；Manjurei）的觊觎，与德国就列强在华行动规则进行了谈判，并于1900年10月16日签订了《扬子江协定》（Jangtse-Abkommen）。根据该协定，各国在对华贸易中实行“门户开放”（Offene Tür）原则；在两国可以施加影响的中国地区，确保这一原则不受侵犯；尊重中国现有的领土完整；若有其他列强利用中国复杂的形势谋取领土，两国将协商采取反制措施。

《扬子江协定》促成了德国与英国的接近。两国间因此恢复了结盟谈判。英国希望由此推动德国加入反对宿敌俄国的行列。然而，比洛政府认为英俄敌对不可避免，因此想在英俄之间保持所谓的“骑墙政策”（Politik derfreien Hand） ，同时德国也认为，英国不可能与利益对立相当严重的俄、法两国结盟，而且认为德英继续接近可能导致德国与俄法的对立，因而拒绝了英国提出的维护地中海、北非等地现状的建议。两国的结盟谈判最终归于失败。于是，英国为了牵制俄国，与日本在1902年签订了同盟条约。

此后德国为了减轻其东部边境的压力，大力鼓励俄国在中国与日本争夺。日俄战争（Japanisch-Russischer Krieg；Russich-Japanischer Krieg）结束后，由于日本在华势力的迅速扩张，德国被迫将殖民扩张的目标转向非洲和近东，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它与英、法、俄等列强的矛盾，促使它们日益接近。

4.德国的近东政策与巴格达铁路

中近东地区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勾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战略要地，也是德国“世界政策”的重点目标。在德国对中近东的扩张中，巴格达铁路（Bagdadbahn）成为最主要的工具。巴格达铁路是指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波斯湾（Persischer Golf）之间的土耳其小亚细亚铁路以及延伸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支线铁路，也称“三B铁路”。根据“三B铁路”计划，德国将修建一条从柏林，经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君士坦丁堡、摩苏尔（Mosul）、巴格达，直到波斯湾的巴士拉（Basra）的铁路。德国的盘算是，通过建造这样一条铁路，将使土耳其及其邻国屈从于自己的势力之下，在波斯湾建立德国的阵地，并在通往印度的最近的道路上站住脚跟。

最早促使德国向中近东扩张的动力是经济因素。当时中东地区已经是“德国经济扩张的一个主要突击方向”。据统计，1880年德国和土耳其的经济关系还微乎其微，对土耳其的出口为600万马克，到1893年时则已经增长了7倍。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德国人认识到，“在中近东地区，德国可望发展能够吸收大批德国制造业商品的市场，并取得那些可以为德国工业提供必需原料的地区”。因此，从19世纪80年代末起，德国几家大银行开始向土耳其铁路投资，并提出了修筑巴格达铁路的计划。1888年德国从土耳其手中取得一条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伊兹密尔（Izmir）的铁路的租借权，并获得了从伊兹密尔到安卡拉（Ankara）的新铁路的建筑权。1893年德国又获得了将铁路从安卡拉延长到科尼亚（Konya）的建筑权，并在1896年建成了这条铁路。德国银行界在土耳其的铁路计划，引起了德国重工业界的兴趣并得到其支持。它们认为小亚细亚的铁路建设会对铁轨、机车、车辆等形成巨大需求，进而带来巨额利润。

起初，德国政府考虑到巴格达铁路的修建侵入了英、俄两国的势力范围，有所顾忌。为了防止与英、俄等国发生冲突，它采取听任德国工业侵入的政策，在政治上也不明确表示支持修建巴格达铁路。但是，到19世纪末，由于重工业界的压力和推行世界政策的需要，中近东显得日益重要，德国政府再也无法顾及避免得罪英、俄等列强的考虑。从战略上讲，德国若能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en）建立一个象英国在埃及和印度一样的殖民地，就可以通过控制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印度，与英国展开竞争。因此，德国政府开始在政治上对巴格达铁路倾注极大的热情。1898年，威廉二世为了加强对土耳其的影响和争取巴格达铁路的修筑权，在比洛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行长格奥尔格·冯·西门子（Georg von Siemens，1839—1901）的陪同下，专门访问了土耳其。他向土耳其苏丹提出了科尼亚-巴格达波斯湾的铁路建筑权问题，并得到后者的同意。随后，威廉二世又在大马士革（Damaskus）发表演讲，声称自己是土耳其苏丹和3亿穆斯林至死不渝的朋友。1899年12月23日，德意志银行力排英、法、俄等国的竞争，与土耳其政府签订了科尼亚-巴格-达-波斯湾铁路租借权的“初步协议”。

5.世界政策的后果

表面上看，德国政府的世界政策是有一些成就的。在抢占殖民地方面，到1914年，德国拥有的殖民地已经达到100多万平方英里，人口1500万。但是，德国在海外殖民扩张方面并没有捞到多少实惠。统计表明，1893年，德国的进口总额中只有0.1%来自已经获得的殖民地，1912年时也相关比重也只提升到了0.4%。在出口方面，1893年德国输出总额中有0.2%是输往自己的殖民地的，到1912年时相应数额也只是增加到了0.5%。因此，虽然德国推行殖民扩张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但仅仅从经济利益而言，德国的殖民扩张政策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好处。实际上，威廉时代的德国之所以如此大张旗鼓地抢占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世界强国形象和声望的渴望和追求。它大力扩建海军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威廉二世时期锋芒毕露的世界政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它大大加剧了德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迫使它们联手共同对敌。德国大力扩建海军和抢占殖民地的政策，严重威胁到英国的海上和殖民霸权，英德矛盾逐步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德国与法国在非洲的争夺，使得这两个国家之间旧仇未了又添新怨。尤其是德国在中近东地区的势力扩张，引起英、法、俄三国的严重关注。巴格达铁路一旦建成，不仅使德国势力深入土耳其和西亚，而且将成为威胁英国在伊朗、阿富汗利益的工具，变为架在英属印度上面的一把剑。俄国从黑海海峡的控制权考虑，法国作为土耳其最大的债权国，也都不愿意德国在土耳其势力的扩大。因此，修筑巴格达铁路大大加剧了德国与英、法、俄三国的矛盾。

为了对付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这三个宿敌终于捐弃前嫌，走到了一起。结果，继1904年英法协定解决了英法两国在非洲的矛盾冲突之后，1907年8月又签订了英俄《圣彼得堡条约》（Vertrag von Sankt Petersburg） ，解决了英俄两国在伊朗、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等问题上的争端，从而为三国联手对付德国创造了条件，由此形成了三国协约（Tripelentente；Triple Entente）。欧洲终于形成了德、奥、意为一方和英、法、俄为另一方的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

第六章 帝国时期的经济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产量超过法国，成为继英、美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工业经济体。然而，就整体经济结构而言，这一时期的德国还没有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水准，充其量只能称作拥有较强大工业经济实力的农业国。据统计，1870/74年德国国内生产结构百分比为：农、林、渔等第一产业占37.9%，工业、手工业和采矿业等第二产业占31.7%，第二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产值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在就业结构方面，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仍远远高于第二产业从业人数。1861/71年，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50.9%，第二产业从业人数仅占27.6%。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抓住国家统一带来的有利条件和第二次工业革命（Zweit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的机遇，利用建立在电气、内燃机、合成化学等新技术平台上的优势，迅速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一跃成为工业先锋国家。

第一节 第二次工业革命与高速工业化

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德国通过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拓展新兴工业领域，不仅确立起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且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先锋国家。与此相适应，企业经营模式也出现了集中的趋势。

一、传统工业领域新进展；新兴电气、化学工业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德国的工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钢铁、煤炭等为代表的传统工业部门受益于新的技术发明和创造，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二是以电气和化学工业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部门迅速崛起，为德国先进工业强国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传统工业领域新进展

19世纪60年代，德国已经成为仅次于英国的欧洲第二钢铁生产大国，但与当时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英国相比，其钢铁产量仍微不足道。1870年，世界生铁总产量1290万吨，其中英国为67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52%，美国为190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15%，而德国在同年的生铁产量仅为14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12%。美、德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在钢铁工业方面无法动摇英国的霸主地位，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充分掌握着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各项钢铁冶炼技术的优势。

1877年，英国人西德尼·G.托马斯（Sidney G.Thomas，1850—1885）和帕西·C.吉尔克里斯特（Percy C.Gilchrist，1851—1935）发明了托马斯-吉尔克里斯特炼钢法（Thomas-Gilchrist Process；Thomas-Gilchrist-Verfahren） ，也称托马斯炼钢法（Thomas-Verfahren） ，通过向传统的贝塞麦转炉（Bessemerbirne）中掺入石灰，解决了含磷铁矿石的脱磷问题。这一新工艺使德国广泛利用丰富的磷铁矿，提高钢的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有了可能。德国在1879年迅速将这一专利引入钢铁生产领域，此后钢产量出现了直线上升的发展势头。到1913年，德意志关税区域内（包括卢森堡）以托马斯炼钢法这种新工艺生产的钢产量已经接近1063万吨，大大超过了传统的贝塞麦炼钢法（Bessemer Process； Bessemerverfahren）生产的钢产量。因此，托马斯炼钢法对德国钢铁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年，德国的钢铁产量已经分别达到了1620万吨和1931万吨。此外，托马斯法炼钢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磷酸钙残渣，也成为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肥料。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居于首位，与此不无关系。

德国钢铁产量的迅猛增长与洛林地区的铁矿资源也有很大关系。托马斯炼钢法出现以后，洛林地区丰富的含磷铁矿成为德国钢铁工业迅速增长的强大推进器，洛林成了钢铁工业的新中心。据估计，当时洛林地区的铁矿储藏量为7亿吨，而德国其他地区的铁矿储藏总数为3亿吨。到1911年，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铁矿开采量已占当时德国铁矿总开采量的75%。

德国的钢铁工业随之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中趋势。盛产铁矿的洛林、卢森堡和盛产石煤的鲁尔、萨尔相互各取所需，形成了一种“联合经济”：洛林的铁矿石运到鲁尔和萨尔区冶炼，鲁尔和萨尔则向洛林和卢森堡的冶炼厂提供焦煤。鲁尔—卢森堡—萨尔区域于是成了德国乃至西欧地区钢铁工业的中心。德国的钢铁产量因而迅速增长，将英、法等国远远甩在后面。1913年英、美、德三国在世界生铁产量中的比重分别为13.3%、39.3%和24.1%，钢产量的比重则分别为10.2%、41.5%和24.7%。德国钢铁生产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迅猛发展的钢铁工业成了德国工业领域最强大的主导性部门。到1913年，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金属生产国和最大的金属出口国。这一年，德国出口金属20亿马克，占德国出口商品总额（101亿马克）的近20%。德国钢铁工业的竞争力也得到提升。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德国的生铁和钢都成了欧洲价位最低的产品。1900年左右，德国每个钢厂的年平均产量为7.5万吨，英国同类企业的产量却只有4000吨。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在钢铁工业和动力用煤等的拉动下，煤炭工业也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石煤产量由1871年的2900万吨猛增到了1913年的1.9亿吨。与钢铁工业一样，这一时期煤炭产量迅速增加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技术的进步。首先，由于深钻工艺的进步和矿井支撑技术的改进，鲁尔地区和亚亨地区对更深层煤矿的开采变得更加容易，从而使采煤区域继续向北延伸，并且不断找到新的煤田。快速钻机的出现（1894年）和凝固工艺运用于矿井建造（1902年）等新技术的采用，对于加快煤炭开采速度和开采地质情况高度复杂的煤矿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这一时期，开采锤、凝胶炸药、电动泵、震动溜槽、电力矿用铁路等新技术和新机器陆续投入使用，也大大提高了采煤效率。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帝国时期，不仅石煤开采量得到迅猛增加，褐煤也开始得到大规模的开采。德国的褐煤储量丰富，西部地区莱茵河西岸的科隆和波恩之间，中德地区的萨勒河（Saale）和姆尔德河（Mulde）之间，东部的黑埃尔斯特河（Schwarze Elster）和施普雷河（Spree）上游之间的劳齐茨山脉（Lausitzer Gebirge）等地，是褐煤的主要分布区。由于燃值较低，起初褐煤只能用来取暖和用作颜料。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人们发明了煤砖压制技术，将褐煤压制成方便和可燃性更好的煤砖，褐煤开采量因此大幅度上升。1880年，德国的褐煤开采量仅为1210万吨，1913年已经达到8750万吨，增加6倍以上。

机器制造业也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成为工业领域中的领头雁。新帝国建立后，机器制造业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是新建企业不断增加，二是企业规模扩大和职工人数迅速增长。1882年—1907年，德国机器制造业5人以下的小企业数从77627个上升到79285个，略有增加，同一时期6—50人的中等企业数目从4356个增加到了11798个，增加近两倍，50人以上的大企业则从894个增至3409个，增加近3倍。这意味着机器制造企业在数量增加的同时，规模也在扩大，实力在增长。机器制造业领域的职工人数也由1882年大约16.7万人增加到1907年的78.9万人，增幅近4倍。从指数增长（1913年=100）看，机器制造业（包括船舶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1875年13.7；1885年17.0；1895年28.1；1905年56.8；1910年63.8。到20世纪初，德国已经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机器出口国。

这一时期德国机器制造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专门化”。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随着新技术的涌现和新机器的发明，“专门化变得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生产某种特定机器的企业愈来愈多。除了克虏伯等大型企业外，许多高度专门化的中小企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和壮大。柏林和开姆尼茨是这类企业的主要集中地。有关机器制造业的专门化发展趋势，著名学者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曾作了生动的描述：“在几十年前，一个工厂还把‘从园艺用斧到蒸汽机’的尽可能多样性的制造当作一种荣誉，尔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泵、涡轮机、枪械、缝纫机、自行车、蒸汽机、燃气发动机或者工具机的专门化生产工厂，其他的企业则主要从事锅炉、桥梁、装甲板和大炮的制造。”生产的专门化是机器制造业进步的一种表现，它不仅有利于提升生产效率，也有利于提升产品的质量和生产工艺。

机车和造船工业是帝国时期机器制造业的亮点。机车制造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机型的增多和产量的大幅增加。到1905年时，汉诺威机器制造股份公司（Hano Mag）向国内外市场提供的机车类型已经达20种以上。博尔西希机器制造公司发展更突出。到1914年左右，该公司机车生产总量的60%已经是柴油机车等新型产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拥有大约18家机车制造公司，每年生产各类大小型机车已经达到约2300台。

轮船制造业发展相对较晚，但进步迅速。1892—1907年，德国在世界造船业中的份额从7.3%增加到了13.8%。在大力发展海军的政策出台之后，造船业的发展尤其迅速。曾任帝国海军大臣的阿尔布莱希特·冯·施托施明确要求由德国船厂来建造他的战舰。但泽、弗伦斯堡（Flensburg）、基尔、吕贝克、罗斯托克和什切青等地发展成为德国造船业的基地，主要造船厂有位于基尔的日耳曼尼亚造船厂（Germania-Werft）、不莱梅的H.F.乌尔里希船舶制造公司（Schiffbaugselschaft H.F.Ulrich）、什切青伏尔坎机器制造股份公司（Stettiner Maschinenbau Aktien-Geselschaft Vulcan）等。1913年，德国造船业为国内外建造的船舶总吨位累计达到了134.58万吨。

传统的纺织工业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内部出现了结构性调整。亚麻纺织业发展出现回落趋势；毛纺织业和棉纺织业稳中有升；丝织业则借助于新的科学技术的运用而得到迅速发展。

亚麻纺织业曾被誉为“最具民族性的德国工业”。19世纪70年代末，德国政府曾对进口的亚麻纱每100公斤征收3—12马克的进口税，以保护本国的亚麻纺织工业，但是没有能够阻止亚麻纺织业的下滑。据统计，1880—1913年，亚麻纱产量下降了40%，亚麻布产量下降了18%。

毛纺织业则有所发展。19世纪八十年代，许多毛纺织厂已经实现了机械化。一些毛纺织企业甚至发展为大型的股份公司。羊毛制品的出口也由1880年的不到1.2亿马克增加到了1905年的3.5亿马克。棉纺织业也有所发展。从纺纱业看，1875—1913年间，纱锭数量从42.3万多枚增加到了近120万枚，增长超过180%，同期棉纱产量却由93613吨猛增至447264吨，增长幅度超过370%。这意味着每一枚纱锭平均产纱量得到提高。棉织业也有明显的进步。同期棉织机数量由22.6万台增到了34.32万台，增幅约52%。棉织品产量则由101415吨猛增到了426837吨，增幅高达320%以上。

与棉、毛等传统纺织业相比，丝织业由于采用新技术而发展更快。1889年人造丝发明后，德国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有25个人造丝生产厂家，年产量达5500吨，产值7200万马克，其中1/3产自德国。

总体上看，德国的纺织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尽管如此，该生产部门在德国工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始终不如在英国所扮演的角色那样重要，发展速度也低于其他工业部门。因此这一时期的德国纺织业又被称为“停滞性行业”。

（二）新兴电气、化学工业

电气、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异军突起，是德国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工业强权地位的重要标志，正是这些新兴工业使德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领袖国家。

1.电气工业

电能的应用、电气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标志。1866年维尔纳·冯·西门子（Werner von Siemens，1816—1892）发明发电机，解决了电的生产问题，使电气工业的发展和推广有了可能，人类开始从蒸汽时代步入电气时代。19世纪80年代，以维尔纳·冯·西门子和艾米尔·拉特瑙等为代表的德国企业家利用电灯、电话等普及的契机，率先开始了电气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使德国取得了这一领域的领导权。1875年，德国共有81家电气工程企业，职工1157人，20年以后，德国电气工业企业增加到1326家，职工26321人。新兴电气工业成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大萧条”期间维持德国工业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同时代的经济史家曾经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德国电气工业的繁荣景象：“19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这一部门中从事工业活动的企业，有如雨后春笋，一个超一个地猛长，以致今天的德国（1912年）已经遍布这一新兴工业，而这一工业在三十年前还几乎无人知晓。”

德意志帝国时期电气工业企业发展的显著特征是，从一开始就呈现强劲的集中化趋势。1896年，电气工业领域有39家股份公司，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形成了位于柏林的西门子哈尔斯克股份公司（Siemens& Halske A.G.）、位于纽伦堡的电气股份公司（Elektrizitts-Aktiengesellschaft）、位于柏林的通用电气公司（Allgemeine Elektrizitts-Gesellschaft，简称AEG）、设在科隆的赫里欧斯电气股份公司（Elektrizitts-Gesellschaft Helio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电气公司（Elektrizitts-Aktiengesellschaft Frankfurta.M.）、柏林的电气公司联盟（Union-Elektrizitts-Gesellschaft）、德累斯顿的电气工业股份公司（Aktiengesellschaft Elektrizittswerke）等7大巨头。此后，为了减少竞争风险，各电气公司之间继续合并。到1910年，西门子和通用电气公司两大集团已经占据了当时德国电气工业生产的75%。

电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德国工业动力的地理分布和使用状况。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德国中、南部地区由于缺乏矿藏资源，工业化进程长期受到制约，而这时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动力。这些地区多山，水力资源丰富，可以利用涡轮机以及河流、水库等水能发电，以解决发展工业所需的动力源，将生产出的电力输往各个地区。动力源的解决，使中南部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地区有可能成为德国经济增长的新热点地区。

电能的使用也使工业生产领域的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发电机和电动机逐渐排挤笨重、体积巨大且难以移动的蒸汽机。1900年以前，德国电力生产的86%用于照明，到1911年，在总数达1000万千瓦的发电量中，绝大部分已经用于动力。在德国1913年的电力生产中，有63%来自石煤火电，23%来自褐煤火电，另有11%出自水能发电。

帝国时期电气工业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将大城市作为自己的主要依托载体。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煤炭、钢铁、纺织等工业的发展促成了一系列新兴工业城市，城市围绕着工业矿区发展起来。新兴的电气工业则把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作为自己的主要选择对象。柏林就集中了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哈尔斯克等多家大型电气工业集团。此外，亚亨、不莱梅、德累斯顿、莱比锡、开姆尼茨、杜伊斯堡（Duisburg）、埃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汉堡、基尔、科隆、纽伦堡、曼海姆、斯图加特等城市也是电气工业的汇集之地。

电气工业的飞速发展使德国迅速向电气化国家迈进。1891年，德国仅有35个地方可以供应电力，到1913年已经有17500个地方通了电，约一半的德国居民用上了这种清洁方便的能源。这种在电气化方面的巨大成就在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一可与之相比。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电气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分别为：德国34.9%，美国28.9%，英国16%，法国4%。从电气产品的出口总量看，德国所占比重更高。据统计，德国电气工业产品的约1/4销往世界各地，其电气工业出口占世界电气产品出口量的46.4%。

2.独步世界的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标志德国异军突起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德国工业化进程中最成功的产业发展标志之一。德国之所以能建立起独领风骚的化学工业，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德国拥有化学工业发展所需的丰富矿产资源，如钾盐、黄铁矿、煤焦油等。例如，施塔斯富尔特（Stafurt）的钾盐产量就由1861年的2400吨猛增到了1910年的831万多吨，50年间增长了300多倍，从而为相关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证。二是德国各个化学公司、大学和技术研究所建立了大批应用化学实验室。在这些实验室中，科学家们研制成功各种各样的新药物和合成染料。后一个因素是德国化学工业发展的关键所在。许多国家都具备德国所拥有的矿产资源，但缺少德国所拥有的第二个因素。有关学者在评述这一时期德国化学工业的发展原因时感慨道：“没有任何地方像德国那样，科学和技术结合得如此紧密”。

19世纪40年代，德国在化学领域的许多研究已经呈现领先趋势。到19世纪中期，德国化学界开始出现一批具有国际声望的著名学者，农业化学之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wstus von Liebrg1803—1873）就是其中的代表。早在1844年，李比希就已经预言，将会出现一种新工艺，从煤焦油中提取各种颜料。但是，当时的德国还没有条件向有前途的青年化学家们提供最大的发展机会。于是一些人前往政治、经济和研究条件更好的英国寻求发展，并且取得了令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其中奥古斯特·威廉·冯·霍夫曼（August Wilhelm von Hofmann，1818—1892）就成了伦敦化学学院（College of Chemistry in London）的院长和伦敦化学学会（Chemical Societyin London）的会长，在苯胺染料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856年，霍夫曼的学生提炼出第一种苯胺染料“泰尔红紫”（Tyrian Purple）。不久霍夫曼也提炼出了数种煤焦油染料。

德国工业界对霍夫曼等人在化学领域的新发现作出了迅速反应，不但在化学工业领域中取得了领先地位，而且占据了苯胺染料、药物和肥料等世界化工产品生产市场的主导地位。1861年，啤酒酿造商之子弗里德里希·恩格尔豪恩（Friedrich Engelhorn，1821—1902）在曼海姆建立了一座焦油颜料厂。1865年，李比希的学生奥古斯特·克莱姆（August Clemm，1837—1910）和卡尔·克莱姆（Carl Clemm，1836—1899）兄弟从该企业中分离出来，在莱茵河左岸的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建立了巴登苯胺苏打企业（Badische Anilin-und Sodafabrik，简称BASF）。1870年巴登苯胺—苏打企业拥有职工490人，1900年左右，该企业职工人数已经超过6000人。1863年，化学药品商弗里德里希·拜尔（Friedrich Bayer，1825—1880）在乌珀塔尔开设了弗里德里希·拜尔染料公司（Farbenfabrik Friedrich Bayer） ，生产品红染料，最初只有1名工人。此后该企业迅速发展，1881年转变为股份公司。到1891年，拜尔公司在卡尔·杜伊斯贝格（Carl Duisberg，1861—1935）领导下，发展为拥有400名职工的大企业。

各大化工企业在化学工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重要的化学研究成果都是在这些大型化工企业的实验室中完成的。其中，弗里德里希·拜尔公司属下卡尔·杜伊斯贝格领导的实验室所取得的成绩特别令人注目。杜伊斯贝格本人就发现了三种新的苯胺染料。他的实验室还与柏林大学、维尔茨堡大学（Universitt Würzburg）的化学系建立起紧密的合作联系。这种将科学研究与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使弗里德里希·拜尔公司的发展充满了活力，也是帝国时期工业强劲增长的秘诀所在。有史家在论及这一时期德国化学工业的发展特点时指出：“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之间的联系在这里尤其突出”。

新兴的化学工业主要分布于在莱茵美因地区、柏林周围和北莱茵地区。起初，一些化学原料如明矾、硫磺、硫酸盐等主要是作为采矿、冶金、制盐业的副产品来生产的，因此早期化学工业只是作为一种副业存在于图林根、莱茵—威斯特法仑等矿区。作为现代基础化学工业的苏打、硫酸等生产企业主要建立在城市或河流旁，因此，亚亨、巴门、杜伊斯堡、曼海姆等紧靠河流的城市是化学工业企业的重要选择地。在这些地方，不仅原料易于供应，而且有充足的水源来保障生产过程中冷却的需要和排放有害物质。巴登苯胺—苏打企业、弗里德里希·拜尔公司等都选择了这种地理位置设厂生产。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化学工业发展呈加速趋势。仅1870年—1874年，德国就成立了42家化学公司，资本总额达4200万马克。到1896年，德国已经拥有108家化学工业股份公司，总资本达到33290万马克，企业10385家。化工生产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以1913年化学工业生产指数=100计算，则1872年为8.4，1882年为15.5，1892年为27.1，1902年为46.8，1912年为93.7。

当时德国的化学工业中，化学染料生产最引人注目。德国的染料工业在世界染料工业生产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1880年德国合成染料生产占世界总产量的50%，1900年以后，这一比例上升到了90%。德国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钾盐生产者，生产和加工着世界化工生产中95%—98%的钾化合物原料。基础化学工业也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1900年德国硫酸产量仅相当于英国的55%，1913年时则产量已经大大超过英国，相当于它的硫酸产量的155%。有人在评价这一时期的德国化学工业时指出，它是“德意志帝国最伟大的工业成就”，是德国在世界市场上旁若无人的“最快乐的工业”。

二、工业主导型经济结构的确立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迅速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由工业化进程中的“追随国家变成了先锋国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原有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业确立起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工业部门内部出现结构性调整，工业发展重心迅速转向最新科学技术支持下的钢铁、煤炭、机器制造工业和新兴化学、电气等工业领域。随着工业生产的大规模扩张，企业经营方面出现了卡特尔化趋势。

（一）工业主导型经济结构的形成

帝国时期，社会生产有了很大的增长。以1913年价格计算，在1869年—1913年间，国内生产净值从151亿马克增加到了524亿马克，增长约2.5倍，按人口计算，则人均增长了1.6倍。同期人均年收入由380马克增加到了780马克。这种增长的动力主要源自工业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

就业人数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清楚展示了德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动态画卷。总体上看，帝国时期的就业人数有了巨大增长。1867年—1913年间，德国就业总人数从1617万多人增加到了近3097万人，增幅超过91%，大大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长率。它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时期经济的活跃和繁荣程度。但是，各个产业领域的就业人数增长差别很大。在三大产业领域中，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领域就业人数从833.3万人增加到1070.1万人，仅增长28.4%，同期包括工业、手工业、采矿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却从441万人猛增到1172万人，增长幅度达165.8%。与此同时，第三产业的服务业领域就业人数也出现了强劲增长，由308万人增加到768.3万人，增长将近150%。各个产业部门从业人数在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也因此发生巨大变化。1876—1913年，农业领域就业人数所占比重从51.5%下降到了34.5%，工业、手工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则由27.1%上升到了37.8%，商业和交通行业的就业人数所占比重也由就业总数的5.4%上升到了11.2%，家庭服务领域从业人数所占比重则由9%左右下降到了约5%。从1904/05年开始，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开始赶上并超过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与此相对应，农业领域中的人口大幅度下降，工业领域中的人口则迅速增加。1882—1907年，农业生产人口所占比重从41.6%下降到了28.4%，工业生产人口所占比重则从34.8%上升到了42.2%，商业和交通行业人口所占比重也由9.4%增长到了12.9%。工业生产领域人数已经超过农业生产领域人数。

各生产部门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也折射出德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运行轨迹。1870年—1913年，第一产业价值创造虽然从57.38亿马克增加到了112.7亿马克，增长率为196%，在社会生产总额中的所占比重却从40.5%下降到了23.2%。同一时期第二产业的社会产值由39.97亿马克增加到了218.05亿马克，增长率近546%。第二产业在社会生产总额中的比重从28%上升到45%以上。商业、交通、金融等第三产业也有明显的增长。从1888/89年起，第二产业产值开始赶上并超过第一产业。到1913年，农业产值已经不足社会生产总值的1/4，占社会生产总值将近一半的工业已经成为德国经济的主体。

工业生产在成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同时，其内部的结构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各个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资本投入和生产增长幅度等呈现很大的区别，行业重心处于调整之中。

首先，各个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呈现不平衡增长。纺织、服装加工等传统工业部门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化学、电气等新兴工业部门和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部门。1875年以前，服装和皮革加工业、纺织工业等两大传统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在工业中占有明显的优势。1875年服装和皮革加工业职工总数占整个工业领域就业总人数的20.9%，纺织工业占18%，居于第一和第二位。此后这两大行业就业人数绝对值仍继续增长。1875—1913年，服装和皮革加工业就业人数从107.8万人增加到154.4万人，纺织业从业人数从92.6万人增加到了110.1万人。但是由于增长速度较低，它们在工业领域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明显减少。其中，服装和皮革加工业职工人数所占比重下降到了14.2%，纺织业下降到了9.3%，分别降到了第三位和第五位。同一时期，包括钢铁、机器制造、造船、车辆制造和电气工业等在内的金属生产和加工工业、建筑业、化学工业的就业人数则上升很快。金属加工工业就业人数从60.1万人上升到了188.7万人，在工业领域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从11.7%上升到了17.3%，跃居第一位。与此同时，受益于工业城市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大量工业建筑、学校、行政大楼、车站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建筑业就业人数迅速增长并跃居第二位。

其次，从生产增长率的角度来考察，则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重心在向新兴工业部门转移。就整个德国的工业生产而言，1870年—191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7%，但具体到各个部门时则区别很大。同期各工业生产部门的年生产增长率分别为：煤炭和土类工业3.7%；金属生产工业5.7%；金属加工业5.7%；化学工业6.2%；纺织工业2.7%；皮革生产业2.8%；服装工业和皮革加工业2.5%；木材和雕刻材料加工业3.1%；纸张生产和加工业6.9%；食品和享乐品工业2.7%；煤气、水、电供应9.7%；建筑行业3.1%。从中可以看出，化工、煤气、电力、金属加工和生产等含有新科技因素的工业部门的年生产增长率明显高于食品和服装生产等传统工业。

基于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各工业部门在整个工业生产领域中所占比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882—1907年，比重处于增长状态的的有采矿类（5.46%上升到6.32%）、金属生产（4.22%上升到5.30%）、金属加工（13.21%增加到17.87%）、化学工业（4.05%上升到5.77%）、煤气和水电供应（0.80%上升到2.22%）等部门，而纺织（13.41%下降到8.58%）、皮革生产（1.73%下降到1.18%）、服装和皮革加工（18.73%下降到11.98%）、食品和享乐品（20.65%下降到18.26%）等生产领域所占比重则皆有所下降。工业结构重心正朝着以钢铁、机器制造为主导的重工业和电气、化工等构成的新兴工业部门转移。

（二）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和卡特尔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生产力飞速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领域出现了垄断的趋势。德国工业界通过条约性协商，即卡特尔的形式，实现了较之其他国家的工业更高程度的垄断。因此，当美国在1890年以后逐渐成为托拉斯（Trust）控制下的国家时，德国成了“卡特尔的主要国家”。

这一时期德国企业规模明显趋向大型化。1882—1907年，德国1—5人的家庭式小企业数目由2175857个减少到1870261个；6—50人中型企业有较快增长，从85001个增加到187074个；51人以上大企业数目则增速最快，从9481个增加到了29033个。1907年，小、中、大三类企业的数量比重分别为90%、8.7%和1.3%；职工人数比重则相反，分别为29.1%、23.2%和47.7%。从生产能力看，大企业的优势更加明显，它支配着73.9%的蒸汽动力和77%的电力，中型企业的蒸汽动力和电力支配比重分别为18.4%和15.5%，小企业则仅占7.7%和7.5%。克虏伯是大型企业发展的典型。1873年克虏伯公司有职工1.6万人，1890—1893年达到2.4万人，世纪之交时为4.5万人，1912年时则达到了6.83万人。大型企业的发展还可以从股份公司和两合公司的增长中窥见一斑。1886/87年，德国共有2143家股份公司和两合公司，股份名义资本48.76亿马克，1909年，股份公司和两合公司增加到5222家，股份名义资本则达到了147.37亿马克。股份公司的资本拥有规模也在不断扩大。1886/87年，有74家公司资本超过1000万马克，到1909年，拥有1000万马克资本的公司已经达到229家。

大企业的迅速发展和扩张使工业领域竞争日益加剧。为了降低竞争造成的损失和风险，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各大企业逐渐趋向于通过协议来达成有关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妥协，以取得双赢局面。早在19世纪中期工业高涨时期，德国已经出现了销售的协定形式，冶炼、铁轨、煤炭等生产领域有了商人和生产者之间达成协议的卡特尔。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这种形式仍处于早期阶段，达成的通常只是一种自由的地区性联合。19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卡特尔等垄断组织的出现起了促进作用。1871—1873年，德国因对法战争胜利取得巨额赔款等原因而出现了创办企业的热潮。短短数年间成立的股份公司达500家，投资和生产等规模迅速扩张。随之而来的又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冲击和德国政府为保护国内市场从贸易自由主义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这种过山车式的剧烈变化，造成了竞争的加剧，推动着企业在限制竞争方面建立强有力的组织。

帝国时期卡特尔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70年代初到1893年建立莱茵威斯特法仑煤业辛迪加（Rheinisch-Westflisches Kohlensyndikat）为止，是卡特尔化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卡特尔的主要形式是价格和份额卡特尔，它主要流行于诸如煤炭、钢铁、钾盐等单一产品占主导地位的生产部门。1893/94年到1914年是卡特尔化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卡特尔发展的特征是急剧扩张。特别是帝国法院于1890年和1897年判定卡特尔为符合营业自由原则的联合和卡特尔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以后，卡特尔的发展呈现加速趋势，不仅出现了许多跨地区性的企业联合，卡特尔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卡特尔化的这两个发展阶段可以从其数量变化中看得一清二楚。1866年普奥战争前德国有4个卡特尔，1875年有8个卡特尔，1887年有70个，1890年有117个，直到1895年，卡特尔数量也才增加到143个。此后卡特尔数量出现爆炸性增长，1910年达到673个，1914年时则已增至700个左右。

卡特尔化对德国经济的影响相当大。1905年德国共有366个工业卡特尔，最重要的卡特尔分布状况为：采煤业9个，冶铁业20个，五金工业7个，化学工业17个，水泥工业5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煤炭、钢铁、五金、化工、纺织、建筑、印刷等各个行业中都已经或多或少地卡特尔化了。从卡特尔在各工业领域所占的生产份额也可以看出卡特尔在德国国民经济中的巨大影响力。以1907年为例，这一年各工业部门卡特尔的生产份额分别为：采矿业：7.4%（其中石煤生产82%，铁矿石38%，钾盐100%） ；制铁工业：49%（其中生铁26%，粗钢50%，轧钢生产59%） ；钢铁制品：20%；机器制造：2%；电气工业：9%；玻璃工业：36%；光学工业：5%。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越单一，卡特尔化程度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前者以煤炭和钢铁工业最明显，后者以机器制造业最典型。

各个工业部门的集中程度和方式千差万别。在这方面，采矿、冶金等重工业和化学、电气等新兴工业部门都有一定的典型性。

采矿业的集中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50年到1880年。这一时期出于筹措资本、增添设备和扩大生产的需要，出现了许多股份公司。除了五六十年代成立的各股份公司 外，70年代初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股份公司。1873年，弗里德里希·格里洛（Friedrich Grillo，1825—1888）联合各矿区成立的格尔森基尔欣矿业股份公司（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Aktiengesellscaft，简称GBAG）即是一例。19世纪80年代以后是采矿业和冶金工业的第二个集中时期。一些大型采矿企业通过合并开始组建康采恩（Konzern）。其中，格尔森基尔欣矿业股份公司在艾米尔·基尔道夫（Emil Kirdorf，1847—1938）的领导下扩张成了格尔森贝格康采恩（Gelsenberg-Konzern）。1904年，该康采恩已经拥有16个矿区，职工近2.5万人，年开采石煤达650万吨，成为德国最大的石煤开采企业。冶金工业领域则出现了辛迪加（Syndikat）。1896年，德国西部各冶金企业成立了莱茵威斯特法仑生铁辛迪加（Rheinisch-Westflisches Roheisensyndikat）。钢生产领域则于1904年成立了钢业联盟（Stahlwerkverband）。采矿业和冶金工业之间还出现了纵向联合的康采恩方式的集中。1904年以后，格尔森贝格康采恩陆续合并了铁矿、冶炼厂、钢厂、轧钢厂等企业，在1912/14年间发展成为最大的生铁和煤炭生产者。

化学工业的集中有自己的特点。化工产品的多样化使这一工业领域的卡特尔化相对缓慢。直到1904年，在弗里德里希·拜尔公司总裁杜伊斯贝格的推动下，化学工业才形成了两大集团，即由巴登苯胺苏打企业、弗里德里希·拜尔公司和苯胺制品股份公司（Aktiengesellschaftfür Anilinfabrikation，简称AGFA）组成的“三方联盟”（Dreibund）和由豪伊希斯特染料厂（Farbwerke Hchst）、美因库尔卡塞拉染料厂（Cassella Farbwerke Mainkur）和卡勒化工厂（Chemische Fabrik Kalle）等三家企业组成的“三方联合”（Dreiverband）。各集团内部诸公司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它们不仅通过相互交换股份形成“利益共同体”（Interessengemeinschaft，简称I.G.） ，而且还将交换延伸到原料购买、生产、销售、专利和特许权等领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两大化学工业集团的染料生产已经占当时德国同类生产的95%和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

电气工业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中趋势。如前所述，1900年左右电气工业中已经形成了西门子哈尔斯克股份公司等七大巨头，此后经过合并重组，又逐渐形成了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两大集团。到1910年，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已经占据了德国电气工业生产的75%以上，实际市场占有率达到了50%—60%。

以卡特尔、康采恩等为特征的德国企业的集中趋势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们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与此同时，卡特尔等垄断组织作为资本家谋取更高利润的手段，也必然有其阴暗的一面。从积极方面看，作为“‘组织起来’的德国资本主义”，卡特尔等形式间接地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节约成本和优化资源配置。参加卡特尔的企业只有通过合理化，才有可能在卡特尔内部已经确定生产份额和价格的情况下继续获利。进一步说，在生产份额和价格已经确定的情况下，生产效率越高，生产成本越低，赢利空间就越大。一些“利益共同体”内部的专利、特许共享协议等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就消极方面而言，由于卡特尔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于消除企业间竞争，操纵市场，阻止“价格跌落”和牟取高额利润，因此最后往往导致卡特尔组织在市场上实行价格垄断，人为抬高物价，危害经济的正常运作。正因为如此，在卡特尔化时期，德国常常可以听到抗议卡特尔“价格强制”的声音。

第二节 服务性产业的扩张

德意志帝国时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发的快速工业化和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提升，交通、邮电、商业、银行等服务性行业也都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这种发展和进步既是适应工业化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为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支持。

一、现代化快捷交通运输体系的形成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以铁路建设为代表的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曾给德国经济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力。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交通运输业与钢铁、电气、化工等行业相比，虽然没有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辉煌，但持续发展的总体势头依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迅速工业化对交通运输方面的需求。

铁路建设依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交通运输业发展的重头戏。1873年—1913年间，交通运输业产值增长近9倍，其中，铁路业绩远远高于国内航运和公路等其他交通领域。如果将铁路与国内航运进行比较，1870年—1879年铁路业绩年平均为26790万马克，国内航运为1330万马克；1910年—1913年铁路年平均创造价值178700万马克，航运仅为9550万马克。从建设进展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已经建成主干铁路的基础上，又陆续新建了一些支线和地方性铁路，从而将农村地区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络之中。因此，铁路里程仍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1870年德国共有铁路18667.2公里，1910年已经发展到了59030.9公里。

德意志帝国时期铁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铁路国有化政策克服铁路管理方面的混乱。帝国初期，除了国有铁路外，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私营铁路，约有70个独立的铁路管理系统，状况混乱。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同时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俾斯麦在1876年提出了铁路国有化的建议。结果，尽管遭到巴登、符滕堡和萨克森等大邦的反对，障碍重重，铁路国有化仍取得了巨大进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国有铁路已超过5.9万公里。换言之，德国铁路已经完成了国有化。铁路管理的混乱局面因此大为改观。

技术和设施的现代化是这一时期铁路发展的又一特征。首先，列车的运行速度得到提高。1890年，一辆快速机车的运行速度为每小时75公里，到1913年其速度提高到每小时100公里，而且运载量提高了3倍。与此同时，柏林到哈勒、曼海姆到海德尔堡之间的一些干线开始扩建为复线，运输能力进一步增强。此外，基础设施进一步得到完善。火车站的建设日显豪华气派。莱比锡新火车站的建设费用高达1.35亿马克。列车种类也开始系列化，出现了小火车、电车、内燃机车等多种类型的机车。车厢设计更趋合理。快速列车一般配有过道相通的车厢、卧车和餐车。这些改进措施使人们的旅途生活日益舒适。

有轨电车作为铁路交通的一个分支，也开始进入城市交通生活。20世纪初，德国已经有130个城市和地区拥有有轨电车。1912年，有轨电车的运营里程达到了4846公里。有轨电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1913年，德国铁路运送旅客18亿人次，同年市内有轨电车的乘客人数却达到23亿人次。1902年，地铁作为改善城市交通的又一新型交通工具开始在柏林投入运营。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公路建设因铁路建设的迅猛扩张而一度受到很大冲击。公路运输在整个交通领域中所创造的价值份额由1859年的25%下降到了1880年的7%。此后，随着铁路网的建成，三大刺激性因素又推动着人们将交通发展目标转向公路：一是人们需要有公路将居住地、工厂和火车站之间连接起来；二是城市的发展需要扩建公路；三是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的出现，对公路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公路交通因此仍有一定的发展。1907年德国有小汽车25815辆和载重汽车1211辆，1913年则分别上升到了83333辆和9739辆。1880年以后，公路运输在整个交通领域中所创造的价值份额开始回升，1913年时达到了12%。

内河航运业起初也因铁路建设的爆炸性发展而受到冲击。帝国时期，由于大批量运输谷物、木材、煤炭、矿石等的需要，内河航运业重新显现出活力。以科隆港为例，1830年货物转运量为45万吨，1880年下降到了不足22万吨，到1913年又上升到了141万吨。杜伊斯堡港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当时转运的货物达到1560万吨。19世纪下半期开始，德国出现了第二次开凿运河的热潮，其中奥德河施普雷河运河（Oder-Spree-Kanal）于1887—1891年间建成，多特蒙德埃姆斯运河（Dortmund-Ems-Kanal）在1886—1900年间建成。最著名的是1887年—1895年间建成的威廉皇帝运河（Kaiser-Wilhelm-Kanal） ，长度达98.65公里。这些运河将德国的主要河流连接了起来，形成了水路运输网络。尽管如此，内河航运业与铁路运输仍相差很远。1912年，德国内河航运所涉及的水域仅为铁路运输所覆盖地域的1/5。

帝国时期的海上航运事业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这种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航海船舶制造业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蒸汽轮船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897年下水的“威廉大帝”号（Kaiser Wilhelmder Groe）、1900年下水的“德意志兰”号（Deutschland）等轮船都获得了著名的“大西洋蓝带奖”（Blaues Band des Atlantiks； Blue Rib and of the Atlantic，授予欧洲和美洲间最快远洋轮的荣誉奖）。1912年下水的“皇帝”号（Imperator）和1914年下水的“祖国”号（Vaterland）等船只也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快的航船之列。

二是海上航运业的发展。1867年，当北德意志联邦的黑白红三色旗成为德国海上船只悬挂的旗帜时，德国海上运输船队的规模还很小。当时德国还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些德国船主只能到国外登记注册，托庇于英国或丹麦海军的保护。1871年帝国建立时，德国海上商船队总共只有4350条帆船和175艘轮船。在其后的四十年间，德国海运业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迅速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商船队之一。1870年德国各海运公司的船舶净登记吨位共93.8万吨；1880年为110.4万吨，1890年为127.5万吨，1900年为190.3万吨，1910年为289万吨，到1913年时已经达到了332万吨。

德国的海运公司主要集中于汉堡和不莱梅等北海沿岸港口城市。汉堡拥有数量最多的航运公司，其中以汉堡美洲邮船股份公司最为著名。它与汉堡人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1857—1918）的成功经营联系在一起。1886年巴林加入汉堡美洲邮船股份公司，1898年成为公司总经理。1886年，汉堡美洲邮船股份公司仅有32艘远洋轮船，排水量6万吨，到九十年代末，该公司通过兼并其他海运公司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航运公司，拥有船只总吨位33.7万吨。1913年，该公司共有远洋轮船172艘，排水量超过100万吨。资本也由1886年的1500万马克增至1.57亿马克。汉堡美洲航班的主要航线为纽约、西印度群岛（Westindien）、墨西哥，它还开通了南美洲、澳大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航班。汉堡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海运公司。1871年建立的汉堡南美轮船航运公司（Hamburg-Südamerikanische Dampfschiffahrtsgesellschaft）主要航线为巴西（Brazilien）、阿根廷（Argentinien）和乌拉圭（Uruguay）。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该公司已经拥有远洋轮船57艘，排水量35万吨。汉堡海上航运公司（Hamburger Seeschiffahrtsgesellschaft）主要经营通往澳大利亚的航班。德意志宇宙航班轮船公司（Die Deutsche Dampfschiffahrtsgesellschaft der Kosmos-Linie）则主要经营通往美洲西海岸的航线。

不莱梅的海运公司也拥有强大的实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德意志劳伊德。该公司由于连续推出了“威廉大帝”号、“威廉皇储”号（Kronprinz Wilhelm）、“威廉二世”号（Kaiser Wilhelm II.）等多艘吨位大、航速快的大型客轮，很快就登上了北大西洋客运业务的头把交椅。此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如德国侵占胶州湾、义和团起义等，都大大刺激了德国与东亚之间的交通往来。不莱梅的海运公司于是抓住这些“机遇”，迅速取得了经营东亚和太平洋航线的主导地位。参加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德国侵略军都是在不莱梅港登船的。到1913年，北德意志劳伊德已经成为继汉堡美洲邮船股份公司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海运公司，拥有1万吨以上的超级轮船17艘，汉堡美洲邮船股份公司则只有15艘。

在海运业发展的同时，海运船只的技术构成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代动力轮船逐渐占据了绝对性主导地位，帆船下降成为配角。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前夕，机动船只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总吨位上，都只占海运船只的很小一部分。19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海运船只的机动化、大型化大大加速。1880年—1913年间，机动船只数量增加了约4.2倍，总吨位增加了15倍。机动船只吨位数在总吨位中所占比重由1870年的不足7.2%上升到了1913年的85%以上。

二、现代邮电体系的建立

帝国时期，无论是现代化邮政还是电讯事业都取得了令人侧目的进步。

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邮政状况相当混乱，各大、中邦国都有自己的邮政系统，1850年时仍有16个邮政管理系统和31个邮政区域。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邮政业务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此后随着铁路等交通事业的迅猛发展和国家的统一，邮政领域的混乱状况开始出现重大改变。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后来的德意志帝国宪法第48条都规定，北德意志联邦、德意志帝国境内实行统一邮政。1871年的邮资价目法则进一步规定，整个德国境内的信件邮寄实行根据重量付邮资的统一价目表，相关邮费定价低廉。

统一的邮政系统的建立，邮资的降低和迅捷便利的铁路交通体系的建立，刺激了邮政业务的迅速发展。1870—1913年，德国的信件、印刷品和货样邮寄数量从3.82亿件猛增到了70.24亿件，超过每10年翻一番的速度。报纸、代收货款、邮局汇款等数量也几乎都以每10年翻一番的数量增长。从这种通邮量的迅速增加中隐约呈现出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势：其一，社会的物理空间越来越“小”，信息交流日益频繁，步伐加快；其二，特别要指出是，代收货款、邮局汇款等数量激增，它表明社会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由于经济联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邮政业务还扩展到金融领域。1909年1月1日，德国邮政开始经营邮局支票往来业务，柏林、但泽、布雷斯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汉堡、科隆、莱比锡、卡尔斯鲁厄、纽伦堡、慕尼黑、斯图加特等地都开设了邮局支票部，经营有关存取和汇划业务。德国邮政还开通了和奥匈、瑞士、卢森堡、比利时等国的国际间汇划业务。由于通邮量的高速增长，德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上信函交往最多的国家，也是继美国之后拥有最多的邮政机构的国家。

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德国是较早大规模发展电报事业的国家。新兴电讯事业的发展使之成为迈向信息化社会的先锋。1844年，德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在卡塞尔-威斯巴登比布里希（Biebrich）之间的铁路段开通。两年后柏林-波茨坦、不莱梅不莱梅港（Bremerhaven）之间也开通了电报线路。1847/48年，西门子开始铺设柏林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地下电缆，这是欧洲第一条长途电报线路。

德国电报业的真正发展是在帝国建立之后。19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帝国将邮政和电报系统合并，电报网开始从铁路系统扩展到各大城市的警察、消防系统、饭店、医院以及电力、煤气和供水部门。德国与美洲、南太平洋、近东以及非洲的电报线路也相继开通。电报机构和电报线路里程因此迅速增加。1850年德国拥有电报机构47个，线路3571公里，1870年有2405个电报机构和81840公里线路；到1913年，德国电报机构已经达到38509个，线路186.36万公里。电报业务量也大幅度增长。1850年德国电报业务量仅4万份，1870年为866万份，1913年则增长到了5230万份。1900年左右，无线电报开始进入德国电报业领域，但规模还比较小。

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通讯工具，电话在德国的普及速度尤其快捷。1877年美国人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1847—1922）发明电话后，1881年柏林开通了第一家电话分机。此后电话逐渐成为各城市内部的信息传递工具。1894年以后，电话网向异地对话方向发展。德国电话事业的发展速度可以从以下各组数据中窥见一斑：1888年有175个居民点设有电话机构，共有电话机3.7万部；1896年设有电话机构的居民点增至587个，电话分机15.11万部；1913年已有32682个居民点通了电话，电话机达到1387万部。电话线长度也由1888年的5.64万公里增加到了1912年的545.66万公里。通话次数由1888年的1.55亿次增加到了1913年的25.18亿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与美国、南太平洋地区、巴西、西非等世界各地建立了电话联系。德国的电缆量在当时世界电缆网总量中的比重达到8.3%。20世纪初，德国的电话系统较之英、法等国已经处于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1912年，德国的电话线里程将近法国的3倍，电话设备超过法国4倍，德国人在电话上的交谈时长将近法国人的7倍。

三、现代商业经营体系的出现和国内商业的繁荣

在稠密的铁路、内河航运、公路等交通网的支持下和大规模城市化、人口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德国商业经营体系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是国内贸易内容和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贸易物资的内容看，原先生活资料占主导地位的贸易运输让位于工业原料为主的运输。洛林的铁矿石和鲁尔的石煤等大量运往各冶炼厂；鲁尔的煤炭大量运往南部地区；鲁尔和上西里西亚的船舶建造材料大批运往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造船厂；东部地区的谷物等农产品大量运往工业人口密集的莱茵-威斯特法仑地区。从贸易格局看，由于铁路等现代交通运输手段的支持，各贸易集散地与沿海堆货场之间的直接联系就有了可能。因此，虽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莱比锡、慕尼黑等老城市仍然是重要的商业中心，但一些新兴工业城市，如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鲁尔河畔缪尔海姆（Mülheim an der Ruhr）等，开始向老城市的贸易中心地位发起了挑战。

现代的商业经营形式也开始在出现。最具影响力的是百货商店（Kaufhaus或Magazin）的出现。这类商店19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于法国。1879年，莱昂哈德·蒂茨（Leonhard Tietz，1849—1914）在科隆建立了德国第一个百货商店。此后，陆续出现了“德国官员百货商店”（Das Warenhaus für deutsche Beamte，1889）和“凯撒市场股份公司”（Die Kaiserbazaraktiengesellschaft，1891）等。较著名的大型百货商店有赫尔曼·蒂茨百货公司（Warenhausfirma Hermann Tietz）、亚伯拉罕·韦尔特海姆百货商店（Kaufhaus Abraham Wertheim）等。百货商店的经营特点是商品种类较为齐全。亚伯拉罕·韦尔特海姆是柏林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它在20世纪初供应的商品达到65个不同的族类，涉及殖民地产品、罐头、新鲜蔬菜、水果、肉类、蛋类、烟酒、书籍、文具、绘画，等等。它甚至还为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举办艺术画展。由于商品供应丰富，而且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大型百货商店成了大城市生活中最富特色的组成部分。它们通常以薄利多销的方式吸引顾客，以快速的资本周转赢利。一些大型百货商店在柏林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后还向布雷斯劳、德累斯顿、汉堡、科隆等地扩张，开设分店。

各种消费联合会（Konsumverein）也是这一时期新的商业经营形式。它们主要是由工人组织和参加的，同时也有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加入。这种商业经营形式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零售差价或由协会的成员共同分享赢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有关的消费联合会已经达到2394个，会员200万，销售额达6亿马克。

百货商店和消费联合会的大规模、多品种经营形式对传统的中、小零售商构成了强大的竞争威胁。不过，这些新的大型商业经营形式当时在整个商界所占的比例仍然比较低。1913年，百货商店在销售总额中仅占2.2%，消费联合会则仅占1.1%。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大型商业形式长期限于而且也只适合于少数大城市，发展空间有限。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则仍然是传统商业经营形式的天下。

随着邮政和交通事业的发达，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函购商店或邮售商店（Vers and haus）等新型商业形式。它们根据顾客的定购，以邮寄方式将商品送达顾客。此外，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分期付款（Abbesteunng）等现代商业营销形式。

出于买卖某些特定产品的需要，期货贸易也逐渐形成。当时经常性的重要期货交易所有：汉堡的咖啡交易所，不莱梅的烟草、大米、棉花交易所，马格德堡的糖类交易所，柏林和曼海姆的谷物交易所等。还有一些将谷物、土豆、烧酒直到铁制品等都包括在内的总汇型产品交易所，它们主要分布在柏林、布雷斯劳、但泽、德累斯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科隆、斯图加特等中心城市。

尽管各种新型的商业经营方式不断涌现，而且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的零售商业受益于经济的繁荣和快速城市化的刺激，仍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据统计，在1866—1890年间，每1000名居民拥有商店的数目翻了一番。1895—1907年间，商店的数量增加了42%，而人口的数量仅增长了8%。与此同时，面对百货商店等现代大型商业企业的竞争挤压，零售商业在经营方式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即通过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它们或者通过专门化来强化自己的经营特色，开办专卖店，扬自己之长，或者增加营销品种，弥补自己的不足。

商业企业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从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了德意志帝国时期商业的繁荣局面。1882年—1907年，德国的商业企业总数（包括银行）从61.7万家增加到了108.8万家，从业人数由83.8万人上升到了206.4万人。其中5人以下的小企业所占比重从78.9%下降到了66.1%，6—50人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由19.6%上升到了27.3%，大企业所占比重则由1.5%上升到了6.6%。1882年还有63%的商业企业是“一人企业”，1907年时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37%。这些变化表明，帝国时期的商业企业在数量和经营规模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四、现代金融保险事业的形成和扩张

（一）银行业的发展和集中浪潮

帝国建立之初，德国境内货币种类五花八门，有北德地区的银塔勒尔、不莱梅的塔勒尔金币、汉堡吕贝克的马克硬币、南德地区的古尔登等。1871年12月，德国政府以法律形式确认马克为统一货币。同时，马克与邻国货币的比价也简单化：1奥地利古尔登等于2马克；1英国先令等于1马克；1法郎等于0.8马克。货币的统一和规范化为金融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帝国时期金融业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大银行的股份公司化。工业、交通等行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大笔的、长期的资金投入，建立股份制信贷银行，通过建立分行来动员、吸纳和集结资本，成为筹集资金的重要途径。早在19世纪中期，德国已经开始出现股份制银行（Aktienbank）。在各个股份制大银行中，最重要的有1848年改为股份公司的A.沙夫豪森银行联合会、1851年建立并于1856年转为股份公司的贴现公司、1853年建立的达姆施塔特工商银行（Darmstdter Bank für Handel und Industrie）、1856年建立的柏林商业公司（Berliner Handels-Gesellschaft）、1870年建立的德意志银行和汉堡商业贴现银行（Commerz-und Disconto-Bank）、1872年建立的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意志银行、贴现公司、德累斯顿银行和A.沙夫豪森银行联合会发展成为德国最大和最重要的四大银行。这些大银行通过吸纳、合并其他银行，组成更强大的银行集团。以四大银行为例， A.沙夫豪森银行联合会建立时股资为1560万马克，到1914年股资已经达到1.45亿马克；贴现公司建立时股资为3000万马克，1914年达2亿马克；德意志银行股资由成立时1500万马克增至1914年的2亿马克；德累斯顿银行建立时股资为960万马克，1914年已经达到2亿马克。

抵押银行（Hypo the kenbank）是重要的银行组织形式，主要经营长期性抵押契据和债券。最初，抵押银行主要从事农业方面的信贷，此后随着城市化浪潮，经营范围逐渐进入发展行情看好的城市房地产和住宅建设领域。到1900年，各抵押银行几乎90%的的投资都集中在这些领域，在农村地区的业务则迅速下降。到1912年，农村抵押已经下降到抵押银行业务的6.6%。抵押银行的营业额却不断上升。1870年各抵押银行外借营业额为2亿马克，1913年已经达到110亿马克。抵押银行的数目也从1870年的11家增加到1913年的38家。

信用合作社（Kreditgenossenschaft）的出现是传统中等阶层在工业化浪潮下谋求自保的体现，主要服务于手工业者、个体商贩和农民。他们希图通过建立这种合作组织来相互帮助，应付大工业的竞争。1849年舒尔策-德利奇创办了第一家工商信用合作社“鞋匠合作社”（Schuhmachergenossenschaft）。此后这类信贷机构发展特别迅速。1870年德国有工商信用合作社740家，会员31.5万人，到1913年，工商信用合作社数目已经增加到将近1500家，会员80万人。

储蓄银行（Sparkasse）是一种地方性的信贷机构，也被称为“小民们”的银行。它最初只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想的产物，即在大工业日趋激烈的竞争形势下，为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服务，使他们在疾病、养老等生活风险面前能有所保障。19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社会保险立法出台和实施以后，储蓄银行在这方面的功能逐渐减退，转向新的领域进行发展，成为以中等阶级为服务对象的银行信贷机构，其存款吸纳量也因此大幅度上升。1876年各储蓄银行储蓄总额为20亿马克，到1913年时猛增到了197亿马克。

帝国时期的银行规模明显扩大。1882年只有28家银行职工人数在49人以上，1907年已经上升到144家。1877年，柏林8大银行的分行仅有7家，1913年则增加到227家。各大银行业绩骄人，红利特别丰厚。19世纪八十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意志银行的股息达到10%左右，贴现公司股息为10%—12%，德累斯顿银行的股息为7.5%，商业银行股息也达到了6%—9%。这种高额股息则进一步吸引着大量资金注入银行业中。

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扩大和集中，组建“银行集团”以便支持“工业集团”对巨额资金的需求成为一种必然发展趋势。因此，银行界也出现了集中浪潮。

第一次集中浪潮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帝国建立初期创办企业的热潮中，仅1873年经济危机爆发前的两年，德国一下冒出了130个股份公司形式的银行。它们之中的大部分在1873年—1876年经济危机中破产。只有德意志银行为代表的部分银行通过合并壮大起来。1875/76年，德意志银行通过接收柏林联合银行（Berliner Unionbank）和柏林银行联合会（Berliner Bankverein） ，成为德国最大的银行。

19世纪90年代，银行界开始新的集中浪潮。集中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大银行继续吸纳和合并其他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德意志银行、贴现公司和沙夫豪森银行联合会等成为吸纳和合并其他银行的主要受益者。二是大银行之间为避免竞争，通过购买和交换股份而组成强大的银行集团或利益共同体。沙夫豪森银行联合会就在保留自己整体结构的状况下加入了贴现公司。德意志银行则在1897年通过与埃伯菲尔德的贝格-马克银行（Berg-Mark Bank）、布雷斯劳的西里西亚银行联合会（Schlesischer Bankverein）等交换股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1902年资本雄厚的私人银行与柏林各大银行间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有9个，此后这一数目很快上升到了30个。到1906年，德国银行界管理的所有资金已有80%掌握在各大银行及其附属机构手中。

银行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银行业因工业集中的需要而趋于集中，集中以后的银行则转而介入工业，通过扶持大企业，促进工业企业进一步集中。德意志银行不仅通过与贝格马克银行、西里西亚银行联合会等联合，和莱茵兰、西里西亚等地的重工业界建立起了密切联系，还大力进军发展迅速和资金需求旺盛的新兴电气等工业领域，对西门子和通用电气公司予以支持；德累斯顿银行等则对克虏伯予以支持。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最终使各大银行成了一些大企业的“利益代表者”。

各大银行通常在企业监事会中派驻自己的代表，以加强对企业的影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各大银行派驻代表的企业数目为：德意志银行186个，贴现公司161个，沙夫豪森银行联合会148个，达姆施塔特银行132个，柏林商业公司123个，德累斯顿银行120个，国民银行100个。1911年德国6大银行的经理出任企业监事会代表的情况为：采矿业企业112个（在其中16个监事会中任主席） ；金属加工企业41个（在其中9个监事会中任主席） ；机器制造业64个（在其中15个监事会中任主席） ；电气工业27个（在其中8个监事会中任主席） ；纺织工业34个（在其中5个监事会中任主席）。工业企业和银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最终导致了“通过银行垄断组织起来的工业统治”。

（二）保险业和交易所事业

工业化给德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经营的风险。劳动阶层则面临着失业、疾病和意外事故等的威胁。企业降低经营风险的愿望和劳动阶层应对失业、疾病和意外事故的需要等，都给保险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19世纪80年代国家社会保险立法出台后，除了国家社会保险体系覆盖的人群外，其他人口也日益意识到保险的必要性。于是，在国家社会保险体系之外又出现了许多私营保险公司，创立者通常来自银行业和商业领域。保险业因此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势头。相关统计表明，1850—1880年，保险业每10年的平均增长率不足3.3其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1880—1890年间增长率近15，1890—1900年间则增长率32.6。1850—1860年德国保险业领域约有50个机构，产值6000万塔勒尔，到1911年，保险业已经扩大到日常生活、火灾、事故、赔偿和农业等各领域，产值规模达到65亿马克。各保险企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成立了德国私人保险联合（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Privatversicherung） ，即后来的保险经济联合总会（Gesamtverband der Versicherungswirtschaft）的前身。

保险企业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处于政府监督下的人寿保险企业已经达到962家，事故和赔偿保险企业48家，冰雹保险企业18家，牲畜保险企业685家，应对火灾、风暴、水灾等保险企业101家，其他领域保险企业67家。此外还有各邦政府监督下的保险企业311家，外国保险企业81家。保险事业也覆盖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保险企业的资本不断增长。以人寿保险业为例：1880年资产仅为4.4亿马克，1913年则已经增长到56.4亿马克。其他保险行业的资本到1913年时也增加到了20.5亿马克。如果加上社会保险，整个保险业资本总额已接近100亿马克。

交易所事业也呈现繁荣的局面。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于拥有罗特希尔德等著名的私人银行，一直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德国主要的交易所所在地。1866年以后，由于普鲁士统一德国带来的政治格局的变化，柏林不仅成为德国的政治中心，其经济功能也不断增加，逐渐发展成了全国最重要的交易所所在地。此外，在一些大邦和地区性首府，如汉堡、布雷斯劳、莱比锡、汉诺威、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等城市，也有交易所存在。

当时的交易所生意主要有三种：有价证券、外汇交易和商品买卖。商品交易所主要涉及农业和工业原料等产品，因此通常又称为产品交易所。它分为包括各种商品的一般交易所和只涉及某种产品的专门交易所。有价证券的发行量也迅速增长。根据《德国经济学家》（Der Deutschekonomist）的统计，1895年德国有价证券发行总额为13.74亿马克，其中外国证券为3.17亿马克，1898年有价证券发行总额则上升到24.07亿马克，其中外国证券占7.09亿马克。世纪之交时，德国的资本年增长为25亿—30亿马克，其中对有价证券的投资至少有10亿马克。

总体上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金融和保险事业无论在经营机制还是在结构上，都已经实现了与现代工业经济和社会的对接。

第三节 现代高效型农业经济

工业发展和农业进步是联动的。工业化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非农业人口猛增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工业生产对原料的大量需求、大量新式农机具和人工肥料的发明和使用、生活水平改善对食物结构要求的提高等，都会极大地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农业的进步、农业产量的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和购买力的提高等，不仅保证了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原料等的需求，也会为工业品开辟广阔的农村市场，进而促进工业的发展。帝国时期国民经济从农业主导型经济结构向工业主导型经济结构的转变，对农业造成了巨大冲击，推动着农业生产向现代高效型农业发展。

一、种植业的进步

帝国时期的农业生产主要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二是交通运输改善带来的美、俄等国廉价农产品的竞争和冲击。这两大因素都推动和刺激着德国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生产的总趋向是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一方面是量的增长，另一方面为质的提高。

产量的提高是农业生产面临的首要问题。19世纪上半期，面对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德国在农业生产领域主要是通过扩大耕种面积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有限的土地资源决定了这种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到1860年左右，扩大耕种面积的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休闲地的数量也急剧减少。1878年已经只剩下8.9%的闲置土地，1913年进一步下降到了2.7%。最终，在持续工业化对粮食、原料等不断增长的需求面前，农业生产只有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高效模式。

高效型农业首先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但这也意味着土地肥力损耗的增加。采用人工施肥的方法补充地力消耗就成为保持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增长的重要手段。19世纪早期，人们通常采用施加粪肥等自然肥料的方法补充地力。1840年著名化学家李比希解释了施肥的科学道理，人类的农业生产进入了化学农业时代。人们开始有针对性地使用鸟粪、骨粉等人工肥料。到帝国时期，农业生产中已经大量使用人工肥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谷物种植总成本的将近40%用在肥料上。研究表明，与1890年相比，1913年德国农业中所施的人工肥料增加8000万公担以上。其中，钾盐由210万公担上升到3010万公担，过磷酸钙从500万公担增加到2000万公担，硫酸氨由60万公担上升到400万公担。仅1913年使用的人工肥料就达5.73亿马克。单位面积矿物肥料的使用量也大大增加。1878—1880年德国每公顷农业用地年均施矿物肥料1.7公担，1913年已增至20.1公担。1910年以后，根据哈勃博施工艺（Haber-Bosch Verfahren）生产出的合成氨产量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种类的氮肥。

在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中，小农占主导地位，经营规模相对较小。1882年—1907年间，这种特点变化很小。1882年，经营规模在2—5公顷及其以下的小农约404万户，占总农户数76.6%，使用面积占6.7%；经营规模在5—20公顷的中农为93万户，占总数的17.6%，使用面积占28.8%；20—100公顷及其以上的大农和庄园主为30.5万户，占总数的5.8%，使用面积占55.5%。1907年，小农数目增加到44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6.5%，中农数为110万户，占总数的18.5%，大农和庄园主数为28.4万户，占总数的5%。100公顷以上规模的庄园和20—100公顷规模的大农的经营面积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下降。中、小农经营的土地面积则相对有所扩大。

这种小规模经营农业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因此，犁、滚筒、耙、松土耙等传统农具仍然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耕种工具。尽管如此，为弥补大量人口流向城市和工业领域而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在许多妇女加入农业劳动大军的同时，机械化也出现了相对的“强劲增长”。1882年—1907年，简易脱粒机由26.8367万台增加到了94.7003万台，播种机由6.3842万台增加到了29.0039万台，割草机由1.9634万台增加到了30.1325万台，蒸汽犁由836台增加到了2995台。1907年，97.4%的大农场（100公顷以上）、92.8%的中等农场（20—100公顷）和72.5%的小农场（5—20公顷）至少已经配备了12种机械。

高效型经营使德国农业生产呈现极高的效率，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遥遥领先其他国家。1912年德国的小麦、大麦和土豆产量分别为每公顷22.6、21.9和150.3公担；同年法国为13.8、14.3和74.2公担，美国为10.7、16.0和76.2公担，俄国为6.9、8.7和81.7公担。德国各类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无一例外地居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首位。以小麦和土豆单位面积产量为例，法国只有德国的61%和49%，美国只有德国的47%和50%。

帝国时期的农业进步还可以从农作物产量的变化中得出结论。首先是总产量增长很快。1873—1912年，谷物产量由1730万吨增加到2790万吨，增长73%，土豆产量由2350万吨增加到了5020万吨，增长114%，甜菜产量由2730万吨上升到了4420万吨，增长62%。这种增长明显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同期德国人口增长了约55%）。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有很大提高。1881—1885年，黑麦、小麦、大麦、燕麦和土豆产量分别为每公顷9.8、12.8、12.9、10.9和84.4公担，1911年—1913年则相应提高到了18.4、22.3、21.6、19.7和137.6公担。

帝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历了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两次重大危机，谷物价格也一路下跌。以小麦为例，1866年以后一直维持在200多马克一吨的价格水平上，到1878年时却降到了每吨189.2马克，1894年时已经降至每吨136.1马克，1896年更跌至每吨117.8马克。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美国和俄国的低价位谷物的冲击。正因为如此，帝国时期的农业基本上一直处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呵护之下。1879—1887年间，德国政府多次调整粮食进口税，小麦、黑麦的进口关税提高幅度甚至高达到400%。1902年12月帝国议会通过的新关税法案则进一步调高了粮食进口税。

二、牲畜饲养业的发展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食物结构向多肉型方向发展。因此，帝国时期的牲畜饲养业处于持续发展之中。

首先，帝国时期的牲畜饲养总数一直呈增长趋势。1816年3177.6万头，1873年德国牲畜拥有量为增加到5377.2万头，1913年则突破6000万头大关。仅从数量上看，仿佛这一时期牲畜饲养总数的增长还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这只是一种假象。隐藏在其背后的实际情况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牲畜饲养种类的比重结构出现重大变化以及每头牲畜产肉量的提高等，肉类总产量在不断提高。

这一时期牲畜饲养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受对外贸易因素的冲击和人们饮食结构变化的影响，各类牲畜的饲养量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之中，各类牲畜的结构比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养羊业以19世纪60年代为顶点，经历了抛物线式的大起大落增长过程，由1816年的1572.5万只猛增到1861年的2801.7万只，然后猛跌至1913年的552.1万只。羊在牲畜存栏数中所占比重在1853年曾达到52.4%，到1913年时则下降到9.2%。羊的饲养量之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大幅度下降，主要是因为价廉质优的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羊毛的进口对德国的养羊业造成重大冲击，而且人们不喜好吃羊肉。

和羊的存栏数的大起大落相比，牛的饲养量呈现相对稳定的增长趋势，在帝国时期增长尤其迅速。1816—1873年间，牛饲养量由961.9万头增加到1577.7万头，每年增加约11万头；而1873—1913年间，牛饲养量由1577.7万头增加到了2099.4万头，每年增加13万多头。牛的饲养量在牲畜存栏量中的比重也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状态。

最引人注目的是生猪存栏量的迅猛增长。1816—1913年间，生猪存栏量由352.7万头增加到2565.9万头，在牲畜总头数中的比重由11.1%上升到了42.6%，成为各类饲养牲畜中最多的一类。这种增长在帝国时期尤其迅速。1816—1873年间，生猪存栏量增加约360万头，1873年—1913年间却增加近1845万头。生猪饲养量的猛增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很大关系。当时社会劳动力中多数从事重体力劳动，猪肉的高脂肪含量能更好地满足重体力劳动者对高热量食物的需要。此外，生猪生长快，饲养时间短，可以满足人们迅速增长的肉类需求。尤其重要的是，饲料的供应状况也有利于生猪饲养。当时的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1914年土豆产量高达4500万吨。此外，大量的甜菜糖加工垃圾和炼制黄油过程中的副产品如乳清、贫脂牛奶等也都是喂养生猪的上好饲料。

这一时期牲畜饲养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优种优育、品种改良等技术大大提高了每头牲畜的产肉量。以养牛业为例，1880年每头公牛宰后的畜肉净重为275公斤，1912年则达到310公斤，增长12.7%；同期每头母牛的畜肉净重也由175公斤增加到了225公斤，增长28.5%。每头奶牛的产奶量则由1883年的1400升上升到1913年的2200升。

在牲畜饲养总量和每头牲畜产肉量双双增加的作用下，帝国时期的肉、蛋、奶产量都有了大幅度增长。1883—1913年，肉类总产量增长了94%，其中牛肉类产量增长33.5%，猪肉产量增长153.6%，只有羊肉产量下降了57%。奶、蛋产量则分别增长了70%和95%。与同期42.5%的人口增长相比，肉类产量的增长速度几乎快了一倍，从而保证了人均肉类消费量的增长。

与谷物产量的增加而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相反，帝国时期的动物类产品不仅产量增长，价格也一直处于攀升之中。1883年动物类产品为55亿马克，1914年达到100亿马克，总体上高于动物产量的增长速度。之所以出现这种良好的发展形势，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当时尚无冷冻技术，无法通过对家禽家畜进行大规模的集中屠宰来降低成本；二是牲畜和家禽饲养业不存在来自国外的强大竞争；三是人们的食物结构正朝着多肉食方向发展。据统计，1873年德国人均肉类消费量只有29.5公斤，1912年则上升到了53公斤，野生动物、家禽和鱼类还不包括在内。

帝国时期牲畜饲养业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大批进口饲料来实现的。仅1913年进口的大麦、玉米、榨油后的渣饼、大豆、鱼粉等饲料的价值就达到10亿金马克。由于饲料对外依赖程度很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牲畜饲养业因饲料短缺而迅速陷入困境，德国人餐桌上的肉食也因之大减。

第四节 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时期，工业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全球扩张。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投资场所和世界霸权，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日益成为德国等发达工业国家的重要经济特征。高速工业化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以及由此造成的国民经济结构向工业主导型形态的转变，使帝国时期的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逐渐转变为外向型经济国家。这也是德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重要标志。

帝国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最明显特征是贸易量的大幅增长。19世纪七十年代前，德国对外贸易呈一种直线增长趋势，但长期处于入超状态。1861年德意志关税同盟对外贸易总额为22.68亿马克，逆差为1.44亿马克，1871年外贸总额为54.39亿马克，逆差为3.11亿马克。1871年以后，受快速工业发展对原料、粮食的需求和工业品出口增长的刺激，贸易的快速增长形势没有太大改变，但出口呈现更大的活力。1880年—1913年，虽然对外贸易仍处于入超状态，但出口由29.23亿马克增至100.97亿马克，进口由57.36亿马克增至107.5亿马克，出口增幅明显大于进口增幅。这表明德国的产品出口能力在增强，外贸总额也在快速增长。

帝国时期的贸易伙伴主要在欧洲，对外贸易量的一半以上始终集中在这一地区。对美洲地区的贸易则仅次于欧洲。1906年德国产品的主要出口对象依次为英国、奥匈、美国、荷兰、俄国；1913年则依次为英国、奥匈、俄国、法国、美国。在进口方面则依次为：1906年美国、俄国、英国、奥匈、法国、阿根廷、英属印度；1913年时，除了阿根廷和英属印度的位置调换外，其他保持不变。

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德国一跃成为世界性进出口贸易大国。1870年，德国和美国一起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80年代以后，这两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出口贸易中超过法国，紧随英国，而且差距愈来愈小。1910年英、德、美三国的进出口贸易状况为：英国进口117.23亿马克，出口87.84亿马克；德国进口89.34亿马克，出口74.75亿马克；美国进口63.96亿马克，出口71.82亿马克。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出口贸易国。

德国对外贸易在快速增长的同时，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出口商品中，原料、粮食等初级产品比例下降，工业制成品、半成品的比重上升；进口则相反，原料、粮食等比重大增，工业制成品等的比重大幅度减少。1871年德国出口商品中的成品和半成品比重占51%，原料占25%，食品占24%；1910年成品和半成品的出口比重上升到出口总量的74%，原料和食品则分别下降为16%和10%。进口情况则完全相反。1870年成品和半成品的进口占德国进口商品的34%，到1910年下降到了24%。同期原料输入在进口商品中所占比重在45%和48.5%之间波动，食品在进口商品中所占份额则由13.9%上升到26.7%，几乎翻了一番。1880年—1913年，机器、动力运输工具和电气产品类的出口由4450万马克增加到了102470万马克，增长超过22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金属、机械、化学、电气产品输出国。

德国与对外贸易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直作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的欧洲地区在德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呈下降趋势，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食品、原料则不断增长。这些产品在1890年时还不足25%，到1910年已经增至近45%。出现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德国进口货物结构的改变。

英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对英国贸易商品结构的改变典型地说明了德国工业能力的提升对其外贸结构的影响。1870年德国输往英国的产品中仅39.7%为工业品，原料和食品分别占34.7%和25.6%；1913年德国出口英国的产品中，工业品上升到70.8%，原料和食品类却分别下降到20.4%和8.8%。这一转变表明，在1870年时德国还是当时有“世界工厂”之称的英国的原料和粮食供应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德国工业产品的主要销售地。德国工业产品在英国的“肆虐”曾震动英国朝野。1896年，英国人欧内斯特·埃德温·威廉斯（Ernest Edwin Willians）专门出版《德国制造》（MADEINGERMANY）一书，探究德国工业品行销的原因。

在国际投资方面，德国也由投资吸纳国逐渐转变为世界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对外投资成为德国对外经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的对外资本输出方式包括建立国外商业组织和工业企业，投资外国公司，购买外国有价证券和股票等。19世纪90年代末，德国输往国外的资本开始超过外国资本在德国的数量，德国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债权国家。20世纪初，德国已经成为仅次于英、法两国的世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其具体对外投资状况为：1883年50亿马克，1893年100亿—130亿马克，1905年为150亿—180亿马克，1914年为220亿—250亿马克。

上述表明，到20世纪初，德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大进大出的、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对国外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依赖程度在加强。在这种外向型经济中，德国从世界各地进口粮食和原料，将高附加值工业品输往国外，获取高额利润。如前所述，这种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对外政策转向“世界政策”的重要内部动因。

第七章 帝国时期的社会

19世纪70年代以后，高速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变，对德国传统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构成社会体系的各种基本要素出现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为：新的人口运动模式、高速城市化、社会阶级结构的调整、诸种利益集团的出现、生活状况的改善、现代社会福利国家的构建、婚姻家庭形态的变化和妇女社会群体的崛起等。所有这些变化都昭示着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国家的动态社会图景。

第一节 人口运动和城市化

在高速工业化影响下，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人口运动较之以往有了新的变化和新的特征。这种新变化和新特征表现为人口的快速和不平衡增长，低出生率和更低死亡率的增长模式，人口流动性加强，高速城市化之下城市居民成为国家主体居民，以及德国开始由出境移民国家转变为入境移民国家等等。

一、人口的快速和不均衡增长

帝国时期的人口状况无论在增长速度和增长模式，还是在地域分布和社会流动性等方面，都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的重大变化。

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的一大特点是增长速度快。1870年—1910年，德国人口由4105.8万增加到6492.5万，净增2386.7万，增幅约58.1%。1914年，德国人口增至6781万，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5%和世界人口的4%。具体说来，除了梅克伦堡什未林（Meklenburg-Schwerin）等极少数农业邦以外，绝大部分邦在1871年以后的人口增长要明显快于1816—1871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1816年时，除了汉堡、不莱梅、吕贝克等城市外，尚无其他邦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00人，1871年时，除了各个城市邦外，只有6个邦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人。但是到1910年时，除了梅克伦堡、奥尔登堡、瓦尔德克等少数几个邦，其他各邦的人口密度均超过了每平方公里100人。

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的第二大特点是各地区差异很大。城市和发达工业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地区。城市化、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越快，人口密度越大。1871—1910年，大城市汉堡每平方公里增加人口1628人，工业发达的萨克森每平方公里增加了150人，以农业为主的奥登堡每平方公里仅增加15人，梅克伦堡什未林和瓦尔德克等农业邦每平方公里则分别增加了6人和5人。各地区的人口增长也极不平衡。1871年，若以工业最发达的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仑的人口密度指数为每平方公里100计算，那么德国中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为77.2，南部地区为68.3，北部为57.9，东部为44.1，波莫瑞和西里西亚为64.3；1910年，仍以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仑的人口密度指数为每平方公里100，则中部地区为66.5，南部地区为44.7，北部地区为41.2，东部地区为25.8，波莫瑞和西里西亚为41.3。这组数据表明，帝国时期的人口增长呈现从工业发达地区向农业地区逐渐递减的趋势。西部的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仑工业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东部农业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最慢。

各邦内部的人口增长也因工业发展水平不同而差异很大。以普鲁士为例，1871—1910年间，人口密度增长速度最快、人口密度最大的几个省依次为莱茵、威斯特法仑、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它们都是普鲁士境内工业最发达、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而人口增长缓慢且人口密度最低的几个省依次为东普鲁士、波莫瑞、西普鲁士和波森，它们恰恰是普鲁士的主要农业区。

帝国时期的人口增长模式也有所变化。这一时期人口的高增长率并非高出生率的结果，而是建立于低出生率和更低死亡率的基础上。从1817年—1913年，德国的人口增长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890年以前，人口增长主要基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上。除了少数年份外，人口出生率一般在36‰以上。死亡率则通常在25‰以上。在这种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下，人口的年增长率一般在1.2%左右徘徊。1885年，每1000居民中出生和死亡人口分别为37人和25.7人，净增11.4人。

九十年代以后，情况出现明显变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一般在36‰以下。但是与出生率下降相比，死亡率下降更快。1890年，居民的出生和死亡率分别为35.7‰和24.4‰，净增11.4人；到1913年，出生人口下降到27.5‰，死亡人口则下降到了15‰，净增人口达到12.4‰。在这种增长模式下，189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率明显高于以前的人口增长速度。甚至与法国等欧洲国家相比，这一时期德国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幅度也是比较大的。1851—1860年，英、法、比、德四国每1000居民年死亡人数分别为22.2、24、22.5和26.4人，德国最高；1901年—1910年相应数据分别为15.4、19.4、16.4和18.7人，德国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幅度最大，而且死亡率已经低于法国。帝国时期人口的高增长显然与这种低出生率和更低死亡率有一定的关系。

帝国时期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从而使生育成为一种重负；19世纪80年代国家社会保险立法的出台使得生孩子防老的必要性降低；工业化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许多夫妇日益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将原先抚养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多地投入进剧院、电影院等娱乐之中；强迫义务教育制度和禁止童工立法的实施则意味着生孩子不仅得不到经济上的好处，而且须为孩子的教育进行大量经济投入。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人们日益倾向于少生孩子甚至不要孩子，因此生育率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871/72年，每1000名15—45岁妇女的成活婴儿生育数为163，1890年为160，1909/11年为130，1912/13年为117。在柏林、汉堡等大城市，这一数字更低。两个孩子的家庭日益成为一种潮流。

与出生率的下降相比，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受益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医学知识的增长，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由此带来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下降。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大大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在帝国时期，由于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1—9岁儿童的死亡可能性减少了50%。城市婚生1岁婴儿死亡率在1876/80年—1913年间下降了37%以上。同期农村婚生1岁婴儿死亡率也下降了20%以上。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使人们的预期寿命大大延长。1871/72—1880/81年间，德国男子平均寿命为35.58岁，妇女寿命为38.45岁；1891—1900年分别为40.56岁和43.97岁；1910/11年则已经达到47.41岁和50.68岁。也就是说，在40年间，德国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12年左右。

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寿命的延长使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变化。1852—1911年间，65岁以上人群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由4.1%上升到了5.0%。这意味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在增加。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政府出台的社会保险立法中有关老年人保障政策的规定，本身就有解决因老年人不断增加而带来的现实社会问题的考虑。

二、高速城市化；人口的快速流动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地理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人口地域分布状况的调整。在帝国时期，这种人口分布状况的调整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和农业地区人口向工业地区的快速流动。

（一）高速城市化

前文曾提及，工业化和交通事业的发展是德国城市化的两大动力因素。在工业化进程中，大量人口受工作岗位和较高劳动收入的吸引，从农业区流向工业区，从农村流向城市。铁路等现代化交通的发展则给人口的流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展开，人们就已经开始大规模涌入城市，特别是工业城市。城市人口开始以较快速度增长。到德意志帝国时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化步伐进一步加快，以至于出现了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一种极速城市化”。

帝国时期，德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城市化过程的实质性阶段”。城市人口开始超过农村人口，成为国家的主体居民。1871年帝国刚刚建立时，大部分人口仍居住在农村，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比为63.9∶36.1。1895年则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德国城乡人口比重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城市人口开始超过农村人口，前者与后者之比为50.2∶49.8。1910年，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比为40∶60，形成了与1871年时完全相反的比重结构，农村人口由总人口的将近2/3降为2/5。这意味着农村人口绝对数在总人口中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新增的人口基本上都在城市。城市居民已成为德国人口的主体人群。

帝国时期城市化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在城市人口的增长过程中，大城市发展最快，中等城市次之，5000人口以下的小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1871年—1910年间，5000人以上城镇的人口比重由23.7%上升到了48.8%；1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人口则由1871年的4.8%上升到了1910年的21.3%。这意味着在1871年时每20个德国人中还只有一个人在大城市生活，到1910年时每5个居民就已经有一个居住在大城市了。大中型城市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1875年—1910年，1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总数从271个增加到了576个，增幅高达112.5%。

帝国时期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有三个来源：迁徙流入的人口、本城市居民的净出生人口和通过行政区域合并而增加的人口。1875年—1905年间，普鲁士85个城市的新增人口中，54.6%源于迁徙流入人口，31%源于本城市居民的净出生人口，14.4%来自行政区域的并入。具体而言，迁徙流入人口和自然增长人口在不同类型城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的人口增长通常以流入人口占主导地位；重工业和其他工业型城市则以自然增长人口为主。出现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的经济类型的不同。在重工业和其他工业经济为主的城市中，收入较高，住房条件较好，居民可以负担更高的生育率；与此同时，一些直接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也带来了前现代社会农业型人口的增长模式，即高生育率。在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中，人们的收入相对较低，家仆、佣人等为了保住工作职位，通常晚结婚，少生育。

行政区域的并入是某些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重要途径。例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1877—1910年间合并新行政区域16个。1870年该城市面积为7005公顷，人口8.47万，1910年已经扩大到13477公顷，人口增至41.45万。从整个德国看，城市通过合并周边地区而扩大的这种状况呈现一种加速趋势，而且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从1910年超过5万居民的85个德国城市的行政区域并入情况看，1851—1860年只有9个城市合并行政区，增加人口7.4万，1871—1880年有20个城市合并行政区，增加人口7万，1901—1910年有57个城市合并行政区，增加人口102.5万。

帝国时期城市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城市发展呈现地区性差异，工业地区城市化速度较快，反之则较慢。在普鲁士，西部城市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城市，而位于东部的上西里西亚和柏林等工业水平较高地区的城市化速度也相当快。1840年普鲁士东部各省的城市化率为22.9%，1871年为24.2%，1910年为33.7%；同期西部各省的城市化率分别是25.2%，34.2%和50.7%。工业化启动较早的萨克森王国地区也是城市化的核心地区。在南德地区，原先一些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如莱茵美因地区、纽伦堡地区、斯图加特地区以及莱茵内卡地区等，也出现了高速城市化趋势。到20世纪初，工业最发达的莱茵兰、威斯特法仑、萨克森王国等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2/3。

从国内人口流动走向看，整个东部地区的人口迁出大大高于迁入。在西部地区，汉诺威、奥尔登堡、普鲁士的萨克森、图林根等地区的流入人口明显少于迁出人口；不莱梅、萨克森王国地区、威斯特法仑和莱茵兰等地区则迁入人口大大高于迁出人口。究其原因，前者是农业经济区，后者则是工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出于相同的原因，南德地区的人口流出量也大大高于人口流入量。

帝国时期城市化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城市发展速度与其社会经济类型有密切的关系。一些曾在工业化早期迅速发展的老城市，如纺织业城市亚亨、埃伯菲尔德、巴门、克雷费尔德（Krefeld）、明兴格拉德巴赫（Mnchen-Gladbach）等，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发展速度已经低于平均水平，因此在大城市的行列中不见踪迹。采矿业城市、重工业城市以及其他现代型城市则迅速发展。在这些异军突起的城市中，一类是那些与最新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专业性城市，如鲁尔地区的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埃森、杜伊斯堡等生产煤炭、钢铁的重工业城市，另一类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多功能、商业性和服务性综合型城市，它们通常是某一地区的中心都会。布雷斯劳作为东部地区的重要中心之一，在1875—191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达到114%，由23.9万人增加到52.1万人。科隆作为西部地区都会，同期人口也由13万多人增至51万多人，增长率达281%。在南德地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慕尼黑、纽伦堡等城市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同期人口增长都超过了200%，其中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人口增长率高达300%以上。

（二）人口地理分布状况的变化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内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对城市的迅速扩张起了关键性作用。1907年，莱茵兰的大城市流入人口比例高达46.7%，威斯特法仑则高达59.9%。就整个德国而言，50%以上的人口在这数十年中都进行过迁徙。

从人口流动类型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近距离迁移和远距离迁徙，但以近距离迁移为主。各城市的流入人口主要来自近郊农村和附近地区。远距离迁徙主要是指所谓的东西大迁徙。它们可划分为三大迁徙流向：一是从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各省流向柏林和萨克森王国地区；二是从波莫瑞和梅克伦堡地区流向汉堡地区；三是从东部和南部等地区流向莱茵-威斯特法仑工业区。

在远距离迁徙中，吸引力主要来自各大城市。尤其是著名的大城市，通常是人们迁徙的首选目标。1907年，东、西普鲁士和波森三个省出生的人口中，有24%生活在其他地方，其中24.8%去了莱茵威斯特法仑，17.4%进入了柏林。在莱茵兰，远距离迁入者的比例在1882—1907年间由6.4%增加到11.6%，在威斯特法仑，这一比例则从9.2%上升到17.8%。从远距离迁徙者的来源看，在莱茵兰，有20.1%来自东北部地区，27.3%来自东部地区；在威斯特法仑，东北部和东部地区迁入者的比例相应为36.2%和44.5%。柏林则是全国性的流动人口的聚集中心。1907年，柏林每100居民中，本城市出生者仅占40.5人。柏林因此成了一个外来者的城市。就整个德国而言，到1907年为止，有50%的人口生活在距他们的出生地很远的地方。

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对帝国时期的人口地理分布状况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改变了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比重。1871—1910年间，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失，东部农业地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所占比重从24.0%下降到了19.7%，西部工业地区占总人口的比重则从19%上升到了23.1%。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改变了德国的城乡人口的结构比重，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以至于城镇人口数量在短时期内就超过了农村人口，成为国家的主体居民。1910年，德国城市化程度（60%）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居第二位，仅次于英国的73%。同年法国和美国的城市化率分别为43%和33%。

三、德国由出境移民国转变为入境移民国

在德国国内人口从农业地区向工业地区、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过程中，还重叠着一股境内外移民潮。德意志帝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善，这股移民潮流在中途出现了逆转。

19世纪90年代以前，德国是一个移民输出国家，向海外移民是一种普遍性现象。在1816—1914年的近一个世纪中，德国向外移民550多万。虽然在帝国建立前，有两个向外移民高峰期，出境移民近130万人，但更大规模的出境移民潮是在帝国建立以后出现的。在帝国时期，海外移民的最高峰是在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仅1880—1884年间，出境移民人数就多达86.43万。其中，1881年和1882年每年出境移民都在20万人以上。此后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向海外移民一直呈现较活跃的状态。

19世纪50年代以前，出境移民主要来自西南部、西部和南部地区。诸如符滕堡、巴登和普法尔茨等西南部等农业地区是这些移民的主要来源地。60年代开始，这种局面逐渐发生了改变。到70年代，也即德意志帝国时期，东北部地区开始成为出境移民的主要来源地。1871—1875年，来自东北部的移民占德国向海外移民总数的39.3%，1876—1880年占35.4%，1881—1885年占38.2%，1886—1890年占37.7%，甚至1891—1895年间仍占到34.8%。出境移民主要来源地由西南部地区改变为东北部地区，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在西南部地区，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本地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钢铁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消化吸收了该地区部分外流人口；在东北部农业地区，70年代以后持续的农业危机则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该地区的民众生活。由于当时德国的工业发展还不足以吸纳更多的人口，拥有最多农业人口的东北部地区就成了出境移民的主要来源地。

帝国时期，移民海外潮流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1）帝国初期，受美国内战结束等因素的刺激，出境移民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2）1875—1879年，由于作为出境移民主要目的地的美国陷入经济危机，向外移民出现了短暂的下降； （3）1880—1893年，受美国广袤土地的吸引力和德国国内经济“萧条”的影响，出境移民又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增长； （4）1894年—1914年，由于美国自由分配土地结束，加之德国国内经济繁荣，人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国内，出境移民人数突然大减。1893年，德国出境移民为8.7万人，1894年骤降到4万多人，1897年以后下降到2万多人，到1914年时已经降至1.1万人。出境移民人数与德国总人口相比已微不足道了。

促使德国人移民海外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总体上看，19世纪德国海外移民活动首先是一种出于经济动机的向外移民。1870年以前，德国是典型的农业国，移民大多来自农业地区。研究表明，每次向海外移民的高峰期，通常就是农业生产下降的年份。在人口持续增长和粮食产量下降夹缝之中挣扎的人们不得不离开故土，去他国寻求更好的生活。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则是农业地区人口大量移民的重要原因。70年代以后，脱粒机、播种机等农机具的广泛使用使农业劳动力需求量减少，而农村地区人口出生率却相对较高。于是，小农后代中一些没有土地继承权的子女不得不远走海外，以期通过移民获取土地，改善自己的生活，土地资源丰富的美国成了他们的当然首选目标。80年代起，由于工业经济处于长期萧条的低迷状态，工人和无职业者等之中前往美国寻求工作机会的移民，也有大幅度增加。1832—1914年，德国向美国移民总数近490万，仅1881—1900年就达170万人以上。大规模海外移民活动对德国人口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使德国的人口过剩状况显得微不足道。很多地方的人口不仅没有增加，甚至有所回落。

19世纪90年代是德国由移民输出国向移民输入国转变的时期。从移民输出角度看，这一时期推动德国人向海外移民的“推力”以及吸引德国人离开故土的“拉力”强度都已经开始大幅度减弱。就“推力”而言，90年代初开始的工业高涨和80年代以来日益完备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国内“推力”因之大减。同时，随着美国“边疆”开拓的结束，人们前往获取土地的期望值大大降低，加之90年代早期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吸引德国移民的强大外部“拉力”也因此不再。德国出境移民人数由此开始大幅减少。与出境移民的大幅减少相反，入境移民却开始迅速增加，德国开始由出境移民国家转变为入境移民国家。据统计，1895—1905年间，德国的入境移民与出境移民人数相比已多出近14.7万人。

外国移民的大规模流入德国，主要是德国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本国劳动力数量不足所致。生活条件的改善具体体现在德国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和开资本主义国家先河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劳动力的不足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劳动力不足。由于这一地区的大量人口或在国内人口流动中迁往工业地区和城市，或大批移民海外，流失人口大于净出生人口，造成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到1900年为止，东、西普鲁士、波森和梅克伦堡等农业地区的人口都有大量流失，其中东普鲁士的人口绝对流失量达45万人以上。二是一些工业地区在修筑公路和开挖运河等公共工程领域中所需的劳动力相对不足。于是，从国外引进劳动力以弥补生产所需就成为一种必然。进入德国的外国人数量也不断增加。据统计，1871年德国境内有外来居民20.7万人，1880年为30万人，1890年为43.3万人，1900年约80万人，1910年时则已经将近126万人。这些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奥地利、荷兰、俄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其中以奥属和俄属波兰地区的波兰人最多。

从分布状况看，大多数外来移民集中在工业和农业生产领域。据统计，1907年德国约有80万外籍工人，占当时总就业人数的4.1%，其中50%以上的外籍劳工集中在工业领域。在普鲁士，1906年时就已经有60万名外籍劳工，其中2/5在农业领域，3/5在工业领域。1908年，德国外籍劳工数量为100万，1912年则已经达到120万以上。根据德国政府对合法外籍劳工（不含黑工）的统计，1913/14年共有外籍劳工782858人，他们主要分布在煤炭、钢铁、采石、建筑等工业生产领域和农业生产中。

第二节 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

由于工业化的猛烈冲击，帝国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都出现了重大变化和调整。主要表现为：处于转型之中的传统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消费活动和消费水平出现了明显变化，社会消费结构向小康型转变；同时，为了缓和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诸种社会问题，德国政府开始尝试调整社会关系。由于拥有悠久的社会保险传统，同时又受到特殊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现实政治等诸种因素的影响，德国率先迈出了向社会福利国家转变的步伐。

一、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力量格局

帝国时期，随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原有的社会阶级结构出现了调整，新的社会阶层和阶级力量出现，并且由此带来了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

（一）新的社会阶级结构

帝国时期，社会阶级结构正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期，可谓复杂多变。由于深切感受到德国社会阶级状况较之以前有了巨大的变化，著名经济学家古施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1838—1917）在1897年曾根据财产、受教育程度和职务等标准对当时社会各阶层进行新的尝试性划分，列出了四个阶层。一是上等阶层，包括贵族、有影响力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大企业主、高级官员和军官、受过教育的医生、艺术家和有年金的收入者等；二是中上阶层，包括中等土地所有者和企业家、受过高等教育的较高层官员和自由职业者、军官等；三是中下阶层，包括中层官员、小农、小商人、手工业者、职员、工厂主、收入较高的专业工人、下级军官等；四是下等阶层，包括工人、低层官员、贫困的手工业者和小农等。实际上，德国工业化时期的阶级状况与其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共性的一面，亦即除了农民、手工业者等传统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在成为社会的主体。同时又必须看到，由于德国特殊的政治发展道路，其社会阶级构成状况又有自身的特点，封建残余色彩浓厚，呈现传统与现代交融重叠的特征。

1.资产阶级化贵族阶级

贵族阶级仍然是社会的强势群体。德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而非革命方式实现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改革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贵族的传统特权，而且国家的统一也是在普鲁士贵族阶级领导下实现的。作为这种特殊政治发展道路的结果，德国在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传统贵族阶级仍保留了许多政治特权，在社会中拥有极强势的地位。

贵族作为德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在帝国以及各邦的上议院中都占有完全的优势。除了各种法律上的特权外，贵族还拥有许多实际特权。国家政权中的一些最高层职位都把持在贵族手中。大臣职位大多由贵族担任。1871—1914年间，德国各个邦中只有巴登政府的资产阶级大臣人数比贵族大臣人数多。在外交领域中，帝国政府的外交国务秘书、驻各重要国家的大使都无一例外地由贵族担任。在行政管理领域，贵族同样占有大部分高层职位。以普鲁士为例，1910年11个高级行政官员职位有10个把持在贵族手中。64%的行政专员和57%的县长也由贵族担任。在军队中，贵族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迫于受到本阶层人数所限，贵族虽然在军官总数中不能占有多数，但在高级军官中占有绝对优势。1913年，德国军队中已有70%的军官来自资产阶级，但贵族在高层军官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25个集团军的指挥将领中有22人出身贵族，只有3位来自资产阶级，而且也已经贵族化。师级军官中，贵族也占2/3以上。此外，也有部分贵族化资产阶级加入贵族行列，使贵族队伍得到进一步补充和加强。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普鲁士贵族总数中有9%是新贵族。

尽管如此，此时的贵族毕竟已经不是从封建制度下移植过来的旧贵族，他们之中许多人从事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经营，在经济、文化和家庭类型方面已经“现代和资产阶级”化，实现了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接。许多贵族面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纷纷采取适时而进的策略，在经济上加入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行列，投资开矿办厂，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霍恩劳厄—厄林根家族（Haus Hohenlohe-hringen）就拥有很多大企业，涉足工业界很深。

贵族力量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贵族势力的根基主要在东部较落后的农业地区，在西部发达的工业地区则相对较弱。1914年，普鲁士东部波莫瑞地区的县长职位90%被贵族占据，而在西部莱茵地区，贵族出身的县长则仅占40%左右。贵族内部也处于分化之中，既有地位较高的贵族大庄园主，也有贫困化的任职贵族。

强大的贵族阶层的存在，使帝国时期的政治发展呈现保守性特点，严重影响了德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化进程。其结果是，一方面是发达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另一方面却是拥有封建特权的贵族主导下的的政治体制。因此，德意志帝国也被人们戏称为穿着工业国服装的农业国。

2.资产阶级集团

在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资产阶级乃各社会集团中流动性最大的群体，是由多个不同阶层构成的阶级集团。

经济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中力量最强大的阶层。包括大工业家、大银行家和大商人等在内的大资产阶级处于这一阶层的顶端。他们的力量随着国家高速工业化越来越强大，在经济上已经处于呼风唤雨的地位。随着大工业的发展，除了克虏伯、蒂森（August Thyssen，1842—1926）、施图姆、维尔纳·西门子等大企业主和布莱希罗德、奥本海姆、罗特希尔德等大银行家外，还出现了一批新型企业家，他们通常是一些大型企业的总经理，如格尔森贝格的基尔道夫，也有银行界经理，如德意志银行的格奥尔格·西门子等。这些人虽缺乏经济上的独立性，但他们在重要生产领域拥有支配性权限，因而与大企业主无异。

强大的经济力量没有成为大资产阶级向贵族阶级抢班夺权的筹码，而只是成了他们与贵族攀比的条件。因此，从19世纪末起，大资产阶级中出现了一种贵族化的趋势。这种贵族化突出表现在社会性和政治性两个方面。从社会角度看，大资产阶级的贵族化主要表现为逐步接受贵族的生活方式，诸如在住房方面由原来靠近工厂的工厂主类型房屋改住别墅和乡间的地主庄园，谋取各种勋章和头衔等，甚至完全贵族化。施图姆和维尔纳·西门子等都被册封为贵族。当然，并非所有的大资产阶级都对加入贵族群体感兴趣。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蒂森、基尔道夫等都拒绝贵族化。这说明大资产阶级毕竟与贵族有区别。大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还通过联姻加强关系。在帝国时期，12%的大企业家之子娶了贵族之女为妻，大企业家之女嫁入贵族豪门的比例则更高。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贵族化尤其体现在他们与贵族之间逐渐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出现了“贵族大地产和高炉之间的联盟”。二者作为既得利益者，都竭力维护带有较浓厚封建残余的现存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敌视威胁现存社会制度的工人运动。正是因为这种政治取向的存在，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党的政治立场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与代表贵族阶级的保守党愈来愈接近。

另一个资产阶级阶层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较高层官员和自由职业者，即文化资产阶级。在这一群体中，有富有的律师，也有收入较低的文科中学教师。他们通常因为所受的教育而非经济收入而受到社会的尊敬，并因此进入较高社会阶层。由于德国正处于向现代工业国家和管理型国家的迈进阶段，国家和社会日益法制化，教育事业和卫生医疗事业发展迅速，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高层次受教育人才。于是，律师、学者、科技人员、教师、高层次管理官员的人数不断增加。文化资产阶级也因此扩张迅速，力量不断增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德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文化资产阶级中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贵族化倾向，希图跻入社会声望较高的贵族阶层或接近这一圈子，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他们谋求加入预备役军官队伍。由于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德意志帝国时期，一个男人的声望往往取决于其是否是预备役军官，而预备役军官又往往是贵族的代名词，所以文化资产阶级跻入预备役军官行列，显然有向贵族圈接近的意图。

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这样一种新旧交替的社会结构中，小资产阶级社会集团分成了新、旧两大群体。旧的小资产阶级群体主要是指前工业社会时期业已存在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由于现代工业的大机器生产和大型商业经营组织严重挤压着小手工业和小商业活动，这一群体受到的冲击和竞争压力特别巨大。于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他们成了现代社会面前“抵抗力最强的社会核心集团”。由于所受教育和职业的限制，他们无法上升进入更高社会阶层，又不愿落入劳工队伍之中，所以坚持原有阵地就成了一种最稳定的选择。以威斯特法仑为例，帝国建立时，有60%以上的手工业工匠出身于手工业家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比例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到了80%以上。

新的小资产阶级群体是指随着生产技术进步和企业经营变化而出现的新的职员（Angestellte）阶层，如会计、审核、工程师、部门经理、车间主任，等等。他们在企业中从事的工作与一般工人明显不同，不仅需要较好的培训，而且掌握着企业内部的许多信息，因此企业常常会给以较高的待遇，以保证他们的忠诚。德意志帝国建立初期，这些职员被称为“私人官员”（Privatbeamte）。此后，由于“官员”一词范围过窄，人们才逐渐用“职员”一词予以替代。1897年古斯塔夫·施莫勒首次将职员定为“新中等阶层”。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职员阶层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而呈现迅速扩张之势。1882年职员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仅为1.9%，其中在农业领域占0.8%，在工业领域占1.6%，在商业和交通领域占9%；1895年职员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上升到3.3%，在农业、工业、商业和交通领域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2%、3.2%和11.2%。工商业和交通领域的职员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领域；1907年就业人口中职员比重增加到了5.2%，其中农业领域中职员比重下降为1.0%，工业、商业和交通领域则分别上升到了6.1%和14.6%。

资产阶级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相对其他阶级要高。经济资产阶级与文化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流性很大。在工业化早期，企业主和商人大多靠经验和勤劳起家，此后随着科技和科学管理重要性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和商人迈入大学殿堂，以便获取更多的理论知识来支持自己的事业。据统计，到1907年时，已经有近1/3的企业主接受高等教育，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经理更是高达3/4。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知识对于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日益重要，企业主中来自文化资产阶级的比重也越来越大。1890—1914年间，约有10%的大企业主和几乎25%的企业经理来自受过大学教育者家庭；出身于小官员家庭的经理中，有近1/5是通过大学学习而得到提升的。同一时期，企业主子弟也大批涌入文化资产阶级群体中。36%的独立经营者、22%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和职员来自企业主家庭。1864年，有4%的教授来自企业主家庭，1910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10%。在法官和行政官员中，企业主家庭出身者更是高达1/5。经济资产阶级和文化资产阶级还通过联姻互补长短，17%的企业主之子的婚姻对象是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女儿。

中下层资产阶级也处于对流之中。1870年左右，文化资产阶级中仅有1/4来自低级官员等中下阶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比例已经达到1/3到2/5。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许多中下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多。甚至相对稳定的手工业者群体也不断从农民、中下层官员和工人子弟中吸纳新的成员。

3.工人阶级成为最大社会群体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包括工业生产领域工人和农业生产领域工人）日益成为德国社会的主体。在农业领域中，由于农业资本主义普鲁士式道路的发展，农业工人数量不断增加；在工业领域中，工业无产阶级作为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成了人数最多的一支阶级力量。据统计，1882年，各类工人在德国就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为66.1%。其中，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工人占就业人数的71.4%，工业领域中工人占就业人数的64.0%，商业和交通领域中工人占就业人数的46.3%。到1907年，就业总人口中的工人所占比重已经达到72.5%，其中，在农业领域，工人在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增加到73.7%，在工业领域，工人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到76.3%，商业和交通领域中相应的比重也上升到了56.3%。

由于处于社会最底层，工人阶级面临着其他阶级和阶层少有的失业、工伤事故、住房条件恶劣等艰难困境。工人问题因此成为帝国时期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他们为了摆脱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而不断抗争，最终迫使德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国家社会立法等形式来改善他们的处境，以缓和紧张的社会关系。

工人阶级也是一个处于流动状态的阶级。工人阶级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当手工学徒和参加技术培训来提高自身的含金量，然后升入手工业者和小职员阶层。据统计，1890年以后，有25%以上的手工业师傅和30%以上的职员来自工人家庭的子弟。与此同时，工人群体也不断地从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中吸纳新的成员，成了其他一无所有者的汇聚群体。

（二）利益集团

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社会分工愈加细化，新的行业部门和新职业不断出现，由此形成了多种利益群体和利益差异。早在19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德国已经出现了代表不同职业、经济部门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组织。他们从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出发，向社会提出各种意见和要求。这些组织在形式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授权的、拥有官方权力的组织，另一类则是社团性质的群众性协会组织。这些组织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关系的实质性反映。

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前，德国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利益组织。在商业领域，早在19世纪初，美因茨、科隆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城市开始建立自己的商会。1820年后，普鲁士东部各省也建立了商人同业组织。1848年，普鲁士政府颁布法令，确定商会有义务根据官方的要求汇报，并有权监视商业和手工业组织，商会因此有了官方色彩。1861年成立的全德商业议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Handelstag）则是19世纪中期以后建立的全德性重要商业利益组织。在工业领域，19世纪中期也出现了一些旨在促进工业和交通发展的利益组织，诸如1858年成立的多特蒙德矿务局专区采矿利益联合会（Verein für die bergbaulichen Interessen im Oberbergamtsbezirk Dormund）等。手工业者则于1862年成立了德意志手工业者同盟（Deutscher Handwerkerbund）。在农业界，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出现了一些利益组织，诸如1833年成立的的莱茵普鲁士农业协会（Landwirtschaftlicher Verein für Rheinpreuen）和1862年成立的威斯特法仑农民联合会（Westflischer Bauernverein）等。政治领域则出现了德意志民族联合会、德意志改革联合会等民族主义的先驱性团体。

帝国时期，利益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1873年爆发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使德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各个利益集团为了在严酷的经济形势面前捍卫自己的利益，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利益组织。九十年代后，随着经济的繁荣，经济和社会竞争加剧，利益相同或相近的部门和集团又开始组成特定的代表性组织，以期从繁荣的经济中争取最大利益。从政治方面看，帝国建立以后出现了中央集权化趋势，国家干预力度加强。由于干预政策不可能对帝国各个社会经济和政治集团产生均衡的利益影响，因此各种利益集团也积极行动和组织起来，希望能对政府的决策施加有利于自己的重大影响。

帝国时期的经济利益组织发展迅速，规模扩大，出现了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以工业、手工业和商业领域为例，1869年共有27个利益组织，1879年为47个，1907年猛增到522个，分支组织则达到5000个。

大型的经济利益联盟首先出现在工业领域。1871年，第一个大规模的地区性企业主协会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仑保卫共同经济利益联合会（Verein zur Wahrung der gemeinsamen wirtschaftlichen Interessen in Rheinland und Westfalen）成立。1874年，第一个全国范围行业协会德国钢铁工业家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Eisen-und Stahlindustrieller）建立。1876年2月，主张保护关税的钢铁、纺织等行业又组织成立了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1895年，中、小型加工工业企业组成了工业家同盟（Bund der Industriellen）。手工业者则先后建立了独立手工业者和工厂主联合会（Vereinselbststndiger Handwerker und Fabrikanten，1873）、全德手工业者同盟（Allgemeiner deutscher Handwerkerbund，1883）和联合手工业同业公会协会中央委员会（Zentralausschuvereinigter Innungsverbnde，1884）等组织。农业领域则出现了1893年建立的农场主同盟等。

在形成全国性经济利益组织的过程中，往往小的利益组织加入大的利益组织，进而组成金字塔结构的大型利益集团。以工业领域为例，九十年代以后实际上已经只有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和工业家同盟两个巨大的顶级性利益组织。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在1881年时拥有38个联盟会员，1916年增加到了216个。工业家同盟在1897年有12个联盟会员，1916年时增加到了204个联盟会员。这种发展不仅加强了利益集团的力量，而且它们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经济利益组织的斗争目标很明确。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仑保卫共同经济利益联合会起初明确提出了将改善交通运输作为主要努力目标。七十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该组织又将目标转向宣传保护关税。德国钢铁工业家联合会等组织的努力目标是为了促进和捍卫以钢铁、煤炭等重工业界为代表的经济利益。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则要在贸易保护主义旗帜下捍卫其成员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利益。商业利益组织从本身利益出发，主要目的在于促进自由贸易。但是1876年以后，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德国政府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商业利益组织的自由贸易主张往往受到忽视。例如，1897年成立的贸易条约联合会（Handelsvertragsverein）等组织虽然提出了加强自由贸易的要求，但无济于事。手工业者建立全德手工业者同盟的目的是要在工业化大潮面前捍卫其传统手工业生产者的利益。农场主同盟等农业利益组织的要求是，在农业经济危机之下对农产品实行关税保护，防止美、俄等国大量廉价农产品的竞争，捍卫农业界的利益。

全国性政治利益组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打着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大旗，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色彩，其中有德意志殖民联合会、泛德意志协会等；另一种则以维护阶级利益为特征，代表性组织有1904年成立的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Arbeitgeberverbnde）、自由工会等。

各种政治类利益组织都将某种政治目标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帝国时期，随着德国工业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各种宣传殖民扩张、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组织明显增多。德意志殖民联合会、德国殖民协会等实际上都是宣传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联合体。泛德意志协会更是充斥着种族主义、泛日耳曼主义（Pangermanismus）和扩张主义的意识。1894年成立的德意志东马克联合会（Deutscher Ostmarkenverein）是一个反波兰人的民族主义组织，目的在于排斥波兰人在德国东部的影响。1898年成立的德国海军联合会则是支持建立强大德国海军舰队的宣传中心。1912年成立的“德国军队联合会”（Deutscher Wehrverein）则是扩充军备的舆论支持者。

各种利益组织维护阶级利益的特征十分明显。例如，随着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企业主们通过结成利益联盟来对付工人阶级的威胁。在这方面，最早可追溯到为了对付1866年建立的德国印刷工人协会（Deutscher Buchdruckerverband）而于1869年成立的德国印刷业主联合会（Deutscher Buchdruckerverein）。帝国时期，各种企业主协会进一步得到发展，先后成立了安哈尔特雇主联合会（Verein der Anhaltischen Arbeitgeber，1887）、汉堡—阿尔托纳雇主协会（Arbeitgeberverband Hamburg-Altona，1890）、德国钢铁工业家联合会西北集团区域雇主协会（Arbeitgeberverband für den Bezirk der Nordwestlichen Gruppe des Vereinsdeutscher Eisen-und Stahlindustrieler，1900）、德国木器行业雇主保护协会（Arbeitgeberschutzverband für das deutsche Holzgewerbe，1902）等。1904年5月又成立了德国雇主协会联合（Vereinigung deutscher Arbeitgeberverbnde）。为了防止工人罢工，雇主们常常采取一致行动的办法来对付工人。凡参加工会宣传的工人都被列入雇主协会的黑名单，他们将无法在同一个行业的其他企业找到工作。

作为弱势群体的工人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同样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利益组织。1866年左右的经济危机造成工资下降和生活品价格上涨，迫使工人起来为增加工资等进行斗争，推动建立了第一批工人组织，其中有全德烟草工人联合会（Algemeiner Deutscher Zigarrenarbeiterverein，1865）和德国印刷工人协会等。1868年以后，开始出现政党影响下的工会组织。这一年，施韦泽领导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建立了全德工人阶级协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schaftsverband）。资产阶级进步党人马克斯·希尔施（Max Hirsch，1832—1905）和弗兰茨·东克尔（Franz Duncker，1822—1888）也建立了依附于进步党的希尔施东克尔工会（Hirsch-Dunckerscher Gewerkvereine）。奥古斯特·倍倍尔等领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则于1869年倡导建立了自由工会。1875年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并以后，自由工会发展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工人阶级工会组织。1894年德国另一大工会组织基督教工会（Christliche Gewerkschaften）建立，并于1900年发展为德国基督教工会总同盟（Gesamtverband der Christlichen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

以上三大工会在指导思想方面和发展规模上不尽相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希尔施东克尔工会主张在现存国家和社会秩序范围内改善工人的状况。这一工会具有保障功能，在成员陷于困境的时候给予帮助。不过该工会始终规模较小。自由工会的目标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它不仅要在现存社会和政治秩序范围内改善工人状况，而且希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全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基督教工会在活动方式上（如罢工、补贴等）与自由工会相近，但是它信仰基督教并承认现存君主制。到1913年为止，这三大工会的会员人数分别为：自由工会257.37万人，基督教工会34.17万人，希尔施东克尔工会10.66万人。

虽然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工会运动处于分裂状态，但它们在培养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进行工人职业培训以及成员互助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世纪90年代以后，除了这些工会组织外，随着生产的专业化，还出现了诸如五金工人协会（Metallarbeiterverband，1891）、木工协会（Verband der Holzarbeiter，1893）等一批职业工人利益团体。

基于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属性的原因，每个利益集团在维护自己特别利益的同时，都倾向于某一政党势力。重工业集团占主导地位的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与自由保守党的关系密切；商界利益组织大多将民族自由党、进步党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农业利益组织则是保守党的支持者。就各工会组织而言，自由工会是社会民主党的天下，基督教工会和希尔施-东克尔工会则分别是中央党和进步党的势力范围。各个利益协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以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为例，以重工业和纺织业为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为防止外来竞争，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而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德国化学工业集团则主张自由贸易。因此，化学工业集团因利益不一致而于1889年离开了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

利益组织通常具有某种政治势力的背景，因此影响力不可低估。19世纪60年代，各类利益组织一般是通过备忘录、请愿书、私人接触等影响政府的决策。到德意志帝国时期，各类利益集团则通过财政支持、咨议会和专家委员会等来影响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的决策。同时，由于可以通过财政资助、动员本利益组织成员的选票等为政党的政治斗争服务，各利益组织对政党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往往使某个政党成为自己在帝国议会中的代言人。从实际影响看，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和农场主集团对俾斯麦时期从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各个工会发动的各种反抗斗争则对于德国政府出台社会保障立法和制订改善劳工状况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开端

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国民财富像神话般地增长。1900—1910年德国社会净产值增加额将近1870—1880年的8倍。与国民经济的大幅度增长相对应，人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有了不均衡的、却是普遍的提高，换言之，“繁荣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富裕”。

然而，工业化同时也使德国社会面临着失业、工伤事故等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压力和困扰。面对这些社会问题，迫切需要通过一种社会集体行为来给予弱势群体以基本的生存保障，进而缓和紧张的社会关系。基于悠久的社会保险传统、特殊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现实政治等诸种因素的影响，德国率先开始了福利国家的构建。

（一）收入不平衡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

德意志帝国时期，经济发展给广大居民带来了实惠。在国民总收入增长的同时，民众收入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从社会生产增长看，1872年德国社会净产值为160亿马克，1873年经济危机后增长相对缓慢，1880年时才增加到179亿马克。此后增长幅度呈加快趋势。1890年德国社会净产值为231亿马克，1900年为329亿马克，1910年为480亿马克，1913年达到547亿马克。与此相对应，国民收入也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态势。从19世纪6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约半个世纪中，德国国民收入增加3倍以上。在此基础上，人均年收入也呈上升趋势。以普鲁士为例，1851年人均收入为246马克，1871年为336马克，1895年为436马克，1913年为726马克，人均年收入增加近193%，1871年—1913年间，即使在人口由2463.8万人迅速增加到4155万的情况下，人均年收入仍增长116%。

尽管国民收入在整体上有了较大增长，但是不可忽视的一点在于，由于各地区各行业发展的非均衡性，各地区和各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呈现巨大差异。

首先是地区性的收入差别，具体地表现为东部与西部的差异、城乡差异、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的差异。从东、西部差异来看，西部的莱茵兰、威斯特法仑、黑森拿骚等地区的收入明显高于东部的东、西普鲁士、波森、波莫瑞等地区。柏林、汉堡等城市的收入水平也非常突出。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萨克森、莱茵兰、威斯特法仑、柏林等地区的收入水平则大大高于东、西普鲁士、波森、巴伐利亚、符滕堡等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地区。各地区的收入水平由此呈现“城市——工业经济为主地区——农业地区”由高向低的三类等级分布。总体上看，在一个地区，工业领域从业人数越多，农业就业人数越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越低。东、西普鲁士、波森、波莫瑞、汉诺威、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等地区的农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都高于40%，它们的人均收入就相对较低。

不同行业的收入差别也很大。从劳动收入的增长看，农业和家庭服务业领域低于平均增长水平，采矿、工业、交通等行业提高最快；从各部门劳动收入结构比重变化看，也只有农业和家庭服务业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行业收入的差别突出表现为农业领域的个人收入大大低于工业和服务业等领域。在工业领域，1880—1912年受雇人员年平均名义收入由633马克增加到了1190马克，独立经营者名义收入由1219马克增加到了3379马克。与之相比，农业领域同期受雇人员名义收入由405马克增加到648马克，独立经营者名义收入由622马克增加到1191马克。不同工业部门的收入也有明显差异。纺织、服装、食品等传统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明显偏低，金属生产和加工、化学、电气等重工业和新兴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则明显高于其他部门。

从社会阶级构成的角度看，收入分配相差悬殊，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资本收入的比重在大幅上升。1850/54年，德国国民收入中的劳动收入为81.9%，1870/74年为77.8%，1910/13年为70.9%。与此相比，资本收入却出现了强劲增长。1852—1913年间，资本收入的年增长率为3.75%，与劳动收入增长率相比明显偏高。

第二大趋势是，最低收入阶层人数有所减少，中、高收入阶层人数在增长，但贫富悬殊有所扩大。以普鲁士为例，1896—1912年，年收入在900马克以下者人数明显减少，年收入在900马克以上的各阶层人数则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增幅最大的是年收入在900—6000马克之间的中低收入阶层和超过10万马克的富翁阶层。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正从较低收入阶层流向更高收入阶层，也意味着多数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但是各个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距离在拉大。1873/75年，占普鲁士纳税人5%的最高收入阶层拥有总收入的27.8%，1896/1900年时更是一度达到了32.6%，1913年仍达到约30%。甚至最高收入阶层中的收入增长也不平衡，1%顶端高收入者手中集中了总收入的20%。由此可见，社会财富正日益向高收入者集中。

受收入增长的影响，人们的消费取向和消费水平也出现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品味的非食品类消费支出上升；二是食品等消费支出在私人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饮食结构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和提高。1850年—1913年，德国私人消费总支出由91.59亿马克增加到371.39亿马克，但食品类支出比重由19世纪中期的60%下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51.7%。用于住房、卫生保健、教育、休闲和交通等改善生活质量和提高生活档次的支出则皆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用于交通的支出比重从0.2%提高到3%，增长幅度之大前所未有。食品类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的下降是收入普遍增长的结果，也是走出温饱型生活的重要标志。

食品类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食品类支出的减少。实际上，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尽管食品类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其支出绝对值却一直处于增长状态。1850/54年—1910/13年，德国人食品类消费支出由58.34亿马克上升到了185.28亿马克，增长幅度超过217%。同期德国人口由3500多万增长到了约6700万，增幅不足100%，低于食品消费支出的增长。可见，这一时期的人均食品消费支出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增长的结果是，饮食结构得到优化，品质得到提升。具体表现为：面粉、谷物、蔬菜类主食支出比重下降，水果、糖类等副食支出比重上升；植物类食品支出比重下降，肉类食品支出比重上升。据统计，在总的食物结构中，植物类食品消费由1850/54年的45.1%下降到了1870/74年的41.4%，到1910/13年时则进一步下降到了38.7%；同期动物类食品消费则分别由54.9%上升到了58.6%和61.3%。从各类食品结构看，黑麦、玉米等粗粮和土豆的比重下降，小麦等细粮的份额上升，糖类等的消费比重也有很大提高。各种享受型食品消费的数量也上升很快。其中，人均热带水果消费量从1860年的0.27公斤上升到了1913年的4.44公斤，啤酒年消费量从9.8升猛增到了114.2升。这种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表明，德国人的饮食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

（二）社会福利国家的初步呈现

现代西方工业国家的社会安全体系是对工业化的社会结果的一种回应。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工业化带来的诸如疾病、意外事故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压力，城市化社会结构之下个人行为能力的削弱和对社会依赖性的加强，等等，都迫切需要通过社会的集体行为来对弱势群体进行基本的生存保障。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增长则为实施这种基本的社会保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中酿造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下层民众与统治阶级的矛盾，也迫使政府出台一系列社会立法和社会政策来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状况，以平息人们的不满。各种社会政策的出台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十分紧张的社会关系。

德国有着社会保障的悠久传统。17世纪的采矿业中就已经存在矿工疾病保险组织。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由于大量人口离开农村共同体，流入举目无亲的城市和工矿区工作，相关的社会救助等显得日益迫切。针对这种形势，1845年普鲁士政府颁布法令，规定行会必须强制实行疾病等保险。1854年普鲁士又颁布法令，在矿山、采盐等行业强制建立雇主和工人联合管理下的地区性疾病保险组织。19世纪60年代初的“宪法冲突”中，俾斯麦为拉拢工人运动领导人拉萨尔，也曾许诺实行普鲁士国家社会政策，以争取工人阶级对付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帝国建立后，为了缓和工人阶级对现存制度的不满，俾斯麦政府又决定实现社会主义要求中“合理的”、“与国家及社会制度相一致”的东西，以此来瓦解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下层民众艰难的生活状况是德国实行国家社会保障的现实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工人阶层面临艰难处境。据官方统计，在当时工人微薄的收入中，食物费用支出占52%，而同期教师和中级官员家庭的食品类支出只占其收入的34.7%和37.9%，这还没有考虑到食品的质量差别。住房问题是工人面临的又一困境。由于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造成城市住房需求长期紧张，房租居高不下。1874年，汉堡工人收入的20.9%用于房租，189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24.7%。这对于低收入的工人阶层而言显然负担太重。住房条件恶劣是当时工人家庭的普遍现象。在慕尼黑，1895年时1/4的工人家庭只有一间房。许多工人家庭为减低房租支出，还将微小的住房再转租出一部分，而转租出的通常是一个铺位。此外，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各种意外工伤事故不断发生，工人之中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者大有人在。加之工人们多数居住在城市中，脱离了原先“乡村共同体提供的安全”，在遇到失去劳动能力、疾病、衰老、失业等问题时，处于一种举目无助的悲惨境地。

因此，社会各阶层要求改善工人生活处境的呼声越来越大。首先，工人自己为摆脱困境，建立了各类工会组织，并展开各种罢工斗争，而且罢工时间越来越长，次数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他们越来越多地聚集到社会民主党的周围，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制度而斗争。其他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天主教工人运动发起人美因茨主教冯·克特勒在1864年专门发表《工人问题和基督教》（Die Arbeiterfrage und das Christentum） ，提出要用基督教社会原理和合作自助的方式来解决因工业化引起的“工人问题”。一批国民经济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大学教授也大力宣传推行国家社会政策，改善工人状况，形成了所谓的“讲坛社会主义”（Kathedersozialismus） ；以古斯塔夫·施莫勒等为代表的一批保守派经济学家甚至于1873年成立了“社会政策联合会”（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 ，鼓吹通过国家干预来解决因大工业带来的工人问题。

基于上述原因和压力，俾斯麦政府决定实施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以便将工人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中吸引过来，赢得主张推行国家社会政策的中央党等党派在帝国议会中的支持，同时化解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缓和紧张的社会关系。早在1877年，俾斯麦就已经提出要实现对劳工在疾病、事故和伤残等方面的关照问题，并于1880年开始着手制定国家社会政策。威廉一世也在1881年11月发布皇帝告谕，明确表示：“各种社会弊端的治愈不能光靠镇压社会民主党的不法行为，而是要稳妥地寻找积极促进工人福祉的方式。”

1883年帝国议会通过了第一项国家社会保险立法《疾病保险法》（Krankenversicherungsgesetz） ，1884年和1889年又分别通过了《意外事故保险法》（Unfallversicherungsgesetz）和《老年及残废保险法》（Alters-und Invalidittsversicherung）。这三项社会保险立法奠定了德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

根据《疾病保险法》，疾病保险费用的2/3由参加保险的工人承担（年收入2000马克以下的职员也在其列） ，1/3由雇主支付。该项法案实施以后，从受保总人数看，包括矿工社团受保人数在内，1885年为467万多人，1913年已经达到1395万多人，法定保险支出从5243万多马克增加到了35054万多马克。

《意外事故保险法》规定了保险费由雇主承担的原则，即由雇主同业保险联合会支付。起初只有矿山、采石、工厂等部门企业列入意外事故保险范围。到1887年，国内运输、农业企业、建筑、航运等企业也都加入了保险行列。保险内容包括恢复工作能力、支付失去劳动能力、残疾和死亡费用等。开始时参加意外事故保险者仅有300万人，1913年则已达到2800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90%以上。受保人数在德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也由1886年的7.9%上升到1910年的42.6%。

《老年及残废保险法》覆盖范围包括年收入在2000马克以下的所有受雇人员，保险费由雇主和雇员各付一半。开始时养老金的享受年龄为70岁以后。根据投保时间长短，养老金数额从每年142.50马克到390马克不等。1891年时约有1149万人参加了老年和残废保险，1914年已增加到1655万人。

帝国政府还于1911年通过了《职员保险法》（Versicherungsgesetz für Angestelte） ，对年薪5000马克以下的职员进行养老金保险。同年7月，帝国政府将各类保险法规总汇为《帝国保险条例》（Reichsversicherungsordnung，简称RVO）加以公布。

到1914年，几乎所有的工人和大部分职员已经参加了社会保险。帝国政府为此专门设立了社会保险管理和监督机构。《帝国保险法典》规定，设立地方保险局、高等保险局、帝国保险局三级监督机构，监督各类社会保险组织履行义务和责任。各级保险局的成员分别由国家官员、雇主代表、被保险人代表组成，所需经费由政府负担。一套较完备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由此建立起来。

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继任的卡普里维政府和后来的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波萨多夫斯基继续推进社会政策，改善工人的处境。例如，为了解决工人住房问题，德国政府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采取大力促进工人住房建设的政策。1901年以后，德国政府每年投入建造工人住房的资金达400—500万马克。19世纪90年代到1914年为止，通过官方渠道和公共住宅建筑合作社投入的工人住宅建设资金达5亿马克左右。工人住房困难问题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改善。以工人集中的柏林为例，1875年，所有住房中只有一间可供暖房间者占53%，有两间可供暖房间者占23%，有更多可供暖房间者占22%，1911年相应比例变为44%、31%和25%。1908年，一个赴德国考察的英国工会代表团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作了如下描述：“所访城镇的工厂住宅区没有贫民窟，其他地方也是显而易见。说实话，代表团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一个可划作所谓‘贫民窟’的居住区。”

工人的劳动条件也得到一定的改善，劳动时间缩短。19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工人平均工作日长达12小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下降到9.5小时。帝国政府还从保健角度出发，对某些工种作出了最高工作时间的限制性规定。1878年的工商业法规补充条文明文规定，禁止让妇女和儿童从事损害健康的劳动，14—16岁青少年每天工作最长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1891年又规定妇女每个工作日最长不得超过11小时，禁止青少年和妇女从事夜工。1908年妇女每天工作时间缩短为10小时，星期六为8小时。星期日禁止工作。1896年，有关面包房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的规定开始实施。1905年，矿山等部门开始实行高温条件下的工作时长限制，在气温超过28℃的情况下，每班最高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

对工人的劳动保护也得到了加强。早在1869年，有关工商业法规就已经明确规定，防止危险是企业主的义务。19世纪90年代后，政府设立了工商业监察员进行巡视，专门监督安全生产情况。1905年，共有193名监察员巡视着集中了81.4%的工人的生产设施。

为了保障工人权利，在处理劳资关系方面还出现了由工会出面与各企业之间签订“劳资协议”（Tarifvertrag）的形式。1873年印刷行业达成了第一个劳资协议。1900年以后劳资协议日益普遍。1910年1月20日帝国法院明确规定，劳资协议对缔约者具有法律约束力，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这种处理劳资关系的方式。到1912年，通过工会与雇主之间达成劳动关系的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00万之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劳资协议的签订对于保护弱势的工人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和措施使德国率先走上了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道路。社会关系出现了一种相对和谐的局面。到20世纪初，在某些学者的眼中，德国已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安宁的典范。“外国人来到德国，给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清洁的街道，刷洗得干干净净的建筑物外表，闪闪发光的电车道和铁路，住房和社会计划的新实验，以及当时德国所有阶级的人们似乎都表现来的普遍的满足感。”

第三节 婚姻、家庭和妇女群体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在帝国时期，受社会经济剧烈转型的影响，原有的婚姻和家庭形态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传统的男女社会分工受到巨大冲击，大量妇女进入社会生产领域，职业妇女群体迅速扩大，妇女的经济地位得到提升。与之相对应，妇女在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也掀起了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

一、经济转型冲击下的婚姻、家庭形态

人类社会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相对应的婚姻和家庭形态。婚姻和家庭的历史形态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婚姻和家庭也与人们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关，具有群体和阶层的特点，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人们的婚姻和家庭状况不尽相同。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德国的传统婚姻、家庭形态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婚姻状况的新变化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分工日益复杂，新的产业部门不断增加，结果在德国形成了比前工业社会时期更多的、生活方式各异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在对待婚姻的态度方面差异很大。

首先，各社会职业群体在结婚年龄（第一次结婚）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以普鲁士为例，1881—1886年各行业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农业领域29.61岁，采矿业领域27.57岁，金属加工业领域28.04岁，纺织业领域30.02岁，建筑业领域28.64岁，非熟练工人27.67岁，国家、企业等行政管理人员33.41岁；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无职业者25.35岁，女佣25.36岁，教师29.02岁，工人29.85岁。从中可以看出，在男性中，采矿业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结婚年龄相对较早，农业领域劳动者和行政管理人员结婚相对较晚。其中原因在于，采矿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年轻力壮的时候通常收入最高，是结婚的最佳时机；各类行政管理人员则首先致力于发展“事业”，所以结婚普遍较晚。从女性来看，无职业者和女佣结婚较早，教师和工人等有固定工作者结婚相对较晚。这是因为前者通常希望早组织家庭，寻找经济上的依靠；后者则不想放弃工作。按照当时的习俗，女性结婚就意味着放弃职业。

工业化及其带来的社会生活现代化对婚姻的社会构成也造成了巨大冲击。大量异教婚姻的出现是其中表现之一。在前工业社会，人们普遍过着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生活半径很小，通常住在以相同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村社和小城镇内，在选择婚姻对象和组成家庭时一般也倾向于以相同宗教信仰者为伴，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对婚姻以及小孩教育等的看法有很大差别，不利于和谐的家庭生活。但是，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农业社会相对稳定的、以宗教信仰形成居住区的状况逐渐被打破，社会开放度大大上升。在这种形势下，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混合婚姻”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在居民成份复杂的城市，这类状况尤其突出。据统计，1901年德国境内的异教混合婚姻占8.8%，1913年达到10.4%。在柏林，1873/74年混合婚姻占8.8%，1911/12年则已经升至18.8%。宗教信仰对婚姻束缚的减弱表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相对稳定、封闭的社会生活正在成为过去。

婚姻状况变化的又一个突出表现是离婚率的迅速上升。1901—1913年，德国全国的离婚数目由7964件上升到17835件，离婚绝对数目增加120%以上，每10万居民离婚数目从14.1件增加到了26.6件，平均离婚率上升了近89%。但是，由于不同的观念、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宗教群体、社会阶层以及城乡之间的离婚率有很大差别。总的看来，离婚人群主要集中在工商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新教居民和中等阶层之中。1895年—1901年，天主教地区每10万对婚姻的离婚数目由49件上升到86件，同期新教地区每10万对婚姻的离婚数由120件上升到410件。1913年，每10万对婚姻离婚数目在普鲁士农村为56个，城市则为241对。柏林的离婚率更高，1895/99年每10万对婚姻中离婚数目达459对。1910年时，每1000名德国已婚妇女中有2.7人离异。

观念的改变是离婚率迅速上升的重要意识根源。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体价值观念的个人主义严重影响到传统家庭生活。家庭日益建立于个人决定的基础上。个人主义意识使人们更多地从自己的而非“家庭”的角度来作出选择和决定。离婚率上升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结构的改变。在前工业社会，家庭通常是生活和生产合一的单位，婚侣的选择和婚后的生活等都必须“适应‘全家’的经济要求”。在这种传统型家庭中，丈夫通常居于支配性地位，妻子是从属者，她们不愿也不敢想象没有家庭后的衣食无着的生活。但是迈入现代工业社会后，在男人走向工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妇女也走向社会，成为独立性很强的职业劳动妇女，她们有了在婚姻上说“不”的经济能力，有了“离婚的经济可行性”。

（二）传统型家庭结构的嬗变和新型家庭的出现

工业化引发的城市化和社会变迁对德国人的家庭形态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模式的结构性转变，除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等生产、经营和生活合一的传统型家庭外，又形成了生产和生活分离的资产阶级家庭和无产阶级家庭等新型的家庭模式。

农民型家庭居于偏僻乡村，受工业化冲击较小，仍维持着原有的家庭形式。它们既是一个劳动和生产的共同体，也是一个财产和生活的共同体。无论劳动还是家务，都采取家庭经营方式。在这种家庭中，核心家庭由父母和小孩构成，老人们通过相通的房屋和庭院与核心家庭组成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此外，以村落为单位居住的农民型家庭中，宗族和血缘关系、邻居之间乃至整个村落的亲和力和凝聚力等，都远远高于城市。在婚配对象的选择上，农民型家庭主要是各个不同阶层的内部通婚，传统的“门当户对”意识在组织农民型家庭方面仍然比较明显。以施瓦本的基宾根（Kiebingen）为例，在1870—1909年间，上层内部通婚率为：男子71.4%，女子41.7%。下层内部通婚率为：男子71.7%，女子80.5%。中层农家则上攀下就，阶层外婚姻相对较多，同期有51%的男性和40%的女性为阶层外婚姻。

农民型家庭虽然相对稳定和保守，但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影响下也发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一是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受现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原则的影响，宗族、邻居间的亲和力下降，村社中各个家庭之间的社会交往减弱。家庭成为私人的园地。诸如圣诞节等本来应该是群体性的欢庆活动逐渐成了一种对外人封闭的“家庭节日”。此外，出于对父母控制婚姻的不满和反抗，婚前孕现象有增加的趋势。在基宾根，1870—1909年村社上层阶层的未婚先孕率达到了17%，下层阶层则高达37%。这种造成既成事实的做法，迫使对结婚的相关传统限制逐步取消。二是大工业和城市化提供的工作机会动摇着农民型家庭结构。农村许多剩余劳动力进入工厂谋取职业，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从而使传统型大家庭受到冲击。此外，由于大量农村劳力流入城市，农村家庭妇女的田间劳动量明显增加，妇女的独立性和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相应增强，男性家长制传统因此受到削弱。

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家庭也属于传统型家庭，整个家庭通常是生产、经营和生活的统一体。不过，由于经营规模和类别的差异，这类家庭也不尽相同。其中有些条件较好的家庭也开始雇用保姆来改善家庭生活，趋向“资产阶级化”生活方式。

资产阶级家庭类型是中上层资产阶级群体中被普遍接受的一种“城市性”、“现代性”家庭模式。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经过工业化涤荡的资产阶级家庭呈现一种传统和现代结构的“交叉重叠”特征。从现代性看，资产阶级家庭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打破集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传统家庭模式，生产（包括工作、职业等）与家庭氛围出现分离。家庭之外的工作和挣钱成为丈夫的专职，妻子则退出职业生活，致力于教育孩子和开展社交活动。家庭成了消费、教养和休闲的场所，生产功能退化。家庭核心化也是一大特征。整个家庭由父母和小孩组成。祖父母、未婚兄弟姐妹等都不再是该家庭共同体的成员。此外，家庭的建立主要基于“爱情”和双方个人的决定之上，外界影响因素减少。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家庭也保留着传统家庭的某些特征，最明显的就是“家长制”结构的继续存在。由于丈夫在外面的世界竞争打拼，妻子经营着小家庭，妻子实际上成了丈夫在社会主体生活外的一种补充和从属品，从而强化了妻子对丈夫的依赖性，使丈夫在家庭内的“权威性”愈加不可动摇。

资产阶级家庭对财产、收入和教育等方面的要求较高。男性由于“创业”的缘故，结婚年龄一般较女方要大，1900年左右，男女之间的年龄差距在6—7岁。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相对优裕。家务粗活一般由来自农村的女佣承担（1907年德国女佣数量高达125万人）。该类家庭之间通常通过“造访”和相互邀请出席宴请等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能力。相对优裕的经济条件使资产阶级家庭在生儿育女方面也形成了较独特的观念，通常是多子女家庭。在他们看来，没有小孩的生活是不完美的。作为父母，他们既想生儿也想育女，但至少要有一个儿子，以续香火。与传统的农民型家庭不同的是，资产阶级家庭不将小孩视为未来的劳动力。小孩的未来不是依赖于财产的继承，而是取决于教育。因此，他们在教育上的投入不断增长。

工人家庭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它并非像资产阶级家庭那样建立于夫妻双方的理想之上和相互的爱慕与满意之上，不是建立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妻双方角色的分离基础上，也不像传统家庭那样建立于共同生产和经营的基础上，而是一个靠工资生活的、有难同当的、质朴的消费共同体。从婚姻年龄上看，工人们并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因自立、教育、收入等方面的原因而长期等待，也没有农民在财产继承方面苦苦期盼的烦恼。他们家境贫寒，通常情况下年轻力壮之际也是最能挣钱的时候。因此，工人成了结婚年龄较早的社会群体。

工人家庭中通常实行男性家长制体制。丈夫由于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较大，成为家庭的主导者，妻子们则和资产阶级、农民家庭中的妻子们一样，处于从属地位。工人家庭的婚姻构成通常是工人娶工人。1900年，开姆尼茨80%男性工人的结婚对象为女工，7%娶了女佣为妻。也有少量婚姻涉及本社会阶层以外。一些在农业集镇上居住的工厂男性工人就很乐意娶小农的女儿，因为这对于无产者而言并不是什么坏事。一些工人之女也很乐意嫁入手工业者或低级官员等中等阶层之家，因为这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上升。在工人群体中，由于住房、经济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未婚先孕情况时常发生。最后，在道德传统和社会压力下，这种状况只有通过结婚途径来解决。

工人家庭的经济状况较为独特，往往在婚姻初期状况最佳。这时夫妻都有职业，挣取工资。此后，随着小孩出生，一方面是开支增大，另一方面妻子为照看家庭和小孩不得不辞去工作，家庭收入减少，经济状况开始恶化。许多家庭妇女不得不去做家庭清洁工，当女佣，分送报纸、牛奶等，以挣钱补贴家用。据估计，1907/08年，在熟练工人家庭中，妻子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3.5%，非熟练工人家庭中妻子的收入则占到了7.7%。此外，疾病、意外事故和失业等也严重威胁着经济承受能力极其脆弱的工人家庭。工人家庭子女处境也很困难。工人家庭的婴儿出生死亡率通常是上层家庭的4倍，中等阶级家庭的2倍。由于经济状况恶劣，工人家庭的小孩们不得不经常外出打零工。因此，尽管有限制童工的劳工保护立法，帝国时期仍有大量童工存在。据统计，在1900年，830万14岁以下的小学生中打零工者有54万人，其中40%每天劳动3小时以上。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工人家庭在生育观念上也有其特点。专业工人或熟练工人家庭的收入较高，他们在生活方式上趋向于资产阶级家庭类型，但面对高额的小孩培养费用，计划生育往往成为此类家庭的一种理性选择。非熟练工人家庭则更不敢多要小孩。单一子女家庭因此显著增加。1871—1910年，德国单子女家庭所占比重从6.2%上升到了7.3%。

二、妇女社会群体的崛起

随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妇女的社会角色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大量妇女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进入各个社会生产领域，妇女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增大；她们在政治和社会权利平等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19世纪下半期以后，特别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妇女群体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都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

（一）妇女职业劳动群体

在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妇女群体在社会劳动中的角色和劳动内容出现了转变。社会生产领域的妇女数量不断增长。据统计，1882—1907年，男性就业率从94.2%下降到92.3%，女性就业率却从36.3%上升到了45.4%，其中1882—1895年上升幅度为0.1%，1895—1907年上升幅度则达到9%，呈明显加快趋势。与此相对应，同期妇女在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也由29%增加到了33.7%。

在农业生产领域，由于大量男性劳动力流向城市和工业地区工作，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迅速上升。1882—1907年，农业生产领域劳动力总数从823.7万人增加到了988.3万人，其中男性劳动力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0多万人。为了弥补男性劳动力流失造成的农业劳动力不足，除了输入季节性外国农业工人外，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由30.8%猛增到了46.5%，几乎与男性平分秋色。由于存在男性劳动力外流这种特殊形势，农业领域中的就业妇女始终保持着最大的妇女劳动群体的地位。1882—1907年间，农业领域妇女就业人数占就业妇女总人数的比重由45.7%增加到了48.4%。

工业生产领域中的妇女就业群体也不断扩大。1882年—1907年，该领域的职业妇女人数不仅在职业妇女总数中的比重由20.3%上升到了22.2%（1895年一度达到23.1%） ，而且在工业领域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也上升了1.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男性在工业生产领域就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相对下降。

同一时期，商业和交通服务业领域的职业妇女人数也处于上升之中。1882年，这两个领域中职业妇女人数为29.8万人，1907年增加到93.1万人。职业妇女在本领域就业总人数中所占比重由19%上升到了26.8%，在职业妇女总数中所占比重则由5.4%上升到了9.8%。商业和交通业领域中妇女职业群体迅速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领域中如售票员、服务员、售货员等许多工作都很适合女性。

家庭服务业等领域的情况相对特殊。一方面，这些领域职业妇女的绝对数处于不断上升之中，另一方面，她们在就业总人数及全体职业妇女中所占比重均处于下降之中。1882—1907年，家庭服务业等领域的职业女性由158.2万人增加到了185.9万人，但在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却由57.4%下降到了53.5%。同时，她们在职业妇女总数中的比重也由28.5%下降到了19.6%。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一生产领域的非大众性特征的限制所致。在家庭服务业中，能够雇用女佣的毕竟只有少数上层和中等阶级家庭。尽管如此，妇女在这些生产领域所占优势仍然比较明显。以家庭服务业为例，1882年从事家庭服务业的女性为128万人，1895年为131万人，1907年为125万人。

除了农业劳动妇女、女佣、女工等体力劳动者以外，中等阶层的女职员和资产阶级职业妇女的数量也呈现大幅增长趋势。在商业领域，1895年职业妇女数量为9.4万人，其中售货员占87.2%；1907年为25.4万人，售货员则占68.5%。1895年，包括工业企业和国家机关在内的女性办公室职员为1.4万人，1907年则增加到了11万人。在职业妇女中，处于最高层的是那些资产阶级职业妇女，包括教师、保育员、医生等，还有少数女商人。

虽然妇女职业人数有了很大的增长，但不同领域职业妇女的人数分布极不均衡。据统计，1882年，在工业领域，诸如采矿、建筑等需要重体力劳动的行业部门中，职业妇女所占比重仅为1.8%，1907年时也仅为1.9%。在金属、电气、化工、机器制造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部门，职业妇女的比例也相对较低，1882年为5.5%，1907年为12.6%。她们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玩具制造等适合女性工作的轻工业部门。妇女就业人数中无固定职位者也高于男性。这两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妇女在就业方面的弱势地位。

职业女性的社会待遇也明显不如男性。她们不仅工资很低（通常只有男性的60%—66%） ，而且其就业受到年龄、婚姻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限制。除了农业领域中的劳动妇女因劳动力缺乏以及家庭生活与生产的紧密结合而几乎不受年龄限制外，其他领域的职业妇女的年龄一般都相当年轻，通常在30岁以下。在家庭服务业中，女佣工作只是从学校毕业到结婚成家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已。1907年，84.4%的女佣在30岁以下。至于女职员和工业领域的女工，职业生活也只是一生中的一段青春插曲。一般情况下，结婚就意味着放弃职业。对于女教师而言，“职业是与独身联系在一起的，结婚就意味着退职”。

可见，虽然职业妇女的数量明显上升，职业妇女群体呈现迅速扩大趋势，但妇女在走向社会生产领域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有待克服的两性不平等问题。它们成为19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各种妇女运动的重要动因。

（二）妇女运动

家庭结构的改变和妇女进入社会生产领域，催生了德国的妇女运动，该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高潮。妇女运动的广泛发展，主要归因于工业化进程中资产阶级妇女和无产阶级妇女角色的“相互趋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都属于生产和生活分离型家庭。在这类家庭中，资产阶级妇女成了脱离社会生产的单纯家庭主妇和丈夫的附属品，多数工人家庭中的妻子也基本上处于这种境况。此外，从受教育权、工作领域直至政治生活，整个社会都凸显出对于妇女的不平等和歧视。不管是资产阶级妇女还是工人阶级妇女，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她们的就业通常受到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制约，所得报酬也较男子要低。她们更没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这些不公平状况促使妇女们起而为自己的命运抗争。由于社会阶层有别，宗教信仰差异以及利益不同，妇女运动呈现不同的派别类型，大体上可分为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天主教妇女运动和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等三大潮流。

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出现较早，影响较大，从运动取向上可划分为温和和激进两大派别。温和派妇女运动主要集中于促进妇女的社会权利平等，保障妇女在诸如生育控制、堕胎等方面的自由和尊严，以及对女工和母亲进行立法保护等实际问题，对于参与政治生活、争取政治权利等则相对不感兴趣。激进派妇女运动不仅要求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诸如进入一切教育机构和职业生活，而且要求妇女获得投票权和自主权等政治权利。因此，激进派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积极开展和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世纪四十年代。四十年代上半期，妇女运动发起者路易斯·奥托彼得斯（Louise Otto-Peters，1819—1895）提出了妇女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角色问题，认为妇女参加国家和社区活动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1848年革命时期，集会结社频繁，一些妇女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1849年路易斯·奥托彼得斯创办了《妇女报》（Frauen-Zeitung） ，专门宣传妇女的权利和主张。但是，这些努力遭到传统保守势力的责难，人们普遍认为妇女的解放将破坏家庭生活、风俗习惯以及上帝的秩序。《妇女报》仅存在了4年即被查封。此后路易斯·奥托彼得斯继续为建立职业妇女组织而努力。

1865年10月，在路易斯·奥托彼得斯的促成下，“全德妇女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Frauenverein，简称ADF）在莱比锡建立。当时全德妇女联合会的首要目标并不是争取政治权利、选举和结社权利，而是要改善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利、妇女的受教育权利和择业权利，以便解决妇女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全德妇女联合会在刚开始时只有数千会员，19世纪80年代末达到1.2万人，1913年时已经有1.3万名会员。1866年，在“劳动阶级福利中央联合会”（Centralverein für das Wohlder arbeitenden Klassen）领导人威廉·阿道夫·莱特（Wilhelm Adolf Lette，1799—1868）的促成下又成立了“促进女性就业能力联合会”（Vereinzur Frderungder Erwerbsfhigkeitdesweiblichen Geschlechts） ，旨在帮助资产阶级妇女进入职业领域。1869年该组织的17个地方联合会组成了“德国妇女教育和就业联合会联盟”（Verband Deutscher Frauenbildungs-und Erwerbsvereine）。这些组织既不要求妇女的社会解放，也不要求政治解放，而是致力于职业教育和介绍工作等实际问题，因而与全德妇女联合会有共同语言，日后走上了共同合作的道路。

19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重点转向争取妇女受教育的同等权利。1888年“德国妇女联合会改革”（Deutscher Frauenverein Reform）在魏玛成立。该联合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求高等教育中的各个学科向女学生开放。在这场争取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妇女运动中，女教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奥古斯塔·施密特（Auguste Schmidt，1833—1902）、海伦娜·朗格（Helene Lange，1848—1930）等是其中的知名人物。

海伦娜·朗格是资产阶级温和派妇女运动中最重要的理论家和领袖。她1876年开始就职于一所女子私立学校，1887年向普鲁士政府提出了改革女子教育的请愿，要求给女子以同等的教育权利。1890年她组织成立了“全德女教师联盟”（Allgemeiner deutscher Lehrerinnenverband，简称ADLV）。到1900年，该组织有成员1.6万人，成为当时最大的妇女职业联合会。1893年她开始出版《妇女》（Die Frau）杂志。该杂志与1895年出版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妇女杂志《妇女运动》（Die Frauenbewegung）一起成为帝国时期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最重要的喉舌。经过不断的斗争，1900年以后，巴登、普鲁士等邦先后向女性开放高等教育的门槛。

资产阶级温和派妇女运动的新阶段开始于1894年3月成立的“德国妇女联合会联盟”（Bund Deutscher Frauenvereine，简称BDF）。这一组织起初由34个联合会组成，1913年时发展到了2200个联合会，47万名成员。该组织活动内容涉及家庭权利、女工保护、宣传卫生保健、与卖淫和酗酒作斗争、建立幼儿园、服装改革等日常问题。它对参与政治生活不感兴趣，因此一直与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处于分裂状态。

与资产阶级温和派妇女运动相比，以黑德维希·多姆（Hedwig Dohm，1831—1919）、丽达·古斯塔娃·海曼（Lida Gustava Heymann，1868—1943）、米娜·考尔（Minna Cauer，1841—1922）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妇女运动更注重争取妇女的政治权利。黑德维希·多姆在1873年提出了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并将它看成教育、家庭等改革的必要政治前提。她认为“人权无性别”，男女之间是平等的。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的丽达·古斯塔娃·海曼等则在1897年建立了第一个女权主义者妇女中心，并且于1902年成立了“德国妇女选举权联合会”（Deutscher Verein für Frauenstimmrecht）。米娜·考尔是1888年建立的“妇女幸福联合会”（Verein Frauenwohl）的主席，并负责《妇女运动》杂志。她不仅为妇女的社会政治权利进行斗争，而且把与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合作看成是一种进步。

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是帝国时期另一股强大的妇女运动潮流。对这一潮流最具影响力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他于1879年出版《妇女和社会主义》（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一书，猛烈抨击妇女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并分析了导致不平等的原因。该书在出版后的几十年中一直畅销不衰，到1909年时再版达50次之多。根据倍倍尔的观点，男性世界的独裁统治和妇女在经济上的依赖性是妇女取得平等地位的主要障碍，资本主义则是这一时代暴露出的家庭和两性问题的总根源。《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由于涉及妇女不平等的许多本质性东西，也成了许多资产阶级妇女的重要读物。由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存在和德国政府禁止妇女参加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压制，发展较慢，1892年时仅有33个联合会和3000会员。

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主要领袖是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1933）。她出身于资产阶级教师家庭，却走上了领导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道路。1892年—1917年间，她一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妇女报纸《平等报》（Die Gleichheit）的编辑工作，并利用这一报纸宣传她在妇女问题上的主张。蔡特金对德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她从理论上阐明了妇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根源，认为就业是妇女获得“社会平等权利”和解放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二是将妇女运动看作整个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妇女积极参加政治斗争，从而将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与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区分开来。她认为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在争取与男子平等权利时，主要反对束缚妇女生活的那些外表和形式上的限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无产阶级妇女要求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政治权利，以便保护自身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切身利益，同时与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

在蔡特金的领导下，德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逐渐获得发展。在社会民主党内，妇女党员人数由1908年的3万人增加到1914年的17.5万人。德国自由工会中的女会员也由1900年的2.3万人增加到1914年的约21万人，在全体会员中的比重由3.4%上升到10.1%。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规模虽然不及资产阶级的德国妇女联合会联盟和民族主义妇女组织“祖国妇女联合会”（Vaterlandischer Frauenverein） ，但有自己的特点。它并非以妇女组织的形式存在，而是作为社会主义者在妇女中进行宣传的组织来活动的。其斗争目标与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是要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内逐渐改善妇女的地位。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则不仅与对产业妇女的各种限制进行斗争，而且将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作为主要内容，认为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改变妇女的地位。

除了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两大潮流以外，还存在一些特别的宗教性妇女组织。其中以新教和天主教妇女运动较为突出。它们的出现是对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日益世俗化发展不满的表现。1899年在卡塞尔成立的“德国新教妇女联盟”（Der Deutsche Evangelische Frauenbund）主要通过国内传道等进行一些实际性救济活动，同时将反对卖淫和酗酒等作为重要活动内容。1913年该组织有会员1.36万人左右。由于观点接近，从1908年起，德国新教妇女联盟成为德国妇女联合会联盟中的一支重要的右翼力量。“德国天主教妇女联盟”（Katholischer Frauenbund Deutschlands）是1904年在科隆召开的德国天主教徒第50届全体大会的产物。天主教妇女联盟在宗教上禀持严格的原则立场（拒绝宗教冷淡）。新教妇女联盟和天主教妇女联盟在某些方面的观点相近。它们都反对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妇女社会地位，更反对妇女参加公共政治生活。此外，犹太妇女也于1904年成立了“犹太妇女联盟”（Jüdischer Frauenbund）。它成功地将32000名30岁以上的犹太妇女吸纳为自己的成员。

在各类妇女组织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祖国妇女联合会”规模最大。它起源于1866年普奥战争中为双方伤员的护理服务。1870年对法战争结束后，该组织成员有3万人。80年代则发展到15万人。到1913年时，缴纳会费的会员已经达到50万人。德国妇女积极参加这一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普遍发展有关，是一种“妇女的民族主义”的升华。这一组织的活动内容主要是练习护理、护士工作和为士兵做饭、缝补等。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妇女的地位已经处于一种相对平缓的、却是实质性的变化之中。虽然大部分妇女仍比较传统，但是各种妇女组织、学校教育以及各种职业生活都为妇女思想的解放、妇女自我意识的提升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为日后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妇女地位的提高打下了基础。

第八章 帝国时期的科技、教育和思想文化

帝国时期，德国在科技、教育、思想和文化发展方面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局面。在科学技术领域，为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日益凸显出一种实用化和前沿化的趋势；在教育领域，为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出现了新的调整改革。思想和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多元性发展趋势。面对现代工商业经济的飞速发展、新的阶级结构和新的社会现象，文化界努力进行自身的调适，寻找新的表达形式，反映新的社会现实。帝国时期也是各种思潮涌动的时代，各类社会和政治群体从自己的角度和利益出发，表达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诉求，形成了诸种思想运动。

第一节 科技和教育

大工业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经典力学的建立、蒸汽技术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奠基于电磁学、现代合成化学、内燃机技术等新兴科技之上。大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着科技的进步。它在为科学技术提供更强大物质手段的同时，也向科学技术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动力。而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过程的日益复杂化离不开大量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因而对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19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为了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为基点的高速工业化的需要，德国的科技发展和教育事业都出现了新的趋势和变化。

一、科学技术的进步

帝国时期的高速工业发展，特别是基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平台之上的电气、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和迅速扩张等，都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人们不仅注重前沿实用科技的开发和应用，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以保证实用科学技术的持续开发能力和领先水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已经成为“科学上的先导国家”。

（一）实用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研究的领先地位

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需要实际性的解决方法，实用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帝国时期，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几乎涉及每一个重要生产领域。以采矿业为例，1894年出现的快速钻机在开辟亚亨北部新煤田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02年在威斯特法仑出现的将凝固工艺运用于“不固定”山体的矿井建造技术，则有利于克服恶劣的地质条件，使可采煤矿区得到扩大。新的电气化技术也在煤炭开采业中得到普遍使用。19世纪80年代，电力矿用铁路开始投入使用。19世纪末，电动泵开始运用于矿井汲水，电动马达驱动的通风机也取代了原来的蒸汽机。采煤工具中则出现了开采锤、簸动输送机等各种新设备。这些新技术和新机器的投入使用，大大改善了采煤业的生产环境，提高了采煤效率。

化学研究也显现出为生产服务的特点，研究成果频出。化学染料等各种新型人造材料相继问世。在霍夫曼等人提炼出“苯胺红”、格莱伯（Carl Grbe，1841—1927）和利伯曼（Carl Liebermann，1842—1914）等造出茜素（1869年）后，“真红”（1876年）和“酸性猩红”（1878年）等染料也相继问世。1909年卡尔·博施（Carl Bosch，1874—1940）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提出的用氮和氢合成氨的理论基础上完成了氨合成工艺。卡尔·冯·林德（Carlvon Linde，1842—1934）则发明了制冷技术，并于1877年开始生产冰块。他还于1895年实现了空气液化。在以上各种实用性研究的支持下，帝国时期的化学工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在电气工业领域，维尔纳·西门子不仅发明了电机，而且制造出了电梯、有轨电车等一系列电气产品，为电气技术的推广应用作出了巨大贡献。汽车制造技术的发展是德国实用技术创新的又一典型事例。19世纪下半期，在铁路建设渐趋饱和后，解决陆路交通中的短途交通工具问题显得日益迫切。1867年尼古劳斯·奥托（Nikolaus Otto，1832—1891）研制成功第一台燃气马达，将人类带入了内燃机时代。1876年奥托又制造出第一台四冲程发动机，为汽车的发明铺平了道路。1886年，高特利普·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1834—1900）和卡尔·本茨（Carl Benz，1844—1929）分别制造出可以行驶的汽车。人类从此进入了汽车时代。在航空领域，费迪南德·冯·齐柏林（Ferdinand von Zeppelin，1838—1917）在1900年以后进行的飞艇试验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随着各种实用技术发明数量的增长，专利技术保护问题显得日益迫切。1874年，在维尔纳·西门子和开姆尼茨市长威廉·安德烈（Wilhelm André，1827—1903）等人的推动下，人们成立了“专利保护联合会”（Patentschutzverein） ，进行宣传保护专利的活动。1877年5月，帝国议会终于通过了《德国专利法》（Das deutsche Patentgesetz） ，对德国人发明的各项技术进行专利保护。德国政府授予的专利数量也迅速上升。1850年德国的专利授予数量为243项，1860年310项，1870年4132项，1880年3887项，1890年4680项，1900年8784项，1910年则达到了12100项。

在加强实用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同时，医学、自然科学等科学研究也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1870—1909年，德国人在医学领域的发现和发明数量为216项，其他国家的发现和发明总和为278项；在热能、光学、电学和磁学等领域，1871—1900年德国人的发现和发明数量为2022项，英、法两国总共为1604项。1900年左右，物理学领域中有1/3的论文和42%的发现都是德国人的杰作。这些骄人的研究成就的取得，是德国人在各个领域的卓越研究的最直接反映。

在物理学领域，德国人率先开启了现代物理学的大门。1887/88年海因里希·赫茨（Heinrich Hertz，1857—1894）发现了电磁波的存在，并证明电磁波都拥有光波的特征。1895年威廉·康拉德·伦琴（Wilhelm Conrad Rntgen，1845—1923）发现了X射线（Rntgenstrahlen）的存在，并因此获得1901年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提出能量并非以连续的形式存在，而是以能量子形式存在，由此打破了经典物理学的体系，开启了量子物理的大门，并因此获得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05年菲力普·莱纳德（Philipp Lenard，1862—1947）因关于阴极射线的研究和对电子理论的发展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同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提出了开创物理学新纪元的狭义相对论（Spezielle Relativitts the orie）。1921年，这位科学巨匠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09年，费迪南德·布劳恩（Ferdinand Braun，1850—1918）由于对无线电报发展的贡献，和意大利的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一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威廉·维恩（Wilhelm Wien，1864—1928）由于发现影响热辐射的定律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4年马克斯·冯·劳厄（Max von Laue，1879—1960）因发现晶体中的X射线衍射现象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帝国时期的化学研究同样令人瞩目，多人获得诺贝尔奖（Nobelpreis）。1909年弗里德里希·霍夫曼（Friedrich Hofmann，1866—1956）合成了人工橡胶，1913年弗里德里希·贝吉乌斯（Friedrich Bergius，1884—1949）发明了在高压下将煤变成油的液化工艺，并因此与卡尔·博施一起获得1931年诺贝尔化学奖。在化学药物研究领域，1899年海因利希·德莱塞（Heinrich Dreser，1860—1924）研制出阿斯匹林（Aspirin）。1902年艾米尔·菲舍尔（Emil Fischer，1852—1919）因阐明糖和蛋白的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阿道夫·冯·拜耶尔（Adolf von Baeyer，1835—1917）由于发现现代染色工业的三大基本染素分子而获得1905年诺贝尔化学奖。爱德华·波赫纳（Eduard Buchner，1860—1917）由于证明酒类发酵的真正主因是酵母中所含不同酵素而获得1907年诺贝尔化学奖。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1853—1932）由于在催化剂的作用、化学平衡和化学反应速率等方面的研究而获得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奥托·瓦拉赫（Otto Wallach，1847—1931）首次合成人工香料，并因其在脂环族化合物研究方面的贡献而获得1910年诺贝尔化学奖。理夏德·马丁·韦尔施泰特（Richard Martin Willsttter，1872—1942）由于研究叶绿素的化学结构和证明镁原子的存在而获1915年诺贝尔化学奖。1909年弗里茨·哈伯由于首次从空气中合成氨而获得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

生理学、医学等领域也取得了令人为之侧目的研究成果。著名医学和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在1876年成功地发现了炭疽杆菌，此后又先后分离出伤寒杆菌、结核病菌、霍乱病菌等一系列病菌，发明了蒸汽杀菌法、预防炭疽病接种方法和霍乱预防法等。他首次证明了特定的微生物是特定疾病的病原，成为世界病原细菌学的奠基人，并因此获得190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此外，弗里德里希·勒弗莱尔（Friedrich Loeffler，1852—1915）在1884年发现了白喉病菌，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1854—1917）在1890年发明了白喉血清等。这些发现和发明，奠定了德国医学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帝国时期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发明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科学的多层次科研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各层次研究机构既有自己明确的研究目标，又相互促进和弥补不足，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它们的科研能量。处于最基层的是企业所属研究机构。许多新发明和新发现都是在这些研究机构中完成的。以化学工业为例，弗里德里希·拜尔公司属下的实验室在杜伊斯贝格的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仅杜伊斯贝格本人就先后发现了三种新的苯胺染料。他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批年轻的化学家。

各个高校在科研方面也十分活跃，它们与生产前沿挂钩，开设各种讲座，在“研究和教学统一”的原则下成为各种研究的中心。1867年成立的德国化学学会（Deutsche Chemische Gesellschaft）是联系大学和工业研究的桥梁，在沟通大学研究和工业领域的需求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达姆施塔特技术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t Darmstadt）于1892年首先推出了电技术讲座，以满足社会对电气科学的需要。克虏伯公司等企业也主动与高校配合，支持高校科研。有鉴于此，一些研究德国问题的学者不无感慨地指出：“没有任何地方像德国那样，科学和技术结合得如此紧密”。

（二）国家积极推进科学研究

国家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人们已经普遍地认识到，德国的大国地位，物质保障和强大军事力量，它在世界上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影响等，都“决定性地基于科学之上”。因此，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介入科学研究的状况开始有所突破。1887年，在著名企业家、发明家维尔纳·西门子、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尔茨和天文学家威廉·弗尔斯特（Wilhelm Foerster，1832—1921）等人倡导下，成立了“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Physikalisch-Technische Reichsanstalt）。建立这一机构的目标是，通过促进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研究，加强德国工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德国政府还加强在农业经济领域的科学研究，于1868—1906年间成立了18个相关的机构和包括1905年建立的“帝国农林经济生态学研究所”（Biologische Reichsanstalt für Land und Forstwirtschaft）等在内的14个由各农业经济团体承担的研究所。这些科研机构的建立都有一个初衷，那就是“有意识地动员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以适应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

在国家积极介入科学研究方面，普鲁士文化部官员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 of f，1839—1908）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聘请权威学者组成专家咨询集团，专门商讨推动科学研究问题，在大学里大力推行聘任制，采取减轻教学负担、给予研究教授职位等各种灵活措施，吸引和挽留著名物理学家海因利希·赫茨、血清学家埃米尔·冯·贝林、荷兰物理化学家凡特·霍夫（Jacobus Henricus vant Hoff，1852—1911）和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等重要研究人才。这套做法在德国高校和科学政策史上被称为“阿尔特霍夫体制”（System Alth of f） ，这一时期也成了德国科学发展史上的所谓“阿尔特霍夫时代”（ra Alth of f）。

帝国时期还出现了“国家、私人资本力量和对科学有兴趣的市民之间合作”推动科学研究的状况。最著名的是1910/11年由神学家阿道夫·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等人推动成立的“威廉皇帝促进科学协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zur Frderungder Wissenschaften）。威廉皇帝协会成立的表面原因是为了庆祝柏林大学创建一百周年，实际动力则是要加强德意志民族的威望和德国的“经济技术竞争能力”。相关研究表明，建立威廉皇帝协会实际上是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拉特瑙等垄断资本代表与阿尔特霍夫等国家官员共同策划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称，德意志帝国时期已经形成了“科学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同盟”。

威廉皇帝协会的特点是其多变的、相当开放的和灵活的组织结构。到1914年，这一协会之下已经建立了多个研究所。它们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从事应用科学研究的研究所，如威廉皇帝煤炭研究所（KWI für Kohlenforschung）等；侧重于基础性研究的研究所，如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KWIfür Chemie）、威廉皇帝物理化学和电气化学研究所（KWI fürphysikalische Chemie und Elektrochemie）、威廉皇帝生物学研究所（KWIfür Biologie）等。相关研究经费主要依靠各方面捐赠，特别是工业界的资助。据统计，在给威廉皇帝协会的捐赠中，农业界占5%，工业界占47.5%，商业界占7.3%，银行界占29%，其他占11.2%。工业界的资助对象通常是它们对口的研究领域。因此，对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的资助主要来自各化学工业巨头，煤炭研究所等则完全是在煤炭工业界巨头们资助下建立起来的。由此可见科学研究与工业界的密切关系。就此而言，威廉皇帝协会成了国家保护下的一种“科学和大资产阶级的创造物”。

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德意志帝国时期，教育事业在规模、内容到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国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加雄厚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新兴行业部门的出现、较高的生产技术条件等，都对劳动者的素质和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育事业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适应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因此教育事业出现了明显的扩张和现代化取向。一是各类学校学生人数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二是原有学校的课程和专业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型学校。

（一）普通中小学教育

德国在普及小学教育方面一直走在欧洲前列。德意志帝国时期，普及小学教育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以普鲁士为例，1848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82%，1871年实际上学率为86%—90%，19世纪80年代以后入学率已经达到100%。在公立小学的发展方面，1871年普鲁士有公立小学3.312万所，学生390.0655万人，教师4.8211万人；1911年公立小学达3.8684万所，学生657.214万人，教师11.7162万人。教师与学生人数之比从1∶81下降到了1∶56。这种变化意味着教师与每个学生的平均接触时间有所增加，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学校规模也有所发展。在普鲁士农村类国民小学中，1886年只有一个班级的学校占57%，6个班级以上的学校仅为0.6%，城市类国民小学中相应的比例为15%和35%；1911年农村国民小学一个班级类学校下降到了39%，6个班级以上学校则上升到了4.3%，城市国民小学一个班级类学校下降到了8%，6个班级以上学校上升到了69%。这是不小的进步。

小学教师的质量也有所提高。1871年帝国建立时，只有80%的公立小学教师参加了教师研讨班的学习，1914年则已经实现了所有小学教师都毕业于这类师范教育机构的目标。为了培养合格的小学教师，政府专门建立了师范预备生教育机构，挑选有才干的学生进行为期3年的培养学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类机构已经达到82所。被选拔的学生在16—17岁时转入为期3年的教师研讨班学习。教师研讨班数量也不断增加。在普鲁士，1871年有64个教师研讨班，1914年则达到204个，其中有16个是女教师研讨班。到1914年，德国公立小学师资队伍中的女教师已占到20%左右。

普及小学教育的成就非常显著。1871年德国人口中的识字率为87%，1890年左右文盲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这种进步还可以从招收新兵的情况中间接地得出结论。1875年招收的新兵中文盲率为2.37%，1895年下降为0.15%，1910年时已经下降到0.02%。1899年，德国舰队访问西班牙，水手们个个都能阅读他们收到的邮件，令当地人惊讶不已。德国工人与比利时、奥地利等邻国的工人们相比，素质也明显要高出一筹。

中学教育也有新变化。文科中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普鲁士政府在1812年规定，只有获得文科中学毕业证书者才有资格进入大学学习，重视拉丁文和希腊文等古典语言为特征的文科中学是唯一正规类型的中等学校。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文科中学教育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科技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于是出现了面向现实的、半古典的实科中学（Realgymnasium）和只学习现代学科的高级实科学校（Oberrealschule）。但是后两类中学的学生在很长时期内无资格升入大学。经过斗争，也是现实压力的结果，威廉二世于1900年颁布法令，确认上述三类学校提供的教育在原则上具有同等重要性。1901年，这三类中学的学生都获得了进入大学学习的同等权利。向大学输送人才的中学数量也因此大增。1875年德国共有各类中学921所，学生18.3248万人，其中文科中学336所，学生9.3514万人，1911年各类中学的数目增加到1476所，学生39.7835万人，其中文科中学507所，学生15.495万人。中学生人数的增长远远高于同期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不过，从总体上看，中学升学率仍然很低。即使在1900年以后，仍只有6%—7%的小学生可以进入中学就读，其中只有1%—2%的学生能读到最高年级和参加毕业考试。

这一时期中学教育的最大变化在于调整相应的教学内容，以适应社会经济变革和发展的要求。中学教学内容和结构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重视拉丁文和希腊文等古典语言课程但忽略传授自然科学等知识的文科中学，被迫对课时设置作出相应调整，增加了自然科学和数学等的课时量。起初，文科中学古典语言的课时量为数学和自然科学课时量的3倍，1882年降到了2倍。尽管如此，人们仍指责文科中学课程结构中“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考虑太少”。文科中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因此大大下降。另一方面，侧重于自然科学知识学习的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日益受到重视。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的课程设置更接近社会的需要。实科中学必修拉丁文，多数不修古希腊文，高级实科学校则完全不开设拉丁文和古希腊文，而是将更多的课时放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上。1882年普鲁士9年制中学的课程设置中，文科中学古典语言为117个周学时，自然科学18个周学时；实科中学相应为54个周学时和30个周学时；高级实科学校则没有古典语言课程，自然科学为36个周学时。到1901年，文科中学的古典语言减少为104周学时，自然科学仍保持18周学时；实科中学相应为49周学时和29周学时；高级实科学校则分别为0周学时和36周学时。由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黄金时期，社会对实用性的技术性人才需求旺盛，于是重视自然科学和实用知识的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成了当时的中等阶层和新兴经济资产阶级子弟的热门学习去处。

上述三类中学因其不同取向，发展态势呈现明显差异。文科中学在各类中学中所占的学生人数比重明显下降，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则由于其实用性和时代性的教育特点，吸引了大批学生，学生人数比重显著增加。1900年，文科中学学生占中学学生总数的60%，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分别占14%和27%；1911年这三类学校学生所占比重调整为55%、18%和28%；1918年时则进一步调整到了39%、27%和34%。

中学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也得到提高。教师由1871年的4000人增加到1914年的1.7万人。在师资质量方面，由于各学科专门化趋势的发展，对教师的要求也呈现专门化趋势。1866年教师考试规定中还只有哲学、宗教和希伯莱语、数学和自然科学、新外语等四个专业领域，1898年时有独立教学资格的专业领域已经达到15个。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就显得特别必要和重要。因此德国政府规定，从1890年开始，中学教师必须参加两年研讨班学习，并试用一年。1898年起，所有的中学教师都必须拥有统一的资格证书。这种规范化管理对于提高教师的质量起了很大的保证作用。

帝国时期的教师待遇也有了明显改善。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要建设优秀的教师队伍，就必须提供良好的条件，以便吸引和留住人才。1820年普鲁士公立小学教师的平均收入为323马克，其中城市教师收入638马克，农村教师收入258马克；1878年公立小学教师平均收入增加到1032马克，城市和农村教师的收入分别为1365和874马克；1911年，公立小学教师平均收入增至2718马克，城市和农村教师收入分别为3218和2401马克。这一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普鲁士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学教师属于国家官员，薪水较之小学教师更高。1872年，中学教师大幅度提薪，年薪高低跨度为：低者1600马克，高者4500马克（柏林相应为2100马克和5100马克）。到1914年前夕，中学教师中的首席教师已经跻身于全国4%的最高收入阶层之列。

（二）女子学校和军校教育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专门针对女孩教育的女子学校（Mdchenschule）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女孩在小学阶段接受与男孩相同的义务教育，即在6—14岁之间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女子学校实行寄宿制，采取的仍是小学教育模式。以普鲁士为例，根据1894年的规定，学生被划分为低级（1—3年级）、中级（4—6年级）和高级（7—9年级）三个阶段，课程有宗教、德语、英语、法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绘画、写作、缝纫、唱歌、体育等。在天主教地区，这类女子学校则往往由女修道院掌控和管理。完成小学学业后，由于文科中学等不接受女生入学，许多城镇开始设立女子中学（Hhere Mdchenschule） ，以满足对女孩的中等教育的需求。相较于普通中学，国家对这类学校的组织、课程设置和监管要松一些。

女子中学作为中等教育的特殊形式，课程设置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在这里，学生学习一般性知识，主要是加强和完善小学阶段已经学习过的内容，不带技术性色彩，也没有有关工商业的课程。女子中学学生的另一项主要学习内容是家庭事务，包括做饭、洗衣、熨烫、健康卫生和营养学知识等。到20世纪初，随着社会进步和女权运动的发展，一些女子中学开始引入文科中学和实科中学课程，以便学生们获得进入大学学习的资格。然而，在普鲁士等邦，获得大学学习资格的女生并非正式的大学生，而只是获得了听课资格。

在女子学校的师资力量方面，男性教师通常是曾经在中学任教、经验丰富、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的高级教师，也有部分小学教师，但他们必须通过相关考试。大部分女子学校都雇用女教师。她们也都必须在教师研讨班学习并通过相关考试。

女子中学的发展相当迅速。1891年普鲁士有公立女子中学206所，学生4.4935万人，1901年有公立女子中学213所，私立女子中学656所，学生总数达12.649万人。巴伐利亚在1889/90年有公立女子中学28所，私立女子中学98所，学生1.2933万人，1900/01年则有公立女子中学35所，私立女子中学100所，学生1.525万人。萨克森在1889/90年有各类女子中学40所，学生4300多人，1899/1900年有各类女子中学37所，学生4600余人。其他各邦的女子中学数量和学生人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军事学校教育也是帝国时期中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有重视军队建设的传统。为了培养未来的军官，在普鲁士、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邦专门设立了一些军官学校（Kadettenanstalt； Kadettenschule）。早在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von Br and enburg，der Groe Kurfürst，1620—1688，1640年—1688年在位）时期，普鲁士已经在柏林、马格德堡等地建立相关机构，18世纪中期以后在施托尔普（Stolp，今波兰境内）、库尔姆（Kulm） ，卡利施（Kalisch）等地又建立了军官学校。到1902年，普鲁士共有8所军官学校和普鲁士军官总校（Preuische Hauptkadettenanstalt） ，它们分别位于波茨坦、普伦（Pln）、科斯林（Kslin）、本斯贝格（Bensberg）、瑙姆堡、瓦尔施塔特（Wahlstatt）、奥拉宁施泰因（Oranienstein）、卡尔斯鲁厄和柏林。此外，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和萨克森的德累斯顿等地也有军官学校。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位于柏林的军官总校改为帝国军官总校。

在军官学校中，整个教学进程参照实科中学实施，同时实行军事实践方面的训练。从学生人数看，到20世纪初，普鲁士有3000多名军校学生，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各有200多学生。军校教师大多由军官担任，平民教师只有少数。国家的重视和严格的军事教育体制使德国的军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军事学校。

（三）大学教育

与社会转型相适应，帝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大学生人数的快速增长、大学不同专业发展规模的相应调整和各类新型大学的出现。

19世纪30年代以后，德国的大学经历了两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30/31年到德意志帝国建立，大学在规模上基本上处于下降和停滞状态。第二阶段即德意志帝国时期，综合性大学在校学生人数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1870/71年为1.5227万人，1875年达到1.6357万人，1880年为2.1432万人，1914年时增加到6万人以上。如果加上技术大学等其他新型高校，高校学生人数则增长更快。1872年，德国各类大学生人数（包括旁听生）1.7954万人，每1万男性人口中有8.83名大学生；到1912年，各类大学生达7.171万人，每1万男性人口中有大学生21.77名。增长幅度之大可见一斑。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各大学各院系的规模出现了调整，还成立了新的院系和新型大学。在综合性大学中，各学科的学生人数比重出现了明显的消长，反映了大学教育事业为应对社会发展作出相应调整的积极态度。神学曾经是各大学最大的学科，1830年时达到最高峰后开始下降，1850年该学科学生人数为学生总数的1/3多一点，1870年下降到16.4%，1914年下降到了9%。法律学科在19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曾拥有最多的学生，60年代开始下滑，1870年拥有学生总数的24%，由于就业市场过剩，1914年下降到了18.4%。医学学科发展相对平稳。19世纪50年代，该学科学生约占25%，1870/74年为24.4%，1890/94年达到29.1%，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该学科学生人数保持在20%左右。变化最大的是哲学学科。由于该学科包括了人文和自然科学多个专业，相关人才需求量大，19世纪50年代末该专业学生人数已经居各专业首位，1870/74年占35.7%，1914年达到49.6%，占学生总数的近一半。除了学科规模的调整以外，诸如1901年建立的法兰克福大学（Universitt Frankfurtammain）等新的综合性大学，还突破了传统的学科设置模式，设置了自然科学、经济学等新学科，以便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包括商业高等学校和技术高等学校等在内的各类新型高等院校的出现，是帝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又一显著变化。商业高等学校是经济繁荣的产物，相继建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8年，莱比锡商业高等学校（Handelshochschule Leipzig）首先建立，此后，科隆（1901年）、法兰克福（1901年）、柏林（1906年）、曼海姆（1907年）、慕尼黑（1910年）和柯尼斯堡（1915年）等地的商业高等学校相继建立起来。

德国的技术高等学校（Technische Hochschule）主要从19世纪初的综合科技学校（Polytechnikum）、技术专科学校（Technische Fachschule）、工商业研究院或建筑研究院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发展而来。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以及矿山开采、纺织和铁路等行业中大量使用机器，进行技术教育和培训就有了强烈的社会需求。技术学校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技术学校的专业设置通常针对社会现实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与学习者未来的职业联系在一起。

技术高等学校的出现经历了一个过程。1856年，汉诺威综合技术学校（Polytechnische Schule zu Hannover）校长卡尔·卡马施（Karl Karmarsch，1803—1879）提出了将技术学校转变为“技术大学”的设想。1864年，卡尔斯鲁厄综合技术学校（Polytechnische Schulein Karlsruhe）进一步提出了获得博士授予权、大学授课资格以及聘任权的要求。1879年，德国9所综合科技学校中已经有6所获得了高等学校资格。其中，达姆施塔特、不伦瑞克、慕尼黑、亚亨技术学校于1877改为技术高等学校，汉诺威和柏林的技术学校于1879年成为技术高等学校。此后卡尔斯鲁厄（1885年）、斯图加特和德累斯顿（1890年）也相继建立了技术高等学校。

技术高等学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具有明显的针对性，通常设有建筑、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和工艺化学等四个系。还有一些高校则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增设了其他实用性和前沿性的技术专业。例如，达姆施塔特和卡尔斯鲁厄技术高校有专门的电气技术系；柏林技术高校设立了船舶和船舶机器制造系；不伦瑞克技术高校设有药剂学系；卡尔斯鲁厄技术高校设有林业系；慕尼黑技术高校则开设了农学系。由于技术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衔接非常紧密，实用性强，学生人数的增长明显高于综合性大学。1870—1914年间，综合性大学的学生人数增长300%以上，同期技术类高校的学生人数增长400%以上。

大学教育的进步还体现为大学生的社会构成的变化。首先是大学生的家庭背景构成比例发生变化，原先占优势的文化资产阶级子弟逐步让位于随着工业化发展而迅速壮大起来的经济资产阶级和中等阶级子弟。19世纪60年代，文化资产阶级出身背景的大学生占到44.5%，八十年代降到了1/3，1910年以后则下降到了31%。经济资产阶级子弟在大学生中的比例则大幅上升，由19世纪60年代的21.4%上升到80年代的34%和90年代的36.6%，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仍占1/3以上。同一时期，中等阶级的大学生人数也有所上升，由19世纪60年代的33.8%，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35.5%，成为拥有大学生人数最多的阶层。中等阶级子弟之所以在大学生中占有如此大的比例，一是该阶层人数相对较多，且经济上能够承受相关费用，二是大学教育乃这一阶层子弟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重要途径，因而成为众多中等阶级子弟努力拼搏的去处。

大学生社会构成的另一明显变化是女性取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妇女长期无权进入大学学习曾被称为“德国大学史上黑暗的一章”。19世纪下半期，由于妇女争取平等受教育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和医学等领域对女医生需求的增长等客观要求，高校大门终于慢慢地向妇女开启。1900年巴登率先向女性开启高等教育的大门。此后，巴伐利亚（1903年）、符滕堡（1904年）、萨克森（1906年）、普鲁士（1908年）先后结束了妇女无权接受高等教育的历史。1908年，德国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同等权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女大学生注册人数达到4100人，占当时德国大学生总人数的7%左右。

帝国时期的大学在教学建设和科研的投入上都有其明显的特点。一是教师队伍增长相对缓慢。1864—1910年，大学生人数从13413人增加到了68202人，增加约400%，同期大学教师由1474人增加到4463人，增加约200%。高校师生比从1∶9上升到了1∶15左右。二是高校的经费投入出现大幅度跳跃性增长。以柏林大学为例，1870年预算为74.5万马克，1890年为200.6万马克，1910年为380.8万马克，40年间预算增长410%以上。莱比锡大学的预算经费也由1872年的72.9万马克猛增到1907年的305万马克。这意味着高校经费投入的增长超过了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的增长。而经费投入迅猛增长的最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大批研究机构的建立和科研经费投入的增长。以柏林大学为例，1811年该校研究机构的支出仅占财政的12.2%，1870年时占48.5%，1910年时则达到了61.2%。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的高增长既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对科技发展迫切需要的反映，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高校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

（四）工商业等职业学校的发展

高速工业化对就业人员的技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职业教育问题提上日程。它要求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职前培训，使之了解和掌握最新的技术进步动态，以便能够适应新的职业需要和要求。

在前工业化社会，职业培训的最典型方式是手工业中的学徒学习。这种教育方式不仅包括职业培训，还体现了师傅完全操控学徒的“等级社会”特征。19世纪初资产阶级改革后，由于营业自由原则的实行，这种培训方式失去了它的道德和社会基础。此外，工业革命使企业的生产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产领域中科技含量的提升使劳动力专门培训显得日益迫切。这种专门性培训显然非传统手工业的培训形式所能满足的。实行新的工业方式培训和建立进修型职业教育成为一种客观需要。因此，19世纪中期以后工业界开始出现新的职业教育形式。以培养各类实用技术人才为目标的职业学校（Berufsschule）呈现快速发展的局面。

德国的职业教育学校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最先以星期日学校（Sonntagsschule）或夜校（Abendschule）形式出现，主要用于弥补普通教育的不足。星期日学校起初是为了实行宗教教育，后来逐渐转变为进行工商业方面的培训。夜校也是如此。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分工的发展，这些学校在教学内容上出现了商业、贸易、技工、绘画等的分类。19世纪初实行营业自由原则后，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人们需要专门的教育来强化技能，于是开始出现工商业学校（Gewerbliche Schule）或工商业进修学校（Gewerbliche Fortbildungsschule） ，它们通常也是以星期日学校和夜校形式出现。这些工商业学校大多由私人、行会、工会和技工团体等建立，学校类型和办学方式上也是五花八门。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工商业学校也出现了跳跃性的发展。到1906年，德国各类职业学校的学生人数为：普通进修学校在校学生13万人，工商业进修学校学生20.6万人，贸易学校学生4万人，商业学校学生5.3万人，农业学校学生6.7万人，普通女子继续教育学校学生7.1万人，女子贸易学校学生2.3万人。各类工商业学校教育的发展，为分工日益细化的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急需的专门人才。甚至女性也成为职业教育的要求培训对象。19世纪60年代以前，职业学校的学生基本上是男孩。此后随着大批女性进入产业领域，许多地方开始出现女子进修学校（Mdchenfortbildungsschule）。这类女性职业学校的教学培训有极强的针对性，不仅涉及家务、家庭开支、健康卫生、营养学、照管小孩等，还涉及妇女服饰的制作、发型设计、刺绣等诸多内容。

帝国时期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生产的紧密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和手工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种基本的职业教育形式：一是传统的手工业学徒培训方式，它将职业教育与生产结合在一起。二是在企业的徒工实习车间和学校中进行封闭性培训，其特点是培训与生产分离。徒工实习车间是由一些企业专门建立的。1860年，斯图加特开始出现造型工徒工实习车间，1872年又出现了旋工徒工实习车间。到1911年，德国已经有28家公司拥有徒工实习车间，其中大部分在克虏伯、博尔西希等大型冶金和机器制造企业中。厂校（Werkschule）是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又一重要机构。学徒除了在徒工实习车间接受实践性培训外，还要在厂校等机构接受理论培训和学习。通常情况下，厂校先于徒工实习车间建立，而且独立于徒工实习车间。此外，克虏伯等大型企业还在马格德堡、埃森等地建立了自己的工厂职业学校。第三种职业教育方式则是直接在企业的工作岗位上进行没有培训合同的练习。

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使企业界感到有必要建立起联合组织，协调企业和一些职业学校的职业教育政策，以便根据企业所需人才进行针对性的培训。1908年，在柏林成立了由德国工程师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德国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Elektrotechniker）和德国机械制造业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Maschinenbauanstalten）等组成的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Deutscher Ausschufür Technisches und Schulwesen，简称DATSCH）。1911年，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原则上将受雇佣劳动者划分为三种类型：需较长时间的手工业方式训练的专业工人；必须执行一定持续重复劳动的、只需短期指导训练的工人；不经任何训练的辅助工人。到20世纪初，由于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与传统手工业方式培训的工人相比较，工厂培训的工人已经在职业教育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第二节 文化和思想运动

文化是历史的投影。如前所述，19世纪初，德国文化界为反对拿破仑外族统治，争取民族统一，掀起过包括浪漫主义在内的文化民族主义浪潮。1815年以后，面对梅特涅的反动统治，德国文化界用其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其中有对政治失望而“专注于小民”、寻求“小民幸福”、脱离政治生活的毕德麦耶尔派，也有与反动统治者展开抗争，以笔作“刀剑”的“青年德意志兰”。

德意志帝国时期，由于工业化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改变，德国文化界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于是，进行与这些改变相应的调适，寻找新的表达形式，更好地反映新的社会现实，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任务。由于新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和诸种利益集团的出现，多元性的社会格局逐渐明朗，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化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具体而言，就是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反映各阶级、阶层思想的纷呈多样的流派。关于帝国时期这种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发展新趋势，著名史学家沃尔夫冈·J.莫姆森（Wolfgang J.Mommsen，19302004）给予的评价是：“（19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生活逐步与主导性的社会价值和资产阶级的生活理想脱离开来，并建立起一种独立的体系。作家和艺术家们逐渐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前提下解放出来”。

一、流派纷呈的文学、艺术和音乐

帝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呈现多元趋势，承载于其上的文化也更加丰富和多样化。出现这种多元性思想文化的重要原因多种多样，但显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具体说来： （1）在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分工日益复杂，社会较之往日出现了更多的利益群体，每一个群体都希图向社会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看法； （2）工业化带来了更好、更快的邮政和铁路联系，有利于加强国际间的文化和思想交流，使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文化流派能迅速传入并影响德国文化界； （3）大规模城市化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为新思想、新流派和新风格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场所，许多大城市发展为文化中心，并在文化生活方面展现出各自的特色，如戏剧之都柏林和艺术之都慕尼黑等。

（一）流派纷呈的文学

帝国时期，文学领域出现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等诸多流派纷呈的现象。

帝国建立初期，德国文学正处于现实主义的极盛时期。在帝国建立后的20年中，以长篇和短篇小说为体裁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文坛的主流。它们强调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弊端，客观描述日常生活，体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追求。其中，特奥多尔·施托姆、威廉·拉伯等文学大师仍续写着他们的辉煌。特奥多尔·施托姆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诗性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他在帝国时期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有小说《三色紫罗兰》（Viola Tricolor，1874）、《双影人》（Ein Doppelgnger，1887）、《骑白马的人》（Der Schimmelreiter，1888）等。威廉·拉伯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现实主义代表作有《霍拉克》（Horacker，1876）、《德意志贵族》（Deutscher Adel，1880）、《奥德费尔德》（Odfeld，1888）、《大蛋糕》（Stopfkuchen，1891）等，其作品在幽默中带着些许忧伤。

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是帝国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出身于诺伊鲁平（Neuruppin）的一个药商之家，1839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手足情深》（Geschwisterliebe） ，五十年代开始以写作为职业，中间还当过保守党《十字报》的编辑。他的创作极其丰富，体裁涉及剧本、诗歌、自传、戏剧评论、长短篇小说等。1861年—1882年发表的四卷本《勃兰登堡漫游记》（Wanderungen durch die Mark Br and enburg） ，描写了勃兰登堡的贵族生活和风土人情。其现实主义代表作主要有长篇历史小说《暴风雨之前》（Vor dem Sturm，1878）、短篇历史小说集《沙赫·冯·伍特诺夫》（Schach von W u the now，1883）等。《暴风雨之前》描写了在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普鲁士各阶层的群体性爱国形象。其他作品还有《私通》（L’Adultera，1882）、《迷惘、混乱》（Irrungen，Wirrungen，1888）等，对当时的社会弊端进行了揭露。

除了现实主义叙述文学外，一些对社会经济转型的挤压感到不满、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失望的资产阶级作家则形成了针对现实社会的反感流派。

19世纪8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us）文学思潮首先对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化概念提出了挑战。所谓自然主义，就是“艺术家们的回归自然”，反对和否定旧的“理想主义的”艺术。它受现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反对传统宗教和道德，将人、周围的社会环境和内心冲动纠缠在一起的现象作为主题，把下层社会的生活条件、精神和道德的衰败等社会现实作为喜好的题材。自然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格尔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赫尔曼·苏德尔曼（Hermann Sudermann，1857—1928）等。帝国时期的戏剧在自然主义的推动下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1889年，豪普特曼的第一部自然主义戏剧《日出之前》（Vor Sonnenaufgang）在柏林的“自由舞台”（Die Freie Bühne）首次演出。这一剧本中描写的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家庭的瓦解，在人们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1892年，豪普特曼的《织工》（Die Weber）的演出使自然主义戏剧达到了高潮。这是一部以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为背景描写工人反抗斗争的作品，劳苦大众第一次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上层统治阶级对于文化领域的这种反传统举动非常反感，威廉二世甚至蔑视地称之为“贫贱艺术”（Rinnsteinkunst）。

还有一些对现实不满的文学流派则以脱离和逃避现实的取向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通过追求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等，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因此，当自然主义控制着戏剧舞台时，在抒情诗领域却出现了象征主义（Symbolismus）的作品。象征主义是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一种反动。它批评自然主义“单纯反映状态的东西，扼杀了本质的东西”，主张不要细致地描写客观现实，而是要采用象征手法表现主观世界，暗示美好的理想世界。因此，象征主义作品逃避工业社会的主流现实，到前工业社会的农民和小城市中去寻找题材和人物，追求“健康的乡土艺术”，变成了文学颓废派。这是人们面对现代工业文明挑战而向内心世界的“灵魂深处”撤退的表现。著名抒情诗人赖纳·玛丽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施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1868—1933）和胡戈·冯·霍夫曼施塔尔（Hugovon Hofmannsthal，1874—1929）是这一流派的典型代表。里尔克是德国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之一，189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生活与歌曲》（Lebenund Lieder）。其代表作有《新诗集》（Neue Gedichte，1907）、《杜伊诺哀歌》（Duineser Elegien，1923）和《致奥耳甫斯十四行》（Die Sonette an Orpheus，1923）等。格奥尔格的主要创作成果有《颂歌》（Hymnen，1890）、《心灵之年》（Das Jahr der Seele，1897）等。

20世纪初，德国文坛上出现了以海因利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兄弟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海因利希·曼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臣仆》（Der Untertan，1914） ，它描写了一个纸厂老板的儿子赫斯林通过无耻的投机和出卖他人而飞黄腾达的故事，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托马斯·曼的代表作是1901年出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 ，描写了吕贝克大商人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人的兴衰史，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这些作品充分表达了对靠投机发家致富的资本家的不满，完全没有了帝国建立之初现实主义作家冯塔纳对普鲁士社会仍然抱有的乐观主义想法。

（二）艺术：从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

帝国时期的艺术也是流派纷呈，出现了现实主义、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us）和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us）等派别。

历史画派（Historienmalerei）是帝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官方画派，主要特征是通过理想化的模式或现实主义方式对各种宗教、政治和文学主题加以重现。其中普鲁士在完成德国统一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成为主要的创作题材和对象。该画派在对德国统一这一重大事件有所反映和表现的同时，明显带有半官方的歌功颂德的艺术手法，显示出功利主义倾向和政治御用特征。

历史画派的主要代表有安东·冯·韦尔纳（Anton von Werner，1843—1915）、阿道夫·冯·门采尔和弗兰茨·冯·伦巴赫（Franz von Lenbach，1836—1904）等。安东·冯·韦尔纳曾妙手著下多幅以建立德意志帝国和帝国主要政治人物为题材的名作，诸如《毛奇在凡尔赛工作室中》（Moltkein seinem Arbeitszimmerin Versailles，1872）、《凡尔赛皇帝宣言》（Die Kaiserproklamation in Versailles，1877）、《威廉二世与帝国议会在柏林宫白厅开幕》（Die Erffnung des Reichstagsim Weien Saaldes Berliner Schlosses durch Wilhelm II.，1893）等。弗兰茨·冯·伦巴赫也在威廉一世、俾斯麦等显赫政治人物画像方面有所成就，主要作品有《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1873）、《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80）、《皇帝威廉一世》（Kaiser Wilhelm I.，1886/1887）等。阿道夫·冯·门采尔则继续着他的创作辉煌，作品带有浓烈的现实生活色彩，在帝国时期的代表作有反映新工业时代的《轧铁厂》（Das Eisenwalzwerk，1875）、《舞厅晚宴》（Ballsouper，1878）等。由于受政治的影响，他最终也将自己摆到了官方画家的位置上，并且由于创作歌颂弗里德里希大帝、威廉一世等普鲁士统治者的油画和插图而声名大震。他在帝国时期创作了《国王威廉一世动身探望军队》（Abreise Knigs Wilhelms I.zur Armee，1870）、《穿制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队》（Die Armee Friedrichsdes Groeninihrer Uniformierung，1908—1912）等。所有这些作品都成了历史画派的杰出代表作。

历史画派试图通过再现重要的历史事实，强化后世的历史记忆，达到保持民族、国家和宗教价值的目的，是民族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映。

除了正统的现实主义历史画派外，出于对工业社会的文化反感，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出现了多种对现实不满或回避现实的艺术流派。这些流派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希望从现实工业社会日益强化的理性主义下解脱出来的愿望。

德国印象主义画派是在法国艺术影响下出现的一个重要派别，其基础是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它主张画家应到大自然中去，强调细致观察，在绘画技法上则特别注重运用色彩来表达物体在瞬间的光感效果，而不描绘事物固有的形态特征，因此对象的轮廓往往是模糊的，使人们的感觉建立于“主观色彩”之上，从而达到一种“内心世界”的满足。印象主义派画家有马克斯·施勒福格特（Max Slevogt，1868—1932）、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1847—1935）等人，又以后者最为有名。利伯曼的重要作品有《鹦鹉林荫道》（Papageienallee，1902）、《易北河畔尼恩施泰特的雅可布饭店平台》（Terrasse im Restaurant Jacob in Nienstedten an der Elbe，1902）和《阿姆斯特丹的犹太胡同》（Judengassein A msterdam，1905年）等。它们都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印象的描绘。1898年，出于对官方画派的不满，包括印象派在内的60多名“现代派”艺术家成立了“柏林脱离派”（Berliner Secession） ，利伯曼当选为主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绘画艺术领域又出现了表现主义画派。这一画派以尼采的超人哲学作为其思想基础，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主张表现自我和表现主观世界。它不再把自然视为艺术的首要目的，而是把用非自然的线条、形体和强烈的色彩表现情绪与感觉当做艺术的目的。

1905年，恩斯特·基尔希纳（Ernst Kirchner，1880—1938）、埃里希·海克尔（Erich Heckel，1883—1970）、弗里茨·布莱尔（Fritz Bleyl，1880—1966）、卡尔·施密特洛特卢夫（Karl Schmidt-Rottluff，1884—1976）等尼采的崇拜者在德累斯顿成立“桥社”（Die Brücke） ，主张通过“色彩的完全自由、纯表现性的运用”来自由地表现感情。与此同时，在慕尼黑出现了俄国画家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弗兰茨·马克（Franz Marc，1880—1916）、奥古斯特·马克（August Macke，1887—1914）等为代表的“新艺术家联合”（Neue Kunstlervereinigung）。1911年，瓦西里·康丁斯基等认为“新艺术家联合”不够激进，另成立“蓝色骑士”（Der Blaue Reiter） ，要求进一步摆脱物象以表达事物的本质。表现主义画派的格言是，艺术的更新决不是“形式上的”，而必须是一种思想的新生，要搜寻客观外表背后隐藏的东西，看透事物的本质，通过无生物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表现主义画派中，基尔希纳的《柏林街景》（Berliner Straenszene，1913）、康丁斯基的《蓝色骑士》（Der Blaue Reiter，1903）、弗兰茨·马克的《蓝马》（Blaues Pferd，1911）等是代表性作品。

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艺术显然不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主流社会所接受，它们被指责为“原始粗糙的艺术本能反对文明的起义”，是向资产阶级工业现实发出的挑战。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这些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在工业社会迅速增长的物质财富面前，寻找和强调一种精神的平衡和慰藉。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艺术家之中，版画家凯特·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1867—1945）的艺术创作和价值取向可谓别具一格。珂勒惠支出生于柯尼斯堡的泥瓦匠之家。她从小目睹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因而致力于用自己的作品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其代表性作品有《织工起义》组画（Weberaufstand，1897）和《农民战争》组画（Bauernkrieg，1908） ，前者反映了织工的苦难生活及其从反抗到失败的过程，后者则以1525年农民战争为题材，展示了农民从遭受非人的奴役到起义反抗的壮烈场面。珂勒惠支因其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结合而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成为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帝国时期的建筑艺术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受益于新的钢铁建材、混凝土技术和建筑部件预制技术以及大规模城市化对建筑业的刺激，住宅、公共建筑等事业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公寓住宅、工厂、百货公司、博物馆、剧院、办公大楼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建筑的繁荣为建筑艺术的发展和多元化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的历史主义建筑风格在帝国时期仍然呈现强大的生命力。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发展乃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潮流，同时重视对于历史现象的个性的欣赏，认为要从历史潮流中去体察每个个体的意义。在建筑艺术方面，历史主义风格体现为重视过去，追求个体性的创造。基于这种取向，古典风格（Antike-Stil）、文艺复兴风格（Renaissance-Stil）、哥特式风格（Gotischer Stil）等又重新归于流行，但是又与过去有所区别，被冠上了新古典主义（Neoklassizismus）、新巴洛克（Neobarok）、新哥特式（Neogotik）、新文艺复兴（Neorenaissance）等名称。此外，历史主义建筑风格还呈现地区性特点，其代表有汉诺威建筑学派（Hannoversche Architekturschule）、新纽伦堡风格（Neu-Nürnberger Stil）等。在历史主义建筑风格之下，公共建筑大多带有“类别”特征。歌剧院通常属于新巴洛克风格；法院建筑大多带有新古典主义或罗马式风格（Romanischer Stil） ；博物馆一般是缪斯神庙（Musentempel）风格；邮局大多为新哥特式风格；威尼斯的文艺复兴式风格则通常是商业建筑的首选；政府和议会建筑则多为古典希腊罗马风格。

历史主义建筑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1803—1879）、保罗·瓦洛特（Paul Wallot，1841—1912）等。前者的代表作有德累斯顿茨温格尔宫（Dresdner Zwinger）的德累斯顿画廊（Gemldgalerie Dresden，1855）和森佩尔歌剧院（Semperoper，1878，即今天的德累斯顿歌剧院）。后者的代表作则是混杂着新文艺复兴和新巴洛克风格的帝国议会大厦（Reichstagsgebude，1894）。这一时期完成的代表性建筑还有1880年完工的哥特式科隆大教堂、融合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的柏林大教堂（Berliner Dom，1905）等。帝国议会大厦和柏林大教堂是德意志帝国时期历史主义建筑艺术的顶峰。

“青年风格”（Jugendstil）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又一种建筑艺术风格，因1896年创办于慕尼黑的文化杂志《青年》（Die Jugend）而得名。最初的提倡者是画家奥托·埃克曼（Otto Eckmann，1865—1902）。他主张打破因袭传统的严谨历史主义风格，模仿花草藤蔓等形状，凭自己的主观印象来描绘自然飘逸的细长线条，形成平面图形。“青年风格”的代表人物有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1868—1940） ，代表性作品为达姆施塔特的婚礼塔（Hochzeitsturm，1908）。德国在占领和统治中国青岛期间建造的胶澳总督官邸也属于青年风格建筑。比利时建筑设计师亨利·凡·德·维尔德（Henry van de Velde，1863—1957）对青年风格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不仅设计了一系列青年风格建筑，而且于1906年创办了魏玛艺术工艺学校（Kunstgewerbschule Weimar） ，该学校成为著名的包豪斯（Bauhaus）的前身。

“青年风格”只是建筑艺术从历史主义转向现代主义（Moderne）的过渡。帝国后期，建筑艺术开始进入现代主义阶段。它首先出现在工业建筑领域，强调建筑师要研究和解决建筑的实用功能和经济问题，主张积极采用新材料和新结构，创造新的建筑风格，实际上是对钟情于过去的历史主义建筑艺术的一种反动。其代表性作品有彼得·贝伦斯设计的柏林的通用电气公司动力大厦（AEG-Turbinenhalle，1909）、“包豪斯”风格创立者瓦尔特·格鲁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设计的位于阿尔弗雷德（Alfred）的法古斯工厂（Fagus-Werk，1914）以及弗里德里希·皮策（Friedrich Pützer，1871—1922）设计的位于耶拿的第15号楼（Bau15， um1917，德国第一幢高层住宅）。这些建筑已经带有包豪斯风格的印迹。

（三）音乐：从中期浪漫主义到晚期浪漫主义

音乐领域也呈现多元性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帝国时期的音乐与绘画等艺术领域一样，也受到民族主义的感染，呈现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色彩。1870/71年对法战争是歌颂的主题。瓦格纳专门创作了《皇帝进行曲》（Kaisermarsch，1871） ，用以祝贺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勃拉姆斯则作了《凯旋之歌》（Triumphlied，1871）以纪念德国的胜利。另一方面，浪漫主义音乐继续着它在德国的辉煌历程。作为中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瓦格纳于1876年开始在拜罗伊特剧院（Bayreu the r Festspielhaus）上演其音乐剧，获得巨大成功。他的主要作品有《帕西法尔》（Parsifal，1882）和《尼伯龙根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1848—1874）等。《尼伯龙根指环》由《莱茵河的黄金》（Das Rheingold，1854）、《女武神》（Die Walküre，1856）、《齐格弗里德》（Siegfried，1871）、《神界的黄昏》（Gtterdmmerung，1874）等4部神话剧组成。瓦格纳还著有多本理论著作，包括《艺术与革命》（Kunst und Revolution，1849）、《歌剧与戏剧》（Oper und Drama，1851）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音乐发展进入晚期浪漫主义阶段。这一时期，传统的音乐形式和元素进一步被打破，作品呈现庞大的音乐结构、高度的技巧和高度紧张的精神重负特征，开始向现代主义过渡。主要代表人物有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和理夏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1864—1949）。古斯塔夫·马勒生于波希米亚的卡利什特（Kalischt） ，他的交响曲既给人以神秘莫测和儿童般的单纯之感，还兼具哲学性的宏大构思，是晚期浪漫主义的艺术典型。其主要作品有《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1911）等10部交响曲和《亡童之歌》（Kindertotenlieder，1901，1904）、《男童神奇号角之歌》（Des Knaben W underhorn，1887—1891）等声乐套曲。理夏德·施特劳斯出生于慕尼黑，主要作品有交响诗《死与净化》（Tot und Verklrung，1891）、《英雄生涯》（Ein Heldenleben，1899） ，标题交响曲《阿尔卑斯山》（Eine Alpensinfonie，1915）以及歌剧《莎乐美》（Salome，1905）和《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1911）等。其作品在音乐表现力方面综合了古典和浪漫主义的复杂技巧，一些作品显示出的病态狂乱情感已经明显具有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艺术特征。

音乐文化领域也折射出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力量的变化。一方面，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使之在音乐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贵族阶级在文化领域的垄断统治地位被打破。剧院原先是宫廷贵族文化的重要载体，19世纪中期以后却成为推介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的最重要的阵地。剧院事业因此得到迅速发展。1870—1896年期间，商业剧院从原先的约200座增加到了600座。

另一方面，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反映下层工人生活的工人阶级音乐戏剧表演开始出现。19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文化政治组织“柏林自由人民舞台”（Freie Volksbühne Berlin） ，其口号是“艺术为了人民”（Die Kunst dem Volk）。它以极其低廉的票价服务于底层劳动阶层。1892年，“新自由人民舞台”（Neue Freie Volksbühne）建立，社会民主党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和作家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出任主席。它成为工人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对抗的重要工具。格尔哈特·豪普特曼的戏剧《织工》等则将工人社会群体的生活搬上了舞台。这些反映工人阶级的题材进入文化领域，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文化的垄断，是社会进步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一种反映，也是工人阶级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体现。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一）哲学的新发展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哲学较之19世纪中期以前有了新的发展。一是费尔巴哈倡导的唯物主义哲学继续发展，形成了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恩斯特·黑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为代表的一元论（Monismus）唯物主义哲学；二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叔本华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非理性主义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承载于其上的人类思想意识和精神文化的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范围是全欧性和世界性的，在德国的影响尤其强大，出现了一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基点的著名思想家，其中包括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爱德华·伯恩斯坦、弗兰茨·梅林等理论家和思想家，也出版了一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的重要论著，包括著名社会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维尔纳·松巴特的早期著作《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和历史学家罗伯特·珀尔曼（Robert Phlmann，1852—1914）所著《古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史》（Geschichte des antiken Kommunismus und Sozialismus）等。前者对阶级斗争、空想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前史、社会主义运动在英、法、德等国的发展、马克思的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潮流等，进行了尝试性探究，后者则对原始社会和古代希腊社会的共产主义、私有化、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进行了“开创性”的考察。

建立于达尔文主义（Darwinismus）之上，由著名动物学家和哲学家、无神论者恩斯特·黑克尔创立的“一元论”自然哲学也得到了充分发展。黑克尔出生于波茨坦，曾在柏林、维尔茨堡等地学习医学。主要著作有《自然万物史》（Natürliche Schpfungsgeschichte，1868）、《人类起源和发展学》（Anthropogenie，1874）等，其中，1899年出版的《世界之谜》（Die Weltrtsel：Gemeinverstndliche Studienüber Monistische Philosophie）是黑克尔最重要的代表作，它从“人类”、“灵魂”、“世界”和“上帝”等方面充分阐释了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根据黑克尔的观点，19世纪科学研究的进展表明，生命都是自然发生的，人也是自然的属物。《世界之谜》一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不仅重版多次，而且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发行了几十万册。在很多家庭中，《世界之谜》成了“像圣经一样的必不可少的读物”。为了宣传以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人生哲学，黑克尔于1906年在耶拿成立了“德国一元论者联盟”（Deutscher Monistenbund）。黑克尔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反对对神的信仰，严重危及西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因而引发激烈的争论，遭到一些学者的猛烈反击，被批为“达尔文主义的一元论的”“教条主义者”。其理论也成为日后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Sozialdarwinismus）的重要根据。

弗里德里希·尼采则将非理性主义哲学进一步发扬光大。他出生于吕茨恩（Lützen）附近的罗肯（Rcken） ，年轻时曾在波恩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和新教神学，后转到莱比锡大学继续学习古典语言学。1869年，年仅25岁的尼采被瑞士巴塞尔大学（Universitt Basel）聘为古典语言学教授，不久即因其才华出众而成为巴塞尔学界的精英名流。

尼采是一位多产的哲学家，19世纪70年代开始推出一系列重要著作，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代表作品有《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der Trag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1872）、《不合时宜的考察》（Unzeitgemige Betrachtung，1873）、《朝霞：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Morgenrte.Gedankenüber die moralischen Vorurteile，1881）、《快乐的科学》（Die frhliche Wissenschaft，1882）、《道德的普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Eine Streitschrift，1887）、《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1883—1885）、《善与恶的彼岸》（Jenseitsvon Gut und Bse.Vorspielein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1886）、《反基督》（Antichrist.Fluch auf das Christentum，1895）等。1906年，其主要著作以《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集结出版。

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虽然源于叔本华哲学，却与后者有着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叔本华哲学的中心议题是生命意志，强调因欲望无法满足而带来的人生痛苦，表现为一种消极、悲观的非理性主义价值取向；尼采虽然也强调意志优先，但提出了一种积极的“权力意志”，并为此构建了一套否定一切传统，重估一切价值的哲学体系。

尼采对西方的现代理性进行了批判，认为理性用永恒的概念扼杀了活生生的现实，忽视了人的本能。因此他在叔本华生命哲学的基础上，提出要用“超越善与恶”的权力意志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主张人生就是强者支配弱者，否定人世间存在一套普世的道德，从而否定了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尼采还对作为西方文化基础的基督教进行了抨击，认为基督教鼓吹软弱，牺牲了更强壮的道德；基督教伦理约束人的心灵，使人的本能受到压抑，要使人获得自由，就必须杀死上帝。他因此发出了令人震惊的“上帝死了！”的呼声。

在全面否定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尼采提出了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新哲学，即用生命的权力意志取代上帝的地位，用充满激情、欲望、冲动和争斗的本能取代冷静、精确和逻辑的理性。权力意志因此成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尺度。为了实现权力意志，构建理想人生，他提出了所谓的“超人”（übermensch）概念。“超人”是人类最高价值的人格代表，是英雄道德的载体和人类发展的目标；他藐视一切传统道德和价值，本身就是规范和价值的创造者和体现；他统治一切，拥有最强大的意志，是人的自我超越和扩张。

尼采哲学的现代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对忽略人的本能的理性主义和僵化的传统文化的反动，更是一种对于人的生命的新注解，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激情探索。

（二）史学的新成就

帝国时期的史学继续着其辉煌的成就。史学大师兰克虽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续写着他宏大的治史抱负。他试图编撰一部包罗西方各国历史的大型世界通史，并且从1881年开始出版多卷本《世界史》（Weltgeschichte，1881—1888） ，但是直到1886年这位享年90高龄的史学大师去世时，才完成6卷，后来其助手根据他的笔记整理出版了第7—9卷。该著作叙述了起始于古代埃及和以色列止于1453年的西方各国和各民族历史。

另一位史学大师特奥多尔·莫姆森则在完成《罗马史》前三卷的基础上继续该著作的写作。出于对塔西佗（Publius Tacitus，um58n.Chr.um120）《编年史》（Annalen；Annales）成就的敬畏，莫姆森没有撰写第4卷帝制时代的罗马史，而是直接续写了第5卷并于1885年出版。1902年，莫姆森因其《罗马史》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巨大成就而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莫姆森还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他是1848年革命时期重要的自由主义活动家，资产阶级进步党、民族自由党的成员，长期担任普鲁士邦议会和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议员，并且于1890年发起建立了“抵抗反犹主义联合会”（Verein zur Abwehrdes Antisemitismus） ，对日益活跃的反犹主义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

曾经为普鲁士统一德国呐喊助威的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在德意志帝国时期进一步强化了历史研究的政治功能。他们认为史学的本质是“理解”，因此毫不隐讳在其著述中加注自己的政治观点，赤裸裸地主张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他们甚至不惜对历史事实进行断章取义的选择性改造，以使历史适应自己的主观想象。在帝国时期，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为聚贝尔和特赖奇克。

聚贝尔在史学领域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不仅继续出版影响力巨大的《历史杂志》，而且在1875年出任普鲁士档案馆馆长。他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撰写的最重要著作是7卷本《威廉一世创立德意志帝国》（Die Begründungdes deutschen Reiches durch Wilhelm I.，1889—1894）。该著作以普鲁士为核心视角，论述了从古代直至普鲁士建立德意志帝国的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1850到1870年间的普鲁士史”。他毫不避讳自己的政治立场，明确表示自己的历史研究服从于“对普鲁士和民族自由的”信仰。因此，有学者在评价19世纪德国的历史学时认为，尼布尔和兰克进行历史研究时满足于了解他们所涉及的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让读者自己去从中推导出政治教益；莫姆森则更进一步，他将罗马史研究与1848年革命之后的德国形势进行某种联系和比较，已经带有一种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倾向；聚贝尔进行历史研究时则是一切为我所用，过去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用来“证明霍亨索伦王朝制度的优越性和民族自由党原则的正确性的借口而已”。正是出于这种信仰，在帝国之初，当俾斯麦政府与罗马天主教会及中央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时，聚贝尔立即重披战袍，代表民族自由党进入帝国议会，支持俾斯麦展开反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

特赖奇克是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中“最年轻、最伟大和最后一位”代表，他在贯彻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的目标方面做得尤其出色，“最完美地体现了历史与政治的融合”。德意志帝国建立后，随着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不断膨胀，他转而鼓吹德意志民族优越论，为德意志帝国向外扩张鸣锣开道。其代表作为1879年—1894年间出版的5卷本《十九世纪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该著作对拿破仑战争之后到1848年间德意志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按照作者的说法，在撰写过程中，整个德意志以及普鲁士的状况是其关注的中心，与此同时，也会涉及对“整个祖国命运”具有重要意义的小邦。因此，在特赖奇克的笔下，德意志帝国的出现是神圣罗马帝国结束以来德国的政治和精神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还积极呼应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极端民族主义，宣扬大日耳曼主义，宣称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此被一些学者称为“19世纪的马基雅维里”。

除了老一辈史学家外，一些史学新星也开始绽露头角，其中包括20世纪上半期德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迈内克出生于阿尔特马克（Altmark）的萨尔茨韦德尔（Salzwedel） ，年轻时曾在柏林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历史学，授教于聚贝尔、特赖奇克、德罗伊森、狄尔泰（Wilhelm Dil the y，1833—1911）等史学名家和学术大师。1893年，在聚贝尔的推荐下，年轻的迈内克出任著名的《历史杂志》编辑，并且在特赖奇克去世后于1896年担任该刊主编，直到1935年被纳粹政府解职。1896年，他以《陆军元帅赫尔曼·冯·博伊恩传》（Das Leb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Herrmann von Boyen）获得在柏林大学授课的资格。1901年以后他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弗赖堡等大学任教，并推出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Weltbürgertumund Nationalstaat：Studien zur Genesis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1908） ，《19、20世纪的普鲁士和德国》（Preuenund Deutschl and im19.und20.Jahrhundert， Historische und politische Aufstze，1918）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受19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兰普雷希特争论”（Lamprechtstreit）的影响，迈内克的关注点从传统兰克史学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转向更“深刻的”、“历史政治的、思想史的审视”。他在《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要探究“德国的民族国家思想形成史”，从思想发展层面来审视“民族、国家”等问题。迈内克因此成为德国史学界“思想史”（Ideengeschichte）的开创者。

（三）社会学的兴起

社会学的兴起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又一亮点。这一时期，包括马克斯·韦伯、维尔纳·松巴特、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等在内的著名学者为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1864年出生于爱尔福特，是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法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年轻时先后在海德尔堡大学、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学、国民经济、哲学和历史。1893年以后曾在柏林、弗赖堡、海德尔堡、维也纳和慕尼黑等大学任教。他研究领域广博，早期研究集中于历史和经济领域，如《中世纪商业社团史》（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gesellschaftenimmittelalter，1889）、《罗马农业史》（Die rmische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Staats-und Privatrecht，1891）、《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政策》（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1895）等。他最具影响力的成就是对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des Kapitalismus，1905）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该著作探究了宗教思想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合理经营的态度是在新教特别是卡尔文教的宗教伦理驱使下形成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为前提，这种敬业精神源于新教的禁欲主义和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西方文明领先于其他文明的原因也由此得到解释。他的代表性著作还有《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1921）等，许多著作是在他去世后才被收集、整理和出版的。

维尔纳·松巴特出生于埃姆斯勒本（Ermsleben） ，曾受教于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是与马克斯·韦伯同时代的著名社会学家、国民经济学家、思想家。1890年起先后在布雷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任教。一生著述颇丰，思想多变。他曾是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189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就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松巴特对社会学的贡献主要集中于经济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领域，研究重点置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2卷本《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1902）、《19世纪的德国国民经济》（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im19.Jahrhundert，1903）、《犹太人与经济生活》（Die Judenunddas Wirtschaftsleben，1911）、《奢侈与资本主义》（Luxus und Kapitalismus，1913）、《战争与资本主义》（Krieg und Kapitalismus，1913）等。《现代资本主义》细致描述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犹太人与经济生活》受到马克斯·韦伯关于“清教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研究”的启发而成稿，认为犹太人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推动者，“犹太人使当今的资本主义形态成为可能”。《奢侈与资本主义》进一步探究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崛起问题，明确提出“奢侈产生了资本主义”。《战争与资本主义》则强调，资本主义与战争有密切的关系，战争不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因。松巴特和马克斯·韦伯一道奠定了有关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和社会学基础。

（四）关于人文科学方法的思考

德意志帝国时期，作为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斗争的产物，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仍然影响着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发展。这一时期，出于对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影响不断增长的反感和维护人文科学“自主性”的认识的需要，以威廉·狄尔泰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对于人文科学方法的新思考。

狄尔泰1833年出生于威斯巴登附近的比布里希，是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反对完全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致力于对历史理性的批判，主张历史相对主义，认为人文科学是解释性科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的主题是人的思想而非直接的经历，语言、文学、行为和制度则是思想的载体。人文科学的任务是重新体验和从思想上理解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各个个体的表现活动、语言和行为。狄尔泰于1883年发表的《人文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1883）即是这种思想的结果。1910年出版的《人文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建》（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1910）则对这种思想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他还推出了《经历与诗歌》（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Lessing，Goethe， Novalis und Hlderlin，1907）等一系列著作来阐释和佐证自己的看法。狄尔泰强调，人类的本质无法用反省的方式获取，它只能通过对全部历史知识的掌握中得到了解，换言之，人类对自己的理解不可能从苦思冥想中获得，而只能来源于历史事实。出于这种看法，他的相关研究最后也归结到历史领域，并将其研究成果汇成《德意志精神史研究》（Studien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istes）出版。

狄尔泰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人文科学对于普遍规律的探索，却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对于绝对性原则的信仰，有利于人们自由地欣赏和理解人类经历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三、帝国时期的思想运动

转型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多元化趋势明显，各种思潮涌动不息。其中，民族主义思潮表现特别突出，而且带有明显的升级迹象。

19世纪中期以前，德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受法国大革命激发而形成的古典自由主义理想，是以复辟时期各种保守势力的对立面出现的；但是，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过程中和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保守势力也开始接纳民族主义的思想和目标，从而使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打上保守和右倾的烙印。

从德国内部看，基于“统一”先于“自由”的考虑，民族主义开始转而反对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派，于是，波兰人、犹太人和罗马天教会等分裂势力以及各种“非德意志因素”都成为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民族主义还与不断上升的军国主义联手，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影响力。

从外部看，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日趋激烈。德国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以“捍卫民族利益”、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和捍卫民族尊严为目标的对外政策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主义意识。这种强化的民族主义意识首先外化为各种民族主义组织、民族主义纪念物的体现形式，同时也上升为种族的民族主义（Vlkischer Nationalismus） ，在这种种族的民族主义观念之下，人们突出强调以共同祖先、血缘和文化为基础的民族（Volk）与国家的有机统一。

民族主义在帝国时期发展成为影响各个阶层的思潮，许多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组织大行其道，诸如体操联合会、歌唱联合会、德意志军人联盟（Deutscher Kriegerbund，1873）、帝国军人协会（Reichskriegerverband，1884）、泛德意志协会等。后者不仅鼓吹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而且要求将整个中欧都纳入德国的统治之下。甚至学校也成了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阵地。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纪念性活动。每年9月2日的“色当纪念日”（Sedanstag）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为了纪念1870年德军在色当战役中打败法军并俘掳法皇拿破仑三世而设立的全国庆祝日。此外还建立了一些民族主义纪念建筑，其中有纪念1870年德法战争和纪念德意志帝国建立的莱茵河畔吕德斯海姆（Rüdersheim）的尼德瓦尔德纪念碑（Niederwalddenkmal）、纪念公元9年日耳曼人大败罗马军团的托伊托堡森林战役（Schlachtim Teutoburger Wald）的赫尔曼纪念碑（Hermannsdenkmal）、以及位于科布伦茨“德意志之角”（Deutscher Eck）的威廉皇帝纪念碑（Kaiser-Wilhelm-Denkmal）等。

反犹主义是民族主义畸形发展的产物，是种族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在欧洲，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反犹主义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代。在德国，18世纪下半期特别是19世纪以来，在自由、平等理念之下，犹太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改善。德意志帝国建立后，1871年帝国宪法也确认了犹太人的平等权利。但是反犹主义并未因此而消失。由于经济危机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反犹主义甚至出现了从宗教层面向种族层面的转变。人们将现代化进程中各种负面因素都归结为所谓的“犹太精神”（Jüdischer Geist）。

于是，各种反犹著述行销于世。作家威廉·马尔（Wilhelmmarr，1819—1904）在其《犹太民族对日耳曼民族的胜利》（Der Sieg des Judenthumsüber das Germanenthum，1879）的小册子中就批判了犹太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阐述了自己的种族反犹主义观点。著名历史学家特赖奇克也对犹太人抱有偏见，称犹太人是一个“谎言和欺骗”的民族，甚至在《犹太特性之我见》（Ein Wortüber unser Judenthum）一文中要求犹太人抛弃自己的信仰和传统，归顺德意志民族，使自己变成德意志人，因为“我们不想在千年的日耳曼文明之后是一种德意志犹太的混合文化”。作为现代反犹主义先驱之一，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1827—1891）则在其《德意志文集》（Deutsche Schriften）等著作中大力鼓吹德意志民族必须实现“种族和宗教”的统一，声称犹太人是德意志统一的最大障碍。19世纪90年代以后，种族反犹主义日益强烈。1899年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出版《19世纪的基础》（Die Grundlagendes19.Jahrhunderts） ，提出日耳曼种族中心论和雅利安种族（Arische Rasse）至上论，强烈反对日耳曼人与“外来民族”犹太人的混合，要求恢复日耳曼人及雅利安人的种族纯洁性。尼采、瓦格纳等著名学者和艺术家也对犹太人持不友好的态度。

19世纪70年代末起，与上述反犹主义思潮相对应，帝国境内又出现了各种反犹主义政治组织。1878年1月宫廷传教士阿道夫·施特克尔建立了“基督教社会工人党”（Christlich-Soziale Arbeiterpartei）。他建立该政党的目的，除了使工人疏离社会民主党外，也有从基督教层面推行反犹主义的因素。威廉·马尔于1879年10月建立的“反犹联盟”（Antisemitenliga）则从种族主义层面反对给予犹太人在社会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在各个反犹主义组织中，最著名的是政论家马克斯·利伯曼·冯·松嫩贝格（Max Liebermann von Sonnenberg，1848—1911）在1889年建立的“德意志社会党”（Deutschsoziale Partei）和奥托·伯克尔（Otto Boeckel，1859—1923）在1890年建立的“反犹人民党”（Antisemitische Volkspartei） ，两者在1914年联合成为“德意志民族党”（Deutschvlkische Partei）。

反犹主义政治力量还展开各种声势浩大的反犹政治活动。松嫩贝格就发起了有20多万人签名的所谓“反犹请愿”（Antisemitenpetition） ，于1881年向俾斯麦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限制犹太人进入德国，限制犹太人在政府和司法部门供职，禁止犹太人担任中小学教师，等等。

反犹主义运动和“反犹请愿”甚至引发了著名历史学家莫姆森和特赖奇克等所谓的“柏林反犹主义争论”（Berliner Antisemitismusstreit）。以莫姆森为代表的一些著名学者公开反对反犹主义。莫姆森在《也谈犹太特性》（Auch ein Wortüber unser Judentum）一文中，不仅指出反犹主义是“民族主义情感的怪胎”，而且尖锐地批判了反犹主义运动，驳斥了特赖奇克和瓦格纳等人的反犹思想，强调在公民社会里，必须在法律平等之下给予犹太人以保护，以免出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内战危险”。尽管如此，反犹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思潮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始终存在，在纳粹德国时期达到了它的顶峰，直接影响到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德意志帝国时期还存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与民族主义联动的思潮，它们是西方国家在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斗争中呈现出来的普遍性思潮的组成部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同样值得注意。1896年，柏林施太格里茨（Steglitz bei Berlin）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发起了名为“迁徙之鸟”（Wandervgel）的青年运动。这一运动反对19世纪下半期经济全盛时期形成的那种物质主义的、非宗教的世界观支配之下的市民文化，要求摆脱社会的束缚，回归自然和自由。在这场运动中，人们试图通过经历集体生活、未开发的自然、漫无目标的旅行，还有体验娱乐和歌舞中的优美民风等，来发展一种新的朴实的生活方式，简单地说，就是要从城市和现代生活中“逃走”。结果，这一运动很快风靡整个德国，在最盛时参加者达6万之众。“迁徙之鸟”运动在德国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很长时间内成为推动德国青年运动的重要动力。就其本质而言，“迁徙之鸟”运动是对工业社会物质至上的文化价值观的一种反动，是青年进行的一种自我教育的形式。

第九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帝国的崩溃

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形成后，德国在国际上陷入了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德国政府在加强军事力量建设的同时，试图通过改善与英、俄、法的关系来瓦解三国协约，打破自己的“孤立”局面。但是这种策略终因德国政府的不当外交政策和客观的国际政治形势而归于失败。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有所加剧。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德国政府在处理危机期间又误判形势，最终走上了战争的不归之路。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举国一致对外，提出了掠夺和霸权性质的战争目标。但是战争的结果令德国人大失所望。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也在人民的不满和愤怒中走入了历史。

第一节 德国的“孤立”与国际政治危机的加剧

一、两大对立军事集团阴影下的德国

从德、奥、意三国结成同盟到英、法、俄三国达成协约，欧洲终于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从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实力看，三国协约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明显优于三国同盟。在三国同盟中，奥匈和意大利相对较弱，只有德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且三国同盟内部并非团结一致。意大利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在巴尔干问题上与奥匈有矛盾，在北非和地中海地区则希望与英法搞好关系，以获得它们的支持。因此，1902年意大利已经明确向法国大使保证，只要法国在战争中属于非侵略一方，意大利将严守中立。鉴于这种敌强我弱的状况，为了对抗协约国集团，德国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积极扩充军备，增强军事实力，为日后可能的军事战争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则试图与英、俄等国和解，以瓦解敌对阵营。

（一）军备竞赛

面对日益紧张的敌对气氛，两大军事集团首先展开了军备竞赛，试图以实力压到对手。对立双方都加紧陆军力量的建设。从协约国方面看，1913年法国常备陆军总数达到80万人，俄军为142万人。同盟国在军事力量建设方面自然不甘落后。奥匈帝国陆军总数在1914年时增加到47万人。德国的军队规模和军事开支也大幅增加。帝国军队的编制人数从1880年的43.4万人增加到1913年的86.4万人，增幅近100%，而同期德国人口总数的增长还不到50%。不过德军实际人数通常落后于规定的编制人数，1914年春天为74.8万人。

在军备竞赛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和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德国在1898年通过第一个海军法案后大力扩建海军的举动严重威胁到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为此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积极扩充自己的海军实力，通过建造无畏舰等保持自己的海军优势，另一方面希望通过限制海军军备谈判来阻制和拖延德国的海军发展，迫使其承认自己的海军优势，同时赢得舆论支持。因此在1905年以后的三年中，英国提出了多个削减海军军备的建议，甚至建议在1907年召开的第二次海牙和会（Haager Friedenskonferenz）中讨论这一问题。英国还非正式地暗示：德国推迟海军计划或与英国达成限制协议，有利于消除英国加强与法俄之间密切关系引发的不安，恢复英德两国的友好关系。

但是德国认为，英国一方面大力加强海军建设，加强与法俄的关系，一方面又提出限制海军军备建议，是无法接受的。威廉二世尤其反对各种阻止德国加强海军建设的企图。早在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会期间，他就在威斯巴登发表谈话，宣称宁愿要“一柄锋利的宝剑”也不要最好的和平保证。他明确表示：“牺牲德国海军的建设来改善与英国的关系，我是不赞成的。如果英国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而又暗示着说我们必须限制我们的海军……德国大使必须从一开始便予以拒绝，像这样，法国和俄国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要求我们限制我们的陆军。”宰相比洛也表示，“在任何情况之下，凡是想以限制我们国防力量为目的的协定，是我们所不能同意来讨论的。”

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两国继续海军竞赛。由于德国不愿就限制海军军备问题谈判，英国只得加紧扩建海军，并于1909年通过了新的海军预算。它还加强与法俄的紧密关系，英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1841—1910，1901年—1910年在位）在1808年夏天频繁与法俄首脑会晤。德国对此的答复是，在1908年和1912年又通过新的《海军补充法案》（Flottennovelle1908，1912）。其战舰越造越大，包括排水量18000多吨、带有12门28厘米口径大炮的“拿骚”级，排水量22000多吨、配备12门30.5厘米巨炮的“赫尔果兰”级以及排水量25000吨以上、配备35.6厘米巨炮的“国王”级战列舰等。

（二）改善与协约国关系的努力

德国政府在大力扩军的同时，面对英、法、俄三国联合的沉重压力，也试图通过外交和解方式来打破自己被“包围”的现状。

它首先选择了英国作为外交突破点。实际上，比洛担任宰相期间就已经意识到，德国大力扩建海军的政策会导致与英国的战争，因此曾计划与英国展开限制海军军备的谈判，但由于蒂尔皮茨的反对而不了了之。贝特曼-霍尔维格接任宰相之职后，面对英国与法俄两国接近带来的压力，再次试图与英国协商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在他看来，要打破德国的“孤立”局面，英国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要改善与英国的关系，首先必须消除英国对德国发展海军的焦虑。但是在德国政府的权力结构之下，贝特曼-霍尔维格虽身为宰相，却无法掌控海军政策。帝国海军部实际上直接对皇帝负责，主管海军力量的蒂尔皮茨明确主张通过大力发展海军来压迫英国就范，威廉二世更是从根本上反对就“他的舰队”进行谈判。

尽管如此，贝特曼霍尔维格还是于1909年8月开始和英国谈判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德国的策略是：必须实现扩充舰队计划，只在建造无畏舰数量方面作些许让步，由每年计划建造4艘改为3艘，同时要求英国将建造计划降到4艘，从而使英国失去绝对优势。与此同时，德国要求在签订海军协定时缔结一项政治条约，规定缔约一方与第三国交战时，另一方恪守中立，以达到拆散英国与法俄同盟的目的。对此，英国自然不愿接受。谈判归于失败。

1912年初，德国酝酿再次通过扩建海军法案，将每年建造主力舰计划从2艘增加到3艘。财力上不堪竞争重负的英国决定与德国重启谈判。是年2月，英国政府派出以国防大臣霍尔丹（Richard Burdon Haldane，1856—1928）为首的“霍尔丹使团”（Die Haldane-Mission）前往柏林，与德国进行谈判。德国最关心的是拆散协约国，对于限制海军军备则不太积极，因此贝特曼-霍尔维格建议，缔约一方在另一方卷入战争时，应当保证维持中立。英国担心因此会损害其与法俄的同盟关系，表示不能容许法国被击溃，因而提出双方保证不参加对另一大国的无端攻击和侵略。英国还提出，若德国同意限制海军军备，英国将部分满足德国在殖民地方面的要求。但是德国拒绝在海军军备方面做出实质性让步，只同意延期建造主力舰，而且它认为英国的中立条件过于“模糊”。双方立场相距甚远。3月，英国方面拒绝了德国关于签订中立协定的方案，谈判再次失败。5月，德国国会批准了新的海军法案。显然，英国无法容忍德国的海上领先地位。因此，与德国扩建海军相伴而来的必然是英国和德国的对抗。

此后英国基本上放弃了对德国的期望，全力准备与德国对抗，在扩建海军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法俄的军事合作。为此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提出了新的法案，规定德国每建造一艘军舰，英国就造两艘。英国还计划将地中海的战舰调回本国，以集中力量在北海对抗德国。与此同时，英国还与法国就海军联合行动拟定了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

德国在与英国进行和解谈判的同时，也曾试图与俄、法进行和解。1907年英俄缔结协约后，德国认为有必要采取谨慎的对俄政策，以免引起俄国的敌意，导致其与英法进一步接近。为此，德国甚至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在德黑兰（Teheran）开设银行的邀请，以此表明对在伊朗拥有巨大势力的俄国的尊重。俄国则表示，英俄协议的目的旨在消除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分歧和摩擦，而非针对德国之举。两国关系因此有了改善的空间。双方甚至准备就俄国取消反对德国修建巴格达铁路、德国承认俄国在伊朗北部的特权等问题达成协议。

然而1908年土耳其革命（Türkische Revolution von1908）的爆发以及由此引发的波斯尼亚危机（Bosnische Krise1908；Bosnienkrise1908； Bosnische Annexionskrise1908） ，给改善德俄关系的努力造成了负面影响。当时奥匈趁着混乱的局势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招致俄国的强烈不满，双方险些酿成军事冲突，最后俄国因日俄战争后元气尚未恢复而退却。在这一事件中，德国支持奥匈拒绝俄国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争端的提议，遭到俄国舆论的非议，但德国没有明确表示站在奥匈一边，因此没有影响两国政府的交往。两国皇帝此后多次友好会面，并于1910年12月达成了《波茨坦协定》（Potsdamer Abkommen1910） ，宣布两国将放弃敌对的结盟政策，恢复相互间的亲近关系；德国承认俄国在伊朗北部的特殊政治地位，俄国放弃对德国建造巴格达铁路的阻挠。最后，尽管英法两国对俄德接近表达了担忧，俄国也一度拖延签订书面协议，两国还是于1911年8月19日批准了这一特别协定：德国放弃在伊朗的经济特权，俄国不再反对德国修建巴格达铁路。两国关系趋于改善。

甚至宿敌法国也成了德国政府试图改善关系的对象。鉴于和英国在海军军备方面的激烈摩擦以及波斯尼亚危机给德俄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德国同样向法国抛出了友善的气球。在摩洛哥问题上对法国采取友好政策成为德国向法国表达善意的最佳途径。

如前所述，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以及1906年阿尔吉西拉斯会议上，德国对法国的敌视政策不仅没有伤害法国，反而促成了英法的团结，自己则成为众矢之的。有鉴于这一教训，当1907年法国利用一名法国医生被杀而扩大对摩洛哥的占领时，德国采取了与法国达成谅解的政策。波斯尼亚危机发生后，德国政府更是急于和法国在摩洛哥达成谅解，以免导致两国摩擦。1909年2月9日，《德法摩洛哥协定》（Deutsch-Franzsisches Marokkoabkommen）签订，即所谓的《卡莎布兰卡条约》（Casablancavertrag） ，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军事和政治特权，法国承认德国在摩洛哥享有同等的经济权利。

在德国看来，摩洛哥协定的签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消除了引发两国长期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有利于德英关系的改善，因为根据1904年英法协约，英国必须在摩洛哥问题上向法国提供外交支持。德法协定签订后的两年内，两国关系处于一种相对友好的状态。但是，随着法国势力在摩洛哥的加强，德国认为协定中规定的德国享有的同等经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两国矛盾日益突出，新一轮冲突势所难免。

综上所述，两大军事集团形成后，德国已经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处境，德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试图通过和解来打破自己的外交困局。但是，它在外交方面采取的“赌注”（Hasardspiel）政策以及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致使这种和解努力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德国在海军军备方面以缓建换取中立的政策无法得到英国的认同；俄奥两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关系使德国无法置身事外；基于与德国的传统敌对关系以及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利益冲突，法国也不可能永远与德国实现和解。

二、两大军事集团斗争的加剧

1908年以后，尽管德国政府试图缓和与英、俄、法三个协约国的关系，但列强在巴尔干和北非地区的争夺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危机和地区性战争使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日益加深。德国作为同盟国的核心，其一系列不当政策则加剧了这种对立。

1908年土耳其爆发革命，俄奥等列强认为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机会到来，争夺巴尔干的斗争趋于激烈，形成了所谓的波斯尼亚危机。根据1878年柏林会议的规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两个斯拉夫人地区由奥匈占领，但名义上仍属土耳其。此时奥匈认为将它们纳入自己版图的时机已到，奥匈外交大臣艾伦塔尔（Alois Lexa von Aehrenthal，1854—1912）邀请俄国外交大臣伊斯伏尔斯基（Alexander Petrowitsch Iswolski，1856—1919）于1908年9月15日在波希米亚的布赫劳城堡（Burg Buchlau）会晤，达成“布赫劳协议”（Abkommen von Buchlau） ：俄国同意奥匈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奥匈支持俄国开放黑海海峡的要求。然而，奥匈以此为依据宣布正式吞并波黑地区后，俄国有关开放黑海海峡的要求却因英国和法国的反对没有现实。恼羞成怒的俄国转而谴责奥匈，支持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反对奥匈的举动，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波斯尼亚问题。双方一时剑拔弩张。

德国对奥匈突然吞并波斯尼亚也颇为不满，但出于对盟友的“忠诚”，仍要求俄国承认奥匈的兼并，否则将“撒手不管”，任由奥匈对塞尔维亚开战。俄国因对日战争之后元气尚未恢复，英法又只愿给予外交支持，只得做出让步，接受了德国的要求。德奥由此获得了一次“外交胜利”。但是俄国认为这是自己的一次屈辱，与奥匈之间的矛盾因此加剧。它不仅进一步向英法靠拢，而且进而利用意大利与奥匈在巴尔干的矛盾，破坏同盟国的团结。

意大利对巴尔干西部地区有所图谋，试图控制亚得里亚海（Adriatisches Meer） ，这一图谋与奥匈的扩张目标发生冲突，因而双方关系紧张。波斯尼亚危机期间，意大利对于事先没有得到奥匈的通知表示不满，要求奥匈推迟吞并波斯尼亚。俄国于是利用这一矛盾，与意大利在1909年10月签订《腊科尼季协议》（Abkommen von Racconigi） ，规定维持巴尔干现状，反对外国统治，实际矛头指向奥匈。协议还规定，意大利支持俄国在黑海海峡问题上的利益，俄国支持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利益。可见，在波斯尼亚危机中，德奥赢得了表面的外交胜利，但是从长远看，它不仅进一步把俄国推向英法，而且还使同盟国内部出现了裂痕，意大利与协约国的关系进一步靠拢。形势对同盟国显然不利。

如果说波斯尼亚危机促使俄国进一步向英法靠拢，第二次摩洛哥危机（zweite Marokkokrise）则进一步恶化了德国与英法的关系。1909年《德法摩洛哥协定》之后，由于法国势力的扩张，德国在摩洛哥的经济利益很难得到保障，曼内斯曼兄弟公司（Firma Gebrüder Mnnesmann）等德国企业在摩洛哥获得的采矿权得不到法国的认可，从而为两国新的冲突埋下了伏笔。1911年春，摩洛哥首都非斯（Fez）附近爆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法国以恢复秩序和保护侨民为借口趁机增兵摩洛哥，占领拉巴特（Rabat）等重要城市。德国不愿看着法国独占摩洛哥。泛德意志协会发出了“保护曼内斯曼兄弟在摩洛哥的利益！”和“西摩洛哥是德国的！”的呼声。德国外交国务秘书基德伦（Alfred von Kiderlen-Wchter，1852—1912）也向德皇建议，以保护德国臣民安全和商业利益为借口，派军舰进驻摩洛哥重要港口，以此向法国提出补偿要求。威廉二世批准了这一政策。

6月30日，德国外交部在给德国驻巴黎大使的通知中表示，应摩洛哥南部德国商会的要求，德国将派军舰保护在摩洛哥的臣民及其利益。7月1日，德国派炮舰“豹”号（Pan the r）驶入摩洛哥的阿加迪尔（Agadir） ，这就是所谓的“豹子跳跃”（Panthersprung）。三天以后，“柏林”号（Berlin）巡洋舰和“公猪”号（Eber）炮舰相继抵达，对法国进行武力讹诈。7月9日开始，法国驻德大使康邦（Jules Cambon，1845—1935）与基德伦就对德国的补偿问题进行谈判。

然而，就在此时，英国开始干预。它担心德国会趁机在摩洛哥西部取得补偿，在大西洋沿岸建立海军基地。因此英国外交大臣格雷（Sir Edward Grey，1862—1933）在7月4日发出警告：德国派军舰前往阿加迪尔，比以往任何事件都更深切地影响到英国的利益，法德之间任何新的协定都必须有英国的参与。此后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又发表声明，为了维护英国数百年来获得的优势地位，将不惜一战。在英国的强硬态度面前，德国不得不退却，贝特曼-霍尔维格赶忙表示，德国不会赖在摩洛哥不走，也没有在大西洋沿岸建立海军基地的打算。德国在谈判中对法国的要求也随之降低。

11月4日，德法两国签订《摩洛哥刚果条约》（Marokko-Kongo-Vertrag） ：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权，法国则将法属刚果的一小部分割让给德国。德国因此打通了它的殖民地喀麦隆与刚果河（Kong of luss）之间的联系。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的重要后果在于：不仅原先已经缓和的德法关系遭到破坏，而且英德矛盾进一步加深，英法协约关系则更加巩固。

正当各国将注意力集中于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意大利趁机发动了“的黎波里战争”（Tripolis-Krieg） ，也称意土战争（Italienisch-Türkischer Krieg） ，开始向北非扩张。1911年9月26日，意大利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Cyrenaika）两地割让给意大利，遭到土耳其的拒绝。29日意大利向土耳其宣战。由于1912年7月内部发生政变以及10月爆发与巴尔干各国的战争，土耳其被迫10月18日与意大利在瑞士洛桑（Lausanne）附近的乌希（Ouchy）签订《乌希和约》（Frieden von Ouchy） ，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割让给了意大利。意土战争使德国的对外政策陷于一种尴尬境地。土耳其是德国的友邦，它的削弱不符合德国的利益。但是，作为德国的盟国，奥匈刚刚抢走了土耳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如今意大利又要抢夺其领土，这显然会削弱德国在土耳其的地位。

土耳其的削弱使巴尔干国家有机可乘。巴尔干各国将土耳其在意土战争中的失败视为结束土耳其统治的有利时机。它们在俄国的推动下，成立反土的巴尔干同盟（Balkanbund） ，共同对敌。1912年10月9日以后，门的内哥罗、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先后向土耳其宣战，开始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Erster Balkankrieg）。土耳其在战争中迅速落败并于11月请求列强出面调停和解。

欧洲两大军事阵营间为此展开了博弈。奥匈坚决反对塞尔维亚获得阿尔巴尼亚（Albanien）北部进而取得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要求，甚至向奥塞边境集结兵力进行威胁。意大利也反对塞尔维亚取得亚得里亚海出海口。德国舆论和德国政府也鼓励奥匈攻击塞尔维亚。1912年12月2日，贝特曼霍尔维格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宣称德国经济上对巴尔干有“直接的兴趣”，希望保持土耳其的安全。他还强调，如果奥匈的生存受到威胁，德国将忠实地履行同盟义务，捍卫其在欧洲的地位。与此针锋相对，不仅俄国进行军事上的准备，英法两国也坚定地表示支持俄国，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明确宣称，如果发生战争，英国“不会保持中立”。对立双方一时剑拔弩张。最终，由于俄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德奥也在英法的压力下改变立场，双方于12月17日在伦敦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争端。在会议上，德奥站在土耳其一边，协约国则支持巴尔干同盟。经过激烈争论，1913年5月30日土耳其与巴尔干同盟各国签订《伦敦条约》（Londoner Vertrag） ，土耳其丧失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沿岸地带之外的所有欧洲领土，让出的领土由塞、保、希三国分割；阿尔巴尼亚则在六大国保证下获得独立。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虽然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数百年的统治结束了，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并未缓和。巴尔干同盟内部，特别是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之间因分配战果不均，发生尖锐矛盾。塞尔维亚和希腊都要求获得战果最多的保加利亚出让部分土地，为此，二者在《伦敦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就缔结了针对后者的同盟条约。这一矛盾为奥匈斥散巴尔干同盟和削弱俄国的影响提供了可乘之机。它因此大力拉拢保加利亚，允诺将保证其领土完整。6月29日，自恃军力强大且得到奥匈支持的保加利亚先发制人，向希腊和塞尔维亚发起进攻，第二次巴尔干战争（Zweiter Balkankrieg）爆发。7月10日和16日，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先后加入对保战争。奥匈原本计划介入战争，但德国尚未做好战争准备，拒绝给予支持。最后保加利亚在多国围攻之下战败求和。1913年8月10日战争双方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Friedensvertrag von Bukarest） ，保加利亚丧失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获得了大部分土地以及北部一部分原有属地。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巴尔干同盟瓦解，巴尔干诸国力量出现了重组。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投入到了三国同盟的怀抱，原属同盟国之列的罗马尼亚则和塞尔维亚、希腊一起处于协约国的控制之下。

此后巴尔干局势继续处于紧张状态。这时德国开始改变其支持和平的政策。在德国看来，1905年以后试图分裂协约国集团的努力已经失败，它仍然处于“被包围”之中，它的伙伴奥匈帝国正受到日益强大起来的塞尔维亚的威胁。因此德国决定转而采取强硬政策，为战争做准备。

首先，德国政府在奥匈与塞尔维亚的冲突中坚决支持奥匈对塞尔维亚采取强硬态度。1910年10月，新成立的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出现边界摩擦，塞尔维亚占领了阿尔巴尼亚部分领土，试图取得亚得里亚海出海口。奥匈决定利用此机会打击塞尔维亚。10月17日，获得德国支持的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从阿尔巴尼亚撤军，否则兵戎相见。塞尔维亚被迫撤出军队。

其次，德国大力加强与土耳其的军事联系。1913年12月，德国根据与土耳其的约定，派出以利曼·冯·桑德尔斯（Liman von Sanders，1855—1929）为团长的德国军事使团到土耳其，帮助后者改组并加强军事力量。利曼·冯·桑德尔斯随后被任命为土军驻君士坦丁堡军团司令官。这一举措显然具有进行战争准备的挑衅意味，引发所谓的“利曼·冯·桑德尔斯危机”（Liman von Sanders-Krise）。俄国担心德国由此控制黑海两海峡，向德国提出了强烈交涉，英法两国也提出了正式抗议。最后，利曼·冯·桑德尔斯放弃了司令官之职，但继续担任土耳其军队总监，德国军事使团仍留在土耳其。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由于俄国破坏了德国的好事，德国国内充满了反俄情绪，德军总参谋部甚至开始考虑在俄军扩军之前进行预防性战争。巴尔干已经成了“欧洲的火药桶”（PulverfaEuropas）。

第二节 大战的爆发及进程

一、大战爆发

（一）萨拉热窝事件；德国的应对之策

正当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势持续紧张之际，萨拉热窝事件（Attentat von Sarajevo）成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线。1914年6月，奥匈在波斯尼亚举行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6月28日奥匈皇储弗兰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1863—1914）夫妇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Sarajevo）视察时，遭到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青年波斯尼亚”（Junges Bosnien）成员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1894—1918）的刺杀。事件发生后，欧洲国际局势大为紧张，两大军事集团活动频繁，战争一触即发，形成了所谓的“七月危机”（Julikrise）。

奥匈认为，萨拉热窝事件背后的支持者是塞尔维亚，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威胁到多民族的帝国的生存，因此必须借此机会用战争摧毁塞尔维亚。但是，奥匈要发动战争必须得到德国的支持，以应付俄国可能介入带来的威胁。于是奥皇写信给威廉二世，征求德国的意见。

当时德国领导层的考虑明显存在不当之处。其一，德国政府估计奥匈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迅速打垮塞尔维亚并稳定其在巴尔干的地位，同时也可能借此削弱俄国的力量。其二，俄国的态度虽然无法确定，但沙皇应该不会支持谋杀君王的凶手。其三，奥匈是德国唯一可以信赖的盟友，应该予以支持。其四，奥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应该是局部性的。基于以上“风险评估”，德国政府决定支持奥匈。威廉二世在7月5日给奥皇的答复中明确表示，将无条件忠于盟约，贝特曼霍尔维格在给驻奥大使的指令中也表示，在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中，德国将坚定地站在奥匈一边。这就是德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向奥匈开出的“空白支票”（Blankoscheck）。但是，在实际上，德国政府甚至没有认真考虑过可能到来的大规模战争问题，皇帝照常出门旅行，总参谋长毛奇和海军部首脑蒂尔皮茨都在休假即是明证。

然而，奥匈的反应并没有像德国预想的那样迅速。匈牙利人担心吞并塞尔维亚会导致帝国境内斯拉夫人的增加，进而影响其在帝国东部地区的主导地位，因而反对进攻塞尔维亚。这种分歧影响了奥匈的决策进程。因此，奥匈直到7月23日才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48小时以内给予答复。通牒不仅要求塞尔维亚政府镇压一切反奥活动，而且提出了多项伤害塞尔维亚主权国家尊严的要求。甚至连德国方面也认为奥匈要求有些过分，声明自己对此毫无所知。最后，尽管塞尔维亚满足了绝大部分要求，奥匈仍断绝了两国关系，准备开战。

协约国方面起初仍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俄国因军事准备不足，提出了将争端交给1899年建立的海牙仲裁法庭加以处理的建议；英国政府也提出在伦敦召开国际会议，通过列强协调来解决争端。但是，德奥两国在形势判断上明显有误。德国认为，奥塞之间的战争应该是局部性的，俄国不会介入，法国和英国也不会跟进，因此决意让事件升级。贝特曼-霍尔维格在7月23日还表示，希望事件只是涉及奥匈和塞尔维亚，只有其他列强介入时，德国才介入。他也相信，英国并不会很快介入其中。而且从圣彼得堡得到的消息是，法国采取的也只是一种“恫吓政策”。

然而，协约国集团的反应大大超出了德奥两国的估计。在英法等国，不仅公共舆论明显站在反对奥匈的立场上，对塞尔维亚表示同情，而且政府也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俄国也明确表示，不允许奥匈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它还从7月20—23日法国总统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对彼得堡的访问中得到了将“履行同盟的全部义务”的保证。7月25日俄国已经出现局部动员的迹象。英国政府也明确向德国表示，如果冲突仅限于奥俄，英国将置身事外，但是，如果德法也卷入战争，英国就不会坐视不管。实际上，德国驻伦敦大使利希诺夫斯基（Karl Max von Lichnowsky，1860—1928）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已经表明，除非奥匈愿意就解决塞尔维亚问题进行讨论，否则“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与协约国的团结一致相反，作为同盟国的意大利则对奥匈表达了不满，认为奥匈的最后通牒过于霸道，并明确表示，由此引发的战争已经超出了防御性战争的范围，意大利不会承担义务。

德国政府原本指望奥匈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控制在局部战争范围内，但种种迹象表明，它可能引发全欧性的大战。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匆忙采取了两大步骤来争取局势的缓和。

首先，贝特曼霍尔维格在悉知俄国准备进行军事动员的消息后，立即劝告俄国不要采取动员措施，以免危及欧洲和平，同时表示“支持俄国希望塞尔维亚的完整不致发生问题的愿望”，以安抚俄国。他提出的处理奥塞争端的原则是，既要“使塞尔维亚受到应有的教训，同时能保存它的主权”。与此同时，他还致电英法两国，要求它们劝告俄国。此外，德国外交部还希望在外度假旅行的德皇、毛奇和蒂尔皮茨等不要立即回到柏林，以免引发人们的猜疑。直到7月27日，德皇及军政主要官员仍然赞同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和平解决的方针，希望奥塞冲突局部化。

其次，德国政府劝告奥匈接受国际社会的调解，以便事态得到缓和。贝特曼-霍尔维格知道，仅要求俄国方面保持克制是不够的，只有在争端中处于强势一方的奥匈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事情才能有转机。不仅如此，德国政府必须纠正基于“局部性战争”评估之上的对奥匈的全面支持，阻止其透支德国开出的“空白支票”，引发大规模战争。

国际社会特别是英国的巨大压力，也促使德国出面力劝奥匈。德国政府自己也认为，塞尔维亚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因此，当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知会德国，要求其施加影响，劝告奥匈接受塞尔维亚的答复或以此为基础进行会谈，否则会造成“欧洲最可怕的战争”时，德国宰相认为接受格雷建议进行调解已经刻不容缓，并且把英国的建议以及自己的想法立即转给了奥匈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Leopold Berchtold，1863—1942）。然而德国宰相得到的答复是，对塞开战已经成事实，“英国的建议已经是太晚了”。由此断绝了德国对奥塞争端进行干预的任何希望。

德国政府在“七月危机”中的外交策略显然存在问题，对形势有误判。它将可能到来的冲突置于仅限于奥塞之间局部战争的设想之上，没有考虑到由此可能引发两大军事集团的全面对抗，甚至向奥匈开出了“空白支票”，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奥匈不顾后果的行动。它在处理危机的策略上也存在明显的“偏袒”性错误。它希望奥匈在一场以大欺小的对塞战争中迅速获胜，显然不可能为俄国等协约国所接受；当得知俄国要进行军事动员的消息后，德国又一味要求俄国保持克制，却没有明确撤回对奥匈的支持，通过阐明德奥同盟的防御性质迫使其在面对与俄国的无望战争面前退却；尤其重要的是，德国没有明确支持英国数度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争端的建议，错过了成为调解人的最佳时机。就此而言，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德国和奥匈外，俄、英、法等欧洲主要列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在整个“七月危机”期间，俄国政府虽然没有推动但也没有制止局势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法国虽然没有直接卷入塞尔维亚问题，却通过鼓励俄国而扮演了战争怂恿者的角色；英国则想通过战争来削弱德国这一强大的竞争对手，维护自己的世界主宰地位。而事实是，即将到来的战争使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整个欧洲都受到了重创，欧洲列强之中没有真正的赢家。

（二）战争爆发；德国的战争目标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29日俄国宣布针对奥匈的局部动员，30日宣布总动员。德国期望冲突保持在有利于同盟国的局部范围内的梦想破灭。31日德皇宣布德国进入战争危急状态，要求俄国取消动员，否则德国也将宣布动员。8月1日，在没有收到俄国回应的情况下，德国宣布总动员并向俄国宣战。同一天，法国宣布总动员。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由向德国宣战。一场波及全欧乃至整个世界的大战由此爆发。

德国军界对这场终于到来的大战谋划已久。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老毛奇就已经预料到未来德国将面对法俄的两线作战。19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德俄关系恶化，总参谋部已经开始考虑两线作战计划。此后，随着欧洲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形成，德军加紧相关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

根据前德军总参谋长阿尔弗莱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1833—1913）在1905年制定的“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Plan） ，德军若想在针对法俄的两线作战中取得胜利，必须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基于这一点，在两线作战中，为了防止俄军利用其广阔的领土逃避打击，造成久拖不决的局面，必须在东线先进行防御战，集中兵力于西线，对法国实施毁灭性打击。在对法战争中，德军要在南部的瑞士到麦茨之间的左翼采取防守态势，集中优势兵力于北部的右翼，穿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突入法国北部，迅速占领巴黎，然后南下与左翼德军形成夹击之势，包围强大的法国东部战线，围歼法军。然后挥师东向，解决俄军。可见，施利芬计划成功的关键是迅速击败法军，为此必须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这显然是英国所不允许的，必然为英国的参战找到最合适的借口。而英国的介入必然会给战争结果带来巨大的变量。

此外，德国军方早就存在一种先发制人的战争思想。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1848—1916）早在1912年12月就提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早越好”。军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出于一种纯军事角度的考虑。在军方看来，既然两线作战不可避免，那么利用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惨败尚未恢复这一时机进行战争是最有利的。这样的话，德军可以利用东线俄军力量较弱的有利形势，集中力量打击法国。而且根据总参谋部的估计，俄军扩军计划将在1916年—1917年完成，俄国修建西部战略铁路也将取得重大进展，届时军事力量对比将明显不利于德国。正因为如此，当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为挽救和平而进行最后努力，要求奥匈接受英国的调停建议时，德国军方却在鼓励奥匈进行战争冒险。毛奇甚至劝说奥匈“不要接受任何调停尝试”。这就是军方所谓“防御意识”下的“进攻战略”。

因此，德国军方对于推行战争冒险政策是有重要责任的。实际上，早在1913年的军事备忘录中，军方已经完全估计到了一旦战争爆发会出现的情况，包括法、英、俄协约国军事同盟的有效性、英国参战以及德国将会因为巴尔干争端而卷入战争等。德国政府和军方这种各行其事的做法源自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帝国时期君主专制主义的畸形宪政结构，即军方直接对君主负责而不在政府领导之下。

从当时德国国内政治状况看，统治阶级也觉得有很必要进行一场对外战争。随着德国的高速工业化，工业阶级（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日益增强，议会化、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运动对传统贵族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现存社会秩序的压力不断增大。在这种形势下，实施“一种活力十足的对外政策”来“巩固受到危害的社会现状”就显得十分重要。于是，通过世界政策和民族主义强权政治来转移国内视线，缓和国内紧张的社会关系，就成为统治者的选择。换言之，成功的对外政策成了德国统治者化解国内问题的最好手段。此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也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要求对外扩张和战争。当然，帝国领导层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尚无法确证。

从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态度看，起初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持反对态度。“七月危机”期间，多个德国城市出现了反战游行示威。但是，在7月底，德国领导层巧妙地利用俄国首先的战争动员说服了德国公众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俄国的战争动员使人们感觉德国正受到俄国的进攻威胁，德国的战争完全是出于自卫，从而使德国民众聚集于“保卫祖国”的大旗之下。

因此，战争爆发后，德国国内政治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形成了所谓的“八月经历”（Augusterlebnis）或“1914年精神”（Geist von1914）。绝大多数民众在战争爆发初期沉浸于一种亢奋之中。他们视这场战争为建立统一民族国家和建立殖民帝国之后的第三次民族征程的启航，是德意志民族走向世界强权的新起点。因此，人们开始抛弃相互之间的对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出现了所谓的“城堡和平”（Burgfrieden）。在这种氛围中，强烈、欢悦的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淹没了战争即将带来的各种具体危险和灾难。虽然与570万协约国军队相比，350万德奥军队在数量上居于少数，但很多德国人把这场战争看做是捍卫年轻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之举，战前的各种担忧和焦虑一扫而光，理性完全让位于激情，军事优先压倒了一切。8月4日，威廉二世发表议会演说，明确表达了要求各种力量紧密团结的愿望：“我不再知道什么党派集团，我只知道德意志人。”结果，在当天的议会投票表决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德国各政党无一例外地支持战争拨款。德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开始的议会化、民主化进程被弃之一旁，皇帝在随后的战争年代成了民族的象征。

德国各界形成一致对外的局面后，打败敌对国家的战争目标也提了出来。1914年9月9日，以贝特曼霍尔维格为首的德国政府公布了《我们在媾和时的政策方针临时纪要》（vorlufige Aufzeichnungüber die Richtlinien unserer Politik beim Friedensschlu） ，即所谓的《九月纲领》（Septemberprogramm） ，明确提出了德国的战争目标： （1）在西部，要吞并更多的法国领土，使之在经济上依附于德国；比利时必须割让列日等领土，并且变成德国的附属国；卢森堡成为德意志联邦成员，从比利时获得部分领土；荷兰表面上维持独立，但实际上依附德国。（2）在东部，要尽可能地使俄国远离德国边界，结束它对非俄罗斯地区的统治，要建立独立的波兰。（3）建立德国领导下的中欧经济联盟，包括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奥匈、波兰、意大利、瑞典和挪威等。（4）在殖民地问题上，要建立中非殖民帝国，等等。

德国社会各界也提出了带有掠夺色彩和霸权特征的战争目标。在经济界，以蒂森为代表的重工业界通过中央党议员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1875—1921）明确提出，要在西部和东部实施兼并政策，以确保原料来源；瓦尔特·拉特瑙等人则提出了借助中欧经济力量使德国成为世界强权的思想。包括农场主同盟、基督教德意志农民联合会联合（Vereinigung der christlichen deutschen Bauervereine，1900年由17个农民联合会发起建立）、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等在内的多个社会团体也纷纷向政府请愿，提出了掠夺性和兼并性的战争目标。泛德意志协会主席克拉斯（Heinrich Cla，1868—1953）在其备忘录中甚至提出驱逐东欧原有居民，建立德国在东欧的霸权的主张。德国的知识界也是战争的强有力支持者。有多位教授参加发起的知识界宣言呼吁捍卫德国人的生存、精神和道德生活，并提出了自己的期许：要与法国进行一劳永逸的清算，“在政治和经济上无情地削弱它”，要夺取法国北部沿海地区，以实现对英国的战略安全和得到更好的出海口；确保对比利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俄国要变成德国的农业殖民地，成为德国增长的人口和移民的去处，要德意志化；英国必须承认德国在对外贸易、海权和世界强权方面的地位，必须打破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等等。这些主张都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领土进行兼并的基础上，相关主张者也获得了“兼并主义者”（Annexionisten）的称号。在德国各政党中，除了社会民主党外，其他政党也都支持兼并要求。

二、大战进程

（一）施利芬计划的破产

战争爆发后，同盟国在人力资源方面明显弱于协约国。当时德奥两国动员的军队总数为350万（德国为214.7万人） ，而俄法英三国动员的军队总数却达到570万人。在经济和战争资源方面，拥有庞大经济总量和广阔海外殖民地的协约国也明显超过同盟国。在这种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同盟国方面唯有通过更有效率的军事组织和更快的进军速度来加以弥补，只有争取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才有希望取得胜利。因此，战争一开始，德军就依据原先拟定的作战计划开始行动。

根据施利芬计划，德军必须在数周时间内集中优势兵力，绕道比利时，自北而南给法军以突然而毁灭性的打击，然后结束西线战事，挥师东向，打击动员速度较慢的俄军。在东线，德军则先采取防守态势，奥匈将集中力量对付塞军和俄军。因此战争一开始，德军就在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闪电攻势。8月2日，德军侵入中立国卢森堡，3日夜又在未经宣战的情况下越过比利时边界。但是由于比军顽强抵抗，德军在遭受重大伤亡的情况下用了18天才通过比利时，从而给法英联军以喘息之机。此后，德军兵分数路，在法比边境先后击败法军和英军，直逼巴黎。8月20日起，在南翼处于守势的德军向进攻中的法军发起反攻，经过一系列边境战役，法军损失惨重，被迫缩退到马斯河（Maas）后面。法军司令霞飞（Joseph Joffre，1852—1931）承认“边境交战以失败而告终”。9月2日，法国政府匆忙撤出巴黎，迁往波尔多（Bordeaux）。

法军在明白了德军的意图后，立即加强法比边境和巴黎的力量。霞飞打算以马恩河（Marne）为依托，发动一次全面攻势，以制止德军的持续推进。此时形势也出现了不利于德军的变化，本来应该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的德军为了应付俄军攻入东普鲁士的局势，从西线抽调两个军支援东线，从而削弱了西线德军的力量。9月5—12日，德军5个集团军与兵力居于优势的法英联军6个集团军展开马恩河会战（Marneschlacht） ，战斗在巴黎到凡尔登一线进行。结果，虽然联军损失高于德军，但受到联军威胁侧翼以及指挥协调不力等因素影响，德军被迫撤退回防。德军原先制定的包抄消灭法军的计划化为泡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中，马恩河会战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速战速决的施利芬计划破产。此后在西线形成了从阿尔卑斯山（Alpen）到北海的阵地战，双方进入了相持局面。这一结果实际上已经在小毛奇的意料之中。早在1905年他就向威廉二世表示：“这将是一场不能以一次决战决胜负的人民战争，是一场与一个国家的旷日持久的、艰苦的战斗”，通过一场俘获数十万人的战役而结束战争的想法“是根本不符合战争的具体情况的。”马恩河会战失利后，小毛奇被解除总参谋长之职，陆军大臣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Erich von Falkenhayn，1861—1922）接替其位。

东线形势也出乎施利芬计划所料。俄军在未充分准备之下就发起了进攻，以援助陷于困境的法军。在西南战线，俄军在加里西亚击败并重创奥军。在西北战线，俄军两个集团军相继攻入东普鲁士，力量相对弱小的德国第八集团军处于守势。为挽救颓势，德方任命兴登堡（Paulvon Hindenburg，1847—1934）为东线德军总司令，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为参谋长，发动对俄军的反击，在8月26—30日的坦能贝格战役（Schlacht bei Tannenberg）中以15.3万德军大败19.1万俄军，消灭了俄军第二集团军，然后又在9月初重创俄军第一集团军，解放了东普鲁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因此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其影响在整个大战期间无人能及。但是，德军在东线的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战局。到12月，东线也陷入了胶着状态的阵地战。

（二）1915年—1916年夺取战争主动权失败；和平宣言

德军在速决战破产后，决定改变战略，把战争重心转向东方，集中力量打败较弱的俄国，迫使其单独媾和，然后再转身对付英法，西线德军为此大量调往东线。1915年5月，德奥联合发动攻势，相继占领了波兰、立陶宛（Litauen）、库尔兰（Kurland） ，并夺回了加里西亚。尽管如此，迫使俄军投降的目的并未达到，到9月中旬，双方再次陷入僵持局面。

在核心国家陆续进入战争的同时，其他战线也相继开辟。1914年8月，德国与土耳其签订秘密同盟，德国地中海舰队也加入了土耳其舰队。10月底，土耳其突然袭击俄国黑海沿岸，11月初，俄、英、法先后向土耳其宣战。土耳其参战后，由于北部波罗的海出口和南方黑海出口分别处于德军和土军的封锁之下，俄国与其他协约国的联系被切断，军火不济，战力大减，成为协约国的薄弱环节。尽管英法1915年2月起发动达达尼尔战役（Dardanelles Campaign） ，也称加利波利战役（Schlacht von Gallipoli） ，试图夺取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终未成功。同年10月，保加利亚看到俄国在东线的崩溃和英法远征达达尼尔海峡失败后，也加入同盟国方面作战，希图夺回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失去的领土。结果，在德、奥、保三国军队的夹击下，塞尔维亚全境被占领，同盟国打通了与土耳其的陆上联系。

意大利本是同盟国集团中摇摆不定的成员。战争开始后，它以奥匈对塞尔维亚军事行动未事先协商为借口，宣布中立，实际上是要审时度势，待价而沽。结果，协约国出价更高，诱使意大利在1915年5月向奥匈宣战，8月向德国宣战。但是意军在战争中没有什么建树，仅增加了一条意奥战线而已。1916年8月，协约国又诱使罗马尼亚参加战争，但是等待它的是同盟国军队的夹击，12月同盟国军队攻占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大部分国土陷落。

鉴于1915年东线攻势中未能迫使俄国屈服，双方形成了僵持局面，法尔肯海因在1916年决定将战争重心重新转向西线，试图集中兵力击败西线法军主力，使英国失去陆上立足点，然后用潜艇战困死英国。届时失去西方财政和军事支持的俄国将无力再战。1916年2月21日，德军围攻凡尔登要塞，开始了长达10个月的凡尔登战役（Schlacht um Verdun）。法尔肯海因的目的是要通过长时间猛烈攻击法军战线上的支撑点凡尔登要塞来大量消耗敌人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凡尔登战役也成了所谓的“物资战”（Materialschlachten）的开端。双方在战役中消耗了大量炮弹，动用了毒气弹、燃烧弹、飞机等各种新型武器，凡尔登也成了所谓的“骨粉厂”，数十万军人丧命于此。据统计，双方在该战役中损失近120个师，其中法军69个师，德军50个师。从整个战役看，7月以前，德军处于攻势，8月以后，主动权转入法军之手。德军击败法军的意图没有实现。法尔肯海因由于凡尔登战役的失败而于8月29日解职，兴登堡出任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出任总后勤部长，开始了第三任最高统帅部（Oberste Heeresleistung，简称OHL）的领导。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此后战争形势向不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

在凡尔登战役期间，英法军队于7月初至11月中旬发动了索姆河战役（Schlachtan der Somme） ，以迫使德军分散在凡尔登的力量。在历时4个月的战役中，英法联军共出动了104个师，英军首次投入了坦克。德军投入了约50个师。联军在人数和装备上都明显优于德军。但是在德军的顽强防御面前，联军进展缓慢，损失巨大。到11月中旬，因天气恶劣和物资耗尽，战役停止。在这场战役中，法军损失34.1万人，英军损失45.3万人，德军损失53.8万人。索姆河战役表明，协约国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已经居于绝对优势。德军在该战役中损失巨大，士气大受打击，英法联军已经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就在西线激战方酣之际，俄军为了减轻西方盟国的压力，于1916年6月在东线发动了新的攻势，并在布科维纳（Bukowina）一举击败奥军，俘敌20多万人。此后，尽管德奥军队多次反击，都未能击退俄军。

1916年还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规模的海战，即斯卡格拉克海战（Skagerrakschlacht；Seeschlacht vor dem Skagerrak） ，也称日德兰海战（Battle of Jutland）。

随着战争的长期化，交战各国的经济承受能力都面临着考验。英国在战争开始后就把封锁北海的海上通道、切断德国与海外的联系作为重要目标。1915年，英德两国海军已经在北海发生小规模冲突。由于包括海军参谋长波尔（Hugo von Pohl，1855—1916）在内的德国海军指挥部首脑害怕英国舰队的数量优势，不接受蒂尔皮茨的进攻想法，主张在陆上整个战局有利时才出动舰队主力，因此德国海军最初的战略只是防卫海岸，确保波罗的海安全航行。

1916年初，主张积极采取行动的谢尔（Reinhard Scheer，1863—1928）接任远洋舰队司令，开始寻求打击英国海军的战机。5月下旬，德国海军准备袭击英国东海岸的海军基地，英国海军部获悉相关消息后，派出主力舰队截击。5月31日，英国主力舰队和德国远洋舰队在日德兰半岛附近的斯卡格拉克（Skagerrak）相遇，发生战斗。在这场战役中，英国出动各类战舰150艘，其中大型战舰37艘；德国出动各类战舰99艘，其中大型战舰21艘。英国舰队主要舰只比德国舰队几乎多一倍，火炮也具有明显优势。但是，从交战的具体结果看，英国共有包括3艘战列巡洋舰在内的14艘战舰沉没，损失战斗吨位11.5万吨，死亡官兵6000多人；德国共有包括1艘战列巡洋舰在内的11艘战舰沉没，损失战斗吨位6.1万吨，死亡官兵2500多人。尽管德国海军在这次海战中取得了较好的战绩，但是整个战局并没有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北海依然处于拥有数量优势的英国海军的封锁之下。

在速决战破产和夺取战场主动权失败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利用在东南战线占领布加勒斯特的有利时机，于1916年12月12日联合其盟国发表了议和结束战争的和平宣言，试探协约国方面的反应。宣言内容归纳为：历时两年、覆盖大半个世界的战争是人类的灾难，是强加在同盟国头上的；同盟国拿起武器是为了捍卫民族发展的自由和正义；如果战争继续，同盟国会取得最终胜利；为了对人类和历史负责，德国及其盟国提出和平结束战争的建议。很显然，如果协约国接受这一建议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就意味着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和承认战争的失败。因此，从12月13日起，法、俄、英、意等国先后表态，拒绝接受德国的和平建议，并于12月30日以协约国的名义联合作出回应，明确提出德国及其盟国的战争责任以及对之进行“惩罚、赔偿和保证”的要求。协约国的回答实际上是告知德国及其盟国，战争将继续，直至打败德国。

（三）1917年无限制潜艇战和美国参战；俄国革命和东方和约

1.无限制潜艇战和美国参战

由于陆上战略计划的破产和海上冲破英国舰队封锁的努力受挫，德国决定利用潜艇战来对付英国，试图用潜艇封锁英国航线，切断英国的物资供应，迫使其屈服。早在1914年9月22日，德国“U9”潜艇在数小时内就击沉了“阿布甲”号（Abukir）、“霍格”号（Hogue）和“克雷西”号（Cressy）3艘英国巡洋舰，震惊整个世界。

起初德国顾及美国等中立国的反应以及国际法的限制，在使用潜艇攻击商船等问题上采取克制态度。此后随着战势的发展，德国政府和军方逐渐失去了耐心。德国方面的理由是，由于英国对德国采取了违反国际法的贸易禁运和饥饿封锁（Hungerblockade） ，特别是在1914年11月以后宣布整个北海为战区，导致德国的所有进口、出口以及中立国特别是美国与德国的贸易完全停止，北海的自由贸易完全成为不可能。如此一来，德国就会被慢慢困死，就像“冬天来临，树叶就会飘落一样”。因此，德国遵守国际法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故而自1915年2月起，德国也宣布英国周围海域为战区，加大潜艇战力度，在英国沿岸布设水雷，同时加大了潜艇编入现役的速度。1916年3月开始，平均每月有10艘潜艇入役，到12月则增加到15艘。1916年7月，谢尔向最高统帅部提出无限制潜艇战（uneingeschrnkter U-Bootkrieg）问题，认为它将“触及英国生死攸关的神经中枢”。潜艇战曾经取得的成绩也鼓励着德国军方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据统计，1916年德国潜艇共击毁敌方和中立国船只1148艘，总吨位达282万吨以上；仅1916年10月至1917年1月间，被德国潜艇所布水雷炸沉的船只就达80艘，总吨位10万吨以上。

德国加大潜艇战力度的努力引起中立国特别是美国的不满。1915年5月7日，英国客轮“鲁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被德国潜艇击沉，1200多人遇难，其中有120多名美国公民，形成所谓的“鲁西塔尼亚事件”（Lusitania-Affre）。为此美国政府向德国提出了抗议。1916年3月24日，德国潜艇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又击沉了法国客轮“苏塞克斯”号（Sussex） ，形成所谓的“苏塞克斯事件”（Sussex-Fall） ，造成包括美国人在内的80余人死亡。美国政府为此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在这种形势下，德国因担心与美国决裂，不得不在潜艇战方面有所收敛。

但是1916年下半年之后，鉴于形势恶化以及认为美国不会参战的错误估计，包括海军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在内的德国军方日益倾向于扩大潜艇战，认为此举可以迫使英国在数月内就范。帝国议会中的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等也支持潜艇战。加之美国在促使英国停止封锁方面无所作为，德国政府终于在1917年1月9日作出了无限制潜艇战的决定。无限制潜艇战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协约国和中立国船只损失惨重，到1917年4月，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达1100多艘，吨位达200多万吨。但是，由于英国积极研制反潜武器和战舰，加强了对商船的护航，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目标破产。

无限制潜艇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后果是美国的参战。战争爆发后，美国起初一直保持着中立。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竞选美国总统的口号就是“威尔逊使我们免于战争”。同年4、5月间，威尔逊曾向英、法提出赞同和平调停的呼吁，但遭到拒绝。12月18日，威尔逊再次提出和平倡议，要求各交战国就结束战争提出条件。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中再次呼吁交战国实现不分胜负的和平，同时重申了包括“海上自由”在内的美国政府的政策。然而，交战双方的回答都是要求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实现和平。1917年1月31日，德国通知美国政府即将开始无限制潜艇战。美国立即以断绝外交关系作为回答。2月3日威尔逊通知美国国会，称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与他先前提出的和平建议相抵触，美国必须加强力量以保护其公民的海上安全。2月26日他又提出实行武装中立以保护美国商船。4月4日和5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以82票对6票和374票对80票通过对德宣战，6日威尔逊签署正式宣战声明。此后，美国政府通过引入普遍义务兵役制和增拨军费，准备介入欧洲大战。

其实，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只是美国对德宣战的一个有力的口实。战争开始以后，美国虽名义上保持中立，却一直袒护和支持协约国。例如，美国对英国违反海洋航行自由等国际法进行海上封锁只是抗议了事，听之任之，而对德国的潜艇战则采取严正的国际法立场。其理由是，英国违反国际法影响的只是航海自由和美国贸易自由，而德国潜艇战危及美国公民的生命。美国不仅允许协约国的武装商船停泊美国港口，而且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1864—1928）早就确信“终有一天，美国必将积极投入抗德战争中去”。也就是说，美国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是迟早的事。

美国采取貌似中立实为偏袒协约国的态度，缘于多重因素。首先，与英、德两国关系的疏密不同影响到美国的政策。美国与英国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十分友好的关系。英国自19世纪90年代以后对后来居上的美国在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一直比较迁就，这也是美国在世纪之交对外扩张比较顺利的重要原因。而德美之间虽然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冲突，但德国政府锋芒毕露的世界政策却使美国感到了一种威胁。尤其是德国在拉美地区势力的迅速扩张深深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德国外交部曾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南美地区设立了众多的领事馆，搜集各类情报。到1904年为止，德国在南美各国设立领事馆的数目为：巴西24个，智利19个，秘鲁、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分别为11个，委内瑞拉8个。1902—1903年委内瑞拉发生财政危机不能偿还外债时，德国政府甚至计划进行军事干预，以便趁机将其置于德国的影响之下。拉美地区还是德国对外投资最多的地区。视美洲为自己禁脔的美国自然不愿看到德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迅速扩大。

美国站到协约国一边也有其重要的经济原因。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中立的幌子下与各交战国进行战争物资贸易。但是，由于英国海军封锁的缘故，其贸易在事实上集中于协约国一边。开战以来美国的全部工业和农业都在全力供应协约国的军事和粮食需要，美国银行则从放贷给协约国的借款中获取厚利。因此美国金融资本也希望协约国获得胜利。

文化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美国的态度。在美国人看来，英国人所拥有的宪制政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正义、人道主义等文化传统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而德国的君主专制主义、军国主义传统则与之相去甚远。这种文化因素使美国人更同情英国人并站到英国一边。

1917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美国去掉中立伪装加入协约国作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交战双方已经筋疲力尽，美国此时参战可轻易取得胜利，提高自己在战后重建国际新秩序时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俄国爆发二月革命（Februarrevolution，1917）后，美国担心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使德国有可能集中力量打败英法，因而迫不及待地站到协约国方面正式对同盟国作战。

美国的参战对战争走向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时任德国内政部国务秘书的黑尔费里希（Karl Helfferich，1872—1924）看得很清楚。他指出，美国的参战给协约国带来了强大的财力、军火和人力支持；与此同时，威尔逊还动员所有的中立国加入到反对中欧列强（Mittelmchte）的行列中。在美国向同盟国宣战后，中国和美洲许多国家都追随美国，加入到协约国方面作战。战争形势向有利于协约国的方面转变。

2.俄国革命和东方和约

1917年对战争形势产生巨大影响的另一事件是俄国革命。俄国是协约国阵营中力量相对弱小的国家。长期的战争使其国内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工农运动高涨，士兵反战运动不断。德国则积极与俄国革命者接触，通过资助和宣传的方式推动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造成俄国的内乱，削弱其战争能力。由于这种内因和外力的作用，1917年3月12日（俄历2月27日） ，彼得堡的工人和士兵发动起义，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但是在革命中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坚持承担协约国关于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诺言。在这种形势下，以列宁（Wladimir Iljitsch Uljanow Lenin，1870—1924）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Bolschewiki）提出了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要求停止战争，“放弃一切兼并”。德国政府自然期望新的革命能使俄国迅速退出战争，减轻自己的压力，因此安排专列，积极协助流亡瑞士的列宁于4月初乘车横穿德国，返回俄国，并帮助其他俄国革命者回到俄国，准备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则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这种矛盾，积极准备俄国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Oktoberrevolution）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天，苏维埃政府（Sowjetregierung）宣布退出战争，提出了进行公正和民主的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建议。12月15日东方战线实现停火，20日开始和平谈判。但是，以马克斯·霍夫曼将军（Max Hoffmann，1869—1927）为代表的德国军方以“安全和平”为由，不想退出已经占领的俄国领土，以防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影响向西扩散；与此同时，同盟国把已占领的东欧农业区当作自己的重要粮食供给地区，不愿拱手相让；而原先处于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人民、芬兰人（Finnen）等也都希望能从俄国的统治下摆脱出来，实现民族自决。因此双方谈判久拖不决。

对于希望迅速在东方缔结和约，以便集中力量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德军最高统帅部而言，苏俄在谈判问题上的拖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1918年2月18日，德奥军队再次发动从黑海到波罗的海的全线攻势。3月3日，苏维埃俄国（Sowjetruland）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Frieden von Brest-Litowsk）。苏维埃俄国失去了波兰、立陶宛、库尔兰、利夫兰（Livland）、爱沙尼亚（Estland） ；乌克兰（Ukraine）和芬兰将通过民族自决进行确认；卡尔斯（Kars）、阿尔达汉（Ardahan）、巴统（Batum）等地划给土耳其。《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虽然失去了部分土地，但通过以空间换时间，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并因此而能够集中力量巩固政权。该和约的另一后果是，德奥在和约中表现出的极度贪婪使英法等国完全放弃了和谈的打算，坚定了将战争继续下去的决心。

同盟国与罗马尼亚也在1917年12月9日实现停火。1918年5月7日，双方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Frieden von Bukarest1918）。据此，罗马尼亚退出战争，德国结束对其占领；罗马尼亚割让南多布罗加（Süddobrudscha）和北多布罗加（Norddobrudscha）部分地区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向中欧列强提供贸易优惠。

表面上看，德国在1917年面临的战争形势似乎不坏。在东线，俄国已经崩溃。它提升了同盟国将战争进行下去的勇气；在西线，德军撤退到坚固的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ie）后面，顶住了英法军队的猛烈攻势。甚至英国已经开始出现厌战的声音，认为继续战争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长期下去会使世界经济重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法军在4、5月份发动的攻势也以失败告终。在意大利战线，德奥军队于10月份发动攻势，一举消灭意军30万人。意军战斗意志消退，军心动摇。

第三节 帝国的崩溃

一、帝国的全方位危机；军事失败

（一）经济和社会危机

尽管1917年战争形势对德国而言尚算乐观，但德国及其盟国内部的危机已经日益凸显。作为德国的主要盟国，奥匈帝国在战争爆发后就停止了议会活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进入了官僚专制状态。随着战争的持续，这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烈。1916年10月，首相施蒂尔格（Karl Grafvon Stürgkh，1859—1916）被暗杀，11月，统治奥地利达68年之久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去世。新继位的卡尔一世（Karl I.，1887—1922，1916年—1918年在位）面对严重的危机，在1917年初曾试图与法国进行和平谈判。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也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要求。国家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德国的国内形势更是不容乐观。战争爆发后，德国经济和社会都加速向战时状态转变。由于经济领域没有做好服务于长期战争的准备，战争开始不久就逐渐出现了食品和原料短缺、劳动力缺乏和战争经费不足等状况。

在工业原料的生产和供应方面，1914年8月，通用电气公司总裁瓦尔特·拉特瑙专门在国防部下面设立了战争原料处（Kriegsrohst of fabteilung） ，以保障战争所需的工业生产原料。尽管如此，除了极少数产品外，工业生产还是出现了普遍下降。1918年，生铁产量下降到了1913年的61.4%，钢产量减少到了战前的68.6%，石油下降到了战前的31.5%，石煤减少到战前的83.2%，铁矿石产量下降到战前27.7%。整个工业生产下降到战前的77.1%。所幸的是，一些新的发明和创造为德国持续战争提供了可能性。从空气中提取氮的工艺使德国在生产弹药方面没有了后顾之忧；人造橡胶和纺织纤维的出现也缓解了战争原料的短缺。

在农业经济领域，德国战前只能实现部分的粮食自给，约1/3需要进口。具体说来，约10%的面包原料、50%的奶制品、35%的蛋类和几乎所有的植物油来自国外。战争时期，由于肥料缺乏和劳动力不足，谷物产量不断下降。1917年粮食收获量已经只有1913年的一半。为此，德国政府专门设立了战时粮食公司（Kriegsgetreidegesellschaft）、战时粮食局（Kriegsernhrungsamt）等机构，试图解决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然而在协约国的封锁下，粮食短缺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以至于出现了1916年—1917年的“萝卜冬天”（Rübenwinter）。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因饥饿至死的德国人在75万人左右，儿童死亡率上升了30%。食品短缺还造成黑市交易蔓延，战争爆发初期那种团结对外的状况逐渐被普遍的不满和抱怨所取代。

工农业生产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劳动力不足。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德国各企业的技术工人就减少了30%—40%。起初，人们对于战争爆发后如何分配民用生产、军工生产领域的劳动力以及招募新兵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等，并没有明确的考虑，对后果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最后，为弥补劳动力不足，不得不吸收妇女、残疾人、外籍工人和战俘加入生产行列。1914年7月到1917年2月，妇女从业人数增加了86%；1916年10月到1917年2月，仅从比利时送来的外籍工人就达6.1万人。此后到1918年夏天，又有超过10万名比利时劳工来到德国；1916年8月，16.25万名战俘中有45%被送到了农业领域劳动，20%进入工业生产领域。针对技术工人不足的情况，则在1915年1月设立了“返还原岗处”（Abteilung für Zurückstellungswesen） ，根据工业生产需要，将一些技术熟练工人从前线调回原生产岗位，从事相关生产。

战争支出也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从总的战争支出看，1914年为72亿马克，1915年为241亿马克，1916年为293亿马克，1917年为442亿马克，1918年为592亿马克，总计达1640亿马克。这意味着直接的战争耗费平均每天达1亿马克左右。虽然德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在战争结束时由战败者为此买单，但战时的大规模支出只能靠国家借贷来筹集和维持。

针对以上经济问题，德国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造充足的弹药、武器和装备；二是处理好对有限的劳动力的分配，以满足发展经济和扩大军队所需；三是在遭受协约国封锁之下保障食品供给；四是要协调好企业主、工人和战时国家之间的平衡，维护社会稳定；五是加大战争经费筹集力度，保障战争持续进行。为此，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在各项保障战争的措施中，《兴登堡纲领》（Hindenburg-Programm）具有特殊意义。1916年上半年，物资战造成的巨大战争消耗引发了德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当时一个月的消耗达到1913年德国全年国民收入的1/10，战争借贷已经无法满足开支的需要。在此情形下，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主持下的第三任最高统帅部于1916年8月提出了著名的《兴登堡纲领》，要把本国的全部人力物力集中用于战争，这实际上是日后鲁登道夫所描绘的总体战（Totaler Krieg）的预演。《兴登堡纲领》有两大目标：一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武器弹药等各类军需品产量提高2到3倍；研制和生产新式武器，以弥补兵力的不足；二是实行《祖国辅助服务组织法》（Gesetzüber den vaterlndischen Hilfsdienst） ，简称《辅助服务组织法》（Hilfsdienstgesetz） ，将所有成年公民都列入为战争目标服务的行列中。为此，实行普遍的劳动强制，兵役义务扩大到50岁男子，关闭对战争无关紧要的企业等。1916年12月，该法案在经过修改后获得通过。

为了贯彻《兴登堡纲领》，强化最高统帅部对战时经济的领导，国防部之下还新设立了由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1867—1939）领导的战争局（Kriegsamt）。从单个方面看，《兴登堡纲领》的实施确实大大提升了德国的军事生产能力。到1918年，每月机枪生产已经达到一万多挺，野战炮2000多门，远远超过战前的产量。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高度集中于武器生产而忽略其他生产领域，时间一长，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战争也加速了德国社会的转变。战争初期呈现的“城堡和平”渐趋不稳定，社会关系日益紧张。由于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开赴前线，大量妇女、老年和少年男性不得不走上工作岗位，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从而改变了原先平静的社会生活；战争造成的大量伤亡则使社会关系陷入了脆弱和破裂的状态；自1915—1916年冬天开始，饥饿成了德国人日常生活的常态，官方食品配给不断减少。1916/17年德国人的肉、蛋、猪油等消费量与和平时期相比分别减少到战前的31.2%、18.3%和13.9%，1918年时则进一步下降到战前的11.8%、13.3%和6.7%。饥饿及其带来的死亡已经成为社会不安的根源。

社会不公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不满。由于各种食品皆可从黑市中高价买到，下层贫困民众受到的苦难就更大；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造成了实际工资的下降，但生产结构不合理又使各部门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也就是说，一些服务于日常所需的和平工业领域中的工资下降，而服务于战争经济的工业领域的工资则有明显上涨。更重要的是，一些与战争需求有关的企业的赢利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4年战争期间，军火工业领域的工资上涨了150%，但是与工厂主的利润相比竟然微不足道。

战争灾难和社会不公的结果是引发社会冲突。以罢工为例，1916年德国各类罢工240次，1917年猛增到562次，参加罢工人数达150万，1918年初发生于柏林的大规模罢工参加人数达50万，全国更是达到100万之众。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场大的社会风暴即将来临。

（二）政治危机的加剧

长期战争使帝国陷入了政治危机之中。1914年8月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一度成为德意志民族紧密团结一致对外的重要象征，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团结由于战争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很快变成了矛盾斗争。这种矛盾首先表现为在战争问题上各政党态度的变化以及作为帝国议会最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在对待战争问题上就有分歧。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认为，保卫祖国是“基本伦理要求”，社会民主党应该“参加保卫自己的国家”；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间派则在民族义务与无产阶级国际义务发生冲突面前表现出不知所措，呈现摇摆不定的立场，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反对把战争区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战争，另一方面又认为，参加民族防御战争与社会主义原则并不矛盾；以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为代表的少数左派则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必然结果，因此区别战争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没有意义。战争爆发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站到了捍卫祖国的旗帜下。在8月3日议会党团讨论军事拨款时，支持与反对者分别为78人和14人。会议决定在次日的议会投票中一致投赞成票，以显示团结。

此后，随着德国战争目标中帝国主义倾向的呈现，社会民主党出现了分裂迹象，左派开始明确表达自己的反对态度。1914年12月，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后来反对军事拨款的社会民主党议员越来越多。卡尔·李卡克内西等人甚至提出用革命结束战争。1916年1月，社会民主党把李卜克内西开除出议会党团。3月，社会民主党左派的18位议员成立了自己的议会党团。1917年4月，他们组成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USPD）。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反对战争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到战争结束时，该党党员已发展到10万人。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和议会党团主席菲利普·沙伊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旧译谢德曼）为首的多数派德国社会民主党（Mehrheits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MSPD）则温和地提出，要将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作为社会转变的前提，并且寻求在帝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处于军方压力之下的政府一直拖延作出相关承诺。

进行现代化政治改革的要求也开始成为中间各党派、进步党和中央党的共识。包括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在内的民族自由党人也要求进行国内政治变革，加强帝国议会的地位并修改宪法。由此开始出现一个包括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进步党、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在内的改革联盟，他们在1917年夏天组成了议会党团间委员会（Interfraktioneller Ausschu） ，作为共同的磋商机构，试图以此加强议会的影响力。

在统治集团内部，最高统帅部与政府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在小毛奇和法尔肯海因担任总参谋长的第一和第二任最高统帅部时期，并未出现试图以军事权力控制政治权力的状况。但是在第三任最高统帅部期间，握有实权的鲁登道夫从总体战的理念出发，强调决策方面的军事至上，要求政治服从军事，“为军事服务”。于是，在国家政权层面又出现了一个试图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力量。

政治危机导致政府的频繁更迭。由于议会多数派认为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不是艰难时期领导德国的合适人选，而鲁登道夫需要的又是一位服从最高统帅部领导的宰相，失去信任的贝特曼霍尔维格于1917年7月13日辞职，行政官僚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1857—1936）接替其宰相职务。但是米夏埃利斯同样无法面对困难局势，在强势的军方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疲于应付，在位仅3个半月，于11月1日辞职，然后由曾任巴伐利亚首相的格奥尔格·冯·赫特林（Georgvon Hertling，1843—1919）接替。

帝国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最高统帅部在战争最后阶段的独裁统治。根据鲁登道夫的助手鲍尔中校（Max Bauer，1869—1929）的说法，由于战时的特殊形势，从第三任最高统帅部上任开始，作为核心人物的鲁登道夫就致力于该权力机构的“独裁”统治，认为只有“绝对的军事独裁”，也就是所谓的总体战，才能有助于凝聚全国之力打赢战争。为了落实掠夺性的战争政策，它甚至不惜阻止各种改革和和谈。《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就是贯彻最高统帅部意志的结果。军方的独裁统治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集团与进步力量之间的矛盾，社会和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三）继续战争政策和彻底的军事失败

贝特曼霍尔维格下台后，1917年7月19日，为了表达议会对于政治的影响力，议会多数派主导下的帝国议会曾以216票对126票通过了一项“和平决议”（Friedensresolution） ，意在为德国政府的对外和平努力确定民意和政策基础。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帝国议会第一次试图介入战争事务。但是，“和平决议”一方面要求各交战国达成一项“谅解性和平和各民族的持久和解”，另一方面又强调要“保证自己及盟国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这种含糊不清的、没有提出具体条件的表达，在国际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使新上任的米夏埃利斯政府和军方集团能够继续推行战争政策。

实际上在贝特曼霍尔维格下台前夕，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Benedikt XV.，1854—1922）就曾向德国政府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调停。在大战爆发三周年的1917年8月1日，教皇又发出了普遍的和平呼吁（Friedensappell Papst Benedikts XV.） ，提出各交战国在恢复原状的基础上停止战争，实现和平。但是德国政府没有抓住这一实现“谅解性和平”的最好机会。它在教皇提出的完全恢复比利时的完整和主权问题上态度暧昧，以鲁登道夫为代表的军方从经济和军事角度考虑，不愿意完全放弃比利时，从而导致调停失败。同时，协约国方面也缺乏实现“谅解性和平”的诚意。英法两国都力图彻底打败德国，实现有利于自己的战争结局。协约国的这种态度也成了鲁登道夫等人坚持其战争政策的重要理由：“这场战争只能通过胜负来决定。”

不仅最高统帅部为首的军方继续推行战争政策，以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1858—1922）、蒂尔皮茨等为首的泛德意志和民族主义势力也于1917年9月2日成立了“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 and spartei，简称DVP） ，支持军方的战争政策，反对帝国议会多数派的和平决议，拒绝通过和谈结束战争。在祖国党成立初期，其成员有80万之众，1918年夏天更是达到125万人，因此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议会外群众运动，也是激发德国民族扩张主义的集结平台。它不仅要求控制荷兰和比利时沿海地区，吞并与德国东西部相邻的地区，建立中部非洲殖民帝国，而且要求通过向俄国和土耳其扩张，打通直达印度甚至太平洋的门户。为了与祖国党相抗衡，包括中央党、进步党、社会民主党右翼和一些大的工会组织在内的左翼力量则在1917年底成立了“自由和祖国人民联盟”（Volksbund für Freiheit und Vaterland） ，要求对外实现谅解性和平，对内进行改革。

鉴于德国国内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加上东线对俄和约提振的信心以及美国参战后对欧输出力量不断增强的担忧，以鲁登道夫为代表的最高统帅部决定，在西线发动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攻势，争取胜利。

1918年3月21日开始，德军集中192个师350万人的兵力在西线发动了代号为“米夏埃尔行动”（Operation Michael）、“格奥盖特行动”（Operation Georgette）、“布吕歇尔约克行动”（Operation Blücher-York）、“格奈泽瑙行动”（Operation Gneisenau）等多次大规模的进攻。起初德军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一周内推进60公里，一度抵达马恩河。但是，由于消耗的力量得不到有效和及时补充，进攻很快停顿下来。此后，双方兵力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局面，美军源源不断地开往欧洲大陆，由3月的30万增加到7月的60万人，到10月已经达180万人。同期德军西线兵力却减少了100万。形势对德军日益不利。

7月中旬联军开始反攻。8月8日，联军在亚眠（A miens）发动猛攻，一举消灭16个德军步兵师。这一天被鲁登道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上“德国军队的黑暗之日”（Der schwarze Tag des deutschen Heeres）。在认识到败局已定的情况下，鲁登道夫开始要求结束战争。这位德军骁将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正如我曾说过的，战争具有一种没有责任心的赌博特征。这一点我始终认为是有害无益的。就我而言，拿德国人民的命运去赌博，代价太高。战争必须结束。”9月下旬，协约国军队发起总攻，迫使德军从法国领土上撤退。德国在军事上已经丧失了取胜的可能性。

在军事形势恶化，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包括保加利亚、奥匈和土耳其在内的德国盟国开始向协约国提出停战谈判。但是协约国的答复是，只有投降可供选择。结果，9月19日，保加利亚接受了协约国的停战条件，10月31日，土耳其放下了武器。11月3日，奥军无法抵抗协约国的进攻，也签订了停战协定。成为孤家寡人的德国除了立即停战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二、停战谈判；帝国的倾覆

在战争胜利已经无望的形势下，军方急切要求立即进行和谈。1918年6月，外交国务秘书屈尔曼（Richard von Kühlmann，1873—1948）向帝国议会声明，纯粹的军事行动无法结束战争。8月中旬，军方也如实坦露了军事形势的严重性，强调已经无法通过战争手段结束战争。和平谈判成了唯一的选择。

早在1918年1月8日，为了回应德国议会的和平决议和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的和平调停努力，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提出了所谓的“十四点纲领”（Vierzehn-Punkte-Programm；The Fourteen Points） ，作为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基础。“十四点纲领”的内容是： （1）缔结公开的和平条约； （2）绝对的海上航行自由； （3）取消贸易限制，建立平等贸易关系； （4）削减军备至最低程度； （5）公平处置殖民地问题； （6）撤出俄国领土，使其获得独立决定其政治发展的机会； （7）撤出并恢复比利时；（8）撤出法国，归还被占地区； （9）按照明确可认的民族界线调整意大利边界； （10）奥匈帝国各民族自治； （11）撤出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获得自由和安全的出海口； （12）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部分的主权，其治下其他民族自治； （13）建立独立的波兰，使之拥有自由、安全的出海口； （14）在特别条约基础上建立普遍的国际组织，以保障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由于英法两国坚持彻底打败德的政策，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成了德国唯一可选择的和谈基础，但是威尔逊在其声明中明确表示，不愿与德国军方主导的少数派接触，宣布“我们不能接受德国现任统治者的任何言之凿凿的保证的持久性”，必须有一个代表“德国人民的意愿和目的”的“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来进行和谈。这意味着，德国必须组成议会多数派的政府，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换言之，德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9月28日，鲁登道夫进一步向兴登堡说明，必须敦促政府立即进行和谈并向协约国提出停战建议。

10月3日，主张谅解性和平的马克斯·冯·巴登亲王（Prinz Maxvon Baden，1867—1929）接替赫特林出任帝国宰相，组成了由帝国议会多数派参加的政府。在最高统帅部的压力下，新上任的马克斯政府提出了第一份停战照会，表示愿意在威尔逊“十四点”的基础上缔结和平，请求立即实现陆、海、空的停火。10月8日，美国国务卿兰辛代表威尔逊回复德国，要求德国接受威尔逊“十四点”，从其所占领土上撤出所有军队，同时质疑德国新宰相是否只是代表对战争负有责任的德国统治者说话。10月12日，德国回复美国，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表示德国宰相“得到帝国议会多数的支持并以德国政府和德国人民的名义说话”。此后一段时间内，由于协约国在前线的进展以及内部意见分歧，威尔逊迟迟不加表态。直到10月23日，美国在与德国多次交换照会后才通知德国，只有德国政府不拒绝任何条件时，协约国方面才能接受停战。这对德国意味着无条件投降。作为答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建议德国方面中断谈判，因为德国军队还占领着敌国领土，决不能投降。而德国政府在10月27日的回复照会中则表示要实现“公正的和平”。11月5日，美国方面通知德国，协约国愿意在“十四点”基础上与德国进行和谈。

11月6日，德国政府派出了以中央党主席埃茨贝格尔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法国进行停战谈判。8日，德国代表团到达协约国联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贡比涅森林（Wald von Compiègne）。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Ferdinand Foch，1851—1929）以胜利者姿态向德国方面提出了苛刻的停战条件。当德国代表团征询军方意见时，兴登堡给予的答复是，尽量减轻相关条件，如果不成功，只能签字。

11月11日凌晨5点，双方代表签订了《贡比涅停战协定》（Waffenstillstand von Compiègne） ：协定签署6小时内停止敌对状态；德军应在15天内撤出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及莱茵河左岸；德军从其盟国和殖民地撤出；德国向协约国交出各类重武器、车辆、飞机和舰艇等；英国继续海上封锁；废除《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同一天，停战协定正式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历时4年3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包括德国在内的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各参战国死于战场、饥馑和瘟疫等战争灾祸者难以计数，其中直接死于战场者近千万，尤以欧洲为甚。

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有180.8万人阵亡，424.7万人受伤，另有75万人左右死于饥饿。此外，战争也造成德国人口出生率锐减，死亡率上升，总人口下降。德国年出生人口从1914年的181.8万人减少到1918年的94.5万人，下降48%；死亡率则从1913年的100.5万人上升到1918年的163万人，增长67%。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财政皆处于崩溃边缘。

其他主要参战国的伤亡情况为：法国138.5万人阵亡，304.4万人受伤；英国相应的数目为94.7万人和212.2万人；奥匈阵亡120万人，受伤362人；意大利阵亡46万人，受伤94.7万人；俄国阵亡170万人，受伤495万人；美国阵亡11.5万人，受伤20.6万人。

德国政府请求停战成了德意志帝国对内对外走向崩溃的标志。就在德国军方和政府因军事上的彻底失败而在国际上寻求停战之时，国内形势也出现了急剧变化，革命运动呈现汹涌澎湃之势。

首先，马克斯政府进行了所谓的“十月改革”（Oktoberreform）。当时，为了给停战创造条件，同时也是为了能够让议会政党和政治家们接掌权力，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鲁登道夫为代表的军方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于是帝国政府进行了新的改组，试图再次通过“上层革命”方式实现德国的民主改革，防止在危机的形势下出现“下层革命”（Revolution von unten）。10月28日，帝国议会通过了修改宪法的法令，形成了所谓的“十月宪法”（Oktoberverfassung）。帝国政治体制开始由立宪君主制向议会君主制（Parlamentarische Monarchie）转变。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实行宰相对议会的负责制，宰相必须获得帝国议会的信任。德国的议会化由此取得了新的进步。然而这是一场迟到的改革，而且形势很不明朗。虽然鲁登道夫因军事上摇摆不定的态度而于10月26日辞职，格勒纳接任总后勤部长，但德国仍然处于帝国政府和最高统帅部的双重领导之下。更重要的是，威廉二世听从兴登堡的建议，在10月29日躲进了位于斯帕（Spa）的军队大本营，以便远离民主政府，坚持君主制。结果，皇帝从柏林“出逃”引起人们的不满，要求废除君主制的呼声迅速高涨。在人们看来，旧的威权政体已经不合时宜，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人们也希望威廉二世的退位可以改善德国与协约国谈判的空间。

在社会下层，由于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以及饥饿、物质匮乏等带来的痛苦折磨，人们的怨愤也在增长。实际上，1917年秋天就已经出现了革命的形势。当时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反战宣传开始渗入军队内部。由于食品配给不足，装备恶劣等原因，士兵的厌战情绪在蔓延。到1918年初，军火工厂已经开始出现罢工。包括独立社会民主党及其左翼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bund）等成员在内的一些激进力量成为革命的有力推动者。

就在这时，军方孤注一掷的举动成为革命总爆发的诱因。1918年10月24日，军方作出决定，命令远洋舰队出海袭击英国皇家海军，宁愿光荣毁灭也不投降。但是，水兵们不愿做无谓的牺牲，他们熄灭锅炉，拒绝驶离港口。10月29日夜，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一些卫戍部队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出现哗变。几天之后，哗变迅速蔓延到北德各港口。11月4日，爆发基尔水兵起义（Kieler Matrosenaufstand） ，并成立了第一个士兵委员会（Soldatenrat） ，开始了“十一月革命”（Novemberrevolution）。当日傍晚，整个城市落入4万名起义者手中。此后，起义迅速向各大城市扩散。11月7日，慕尼黑爆发革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1867—1919）宣布成立共和国，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下台。11月8日，大部分城市的政权已经掌握在起义者手中。

11月9日，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号召和组织下，柏林出现大规模罢工和群众游行。迫于压力，中午12点，马克斯·冯·巴登没有征得来自斯帕大本营方面的同意就发表声明：皇帝兼国王威廉二世退位。当天下午2点，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沙伊德曼在帝国议会大厦的阳台上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艾伯特接掌政府。4点，卡尔·李卜克内希也在柏林皇宫的阳台上宣布成立“德意志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freiesozialistische Republik Deutschland）。10日，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士兵代表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了新的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 ，威廉二世和皇储乘火车逃往荷兰。德意志帝国画上了它的历史句号。

关于德意志帝国的兴亡，爱德华·伯恩施坦曾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总结：这一帝国成于“强权”也败于“强权”。“强权”和战争曾是德意志帝国的“助产士”，正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催生了这个盛极一时的帝国，如今“强权”和战争又成了这一帝国的“掘墓者”。

附 录

一 地图

1.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

2.1870年—1871年普法战争

3.1865年—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

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战场

二 大事年表

1815年

6月12日 耶拿大学学生建立第一个大学生协会。

9月26日 神圣同盟建立。

1817年

10月18日 瓦特堡集会。

1818年

5月26日 巴伐利颁布宪法。普鲁士出台新关税法则。

8月22日 巴登颁布宪法。

10月18日 全德大学生协会在耶拿成立。

1819年

3月23日 大学生桑德刺杀科策布。

8月1日 奥普签订《泰普利茨草约》，为复辟奠定政治基础。

9月20日 邦联议会通过卡尔斯巴德决议。

1820年

5月15日 维也纳大臣会议通过《维也纳最后议定书》。

1828年

1月18日 巴伐利亚和符滕堡成立南德关税同盟。

2月14日 普鲁士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关税同盟。

8月22日 萨克森和汉诺威等成立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

1830年

7月27日 法国爆发七月革命。受法国七月革命影响，德意志出现动乱。

1831年

1月5日 黑森选侯国颁布新宪法。

9月4日 萨克森颁布新宪法。

1832年

5月27—30日 汉巴赫集会。

6月28日 德意志邦联议会通过维护“秩序”的“六项条款”。

7月5日 德意志邦联议会通过维护“秩序”的“十项条款”，禁止公民从事政治活动。

1833年

3月22日 普鲁士等邦缔结关税同盟条约。

4月3日 袭击法兰克福警备队事件。

9月26日 汉诺威颁布国家宪法。

1834年

1月1日 德意志关税同盟开始生效。

6月12日 德意志邦联通过《维也纳大臣会议最后议定书》，复辟政策达到顶点。

1835年

12月7日 从纽伦堡和富尔特的德国第一条铁路通车。

1837年

11月1日 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一世终止宪法。哥廷根大学七位教授抗议，形成“哥廷根七君子”事件。

11月20日 普鲁士逮捕科隆大主教德罗斯特，引发“科隆教会争端”。

1841年

8月 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创作《德意志之歌》。

1844年

6月4—6日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

1847年

9月12日 资产阶级民主派召开奥芬堡大会，提出奥芬堡纲领。

10月10日 资产阶级自由派召开赫本海姆大会，提出赫本海姆纲领。

1848年

2月21日 《共产党宣言》德文版首先在伦敦发表。

2月22—24日 法国爆发二月革命，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2月27日 曼海姆人民大会。

3月13—15日 维也纳起义，梅特涅下台。

3月18—19日 柏林起义。

3月31—4月3日 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预备议会召开。

5月18日 全德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开幕。

6月29日 奥地利约翰大公被全德国民议会推举为帝国摄政。

10月6日 维也纳十月起义。

12月5日 普鲁士颁布钦定宪法。

12月27日 全德国民议会通过“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法。

1849年

3月4日 奥地利颁布钦定宪法。

3月27日 全德国民议会通过《德意志帝国宪法》。

3月28日 全德国民议会选举普王威廉四世为“德意志人皇帝”。

4月3日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了全德国民议会献上的皇冠。

6月18日 “残余议会”在斯图加特解散。

1850年

1月31日 普鲁士颁布重新修订的《普鲁士国家宪法》。

11月29日 俄普奥三国签订《奥尔缪茨条约》，普鲁士放弃其同盟政策。

1851年

9月1日 德意志邦联议会恢复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活动。

12月31日 奥地利取消了1848年革命期间颁布的钦定宪法。

1853年—1856年 克里米亚战争。

1858年

10月7日 威廉亲王出任摄政，开始了普鲁士的“新时代”。

1859年

9月15—16日 致力于德国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联合会成立。

1860年

2月 阿尔布莱希特·冯·罗恩提出普鲁士军队改革方案。

1861年

6月6日 德意志进步党成立。

1862年

9月22日 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

9月30日 俾斯麦发表著名的“铁血演说”。

1863年

5月23日 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成立。

1864年

2月1日 德意志—丹麦战争爆发。

10月30日 签订《维也纳和约》。

1865年

8月14日 普奥两国签订《加施泰因协定》。

1866年

4月8日 《普意同盟条约》签订。

6月14日 普鲁士脱离德意志邦联。

7月3日 柯尼希格莱茨战役。

8月18日 普鲁士与北德诸邦缔结“八月联盟”。

8月23日 普奥签订《布拉格和约》

1867年

7月1日 《北德意志联邦宪法》正式生效。

1869年

8月7—9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森纳赫成立。

1870年

7月13日 埃姆斯电文。

7月14日 经修改的埃姆斯电文见报。

7月19日 法国向普鲁士宣战。

9月2日 色当战役，法军投降，拿破仑三世被俘。

1871年

1月18日 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建立。

2月26日 德法签订《凡尔赛预备和约》。

3月3日 帝国议会第一届议会选举。

4月14—16日 德意志帝国议会和皇帝威廉一世分别通过和签署《德意志帝国宪法》。

5月10日 德法签订《法兰克福和约》。

7月8日 普鲁士取消文化部天主教处，文化斗争开始。

12月10日 帝国议会通过《布道条例》。

1872年

3月11日 普鲁士颁布《学校监督法》，将所有学校置于国家监督之下。

7月4日 颁布《反耶稣会士法》，禁止耶稣会在帝国内活动。

1873年

5月11—14日 普鲁士颁布《五月法令》。

10月22日 三皇同盟建立。

1875年

4月9日 柏林《邮报》发表《战争在望》文章，引发德法战争危机。

5月22—27日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召开哥达合并大会，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1878年

6—7月 柏林会议召开。

10月19日 帝国议会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1879年

7月12日 保护关税法案在帝国议会获得通过。

10月7日 德奥同盟缔结。

1881年

6月18日 新三皇同盟在柏林缔结。

1882年

5月20日 德奥意三国同盟建立。

12月6日 德意志殖民联合会成立。

1883年

5月29日 帝国议会通过《疾病保险法》。

1884年

3月28日 德意志殖民开拓协会成立。

7月6日 帝国议会通过《事故保险法》。

4月24日 德属西南非殖民地建立。

7月5日 德属多哥殖民地建立。

7月14日 德属喀麦隆殖民地建立。

1885年

2月27日 德属东非殖民地建立。

5月17日 德国获得俾斯麦群岛。

12月15日 德国获得所罗门群岛。

1887年

5月23日 教皇利奥十三世宣布文化斗争结束。

6月18日 德俄签订《再保险条约》。

1888年 三皇之年。

1889年

6月22日 帝国议会通过《老年及残废保险法》。

1890年

3月15—29日 第一届国际劳工保护会议在柏林召开。

3月20日 俾斯麦辞去宰相职务，卡普里维接任其职。

6月18日 德俄《再保险条约》中止续签。

7月1日 德英签订《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

9月30日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终止。

1891年

4月9日 德意志总同盟建立。

12月6日 德国与奥匈、意大利、比利时等签订贸易条约。

1892年

8月17日 法俄军事协定签订。

1893年

2月18日 农场主同盟建立。

1894年

2月10日 德俄贸易条约签订。

3月28—29日 德国妇女联合会联盟成立。

7月1日 德意志总同盟改组为泛德意志协会。

10月26日 卡普里维辞去宰相职务，霍恩洛厄接任。

1895年

6月21日 威廉皇帝运河开通。

1897年

11月14日 德国侵占胶州。

1898年

3月6日 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

3月28日 帝国议会通过第一个海军法案。

4月30日 德国海军联合会成立。

1899年

5—7月 第一次海牙和会召开。

6月30日 德国从西班牙手中购得加罗林、马利亚纳和帕劳群岛。

12月2日 德美两国瓜分萨摩亚群岛。

1900年

1月1日 作为统一的德国私法的《民法大全》生效。

6月12日 帝国议会通过第二个海军法案。

10月17日 霍恩洛厄辞去宰相职务，比洛次日接任。

1904年

1月12日 德属西南非赫勒罗人起义。

10月3日 德属西南非霍屯督人起义。

4月8日 英法缔结协约。

1905年

3月31日 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的丹吉尔港，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爆发。

1906年

1—4月 阿尔吉西拉斯会议。

5月19日 帝国议会通过新的海军补充法案。

1907年

8月31日 英俄协约签订。

6—10月 第二次海牙和会召开。

1908年

3月27日 帝国议会通过第二个海军补充法案。

10月28日 《每日电讯》发表采访威廉二世文章，引发《每日电讯》事件。

1909年

7月14日 比洛辞去宰相职务，贝特曼霍尔维格接任其职。

1911年

1月11日 威廉皇帝促进科学协会成立。

7月1日 阿加迪尔港“豹子跳跃”，引发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7月19日 《帝国保险法典》颁布。

1912年

1月12日 帝国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成为帝国议会中最强大的议会党团。

2月8—11日 霍尔丹使团访问柏林。

5月10日 帝国议会通过第三个海军补充法案。

1912年

10月—1913年5月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1913年

6—8月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11—12月 察贝恩事件。

1914年

6月28日 奥匈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线。

7月5日 德国向奥匈开出保证履行同盟义务的“空白支票”。

7月23日 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

7月28日 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

7月30日 俄国宣布总动员。

8月1日 德国宣布总动员并向俄国宣战。法国宣布总动员。

8月3日 德国向法国宣战，德军进入比利时。

8月4日 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由向德国宣战。德意志帝国议会批准战争拨款。

8月26—30日 坦能贝格战役。

9月5—12日 马恩河战役。

1915年

5月23日 意大利向奥匈宣战。

1916年

2月21日 历时10个月的凡尔登战役开始。

5月31日 斯卡格拉克海战（日德兰海战）。

7—11月 索姆河战役。

8月28日 意大利向德国宣战。

8月29日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接掌最高统帅部。

12月5日 通过《祖国辅助服务组织法》。

1917年

2月1日 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

3月8日 俄国二月革命。

4月6日 美国向德国宣战。

4月9—11日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建立。

7月14日 贝特曼霍尔维格下台，米夏埃利斯接任宰相。

7月19日 帝国议会通过“和平决议”。

11月1日 米夏埃利斯下台，赫特林出任宰相。12月15日 德国与俄国停战。

1918年

3月3日 中欧列强与苏维埃政府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

5月7日 中欧列强与罗马尼亚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

8月8—11日 亚眠战役。8月8日为“德国军队的黑暗之日”。

9月30日 赫特林辞去宰相职务。

10月3日 马克斯·冯·巴登出任宰相。

11月3日 奥匈与协约国停战。

11月4日 基尔水兵起义。

11月7日 慕尼黑爆发革命。

11月9日 柏林爆发革命。马克斯·冯·巴登宣布威廉二世退位。艾伯特接掌政府。

11月10日 人民代表委员会组成。

11月11日 德国与协约国签订《贡比涅协战协定》。

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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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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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论十八—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

四 译名对照

A

阿贝肯，海因里希（Abeken，Heinrich，1809—1872）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Abdul Mecid I.，1823—1861）

阿恩特（Arndt，Ernst Moritz，1769—1860）

阿尔巴尼亚（Albanien）

阿尔卑斯山（Alpen）

阿尔伯特，卡尔（Albert，Karl，1798—1849）

阿尔布莱希特，威廉·爱德华（Albrecht， Wilhelm Eduard，1800—1876）

阿尔达汉（Ardahan）

阿尔弗雷德（Alfred）

阿尔及利亚（Algerien）

阿尔吉西拉斯会议（Algeciraskonferenz）

阿尔萨斯（Elsa）

阿尔萨斯机器制造公司（Elsssische Maschinenbau-Geselschaft）

阿尔特霍夫，弗里德里希（Alth of f， Friedrich，18391908）

阿尔特霍夫时代（ra Alth of f）

阿尔特霍夫体制（System Alth of f）

阿尔特马克（Altmark）

阿尔滕施泰因男爵（Altenstein，Karl Freiherr von Stein zum，17701840）

阿尔文斯莱本（Gustav von Alvensleben，1803-1881）

阿尔文斯莱本，阿尔布莱希特·冯（Alvensleben，Albrecht von，1794—1858）

阿尔文斯莱本协定（Alvenslebensche Konvention）

阿根廷（Argentinien）

阿亨巴赫，海因里希·冯（Achenbach， Heinrich von，1829—1899）

阿加迪尔（Agadir）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

阿里，穆罕默德（Ali，Muhammad，1769—1849）

阿尼姆，阿希姆·冯（Arnim，Achimvon，1781—1831）

阿尼姆，哈里·冯（Arnim，Harry von，1824—1881）

阿图瓦伯爵（Graf von Artois） ，见查理十世-埃伯菲尔德（Elberfeld）

埃茨贝格尔，马蒂亚斯（Erzberger， Matthias，1875—1921）

埃格尔斯（Egels）

埃及（gypten）

埃克曼，奥托（Eckmann，Otto，1865—1902）

埃姆登（Emden）

埃姆斯电文（Emser Depesche）

埃姆斯勒本（Ermsleben）

埃姆斯浴场（Bad Ems）

埃森（Essen）

埃施维尔（Eschweil）

埃施维尔矿井联合会（Eschweiler Bergwerks-Verein）

埃瓦尔德，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奥古斯特（Ewald，Georg Heinrich August，1803—1875）

艾伯林（Ebling）

艾伯特，弗里德里希（Ebert，Friedrich，1871—1925）

艾德尔丹麦人党（Eiderdnen）

艾德尔河（Eider）

艾伦（Eilen）

艾伦塔尔（Aehrenthal，Alois Lexa von，1854—1912）

艾森曼，戈特弗里德（Eisenmann， Gottfried，1795—1867）

艾斯纳，库尔特（Eisner，Kurt，1867—1919）

艾希霍恩（Eichhorn，Karl Friedrich，1781—1859）

艾希罗特，路德维希（Eichrodt，Ludwig，1827—1892）

艾辛多夫，约瑟夫·冯（Eichendorff， Joseph von，1788—1857）

爱德华七世，英国国王（Edward VII.，1841—1910，1901年—1910年在位）

爱尔福特（Erfurt）

爱尔福特纲领（Erfurter Programm）

爱森纳赫纲领（Eisenacher Programm）

爱沙尼亚（Estland）

爱因斯坦，阿尔伯特（Einstein，Albert，1879—1955）

安德拉西（Andrassy，Julius，1823—1890）

安德烈，威廉（André，Wilhelm，1827—1903）

安东，萨克森国王（Anton von Sachsen，1755—1836，1827年—1836年在位）

安哥拉（Angola）

安哈尔特（Anhalt）

安哈尔特雇主联合会（Vereinder Anhaltischen Arbeitgeber）

安吉阿尔-斯凯莱希条约（Vertrag von Unkiar Skelessi）

安卡拉（Ankara）

奥本海姆家族（Familie Oppenheim）

奥伯豪森（Oberhausen）

奥伯兰运河（Oberland-Kanal）

奥德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n der Oder）

奥德河-施普雷河运河（Oder-Spree-Kanal）

奥地利（sterreich）

奥地利阿尔卑斯联合会（sterreichischer Alpenverein）

奥地利帝国（Kaisertumsterreich）

奥尔登堡（Oldenburg）

奥尔登堡公爵彼得·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Peter I.Friedrich Ludwigvon Oldenburg，1755—1829）

奥尔缪茨（Olmütz）

奥尔缪茨条约（Vertrag von Olmütz； Olmützer Punktation）

奥尔缪茨之辱（Schmach von Olmütz； Olmützer Erniedrigung）

奥尔斯瓦尔德，鲁道夫·冯（Auerswald， Rudolfvon，1795—1866）

奥尔斯瓦尔德汉泽曼内阁（Ministerium Auerswald-Hansemann）

奥芬堡（Offenburg）

奥芬堡大会（Offenburger Versammlung）

奥芬堡纲领（Offenburger Programm）

奥弗贝克，弗里德里希（Overbeck， Friedrich，1789—1869）

奥格斯堡机器棉纺织厂（Mechanische Baum wollspinnerei und Weberei Augsburg）

奥格斯堡总汇报（Augsburger Algemeine Zeitung）

奥古斯特·冯·奥尔登堡大公（Groherzog Augustvon Oldenburg，1783—1853）

奥拉宁施泰因（Oranienstein）

奥兰治（Oranje）

奥斯曼帝国（Osmanisches Reich， Ottomanisches Reich）

奥斯特洛德（Osterode）

奥斯特瓦尔德，威廉（Ostwald，Wilhelm，1853—1932）

奥托，尼古劳斯（Otto，Nikolaus，1832—1891）

奥托-彼得斯，路易斯（Otto-Peters， Louise，1819—1895）

奥匈二元君主国（Doppelmonarchiesterreich-Ungarn）

奥匈平衡（sterreichisch-ungarischer Ausgleich）

澳大利亚（Australien）

B

八月经历（Augusterlebnis）八月联盟（August-Bündnis）

八月盟约（Augustvertrge）

巴登（Baden）

巴登-巴登（Baden-Baden）

巴登苯胺-苏打企业（Badische Anilin-und Sodafabrik，简称BASF）

巴尔，卡尔·恩斯特·冯（Baer，Karl Ernst von，1792—1876）

巴尔干半岛（Balkanhalbinsel）

巴尔干同盟（Balkanbund）

巴尔豪森（Ballhausen，Robert Lucius Freiherr von，1835—1914）

巴伐利亚（Bayern）

巴伐利亚抵押和汇兑银行（Bayerische Hypo the ken-und Wechselbank）

巴格达（Bagdad）

巴格达铁路（Bagdadbahn）

巴哈拉赫（Bacharach）

巴枯宁（Bakunin，Michael，1814—1876）

巴黎（Paris）

巴黎和约（Frieden von Paris1856） ，即第三巴黎和约-巴林，阿尔伯特（Ballin，Albert，1857—1918）

巴门（Barmen）

巴塞尔（Basel）

巴塞尔曼，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mann， Friedrich Daniel，1811—1855）

巴士拉（Basra）

巴滕贝格，保加利亚亲王（Battenberg， Alexandervon，1857—1893，1879年—1886年在位）

巴统（Batum）

巴西（Brazilien）

柏林（Berlin）

柏林储蓄联合会银行（Bank des Berliner Kassenvereins）

柏林大教堂（Berliner Dom）

柏林大学（Universitt Berlin）

柏林 反 犹 主 义 争 论（Berliner Antisemitismusstreit）

柏林和约（Frieden von Berlin）

柏林会议（Berliner Kongre）

柏林交响乐协会（Philharmonsche Gesellschaftin Berlin）

柏林军械库风暴（Berliner Zeughaussturm）

柏林联合银行（Berliner Unionbank）

柏林商业公司（Berliner Handels-Gesellschaft）

柏林-施太格里茨（Steglitz bei Berlin）柏林脱离派（Berliner Secession）

柏林王家银行（Knigliche Bank in Berlin）

柏林协定（Berliner Konvention）

柏林银行联合会（Berliner Bankverein）

柏林自由人民舞台（Freie Volksbühne Berlin）

拜尔，弗里德里希（Bayer，Friedrich，1825—1880）

拜罗伊特剧院（Bayreu the r Festspielhaus）

拜耶尔，阿道夫·冯（Baeyer，Adolfvon，1835—1917）

拜占廷（Byzanz）

班贝格（Bamberg）

班贝格尔，路德维希（Bamberger， Ludwig，1823—1899）

邦联补充文件（Bundes-Supplementar-Akte）

邦联反动决议（Bundesreaktionsbeschlu）

邦联议会（Bundestag）

邦联战争法（Bundeskriegsverfassung）

邦森（Bunsen，Christian Karl Josiasvon，1791—1860）

包豪斯（Bauhaus）

保加利亚（Bulgarien）

保加利亚危机（Bulgarische Krise）

保罗，雅恩（Paul，Jean，1763—1825）

保守党（Konservative Partei）

保守主义（Konservativismus）

保险经济联合总会（Gesamtverband der Versicherungswirtschaft）

豹子跳跃（Pan the rsprung）

鲍尔，布鲁诺（Bauer，Bruno，1809—1882）

鲍尔中校（Bauer，Max，1869—1929）

北德浪漫主义画派（Norddeutsche Romantik）

北德意志劳伊德（Norddeutsche Lloyd）

北德意志联邦（Norddeutscher Bund）

北德意志联邦宪法（Verfassungdes Norddeutschen Bundes）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gemeine Zeitung）

北多布罗加（Norddobrudscha）

北海（Nordsee）

北海-波罗的海运河（Nord-Ostsee-Kanal）

贝多芬（Beethoven，Ludwigvan，1770—1827）

贝尔（Bel ，Alexander Graham，1847—1922）

贝尔莱普施，汉斯·冯（Berlepsch， Hans von，1843—1926）

贝尔施泰特男爵（Berstett，Wilhelm Ludwig Leopold Reinhard Freiherrvon，1769—1837）

贝格（Berg）

贝格-马克银行（Berg-Mark Bank）

贝格施特拉塞（Bergstrae）

贝吉乌斯，弗里德里希（Bergius， Friedrich，1884—1949）

贝克尔（Becker，Bernhard，1826—1882）

贝克尔，尼古劳斯（Becker，Nikolaus，1809—1845）

贝克拉特，赫尔曼·冯（Beckerath， Hermann von，1801—1870）

贝林，埃米尔·冯（Behring，Emil von，1854—1917）

贝伦斯，彼得（Peter Behrens，1868—1940）

贝内德梯（Benedetti，Vincent，1817—1900）

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weg，Theobald von，1856—1921）

贝特曼家族（Bethmanns）

贝希托尔德（Berchtold，Leopold，1863—1942）

贝泽勒，格奥尔格（Beseler，Georg，1809—1888）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August，1840—1913）

本茨，卡尔（Benz，Carl，1844—1929）

本尼迪克特十五世（Benedikt XV.，1854—1922）

本尼希森，鲁道夫·冯（Bennigsen， Rudolf von，1824—1902）

本斯贝格（Bensberg）

苯胺制品股份公司（Aktiengesellschaftfür Anilinfabrikation，简称AGFA）

比布里希（Biebrich）

比克（Bueck，Henny Axel，1830—1916）

比克林，卡尔·弗里德里希（Bückling， Karl Friedrich，1756—1812）

比利时（Belgien）

比洛，伯恩哈德·冯（Bülow，Bernhardvon，1849—1929）

比洛集团（Bülow-Block）

比萨拉比亚（Bessarabien）

彼得大帝，沙皇（Peter I.der Groe，1672—1725，1682年—1725年在位）

彼得斯，卡尔（Peters，Carl，1856—1918）

彼得斯瓦尔道（Peterswaldau）

俾斯麦，奥托·冯（Bismarck，Otto von，1815—1898）

俾斯麦，费迪南德·冯（Bismarck， Ferdinand von，1771—1845）

俾斯麦群岛（Bismarck-Archipel）

俾斯麦时代（Bismarcks Zeitalter； Bismarcksche Zeit）

毕德麦耶尔派（Biedermeier）

毕希纳，格奥尔格（Büchner，Georg，1813—1837）

庇奥九世（Pius IX.，1792—1878）

边境信使（Die Grenzboten）

辩证法（Dialektik）

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us）

宾根（Bingen）

波茨坦（Potsdam）

波茨坦协定（Potsdamer Abkommen1910）

波恩（Bonn）

波尔（Pohl，Hugo von，1855—1916）

波尔多（Bordeaux）

波赫纳，爱德华（Buchner，Eduard，1860—1917）

波兰（Polen）

波罗的海（Ostsee，Baltisches Meer）

波莫瑞（Pommern）

波拿巴，路易（Louis Bonaparte） ，见拿破仑三世-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us）

波旁王朝（Haus Bourbon）

波萨多夫斯基（Posadowsky-Wehner， Arthur von，1845—1932）

波萨多夫斯基时期（ra Posadowsky）

波森（Posen）

波森大公国（Groherzogtum Posen）

波斯尼亚（Bosnien）

波斯尼亚危机（Bosnische Krise1908； Bosnienkrise1908；Bosnische Annexionskrise1908）

波斯湾（Persischer Golf）

波希米亚（Bhmen）

波伊克，爱德华·冯（Peucker，Eduardvon，1791—1876）

伯蒂歇尔（Boetticher，Karl Heinrichvon，1833—1907）

伯恩斯坦，爱德华（Bernstein，Eduard，1850—1932）

伯尔纳，路德维希（Brne，Ludwig，1786—1837）

伯克尔，奥托（Boeckel，Otto，1859—1923）

伯利恒（Bethlehem）

勃拉姆斯，约翰内斯（Brams，Johannes，1833—1897）

勃兰登堡（Br and enburg）

勃兰登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Br and enburg，1792—1850）

勃鲁姆，罗伯特（Blum，Robert，1807—1848）

博尔西希（Borsig，August，1804—1854）

博尔西希机器厂（Borsigsche Maschinenbau-Anstalt）

博施，卡尔（Bosch，Carl，1874—1940）

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

博伊恩（Boyen，Hermann von，1771—1848）

博伊斯特（Beust，Friedrich Ferdin and von，1809—1886）

不莱梅（Bremen）

不莱梅港（Bremerhaven）

不莱梅银行（Bremer Bank）

不伦瑞克（Braunschweig）

不伦瑞克公国（Herzogtum Braunschweig）

不伦瑞克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Herzog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Oels，1771—1815） ，即“黑公爵”（Schwarzer Herzog）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费迪南德（Herzog Karl Wilhelm 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1735—1806）

布茨巴赫（Butzbach）

布达佩斯协定（Konvention von Budapest）

布道条例（Kanzelparagraph）

布尔人（Bure，在南非的荷兰人后裔）

布尔人共和国（Burenrepublik）

布尔什维克党（Bolschewiki）

布尔战争（Burenkrieg）

布赫劳城堡（Burg Buchlau）

布赫劳协议（Abkommen von Buchlau）

布加勒斯特和约（Frieden von Bukarest1918）

布加勒斯特和约（Friedensvertrag von Bukarest1913）

布科维纳（Bukowina）

布拉格（Prag）

布拉格和约（Prager Frieden）

布拉姆，奥托（Brahm，Otto，1856—1912）

布莱尔，弗里茨（Bleyl，Fritz，1880—1966）

布莱希罗德家族（Familie Bleichrder）

布朗热（Boulanger，George Ernest Jean Marie，1837—1891）

布劳恩，费迪南德（Braun，Ferdinand，1850—1918）

布雷斯劳（Breslau）

布利格（Brieg）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Frieden von Brest-Litowsk）

布隆采尔（Bronzell）

布鲁克，卡尔·路德维希·冯（Bruck， Karl Ludwig von，1798—1860）

布伦塔诺，贝蒂纳（Brentano，Bettina，1785—1859）

布伦塔诺，克莱门斯（Brentano，Clems，1778—1842）

布伦塔诺，劳伦茨（Brentano，Lorenz，1813—1891）

布吕歇尔-约克行动（Operation Blücher-York）

布特施泰特（Buttstdt）

C

蔡特金，克拉拉（Zetkin，Clara，1857—1933）

残余议会（Rumpfparlament）

策德利茨-特吕奇勒（Zedlitz-Trützschler， Robertvon，1839—1914）

查理十世，法国国王（Karl X.Philipp； Charles X.Philippe，1757—1836，1824年—1830年在位）

察贝恩（Zabern）

察贝恩事件（Zabern-Affre）

察布尔策（Zabrze）

厂校（Werkschule）

城堡和平（Burgfrieden）

除夕特别法令（Silvesterpatente）

储蓄银行（Sparkasse）

茨威格，施特凡（Zweig，Stefan，1881—1942）

茨维考（Zwickau）

促进女性就业能力联合会（Verein zur Frderung der Erwerbsfhigkeit desweiblichen Geschlechts）

D

达达尼尔战役（Dardaneles Campaign）

达尔曼（Dahlmann，Friedrich Christoph，1785—1860）

达尔文（Darwin，Charles，1809—1882）

达尔文主义（Darwinismus）

达姆施塔特工商银行（Darmstdter Bank für Handelund Industrie）

达姆施塔特技术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t Darmstadt）

达姆施塔特银行（Darmstdter Bank）

大德意志方案（Grodeutsche Lsung）

大陆封锁（Kontinentalsperre）

大陆政策（Kontinentalpolitik）

大罗伊斯系（Reulteren Linie）

大西洋蓝带奖（Blaues Band des Atlantiks； Blue Rib and of the Atlantic）

大学生协会（Burschenschaft）

大学生协会运动（Die Burschenschaften）

大众贫困（Pauperismus）

戴姆勒，高特利普（Daimler，Gottlieb，1834—1900）

丹吉尔（Tanger）

丹麦（Dnemark）

丹麦海峡（Dnemarkstrae）

丹麦王家艺术学院（Kniglich Dnische Kunstakademie）

但泽（Danzig）

道德联盟（Tugendbund）

德奥同 盟（Deutsch-sterreichisches Bündnis）

德奥同盟条约（Deutsch-sterreichisch-Ungarischer Bündnisvertrag）

德尔布吕克，鲁道夫·冯（Delbrück， Rudolf von，1817—1903）

德法摩洛哥协定（Deutsch-Franzsisches Marokkoabkommen）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sische Jahrbücher）

德法战争（Deutsch-Franzsischer Krieg）

德国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Elektrotechniker）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 and s，简称USPD）

德国妇女教育和就业联合会联盟（Verband Deutscher Frauenbildungs-und Erwerbsvereine）

德国妇女联合会改革（Deutscher Frauenverein Reform）

德国妇女联合会联盟（Bund Deutscher Frauenvereine，简称BDF）

德国妇女选举权联合会（Deutscher Verein für Frauenstimmrecht）

德国钢铁工业家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Eisen-und Stahlindustrieler）

德国钢铁工业家联合会西北集团区域雇主协会（Arbeitgeberverband fürden Bezirk der Nordwestlichen Gruppe des Vereins deutscher Eisen-und Stahlindustrieler）

德国工程师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

德国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Vereinstag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e）

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

德国雇主协会联合（Vereinigungdeutscher Arbeitgeberverbnde）

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Arbeitgeberverbnde）

德国官员百货商店（Das Warenhaus fürdeutsche Beamte，1889）

德国海军联合会（Deutscher Flottenverein）

德国海洋联合会（Deutscher Seeverein）

德国化学学会（Deutsche Chemische Gesellschaft）

德国机械制造业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Maschinenbauanstalten）

德国基督教工会总同盟（Gesamtverb and der Christlichen Gewerkschaften Deutschl and s）

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Deutscher Ausschu für Technischesund Schulwesen，简称DATSCH）

德国经济学家（Der Deutschekonomist）

德国军队的黑暗之日（Der schwarze Tag des deutschen Heeres）

德国军队联合会（Deutscher Wehrverein）

德国木器行业雇主保护协会（Arbeitgeberschutzverb and fürdasdeutsche Holzgewerbe）

德国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Deutsche Handels-und Gewerbsverein）

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 and s，简称SPD）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 and s）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 and s）

德国私人保险联合（Vereinigung derdeutschen Privatversicherung）

德国天主教妇女联盟（Katholischer Frauenbund Deutschl and s）

德国新教妇女联盟（Der Deutsche Evangelische Frauenbund）

德国一元论者联盟（Deutscher Monistenbund）

德国印刷工人协会（Deutscher Buchdruckerverband）

德国印刷业主联合会（Deutscher Buchdruckerverein）

德国专利法（Das deutsche Patentgesetz）

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联合会（Verein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rzte）

德—荷冶金采矿股份联合会（Der Deutsche-Hollndische Aktienvereinfür Hüttenbetrieb und Bergbau）

德黑兰（Teheran）

德卡兹（Decazes，Louis，1819—1886）

德莱塞，海因利希（Dreser，Heinrich，1860—1924）

德兰士瓦（Transvaal）

德累斯顿（Dresden）

德累斯顿茨温格尔宫（Dresdner Zwinger）

德累斯顿画廊（Gemldgalerie Dresden）

德累斯 顿 货 币条 约（Dresdner Münzkonvention von1838；Dresdner Münzvertrag）

德累斯顿五月起义（Dresdner Maiaufstand）

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

德林格尔，伊格纳茨·冯（Dlinger， Ignaz von，1799—1890）

德罗伊森，约翰·古斯塔夫（Droysen， Johann Gustav，1808—1884）

德意志阿尔卑斯联合会（Deutscher Alpenverein）

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1815—1866）

德意志邦联文件（Deutsche Bundesakte）

德意志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 Partei）

德意志 大 学 生协 会（Deutsche Burschenschaft）

德意志-丹麦战争（Deutsch-Dnischer Krieg）

德意志帝国（Das deutsche Kaisereich）

德意志帝国党（Deutsche Reichspartei）

德意志第二次宪法运动（Zweitedeutsche Verfassungsbewegung，1830—1833/41）

德意志第一次宪法运动（Erste deutsche Verfassungsbewegung，1814—1824/29）

德意志东马克联合会（Deutscher Ostmarkenverein）

德意志独特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

德意 志 改 革 联 合 会（Deutscher Reformverein）

德意志改良党（Deutsche Reformpartei）

德意志共和国（deutsche Republik）

德意志关税同盟（Deutscher Zolverein）

德意志解放战争（Deutscher Befreiungskrieg）

德意志进步党（Deutsche Fortschrittspartei）

德意志军人联盟（Deutscher Kriegerbund）

德意志历史和资料研究委员会（Kommission für deutsche Geschichts-und Quelenforschung）

德意志旅馆（Deutscher Hof）

德意志民族党（Deutschvlkische Partei）

德意志民族联合会（Deutscher Nationalverein）

德意志内战（Deutscher Bürgerkrieg）

德意志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德意志农林场主大会（Versammlung Deutscher Land-und Forstwirte）

德意志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

德意 志 人民 联 合 会（Deutsche Volksverein）

德意志商业代表大会（Deutscher Handelstag）

德意志社会党（Deutschsoziale Partei）

德意志手工业者同盟（Deutscher Handwerkerbund）

德意志铁路管理联合会（Vereindeutscher Eisenbahnverwaltungen）

德意志新闻和祖国联合会（Deutscher Pre- und Vaterl and sverein）

德意志兄弟战争（Deutscher Bruderkrieg） ，见德意志内战-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德意志宇宙航班轮船公司（Die Deutsche Dampfschiffahrtsgeselschaft der Kosmos-Linie）

德意志战争（Deutscher Krieg）

德意志哲学家和教师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Philosophen und Schulmnner）

德意志之歌（Lied der Deutschen）

德意志之角（Deutscher Eck）

德意志殖民开拓协会（Geselschaft fürdeutsche Kolonisation）

德意志 殖 民 联合 会（Deutsche Kolonialverein）

德 意 志 殖 民 协 会（Deutsche Kolonialgeselschaft，简称DKG）

德意志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freiesozialistische Republik Deutschland）

德意志自由思想党（Deutsche Freisinnige Partei）

德意志总同盟（Algemeiner deutscher Verband）

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 and spartei，简称DVP）

的黎波里（Tripolis）

的黎波里战争（Tripolis-Krieg） ，见意土战争-等级贵族（St and esherren）

狄尔泰（Dil the y，Wilhelm，1833—1911）

迪能达尔，弗兰茨（Dinnendahl，Franz，1775—1826）

迪斯雷里（Disraeli，Benjamin，1804—1881）

笛卡尔（Descartes，Rene，1596—1650）

抵抗反犹主义联合会（Vereinzur Abwehr des Antisemitismus）

抵押银行（Hypo the kenbank）

地 中 海 协 定（Mittelmeerentente； Mittelmeerabkommen）

帝国保险法典（Reichsversicherungsordnung，简称RVO）

帝国法院（Reichsgericht）

帝国海军部（Kaiserliche Admiralitt）

帝国结社法（Reichsvereinsgesetz）

帝国军人协会（Reichskriegerverband）

帝国农林经济生态学研究所（Biologische Reichsanstalt für Landund Forstwirtschaft）

帝国铁路局（Reichsbahnamt）

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Physikalisch-Technische Reichsanstalt）

帝国议会大厦（Reichstagsgebude）

帝国议会国民经济联合（Volkswirtschaftliche Vereinigung des Reichstags）

帝国银行（Reichsbank）

帝国邮电部（Reichspostamt）

帝国宰相办公厅（Reichskanzleramt）

帝国主义（Imperialismus）

帝国自由市（Freie Reichsstdte）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Zweiter Balkankrieg）

第 二 次 地 中 海 协 定（Zweite Mittelmeerentente）

第二次工业革命（Zweite Industriele Revolution）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zweite Marokkokrise）

第二个海军法案（Zweites Flottengesetz）

第三巴黎和约（Dritter Pariser Frieden）

第三德国（Drittes Deutschland）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Erster Balkankrieg）

第一次工业革命（Erste Industriele Revolution）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Erste Marokkokrise）

第一个海军法案（Erstes Flottengesetz）

第一届国际劳工保护会议（Ersteinternationale Konferenzfür Arbeiterschutz）

蒂宾根（Tübingen）

蒂茨，莱昂哈德（Tietz，Leonhard，1849—1914）

蒂尔皮茨，阿尔弗雷德·冯（Tirpitz， Alfred von，1849—1930）

蒂森（Thyssen，August，1842—1926）

电气工业股份公司（Aktiengesellschaft Elektrizittswerke）

电气公司联盟（Union-Elektrizitts-Gesellschaft）

电 气 股 份 公 司（Elektrizitts-Aktiengesellschaft）

东法兰克王国（Ostfrankisches Reich）

东方危机（Orientkrise1839—1841）

东方问题（Orientalische Frage）

东方协定（Orientabkommen）

东非（Ostafrika）

东克尔，弗兰茨（Duncker，Franz，1822—1888）

东鲁美利亚（Ost-Rumelien）

东普鲁士（Ostpreuen）

东亚（Ostasien）

东亚舰队（Ostasiengeschwader）

独立手工业者和工厂主联合会（Vereinselbststndiger Handwerker und Fabrikanten）

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

杜塞 尔 多 夫 画 派（Düsseldorfer Malerschule）

杜塞尔多夫普鲁士王家艺术学院（Kniglich-Preuischen Kunstakademiein Düsseldorf）

杜塞尔多夫造型艺术学院（Akademieder bildenden Künstein Düsseldorf）

杜伊斯堡（Duisburg）

杜伊斯贝格，卡尔（Duisberg，Carl，1861—1935）

对角线政策（Politik der Diagonalen）

多巴哥（Tobago）

多哥（Togo）

多姆，黑德维希（Dohm，Hedwig，1831—1919）

多瑙河（Donau）

多数派德国社会民主党（Mehrheits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 and s，简称MSPD）

多特蒙德（Dortmund）

多特蒙德-埃姆斯运河（Dortmund-Ems-Kanal）

多特蒙德矿务局专区采矿利益联合会（Vereinfür die bergbaulichen Interessenim Oberbergamtsbezirk Dormund）

E

俄法同盟（Russisch-Franzsiches Bündnis）

俄国（Ruland）

恩格尔豪恩，弗里德里希（Engelhorn， Friedrich，1821—1902）

恩格尔系数（Engel-Koeffizient）

恩格斯（Engels，Friedrich，1820—1895）

恩勒特家族（Familie Englerth）

恩斯特·奥古斯特一世，汉诺威国王（Ernst August I.，1771—1851，1837年—1851年在位）

二月革命（Februarrevolution1917）

二月公告（Februarerlasse）

二月特许令（Februarpatent）

二月宪法（Februarverfassung）

F

法尔克，阿达尔伯特（Falk，Adalbert，1827—1900）

法尔肯海因，埃里希·冯（Falkenhayn， Erich von，1861—1922）

法夫尔，茹尔（Favre，Jules，1809—1880）

法国（Frankreich）

法国大革命（Franzsische Revolution）

法 国 二 月 革 命（Franzsische Februarrevolution）

法兰克福大学（Universitt Frankfurtammain）

法兰克福帝国宪法（Frankfurter Reichsverfassung）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法兰克福和约（Friede von Frankfurt）

法兰肯（Franken）

法兰西帝国（Franzsisches Reich； Kaiserreich Frankreich）

法兰西第二帝国（Zweites Franzsisches Kaiserreich）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Zweite Franzsische Republik）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Dritte Franzsische Republik）

法勒斯莱本（Falersleben，August Heinrich Hoffmannvon，1798—1874）

法普商业条约（Franzsisch-Preuischer Handelsvertrag）

法学家代表大会（Juristentag）

凡尔登（Verdun）

凡尔登条约（Vertrag von Verdun）

凡尔登战役（Schlacht um Verdun）

凡尔赛（Versailles）

凡尔赛宫（Schloss zu Versailes）

凡尔赛预备和约（Friedens-Prliminarvertragvon Versailes）

反动时代（Reaktionsra）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Sozialistengesetz）

反耶稣会士法（Jesuitengesetz）

反犹联盟（Antisemitenliga）

反犹人民党（Antisemitische Volkspartei）

泛德意志协会（Alldeutscher Verband）

泛日耳曼主义（Pangermanismus）

梵蒂冈（Vatikan）

梵蒂冈宗教会议（Vatikanisches Konzil）

防止颠覆提案（U msturzvorlage）

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us）

非斯（Fez）

菲尔绍，鲁道夫（Virchow，Rudolf，1821—1902）

菲舍尔，艾米尔（Fischer，Emil，1852—1919）

菲舍尔，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Vischer，Friedrich Theodor，1807—1887）

费迪南德一世，奥地利皇帝（Ferdinand I.，1793—1875，1835年—1848年在位）

费迪南德一世，那不勒斯（两西西里）国王（Ferdinand I.，1751—1825，1816年—1825年在位）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 Ludwig，1804—1872）

费里，茹尔（Ferry，Jules，1832—1893）

费内代，雅科布（Venedey，Jacob，1805—1871）

费施，约瑟夫（Fesch，Joseph，1763—1839）

费施霍夫，阿道夫（Fischhof，Adolf，1816—1893）

费希特（Fichte，Johann Gottlieb，1762—1814）

芬克，格奥尔格·冯（Vincke，Georgvon，1811—1875）

芬克派（Fraktion Vincke）

芬兰（Finnland）

芬兰人（Finnen）

芬尼克斯（Phoenx）

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

冯塔纳，特奥多尔（Fontane，Theodor，1819—1898）

弗尔斯特，威廉（Foerster，Wilhelm，1832—1921）

弗赖堡（Freiburg）

弗赖堡大学（Universitt Freiburg）

弗赖贝格（Freiberg）

弗赖贝格矿业学院（Bergakademie in Freiberg）

弗莱利格拉特，费迪南德（Freiligrath， Ferdinand，1810—1876）

弗赖塔格，古斯塔夫（Freytag，Gustav，1816—1895）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奥地利皇帝（Franz Joseph I.，1830—1916，1848年—1916年在位）

弗兰茨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ranz II.，1768—1835，1792年—1806年在位）

弗兰茨一世，奥地利皇帝（Franz I.vonsterreich，1768—1835，1804年—1835年在位） ，即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弗兰茨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ranz I.，1708—1765，1745年—1765年在位）

弗兰格尔（Wrangel，Friedrich Grafvon，1784—1877）

弗兰肯施泰因条款（Frankensteinsche Klausel）

弗劳恩霍菲尔，约瑟夫（Fraunh of er， Joseph，1787—1826）

弗勒贝尔，尤利乌斯（Julius Frbel，1805—1893）

弗雷格公司（Frege& Co.）

弗里德里克七世，丹麦国王（Frederik VII.，1808—1863，1848年—1863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卡斯帕尔·达维德（Friedrich，Karspar David，1774—1840）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萨克森国王（Friedrich August II.，1797—1854）

弗里德里希·拜尔染料公司（Farbenfabrik Friedrich Bayer）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Prinz Friedrich Karlvon Preuen，1828—1885）

弗里德里希·威廉，大选侯（Friedrich Wilhelm von Br and enburg，der Groe Kurfürst，1620—1688，1640年—1688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威廉，黑森选侯（Friedrich Wilhelm I.，1802—1875，1847年—1875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普鲁士国王（Friedrich Wilhelm III.，1770—1840，1797年—1840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普鲁士国王（Friedrich Wilhelm IV.，1795—1861，1840年—1861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der Groe，1712—1786） ，见弗里德里希二世，普鲁士国王（Friedrich II.）

弗里德里希二世，普鲁士国王（Friedrich II.，1712—1786，1740年—1786年在位）

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1831—1888，1888年在位） ，德意志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巴登大公（Groherzog Friedrich I.von Baden，1826—1907，1856年—1907年在位）

弗里斯，雅可布·弗里德里希（Fries， Jakob Friedrich，1773—1843）

弗伦斯堡（Flensburg）

弗洛特韦尔，爱德华·海因里希·冯（Flottwell，Eduard Heinrichvon，1786—1865）

弗斯特纳男爵（Forstner，Günter Freiherr von，1893—1915）

伏尔坎机器制造股份公司（Maschinenfabrik AGVulkan“）

符滕堡（Württemberg）

符滕堡旅馆（Württemberger Hof）

符滕堡印花布厂（Württembergische Kattunmanufaktur）

福伦，卡尔（Folen，Karl，1795—1840）

福煦（Foch，Ferdinand，1851—1929）

辅助服务组织法（Hilfsdienstgesetz）

妇女报（Frauen-Zeitung）

妇女幸福联合会（Verein Frauenwohl）

妇女运动杂志（Die Frauenbewegung）

妇女杂志（Die Frau）

复辟时期（Restaurationsphase）

富尔达（Fulda）

富尔特（Fürth）

G

盖拉赫，恩斯特·路德维希·冯（Gerlach，Ernst Ludwig von，1795—1877）

盖拉赫，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冯（Gerlach，Ludwig Friedrich Leopold von，1790—1861）

甘必大（Gambetta，Léon，1838—1882）

刚果国（Kongostaat）

刚果河（Kong of luss）

钢业联盟（Stahlwerkverband）

高德弗罗伊（Godeffroy，Johann Cesar，1813—1885）

高德弗罗伊，阿道夫（Godeffroy， Adolph，1814—1893）

高德弗罗伊父子商行（J.C.Godeffroy&Sohn Handelshaus）

高级实科学校（Oberrealschule）

高斯，卡尔·弗里德里希（Gau，Carl Friedrich，1777—1855）

哥本哈根（Kopenhagen）

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t Kopenhagen）

哥达纲领（Gothaer Programm）

哥达后议会（Gothaer Nachparlament）

哥达私立银行（Gothaer Privatbank）

哥尔查科夫（Gorcˇakov，Alexander Michailovitsch，1798—1883）

哥廷根大学（Universitt Gttingen）

哥廷根七君子（Gttinger Sieben）

格奥尔格，施特凡（Georg，Stefan，1868—1933）

格奥盖特行动（Operation Georgette）

格尔森贝格康采恩（Gelsenberg-Konzern）

格尔森基尔欣矿业股份公司（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Aktiengeselscaft，简称GBAG）

格弗肯（Geffcken，Friedrich Heinrich，1830—1896）

格弗肯事件（Geffcken-Affre）

格拉贝，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Grabbe，Christian Dieterich，1801—1836）

格拉斯顿（Gladstone，Wiliam Ewart，1809—1898）

格莱伯（Grbe，Carl，1841—1927）

格莱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

格莱夫斯瓦尔德大学（Universitt Greifswald）

格劳豪（Glauchau）

格勒纳，威廉（Groener，Wilhelm，1867—1939）

格雷（Grey，Sir Edward，1862—1933）

格雷斯，约瑟夫（Grres，Joseph von，1776—1848）

格里尔帕策，弗兰茨（Grilparzer， Franz，1791—1872）

格里高利七世（Gregor VII.，zwischen1025und1030—1085，1073年被选为教皇）

格里高利十六世（Gregor XVI，1765—1846，1831年被选为教皇）

格里洛，弗里德里希（Grillo，Friedrich，1825—1888）

格林，威廉（Grimm，Wilhelm，1786—1859）

格林，雅可布（Grimm，Jacob，1785—1863）

格鲁皮乌斯，瓦尔特（Gropius，Walter，1883—1969）

格罗森（Groschen）

格梅尔斯海姆（Germersheim）

格奈泽瑙行动（Operation Gneisenau）

格维努斯，格奥尔格·高特弗雷德（Gervinus，Georg Gottfried，1805—1871）

根茨，弗里德里希·冯（Genz，Friedrichvon，1764—1832）

工商 业 进 修 学 校（Gewerbliche Fortbildungsbschule）

工商业学校（Gewerbliche Schule）

工业家同盟（Bund der Industrielen）

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

贡比涅森林（Wald von Compiègne）

贡比涅停战协定（Waffenstillstand von Compiègne）

古典主义（Klassizismus）

古奇（Gooch，George Peabody，1873—1968）

古滕贝格节（Gutenberg-Fest）

股份两合公司（Komm and itgesellschaftauf Aktien）

瓜分波兰（polnische Teilungen；Teilungen Polens）

关税同盟（Zollverein）

国民银行（Nationalbank）

H

哈伯（Haber，Fritz，1868—1934）

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erreich）

哈布斯堡君主国（Habsburgermonarchie）

哈布斯堡-洛林家族（Haus Habsburg-Lothringen）

哈茨费尔德伯爵（Hatzfeld，Paul Grafvon，1831—1901）

哈登，马克西米连（Harden，Maximilian，1861—1927）

哈登贝格（Hardenberg，Karl Augustvon，1750—1822）

哈尔本矿业股份公司（Harpener Bergbau-AG）

哈尔科特（Harkort，Friedrich，1793—1880）

哈勒德意志科学与艺术年鉴（Halesche Jahrbücher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und Kunst）

哈勒尔，卡尔·路德维希·冯（Haller， Karl Ludwig von，1768—1854）

哈默施泰因（Hammerstein-Loxten， Ernst von，1827—1914）

哈纳克，阿道夫（Harnack，Adolf von，1851—1930）

哈瑙（Hanau）

哈尼尔（Haniel，Franz，1779—1868）

哈赛尔曼，威廉（Hasselmann，Wilhelm，1844—1916）

哈森普夫卢格，路德维希（Hassenpflug， Ludwig，1792—1864）

海德尔堡（Heidelberg）

海 德 尔 堡 大 会（Heidelberger Versammlung）

海德尔堡大学（Universitt Heidelberg）

海尔布洛恩机器制造公司（Heibronner Maschinenbaugesellschaft）

海克尔，埃里希（Heckel，Erich，1883—1970）

海曼，丽达·古斯塔娃（Heymann，Lida Gustava，1868—1943）

海涅，海因里希（Heine，Heinrich，1797—1856）

海牙和会（Haager Friedenskonferenz）

汉巴赫宫（Hambacher Schlo）

汉巴赫集会（Hambacher Fest）

汉堡（Hamburg）、汉堡—阿尔托纳雇主协会（Arbeitgeberverband Hamburg-Altona）

汉堡海上航运公司（Hamburger Seeschiffahrtsgeselschaft）

汉堡-美洲邮船股份公司（Hamburg-A merikanische Packetfahrt-Actien-Gesellschaft，简称HAPAG）

汉堡-南美轮船航运公司（Hamburg-Südamerikanische Dampfschiffahrtsgesellschaft）

汉堡商业贴现银行（Commerz-und Disconto-Bank）

汉口（Hankau）

汉诺威（Hannover）

汉诺威机器制造股份公司（Hano Mag）

汉诺威建筑学派（Hannoversche Architekturschule）

汉诺威王国（Knigreich Hannover）

汉诺威综合技术学校（Polytechnische Schule zu Hannover）

汉萨城市（Hansestadt）

汉萨同盟（Hanse；Düdesche Hanse； Deutsche Hanse）

汉泽曼，大卫（Hansemann，David，1790—1864）

豪夫，威廉（Hauff，Wilhelm，1802—1827）

豪格维茨（Haugwitz，Christian August Heinrich Kurt Grafvon，1752—1831）

豪普特曼，格尔哈特（Hauptmann， Gerhart，1862—1946）

豪伊施（Hoesch）

豪伊斯家族（Familie Hoesch）

豪伊希斯特染料厂（Farbwerke Hchst）

好希望冶炼厂（Guteh of fnungshütte，简称GHH）

和缓法令（Milderungsgesetz）

和解路线（Vershnungskurs）

和解政策（Vershnungspolitik）

和平法令（Friedensgesetz）

和平决议（Friedensresolution）

荷尔施泰因（Holstein）

荷尔施泰因，弗里德里希·冯（Holstein，Friedrichvon，1837—1909）

荷兰（Niederl and e）

赫本海姆（Heppenheim）

赫本海姆大会（Heppenheimer Tagung； Heppenheimer Versammlung）

赫茨，海因里希（Hertz，Heinrich，1857—1894）

赫茨，亨丽埃特（Herz，Henriette，1764—1847）

赫德尔（Hdel，Max，1857—1878）

赫尔德尔（Herder，Johann Gottfried，1744—1803）

赫尔果兰岛（Helgoland）

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Helgoland-Sansibar-Vertrag）

赫尔麦斯，格奥尔格（Hermes，Georg，1775—1831）

赫尔麦斯主义（Hermesianismus）

赫尔曼·蒂茨百货公司（Warenhausfirma Hermann Tietz）

赫尔曼纪念碑（Hermannsdenkmal）

赫尔姆霍尔茨，赫尔曼·冯（Helmholtz， Hermann von，1821—1894）

赫富特，恩斯特·路德维希（Herfurth， Ernst Ludwig，1830—1900）

赫勒罗起义（Hereroaufstand）

赫勒罗人（Herero）

赫里欧斯电气股份公司（Elektrizitts-Gesellschaft Helios）

赫特林，格奥尔格·冯（Hertling，Georgvon，1843—1919）

赫特施泰特（Hettstedt）

赫希贝格，卡尔（Hchberg，Karl，1853—1885）

黑埃尔斯特河（Schwarze Elster）

黑尔费里希（Helfferich，Karl，1872—1924）

黑 格 尔（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1770—1831）

黑克尔，恩斯特（Haeckel，Ernst，1834—1919）

黑克尔，弗里德里希（Hecker，Friedrich Karl Franz，1811—1881）

黑克尔进军（Heckerzug）

黑塞哥维纳（Herzegowina）

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n-Darmstadt）

黑森大公国（Groherzogtum Hessen） ，即黑森-达姆施塔特-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

黑森信使（Der Hessische Landbote）

黑森选侯国（Kurfürstentum Hessen，简称Kurhessen） ，即黑森卡塞尔-黑森选侯国宪法冲突（Kurhessischer Verfassungskonflikt）

亨利四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Heinrich IV.，1050—1106，1056年—1105年在位）

亨宁，弗里德里希威廉（Henning， Friedrich-Wilhelm，1931—2008）

亨舍 尔 机 器 厂（Maschinenfabrik Henschel）

洪堡，威廉·冯（Humboldt，Wilhelmvon，1767—1835）

后波莫瑞（Hinterpommern）

胡贝尔，恩斯特·鲁道夫（Huber，Ernst Rudolf，1903—1990）

胡根贝格，阿尔弗雷德（Hugenberg， Alfred，1865—1951）

华尔兹舞（Waltzer）

婚礼塔（Hochzeitsturm）

霍顿督人（Hottentotten）

霍恩劳厄—厄林根家族（Haus Hohenlohe-hringen）

霍恩洛厄法（Lex-Hohenlohe）

霍 恩 洛 厄 侯 爵（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Chlodwig Fürst zu，1819—1901）

霍尔丹（Haldane，Richard Burdon，1856—1928）

霍尔丹使团（Die Haldane-Mission）

霍尔德尔矿山冶金联合会（Hrder Bergwerks-und Hüttenverein）

霍夫，凡特（Hoff，Jacobus Henricusvant，1852—1911）

霍夫曼，奥古斯特·威廉·冯（Hofmann，August Wilhelmvon，1818—1892）

霍夫曼，恩斯特·特奥多尔·阿玛迪乌斯（Hoffmann， Ernst Theodor A madeus，1776—1822）

霍夫曼，弗里德里希（Hofmann， Friedrich，1866—1956）

霍夫曼，马克斯（Hoffmann，Max，1869—1927）

霍夫曼施塔尔，胡戈·冯（Hofmannsthal， Hugo von，1874—1929）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Hohenzolern-Sigmaringen）

霍屯督选举（Hottentottenwahlen）

J

饥饿封锁（Hungerblockade）

基宾根（Kiebingen）

基德伦（Kiderlen-Wchter，Alfred von，1852—1912）

基督教德意志农民联合会联合（Vereinigung der christlichen deutschen Bauervereine）

基督教工会（Christliche Gewerkschaften）

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

基督教社会工人党（Christlich-Soziale Arbeiterpartei）

基尔大学（Universittzu Kiel）

基尔道夫，艾米尔（Kirdorf，Emil，1847—1938）

基尔水兵起义（Kieler Matrosenaufstand）

基尔希纳，恩斯特（Kirchner，Ernst，1880—1938）

基辛根（Kissingen）

基佐（Guizot，Franois，1787—1874）

吉尔克里斯特，帕西·C.（Gilchrist， Percy C.，1851—1935）

吉尔斯（Giers，Nikolai Karlovitsch von，1820—1895）

吉尔维努斯（Gervinus，Georg Gottfried，1805—1871）

吉森（Gieen）

吉森大学（Universitt Giessen）

吉泽布莱希特，威廉·冯（Giesebrecht， Wilhelm von，1814—1889）

疾病保险法（Krankenversicherungsgesetz）

集结政策（Sammlungspolitik）

集团政策（Blockpolitik）

纪尧姆，施奈贝尔（Guilaume， Schnaebelé，1831—1900）

技术高等学校（Technische Hochschule）

技术专科学校（Technische Fachschule）

加丁（Garding）

加格恩，海因里希·冯（Gagern， Heinrich von，1799—1880）

加利波利战役（Schlacht von Galipoli）

加罗林群岛（Karolinen；Karolineninseln）

加施泰因（Gastein）

加施泰因协定（Gasteiner Konvention）

舰队政策（Flottenpolitik）

讲坛社会主义（Ka the dersozialismus）

胶澳租界条约（Pachtvertragvon Kiautschou）

胶州湾（Bucht von Kiautschou）

教皇国（Kirchenstaat）

教皇极权主义（Ultramontanismus）

教皇无谬误（Ppstliche Unfehlbarkeit）

教权主义（Klerikalismus）

教授议会（Pr of essorenparlament）

解放农民（Bauernbefreiung）

解放战争（Befreiungskriege von1813 bis1815）

进步党（Fortschrittspartei）

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

进化论（Evolutions the orie）

近东（Naher Osten）

经 济 民 族 主 义（wirtschaftlicher Nationalismus）

经济资产阶级（Wirtschaftsbürgertum）

警察联合会（Polizeiverein）

九月纲领（Septemberprogramm）

俱乐部党（Casinopartei）

聚贝尔（Sybel，Heinrich von，1817—1895）

军官学校（Kadettenanstalt； Kadettenschule）

均势（Mchtegleichgewicht；Gleichgewichtder Krfte）

均势体系（Gleichgewichtssystem）

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pel）

K

喀琅施塔得（Kronstadt）

喀麦隆（Kamerun）

卡尔·奥古斯特，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大公（Carl August，Groherzog von Sachsen-Weimar-Eisenach，1757—1828）

卡尔多夫，威廉（Kardorff，Wilhelmvon，1828—1907）

卡尔二世，不伦瑞克公爵（Herzog Karl II.von Braunschweig，1804—1873，1815年—1830年在位）

卡尔斯（Kars）

卡尔斯巴德（Karlsbad）

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üsse）

卡尔斯鲁厄综合技术学校（Polytechnische Schulein Karlsruhe）

卡尔一世，奥地利皇帝（Karl I.，1887—1922，1916年—1918年在位）

卡勒化工厂（Chemische Fabrik Kalle）

卡利什特（Kalischt）

卡利施（Kalisch）

卡马施，卡尔（Karmarsch，Karl，1803—1879）

卡诺（Carnot，Marie Franois Sadi，1837—1894）

卡诺莎晋见（Gang nach Canossa）

卡普，沃尔夫冈（Kapp，Wolfgang，1858—1922）

卡普里维（Caprivi，Leo，1831—1899）

卡普里维角（Caprivizipfel）

卡塞尔（Kassel）

卡莎布兰卡条约（Casablancavertrag）

卡施巴赫（Kaschbach）

卡特尔（Kartel ）

卡特尔政党联盟（Kartell-Parteien）

开罗（Kairo）

开姆尼茨（Chemnitz）

开普（Kap）

开普敦（Kapstadt）

凯撒市场股份公司（Die Kaiserbazaraktiengeselschaft，1891）

凯泽斯劳滕（Kaiserslautern）

坎宁，乔治（Canning，George，1770—1827）

坎普豪森，鲁道夫（Camphausen， Ludolf，1803—1890）

康邦（Cambon，Jules，1845—1935）

康采恩（Konzern）

康德（Kant，Immanuel，1724—1804）

康丁斯基，瓦西里（Kandinsky，Wassily，1866—1944）

康斯坦茨（Konstanz）

考尔，米娜（Cauer，Minna，1841—1922）

珂勒惠支，凯特（Kolwitz，Kthe，1867—1945）

柯尼斯堡（Knigsberg）

柯尼希，弗里德里希（Knig，Friedrich，1774—1833）

柯尼希格莱茨战役（Schlachtbei Kniggrtz） ，即萨多瓦战役-科堡（Coburg）

科堡，费迪南德·冯（Coburg，Ferdin and von，1861—1948）

科布伦茨（Koblenz）

科策布，奥古斯特·冯（Kotzebue， August von，1761—1819）

科尔布，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Kolb， Georg Friedrich，1808—1884）

科尔内利乌斯，彼得·冯（Cornelius， Peter von，1783—1867）

科赫，罗伯特（Koch，Robert，1843—1910）

科克里尔，威廉（Cockeril ，William，1759—1832）

科克里尔，约翰（Cockeril ，John，1790—1840）

科克里尔，詹姆斯（Cockeril ，James，1787—1837）

科隆（Kln）

科隆报（Klnische Zeitung）

科隆大教堂（Klner Dom）

科隆风波（Klner Wirren）

科隆机器制造股份公司（Clnische Maschinenbau-Aktiengeselschaft）

科隆教会争端（Klner Kirchenstreit）

科隆矿业联合会（Klner Bergwerksverein）

科隆棉纺织厂（Clnische Baumwolspinnereiund Weberei）

科隆音乐会协会（Klner Konzertgeselschaft）

科洛弗拉特伯爵（Kolowrat-Liebsteinsky， Graf Franz Anton von，1778—1861）

科尼亚（Konya）

科斯林（Kslin）

科苏特，路德维希·冯（Kossuth， Ludwig von；Kossuth，Lajos，1802—1894）

克拉斯（Cla，Heinrich，1868—1953）

克莱姆，奥古斯特（Clemm，August，1837—1910）

克莱姆，卡尔（Clemm，Carl，1836—1899）

克莱斯特-雷措夫，汉斯·胡果·冯（Kleist-Retzow，Hans Hugovon，1814—1892）

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Carl von，1780—1831）

克劳修斯，鲁道夫（Clausius，Rudolf，1822—1888）

克勒尔，恩斯特·冯（Koeller，Ernstvon，1841—1928）

克雷费尔德（Krefeld）

克雷姆西尔（Kremsier）

克雷姆西尔纲领（Programmvon Kremsier）

克里米亚战争（Krimkrieg）

克里斯蒂安九世，丹麦国王（Christian IX.，1818—1906，1863年—1906年在位）

克里斯蒂安一世，丹麦国王（Christian I.，1426—1481，1448年—1481年在位）

克林德（Ketteler，Clemens von，1853—1900）

克虏伯，阿尔弗雷德（Krupp，Alfred，1812—1887）

克虏伯，弗里德里希（Krupp，Friedrich，1787—1826）

克罗地亚（Kroatien）

克罗恩普林茨（Kronprinz）

克吕格尔（Krüger，Paulus Stephanus，1825—1904）

克吕格尔电报（Krügerdepesche）

克纳佩，威廉（Knappe，Wilhelm，1855—1910）

克尼普霍夫庄园（Gut Kniephof）

克斯特，汉斯·冯（Koester，Hans von，1844—1928）

克特勒，威廉·埃马努埃尔·冯（Ketteler，Wilhelm Emmanuel von，1811—1877）

肯尼迪，保罗（Kennedey，Paul，1945—）

空想社会主义（Utopischer Sozialismus）

恐 怖 统 治（Terrorherrschaft； Schreckensherrschaft）

库尔兰（Kurland）

库尔曼，爱德华（Kulmann，Eduard，1853—1892）

库尔姆（Kulm）

库斯卡，雅恩（Cuska，Jan，生卒年月不详）

库斯毛尔，阿道夫（Kumaul，Adolf，1822—1902）

库斯托查战役（Schlacht von Custozza）

快速邮政（Schnelposten）

L

拉巴特（Rabat）

拉伯，威廉（Raabe，Wilhelm，1831—1910）

拉德茨基（Josef Wenzel Radetzky von Radetz，1766—1858）

拉丁美洲（Lateinamerka）

拉多维茨，约瑟夫·冯（Radowitz， Joseph von，1797—1853）

拉多维茨，约瑟夫·玛丽亚·冯（Radowitz， Joseph Mariavon，1839—1912）

拉各斯（Lagos）

拉加德，保罗·德（Lagarde，Paul de，1827—1891）

拉迈，奥古斯特（Lamey，August，1816—1896）

拉萨尔，费迪南德（Lassalle，Ferdinand，1825—1864）

拉萨尔主义（Lassalleanismus）

拉塞尔，奥多（Russel，Odo，1829—1884）

拉施塔特（Rastatt）

拉斯克，爱德华（Lasker，Eduard，1829—1884）

拉陶尔（Latour，Theodor Graf Bailetvon，1780—1848）

拉特瑙，艾米尔（Ra the nau，Emil，1838—1915）

拉特瑙，瓦尔特（Ra the nau，Wal the r，1867—1922）

拉廷根（Ratingen）

拉韦奥克斯，弗兰茨（Raveaux，Franz，1810—1851）

腊科尼季协议（Abkommen von Racconigi）

莱昂哈特（Leonhardt，Adolf，1815—1880）

莱巴赫（Laibach）

莱巴赫会议（Laibacher Kongre）

莱比锡（Leipzig）

莱比锡大学（Universitt Leipzig）

莱比锡民族大会战（Vlkerschlacht bei Leipzig）

莱比锡商业高等学校（Handelshochschule Leipzig）

莱比锡银行（Leipziger Bank）

莱布尔·威廉（Leibl，Wilhelm，1844—1900）

莱蒙德·费迪南德（Raimund， Ferdinand，1790—1836）

莱纳德·菲力普（Lenard，Philipp，1862—1947）

莱宁根侯爵，卡尔·楚（Leinignen，Karl Fürstzu，1804—1856）

莱斯·安德里亚斯（R，Andreas，1794—1887）

莱斯，费迪南德（Laeisz，Ferdinand，1801—1887）

莱特，威廉·阿道夫（Lette，Wilhelm Adolf，1799—1868）

莱辛，卡尔（Lessing，Carl，1808—1888）

莱茵邦联（Rheinbund）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

莱茵河（Rhein）

莱茵兰（Rheinland）

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仑保卫共同经济利益联合会（Vereinzur Wahrungdergemeinsamen wirtschaftlichen Interessenin Rheinland und Westfalen）

莱茵普鲁士农业协会（Landwirtschaftlicher Vereinfür Rheinpreuen）

莱茵铁路公司（Rheinische Eisenbahngesellschaft）

莱茵危机（Rheinkrise1840）

莱茵-威斯特法仑（Rhein-Westfalen）

莱茵-威斯特法仑广告报（Rheinisch-Westflische Anzeiger）

莱茵-威斯特法仑煤业辛迪加（Rheinisch-Westflisches Kohlensyndikat）

莱茵-威斯特法仑生铁辛迪加（Rheinisch-Westflisches Roheisensyndikat）

莱茵之歌（Rheinlied）

莱茵之歌运动（Rheinliedbewegung）

赖丁（Raiding）

赖特（Rheydt）

赖兴施佩格尔，彼得（Reichensperger， Peter，1810—1892）

兰茨胡特（Landshut）

兰道（Landau）

兰克，利奥波德·冯（Ranke，Leopoldvon，1795—1886）

兰克学派（Rankische Schule）

兰普雷希特，卡尔（Lamprecht，Karl，1856—1915）

兰普雷希特争论（Lamprechtstreit）

兰辛（Lansing，Robert，1864—1928）

拦阻政策（Eindmmungspolitik）

蓝色骑士（Der Blaue Reiter）

朗格，海伦娜（Lange，Helene，1848—1930）

朗根比劳（Langenbielau）

浪漫的保 守主义（Romantischer Konservativismus）

浪漫派（Romantik）

浪漫主义（Romantik）

劳动阶级福利中央联合会（Centralvereinfürdas Wohlderarbeitenden Klassen）

劳厄，马克斯·冯（Laue，Max von，1879—1960）

劳恩堡（Lauenburg）

劳工保护法案（Arbeiterschutzgesetzgebung）

劳齐茨（Lausitz）

劳齐茨山脉（Lausitzer Gebirge）

劳申普拉特（Rauschenplatt，Johann Ernst Arminius von，1807—1868）

老年及残废保险法（Alters-und Invalidittsversicherungsgesetz）

老天主教徒（Die Altkatholiken）

勒阿弗尔（Le Havre）

勒尔拉赫（Lrrach）

勒弗莱尔，弗里德里希（Loeffler， Friedrich，1852—1915）

雷克，冯·德尔（Recke，Eberhard vonder，1847—1911）

雷希贝格（Rechberg，Johann Bernhardvon，1806—1899）

黎塞留（Richelieu，Herzug von，1585—1642）

李比希，尤斯图斯·冯（Liebig，Justusvon，1803—1873）

李卜克内西，卡尔（Liebknecht，Karl，1871—1919）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 Wilhelm，1826—1900）

李斯特，弗兰茨（Liszt，Franz，1811—1886）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Friedrich，1789—1846）

李希特霍芬（Richth of en，Ferdinand Freiherr von，1833—1905）

里伯条约（Vertrag von Ribe）

里德条约（Vertrag von Ried）

里尔克，赖纳·玛丽亚（Rilke，Rainer Maria，1875—1926）

里加备忘录（Rigaer Denkschrift）

里加河畔特莱普托夫（Treptow an der Rega，今波兰境内）

里曼，海因里希·赫尔曼（Riemann， Heinrich Hermann，1793—1872）

里希特，路德维希（Richter，Ludwig，1803—1884）

里希特，欧根（Richter，Eugen，1833—1906）

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

历史画派（Historienmalerei）

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

历史主义（Historismus）

立陶宛（Litauen）

立宪君主制（Konstitutionele Monarchie）

利奥波德亲王（Prinz Leopoldvon Hohenzollern-Sigmaringen，1835—1905）

利奥十三世（Leo XIII.，1810—1903，1878年当选罗马教皇）

利伯曼（Liebermann，Carl，1842—1914）

利伯曼，马克斯（Liebermann，Max，1847—1935）

利夫兰（Livland）

利曼·冯·桑德尔斯危机（Liman von Sanders-Krise）

利希诺夫斯基（Lichnowsky，Karl Maxvon，1860—1928）

联邦主义（Fderalismus）

联合邦议会（Vereinigter Landtag）

联合手工业同业公会协会中央委员会（Zentralausschuvereinigter Innun-gsverbnde）

两西西里王国（Knigreichbeider Sizilien）

两线作战（Zweifrontenkrieg）

辽东半岛（Halbinsel Liautung）

列奥，海因里希（Leo，Heinrich，1799—1878）

列宁（Lenin，Wladimir Iljitsch Uljanow，1870—1924）

列日（Lüttich）

林堡（Limburg）

林德，卡尔·冯（Linde，Carl von，1842—1934）

流亡者同盟（Bund der Gechteten）

流亡者杂志（Der Gechtete）

六十条（Sechzig Artikel）

六项条款（Die Sechs Artikel）

漏洞理论（Lücken the orie）

卢布尔雅那（Ljubljana）

卢登，海因里希（Luden，Heinrich，1778—1847）

卢森堡（Luxemburg）

卢森堡，罗莎（Luxemburg，Rosa，1870—1919）

卢 森 堡 危 机（Luxemburg-Krise； Luxemburger Krise）

鲁埃，欧仁（Rouher，Eugéne，1814—1884）

鲁登道夫（Ludendorff，Erich，1865—1937）

鲁尔河畔缪尔海姆（Mülheiman der Ruhr）

鲁尔区（Ruhrgebiet）

鲁格，阿诺尔德（Ruge，Arnold，1802—1880）

鲁西塔尼亚事件（Lusitania-Affre）

路德，马丁（Lu the r，Martin，1483—1546）

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

路德维希一世，巴伐利亚国王（Ludwig I.，1786—1868，1825年—1848年在位）

路德维希运河（Ludwigskanal）

路易菲利普，法国国王（Louis-Philippe I.，Herzogvon Orléans，1773—1850，1830年—1848年在位）

路易十八，法国国王（Ludwig XVIII.，1755—1824，1814年—1824年在位）

路易十四，法国国王（Ludwig XIV.，1638—1715，1643年—1715年在位）

伦巴底（Lombadei）

伦巴赫，弗兰茨·冯（Lenbach，Franzvon，1836—1904）

伦敦化学学会（Chemical Society in London）

伦敦化学学院（Colege of Chemistry in London）

伦敦世界博览会（Weltausstelung London1862）

伦敦条约（Londoner Vertrag1840）

伦敦条约（Londoner Vertrag1913）

伦敦议定书（Londoner Protokoll1852）

伦格，菲利普·奥托（Runge，Philipp Otto，1777—1810） ）

伦琴，威廉·康拉德（Rntgen，Wilhelm Conrad，1845—1923）

轮作制（Fruchtweckselwirtschaft）

罗得斯，塞西尔（Rhodes，Cecil，1853—1902）

罗恩伯爵，阿尔布莱希特·冯（Roon， Albrecht Graf von，1803—1879）

罗肯（Rcken）

罗马（Rom）

罗马教廷（Rmische Kurie）

罗马尼亚（Rumnien）

罗马尼亚人（Rumnen）

罗曼诺夫家族（Haus Romanow）

罗斯托克（Rostock）

罗特克，卡尔·冯（Rotteck，Karl von，1775—1840）

罗特希尔德家族（Familie Rothschild）

萝卜冬天（Rübenwinter）

洛桑（Lausanne）

吕贝克（Lübeck）

吕茨恩（Lützen）

吕措夫 志 愿 军团（Lützowsches Freikorps）

吕德里茨（Lüderitz，Adolf，1834—1886）

吕德斯海姆（Rüdersheim）

M

马蒂，卡尔（Mathy，Karl，1807—1868）

马蒂斯，路德维希·艾米尔（Mathis， Ludwig Emil，1797—1874）

马蒂斯派（Fraktion Mathis）

马恩河（Marne）

马恩河会战（Marneschlacht）

马尔，威廉（Marr，Wilhelm，1819—1904）

马尔默（Malm）

马尔默停战协定（Waffenstilstand von Malm）

马尔维茨（Marwitz，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 der，1777—1837）

马格德堡（Magdeburg）

马赫穆德二世，土耳其苏丹（Mahmud II.，1785—1839，1808年—1839年在位）

马可尼（Marconi，Guglielmo，1874—1937）

马克，弗兰茨（Marc，Franz，1880—1916）

马克思，卡尔（Marx，Karl，1818—1883）

马克思主义（Marxismus）

马克 思 主 义 哲 学（Marxistische Philosophie）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Prinz Max von Baden，1867—1929）

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Planck-Geselschaft）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巴伐利亚国王（Maximilian II.Joseph，1811—1864，1848年—1864年在位）

马拉普纳河（Fluss Malapne）

马勒，古斯塔夫（Mahler，Gustav，1860—1911）

马利亚纳群岛（Marianeninseln）

马沙尔（Marschallvon Bieberstein，1842—1912）

马斯河（Maas）

马斯曼，费迪南德（Mamann， Ferdinand，1797—1874）

马扎尔人（Magyar）

马佐维亚（Masovien）

玛丽亚·特蕾西亚，奥地利女皇（Theresia，Maria，1717—1780，1740年—1780年在位）

迈内克，弗里德里希（Meinecke， Friedrich，1862—1954）

迈耶尔，尤里乌斯·罗伯特·冯（Mayer，Julius Robert von，1814—1878）

麦克马洪（Mac Mahon，Patricede，1808—1893）

满洲（Mandschurei；Manjurei）

曼，海因利希（Mann，Heinrich，1871—1950）

曼，托马斯（Mann，Thomas，1875—1955）

曼彻斯特（Manchester）

曼海姆（Mannheim）

曼海姆毛纺织厂（Wolmanufaktur Mannheim）

曼海 姆 人 民 大 会（Mannheimer Volksversammlung）

曼内斯曼兄弟公司（Firma Gebrüder Mannesmann）

曼斯菲尔德（Mansfeld）

曼图亚（Mantua）

曼陀菲尔（Manteuffel，Otto Theodorvon，1805—1882）

毛 奇（Moltke， 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1848—1916） ，即小毛奇（Moltke der Jüngere）

毛奇（Moltke，Helmuth Karl Bernhardvon，1800—1891） ，即老毛奇（Moltkederltere）

贸易条约联合会（Handelsvertragsverein）

《每日电讯》事件（Daily-Telegraph-Affre）

梅尔歇斯（Melchers，Paulus，1813—1895）

梅克伦堡（Mecklenburg）

梅克伦堡什未林（Meklenburg-Schwerin）

梅特涅（Metternich，Clemens Lothar Wenzel Graf von，1773—1859）

梅特涅体系（Metternichsches System）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en）

美 西 战 争（Amerikanisch-Spanischer Krieg；Spanisch-amerikanischer Krieg）

美因茨（Mainz）

美因河界线（Mainlinie）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main）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电气公司（Elektrizitts-Aktiengeselschaft Frankfurta.M.）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银行（Frankfurter Bank）

美因库尔卡塞拉染料厂（Cassella Farbwerke Mainkur）

美因—内卡铁路（Main-Neckarbahn）

门采尔，阿道夫·冯（Menzel，Adolphvon，1815—1905）

门德尔松银行（Bankhaus Mendelsohn）

门户开放（Offene Tür）

蒙莫朗西-拉瓦尔，马蒂厄·德（Montmorency-Laval，Mathieude，1766—1826）

蒙特茨，罗拉（Montez，Lora，1821—1861）

米克威尔，约翰·冯（Miquel，Johannesvon，1828—1901）

米拉尼咖啡馆（CaféMilani）

米兰（Mailand）

米勒，亚当（Müler，Adam，1779—1829）

米勒，约翰内斯·彼得（Müller， Johannes Peter，1801—1858）

米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eroslawski，Ludwik，1814—1878）

米奈瓦西里西亚冶炼、森林和矿业公司（Schlesische Hütten-Forst-und Bergbaugesellschaft Minerva）

米夏埃尔行动（Operation Michael）

米夏埃利斯，格奥尔格（Michaelis， Georg，1857—1936）

缅希科夫侯爵（Menschikow，Fürst Alexander Sergejewitsch，1787—1869）

面包篮法令（Brotkorbgesetz）

民法大全（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民主人民党（Demokratische Volkspartei）

民族国家（Nationalstaat）

民族浪漫派，民族浪漫主义（Nationalromantik）

民族主义（Nationalismus）

民族自由党（Nationaliberale Partei）

明登（Minden）

明斯特（Münster）

明斯特（Münster，Georg Herbert zu，1820—1902）

明斯特伯爵，恩斯特·冯（Münster， Graf Ernst Friedrich Herbert von，1766—1839）

明兴-格拉德巴赫（Mnchen-Gladbach）

明兴-格莱茨（München-Grtz）

明兴-格莱茨协定（Konventionvon München-Grtz）

谬说汇编（Syllabus Errorum）

缪塞尔，弗里德里希·威廉（Müser， Friedrich Wilhelm，1812—1874）

摩尔多瓦（Moldau）

摩洛哥（Marokko）

摩洛哥-刚果条约（Marokko-Kongo-Vertrag）

摩苏尔（Mosul）

莫茨，弗里德里希·冯（Motz，Friedrichvon，1775—1830）

莫德纳（Modena）

莫尔，罗伯特·冯（Mohl，Robert von，1799—1875）

莫姆森，特奥多尔（Mommsen， Theodor，1817—1903）

莫姆森，沃尔夫冈·J.（Mommsen， Wolfgang J.，1930—2004）

莫桑比克（Mozambique）

莫斯特，约翰（Most，Johann，1846—1906）

莫扎特，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Mozart， Wolfgang Amadeus，1756—1791）

墨西哥（Mexiko）

姆尔德河（Mulde）

木工协会（Verband der Holzarbeiter）

慕尼黑（München）

慕尼黑货币条约（Münchener Münzvertrag）

慕尼黑音乐学院（Musikalische Akademiein München）

N-拿破仑，法国皇帝（Napoleon I.Bonaparte，1769—1821，1804年—1815年在位）

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eon；Code Civil）

拿破仑三世，法国皇帝（Napoleon III.，1808—1873，1852年—1870年在位）

拿破仑战争（Napoleonische Kriege）

拿撒勒派（Nazarener；Nazarener Kunst）

拿骚（Nassau）

那不勒斯（Neapel）

纳赫蒂加尔（Nachtigal，Gustav，1834—1885）

男童文科中学（Knabengymnasium）

南德关税同盟（Süddeutscher Zolverein）

南德意志银行（Bankfür Süddeutschland）

南多布罗加（Süddobrudscha）

南美洲（Südamerika）

南尼德兰（Südniederland）

南锡（Nancy）

瑙加德（Naugard）

瑙姆堡（Naumburg）

瑙威尔克，卡尔（Nauwerck，Karl，1810—1891）

内尔特林根（Nrdlingen）

内斯特罗伊，约翰·内波穆克（Nestroy， Johann Nepomuk，1801—1862）

能量守恒规律（Energieerhaltungssatz）

尼布尔（Niebuhr，Barthold Georg，1776—1831）

尼采，弗里德里希（Nietzsche，Friedrich，1844—1900）

尼德兰（Niederl and e）

尼德瓦尔德纪念碑（Niederwalddenkmal）

尼古拉二世，沙皇（Nikolaus II.，1868—1917，1894年—1917年在位）

尼古拉一世，沙皇（Nikolaus I.，1796—1855，1825年—1855年在位）

尼科尔斯堡预备和约（Vorfrieden von Nicolsburg）

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1927—1992）

涅谢尔罗杰（Nesselrode，Karl Robert Graf von，1780—1862）

纽伦堡（Nürnberg）

纽伦堡旅馆（Nürnberger Hof）

纽伦堡旅馆派（Fraktion Nürnberger Hof）

纽约（New York）

农场主同盟（Bund der Landwirte）

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Preuischer Weg der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in der Landwirtschaft）

挪威（Norwegen）

诺贝尔奖（Nobelpreis）

诺比林（Nobiling，Karl Eduard，1848—1878）

诺曼，弗里德里希（Naumann， Friedrich，1860—1919）

诺伊贝尔，奥古斯特·威廉（Neuber， August Wilhelm，1781—1849）

诺伊鲁平（Neuruppin）

诺伊施塔特（Neustadt）

女子进修学校（Mdchenfortbildungsschule）

女子学校（Mdchenschule）

女子中学（Hhere Mdchenschule）

O

欧丁（Eutin）

欧肯（Oken，Lorenz，1779—1851）

欧伦堡，博托·楚（Eulenburg，Bothozu，1831—1912）

欧伦堡伯爵（Eulenburg，Friedrich Albrecht Grafzu，1815—1881）

欧姆（Ohm，Georg Simon，1789—1854）

欧洲（Europa）

欧洲协调（Europisches Konzert）

P

帕德博恩（Paderborn）

帕尔马（Parma）

帕拉茨基（Palack，Frantiek，1798—1876）

帕劳群岛（Palauinseln）

帕里施银行（Bankhaus Parish）

帕麦斯顿（Palmerston，Henry John Temple，1784—1865）

培根，弗朗西斯（Bacon，Francis，1561—1626）

佩斯（Pest）

佩西拉（Peschiera）

批判现实主义（Kritischer Realismus）

皮策，弗里德里希（Pützer，Friedrich，1871—1922）

皮勒斯多夫（Pilersdorf，Franz von，1786—1862）

皮蒙特（Piemont）

平等报（Die Gleichheit）

平衡政策（Ausgleichpolitik）

珀尔曼，罗伯特（Phlmann，Robert，1852—1914）

葡萄牙（Portugal）

普奥战争（Preuisch-sterreichischer Krieg）

普遍义务兵役制（Algemeine Wehrpflicht）

普恩加莱（Poincaré，Raymond，1860—1934）

普法尔茨（Pfalz）

普菲策尔，保罗（Pfizer，Paul，1801—1867）

普菲尔（Pfuel，Ernst von，1779—1866）

普福尔滕男爵（Pfordten，Ludwig Karl Heinrich Freiherr vonder，1811—1880）

普朗克，马克斯（Planck，Max，1858—1947）

普雷斯堡（Preburg）

普林西普（Princip，Gavrilo，1894—1918）

普鲁士（Preuen）

普鲁士的同盟政策（Unionspolitik Prueens）

普鲁士改革（Preuische Reformen）

普鲁士国家宪法（Verfassungsurkundefürden Preuischen Staat vom31.Januar1850； Verfassung Preuens1850； Revidierte preuische Verfassung）

普鲁士国民学校规程（Regulativeüberdas preuische Volksschulwesen）

普鲁士军官总校（Preuische Hauptkadettenanstalt）

普鲁士军事学院（Preuische Kriegsakademie）

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Preussische Historikerschule；Borussische Historikerschule）

普鲁士农业改革（Preuische Agrarreform）

普鲁 士 宪 法 冲 突（Peuischer Verfassungskonflikt）

普鲁士学派（Borussische Schule） ，见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普伦（Pln）

普意同盟条约（Preuisch-Italienischer Alianzvertrag）

Q

七月革命（Julirevolution von1830）

七月王朝（Julimonarchie）

七月危机（Julikrise）

七周战争（Siebenwchiger Krieg）

齐柏林，费迪南德·冯（Zeppelin， Ferdinand von，1838—1917）

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ie）

齐格—莱茵矿业冶金股份联合会（Sieg-Rheinische Bergwerks-und Hütten-Aktien-Verein）

齐默尔曼机器厂（Maschinenfabrik J.Zimmermann）

奇尔纳（Tzschirner，Samuel Erdmann，1812—1870）

骑 士 私 营 银 行（Ritterschaftliche Privatbank）

骑士庄园（Rittergut）

启蒙运动（Aufklrung）

乔尔佐夫（Chorzow）

乔治，劳合（George，David Lloyd，1863—1945）

桥社（Die Brücke）

钦定宪法（oktroyierte Verfassung）

青岛（Tsingtau）

青年波斯尼亚（Junges Bosnien）

青年德意志兰（Junges Deutschland）

青年风格（Jugendstil）

青年黑格尔派（Junghegelianer）

青年浪漫派（Jüngere Romantik）

青年杂志（Die Jugend）

丘吉尔，温斯顿（Churchil ，Winston，1874—1965）

屈尔曼（Kühlmann，Richardvon，1873—1948）

屈塔希亚协定（Konvention von Kütahya）

全德大学生协会（Algemeine Deutsche Burschenschaft）

全德妇女联合会（Algemeiner Deutscher Frauenverein，简称ADF）

全德工人阶级协会（A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schaftsverband）

全德工人联合会（A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全德工人兄弟会（Alg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brüderung）

全德女教师联盟（Allgemeiner deutscher Lehrerinnenverband，简称ADLV）

全德商业议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Handelstag）

全德手工业者同盟（Algemeinerdeutscher Handwerkerbund）

全德烟草工人联合会（Algemeiner Deutscher Zigarrenarbeiterverein）

全民皆兵（Volksbewaffnung；Volk in Waffen）

R

人民代表委员会（Ratder Volksbeauftragten）

人民主权（Volkssouvernitt）

人权会社（Geselschaftfür Menschenrechte）

日德兰海战（Battle of Jutland）

日俄战争（Japanisch-Russischer Krieg； Russich-Japanischer Krieg）

日耳曼化政策（Germanisierungspolitik； Eindeutschungspolitik）

日耳曼民族博物馆（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1852/53）

日耳曼尼亚造船厂（Germania-Werft）

容克（Junker）

瑞典（Schweden）

瑞士（Schweiz）

S

撒丁（Sardinien）

撒丁王国（Knigreich Sardinien）

撒丁战争（Sardinischer Krieg）

萨多瓦村（Sadowa）

萨多瓦战役（Schlacht von Sadowa）

萨尔（Saarland）

萨尔茨韦德尔（Salzwedel）

萨尔姆-霍斯特马尔侯爵，奥托·冯（Salm-Hostmar，Otto Fürstvon，1867—1941）

萨尔区（Saargebiet）

萨尔托里乌斯，克里斯蒂安（Sartorius， Christian，1796—1872）

萨克森（Sachsen）

萨克森-哥达（Sachsen Gotha）

萨克森-科堡（Sachsen Coburg）

萨克森-科堡哥达（Sachsen-Coburg-Gotha）

萨克森-科堡-迈宁根（Sachsen-Coburg-Meiningen）

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Sachsen-Coburg-Saalfeld）

萨克森-迈宁根（Sachsen-Meiningen）

萨克森-迈宁根希尔德堡豪森（Sachsen-Meiningen-Hildburghausen）

萨克森省（Provinz Sachsen）

萨克森王国（Knigreich Sachsen）

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Sachsen-Weimar-Eisenach）

萨克森-魏玛公国（Herzogtum Sachsen-Weimar）

萨克森-希尔德堡豪森（Sachsen Hildburgshausen）

萨拉热窝（Sarajevo）

萨拉热窝事件（Attentat von Sarajevo）

萨勒河（Saale）

萨摩亚（Samoa）

萨摩亚群岛（Samoainseln）

萨韦（Sawai）

塞尔维亚（Serbien）

塞瓦斯托波尔（Sewastopol）

三方联合（Dreiverband）

三方联盟（Dreibund）

三国干涉迫日还辽（Intervention derdrei Mchte）

三国同盟（Dreibund）

三 国 协 约（Tripelentente； Triple Entente）

三皇同盟（Dreikaiserbündnis）

三皇之年（Dreikaiserjahr）

三级选举法（Dreiklassenwahlrecht）

三圃制（Dreifelderwirtschaft）

三月法令（Mrzgesetze）

三月革命（Mrzrevolution）

三月革命前时期（Vormrz）

三月革命前文学（Vormrzliteratur）

三月要求（Mrzforderungen）

桑德，卡尔·路德维希（Sand，Karl Ludwig，1795—1820）

桑德尔斯，利曼·冯（Limanvon Sanders，1855—1929）

桑给巴尔（Sansibar）

色当纪念日（Sedanstag）

色当战役（Schlacht von Sedan）

森佩尔，戈特弗里德（Semper， Gottfried，1803—1879）

森佩尔歌剧院（Semperoper）

沙夫豪森银行联合会（A.Schaaffhausenscher Bankverein）

沙伊德曼，菲利普（Scheidemann， Philipp，1865—1939）

山东（Shantung）

商业地理及促进德国海外利益中央协会（Centralverein für Handelsgeogrphie und Frderung deutscher Interessen）

商业银行（Kommerzbank）

上西里西亚（Oberschlesien）

上意大利（Oberitalien）

绍姆堡-利帕（Schaumburg-Lippe）

舍恩，特奥多尔·冯（Schn，Heinrich Theodor von，1773—1856）

舍恩布伦协定（Schnbrunner Konvention）

舍恩豪森庄园（Schnhausen）

社会达尔文主义（Sozialdarwinismus）

社会科学与政治年鉴（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e） ，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krat）

社会契约（Geselschaftsvertrag）

社会政策联合会（Vereinfür Socialpolitik）

申克，爱德华·冯（Schenk，Eduardvon，1788—1841）

申肯多夫，马克斯·冯（Schenkendorf， Max von，1783—1817）

什切青（Stettin）

什切青伏尔坎机器制造股份公司（Stettiner Maschinenbau Aktien——Gesellschaft Vulcan）

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misches Reich）

神圣同盟（Heilige Alianz）

生活资料联合会（Lebensmittelassoziation）

圣保罗教堂（Paulskirche）

圣保罗教堂宪法（Paulskirchenverfassung）

圣彼得堡条约（Vertragvon Sankt Petersburg）

圣地（Heiliges Land）

圣卢西亚（St.Lucia）

圣斯特凡诺和约（Friedenvon San Stefano）

圣西门（Saint-Simon，Henride，1760—1825）

诗性的现实主义（Poetischer Realismus）

施蒂尔格（Stürgkh，Karl Graf von，1859—1916）

施蒂夫特，阿达尔伯特（Stifter， Adalbert，1805—1868）

施拉姆，卡尔·奥古斯特（Schramm， Carl August，1830—1905）

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Friedrich，1768—1834）

施莱格尔，弗里德里希·冯（Schlegel， Friedrich von，1772—1829）

施勒福格特，马克斯（Slevogt，Max，1868—1932）

施利芬，阿尔弗莱德·冯（Schlieffen， Alfred von，1833—1913）

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Plan）

施伦特尔，保罗（Schlen the r，Paul，1854—1916）

施梅林，安东·冯（Schmerling，Antonvon，1805—1893）

施密特，奥古斯塔（Schmidt，Auguste，1833—1902）

施密特，尤里安（Schmidt，Julian，1818—1886）

施密特—洛特卢夫，卡尔（Schmidt-Rottluff，Karl，1884—1976）

施莫勒，古施塔夫（Schmoler，Gustav，1838—1917）

施内肯布格尔，马克斯（Schneckenburger， Max，1819—1849）

施皮茨韦格，卡尔（Spitzweg，Carl，1808—1885）

施皮格尔（Spiegel zum Desenberg， Ferdinand August von，1764—1835）

施普雷河（Spree）

施塔贝尔，安东（Stabel，Anton，1806—1880）

施塔尔，阿道夫（Stahr，Adolph，1805—1876）

施塔斯富尔特（Stafurt）

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

施泰因（Stein，Heinrich Friedrich Karlvom und zum，1757—1831）

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Stein-Hardenberg-Reformen；Stein-Hardenbergsche Reformen）

施陶芬王朝（Staufische Dynastie）

施特凡，海因里希·冯（Stephan， Heinrich von，1831—1897）

施特克尔，阿道夫（Stcker，Adolf，1835—1909）

施特克拉德（Sterkrade）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 David Friedrich，1808—1874）

施特劳斯，理夏德（Strauss，Richard，1864—1949）

施特雷泽曼，古斯塔夫（Stresemann， Gustav，1878—1929）

施特卢威，古斯塔夫·冯（Struve， Gustav von，1805—1870）

施图姆-哈尔贝格，卡尔·冯（Stumm-Halberg，Carl Ferdinand von，1836—1901）

施托尔普（Stolp，今波兰境内）

施托姆，特奥多尔（Storm，Theodor，1817—1888）

施托施，阿尔布莱希特·冯（Stosch， Albrecht von，1818—1896）

施瓦本（Schwaben）

施瓦本浪漫派（Schwbische Romantik）

施瓦布，古斯塔夫（Schwab，Gustav，1792—1850）

施瓦岑贝格侯爵，费利克斯·楚（Schwarzenberg，Fürst Felixzu，1800—1852）

施瓦岑贝格计划（Schwarzenberg-Plan）

施瓦茨堡-鲁道尔施塔特（Schwarzburg Rudolstadt）

施瓦茨堡-桑德斯豪森（Schwarzburg Sondershausen）

施瓦茨科普夫机器厂（Maschinenfabrik LSchwartzkopff）

施韦德尼茨（Schweidnitz）

施韦泽（Schweitzer，Johann Baptistvon，1833—1875）

施魏尼茨（Schweinitz，Hans Lo the rvon，1822—1901）

施温德，莫里茨·冯（Schwind，Moritzvon，1804—1871）

十七人委员会（Siebzehnerausschu）

十四点纲领（Vierzehn-Punkte-Programm； The Fourteen Points）

十项条款（Die Zehn Artikel）

十一月革命（Novemberrevolution）

十月敕令（Oktoberedikt von1807）

十月革命（Oktoberrevolution）

十月公文（Oktober-Diplom）

十月宪法（Oktoberverfassung）

十字报（Kreuz-Zeitung）

石房（Steinernes Haus）

石勒苏益格（Schleswig）

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Schleswig-Holstein）

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战争（Schleswig-Holsteiner Krieg）

石煤开采联合公司（Vereinigungsgeselschaftfür Steinhohlenbergbau）

实科中学（Realgymnasium）

守护莱茵河（Die Wachtam Rhein）

舒伯特，弗兰茨（Schubert，Franz，1797—1828）

舒尔策-德利奇，赫尔曼（Schulze-Delitzsch，Hermann，1808—1883）

舒曼，罗伯特（Schumann，Robert，1810—1856）

舒瓦洛夫，保尔（Schuwalow，Paul，1830—1908）

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bund）

斯卡格拉克（Skagerrak）

斯卡格拉克海战（Skagerrakschlacht） ，见日德兰海战-斯拉夫人（Schlawen）

斯帕（Spa）

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

斯图加特（Stuttgart）

四国同盟（Quadrupelalianz）

四国协议（quadruple entente）

四月法令（Aprilgesetze）

寺院法令（Klostergesetz）

松巴特，维尔纳（Sombart，Werner，1863—1941）

松嫩贝格，马克斯·利伯曼·冯（Sonnenberg，Max Liebermann von，1848—1911）

苏德尔曼（Sudermann，Hermann，1857—1928）

苏黎世（Zürich）

苏黎世大学（Universitt Zürich）

苏黎世和约（Frieden von Zürich）

苏塞克斯事件（Sussex-Fall）

苏维埃俄国（Sowjetruland）

苏维埃政府（Sowjetregierung）

所罗门群岛（Salomonen；Salomoninseln）

索尔费里诺战役（Schlachtvon Solferino）

索尔斯伯里（Salisbury，Robert A.T.Marquess of，1830—1903）

索马里（Somalia）

索姆河战役（Schlachtan der Somme）

T

塔尔瑙维茨（Tarnowitz）

塔西佗（Publius Tacitus，um58 n.Chr.~ um120）

台湾（Taiwan；Formosa）

太平洋（Pazifischer Ozean；Stiller Ozean）

泰普利茨（Teplitz）

泰普利茨草约（Teplitzer Punktation）

泰晤士报（The Times）

坦噶尼喀（Tanganjika）

坦能贝格战役（Schlacht bei Tannenberg）

汤加群岛（Tongainseln）

唐纳斯贝格（Donnersberg）

特赖奇克（Treitschke，Heinrich Gotthardvon，1834—1896）

特利尔（Trier）

特罗包（Troppau）

特罗包君主会议（Troppauer Fürstenkongre）

特罗包议定书（Troppauer Protokol ）

特罗绪（Trochu，Louis Jules，1815—1896）

特吕奇勒，威廉·阿道夫·冯（Trützschler，Wilhelm Adolph von，1818—1849）

特森多尔夫（Tessendorf，Hermann，1831—1895）

滕尼斯，费迪南德（Tnnies，Ferdinand，1855—1936）

梯也尔（Thiers，Adolphe，1797—1877）

天津（Tientsin）

天主教（Katholizismus）

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报（Historisch-Politische Bltter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天主教工人运动（Katholische Arbeitnehmer-Bewegung）

天主教会（Katholische Kirche）

天主教启蒙运动（Katholische Aufklrung）

天主教徒（Katholik）

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

铁血演说（Eisen-und-Blut-Rede）

铁血政策（Blut und Eisen“- Politik； Blut-und Eisenpolitik）

通用电气公司（Algemeine Elektrizitts-Geselschaft，简称AEG）

通用矿山法（Algemeine Berggesetz）

统一塔勒尔（Vereinstaler）

突尼斯（Tunesien）

图林根（Thüringen）

图林根诸邦（Thüringische Staaten）

土埃战争（Türkisch-gyptischer Krieg）

土耳其（Türkei）

土耳其革命（Türkische Revolution von1908）

托拉斯（Trust）

托马斯，西德尼·G.（Thomas，Sidney G.，1850—1885）

托马斯-吉尔克里斯特炼钢法（Thomas-Gilchrist Process）

托斯坎纳（Toscana）

托伊托堡森林战役（Schlacht im Teutoburger Wald）

W

瓦德西（Waldersee，Alfred Graf von，1832—1904）

瓦尔德克（Waldeck）

瓦尔德克，弗兰茨·莱奥·本尼迪克特（Waldeck，Franz Leo Benedikt，1802—1870）

瓦尔德克宪章（Charte Waldeck）

瓦尔青（Varzin）

瓦尔施塔特（Wahlstatt）

瓦格纳，理查德（Wagner，Richard，1813—1883）

瓦拉赫，奥托（Walach，Otto，1847—1931）

瓦拉几亚（Walachei）

瓦洛特，保罗（Walot，Paul，1841—1912）

瓦特堡（Wartburg）

瓦特堡集会（Wartburgfest）

晚期浪漫主义（Sptromantik）

威尔逊，伍德罗（Wilson，Thomas Woodrow，1856—1924）

威廉，不伦瑞克公爵（Wilhelm，Herzogvon Braunschweig，1806—1884）

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

威廉二世，黑森选侯（Wilhelm II.，1777—1847）

威廉二世时代（Wilhelminische Zeit； Wilhelminische Epoche）

威廉港（Wilhelmshaven）

威廉皇帝促进科学协会（Kaiser-Wilhelm-Geselschaft zur Frderungder Wissenschaften）

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KWIfür Chemie）

威廉皇帝纪念碑（Kaiser-Wilhelm-Denkmal）

威廉皇帝煤炭研究所（KWIfür Kohlenforschung）

威廉皇帝生物学研究所（KWI für Biologie）

威廉皇帝物理化学和电气化学研究所（KWI für physikalische Chemie und Elektrochemie）

威廉皇帝运河（Kaiser-Wilhelm-Kanal）

威廉明娜（Wilhelmine von Bismarck，1789—1839）

威廉四世，英国国王（Wilhelm IV.Heinrich，1765—1837，1830年—1837年在位）

威廉一世，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Wilhelm I.，1797—1888）

威廉主义（Wilhelminismus）

威灵顿公爵（Wellington，Herzog von； Wellington，Duke of，1769~1852）

威尼西亚（Venetien）

威斯特法仑（Westfalen）

威斯特法仑农民联合会（Westflischer Bauernverein）

威悉河（Wesser）

韦伯，卡尔·玛丽亚·冯（Weber，Carl Maria von，1786—1826）

韦伯，马克斯（Weber，Max，1864—1920）

韦伯，威廉（Weber，Wilhelm，1804—1891）

韦尔克，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Welcker，Friedrich Gottlieb，1784—1868）

韦尔克，卡尔·特奥多尔（Welcker， Karl Theodor，1790—1869）

韦尔纳，安东·冯（Werner，Anton von，1843—1915）

韦尔施泰特，理夏德·马丁（Wilsttter， Richard Martin，1872—1942）

韦勒，弗里德里希（Whler，Friedrich，1800—1882）

韦勒，汉斯-乌尔里希（Wehler，Hans-Ulrich，1931—2014）

韦特，德（Wette， Wilhelmmartinleberecht de，1780—1849）

唯美主义（s the tizismus）

唯心主义（Idealismus）

维德侯爵（Wied，Wilhelm Fürst zu，1845—1907）

维多利亚，德国皇后（Viktoria，1840—1900）

维多利亚，英国女王（Victoria，1819—1901，1837年—1901年在位） ，-维厄（Wiehe）

维恩，威廉（Wien，Wilhelm，1864—1928）

维尔茨堡（Würzburg）

维尔茨堡大学（Universitt Würzburg）

维尔德，亨利·凡·德（Velde，Henryvan de，1863—1957）

维尔特，约翰·奥古斯特（Wirth， Johann August，1798—1848）

维护帝国宪法运动（Reichsverfassungskampagne）

维克多·厄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1820—1878）

维拉弗朗加预备和约（Vorfrieden von Vilafranca； Prliminarfriedenvon Vilafranca）

维罗纳会议（Veroneser Kongre； Kongrezu Verona）

维斯马（Wismar）

维斯瓦河（Weichsel）

维特根施泰因（Wittgenstein，Ludwig Georg Grafzu Sayn-，1770—1851）

维图（Witu）

维席林，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德罗斯特·楚（Vischering，Clemens August Drostzu，1773—1845）

维也纳（Wien）

维也纳大臣会议（Wiener Ministerkonferenz）

维也纳大臣会议决议文件（Schlussakteder Wiener Ministerkonferenzen）

维也纳大臣会议最后议定书（Schluprotokoll der Wiener Ministerkonferenzen）

维也纳古典主义乐派（Wiener Klassik）

维也纳和约（Wiener Friedensvertrag）

维也纳会议（Wiener Kongre）

维也纳会议文件（Wiener Kongreakte）

维也纳货币条约（Wiener Münzvertragvon1857）

维也纳十月起义（Wiener Oktoberaufstand）

维也纳体系（Wiener System）

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Gesellschaft der Musikfreundein Wien）

维也纳造型艺术学院（Akademie derbildenden Künste Wien）

维也纳综合技术学院（Polytechnisches Institutin Wien）

维 也 纳 最 后 议 定 书（Wiener Schlussakte）

魏茨，格奥尔格（Waitz，Georg，1813—1886）

魏迪希，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Weidig，Friedrich Ludwig，1791—1837）

魏玛（Weimar）

魏玛艺术工艺学校（Kunstgewerbschule Weimar）

魏斯，尼古劳斯（Wei，Nicolaus，1796—1869）

魏特林，威廉（Weitling，Welhelm，1808—1871）

温迪施格雷茨侯爵（Windischgrtz， Alfred Fürstzu，1787—1862）

温特霍斯特，路德维希（Windthorst， Ludwig，1812—1891）

文化斗争（Kulturkampf）

文化民族主义（Kultureler Nationalismus）

文化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

文化资产阶级登山联合会（Bildungsbürgerlicher Bergsteigerverein）

文科中学（Gymnasium）

沃尔夫，欧根（Wolf，Eugen，1850—1912）

沃尔加斯特（Wolgast）

沃尔曼，卡尔（Woermann，Carl，1813—1880）

乌波卢（Upolu）

乌尔里希船舶制造公司（Schiffbaugselschaft H.F.Ulrich）

乌尔姆（Ulm）

乌克兰（Ukraine）

乌拉圭（Uruguay）

乌兰德，路德维希（Uhland，Ludwig，1787—1862）

乌珀塔尔（Wuppertal）

乌希（Ouchy）

乌希和约（Frieden von Ouchy）

无限制潜艇战（uneingeschrnkter U-Bootkrieg）

五金工人协会（Metallarbeiterverband）

五强共治（Pentarchie）

五十人委员会（Fünfzigerausschu）

五月法令（Maigesetze）

物资战（Materialschlachten）

X

西班牙（Spanien）

西本普法伊费尔，菲利普·雅科布（Siebenpfeiffer，Philipp Jakob，1789—1845）

西德意志殖民及出口协会（Westdeutscher Vereinfür Kolonisation und Export）

西非（Westafrika）

西里西亚（Schlesien）

西里西亚银行联合会（Schlesischer Bankverein）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Weberaufstand in Schlesien）

西门子，格奥尔格·冯（Siemens，Georgvon，1839—1901）

西门子，维尔纳·冯（Siemens，Wernervon，1816—1892）

西门子-哈尔斯克股份公司（Siemens& Halske A.G.）

西姆松，爱德华（Simson，Eduard，1810—1899）

西南非（Südwestafrika）

西西里（Sizilien）

西印度群岛（Westindien）

希尔施，马克斯（Hirsch，Max，1832—1905）

希尔施-东克尔工会（Hirsch-Dunckerscher Gewerkvereine）

希腊（Griechenland）

昔兰尼加（Cyrenaika）

锡诺普港（Sinope）

席勒（Schiller，Fridrich，1759—1805）

袭击法兰克福警备队事件（Frankfurter Wachensturm）

狭义相对论（Speziele Relativitts the orie）

霞飞（Joffre，Joseph，1852—1931）

下奥地利（Niedersterreich）

下莱茵（Unterrhein）

现代主义（Moderne）

宪法纠纷（Verfassungszwist） ，见宪法冲突-象征主义（Symbolismus）

小德意志方案（Kleindeutsche Lsung）

小德意志历史学家学派（Kleindeutsche Historikerschule）

小罗伊斯系（Reujüngeren Linie）

小亚细亚（Kleinasien）

小资产阶级（Kleinbürgertum）

鞋匠合作社（Schuhmachergenossenschaft）

谢尔（Scheer，Reinhard，1863—1928）

谢林（Scheling，Friedrich Wilhelm Joseph，1775—1854）

辛丑条约（Boxerprotokoll）

辛迪加（Syndikat）

新德意志兰（Neues Deutschland）

新几内亚（Neu-Guinea）

新教教会（Evangelische Kirche；Protestantismus）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新兰克学派（Neorankeaner）

新路线（Neuer Kurs）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ische Zeitung）

新艺术家联合（Neue Kunstlervereinigung）

新自由人民舞台（Neue Freie Volksbühne）

信用合作社（Kreditgenossenschaft）

星报（Sternzeitung）

星期日学校（Sonntagsschule）

兴登堡（Hindenburg，Paul von，1847—1934）

兴登堡纲领（Hindenburg-Programm）

匈奴演说（Hunenrede）

匈牙利（Ungarn）

匈牙利人（Ungar）

修订矿山条例（Revidierte Bergordnung）

许布纳尔，卡尔（Hubner，Karl，1814—1879）

许森，海因利希（Huyssen，Heinrich，1779—1870）

叙利亚（Syrien）

学校监督法（Schulaufsichtsgesetz）

Y

雅恩，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Jahn， Friedrich Ludwig，1778—1852）

雅各比，戈特洛布（Jacobi，Gottlob，1770—1823）

雅各宾派（Jakobiner）

雅利安种族（Arische Rasse）

亚伯拉罕·韦尔特海姆百货商店（Kaufhaus Abraham Wer the im）

亚当斯，亨利（Adams，Henry，1838—1918）

亚得里亚海（Adriatisches Meer）

亚德里亚那堡和约（Friedenvon Adrianopel）

亚亨（Aachen）

亚亨会议（Aachener Kongress）

亚历山大二世，沙皇（Alexander II.，1818—1881，1855年—1881年在位）

亚历山大三世，沙皇（Alexander III.，1845—1894，1881年—1894年在位）

亚历山大一世，沙皇（Alexander I.Pawlowitsch Romanow，1777—1825，1801年—1825年在位）

亚眠（A miens）

延迟特许令（Sistierungs-Patent）

研讨班（Seminar）

燕妮（Jennyvon Westfalen，1814—1881）

扬子江协定（Jangtse-Abkommen）

样品展览会（Mustermesse）

耶拉契奇（Jelacˇic'，Josef von，1801—1859）

耶露撒冷（Jerusalem）

耶拿（Jena）

耶拿大学（Universitt Jena）

耶稣会（Jesuitenorden）

夜校（Abendschule）

1848 /49年德国革命（Deutsche Revolution1848 /49）

1849年德意志帝国宪法（Verfassungdes Deutschen Reichs1849）

1863年波兰起义（Polnischer Aufstand1863）

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Pariser Weltausstelung1867）

1914年精神（Geist von1914）

一元论（Monismus）

伊贝尔，卡尔·冯（Ibel ，Karl von，1780—1834）

伊莎贝拉二世，西班牙女王（Isabela II.，1830—1904，1833年—1868年在位）

伊斯伏尔斯基（Iswolski，Alexander Petrowitsch，1856—1919）

伊兹密尔（Izmir）

义和团起义（Boxeraufstand）

义和团战争（Boxerkrieg）

议会党团间委员会（Interfraktioneller Ausschu）

议会君主制（Parlamentarische Monarchie）

易北河（Elbe）

意大利（Italien）

意大利王国（Knigreich Italien）

意土战争（Italienisch-Türkischer Krieg）

意外事故保险法（Unfalversicherungsgesetz）

因斯布鲁克（Innsbruck）

印度（Indien）

印度支那（Indochina）

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us）

英布战争（Britisch-Burischer Krieg； Burenkrieg）

英法协约（Britisch-franzsische Ententecordiale）

英国（England；Grobritannien）

营业税敕令（Gewerbesteueredikt）

营业自由（Gewerbefreiheit）

犹太妇女联盟（Jüdischer Frauenbund）

犹太人（Juden）

于比高（übigau）

雨果，维克多（Hugo，Victor，1802—1885）

预先支付联合会（Vorschussverein）

原料联合会（Rohst of fassoziation）

约翰大公（Johann，Erzherzogvonsterreich，1782—1859）

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

Z

再保险条约（Rückversicherungsvertrag）

赞比西河（Sambesifluss）

早期浪漫主义（Frühromantik）

早期立宪运动（Frühkonstitutionalismus）

詹姆森（Jameson，Le and er Starr，1853—1917）

詹姆森袭击（Jameson-Raid）

战时粮食公司（Kriegsgetreidegeselschaft）

战时粮食局（Kriegsernhrungsamt）

战争局（Kriegsamt）

战争原料处（Kriegsrohst of fabteilung）

“战争在望”危机（Krieg-in Sicht“Krise）

张伯伦（Chambelain，Joseph，1836—1914）

张伯伦，休斯顿·斯图尔特（Chamberlain， Houston Stewart，1855—1927）

正统原则（Legitimittsprinzip）

正统主义（Legitimismus）

正义者同盟（Bund der Gerechten）

职业条例修正案（Gewerbeordnungsnovele）

职业学校（Berufsschule）

职员保险法（Versicherungsgesetz für Angestellte）

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Mitteldeutscher Handelsverein）

中部运河（Mittel and kanal）

中法战争（Sino-Franzsischer Krieg； Franco-Chinesischer Krieg）

中国（China）

中欧关税同盟（Mitteleuropische Zollunion）

中期浪漫主义（Hochromantik）

中日甲午战争（Japanisch-Chinesischer Krieg1894/95）

中亚（Mittelasien）

中央党（Zentrumspartei）

中央集权主义（Zentralismus）

中央三月联合会（Centralmrzverein）

舟山（Chu-Shan-Inseln）

专利保护联合会（Patentschutzverein）

专制主义（Absolutismus）

追究煽动者（Demagogenverfolgung）

资产阶级现实主义（Bürgerlicher Realismus）

自然主义（Naturalismus）

自由保守党（Freikonservative Partei）

自由工会（Freie Gewerkschaften）

自由和祖国人民联盟（Volksbund für Freiheit und Vaterland）

自由经济联合（Freiewirtschaftliche Vereinigung）

自由舞台（Die Freie Bühne）

自由主义（Liberalismus）

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

宗内曼，利奥波德（Sonnemann，Leopold，1831—1909）

综合科技学校（Polytechnikum）

总参谋部（Generalstab）

总体战（Totaler Krieg）

祖国妇女联合会（Vaterl and ischer Frauenverein）

最高统帅部（Oberste Heeresleistung，简称OHL）

版权信息

书名：德国通史·第五卷

作者：郑寅达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1-01

ISBN：978721421477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总 序

前 言

第一编 魏玛共和国

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的成立与巩固（1918—1923）

第二章 魏玛共和国的相对稳定（1924—1928）

第三章 魏玛共和国的危机与覆灭（1929—1933）

第二编 纳粹德国

第四章 纳粹政治体制的确立与运行

第五章 纳粹的经济与社会政策

第六章 对纳粹统治的抵抗

第七章 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和败亡

附 录

后 记

总 序

此六卷本《德国通史》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3&ZD104）的最终研究成果。

德国乃当今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还是在科技教育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对欧洲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纵观经历一千多年历史发展的德国，有如滔滔奔腾的江河，在曲折和险阻中前行，终归大海。她有过雄霸欧洲的辉煌，也曾遭受他国的欺凌；虽数度战败，却能如神话中的不死鸟，灰烬中振翅重生；虽历经民族分裂的磨难，却最终归于统一；她曾是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却也是无数文化巨擘和科技精英成长的摇篮。而今，历尽沧桑的德国终于成为爱好和平的欧洲大家庭的一员，成了一体化的欧洲联盟的稳定之锚，成了令人向往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的国度。

鉴于德国在世界上的这种重要影响力和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我国史学界对之表现出浓厚兴趣，已经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而编撰一部高质量的德国通史也一直是学界的强烈期待和努力目标。

一

在我国，早期出现的几部德国通史类著述都是引进版的。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哈勒尔（Johannes Haller）的《德国史纲》（Die Epoch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可谓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德国通史著作。该著作共十二章，简略介绍了自远古时期至19世纪后半期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历史。此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翻译和编撰出现了多年的沉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东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维纳·洛赫到北京大学开设德国史讲座，不仅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德国史学者，其讲稿还被整理翻译出版，即大家熟知的《德国史》。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德国通史，阐释了自远古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德国历史，对于在我国普及德国历史知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部德国通史类著作，在长达700页的篇幅中，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之前的整个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仅以20多页的“德国史引论”的方式加以处理，而1918年—1956年三十多年的德国现当代史，却占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就此而论，它更像是一部德国近现代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著名的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第9版中译本，书名为《德意志史》。该书分为“古代和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专制主义结束”、“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大战时期”等4卷，叙述了从远古到195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德意志史》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突出政治史。以第三卷为例，该卷叙述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为止的德国历史，共四章，只有最后一章集中叙述社会、经济和技术史方面的内容，其余内容皆属政治史之列。而这一时代正值德国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工业化，是经济转型迅速、社会变迁剧烈、思想文化和科技教育大繁荣和大发展的时代。所以，相关内容难以充分反映这一时期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画卷，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推出自己编撰的德国通史著作。1991年丁建弘、陆世澄主编的《德国通史简编》的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德国通史，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德国史学者的集体之作。全书共五编18章，叙述了从原始社会到1945年为止的德国历史。今天再回看该著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全书布局强调厚今薄古。到1807年为止的1000多年德国历史叙述特别简单，仅用4章。而1871年—1945年为止约75年的德国历史却用了10章加以阐述。二是全书叙述突出大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内容相对单薄。1995年，孙炳辉、郑寅达等学者又推出了《德国史纲》。该书在叙述时间上打破了以1945年为下限的惯例，将“战后德国简况”单列一章，德国重新统一成为叙述的终点，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当然，诚如该书前言中所说，这只是“一本简明通史”，内容较为单薄。此外，该书在结构布局方面同样突出厚今薄古。全书12章，古代中世纪直至18世纪末以前，只有一章篇幅，而纳粹统治时期短短的十几年历史却用了四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编撰和出版进入了全新阶段。2002年，丁建弘撰写的《德国通史》出版。这是我国德国通史类著作中的一部高水平之作。全书以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发展为主线，叙述了从史前古代日耳曼人到1990年两德统一的德国历史。或许限于篇幅之故，该著作叙述内容依然集中于政治史，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着墨不多。2005年吴友法、邢来顺所著《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出版。该著作本着以史为鉴的目的，将德意志国家的兴衰及其原因作为关注点。它叙述了从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到20世纪末的德国历史，主要笔墨放在近代以来德国的分裂、统一、崛起、冒险、失败、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历史，古代中世纪部分比较单薄，涉及领域也不够全面。2014年郑寅达推出了最新力作《德国史》。全书论述了从远古到默克尔政府执政为止的德国历史。该书对以往那种过于偏重近现代史的结构布局有一定程度的纠正，而且对德国历史发展的时段性把握比较到位。从叙述取向看，大政治史仍然占据主要容量，但各章中已经融入了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上述德国通史类著述，在向我国民众介绍、传播德国历史知识和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著述都为篇幅较小的单卷本，且多数突出“厚今薄古”，涉及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传统大政治史，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的内容简略，无法较充分地展示悠悠千载的德国历史和文化。

此外，业已出版的相关著述对于德国历史的最新国际编撰取向关注度不够，叙述视角主要囿于政治史和民族国家史，对于地区史和全球史视阈下德国历史发展的释读和回应不足。然而，诚如相关德国学者所言，毕竟“几百年来德国史对周围其他民族和国家划定了一条不断变动的、不总明显的界限”，因此，德国历史“不能同全欧洲的历史分开”，人们不能再把它“引回‘民族史’的狭（峡）谷之中”。进入21世纪以后，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各国各民族联系进一步加强。同时，德国本身也已经没有“再像19和20世纪经常那样打上”“民族骄傲的烙印”。这些新变化，显然无法单纯地从德国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而应该把它置于“新的欧洲和全球结构背景下”加以释读。

鉴于以上状况，很有必要编撰一部全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这部新的多卷本通史应该紧跟世界史学术前沿，吸纳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欧洲文明进程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审视长达一千多年的德意志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探讨这种独特历史发展的内生性原因和外激性因素，关注这种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在塑造德意志文明过程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从中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在叙述内容上应该打破传统的“政治通史”模式，尽可能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时间布局相对均衡地覆盖从古代直至21世纪初，进而能更全面深入地再现德意志历史进程。此外，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的撰写应该体现“经世”功能，从中国人的关注视角去考察德意志文明在欧洲和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探究德意志民族活力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审视这一民族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供鉴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教建设。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就是基于这些考虑之上。

二

综观一千多年的德国历史发展，既整合于大欧洲乃至全球历史进程的节奏之中，也有其独特的律动，而且这种律动时常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节拍。因此，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将立足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以德意志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为关注主线，释读始于古代原始日耳曼语族部落、止于21世纪初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历史，时段上囊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当代德国；在内容方面，除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的大政治史外，还加大了对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关注力度，力求较充分和全面地展示一千多年德国历史发展的多彩性和独特性。

到公元150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叙述从远古到宗教改革运动前夕的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主要涉及辉煌的封建帝国时代。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有欧洲历史发展的共性特征，是日耳曼化、基督教化和封建化的欧洲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德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也已经初露端倪，可谓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发端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意志国家完成了从法兰克帝国的裂变中形成为德意志王国政治实体的进程，并通过对外扩张建立起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即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由于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公元962年仿照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加冕为“罗马人皇帝”，德国统治者也成了古罗马帝国和法兰克帝国的“当然”继承者。但是这一强大的帝国从起初就孕育着对王权和国家统一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国家形成初期确立的王权由选举产生的传统，使王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各部落公爵和领地主教得以利用选举权而进一步扩大权势；早期德意志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和德意志最高统治者“罗马人皇帝”的头衔都表明了德国统治者对古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思想的追求。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皇帝忙于对外征战，无暇顾及国内事务，领地封建主于是趁机加强自己的独立性。由此带来的是德意志皇权的衰弱和领地诸侯势力的崛起，进而塑造出早期德意志国家的政治联邦主义形态。结果，到中世纪后期近代初期，当英、法等国开始向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转变时，德国却仍然蹒跚于教俗领地诸侯割据的历史进程之中。

从16世纪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结束，是德国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涉及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近代早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独特道路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发展呈现三大明显特征：其一，由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在政治割据的基础上又注入了“信仰分裂”的元素，引发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冲突，这种宗教信仰因素因皇权与领地诸侯之间的权力争夺而进一步被放大。一大批皈依新教的诸侯在“教随国定”的原则下成了政教合一的首领，他们承担起邦国宗教领袖职责，进一步将教会事务纳入政府管辖范围，邦国的国家化因此得到发展，独立性继续加强。“三十年战争”既是德国宗教信仰冲突的最突出表现，也是德国皇权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最后一次努力。其二，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结果，《威斯特法伦和约》不仅确立了领地诸侯对皇权的最终胜利，同时也使法国、瑞典等国大规模介入德国事务。德国问题全面国际化。从此，若无外国的干涉，“就不能再解决一项全德性的事务”。其三，从社会经济角度看，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副产品，“普通人起义”（农民战争）的失败，则不仅使德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二期农奴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场领主制”，而且使德国农民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被排除出了德国的政治生活，深刻影响到德国日后的历史发展。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阵痛。这一时期属于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近代中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进一步凸显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国与西欧各国一样，经历了专制主义的统治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并且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涤荡。与此同时，它无论在君主专制、启蒙运动，还是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方面，都呈现独特的历史形态的演进。在政治上，由于皇权衰微，一些强大的领地邦君成为自己领地内的全权统治者。因此，在法国等国呈现的君主专制形态在德国却变成了邦君专制，到18世纪中期以后又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开明专制，其中以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最具典型。在思想文化方面，德国既合拍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潮流，又展示出个性化的启蒙运动特点。它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南北两派，而且融入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元素，以适应建立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需要。更有甚者，作为对于一味强调理性而忽视情感价值的启蒙思想的反动和对法国大革命所展示的资产阶级普世主义、理性主义等政治思想的回应，德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张扬情感和个性、强调回归历史和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思潮。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方面，德国也没有遵循英、法等国的社会革命道路，而是在法国革命等外力因素的刺激下，采用“上层革命”的改革方式，通过解放农民和全面实施营业自由原则等，废除封建因素，把法国革命的成果和平地移植到德国，渐进式地实现了传统封建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对接。德国由此进一步奠定了近代独特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基础。

从1815年到1918年的约一个世纪，属于德国以独特方式全面迈入“现代”社会的近代晚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顶峰阶段。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为，通过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不同的“双重革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迈上了强国之路。

这一时期的德国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与法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的稳中求进的“守势现代化”道路。传统统治阶级采取适时而进的策略，通过满足某些“革命”要求，操控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进而保障自身传统利益。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普鲁士统治者完成民族统一大业，是典型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白色革命”。在建立现代国家宪政体制方面，传统统治阶级也展示了适时而进、操控时局的特征。1848年的普鲁士“钦定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在确保君主制原则的基础上，注入选举制、议会制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元素，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既保证了传统统治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又满足了资产阶级建立宪政国家的愿望。在经济领域，通过工业革命，德国采用独特的工业化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快速实现了对英、法等老牌工业国家的超越，最终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工业化也推动了德国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由于独特历史原因和现实动因，德国成为世界上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先河者。此外，这一时期的德国教育、科技和思想文化发展也呈现极其活跃的状态。德国不仅成为世界顶尖的科技和教育强国，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多元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对整个19世纪的德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这股思潮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的刺激下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将德国引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主要思想根源。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去，在短短的27年中，德国如过山车般经历了从“最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和右翼极权主义的第三帝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属于德国现代史范畴，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在与西方文明的适应、冲突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阶段。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可谓这种危机和畸变的产物。

1919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是“十一月革命”的直接结果，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产物。因此，德国民众在感情上不太认同这一共和国。与此同时，魏玛共和国在政治体制上迎合并仿照西方国家，甚至在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设计方面“青胜于蓝”，超过西方国家，也使习惯于传统德意志“秩序”的大多数德国民众一时难以适应。于是，在适应西方政治体制和坚持德意志独特历史传统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没有民主主义者的民主”、“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就成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的真实写照。这一共和国因此也被称为是“不受爱戴的”、“带有即兴民主政治”色彩的“保守派的共和国”。结果，虽然魏玛共和国时期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它却在固守德意志传统和抵制西方文明的心态之下，在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夹击之中，仅存在14年就归于失败。

1933年，希特勒打着抵制西方民主、坚持德意志传统和富国强兵的旗帜，夺取政权，德国历史进入第三帝国时期。第三帝国在政治体制上与魏玛共和国截然不同，它实行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表现为政治上领袖原则之下的党国一体，经济上全面干预和控制之下的“统制经济”或叫“总体战争经济”，以及文化上纳粹“世界观”严厉控制之下的文化荒漠化。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是对魏玛共和国的极端反动，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的一种倒退，同时也偏离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它是德国的历史传统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和适应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体现。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扩充军备，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图谋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为此不惜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将德国和世界带入战争灾难之中。战争的结果是，德国再次战败，德国法西斯走向覆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经历了盟国分区占领、分裂的两个德国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等三个阶段。它们属于当代德国的历史范畴，是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重塑时期，也是德国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新形势下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德国在1949年分裂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如此，两个德国的人民忍受着民族分裂的痛苦，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使自己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重要强国。

战后联邦德国虽然属于西方阵营，却没有照搬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或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是吸取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极权主义等政治经济体制失败的教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成功地进行了独具德国特色的新探索，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莱茵模式。联邦德国的独特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政治方面，在吸收外来民主并结合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德国特色的联邦议会民主制。在这种民主制度之下，出于对纳粹独裁统治的沉痛反思，一方面突出“争论的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保护不同言论和观点；另一方面强调“防卫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禁止任何言行威胁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这一机制通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永久条款”得以确定。在社会经济方面，则实行不同于指令性计划经济又区别于纯自由主义经济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一方面确立“市场”核心地位，将经济活力置于市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强调“社会”特征，突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健全劳动制度，形成同舟共济的劳资关系；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由此实现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对接。在思想文化方面，则推行“存异求同，多元一体”的文化多元主义（kultureller Pluralismus），在保持德意志主流文化的前提下，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这既是对纳粹统治时期文化独裁政策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对德国文化联邦主义传统的承继。莱茵模式使联邦德国在战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文化繁荣的局面。

1990年，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分裂长达40余年的德国人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渴望已久的民族统一。再次统一起来的德国实行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德国由于其经济实力和众多的人口，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以上各个时段的德国历史发展，一方面共振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更大程度上散发的是自身的独特魅力和发展取向。每个时期的德国历史之间有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的内在有机联系，具有无法割裂的连续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悠悠千载的德意志文明，铺垫出德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本书是多位学者合作的产物。由于各位作者的专业积淀、研究重点和文风的差异，加之涉及内容极其丰富，时间跨度长，人名、地名众多，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显然无法做到全书在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此外，因水平有限，全书必定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此敬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要特别感谢“大国通史丛书”总主编钱乘旦教授在本书成稿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和指导，对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为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深表谢忱，也感谢各卷编辑付出的辛劳。

邢来顺

2017年5月于武昌桂子山

前 言

在本卷所涵盖的27年（1918—1945）里，德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一个较宽的“之”字形图景，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第三帝国，“在善和恶两方面都走了极端”。这一发展轨迹，较为明显地反映出德意志人追求完美甚至极端的特性，任何道路都要走得极致。然而，物极必反，矫枉常常过正。这时，德意志人又会向着相反的方向狂奔。从深层次看，表象后面还有理念的冲撞：德国是赶上世界潮流，让发展不同步的政治经济体制尽快补上“短板”，还是坚守德意志特色，排除各种披着华丽或不华丽外衣的非德意志因素，让德意志社会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

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是先进的，甚至带有点过于超前的色彩。“比例代表制”（Verhltniswahl）的选举方法，保证国会（Reichstag）内的党派力量对比同选民的意愿基本保持一致。德国的政党制度起步较晚，然而作为魏玛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政党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它们不仅可以拥有自己的防卫组织，而且完全控制了国会议员的人选，议员一旦背离所属党派的意愿，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决定，很快就会遭到“除名”。这就使得国会成为政党纵横捭阖的沙场。为了平衡这一点，宪法设置了国民直选产生的总统。总统有权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帮助总理暂时摆脱国会的制约，建立有限度的集中统治。这就构成了国会-总统的二元体制。同时，宪法给予选民以“立案权”，即普通公民毋需通过议员，即可直接向国会呈交提案，只需事先征得1/10选民的签名。如果该提案遭到国会否决，还必须就此举行全民公决。然而，超前的民主体制建立在怀旧的德意志社会之上，似乎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地基不稳的隐患。

在魏玛共和国的运作阶段，《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实施后，德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佳境。同时，伴随着美国资金和技术的涌入，其文化也呈现出明显的世界性。柏林（Berlin）成为继伦敦和纽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城市，享有“欧洲娱乐之城”的美誉。它在“轻快艺术”、滑稽剧、电影、流行音乐等方面都超过巴黎，成为诸种艺术表演的大舞台。当时，凡是新的东西，都能在柏林找到生产之地。在社会生活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越出原有的轨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出现在公共领域，女教师、女医生的人数逐年增加。女性在外在形象和生活态度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街头和舞厅，不少女性穿着入时，善于交际，梳着波波头，穿着超短裙和长丝袜，打扮时尚，优雅地夹着香烟。她们生活独立，虽然外表是女性的，但内心却日益男性化。在对待婚姻和两性的态度上，年轻女性开始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爱。与此相伴随的，是传统目光中的“家庭危机”日益升温，在女性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同时，离婚率却不断上升。婚内出生率下降，非婚出生率居高不下。

在德国沿着世界化道路向前发展时，另一种主张始终在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这种主张以“1914年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1914年思想”认为，当时风行世界的“1789年思想”是“破坏性解放的革命”思想，自由、平等、博爱是“真正的十足的商人理想”，为的是“迅速赢得所有个人的赞同”，强调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是“任意”和“无节制的”。而“1914年思想”具有德意志特色，主张“建设的革命”，认为“德国式自由”强调“秩序”，是真正的自由，生命能在“真正的自由中”绽放。他们强调德国的平等是有机的平等，类似于军队中的战友关系和同志关系，大家平等效劳，在不同岗位上发挥不同的作用，“既学会听话又学会命令”。随着美国文化的大量渗入，20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德国又兴起了新“保守革命”思潮，要求抵制西方议会民主和西方文明，抵制现代性，维护和捍卫德意志传统和文化。

1929年秋，肇源于美国的经济大危机袭来后，严重依赖于美国的德国经济很快深陷其中，“黄金时代”的镀金铜瞬时消散，德国与美国一起“并立”成为受打击最严重的两个国家。在经济危机的推动下，共和国时期逐渐得到缓解的深层次矛盾又被推向表面。社会秩序动荡，党派斗争激烈。由于缺乏睿智能干的政坛干将，国会-总统二元体制非但没有成为集中权力攻陷危机堡垒的载体，反而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通道。

1933年1月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担任德国总理后，立即以恢复德意志传统为幌子，对民主体制大动干戈。他标榜自己要重建“日耳曼民主”模式，解散其他政党，同时改变纳粹党的属性，称其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精英党。他通过《授权法》降低议会的地位和作用，声称要让它回复到Rat一词的古义地位，即仅仅是元首的顾问团。最后，国会蜕变成“接收希特勒声明的响板”和“昂贵的合唱团”。通过《授权法》获得立法权的内阁，从1938年2月起就不再开会，部长们只能从广播中知悉“德国政府”所作出的决定。希特勒政府逐渐演变成“小朝廷”，国家元首通过党、政府、军队三个办公厅的主任，实施着个人的独裁统治。作为体现“日耳曼民主”的全民公决，由于其属于“公民复决”和“有条件的或非强制性的”类型，对当局的决策毫无影响，完全是独裁统治的遮羞布。

其他领域中的情况大致相同。经济上提出“自给自足”的口号，力图脱离世界市场，为此不惜违背经济规律，开采和提炼贫铁矿石。文化上以“德意志”和“非德意志”为划分标准，极尽扶持打压之能事，不惜将相对论的创始人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逐出国门。社会生活中鼓励女性脱离公共事务“回归家庭”，充当德意志斗士的贤妻良母，在“教堂、厨房、孩童”的有限范围内，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生育机器。

然而，纳粹政权尽管以“回归德意志传统”为口号，但是其所作所为并不代表德意志特色。下列三件事情可以作为例证。第一，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架构中有重视制衡的特点，其中包含选侯与皇帝、邦君与皇帝、政权与神权之间的互相制衡，但纳粹政权却以实施“绝对统治”为追求目标。第二，在纳粹当局讨论应对现代主义文化的政策时，戈培尔曾经表示，“纳粹党人是一群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进分子，这不仅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是如此，而且在精神和艺术领域也是如此”，然而在希特勒明确表示要实施打压政策后，他立即转向，毫不脸红地谴责现代派艺术是“附庸风雅”，是“病态”和“腐朽”的，应该遭到清除。第三，纳粹当局在战争准备阶段，曾经强调实施“自给自足”，要摆脱世界市场，规避风险。但是在侵占大片欧洲领土后，它就以欧洲统一体系为目标，力图改造各国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分工，在欧洲范围内展开产品循环。

德国历史中这短短的27年，经历了民主自由与专制独裁两个极端，似乎难以对其作出概括。但突破表象关注内核，可以将其命名为“危机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社会和革命危机，催生出魏玛共和国。先进的民主制度建立在缺乏“共和主义者”的沙滩上，也未得到高喊民主自由口号的西方大国的实质性支持，不仅经常陷入运转失灵的窘境，也为政治体制的急剧转向提供了条件。共和国中后期的经济繁荣，因其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潜伏着很大的危机。纳粹统治时期，当局可以用经济复苏及繁荣、组建“民族共同体”、繁杂的社会福利政策等，来粉饰其统治秩序，然而对德国和德国人民来说，更大的危机已经来临。

本卷主持人 郑寅达

2017年1月于上海

第一编 魏玛共和国

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的成立与巩固（1918—1923）

魏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是在德国“十一月革命”（Novemberrevolution）后成立的，它是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918—1923年是魏玛共和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它以一场不期而至的“十一月革命”为起点，以民主体制全面告急却幸运得救的1923年危机而告终。期间，它经历了横扫一切的革命风潮、政治制度的全面革新、立宪尝试、签订和约、抵制外忧内扰的诸多阶段。这一时期既奠定了魏玛民主（Weimarer Demokratie）的主要特征，也埋下了未来共和体制面临挑战的各种问题。

第一节 1918年“十一月革命”与魏玛共和国的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在求和的压力下，不得已启动了政治改革，然而为时已晚。不堪重负的水兵发动了起义，并迅速点燃了民众的革命激情。一场声势浩大的代表会运动（Rtebewegung）席卷全国。社会各阶层都投入到权力重组的政治角逐中。不久，追求秩序与稳定的观点占据上风，代表会运动被迫从政治领域转入经济领域，最终消融在个别劳动法规中。在这场革命过后，德意志社会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体制。

一、1918年革命的爆发与共和国的成立

帝国的战争机器是在充盈着“迅速结束”与“民族保卫战”的宣传谎言中启动的。一如统治集团所愿，社会各阶层的爱国热忱暂时掩盖了战前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形成了所谓“城堡和平”（Burgfrieden）的局面。然而，战局却超出了帝国领导层的控制，闪击战术从一开始便宣告失败，德国优势一再丧失。被最高军事统帅部（Oberste Heeresleitung，OHL）寄予厚望的无限制潜艇战（unbeschrnkter U-Boot-Krieg）非但不能扭转战局，反而又成为美国参战的借口，以致进一步改变了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

在此情况下，帝国国会主要政党的立场发生了重要变化。国会第一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发生分裂。反战派于1917年4月成立“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USPD，以下简称“独立社会民主党”），余下者自称为“多数派社会民主党”（Mehrheits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MSPD，以下简称“多数派社民党”）。两个资产阶级政党——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FVP）和民族自由党（Nationalliberale Partei，NLP）——在1916年后不断激进化的工人罢工中看到了继续战争的危险性与推动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Zentrum）本是无限制潜艇战的坚定支持者，但从1917年起也转而寻求尽快结束战争的途径。1917年7月6日下午，这四个政党（独立社会民主党未参加）决定携手成立“国会党团联合委员会”（Interfraktioneller Ausschuss），其声明表达了两个共同目标：一是在外交上追求“谅解性和平”（Verstndigungsfrieden）而非“胜利和平”（Siegesfriede），放弃兼并政策，尽快实现停战；在内政上推动民主化，建立一个对国会负责的中央政府（Reichsministerum），并在普鲁士（Preuen）推行平等选举权。由于这四个政党在国会中占据了288个议席（72.5%），是名副其实的“国会多数派”（Reichstagsmehrheit），所以他们的意见立即在德国政坛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

影响之一是“1917年七月危机”（Julikrise1917）的爆发。根据帝国宪法，除皇帝外，真正负责全国内政外交事务的是帝国首相。但自开战以来，时任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1856—1921）因其摇摆立场而受到军方的多次责难，此次“国会党团联合委员会”的声明又再次对他产生了直接冲击。7月12日，在军方和国会多数派的夹击下，首相不得不辞职下台。对于帝国而言，贝特曼霍尔维格的下台清晰划出了一条政治转型的界限：在此之后，帝国宪法所保障的那个至高无上的皇权已经消失了，全权负责帝国内政外交的首相也不复存在。在追求和平与民主的道路上，国会多数派与最高军事统帅部成为直接对峙的角力双方。正因如此，历史学家埃里希·艾克（Erich Eyck，1878—1964）在其名著中开宗明义地写道：“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始于德意志帝国的崩溃，而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始于1917年7月12日皇帝被迫解除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职务。”

影响之二是推动了“上层革命”（Revolution von Oben）的爆发。在贝特-霍尔维格下台后，尽管存在军方的强力干预，但帝国政府的“国会化”色彩仍然愈加浓烈。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1857—1936）担任首相期间（1917年7月14日—10月31日），国会多数派的个别议员进入内阁，甚至为应对教皇的和平调解，首次正式参与外交决策。在格奥尔格·冯·赫特林（Georg von Hertling，1843—1919）当政期间（1917年11月1日—1918年9月30日），国会多数派甚至出任了帝国和普鲁士的副首相，为此被《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欢庆为“从德意志极权国家变成了德意志人民国家”的转折点。宪法史学家也多称这段时间为“隐蔽议会制”（Kryptoparlamentarismus）或“消极议会制”（negativer Parlamentarismus）。到1918年9月28—29日，最高军事统帅部终于批准了国会多数派一年多来的两大诉求：立即停战，准备媾和；要求赫特林首相邀请国会多数派领袖参加政府，推动政治改革。当然，这种为“上层革命”让路的举动，并非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之流的幡然觉悟，除了战争确实无法继续外，实则还蕴藏着军方的两大心机：

第一，这是缓解美国压力的最好途径。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在“十四点计划”（14 Punkte-Programm）中，几乎直截了当地向德国左翼呼吁，希望他们从内部搞垮帝国统治集团。对于军方而言，由其主导的“上层革命”是可以最大限度地既维护自身利益又满足美国要求的选择。

第二，这是推卸军方所有责任的最好途径。鲁登道夫多次宣称，要让国会多数派“现在就喝掉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的汤汁”。事实上，这正是魏玛时期流传甚广的所谓“匕首刺背”神话（Dolchstolegende）的源头所在。藉此，最高军事统帅部便把战败责任与未来签订和约的任务一并移交给国会多数派。

由于赫特林并不愿意领导这场“上层革命”，9月30日，在军方督促下，威廉二世（WilhelmⅡ.，1859—1941，1888—1918年在位）下诏，任命来自于西南邦国巴登（Baden）的马克斯亲王（Prinz Max von Baden，1867—1929，以下简称“巴登亲王”）为新首相。

对于最高军事统帅部与国会多数派而言，巴登亲王都是一个合适的妥协对象：他是王公贵族，多次批判“西方民主”，并不赞成1917年7月的“和平决议”（Friedensresolution），支持德国入侵比利时（Belgien），甚至还赞成种族主义理论家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的观点，因而部分代表了传统精英的立场；他从小受到自由主义教育，对军人独裁和右翼立场有所保留，甚至指责过德意志民众的奴役心态，因而又受到国会多数派的关注。

巴登亲王内阁几乎都是由国会多数派组成的。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多数派社民党人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和古斯塔夫·鲍尔（Gustav Bauer，1870—1944）分别出任不管部以及新成立的帝国劳动部的国务秘书。

当“上层革命”的幕布徐徐拉开时，作为这场戏的主角，巴登亲王并不轻松。他所面对的内外环境极其糟糕：首先，军方从未轻易地让他放手一搏。10月3日晚，他被迫签署由最高军事统帅部起草的停战电报——亲王在后来的日记中将之斥为“投降”和“军事战败的宣言”。然而“胜利和平”却未在军方领导者的头脑中消失。直到10月14日，兴登堡仍然在给首相的电报中说“德国人民只有两条路：要么是光荣的和平，要么是战斗到最后一人”。鲁登道夫在10月17日的战时内阁会议上居然还要求继续补充兵员，并指责停战谈判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其次，社会期待日增，而激进化趋向越来越明显。《法兰克福报》在内阁成立之日把巴登亲王称作“国会多数派的代言人”，称他将成为“德国民主制的第一位帝国首相”。然而，激进左翼的要求更高。10月7日，“斯巴达克团”（Spartacus，或译“斯巴达克派”）通过的人民革命纲领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

最后，来自美国的压力日益沉重。从10月3日到11月5日，美德之间一共进行了四轮外交照会战。总体而言，美方的态度日趋严厉。它不仅要求德国必须接受“十四点计划”所规定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而且还直接要求政治变革。

正是在美方不断施压下，巴登亲王内阁终于加快了改革步伐。扫除上述内外困境的措施几乎在同一时刻展开：10月26日，一再干涉内阁事务的鲁登道夫故伎重演，试图以辞职相威胁，反对媾和，但皇帝在巴登亲王的反复劝说下，居然接受了他的辞职。至此，最高军事统帅部对内阁的干预行动结束。同日，宪法修正案在国会得以通过，并于两天后生效。该修正案是对1871年宪法的第15条进行的补充，规定：帝国首相需要得到国会的信任；关乎战争、和平以及国际条约的重大问题需要获得联邦参议会和国会的同意，军队置于文官的控制之下；各邦实行民主化。与此同时，普鲁士上议院终于批准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

巴登亲王内阁随之面临的棘手难题是如何劝说威廉二世退位。10月初，威廉二世的责任问题已成为公众舆论的对象，但尚未涉及退位事宜，只有斯巴达克团的人民革命纲领提出了“废除王朝”的目标。随着美方压力的增加，人们开始考虑皇帝退位的可能性。符腾堡（Württemberg）的罢工工人打出了“皇帝是无赖”的口号，甚至连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这样的资产阶级中派也认为皇帝必须退位。10月7日，战时参议会（Kriegsrat）首次公开讨论退位问题。10月24日，多数派社民党议员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1946）在国会中表示“只要皇帝下台，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好和约”；10月25日，巴伐利亚（Bayern）首相和国防大臣表示赞成。显然，反对皇帝的社会氛围已经形成。然而，威廉二世却一再拒绝巴登亲王的劝说，并执意离开柏林，前往最高军事统帅部大本营斯帕（Spa）。该举动不仅让皇帝的最后一点个人声望消失殆尽，也让内阁最终在10月31日会议上下定决心，迫使皇帝退位。

然而，当这场拖沓已久的“上层革命”终于跨出至关重要的一步时，命运女神却冷酷地向它关上了大门。仅仅3天后，一场水兵起义突然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11月9日，风暴到达柏林，巴登亲王内阁倒台。战争末期的政治转型被迫中止。

1917年起，帝国臣民们的反战情绪已经不断通过罢工和兵乱的方式表现出来。据统计，德国的罢工数量从1916年的240次跳跃性地增加到1917年的562次，1918年11月前已达到499次，罢工者多达1500万人次。当年8月“卢伊特波尔德摄政王”号军舰（SMSPrinzregent Luitpold）上的水兵们也曾喊出“打倒战争”的口号，数十名水兵则在芬兰海岸起义。

不过，德意志社会实际上并未做好革命准备。

两个左翼团体——斯巴达克团和柏林革命者团体（Revolutionre Obleute）——的革命主张并未被多数派社民党与它们所属的独立社会民主党所接受。前者始终坚持“和平与渐进式民主”这一政治口号，后者竭力阻止左翼团体把“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革命口号写入党纲中。

即便在这两个左翼团体之间，关于革命的目标和手段问题，也未曾达成统一。在斯巴达克团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它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工兵苏维埃”得以实现。而在柏林革命者团体的计划中，“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革命的目标，而仅仅是阶段之一。它追求一种“大众民主”或“直接民主”，其目标是“纯粹代表会体制”（reiner Rtewesen）。

更为糟糕的是，当德意志社会的革命之势几近不可抵挡时，主要的革命鼓吹者们却都意外地“缺席”了。在斯巴达克团中，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自战争开始后便被禁止直接参与政治行动，后被囚禁；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直到10月26日才被释放；其他主要成员或仍在狱中，或被迫流亡其他国家。甚至到11月6日晚，斯巴达克团在斯图加特（Stuttgart）的成员因为谋划革命而入狱。同样，柏林革命者团体的领导者也在10月相继暴露。11月8日，该组织的精神领袖恩斯特·道尔米施（Ernst Dumig，1866—1922，旧译埃·多伊米希）被捕。

至此，革命前夕的德意志社会呈现出极为有趣的画面：一方面寻求变革的呼声广泛存在，另一方面革命的主张却少有应和；一方面革命者竭力鼓吹，另一方面革命方案之间的差异却日渐明显；一方面革命趋势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革命领导者却未能及时出现在革命现场。革命看似箭在弦上，却未能一气呵成。不过，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就来了，这就是1918年11月4日的“基尔水兵起义”（Kieler Matrosenaufstand）。

本应属于帝国支柱的军人充当了革命的爆炸者，这不仅出乎统治者的意料之外，甚至连左翼政党的领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胡戈·哈泽（Hugo Haase，1863—1919）在获悉革命消息后，曾不以为然地将之视作“一次感情冲动后的喷发”而已。

然而，它又是在情理之中的。一方面，士兵中的厌战情绪已累积到极致；另一方面，在所有军人中，水兵又是死亡率极高的兵种。据估算，德军共损失83艘巡洋舰和178艘潜水艇，5132名潜艇水兵死亡，死亡率超过50%。

1918年10月下旬，当巴登亲王内阁决定向协约国乞和时，海军部却阳奉阴违，下令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潜艇出海作战。这当然同水兵们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驰，遂成为新一轮暴动的导火索。10月28日，出海作战令传到威廉港后，部分水兵拒绝接受。抗拒心理迅速传播到北德各港，有的军舰干脆熄火。海军当局表面上宣布收回成命，实际上却加强了对水兵的监控，并以“不稳分子”为名，逮捕了4艘军舰上的1000名水兵，将之解往基尔港受审。唇亡齿寒的心理让基尔港的水兵们连日集会，要求官方释放被捕水兵，并禁止舰队出海。11月3日，基尔要塞（Kiel）司令部拒绝了水兵们的要求，还下令逮捕50多名水兵。群情激奋的水兵们联合当地工人，走上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军官们则向示威群众开枪，致使8人死亡、29人受伤。

11月4日，忍无可忍的水兵们把暴动升级为武装起义。他们解除军官武装、占领炮位和军械库。工人们予以配合，占领当地市政厅。当晚，整个基尔已掌握在起义者手中。次日，全城总罢工，所有军舰上都升起红旗。

从这场起义的源头来看，水兵的求生渴望与海军部的孤注一掷心态纠结在一起，构成了极为特殊的导火索。水兵们在声明中只是表达了最为基本的生存要求，如“在任何情况下，都须中止潜艇继续作战”等。

然而，水兵们的行动却进一步激化了普通民众对于帝国政府和这场战争的不满。于是，当这些水兵自行脱离部队，沿着铁路线把革命消息传递出去后，北德各地迅速跟进，暴动演化为一场席卷整个北部的革命运动。11月5日，吕贝克（Lübeck）被水兵占领。11月5/6日，汉堡（Hamburg）水兵起义。11月6日，不来梅（Bremen）的水兵与工人合作夺取政权，并决定向科隆（Kln）进军。此后，汉诺威（Hannover）、马格德堡（Magdeburg）、布伦瑞克（Braunschweig）、奥登堡（Oldenburg）、什未林（Schwerin）、罗斯托克（Rostock）、科隆、德累斯顿（Dresden）、莱比锡（Leipzig）、开姆尼茨（Chemnitz）、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main）、斯图加特都相继爆发革命。萨克森（Sachsen）、维滕堡（Wittenberg）、不伦瑞克等邦的君主被推翻。

与此同时，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München）也爆发了革命。这里的革命由两个工人政党联合策划并领导，主要领袖是当地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1867—1919）。11月7日，两党携手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两党领袖在不同广场上发表演说，提出了“德皇、巴伐利亚国王和太子退位”、“彻底修改宪法”等要求。随后，示威者袭击军械库，解除宫廷卫队的武装，释放政治犯，占领了邦议会。左翼报纸《慕尼黑邮报》（Münchener Post）后来评论说：“这次示威游行所表现出来的印象是所向无敌的。每个参与者都知道：今天是决定命运和民族正义的一天。”当晚，“工人、农民与士兵代表会”（Arbeiter-，Bauer-und Soldatenrat）成立，多数派社民党、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巴伐利亚农民联盟（Bayerischer Bauerbund）的代表对等参加。艾斯纳当选为主席。次日，巴伐利亚国王退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终结。艾斯纳宣布巴伐利亚成为“共和国”。新政府随后成立，艾斯纳任州长兼外交部长，4名多数派社民党、3名独立社会民主党和1名无党派人士共同组建内阁。慕尼黑革命完成。

11月9日，革命浪潮终于到达首都柏林。这里“上层革命”与“下层革命”结合在一起。

慕尼黑革命成功后，柏林便陷入四面楚歌之中。11月8日晚，斯巴达克团和柏林革命者团体以“柏林工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Vollzugsausschuss des Arbeiter-und Soldatenratin Berlin）为名，号召柏林工人和士兵“起来为和平、自由和面包而斗争”，“走出工厂！走出兵营！”，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

11月7日下午，受到压力的多数派社民党主席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和谢德曼转变立场，向巴登亲王递交最后通牒。他们不仅要求皇帝退位，而且还提出皇太子放弃继承权、增加社民党在内阁中比重等新要求，并以退出内阁相威胁。首相随即同皇帝交涉，但被后者拖延了2天。

11月9日清晨，柏林的示威游行开始了。几十万人涌向市中心，举着“和平、面包、自由”和“兄弟们，别开枪”的标语，解除了警察和军官的武装，占领警察署，袭击兵营，释放政治犯。到中午时分，示威者已控制了包括皇宫、卫戍司令部和警察总局在内的大部分重要机关。帝国政权陷入瘫痪之中。

在此局势下，久未等到皇帝退位声明的巴登亲王，只能在12点代行宣布皇帝退位、皇太子放弃继承的消息，并把首相一职交给艾伯特。艾伯特以“帝国首相”的名义签发公告，宣布成立新政府，并以食品供应危机为由，要求示威者“维持秩序”。

对于艾伯特而言，柏林革命似乎已经结束。他的目标“依旧是在任何情况下起‘平衡’作用，避免同帝国及其代表‘秩序’的君主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完全决裂”。连巴登亲王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认为：“如果退位的皇帝任命艾伯特为首相，君主政体也许仍有一线希望”。事实上，关于国家体制的转变问题，艾伯特并未做过认真思考。

然而，事态发展却出乎艾伯特的掌控之外。皇帝退位的声明已经传出，而国会大厦门前的示威者却毫无散去的迹象。不仅如此，斯巴达克团在已占领的皇宫中筹划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消息不断传来。这让国会大厦中的多数派社民党另一位领袖谢德曼颇为不安。下午2点，谢德曼决定抢在左翼之前，先行宣布国家新体制。他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向示威者喊出了“德意志共和国（deutsche Republik）万岁！”的口号。谢德曼的演说让艾伯特大发雷霆，向他叫嚷说：“你没有权利宣布成立共和国。德国要变成什么，是变成共和国还是别的什么，这必须由制宪会议来决定。”然而2个小时后，李卜克内西的演说更让艾伯特吃惊不已，因为他宣布成立“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freie sozialistische Republik Deutschland）”。

无论谢德曼还是李卜克内西，他们都超越了艾伯特的最初设想，宣告了德国从君主制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变。这一结果突破了战争末期“上层革命”的范畴，显示出“下层革命”的推动力，完成了从基尔水兵起义开始的革命逻辑的应有之义。

二、全德工兵代表会大会

在“十一月革命”中，11月9日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它开启了革命的第一个高潮期：旧制度从此结束，新制度自此开启。但是，对于德意志社会而言，这些仅仅是革命的一个侧面。如若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观察革命风暴中的社会群生相，我们便会发现革命带来的变化远不止于此。

革命在政治上动员了工人阶层，使之成为革命的主要承载者和推动者。参加三大工会的人数从1917年底的165万人增加到1918年底的352万人。中央政府和半数以上的地方政府由两个工人政党共同掌控。到20年代初，这一趋势直接导致德国传统政治格局的变化。据1921年的调查表明，工人出身的政治家比例已达1/4，与高级公务员、贵族、工业家和农场主家庭出身的政治家比例持平。

革命也得到了农民阶层的支持，尤其在农业地区巴伐利亚。巴伐利亚农民联盟主席路德维希·甘道尔夫（Ludwig Gandorfer，1880—1918）是一位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11月7日，他同艾斯纳一起参加了慕尼黑大游行，并共同组建了巴伐利亚的“工人、农民与士兵代表会”。

革命让保守派和大资产阶级们惊慌失措，保持缄默。大多数保守派都在家中保持沉默。德国报刊这样形容他们：“德国的资产阶级就像面对苍鹰飞来时的胆怯小鸡。”

与之相反，自由派资产阶级们却在这场革命中发现了1848年革命的影子。就在柏林革命前夕，《法兰克福报》把迫在眉睫的工人起义同“自由的未来”这一目标联系起来。革命爆发后，他们热情讴歌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巴登、巴伐利亚和莱茵普法尔茨（Rheinpfalz）等地区，新政府中包含了1/3以上的资产阶级成员。

革命不仅把社会各阶层都卷入其中，还在短期内颠覆了传统的统治结构，用新型的权力组织形式“代表会”（Rat）来重构政治生活。

“代表会”作为一种权力组织形式，最早产生于俄国1905年革命中，俄语称之为“苏维埃”（Soviet）。“Soviet”一词后被引入德国，有时也被译作“Rat”。第一批“工人代表会”（Arbeiterrat）出现在1917年4月罢工中。基尔水兵起义后，革命中的第一个“工兵代表会”成立。不久，这种权力组织形式遍布全国各地，但当时的名称还未统一，如“福利委员会”（Wohlfahrtsausschuss）、“人民代表会”（Volksrat）等。直到数周后，各地才逐渐统一称作“代表会”（Rat）。

革命初期，代表会几乎出现在所有层次的政治生活中，除工人代表会外，还有农民代表会、市民代表会、逃兵代表会、妓女代表会、失业者代表会（Arbeitslosenrat）等。

在政治性代表会中，出现了四种类型： （1）由工人政党与自由工会分别派代表参加，采取党派妥协与集体领导的方式，出现在鲁尔（Ruhr）矿区和中德地区（Mitteldeutschland） ； （2）由企业工人直接选举产生，出现在不来梅、汉堡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大城市的大企业中； （3）农民（或农业工人与农民）代表会，主要集中于巴伐利亚等农业地区； （4）在居住区域基础上选举产生的代表会，主要以“市民代表会”的形式出现，如西南德意志的巴登、符腾堡地区，参与者多为商人、教师、律师等城市中产阶层，著名学者韦伯便是海德堡（Heidelberg）代表会的成员。

虽然名称统一，但不同的政治团体对“代表会”的内涵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多数派社民党与自由派资产阶级们把它视作过渡时期的管理机构，以便稳定社会。斯巴达克团在“苏维埃”的意义上理解代表会，即强调它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柏林革命者团体则在“直接民主”的意义上理解代表会，即认为它就是一种“未被歪曲的民主”。更多的参与者把代表会视作共同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途径，希望藉此发出自己的声音。

代表会运动的兴起，显示出革命在社会重组方面的巨大影响力。然而不同社会团体对于代表会运动的相异理解，却埋下了革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11月9日晚，两个工人政党展开组阁谈判。事实上，双方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两者取得共识之处仅仅在于部长职权及其相互平等的关系，而在内阁使命、资产阶级成员的政治权利、代表会运动的未来命运及德国政体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想法。因此，两党的合作基础极为薄弱。李卜克内西甚至要求哈泽拒绝入阁邀请。双方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

正在此时，异军突显的第三支力量迅速让两党之间的争议变得黯然失色。11月9日晚，在革命者团体的领导下，大柏林地区工兵代表会（Arbeiter-und Soldatenrat Gro-Berlin）在国会大厦举行大会。大会决定次日举行新选举，并接管中央政府的权力。这显示出代表会运动的政治目标。

在此局势下，两个工人政党反而拉近了距离。一心维持“稳定和秩序”的艾伯特感受到巨大威胁，决心尽早实现两党联合，以共同控制代表会运动。同时，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哈泽等高层也不欢迎李卜克内西的激进立场，他们趁后者缺席，在11月10日凌晨强行通过了入阁决议。

于是，在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天，一个由工人政党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组建成功。多数派社民党的艾伯特、谢德曼和奥托·兰茨贝格（Otto Landsberg，1869—1957），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哈泽、威廉·迪特曼（Wilhelam Dittmann，1874—1954）和埃米尔·巴尔特（Emil Barth，1879—1941）进入内阁，成为权力平等的部长。

为保障临时政府的权威，控制政治性代表会运动的方向，艾伯特等人决定参加当天下午的大柏林地区工兵代表会集会。该集会是在柏林布歇马戏园（Zirkus Busch）举行的。它最终选举产生了大柏林地区工兵代表会的执行委员会（Vollzugsratdes Arbeiter-und Soldatenrates Gro-Berlin，以下简称“执行委员会”）。这是由7名革命者团体代表、14名士兵代表与两个工人政党的各7名代表组成的政治团体。革命者团体的领袖米勒（Hermann Müller，1868—1932）被选为主席。执行委员会批准了上午组成的临时政府名单，并把临时政府更名为“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

布歇马戏园集会看上去调和了三支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建构起新的中央权力，但事实上却埋下了此后数周间权力斗争的导火索。从当日流程来看，大柏林地区工兵代表会是权力核心，由其产生一个“执行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的代表，而人民代表委员会是由执行委员会批准成立的权力机构。正因如此，执行委员会认为，全部政治权力（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体现在11月11日它所颁布的“对外宣言”中。然而，艾伯特等人对此根本不予认同。他把集会视作息事宁人的结果。独立社会民主党高层则把两者关系视作“政府与国会的关系”。后者应有监督权，而没有行政权。

这样一来，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权力首先面临归属争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代表委员会各执一词，双方在行政、军队归属、国家形式等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直到11月22日，两个权力组织终于达成第一份协议，对双方的政治角色做出详细规定：最高政治权力赋予工兵代表会，人民代表委员会拥有执行权。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签约双方对协议的可信性都持怀疑态度，同时该协议本身也回避了重要的争论话题：未来的国家形式。经过多次冲突，到12月9日，双方再次签订第二份协议，但还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就在两者围绕中央权力的归属问题争论不休时，整个德国社会的政治力量已经出现了不同于革命初期的格局特点：第一，在工人运动中，多数派社民党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bund）和革命者团体的同情者也有所增加，唯有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号召力持续下降。第二，资产阶级与保守派政党走出了最初“迷惘、颤抖、惶恐、动摇”的状态，在11月底前相继实现重组：11月16日，在进步人民党的基础上建立“德意志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DDP，以下简称“民主党”） ；11月20日，天主教中央党在巴伐利亚分部脱离（11月12日）后，颁布了新纲领；11月22日，原民族自由党的一部分成员成立“德意志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DVP，以下简称“人民党”） ；11月24日，原德意志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 Partei）、德意志国家党（Deutsche Staatspartei，缩写DStP，1930年由民主党更名而来）等右翼政党和团体合并成立“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DNVP，以下简称“民族人民党”）。

第三，军方成为政府越来越倚重的力量。就在布歇马戏园集会当晚，军方最高指挥官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1867—1939）将军致电艾伯特，表示军方将支持新政府，但强调他们“只能同一个反对激进主义（Radikalismus）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政府合作”。艾伯特表示理解并接受这一条件。这次通话后来被视作艾伯特与军方之间的密约，史称“艾伯特-格勒纳协议”（Ebert-Groener-Pakt）。

在短短几周内，德意志社会权力格局所出现的变化是由这场革命的特点所造成的。这场革命本是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水兵起义，而后迅速成为渴望“和平与民主”的大众运动（Massenbewegung）。被寄予厚望的工人政党则缺乏对革命的周密规划。作为不久前“上层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多数派社民党十分自然地延续着改良主义的思维，把建立议会民主制作为执政目标。这让最初被革命风潮压制的资产阶级与保守派们找到了喘息的契机，也为军方再次卷入政坛提供了可能性。

反之，权力格局的三大变化也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当时并未定型的革命进程。工人政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超越了革命初期建构“工人社会”的热情，意识形态的对峙迅速成为革命无法逾越的障碍，并进而将成为革命偃旗息鼓的主要原因之一。资产阶级与保守派政党的重组，极大改变了政治氛围。无论是对于多数派社民党追求议会民主制道路的支持，还是对于代表会运动开销的污蔑，它们都影响着社会舆论的基本趋向。军方的介入打破了最初的力量平衡，成为议会民主制支持者们最有利的武器。

政坛出现的新特点很快影响到代表会运动的发展。1918年12月16—20日在柏林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兵代表会大会成为1918、1919年革命的转折点。

鉴于中央机构之间的权力斗争及人们对议会民主制道路的不同意见，人民代表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共同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会大会。人们虽然还不清楚当时代表的产生程序，但大致按照地区分配原则，比例同1912年国会选举类似。工兵代表会曾有意控制代表人选的政治归属，但从最终结果来看，这一目标并未实现。

多数派社民党控制了大会的导向。这次大会共有489名正式代表，另有47名人民代表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作为额外代表以不同身份参加。在正式代表中，多数派社民党有296人（60.5%），独立社会民主党96人（19.6%，其中斯巴达克同盟10人），士兵代表会25人（5.1%），民主派24人（即资产阶级与保守派，4.9%），革命者团体11人（2.3%）以及未登记者37人（7.6%）。

这次大会共有四个议题：

一是解决政治格局危机的途径。大会最后接受一种类似“国会—政府”的政治架构，即全部权力归属人民代表委员会，代表会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进行“国会式的监督”。此外，大会还决定了国民会议选举时间为1919年1月19日。这一结果已经确立了议会民主制道路。

二是如何推动军事民主化进程。大会支持多数派社民党的渐进方案。但即便如此，艾伯特仍然由于兴登堡等军方首领的反对而推迟实施该方案。

三是如何看待11月24日成立的社会化委员会（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所递交的工作方案。大会最后接受了多数派社民党的意见，决定“在所有成熟的工业部门，特别在矿区，立即展开社会化”。

四是如何界定并选举“中央委员会”。大会决定该机构将作为“类国会”来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由此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此举后来被证明是一大败笔，因为它进一步缩小了左翼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正如道尔米施所言，这次大会成为政治性代表会运动的“死亡证明书”，代表会运动从此失去其合法的政治属性。

三、国民会议选举

全德工兵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都让左翼感到失望。12月24日，斯巴达克同盟发动了圣诞夜罢工，希望通过工人示威游行的方式来改变现状。示威者占领电话局，切断电话，并包围了政府。艾伯特被迫调来军队，结果再次引发了示威者与军方之间的流血冲突，造成11名游行工人与56名士兵死亡。

这场冲突彻底结束了工人政党之间合作的可能性。12月27日，《前进报》指责斯巴达克同盟的攻击行为。而人民代表委员会中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们为照顾斯巴达克同盟的感情，决定退出临时政府。他们的空缺立即由多数派社民党人诺斯克和维塞尔（Rudolf Wissel，1869—1962）接任。

然而即便如此，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的震荡仍未能平息。同日晚，斯巴达克同盟宣布退出独立社会民主党，另行组建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以下简称“共产党”）。在其党纲上，共产党明确了“彻底转变国家与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决心。

恰在此时，“艾希霍恩事件”爆发。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1863—1925）时任柏林警察局局长一职，负责维持首都地区的秩序。自哈泽等人退出人民代表委员会后，普鲁士州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也相继退出州政府，但艾希霍恩以自己的职位关系到革命前途为由，拒绝辞职。1月4日，普鲁士内政部将其解职。当晚，共产党与革命者团体决定发动游行示威来支持艾希霍恩的决定。这就是“柏林一月起义”（Berliner Januaraufstand）。

柏林起义是以1月5日下午示威游行为起点的。示威者很快占领了报社区、火车站、警察局和电报局。革命者发布公告，宣布推翻艾伯特政府，由共产党代表李卜克内西、士兵代表会成员肖尔泽（Paul Scholze，1886—1938）和革命者团体代表雷德鲍尔（Georg Ledebour，1850—1947）组成新政府。

艾伯特政府迅速反击。国防部长诺斯克被任命为柏林总司令。诺斯克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总得有人来当猎犬，就由我来担这个责任吧！”他依靠退伍军人、游民和冒险分子等组成的“志愿军团”（Freikorps），并得到了国防军（Reichswehr）将领们的合作承诺。哈泽和考茨基等中间派试图充当和事佬，但没有成功。

到1月11日，政府军重新控制报社区和警察局。大量左翼工人领袖或被杀或被捕。13日，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革命者团体宣布停止罢工。当晚，政府宣布镇压成功，声称“保留了所有的革命成果”。1月15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志愿军团杀害。

镇压行动虽然保住了艾伯特政府，但进一步突显了军方的重要性。更为糟糕的是，工人政党之间的不断冲突让渴求回归“正常状态”的德国民众深感失望。而国民会议选举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如期拉开帷幕。

1月19日，共有34046366人参加国会选举，参选率高达83%。多数派社民党获得了37.9%的选票（163个议席），其次是中央党与巴伐利亚人民党占19.7%的选票（91个席位） ；民主党占18.5%选票（75个席位），民族人民党占10.3%选票（44个席位），独立社会民主党占7.6%选票（22个席位），人民党占4.4%选票（19个席位），巴伐利亚农民联盟和德意-汉诺威党等占1.6%选票（7个席位）。共产党拒绝参加选举。

这一结果让革命以来的德国政局出现重大变数。多数派社民党并未如愿获得超过半数的支持率，无法单独执政。它或者同独立社会民主党联合，勉强获得国会45%左右的席位，维持住工人内阁的现状；或者同资产阶级中左翼政党联合，把工人内阁变成工人政党参与的内阁。第三种可能性是工人政党回到反对党的传统角色，让所有资产阶级与保守派政党联合成为执政党。多数派社民党显然不愿走第三条道路，但独立社会民主党以未能解决柏林起义中出现暴力行为为由拒绝合作，所以艾伯特只能转向同民主党和中央党的联合。

组阁谈判很快完成，多数派社民党、民主党和中央党联合组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战争末期国会多数派的翻版。革命初期的工人政府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和中左翼资产阶级参加的联盟政府。人们把这种组合称之为“魏玛联盟”（Weimarer Koalition）。

国会选举后，德国正式确立了议会民主制。然而围绕在政治体制上的斗争并未偃旗息鼓。在1919年春天，政治性代表会运动迎来了一场剿灭与对抗的最后斗争。

在中央层面上，剿灭代表会体制的行动干净而利落。当时，由全国第一次代表会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仍然存在，它同刚刚产生的国会之间的关系还未得到明确说明。1月19日，新政府出台法令，把最高指挥权收归政府，士兵代表会的使命仅限于“军队的救济、社会与经济问题、宿营以及纪律方面的合作”。2月4日，在政府压力下，中央委员会正式把权力移交给国会。当然，中央委员会仍将继续存在，但其政治意义荡然无存。

与此相反，在地方层面上，对于政治性代表会运动的剿灭遭到了激烈反抗。2月6日，全国士兵代表会在柏林召开大会，宣布废除1月19日法令，要求同政府“分享”最高指挥权。各地暴力行动频现，如爱森纳赫（Eisenach）、哥达（Gotha）等地都发生占领行动。共产党影响力较大的中德地区和柏林出现了所谓“第二次革命”的风潮。不久，诺斯克率军镇压工人运动。

与此同时，柏林也出现更为凶猛的革命风潮。3月3日，共产党发出罢工号召，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工兵代表会”的口号。当晚，罢工工人攻打警察局，并占领了火车站。此后数日，柏林处于严重的动乱和巷战中，经济活动完全瘫痪。这就是“三月起义”。直到3月16日，它才被所谓“志愿军团”所镇压。

在纯粹代表会体制思想影响的地方相继出现了一些“代表会共和国”。不过，这些“代表会共和国”均未能坚持很久，如“不来梅代表会共和国”延续了25天，“库克斯港（Cuxhaven）代表会共和国”存在5天，“曼海姆（Mannheim）代表会共和国”和“不伦瑞克代表会共和国”都只存在1天。

在所有代表会共和国中，最具影响力、也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2月21日，原州长艾斯纳被刺身亡。这起突发事件使得巴伐利亚陷入极度动荡。多数派社民党人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1867—1930）出任联合内阁的州长，却无法控制局面。一批艾斯纳的追随者，如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诗人托勒尔（Ernst Toller，1893—1939）和无政府主义者兰道埃尔（Gustav Landauer，1870—1919）则在4月7日宣布成立“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推行了包括国有化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4月底，诺斯克的两万大军兵临城下。5月5日，慕尼黑被政府军重新占领，550多名革命者被杀害，6000多人被逮捕和监禁。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前后共坚持了24天。

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的失败，标志着1918—1919年革命（die Rovolution von1918/19）中政治性代表会运动的终结，也宣告了议会民主制的最终确立。此后，德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以代表会体制作为政治建构目标的大规模社会运动。

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十一月革命”更是一场“大众运动”，因为“革命是自发产生的，大众强迫领袖们接受自己的意志，并且对党或工会的组织结构提出挑战”。这场革命不仅吸引士兵与工人投身其中，也出现了农民和市民阶层的参与。这场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观上是因为大众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结构，又缺乏完整的革命理论，因而无法同现存的国家与政党组织相抗衡，客观上则同战后德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军事与经济困境相关。革命的诡谲多变恰巧证明了，历史进程是“不可算计”的。革命的每一派参与者都建立在自己的历史经验与未来期待之上。他们之间形成的合力促成了魏玛共和国的诞生，他们的满足与失望也将伴随共和国的成长脚步而影响着德国第一个民主体制的兴衰成败。

第二节 《魏玛宪法》与《凡尔赛和约》

就在革命风暴中，共和国的制度建设拉开了帷幕。对内，《魏玛宪法》（Weimarer Verfassung）奠定了德国的民主框架；对外，《凡尔赛和约》（Der Versailer Vertrag）重新恢复了和平格局。然而，过于超前的民主理念却使《魏玛宪法》生不逢时，大国操纵的外交谈判又使《凡尔赛和约》成为民主的负担。期待中的民主与和平并没有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实现。相反，卡普吕特维茨暴动（Kapp-Lüttwitz Putsch）造成了民主体制的生存危机，在赔款阴影下的外交博弈则暴露出共和国的捉襟见肘，外长拉特瑙（Walter Rathenau，1867—1922）最终倒在了反民主势力射来的毒箭之下。

一、魏玛国民会议与《魏玛宪法》

在德国近现代史上，立宪是每一次政治体制变革的必由之路。1918年11月14日，艾伯特任命自由主义者、国家法学教授普罗伊斯（Hugo Preu，1860—1925）担任内务部国务秘书，负责宪法起草工作。

普罗伊斯生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曾在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学、历史学和哲学。1883年，他在哥廷根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6年后，他又通过法学教授职业资格论文考试。然而由于他是犹太人，且在政治立场上属于左翼民主自由派，故长期没有获得正式教席。直到1906年，他才获聘担任柏林贸易高等学校（Berliner Handelshochschule）的教授。1910年，在社民党的支持下，他当选柏林市议员，进入大柏林地区的规划委员会工作，从此开始学术和政治的双重生涯。

普罗伊斯信奉基尔克（Otto von Gierke，1841—1921）的有机国家理论，强调自治管理的重要性。1915年，他提出把“专制国家”改造为“人民国家”（Volksstaat）的政治使命。1917年7月，他在备忘录中不仅论证了“根本变革制度”的必要性，而且还根据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Frankfurter Reichsverfassung）的基本权利体系，提出了修改1871年宪法的一系列具体方案。

革命爆发后，普罗伊斯反对代表会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资产阶级获得“完全平等负责的合作（机会）”。显然，这一政治立场同多数派社民党人相契合。

普罗伊斯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咨询委员会，于12月底完成第一稿。该稿有五大特征： （1）速战速决，以避免法兰克福宪法因拖沓而失去契机的命运； （2）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颠覆性的调整，提出了“分权化的统一制国家”（dezentralisierte Einheitsstaat）的想法，即确保中央政府权力，同时肢解普鲁士，把全国分为16个省区（Gebiete），保证各地区之间的权力平衡； （3）完全无视革命的进程，甚至拒绝在草案中接纳“代表会”这一概念； （4）有意识地接受美国宪法观念，特别在总统职位的设立上；（5）克服“议会专制”的观念占据主流，设置了一个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双重权力。

这份带有明显左翼自由主义风格的宪法草案虽然简单，但已大致勾勒出一个“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基本框架。然而，出乎普罗伊斯意料的是，从宪法草案第一稿到定稿，居然还花费整整7个月的时间，并经历了数次重大修改：1月20日第二稿；2月17日第三稿；2月21日第四稿。

第四稿是中央政府的正式提案，被提交给国民会议审议。这被称作“核心立宪程序”，包括了5个阶段：大会一读、宪法委员会审议、大会二读、大会三读、最终表决。2月24日，普罗伊斯首先代表政府对宪法草案作说明。此后，大会进行了三次集中辩论，议员们阐述了各自的政党立场。3月5日，因柏林局势混乱，而迁至魏玛召开的国民会议成立一个由28人组成的宪法委员会（Verfassungsausschuss，又称“第八委员会”或“二十八人委员会”），由其负责逐句审议。该委员会按照国会中的议席比例构成，参加者均为各党的领袖人物或知名的国家法学者，大多参与了集中辩论。该委员会把宪法草案分为12段，每一段由2名成员进行修改。

宪法委员会共举行了42次会议，到6月18日向国民会议递交了宪法草案第五稿。第五稿在清除地方主义的同时，也在地方立法权方面适当做了妥协，并继续扩大基本权利的内容。7月2日—22日，大会对宪法进行了二读。7月29日—31日，大会进行了三读。

在国民会议的讨论中，围绕在宪法草案上的争议已远远超越了基本权利的多寡问题以及中央—地方的关系问题，而是牵涉到更多的具体内容，其中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国名问题。革命初期，“共和国”（Republik）是社会主义者愿意使用的字眼。然而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中，“Reich”一词却从未消失过。在宪法草案第一稿中，普罗伊斯十分自然地把新国家称之为“德意志国家”（Deutsches Reich）。2月10日，国会通过的权力法案被称为《临时国家权力法》（Gesetzüber die vorlufige Reichsgewalt）。根据该法，总统等职位前都加上了“Reich”一词。左翼则认为“Reich”拥有不好的声誉，是同暴力和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的，应改为“德意志共和国”的名称。这种观念得到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在两种观点之间的是由民主党主席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1860—1919）曾经提出过的“德意志联邦”（Deutscher Bund）。但响应者寥寥。最终，“Reich”这一名称获得了多数支持，并被写入宪法之中。不过，经过这场国名之争，普罗伊斯等人也看到了“Reich”一词同专制国家原则之间的联系，故而在宪法第一条中便用“德意志国家为共和政体”这样一句话来强调新国家的特征。

第二，国旗问题。国旗同样是重要的政治符号之一。右翼政党主张沿用第二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以象征国家的统一；独立社会民主党提出用红色来象征社会主义理想；中左翼政党们则坚持用1848年革命的黑红金三色旗，以象征政治自由与国家统一。最终国会通过了妥协方案：黑红金为国旗颜色，商船则保留黑白红颜色，但在旗子上必须涂有新国旗颜色。

第三，代表会体制问题。3月20日，劳动部长鲍尔首次提出“将工人代表会固定到宪法中”的草案。4月4日，内阁敲定了最后修改的方案，即宪法草案第34条a。这份方案后经国会辩论，才形成第165条“代表会条款”，即用“工人代表会”的形式确立劳资利益团体之间的“劳动共同体”；同时，又用“经济委员会”的形式确立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合作模式，以社会议会来补充政治议会。

除上述提到的焦点问题外，议员们还在总统权力、议会制、普选制等问题上存在争议，也曾对基本权利的表述方式、内容和实现手段等方面有过激烈的对峙。

在长达7个月的立宪进程中，围绕在宪法草案上的重大争议问题及其历次修改，无一不反映出新国家与旧帝国之间“理不清，理还乱”的复杂关联。革命本来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然而政治力量对比的快速变化却使得同传统决裂的声音不断沉沦，强调延续性的口号反而能获得多数人的响应。纵然如“代表会”条款等喻示着德国历史的新开端，但更多的决议却成为向传统妥协的牺牲品。当然，从另一角度看，立宪进程的复杂化却是德国政治体制实现民主化的反映，各党派之所以能平等地施加影响，无疑应归功于共和国的时代新精神。

7月31日晚，国民会议对宪法草案的最终文本进行表决。在420名议员中，338人出席会议，其中262人赞成、75人反对、1人弃权，宪法得以通过。8月11日，总统艾伯特在图林根州（Thüringen）的黑堡（Schwarzburg）签署新宪法。3天后，《立法通告》第152号在柏林宣布新宪法正式实施。

新宪法除前言外，共分三部分181条。第一篇“国家之组织及其职责”共108条，下设7章。第1章讨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2—4章分别介绍议会、总统与政府、参议会等中央机构，第5—7章分别列举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种职能的归属及其行使原则。第二篇“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共57条，下设5章，分别讨论个人、社会、信仰与宗教团体、教育及学校、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过渡规定及终结规定”共16条，一方面对中央机构尚未成立之前、领土范围尚未确定之前、具体法规尚未公布之前的过渡期及过渡方法做出规定，另一方面则对一些例外情况做出补充说明。

在国体方面，新宪法开宗明义地规定“德意志国家为共和政体”，并强调人民主权论——“国权出自人民”（第1条）。为此，1848年革命中代表“统一与自由运动”的黑红金三色旗被确立为国旗，即便在保留黑白红三色旗的商旗上也必须镶上黑红金三色旗，以作为共和政体的象征（第3条）。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新宪法在构建强势中央权力的同时，也为地方权力预留一定空间。新宪法列举了国家拥有立法权的40个领域，包括外交、国防、币值、税制、法律、宗教、教育、丧葬等方面，覆盖面极广（第6—10条）。其中，第9条规定还涉及具有巨大伸缩性的社会福利、公共秩序及安全等两方面，以至于国家的立法权范围在理论上可被无限延伸。新宪法还赋予中央政府干涉各州的3种权力：抗议乃至废止地方法律的权力（第12—13条） ；发布指示乃至直接派遣特派员去监督地方执行国家法律的权力（第15条） ；组织选民公决以确定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权力（第18条）。不过，尽管如此，各州立法权并未如有的学者所言“被挤压得一钱不值”。新宪法将中央立法权分为“专有”和“可有”两部分。专有立法主要指外交、殖民制度、国籍移民及引渡、兵役法、货币制度、关税制度、邮政电报及电话制度，地方无权染指（第6条）。但在可有立法范围内，“若国家不行使其立法权时，各州得保留之”（第12条）。若地方法律与国家法律发生疑义或冲突，或地方政府发现国家法律的缺陷时，各州也有权请求国家的相应最高级别的法院予以仲裁（第1-14条）。当然，若同帝国时期相比，地方权力已被大大压缩。从具体范围而言，各州虽保留独立的州宪法，但在行政方面仅拥有针对警察、教育和城镇政府的权力。

在中央机构方面，新宪法结合三权分立和权力平衡的双重原则，分别设立以下组织：

第一，国会（Reichstag）是最高国家机关和重要的立法机构之一。它由年满20岁以上的德国公民，依照比例代表制，用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方法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第22条）。“比例代表制”又称“巴登制度”，是战前巴登邦国采用的一种选举制度。按此制度，议席总数不定，每6万张选票设1个议席，各政党在各州所获选票的尾数可以相加，最后剩余的选票满3万张即可增加1个议席。

议员人选相当宽泛，只要当选并通过审查，行政官员和现役军人亦可兼任议员（第39条）。议员拥有三大特权：言行自由权，即不因“行使议员职权而发表之言论，受司法上或纪律上之惩处，并不得于议会以外使负任何责任”（第30、36条） ；会期中的不可侵犯权，即在议会召开期间，未经议会批准，“不得以犯法行为而受审问或被逮捕”（第37条） ；拒绝作证权，即对受托之人或事“有权拒绝作证”（第38条）。除此之外，议员不仅可以免费乘坐境内所有火车，并有权领取“薪金”（第40条）。

国会任期四年（第23条）。它拥有一整套自治权，包括：自行集会权（第24条）、自行组织权（第29条）、自我管理权（第27—28条）、自定议事规则权（第26、31—35条）。

国会的最重要职能是立法权，它覆盖内政外交各方面，庞大而完整（第68条）。但它又不是唯一的立法机构。若国会通过的法律受到参议会或总统的质疑，或1/10选民请愿上交而遭国会拒绝接受的预算、赋税及薪水提案，均可由总统交付选民公决（第73、74条）。国会的第二项职能是信任权，即信任与不信任政府的权力，并要求政府对之负责。政府中任何人员若不受国会的信任，则应立即退职（第54条）。若国会不再信任总统，有权通过选民公决的方式罢免他（第43条）。国会的第三项职能是监督权，即监督政府和总统实施宪法的权力。国会有权听取总统宣誓（第42条）、审查总统临时实施的紧急措施（第48条）。国会的最后一项职能是弹劾权，即制止总统或政府任何成员违宪违法行为的权力。若国会认为政府和总统违背国家宪法或法律，则有权上诉高等法院（第59条）。

第二，总统（Reichsprsident）是兼有行政和立法功能的职务。唯有全体选民拥有选举或罢免总统的权力（第41、43条）。年满35岁以上的公民拥有被选举权，但议员除外（第41、44条）。总统任职年限为7年，可连任（第43条）。

在行政方面，总统拥有缔结同盟、订立条约、授受使节、宣战媾和、任免政府、公布法律、领导军队、行使特赦等权力（第45—47、49、53、70条）。在紧急状况下，总统还拥有一种“独裁权”：第48条规定：若某州“不尽其依照宪法或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总统有权“用兵力强制之”；若“境内公共安宁及秩序有被扰乱或危害时”，总统有权“采取必要处置，甚至使用武力，以求达到稳定之目的”；在上述情况下，总统有权侵犯宪法所保护的“人身自由权”“居住不得侵犯权”“通信保密权”“言论自由权”“自由集会权”“自由结社权”和“所有权应受保障权”。

在立法方面，总统被视作平衡“议会专制”的工具，因而他既有权在一个月内把国会通过的法律交付选民公决，也有权把1/10选民提出的有关预算、赋税及薪水方面的提案交付选民公决（第73条）。

第三，政府（Reichsregierung）是主要的行政机构。中央政府由内阁总理（Prsidenten des Reichsministeriums）和各部部长组成（第53条）。他们由总统任免，但需要获得国会的信任（第53、54条）。内阁总理有权制定施政纲领，但内阁实行共同决议制（第56—58条）。

政府除管理相应行政事务的权力外（第78—101条），还有权向国会提出法案（第68条）。总统的一切命令或处分，必须得到内阁总理或相关部长的“副署”，才能拥有效力（第50条）。在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内阁总理有权进行代理（第50条）。

第四，参议会（Reichsrat）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机关。首先，它是各州政府在中央层面的唯一代表机构，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机构表达诉求的唯一渠道。其次，它又是政权的组成部分，因为“参议会及其各委员会的主席，由联邦政府之各部部长充任”（第65条）。最后，它在立法和行政方面拥有协助权。它并非是同国会并行的立法机构，但有权对中央政府的草案或国会通过的法律（甚至宪法）提出异议（第69、74、75条）、审查政府的行政法规（第77、88、91条）。由于参议会的正式代表均为各州政府成员，各州州长通常也出席参议会的会议，所以它有权要求政府“通报日常执行政务”，并参加讨论重大事件（第67条）。

参议会以州为单位。每70万人得1个议席，但每州至少获得1个议席，而且任何一州的议席不得超过总数的2/5（第61条）。普鲁士的代表除13名州政府代表外，还包括12个省代表和柏林市的1名代表（第63条）。此外，新宪法还为奥地利（sterreich）并入德国预留空间：在其并入前，奥地利代表只有咨询权，无投票权；在其并入后，按人口比例获得议席（第61条）。

第五，行政法院（Verwaltungsgericht）与国事法院（der Staatsgerichtsh of des deutschen Reichs）是主要的两种司法机构。新宪法排斥所谓的“特别法院”，而把“保护个人对于行政机构之命令及处分”的权力交给了行政法院（第106条）。而国事法院则负责处理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第107、13、19条）。

在中央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构想中，新宪法并未完全遵循三权分立的原则，而是在某些机构之间建立起较为复杂的平衡关联。就立法程序而言，以国会为代表的“代议制”和以选民公决为代表的“大众制”形成了两套互为补充的原则。此外，国会、政府、总统、参议会以及司法系统之间又形成了相互监督的网络。

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条款主要体现了自由主义者瑙曼的想法。瑙曼主张，宪法一方面应该成为“德国人民的政治圣经和德国公法入门”，另一方面还应表达与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不同的“德国的文化世界观”。因此，第二篇既有一些格言式的条文，也包含了大量具有德国特色的政治道德和惯例。

在基本权利方面，新宪法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个人与社会应该享有的权利，如平等权（第109、110、121、128、134、136条）、迁徙自由权（第111—112条）、人身自由权（第115条）、住宅不受侵犯权（第115条）、通信保密权（第117条）、言论自由权（第118条）、男女平等（第119条）、集会和结社自由权（第123、124条）、请愿权（第126条）、行政自主权（第127条）、信仰自由权（第135、137、149条）、学术自由权（第142条）、受教育权（第145—148条）、契约自由权（第152条）、财产权（第153条）和继承权（第154条）等传统自由主义学派所追求的目标。

新宪法还列出了一些特殊群体的权利，如少数民族的自由发展权（第113条）、公务员的各种特权（第129条）、各宗教团体的教育权利（第149条）、中间阶层的保护（第164条），以及劳工阶层应受特别保护（第157、162、163、165条）。尤其在第165条中，新宪法设计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工人代表会体制（企业工人代表会—地区工人代表会—中央工人代表会），并允许地区工人代表会和中央工人代表会在此基础上，同其他职业团体联合成立地区经济委员会和中央经济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有权审查政府递交的社会与经济政策提案，也有权向政府和国会递交相关提案，并派遣1名代表参加国会讨论。

此外，新宪法还强化了对于基本权利的保留态度，即在特殊情况下，大多数基本权利仍有可能受到侵犯。如个人虽有言行自由权，但政府仍保留对电影和文书的审查权（第118条） ；团体虽有集会自由权，但若“直接危害公共治安”，则应被禁止（第123条） ；私有产权虽受保护，但政府有权为了公共福利而予以征收或归并（第151、153、156条） ；契约自由，但若“重利”或“违反善良风俗”，则被禁无效（第152条）。

在基本义务方面，新宪法主要针对政府在保障个人及社会基本权利中的责任问题。它在要求国家或公共团体保障上述基本权利外，还特别强调保障婚姻和生育健康（第119条）、教育的正常进行（第120、142148条）、保护青少年（第122条）、保障选举自由与选举秘密（第125条）、公务员结社自由（第130条）、增进公共福利（第151156条）、改革社会保险制度（第161条）等。这种把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对应考虑的立宪方式，在当时世界上实属首创。

总体而言，对于《魏玛宪法》的评价正走向更为冷静的历史维度。《魏玛宪法》的创新之处及其主要问题有如下述。

立宪程序的民主性值得肯定。该宪法前后易稿5次，经过10余项步骤才最终完成。这在德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此过程中，代表社会各阶层的意见都通过国民会议的辩论方式影响着条款的具体表述。即便是拒绝参加国民会议选举的左翼政党（德国共产党），也通过国民会议之外的行动，“让代表会条款固定到宪法中”。

从文本的角度看，该宪法的立宪技术也值得称道。一方面，它“维持了德国一贯的讲求实用的立宪传统”，不陈列任何政治宣言，而是对实际权利的逐一罗列；另一方面，它“精心构建平衡的宪事法律关系”，不仅创新性地把整部宪法一分为二，以平衡国家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而且还使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平衡。此外，它还首次对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进行了明确规范。

最后，在该宪法中，至少出现了四项创新性的观念，它们同时也是存在较多争议的地方：

（1）“比例代表制”。这种选举制度旨在使代表机关“或多或少按数字的精确度来反映选民的不同部分”，从而得以体现选票平等的理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除德国外，它还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Tschechoslowakei）、波兰等国接纳，甚至连列宁（Lenin，1870—1924）也曾认为它比多数代表制“更民主”。不可否认的是，比例代表制增加了德国社会政治利益的碎裂化，据统计，参加国会选举的政党从1920年的24个增加到1932年的42个。但小党从未在国会中获得过决定性的影响力，因而“绝对不是激进政党迅速崛起的原因”。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即便是“多数代表制”或许也无法阻挡纳粹党在1932年的胜利。其主要问题是隔断了议员同其选区之间的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意图混淆视听的反民主力量提供舞台。正因如此，战后联邦德国仍然接受比例代表制的基本观念，但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些修改，用5%的限制条款阻止小党进入国会，从而形成“比例代表与多数代表混合制”的选举方法。

（2）“议会民主”与“总统全权”结合的双元体制。《魏玛宪法》的起草者们对“议会专制”充满忧虑，同时考虑到德国民众渴望“卡里斯玛型”（Charisma）领袖的心理，以及混乱社会急需稳定的现状，在国会之外设立一个具有“独裁权”的、由选民公决产生的总统。国会与总统之间互相监督，一旦发生尖锐冲突，再通过选民公决做出决断。从法学角度看，正是“议会制的功能弱点成为总统全权的原因和结果”。然而，在实践中出现了立法者未曾料想的两种现象：一是总统并不一定在政治活动中保持中立，作为社民党人的艾伯特可以做到疏离本党而忠于国家，但军人出身的兴登堡却从未掩饰过自己对右翼政党的好感。二是宪法第48条的运用往往并非针对“议会专制”，而是“议会无能”。艾伯特发布紧急条令是为了“尽快恢复议会制的运行能力”，而兴登堡认为“既然本来的立法机关即国会失灵了……那就让我来”。这两种结果表明立法者对于德国民主的发展趋势和人性本身都存在误判。二战后，为避免重蹈覆辙，联邦德国决定在加强议会民主制的同时，削弱了总统权力，设立一个虚职总统。

（3）基本权利保障的广泛性及其同基本义务的对称性。在《魏玛宪法》之前，从未有过一部宪法如此详尽地列举个人与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各领域中所应享受到的权利，以及指出政府应该承担的基本义务。从这两点而言，《魏玛宪法》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存在争议的问题是：这些条款是否只是一些不顾实际的空谈？如何理解这些条款的字面意义和效力问题？如社会福利政策远远超越了国家的承受能力。法学家也留意到宪法没有效力说明的缺陷，但认为“宪法不能只写宪法制定之际国库有财力支付的那些基本权利。宪法要昭示文明发展的趋势，要奉行进步的世界观，要推动国家竭尽所能，以承担它对公民应当承担的义务”。事实上，这一争议反映的是评论者们对于宪法性质的不同认识。在立法者眼中，向德国民众普及民主观念才是制宪的首要目标。

（4）经济领域中的代表会制度。《魏玛宪法》吸收了革命中的代表会制度，第165条不仅在劳资关系中继续维护工人代表会的作用，而且还在政治议会之外设立地区经济代表会和全国经济代表会的组织形式。根据这一条款，次年《企业代表会法》和《临时中央经济议院法》相继出台。当然，无论是企业代表会（Betriebsrat）还是临时中央经济议院（der Vorlufige Reichswirtschaftsrat）并没有完全实现立法者的目标。直到二战结束，企业代表会与全国经济代表会的形式重新复兴。

在有关《魏玛宪法》的问题中，既有内因，又有外因，且外因多于内因。

就内因而言，《魏玛宪法》的周密性仍有待反思。其中，最大不足在于文本的折中取向过于明显。立宪进程的民主性固然是《魏玛宪法》的优点，但由此造成的折中倾向则让不少条款缺少宪法的清晰性。上文提及的国名和国旗即为两例，它们显示了延续性与创新性之间的巨大张力。其次，宪法没有对“政党”进行规定。它仅有一处提到政党，且是否定性的，即规定公务员应严守党派中立。立法者本意或许是为了超越党派政治，防止政党独裁。但是，在众多德国政党尚未接受民主制度的20世纪20年代，这种缺位反而为激进政党摆脱宪法控制提供了机会。最后，在某些具体规定中，《魏玛宪法》也存在疏漏。如它规定了选民资格，却没有规定议员资格；它列举了众多基本权利，却未说明法律效力。

就外因而言，《魏玛宪法》的诞生背景使之从一开始就缺少认同感。首先，它是在德国战败、迫于求和压力而在美国总统的要求下产生的。然而，这种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精神在当时的德国却没有多大市场。其次，它是在革命的氛围中进行起草的。无论是代表会体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者们从未欢迎过它。与此同时，反对革命的保守派们也还未做好准备去迎接它。最后，它是在《凡尔赛和约》签订的前提下通过的。以宪法换取“谅解性和平”的愿望落空，使得更多带有实用主义观念的民众并不是带着喜悦心情来看待新宪法，如每年8月11日的宪法日就无人问津。综上，《魏玛宪法》从其诞生起，便只有少数人作为铁杆支持者。

德国社会缺少民主启蒙无疑是另一个外因。早在立宪进程中，普罗伊斯已经对那些吹毛求疵的讨论感到厌烦。然而，现实情况远远超越了普罗伊斯当年的想法。民主启蒙的缺乏不仅表现在反对民主的右翼政党身上，而且还不无遗憾地体现在社民党的内心矛盾中。社民党是《魏玛宪法》的坚定支持者，但在政治实践中却始终纠缠于反对党的角色，不愿意正面承担执政使命，而是采取容忍策略。事实证明，社民党的这种角色定位无助于民主制度的推广，容忍策略也往往败于错误时机。进一步而言，缺乏妥协精神同样反映了德国社会需要民主启蒙。国会因为无法相互妥协而丧失了行动能力，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总统内阁”（Prsidialkabinett） ；劳资利益团体因为无法相互妥协而丧失了自治能力，也最终不得不求助于国家的“强制调解”（Zwangsschlichtung）。

第三个外因在于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精神。两次世界大战与无数次革命风潮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糟糕的经济环境与尖锐的国际冲突相伴始终，而德国一直处于漩涡之中。因而，像《魏玛宪法》这样拥有众多创新观念的“宪法革命”缺少长期且安稳的实践环境，稍有风吹草动，便使立法者精心设计的民主架构无法维系，进而受到质疑并遭抛弃。

《魏玛宪法》虽有瑕疵，但同此前帝国宪法与同时代的其他宪法相比，仍不失为当时最为先进的一部宪法。其失败并不在于立宪观念的问题，而在于立宪的时机。在缺少立宪必要性认同的环境下，面对缺少民主启蒙的德意志社会，身处战争与革命相互交织的危机时代中，再先进的宪法也只能因生不逢时而失败。

希特勒上台后，并未在立宪意义上废除《魏玛宪法》。因此，《魏玛宪法》的表面寿命应延续到1945年5月8日。进一步而言，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又是在很大程度吸取“魏玛教训”的基础上，延续着“魏玛精神”。所以，《魏玛宪法》的本质精神一直影响着当今的德国社会。这种历史的延续性既显示出《魏玛宪法》的坚韧生命力，又表明它契合了德国历史的前进方向，成为《魏玛宪法》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价值。

二、《凡尔赛和约》的产生、内容与反响

和平条约既是结束战争、恢复正常国际关系的必要前提，又是新生共和国取得外部认同、在立宪之外进一步加固民主体制的重要步骤。然而事与愿违，这份历经半年之久而出台的《凡尔赛和约》却让德国的第一个民主政权从此陷入无尽的“叛国”责难中。共和国寻求外部合法性的努力最终演变为沉重的民主包袱。

自1917年夏天起，德国外交政策出现明显转向。“谅解性和平”逐渐超越“胜利和平”，成为德意志社会的舆论主流。不过，直到巴登亲王组阁之前，所谓“谅解性和平”仍然建立在德国人一厢情愿的理解之上，并没有顾及协约国的想法。

1918年10月3日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开始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新基点。在胜利无望的德方看来，“十四点计划”俨然是一根最后的救命稻草。在经历了4次来往照会和长达1个月的等待后，巴登亲王内阁终于等来了美国政府的许诺。1918年11月5日，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1864—1928）通知德方，协约国政府接受了德国的停战要求，并公布了由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起草的“盟国政府对这些来往照会的意见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十分含蓄地表达了其他国家对“十四点计划”的不同立场。

然而，德国政府似乎并不关注这些分歧。它只是选择性地看到了兰辛照会中威尔逊和平方针的影子。这种策略后来被证明恰恰是构成德国人巨大失落感的原因之一。

11月8日晨，以中央党国会议员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1875—1921）为首的德国停战谈判团来到法国北部的贡比涅（Compiègne）森林。交战双方在一节火车车厢内展开了第一轮会面。协约国的谈判代表是法国陆军元帅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和英国海军上将魏密斯（Rosslyn Wemyss，1864—1933）。停战协定让德国代表团大失所望，因为它充满着德国人此前未曾料及的苛刻条件。

埃茨贝格尔不愿意立即签约，竭力争取到72小时的修改期限，希望柏林的巴登亲王政府和斯巴的最高军事统帅部来做出最后决定。然而第二天，德国内部爆发革命，德方的回旋余地缩小。在原件略作改动后，11月11日中午，德国停战谈判团最终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Waffenstilstand von Compiègne）共四部分34条。第一部分是“西线方面”，要求德国在15天内撤出比利时、法国、卢森堡（Luxemburg）以及阿尔萨斯洛林（Elsa-Lothringen）地区，德军完整交出5000门炮、25000挺机枪、3000门迫击炮、17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莱茵河左岸地区由协约国和美国的占领军监督自治、德国在31天内向协约国交出5000个火车头、15万节车厢，在36天内交出5000辆卡车等。第二部分是“东部边界”，要求德军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废除《布加勒斯特和约》（Friede von Bukarest）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Friedensvertrag von Brest-Litowsk），并允许协约国自由进入德军此前所占领土。第三部分是“一般条款”，在财政方面规定德国归还所占领土的现金与黄金，赔偿损失，在海军方面上交所有潜水艇，水面军舰停留在指定港口接受监视，德国还必须撤出所有黑海（Schwarzes Meer）港口。第四部分规定停战协定的期限为36天，并可以继续延长。

对协约国而言，从兰辛照会到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的变化，虽然存在着某种内在冲突，但这种把具体原则进一步细化的做法并未破坏各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相反，对德国而言，这种变化却包含着某种危机信号，它暗示着此前外交政策所寄予厚望的“十四点计划”有着破产之虞。

不过，一心渴望和平、又身处革命漩涡的德国人在当时却没有意识到外交政策上的错位问题。更为功利性的看法还认为，停战协定与未来的和平条约不是一回事，“十四点计划”最终将保证德国所渴望的“谅解性和平”。正因如此，当埃茨贝格尔带着沮丧的心情回到德国时，并没有人责怪他，反而赞赏他为祖国做出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重大的工作”。

从停战协定的签订到1919年4月18日巴黎和会通知德国派遣代表团到凡尔赛（Versailles）接受和平条约，是走向《凡尔赛和约》的第二个阶段。

德国在战争末期形成的外交政策一直没有发生动摇，即在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基础上，依赖于美方而签订一份充满宽恕与公正精神的和约。就在11月11日当天，新政府便请求美国立即安排和约。

尽管1月18日召开的巴黎和会并未邀请德国参加，但德国外交部长布洛克多-兰曹（Ulrich von Brockdorff-Rantzau，1869—1928）伯爵仍然按照自己的认识来准备和谈方案。这后来演变为《给德国和谈代表的（指导）方针》（Richtlinien für die deutschen Friedensunterhndler）。它共分11个部分。在“一般准则”中，它强调德方必须“在威尔逊方案的基础上”与协约国讨论和平协议，所有违背该方案的条款都是不能接受的。随后，它先后列出了德方在边界、少数民族保护、赔偿、经济、财政、一般权利、殖民地、裁军、国联和战争责任方面的立场。从3月开始，围绕和约问题，内阁主要忙于商定德国和约谈判团的名单，并针对不断传出的协约国制裁德国的消息，制定相应的反宣传策略，如指定两位部长负责起草德国对战争罪责问题的声明书，成立有关罪责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国会专门成立“和平委员会”等。总体而言，4月18日前，德国政府的行动既是沿着既定外交政策的逐步前进，又是在针对和会严惩德国的传言时极有克制的反击。

与德国政府的这种既充满幻想、又时刻小心谨慎的立场不同，800多公里之外的巴黎和会却完全反映了现实主义的外交作风和狂热的民族复仇心理。尽管英法美三国之间存在不少争议，但在本质上他们依然维持一致性的立场。这充分体现在和约草案的主要条款中。更为一致的立场是，它们“商定的和平条件必须是不可更改的而只需交给德国人签字”。

在走向《凡尔赛和约》的第二个阶段中，德国与协约国对于未来的期待完全沿着互不交叉的道路前进。被排斥在和会大门之外的德国按照“十四点计划”，按部就班地做好了谈判的准备，并对“谅解性和平”充满渴望。偶尔传出的严惩消息会让它觉得紧张，但出于对威尔逊的信任和依赖，它仍然保持着小心谨慎的行事原则，并一再压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反，掌控着和会进程的“三巨头”——即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乔治与法国总理克雷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却根据各自的政治理想和国家利益，在不断争执中寻求统一立场。最终，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各种诉求化为苛刻的对德条款。这种互不通气乃至互相排斥的和约制定进程增强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感，并很快演化为签约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4月14日，“三巨头”的秘密协商告一段落。4天后，和会致电德国政府，要求德国来凡尔赛“接受和平条约”。

德国代表团到达后，被法方“隔离”开来，无法同外界、尤其是与美方进行接触。随后数日，没有人理会他们。直到5月6日，法方突然通知他们，将在次日递交和约文本。

5月7日，在离凡尔赛宫不远的特里亚农王宫饭店里，德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巴黎和会的舞台上。克雷孟梭作为会议主席，首先用极富感情的语调向德国人暗示，这将是1871年后的“第二个凡尔赛条约”。德国外长布洛克多-兰曹随后以坐着发言的形式和一份语气尖锐的答词来回击他。三巨头被激怒了，但外长的做法后来却受到德国人的吹捧，甚至被奉为“民族英雄”。当然，外长的发言并未改变协约国的既定立场。德方没有获得口头反驳和约条款的机会，而是必须在15天内用法文和英文提出书面异议、问题和建议。这一期限后来又放宽了一周。

总体而言，德国人的愤怒与不满是共通的。代表团一致认为条约超过了他们“最坏的担心”。总理在5月8日国会会议上将之形容为“德意志民众的坟墓，近在眼前的死刑判决”，表示绝不接受这些条款。5月12日，他甚至高呼“谁使自己和我们受到这种束缚，他的手怎能不烂掉？”所有政党的发言人都表示赞同政府的立场。内阁还决定立即发动舆论宣传，赢得民众支持。

当然，一些理智者也发表了不同意见。韦伯支持审判鲁登道夫之流。在内阁中，埃茨贝格尔等部长反对谢德曼总理在政府声明中使用“不可接受”一词，因为这将导致德国面临协约国的更大制裁。

5月29日，在最后期限前，代表团把长达100多页的反建议交给和会。这份反建议依然建立在“十四点计划”的基础上，并吸收了此前《给德国和谈代表的（指导）方针》的部分内容。

在收到德国的反建议后，“三巨头”的统一立场出现裂痕。在英美的压力下，法方只能做出一些修改。6月16日，《凡尔赛和约》的最后文本连同一份最后通牒交到德国代表团手中。克雷孟梭要求德方在6月23日下午7点前做出肯定答复，否则将终止停战状态，协约国军队立即进驻德国。德国外长在次日向和会递交了多达13项内容的意见列表，却被和会一口回绝。

当德国代表团于6月18日回到魏玛参加内阁会议时，此前已经出现的分裂迹象更为明显。总统本人表示无法接受和约条款，但部长中害怕因拒绝签约而导致封锁的人明显增多，支持与反对签约的票数首次出现持平。次日，军方、地方政府、多数派社民党与中央党的国会党团都赞成签约。在这种情况下，反对签约的总理、外长、司法部长以及民主党部长们提出辞呈。

谢德曼内阁结束后，直到6月21日下午，前任劳工部长鲍尔才答应继任总理，来处理签约事宜。次日，新总理向国会递交一份带有两项保留条件的和约文本，即接受其他条款，但拒绝承认德国是战争的唯一发起者，也不承担引渡战犯的义务。国会最终以237∶138通过了这一文本。然而，“三巨头”以德国仍然出现反法举动为由，拒绝延长停战期限，要求德方毫无保留地签署和约。

这一消息把生死抉择的难题再次甩给了德国。军队出现骚动，一批军官威胁政府，若接受“耻辱条约”，他们将中止服务，不再保证维持秩序。幸好艾伯特从格勒纳与兴登堡那里获得了支持。右翼政党们此前投票反对签约，但现在又害怕因为自己的顽固立场而使德国重新回到战争状态。一位人民党议员最后想到了一条出路：前一天国会通过的决议可被视作授权政府无保留地签署条约，反对派则保证不因此事“攻击”政府。鲍尔政府进一步要求反对者们必须明确公开承认，那些同意签约者的爱国之心“是无可置疑的”。由此，在当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右翼政党依次表示了对于签约者的理解。

在距离最后期限2小时20分时，德国发出了致克雷孟梭的照会，宣布接受和约。6月28日，新任外长米勒、交通与殖民部长贝尔（Johannes Bell，1868—1949）来到凡尔赛宫的镜厅代表德国黯然签署《凡尔赛和约》。在签字当日，各右翼报纸在第一版加上了表示哀悼的黑色镶边。泛德意志协会（Alldeutscher Verband）的《德意志报》在头版刊登了如下一段话：“复仇！德意志民族！今天，在凡尔赛宫镜厅签订了耻辱的和约。不要忘记这件事！”《前进报》和自由资产阶级报刊则劝告人民冷静地接受严酷的现实，自强不息，争取国家复兴。

7月9日，德国国民会议以209∶116批准和约。次年1月10日正式生效。由于美国国会后来否决了《凡尔赛和约》，因而直到1921年8月25日，美德两国才签订《恢复和平条约》。

《凡尔赛和约》分为两部分15章共440条。第一部分共26条为“国际联盟盟约”。第二部分是对德和约，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领土与殖民地条款。在殖民地方面，德国的所有海外属地都被英、法、日等国瓜分。在领土方面，德国将莫雷斯纳（Moresnet）、欧本（Eupen）及马尔梅迪（Malmedy）两圈域全部领土割让给比利时；同意卢森堡退出德意志关税同盟；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将萨尔（Saarland）煤矿的开采权交与法国，管辖权交与国联，15年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石勒苏伊格北部地区（Nordschleswig）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1920年3月公民投票结果是归属丹麦） ；承认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的独立，将上西里西亚（Oberschlesien）南部的忽尔钦地区（Hultschiner Lndchen）交给捷克斯洛伐克，将波美拉尼亚（Pommern，又译“波莫瑞”）部分地区、大部分西普鲁士（Westpreuen）地区和一部分东普鲁士（Ostpreuen）地区交给波兰，但泽（Danzig）作为自由市独立出来，由国联专员管辖；上西里西亚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1920年10月，经国联裁定，上西里西亚的北部和西部重归德国，南部划给波兰） ；放弃东普鲁士东部涅曼河（Nemunas，德语称为梅梅尔河“Memel”）右岸的梅梅尔地区（Memel） ；承认并尊重奥地利在协约国规定的疆界内保持独立。

第二，军事条款。在协约国驻军方面，莱茵河以西领土由协约国实行军事占领，作为德国履行和约的保证。如果德国切实履行和约，协约国军队将在和约生效后5年、10年和15年分区撤出。占领区内由法、英、比、美四国代表组成“莱茵河流域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作为最高代表机关，它所发布的法令具有法律效力，民政事务仍由德国当局管辖。

在非军事区方面，莱茵河以东50公里以内的地区和赫尔果兰岛（Helgoland）上的堡垒要塞，以及位于北海（Nordsee）和波罗的海（Ostsee）之间的海上工事都必须拆毁。

在裁军方面，德国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海军不得超过1.5万人，解散总参谋部及其他类似组织；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军舰的最高限额为，战斗舰、轻巡洋舰各6艘，驱逐舰、鱼雷舰各12艘，禁止拥有重炮、坦克、潜艇、军用飞机等武器；不得在学校和体育组织中进行军事训练，不得向国外派出军事使团，德国公民不得在其他国家服役或接受军事训练。

协约国监督委员会将负责监督军事条款的执行，并有权前往任何地区履行公务。

和约还明确规定，德国的裁军是“普遍限制一切国家军备”的开端。

第三，赔款和经济条款。和约规定，将由一个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在1921年5月21日前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在此之前，德国应先以黄金、商品、船舶、有价证券等支付200亿金马克。

德国关税不得高于他国，协约国对德国的输出入货物不受限制，易北河、奥得河、涅曼河与多瑙河等为国际河流，德国在敌国和中立国的资产全被没收。

第四，对俄关系条款。德国承认并应允尊重1914年8月1日属于旧俄罗斯帝国的一切领土，废除《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并承认“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各国正式为俄国保留根据本条约之原则向德国索取一切恢复及赔偿之权利”。德国在东线的占领军还必须听候协约国的特别部署。

第五，战争责任条款。和约第231条规定：“协约及参战各国政府宣告德国及其各盟国使协约及参战各国政府及其国民因德国及其各盟国之侵略，以致酿成战争之后果，所受一切损失与损害，德国承认由德国及其各盟国负担责任。”

研究者普遍认为，和约直接影响了共和国的发展，并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格局的不稳定承担责任。然而，和约究竟如何影响共和国的发展？这却是和约评论中存在巨大争议的问题：一部分批评者认为，它过于苛刻。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说这是“最严重的政治蠢行之一”。列宁也批评它“不过是强盗和掠夺者的和约”。为此，它应该为德国此后的复仇情绪、修约运动、财政和经济危机、纳粹夺权，乃至二战爆发承担责任。另一部分批评者却认为，它过于温和。历史学家里特尔（Gerhard Ritter，1888—1967）在德国最早指出，和约造成的边界改动本来有机会让欧洲找到合适的稳定政策，但政治家们却放弃了这样的调整机会。埃尔德曼（Karl Dietrich Erdmann，1910—1990）认为，和约并未提供给法国所需要的安全保障，以至于德法关系在随后几年间仍然处于紧张状态。韦勒（Hans-Ulrich Wehler，1931—2014）进一步指出，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相比，《凡尔赛和约》“几乎是温和的”，它的真正问题在于未能克服病态的民族主义，以至于让那些“胜利和平”的鼓吹者们用来攻击民主制度。正因如此，二战后盟国对德国的处理才会更为苛刻。

事实上，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上述两种批评意见都有合理性。从直接后果而言，和约确实让德国损失惨重。德国由此失去了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包含了15%的耕地面积）和730万人口。特别是萨尔煤矿和莱茵河左岸地区被占领，使德国丧失了75%的铁矿、44%的生铁生产能力、38%的钢生产能力和26%的煤炭产量。此外，德国必须从现存的煤产量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法国煤矿因战争遭受的损失，并且还须用每年2500万吨煤炭来代替现金赔偿。和约还阻止德奥合并，大大缩减了德国的军队数量。更重要的是，战争罪责条款让德国背负了沉重的道义责任，并成为无止境赔款义务的逻辑起点。从这一点而言，魏玛共和国初期的各种动荡与社会矛盾很大程度上源自《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由赔款带来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畸形发展也同和约的经济后果密切相关。

但是，《凡尔赛和约》对于魏玛共和国合法性的更多戕害并非条款本身，而是右翼势力对于这些条款的夸张释读。正如第二种批判意见所言，若从纵向的角度看，《凡尔赛和约》的苛刻程度根本比不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也无法同二战后盟国改造德国的措施相比。问题在于：反民主的右翼势力利用民众的盲目爱国热情，编织出一个个谎言，来攻击《凡尔赛和约》的所谓“不公正性”。在这些谎言中，有关战争责任与德国军队战败原因的两个故事影响最为深远：

从1914年8月起，德国民众便沉浸在“防御战”的宣传攻势中。即便在有关战争目的的讨论热潮过后，大多数德国人依然坚信战争的合理性。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战后，并在围绕《凡尔赛和约》第231条战争责任条款的争论中几乎变成了确凿无疑的事实，甚至连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这样的社民党人也热衷于公布战前密档以证明德国清白的工作。正因为“德国没有任何战争责任”的神话被广为流播，迫使德国接受战争责任条款、并在此基础上设定德国割地赔款义务的《凡尔赛和约》便成为众矢之的：“在全体德国人的心目中，正是第231条把凡尔赛和约变成了不容抗拒的命令。没有一个德国政治家自愿地承认过这个条款。”

与此同时，“匕首刺背”的谎言也流传开来。在鲁登道夫之流终于认识到战争不可继续后，推卸失败责任的手段不断涌现：最初，他们把和谈与签署停战协定的重任推给了民选内阁；接着，他们又把放下武器的决定说成是“受到威尔逊哄骗”的结果，告知士兵们“如果任何人断言德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历史将会说这是谎言。你们要永远记住：你们回国时，并没有战败”；最终，他们把《凡尔赛和约》带来的一切困境都归之于“匕首刺背”，革命“使我们无权无力，处于被解除武装的境地，把我们出卖给了敌人”。1919年11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国会调查战败原因的委员会会议上正式肯定了“德国军队背后让人捅了一刀”的说法。由此，革命、社民党人、魏玛政府、共和国以及民主体制便成为右翼眼中一连串需要承担责任的“民族罪人”。

也正是在这些谎言制造的气氛中，负责签署停战协定的埃茨贝格尔与主张“履约政策”（Erfüllungspolitik）的拉特瑙都不容于右翼民族主义者，连艾伯特也不得不为说明真相而多次走上法庭。在一次次的谎言攻击下，共和国的制度认同危机才会不断加深。因而从这一角度来看，《凡尔赛和约》的问题在于它未能推动德国社会实现彻底的民主转型，以致共和国无法抵制反民主势力射来的毒箭。

三、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德苏拉巴洛条约与拉特瑙被刺

《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德国国内弥漫着沉重的绝望感。其中，有些人出于爱国热忱，有些人饱尝切肤之痛（尤其对于被割领土上的德意志人而言），有些人却仅仅为了“附和某些煽动家的言论”。无论何种原因，要求废除那纸“逼迫和约”与惩罚接受它的那批“十一月罪人”（Novemberverbrecher），很快形成对年轻共和国的内部拷问。

当1919年6月22日鲍尔代表新内阁在国会上致辞时，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鲍尔自己，都没有对共和国的第二届内阁抱有太大希望。它被人们视作“签字内阁”（Unterzeichnungskabinett），即仅仅为了完成《凡尔赛和约》的签字使命。鲍尔本人的国务活动能力也不强，后世的传记作家称之为“配角，此外别无任何意义”。

然而事实上，这些评价是片面的。鲍尔内阁的生存期限长达277天（1919年6月21日—1920年3月26日），位列整个魏玛时期内阁寿命的第六位。在其执政期间，共和国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立法，不仅按照《魏玛宪法》初步搭建起民主架构，而且还通过协商的方式修改了《凡尔赛和约》的部分条款。概括说来，鲍尔内阁在共和国的初建历史中至少完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重塑“魏玛联盟”； （2）建构中央权力，支持7个图林根小邦合并成图林根州，拒绝汉诺威独立的公民投票要求；此外还推行财税体制改革，1919年12月13日颁布《国家所得税法》（Reichseinkommensteuergesetz），让中央政府获得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的权力； （3）逐步完善法规体系，让《魏玛宪法》条款具体化，并针对特殊人群颁布保护令，如维持农产品价格以保护农业生产者（1919年6月26日）、允诺维持国家债券价值以保护国内投资者（1919年7月10日）、提高军官养老金以保护参战者的生活水平（1919年7月14日）、扩大残疾者保险范围以保障残疾军人的利益（1919年7月21日）等； （4）使《凡尔赛和约》的引渡战犯条款形同虚设；最终让劳合乔治以协约国政府的名义宣布放弃引渡战犯的要求，转为交由德国法庭审判。

但是，鲍尔内阁在内政领域中仍然不得不同时面临着三方面压力：

首先，敌视共和国的极右翼势力正借助一切契机而聚集力量，并不时挑战政府权威。1919年8月，一个名为“民族联合会”（Nationale Vereinigung）的组织成立，鲁登道夫任主席。这个联合会包含了大批极右翼政治家和军队指挥官，如东普鲁士地方长官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1858—1922），曾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志愿军团指挥官帕布斯特（Waldemar Pabst，1880—1970），并得到了国防军驻柏林的第一军区司令瓦尔特·冯·吕特维兹将军（Walter von Lüttwitz，1859—1942）的积极支持。他们同各地的志愿军团保持着紧密关系，并且还与两个右翼政党取得了联系。该联合会的主要使命就是筹划推翻共和国的暴动方案。

与此同时，国会开启的战败原因调查项目不幸为极右翼势力的活动提供了舞台和借口。1919年8月19日，国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以澄清德国战败的真正原因。事实上，该委员会为一些谎言的流行制造了机会，如前文提到的“匕首刺背”的谎言就通过兴登堡的口变成了极右翼分子攻击民主政治家们的绝佳理由。

忙于建立中央财税体制的埃茨贝格尔也遭到极右翼政治家、前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卡尔·黑尔费里希（Karl Helfferich，1872—1924）的攻讦。后者利用埃茨贝格尔在个人缴税上的瑕疵，指责其政治做派源自于“习惯性的不诚实”。忍无可忍的财长终于提起上诉，但结果却得不偿失。法官们带着浓厚的帝国观念，在情感上偏向被告，认为他的指责尽管缺少证据，却带着“爱国热忱”，因此仅需判罚300马克。赢得诉讼的财长在道德和政治上都落败了。对此，一些右翼记者欢欣不已，因为“（落败者）不仅仅是埃茨贝格尔，而且还是民主”。

其次，除了极右翼外，革命中代表会体制的支持者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者仍然继续反对议会民主制。同时，由于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受饥饿困扰的普通民众也愿意支持左翼政党。曼海姆等城市都相继发生大规模的饥饿骚乱，各行业均出现群体罢工现象。

最后，如何稳定军队、完成和约规定的裁军任务是最为棘手的难题。“志愿军团”曾被政府默许，甚至被依仗用来镇压左翼革命运动，维护社会稳定。然而，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拥有40万兵力的“志愿军团”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裁军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协约国与魏玛政府都发现，“志愿军团”已经成为尾大不掉的重要威胁，因为后者常常拒绝执行命令，甚至与保守阵营密谋复辟。1919年底，鲍尔内阁终于决定，在1920年3月15日前解散“志愿军团”。不料此举却迎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军事政变。

自战争结束以来，军队与新政权之间始终保持着比较微妙的关系。革命初期，艾伯特与格勒纳达成口头协议：国防军效忠新政权，新政权支持军队的秩序和纪律。正因如此，代表会运动提出的军队民主化要求没有被真正执行过，临时政府却借助国防军的力量镇压了左翼革命行动。

然而，在国会选举后，两者关系开始出现变化。一方面，政府试图整合地方军事力量，建立一支统一军队。但是，此举只获得了新任陆军司令莱因哈特将军（Wal the r Reinhardt，1872—1930）等少数改革派高级军官的支持。另一方面，以格勒纳将军和现任国防部兵务局局长泽克特（Hans von Seeckt，1866—1936）将军为核心的高级军官倾向于实用主义的立场，即在承认现存体制的前提下维护军官团的利益。

在此背景下，当鲍尔内阁做出裁军决定后，国防军内部（尤其是受到影响最大的志愿军团）自然感到极度愤慨。柏林军区司令官吕特维兹拒不接受裁军命令，还四处联络极右翼势力，制定暴动方案。3月11日，他当面向艾伯特和诺斯克提出“立即选举国会、全民选举总统、由专业人士担任内阁部长、将陆军总司令莱因哈特将军撤职”等要求。与此同时，在极右翼政治家卡普领导下的东普鲁士也出现骚动迹象，反民主的鼓动宣传不断强化。正在回撤途中的波罗的海志愿军团亦对裁军命令表示抵制。

对于军方的这些举动，鲍尔内阁的反应过于迟钝。直到3月8日，内阁才决定派遣国家特派员前往东普鲁士。3月11日，艾伯特拒绝了吕特维兹将军的要求。随后，诺斯克以越权为由将之解职，并试图逮捕卡普等人。

然而为时已晚。在3月12日的内阁会议期间，诺斯克突然收到消息，驻扎在柏林近郊的埃尔哈特海军旅已向首都进军，并要求政府在次日7点前接受此前吕特维兹提出的要求、并恢复吕特维兹的职务、赦免参加行动的官兵等条件。

当晚，除了陆军总司令等少数将领支持政府外，其余将领都反对作战。泽克特将军表示“国防军不向国防军开火”。于是内阁只能先行撤出柏林，前往德累斯顿。在那里，总理和总统共同呼吁所有工会联合发起总罢工。1天后，由于驻防德累斯顿的国防军将领突然倒向叛军阵营，鲍尔内阁又连夜撤往斯图加特。

叛军控制柏林后，宣布解散国会，废除宪法，并成立以卡普为总理的新政府。暴动得到了一些保守派居多的地方政府的支持，如石荷州（Schleswig-Holstein）、汉堡市、图林根州等。这就是“卡普吕特维兹暴动”。

不过，令卡普政府失望的是，三个反对党并不接受他们的方案，因为右翼并不看好缺乏经验的军人政府，而共产党则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与此同时，所有工会响应政府的号召，在叛乱当日就发动总罢工。随后，罢工风潮从柏林扩大到全国。据后来统计，参加罢工的人数多达1200万。柏林很快陷入混乱状态。在鲁尔区，共产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还在3月13日组织了一支50万人之众的“红色鲁尔军”（Rote Ruhrarmee），用武力方式抵制叛军。

撤到斯图加特的鲍尔内阁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除了各地罢工者的支持外，政府陆续得到了符腾堡、巴登、巴伐利亚、普鲁士等州政府的支持。尤为重要的是，3月15日，协约国表示，拒绝承认卡普政权，并准备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集结部队。

3月16日，鲍尔内阁拒绝接受卡普递交的谈判条件。次日，毫无选择余地的卡普把权力移交给吕特维兹。这场只有5天的军事政变至此结束。

吕特维兹逃往匈牙利，直到1921年才回国，用支付押金的方式被免予起诉；卡普逃往瑞典，到1922年3月回国并接受了公开审判，但不久死于癌症。由于法官们的立场偏右，其他暴动者并没有受到严惩。在705项受到指控的暴动案件中，到1922年案件终结时，有412项获得赦免，109项由于死亡或其他原因而被取消，176项刚刚提交正式审判的程序，7项仍在等待中，只有1项进行了宣判（5年有期徒刑）。若同此前巴伐利亚代表会共和国的案件相比，这一判决结果显然太轻。在前者案例中，共有52人被起诉，其中1人被判死刑，其余人的刑期总计达到135年零2个月。

在同吕特维兹卡普暴动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大工会抛弃意识形态的分歧，以总罢工的方式来保卫共和国。这是工人阶级支持民主制度的显著表现。

与此同时，左翼工人运动的革命记忆也被唤醒。一方面，对于魏玛政府偏向右翼反革命者的批评大量涌现，尤其针对国防部长诺斯克；另一方面，借机推动革命前进的呼声再次响起。3月14日，共产党打出了“不要国会。不要艾伯特诺斯克（政府）”的旗号。

对此，鲍尔内阁早有警觉。3月16日，内阁发表声明，要求民众、军方和民政机构的所有行动都“必须在合法的基础之上”。在叛军退出柏林后，内阁除了决定通缉主要暴动领导者外，另一项命令就是“取消总罢工”。当晚，鲍尔亲自致电柏林的全德工会联盟（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ADGB，以下简称“自由工会”）主席列金（Carl Legien，1861—1920）和鲁尔区的中央特派员泽韦林（Carl Severing，1875—1952），希望他们动员罢工者在两天内回到工作岗位。

然而，事态仍然朝着政府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3月18日，除了铁路与邮政系统结束罢工外，工会仍然坚持罢工，并拒绝内阁回到柏林，直到接受它们的条件为止。工会提出的条件后来被称为“九点纲领”（Neunpunkteprogramm），主要反映左翼工人运动自革命以来的三大诉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和清除右翼（或偏向右翼）的政治家。其核心是成立一个“工人政府”。

3月20日，政府与工会达成协议，接受“九点纲领”，诺斯克等人立即辞职，其他事宜将通过“合法形式”逐步实现。但是，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进一步提出，工人必须有权参加普鲁士安全警察部队，内阁必须放弃用武力对抗鲁尔红军。这一附加条件在2天后被接受。于是，工会、多数派社民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在22日联合发布号召书，宣布大罢工将在次日结束。24日，政府与各政党代表在比勒菲尔德签署协定，遵守“九点纲领”，并要求红色鲁尔军放下武器，同时国防军保证不进入鲁尔区，并承诺对所有罢工者实行赦免。

但是，在3月23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与共产党再次改变战略。他们反对“任何与妥协式的右翼社会主义政党合作的方案”，要求建立一个“纯粹的工人政府”。当日发表的共产党声明也表达了相同要求。由左翼派别组成的“红色鲁尔军”则在3月22日占领了整个鲁尔区，拒绝承认比勒菲尔德协议的有效性。

4月2日，国防军与安全警察部队以及尚未解散的志愿军团联手实行武力镇压。到4月5日，这场内战已经造成1000多人死亡。

不过，比内战危险更严重的是，国防军进驻鲁尔非军事区的行为违背了《凡尔赛和约》的规定。4月6日，法国军队以德国违反和约规定为由，派军占领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等城市，并在当地实施严控。这些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红色鲁尔军的效果，以致当地的局势仍然十分紧张。直到5月17日，当法国在英国的强硬抗议下决定撤回军队后，鲁尔区的军事行动才最终结束。

与处理卡普吕特维兹暴动的缓慢和轻率不同，魏玛政府在对待左翼革命者的处置上可谓迅捷而严厉。2400多名革命者被捕，其中41人死刑。此外，国防军还设立军事法庭，判处参与红色鲁尔军的208名军人监禁，开除123人。

在左翼革命运动兴起的同时，鲍尔内阁也走到了尽头。它本来便担负着“签字内阁”的精神重压，现在又没有及时觉察极右翼势力的暴动企图，并在暴动初期无力调动国防军组织有效抵抗，自然失去了民众和各党派的支持。3月27日，鲍尔内阁的外交部长、多数派社民党主席米勒继任总理，继续维持魏玛大联盟的内阁。

不过，米勒内阁也没有走多远。仓促进行的6月大选彻底埋葬了继续民主改革的希望。多数派社民党的得票率从37.9%骤降到21.6%，只获得了113个议席，它所失去的50个议席几乎被另两个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所分享，其中独立社会民主党议席从22个增加到81个，第一次参加选举的共产党获得了2个议席；民主党议席从75个减少到45个，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的议席从91个减少到89个，它们所减少的议席全部被两个右翼政党所获得，再加上人口调整而增加的选民因素，人民党议席从19个猛增至62个，民族人民党从44个增加到66个。如此一来，“魏玛联盟”（47.8%）在新的国会中无法占据绝对多数。作为第一大党的多数派社民党曾想过扩大魏玛大联盟的基础，吸纳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内阁，但后者坚持不与资产阶级一起组阁。反之，多数派社民党又不愿意同中间靠右的人民党一起组阁。在这种局面下，多数派社民党国会党团最终决定恢复在野党的身份。

6月大选是魏玛共和国早期政治史的转折点。自此之后，“魏玛联盟”再也没有出现过。而在1924年之前，共和国还将迎来5位总理6届内阁。这表明它的政治格局趋于动荡，摇摆不定。

6月大选后，共和国并未如愿恢复平静。相反，赔款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早已高悬于上。围绕在赔款问题上的外交博弈，成为魏玛政府在内政外交上捉襟见肘、甚至不断更迭的根本原因。

对于一战的双方而言，“战败国赔款”本是无可争议的准则。早在战争爆发初期，交战双方都已经把战争赔偿作为各自战后处理方案的必要组成部分。

不过，随着战争结束，各国的态度多有变化：德国转而不希望承担赔偿责任；英法因面临的经济困境而期待从德方获得更多赔偿。更为糟糕的是，美国在战债问题上的顽固立场进一步缩小了英、法两国的回旋余地。战争前后，美国政府一共向协约国提供了称之为“战债”的103.5亿美元贷款，其中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借款最多，分别为42.77亿美元、34.05亿美元和16.48亿美元。同时，这三个国家又与其他协约国之间存在债权和债务关系，如英国共欠战债64.89亿美元，同时有17个国家欠英国104.45亿美元；共有11个国家欠法国34.63亿美元，意大利也有外债3.90亿美元。协约国希望美国减免战债，以便它们降低对德国赔偿的期待，从而实现欧洲的经济复兴。但是，美国一方面受制于偿还战争公债（总金额高达225亿美元）的压力，认为延缓甚至减免战债是牺牲美国纳税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希望用战债来压制欧洲的军事发展和社会消费，从而稳定国际汇率，因而坚决反对把战债与德国赔偿联系起来。

在此背景下，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在赔偿总额、范围、期限、理由等方面都存在争议，但最终仍然达成了一些共识，如由一个赔偿委员会在1921年5月以前提出一个完整的赔偿方案、战争费用也应该计入赔偿费用中、30年的赔偿期限可酌情延缓、战争赔偿与战争问题挂钩（即和约第231条）。

但是，这些共识对德国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由此，赔款问题成为一战后德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始终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究其实质，赔款问题不仅是德国是否赔款以及赔偿多少的问题，也牵涉到魏玛政府的外交斡旋是否满足民族自尊心的能力考验，更成为协约国之间解决战债问题、恢复欧洲经济的焦点所在。

《凡尔赛和约》通过后，“修约政策”（Revisionspolitik）一直是魏玛政府基本的外交立场。其中，赔款问题是最重要的修约内容。简言之，德国期待赔款问题的解决途径是： （1）减少赔款总额； （2）与战争罪责脱钩。

但是，这种想法在现实中却很难付诸实践。其原因是：第一，美国作为欧洲债务的债权人，既不参加赔偿委员会，又拒不减免战债，以至于战债与赔款之间的死结始终无法解开，增加了协约国确定德国赔偿数额等问题的难度。第二，缺少美国参与的赔偿委员会体现了对德索赔的强硬路线，1919年12月成立的赔偿委员会由法国人担任主席，当投票出现平局时，法国总统拥有裁决权。赔偿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设在巴黎，所有安排都预示着法国人在赔偿问题上不容置疑的权威。

正因如此，1920年上半年召开的一系列关于赔偿问题的国际会议均无果而终。直到6月21日，协约国才在布洛涅（Boulogne）会议上确定了德国分42年偿付2690亿金马克的方案，但这相当于德国1913年国民收入的5倍。

新组建的费伦巴赫（Constantin Fehrenbach，1852—1926）内阁立即表示反对，并提请7月召开的斯帕会议重新讨论赔款问题。但是，协约国不予理睬，迫使德国代表团签署《斯帕议定书》。

1921年1月7日，情况有所变化。赔偿委员会中的法国代表塞杜（Jacques Seydoux，1870—1929，又译“塞杜克斯”）提出一份临时赔偿的建议：德国在未来5年间每年支付30亿金马克，在此期间协约国再商定赔偿总数。塞杜方案获得了英、法两国的认可，德方也表示接受。

正当双方围绕塞杜方案准备进一步谈判时，又出现了新情况：一方面，法国新任财长杜梅（Paul Doumer，1857—1932）持更为严厉的索赔立场；另一方面，英国在美国催缴战债的压力下，转而希望尽快确定赔款总额。于是，在1921年1月24—29日召开的巴黎协约国最高会议上，英法两国抛弃了塞杜方案，提出新的赔偿计划： （1）德国的赔偿总额为2260亿金马克，分42年偿还； （2）最初两年，德国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并上缴出口税收的12%； （3）11年后，德国的年赔款额达到60亿金马克；（4）协约国占领军和管制委员会的费用另行计算。

2月2日，费伦巴赫内阁向赔偿委员会递交一份“反建议”，希望协约国成立一个新的专家委员会，重新考虑赔款问题。但在协约国看来，这份“反建议”充分暴露了德国政府的“修约”企图。于是，随后举行的第二次伦敦会议（2月21日—3月14日）转而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3月8日，协约国军队占领了三个莱茵河港口城市，继续施加压力。德国曾想寻求美国的援手，但后者却不愿意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

4月27日，赔偿委员会提出“伦敦赔偿方案”： （1）德国的赔偿总额确定为1320亿金马克，分42年还清； （2）德国为支付赔偿，将发行A（120亿金马克）、B（380亿金马克）和C（820亿金马克）三种债券，其中C类债券可以留待德国有能力支付时再行偿还，其余的赔偿额除1921年5月31日以前先行交付的10亿金马克外，按每年20亿金马克固定赔偿额进行偿还； （3）不固定赔偿为每年出口值的26%； （4）两种偿付均在每年分四次缴纳，德国以海关税收、出口品征税的25%作为担保； （5）德国开支由赔偿委员会下属的保证委员会来进行监督，以确保能够优先偿付赔偿，若德国拒不履行上述规定，协约国有权控制德国税务，扩大征收德国税款，并制定其他方案。据此，协约国获得了重新对德国采取行动的权力。

美国政府迅速表明不介入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费伦巴赫内阁不得不面对“修约政策”无法推进的残酷现实。在人民党表示退出政府后，5月4日，内阁决定总辞职。这标志着以对抗协约国赔款主张为主的“修约政策”告一段落。

5月10日，费伦巴赫内阁中的财政部长、民主党人维尔特（Josef Wirth，1879—1956）接受了组阁使命，共同承担执政责任的是多数派社民党人和中央党人，一位无党派政治家罗森（Friedrich Rosen，1856—1935）出任外交部长。维尔特在国会演讲中，明确表达了“履约政策”的核心思想：即用使协约国信服的支付诚意来证明，强加给德国的负担超过了人民的经济力量。随后国会批准政府接受协约国的最后通牒。

除总理维尔特外，新任重建部部长的拉特瑙也是该政策的重要支持者。拉特瑙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获得过电化学的博士学位。其父创建了举世闻名的通用电气公司（AEG）。1915年起，拉特瑙成为该公司的董事长。他是德国轻工业界的领军人物，在政治和经济立场上与以斯廷内斯（Hugo Stinnes，1870—1924）为代表的重工业界背道而驰，主张德国用一个能展示自己良好信用的方案，来赢得协约国民众的支持，从而创造一种氛围，以便让德国的赔款问题成为欧洲及世界重建的组成部分。在走马上任后，拉特瑙在国会中不断强调“履约”的重要性。

自此，“履约政策”成为德国外交方针的主要倾向。在第一届维尔特内阁期间（1921年5月10日—10月22日），“履约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第一，德、法两国走出和解第一步，签订了《威斯巴登协议》（Wiesbadener Abkommen），同意由德国民间团体负责向法国战争受害者提供赔偿，并直接同后者联系。第二，德国如约在1921年8月31日前支付了10亿金马克。第三，审判部分战犯。第四，说服巴伐利亚州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1862—1934）政府，解除志愿军团的武装，特别是所谓“奥尔格施”（Orgesch，全称是“Organisation Escherich”）的团体。第五，颁布安全紧急条令，禁止极右翼的活动。1921年8月26日，原埃尔哈特海军旅的两名军官刺杀了埃茨贝格尔。总统随后于8月29日发布名为《保护共和国法令》（Republikschutz-Verordnung）的紧急状态令，禁止煽动以暴力修改宪法或犯有类似违法行为的报纸出版，或在同样的前提下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

然而，维尔特内阁的“履约政策”也很快遭遇瓶颈。首先，“履约政策”让德国经济难以为继。货币的贬值速度远远快于税收的增长速度，协约国也不愿意向德国提供长期贷款。其次，“履约政策”在政治上把中央政府推向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同“修约”的口号相比，“履约”自然在情感上无法获得德国民众的支持。尤其在关于上西里西亚的归属问题上，维尔特内阁遭遇到重大危机。国联不顾公决结果，把上西里西亚的绝大部分工业区（包括德国人居多数的城市）都割给波兰。这将维尔特内阁推到了火山口上。国内舆论长篇累牍地批判政府的“卖国行为”。内阁部长与维尔特之间也出现了不可挽回的裂痕。最终，10月22日，维尔特宣布辞职。

第一届维尔特内阁的下台，标志着“履约政策”出现拐点。德国政治家们被迫思索外交路线的突破口。

在艾伯特总统的周旋下，维尔特愿意留任总理，并于10月25日组成新内阁，是为第二届维尔特内阁。魏玛联盟的三个政党仍然是该内阁的主要支柱。

新内阁面临的首要问题依旧是如何按期支付赔偿金。维尔特向赔款委员会提出延期两年支付1922年1月15日和2月15日到期的赔款，并继续要求拥有整个上西里西亚。这一次似乎得到了战胜国的理解。1921年11月，赔款委员会成员访问柏林，亲自确认此前的赔偿方案无以为继的现实。英法两国领导人在1921年12月的伦敦会议上表示理解德国人的困境，并决定于1922年1月6日在戛纳（Cannes）召开协约国最高理事会会议，同时邀请德国参加。

德国在戛纳会议达到了预想目标。在英国的影响下，法国做出让步，同意起草一个保证条约草案。据此，英国同意保证法国的东部边界，以此换取法国在对德赔偿问题上的灵活立场。会议还决定召开欧洲经济会议，邀请德俄两国参加。1月13日，赔款委员会批准德国政府延期支付即将到期的两笔赔款。维尔特内阁对这一结果十分满意。

然而，就在德国准备庆祝戛纳会议的成果前，法国政局的变动再次打破了维尔特内阁的幻想。新任总理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是公认的对德强硬派，还担任过赔偿委员会主席。1月29日，他要求英国修改保证条约，并提出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没有被英国接受。自此，法国对德国的外交立场重新恢复到强硬态势。

在普恩加莱的影响下，赔偿委员会改变了对德同情的立场。3月21日，它向德国政府提出，在延期支付赔款的同时必须每隔10天付清3100万金马克，并且立即制定一项包括改革预算、控制纸币流通以及1922年偿付赔款的计划。维尔特内阁按照要求递交新税纲领后，赔款委员会仍然表示不满，要求德国必须再筹措10亿金马克（此时相当于600亿纸马克）来表明诚意，且在1922年5月31日前制订能够提供这些收入的新税法。它还宣称将对德国财政进行有效监督。

这份措辞强硬的照会引起德国人的巨大反感，连一直推行“履约政策”的维尔特总理和拉特瑙外长（1922年1月21日上任）都无法忍受。4月10日，德国政府拒绝赔款委员会所要求的税收及其对德国财政管理的任何监督。年版，第—页。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政治家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那里有一个同德国拥有类似命运的国家：苏俄。

德国与苏俄的接近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考虑。从历史上看，两国有着较长时期的合作，如德意志帝国与沙皇俄国曾结成三皇同盟。从现实而言，两国都自视为《凡尔赛和约》的牺牲品，都被排斥在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之外。在一些德国政治家和军事家看来，恢复德俄关系还将在以下几方面有利于德国：第一，摧毁波兰，打败法国。国防军高层就设想，德俄联合共同摧毁新复国的波兰，而后在俄国的掩护下，德国可以从容不迫地发起反对法国的“解放战争”。第二，提高德国的外交地位。外交部东方司司长马尔赞（Ago von Maltzan，1875—1927）是恢复德俄关系的积极支持者。他在1920年1月曾写道：“德国对协约国的地位只有通过逐渐地利用我们与俄国的关系才能得以增强。”第三，改善德国经济，拓展海外市场。在大战期间担任陆军部原料处处长的拉特瑙便已认识到东方政策在经济上的意义。他这样写道：“我们应该与俄国结盟……俄国是我们未来的市场，与奥匈帝国的友谊应该一笔勾销。”1919年2月，他在提交政府的备忘录中说：“同苏俄关系正常化，能够决定德国政治和经济的未来命运，俄国和德国之间的利益存在着自然的共同性，德国在对俄政策上，再没有时间作消极的等待了。”

事实上，自革命以来，德国与苏俄之间一直保持着极为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两国曾相互敌视，共和国在1918年11月以苏维埃外交人员从事革命宣传为由，断绝了同苏俄的一切外交关系，并要求所有苏俄机构撤离德国；另一方面，拉特瑙与苏俄驻柏林工兵代表会委员拉狄克（Karl Radek，1885—1939）来往密切，1921年起两国又展开了恢复全面外交关系的谈判。法国的强硬态度让拉特瑙对德苏关系充满期待。

4月10日，欧洲经济会议在意大利的热那亚（Genova）召开。会议伊始，德苏两国代表都发现西方国家对己不利：德国要求修改赔款总额的提案被排斥在正式议程之外；协约国试图让苏俄承认沙俄时期的债务、并分享俄国的石油。在此背景下，德苏两国终于走到一起。4月16日，拉特瑙在热那亚附近的拉巴洛（Rapallo）同苏俄代表契切林（Georgi Tschitscherin，1872—1936）会面，签订协议，是为《拉巴洛条约》（Vertragvon Rapalo）。该条约正式确立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双方相互放弃赔偿要求，并在商业事宜和国民待遇方面给予对方以最惠国待遇。

对于苏俄来说，《拉巴洛条约》成功阻止了西方建立反苏阵线的企图。相比之下，《拉巴洛条约》在德国的反响更为复杂。持亲西方立场的艾伯特总统十分恼火，认为该条约将颠覆德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一想法同样被一批右翼政治家所接受，他们更害怕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一些职业外交家更担忧该条约的长期影响。前外长布洛克多夫兰曹伯爵后来在其备忘录中这样评述：“在目前看来，一种特别通往东方的德国政策不仅是过早的、危险的，而且是毫无目的的，因而也是完全错误的。”对此，军方高层泽克特却不以为然。他在另一份备忘录中回应说：“我看到的不是条约的内容，而是它道义上的影响。这是德国在世界上的威望第一次但却是极大的加强。这是因为人们猜测条约背后的内容要超过有根据的实际情况。”签署条约的维尔特与拉特瑙在回国时也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德国新闻界首次对这两位“履行义务的政治家”提出了赞美之词。

当然，《拉巴洛条约》对法国的刺激最大。它煽起了强硬派的沙文主义情绪，“占领鲁尔”的呼声高涨。在法国的强烈要求下，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于4月18日交给德国一份照会，指责它违反戛纳协议。4月23日，协约国发表声明，保留关于宣布《拉巴洛条约》无效的权利。普恩加莱不仅重申了凡尔赛和约不容更改的原则，而且还暗示法国将单独对德国采取惩罚行动。

总之，《拉巴洛条约》标志着德国“履约政策”的悄然转向。德国不再被动地期待协约国施舍怜悯，改变索赔政策，而是主动地利用东西方之间的矛盾，追求自己的外交目标。就这点而言，这种变化无疑有利于德国外交政策的自主化。但另一方面，在赔款问题最终解决之前，无论“履约政策”如何变化，德国外交的活动空间始终有限。

1922年6月初，在法国的压力下，赔偿委员会在拒绝减少赔偿总额的同时，又反对美国银行家为德国提供国际贷款，从而进一步打击了德国的信用。正如以往那样，这场外交失利迅速演化为一次内政危机。右翼政党把“德国货币的可怕贬值”和“中产阶级的毁灭”轻而易举地归咎于“履约政策”。外长拉特瑙的犹太身份又成为种族狂热分子蓄意攻击的目标。6月24日，拉特瑙被两位反犹主义的年轻人刺杀身亡。

拉特瑙之死引发的轰动性远超过埃茨贝格尔之死。街上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工人们则以24小时罢工表示抗议。在国会中，右翼政治家受到严厉指责，维尔特总理发表了共和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演说：“敌人就在那儿——毫无疑问：这个敌人在右翼！”

6月26日，艾伯特总统签发《保卫共和国令》（Verordnung zum Schutze der Republik）。该法令允许政府对公开赞颂或赞同对共和政体或共和政府成员采取暴力行动、煽动采取这类行动、侮辱国旗等人进行惩处。它还限制集会自由，授权各州政府禁止那些有可能发生骚动的机会。它规定在最高法院设立一个特别的“保卫共和国国家法院”，专门审判反共和国的罪行。该法令得到国会的批准。

与政治危机逐渐平息不同，拉特瑙之死导致的经济后果却变得日益严重。6月24日，在拉特瑙被刺当天，美元与马克的汇价还在350马克以下。到7月底，已上升到670。10月底居然上升到4500。显然，国际社会对德国经济复兴越来越失去信心。

在此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在7月12日向协约国宣布丧失支付能力，请求把1922年尚未缴纳的现金赔偿推迟到1924年底，并相应减少实物赔偿。但是，8月7日—14日召开的协约国伦敦会议却拒绝接受德国的申请。战债与赔款之间的复杂纠葛继续成为其中的主要原因。11月初，赔偿委员会再次拒绝德国延期支付的请求。

外交受困的维尔特希望通过改组内阁，来建立内政上的联合阵线，以便重启谈判，但没有成功。民主危机促使两个社民党于9月24日合并。一部分反对合并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后来转向共产党。新的社民党在意识形态上更向左，拒绝同人民党合作。11月22日，组阁失败的维尔特辞职，第二届维尔特内阁结束。

第三节 1923年危机

一、鲁尔危机与消极抵抗

1922年11月22日，在艾伯特总统的强烈干预下，魏玛共和国的第七届内阁在一位无党派经济学家古诺（Wilhelm Cuno，1876—1933）的领导下成立。

古诺内阁是各党派拒绝负责而暂时容忍的结果。它既不是一个获得议会多数派政党支持的政府，其中间偏右的政治色彩仅仅得到了社民党“善意中立”政策的容忍；它也不是一个专由政党政治家参加的政府，其多名阁员是同议会毫不相干的传统官僚，连古诺在内共有6位无党派人士。政府纲领也未能如往常那样经过国会表决，而只是受到各党派的“赞同性的注意”。古诺内阁从一开始就被人戏称为“事务内阁”。

在此局势下，古诺内阁的活动空间显然是极有限的。对内稳定货币、对外解决赔款问题似乎是它的唯一两项使命，其中尤以后者为重。古诺接过了前任的口号“要面包，不要赔款”，其实质仍然是“修约”政策的延续。具体而言，他在两方面展开了外交攻势：其一，继续提交延期赔付的申请，并试图借助英国来说服法国；其二，主动提出由莱茵河相关利益国（法、德、英、意）缔结一项安全条约，承诺30年内不经全民表决相互不得进行战争，并由美国担任这一和平协定的保证人。

然而，这两项努力都没有成功。在12月9日开始的伦敦会议上，法方一口否决了德方提出的延期赔付的申请，并主张用此前已提出的“产品抵押”计划取而代之，即在德方无法履行赔付义务时，采取占领鲁尔区、直接获取产品的方式。其次，古诺内阁错误估计了英美两国的立场。英国新首相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1858—1923）是一位亲法派，主张修复英法关系。同时，英国正忙于处理近东地区的希—土纠纷，对赔款问题并不上心。德方建议虽然受到美国朝野欢迎，但孤立主义的外交氛围与战债问题上的僵硬立场，都阻碍了美国政府承担任何保证人的责任。

如此一来，古诺内阁在外交上再次陷入僵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国政府一步步地做好入侵准备。恰在此时，德国又留下了可供对手制造事端的机会。1922年底，德方声称，由于拥有森林所有权的各州政府拒绝按照业已贬值的商定价格来出售木材，因而无法赔付10万根电线杆。法方拒不接受该解释。赔款委员会裁定德国拖延赔付是有意过错，从而为制裁德国开辟了道路。一场围绕鲁尔区的斗争就此拉开了帷幕。

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部队6万人（后增加到10万人）以保护法、比、意三国工程师组成的“协约国工厂和煤矿监督代表团”（Inter-Allied-Mission，下面简称“Micum”）为名，占领鲁尔区。当日，普恩加莱先后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发表声明，解释占领行动的目的：“我们是为了取得煤矿，就为这个；倘若这一追求给我们提供机会，在明天或稍迟些时候，同一个变得更容易通融的德国，或同一些苛求不高的企业家交谈，我们就不推托谈话”，“我们根本无意扼杀德国、破坏和欺侮德国，也根本不想使它贫穷……我们想从德国获得它可以合情合理地交付给我们的东西。”法国众议院以452∶72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占领行为。

在随后几个月中，占领军的政策不断发生变化。起初，联军希望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分化抵抗力量。1月11日，军政府规定，Micum有权在整个占领区巡视、进入办公室、矿区、工厂和火车站，有权获取所需文件、统计数据和档案材料，对任何抵抗行动采取“严肃的报复”。Micum随后同占领区的重工业家代表谈判，要求缔结运送煤炭的合同。此外，它还向当地工会提交一份提高工资的计划，以期待工人们的配合。当这些努力均告失败后，联军转而采取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强制收取煤炭税，驱逐、逮捕、甚至枪杀抵抗者的行动开始增多。他们迅速处理抱有敌视态度的媒体，到9月15日为止，大约有173种报纸被停刊。10个月间，莱茵和鲁尔两地共有14.7万名公务员及其家属遭到驱逐。到11月底，10万名以上的铁路职员及其家属被驱逐，2564名铁路职员被捕，其中400人被判处共计400年的监禁、20年苦力和4325金马克的罚款，8名被杀，269名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在5月的克虏伯（Krupp）工厂骚乱中，13名工人命丧法军枪下。截至11月，占领区共有132人丧生。

不过，联军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占领效果。到4月底，联军仅获得大约23.8万吨的褐煤，还不到计划的6%。为弥补缺口，法国不得不加大从波兰、捷克和英国的煤炭进口。与此同时，法国收进的赔偿总额只有12.8万英镑，仅为1922年同期的1%。

在德国，对于法比联军的占领行为虽有各种准备，但却极为零散，直至占领当日也未能最终完成。

占领当日，德国总统和政府联合发布《告德国人民书》（Aufruf andie Bevlkerung Deutschlands），宣布推行“消极抵抗”（passive Widerstand）。具体内容包括： （1）召回驻法、比两国的大使； （2）停止偿付赔款和实物； （3）指令鲁尔区民众不得执行占领当局的命令，不得为占领者服役并提供物资供应，指令被法国占用的矿井、工厂和铁路停工停产，凡遭占领军解雇和驱逐者及停产损失，都将得到政府的经济补助。

“消极抵抗”政策让古诺内阁面临执政以来的新局面：德国社会自一战爆发以来首次出现对外团结一致的立场。在占领区，消极抵抗的参与者席卷所有社会阶层。煤炭辛迪加在入侵前夜从埃森（Essen）迁往汉堡。钢铁工业家协会单方面废止对法运送合同。重工业谈判代表蒂森（Fritz Thyssen，1873—1951）因拒绝合作而被捕。工人们不仅不接受法方提出的利润分配计划，还联合起来声援被捕入狱的资本家。他们还在日常生活中拒绝法国官兵使用他们的浴室，不愿与后者分享食品和取暖。更令法国人感到失望的是，连波兰矿工工会也站在德国人一边。占领区的警察拒绝向法比联军的旗子敬礼，甚至为此丢掉工作。在17万铁路职员中，只有8355人愿意合作。

不过，尽管德国政府多次要求民众保持冷静，但“积极抵抗”的案例仍然不少。3月起，偷袭联军的枪声开始出现。到6月16日为止，莱茵和鲁尔地区已发生38起诸如破坏铁轨等恐怖事件。

当然，无论是消极抵抗还是积极抵抗，都得到了德国政府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支持。凡是为抵抗入侵而献身者，都被冠名为“民族英雄”。从2月起，政府接过了劳资协商成立的“莱茵鲁尔救助基金”（Rhein-Ruhr-Hilfe），资助“消极抵抗”所引起的一切花销。在一般情况下，该基金是普通救济金的3倍。政府为此准备了5000亿马克的资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行动连同“消极抵抗”本身对于德国政府的负面影响愈加明显起来。一方面，联军行动严重影响到占领区民众的正常生活。时间越长，市民们对抵抗政策的未来越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抵抗政策在实践中更加剧了社会负担。据统计，在前6个月，中央政府的花费达到900万兆马克。货币贬值的趋势因此加速。在1月，美元与马克之比为1∶7525，到5月已降到1∶31700。

走投无路的古诺内阁于6月7日答应由一个中立的国际机构来决定赔款的数额和支付方式，并愿意用德国铁路收入、所有工业和地产做抵押作为赔偿支付的担保。这是德国首次明确提出保证赔偿支付的赔偿建议。但法国仍感到不满。此外，英国迫于偿还美国战债的压力，也不愿意支持德国。德国的这份照会最后不了了之。

随着古诺内阁在外交斗争中的败相日益明显，它在民众中的威信也一落千丈。7月底，1美元的价格超过100万马克，纸币流通量蹿升到44万亿马克，德国经济已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混乱状态。绝望情绪开始蔓延，不少地区出现各种形式的暴动，左右两翼的极端势力都迎来了大量支持者。原本对古诺内阁持容忍态度的各政党开始抛弃总理。8月11日，社民党国会党团以极大多数通过决议，表示不再信任内阁。中央党和人民党随后表示赞成。次日，古诺黯然离职。

在共和国的短暂历史上，很少发生像1923年8月11日内阁更迭风波那样，各党派如此迅速而统一地推出继任者——人民党主席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然而事实上，在当时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施特雷泽曼却是少数几位充满着巨大争议的政治家。这位出身平民家庭的经济学博士早年以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形象驰名政坛，反对《凡尔赛和约》，并多次指责魏玛民主体制，甚至希望恢复君主制。但进入二十年代后，他却“从民族主义激进派演变为实事求是而不是单凭主观愿望的清醒的现实政治家”。这种转变甚至连党内同仁都无法理解。但在共和国的生存危机中，其坚毅性格、卓越口才与高超手腕使他仍然是总理的不二人选。

施特雷泽曼主持了两届内阁（8月13日—10月4日；10月6日—11月23日），只做了103天的总理，因而被称为“百日内阁”。尽管时间很短，但他在外交领域中的突破，让共和国的发展重见曙光。

如前所述，德国的6月7日照会在一定程度上已满足了美英两国的要求，但最终仍然遭到法国的抵制。德法之间的主要矛盾在于：重启赔款谈判的前提究竟是先结束“鲁尔占领”（Ruhrbesetzung），还是先结束“消极抵抗”？这里既牵涉到它们对于安全问题的疑虑，也反映了两国内部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同样是新总理不得不面临的难题。他最初对英国充满期待，但后来也认识到英国不会为赔款问题而去破坏英法关系。9月20日，英法首脑再次强调了双方的合作立场，验证了其判断。在此情况下，施特雷泽曼于同日表示，德国必须无条件地放弃“消极抵抗”政策。9月26日，他正式宣布停止“消极抵抗”政策。

“消极抵抗”政策的结束，为解决鲁尔占领与赔款问题铺平道路，尤其使法方拒绝谈判的理由不再成立。虽然普恩加莱的强硬态度并未收敛，他甚至在9月27日还对德古特等联军将领下达拒绝作出任何让步的指令。但在国内，希望结束占领的呼声开始增强。法国总统米勒兰和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福煦元帅都认为，该通过谈判的方式让法国势力渗入到鲁尔区。一直反对法国出兵的社会主义者们开始发动舆论攻势，对政府施加压力。

进一步而言，德国的新立场让它拉近了同英、美之间的距离。9月28日，施特雷泽曼向美国发出呼吁，希望它在德国赔偿问题上重新采取主动。10月5日，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访问美国，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关注欧洲问题。4天后，美国总统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Jr.，1872—1933）回应，美国仍然遵守1922年12月底提出的赔款方案。10月15日，美国正式同意参加赔偿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这标志着法国主导战后赔款问题的时代已经结束。

二、持续性的社会动荡——纳粹运动的兴起

自1921年以来，德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有所上升，如在1921年2月的普鲁士州议会选举中，德共获得7.41%的选票；在梅泽堡（Merseburg），它得到62%以上的选票，成为当地的最大政党。至1923年10月，德共成立了800个“无产阶级百人团”，团结了10万名工人，作为“防御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挑衅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机构”。

施特雷泽曼上台后，德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8月16日，普鲁士内政部长泽韦林发布了针对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禁令。9月初，一些共产党机关报被禁止发行。

但武装起义还是合法执政，却是当时德共中央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德共中央在10月20日做出全国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决议。但是，在10月10日和16日，萨克森和图林根两个州却出现了由共产党人参加的左翼联合内阁。当地的共产党员在开姆尼茨召开聚会，认为革命时机尚未成熟，提议立即撤销10月20日的决议。

事实上，无论德共选择哪一条道路，中央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理。9月底，国防军进驻两州。10月22日起，《红旗报》（Die Rote Fahne）被禁止发行。国防军随后占领德累斯顿。在中央特派员的监督下，州议会选出一个不包括共产党员的州政府。11月12日，德共部长也被迫退出图林根州政府。此后，德共在两州的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无产阶级百人团被解散，几千名工人被投入监狱。

由于开姆尼茨会议做出的延期革命的决议未能及时传送到汉堡，故而当国防军进攻萨克森的消息传来时，以台尔曼（Ernst Thlmann，1886—1944）为首的德共汉堡组织仍然于10月23日举行武装起义，以期牵制中央军队。300多名起义者袭击警察哨所，夺取了170多支来福枪，并前往市中心争取民众支持。由于力量悬殊，起义者只坚持3天便退出阵地。11月23日，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在全国范围内遭到取缔。汉堡起义的失败，标志着左翼革命浪潮进入低谷。

其实对于施特雷泽曼内阁而言，真正的威胁或许并非来自左翼，而是来自极右翼。回顾共和国历史，人们可以轻易地发现，最不遗余力的攻击来自于形形色色的极右翼政治家。当取消“消极抵抗”的政策公之于众时，来自于极右翼的反应极为强烈，要求政府立即“与法国决裂”。

更为离谱、但别有用心的反应来自巴伐利亚州。9月25日深夜，该州赶在中央政府结束“消极抵抗”的声明公布之前擅自决定在内部实行紧急状态，任命一位君主主义者、前州长卡尔为“国家总督”（Generalstaatskommissar），并授予他以独裁权。

这种做法严重违背共和国的联邦原则，引起了中央政府的警觉。9月26日，艾伯特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同日，内阁决定授予国防部长格斯勒（Otto Geler，1875—1955）以特权，在各州派驻国防军，强令巴伐利亚州收回法令。

然而，此举却未能成功。针对上述命令，巴伐利亚州的一个极右翼政党——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简称纳粹党[ Nazi] ）在其党刊《民族观察家报》（Vlkischer Beobachter）上以“施特雷泽曼泽克特独裁者”为题，肆意攻击中央政府。国防部长格斯勒根据《共和国保卫法》（Republikschutzgesetz）的规定，要求驻扎在巴伐利亚州的第七师师长洛索夫（Otto von Lossow，1868—1938）取缔该报。但州长克尼林（Eugen von Knilling，1865—1927）不仅要求洛索公然抗命，还在9月29日宣布《共和国保卫法》在巴伐利亚州失效。

巴州政府还趁中央政府忙于处理左翼问题，分身乏术，有恃无恐地到处宣扬“巴伐利亚分离主义”。到10月24日，巴伐利亚已经形成以“国家总督”卡尔、州军队司令洛索和州警察局长赛塞尔上校（Hans von Seier，1874—1973）为核心的反中央力量。他们聘请了臭名昭著的埃尔哈特海军旅长官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1881—1971）作为军事参谋，做好了“向柏林进军”的准备。

正值这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角力变得不可避免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动却打破了双方对峙的局面。令卡尔感到意外的是，发起暴动的第三支力量竟然是自己一直包庇的纳粹党人。

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因河畔的布劳瑙（Braunauam Inn）小镇。其父是当地的海关职员，家庭尚属殷实。童年时代的希特勒除了喜欢历史外，其他功课都很一般。成年后，由于没有通过维也纳（Wien）美术学院的考试，他曾一度在这座城市卖画谋生，并深受反犹主义思想的影响。一战爆发后，希特勒在慕尼黑报名参加了德国军队，以其勇敢两次获得铁十字勋章，并被擢升为一等兵。对希特勒而言，战争经历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政治思想，使他看到了所谓“战壕精神”所带来的巨大力量。战争结束前，他因受到芥子气的攻击，双目暂时失明，住进了后方医院。在那里，他惊讶地获悉德国战败并签订停战协定的噩耗。自此，他成为“匕首刺背”谎言的坚定支持者。离开医院后，他回到慕尼黑，被国防军雇佣，负责调查名为“德意志工人党”的极端团体。

德意志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DAP）成立于1919年1月5日，创始人是机床工德雷克斯勒（Anton Drexler，1884—1942）和体育新闻记者哈勒（Karl Harrer，1890—1926）。该党既反共产主义，又反资本主义，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德意志种族共同体。不过，该党最初只是一个在啤酒馆争论不休的社会团体，并无明确的行动纲领，也缺乏影响力。9月，负责监视该党的希特勒经人推荐，决定以此为政治生涯的起点，成为该党的第55名成员和主席团第7名委员。起初，希特勒仅仅负责宣传工作，但很快他便着手改造该党，其中包括以下重要步骤：

第一，更改党名。1920年2月24日，在希特勒的建议下，“德意志工人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党”），以进一步明确政治目标。

第二，制定党纲。同日，希特勒正式宣布《二十五点纲领》（25-Punkte-Programm）。党纲的基本原则是极端民族主义，它既要求“只有德意志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非德意志人立即离开德国”，还希望“所有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国”。除此之外，党纲还包含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要求，如没收战争受益和非劳动收入、将垄断企业收归国有、对大百货商店实行公有化等。

第三，推广卐字徽。卐字徽意味着崇拜，最初为许多种族团体和准军事组织使用。从1920年8月起，希特勒有意识地将之作为党的首要象征物，并予以推广。不久，红底白圈、带着卐字徽的党旗出现了。希特勒后来这样解释它的象征意义：“在红色中，我们看到了这一运动的社会理想；在白色中，我们看到了民族的思想；在卐字徽中，我们看到了为雅利安人的胜利奋斗的使命，同时，也看到了创造性工作的思想的胜利，这一工作在本质上是而且一直是反对犹太人的。”

第四，建立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1921年10月，希特勒指示一战老兵罗姆（Ernst Rhm，1887—1934）招募一批来自于埃尔哈特海军旅的士兵，成立一支保护党组织的准军事组织，即冲锋队。冲锋队多次发起街头暴力行动，清除对手，制造恐怖气氛。

第五，形成党内独裁体制。1921年7月，希特勒在纳粹党的非常党代会上被选为主席。自此，希特勒在党内确立“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改组后的纳粹党借助希特勒的高超演讲，在巴伐利亚州日益保守化的政治氛围中发展迅速。到1922年，该党已经拥有6万名注册党员，冲锋队员达到1.5万人。据统计，在1923年秋，中下阶层的纳粹党员比例高达52.1%。此外，一些上层人士也开始加入或关注纳粹党。曾经是德军皇牌飞行团队成员的戈林（Hermann Gring，1893—1946）便在1922年听了希特勒演讲后加入纳粹党。希特勒还多次被邀请到各种各样的企业赞助会上发表演说，时任德国企业主协会联合会主席的波西格（Enrst Borsig，1869—1933）与重工业家蒂森为纳粹党提供了大量赞助。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它多次攻击中央政府，叫嚷“打倒十一月罪犯”的口号，也引起了极右翼政治家的关注。希特勒通过关系结识了鲁登道夫，并同他多次会谈。卡尔也曾一度把纳粹党视作他对抗柏林的武力支柱之一。

然而，希特勒与卡尔之间并非没有嫌隙。一方面，希特勒过于迫切的夺权心理让卡尔感到危险。另一方面，卡尔等人犹豫不决的政治立场又让希特勒心存不满。在11月的第一周，州政府的退却意图已经流露出来，这更让雄心勃勃的希特勒不可忍受。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领导了“啤酒馆暴动”（Beer Hall Putsch，或希特勒暴动[ Hitlerputsch] ）。

11月8日，卡尔在慕尼黑的最大啤酒馆“伯格布劳克勒”（Bürgerbrukeller）向一批政要发表演说，阐明巴伐利亚州在当前政治局势下的选择问题。正在此时，希特勒率领冲锋队和其他极右翼军事组织冲进啤酒馆，宣布举行“国家革命”，废除巴伐利亚州政府和魏玛政府。随后，他用武力强制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答应同自己合作，并邀请鲁登道夫一起参与组建新政权。与此同时，冲锋队在慕尼黑城中大肆追捕犹太人、拷打政敌，夺取了军区司令部，甚至拘禁了州长克尼林。不过，希特勒并没有成功接管军营。更糟糕的是，鲁登道夫居然轻率地放走了卡尔等人，而后者一旦获得自由，立即采取措施，宣布“在枪口下被迫作出的宣言是无效的”，并下令解散纳粹党及其相关的战斗组织。

11月9日，希特勒决定殊死一搏。他率领约2000人的纵队，同鲁登道夫、戈林等人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军，试图煽动民众和国防军支持他们的政变。在那里，他们遭到了警察的阻击，16人被击毙。希特勒两天后被捕入狱。1924年4月1日，慕尼黑特别法庭判处他5年监禁，但强调他有着“纯粹的爱国动机和光荣的意图”，允许他在6个月后可以假释。其他一些纳粹党徒也得到了轻判，鲁登道夫甚至被宣告无罪释放。这一结果充分显示了法官阶层和巴伐利亚州极为浓厚的保守政治心理。

在“啤酒馆暴动”的同日，中央政府终于找到了同巴州政府的共同立场。艾伯特下令由陆军总司令泽克特将军代替国防部长格斯勒，接管紧急情况下的全部特权，并发布《告德国人民书》，号召民众保卫德国的“统一、秩序和自由”。

尽管卡尔直到1924年2月17日之前仍然保留着“国家总督”的头衔，但经历过“啤酒馆暴动”的巴州政府却收敛了对抗柏林的野心。在同中央特派员的谈话中，克尼林明确表示放弃恢复君主制的想法，连卡尔也不再追求独裁权。施特雷泽曼内阁面临的极右翼威胁告一段落。

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已存在多年。该地同法国相邻，且属天主教区，受法国影响较深。拿破仑战争期间，该地率先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维也纳会议后，被强行划归新教的普鲁士，成为莱茵省和威斯特法伦省，但保留了部分商业特权。一战结束时，该地被协约国占领，一些分离主义者深受鼓舞，开始寻求同普鲁士划清界限、进而成立独立共和国的可能性。鲁尔危机（Ruhrkrise）爆发后，莱茵分离主义运动再次兴盛起来。1923年3月，分离主义者举行会议，要求扩大占领当局发行“莱茵货币”的范围，并且成立“莱茵理事会”来代替普鲁士的行政机构。4月，支持分离主义运动的法军将领查理·芒让（Charles Mangin，1886—1925）向总理普恩加莱递交一份成立莱茵共和国（Rheinische Republik）的备忘录，并邀请多尔滕（Hans Adam Dorten，1880—1963）访问巴黎。8月15日，各种分离主义团体协商成立“联合莱茵运动”（Vereinigte Rheinische Bewegung），明确把莱茵地区从普鲁士分离出去、并成立受法国保护的莱茵共和国作为斗争目标。10月16日，分离主义者打出了绿白红三色旗，作为莱茵共和国的国旗。在随后一周中，亚琛（Aachen）、波恩（Bonn）、科布伦茨（Koblenz）、美因茨（Mainz）、特里尔（Trier）、威斯巴登（Wiesbaden）等纷纷出现了夺权行动，法比联军还帮助分离主义者阻击政府军。10月21日，分离主义者宣布成立“莱茵共和国”。马特斯（Josef Friedrich Mat the s，1886—1943）被选为总理，定都科布伦茨。26日，法国将领、协约国莱茵地区高级委员会主席保罗·蒂拉尔（Paul Tirard，1886—1945）公然宣称该共和国为合法政权。11月12日，施佩耶尔（Speyer）还出现了“普法尔茨共和国”。

德国政府立即向巴黎发出措辞尖锐的照会，表示强烈抗议。该行动得到英、美两国的支持。10月24日，法国总理表态支持“莱茵共和国”，但拒绝签署任何纸面协议。与此同时，民众的反对声也阻碍着分离主义运动的继续前进，一些城市相继发生流血冲突。分离主义者内部为此出现了激烈的争论。11月22日，蒂拉尔在科布伦茨召见多尔滕，告诉他，法国已经向英国保证结束分离主义运动，并威胁将用武力取缔他们的活动。

在失去法比联军和民众的支持后，莱茵分离主义运动很快陷入低潮。“莱茵共和国”在11月底失去了直接控制权，马特斯和多尔滕先后离开德国，逃往法国。“普法尔茨共和国”则消失在1924年2月。

三、货币改革

施特雷泽曼内阁的最后一项使命、同时也是最为棘手的难题，便是解决恶性通货膨胀，稳定货币。

自1923年8月以后，马克的价值一路下跌，而且速度倍增。8月1日，1美元兑换110万马克。到9月1日上升为972万，10月1日达到2.4亿！

恶性通货膨胀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一次重新洗牌。大工业家以不动产为抵押，申请银行贷款，进行投资，大获其利，如斯廷内斯在此期间拥有1535家公司，将业务从采矿、煤业和海洋及国内航运扩展到造纸、钢铁、能源、出版、银行和保险等行业。相比之下，工人的失业率大为提高，实际工资明显下降。但受损最严重的却是中间阶层，如房主、职员、小储户等。他们以货币作为主要财产但又不能及时将之兑换为不动产，因而财产缩水极为严重，并导致社会地位下降，甚至连“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们，已成为人们用半同情、半厌恶的目光来看待的一种人物形象”。

令政府更为担忧的是，货币贬值还带来一连串道德问题乃至政治危机。据统计，该时期，德国成年人和年轻人的犯罪率都创下了1882—1952年70年间的最高纪录。在此环境下，人们很容易演变为热情的民族主义者，共和国成为不少人诅咒的对象，上文提到的各种挑战也或多或少地赢得了心有不满者的支持。

施特雷泽曼在8月15日的国会演说中，就指出其任务是“稳定国家财政，过渡到一种稳定的货币”。但在第一届内阁中，对于新货币的基础却存在争议。恢复货币价值，必须首先恢复民众对于该货币的信任。当时，世界上流行金本位制，即货币需要相应的黄金储备。而战后德国的黄金稀缺，无法支撑新货币。经济学家黑尔费里希曾提出“黑麦马克”（Roggenmark）的想法，即让新货币与黑麦的价格挂钩，1马克相当于1磅黑麦的价格。黑麦是德国的主要农产品，容易获得民众的信任。同时，他建议成立一个地产抵押银行（Rentenbank），一方面用德国全部工农业地产充当付息的地产债，另一方面发行生息的地产抵押银行债券，由上述地产债做担保。但是，该建议遭到财政部长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的抵制，而后者却没有其他建设性想法。

第二届施特雷泽曼内阁成立时，希法亭不再担任财政部长，同时10月13日国会又通过了《授权法》（Ermchtigungsgesetz），允许政府“在它所认为情况紧急的财政、经济与社会领域中采取必要措施”，甚至可以“偏离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这使得货币改革的速度得以加快。两天后，政府颁布《货币法》（Whrungsgesetz），宣布成立德国地产抵押银行（Deutsche Rentenbank），发行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它基本延续了黑尔费里希的方案，只是用黄金取代黑麦作为计值标准。全国土地、商业、工业和银行总额被确定为32亿地产抵押马克。地产抵押银行则发行24亿地产抵押马克，其中一半提供给政府，另一半由银行贷款给企业。根据规定，地产抵押马克只是临时性货币，11月15日开始发行。由于地产抵押马克的总值已经确定，而且它依据的是土地这一不动产，因而很容易获得民众信任。与此同时，杰出的经济学家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于11月12日被任命为货币专员，并最终在12月22日接任国家银行总裁。在沙赫特的努力下，在地产抵押马克正式流通后的第6天，马克价值达到了这次恶性通货膨胀的最高点1∶4.2万亿，随后开始稳定下来，大致形成了10亿纸马克相当于1个地产抵押马克的比值。恶性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控制。

1923年无疑是魏玛共和国史上的危机之年。德国事务的忠实观察者、英国驻德大使达伯农（d’Abernon，1857—1941）在年底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危机之年终于结束了。内外危险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威胁到德国的整个未来……这些危险中的任何一个只要产生效果，或者这个国家的内在结构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或者它同外部的联系发生根本性的转折。这些危险中的每一个时刻只要未被制止，那么期待整体和平安宁的希望都会落空。德国的政治领袖们还未习惯于公众向他们献上桂冠。但是尽管如此，那些经历了这些危险却仍然成功控制住这个国家的政治领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认同”。

这段话指出了观察1923年危机及其解决的一个独特角度：为什么虚弱的魏玛共和国竟然能够度过1923年危机之年？

从外部来看，当时极为复杂的国际关系阻止了反德势力（尤其是法国）的进一步行动。鲁尔危机的根源在于当时无法解决的赔款问题，而赔款问题又牵涉到英、美、法之间的战债联系、法国对于自身安全的顾虑以及英国对大陆均衡局面的思考。这种格局从一开始就缩小了法比联军的活动余地，也最终决定了这场危机的基本走向，即德国结束“消极抵抗”、法比结束鲁尔占领、赔款问题的主导者从法国转向美国。从这一角度而言，恰恰是《凡尔赛和约》所建构起来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联系，保障了德国的民主体制得以在强权对峙的缝隙中找到继续生存的空间。

从内部来看，共和国的一些政治家的确为保卫魏玛民主做出了巨大贡献。艾伯特便是这些杰出政治家中的一位。不可否认，艾伯特有着一些固执偏见，如对苏联的极端反感、对德共的警惕，但他对于《魏玛宪法》及其背后的资产阶级民主理念却是坚信不疑的。在1923年，他根据宪法第48条的规定，曾发布了42次紧急条令，创下了魏玛历史之最。其中，既包括应对货币贬值的紧急措施，也包括把军事处置全权授予国防部长这样的法令，但其目的是“尽快恢复议会制的运行能力”，而不是为了取而代之。施特雷泽曼是另一位值得一提的魏玛民主的保卫者。如果没有他审时度势地考量国际关系的现实走向，当机立断地结束“消极抵抗”政策，鲁尔占领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恐怕仍然是一个无解之结；如果没有他坚定地平息来自于左右两翼和分离主义者的挑战，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恐怕只能沦为泡影；如果没有他当机立断地通过货币改革方案，噩梦般的恶性通货膨胀大概会成为共和国的催命符。尤为重要的是，这位曾经高调宣扬君主制的政治家最终却以尊重国会信任投票的方式离开总理职位，以实际行动遵守了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由于他对魏玛政治和外交的巨大影响，后来的史学家曾有过这样的评价：“施特雷泽曼时代是魏玛共和国历史的中心。”

进一步而言，在1923年，投身于共和国救亡运动的还包含广大爱国民众。与6年后不同，1923年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亡国的危机感。由于鲁尔占领及其背后的赔款困境，中央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所有的不幸归咎于不公正的《凡尔赛和约》与蛮横无理的协约国政府。一种抵御外侮的共同心理团结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这是“消极抵抗”得以开始的最初动力。在随后的左右翼进攻和分离主义运动中，中央政府同样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表明，至少在1923年，国家统一和魏玛民主仍然是广受认同的政治目标。

第二章 魏玛共和国的相对稳定（1924—1928）

自1924年起，魏玛共和国进入到所谓的“金色二十年代”，政局相对稳定。不过在此期间，总统职位从一位坚持民主制的左翼政治家艾伯特转移到一位传统贵族出身的军人兴登堡手中。进一步而言，虽然内乱数量与规模均有所下降，但内阁更迭频率却明显增加。在施特雷泽曼领导下，德国外交出现新气象，大国地位部分得到恢复，但赔款问题仍未最终解决。该时期还出现了经济、社会与文化共同繁荣的景象。

第一节 国内政局的稳定化

一、1924年政治局面

1923年11月30日，中央党议会党团主席马克斯组建了新一届政府，是为第一届马克斯内阁。该内阁由中央党、人民党和民主党人组成，政治上属于中间偏右。施特雷泽曼受邀担任外交部长，并把该职务一直延续到1929年去世。马克斯接任总理时，很大程度尚不为人所知。不过，观察家普遍认为他是一个“能赢得人心，善于和解”的人。

上任伊始，马克斯与总统经过斡旋，让国会在12月8日通过了《授权法》。据此，马克斯政府得以在1924年2月15日前无需依据宪法规定事先征求国会同意，而采取“鉴于人民和国家的困难它认为必要而急迫的措施”。

实现货币稳定，推行货币改革，是新政府的重大成就。央行行长沙赫特大刀阔斧地推行货币改革，成功挫败了威胁货币改革的投机活动，制止了经济界囤积外汇储备的企图。沙赫特还与英国银行家建立良好关系，使后者愿意向德国国家银行贷款，以克服过渡期的困难。

与此同时，财长路德（Hans Luther，1879—1962）推行严厉的紧缩措施，解雇了大约30万公职人员，在职公职人员的工资降至战前水平的41%至57%，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中止大部分国家建设项目。

1923年12月7日、12月19日和1924年2月14日，马克斯内阁陆续颁布了3个税收紧急法令，加快催缴拖欠税债，增加税源，提高营业税，重新确定收入税、公司所得税和财产税，并试图从根本上调整中央与地方税收体制。第三个税收紧急法令还引入房租税（Hauszinssteuer），以用于建造公共房屋。同时，债权的增值率被规定为15%，清偿责任被推延到1932年，以解决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复杂的债务纠纷。

这些举措在短期内获得明显成效。1923年底，国家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国家开支的5%，到1924年年初，该比例已提高到85%—90%。国家预算几乎实现了平衡。德国引进新的金马克，实现了货币稳定，经济开始出现生机，到1924年出现了繁荣。

在对被占领区的处理上，马克斯内阁决定：继续支付被占领区失业津贴、发放公务员薪水；承担占领之费用和对占领损失的补偿。地产抵押马克暂时不引入占领区，至少不允许在官方的支付中使用新马克。与此同时，如前所述，马克斯内阁还完成了对于莱茵分离主义和巴伐利亚军方自治倾向的处置。

1924年2月15日，国会对马克斯内阁的授权法期满，各党派要求大幅削减政府紧急条令。对此，马克斯和总统达成一致，于1924年3月13日解散国会，转而筹备选举一个支持内阁的新议会。

4月底，马克斯内阁决定与协约国合作，想通过《道威斯计划》来解决赔款问题。但是，此举除社民党反应积极，其他党派都予以抵制，认为《道威斯计划》只是“第二个凡尔赛和约”。这种争议连同1923年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对接下去的5月选举产生了影响。除中央党以外，所有在1923年与政府有联系的政党均遭受重大挫败。它显示了魏玛政局进一步向右转的倾向。

此后，民族人民党成为国会中最强大的议会党团，因而要求领导政府。人民党虽然表示支持，但又希望民族人民党必须首先承认《道威斯计划》，以避免赔款问题再起波澜。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则不接受民族人民党提议由前帝国海军元帅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1849—1930）为总理候选人的方案。在此情况下，艾伯特经过权衡，决定仍然委托马克斯重组政府。6月3日，马克斯以原班人马组织了第二届内阁。

在第二届马克斯内阁执政期间，外交问题、特别是调整德国战争赔偿的问题处于中心地位。6月6日，民族人民党提出的不信任案在国会被否决。这表明内阁在赔偿问题上的立场已得到国会多数派的支持。

8月，马克斯率领德国代表团参加讨论德国赔偿问题的伦敦会议。这次会议在法国撤军问题上达成协定。此外，伦敦会议还提出：只有当德国国会“以赔偿委员会同意的方式通过为使其发挥作用而必要的法律”时，《道威斯计划》才告生效。因此，马克斯内阁在会后立即向国会提出涉及国家银行、国有铁路、500亿余马克工业债券和清理地产抵押银行票据的法律草案。

8月27日，在关系到上述草案的《国有铁路法》的二读中，国会未能达到所需的2/3多数，反对票来自民族人民党。当日，政府发表公告，声明如果《道威斯计划》不能获得通过，总统将解散国会。两天后，为争取民族人民党的合作，施特雷泽曼和马克斯又联合发表关于战争责任的声明，要求协约国废除和约罪责条款，否则就不能出现“各国人民之间真正的谅解与和解”。

在此情况下，民族人民党议会党团出现分裂。在8月29日的三读中，该党有48名议员投了赞成票，使国有铁路法以2/3的多数通过，《道威斯计划》得以执行。

1924年秋，马克斯第二届内阁又现危机。人民党要求吸纳部分民族人民党参加政府。10月1日，马克斯提出组成一个包括社民党和民族人民党参加的民族共同体内阁（即国民联合内阁）。孰料该方案遭到左右两翼的共同反对。10月10日，马克斯将政府向左右两个方向扩展的尝试无果而终。

10月20日，马克斯在内阁同意下向艾伯特总统提出解散国会的要求，获准。新选举在12月7日举行。同日，也举行普鲁士州议会的选举。新选举是在经济恢复的背景下展开的。其结果表明，德国经济的好转、社会的稳定和外交关系的改善已为广大阶层所认同，政治上明显出现非极端化的趋势。极右翼政党遭到挫败；左翼政党的选票有所上升；两个自由主义政党略有恢复。

社民党虽然在这次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但却不想把选举胜利转化为政治优势。人民党与左右任何一翼的联合均可形成多数，但它偏向右翼立场。在此情况下，内阁无法获得国会多数支持，只得于12月15日辞职。艾伯特总统再度授权马克斯组织政府，但各政党缺乏诚意，特别是人民党不愿意在组阁问题上妥协，马克斯的组阁努力终告失败。

在此情况下，艾伯特总统委托财长路德组阁。路德是无党派政治家，但观点接近人民党。路德内阁由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人民党和民族人民党组成。这是典型的右翼政府。民族人民党第一次参加政府，获得内政部、经济部和粮食部三个部长职位。财政部长施利本（Hans August Otto von Schlieben，1875—1932）虽然作为公务员不介入党派政治，但也可被视为民族人民党人。民族人民党参加政府时，路德向他们提出了重要条件：必须保证承认共和国及黑红金三色国旗，并奉行迄今的施特雷泽曼对外路线。

二、艾伯特去世与兴登堡当选

1924年底1925年初，共和国正陷入巴尔马特案的纷争之中。巴尔马特（Julius Barmat，1889—1938）是俄裔犹太人，同社民党领导人关系密切。通货膨胀时期，巴尔马特利用关系，向普鲁士国家银行和德国邮政系统贷款融资。到1924年底，巴尔马特公司负债高达3900万马克。在事件调查过程中，不少政府官员因涉嫌受贿等肮脏交易而身败名裂。1925年4月25日，中央党人、邮政部长赫夫勒（Anton Hfle，1882—1925）在待审时自杀；曾担任总理的鲍尔因“把政治和生意纠缠在一起”被社民党解除国会议员的职务。巴尔马特案件的审判一直拖到1928年3月30日才作出判决。

但比事件本身影响更深远的是，反对派利用该事件掀起了一股针对社民党和艾伯特总统、攻击共和国“体制”的浊流。事件调查委员会中的民族人民党成员不仅将攻击目标对准向巴尔马特商业事务提供过咨询的社民党州议会党团主席海尔曼（Ernst Heilmann，1881—1934），还借艾伯特1919年建议给巴尔马特德国永久签证一事大做文章。

反对艾伯特的煽动在1924年底达到高潮。一位报社记者公然指责艾伯特参加1918年1月柏林罢工而犯有叛国罪。仅在5个月内，总统不得不因污辱诽谤而提出173次诉讼。无休无止的诉讼对艾伯特来说是一种精神折磨。在慕尼黑地方法院，法庭要求总统亲自出庭接受审讯和律师诘问，总统不得不撤回起诉。12月23日，法庭判决该记者3个月徒刑，但又表示艾伯特由于参加罢工而犯有叛国罪。

法庭的判决使艾伯特深受打击。他表示：“精神上的痛苦变本加厉地折磨人……他们在政治上杀死了我，现在又蓄意从道义上来谋杀我。这我受不了。”1925年2月28日，艾伯特因盲肠炎和腹膜炎去世，年仅54岁，距其任期结束（1925年6月30日）还有4个月。

艾伯特的骤然离世在德国引起巨大反响。路德内阁发表声明，称赞艾伯特“在最困难时间……以极其认真和政治家的智慧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社民党虽对艾伯特不无批评，但《前进报》仍称赞艾伯特是“德国工人运动第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艾伯特逝世后，由最高法院院长、前外交部长西蒙斯（Walter Simons，1861—1937）代理总统职务。

1925年3月29日，德国举行了《魏玛宪法》实施以来第一次总统选举。各政党纷纷推出各自总统候选人：社民党提名普鲁士州长布劳恩（Otto Braun，1872—1955） ；中央党提名前总理马克斯；人民党和民族人民党分别推施特雷泽曼和前内政部长雅雷斯（Karl Jarres，1874—1951） ；巴伐利亚人民党推举该州州长黑尔德（Heinrich Held，1868—1938） ；民主党提名巴登州长黑尔伯特（Willy Hellpach，1877—1955） ；纳粹党抬出鲁登道夫；共产党的候选人是台尔曼。在第一轮投票结果中，7个候选人均未获得多数票（见表2.1.1）。

4月26日举行第二轮投票。为赢得选举，魏玛联盟三党组成“人民阵营”（Volksblocks），社民党支持马克斯竞选总统，中央党则支持布劳恩担任普鲁士州长。右翼政党组成“帝国阵营”（Reichsblocks），提名对政治毫无兴趣、已经退休赋闲在家的陆军元帅兴登堡。他们企图“借用坦能堡战役胜利者的巨大威望来战胜共和派政党的候选人”。事实上，兴登堡颇受右翼政党、军官及易北河以东大地主的支持，他甚至在中间派政党和左派政党中也颇有威信。

表2.1.11925年第一轮总统选举结果

第二轮选举形成两大阵营对阵的局面：帝国阵营的竞选纲领是增强国家实力，提高德国的国际地位；人民阵营则告诫选民，对手目的是颠覆共和国。人民阵营的竞选纲领为维护魏玛宪法和国际和平；帝国阵营则嘲笑对手治国无方。“拥护兴登堡者誉之为强有力之爱国英雄，敌人则毁之为军阀及帝制之余孽；拥护马克斯者誉之为贤能之政治家，敌人则毁之为小政客”。

此外，共产党在第二轮选举中再次推出台尔曼为总统候选人，并号召选民：“你们必须选举！不要选马克斯！不要选兴登堡！……每个劳动者都要为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第二轮投票结果是：兴登堡获得1466万张选票，占48.3%，马克斯获得1375万张选票，占45.3%，台尔曼获得193万张选票，占6.4%。兴登堡胜出。

从短期看，兴登堡任共和国总统有积极的一面：对于深受传统影响的广大民众，兴登堡为共和国赢得其所缺乏的声望。许多忠于旧政权的德国人开始团结在共和国的周围。在兴登堡任职的前5年，其政治角色总体上是积极的。社民党人、内政部长泽韦林甚至认为：兴登堡“真正努力不带偏见和社会等级观念行使职权，他给我自己和我们普鲁士同行没有留下不愉快的印象。”反之，这些行动倒是让那些寄希望于实现君主复辟和某种形式的独裁的人大感失望。

但从中长期来看，这一结果为共和国埋下了危险。兴登堡是典型的君主政体主义者、守旧的保守分子。他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认同共和国及其价值观。兴登堡的随从也多由保守的反共和派分子组成。兴登堡虽然暂时“拒绝出卖共和国，但他没有将广大人民团结在共和国的旗帜下”。上任伊始，兴登堡就抱有“政府必须右转”的观点，这从1925和1926年底总统在政府危机中的行为可以明确表露出来。兴登堡坚称宪法第48条在实际上赋予他无限的独裁权力。兴登堡当选为总统对魏玛民主的严重后果到1929年才完全显露出来。在此意义上，将兴登堡的胜利视为“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胜利，共和国和议会制的最大失败”是有一定道理的。有学者甚至将兴登堡竞选成功视为共和国的失败，其严重性至少可以与魏玛联盟在1920年选举中的失利相比。

三、人民公决“剥夺诸侯财产”、国旗争端及内阁变动

路德内阁建立后，在国内问题，特别是马克再估价和关税等问题上，面临艰难博弈。

1924年关于马克再估价的法令并没有完全满足债权人的要求，民族人民党入阁激起了债权人重新审查马克再估价法案的希望。在各方压力下，1925年7月25日，路德内阁通过法令，对多数个人、小商业等，政府的债务升值25%，但将多数债务的分期付款期限推迟到1932年1月1日以后。私人债务的再估价不可避免对债权人或者债务人、有时甚至对双方产生巨大困难，这成为共和国广受诟病的问题。

在关税问题上，根据《凡尔赛和约》，协约国享有的关税最惠国待遇到1925年期满。工业界与民族人民党支持的农业集团要求对工业和农业两个经济部门均实现保护关税。新《关税法》正是这种要求的反映，但受到中左翼议员的激烈批评。随后，路德内阁相继与法国等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

外交问题也是路德政府所面临的棘手难题。民族人民党部长起初也同意支持施特雷泽曼的“洛迦诺政策”，但由于协约国没有立即同意撤出莱茵兰，也没有宣布撤销战争责任条款等，他们改变了对政府的态度。10月22日，民族人民党议会党团发表声明，表示不能接受《洛迦诺公约》（Vertrge von Locarno）。几天以后，民族人民党退出路德内阁。

11月23日，路德向国会提出《洛迦诺公约》和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虽然国会通过了该方案，但由于民族人民党的倒戈，路德内阁已无法在国会中形成多数支持。12月5日，路德政府辞职。

此时，最合乎逻辑的选择是由曾投票支持《洛迦诺公约》的政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兴登堡在与各政党领导人会谈后，先后委托中央党的费伦巴赫、民主党的科赫（Erich Koch-Weser，1875—1944）在大联合基础上组阁，但都因社民党的犹豫无果而终。

在长达6个星期的政府危机后，兴登堡最终仍把绣球扔给路德。1926年1月19日，路德第二次组阁，除社民党、共产党、民族人民党外的政党代表参加政府。1月27日，对新政府的信任投票以160∶150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

第二届路德内阁在内政上首先遭遇“剥夺诸侯财产”（Fürstenenteignung）事件。“十一月革命”收缴了各邦诸侯的财产，临时政府决定由各州来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兴登堡上台后，贵族们要求发还或赔偿在革命中被没收的财产。1924—1925年间，一些法院曾做出部分有利于诸侯的裁决，从而引起一些州政府的不安，也遭到公众抗议。

社民党最先关注前诸侯财产问题。从1923年起，社民党国会党团就酝酿以支付一定养老金为条件来剥夺诸侯财产的方案。1925年9月，社民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应制定全国性的法律处理各州前王公家族的财产。这些家族的不动产（即宫廷、博物馆、地产、森林）原则上应宣布为公有财产。（给予）赔偿的方式和程度由法律规定，[诸侯]不得向法院提起诉讼。”

其他政党随后跟进。11月23日，民主党议会党团向国会提出法案，要求对各州政府如何剥夺诸侯财产作出统一规定，确立以不予赔偿为原则，不允许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共产党国会党团也要求无偿地剥夺诸侯财产，将其占有的一切可耕地分配给小农和佃农，将没收的现金作为增加对战争受害者的补助金；森林、矿山、工厂和其他不动产转归国有，住宅由市政厅支配，所有宫殿、城堡和花园改建成保育院、学校和为领取养老金的人、残废军人的疗养院等。12月4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就关于无偿没收诸侯财产进行全民投票的问题，进行预备性磋商。

1926年1月，社民党与共产党联合筹备关于无偿没收诸侯财产全民投票事宜。1月6日，“无偿没收诸侯财产全民投票委员会”（Ausschusseszur Durchführung des Volksentscheids für entschdigungslose Enteignung der Fürsten）成立。许多文化界人士和政治组织代表参加了委员会，进步科学家辛斯基教授（RenéRobert Kuczyinski，1876—1947）任委员长。1月23日，共产党、社民党和“无偿没收诸侯财产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以无偿没收诸侯财产建议为基础的法律草案。1月25日，社民党的韦尔斯（Otto Wels，1873—1939）、共产党的台尔曼等议员向内政部正式提出关于诸侯财产问题的选民创议案。

1926年3月4—17日是关于诸侯财产选民创议案的签名期。共产党、社民党展开了大规模宣传。收集公民签名活动取得重大胜利，总共有12523939人在登记簿上签名，占有投票权人口总数的31.77%，远远超过宪法规定的要求。

但在国会中，人民党、民族人民党、巴伐利亚人民党、经济党、中央党均持反对态度；民主党反对选民创议案，但在选民公决时让本党党员自行决定。5月6日，国会以236∶142票否决关于诸侯财产问题的选民创议案。

当围绕没收前诸侯财产正在进行激烈争斗的时候，路德第二届内阁却因国旗事件而倒台。

按照《魏玛宪法》规定：共和国国旗的颜色为黑红金三色，商船的旗帜为黑白红三色，其上内角镶国旗。1919年9月27日，艾伯特发布总统令，专门规定了国旗和商船旗的使用办法。在第一届路德内阁组成时，民族人民党部长还就此发过誓言。1926年4月20日，路德给施特雷泽曼写信，要求为满足德侨特别是拉美德侨的愿望，允许德国驻外使团（机构），除悬挂共和国的黑红金色国旗外，也可悬挂包含有德意志帝国国旗颜色的商船旗。路德的倡议实际上是为了迎合兴登堡对帝国国旗的喜爱，以期获得后者在其他政治事务上的支持。5月1日的内阁提议缩小了商船旗使用范围，规定将来并非所有驻外机构，而只是驻外使领馆必须同时悬挂国旗和商船旗。

然而，内阁决定旋即引发社民党、自由工会和国旗社（Reichsbanner）的反抗风暴；中央党和民主党也抗议这股复辟逆流。路德政府不得不软化立场。5月5日，兴登堡签署总统令，规定欧洲以外地区和商船通航的欧洲地区的使领馆，必须同时悬挂国旗和商船旗。

5月6日，社民党在国会提出对国旗问题质询和一项对路德政府的不信任案。该提案虽无法获得多数支持而流产，但受其影响，民主党领袖维塞尔随后提出的提案却给路德以致命打击。维塞尔提案对总统以和解目的来解决国旗问题的意图表示欢迎，但对总理的态度不予信任，因为“由于他在国旗问题上的态度，使全盘解决这一问题变得困难重重，在患难时刻引起了一场非不得已的新冲突”。5月12日，民主党的不信任案以176∶146获得通过。5月12日，路德第二届内阁下台。

路德下台后，兴登堡起初曾委托格斯勒组阁，但没有成功。科隆市长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也曾有过组阁机会，但因为人民党的阻挠而放弃。最后，兴登堡只能再次把目光投向马克斯。5月16日，马克斯第三次组阁，以留任所有部长的方式结束这场政治危机。

第三次马克斯内阁同意在1926年6月20日就关于诸侯财产问题的选民创议案进行全民公决。然而，关于诸侯财产的选民创议案涉及修宪，需要全体选民的绝对多数赞成方能通过。1926年选民创议案只获得全体选民36.39%选票支持，功亏一篑。

魏玛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选民创议—选民公决的尝试暴露了全民投票式大众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对1926年全民公决颇有研究的维斯特（Franklin C.West，1909—1997）认为：“毫无疑问，法律要求选民公决必须得到全体选民中的绝对多数票，但这阻碍了民意的合法表达。”

1926年7月2日，国会讨论部分补偿诸侯的法律草案，社民党投票反对，使该法流产。但在10月15日，普鲁士州与霍亨索伦家族达成新的“折衷协定”。诸侯得到39万摩尔根的肥沃土地，以及大量的住宅和其他财产，总计约10亿金马克。

在外交方面，第三届马克斯政府完成了几项重要工作：1926年6月10日，国会通过了与苏联签订的《柏林条约》（Vertrag von Berlin） ；9月10日，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国；9月17日，施特雷泽曼和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在图瓦里（Thoiry）小镇会晤，标志着德法和解达到新的阶段（详见下节）。

内政方面，第三届马克斯内阁希望组建一个受到国会多数派支持的“大联合政府”。当时的政治局势原本有望实现马克斯的想法。一方面，部分资本家倾向于同劳方合作。1926年9月4日，轻工业界代表西弗贝格（Paul Silverberg，1876—1959）在德累斯顿协会年会上表示，“没有德国工人政治代表占压倒多数的社民党，也不能进行统治”。另一方面，国防军内部也出现变化。陆军总司令泽克特因为让前皇太子的长子威廉王子（Prinz Wilhelm）参加演习而受到公共舆论的批评，不得不在9月5日辞职。继任者海耶（August Wilhelm Heye，1869—1947）没有很大的政治野心，愿意与共和国政治家合作。再者，前总理、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米勒倾向于加入内阁。11月10日起，马克斯内阁与社民党国会党团开始磋商，后者答应可以“根据情况”与政府保持接触。

孰料，情况很快由于两件事而出现变化。一是有关“保护青年不受淫秽作品毒害”的法令。《魏玛宪法》第118条规定了言论自由的原则以及禁止审查，但又赋予立法以特别权力，制定反对淫秽文学的条例。1926年12月3日，该法在国会进行表决。民族人民党、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人民党以及部分民主党人（12人）、纳粹党人表示支持，社民党、共产党与15名民主党人表示反对。该法最终得以通过，但社民党对推行“书报审查”的马克斯内阁产生疑虑。

二是有关德苏军事合作。12月5日，《前进报》转译了英国报刊文章《为德国国防军提供的苏联炮弹》，揭露在苏联生产德国武器的细节以及德苏武装力量之间密切的秘密交往。右翼报刊全力回击，斥责社民党的“卖国”行径。此事让社民党放弃同内阁合作。12月16日，前总理谢德曼在国会猛烈抨击国防军及国防部长格斯勒，揭露政府秘密支持重整军备，以及国防军与极右翼组织之间的暧昧关系。这引发了巨大反响。马克斯内阁遭到左翼党派的抵制，建立大联合政府的计划更是不了了之。

12月17日，国会以249∶171的投票结果推翻第三届马克斯政府。兴登堡本来希望人民党组阁，但没有成功，只能再次要求马克斯出面。马克斯组建中间党派政府的方案因为人民党与社民党之间的矛盾而搁浅。兴登堡则在其国务秘书迈斯纳（Otto Meissner，1880—1953）和施莱歇尔（Kurt von Schleicher，1882—1934）的影响下，倾向于建立资产阶级右翼政府。

在几番谈判后，第四届马克斯政府由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人民党和民族人民党组成。这届内阁是“吸收民族人民党、丧失社民党宽容并且没有民主党参加的第一个纯右翼内阁”。

第四届马克斯内阁的保守性最明显体现在农业政策上。因通货膨胀而减少的农业债务在1927年迅速增加，攀升的债务和农业利润率下降等不利因素，沉重打击了小农和大地主，1927年石荷州出现严重农业危机。在全国土地联盟的游说和压力下，马克斯内阁竭力推动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1927年7月9日国会通过的关税附律延长了1925年制定的进口税率。

在社会政策领域，第四届马克斯内阁完成了若干重要的立法：一方面规定由国家调解机关负责审批超时劳动的补贴；另一方面把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平均提高16%—17%，并降低了工资税。

在第四届马克斯内阁时期，担任国防部长达8年之久的格斯勒终因国防部违背宪法以及讳莫如深的财务管理问题而下台。在格斯勒当政时期，德国国防支出增加明显，其中陆军支出从1925年的4.76亿增加到1927年的5.53亿；海军支出相应从1.56亿增加到2.15亿。除正常开支外，国防部的开支还被广泛用于规避凡尔赛条约的义务，秘密重整军备，甚至参与企业经营，以获取利润，如国防部海军运输部部长洛曼（Walter Lohmann，1891—1955）擅自动用国防部资金向弗布斯电影公司（Phoebus Film Company）融资，结果因后者倒闭而造成国家资产流失。共和派立即抓住此事大做文章。1928年1月14日，格斯勒以健康状况和所承受的沉重命运打击为由辞职。

在兴登堡提议下，1月19日格勒纳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格勒纳对国防部预算管理实施改革。内阁后来决定：未经部长批准，部队任何单位不得有额外开支；部长必须向内阁报告额外开支，并由内阁承担责任。同年，总理、内阁以及国会预算委员会两个成员获得国防军预算的知情权。

尽管做出了各种努力，但第四届马克斯内阁也没有走多远。1928年2月，它因为“学校法令”而下台。

根据《魏玛宪法》第146、174条，非教会学校应成为常规制度，除非负有教育责任者（如学生家长）提出申请，城镇地区才能建立符合其信仰或世界观的公立学校。对此的基本原则应由对各州立法起决定作用的一项全国性法律来确定（第146条）。但是，在该法颁布之前，各地应保持现有的法律状态（第174条）。到1927年，德国大部分学校依然是教派学校。只有在萨克森、图林根、巴登、黑森（Hessen）、一些小州和普鲁士某些地区，非教派学校占着优势。

民族人民党人、内政部长科伊德尔（Walter von Keudell，1884—1973）积极推动学校教育立法。他提出教会学校、非教派学校、世俗学校三种学校并存的方案，并让父母决定在每个乡镇实施他们所喜欢的教育形式。1927年7月，科伊德尔的立法建议一公布，立即激起左翼政党的强烈抗议。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也反对立法提案的两个最核心部分，即教会在宗教课程中的共同决定权和三种学校的平等地位。各党派在学校法令问题上已不可能达成一致，政府联盟不得不解散。1928年3月31日，兴登堡总统宣布解散1924年12月选举产生的第三届国会。新选举在5月20日举行，最终产生了带领共和国走向危机的最后一任民主内阁。

第二节 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政策

一、赔款问题与《道威斯计划》

1923年9月施特雷泽曼就任总理后，便着手寻找解决赔款问题的新方法。

1923年9月26日，施特雷泽曼政府无条件结束“消极抵抗”，满足了法国普恩加来政府与德国谈判的先决条件。28日，他向美国驻德大使豪顿（Alanson B.Houghton，1863—1941）呼吁美国在德国赔偿问题上重新采取主动。10月9日，美国总统柯立芝承认美国仍然遵守国务卿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1862—1948）的1922年12月建议，召开国际专家会议研究德国赔偿问题。10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在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指出：一旦美国同意，英国将立即请求美国根据休斯的建议正式或非正式地参加德国赔偿问题的讨论。15日，美国答复寇松，说明美国介入是个好主意，美国同意参加赔偿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同时重申专家决议不具约束力，赔偿与债务问题无关。美国在赔偿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10月22日，休斯约见法国代办，重申美英态度一致，德国既已放弃“消极抵抗”，理应研究德国财政状况及其支付能力。3天后，美国国务院又向法国政府送交正式照会，要求法国同意召开国际专家会议。

10月26日，法国表示有条件接受召开国际专家会议的建议。29日，法国在致协约国及美国的照会中，指出专家委员会应在赔偿委员会下召开，德国无代表权，只允许派员听会，1921年5月的《伦敦支付方案》不能取消。11月5日，休斯紧急召见法国驻美大使朱塞兰（Jean Jules Jusserand，1855—1932），强硬表示，专家委员会需要不受限制地评估德国的支付能力，那种“相信分裂的德国将保证法国安全的想法是一种幻想”。

普恩加来担心美国不再关注赔偿问题，更重要的是法国希望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以缓解财政和货币危机，因而法国在11月12日初步接受了美国的建议。11月28日，法国赔偿委员会代表巴尔都（Louis Barthou，1862—1934）向美国提出由赔偿委员会召集两个专家委员会。30日，经赔偿委员会一致通过，由协约国组成两个专家委员会。第一委员会负责审议“平衡德国预算和稳定德国通货的办法”；第二委员会负责审议“德国外流资本的数量及其回收办法”。实际上，法国接受了美国的主张，它要求以赔偿委员会的名义召集专家委员会，只是为了保持外交上的体面。

美国也做了一些让步：专家委员会不能对鲁尔占领的合法性进行讨论，不能确定赔偿的总额，也不涉及德国赔偿的削减问题等。

专家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由道威斯（Charles G.Dawes，1865—1951）任主席，俗称“道威斯委员会”。德国央行行长沙赫特也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

1924年1月14日和21日，两委员会在巴黎开始工作。在第一委员会中，各国代表意见分歧严重。最后达成的妥协是：先确定头5年的支付额，其后的支付视德国经济情况的恢复指数而定。

1月28日，杨格（Owen D.Young，1874—1962）与第一委员会的专家抵达柏林。在豪顿的帮助下，杨格首先向德国总理马克斯和外长施特雷泽曼介绍专家的工作情况。施特雷泽曼很快同意专家计划的主要原则。他后来把道威斯委员会的工作比喻为“黑暗地平线上的一丝光亮”。

随后，杨格与德国工业界巨头西门子（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1872—1941）和多伊奇（Felix Deutsch，1858—1928）举行私下交谈。对于煤钢大王斯廷内斯担心德国赔偿债权人将利用积存在新银行未移交的金马克控制德国工业的忧虑，杨格表示理解并作了适当的修改。

4月9日，两个专家委员会分别提出报告，史称《道威斯计划》。该计划分两个部分，另有九个附件及道威斯致赔偿委员会主席的信函。

《道威斯计划》建议：

第一，改革德国货币。设立具有唯一发行纸币权的新银行，逐步回收丧失信用的货币；新银行办理国家岁计出纳、对政府进行短期贷款、担负赔偿款项的结算业务，后一项业务得受协约国监督。该发行银行资本为4亿金马克。银行全部债务不得超过资本总额12%。银行利润20%部分则转入公积金，超过20%的利润一半归持股人，一半归德国政府。该银行设董事14人，其中外国7人，德国7人，董事长由德国出任。

第二，平衡国家预算。计划提出四项原则。（1）赔偿优先原则；（2）税收对等原则，强调德国公民税率应与协约国的公民对等； （3）德国国内最低限度支出优先原则，税收将优先转入财政部而非赔偿账户；（4）德国赔偿单一原则，即每年赔偿一定数额，包括德国给予协约国及参战国因战争产生的所有补偿。

报告还建议德国的赔偿来源于三部分： （1）国家预算收入。德国关税、烟草、啤酒、食糖各项税务暂由协约国监管，作为赔偿担保，直接归协约国监管官员负责收纳，在扣除履行赔偿规定的税款后，剩余部分交还德国政府。（2）铁路债券。德国铁路由另外组建的商业有限公司统一经营。铁路公司可发行150亿金马克股票和110亿金马克债券，作为年度赔偿的担保无偿交给协约国。铁路公司的150亿金马克股份为德国政府所有，其中20亿股份作为“优先股份”在股市出售。经过一段时期，公司将铁路再归还给德国政府，但德国政府在未偿还债券的债务前，不得提出归还铁路的要求。铁路委托给理事会经营，德国政府任命理事9人，另由赔偿委员会推举9人。铁路公司总经理可聘德国人充任。（3）企业债券。以德国工业作为担保，发行50亿金马克债券。作为担保的企业除制造业外，还应包括航运业和采矿业。德国政府将这些产业的债券交赔偿委员会任命的债券监管人员保存。德国政府应负责归还产业债券的本利。《道威斯计划》明确规定了1924年起五年的赔偿金额（见表2.2.1）。

表2.2.11924—1928年德国赔偿数额及来源（单位：亿金马克）

第五年以后，即1928—1929年后，对年度支付金额不作规定，视当时德国繁荣程度，在25亿金马克基础上予以增加。

第三，赔偿的支付办法。支付由两方面构成，即在德国国内收集赔款和以协约国可接受的方式移交给协约国。德国的年度赔款列入新发行银行所设立的特殊赔款结算账目，德国对此必须将之作为一项义务履行。此项账目上的存款由赔偿委员会任命一名赔偿总管负责。赔偿总管提出赔偿款额，预先须得到移交委员会的认可。移交委员会由赔偿总管及英、美、法、意、比5国各出一名代表共6人组成。

第四，筹集8亿金马克贷款。为稳定通货及偿付赔偿、恢复经济，1924—1925年度须向德国提供8亿金马克的国际信用贷款，其中美国提供55%，英国提供45%。

《道威斯计划》的基础条件以德国经济维持一个整体，强调该计划为一整体构想，计划以德国经济方面恢复活力为条件。

4月9日，赔偿委员会收到《道威斯计划》后，立即通知相关政府。比利时首相建议召开协约国全体会议，签署协定并实施计划。英、法接受了比方主张，由英国发出邀请，遂在7月16日召开伦敦会议。

鲁尔撤兵问题是谈判中的棘手问题，主要由法国新总理赫里欧（èdouard Herriot，1872—1957）和施特雷泽曼在会外举行。在英国的斡旋下，双方最终达成新的撤军计划：撤军不再以实现军事监督为先决条件，但将在一年内分期分批完成，期限自8月15日法军立即撤出多特蒙德（Dortmund）时算起。

8月16日，伦敦会议全体会议通过最后议定书，宣布与会国接受《道威斯计划》。当天，会议还核准包括《赔偿委员会和德国政府关于德国赔偿的协定》等5项协定，统称为《1924年伦敦协定》。

《道威斯计划》最重要的贡献是将赔偿问题从拒绝支付、制裁和威胁的恶性循环中解救出来，如沙赫特所言，“使赔偿问题摆脱政治上暴力措施的范畴，回到经济上可能的境地”。它既缓解了德国的不满，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法国的要求。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法德关系进入了相对和平、谅解合作的新阶段。

它还减轻了德国的赔偿负担，允许德国延期支付，并给予它国际贷款。“道威斯贷款”中甚至包括法国的300万英镑。以道威斯贷款为契机，德国获得了恢复经济所需的资金。随着赔偿问题的暂时解决，魏玛共和国进入相对稳定的“金色二十年代”。

当然，《道威斯计划》存在着严重不足。该计划建立在依靠外国贷款稳定德国金融、刺激德国经济发展，使德国能够支付赔偿的假定之上，没有对德国实现赔偿的根本问题——保持德国出口盈余提供解决办法。这使得德国经济必须不断依靠国外资金、特别是美国资本的“输血”，才能保持财政和经济的稳定并走向繁荣，增强了德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它只是一个临时计划，5年以后，德国的赔偿问题又再一次凸显出来。

二、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成果

施特雷泽曼上任伊始，就把恢复德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重获大国地位作为外交政策目标。基于对德国军事实力的现实考虑，他始终将和平谈判作为外交主要手段。在他看来，修改甚至摧毁《凡尔赛和约》绕不开伦敦和巴黎；在未来的国际斗争中，德国必须尽可能与英国合作，敦促其修改和约，促使英国影响法国对德政策。至于法国，施特雷泽曼的主要目标是一步步剥夺它强制实施和约的能力。为此，外交上要尽可能争取主动，摆脱与协约国交涉中出现的孤立局面，必要时，实现在英国干预下的法德合作。1924年发生的两件事，使施特雷泽曼的欧洲政策面临着新考验：一是1924年底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推迟撤军；二是英国还准备与法国缔结同盟条约。

12月29日，英国驻德大使达伯农突然造访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舒伯特（Carlvon Schubert，1882—1947），暗示对莱茵地区感兴趣的国家用条约互相承担义务而不诉诸战争的想法。次年初，内阁决定将达伯农的建议扩充为国际保证莱茵兰非军事化和维持西欧现状为主体的具体方案。1月19日，新任总理路德同意了施特雷泽曼的建议。

但英国对德国的意图仍有怀疑，害怕施特雷泽曼提出莱茵兰公约是为促使莱茵兰全面而提早撤军，担心德国要求英国暂时不通报法国的背后潜藏着发起英德秘密谈判，离间英法、阻止英法达成同盟的阴谋。

在此情况下，施特雷泽曼决定直接向法国推出建议。2月9日，德国向巴黎递交一份详尽的备忘录，建议： （1）在英法德意之间签订一项长期的和平条约； （2）达成一项与莱茵河有关的国家共同维持目前边界现状和非军事区现状的保证； （3）德国与条约的其他签字国（波、捷等）之间签订仲裁条约。2月20日，赫里欧公开了这份备忘录，并声明自己对之有兴趣。3月20日，英国内阁正式表示接受参与“莱茵公约”的思想。4月10日，法国共和社会党人班勒卫（Paul Painlevé，1863—1933）出任法国总理，白里安任外长。经与英方协调，法方于6月16日向德国发出照会，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但坚持法国需要对东方各国作出保障。随后，双方经过了多次协商和交流，最终敲定了会议日程。

1925年10月5日至16日，英、法、德、比、意、波、捷7国在瑞士洛迦诺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英、法、德、比外相或外长和意大利代表。德国总理路德和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也先后到会。10月16日傍晚，各国代表正式在各项条约上进行草签。同年12月1日在伦敦正式举行《洛迦诺公约》签字仪式。1926年9月14日公约生效。

《洛迦诺公约》包括最后议定书和其他7个文件。最后议定书在正式签字时，添加了一个附件，即除德国外其他签字国给德国一个共同照会，对国联盟约的16条作出解释。

《洛迦诺公约》的核心文件是《莱茵相互保证公约》，其正式名称是《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相互保证公约》。主要内容包括：

（1）缔约国单独或集体保证德比和德法间的边界领土维持现状。《凡尔赛和约》所规定上述边界不受侵犯。莱茵非武装地区的规定亦须遵守；

（2）德比和德法相互约定彼此不得攻击和侵犯，任何情况下不得诉诸战争。但下列情况例外：①因本条约和对《凡尔赛和约》第42、43条被破坏而行使的正当自卫；②执行国联盟约第16条所采取的行动；③根据国联理事会的决议或国联盟约第15条7款所采取的行动；

（3）德比和德法间一切分歧应和平解决；

（4）缔约一方对于上述第二项的破坏行为，或对《凡尔赛和约》的第42条、43条的违法行为，应向国联理事会提出控诉。一俟理事会证明该项破坏或违法行为确实构成，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立即援助遭受侵害的国家；

（5）条约不影响《凡尔赛和约》或其补充协议，不得解释为对国联的维护和平行动有所限制。

除莱茵保证条约外，还有德比仲裁专约、德法仲裁专约、德波仲裁条约、德捷仲裁条约4个仲裁公约。其内容为：缔约双方保证，今后发生的一切冲突和争执，不论其性质如何，如不能通过正常的外交方式和平解决时，应提交仲裁法庭和国际常设法院解决。

法国同波、捷分别签订的相互保证条约，规定如缔约任何一方遭受到未经挑衅的军事行动时，根据国联盟约第16条规定立即相互给予支持和协助。

《洛迦诺公约》是一个“使人人满意”的条约，在英、意两个担保国看来：“他们已经使法德和解，并给欧洲带来和平，而又一如所愿地没有招惹任何超出道义上的也即仅仅言词上的责任之外的义务”。德国主动承认《凡尔赛和约》边界和非武装区，法国的安全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此外，“法国通过法波、法捷条约的签订，多少扩大了在东欧和中欧的势力范围"。

德国是《洛迦诺公约》的最大受益者。公约避免了可能的英法联盟，推动协约国早日从莱茵占领区撤军；莱茵问题国际化防止了法国动辄使用军事手段制裁德国的可能，保证了德国的领土完整；通过解决法德西部领土问题，打开了协商修订德国东部边界的大门。施特雷泽曼认为洛迦诺政策的意义“在于保存莱茵地区和有可能收复德国东部地区的条件”。他表示：洛迦诺精神意味着反对《凡尔赛和约》，复兴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新阶段，“洛迦诺标志着恢复德国的自由”。

《洛迦诺公约》暂时解决了欧洲的安全问题，完成了对《凡尔赛和约》的有限修正。人们将其视为“大战间德国与西方关系绕之旋转的枢纽”。华盛顿将《洛迦诺公约》看作是《道威斯计划》在政治上的胜利。

洛迦诺体系是“建筑在1919年欧洲秩序基础上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发展”，通过该体系，德国最终冲破了战后初年道义和政治上的孤立，重新加入欧洲重要强国之林。这通过德国加入国联并成为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得到进一步显露。

德国一直视加入国联为恢复大国地位的象征。自巴黎和会以来，德国一直没有放弃这一要求。1924年9月底，德国表达了加入国联的意向，同时提出几个条件： （1）德国必须成为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2）鉴于德国被解除武装和不设防的情况，它不能参与盟约第16条规定对侵略者实施的经济和军事制裁； （3）必须不再以任何方式让德国承担战争的责任； （4）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参与国联对殖民地的委任统治。同年12月12日，德国再次向战胜国提出上述要求。

为把德国拉入西方国家阵营，英法最终决定让德国有所保留地加入国联。协约国就盟约第16条执行问题给德国的集体照会中，作出了一致的妥协：“每个国际联盟会员国应在符合本身军事情况和照顾本国地理形势的范围内，忠诚地和有效地进行合作，以维护盟约和抵抗任何侵略行为。”

1926年1月10日，德国正式向国联提出入盟申请。3月，国联召开讨论此问题的特别会议。路德和施特雷泽曼与会。但由于西班牙、巴西和波兰也希望取得常任理事国席位，德国申请被推迟到9月会议再作出决定。

1926年4月24日，德国同苏联签订《中立条约》，对国联讨论施加影响。为打破僵局，国联设立了解决理事会席位问题的研究委员会。1926年5月、8月，委员会两度召开会议，决定将常任理事国由原来的4国增加到5国，即增加一个德国；非常任理事国由6席增加为9席，即加上波兰、西班牙和巴西，而且这3国得以连选连任。

9月，国联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接纳德国加入国联，并担任常任理事国。当施特雷泽曼首次在国联会议上致辞时，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施特雷泽曼表示：“只有所有国家毫无区别地并完全平等地团结在一个共同体的基础上，助人为乐和正义的精神才能变成人类命运真正的指路明灯。”白里安在致词中疾呼：“我们不要步枪，不要机枪，不要大炮！我们要和解，要仲裁制，要和平！”

德国通过加入国联，取得了在欧洲问题上的发言权和表决权，恢复了欧洲强国地位。

从德国自身处境及复兴目标出发，施特雷泽曼采取以和解为手段、以东西方两面外交为原则、又以西方为重心的战略，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

施特雷泽曼曾明确表示，“只要布尔什维主义在那里长久地统治着，我无法对德苏结合有许多期待”，但他并未忽视德苏关系。战败的德国需要在经济、军事以及对付波兰和收复东部领土等方面与苏联合作。另外，西方国家对德苏政治结盟的疑惧，对德国是一笔可资利用的政治资产，德国需要利用对苏关系的“王牌”来抗衡西方，“为德国的修正政策保持回旋余地和行动自由”。他“从未考虑在与西方友好的祭坛上牺牲德国与苏联的友好关系”。1923年9月他上台不久，即指示恢复一度中断的德苏经济谈判。1924年5月3日，德国外交部就对苏关系制定一份备忘录，明确规定：德国在政治上必须“与俄国保持充分谅解的关系”，经济上必须“力争在对俄贸易中至少较它国保持优势”。就在制定备忘录的同一天，发生了柏林警察冲击苏联商务代办处事件，施特雷泽曼不愿该事件恶化德苏关系。7月29日，德国与苏联签订关于调解5月事件的备忘录。

德国接受《道威斯计划》一事让苏联更积极主动地展开对德外交，以图阻止德国加入国联乃至完全倒向西方。1924年12月底，苏联外长契切林向德国大使布洛克多夫兰曹建议两国缔结协定，规定双方都不与第三国缔结反对对方的政治或经济联盟、条约或协定，并就参加国联或向国联派遣观察员一事，协调双方行动。1925年9月30日，就在洛迦诺会议前夕，契切林亲赴柏林。10月2、4日，契切林在柏林对记者发表谈话，批评英国政府“正在执行包围苏联的政策”；德国希望通过加入国联获得益处，那“将证明是幻想”。12月底，契切林又正式向德方提出缔结苏德政治条约的建议。

为不影响与西方的谈判，1925年1月和3月，施特雷泽曼以德国内阁危机和艾伯特总统逝世为由，推迟答复苏联的缔约建议。6月，苏德贸易谈判恢复。从6、7月起，施特雷泽曼一再指示参加对苏经济谈判的德国代表团在有关苏联外贸垄断权等问题上作出让步，并强调：鉴于“德国严重的贸易局势及‘抚慰’苏联的需要，对苏达成协定是符合人们迫切愿望的”，它“为德国在即将来临的谈判中（指洛迦诺会议）创造了一个重要及有利的地位。”9月，苏德完成对苏有利的贸易协定。10月12日，德苏在莫斯科签订经济条约。条约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与法律问题，其内容远远超过一般通商条约范围，其中包括关于居住和一般法律保护协定、经济协定、铁路协定、税务协定、通商航海协定、商事仲裁法庭协定和保护工业财产协定等。同时，两国还签订了居住权协定和两个商约，即领事专约和关于民事案件司法协助协定。此外，德国后来还分别向苏联提供1.06亿和3亿马克的两笔贷款。

至于与苏缔结政治条约一事，1925年6月，施特雷泽曼向苏建议，在两国经济条约中加上“序言”来代替政治条约。9月，施特雷泽曼再次向苏方保证，德国参加国联后，不会让国联变成一个在旗帜上写着“反俄战争”的工具。但是，苏方仍然一再要求缔结政治条约。直到1926年3月，施特雷泽曼才作出迅速与苏联缔约的决定。这一方面是苏联已向波兰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德国加入国联出现波折，决心再打“俄国牌”。

4月24日，克列斯丁斯基（Nikolai Krestinsky，1883—1938）同施特雷泽曼在柏林签订为期5年的《苏德友好中立条约》，规定：两国关系仍以1923年的《拉巴洛条约》为基础，在“第三国或第三国集团”进攻对方的情况下，另一方保持中立；双方不参加第三国在经济或财政方面，以抵制缔约一方为目的而建立的联盟。在条约签字时的换文中，德国政府在照会中表示：德国加入国联，决不妨碍德苏友好关系的发展；如果国联内出现反对苏联的势力，德国政府将尽力反对此种势力；只有苏联对第三者发动进攻时，德国才根据国联盟约第16、17条，承担对苏制裁的义务；在苏联与第三国作战时，苏联是否进攻一方，应由德国自行判定；如果其他国家认为苏联是进攻一方，而德国不以为然，德国也不参加盟约第16条规定的制裁。

《苏德中立条约》成功建立了德国外交在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地位。它维护了德国与苏联的合作，排除了苏联与法、波“在德国背后联合”的可能。该条约与排除新“英法协约”的莱茵公约一起，使德国在东西两方都排除了“风险”，保证了安全，并同样为德国修正东部边界保留了可能性，故其又有德国的“再保险条约”之称。这份“柏林条约”与《洛迦诺公约》一起，使德国自俾斯麦以来再次重新发挥东西方桥梁作用。

“柏林条约”为德苏两国外交开辟了新的空间。“1926年以后，德苏双方开始认识到自己在世界的力量和地位。他们不再是拉巴洛遭蔑视和迷惑不解、瑟缩在一起的弃儿。双方都感到其他的往来和友谊向他们打开了大门”。

当然，德国在对苏政策上的独立性不时有所表现，其突出例证在德国对待1927年英苏关系的恶化以及波兰和立陶宛冲突问题上。

1927年5月英国为抗议苏联反英宣传和利用在伦敦的贸易代表机构进行颠覆和间谍活动，宣布与苏断交，英警察袭击了伦敦的苏联贸易代表团总部和全俄合作社住所。6月，苏驻波兰大使（公使）沃耶克（Pyotr Lazarevich Voykov，1888—1927）被暗杀。这些事件甚至引起了战争的恐慌。

在这场反苏大合唱中，德国政府恪守《苏德中立条约》。1927年6月，马克斯总理在会见契切林时表示，德国将保持中立。沃伊科被害后，英国询问德国，是否允许英国军队经由德国领土开入波兰，而德国迟迟不予回答。1927年6月14—15日，英、法、德、意、比、日6国召开日内瓦会议，协调西方国家对苏立场。施特雷泽曼在会上否决了张伯伦关于对苏进行“十字军讨伐”的主张。7月23日，施特雷泽曼在国会代表政府宣布，德国不打算参与进攻苏联，仍然保持中立。

1926年底，立、波两国围绕维尔拉（Vilna）的归属争执日趋激烈。德国不愿意看到波兰强大，同时也关注立陶宛对待梅梅尔德意志人问题的态度。在波、立危机中，施特雷泽曼敦促双方保持克制，并与苏联一道，向立陶宛总理施压，要求后者接受妥协。但是，他拒绝苏联的参战邀请。施特雷泽曼的目标是达成“一个合情合理的妥协”，保持立陶宛的独立。1927年12月，立、波两国在国联主持下达成妥协。

施特雷泽曼还极力赞成邀请苏联参加国际裁军会议。1927年11月，苏联首次出席裁军会议并提出全面裁军建议后，德国予以支持。它希望借此恢复自己的军备平等权。1928年，施特雷泽曼从抗衡法国出发，极力主张让苏联加入《非战公约》（即“白里安·凯洛格条约”Briand-Kologg-Pakt），一度成为美苏就苏联加入非战公约进行交涉的“中间人”。

在此期间，德苏经济、军事交流活跃。1928年12月21日，德苏达成《莫斯科经济议定书》，解决了双方有关人员进出及商事仲裁法等方面的问题，进一步畅通了两国经济贸易渠道。1929年1月，德苏还在莫斯科签订调解协定。它规定，两国联合成立一个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双方之间出现的各种争端，以保证两国合作的正常运行。

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德苏贸易额不断上升，1924—1925年为8.3亿卢布，到1927—1928年达到19亿。到1928—1929年，德国成为苏联产品最大出口市场以及苏联进口的主要来源国。到魏玛末期，苏联从德国进口的商品占其进口总额的46.5%，苏联出口到德国的商品占其出口总额的28.5%。

在军事合作方面，从1924—1925年开始进入新阶段，所涉及的领域不仅包括武器的生产，还包括战争物质的试验、德国军事人员的训练等。德国国防部在苏建立了自己的执行机构“莫斯科中心”。1924年初，容克公司在莫斯科附近建造的飞机制造厂之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1926年后，该厂转卖给苏联政府。1925年4月，苏德军方商定在利佩茨克（Lipetsk）开设培训德国飞行员的航空学校。1926年由德国提供技术设备、专门生产化学毒气的合营企业在苏萨拉科夫州投入生产。同年，德国在苏联的军事设施、位于喀山（Kasan）附近的卡曼坦克学校和训练营投入使用。此外，德苏军队还联合进行军事演习，交流经验；定期提供有关世界军事动态的情报，特别是有关波兰的军事活动的详细情报。

由于施特雷泽曼积极维持对苏合作关系，有的西方学者指出：《德苏中立条约》签署后的1926—1929年是德苏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

三、施特雷泽曼与白里安共获诺贝尔和平奖

随着德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政治外交地位的提高，法德和解态势日益明显。1926年9月17日，法德两位外交家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来到距日内瓦附近的法国小城图瓦里，在美酒佳肴之后，进行了秘密的私人会谈。

两人的会谈主题围绕德国要求尽快消除莱茵地区占领状态以及法国为此从德国取得的回报问题。白里安作了重大让步：结束对莱茵地区的占领，把萨尔地区归还德国，撤销军事管制，允许德国从比利时手中购买欧本及马尔梅迪。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德国根据《道威斯计划》，同意出售用于赔偿的15亿马克铁路债券，支付法国3亿金马克以赎回萨尔煤矿。白里安甚至打算全部解决法德之间存在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施特雷泽曼尽量限制德国在财政上的让步，提出法国总共只能得到10亿多金马克，并且坚持法军立即从莱茵地区撤兵。

图瓦里会谈是德国在外交上展开“大规模政治行动的一个序幕”。施特雷泽曼试图利用法国对德方针的变化来加快实现各种修正目标。会谈结束后，施特雷泽曼满怀信心：“如果图瓦里计划实现了，那么我们就越过了一座山。”

不过，施特雷泽曼这一次未能如愿。英美两国反对法德有关赔偿交易的有关建议。更直接的反对来自于德法两国的舆论。任何提前支付赔偿的企图，显然不利于德国调低《道威斯计划》赔偿支付的努力，德国专家对此亦持批评态度。白里安提前从莱茵区撤军的承诺遭到法国上下的激烈抨击。1926年普恩加来重返政坛，法郎在10月重新趋于稳定。12月，白里安在日内瓦告诉施特雷泽曼，现在只得暂时放弃图瓦里政策。

尽管如此，1926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仍然决定将1926年的和平奖颁发给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12月12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决定于1927年1月31日召回在德国的军事管制委员会。

这时，法、德经济关系稳步改善。1926年6月《国际钢铁协定》签署，规定了德、法、比、卢及萨尔生产钢的百分比。1927年8月17日，法、德又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

1928年4月，德国成为第一个支持美国提出的多边《非战公约》的国家，8月27日，美、法、德、英等15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作为创始国签订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简称《非战公约》。

到1928年，施特雷泽曼宏伟的外交大厦上只剩下最后一块砖，即彻底解决赔款问题。为此，他使出浑身解数，与各国周旋，力图修改《道威斯计划》。这便是《杨格计划》（Young-Plan）的开端。

第三节 稳定时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一、经济形势：“金色的二十年代”

从1924年开始，德国摆脱了战后的混乱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大灾难，走上了经济复兴的道路。

《道威斯计划》构成德国走向政治和经济复兴的决定性的第一步。施特雷泽曼的稳定政策通过美国的信贷找到了真正的支持。卡尔·哈达赫（Karl Hardach，1936— ）评价说：“如果没有对赔偿问题作出重新的判断，这一稳定，所谓‘地产抵押马克的奇迹’可能不如现在这样顺利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马克币值的稳定、资本市场利率较高（年率约达6.5-10%），投资回报率可观，让德国对外资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在1924—1930年间，德国工业得到的投资为630亿马克，其中300亿以上来自国外，主要是美国的贷款。另据统计，在1924—1928年期间，德国毛投资额约700亿马克，纯投资额几乎达到400亿马克，其中2/3用于设备，1/3用于库存。外国资本占到全国毛投资额近一半，主要用于进口机器设备。这些贷款和投资的90%都被大垄断企业和大公司所占有，有效解决了德国流动资本缺乏的问题。

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德国掀起了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热潮。一战和战后的敌对、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德国与国外先进科学和技术的交流受到极大影响。《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德国科学家重新融入世界大家庭，大批企业家和工程师纷纷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

德国产业界开展了广泛的生产合理化运动。德国工业固定设备普遍更新，落后企业被淘汰，生产的“福特制”、“标准化”盛极一时。相对稳定时期是“工业合理化”的时代。

作为产业合理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年代中期德国工业出现了广泛的集中和联合的浪潮。据统计，卡特尔数目在1925年达到2500个，1930年则为3000个。1926年政府公布了德国辛迪加化的程度，其中煤矿达98%，染料96%、电气87%、造船81%，银行74%。1926年，德国共有12400家股份公司，资本总计为200亿马克，其中2000家股份公司就拥有132亿马克。电气工业中的“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公司”在1929年时资本分别达到1.99亿马克和2.77亿马克。航运业的“汉堡—美洲轮船公司”、军火工业的“克虏伯公司”等都拥有数亿马克的资本和上万名工人。二十年代中期四大合并新闻充盈报刊标题：1925年法本托拉斯的组建、1926年的联合钢铁公司的建立、1926年戴姆勒与本茨的合并、1929年德意志银行与贴现银行的合并等。

法本化学托拉斯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化学垄断组织，控制了德国染料及人造汽油生产的全部，氮产量的80%，药剂制造的40%，人造丝生产的25%和摄影器材生产的大部分。而钢托拉斯是欧洲最大的黑色冶金托拉斯，拥有8亿马克的自有资本和17.7万工人，生产了全国1/4的煤、1/2的生铁和2/5的钢。如果包括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和银行，则其所控制的资本共计有66亿马克。

生产合理化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鲁尔地区采掘业为例，1913年使用手工和手镐开采的煤炭占开采量的97.8%，到1925年这个比例仍达52%，到1929年已经下降到7%；与此同时，用风镐开采的煤的比例，1925年为36.5%，1929年上升到87.37%。煤矿工作面从1927年的16706个下降到1929年的12500个和1932年的5111个；1927—1932年5年间每个作业面的平均日产量从23吨增长到59吨，每个雇工每年开采的煤从1925年的255吨增加到1929年的350吨和1932年的386吨。随着机械化和技术的改进，德国冶金业生产效率明显提高。1924年，全国55个工厂的138座熔铁炉平均每周生产1655吨熔化的金属，到1929年工厂数和熔炉数分别下降到45个和115座，但每座熔炉的平均产量上升到每周2567吨。

工业的合理化浪潮扩大了对建材、机器、工具、钢铁的需求，推动了消费扩张。1925—1926年共和国稳定危机得以消除。1926—1928年迎来了“合理化繁荣”的年代。

相对稳定时期的德国经济发展也离不开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德国历史上，普鲁士就有国家控制公用事业和大规模参与工业活动的传统。共和国时期，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有组织的国家资本得到长足发展。到二十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资产高达数百亿马克。国家拥有几乎全部铁路，以及发电能力的77%，炼铝业生产能力的70%，制盐业生产能力的41%，炼铅业生产能力的35%，并在铁矿、采煤及机械制造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此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包括完善劳资仲裁制度，建立失业保障制度，参与住宅及公用事业的建设等。

共和国时期，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德国科学家在科学理论上卓有建树，魏玛时期成为“新物理学”的发源地。1918—1933年德国科学家共获得14项诺贝尔奖，德国成了世界科学研究的“第三大中心”。在航空与机械技术、无线电实用技术、化学技术等方面成就卓著。科技的进步和创新成为德国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国内外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德国经济迅速走向复兴，出现了所谓“整个世界经济史中最壮观的一次经济复兴”。

从总体上看，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工业生产指数达到和超过战前水平。德国工业生产指数，以1913年为100，1923—1929年的比值分别为46.9、70.4、81.6、82.7、103.1、102.0、102.0。另以1928年工业生产、消费货物、资本货物指数均为100计，1913年德国工业生产总指数为98，其中消费货物为87，资本货物为99；1927年相应的数值为98、103、97，到1927年，德国工业生产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战前水平。（见表2.3.1）

表2.3.1 相对稳定时期主要工业品产量一览表

由于国土割让和矿产资源损失，铁矿石、生铁产量、钢产量等均未达到1913年水平。但褐煤、焦炭产量、发电量、汽车、棉纺锭数等达到和超过了一战前的最高水平。化学、电子技术、精密机械和光学工业再度赢得领导地位。重新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的德国远洋船队到1930年已经达到战前吨位的80%，仅次于英国、美国和挪威，居世界第4位。“德国制造”又成为人们熟悉的标记。

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比重提高了，1925—1928年由54.5%增加到58.5%。1913年德国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曾达到16%，1920年跌落到9%，到1930年已跃居第二位，占11%，美、英、法分别占42%、10%和8%。

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农产品的产值已恢复甚至超过一战前水平（除1924、1926年外）。（表2.3.2）

表2.3.2 按时价计算的净农产品产值（1913—1929） （单位：百万马克）

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传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降低，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强。以1913年价格计算的国内净产值，1910—1913年间农业占23.4%，矿山、工业和手工业占44.6%，服务占32.0%，到1925—1929年间，农业的比重降为16.2%，矿山、工业和手工业上升到47.9%，服务上升到35.9%。

进出口额从1925年开始（除1926年外）超过战前水平，但对外贸易（除1926、1929年外）多为入超，1927年逆差达33.13亿马克。（见表2.3.3）

表2.3.3 德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表（1913—1930）单位：百万马克

从资本输出来看，1913年为350亿马克，1914年占主要资本输出国的国外投资的17.3%。相对稳定时期德国资本输出处于缓慢恢复过程中，1929年资本输出额约为50亿马克。1913年德国黄金储备为10.68亿马克，到1929年达到22.58亿马克，超过战前1倍多。

二十年代，德国垄断资本积极参加国际垄断组织，规模甚至超过战前。在约300个国际垄断组织中，德方至少加入了200个左右。在不少国际卡特尔，如钢、火药、水泥、氮、合成纤维、航运等国际卡特尔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些甚至起主导作用。

1925—1929年德国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711.45亿马克、736.57亿马克、828.21亿马克、884.86亿马克、884.48亿马克。1928年德国国民收入接近于180亿美元，而1913年为120亿美元。按人口计算，德国人均收入由178美元上升到279美元。

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社会生活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1913年全国人口为6697.8万，1915年达到峰值6788.3万，由于战争的人口损失和割地的影响，1920年人口为6179.7万，此后逐步恢复，到1929年已达到6473.9万。1901—1910年间男性平均寿命为44.8岁，女性48.3岁；到1924—1926年间两性平均寿命已分别提高到50.8岁和58.8岁。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从1910年到1925年，生活在2万人以下乡镇的人口比例下降，而生活在2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特别是生活在10万人口城市的人口增长趋势更加明显。（见表2.3.4）

表2.3.41910年和1925年德国大小城镇的人口分布（%）

从就业结构来看，1907年在农林业、工业和手工业、第三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分别为35.2%、40.1%、24.8%，而到1927年，则改变为30.5%、42.1%、27.4%。在整个经济部门中，独立经营者的比例下降，妇女在整个劳动力就业市场中的比重增加。（见表2.3.5）

表2.3.5 独立经营者和妇女劳动力占就业人数的百分比以及按产业划分占百分比（1907—1933）

工人工作时间缩短，年平均工资和薪水有了提高。在国民收入中，工资和薪水的比重有了较大增加。从1925年到1929年，国民收入增加24%，工资和薪水收入增加29%，来自财产和企业活动的收入增加17%。（见表2.3.6和表2.3.7）

表2.3.6 德国年平均工资和薪水（1913—1930）

表2.3.7 国民收入在企业家和雇员之间的分配（单位：10亿马克）

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私人消费结构也有了改善，到二十年代中后期，个人用于食品、嗜好品、住房等基本生活品的消费比重有所下降，而用于教育、休养、健康和保养、交通等方面的开支增加。（见表2.3.8）据统计，1922年德国每千人拥有汽车1辆，到1930年达到每千人8辆。

表2.3.8 1907—1927年间德国私人消费结构（%）

在公共工程方面，大城市建造了宏伟的公共建筑物、歌剧院和剧院、公共浴室和高大的现代化居民住宅，由于使用了新的技术装备，德国在发展“现代化”生活方式方面又一次走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前面。

相对稳定时期，德国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总的来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不普遍、不平衡、不持久、相对性的特点。

繁荣缺乏持久性。1925年出现了重建繁荣，但1926年便陷入短暂而严重的衰退。1927年由于国内消费扩张，生产再度步入繁荣；但由于出口下降，贸易出现严重赤字，是年5月德国股市崩溃；1928年国内总需求停止增长，农业呈现危机；1929年出现了市场外溢，部分商品价格下跌。国内需求和进口双双下降。

与工业相比，农业问题比较严重。在一战破坏性影响、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农业慢性危机等复杂因素影响下，主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和收获量，以及牲畜头数，仍未达到战前水平。1930年前德国每年需要进口40亿马克的食品和饲料。（见表2.3.9）

表2.3.9 1913—1929年德国农业主要指标

相对稳定时期，农业很快陷入慢性危机之中。易北河以东的大土地所有者纷纷增加生产，提高库存。1923—1924年间三个紧急税收条例加重了农业负担。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引起农业工人工资的增长和农业成本的提高。1925—1926年以来，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普遍下跌，对德国的影响日益明显。农业债务迅速增加，农户纷纷破产，佃、贫农的人数及其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为增加。（见表2.3.10和表2.3.11）

表2.3.101925—1932年间德国农业债务和农业投资（单位：百万马克）

表2.3.11 1927—1932年间德国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农户数和涉及的耕地

工业部门内部发展程度差别明显。在煤、采矿、金属开采（如铜、铅、锌）等萎缩的同时，褐煤、金属加工、化学（如人工合成纤维、硫酸等）增长势头强劲。

企业严重开工不足，整个工业生产能力平均仅利用了60—65%，在汽车制造、制钾、制氨、建筑、面粉等部门中，开工率尤其低。（见表2.3.12）

表2.3.12 相对稳定时期代表性工业的生产指数（1913年=100）

与生产恢复相比，市场开拓困难重重。1927年后，随着工业固定资本更新基本完成，国内市场很难进一步扩大；殖民地的丧失和国外竞争的激化，使扩大国外市场的困难增加。1928—1929年德国资本货物上升了2%，而消费货物下降了3%。

二十年代，德国对外贸易量远没有达到战前水平。除少数年份外（1926、1929年），外贸均为入超。一战前，德国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净总产值的比重在1910—1913年间出口为17.5%，进口为20.2%，到1925—1929年间两者已分别下降到14.9%和17.0%。德国占世界贸易的比重1913年为12.1%，1928年仅为9.3%。（见表2.3.13）

表2.3.13 德国进出口量的比值（1913年=100）

相对稳定时期失业问题严重。1924、1926、1929年工会会员的失业率均达到两位数，分别为14.2%、18.1%、13.1%，1924—1929年间的年失业数分别为9.78万人、63.6万人、201万人、132.7万人、136.8万人、189.7万人，年平均近137万人。（见表2.3.14）

表2.3.14 1919—1933年间德国失业情况（单位：千人）

德国银行业虚弱。在战争和通货膨胀的打击下，银行的总股值和储备从1913年的71亿马克跌落到1924年的19亿马克和1925年的23亿马克。除私人银行外，所有银行的存款从1913年的336亿马克下降到1924年的98亿马克，与此同时储蓄银行的存款从197亿马克减少到6亿马克。一战前，德国银行自有资金与存款的比例为1∶3—1∶4。1929年私人银行本身与外来资金的比例约为1∶10，柏林大银行则为1∶15—1∶20。1930年底德国私人外国债务达260亿—270亿马克，大约有半数是短期的，柏林大银行有40%~50%的存款为外国资金。为缓解资金周转的压力，德国银行纷纷将短期存款转成为长期可投资性资金。1929年德国私营股份银行的现金存款和其在国家银行的强迫存款额的比例仅为3.8%，而在战前这一比例为7.3%，而英、美银行通常为9%—10%。

表2.3.15 魏玛共和国人均国家开支 （包括中央政府、州及地方政府；1900年的价格；1913年=100）

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公共财政状况令人忧虑。随着国家对经济社会干预的加强，国家在社会领域的开支增长迅速；在教育、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和服务方面的开支也有一定的增加。德国政府财政赤字严重。1925—1931年间，预算赤字高达40亿马克。1931年3月德国公共债务达到242亿马克。州、地方政府普遍债台高筑。（见表2.3.16）

表2.3.16 1928—1930年间人口在1万人以上的乡镇的债务（百万马克）

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国际收支状况持续恶化。为弥补国际收支赤字，德国大举借贷。（见表2.3.17）不少学者认为到1930年中，德国借贷资本的总额在280亿马克左右，其中超过半数以上的贷款是期限在3年以下短期贷款。这些贷款中有103亿马克用于赔偿，其余用来填补进口赤字（63亿马克）、积累海外资产（97亿马克）、负担商业贷款的利息和增加黄金和外汇的储备。

表2.3.17 相对稳定时期德国的国际收支情况（单位：百万马克）

德国相对稳定时期经济的恢复、发展很大程度上维系于美国的投资和不断贷款。据统计：1924—1930年间德国共得到外国贷款、投资326亿马克，其中长期信贷108亿马克，短期信贷150亿马克，其他投资68亿马克。在长期投资中美国资本占70%。另据统计，到1930年德国所发行的长期债券108亿马克（26亿美元）中，美国占12.5亿美元，德国短期贷款15-160亿马克中，美国约占37%，约60亿马克（14亿美元）。在1929年大崩溃前夕，美国占德国信贷机构借贷资本的80%，地方政府贷款的75%，大公司贷款的50%。1928年11月施特雷泽曼忧心忡忡地预言：“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是靠贷款过日子的。如果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美国要求偿还其短期贷款，那我们就要面临破产的危险。”

二、社会福利建设的成果

鲁尔危机与恶性通货膨胀颠覆了共和国业已存在的劳资合作局面，为国家干预劳资关系开辟了道路。1923年10月，施特雷泽曼内阁颁布新《调解令》（Verordnungüber das Schichtungswesen），确立了强制调解模式。新模式在个人自愿调解和国家调解之间作出清晰界定。在全国设立具有地区效力的调解机构（委员会），但调解机构从256个减少到120个，每个机构中的劳资代表减少到各2人，其中立主席由各级政府任命。调解员由劳动部直接掌控，具有公务员身份，有权介入大规模工资冲突，作出的调解决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劳动部长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任命特别调解员。12月10日和29日，劳动部连续颁布两份《执行条例》，强调调解机构主席有权作出个人裁决，但适用对象必须是有关整体经济生活的行业。

新调解令彻底改变了集体合同体制的性质，使自由谈判政治化，成为国家推行劳动市场政策的一种手段。1926年12月23日《劳动诉讼法》（Arbeitsgerichtsgesetz）获得通过，1927年7月1日正式生效。1927年，中央、州和地方三级的劳资争议法庭系统陆续建立，“全国最高劳资争议法庭”是该系统的最高机构。1928年3月1日，《劳动合同法》问世，进一步肯定了国家强制调解的权力。

随着国家强制调解制度的确立，经济生活愈来愈受国家干预的影响。据统计，1924—1932年间共实施了7.7万多件仲裁程序，其中有约束力的将近4000件。1925—1929年间，1/3的职员薪水合同由国家决定，55%—60%的个人工资增长额外协议也由国家强制作出。到1929年底，据自由工会统计，70.8%的五金工人与96.2%的矿工的工资合同是由强制性调解达成的。

自由工会对具有约束力的仲裁和“政治工资”逐渐采取积极态度，因为由国家作出的裁决大多倾向雇员要求。劳动部长表示：“在贯彻工资原则时，国家所努力追求的目标是：尽可能大的塑造雇员在经济总产值中的份额。的确，85%—90%的仲裁处理，以及75%至80%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是应工会的建议才形成的。”

起初持暧昧态度的雇主对强制调解愈来愈敌视。在他们看来，强制调解是共和国对其利益缺乏平等对待最赤裸裸的表现，是强加给工业高昂的社会成本。随着资方力量的增强，企业主对劳工的态度愈来愈强硬，1919—1923年间资方关闭工厂和罢工的比例是1∶10，而在1924—1929间年却为6∶5。

1922年8月通货膨胀的加速、社会保险体制实际上的破产、恶性通货下经济的崩溃，都加深了德国社会的贫苦化。1923年春，德国有超过总人口10%的660万居民从劳工部接受社会福利救济，这还不包括接受乡镇济贫福利的人口。1924年9月，占全国人口7.2%的450万人仍然接受不同形式的公共救助，其中包括残疾退伍军人（约76.8万名）、战争遗孀（42万名，共有102万小孩）、孤儿（5.4万名）、残疾和养老金领受者（140万名）、鳏寡抚恤金领受者（5.4万名）、战争中死亡士兵的父母（19万名）等。

为解决残疾军人、战争遗属、社会养老金领养者、普通退养者等“新穷人”的生存问题，1922年5月17日，国会通过决议，要求将现有的、包括济贫在内的所有公共救助计划，从内政部转到劳工部。1924年2月13日颁布《关于救济义务的国家条例》（简称《国家条例》，同年4月1日生效），一同公布的还有相关的法令，如第三个紧急税收法令、修改的《国家青年福利法》以及失业救济改革法令等。

《国家条例》加强了救济以及所有现存的针对退伍军人、战争幸存者、社会退养者、普通退养者、孕产妇、贫困儿童、严重残疾者的福利；将公共救济计划的管理委托给各州建立的州与地方福利机关。条例明确放弃了救济的户籍限制，强调：如果社会福利组织能充分满足要求，地方不再新建福利机构，实施新的计划。条例从广义上重申由早先立法所规定的工作责任和家庭义务，允许地方机构限制因“道德责任”而致贫以及一直拒绝工作和履行家庭赡养义务者获得济贫院救助。条例还授权州和地方机构在劳工部制定的全国性指导方针范围内，决定何时救助以及提供服务的种类和水平等。

1924年12月4日，劳工部正式颁布《国家原则》，，强调对不能工作、特别是那些因自身原因需要救助的救济金享有者，救济金应限制在满足生存最低额度内。在总的原则下，州和地方政府自行详细决定资助的水平和性质。

《国家条例》和《国家原则》是自1842年普鲁士济贫法以来德国济贫体制最为深远的改革。在法律用语上，它不再使用“穷人”和“济贫”，而是“有需要的人”和“救济”，被誉为“现代进步主义者关于公共救济观点的胜利”。《国家原则》被视为魏玛福利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1926年秋，劳工部在全国进行地方福利标准基数普查。结果发现，在普鲁士大城市地区，地方福利标准基数平均增长了17%—18%。扣除食品成本的增加，福利实际价值增加了12%—13%。1930年，在主要大城市，实际福利水平比1926年提高30%—33%，小城市提高了21—26%。

在这一时期，社会保险体系进一步完善。作为社会保险合法基础核心的《国家保险法》得以修订，并于1924年12月15日颁行，以后又数次修改。1924年5月28日国家颁布修改后的《雇员法》，将新的职业群体如乐师、助产士、保姆等纳入保险范围。传统的疾病、工伤、残疾—养老三大保险制度根据民主原则得到拓展。纳入疾病保险的，包括公营公司的雇员、家庭工商业独立经营者、从事儿童抚育、教育、社会救助、护理和社会福利的工作人员等等。1925年，《疾病保险条例修正》允诺给予患病者资金和事务上的双重照顾，并将家属的生活问题考虑在内。1927年失业者获得疾病保险；还设立了海员疾病保险，由专门海事协会承担。到共和国末期，大约60%的人口按法定疾病基金获得了保险，加上其他基金，疾病保险事实上成为“全民保险”。工伤保险的覆盖面也得以扩展，与生产直接相关的销售和管理部门人员和其他新职业群体都被囊括其中，如实验室技术员、先前未参保的专职人员如演员，活跃在公益领域的高危人群，如救火队员、救援人员、从事护理和福利援助的人员等均被纳入工伤保险。工伤“事故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从“工作所在地和工作进行时”扩大为“工作或职业的相关地点和时间”。“工伤事故”包括工作上班和下班的途中、工作过程中以及工作区域范围内，因工作而引起的所有对劳动者造成伤害的事件。工作事故的含义甚至包括出于修理和维护目的操作工具。“工伤事故”，不仅包括伤残，还包括因职业经历引起的各种疾病。到1929年，纳入工伤保险制度的职业病种增加到21种。此外，社会保险津贴明显扩大。

据统计，1919—1929年间，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从48%上升到61%，参加养老保险者从57%上升到69%，参加事故保险者从69%上升到74%，总投保人数从46%上升到62%。传统三大保险的费用从战前占工资总额的8%上升到1929年的12.5%。国家为传统三大保险支付的金额，已从1913年的13亿马克上升到1929年的43亿马克。1929年国家和地方为三个新设立的保险部门共支出50亿马克。1929年整个社会保险的支出达到93亿马克，是1913年的5倍，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3%。

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失业保险体制。1924年后，经济虽逐步走向恢复，但失业浪潮并没有消退。魏玛政府起初改造了传统的失业救济体制，使之成为一种“生产性的救济”，规定申领失业救济金者必须接受职业介绍机构的再就业安排，职业介绍机构的费用主要由州政府承担，中央政府负责补贴。与此同时，关于失业保险的呼声愈来愈高。从1925年起，劳动部着手筹划失业保险草案。1927年7月16日，修改后的草案以355∶47的结果获得国会批准。这就是《职业介绍与失业保险法》。此前由城镇政府承担的救济费用转作贴补保险金。

随着1927年《职业介绍与失业保险法》的出台，政府逐步建立起一个针对失业者、包括失业保险金、危机救济金、失业救济金等三种救济途径的立体式的救济网络。失业保险体制的建立开辟了劳工政策中的新领域。它让政府进一步介入到劳动市场的运作中，一方面为被劳动市场淘汰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又为他们重新进入劳动市场提供帮助。该体制曾被后世誉为共和国“所做出的最为杰出的贡献”。

魏玛社会政策的扩展，留下不少后遗症。首先是社会政策开支的巨量增长与经济有限恢复和发展的落差。若以具体数据计算，每位德国人平均从社会政策中受益额度从1913年的611马克增加到1932年的1675地产马克。社会福利的重负，迫使政府一直赤字经营，不得不增加税收。据统计，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13年的9%上升到1925年的17%。此举势必降低企业的盈利和投资，削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对社会消费产生一定的抑制，拖累经济的发展。企业为减少成本进行“合理化”，结果使更多工人失业，国家又投入更多的津贴费用，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对国家的“希望以及满足希望手段之间的根本差距自始至终折磨着共和国”。魏玛国家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发生严重冲突，陷入了“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益”不可兼得的尴尬处境。

国家强制调解的推行，使国家在劳资纠纷中扮演了仲裁人的角色。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努力并未得到各方的认可。社民党和工会支持此种“经济民主”的实践活动。然而，通货膨胀与合理化运动，却使共和国的劳工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一方面，日益激进的政治环境和民主赋予的政治权利，使劳工心怀不满，罢工日益频繁；另一方面，工业家协会中的重工业家并不赞同这种形式的劳资妥协。他们将共和国的政策称之为“冷社会主义”，将共和国比喻为“工会国家”。劳资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消融魏玛共和国妥协政治的基础。1930年围绕国家失业救济金的争执，社会民主党、工会、他们身后的广大工人与人民党和其代表的重工业各执一端，最终导致了米勒大联合内阁的垮台，开始了共和国风雨飘摇的瓦解之路。

三、魏玛共和国科技、文化教育成就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在科技、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自然科学研究和应用硕果累累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科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科学团体遭到沉重打击；许多科学家战后不得不改行；原来一些热心科学研究并从中盈利的大企业无法继续大力资助科学研究；科学家无钱购买相关文献和仪器设备；德奥学者和科学家被排除在一些国际学术组织之外。

一战后，德国建立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科学研究的机构，如德国科学应急协会（Notgemeinschaf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NGW）等，为科学界的筹款起到了某种补偿作用。此外，魏玛时期相对多元化的社会、宽松自由的氛围、国际化和自由的文化政策，中央政府对科学研究的大力支持，科学界与企业界密切联系，创新求变的探索精神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共和国时期的科技发展。

在理论物理学领域，哥廷根（Gttingen）、柏林、慕尼黑成为世界物理学中心和“新物理学”的发源地，著名物理学大师，如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爱因斯坦等都生活在德国。

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是继普朗克、爱因斯坦之后，在量子力学、原子物理和核物理领域均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1925年，海森堡与物理学家玻恩（Max Born，1882—1970）及约当（Pascual Jordan，1902—1980）合作，创立了矩阵力学。1927年，他又提出了著名的“不确定原理”（又称“海森堡测不准原理”）。1930年，他发表《量子论的物理原则》。海森堡由于对量子理论的贡献，1932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1年，斯特恩（Otto Stern，1888—1969）和盖拉赫（Walter Gerlach，1889—1979）发明利用原子束在不均匀磁场中偏转的方法测量原子的磁矩，为量子论中空间方向量子化原理提供了证据。朗德（Alfred Landé，1888—1976）于1923年用旧量子论研究原子谱线的反常塞曼效应，发现角动量决定谱线分裂的g因子公式。德国物理学家玻蒂（Wal the r Bothe，1891—1957）发明符合计数法，用以确定宇宙射线的方向和性质，用符合计数法，证实光子电子碰撞过程中能量守恒律、动量守恒律都成立。布希（Hans Busch，1884—1973）指出电场和磁场对带电粒子运动路线的透镜聚焦作用，是电子光学研究的开始。普兰特耳（Ludwig Pr and tl，1875—1953）提出飞行体后湍流的尾流理论。1928年，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1868—1951）应用量子统计法发展金属的自由电子理论。同年，盖革（Johannes（Hans）Wilhelm Geiger，1882—1945）及其学生瓦尔特·米勒（Wal the r Müller，1905—1979）发明盖革—米勒计数管，用于探测电离辐射。

在化学领域，1919年，伦斯特（Wal the r Nernst，1864—1941）与丹麦克里斯琴森，提出链反应理论，以解释光化、爆炸以及后来的加成聚合等反应。1923年，休克尔（Erich Hückel，1896—1980）与荷兰人德拜（Debye，1884—1966）提出强电解质溶液的离子互吸理论，由此推出离子的活度系数是离子强度的函数。1928年，伦顿（Fritz London，1900—1954）、海特勒（Walter Heitler，1904—1981）提出氢分子结构的量子力学的近似处理法，并推广到其他分子结构的研究，首次把量子力学应用于化学。1930年，斯陶丁格尔（Hermann Staudinger，1881—1965）等首次提出高分子结晶的结构模型。1930—1932年，多麦克（Gerhard Domagk，1895—1964）发现百浪多息的抗菌性。1931年，鲁斯卡（Ernst Ruska，1906—1988）建立第一台放大400倍的电子显微镜。

在生物学领域，1918年，斯佩曼（Hans Spemann，1869—1941）在蝾螈原肠胚的交换移植实验中发现胚胎学上的“组织者”，对胚胎发育起诱导作用，描述了两栖类背唇部位“组织者”的效应。1919年，瓦尔堡（Otto.H.Warburg，1883—1970）发明“瓦氏呼吸器”，次年又提出氧分子的激活是生物氧化的见解。1929年，贝格尔（Hans Berger，1873—1941）第一次记录人的脑电图，罗曼（Karl Lohmann，1898—1978）发现三磷酸腺苷（ATP）。

在医学领域，1922年，迈尔霍夫（Otto Meyerhof，1884—1951）与英国生理学家希尔（Archibald Vivian Hill，1886—1977）因发表关于肌肉中的新陈代谢与热量的论文获得诺贝尔医学奖；1923年，生化学家温道斯（Adolf Otto Reinhold Windaus，1876—1959）发现了胆固醇的构造，并于1928年获诺贝尔奖；1929年，福斯曼（Werner Forssmann，1904—1979）第一次用自己的身体完成人心导管插入术实验，开创了研究心脏病的新方法，1956年获诺贝尔奖。1929年，汉斯·菲舍尔（Hans Fischer，1881—1945）成功合成出血红素和胆红素，1930年获诺贝尔奖。1931年，瓦尔堡因发现转化氧气的呼吸酵母，获诺贝尔医学奖。

在地学和天文学领域，1924年，彭克（Wal the r Penck，1888—1923）提出“山麓阶地”理论；斯蒂勒（Hans Stille，1876—1966）发表造山论；寇本（Vladimir Peter Kppen，1846—1940）与魏根纳（Alfred Lothar Wegener，1880—1930）合作，提出地质时代气候变迁的原因是地轴发生周期性偏倚的见解。1929年，德范特（Albert Defant，1884—1974）从乱流扩散说明大气运动的理论。1930年，哈尔曼（Erich Haarmann，1882—1945）反对地壳变动的收缩说，提出波动说。天文学家巴德（Wilhelm Baade，1893—1960）20年代发现了“伊达尔戈”——在最大公转轨道上运行的小行星，并在耶拿（Jena）建造了蔡斯天文馆。1931年，施密特（Bernhard Woldemar Schmidt，1879—1935）发明了由折射和反射元件组成的天文望远镜。

在数学研究方面：1919年，亨赛尔（Kurt Hensel，1861—1941）建立P-adic数论。1922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创立数学基础中的形式主义体系和证明论。1926年，诺特（A malie Emmy Noe the r，1882—1935）大体完成对近世代数有重大影响的理想理论。1928年，格勒奇（Camillo Herbert Grtzsch，1902—1993）提出拟似共形映照理论。

在1918—1933年期间，德国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与医学家共获得14项诺贝尔奖。魏玛时期的德国成为当时世界科学研究的“第三大中心”。

魏玛共和国在科学理论的技术应用方面同样成就卓越。

在航空与机械技术领域中，1924年，新型的齐柏林飞艇“LZ126”完成了从德国弗里德里希港到纽约附近的莱克赫斯特的不间断飞行，耗时81个小时。1929年，“齐柏林伯爵号”飞艇飞行4.9万公里。1918年，飞机设计师容克斯（Hugo Junkers，1859—1935）申请了下单翼飞机和伞翼飞机专利；1920年，他设计完成金属单翼飞机F.13型；1924年，他又完成设计金属单翼飞机C24载重量约2000公斤，时速170公里。1924年，工程师弗莱特纳（Anton Flettner，1885—1961）设计“布考号”转子涡轮机船，该船于1929年横渡大西洋。

在机械技术方面，1924年克虏伯公司生产出“维迪阿”硬质合金钢，可制成高效率的金属加工机械，加工铝制品的切削速度为1000米/分钟。

在无线电实用技术方面，1918年，德国瑙恩广播公司开始向世界播音。1923年，德国娱乐电台首播。1925年，德国开始制造电视机，并于1928年首次公开展出；1929年3月8日，柏林—维茨勒本广播电台播放电视节目。1922年，柏林电话自动局开始营业；到1926年，高达120米的柏林无线电铁塔投入使用，汉堡—柏林路段开设列车无线电话；1927年，柏林—维也纳第一台公用传真电报机投入使用。

在化学应用技术方面，1918年化学家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因在高压合成氨技术方面的巨大贡献获诺贝尔化学奖。1921年化学家贝吉乌斯（Friedrich Bergius，1884—1949）通过液化用煤合成汽油；同年，德国已可生产人造纤维取代动物皮毛；1927年，迪尔斯（Otto P.H.Diels，1876—1954）和阿尔德（Kurt Alder，1902—1958）成功地合成乙烯，用以生产重要的有机物质；1930年贝吉乌斯发明木材糖化加工饲料的化学工艺；雷珀（Walter Julius Reppe，1892—1969）开始发展现代乙炔化学，促进了多种塑料的发展。

（二）哲学社会科学流派纷呈

魏玛共和国时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十分活跃。伴随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社会巨变和资本主义危机，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和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1843—1896）的实证主义更加失势，让位于以科恩（Hermann Cohen，1842—1918）、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1882—1950）、纳托普（Paul Natorp，1854—1924）以及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等为代表的马尔堡学派（Marburg School）。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马尔堡学派（又称逻辑学派）抛弃了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理论中的唯物主义成分，从数学和逻辑的角度进行发挥和改造。它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为自然科学和人类一切文化寻求统一化的逻辑根据，强调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该时期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是现象学，创始人是著名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他提出，通过对纯粹意识现象的直接、细微描述，可以获得各种特殊具体经验的不变之本质。他认为，只有运用本质还原法，把现存的、变化的事物与观点放进括弧存而不论，才能避免自然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为获取直接的、真切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奠定基础。后期的胡塞尔进一步从描述现象学转向先验现象学，使现象还原深化为“纯粹意识”或“纯自我”，以便把知识的客观确定性建立于纯主观的基础之上。

现象学为现代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意义世界，为存在主义铺平了道路。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雅斯贝尔斯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描述人的存在之意义。只有生存才是人的真正存在形式，或称真正的自我，生存是人的一切存在的轴心，唯一能达到生存的途径是显示生存，这只能通过内心的体验去把握。海德格尔受现象学的启示，从对“在者”现象的解释走向对“在”本身的探讨，开存在主义哲学研究之先河。海德格尔的独创性见解为现代哲学思潮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20年代，天主教哲学拥有自己的代言人舍勒尔（Max Scheler，1874—1928）。舍勒尔把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运用于伦理学和宗教领域，形成价值伦理学和宗教现象学。晚年，他放弃了现象学，创立哲学人类学，强调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结合。

新教思想家的代表是巴尔特（Karl Barth，1886—1968）。他倡导辩证神学和新正统神学，认为上帝旨意应在教会与世界之上，上帝旨意的听众和读者都须持卑微的、无先决条件的服从态度，主张人类和历史纠纷最终都由上帝裁决。

魏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犹太思想家是布贝尔（Martin Buber，1878—1965）。他是宗教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毕身致力于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相互理解。他认为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建立新型的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

在左派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了不少知名左派哲学家，如卢卡奇（Gyrgy Lukács，1885—1971）、科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等。卢卡奇的文集《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强调阶级意识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作用甚大。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为特征的总体性革命理论，提出“马克思主义发展三阶段”论。布洛赫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希望哲学，期待藉此帮助人们到达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即在那里人性和人的本质得到充分的展开与实现。

德国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中心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该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因在研究社会与马克思主义方面成就卓著，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该所第一任所长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格林贝格（Carl Grünberg，1861—1940），以讲坛社会主义的立场主张把该所办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联结点。1930年，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接任所长，1932年创办《社会研究杂志》（1932—1941），提出综合研究历史和现实、把哲学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研究社会和人的任务。该所涌现不少很有影响的人物，如文学批评家洛文塔尔（Leo Lwenthal，1900—1993）、文化理论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以及思想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等。希特勒上台后，法兰克福学派不得不离开德国，迁往日内瓦，一年后再迁往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魏玛时期，狄尔泰（Wilhelm Dil the y，1833—1911）、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和韦伯的学术思想对社会学影响最大。狄尔泰严格区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认为“理解和解释是贯穿整个人文科学的方法”。齐美尔是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出发，反对社会只有协调没有冲突的观点。韦伯则是20世纪前期德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把与新教伦理相联系的经济合理性思想引入对国家及法的研究中，并开创了与实证主义社会学相对立的“理解的”社会学传统。此外，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他强调，人的意识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人的社会地位，这是全部认识论的基本要素。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则为经济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领域做出巨大贡献。一战后，心理学成为时髦学科。克勒（Wolfgang Khler，1887—1967）、韦特海默（Max Wer the imer，1880—1943）、科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发展了形态心理学，其影响之广、势力之盛，一度与维也纳学派不相上下。

魏玛时期，柏林取代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成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的中心。1910年，亚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1925）创办柏林心理分析机构，艾廷贡（Max Eitingon，1881—1943）随后被吸纳为核心成员，系统培养心理分析学家。1920年，后者建立心理分析诊所，1924年成为柏林研究所。许多日后获得世界声誉的第二、三代心理分析学家都曾接受亚伯拉罕的分析学说。

魏玛共和国的多数历史学家依然热衷于政治史和文化史。对大部分权威历史学家而言，经济史和社会史缺乏吸引力，因为他们认为研究社会因素属于社会学范畴。权威历史学家马尔克斯（Erich Marcks，1861—1938）、贝洛（Georg von Below，1858—1927）、舍费尔（Dietrich Schfer，1845—1929）及其学生们专注于为帝国和俾斯麦的对外政策辩护，对民主和共和国完全持否定态度。他们颂扬国家和实力，将战争和占领视为民族发展过程中值得欢迎的现象。另外一批历史学家，如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又译“梅尼克”1862—1954）、奥肯（Hermann Oncken，1869—1945）、辛策（Otto Hintze，1861—1940）则转而与民主派历史学家如格茨（Walter Goetz，1867—1958）、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和迈尔（Gustav Mayer，1871—1948）持相同态度，反对盲目崇拜俾斯麦，拥护共和国。新一代开明的历史学家开始重新描绘19世纪德国历史。齐固尔希（Johannes Ziekursch，1876—1945）对俾斯麦内政外交持批评态度；富有才华的克尔（Eckart Kehr，1902—1933）揭露了1894—1901年德国海军政策与国内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

该时期史学领域风靡之作是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西方的没落》。该书主要阐述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力图描绘世界历史发展之轨迹。他认为文化是一种有机体，有童年期、青年期、壮年期。各种文化在兴盛和衰落过程中经历了若干相同阶段，但又各自具有独特的内容。尽管各种文化都有别于前一阶段的文化，但决定它们不可避免走向衰落的规律是一样的。当文化达到全盛期时，就必然会衰落成文明。文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结局。全书结尾充满悲观失望的气氛。《西方的没落》在欧洲知识界产生强烈反响，其倡导的文化形态史观对汤因比等产生了重要启示。

20年代，德国艺术史研究方面重要的学者有韦尔夫林（Heinrich Wlfflin，1864—1945）。艺术史研究的中心之一是汉堡的瓦尔堡文化历史图书馆，其重点工作是研究中世纪艺术中的古典成分，主要代表有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萨克斯尔（Friedrich“Fritz”Saxl，1890—1948）、帕诺夫斯基（Erwin Pan of sky，1892—1968）等。1922年，卡西尔撰写的《神秘思维里的观点形式》由该机构出版，其三大卷谈论象征主义形式的哲学巨著《象征形式哲学》（1923—1929）大部分也是在瓦尔堡研究院完成的。

魏玛时代，德国在政治学和国民经济学方面也涌现出不少著名学者。最富有独创精神的经济学家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他用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

在政治学方面，较有影响的有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他提出了公法学理论中的决断论（Dezisionismus），即认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状态是由其人民（Nation）全体所做出的政治性决断。这种决断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秩序，即绝对的宪法（Verfassung）。他的思想对后来“总统内阁”及纳粹夺权都产生过影响。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 of er，1869—1946）是有影响的地缘政治学家。他综合了英国学者麦金德等人的理论，提出了诸如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论等想法。其理论可能透过学生赫斯（Rudolf Walter Richard He，1894—1987）影响了希特勒的扩张战略。

一战前产生的青年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共和国时期出现了一个自称为“革命的保守主义”的派别。格奥尔格·米勒（George Müller，1877—1917）的出版社、汉撒出版社以及勒曼（Julius Friedrich Lehmann，1864—1935）的《德国革新》、施塔佩尔（Wilhelm Stapel，1882—1954）的《德意志的民族性》等刊物，成为传播保守主义学术文化的中心。在“保守革命”的旗帜下，右翼保守分子大肆攻击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范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1925）坦言要反对整个自由主义传统。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极力在自由主义和议会民主之间打入楔子。在施宾格勒看来，“古老的普鲁士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是一回事”。许多右翼学者呼吁用革命的手段来粉碎所有制度、改变所有价值观，产生一个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和道德上完整的新帝国。范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1923）可怕地预兆了一个新帝国的来临。容格尔（Ernst Junger，1895—1998）相信具有自我牺牲理想、严格纪律和军国主义精神的普鲁士精神是未来的模范德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埃德加-尤里乌斯·容格（Edgar Julius Jung，1894—1934）对“保守革命”的目标作了归纳：“我们把重新建立所有那些基本法律和价值称之为保守革命……用内在的价值代替平等，用公正进入等级社会代替社会观点，用有机地增加领导人代替机械的选举，用真正自治的内在责任代替官僚主义的强制，用人民共同体的权利代替群众幸福。”在这一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决定反民主的民族主义者思想的核心内容：领袖、人民共同体和等级社会即总体制度。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爆发，新保守主义者还将发挥更为重要的影响力。

（三）文学艺术的多元性

魏玛时期，各种文学思潮和艺术流派竞相登台，交互并存，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学与艺术领域的表现主义、达达主义（Dada）和新现实主义以及建筑领域的包豪斯（Bauhaus）风格等，它们构成了魏玛文化实践性和多元性的重要特征。

德国表现主义早在20世纪初已露端倪，其全盛时期则在1910—1924年间。表现主义首先表现在绘画，后来扩展到美术其他门类，戏剧、文学、音乐、建筑、电影等领域。表现主义中心主题是描绘时代的灭亡和再生，描写代际斗争，表现旧人类的苦难以及对新人的渴望，呼唤人类的博爱。瓦尔登（Herwarth Walden，1879—1941）的《风暴》和普菲姆费拉（Franz Pfemfert，1879—1954）的《行动》等期刊是表现主义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点。表现主义文学始于诗歌，成于戏剧。1920年平图斯（Kurt Pinthus，1886—1975）编选的《人类的曙光——最年轻的诗歌交响曲》影响最大。它收集了23位有代表性的表现主义诗人的代表作276首。平图斯在前言中表示，这部书“要展示我们时代的浮躁、混乱和爆炸性的全景”。表现主义小说往往追求新奇，其中的人物常为各种冲动、焦虑所困。表现危机四伏的社会和大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困境、揭示代际斗争是其主要题材。影响较大的小说家有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德布林（Alfred Dbin，1878—1957）和韦尔弗尔（Franz Viktor Werfel，1890—1945）。

到相对稳定时期，表现主义运动逐渐衰落，原有成员分道扬镳：有的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有的坚持自由主义立场；有的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少数作家投入右翼怀抱。文学评论家密顿茨威埃（Werner Mittenzwei，1927—2014）论述了表现主义的矛盾性：“一方面对一个正在沉沦的社会发出痛苦的呐喊，另一方面又感伤地宣告着一个新世界的到来”。不过，表现主义对20世纪现代艺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重要影响。

达达主义是出现于一战期间欧美的文艺流派和国际先锋派活动，在德国，其代表人物包括作家巴尔（Hugo Ball，1886—1927）、亨宁斯（Emmy Hennings，1885—1948）、许尔森贝格（Richard Heulsenbeck，1892—1974）诗人和美术家阿尔普（Hans Arp，1887—1966）等。他们反对传统的艺术创作，反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1917年，许尔森贝克回到德国，成立了柏林达达社。1920年，柏林举行首届国际达达主义展览会。达达主义仅仅是魏玛斑斓文化中的小插曲，20年代初期逐步失去活力。

在相对稳定时期，新客观主义不仅在文学艺术领域取代表现主义，而且还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新客观主义作家抛弃非理性的幻想，摆脱激情和英雄主义的羁绊，主张按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创作，客观冷静描写生活，清醒理智把握现实；追求作品的客观性、真实性、文献性和纪实性；致力于“小人物”的塑造，并以戏仿和讽刺的方式来揭露时代弊端。当时的知名记者基希（Egon Erwin Kisch，1885—1948）在新闻报道的基础上，发展了报告文学的艺术形式。凯斯特纳（Erich Kstner，1899—1974）以其短小精悍的讽刺散文独树一帜。法拉达（Hans Fallada，1893—1947）的长篇小说则反映了世界经济危机给社会底层人物带来的灾难。战争题材的小说也打上了新客观主义的烙印。容格尔、格林（Hans Grimm，1875—1959）的小说公开鼓吹争夺海外殖民地。反战小说家的代表是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雷恩（Ludwig Renn，1889—1979）和茨威格（Arnold Zweig，1887—1968）。

魏玛中后期，无产阶级文学革命运动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新高潮。1928年10月，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成立，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的德国分部，由贝希尔（Johannes Robert Becher，1891—1958）任主席，有成员约500人。联盟创办了机关刊物《左翼》。在联盟领导下，作家对重大文艺和美学问题展开论争，在创作上取得丰硕成果。

还有一些重要作家，既不属于表现主义流派，也不属于新客观主义阵营。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是两大文豪，分别获得1912年和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豪普特曼曾是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后来又创作过表现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现实主义杰作《织工》。托马斯·曼以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而成名。一战后，他曾发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反对民主政治。但他不久思想发生变化，转而支持共和国。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是瑞士籍德语作家，早期作品主要是浪漫主义诗歌和田园诗风格的抒情小说，后来则充满苦恼和迷茫、彷徨的气息，如《荒原狼》（1927），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是诗人，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文学思潮的主要代表，崇尚法国象征主义。以他为中心的文学圈子被称为“格奥尔格圈”。他的艺术主张曾受到纳粹推崇，但他本人却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最后客死他乡。此外，体现魏玛时代精神的典型作家还包括亨利希·曼（Ludwig Heinrich Mann，1871—1950）、瓦塞尔曼（Jakob Wassermann，1873—1934）、德布林、茨威格、弗兰克（Leonhard Frank，1882—1961）和福伊希塔万格（Lion Feuchtwanger，1884—1958）等人。

德国左翼作家多集中在《世界舞台》周围。20年代，《世界舞台》支持男女平等，主张取消对人权的限制（包括同性恋和堕胎），要求对司法和官僚机构进行改革，倡导和平主义。它倾向独立社会民主党，拒绝无产阶级专政，轻视多数派社民党。其明星作者是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1890—1935）。

魏玛时期，戏剧最直接、最迅速地表现了时代精神，得到长足发展。表现主义戏剧作品大多表现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反对权威，尤其是父辈权威，反对既有的价值观点和标准，批判机械文明和物质主义，赞扬情欲享受，以及呼唤一代新人的诞生。剧情荒诞离奇；结构松散零乱；语言简洁，具有电报式和梦呓的特点，但独白往往很长。享有盛名的表现主义剧作家有凯泽（Georg Kaiser，1878—1945）、托勒尔、斯台恩海姆（Carl Sterheim，1878—1942）、科柯施卡（Oskar Kokoschka，1886—1980）和巴拉赫（Ernst Balah，1870—1938）等。到20年代中期，表现主义戏剧逐渐退潮，新客观主义在戏剧上体现为大众剧的兴起，卡巴莱说唱艺术、轻歌剧和时事讽刺剧的盛行，戏剧形式也由悲剧向喜剧转化。

大众剧往往以民间传说和童话为基础，多采用诙谐风趣的形式，描写典型的地方环境，并用方言俚语来刻画和塑造人物，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著名的大众剧作家有霍瓦特（Oedon von Horvath，1901—1938）和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1896—1977）等。

1925—1930年间，时代剧颇受欢迎，著名的时代剧作家有沃尔夫（Friedrich Wolf，1888—1953）和兰佩尔（Peter Martin Lampel，1894—1965）。

一些表现主义作家也创作喜剧。如斯台恩海姆出版了“资产阶级的英雄生活的喜剧”第四部《化石》（1923年发表，1925年出书） ；哈萨克勒费尔（Walter Hasenclever，1890—1940）继第一部喜剧《还算不错的老爷》（1926）后，又写了另一部喜剧《在天堂缔结的婚姻》（1928）。

与戏剧创作繁荣伴随而来的是戏剧舞台的革命。对表现主义剧场艺术做出贡献的导演主要有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1873—1943）、耶斯纳（Leopold Jessner，1878—1945）等。他们不仅主持上演针砭时弊的时代剧，还将许多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剧目搬上舞台。他们还尝试运用灯光、采用群众场面等非传统手段，力图缩短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二十年代出现于德国的政治剧、叙事剧，是对20世纪西方戏剧的重大革新，其代表人物是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1893—1966）和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特别是布莱希特在戏剧理论方面，摆脱了以亚里士多德美学为基础的传统戏剧，系统建立了叙事性戏剧，即“叙事剧”理论。

共和国时期产生了具有国际影响的作曲家。如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1864—1949）、普菲茨纳（Hans Erich Pfitzner，1869—1949）、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和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等。施特劳斯担任过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创作具有典型的晚期浪漫主义音乐风格，尤以配器效果丰富、乐队规模宏大著称。早期以交响诗创作为主，1900年后转向歌剧，不少作品至今仍被上演。其乐风和技法标志着19世纪末叶晚期浪漫主义向20世纪“新音乐”的过渡。欣德米特的作品倾向于新古典主义的音乐风格，创作了各类乐器组合的重奏音乐，奏鸣曲均属这一风格。勋伯格是奥裔作曲家，早期作品基本上属晚期浪漫派风格，后来探索一种新的无调性的音乐风格。他的无调性音乐和十二音音乐对20世纪现代音乐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表现主义也体现在绘画中。1905年，桥社成立于德累斯顿。其发起者和主要成员包括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1880—1938）、黑克尔（Erich Heckel，1883—1970）、施密特—罗特卢夫（Karl Schmidt-Rottluff，1884—1976）、米勒（Otto Müller，1874—1930）、佩希施泰因（Max Pechstein，1881—1955）等。1911年，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在慕尼黑成立青骑士社。表现主义画家反抗传统美学标准和艺术表现形式，要求艺术革新。他们强调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的重要性，反对机械模仿客观现实，擅长色彩、线条、形状的运用，以表现“精神的美”和“传达内在的信息”。表现主义艺术在相对稳定时期发生嬗变。1923年，艺术史家哈特劳布（Gustav Friedrich Hartlaub，1884—1963）在一次画展的邀请函中，第一次用“新客观主义”称呼表现主义后忠实于“可以摸得着的现实”绘画。该时期著名艺术家还有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1867—1945）。她是女版画家、雕塑家，主要创作描绘反战与反饥饿主题，例如木刻组画《战争》、石版画《面包》和木刻组画《无产者》以及《磨镰刀》等。

这一时期，德国在现代实用建筑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从20世纪初开始，德国一改过去追求装饰繁缛豪华的建筑传统，出现了简单化、实用化的趋势。1919年，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接任美术学校校长，将之同魏玛美术学院合并，组建国立包豪斯学校（通称“包豪斯”）。包豪斯提倡客观对待现实世界，在创作中强调以认识活动为主，批判复古主义。它认为现代建筑包罗万象，应该把各种不同的技艺吸收进来，成为一门综合性艺术。它强调建筑师、艺术家、画家必须面向工艺。1925年，包豪斯由于在学术见解上同当地名流发生分歧，迁至德绍，改名为“造型设计学院”。1932年它又迁往柏林，不久停办，教师大多流往国外，包豪斯的学术观点和教育观点随之传播至世界各国大学。共和国时期著名建筑学家还有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1880—1938）、马科斯·陶特（Max Taut，1884—1967）、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1887—1953）、迈尔（Ernst May，1886—1970）、夏龙（Hans Scharoun，1893—1972）、瓦格纳（Martin Wagner，1885—1957）等。

（四）大众文化的繁荣

魏玛共和国时期，大众文化出现了繁荣。德国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在恶性通货膨胀中受到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城市职员队伍迅速扩大，逐渐形成一种“职员文化”。20世纪新崛起的大众媒体，如电影、照相、收音机、留声机等，改变了文化传播载体和形式，催生了跨越文化、经济领域”文化工业“的勃兴。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风靡全球，对德国大众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

德国大众文化的中心是柏林。1929年柏林拥有430万人口，位居伦敦和纽约之后，是世界第三大城市。柏林有数量最多的报纸，还拥有巨大的出版机构、剧院、音乐厅和政治“卡巴莱”。在通讯方面，有世界上最快的地铁和最稠密繁忙的电话线。柏林是欧洲文化之都，二十年代是“柏林的10年”。一战后，柏林成为欧洲娱乐之城。各式各样的舞蹈风靡一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查尔斯顿舞；柏林在“轻快艺术”、卡巴莱、滑稽剧、电影、流行音乐等方面超过巴黎，成为各种形式艺术表演的大舞台，“阳台”、“阶梯”等大歌剧院夜夜歌舞升平，场场座无虚席。凡是新的东西都能在柏林找到生产之地。

在诸多大众媒体中，报纸无疑处于首位。1928年一共有3356种报纸，其中仅柏林一地就拥有147种。1932年，德国报纸上升到4703种，总发行量为1860万份。大多数报纸发行量不大，只有26种报纸发行量超过10万份。1930年4月，由乌尔斯坦因出版的《柏林早邮报》日发行量超过40万份（星期日为62.3万份），位居第一。其他知名报纸如《福斯报》《德意志汇报》日发行量不到10万份。1914年前，柏林的莫斯、乌尔斯坦因、谢尔出版社位列出版界前列。1918年后，与莫斯、乌尔斯坦因对新政权抱有好感形成对比，谢尔出版社逐步沦为反共和的堡垒。通货膨胀以后，德国出版业发生新的变化，传统报纸扩大发行量；像《柏林日报午间版》之类的小报愈来愈流行；许多新杂志出现，如罗沃特出版的《文学世界》和乌尔斯坦因出版的《绿色邮车》和《珊瑚》。《绿色邮车》逢周末出版，1931年7月在城乡的发行量达到125万份。《珊瑚》刊载来自于世界各地印刷精美的图片，为传播自然科学知识作出了贡献；二十年代末期，插图杂志每周的发行量达到数百万册。

1918年后电影成为有影响的大众媒体。1911年德国只有11家电影公司，到1922年达到360家。一战前电影院2000家，1918年上升约2300家，座位80万个；1930年超过5000家，座位达到200万个；据估计，20年代中期，每天看电影的人数达200万。1928年就卖出3.53亿张票；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年到电影院约9次。尽管如此，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德国生产的电影超过欧洲其他国家的总和。

德国电影工业始于1917年建立的“环球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乌法UFA）。乌法招聘了当时著名的电影导演卢贝奇（Ernst Lubitsch，1892—1947）、帕布斯特（Georg Wilhelm Pabst，1885—1967）。1919—1924年间，德国生产了不少高水平的电影。除了场面恢弘的历史片、性爱片外，德国以充满想象的表现主义电影著称。维尼（Robert Wiene，1873—1938）导演的《卡利卡利大夫的小屋》反映出一个充满恐惧、是非颠倒的非现实世界，是表现主义电影的杰作。其他著名的表现主义电影还包括朗（Fritz Lang，1890—1976）的《马布泽大夫，赌徒》（1922）、穆尔瑙（Friedrich Wilhelmmurnau，1888—1931）的《诺斯费拉杜，恐怖交响曲》（1922）。

恶性通货膨胀平息后，以美国电影为代表的外国影片长驱直入，德国电影厂家纷纷倒闭，1927年“乌法”为胡根贝格的康采恩接管。20年代后半期，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889—1977）的喜剧在德国走红，1926年《淘金记》在德国风行一时；苏联电影在德国也颇受欢迎，1926年爱森斯坦（Sergey Eisenstein，1898—1948）的《战舰波将金号》在德国上映。德国这一时期的艺术电影中“新客观主义”占了上风。帕布斯特导演的《没有欢乐的小巷》（1925）以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毁灭为例描述了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在鲁特曼（Walter Ruttmann，1887—1941）的电影《柏林——一个大城市的交响曲》（1927）中，居主体地位的是小孩、老年人、工人和家庭妇女。

20年代后期有声电影的出现，给处于危机中的电影工业注入新鲜血液。1930年4月1日德国第一部由斯坦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1894—1969）导演，强宁斯（Emil Jannings，1884—1950）、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1901—1992）主演的有声电影《蓝天使》上演。之后又有一批批判社会的有声电影问世。据统计，1929年德国生产的183部故事片中，有声电影仅8部；到1932年，所产的127部电影全为有声电影。随着有声电影制作成本的上升，到1932—1933年，德国电影业已集中到三家大的康采恩：乌法、托比斯、特拉。

收音机是魏玛时代听觉革命的最重要成就。1920年，政府对收音机广告颁发许可证，1923年，政府为建立广播发射台和生产收音机开了绿灯。1923年10月29日，德国娱乐电台在柏林的福克斯豪斯首播。1926年，国家无线电广播公司建立。收音机用户不断增加。1923年10月，200多名听众收听了公共娱乐电台的首播。1924年4月1日，听众人数约为1万人，1931年4月1日为37万人。尽管经历了经济大危机，但到1932年3月，听众人数达到400万，位居英国之后，居欧洲第二位。1932年4月1日，大约每4个家庭就拥有1台收音机，在城市，这个比例上升2∶1。

大众娱乐方式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在戏剧方面，除了大众剧外，卡巴莱说唱艺术、轻歌剧和时事讽刺剧盛行一时。卡巴莱既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说唱艺术形式，又指代表演这种艺术的场所，一般是啤酒馆或者综艺小剧场。1919—1920年冬，由图霍尔斯基和梅林（Walter Mehring，1896—1981）作词、霍兰德（Friedrich Hollaender，1896—1976）和海曼（Werner Richard Heymann，1896—1961）作曲的卡巴莱《声与烟》首演成功；柏林、慕尼黑等大城市都有很多卡巴莱酒馆，图霍尔斯基、魏纳特（Erich Weinert，1890—1953）等诗人经常在卡巴莱吟唱自己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卡巴莱诗人林格尔纳茨（Joachim Ringelnatz，1883—1934）是著名的新客观主义作家，也是“实用诗”的代表作家之一。轻歌剧常以浪漫和多愁善感的情节为特征，并伴有歌曲、管弦乐和舞蹈。德国拥有约翰·施特劳斯等杰出轻歌剧作曲家。1927—1929年，勒哈尔（Franz Lehár，1870—1948）的轻歌剧《察列维奇》（1927）、《弗里德里希》（1928）、《微笑之国》（1929）在柏林上演；1930年是贝纳茨基（Ralph Benatzky，1884—1957）的《小白马饭店》之年；1931年，亚伯拉罕（Paul Abraham，1892—1960）的《哈瓦伊的花》初演。时事讽刺剧以时代问题为题材，将歌唱、舞蹈、音乐、滑稽短剧和独角戏等非叙事性表演融为一体，将戏剧或歌剧滑稽化，讽刺当时的人或事，揭露流行的丑闻。莱因哈特、利耶斯纳和皮斯卡托都执导过时事讽刺剧。此外，恩格尔（Erich Engel，1891—1966）、费林（Jürgen Fehling，1885—1968）也都是当时著名的时事讽刺剧导演。恩格尔是德国舞台上布莱希特戏剧的一位著名诠释者，1928年他执导的布莱希特的《三毛钱歌剧》在柏林首演，取得巨大成功。20年代中期，时事讽刺剧成为柏林最流行的现场娱乐形式，1926—1927年间，柏林提供了不下九场时事讽刺剧，观众达1.1万人。

20年代被称为爵士音乐的黄金时代。1925—1926年美国爵士管弦乐队在德国巡回表演，使爵士乐迅速传遍德国。黑人女歌星、舞蹈家贝克尔（Josephine Baker，1906—1975）迅速征服柏林夜生活。在德国掀起了跳舞狂潮，各种舞姿竞相媲美：美舞（裸体舞）、查尔斯顿舞、狐步舞、探戈舞等风靡一时。1926年查尔斯顿舞成为德国最流行的舞蹈。

20年代的德国是一个崇拜体育明星的时代。布莱希特曾打算撰写著名拳击家萨姆森克尔讷（Paul Samson-Koerner，1887—1942）的剧本；施梅林（Max Schmeling，1905—2005）于1930年成为第一个获得拳击重量级世界冠军的德国人。他们都成为民族英雄。战前只推广足球、自行车、体操等的“工人体操和运动协会”（ATB），1918年后引进了网球、冰球、帆船和国际象棋等。周末乡村散步愈来愈流行；随着野营地和青年旅馆的增加，长途远足和旅行也成为可能。星期日上百万人涌往足球场。每周有6天可以看到比赛。柏林有冠军杯田径赛、汽车赛等，最出名的是柏林6日自行车赛。

共和国时期出现了新的大众消费模式。愈来愈多的人尝试赊销，消费上严格的阶级差别开始瓦解。“富裕起来的个人今天感到他们差不多就是下层中产阶级……节俭的观点已松弛。人们……希望享受生活”。1932年每1000人中有66人拥有收音机、52人拥有电话机、8人拥有小汽车。每周40小时工作制、协议假期等新的工作和休闲方式开始出现。俱乐部和各种协会如雨后春笋、“郊外花园运动”不断推广。

大众文化也影响到德国人的时尚、风俗习惯、审美观等。女性戴上装饰繁缛的花帽参加化妆舞会，紧身胸衣渐渐消失，裙子愈来愈短。妇女时兴着短下摆的衣服、女子梳带流苏刘海的发型。20年代时髦女子（Flapper Style）的形象颇为流行。拥有一份独立的工作、自主自立的“新女性”颇引人关注。

在德国，存在两种潮流，一种是荡妇式的新女性，一种是甘泪卿（Gretchen，《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式的传统女性。人们围绕两性问题、婚姻、家庭、优生、优育进行广泛的性启蒙教育。性观念日益开放，性道德趋于松弛。一位德国青年甚至表示：“柏林超过了巴黎。道德风尚更先进了。那些不属于同性恋改扮成异性的男人或女人，或者不属于清教徒集团和通常不为色所动的人，都在以明显或美妙的方式谈情说爱。女人们别的都不要，只要娱乐、进行体育活动就可以委身……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无法长时间考虑爱情问题。”

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对传统的文化和艺术提出了挑战。20年代，德国艺术家面临着如何调整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社会关系的重大问题。1929年德布林疾呼：作家要面向广大的读者群，哪怕适当降低文学的总体水平。不少艺术家开始重新思考艺术的形式和作用。新客观主义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回应。大众文化的繁荣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与技术、合理化结合起来，导致了文化产品的标准化、集中化、同一化，出现了艺术品位降低、粗俗化、庸俗化的倾向。文化的艺术质量与其市场价值发生冲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淫荡、下流、青年犯罪、两性关系问题等成为工业城市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严重问题。柏林在获得“欧洲最大的娱乐城市”同时，也获得了“最腐败城市”的称号。1928年出版家菲舍尔（Samuel Fischer，1859—1934）悲叹道：“书籍是今天日常生活最可有可无的东西。人们参加体育活动、跳舞，晚上听收音机、看电影……我们在战争中的失败，美国主义的浪潮已改变了我们的品味（口味）和对生活的态度。”

（五）教育方面的改革

共和国初期教育改革面临三个主要问题：实现教育公平；建立统一学校建制，重新制定培养师资规划；处理教会、国家和学校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德国原来的小学，除了巴登和黑森州外，绝大部分是教会学校。受国家委托，地方和区的学校监督权多半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大部分小学教师要求取消神职人员对学校的监督，以不分教派的学校或非教会学校代替教会学校。各州对教育进行民主改革，社会民主党、教育学家和专家负责各级教育领导工作。尽管中央党反对学校非教会化，但未能阻止学校教育民主改革的进行。

《魏玛宪法》第146条规定：必须建立为全体人民而设的共同学校系统，作为中间学校和中等学校的基础；各校招收学生，应根据其能力和志向而定，不得因其父母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或宗教信仰的派别而有所歧视。虽然宪法第144条规定教育的权力归属于各州，但宪法第10条授权联邦政府确定整个共和国教育的基本原则。

1920年6月，在柏林国会大厦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又称“第一次德国教育工作者议会”）。就学校体制组织、教学方法、师资培训、学校与教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建议在学校体制组织上，各州根据自己的情况有计划地进行实验；强调活动和工作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提出应设立专门师资训练机构，教师应具有与国家公务员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主张学校与教会分离等。明确了在新的形势下应建立对年轻一代进行充分教育的新基础。这次会议在现代德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初等教育方面，根据《魏玛宪法》和1920年4月通过的《关于基础学校和撤销预备学校的法令》（Gesetz betreffend die Grundschulen und Aufhebung der Vorschulen）即《基础学校法》，废除了帝国时期所有附属于中学的贵族化预备学校，建立共同的四年制基础学校（Grundschule），作为国民教育制度的基础。

基础学校的建立为广大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提供了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机会。1910年所有10岁学生中只有8.9%升入中学一年级，1928年上升到17.6%；1913年德国大学生人数为7.5万人，1928年近11.2万人。

在中等教育方面，依然保留帝国时期建立的普通中学（Mittelschule）、文科中学（Gymnasium，高级中学）、文实中学（Realgymnasium）和实科中学（Oberrealschule）。从1922年起，在上述中等学校模式之外，开始创设9年制的德意志中学（Deutsche Oberschule，高级中学）。它与其他三类9年制中学一道被称为完全中学。德意志中学的课程以德语、历史、宗教（“青年运动科目”）和艺术作为教育的主课。普鲁士的12个省均建立了这种中学。

另外，还增设了6年制的上层文科中学（Aufbauschule）。它建立在国民学校第七年级之上，招收年龄超过中学入学年龄（10岁）但已读完高等国民学校三年级的成绩优异者，以便让他们经过6年的学习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再升入大学。这种独立的新型中等学校被称为非完全中学。大多设在小城市。它的课程内容具有德意志中学或实科中学的性质。

在高等教育方面，在科隆和汉堡创立了两所新型大学。各种类型的高等技术学校建立起来。曾长期担任教育部长的贝克尔（C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强调：德国大学要成为讲授科学和研究学术的场所，实行大学自治。1920年正式发表的《关于民众高等学校和自由民众教育的指导原则》文件，明确提出开放高等教育，为民众提供享受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

尽管共和国力图建立从幼儿园到大学的统一的学校制度，但由于学校由各州管理，加上共同的基础学校的设备和教学质量差，在图林根和巴伐利亚等一些地区重新开办了预备学校。另外，昂贵的中等学校学费，使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仅约占中等学校人数的1/3，绝大多数学生仍是富家子弟。共和国的教育结构依然带有双轨制的性质。

在师范教育方面，政府十分重视中小学教师的培养，关闭了建立在八年国民学校之上的教师讲习班和预备班。从1924年起，初等学校教师由师范学院培养。中等学校教师由四年制大学培养。担任中等学校教师须经学业考试合格才能获得见习教师资格，在见习与试教两年后，经专业考试合格担任助理教师，日后再经过正式任命才最终成为任期终身的中学教师。1931年仅普鲁士就开办师范学院15所。

在职业教育方面，《魏玛宪法》明确规定实行8年义务教育之后，还须接受义务职业教育，直到年满18岁。1920年6月，全国学校委员会（Reichsschulausschuss）将补习学校和进修学校统一改名为“职业学校”（Berufsschule）。共和国保留了帝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形式；取消学费，增设现代史、公民学、家庭卫生学、烹饪、缝纫等课程。1925年柏林市制定了“柏林职业学校的市条令”，开办职业学校43所，学生人数达5.3万。

魏玛时期正处于欧洲新教育运动发展的兴盛时期。许多教育家在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改革主张，形成了“改革教育学”运动。这一运动强调劳动教育、艺术教育，主张“从儿童出发”，反对学校强制性的教育手段。

共和国时期，德国新教育家利茨（Hermann Lietz，1868—1919）创建的“乡村教育之家”（Landerziehungsheime）成为颇有影响的运动。柏林不少学校每年将12—18岁的学生送到城市所设的乡村之家生活，为期3—4周。乡村教育之家将智力活动与体育活动、社会教育和艺术欣赏结合起来，教师和学生打成一片。“乡村教育之家运动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令人感兴趣的发展之一”。

学校重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规定：每个班级的学生可选举两位“演讲者”，代表学生向教师和领导反映希望和要求。“演讲者委员会”聘请教师作顾问，并在教师和学生团体之间充当中间人。有些中学也实施了自治制度。学生成立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哲学、戏剧阅读和表演等兴趣学习小组。

家长参与学校管理。每个家庭选出成员，每50个学生产生一名代表，组成“家长委员会”，委员会每15天召开会议，教师可以咨询的名义参加会议，家长委员会对卫生、手工劳动、图书馆、出游等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课程与教材，也须在教师和家长委员会之间达成共识后决定。

德国大学中女生人数增长迅速；受过大学教育的女子不仅可以担任中学教师，而且也可以获得学校管理者和学校督学的职位。大学提倡合作与自治精神，注重培养思考力和创造力。国家对大学教育给予大力支持，保证大学教学和研究的自由。不仅战前受排挤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女性进入大学教师队伍，而且不同的学术流派也被介绍到大学课堂。不少著名学者都活跃在大学讲台和学术界。

根据国家与教会分离的原则，共和国在德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取消了教会对公共教育进行干预的权利，禁止教士管理学校。然而，由于围绕教育问题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斗争，宗教教育问题实际上依然没有解决，成为国会和州议会激烈争论的问题。

政府大力推进教育民主化，扩大受教育的机会，对各级学校进行改革，使学校教育获得较快发展。据统计，1927年在全国6400万人口中，6岁以上不识字者仅占0.03%。20年代大学生基本上保持在12万左右，1930年夏已达13.2万人，其中女大学生为1.94万人。1929—1930年大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2.0‰。

德国大学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地位，其组织和学术传统得以继续，学术成就为世界一流。1901—1940年间，德国科学家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占绝对优势，共计36人，占全部获奖者的1/4强，仅次于德国的英国为22人，美国为15人。

另一方面，德国不少大学教授和中小学教师不理解学校改革，有些家长对改革抱不合作态度；德国右派报刊则大力反对学校改革的具体举措，使得政府复兴教育的许多努力未能如愿。

更严重的是，德国教育中仍然充满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精神。德意志中学在办学方针和课程内容的设立上突出日耳曼主义和德意志化，几乎所有大学校长都是从保守分子中产生，有些校长本身就是明显的反动分子，多数大学机构拒绝议会民主制，大学中充斥的是赞成民族主义和反民主的知识分子流派。1914年前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毫无断层地被保留下来：在所有大学，君主制崇拜和反犹主义依然居于统治地位。

1918年末到1920年，志愿军团在学生中大量招募成员，莱比锡、马尔堡（Marburg）、埃尔兰根等大学甚至决定关闭大门，以方便招募工作；在卡普暴动过程中，50余万名学生和大学教师卷入。1932年法国人格兰在柏林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学同学多数相当亲近纳粹党。多数大学最终接受了希特勒上台的现实。1935年亨利希·曼在一篇文章中评论：“在各大学里，人们很有可能为新制度（即纳粹政权）深感失望。但人们不可能抹煞，也不可能忘记一个事实，正是大学为这制度提供了最初的那批宣传者。”

魏玛文化诞生在德意志帝国晚期。共和国宽松的自由气氛、社会大变局中的动荡的现实、文化的开放和包容等，给魏玛文化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魏玛文化所代表的创新精神和人文价值理念再现和延伸了西方人文精神，对欧洲和世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但它也留下了帝国文化的阴影，存在着诸多直到今天仍然值得反思的问题。

第三章 魏玛共和国的危机与覆灭（1929—1933）

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爆发，让魏玛共和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由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保险制度争论，葬送了最后一届大联盟政府。三届总统内阁的实践一步步地把权力移交给纳粹党。最终，魏玛民主的幕布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喧嚣声中徐徐降下。

第一节 1929年大危机与大联盟的破裂

一、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德国经济的冲击

1928年6月28日，社民党的米勒组阁成功。这届内阁由从左到右的5个政党组成，执政时间长达636天。它是魏玛共和国政治历史上覆盖面最广、寿命最长的一届政府。然而，其落幕之时却宣告了议会民主制的终结。这种跌宕起伏的发展既同魏玛民主的结构性缺陷密切相关，也源于世界经济大萧条所引发的巨大冲击。内外困境的交织，为反民主势力与激进民族主义者提供了适宜快速生长的土壤。在反《杨格计划》的公投运动中，长期被边缘化的纳粹党找到了扩大影响力的舞台。不过，导致大联盟政府下台的直接因素，却仅仅是有关是否以及如何提高失业投保金的问题。千分之五的投保比例浮动不仅浇灭了联盟政党之间极为脆弱的合作愿望，而且还撕裂了民主运行的基本原则，最终让德国走上了通往独裁之路。

有关米勒内阁倒台究竟是源于外来冲击、还是内生混乱所致的争论，并牵涉到此后对于布吕宁内阁反萧条政策的评价问题，一直是魏玛史研究的焦点之一。在这方面，波尔夏特（Knut Borchardt，1929— ）提出的“危机前的危机”理论（Krise vor der Krise）尽管只针对经济问题，而且至今仍有争议，但的确很好概括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之前米勒内阁所遭遇到的内外困境，点出了魏玛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已经出现的危机场景。

场景之一是渐渐消失的“政党国家”。“政党国家”（Parteienstaat）指的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政党担当核心角色的一种国家形式。它被视作市民社会拥有共决权的表现。魏玛共和国正是这样一种“政党国家”。一般而言，国会中的第一大党领衔组阁。但是，为了形成国会多数，以保证政府决策不致受到阻遏，联合其他政党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内阁稳定性受到每次大选结果的影响，而且组阁政党越多，矛盾也会随之增加。不过，在此前的政治史上，内阁部长们与本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明确的，即国会党团支持本党部长在内阁中的行动，部长则尽力反映本党的利益诉求。不少魏玛政治家正是由此而名扬全国，如中央党的布劳恩斯（Heinrich Brauns，1868—1939，长期担任劳动部长）、人民党的施特雷泽曼等。

但是，米勒内阁这个魏玛政治史上覆盖面最广、生存时间最长的政府，却从一开始便流露出与“政党国家”原则背道而驰的浓烈气息。这首先反映在组阁的进程中。

1928年5月20日举行了共和国的第5次国会大选。社民党仍然是第一大党，而且选票增长了130万张，国会议席从131个增加到153个；中央党丢掉了7个议席，但联合巴伐利亚人民党，仍以78个议员数量居于第二；民族人民党的议席减少到73个；共产党增加了50万张选票，以54个议席超过人民党的45个议席。

由于“魏玛联盟”政党的议席之和只有49.8%，不到半数，所以必定要再寻找一个政党作为盟友。在左右两个极端派别共产党和民族人民党绝不会答应的前提下，人民党便成为唯一选择。这自然给该党“奇货可居”的要价机会。其党团提出，人民党参加普鲁士州政府是其加入中央内阁的前提。

孰料，这一要求迅速激化了社民党和人民党的内部矛盾。对于社民党而言，它作为国会第一大党，出面组阁是必然之举。问题在于，是否可以为了中央政府而牺牲地方利益？倘若时任普鲁士州长的布劳恩被社民党议会党团选为总理，上述问题或许可以迎刃而解。但是，此举又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到此前帝国首相与普鲁士首相合二为一的传统。正因如此，社民党最终选择了米勒。无法如愿的布劳恩便在党团会议上坚决抵制人民党的谈判条件。

而在人民党内部，主席施特雷泽曼与议会党团主席朔尔茨（Ernst Scholz，1874—1932）同样产生了激烈冲突。前者长期参加中央政府，站在共和国的立场上，批评议会党团的方案。后者却在党团中通过决议表示“党和议会党团的正确领导是以所有参加政治决策的人互相之间的以及他们同议会党团领袖经常保持联系作为前提的”。

最终，组阁风波在施特雷泽曼以其威望赢得党内支持、并同米勒联手的情况下得以平定。但在此之后，在社民党内部，总理米勒不得不随时面临布劳恩的强大挑战；在人民党内部，施特雷泽曼去世后，进入内阁的部长们越来越受到议会党团的掣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把米勒内阁冠名为“要人内阁”（Kabinett der Persnlichkeiten）。在魏玛民主政治的舞台上，“要人内阁”既然失去了本党的支持，便注定在将来的各项事务中举步维艰。正如《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 ）所言，新政府就是“一个带着深入骨髓的持久性危机的内阁”。在这一意义上，大联合政府的出现“并不证明议会民主制日益稳定，反而透露出这种制度持久存在的弱点。”

“政党国家”继续解体的第二个例证反映在有关A型装甲舰的建设计划之争中。此事启动于上一届内阁，但在国会受阻。社民党曾在竞选中提出过“要儿童食品、不要装甲巡洋舰”的口号，布劳恩也多次在参议院中代表普鲁士州反对该计划。米勒内阁成立后不久，国防部长格勒纳在内阁会议上提出重启建设计划，并得到一些部长的附和。为避免引发新一轮内阁冲突，米勒和其他社民党部长做了妥协，在8月10日的内阁投票中批准了该计划。

此举在社民党议会党团中引发巨大争议。各路人马指责部长们的态度，但又不愿意让他们辞职了事。最终，米勒等人在党内反对派的压力下，被迫在11月17日国会投票中，反对自己所主持通过的这项决议。尽管该计划仍然有惊无险地得以通过，但米勒内阁的威信却严重受损。

反对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力量不断上升，进一步构成“政党国家”消失的第三种动力。尽管从1928年的选举结果看，左右两翼极端党派的总体席位从148席下降到137席，但它们对魏玛体制的攻击反而增强。

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后，共产党结束了联合阵线政策，主动与社民党拉开距离。A型装甲舰的建设计划为共产党提供了批判社民党的极好机会。8月27日，在共产党的主持下，反对建造装甲舰公民表决全国委员会成立。该运动随后演变为“一次反军国主义的重要行动”。

民族人民党和中央党都加强了右转的速度。在民族人民党内，温和右翼韦斯塔普伯爵（Graf Kuno von Westarp，1864—1945）让位于极端右翼领袖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1865—1951）。高级教士卡斯（Ludwig Kaas，1881—1952）当选为中央党主席。典型的“普鲁士式的民族主义保皇派”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被选为议会党团主席。他们都对政府的内政外交提出诸多不满。

由此，在联合执政的政党之间、在内阁部长同其议会党团之间、在反对党与现存体制之间，甚至在执政党与共和国之间，都产生了日益明显的张力。这些张力汇聚在一起，便形成了对“政党国家”的巨大挑战。

场景之二是经济结构虚弱不堪。同政治局势相比，经济问题在1929年之前并不那么明显，但赔款总额悬而不决与经济结构上的虚弱性，仍是米勒内阁必须认真对待的难题。

《道威斯计划》从未确定赔款总额，这让民族主义者找到了攻击目标，认为此举是让德国人民“永远担负奴役劳动”。进而观之，它确实也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途径。根据计划，德国通过向国外借贷来筹款的机制以完成每年逐步增加的赔款额度。而事实上，德国每年新增的国外借贷远远超过当年应还的到期债务和利息。在1924—1929年所谓“黄金年代”中，德国新增纯债款为135亿马克，而同时期德国支付的总赔款额却只有85亿马克！

战胜国也看出了该计划的问题。1928年底，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经理杨格为首的专家委员会已经制定出比该计划更有利于德国的《杨格计划》。不过，在讨论《杨格计划》的过程中，米勒内阁的盘算更为复杂一些。外长施特雷泽曼认为政治优先于经济，德国可以接受合理的赔款方案，但必须收回莱茵区和鲁尔区。关于这一点，本书后文还将涉及。

但是，接受赔款又是在承认德国战争罪责的逻辑基础之上的，而这一点恰是民族主义者极其痛恨的。如此一来，米勒内阁在赔款问题上的处理引发出更大的一场反政府运动——“反杨格计划公民表决”，为纳粹党的崛起提供了绝佳舞台。

与赔款问题相关，经济发展还存在着结构性失调的问题。一方面，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到1928年底，2/5的东部农庄都是负债的，且不少负债额达到本身资产的2—3倍。另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国际支付逆差。从1924—1929年，德国支付逆差高达34亿马克。

由于德国银行业受到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缺少稳定的储蓄资金，因而只能依靠高利率的外国贷款加以弥补。而此举接下去便引发结构性失调的第三个特点，即短期贷款过多。到1930年底，德国私人外债有260亿—270亿马克，其中半数都是短期贷款。与此同时，国家银行的监管力度却很低，没有强制执法的权力，而且商业银行在国家银行中的存款准备金率只有3.8%，远低于战前7.3%的标准，更低于英美通行的9%—10%。这一点直接导致德国后来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的损失程度较高。

结构性失调的第四个特点体现在已经无以为继的失业保险体制中。当1927年《失业保险法》通过时，政府曾乐观地以为自己解决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但事实上，从第二年开始，失业保险金的收支已经出现问题。1927年体制是以80万人失业为资金存储基础的，而到1929年2月，各地劳动局登记的失业人数已接近300万。据财政部长希法亭估算，当年中央政府必须填补4亿马克，才能平衡失业基金。为此，希法亭提出增加酒税、啤酒税、遗产税及财产税，但遭到其他部长的抵制。各党财政专家要求通过削减各种开支和提高现有税收等方式来增加收入。1929年4月，希法亭接受了这种权宜之计。但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未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埋下更大的祸根。

接受《杨格计划》与否同已经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调特征结合在一起，不断挑战着米勒内阁的行动能力，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Harold James，1956— ）所言，“魏玛经济深受内在的不稳定之苦，并且像任何一个不稳定的结构一样，一个小小的冲击，就能摧毁整个结构。”

场景之三是劳资矛盾愈演愈烈。在社会层面上，“危机前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劳资矛盾既无法通过自行调解的方式，也无法借助国家的强制调解来获得纾解。

事实上，从1924年开始，劳资自行调解矛盾的可能性已经大幅下降，由国家的强制调解令取而代之，如在1930年前针对劳动时间的国家强制性调解令共有14个之多，而70.8%的五金工人与96.2%的矿工的工资合同是由强制性调解达成的。

然而问题在于：随着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在劳资双方那里，国家调解的强制性和中间路线（即在劳资诉求的拉锯之间简单寻找中间点）不再受到欢迎。早在1928年1月，代表劳方立场的《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便把强制调解制度指责为“工会崛起中的障碍”。重工业家们的反应更为强烈，要求劳动法规应“充分关注到经济与劳动道德之间的界限”。

1928年，莱茵—威斯特法伦钢铁工业再次爆发大规模劳资斗争。这次事件是经济大萧条前德国出现的最大规模的社会危机，不仅震动了经济界，也让民众感受到风雨欲来的震荡感。年初，鲁尔区五金工会要求所有工人的计时工资增长15芬尼，资方则以经济形势处于衰退为由，只愿意给收入最低的工人增加少量工资。国家调解员折中要求资方全面提高工资6芬尼。工会接受了这一判决，而资方拒不接受，并联合向内阁抗议。内政部长泽韦林连续发布两个仲裁令，均遭西北工业集团抵制。直到泽韦林做出强制判决，资方才不得不作罢。但是，西北工业集团随后设立一个斗争基金，按照工人数量，以每月每人5马克的额度进行捐赠，来共同反抗国家的强制调解制度。

如此一来，国家失去了控制和调解劳资矛盾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这种失控的社会危机反过来也对大联盟政府中的利益代理人产生了压力。代表劳方的社民党与代表资方的人民党从此便不可能在劳资纠纷问题上找到妥协之路。

综上所述，早在大萧条来临之前，共和国至少已经在各领域中面临多重危机。米勒内阁的行动空间早已被压缩，而其从左至右的政治光谱又进一步阻碍着迅速达成共识的能力。当1929年秋天到来时，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到了魏玛民主这头形似高大实则虚弱不堪的骆驼身上。

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时，德国是美国之外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国家。从总体来看，在1929—1932年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水平下降36.2%，其中德国仅次于美国（46.2%），下降了40.6%。这次危机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倒退了25年，德国则倒退到1896年的水平。

在工业领域中，德国的生产资料指数下跌53%。具体而言，煤产量下降32.7%，生铁产量下降70.3%，钢产量下降64.9%，发电量下降23.4%，造船吨位下降83.6%，汽车产量下降64.2%，机器制造业产值下降62.1%，消费品生产下降25.3%。

在农业领域中，农业生产下降30%，农产品的销售收入从1929年的102亿马克下降到1932年的65亿马克。具体而言，与1925—1929年相比，1930—1932年间生产牛奶和蛋类的农户收入减少30%，生产肉类者的收入减少25%，生产燕麦和植物者的收入减少20%。同时期，农民被迫出卖的土地总量高达36万顷，出卖土地的农户数量增加到6961户。

银行业受到的冲击出现在1931年3月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之后。由此产生的货币信用危机迫使所有银行和交易所短暂关闭，国内黄金储备减少4/5。

经济萧条带来了生产滞销，进而直接推升了失业率。1928年，德国失业率只有7%。但此后，失业人数不断增加，从1929年9月的130万增加到1932年9月的510万。到1933年初，德国失业率已飙升到30.8%，各地劳动局登记的失业者总数多达600万——这意味着1/3的德国人失业了，该比例高于同时期的美国（1/4）、英国（1/5）和法国（1/6）。而且，这一数字很可能被低估，因为不少长期失业者实际上游离在统计局的工作范围之外。可以肯定的是，因失业问题而被卷入到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的德国家庭接近一半。

不过，即便受影响者覆盖了各种社会阶层，但不同群体的境遇却是各异的。

工人的失业率最高。据估计，到1933年6月，约1/3的工人（32%）失业，比同时期的职员失业率高10个百分点。即便在职的工人，也由于高失业率的存在，在工资诉求上降低了要求，小时工资从1928年10月到1931年10月下降了23.3%。此外，工人真实收入的下降幅度也远远高于其他群体：从1929年到1933年，工人的实际工资下跌三成多，而职员工资仅仅下跌13%，公务员工资下降不到2个百分点。虽然同时期生活指数也有所下降，但其幅度仅有17%左右。总之，工人群体是这次失业浪潮的最大受害者。这也是魏玛末期大量工人流向左右两翼极端政党的主要原因。

小资产阶级和职员的失业率虽然相对较低，但他们的心理落差比工人更为强烈。在大萧条时期的各大报刊上，刊登着大量有关失业职员自杀的消息，如在1930年6月，一位工程师在失业1年半后，全家自杀；12月，在短短数日之内，柏林的5位小商贩由于破产而自杀。手工业者们进而质疑共和国以世界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呼唤“民族经济”的复兴。正是这种“老中产阶层”对于地位下降的焦虑感，才使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宣传赢得大批支持者。

对于大危机，米勒内阁的基本想法是节流，推行紧缩政策。此举一方面是为执行并修改《道威斯计划》而做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受到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不愿意出现赤字财政。

由于财政部没有及时正确地估计大萧条带来的负面影响，修改原定的收支方案，结果使国家财政的平衡问题非但未能得到解决，反而到12月底变得更为严重：赤字接近4亿马克。

但是，希法亭仍然按照原定的节流方案，削减各种开支，并计划增加一些税种，同时向国外银行短期贷款。与此同时，这种紧缩政策似乎也有益于正在谈判中的《杨格计划》，进而彻底解决困扰德国近10年的赔款问题，因此1930年财政计划获得内阁其他成员的支持。

不过，这种反危机措施至少存在三个方面问题：第一，它并未准确开出解决经济大萧条的药方，紧缩政策无法应对危机；第二，它对失业者不啻为晴空霹雳，未能扭转社会日益明显的离心化趋势；第三，它与央行行长沙赫特的经济思想背道而驰，进而促使后者投向保守阵营。

总之，经济大萧条的到来，不仅让德国经济遭受到重大打击，而且也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社会裂痕。政府的反危机政策没有减轻经济大萧条的负面影响，而是把内阁与民众、内阁部长与各自政党、内阁与经济界之间的矛盾放得更大。这些矛盾在随后到来的反《杨格计划》运动中表露无遗。

二、《杨格计划》与反《杨格计划》运动

《洛迦诺公约》签署不久，施特雷泽曼将目标转向了其总体外交战略的下一步骤：争取莱茵尽早撤军和赔偿问题的总解决。

1926年9月，施特雷泽曼与白里安在图瓦里会晤，白里安主动提出：法国愿意结束对莱茵地区的占领，把萨尔地区归还德国，撤销军事管制等，以换取德国的财政帮助。12月12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决定于1927年1月31日召回在德国的军事管制委员会。

但是，到1927年，白里安对撤军问题的态度日趋保守，甚至接受了法国战争最高委员会的观点：完全撤出莱茵须等到沿法国东界的要塞体系构建完成。6月，在英、法、德、比外长日内瓦会谈中，法国仍以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还有些扫尾工作为由，提出反对意见。经过协调，8月，英法在莱茵减少驻军1万人达成协议。

1927年底1928年初，德法两国围绕撤军问题，打起了嘴仗，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1928年，8月27日，施特雷泽曼在巴黎与白里安会谈中，重提撤军的要求，并表示：在签署《洛迦诺公约》和《非战公约》后，协约国军事占领行为不再合法，要求协约国提前从莱茵第二、第三占领区撤军。法方同意提前撤军的原则，但要求有一个新的赔偿计划作为基础，因为普恩加莱把占领莱茵视作“收到赔款支付的唯一保证”。

1928年9月1日，英、法、意、比、日、德6国代表在日内瓦磋商。德国代表米勒在会上强烈要求协约国在莱茵的驻军撤退，而白里安则指责德国没有履行裁军条约。六国会议最终达成三点协定： （1）近期内举行正式谈判，研究莱茵撤军问题； （2）由6国财政专家组成委员会，审议赔偿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办法； （3）研究并确定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的组织原则。

12月12日，国联理事会就召开专家委员会一事达成一致。英法同意：当专家委员会讨论赔偿时，开始撤军谈判；撤军不以赔偿谈判取得成功为条件。12月22日，6国政府就建立赔偿问题专家委员会达成协议，并决定吸收美国代表参加委员会。

1929年2月9日，该委员会在巴黎正式开展工作，比、英、法、德、意、日、美7国各派两名代表共14名专家组成，均为财界或银行业头面人物。美国专家杨格当选为委员会主席，德国央行行长沙赫特、钢铁业巨头弗格雷等参加。

这是德国第一次以平等身份参加涉及自身重大问题的讨论，但它拒绝参与由法国倡议组成的债务国联盟的建议，因为在德国看来，此举旨在反对美国，而美国又掌握着解决赔偿、战债问题的钥匙。德国最后赔偿解决的三项原则是：结束赔偿总管的监督和控制；尽快结束协约国对莱因军事占领；按照德国赔偿能力大幅减少赔偿额。为达到目的，德国一直希望利用美国在德国的私人投资，以争取美国大幅度削减赔偿。

3月15日，各方虽然就成立国际清算银行达成协议，但对于赔偿总额分歧较大。直到6月初，专家委员会才在杨格方案的基础上达成协议。6月7日，专家报告被一致通过，这就是《杨格计划》。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重新确定德国的赔偿总额为1139亿马克（合268亿美元），在59年内付清。在前37年，每年平均缴付赔款19.88亿马克，比《道威斯计划》的每年25亿马克减少20%；后22年，德国每年的赔偿额是15.67亿马克。

第二：德国每年应缴付的赔偿分为无条件赔偿与有条件赔偿两类。无条件赔偿是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按时缴付的数额，约6.6亿德国马克；其余的部分则是有条件赔偿数额，在德国财政经济发生困难时，可以延期缴付，但时间不能超过2年。

第三：取消对德国的财政监督，撤销赔偿委员会、赔偿事务总管和移交委员会，由德国负责将交付赔偿的马克兑换为外国货币。规定今后的赔款来源只从铁路利润和国家预算中支付。

第四：由美、英、法、意、比5国合设一个国际清算银行，负责将德国赔偿给英、法、意、比等国的赔款，及时划转给美国，以偿付所欠的战债。

1929年8月6日，海牙国际会议讨论《杨格计划》。德国要求在计划实施之前，驻兵莱茵区的有关国家明确表示撤兵日期。协约国为了使德国能按照新的赔款方案继续履行赔偿义务，同意将莱茵驻军问题列入会议议程。会上建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研究赔款问题的财政委员会，一个是研究提前从莱茵区撤军的政治委员会。

在财政委员会，英国代表斯诺登（Philip Snowden，1864—1937）对《杨格计划》提出许多异议，因为该计划把大部分“不得延期”的赔款付给法国，这显然违反1920年斯巴会议各国赔款的百分比划分。另一方面，斯诺登也反对关于10年内以实物支付的规定。计划根据英国的意见，对赔款分配作了调整。

政治委员会在讨论莱茵撤兵问题时，德、法之间的争论最为突出。德方提出，它已经履行了《凡尔赛和约》的义务，外国驻兵莱茵区对德国实行监督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如果有关国家不明确表示提前撤兵的日期，德国将不接受计划。法国则提出，应先实行《杨格计划》，然后再研究撤兵问题。当双方争执不休时，英国表示：它将于1929年年底以前从莱茵区撤兵。于是，法国陷入被动。1929年8月29日—30日，英、法、比、德4国外长终于达成从莱茵区撤兵的协定。法国答应在1930年6月30日以前撤出军队。

《杨格计划》是对《道威斯计划》的一次重大修订，德国获得一系列较大的让步：确定了赔偿总额，减少了《道威斯计划》所规定的每年赔偿额度；政治上解除了大部分对德国经济的国际控制，德国对自己的财政完全负责；德国并没有要求放弃对整个赔偿数目的转移支付保护；设立了国际清算银行“从事对外管理的全部工作，以及接受和分配付款，并使那部分能商品化的按年付款项实行商品化”；英、法、比、德4国外长达成从莱因区撤军的协议，德国领土和主权得到恢复。正如林克（Werner Link，1934— ）所言：“如果在巴黎会议和海牙会议上所取得的条约修正额度与先前的情况相比，无疑直接、间接和潜在的好处在德国一方”。

不过，即便从经济而言，《杨格计划》也并非毫无争议。它未能全面考虑德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坚持让德国赔款成为战胜国之间偿还战债的主要源头，以致一旦经济危机爆发，赔款链就面临断裂之虞。它还设想用杨格债券的方式来筹集贷款，却未曾想过德国在经济危机中会陷入信用丧失的尴尬境地。

更为严重的是政治问题。在海牙会议结束前后，施特雷泽曼已经感受到日益增强的国内压力。这位业已病入膏肓的外交家十分清楚，《杨格计划》绝不会让民族主义者感到满意。事实上，就在海牙会议结束后，泛德意志协会就举行会议，公开指责施特雷泽曼“是寓于人民之中一切危险力量的完美化身，他灵魂上的蜕变显然来源于政治上的蜕变。”

1929年9月5日，白里安在国际联盟第10届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一项欧洲联合计划。施特雷泽曼抓住白里安的思想，并竭力将其引向经济方面。1929年9月9日，施特雷泽曼在其最后一次国际联盟演讲中大声疾呼经济联合的必要性。只可惜，施特雷泽曼并没有看到莱茵区撤兵和赔偿被废除的结果，也没有看到欧洲经济联合的那一天。1929年10月3日，施特雷泽曼在柏林因病去世。不过，在反《杨格计划》的运动席卷全国之前（10月3日）便撒手人寰，对于他而言，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早在1929年初夏，《杨格计划》尚在讨论之时，西北工业集团便把它视作一部新的《凡尔赛和约》。保守派的军事组织“钢盔团”（Stahlhelm）到处张贴海报，批判政府的外交政策是“违背历史的、不自然的”，“以致不可能推行一种强大的、拥有责任意识的国家领导权”。7月9日，民族人民党联合钢盔团及纳粹党成立“德国人民请愿全国委员会”（Reichsausschufür das deutsche Volksbegehren，以下简称“全国委员会”），共同反对《杨格计划》。

9月28日，全国委员会向国会递交一份草案，题为《反对奴役德国人民法》（Gesetz gegen die Versklavung des deutschen Volks，简称“自由法”），要求对《杨格计划》进行全民公决。该草案只有4条：第1条要求政府指出《凡尔赛和约》中的战争罪责条款是“违反历史真实的”；第2条要求政府努力让战胜国立即无条件地撤离被占地区；第3条禁止政府承认任何基于战争罪责条款上的新债务；第4条威胁任何试图同外国签约者将被视作叛国分子，处以不低于2年的监禁。

根据宪法，该草案若要提交国会表决，必须得到1/10公民的签名支持。不过，在当时，反对《杨格计划》的人并不必然支持这一方案。例如，共产党同样不欢迎《杨格计划》，但它在发表的声明中，表明自己既反对《杨格计划》又反对法西斯化阴谋的决心。当然，极右翼的宣传攻势仍然取得了一定效果，共有413.5万人在草案上联署，比例接近14%。其中，3/4的签名者来自于易北河以东地区。

尽管如此，在11月30日国会表决中，这部所谓“自由法”仍然遭到否决。随后，右翼提请进行全民公决。

恰在此时，央行行长沙赫特送上了一份大礼。12月6日，他向内阁递交一份备忘录，强调自己既反对“自由法”、又反对《杨格计划》的立场。不仅如此，他还在内阁做出回应之前，便把这份备忘录公之于众。这份声明足以误导公众对米勒内阁在《杨格计划》中的努力做出错误判断。12月12日，米勒在国会中同沙赫特展开辩论，维护了内阁立场。国会多数派最终接受了总理的说法，以222∶156的结果继续信任政府。但是，这场风波的确鼓励了右翼政治家坚定公决的决心。

幸好，公众还没有完全受到蛊惑。在10天之后的公决中，只有582万人参加了是否需要启动“自由法”进行公决的表决，低于法定的2100万赞成票。“自由法”就此流产。

反对《杨格计划》的余波一直延续到国会审读该计划文本期间。但是，即便遭遇到胡根贝格巧舌如簧式的指责，海牙协定和德波清偿协定仍然获得通过。极右翼希望用人民公决的方式来拖延该法，并力图让总统参加到反对派的阵营中。但是，兴登堡早在国会表决的第二日就“怀着沉重而坚定的心情”签署了海牙法令，并且在随后发布的紧急说明中告诫国人：“克服我们之间的分裂和对立而最终为我们的未来团结协作，未来将重新出现一个自由的、健全的、强盛的德意志民族”。几天后，总统也批准了德波清偿协定。

然而，这场反对《杨格计划》的全国性右翼联盟运动并非无果而终。真正的胜利者既不是米勒内阁，也不是站在所谓“民族统一战线”（nationale Einheitsfront）的民族人民党或钢盔团，而是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纳粹党。

自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一直有限。尽管如此，1924—1929年间希特勒对纳粹党的重建却是其最终得以崛起的前提条件之一。

运用民主的方式来反对民主，这是尚在监狱中的希特勒下定的重要决策。他决定“不再以武装政变的方法来获得政权，而是全力以赴地进入国会以反对天主教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从1925年起，希特勒便着手从事重建工作。简言之，纳粹党的重建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扩大基础，增加影响力。《二十五点纲领》从未被希特勒视作一种教条。相反，他以极为灵活的方式来推销其中两点重要思想：一是反犹主义（“种族一致”），二是扩张主义（“生存空间”）。通过成立大量附属组织，希特勒的观念吸引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选民。如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在埃尔朗根（Erlangen）等地大学，至1929年时已赢得多数大学生的支持；“民族社会主义法学家联盟”（B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Juristen）在1928年就喊出了“法律革新”的口号。1927—1928年间，纳粹党还在柏林等地成立了第一批“纳粹企业支部”（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lenorganisation，NSBO），开始同左翼政党争夺工人选民。

第二，构建一种科层制式的党组织结构，着意塑造领袖崇拜文化。重新架构的纳粹党建立在命令垂直下传体系的基础之上，顶部是希特勒和全国指导处（Reichsleitung），下面是大区党部和地方党组织。希特勒高于党内任何派别之上，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这一点最终在1926年2月14日的班贝格高层会议上得以确立。此外，地方组织的数量持续增加，从1923年71个上升到1930年的1378个。

第三，确定党组织与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希特勒与冲锋队领袖罗姆在冲锋队的性质及与纳粹党的关系上产生了矛盾，罗姆被迫辞职。希特勒随后挑选了忠心耿耿的所罗门（Franz Pfeffer von Salomon，1888—1968）为队长，从此确立他对武装组织的领导权。此外，1925年4月，希特勒为了制衡冲锋队头目的离心倾向，培植个人势力，将私人卫队改组成纳粹党的卫队——本部卫队（Saal-Schutz）。几周后，该部队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党卫队”（Die Schutzstaffel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partei），简 称 “党卫队”（Schutzstafel，德文缩写SS）。党卫队成立时规模较小，到1928年也仅有280人。它是冲锋队的下属组织，但成员的制服有别于冲锋队员，为褐色衬衫配黑色领带，臂套镶黑边的卐袖章，头戴饰有银骷髅别针的黑色滑雪帽。其主要任务，是保卫希特勒及其他纳粹领袖，维持纳粹集会的秩序。

不过，1928年的国会选举证明，纳粹党尚未在全国产生影响力。它一共获得大约80万张选票（2.6%）。在总计35个选区中，它仅仅在4个选区中的选票超过5%，而在22个选区中低于2.6%。在新国会中，纳粹党的议员只有12名。

倘若没有反《杨格计划》运动，纳粹党恐怕不会如此轻易地进入到德国政治舞台的正中央。

希特勒与胡根贝格这个媒体巨头的结盟让他获得了长达5个月之久的出头露面的机会。此时，希特勒的演讲才能得以充分显现。历史学家布罗萨特（Martin Broszat，1926—1989）如此评价道：“希特勒深知如何以其呈现的那幅果断坚毅式的场景，来描述、同时去称颂听众几乎下意识的想法。他所表达的内容是听众们偷偷的所思所想，证实了他们并未确定的渴望和偏见，并设法藉此让他们获得一种让人感到极为满足的自我确认，分享一种新的真相和真理的感觉。这样一种领袖演讲方式绝不是一种在精雕细琢式的精神上加以区分的结果，或者体现了一种平静的、成熟的个性，而是相反……它表现的是一种精神心理方面的组织[技巧]，即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展现当时代的危机与恐慌思潮，本能地凸显危机意识的倾向。”

希特勒显然十分满意这次从天而降的机会，即便在公投投票中失败，他仍然在《民族观察家报》上表示“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么舒坦，内心感到这么满意过”。事实上，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从这场运动中还得到了更多收获。

这首先体现在1929年纽伦堡党代会上。这次党代会获得了大量资助，因而召集了20万人参加，其中2万名冲锋队队员穿着整体制服，如军队般行进在城中，向外展示了纳粹党的实力。其次，纳粹党在1929年秋冬两季的地方选举中获得了首度胜利：在10月27日的巴登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7%的支持率；在11月10日的吕贝克选举中，其选票达到8.1%；在12月8日的图林根选举中，它甚至获得11.3%的支持率。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纳粹党借助这次反《杨格计划》运动的契机，有效扩大了自己的组织基础。同其他政党相比，它显示出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在1930年，70%左右的党员在40岁以下。在社会阶层的统计中，它体现出所谓“融入党”（Integrationspartei）或“全民党”（Volkspartei）的特征，涵盖了工人、职员、公务员、农民、自主经营者等各种类型。

此后，随着经济危机所影响的范围日益扩大，纳粹党在地方上的凯旋趋势和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号召力也越来越明显。从这一点而言，纳粹夺权之路并不是从1930年5月“总统内阁”成立才出现的，而是早已在反《杨格计划》的运动中打开了大门。

反《杨格计划》运动是魏玛历史上出现的又一次极右翼势力之间的联合。但是，其影响并不因为它的失败而结束。正好相反，它出现在大萧条兴起之际，因而成为魏玛末期一系列危机链条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特别是纳粹党藉此机会，从一个边缘性的小党走到了魏玛政治舞台的正中央，打开了彻底颠覆魏玛民主的潘多拉之盒。

三、失业保险制度危机与大联盟的破裂

在1928—1929年之交，此前一年大联盟政府成立之际的祥和气氛已经荡然无存。《杨格计划》虽然为赔款争议画上了句号，但为期5个多月的反《杨格计划》运动让德国社会一度浸淫在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疯狂鼓动之中，民主意识深受打击。更为严重的是，10月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业已在德国产生联动效应，失业率急剧攀升。在此情况下，有关失业投保金的争议再次成为打破内阁平衡的源头，连续出现的各种方案都无法获得所有联盟政党的同意，从而敲响了米勒内阁的丧钟。

有关失业投保金的争议主要发生在代表劳方的社民党与代表资方的人民党之间。伴随“阶级合作主义”的消失，双方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已经很低。然而这种互不相让的对峙立场，却让“要人内阁”中的部长们深受其害。社民党的希法亭和人民党的莫尔登豪尔（Paul Moldenhauer，1876—1947）正是这种斗争的牺牲品。

按照《失业保险法》的设想，80万失业者可以得到救济。但在1929年2月，全国失业人数已经达到300万。这一方面意味着大量失业者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也造成失业保险金入不敷出，到1929年3月31日为止，劳动部的赤字已经达到3.49亿马克。如何改造失业保险体制成为内阁必须立即着手讨论的问题。

在内阁中，社民党与劳方代表要求提高保险发放金，帮助失业者度过难关；人民党代表则希望降低投保金，以减轻企业负担，帮助它们尽快走出萧条。双方互不退让，形成对峙局面。

财政部长希法亭虽然来自社民党，但却倾向于人民党方案，同时又想藉此计划推行财政改革。在他的支持下，一个由雇主、雇员、议员和科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提出通过一次性暂时提高投保金比例0.5%，即投保金在工资中的比例从3%增加到3.5%，来弥补失业保险金发放中的亏空。这就是希法亭方案的核心内容。

内阁最终通过了希法亭方案，并在普鲁士政府的帮助下，于9月16日通过了参议院审议。然而，该方案引发了劳资双方的抗议，只得再次修改。施特雷泽曼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让一部分人民党议员在三读中弃权，确保10月3日该方案在国会得以通过。

但是，希法亭方案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未能完全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事实上，国家预算仍然必须依靠公债来平衡。然而，原定5亿马克公债的筹集目标只完成了1/3。这表明，中产阶层对财政的健康发展和复苏能力缺乏信心，而围绕着《杨格计划》的争议又进一步损害了国家财政的信用度。为此，财政部不得不转向一家美国银行以获取一笔临时的短期贷款。但是，此举引发了沙赫特的激烈反对。他在12月6日发表的声明犹如火上添油，进一步降低希法亭方案的可信性。

与此同时，社民党内部的工会政治家也不满意希法亭方案中增加工人负担的做法。希法亭后来忿忿不平地回忆说，“自己被一个群龙无首的、毫无方向的党团追逼”，“那些决策者为了是否给失业者多花或少花30芬尼的这一问题……准备把整个民主制和共和国断送掉”。

在此情况下，尽管希法亭方案获得内阁支持，甚至还通过了国会的信任投票，但来自沙赫特与党团内部的质疑声却汇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浪潮，让希法亭连同内阁都不得不做出让步。12月19日，内阁撤回财政计划。第二天，希法亭辞职。

人民党人、原经济部长莫尔登豪尔接任财政部长。他是德国第一个保险学教授，熟悉失业保险体制存在的问题。1930年1月27日，他在国会抛出正式方案： （1）提高国家财政对失业保险基金的补贴，但以失业保险金领取者最高不超过120万人为基础； （2）税捐从工资的3.5%提高到4%； （3）再向瑞典的火柴托拉斯借贷5亿马克，条件是让其在德国占有火柴专卖权。

从国家财政角度看，莫尔登豪尔方案并没有彻底解决失业保险体制的困境。在该方案出台的同时，德国失业者已达250万，保险基金显得杯水车薪。另一方面，即便国家财政予以补贴，全国失业保险机构的赤字也将达到2100万马克。不过，相较而言，它主要解决了现金支付方面的困境，而这在当时被视作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要素。

莫尔登豪尔方案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导致希法亭下台的源头是不肯让步的沙赫特与正处于舆论焦点之中的《杨格计划》谈判。而当莫尔登豪尔方案于1930年3月正式启动讨论时，沙赫特已经辞职，第二轮海牙谈判业已结束。

然而事与愿违，莫尔登豪尔方案仍然未能顺利通过。有关提高税捐的想法，同时遭到社民党人和经济界人士的反对。前者害怕工人收入下降，进一步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后者又声明无法承担更多负担。引人关注的是，与希法亭一样，莫尔登豪尔同样遭到来自党内同仁的压力。在3月11日的党团会议上，大部分人民党议员投票反对该方案。

为了挽救莫尔登豪尔方案，民主党议员迈尔（Oscar Meyer，1876—1965）和中央党议员布吕宁共同提出一项调停建议： （1）每年国家预算确定给失业保险基金的补贴费，1930年下半年为1.5亿马克； （2）若国家补贴无法填补亏空，则把税捐从3.5%提高到3.75%。

布吕宁—迈尔建议实质上与莫尔登豪尔方案并无二致，只不过降低了税捐比例，并对国家补贴的情况加以规范，从而满足了人民党的需求。但是，它显然与社民党内工会代表的期待相差甚远。3月17日，劳动部长威塞尔致信总理米勒，警告税捐提高会引发“巨大不安”。3月27日，社民党议会党团会议作出决议，拒绝接受该建议。

于是，作为社民党人，总理米勒不得不希望莫尔登豪尔能够考虑把税捐比例调整回3.5%。对此，财长以国家财政将会遭遇巨大困境为由，拒绝做出调整。实际上，莫尔登豪尔同样担心本党的二度反击。

由此，大联盟政府再也无法达成一致立场。3月28日，米勒辞职。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届民主内阁落幕。

大联盟政府为什么会在失业保险金问题上分崩离析？有人指责社民党在关键时刻抛弃了自己的总理，有人批评社民党内的工会政治家们不顾“阶级合作主义”对于魏玛民主体制的重要性，有人则认为资产阶级政党同样抱有自私心态。事实上，在具体政策上的争议，存在着各种偶然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看，这些你来我往的谈判交易也算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常态。问题在于，由经济困境导致的党派斗争愈演愈烈，内阁部长与党内同仁的离心现象越加明显，国际环境日益恶化——这才是米勒内阁让人觉得揪心的地方。

更为糟糕的是，总统兴登堡并未对米勒内阁施予援手。尽管兴登堡承认，米勒并不是一个让他讨厌的人——他甚至对亲信表示，米勒是他迄今为止所有总理中最好的一位——但米勒作为社民党人的政治身份却让兴登堡拒绝出手相救。若同此后历史进程相比，倘若米勒能够凭借兴登堡的信任，以少量紧急令的方式来解决失业保险金问题，或许魏玛历史不会终结。

大联盟政府的倒台后来被证实是一场噩梦的开端。早在米勒下台时，不少同时代人已经觉察出这场政治危机的可怕之处。《法兰克福报》这样写道：“现在，一切暗淡无光，捉摸不定。通过第48条还是通过不稳定多数的文官内阁来建立财政秩序？我们面临着后果严重的发展。”几十年后，历史学家更为清晰地指出：“内阁垮台的原因与所产生的可怕的后果比起来简直无足轻重。在以后的数年内没有再能在议会的基础上组织政府。由于1930年3月27日大联合的破裂，德国国会自行解体了。”

第二节 总统内阁的实践与失败

一、布吕宁内阁

从1930年3月末起，魏玛共和国迎来了奇特而短暂的三届“总统内阁”。它们主要依赖总统兴登堡的信赖，无需对国会负责。当然，这种执政模式仍然属于《魏玛宪法》所允许的范围，被视作应对一系列国家危机的必要手段，并不完全等同于独裁体制。三任总理布吕宁、巴本（Franzvon Papen，1879—1969）和施莱歇尔尽管彼此理念有所区别，但都曾试图获得国会多数的支持。然而，他们失败了。更为糟糕的是，他们期待以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的方式来改变尴尬执政的困境，结果反而使反民主力量在短期内激增，特别是让纳粹党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以致政治恶化的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1930年3月29日，中央党国会党团主席布吕宁被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关于布吕宁在德国走向纳粹独裁之路上的角色，曾是德国学术界的争议话题。一些学者认为，布吕宁故意改变魏玛民主体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君主专制政体——这一点又被布吕宁的回忆录所证实，他坦言：“我一再把自己视作总统的信托人（Vertrauensmann） ；我希望让他维持国家元首的地位，使之有可能和平地复兴君主制。这就是我整个政策的立足点”。从这一意义上说，布吕宁必须承担共和国灭亡的责任。另一些学者指出，布吕宁的回忆录部分歪曲了史实，高估了内阁的行动能力，而且他推行紧缩政策以解决赔款问题的理念也是情有可原的。只不过这种以“总统内阁”来处理危机的模式不合时宜，最终导致了更坏的结果。事实上，布吕宁的个人政治倾向与当时政治经济局势的发展方向结合起来，共同决定了布吕宁“不是魏玛共和国解体前的最后一位总理，而是德国民主解体进程中的第一位总理。”

正如前文所言，在米勒内阁陷入危机时，总统原本有机会施予援手，但他却没有这么做。恰恰相反，就在米勒辞职的当天晚上（3月27日），兴登堡就向布吕宁发出了“非正式的”邀请：“在我的一生中，所有人都离我而去。您必须向我承诺，您与您的政党一起，不会在我的人生末端扔下我不管。”这里的首要问题是：除了兴登堡不喜欢社民党人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这位年迈总统放弃大联盟政府，转而考虑建立一个“总统内阁”？

事实上，兴登堡对“总统内阁”的兴趣不是他自己的突发奇想，而是源于比较复杂的法律观念与意识形态。

在《魏玛宪法》起草时，不少法学家为了避免“国会独裁”或“议而不决”等情况的发生，一位“全民选举产生的、超越党派的”总统被视作“紧急救援者”、“代皇帝”、“宪法的保护伞”或“国会的对等物”。为此，宪法第48条规定：

“（1）联邦总统，对于联邦中某一州，如不尽其依照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得用兵力强制之；

（2）联邦总统于德意志联邦内之公共安宁及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恢复公共安宁及秩序起见，得取必要之处置，必要时更得使用武力，以求达此目的。

（3）联邦总统得临时将本法第114、115、117、118、123、124及153各条规定之基本权利之全部或一部分停止之。

本条第1款第2款两项规定之处置，得由联邦总统或联邦国会之请求而废止之。

其详细，另以联邦法律规定之。”

魏玛初期，艾伯特便在面临卡普暴动或中德骚乱时，采用发布紧急条令及派驻军队的方法。在这一意义上，撇开国会而成立一个总统所信赖的内阁，也属于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根据宪法，这一“总统内阁”并不是为了建立独裁体制，而是紧急状态下的权宜之计。其最终目标是为了“恢复公共安宁及秩序”。因此，倘若“总统内阁”无法取得国会多数支持，总统有权解散国会，然后通过重新选举的方式来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央政府执政的国会。宪法第25条写道：“（1）联邦总统得解散联邦国会，但出于同一之原因，仅得解散国会一次。（2）新选举最迟应限于联邦国会被解散后之第60日行之。”不过，即便在法学界，人们对于“紧急状态”的界定仍然存在争议。特别在保守派看来，倘若总统权力可以藉此扩大，则有希望恢复“强人统治”。

在兴登堡当选为总统后，保守派的热情更为高涨。如无党派政治家路德不仅组建过少数派内阁，而且还在1928年成立所谓“国家革新同盟”（Bund zur Erneuerung des Reichs），对强人政权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年青保守派”埃德加·尤里乌斯·荣格便把议会民主制视作“劣质人的统治”，渴望出现一个独裁的、跨党派的总统制国家。著名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在1930年初号召进行全面宪法改革，让国家拥有更多权力。甚至在共和国支持者阵营中，也出现了要求强化国家权力的呼声。社民党人米伦道夫（Carlo Mierendorff，1897—1943）表示，“魏玛民主仅是一种典型自由主义观念的产物……而我们这里出现的使命是……把国家视作一个强大的国家。”

当1929年后德国一再陷入大萧条的漩涡中不可自拔，而大联盟政府无法工作，社民党拒绝出面组阁，保守派领袖胡根贝格又无法赢得其他政党支持时，兴登堡及其周围政客——特别是总统办公厅主任迈斯纳与国防部办公厅主任施莱歇尔——便决定改变路线：为了防止内战，巩固保守派阵营，最好的方式是以紧急情况为由，创建一个议会之外的官僚政府。

那么，布吕宁何以成为兴登堡的人选呢？布吕宁的财政知识是中选的首要原因。他曾获得国民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国会中少有的财政专家。当米勒内阁对莫尔登豪尔方案无法达成妥协时，他是“布吕宁—迈尔建议”的作者之一。

布吕宁的经历及其在各党派之间的协调能力是他得以组阁的重要因素。这位天主教保守派政治家当过志愿兵，其兵团直接隶属于兴登堡领衔的最高军事指挥部。这让布吕宁与兴登堡（及其背后的军方）存在着天然接近的感情纽带。军人生涯让他产生了跨越党派的、非政治性的战友情结。当他在战后担任基督教工会秘书长后，这种情结又被延续下来，成为其建立一种跨教派基督教政党的动力源泉。此外，作为1924年进入国会、1929年出任国会党团主席的老议员，他与社民党人同样保持着良好关系。正因如此，迈斯纳等人在1929年复活节筹划右翼内阁时便曾考虑过布吕宁。

在总统的支持下，布吕宁的组阁仅在两天之内便完成了。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留任，民主党的迪特利希（Hermann Robert Dietrich，1879—1954）出任副总理（后兼任财政部长），中央党的维尔特担任内政部长，中央党的施特格瓦尔德（Adam Stegerwald，1874—1945）出任劳动部长。

1930年4月1日，布吕宁在国会发表就职演说，将其内政外交的核心思想托盘而出。他表示，在外交上，新政府的目标是加强“国家的自我意识”，以实现重新崛起；在内政上，将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提高税收、简化公共管理、推行一种符合时代的社会政策、用农业救济方案（如“东部援助”计划）来克服农业危机，最终稳定内政，让左右极端派别销声匿迹。在演讲结束时，布吕宁还意味深长地发出警告：自己得到总统的信任，无须同其他党派共同执政；但是，政府最后一次希望同国会找到合作解决危机的途径。

布吕宁内阁能够实现它的目标吗？

从1930—1932年间的内政来看，布吕宁稳定社会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甚至相反，他克服危机的政策最终引发更大的政治灾难。

首先，布吕宁无法成功协调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只能依靠“紧急条令”来施政，以致大大强化了“总统内阁”的独裁倾向。

上台伊始，布吕宁曾经利用各党派的内部矛盾和发布紧急条令加以威胁等方式，获得国会的支持。正因如此，社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不信任案被国会否决，新政府的财政改革计划也获得国会多数派支持。

然而，这种状态并没有延续多久。7月16日，国会以256票对193票的结果，否决了1930—1931年国家预算方案，主要理由是该方案未能解决5亿马克的赤字问题。在布吕宁看来，这是国会再次不顾国家危机而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当晚，他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必须以宪法第48条为由推行紧急条令。此举得到其他内阁成员一致赞同。随后，他获得了兴登堡的授权，以紧急条令推行上述方案。

两天后，社民党与共产党在国会联合要求取消这一紧急条令。对此，在布吕宁的请求下，兴登堡以解散国会的命令做出回应。

7月26日，在国会尚未选举之前，布吕宁政府颁布第一条紧急条令。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得到国会批准而完全基于总统信任的紧急条令。在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共有4个有关“保障经济与财政安全的紧急条令”（Notverordnung zur Sicherung von Wirtschaft und Finanzen）分别于1930年12月1日、1931年6月5日、1931年10月6日、1932年12月8日出台。这些标志着中央政府获得了事实上的经济独裁权。在布吕宁执政期间，一共推出过109个各式紧急条令，其中只有29个由国会通过。与此同时，国会开会次数却在下降（见表3.2.1）。

表3.2.1 1930—1933年德国紧急条令、国会立法与国会开会次数

其次，布吕宁虽然一再期待获得国会多数派的支持，然而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的方式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共和国的政治生态，让纳粹党等极端党派急速增强。

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大选是一次非常态大选，布吕宁称之为“关于紧急条令的全民公决”，同时也是在“一种毫无意义的议会主义和一种健康有度的民主制度之间的决战”。但让他感到失望的是，这次大选让社民党和资产阶级中右翼政党失去大量选票，中央党保持稳定，而反对共和国的纳粹党与共产党却明显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见下表）。一位评论家当时这样写道：“这是德国的黑暗一日……纳粹席位翻了10番，从12个上升到107个，成为国会的第二大党。这给国外的印象是毁灭性的，在外交和财政上都会产生反面影响。我们面对的情况是：107个纳粹分子，41个胡根贝格分子，超过70个共产党人，大约有220多个议员极端否定目前的德意志国家，希望以革命的方式来推翻它。”

表3.2.2 各党在1930—1932年间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单位：%）

值得关注的是，纳粹党不仅在全国层面上快速崛起，在地方选举中也多有斩获，如在不伦瑞克得到22.2%的选票，在不来梅则高达25.4%。这种攀升姿态还将一直延续到1932年11月大选。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了纳粹党的快速发展呢？除了纳粹党的自身原因外，对纳粹党选民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以下特点：

其一，从意识形态来看，纳粹党是一种“吸引所有反对派”的政党，但其吸引力并不稳定。据统计，在1930年大选中，纳粹党的大部分选民来自其他政党的支持者，其中1/3曾支持过民族人民党，1/4支持过民主党和人民党，1/7从未参加过选举，1/10支持过社民党。不过，这些新支持者中的1/5将在下一轮选举中改换门庭，同时纳粹党还将迎来其他1/5的新支持者。

其二，从社会阶层来看，纳粹党是一种“混合性的、跨阶层的”政党，但它拥有一个“中产阶层的大肚皮”。高于平均投票率的阶层包括那些“老中产阶层”，如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典型的产业工人不会支持纳粹党，而失业工人首先投票给共产党。当然，失业职员会转向纳粹党。

其三，从教派和性别来看，非天主教徒（特别是基督新教）的男性才是纳粹党的投票者，而天主教徒或女性一般支持传统的保守党。

1930年大选后，布吕宁原本希望同纳粹党合作，但遭到后者拒绝。幸好社民党出于保障普鲁士大联盟政府的考虑，在布吕宁应允中央党继续合作的前提下，推行容忍政策，布吕宁内阁才可以无须继续要求总统解散国会。同时，总统也拒绝同希特勒对话。但是，作为国会第二大党的纳粹党已获得广阔的宣传舞台，得以合法地对民主体制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

最后，以紧缩为特征的财政与经济政策没有快速解决赤字问题，反而不断推高赤字总额，让德国更深地陷入危机。

纵观布吕宁的5个紧急条令，其内容不外乎提高税收和降低开支。提高税收既包括提高已有税种的缴税额度，也包括增加五花八门的特殊税，如消费税、饮料税、矿泉水税等。降低开支主要是压缩公共事务部门的经费，停止建设公共建筑，三次降低公务员和职员的薪水，削减各类社会保险金的额度。与这种严格紧缩的财政政策相配套，商品价格也受到严格控制。

但是，紧缩政策并未让德国经济快速复兴，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财政赤字从5亿马克增加到10亿马克；工业产量和投资率分别下降到1928年的58%和38%；失业率继续攀高，达到30%；1932年5月国家债务比布吕宁上台时还高了17%。

事实上，当时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利益团体代表、甚至内阁成员多次质疑布吕宁的紧缩政策，但总理仍然不为所动，因为他有自己的盘算。

外交上的算计首当其冲。在布吕宁的设想中，只有通过紧缩政策让德国经济出现灾难性场景，才能使《杨格计划》无以为继，最终让战胜国取消赔款；与此同时，他也考虑到外国贷款一旦抽离后出现的紧急状况。正因如此，当劳动部长向他反复推销劳动就业方案时，他总以任何变化都会影响赔款问题的最终解决为由而予以拒绝。

当然，如凯恩斯主义那样的解决方案能否在一个经历过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中得以推行，也是令人怀疑的。在布吕宁上台前后，保持预算平衡就是内阁与国会、政府与央行之间反复斗争的核心内容。更何况《杨格计划》也不会允许德国政府通过滥发货币来解决赔款问题。

更糟糕的是，由于1931年春夏之交爆发的银行危机和9月英镑贬值，紧缩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大。即便1931年夏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宣布战债归还延长一年，这种恶性循环仍然没有停止。

然而，不管以何种理由来推行紧缩政策，这种“以强化危机来克服危机”的做法在民众那里显然不受欢迎。纳粹党也由此找到了攻击政府的极好理由。

布吕宁政府的外交政策也未能如其所愿，立即实现德国的重新崛起。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从主观而言，布吕宁内阁放弃了施特雷泽曼时代的“和解外交”，不再遵循多元外交方针，转而采取单方面恢复大国地位的民族主义导向，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压制。

修改《凡尔赛和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主要目标，但方式各有不同。1923年前，政府大多采取对抗方式；此后，施特雷泽曼尝试用谈判和理解的方式，“洛加诺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欧洲和平时代的到来，也让德国恢复了一部分地位。但是，在布吕宁内阁建立后，由于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各国利己主义心理流行，权力政治重回国际舞台，新政府也转向了民族主义外交方针。

该方针的第一个表现是“德奥关税同盟”（Diedeutsch-sterreichische Zollunion）的筹建。该方案源于施特雷泽曼时代，当时的考虑是在西部边界修改、赔款问题解决等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再来讨论这一目标付诸实践的可能性。但布吕宁上台后，该方案却被视作德国重新崛起的必要之举，因为它将抵制由法国外长白里安提出的“欧洲联合国”（Vereinigte Staaten von Europa）计划，以保障德国在多瑙河与巴尔干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1931年3月21日，经过德奥双方反复协商，这一方案终告完成。

可想而知的是，该方案必然激怒其他欧洲国家。法国认为它对德法关系产生威胁，并且阻碍了白里安的欧洲计划；英国人害怕此举将影响正在进行中的裁军会议和欧洲合作；其他欧洲国家更害怕德意志统一所带来的可怕后果。

正在此时，5月，奥地利出现银行危机，急需外国信贷。英法则以奥地利退出德奥关税同盟为条件。同样，德国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危机，无法继续推行该计划。9月初，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正式宣布该计划无效。

民族主义外交方针的第二个表现是争取军事平等权。布吕宁政府参加国际联盟组织的裁军会议筹备，但态度强硬。1932年夏，德国代表团以无法得到军事平等权为由，退出会议。这种态度愈加引发了英法等国对德国崛起的警惕之心。

从客观而言，布吕宁内阁虽然以取消赔款为目的，不惜一再坚持事后看来完全错误的紧缩政策，但这一目标实际上取决于战胜国的立场，德国缺少直接控制赔款问题的能力。

1931年3月6日，布吕宁首次在内阁中表达了自己希望结束赔款的想法。当时，财政部国务秘书、外交部长和央行行长都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无法想象战胜国会放弃索赔权利。但布吕宁却坚信自己的想法。他在第二次紧急条令颁布时，号召民众“拿出最后的力量”，向世界展示德国履行赔偿义务的决心和无法继续赔偿的现实。

1931年6月20日，美国总统胡佛做出延期支付赔款的决定。这被视作布吕宁赔款政策的巨大胜利。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取消赔款道路上的第一步。半年后，国际清算银行特别委员会才在巴塞尔达成共识，承认德国无法完成赔款方案。再过半年，到1932年6月16日—7月9日的洛桑会议，战胜国终于决定取消德国赔款，但此时，布吕宁已经下台！

1932年5月30日，布吕宁宣布辞职。此时，离上述洛桑会议召开只有两周时间。对于布吕宁而言，取消德国赔款意味着所有内政外交危机都将迎刃而解。因此，这一步无异于让他倒在了“离终点只有百米之处”。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他真的快要接近终点了吗？

事实上，布吕宁的内外政策并没有让他找到解决问题的捷径，反而离目标越来越远。无论是紧缩政策还是民族主义外交方针，都让国内外舆论对其内阁失去耐心。而德国又很难去影响战胜国在赔款问题上的立场。在这种背景下，布吕宁所谓接近终点的说法，只能是一种幻觉，甚至如一些研究者所言，或许还是他事后自我辩解的一种策略。

进一步而言，在1932年上半年，布吕宁在三件事上的错误算计，让他更为远离想象中的终点：

第一，在1932年3月总统选举中，布吕宁虽然极力支持兴登堡，但结果反而让总统心生怨恨。

布吕宁打算趁这次选举，修改宪法，把公民直选总统制改为国会选举总统制，但未成功。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保留一个支持自己的总统。在他的反复劝说下，本来不愿意留任的兴登堡宣布参选。

3月13日的第一次选举未能产生得票率超过一半的当选者。在3370万张选票中，兴登堡获得1870万张（49.6%），纳粹党的候选人希特勒获得1130万张（30.1%），共产党的候选人台尔曼获得500万（13.2%），民族人民党的候选人杜伊斯特贝格（Theodor Duesterberg，1875—1950）获得260万张（6.8%）。

在4月10日的第二次选举中，杜伊斯特贝格退出选举，兴登堡获得53%的选票，希特勒和台尔曼的得票率分别为36.8%和10.2%。兴登堡再次当选为总统。

在此过程中，布吕宁为兴登堡当选做了不少努力。他在各党派中斡旋，组织了一个包括中央党、社民党、人民党等在内的、政治光谱十分广泛的支持者队伍，来支持兴登堡。

问题在于，兴登堡更在意保守派的支持。在选举前，他突然发现，自己担任名誉主席的钢盔团居然联合民族人民党，拒绝提名自己。在第二次选举时，他又发现，杜伊斯特贝格的200万选民变成了希特勒的支持者，而只有60万选民转投他的阵营。兴登堡感到自己被政治盟友抛弃了。更让他觉得难堪的是，中央党和社民党是自己的主要支持者，而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与兴登堡作为基督新教保守派政治家的身份不同。

由此，兴登堡的再次当选，并不如布吕宁所算计的那样，继续支持其领衔的总统内阁；恰恰相反，兴登堡的不满情绪在总统与总理之间关系上投下了阴影。

第二，1932年3—5月围绕冲锋队禁令上的争议，让右翼对布吕宁的政治立场愈加怀疑。

从1930年以来，纳粹党的两个组织冲锋队与党卫队不断招兵买马，并通过街头暴力，快速增强影响力，1930年底罗姆恢复了冲锋队队长职务。1932年3月中旬，普鲁士政府以冲锋队制定暴动计划为名，完全禁止纳粹党的社团组织在州内活动。4月13日，普鲁士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希望颁布全国性的冲锋队禁令，以维持秩序与安宁。对此，布吕宁与国防部长兼内政部长格勒纳表示支持。总理的想法是，乘此机会，压制纳粹党的发展，以便在未来国会选举中赢得一个理想的多数派格局。禁令随机出台。

但总统和右翼政治家们都对冲锋队禁令表示不满。总统认为，社民党的国旗队（Reichsbanner）仍在活动，不能仅仅禁止冲锋队。施莱歇尔则希望利用冲锋队来打击左翼力量。因此，施莱歇尔多次批评政府，并迫使格勒纳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虽然布吕宁内阁最终并未取消冲锋队禁令，但此事却让右翼决定抛弃布吕宁。

第三，布吕宁的农业政策未能得到理解，成为他被迫下台的导火索。

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危机始终存在。其主要表现是农业生产与销售之间的落差较大，农产品滞销严重。大萧条发生后，农业危机进一步加深。1931年，农产品丰收，但因大规模失业的负面影响，其销售量反而大跌，从前一年的94亿马克下降到66亿马克。农业负债问题由此加剧。据统计，到1931年中，全国农业抵押贷款欠债80亿，个人贷款欠债45亿，利息多达10亿；农业工厂的破产数量从1929年的1971家增加到1931年的4766家。

布吕宁的农业政策包含保护与改变两个方面的内容。从保护而言，他通过降低农产品运输成本（如1931年初降低动物运价11%）、增加农产品消费税（如1931年5月把糖税翻了一番）、支持特殊农产品生产（如支持北德发展畜牧业）、减少大地主的债务负担（如把短期借贷变为长期借贷，利率差额由政府承担）等方法来恢复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从改变而言，他致力于用一种“农业计划经济”（Agrarplanwirtschaft）来取代原来的“市场导向”，即强行收回没有经济价值的田产转而分配给农业移民，以便同时解决农业生产过剩和大规模失业两个问题。据其设想，到1932年3月底，在东部援助计划的安排下，应有34万公顷田地可供分配，政府将提供1.98亿马克的资金，并创造2万个新增岗位与1万个附属岗位。

显然，布吕宁的农业政策是同其紧缩政策背道而驰的，但有利于解决农业危机。然而，在大农业主利益团体——特别是国家农业联盟（Reichsl and bund）——眼中，这些措施不啻为一种“农业布尔什维主义”（Agrarbolschewismus），因为它赋予国家干预农业市场的权力，并剥夺了大农业主的财产。这些人反复向出身于易北河东岸的兴登堡告状，说政府正在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让已经心存不满的总统对布吕宁彻底失去信任。

1932年5月29日，兴登堡向布吕宁表示，他将收回对后者的信任。布吕宁试图劝说总统再给他一些时间，但没有成功。同时，布吕宁也拒绝了总统让他担任外长的提议。第二天，布吕宁辞职。

布吕宁政府是三届“总统内阁”中当政时间最长的一个，总计26个月。换言之，尽管布吕宁反复宣称自己倒在了“离终点只有百米之处”，实际上他比继任者们拥有更多时间来解决危机，规划国家的未来走向。当然，在这段时间里，大萧条仍在深化，而且伴随各国推出民族主义经济政策而进一步产生负面影响，让本来就陷入各种国家危机中的共和国缺少可以自如腾挪的空间。因而，布吕宁的选择余地很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布吕宁对魏玛民主体制的衰亡毫无责任。作为一个政治立场偏向保守的总理，他对民主制度的行动效率本来就心存疑虑。这一点决定了他虽然希望建立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协调关系，却最终转向了依靠紧急令来维持统治。更为糟糕的是，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政治转向后的复杂政治生态：一方面，他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让极端主义政治党派（特别是纳粹党）如脱缰野马般在德国大地上飞驰，吸引了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目光；另一方面，保守阵营越来越没有耐心去容忍他的政策，尤其是总统对他的信任快速流失。再者，布吕宁作为财政专家，一再坚持外交政策优先权，把紧缩政策作为全盘解决赔款问题的先决条件，从事后来看，并不恰当，反而成为延续并加深危机的源头。最后，从布吕宁内阁开始的民族主义外交方针转向，结束了施特雷泽曼时代的和解外交，刺激了扩张主义者的野心，同时恶化了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他旨在以走钢丝般的方式来摆脱眼前困境，不料却开启了一个让魏玛民主体制加速崩溃的进程。

二、巴本内阁

在布吕宁宣布辞职的第二天，另一位中央党人粉墨登场，宣布组阁成功。这就是巴本。学术界业已达成的共识是，在三届“总统内阁”中，巴本内阁最为主动地在内政外交上突破宪法，以筹建一个独裁政体。历史学家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1930— ）称之为“威胁国家政变的内阁”（Die Regierung der Staatsstreichdrohung）。

在保守阵营向总统施压并推翻布吕宁内阁的过程中，国防部办公厅主任施莱歇尔扮演着联络人兼说服者的双重角色。但是，他却拒绝成为布吕宁的继承者，反而向兴登堡推荐了巴本。这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施莱歇尔并非不想上位，而是对自己的实力心知肚明：作为军人和幕僚，他缺少国会党团的工作经验，完全没有把握在赢得国会多数派的支持下，组建一个自己可以掌控、同时又被兴登堡所信任的内阁。

在这种情况下，施莱歇尔有两种选择：一是支持已经成为国会第二大党的纳粹党组阁；二是继续保持“总统内阁”的模式，寻找一位保守阵营的代言人，同时获得纳粹党的“容忍”。由于纳粹党咄咄逼人的姿态，既让其他党派敬而远之，又让施莱歇尔感到棘手，所以第二种选择显得更加可靠。

巴本正是一个合适人选。这位贵族一直是中央党内“异类”：他在政治观上倾向于民族人民党，自认为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君主主义者”，希望建立一种“民族基础之上的独裁”，这与施莱歇尔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在德国政坛活动数年，曾担任过德国驻美国、土耳其等国武官，与兴登堡相识，深得后者信赖——总统亲切地称他为“小弗兰茨”（Frnzchens）。当然，最重要的是，巴本也愿意出任总理，以便实现自己的改制理想。

在布吕宁辞职前（4月28日与5月7日），保守阵营曾与纳粹党达成密约：纳粹党“容忍”一个保守派内阁；新内阁上台后，将废除冲锋队禁令。尽管据戈培尔日记披露，对希特勒而言，“这自然是不可能的”（6月2日）、“不是作为最尖锐的反对派，就是获得权力；容忍就是死亡。社民党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先例”（8月2日），但是，纳粹党当时的虚与委蛇却让施莱歇尔放松了警惕。在施莱歇尔看来，新内阁足以通过各种方式，让纳粹主义运动融入保守阵营中。这就是他的“驯服方案”（Zhmungskonzept）。

6月1日，巴本内阁成立。这是一个被戏称为“贵族内阁”（Kabinettder Barone）的国家领导集团，因为大部分部长都拥有贵族头衔，或是保守阵营的坚定成员，施莱歇尔出任国防部长。

巴本内阁旨在建立一个所谓“民族集中政府”（Die Regierung dernationalen Konzentration），即集中所有力量来应对国家危机。为此，巴本做出一系列举动来凸显自己的“超越党派性”。6月3日，他首先做出表率，退出了中央党，以避免受到党内政策的影响。此举足以让巴本内阁与此前的任何内阁（甚至布吕宁内阁）区分开来，它表明新政府有意识地抛弃了“政党国家”的基本特性。次日，他有意回避国会，而选择通过广播的方式来发表执政演讲。

更让人关注的是这篇演讲的内容。巴本在其中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集中所有力量，反对阶级斗争；第二，废除不必要的社会福利；第三，优先解决内政问题。

这篇被时人评论为“不可思议”的文件，尽管立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但国会却已经没有机会加以抵制。在这篇演讲的末尾，巴本宣布“解散国会”。这表明，与布吕宁上台伊始还想寻求在宪法框架内解决危机的做法不同，巴本从未想过同现存国会进行合作，而是力图在短期内建立一个适应“总统内阁”统治的政治格局。

不过，巴本内阁最终没有完成这一目标。在仅仅5个月的执政期中，它大概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实施执政方案，其余则因为两次国会大选而打乱了节奏。

从6月1日上台到7月31日国会大选结束，巴本政府拥有整整两个月近乎独裁的权力。围绕其执政方案，巴本主要完成了以下三项工作：首先，履行诺言，取消冲锋队禁令。6月14日，巴本政府宣布撤回由前任内阁颁布的冲锋队禁令；随后，巴本又在第二个相关法令中宣称，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判断军队之外的武装力量是否“威胁公共秩序”——换言之，地方政府也应该撤销禁令。其次，大规模削减福利，改造“福利国家”。6月14日，巴本政府颁布第一个有关社会政策的紧急令。它把失业保险金削减大约23%，危机救济金削减17%，城镇救济金削减15%，而且还继续降低短期工的工资以及退休金。除此之外，巴本还提出一个高达1.35亿马克的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并应允建立所谓“志愿劳动服务处”（Freiwillige Arbeitsdienst），但这些方案当时还停留在纸面上，未能立即予以实施。最后，以改造政治格局为名，颠覆了普鲁士州政府，发动了令人震惊的“打击普鲁士”（Preuenschlag）事件。魏玛时期，普鲁士的地位十分突出：它既是共和国的最大联邦州，又长期控制在社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手中，因而被视作“共和国的民主堡垒”（Bollwerk der Republik）。1932年上半叶，这里的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一方面，4月24日的州议会选举结果（见表3.2.3）表明，执政党联盟失去了多数地位，而右翼政党却有可能上台执政。但是，由于中央党拒绝支持一个纳粹州长，根据大选前州议会通过的选举程序，一位无法获得绝对多数的候选人仍然无法执掌州权。所以，社民党人布劳恩和泽韦林得以继续担任州长和警察局长。然而，这种格局显然是不稳定的。

表3.2.3 1932年4月24日普鲁士州议会选举结果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废除冲锋队禁令后，普鲁士州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街头暴力行动，其中大多数是冲锋队与左翼工人组织之间的冲突。特别在7月17日，冲锋队试图列队通过汉堡阿尔托纳（Hamburg-Altona）工人区，结果引发双方大规模械斗，造成18人死亡（其中不少是无辜路人）、多人受伤的结果。这次“阿尔托纳流血周日事件”（Altonaer Blutsonntag）让普鲁士州内的对抗性政治激进行动引起中央政府的关注。

对于巴本内阁而言，掌控普鲁士自然是一箭双雕的好机会：它既可以打击左翼政党，又能够恢复帝国时期中央—普鲁士合二为一的政治体制。7月14日，内阁提交的紧急条令得到总统批准。“阿尔托纳流血周日事件”更为中央政府的干涉举动提供了借口。7月20日，巴本宣布解除布劳恩和泽韦林的职务，由自己来担任普鲁士“国家专员”（Reichskommissar），并对柏林和勃兰登堡进行军事管制。

“打击普鲁士”是一次十分严重的国家政变行为，因为它改变了宪法所规定的中央/地方二元制的基本原则。类似举动也曾出现在二十年代初，当时的中央政府干涉过图林根、萨克森或巴伐利亚，但其对象并不是像普鲁士这样的最大联邦州，实施者也不是像巴本这样一心图谋改变共和国政治格局的人。

然而，社民党与自由工会都没有组织积极的抵抗行动。工人大规模失业的现状使得1920年卡普暴动时出现的大罢工无法再现，而且社民党还期待新一轮国会选举能够改变自己的困境。只有州长布劳恩向总理和总统分别寄去抗议信，并向国家法院提出上诉。10月25日，国家法院才做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判决：总统向联邦州派出特派员的做法是合乎宪法规定的，但该特派员不能在参议院和其他国家机构中代表各州利益。如此一来，社民党州长看上去重新获得了权力，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

总体而言，巴本内阁的上述三招完全是其施政纲领的具体化。但从实际效果看，它们并没有完成“民族集中”的使命，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纳粹党犹如被放出牢笼的野兽，到处出击；被削减福利的普通人对政府怨声载道；普鲁士从稳定之所迅速沦为动乱之源。而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大选则是巴本被迫吞下的最大恶果。

7月31日国会选举是共和国有史以来参选率最高的一次，为84%。这表明德国人在当时非常渴望通过此举来改变命运。但让民主派吃惊的是，魏玛体制显然不再成为人们寄予希望的对象。两个反共和国的左右极端政党都获得更多选票：纳粹党的胜利翻了一番，得到37.3%的选票，赢得国会230席，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则得到14.3%的选票。除此之外，中央党与巴伐利亚人民党由于反巴本政府的立场，得票略微回升，最终在国会中拥有97个议席。其他政党则都出现选票大幅流失的现象，社民党由此失去10个议席，人民党失去23席，民族人民党失去4席，脱胎于民主党的国家党只剩下4个议席。

反对魏玛民主体制的选票已经超过一半以上，但反对者并没有投向保守阵营，而是支持左右两翼的极端政党。从这一点而言，选民们至少对巴本政府的那些政策也并不是满意的。

更为糟糕的是，大获全胜的纳粹党不再愿意继续“容忍”巴本政府。8月5日，希特勒在与施莱歇尔的碰头会上明确表示，纳粹党希望成为执政党。在选举后的数日里，冲锋队在东普鲁士、西里西亚（Schlesien）等地到处进行恐怖行动。8月7日，戈培尔甚至已经完成了一份内阁名单。8月9日晚，冲锋队在上西里西亚制造了所谓“坡藤帕谋杀案”（Potempamord） ：5名冲锋队员殴打一位工人，并杀害了他的母亲。

当施莱歇尔与巴本讨论组建一个以希特勒为总理、同时包含中央党成员的政府时，总统却出人意料地投了反对票。8月10日，兴登堡表示，把这么一位“波希米亚二等兵”任命为总理简直是一出笑话。同日，内政部长也对希特勒组阁计划表示反对。8月13日上午，巴本与希特勒会谈，后者拒绝接受副总理职位。下午，兴登堡在同希特勒的私人谈话中再次明确拒绝把总理职位授予一个使用恐怖手段的政党。随后公开发布的总统府声明，把希特勒形容为一个“对祖国既无良知又无责任感的人”。希特勒出任总理的方案就此作罢。尽管如此，为了安抚纳粹党，巴本仍然出面作为普鲁士特派员，把“坡藤帕谋杀案”中凶手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由此，对于巴本政府而言，峰回路转的契机出现了：一方面，看上去总统仍然对巴本充满信任；另一方面，纳粹党由于未能马上实现希特勒就任总理的方案，在随后数周内陷入到内部危机中，希特勒的权威受到党内左翼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1892—1934）等人的挑战——后者希望首先让纳粹党参加组阁，而不是坚持希特勒就任总理。

巴本内阁获得了两个月的喘气时间。它随即在政治和经济上做出两项重要调整。

其一，在政治诉求上更为明确，推出所谓“新国家”（Neuer Staat）的政变方案。施莱歇尔等人料定，新国会仍将对巴本内阁投不信任票，然后由总统继续解散国会。问题在于，这次国会解散后，德国有可能选择其他道路吗？根据宪法，总统必须在60天内组织新选举，但若总统认为出现“国家紧急状况”，则可以推迟这一期限。巴本希望藉此推动宪法改革。9月12日，他在广播谈话中指出“形式民主的体制已经掉价了”。他希望恢复帝国时期的宪政体制，其区别只是把皇帝变成总统。同时，德国还必须建立一个根据职业阶层来构成的上院（Oberhaus），其成员由总统任命。这种“新国家”实际上是以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为模板的。

其二，利用外交胜利，转变经济上的紧缩政策。7月9日《洛桑协议》签订，规定德国只需要再支付30亿马克与5%的汇款费后便终结赔款问题。这无疑有利于德国经济复苏。巴本决定把6月14日紧急条令中创造就业的计划转变为实践方案，9月4日—5日的两项条令就是其成果。政府在交通、水利和农业领域中为青年失业者提供就业岗位，并将为增加工作岗位的企业提供总计7亿马克的补贴。这项举措当时被一位美国记者赞誉为“在欧洲所有国家克服危机的计划中最天才的一种”。

然而，第一项举措没有获得总统的支持。兴登堡并不愿意以“紧急状况”为由，推迟合法选举的时间。第二项举措虽然有利于减少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冲击，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巴本政府的任何举动都受到国会多数派的反对。9月12日，在戈林担任主席的国会中，共产党提出不信任案，得到除人民党和民族人民党议员（42票）之外几乎所有议员（512票）的赞同，创下魏玛历史之最。不过，巴本早已获得总统的授权，当场解散国会，并在两天后再次成立内阁。

由于兴登堡拒绝推迟，国会选举被安排在11月6日，而第二届巴本内阁根本没有足够时间去做准备。与此同时，德国政局出现了让政府感到更棘手的现象，所谓“褐—红统一阵线”（Braun-rote Einheitsfront），即纳粹党和共产党开始携手反对巴本内阁。这一点特别反映在11月初柏林交通业大罢工中。当时为提高小时工资，共产党的革命工会（Revolutionre Gewerkschafts-Opposition，RGO）与纳粹党的企业支部（NSBO）携手发动了长达一周的罢工。这让施莱歇尔颇感震惊。

国会选举结果进一步让施莱歇尔对巴本失去信心：在这次选举中，未投票的人数从700万增加到900万，表明民众已经对频繁选举感到厌倦；纳粹党的支持率自1931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趋势，从37.3%降到33.1%；社民党继续流失选民，得票率从21.6%下降到20.4%；共产党倒增加了2.6个百分点；其他大党基本维持不变，小党的得票率略微上升。在584个席位中，纳粹党与共产党拥有296个，仍然超过半数。

在此背景下，巴本下台无可挽回。11月17日，由于各党派拒绝与内阁合作，巴本辞职，但被兴登堡留任看守内阁。11月19日—20日，兴登堡两次与希特勒会面，但总统仍然对后者不放心。11月24日，兴登堡公开发表宣言说，他无法把总统全权“交付给一个总是不断强调其排他性的政党之领袖”。总统希望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然后让巴本继续执政。但是，后者却害怕因此把国家推向内战边缘。

与此同时，施莱歇尔开始着手寻找解决国家危机的其他途径。11月28日，他与自由工会主席莱帕特（Theodor Leipart，1867—1947）会谈，抛出了令工会感到满意的一系列新社会政策方案，如进一步改善失业救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等。此外，他还同纳粹党内的左翼领袖施特拉塞尔取得联系。12月2日，施莱歇尔又邀请自己的朋友、国防军将领奥特（Eugen Ott，1889—1977）在内阁会议上暗示，国防军无力平定因为巴本的“新国家”方案而激发的内乱，更无法同时应对波兰有可能对东普鲁士发起的进攻。这让总统最终下定了决心，“感到心痛地”接受了巴本的辞职。

与前任相比，巴本始终是一位带着明确推翻魏玛民主体制这一想法而登上总理宝座的保守派政治家。对他而言，外交和经济两个领域都不如政治变革重要。他的“新国家”方案源于此前已被多位保守派思想家讨论过的观念，即把议会民主制改为强人统治。这是所谓“保守革命”的一部分内容。其失败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观念的落后性——事实上，考虑到同时代其他国家出现的类似思潮，德国现象并不特殊，甚至可以说属于同一类反现代性抗争——而是在于巴本贯彻此类观念时的方法过于陈旧。这位“贵族内阁”的首领仍然热衷于19世纪政治交易的基本模式，只与上层谋划，对大众充满鄙视，因而无法摸准大众政治（Massenpolitik）时代的运行规则，对两次国会选举结果都毫无准备。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才让保守阵营也对他失去耐心。

与之相应，巴本执政期间的经济政策既不能高估，更不能忽视。一方面，其经济政策是为政变方案服务的，因而目的性颇为可疑，巴本对这些政策的投入也不多，而且它们仅仅停留在创造就业岗位上，在货币政策和国家预算方面都乏善可陈；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终于改变了布吕宁内阁的紧缩政策，是此后德国政府解决经济危机的一系列方案的源头，无论是施莱歇尔还是希特勒，都从中获益颇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巴本虽然由施莱歇尔通过高层谋划而出任总理，但他最终又倒在了后者的高层谋划之下。对于巴本而言，这是不可忍受的屈辱。正因如此，他随后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推翻新政府的新一轮高层谋划中，并为此做出了最为糟糕的决定。

三、施莱歇尔内阁与希特勒上台

1932年12月2日，施莱歇尔被总统任命为魏玛共和国的第12位总理、第20届政府首脑。这既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也是自1890年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1831—1899）被任命为首相后再次出现一位将军出任政府首脑的现象。学术界一度对施莱歇尔充满敌视，因为他在共和国谢幕中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但随着大量史料被重新发现和解读，人们又发现他虽然属于保守派，但与巴本并不同路，而且也有意识地与希特勒拉开距离。在共和国走向灭亡的过程中，施莱歇尔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也曾绞尽脑汁地想帮助德国走出危机，只不过最后以失败告终。

施莱歇尔是一位普鲁士军官之子，在军中先后结识兴登堡之子奥斯卡（Oskar von Hindenburg，1883—1960）及后来的元帅曼因斯坦（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等人。一战中，他大多数时间在最高指挥部工作，与兴登堡等高层军官熟识。战后，他先后担任陆军司令泽克特的顾问及国防部陆军处处长等职。1929年他升为少将后，转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

一战后初期，施莱歇尔曾支持军方与社民党人合作，即所谓“艾伯特—格勒纳协议”（Ebert-Groener-Pakt）。但后来，他更倾向于保守理念，要求恢复国家权威，重整经济和修改《凡尔赛和约》。正因如此，兴登堡对他充满信任。据布吕宁回忆说，总统曾向他建议“请依仗施莱歇尔将军。这是一个聪明的人，对政治知之甚多”。

一战的经历让施莱歇尔对工会存在好感，因为他发现“工人代表的立场与态度比企业家理性得多”。此外，经过两届总统内阁的观察，他也看到了民众拥有着不可预知的力量。为此，当他被迫走上前台后，决定要构建一种“横向阵线”（Querfront），或被称为“工会阵线”（Gewerkschaftsfront），即把所有同劳方相关的力量集中起来。

这一方案首先体现在施莱歇尔的内阁名单中。巴本内阁的部长大多数被留任，但内政部长盖尔（Wilhelm Freiherr von Gayl，1879—1945）由布拉赫特（Franz Bracht）接任，劳动部长谢弗尔（Hans Schffer，1886—1967）由苏鲁普（Friedrich Syrup，1881—1945）接任。此外，施莱歇尔特别在劳动部下设立新部门“劳动岗位创造国家特派员办公室”（A mtdes Reichskommissars für Arbeitsbeschaffung），由格里克（Gün the r Gereke，1893—1970）执掌。这种人事变化反映了新总理试图同巴本划清界限的努力。盖尔曾积极支持巴本的“新国家”方案，谢弗尔也一再努力贯彻巴本清除“福利国家”的计划，而现在施莱歇尔则希望通过更换部长的方式，向外界宣告，本届政府不再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并将有意识地关注劳方诉求。格里克曾在布吕宁内阁时期担任“公共劳动特派员”（Staatskommissarfürffentliche Arbeit），与劳方共同筹划过一份劳动岗位创造计划。现在，施莱歇尔内阁提供的新职务既有助于他继续推行上述计划，以减少失业者人数，稳定社会，同时也可以通过他建立内阁与工会之间的桥梁。

其次，施莱歇尔在上台前后多次与各派劳方利益组织沟通，以夯实执政基础。早在1932年11月，施莱歇尔与自由工会高层便已达成默契，以国家创造劳动就业岗位的方案来换取劳工们的支持。对于自由工会而言，施莱歇尔的方案是诱人的，除了它确实能够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外，还因它同自由工会此前业已制定的“WTB方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是1932年4月，由自由工会统计办公室主任沃廷斯基（Wladimir Woytinsky，1885—1960）、木工工会主席塔瑙（Fritz Tarnow，1880—1951）和社民党农业政策学家巴德（Fritz Baade，1893—1974）联合筹划的经济复兴方案，其内容同样是以公共工程的方式来解决大约100万失业者再就业的问题。该方案因采取一定程度的通涨方式，曾被社民党拒绝，所以自由工会坚定了独立于政党政治的想法，迅速接过施莱歇尔抛来的绣球。

施莱歇尔还拉拢了纳粹党内的左翼。在施莱歇尔看来，纳粹党既是国会最大政党，又笼络了大批足以作为国防军重建基础的年轻人，应该成为“横向阵线”的基础。但是，他又担心无法控制希特勒的野心，因此转而关注11月大选后纳粹党内势力大增的施特拉塞尔派。施特拉塞尔坚决反对希特勒“不当总理，就当反对派”的强硬态度，希望首先争取纳粹党入阁的机遇。12月4日，纳粹党在图林根州得到的选票比7月下降20%，这让施特拉塞尔更坚定了与施莱歇尔谈判的念头。当晚，两人见面。总理是否向施特拉塞尔许诺出任副总理，至今尚难确定。但在此后几天内，纳粹党内出现了更为激烈的争议。施特拉塞尔周围聚拢了一些重要的党内官员，另有50名以上的国会议员表示支持。

施莱歇尔的努力获得国会多数派的积极回应。国会主席团（ltestenrat）推迟了新国会的开会时间，也没有组织不信任投票。但是，国会也做了防守准备。12月9日，国会通过一项纳粹党提案，修改宪法第51条，把总统的代理权由总理转给国家法院院长，以防在兴登堡遭遇不测时，施莱歇尔将身兼总统、总理和国防部长三职。

12月15日，施莱歇尔发表执政宣言。其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两点：一是坚决否认独裁意图，表明自己反对改变宪法的立场。二是提出创造就业岗位是其主要的社会经济政策。他说，“‘创造工作’就是所有方案的核心所在。”

然而，这份充满信心的“横向阵线”方案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并直接影响到施莱歇尔内阁的续存。原因何在？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施莱歇尔的真实目标仍然是用强人政体来代替民主体制，这让左翼政党始终对他抱有怀疑态度。例如，在发布执政宣言的方式上，施莱歇尔沿袭了巴本的作风，采取广播而非国会演讲。这一点表明这位争取劳方“谅解”的军人总理并没有真心实意地放弃强人政治的理念，而是希望构建一种拥有大众基础的波拿巴式的统治。社民党甚至把施莱歇尔视作比希特勒更为糟糕的“恶”——他们认为，希特勒一旦上台，便很快会因为无法完成执政使命而下台，于是民主复兴便有可能——因而始终不愿意继续推行“容忍”政策。

对于施莱歇尔而言，把目光紧盯自由工会，而放弃与社民党之间的积极沟通，同样是一种失策。事实上，自由工会虽然做出了远离社民党的姿态，但事实上并没有完全脱离社民党的影响。正好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社民党对施莱歇尔的负面评价仍然被工会高层所接受。另一方面，工会对施莱歇尔的就业方案只能解决40万—50万岗位的结果也不满意。由此，“横向阵线”失去了一个重心。

让施莱歇尔更为失望的是，第二个重心纳粹党内左翼施特拉塞尔也很快退却了。最初已鼓足勇气的施特拉塞尔居然在几日内发生动摇。12月8日，他辞去了党内的一切职务，去了国外。希特勒随即接管了所有权力。纳粹党继续坚持非此即彼的战略，拒绝同政府合作。

如此一来，“横向阵线”自然无法继续推进。同时，大工业家与大农业主也向施莱歇尔发起进攻，并且同希特勒结成联盟。

有关资本家与纳粹党崛起之间的关联，曾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对象。一般认为，垄断资本家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积极支持纳粹党的发展。例如研究者发现，基尔道夫（Emil Kirdorf，1847—1938）这位矿场监事会主席早在1927年便加入了纳粹党，并担任了希特勒与重工业集团之间的联络人。大工业家蒂森是纳粹党得以购买慕尼黑党部的主要资助人。甚至连美国汽车大亨福特（Henry Ford，1863—1947）也曾与纳粹党保持着积极联系。

但是，把两者简单联系起来的观点也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批评。一方面，并非所有垄断资本家都支持纳粹党，如西门子或克虏伯在1932年前与纳粹党保持距离，这里牵涉到重工业界与轻工业界对希特勒的外交观存在不同评判等问题；另一方面，并非资本家的资助使得纳粹党的选票增加，而是相反，由于纳粹党令人震惊的选举成绩，才让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关注纳粹党。至少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经济界对纳粹党的支持力度加大。11月19日，银行家、工业家与大农业主联名致信总统兴登堡，要求让希特勒取代巴本担任总理，以便让工人阶级远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资本家与纳粹党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延续到施莱歇尔执政时期。在部分资本家看来，施莱歇尔的“横向阵线”明显偏向劳方，是一种布尔什维主义化的做法。重工业集团明确支持希特勒取代施莱歇尔。这一点也被大农业主所接受。1933年1月11日，国家农业联盟在报刊上公布了措辞强硬的宣言，坚决反对政府的移民计划。但直到1月中旬，轻工业界仍然没有改变支持政府的立场，因为施莱歇尔的创造就业方案将把5亿马克资金投入到住房改建、改良土壤等方面，有利于这些领域的企业复兴。

尽管如此，部分资本家的支持仍然引起保守派政治家的关注，特别是巴本。自视甚高的巴本下台后，对施莱歇尔耿耿于怀，正等候时机加以反扑。1月4日，在科隆银行家、纳粹党经济顾问施罗德（Kurt von Schrder，1889—1966）的家中，巴本应邀与希特勒会面，商讨联合组阁等事宜。当时，巴本仍然拒绝希特勒担任政府首脑的要求。这次谈话无果而终。两周后，1月14日，希特勒与民族人民党主席胡根贝格及钢盔团主席塞尔特（Franz Seldte，1882—1947）会面。双方更为深入地探讨纳粹党与右翼保守派之间进行联合的方式。1月22日，在纳粹党人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家中，兴登堡的秘书迈斯纳和儿子奥斯卡也会见了希特勒。

总体而言，这些谈判基本反映了保守政治家们对政治格局的基本谋算：第一，施莱歇尔的“横线阵线”方案过于左倾，不能予以支持；第二，纳粹党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立场可以接受，且其影响力不容忽视；第三，给予纳粹党有限的政治资源，最终让它融入“保守革命”中。为此，巴本、胡根贝格等人允诺让希特勒就任总理，纳粹党可以获得中央内政部长兼普鲁士内政部长这一重要职务，但必须保证巴本仍然出任普鲁士特派员。

世人难以推测希特勒当时如何评判保守阵营抛出的绣球，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月份的三次谈判之后，希特勒通往总理府的道路已经明朗，而施莱歇尔谢幕的时刻则越来越近。

从1932年12月中旬开始，施莱歇尔的“横向阵线”已经陷入困顿。他对巴本等人联系希特勒的种种做法也心知肚明。但是，他在当时还没有山穷水尽。至少他还有一条路，即效仿巴本，通过兴登堡的支持，以“国家紧急状况”为由来解散国会，然后借两个月的独裁时间来创造新的政治局面。

为此，施莱歇尔与普鲁士原州长、社民党人布劳恩进行谈判。这次谈判的结果令他感到满意。布劳恩是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清楚认识到纳粹党的危险，因而同意在国会解散后，劝服社民党高层去支持政府的工作。

但是，施莱歇尔仍然希望等施特拉塞尔回国后，同样取得纳粹党的“容忍”，恢复“横向阵线”。然而，等施特拉塞尔回国表示愿意继续合作时，施莱歇尔发现自己错过了两个重要时机：一是布劳恩在社民党内的影响力业已衰落，无法实现他对总理的承诺；二是由于希特勒与保守阵营的几次谈判及纳粹党在利珀—德特莫尔特州获得高达39.5%的选票，施特拉塞尔在纳粹党内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旁落。

如此一来，施莱歇尔只能依靠总统的信任来面对解散国会之后的未知情况。但在1月28日，兴登堡却拒绝给予这种信任。总统的解释是，任命施莱歇尔的初衷就是要恢复“正常状态”，而不是再次回到“紧急状况”——巴本正是因此而下台的，施莱歇尔也不例外。事实上，这些不过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此前与希特勒达成密约的奥斯卡、迈斯纳以及巴本等人已经向兴登堡施加过影响。不过，直到1月28日前，兴登堡仍然期待一个巴本内阁，而不是希特勒内阁。只不过由于纳粹党公开声明将抵制巴本内阁，才让巴本知难而退，最终还劝说总统接受了那位“二等兵”。

同日，施莱歇尔宣布辞职。两天后，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三届“总统内阁”的历史就此结束，魏玛共和国的大幕也从此拉上。

作为“总统内阁”的始作俑者和最后终结者，施莱歇尔在共和国灭亡中的角色耐人寻味。一方面，他对议会民主制极为不满，积极充当着所谓“保守革命”的策划者。倘若没有他的鼓动和谋划，“总统内阁”这种执政模式也许不会出现在魏玛舞台上，即便该体制并不违宪。另一方面，他并不是一个极端落后的保守派，他的执政方案明显反映出一种试图解决魏玛危机的努力。他看到了大众政治时代有别于此前精英政治时代的特征，敏锐地抓住了解决危机的关键所在，如建立“横向阵线”来夯实执政基础，以创造就业岗位的计划来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等。因此，从总体而言，施莱歇尔的确想推翻魏玛体制，但他希望在解决魏玛危机的基础上推动政治转型。

施莱歇尔的失败既是其个人问题，也反映了整个保守派的局限性。“横向阵线”的方案看似完美，实际建立在漏洞百出的算计之上。对于左翼，施莱歇尔只盯着自由工会高层，却没有发现工会与社民党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紧密关联。对于右翼，施莱歇尔又高估了施特拉塞尔的影响力，未曾料及后者在希特勒的威望之下居然临阵脱逃。更糟糕的是，这一方案只照顾到劳方，却得罪了资方。被施莱歇尔赶下台的巴本则抓住契机联合资方，与希特勒谈判，同样以密谋的方式推翻了施莱歇尔。然而，这一进程恰恰也反映了整个保守阵营的内部既缺少公认的领袖，也对解决危机的途径未能形成共识，最终只能借助纳粹党的力量来推翻施莱歇尔。

“总统内阁”作为《魏玛宪法》所允许的一种执政模式，在共和国末期却扮演着推翻民主体制的终结者角色。如此巨大的反差当然与1930—1933年间的严重国家危机相关，但也源于此前已经存在的一系列潜在问题。

首先，就宪法本身而言，第48条赋予总统的独裁权并非不合理，但高估了总统“超党派”的自觉性。正如前文所言，在韦伯等法学家看来，总统独裁权是消解国会独裁权的唯一方式，以便解决政党政治中极易出现的拖沓不决的问题。在艾伯特当政期间，依仗总统信任来颁布紧急条令的情况也曾出现过（如1919年、1920年、1923年），而且十分顺利地解决了国家危机。然而，兴登堡并不是艾伯特，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成为一名共和主义者，其政治观依然属于德意志帝国。当然，兴登堡也希望维持内阁与国会保持一致的最佳状态，这也是他为何三次以内阁无法取得国会多数派支持为由来更迭总理。但是，当这种情形无法出现时，他便十分自然地倒向保守主义阵营，认可后者已经谋划许久的“保守革命”，寻找各种突破《魏玛宪法》的可能性。布吕宁在回忆录中对兴登堡的评价或许恰到好处：“总统那些令我多次感到震惊的行为是符合其性格的。当局势显得十分困难甚或灾难性时，他会变得胆小起来，依赖于其他人的决策；倘若一切顺利，他便会变得挑剔——于是人们必须担心他随时会发生突然的变卦。”此外，一位年逾八旬的老者也容易受到亲戚（儿子奥斯卡）或亲信（总统办公厅主任迈斯纳）的影响，在总理人选上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无论是最后三任总理还是希特勒的选择，无一例外。特别是在希特勒的挑选上，兴登堡从厌恶到接受的态度转变，正是所谓“巴本密谋”的结果。从这一点而言，即便“总统内阁”本身并不违宪，但《魏玛宪法》对总统人选及其权力缺乏防御性的限制条款，当是1930年后共和国局势急转直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就三届“总统内阁”而言，从就任到辞职的过程各有千秋，三任总理的政治观念也彼此不同，但他们都加快了共和国走向衰亡的步伐，并为纳粹夺权打开了大门。布吕宁是一位理性的君主主义者，虽然内心希望革新政治，但在当政期间却仍然试图取得国会多数的支持，并坚持外交优先的原则。与此相反，后面两位总理都把内政置于外交之前。巴本是一位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从上台开始就推行有目的的“新国家”方案，并不惜发动“打击普鲁士”，改变中央与地方关系。相比之下，施莱歇尔是一位懂得谋略的保守派军人，他试图以“横向阵线”的方式来迎合大众政治时代的特征。然而，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把民众一步步推向反共和阵营。布吕宁坚持以彻底解决赔款问题为目标的紧缩政策，一再错过经济复兴的契机。巴本废除冲锋队禁令则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严重恶化了政治局势。施莱歇尔虽然推行大规模就业计划，并试图与左翼沟通，但又因为缺少政治经验，既没有得到左翼的最终认可，又失去了保守阵营的支持。更为糟糕的是，当他们无法获得国会多数支持时，他们都倾向于用重新大选的方式来建构有利于自己的政治格局，结果让反对魏玛民主体制的左右极端政党在3年之内的5次大选中迅速崛起。

再次，就共和阵营而言，他们既缺少有效的危机处理手段，也没有组织行之有效的抵抗行动，仅仅抱着幻想而失去了保卫共和的机会。自最后一届大联合政府倒台后，共和阵营的分化极为严重。民主党最终转变为新党，彻底失去影响力；中央党由右翼领导，不断偏向保守阵营；社民党一方面受制于工人大规模失业的现实，另一方面又满足于充当反对党的角色——它最初“容忍”了布吕宁的萧条政策，后来却“反对”巴本和施莱歇尔的就业岗位创造方案，甚至认为后者比希特勒更糟糕！在1930年后的几次大选中，社民党节节败退，却在没有转变方针的情况下，仍然对下一次大选抱有幻想。如在1932年11月大选后，社民党与自由主义者们都确信“纳粹主义的思想失去了吸引力”。进一步而言，社民党还日益陷入到与共产党之间“兄弟阋墙”的争斗中，此举既分化了工人选民，又为纳粹党制造了可趁之机。

最后，就纳粹党而言，“总统内阁”虽然不是注定的“纳粹夺权之前奏”，但正因为希特勒善于抓住机会，才使得纳粹上台得以可能。在1930年前，纳粹党已通过内部革新的方式，做好了成为一个“全民党”的准备。在纷乱无常的5次大选中，这种旨在吸纳所有阶层选票的战略看起来的确起到了作用，因为几乎所有其他政党的选民都有投奔纳粹党的记录。在这一过程中，希特勒的个人魅力不可忽视。他那经过哲学博士戈培尔精心雕琢的演讲词、反复演练而激情高涨的演说才能、一周内飞向全国各地的巡回宣传毅力以及毫无根据指鹿为马的批判伎俩，不仅使他赢得了大量支持者，而且也让所有党派乱了阵脚。共产党看到了纳粹党的危险，却把社民党视作更危险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社民党一心与纳粹党保持距离，却在施莱歇尔当政期间，反而期待希特勒上台以便让民众重回民主怀抱；保守阵营则严重低估希特勒的实力，以为可以控制住纳粹党，并将之融入保守革命中。事实证明，它们都错了。

进一步来看，在纳粹党内部，党卫队的快速崛起也为希特勒掌权也铺平了道路。1929年1月，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就任党卫队全国领袖后，决心要把党卫队打造成纳粹运动的精英集团和利器。在其努力下，党卫队的规模迅速扩大，到1930年12月，成员人数已增至2727名。经济大危机期间冲锋队与纳粹党之间的矛盾激化，尤其是冲锋队的两次叛乱，给党卫队的扩充和地位提升提供了很好的机遇。1930年8月29日，柏林冲锋队发动第一次叛乱，希特勒亲自赶到柏林，用安抚手段平息事态，随后即着手提高党卫队的地位，要求把党卫队建成纳粹党的精英部队，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靠的部队。同年11月7日，他规定“党卫队的任务首先是在党内执行警察职责”，从而使它越出卫兵组织的范畴。同年底，希特勒将党卫队和冲锋队分开。党卫队在形式上仍然隶属于冲锋队，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外，“任何冲锋队领袖均无权对党卫队发布命令”。党卫队员改穿黑色制服，系黑领带，戴饰有骷髅标志的黑色大沿帽，佩黑肩章和镶黑边的卐臂章。1931年4月，冲锋队发动第二次叛乱，希特勒一面在党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起事者，一面调集党卫队平息叛乱。趁此机会，希姆莱进一步扩大党卫队的规模。1931年底，其成员增至1万人，翌年底达3万，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时，人数已达到5.2万。

当然，若我们把观察视角放在国际上，还能发现议会制在欧洲一些国家中都出现了危机，如捷克、奥地利。它们与魏玛德国都是帝国的后续者，都未曾对议会民主制做过足够的心理和机制上的准备，都对政党国家充满疑虑乃至敌意。从这一点而言，魏玛衰亡的悲剧也不是个案，它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议会民主制在欧洲政治运行中的危机。

总之，在民族、民主、民生三个互有联系又相互制约的问题上，三届内阁各有侧重，无法找到一条从整体上解决国家危机的方法，反而由于顾此失彼，最终把国家权力送给了纳粹党。

第三节 魏玛共和国覆灭的原因

作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体制，魏玛共和国为什么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走向覆灭？这是自1933年1月30日纳粹上台后不断被讨论的问题。国际学术界最初把目光投向共和国的末期危机，把魏玛问题简单归结为“法西斯主义的前夜”。随后，研究者又发现“十一月革命”作为共和国的起点，未能成功完成社会转型的使命，以致民主基础无法得到夯实。接下来，人们集中讨论了“金色二十年代”的繁华与问题，到最近20年，尽管微观研究蔚然成风，但历史学家们都已倾向于从整体上考察魏玛体制的兴衰成败，并大致得出以下四点共识。

一、德意志帝国的负面遗产

从历史的角度看，尽管德意志帝国已经被魏玛共和国取代，德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转变，但帝国留下的负面遗产依然在共和国时期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这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观念形态、精英人选和公众素养等三个层面中。

在观念形态上，帝国建立前后形成的一种价值观未能得到及时清算：即“德意志发展的特殊性”。与英法相比，德意志的现代化道路确实存在某些特殊现象，例如经济现代化的步伐远远快于政治现代化的速度，以致民族国家成立较晚、容克贵族继续把持政权。尽管如此，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并未停止，国会首先推行普选制，然后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崛起而出现权力格局的缓慢变动。在帝国的部分地区（主要在西部），市镇民主化趋势也日益明显。然而问题在于，大部分掌权者与知识精英们不愿意面对现实，而是固执己见地继续强调“德意志发展的特殊性”，以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心”为幌子，实则为了坚持君主独裁体制的合法地位。从这种价值观出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1914年思想”，即强调“一个无阶级、无冲突、和谐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由能干的、受过教育的市民官僚机构指挥，由强大的普鲁士—德意志军事君主制保护下”的社会秩序，要优越于从“1789年思想”中脱胎而出的英法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样一种价值观并未随着德国战败而消亡。相反，它在魏玛时期还不断得到保守派精英们的积极回应，最后甚至为希特勒所宣扬的“民族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精神食粮。

在精英人选上，帝国培养的一代治国者大多没有真心诚意地接受民主共和的观念，但又被继续保留在共和国的关键岗位上。不可否认，帝国时期也孕育了一批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但他们多数未能进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管理部门。“十一月革命”之后，情况有所改观，如艾伯特这样未经过大学教育、没有公务管理经验的社民党人也能成为总统，自由主义者普洛伊斯被授权起草宪法。不过，革命并未带来政治清洗。在大部分管理岗位、司法部门或大学教席上的知识精英们仍然是那些曾经效忠过帝国秩序、心怀专制理念的“战前一代人”。正因如此，共和国的大部分总理都对民主思想颇为陌生，一旦遭遇国会抵制，都会首先求助于总统授权发布“紧急令”；同样，在1923年危机中，法官们可以对共产党人和纳粹党人施以宽紧程度不一的刑罚，而律师们如一首讽刺歌曲所言，“要想当律师又站在左翼，/那没别的，就是对祖国的叛逆”；此外，大学教授们继续在校园中推销传统的知识精英特权思想，如一本名为《高校》（Die Hochschule）在1919年初公开抱怨说“革命剥夺了知识分子阶层未来的可靠垄断”！那些立场有所变化、但内心对民主依然存在疑虑的共和国精英们，自视为“理性共和党人”（Vernunftrepublikaner）。他们虽然容忍魏玛体制，但其知性风格让他们更容易发现民主弊病，从而倾向于借助传统而导向一种“强势总统维持下的共和”。共和国历史过于短暂，还未完成正常的代际更迭，让抱有传统观念的知识精英们掌控了权力和舆论，以致压缩了民主表达的可能性。

在公众素养上，如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1926—）所言，一种“非自由主义”（illiberalism）的“文化风格”构成了主旋律。这种风格指的是“在精神上和政策上抵制向民主做出进一步妥协的虔诚之心，即便为此付出政治独立的代价。”在帝国时期，德国公众并没有受过充分的民主熏陶。相反，人们崇拜权威、怀恋旧制度，“非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力更为强大。人们由此沉浸在帝国精英们构造的“德意志独特性”的幻觉中，鄙弃自由主义，崇拜英雄。到魏玛时期，公众未能得到充分的民主教育，反而不断面对由民主体制带来的各种乱象——1929—1932年间的五次大选即是一例。如此一来，公众既无法接受民主运行的基本规则，更无法理解民主交往的常见形态。时间越久，公众越怀念“非自由主义”的过去，对共和国的认同度也就越低。

二、一战战败与《凡尔赛和约》的影响

德国在一战中的败局及其被迫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构成了魏玛共和国覆灭的外在压力。

如前文所述，大战期间，德意志帝国的民主转型原本有过两次机会：第一次是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为巩固“城堡和平”的局面，曾多次向国会多数派表达战后改革的诚意。但是，这次机会随着首相在“1917年7月危机”中下台而付之东流。第二次是1918年10月巴登亲王主导的“上层革命”。在其执政的60多天内，帝国宪法得到修改，国会终于获得对于帝国政府的掌控权；此外，普鲁士议会也批准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然而，突如其来的基尔水兵起义连同慕尼黑革命与柏林革命一起，打断了和平变革的节奏，也让内部改革的动力偃旗息鼓。

在此情况下，新生的魏玛民主体制不得不与战败结果以及《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革命让德国军队战败”——这样的想法在战后社会颇为流行，以致魏玛政权从一出生便带上了耻辱的标志，更容易沦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发泄情绪的对象。这种“匕首刺背”的谎言流行极广，以至于艾伯特总统也不得不多次站上被告席来为革命者辩护。不仅如此，《凡尔赛和约》有关战争罪责的界定及其相系的赔款问题始终如噩梦般萦绕在共和国的短暂一生中。所有内阁都反对战争罪责条款，但又不得不以各种方式（无论“修约”还是“履约”）与赔款问题打交道。这让历届魏玛政府既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又时刻面临道德责难的困境。

特别在赔款问题上，魏玛政府的行动空间受到了最为强有力的限制。一方面，为了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特别是恢复国家信用，继续得到美英贷款，必须表现出履约的诚意；另一方面，为了减少右翼保守派的指责，避免国民将之同“卖国贼”政府联系起来，执政者又不得不时常做出一些修约的举动或提出各种修约条件。南辕北辙的两种态度结合在一起，使共和国无法形成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与经济政策。1923年，为了抵制赔款，政府不惜用“消极抵抗”来面对“鲁尔占领”，结果造成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货膨胀；1929—1933年，为了彻底解决赔款问题，布吕宁内阁又坚持紧缩政策，以致让经济大萧条的影响面不断扩大。由此，赔款问题一日不解决，共和国的执政基础便处于动荡状态；而当1932年6月美国终于放弃战债时，德国的第一次民主实践已经迎来了谢幕的时刻。

但是，尽管协约国在《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性方面难辞其咎，但“最具杀伤力的反而不是《凡尔赛和约》的条款，而是……那种态度”。事实上，至今为止，有关《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实际影响评估，除“过于苛刻”的观点外，还存在“过于温和”说。人们以二战后的盟军改造德国为参照，反观《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便发现，这些条款根本无助于保障“欧洲稳定”。进而言之，尽管和约让德国整体损失惨重，但并非每个人都在丧失的殖民地和领土上存在利害关系，也不是所有人在赔款问题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中一无所有。然而，这些人却特别热衷于附和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煽动言论，以为自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不负责任地对魏玛政府及其民主体制大加抨击。这种对战胜国心怀不满的民族心理，被轻易地转化为反魏玛政府的反共和力量，进而为法西斯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土壤。因此，“如果说《凡尔赛和约》对魏玛是个重担，这个重担不只是来自国外，同时也来自国内”。

三、魏玛民主制度的缺陷

若进一步从内因来考察魏玛失败的根源，共和国的制度缺陷理应受到不断反思。简言之，这种制度缺陷主要脱离德国现实，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超前性；二是理想化。

所谓“超前性”，指的是一些制度设计不合时宜，高估了德意志社会当时的民主启蒙水平与经济发展基础。《魏玛宪法》确立了“共和、联邦、民主、权利、福利”五大原则，实现了德国宪法史与世界宪法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正如前文所言，这些原则在转变为实际制度时，却超越了公众的民主理解能力，反而成为一些混乱的根源。

例如，“权利”原则保证所有德国人在重大国家事务中拥有“公决权”。在共和国存续期间，最接近使用这种“公决权”的著名案例有1926年“剥夺诸侯财产”和1929年“反杨格计划”。从这两场公决最终都未能达到法定多数支持票而告终的结局来看，即便在现代大众政治的氛围中，“公决权”的实施也不是立法者最初设想的那样简单。大量选民观望不前的态度，既可能是一种抵制立场的表现，又或许是无法理解此种民主权利的证明。事实上，立法者把德国公民设想为深思熟虑的“政治人”，但实际上沉湎于“非自由主义”文化风格中的德国人却更愿意如托马斯·曼那样持“不问政治的立场”。这表明，公民行动是以公民意识为前提的。在公民意识未被激发之前，有关公民行动的诸多设想无异于痴人说梦。

再如，“福利”原则提出了德国人所享受的各种权利，其中包括居住权和工作权等。为此，魏玛政府随后在住房政策与就业保障方面推出了各种法令。问题在于，共和国的福利许诺与其经济水平不相称，从而导致大部分措施都有始无终，甚至还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特别是1927年有关失业保险的法案便是最后一届大联盟政府破裂的直接源头。公民的福利待遇关涉基本的人权根基，自然应该受到立法者的重视。但是，超越经济基础之上的保障图景不过是画饼充饥，甚至成为公民质疑魏玛政府信用度的理由。

所谓“理想化”，指的是一些制度设计基于“应然”考虑，忽略了德意志社会当时的“实然”特征。《魏玛宪法》创造性地构思了二元权力中心（国会/总统），并以“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每位公民的权利。但是，这些制度都没有考虑到人性的复杂性，对政治斗争的构思过于理想化。

以二元权力中心为例，国会与总统的权力平衡固然弥补了“国会专制”或“国会拖沓”的缺陷，但其实质却是对总统个人品质的过于信赖，未能考虑到总统人选的品格差异。从艾伯特到兴登堡，魏玛总统不仅出现了政治立场的截然变化，而且还连带着总统周围政治势力的增强趋势。在魏玛末期，正是兴登堡周边人的各种伎俩，才使得希特勒最终获得总理宝座。进一步而言，由于立法者把总统设想为一个高于议会政治斗争的平衡者，以至于让拥有解散国会大权的总统可以堂而皇之地撇开议会民主制，单独寻找“信任者”。这正是1929年后三届“总统内阁”的直接肇因。

“比例代表制”的问题尤为严重。它看似应对大众政治时代意见分散的现实，但在实际运行里却加深了政治分裂格局。立法者仅仅考虑到保障每个投票人的权利，以为如此便足以形成稳定的代表机构。然而一方面，魏玛时期由于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独立组阁，所以内阁的组合形式成为共和国稳定运行的关键所在。终其一生，共和国的政府形态从中左翼的“魏玛联盟”逐渐向右转，在最后一届“大联合”内阁倒台后，彻底成为右翼保守派的天下。另一方面，左翼政党当时还未能及时完成从反对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关键时刻不仅出现内讧，而且或拒绝联合，或推行错误的“容忍”措施，以致丧失拯救民主体制的时机。从上述两点来看，比例代表制根本没有考虑到政治组合滑向民主对立面的可能性，也不曾对政党的接受能力加以审视。

1945年后，联邦德国在其政治实践中对魏玛教训做出了不同的回应，这些变化多少可以看出德国人在吸取魏玛教训中的努力。

四、魏玛德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问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魏玛德国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所犯下的错误。

同德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相比，魏玛共和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世界性联系日益加强，传统的经济观念（金本位制、保护关税）都不断受到挑战，甚至很快被大部分国家所抛弃；另一方面，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福利诉求的广度与深度都以不可比拟的速度延伸。所有这些变化都对魏玛政府提出挑战。

与此同时，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社会政策，仍然存在着一些亘古不变的原则：一方面，无论世界经济如何变化，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必须结合短期效果和长期规划，切忌不断应时而变，从而丧失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即便公民提出多少福利要求，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必定同时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与权利保障许诺，切忌超出经济能力之外的福利扩张之举，更不应出现为保障福利而不断强化国家权力的做法。

然而在魏玛时期，德国的经济政策缺少长远眼光，而社会政策又过于超前，以至于大联合政府最终在失业投保金的比例问题中倒台。

从经济政策来看，魏玛政府始终受制于赔款问题，未能制定出一套面向未来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虽然赔款问题确实是战后德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困境，但它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事实上，赔款危机的严重性主要取决于德国人的还款决心和美国人担负世界经济复兴之责的意识，且两者之间还存在紧密关联。从《道威斯计划》到《杨格计划》，赔款问题正是在上述两点上找到突破口，便逐渐走上正轨。但对于共和国而言，为时已晚。无论是由拒付赔款而引发的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还是因期待美国取消战债而坚持到底的1929—1930年紧缩政策，已经让德国民众对魏玛政权的信心不断丧失，排斥情感随之增长。更为严重的是，当1924年后美英贷款源源流入时，德国政府仍然以“履约”政策为导向，没有将这些贷款投入到生产性领域中，以至于如某些经济史学家而言，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之前，“危机前的危机”已经在金融、农业、工业等多领域中隐约出现。一个经济不成功的民主国家，如何能获得国民的真心拥护？

从社会政策来看，魏玛政府虽然以建设“福利国家”为使命，但其出发点多同政治目的相关，而缺少经济层面上的考虑。它是新政权应对战后劳资关系变动、政治格局变迁、经济形势动荡的结果，被政府视作控制并解决社会危机的一种手段。然而，一方面从运行结果来看，这种以政治稳定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在缺少相应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很难取得好的效果，例如失业保险体制便遭遇收支平衡问题，并进而反过来引发政治危机；另一方面，更为糟糕的是，国家权力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强，官方干预的频率日渐增多，可以说，纳粹独裁的影子提前出现在社会政策的领域中。

综上而言，魏玛福利国家的实验最终不仅没有得到民众的认可，反而为反对者提供了攻击理由，特别是纳粹党最为巧妙地抓住了人们的怀旧心理，成为这场“反福利运动”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编 纳粹德国

第四章 纳粹政治体制的确立与运行

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为德国全面纳粹化打开了大门。他利用手中的实权，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纵横捭阖，交替使用欺骗、利诱、威胁、镇压等手段，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把共和国演变成纳粹专制国家。在政治领域，纳粹专政的特征最为显著。党国一体，个人独裁，佐之以五花八门的镇压工具，把全国的权力高度集中在希特勒一人之手，在20世纪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形成“小朝廷”式的专制统治。

第一节 德国的纳粹化

一、纳粹党的改造蓝图

纳粹党是怀着改造德国和世界的雄心登上执政舞台的，就像希特勒曾经说过的那样：“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是创造新国家”，“要把国家放在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模子里加以铸造”。

纳粹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具有种族含义的“民族共同体”理论。“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纳粹党早期鼓吹的“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概念有重合之处。两者都强调要建立一个排除犹太人、内部没有阶级对抗的德意志社会或“民族社会”，强调德意志民族内部的利益一致性，要求各阶层人士注重民族的整体利益，淡化或者主动调节内部矛盾，同舟共济，以复兴德意志民族。两者都以种族斗争为世界历史主线的史观为基础，强调地球上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各个种族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欲望却是无限的，如此就导致了激烈的生存竞争。严格的必然法则是强者胜弱者灭，这就是一部血与火的世界史。希特勒认为，各个民族（种族）之间有高下、强弱、优劣之分，这是“自然赋予”的，然而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优等种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血统价值，不注意自保，去信奉削弱民族力量的三种人类罪恶——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和平主义，而不是信奉与之相反的、加强民族力量的三个要素——种族价值、个体价值、自我保护的魄力与动力，该民族就会因血统的混杂而导致人种水平下降，最终丧失强者的地位。因此，各个民族客观上就是各个命运共同体，必须同舟共济，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求胜求强。他认为，雅利-北欧日耳曼人是—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是文明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但如果不注意自保，则会丧失优势地位。

在国家观上，纳粹主义强调国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国家虽然是形成人类高等文化的基础，但不是创造文化的原动力，能创造文化的是赋有天才的种族”。1933年7月10日，希特勒在接见《纽约时报》记者时表示，“民族”不仅赋予个人的生命以意义和目标，还提供了判断所有其他制度和主张的标准。“政党、国家、军队、经济结构、司法机构都是次要的，它们不过是保护‘民族’的工具。如果它们完成了这个任务，它们就是正确有用的。在它们不能胜任这个任务时，它们是有害的，要么加以改革，要么弃之一旁，用更好的工具取而代之”。

为了完成保种保族的重任，希特勒声称纳粹党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它既不是议会民主制，也不是君主制，而是“民族的领袖国家”（dernationale Führerstaat）、日耳曼国家（der germanische Staat）或“人民国家”。这种国家必须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对民众实行保护，从本民族中挑选出最有种族价值的精英并将他们保护起来，以确保一个民族的内部力量。更重要的是，它有能力培养本民族的理想情操，提高文化素养，从而将整个民族引向更高的自由王国，在人类中占有统治地位。在德国纳粹党的宣传中，这种新型的国家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国家概念。希特勒曾经对其下属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1887—1982）说：“国家概念已变得没有意义。不能用有历史渊源的各族人民所居住的国家疆界这个词语来看待新秩序，而要用超越这一疆界的种族这一词语……。法国本着国家的概念把它的伟大革命推向边界以外；民族社会主义将本着种族的概念把它的革命推向国外，并彻底改造世界。”

这种新型的国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元”的。纳粹党的宣传口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Ein Reich Ein Volk Ein Führer），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一元性追求。这种一元化的国家，在权力结构上以领袖独揽全权取代三权分立，以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取代有限任期制；在决策程序上以个人专断取代集体原则和多数原则；在人事任免上以上级任命制取代民主选举制；在国家行政管理上以强化的中央集权制取代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原则。在纳粹党的改造蓝图中，全国的党、政、军大权，立法、司法、行政大权，全部应该集中到希特勒一人手中。按纳粹德国法学家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1900—1946）博士的说法，“元首的意志就是我们的宪法”。而纳粹德国总理府部务主任温斯泰因（Wienstein）则于1936年12月15日公开声称：“如今的政府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内阁，在那里所有决议必须获得多数阁员的同意，如今的政府是元首的顾问团，成员们可以向元首兼总理提建议，但必须支持他作出的决定。”政府官员和军人都向希特勒个人而不是宪法或国家宣誓效忠。1934年9月7日，纳粹党在庆祝一体化（Gleichschaltung）胜利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宣布了这样的口号：“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

二、1933年3月国会选举

希特勒就任总理之初，现实情况离开纳粹党的目标距离甚远。当时，魏玛议会民主制虽然处于解体阶段，但其权力机构依然存在。在形式上，德国仍然是一个议会制共和国，《魏玛宪法》不仅没有失效，而且是希特勒执政的依据。希特勒必须承认《魏玛宪法》的有效性，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纳粹党并没有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该党尽管是国会第一大党，但只占据其中33.1%的席位，没有达到过半数的优势，希特勒只能在纳粹党—民族人民党联盟的党派基础上，领导一个“民族团结政府”。

对于纳粹党及其领袖希特勒，权势集团是不放心的。为了防止希特勒胡作非为，权势集团在他周围设置了不少栅栏。根据希特勒执政前各方的约定，兴登堡总统不单独接见希特勒，后者只有在副总理（巴本）陪同和在场的情况下，方可向总统汇报工作并听取指示。在12人组成的内阁中，除总理希特勒外，只有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1877—1946）和航空委员兼不管部长赫尔曼·戈林是纳粹党人。与前几届政府不同，希特勒没有从总统那里获得随时颁布“紧急法令”维持统治的权力，相反，兴登堡要求希特勒政府必须获得国会多数的支持，否则即下台。

权势集团对上述安排十分满意。他们认为，传统势力与纳粹党之间，在建立专制的民族主义国家、排除马克思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左派、加强扩军、重新推行对外扩张的强权政治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通过组建“民族团结政府”，既排斥了民主派和进步势力，又能利用纳粹党所拥有的群众基础为自己服务，稳定政局，度过危机。同时，还能在内阁中分享权力，使纳粹党遵循他们的轨道，防止其越轨行动。巴本曾经得意地对周围人说：“希特勒是我们雇来的。……兴登堡信任我。用不了两个月，我们就能把希特勒远远挤进角落，让他去吱吱呀呀叫唤！”当年1月底至2月初，《法兰克福报》也曾评论说：“从内阁的组成情况看，希特勒先生不得不接受较大的限制”，“很明显，政府是围着胡根贝格转，不是围着总理转。”

希特勒在无法通过选举获得国会多数、又不能实行暴力夺权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要么全部，要么没有”的夺权策略，以暂时性的让步换取及早合法上台，其目的就是以总理的职位为据点，展开新一轮的夺权行动，在全国建立起纳粹极权统治。他曾经对一名纳粹同党说：“反动派以为他们已经把我控制住。他们打算给我设置圈套，设置很多圈套。但我们不会等到他们行动的时候。我们是残酷无情的。我没有资产阶级的种种顾虑！他们认为我没有教养，是个野蛮人。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想当野蛮人。那是一个光荣的称号。”然而，在魏玛体制还未彻底粉碎之前，这个自称的“野蛮人”还是绕不过国会这个舞台。希特勒必须获得国会绝对多数的支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兴登堡总统提出的条件，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在国会中顺利地通过实施极权的法律，以“合法”的程序建立起纳粹独裁统治。他选择了重新举行大选的办法来达到目的，指望借助国家机器获取更多的选票。

1933年1月30日上午，希特勒趁新内阁的全体成员在总统办公处等待委任之机，向部分阁员透露：他将尽快解散国会，举行新的大选。胡根贝格本来就对希特勒担任总理很不服气，这时又担心希特勒别有所图，因而断然拒绝这一设想，并当即同希特勒顶撞起来。希特勒再三说明这样做的好处，并保证不管选举结果如何，政府的组成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胡根贝格继续争吵不休。只是由于兴登堡催促按时举行政府就职宣誓仪式，争论才暂时中断。

当天下午5时，希特勒主持其第一次内阁会议。戈林在会上接过上午的话题，再次提议解散国会。胡根贝格担心纳粹党可能在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摆脱内阁保守派伙伴的牵制，因而再次强烈反对。巴本也主张暂时维持现状。胡根贝格还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建议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剥夺共产党人的议席，使右翼政党自然而然地取得国会多数。希特勒尽管对共产党充满仇恨，但他不愿意因为采纳这一方案而放弃重新选举。他表示，根据自己的经验，“禁止政党是没有意义的。禁止那站在德共背后的600万人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时，还可能引起社会民主党发起总罢工。他再次重申，不管选举结果如何，联合政府的组成将不会改变。会议结束后，内政部长弗里克即对外宣布，称内阁已否决了一项取缔共产党的命令，并且不会侵犯言论和出版自由。

其实，当天中午时分，希特勒就派戈林去同天主教中央党领袖交涉，了解该党的意向。中央党要求派员入阁。但是，希特勒对此毫无兴趣，因为一旦该党入阁，联合政府就能拥有国会绝对多数，因而就没有必要举行新的国会选举，而中央党也会就此以功臣自居，成为制约自己行动的障碍。但是，他在内阁会议上隐瞒真相，仅表示自己愿意亲自同中央党领袖举行谈判，如果谈判无果，就安排举行国会大选。

翌日，希特勒与天主教中央党领袖路德维希·卡斯主教举行会谈。希特勒要卡斯提出一张问题清单作为谈判的基础，卡斯照办，并要求希特勒遵循《魏玛宪法》实施统治。紧接着，希特勒召开第二次内阁会议，欺骗内阁成员，称中央党提出了非分的要求，没有可能与它达成协议，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解散国会。随后，他紧逼内阁成员表态。巴本的态度模棱两可，胡根贝格陷于孤立，只得让步。其他非纳粹党成员从自身利益出发，认为只有通过国会重新选举，才能保证联合内阁获得多数支持，因而表示赞成。希特勒以“庄严的保证”安抚他们说，不管选举结果如何，内阁的组成绝对不变。接着，他建议内阁向总统提议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

2月1日，兴登堡总统正式签署命令，宣布解散国会。内阁把大选日定在3月5日。中央党向总统提出申诉，表示自己是愿意入阁的，但谈判进程被希特勒人为中止。兴登堡表示为时已晚，因为命令已经正式发布。约瑟夫·戈培尔对新的选举充满信心，他在日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这一次不会有什么失误了，“现在斗争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一切手段。电台和报纸都可供我们使用。我们将创造出一部宣传鼓动的杰作。这一次甚至也不缺经费。”

希特勒出任总理不到两天，便摆脱政治对手的阻挠，达到了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的目的。这就表明，保守派想限制希特勒和纳粹党、倚恃国会多数破坏其行动的计划根本行不通。胡根贝格比其他阁员更早一些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政府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就表示：“我昨天做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我同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蛊惑人心者结了盟。”

希特勒则牢牢抓住国会重新选举的机会，为德国的全面“一体化”铺垫道路。他就任总理的第二天，即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发布题为《向德国民众呼吁》的第一个政府文告。他在演说中，把德国所面临的失业、贫穷和困苦都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这场大战是德国不希望爆发、对之也没有罪责的。他强调纳粹主义者是一支团结向上、与魏玛共和国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新生力量，并承诺新政府将重振德意志民族的团结合作精神，承认基督教为民族道德精神的基石，并祈求上帝保佑他的政府。他把攻击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称社会民主党在14年中，把德国农民置于毁灭的境地，并使数百万工人失业。他把“制止共产主义对德国的渗透，说成是经济重新高涨的先决条件”，并承诺新政府只需要4年时间来同时实施两个“四年计划”，即“拯救德国农民以维持国民营养及生活资源计划”和“大力消灭失业以拯救德国工人计划”，即可彻底消灭失业，将农民救出苦海。此后几周，他乘坐飞机穿越德国各地，要传达的意图，就是他曾经对内阁成员们说过的，“向马克思主义进攻”。

除此之外，希特勒把工作重点放在两支力量上，即国防军和垄断资本家。他要全面出击，争取获得它们的支持，为未来的行动扫清道路。

1933年2月3日晚上，希特勒接受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Werner von Blomberg，1878—1946）的邀请，前往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默施坦因埃克沃德（Kurtvon Hammerstein-Equord，1878—1943）家中，参加各个军区、集团军和舰队司令的聚会。晚餐之后，希特勒站起来发表为时两小时的演说。他陈述了新政府的内外政策，许诺要恢复义务兵役制，扩大国防军，对内全面改变政策，废弃和平主义，彻底根除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的毒瘤，建立强硬的极权主义秩序，对外废除《凡尔赛和约》，获得完全平等的军备权，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他还吹捧“国防军是国家最重要的、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成部分”，保证尊重其“非政治性和超党派性”的独立地位，不与冲锋队合并，同时要求军队保持非政治、超党派的态度，“内部斗争不是军队的事，而是纳粹组织的事”。他实际上是以承诺维护国防军的独立地位为诱饵，争取军方在纳粹党打击政敌时采取中立态度。军官们一开始态度呆板冷淡，不久则被希特勒展示的扩军前景所吸引，最后全力转向纳粹党。

同年2月20日，希特勒经国家银行前行长沙赫特牵线，在戈林的国会办公室会见25名经济界巨头，共同讨论国内政治问题。希特勒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声称私人企业在民主时代里是不可能维持的，许诺要取消议会制，恢复国防军原有的地位，结束“党派争吵”，解散工会，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建立一个不搞“社会主义”实践、优先扩充军备的专制国家。最后他表示：“我们现在面临最后一次选举。根据情况，选举可以中止，倒退则是不再可能的。不管怎样，如果选举程序不能作出决定，那么就得用别的手段来做出决定。”德国垄断资本集团内部，原先对纳粹党的态度有所差异。鲁尔区的重工业巨头，如鲁尔地区工业家埃米尔·基尔道夫（Emil Kirdorf，1847—1938）、联合钢铁公司总裁弗里茨·蒂森等，早在二十年代前期就同希特勒建立了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纳粹党，经济大危机期间逐渐形成了“纳粹工业集团”。但是，以加工工业和出口工业为主的垄断集团，其核心人物包括当时最大的输出商和制铁工业家奥托·沃尔夫（Otto Wolff，1881—1940）、西门子电气公司所有人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克虏伯、德国工业协会第一主席及法本工业公司监事会主席卡尔·杜伊斯贝格（Carl Duisberg，1861—1935）等，却拥护魏玛政府，对纳粹党心存疑虑。经济大危机期间，该集团进一步分化，围绕应付危机的决策问题，形成两个集团。其中的“左翼凯恩斯主义”集团由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 von Bohlen，1870—1950）、沃尔夫等人组成，支持全德工会联合会提出的发展公共事业以解决就业问题的建议，在1932年的政坛危机中支持库特·冯·施莱歇尔，而“右翼凯恩斯主义集团”由杜伊斯贝格、西门子等人组成，反对发展公共事业，主张鼓励私人企业扩大生产，使其自发地繁荣市场，度过危机，在政坛危机中支持巴本。随着希特勒就任总理，不少资本家开始转变态度，而希特勒的讲话，则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古斯塔夫·克虏伯公开在会上对希特勒的讲话表示感谢，并预先为“政治上强大、独立的国家”感到高兴，认为经济和原材料加工业终究会在这个国家里再度繁荣起来。当希特勒和戈林准备离开房间时，沙赫特大声说道：“先生们，那么现在就解囊吧！”古斯塔夫·克虏伯代表整个鲁尔地区的企业家捐助100万马克，法本工业公司认捐了40万马克，其他人也作了认捐，总数达300万马克。这笔钱将由联合内阁中各党派分享，但纳粹党享用最大的份额。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竞选舞台，戈林利用自己担任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有利条件，于2月17日颁布一项命令，指示各警察局不得对纳粹党及其联盟政党（即“民族联盟”）的下属组织采取敌视态度，更不得造成对它们实施侦察的错觉，同时敦促警察要无情地对付“敌视国家的组织”的活动，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地开枪对付所谓的“共产主义恐怖活动”。他在命令中说：“谁恪守工作职责，谁服从我的命令，谁能最坚决地反对国家的敌人，谁能在受到攻击时毫无顾忌地使用武器，谁就肯定能得到我的保护和支持。相反，谁在争执中畏缩不前，或对使用自己的权力优柔寡断，或对周围的一切麻木不仁，那么我就会立即把这种人清除出去……现在，从警察手枪枪膛里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等于我射出的子弹。如果有人说这是谋杀，那么我就是主谋，因为这一切都是按我的命令去做的。”该命令俗称为“开枪命令”。5天后，他又借口正规警察的来源已经枯竭，从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中征召了5万名成员进入“辅助警察部队”，这些人在原来的制服上佩戴白色的袖章，上面写着“辅助警察”字样，他们经过宣誓，走上岗位。如此，纳粹分子就能以国家机器成员的身份来对付政敌。

纳粹党利用募集到的竞选资金和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有利条件，开展了空前规模的竞选攻势。一批受过特别训练的纳粹宣传员组成宣传队，到全国各地实施宣传鼓动。他们所到之处，广播车队进入大小街道，飞机把数百万张传单撒向穷乡僻壤，集会、游行经常出现，各种招贴画铺天盖地，使用旗帜、花环和大标语的“象征性宣传”随处可见。中央政府责令广播电台必须转播所有内阁成员的重大竞选演说，希特勒和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利用这一现代化工具，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把煽动性的竞选演讲直接推向全国民众。冲锋队员、党卫队员同已经成为“辅助警察”的同伴一起，集中力量破坏其他政党的竞选集会，他们撕毁对手的标语，冲砸其他党派的报社，殴打演讲者。仅据官方人士承认，在竞选运动中遇害的人士就达51名，另有几百人受伤。

当时，经济危机仍在延续，民众继续处在无奈和彷徨之中。于是在很多人的心里，在难以计数的人们的心里升起了一种愿望，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看来非凡的人物身上，必要时甚至容忍违背传统的道义。希特勒审时度势，把前政府的一切失误和德国遇到的困难一股脑儿推向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他在竞选演说中说：“在14年中，现在已被推翻的制度累积了一个错误又一个错误，一个幻想又一个幻想……我向德国人民要求，在你们已经给了别人14年之后，你们也应该给我们4年时间。”“我所要求的是公平合理的：我们只要4年，然后别人可以作出他们的判决。我不会逃到外国去。我不会设法逃避判决。”

纳粹党为获取选举胜利使出了全身解数，戈培尔甚至将大选日称为“民族觉醒日”。在大选的前一天，3月4日，希特勒在柯尼斯堡（Knigsberg）发表一个被称作“民族觉醒日演说”的高调竞选演讲，把竞选活动推向高峰。当希特勒最后激励德国人民“再一次高傲地昂起你们的头”时，当地教堂的钟声齐鸣，全国各地的山顶上都燃起被戈培尔称作“自由之火”的篝火，冲锋队员穿着军靴，在每个城镇的街道上发出震耳的行进脚步声。经过纳粹党的多方努力，选民参加投票的比例达到空前的88.8%的高度，（在此前的国会选举中，投票率最高的是1932年7月的选举，为84.1%）。然而，选举的结果却并未使纳粹党如愿以偿。在这次选举中，该党的得票率为43.9%，尽管比1932年11月高出10.8个百分点，但还是没有取得国会的绝对多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数有所下降，但仍占总票数的18.3%和12.3%。其他政党，大多同以前持平。

三、国会纵火案

希特勒要把魏玛民主体制改造成纳粹独裁体制，有两个步骤至关重要，一是废除议会民主政体的基石——人民群众的基本民主权利，二是镇压共产党。

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原本就是纳粹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点，也是纳粹党成立以来持之以恒的行为。但是，这时希特勒的动机中，又增添了新的因素。其一，在经济大危机期间的历次国会选举中，共产党是得票数不断上升的唯一政党，其得票率从1928年5月的10.6%上升到1932年11月的16.9%，只是在希特勒上台后的1933年3月5日选举中，由于纳粹党的残酷镇压，才微降至12.3%。共产党成为希特勒心目中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其二，在希特勒受命组阁的当天，只有共产党号召举行总罢工。其三，在纳粹当局还未掌握国会2/3多数的情况下，取消共产党拥有的席位，也能达到控制国会的目的。

普鲁士政治警察早在希特勒就任国家总理之前，就编制过一份“预防性拘留”的人员名单，里面有共产党人，也有纳粹党的官员和活动家。但希特勒上台后，即把纳粹党人和右翼政客的名字从名单中抹掉，加进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其他左翼分子、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活动家。政治警察头目鲁道夫·狄尔斯（Rudolf Diels，1900—1957）原打算在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就任总理那天）就逮捕名单上的人，但受当天内阁会议的影响，未能成功。如前所述，胡根贝格在那次会议上建议禁止共产党的活动，但希特勒和戈林担心由此会给社会民主党人以口实，同意参加联合总罢工，所以坚决反对。他要用更为巧妙的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

1933年2月2日，普鲁士政治警察在柏林搜查了德共中央委员会办事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遭到类似袭击的还有共产党在全国的地区领导办事处。此外，普鲁士、安哈尔特、不伦瑞克、梅克伦堡、奥尔登堡和图林根等州还禁止共产党人举行示威活动。

当天，希特勒主持内阁会议，讨论前几届政府已经初步拟就的“紧急法令”，并把定稿提交兴登堡总统。2月4日，兴登堡颁布了这项名为《关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总统法令》。该法令涉及集会、示威游行和散发印刷品等各种活动，它授予国家机构较大的权力，禁止在所谓“至关重要的”企业里举行罢工和各种政治集会与游行，并在“可能导致对公众安全有直接危险”的情况下，没收并在限定时间内禁止“其内容涉及危害公众安全和秩序”的印刷品。这项法令的颁布，使希特勒政府能够广泛地限制其他党派的宣传活动，也破坏了民主体制的言论自由原则。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政府把主要打击矛头指向工人政党。共产党的集会遭禁止，其报刊被查封。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不是被禁止就是遭到冲锋队的破坏，其主要报刊一次又一次被勒令停刊，甚至其机关报《前进报》也由于发表竞选号召被停刊3天。

2月23日，政府当局占领并关闭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没收了共产党存放在那里的全部竞选材料，共产党被迫将办事处迁往国会大厦内的共产党国会党团办公室。与此同时，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的编辑部和印刷厂也遭到查抄。

2月27日晚上，近万名工人在柏林体育宫大会堂集会，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以回应希特勒关于要同“马克思主义者决一死战”的声明。集会以大合唱为起点，但当主旨纪念发言刚刚开始时，到场监督的政府官员就在抗议的怒吼声中勒令大会终止，并驱散与会者。

同日晚上9时过后，国会大厦突然起火，引爆了耸人听闻的“国会纵火案”。大火燃起后，希特勒等人先后赶到现场。戈林对希特勒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共产党干的。着火前20分钟光景，一批共产党的代表还在国会大厦内。我们扣押了一个纵火者。”被纳粹当局扣押的是一名荷兰人，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1909—1934）。希特勒巡视一圈后走向议长办公室，他倚着石栏，俯瞰着这场浩劫，似乎被烈火吸引住了。戈林向闻讯前来的官员和要人大叫：“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坐待。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德国人民长期以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人个个都得枪毙。当议员的共产党人今晚通通得吊死。共产党的朋友们要全部关起来。这也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和国家的蛀虫！”他对外国记者表示：“这是上帝的旨意，现在谁也无法阻挠我们用铁拳消灭共产党人了！”

当天晚上，官方报社忙着写报道。报道初稿只有20行字，其中提到一名纵火者在现场被逮捕。戈林草草瞄上一眼便喊道：“全是胡说八道！作为警事报告，这也许是不错的，但它不是我心目中的公报，一点也不是！”他抓起一枝红蓝铅笔，把100磅引火材料改成1000磅。作者反驳说，一个人是扛不动这么重东西的。戈林反唇相讥道：“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说只有一个人？有10个甚至20个人呢！你难道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这是共产党起义的信号！”

翌日上午10时，普鲁士内政部新闻局举行内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发布关于纵火案的公报。内称：“关于国会大厦发生火灾一事，侦查的结果，有下面几点已经弄清楚了。即燃料至少是由6个人带进去的；另外，在这么大的建筑物里撒燃料，并同时放火，至少需要10个人。纵火犯对诺大建筑物的内部情况了如指掌，这一事实说明犯人是长期能自由出入国会大厦的人。从而，我们有理由怀疑，以种种借口在国会大厦开会到最后的共产党议员是罪犯。他们既熟悉国会大厦的内情，又非常了解执勤情况。警察之所以除了一个荷兰共产党员之外，谁也没抓到，正是这个缘故。因为这个荷兰共产党员不知道国会大厦的详情，所以，犯罪后没有跑出去。”一份由戈培尔起草、经纳粹党宣传部门官员发布的公报，则明确宣布“范·德·卢贝已经主动供认，他是根据同案犯——共产党议员恩斯特·托尔格勒（Ernst Torgler，1893—1963）的指示纵火的。有人目击现在下落不明的托尔格勒，夜里10时许，同共产党员凯念一起，偷偷地进了国会大厦。”同一天，普鲁士州政府发表一项长篇声明，宣称它所搜获的德国共产党文件证明，德共“要焚毁政府大厦、博物馆、宅邸、重要工厂……焚毁国会是流血暴动和内战的信号……已经确定，今天要在德国全国对个人，对私有财产，对和平居民的生活采取恐怖行动，发生全面内战。”州政府承诺会发表这些“证明共产党阴谋的文件”，然而直至纳粹政权覆亡，这个诺言也没有兑现。

希特勒政府趁机掀起镇压热潮。纵火案发生当天晚上，仅柏林一地就有1500多人遭逮捕，全国各地的合计人数达到1万多，其中包括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员和民主主义者。根据普鲁士州政府的命令，普鲁士州内共产党主办的全部刊物停刊4个月，全部的社会民主党刊物停刊2周。据估计，到4月底，被拘留的人数达到约2.5万。案子发生的第二天，德共议会党团主席恩斯特·托尔格勒（Ernst Torgler，1893—1963）为了粉碎纳粹当局的谎言，主动向警察局投案，3月3日，德共主席恩斯特·台尔曼被捕，3月9日，纳粹当局又以“纵火犯同伙”的罪名逮捕了侨居德国的共产国际西欧局领导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M.Dimitr of f，1882—1949）等人。

同年9月，德国最高法院在莱比锡开庭，审讯季米特洛夫等人。季米特洛夫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克服由于同外界隔绝而缺乏必要信息的困难，依靠必胜的信念，仅利用控方的起诉材料和证词，抓住其漏洞，反守为攻，变法庭为控诉法西斯的讲坛，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揭露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和血腥暴行。当时，不少德国共产党人奋起抗辩，德共中央委员会新闻处驳斥了关于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内发现共产党政变计划的谎言，明确声明“暗杀个人、纵火、破坏活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根本不在共产主义运动策略手段考虑范围之内”，指出只有纳粹党在这场挑衅中得到了政治好处。1933年4月27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刊登了一篇据称是德国保守派政治家撰写的文章，题目为《国会纵火案真相》。文章指出国会纵火案的策划者是戈林和戈培尔，称纳粹当局的目的，一是借此摆脱兴登堡总统、国防军和民族人民党的制约，争得自主权，二是消灭潜在的政敌——左翼势力。文章还指出，在国会大厦与国会议长官邸之间有一条运送取暖用煤的地下通道，可供纳粹纵火队使用。文章发表后10天，时年43岁的民族人民党国会党团前主席恩斯特·奥伯福伦（Ernst Oberfohren，1881—1933）在家中非正常死亡。不久，一个小道消息传开，称《国会纵火案真相》的作者就是奥伯福伦。同年8月底，巴黎的书店开始出售一本题为《关于希特勒恐怖的褐皮书》，其中以证言和新闻报道的形式揭露纳粹当局对政敌进行迫害和镇压的实况，收录的文章中包括《国会纵火案真相》。此外，伦敦、巴黎、索菲亚、哥本哈根（Kopenhagen）、布鲁塞尔（Brüssel）、鹿特丹（Rotterdam）、纽约、马德里、斯德哥尔摩、布拉格、日内瓦、东京，纷纷出现要求释放无罪者的集会和游行。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德国法庭只能将范·德·卢贝一人判处死刑，宣布季米特洛夫等其他被告无罪。

对纳粹“一体化”进程来说，更重要的步骤是希特勒趁机彻底废除《魏玛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抽掉了法治国家的基础。2月28日，他以独断专行的方式主持内阁会议，表示：“目前的危机迫使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同共产党算账，而且不要依靠法律。”他建议内阁通过一项保护国家不遭“赤”害的“紧急法令”，但这项法令听起来必须纯属防御性质的，似乎旨在保护德国人民。然而，当内政部长弗里克将法令草案宣读后，与会者发现一个民主社会所能给予民众的权利大部分被取消了。但是，除了巴本对维护各州的主权问题提出一点修改意见外，其他人并未提出异议。当晚，希特勒和巴本一起晋见兴登堡。希特勒表示，为了镇压红色革命，有必要制定这项法令。巴本未发表意见。兴登堡当场签署。翌日中午12：30，法令正式颁布。

该法令的正式名称为《总统关于保护人民和国家的命令》（Verordnung des Reichsprsidenten zum Schutz von Volk und Staat），简称“国会纵火案法令”。不久以后，人们逐渐感觉到，这项法令实际上成了第三帝国的基本法。根据该法令，“（一）在新法令颁布前，停止执行宪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17条、第118条、第123条、第124条和第153条。从而，要在规定的法律限度之内，限制个人自由和表达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集会和结社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实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二）中央政府在必要时可接管德意志各州的全部权力，以恢复那里的公共安全和秩序。”该法令的要害之处有两个：一是抽掉了法治国家的基础，从而为纳粹专制铺垫了道路；二是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州政府的干涉权，从而为消灭联邦制创造了条件。

四、强行通过“授权法”

在政治体制方面，希特勒的目标是建立“领袖国家”，实施个人独裁。然而，这一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他选择了一个中间跳板，即通过“授权法”把立法权从国会转入内阁。《魏玛宪法》的制定者为了使国家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设计在国家处于危急状态时，内阁可以获得立法权，但前提是获得国会2/3多数票的赞同。

在3月5日（即国会选举的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希特勒提出“授权法”草案，要求新一届国会通过授予政府为时四年全权的法令。他欲强使内阁一致通过，并以内阁名义提交国会审议表决。巴本和胡根贝格担心这样做会导致希特勒个人专权，对此提出异议。巴本提议，为了防止因为通过“授权法”而出现擅自改变宪法的现象，应将本届国会改名为“国民大会”，并“制定一部新的国家基本法”。戈林赤膊上阵，断然拒绝说：“绝不考虑这一建议！”3月15日，内阁会议再次讨论该问题。胡根贝格试图以兴登堡的力量来制约希特勒，遂要求增加总统对政府颁布法令的参与权和监督权。此时，总统府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早已投向纳粹党，当即反对说：“总统没有必要参与”，而且总统本人“也没有要求这样做！”

在巴本和胡根贝格的意见被拒绝之后，内阁中其他部长们认为，通过该法案将会加强内阁的权力，因而没有人再提反对意见。3月20日上午，“授权法”草案在内阁会议上未加修改即获得通过。随后希特勒以内阁的名义向国会提交该议案。

为了取得国会2/3多数票的赞同，希特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希特勒大肆镇压共产党，但一直没有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原因是担心共产党的选民会把选票转投给社会民主党。在3月5日的选举中，共产党尽管比上次选举少得19个议席，但还是占据了81个席位。选举结束后，尘埃落定，希特勒政府违反法律，于3月9日正式宣布取消共产党人占据的全部议席，并下令逮捕一些共产党议员。通过这些举动，希特勒把国会总议席从647席减至566席，纳粹党所占据的288个议席，在总议席中的比例从43.9%上升到50.9%。

与此同时，戈林利用他掌管普鲁士警察的权力，对20多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尽管他们享有议员的豁免权）实行“保护性拘留”，削弱该党在国会中的影响。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遭受到“最强大的压力”，要求它或者不参加会议，或者在投票表决时投弃权票。

对其他政党，希特勒采取了威胁和利诱并重的办法。他声称，所有投票赞成“授权法”的政党，将联合组成一个工作委员会——“精英小国会”，政府根据“授权法”颁布任何法令时，事先均会听取“小国会”的意见。投反对票的政党无权进入“小国会”。

中央党占有73个议席，是继纳粹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之后的国会第四大党，希特勒专门做了它的工作。前总理布吕宁是中央党领导人，他于1933年3月3日发表演说，声称中央党将反对任何推翻宪法的尝试，要求调查可疑的国会纵火案，并呼吁兴登堡总统“保护被压迫者抵抗压迫者”。希特勒有意避开布吕宁，于3月20日同该党其他领导人路德维希·卡斯主教、亚当·施特格瓦尔德和哈克尔斯伯格等3人举行会谈。卡斯等人认为，他们实际上已经无法阻止“授权法”获得通过，但如果他们支持了希特勒，后者就会尊重中央党的完整和天主教在德国的利益，并且恢复被2月28日法令终止的基本权利。卡斯主教急切地提出“应该尽快回到宪法规定的基础上来”。希特勒口头上同意了这些条件，甚至答应将它们变成书面的形式。戈林则赤裸裸地威胁道：“如果不赞成‘授权法’，将把中央党官员从所有机构中清除！”中央党国会党团内部就此展开激烈的讨论。多数人相信希特勒关于尊重宗教的承诺，并担心反对票会使党内的许多公务员会遭到解雇，由此削弱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卡斯主张，可以通过参加政府来控制纳粹主义，通过日常政治事务消磨掉纳粹党的火药味。最后的表决结果，10人主张投反对票，其他都主张投赞成票。根据惯例，中央党议员应一致投赞成票。

1933年3月21日是新国会开幕的日子，希特勒借此机会大做文章，以显示其尊重传统，将延续俾斯麦的事业，对内团结全国民众，对外提高德国的国际地位。他以国会大厦遭焚烧为契机，把开幕仪式安排在柏林西南郊的波茨坦卫戍区加里森教堂内进行，这里不仅是普鲁士主义的圣地，有弗里德里希大王（Friedrich II，der Groe，1712—1786）的王宫和墓地，还是俾斯麦第一届帝国议会的开幕处。这一天被定为“波茨坦日”（Tag von Potsdam）。那天，纳粹当局刻意制造纳粹新人与普鲁士传统紧密结合的象征。穿着灰色制服的国防军仪仗队站在一边，穿着褐色制服的冲锋队员站在另一边，全城上空飘扬着纳粹卐字旗和德意志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这两种旗帜已经被确定为“新德国”的官方旗帜，取代了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国旗。

中午，国会开幕仪式在加里森教堂举行。兴登堡总统身穿华丽的老式陆军元帅服，胸佩黑鹰绶章，手执元帅节杖，庄重地走向贵宾席。希特勒身穿双排扣黑色燕尾服，显得笨拙而不自在。他虔诚地同兴登堡握手，并作深度鞠躬，略显谄媚地表示：“我们认为有您支持德国的振兴，这是一件幸事。”会场内是震耳的管风琴乐声，先后回荡着《永远行使着忠诚和尊严》的德意志赞美诗和《让我们一齐感谢上帝》流行赞美诗的旋律，会场外是嘹亮的军号声和礼炮轰鸣声。兴登堡总统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说，劝说国会议员支持新政府。随后，希特勒作了主题演讲。他提醒全国听众不要忘记魏玛共和国那段令人感到耻辱的年月，同时宣布自他担任总理后，一个不同凡响的国家新生过程已经开始。演说结束后，希特勒走下讲台，到兴登堡面前深深鞠躬，同他紧紧地握手。通过这一番表演，不少原先的反对者开始相信希特勒的友善意图，认为他对兴登堡总统毕恭毕敬，一定会遵循普鲁士的传统。

两天后，3月23日，国会将表决“授权法案”。这次，舞台移到了柏林市内的克罗尔歌剧院。武装的党卫队员和五大三粗的冲锋队员随处可见，他们齐声喊着“我们要求授权法——否则当心挨揍！”歌剧院前的广场上挤满了胸佩卐字徽的年轻人，他们用审视的目光盯着每一位入场的议员。议员们已难以维持自己的尊严，只能在推推搡搡中被赶进会场。由于共产党议员已被赶走，不肯屈服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成为纳粹分子的主要攻击对象。社会民主党议员尤利乌斯·勒伯尔（Julius Leber，1891—1945）在赶赴国会会议的途中被戴上手铐带走，其余的成员为防不测，集体排成紧密的队伍前往会场。他们刚一就座，“就被腰佩手枪的担任巡逻的党卫队员围住”，这些人目露凶光地沿着墙壁围成一个半圆形。其他政党也未能幸免，中央党议员也是在“中央党的猪”的辱骂声中进场的。会场内，主席台上悬挂着一面大卐字旗，各处还有不少卐字装饰，用以提醒议员们注意，谁才是德国的主人。纳粹党议员全部身着褐色制服，希特勒也重新穿上了褐衫。

然而，希特勒在演说中，措辞及其谨慎，调子非常温和。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财产和个人的积极性，保证援助农民和中产阶级，许诺要消灭失业。他还承诺尊重各州和各种教会的自主权，保证总统的地位和权力，保证国会和参议院的存在，同英国、法国、甚至苏联讲和。当时有人评论说，这个演说“贯穿了许多和解的、民族的和基督教的语调”。希特勒要求国会批准“授权法”，以便给他一定的权力来达到这些目标。他保证“只在执行极其必要的措施非动用不可时”才会使用这项权力。然而，在演说快要结束时，他改变了语调，暗示说，即使国会不同意，他也要推行这项法律。他强迫议员们要么合作，要么遭受苦果，“在冲突与和平之间作出抉择”。

在场的议员中，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公开站了出来。该党主席奥托·韦尔斯在发言中说：“在社会民主党经历了最近一个时期的迫害以后，谁也无法要求或者希望它对这个‘授权法’投赞成票。……自从德国有国会以来，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对公共事务的监督在目前这种程度上和由于新的‘授权法’在更为严重的程度上被取消，是从来没有过的。政府拥有如此无限的权力，不仅必然要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使人民失去任何的活动自由。”最后他庄严地声明：“魏玛宪法不是社会主义的宪法，但是，我们信守其中所确立的关于法治国家、平等和社会权利的原则。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声明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给予你们摧毁永恒的、坚不可摧的思想的权力。”

韦尔斯刚一讲完，希特勒一下子站了起来，甩开试图阻止他的巴本，冲到台上。他的手直接指向韦尔斯，进行了一次蛮横无礼的反驳。他吼叫道：“我不要你们的赞成票。德国会得到自由，但不是通过你们。别误以为我们是资产阶级。德国的命运将会上升！而你们的命运将会下降。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

在投票时，社会民主党94名议员集体投了反对票。中央党直至投票当天还未收到希特勒的书面承诺，一度感到进退两难。纳粹党部长弗里克以个人身份向卡斯主教保证，说书面承诺正在邮寄途中，由此，中央党集体投了赞成票。然而，该信件却从未到达收信人的手中。

最后，“授权法”以444票对94票获得通过。翌日，兴登堡总统签字，“授权法”正式生效。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Vlkischer Beobachter）欢呼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议会制在新德国面前投降了！伟大的创举开始了！第三帝国的日子来到了！”

“授权法”的正式名称是《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Gesetz zur Beh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共分5条：第一条，国家法律除由宪法规定的程序外，也可由中央政府制定；第二条，中央政府所制定的国家法律，如果不以国会和联邦参议院的组织本身为对象，可以同宪法相异；第三条，中央政府制定的国家法律，由内阁总理签发；第四条，中央政府和外国订立涉及国家立法事务的条约，不必得到立法机关的同意。中央政府有权发布必要的命令，以实施此等条约；第五条，本法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于1937年4月1日失效；倘现届政府被另一政府接替，本法令即失去效力。

“授权法”使希特勒政府摆脱了议会的制约，拥有了独裁权力。它实际上取代《魏玛宪法》，成为纳粹德国的基本法。它也是德国“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而希特勒承诺的所谓“精英小国会”，实际上成为一场骗局。在3月24日“授权法”生效当天，希特勒在内阁会议上声明，他不想让小国会对政府的决策发生任何影响，小国会何时召开应由内阁自己作出决定。该“精英小国会”除了在1933年4月初开过一次会议外，未起过任何作用。

五、确立一党制

法西斯国家在权力结构上实行个人独裁，但法西斯政党在实现和维护这种权力结构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按纳粹党自己的说法，它是一个特殊的政党，集合了整个民族的精华，代表着整个民族的利益，又是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载体，希特勒依靠这样的党，就能对整个民族实行有效的保护。而其他各种政党只是分别代表一部分国民的意志和利益，它们的存在有碍于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理想目标。希特勒在实施“一体化”的过程中，处心积虑地要取消其他政党。

德国共产党是希特勒政府的重点打击对象。如前所述，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前后，希特勒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镇压共产党，在1933年3月9—14日，实际上已经取缔了共产党。同年3月31日，希特勒借压缩各州权力的机会，进一步在地方层面上打压共产党。他援引“授权法”，颁布《各州与国家一体化法令》（Vorlufiges Gesetz zur Gleichschaltung der Lndermit dem Reich），以各级地方议会的组成要与国会保持一致为理由，规定“州、省和地方代表机构中的共产党议员的席位无效”。5月26日，政府又颁布《关于没收德国共产党财产的法令》，确认没收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财产的合法性。

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拥有约100万名党员，成了希特勒的第二打击对象。该党领导机构看到了希特勒政府是“封建的、大资本主义的和大农业的联合”，是“反动的大资本主义和大农业的集中”，但认为希特勒担任总理并不意味着纳粹党夺取了政权，因为希特勒政府并不是纳粹的一党政府，而是民族人民党和纳粹党的联合政府，纳粹党在12名政府成员中只占了3名，其他9名是保守派成员。他们认为，希特勒是通过合法途径上台的，与此前的巴本内阁和施莱歇尔内阁没有本质区别，是一个符合宪法的保守政府。而且，参加联合政府的人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代表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彼此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使得该政府处于动荡之中，即使没有外部打击，也会由于内部矛盾的尖锐和激化而垮台。他们还认为，纳粹运动获得巨大发展、赢得大批的追随者，其原因是希特勒许诺给他们工作和面包，将他们从经济危机的困境的拯救出来，而事实上，政府不可能缓解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社会贫困，因而这些追随者会因为失望而离开。他们根据这种假设认为，3月5日的国会选举将造成执政党失败，希特勒会由于赢不到国会的多数席位而下台，兴登堡总统会根据宪法解散政府，将军们也会站在民主力量一边，为保卫魏玛共和国而积极参与政治斗争。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反动势力的“最后一张牌”，它“不会取胜”，然后工人阶级的时机就会到来。1933年2月7日，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甚至乐观地宣布：“柏林不是罗马。希特勒不等于墨索里尼。柏林决不会成为法西斯主义者帝国的首都。柏林永远是红色的！”

社会民主党领袖进而认为，由于希特勒政府是合法上台的，希特勒已经握着兴登堡总统的手发誓忠于《魏玛宪法》，因此社会民主党也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展开斗争，就如1933年1月30日《前进报》（晚刊）所说：“面对这个政府的政变威胁，社会民主党和整个钢铁阵线的双脚牢牢地站在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它不会背离这个基础。”在实际行动中，他们极力反对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全德工会联合会会员利用示威游行、政治集会和总罢工等议会外措施反对希特勒政府。即使在反对通过“授权法”的投票活动中，韦尔斯主席在发表态度强硬的演说时，仍然暗示社会民主党将以合法反对派的身份进行非暴力的、以法律为依据的抵抗，同时表示支持希特勒政府争取让德国获得国际上“平等权利”的努力。

而希特勒政府仍然把打击矛头指向社会民主党。早在2月4日《保护人民和国家》紧急法令颁布后，希特勒政府便经常勒令该党的主要报刊停刊，甚至其机关报《前进报》也由于发表该党的竞选号召而被迫停刊3天。该党的集会，不是被禁止就是遭到冲锋队的破坏。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社会民主党虽然还能在国会中进行有限的活动，但日益遭到政府的打压。

在国会表决通过“授权法”之后，该党为了能够合法地存在下去，采取了容忍和退让的政策。1933年3月17日和18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即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没有在场的情况下，先后通过和发表题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决议。前一个决议针对共产国际的做法，即反对与第二国际直接进行谈判，但要求各国共产党停止攻击社会民主党，可以考虑达成两党协议，提出自己的建议，即继续要求共产国际考虑两个国际组织举行谈判的建议，并要求第二国际所属各政党在两个国际组织没有举行正式谈判之前，不要参加任何单独谈判。后一个决议阐述了第二国际对德国政治状况的态度。文件强烈抗议德国法西斯政府采取恐怖措施迫害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吁参加第二国际的工人政党与德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防止希特勒政府借机制造麻烦，就以自己不同意这两项决议为由，于3月20日宣布退出第二国际，30日，该党主席韦尔斯又宣布退出该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时，该党执行委员会还派代表就社会民主党报刊复刊问题同戈林举行谈判。戈林提出，只有外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停止报道德国政府迫害反法西斯主义者恐怖行为，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才能复刊。为此，该党领袖韦尔斯、弗里德里希·斯坦普菲尔（Friedrich Stampfer，1874—1957）等人分别前往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和瑞士等国进行游说，试图说服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对德国的法西斯恐怖作所谓实事求是的报道。

4月26日，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新选出的中央机构旋即作出规定，再次重申党“继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与此同时，该党开始作两手准备，委派韦尔斯和其他5名执委会成员流亡境外，在当时尚属法国管辖的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组织流亡领导机构，以应付党组织万一被取缔后的困难局面。

希特勒政府对社会民主党一如既往地实施打击，而且进入4月后力度不断加强。政府不仅查封了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报刊，还接管了其属下的全部印刷厂。5月2日，政府取缔全部工会组织，冲锋队员占领了工会大厦。5月10日，戈林指派警察占领社会民主党办公大楼，没收了它和国旗社的全部财产并封闭其新闻机构。此时，社会民主党领导机构内出现意见分歧。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放弃了幻想，要求开展反法西斯抵抗斗争，以免进一步丧失威信并失去其他国家工人政党的支持。留在国内的领袖们则延续原有的政策和措施。

5月17日，国会举行会议，希特勒在会上发表对外政策声明。他声称冲锋队和党卫队没有军事性质，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争取德国人民在世界上的平等权利”。最后，他提出一项名为《和平决议》的文件要求国会批准。社会民主党原拥有119个议席，但只有65人出席会议，其他人或者已被关押在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缩写KZ）或监狱（18人），或者流亡国外，或者没有出席。文件未经辩论便付诸表决，社会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该党国会党团在声明中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社会民主党议员同意5月17日的国会决议，并不意味着对希特勒政府投信任票，而是同意德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然而实际上，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这一举动给国内外舆论界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全体德国人民都一致拥护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同时也为希特勒宣传其外交政策提供了依据。

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力主议员们投反对票，但未能奏效，于是，流亡派与国内派之间的分歧加大。5月21日，流亡执委会在与来自柏林的2名执委会成员商议后，决定转移到布拉格，在那里出版《新前进报》（Neuer Vorwrts），并鼓励国内组织展开非法活动。以尤利乌斯·勒伯尔为首的留在国内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坚决拒绝这一决定，并于6月19日在柏林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参加者包括境内执委会成员、国会党团领袖、州议会党团领袖、部分区委书记。会议选举了以勒伯尔为首的新的执委会。为了向希特勒政府表示自己的“善意”，犹太籍成员都被剔出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声明：“在柏林新选出的党的执委会独自负责党的领导工作，那些流亡国外的党员同志不能为党发表任何声明。对于他们所发表的一切言论，党明确声明不负任何责任。”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该党的抵抗能力。

就在勒伯尔等人力图同抵抗派撇清关系、向政府表示妥协之意时，政府却继续发动进攻。1933年6月22日，内政部长弗里克正式发布命令，宣布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政党，要求“各州政府根据总统1933年2月28日签署的《关于保护人民和国家的命令》，采取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措施，特别应立即禁止所有今天仍为国会和地方代表机构成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继续行使其代表权”。根据这项命令，德国境内的社会民主党及其辅助组织和后备组织全部被取缔，报刊被查封，包括自由工会的财产在内的全部财产被没收。同年7月7日，该党在国会、州议会、市政厅和各种代表机构中的代表资格全部被废除。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近3000名社会民主党干部遭逮捕。

纳粹党紧接着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是希特勒联合政府中的盟友。尽管如此，它也逃脱不了解散的下场。4月底开始，纳粹党日益激烈地对它实施攻击，并胁迫其党员加入纳粹党。5月3日，胡根贝格将党名改为“德意志民族阵线”（Deutschnationale Front），也无济于事。6月21日，它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被警察和冲锋队占领。6月29日，胡根贝格被迫退出政府，其担任的经济部长职务由无党派人士库特·施密特（Kurt Schmitt，1886—1950）接任，粮食部长职务由纳粹党人瓦尔特·达雷（Walter Darré，1895—1953）接任。同一天，希特勒强迫胡根贝格签署关于“德意志民族阵线”自行解散的决议。之后，其议员进入纳粹党国会党团。

6月28日，德意志国家党的国会领袖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发表一项仅有三行字的声明，宣布该党“自行解散”。

7月4日，德意志人民党自行解散，其领导人爱德华·丁格尔戴（Eduard Dingeldey，1886—1942）向当局写了一封献媚信，保证其党员将在新国家中守法效劳。

天主教政党方面，首先遭殃的是巴伐利亚人民党。6月22日，当局借口该党与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合作，从事密谋活动，占领其办公处，逮捕其领袖。7月4日，该党宣布解散。中央党内部的年轻一代强烈要求其领袖们奋起反抗，布吕宁也不愿意让党“自行解散”，但面对大势所趋的局面，为了保住党员们在政府机构里的工作岗位，被迫于7月5日宣布解散，该党议员被允许列席纳粹党国会党团的会议。从1933年7月8日起，巴本作为希特勒政府的代表，与梵蒂冈国务大臣巴西利主教（Eugenio Maria Giuseppe Giovanni Pacelli，1876—1958，以后升任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进行谈判，双方于7月20日签订《国家宗教协议》（Konkordatzwischen dem Heiligen Stuhl und dem Deutschen Reich/ Reichskonkordat）。在协议中，梵蒂冈同意不让天主教神职人员参政，解散政党和诸如基督教工会等团体，德国政府则同意保证天主教的自由和教会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

取缔政党的工作还延伸到相关团体。内阁劳动部长弗兰茨·泽尔德特（Franz Seldte，1882—1947）是钢盔团团长，希特勒利用自己的总理职位不断向他施压，1933年4月27日，泽尔德特加入纳粹党。同年底，钢盔团并入冲锋队，但在其中保留原有建制。1935年11月，该组织正式解散。残存的“志愿兵团”（Freikorps）则借1933年11月9日纪念“啤酒馆暴动”10周年的机会，正式予以解散。

1933年7月14日，政府凭借“授权法”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Gesetz gegen die Neubildung von Parteien），规定：1.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2.凡维持另一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新政党者，如其罪行不触犯其他规定而须受更大的惩罚外，将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六个月至三年的劳役。

同年12月1日，希特勒政府又颁布《党和国家统一法》（Gesetz zur Sicherung der Einheit von Partei und Staat），进一步确立了纳粹党在国家中的地位。该法规定：1.在民族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是德意志国家理念的体现者，与国家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它是公法意义上的社团。2.元首代表（Stellvertreter des Führer）和冲锋队参谋长将成为内阁成员，以保证党和冲锋队的办公室与公权力紧密合作。3.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与冲锋队（包括它们的下属组织）成员作为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将对元首、人民和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如果他们损害了所负责任，将由党和国家实施特别审判。元首将扩充相关规则，以便适用于其他组织的成员。

上述两项法令，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一党制，保证了纳粹党凌驾于国家政府机关之上并不受国家法律制约的地位。

六、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

在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着国内权力分散和权力集中两种不同的要求。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皇权并不强大，地方势力拥有较大的实权。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德意志在统一事业和现代化方面都落后了，于是产生了建立民族国家的强烈紧迫感。自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德国的国家发展与大小德意志之争、国家结构的松紧之争紧密纠结在一起。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小德意志”之路，使得德国的国家结构由邦联发展到联邦。魏玛共和国建立之时，宪法初稿曾经确立了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的架构，然而遭到以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等南德诸邦为代表的联邦主义势力的反对，最后还是回归到联邦制。经过二十年代部分州的自愿合并，到1933年1月，全国存在17个州。

联邦制与纳粹主义的极权要求是格格不入的，纳粹主义鼓吹“一元”，要求整个德意志民族听命于一人，中央集权制才是其最好的选择。根据纳粹主义理论，国家是保种保族的工具，为了达到保存和发展优秀的德意志种族的目的，就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制，领袖的绝对权威也要穿越“州”的自主权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壁障，深入到德国的每一个基层单位。

1932年7月，时任总理的巴本发动“打击普鲁士”（又称“巴本政变”）事件，以“国家专员”的身份接管普鲁士州总理的大权，这一做法为希特勒变更国家结构的行动打开了大门。在1933年1月底的组阁谈判中，希特勒又坚持让戈林兼任普鲁士州的内政部长，掌管了占全国领土面积2/5、控制首都柏林的最重要州的警察力量。戈林就任这个职务后，致力于使普鲁士的警察纳粹化，让14名警察主管退休，开除了许多下属官员，大量安插纳粹党徒。这些人全部来自庞大的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后备队。”

由于受到《魏玛宪法》的制约，变动后的普鲁士州政府还拥有一定的权力，包括其在全国参议院中较强的代表权。1933年2月6日，作为普鲁士“国家专员”的巴本又一次采取行动，以兴登堡总统签署的“紧急命令”为令牌，要求布劳恩政府交出全部权力。他成功了，但对国家的联邦体制又实施了一次打击。

巴伐利亚州的离心倾向一向比较强烈，1923年时，正是这一倾向给纳粹党发动“啤酒馆暴动”提供了机遇。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那里又出现了在州内恢复君主政体、甚至脱离联邦的议论，州政府总理、巴伐利亚人民党人海因里希·黑尔德（Heinrich Held，1868—1938）甚至扬言，说他将逮捕敢于踏上巴伐利亚土地的“国家专员”。纳粹党赶紧向这里实施打击。3月9日中午，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巴伐利亚区党部领袖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1890—1944）和纳粹党国会议员弗兰茨·里特尔·冯·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1868—1946）将军奉希特勒之命，在少数冲锋队员的协助下，要求州总理黑尔德立即把权力交给“国家专员”埃普。黑尔德致电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但得到的答复是埃普已经被任命为“国家专员”，有权控制州政府。黑尔德向兴登堡总统求救，但后者的答复是：以后要提意见和建议，应该直接呈送给希特勒。黑尔德召开州政府会议商讨对策，但大批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聚集在街道上，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无奈之下，黑尔德暂时逃亡瑞士，不久秘密回国，过起了东躲西藏的生活。埃普接管了巴伐利亚州政权，很快成立由纳粹党人组成的新政府。3月9日当天，希特勒飞赴慕尼黑。他趾高气昂地说：“在德国，最贴我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我是在这里发迹的。”他向当地纳粹头目发出指示，“中央政权不得再受巴伐利亚的特别运动或分裂分子骚乱的干扰。这对国家的政治安定是很重要的。我必须完成俾斯麦的未竟事业：只有对全国的利益有用，州才成其为州。”

在此后的一周内，希特勒使用同样的手段，指派在各州的纳粹党大区领袖和党内高级人士担任“国家专员”，接管了除普鲁士外其他各州的政府权力。各地的冲锋队员冲进市政机关和警察局，挂起纳粹党旗庆祝胜利。

同年3月31日，希特勒援引“授权法”，以所谓地方与中央“一体化”为借口，颁布《各州与国家一体化法令》。法令规定解散除普鲁士以外的各州原议会，毋需举行新的选举，根据3月5日国会选举的结果，以同样的席位分配比例组织新的州议会，共产党席位一律空缺。各州政府可颁布法令并整顿各州行政机构，毋需征得州议会的批准。

4月7日，希特勒又颁布《各州与国家一体化的第二个法令》（Gesetzzur Gleichschaltung der Lnder mit dem Reich，简称《总督法》），任命中央政府派驻各州的“国家专员”为各州的总督（Reichsstatthalter），负责监督全国总理提出的方针政策在各州的贯彻执行；规定总督有权解散州议会，任免州政府，颁布州法令。

对于普鲁士州，希特勒采取了特殊的处理措施。他宣布自任普鲁士州总督，免去巴本所担任的驻普鲁士“国家专员”之职，4月11日又安排戈林接任巴本的普鲁士州总理一职。1935年，驻普鲁士总督一职改由戈林接任。关于总督的地位与作用，希特勒在1934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作了明确解释：“（总督）不是各州的行政长官，他们执行国家最高领导的意志；他们的委任不是来自各州，而是来自国家。他们不代表各州与国家相对，而是代表国家与各州相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是创造新国家，而不是保存德国各州。”1935年1月颁布的《德国总督法》（Reichsstathaltergesetz）则以法律形式规定：总督是各自管辖区内“德国政府的常驻代表”。

各州州长的职位，由于没有太大的实权，竟然意外地得到保留。内政部长弗里克为了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曾经建议将总督与州长的职位合并，但一直没有得到希特勒的答复。只有在黑森和萨克森两个州，这两个职位由同一人担任。

1934年1月30日，国会和参议院通过《国家重建法》（Gesetzüberden Neubau des Reichs），正式在德国确立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该法共六款：第一款，废除各州的议会；第二款，a.各州的最高权力转归中央； b.州政府成为全国政府的下属机构；第三款，各州总督受全国内政部长管辖；第四款，州政府可以颁布新的法律；第五款，由全国内政部长发布实施本法律的法律与行政细则；第六款，本法律自颁布之日起生效。

实际上，当局对该法的第四款并不满意，因为该款使各州有可能“自行其是”。很快，政府又利用该法第五款发布一项命令，规定没有国家有关部长的许可，各州不准颁布任何地方法令。该法的第三款也曾经引起总督们的不满，他们绕过弗里克直接向希特勒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愿由此被降低为仅仅是内政部的代表，从而丧失独立自主的权力。实际上，这个问题在纳粹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但指挥各州总督的实际权力，一直掌握在希特勒手中。

随着各州主权的丧失，由各州代表组成的全国参议院已失去存在的必要。1934年2月14日，希特勒颁布《全国参议院废止法》（Gesetzüberdie Aufhebung des Reichsrats），正式解散了该机构。

在废除联邦制的同时，希特勒政府还曾企图实施州的“标准化”，即缩小各州之间面积的差距。在德国原来的版图上，各州的面积相差十分悬殊。普鲁士的面积几乎占全国面积的2/5，巴伐利亚拥有700万人口，萨克森拥有500万人口，而一些小州却仅有20万—30万人口。1933年希特勒任命各州总督时，对人口不足200万的小州采取两个州合并为一个行政单位的做法。对于面积特别大的普鲁士州，从1934年起逐步将州政府的重要部门，如内政部、经济部、农业部、劳动部等，并入全国政府中相应的部，实际上取消了普鲁士州一级的行政机构，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原普鲁士州的各省。这样，由纳粹党大区领袖担任省长（Oberprsident）的普鲁士各省，实际上与其他同样由大区领袖担任总督的各小州处于同等地位。

德国长期来存在“地方自治”的古老传统，市长和乡镇长对市参议会和乡镇议会负责，保持一定的地方自治权。1935年1月30日，纳粹政府颁布《乡镇法》（Gemeindeordnung），把国家一体化运动贯彻到基层政权组织，彻底废除地方自治的传统。该法规定：把“领袖原则”推广到乡镇的行政管理；人口10万以上的城市由全国内政部长任命其市长，柏林与汉堡的市长由希特勒直接任命；人口10万以下的乡镇由州总督任命其乡镇长和乡镇议员。市参议会和乡镇议会完全失去原来的地方自治的作用。

经过这番变更，德国便从一个联邦制国家完全过渡到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在《国家重建法》颁布后，内政部长弗里克得意地宣称：“几个世纪来古老的梦想已经实现。德国不再是一个软弱的联邦制国家，它已经成为一个由强大民族组成的中央集权国家。”到1935年底，随着德国国内“一体化”工作基本完成，希特勒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毁约扩军，于是下令暂时搁置有关宪政和领土改革的事务。

七、清洗冲锋队

1934年6月30日，纳粹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俗称“长刀之夜”（Nachtderlangen Messer）的清洗冲锋队事件，该事件也称“蜂鸟行动”（Operation Hummingbird）或“罗姆政变”（Rhm-Putsch）。一直充当纳粹“革命”急先锋的冲锋队遭到致命打压，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被枪杀。事件结束后，包括国防军在内的权势集团对希特勒政府深表满意，希特勒趁着兴登堡总统去世的机会，再次实施重大的国家体制变革，取消总统职位，自任国家“元首”，纳粹体制正式确立。

“长刀之夜”事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同长期以来纳粹党与冲锋队在纳粹运动中各自的定位及相互关系有关，又是希特勒政府在国内各利益集团发生利益冲撞时的一次无奈表态，也反映了纳粹党在1933年1月30日前后从“造反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

在纳粹运动兴起初期，曾经出现过究竟是冲锋队抑或纳粹党充当对方“鼓手”的争执。希特勒尽管在内心深处排斥政党政治，但在时代的逼迫下，也看到政党在夺权斗争中的特殊作用，因此要求以纳粹党作为纳粹运动的核心，而冲锋队则充当纳粹党的鼓手与助手。然而，部分冲锋队领导人却受到当时德国“政治碎片化”和由于被迫裁军导致大量军人退伍流入社会等背景的影响，认为同国防军有着更紧密关联的“冲锋队将成为德国解放事业战斗力量中更为有效的一员”。他们要求各地冲锋队直接向位于慕尼黑的冲锋队总部汇报工作，并要求在采取行动等特殊情况下，纳粹党的地方领导人也要自觉地听命于当地的冲锋队。然而，随着1923年慕尼黑“啤酒馆暴动”走向失败、德国政局渐趋平稳、尤其是希特勒决定走合法斗争的道路，“捏着鼻子进国会”，以从事非法斗争为主要手段的冲锋队很快处于劣势，只能充当纳粹党尤其是希特勒的助手。

经济大危机期间，冲锋队的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同时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一是成员中无产者的比重明显高于纳粹党。据冲锋队研究专家柯南·菲舍尔（Conan Fisher）称，1929—1933年期间，冲锋队成员中工人占57.2%，中产阶级占31.1%，上层阶级占10.8%。而在相近时期中，纳粹党员中工人占41.9%，下层和中层中产阶级占45.9%，上层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占4.6%。二是行动主义（Aktivismus）和激进主义的倾向都强于纳粹党，要求坚持《二十五点纲领》中关于打击垄断资本和大地主的诉求，习惯于从事街头械斗，走非法斗争的道路。在1930年8月的柏林冲锋队叛乱和1931年4月德国东部和北部冲锋队联合叛乱中，都提出了放弃合法路线、以暴力行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等要求。三是成员们普遍不满于冲锋队在纳粹运动中的“付出”和“所获”之间的不平衡。四是冲锋队的军事化倾向再次复苏，尤其是罗姆担任冲锋队参谋长后，模仿陆军改组冲锋队的组织建制，勾起了冲锋队与生俱来的“军队情结”。

希特勒就任总理后，参加或支持纳粹运动的中下层民众在“胜利”的激励下，以为纳粹党真的要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给予他们参加“纳粹革命”所应得的报偿。纳粹党内反映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情绪的人士，也纷纷提出相应的建议。党内元老戈特弗里德·弗德尔（Gottfried Feder，1883—1941）认为，纳粹党执政后，就应该实施《二十五点纲领》的经济条款，以及关于国有化、分红制、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和“废除利息奴役制”等诺言。纳粹农民领袖瓦尔特·达雷建议大幅度降低农民债务的资本价值。纳粹党经济处处长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1877—1962）被任命为国家经济专员后，也要求接管全国的大百货公司、统一价格商店和消费合作社。1933年4月1日，瓦格纳前往垄断资本组织“德意志工业全国联合会”（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缩写Rd I）办公室，要求联合会的秘书长辞职，因为在他的领导下，联合会“对纳粹革命没有保持足够的重视，并像以前一样地活动”。他还勒令联合会的两名犹太理事辞职，代之以两名纳粹党徒。

冲锋队继续充当争夺统治特权的急先锋。随着希特勒上台执政，其权力意识与规模同步膨胀。1933年1月以后，冲锋队在吸收大批“识时务”的新成员并合并钢盔团等组织的基础上，规模从原先的40万成员急剧扩大到250万，至1934年5月，甚至膨胀到400万。队员们在反犹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掀起了抵制大商号、交易所和消费合作社的运动。其中一支冲锋队曾在法兰克福交易所门前游行，要求交易所全体理事辞职。一名冲锋队员甚至要求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吸收其为成员，并扬言以集合冲锋队处于紧急待命状态为威胁。1933年3月，罗姆宣告以自己的名义任命地方冲锋队领导人担任“特派专员”和“特派专员副手”，负责保持各地冲锋队与政府机关之间的联系，监督各地政治组织和军事团体尤其是冲锋队的纪律问题，确保中央政府的指令在各地被贯彻执行。

然而，比起冲锋队庞大的规模和成员们高昂的期望值来，其分享到的这些果实价值极其有限。所谓的“特派专员”，其实仅仅是虚职。在各地政府机关的抵制下，他们无权干预地方官员的任免，无权干预企业生产，也不允许担任地方社团的临时领导人。更有甚者，在全国就业形势逐渐好转的背景下，不少冲锋队老战士反而找不到工作，因为不少企业不愿意雇用长期在街头冲锋陷阵而疏于本职工作的冲锋队员。如在纽伦堡，冲锋队中近一半的失业队员在1934年初仍然没有找到工作。从全国范围看，1933年底，冲锋队中仍有近100万多年失业的贫困人口，至1934年初，由于大批人员涌入，冲锋队内的失业人数超过200万。充满失落感的冲锋队员对局势的发展充满怨恨。1933年3月，汉堡一冲锋队员写道：“我们都认为选举之后新政府的措施将立足于反对金融资本。我们都认为巴本、兴登堡、泽尔德特将在3月6日被剔出内阁。资本主义德国带给我们饥饿和痛苦，我们想要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德国……我们号召同资本主义体制作斗争。”他们以更激进的姿态要求纳粹“革命”继续发展。

希特勒面临这股浪潮的冲击，为了保证政权的群众基础，尽量在宣传上对中下层民众实施安抚。1933年5月，希特勒和纳粹劳工领袖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1890—1945）先后向工人发表讲话，表示要保护工人免遭资本主义的剥削，扩大工人的权利。但是，在涉及中下层民众和垄断资本之间利益分配的实际问题上，尤其是当两者不能兼顾时，希特勒基本上维护了后者的利益。1933年3月10日，希特勒面对冲锋队的暴力狂潮，在国内保守势力和外国舆论的压力下，委婉地呼吁冲锋队约束暴力行为：“个人肆无忌惮的行为，正在危害我们的党，这些行为与民族革命的伟大事业毫无关系，但能破坏和诋毁运动的成就。……恶意骚扰个人、妨碍与干扰经济生活的行为原则上必须停止。”同时，颁布相关法令限制百货公司，保护零售商店。1933年7月，随着纳粹“一体化”工作初见成效，希特勒多次发表讲话，要求纳粹革命告一段落，转入对“千百万人进行教育”的新阶段。

中下层民众对此强烈不满，1933年夏天开始，纳粹党内出现了要求实行“第二次革命”的口号，认为纳粹党获取政权是“第一次革命”或“民族革命”，紧接着应该实行“第二次革命”或“社会革命”，接管大企业，整刷政府机关，用暴力手段打击垄断资产阶级和旧官僚机构，完全控制德国的政治经济机器。冲锋队由于其成员结构的特点，成了呼喊这一口号的中坚力量。1933年6月，罗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冲锋队和党卫队不能容忍德国革命陷入沉睡，或者在半路上被非战斗者背叛……不管他们喜欢与否，我们要继续战斗——如果他们最终理解这是什么，我们就同他们站在一起；如果他们不愿意，就不理睬他们；必要的时候，以他们为敌。”1934年，柏林、汉堡等8个城市都发生冲锋队骚动，要求希特勒兑现关于社会问题的诺言。

希特勒明确反对“第二次革命”的要求。1933年7月6日，他在全国总督会议上宣布：“革命不是永恒的状态……必须引导高涨的革命热情，使之成为社会发展进化的温床，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对民众实施民族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他甚至威胁说：“我将毫不留情地镇压任何想搅乱现存秩序的企图，我要对付那所谓的第二次革命，因为它只会导致混乱。”几天后，赫斯也警告纳粹党成员要警惕那些煽动闹事的人，称他们企图“挑拨公民相互对立，并以‘第二次革命’的美名来掩盖这种犯罪行为”。同年8月，内政部长弗里克对冲锋队采取实质性的限制措施，解散“辅助警察”，并宣布关闭冲锋队辖下的集中营。10月6日，弗里克又禁止冲锋队采取任何未经授权的干预和打击行动，并宣布要惩治冲锋队的暴力犯罪行为。

冲锋队参谋长罗姆不愿彻底退却。1933年11月5日，他向1.5万名冲锋队员发表讲话，表示：“如果德国新的统治者忘记了曾经是谁把他们放在今天如此惬意的位置上，那么，近两百万冲锋队员将会提醒他们。”他在私人小圈子里甚至发牢骚说：“阿道夫腐烂了。他背叛了我们所有的人。他只同反革命分子交往。”

与此同时，冲锋队与国防军的关系也逐步恶化。由于国防军军官团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和权力、较为稳定的社会集团，也是未来实施对外扩张的主要支柱，希特勒对其非常重视。他执政后多次表示尊重其“非政治性和超党派性”的独立地位，并一直不插手其内部事务。与此相对应，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则在坚持国防军的独立地位、不允许纳粹党直接插手军内事务和不准许军官加入纳粹党的前提下，采取了同纳粹党全面合作的态度。然而，冲锋队的规模急剧膨胀，自罗姆担任参谋长后，其军事潜质也进一步加强。冲锋队既羡慕国防军的声望和地位，又不满其政治上对纳粹“革命”的保留态度，罗姆在个人野心的驱使下，希望以冲锋队取代国防军。

1933年2月，冲锋队和国防军围绕青年组织的管理权问题，首次展开争夺，后在希特勒的干预下各自作了让步。同年8月，冲突再起，罗姆提出以冲锋队为基础，组建新的“人民军”（Volksarmee），把国防军降到掌管士兵训练事务的地位。1934年2月，罗姆的要求再次加码，在内阁会议上提议成立新的政府部，负责领导国防军、冲锋队、党卫队和其他退伍军人团体等所有武装组织，并暗示要求自任部长。他在私下里经常表示：“灰色的礁石一定要让褐色的潮汐淹没。”3月间，勃洛姆贝格向希特勒抱怨说，冲锋队正在用重机枪秘密武装一支大规模的特别警卫队，这不仅是对陆军的威胁，也影响到国防军主持下的秘密扩军工作。

冲锋队是希特勒攫取政权的重要工具。面临同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的冲突，他试图在不损害同后两者进一步合作的前提下，以一定的让步来平息由冲锋队反映出来的中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1933年12月1日，政府安排罗姆担任不管部长。1934年初，希特勒致信罗姆，从头到尾使用“你”这个亲密称呼。信中颂扬冲锋队在确保“纳粹革命”胜利和纳粹国家及人民的生存方面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同年2月，政府又颁布《关于国家运动战士供应法》，规定在政治斗争中患病或受伤的纳粹党员或冲锋队员，享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受伤人员的待遇，能获得国家的抚恤金或补助金。6月4日，希特勒又与罗姆作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私人会谈，希望缓解相互间的矛盾。

但是，希特勒很清楚，无论是对内巩固自己的地位，还是对外扩张侵略，夺取世界霸权，都必须取得垄断资本和国防军两者的全力支持。尤其是，按照《魏玛宪法》所设立的总统职位，尽管由于1933年3月《授权法》的通过而权位遭削，但还拥有解除总理职务的残存权力。希特勒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解职。而当时兴登堡已是85岁高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希特勒希望在他死后，把这个职位也收入囊中。这一举措需要获得权势集团的容忍和支持。

1934年2月28日，希特勒在军官团的压力下，召开国防军、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高层会议。他对国防军和冲锋队的角色作了明确划分：国防军代表德国对外作战；冲锋队帮助保卫疆界，并在体育运动的掩饰下对未来的战士作初级军事训练，而在其他情况下，只能从事内部政治事务。会议的最后阶段，由罗姆和勃洛姆贝格共同签署一项体现希特勒讲话精神的协议：冲锋队将在国防军指挥下负责新兵入伍前和老兵退役后的军事训练。随后，罗姆邀请与会者共进其所称的“和解早餐”。然而，当希特勒和将军们离开后，罗姆开始大发脾气，称其根本不想签署那份协议。他还把希特勒称作“一个无知的下士”，说自己“不忠心，迫切需要去度假”。事后，未来的冲锋队领袖维克托·卢策（Viktor Lutze，1890—1943）打小报告，将这些话都告诉了希特勒。

罗姆从自己的野心出发，沿着此前的惯性继续向前走，既致力于安抚队员，又希望以此迫使希特勒作出让步。他给冲锋队增添武器，加强军事训练，举行盛大游行，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对外办公室，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设宴款待外交人员。

军官团的受威胁感又一次增强。勃洛姆贝格以进一步向希特勒表忠来维护军方的利益。1934年2月25日，国防部发布命令，在传统的雄鹰军徽上增添卐符号，形成雄鹰双爪紧紧抓住纳粹党党徽的图案，规定新标徽必须佩戴在军服右胸和军帽上。4月11日，希特勒与勃洛姆贝格及陆、海军总司令一起乘坐《德意志号》巡洋舰，前往东普鲁士视察春季演习，期间双方达成“德意志号协议”，即军方同意希特勒继承兴登堡的职位，希特勒则要压制冲锋队的“革命”呼声，并保证陆军继续作为国家唯一的武装力量。

1934年6月，冲锋队与其他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垄断资本集团和总统府对此感到不安。兴登堡对副总理巴本说：“巴本，事态正越变越坏。请把它们清理一下。”6月17日，巴本在自己的政治顾问的协助下，在马尔堡大学发表公开演说，对纳粹党的一些做法和“第二次革命”的要求发起猛烈攻击。他说：“一个国家的人民，若要名垂史册，它就承受不起发生在下边的永无休止的叛乱。在某个时候运动就得停止，坚实的社会结构才能出现。”“凡是不负责地玩弄这种思想的人不应忘记：第二次革命浪潮之后可能有第三次革命浪潮，扬言要使用断头台的人也许是它的第一个牺牲者。”

针对巴本的演说，纳粹党采取了一定的反击措施。戈培尔扣审了刊登这篇演说的《法兰克福日报》，并禁止电台重播演说录音。希特勒则于当天下午发表反击性演说，谴责“自以为靠几句话就能够使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复兴大业停顿下来的侏儒。”然而，希特勒很清楚地知道，当时还不能同权势集团翻脸。两天后，即6月19日，当巴本向希特勒交涉，抗议戈培尔对他的演说实施检查，并威胁要退出政府时，希特勒的态度有所软化，答应两人一起去看望病重的兴登堡。6月21日，希特勒独自飞往诺伊德克晋见兴登堡，后者委托勃洛姆贝格代为接待。尽管天气炎热，勃洛姆贝格还是身穿全套制服，正襟危坐，全然没有了平日的友善态度。他硬邦邦地告诉希特勒，总统的意思是：如果希特勒不能保持纪律和秩序，他将颁布戒严令，让军队来管理这个国家。当希特勒获准在勃洛姆贝格陪同下见到兴登堡时，总统在短短的几分钟里证实了这一点。

这时，罗姆及冲锋队同权势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或者说，垄断资本集团和国防军已经不能再容忍纳粹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呼声。在纳粹党内，戈林和希姆莱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希望搬掉罗姆这块绊脚石，压制冲锋队，故而多次向希特勒揭示所谓罗姆要发动政变的阴谋。面对这一局面，希特勒决定利用先前已经派人搜集和整理的有关罗姆的“黑材料”，一石多鸟，处决罗姆，清洗冲锋队，压制“第二次革命”的要求，为国家体制的“一体化”进程划上句号。

6月29日晚上，希特勒即着手布置力量。翌日凌晨2时，他在戈培尔等人陪伴下，以罗姆准备在柏林和慕尼黑发动政变为由，开始了逮捕和处决行动。希特勒在慕尼黑附近处决了罗姆，戈林和希姆莱在其他地方也同时行动。全国共有多少人遇害，至今说法不一。多数说法为约1070人遇害，1120人遭逮捕。希特勒趁机排除政敌，被杀者包括：前总理施莱歇尔及其夫人；施莱歇尔的助手、谍报局前局长斐迪南·冯·布雷多（Ferdinand von Bredow，1884—1934）少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天主教反对派领袖们；巴本的2名助手；1923年镇压过“啤酒馆暴动”的古斯塔夫·冯·卡尔（Kahr，Gustav von，1862—1934）。巴本尽管保住了性命，但被撤销了副总理的职务（该职位就此取消），更遑论制衡希特勒了。

7月1日下午，希特勒在总统府花园举行茶会，招待内阁成员和党内领袖们。希特勒一面友好地与大家寒暄，一面抽空通过电话指挥杀戮事宜。当天，勃洛姆贝格以军队的名义向希特勒表示“奉献与忠诚”。翌日，兴登堡总统致电希特勒，感谢其“及时扑灭叛国阴谋并拯救德意志民族免于大难的坚决行动”。7月3日，内阁一致同意颁布一项只有一句话的命令，称“为镇压严重叛国行为而在6月30日、7月1日和2日所采取的措施是合法的，系保卫国家的紧急措施”。7月13日，希特勒出现在国会议员面前，对“长刀之夜”的行动作解释。他在透露了罗姆等人的“劣迹”后，表示：“如果有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法庭来处置这些罪犯，那么我只能说，在这个时刻，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成了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他进一步威胁说：“将来人人都必须知道，如果有人竟敢举起手来打击国家，那么他的下场肯定是死路一条。”

1934年8月2日上午9时，兴登堡躺在一张斯巴达式的铁床上安然去世。兴登堡逝世3个小时后，媒体公布了前一天晚上由内阁通过的《德国国家元首法》（Gesetzüber das Staatsoberhaupt des Deutschen Reichs）。法令规定：1.总统职位与总理职位合并。总统的职权由元首兼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执掌。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助手。2.该法令自冯·兴登堡总统去世之日起生效。

希特勒的“元首”称呼，原先主要在纳粹运动的内部使用。自《德国国家元首法》生效后，希特勒从党的元首变成了党和国家的元首，并因接管总统职权而拥有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权。由此，纳粹统治体制基本形成。

遭到清洗后的冲锋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规模急剧缩小，从1934年5月约400万成员，减到同年9月260万，再减到1935年10月的160万和1938年4月的120万。冲锋队在纳粹运动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尤其是1934年7月20日，希特勒下令提升党卫队的地位，使之成为脱离冲锋队管辖的独立组织。尽管冲锋队还在继续从事青年入伍前和军人退役后的军事训练工作，尤其是在国家举行大规模的政治集会时，冲锋队都能充当仪仗队，活跃在公众的视线范围内。1939年1月，为了战争的需要，希特勒作出决定，将入伍前和退伍后的军事训练作为所有男性公民的义务，并把大部分的训练任务交给冲锋队。冲锋队的军事特性在世界大战的推动下，终于合法地得以实现。

第二节 极权主义政治体制

一、领袖原则与领袖国家

纳粹德国在政治上实行极权制。然而，该体制的产生和运行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在现代社会，希特勒不可能按照中世纪的专制统治模式来建立纳粹制度。而且，希特勒本身就是以纳粹党为基础，通过“合法”手段和竞选活动，在群众性的现代政治运动中上台执政的。他一方面要排除其他政党，同时又要依恃纳粹党及其控制下的团体，统治全国并控制民众。此外，纳粹政治体制并不是在彻底摧毁魏玛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魏玛宪法》并未正式宣布废除，原体制中的机构大多没有取消，加上希特勒不愿意在政治结构问题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有意让党政之间，以及各种政权机构之间的纵横关系和权限界限模糊不清。

纳粹政治体制的内核和主要标志是希特勒个人对国家实行独裁统治，将国家一切权力集中于最高领袖（元首），以“领袖原则”作为独裁统治的理论依据。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哈夫讷（Sebastian Haffner，1907—1999）在《解读希特勒》一书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希特勒在从政期间，故意把一切都建立在其个人的不可替代性上。纳粹德国没有宪法，没有王朝，没有一个真正担负国家重任的政党（纳粹党只是希特勒个人夺权的工具），也没有安排接班人。“他为了个人的极权与不可替代性，有意识地摧毁了国家的功能”。

纳粹德国的政权结构比较独特。就其内在实质来说，线条比较简单。根据“领袖原则”，希特勒作为纳粹党和国家的领袖，高踞于整个统治机器的顶端；各个部门和各级地区的领袖们，成为该部门和地区的独裁者，形成大大小小的独裁王国，交叉构成网络状的统治“塔身”；丧失基本民主权利的广大民众，处于宝塔的底层。然而，从具体的表现形式来看，由于纳粹政治体制在形成和运行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原魏玛民主体制中的许多机构被保留下来，虽然其中若干机构的内涵被改变。同时，根据纳粹理论和实际统治的需要，又增设了一大批新的机构。如此，新旧机构的运行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以致于很难对纳粹德国的政治管理体制作图解式的描述。

一元性国家的理论保障是“领袖原则”。该原则首先于1921年7月由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确立，其就任德国总理后，逐渐推行于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领袖原则”的思想渊源是尼采的“超人哲学”，希特勒把“超人哲学”运用到政治领域，提出由民族精英进行统治的“领袖原则”。他认为，如同种族与种族之间不可能平等一样，某一种族内部的个体之间也是不平等的。他在《第二本书》中写道：大多数人从来就不会有创造性成就，从来就不会对人类有所发现，唯独个别人是人类进步的创造者。一旦一个民族引入了当今西方观念中的民主，那就不仅会损害个体的重要性，而且会妨碍个性价值发挥其作用，阻止了创造者的活动和发展，消除了产生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的可能性，结果一个民族的强有力的力量源泉就被阻塞了。希特勒明确表示，“人民国家”要以“大自然的等级思想”为基础，强调“人民统治的真义是指一个民族应被它的最有能力的个人、那些生来适于统治的人所统治和率领，而不是指应让必然不谙这些任务的偶占多数的人去治理生活的一切领域”。

在希特勒的言论中，“领袖原则”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紧密相连的。他强调，领袖是民族共同体的人格代表和中心。既然领袖与民族之间存在着种族血统上的一致性，存在着人格上结合的基础，领袖是民族利益及意志的代表者，是保持民族团结的维系者，他们就有权对全民族实行绝对统治。而分别代表一部分国民意志和利益的一般政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希特勒曾经把纳粹德国同威廉二世帝国进行比较。他虽然称赞君主制度能使国家领导权臻于稳固，但认为其弊端是使民众迷信“政出于上”，对政治生活持冷漠态度。领袖并非君主，而是大众中有领导才能并且能够获得大众支持的人。

同时，希特勒利用古代日耳曼人实行军事民主制的事实，推出了古为今用的“日耳曼民主”概念。在“日耳曼民主”中，纳粹党的元首根据结社法，由全体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之后永不改选；国家元首通过举行点缀性的公民复决使其决策得到民众的“批准”；其他各级头目均由上级任命并授以全权。希特勒认为，“日耳曼民主”是建立在选举领袖和领袖权威基础上的民主。

纳粹“领袖原则”的实施准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该原则在具体实施中包含三层含义：第一，纳粹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元首”享有无限的全权和权威；第二，元首的意志以及他以任何方式表达的意图，不仅可以取消或修改现行法律，而且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到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传达到全党全国的每一级机构以至每一个人；第三，纳粹党的分支组织和附属协会各设“全国领袖”（Reichsführer），连同纳粹党的地区组织领袖（Leiter），都由元首任命并对其负责，在本领域或本地区行使绝对权力，各级政府部门的首脑也由上级机关的首脑任命并对其负责，在本组织系统内行使绝对权力，这种绝对权力包括对下属负责，履行关怀义务。

从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魏玛共和国，过渡到希特勒个人独裁的“领袖国家”，1933年3月23日国会通过的“授权法”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它使原先的议会立法过渡到了以“内阁立法”为表现形式的内阁独裁。由于“授权法”三次被延长，在纳粹政权存在期间一直有效。

希特勒在摆脱了议会对内阁的制约后，进一步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绝对控制内阁的目的。措施之一是加快内阁成员“纳粹化”的进程。他增设了许多新的部，任命纳粹党徒担任部长。1933年3月增设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由纳粹宣传领袖戈培尔任部长；同年4月增设航空部，由戈林任部长；1934年5月增设科学、教育和国民教育部，由纳粹党徒贝恩哈德·鲁斯特（Bernhard Rust，1883—1945）任部长；同年7月增设林业部，由戈林兼任部长；1935年7月增设宗教部，由纳粹党徒汉斯·克尔（Hanns Kerrl，1887—1941）任部长。如此快速、大量地增设新的政府部门，还不能令希特勒满意。作为补充措施，他先后把纳粹党徒戈林、罗姆、汉斯·克尔、汉斯·弗兰克作为“不管部长”拉进内阁。每逢原有的部长退出内阁，他就以纳粹党徒取而代之。如瓦尔特·达雷取代胡根贝格担任粮食与农业部长，威廉·奥内佐尔格（Wilhelm Ohnesorge，1872—1962）取代冯·埃尔茨吕本纳赫（Paul Freiherr von Eltz-Rübenach，1875—1943）男爵担任邮政部长，而后者的交通部长职位则由尤利乌斯·多尔普米勒（Julius Dorpmüller，1869—1945）接任。到1938年，只有财政部因专业性太强，仍由无党派专家冯·克罗西克伯爵执掌，司法部因顾虑到“司法独立”原则的残余，仍由右翼保守人士弗兰茨·居特纳（Franz Gürtner，1881—1941）任部长。1942年8月，连居特纳也被纳粹党徒奥托·格奥尔格·蒂拉克（Otto Georg Thierack，1889—1946）接替。希特勒就任总理时纳粹党人在内阁中居少数的局面被彻底改变。

措施之二是把“领袖原则”引入内阁。根据《魏玛宪法》有关条款的规定，德国内阁应该在总理主持下实行“集体原则”和“多数原则”。但是，希特勒一旦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就把这些原则弃之一旁。1933年7月20日修改了《政府议事规则》，规定立法工作只需将相关草案经由相关部长传阅后即可定稿。从1933年10月17日起，内阁部长的誓词也从魏玛时期的“忠于宪法和法律”，改为“忠于德意志民族和人民的元首”。1936年12月15日，德国总理府主任助理、部务主任温斯泰因在波恩行政管理学院的演讲中，对德国“政府”的含义作了如下的新解释：“如今的政府是元首的顾问团，它向元首兼国家总理提建议并支持他作出的决定。”

措施之三是在实际工作中不断降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希特勒政府举行内阁会议的频率越来越低。1933年2月—3月，2个月内共举行31次会议。同年4—5月，2个月内共举行16次会议。从1933年6月到1934年3月，10个月内仅举行过29次内阁会议。从1934年4月到12月，9个月内举行的内阁会议减至13次。从1935年起，内阁例会被取消，仅在有事之时临时召集。这一年全年仅举行过12次内阁会议，1936年减至4次，1937年为7次。1938年2月5日，举行了纳粹德国时期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此后直至纳粹政权覆亡，7年多时间没有举行过内阁会议。作为一种替代物，1937—1938年间，设立了一个被称为“小内阁”的国务秘书机构以处理专门性的事务。不论是正规的内阁会议，还是“小内阁”会议，表决程序从希特勒就任总理时起就取消了。各种以内阁名义发布的法律法令，或者由希特勒与党内顾问协商产生，或者是希特勒同有关的政府部长一起商议起草。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采取了意在独揽大权的一次重大行动。他撤销了内阁的军事部（国防部从1935年5月起改称军事部），由自己亲自接管军事部长和国防军总司令的职权；同时，以忠顺于他的纳粹党徒里宾特洛甫取代牛赖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1873—1956）任外交部长，任命瓦尔特·冯克（Wal the r Funk，1890—1960）接替同他意见相左的沙赫特为经济部长。第二天，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刊登大字标题：“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元首手中！”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和爆发，希特勒借口战争需要，继续策划加强集权的措施。1938年草拟了一部新的《国防法》，规定在发生战争时，将组建一个“三人枢密院”，集中相关权力，这三人分别是全国行政系统的全权代表弗里克、经济全权代表沙赫特（以后被冯克取代）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Wilhelm Keitel，1882—1946）。在进攻波兰前2天，希特勒又将“三人枢密院”撤销，代之以“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该机构是当时由戈林主持的德国国防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是特地为了“在当前国际紧张局势下”确保“行政与经济方面的统一指挥”而建立的。然而，在纳粹体制下，只有希特勒一个人拥有最高权力。

希特勒在口授《我的奋斗》一书时，曾经设计过议会的地位。他说，要取消议会是不大可能的，但议会应恢复Rat一词的古义，即成为元首的“顾问”。在德国实施“一党制”后，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宣布解散同年3月5日在多党制条件下选出的国会，举行新的大选。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排除由其他政党指派的议员，实现国会完全的“纳粹化”。结果，由当局圈定的661名候选人全部当选，其中绝大多数是纳粹党员。1936年3月和1938年4月，纳粹当局如法炮制，又搞过两场选举闹剧，结果大致相同。因此，在纳粹体制中，国会并没有取消，但已经完全失去原有的地位和作用。

交出立法权的国会，在纳粹政治结构中只是点缀“民众意志”的装饰品和希特勒公布政策意图的讲台。从1933年3月到1939年9月欧战爆发，德国国会一共举行过12次会议，“橡皮图章”式地通过了4项法令。其中一项是1934年1月30日的《国家重建法》，另外是1935年9月15日的3项反犹《纽伦堡法》。这些“立法”都是按照希特勒的意旨起草制定的，国会根本没有进行辩论和表决。事实上，国会除了在1934年8月6日集会举行兴登堡总统追悼会之外，其余的集会都是聆听希特勒发表声明和演说。1942年4月26日，国会举行最后一次集会，同意希特勒关于“元首不受现有法律规定约束”的声明，确认希特勒为德国的最高法官。

为了弥合“人民国家”、“日耳曼民主”的标签与代议机构实际上被废除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希特勒采取以公民投票批准政府决策的形式来体现“国家权力来自民众”和“领袖扎根于民众之中”的精神。这样的公民投票共举行过3次。第一次发生在1933年11月12日，与国会选举同时进行，内容是批准政府作出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的决定。由于这次投票包含了国会选举和公民投票两项内容，希特勒的演说内容也相应地有所扩展。他声称只要所有的德国人“像一个人一样”团结起来，德国就可以获得同其他国家一样的平等权利。据官方公布，96%的公民参加了这次投票，其中95%投赞成票。在公民投票顺利取胜的激励下，内阁很快通过希特勒提出的《党和国家统一法》，确立了纳粹党的领导地位。第二次公民投票举行于1934年8月19日，内容是批准将总统和总理的职位合二为一。纳粹当局鼓动兴登堡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陆军上校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敦促全体德国人“投票赞成把我父亲的职位移交给元首”。据官方宣称，95%的公民参加了这次投票，其中90%投赞成票。第三次公民投票举行于1938年4月10日，即德奥合并之后与国会选举同时进行，内容为批准德奥合并。官方公布拥护合并的选民占99.7%。

公民投票原是西方国家在政局发生变化或决定国家重大问题时，由全体公民通过直接投票来表达意愿的一种方式，也是统治集团了解民意的重要途径。然而，纳粹德国举行的公民投票，却不能完全反映民意。首先，从法理上看，纳粹德国的3次公民投票都属于“公民复决”类型，对当局的决策几无影响；同时，它们又属于“有条件的或非强制性的”，即某项决定是否需要提交公民复决，全由希特勒个人决定，而希特勒则选择民众爱国热情高涨之时，同其某项外交行动联系起来举行投票，以造成全民拥护的假象。其次，从操作层面上看，纳粹分子在公民投票过程中使用了不少不体面甚至卑劣的手段。盖世太保（Gestapo）自己的材料证实了纳粹官方公布的投票结果并不真实。如在1934年8月的公民投票中，据盖世太保的内部报告称，在普鲁士州约有1/4或更多的公民投反对票，而在官方的公报里，称全国有90%的人投赞同票。

二、党国一体

纳粹德国是“领袖国家”，希特勒处于操控一切事务的顶端位置，纳粹党和纳粹国家其实都只是希特勒实施个人极权统治的工具。然而，在纳粹的宣传中，纳粹党是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载体和纳粹运动的核心，是一个组织严密、思想一致的战斗团体，集中了德意志民族的精华，代表着全民族的利益。希特勒倚靠这个党获取了政权，逐渐组建起纳粹国家。在这个新的国家里，他也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党去控制整个国家。

纳粹时期“党国一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反映在1933年3月，政府取缔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国旗，代之以纳粹党党旗和原来德意志帝国的黑白红三色国旗，将纳粹党党歌《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定为同原国歌并列的第二国歌。1935年9月15日，又将纳粹党党旗定为代表德国的唯一旗帜。

比这些外在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纳粹党对各级政权机构的实际干预和控制。

在国家一级，由于作为纳粹党元首的希特勒担任政府总理，1934年8月起又成为国家元首，这既保证了纳粹党对全国政权的绝对控制，也使得国家一级的党政关系比地方各级略显简单。

纳粹党中央机构是“全国指导处”，由18名领导成员组成。其中，全国宣传领袖戈培尔，自1933年3月15日起出任新设立的内阁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全国农民领袖瓦尔特·达雷，自1933年6月起接任政府粮食与农业部长；全国新闻出版领袖马克斯·阿曼（Max A mann，1891—1957）因政府内没有相应的部，但实际上独掌全国新闻出版大权。指导处的部分其他成员，或通过出任政府不管部长，或对相关部门进行干预和渗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政府政策。到1938年2月，内阁19个部长中只有财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不是纳粹党人。1941年司法部长弗兰茨·居特纳于死后，该职位也由纳粹党人占据。

在地方各级政权机构的党政关系中，“州”一级的情况较为复杂。纳粹党地方组织原先分为6个级别：地区（Landes）、大区（Gau）、分区（Kreis）、分部（Ortsgruppen）、支部（Zellen）、小组（Block）。地区约辖4个大区，但存在的时间不长，不久便被撤销。大区由大区领袖（Gauleiter）执掌，其管辖范围除在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之外，大致同“州”的面积相当。普鲁士由于面积较大，州内设有纳粹党的24个大区，而其行政区划是12个省。巴伐利亚州内有纳粹党的6个大区。

1933年，德国从复合制联邦国家改组成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希特勒把以纳粹党大区领袖为主的党徒安插到州总督的位置上。普鲁士州政府的实权本来就控制在戈林手中，1933年7月8日颁布的《普鲁士州顾问法令》又规定，州内所有的纳粹党大区领袖均成为州政府的“顾问”。巴伐利亚州的总督和政府首脑由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成员弗兰茨·里特尔·冯·埃普担任。1938年德奥合并后，奥地利总督由新设立的纳粹党“西部边区”（Westmark）大区领袖约瑟夫·比尔克尔（Josef Bürckel，1840—1944）担任。1940年德国将奥地利划分成7个行政大区，总督均由纳粹党大区领袖兼任。大战期间，希特勒把包括侵吞的新疆域在内的全国领土，划分成18个国防区（Wehrkreise），各区专员有权掌管区内与国防问题有关的一切事务，也全部由纳粹党大区领袖担任。

德国政府的行政系统，州和省以下是县，绝大部分县长由纳粹党分区领袖（Kreisleiter）担任。其下是纳粹党的分部领袖（Ortsgruppenleiter），一般兼任镇长。纳粹党的基层组织支部，或设在企业一级，或管辖4—5个街区，支部领袖（Zellenleiter）一般也掌握该地区的行政大权。支部以下分若干小组，由小组督察员（Blockwart）领导。这些小组督察员每人监管大约40—60户家庭，他为每个家庭建立资料卡，上面记载着每个家庭的情况，如参加社团组织的人数、向纳粹党捐赠的钱款数以及家庭内部存在的问题等。尽管德国的公务员制度历史悠久，行政官员的入门线较高，但基层官员的工作繁重，社会地位不高，故而纳粹党虽然政治热情有余而行政能力不足，但也容易取而代之。

纳粹党控制政府机构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控制政府官吏和公务员队伍。1933年4月7日，当局颁布了《重设公职人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法令一方面旨在恢复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职业官吏制度，规定1918年11月9日以后任职的官吏，如果不符合任职标准，将被免职，另一方面，把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员和犹太人（1914年8月1日前任职者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者除外）作为清洗对象。该法令实施后，普鲁士州受到的影响最大，1663名行政官员和公务员中，28%因各种原因被免职。而在其他州，被免职者仅为9.5%。但是，该法令的隐性效应不可低估，它使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人人自危，自觉地靠拢正在日益控制全国的纳粹党。

随着纳粹党规模扩大和希特勒控制力增强，1937年1月26日，纳粹当局又颁布了《文职人员法》（Beamtengesetz）。法令规定此后政府官员必须由纳粹党员担任，任职者不仅必须宣誓效忠希特勒个人，还要在思想上真正信奉纳粹主义，无条件地支持纳粹党的政治目标。法令颁布后，大批纳粹党员进入政府机关，原有的文职官员也纷纷加入纳粹党，致使文职人员中纳粹党员比重越来越高，从1933年的1/5猛增到1935年的3/5。1937年，普鲁士州官员中的纳粹党员比重达到4/5。1939年后，纳粹党党籍成为进入官员阶层的先决条件。

纳粹党还对整个公务员队伍实行严密控制。它除了规定所有公务员必须加入纳粹党的下属组织——德国公务员联盟外，还窃听文职人员的电话，盯踪他们的亲戚朋友，调查他们以往的政治态度，核查他们的婚姻状况及履行优生计划的情况。内政部还反复强调，每个公务员不仅必须订阅纳粹党党报，还要为该报扩大读者面。

在“以党干政”的过程中，纳粹党设在慕尼黑的赫斯办公室（即元首代表办公室）起着特别的作用，该机构不仅领导着被称为“政治组织”（Politische Organisation，简称PO）的纳粹党组织系统，还以其特有的方式干预着国家的行政事务。鲁道夫·赫斯于1925—1932年任希特勒的秘书，1933年4月21日被任命为“纳粹党元首希特勒的代表”（Stellvertreter Hitlers als Parteiführer），负责“在所有涉及党的领导地位方面，以希特勒的名义作出决定”。早在1932年12月纳粹党全国组织领袖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因政见分歧辞职时，希特勒为了尽快弥合由此造成的党内管理系统的纰漏，并防止再次出现足以危及自己独裁地位的角色，一方面任命罗伯特·莱伊接任纳粹党全国组织领袖，另一方面组建了新的纳粹党政治中央委员会（Polititsche Zentralkommison），由赫斯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在赫斯接任元首代表后，改称“元首代表办公室”。

为了加快以党干政的进程，希特勒于1934年7月27日颁布命令，进一步提升赫斯办公室的地位。其中规定：元首代表赫斯部长将参与所有政府部门的法律起草工作；提交给其他相关部长的立法文件，必须同时递送给元首代表；由其他相关部长亲自参与起草的文件也是如此；必须让元首代表赫斯部长有机会对相关文件提出建议；赫斯所派出的专家代表可以以赫斯的名义参与工作。1935年9月24日，希特勒再次发布命令，给予赫斯参与政府官员提名与审批工作的权限。命令规定：元首代表必须参与官员的任命工作；参与形式为元首代表有权审阅拟任命官员的详细材料，并有足够的时间发表看法。在实际运行中，赫斯办公室一般都要同相关的大区领袖联系，以保证任职者在政治上绝对可靠。

参与政府立法和行政官员的任命工作，使赫斯办公室的工作量大增，急需大量懂行的工作人员。1933年7月1日起成为赫斯助手的马丁·博尔曼（Martin Bormann，1900—1945）趁机崛起，利用自己所具备的管理能力，充分扩大赫斯办公室的权限，并以赫斯为跳板，向希特勒的“个人小圈子”靠拢。到1934年底，赫斯在博尔曼协助下，建立了自己的控制架构。总部位于慕尼黑的赫斯办公室以两个处为支柱。第二处名为“纳粹党内部事务处”；第三处名为“国家事务处”，负责处理党政关系，即代表纳粹党干预国政。

1934年10月25日，当赫斯还在组建自己的统治架构时，就向全党发布一个指令，要求纳粹党的各级官员在自己的具体指挥下，全面干预行政事务。指令指出：纳粹党所遵循的政治路线源自元首希特勒，他授权赫斯确保该路线在全党不折不扣地得以履行；元首代表、大区领袖和党的各级官员必须确保各级行政机构的政治路线，元首代表重点负责中央政府和那些包含一个以上大区的州（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大区领袖重点负责大区内的行政系统；纳粹党全国组织领袖属下的专家，包括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成员，冲锋队、党卫队和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缩写HJ）等组织的领袖，如需干预国政，要获得赫斯的同意。

1941年5月赫斯私自飞往英国后，“元首代表”一职被取消，赫斯办公室改组成“党务办公厅”（Parteikanzlei），由马丁·博尔曼任主任。从形式上看，党务办公厅的权限应该小于元首代表办公室，其实却不尽然。当时，希特勒的独裁地位已经相当稳固，在实施以党干政方面更加肆无忌惮。他把赫斯拥有的全部职权都授予博尔曼（包括把博尔曼提升为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成员），并于1942年1月16日规定，纳粹党与国家机构之间必须通过博尔曼才能进行联系，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长官、包括各部部长，都必须通过博尔曼向他呈报公务。随着德国不断向外扩张，占领区的控制权主要由党的机构掌握，控制东部占领区的特别权力也授给党务办公厅。加上博尔曼本人善于揽权，1943年起兼任“元首秘书”，权力进一步增大。

三、司法纳粹化

纳粹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纳粹主义原则高于法治的“领袖国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法律条文对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挑战。因而，就如纳粹当局没有公开废除《魏玛宪法》，而是采用各种手段将其实际上化为乌有一样，他们对具体的法律体系也使用了同样的办法。

在宣传上，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头目都否认传统的法律理念，鼓吹“领袖原则”是纳粹权威概念的基础，也高于传统的法律理念。元首希特勒作为命运指定来领导德国的人物，表达了全民族的意愿，任何具体的法律条文都可能制约他的行动自由。1934年，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Rechtswahrerbund，缩写NSRB）主席汉斯·弗兰克写道：“在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法律只能是维护安全、促进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工具。评判个人的法律也只能以他对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为依据。”而内政部长弗里克的话则更为直白：“一切对民族有利的东西都是合法的，一切损害民族的东西都是非法的。”

政府对司法系统的整肃，首先从律师队伍开始。希特勒曾经把所有的律师都看作“反对他的政权的捣乱分子”。他就任总理后，律师的独立地位很快遭到侵蚀。1933年4月7日，政府颁布关于实施律师准入制度的法令，规定同日颁布的《重设公职人员法》同样适用于律师。如此，律师纳入了公务员系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约束。1933年建立了“全国律师公会”，其官员都由司法部长根据同全国法律界领袖协商的结果任命，全国的律师都必须加入该公会。公会致力于保证律师们按照“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期望”行事，并通过“荣誉法庭”维持纪律。同年10月，当局组织了1万多名律师在莱比锡最高法院前举行宣誓仪式。律师向希特勒敬礼，公开宣誓将追随“元首的事业奋斗，直到生命的终点”。1939年1月4日，当局颁布《关于法官、公诉人、公证人和律师准入制度的法令》，规定对包括律师在内的法界人士实施强制性培训，培训课程的主要内容为：德意志历史；对德意志人的文化发展起过积极影响的民族的历史；纳粹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基础；关于血统与土壤关系的理论；关于种族与民族性关系的理论；关于德意志共同体的生活；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人物。

对法官和公诉人的控制几乎同时展开。早在1928年，纳粹党即组建过“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法学家联盟”（B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Juristen，简称BNSDJ），由汉斯·弗兰克任主席，1930年拥有成员233名，1932年猛增至1374人。希特勒执政后，打算将该组织作为控制司法系统的工具。为了吸收更多的法官和律师参加，1934年曾淡化其意识形态限定，将名称改为“德意志法律阵线”（Deutsche Rechtfront），翌年成员数达到82807人。然而，1936年再次改名，恢复意识形态限定，淡化种族概念，称“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盟”为了打破法学实证论的传统影响，当局在1935年颁布修改刑法的法令，规定法官审判时可以根据刑事法典所包含的“原则”和民众的“普遍情绪”来进行，从而为抛弃强调一切依据法律的法治打开了大门。

1933年4月7日颁布的《重设公职人员法》，废弃关于法官不能因政治原因被免职或降级的原则，从而抽去了司法独立原则的基础。1935年的法令将纳粹党通过“元首代表办公室”主持任命文职人员的做法推广到法官队伍，使当局能够从源头上保证法官队伍的政治倾向。1936年秋，当局在全国各地强行推行法官的宣誓仪式，法官们穿着饰有卐和雄鹰标志的法袍，举臂行纳粹礼，宣誓效忠于希特勒个人。1937年1月26日的《文职人员法》第71款规定，文职人员“如果不能保证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支持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将被强制退休。此外，从1937年起，法官在办案中的自主地位也愈益受到侵蚀。审理任务的分派，不再由庭长在与各部门负责人及资深法官商议后决定，而是由庭长根据司法部的命令，以司法部代表的身份作出决定。与此相对应，公诉人在审判过程中的地位则进一步上升。由于公诉人归入了政府官员类别，审判案件中宣布无罪释放的比重急剧下降，从1932年占案件总数的13%，下降至1940年第二季度的7%。死刑的适用范围则扩大，从1933年的3种罪增至1946年的46种罪。公诉人接管了法官的一些职责，如审查被告人写的信件（甚至写给辩护律师的信件）、授权监狱探视、处理上诉请愿等。1939年，在最高法院内设立了“特别处”，规定首席公诉人可以将某些案件直接提交该处审理，从而越过了低级法院。他也可以将其他法院（下文将要提到的“人民法庭”除外）已经审理完毕的案件在一年内提交该处重新审理，作出最后判决。此举提升了首席公诉人的地位，使他们实际上能够决定受审者的刑期。在不少案例中，公诉人实际上拥有双权，既定罪（通常都是有罪）又判刑。

修改法律的行动也在悄然进行。1937年，德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即使在家庭内部，或者在私人间发誓保密的情况下发生的批评政府的行为，也是可以起诉的。公民只有在保证不被人偷听的自言自语中，以及在肯定不会被其他人看到的日记中，才能表达不满之情。欧战爆发后，后一保留条款也被取消。

从总体上看，纳粹党控制司法系统的效果不如其他领域。1933年后法官队伍更换的速度，比其他部门慢得多，直到1939年，还有约2/3的法官是希特勒执政前任命的。律师队伍更换的比例更低。新《文职人员法》达到了控制文职人员的目的，但无力迅速更换法官。在希特勒执政初期，部分律师甚至认为德国仍然是一个法制国家，在推行法治方面比魏玛共和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保证了领袖们的每一个意图都以法律的形式表达出来，满足了民众对法制保障的心理需求”。连“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盟”都没有成为纳粹当局的驯服工具，反而经常要求保持司法的独立性。作为司法行政最高机构的全国司法部，一直掌握在非纳粹党人弗兰茨·居特纳手中，而他的助理汉斯·冯·多纳尼（Hans von Dohnanyi，1902—1945）竟是反纳粹抵抗运动的中坚人物。“长刀之夜”事件发生后，居特纳虽然对希特勒表示支持，但公开要求此后能以正常的法律程序处理此类事件。他还反对希特勒对案件审判工作的干预，尤其不愿把法院判决后的犯人移交给盖世太保或其他警察部门。1935年，霍恩施泰因集中营（KZHohnstein）的数名纳粹官员因残酷虐待囚禁者，曾被法院判刑，最后只能由希特勒出面将他们赦免。由于当局的意愿不能在每次审判中得到贯彻，以至于纳粹报刊，尤其是党卫队机关报《黑色军团报》（Das Schwarze Korps），在1938—1939年曾大肆攻击司法系统和法院对某些案件的判决。

希特勒政府因此力图缩小传统司法机构行使职责的范围。早在1933年12月1日颁布的《党和国家统一法》中，就规定纳粹党、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犯法不再由法院审理，而由纳粹党的特别机关审理。例如，纳粹党在大区一级设置了“党内法庭”（Parteigerichte），任务是保证纳粹党维持北欧—日耳曼种族的纯洁性，镇压犹太人、共产党人和自由主义者等“国家的敌人”，有权用解职、降低社会地位和监禁等手段威胁和惩处党员。同时，当局还设立各种新的审理机构来处理特定的事务，其中包括政治犯罪、世袭农庄（Erbhof）、劳工纠纷和强制绝育等。1935年又由布雷斯劳（Breslau）检察院出面，规定各级法院无权裁决政府的行动是否合乎宪法。在缩小传统法院管辖范围方面，最突出的事例是组建“特别法庭”（Sondergericht）和“人民法庭”（Volksgericht）。

特别法庭根据1933年3月21日的法令设立，设置于各州的高等法院之内，主要负责审理“阴险地攻击政府”的政治案件。特别法庭由3名“必须是可靠的纳粹党员”的法官组成，不设陪审团，废止预审制，限制被告提出申诉的权利。被告可以聘请辩护律师，但律师人选要得到纳粹党官员的认可。根据1938年11月20日颁布的法令，特别法庭审理的案件范围进一步扩大，除政治事件外还有权审理刑事案件。

人民法庭也是一种专门法院。它于1934年4月24日设立，设于柏林法院内，主要审理反对纳粹政权和纳粹思想的案件。从同年7月14日起，它取代审理政治案件的最高机构德国国家法院。人民法庭由2名职业法官和5名纳粹党、党卫队和武装部队官员组成。1942年以前由奥托·格奥尔格·蒂拉克任庭长，以后由罗兰德·弗赖斯勒（Roland Freiler，1893—1945）接任。它基本上实行秘密审讯，法官席背后放置的不是国徽和国旗，而是弗里德里希大王和希特勒的半身像及纳粹党党旗。辩护律师都是“合格的”纳粹党人。审判过程类似于战时的临时军法审判，被告大多判以死刑。

1941年1月居特纳去世，随后的变动引发了1942年德国司法领域的一场危机。一些狂热的纳粹头目希望利用居特纳去世的机会实行司法改革，将司法系统全盘纳粹化。人民法庭庭长蒂拉克主张法官应变成“不是监察官员而是国家元首的直接助理”。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则向希特勒提议，司法部应予以全部撤销，民法的执行划归内政部管辖，刑法的执行划归警察部门管辖。但是，当时担任德国法学院院长和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盟主席的汉斯·弗兰克，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司法长官的支持下，要求保留一定程度的法制统治。他们认为，如果平民没有法律保障，任何政治制度都不会长此稳定，甚至连纳粹国家也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

希特勒尽管正在忙于指挥战事，由于面临司法危机，他还是分出精力直接干预此事。1942年4月26日，他突然召集国会开会（它也成为纳粹德国最后一次国会会议），警告法官们：如果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不理解当前的需要的行为，都将一概予以撤职。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正式获得德国最高法官的地位，有权“不受现行法律条文的任何约束”，把他认为不称职守的大小官员全部撤职。之后，纳粹政府公布了全体法官都必须遵守的“普遍方针”。

司法界对希特勒的这一系列举措还是作出了一些反应。据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 des SS）的汇报材料称，“这些措施遭到司法界猛烈的反对。同过去盛行的关于地方官独立的概念彻底决裂……据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方官深为不满的批评。据说，在某些情况下，这甚至引起对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公开加以指责”。最后，连戈培尔也不得不下令，禁止报刊进一步发表贬抑律师的言论。而蒂拉克作为新任司法部长，也发现要建立起希特勒所指望的“民族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并不容易。他设法使法官们更为彻底地从属于司法部，从而促使司法部门纳粹化。他甚至于1942年9月18日同希姆莱达成一项协议，承诺尽力使司法工作同保安警察（Sicherheitspolizei，缩写Sipo）和党卫队保安处的活动更为一致。然而，包括希特勒在内的激进派对他仍感不满。司法系统的这种僵持状态一直持续到纳粹政权灭亡，纳粹党只得通过办公厅Ⅲ—C组组长赫伯特·克勒姆（Herbert Klemm，1903— ）接替蒂拉克的助手担任司法部国务秘书，并以组长的身份处理党对“不满意的”法院判决所提出的控诉，以间接干预法院的审判工作。

四、党卫队与党卫队保安处

党卫队是纳粹德国体制中的一个怪胎，在希特勒执政后逐渐成为一个多功能组织，其势力渗透到政、军、财、文各领域，甚至组建起自己的武装力量，直接参加世界大战，成为纳粹党的主要情报、恐怖和军事组织，也是纳粹德国的主要标志物之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纳粹体制本身。希特勒无力彻底打碎原有的框架和机构，又要快速地建立起纳粹专制统治，最好的办法就是新建符合纳粹主义内在要求的有效工具，用这种工具去干预、控制乃至取代原有的机构和组织，以达到控制和改造整个国家的目的。这就为党卫队恶性肿瘤般膨胀与扩散提供了条件。党卫队头目希姆莱则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在纳粹头目们相互倾轧、彼此争权夺利的乱局中自我膨胀，赋予党卫队各种新的功能，推动其恶性发展，成为重要的统治支柱。

党卫队在“长刀之夜”事件中充当镇压主角后，地位进一步上升，1934年7月26日完全脱离冲锋队，升格为与它平行的党内独立组织，其官员不受正常的司法机关管辖。它除了继续承担“党内警察”职责外，还作为国家的辅助警察，参与维护国内的政治“秩序”，监控民众可能举行的政治活动。希姆莱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一方面强调党卫队对希特勒的忠诚，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强化其精英特性。随着党卫队的势力迅速膨胀，其下属组织划分成普通党卫队、党卫队骷髅队和武装党卫队。

普通党卫队（Allgemeine-SS）由原党卫队主体力量延续而来。队员分正式队员和赞助队员两种。正式队员必须具有雅利安家谱，体态匀称，风度优雅。赞助队员即党卫队同情者，一般通过向党卫队捐助钱款获得某种身份。普通党卫队的组织建制沿用1930年确定的做法。全国领袖（Reichsführer）之下设地区总队（Obergruppen），由地区总队长统领；下辖旅队（Gruppen），由旅队长统领；下辖区队（Abschnitte），由区队长统领；下辖旗队（St and arten），由旗队长统领。旗队的规模相当于军队中的“团”，有1000—3000名队员，下辖3—4个突击大队（Sturmbanne）。每个突击大队有250—600名队员，分成相当于“连”的突击队（Stürme）。突击队是普通党卫队最主要的基层组织，有70—120名队员，分成3个小队（Trupps） ；每个小队辖3个小组（Scharren），每组有1名组长和8名组员。

党卫队骷髅队（SS-Totenkopfverbnde，缩写SS-TV）是负责看守集中营的党卫队下属组织。纳粹集中营设立之初，分别由守卫队、守卫先锋、守卫部队和守卫兵团四种组织看守。1934年4月，希姆莱任命西奥多·艾克（Theodor Eicke，1892—1943）为全国集中营和党卫队看守组织总监。艾克将分散的组织合并成突击大队，统一在队员的上衣制服上加饰白骨骷髅标志。1936年3月29日正式命名为党卫队骷髅-武装党卫队（Waffen-SS，一译“党卫军”）是党卫队的武装组织，其规模与功能定位前后发生较大的变化。早在1933年3月，希特勒就指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约瑟夫·迪特利希（Josef Dietrich，1892—1966）组建一支称作“柏林党卫队本部警卫队”的武装力量，作为保卫他个人安全的私人卫队。最初仅有120人。同年9月扩充到两个连，外加一个特遣队，改称“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在此基础上，希姆莱指令各地区的党卫队以柏林为榜样，组建装备轻武器的各地区党卫队本部警卫队，一般说来，每个党卫队区队都拥有100名左右的武装的党卫队员。当这些警卫队扩充到拥有数个连队时，即可改称“政治戒备队”（Politische Bereitschaften），内部模仿军队结构，由下而上逐级编成小组、小队、突击队（相当于连）和突击大队（相当于营）。这些武装的党卫队，军事作战素质不高。希特勒仅仅把它视作一种政治工具，主要用于对付正在躁动于“第二次革命”的冲锋队。1934年6月希特勒清洗冲锋队，专门从他在柏林的“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中调用两个连赶赴巴伐利亚，其他各地的“政治戒备队”也投入这场血腥的搜捕与屠杀行动。

1934年底，希姆莱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将党卫队原有的武装组织合并起来，组成“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SS-Verfügungstruppe，缩写SSVT或VT），成立“督察处”作为其统一的指挥机构。1938年2月希特勒直接掌握武装部队指挥权之后，决定进一步发展这支武装力量。同年8月17日，他发布命令，将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改名为“武装党卫队”，强调它“既不是武装部队的一部分，也不是警察的一部分。它是受我（指希特勒——引者）专门支配的常备武装部队。”希特勒规定，武装党卫队将用于执行“特殊内政任务，或执行作战陆军范围内的机动任务”；当用于对外作战时，它在“军事范围内”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指挥使用，在政治上仍然是纳粹党的一部分。该公告成为武装党卫队的正式出生证。此后，武装党卫队的兵力迅速增加。1938年它仅有4个团的建制，1939—1940年间扩充到3个师——摩托化的“帝国”师、“骷髅”师和警察师，另有一个“领袖警卫旗队”（摩托化步兵团建制），总人数达到12.5万。在1940年5月德国入侵西欧的战役中，武装党卫队正式参战。

党卫队的中央领导机构，起初是希姆莱的首席副官处，1936年改称“党卫队全国领袖本部”，下设若干主管局处。其中主要有： （1）以奥古斯特·海斯迈尔（August Heymeyer，1897—1979）为首的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负责除保安处以外的其他所有党卫队单位。（2）党卫队巩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负责实施境外德意志人移居大德意志国的计划，在占领区剥夺和驱赶斯拉夫人，将所谓“低等种族”分子交付强迫劳动，送往集中营或灭绝营（Vernichtungslager），为移居的德意志人提供空间。该委员会下属机构有种族和移居处、德意志人联络处、中央土地处、中央外来移民处、德国再移居托管公司等。（3）党卫队保安处，它是一个权力最大，同监控与镇压事务关系最直接的特务机构。1936年6月26日，党卫队保安处头目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1904—1942）兼任国家保安警察总处处长。此后，这两个情报组织相互渗透，走向统一领导。同时，双方职责重叠，相互争夺控制领域的矛盾尖锐。

五、盖世太保与德国中央保安局

魏玛共和国时期，警察由各州政府控制，联邦内政部只作一般性的监督，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警察力量。负责打击“谋反事件”的政治警察，同样置于各州警察局的管辖之下。然而，这一状况不符合纳粹当局要在全国实施专制统治的要求。全国统一的秘密警察的诞生，表面上看是希姆莱大肆揽权的结果，实质上却是纳粹统治日益强化的必然归宿。

盖世太保最早产生于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两州。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戈林以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身份接管州警察局，开始着手组建特种政治警察，作为一支强有力的监控与镇压力量。他把政治警察、谍报警察和刑事警察中的政治特别部门合并，组成州的“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缩写Gestapo，中文音译“盖世太保”），作为警察的独立部门脱离州警察总部，直接隶属于州内政部。与此同时，希姆莱于1933年3月先后兼任慕尼黑市警察局代理局长和巴伐利亚州内政部政治司司长，他在州内政部里设立“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办公室”，把州政治警察和其他警察机关的政治部门从普通警察机构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机构。

在把全国的警察合并成统一力量的过程中，戈林、希姆莱和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权斗争。希姆莱作为党卫队全国领袖，一直希望全盘控制全国的监控与镇压机构，其中包括统一的警察力量。弗里克从巩固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出发，要求把各州的警察主管权收归中央政府的内政部掌管。但是，两人的设想遭到戈林的反对。后者于1933年11月30日以普鲁士州总理身份颁布法令，规定普鲁士盖世太保的控制权从州内政部进一步转移到州总理（戈林）手中，从而保持了盖世太保的独立地位。于是，弗里克同希姆莱联合，利用自己担任全国内政部长的权力，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2月间，先后任命希姆莱担任除普鲁士以外的各州政治警察首领，从而在事实上统一了各州的政治警察。1934年2月19日，弗里克向各州发布一项命令，由他统一掌握“德国各州警察的直接指挥权”。戈林则针锋相对，重申自己已经接管了普鲁士州警察的最高领导权。

就在这段时间内，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等人同以罗姆为首的冲锋队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戈林不得不同希姆莱及弗里克妥协，于1934年4月同意由中央内政部指挥全国的警察力量，希姆莱担任普鲁士州盖世太保督察员，海德里希任普鲁士州秘密警察处处长。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立即利用这一机会，在州秘密警察处内设立州政治警察司令中央办公室，负责具体协调全国各州警察工作和秘密警察计划。一时间，全国的政治警察（在普鲁士州是盖世太保）之间似乎已结成较为紧密的关系。

不久，事情又出现反复。希姆莱提升党卫队地位和加强其作用的举措引起弗里克的担忧，1935年底，弗里克向希特勒等人提交了一份篇幅较长的备忘录，对党卫队和盖世太保脱离内政部控制以及它们的一系列不当行为提出抱怨。这一行动得到各州内政部的呼应。在此背景下，1936年2月10日普鲁士内政部颁布《盖世太保法》，其中承认柏林的盖世太保总部是全州盖世太保的最高领导机构，各省的盖世太保指挥部是它的下属机构，但规定地方盖世太保指挥部必须同时接受同级内政机关的控制，盖世太保首领在颁布命令前必须获得州内政部长的同意。

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对弗里克的备忘录作出回应，其中作出如下规定：任命希姆莱为全国内政部管辖下的全国警察总监，授予他“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内政部德国警察总监”的头衔，他有权管理全国的警察事务；在希姆莱管辖的范围内，他即是全国和普鲁士内政部的代表；希姆莱作为德国警察总监，有权出席讨论警察事务的内阁会议。此举极大地提升了希姆莱的地位。希姆莱则立即采取行动，于6月26日宣布改组全国的警察指挥系统，把全部警察分为穿便服的保安警察和穿制服的治安警察（Ordnungspolizei，缩写Orpo，又译风纪警察）。同年10月，全国各州的政治警察全部改名为秘密警察，由党卫队旗队长海因里希·缪勒（Heinrich Müller，1900—1945）统一领导，受保安警察总处下辖的秘密警察处管辖。至此，盖世太保从内容到形式都实现了统一。从1937年起，负责控制德国边境交通、逮捕非法越境者的边防警察也归盖世太保管辖。1944年夏，边境海关警察成为盖世太保的组成部分。

盖世太保的主要任务是在党卫队保安处的配合下，镇压一切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和活动。据纳粹当局193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刑事警察的任务是对付那些因肉体或道德的堕落而站在国民的对立面者，盖世太保要处置的则是那些受德国人民政敌的委托而破坏德国统一和毁灭国家政权者。根据海德里希的说法，公开的敌人随着敌对组织被摧毁遭到沉重打击，但更大的危险来自披上伪装的敌人，“这种敌人进行地下活动……其目标是破坏国家和党的统一领导”。盖世太保作为“一种慑服和恐怖的混合物”，不仅有责任制止正在实施的犯罪活动，同时要把犯罪动机和计划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对手还没有产生反对思想、更不用说策划敌对行动之前就将其侦破。盖世太保使用的手段主要有：侦察（包括电话窃听）、警告、劫持、谋杀（包括伪装成不幸事故或自杀）、“监护”、把对象送进集中营，而利用“监护拘留令”把政敌关进集中营是盖世太保手中最有力的王牌。

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同为纳粹德国的监控与镇压机构，它们之间的分工与矛盾关系比较复杂。1938年起，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开始考虑将党卫队保安处和保安警察合并，建立一个凌驾于两者之上的新机构，以便更有效地协调两个机构的行动，并让党卫队保安处享受国家行政机关的待遇，缓解其经费拮据的局面。然而更深的用意，则是希望把两者统一成“纳粹国家的国家保卫团”，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占据特殊地位。1939年9月27日，党卫队保安处和国家保安警察合并，组成“德国中央保安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缩写RSHA），受党卫队和政府内政部双重领导。但是，掌握审批权的赫斯反对将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合并成新的超级机构，因此该机构一直没有公开对外亮牌。两条系统的机构在其中仍保留着相对独立的地位。

德国中央保安处下辖六个处，分别为：第一处，行政与法律；第二处，世界观研究；第三处，德国生活领域或国内保安；第四处，镇压反对者（即盖世太保） ；第五处，打击犯罪活动（即刑事警察） ；第六处，国外情报或国外保安。其中的第一、四、五处属国家机关，第二、三、六处属党的机关。1940年，第一处分割成两个新处，即人事处（新的第一处）和组织行政法律处（新的第二处），原第二处改为第七处。在地方一级，原德国本土内的党卫队保安处与保安警察机关在形式上是分开的，但党卫队保安处领袖都兼任国家保安警察督察员，而在占领区，两者被合并成统一的特务部队，置于中央保安局及希姆莱任命的官员控制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1942年，原来隶属于陆军的秘密战地警察（负责陆军内部在占领区的安全事务及防范平民袭击军事机关）编入保安警察，意味着被纳入该局的管辖范围之内。1944年2月，武装部队谍报局（军事谍报局）并入该局。同年夏，治安警察总处也归该局领导。

六、集中营制度

集中营制度是德国法西斯极权体制中最为残忍的统治手段和形式。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集中营的基本面目、规模和关押对象等，前后经历过一些变化。

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一个多月，冲锋队在对付政敌的过程中，为了绕过远未完成纳粹化改造的司法部门，减轻监狱人满为患的压力，开始大批建立集中营。1933年3月下旬，冲锋队在斯图加特附近建立第一个集中营。很多地方的冲锋队组织纷纷仿效，到年底即达50余座，一共关押了四五万人。这些集中营大多小而简陋，往往是利用城市里的仓库和地下室改装，被称为“地堡”式集中营，虐待甚至残害囚禁者，其中最恶名昭著是柏林附近的奥拉宁堡集中营。

党卫队建造的集中营比较正规，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规模不断扩展，直到纳粹政权覆亡时才关闭。通常所说的纳粹集中营就是指这类集中营。第一座党卫队集中营建立于1933年3月，希姆莱在巴伐利亚州达豪市（Dachau）附近一个火药厂的旧址上，以几间石砌平房为中心，建立了达豪集中营（KZDachau）。

1934年上半年，随着冲锋队同希特勒之间的矛盾激化以及冲锋队与党卫队之间的地位变化，集中营的掌管权逐渐向党卫队转移。1934年6月底冲锋队遭清洗后，所有集中营都划归党卫队管理。党卫队独掌集中营的管理权后，对全部集中营实行整顿改组，关闭所有临时凑合的集中营，增建大规模的正规集中营。继1934年建立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KZRavensbrück）后，1936年在柏林以北建立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1937年建立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和弗洛森堡（Flossenbürg）集中营，1938年建立诺依恩加梅（Neuengamme）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最早建立的达豪集中营，构成纳粹德国的三大中心集中营。

在纳粹当局的官方宣传中，集中营被称为“国家劳动改造营”，是一种“政治改造所”。在党卫队集中营的铁制大门上，大多铸有Arbeitmachtfrei（劳动带来自由）字样。实际上，它是作为法西斯恐怖专政的暴力强制工具而设计的。被关进集中营的主要有四类人：

（1）政敌，包括持反纳粹态度的政党或团体的成员，被开除的纳粹党员，破坏外汇管制者，收听敌对国家广播和发牢骚者。

（2）“低等种族”分子，主要是犹太人和吉普赛人。

（3）刑事犯，内分“有期预防性拘留者”即有前科累犯者，和“保护性拘留者”即正在服刑的囚犯。1933年11月24日，当局颁布了《同危险的职业犯罪分子作斗争法》，其中规定，对多次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刑满释放后接着实施“保护性看管”，那就意味着送集中营。1937年3月9日，纳粹当局根据希姆莱的一项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一次大搜捕，共逮捕了2000名职业罪犯和惯犯。翌年3月18日又突然实施一次搜捕。被捕者都送进集中营。

（4）“懒惰分子”和“社会无用者”。据1938年1月26日希姆莱以党卫队全国领袖和德国警察总监身份发布的公告，“懒惰者系指在有劳动能力的年龄内经官方医生检查已认定或可以确定在近期内有从事工作能力的男子，在这两种情况下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接受工作任务，或虽然已经接受了工作任务，但在短时间工作后，没有充分理由又放弃此项工作的人。”“社会无用者”即为“对社会有危害者”，这类人包括“乞丐、游民、吉卜赛人、流浪者、懒汉、妓女、同性恋者、发牢骚者、酒徒、打架者、交通违章者和心理变态者及精神病患者”。“社会无用者”中，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妓女、酒徒、游民和吉普赛人这4种人，他们被称作对社会有严重危害者，全都需要被送进集中营。

集中营内为了便于区别和管理，各类囚禁者在左胸和右裤腿（奥斯威辛集中营[ KZAuschwitz]则在左臂）佩戴不同标志：政治犯，红色三角；刑事犯，绿色三角；同性恋者，粉红色三角；反社会者和女性同性恋者，黑色三角；“耶和华见证人”组织成员，紫色三角；吉普赛人，褐色三角；犹太人，黄色六角星，其中触犯种族法令者佩戴镶黑边的绿色或黄色三角。外国人以国名的第一个字母代替。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纳粹集中营即越出德国本土，在占领区兴建。1938年7月，在奥地利毛特豪森镇附近建立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1939年德国侵占波兰后，陆续建立施图特霍夫（Stutthof）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索比包（Sobibor）集中营、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集中营、马依达内克（Maidanek）集中营、比克瑙（Birknau）集中营和海乌姆诺（Chelmno，一译切尔诺）集中营。1941年11月，布拉格附近原捷克斯洛伐克的坦伦希堡垒改建成为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作为犹太人特别集中营。这些新建的集中营主要关押战俘和外国犹太人，生活条件比德国本土的集中营更为严酷，劳役也更为繁重。同一时期，德国本土的集中营也普遍扩大规模，开始接纳、关押战俘和外国犹太人。弗洛森堡集中营（KZFlossenbürg）和达豪集中营，先后从1940年底和1941年初开始在囚禁者身上进行医学试验。

1938年起，纳粹当局大肆宣扬其收容营地已经人满为患，为屠杀行动制造舆论。当局以社会福利机构和集结营地已经“超员”以及缺乏护理为借口，拒绝为那些人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纳粹分子还蓄意在社会福利机构里制造一大批衣衫褴褛的“可怜人”，然后把参观者、记者、访问者和群众带到那些拥挤不堪的机构里参观，以便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清理”行动的必要性。从1941年夏天开始，一部分集中营开始设置毒气室等大规模杀人工具和焚尸炉，形成与原集中营比邻而立又与前者合为一体的“灭绝营”。其中，臭名昭著的如奥斯威辛、马依达内克、特雷布林卡、比克瑙、施图特霍夫、贝尔赛克（Belzec）、索比包、海乌姆诺，都是在原波兰境内。1942年1月20日纳粹当局召开万湖会议，确立以屠杀为主要手段的“最后解决”（Die Endlsung）犹太人问题的计划，此后屠杀行动大规模展开。

第五章 纳粹的经济与社会政策

纳粹政权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胡作非为，后果不容低估。它为了扩军备战的需要，对经济生活实施强力干预，使德国步入“统制经济”的轨道。经济集中化的趋势和措施，使小企业主的诉求成为一场空想。文化和教育领域内的法西斯化，使原本滋润的魏玛沃土顿时干涸，沦为“文化荒漠”。大张旗鼓的社会政策，与“民族共同体”的鼓噪互相呼应，为暗流涌动的社会蒙上了华丽的面纱。而声名狼藉的反犹暴行，则将纳粹政权牢牢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第一节 统制经济

一、纳粹党的经济主张

纳粹党在1933年1月之前，工作重心是争取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伺机获取政权，1933年1月之后，则是全盘控制国家和民众，重整军备，扩张领土。在这两个阶段中，经济变革诉求都处于从属的位置。同时，它并不是一个经济党，希特勒作为党魁，又严重缺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并无系统的经济思想。然而，纳粹主义作为一个要求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思想体系，免不了要在经济方面提出自己的设想，纳粹党作为一个政党，为了吸引追随者，又不得不在纲领和宣传中涉及经济方面的主张。经济大危机期间，纳粹党利用尖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争取下层民众的支持以获取政权的需要出发，正式提出自己的经济纲领。

1931年初，希特勒下令在纳粹党全国指导处内设立“第二组织部”，下设由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主持的经济政策处和迪特利希·克拉格斯（Dietrich Klagges，1891—1971）主持的经济学科处。同年3月5日，奥托·瓦格纳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提出《纳粹党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观点和目标》的文件。从以后的进程来看，该文件基本上反映了纳粹党对未来经济秩序的观点，许多设想在纳粹上台后得以贯彻。然而，希特勒担心其内容会引起经济界不安，故而阻止其公开发表。文件要求推行中央集权的国家统制经济，强调“国家应为了整体利益限制个人的自由，也要有最高国民财产支配权，有权干涉经济生活，进行调解和规定。国民经济服从政治手腕。……对自由企业家的自主权，在涉及财产获取和使用的方式上，将通过法律进行限制”。它还提议要以法律形式对企业主获取和运用财产的自由进行限制，监督投资、物价和工资，声称“扩大生存空间”是解决德国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

1932年5月，纳粹党发表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起草的另一份文件《经济紧急纲领》，提出一套有关通过国家举办公共工程、扩大就业机会消灭失业的措施，并提出征收高额收入税，“粉碎利息奴役制”，实行国家监督物价，干预银行等措施。该文件由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作为提案向国会提交。这是纳粹党第一份公开发表、又专门针对经济问题提出的纲领，提出的措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因而获得了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它对于纳粹党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失业工人的支持，赢得该年7月国会选举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引起垄断资本集团的不安。于是，希特勒很快下令收回，由纳粹党的另一名经济理论家、后任希特勒内阁财政部国务秘书的弗里茨·莱因哈特（Fritz Reinhardt，1895—1969）作较大的修改，同年秋以《经济建设纲领》为名发布。新纲领回避了前一纲领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并作了有利于垄断资本集团的重新解释。它强调要扩大农业投资，提高农业产量。同时帮助修建工人私有的独立住宅，以疏散市区人口。要求增加交通事业投资，改善交通状况，为商业发展、东部定居区和军方所希望的疏散大城市人口服务。纲领还反对实施刺激出口的政策，要求脱离世界市场，实现自给自足。

纳粹党执政之后，一些体现下层民众情绪的下层机构和冲锋队要求为实现纳粹党纲领中的反资本主义条款采取行动，引起垄断资本集团的不满。希特勒因此于1933年7月间禁止任何党组织采取干预经济的行动，任命曾经充当他同垄断资本家联系的牵线人威廉·凯普勒（Wilhelm Keppler，1882—1960）为党的“经济全权代表”。

至于希特勒本人，由于经济学知识缺乏，对经济问题不感兴趣。他几乎没有公开阐述过自己的经济主张，只有若干零散的内部谈话，而且常常自相矛盾。例如，希特勒早年曾说过，纳粹党原则上“反对自由主义”，不赞成“自由贸易”，“不赞成市场经济控制的自由价格和工资”。但是，据后来当了纳粹经济部长的瓦尔特·冯克回忆，三十年代初，“元首本人在同我和我所介绍的工业界领袖人物会谈时一再强调，他是国营经济的敌人，所谓‘计划经济’（Planwirtschaft）的敌人。他认为，为了争取最高产量，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是绝对必要的”。其实，希特勒重视的只是权力意志，政治的权衡始终占绝对优先的地位，经济只不过是达到自己政治目标的许多手段之一。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常常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对不同的群众，提出和宣传不同的经济主张。不过，对于希特勒来说，下面两点却是始终十分明确的。

第一，绝对维护“经济私有制度”。希特勒曾几次对大工业巨头们强调，“经济生活的建立是根据成就、人格价值的概念以及人格的权力”，因而证明私有财产是有正当理由的。1930年5月，当奥托·施特拉塞尔（Otto Strasser，1908—1975）及其支持者要求实施工业国有化时，希特勒斥责“这会是德国经济的毁灭”。他强调，“资本家通过他们的能力发迹，繁荣到顶点……这仅仅再次证明他们是高等种族——他们拥有领导权”。当施特拉塞尔问他将怎样对待克虏伯家族时，希特勒的回答是：“只有当人们不能为了民族利益行事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国家才可以进行干预。”法西斯主义追求“一元”性的绝对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国家必然要对经济生活实施强有力的干预。然而，由于希特勒曾经发表过上述谈话，因而纳粹政权一直视所有权为禁区，改用较为低级或粗野的手段来干预经济生活。

第二，希特勒强调，“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德国必须“获取新的土地”，“避开一切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政策的尝试，代之以集中一切力量，旨在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世纪的分配获得一块立足的生存空间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

二、摆脱经济危机

希特勒执政后，一方面着手摆脱经济危机，为扩军备战提供经济前提，另一方面实施经济体制和机制的改组，逐渐建立起具有浓厚纳粹特色的战争经济体制。整个纳粹统治时期，根据主要经济任务的区别，德国经济大致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1933—1935年为“沙赫特时代”，重点是在纳粹党和企业家之间构建起新的合作平台，摆脱经济危机，减少失业人口；1936—1941年为“四年计划时代”，以组建“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为抓手，较大幅度地实施经济体制机制改造，构建备战经济体制；1942—1945年为“施佩尔时代”，推动经济为总体战争服务。

希特勒就任总理时，德国经济已走出危机的谷底，但仍陷于困境中，失业人数高达600万。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宣布政府将实施“伟大的”四年计划：在4年内“彻底克服失业”，“拯救德意志的工人”，“拯救德意志的农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当时必须尽快解决两个主要的经济难题：失业和农业危机。

纳粹运动中尽管也有少量获得博士学位的高学历“人才”，但数量更多的，却是文化水准较低的中下层民众。这样的政党要驾驭难度极大的经济问题，在起步阶段必须同专业人士联手，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自己服务。此外，利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士来管理经济生活，还能在新政权尚未巩固之时起到安抚有产阶级的作用。“沙赫特时代”由此而起。

沙赫特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以拒绝接受《杨格计划》为导火线，同魏玛政府分道扬镳，积极支持希特勒上台。纳粹党掌权后，他于1933年3月重新出任国家银行总裁，并担任国家开支管理委员会主席，翌年7月兼任政府经济部长，1935年5月又兼任“军事经济全权总代表”，一时成为直接对希特勒负责的纳粹德国“经济独裁者”。沙赫特执掌经济大权后，总结前任三届政府的经验教训，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在具体方法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针：松财政，紧货币。

松财政，就是由国家大量投资，兴办公共工程，如修筑道路和高速公路，兴建机场，建造住宅，整治水道，改良农田土壤等，用以刺激需求。在1933和1934两年内，全国用于公共工程的开支，达到50亿马克。这些非生产性项目的投资，既繁荣了经济，又不会加重已有的生产过剩性危机。

紧货币，就是控制通货膨胀，控制外汇，稳定物价。国家兴办公共工程和扩军备战，需要大量资金。国家筹集资金，通常有三种不同的途径，即增税、增发货币和借债。大幅度增加税收不仅会引起民众的不满以至反抗，而且会直接削弱本来已经不足的“社会有效需求”，抵销扩大就业的好处。增发货币会直接引发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德国经过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全国上下对这一点都非常敏感。因此，沙赫特采取了以借债为主的筹资方法，以实现紧货币的目标。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沙赫特除了按常规举借内债，发行“劳动国库券”（Arbeitswechsel）外，还建立了一套依靠发放短期商业债券的“兴工券”机制。这种短期商业债券，一般期限为3个月，但可延长20次，最长达5年，每年兑现1/5。它作为商业债券可以自由交易，实际上成了马克之外的一种“辅助货币系统”。这种变相的货币，避免了公开的财政赤字和公开增发货币，不会直接引发通货膨胀。“梅福票”（Mefo-Wechsel）是“兴工券”中知名度较高的一种。

“梅福票”的全称是“冶金研究股份公司（缩写Mefo）期票”，由发行公司支付给军火承包商和生产商，最后由国家银行保证到时贴现。在一般情况下，该票在5年后开始贴现，这样就能暂时缓解战前预算支出的负担。“冶金研究股份公司”是1933年5月由四家军备康采恩建立的假公司，其成员均为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两位领导人则分别来自国家银行和政府国防部。当时，在危机冲击下，一般德国银行已经冻结了贷款业务，缺少可投资金与流动资金。国家银行虽有放贷能力，但原有《银行法》规定它不能直接从事公开的市场活动，也不能代表国家兑现债券。1933年10月17日，希特勒政府颁布法令，授权国家银行在证券市场上收购国家证券，授权一般商业银行承担再贴现。这样，大企业承包国家的公共工程或军事订货之后，即可按合同规定的开支总额（包括利息）领取相应的债券。一般的商业银行承兑此种债券。然后，由国家银行再贴现。沙赫特利用这种债券机制，为纳粹政府实施大规模公共工程和军备计划筹措了资金。

在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前，全国共发行“梅福票”约120亿马克，占同期军费开支的1/5，其中1934—1936年，占到了约1/2。此外，国家还有总计达80亿马克的中长期债务和15亿马克的其他短期贷款。换一个角度看，在1933/34—1938/39年6个财政年度内，国家总开支约为1000亿马克，其中只有80%来自税收和国家企业（特别是铁路和邮政）上缴的利润，其余主要通过借债的方式解决。

“松财政，紧货币”方针实施的结果，德国以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换得了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1937年底与1932年底相比，德国国民收入增加63%，而纸币流通量仅增加48%。然而，预算支出的增长对财政平衡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以至于从1935年开始，希特勒下令禁止公布政府预算，希冀以此避免引起民众恐慌。

在筹措资金的同时，增加就业机会、缩减失业人数的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1933年6月1日，政府发布了由纳粹党徒、财政部国务秘书弗里茨·莱因哈特起草的《扩充就业面纲领》（Arbeitsbeschaffungsprogramm，旧译《关于缩减失业人数的法令》），又称第一项莱因哈特纲领。该纲领规定国家财政部将发行总数为10亿马克的“劳动国库券”，用于增加工作岗位，尤其要保证下述各类工程和工作的开支：修缮和改造行政大楼、公寓和桥梁，以及各州、地方当局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建筑物；修缮农村住房和办公楼，分割原有住房，以及将其他用房改造成较小的住房；城郊房产；农业移民；河道整治；增设为民众提供煤气、水和电力的装置；州与地方政府建筑物地下室的建造与整修；为办理上述各项工作所支付的必要报酬。纲领预计可在短期内吸收约100万名失业者进入生产领域。

同年9月1日，政府颁布“第二项莱因哈特纲领”。文件吸取了部分私人企业主的建议，把工作重心转向增加就业岗位，而不是以缩减在岗者的劳动时间来扩大就业面。它将没有效益的5亿马克津贴用于1933/34年冬维修住宅和农业用房屋，还提供价值3.6亿马克的利息偿付券，大力促进修建居民点，增加铁路和邮局的投资，扩大紧急救难工作。

在具体实施两个莱因哈特纲领的过程中，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减少失业人数。首先，兴办大量的公共工程，直接拨款投资用于修建运河、铁路、国家建筑物等，尤其是从1933年6月底起大张旗鼓宣传动工的“国家高速公路”，增加了很多就业岗位。其次，在工程建设中尽量以人力代替机器操作，替换下的旧机器必须销毁，以免被变相使用。再次，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妇女放弃工作回到家庭。1933年政府颁布政令，规定“如果妇女愿意放弃工作回到家庭，她们每人可以获得政府1000马克的免息贷款，此后每生育一个孩子即可免除其中的1/4”（以后由于劳动力短缺，1937年10月政府下令取消关于不参加工作的规定）。这种贷款被称为“婚姻贷款”（Ehestandsdarlehen），除了鼓励生育的目的外，还有减轻就业压力、鼓励妇女回归传统角色的功能。政府通过向月收入高于75马克的单身男女抽取所得税，每年获得大约1.65亿马克的资金作为贷款基金。1933—1934年间，政府共发放了36.6万笔婚姻贷款，1935年发放了15.7万笔。此外，政府还对回到家庭的妇女提供诸如减税和安全保险等其他优惠政策。同时，政府还规定“凡35岁以下或其父亲或丈夫的经济状况足以维持生活的女性，都禁止从事任何职业”。如此，大量的女性退出了劳动岗位。第四，适量减少在业人员的劳动时间以扩大就业面。根据“第一项莱因哈特纲领”的规定，每个劳工救济性工作的劳动时间必须限制在每周40小时之内，以增加就业人口的数量。纳粹党还在“维护民族共同体”的口号下，号召在职职工自愿交出自己的一部分工作时间给失业工人。例如在煤矿业，在职职工每月交出了1/4的工作时间给那些失业工人。对那些“双工”（Doppelverdiener）家庭，规定其中一人必须退出就业岗位，空出的位置由救济金领取者补充。第五，严格控制城市的人口数量，禁止农业劳动力流入城市。1934年5月15日，政府发布指令，规定“城市中的企业不得雇用在此三年之前从事过农业的人员”。第六，在就业问题上强调种族政策。只有德意志血统的人才是“民族同志”，对“民族同志”范围以外的人，不仅限制其就业，而且还剥夺他们已有的工作岗位，把有限的机会让给属于“民族同志”的失业人员。第七，大力扩充纳粹党和政府的官僚机构，实行劳动义务制，规定男女青年必须服劳役半年至一年，以吸收剩余劳动力。

由于以上措施，1933年私人资本的投资在前一年减少30亿马克的基础上反向而行，增加了26.3亿马克，私人消费比前一年增加约8%。在沙赫特主持德国经济的几年里，官方公布的工业生产指数持续上升，失业人数不断下降，企业主的利润也稳步增长，德国逐渐摆脱了经济危机的打击。

三、国家干预机制

法西斯国家普遍对包括经济生活在内的整个国家实行独裁统治，实施“统制经济”是法西斯国家的共性所在。然而，希特勒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认为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是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强调纳粹党绝对维护经济私有制度。因而，纳粹时期德国的国家干预机制另有特色。

1933年7月15日，纳粹当局成立隶属于经济部的“德国经济总会”（Generalra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亦译“德国经济总委员会”或“德国经济协会”），作为经济决策机构，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经济法令。其成员为蒂森等12名大工商业主和银行家，以及5名纳粹党高官。1934年2月27日，该总会颁布《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Gesetzüberdie Vorbereitung der organischen Aufbau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条例赋予经济部长很大的权力，包括：认定某个经济团体作为相关领域的唯一代表；建立、解散或合并经济团体；修改经济团体的章程，尤其是为之引入领袖原则；任免经济团体的领导人；强迫企业和雇主加入经济团体。同年11月27日，当局又颁布由经济部长沙赫特奉命起草的《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第一个执行条例。根据两个文件的规定，全国按不同经济部门划分成六大经济组合（der Reichswirtschaftsrat，又译经济集团），即工业、商业、动力、银行、保险和手工业，后来加上旅游业成为七大经济组合。执行条例规定，各级经济组织是由企业主组成的协会性组织（第5条），全体企业主和所有企业都是其义务成员（第3条）。执行条例还规定，同一地区的各种经济组织，联合成一个地区性的经济公会（Wirtschaftskammer） ；全国经济公会（die Reichswirtschaftskammer，又译“全德经济院”）由各个全国性经济组合、各主要的工业经济组和地区性的经济公会的代表组成（第7条） ；根据领袖原则，各经济组合和主要经济组的领导人，均由内阁经济部长任命，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可由经济部长任命，也可由上级经济组织的领导人任命（第11条）。事实上，这些经济组织的领导人都是该行业最大的企业主。

1936年11月12日，经济部长沙赫特进一步明确规定，各经济组合和经济公会的任务在于提高各自成员（企业和企业主）对建立经济组织的优点和尽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的认识，在技术和统计等方面开展标准化和合理化的工作。在经营方面，各经济组合应提出统一会计制度的各项原则，以便使一个企业不仅能了解其自身的成本结构，而且还能与其他企业的成本，至少是与其所在部门的平均成本进行比较，朝着降低成本的方向不断努力。

研究表明，看似神秘的纳粹德国国家干预机制，其实并不复杂。它是由国家政府机关，通过颁布和实施法律法令，对经济生活实施宏观控制。对于基层企业，尽管在内部管理方面引进了“领袖原则”，纳粹政府还是强调发挥“私人企业的创造性”，实行“经济自治管理责任制”。

纳粹政府实行宏观控制的内容涉及七个方面。

第一，控制利润率。1934年3月，纳粹当局颁布《企业资本投资法令》，规定企业当年利润超过上年的部分，或者利润率高于6%的部分，要用于购买政府债券。随后又公布《企业利润分配方法》，规定企业利润超过6%的部分，要存入国家银行所属的金汇兑银行，作为专门的“投资贷款储备金”，4年后归还。这意味着企业积累下来的一部分利润，已由一般的自由资本变为具有一定方向的、资本所有权与资本使用权分离的“社会性资本”。

第二，控制投资方向。纳粹当局规定，凡新办企业和扩大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均需得到国家批准；同时，通过管制原料分配和劳动力予以干预。政府从扩军备战的需要出发，推动资本流入与军事工业有直接关系的重工业部门，即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从1932年到1939年，德国消费品生产仅增加50%。重工业生产却增加近2倍，军火生产更猛增11.5倍。1939年德国直接从事军工生产的工人约占整个工业部门就业人数的20%；军工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更高达25%。

第三，控制劳动力就业方向。随着德国经济逐年好转，失业人数也逐渐降低，甚至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现象。为了保证政府规划中的重点部门，当局限制劳动力流出农业、冶金工业、矿业、化学工业、建筑业和军火工业。1935年2月，德国根据《关于引入劳动手册法》的规定，开始实行“劳动手册”（Arbeitsbuch，一译“工作簿”）制度，规定每个工人必须领取一本劳动手册，上面记载其种族、技能和职业经历，作为受雇就业的依据。这样，雇主或政府就可以通过扣押劳动手册阻止工人离职，取消一般西方国家都存在的自由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把工人强制固定在某一企业之内。1938年6月22日，当局颁布《特别任务劳动力需要法令》，规定劳动部拥有对企业和行政部门“劳动力分配”的垄断权，完全将劳动力的分配控制起来。1939年2月13日，当局出台《确保具有特殊国家政治意义任务所需劳动力条例》，规定在重要行业从业的职工更换工作必须征得劳动局的同意。1939年9月1日又出台《限制工作岗位调换条例》，将2月份所颁条例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行业，即在全国实行强制劳动服役制，规定工人必须到官方就业处所指定的岗位去工作，职工因此无法通过跳槽改善自己的收入。

第四，控制工资水平。纳粹党对魏玛体制下的工资制度一直持批评态度，认为“由于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占到任何份额，导致了广大劳工长时期的贫困”。它认为，工资问题不是企业主或者劳工组织单方面的事情，而是国家的事务，必须由国家在民族整体利益中追求公正的解决，实现“公正工资”。然而，在1933年1月前后，纳粹党对如何实现“公正工资”，宣传上有较大的差别。1933年1月之前，纳粹党认为工人生活得很艰辛，根本不可能体会到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因此通过提高工资来提高劳工的生活水平是实现“公正工资”的关键所在。然而希特勒就任总理后，纳粹党的宣传口径开始转向，认为“提高工资，首先意味着企业主必须节省其他投资的开支，这会波及到民族事业的建设；另外提高工资会刺激工人增加权力的欲望，这样也会破坏民族团结”。它提出“公正工资”必须置于民族共同体的框架内，以保证民族事业正常发展为根本原则。

希特勒执政初期，由于失业工人数量较多，对调整工资的压力不大。1935年初劳动部提出一个全面调整工资的建议：“消除地区差别；煤矿业小时工资提高50芬尼；降低最高工资。”然而，该建议遭到党内很多大区领袖的反对，他们担心降低工资的做法会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1935年5月2日，纳粹党举行高层会议，最后决定：“现有的工资水平仍然保持不动，维持现状。”纳粹当局公开声称，为了提高国防能力，确保“四年计划”的目标顺利实现，提高德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德国必须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另外，控制工资水平也是实现“紧货币”方针的重要一环。然而，第二个“四年计划”实施后，劳动力进一步紧缺，迫使有些企业主以提高工资来吸引劳工。1938年6月25日，当局颁布《工资条例》，授权各地劳动局长和劳动督察官（Treuhnder der Arbeit，旧译“劳动托事”），“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因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损害国防能力和危害执行四年计划”。劳动部长公开声称：推行这种工资政策的目的在于确保发展军备生产的“四年计划”的执行，同时把德国的价格压低到足以在国际市场上战胜外国竞争者的程度。然而，客观经济规律难以超越，由于劳动力供不应求，条例颁布后一年内，小时工资还是上涨了5%。

1939年9月德波战争爆发后，当局在“不许发战争财”的口号下全面禁止提高工资。劳动部长命令各地劳动督察官，严格按照1938年6月25日的条例阻止任何工资增长。1941年4月23日，劳动部甚至规定，禁止雇主向其新雇员支付高于原单位领取的工资，即使它们从事的新工作理应获得更高的报酬。然而，随着战争不断深入，稳定工资的难度越来越大。1942年底，当局改革工资制度，用计件方式取代计时方式，以鼓励工人增加生产，最高工资限制也随之取消，以便给予工作效率高的工人以额外的报偿。不过，该政策由于在战争后期推行，受制于环境，并未收到多少实际效果。

整个纳粹统治时期，工人的计时工资基本上冻结在经济危机期间的低水平上，工人的总收入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主要通过广就业和增加工时。

第五，控制物价。从1933年到1936年底，德国对物价的控制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从依靠卡特尔组织原有的监控机制，到由政府物价检查专员监控卡特尔价格，最后国家颁布冻结法令。从沙赫特时代起，作为“紧货币”方针的另外一环，德国政府就着手控制物价。沙赫特最初主要是依靠原有卡特尔划分销售市场和规定商品价格，试图以“总卡特尔”形式建立起监控物价的总体系。但是，1933年4月到1934年4月，食品和衣服的价格还是有所上涨，如土豆价格上涨了15.4%，蔬菜上涨了10.4%，衣服上涨了3.7%。这引起了民众的不满。1934年11月，希特勒任命银行家卡尔·格尔德勒（Carl Goerdeler，1884—1945）为全国物价检查专员，授予他监管物价的全权，这样就进入了政府对卡特尔价格实行再监控的阶段。格尔德勒主张紧缩通货政策，他虽然支持重整军备，但认为军费不能超过每年10亿20亿马克的水平，因此同希特勒发生分歧，在1936年9月辞职。同年10月29日，当局颁布《价格冻结法》，进到控制物价的第三阶段。政府选取1933—1936年间各种商品“最公正”的价格作为标准点，通过法令加以冻结。

截至1935年，德国纸币流通量的增加速度是相当慢的，3年内增加了不到7亿马克，增长22%，而同期工业生产却增加了77%。但从1935年起，情况略有变化，由于国家财政需求急速增加，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流通量增加了7亿马克，相当于前3年的总和。1936年10月至1937年10月，增加了5亿多马克；下一年又增加15亿马克；1938年10月至1939年10月，增加33亿左右。欧战初期阶段，纸币流通量还未急剧增加。然而随着苏德战争爆发，增加速度突然加快。1941年5月至1942年4月增加60亿马克，1942年4月至1943年4月增加近55亿马克。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和生产成本上升，导致批发价格上涨，当局于1940年12月颁布法令，规定每种商品的零售利润均减少10%。为了强制执行，当局明令一切零售商品都必须明码标价，所有手工业、修理业、旅馆业等也必须张贴完整的服务价目表。然而，还是有一些商店玩起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它们使用了双面的价目卡，平时使用价格高的一面，当有检查人员来时，很快翻向价格低的一面。随着德国占领地区的扩大，当局把国内的购买力引向占领区，力图用那里的商品来消化日益膨胀的货币。

第六，强化资本的集中与垄断。在工业领域，纳粹当局的做法，一是实行强制卡特尔化，二是推行康采恩专业化，具体内容前文已述。在农村，一方面保留小农所有制，另一方面于1933年9月颁布《德国农庄继承法》，用以稳定大农庄。

第七，管制外汇与外贸。沙赫特时期德国就陆续推出控制方案，对全部进出口贸易实行监督和控制。同时，国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规定出口所得的外汇必须卖给国家，私藏外汇者将被送进集中营接受劳动改造。

这些干预机制，是具有一定效力的。它们不仅使德国较快地摆脱了经济危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在经济上满足了战争的需求。但是，其中也包含了不少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内容，因而是不可能长时期持续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具体的做法略有变化。原先由经济集团承担的任务，甚至相当一部分属于政府部门的任务，托付给了一些比经济集团更具有集中化特点的组织，即当时陆续组建的各种全国协会。这些协会同样属于非官方机构，是大企业领导人和国家代表根据政府的倡议组建的，在各自更为专业化的领域，如钢铁、煤炭、植物纤维等，承担一定的责任。除了进一步推行标准化工作之外，当时最重要的是取代政府分配机关承担分配任务。1941年3月20日建立的“德国煤炭协会”就是最早问世的全国协会之一，它负责煤炭的分配工作。其领导机构中有不少诸如克虏伯家族等大康采恩的领导人。各协会的权限，尤其在确定价格方面的权限，日益扩大。例如，1943年3月4日当局曾发布一项政令，授予人造纤维协会和纺织协会以确定价格的权力，前提是获得全国物价检查专员的认可。

四、四年计划

经济大危机期间，以英国为肇端，主要大国都走上了货币贬值的道路，取得了刺激出口、阻止进口的效果。德国各届政府则反其道而行之，都力图维持马克的黄金平价，保持币值稳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1923年鲁尔危机期间曾经出现过的恶性通货膨胀起了较大的警示作用，德国民众吃尽通货膨胀的苦头，视其为洪水猛兽，此后的德国政府都把维持货币稳定放在重要位置，马克自1924年以后，基本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币值。对希特勒政府来说，保持马克的坚挺，还承担着为纳粹事业争光、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附加责任。

然而，客观的经济规律不可违背，英镑美元等货币的贬值、马克的坚挺，对德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很大的压力。希特勒政府使用了各种手段以鼓励出口，阻止进口。这些手段包括：

（1）从1933年夏开始，当局准许德国出口商在收取国外销售所得货款时，接受其买主从德国债权人那里借得的马克。当时外国债权人存在银行里的马克存款被冻结，不能兑换成外币，但可在德国国内市场上使用，因此抛售此类冻结马克的数量较多，其售价就低于官方马克和自由马克的行市。其中，信贷马克和债务马克的成交价仅为其面值的20%。使用这类冻结马克进口德国商品，其价格就大大降低。

（2）同年，政府准许德国某些出口商毋需将其在国外销售所得的外汇全部存入国家银行，可将其中部分外汇用于在国外赎买德国债券。此类债券由于国内有关部门停止付款，在国外的标价较低。然后，德国出口商在国内以平价将这些债券转卖给发行单位，从中获得好处，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其出口价格。类似的做法还包括准许德国出口商保留一定份额的外汇，以便在国外向德国的债权人购买一些到期未能偿付的债券本息清单。

（3）通过清算协定扩大双边贸易量。这种做法主要用在德国与东南欧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它在签约国双方都设有负责清算的机构，这些机构凭借从进口商那里得到的货款，用本国货币支付给出口商。德国是根据下述原则与东南欧国家进行贸易的，即它在一个国家通过清算购买的商品越多，这个国家就不得不同意向德国提供更多的贷款，而且只能通过购买德国商品或促使其国民购买德国商品才能设法收回这些贷款。这些国家为了利用其清算借据，就日益成为德国的贸易伙伴，而减少在其他国家购买的商品。其结果，使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家逐渐陷于依附德国的地位。

上述各种做法，在推动出口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尤其是前两种做法，一方面使得一部分本应交给外汇管制机构的出口所得外汇逃避了管制，从而削弱了德国的进口能力，另一方面，又促使德国出口商一味降低出口价格。德国是一个经济上对外依赖度较高的国家，进口能力的减弱，很快影响到其扩军备战的进程。政府很快采取措施应对这一局面。1934年3月，国家银行突然决定全面缩减民用品进口商业的外汇限额，并且尽可能推迟向进口商提交所需的外汇。同时，政府颁布一项法令，授权经济部长兼国家银行行长沙赫特，为进口棉花、羊毛、有色金属、橡胶、木质纤维和油料作物设置进口监督机构，以监督原料的收发工作。这些监督机构有权规定原料发送的最大限额，确定商业和工业需要掌握的库存定额。然而，开始时进口商并没有大力配合政府的举措，他们仍然大量购买半成品和制成品，致使全国的外汇赤字有增无减。

为此，沙赫特开始实施其“新计划”。1934年9月，“新计划”正式实施。该计划由一系列政策措施组成，它立足于保持进出口平衡的原则，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进出口贸易出现顺差。为此，首先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扩大出口。德国工业集团顺应这一需要，为了更加有效地对出口企业提供补贴，倡议组建出口补贴银行。1934年底，水泥业、汽车业和人造丝业的企业家先后组建此类银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出口补贴银行”，由黄金兑换银行负责管理。从创建该银行时起，所有工业企业均按营业额的一定百分比向其交纳基金。在某些时段内，这项基金每年的收益可超过10亿马克。这实际上是用普遍抬高工业制品成本的办法来补贴出口产品，以应对其他国家竞相贬值货币对德国所造成的挑战。

相比于出口，“新计划”对进口的干预更加有力。首先，政府要将进口总额保持在出口总额的限度之内。其次，不同种类的进口品根据其重要性排序，被视为“生死攸关的”商品的进口额度最大，其中包括食品、原料和半制成品，而其他商品进口额度就小。为此，政府新设置了一些进口监督机构，到1934年底，此类机构已达25个（1939年达到28个）。这些机构不再像以前那样负责为每个进口商规定一般性限额，而是在与经济集团协商后为每种进口品和为每项对外支付发放许可证。

沙赫特的“新计划”暂时解决了1934年的支付平衡危机，1935年上半年甚至出现了外汇盈余。然而，国际大环境却是它无力改变的。经济危机中各国大打价格战，使得从1933年到1936年，德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9%，而其进口商品的价格则上涨9%。这样，到1936年，德国必须比1933年多出口18%的商品，才能换回与1933年同样数量的进口品。与此同时，1935年秋德国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粮食供应的困难。自1933年以来，随着德国就业人数的上升，食品需求量不断增加，食品供应紧张状态已经显现，尤其表现在奶油和肉类上。1935年的歉收很快导致了“面包危机”和“奶油危机”。纳粹党全国农民领袖、政府农业部长达雷，要求把进口食品的外汇从1.24亿马克追加到5.92亿马克，重点进口奶油、植物油和饲料，以维护纳粹政权的威望。沙赫特感到为难，不愿意大幅度缩减工业原料的进口数量，以至于危及重整军备的计划。与此同时，原料的短缺也严重制约了军备工作。1935年夏，由于缺乏外汇购买必需的原料，军需工厂只能把生产能力降低到原有水平的70%。同年12月，沙赫特告知国防部长，表示无力提供更多的外汇来满足后者提出的加倍进口铜的要求，因为国家所拥有的外汇，连现有的原料进口水平都难以维持。

至此，沙赫特的思想略有转变，感到应该放慢重整军备的速度，调整外贸政策。1936年5月，他在内阁会议上公开提出，扩军备战的速度已经超过德国财政所能承受的限度，声称国家银行过去已经提供了110亿马克的军费，今后每年只能再负担10亿—20亿马克，不能筹措到所要求的60亿—70亿马克。沙赫特的这番话，遭到戈林的猛烈攻击。

戈林此时已经升任空军总司令，对保证燃料供应很为敏感，再加上觊觎沙赫特掌控的经济独裁大权，因此成为沙赫特的坚定反对者。1936年4月4日，戈林被希特勒任命为“主管外汇和原料分配的国家专员”，有权就外汇和原料问题向各个政府部门发布指令。1934年由希特勒任命凯普勒担任的“原料问题特别办公室”主任一职随之撤销，该办公室主要负责尽可能用德国本土的原料取代国外原料。沙赫特感到受威胁，只得向国防部长求援。他向后者表示：“假如我们再一次向世界宣布决定走向经济独立，那无异于割断自己的喉管，因为我们无法度过必要的过渡阶段。此外，我们必须看到，德国的原料对于生产出口商品来说太昂贵了，而出口商品对于进一步的重整军备来说是必需的。”勃洛姆贝格的答复颇具自己的个性：“沙赫特先生：我感到你是绝对正确的，但我深信元首会找到一种解决所有困难的办法。”

这时，希特勒的独裁地位已经巩固，他同沙赫特之间的政策分歧也越来越明显，于是，他改变了以前放手让后者主持经济的做法，开始扶持力主推行“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的戈林。1936年8月，希特勒多次同戈林谈话，商讨相关事宜，最后在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完成了《关于新四年计划的备忘录》。同年9月4日，戈林在内阁会议上代读了这份重要文件。

希特勒在备忘录中强调：我们“不是为经济、经济领导、财政政策而生活；相反，财政和经济、经济领导和理论，必须完完全全服务于我们人民所进行的维护自身的斗争。”他驳斥了发展对外贸易和参与世界经济的主张：“增加我们的出口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上却非常渺茫”，“一旦战争爆发，外汇将贬得一钱不值，除非我们拥有的是黄金”。他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案取决于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即扩大食物和原料的来源”，“用缩减军备生产的方法来缓解当前的某些困难，是不可取的”，“当前面临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意志问题。民族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不仅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意志，还有必要的决心和韧劲”。他规定了“新四年计划”的目标： （1）德国军队必须在4年内作好战争准备； （2）德国经济必须在4年内做到能够应付战争。在这一总目标之下，他还提出了各项具体目标，包括：与军事、政治备战及民族动员同时进行的，是经济的备战与动员；凡是国内的生产能够满足需求的地方，必须停止进口，以尽可能多地节省外汇；国内的燃料生产能力必须尽快提高，要在8个月内完全解决问题。合成橡胶的批量生产问题也必须尽快解决；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德国的生铁产量，使用铁含量为26%的本土矿砂，而不用含量为45%的瑞典矿砂，这不是一个经济核算的问题；必须禁止用马铃薯酿造酒精；尽快停止进口工业用润滑油，它可以用化学方法从煤中提取；轻金属的产量必须尽快提高，并以此取代某些其他金属；钢铁的需求必须百分之百地自给自足。大部分基本原料也必须自给自足，省下外汇以进口食物。“经过前面4年的努力，我们在燃料和橡胶供应方面已经能够脱离外国，在铁矿砂方面也已经能部分自给。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生产70—80万吨石油，但我们的目标是300万吨。我们的橡胶产量是数千吨，但我们要达到每年7万—8万吨。我们的铁矿砂产量已经从250万吨提高到了700万吨，但我们的目标是2000万—2500万吨，必要时达到3000万吨。

10月18日，希特勒签署《关于实施四年计划的命令》，其中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全权总办”（Beauftragterfür den Vierjahresplan），有权调用国家和纳粹党的一切力量，发布相关法规，以保证“四年计划”目标的实现。希特勒在就任总理后不久，曾许诺将在4年内实现某些目标，因而被认为开始实施第一个“四年计划”，而1936年开始实施的是第二个“四年计划”。然而，第二个“四年计划”的地位更显赫，目标更明确，对经济体制的影响更大，因而它所覆盖的年代被称为“四年计划时代”。

戈林为实施第二个“四年计划”，在原“主管外汇和原料分配的国家专员署”的基础上组建“四年计划中央办公室”。下设6个办公室，分别主管： （1）本土原料生产（包括天然原料和合成原料） ； （2）原料分配；（3）劳动力使用； （4）农业生产； （5）价格监控； （6）外贸与外汇管理。为了更有效地干预相关政府部门的活动，戈林巧妙地任命劳工部国务秘书担任“劳动力使用”办公室主任，任命农业部国务秘书担任“农业生产”办公室主任，把这两个部同“四年计划”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并逐渐蚕食它们的权限。

建立“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Reichswerke Hermann Gring）是组建“自给自足”经济体系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由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在一次大战结束后划归法国，德国所剩的铁矿大多品位较低，绝大多数贫铁矿实际上已被废弃。为了达到钢铁资源的“自给自足”，1937年7月23日，戈林以“四年计划”全权总办的身份发布一项政令，声称要组建一家开采和冶炼铁矿石的新公司，用以不计成本地开采萨尔茨吉特（Salzgitter）等地的贫铁矿。“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初建时，仅拥有500万马克的临时资金，但到1938年，其资金总额就增加到4亿马克，其中2.65亿的原始股由国家认购，1.3亿的优先股由资本家认购。凭着这些急剧增加的资本，该公司从1938年开始收购其他公司的股票。当时的主要目标是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业企业联合股份公司”（简称“维亚克公司”）。戈林工厂主要收购它属下的冶金企业。德国实施对外扩张后，戈林工厂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大肆攫取占领区的工矿企业，实力急剧膨胀，由此戈林成为纳粹党党棍兼任新财阀的典型。1940年底，随着戈林工厂规模的急剧扩大，为了便于经营管理，将之划分成5个公司：赫尔曼·戈林工业公司，负责领导整个国家工厂；赫尔曼·戈林军需品与机器公司；赫尔曼·戈林矿产与高炉公司；赫尔曼·戈林内河航运公司；阿尔卑斯采矿公司。1942年，该垄断企业在德国本土和占领区共拥有117家工厂，69个采矿和冶金企业，156个贸易公司，46个运输企业，15个建筑企业和几十个其他企业。1943年总资产达到60亿马克。

从全国范围看，德国为落实自给自足政策究竟花费了多少资金，较难精确统计，一般认为大致在200亿马克上下。此类开支并非全部由国家承担，私营企业和私营银行也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投资，国家只是对这些投资的盈利性和分期偿还提供了担保。

五、保护中小企业与经济集中化

中小企业对纳粹党的支持和参与，是纳粹运动得以发生发展的动力之一。希特勒就任总理后，中小企业主和工匠等社会阶层也重申了自己的诉求，要求纳粹党履行《二十五点纲领》第16条的内容，打击大资本和大地产，维护小工商者的利益。在经济领域，“民族社会主义工商业中产阶层战斗同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Kampfbund für den gewerblichen Mittelstand）成了这种诉求的主要代表者。该同盟把主要的打击目标指向商业领域的大资本——百货公司，经常组织抵制大百货公司和商业合作社的行动，通过各种途径干预它们的经营活动。这些行动很快影响到城市的经济生活，引发当局的干预。1933年5月中旬，当局接连采取两个行动：12日政府颁布《保护零售商法令》，规定1934年7月1日以前不得开设新的百货公司，现有的百货公司也不得扩大规模；13日，国家经济专员、纳粹党经济处处长奥托·瓦格纳和“工商业中产阶层战斗同盟”主席特奥多尔·冯·伦特（Theodor von Renteln，1897—1946）联合发布指令：“工商业中产阶层战斗同盟是履行特殊经济使命的组织，同盟的领导者对这些使命负有全责。以下任务不属于这种使命：专员的任命；团体和工厂的调整；不当人选的免职与替换；对物价和企业活动的干预。这些任务已经授权给国家、地方当局、国家经济专员，以及它们的代理人。因此，严禁战斗同盟的所有官员采取未被授权的有关上述范围内的所有行动。违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与此同时，纳粹党地方组织和冲锋队也在冲击百货公司，要求实施纳粹党纲第16条。为了阻止这些行为，赫斯于1933年7月7日向全党发出下述指令：“综观整个经济局面，党的领导机构认为目前采取打击百货公司和类似企业的行动，暂时是不合适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府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帮助更多的失业人员找到工作并获得面包，因此，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决不能采取行动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雇员失去工作，目前他们正在百货公司及其附属商店就业。民社党各下属组织必须严格禁止采取打击百货公司及类似企业的行动，直到获得新的通知。此外，民社党员也不许进行反对百货公司的宣传。”

同年8月，政府采取更严厉的行动，解散“工商业中产阶层战斗同盟”，代之以一个新的组织——“民族社会主义手工业、商业和小工业组织”（Nationalsozialistische Handwerks，Handelsund Gewerbeorganisation，简称NSHago）。后者于1935年再次遭到改组，成为德意志劳动阵线（die Deutsche Arbeitsfront）属下的“全国德意志商业企业共同体”（Reichsstandd.Deutschen Handels）和“全国德意志手工业企业共同体”（Reichsstandd.Deutschen Handwerks）。纳粹当局的这些行动在全国范围内阻止了对百货公司的暴力行动，使它们免于破产。然而，各地小范围的抵制行动还是经常出现。1933年圣诞节前夕，多特蒙德地方党组织就向全市党员发出呼吁，在反犹的旗帜下号召抵制百货公司：“我们要求全体党员和他们的亲属注意：有种族意识的德意志人，应该只到德意志基督徒商店里购买所有的节日用品，这些店主具有同我们一样的意识形态。有种族意识的德意志人支持德意志零售商店和德意志工匠。他们蔑视那些家伙，这些人竟敢从无视我们的血统价值和纲领神圣性的人那里为其他德意志人购买节日礼物。远离犹太人和犹太人的朋友！”

地方党组织和零售商店主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局的政策，1934—1935年期间，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满足小业主的要求，如《保护零售商法令》的有效期被延长，一直持续到1945年。纳粹党和政府的相关机构在采购物品时，对百货公司实施歧视政策，并对它们课以特殊税收。结果到1938年，零售商店的营业额恢复到1928年经济繁荣时的93.7%，而百货公司的营业额仅恢复到70.1%。政府还采取对犹太人的零售商店实施“雅利安化”的措施来排除德意志商店的竞争对手。仅柏林一地，就有3700家犹太人零售商店（约占总数的1/3）被“雅利安化”。

当局还着手保护和控制工匠。1933年11月29日，政府在与工业界代表反复磋商后，起草了《德意志工匠临时组织法》。根据该法规定，只有加入相关基尔特的手工业企业才被允许开业，同时对其中的“师傅”实施技术、人品和政治考核，颁发资格证书，规定只有“师傅”才能开业成为工场主。当时，只有40%的工场主拥有“师傅”资格，因而此举在一定程度了保护了工匠的利益。在第二个“四年计划”期间，无雇工工匠的人数略有减少，从165万降低到150万。

就商业领域来看，纳粹统治时期，中小资本得到了恢复，而大资本的处境略差一些。1929年德国零售商店营业额为190到200亿马克，1933年为100亿—110亿马克，1939年达到200亿马克。相同年份德国大商店营业额指数分别为：全部商业企业：168，100和173；百货公司：183，100和129（1938年）。从中可以看出，到1939年，德国商业的营业额已经超过1929年的水平，其中零售商店的恢复与整个商业同步，而百货公司远未达到这一水平。

然而。从经济全局来看，大资本非但没有受到纳粹政权的实质性打击，反而在经济集中化过程中增强了实力。纳粹当局从巩固政权、维护秩序和加速扩军备战等角度出发，推动全国经济进一步朝着集中化的方向发展，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大资本的举措。

当时的德国，已经是工业化领先的国家之一。工业生产占整个国民生产的4/5，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3，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工业、运输业、商业、银行和保险业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1933年全国174家拥有资金2000万马克的大股份公司，占全部股份公司总数的1.9%，但拥有的资本总数却达到52.4%。纳粹统治时期，这种大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加剧。1933—1939年，股份公司的数目从9148家减少到5353家，即减少43%，但平均每家的名义资金却从220万马克增加到380万马克。在此期间，名义资金超过2000万马克的大公司从174家增加到669家，其中资金1亿马克以上的特大公司达25家。

纳粹时期经济结构的集中化趋势，还涉及卡特尔和康采恩的发展，以及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联合所形成的金融资本统治的加强。康采恩是当时德国常见的一种垄断形式。1932年底，德国有45%的股份公司纳入康采恩，所控资金达到全部股份公司总资金的84%；其中981家（占公司总数10.1%）属于能够控制其他公司的积极合资股份公司，另外3350家属于被控制的消极合资股份公司。仅仅过了3年，即1935年底，纳入康采恩的公司数增加到占总公司数的48%，所控资金达到90%；其中能控制其他公司的积极合资股份公司减少到822家。1937年10月，纳粹当局颁布法令，解散资本在10万马克以下的小股份公司，禁止创办资本在50万马克以下的新公司。此举致使大批小企业破产。仅1936年4月至1938年4月，就有10.4万名小企业主变成雇工。这种强化集中，使全国股份公司的数目，从1933年的9148家，减少到1939年的5353家，减少了43%。在康采恩势力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工业生产“合理化”和“标准化”的进程，当局还推行康采恩专业化，即通过强制交换股票和限定产品范围，使原来跨越不同部门的康采恩集中到某一专业部门，从而提高它们在该专业部门的垄断能力。国家在分配军事订货时，主要交由这些大的垄断企业承包，并在分配原料、劳动力和信贷上给予种种优惠。

活动领域相同的康采恩企业，一般通过签订控制市场的卡特尔协定，以达到控制该领域的目的。所以，康采恩与卡特尔常常是同时存在的。德国1922年拥有1000多个卡特尔，经济大危机期间的1930年增加到2100个。纳粹党执政后，1933年7月15日颁布强制卡特尔化的法令，规定大康采恩可以强制组织新的卡特尔，或者迫使未参加的中小企业加入既有的卡特尔，还可以禁止在该领域内创建新企业或扩建老企业。对于某些卡特尔力量薄弱或不存在卡特尔的领域，纳粹当局就采取强制建立卡特尔的国家干预手段。因此，纳粹时期德国的卡特尔化加强了。由于总体垄断水平的提高，1937年卡特尔的数目减少到1700个。

集中化进程在金融领域更为迅速。希特勒执政后最初5年，德国的银行、保险公司和交易所的数量，就从1932年的915家、平均每家资金420万马克，减少到1938年的513家、平均资金增至540万马克。从1937年底到1943年底，仅银行业就从248家减至222家，它们的平均资产从0.6亿马克增至2.02亿马克。银行对工业的控制加强。由于政府为筹措资金举办大规模公共工程和扩军备战，国债日益增多，金融资本不仅控制着工业，还控制着国家财政命脉。

六、企业领袖——追随者模式的“企业共同体”

纳粹党关于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设想，主要体现在未公开发表的1931年3月《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观点和目标》文件中。文件主张：未来企业内不搞民主，而是执行领袖原则；企业主是未来企业的领导者，应该获得单独决定权，但其权利同时会受到限制；国家保留对企业的干预权。

1933年5月19日，政府公布由劳动部长、经济部长、内政部长、财政部长以及希特勒联名签署的《劳动督察官法》（Gesetzüber Treuhnder der Arbeit）。文件规定在德意志劳动阵线的13个辖区（Bezirk）内各设置一名“劳动督察官”，“对缔结劳动合同的条件作出规定”。这样，原先的集体合同制被正式废除，制订劳动合同的权力通过劳动督察官移交给了国家。

1934年1月12日，内阁会议通过《国民劳动秩序法》（Gesetz zur Ordnung der nationalen Arbeit），该法律被称为纳粹德国劳资关系的基本法，它打破了企业主和职工之间纯粹物质利益关系，把劳资关系摆到了一个带有社会伦理色彩的“新层次”。这个新秩序的核心就是企业领袖—追随者模式的“企业共同体”。

《国民劳动秩序法》的内容共含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法律恢复了企业主的一厂之主地位，规定“在企业内，企业主是企业领袖（Betriebsführer），职员和工人是追随者（Gefolgschaft），一起为推动企业目标、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利益而劳动”。但是，企业主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即“负责追随者的福祉”；同样，工人作为追随者，要对企业主忠诚和服从。“关怀义务”和“忠诚义务”是该法律的重点，是企业共同体关系的基础。在第二部分中，法律对劳动督察官的地位、任务等内容作了规定。劳动督察官服从政府的方针政策，其任务是“维持劳动和平”。他们可以在产生纠纷或起诉时作出裁决；监督企业规章（Betriebsordnung）的执行情况；制定工资标准规章并监督其执行；完成劳动部长和经济部长委托的各项任务，经常向政府汇报社会政策发展，甚至拥有控制企业大规模裁员的特殊权力。第三部分规定，在20人以上的企业中，企业领袖必须为追随者制定企业规章，该规章及相关的工资标准规章必须张贴在向员工开放的地方，如果员工提出要求，必须向他们发放印刷本。企业规章的内容应包括每日劳动和休息时间的起讫点；提供劳动报酬的时间和方式；计件工资的计算原则；罚款的方式和上限；等等。第四部分涉及“社会荣誉审判权”，这是纳粹当局引以自豪的内容之一。新劳动法引入了一个类似于道德范畴的词汇——“社会荣誉”（soziale Ehre）。规定：“企业共同体要求的社会义务受到严重损害将被视作违反社会荣誉，受到荣誉法庭的追究。这些行为包括：企业主、企业领袖或者监事会其他成员恶意利用追随者的劳动力或者侮辱其荣誉；追随者恶意伤害他人，威胁到企业的劳动和平，特别是作为信托人，有意干涉不属于其任务范围内的企业领导事务，扰乱企业内的共同体思想；企业共同体成员重复提出草率而又毫无根据的投诉，向劳动督察官提交申请，或者固执地违反劳动督察官的书面规定；未经许可，透露信托人的秘密任务、企业秘密或商业机密。”法律规定，在每个劳动督察官的管辖区域内设立一个“荣誉法庭”，负责审理由劳动督察官提交的涉及社会荣誉的案件。荣誉法庭受理的诉讼案件，绝大部分被告是企业领袖，其次是监事会成员，只有极少数是工人和职员。

随着德国经济进入“四年计划时期”，组建“企业共同体”的工作也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劳动督察官的名称、任务和办事机构等方面。从1937年4月1日起，该职位改名为“国家劳动督察官”（Reichsteuhnder der Arbeit，本书仍简称“劳动督察官”），以突出其代表国家的权威身份和地位。当时，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很多行业和地区的企业主都要求公开增加工资来吸引劳动力，追随者则通过降低效率甚至怠工的方式发泄不满，劳动纪律越来越涣散，有的甚至整天都不上班。因此，劳动督察官的任务不再是担心工资过低，而是要避免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过度增长。当时他们采取的措施分别为延长解约通知期、规定行业最高工资、清查集体合同并控制企业规章。

第二节 纳粹文教体制

一、文化控制与宣传机构

纳粹党非常重视宣传攻势和思想灌输。希特勒和戈培尔虽然未对宣传理论作出必要的阐述，然而对如何进行宣传却有一套较为系统的想法。他们的宣传思想成为纳粹当局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他们强调宣传是纳粹党全面控制国民的工具和手段，纳粹宣传可以不受科学和事实的束缚，主要诉诸于情感煽动，使用最具刺激性的词语，配合种种在视听感觉上的轰轰烈烈形象，制造狂热的群体效应。他们强调，要使情感煽动取得成功，必须了解宣传对象的心理，制造有形的敌人。同时，宣传应该简明和重复，内容永远都只有一正一反，爱或者恨，对或者错，真或者假，绝没有一半对一半错。

纳粹德国的文化控制与宣传机构，分纳粹党和纳粹政府两大系统。

纳粹党的系统，主要是全国宣传指导处（Reichspropagandaleitung）。该机构成立于1928年，1929年起由戈培尔任宣传领袖，总部设在慕尼黑。下设文化总办公室和宣讲员事务总办公室等机构，前者负责监视和促进文化艺术中贯彻纳粹主义精神，后者下辖宣讲员处和宣讲资料处。纳粹党的宣讲员分全国、大区、县三级，挑选十分严格，必须是纳粹党的“老战士”，又有一定宣传能力，共约近一万人。全国宣传指导处从纵、横两条途径控制纳粹党的宣传系统。纵向系统是在各大区设大区宣传办公室，以下为县宣传办公室。横向系统，成立各级纳粹主义宣传与人民教育小组，由各分支组织和附属协会的全国、大区和县级代表组成，负责统一各级分支组织和附属协会的宣传口径。

纳粹党独立于全国宣传指导处的另一宣传机构，是以奥托·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1897—1952）为首的党的新闻办公室，负责发布纳粹党全国性活动的消息，并监视纳粹党内所有的机关报刊的宣传内容。迪特里希身兼三职：纳粹党新闻领袖、政府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新闻司司长、希特勒的新闻发布官。其第三个职务使他能直接了解希特勒的宣传意图而具有独特地位。迪特里希在各大区和县都建立自己的新闻办公室，全面控制当地的党报宣传。1942年这类新闻办公室达到882个。

1934年1月，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被希特勒任命为新设立的纳粹党世界观学习教育监察处处长，负责监管纳粹党党员的思想教育和培训事务。该机构成为纳粹党又一个实施思想控制的机构。早在1929年，罗森贝格曾组建过“德意志文化战斗同盟”，它的宗旨是鼓吹希特勒关于德意志文化的思想，宣扬种族原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强调雅利安人创造了全部人类文化，鼓吹在文化领域排除犹太人的影响。该同盟原先属民间文化团体性质，1937年7月希特勒指示它负责倡导复兴“德意志文化”，从此成为罗森贝格控制文化活动的工具。

政府系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成立于1933年3月，由戈培尔任部长。在政府系统中设立该部，是纳粹党一贯的想法，在1932年的组阁谈判中，曾经多次涉及这个问题。1933年3月5日国会大选结束后，纳粹党借着选举获胜的余威，再次向内阁施压，强使它于3月13日批准关于建立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政令。该部作为一个新设立的机构，一方面反映了纳粹当局对宣传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必定会从其他现有部门中“蚕食”各种职责：其对外宣传的职责来自外交部；监管出版、广播和文化活动的职责来自内政部；监管旅游业的职责来自交通部。戈培尔自豪地声称，该部的设立是一个革命性的步骤，它代表“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结合”。同年3月15日，他在一次演说中诠释了该部所追求的目标：“首先，所有的宣传手段和通过国家鼓动民众的所有机构，都必须集中在一起；其次，必须将现代的情感融入到宣传技巧中，使宣传能与时俱进。技术手段不能脱离国家的控制，国家必须与技术同行。我们需要最先进的东西。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政策需要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国家宣传的重要任务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让街道上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该部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大多来自纳粹党的宣传指导处，起初设有7个司：预算与管理司、宣传司、广播司、新闻司、电影司、戏剧司、民众教化司。以后又增设了音乐、艺术、文学等司，到1941年发展到17个司。但此后又作了合并调整。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对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头面人物，均立有专案，其中附有详细的调查材料，包括有关这些人对纳粹制度态度的告密材料。

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地方机构为地方宣传办公室，1933年7月初设立时总数31个，1937年经过调整，扩充到42个。一般设在纳粹党的大区一级。地方宣传办公室分设行政、宣传、新闻、文化等处。它们负责收集本地区的民情资料，以“报告”和“行动报告”两种形式上呈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和行动建议。地方宣传办公室的负责人经常去柏林，听取戈培尔的宣传指示和纳粹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形势报告，作为在本地区开展宣传活动的依据。

1933年9月22日，在政府一手控制下，成立了半官方的文化控制机构“全国文化总会”（Reichskulturkammer），由戈培尔任会长。全国文化总会得到政府充分的财政资助，下辖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七个协会。各协会的会长由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高级官员或亲纳粹的文化人担任。总会的目的是保证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符合纳粹主义思想。章程规定，只有具备雅利安血统并在政治上同国家保持一致的人，才能参加总会所属的协会，只有会员才能从事文化工作，包括“生产、复制、在思想上或技术上加工、传播、保护、推销以及协助推销文化财富”的工作。总会及其下属协会的决议和指示，对会员具有法律效力。不参加或者被开除出有关协会，就等于被禁止从业，这些人不能演出，不能发表作品，得不到购买油彩的票证。1939年总会共有成员6.5万人。

纳粹当局特别重视对新闻报刊系统的控制。1933年10月4日，政府颁布《报刊法》（Schriftleitergesetz），规定新闻业是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只有符合各种条件的人才能担任编辑，同时还明确规定编辑们“要使报刊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和其他文化与经济……或者有损德国荣誉和尊严的东西”。

政府直接主持新闻发布工作，从源头上把握住宣传口径。1933年3月，随着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设立，这项工作就由该部的新闻司主持，通过“语言训令”和“每日指示”等形式向各报社发布每日的宣传口号和内容。据《法兰克福报》长期出席新闻发布会的人士弗立茨·赛恩格（Fritz Snger，19011984）回忆，希特勒执政初期，新闻发布会在每个工作日的中午12时举行，而在战争时期，则增加了第二次会议，一般在下午5时举行，有时则更晚，甚至迟至第二天凌晨。在例行以外的时间，一般通过电话或电报通知。对偏远地区，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相应指令。各报社必须根据这些指示，取舍新闻消息，拟定标题内容，撰写有关社论。当局还着手归并通讯社，以便于加强控制。1934年，原大陆电讯社和联合电讯社合并成德意志通讯社（Deutsches Nachrichtenbüro，缩写DNB），作为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属下唯一的官方通讯社和德国报刊与广播电台的主要新闻来源。

在当局的压力下，自由主义报纸《伏斯日报》在连续发行230年后，于1934年4月1日停刊。1936年底，试图保持一定独立性的《柏林日报》闭馆。自由主义报刊《法兰克福报》和《德意志周刊》，由于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才得以幸存，但其独立性日益缩小。与此同时，纳粹党所拥有或控制的报刊数量却急剧增加。马克斯·阿曼曾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认：纳粹党当政后，许多像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那样由犹太财团或与纳粹党敌对的政治、宗教财团所拥有或控制的出版公司，都被迫把他们的报刊或资产出卖给纳粹党的埃耶出版社（Eher Verlag）。埃耶出版社则就势扩展成为德国报刊出版业的垄断者。1933年，全国报刊的种类繁多，纳粹党虽则拥有120种报刊，但仅占其中的2.5%。到1944年，全国仅剩977份报纸，而纳粹党报刊不断增加，仅马克斯·阿曼控制的报纸就占总数的82%。

德国的广播业本来就由国家垄断，1925—1926年间成立的德国广播公司，51%的股份属国家所有，政府设有广播专员掌管其事。纳粹当局非常重视广播的宣传功能。戈培尔认为，19世纪是报刊的世纪，20世纪则是无线传播的世纪，广播已经成了社会的第八权力。他声称，广播是最现代化的工具，能够有效地影响民众，“我相信广播将最终取代报纸”。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那天，纳粹党人威廉·弗里克利用自己担任的内政部长职务，通知全国和各州的广播专员，要求各个广播电台都要播放庆祝“民族团结政府”诞生的火炬游行盛况。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巴伐利亚州的广播节目被临时中断，因为州政府认为，这种节目涉嫌用于政党的政治目的。戈培尔大为恼火，决心尽快抢占广播业的垄断权。在戈培尔的劝说下，希特勒于1933年6月30日颁布政令，明确将全国广播业的控制权授予国民教育与宣传部。1934年4月1日，全国的广播业合并成“全国广播公司”，隶属于宣传部第三司，各州的广播电台以“国家广播站”的名称成为该公司的分支机构。此后，广播的内容越来越统一，各地的广播电台实际上成为全国广播电台的转播台。

广播宣传的另一端为收听方。政府从1933年起就加紧生产收音机。当时设计了两种型号收音机：一种型号的售价为75马克，另一种型号被定名为“大众收音机”（Volksempfnger），售价仅为35马克，但接收不到外国的广播节目，深受政府的青睐。仅1933年一年，德国收音机的产量就达到150万台。到1939年，全国的收音机总数达到1082万台，拥有收音机的家庭比例高达70%，为1932年的3倍，在全世界处于最高水平。对一时还得不到收音机的家庭，则采取在公共场所放送广播节目的办法。一时间，工厂、学校、办公室、咖啡馆等地都响起了纳粹的宣传声波。戈培尔很快发现集体收听广播节目的效果能超过家庭收听，具有一种类似群众集会的效用。他强调，民族社会主义者把广播列入“每日活动的中心；他们有意识地使广播具有倾向性，使它积极地、无条件地为新政权服务”。于是，集体收听有线广播的办法被越来越多地使用。1934年3月16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新伊森堡（Neu Isenburg）地方报纸曾刊出这样的公告：“3月21日星期三，元首将从中午11时至11时50分，向全国各地的广播站发表演讲。根据大区党部的规定，地区党部已经命令所有的工厂、百货公司、办公处、商店、酒馆和街区，都要在这一时间之前安装好高音喇叭，以便让所有的劳动者和民族同志都能充分参与到这一聆听活动中去。”为了改善集体收听的效果，当局不惜花费巨资实施技术改造。1938年夏天，布雷斯劳城竖起了第一根大型“声柱”，以后其他地方纷纷仿效，全国很快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声柱”。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官员将这些“声柱”称作“动员民众的直接与快速通道”。对于来自国外的广播，尤其是反法西斯的报道，当局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设立大量干扰电台，以严刑威胁，禁止民众收听。

电影作为一种新颖的传播媒介，受到纳粹当局的高度重视。1934年6月16日，成立了“全国教育电影中心”（Reichsstelefürden Unterrichtsfilm），负责监控和分配教育电影给影院和学校。1940年，该中心改名为“全国科学与教育电影及映画中心”（Reichsanstalt für Filmund Bild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缩写RWU），隶属于教育部，主管电影、幻灯片以及留声机在教学中的应用。教育部的公告解释说：“幻灯片和可视设备的运用将解放灵魂，唤起最深层的鲜活的精神力量，为我们准备一个崭新的完整生活图景。”该电影中心在各地设有分中心，截止1943年，各地共建有大区（省级）分中心37所，分区（市县级）中心超过1200所。分中心的管理部门负责获取影片，安排分配放映，并提供相关图书资料和设备。进行电化教学的教师，首先要在这些中心里接受指导。以后在戈培尔的推动下，纳粹党也设立了相对独立的“大区与分区电影中心”（Gaufilmstellen und Kreisfilmstellen），试图以此摆脱电影中心归政府管辖的局面。然而事实上，这两类中心的工作常常是相互配合进行的，只是稍有分工，党的电影中心负责放映政治电影，而政府的电影中心则负责放映教育电影。

从1934年6月22日起，政治宣传电影也开始在学校里放映。根据规定，教育电影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放映，但1年至少必须放4次，而政治电影则每个月放1次。放映政治电影之前，必须先上一些预备课程，使学生容易理解政治宣传的内容。放映之后还要进行考试，以加强对主要内容的记忆。

在校外，戈培尔在希特勒青年团的配合下，设立了“青年电影时间”（Jugendfilmstunden）制度。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只需交纳15芬尼的会费，就可以在固定时间进入电影院看电影。这一活动起始于1934年4月20日。初时每月放映1次，不定期放映。1936年改为每周1次，周日放映。为了保证农村地区也能看到电影，纳粹党还组织了1500支流动电影放映队。据调查，1933年，14—18岁青年中，16.6%每周看1次电影，48.9%每月1次，34.5%一年只去电影院9次或更少。1943年的另一份调查则显示，10—17岁的686名男孩和1200名女孩中，22.05%每周看1次电影，71.73%每月1次，只有6.22%的人一年少于9次。

纳粹当局非常注意利用反馈渠道掌握民众的心理和对纳粹宣传的反应，以便及时调整宣传重点，改善宣传手法。其利用的反馈渠道主要包括：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宣传司的报告；42个地方宣传办公室的报告；各级纳粹党组织的宣传机构的报告；党卫队保安处的《全国简报》。在这些反馈渠道中，最重要的是《全国简报》。该简报作为绝密材料，每星期两次分发给为数不多的纳粹高级官员参阅。通过各种反馈渠道，戈培尔等纳粹头目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民众的心理状态，作为下一步宣传工作的依据之一。同时，这些信息也会成为监控镇压机构迫害民众的情报。

二、文化荒漠

纳粹当局以纳粹主义的“世界观”和政治需要对文化进行控制和摧残，使魏玛时期呈现出的文化繁荣景象很快消失。戈培尔曾经强调，纳粹事业千秋大业，务必先剔除“陈腐”，把破坏现存文化放在第一位。从整体而言，纳粹领导集团的文化素养很低，对文化建设兴趣甚少。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文化遂一落千丈，形成“文化荒漠”。

1933年3月初，在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大学生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开始自发地准备焚烧“非德意志文化”的书籍。5月10日晚，这场闹剧终于正式开幕。在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上，2万册书籍被扔进熊熊烈焰。趁此机会，戈培尔向学生们发表讲话，他的声音还通过电波传向全国各地：“学生们，全国的先生们女士们：极端的犹太理智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德意志革命已经成功地深入到德意志精神的领域……你们正在将过时的罪恶精神推进熊熊烈焰。这是一个伟大、有力、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它向全世界证明，十一月共和国的精神基础已被摧毁……在这些灰烬中，将升腾起新的精神体系的火凤凰……过时的精神正在被焚毁，新的精神将伴随着烈火在我们的心中升起……我们在烈火前的誓词是：国家、民族和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万岁！万岁！万岁！”其他的大学城也纷纷安排“焚书日”。政府不仅以1933年2月4日的《关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总统法令》关于警察有权没收其内容可能危及公共秩序的出版物的规定为焚书行为作辩护，而且把焚书称颂为一项“反非德意志精神的行动”。

被焚书籍的范围，按照当时的规定，以焚书的目的为导向，包括：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巩固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境界。被焚书籍作者为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 ；反对颓废和道德堕落，在家庭和国家中强调纪律和伦理。被焚书籍作者为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恩斯特·格莱泽（Ernst Glaeser，1902—1963），埃里希·凯斯特纳；反对思想流氓（Gesinnungslumperei）和政治变节者，提倡奉献于国家和人民。被焚书籍作者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弗尔斯特（Friedrich Willhelm Frster，1869—1966） ；反对过度夸大人类的动物特性，提升人类精神的高贵性。被焚书籍作者为弗洛伊德学派，《蜡制面像》（Imago）杂志；反对歪曲德国历史并贬损其英雄人物，提倡敬畏历史和先人。被焚书籍作者为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1881—1948），维尔纳·黑格曼（Werner Hegemann，1881—1936） ；反对带有民主—犹太印记的孤独的新闻从业者，提倡积极地加入到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去。被焚书籍作者为特奥多尔·沃尔夫（Theodor Wolff，1868—1943），格奥尔格·贝恩哈德（Georg Bernhard，1875—1944） ；反对以文学形式贬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兵士，加强对国民实施军事精神的教育。被焚书籍作者为E.M.雷马克（E.M.Remarque，1898—1970） ；反对刚愎地毁损德意志语言，保护好民族最珍贵的遗产。被焚书籍作者为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1867—1948） ；反对自大和专横，尊崇不朽的德意志民族精神。为被焚书籍作者为图霍尔斯基，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sky，1889—1938）。

纳粹当局还有计划地迫害和驱逐所谓“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1933年8月，政府公布第一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至1936年底，共公布七批名单，近300名文化人被迫流亡。1937年起，纳粹当局进一步加快迫害的步伐。到1938年底，共有84批、约5000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他们当中包括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海因里希·曼和托马斯·曼、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米斯·范德尔罗厄（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凯绥·珂勒惠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瓦尔特·梅林等。盖世太保直接加入了禁书和迫害文化人的行动。据1937年2月15日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盖世太保办公室的一份报告称，从1936年9月8日至11月14日，区内有38名盖世太保成员参加了禁书行动，他们搜查了全区898家中2/3的书店，共没收37040册书籍。

随着纳粹专制统治的日益加强，禁书的范围也越来越大。1938年12月31日，当局集中采取了一次禁书行动，据行动报告称，被没收的书籍涉及18个类别。除了此前早已明确列入的如德文版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境外反对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的作品、具有和平—自由倾向的作品外，还增加了不少类别，如：基督教营垒内反对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国家野心的文学作品；将会对纳粹主义“基本价值”造成“损害”和“歪曲”的德语文学作品；批评纳粹政府立法程序的作品；歌颂恩斯特·罗姆和奥托·施特拉塞尔周围“叛国者”的作品；“反动民族主义（即君主主义）文学”作品；不利于外交政策的作品；有损德国军事防卫能力的作品；涉嫌削弱种族实力（鼓吹生育控制）的作品；任何种类的犹太人作品。

文学领域受到的摧残更为严重。二十年代兴起的文学现代主义流派，如“马路文学”，被当作“文学布尔什维主义”遭到禁止。纳粹德国文学协会在魏玛城定期举行作家集会，向作家们提出新的写作任务，即鼓舞民众投身于德意志民族的事业，推崇“血与土”的种族主义偶像，标榜“人民”与“战斗”文学的写作范例。每部文学作品或剧本都必须先送交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审查。在种种压力之下，一部分作家流亡国外，失去自己的语言区，另一些则实行“内心流亡”，即拒绝写作，或继续按自己的意愿写作而不出版。德国著名的表现主义诗人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在希特勒执政之初曾经颂扬纳粹国家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声称“完全拥护新国家”。当他在1933年底认清自己的迷误时，即被纳粹当局当作“蜕化分子”加以贬斥。到1938年，他被德国文学协会公开除名并禁止写作。为了排斥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化“渗透”并催生纳粹主义的文化作品，政府于1937年禁止德国人接受诺贝尔奖，并先后设立了自己的奖项。1935年，教育部借5月9日席勒逝世130周年的机会设立“席勒奖”，准备表彰以“民族社会主义精神”写作的德国剧作家。然而，由于当时距离纳粹上台的时间不长，评选委员会竟然挑不出既符合这一政治标准，在艺术上又不至于太丢脸的作品，只得宣布获奖者空缺。1937年当局又设立了“德国国家艺术及科学奖”。

电影业暂时仍然维持以私人电影公司为主的局面，但都被置于宣传部电影司和全国电影协会的严格控制之下。戈培尔对电影的选题、演员、导演、剧本都握有生杀大权。每部新影片公映前，都要在其家中放映。欧洲战争爆发后，戈培尔把全国所有制片厂和发行单位都并入纳粹分子掌握的宇宙电影公司，使其共有17个制片厂，实现从胶片生产到拍摄发行的“一条龙”控制。纳粹时期拍摄的故事片，有14%纯属直接为纳粹政治宣传服务的，其中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员克韦克斯》（Hitlerjunge Quex）和《犹太人绥斯》（Jud Sü）等臭名昭著的影片。对于能用以歌颂纳粹政权光辉“成就”的纪录片，纳粹当局不惜重金，力争提高拍摄质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ens）和《奥林匹亚》（Olympia）两部纪录片。前者记录了1934年纳粹党集会性代表大会的场面，由120人组成拍摄组，使用多种摄影手法拍成。后者记录1936年柏林奥运会，拍摄完毕后又花了一年半时间从事后期制作，1938年4月20日作为希特勒生日献礼推出。这两部影片在拍摄艺术上有所创新，前者在威尼斯电影节和巴黎电影节获得大奖，后者在威尼斯电影节获一等奖，1948年再次受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嘉奖。它们都被纳入纳粹政治宣传的轨道。当局还拍摄了大量用于政治宣传的“每周新闻片”。这种片子制作周期短，宣传性强。拷贝数从1939年平均700部，增至1942年的2000部。这种政治性新闻片一般安排在故事片之前放映。在僻远的农村，则由纳粹党的电影宣传系统负责放映。该系统由全国宣传指导处所属电影办公室领导。当局在各地设置了各种等级的电影宣传办公室，1939年共达约3.1万个，所放影片基本上服从政治需要。

在造型艺术方面，纳粹党执政后，身为“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领袖和“纳粹党文化和世界观教导事务特别代表”的罗森贝格激烈反对现代主义文化，把建筑上的“鲍豪斯学派”、抽象派绘画、无调性音乐、爵士乐和“马路文学”，都斥之为“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加以打击。希特勒尽管粗通艺术，但其审美观基本上停留在少年时代的艺术潮流中，并利用独裁体制，凶猛打压现代主义流派。1935年，他在纳粹党党代会上说：“每年都在翻新。一会儿是印象主义，过不了多久便是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当然还有什么达达主义。”他把这一切都称作“有毒的花朵”和“霉菌”，是资产阶级颓废精神的具体表现。他号召要以法西斯主义“纯洁、健全的本能”来抵制现代的“艺术败坏者”。

在希特勒的号召下，由全国美术协会主席阿道夫·齐格勒（Adolf Ziegler，1892—1959）具体组织，纳粹政权发动了一场“清理艺术殿堂”运动，要将所谓有害于民族共同体的“资产阶级颓废艺术”轰出德国社会。全国公私博物馆都遭到“清理”，一切处于纳粹标准之外的绘画都被“剔除”，其中包括塞尚、凡·高、马蒂斯、高更、毕加索等人的作品。1935年，纽伦堡作了一次预演，当地纳粹党大区举办了名为“颓废艺术”（Entartete Kunst）的展览会。1937年，纳粹政权在全国艺术中心慕尼黑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德意志艺术宫”（Haus der Deutschen Kunst）落成展览“大德意志艺术展览会”。它大力张扬纳粹当局所推崇的“现实主义风格”，把大部分绘画降到宣传画的水平，诸如“德意志工人”、“德意志农民”、“德意志士兵”、“德意志家庭”等主题的绘画，都是千篇一律的货色。另一件则是开设“颓废艺术”展览会。它将纳粹党重点打击的五千多件现代主义艺术作品作为“反面教材”拿出来公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一个展览会上观众寥寥，而后一个展会上观众却拥挤不堪。

除了绘画，其它领域的现代派也遭到打击。希特勒上台当年，著名的“鲍豪斯建筑学院”被扣上“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的帽子，被迫解散，大量教师和学生流亡美国和欧洲各国。建筑领域普遍采用希特勒所欣赏的庙堂式、具有希腊式圆柱和罗马式立面的风格。讽刺文学剧团“胡椒磨”被赶出国门。“坟窟”剧团演出的剧目，语言风趣，寓意深刻，深受观众喜爱，但由于经常讥诮时弊，遭警察查禁，主要演员被送进集中营。

在音乐方面，魏玛时期德国曾出现过以《春之祭》为代表的无调性音乐。这些反传统的音乐流派和外国传入的爵士音乐，在纳粹时期都遭到禁止。只有古典音乐得到保存。但是，因不少优秀的音乐演奏家流亡国外，音乐演奏水平下降。同时，实施禁锢的结果，使德国音乐传统得不到发展。德国古典戏剧保持了原有的水平，现代戏剧则受到严格控制，水平一落千丈，观众日益减少。

在自然科学领域，纳粹当局否认科学的世界性，大力推崇所谓“德意志科学”，竭力排斥“非德意志科学”，整个学术水平遭到严重破坏。由于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的学说就被斥责为“犹太民族用来毁灭北欧科学的一种工具”。一些被看作能直接服务于纳粹当局的学科，如种族学、政治教育学、军事学等，出现畸形发展。生物学、心理学等则按照纳粹理论的需要，大幅度篡改，灌入种族主义的内容。

三、纳粹教育思想

纳粹当局把教育提高到使纳粹事业能够持久延续下去的高度。1934年12月18日，内政部长弗里克颁布政令，规定“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青年一代以民族社会主义精神为民族和国家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纳粹当局强调国家必须掌握教育全权。

当局认为，培养合格的纳粹接班人，首先要把体格锻炼放在首位。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表示，青年有了强健的体魄，才能具有唯我独尊的自信心，坚强的毅力和灵敏的决断能力，由此推动“整个民族表现出伟大的意志力”，民族就能得到复兴。当局所说的德育，是纳粹主义的政治教育。主要是强调培养青少年忠诚于领袖，具有为实现纳粹主义而奋斗的坚强意志，顽强毅力与责任心，勇猛好斗，不重私利，勇于为纳粹事业牺牲一切。智育被降到次要地位。希特勒认为，在政治家中间，“知识水平越高，其事业上的成就就越小”。“只受过普通教育，但体格健全、性格坚强、富于自信心与意志力的国民，要比学识湛深但体质虚弱者对民族共同体更有价值”。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希特勒要求青年一般到中学毕业即可，同时中小学要大幅度削减知识课程，增加体育锻炼与政治训练的时间。希特勒还要求更改知识课程的内容，如历史课，不求历史知识的系统，主要应强调种族斗争，宣扬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以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纳粹德国主管教育的机构很多，其权力范围错综复杂，互有交叉。全国政府原先不设教育部，教育事务由各州政府主管。希特勒当政后，利用联邦体制被取消和政府改组的机会，于1934年5月新设全国科学、教育与国民教育部。1935年1月，又把两个部门合并为德国和普鲁士科学、教育与国民教育部，各州的文教部成为其下属机构。1939年，它又成立“全国考察办公室”，负责考察教师的受训事务，从而又增添了一条控制渠道。全国各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和教学辅助用具，则由菲利普·布勒（Philipp Bouhler，1899—1945）主管的纳粹党官方文献审核处负责审查。纳粹德国的社会教育，分别由下述机构和人员主管：负责全国政治教育的纳粹党全国组织领袖罗伯特·莱伊；全国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07—1974，此人1940年辞去全国青年领袖一职后改为兼任主管青年教育的全国领袖） ；纳粹党监督整个思想和世界观学习与教育工作的元首特派代表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党卫队则负责管辖特种学校中的民族政治教育学院（Nationalpolitische Erziehungsanstalten，缩写NPEA），简称“那波勒”（Napola）。多头干预的实际结果，是当局的干预力度遭到削弱。

四、学校教育

纳粹头目们希望未来的德国大学是产生新类型的学生、新类型的教师和新概念的学者的地方，他们指责现有的德国大学是“玩弄学术”的地方。1933年2月鲁斯特就任普鲁士文教部长不久，就夸口要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玩弄学术的机构”。同年5月，他在柏林大学的教授会议上要求大学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面，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德国大学有两个任务。大学不仅要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实施教育的地方。”此后，全国高校的纳粹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高等院校的领导体制发生变化。大学的自治地位被取消，校长和系主任由政府部长任命，大学评议会和各系仅仅保留咨询权。大学内部推行“领袖原则”，校长和系主任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拥有全权。领导体制的改变往往同安插纳粹骨干结合在一起。著名的柏林大学竟由一名兽医担任校长，因为该兽医是冲锋队员。他下令在柏林大学开设25门种族学方面的课程和86门同兽医有关的课程。

大学教师队伍中的犹太学者、自由主义学者和社会民主主义学者很快失去教职。据统计，纳粹党执政不久，全国有14.3%的大学教师和11%的大学教授（约1200人）被解雇，而在教育学院一级，全国竟有60%的讲师被解职。在5年内，官方学术机构中45%的成员被更换。其中，包括20位曾经或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被免职的教师中，约1/3出于种族原因，其余为政治原因。

纳粹党在大学里发动群众性的清洗运动。1933年4月13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在全国各大学张贴一份题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的大学生12条守则，其中称：“犹太人只会像犹太人那样思维，他如果写德语，那他就是在撒谎……非德意志精神应一律从公共的书店中彻底清除。”1931—1932年间，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在很多学校的学生会选举中占了优势。纳粹掌权后，当局更注重唆使大学生起来充当大学清洗运动的打手。受利用的大学生按照纳粹的政治观点对教师实施监督，对所谓具有“非德意志精神”的教师进行诬告、诽谤以至动武，毁坏其名誉，在其讲课时进行捣乱，直至把教师从讲台上硬拽下来。在马尔堡大学，一名法学教授在讲授罗马法的课程中表达了纳粹的政策缺乏日耳曼根基的观点，当场遭到学生们的公开羞辱。

当局采取多重措施加强对大学教师的控制。1929年成立的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Lehrerbund，缩写NSLB）于1935年扩展成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讲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Dozentenbund，缩写NSDDozentenbund），作为纳粹党控制大学的有力工具。按照规定，该联盟有责任“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据此，每个大学都成立了吸纳全体教师的大学教师协会，直接受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主席的统一领导。在实际运行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教师联盟连同各校的大学教师协会，主要掌管大学教师的挑选和培养工作，开设对在职教师实施政治培训的学习班，举办对新教师实施任教前为期6周训练的教师营。当局还对新教师实行全国统一的大学教师任职资格认定，重新设置有大学任教资格的博士头衔，获得这一头衔的主要标准不是学术，而是纳粹政治思想，包括教师营提供的鉴定书。当局尤其重视大学教师的职称晋升工作，把它作为控制大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环节。晋升教授职称注重政治态度，其中包括在训练营里的表现和纳粹相关组织的评语。1937年1月颁布的《文职人员法》同样适用于教师，规定教师必须是纳粹“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所有教师都必须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

在纳粹当局的高压控制下，德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分化。一部分卖身投靠。法学家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Ernst Rudolf Huber，1903—1990）迎合当局旨意，撰写了《大德意志国家宪法》一书，指斥学术自由的传统阻碍了科学“与人民内在的发展保持步调一致和站在民族复兴的前列”。弗赖堡大学校长马丁·海德格尔则鼓吹“使教授同学生一样，通过劳动服役、军事服役和科学服役三种形式报效民族”。物理学家菲利普·莱纳德（Phillip Lenard，1862—1947）和约翰内斯·施塔克（Johannes Stark，1874—1957）攻击爱因斯坦，并依靠官方力量获得“德意志物理学”专家的正统地位。1933年3月，由少数学者牵头，300名大学教授在一份支持纳粹党的呼吁书上签名。同年11月11日，又有700名教授在《德国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上签字，呼吁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抵制境外对纳粹政权的敌视性批评。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起而反抗纳粹暴政。基尔大学社会学家斐迪南·特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1933年2月在柏林公开发表演说，极力维护学术自由，指出学术发展同一种自由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1882—1955）极力反对取消教学自由，认为“如果学生自己有权决定谁能应试，如果督促学生按照政治观点监督教师讲课，或者甚至狂妄地根据自己时髦的观点来断定书籍或教师是否具有德意志精神……那么实际上便取消了教学自由”。1937年12月15日，柏林洪堡大学校长霍珀（Hoppe）在举行于马尔堡的全国大学校长会议上呼吁：“我必须特别强调教授候选人学术水平的重要性。我不否认候选人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必须得到保证，然而如果他没有学术能力，我们就将一无所获。学术能力无疑应该置于首位。”但是，当时大部分学者听天由命，对现状保持沉默。

高校的招生规模受到控制。希特勒上台不久，1933年4月22日，德意志大学学生会（Deutsche Studentenschaft，缩写DS）就发出呼吁，提出“所有在高等院校求学的全日制大学生，必须拥有德意志血统，母语为德语……而不论其国籍如何”。3天后，即4月25日，政府发布《防止德国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过度拥挤法》，规定要削减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人数，取消高中毕业生自然获得高校入学资格的原有做法，改而实行给各州下达高校招生配额，减少入学人数。在实际运行中，政治可靠度成为招生的重要依据，希特勒青年团员、身体强健者、雅利安人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犹太学生的人数比例不得超过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即1.5%。

以上因素导致高等院校教师和在校学生人数下降。1920—1933年间，德国共有2333名学者获得大学任教资格，1933—1944年降为1534名。1932年全国高校学生注册人数为11.8万人，1938年降到5.1万人。面对1937年起全国出现的科技人员和医生紧缺现象，当局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给予理工科学生一定的津贴，允许无高中文凭的职业竞赛优胜者进入高校学习。战争爆发后，又允许在军队服役五年以上的士兵优先进入大学。1943年大学生注册人数回升到8万人。

大学的教学体制也发生很大变化。在课程设置上突出纳粹主义政治教育，自然科学课程强调直接为军备建设和经济复兴服务，大幅度削减基础知识的教学。每个大学生在学期间，需要从事为期4个月的劳动服役，为期2个月的冲锋队服役，每周还要从事3小时的强制性体育锻炼。大学生从劳动服役营回校后，还需要定期进入设在校园内的“同志屋”（Kameradschaftshuser），在那里同吃、同睡，共同从事早锻炼，每周接受数次政治教育，以进行政治改造，经受体质锻炼，加强纪律性。

当局的胡作非为给高等教育造成极大损害，大学的科研水平和教学水平急剧下降。由于区分自然科学具有“德意志性”和“非德意志性”，使德国脱离了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阵地。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根据纳粹主义的观点重新改写，其科学性日益减少。种族学、优生学、国防研究等大行其道。为了注释纳粹主义理论而兴办的研究所，如新德国历史研究所、犹太人问题研究所和党卫队的遗传研究所等，研究对象的科学性更是遭到扭曲。大学生不仅人数减少，而且素质和水平都急剧下降。由于知识分子经常遭到纳粹当局抨击，教师更是经常受到清洗和干扰，致使青年普遍不愿当教师。高校学生中师范生的比重从1935年的16%降到1939年的6%。

纳粹统治时期的中小学教育也发生很大变化。虽然其中有些举措同魏玛时期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两者的内涵却截然不同。

私立学校受到排斥，手段包括：取消税收优惠条件，规定公务员和军人不得将子女送入此类学校，等等。1933—1934年冬春，由普鲁士州起始，随后其他各州先后跟上，将私立学校的领导体制改成“领袖原则”，教师的决策参与权被剥夺，代之以个人决断。最后，在教育“一体化”的口号下，此类学校全部被取消，以保证当局能严密控制全部教育环节。

德国在第二帝国时期，小学大多是教会学校，地方和区一级的学校监督权多半掌握在教会神职人员手中。魏玛共和国时期，全国约4/5的小学仍保留其教会性质。纳粹当局对中小学采取非教会化的方针，其目的不是用科学取代宗教，而是为了全面控制学校，以纳粹主义的新教义取代基督教教义。不过，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纳粹当局在学校非教会化的步骤上，进展比较缓慢和温和。

纳粹党执政之初，希特勒为了获得教会力量的支持，曾在1933年3月23日声明“准许并确保基督教会对学校和教育具有影响”。同年7月20日，希特勒政府同罗马教廷签订宗教协定，确认教会的办学权利，承认宗教课是正式学科，并给予教会以监督权。随着纳粹统治的巩固，从1935年起，当局着手将教会学校改为公共小学。它主要是通过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来从事这项工作，并使用向学生家长施加压力的手段。结果，在天主教影响较大的慕尼黑，两年内93所天主教小学中的75所改成了公共小学。从1937年起，当局开始采取措施，逐步压缩、贬低甚至取消中小学的宗教课程。宗教课的总数也从中学每周18课时减至12课时，小学每周31课时减至15课时。职业学校中的宗教课被取消，理由是应把时间花在更为实际的课程上。不少教师恐吓学生家长签字，让孩子放弃宗教指导课，改为选修意识形态指导课。到纳粹统治后期，教会对教育的影响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政府在中学阶段则强调实行双轨制，扩大职业教育，大力发展专科学校和技工学校。德意志劳动阵线领袖罗伯特·莱伊经常鼓吹要使每一个德国工人成为一名技术工人。

中小学的管理体制也强调“领袖原则”，在1933—1934年逐渐取消了教工参与管理的权利，推行校长全权负责制。甚至连“家长理事会”（Elternbeirte）也被取消，代之以“学校共同体”（Schulgemeinde），该机构的成员由希特勒青年团领袖提名，经校长向当地党组织咨询后任命，成员包括教师、家长代表和希特勒青年团代表。

教育中大力贯彻种族主义原则。在纳粹统治时期，以家庭经济状况为基础的受教育特权，被另一种特权所取代，即以注重种族条件和政治条件的特权。犹太儿童自1938年11月起全部被赶出“德意志学校”，划入专设的犹太学校，欧战爆发后连犹太学校也被关闭。在德国侵占的东欧占领区，小学以上的学校全部被取消。一份由希姆莱秉承希特勒旨意起草的备忘录规定，东部非德意志居民只能设立四年制小学，目标仅仅在于让孩童学会500以内的简单计算，书写自己的姓名，能按上帝旨意服从德国人，做到诚实、勤勉和驯服即可。除此之外，东部地区不得有其他的学校。而对德意志家庭则多方照顾，尤其是多子女的德意志家庭，可享受减免学费的优惠政策，以便同当局的种族生育政策相配合。在普鲁士州，德意志血统家庭的第二个孩子可减免1/4的学费，第三个减免1/2，第四个起全部免费入学。

政府还为全国的中小学规定了统一的礼仪，以强化纳粹主义的氛围。1934年12月18日，内政部颁布一项政令，其中规定：“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内外相遇时都要互致德国式问候（Deutscher Gru），即希特勒问候（Hitlergru）。每堂课开始时，教师必须走到全班学生前，立正，抬起右臂，高喊‘希特勒万岁’；学生们也必须抬起右臂，回以‘希特勒万岁’。下课时，教师和学生同样互致德国式问候。”

在中小学的教育内容方面，纳粹政治教育和军事体育训练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女青年团（Bund Deutscher Mdel，缩写BDM）的活动，严重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威斯特法仑一所拥有870名学生的学校，仅1937—1938年一个学期，平均每个学生就损失26.5个教学日。名为“PT科目”（主要内容是越野跑、足球和拳击）的活动越来越频繁，1936年以前每年搞2次，1938年增至每年5次。文化学习的内容也受到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严重侵蚀。

五、校外教育与特种学校

希特勒曾经强调，国家应该全面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学生在校期间国家要管，在校外或脱离学校之后更要管。希特勒青年团、德意志女青年团和国家劳动服役队（Reichsarbeitsdienst，缩写RAD），在实施纳粹的校外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希特勒青年团可以溯源到1922年3月成立的纳粹运动第一个青年组织——纳粹党青年联盟（Jugendbund der NSDAP）。该联盟由慕尼黑失业青年古斯塔夫·阿道夫·兰克（Gustav Adolf Lenk，1903—1987）受命组建并担任领袖，隶属于冲锋队。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该联盟遭禁。1926年，纳粹党在魏玛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组建一个全国统一的青年组织，定名为希特勒青年团，作为纳粹党的青年组织，由库特·格鲁贝尔（Kurt Gruber，1904—1943）任全国领袖。格鲁贝尔上任后，模仿纳粹党的组织架构，在普劳恩（Plauen）建立希特勒青年团的全国指导处。1928年，青年团全国指导处决定为10—14岁的男童设立少年队（Jungvolk），为女青年设立女性组织。希特勒青年团早期归冲锋队管理，到1932年5月获得独立地位，直接受纳粹党领导。

希特勒就任总理后，于1933年7月17日任命26岁的纳粹党国会议员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07—1974）为全国青年领袖，授权其在内政部长领导下监管全国青年的一切活动。同年底起，希特勒青年团着手解散或吞并全国的青年组织。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根据席拉赫的建议，发布《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国家青年组织》的命令。其中称：“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取决于青年，因此德国青年必须准备好承担起未来的责任。政府决定： （1）德国境内的德意志青年组织为希特勒青年团； （2）所有德意志青少年，除非在家里或学校里接受教育，都必须在民族社会主义精神的指导下，接受希特勒青年团在体格上、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教育，准备为民族和共同体服务。”这样，全国一切青年运动均纳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同时让该组织从党的青年组织扩大为国家青年组织。1939年3月25日，希特勒发布第二项命令《青年的服务义务》，规定从10岁到19岁的所有德意志青少年都必须在希特勒青年团服役。于是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及其相关组织德意志女青年团就成了强制性行为。

为了适应从事校外教育的需要，希特勒青年团的组织结构在纳粹统治时期作了调整和扩充，将覆盖对象扩大到6岁以上的孩童，形成男性的学龄团员组织（Pimpf） （6—10岁）、少年队（10—13岁）、正式团员组织（14—18岁）和准军事性分团，以及女性的少女队（Jungmdelbund）（10—13岁）、德意志女青年团（14—16岁）、“忠诚与美丽”（Glaube und Schnheit）组织（17—21岁）等几个层次。它们的成员全部穿着褐色上衣配黑色裤子的制服。

纳粹统治早期，曾规定14岁以上的男女少年在农忙时必须参加农村劳动服役。以后男女少年必须经过为时1年的“下乡年”，成为制度。在这1年里，少年们上午参加农业劳动，下午参加集体学习，学习内容为纳粹运动史、种族学和时事讲座。农忙时全天参加劳动。1935年6月26日，纳粹当局颁布《国家劳动服役法》（Reichsarbeitsdienstpflicht），规定18岁以上的青年必须参加国家劳动服役，并为此组建了“国家劳动服役队”。在实际执行中，男青年由于还需要到军队服役两年，一般在18岁那年参加劳动服役半年，期间穿着统一制服，用尖镐和铁锹从事无报酬或低报酬的艰苦劳动，过兵营式生活。女青年在18—21岁期间，到城乡德意志家庭内从事家务服役一年，帮助农民料理家务并参加田间劳动，这样既能腾出农村劳动力，又能使女青年实践婚前家政。

当局还创办了特种学校，用于培育纳粹精英，即未来的政治官员和政治立场坚定的专业技术干部。

民族政治教育学院，是纳粹特种学校中的初始类型。1933年4月20日，时任普鲁士文教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下令，在位于普伦（Pln）、科斯林（Kslin）和波茨坦（Potsdam）的3个旧军官学校的校址内创办民族政治教育学院，作为向希特勒的生日献礼。此类学校最初由政府教育部经办。到1938年，从原来的3所发展到23所。到1942年，更是发展到40所，其中3所为女校。在招生方面，优秀的种族血统和过人的身体素质是主要条件。每所学院每年都会收到约400名候选人，其中只有不到1/5的人能够参加入学考试，参考者中只有不到1/3能够被录取。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和劳工家庭。在通过入学考试后，学生还有6个月的考察期，一旦被证明无法满足日益提高的要求，将被开除。此类学校为寄宿学校，学生按军队方式编组，以排为基本学习单位。学校的教学计划由教育部主管，基本上参照普通高中。学生毕业前要经过考试，并获得大学入学考试评定，这让他们有资格进入大学或其他高等院校。1942年，全国40所民族政治教育学院全部改名为德意志寄宿学校。它们除继续承担原有任务外，还负责接纳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子女，以及出外执行任务的官员和科学家的子女。

青年领袖席拉赫曾经想染指民族政治教育学院，但希姆莱、鲁斯特等显要人物将他排除在外。于是，他和劳工领袖罗伯特·莱伊一起，着手组建更具纳粹色彩的特种学校。由此，阿道夫·希特勒学校（Adolf-Hitler-Schulen，缩写AHS）应运而生。此类学校从1936年开始组建，第一所于1937年2月1日落成。它们直接隶属于纳粹党—希特勒青年团系统，各校事务则由当地的希特勒青年团和纳粹党大区领袖分管。由于其目标是建成独立于现存国家教育框架之外的教育体系，所以教学安排更为灵活，纳粹党的培养目标体现得也更为直接。因为纳粹党的经费不如政府系统充裕，尽管预定目标是每个大区都要建造一所此类学校，直到欧战结束，全国只建造了10所，学生的总容纳量为3600名（每年总招生数为600名），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不伦瑞克学校。此类学校的学生来自少年队，从12岁儿童中选拔，受训6年后毕业。学生不必自己报名，也毋需经过文化考试，一般由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从11岁的少年队员中预选候选人，主要标准是具有纯德意志血统（白肤、金发、碧眼者有优先权）。生理条件尤为重要，如1940年，此类学校在巴登地区选拔新生，48个获提名者中就有14人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入选。体检合格者还要通过为期两周的青年营生活考察。考核极富竞争性，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勇气和忍耐力。

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训练重点是军事体育和在纳粹党内外从事领导工作的能力。学生全部住校，以小队为基本活动单位。每小队有1名高年级学生指导铺床和穿衣等内务，以及个人卫生和行为举止规范。教学方法是在教官的监管下，通过队际竞赛和集体评议，从事斯巴达式的训练。学生要记录个人成绩和品德评语，有升留级制度。毕业文凭可作为升大学的学历依据。与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相比，它更加重视身体素质的训练。建校初期，它为学生安排体质训练每天5课时，文化学习1课时（含阅读纳粹报刊）。以后文化课比重提高到每周22课时，体质训练15课时。由于过分强调体育课，忽视文化课，学生的文化水平一直为人们所诟病。

冲锋队也于1934年1月建立了位于施塔恩贝格尔（Starnberger）湖边的民族社会主义高等学校。“长刀之夜”事件发生后，该学校受到纳粹党司库弗兰茨·克萨韦尔·施瓦茨（Franz Xaver Schwarz，1875—1947）的保护，后来又归附于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1939年8月8日，赫斯将它重新命名为费尔达芬纳粹党国家学校。学校独立于教育部，进行6—8年的中学与实科学校相结合的教育。它在教学计划制订方面得到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的帮助，课程设置主要是德语、历史、地理和政治，每周的体育课达到14节。

培养纳粹官员的高级学校为主要建立于1936—1937年的骑士团城堡学校（Ordensburgen，缩写NSO），由纳粹党全国组织领袖罗伯特·莱伊领导。此类学校全国共有四所：座落于波美拉尼亚的克罗辛泽城堡（Crssinsee）的训练重点是拳击、骑术和滑翔等；位于南德的松特霍芬城堡（Sonth of en）的训练重点是登山和滑雪；座落于莱茵区的福格尔桑城堡（Vogelsang）重点是体格锻炼；马林堡城堡（Marienburg）的重点是强化灌输纳粹主义思想。每所城堡学校拥有500名教职工，可接纳1000名学员。学员在为时6年的就学过程中，依次在各个城堡受训，每个城堡受训期为1年半。其学员由纳粹党大区领袖和分区领袖直接推荐，大多是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优秀毕业生。由于校内轻视文化学习，学员的文化水平很低，只有1%达到大学生水平，10%达到高中水平，大部分只达到初中水平。骑士团城堡学校毕业生原应立即成为纳粹高级官员，但因受到原有官员的阻挠，实际上多被派往东部占领区任职。

纳粹党意识形态阐释者罗森贝格还试图建立“纳粹党高等学校”，以取代原有的大学来培养纳粹精英分子。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建立反犹研究所，并拟制出在巴伐利亚州希默湖（Hiemesee）附近建校的方案，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战争的来临为特种学校带来新的机遇和希望，但也将这一教育体制带向了终点。1944年12月7日，希特勒下令，所有现役士兵和预备军官只有经过特种学校的培训才有资格获得国防军和党卫队的领导岗位。于是，各类特种学校都紧急行动起来，教学也日益军事化。孩子们热切希望能够走上战场。当战场形势表明战争有可能迅速结束时，有的孩子甚至悲叹自己无法赶上战斗。然而，形势很快变得残酷起来。一批又一批特种学校的学员走上战场，但伤残和死亡的命运也降临到这些14—15岁孩子的身上。但是纳粹当局并没有因此而考虑放弃特种学校的计划，“没有一所特种学校接到过上级关于解散的命令”。

第三节 纳粹种族与人口政策

一、《纽伦堡法》

纳粹主义以种族理论为基础，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大力推崇以本族为代表的所谓北欧雅利安人，竭力贬低“低等种族”。在纳粹统治时期，“低等种族”中的最大受害者是犹太人，其次还有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

犹太人在德国定居已有1000多年历史，1933年有50.3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76%。在德犹太人的城镇化率比较高，70.7%（35.5万人）的犹太人居住在人口高于10万的较大城市中，仅居住在柏林的就占到约1/3。然而，由于各个城市的人口基数不同，犹太人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重最高的却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为4.71%，柏林位居第二，占3.78%，位于第三的是布雷斯劳，占3.23%。

纳粹当局对犹太人的政策，从反犹、排犹和屠犹，有一个发展过程。1933年3月，各地的纳粹分子即开始袭击犹太人。同月下旬，纳粹党法兰克尼亚大区领袖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1885—1946）组织了一个行动委员会，负责鼓动民众展开一场抵制犹太人商店、商品、医生和律师的行动。同月28日，纳粹党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发布一项包含11点计划的命令，刊登在翌日的《人民观察家报》上。命令规定各地党组织都要组建相应的行动委员会负责抵制行动，力争做到所有德意志人都不到犹太人商店里购物，抵制犹太商行、货物、医生和律师。30日，戈培尔向新闻界声明“德国政府决定对犹太商店进行抵制”，宣布4月1日为全国“抵制犹太人活动日”。由此，抵制犹太人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1933年4月7日颁布的《重设公职人员法》第三款，即“雅利安条款”，直接将打击矛头指向犹太人。该条款规定，“非雅利安出身的公职人员必须退休”。尽管在兴登堡总统的坚持下，条款中增加了“1914年8月1日以前已经是公职人员者、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者、或者其父亲或儿子在战争中阵亡者除外”的内容，但在同年7月20日颁布的《关于重设公职人员法的补充法令》中，又废除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者可以保留国家公职的规定。此外，一系列补充性的条例则将担任其他市政公职的犹太人也排除出去。1933年9月底至10月初，当局又推出了三项打击犹太人的举措。9月28日，禁止政府部门雇用非雅利安人和与他们通婚者。同日，以德国文化总会成立为契机，再加上同年10月4日颁布《编辑法》，把犹太人排除出了文化界和新闻业。

1935年年中，纳粹当局内部开始讨论进一步的反犹措施，以便在同年9月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公布。这时，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以施特赖歇尔和全国医生领袖格哈德·瓦格纳（Gerhard Wagner，1888—1939）为代表的极端反犹派主张对犹太人采取全面的严厉措施，而沙赫特、勃洛姆贝格等稳健派人物则主张谨慎行事，因为全面排犹不仅会影响经济复兴，也不利于德国的对外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以内政部官员伯恩哈德·勒森纳（Bernhard Lsener，1890—1952）为首的4人专家小组在赶制反犹的《保护德意志人血统与荣誉法》时，采取变通的方法，拟制了A、B、C、D四个方案供希特勒挑选，严厉程度逐个下降。希特勒采纳了D方案，但去掉了“此法律仅适用于纯犹太人”的文字，以此留下拟制针对“半犹太人”的补充性法令的任务。就在专家小组呈送4个方案的9月14日午夜，希特勒当即命令他们立即起草另一项法令——《德国公民权法》，于是，专家们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赶制出法令。翌日凌晨2：30，希特勒批准该法令。同日，国会议员在纽伦堡的文化协会大厅举行特别会议，批准刚刚拟成的这两项法令，即《纽伦堡法》。

《保护德意志人血统与荣誉法》（Gesetz zum Schutze des deutschen Blutes und der deutschen Ehre）共包含7项条款。主要内容包括：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公民及相近血统者通婚，为了规避本法律而在境外登记结婚者，其婚姻亦无效，违禁的犹太人将被处以强制劳动；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人及相近血统者发生婚外性关系，违者处以监禁或强制劳动；犹太人不得雇用45岁以下的女性德意志公民及相近血统者从事家政服务，不得使用德国国旗及其所包含的颜色，而只能使用犹太色彩，违者处以1年以下监禁并罚款，或两种处罚取其一。

《德国公民权法》（Reichsbürgergesetz）则将犹太人排除出德国公民的范畴，其中规定：德国国民有义务服从于自己的国家，只有拥有德国公民权者才能成为德国国民；只有德意志人及相近血统者，并以自己的行为证明有愿望及能力忠诚地服务于国家与人民者，才能成为德国公民；只有德国公民才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

9月30日，内政部长弗里克下令，严格执行《重设公职人员法》中的“雅利安条款”，凡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有3—4名“全犹太人”的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必须立即离职。

二、“水晶之夜”

1936年8月柏林将举办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纳粹当局担心公开的反犹行为会导致其他国家采取抵制奥运会的行动，削弱其“造势”运动的效果，遂在表面上降低了反犹的调门。然而，在相对平静的外表下，反犹暗流仍在涌动。1936年10月9日，当局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公务员到犹太医生、药剂师、医院和护理站接受治疗或咨询，违者将被取消所享有的一切福利待遇，亦不承认他们所持有的犹太医生开具的疾病证明。与此同时，各地侵扰犹太人商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新一轮反犹浪潮的推动力来自希特勒。他尽管有时也支持沙赫特出于经济考虑提出的建议，但更倾向于制定一项严厉的政策。1937年4月，他在一次纳粹党地区领袖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要使我们全体都水晶般纯净”的犹太政策目标。他指出了反犹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犹太人，但没有明确提出实施路径，这为统治集团内部各行其是提供了条件。在同年9月举行的纽伦堡党代会上，他在公开演讲中发出了自1935年以来对犹太人的首次攻击。次月，所有的犹太护照都被政府收回，重新颁发印有“J”字母的新护照，规定此类护照仅适用于向外移居。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犹太企业主不断受到压力，要他们“自愿地”将企业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转让给雅利安人，以加快经济“雅利安化”的进程。戈林则利用自己的权力积极配合，于1937年12月15日颁布政令，缩减犹太企业的外汇和原料配额。翌年3月1日，他又颁布一项政令，规定禁止向犹太企业分配公共订单。随着“德奥合并”的实现，反犹行动也进一步升级。1938年4月26日，在戈林推动下，当局颁布《犹太人财产登记条例》，规定所有犹太人必须在6周内向居住地的行政当局申报和登记自己在国内外所拥有的全部财产，例外者仅为全部财产在5000马克以下者（即那些不拥有任何奢侈品的普通居民），如果以后财产情况发生变化，须重新申报。如果犹太人企图藏匿财产，将会受到刑法制裁，即没收财产，当事人处以10年以下徒刑。申报举措的实际目的，戈林在2天后举行的部务会议上作了解释，即把犹太人的财产转变为国家所有，将犹太人排除出德国的经济生活，解决犹太人问题。但为了掩人耳目，会议决定在实施过程中体现等价交换的原则，即通过强制手段将犹太人的财产兑换成国家债券，而且要“目的明确地当面发给”（1941年，政府宣布这些债券无效，因而无偿地剥夺了犹太人的财产）。据官方声称的申报结果，在1938年夏，“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拥有价值为80亿马克的财产”。

1938年夏天又掀起一股由政府发动的反犹活动浪潮。6月9日，慕尼黑主要的犹太会堂由希特勒下令拆毁。随后在各地大肆逮捕所谓“被证明有罪”的犹太人，将数千人送进集中营。6月14日，当局颁布《关于德国公民权法的第4个补充法令》，规定从当年9月30日起，禁止犹太医生为雅利安病人看病。同样的禁令很快扩展到犹太律师、牙医和兽医。6月20日，规定犹太人必须离开交易所。7月6日，当局再次颁布相关政令，既取消了上述关于5000马克财产的限定，据此全部犹太人都必须申报和登记财产，又规定犹太人不得从事特种商业活动，如有关财产和个人事务的咨询业务、地产交易、不动产中介业务、房屋贷款业务、商业性婚介业务、导游业务等。不少遭到清理的犹太职员再次失去生计。7月17日，一项由元首代表办公室成员竭力推荐的法令正式颁布，规定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具有外国国籍者除外）必须在姓名前加上识别名，男性为“以色列”（Israel），女性为“莎拉”（Sarah）。全国各地都展开了一场无形的竞赛，要使本地区尽早获得“无犹地区”的荣誉称号。

汹涌的反犹狂潮终于催生出“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事件。1938年11月7日，一位名叫赫舍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ünspan，1911—1940）的17岁波兰犹太青年，为报复纳粹当局对其双亲和其他犹太人的迫害，前往巴黎的德国驻法使馆，打算刺杀德国大使。其父母原籍波兰，1914年移居德国的汉诺威，成了无国籍犹太人。在德国的反犹浪潮中，盖世太保围捕了包括其父母在内的1.7万名来自波兰的无国籍犹太人，用闷罐子车皮把他们运送到波兰边境上，意欲让他们回到波兰。然而，波兰政府也在驱赶犹太人，于是这些人就被暂时安置在“无人岛”集中营里，处境十分悲惨，此事促进了格林斯潘的复仇愿望。不料，代表德国大使馆出来接见格林斯潘的，是使馆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Ernst von Rath，1901—1938），此人反对纳粹政权，厌恶排犹暴行，已经引起盖世太保的注意，但不知内情的格林斯潘把枪口对准他连开5枪。拉特受重伤，2天后不治身亡。11月9日，正是纳粹领袖们群集慕尼黑，庆祝“啤酒馆暴动”周年纪念的日子。在慕尼黑市政厅礼堂举行的晚餐会上，传来了拉特死亡的消息。当时，戈培尔正坐在希特勒身边，当希特勒与他商议应对之策时，他建议在全国掀起“自发的”反犹浪潮，但纳粹党组织要巧妙地躲在幕后。希特勒同意该建议，并很快离开会场。希特勒离开后，戈培尔告诉与会者，在库尔黑森（Kurhessen）和马格德堡安哈尔特（Magdeburg Anhalt）地区，已经爆发了反犹的示威游行，其中不少犹太商店被捣毁，犹太会堂被焚烧。

很快，戈培尔属下的各个办公室向各地相关机构发出口头指令，与会者也通过各种途径发出类似指令。来自上峰的指令与来自下层的仇犹暴力冲动相结合，在全国引发了被称为“水晶之夜”的打砸抢暴行。据估计，在整个事件中，有276个犹太会堂被夷为平地，超过7500家商店遭到抢劫和破坏，91名犹太人被杀，另有一些犹太人在绝望中自杀，超过2万名犹太人遭逮捕，被送进集中营。被打碎的犹太商店玻璃橱窗布满了街道。

由于事件具有突发性，纳粹统治集团内部对戈培尔的做法并不完全赞同。希姆莱感到大量逮捕犹太人需要党卫队参与，担忧此举会影响原有的工作计划。负责经济事务的戈林对事态的发展更不满意，因为不少被毁建筑已经投过保，保险公司将为此支付大量赔款。尤其是被大量毁坏的玻璃，需要动用宝贵的外汇向国外购买。估计全国各地在事件中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500万马克。另外，国外不少人士反应强烈，有些地方开始抵制德国商品。然而，希特勒仍然倾向于戈培尔的做法，希望借此机会强化反犹政策，尽快把犹太人彻底排除出德国的经济生活。戈林很快转变态度，于11月10日下午与希特勒及戈培尔一起商议有关赔偿事务的细节。3人最后确定，处理此事件的总原则是牺牲犹太人的利益，摆脱德国财政的不利状况。

11月12日，戈林在其掌控的航空部内召集讨论“犹太问题”的会议，共有12人出席，其中包括戈培尔、经济部长冯克、财政部长克罗西克、保安警察总监海德里希、治安警察总监达吕格（Kurt Daluege，1897—1946），还有外交部和保险公司的代表。会议决定，要把犹太人从德国经济中清除出去，把犹太人的全部企业和产业，包括珍宝和艺术品在内，转交给雅利安人。会议还决定在内政部里设立一个由海德里希掌控的“犹太人向外移居全国中心”，其任务是“动用一切手段让犹太人离开德国，快速而无摩擦地办理并监督这种向外移居工作”。

会议结束后，排斥犹太人的举措接二连三地推出。就在会议结束的当天，11月12日，戈林同时发布数个法令。《重建犹太中小工商企业街景条例》（Verordnungzur Wiederherstelungdes Straenbildes beijüdischen Gewerbebetrieben）声称“水晶之夜”事件是由国际犹太集团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攻击引起的，因此修复工作所需的资金由犹太企业和房产的所有者承担；为了国家的利益，犹太人对德意志民族的赔偿要求将遭拒绝。第二项法令则规定，犹太人必须向国家支付10亿马克的捐款作为强制赎罪金。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笔款项被分摊到资产超过5000马克的个人，按其申报数20%的数额上缴。1939年10月，征收比例提高到25%，征收总额也相应提高到约11.27亿马克。当时，德国的财政赤字达到20亿马克，此举使赤字数减少了一半。第三项法令规定：从1939年1月1日起，禁止犹太人经营零售商店和邮购商店，禁止他们开设艺术公司或工匠坊；不许他们向集贸市场、市集和展览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犹太人如违规开设商店，将由警察予以取缔；犹太人不得成为高级职员，不得参加合作社。在1939年1月1日期限到达前，当局又于1938年12月23日颁布一个法令，宣布以企业、地产和其他价值形式（珠宝、艺术品等）出现的所有犹太经济财产，都可归国家任意使用，任何犹太财产的出售都必须经由政府信托公司办理。

经济“雅利安化”的进展速度很快。1938年4月，全国还有39532家犹太企业在开业，到1939年4月1日，已经有14803家遭到清除，5976家遭“非犹太化”，4136家处于“非犹太化”的进程中，7127家正在被调查。到1939年9月欧战爆发前后，犹太企业几乎全部被消灭。犹太人的银行存款被冻结，每个户头每月只能支取250马克。到1941年3月，这类户头所剩下的数亿马克全部充公。犹太人所拥有的金银珠宝和艺术品，被强行收购拍卖。1939年1月20日，各个城市的典当行被政府指定为犹太金银物品的专用拍卖场所。从1939年1月20日至3月31日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政府仅花费大约9.2亿马克，就将犹太人手中所有的珍贵物品一扫而空。

经济以外的排斥犹太人措施也相继推出。自1938年11月14日起，犹太儿童不得进入公立学校求学。11月28日，希姆莱颁布警令，授权各地警察当局发布细则，规定犹太人被允许在公共场合露面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自11月29日起，犹太人被禁止饲养信鸽。12月起，犹太人不可拥有小汽车和摩托车，所持驾驶执照必须上缴。11月底，戈林在经希特勒批准后下达命令，要求各地犹太人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迁往特定的街道。12月28日又颁布相关法令，将犹太人集中安排到某些房屋内，形成实际上的“隔离屋”。1939年1月1日起，又禁止犹太人进入普通的剧院、电影院、音乐厅和各种形式的文化展览馆，只能参加政府授权的犹太团体组织的文化活动。

各项反犹措施使德国犹太人如同生活在人间地狱。据一名犹太人总结，他们所受到的限制包括：晚间8点后禁止外出；禁止拥有房屋产权；禁止拥有收音机和接听电话；禁止购买或订阅报纸；禁止进入戏院、电影院、音乐厅或博物馆；禁止驾驶车辆；禁止购买香烟和雪茄；禁止拥有打字机；禁止购花；禁止去理发店；禁止养狗、猫或鸟；禁止进入公园；禁止从公共图书馆借书。

作为反犹的结果，犹太人向外移居的速度加快。1933年，外迁的犹太人数量为3.7万—3.8万，1934年为2.2万—2.3万，1935年2万—2.1万，1936年2.4万—2.5万，1937年2.3万。在德奥合并完成前，有将近13万犹太人离开了德国。德奥合并后，纳粹政权控制下的犹太人数量增加，但犹太人向外移居的速度也加快。1938年达到3.3万至4万，1939年为7.5万至8万。在欧战爆发前，德国犹太人已经从1933年的50余万下降到约24万。

三、人口政策

魏玛时期，德国的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1929年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一份统计资料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德国的人口数量将停滞不前，或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官方和民间都认为，这将影响德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希特勒等人的考虑还不限于此，他们希望更多地培育优等种族中的优秀分子，壮大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使德国有实力在世界上占据优势地位。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曾经表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人们不再关心饲养狗、马或者猫等动物，而专注于人的进化本身”。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纳粹党必须运用政府的力量干预民众的婚姻生活，介入下一代的生养与培育。1937年11月，希特勒在对纳粹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说道：“今天我们获得了对于民族的领导权，我们是唯一被授权领导整个民族的，这包括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因而我们要管理男女之间终身的关系。我们将塑造儿童！”

希特勒执政不久，纳粹党鼓励生育的理念立即转化成实际行动。首先是1933年8月开始实施的“婚姻贷款”计划。贷款对象只限于具有北欧血统的夫妇，他们作为公民要表现良好，如果与德国共产党或其相关组织有联系，或者被认为是“反社会者”，其贷款申请都会遭否决。身体方面，五类人得不到贷款： （1）智力发育不全者，精神病患者，心理变态者，遗传性目盲与耳聋患者，严重的肢体残缺者，严重的身体机能失调者； （2）有家族性遗传疾病者； （3）患有传染性疾病可能影响儿童者；（4）夫妇一方为不孕不育者； （5）严重的酒精中毒者。婚姻贷款还要求女方放弃工作岗位，如果丈夫的月收入不低于125马克，则不得参加新的工作（该附加条件一直延续到1937年）。贷款的发放形式为购物券，用于在零售商店购买家用品。

从1933年8月到1937年1月，大约有70万对夫妇领到了贷款，约占当时结婚总数的1/3。此后，由于劳动力短缺，相关法律变更，允许妇女们既获得贷款又保留工作岗位。因此，1939年有42%的结婚者获得了婚姻贷款的资助。婚姻资助政策实施之后，结婚率逐渐提高并稳定在每年9.7%左右，比纳粹党上台前的7.9%有了明显提高。结婚率的上升带动生育率的提高。在1933年到1938年之间，德国新增的出生人口中，有35%可归因于结婚率的上升。而在1933年到1935年，每1000对夫妇中，590名新生儿的父母获得过婚姻贷款。

政府还将儿童补助（Kindergeld）措施制度化，以进一步减轻生养子女的经济负担。从1935年起，拥有4个以上年龄低于16岁子女的家庭，政府给予一次性补贴，每个孩子补贴100马克，最多可获得1000马克。从1936年起，月收入低于185马克的工人和职员家庭，第5个及以上子女，每月发放10马克，直到这些孩子年满16岁为止。2年后，这种补贴覆盖到第3和第4个子女。这个项目的款项来自失业保险金，由于当时军备经济繁荣，失业保险金支出大减，资金大量盈余。从1935年到1937年，这个项目资助的家庭数高达40万个，平均每个家庭获益390马克。

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补助优惠措施，例如，拥有第3或第4个孩子的父母可以申请补贴，第一年为每月30马克，随后的13年为每月20马克。而多子女家庭的父亲们能够得到一系列的优惠，包括减免所得税、遗产税优惠、房租补贴、优先就业权、免于被解雇的特别保护等。妇女的特权和优先权包括怀孕期间的特别津贴、分娩基金、分娩护理、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优先权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设置了“德意志母亲荣誉十字奖章”（Ehrenkreuz der Deutsche Mutter），授给多子女妇女。1934年，纳粹政府将母亲节定为国定假日以表彰妇女的功绩。1938年12月，希特勒宣布正式启动奖章计划。1939年母亲节，大约有300万妇女获得了奖章：4个孩子的母亲获得铜质奖章，6个孩子的获得银质奖章，8个及以上孩子的获得金质奖章。如果育有10个子女，还能享受一份特殊的荣誉，即让希特勒担任第10个孩子的教父，如该孩子为男孩，还能以“阿道夫”（Adolf）为名。

1934年2月28日，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Nationalsozialistischer Volkswohlfahrt，缩写NSV）建立了“母亲与儿童帮护会”（Hilfswerk Mutter und Kind）。该会首先着眼于为即将成为或刚刚成为母亲、却没有医疗保险的妇女提供福利援助。贫困的孕产妇能得到物质援助，如床铺、亚麻布、儿童服装和食品券等等。在可能的情况下，鼓励多子女家庭移居到乡村，以践行“血与土”的理念。多子女的母亲、怀孕的妇女和刚刚生过孩子的产妇，她们的家务活会得到家政助手的帮助。这些家政助手部分由德意志女青年团员担任。福利组织的员工或护士也会经常进行家访，他们检查这些妇女的身体健康状况，提供避免流产、生病或早产的建议。帮护会还关注母亲的产后护理工作。1934年有40340名妇女接受了产后护理，1938年这一数字达到77723。帮护会还对幼儿提供日常照料服务。据福利会自己提供的数据，1935年，它拥有1061个日托中心，1941年增加到14328个。1936年的《日托中心指南》规定了它的任务：促进儿童的身体和精神发展；以民族社会主义和服务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教育儿童，渐进地灌输关心德意志民族的意义。在乡村地区，此前一般在收获季节由年老体弱或患病的乡村居民来照顾小孩。从1934年起，农忙季节组建临时的日托中心。入托者为2岁以上的儿童，身体健康，且无人照看。1934年，全国有600所此类中心，1941年增加到8700所。

提高出生率的另一项措施是打击堕胎行为。纳粹党上台后，即于1933年5月6日关闭了柏林的性学研究中心，以及所有的性问题与婚姻问题咨询中心，销毁所有的研究论文、书籍以及教育材料。当局限制民众使用避孕用品。在希特勒看来，“使用避孕用品意味着对自然的侵犯，是女性气质、母亲品性和爱的退化”。限制手段是禁止避孕用品的销售广告，同时以防止性病和淫秽物品传播为名规定，向公众演示、推荐或提供关于避孕的手段和信息者，将处以1年以下的普通监禁或罚款。

1933年5月26日，一项政府法令将魏玛时期被废除的《德意志帝国刑法》第219条与220条重新引入刑法。第219条规定，任何人出于经济目的，获得、应用或管理一切用于使怀孕妇女堕胎的工具和手段者，将处以最高10年的重罪监禁。纳粹当局为该条增加了新的内容，规定任何人刊登堕胎广告，或者在文章及工作程序中推荐，或者将之介绍给普通公众，即处以罚款或不超过两年的普通监禁，该规定不适用于专门由内科医生及医学期刊上使用的医疗指南。第220条规定，任何人有目的地使怀孕妇女在不知情或不愿意的情况下实施堕胎，将处以不低于两年的重罪监禁，如果其行为导致怀孕妇女死亡，则处以不低于10年乃至终身重罪监禁，如果以挽救怀孕妇女生命为目的实施堕胎，则不构成犯罪。新增加的内容规定，任何公开提供或间接提供堕胎服务者，也将处以罚款或最高两年的普通监禁。在1935—1939年间，有95名职业堕胎手被起诉，其中超过90%是妇女，她们分别被判处了1—8年的重刑监禁，平均刑期为4年。

由于获得合法堕胎的资格越来越难，要求终止妊娠的人数急剧下降，从1932年的34690人下降到1936年的4391人，1937年进一步下降到3400人。

除此之外，纳粹党还强迫未婚男子以及1938年以后无子女的夫妇缴纳额外的税收，数目为他们收入的10%，以此作为对他们“拒绝繁殖”的惩罚。

在各种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德国的人口出生率明显提高，从1933年的14.7‰上升到1938年的19.7‰，接近1926年的水平。

1935年12月，由希姆莱一手策划，“生命之源”（Der Lebensborn）协会成立。该机构隶属于党卫队种族和移居处。“生命之源”协会章程指出，该组织的任务是支持“具有遗传生物学价值的、多子女的家庭”，照顾“具有种族价值和遗传健康的孕妇”，照料此类母亲的子女，并为产妇提供一定时间的疗养。“生命之源”协会成立之初主要负责两项任务：一是向多子女的党卫队员家庭提供福利，向它们分发补助款；二是强化对孕妇的产前产后护理，只要她们是纯正的德意志人，不论婚否。“生命之源”协会将私生子同婚生子女一样看待，向未婚妈妈敞开大门。希特勒曾经表示：“我们要记住，30年战争之后，一夫多妻制是得到容忍的，所以，正是得益于私生子，我们的民族才恢复了力量。”

欧战爆发后，“生命之源”协会还开展了另一项业务，即收养具有种族价值的孩子。德军入侵它国后，部分军人与被占领国的女子发生性爱关系。据1943年党卫队估计，仅仅在法国就有数千名妇女因为德国军人、党卫队员及占领官员的关系而怀孕。在纳粹分子看来，这些孩子中有不少具有种族价值。尤其在挪威等处，纳粹党人羡慕挪威人的维京血统，德国军方鼓励驻军官兵同挪威妇女生育尽可能多的小孩，成千上万的挪威妇女因此怀孕。这些妇女通过党卫队医生的种族审查之后，就被送往驻地附近或者原德国境内的“生命之源”妇产科医院。“生命之源”协会还从德国占领区引诱绑架一些金发碧眼的儿童。希姆莱指令党卫队员，要把那些种族上可以接受的孩子从占领区带到本土来，通过“再德意志化”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德意志人。

纳粹政权在鼓励生育更多的德意志健康孩童的同时，对残疾人和病患者这些弱势群体，却采取了残酷的杀戮和限制政策。

1933年7月14日，政府颁布《预防遗传病患者新生儿法》（Gesetzzur Verhütung erbkranken Nachwuchses），通称《绝育法》。该法规定，“任何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人，如果通过医学诊断认定为其子女也将受到遗传性的身体和精神损害，都将实施绝育”。它规定九类疾病可以考虑是否实施绝育手术。其中五类是关于精神和认知上的紊乱，即先天性弱智、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性精神病、遗传性癫痫症、亨廷顿氏舞蹈病。三类是身体缺陷，即遗传性失明、遗传性耳聋、严重遗传性身体畸形。最后一类则是“任何情况下的严重酗酒”。同年11月，当局规定要对性侵犯罪犯（即强奸犯）实施预防性阉割。1936年6月又允许对同性恋者施行阉割。到纳粹政权灭亡前，实施绝育手术的人数为约40万。被绝育者不少来自社会底层，其中不少是精神病院和收容所的病人，还包括一些诸如黑人的少数种族。

1935年10月18日，政府又颁布《保护德意志民族遗传卫生法》（Gesetz zum Schutze der Erbgesundheit des deutschen Volkes），通称《婚姻法》。按规定，男女一方患有精神疾病，或具有《绝育法》中所规定的遗传性疾病，或处于法律监护之下，均不得结婚。另外，如果一方患有传染性疾病，特别是肺结核和性病，也不得结婚。

对于已经出生的残疾婴幼儿，政府则强制推行“安乐死”计划，通过药物终止其生命。1938年，莱比锡的克瑙尔（Knauer）家出生了一个严重的残疾婴儿。克瑙尔给希特勒写信，请求希特勒准许该婴儿死亡。随后，希特勒私人授权勃兰特（Karl Brandt，1904—1948）和纳粹党元首办公厅主任的菲利普·布勒，开始实施一项消灭具有身体和精神疾患婴幼儿的计划。这项“儿童安乐死”（Kinder Euthanasie）计划一开始极具隐蔽性。它由纳粹党元首办公厅负责，该办公厅在政治体制中属于处理元首私人事务的部门，不太引人注意，有利于保密。“克瑙尔”事件发生约3周后，名为“严重遗传疾病科学登记全国委员会”（Reichsausschuzur wissenschaftlichen Erfassung von erbund anlagebedingten schweren Leiden）的组织成立。该组织向各地卫生部门、医院和儿童诊所等单位和家庭发放登记表，要求填写3岁以下患有先天性畸形或者精神缺陷儿童的情况，寄回内政部相关办公室。这些病征包括先天愚型儿童，尤其是失明或失聪的孩子；小头畸形；身体畸形，特别是四肢缺失、严重的颅骨闭合缺陷和脊柱畸形等。在被登记者中，大约95%被杀害，只有5%作进一步监测。

当局还对成年残疾人实施安乐死。战后，美国在纽伦堡医学案件审判起诉书中简要描述了成人安乐死计划：“这一计划涉及在护理院、医院和收容所，通过使用毒气、注射和其他许多方法，对年老的、患精神病的、无法治愈疾病的人或者畸形儿童以及其他人进行有系统的、秘密的处决。”希特勒于1939年10月发布一个带有授权性质的命令，命令的全文为：“国家领导人布勒和医学博士勃兰特在此被授权，负责增加一些具体指派的医生的权限；这样，一些根据人道的判断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仁慈死亡。”成人安乐死体现在“T4”行动计划中。该计划的实施总部设在柏林动物园街4号（Tiergartenstr.4）的一所别墅内，由此得名。1939年9月21日，内政部颁布一项命令，启动了成人安乐死的进程。它要求各地政府在同年10月15日以前提供一份名单，将各种医疗机构所掌握的情况上报。名单中应包括以下五类病人： （1）被收治达5年以上（含5年）的病人。（2）具有以下症状且无法从事医院里的工作或只能做一些简单机械工作的病人：精神分裂症；癫痫症；老年性疾病；进行性瘫痪或各类梅毒；脑炎；亨廷顿氏症及其他晚期神经症；任何种类的低能。（3）在刑法上被确定患有精神病者。（4）不具备德国公民身份的病人。（5）非德意志或相关血统的病人。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战时食物供应日益紧张，筛选标准也越来越宽。例如，原来规定填写表格的对象必须住院5年以上，然而有些病人还不足5年，但由于法院判决其不属于雅利安种族，或者患有所列出的一种疾病，也被填进了上报名单。同时，对病人的判断不仅取决于他们所患的疾病，而且还考虑其劳动能力。“累赘的生命”（Ballastexistenzen）往往成为清除对象。其理由是，在战争期间，许多健康的人不得不献出生命，而患有严重疾病且不能参加劳动者却继续活着，是不合理的。

第四节 社会统制与社会协调

一、社会组织网络

纳粹党在执政过程中，逐步架设起一个以自己为核心，辐射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机构重叠组织繁杂的社会组织网络。此举可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强化社会控制网络；改变魏玛时期社会组织相对缺少的状况，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群体归属”的心理需求；按纳粹主义精神对德国社会实施整合，充实“民族共同体”的内涵。

纳粹党在执政前，曾组建过一些外围组织，如希特勒青年团、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Nationalsozialistischer Frauenschaft）、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等，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执政以后，它不仅继续保留这些组织，还大量增设新的社会团体。1935年3月，一项法令将这些社团组织划分成二类：一类被确定为纳粹党的分支组织，它们从结社法的角度来说是属于纳粹党的一部分，另一类是纳粹党的附属协会，拥有自己的法人地位。

属于纳粹党分支组织的，除了冲锋队和党卫队以外，还有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女青年团，这两个组织的情况本书已经作过介绍。

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成立于纳粹党上台前，初时规模并不大。直至1930年，女性人数在纳粹党内仅占6%。1931年，纳粹党为扩大影响，开始着手构建妇女组织，以原有的“德意志妇女团”为基础，将各种纳粹女性团体组合在一起，建立了“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1932年，该组织正式成为纳粹党的下属机构。纳粹党执政后，进一步解散了所有具有政治倾向的妇女组织，突显出该组织的地位。1934年2月，希特勒任命联合会原副主席格特鲁德·朔尔-克林克（Gertrud Scholtz Klink，1902—1999）担任全国妇女领袖，该组织的垄断地位更加明显。根据纳粹理论对女性社会功能的定位，该组织不可能参与当局的决策过程，基本上是按照党内上层的指示进行传达，然而也自成一体，在中央、大区等处都设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各由一名女性领袖分管。该联合会1939年拥有330万成员，到1942年增加到620万，占全国女性总数的1/5。下设五个工作部门。“民族母亲服务部”负责宣传纳粹的人口政策，并辅助政府的福利组织，为“有价值”的母亲与儿童提供帮助等。“民族及家政经济部”负责培训年轻女性的家政管理技能，并通过举办展览会与讲座等途径，配合政府引导女性的日常消费，使其与政府的经济政策保持一致。“文化教育培训部”负责文化事务，通过收集、编辑、排演传统的德国歌曲、舞蹈、音乐，宣传德国风格的艺术和装饰，以培养家庭主妇们的历史文化感，并通过开设课程，向家庭主妇们讲授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救助服务部”负责提供辅助的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并与红十字会联合，向妇女传授基本的急救知识。“边境与境外部”负责与境外德意志人保持联系，强化其德意志民族情感。

民族社会主义机动车驾驶团（Nationalsozialistischer Kraftfahrkorps，缩写NSKK），1930年成立，由阿道夫·休恩莱恩（Adolf Hühnlein，1881—1942）任主席。其前身是1927年成立的冲锋队机动车驾驶组织（Kraftfahrwesens der SA）。1931年底拥有成员1万人，曾经参与入侵奥地利等军事行动并协助训练坦克驾驶员，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达到50万人。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1926年成立。初期由威廉·坦姆派尔（Wilhelm Tempel，1905—1983）任全国领袖，1928年改由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接掌后，成为希特勒的得力工具。1932年起先后由格哈德·列勒（Gerhard Rühle，1905—1949）、奥斯卡·施坦贝尔（Oskar Stbel，1901—1977）、阿尔伯特·德里希特魏勒（Albert Derichsweiler，1909—1997）、古斯塔夫·阿道夫·舍尔（Gustav Adolf Scheel，1907—1979）任全国领袖。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教师联盟，于1935年7月24日从“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中分离出来，总部设在慕尼黑，长期由瓦尔特·舒尔策（Walther Schultze，1894—1979）任主席。此人系纳粹党早期党员，参加过“志愿兵团”和1923年“啤酒馆暴动”，二十年代在巴伐利亚州议会活动，并无大学任教经历。

属于纳粹党附属协会的有：德意志公务员全国联盟（Reichsbund der Deutschen Beamten，缩写RDB），亦称“民族社会主义公务员联盟”（NSBeamtenbund）。该组织1918年12月成立，时称“德意志公务员联盟”（Deutscher Beamtenbund），希特勒执政后，强令其领导人赫尔曼·内夫（Herman Neef）于1933年10月将组织改名，纳入纳粹统治系列。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医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rztebund，缩写NSDB），1929年成立于纽伦堡纳粹党党代会上，由格哈德·瓦格纳任主席。初时成员很少，1933年后快速增加，1938年达到3万人。

民族社会主义法学家联盟，1928年成立，最初成员仅233人，1932年增加到1374人，1935年达到82807人。1936年改组成“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盟”。1928—1942年由汉斯·弗兰克任主席，1942年以后由奥托·格奥尔格·蒂拉克接任。

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1929年成立，总部设在拜罗伊特。初时作为纳粹党争取中小学教师的外围组织，1935年11月1日起在该领域获得垄断地位。

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1933年5月3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成立，总部设在柏林。重点负责处理纳粹党员及其家属，尤其是母亲和青少年的福利和救济事务。它仿照纳粹党的地区结构，在大区、分区、分部、支部、小组各级设立区域组织。1938年成员数达1100万人。

民族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救济会（Nationalsozialistische Kriegsopferversorgung，缩写NSKOV），1930年成立，1939年成员1600万人。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技术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Bund Deutscher Technik，缩写NBSDT）1936年成立。该组织在纳粹党的大区一级设有分会。

上述这些组织纵横交错，辐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像蜘蛛网一样覆盖整个社会。在纳粹统治时期，不论男子还是女子，不论成人还是儿童，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只要属于“民族同志”，就必然是某个相关组织的成员。

二、社会政策

纳粹党作为一个主要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政党，对推行社会政策有着较大的兴趣。普通党员和追随者希望得到国家保护，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而希特勒作为一个来自社会下层的玩弄权术的“大师”，也清楚地看到，仅仅依靠高压统治难以稳住政权，必须同时使用思想灌输和社会笼络手段。

希特勒政府在摆脱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失业问题很快得到缓解。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劳动时间保护问题逐渐浮现。纳粹党一直赞同8小时工作制，认为“8小时工作制是从捍卫家庭与民族健康角度得出的”。1933年7月28日，政府明确要求劳工的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然而，从1934年7月开始放松控制，允许企业在取得劳动督察官同意后，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劳动时间。很快，劳动时间开始增加。据统计，1933年劳工的平均周劳动时间为42.94小时，1934年则上升到44.56小时，1935年大致与1934年持平。当然，政府也防止企业主随意延长工作时间，规定“每天的工作时间最高不得超过16小时，每天必须保持8小时的不间断休息时间，且每两周至少有一天的时间给劳工自由支配”。

欧洲战争爆发后，政府为了保证军事需要，放松了对劳动时间的管理。企业大多延长了劳动时间，每日10小时工作成为普遍现象。当局也在1939年12月发布指令，允许“企业在必要时把10小时工作制作为正常的工作时间”。随着战争的扩大，当局无力再控制劳动时间，在军事工业中，每天工作11—12小时已司空见惯，有时甚至达到14小时。

在社会保险问题上，纳粹党指责魏玛共和国导致了“德国社会保险的崩溃”，使俾斯麦创造的社会保险体制失去效用。它认为自己有义务扭转这种局面。1933年12月7日，政府颁布《维持偿付残疾者、矿工和职员保险法令》，宣布恢复大危机期间停止实施的社会保险制度。翌年7月5日，政府颁布新的《社会保险建设法令》，将魏玛时期的社会保险机构自治管理制度，改由政府官员掌管。在此期间，保险范围得到扩大。女性劳工生育前后6星期内不得工作，但仍享受部分工资，生育前4周就开始享受生育补助，生育后可获得免费助产服务、医药、分娩津贴，以及8—10周的产假补贴。养老保险方面增加了家内劳动者。在残疾—工伤方面，保险范围得到扩大，不仅对劳动事故进行赔偿，也对上下班途中以及看护劳动工具时发生的事故进行赔偿，越来越多的职业病被列为工伤事故。各种保险的储备基金明显增加，1933年为33.05亿马克，1936年上升到44.57亿马克。当局为了贯彻“民族共同体”原则，声称每一位民族同志都可以享受到这些保险。但是，伴随着保险范围的扩大，个人实际得到的保险金额却减少了。例如，残疾保险支出从1933年的360万马克下降到1936年的310万马克，同期养老保险支出从1050万马克下降到670万马克。

1937年12月和1938年12月，当局先后颁布了《扩大保险范围法令》和《关于德国手工业者养老金法令》，规定40岁以下的工人和职员全部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个体经营者首次获得社会保险。与此同时，保险金额减少，养老金和残疾金由每人每月37.4马克减为31马克，寡妇补助金由22.48马克减为19马克，孤儿抚育金由15.49马克减为10.5马克。当局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一部分劳工重新就业，缓解劳动力短缺现象。保险金发放面广了，保险储备基金总额也有所增加，1937年达74.39亿马克，1938年上升到87.39亿马克。

社会救济被纳入了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轨道。社会救济事务由纳粹党的附属协会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负责实施，主要项目有“冬赈服务”（Winterhilfswerk）和“母子救济”（Hilfswerk Mutter und Kind）。前者的主要任务是缓解失业者、多子女家庭和贫困家庭在冬季所面临的饥寒困境，在1933至1937年间发放了近1.5亿马克的救济品，其中主要是食品补助券和煤炭。经费大部分来自群众性募捐，其余通过扣除在业工人的部分工资获得。“母子救济”是增加对孕妇和产妇的经济资助，延长孤儿补助金和儿童补助金的领取期限至18周岁，同时资助多子女家庭，以鼓励生育。

解决缺房民众的住房问题也是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纳粹党拒绝“认为住房事宜是私人的事”，相反，它认为住房政策同样也要服从纳粹主义的要求，“让每一位‘民族同志’都拥有自己的住房，消除彼此之间的差别”。在纳粹统治时期，当局试图以自己独特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缓解城市住房困难方面，政府加大了投资。国家投资与私人投资的总额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国家占了很大的份额。1933年政府共投资7.233亿马克，1934年则投资了12.80亿马克。与此同时，政府曾尝试鼓励企业主给自己的职工安置住房。1935年，德意志劳动阵线试图使雇主在农村建造住房，并逐渐把所有权转移给劳工。该阵线经济建设机构曾经与住房合作机构之间达成协议，认同企业在周边地区建造房屋并出售给企业职工，政府则提供一部分补助。此外，政府也鼓励私人参与，为其建造住房提供各种优惠，包括由国家提供一定的贷款担保，并降低住房建设税。政府在1936年时对住房建设所征收的税率为4.5%—5.0%，相比于共和国时期50%的标准下降了很多。1935年2月19日，劳动部颁布法令，修订了在乡村中建造住房安置劳工的政策。法令声称政府不再补贴这种形式的住房，必要的资金由定居者和银行等承担，但国家可以提供贷款担保。同时，国家对这类住房提供优惠政策，住房安置的费用不得超过3000马克，而当时的市场价格为8000—10000马克。1933—1936年间，政府对270万套住房实施了改建，同时新建住房332370套。

当局还在更大的范围内通过“逆城市化”的方法来解决住房问题。不少纳粹分子把城市视作种族发展的巨大障碍，希望通过“血与土”的崇拜，把大部分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疏散城市人口的主要措施，是在禁止农民离开土地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实施“移居”垦殖计划。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农村移居，另一种是郊外移居。

农村移居的目标地区主要是德国东部地区。用于移居的地产往往已经濒临破产，主人在一定的压力下愿意出售以清偿债务，然后退休领取养老金，迁往城镇居住。这些地产就此分割成各个自成体系的单元，供城里人“移居”。实施“移居”者并不仅仅限于获得这些地产的所有者即新的农场主，也包括青年学生以外的“助耕”者，其中不少是失业工人。这些失业工人由劳动部门指派，一般2—3人为一组，在助耕时由农场主负责提供膳宿。为了鼓励这些失业工人定居农村，一般鼓励他们同农场主的儿女们通婚。

郊外移居则是鼓励城市居民向城郊迁居。迁居的路径呈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大的工业城市的边缘随机地向外扩展，另一种是在城郊大工厂的周围辟出地方，建立“田园城市”，供工厂工人居住，利用周围的土地，亦工亦农，安居乐业。纳粹当局认为这种模式代表了未来纳粹国家的特点，因而重点鼓励。所谓“亦工亦农”，是让充分就业的工人每周抽出1—2天的时间，去耕作小块的土地。当这些工人逐渐适应田间劳作后，再增加农作时间，最多的达到每周花费32小时用于农耕。在大工厂的周围形成小城镇，是工业化进程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而纳粹政权的做法，恰恰是同历史发展的进程相逆的。它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回到以前的容克社会，给每个劳工一些土地，以此吸引他们，把他们固定在特定的区域内。

当局为了加速推行移居垦殖计划，专门设立了“全国德意志人移居者选择事务办公室”，下设22个地方事务所。为了帮助移居者解决资金问题，还创立了各种公私财政资助机构，通过“移居启动贷款”、“移居长期贷款”、“资助社区公共设施移居贷款”等项目，对移居者提供财政资助。然而，当局稳定和扩大农村人口的措施并不十分有效，由于容克势力的抵制，以及扩军备战行动“拉走”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纳粹统治时期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反而比魏玛时期还快。在西普鲁士，魏玛时期农村人口减少的幅度为每年1.5%，纳粹统治时期反而达到2.5%。

纳粹当局反城市化的宣传和举措，对德国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36年进入“四年计划”阶段后，当局的住房政策有所调整，一部分住房建设资金转向军工生产。1939年，政府又因为军事需要，缩小了建筑市场的材料供应。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当局继续鼓励提高生育率，以及大量移民的涌入，城市人口激增。尽管全国每年有约30万套新建或改建的住房落成，但是住房短缺现象难以缓解。到1938年，全国急需150万套新住房。即使在拥有住房的家庭中，也有1/3生活在过分拥挤或不合标准的环境中。

欧洲战争爆发后，德国的住房问题进一步恶化。当局再次把矛头指向犹太人，将其房屋收为国有，转为民众的住房。但由于僧多粥少，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住房紧缺的难题。

纳粹德国社会政策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充实工人等下层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在这方面，德意志劳动阵线的下属组织“欢乐产生力量”（Kraft durch Freude）起了很大的作用。1933年底，劳动阵线成立下属组织“下班之后”，不久后改名为“欢乐产生力量”。后者来源于这样的理念：工人们在参加了有组织的快乐休闲活动后，将带着饱满的精神回到工作岗位。同时，纳粹党还试图通过这些活动在民众中塑造共同体的精神。

“欢乐产生力量”组织安排了大量的娱乐活动，内容丰富多彩，而且活动的次数和参加人数都呈上升趋势。当局为了增进追随者之间的感情，号召企业除了举办传统的圣诞节晚会和周年庆外，还要广泛开展“同事晚会”（Kameradschaftsabend）活动。纳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增加企业凝聚力，体现“民族共同体”的魅力。根据劳动阵线的安排，企业主负责提供场地、啤酒、饮料和灌肠。晚会上先由纳粹领导人或者企业领袖讲话，对表现突出的职工进行表彰，然后由外请的艺术家或企业合唱团表演节目，最后是全体参与的舞蹈。“欢乐产生力量”还组织戏剧和音乐会到企业演出，让这些活动不再是“有钱阶层”的专利。

该组织还安排工人享受旅游之乐。1936年春威斯特伐仑劳动督察官颁布第一个假期规定，成年职工在参加工作最初5年内，每年有6天假期，以后逐渐增加，工龄满21年能享受12天假期。同时还提供工人能承受的低价旅游，如获得优惠车票，自己修建疗养院和旅馆，建造“欢乐产生力量”游船等。

当局还热衷于在民众中推行社会心理拉平政策，在社会生活中制造一种德意志民族内部人人平等的感觉和印象。每年的某一天，各地会在城镇的街道与广场，以及农村，举行吃“大锅饭”的聚餐活动。到了这一天，全体德意志人同吃“大锅饭”，作为形成民族共同体的象征。

当时，汽车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富裕家庭，但纳粹当局认为，汽车不应该只是上层社会的身份标志，应该让每个德国人都能买得起。最初，未来的廉美汽车定名为“欢乐产生力量汽车”（Kd FWagen），但设计者担心这样的品牌会影响汽车出口，遂要求改名为“大众汽车”（Volkswagen）。大众汽车的定价较低，从990马克到1050马克之间（当时私营汽车厂生产的同等质量的车最低价格为3000马克），但汽车必须通过储蓄券购买，即欲购车者必须签署储蓄合同。到1939年3月，有20万人加入了购车储蓄的行列，年底增加到27万，最终的数字为33.6668万。然而，1939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时，大众汽车厂尚未完工，因此它在未生产出一辆汽车的情况下就投入了军工生产，转而生产炮弹等军用物资。

三、宗教政策

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大约有4000万新教徒和2000万天主教徒，占当时人口比例94%。纳粹党早在《二十五点纲领》中就针对宗教问题提出：“我们要求国内实行一切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不得危害国家存在或违反德意志种族的风俗道德。本党持积极的基督教立场，但并不公开声明自己受某种宗教信仰的束缚。”所谓“积极的基督教”，是将耶稣看成是敌我分明的战士，而不是自我牺牲等待救赎的受害者；是从《圣经》文本出发解释教义，将犹太因素从基督教中排除出去；是以雅利安属性为标杆，号召人们同“毒害世界”的犹太人积极战斗。这意味着基督教可以同反犹主义融合。恰如维也纳基督教协会的领袖里夏德·施米茨（Richard Schmitz，1885—1954）对纳粹主义的描述：“这一运动似乎是以十字为标志，但它不是天主教的十字，它的十字是有拐角的十字，它的十字表明，当人们需要它时，基督教的原理也可以拐弯。”

纳粹党的这一宗教政策纲领很快招致天主教会的反对。1923年，慕尼黑方济各会（Franziskaner）神学院讲师埃哈特·施伦德（Erhard Schlund，1888—1953）出版《当今德国的新日耳曼异教》一书，指出纳粹主义将走向基督教的对立面。纳粹党纲领中极端的反犹主义就是“反基督的”。相比之下，暗含摆脱罗马教会束缚、“复兴德意志民族”的纳粹党宗教政策纲领对于福音教会更具吸引力。许多神学院学生和年轻牧师纷纷加入纳粹党，一些地区兴起了倾向于纳粹主义的教会运动，认同纳粹的“民族任务”和领袖原则，要求用英雄主义精神重塑基督教。据估计，纳粹党在新教地区所获得的选票是天主教地区的两倍。

纳粹党为了减少与教会的摩擦，尽可能多地争取选票，一直在调整其宗教政策。1933年3月23日，希特勒为了吸引教会人士和中央党赞成“授权法”，在国会发表演说，表示：“民族团结政府在两大教派中看到了维持我们社会最重要的因素……将允许和保证基督教会享有对于学校和教育的影响力。”

天主教会立即表示支持这一表态。3月28日，富尔达主教会议甚至发表了引起轰动的《富尔达主教会议关于教会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公告》，要求信徒“在原则上拒绝一切违法或颠覆性行动的情况下，忠于合法的当局并认真履行公民义务”。这一声明不仅正式取消了对于右翼极权主义的禁令和警告，而且明确站到忠于政府的立场上，从而以神学权威的身份承认了纳粹政府。1933年6月3日，在德国主教们的一份通告中，这一思想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通告为“民族的觉醒”而欢呼，指出“教会对国家持观望态度的边缘化或者完全的敌对化，对于教会和国家来说都是有害的。”经巴本穿针引线，德国政府和罗马教廷很快达成妥协。1933年7月20日，巴本代表德国政府，同梵蒂冈的巴西利主教正式签订《国家宗教协定》（Reichskonkordat）。协定规定，德国政府保障宗教信仰和天主教公共活动的自由；保证教会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颁布训令、印发教会报刊通函；承认罗马教廷任命主教和设立教会机构的权力，但主教赴任时必须宣誓效忠德国政府；承认天主教宗教课程为各类学校的正规课程，但必须强调祖国、公民和社会的责任感；从事单纯的宗教、文化和慈善活动的教会组织和协会将受到保护，只要它们保证不从事政党活动。这一协议使天主教会失去了施加政治影响的“合法性基础”，并使希特勒获得了进入天主教社会的通行证，“向全世界证明，将纳粹主义视为教会敌人的论断，是政治上挑拨离间的谎言”。

各福音教会也迅速对希特勒的讲话作出积极反应。它们呼吁各教区的代表，为了“灵魂的重生而共同合作，同抗拒德意志成长、拒绝教会服务的人作战”。与天主教会相比，福音教会在组织上较为分散，“德意志福音教会联合会”（Deutschen Evangelischen Kirchenbundes，缩写DEK）下辖的28个州教会各自为政。各福音教会当时也有在民族团结的口号下形成全国性统一力量的愿望，时任福音教会联合会主席的赫尔曼·卡普勒（Hermann Kapler，1867—1941）于1933年初在洛卡姆（Loccum）组建一个委员会，准备着手制定章程，争取实现全国福音教会的统一。希特勒也希望通过统一福音教会为纳粹事业催生出一个“新的民族教会”。1933年4月底，他任命柯尼斯堡的牧师路德维希·米勒（Ludwig Müller，1883—1945）作为福音教会问题特派员，促进德国福音教会的“一体化”。然而，同年5月26日，在提前举行的全国教会领导人选举中，忠于教会事业的弗里德里希·冯·博德尔施文格（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1877—1946）以24∶3的票数战胜米勒，当选全国主教。这一意外结果令当局大为恼火。希特勒拒绝按照既定程序接见卡普勒。卡普勒和博德尔施文格在一个月内相继辞职。而米勒则在冲锋队的协助下，利用紧急状态法，占领福音教会联盟总部，接管了福音教会的领导权。9月27日，米勒在全国首届宗教代表大会上顺利当选为“全国主教”（Reichsbischof），组成几乎清一色纳粹党员的顾问领导班子。全国福音教会同纳粹党的合作达到顶峰。

然而，纳粹党与教会之间的争议并未停止，反而日益激化。所谓的“教会斗争”（Kirchenkampf），在天主教方面，表现为纳粹政府反对天主教会的一系列措施和行动，对天主教会的体制和精神文化工作进行压制和破坏，近似于俾斯麦时期的“文化斗争”。直至1937年3月罗马教廷发表名为《痛心已极》（Mit Brennender Sorge）的教皇通谕，天主教会和德国政府的合作关系告终。在新教福音教会方面，则是明认信仰教派（Bekennenden Kirche）与“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之间的斗争。

德国新教在教会体制方面的多元传统，一方面使其比较容易吸收包括纳粹主义在内的其他理论，但同时也较易产生反对派。“德意志基督徒”组织是狂热的纳粹主义支持者。许多持不同意见的牧师则组成“青年改革者运动”（Jungreformatorische Bewegung）。1933年9月，马丁·尼默勒（Martin Niemller，1892—1984）以“青年改革者运动”部分成员为基础，主持成立了“牧师非常联盟”（Pfarrernotbund），旨在帮助受政府迫害的牧师，并抗议新教章程中的“雅利安”条款。它成立之初就获得2300名牧师的签名支持，1933年底成员数已超过6000，约占当时德国新教牧师总数的1/3。1934年初，另一些对纳粹不满的新教牧师组成“明认信仰运动”（Bekenntnisbewegung）组织，并和“牧师非常联盟”等组织共同组成“德国福音教会明认信仰兄弟会”。

明认信仰教派与“德意志基督徒”组织的争论愈演愈烈，米勒主教逐渐失去对新教徒的控制力。希特勒因势利导，于1935年7月16日任命汉斯·克尔担任新成立的宗教事务部部长，其主要任务就是解决福音教会的争论，并试图将教权收归国有。克尔从合作主义的理念出发，着手组建国家和地方的教会委员会，作为政府沟通教会的桥梁。该方案遭到新教各派的明确拒绝，甚至导致衍生出反政府的“路德委员会”，从而形成新教中德意志福音教会联合会、福音教会全国主教、全国教会委员会和路德委员会四方共治的尴尬局面。

1936年5月，明认信仰教会的临时领导机构直接向希特勒呈递一份备忘录，该文件标志着新教人士反对纳粹主义的新高峰。备忘录直言不讳地指出德国民众面临着非基督教化的危险，批判所谓“积极的基督教”概念，并要国家对破坏教会制度承担责任。它明确指责引发憎恨犹太人的宣传、“对人民有用的就是好的”这一民族社会主义原则，猛烈地抨击“在标榜为法治国的德国还一直存在着集中营，国家秘密警察的措施不受任何司法审查”，最后对“经常以唯有向上帝表示尊敬的形式向元首和总理表示崇敬”深表忧虑。政府随即取消福音教会的选举。1937年1月，马丁·尼默勒遭到逮捕，释放后又被作为“元首的犯人”监禁至纳粹政府垮台。捷克危机期间，明认信仰教会为其举行和平祷告，此举被当局定性为举行政治集会，活动的领导人被公开审判。此后，纳粹政权反对基督教会的行动越来越露骨。由于纳粹分子对信徒施加压力，退出教会的人数日益增多。

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希特勒为了巩固后方，下令对教会实行和平政策，避免发生公开冲突。政府专门设计了一种宗教身份登记类别——信仰上帝者（Gottglubig），即既非教会人士也非无神论者，只是信仰上帝的人。

第六章 对纳粹统治的抵抗

在纳粹体制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对纳粹体制的抵抗活动始终没有终止。纳粹体制对当时的民众具有较大的欺骗性，深受凡尔赛体系之苦和世界经济大危机折磨的德国民众，被希特勒政府的一系列内外政策成就所迷惑，成为纳粹政权的拥护者。在这种背景下，看到纳粹运动的邪恶本质，对之实施反抗，不仅需要政治洞察力，更需要政治勇气。纳粹统治时期反抗斗争的规模，同德国的总人口相比，所占比重不大，但涉及的人员结构较广，有工人、市民和学生，也有上层人士和军官。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是反抗队伍中两支组织性较强的政治力量。

第一节 共产党的抵抗活动

一、共产党转入地下

希特勒上台之初，德国共产党约有30万名党员，他们成立了2210个工厂支部，6000个街道支部和6500个地方小组。希特勒就任总理后，德共中央认为，“实行公开法西斯专政的新内阁”是“对劳动人民、德国工人阶级的最蛮横的、最赤裸裸的宣战”，它要求各个党派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包括基督教工人、自由工会会员和无组织的工人，立即共同抵抗法西斯专制，在企业和机构内组织斗争，通过群众示威、罢工、政治总罢工来挫败法西斯反动派的计划。当时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强调要“牢牢地站在宪法和法制的基础上”，“将挑起斗争的责任仅仅留给对手”，因而没有接受共产党的建议，而德共将近90%的成员不在企业中，因而举行全国统一总罢工的设想未能实现，但柏林、汉堡、慕尼黑、莱比锡（Leipzig）等10余个城市还是举行了联合示威集会。

希特勒在建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中，把德国共产党作为首要的打击目标和牺牲品。德共为了生存和实现自己的理想，最早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1933年3月3日，德共主席恩斯特·台尔曼和其他许多领导人遭逮捕，包括数百名党的工作人员在内的10多万党员被送进集中营或监狱。共产党很快转入地下从事非法斗争，其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于1933年2月26日合法出版最后一期后，3月起成为地下出版物。在台尔曼被逮捕后，中央委员会任命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1876—1960）为代理主席，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组成地下党的临时领导机构。该机构通过台尔曼的亲人罗莎·台尔曼（Rosa Thlmann，1890—1962）与他保持联系，向他传递党的重要决议，并传出台尔曼有关党的政策和政治局势的书面意见和笔记。为了适应地下活动，德共改组了组织系统，成立了一批灵活机动的秘密小组，发送秘密的无线电广播，在群众中散发从国外运来的报纸和小册子，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据秘密警察报告，1935年共查明有5000处反法西斯刊物的传播站，1936年被秘密警察没收的所谓敌视国家的传单和文件达160万件，1937年达90万件以上。

二、反战反法西斯活动

面对希特勒政权的疯狂镇压，处于反法西斯斗争第一线的德国共产党还改变了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向对方提出开展两党联合反抗活动的建议。早在1933年2月7日，台尔曼就指出：“击败希特勒—胡根贝格—巴本是当务之急，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反希特勒统一战线。这是首要任务。”1934—1935年，黑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汉诺威、中巴登和上巴登、鲁尔区和柏林等地，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组织达成了关于统一行动的协议。1934年1月15日，南德一个专区的红色救济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作出决议，规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互相援助，加强团结。共产党人在展开斗争时甚至不排斥纳粹企业支部的力量，有时利用里面的底层官员，要求他们去向工厂主和德意志劳动阵线反映工人们的合理要求，有时则同他们一起展开怠工等消极斗争。1935年，柏林的西门子工厂经理决定取消周工资，改为按月计酬，每10天发1次工资，以此降低工人工资。该厂的工人在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的鼓动下，抗议厂方的做法，纳粹企业支部的官员向经理处和劳动阵线展开交涉，职工联名要求恢复原来的工资计算方法，并在车间里举行反对按月计酬的表决。最后西门子公司决策层不得不屈服。

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通过组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策略，反对法西斯，制止战争爆发。德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积极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于1935年10月3—15日在莫斯科附近举行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外称“布鲁塞尔会议”，在党史中算作德共第13次代表大会。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德共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德国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的统一行动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反对法西斯专制，推翻这种专制和制止战争。会议依据德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特洛伊木马”策略，即在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的基础上，重建自由工会，争取劳动青年，并利用法西斯群众组织中的一切合法斗争的机会。会议还决定根据新的形势改组党的组织系统，将按照区域原则建立起来的地下党组织加以分散，改为主要在企业和法西斯群众组织中建立据点。会议选举威廉·皮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布鲁塞尔会议以后，德国工人的斗争有所增加，连盖世太保也承认，称出现了敌视纳粹的活动有所高涨的趋势。不来梅的盖世太保警告说，不能低估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数量及其斗争方式。汉堡的盖世太保谈到工人受到“秘密的分化瓦解工作的影响”。1935年7—8月份发生13次罢工，4006人被捕，其中3568人被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同年，在柏林油印出版了《真理报》《阶级斗争》《人民之声》《红色传声筒》等报纸，丰富多彩的反法西斯材料向劳动人民揭露了纳粹的可耻行为，并号召他们与被捕者及其家属团结在一起。1936年全国也发生多起罢工。在吕塞尔斯海姆的奥培尔工厂（隶属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工人因不满工资过低而罢工，工厂管理层向党卫队报案，最后250名工人被开除，37名工人遭逮捕。在瓦纳艾克尔，4个矿井的工人举行罢工，工人在一个井塔上挂出写有“释放恩斯特·台尔曼！”文字的巨大标语牌。

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和德共布鲁塞尔会议的精神，各地共产党基层组织积极探索同其他力量联合，组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1936年3月29日国会选举前夕，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发表《告劳动人民书》，表示“只有共同合作和共同开展反对希特勒政权的斗争，才能取得成就……因此，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自由工会会员要求你们在3月29日的选举中一致投反对票，反对希特勒。”他们还散发相关传单，张贴标语，并撕毁盖世太保所贴的标语。同年夏天，在柏林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虽然盖世太保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会员还是向奥运会散发了大量的反法西斯宣传材料，其中有三方力量联合签署的《告奥林匹克参加者和奥林匹克客人书》、传单《亲爱的奥林匹克客人》和《我们呼唤世界青年》、袖珍版的《工人画报》特刊号、宣传材料《请您了解美丽的德国》和《我们呼唤世界青年》。这些材料揭露了纳粹专制统治的罪行和战争阴谋。1936年底，柏林地区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基层组织成立了“德国人民阵线”，阵线采纳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10点纲领，提出了推翻和消灭希特勒独裁；给每个人以平等权利和正义，废除血腥的司法制度，释放政治犯；保证信仰与世界观的自由；停止军备竞赛；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允许农民自由迁移；对银行、重工业及能源经济实行国有化等要求。

1936年12月21日，德国人民阵线筹备委员会发表《建立德国人民阵线，争取和平、自由和面包的号召书》。该文件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连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共同起草，并有40名共产党员、20名社会民主党员、10名社会主义工人党员和28名知识界及资产阶级代表在上面签名，成为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文件声明：“人民阵线不希望成为一个新的政党，它应当是一切决心为了德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者的联盟。参加人民阵线的政党和团体仍然忠实于它们自己的特殊的长远目标。是消灭褐衫党的暴力统治的愿望把大家联合在一起。只有推翻纳粹当权者才能使每一个政治的、思想的和宗教的派别有可能在自由的平等权的基础上坚持自己的观点、目标和理想。”参加者决定采取共同措施，以反对法西斯恐怖，反对奴役德国人民，揭露希特勒政府的战争准备，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号召书把维护和平、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的安全等斗争口号作为中心任务，要求推翻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建立一个剥夺军火垄断企业、银行、容克地主和军国主义者，并由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德国。在纳粹暴力独裁统治下，德国的人民阵线运动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然而它所提出的斗争理念和目标，成了纳粹统治时期人民反抗斗争的旗帜和标志。

1938年5月14日，德共中央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策略。会议分析了由于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加紧干涉西班牙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威胁而出现的新形势，认为希特勒政府提出建立大德意志国和“德国人民的自决权”的口号，只不过是要掩盖其对其他国家的掠夺政策，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正在准备以武力对世界进行帝国主义的重新瓜分。会议提出维护和平的斗争是最重要的任务，如果无法制止战争，就要通过推翻希特勒政权来结束战争，只有所有的希特勒反对者组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才能实现这一点。由此，德共中央向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小组发出建议：齐心协力反对法西斯恐怖；围绕在德意志劳动阵线和其他法西斯组织中开展共同活动达成协议；成立统一战线委员会。

1939年1月30日至2月1日，德共在巴黎南郊塞纳河畔的德拉维尔举行名为“伯尔尼会议”的第14次代表大会。会议抨击希特勒政府“同墨索里尼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这些战争贩子缔结联盟的政策”，要求取消《反共产国际协定》。会议要求共产党组织和成员的团结对象应该包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权而正在进行正义战争的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积极援助被德国法西斯势力置于极为不公正地位的奥地利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强调“这是德国的民族利益所在，这样做可以保证德国人民在这些国家中找到的不是敌人而是盟友”。会议全面制订了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纲领，这个共和国必将从德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反法西斯主义者反对希特勒专制的共同斗争中产生。党的中央委员会还提出成立一个统一的政党问题，供全国的工人阶级讨论，强调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的基础应该是共同努力推翻法西斯专制，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

会后，反法西斯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宣传会议的决议，宣传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奥地利共产党关于反对德军于1939年3月15日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残存地区，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实行暴力统治的号召。意大利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反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于1939年5月签署的《钢铁盟约》（Stahlpakt）的口号，也在国内传播开来。“法西斯侵略者从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中国滚出去！”“撕毁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军事协定！”这些类似的口号都是秘密宣传的内容，并且还出现在房屋围墙上。

德波战争爆发后，柏林的反法西斯小组散发传单，劝告青年们不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200万父兄，在任何地方都要同战争贩子作最尖锐的斗争，强调只有消灭希特勒等一伙战争贩子，才能获得和平。然而，在德国一再取胜的背景下，反抗斗争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在战争爆发时，大约有30万反法西斯战士被关押，在1939年9月的头几天里，又有成千上万的反希特勒人士，其中首先是共产党人，被逮捕并关进集中营。在这些人中，多数人以前就曾因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而被多年监禁，其中数千人是几周前才被释放的。以后当局继续残酷镇压反法西斯人士，据官方报道，1939年有143名从事反抗活动的青年人被处于死刑，1940年该数字上升到306名。

1942年5月，莱茵河下游和鲁尔区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会议认为，共产党人有义务“坚持不断地向我国人民阐明，法西斯在军事上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立即为争取正义的和平而斗争，才能保证我们人民的国家的生存。只有推翻希特勒政权，才能获得和平，拯救民族，才能使德国人民从法西斯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会议决议提出，“我们的人民采取这样的行动越快，民族灾难就越小；遭受希特勒侵略和奴役的各国人民将由此看到，德国人民和希特勒及其罪行毫不相干，他们将不对我们进行报复，而向我们伸出兄弟般的友谊之手，同意缔结公正的和平，对我们以平等民族相待。”

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苏德战场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反抗斗争也随之高涨起来。1943年7月12—13日，德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以及一批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德军官兵，在莫斯科附近开会，成立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Nationalkomitee Freies Deutschland，一译“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由工人诗人埃里希·魏纳特任主席。该组织的成员初期为德共党员、德国战俘和侨居苏联的德国反法西斯人士，后扩大到国内和旅居西欧南欧各国的德国人士。会议一致通过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告武装部队和德国人民的宣言》。宣言要求：各阶层居民要用一切手段和一切方法反对希特勒政权，在各地成立战斗小组，推翻希特勒政权，结束战争；全体德国人应该为了人民和祖国，反对希特勒和他的战争，争取立即实现和平，拯救德国人民。宣言提出立即释放希特勒政权的受害者并对他们进行赔偿；对战争罪犯和他们的幕后唆使者进行公正而无私的审判，同时赦免一切用实际行动及时同希特勒划清界线并参加“自由德国”运动的纳粹拥护者。会议选举38人担任委员会成员，并设置了总务委员会、行动部、《自由德国报》和自由德国广播电台编辑部、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委员会、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苏德战场组、战俘组等下设机构，以后又增补了教会问题工作处。同年7月19日，《自由德国周报》开始出版。周报在苏德战场和战俘营传播，有时也传到其他国家。它还通过多条渠道传入德国。7月20日，设在苏联境内的“自由德国”电台开播。每次广播时都使用短波、中波和长波三种波段，经费和设备由苏联政府提供。播音开始时的呼叫语为：“注意！注意！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我们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广播。我们号召拯救国家。”播音结束前的广播词为：“德国必须生存下去，因此希特勒必须灭亡。和我们一起为自由、独立的德国而斗争吧！”

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广泛开展活动，向德军官兵和德籍侨民宣传反战思想，以后又在国内许多地区和城市成立地下活动小组，协助盟军解放德国，直到1945年11月2日才解散。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下面还有一些拥护其纲领的反抗团体：德国军官联盟（Bund Deutscher Offiziere），1943年9月中旬在苏联成立，成员为被苏军俘虏的德国中高级将领，1945年春参加者已有将近4000名军官；德国侨民联盟，1943年11月在法国成立，曾倡议组编自由德国军队，加入法国抵抗运动部队作战，出版地下刊物《西线士兵》；自由德国反法西斯委员会，由在希腊的原德军官兵组成，曾出版地下刊物《地中海士兵》。

在德国本土，最大的反纳粹和反战地下组织是泽夫科-贝斯特兰雅科勃抵抗组织（Saefkow-Jacob-Bstlein-Organisation）。安东·泽夫科夫（Anton Saefkow，1903—1944）是德共鲁尔区领导人，1933年即被判刑入狱，狱中又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加刑，欧战爆发前夕获释。此后他和党员伯恩哈德·贝斯特兰（Bernhard Bestlein，1894—1944）、弗兰茨·雅科勃（Franz Jakob，1891—1944）一起，在联合了柏林地区30个大工厂中的抵抗小组的基础上，组建了该抵抗组织。以后，该组织在柏林大工厂建立基层小组，又同马格德堡、哈勒（Halle）、莱比锡、德累斯顿、汉堡、汉诺威、杜塞尔多夫等地的抵抗小组建立联系。该组织的目标是建立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反对希特勒和战争的人士在内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推翻法西斯政权，成立民主的人民政府。成员们除了在工人中从事宣传和联络活动外，还把联系网络伸向其他各个领域，在空军后勤部、军事工业部门、陆军总司令部、监狱、集中营，以及战俘和外籍劳工中从事活动，通过从前线回家休假者同部队建立联系，鼓动军队集体向苏联方面投诚，帮助外籍战俘和劳工用自己的语言出版资料。该抵抗组织还通过社会民主党人同从事1944年密谋推翻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的人士建立了联系，并在事件发生后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3位领导人都在1944年9月18日遭到纳粹政权杀害，并有100多名成员先后遇害。遭到这次打击后，该组织的活动能力锐减。

“红色乐队”（Rote Kapelle）是共产党影响下又一个较为重要的抵抗组织。该组织又名“舒尔-博伊-哈尔纳克抵抗组织”（Schulze Boysen/Harnack Kreis），欧战初期在苏联情报人员莱奥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1904—1982）协助下建立，由德国航空部中尉哈惹·舒尔-博伊森（Harro Schulze Boysen，1909—1942）和德国经济部高等参事、经济学家阿尔菲德·冯·哈尔纳克（Arvid von Harnack，1901—1942）领导，主要成员有艺术家、作家、军人、记者、大学生和工人，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占多数。该组织联络了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等重要军工企业和德军指挥机构中的反纳粹分子，并与埃森、莱比锡、汉诺威、慕尼黑、汉堡等地的反法西斯小组频繁接触。该组织的成员广泛搜集各种情报，通过设在德国本土和西欧各占领区的100多座秘密电台传递给苏方。从1940年起，该组织共发出约1500份重要情报。它还以德、俄、波、捷、法、意等文字，出版了名为《内部战线》的刊物，致力于争取成百万外籍强制劳工参加反对纳粹政权的共同斗争。该组织的活动引起了纳粹当局的重视，德军最高统帅部侦察及反侦察局“阿勃韦尔”（Abwehr）和盖世太保联手，成立“红色乐队别动队”加紧搜寻。1942年8月，该组织的100多名成员被逮捕。特别法庭对被捕者作了判决，考虑到种种因素，2名原籍美国的女性被判6年和10年徒刑，但希特勒对此作了修改，将这2人与其他人一样，处以绞刑。“红色乐队”经过这次打击，活动能力急剧遭削。

德国共产党还有不少秘密小组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展开活动，最大限度地破坏战时生产，帮助生病和体弱的战俘。在他们的努力工作下，强制劳动者尽管遭到最残酷的白色恐怖，常常因最微小的过错而被绞死，但他们仍然坚持消极怠工，使自己的劳动效率远远低于社会的平均水平。

第二节 社会民主党的抵抗活动

一、流亡执委会在布拉格的活动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希特勒上台前对魏玛政府采取“容忍政策”，希特勒执政后又小心地把自己的行动局限在合法的范围内。为了向希特勒政权表示“清白”，它甚至于1933年3月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但最后还是避免不了遭取缔的噩运。之后该党执委会大多数成员陆续流亡国外，1933年7月2日，以奥托·韦尔斯和汉斯·福格尔（Hans Vogel，1881—1945）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行委员会即在布拉格成立。韦尔斯宣布该执委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唯一合法的执行委员会。

流亡执委会决定制订新的纲领，对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及时作出新的回答。1933年底，一份反映该党左派观点的草案问世。草案首先就社会民主党领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策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承认“社会民主党在夺得政治民主之后，没有从根本上变革经济结构和基本生产资料所有制，企图通过改善工人状况、实行工人政策、提高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的影响，把资本主义制度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尝试已被撞得粉碎”。草案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中间阶层的暴乱，而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上台，首先是因为法西斯领袖成功地把大资本的代表、旧贵族集团拉到自己一边，“集合了所有的反动运动”。草案还初步承认实现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统一的必要性，认为要把所有坚持“自由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其他政党的代表”联合起来。

流亡执委会的大多数成员不同意以上草案的内容，他们委托流亡巴黎的鲁道夫·希法亭重新起草了一个草案，于1934年1月10日寄到布拉格，该草案几乎毫无改动地被执委会接受。文件以《革命社会主义的斗争与目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为标题，于1934年1月28日同时在《新前进报》和《社会主义行动报》（Sozialistische Aktion）上发表，此即德国社会民主党1934年《布拉格宣言》（Prager Manifest）。宣言首先明确声明，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宣言在“革命斗争的条件”部分，强调“在反对纳粹专政的斗争中，没有妥协、改良主义和合法主义的位置。”由于纳粹的恐怖统治使德国国内的非法活动处于分散状态，各地的地下小组要加强联合，努力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在“群众运动的目标”和“政权的行使”部分认为，反法西斯斗争胜利以后，“将建立一个由工人革命群众政党支撑和监督的强有力的革命政府”；在“裁军和战争危险”部分认为，法西斯专政“不仅对德国来说是耻辱和危险，而且意味着对所有其他民族的自由和文明的暴力威胁”，“坚决谴责对希特勒德国的任何军事上的妥协，警告全世界的工人政党不要低估德国民族主义的危险。……不给这个制度一个人、一文钱，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也一定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口号”。宣言特别强调：“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来自外部的、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德国专制制度的崩溃来肢解德国的任何企图。他们不承认导致德国分裂和意味着阻碍德国自由和经济发展的和平”；在“革命社会主义的统一”部分，宣言称“社会民主党力求同一切反法西斯阶层结成战线。”

流亡执委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从事反纳粹抵抗活动。该党在希特勒政府正式动手前已经成功地将一部分财产转移到国外，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提供了诸多帮助，因而布拉格执委会拥有经费，很快在国外建立起了自己的印刷厂。它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宣传，反映德国工人阶级的呼声，向世界披露德国真相，为国内反法西斯抵抗组织筹措经费，提供宣传品。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它在出版报刊、印制宣传品的同时，在德国邻国境内组建了边境秘书处网。

在欧战爆发以前，流亡执委会先后在布拉格、巴黎和卡尔斯巴德（Karlsbad）等地出版了《新前进报》《社会主义行动报》《社会主义杂志》（Sozialistische Mitteilungen）、《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德国报告》（Deutschland Berichte der Sopade） （1937年起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报告》（Deutschland Berichte der SPD） ）、《消息报》（Sopade Information）等五种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新前进报》，自1933年6月18日创刊起，每周出版一期，1936年的平均印数是4300份。此外，流亡执委会还根据形势需要，印制了大量的宣传品和传单。如在1934年8月19日公民投票前，印制了《告德国人民书》《致天主教徒》（Katholiken）、《希特勒——欧洲的头号公敌》（Hitlerffentlicher Feind Europas Nr.1）等传单。

边境秘书处网建立在德国的七个邻国中，由16个处所组成，其中捷克斯洛伐克6个，波兰、比利时、法国和瑞士各有2个，丹麦和卢森堡各1个。边境秘书处是流亡执委会与国内社会民主党抵抗组织和党员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它们负有双重任务：将流亡执委会的文件、报刊、宣传材料等印刷品通过秘密渠道转送到国内社会民主党抵抗组织和党员手中，由它们在群众中散发；收集来自国内的各种情报，汇总到流亡执委会。流亡执委会根据汇总的情报评估自己的政治措施，采取相应的对策，并根据形势需要将这些情报在内部传达或公诸于世。在网络构建初期，国内的工作由国内的党员完成，但经过1935—1936年的大搜捕，国内工作人员遭到摧折性打击，边境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只得亲自动手。他们打扮成商人，带着经过伪装的宣传材料，越过边境亲自散发。据统计，1935年初，《社会主义行动报》每期约在德国散发500—1500份，约有6000—1.2万名读者。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流亡执委会一直拒绝与德国共产党联合。虽然《布拉格宣言》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但流亡执委会没有实际行动，客观上背弃了宣言精神。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和德共举行布鲁塞尔会议后，德国共产党再次呼吁组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1935年11月23日，两党代表在布拉格举行谈判。在谈判中，流亡执委会的代表虽然承认在德国各阶层人民中间，尤其在工人阶级中间，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是形成推翻希特勒专政的共同意志，但仍然拒绝对方提出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流亡执委会还反对其他机构和党员个人同共产党合作。1936年1月24日，它在致全体边境秘书处的通告信中，指示它们不准与共产党进行合作，设法让社会民主党人退出那些有共产党人在其中活动的组织。对于拥护统一战线的个人和组织，它拒绝给予任何财政支持。1939年1月德共举行伯尔尼会议后，德共中央委员会又提出统一战线的建议，再次遭到流亡执委会拒绝。

二、在辗转中继续斗争

1938年5—6月间，随着捷克危机不断升温，德国社会民主党设在布拉格的流亡执委会被迫迁往巴黎。1939年春，流亡执委会开始讨论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所应采取的立场，终于在欧战爆发前夕形成共识。1939年8月13日，《新前进报》发表文章称：“除了希特勒自己，并没有别人强迫德国进行战争。不是别人威胁了德国人民，而是希特勒正在威胁其他民族。……因此，面临的战争就不是德国人民为了自卫而进行的斗争，而是被迫为了希特勒的疯狂掠夺、毁灭性的目标作战。”因此，“推翻希特勒就意味着德国人民的解放与和平，自卫的责任要求德国人民把自己的命运与希特勒的命运区别开来，在战争中，首先要把希特勒当作自己的敌人”。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的当天，流亡执委会发表关于战争的声明，明确表示：“希特勒与新的德意志军国主义是一个东西，这个军国主义的失败与最终消灭是实现和平与欧洲复兴的前提条件。……我们为了德意志民族、为了保障欧洲自由、和平与民主的伟大目标而进行这场斗争。我们呼吁德意志人民：为了你们的自由起来斗争！推翻希特勒！打倒这个制度、结束战争、保卫千百万人免遭死亡、拯救人民！”

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员则积极行动起来，组成战斗小组，通过印制和散发传单从事反抗斗争。如柏林地区一个由60多人组成的战斗团体，在1939年9月9日深夜，就散发了几百份自己印制的题为《我向世界青年呼吁》的传单，揭露希特勒的帝国主义战争目标，号召青年们起来坚决地同法西斯政府展开斗争。有些社会民主党员设法收听国外电台的广播，并在工友中传播真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局势发生根本转折后，各个阶层和集团的反抗斗争逐渐兴起，社会民主党员努力与它们联络，互相配合，包括参与了1944年七·二〇事件。

随着欧战的爆发，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法国对德宣战后，法国政府为德国和奥地利的流亡者设立了拘留营，多数“政治上没有嫌疑”的人很快被释放，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积极的反法西斯活动家则作为有“嫌疑”的人被长期拘留。1940年6月法国败降后，德国流亡者处于极端危险之中。9月9日，流亡执委会决定从巴黎转移到里斯本。同年11月初，流亡执委会宣告解散。后来，旅居伦敦的社会民主党流亡者试图重建流亡执委会，但他们的领导资格未能得到公认，同国内的反抗力量也未建立起联系。

三、其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抵抗活动

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还有一些原先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社会主义者组织。它们摆脱了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的干预，又及时转入地下，做好了进行非法斗争的准备，成为社会民主主义队伍中反法西斯运动的中流砥柱。

“新开端”是一个按照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密谋组织，主要由青年社会民主党人和知识分子组成。希特勒上台前，它就作好了从事非法斗争的准备。纳粹上台后，它不仅以柏林为基地同其他城市的类似组织保持联系，而且还同社会民主党内其他抵抗组织和政治流亡者建立了联系。1933年春，该组织约有100名积极可靠的成员。1934—1935年，该组织同布拉格流亡执委会的边境秘书处保持联系，各地成员为设在布拉格的国外局收集关于形势和德国民众情绪方面的情报。1935年夏天，组织的领导人围绕继续从事非法斗争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发生意见分歧，部分领导人退出，严重削弱了组织的力量。但是，余下的成员继续活动，不仅与国外局保持联系，而且还同柏林的德国人民阵线继续往来。“新开端”组织虽然认为自己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新领袖，但它的反苏反共和亲西方倾向十分明显。它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并认为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的本质是一样的，要求解散共产国际。1938年夏，其柏林组织被盖世太保破获，但西里西亚、巴伐利亚的一些城市和斯图加特等地的组织继续存在，但它们很少进行反法西斯宣传活动和其他抵抗活动，只是注意形势的发展，准备迎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1931年建立的，主要在柏林、汉诺威、东萨克森和德国南部等地区从事反法西斯宣传活动，帮助受迫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逃跑，为其家属募捐。早在1933年和1934年，该党的部分组织就遭到盖世太保的破坏，不少人被捕。为了同其他反法西斯主义者实行合作，该党干部曾到布拉格，同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成员协商，并同德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取得联系。1936年，布雷斯劳、德累斯顿、汉诺威、法兰克福和纽伦堡等地的组织被盖世太保破获，但曼海姆的组织一直活动到1938年春。它不仅与南部地区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建立联系，还同共产党人合作，其主要活动是散发从国外得到的反法西斯宣传材料，为被捕者的家属募捐，并为设在巴黎的该党国外领导处搜集情报。

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系1925年由国际青年同盟改名而来，约有300名成员，其中主要是职员、教师和知识分子，也有少量工人。纳粹上台后，该组织在国内组建了很多战斗小组。柏林小组约有20—25名成员，大多是年轻人，其他小组在不来梅、汉堡、科隆、马格德堡等地活动，个别小组还同共产党人合作。它们开始时只是散发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秘密运入德国的宣传材料，不久以后就开始自己印制传单。其传单的特征是在文章末尾印有一个悬挂在绞刑架上的纳粹党卐字徽。1935年夏天和秋天，很多战斗小组被破获，成员遭逮捕。但未被破获的小组继续编写和印制传单，谴责纳粹的战争政策，揭露战争危险，并与德国共产党交换反法西斯宣传材料。在西部地区，该组织还与进行反法西斯活动的铁路工人工会会员建立了联系。1936—1938年，该组织在奥格斯堡、柏林、不来梅、法兰克福、汉堡、汉诺威和科隆的小组全部遭当局破获，抵抗活动结束。

“红色突击队”是青年社会民主党人组建的抵抗组织，1933—1935年在柏林地区活动。其下属组织一般由3—10人组成，分布在柏林各个地方。它还拥有自己的报纸《红色突击队报》（Roter Stotrupp），1933年11月印数为4000—5000份。该组织虽然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社会民主党，但曾于1933年秋天同流亡执委会联络，还与比勒菲尔德、德累斯顿、哈勒、汉堡、莱比锡等城市的社会民主党抵抗组织建立联系。1935年，该组织在盖世太保的大搜捕中被摧毁。

“社会主义阵线”组织拥有3000名骨干成员，主要在汉诺威地区活动。该组织早在希特勒执政以前就已经转入地下，做好了开展抵抗斗争的准备。该组织认为，“希特勒专政的垮台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希特勒专政和资本主义制度不能通过部分工人暴动而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它带给我们的不是能够在其基础上生长法西斯毒草的民主，而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阶级的统治”。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散发和邮寄自己的报纸和传单，开展宣传工作，吸收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加入组织。1936年，大批成员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翌年，200多名被捕者被处以重刑。

第三节 其他社会集团的抵抗活动

德国其他社会集团的抵抗运动兴起较晚，不少骨干成员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希特勒执政初期持拥护态度。等到他们逐渐看清纳粹党的真面目，想同希特勒分道扬镳时，纳粹政权已经得到巩固，因而反抗活动的难度大为增加。这些反抗集团的抵抗活动具有自己的特色。除了慕尼黑的“白玫瑰”组织曾经通过传单与标语呼唤民众外，其他集团主要是在纳粹统治下形成一股暗流。他们采取较为安全的方式在集团内外构建联络网，在集团内部的小圈子内探讨“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道路，抓住极少数的时机向西方国家表明“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并寻求支持，在1944年七·二〇事件中参与谋刺希特勒。

一、格尔德勒集团

“格尔德勒集团”（Die Goerdeler Gruppe，又译戈台勒集团、歌德勒团体）产生较早、影响较大。其核心人物卡尔·格尔德勒的经历在民族主义抵抗人士中颇具代表性。他1930年起任莱比锡市市长，逐渐成为地方行政长官中的佼佼者。由于他赞同以紧缩银根的办法来应对经济危机，反对推行膨胀政策，1931年底被布吕宁总理任命为全国物价管制局局长（兼任）。希特勒执政之初，格尔德勒虽然对纳粹党的一些主张持有看法，也拒绝加入该党，但仍然认为纳粹运动中有好的一面，特别希望在该党领导下克服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因此，作为莱比锡市长的格尔德勒与纳粹党地区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希特勒也很欣赏这位干练的地方行政首长，于1934年再度任命其兼任全国物价管制局局长。格尔德勒则希冀在自己的参与下能推动德国向好的方向迈进，因此向希特勒提交过不少备忘录。然而，格尔德勒的一些改革主张，如建立法治国家、实施自由经济和地方自治等，都不为当局采纳。他的建议经常被希特勒指责为“完全不适用”。而纳粹政权加强经济干预、扩大政府投资、走向自给自足的努力，越来越使格尔德勒感到难以接受。他逐渐成为政府的批评者。1936年初，纳粹党大区指导处要求拆除莱比锡某大厦音乐厅前门德尔松（犹太人）的纪念铜像，格尔德勒以市长身份表示拒绝。同年11月格尔德勒出访北欧，纳粹党徒趁机把铜像拆除。格尔德勒回国后以强硬姿态要求复原铜像，遭到纳粹党大区指导处拒绝后，毅然辞去市长职务。1937年，格尔德勒先后前往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加拿大和美国，翌年又先后到过法国、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努力让外国政要了解纳粹统治的真相，以及“另一个德国”的存在。

格尔德勒在同外国政要接触后，提出了对德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看法。他认为，英国政府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废除《凡尔赛和约》以满足德国的要求，如果德国愿意保证欧洲和平，使英美两国有能力在东亚地区展开争夺，则它们会对德国有所补偿。在此前提下，德国的殖民地问题、但泽走廊问题、合并奥地利和捷克苏台德区（Sudetenland）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获得解决。德国走向世界市场和稳定马克币值等问题，也能在美国的帮助下得到解决。但是，如果德国的行动导致了战争爆发，美国虽然不至于派遣军队进入欧洲作战，但会给予英国以战争支持。因此，为了德国的利益，政府不应该与西方大国急剧对抗，甚至不惜一战。而当时，希特勒的各种冒险举动将会使德国陷入经济、政治、尤其是道德上的灾难。基于此，格尔德勒逐渐成为一名坚定的反纳粹抵抗分子。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积极与各方势力联络，组建起一个抵抗集团。范围所及包括军队内中高级军官、企业界领袖、退休的政府高层官员、外交部内的反抗小团体、教会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工会领袖等。

除格尔德勒外，该抵抗集团内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时任驻意大利大使的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1881—1944）出身汉诺威贵族家庭，三十年代初曾经对纳粹党抱有好感，希望它能领导德国走向强盛。然而，该党领袖们的粗俗令其失望，而希特勒的内政外交政策更使其为国担忧。他身为驻意大使，却反对德国与意大利结盟，认为这将给德国带来灾难。1938年初被希特勒解职后，他进入企业界，利用原先在国外的人脉关系，为抵抗集团从事对外联络工作，并利用自己的贵族出身，同军方将领和另一抵抗集团克莱骚集团（Kreisauer Kreis）联系。约翰内斯·波皮茨（Johannes Popitz，1884—1945）自1932年起即担任普鲁士州财政部长，但因向往帝国时代，一直对魏玛政府持保留态度。1933年希特勒执政时，曾认为那将是一次真正的革命，相信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府将领导德国走向强盛。然而，纳粹当局的宗教政策，尤其是大肆反犹的行为，使其逐渐远离纳粹党。欧洲战争爆发后，他深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不可能给德国带来和平，因而积极主张用政变的方式来阻止德国对西方国家发动进攻。

“周三社团”（Mittwoch Gesellschaft）是格尔德勒集团联系其他抵抗力量的重要环节。该社团是个学术团体，参与者中不少是高级官员、军官、工业界巨头和学术界人士。1933年时，该社团的部分成员还是纳粹主义的支持者，赞同“领袖国家”的原则。但是，随着当局毁约扩军、对外扩张的步伐越来越快，更多的成员开始转变态度。尤其是1938年苏台德危机发生后，不少成员因反对战争而成为反纳粹政权者，该学术社团也因此成了抵抗人士藉以掩护的聚会所。除了哈塞尔和波皮茨外，成员贝克成为格尔德勒集团与军内密谋集团之间的联络者，而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延斯·耶森（Jens Jessen，1895—1944）则成为同克莱骚集团的联络者。

格尔德勒集团在从事反抗活动的同时，也在积极谋划“后希特勒时代”德国的发展蓝图。在政治体制上，该集团不赞同魏玛共和国时期流行的“群众民主”（Massendemokratie）理念，希望通过社会精英来建立稳健的威权国家（autoritrer Staat），同时，他们主张以地方分权来取代中央集权，并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保障各种自由。在经济方面，新体制应完全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介入经济生活。工会应该享有自治权，除了有权与企业主或企业主联盟签订有关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合同外，还有权推举代表参加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在外交方面，他们坚持认为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地区都应留在德国版图内，在此基础上，欧洲应该联合起来，在经济和军事上结成共同体。

二、克莱骚集团和弗赖堡集团

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抵抗集团是克莱骚集团，该名称是盖世太保首先使用的，因集团成员经常在位于西里西亚克莱骚的毛奇庄园聚会。其核心人物赫尔默特·詹姆斯·冯·毛奇（Helmuth James von Moltke，1907—1945）系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老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的侄孙，该支系与小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1848—1916）支系不同，对军旅生活并无兴趣。毛奇虽然出身贵族，但关心社会问题，在学生时代就投入社会工作，曾在自己世袭的克莱骚庄园中划出公用地来救济贫苦农民。他对纳粹党一直有抵触情绪，认为它是一个反启蒙、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的“四反”政党，为了逃避加入纳粹党，他放弃法官职位，于1935年赴英国深造，希望成为一名英国律师。在英期间，他结识了包括爱德华·哈利法克斯（Edward Halifax，1881—1959）在内的英国高层人士。1938年，毛奇回国，由于具备国际法和英国经济方面的知识，是年秋天起在德国武装部队（Wehrmacht）最高统帅部侦察与反侦察局供职，担任法律顾问，负责监督经济事务的执行。由于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1887—1945）同党卫队保安处互相倾轧，局内不少人与当局离心离德。在卡纳里斯的掩护下，毛奇凭借自己在民法和国际私法方面的专长，做了一些具有反抗意义的事情，如帮助受迫害的政治犯和犹太人，反对德方在占领区内屠杀战俘和人质，尽力降低占领区遭受经济盘剥的程度，通过向国外传递相关信息使一些人免受迫害等，同时在国内加紧寻找志同道合者。

该集团的另一名核心人士是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Peter Yorck von Wartenburg，1903—1944）。他早年在图林根、波恩和布雷斯劳等地攻读法律，获得博士学位。1936年起担任全国物价管理机构的顾问。从希特勒上台之初，他就表现出对纳粹党的反感，并拒绝加入该党，因此从1938年起其晋升之路即已断绝。

瓦尔登堡的妹妹与毛奇的表弟是夫妻关系，在1938年的一次家族聚会上，瓦尔登堡与毛奇两人相识，很快成为亲密朋友。以他们两人的关系为核心，1940年前后，克莱骚集团最终形成。由于环境险恶，该集团并没有正式的成员名单，成员之间也并不全部互相知晓，只有两位核心人物了解全局情况。从现有资料看，主要成员约有20余名，另与100多人保持松散的联系。集团成员包括贵族、教会神职人员、普通教徒、原天主教中央党领导人士、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士和原工会领袖等，他们大多具有博士学位，在政府或军队部门担任较高的职位或要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都有丰富的经验和影响力。他们试图通过努力和协商，达成统一的社会政治设想和“核心领导下的共同行动”。

集团成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关系网，力图在谨慎中扩大集团的规模，积极地与国内其他反抗组织和国外取得联系。同时，成员们根据自己的特长，按照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农业、法律、文化及教育等不同领域分成数个工作小组。每个小组为自己的工作领域拟订计划，并寻找具备专长的可靠人士参与其中。成员弗立茨·冯·舒伦堡（Fritz von der Schulenburg，1902—1944）负责联络军政界，同以贝克为首的军中反抗集团建立了联系。欧根·葛斯坦迈亚（Eugen Gerstenmaier，1906—1986）和汉斯·舍菲尔德（Hans Schnfeld，1900—1954）都是福音派教会的牧师，负责联络教会人士。前者任职于外交部情报司，经常借助此身份前往瑞典、瑞士和梵蒂冈等地，将克莱骚集团的想法传递给国外。后者同瑞典北方基督教统一运动研究院建立了联系。亚当·冯·特洛特·楚·舒尔茨（Adam von Trottzu Soltz，1909—1944）、特奥多尔·施特尔策（Theodor Steltzer，1885—1967）和特奥多尔·郝巴哈（Theodor Haubach，1896—1945）属于外交事务小组。特洛特·楚·舒尔茨在任职外交部期间积极同国外联系，被称为纳粹德国抵抗运动的“非正式外交官”。郝巴哈和阿道夫·莱希魏恩（Adolf Reichwein，1898—1944）、卡罗·米伦道夫、尤利斯·利伯（Julius Leber，1891—1945）等，都是社会民主党员。米伦道夫是经济学博士，他参加了克莱骚集团的经济事务小组，积极争取劳工的合作。他被预选为新政权的宣传部长。利伯有丰富的政治经历和学识，以及稳健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集团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反抗阵营中许多人都期望他能在纳粹倒台之后担任内政部长或政府总理。莱希魏恩负责研究教育和经济问题，被预定为文化部长。律师汉斯·鲁卡什科（Hans Lukaschek，1885—1960）系法学博士，除了参与拟订未来德国的计划外，其天主教背景成为同天主教领袖们联系的桥梁。

促使成员们走上抵抗道路的动因源于他们内心的道德和良知，“源于他们追求自由的决心和坚定的人性。”克莱骚集团认为纳粹迫害和屠杀的行径严重违背了蕴含着人道主义和伦理价值的基督教信仰。他们把纳粹称为“邪恶的纳粹”、“魔鬼般的纳粹”、“非基督教的、非民主的、集权化的纳粹”。然而，他们更关心的是构筑未来，强调必须在构想好新政府之后才能推翻现有的政府。克莱骚集团的重要特色就是面向未来。成员们认为，在抵抗过程中，“准备计划越准确、越有远见，希特勒灭亡的那一天就会越快来临，而改革计划也就越容易实现”。他们的行动目标和计划分三个方面：拟订出一整套关于后希特勒时代德国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具体改革计划；寻找能够领导重建德国的合适人选，组成临时政府，为接管纳粹政权做好准备；通过中介人和中立国间接或直接与西方盟国建立联系，使对手意识到在纳粹统治下还存在着“另一个德国”，推动它们在希特勒之后能与德国签订有尊严的和平协定。在这三方面工作中，尤以后希特勒时代的改革计划最为引人注目。1943年8月9日，该集团拟订了一份名为《德国新秩序的基本原则》的文件，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他们的改革计划包括：要求复兴欧洲的基督教传统，恢复人的自由与责任；恢复社会道德，保证信仰和职业自由，保护家庭；抛弃极权主义，反对西方民主制，主张走包含地方自治和群体合作因素的“德国道路”；实行有干预的市场经济制度，推广“人性的社会主义”；组建一个拥有统一主权的欧洲联合体或共同体。

1944年1月，毛奇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克莱骚集团因此元气大伤。七·二〇事件中，该集团并未参加，但毛奇还是受到牵连，于1945年1月被绞死。

弗赖堡集团（Freiburger Kreis）是此类组织中影响较小的一个，由弗赖堡大学的学者组成，以历史学家格尔哈德·里特尔为首。该集团形成于1938年底。它谴责希特勒的恐怖主义政策，强调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玷污了德国的荣誉，但其本身又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反对和同盟国合作，不希望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因其活动范围较小，影响有限。

三、白玫瑰小组

“白玫瑰小组”（Die Weie Rose）是此类组织中知晓度最高的一个，因为它在1942年6月—1943年3月间陆续散发了6种传单，呼吁民众参加反抗纳粹政权的活动。该组织的成员较早就受到慕尼黑大学哲学和心理学教授库特·胡贝尔（Kurt Huber，1893—1943）的影响。胡贝尔对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持批评态度，反对大学里实行的纳粹“一体化”。汉斯·舒尔（Hans Scholl，1918—1943）和索菲·舒尔（Sophie Scholl，19211943）是一对兄妹。哥哥早年曾积极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1941年进入慕尼黑大学攻读医学和生物学，曾短期在苏德战场当卫生员。妹妹早年也曾积极参加德意志女青年团的活动，1942年进入慕尼黑大学攻读生物学。兄妹俩在胡贝尔教授的影响下逐渐走上反纳粹的道路。1942年，以慕尼黑大学的师生为核心，形成了抵抗集团，胡贝尔和舒尔兄妹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成员们以“白玫瑰通信”的方式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因而获得“白玫瑰小组”的名称。斯图加特的欧根·格立敏格（Eugen Grimminger，1892—1986）则用资金支持他们的反抗活动，其秘书蒂丽·哈恩（Tilly Hahn）小姐则捐出自己所有的存款，还时常从斯图加特将信封、纸张和多余的油印机带到慕尼黑交给成员们使用。

“白玫瑰小组”的传单大量引用《圣经》和包括歌德、席勒在内的名人的言论，希望能唤起大家内心的良知来反对纳粹政权。部分传单通过邮局寄往各地，在斯图加特、科隆、维也纳、弗赖堡、开姆尼茨、汉堡、因斯布鲁克、柏林等地，都出现过“白玫瑰小组”的传单。其传单直击纳粹当局在占领区的暴行：“尽管在被德国征服的波兰中，已经有30万犹太人被以最残忍的手法屠杀……德国人仍然笨拙地静止不动，愚蠢地沉睡着，并且助长那些法西斯的罪行。……任何人都希望对于此类的行为能被宣告无罪，每个人都希望继续以最平静的步伐、最平淡的良心走完人生的路途，但他不会被宣告无罪，他将有罪、有罪、有罪！”传单《向全体德国人发出的呼吁》问世于1943年1月，由汉斯·舒尔草拟，经胡贝尔教授修改定稿，被印制了数千近万份。传单提醒民众，希特勒将把德国带入万恶的深渊之中，随着同盟国军事力量的集结，德国将被打败。同时传单呼吁看到传单的人“支持反抗运动”，为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保护个人免于受到罪恶的独裁国家的独裁行为所迫害”而奋斗。由于这份传单流传较广，全国不少城市中都有出现，引起了盖世太保的警觉，开始搜寻其源头。同年2月的3日、8日和15日，汉斯·舒尔等3人用沥青在慕尼黑大学和其他建筑物墙面上写了“自由”、“打倒希特勒”等口号。这种做法很快被圈外人模仿。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遭到惨败后，“白玫瑰小组”由胡贝尔教授亲自主笔，撰写了题为《致大学生》的传单，其中表示：“我国人民长期以来所遭受的那种卑劣暴政结束的时候即将到来。如同德国人在1813年时曾经盼望大学生帮忙推翻拿破仑一样，现在他们也盼望着大学生帮忙推翻纳粹的恐怖统治。斯大林格勒的亡灵是如此地恳求着我们！”该传单以后被盟军复制，用飞机大量散发在德国各地。同月18日，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慕尼黑大学演讲厅作总体战鼓动宣讲，舒尔兄妹带着一提箱的传单来到无人的门厅，把传单投撒在厅内，供学生们从演讲厅出来后阅读。他们离开现场后，发现提箱内还留着一些传单。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又返回门厅，并通过楼梯跑到顶部，把传单撒向空中。一名校园管理人发现了他们的举动，叫来了警察。舒尔兄妹遭逮捕，并累及其他一些成员。数日之后，2人被人民法庭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并于同日被处死。胡贝尔教授也被判处死刑。“白玫瑰小组”由此成为历史。

四、军内密谋集团

军内密谋集团虽然形成时间较晚，在纳粹统治强化和战争的形势下，却成为抵抗力量的主要希望。该集团的领袖人物是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1880—1944）。他早年从军，一战后任炮兵团长。1930年法庭审讯三名在军中宣传纳粹主义的军人，他挺身为他们作辩护，甚至到最高法院出庭作证。可能由于这段经历，希特勒上台执政后，他仕途顺利，于1933年10月1日就任作为陆军总参谋长前身的国防部军队办公室首脑（Chef des Truppenamtes），1935年正式成为陆军总参谋长。他赞赏希特勒撕毁《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宣布公开扩军的行动，在总参谋长的岗位上积极从事扩军活动，1938年晋升为上将。他对希特勒和纳粹当局态度的转变过程，在军中密谋分子中颇具代表性。转变的起点是不满于陆军总司令弗立契遭盖世太保诬陷而被希特勒免职（详情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第五目“扩军计划与军队指挥系统改组”），认为军官团应该拥有传统的特殊地位。随着1938年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升温，他担心希特勒的鲁莽行为将招致英国、法国和苏联对德国宣战，使德国陷入深渊，因此多次上书希特勒，要求停止冒险。1938年8月18日，他辞去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希望以此表明自己态度的坚决，引起希特勒的重视，同时希望包括新任陆军总司令在内的高级军官能群起效尤，给希特勒造成更大的压力。但希特勒使用封锁消息的办法渡过了难关。贝克从此走上坚持反抗的道路。其他心怀不满的将领也互相接近，形成密谋集团。这些军官包括：继任陆军总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Franz Halder，1884—1972） ；埃尔温·冯·维茨勒本（Erwin von Witzleben，1881—1944），原任管辖柏林及周边地区的第三军区司令，1938年2月一度被希特勒解职；埃里希·冯·布罗克道夫阿勒费尔-（Erich von Brockdorff Ahlefeldt，1887—1943），波茨坦驻军司令；埃里希·霍普纳（Erich Hoepner，1886—1944），驻图林根装甲师师长；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Karl Heinrich von Stülpnagel，1886—1944），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此外，1934年已经退职的前陆军指挥部首脑（即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也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军事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虽然没有正式卷入，但也属于知情者。

1938年8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日益升温，军内密谋分子打算趁机起事，准备在希特勒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逮捕他，把他送上法庭，指控他轻举妄动地把德国投入欧洲大战，从而剥夺他执政的资格。此后，他们准备在短时期内实施军事独裁，随后组建由社会上知名人士领导的临时政府，再在适当的时间，组织一个保守的民主政府。他们派人前往英国寻求支持，尽管受到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等人的接待，但英国首相张伯伦等人却心怀疑虑。更重要的是，随着慕尼黑会议的召开，希特勒的冒险举动获得了丰厚的报偿，密谋分子的行动反而失去了理由。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随着各个集团抵抗活动的发展和德国战场形势的恶化，一个相对统一的抵抗集团逐渐形成。该集团的5名核心领导成员是：路德维希·贝克；库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卡尔·格尔德勒；社会民主党人，前全德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威廉·洛伊施纳（Wilhelm Leuschner，1890—1944） ；前天主教工会领导人雅各布·凯撒（Jakob Kaiser，1888—1961）。卷入该集团的成员还包括沙赫特、汉斯·冯·克卢格（Hans von Kluge，1882—1944）元帅、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1880—1945）元帅、格奥尔格·冯·屈希勒尔（Georgvon Küchler，1881—1968）元帅和冯·维茨勒本元帅。

第七章 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和败亡

法西斯就是战争。纳粹体制的形成过程与扩军备战的步伐相随。希特勒通过三次冒险举动，摧毁了凡尔赛体系。随后历经不流血的征服、局部战争、全线出击，把罪恶的铁蹄踏入欧洲各地。随着纳粹罪恶的外溢，披着“欧洲新秩序”外衣的法西斯浊流横行欧非大陆。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国家的合力回击下，德国的侵略魔爪被砍断，纳粹体制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第一节 富国强兵还是图谋战争

一、摆脱国际组织的束缚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过：“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而在永恒的和平中只会灭亡。”但是，作为一种国家政策，他所追求的，首先是不战而胜，通过恐吓、欺骗、局部战争等手段打破凡尔赛体系，扩大德国的领土，统治欧洲乃至世界。同时，他清楚地知道，不论是从事心理战、局部战争还是世界大战，军事准备都是必要的后盾。而且，按希特勒的说法，由于世界上不存在无主的空间，进攻者总是要碰上占有者的，因此任何空间的扩张都只能在打破抵抗和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进行。

希特勒政府执政之初，德国受《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在军事装备和外交处境上起步都相当低，就连同邻国相匹敌的能力都没有。德国要对外扩张，首先必须打破束缚，使重整军备公开化和合法化。另外，德国在外交上也比较孤立，在中西欧外交舞台上几乎没有朋友，在欧洲军事战略格局上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希特勒在口授《我的奋斗》时曾提出，德国扩张的第一步是对内“铸造神剑”，对外“寻觅朋友”，他上台后即把这一设想付诸实践。

从二十年代后期起，德国魏玛政府在世界裁军会议上就提出“军备平等”的要求，建议世界各国允许德国适度扩军，否则就让德国的邻国裁军。希特勒上台后接过这一口号，以《凡尔赛和约》受害者要求有限扩军的姿态走出第一步。1933年5月17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对外政策声明，谴责战争是“疯狂透顶的事”，会“造成现有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他表示“德国完全愿意放弃一切进攻性武器，如果有武装的国家也销毁他们的进攻性武器的话”，“德国也完全愿意解散全部军队，销毁现有的少量武器，如果邻国也这样做的话”，“德国愿意同意任何庄严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它并不想进攻别国，只想谋求安全”。

对此，法国政府坚持1932年11月提出的原则，要求缩减各国的进攻性军事力量，建立一套复杂的安全保障体系。英国政府则于1933年3月16日发表《麦克唐纳计划》建议：将德、法、意、波等主要欧洲国家的陆军兵员最高数额限制在20万，各国应在5年内从现有兵员数缩减或扩大至这一限额；海军方面遵守《华盛顿协定》和《伦敦协定》规定的义务，在1935年召开特别会议重新讨论该问题；裁减甚至取消空军，禁止实行空中轰炸；成立一个常设裁军委员会，以监督各项条款的执行。该计划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

希特勒的扩军目标是数百万，根本不满足于计划规定的20万，同时认为法国与其盟国的兵力相加，将达到125万，而且其殖民地的部队也不在限制之列。然而，他出于策略考虑，在1933年5月17日的国会演说中表示原则上接受《麦克唐纳计划》。

1933年9月24日，国联会议以英、美、法、意四国名义向德方提出一项新的公约草案，建议裁军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3—4年的巩固期，德国应在这段时期内以短期兵役取代长期兵役，第二阶段也为期3—4年，实现真正的裁军。

希特勒立即抓住时机，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做出第一个冒险举动。1933年10月6日，德国政府照会英、意两国政府，声称德国如果接受四国的建议，就等于接受自己所不能容忍的差别待遇，“德国希望，要么获得完全自由，要么同其他国家一样接受质量方面的限制”。10月14日，德国政府致电裁军会议主席内维尔·汉德逊（Nevile Henderson，1882—1942），称由于“拥有庞大武装的国家”，既不裁军，又不满足德国军备平等的需求，德国政府认为不得不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组织。同年10月19日，外交部长牛赖特致电国际联盟秘书长，正式宣布“德国根据盟约第一条第三款退出国际联盟”。

由于是第一次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冒险，希特勒在事后采取了一些后续行动，以缓和其冲击力。1933年11月12日，希特勒将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的决策付诸公民表决，结果96%的合格选民参加投票，其中95%支持政府的做法。他以此向国外表示其政策充分反映了本国的民意。同时，他向法英两国大使吹“和平”之风，表示愿意同各国缔结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

此后，希特勒政府继续就军备问题同法国交涉。1933年12月18日，它向法国递交备忘录，以下述要求作为恢复裁军谈判的条件：德国征兵30万，以短期服役为基础；德国能拥有其他国家所拥有的一切武器，裁军会议应明确这些武器是“防御性”的；民用航空不受监督或限制；德国的冲锋队、党卫队等应视为非军事组织，不得列入裁军会议的讨论范围；萨尔区立即归还德国，并就萨尔煤矿所有权问题举行谈判。1934年1月1日和2月14日，法国政府两次复照德国，坚持德国必须返回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在此前提下才能讨论实质性的问题。英国政府反对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的行动，但认为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情有可原，故而希望通过劝说使德国返回这两个机构，或者推动德国接受一项限制军备的条约，以防止它无限制地扩充军备。希特勒虚与委蛇，婉拒了英国的建议。

二、中立波兰，染指奥地利

波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复国，曾是法国制约德国和协约国反对苏联的得力助手。在领土方面，它既从德国手中获得过“波兰走廊”，使东普鲁士因此同德国本土分离，又与苏联有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归属的领土之争。因此，在整个二十年代，波兰同德国、苏联两个邻国的关系都比较紧张。然而，随着纳粹运动在德国猖獗，波兰在恐惧之下决定同苏联缓和紧张关系，求得东部疆界的稳定。1932年，它响应苏联政府的和平呼吁，于7月25日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同意不向对方发起侵略，也不给予侵略对方的第三国以任何支持。该条约的有效期原为3年，1934年5月5日双方又签订议定书，将其延长至1945年12月31日。在此基础上，波兰政府决定利用本国陆军人数是德国两倍的暂时优势，在希特勒上台初期，准备对德国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1933年3月，波兰外长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sudski，1867—1935）向法国政府提议，鉴于德国正在加紧扩军备战，波兰军队已准备干涉此事，希望法国政府给予支持。同年4月，波兰驻法大使向法国政府递交一份照会，要求法波两国举行磋商，商议对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以制止德国的扩军进程，加固摇摇欲坠的凡尔赛体系。法国以民主国家不能首先发动军事进攻为由，拒绝了波兰的要求。

正当波兰政府对下一步行动踌躇不决时，德国向它发起了“和平”攻势。希特勒首先着手防止波兰发动预防性战争。1933年2月6日，英国报纸曾经报道，称希特勒表示，波兰走廊的全部地区应该归还德国。尽管希特勒在多次讲话中确曾提出过该要求，纳粹报纸也发起过索还波兰走廊的巨大宣传运动，但为了安抚和拉拢波兰，德国政府很快就否认该报道的准确性。同年5月2日，希特勒又告诉波兰驻德大使，说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将拒绝通过征服和剥夺他人语言风俗的手段吞并其他民族。同时，戈培尔在国务秘书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1885—1936）的劝阻下，也停止发表关于但泽问题的煽动性演说。1933年10月，希特勒政府进而向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提议缔结双边互不侵犯条约。

波兰的国力较弱，但其政府一贯以大国自居。英、法、意、德《四强公约》（Viererpakts）将它排除在外一事，使它对法、英两国不满。而该公约同意修改德国边界，又使它感到严重不安。当希特勒发出缔约建议后，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断然拒绝，波兰政府却积极响应。1934年1月26日，两国在柏林签订为期10年的《德国和波兰互不侵犯和谅解宣言》（Deutsch-polnischer Nichtangriffspakt），宣布两国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使用武力来解决两国间发生的任何争端。此后，波兰在德、苏两国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提出“离莫斯科不比离柏林近一吋”的行事原则，甚至拒绝参加法国所热衷的《东方公约》，打算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希特勒政府则努力促使波兰政府维持这一立场。1935年波兰提高了使用波兰走廊内铁路的收费，两国在经济上发生纠纷，德方在希特勒授意下作了让步，同意波方的做法。1935年4月，英、法、意三国召开斯特莱沙会议，波兰因为没有受到邀请而感到不安，希特勒及时派戈林前往访问，表达了德方的和平意图。同年夏天，但泽的纳粹分子打算把该地并入德国，又被希特勒制止。1937年初，英国准备在东欧和东南欧组建包括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诸国的“中立国集团”，以防止这些国家落入德国的势力范围，戈林又及时地前往波兰“打猎”，劝说波兰拒绝该项建议，最后导致德波两国于1937年11月5日签署关于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条约。对德国来说，该条约既改善了德国的处境，又削弱了法国的同盟体系。

奥地利尽管是个德意志国家，但在希特勒执政之初，还是德国和意大利争夺的对象。希特勒把组建“大德意志国”作为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其中，让奥地利重新回归德国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墨索里尼的目标是组建环地中海的大帝国，将奥地利视作自己的“绿色后花园”，不容他国染指。与此相对应，奥地利国内既有意大利流派的法西斯组织“卫国军”（Heim wehr），也有亲德国的纳粹党。

1932年5月，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人恩格尔贝特·陶尔菲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1934）就任奥地利总理。他为了缓和经济危机的打击，通过国际联盟获得了3亿先令的贷款，作为回报，允诺在1952年以前不使奥地利在政治上并入德国。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开始对教会实施“一体化”，此举引起基督徒陶尔菲斯的反感。1933年春，希特勒派戈林访问罗马，试图说服意大利政府同意让奥地利并入德国，但遭到墨索里尼断然拒绝。陶尔菲斯得知此事后，称奥地利“在罗马有可以信赖的朋友”。

1933年3月起，陶尔菲斯开始仿效意大利，着手废除民主体制。3月4日，他宣布政府不再对议会负责，禁止民众举行游行和集会，取消出版自由。不久，政府又取缔共产党。3月29日，奥地利纳粹党徒在维也纳举行大规模的示威和暴动。4月，陶尔菲斯到罗马寻求支持，回国后即宣布禁止任何政党的成员穿着制服，并将为首的纳粹分子驱逐出境。6月10日，奥地利政府禁止在国内销售德国纳粹党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翌日，奥地利军队开始驱逐纳粹党员和参与纳粹活动的士兵。6月19日，政府又取缔了奥地利纳粹党。

希特勒政府早就在从事吞并奥地利的准备工作，在临近奥地利的巴伐利亚地区训练奥地利纳粹分子，成立了数千人的“奥地利军团”，并提供武器弹药，伺机越境进攻。面临奥地利政府的亲意大利举动，德国报纸从1933年2月底起连篇累牍地指责奥地利政府迫害纳粹党人。同年3月26日，希特勒不顾牛赖特和巴本的反对，宣布自1933年6月1日起，对前往奥地利旅游的德国人征收1000马克的特别税，以打压奥地利的旅游业。同年5月，巴伐利亚州司法部长汉斯·弗兰克还应奥地利纳粹党的“邀请”，进入奥地利境内，直接干涉奥地利内政。奥地利纳粹党被取缔后，德国纳粹分子甚至出动飞机，飞入奥地利境内萨尔茨堡（Salzburg）、因斯布鲁克等地上空散发传单，鼓动法西斯暴乱。1933年8月7日，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比洛向法国大使和英国代办断然宣称，德国政府不容许任何国家干预德奥之间的争议问题。10月3日，奥地利纳粹分子在德国支持下谋刺陶尔菲斯，使其受了轻伤。

面临德国的压力，陶尔菲斯政府更紧密地靠向意大利。1933年8月19日，陶尔菲斯访问意大利，两国发表了“双方在奥地利独立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的公报。1934年1月，意大利外交部副大臣苏维奇访问奥地利，苏维奇重申“意大利一贯坚持的立场”是“必须首先保证其独立”。同年2月17日，意大利与英国、法国一起发表关于维护奥地利独立完整的联合宣言，表示“有必要依照有关的条约维持奥地利的独立与完整”。3月17日，意、奥、匈三国在罗马签订俗称《罗马议定书》（Rome Protocols）的文件，相约三国中任何一国遭到威胁时，三国将互相磋商对策，同时发展三国间的经济合作关系。

希特勒一面加紧扶植奥地利纳粹分子，削减从奥地利进口木材、水果和牛的配额，破坏其经济，一面试图缓和与意大利的紧张关系。1934年6月14—15日，他与墨索里尼在威尼斯举行首次会晤，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会谈结束后，德国继续偷运大量爆炸物进入奥地利，武装该国纳粹分子。7月12日，奥地利政府颁布政令，规定窝藏爆炸物者都将判处死刑。同月20日，维也纳法院据此判决触犯该政令的7名纳粹暴徒死刑。判决前夕，德国慕尼黑电台向奥地利发表广播，威胁陶尔菲斯政府的成员将以自己的脑袋抵偿7名纳粹党员的生命。7月23日，该电台又声称“审判陶尔菲斯的日期即将临近”。

1934年7月25日，奥地利纳粹分子在德国纳粹当局指使下举行暴动。一群暴徒冲进维也纳广播电台，胁迫播音员宣布陶尔菲斯政府已经被推翻，原奥地利驻意公使安东·林特伦（Anton Rintelen，1876—1946）被任命为新任总理。同时，150名纳粹分子冲进总理府，枪击陶尔菲斯，使其重伤致死。“奥地利军团”也从巴伐利亚越境进入奥地利。

墨索里尼闻讯大怒，当晚下令4个意大利师快速进入意奥交通要道勃伦纳山口和卡林西亚边境，向德国示威。英法两国驻德大使奉本国政府之命，提请希特勒政府注意：奥地利的独立是得到国际保障的。意大利驻奥代表亲自出面，指挥“自卫团”控制中央电话局，切断德国公使馆与柏林之间的联系。很快，纳粹暴动被镇压下去，林特伦遭逮捕。7月30日，库特·舒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1919—1977）受总统之命组成新内阁，继续执行陶尔菲斯的政策。

当时德国的扩军备战尚处于起步阶段，外交地位也无根本性改善，面对其他大国的一致反对，只好暂时放弃吞并奥地利的企图，再次等待时机。德国宣传机构声称德国政府不赞成奥地利纳粹党的行动，希特勒则对陶尔菲斯遇刺表示“谴责和遗憾”，同时撤回参与策划暴动的驻奥公使，另派原副总理巴本接替。

1934年9月12日，国际联盟召开会议。会议期间，英、法、意三国于9月27日签署《英、法、意三国对于执行1934年2月17日关于奥地利独立完整宣言的联合宣言》，声称三国代表对奥地利局势进行新的探讨后，同意承认2月17日的宣言仍保持其全部效力并成为三国共同政策的依据。

三、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

1935年1月，萨尔区顺利回归德国，此举进一步推动希特勒做出毁约扩军的第二个冒险举动，即撕毁《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公开宣布扩军。

据《凡尔赛和约》规定，萨尔区的矿山所有权转交法国，其行政由国际联盟任命的萨尔行政管理委员会掌管，15年后在当地举行全民公决，由萨尔区居民在重归德国、并入法国或继续维持国际管制三个方案中作出选择。随着预定的公决日期日益临近，德国加紧活动，试图无条件收回萨尔。早在1930年，德国魏玛政府就同法国政府举行谈判，要求不通过公民表决就将该地区直接交归德国，但遭到法方拒绝。此后，萨尔地区各政党联合组成“统一阵线”，积极鼓动该地区回归德国。然而，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开始迫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对教会实施“一体化”，这一切引起萨尔地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教会人士的不安，导致“统一阵线”瓦解。1933年7月，萨尔地区的纳粹党联合一些小党和许多天主教徒，组建了“德意志阵线”。该阵线一方面组织游行和集会，吸引民众投票支持萨尔区回归德国，另一方面则使用绑架、截取信件等暴力手段，威胁持异议的民众。

1933年11月，德国政府再次要求法国政府放弃萨尔区全民公决的程序，又遭到法方拒绝。然而从总体上说，法方除了不愿放弃公民表决这一预定程序外，不论是政府还是公众舆论，都不太关心萨尔的归属问题。英国政府则反对在萨尔区维持国际管理制，认为这种管理将使国际联盟承受的义务过大。意大利政府宣称萨尔问题并不涉及整个欧洲的大局，仅仅关系到法德两国。1934年1月，国际联盟理事会任命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监督萨尔地区的公民表决。同年6月2日，法德两国签署协议，双方保证不对萨尔地区的公民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压力。11月底，里宾特洛甫前往法国，同法国外长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1883—1945）商谈公民投票事宜。赖伐尔向德方承诺，如果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萨尔划归德国，法国将放弃10年后在该地区举行第二轮投票的要求。12月3日，法德两国在“三人委员会”斡旋下签署关于财政问题的协定，规定德国向法国支付9亿法郎，作为法国对矿产、铁路等全部债权和财产的补偿。

1935年1月13日，萨尔地区在“三人委员会”的主持下举行公民表决。528005名合格选民参加投票，其中477119票要求归并德国，46513票要求维持原状，2124票主张并入法国。国际联盟根据投票结果，决定自1935年3月1日起，将萨尔区重归德国。

这一结果鼓励了希特勒的冒险勇气。同年3月6日，法国政府向本国议会提出恢复2年服役期限的军事法令草案，规定自1935年起，法国将征召1915年以后出生的青年入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出生率骤降，形成1935—1939年期间兵源减少的“空年”，为了弥补缺额，法国政府要求将适役年龄从21岁降到20岁，服役期从1年延长到2年。德国报刊趁机大肆攻击，德国政府趁势作出一个小的冒险举动。3月10日，德国航空部长戈林告诉英国《每日邮报》记者，说德国政府已经解除了不得建立空军的义务，正在组建作为武装力量第三军种的空军。德国的这一举动既是空军建设的重要一着棋，又作为另一个更大冒险举动的试探性行动。遗憾的是，英国外交当局并未作出强烈反应。

3月15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军事法令。翌日，德国政府趁机在国内颁布《国防军重建法》（Gesetz für den Aufbau der Wehrmacht，亦译《普遍义务兵役法》），规定德国国防军改志愿兵制为义务兵役制，和平时期的陆军由12个军36个师组成。同年5月21日，它又颁布补充性的《国家防御法》，规定德国“国防军”（Reichswehr）改称德国“武装部队”（Wehrmacht），由陆海空三军组成，希特勒任最高统帅，三军各设总司令一职和总参谋部；德国国防部（Reichswehrministerium）改组成军事部（Reichskriegsministerium，一译“战争部”），前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改任军事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法律规定，全国18—45岁的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在必要时，政府有权宣布整个德国处于“防卫状态”，执行权转交给“元首和总理”。3月16日当天，德国外交部向英、法、意、波4国驻德使节递交了《国防军重建法》副本，宣传部也向各国记者公布了这一消息。德国国内则利用这一机会加快备战步伐。

四、进军莱茵非军事区

法国对德国的行动深感不安，一方面正式向德国提出抗议，并要求国际联盟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动，另一方面建议英、法、意三国举行外交会议，商量抵制对策。英国在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后即已停止实施“扶德”政策，把“均势外交”的抑制对象转向德国，因此同意法国的要求。意大利因为害怕德国强大后会吞并奥地利，也接受了法国的建议。1935年4月11日，法国总理皮埃尔·弗兰亭（Pierre Fl and in，1889—1958）和外长赖伐尔、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 Donald，1866—1937）和外交大臣约翰·西蒙（John Simon，1873—1954）、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和首相府秘书阿洛伊西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莱沙城（Stresa）举行会议，讨论三国互相保障欧洲和平问题。4月14日，会议签署《英、法、意三国在斯特莱沙会议上关于欧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表示遗憾，声称“三国政策的目的是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维持集体和平”，“一致同意一切实际可行的手段，反对足以危害欧洲和平的片面废除条约的行动，并将为此目的进行紧密合作”。决议还重申三国将保证奥地利的独立与完整。同时，英意两国发表共同宣言，重申两国在《洛迦诺公约》中承担的担保者义务。根据会议决议，三国结成“斯特莱沙阵线”。4月15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德国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的问题。4月17日，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指出德国的行为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并认为单方面废除国际义务势必危害维护和平的事业，因而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考虑如何制裁毁约的国家。

希特勒政府竭力阻止斯特莱沙阵线生效。1935年3月24—26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和掌玺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1897—1977），在德国公开违约的情况下继续根据原先的安排访问德国，与希特勒举行会谈。希特勒趁机示好，主动表示承认英国的海军优势，放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军舰吨位数占英国军舰62.5%的要求，提议缔结规定德国海军力量不超过英国35%的协定。5月21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和平”演说，提出维护和平的13点建议，其中重申了缔结《英德海军协定》的提议。英国政府欣然接受。1935年6月2日，希特勒派里宾特洛甫以德国海军代表团首席代表身份赴伦敦，同英国外交大臣和海军大臣举行谈判。6月18日，双方以换文形式缔结了《英德海军协定》（Deutsch britisches Flotenabkommen）。协定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可以拥有等于英联邦成员国海军总吨位35%的军舰和45%的潜水艇，如果德国要建造超过这一比例的潜水艇，应事先通知英国。此举严重损害了斯特莱沙阵线的威慑力。

1935年5月2日，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在希特勒授意下，向三军总司令发出亲笔手书的绝密指令，要他们拟制出进军莱茵区的具体行动计划，保证要“以闪电速度的一击”来完成。同年6月，德国国防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根据勃洛姆贝格指令拟出的行动计划及各项细节。

1936年2月，法国国民议会开始审议《法苏互助条约》，27日以353票比164票的多数批准该条约。意大利于1935年10月发动侵埃战争后，受到国际联盟制裁。1936年2月底，墨索里尼宣称斯特莱沙阵线已经寿终正寝。根据这些情况，希特勒认为重新武装莱茵非军事区的时机已经来临，遂指示勃洛姆贝格于1936年3月2日正式命令德国军队实施代号为“训练”的行动计划，要出其不意地进入莱茵区。3月6日，希特勒举行内阁会议。牛赖特、沙赫特和勃洛姆贝格等人在会上要求推迟实施进军计划，认为此举在外交、财政和军事方面都相当冒险，德国将无力抵抗法国的反进攻。希特勒断然否决了这一意见。

3月7日，德军19个营和12个炮兵连共3万余人，奉希特勒之命进入莱茵区。同日上午10时，牛赖特召见英、法、比、意4个《洛迦诺公约》缔约国的大使，向他们交送德国政府的备忘录，内称：由于法国同苏联签订条约，违反了《洛迦诺公约》，德国决定不再受《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区的全部条款和《洛迦诺公约》的约束，在莱茵区恢复自己“完整和不受限制的主权”。2小时后，希特勒向国会发表演说，重申了备忘录的内容。当时，德国的大规模扩军工作开始不久，军事上同法国相比处于劣势。希特勒自述在下令进军后的48小时内处于“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曾决定遇到法国抵抗时立即撤兵。因此，在政府备忘录和希特勒的演说中，都提出了一系列所谓的“和平”建议：德国愿意同法比两国签订一项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愿意与自己的东方邻国也签订类似的条约；愿意同西方各国签订空军公约；愿意使法德边界两边实现“非军事化”；答应在收归殖民地并在国联盟约中去掉《凡尔赛和约》的内容后重返国际联盟。

德国的行动直接威胁到法国的利益和安全。然而，当时法国经济正处于特种萧条之中，国内阶级矛盾和党派斗争十分尖锐，政局动荡，军费预算一再削减。政府在3月7—9日连续开会商讨，最后决定不予反击，仅仅向国际联盟和《洛迦诺公约》缔约国发出呼吁，要求“立即召集国联会议，并同《洛迦诺公约》各缔约国在巴黎举行磋商”。法国陆军最高委员会提出了实施反击的方案，但认为要把这一方案付诸实践，一是需要得到国际联盟的允许，有关各国采取一致行动，二是在国内宣布实行三军总动员，工业经济转入战时状态。后一个条件很快遭到内阁否决。这样，法国政府和军方都把未来行动的决定权交给了国际联盟特别是英国政府手中。而英国政府则对希特勒的冒险举动采取超然态度，主张由国际联盟正式谴责德国的行动，但不愿对它实施财政和经济制裁，更加反对实行军事干预。3月19日，国联理事会经过几天讨论后通过决议，宣布德国的行动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当天，除德国之外的《洛迦诺公约》缔约国举行会议，也确认德国破坏了《洛迦诺公约》，建议在德国同意停止重新武装莱茵区的前提下，各国通过外交途径就重新考虑莱茵区的地位问题举行谈判。

希特勒对英法等国无力的“抗议”根本不予理睬，一方面继续向莱茵区增派军队，巩固已有的阵地，另一方面于4月1日向英法等国提出一个庞大的“和平计划”，该计划把同年3月7日上午提交的备忘录进一步具体化。法国坚持以德军撤军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遭到希特勒断然拒绝。德国同时开始在莱茵区修筑防线，力图在全方位恢复军事主权的同时，锁住西面的大门。

五、扩军计划与军队指挥系统改组

纳粹德国要夺取欧洲和世界霸权，就必须有一支适合于从事扩张侵略的庞大军队。希特勒在1936年8月26日关于“四年计划”的秘密备忘录中说：“我们在军事上使用力量的规模和速度必须是最大限度的。……如果我们不能在最短时间内，从战斗训练、兵团数量、武器装备以及首先是精神素养方面，把德国军队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话，那么德国就将毁灭。”因此，高速度扩建一支庞大的富于攻击性和高度机动性的侵略军，就成了纳粹当局的重要建军原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多参战国引起了革命。战后不少军事理论家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小型职业军队的理论。1928年，掌管德国国防军的陆军管理局局长汉斯·冯·泽克特出版《一个士兵的思想》一书，建议废弃兵员庞大的军队，代之以一支数量少但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训练有素的职业部队。他认为，以这样一支军队出敌不意，实行迅速机动、插入敌方纵深的战略战术，就不仅能突破对方的防御，而且使敌国和人民无法组织抵抗，赢得战争的胜利。由于《凡尔赛和约》严格限制德国军队的人数，因此泽克特关于小型职业军队的主张几乎成了当时德国建军的唯一出路而被推行。然而，在国防军内部，这种主张并未得到广泛支持。

希特勒执政后，打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着手扩军备战。泽克特的小型职业军队理论立即受到冲击，种种不同的建军主张纷纷出现。一些同泽克特意见相近的将领，如1930年11月起任陆军管理局局长的库特·冯·哈默施坦因—埃克沃德，提出要建立一支20万人的小规模军队，充分装备有效的现代化武器，把服役期从12年减为6年，同时派出2万名现役和预备役军官，训练和指挥庞大的国防民兵。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则提出以民兵作为武装力量的主要组织，在保持数量不大的职业军队的同时，一切有兵役义务的公民都应网罗到民兵中来。从军事思想的角度看，也是一种职业军队加民兵的主张。第三种主张以威廉·格勒纳将军和施莱歇尔将军为代表，建议采用瑞士式的民兵制度，只有少数技术兵种才实行服役期较长的志愿兵制。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和总体战理论鼓吹者鲁登道夫持第四种意见，主张在普遍征兵的基础上组建庞大的军队。他们认为，“在战争中数量往往是决定性因素”，“总体战要求征召年满20岁身体健康的青年入伍。他们离开武装部队的年龄要尽可能高，随后编入预备队，随时供武装部队调遣”。

希特勒夺取生存空间的野心很大，小型职业军队和素质低下的民兵都不可能完成其扩张计划，这必然使他支持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组建大规模军队的主张。他执政时期，德国的扩军速度很快，规模较大，但同时也相当杂乱，三军并没有统一的全面扩军计划。然而，由于三军各自制定的扩军计划最后都必须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和批准，因此基本上仍受到总的战略思想的制约。由于当局奉行“先大陆后海洋”的扩张方针，首先准备在欧洲大陆进行主要针对法国的战争，因此整个战前时期，陆军和空军的扩充得到更多的重视。

陆军早在1926年就拟定过一个代号为A的扩军计划，要求以1934年为期，把7个步兵师秘密扩充到21个。但是，由于处于《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下，无法获取足够的武器装备。希特勒上台后，勃洛姆贝格于1933年12月主持拟出新的扩军计划，规定建立21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又1个骑兵旅、1支装甲部队和1个轻装师。陆军和平时期的总兵力为30万人，战时将扩展到63个师。该计划原定到1938年完成，但希特勒下令提前到1934年秋。这是希特勒上台后德国陆军的第一次大发展。这次发展主要是数量上的猛增。1935年春德国公开扩军后，陆军进入了更紧张的扩军时期。1936年8月，一个被称为“八月计划”的新扩军计划出台，规定以1939年10月为期，和平时期总兵力达到83万人，战时扩大到462万人，其中野战部队102个师。这是纳粹时期德国陆军的第二次大发展。

同陆军相比，空军的扩充速度更加惊人。由于《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拥有空军，因此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的空中力量非常微弱。国防军内只有550名飞行员和180名飞行观察员，以及5架轰炸机、3架战斗机、5架侦察机，连同其他飞机，总共才250架。德国的航空工业也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1931年只生产了13架飞机，1933年也仅368架。希特勒执政伊始，立即任命戈林为国家航空专员，3月28日又任命他为航空部长。4月，希特勒委托重工业巨头弗里茨·蒂森召开航空工业会议，确定大规模发展军用飞机的生产。5月，国防军的空中防卫办公室并入航空部，军用和民用航空统一归戈林掌管，进行大规模发展空军的研究。6月，航空部国务秘书艾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1892—1972）提出纳粹德国第一个空军发展计划，规定到1935年底建成一支拥有600架第一线作战飞机的空军。但仅过了2个月，该计划就被更新。以后不断地追加计划，指标成倍地增加。1933年底，要求在1935年10月以前把空军第一线飞机扩大到1600架。1934年1月，新制定的“莱茵兰规划”又要求达到3715架。同年7月，再一次追加到4021架。不过，这些一再追加的指标实际上无法达到。1935年3月，戈林正式对外宣布德国拥有空军时，德国实际上只有2500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800架。为了保证高速扩展空军，当局优先供应航空工业所需的原料和资金。1935年10月，米尔希拟定了“第一号生产计划”，要求到1936年4月1日前生产出11158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3820架。

纳粹时期空军的建设，曾受到杜黑的“独立空战”论的影响。从20世纪二十年代起，就有不少人主张发展4引擎的远程重型轰炸机，用以对付英国和苏联。希特勒执政后，航空参谋指挥部主任（后正式任空军总参谋长）瓦尔特·威弗（Walther Wever，1887—1936）积极倡导和组织研制远程战略轰炸机。1934年5月间，他曾向容克斯（Junkers）和道尼尔（Dornier）飞机公司征集这种轰炸机的设计图纸。但是，由于全国的大规模扩军，到1936年已经引起了原料和资金的严重短缺，航空工业虽以战时动员的态势开足马力，仍然无法生产出扩军计划所需要的飞机。而且，当时德国的战略目标首先是打败法国及其东欧盟国，暂时未以英国和苏联为预想之敌，因此建军的重点就转向发展中远程轰炸机。随着1936年6月威弗去世，远程战略轰炸机的研制和生产就从空军的总体规划中排除了。只是到了1939年6月，才重新下令研制这种远程轰炸机。

从1937—1938年之交希特勒正式把英国列入预想之敌后，空军的发展任务很快加重。根据希特勒的指令，1938年11月制订了战前空军的第10个发展规划。该规划要求到1942年春，空军应拥有2万架飞机，其中轰炸机8000架，如加上俯冲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则为1.3万架。然而，尽管1933—1939年期间德国把扩军备战经费的40%花在空军上面，到1939年9月，全国拥有的第一线飞机仍只达到4093架。

海军建设排在陆军和空军后面，但速度也很快。1933年希特勒一上台，就在原来拨款1.86亿马克的基础上追加拨款1.157亿马克。1934年增加到4.87亿马克，1935年增加到6.5亿马克。同年6月缔结《英德海军协定》时，德方军舰的总排水量为11万吨，不到英方总量的1/10；到1939年欧战爆发时，德方数字增加到35万吨，约相当于英方数字的1/7，远未达到协定所规定的水平。

当时围绕海军建设问题，军政当局内部有着诸多分歧。以纳粹德国潜艇部队创始人卡尔·邓尼茨（Karl Dnitz，1891—1980）为首的一批较年轻的军官，主张重点发展潜艇，海军总司令雷德尔（Raeder，Erich，1876—1960）等高级军官则坚持重点发展大型水面舰只。1938年海军总司令部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未来对英海战问题。由于德英海军力量对比悬殊，德国海军无力实施传统的海战方式，即以战列舰为主力的总决战，因此提出使用潜艇和大型水面军舰袭击英国商船，以切断其海上运输的作战方案。此外，在关于海军水面舰队的规模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海军司令部提出了两个对英海战的可能方案。第一方案是由潜艇和袖珍战列舰对英国商船进行攻击，其取胜的战机不是很多；第二方案是建造一支大型舰队，花钱较多且费时较长，但能够使德国拥有一支真正拥有战斗力的多种舰队力量均衡的海军，不仅能对英国商船，也能对英国舰队进行海战。希特勒同意采纳第二方案，但告诉海军司令部，1946年以前不会使用这支舰队，可见他预见第三阶段向海外扩张时，德国就会需要足以同英国甚至美国抗衡的海军力量，不过时间将在1946年以后。1938年底，德国提出了扩充海军的Z计划，规模很为庞大，包括建造6艘大型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在轻型舰艇方面，除了当时已经建成或正在建造的72艘潜艇外，还提出建造27艘巡洋潜艇、47艘Ⅸ型大型潜艇，75艘Ⅶ型中型潜艇，和28艘Ⅱ型小型潜艇。1939年1月，希特勒批准了该计划，但把完成时间提前到1945年。

德国在扩军备战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高速扩军首先遇到兵源不足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出生率下降，导致三十年代适龄壮丁减少。因此，1935年起实施义务兵役制，当年征召1914年出生的适龄青年达到30万人。以后征召到1916—1918年出生的壮丁时，人数却减少到25万。此外，由于1918年起被迫改行志愿兵制，导致1900年以后出生的适龄青年均未受过军事训练。为了加速训练后备役人员，1935年的兵役法规定服役年限为一年，但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壮丁在一年内很难达到现代化战争所需的水平。在弗立契和贝克的力主下，1936年8月改服役年限为2年。但即使这样，到1939年，陆军也只有50万一等预备役和60万二等预备役，加上73万现役部队，总计不足190万人。可是，根据纳粹当局的动员计划，1939年经过动员的野战部队应该达到103个师共210万人。结果，只有靠征召没有经过训练的壮丁和超过39岁的老兵（即1900年以前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过训练的人员）来补足。

为了保证野战部队的质量，陆军的1939—1940年动员计划把战时动员的103个野战师中的86个步兵师划分为四个“波”。第1波35个师，主要由现役部队（占78%）编组；第2波16个师，主要由一级预备役人员（即服过一年以上兵役的人员，占83%）编组，编成后基本上能立即投入战斗；第3波20个师，主要由二级预备役人员（即仅受过2—3个月短训的人员，占46%）以及35—45岁的老兵（占42%）编组，编成后需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后才能投入战斗；第4波14个师，以各种教导队为骨干编组，基本上用作预备师。

高速扩军遇到的另一个巨大困难，是缺少足够数量受过专业训练的军官。按照《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国防军只能保留4000名军官（其中400人为军医）。而根据纳粹当局的扩军计划，需要10万名军官。为了缓解这个难题，除了扩建军官学校，缩短培养年限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措施：把原来国防军中的军士提升为军官；从警察队伍中挑选约2500名警官转入陆军；重新征召约1800名已经退役的旧军官，降低不适服役的要求以减少军官退役。然而，所有这些措施都不足以解决高速扩军对军官数量的要求，而且军官的总体质量明显下降。到1939年9月，陆军中只有1/6的军官受过足够的专业训练。

武器装备和弹药储备不足，也是德国高速扩军的严重障碍和弱点。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的军事工业和军火储备均被限制在极低的水平上。早在二十年代末，国防军执行A计划时，就因为武器装备不足而被迫推迟完成时间。希特勒执政后，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开始高速发展军事工业。尽管德国采取了各种措施，优先保证军工生产的需要，但由于起步低，时间短，再加上其他各种因素（如军工与民用生产的矛盾、各军兵种之间的矛盾等）的制约，仍然无法满足军工生产所需的资金、原料、电力和劳动力。因此，直到欧洲战争爆发前夕，德军并没有获得足以赢得一场对西方国家的大战的装备和军火储备。例如，作为德国实施闪击战主要手段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数量，大约仅占整个野战部队的1/20和1/10。就坦克而言，所装备的主要是三十年代前半期设计和定型的轻型坦克。步兵师的摩托化水平也远未达到规定的水平，各种运输车辆只有所需的1/4，部队重炮的拖运和后勤供应很大部分仍得依靠马匹。弹药的储备也只达到标准的3/5左右。按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要建立4个月的弹药储备，但到1939年9月1日只达到如下的百分比：步枪子弹60%，轻步兵炮弹75%，重步兵炮弹65%，轻野战曲射炮弹60%，重野战曲射炮弹45%，20毫米以上口径高射炮弹70%。空军的炸弹只有3个月，航空汽油储备只够2个月之用。

希特勒执政之初，还无力直接插手军内事务，遂因势利导，在讨好军方势力的大前提下，采取同兴登堡总统亲自选定的国防部长、又在建军思想上大致合拍的勃洛姆贝格全面合作的态度，把重整军备的事务全权交给后者，放手让勃洛姆贝格和弗立契主持国防军的扩军工作，而这些国防军将领也积极支持和效忠于纳粹当局。1933年9月19日，勃洛姆贝格以国防部长身份，指令军人应该向穿着制服的纳粹党员行军礼。勃洛姆贝格和弗立契等国防军将领，为扩军备战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当他们围绕扩军速度和对外扩张步伐等问题上同希特勒产生分歧，并在1937年11月5日军事会议上提出异议后，希特勒就毫不手软地于1938年1月撤换勃洛姆贝格和弗立契，2月4日取消军事部和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成立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自任最高统帅，牢牢地掌握了军队的统帅权和指挥权。

六、总体战与闪击战思想的确立

纳粹政权在扩军备战的过程中，也注重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方面的准备工作。在欧洲战争爆发前，最引人注目的是总体战和闪击战思想的确立。

进入20世纪后，战争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在前方打仗。它要求建立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大量使用各种基于现代化技术的斗争手段，动员整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席卷千百万民众，极大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了总体战的理论。埃里希·鲁登道夫于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Dertotal Krieg）一书，就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

鲁登道夫认为，总体战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它的性质同以前的战争根本不同。他称以前的战争为“政府战”，这种战争是由政府统率军队去进行的，除直接进行战斗的地区（即战场）外，民众一般不受影响，只不过负担战税而已。现在则不同，“总体战”不仅要动用军队，它还将直接影响到交战国每一个成员的生活和精神。因此，总体战的对象不仅是武装部队，也直接指向民众。根据这种观点，鲁登道夫强调总体战必须动员“民族之全力”，全体民众均有责任在精神上、体魄上和物资上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

如何准备未来的战争呢？鲁登道夫认为，首先必须确立“民众精神上的一致”。他说：“武装部队植根于民众之中，它是民众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众在体质、经济和精神方面的强大程度决定了武装部队在总体战中的战斗力，其中尤以精神方面最重要。”他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归咎于德国“十一月革命”，归咎于犹太人和罗马教会，认为他们破坏了“民众精神上的一致”。他鼓吹为了保证总体战争的胜利，必须实行“总体政治”，一方面以严刑峻法镇压“妨害民族团结者”，另一方面对全民族实行“精神动员”，后者的核心就是种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总体战是无情的，男女都要为战争而尽其全力。”

其次，鲁登道夫鼓吹必须以国民经济的全部力量准备未来的战争。他说：“现代的战争可以说是物质之战和军火之战。”主持总体政治和总体战争计划者应该在和平时期就认真考虑，战时所需的原料、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哪些能够自给，哪些需要从国外进口，战时会否遭到封锁，海内外的交通线能否继续维持。他强调，德国应该提升自给的程度，提前大量输入和贮备必要的战略原料，实行配给制度，优先满足军火工业的需要，通过各种方法（包括入侵等）保证所需的海外原料来源（如罗马尼亚的石油、瑞典的铁矿石），并且鼓吹要使“全民族愿意承担物质牺牲”。

在军事上，鲁登道夫强调总体战的首要原则是速战速决。战争延长会引起“民族团结的涣散和经济的困难，战事的前景将遭受不利的影响”。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第一，“民族的全部国防力量应该在和平时期作好总体战的准备，并在战争之初就全部投入”；第二，必须在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建立一支人数众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具有德意志“种族遗产之特质和民族精神之觉悟”的军队；第三，要依靠摩托化部队和空军的快速运动实行突然袭击；第四，毫不犹疑地使用一切斗争的手段与方法，不必顾虑道德和国际公法。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完全为纳粹当局所接受。1939年出版的德国《国防政策和国防科学年鉴》，以简明的语言把总体战概括为：“各阶层居民参加战争的总体性，包罗人民一切生活领域的总体性，以及利用一切斗争手段的总体性。”

闪击战思想的形成，在德国具有一定的基础。自19世纪50年代起，普鲁-德国就逐渐形成短促突击思想，强调以军事上的快速、机动、注重打歼灭战等要素，速战速决，来避免因地理位置带来的多线作战的困境。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防御得到发展，一般的防御发展成依托坚固工事的多层纵深防御。面对这种情况，二十年代主管国防军的泽克特等力主发展短促突击的机动战略。他强调：“战争的未来在于，使用人数相对少但质量很高的机动部队，在飞机的协同下产生更大的威力。”他认为，要成功地实施短促突击，未来的军队应该符合三个要求：高度的机动性；拥有最高效率的兵器；人员和物资得到不断的补充更换。纳粹德国的军事战略虽然摈弃了泽克特的小型职业军队理论，却吸收了他的短促突击思想。

希特勒执政后不久，对未来的战争作了如下的设想：“下一场战争与上一次世界大战完全不同，步兵进攻和密集队形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巨大的空袭，内部的突袭、恐怖、破坏和暗杀，谋杀领袖人物，在敌人防御的所有薄弱点上发动压倒优势的进攻，在同一时刻不惜代价地实施突然袭击，只用一次打击就能置敌于死地”。在这些逻辑不很严密的表述中，已经体现了总体战和闪击战的一些要素。30年代中期以后，当局所拟订的一系列扩张计划和指令使闪击战战术逐步完善。从这些计划和指令中，可以看出以下三个互相联系的要素：第一，强调在主要打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和兵器，速战速决，避免同时出现两线作战局面；第二，强调以突然袭击开始军事行动；第三，强调实施高速度大纵深的密集突击。

集中力量实施高速度大纵深的战略性突击，这是闪击战战术的核心。尽管这一思想较早就为希特勒和军事当局所采纳，但是，使它能付诸实战应用的主要手段，即在航空兵支援下密集使用坦克摩托化部队，却直到1938年才在德军中确立下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思想比较敏锐的军事家开始注意坦克的运用。英国军事理论家约翰·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1878—1966）等人在20年代初提出了坦克战思想。然而，在德国军界，直到1929年才出现以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1954）为代表的独立运用装甲坦克师作战略性突击的主张。但这一主张在较长的时间内却未能得到普遍的承认。直到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德国才真正开始发展装甲坦克部队。这一年，希特勒在军队的一次新武器演示中观看了古德里安所组织的一支小小的坦克摩托化部队表演之后，兴奋地说：“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勃洛姆贝格也持积极态度。于是，以古德里安为参谋长的摩托运输兵总监处就拟定了发展坦克的计划。1934年10月，组建了第一支装甲坦克部队，即第一坦克旅。不过，这种坦克旅不同于古德里安所主张的坦克师，它主要仍用于协同步兵作战，而不是作为独立的战略突击力量。

1935年春希特勒宣布公开扩军后，德国装甲坦克部队也随之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年夏，在古德里安的积极推动下，现有分散的坦克兵单位被集中起来，拼凑成一个装甲坦克训练师，进行了一系列的训练与演习，赢得勃洛姆贝格和弗立契的赞赏。同年9月即成立了装甲兵司令部，10月正式组建了三个装甲坦克师。这种装甲坦克师是能够独立作战的战略单位，由1个坦克旅（内含2个两营建制的坦克团）、1个摩托化步兵旅、1个摩托化炮兵团、1个摩托车营以及摩托化的侦察营、工兵营、反坦克营、通讯营和后勤供应纵队等组成，共有官兵11792人，坦克324辆，装甲运兵车421辆，各种汽车1963辆，摩托车2000辆。

1937年，古德里安发表《注意！坦克》一书，把自己的大量集中使用坦克的主张系统化。同时，装甲坦克师的优越性在随后入侵奥地利的过程中得到了检验。于是，德国的装甲坦克部队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1938年6月1日，颁布了关于坦克师的领导和战斗使用的训令，最终确立了大量集中使用坦克的原则。从此，闪击战战术具有了付诸实施的中间环节和手段。

七、为毁约扩军服务的纳粹外交

希特勒政府采取的一次次毁约扩军举动，对外交政策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即如何解除主要大国的恐惧，平息外交危机。政府的主要对策是，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努力使英国维持“扶德抑法”政策，全力同英国搞缓和，力争与英国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甚至结成联盟，以求在英国的谅解下做好对外扩张的准备。

希特勒在作出冒险举动后，关注改善英国的不满情绪。1935年6月德英两国缔结海军协定，标志着希特勒对英和解外交的顶峰。对德国来说，该协定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军事价值。它除了作为拆散斯特莱沙抗德阵线的一种手段外，主要用意是向英国表示友好，以此作为同英国达成全面协议甚至结成联盟的前奏。当时德国正在建造两艘2.6万吨级的袖珍战列舰，英国感到担忧，希特勒政府便提出缔结一项承认英国海军优势的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两国海军力量的比例是16∶10，而希特勒所提议的比例是近3∶1），表示德国无意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在该协定的正文里，双方都把它称作“成为两国间永久和最终协议的协定”。

法国是德国的欧陆争霸对手，对德国重整军备的行动最为敏感，也最有可能与波兰一起实施军事干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里都大肆反法，叫嚣“法国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这个逐渐与黑种人混合的民族，抱有犹太人统治世界的目的，是白种人生存的永久性祸害”，鼓吹要“一举在精神上把它的脊椎打断永远踏在脚下”。但是，他上台执政后，出于策略考虑，在毁约扩军阶段，还是把中立法国及其盟国放在重要的位置。

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是以它提出的与法国军备平等甚至优于法国的要求遭到拒绝为借口的，但同时它发起了第一次对法和平攻势。1933年9月中旬，希特勒亲自向法国大使保证德国的和平意图。同月底，牛赖特在日内瓦向法国外长提议，在裁军谈判进入僵局的情况下，德法两国可以达成直接的谅解。11月16日，希特勒亲自会见法国人士，借此向法国公众作出和平保证，表示对阿尔萨斯—洛林已不感兴趣。1933年末到1934年初，在德国的倡导下，德法两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但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

德国宣布公开扩军是以法国改变兵役法为借口的，面临法国所倡导的英法意斯特莱沙会议的召开和《法苏互助条约》的缔结，但它还是对法国使出了“拉”的一手。1935年5月21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被称为“最动听”的和平演说，“向法国庄严地承认和保证它在萨尔公民投票后决定的边界”，“从而最后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一切要求”。同月，戈林也在参加波兰毕苏斯基元帅葬礼期间同刚从苏联签约归来的赖伐尔举行会谈，大肆反苏，重弹对法友好的老调，表示“希望与法国邻居化干戈为玉帛”。

希特勒在向全世界宣布进军莱茵区的同时，向英法等国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表示：愿意同法比两国签订一项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由英意两国作担保；愿意同法国的东方盟国签订同样的条约；同意德法边界两边都实行非军事化；愿意重新加入国际联盟。

法国面临德国的步步进逼，为战争的阴影所吓倒，为反共的叫嚣所迷惑，为和平的诺言所陶醉，逐渐丧失了对德国的相对优势地位。1937年11月，希特勒在内部高层会议上宣布扩张计划时，已不惜同法国兵戎相见。

意大利也是个法西斯国家，其称霸目标是南欧、北非和地中海，意在建立一个环地中海的大帝国。在希特勒看来，该目标的实现主要将损害英法两国的利益，导致同英法的冲突。因此，尽管德意两国在南蒂罗尔（Sudtirolo）问题上有争议，对奥地利也都怀有野心，但希特勒在口授《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时，还是把意大利定为德国的争取对象和潜在同盟者。希特勒执政初期，意大利害怕德国强大后会吞并奥地利，威胁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希特勒急切染指奥地利、宣布公开扩军的情况下，它赶紧以屯兵勃伦纳山口、参加斯特莱沙抗德阵线等行动相对抗。但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后，它同英法之间的矛盾激化。随后，它又与德国共同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在此基础上，意德之间的距离日益缩短。经过德国的一番努力，意大利终于在1936年10月同德国缔结了“轴心”协定，翌年11月又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基本上站到了德国一边。

德日关系的发展也不平坦。1937年以前，德国无暇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亚洲，加之军事部和外交部比较倾向于把对华关系作为重点，而里宾特洛甫及其办公室希望重点争取日本，因此德国在亚洲的行动是多重而又混乱的。这一时期德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和英反苏”，需要打出“反共产国际”的旗号来摆脱孤立状态。从日本方面来说，“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处境孤立，打出反共旗号，靠拢法西斯德国，既能摆脱孤立状态，又不会引起世界两强英国和美国的敌意。于是，1936年11月25日两国缔结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kominternpakt Berlin Tokio），约定“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并协议关于必要的防止措置，且紧密合作，以完成上述措置”，同时约定要帮助“感受威胁的第三国”。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德国基于策略考虑，既不愿意因为支持日本而损害同英美等国的关系，也不希望因为抛弃中国而丧失在华经济利益和军事影响。因此，1937年7月20日，德国外交部通过各驻外使团表示，德国在中日冲突中持中立态度。7月28日，它又向日本提出抗议，认为日本的行动违反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同时，德国不顾日本的反对，拒不从中国撤出军事顾问团。当日本威胁要中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时，它表面上同意停止向中国提供物资，实际上并没有履行诺言。

1938年1月2日，曾被希特勒誉为“俾斯麦第二”的里宾特洛甫提出一份关于外交政策的备忘录。文件提出，如果德国与日本、意大利加强联合，“促使这些国家在适当的时候宣布同我们的坚如磐石的团结”，就能有效地起到制约英国的作用，使英国面临“可能在三个不同地区即东亚、地中海和欧洲同时作战”的威胁，从而“不能在欧洲给予法国以足够的支持”。“在这样的局势下，万一德国同法国的某个东欧盟国发生冲突，英国可能会制止法国去干预，而使冲突局部化”。该建议被希特勒采纳，德国由此急剧调整对亚洲的政策，并向日本提出缔结德日意三国军事同盟的建议。然而，从日本方面来讲，它还没有正式决定跨出南进的步伐，因而不愿意参加以西方国家为敌的同盟条约。双方需求的差异使得两国间的交涉旷日持久。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是德国内外宣传中的主要打击对象。纳粹当局之所以这么做，除了源自其反共反苏的本性，也有希特勒的策略考虑。他在1924年口授《我的奋斗》一书时，对苏联主要持谩骂的态度，然而在1928年口授《第二本书》时，则以较为现实的态度分析了德苏关系的前景。首先，他认为，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只要俄国政府继续用布尔什维主义毒害德国，那么相信德苏之间会取得谅解就是荒唐的”。其次，德国在重整军备时期，不能与法国、英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发生冲突，但是，“假如德国真想与俄国结盟反对西欧，明天它就将再一次成为历史性的战场”，被迫以孱弱的军事力量仓促应战。再次，即使德苏两国结盟，当德国同英法等国发生冲突时，也很难指望得到苏联方面有效的支援，因为苏军越过波兰领土支援德国“只可能在德国不再存在时”才可能实现，而它通过海路在德国登陆，“只要英国和法国完全控制波罗的海”，就难以实现。既然德苏之间维持友好关系对德国是弊多利少，因此，利用英法等国统治集团反共反苏的偏好，“借布尔什维主义的幻影，以遏制凡尔赛体系的势力”，建立德国的军事主权，完成法西斯国家的初步联合，就成了希特勒较为有利的选择。

在这一时期内，尽管德苏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的经济和军事联系，希特勒也在演说中表示要“维护同苏联的友好关系”，甚至在接见苏联大使时，保证德国完全意识到同苏联的利益一致性，但是，出于策略考虑，德国政府每做出一个冒险举动，除了大摇一阵橄榄枝外，就是大叫一通“布尔什维克威胁”。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其借口之一是“赤疫侵袭柏林”；德国拒绝参加“东方洛迦诺公约”，是以“民族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无法共同缔结什么公约和协定”为理由的；德国宣布公开扩军后，希特勒等人也是以“说到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的危险时，鼻孔也会颤动起来”的激愤情绪大肆反苏；德国进军莱茵区，在希特勒的嘴里又成了“德国向东发展”的前提，是“建立对莫斯科的防疫带”；法西斯国家的初步联合，也披上了“反共产国际”的外衣。反苏反共成了希特勒束缚英法等国手脚的咒语。

至此，德国在外交上以对英和解、中立法波与反对苏联为手段，步步得手，既阻止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又初步完成了毁约扩军、瓦解对德包围圈和寻觅战友的任务，作好了对外扩张的准备。

第二节 不流血的扩张

一、《霍斯巴赫备忘录》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召开高级军政会议。与会者包括：军事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勃洛姆贝格；陆军总司令弗立契；海军总司令雷德尔；空军总司令戈林；外交部长牛赖特；会议记录者、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sbach，1894—1980）上校。会议持续了4个多小时。

希特勒一开始即声称，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极为重要。他想对与会者说明关于德国外交形势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基本思想，这是他深思熟虑和执政4年半经验的结果，为了德国长期政策的利益，万一他离开人世，应当把这一说明视作他最后的意愿和遗嘱。他表示，由于几个世纪来历史发展的结果，德国的领土面积与德意志种族核心的状况极不相符。如果这种状况延续下去，对保持当今德意志民族的巅峰状态有极大的威胁。因此，德国的未来最终取决于空间要求的解决，当然这种解决只能在1—3代人的时期内谋求。他提出，“世界政治大星座在缓慢地变动，具有坚强的种族核心的德意志人将在欧洲大陆的中部为取得这种成就找到最有利的条件。各个时代——罗马帝国和不列颠帝国——的历史都证明，只有粉碎抵抗和进行冒险，扩张才能进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从来就不存在无主的空间，现今也没有，进攻者总是会遇到占有者的。德国面临的问题是：在哪里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德国的问题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解决”。关于德国在扩张过程中将要遇到的主要敌人，他表示：“德国政策必须考虑到两个可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它们是不会容忍屹立于中欧的德国巨人的。”

关于德国向外扩张将在“什么时候”实施，希特勒提出，“最迟在1943—1945年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在这个时期之后，形势只会向坏的方向转化”。但是，如果遇到以下两种情况，德国则可以提前动手：“法国的内讧发展成一种国内危机，以致法国军队完全用于对付这事，无法对外从事对德战争”；“法国深深地卷入同另一个国家的战争，以致不能‘从事’反对德国”。

至于首度扩张的地点，希特勒提出：“在我们被卷入战争时，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反对西方的行动中排除侧翼的威胁。”同时，他认为，“从政治军事的观点来看，这两个国家归并德国意味着一项实质性的利益，即德国将获得更短更有利的边界，腾出军队作其他用途。此外，假如每100万居民能组成一个新的师，就能增加大约12个师的新军队”。他表示相信，当德国行动时，“英国，可能还有法国，差不多肯定无疑地把捷克人默默勾销了，并甘心由德国在适当的时候解决该问题”。意大利、波兰和苏联也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根据相关文件的简要记载，部分与会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军事部长勃洛姆贝格和陆军总司令弗立契“在估计形势时一再强调，英法不应当成为我们的敌人，并认为，与意大利进行的战争不会把法国军队束缚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法国无力同时在我国西部边界以优势兵力作战”。对于希特勒提到的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一事，洛姆贝格特别提请注意捷方防御工事的坚固，该工事扩建完成后，便具有马奇诺防线的构造，将给德国的进攻造成极大的困难。弗立契呼应说，他下令在今年冬天进行研究的正是这样的课题，即探究对捷克人采取行动，摧毁捷克的防御系统。

关于对大国之间发生冲突从而有利于德国行动的预测，牛赖特认为，英法意之间的冲突不会在元首假设的这段可预见的时期内发生。希特勒提出反驳，并认为这种冲突可能在1938年夏天爆发。勃洛姆贝格和弗立契建议考虑英法的态度，希特勒在答复时重复了先前的陈述，即他确信英国是不会介入的，因而也不相信法国会向德国开战。“如果先前提到的地中海冲突导致欧洲总动员，我们必须立即开始对捷克采取行动。但是，如果不参战的大国宣布中立，那么德国也必须暂时采取同样的态度。”

会议结束5天后，与会的霍斯巴赫上校整理出一份备忘录，史称《霍斯巴赫备忘录》（Hobach Niederschrift）。

作为“霍斯巴赫会议”的后续影响，1937年12月7日，武装部队国防处处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1890—1946）提交了关于军事预案的修正稿，把原先以防卫为主的预案修改成进攻计划。早在1935年，随着当局走上毁约扩军的道路，抵御和反击周边国家尤其是法国及其中欧盟国军事干预的事务提上议事日程。是年晚些时候，军方提出了“红色方案”（Fall Rot），以后继续编制对付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Fall Grün）。1937年6月24日，勃洛姆贝格根据希特勒的旨意，向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分别下达了标有“绝密”字样的指令，内中包含了“红色方案”和“绿色方案”，其中“红色方案”处于优先地位。该方案假定法国对德国发动突然进攻，此时德军将把主力用在西方。此外，密令还规定德国武装部队要对如下三种情况作好“特别的准备”：一是对“奥地利的武装干涉”，代号为“奥托”（Otto） ；二是“同红色西班牙的战争纠纷”，代号为“理查德”（Richard） ；三是“英国、波兰、立陶宛参加一场对我们的战争”，这将是“红色方案”和“绿色方案”的延伸。1937年12月约德尔提交的修正稿，将“绿色方案”置于优先地位，并加强了其主动性和进攻性。此举证明德国在“霍斯巴赫会议”之后已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提上了议事日程。

另一个后续影响是希特勒排斥异己，进一步加强集权。1938年1月下旬，盖世太保搜集了勃洛姆贝格新婚妻子曾经当过妓女的材料，又炮制了弗立契同街头男妓搞同性恋的假案，希特勒借此迫使两人辞职，同时整肃了一批对纳粹主义“不够热心”的高级将领，其中16名高级将领被免职，44名调职。同年2月4日，当局公布《希特勒关于德国武装部队统辖权的命令》，宣布从即日起，希特勒亲自接掌整个武装部队的统辖权。弗立契的陆军总司令一职，则由瓦尔特·冯·勃劳希契（Wal the rvon Brauchitsch，1881—1948）接任。内阁中，牛赖特被免去外交部长一职，由里宾特洛甫接任，沙赫特被正式免去经济部长职务，由纳粹党人瓦尔特·冯克接任。翌日，纳粹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刊登大标题：“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元首手中！”

二、德奥合并

1937年5月28日，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出任英国首相。他决定改变此前各任首相随波逐流的政客作派，要以主动的态势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以求得局势安宁，从根本上维护大英帝国的全球利益。他一方面调整和修改军备政策和军事战略，适度增加军费，重新确定“防务次序”原则，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欧洲大陆的危局。在他看来，欧陆危局的根源在于德国和意大利对现状不满，在两者之中，“德国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关键”。他决心将苏法两国倡导的“堵”，即维护凡尔赛体系的方针，改为“疏”，即调整现存格局的方针。该设想的前提，是相信希特勒对外扩张的目标是“有限的”，主要限于德意志人居住区，因此只要英国作出某些让步，英德两国达成“全盘解决”，就能够稳定欧洲局势。因此，他准备允许德国以和平方式占有奥地利、苏台德区和但泽等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地区，同时“考虑对德国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允许德国在东南欧享有商业和政治上的优先权利，从而消除其对外扩张的经济根源，并归还部分原德属殖民地。张伯伦还寻机向德方透露了上述想法。

英方的透风使希特勒感到机会来临，决定提前迈出建立大德意志国的步伐，同时根据奥地利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和意大利态度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的扩张顺序，把侵占奥地利放在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之前。

舒士尼格接任奥地利总理后，鉴于英法两国的妥协退让，而意大利因入侵埃塞俄比亚又疏远了英法，他错误地认为“不得不采取一条姑息的道路”，要“尽一切努力设法使希特勒容忍现状”。经过德国驻奥大使巴本的努力，两国于1936年7月11日签订《德奥协定》。在协定的正文里，德国重申承认奥地利的主权，保证不干涉其内政，奥地利则保证在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德政策中，“将始终按照承认自己是一个说德语的国家的原则行事”。但是，在协定的秘密条款里，舒士尼格作了极大的让步。他同意大赦奥地利的纳粹政治犯，并任命纳粹党人或其同情者担任“政治上负责任”的职务。该协定为德奥合并开通了道路。此后，有5种德国报纸在奥地利倾销，大肆进行种族主义宣传。同时，2名纳粹同情者参加了政府，担任外交部长等职务。奥地利纳粹分子的活动公开化，他们在德国的资助和唆使下，加紧从事促使奥地利并入德国的恐怖分裂活动。

在意大利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墨索里尼已决定向希特勒让出奥地利。1937年11月6日，里宾特洛甫前往罗马恭请墨索里尼出席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仪式，墨索里尼向他表示：“不论是从种族、语言上，还是从文化上说，奥地利都是一个德意志国家。……我为奥地利的独立‘站岗’已经感到厌倦了，特别是在目前连奥地利人也不希望这种独立的时候。……今天意大利对这个问题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关心了……意大利的发展已经转移到地中海和殖民地上去了……让事态自然发展下去吧！”

意大利的态度使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从1937年底到1938年初，德国唆使奥地利纳粹分子不断制造事端，为公开出兵提供借口。奥地利政府面对纳粹分子的一再挑衅，忍无可忍，命令警察于1938年1月25日查抄纳粹地下组织的办公机构。希特勒趁机加速行动，同年2月12日把舒士尼格召到巴伐利亚州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山间别墅，进行了为时2小时的威胁和恐吓。他既攻击“奥地利的整个历史就是一种不断背信弃义的行动”，破坏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又指责现政府没有跟随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犯下了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甚至无端指责它在德奥边境修筑针对德国的工事。

当天下午，里宾特洛甫代表德方递给舒士尼格一份机打的协定草案，表示这是希特勒的要求，不允许对此进行讨论，必须立即签字。这份2页纸的协定草案提出了一系列范围很广的要求，内容包括：取消对奥地利纳粹党的禁令，大赦纳粹罪犯；任命纳粹党人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 Inquart，1892—1946）为内政与安全部长，拥有主管警察和保安事务的权力；任命亲纳粹分子汉斯·菲许巴克（Hans Fischbck，1895—1967）和沃尔夫（Wolf）为财政部长和新闻总管；德奥军队交换100名以下的军官，在两军参谋部之间建立定期会晤制度，使两军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确保奥地利经济与德国经济紧密联合。舒士尼格最后被迫接受全部要求。

舒士尼格回国后，开始被迫履行协定的条款。2月16日，奥地利政府实施改组，赛斯—英夸特等纳粹分子在内阁中身居要职。同月19日，政府宣布对纳粹分子实行大赦，连1934年刺杀陶尔菲斯总理的凶手也被释放。希特勒又增派大量的纳粹骨干分子进入奥地利，鼓动纳粹激进分子采取行动。各地的纳粹示威和暴力行动更加猖狂，格拉茨市（Graz）2万多人冲击市政厅，在广场上扯下奥地利国旗，换上德国纳粹党的卐字旗。舒士尼格打算采取最后一个可能维护国家独立的举措——就奥地利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他指望意大利能支持此举，不料墨索里尼对使者的答复是“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舒士尼格继续前进，于3月9日宣布将于3月13日举行公民投票，由民众来决定是否赞成保持奥地利的独立。他提出的口号是“为了一个自由的、德意志的、独立的和关心社会的奥地利，为了一个基督教的和统一的奥地利，为了和平与工作，一切承认民族与祖国的人都具有平等权利”。

希特勒得知该消息后，暴跳如雷。他下令军方加紧准备实施军事占领奥地利的计划，参谋部门赶紧充实原来只有名称、几乎没有内容的“奥托方案”（Fall Otto）。3月11日凌晨2时，希特勒发布实施“奥托方案”的第一号指令，规定要利用奥地利的国内纷争来实施武装干涉，“以维也纳为总方向进军，任何抵抗将予以击溃”。德方很快封闭了萨尔茨堡地区的边界，中断了两国之间的铁路交通。德国陆军的卡车和坦克开始向南部边境进发。同日，希特勒向舒士尼格传话，要求立即取消全民公决。舒士尼格被迫让步。当天下午2时，他召见赛斯英夸特，告知决定取消公民投票。德方见借口即将消失，立即提高要价，要求舒士尼格立即辞职，并且在2小时内由奥地利总统任命赛斯英夸特担任总理。舒士尼格向全国发表了辞职广播演说，但奥地利总统迟迟不愿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当天晚上8点45分，希特勒发布实施“奥托方案”的第二号指令，下令德国军队于3月12日凌晨“进入”奥地利。

是日拂晓，德军越过边界。由于舒士尼格在辞职前曾下达命令，要求奥军主动撤退，不得抗击德国军队，准备仓促的德军最后还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整个奥地利。中午，德国和奥地利的广播电台播发了希特勒的声明，称自己的决策是正当的，要“解放奥地利以帮助那里的德意志兄弟们”，并承诺奥地利民众将在一次真正的公民投票中选择自己的前途。3月13日清晨，德方将一份关于德奥两国实行完全合并的方案交给赛-英夸特，新成立的奥地利政府当晚向德方作出了同意奥地利成为德国组成部分的答复。翌日，德国颁布法令，宣布德奥两国完成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4星期后，即4月10日，在纳粹当局的控制下，在合并后的新国度内举行公民投票。据官方公布，99.7%的投票者投了赞成票。德奥合并完成后，德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17%，人口数增加了10%，实力大为增强。

英法两国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只是由各自的驻德大使向德方提出抗议照会，谴责德国对奥地利施加了“压力”。希特勒则宣布德奥关系是“德意志人民的内部问题，与第三者无关”，拒绝了这些抗议。4月初，英、法、美分别承认了合并事实，撤回各自的驻奥使馆，代之以驻维也纳领事馆。

三、《慕尼黑协定》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全国人口共约1500万，其中捷克人750万，斯洛伐克人250万。在其余的少数民族中，德意志人为320万，占总人口的21%，主要居住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苏台德（Sudeten）地区。其他，匈牙利人、卢西尼亚人、波兰人相加，不到200万人。在建国初期，国内各民族基本上能融洽相处，没有发生大的冲突。经济大危机袭来后，德意志人大批失业，而政府的救助政策偏向捷克人，德意志人对此颇有微词。正在此时，纳粹党在德国迅速崛起，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苏台德地区的纳粹势力也随之迅速发展。1904年建立于奥匈帝国的“德意志工人党”在1918年5月改名成“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Deutsch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奥匈帝国瓦解后分裂成三支，其中一支在捷克斯洛伐克活动。1933年，该党与“德意志民族党”一起遭到政府禁止。同年10月，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组建了“苏台德德意志祖国阵线”（Sudetendeutsche Heimatfront），由主张实现德意志人民族自治的康拉德·亨莱因（Konrad Henlein，1898—1946）主持。1935年，该组织改名为“苏台德德意志人党”（Sudetendeutsche Partei），并在当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取得成功，占据了全部66个德意志人议席中的44席，成为最大的德意志人政党，很快受到德方青睐。德国外交部给予每月1.5万马克的秘密资助，并通过驻捷使馆插手其活动。亨莱因对德国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1937年11月19日他向希特勒表示，该党的目标是“把苏台德德意志地区，甚至整个波希米-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地区并入德国”，尽管它“表面上还必须表示赞成维护捷克斯洛伐克及其领土完整”并提出一个“显得切实可行的目标”。

德国顺利合并奥地利后，对捷克斯洛伐克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从苏台德区来说，德奥合并事件给予德意志人极大的鼓励。他们不断举行要求“回归”德国的示威游行，高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口号，要求苏台德区“回到德国老家去”。1938年3月28日，希特勒召集亨莱因等人到柏林开会，表示迅即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时机还不成熟，但要求亨莱因不断“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4月24日，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Karlsbad）召开苏台德德意志人党代表大会，提出了名为《卡尔斯巴德纲领》的八点要求，内容包括：德意志人应享有与捷克人完全同等的地位；在苏台德德意志人定居区内组建功能齐全的自治政府；废止1918年以来对苏台德德意志人的不公平举措，并为此支付赔偿金；德意志人居住区内的所有官职都必须由德意志人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亨莱因举行谈判，同意特赦1200名纳粹政治犯，并加紧制订少数民族条例，以满足国内所有少数民族的要求，但拒绝给予苏台德区完全自治的地位。亨莱因便中断同政府的谈判。局势骤然紧张，苏台德地区问题很快成为世界各国瞩目的中心。

5月19—20日，因传说德国正在边境地区调动军队，引发了“5月危机”，法英两国表示不会坐视不管。希特勒对此恼怒不已，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5月23日，德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称德军在捷克边境集结的传闻毫无根据，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已经跑到德国的亨莱因奉命返回布拉格，重新恢复同捷政府的谈判。5月30日，希特勒发布《关于“绿色方案”致德国武装部队三军总司令的命令》。新版方案的最大不同在于开头部分。原方案为“我无意在最近无缘无故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新版改为“在最近的将来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是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定”。

“绿色方案”是纳粹德国闪击战战术的首次大规模使用。它提出，“从军事的和政治的观点来看，最有利的途径就是根据一个使德国忍无可忍的挑衅事件发动闪电式的进攻”，“必须以在时间上和规模上都出其不意的突然进攻来结束战前的外交紧张时期”。进攻的过程要尽可能短，“必须在最初的两三天内就造成一种局势，向那些想要进行干涉的敌国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局势是毫无希望的，并诱使那些对捷抱有领土要求的国家立即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为此，“陆军的首要任务是，在空军发动进攻的同时，尽可能大量使用突击部队……在许多地点和战略上有利的方向插入捷方的防线……迫使捷军交战而歼灭之，并迅速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空军“通过对捷克的通讯系统、动员中心和政府的攻击，瓦解其军事动员，造成其民政事务管理混乱，使其武装部队失去指导”。希特勒指望通过实施“绿色方案”一举攻占捷克斯洛伐克，加快侵略的步伐，并借此练兵，为日后扩大侵略战争创造条件。然而，他还不敢同英国正面对抗乃至交战，加之追求“一次切一片”的取巧性策略，因而力图排除英国的干预，单独对捷克斯洛伐克开战。于是，德英之间展开了为时数月的交涉。

英国政府则力压捷方让步以消除希特勒的口实，9月4日，捷总统爱德华·贝奈斯（Eduard Benesch，1884—1948）在各种压力下作出极大让步，在谈判中拿出一张白纸，要求苏台德德意志人党谈判代表写下全部要求，并预先答应定会满足这些要求。对方提出与《卡尔斯巴德纲领》相近的要求，贝奈斯遵守承诺，予以同意。德方一时乱了阵脚，感到难以应对。9月7日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出现游行示威，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一名代表遭到捷骑警马鞭的抽打，德方趁机要求亨莱因全面中断谈判。同月12日，希特勒在纳粹党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发表“毒汁四溅”的演说，宣称德国的权利“受到无耻的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意志人既非手无寸铁，也未遭人遗弃”，叫嚷“对每一次进攻马上予以还击”。亨莱因趁机带着数千名纳粹分子逃到德国，宣称现在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解决问题。

张伯伦亲自登台，于9月15日到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举行第一次会谈。希特勒在会谈中提出了使苏台德德意志人地区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张伯伦回国后，与法国政府一起压服了捷政府，于9月22日到戈德斯贝格（Godesberg）与希特勒举行第二次会谈。不料希特勒借口形势发生变化，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的军、警、宪和海关、边防人员必须在10月1日前全部撤出苏台德区，该地区德意志人占半数以上的区域由德军实施军事占领，其余区域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撤出地区的所有军事设施均应保持原状，一切商业的和运输的物资，尤其是铁路车辆，均应完整无损地转交德国，食品、货物、牲畜、原料等一概不得搬移。希特勒出尔反尔的做法引起英法两国强硬派的愤恨，英法捷三国都表示拒绝德方的要求。希特勒面对这一局面，不得不放弃一举侵占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计划，决定暂时先侵吞苏台德区。9月26日晚，他在柏林体育馆发表演说，对捷克斯洛伐克及其总统作了极其卑劣的攻击。然而，说到英法两国时，用语温和亲切，别有用心地感谢张伯伦争取和平的努力，重申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

由于张伯伦坚持避战求和的基本方针，希特勒又作了小范围的让步，慕尼黑会议得以在1938年9月29—30日举行。会前，希特勒在德国边境登上墨索里尼的火车专列，事先作了沟通。会议开始后，墨索里尼取出由德方起草、但以自己名义提出的备忘录，作为讨论的基础。各方围绕该方案作了些许交涉，很快达成一致。9月30日凌晨1时，英、法、德、意四国的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签署了《慕尼黑协定》（Münchner Abkommen）。

《慕尼黑协定》规定：德国军队将于10月1日开始分阶段占领捷克境内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地区，捷方的“撤退应于10月10日完成，不得对现存的任何设备加以破坏”；其余有着最为突出的德意志特征的领土将由德英法意捷代表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迅速确定，“并由德国军队在10月10日占领”；国际委员会将决定举行公民投票的地区，“在公民投票未完成前，该地区应由国际机构占领”，时间不迟于11月底；“边界的最后确定将由国际委员会完成”；居民“应该有自由选择迁入或迁出被移交领土的权利，选择权应在本协定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自由行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4个星期内将从其军队和公安部队中解除任何愿意去职的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职务，同时应释放因政治罪行而正在服刑的犯人”；“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如未在3个月由有关政府予以解决，则应列为出席这次会议的4国政府首脑间另一次会议的议题”，“当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已告解决时，德国和意大利方面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

1938年10月1日，德军首先从南面进入捷境内，开始占领第一区域。当德军从西面向东进占第三区域时，希特勒以征服者的姿态随军进入苏台德区，并在卡尔斯巴德检阅了德军第一坦克师。10月5日，贝奈斯总统在德国的压力下辞职，随即流亡国外，由性格软弱的艾米尔·哈查（Emil Hácha，1872—1945）接任。

协定签署后，张伯伦认为希特勒建立大德意志国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英德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得到了调解，从此欧洲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证。为了确保两国间和平协商途径的通畅，他事先准备了一份《英德宣言》草案，于9月30日上午请希特勒过目。希特勒很快在上面签名。宣言称：“英德关系问题对两国和欧洲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双方把《慕尼黑协定》和《英德海军协定》看成是“两国人民永不彼此开战的愿望的象征”，双方保证“采取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可能与两国有关的一切其他问题，并力图继续努力消除一切可能引起纠纷的根源，从而对保证欧洲和平作出贡献”。

从希特勒方面来说，他既没有机会实施“绿色方案”以练兵，又未能一举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因而满心不如意。在慕尼黑会议期间，“他显然是情绪低落，对整个议程都显得暴躁不安”。据沙赫特回忆，他在回柏林途中对党卫队官员说：“张伯伦这家伙使我进不了布拉格，真叫我扫兴！”并发誓要完成这一计划。1938年10月21日，他下达《给武装部队的命令》，规定军队在短期内的扩张任务有2个：消灭捷克国家的残余部分；占领梅梅尔。在执行前一个任务方面，军队“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摧毁捷克国家的残余部分，如果它执行反德政策的话”，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次没有事先计划好动员措施，他们必须保证处于持续不断的更高的准备状态。

苏台德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后，捷国内的民族分离运动迅速发展，其中尤以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自治运动为最烈。1938年10月6日，斯洛伐克宣布成立“自治政府”，翌日，戈林接见“自治政府”副总理，表示支持斯洛伐克独立。11月，捷当局通过有关法案，同意斯洛伐克拥有自己的内阁和议会，国名也改成“捷克—斯洛伐克”。在整个1938—1939年冬天，德国都在煽动捷国内的分离运动。1939年2月12日，希特勒亲自在总理府接见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和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斯洛伐克能够独立，我将至感快慰”。

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再现高潮，并导致国家彻底瓦解。是月6日至9日，哈查总统对民族分裂活动忍无可忍，解散了卢西尼亚自治政府和斯洛伐克自治政府，并软禁了斯洛伐克政府的总理、副总理和外交部长，在斯洛伐克实施戒严。希特勒立即利用该事件，于11日下令采取行动。12日，布拉格和其他大城市纷纷发生纳粹分子的挑衅事件，德军14个师秘密集结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边境。13日，希特勒召见从软禁中逃亡的斯洛伐克总理约瑟夫·提索（Josef Tiso，1887—1947），要他宣布斯洛伐克“独立”。提索当即表示“不会辜负元首的关怀”，第二天就发表了德国外交部起草的斯洛伐克《独立宣言》。16日，提索致电希特勒“要求保护”，希特勒立即复电同意，并派兵进入斯洛伐克。

3月14日深夜，希特勒把哈查总统和捷外长召到柏林，通知他们说，他已下令德军明晨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把这个国家并入德国，如果他们拒绝投降，布拉格就会被炸成废墟。在希特勒的胁迫下，哈查被迫在德国事先拟好的德捷协定上签字。协定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为实现最后的和平起见，满怀信心地把捷克人民和国家的命运交到德国元首的手中。”15日清晨，德军大举侵入捷克境内，占领布拉格。翌日，希特勒宣布成立“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由前外长牛赖特任“德国保护长官”。

第三节 征战得手

一、外交战

1939年3月8日，当侵吞捷克斯洛伐克残存地区的军队正在蓄势待发时，希特勒再一次向国内高层人士透露了自己下一步的侵略计划。当天，他在柏林召开军界、经济界和党的重要人士会议。他在谈到扩张步骤时，提到几天后就将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然后将轮到波兰。我们不必考虑那里会有猛烈的抵抗。为了保证以波兰的农产品和煤炭供应德国，德国对波兰的统治是必要的。至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它们当然属于德国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空间。毋庸置疑，波兰的垮台和给予一定的压力将使它们就范。那时，我们就会完全控制它们大量的农业和石油资源。可以说，南斯拉夫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时间节点方面，希特勒提出，以上任务将在1940年以前完成，“到那时，德国将是不可战胜的”。再下一步，“到1940和1941年，德国将一劳永逸地同自己的宿敌——法国进行清算。这个国家将从欧洲的地图上抹掉”。

然而，德国进军布拉格的行动使英国的舆论哗然，也打破了张伯伦以让步维持和平局面的迷梦。英德矛盾急剧尖锐。面临严峻的局势，英国政府意识到一味妥协退让不能使德国放弃侵略，要保持英国的霸权地位，必须适当调整外交战略，加以必要的遏制和对抗。于是，英国对内加强军事力量，对外向德国周边国家提供保障，同法国结盟，与苏联谈判，筑起遏制德国进一步扩张的篱笆，用两线作战的威胁迫使希特勒就范。

从希特勒的角度来说，英法两国的步步退让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其扩张的野心，1939年3月15日以后英国态度的变化，不可能使他放弃既定的扩张计划。他要做的，是尽快解决东欧问题，为日后进攻法国创造条件。

3月23日，希特勒亲自乘坐《德意志号》袖珍战斗舰进入梅梅尔，占领了这个已进入立陶宛版图的地区。该海港城市1252年由“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r Orden）建立，1422年起进入普鲁士的版图。《凡尔赛和约》签订后，该地被列为协约国的保护地，与德国分离，成为法国占领下的一块保护地。1923年，立陶宛军队攻占该地，法军撤离。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该地的亲纳粹运动开始高涨，鼓吹回归德国。1939年3月20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柏林会见途经的立陶宛外长，要求立方立即把梅梅尔归还德国，并威胁说，否则“元首就要以闪电般的速度采取行动”。22日晚，双方签订相关条约。23日下午，希特勒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该地。

对于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德国的总目标是控制它们。具体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诱逼它们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使之成为附庸国；实行武力侵占。由于控制东欧国家仅是希特勒全球战略中的附加部分，因此他的首选是走第一条途径。

1938年10月24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会见波兰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Josef Lipski，1894—1958），要求波兰同意在继续拥有铁路和经济方面便利的基础上，让但泽自由市回归德国，并允许德国建造穿越“波兰走廊”的通道，其中包括一条享有治外法权的公路和一条多轨铁路。德国的交换条件是同意把《德波互不侵犯和谅解宣言》的有效期延长到25年，保证两国边界的稳定，约定“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基础上对俄国执行一项共同的政策”。然而，波兰坚持在德苏之间维持“等距离外交”，同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重要外贸港口但泽，因而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并于11月下旬同苏联签订改善两国关系的协定。以后德国多次同波兰交涉，甚至答应把苏联乌克兰的一部分地区划给波兰作为补偿，但都未成功。

德国解决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梅梅尔问题后，对波兰形成北、西、南三面包围之势。波兰政府面对德方的侵略威胁，积极采取防卫措施，宣布征召后备役人员入伍，向但泽附近集中军队，并于3月22日向英国大使建议立即缔结英波协定，规定在遭到第三国进攻的威胁时，双方立即进行协商。3月26日，德国外长约见波兰大使，对波军的调动横加指责，并扬言“波兰对但泽的任何侵略都将被认为是对德国的侵略”。波兰政府毫不退让，同月28日，外长约见德国大使，宣布如果德国或但泽立法会议改变但泽自由市的现状，就意味着向波兰开战。德波关系急剧恶化。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开始组建遏制德国的包围圈，将波兰视为对德东战线的主体，于1939年3月31日对波兰的独立给予单方面担保。同年4月6日，英国的单方面担保升格成两国临时互助协定。

形势的发展使希特勒决定用武力打败波兰。4月3日，德国发布《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命令》，规定军队要加紧准备，做到“从1939年9月1日起任何时候都可以实施行动计划”。4月11日，正式下达《德国进攻波兰的计划（白色方案）》（Führerweisung Angriffskrieggegen Polen）。计划规定，如果波兰采取威胁德国的态度，“那么德国也许必须不顾现行的对波条约而实行最后的清算。到那时，目标是摧毁波兰的军事力量，使东方的局势符合国防的需要”。同时，希特勒开始向英国施压。4月27日德国政府照会英国政府，指责英国执行“包围”德国的政策，宣布废除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同日，又以波兰同英国缔约是打算在德英发生冲突时“参加对德侵略”为理由，宣布废除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和谅解宣言》。

中立英国仍然是希特勒关注的重点，他从1939年6月起多次派人与英方接洽。7月中下旬，双方甚至讨论了由英方提出的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条款在内的“最广泛协定”——德英合作纲领。然而，由于双方的利益和战略意图差距太大，第二次慕尼黑会议难以重演。

苏联长期来是纳粹德国宣传上的攻击对象，然而慕尼黑会议之后，尤其是1939年，地位陡然上升，拥有了足以影响希特勒的扩张计划能否顺利推行的资本。能否中立苏联，牵涉到德国能否在攻打波兰乃至法国时，避免“两线作战”的梦魇。然而，希特勒并未过早地渲染德苏之间缔约的可能性。长期以来的反共反苏宣传，形成了一定的惯性，过急的转弯会影响纳粹政权的内外形象。此外，还有其他的现实考虑。第一，同苏联缔约将会断绝与英法两国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既不能达到孤立波兰的目的，也会在多边谈判中失去主动权和回旋余地。第二，同苏联缔约将会破坏德日谈判，不能达到牵制英法的目的。因此，在慕尼黑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并没有放弃反苏宣传。1938年12月，在德国操纵下，一个所谓乌克兰国民会议在乌兹霍罗德（Uzhhorod）开会，要求建立一个拥有4500万人口的“大乌克兰”。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讲话中仍然诬蔑苏联是一个“恶魔式的幽灵”，是“对世界和平与文化的一种威胁”。

1939年3月，德国开始向苏联发出信息，使其不至于误解德方的意图。当月中旬，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残存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把东端的卢西尼亚给了匈牙利，以此向苏联表明不打算东进夺取乌克兰。同时，纳粹报刊一反常态，把反苏语调降低了一个音阶。1939年4月1日和28日，希特勒先后在威廉港和国会发表演说，都收起了惯常的反共叫嚣，把激烈的抨击火力转向英国。4月17日，苏联方面开始作出反应。苏联驻德大使以询问斯科达兵工厂的订货问题为由，前往德国外交部会见德方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cer，1882—1951），两人的谈话从经济问题入手，逐渐伸向政治问题。苏联大使表示：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几乎没有影响苏联同意大利的关系，也不会成为苏德关系的绊脚石；对苏联来说，不存在不能与德国在正常基础上相处的理由，而且由此出发，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好。5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Wjatscheslaw Michailowitsch Molotow，1890—1986）正式向英法两国提出建议，催促两国赶紧下决心缔结反侵略同盟。5月20日，他又接见德国大使舒伦堡。莫洛托夫在谈到两国经济谈判进行得不顺利时，表示只有建立起必要的“政治基础”，才能使经济合作顺利进行。当舒伦堡追问“政治基础的建立作何解释”时，莫洛托夫含蓄地说，“这是双方政府都应该考虑的事”，不作明确表示。

苏联的这种态度，使德国担心“英俄条约谈判可能很快就要以某种形式取得满意的结果”。于是5月26日，里宾特洛甫给舒伦堡发了一封1400字的指示电，要他明确告诉莫洛托夫，德国政府认为“在德国和苏联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对外政策上的实际利害冲突”，“使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对外政治关系稳定并正常化的时候已经到来”。7月26日，德方向苏联代办提交一份两国合作计划，并保证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和远东的整个领域内”尊重苏联的利益。8月，随着侵波战争的逼近，德国的态度越来越急切。20日晚，希特勒迫不及待地亲自致电斯大林，要求允许里宾特洛甫立即访苏。

8月23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Deutsch Sowjetische Nichtangriffspakt）。在附加的秘密议定书中，双方划分了各自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在波罗的海国家地区，“立陶宛的北部疆界将成为德国和苏联势力范围的界限”；在波兰，“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那累夫河、维斯瓦河（Wisa）和桑河一线为界；在东南欧方向，苏联关心它在比萨拉比亚（Basarabia）的利益，德方宣布它在政治上对该地区完全没有利害关系”。该条约的签订，终结了1939年的大国外交博弈，使德国实现了“中立苏联”、“孤立波兰”及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目的。

二、闪击波兰

1939年8月22日，当苏联和德国之间已决定签订条约时，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他表示，已经建立起来的大德意志国，“在政治上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在军事上是令人忧虑的，因为它是通过政治领袖的恐吓来实现的。现在有必要考验军事机器”。他还指出，“由于我们的经济受到种种限制，我们坚持不了几年”。目前，国际形势对德国有利，但“所有这些有利的形势在两三年后就不会存在了。谁也不知道我还会活多久。因此，最好现在就摊牌”。

希特勒曾预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会像一颗炸弹一样引起人们的震动，尤其能震慑住英国不再援助波兰。不料，在条约公布后，英国政府反而决定遵守对波兰的义务，并于8月25日将英波临时互助协定升格为正式的《英波互助协定》（Britischpolnischer Militrpakt）。希特勒立即叫停原定在8月26日进攻波兰的命令，再次尝试用私人秘密外交的办法阻止英国参战。他通过戈林启用了瑞典人比尔格·达勒鲁斯（Birger Dahlerus，1891—1957），让他在德英两国之间穿梭奔波。达勒鲁斯很尽责地飞行于柏林与伦敦之间：8月25日飞往伦敦；26日返回柏林；27日一天内往返于伦敦和柏林，30日再次一天内往返于伦敦和柏林。英方表示，如果希特勒答应和平行事，他们愿意安排德国和波兰直接谈判。德方的答复是，倘若能在但泽问题上如愿以偿，就不会发生战争。但是，波方吸取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教训，既不愿意在但泽问题上作出让步，也拒绝派代表到柏林去遭受折磨。

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根据德军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德方进攻部队分成北路集团军群和南路集团军群两大系列。北路集团军群由费多尔·冯·博克上将指挥，下辖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共21个师又2个旅，分别部署在东普鲁士和波兰走廊以西的波莫瑞地区。南路集团军群由格特·冯·龙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1875—1953）上将指挥，下辖第八、第十和第十四集团军，共36个师，部署在德波边界的中部和南部，即西里西亚和原捷克斯洛伐克地区。这是德军第一次大规模使用“闪击战”战术，其战略企图是利用快速兵团和优势航空兵，通过突然袭击，首先分割和围歼维斯瓦河以西和华沙以北的波军主力，尔后从南北两个方向展开进攻，歼灭波军残部，占领华沙和西部波兰。

波方的应战指导思想有其独特性。它认为，既然有法英两国在西面牵制德国，德军就不可能调集全部主力部队到东线，因此东调攻波的兵力不会超过20—30个师。既然如此，其作战计划就是，战争开始后在国境线和但泽走廊等处进行防御作战，阻止德军前进，以保障主力部队的动员、集中和展开。然后波军将击败入侵的德国军队，并在有利条件下转入反攻。波方把大约1/3的军队部署在波兰走廊一带，另1/3弱的军队作为战略预备队聚集在罗兹（Lodsch）与华沙之间的中央轴线以北，其余部队平均分布在边境沿线。为了日后实施快速反击，前线部队都配置在离边境线很近的地方，这样做不利于应对“闪击战”的打法。

德国在发动全面进攻前，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制造了格莱维茨事件（überfallauf den Sender Gleiwitz）。8月31日夜晚，一批身穿波兰军服的党卫队员按预定的“罐装食品”计划（Konserve），袭击紧靠波兰边境的德国城市格莱维茨（Gleiwitz），占领该城的电台，用波兰语辱骂德国，随后丢下几具身穿波兰军服的德国囚犯尸体。接着，德国所有电台都播送了“德国遭到波兰突然袭击”的消息。

9月1日凌晨5时许，德国航空兵首先出动，越过边境，对波兰的相关目标实施轰炸。波兰的21个机场遭袭，大部分飞机被摧毁。不少战略中心、交通枢纽和指挥机构遭到重创。6时许，地面部队纷纷出动，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在航空兵的支援下，迅速突破波军防线，向纵深推进。北路集团军群的第三集团军从东普鲁士的侧翼阵地向南插入，第四集团军从德波边境从东推进，越过波兰走廊与前者会合。南路集团军群配备更多的兵力和装甲力量，其下辖的第八集团军向波兰大工业中心罗兹推进，一面协同围困波兹南（Poznań）的波军，同时掩护第十集团军的侧翼。第十集团军是南路集团军群的主力部队，拥有其中大部分的装甲力量。其进攻的总方向是华沙，同时承担合围波方战略预备队的重任。第十四集团军从德波边境的最南端出发，大致沿着原德捷边境向东推进。在进攻过程中，德国的广播电台假冒成波兰广播电台，散布虚假消息，造成波方军民的信息混乱，滋长沮丧情绪。

德波战争爆发后，英法两国于9月1日当天先后发出照会，要求德国停止对波兰的进攻，撤出一切军队，否则两国将“毫不犹豫地履行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不久，英国驻德大使向德国政府解释说，英国的照会不是最后通牒，只具有警告性质。法国政府则希望通过墨索里尼规劝希特勒停止战争行动。希特勒对这些都置若罔闻，德国军队仍然按照计划向波兰腹地快速推进。9月3日中午，英国政府对德宣战。当晚，法国政府宣布履行对波兰承担的义务。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及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联邦、加拿大也先后对德宣战。

英法向德国宣战后，希特勒于9月3日当天发布《第2号作战指令（与英国和法国对峙）》。命令强调，德国的目标，“仍是快速而胜利地结束对波作战行动”，因此不从东线向西线调兵，如果法方首先在西线挑起战端，“抽调尚可动用的兵力加强西线陆军一事，由陆军总司令决定”。命令要求陆海空三军不能主动向英法军队开战，除了空军“对军港中和公海（包括海峡）上的英国海军力量及其确凿无疑的运兵船只，可实施攻击行动”，但其前提条件必须是“英国对同类目标采取了相应的空中攻击措施，并出现了特别有利的成功机会”。命令还规定德国“整个经济应转入战时轨道”，并将“一部分党卫队常备预备役部队进行动员并将其编入陆军”。

由于实施了突然袭击，德军进攻部队的进展很顺利。到9月3日英法宣战时，北路第四集团军已经切断了波兰走廊，攻至维斯瓦河下游，第三集团军则逼近纳雷夫河（Narew），南路第十集团军开始强渡瓦尔塔河（Warta），第十四集团军从两翼攻向克拉科夫（Kraków），迫使波兰守军弃城后撤。到9月7日，北路集团军群已经占领波兰走廊，渡过维斯瓦河，从北面直接威胁华沙；南路集团军群也突破了波兰西部防御的整个纵深地带，前出到维斯瓦河和华沙。波兰政府于6日迁往卢布林（Lublin），7日，波军总参谋部转移到布列斯特（Brest）。

德军在初次实施闪击战战术时，曾受到传统势力和传统打法的制约。现场指挥员往往不愿意让先头机动部队前进得太快，以免离开步兵大部队太远。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闪击战的效果。然而，随着波方抵抗能力的降低，德方各级军官的胆量和信心也随之提高。从9月8日起，德军开始实施新的战役，意在合围维斯瓦河以西的波军，并攻占波兰东部和华沙。9月14日，南路集团军群在维斯瓦河以西合围了从波兹南、波兰走廊和罗兹地区撤退的波军，占领了波兰中部地区，对华沙实行了半包围。此前2天，第十四集团军打到了利沃夫（Lwów），然后转而北上，与沿着西布格河（Bug）南下的第三集团军相向而行。16日，两支部队在布列斯特以南会师，对半个波兰实施了大包围。这时，德军进攻部队因纵深推进而感到极度疲劳，同时燃料也开始短缺，但波兰方面的指挥系统已经失灵，整体陷入瘫痪。

德军合围华沙后，于9月17日限令华沙当局于12小时内投降。当天，波兰政府从卢布林逃往罗马尼亚，以后又在巴黎和伦敦组织流亡政府。但是，守军和居民拒绝投降，展开了华沙保卫战。德军第八集团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于9月27日攻占华沙。至9月底，各地被围波军陆续被歼。9月17日，苏联以波兰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和保护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由，出兵进占了波兰东部。

在侵波战争中，德军共阵亡1.06万人，负伤3.03万人，失踪3400人；而波军阵亡6.63万人，负伤13.37万人，被俘近42万人。

在西线，德方事先已经在通向齐格菲防线的路上埋下很多地雷，但实际上并未派上用处。法方的基本打算是，德波战争爆发后，法方将在西线作适度进攻，迫使德军从东线撤出军队以支援西线，减轻波兰的压力。法国对德宣战后，直到9月9日，法军第四集团军的部队才开始对萨尔布吕肯地区发动有限的进攻，突入齐格菲防线8—10公里。到9月12日，进攻即停止。随着波兰基本战败，原先设想的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法英方面也改而开始制订新的作战计划。

三、闪击西欧

西向打败法国和英国是希特勒侵占欧洲大陆计划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当波兰战役还在火热进行时，1939年9月9日，德国就准备从东线向西线调兵。是日，希特勒发布《第3号作战指令（从波兰向西线调兵）》，在强调“应继续以强大兵力同波兰陆、空军作战，直至波兰不再能建立绵亘的防线来牵制德军的兵力为止”的同时，提出“如果认为东线陆军和空中攻击部队的部分兵力对于完成这种任务和保卫已占领地区来说已不再需要，那么可将它们调往西线。在波兰空军的作用不断被削弱的情况下，除迄今已采取的措施外，还可进一步抽调防空兵力去对付我们的西方对手”。到9月25日波兰战事已基本定局时，德军《第4号作战指令（继续进行战争）》对西线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规定“必须保障在西线随时都能进行一场进攻性战争”。

波兰战事基本结束后，10月9日，希特勒把进攻西线的问题正面提了出来。在当天发布的《第6号作战指令（西线的进攻准备）》中，他提出，“如果在最近能断定英国和在其领导下的法国不愿结束战争，那么我决心不久即采取主动的和进攻性的行动”。在解释为何要把时间定得如此急促时，他提出，“较长时间的等待，不仅会导致比利时的、也许还有荷兰的中立态度偏向西方列强，而且会使我们敌人的军事力量不断得到增强，使中立国家对德国的最终胜利失去信心。另外，也无助于促使意大利作为军事盟国站在我们一边”。当天，希特勒下令陆军总司令部制订进攻西线的作战计划。进攻西线的时间节点定在1939年11月12日。

不少德军将领对希特勒的决定感到惊讶。他们认为，现在要主动地向法英等国发起进攻太过冒险。但是，面对希特勒的强硬态度，他们被迫于1939年10月19日制订出《黄色方案》（Fal Gelb）。纳粹德国最早的对西方国家作战计划是1937年6月制订的《红色方案》，由于当时德国的主要侵略目标是捷克斯洛伐克，所以《红色方案》是一个防守型计划。《黄色方案》被不少人视作抄袭《史利芬计划》。该方案把进攻重点放在德军进攻部队的右翼（由B集团军群承担），目标是向根特（Gent）方向实施包围运动，可能时切断英军与法军的联系，最后摧毁荷、比、法、英的军队，并在海峡沿岸和北海之滨取得对英进行海空作战的基地。10月29日，希特勒批准并下达了该方案，但因天气状况不理想和高级将领们的畏难情绪，进攻日期多次延期。

对于陆军总司令部提交的《黄色方案》，希特勒并不满意。10月25日，他同陆军高级将领一起讨论该方案。期间，希特勒突然转向勃劳希契，询问是否可以将主攻方向仅放在马斯河（Maas）以南，并穿过阿登（Ardenne）森林，先向西、尔后向西北方向进军，以便从南面包围比利时要塞，切断并消灭敌人已投入到那里的全部兵力。但是，希特勒本人又立即表示了对这个建议的怀疑，反问道：“我们能成功地穿过阿登森林吗？”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和陆军总司令部成员都反对这个建议，主要理由是难以预见对手的作战意图。如果德国发动进攻后，法英军队仍然留在法国与比利时西北边界的阵地内不动，不进入比利时，那么，建议中的进攻楔子就会直接插入敌人重点防御阵地，形成钉子打在石头上的结局。于是，希特勒否决了自己的提议，开始重新考虑新的作战计划，但他总是希望把主攻方向放在列日（Liège）以南。11月初，他命令一支由2个装甲师和2/3个机械化师组成的装甲部队部署在色当（Sedan）对面的A集团军群的地段内。同月20日，他再次下令派遣一些部队去支援这支装甲部队。

1940年新年假期结束后，希特勒于1月10日下达命令，定于当月17日在西线发起进攻。不料当天就发生了进攻计划泄密事件。一名上校军官作为第二航空队的联络官，随身带着进攻西欧的整个作战计划，从明斯特（Münster）飞往科隆，去与空军讨论计划的实施细节。冰冻雪封的莱茵河上空被云层遮蔽，淡淡的雾气越来越浓，逐渐形成了厚厚的雾团。飞机迷失方向，进入比利时上空，只得被迫降落。他试图把文件焚毁，但没有成功，文件被比利时士兵缴获。

早在1939年10月，当陆军当局制订的《黄色方案》刚刚问世时，A集团军群参谋长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中将就提出不同想法。他要求进攻必须寻求迫使敌人在地面决战，建议从一开始就把攻击的重点放在A集团军群方面。一旦消除了敌军向侧翼进攻的危险，所有可动用的兵力均应转向北方，以协助消灭在那里被围的敌军。曼施坦因曾经先后提交过6份相关备忘录，然而陆军总司令部不愿意采纳，也没有把计划呈送给希特勒。

1940年1月《黄色方案》泄密后，希特勒的副官长鲁道夫·施蒙特（Rudolf Schmundt，1896—1944）上校造访A集团军群司令部，从参谋们口中得知此事，回去后向希特勒作了汇报。1940年2月中旬，希特勒在柏林召见曼施坦因，后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建议，希特勒当即感到十分满意。2月24日，由陆军总司令部具体制订的新计划问世，西线作战的代号也随之改为“镰割”（Sichelschnitt）。新计划将进攻主力放在进攻部队的南翼，基本作战思想是通过暴露南翼来摧毁敌人在列日至色当之间的防线。为此，A集团军群将使用强大的机械化和装甲部队，从南面进攻，切断敌人投入到比利时的所有兵力，尔后与B集团军群协同消灭这些部队。B集团军群的任务是迅速占领荷兰，一方面牵制比利时境内的敌军，另一方面阻止英国利用荷兰的领土。

在一再推迟发动入侵西欧战事的过程中，出现了进占北欧国家的机会和战略需求，希特勒立即临时改变计划，向丹麦和挪威发起进攻。原来，苏芬战争爆发后，英法两国向芬兰提供贷款和赠款，运送飞机和军火，并在国内设立募兵站，计划向芬兰派遣志愿军。此举的目标是双重的，既希望把战火引向苏联，不让它占据隔岸观火之利，也打算借运兵之机占领挪威的纳尔维克港（Narvik），切断德国的铁矿石运输线，进而占领瑞典铁矿区和全部挪威，彻底切断德国的铁矿石供应，从北翼威胁德国。希特勒看出英法两国的意图后，于1940年3月1日签发《关于“威悉河演习方案”的指令》，决定抢先占领丹麦和挪威，以“防止英国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保护我们在瑞典的矿石基地，扩大海军和空军进攻英国的出发地区”。指令规定，“越过丹麦国界和在挪威登陆，必须同时进行。”

德军动用的兵力为7个步兵师、1个摩托化旅、若干个独立坦克营和摩托化营，共14万人。其中2个师和1个旅用于进攻丹麦，其余用于挪威。1940年4月9日凌晨4点20分，德国政府以防止英法入侵为由，向丹麦政府递交最后通牒，要求丹麦立即接受“德国的保护”，限定在1小时内答复。5点15分，德军开始侵入丹麦领土，在首都哥本哈根和各战略要地投下空降部队，一支装甲部队越过边境进入日德兰半岛（Jütland），登陆部队在主要港口登陆，这些行动仅遭到零星的抵抗。6时，丹麦内阁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接受了德国的最后通牒。国王命令全国军民停止抵抗，宣布投降。德国只用了4个小时便占领了丹麦。

当天凌晨5点20分，德国政府向挪威政府递交一份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最后通牒。5点52分，挪威政府答复说：“我们决不自动屈服，战斗已在进行。”几天前已进入挪威海域的德国军舰在空降兵配合下，向沿岸各港口实施登陆。以挪威前国防部长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1887—1945）为首的第五纵队在国内积极配合。到日暮时，德军已经占领了首都奥斯陆（Oslo）。其余各主要港口也先后被德军占领。接着，德军全线向内陆发起攻势。挪威国王拒绝投降，带领政府官员向北方转移，并命令全国继续抵抗。英法军队直到14日和16日才开始在北部和中部登陆，在中部登陆的部队于19日向特隆赫姆（Trondheim）发起进攻，但因未掌握制空权而失败，最终从原登陆点撤退。在北部登陆的英法联军曾于5月28日攻占纳尔维克（Narvik）。但是，由于英法军队已在西欧战场遭到惨败，便于6月8日从挪威撤出。6月10日，德军占领挪威全境，由吉斯林出面组成傀儡政府。

5月10日，一再推迟的西欧攻势打响了。德军将动用的兵力分成三个集团军群部署。B集团军群由博克指挥，共28个师，集结在战线北翼荷比国境线到亚琛地区。其任务是突破德荷边境上的防线，占领荷兰全境和比利时北部，然后作为德军的右翼向法国推进。A集团军群担任主攻，由龙德施泰特指挥，共44个师，内含7个坦克师和3个摩托化师，配置在亚琛到摩泽尔河（Mosel）一线。其任务是经由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地区，向英吉利海峡沿岸总方向实施突击，割裂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境内的英法军队。C集团军群由威廉·里特尔·冯·勒布（Wilhelm Ritter von Leeb，1876—1956）指挥，共17个师，配置在马奇诺防线正面。其任务是进行佯动，牵制马奇诺防线上的法军。

英法总参谋部把防御重点放在比利时与荷兰境内。1940年1月比利时缴获德国《黄色方案》后，立即把文件转送给英法政府，然而两国的军事顾问都认为文件泄密事件是一个骗局。同盟国最高统帅部既不改变原有计划，也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以应对德方可能会采取的诸如改变计划等行动。

1940年5月10日凌晨，德国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同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三国不抵抗前来保证它们“中立”的德军，否则将被“一切可能手段”所粉碎。与此同时，德军出动3000多架飞机袭击荷、比及法国北部的72个机场，一举摧毁几百架飞机。德军B集团军群的地面部队在空降兵的配合下，向荷兰和比利时北部展开进攻。英法军队按照D计划规定进入比利时境内，企图用重兵守住从安特卫普（Antwerpen）经勒芬（Leüven）沿马斯河往南的一道防线。这样恰好中了《镰割方案》（Sichelschnit ）的调虎离山计。

荷兰在德军攻击下很快陷入混乱和惊恐，5月13日，女王及大臣见败局已定，乘坐英国军舰逃往伦敦。14日德军攻占要塞鹿特丹，15日荷兰政府代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比利时军队在英法联军的配合下，从5月12日起顽强地守住了预定的前进防线。但是，当英法军队意识到德军的主攻点是在色当时，就从16日起撤离比利时，向色当方向反攻。5月17日，德军占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德军A集团军群于5月10日向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地区实施主要突击。只有30万人口的卢森堡不战而降。阿登地区峰峦峻峭，森林密布，一直被认为是现代机械化部队无法通过的地区。德军装甲兵团以海因茨·古德里安指挥的第19装甲军为先导，以长蛇式队形沿着崎岖难行的山路蜿蜒前进。由于法军只派了少量二流部队驻守在附近，制空权又掌握在德军手里，德军装甲部队只遇到轻微的抵抗。5月12日傍晚，古德里安装甲军攻占了色当。翌日下午，该军先头部队开始强渡马斯河。同日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1891—1944）所属的一个师也在稍北处渡过了马斯河。5月14日，古德里安装甲军在马斯河西岸建立滩头阵地，准备同北翼部队合作，直插英吉利海峡。

德军占领色当后，英法联军感到局势严重，英国增派了10个航空大队，法国调集装甲部队，向色当反攻。但是，由于战术陈旧，又丧失了制空权，结果未能成功。法国政府开始考虑撤离巴黎。

德军主攻部队从马斯河西岸出发，以每昼夜20—40公里的速度向西挺进，19日到达贝隆，21日抵达英吉利海峡沿岸，从正面分割了英法联军。之后立即沿海岸北上，直扑加来（Calais）。英法联军约40个师受德军的三面挤压，被包围在敦刻尔克（Dunkerque）至比利时沿岸一块三角地带里，一旦敦刻尔克港失陷，英法军队的逃生之路将被完全切断。5月24日，希特勒和A集团军群指挥官龙德施泰特下令先头部队暂缓前进。英法联军趁着这个间歇时机，修筑了防御工事，加强了防御。当5月26日希特勒撤销上述军令时，英国海军已于同日开始执行从敦刻尔克撤退的“发电机计划”。

在敦刻尔克撤退中，英国动用了几乎所有的运输船只，大至巡洋舰小至木帆船，共撤出约33.8万人。尽管损失了大量的武器和辎重，但保存了有生力量，其中绝大部分成为日后反攻欧陆的骨干力量。

5月24日，希特勒发布《第13号指令（在法国的作战指挥）》，对法兰西战役第二阶段的打法作出规定。6月5日，德军进攻法方在法国北部索姆河（Somme）和埃纳河（Aisne）一带仓促构筑的“魏刚防线”。6月10日，法国政府撤离巴黎迁往图尔（Tours），翌日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14日政府再次迁往波尔多（Bordeaux）。同日，德军C集团军群在洛林（Lothringen）和阿尔萨斯（Elsass）筑垒地域的结合部向马奇诺防线发起进攻，在A集团军群的配合下突破防线，包围并歼灭近50万法军。16日深夜，法国内阁会议决定向德国提出停战要求，翌日，新总理亨利·菲利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发表广播演说，要求全国“停止战斗”，并通过西班牙大使正式向德国请求停战。希特勒在接受法国投降时，除了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外，还保留了法国政府，让其管辖南部地区以及海军和殖民地。

按照希特勒原先的设想，由于“英国是一个遭到民主体制削弱的老朽而虚弱的国家”，所以，“当法国被击败后，德国就能轻而易举地确立对英国的统治，并且得以支配英国在全世界的财富和领地”。“这样，在第一次按照新的观念统一了欧洲大陆以后，德国将着手执行整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战斗行动：我们将以英法两国在美洲的领地为基地，同美国的‘犹太金元大王’进行清算。我们将消灭这个犹太人的民主国家，而犹太人的鲜血将同金元混杂在一起。尽管今天美国人还能侮辱我们的人民，但是总有一天——尽管很晚——他们要为曾经针对我们而说的每一个字痛苦地懊悔”。

法国败降后，希特勒仍然坚持“逼和”而不是“摧毁”英国的原则。哈尔德根据希特勒1940年7月13日在军事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在日记中写道：“元首很困惑英国为何不肯与我们媾和，他认为答案可能是它寄希望于俄国。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对英国动武，但是他很不希望这样做。原因是，假如我们摧毁了英国的军事力量，大英帝国就将崩溃，这对德国没有什么好处，用德意志人的鲜血换来的成果，只会对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有利。”因此，希特勒在法国败降后一直希望拉拢英国，诱其妥协，以便保持西线的平静，求得下一步的行动自由。1940年6月14日，希特勒第一次对记者透露了与英国和谈的意愿。6月底至7月初，他又通过瑞典国王和梵蒂冈教皇向伦敦作和平试探。然而，随着丘吉尔在英国上台执政，英国政府采取了坚决抗德的方针，并逐渐加强了同美国的联合。针对德方的试探，丘吉尔政府每次都加以拒绝，并以德国“保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特别是法国的自由和独立生活”作为英德谈判的先决条件。

1940年7月16日，希特勒下达《第16号指令：关于对英国实施登陆作战的准备》，即“海狮行动计划”（Unternehmen Seelwe）。其中表示：“鉴于英国不顾自己军事上的绝望处境，仍然毫无准备妥协的表示，我已决定准备对英实施登陆作战，如有必要，即付诸实施。这一作战行动的目的是，消除英国本土作为继续对德作战的基地，如有必要，就全部占领之。”“海狮行动计划”规定由A集团军群担任主攻，强渡英吉利海峡，在多佛尔（Dover）和朴次茅斯（Portsmouth）之间登陆，然后向西、向北继续进攻，夺取泰晤士河口到朴次茅斯之间的高地，进而从西面迂回伦敦。B集团军群担任助攻，从瑟堡（Cherbourg）半岛出发，在波特兰（Portland）以西的莱姆湾登陆，向北推进到赛文河口。

然而，在准备实施“海狮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德国遇到了船只和后勤供应方面的巨大困难，于是将完成准备工作的日期从8月中旬延期至9月15日。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认为，既然渡海登陆的条件尚未成熟，不如先实施空中袭击。于是8月1日，希特勒下达了《第17号指令：关于对英国进行空中和海上战争》，由此爆发了不列颠空战。空战从1940年8月10日开始，一直持续到翌年5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以1940年9月6日为界，空战呈现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德军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制空权，重点袭击英国空军机场和雷达站，最后并未达到目的。在第二阶段，德军主要对伦敦和英国主要工业城市实施“恐怖袭击”，企图摧毁英国军民的抵抗意志，最后也未得逞。9月15日，希特勒下令再次推迟实施“海狮行动计划”，以后又多次推迟，终未实施。希特勒企图逼和英国的目的未能成为现实。

四、入侵苏联

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后，翌日即催促苏联立即出兵，进攻位于东部的波兰军队。苏联一再推托，直到9月17日，它才以波兰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和保护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由，出兵进占了波兰东部。当时，德苏之间在占领波兰的事务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双方实际控制区的调整。由于参加波兰战役的德国官兵并不了解苏德秘密议定书的内容，因而当苏军出兵波兰时，德军已占领了苏联势力范围内近一半的波兰领土。经过交涉，德军开始回撤。但同时，苏联又提出新的方案，即向德国让出原来划给苏联控制的华沙省和卢布林省的一部分，要求得到原来划给德国的立陶宛。9月28日，两国在莫斯科签订《苏德边界友好条约》（Deutsch-Sowjetischer Grenz-und Freundschaftsvertrag）及其秘密议定书，按苏联的新建议确定了两国在东欧的新分界线，并申明这是两国“最终的边界”。

当进攻法国的战役还在进行时，希特勒即向约德尔表露了进攻苏联的意愿。法国败降后一个多月，1940年7月21日，他又在军事会议上向诸多高级将领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当时促使希特勒提出该想法的动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根深蒂固的反共反苏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先大陆后海洋”的全球性扩张步骤外，他当时还认为，英国之所以不肯投降，同苏联的存在有关，一旦打败了苏联，英国就会失去希望，从而乖乖地认输。从这个角度看，德国进攻苏联具有从属于它想逼降英国的因素。因此，希特勒要在打败英国前就进攻苏联的决心并不是很坚定的。在1940年9月27日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Dreimchtepakt Deutschland Italien Japan）时，德国政府不仅在事前（9月26日）把签约事宜和条约内容都告诉了苏方，还邀请苏联也加入其中，组成“德意日苏四国联合”。

在法国败降后德苏双方各自的战略调整中，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斯大林把德国同意苏联获取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Basarabia）地区看作是向苏联让出了巴尔干地区。1939年8月19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德国“不反对苏联收回比萨拉比亚。它准备给我们让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势力范围”。而对德国来说，巴尔干地区以前一直是奥地利关注或控制的地方，德奥合并组成“大德意志国”后，希特勒政府把自己看作是所有德意志遗产的合法继承者。同时，该地区的原料和粮食也是德国所急需的。因而，德国不容许他人染指巴尔干地区。法国败降后，1940年6月26日，苏联政府以罗马尼亚统治集团的政策严重威胁苏联西南边界的安全为由，照会罗马尼亚政府，要求将两国有争议的领土比萨拉比亚归还给苏联，同时作为罗马尼亚统治比萨拉比亚22年的“补偿”，将布科维纳（Bucovina）“移交苏联”。对德国来说，比萨拉比亚已经在1939年8月的秘密议定书中划给了苏联，因而还能够接受，但它强烈不满苏联对布科维纳的要求。因为该地以前归属于奥匈帝国，住有不少德意志人。同时，当时德军所需石油的87%来自罗马尼亚，让苏联过多地染指罗马尼亚，有可能危及德国的石油来源。面临德国的反对，苏方只得将领土要求限制在以乌克兰人为主的布科维纳北部地区。德方尽管不情愿，也只得同意。

苏罗之间的领土割让，推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也向罗马尼亚提出领土要求。德国政府担心局面失控，决定直接插手以解决巴尔干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1940年8月30日，在德国和意大利共同主持下，进行了“维也纳仲裁”，规定将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北部43492平方公里、拥有240万居民的地区划归匈牙利。苏联政府对德国政府的举动大为不满，指责其违背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相关规定，德方则回应说，苏联在处理立陶宛和伊朗问题时也没有与德国协商。同年9月7日，德国又迫使罗马尼亚把南部多布鲁加（Dobrogea）转让给保加利亚。以后，德国军队进驻罗马尼亚产油区。此外，德国从1940年8月起恢复对芬兰销售军火，9月起又派军队进入芬兰。这一切，都引起苏方的强烈不满。面对苏德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的局面，希特勒从全局考虑，委托里宾特洛甫出面与苏方交涉，尽量缓和两国关系。1940年10月17日，德国驻苏大使向苏方递交一封里宾特洛甫以私人名义写给斯大林的长信。信件对德国的一系列行动作了辩解，试图打消苏方的疑虑，最后正式邀请莫洛托夫近期访问德国。苏联政府很快接受邀请，希望通过谈判进一步了解德方的意图，如有可能，在新的背景下进一步划分双方的利益范围。

1940年11月12日，莫洛托夫率苏联代表团来到柏林。德方给予了较高规格的接待，里宾特洛甫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到火车站迎接。在谈判中，德方一再要求苏联参加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组建“四国联盟”。由于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中已经明确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国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即势力范围已经被三国分割完毕，所以莫洛托夫要求德方说明：欧洲和亚洲新秩序的含义是什么，苏联在其中将被赋予何种角色；大东亚共荣圈的边界在哪里。德方经过拖延后，交出了一个“四国都向南发展”的协议草案，即德国向中非发展，意大利向北非和东北非发展，日本向本国以南的东亚地区发展，苏联可以向印度洋方向发展。对这个大而化之的建议，苏方表现出不感兴趣，同时要求德方明确说明其东欧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出兵芬兰及罗马尼亚的意图，并再三要求德国从芬兰撤军，因为那里属于苏联的利益范围。在这次访问中，双方的反应都不太热烈，希特勒也未出席莫洛托夫在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然而，苏方领导集团在评价这次访问活动时，更多地看到英德矛盾的尖锐程度，以及德国需要拉拢苏联以对付英国的迫切性。对于德苏交战问题，苏方认为两国交战最终不可避免，但时间上将在德国打败英国之后。

希特勒对莫洛托夫的来访结果很为不满。莫洛托夫离德后，他召见了一些参谋，提出打算进攻苏联。参谋们尽力劝说他不要冒险，以免陷入两线作战。他却反驳说，在击溃英国的抵抗之前，不要指望俄国不会动手；而要打败英国，少不得扩展海空军，也就是要削减陆军，但只要俄国依然是个威胁，就万万不能削减陆军。而在苏方提出新的条件后，希特勒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12月5日，他亲自主持德军总参谋部会议，审订自8月1日开始制订的对苏作战计划。12月18日，他下达《第21号指令：“巴巴罗萨”方案》，其中规定：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之前即以一次快速的远征将苏俄击败；准备工作务必在1941年5月15日以前完成；作战目标是在苏联的伏尔加河—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sk）一线建立一道针对其亚洲部分的防线，以使其空军从该线出发将不再能攻击德意志国的领土，装甲部队应果敢作战，楔入敌深远纵深，歼灭部署在俄西部地区的陆军主力，阻止其有作战能力的部队撤至其纵深地区。

1941年2月3日，希特勒批准了“巴巴罗萨计划”（Unternehmen Barbarossa）的最后文本。入侵部队分成三个集团军群。“北方”集团军群由勒布指挥，共23个步兵师和6个装甲师，部署在东普鲁士的东界，由第1航空队1070架飞机支援，进攻目标是向北穿过波罗的海国家向列宁格勒推进。“中央”集团军群由博克指挥，共35个步兵师和15个装甲师，部署在东普鲁士南端到布列斯特南端一线，由第2航空队1600架飞机支援，进攻目标是沿着莫斯科公路直捣明斯克（Minsk）和斯摩棱斯克（Smolensk）。“南方”集团军群由龙德施泰特指挥，共37个步兵师，5个装甲师，4个山地师，4个摩托化师，部署在卢布林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由第4航空队和罗马尼亚空军共1300架飞机支援，进攻目标是在普利皮亚特沼地以南，经日托米尔（Schytomyr）到基辅（Kiew），进而向顿巴斯（Donbass）推进。

这时，其他战场形势的变化使得德国推迟了实施《巴巴罗萨计划》的时间。1940年6月意大利参战，次月即以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为基地，向英属苏丹和肯尼亚发起进攻，进展顺利。8月，意军攻占英属索马里。9月，北非意军又从利比亚出发进攻埃及，把战线向前推进了90公里。然而，从1941年1月起，英军先后在东非和北非发起反攻，都取得胜利。希特勒本来不愿过早卷入非洲战事，以免分散兵力。面临意军一再败北，为了提高轴心国集团的士气和国际影响，他决定派兵增援。1941年2月，由德军第5轻装甲师和第15装甲师组成的“非洲兵团”在隆美尔将军指挥下进入利比亚。

早在1940年10月28日，意大利为了同德国争夺巴尔干地区，以阿尔巴尼亚为基地向希腊发起进攻，但在希腊人民的抗击下接连遭到失败。英军趁机从北非向希腊抽调兵力。此举一方面导致北非的隆美尔趁势实施反击，把战线推回到利埃边界附近，另一方面则迫使希特勒再次分出兵力去加紧控制巴尔干地区。1941年2月28日，德军从罗马尼亚进入保加利亚，翌日，保加利亚加入《德意日军事同盟条约》。3月初，希特勒又把南斯拉夫摄政召到德国，迫使他同意加入上述条约。3月25日，南斯拉夫首相和外相前往维也纳，在关于南斯拉夫加入法西斯集团的议定书上签字。不料，2天后，以空军首脑杜尚·西莫维奇（Dushan Simovich）为首的南斯拉夫军官集团于27日通过群众起义发动反德政变，推翻了摄政王和原政府的统治。年轻的彼得二世（PeterⅡ，1923—1970）即王位。新内阁宣布南斯拉夫奉行中立政策。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庆祝活动中，群众向德国公使的汽车吐唾沫，表达出不愿意充当德国战争附庸的情绪。面对这一局面，希特勒不得不调动准备入侵苏联的部队去平息南斯拉夫事态，并把进攻苏联的日期从5月15日推迟到6月下旬。4月6日，德军同时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德军飞机对贝尔格莱德实施连续轰炸达3天3夜，使该城几乎成为硝烟弥漫的瓦砾堆。13日德军开进贝尔格莱德，17日南斯拉夫军队投降，国王和首相逃到希腊。4月23日，希腊军队也向德意两国投降，英军仓促出逃。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在波罗的海至喀尔巴阡山宽约1500公里的战线上向苏军发起全线进攻。航空兵首先出动，1000多架轰炸机向苏联腹地的军用机场、重要城市、交通枢纽和军事基地泻下瀑布般的弹雨，7000多门大炮也对苏联发起猛烈炮击。随后陆军以坦克和摩托化兵团为先导，向苏联腹地推进。德军进攻主力“中央”集团军群分南北两路，分别从东普鲁士南端和布列斯特地区出发，对苏军实施钳形突击。两支部队派出的分支部队首先在巴拉诺维奇（Baranovichi）会合，形成第一个合围圈，而主要兵力继续东进，6月28日在明斯克完成合围，包围并消灭苏军43个师又3个旅。7月3日，该集团军群再次向东突击，企图在斯摩棱斯克合围。7月16日，南翼第2坦克集群攻克了斯摩棱斯克，同北翼第3坦克集群协同，对近50万苏军将士形成包围之势。但是，由于苏军的顽强抵抗，德军未能完成合围，留下一道近10英里宽的缺口。苏军最高统帅部从预备队中抽调20个师加强相关部队，自7月23日至25日向斯摩棱斯克实施反击。德军也派兵增援，从南翼包抄苏军会战部队，于是展开了斯摩棱斯克会战。苏方利用赢得的时间，派遣50万兵力在斯摩棱斯克正东挖壕据守，以阻止德军进一步向首都推进。

1941年8月中下旬，德军最高统帅部内发生战略大争论，其中心内容是，实力最强的“中央”集团军群，应该继续单独突进，拿下莫斯科，还是分兵加强南北两翼的攻势，先拿下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为首的陆军总司令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博克和急先锋古德里安，都主张全力突击莫斯科。他们认为，攻占了苏联首都，就会有效地摧折苏联民众的信心，并摧毁其重要的军火来源和交通枢纽，苏方其他战线自然就会遭削弱甚至崩溃。而希特勒却坚持要“中央”集团军群分兵北上和南下。北上同“北方”集团军群合作，进攻列宁格勒，把“十月革命”的发源地从地图上抹去，以此摧折苏联民众的情绪。南下同“南方”集团军群合作，拿下乌克兰、克里米亚（Krim）和高加索（Kaukasien）。他一直把乌克兰视作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地，高加索能提供石油，而“克里米亚是苏联进攻罗马尼亚油田的航空母舰”。同时，他认为，南北两翼尤其是南翼，是“中央”集团军群的重要侧翼，不解决两翼问题，主攻方向的安全难以保证。

“北方”集团军群的攻势一直比较顺利。其中，一支部队穿过立陶宛，直逼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于7月底逼近塔林（Tallinn）。几乎整个8月份，德军都在与苏军争夺塔林。到了8月底，由于德军得到加强，苏军放弃塔林，海军舰队撤往喀琅施塔特和列宁格勒港。“北方”集团军群的主体力量则以列宁格勒为目标直插东北方向。由于得到“中央”集团军群内转而北上的第3坦克集群的支援，进展更为顺利。8月20日，德军已经逼近列宁格勒附近，21日，切断了列宁格勒通向莫斯科的铁路。到8月底，德军又切断了列宁格勒与苏联其他地方的一切铁路交通。德军的飞机和装甲部队发起联合进攻，到9月8日，把列宁格勒围成了一座孤城。苏军则从捍卫国土和十月革命发源地的角度出发，坚守此城，使这座光荣的城市始终没有落入敌手。

由于苏联的防御重点在西南方，德“南方”集团军群的进攻不太顺利。战争开始后，该集团军群从利沃夫突出部出发，向东南方向进军。北翼在基辅筑垒地域遇到苏军顽强抵抗，之后急速转向南边，与其他部队会合，向东南方推进。但是，基辅附近的苏军并未受到损失，对“南方”集团军群的侧翼构成威胁。此外，德军在发起总攻时，为了集中兵力，加快推进速度，在“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之间留下一个缺口，无形中给苏军留了一个掩蔽地区。此处苏军与基辅地区苏军结合，对中路和南路的德军都构成威胁。“中央”集团军群第2装甲集群南下，就可以协助合围这些苏军。9月10日，“南方”集团军群所辖第1装甲集群在基辅东南的第聂伯河（Dnepr）下游强渡过河，兼程北上，第2装甲集群向南疾驶，9月14日在基辅以东200多公里处会师，完成合围。由于斯大林认为主动放弃乌克兰地区和基辅市太可惜，因而有六七十万苏军被包围。

1941年9月6日，希特勒发布《第35号指令（在中央集团军群方向上的决战）》，命令以“中央”集团军群为主，“北方”和“南方”集团军群的一部分部队协同，实施“台风计划”（Unternehmen Taifun）。指令规定，“中路陆军部队应做好同铁木辛哥集团军群作战的准备，以便能尽早（在9月底）发起进攻，在维亚兹马（Vyazma）总方向上达成双重包围（在两翼集中强大装甲兵力），歼灭斯摩棱斯克以东地区的敌人”。其他部队则同时向列宁格勒和罗斯托夫（Rostov）发动辅攻。

9月30日，“中央”集团军群以钳形攻势向东突击，10月6日在维亚兹马完成合围，包围苏军60多万人。前锋部队立即继续向莫斯科推进，同时侧翼部队也于10月3日占领了奥廖尔（Oryol），继续向图拉（Tula）推进。这时，希特勒得意忘形，以为几天内就可以占领莫斯科。10月10日，最高统帅部颁布了关于德军在莫斯科及其近郊驻扎顺序的命令。希特勒也命令柏林各家报馆在10月12日的报纸上留出版面，以备刊登占领莫斯科的“特别消息”。但是，到10月中旬，德军才逼近距莫斯科不到100公里处。这年的冬天来得较早，而德方的冬衣准备不足，导致士兵的士气日益低落。希特勒不得不逐渐放弃在1941年内打败苏联的计划。然而，他决定再来一次冒险。11月15日，他命令德军再次发动进攻，实施“台风”作战计划的第二阶段，分西北、正面、西南三路扑向莫斯科。很快，德军先头部队进抵离莫斯科20公里处，但在苏军的抗击下，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到12月5日，德军的攻势被完全阻止。

12月6日，苏军开始实施反攻，首先粉碎了包围莫斯科的德军突击集团。古德里安指挥的部队守卫不住，只得仓惶后退，古德里安本人因此被希特勒撤职。勃劳希契的心脏病严重发作，提出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希特勒同意，并自任该职务。“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博克接到进行长期“休养”的通知，其职务由原第4集团军司令汉斯·冯·克卢格接任。然而，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德军在苏军攻击下，被迫向西后退100—250公里。1942年1月8日起，苏军再次发动反攻，又将战线向西推进80—250公里。苏军取得了莫斯科会战的胜利，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

第四节 战时纳粹体制的调整与扩展

一、国内政策的调整

欧洲战争爆发后，德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相应地发生变化。纳粹独裁体制自身的逻辑发展，以及战争环境对集中集权运作的推动作用，使得纳粹政治体制逐渐演变成朝廷式小集团统治。国会的遮羞布作用早已荡然无存，内阁作为整体也已名存实亡，部长们仅仅以部门领袖的个体身份接受希特勒召见并为其效力。1939年9月1日，随着欧洲战争爆发，希特勒指定戈林为其合法继承人，即一旦他在战争中遭遇不测，戈林可以自动升格为元首。赫斯作为纳粹党的元首代表，在希特勒忙于战争和国务的情况下，基本上垄断了党务工作，此时又被指定为第二继承人。然而，1941年5月赫斯神秘地私自驾机飞往苏格兰后，马丁·博尔曼的地位急剧上升。同赫斯相比，博尔曼更热衷并擅长于弄权，而希特勒的交往圈越来越小，最后形成了希特勒之下的“新三头政治”。博尔曼、总理府主任拉默斯（Hans Heinrich Lammers，1879—1962）、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3人活跃在希特勒周围，试图控制更多的统治权力。这一状况引起其他人不满。戈培尔试图拉拢戈林去说服希特勒，把政治领导的职责移交给内阁国防委员会，从而把“三人委员会”排挤掉。但是，戈林顾忌博尔曼的能量，临阵退缩，于是戈培尔改变策略，与博尔曼合作，这样进一步提升了“三头政治”的地位。希姆莱则大肆扩展党卫队的实力，以此作为参与权力角逐的资本。

在地方上，以党代政的目标早已实现，但随着战争的来临，大区领袖的权限可能会受到军方蚕食。为了杜绝这种风险，战争开始不久，依据纳粹党大区的区划设置了国防区，大区领袖兼任区内的国防专员（Reichsverteidigungskommissare）。1943年，随着德国反空袭任务的加大，大区领袖的权力也逐渐增大。

在经济领域，由于希特勒注重维护私有制，注重实行“浅度军备”以保证民众的士气，所以在战争初期没有实施强有力的变革措施。在1938年改组武装部队指挥系统时，他在最高统帅部内设置了由格奥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1890—1946）主持的军事经济管理局。战争爆发后，该机构改组成军事经济与军备生产管理局，但职权很有限，仅负责陆军军火装备的订购与生产监督（因为海军与空军自己负责军事装备的订购与生产）。1940年3月，希特勒在内阁里设立了军备与军需部，由弗里茨·托特（Fritz Todt，1891—1942）任部长。托特以主持建造纳粹时期的高速公路和“西壁防线”（Westwall）工事而闻名，组建了一种准军事性的专门承建巨大工程的“托特组织”（Organisation Todt）。他主张建立一种集中统一领导的全面战争经济体制，但没有获得希特勒批准。后者根据大战初期德军闪击战的胜利，认为不需要发展“深度军备”经济。所以，这时的德国经济可以称作“近似和平的战时经济”，民用产品的生产相当稳定，民众的生活需求没有受到影响。

1942年初，情况发生变化。德军入侵苏联的闪击战遭遇致命挫折，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已经形成，德国面临着同时与苏、美、英同盟国长期作战的困境，不得不在国内实行总动员，将国民经济推向总体战争经济阶段。是年2月，托特遇飞机失事身亡，希特勒任命亲信施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接任托特的全部职务，包括军备与军需部长、部长级的全国筑路工程最高长官、全国水电工程最高长官，以及“四年计划”建筑业全权总代表，并赋予他统一管辖军备生产的全权。同年3月21日，希特勒签发《关于整个德国经济必须服从军备生产的需要的指令》，实际上授予施佩尔统管经济的总裁大权。1943年9月2日，军备与军需部改称军备与战时生产部。施佩尔利用自己同希特勒的特殊关系，在加强统一领导的同时，用职责范围规定得比较狭窄的较小的机构，代替紧密结合起来的全面管制，推行“工业自行负责制”，改组战时经济体制，以提高生产效率。于是，德国经济进入了“施佩尔时代”。

施佩尔按照军备生产的类型，分别成立13个专业的指导委员会（Hauptausschüsse），以及相对应的企业联合组织“工业瑞恩”（Industieringe）。所有比较重要的成批生产的作战物资，如军火、飞机发动机、机动车等，其领域内都设置指导委员会，但它们只负责管理制成品。同时，工业瑞恩则负责不止一种军备成品的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半成品和附件，并且个别负责管理电工产品、有色金属、工业玻璃、陶瓷制品这类东西。根据1943年10月29日关于分工的文件，指导委员会和工业瑞恩负责的内容很广。然而据施佩尔自己在回忆录中总结，该做法主要有两大重点：一是努力做到一个工厂只生产一个项目，从而达到最高的效率；二是各级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技术专家、工程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由内行领导内行。指导委员会和工业瑞恩又进一步分成许多更小的组织，它们的任务更加专门。如管理机动车的指导委员会就分成16个专门委员会，分别管理摩托车、轻重卡车、牵引车和汽车修理等业务。这些专门委员会本身又分成更小的工作委员会。相应地，工业瑞恩则分成专门瑞恩，然后再分成工作瑞恩。此外，施佩尔在指导委员会和工业瑞恩之外，还成立一些由工业设计人员和军官组成的发展委员会，负责审查新设计的可行性，制订和改进生产工艺，停止不必要的科研设计项目。这些指导委员会、工业瑞恩和发展委员会，都直接受施佩尔领导。

戈林自从主管“四年计划”事务并逐渐排挤了沙赫特和冯克以后，一直自视为经济领域中的独裁者。施佩尔为了消除他的阻挠，利用其虚荣心强但较为懒散的特点，主动提出担任“四年计划”军备生产全权总代表的职务，以此昭示自己是“四年计划”全权总办的下属，并邀请50余名大企业家到柏林开会，让戈林以经济总管的身份作长篇演讲。但实际上，施佩尔凭借自己与希特勒的特殊关系以及勤奋办事的特点，操控着德国的战时经济生活。他在“四年计划”的范围内成立中央计划局，统一决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计划和方案，按照轻重缓急来分配劳动力和原料燃料，使之成为战时经济中最重要的机构。

施佩尔体制在一段时间内给德国战争经济注入了某种活力，从1942年2月至7月，军备生产提高了大约55%，1943年全年，德国的工业和军备生产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如果以1942年第一季度为指数100，1943年第一季度的指数即上升到184，第二季度再升到260，第三季度到279，达到了峰值。如果以1938年为指数100，则呈现下表所列示的状况。

战时德国工业生产指数变化表（以1938年为100）

在战争中后期，德国遇到了人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军队人数从1939年5月的140万，增加到1941年5月的720万，再到1944年5月的910万，外加330万的阵亡者。妇女就业人数增加不多，1939—1944年期间，始终在1410万和1480万之间摆动。当局主要采用在各个产业之间转移劳动力的办法。从1941年5月到1944年5月，商业、银行和保险业的就业人员数下降16%，手工业下降20%，而农业的劳动力使用增加5%，交通业增加7%，工业增加6%。在工业内部，消费品生产业减少了劳动力，而基本材料和五金加工部门的就业人数增加14%—18%。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6月之间，军备工业职工增加了28%。

从1944年年中起，到欧洲战争结束，德国战时经济进入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美英盟军加强了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仅1944年下半年，投掷在德国土地上的炸弹就相当于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投掷量的总和。投掷目标也有变化，放弃了此前实施的地毯式“恐怖轰炸”，改为有目的地轰炸诸如发电厂、炼油厂、合成燃料工厂、铁路枢纽、堤坝等经济中枢，给德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困难，如1944年8月，德国航空汽油的产量仅为同年3月份的10%。铁路货车运输，1944年年中为每天15万节车厢，同年12月下降到9万节，翌年3月仅剩1.5万节。1945年初，反击中的苏联军队占领了德国工业生产能力的1/7。德国人力短缺的现象进一步加剧。由于武装部队不断要求补充新兵，只得将服兵役的年龄从17岁半降低到16岁，从而导致从1944年5月到12月之间，民用男劳动力减少110万人。当局又将妇女义务服役劳动的最高年龄限度从45岁提高到50岁，但实际效果仍不明显。所以，1944年德国民用劳动力减少了约120万人，其中只有75万个岗位可用外籍工人顶替。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当局只得将每周的法定工作时间从48小时提高到60小时。民众的物资供应越来越少，1943年6月，肉类配给量减少一半，翌年3月，脂油分配额减少1/4。民用皮鞋中，40%是用人造革制造的，平均使用期从33个月下降到4个月。大部分纺织品无法使用英国的羊毛或法国的蚕丝作为原料，而是用源自“德国森林”的人造纤维代替。

在税收政策方面，1939年9月4日，当局颁布战时经济条例。其序言和第一条规定，储蓄现金是损害民族的犯罪行为。但是，当时还没有规定对这类行为如何处罚，直到1942年才公布具体的刑事处罚规定。条例第22条规定对工资税和所得税再加收50%的战争附加税，但实施对象是年收入超过2400马克者。根据1943年的数据，全国纳税人中至少有70%豁免了直接的战争税负担，年收入2400—6000马克者中的26%，也只增加很低的负担，只有4%的高收入者税收增加较多。同时，国家对烟草的销售征收20%的附加税，对啤酒、烧酒和香槟酒的附加税也相应提高。1941年，此类税收提高到50%。但同时也有免税或增加收入的措施。1940年8月，政府取消了战时经济条例中对日工作时间中第九和第十小时发放额外补贴的禁令。同年12月起，对来自加班工资和夜班工资的收入免征包括社会公共福利税在内的各种税收。

社会保险政策也作了微调。1941年，养老金的数额每月增加6马克，寡妇再增加5马克，孤儿增加4马克，平均起来，社会保险金增长了15%；广泛推行强制的医疗保险，每人每月须义务缴纳的保险费用为1马克，寡妇和孤儿无须缴纳。此后虽然有关于提高社会福利和增加社会保险费的建议，但都遭到财政部反对。

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高官，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人家庭因劳力不足导致贫困，进而引起军心不稳的状况记忆犹新，因此在欧战爆发前夕，1939年8月28日颁布了关于武装部队经费使用的法令。其中第9条规定：在计算家庭经济状况时，要考虑目前的生活状况以及在和平时期应征入伍者所能获得的收入，以便“维持家庭的财产状况”，使士兵安心服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当局不仅对军人已有的报纸预订和生活保险提供补助，而且对此前的分期付款购买行动和建筑互助基金信贷和抵押的利息与清偿提供补助。所需资金都由公共财政提供，以“维护军队士兵的意志，使他们满意和有安全感”。当局还明确督促各级政府官员，“要以极大的理解善待在前线奋战将士的家属的苦难”，尽可能对这些家庭的生活提供帮助。对法战争结束后，当局颁布了关于现役军人家庭赡养费支付问题的法规，该法规不仅囊括了此前已经实施的各项优惠措施，还增添了两项较为重要内容。一是规定军人家属的加班、夜班、休息日和假日加班的收入全部免税，二是规定“现役军人家庭赡养费不是社会救济的支付，它无需偿还，也不能被扣押”，也就是说，即使这些家属欠下了私人债务，债主也不得索取这些钱财。此外，政府还为多子女的军人家庭提供家政服务。军人的待遇日益提高，以至于当局不得不设置优惠措施的上限，即规定赡养费的数额不得超过该军人服役前所能取得的净收入。尽管如此，德国军人的平均赡养费达到了和平时期收入的72.8%，而当时美国为36.7%，英国为38.1%，德国是它们的两倍。这个原因加上战争后期德国军人妻子担心孩子遭到盟军轰炸，所以在德国劳动力异常短缺的时候，这些妻子们还是不太愿意外出就业。

战争期间，德国武装党卫队的势力也在进一步扩张。1940年7月，希特勒对国会发表讲话，其中高度赞扬了“英勇的”武装党卫队师和团，并向“为整个国家建立安全机制并创建武装党卫队的党内同志希姆莱”表示感谢。希姆莱趁此机会扩展势力，于1940年8月将武装党卫队的督察处改组成作战指挥部，作为其最高领率机构。然而，希特勒不允许组建武装党卫队的集团军级建制，规定其总兵力只能达到陆军兵力的5%—10%，以及控制在全国可利用人口的3%以内，以避免刺激传统军人。希特勒强调，武装党卫队主要是“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对内代表并贯彻国家权威的警察部队”。

然而，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武装党卫队的军事性质日益突显，逐渐成为战场上的重要力量，被称为“武装部队的第四部分”。1941年春，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已经拥有4个师和1个旅，先被投入巴尔干战场，充当德军入侵部队的尖刀。随后被调去进攻苏联，其中“领袖警卫旗队”（已经升格为旅建制）和“维京”师编入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帝国”师编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骷髅”师和警察师编入北方集团军群。此时的武装党卫队装备精良，具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狂热精神，作战勇猛，但由此造成伤亡严重。同时，队员们又以违反传统军事道德标准为荣，他们行动野蛮，残杀战俘和无辜百姓，并时常居高临下地同武装部队发生摩擦。由于损失严重，兵源不足，武装党卫队不得不在1942年底从原来的志愿兵制改为义务兵制，从1943年起甚至放弃严格的“种族原则”，开始组建外籍师团，包括荷兰师、挪威师、比利时师、匈牙利师、乌克兰师等，甚至在德国师中也招募外籍士兵。在战争后期，大约有20万乌克兰人、阿尔巴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哥萨克人在武装党卫队中服役。巴尔干穆斯林也曾在其中拥有自己的分队。不过武装党卫队中的装甲部队和精锐部队一直保持其“纯德意志”的特征。武装党卫队在规模最大时一共拥有39个师，约100万人。

二、纳粹欧洲新秩序

纳粹高官们对“欧洲新秩序”内容的讨论与阐述，是同1940年9月27日签订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相关联的，该条约被当时的《科隆日报》称作“新秩序的大宪章”。条约声称，三国政府“认为世界一切国家各据有应有的空间是任何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决定在致力于大东亚以及欧洲各区域方面互相援助和合作，其首要目的为在各该区域建立并维持事物的新秩序，旨在促进有关人民的共同繁荣与福利。此外，三国政府愿意对世界上其他区域内有意与三国朝着同样方向共同努力的国家给予合作，俾使三国对世界和平的最终愿望得以实现”。因此，三国政府同意：“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

由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是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该条约被包括当时人甚至当事人在内的许多人解读为仅仅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从原先政治上的一般联合跨入了较为紧密的军事性同盟关系。尤其是，作为其后续条约的《德意日军事协定》（Militrpakt Deutschland-Italien-Japan，1942年1月18日），所涉及的内容，一是划分作战区域，二是规定军事援助的内容，这样就更容易强化原先的局限性误读，使人们忽视对“新秩序”含义的关注。协定规定，日本的作战区域为，“大致为东经70度以东到美洲西海岸的海面及这一海面的大陆和岛屿（澳洲、荷印、新西兰）等地区”，以及“大致为东经70度以东的亚洲大陆”。而德国和意大利的作战区域为，“大致为东经70度以西到美洲东海岸的海面及这一海面的大陆和岛屿（非洲、冰岛）等地区”，以及“大致为东经70度以西的近东、中东及欧洲地区，在印度洋方面，视作战情况，各方可以越过所规定的境界线进行作战”。

两份条约文本内容的局限性给纳粹高官们提供了较大的想象空间。经济部长冯克最早提到“欧洲新秩序”这个概念。还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之前，即1940年7月25日，他就在向国内外记者的讲话中涉及此事。他提出欧洲应该在德国的指导下，从一种双边贸易协定的体制走向多边贸易协定的体制。他认为，“新秩序”将给整个欧洲带来好处：消灭失业现象和保证粮食生产国的剩余农产品有销路，并且可以不受世界物价波动的影响。里宾特洛甫尽管身为外交部长，也给了“新秩序”以经济上的诠释。他认为，德国领导下的“欧—非半球”与日本领导下的东亚势力范围之间，应当“按照宽宏的方针”进行“自由贸易”，这种贸易关系不是以地区对地区，而是以国家对国家为基础的。即：像以前那样，“日本将同欧洲地区的独立国家直接进行贸易和签订贸易协定，同时德国和意大利将同日本势力范围内的独立国家，如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等直接进行贸易和签订贸易协定”。欧洲国家（例如荷兰）有殖民地在远东的日本生存空间之内的，将从欧洲大空间的剥削中得到一份补偿。有着纳粹“理论家”之称的罗森贝格则从综合的高度给予“新秩序”更为全面的含义。他在1940年10月27日的《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文章，声称德国支持划分生存空间来取代19世纪的经济与金融帝国主义，同时互相保护属于“生存空间”内的各国人民。他认为，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这种观点时，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那类事件就不会重演。因此，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欧洲大陆，一个经济上大部分是自给自足的、政治上则是完全独立的大陆。在那里，大德意志国将起着“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联系作用”。另有人补充说，当前这场战争已经扩大了德国人民团结的概念，使之成为欧洲人民团结的概念。这一进程继续发展，其结果将是以“生存空间”的法律来取代国际法；在这场新的“革命”中，指导原则将不是民族自决，而是“生存空间”的自决。

在纳粹高官们的推动下，1941年11月25日，德国政府把轴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和卫星国的代表召到柏林，重新签订国家法意义上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该次聚会被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成是“第一次欧洲大会”，称这次行动表明，“新秩序”与战斗在东方的欧洲十字军具有共同的意义。为了纪念这次聚会，德国电台播放了一首名为《欧洲之歌》（Europalied）的新歌，鼓励欧洲大陆各国人民为了团结和消除国际上的不和而奋斗。与此同时，柏林邮局使用了一种特制的邮戳，上面刻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欧洲联合阵线”字样和一张饰有剑与卐的欧洲地图图案。1941年11月28日的《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 Algemeine Zeitung）甚至称：“欧洲合众国终于摆脱了不和、斗争和苦难而诞生了。”

由于意大利在三国同盟条约中与德国分享了在欧洲的利益，而其实际目标是建立一个环地中海的帝国，因而“欧洲新秩序”就扩展到了地中海和非洲。在当时纳粹媒体的宣传中，“欧洲—非洲”地区被认为是一片单一的“大空间”，地中海起着“连接欧、非两个地区的水桥”作用。德国对非洲的权利要求据说是极为适度的。按照里宾特洛甫的说法，“如果德国能够收回以前属于它的殖民地，它大体上就满足了”，意大利将获得非洲最大部分的土地。

相比之下，希特勒的想法较为偏狭，他的兴趣在于扩大德国的版图，即要把那些德意志人居住的、过去属于德国的、或者经济上是德国所不可缺少的国家吞并进来，同时程度不同地控制其他地区。1940年6月德国打败法国后，希特勒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谈到，要把挪威和卢森堡变成德国的组成部分，而比利时的地位则需进一步研究，可能给予“佛兰芒人特殊的待遇”，并建立“一个勃艮第州”。至于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将“重新并入”德国，同时还将成立“布列塔尼自治州”。法国北部和东部的大片地方也需要深入研究，“这些地方根据所谓历史的、或者政治的、人种的、地理的理由，或是根据任何其他的理由，可以被认为是不属于西欧而属于中欧的”。只是由于英国不肯投降，希特勒出于拉拢更多的法国人协助德国对英作战，才未将这些设想付诸实施。德国入侵苏联后，围绕苏联领土的处置问题，罗森贝格提出过一个设想，即要在占领地区内建立“三个庞大的国家单位，按照三种不同的法律加以管辖”。第一个是波罗的海地区，开始时作为“德国的保护国”，以后“通过对适当的种族成分德意志化，通过德国移民向该地的迁徙，再通过把不良分子全部清除出去”后，变成德国本土的组成部分。与之毗连的白俄罗斯，则由于“性质完全不同”，只能用作种族渣滓的“垃圾堆”。第二个地区是乌克兰，将成为“与德国结盟的独立国家”。第三个地区是高加索，将成为“一个有一名德国全权代表常驻的联邦国家”。然而，希特勒对这一设想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哪些地方可以立即并入大德意志国。在1941年7月1日召开于元首大本营的东方领土问题讨论会上，他表示：奥地利从前的行省加利西亚应当成为“德国的领土”；“整个波罗的海地区”也应该成为大德意志国的组成部分；列宁格勒必须夷为平地，连同东卡累利阿（Karelien）一起交给芬兰人；在南端，必须把所有的外国人从克里米亚和“可能的最大的内陆地区”清除出去，然后移入德国人，再使它像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侨民居留地和“巴库（Baku）周围的地区”那样，成为德国的领土。希特勒的所谓欧洲意识，是同意相关的欧洲国家参与分享苏联的自然资源，因为“对苏战争是代表全欧洲的一场战争”，所以不仅是德国，所有同德国合作的国家都应该从中得到好处。由于有“这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战争，欧洲的公益应当放在民族的私益之上”。对于非洲，希特勒尽管要求重新拥有原来的殖民地，但明确表示不把它们看作一片“移民区”，因为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已经“拥有足够的”这类土地了。他只把非洲的土地看作“一种提供原料的殖民地”。

两种不同的观念还延伸到对占领区的管理方法上。一些热衷于“欧洲大空间”观念的高官，把主宰民族理论和领袖原则相结合，提出了大空间内行政管理的四种形式：结合管理——领导民族将通过外交代表“制订和指导”政策；监督管理——领导民族将行使严密的监督权；政府管理——“所有主要的行政工作将由领导民族的行政管理机构办理”；殖民管理——“在这种管理形式下，大空间的人民根本不可以参加行政管理工作”。他们认为，不论采用哪一种管理形式，国际法都将被抛弃，“大空间的秩序和大空间的行政管理，构成了一种新的共存的法律宪章，以前自由主义时代的‘国际法’和‘宪法’这些名称都不再适用了”。希特勒尽管坚持自己传统管理的想法，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吸取了他们想法中的不少内容。

随着德国侵略政策的步步得手和占领地区日益增多，德国的占领政策也逐渐成形。到1943年底，德国占领区出现了五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为“合并区”（Eingegliederte Gebiete）。它或是以德国新行政区的形式，或是以原来存在的州、行政区或省的增添部分的形式，由德国直接统治。欧洲战争爆发前已经并入德国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立陶宛的梅梅尔区，严格来说也是属于这类地区。欧洲战争爆发后并入的这类地方包括： （1）但泽—西普鲁士行政区； （2）瓦尔塔兰（War the land）行政区； （3）并入西里西亚省的卡托维茨（Kattowitz）专区；（4）并入东普鲁士省的泽希瑙专区； （5）并入东普鲁士贡宾南专区的苏道恩专区； （6）并入东普鲁士阿伦施泰因（Stein）专区的佐尔道地区； （7）并入莱因省亚琛专区的欧本、马尔梅迪和莫雷斯纳地区。

第二种为“民政长官管辖区”。虽然直到战争结束，德国没有通过法律宣布吞并这些地区，但政府清楚地表明，它完全有意把这些地区最终并入德国。在这类地区，当局还采取各种步骤使地名甚至姓氏德意志化，强迫居民讲德语以代替当地的语言。在海关、邮电和铁道管理方面，这类地区中的阿尔萨斯、洛林和卢森堡完全被当作德国的组成部分。属于这类地区的，在东南方，希特勒曾于1941年4月12日颁布相关命令，规定将南斯拉夫的下斯蒂里亚（Steiersche）地区和上卡尔尼奥拉（Carniola）、米埃斯塔尔（Miesstal）和西兰（Seeland）乡地区分别划归施蒂里亚马克行政区和卡恩滕（Krnten）行政区。在西方，洛林并入萨尔—法尔茨行政区，成为新的西马克（Westmark）行政区；阿尔萨斯并入巴登行政区，成为新的巴登—阿尔萨斯行政区；卢森堡并入科布伦茨—特里尔（Koblenz Trier）行政区，成为新的摩泽尔（Mosel）行政区。在东方，原属波兰的比亚威斯托克（Biaystok）省并入东普鲁士行政区。

第三种为“附属区”（Nebenland），主要包括保护国和总督（专员）辖区两种分类型。保护国即战前已经出现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自身有着一个名义上自治的行政机构，该机构基本上与德国相仿，其首脑享有“主权政府的首脑所享有的全部荣誉”，还保有在柏林派驻外交代表的权利。但是，保护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却始终没有很明确地规定过。它属于大德意志国的组成部分，被剥夺了作为“国际法上一个实体”的全部地位，在其之上还有一个德国监护机构。它被指定为一片专供掠夺的、可能加以德意志化的地区，成为“德国关税区”的一部分，并受到德国许多法律的管辖。在总督（专员）辖区中，比较稳定的是波兰总督辖区（全称是“波兰占领区的总督辖区”）和乌克兰专员辖区，有变化的是奥斯兰（Ostland，意为“东方之地”）专员辖区。奥斯兰专员辖区包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后由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行政机构比较成熟，德国出于各种考虑，给予它们更多的自治权，这样，属于附属区性质的只剩下白俄罗斯。对波兰总督辖区，德国官方曾经声明：该地区的特殊地位“使之无法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的一般概念来予以分类。它自身就代表一个独特的法律概念。它既不是德国的一部分，也不是大德意志国的一部分，在关税和货币方面同德国和大德意志国完全分隔开……但是，它是大德意志国的一个势力范围，也是大德意志国权力范围的组成部分”。关于乌克兰专员辖区和奥斯兰专员辖区，官方的政策不太明确。罗森贝格原来曾经设想使奥斯兰成为一个广阔的殖民地式的“保护国”，由来自各日耳曼民族国家的合适移民移居到那里，并使其德意志化，乌克兰则成为一个与德国紧密结盟的自治国。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奥斯兰中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取得了自治地位，而乌克兰却由一个德国人组成的行政机构统治。

第四种是“占领区”，这是含义比较宽泛、互相之间差异又比较大的类型。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军事上和战略上对德国有着程度不同的重要性，但德方又认为不适宜立即将其并入。在行政管理方面，丹麦被德方树为“模范保护国”。德方力图把军事占领同有限地干预当地事务结合起来，即通过德国驻丹公使实行控制。因而德国政府在入侵的当天就宣布无意破坏丹麦的领土完整或干涉其政治独立。结果，不仅丹麦的议会制度继续发挥作用，连军队也完整无损地在特定地区行动。另一方面，德方却强力干涉丹麦的内政外交政策，不仅要求丹麦政府在国内镇压共产党，而且在外交上要紧跟德国，尤其是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丹麦被迫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除了丹麦，比利时、法国被占区、希腊、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残余地区等，由于在战略方面极其重要，处置更为严厉。这些地区被置于军管之下，由德国武装部队通过军事司令官直接控制。其中的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在1944年7月发生变化，改由一个文职的德国专员前去主管，军事司令官的职位同党卫队与警察头目的职位合而为一。而挪威和荷兰，一开始就置于德国专员主持的民政机构的管理之下。

第五种是“行动区”（Operationszonen，一译“作战区”）。这是1943年9月意大利败降后，由德军占领的原来属于意大利拥有或管辖的区域。主要包含两个区域：亚得里亚沿海地区（Adriatisches Küstenland）和阿尔卑斯地区（Alpenvorland）。前者由卡恩滕行政区长官兼德国总督弗里德里希·赖纳（Friedrich Rainer，1903—1947）任该区最高专员（Oberster Kommissar）。后者由蒂罗尔—福拉尔贝格（Tirol-Vorarlberg）行政区长官兼德国总督弗朗茨·霍弗尔（Franz Hofer，1902—1975）任最高专员。德国设立“行动区”的目的，据1944年4月希特勒所作的解释，是考虑到德国人要在意大利继续作战，不得不使后方“畅通无阻”，而且还“不得不确保阿尔卑斯各山口，从而使游击队无法威胁这些狭隘的补给线”。然而实际上，德国当局并没有放弃最终吞并它们的目的。在南蒂罗尔，德国人鼓励同德国“重新联合起来”的运动，逐渐禁止使用意大利语，并有计划地替换原有的统治机构。德国本土的报刊在提到南蒂罗尔时，也与提到奥地利、苏台德区、东方合并区和阿尔萨斯洛林一样，把它说成是德国居民重返了德国的土地。

德国控制了大半个欧洲，但这些被控制的地区并没有因此而打破长期阻碍互相交流沟通的壁障，甚至连德国的民众也不能自由地出入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同德国之间，隔着一道内部疆界。德国平民除非持有内政部颁发的特别许可证，否则就不能进入这些占领区。1940年7月20日，内政部长弗兰克颁布一项法令，规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东方合并区、总督辖区和“内政部长规定的任何其他地区”，都是需要特别许可证才能进入的地区。以后又增加了乌克兰和奥斯兰，从而使德国占领下的东方地区几乎全部需要入境许可证。1942年5月，希姆莱撤销了所谓“东方地区的警察界限”，从而使德国平民无须办理其他手续便能赴但泽西普鲁士行政区和瓦尔塔兰行政区的其余地方旅行。然而，放开的地方极为有限，赴其他地方的通行证“原则上只在申请的理由就作战努力而言是关系重大时，才予以颁发”，而接受这类申请的行政区警察当局都奉命“对每一份申请书进行严格的审查”，未经批准而偷越“内部疆界”的人，一经捕获就严加惩办。对西方的占领地区，尤其是比利时和法国的相关地区，希姆莱于1942年4月实施了一种特殊的签证办法，以代替先前发给来往于这些地区的平民的军事通行证。按规定，只有三种类型的旅行能获得批准：为国家和纳粹党出差；商业性的旅行；从比利时和法国来的外籍工人的旅行。其他各种旅行一概禁止。在其他地区，没有特殊的许可都不能越过“内部疆界”。

在经济上，纳粹政权秉承和发展了中世纪时代的野蛮做法，把占领区作为掠夺对象。在具体手法上，因地而异，因时而异。

最直接的，是索取占领费。在欧洲战争期间，德国除了向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典型的占领国收取这种费用外，还以“上缴金”、“防务捐赠”等名义，向其他国家索取类似费用。根据1907年《海牙公约》第49条规定，占领费的数额，“只应限于驻军或该地行政管理的需要”，然而纳粹当局却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尤其是各个国家的支付能力来确定数额。

截至1944年2月底所征收的占领费用（单位：百万马克）

在波兰，以“总督辖区为换得军事保护而对帝国防务的捐献”为名的“防务捐赠”逐年增加。1941年的数额为1.5亿兹罗提，招致德国财政部的恼怒，1942年春天即增加到5亿兹罗提，晚些时候又猛增到13亿兹罗提。当时德方提出的理由是，它在总督辖区的驻军数约达40万人，每月需花费1亿兹罗提的费用，因而1942年全年需要13亿兹罗提，但实际上，当年德国的驻军仅为8万人。1943年，德国财政部开出了30亿兹罗提的数额，并提出“总督辖区应将2/3的财政收入上缴给德国”的苛刻要求。在法国，根据占领军军需主任的指示，占领军将士的亲属安装的假牙，包括金银制作的牙套，所需费用也列入占领费之内。1941年底，法国首席谈判代表曾抱怨：“以占领费为名征收的捐税，往往大部分用于负担同占领军生计无关的支出。”据估计，这类支出所占的比重高达75%。在丹麦，仅1942年一年，就向挪威的占领军总司令部输送了2.2万头牛、1.75万只猪、2870吨黄油、近500吨果酱、80万只鸡蛋、3000吨水果和蔬菜，另外还要将大量的活牲畜、黄油、奶酪、鸡蛋和海鱼直接运往德国。连德国士兵与丹麦妇女所生的孩子，其抚养费用也列入了占领费之中。1944年上半年，丹麦每月支付的相关费用达8600万马克之多，超过其1941年收入的3倍以上。在比利时，起初占领费用为每月8000万马克，1941年初上升到1.2亿马克。为了占有比利时的41吨黄金，德国又提出收取“额外占领费”的要求。

德国还通过使用外国劳工加重对占领区的盘剥。德国在使用外国劳工的过程中，对西欧国家的劳工，在招募和使用时都相对比较宽松，而在波兰和苏联，则大量使用了强制手段。但在支付报酬的方式上，都使用了同样的手法，如对比利时工人，德国企业按规定不能直接用马克支付工资，而应将马克转入德国政府管辖的一个集体账户头上，工人拿到的，则是计入占领费预算的比利时法郎。这样，德国实际上是无偿地使用了外国劳工的劳动。1943年9月德国占领意大利部分领土后，抓走了50万战俘充当强制劳工。雇佣这些工人的企业，将工人工资汇入德意志银行的“工资储备金账户”，冲抵意大利应缴的占领费，然后由意大利银行用里拉向工人家庭支付工资。在乌克兰，根据1942年的相关规定，每从那里强征一名工人或年轻女人到德国，“其留下的全部财产及现金”就必须交给村中的长者保管，后者将其转让以实现其价值。“所有活物（马、奶牛、猪、羊、母鸡、鹅等）、草料、秸秆、农作物”必须即刻提供给占领军的经济主管部门出售。村中的长者必须将买卖所得收益和现金存入德国信贷银行的“限制使用账户”。按德方的说法，这些钱等到工人返回故乡后再归还，以便他们能够重购牲畜和物品。在工厂里，这些从东部强征来的劳工只能领取最低级别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更有甚者，1940年8月5日，德国军事部发布命令，规定在德国务工的波兰人必须缴纳“社会福利税”。据此，在德国的波兰人，不管是自愿在德国充当劳工，还是在被德国吞并的国家劳动，原则上都要缴纳特别税，数额约占工人毛收入的15%，从事农业劳动者除外。以后，德国财政部又授权，将这一规定延伸至其他强制劳工群体。不久，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也得缴纳这种附加税。结果，东欧劳工、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所支付的税款是德国人的3倍以上。此外，东欧工人在剩余收入中还得被扣除每天1.5马克的所谓住宿费用。一般来说，他们每月的可支配收入为10马克。

利用占领军将士驻扎在欧洲各地的机会，纵容甚至鼓励他们在各地大肆购买生活用品寄回德国，一方面用以释放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操纵银行和货币系统，盘剥被占领国。自从1940年10月1日德国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之间关税规定被取消后，当地人开始抱怨德国人“毫无顾忌”的购买欲。“通往德国的快速列车的行李架经常被很重的箱子、形状不规则的包裹及鼓鼓囊囊的袋子所填满”。在法国，准备回乡探亲的德国士兵个个都带着沉重的包裹，“这些行李中装满了女士衣物、各式各样的巴黎特产和奢侈品。虽然都是少量购买，但对法国经济造成了重大伤害，出现了黑市和通货膨胀，使得法国居民越来越难买到生活必需品”。不能回家探亲的士兵则通过军邮包裹把世界各地的物品寄回国内，这些物品包括北非的鞋子，法国的天鹅绒和丝绸，希腊的利口酒、咖啡和雪茄，俄罗斯的蜂蜜和熏鱼，挪威的鲱鱼，等等。在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地区，由于那里的物价较低，成了德国人的购物天堂，那里的商品经常被卖空。即使在苏联将士饱受饥饿之苦的列宁格勒前线，德国士兵也往家乡寄出了数量超过300万个的战地军邮包裹，里面的物品包括食品、烧酒和其他战利品。开始时，德方军政当局对德军将士购买物品和邮寄包裹的数量有所限制，但到1940年10月，戈林下令完全取消购物限制。他认为，“各方面对被占领区商品销售一空的顾虑是杞人忧天”，“与控制购买和限制邮寄相关的措施”是“心理上无法接受的”。他提出了“携带豁免”的概念：“对休假士兵携带的所购商品的限制应当放宽。士兵所能携带的东西以及他个人和其家庭成员的必需品允许被携带。”希特勒甚至称赞德国武装部队是“最天然的中继站，当每个士兵想给其妻子和孩子寄点什么的时候，它总是有求必应”。1942年夏天，他再三提醒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士兵从东部前线往家乡带的东西”，那是“对家乡非常有利的津贴啊”。他还表示：人们必须“把回乡休假的士兵看作最完美、最简单的运输工具，允许他们给自己的家庭成员带回尽可能多的食品”。

为了在第一时间更多地抢购占领区的商品，纳粹当局印制了“德国信贷银行”纸币（RKK）作为支付手段。该货币由国家货币印制厂印制，面额从0.5马克至50马克不等，与正常马克等值，被国家银行头目称为“披着货币外衣的征收收据”。通过这个形式，当局又找到了释放国内通胀压力的另一条通道。该货币不能在国内流通，也不能兑换成马克，以防止掠夺他国财产的手段反向冲击国内的金融市场。德国信贷银行设立于1939年9月，一直存在到1945年。管理委员会中有国家银行、财政部、经济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成立初期，银行总部设置在波兰占领区内，1940年夏迁往布鲁塞尔，1941年6月迁往柏林。从成立到1941年8月，仅仅2年时间内，该银行就发出了54亿马克的纸币，以后发行的数额还是个谜。德方相关人士曾经得意地夸赞德国信贷银行是德国银行的速战队：“发行德国信贷银行纸币使德军每入驻一个新的地区即刻就能获得所需的金钱，而且该银行还可辅助承担德国与被占领国之间的清算交易。通过这样的方式，各国发行银行在货币政策上被步步紧逼，直到他们顺从并用本国货币负担德国军队的货币需要及预支清算账户。如果他们拒绝或不再发挥作用，就要建立一个新的发行银行来替代。”德方还人为确定汇率，以掠夺更多的财物。在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后，即强制规定克朗贬值1/3。占领法国后，法郎的汇率由之前的100法郎兑6.6马克强制改为兑5马克，使法郎贬值近25%。而1941年进攻苏联后，竟然强使占领区内的卢布贬值470%。即使在意大利，1943年占领其部分领土后，也将里拉的汇率由100里拉兑13.10马克降为兑10马克。

当使用货币手段抢购货物的效率逐渐受阻时，当局开始鼓励士兵们用家中的实物换取当地的有用之物。这一现象在乌克兰占领区尤其兴盛。德国士兵为了得到鸡蛋、食用油、肥肉、腌熏肉等乌克兰的产品，纷纷写信回家，要求妻子们清理储藏室，并且拜访亲戚朋友，把所有能收集到的东西都寄往占领区，旧衣服和旧家具自不待言，以下这些物品也是信件中经常提到的：盐、火柴、打火机火石、酵母、女士内衣、手袋、粉碎机、黄瓜刨皮刀、吊袜带、糖精、护肤霜、小苏打、指甲油、发酵粉、唇膏、牙刷等。

纳粹当局试图完成的最具有长期意义的行动，是在“建立欧洲经济新秩序”的旗号下，对各国经济结构实施强行改变。纳粹高层人士声称，欧洲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是在欧洲组建一个单一的经济共同体，在德国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无组织的自由主义将被集中计划所取代，通过创设充足的信贷，可以保证欧洲各地都达到高度的就业水平。1940年9月，冯克在维也纳国家博览会上说，如果每个国家为了要生产从钮扣到火车头这一切东西，因而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建立重工业，并且只能靠关税、补助金和限制进口来维持这种重工业，那么就是在经济上精神错乱。为代替这种方式，欧洲各国之间应当发展专业分工，以有利于全体。

纳粹当局最初的设想，是让德国成为欧洲的工业中心，其他国家则沿着非工业化的方向实施产业调整，为整个欧洲的粮食与饲料自给作出贡献。东南欧地区增加农业生产的政策将继续实施，同时放弃其军备及辅助工业；南斯拉夫的纺织工业也被某作家说成是“从欧洲的观点看来是不合理的”。甚至在西欧，虽然全面的非工业化根本办不到，但是他们也设想出某些改变：丹麦应当减少养牛和乳类生产，增加谷类和饲料的产量；挪威应致力于在农业上自给自足；法国也应成为主要是农业经济单位和粮食输出国。然而，随着战争进程的延长和军火供应压力的增大，纳粹当局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如果其他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能够为战争服务，那里的生产就维持原状，有时甚至还可以扩充。但是，这些地方的工业生产，必须完全服从德国的战争需要。因此，军备产品和德国所需原料的产量，不少都增加了，而纺织品、玻璃器皿和德国够用的原料的产量，则听任其下滑。在比利时，2164家纺织企业中就有1360家被关闭。

在随后处理占领区的工业问题时，德国当局把所有占领地区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已经并入或预订将要并入德国的地区，如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波兰的上西里西亚、阿尔萨斯—洛林、卢森堡，这类地区的经济生活由德国当局直接管理；第二类是被当作“殖民地”的地方，如波兰总督辖区、巴尔干诸国、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占领区，这类地区也由德国当局直接控制，不准当地人自行管理；第三类是西欧国家，包括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它们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当地自行负责，但纳粹当局在其之上设立相应的机构加以监督，左右其决策。

第一类地区中的重工业产业，不仅近期能够用于支撑德国的作战能力，从长期看，也有助于推动德国成为欧洲的工业中心。德国的对策是把它们的经济完全并入德国的工业体系，因此，它们躲过了其他被占国家所遭遇到的大规模掠夺。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没收产业的事情，其斯科达工厂和布尔诺军备厂也很快融入德国的军备生产体系，接受德国的军备订货单。在上西里西亚，由于该地不易受到空袭，被占期间燃煤产量大幅度增加，重型工程和军备的生产能力都得到充分利用，还建造了合成石油厂。在战争末期，它已经成为德国东部和对苏前线的最重要中心。

德国对第二类地区的工业政策最为严苛。1939年10月19日，戈林发布了一道关于在波兰各个地区所应采取的政策的指令，其中规定：“在总督辖区，凡是能够用于德国战时经济的原料、废铁、机器等等，都必须从该地运走。对于维持居民仅足糊口的低生活水平并非绝对必要的企业，必须迁移到德国去，除非这种迁移要花上异乎寻常的长时间，因而不如在原地完成德国的定货更为实际。”1941年11月25日，最高统帅部军备采购局联络参谋处提出一份关于在东方占领区所应采取的经济政策一般原则的报告，指出：“东方占领区的生产只有在下列这种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应予以考虑： （1）为了减少运输量（即制成钢锭或铝锭前的生产工序），（2）为了顾及在该地区进行紧急修理的需要，（3）为了在战时利用军工部门的全部设备。剩下来尚待决定的是：鉴于欧洲工业能力的负担已经过重，卡车和拖拉机的生产在战争期间可以考虑恢复到何种程度。不准在东方占领区发展相当规模的消费品和制成品的工业。加工处理东方占领区出产的原料和半成品，并且照管这些东方地区——它们将像殖民地那样遭到掠夺——对工业消费品的最为迫切的需要，以及它们的生产资料，凡此都是欧洲工业，尤其是德国工业的任务。”

德国对第三类地区的工业政策，介乎于前两者之间。因为西欧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远高于东欧国家，占领初期，其对策主要是大肆掠夺储存的商品和设备。到1940年9月，纳粹当局感到使用一部分西欧的庞大工业资源更为有利，于是很快改变对策。9月14日，陆军军械部门首领向其下属机构发出指示，称：“西方占领区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工厂，应尽可能加以利用，以减轻对德国军备生产的压力并增加战争的潜力。丹麦境内的企业也将日益用以承做转包工作。”然而，根据当局的规定，工业生产只允许在德国的需要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倘若有些工业产品对于维持德国的作战行动并不重要，或者原料缺乏，生产就应大幅度削减，直至全部停止。如果这些机器对德国有用，就运往德国，劳工则被送往军事工业中为“托特组织”工作，或者送往德国本土。那些被允许继续生产的工业部门，大部分产品都是保留给德国的。其中，比例较高的如工业精密零件、重型铸件、镁、碳溶胶，100%的产品运往德国，比例最低的是麻棉混织品，12%的产品运往德国。直接为战争服务的产品中，航空器材，90%给德国，海军器材，79%给德国，石油和汽车燃料，80%给德国。

在政治上，纳粹当局在占领区发布了大量镇压各国人民的法令、条例和决议，不断设立和扩充专制机构，对民众实施严密监视和迫害。他们调动军队和警察，血腥镇压群众性罢工、示威和暴动。对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压迫更加残暴。被占领国的人民，只要对纳粹的统治表示不满和反抗，甚至只要有这种“嫌疑”，就会受到迫害。纳粹当局还在那里实行完整的连坐责任制，居民中只要有一件被认为是对占领者的敌对行动，全体居民必须支付罚款。如果占领军官或占领当局的代表被杀，就要枪杀几十至几百名人质。

在文化方面，纳粹占领当局极力鼓吹德意志种族优越论，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宣扬德国纳粹文化，强制推广德语，毁灭各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和民族语言，同时乘机大肆掠夺名画等艺术品。

三、对犹太人的掠夺和大屠杀

自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开始，纳粹政权正式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犹太人生活着（战前各国犹太人的数量，参见下列欧洲各国犹太人遇害数量估算表），德国的侵略铁蹄践踏到哪里，那里的犹太人就落入纳粹的魔掌。首先被吞并的奥地利有25万犹太人，随后遭到肢解的捷克斯洛伐克有36万犹太人。波兰的犹太人数量最多，达330万，占全国居民总数的10%。

德奥合并还在进行时，德国军官和奥地利纳粹分子就互相配合，对奥地利犹太人发起了一场肆无忌惮的暴力侵袭。奥地利纳粹分子肆意掠夺犹太人的商店和住宅，当时常常会见到粗鄙的暴徒们强迫犹太少年、老人和妇女跪在地上，用牙刷或是赤裸的指节刷洗街道。难以忍受的犹太人只能以自杀求得解脱，仅1938年3月一个月内，就有1700人自杀。合并后的奥地利犹太人，就与德国同类一起遭遇纳粹当局的掠夺。新国境内犹太人总数的增加还推动当局加快犹太人外迁的速度。1938年8月，纳粹当局在维也纳欧根亲王大街设立“犹太人出境办事处”，专门处理犹太人外迁事务。该办事处逼迫较为富裕的犹太人出资，资助犹太穷人出境，因而大大加快了总体进度。1939年1月24日，戈林发布命令，决定在德国本土也实行同样的办法。于是，在柏林设立了“犹太人出境办事处”。这些措施的效果比较明显，仅奥地利地区，犹太人的数量就很快从25万降低到6万。移民中包括著名学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他在被没收了现金和银行存款后，离开奥地利来到英国，连事先已经发往瑞士的文集也被当局强令运回并烧毁。

1939年春斯洛伐克在德国鼓动下宣布独立后，当地的反犹活动也急剧升温。4月18日，当地政府颁布条例，取消了犹太人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权利，并对他们进入某些学术职业岗位作了部分或全部限制。同时，政府对犹太人的农业和林业财产进行登记，并通过法令宣布对这些地产按照社会“公平”的方式进行划分和分配。1940年4月25日，政府又颁布关于犹太公司“斯洛伐克化”的法令，没收犹太人的工商业企业。从1941年冬天起，斯洛伐克政府开始驱赶犹太人，13个星期内将8.9万名犹太人中的5.3万人从斯洛伐克赶往奥斯威辛和卢布林。斯洛伐克政府每驱赶1名犹太人，就要向德国支付500德国马克的费用。据估计，斯洛伐克在二战期间总共向德国提供了至少价值70亿克朗的实物和服务，其中将近40%来自对犹太人的剥夺。

德军入侵波兰时，党卫队和保安警察组织了五个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尾随前进。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是多重的，包括猎杀波兰民族的精英，但重要的任务是搜寻和屠杀犹太人。党卫队领袖们以每天枪毙200名波兰人而引以为炫，引起德军将领对世界舆论的担心。德军侵占波兰后，掠夺行动大规模展开，当局冻结了所有犹太人名下的账户、银行保险箱和仓库，并颁布相关条例，强迫犹太人将所有银行存折和保险箱集中存放到一家银行。根据规定，犹太人拥有超过2000兹罗提的现金，必须存入银行账户，每周仅能提取250兹罗提用于生活开销。1939年11月，总督辖区政府还正式成立托管局，负责掌握以前的波兰国家财产，并负责没收战事结束后无人认领的财产和国家公敌及犹太人的财产。据统计，该托管局接收了约3600家企业，其中大部分都是犹太人的财产。由于波兰境内拥有数百万犹太人，需要加速向外输送，同时德国已与不少国家处于交战状态，犹太人出境的路径由此变得狭窄，故而犹太人问题进一步凸显。掌控“犹太人向外移居全国中心”的海德里希等人就势把波兰视作安置德国本土犹太人的场所。1939年9月，他下达命令，要把德国本土的犹太人迁往波兰。当局在卢布林附近划出一块约90—110平方公里的地方，作为犹太人隔离区（Ghettos）。起初仅把波兰各地的犹太人运入其中，1939年冬，开始运送奥地利和捷克的犹太人，翌年2月起，又从德国本土遣送犹太人至此。

德国入侵西欧后，那里的犹太人也遭到盘剥。各地犹太人的股票都强制转化成利率为3.5%的德国债券，这些债券于1941年冬被德国官方宣布为无效。在法国，由于存在着维希傀儡政权，犹太产业雅利安化的进程由法国人具体操办，然后以占领费等形式转入德国国库。1941年12月中旬，德军司令部强迫巴黎的犹太人缴纳10亿法郎的集体处罚金，其中10%转交法方使用。在比利时，德军占领当局直接主管剥夺犹太人事宜。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曾于1940年11月16日宣布：“在比利时加速将犹太人完全从经济界中驱逐出去，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犹太人商店的现有库存应该变现并由军队或者国家支配。”翌年3月31日，当地驻军当局颁布针对犹太人的经济措施条例，规定政府对犹太人占有的地产、有价证券和现金入账进行登记。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比利时的银行并不关心对其犹太储户进行识别，因而很多犹太人的流动资金、银行保险箱、账户和股票情况并未被官方掌握。1942年4月2日，驻军当局再次颁布关于犹太人财产由德意志国接管的条例，规定由1940年10月成立的“布鲁塞尔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B.T.）负责管理并清算犹太人的财产并没收“德国敌人”的财产。此后，没收行动的效率大幅度提高。在荷兰，犹太人的现金、票据、珠宝等都被存入一个为了雅利安化而改制的银行里面，其名称叫“利普曼·罗森塔尔有限责任公司”。据战后荷兰方面的统计，德军一共从荷兰的犹太人手中夺走价值为11亿至15亿荷兰盾的财产。

在东南欧地区，塞尔维亚的犹太人遭到快速的灭绝。1942年4月中旬，该军事统治区的头目总结道：“几个月前，我已把附近大片土地上能抓到的犹太人都杀光了；把所有犹太妇女和儿童都送入了集中营，同时借助中央保安局的力量搞到一辆‘除虱子’的汽车，2至4周后即将对集中营进行彻底清理。”几周后，约2.2万名塞尔维亚犹太人中的绝大部分遇难。5月23日，德国外交部的一位犹太问题负责人断言：“犹太人问题已不再是塞尔维亚的焦点，当务之急是如何对财产法问题进行规制。”据1944年12月的统计数字，塞尔维亚犹太人的总资产约为30—40亿第纳尔。塞尔维亚犹太人的财产名义上归塞方所有，德国则通过索要占领费等方法间接占有。在克罗地亚，当地政府于1941年4月冻结了由大约3万名犹太人支配着的所有账户。大部分犹太人被关进克罗地亚的集中营并被折磨致死，小部分转入地下活动或者在1942年夏天被驱逐到奥斯威辛。1942年10月，当地政府将全部犹太人财产收入国库，并将其中一小部分转入德国账户。在保加利亚，当地政府于1941年1月21日颁布反犹法令，将犹太人视作外族人，规定不准从事特定的职业，必须到保加利亚国家银行对所有财产进行登记。由于犹太人消极抵抗，政府于同年7月14日再次下令，规定每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人”必须向保加利亚国家账户缴纳一次性的财产税，凡超过20万列弗（约合600德国马克）的财产需缴纳其中的20%，超过300万的需缴纳25%。据统计，保加利亚一共剥夺了约45亿列弗的犹太人财产，其中大部分以各种形式转交给了德国。保加利亚本土的犹太人未被送进毒气室，保住了性命，但划归保加利亚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的犹太人就遭受了噩运。那里有11343名犹太人被强行驱赶到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遭到屠杀。他们居住的房屋用于安置保加利亚人，成为新领土“保加利亚化”行动的组成部分。在罗马尼亚，政府在1940年10月至1942年6月之间颁布了一系列没收本国犹太人财产的法令，先后把犹太人的地产、林木、医院和福利机构收归国有。1941年夏天罗马尼亚参加侵苏战争后，又多次要求犹太人支付战争捐款，有明确记载的就有两次，一次在1941年7月底，要求布加勒斯特的犹太教会认捐100亿列伊，另一次在1942年5月，捐助数为40亿列伊。此外，还要求犹太人将黄金、白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上交给国家。在希腊，德占区里居住着约5.5万名犹太人。1942年夏，德军征用了数千名犹太人从事强迫劳动，在机场及道路建设工地、铁轨制造厂和矿场从事繁重劳动。后由于缺少食物和宿营地，工作效率相当低下，德军改而向犹太人征收黄金作为赎金。1943年3月起，开始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并将大部分人赶出居住地。

苏联在战前拥有约500万犹太人，数量居欧洲首位。而且在纳粹分子的话语体系中，经常把犹太人与布尔什维主义捆绑在一起，称犹太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础与后盾。因此，希特勒还在制订和落实入侵苏联的计划时，即把抓捕和屠杀苏联犹太人的事务提上日程。1941年3月3日，他向约德尔口授行将对苏作战的方针时，即提出让希姆莱负责实施灭绝犹-布尔什维克领导阶层的工作。他说：“犹太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一向是人民的压迫者，必须加以清除。”同年5月，党卫队从各处抽调约3000人，分别组成四个特别行动队，预定在入侵苏联时随军队行动。海德里希在6月中旬举行的特别行动队行前训话中强调：“东方犹太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后备军，因此根据元首的看法必须将其消灭。”在侵苏战争的进行过程中，特别行动队以积极和残忍的态度参与其中，往往军队正在围攻一座城市，特别行动队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动手杀人。各分队关于屠杀犹太人的汇报材料源源不断流向上级部门，每一份材料都使用了冰箱生产者或病虫害扑灭者的语言，冷峻地报告自己的“战绩”。截至1941年底至1942年初，各特别行动队消灭犹太人的汇总合计481887人。而到1943年9月，这一数字上升到90万。

德国原计划在3个月之内解决苏联问题，因而侵苏战争一爆发，各个部门即以德国占领整个欧洲大陆为基础，筹划下一步的行动计划。1941年7月31日，戈林给海德里希下达命令，要求其“就最后解决德国控制下欧洲的犹太人问题做好必要的组织、技术支持和经费支持等工作，并负责协调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当局同时把打击矛头指向国内残存的犹太人。1941年9月1日，海德里希颁布关于犹太人佩戴“大卫星”的法令，其中规定：6岁以上的犹太人在外出时必须佩戴犹太标志，该标志为手掌大小的黄布，缀以六角星黑框，中间书写Jude字样，缝制在外套的左胸部。从1941年10月起，大批在德犹太人被送往位于罗兹、华沙、明斯克和里加（Riga）的犹太人隔离区。

1942年1月20日，为协调实施“最后解决”的各项事务，海德里希召开了臭名昭彰的“万湖会议”。他在会上宣读了1941年7月31日戈林的命令信，并明确自己作为希姆莱的代表全权掌管“最后解决”事务的身份。会议决定从西向东对欧洲大陆作一次全面梳理，将全部犹太人送往东方占领区。会议决定，犹太人送到东方后，无劳动能力者和儿童直接处死，有劳动能力者组成劳动大队从事集体劳动，用道路建筑等繁重劳动让他们折磨致死。其中的幸存者作为生存竞争的最适者，已拥有强大的忍受能力，必将成为犹太种族复兴的核心，必须予以清除。但是，年龄在65岁以上者、一战中的致残者、获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的犹太人，以及犹太组织的代表人物或著名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等犹太社会名流，不应该简单地消失，而要暂时保留下来，以便在国内外公众面前掩盖“疏散”行动的真实特征。

由此德国的罪恶之剑转而向西。1942年5月起，荷兰犹太人被强令佩戴大卫星，一个月后，死亡的车轮滚滚东向，共有11万犹太人被押运出境，最后幸存者仅6000人。但在法国和比利时，由于德国驻军长官采取不同形式的阻挠行为，搜捕工作不太顺利。希腊拥有约7.5万名犹太人，其中1.3万名在意占区，5000名在保加利亚占领区，最后约有5.7万—6万名遭屠杀。在其他地方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的犹太人大部分在毒气室遇害，奥地利、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半数遭屠杀，丹麦和保加利亚的犹太人在当地民众的保护下大部分幸存。

欧洲各国犹太人遇害数量估算

屠杀犹太人的工具，最初主要使用枪械击杀，死后尸体埋在大土坑里。但是，大规模枪杀的血淋淋场面常常造成部分执行士兵精神崩溃，故而自1941年底起改用毒气车杀人。经过改装的闷罐子卡车名义上运送犹太人到淋浴场，中途通过暗装的管道输入毒气毒杀，最后尸体由其他犹太人加以处理。1942年初，开始使用伪装成“蒸汽浴室”的固定毒气室和焚尸炉，最初的毒气是由柴油发动机排出的废气，以后使用法本化学公司研制的高效杀菌杀虫剂氢氰酸“齐克隆—B”（Zyklon B）。以后，毒气室和焚尸炉成为绝大部分灭绝营的基本装备。

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德国劳动力紧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1942年4月30日，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处（WVHA）处长奥斯瓦德·波尔（Oswald Ludwig Pohl，1892—1951）写信给希姆莱，认为提高军备生产使“调动所有囚徒劳动力”势在必行，因此要求“采取措施，使集中营从它过去单一的政治形式逐渐过渡为适应经济任务的组织”。此后，对实施强制劳动者的挑选标准放宽，绝大部分犹太人都用于从事奴隶劳动。犹太人在营养不良的情况下，每天的劳动时间都超过11小时。德国的卫星国也逐步放弃反犹暴行：1942年秋，斯洛伐克政府停止押送任何犹太人去东方；同年12月，罗马尼亚政府指令停止向德国交送犹太人；1943年4月，保加利亚国王指示禁止所有押运犹太人的行动。

第五节 败退与投降

一、东线的战略转折

纳粹德国自实施对外扩张后，一直比较顺利地实现着预定的目标，然而在入侵苏联的过程中，兵力损伤非常严重，德国兵力和军备不足的矛盾逐渐突显。据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估计，从进攻苏联到1942年2月底，德军损失了100多万人，相当于全部兵力的31%。在莫斯科战役快结束的时候，德军不少师减员到仅及原数1/3的水平。不少将领向希特勒提出，如果要向苏联发起新的攻势，必须补充80万兵员。然而施佩尔表示，为了保证军备生产，工厂里根本腾不出如此数量的劳动力。无奈之下，德国只好更多地使用扈从国的军队，经希特勒、戈林等亲自出马，到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去讨救兵，总算搞来52个师。这些盟邦军队，武器装备差，训练水平低，士气低落，成为德方进攻线上的薄弱点。与此同时，德军在优先保证战斗师数量的前提下，悄悄地缩小师的编制。步兵师由原来9个营改为7个营；步兵连的战斗人员从原先的180人改为80人。两者相叠加，师的规模缩小了约一半。德方军队的战斗力因此有所下降。

1942年春，希特勒决定再次对苏联发起进攻。由于兵力兵器不足，不得不放弃全面的进攻计划，改而采取先南后北、逐次进攻的方式。1942年4月5日，希特勒发布《第41号指令（东线作战）》。指令规定：“坚持关于东方战局的原来基本方针”，“目标是，最终歼灭苏军残存的有生力量，尽可能多地夺取它的最重要的战争经济资源。为此，应投入德国军队和盟军的一切可供使用的力量”。德方行动的近期目标很明确。在拿下哈尔科夫（Charkiw）以东、顿河河曲所环绕的区域后，再实施两个后续行动。第一，南下高加索，夺取高加索地区的石油资源，顺路还可以占领顿涅茨克（Donezk）盆地工业区和库班（Kuban）的小麦产区，既可以补充自身的战争需求，又能切断苏军战略物资的供应来源。第二，攻占斯大林格勒。该城是苏联南部的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冲，它拥有生产坦克和火炮的大型工厂，同时西通顿涅茨克盆地的工业区，南连库班粮仓和高加索油田，东接乌拉尔新工业区和战略预备队集结地，北达莫斯科。德军攻占斯大林格勒，就能切断莫斯科同南方的联系。在实现这两个近期目标后，德军将沿着伏尔加河北上，到达喀山以南后，西向迂回包围莫斯科，东进攻取俄罗斯中部。

苏联最高统帅部预计德军会在1942年发动夏季攻势，进攻重点将在莫斯科方向和南方，但斯大林认为莫斯科方向的可能性更大。在德军还占有优势的情况下，斯大林考虑不应单纯实行消极防御，而应该实施小规模的战略性积极防御，对当面的德军发起一些小型攻势。该主张获得高级将领们的一致赞同。最后，斯大林指示在克里米亚和哈尔科夫两处发动局部进攻战役。不幸的是，苏军的这两个打击点正是德军集结重兵准备进攻的地方，因而遭到失败。

当时，曼施坦因指挥的第11集团军部署在克里米亚半岛，该部队自1942年5月8日起趁势发起反攻，于16日拿下刻赤（Kertsch）。据德方宣称，通过这次战事，德军俘虏了苏军15万人和大量的坦克及火炮。德军继续进攻苏联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Sewastopol），但遭到守军顽强抵抗。第11集团军原计划从刻赤半岛渡过刻赤海峡进攻高加索，但由于在塞瓦斯托波尔延滞了进程，等到有能力发起进攻时，为时已晚。

当克里米亚战斗正在进行之际，苏军于1942年5月12日从西北、西南两个方向对哈尔科夫突出部的德军发起钳形攻势。由于此地正是德方集结进攻部队之处，因此苏军遇到了更硬的钉子。德方第6集团军和第一装甲集团军借机提前对苏军发起进攻，将苏军进攻部队分割得七零八落，并将其包围。到5月底，苏军有24万余人被俘。6月中旬，德军趁势强渡顿涅茨河，在北岸构筑了一个出发阵地。

希特勒再次狂妄起来，得意忘形地叫嚣要在7月25日攻占斯大林格勒，8月15日攻占古比雪夫（Kuibyschew），9月25日攻占巴库，10—11月展开包围莫斯科的决定性战事。为了加强南线的攻势，他对“南方”集团军群实施整编，从中抽出部队组成A集团军群，由威廉·李斯特（Wilhelm List，1880—1971）任司令，主攻方向是高加索地区。剩余的部队组成B集团军群，先由原“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博克任司令，后由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希斯（Maximilian von Weichs，一译“魏克斯”，1881—1954）接任。

1942年6月28日，德军的大规模进攻开始。在北起库尔斯克，南至黑海沿岸的塔甘罗格（Taganrog）的六七百公里长的战线上，德方投入连同盟军在内的150万以上的兵力。苏方在克里米亚和哈尔科夫战事受到挫折的情况下，面临德军的优势兵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采取机动防御的方针，且战且退，向顿河河曲地带和高加索山脉一线集结。7月下旬，德军攻陷位于顿河河口的罗斯托夫，并且进抵顿河河曲的底部。

B集团军群攻势的得利，使希特勒的头脑再次发热，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攻下斯大林格勒，而高加索石油对他的诱惑越来越强。7月23日，他发布《第45号指令：继续实施“不伦瑞克”行动》，对兵力部署作了调整，规定将A集团军群属下的第23装甲师和第24装甲师调给B集团军群，但用于“向东南方向实施突击”，同时命令B集团军群属下的第4装甲集团军南下，与第1装甲集团军配合进攻第比利斯（Tiflis）—巴库一线。 A集团军群得到增援后，向南猛攻，于8月9日占领已经遭到破坏的迈科普（Maikop）油田。以后又兵分两路，一路沿着黑海海岸行进，企图绕过高加索山脉的西端，进窥外高加索，另一路向东冲向里海，企图夺取格罗兹尼（Grozny）油田和巴库油田，并且占领高加索山脉的各个隘口，与前者形成夹击的态势。但是，后一路德军的攻势很快被阻止。苏军依托高山峡谷的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苏联民众也武装起来保卫家园。而德军的战线突然间增长了数倍，补给线也大为拉长，弹药汽油供应不济，进攻能力顿时减弱，再也突不破已有的战线。

斯大林格勒方向的攻势，由于调走了装甲兵团，一时遭到削弱。希特勒见南线的攻势受阻，便下令第4装甲集团军再次北上，但这一番周折便耽误了时间，给了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苏军加强防御线的机会。8月中旬，德军B集团军群发起强攻，在10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向顿河各渡口发动猛烈攻势。20日傍晚开始强渡顿河，取得成功。此时，该集团军群已作好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最后准备，组成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准备对斯大林格勒实施钳形向心突击。8月23日，德军对斯大林格勒发起强攻，25个师的兵力，以半圆形的阵势，从北、西、南三个方向攻向长条形的城市。第14装甲军在空降兵的配合下，甚至突破苏军的北部防线，冲到伏尔加河边，形成一条宽约8公里的走廊，把苏军的北翼防线切成两半。苏军防守部队退入城内，利用城市的特点，展开了争夺战。双方围绕主要的街区、楼房、甚至楼面，展开反复争夺。德军似乎包围了城市，在不同的时段又占领了部分不同的地方，但始终不能控制这座城市。

希特勒出于宣传的需要，开始公开宣布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已经获得伟大的胜利。1942年9月底，他在柏林为当年的“冬赈”运动揭幕，在演说中声称当前德国的军事攻势有4个目标：夺取俄国最后一个巨大的谷仓；夺取俄国“最后残存的”煤矿；夺取或切断俄国的石油供应；封锁伏尔加河这条俄国供应线。在提到斯大林格勒时，他宣称：“你们可以完全相信，现在没有人能把我们撵出来。”同年11月8日，他在慕尼黑纪念“啤酒馆暴动”的集会上也宣布已攻占“这个巨大的运转中心”，并宣称这是德国的一个伟大胜利。

与此相对，苏军最高统帅部及时抓住战机，利用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与敌鏖战的时候，向战线两翼隐蔽地调集了14个集团军，共110.6万兵力，准备围歼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主力。1942年11月19日晨，北翼苏军突破罗马尼亚军防线，向东南方向挺进。翌日，南翼苏军出动，同北翼配合，向卡拉奇（Kalach）方向发动钳形进攻。23日，两支军队在苏维埃斯基（Sovietsky）完成合围。24日至30日，苏军对被围德军展开攻击，德军被压缩到约150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被包围的共约22万人，连同100辆坦克、1800门火炮和1万辆各种车辆。

第6集团军被包围后，希特勒见势不妙，急忙把曼施坦因从列宁格勒前线调来，任命他担任新组建的顿河集团军群司令。该集团军群由B、A两个集团军群的部分部队及其他部队构成，共48个师。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1890—1957）在下属的支持下，力主向西南方向突围，保存有生力量。刚刚上任的曼施坦因也建议第6集团军向西突围，自己则率部朝东北方向进攻，合击苏联合围部队。但是，希特勒的初期反应仅仅是“固守住”！他不愿意因为第6集团军的后撤而否定“元首永远是正确的”这一神话。戈林为了阻止自己的地位进一步下滑，夸口要以空运来保证第6集团军的所有补给。此举进一步坚定了希特勒的信念，他要让第6集团军充当铁砧，由顿河集团军群充当铁锤，砸向斯大林格勒。1942年12月12日，顿河集团军群的“冲砸”行动正式开始。实际上，被围的第6集团军在坚守阵地的同时，也在作突围努力。内外两军的距离，最近时只有40公里，夜晚时分，被围德军已能看到雪原西边的援兵发出的信号弹。然而，戈林作出的承诺根本无法兑现，被围德军每天需要700吨给养，而空军只能平均运送104.7吨。给养不足，造成战斗力大为缩减。而苏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计划，对保卢斯部围而不歼，同时巩固合围圈的对外正面，缩小外围切割部队的包围范围，命令侧翼部队猛攻曼施坦因部的后侧。此举不仅挡住了曼施坦因部的攻势，还迫使其后退了150公里。德军害怕遇上第二个斯大林格勒，由曼施坦因部死命顶住苏军的攻势，急忙把高加索地区的军队全数撤了回去。保卢斯部成了真正的孤军。

处于苏军重重包围之下的保卢斯部，粮尽援绝，上天无路，入地无门。1943年1月8日，苏军向保卢斯递交最后通牒，要求其率部投降。由于希特勒一贯禁止部下投降，保卢斯在与各军军长取得一致意见后，拒绝了苏方的要求。1月10日，苏军开始进攻，经过20天的战斗，德军的抵抗被彻底粉碎。1月31日和2月2日，被切割成两块的德军先后投降。这样，德方1名陆军元帅、24名将军和约9万名官兵当了俘虏。希特勒为德军遭受巨大损失而痛心，宣布全国为此致哀4天，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斯大林格勒会战是希特勒发动战争以来遭遇到的最具决定意义的失败，不仅近10万官兵成建制地被俘，而且在重点进攻方向上遭到摧折性打击。在国内，希特勒在民众心目中的神话色彩开始消退，军内的密谋活动加强。卫星国和中立国也开始怀疑希特勒的领导能力，墨索里尼尤为如此，匈牙利则设法与美英两国建立联系，拓展自己的回旋余地。

希特勒不甘心失败，为了动员人力和发掘经济资源，他于1943年1月13日在国内实施“总动员”，规定凡是不在军事工业中从事熟练劳动的男子，年龄在17—50岁之间，均应入伍。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关闭部分企业和商店，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军备生产，保证所需原料，为军队和军备企业提供后备人力。希特勒声称自己发现了一个“规律”：在苏德战场上，冬天苏联打胜仗，夏天德国打胜仗。因此，他要在1943年的春夏即发动进攻，创造一个“德国的斯大林格勒”。4月15日，他发布《第6号作战命令（“堡垒”）》，规定“一俟气候情况允许，就实施今年一系列进攻中的第一次进攻，即‘堡垒’进攻”。德国动用了“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1943年2月13日由顿河集团军群改编而来）的主力部队，由它们对苏军库尔斯克（Kursk）突出部实施钳形向心突击，消灭苏联守军，并进而占领顿河和伏尔加河流域，进取莫斯科。其中“中央”集团军群的第9集团军从北面向库尔斯克进攻，第2集团军防守在突出部的西面。“南方”集团军群的第4坦克集团军和凯姆普夫集群（Gruppe Kempf）从南面发起进攻。德军为此会战集结的部队达90多万人，27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2050架飞机和1万门火炮。南北两翼的兵力大致相等，但南翼拥有较多的装甲部队。与之对阵的苏军有133万人，36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3130架飞机，2万门火炮。希特勒希望“堡垒”战事能够成为一个转折点，使德国转败为胜。

在进攻前夕，1943年6月，德苏之间出现了一个外交插曲。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在当时由德国控制的基洛夫格勒（Kirowgrad）举行谈判，商议两国停战之事。里宾特洛甫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德苏两国应以第聂伯河为界。苏方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恢复苏联原有的边界，舍此不作任何考虑。外交接触很快破裂。

德军的进攻预定从1943年7月5日凌晨3时开始，但苏军侦察部门事先已经得到情报，于是苏军提前在2：40向德军进攻部队实施炮火反准备，3000余门各式火炮包括“喀秋莎”火箭炮，向德军炮击了约60分钟，迫使德军把进攻时间推迟了2个半至3个小时。德军北翼第9集团军在7月5日这天内实施了5次强击，突入苏军防御6—8公里，但翌日即遭到苏军反击。至11日，德军才前进了10—12公里。无奈之下只得把重点转向南翼，由那里的德军从西面和南面进攻，企图围歼位于顿涅茨河与北顿涅茨河之间的苏军，然后再从东南方向实施突击，夺占库尔斯克。然而，苏军以强大兵力在12日实施反突击，苏近卫第5装甲集团军与进攻的德党卫装甲军及第3装甲军在普罗霍夫卡（Prokhorovka）相遇，于是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坦克遭遇战。双方共有1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参加，还有大量的飞机支援战斗。激烈的战斗持续一整天，德军遭到惨败，损失了约400辆坦克和1万余人。到7月23日，双方的阵线基本上恢复到会战发生前的位置。从7月24日开始，苏军转入反攻。8月5日解放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Belgorod），23日解放哈尔科夫，取得了会战的胜利。

库尔斯克会战不仅打破了德军在夏天打胜仗的迷梦，而且完成了苏德战场自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的战略转折，从此德军在东线就无战略性还手之力，只有挨打的份了。东线是德国的主战场，东线的败局决定了纳粹政权灭亡的命运。

二、大西洋之战

由于德国的扩张步骤是“先大陆后海洋”，导致欧洲爆发前，海军的扩军计划远远落后于陆军和空军。到大战爆发时，德国与英法两国的海军力量对比悬殊，无法同英法正面对抗，海战在德国的战争行动中基本上处于从属的地位。

德国海军分散使用大型水面舰只，派出以1—2艘战列舰或战列巡洋舰组成小编队，将商船改装成袭击舰，并展开其潜艇，在广阔的大西洋海域对英国航运实施“打了就跑”的破袭战。早在欧战正式爆发前夕，即1939年8月19日，德国已向英国西部航道区及东北沿岸海域展开其潜艇，同时在8月下旬向大西洋派出2艘袖珍战列舰。欧战爆发后，大西洋之战正式展开。不过在1940年3月以前，德国潜艇主要在北大西洋东部直布罗陀（Gibraltar）和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之间进行单艇作战，攻击的重点指向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Golfo de Vizcaya）以西，因为对手的大西洋海运航线在此汇合。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的当天晚上，德国-30号潜艇在北大西洋向英国邮轮“雅典娜号”开火。希特勒曾经下令，从事潜艇战一定要遵守《海牙公约》，但潜艇艇长则声称自己认为该船是武装商船，以此证明其行动是正当的。最后邮轮中鱼雷沉没。在其后的几天里，德军潜艇又击沉数艘英方船只。9月17日，德军-29号潜艇在爱尔兰以西击沉英国“勇敢号”航空母舰。在欧战开始后一个月里，德军共击沉对方船只41艘，计15.4万吨。水面战舰也伺机活动，部署在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的“德意志号”和“格拉夫·施佩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在9月26日前不攻击英国的运输船只，但过了限期后就积极活动，在短期内共击沉对方5.7051万吨排水量的船只。但是，“格拉夫·施佩海军上将号”很快被困在南美洲阿根廷和乌拉圭交界处的拉普拉塔河（Río dela Plata）河口，同年12月被迫自行凿沉。

从1940年7月起，英国由于受到空战的威胁，被迫将航运集中到爱尔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北海峡，导致运输船只拥挤。据此，德国海军趁机在那里集中潜艇，根据邓尼茨提出的“狼群”战术，实施多艇结群攻击。这种作战方法大致为：德方在确定英国护航队的所在地点后，岸上潜艇统帅总部就通知附近的潜艇群；潜艇群派遣一艘潜艇去搜寻和跟踪这支护航队，并用无线电信号引导其他潜艇靠向护航队；潜艇群到达后，白天偃旗息鼓，一到晚上便抢占护航队的上风，以较快的航速在水面上发动夜袭，一连攻打数夜。1940年9月21日深夜，德国5艘潜艇在北海峡首次结群攻击从加拿大驶往英国的HX72护航运输队，击沉12艘载重量共7.7万吨的货船。10月17—20日，德国8艘潜艇在该海域再次结群攻击从北美驶往英国的S-7和HX79两支护航运输队，共击沉31艘货船，总载重量达15.2万吨。12月1日深夜，德国7艘潜艇又结群攻击H-90护航运输队，击沉10艘货船和1艘护航的英国辅助巡洋舰，而德方无一损失。在这段时期内，德国海军击沉对方船只的月平均吨位数达到25万吨以上。

1941年初，英国接收了美国支援的50艘驱逐舰，它自己及加拿大建造的新式驱潜快艇也开始服役，海岸空军的巡逻力度得到加强，这样，德国被迫将潜艇作战活动从北海峡向西转移到冰岛以南和以西地区。1941年2—3月份，德国潜艇作战远不如1940年秋季那样顺利，在一连3个月没有损失1艘潜艇之后，3月份突然损失了5艘，其中包括3位出色的王牌艇长。但与此同时，部分新建成的潜艇开始入役，加强了潜艇部队的战斗力。意大利潜艇也开始参加作战。5月中旬，德国新战列舰“俾斯麦号”随带新巡洋舰“欧根亲王号”驶入大西洋参战，同月下旬即遭遇到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等4艘军舰的围攻。德舰打沉了英方旗舰“胡德号”，但“俾斯麦号”也被诸多炮弹和鱼雷击中，沉入海底。1941年8月，新下水的德军潜艇组成了“北方潜艇群”。当该潜艇群发展到15—17艘潜艇时，它们便奉命从冰岛附近出发，向格陵兰和纽芬兰方向搜索。在这个过程中，德方潜艇在法韦尔角（Kap Farvel，一译“费尔韦尔角”）附近发现了对方SC42号运输队，于是就爆发了至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袭击运输队的海战，运输队中63艘舰船被击沉20艘，后因起了大雾，其余舰船才幸免于难。

1941年12月美国参战后，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活动范围扩展到美国东海岸和加勒比海海域。1942年，在大西洋活动的德国潜艇增至平均每天75艘。邓尼茨大打“吨位战”，选择对方防御薄弱的海域，集中潜艇发动结群攻击，力图使击沉商船的吨位数超过对方造船的吨位数。这一年，德国的攻击行动使盟国损失船只769.9万吨，超过美英两国所造的718.2万吨新船总吨位。邓尼茨的战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使英国的进口量比1939年减少1/3。为了对付德国的潜艇战，盟国于1942年夏调整大西洋护航体系，确定西经52度以西为西区，西经52度至22度为中区，西经22度以东为东区，分别由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海空军负责保障航渡安全。英国则专门成立了以丘吉尔为首的反潜艇战委员会，调集和投入3000多艘舰艇和2000多架飞机实施反潜作战。1943年3月，美、英、加3国举行专门的大西洋护航会议，组建六支专门的反潜艇支援舰队，将护航运输队的反潜艇作战由消极防御转为积极进攻。德方则从1943年起，进一步发展“狼群”战术，集中100多艘潜艇，在盟国护航兵力薄弱的北大西洋中部，组织多个大艇群的集团共同作战。该战术在3月间达到高峰。3月14—15日，邓尼茨调集3个潜艇群共38艘潜艇（后再加入6艘），对从纽约驶往英国的S-122护航运输队和从加拿大哈-法克斯（Halifax）驶往英国的HX229护航运输队实施截击。16—20日，德国潜艇先后发现并持续追踪攻击这两支船队。盟军连忙从冰岛和北爱尔兰增派空军和舰艇支援，但德方仍击沉船队中21艘货船，载重量共约14.1万吨，而自己仅损失1艘潜艇。从美国参战到1943年4月止，盟国共损失约1000万吨船舰，其中80%为潜艇所击沉，德国则损失潜艇155艘。

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消息传来后，邓尼茨立即采取行动，先后发出两份命令，要求德方所有在比斯开湾和佛得角（Kap Verde）之间的潜艇开往摩洛哥海岸附近，以及所有在北大西洋的燃料充足的潜艇集中到直布罗陀海域。然而，德方第一批潜艇到达卡萨布兰卡（Casa Blanca）海岸附近时，发现敌方的空中巡逻和海上防御都非常强大。两艘潜艇由于艇长的经验特别丰富，进入了预定航线，击沉了4艘运兵船，其他潜艇面临坚固的防御，只能一再潜入水中躲避，最后退回到相关港口避难。

1943年1月，希特勒任命邓尼茨担任海军总司令，接替前任雷德尔。同年春夏，德国在大西洋上部署的潜艇数量达到战时的最高点，如5月初，60艘潜艇部署成4条延伸的巡逻线，准备伺机攻击对方的ON-5号、SC-127号和HX235号运输队。然而，当时盟军的防潜反潜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护航舰艇都装备了雷达和高频测向仪。它们不仅绕开了德军的埋伏，当5月间德国潜艇对HX-237、SC-129、SC130、HX-239等护航运输队发起结群攻击时，还成功地实施了反击，并在随后3周的后续攻击中，击沉德方31艘潜艇。大西洋之战的战争格局发生根本性转折。邓尼茨因为德国潜艇损失惨重，被迫在近4个月内停止对北大西洋盟国运输队发起攻击。

随着整个战争形势的发展，盟国的海空力量大增，而德国则遭到美英方面的大规模战略轰炸，军事工业和潜艇基地都遭受严重破坏，不仅潜艇活动日益困难，而且遭受的损失难以得到及时补充。1943年9—10月，德国潜艇一度恢复对盟国大西洋护航运输队的大艇群攻击，但再次遭到惨败。邓尼茨不得不放弃“狼群”战术。此后德方的潜艇战，主要是为了牵制盟军的力量，带有垂死挣扎的性质。1944年春，由于面临盟军在西欧登陆的威胁，德国潜艇收缩到沿海地区，基本上停止在大西洋作战。

三、东西受困

德国在东线遭遇战略转折性失败之时，在北非—意大利方向也受到不小的打击。1942年11月阿拉曼战役结束后，隆美尔军团一路西撤至突尼斯边境。同年11月美英军队在西北非登陆，随后向东挺进。翌年3月下旬，北非地区的美英军队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突尼斯，尽管希特勒强令德意军队坚守北非，然而25万德意军队在无力守住突尼斯，又没有运输船只可供撤退的情况下，全部向美英军队投降。

1943年7月10日，盟军开始进攻意大利，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于8月17日占领西西里岛。意大利内部发生政局变革，7月24日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开会，以19票赞成、8票反对、1票弃权的优势通过决议，要求恢复宪制，由国王执掌军队指挥权。翌日，国王召见墨索里尼，命令其辞职，由意军总参谋长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1871—1956）组阁，墨索里尼遭宪兵监禁。意大利新政府表面上宣布继续参战，以避免遭到德方的报复，暗地里却派出使者与盟国密谈。9月3日，双方签订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的停战协定，并于8日通过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以后，意大利又于10月13日正式宣布退出法西斯集团，对德国宣战。9月3日和8日，英美军队在意大利半岛登陆。

意大利局势的变化，使希特勒遭到政治和军事的双重打击。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快速垮台，显示出法西斯体制的脆弱，而且容易鼓励德国国内的反对派起而效尤。意大利的倒戈，又使德国的西南方形势陡然发生转变。他赶紧采取一系列行动来应付危机。1943年8月底，德军在意大利境内共有17个师，其中隆美尔指挥的B集团军群驻守在意大利北部，阿尔伯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1885—1960）指挥的部队驻守在南部。9月初，德军根据上述命令向意大利增派大量军队，严密监视新政府的行动，同时接管意大利在希腊和法国南部海岸占领的地区。9月8日当天，驻意德军包围并占领罗马，解除意军武装并将其将士送进俘虏营，还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以后逐渐把盟军的攻势遏制在古斯塔夫防线（Gustav Linie）的前沿，驻意德军也重新组合成C集团军群，由凯塞林指挥。意大利王室和新政府成员仓惶乘坐两艘潜艇于10日清晨逃离罗马，以后在盟军占领区组建反法西斯的政府机构。希特勒还下令实施“橡树”方案，阻止巴多格里奥政府把墨索里尼引渡给盟军的企图，并抢过来另派用处。9月21日，德方突击队分乘12架滑翔机从罗马飞抵意大利中部的大萨索山（Gran Sasso）。当时，墨索里尼已从蓬察岛转移到该山上的旅馆里。突击队员的突然出现，使看守人员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墨索里尼先后被送往慕尼黑和罗马，并在希特勒授意下组建法西斯新党“法西斯共和党”（Partito Fascista Repubblicano）和最后定名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o）的新政权，以保持法西斯集团继续存在的假象。

在苏德战场上，1943年春德军决定修筑一条名为“东方壁垒”（Ostwall）的战略防线，该防线大致沿纳尔瓦河（Narva）、普斯科夫（Pskov）、奥尔沙（Orscha）、索日河（Sozh）、第聂伯河中游直到亚速海，于当年秋季完成，其重点为第聂伯河一带。然而，经过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德军的内部日见空虚，其防御工事并不坚固，许多步兵师的作战人员下降到1000人，已无法实施纵深配置的防御。

苏军在取得库尔斯克会战胜利后，乘胜追击。1943年8月7日，苏军在“东方壁垒”的中央部分发起斯摩棱斯克进攻战役，以配合西南方向的进攻。苏军在宽约400公里的地带内向西推进200—250公里，收复了斯摩棱斯克州全部和加里宁州一部。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中7个师被歼灭，14个师遭到重创。与此同时，苏军在西南方向发起第聂伯河会战。苏军首先包围和歼灭第聂伯河以东地区的德军，在河西建立登陆场，随后利用这些登陆场，夺取西岸的乌克兰地区。德军从总体上来说只有挨打的份儿，然而在争夺基辅的过程中，“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曼施坦因要求第7装甲师师长哈索—埃卡尔德·冯·曼陀菲尔（Hasso Eccard von Manteuffel，1897—1978）从别尔季切夫发动一次反攻。后者大胆地采取迂回战术，通过一次夜袭，打击苏军的侧翼，夺回了日托米尔，造成苏军一时的混乱。曼施坦因则抓住机会，调集数个装甲师，对基辅以西的苏军突出部发起钳形攻势。最后，由于天气转寒，道路泥泞，攻势本身又后劲不足，无果而终。然而，希特勒却格外重视这次行动，事后邀请曼陀菲尔与他共度圣诞节，并表示：“作为圣诞礼物，我将给你50辆坦克。”但是，德军局部的挣扎不可能改变总体上的颓势，经过1943年秋季的战事，“东方壁垒”被摧垮，德军被迫后退300—600公里，失去了白俄罗斯东部、第聂伯河流域的乌克兰地区和北高加索。

1943年底，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连续实施数个高速度大规模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在1944年把德军赶出苏联领土，把战争推到国外进行，并迫使德国的仆从国退出战争。

1944年1月中旬至2月底，苏军在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Nowgorod）附近实施第一次突击，即发动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对此次攻势，德方有所准备，因此希特勒命令“北方”集团军群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守这一地区，保障德国舰队在波罗的海的行动自由，并保证德国与瑞典及芬兰之间的联系畅通。1月14日，苏军发起进攻，经过1个半月的战斗，在列宁格勒附近摧毁德军的“永久性”防线，解放了列宁格勒州。德军被全歼3个师，另有23个师遭到重创，被迫后退220—280公里，龟缩至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苏军第二次突击又被称为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战略进攻。由于战事发生地既是重要的战略区，掩护着克里米亚和巴尔干半岛的接近地，又是重要的经济区，是粮食和工业原料基地，因而德方认为坚守该地区对于阻止苏军继续前进具有重要作用。驻守此地的德军有“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共96个师，180万人，其中装甲师占整个苏德战场德军装甲师总数的70%以上，摩托化步兵师近半数。战事从1944年1月24日开始，至4月17日结束，苏军通过两个阶段的进攻，解放了从第聂伯河到德涅斯特河之间的领土，逼近罗马尼亚边境。德军10个师又1个旅被全歼，56个师遭重创，整个东线被打开一个宽650公里、纵深450公里的巨大突破口。德方为了堵住这个大缺口，从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以及德国本土调来40个师又2个旅，严重削弱了其他方向的防御力量。苏军的第三次突击选择在敖德萨（Odessa）地域和克里米亚半岛，时间为1944年3月26日至5月12日。苏军首先发动敖德萨战役，在10余天时间里向前推进180公里，解放了尼古拉耶夫州（Oblast Mykolajiw）和敖德萨州。德国第6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遭到重创。4月8日起苏军又发动克里米亚进攻战役，经过一个月的战斗，解放了整个半岛。德国第17集团军全部被分割歼灭。

苏军经过3次突击，已经解放了3/4以上的被占领土，有些地方已经到达甚至越过了边境。5月1日，斯大林发布《最高统帅命令》，指出“我们的任务不能只限于把敌军驱逐出我们的国境……必须跟踪追击这只受了伤的德国野兽，并把它打死在自己的洞穴里。……同时就要把我们的波兰兄弟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以及其他和我们联盟的处于希特勒德国铁蹄之下的西欧各国人民，从德国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尽管对希特勒来说，从发动侵苏战争的那一刻起，纳粹政权与苏联之间就处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状态，一旦德国败退，苏军绝不会打到原边境处就止步，但斯大林的这一命令，还是彻底打破了德方可能存在的幻想。

1944年6月6日，西方盟国多次延期的诺曼底（Norm and ie）登陆战终于打响了。自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德国的主力部队都在东线，留在西欧的只有30余个步兵师，其中不少还处于训练阶段。除潜艇部队外，海军和空军也缺乏战斗力。因此，苏联一再要求西方国家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减轻苏联的压力。1941年底，英国突击队对挪威的小型基地发起突击，取得小胜。1942年3月28日，美英军队对法国位于卢瓦尔（Loire）河口圣纳泽尔（Saint Nazaire）的港口设施实施更大规模的突袭；同年8月19日，盟军又对英吉利海峡南岸的迪耶普（Dieppe）城和港口发起攻击。后两次行动基本上无果而终，英美两国由此看到了在法国北部登陆的艰难之处。对德国来说，1942年3月23日希特勒曾发布《第40号指令：关于海岸地区的指挥权》。文件强调敌方的登陆行动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哪怕是敌人有限目标的登陆行动，只要这些登陆行动会导致敌人在海岸地带建立立足点，那就无论如何也会严重打乱我方的计划。敌人可能会切断靠近海岸的我方海上交通线，牵制陆军和空军的大量兵力，使他们无法参加关键地区的作战。如果敌人成功地占领了我方机场或者在它已占领的地区建立了空军基地，那么就会出现特别严重的危险。”因此，德军应该坚决反击敌方的登陆行动：“使敌人的进攻尽可能在到达海岸之前、最迟在到达海岸之后就归于失败。对已上岸之敌，必须立即以反突击将其歼灭或赶进海里。……不准任何指挥机关和部队后撤。”随着德国总体形势的恶化，1943年11月3日，希特勒发布了《第51号指令：优先给西线补充人员和物资》，其中强调：“在东线危险依然存在，但在西线出现了更大的危险：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登陆！在东线，由于空间辽阔，在万不得已时，可能丧失较大量的土地，但不致对德国构成致命的威胁。西线则不同！如果敌人在宽大正面上突破了我们的防御，那么在短时间内后果就会不堪设想。”据此，希特勒下令“不能够为了增援其他战场而继续削弱西线”，同时还要“加强西线的防御力量，尤其应加强我们即将开始对英国实施远距离战斗的那些地方的防御力量”。

德军根据希特勒的上述两个指令，为了抵御盟军在西欧登陆，加紧修筑沿岸防御工事，该工事被称为“大西洋壁垒”（Atlantik Wall）。工事从挪威一直延伸到西班牙，然由于工程量过大，只能保证一线式筑垒配系，缺乏纵深梯次配置，各自独立的筑垒地段之间也无紧密联系。其中丹麦至法国的沿岸作为重点防御地区，工事的配置标准稍高些。1943年底，德军统帅部预感到盟军会在1944年春进攻西欧，然而对具体的登陆点，却有不同的判断。龙德施泰德等现场指挥官，认为登陆会发生在英吉利海峡较狭窄的地方，即在加来与迪耶普之间。希特勒从1944年3月起，对诺曼底地区产生了“预感”，认为盟军可能会在瑟堡以东登陆。希特勒之所以作出这一判断，一是分析了盟军在英国的部署情况，因为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军被安排在英军的西面，因此登陆点可能会安排在偏西的位置，二是相信盟军会谋求尽早占领一个大的港口，而瑟堡很可能就是他们心目中要占的地方。他的判断因侦察者的报告而得到加强，报告说，盟军在英国的德文（Devon）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岸登陆演习，那里的地形与诺曼底相似。不久，隆美尔也改变想法，站到了希特勒一边。然而，德军最高统帅部里的其他高级官员，都与龙德施泰特的判断相同。由于龙德施泰特占据了西线总司令的职位，因而在西线战事爆发前夕，德军在法国北部的防御重点在加来一带，那里部署了较多的步兵师和强大的重型炮兵群。

从1944年春天起，隆美尔就在英吉利海峡的南岸加紧构筑水下防线，即在浅水区设置障碍物，在较深的海域敷设各种水雷。设置浅水区障碍物的目的是破坏对方的登陆艇，内容包括：坦克陷阱；面向大海斜插的木桩、角锥和轨条寨，中间杂以水雷，有些地方顶端安上铁质的“开听刀”。障碍物从高潮水线以下开始敷设，由于塞纳湾（Baie dela Seine）的高低潮之间落差达20英尺以上，工程需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到1944年6月还远未完工。在水雷敷设方面，海军坚持使用鱼雷艇和大型扫雷艇而不是小型快速扫雷艇作业，而前者容易遭到海上与空中的攻击和水雷袭击，因而损失较大。另外，为了提高水雷的有效性，避免误伤自己，海军坚持要在确认敌军将发动进攻前夕才派出全部舰船去突击敷设。隆美尔对这种无把握的措施提出过抗议，但没有任何效果。在诺曼底登陆当天，盟军舰船比德军布雷舰艇先到达攻击地区，造成在最需要的地方无一枚水雷的状况，使德军无端损失了一道防线。

1944年6月5日深夜，西线战役正式打响。美英空军先对塞纳湾地区德军防御阵地投下近万吨炸弹，为登陆部队清扫障碍。6日凌晨1：30，美英3个空降师从英国起飞，在登陆地域两翼着陆，占领部分军事要地。凌晨6：30，美英军队在诺曼底登陆。从德方来说，由于预计天气情况不适合登陆作战，竟出现了登陆地段上现场指挥官不在场的意外状况。处于后备状态的装甲部队指挥官，已经离开现场前往比利时访问。隆美尔也离开了司令部，回到乌尔姆家中为妻子庆贺生日。而希特勒知晓了战况后，却断定诺曼底登陆只是一种佯攻，在塞纳河以东地区还会有另一次规模更大的登陆行动，因而多次拒绝包括隆美尔在内的现场指挥官的要求，不同意把后备部队调往诺曼底。6月12日，盟军将5个登陆场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正面宽约80公里、纵深12—18公里的统一登陆场。希特勒还是不愿意调动兵力，只是安抚下属要使用神奇的V型飞弹，夸口它们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将领们纷纷要求用飞弹直接打击盟军的登陆场，或者打击英国南部后备登陆部队的集结地，但遭到拒绝。希特勒要用它们打击伦敦，“以便使英国转向和平”。从6月12日起，德军向伦敦发射了近3000枚-1飞航式飞弹，从8月初起又发射4300枚-2弹道式飞弹。这些飞弹尽管给伦敦造成了一些损失，但根本不可能影响战局。到7月24日，盟军的登陆场已扩展到正面宽100公里，纵深为30—50公里，完成了诺曼底登陆。

7月25日，登陆盟军转入进攻，在法莱兹（Falaise）地区包围了企图实施反突击的德军第7集团军。尽管德军利用控制的走廊撤出了约1/3的部队，仍有8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被俘。至8月25日，盟军几乎占领了整个法国西北部。8月15日，盟军实施“铁砧龙骑兵计划”，在法国南部戛纳以西登陆。在法国抵抗战士的配合下，盟军于8月底占领了马赛（Marseille）和土伦（Toulon），并继续向北推进。9月12日，北路盟军和南路盟军在蒙巴尔（Montbard）会师，继续向东挺进，不仅占领整个法国，还解放了比利时，进逼荷兰边境。

四、七·二〇事件

随着纳粹专制体制日益强化并走上恶性发展道路，异议人士和反对力量只能使用谋刺等非法手段试图阻止灾难的进程。

自希特勒从政以后，谋刺他的企图和事件就接连不断。在这些谋刺事件中，发生在希特勒上台前的，更多地带有纳粹运动内部争权夺利的色彩。希特勒执政初期，谋刺行动的动因是多元的，实施者的国籍和信仰也五花八门。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瑞士的；有共产党内的极左分子（个人的单独行为），纳粹运动分裂组织“黑色阵线”（Schwarze Front）的派遣者，意图维护基督教尊严的基督徒，反暴政的正义人士，也有军内的抵抗分子。然而，随着欧战的爆发，专制统治越来越严酷，希特勒公开露面的机会日益减少，谋刺行动的难度也进一步增加。这时，军内抵抗组织的谋刺活动就成为除掉希特勒的唯一希望。

战争期间军内密谋分子的数次谋刺行动中，两次颇具戏剧性，一次发生在苏德战场，另一次在柏林。1942—1943年间，苏德战场的战事正处于关键阶段，聚集在“中央”集团军群内的密谋分子打算利用希特勒视察前线的机会除掉他。他们使用假护照把格尔德勒送到斯摩棱斯克以增强力量。卡纳里斯也寻机来到东线，暗中部署“阿勃韦尔”的力量加以配合。密谋分子打算在军官食堂里起事，由一支10人组成的军官特工队，在其他陪餐者的配合下，根据信号拔出手枪一齐向希特勒及其警卫开枪。然而，司令官克卢格坚决不同意在餐桌上杀人。密谋分子被迫改用第二套方案，用炸弹谋刺。1943年2月27日凌晨2时，希特勒突然宣布前往西南战线，B集团军群内的密谋分子立即准备行动，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同年3月13日早晨，希特勒又在返回东普鲁士途中停留斯摩棱斯克。密谋分子立即以托带礼物为名，将伪装成两瓶白兰地酒的英制定时炸弹送上飞机。但炸弹没有爆炸。几天后，1943年3月21日，希特勒将出席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仪式，事后将用半小时的时间参观由“中央”集团军群举办的缴获的苏联武器展示会。密谋分子冯·格斯多夫（Rudolf Christoph von Gersdorff，1905—1980）上校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安放炸弹后，决定把炸弹放在大衣口袋里，在预定的爆炸时间前尽量靠近希特勒，与他同归于尽。然而，希特勒在现场仅逗留了2分钟就匆忙离去，格斯多夫的刺杀没有成功。

1944年7月20日发生的“七·二〇”谋刺希特勒事件是军内密谋集团谋划的一次重大事件。该事件的主要策划人是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1907—1944）。他19岁加入德国陆军，1930年晋升为少尉。对于纳粹运动，他的态度比较矛盾。作为贵族世家出生的有教养者，他对纳粹领袖们野蛮的、无教养的、有时候完全是装腔作势的做法颇为反感，但与生俱来的民族主义情感，又使他支持希特勒政权毁约扩军的举措。1936年，他进入柏林陆军大学深造。2年后即进入总参谋部供职。然而，当年发生的反犹高潮，尤其是他长期生活的班贝格（Bamberg）所发生的焚烧犹太会堂事件，以及全国范围的“砸玻璃窗之夜”事件，使他对纳粹运动和希特勒本人的看法产生根本性转变。欧战爆发后，他到第16装甲师当参谋，声名渐起。苏德战争爆发后，他被派遣到东线，协助在苏联战俘中组织俄罗斯“志愿部队”。在这期间，党卫队在苏联的暴行，以及希特勒要求枪杀所有苏军政委的命令，使他彻底看清了纳粹分子的真面目。他寻机加入了密谋集团，并很快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1943年9月，他晋升为中校，并调回柏林陆军总司令部任军械署参谋长，以更加有利的条件参加密谋活动。他与贝克等人一起，加紧修订“女武神计划”（Walküre，又译“伐尔克里计划”）。该计划的内容是，首先派专人刺杀希特勒，得手后即使用国内驻防军和警察发动政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夺占位于柏林的全国广播总局和广播电台、电报局、电话局、总理府、政府各部和党卫队—盖世太保总部，解除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武装，然后通过广播、电话和电报，把先期拟好的公报发给其他城市的驻防军指挥官和境外军官，同时通电全国，宣布希特勒已死，成立以贝克为国家元首、格尔德勒为政府总理、维茨勒本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新政权。1944年6月，施陶芬贝格晋升为上校，担任国内驻防军参谋长，为主持“女武神计划”提供了更好的条件。6月7日，他在元首山庄首次见到希特勒。7月2日，他再去汇报工作，公文包中携带了定时炸弹。然而，由于他想同时炸死的戈林和希姆莱都不在场，所以无功而返。7月15日，施陶芬贝格第二次携带炸弹来到希特勒身边，但由于没有机会启动定时装置，又未能成功。

1944年7月20日，数次都未成功的密谋反抗行动再一次启动。刺杀舞台在东普鲁士拉斯腾堡（Rastenburg）以东15公里处的“狼穴”大本营。当天中午，施陶芬贝格顺利地进入会场，炸弹也准时爆炸，但由于会场临时从地下室转移到窗户大开的地面建筑内，装有炸弹的公文包也被人无意间从希特勒的脚边移到厚厚的橡木底座的另一侧，结果，尽管希特勒头发烧焦，两腿灼伤，右臂拧伤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脊背也被掉落的椽子划破，但生命无碍。希特勒对密谋分子展开疯狂的报复，当天就枪杀了贝克、施陶芬贝格等主要人士，随后组织了“七·二〇事件特别委员会”，由来自11个机构的400名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组成，负责无情地清洗各军参谋部。整个报复行动导致4980人死亡，其中包括格尔德勒、卡纳里斯等人。不少遇害者生前遭到人民法庭羞辱性的审讯，死后骨灰被胡乱地撒入农田甚至臭水沟。

“七·二〇事件”尽管没有达到消灭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目的，但它给了两者以沉重的打击，使它们在声誉和实力方面遭遇到无可挽回的损失。战场形势和国内的动荡，使民众对希特勒政权更加不满。据1944年11月斯图加特地区党卫队保安处的内部报告称，他们多次听到民众在口传，说“元首确实是上帝派来的，我们毫不怀疑，但上帝不是派他来拯救德国，而是毁灭德国”。

但是，希特勒还要竭尽全力来作最后的挣扎。1944年9月25日，他签署法令，在国内动员全部16—60岁的公民来保卫国家。根据该法令，当局在国内组建了“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亦译“人民突击队”）和“德国护乡队”（Wachdienst）。前者由16—60岁非在役公民组成，绝大部分是伤残退役老兵和其他不适合服役者，这些人在纳粹官员的监督下入队。其基本作战单位为营，但装备很差，几乎未受训练就被送上战场。以后，甚至妇女和少女也被征召入队，从事辅助性勤务工作。后者系地方半武装组织，由老人组成，用于守护本地区，也用于消防和搜索等工作。然而，这种做法一方面把老弱病残者进一步送到死亡线上，同时也降低了部队的总体战斗力。

五、纳粹政权覆亡

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国不得不抽调部分兵力应付西线，东线的兵力有所减少，苏联趁机继续实施打击。

1944年6月10日至8月9日苏军对德军进行第四次突击，打击对象是芬兰。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在苏芬战争后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芬兰也跟着向苏联宣战。随着苏德战场形势发生根本逆转，德军进而节节败退后，1944年2月，芬兰政府通过驻瑞典代表向苏方征询关于芬兰退出战争的条件，苏联提出恢复1940年苏芬条约规定的国境线等条件，芬兰政府没有接受。在第四次突击中，苏军通过在卡累利阿地峡实施的维堡战役，以及在南卡累利阿实施的另一场战役，击溃了芬兰军队，迫使芬兰于9月初退出战争，东线德军的北翼也因此受到更大的压力。

同年6月23日至8月29日，苏军在白俄罗斯地区实施第五次突击。驻守该地区的德军有整个“中央”集团军群，以及“北方”集团军群和“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部分兵力，共计66个师又3个旅。苏军先实施战役伪装，让德军最高统帅部产生下一个打击将在南翼发生的错觉，随后发起总攻，从六个地段同时实施突破，围歼德军侧翼集团。继之以主力实施向心突击，合围德“中央”集团军群基本兵力。而后扩大进攻正面，连续出击，前出至苏联西部边境。在这次战事中，德军被全歼17个师又3个旅，其他部队也损失过半。

当第五次突击还在进行之时，苏军又在乌克兰西部和波兰东南部实施第六次突击。德国的守军为“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它们曾在西乌克兰地区修筑了纵深为40—50公里的三道防御线，试图据此强守。苏军的进攻从7月13日开始，至8月29日结束，在进攻中不仅解放了西乌克兰和波兰东南部，还强渡维斯瓦河，建立巨大的登陆场。德军13个师遭全歼。

8月20日至9月底，苏军在比萨拉比亚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境内实施第七次突击。苏军先进攻比萨拉比亚，围歼了德国“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主力第6集团军。8月2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发动民众举行起义，赶走德国驻军，成立新政府。翌日，新政府宣布退出法西斯集团和侵略战争，原充当帮凶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很快调转枪口。希特勒为了拉住罗马尼亚，于8月24日命令德军向布加勒斯特进攻，结果被罗军击退。8月31日，苏军进入布加勒斯特，并很快前出到保加利亚边境。保加利亚在战争中维持了倾向德国的中立政策。9月5日，苏联向保加利亚宣战，8日，苏军进入保加利亚。翌日，保加利亚工人党建立新政权并对德国宣战，至21日，苏军前出到南斯拉夫边境。德军“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在苏军打击下几乎全军覆没。

9—10月苏军实施第八次突击，目标即指向波罗的海三国。通过两个阶段的交战，苏军解放了爱沙尼亚全部和拉脱维亚大部，9月19日，芬兰宣布退出法西斯集团并对德宣战。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在这次突击及后续战斗中被消灭。

第九次突击在东南欧和中欧一带实施，时间为1944年9月28日至翌年2月13日。苏军首先突入匈牙利，匈牙利政府试图脱离德国集团，但很快被德国扶持的新政权取代。苏军同时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周围和南斯拉夫东部周围发起两个进攻战役，占领了这些地方，随后向布达佩斯发起总攻，解放了匈牙利。1944年10月7日至11月1日展开的第十次突击发生在芬兰北部的北极圈内，主要对手是进驻此地和退守挪威北部的德军。德军斗志不强，很快被击败。德军在东线的败退，使得希特勒不得不永久离开“狼穴”大本营。1944年11月20日，他将指挥部迁往柏林。

在西线，盟军早已抵达德国边境。希特勒面临东西两线大兵压境的困局，试图孤注一掷，用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来扭转颓势。在选择反击方向时，他认为眼下西线比东线的机会要好。比起东线来，西线的距离较短，运送必要燃料的代价较低，重要战略目标处在现有兵力兵器更容易达到的地方。而在东线，战争需要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另外，他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不是红军或苏联政治领导人那样的强硬对手。他相信，英国人即将山穷水尽，而美国人如果看到事态转而对他们不利，很可能垂头丧气。而具体的出击点，希特勒又一次选择了阿登地区。打算在盟军防御的薄弱地段实施突破，在列日和那慕尔（Namur）一线强渡马斯河，进击荷兰与比利时境内的盟军，最后把目标指向安特卫普港（Antwerpen），切断盟军的海陆联运线。

1944年12月中旬，德军在阿登地区部署了B集团军群的党卫第6装甲集团军、第5装甲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共25个师，其中7个为装甲师。16日凌晨，德军一支约800人的特遣队，穿着美国军服，佩美式武器，驾驶缴获的美军坦克和吉普车，口操英语，潜入美军驻地，切断交通线，杀死传令兵，搞乱交通运输，保护德军将要通行的桥梁。5时30分，德军实施炮火准备，之后进攻部队在数百架探照灯照耀下发起攻击。美军麻痹大意，被打个措手不及，未作有组织抵抗便仓促退却。美军防御阵地被撕开一个大缺口，到12月20日，德军的突破正面扩大到100公里、纵深30—50公里，形成一个很大的突出部。德军还继续向马斯河推进。然而，从整个欧洲战争的态势来看，德军已是强弩之末，缺少汽油和炮弹，掌握不了制空权，装甲部队被迫不断放慢进展速度。

盟军在适当调整部署后，从12月23日起实施反突击。航空兵对进攻德军实施大规模袭击，步兵部队也展开反攻，将德军的攻势阻挡住。德军重新调集兵力，发起新的攻势。1945年1月1日，德国空军出动1000多架飞机，对突出部附近盟军的机场实施了数个月来最猛烈的轰炸，炸毁了约260架停放的飞机。地面部队也相应地发起攻击，先头部队攻至离美军第1集团军指挥部8英里处，此处离美军供应站只有1英里的距离，供应站内储存着300万加仑汽油。德方的行动使美英两国上下大为紧张。盟军统帅部决定于1月3日转入反攻，彻底击退德军的反扑。8日，盟军击退了德军的攻势，随后乘胜追击，于1月底将德军赶回到原来的阵线。德军经过这番折腾，死伤和失踪人员达8.2万，损失坦克和强击火炮600辆、飞机1600架、其他车辆6000辆。此后，德国在西线也只有挨打的份了。

在东线，苏军原计划在1945年1月20日发起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后提前至1月12日行动。战役开始前，德军统帅部错误地认为苏军将在南北两翼实施重要战役，取胜后再在柏林方向上实施进攻，为此将原来部署在此处的军队调往匈牙利和波美拉尼亚，试图以维斯瓦河至奥得河之间几乎贯穿整个波兰的七道防御线阻止苏军的行进。12日，苏方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在北部作战，两周内向前推进250公里，于1月26日进入但泽，3—4月间占领整个东普鲁士，4月9日攻占柯尼斯堡。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从中路进攻，1月17日协同波兰的武装力量解放华沙，40天内进抵奥得河，接着在河西建立桥头堡，打开了通向柏林的通道。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南部进攻，迅速攻占德国的重要工业区西里西亚。另外两个方面军于2月13日攻克布达佩斯，4月13日攻占维也纳。由于奥得河解冻，苏军后方还有残留的德军，苏方的进攻暂时停顿。

西线盟军在粉碎德军阿登地区的反扑后，以每周1个师的速度向前线增调兵力，计划首先歼灭莱茵河以西的德军，尔后强渡莱茵河攻占鲁尔区，继而发动最后的进攻。2月8日—3月23日，盟军分别在莱茵河下游、中游和萨尔盆地地区发动打击，肃清了河西的德军，并在河东雷马根（Remagen）建立桥头堡。3月23日夜，蒙哥马利部在下游地区强渡莱茵河，26日，中部盟军以雷马根桥头堡为出发点向东北方向进攻，于4月1日同下游盟军会师，包围鲁尔地区德军18个师，共32.5万人。

面临灭顶之灾的希特勒逐渐趋于疯狂。2月12日，凯特尔以“元首名义”下令就地枪决德军的逃兵。2月19日，希特勒在大本营军事会议上表示，打算撕毁《日内瓦公约》，就地枪决所有被俘的盟军飞行员和其他战俘。在场的将领们担心遭到盟军报复，从国际法的角度提出反对。不久，希姆莱又奉希特勒指示，下令对任何弃守市镇和交通枢纽的德军指挥官“均可处以死刑”。3月间，弃守莱茵河雷马根大桥的8名德军军官，成了这道命令的第一批牺牲者。

3月15日，施佩尔起草了一份致希特勒的备忘录。他在这份备忘录中坦率地表示，在4至8周内，将发生“德国经济的最后崩溃”，并且在这以后“战争也不可能根据军事计划继续打下去了”。他告诉希特勒：在战争的最后几周里，领导人的职责应是“凡是可能就帮助人民”。然而，施佩尔写完后却不敢贸然把它递交给希特勒，因为前不久希特勒就曾在军事会议上断然宣布，“今后，谁对别人说战争打输了，就要当卖国贼看待，一切后果由他和他的家属来负。我将不考虑其地位和威望而严加惩处”。无奈之下，施佩尔只得费尽心思地“进谏”。他事先采取了一些向希特勒表忠心的举动，之后于3月18日出席大本营形势分析会后，在个别谒见时呈递给希特勒。后者以冷冰冰的语调道：“如果战争打输了，人民也被输掉了。没有必要为德国人民基本生存将来需要什么而操心了。相反，对我们来说，连这些都破坏掉甚至反倒是上策。因为这个民族已经证明是弱者……不管怎样，在这场斗争之后，只有劣等人会留下来，因为优等人已经被杀害了。”第二天，希特勒签发了被俗称为“焦土令”的《关于在德国领土上的破坏措施》（Befehl betreffend Zerstrungsmanahmen im Reichsgebiet）的专门命令。命令称：“为了我国人民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迫使我们在本国领土上也应千方百计地削弱我们的敌人的战斗力，阻止它继续向前推进。……因此，我命令：1.必须破坏德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用的交通、通信、工业和后勤补给设施以及其他重要设施，因为敌人可能马上或在不久以后会利用这些设施来继续进行战斗。2.负责实施这些破坏行动的是：主管所有军事目标（包括交通和通信设施）的军事指挥机关；大区指导处领袖；主管所有工业设施、后勤补给设施以及其他重要设施的全国防卫特派员。在各大区指导处领袖和全国防卫特派员遂行其任务时，部队应提供必要的支援。3.应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命令传达到所有部队指挥官；与此相违背的指令一律作废。”3月20日，该命令正式下发，要求下属立即贯彻执行。幸好，“焦土令”的全权执行权授予了施佩尔，他暗中破坏，千方百计地阻止执行。而多数军政官员，包括一部分纳粹党官员，也对此抵制，这一悲剧才未在全国上演。

反法西斯国家继续进攻。1945年4月2日，艾森豪威尔命令盟军兵分三路，以中路为主要突击力量，向东推进。4月16日，苏军在东线发动最后冲击，19日即突破德军的三道防线。希特勒在同盟国集团的共同打击下，方寸大乱。4月7日，他发布《关于西线战场的新的指挥关系》的命令，其中规定将原本隶属于西线总司令部的B集团军群，与西线总司令部、新增设的西北线总司令部、西线海军总司令部一起，并列地接受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直接指挥。4月15日，希特勒根据德国中部的陆上联系日益困难的现状，签署了《元首关于被分割的德国北部和南部地区指挥关系的命令》，对被分割后的指挥关系作了规定：如果希特勒留在南部，则由其直接指挥南部地区的军事抵抗，由邓尼茨任北部地区总司令；如果希特勒留在北部，则由凯塞林元帅任南部地区总司令。文件规定，在由邓尼茨或凯塞林执掌的地区，“武装部队三军种、各种阵线、后备军、武装党卫队、警察和其他组织在该地区的一切力量，均归该总司令指挥”，然而，该“总司令只有在接到我的特别命令后才可开始工作”。

4月25日，苏联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托尔高（Torgau）地域的易北河上与美军第1集团军会师，东线和西线两个战场联结起来，德军完全被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同日，苏联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也完成对柏林的包围。

希特勒竭尽全力想调动部队向苏军发起反攻，甚至扬言“所有按兵不动的司令官，都要在5小时内处决”。然而，各处的德军都已经或即将陷入灭顶之灾，有些是心无斗志，故而根本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击。4月22日下午举行例行军事会议，希特勒在会上声称要在柏林了结自己的一生。当时，戈林已经逃到南巴伐利亚的上萨尔茨堡，得悉希特勒决定留守柏林的消息后，立即发去一份电报，表示自己准备根据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立即接管德国全部领导权”。希特勒看到电报后火冒三丈，称其犯了叛国罪。希姆莱当时在北部海岸城市吕贝克，4月23日深夜通过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与西方国家接洽，表示德国愿意向西方国家投降，并在西方国家前来接管前继续同苏联作战。4月28日晚，戈培尔手下的无线电监听站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关于希姆莱接洽投降的消息。

绝望中的希特勒决定自戕。4月29日凌晨1时，他与情妇爱娃·布劳恩（Eva Braun，1912—1945）正式结婚。4时起，开始口授政治遗嘱和私人遗嘱。他在政治遗嘱里，把挑起世界大战的责任归之于“那些犹太血统的或者为犹太人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号召德国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放弃斗争”，声称“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光辉复兴的种子将会在德国历史上萌发起来”。关于继承人问题，他指定邓尼茨为自己的继承人，就任德国总统，兼任军事部长和海军总司令。指定戈培尔为新政府总理，鲍尔曼为新设立的党务部长，赛斯—英夸特为外交部长。他指定的其他人员还包括：内政部长保罗·吉斯勒（Paul Giesler，1895—1945） ；陆军总司令斐迪南·舍纳（Ferdinand Schrner，1892—1973） ；空军总司令奥古斯特·格莱姆（August Greim，1895—1975） ；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总监卡尔·奥古斯特·哈恩克（Karl August Hanke，1903—1945） ；经济部长冯克；农业部长赫尔伯特·巴克（Herber Backet，1896—1947） ；司法部长蒂拉克；教育与国民礼仪部长古斯塔夫·阿道夫·舍尔；宣传部长维尔纳·瑙曼（Werner Naumann，1909—1982） ；财政部长施威林·冯·克罗西克；劳动部长台奥·胡珀法尔（Theo Hupfauer，1906—1993） ；军火部长卡-奥托·绍尔（Karl Otto Saur，1902—1966） ；德意志劳动阵线领袖兼内阁不管部长莱伊。他在遗嘱的结语里，还念念不忘其纳粹主义的初衷：“最重要的是，我责成政府和人民要全力拥护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各国人民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集团。”4月30日下午，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双双自杀。

5月1日，邓尼茨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谎称希特勒同苏军战斗到最后一息，已经“壮烈牺牲”，号召全体国民拯救德国，“使它不致遭受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破坏”。5月2日，柏林地区的德军向苏军投降。驻留吕贝克的邓尼茨派出代表与盟军谈判停战事宜。4日，北部和南部的德军残部相继向盟军投降。6日，苏军开始围歼在布拉格地区顽抗的最后一个德军集团。

5月7日，德国电台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同日，邓尼茨政府的代表约德尔在巴黎以东的兰斯（Reims）盟军总部，签署德国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初步议定书。翌日，在柏林城郊的苏军司令部，正式举行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5月23日，盟军逮捕了邓尼茨政府全体成员，德国的最高权力由苏、美、英、法四个同盟国接管，纳粹德国寿终正寝，纳粹统治时期正式结束。

附 录

一 地图

1.《凡尔赛和约》签署后德国领土的变动

2.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1939—1942）

3.纳粹德国控制区域的扩展

4.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

二 大事年表

1918年

11月4日 基尔水兵起义，随后革命风暴席卷整个德国北部地区

11月7日 慕尼黑爆发革命

11月8日 巴伐利亚的威特尔斯巴赫王朝终结；贡比涅森林停战谈判开始

11月9日 柏林爆发革命；威廉二世退位，巴登亲王把政权移交给艾伯特；谢德曼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两个工人政党连夜进行组阁谈判

11月10日 布歇马戏园集会；艾伯特与格勒纳决定合作

11月11日 德国签订《停战协定》

11月13日 《失业者救济条令》面世

11月14/15日 普罗伊斯开始筹划宪法草案

11月15日 《斯廷内斯·列金协议》签订，成立中央工作组

11月16日 德意志民主党成立

11月20日 天主教中央党颁布新党纲

11月21日 《和平生产专业令》颁布

11月22日 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与大柏林地区执行委员会达成第一份协议；德意志人民党成立

11月23日 《企业代表会条例》出台；《劳动时间令》发布

11月24日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成立；社会化委员会成立

11月30日 《国民会议选举条例》出台

12月6日 围绕代表会运动花销而发生的“一二·六冲突”

12月9日 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与大柏林地区执行委员会达成第二份协议；《职业介绍令》出台

12月1620日 第一次全国代表会大会

12月23日 《集体合同令》颁布

12月24日 圣诞夜罢工

12月29日 独立社会民主党退出临时政府；斯巴达克同盟退出独立社会民主党

12月31日 德国共产党成立

同年 斯宾格勒出版《西方的没落》第1卷；豪斯曼发表《达达主义》宣言

1919年

1月5日 柏林起义开始；德意志工人党成立

1月9日 《雇佣伤残者条例》出台

1月15日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杀，柏林起义失败；《最紧急住房危机的补救条令》出台

1月18日 巴黎和会召开

1月19日 国民会议选举

1月24日 《临时农业劳动条令》出台

2月8日 《战争伤残者与战争残疾者的社会救济法令》出台

3月3日 柏林爆发三月起义，到3月16日镇压；中德地区达成“魏玛协议”

3月15日 《社会化法》通过

3月22日 公布和平代表团的名单

3月23日 《煤炭经济法》出台

4月7日 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成立，到5月5日失败

4月814日 第二次全国代表会大会

4月8日 成立有关罪责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考茨基任主席

4月10日 国会成立和平委员会，议长费伦巴赫亲自担任主席

4月18日 协约国通过德国政府与会

4月24日 《钾经济法》出台

5月7日 德国人首次出现在巴黎和会上，协约国递交和约草案

5月29日 德国提出反建议

6月16日 和约最后文本与最后通牒递交德国

6月19日 谢德曼内阁辞职

6月21日 鲍尔内阁成立

6月22日 国会投票带有两项保留条件的和约文本

6月23日 协约国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德国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表示接受

6月28日 德国签订《凡尔赛和约》，7月9日批准，1920年1月10日生效

8月11日 艾伯特签署批准《魏玛宪法》，3天后正式公布实施

8月19日 国会成立战败调查委员会，为“匕首刺背”谎言流行提供舞台

同年 建筑师格鲁皮乌斯在魏玛创建包豪斯建筑学院，提出艺术建筑思想；第一部表现主义风格电影《卡利卡利大夫的房间》上演。

1920年

1月 协约国第一次伦敦会议，讨论赔偿问题

2月4日 《企业代表会法》通过

2月24日 德意志工人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3月13

17日 卡普吕特维茨暴动

3月18日 工会提出“九点纲领”，要求成立工人政府3月27日 鲍尔内阁下台，米勒内阁成立

3月28日5月17日 鲁尔区动荡

4月 协约国圣雷莫会议，讨论赔款问题

5月4日 临时中央经济议院正式运行

5月11日 《住房紧缺法》出台

6月6日 国会大选

6月21日 米勒内阁下台，费伦巴赫内阁成立；协约国布洛涅会议，首次提出德国赔款总额

6月 第一次德国教育工作者会议召开

7月512日 协约国斯帕会议，首次邀请德国参加，讨论赔款问题

8月11日 《解除武装法》出台

19191920年 “卡巴莱”《声与烟》首演成功

1921年

1月2429日 协约国巴黎会议，再次提出新的赔偿计划

2月2日 德国提出赔款建议

2月21日3月14日 协约国伦敦第二次会议，拒绝德国方案，并发出最后通牒

3月8日 协约国军队占领杜伊斯堡、鲁洛尔特、杜塞尔多夫

3月20日 上西里西亚完成公投，但仍然存在纠纷。10月20日，国联调查委员会决定划分上西里西亚

5月4日 费伦巴赫内阁辞职

5月12日 第一届维尔特内阁成立

8月25日 美德签订《恢复和平条约》

8月26日 埃茨贝格尔遇刺身亡

8月29日 《关于恢复公共安全与秩序的命令》公布

10月6、8日 法德两国签订《威斯巴登协议》

10月22日 第一届维尔特内阁辞职

10月25日 第二届维尔特内阁成立

同年 主张世界和平、反对民族和种族仇恨的笔会（PEN）成立；爱因斯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2年

1月6日 协约国戛纳会议，邀请德国参加

4月10日 欧洲经济会议在热那亚召开

4月16日 德国和苏俄签订《拉巴洛条约》

6月24日 拉特瑙被刺身亡

6月26日 《保卫共和国法令》出台

9月24日 多数派社民党和一部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合并

11月22日 第二届维尔特内阁辞职，古诺内阁成立

12月29日 美国国务卿休斯首次公布美国在赔款问题上的想法

1923年

1月11日 法、比联军占领鲁尔区，德国宣布实行“消极抵抗”政策

8月12日 古诺内阁辞职

8月13日 第一届施特雷泽曼内阁上台

8月15日 “联合莱茵运动”成立

9月25日 巴伐利亚州政府任命卡尔为国务总办，宣布全州实行紧急状态

9月26日 “消极抵抗”结束；艾伯特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9月29日 黑色国防军暴动

10月3日 第一届施特雷泽曼内阁倒台

10月6日 第二届施特雷泽曼内阁上台

10月10日 萨克森州建立左翼联合内阁

10月13日 《授权法》颁布；《失业救急令修正案》颁布

10月15日 美国答应参加赔款委员会；《货币法》颁布，宣布成立德国地产抵押银行，发行地产抵押马克

10月16日 图林根州建立左翼联合内阁

10月21日 “莱茵共和国”成立

10月2325日 汉堡起义

10月30日 国防军占领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调解令》颁布

11月89日 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

11月12日 德共部长退出图林根州政府；“普法尔茨共和国”成立；沙赫特担任货币专员

11月21日 德国马克价值达到恶性通货膨胀最高点1∶4.2万亿

11月23日 德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在全国范围内遭取缔

11月底 莱茵分离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12月22日 沙赫特出任国家银行总裁

12月23日 《劳动时间紧急条令》颁布

同年 文化史家范登布鲁克出版《第三帝国》一书；艺术史家、曼海姆博物馆馆长哈特劳普首次提出“新客观主义”；法兰克福研究所创建

1924年

2月13日 艾伯特宣布结束紧急状态

2月26日 希特勒等在慕尼黑受审

4月9日 《道威斯计划》公布

5月4日 国会选举，参加政府之政党与社会民主党得票下降

8月29日 国会通过接受《道威斯计划》的决议

12月7日 国会选举，左右翼激进政党遭到挫败

同年 经典电影《最卑贱的人》上演，使用移动摄影方法。

1925年

1月5日 协约国推迟将于1月10日到期的从莱茵第一占领区的撤退

1月15日 路德第一届内阁成立

1月20日/2月9日 施特雷泽曼先后向英、法政府提出关于安全问题的备忘录

2月27日 纳粹党重建

2月28日 艾伯特总统病逝

4月26日 兴登堡当选为总统

7月14日 法、比开始从鲁尔撤军（8月1日完成）

8月25日 协约国撤出杜伊斯堡、鲁洛尔特和杜塞尔多夫

10月516日 洛迦诺会议

11月27日 国会通过接受《洛迦诺公约》的决定

11月30日 协约国开始从科隆占领区撤军（1926年1月31日完成）协约国开始从科隆占领区撤军（1926年1月31日完成）

12月1日 《洛迦诺公约》在伦敦签署

1926年

4月24日 《苏德友好中立条约》（即“柏林条约”）签署

5月5日 兴登堡颁布“旗帜令”

5月12日 路德内阁因“国旗争端”辞职

5月16日 马克斯第三届内阁成立

6月20日 举行关于没收诸侯财产的全民公决

9月8日 德国参加国际联盟，成为行政院常任理事国

9月17日 施特雷泽曼与白里安在图瓦伊会晤

12月10日 施特雷泽曼和白里安共获诺贝尔和平奖

1927年

1月31日 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从德国撤退

7月16日 《职业介绍与失业保险法》在国会通过

8月17日 《法德商业条约》签订

1928年

1月30日 国防部长格斯纳辞职格勒纳继任

2月15日 马克斯内阁在“教育法”上因分歧而解体

5月20日 国会选举左翼政党获胜

6月28日 米勒内阁成立，这是“最后一届大联盟政府”

8月27日 《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约》签署

9月 国际联盟日内瓦大会讨论莱茵兰撤军和最后解决赔偿问题

1012月 鲁尔钢铁工人大罢工资方大规模关闭工厂

10月20日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当选为民族人民党主席

12月9日 高级教士卡斯当选为中央党主席

1929年

2月11日6月7日 巴黎会议修订《道威斯计划》，签署《杨格计划》

7月9日 民族人民党、钢盔团、纳粹党等参加的民族主义右翼集团反《杨格计划》运动开启

8月6

31日 关于《杨格计划》的第一次海牙会议达成从莱茵兰撤军协定9月45日 白里安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提出“欧洲联邦”设想

10月3日 施特雷泽曼病逝

10月24日 纽约证劵交易所“黑色星期四”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

12月22日 民族主义右翼策划的反《杨格计划》的全民公决失败

同年 托马斯·曼获诺贝尔文学奖；柏林第一次进行电视节目发送

1930年

1月320日 关于《杨格计划的第二次海牙会议》，德国政府接受《杨格计划》

3月12日 国会通过接受《杨格计划》的决议

3月27日 米勒内阁辞职

3月29/30日 布吕宁内阁建立，“总统内阁”出现

6月30日 协约国提前完成从莱茵兰的撤军

7月16日 国会被解散

9月14日 国会选举，纳粹党成为国会第二大党

同年 首批有声电影《蓝天使》上演；雷马克小说改编的《西线无战事》遭禁演

1931年

3月20日 德国政府宣布与奥地利建立关税同盟，遭法国否决

5月11日 奥地利信贷机构倒闭威胁欧洲经济政治稳定

6月20日 美国总统胡佛提出对所有国际债务延期一年支付

7月13日 达姆施塔特银行和国民银行倒闭，德国银行危机

10月6日 布吕宁内阁发布“保障经济与财政安全的紧急条令”

10月11日 “民族反对派”在哈尔茨堡集会（“哈尔城茨堡”阵线）

12月8日 布吕宁内阁发布第四个“保障经济与财政安全的紧急条令”

12月16日 由社会民主党、自由工会、工人体育协会、国旗社等参加的“钢铁阵线”成立

1932年

1月 杜塞尔多夫举行有300名垄断资本家参加的秘密会议，希特勒出席讲话

2月 德国失业人数超过600万

4月10日 兴登堡再度当选总统

4月13日 纳粹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和党卫队被解散

4月24日 普鲁士、巴伐利亚、符腾堡、安哈特和汉堡地方议会选举，纳粹党获得重大胜利

5月12日 格勒纳被迫辞去国防部长职务

6月1日 巴本内阁成立

6月4日 国会被解散

6月16日 取消对冲锋队的禁令

6月16日7月9日 洛桑会议举行，德国赔偿实际上被取消

7月11日 德国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

7月20日 巴本与施莱歇尔发动政变普鲁士政府被解散

7月31日 国会选举，纳粹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8月13日 兴登堡拒绝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9月12日 国会通过对巴本内阁的不信任案，国会被解散

11月6日 国会选举，纳粹党得票总数下降，但仍为国会第一大党

12月2日 施莱歇尔内阁成立

12月11日 德国获得在裁军问题上的平等权

同年 海森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3年

1月4日 希特勒和巴本秘密会晤，商讨建立联合政府

1月30日 希特勒受命组阁，“民族团结政府”上台执政

2月1日 希特勒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宣布政府将实施伟大的四年计划，彻底克服失业，拯救德意志的工人，拯救德意志的农民。同日解散国会

2月3日 希特勒向国防军领导层阐述生存空间计划

2月27日 国会起火，引爆国会纵火案

2月28日 当局发布《总统关于保护人民和国家的命令》

3月5日 国会选举日

3月13日 成立政府系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戈培尔任部长

3月21日 波茨坦日

3月24日 《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即“授权法”正式生效

3月31日 政府颁布《各州与国家一体化法令》

4月1日 抵制犹太人商店

4月7日 政府颁布《各州与国家一体化的第二个法令》和《重设公职人员法》

4月25日 政府发布《防止德国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过度拥挤法》

5月2日 取缔工会

5月7日 德国书商交易所协会列出黑名单

5月10日 成立德意志劳动阵线；焚书

5月17日 希特勒发表和平演说，获得国会各党团赞同

5月19日 政府公布《劳动督察官法》

6月1日 政府发布《扩充就业面纲领》（俗称“第一项莱因哈特纲领”）

6月2日 社会民主党领导机构流亡布拉格

6月22日 开始禁止和解散党派

7月7日 全国广播协会成立

7月12日 来自21个国家的291种印刷品被禁

7月14日 政府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塑造新德意志农民法》和《预防遗传病患者新生儿法》（通称《绝育法》）

7月15日 全国电影协会成立

7月20日 《国家宗教协议》签订；修改《政府议事规则》，规定立法工作毋需经过部长间讨论，只需将相关草案经由相关部长传阅后即可定稿

8月25日 公布取消国籍者名单

9月1日 政府发布“第二项莱因哈特纲领”

9月13日 政府颁布《德国粮食总会法》

9月22日 政府颁布《国家文化总会法》

9月28日 禁止政府部门雇用非雅利安人和与他们通婚者

9月29日 政府颁布《国家世袭农场法》

10月4日 政府颁布《编辑法》和《报刊法》

11月12日 国会选举日

12月1日 政府颁布《党和国家统一法》

12月7日 政府颁布《维持偿付残疾者、矿工和职员保险法令》，恢复社会保险制度

1934年

1月12日 内阁会议通过《国民劳动秩序法》，于20日颁布

1月30日 国会和参议院通过《国家重建法》

2月14日 希特勒颁布《全国参议院废止法》

2月27日 德国经济总会颁布《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

4月20日 希姆莱成为盖世太保负责人

4月24日 人民法庭建立

6月30日 清洗冲锋队

7月20日 党卫队脱离冲锋队领导

7月25日 维也纳纳粹政变失败，奥地利总理陶尔菲斯被暗杀

8月2日 兴登堡总统去世，媒体公布前一天晚上由内阁通过的《德国国家元首法》

8月19日 就8月2日的举措举行全民公决

年内 当局发布《德意志大学生十诫》，作为大学生的行为准则

1935年

1月13日 萨尔区举行公民投票，回归德国

1月30日 政府颁布《乡镇法》和《德国总督法》

3月9日 官方宣布德国已拥有空军

3月16日 政府颁布《国防军重建法》，实施普遍兵役制

6月26日 当局颁布《国家劳动服役法》

9月15日 纳粹党代会上公布《保护德意志人血统与荣誉法》和《德国公民权法》

10月18日 政府颁布《保护德意志民族遗传卫生法》（通称《婚姻法》）

1936年

3月7日 德军进驻莱茵非军事区

3月29日 国会选举

3月 举办第一次“颓废艺术”展览

4月24日 骑士团城堡学校奠基

6月17日 希姆莱担任全国警察首脑

7月11日 《德奥协定》签订

7月16日 西班牙内战爆发

8月1日 柏林奥运会开幕

9月9日 当局公布第二个四年计划

10月1日 规定法官必须佩戴纳粹标志

10月18日 希特勒签署《关于实施四年计划的命令》

11月1日 墨索里尼宣布德意两国构成“轴心”

11月25日 德日两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

11月26日 当局禁止艺术批评

12月1日 希特勒发布《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国家青年组织》的命令

1937年

1月26日 当局颁布《文职人员法》

3月14日 教皇发表通谕《痛心已极》

7月18日 慕尼黑举办“大德意志艺术展览会”和第二次“颓废艺术”展览

11月5日 希特勒在高层会议上谈扩张计划，会后形成《霍斯巴赫备忘录》

11月6日 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

11月17日 英国大臣哈利法克斯造访希特勒

11月26日 沙赫特辞去经济部长职务

12月 当局颁布《扩大保险范围法令》

1938年

1月3日 当局颁布《无偿没收“颓废艺术”作品法》

2月5日 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成立，希特勒为总司令，勃洛姆贝格和弗立契被免职，里宾特洛甫任外交部长

3月13日 德奥合并

4月10日 德奥合并后的国会大选

4月24日 苏台德德意志人党提出《卡尔斯巴德纲领》

4月26日 当局颁布《犹太人财产登记条例》

5月20日 德捷之间爆发“五月危机”

5月30日 希特勒发布《关于“绿色方案”致德国武装部队三军总司令的命令》

6月22日 当局颁布《特别任务劳动力需要法令》

6月25日 当局颁布《工资条例》

8月 当局在维也纳设立“犹太人出境办事处”

9月27日 “大众收音机”投放市场

9月30日 《慕尼黑协定》签字

11月9日 “水晶之夜”

12月 当局颁布《关于德国手工业者养老金法令》；开始颁发“德意志母亲荣誉十字勋章”

1939年

1月20日 沙赫特被解除国家银行总裁职务

1月24日 柏林设立“犹太人出境办事处”

2月13日 当局颁布《确保具有特殊国家政治意义任务所需劳动力条例》，规定在重要行业从业的职工更换工作必须征得劳动局同意

3月15日 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残存地区

3月21日 德国要求归还但泽并建造贯穿波兰走廊的铁路

3月23日 立陶宛将梅梅尔地区割让给德国

3月25日 希特勒发布《青年的服务义务命令》

3月26日 波兰拒绝德国的要求

3月28日 西班牙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

3月31日 英国与法国宣布保证波兰的安全

4月11日 希特勒下达《德国进攻波兰的计划（白色方案）》的命令

4月7日 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

4月20日 德国举行庆祝希特勒50岁诞辰大阅兵

4月26日 英国实行普遍兵役制

4月28日 希特勒宣布废除与波兰签订的谅解条约和与英国签订的海军协定

5月22日 德意两国签订《钢铁盟约》

5月23日 希特勒在高级军事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8月23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签订

8月25日 英国与波兰正式签订互助条约

9月1日 德国进攻波兰；当局颁布《限制工作岗位调换条例》，将2月份所颁条例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行业；海德里希颁布关于犹太人佩戴“大卫星”的法令

9月3日 英国和法国宣战

9月4日 当局颁布《战时经济条例》

9月18日 维斯瓦河战役

9月27日 德国中央保安总局成立

10月7日 “巩固德意志民族性全国委员会”成立，由希姆莱负责

10月25日 波兰总督辖区成立

11月8日 慕尼黑啤酒馆发生谋刺希特勒事件，未遂

11月23日 波兰总督辖区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大卫星标志

1940年

4月9日 德国进攻丹麦和挪威

4月30日 罗兹的犹太人隔离区建成

5月10日 德国入侵西欧

5月15日 荷兰投降

5月28日 德军占领比利时

6月10日 德军完全占领挪威

6月17日 法国新任总理贝当请求停战

6月22日 法国败降

7月16日 希特勒下达“海狮行动计划”

8月10日 德国发动对英空战

9月27日 德意日签订《三国同盟条约》

11月12日 莫洛托夫造访柏林

11月15日 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关闭

12月18日 希特勒下达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

1941年

2月11日 德国军队进入非洲

3月2日 德军入侵保加利亚

3月31日 德军进攻昔兰尼加

4月6日 德军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

4月17日 南斯拉夫投降

4月21日 希腊投降

5月10日 赫斯飞往英国

5月20日 德军进攻克里特岛

6月22日 德国入侵苏联

7月17日 罗森贝格担任东部特区部长

9月29日 德国在基辅实施犹太人大屠杀

10月2日 德军实施“台风行动计划”，向莫斯科方向发起进攻10月3日 全德境内实施犹太人强制劳动制度

10月16日 全德境内驱逐犹太人

12月7日 德国发布《夜雾命令》；日本偷袭珍珠港

12月8日 美国向日本宣战

12月11日 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

12月19日 希特勒担任陆军总司令

1942年

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

1月18日 德意日划分作战地区的军事协定签字

1月20日 万湖会议召开，讨论驱逐和灭绝犹太人事宜

2月9日 施佩尔担任武装和弹药部长

3月21日 绍克尔担任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

4月26日 希特勒担任全国最高法官

5月26日 海德里希被刺身亡；德军在北非发起进攻

6月10日 利迪策大屠杀

6月30日 德军在阿拉曼发起进攻

8月19日 德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发起进攻

8月20日 弗赖斯勒担任人民法庭庭长

8月25日 希特勒下令建设“大西洋壁垒”

10月18日 希特勒下达《突击队命令》

10月23日 英军在阿拉曼发起反攻

11月7日 盟军在北非登陆

11月19日 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反攻

1943年

1月24日 卡萨布兰卡会议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

1月27日 当局颁布《战时劳动力动员法》

2月2日 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

2月18日 白玫瑰小组发出最后一张传单

4月19日 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发生大规模反抗

5月13日 德国非洲军团投降

5月19日 柏林宣布成为无犹太人区

7月5日 德军发起库尔斯克会战

7月10日 盟军进攻西西里岛

7月12日 “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成立

7月25日 墨索里尼倒台被捕

9月12日 希姆莱接任内政部长

9月3日 盟军在意大利登陆

9月8日 意大利投降

1944年

3月4日 苏军向南线德军发动进攻

3月18日 德军占领匈牙利

6月6日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

6月12日 德国使用V1飞弹空袭伦敦

6月22日 苏军联向中路德军发动进攻

7月20日 “七·二〇”事件

7月25日 戈培尔成为总体战总代表

8月7日 人民法庭院开始审理“七·二〇”事件参与者8月15日 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

8月25日 罗马尼亚向德国宣战

9月8日 保加利亚向德国宣战

11月26日 希姆莱下令毁灭焚尸炉

12月16日 德国发动阿登反击战

1945年

1月12日 苏联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展开进攻

1月30日 希特勒发表最后一次广播讲话

2月4日 雅尔塔会议开幕

3月7日 盟军在雷马根桥越过莱茵河

3月19日 希特勒发出《焦土令》

4月11日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自行解放

4月13日 苏联占领维也纳

4月15日 盟军解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4月16日 苏联进攻柏林

4月23日 希特勒罢免戈林

4月25日 美国和苏联军队在易北河边会师

4月27日 奥地利联合政府成立，宣布国家独立

4月29日 墨索里尼被游击队员击毙

4月30日 希特勒自杀

5月7—8日 德国向同盟国集团投降

5月23日 邓尼茨政府成员遭逮捕

6月5日 盟军接管德国最高行政权

三 参考书目

1.外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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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鑫珊：《希特勒与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郑寅达：《德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四 译名对照

A

阿勃韦尔（Abwehr）

阿登（Ardenne）

阿登纳，康拉德（Adenauer，Konrad，187-1967）

阿多诺，特奥道尔（Adorno，Theodor，190-1969）

阿尔卑斯地区（Alpenvorland）

阿尔德，库尔特（Alder，Kurt，1902—1958）

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sk）

阿尔普，汉斯·让（Arp，Hans，1887—1966）

阿尔托纳流血周日事件（Altonaer Blutsonntag）

阿尔萨斯（Elsass）

阿尔萨-洛林（Erlsass Lothringen）

阿芬那留斯，理查德（Avenarius，Richard，1843—1896）

阿曼，马克斯（A mann，Max，1891—1957）

埃茨贝格尔，马蒂亚斯（Erzberger，Matthias，1869—1921）

埃尔-吕本纳赫，保罗·冯（Eltz Rübenach，Paulvon，1875—1943）

埃尔德曼，卡尔·迪特利希（Erdmann，Karl Dietrich，1910—1990）

埃尔哈特，赫尔曼（Ehrhardt，Hermann，1881—1971）

埃尔朗根（Erlangen）

埃纳河（Aisne）

埃普，弗兰茨·里特尔·冯（Epp，Franz Ritter von，1868—1946）

埃森（Essen）

埃耶出版社（Eher Verlag）

艾伯特，弗里德里希（Ebert，Friedrich，187-1925）

艾伯-格勒纳协议（Eber-Groener Pakt）

艾登，安东尼（Eden，Anthony，1897—1977）

艾克，埃里希（Eyck，Erich，1878—1964）

艾克，西奥多（Eicke，Theodor，1892—1943）

艾斯纳，库尔特（Eisner，Kurt，1867—1919）

艾廷贡，马克斯（Eitingon，Max，1881—1943）

艾希霍恩，埃米尔（Eichhorn，Emil，1863—1925）

爱森纳赫（Eisenach）

爱森斯坦，塞尔盖（Eisenstein，Sergey，1898—1948）

爱因斯坦，阿尔伯特（Einstein，Albert，1879—1955）

安特卫普（Antwerpen）

敖德萨（Odessa）

奥伯福伦，恩斯特（Oberfohren，Ernst，1881—1933）

奥登堡（Oldenburg）

奥地利（sterreich）

奥尔格施（Orgesch，全称“Organisation Escherich”）

奥尔沙（Orscha）

奥肯，赫尔曼（Oncken，Hermann，1869—1945）

奥林匹亚（Olympia）

奥廖尔（Oryol）

奥内佐尔格，威廉（Ohnesorge，Wilhelm，1872—1962）

奥斯兰（Ostland）

奥斯陆（Oslo）

奥斯威辛集中营（KZAuschwitz）

奥特，欧根（Ott，Eugen，1889—1977）

奥托方案（Fal Otto）

B

巴巴罗萨计划（Unternehmen Barbarossa）

巴本，弗兰茨·冯（Papen，Franz von，1879—1969）

巴德，弗里茨（Baade，Fritz，1893—1974）

巴德，威廉（Baade，Wilhelm，1893—1960）

巴登（Baden）

巴多格里奥，佩特罗（Badoglio，Pietro，1871—1956）

巴尔都，路易（Barthou，Louis，1862—1934）

巴尔，胡戈（Ball，Hugo，1886—1927）

巴尔马特，尤里乌斯（Barmat，Julius，1889—1938）

巴尔特，埃米尔（Barth，Emil，1879—1941）

巴尔特，卡尔（Barth，Karl，18861968）

巴伐利亚（Bayern）

巴伐 利 亚 农 民 联 盟（Bayerischer Bauerbund）

巴克，赫尔伯特（Backe，Herbert，1896—1947）

巴库（Baku）

巴拉赫，恩斯特（Balah，Ernst，1870—1938）

巴拉诺维奇（Baranovichi）

巴西利主教（Paceli，Eugenio Maria Giuseppe Giovanni，1876—1958）

白里安（Briand，Aristide，1862—1932）

白玫瑰小组（Die Weie Rose）

班贝格（Bamberg）

班贝格高层会议（Bamberger Führertagung）

班勒卫，保罗（Painlevé，Paul，1863—1933）

包豪斯（Bauhaus）

保安警察（Sicherheitspolizei，缩写Sipo）

保卢斯，弗里德里希（Paulus，Friedrich，1890—1957）

保卫共和国令（Verordnung zum Schutzder Pepublik）

保障经济与财政安全的紧急条令（Notverordungzur Sicherungvon Wirtschaft und Finanzen）

鲍尔，古斯塔夫（Bauer，Gustav，1870—1944）

北海（Nordsee）

贝当，亨利·菲利普（Pétain，Henri Philippe，1856—1951）

贝恩，戈特弗里德（Benn，Gottfried，1886—1956）

贝尔，约翰内斯（Bell，Johannes，18681949）

贝格尔，汉斯（Berger，Hans，1873—1941）

贝吉乌斯，弗里德里希（Bergius，Friedrich，1884—1949）

贝克尔，卡尔·海因里希（Becker，Carl Heinrich，1876—1933）

贝克尔，约瑟费（Baker，Josephine，1906—1975）

贝克，路德维希（Beck，Ludwig，1880—1944）

贝洛，格奥尔格·冯（Below，Georgvon，1858—1927）

贝纳茨基，拉尔夫（Benatzky，Ralph，1884—1957）

贝奈斯，爱德华（Benesch，Eduard，1884—1948）

贝斯 特 兰，伯 恩 哈 德（Bestlein，Bernhard，1894—1944）

贝特-霍尔维格，特奥巴尔德·冯（Bethmann Hollweg，Theobald von，1856—1921）

贝希尔，约翰内斯·罗伯特（Becher，Johannes Robert，1891—1958）

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

本部卫队（Saal Schutz）

本雅明，瓦尔特（Benjamin，Walter，1892—1940）

匕首刺背（Dolchstolegende）

比尔克尔，约瑟夫（Bürckel，Josef，1840—1944）

比利时（Belgien）

比例代表制（Verhltniswahl）

比洛，伯恩哈德·冯（Bülow，Bernhardvon，1885—1936）

比萨拉比亚（Basarabia）

比斯开湾（Golfo de Vizcaya）

比亚威斯托克（Biaystok）

彼得二世（PeterⅡ，1923—1970）

毕苏斯基，约瑟夫·克莱门斯（Pisudski，Józef Klemens，1867—1935）

别尔哥罗德（Belgorod）

波茨坦（Potsdam）

波茨坦日（Tag von Potsdam）

波恩（Bonn）

波尔，奥斯瓦德（Pohl，Oswald Ludwig，1892—1951）

波尔多（Bordeaux）

波尔夏特，克努特（Borchardt，Knut，1929—）

波美拉尼亚/波莫瑞（Pommern）

波罗的海（Ostsee）

波皮茨，约翰内斯（Popitz，Johannes，1884—1945）

波特兰（Portland）

波西格，恩斯特（Borsig，Enrst，18691933）

波兹南（Poznań）

伯格布劳克勒（Bürgerbrukeller）

柏林（Berlin）

柏林工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Volzugsausschussdes Arbeiterund Soldatenratin Berlin）

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

柏林条约（Vertrag von Berlin）

柏林一月起义（Berliner Januaraufstand）

勃兰特，卡尔（Br and t，Karl，1904—1948）

勃劳希契，瓦尔特·冯（Brauchitsch，Wal the r von，1881—1948）

勃洛姆贝格，维尔纳·冯（Blomberg，Werner von，1878—1946）

博德尔施文格，弗雷德里希·冯（Bodelschwingh，Friedrich von，1877—1946）

博尔曼，马丁（Bormann，Martin，1900—1945）

博克，费多尔·冯（Bock，Fedor von，1880—1945）

不来梅（Bremen）

不伦瑞克（Braunschweig）

布贝尔，马丁（Buber，Martin，1878—1965）

布格河（Bug）

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KZBuchenwald）

布加勒斯特和约（Friede von Bukarest）

布科维纳（Bucovina）

布拉格宣言（Prager Manifest）

布莱希特，贝托尔特（Brecht，Bertolt，1898—1956）

布劳恩，爱娃（Braun，Eva，1912—1945）

布劳恩，奥托（Braun，Otto，1872—1955）

布劳恩斯，海因里希（Brauns，Heinrich，186-1939）

布勒，菲利普（Bouhler，Philipp，18991945）

布雷多，斐迪南 · 冯（Bredow，Ferdinand von，1884—1934）

布雷斯劳（Breslau）

布列斯特（Brest）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Friedensvertrag von Brest Litowsk）

布鲁塞尔（Brüssel）

布吕宁，海因里希（Brüning，Heinrich，188-1970）

布罗克道-阿勒费尔特，埃里希·冯（Brockdorff Ahlefeldt，Erich von，188-1943）

布罗萨特，马丁（Broszat，Martin，19261989）

布洛赫，恩斯特（Bloch，Ernst，18851977）

布洛克多夫兰曹，乌尔里希·冯（Brockdorff Rantzau，Ulrich von，18691928）

布洛涅（Boulogne）

布歇马戏园（Zirkus Busch）

布希，汉斯（Busch，Hans，1884—1973）

C

长刀之夜（Nacht derlangen Messer）

城堡和平（Burgfrieden）

茨威格，阿诺尔德（Zweig，Arnold，1887—1968）

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

冲锋队机动车驾驶组织（Kraftfahrwesensder Sfurmabteilung）

纯粹代表会体制（reiner Rtewesen）

D

打击普鲁士（Preuenschlag）

达伯农/达贝诺（dAbernon，1857—1941）

达达主义（Dada）

达豪（Dachau）

达豪集中营（KZDachau）

达勒鲁斯，比尔格（Dahlerus，Birger，1891—1957）

达雷，瓦尔特（Darré，Walter，1895—1953）

达吕格，库特（Daluege，Kurt，1897—1946）

达姆施塔特（Darmstadt）

大柏林地区工兵代表会（Arbeiterund Soldatenrat Gro Berlin）

大柏林地区工兵代表会的执行委员会（Vollzugsratdes Arbeiterund Soldatenrates Gro Berlin）

大萨索山（Gran Sasso）

大西洋壁垒（Atlantik Wal ）

大众汽车（Volkswagen）

大众收音机（Volksempfnger）

大众运动（Massenbewegung）

大众政治（Massenpolitik）

代表会（Rat）

代表会运动（Rtebewegung）

黛德丽（Dietrich，Marlene，1901—1992）

但泽（Danzig）

党内法庭（Parteigerichte）

党卫队（Schutzstaffel，SS）

党卫队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 des SS）

党卫队骷髅队（SSTotenkopfverbnde）

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SSVerfügungstruppe）

党务办公厅（Parteikanzlei）

道尔米施，恩斯特（Dumig，Ernst，1866—1922）

道威斯，查理斯·G.（Dawes，Charles G.，1865—1951）

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

德 奥 关 税 同 盟（Diedeutschsterreichische Zolunion）

德拜（Debye，1884—1966）

德布林，阿尔弗雷德（Dblin，Alfred，1878—1957）

德范特，阿尔贝特（Defant，Albert，1884—1974）

德国地产抵押银行（Deutsche Rentenbank）

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缩写KPD）

德国和波兰互不侵犯和谅解宣言（Deutsch-polnischer Nichtangriffspakt）

德国护乡队（Wachdienst）

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Gesetzüber die Vorbereitung der organischen Aufbaus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德国经济总会（Generalrat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德国进攻波兰的计划（白色方案）（Führerweisung：Angriffskrieg gegen Polen）

德国军官联盟（Bund Deutscher Offiziere）

德国科学应急协会（Notgemeinschaft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缩写NGW）

德国人民请愿全国委员会（Reichsausschu fürdas deutsche Volksbegehren）

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报告（Deutschland Berichte der SPD）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德国报告（Deutschland Berichte der Sopade）

德国式问候（Deutscher Gru）

德国武装部队（Wehrmacht）

德 国 中 央 保 安 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缩写RSHA）

德累斯顿（Dresden）

德雷克斯勒（Anton Drexler，1884—1942）

德里希特魏勒，阿尔伯特（Derichsweiler，Albert，1909—1997）

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kominternpskt Berlin Tokio）

德文（Devon）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Dreimchtepakt Deutschland Italien Japan）

德意日军事协定（Militrpakt Deutschland Italien Japan）

德 意 志 大 学 学 生 会（Deutsche Studentenschaft，缩写DS）

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

德意志法律阵线（Deutsche Rechtfront）

德意志福音教会联合会（Deutschen Evangelischen Kirchenbundes）

德 意 志 工 人 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缩写DAP）

德意志工业全国联合会（Reichsverb 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缩写Rd I）

德意 志 公 务 员 联 盟（Deutscher Beamtenbund）

德意志公务员全国联盟（Reichsbund der Deutschen Beamten，缩写RDB）

德意志共和国（Deutsche Republik）

德意志国家党（Deutsche Staatspartei，缩写DStP）

德意志国家宪法（die 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德 意 志 劳 动 阵 线（die Deutsche Arbeitsfront）

德意志联邦（Deutscher Bund）

德意志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缩写DDP）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缩写DNVP）

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Deutsch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德意志民族阵线（Deutschnationale Front）

德意志母亲荣誉十字奖章（Ehrenkreuzder Deutsche Mutter）

德意志女青年团（Bund Deutscher Mdel，缩写BDM）

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r Orden）

德意志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DVP）

德意志通讯社（Deutsches Nachrichtenbüro，缩写DNB）

德意志艺术宫（Haus der Deutschen Kunst）

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 Algemeine Zeitung）

邓尼茨，卡尔（Dnitz，Karl，1891—1980）

狄尔斯，鲁道夫（Diels，Rudolf，1900—1957）

狄尔泰，威廉（Dil the y，Wilhelm，1833—1911）

迪特里希，奥托（Dietrich，Otto，1897—1952）

迪特利希，赫尔曼·罗伯特（Dietrich，Hermann Robert，1879—1954）

迪特利希，约瑟夫（Dietrich，Josef，1892—1966）

迪特曼，威廉（Dittmann，Wilhelam，1874—1954）

迪耶普（Dieppe）

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

地产抵押银行（Rentenbank）

第比利斯（Tiflis）

第聂伯河（Dnepr）

蒂拉尔，保罗（Tirard，Paul，1886—1945）

蒂拉克，奥托·格奥尔格（Thierack，Otto Georg，1889—1946）

蒂罗-福 拉 尔 贝 格（Tirol Vorarlberg）

蒂森，弗里茨（Thyssen，Fritz，1873—1951）

丁格尔戴，爱德华（Dingeldey，Eduard，18861942）

东方壁垒（Ostwal ）

东普鲁士（Ostpreuen）

冬赈服务（Winterhilfswerk）

独 立 社 会 民 主 党（Unabh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缩写USPD）

杜梅，保罗（Doumer，Paul，1857—1932）

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

杜伊斯贝格，卡尔（Duisberg，Carl，1861—1935）

杜伊斯特贝格，特奥多尔（Duesterberg，Theodor，1875—1950）

敦刻尔克（Dunkerque）

顿巴斯（Donbass）

顿涅茨克（Donezk）

多布鲁加（Dobrogea）

多尔普米勒，尤利乌斯（Dorpmüller，Julius，1869—1945）

多尔滕，汉斯·亚当（Dorten，Hans Adam，1880—1963）

多佛尔（Dover）

多麦克，格哈德（Domagk，Gerhard，1895—1964）

多纳尼，汉斯·冯（Dohnanyi，Hansvon，1902—1945）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Mehrheits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缩写MSPD）

多特蒙德（Dortmund）

多伊奇，菲利克斯（Deutsch，Felix，185-1928）

E

恩格尔，埃里希（Engel，Erich，1891—1966）

儿童安乐死（Kinder Euthanasie）

二十五点纲领（2-Punkte Programm）

F

法拉达，汉斯（Falada，Hans，1893—1947）

法莱兹（Falaise）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

法 兰 克 福 宪 法（Frankfurter Reichsverfassung）

法韦尔角（Kap Farvel）

法 西 斯 共 和 党（Partito Fascista Repubblicano）

法治国家（Rechtsstaat）

凡尔赛和约（Der Versailer Vertrag）

反对奴役德国人民法（Gesetz gegen die Versklavung des deutschen Volks）

范德尔罗厄，米斯（van der Rohe，Mies，188-1969）

范登布鲁克，阿图尔·莫勒尔（van den Bruck，Arthur Moeler，1876—1925）

泛德意志协会（Aldeutscher Verband）

房租税（Hauszinssteuer）

非战公约（Briand Kologg Pakt）

菲舍尔，汉斯（Fischer，Hans，18811945）

菲舍尔，柯南（Fisher，Conan）

菲舍尔，塞缪尔（Fischer，Samuel，1859—1934）

菲许巴克，汉斯（Fischbck，Hans，1895—1967）

费林，于尔根（Fehling，Jürgen，1885—1968）

费伦巴赫，康斯坦丁（Fehrenbach，Constantin，1852—1926）

分权化的统一制国家（dezentralisierte Einheitsstaat）

蜂鸟行动（Operation Hummingbird）

冯克，瓦尔特（Funk，Wal the r，1890—1960）

弗布 斯 电 影 公 司（Phoebus Film Company）

弗德尔，戈特弗里德（Feder，Gottfried，1883—1941）

弗莱特纳，安东（Flettner，Anton，1885—1961）

弗赖堡集团（Freiburger Kreis）

弗赖斯勒，罗兰德（Freiler，Roland，1893—1945）

弗兰克，汉斯（Frank，Hans，1900—1946）

弗兰克，列奥哈德（Frank，Leonhard，1882—1961）

弗兰亭，皮埃尔（Fl and in，Pierre，1889—1958）

弗里德里希大王（Friedrich II，der Groe，1712—1786）

弗里克，威廉（Frick，Wilhelm，1877—1946）

弗洛森堡（Flossenbrg）

弗洛森堡集中营（KZFlossenbrg）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Freud，Sigmund，185-1939）

佛得角（Kap Verde）

符腾堡（Württemberg）

福格尔，汉斯（Vogel，Hans，1881—1945）

福格尔桑（Vogelsng）

福利委员会（Wohlfahrtsausschuss）

福斯曼，维尔纳（Forssmann，Werner，1904—1979）

福特，亨利（Ford，Henry，1863—1947）

福煦，斐迪南（Foch，Ferdinand，1851—1929）

福伊希塔万格，列奥（Feuchtwanger，Lion，1884—1958）

附属区（Nebenland）

富勒，约翰（Fuler，John Frederick Charles，1878—1966）

G

盖尔男爵，威廉·冯（Gayl Freiherr，Wilhelm von，1879—1945）

盖拉赫，瓦尔特（Gerlach，Walter，1889—1979）

盖世太保（Gestapo）

甘道尔夫，路德维希（Gandorfer，Ludwig，1880—1918）

甘泪卿（Gretchen）

钢盔团（Stahlhelm）

钢铁盟约（Stahlpakt）

高加索（Kaukasien）

告德国人民书（Aufrufan die Bevlkerung Deutschlands）

戈德斯贝格（Godesberg）

戈林，赫尔曼（Gring，Hermann，1893—1946）

戈培尔，约瑟夫（Goebbels，Joseph，1897—1945）

哥本哈根（Kopenhagen）

哥达（Gotha）

哥廷根（Gttingen）

革命工会（Revolutionre Gewerkschafts Opposition，缩写RGO）

革命者团体（Revolutionre Obleute）

格奥尔格，斯特凡（George，Stefan，1868—1933）

格茨，瓦尔特（Goetz，Walter，1867—1958）

格尔德勒集团（Die Goerdeler Gruppe）

格尔德勒，卡尔（Goerdeler，Carl，1884—1945）

格拉茨（Graz）

格莱姆，奥古斯特（Greim，August，1895—1975）

格莱维茨（Gleiwitz）

格莱维茨事件（überfalauf den Sender Gleiwitz）

格勒纳，威廉（Groener，Wilhelm，1867—1939）

格勒奇，卡米洛·赫尔贝特（Grtzsch，Camillo Herbert，1902—1993）

格里克，京特（Gereke Gün the r，1893—1970）

格立敏格，欧根（Grimminger，Eugen，1892—1986）

格林贝尔，卡尔（Grünberg，Carl，1861—1940）

格林，汉斯（Grimm，Hans，1875—1959）

格林 斯 潘，赫 舍 尔（Grünspan，Herschel，1911—1940）

格鲁贝尔，库特（Gruber，Kurt，1904—1943）

格罗皮乌斯，瓦尔特（Gropius，Walter，1883—1969）

格罗兹尼（Grozny）

格斯多夫，鲁道夫克里斯多夫·冯（Gersdorff，Rudolf Christoph von，1905—1980）

格斯勒，奥托（Geler，Otto，1875—1955）

葛斯坦迈亚，欧根（Gerstenmaier，Eugen，1906—1986）

根特（Gent）

工会阵线（Gewerkschaftsfront）

工人代表会（Arbeiterrat）

工人、农民与士兵代表会（Arbeite-，Baue-und Soldatenrat）

工业瑞恩（Industieringe）

公共劳动特派员（Staatskommissar fürffentliche Arbeit）

共和国保卫法（Republikschutzgesetz）

贡比涅（Compiègne）

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Waffenstilst and von Compiègne）

古比雪夫（Kuibyschew）

古德里安，海因茨（Guderian，Heinz Wilhelm，1888—1954）

古诺，威廉（Cuno，Wilhelm，1876—1933）

古斯塔夫防线（Gustav Linie）

关于基础学校和撤销预备学校的法令（即《基础学校法》） （Gesetz betreffenddie Grundschulen und Aufhebung der Vorschulen）

关于在德国领土上的破坏措施（Befehlbetreffend Zerstrungsmanahmenim Reichsgebiet）

罐装食品计划（Konserve）

贵族内阁（Kabinett der Barone）

国防军（Reichswehr）

国防区（Wehrkreise）

国防专员（Reichsverteidigungskommissare）

国会（Reichstag）

国会多数派（Reichstagsmehrheit）

国会主席团（ltestenrat）

国家参议会（Reichsrat）

国家革新同盟（Bund zur Erneuerungdes Reichs）

全国教育电影中心（Reichstelle für den Unterrichtsfilm）

全国科学与教育电影及映画中心（Reichsanstalt für Filmund Bild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国家劳动督察官（Reichsteuhnder der Arbeit）

国家劳动服役队（Reichsarbeitsdienst）

国家内阁/中央政府（Reichsministerum）

国 家 内 阁 总 理（Prsidentendes Reichsministeriums）

国家农业联盟（Reichsl and bund）

国家学校委员会（Reichsschulausschuss）

国家/中央政府（Reichsregierung）

国家宗教协议（Unterzeichnungdes Konkordatszwischen Vatikanund Reich）

总统（Reichsprsident）

国家总督（Generalstaatskommissar）

国家专员（Reichskommissar）

国旗社（Reichsbanner）

H

哈伯，弗里茨（Haber，Fritz，1868—1934）

哈查，艾米尔（Hácha，Emil，1872—1945）

哈达赫，卡尔（Hardach，Karl，1936—）

哈恩，蒂丽（Hahn，Tilly）

哈恩克，卡尔·奥古斯特（Hanke，Karl August，1903—1945）

哈尔德，弗兰茨（Halder，Franz，1884—1972）

哈尔科夫（Charkiw）

哈尔曼，埃里希（Haarmann，Erich，1882—1945）

哈尔纳克，阿尔菲德·冯（Harnack，Arvid von，1901—1942）

哈夫讷，塞巴斯蒂安（Haffner，Sebastian，1907—1999）

哈勒（Halle）

哈勒，卡尔（Harrer，Karl，1890—1926）

哈利法克斯，爱德华（Halifax，Edward，1881—1959）

哈默施坦因埃克沃德，库特·冯（Hammerstein Equord，Kurt von，1878—1943）

哈萨克勒费尔，瓦尔特（Hasenclever，Walter，1890—1940）

哈塞尔，乌尔里希·冯（Hassel，Ulrichvon，1881—1944）

哈特劳布，古斯塔夫·弗里德里希（Hartlaub Gustav Friedrich，1884—1963）

哈特曼，尼克莱（Hartmann，Nicolai，1882—1950）

哈泽，胡戈（Haase，Hugo，1863—1919）

海德堡（Heidelberg）

海德格尔，马丁（Heidegger，Martin，1889—1976）

海德里希，莱因哈德（Heydrich，Reinhard，1904—1942）

海尔曼，恩斯特（Heilmann，Ernst，1881—1934）

海曼，维尔纳·理查德（Heymann，Werner Richard，1896—1961）

海森堡，维尔纳（Heisenberg，Werner，1901—1976）

海狮行动计划（Unternehmen Seelwe）

海斯迈尔，奥古斯特（Heimeyer，August，1897—1979）

海特勒，瓦尔特（Heitler，Walter，1904—1981）

海乌姆诺（Chelmno）

海耶，奥古斯特·威廉（Heye，August Wilhelm，1869—1947）

汉堡（Hamburg）

汉堡—阿尔托纳（Hamburg Altona）

汉德逊，内维尔（Henderson，Nevile，1882—1942）

汉诺威（Hannover）

豪顿，阿兰森·B.（Houghton，Alanson B.，1863—1941）

豪普特曼，格哈尔特（Hauptmann，Gerhart，1862—1946）

豪斯霍弗尔，卡尔（Haush of er，Karl，1869—1946）

郝巴哈，特奥多尔（Haubach，Theodor，1896—1945）

和平决议（Friedensresolution）

合并区（Eingegliederte Gebiete）

褐—红统 一 阵 线（Braunrote Einheitsfront）

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

赫夫勒，安东（Hfle，Anton，1882—1925）

赫尔果兰岛（Helgoland）

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Reichswerke Hermann Gring）

赫里欧，爱德华（Herriot，èdouard，1872—1957）

赫斯，鲁道夫（Rudolf Walter Richard He，1894—1987）

赫特林，格奥尔格·冯（Hertling，Georg von，1843—1919）

黑堡（Schwarzburg）

黑尔伯特，威利（Helpach，Willy，1877—1955）

黑尔德，海因里希（Held，Heinrich，1868—1938）

黑尔费里希，卡尔（Helfferich，Karl，1872—1924）

黑海（Schwarzes Meer）

黑克尔，埃里希（Heckel，Erich，1883—1970）

黑塞，赫尔曼（Hesse，Hermann，1877—1962）

黑色军团报（Das Schwarze Korps）

黑色阵线（Schwarze Front）

黑森（Hessen）

亨莱因，康拉德（Henlein，Konrad，1898—1946）

亨宁斯，艾米（Hennings，Emmy，1885—1948）

亨赛尔，库尔特（Hensel，Kurt，1861—1941）

横向阵线（Querfront）

红旗报（Die Rote Fahne）

红色方案（Fal Rot）

红色鲁尔军（Rote Ruhrarmee）

红色突击队报（Roter Stotrupp）

红色乐队（Rote Kapelle）

忽尔钦地区（Hultschiner Lndchen）

胡贝尔，恩斯特·鲁道夫（Huber，Ernst Rudolf，1903—1990）

胡贝尔，库特（Huber，Kurt，1893—1943）

胡佛，赫尔贝特·克拉克（Hoover，Herbert Clark，1874—1964）

胡根贝格，阿尔弗雷德（Hugenberg，Alfred，1865—1951）

胡珀法尔，台奥（Hupfauer，Theo，1906—1993）

胡塞尔，埃德蒙德（Husserl，Edmund，1859—1938）

欢乐产生力量（Kraft durch Freude）

黄色方案（Fal Gelb）

婚姻贷款（Ehestandsdarlehen）

货币法（Whrungsgesetz）

霍恩施泰因集中营（KZHohnstein）

霍弗尔，弗朗茨（Hofer，Franz，1902—1975）

霍夫曼，约翰内 斯（Hoffmann，Johannes，1867—1930）

霍克海默，马克斯（Horkheimer，Max，1895—1973）

霍兰德，弗里德里希（Hollaender，Friedrich，1896—1976）

霍普纳，埃里希（Hoepner，Erich，1886—1944）

霍 斯 巴 赫 备 忘 录（Hobach Niederschrift）

霍斯巴赫，弗里德里希（Hossbach，Friedrich，1894—1980）

霍瓦特，奥登·冯（Horvath，Oedonvon，1901—1938）

J

基尔（Kiel）

基尔道夫，埃米尔（Kirdorf，Emil，1847—1938）

基尔克，奥托·冯（Gierke，Otto von，1841—1921）

基尔水兵起义（Kieler Matrosenaufstand）

基辅（Kiew）

基洛夫格勒（Kirowgrad）

基希，埃贡·埃尔文（Kisch，Egon Erwin，1885—1948）

基希纳，恩斯特·路德维希（Kirchner，Ernst Ludwig，1880—1938）

激进主义（Radikalismus）

吉斯勒，保罗（Giesler，Paul，1895—1945）

吉斯林，维德孔（Quisling，Vidkun，1887—1945）

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缩写KZ）

计划经济（Planwirtschaft）

季米特洛夫，格奥尔基（Dimitr of f，Georgi M.，1882—1949）

加来（Calais）

家长理事会（Elternbeirte）

戛纳（Cannes）

教会斗争（Kirchenkampf）

捷克斯洛伐克（Tschechoslowakei）

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缩写FVP）

经济公会（Wirtschaftskammer）

经济组合（der Reichswirtschaftsrat）

九点纲领（Neunpunkteprogramm）

居特纳，弗兰茨（Gürtner，Franz，1881—1941）

K

喀山（Kasan）

卡巴莱（Cabaret）

卡恩滕（Krnten）

卡尔，古斯塔夫·冯（Kahr，Gustavvon，1862—1934）

卡尔尼奥拉（Carniola）

卡尔斯巴德（Karlsbad）

卡拉奇（Kalach）

卡累利阿（Karelien）

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

卡纳里斯，威廉（Canaris，Wilhelm，1887—1945）

卡普勒，赫尔曼（Kapler，Hermann，1867—1941）

卡普里维，列奥·冯（Caprivi，Leo von，1831—1899）

卡普—吕特维兹暴动（Kapp Lüttwitz Putsch）

卡普，沃尔夫冈（Kapp，Wolfgang，1858—1922）

卡萨布兰卡（Casa Blanca）

卡斯，路德维希（Kaas，Ludwig，1881—1952）

卡托维茨（Kattowitz）

卡西尔，恩斯特（Cassirer，Ernst，1874—1945）

卡西诺（Cassino）

开姆尼茨（Chemnitz）

凯恩 斯（Keynes，John Maynard，1883—1946）

凯姆普夫集群（Gruppe Kempf）

凯普勒，威廉（Keppler，Wilhelm，1882—1960）

凯塞林，阿尔贝特（Kesselring，Albert，1885—1960）

凯斯特纳，埃里希（Kstner，Erich，1899—1974）

凯特尔，威廉（Keitel，Wilhelm，1882—1946）

凯泽，格奥尔格（Kaiser，Georg，1878—1945）

康定斯基，瓦斯利（Kandinsky，Wassily，1866—1944）

柯立芝（Coolidge，John Calvin Jr.，1872—1933）

珂勒惠支，凯绥（Kollwitz，Kthe，1867—1945）

柯尼斯堡（Knigsberg）

科布伦茨（Koblenz）

科布伦-特里尔（Koblenz Trier）

科恩，赫尔曼（Cohen，Hermann，1842—1918）

科尔施，卡尔（Korsch，Karl，1886—1961）

科夫卡，库尔特（Koffka，Kurt，1886—1941）

科赫，埃里希（Koch Weser，Erich，1875—1944）

科柯施卡，奥斯卡（Kokoschka，Oskar，1886—1980）

科隆（Kln）

科斯林（Kslin）

科伊德尔，瓦尔特·冯（Keudel，Waltervon，1884—1973）

克尔，埃卡特（Kehr，Eckart，1902—1933）

克尔，汉斯（Kerrl，Hanns，1887—1941）

克拉格斯，迪特利希（Klagges，Dietrich，1891—1971）

克拉科夫（Kraków）

克莱佩达（Klaipe·da）

克莱骚集团（Kreisauer Kreis）

克勒，沃尔夫冈（Khler，Wolfgang，1887—1967）

克勒姆，赫伯特（Klemm，Herbert，1903—）

克雷孟梭，乔治（Clemenceau，Georges，1841—1929）

克里米亚（Krim）

克列斯丁斯基（Krestinsky，Nikolai，1883—1938）

克卢格，汉斯·冯（Kluge，Hans von，1882—1944）

克虏伯（Krupp）

克虏伯·冯·博伦，古斯塔夫（Kruppvon Bohlen，Gustav，1870—1950）

克罗辛泽（Crssinsee）

克瑙尔（Knauer）

克尼林，欧根·冯（Knilling，Eugenvon，1865—1927）

刻赤（Kertsch）

寇本，弗拉迪米尔·彼得（Kppen，Vladimir Peter，1846—1940）

寇松，乔治（Curzon，George Nathaniel，1859—1925） ）

库班（Kuban）

库尔黑森（Kurhessen）

库克斯港Cuxhaven

扩充就业面纲领（Arbeitsbeschaffungs-programm）

L

拉巴洛条约（Vertrag von Rapallo）

拉狄克，卡尔（Radek，Karl，1885—1939）

拉默斯，汉斯·海因里希（Lammers，Hans Heinrich，1879—1962）

拉普拉塔河（Río dela Plata）

拉斯腾堡（Rastenburg）

拉特，恩斯特·冯（Rath，Ernst von，1901—1938）

拉特瑙，瓦尔特（Rathanau，Walter，1867—1922）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KZRavensbrück）

莱比锡（Leipzig）

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

莱纳德，菲利普（Lenard，Phillip，1862—1947）

莱帕特，特奥道尔（Leipart，Theodor，1867—1947）

莱伊，罗伯特（Ley，Robert，1890—1945）

莱因哈特，弗里茨（Reinhardt，Fritz，1895—1969）

莱因哈特，马克斯（Reinhardt，Max，1873—1943）

莱因 哈 特，瓦 尔 特（Reinhardt，Wal the r，1872—1930）

莱茵共和国（Rheinische Republik）

莱-鲁尔救助基金（Rhein Ruhr Hilfe）

莱-普法尔茨（Rheinpfalz）

莱希魏恩，阿道夫（Reichwein，Adolf，1898—1944）

赖伐尔，皮埃尔（Laval，Pierre，1883—1945）

赖纳，弗里德里希（Rainer，Friedrich，1903—1947）

兰茨贝格，奥托（Landsberg，Otto，1869—1957）

兰道埃尔，古斯塔夫（Landauer，Gustav，1870—1919）

兰克，古斯塔夫·阿道夫（Lenk，Gustav Adolf，1903—1987）

兰佩尔，彼得·马丁（Lampel，Peter Martin，1894—1965）

兰斯（Reims）

兰辛，罗伯特（Lansing，Robert，1864—1928）

朗德，阿尔弗雷德（Landé，Alfred，1888—1976）

朗，弗里茨（Lang，Fritz，1890—1976）

劳，博纳（Law，Bonar Andrew，1858—1923）

劳动督察官（Treuhnder der Arbeit）

劳动岗位创造国家特派员办公室（Amt des Reichskommissarsfür Arbeitsbeschafung）

劳动国库券（Arbeitswechsel）

劳动手册（Arbeitsbuch）

劳动诉讼法（Arbeitsgerichtsgesetz）

劳合—乔治，大卫（Lloyd George，David，1863—1945）

劳 施 宁，赫 尔 曼（Rauschning，Hermann，1887—1982）

老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

勒伯尔，尤利乌斯（Leber，Julius，1891—1945）

勒布，威廉·里特尔·冯（Leeb，Wilhelm Ritter von，1876—1956）

勒芬（Leüven）

勒哈尔，弗朗茨（Lehár，Franz，1870—1948）

勒曼，尤里乌斯·弗里德里希（Lehmann，Julius Friedrich，1864—1935）

勒森纳，伯恩哈德（Lsener，Bernhard，1890—1952）

雷德鲍尔，格奥尔格（Ledebour，Georg，1850—1947）

雷德尔，埃里希（Raeder，Erich，1876—1960）

雷恩，路德维希（Renn，Ludwig，1889—1979）

雷马根（Remagen）

雷马克，埃里希·玛利亚（Remarque，Erich Maria，1898—1970）

雷珀，瓦尔特·尤里乌斯（Reppe，Walter Julius，1892—1969）

李卜克内西，卡尔（Liebknecht，Karl，1871—1919）

李斯特，威廉（List，Wilhelm，1880—1971）

里宾特洛甫，约阿希姆·冯（Ribbentrop，Joachimvon，1893—1946）

里茨勒，库尔特（Riezler，Kurt，1882—1955）

里加（Rīga）

里特尔，格尔哈德（Ritter，Gerhard，1888—1967）

理性共和党人（Vernunftrepublikaner）

利伯，尤利斯（Lieber，Julies）

利茨，赫尔曼（Lietz，Hermann，1868—1919）

利普斯基，约瑟夫（Lipski，Josef，1894—1958）

利沃夫（Lwów）

联合莱茵运动（Vereinigte Rheinische Bewegung）

镰割方案（Sichelschnitt）

列金，卡尔（Legien，Carl，1861—1920）

列勒，格哈尔德（Rühle，Gerhard，1905—1949）

列宁（Lenin，1870—1924）

列日（Liège）

林格尔纳茨，约阿希姆（Ringelnatz，Joachim，1883—1934）

林克，维尔纳（Link，Werner，1934—）

林特伦，安东（Rintelen，Anton，1876—1946）

临时国家权力法（Gesezeüberdievorlufige Reichsgewalt）

临时中央经济议院（der Vorlufige Reichswirtschaftsrat）

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

龙德施泰特，格特·冯（Rundstedt，Gerd von，1875—1953）

隆美尔，埃尔温（Rommel，Erwin Johannes Eugen，1891—1944）

卢贝，马里努斯·范·德（Lubbe，Marinus van der，1909—1934）

卢贝奇，恩斯特（Lubitsch，Ernst，1892—1947）

卢布林（Lublin）

卢策，维克托（Lutze，Viktor，1890—1943）

卢卡奇（Lukács，Gyrgy，1885—1971）

卢森堡（Luxemburg）

卢森堡，罗莎（Luxemburg，Rosa，1871—1919）

卢瓦尔（Loire）

卢伊特波尔德摄政王号军舰（SMSPrinzregent Luitpold）

鲁登道夫，埃里希（Ludendorff，Erich，1864—1937）

鲁尔（Ruhr）

鲁尔危机（Ruhrkrise）

鲁尔占领（Ruhrbesetzung）

鲁卡什科，汉斯（Lukaschek，Hans，1885—1960）

鲁斯卡，恩斯特（Ruska，Ernst，1906—1988）

鲁斯特，贝恩哈德（Rust，Bernhard，1883—1945）

鲁特曼，瓦尔特（Ruttmann，Walter，1887—1941）

鹿特丹（Rotterdam）

路德，汉斯（Lu the r，Hans，1879—1962）

吕贝克（Lübeck）

吕特维兹，瓦尔特·冯（Lüttwitz，Walter von，1859—1942）

履约政策（Erfülungspolitik）

绿色方案（Fal Grün）

伦顿，弗里茨（London，Fritz，1900—1954）

伦斯特，瓦尔特（Nernst，Wal the r，1864—1941）

伦特，特奥多尔·冯（Renteln，Theodorvon，1897—1946）

罗马议定书（Rome Protocols）

罗曼，卡尔（Lohmann，Karl，1898—1978）

罗姆，恩斯特（Rhm，Ernst，1887—1934）

罗姆政变（Rhm Putsch）

罗森贝格，阿尔弗雷德（Rosenberg，Alfred，1893—1946）

罗森，弗里德里希（Rosen，Friedrich，1856—1935）

罗斯托夫（Rostov）

罗斯托克（Rostock）

罗兹（Lodsch）

洛迦诺公约（Vertrge von Locarno）

洛卡姆（Loccum）

洛林（Lothringen）

洛曼，瓦尔特（Lohmann，Walter，1891—1955）

洛索夫，奥托·冯（Lossow，Otto von，1868—1938）

洛文塔尔，列奥（Lwenthal，Leo，1900—1993）

洛伊施纳，威廉（Leuschner，Wilhelm，1890—1944）

M

马尔堡（Marburg）

马尔堡学派（Marburg School）

马尔克斯，埃里希（Marcks，Erich，1861—1938）

马尔库塞，赫尔贝特（Marcuse，Herbert，1898—1979）

马尔梅迪（Malmedy）

马格德堡（Magdeburg）

马格德堡安哈尔特（Magdeburg—Anhalt）

马赫，恩斯特（Mach，Ernst，1838—1916）

马克斯，巴登亲王（Max，Prinz von Baden，1867—1929）

马林堡（Marienburg）

马赛（Marseile）

马斯河（Maas）

马特斯，约瑟夫·弗里德里希（Mat the s，Josef Friedrich，1886—1943）

马依达内克（Maidanek）

迈尔，奥斯卡（Meyer，Oscar，1876—1965）

迈尔，恩斯特（May，Ernst，1886—1970）

迈尔，古斯塔夫（Mayer，Gustav，1871—1948）

迈尔霍夫，奥托（Meyerhof，Otto，1884—1951）

迈科普（Maikop）

迈斯纳，奥托（Otto Meissner，1880—1953）

麦克唐 纳，拉 姆 齐（Mac Donald，Ramsay，1866—1937）

曼海姆（Mannheim）

曼海姆，卡尔（Mannheim，Karl，1893—1947）

曼，海因里希（Mann，Heinrich，1871—1950）

曼施坦因，埃里希·冯（Manstein，Erichvon，1887—1973）

曼，托马斯（Mann，Thomas，1875—1955）

曼陀菲尔，哈索埃卡尔德·冯（Manteuffel，Hasso Eccardvon，1897—1978）

芒让，查理（Mangin，Charles，1886—1925）

毛奇，赫尔默特·詹姆斯·冯（Moltke，Helmuth James von，1907—1945）

毛特豪森（Mauthausen）

梅福票（Mefo Wechsel）

梅林，瓦尔特（Mehring，Walter，1896—1981）

梅梅尔（Memel）

梅尼克，弗里德里希（Meinecke，Friedrich，1862—1954）

梅泽堡（Merseburg）

美因茨（Mainz）

门德尔松，埃里希（Mendelsohn，Erich，1887—1953）

蒙巴尔（Montbard）

米埃斯塔尔（Miesstal）

米尔希，艾哈德（Milch，Erhard，1892—1972）

米勒，奥托（Müller，Otto，1874—1930）

米勒，格奥尔格（Müler，George，1877—1917）

米勒，赫尔曼（Müler，Hermann，1868—1932）

米勒，路德维希（Müler，Ludwig，1883—1945）

米勒，瓦尔特（Müler，Walter，1905—1979）

米伦道夫，卡罗（Mierendorf，Carlo，1894—1943）

米夏埃利斯，格奥尔格（Michaelis，Georg，1857—1936）

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

密顿茨威埃，维尔纳（Mittenzwei，Werner，1927—2014）

灭绝营（Vernichtungslager）

民族 的 领 袖 国 家（dernationale Führerstaat）

民族观察家报（Vlkischer Beobachter）

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

民族共同体内阁（亦译国民联合内阁）（Volksgemeinschaft）

民族集中政府（Die Regierungdernationalen Konzentration）

民族联合会（Nationale Vereinigung）

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

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Lehrerbund）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讲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Dozentenbund）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法学家联盟（B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Juristen，缩写BNSDJ）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简称纳粹党[ Nazi] ）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党卫队（Die Schutzstafeln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partei）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技术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Bund Deutscher Technik，缩写NBSDT）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医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rztebund，缩写NSDB）

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Rechtswahrerbund，缩写NSRB）

民族社会主义法学家联盟（B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Juristen）

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Nationalsozialistischer Frauenschaft）

民族社会主义工商业中产阶层战斗同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Kampfbundfür den gewerblichen Mittelstand）

民族社会主义公务员联盟（NSBeamtenbund）

民族社会主义机动车驾驶团（Nationalsozialistischer Kraftfahrkorps，缩写NSKK）

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

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Nationalsozialistischer Volkswohlfahrt，缩写NSV）

民族社会主义手工业、商业和小工业组织（Nationalsozialistische Handwerk-，Handelsund Gewerbeorganisation）

民族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救济会（Nationalsozialistische Kriegsopferver-sorgung，缩写NSKOV）

民族统一战线（nationale Einheitsfront）

民族政治教育学院（Nationalpolitische Erziehungsanstalten）

民族自由党（Nationaliberale Partei）

明认信仰教派（Bekennenden Kirche）

明认信仰运动（Bekennentnisbewegung）

明斯克（Minsk）

明斯特（Münster）

摩泽尔（Mosel）

莫尔登豪尔，保罗（Moldenhauer，Paul，1876—1947）

莫雷斯纳（Moresnet）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Molotow，Wjatscheslaw Michailowitsch，1890—1986）

莫姆森，汉斯（Mommsen，Hans，1930— ）

母亲与儿童帮护会（Hilfswerk Mutterund Kind）

母子救济（Hilfswerk Mutter und Kind）

牧师非常联盟（Pffarennotbund）

慕尼黑（München）

慕尼黑邮报（Münchener Post）

慕尼黑协定（Münchner Abkommen）

穆尔瑙，弗里德里希·威廉（Murnau，Friedrich Wilhelm，1888—1931）

N

那慕尔（Namur）

纳粹党高等学校（Hohe Schuleder NSDAP）

纳粹党青年联盟（Jugendbundder NSDAP）

纳粹党元首希特勒的代表（Stelvertreter Hitlersals Parteiführer）

纳粹党政治中央委员会（Polititsche Zentralkommison）

纳粹企业支部（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enorganisation，缩 写NSBO）

纳尔瓦河（Narva）

纳尔维克（Narvik）

纳雷夫河（Narew）

纳托普，保罗（Natorp，Paul，1854—1924）

南蒂罗尔（Sudtirolo）

瑙曼，弗里德里希（Naumann，Friedrich，1860—1919）

瑙曼，维尔纳（Naumann，Werner，1909—1982）

内夫，赫尔曼（Neef，Herman）

尼古拉耶夫州（Oblast Mykolajiw）

尼默勒，马丁（Niemler，Martin，1892—1984）

涅曼河（Nemunas）

牛赖特，康斯坦丁·冯（Neurath，Konstantin von，1873—1956）

农业布尔什维主义（Agrarbolschewismus）

农业计划经济（Agrarplanwirtschaft）

女武神计划（Walküre）

诺夫哥罗德（Nowgorod）

诺曼底（Norm and ie）

诺斯克，古斯塔夫（Noske，Gustav，1868—1946）

诺特，阿玛列·艾米（Noe the r，A malie Emmy，1882—1935）

诺依恩加梅（Neuengamme）

O

欧本（Eupen）

欧洲联合国（Vereinigte Staatenvon Europa）

P

帕布斯特（Pabst，Waldemar，1880—1970）

帕布斯特，格奥尔格·威廉（Pabst，Georg Wilhelm，1885—1967）

帕诺夫斯基，埃尔文（Pan of sky，Erwin，1892—1968）

佩希施泰因，马克斯（Pechstein，Max，1881—1955）

彭克，瓦尔特（Penck，Wal the r，1888—1923）

皮克，威廉（Pieck，Wilhelm，1876—1960）

皮斯卡托，埃尔文（Pisctor，Erwin，1893—1966）

啤酒馆暴动（Beer Hal Putsch）

平图斯，库尔特（Pinthus，Kurt，1886—1975）

坡藤帕谋杀案（Potempamord）

玻蒂，瓦尔特（Bothe，Wal the r，1891—1957）

玻恩，马克斯（Born，Max，1882—1970）

朴次茅斯（Portsmouth）

普恩加莱（Poincaré，Raymond，1860—1934）

普菲茨纳，汉斯·埃里希（Pfitzner，Hans Erich，1869—1949）

普菲姆费拉，弗朗茨（Pfemfert，Franz，1879—1954）

普兰特耳，路德维希（Pr and tl，Ludwig，1875—1953）

普朗克，马克斯（Planck，Max，1858—1947）

普劳恩（Plauen）

普鲁士（Preuen）

普伦（Pln）

普罗霍夫卡（Prokhorovka）

普罗伊斯，胡戈（Preu，Hugo，1860—1925）

普斯科夫（Pskov）

普通党卫队（Algemeine SS）

Q

齐格勒，阿道夫（Ziegler，Adolf，1892—1959）

齐固尔希，约翰内斯（Ziekursch，Johannes，1876—1945）

齐克隆—B（Zyklo-B）

齐美尔，格奥尔格（Simmel，Georg，1858—1918）

骑士团城堡学校（Ordensburgen，简称NSO）

企业代表会（Betriebsrat）

企业代表会法（Betriebsrtegesetz）

企业规章（Betriebsordnung）

企业领袖（Betriebsführer）

契切林（Tschitscherin，Georgi，1872—1936）

签字内阁（Unterzeichnungskabinett）

前进报（Vorwrts）

强宁斯，埃米尔（Jannings，Emil，1884—1950）

强制调解（Zwangsschlichtung）

青年电影时间（Jugendfilmstunden）

青年改革者运动（Jungreformatorische Bewegung）

丘吉尔，温斯顿（Churchil，Winston，1874—1965）

屈希勒尔，格奥尔格·冯（Küchler，Georg von，1881—1968）

全德工会联盟/自由工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缩写ADGB）

全国德意志商业企业共同体（Reichsstand d.Deutschen Handels）

全国德意志手工业企业共同体（Reichsst and d.Deutschen Handwerks）

全国经济公会（die Reichswirtschaftskammer）

全国文化总会（Reichskulturkammer）

全国宣传指导处（Reichspropag and aleitung）

全国指导处（Reichsleitung）

R

热那亚（Genova）

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

人民代表会（Volksrat）

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

人民法庭（Volksgericht）

人民观察家报（Vlkischer Beobachter）

人民国家（Volksstaat）

人民阵营（Volksblocks）

人民军（Volksarmee）

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

日德兰半岛（Jütland）

日耳曼国家（der germanische Staat）

日托米尔（Schytomyr）

容格，埃德加尤里乌斯·（Jung，Edgar Julius，1894—1934）

容克斯，胡戈（Junkers，Hugo，1859—1935）

融入党（Integrationspartei）

S

萨尔（Saarland）

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

萨尔茨堡（Salzburg）

萨尔茨吉特（Salzgitter）

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

萨赫森豪森集中营（KZSachsenhausen）

萨克森（Sachsen）

萨克斯尔，弗里德里希“弗里茨”（Saxl，Friedrich‘Fritz’，1890—1948）

萨姆森—克尔讷，保罗（Samson Koerner，Paul，1887—1942）

塞杜，雅克（Seydoux，Jacques，1870—1929）

塞尔特，弗朗茨（Seldte，Franz，1882—1947）

塞纳湾（Baie dela Seine）

塞瓦斯托波尔（Sewastopol）

赛恩格，弗立茨（Snger，Fritz，1901—1984）

赛塞尔，汉斯·冯（Seier，Hans von，1874—1973）

桑巴特，维尔纳（Sombart，Werner，1863—1941）

色当（Sedan）

瑟堡（Cherbourg）

沙赫特（Schacht，Hjalmar，1877—1970）

上层革命（Revolution von Oben）

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

上西里西亚（Oberschlesien）

少年队（Jungvolk）

少女队（Jungmdelbund）

绍尔，卡-奥托（Saur，Karl Otto，1902—1966）

舍尔，古斯塔夫·阿道夫（Scheel，Gustav Adolf，1907—1979）

舍菲尔德，汉斯（Schnfeld，Hans，1900—1954）

舍费尔，迪特利希（Schfer，Dietrich，1845—1929）

舍勒尔，马克斯（Scheler，Max，1874—1928）

舍纳，斐迪南（Schrner，Ferdinand，1892—1973）

社会化委员会（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

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缩写SPD）

社会荣誉（soziale Ehre）

社会主义行动报（Sozialistische Aktion）

社 会 主 义 杂 志（Sozialistische Mitteilungen）

生命之源（Der Lebensborn）

省长（Oberprsident）

圣纳泽尔（Saint Nazaire）

胜利和平（Siegesfriede）

施宾格勒，奥斯瓦尔德（Spengler，Oswald，1880—1936）

施莱歇尔，库特·冯（Schleicher，Kurtvon，1882—1934）

施利本，汉斯·奥古斯特·奥托（Schlieben，Hans August Otto von，1875—1932）

施伦德，埃哈特（Schlund，Erhard，1888—1953）

施罗德，库尔特·冯（Schrder，Kurtvon，1889—1966）

施梅林，马克斯（Schmeling，Max，1905—2005）

施蒙特，鲁道夫（Schmundt，Rudolf，1896—1944）

施米茨，里夏德（Schmitz，Richard，1885—1954）

施密特，贝恩哈德·沃尔德马尔（Schmidt，Bernhard Woldemar，1879—1935）

施密特，卡尔（Schmidt，Karl，1888—1985）

施密特，库特（Schmitt，Kurt，1886—1950）

施密-罗特卢夫，卡尔（Schmidt Rottluff，Karl，1884—1976）

施佩尔，阿尔伯特（Speer，Albert，1905—1981）

斯佩曼，汉斯（Spemann，Hans，1869—1941）

施佩耶尔（Speyer）

施塔恩贝格尔（Starnberger）

施塔克，约翰内斯（Stark，Johannes，1874—1957）

施塔佩尔，威廉（Stapel，Wilhelm，1882—1954）

施泰因（Stein）

施坦贝尔，奥斯卡（Stbel，Oskar，1901—1977）

斯坦普菲尔，弗里德里希（Stampfer，Friedrich，1874—1957）

施陶芬贝格，克劳斯·申克·冯（Stauffenberg，Claus Schenkvon，1907—1944）

施特 尔 策，特 奥 多 尔（Steltzer，Theodor，1885—1967）

施特拉塞尔，奥托（Strasser，Otto，1908—1975）

施特拉塞尔，格雷戈尔（Strasser，Gregor，1892—1934）

施特赖歇尔，尤利乌斯（Streicher，Julius，1885—1946）

施特劳斯，理查德（Strauss，Richard，1864—1949）

施特雷泽曼，古斯塔夫（Stresemann，Gustav，1878—1929）

施特格瓦尔德，亚当（Stegerwald，Adam，1874—1945）

施图尔纳格尔，卡尔·海因里希·冯（Stülpnagel，Karl Heinrichvon，1886—1944）

施图特霍夫（Stutthof）

施瓦茨，弗兰茨·克萨韦尔（Schwarz，Franz Xaver，1875—1947）

失业者代表会（Arbeitslosenrat）

十四点计划（1-Punkte Programm）

十一月革命（Novemberrevolution）

十一月罪人（Novemberverbrecher）

什未林（Schwerin）

石荷州（Schleswig Holstein）

石勒苏益格（schleswig）

世袭农庄（Erbhof）

授权法（Ermchtigungsgesetz）

舒伯特，卡尔·冯（Schubert，Carlvon，1882—1947）

舒尔-博伊森哈尔纳克抵抗组-（Schulze Boysen/Harnack Kreis）

舒尔-博伊森，哈惹（Schulze Boysen，Harro，1909—1942）

舒尔策，瓦尔特（Schultze，Wal the r，1894—1979）

舒尔茨，亚当·冯·特洛特·楚（Soltz-Adam von Trottzu，1909—1944）

舒尔，汉斯（Schol，Hans，1918—1943）

舒尔，索菲（Scholl，Sophie，1921—1943）

舒伦堡，弗立茨·冯（Schulenburg，Fritzvon der，1902—1944）

双工（Doppeleverdiener）

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

朔尔茨，恩斯特（Scholz，Ernst，1874—1932）

朔尔茨—克林克，格特鲁德（Scholtz Klink，Gertrud，1902—1999）

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bund）

斯巴达克团（Spartacus）

斯蒂勒，汉斯（Stile，Hans，1876—1966）

斯蒂里亚（Steiersche）

斯摩棱斯克（Smolensk）

斯诺登，菲利普（Snowden，Philip，1864—1937）

斯帕（Spa）

斯台恩海姆，卡尔（Sterheim，Carl，1878—1942）

斯坦伯格，约瑟夫·冯（Sternberg，Josefvon，1894—1969）

斯陶丁格尔，赫尔曼（Staudinger，Hermann，1881—1865）

斯特恩，奥托（Stern，Otto，1888—1969）

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

斯廷内斯，胡戈（Stinnes，Hugo，1870—1924）

斯图加特（Stuttgart）

四年计划全权总办（Beauftragterfürden Vierjahresplan）

四强公约（Viererpakts）

松特霍芬（Sonth of en）

苏德边界友好条约（Deutsch Sowjetischer Grenzund Freundschaftsvertrag）

苏德 互不 侵 犯 条 约（Deutsch Sowjetische Nichtangriffspakt）

苏鲁普，弗里德里希（Syrup，Friedrich，1881—1945）

苏台德区（Sudetenland）

苏台德德意志人党（Sudetendeutsche Partei）

苏台德德意志祖国阵线（Sudetendeutsche Heimatfront）

苏维埃（Soviet）

所罗门，弗朗茨·普费弗·冯（Salomon，Franz Pfeffervon，1888—1968）

索比包（Sobibor）

索末菲，阿诺尔德（Sommerfeld，Anold，1868—1951）

索姆河（Somme）

索日河（Sozh）

T

塔林（Tallinn）

塔瑙，弗里茨（Tarnow，Fritz，1880—1951）

台尔曼，恩斯特（Thlmann，Ernst，1886—1944）

台尔曼，罗莎（Thlmann，Rosa，1890—1962）

台风计划（Unternehmen Taifun）

坦姆派尔，威廉（Tempel，Wilhelm，1905—1983）

陶尔菲斯，恩格尔贝特（Dollfuss，Engelbert，1892—1934）

陶特，布鲁诺（Taut，Bruno，1880—1938）

陶特，马克斯（Taut，Max，1884—1967）

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

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

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

特雷伯，莱奥波德（Trepper，Leopold，1904—1982）

特雷布林卡（Treblinka）

特勒尔奇，恩斯特（Troeltsch，Ernst，1865—1923）

特里尔（Trier）

特隆赫姆（Trondheim）

特尼斯，斐迪南（Tnnies，Ferdinand，1855—1936）

提尔皮茨，阿尔弗莱德·冯（Tirpitz，Alfred von，1849—1930）

提索，约瑟夫（Tiso，Josef，1887—1947）

调 解 令（Verordnungüberdas Schichtungswesen）

同志屋（Kameradschaftshuser）

图尔（Tours）

图霍尔斯基，库尔特（Tucholsky，Kurt，1890—1935）

图拉（Tula）

图林根（Thüringen）

图瓦里（Thoiry）

土伦（Toulon）

颓废艺术（Entartete Kunst）

托尔高（Torgau）

托尔格勒，恩斯特（Torgler，Ernst，1893—1963）

托勒尔，恩斯特（Toler，Ernst，1893—1939）

托马斯，格奥尔格（Thomas，Georg，1890—1946）

托特，弗里茨（Todt，Fritz，1891—1942）

托特组织（Organisation Todt）

W

瓦尔堡，阿贝（Warburg，Aby，1866—1929）

瓦尔堡，奥托·H.（Warburg，Otto H.，1883—1970）

瓦尔登堡，彼得·约克·冯（Wartenburg，Peter Yorck von，1903—1944）

瓦尔登，赫尔瓦特（Walden，Herwarth，1879—1941）

瓦尔塔河（Warta）

瓦尔塔兰（War the land）

瓦格纳，阿道夫（Wagner，Adolf，1890—1944）

瓦格纳，奥托（Wagner，Otto，1877—1962）

瓦格纳，格哈德（Wagner，Gerhard，1888—1939）

瓦格纳，马丁（Wagner，Martin，1885—1957）

瓦塞尔曼，雅克布（Wassermann，Jakob，1873—1934）

威尔逊，托马斯·伍德罗（Wilson，Thomas Woodrow，1856—1924）

威弗，瓦尔特（Wever，Wal the r，1887—1936）

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1888—1918年在位）

威廉港（Wilhelmshaven）

威斯巴登（Wiesbaden）

威 斯 巴 登 协 议（Wiesbadener Abkommen）

韦伯，马克斯（Weber，Max，1864—1920）

韦尔弗尔，弗朗茨·维克托（Werfel，Franz Viktor，1890—1945）

韦尔夫林，海因里希（Wlfflin，Heinrich，1864—1945）

韦尔斯，奥托（Wels，Otto，1873—1939）

韦勒，汉-乌尔里希（Wehler，Hans Ulrich，1931—2014）

韦斯塔普伯爵，库诺·冯（Westarp Graf，Kuno von，1864—1945）

韦特海默，马克斯（Wer the imer，Max，1880—1943）

维茨勒本，埃尔温·冯（Witzleben，Erwin von，1881—1944）

维尔拉（Vilna）

维尔特，约瑟夫（Wirth，Josef，1879—1956）

维尼，罗伯特（Wiene，Robert，1873—1938）

维塞尔，鲁道夫（Wissel，Rudolf，1869—1962）

维斯特，富兰克林·C.（West，Franklin C.，1909—1997）

维斯瓦河（Wisa）

维滕堡（Wittenberg）

维亚兹马（Vyazma）

维也纳（Wien）

卫国军（Heim wehr）

魏茨泽克，恩斯特·冯（Weizscer，Ernst von，1882—1951）

魏根纳，阿尔弗雷德·洛塔尔（Wegener，Alfred Lothar，1880—1930）

魏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

魏玛联盟（Weimarer Koalition）

魏玛民主（Weimare Demokratie）

魏玛宪法（Weimarer Verfassung）

魏密斯（Wemyss，Rosslyn，1864—1933）

魏纳特，埃里希（Weinert，Erich，1890—1953）

魏希斯，马克西米利安·冯（Weichs，Maximilian von，1881—1954）

温道斯，阿道夫·奥托·莱茵霍尔德（Windaus，Adolf Otto Reinhold，1876—1959）

温斯泰因（Wienstein）

沃尔夫（Wolf）

沃尔夫，奥托（Wolff，Otto，1881—1940）

沃尔夫，弗里德里希（Wolf，Friedrich，1888—1953）

沃廷斯基，弗拉基米尔（Woytinsky，Wladimir，1885—1960）

沃耶克（Voykov，Pyotr Lazarevich，1888—1927）

乌布利希，瓦尔特（Ulbricht，Walter，1893—1973）

乌兹霍罗德（Uzhhorod）

无偿没收诸侯财产全民投票委员会（Ausschusses zur Durchführung des Volksentscheidsfür entschdigungslose Enteignung der Fürsten）

无限制潜艇战（unbeschrnkter U-Boot Krieg）

武装党卫队（Waffen-SS）

X

西壁防线（Westwall）

西部边区（Westmark）

西弗贝格，鲍尔（Silverberg，Paul，1876—1959）

西兰（Seeland）

西里西亚（Schlesien）

西马克（Westmark）

西门子，卡尔·弗里德里希·冯（Siemens，Carl Friedrich von，1872—1941）

西蒙，约翰（Simon，John，1873—1954）

西蒙斯，瓦尔特（Simons，Walter，1861—1937）

西莫维奇，杜尚（Simovich，Dushan）

西普鲁士（Westpreuen）

希尔（Hill，Archibald Vivian，1886—1977）

希尔伯特，达维徳（Hilbert，David，1862—1943）

希法亭，鲁道夫（Hilferding，Rudolf，1877—1941）

希默湖（hiemesee）

希姆莱，海因里希（Himmler，Heinrich，1900—1945）

希特勒，阿道夫（Hitler，Adolf，1889—1945）

希特勒暴动（Hitlerputsch）

希特勒——欧洲的头号公敌（Hitlerffentlicher Feind Europas Nr.1）

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缩写HJ）

希特勒青年团员克韦克斯（Hitlerjunge Quex）

希特勒问候（Hitlergru）

席拉赫，巴尔杜尔·冯（Schirach，Baldur von，1907—1974）

夏龙，汉斯（Scharoun，Hans，1893—1972）

宪法委员会（Verfassungsausschuss）

乡村教育之家（Landerziehungsheime）

肖尔泽，保罗（Scholze，Paul，1886—1938）

消极抵抗（passive Widerstand）

消极议会制（negativer Parlamentarismus）

消息报（Sopade Information）

小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1848—1916）

协约国工厂和煤矿监督代表团（Inter Alied Mission，Micum）

谢德曼，菲利普（Scheidemann，Philipp，1865—1939）

谢弗尔，汉斯（Schffer，Hans，1886—1967）

辛斯基，雷内·罗伯特（Kuczyinski，RenéRobert，1876—1947）新国家（Neuer Staat）

新前进报（Neuer Vorwrts）新伊森堡（Neu Isenburg）

辛策，奥托（Hintze，Otto，1861—1940）

欣德米特，保罗（Hindemith，Paul，1895—1963）

信托人（Vertrauensmann）

信仰上帝者（Gottglubig）

兴登堡，奥斯卡·冯（Hindenburg，Oskar von，1883—1960）

兴登堡，保罗·冯（Hindenburg，Paulvon Beneckendorff，1847—1934）

行动区（Operationszonen）

行动主义（Aktivismus）

行政法院（Verwaltungsgerichte）

熊彼特，约瑟夫（Schumpeter，Joseph，1883—1950）

休恩莱恩，阿道夫（Hühnlein，Adolf，1881—1942）

休克尔，埃里希（Hückel，Erich，1896—1980）

休斯，查理斯·伊文斯（Hughes，Charles Evans，1862—1948）

修约政策（Revisionspolitik）

许尔森贝格，理查德（Heulsenbeck，Richard，1892—1974）

学龄团员组织（Pimpf）

学校共同体（Schulgemeinde）

勋伯 格，阿 诺 尔 德（Schoenberg，Arnold，1874—1951）

驯服方案（Zhmungskonzept）

Y

雅科勃，弗兰茨（Jakob，Franz，1891—1944）

雅雷斯，卡尔（Jarres，Karl，1874—1951）

雅斯贝尔斯，卡尔（Jaspers，Karl，1883—1969）

亚伯拉罕，保罗（Abraham，Paul，1892—1960）

亚伯拉罕，卡尔（Abraham，Karl，1877—1925）

亚琛（Aachen）

亚得 里 亚 沿 海 地 区（Adriatisches Küstenland）

严重遗传疾病科学登记全国委员会（Reichsausschuzurwissenschaftlichen Erfassung von erbund anlagebedingtenschweren Leiden）

杨格计划（Young Plan）

杨格，欧文·D.（Young，Owen D.，1874—1962）

要人内阁（Kabinettder Persnlichkeiten）

耶拿（Jena）

耶森，延斯（Jessen，Jens，1895—1944）

耶斯纳，列奥波尔德（Jessner，Leopold，1878—1945）

1917年7月危机（Julikrise1917）

1918—1919年革命（die Rovolution von1918/19）

一体化（Gleichschaltung）

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o）

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ens）

因河畔的布劳瑙（Braunau am Inn）

隐蔽议会制（Kryptoparlamentarisumus）

英波互助协定（Britischpolnischer Militrpakt）

犹太人隔离区（ghettos）

犹太人绥斯（Jud Sü）

元首代表（Stelvertreter des Führer）

约当，帕斯库尔（Jordan，Pascual，1902—1980）

约德尔，阿尔弗雷德（Jodl，Alfred，1890—1946）

Z

泽尔德特，弗兰茨（Seldte，Franz，1882—1947）

泽夫科夫，安东（Saefkow，Anton，1903—1944）

泽夫科夫—贝斯特兰—雅科勃抵抗组织（Saefkow Jacob Bstlein Organisation）

泽克特，汉斯·冯（Seeckt，Hans von，1866—1936）

泽韦林，卡尔（Severing，Carl，1875—1952）

詹姆斯，哈罗德（James，Harold，1956— ）

战时参议会（Kriegsrat）

张伯伦，内维尔（Chamberlain，Nevile，1869—1940）

张伯伦，休斯顿·斯图尔特（Chamberlain，Houston Stewart，1855—1927）

政党国家（Parteienstaat）

政治戒备队（Politische Bereitschaften）

直布罗陀（Gibraltar）

致天主教徒（Katholiken）

志愿兵团（Freikorps）

志愿劳动服务处（Freiwilige Arbeitsdienst）

治安警察（Ordnungspolizei）

中德地区（Mitteldeutschland）

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Zentrum）

忠诚与美丽（Glaube und Schnheit）

周三社团（Mittwoch Gesellschaft）

朱塞兰，让·于勒斯（Jusserand，Jean Jules，1855—1932）

卓别林，查理（Chaplin，Charlie，1889—1977）

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freiesozialistische Republik Deutschland）

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Nationalkomitee Freies Deutschland）

总督（Reichsstatthalter）

总统内阁（Prsidialkabinett）

最高军事统帅部（Oberste Heeresleitung，OHL）

最后解决（Die Endlsung）

后 记

本卷作者分工如下：第一编第一章，孟钟捷；第二章，陈从阳；第三章，孟钟捷；第二编第四章，郑寅达；第五章第一节第一—五目，郑寅达；第六目，邓白桦；第二节第一—五目，郑寅达；第六目，郑寅达、陈旸；第三节第一目，郑寅达、陈旸；第二目，郑寅达；第三、四目，陈旸；第四节第一目，郑寅达；第二目，郑寅达、邓白桦；第三目，陈旸；第六、第七章，郑寅达。邢来顺对全书文字和内容进行了一些删改。

版权信息

书名：德国通史·第六卷

作者：吴友法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3-01

ISBN：978721421498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总 序

前 言

第一编 盟国占领与德国的分裂（1945—1949）

第一章 盟国对德国的占领与管制

第二章 占领期间盟国对德国的改造

第三章 东西方冲突与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爆发

第四章 德国东、西占领区的不同道路与德国分裂

第二编 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1949—1990）

第五章 两个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第六章 两个德国主权地位的恢复

第七章 两个德国政府的演变

第八章 两个德国的经济成就

第九章 两德的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

第十章 两德的对外关系和两德关系的发展

第十一章 两德的教育与科技事业的发展

第十二章 两德的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

第三编 两德统一与统一后的德国

第十三章 德国的重新统一

第十四章 统一后德国的政治与外交

第十五章 统一后德国的经济

第十六章 统一后德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多样性社会

附 录

后 记

总 序

此六卷本《德国通史》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3&ZD104）的最终研究成果。

德国乃当今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还是在科技教育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对欧洲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纵观经历一千多年历史发展的德国，有如滔滔奔腾的江河，在曲折和险阻中前行，终归大海。她有过雄霸欧洲的辉煌，也曾遭受他国的欺凌；虽数度战败，却能如神话中的不死鸟，灰烬中振翅重生；虽历经民族分裂的磨难，却最终归于统一；她曾是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却也是无数文化巨擘和科技精英成长的摇篮。而今，历尽沧桑的德国终于成为爱好和平的欧洲大家庭的一员，成了一体化的欧洲联盟的稳定之锚，成了令人向往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的国度。

鉴于德国在世界上的这种重要影响力和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我国史学界对之表现出浓厚兴趣，已经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而编撰一部高质量的德国通史也一直是学界的强烈期待和努力目标。

一

在我国，早期出现的几部德国通史类著述都是引进版的。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哈勒尔（Johannes Haller）的《德国史纲》（Die Epoch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可谓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德国通史著作。该著作共十二章，简略介绍了自远古时期至19世纪后半期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历史。此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翻译和编撰出现了多年的沉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东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维纳·洛赫到北京大学开设德国史讲座，不仅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德国史学者，其讲稿还被整理翻译出版，即大家熟知的《德国史》。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德国通史，阐释了自远古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德国历史，对于在我国普及德国历史知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部德国通史类著作，在长达700页的篇幅中，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之前的整个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仅以20多页的“德国史引论”的方式加以处理，而1918年—1956年三十多年的德国现当代史，却占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就此而论，它更像是一部德国近现代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著名的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第9版中译本，书名为《德意志史》。该书分为“古代和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专制主义结束”、“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大战时期”等4卷，叙述了从远古到195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德意志史》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突出政治史。以第三卷为例，该卷叙述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为止的德国历史，共四章，只有最后一章集中叙述社会、经济和技术史方面的内容，其余内容皆属政治史之列。而这一时代正值德国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工业化，是经济转型迅速、社会变迁剧烈、思想文化和科技教育大繁荣和大发展的时代。所以，相关内容难以充分反映这一时期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画卷，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推出自己编撰的德国通史著作。1991年丁建弘、陆世澄主编的《德国通史简编》的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德国通史，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德国史学者的集体之作。全书共五编18章，叙述了从原始社会到1945年为止的德国历史。今天再回看该著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全书布局强调厚今薄古。到1807年为止的1000多年德国历史叙述特别简单，仅用4章。而1871年—1945年为止约75年的德国历史却用了10章加以阐述。二是全书叙述突出大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内容相对单薄。1995年，孙炳辉、郑寅达等学者又推出了《德国史纲》。该书在叙述时间上打破了以1945年为下限的惯例，将“战后德国简况”单列一章，德国重新统一成为叙述的终点，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当然，诚如该书前言中所说，这只是“一本简明通史”，内容较为单薄。此外，该书在结构布局方面同样突出厚今薄古。全书12章，古代中世纪直至18世纪末以前，只有一章篇幅，而纳粹统治时期短短的十几年历史却用了四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编撰和出版进入了全新阶段。2002年，丁建弘撰写的《德国通史》出版。这是我国德国通史类著作中的一部高水平之作。全书以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发展为主线，叙述了从史前古代日耳曼人到1990年两德统一的德国历史。或许限于篇幅之故，该著作叙述内容依然集中于政治史，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着墨不多。2005年吴友法、邢来顺所著《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出版。该著作本着以史为鉴的目的，将德意志国家的兴衰及其原因作为关注点。它叙述了从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到20世纪末的德国历史，主要笔墨放在近代以来德国的分裂、统一、崛起、冒险、失败、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历史，古代中世纪部分比较单薄，涉及领域也不够全面。2014年郑寅达推出了最新力作《德国史》。全书论述了从远古到默克尔政府执政为止的德国历史。该书对以往那种过于偏重近现代史的结构布局有一定程度的纠正，而且对德国历史发展的时段性把握比较到位。从叙述取向看，大政治史仍然占据主要容量，但各章中已经融入了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上述德国通史类著述，在向我国民众介绍、传播德国历史知识和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著述都为篇幅较小的单卷本，且多数突出“厚今薄古”，涉及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传统大政治史，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的内容简略，无法较充分地展示悠悠千载的德国历史和文化。

此外，业已出版的相关著述对于德国历史的最新国际编撰取向关注度不够，叙述视角主要囿于政治史和民族国家史，对于地区史和全球史视阈下德国历史发展的释读和回应不足。然而，诚如相关德国学者所言，毕竟“几百年来德国史对周围其他民族和国家划定了一条不断变动的、不总明显的界限”，因此，德国历史“不能同全欧洲的历史分开”，人们不能再把它“引回‘民族史’的狭（峡）谷之中”。进入21世纪以后，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各国各民族联系进一步加强。同时，德国本身也已经没有“再像19和20世纪经常那样打上”“民族骄傲的烙印”。这些新变化，显然无法单纯地从德国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而应该把它置于“新的欧洲和全球结构背景下”加以释读。

鉴于以上状况，很有必要编撰一部全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这部新的多卷本通史应该紧跟世界史学术前沿，吸纳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欧洲文明进程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审视长达一千多年的德意志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探讨这种独特历史发展的内生性原因和外激性因素，关注这种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在塑造德意志文明过程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从中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在叙述内容上应该打破传统的“政治通史”模式，尽可能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时间布局相对均衡地覆盖从古代直至21世纪初，进而能更全面深入地再现德意志历史进程。此外，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的撰写应该体现“经世”功能，从中国人的关注视角去考察德意志文明在欧洲和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探究德意志民族活力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审视这一民族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供鉴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教建设。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就是基于这些考虑之上。

二

综观一千多年的德国历史发展，既整合于大欧洲乃至全球历史进程的节奏之中，也有其独特的律动，而且这种律动时常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节拍。因此，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将立足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以德意志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为关注主线，释读始于古代原始日耳曼语族部落、止于21世纪初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历史，时段上囊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当代德国；在内容方面，除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的大政治史外，还加大了对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关注力度，力求较充分和全面地展示一千多年德国历史发展的多彩性和独特性。

到公元150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叙述从远古到宗教改革运动前夕的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主要涉及辉煌的封建帝国时代。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有欧洲历史发展的共性特征，是日耳曼化、基督教化和封建化的欧洲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德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也已经初露端倪，可谓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发端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意志国家完成了从法兰克帝国的裂变中形成为德意志王国政治实体的进程，并通过对外扩张建立起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即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由于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公元962年仿照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加冕为“罗马人皇帝”，德国统治者也成了古罗马帝国和法兰克帝国的“当然”继承者。但是这一强大的帝国从起初就孕育着对王权和国家统一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国家形成初期确立的王权由选举产生的传统，使王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各部落公爵和领地主教得以利用选举权而进一步扩大权势；早期德意志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和德意志最高统治者“罗马人皇帝”的头衔都表明了德国统治者对古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思想的追求。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皇帝忙于对外征战，无暇顾及国内事务，领地封建主于是趁机加强自己的独立性。由此带来的是德意志皇权的衰弱和领地诸侯势力的崛起，进而塑造出早期德意志国家的政治联邦主义形态。结果，到中世纪后期近代初期，当英、法等国开始向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转变时，德国却仍然蹒跚于教俗领地诸侯割据的历史进程之中。

从16世纪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结束，是德国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涉及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近代早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独特道路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发展呈现三大明显特征：其一，由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在政治割据的基础上又注入了“信仰分裂”的元素，引发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冲突，这种宗教信仰因素因皇权与领地诸侯之间的权力争夺而进一步被放大。一大批皈依新教的诸侯在“教随国定”的原则下成了政教合一的首领，他们承担起邦国宗教领袖职责，进一步将教会事务纳入政府管辖范围，邦国的国家化因此得到发展，独立性继续加强。“三十年战争”既是德国宗教信仰冲突的最突出表现，也是德国皇权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最后一次努力。其二，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结果，《威斯特法伦和约》不仅确立了领地诸侯对皇权的最终胜利，同时也使法国、瑞典等国大规模介入德国事务。德国问题全面国际化。从此，若无外国的干涉，“就不能再解决一项全德性的事务”。其三，从社会经济角度看，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副产品，“普通人起义”（农民战争）的失败，则不仅使德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二期农奴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场领主制”，而且使德国农民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被排除出了德国的政治生活，深刻影响到德国日后的历史发展。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阵痛。这一时期属于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近代中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进一步凸显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国与西欧各国一样，经历了专制主义的统治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并且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涤荡。与此同时，它无论在君主专制、启蒙运动，还是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方面，都呈现独特的历史形态的演进。在政治上，由于皇权衰微，一些强大的领地邦君成为自己领地内的全权统治者。因此，在法国等国呈现的君主专制形态在德国却变成了邦君专制，到18世纪中期以后又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开明专制，其中以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最具典型。在思想文化方面，德国既合拍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潮流，又展示出个性化的启蒙运动特点。它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南北两派，而且融入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元素，以适应建立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需要。更有甚者，作为对于一味强调理性而忽视情感价值的启蒙思想的反动和对法国大革命所展示的资产阶级普世主义、理性主义等政治思想的回应，德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张扬情感和个性、强调回归历史和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思潮。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方面，德国也没有遵循英、法等国的社会革命道路，而是在法国革命等外力因素的刺激下，采用“上层革命”的改革方式，通过解放农民和全面实施营业自由原则等，废除封建因素，把法国革命的成果和平地移植到德国，渐进式地实现了传统封建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对接。德国由此进一步奠定了近代独特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基础。

从1815年到1918年的约一个世纪，属于德国以独特方式全面迈入“现代”社会的近代晚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顶峰阶段。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为，通过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不同的“双重革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迈上了强国之路。

这一时期的德国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与法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的稳中求进的“守势现代化”道路。传统统治阶级采取适时而进的策略，通过满足某些“革命”要求，操控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进而保障自身传统利益。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普鲁士统治者完成民族统一大业，是典型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白色革命”。在建立现代国家宪政体制方面，传统统治阶级也展示了适时而进、操控时局的特征。1848年的普鲁士“钦定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在确保君主制原则的基础上，注入选举制、议会制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元素，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既保证了传统统治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又满足了资产阶级建立宪政国家的愿望。在经济领域，通过工业革命，德国采用独特的工业化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快速实现了对英、法等老牌工业国家的超越，最终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工业化也推动了德国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由于独特历史原因和现实动因，德国成为世界上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先河者。此外，这一时期的德国教育、科技和思想文化发展也呈现极其活跃的状态。德国不仅成为世界顶尖的科技和教育强国，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多元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对整个19世纪的德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这股思潮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的刺激下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将德国引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主要思想根源。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去，在短短的27年中，德国如过山车般经历了从“最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和右翼极权主义的第三帝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属于德国现代史范畴，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在与西方文明的适应、冲突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阶段。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可谓这种危机和畸变的产物。

1919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是“十一月革命”的直接结果，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产物。因此，德国民众在感情上不太认同这一共和国。与此同时，魏玛共和国在政治体制上迎合并仿照西方国家，甚至在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设计方面“青胜于蓝”，超过西方国家，也使习惯于传统德意志“秩序”的大多数德国民众一时难以适应。于是，在适应西方政治体制和坚持德意志独特历史传统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没有民主主义者的民主”、“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就成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的真实写照。这一共和国因此也被称为是“不受爱戴的”、“带有即兴民主政治”色彩的“保守派的共和国”。结果，虽然魏玛共和国时期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它却在固守德意志传统和抵制西方文明的心态之下，在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夹击之中，仅存在14年就归于失败。

1933年，希特勒打着抵制西方民主、坚持德意志传统和富国强兵的旗帜，夺取政权，德国历史进入第三帝国时期。第三帝国在政治体制上与魏玛共和国截然不同，它实行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表现为政治上领袖原则之下的党国一体，经济上全面干预和控制之下的“统制经济”或叫“总体战争经济”，以及文化上纳粹“世界观”严厉控制之下的文化荒漠化。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是对魏玛共和国的极端反动，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的一种倒退，同时也偏离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它是德国的历史传统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和适应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体现。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扩充军备，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图谋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为此不惜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将德国和世界带入战争灾难之中。战争的结果是，德国再次战败，德国法西斯走向覆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经历了盟国分区占领、分裂的两个德国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等三个阶段。它们属于当代德国的历史范畴，是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重塑时期，也是德国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新形势下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德国在1949年分裂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如此，两个德国的人民忍受着民族分裂的痛苦，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使自己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重要强国。

战后联邦德国虽然属于西方阵营，却没有照搬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或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是吸取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极权主义等政治经济体制失败的教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成功地进行了独具德国特色的新探索，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莱茵模式。联邦德国的独特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政治方面，在吸收外来民主并结合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德国特色的联邦议会民主制。在这种民主制度之下，出于对纳粹独裁统治的沉痛反思，一方面突出“争论的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保护不同言论和观点；另一方面强调“防卫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禁止任何言行威胁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这一机制通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永久条款”得以确定。在社会经济方面，则实行不同于指令性计划经济又区别于纯自由主义经济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一方面确立“市场”核心地位，将经济活力置于市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强调“社会”特征，突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健全劳动制度，形成同舟共济的劳资关系；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由此实现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对接。在思想文化方面，则推行“存异求同，多元一体”的文化多元主义（kultureller Pluralismus），在保持德意志主流文化的前提下，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这既是对纳粹统治时期文化独裁政策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对德国文化联邦主义传统的承继。莱茵模式使联邦德国在战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文化繁荣的局面。

1990年，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分裂长达40余年的德国人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渴望已久的民族统一。再次统一起来的德国实行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德国由于其经济实力和众多的人口，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以上各个时段的德国历史发展，一方面共振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更大程度上散发的是自身的独特魅力和发展取向。每个时期的德国历史之间有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的内在有机联系，具有无法割裂的连续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悠悠千载的德意志文明，铺垫出德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本书是多位学者合作的产物。由于各位作者的专业积淀、研究重点和文风的差异，加之涉及内容极其丰富，时间跨度长，人名、地名众多，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显然无法做到全书在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此外，因水平有限，全书必定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此敬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要特别感谢“大国通史丛书”总主编钱乘旦教授在本书成稿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和指导，对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为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深表谢忱，也感谢各卷编辑付出的辛劳。

邢来顺

2017年5月于武昌桂子山

前 言

一部波澜起伏、曲折惊险、执着前行的德国历史，在经历了德国法西斯垮台后，遭受了又一次凌辱，又一次在泥沼中艰难地爬行。然而，这一次是真正的置死地而后生，又凤凰涅槃般地崛起，在曲折艰难的分裂与统一之后，经过风风雨雨洗礼后的德国，终于与欧洲融为一体，成为爱好和平、受世人关注的欧盟与世界的重要一员，再次雄踞欧洲，创造德国历史上又一次灿烂的辉煌。

一

二战结束后，德国经济彻底崩溃，德国人民生活十分艰难。法西斯政权垮台后，德国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人民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

四大盟国在占领德国后，就着手考虑德国的政治体制。

在缺乏民主基础的德国，外来力量的冲击是民主政治得以确立、缓慢演进，并最终完全建立的重要推手。在德国历史上，拿破仑入侵的铁蹄催生了德意志的民族民主主义，从而使德意志民族真正觉醒和民主意识启萌。在一战行将结束之际，为避免陷入全面崩溃，德国请求美国出面“媾和”，其条件是德国必须结束“君主专制”统治，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德国被迫进行宪政改革，实行民主化。在魏玛民主建立过程中，威尔逊和美国自觉不自觉充当了共和国的“助产士”。二战后，德国又一次在盟国帮助下，建立了东、西方类型的民主制。这一过程是通过处置德国、对德国实行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非工业化、民主化的“四化”改造运动实现的。

四大盟国意识到，德意志民族要新生，民主政治得以在德国建立和健全发展，社会得到全面进步，就必须铲除纳粹主义。在处置战败的德国问题上，四大盟国吸取了一战后战胜国对德国制裁不成功的教训，重在从政治、经济上对德国进行民主化改造，铲除德国的军国主义、纳粹主义，进而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

首先，四大盟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将“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普鲁士彻底分割，使其从德国地图上消失。其次，对纳粹主要战犯和骨干进行审判，予以严惩，达到教育德国人民的目的。非纳粹化的目的是肃清纳粹主义对德国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影响，彻底铲除纳粹残余势力。各占领区废除一切法西斯的法律和决议，查禁和摧毁所有纳粹党团组织，严禁法西斯组织重新活动，清洗盘踞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重要岗位上的纳粹分子，为德国的民主改造奠定基础。

非纳粹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主化的教育过程。东、西方各占领区在非纳粹化的同时，就开始重建德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在西占区，一方面美英法利用教育宣传机构，在西德进行西方民主的灌输；另一方面，按照西方民主原则恢复和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美英法认为，民主政治只有通过西德人民的接受才能在德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要使德国人接受西方民主政治，就必须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西德人民顺利渡过了战后初期的困难，从客观上也为西德人民接受西方民主树立了信心，为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最后，在西方大国扶持下建立了具有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苏占区，苏联没有提“非纳粹化”这一概念，而是称“肃清法西斯残余”。根据波茨坦会议决定，苏占区采取了一系列肃清法西斯残余势力、铲除军国主义的措施。在肃清法西斯残余的同时，苏占区开始实行民主化措施，按照苏联体制，重建东部德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盟国的“四化改造”，与一战后战胜国只是从经济上对德国进行掠夺和剥削，而不是重在从政治思想上对德国进行改造有着天壤之别。四大盟国对德国的改造，在德国历史进程中起着巨大的进步作用，在西部为联邦德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东部为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创造了条件。盟国对德国实行的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措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革命，从结果看，可以说在西部德国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在东部德国直接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二

美苏“冷战”使德国在1949年被分裂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两个国家。由于东西方的对抗，使美苏都不得不扶持各自的伙伴发展经济，使两国在成立后又一次获得了经济复兴的机会。两个德国人民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奋发图强，在很短时间内，使自己的国家在一片废墟的土地上迅速崛起，各自成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重要强国。联邦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经济上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创造了“巨大经济奇迹”，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20世纪80年代，联邦德国仍是西方世界“经济巨人”，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在西欧名列前茅。民主德国在比联邦德国更困难的条件下，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也跻入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列，虽然和联邦德国有一定差距，但在东欧国家中却名列榜首。德意志民族在二战失败后的废墟上又一次实现了新的崛起。

联邦德国在战后政治经济社会得以稳定发展，主要是建立了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是在吸取第二帝国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自由主义、第三帝国纳粹极权主义体制失败的教训和吸收外来民主的基础上，并结合本民族特点，基本上按照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体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政治体制上，鉴于魏玛共和国实行不稳定的多政党议会制度的失败，联邦德国实行了新型的政党结构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消除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障碍，通过设置选举门槛，逐步建立和保持稳定的两党制，在两党制结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德国议会民主制度。联邦德国在较长时期内形成了以“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政党为主、自由民主党为辅的三党制政治结构。另外，吸收魏玛体制教训，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简称《基本法》）规定对总统权力加以限制，总统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性代表，不再拥有行政权，废除了《魏玛宪法》规定的总统拥有的“紧急权力”。总理由总统根据议院中力量对比，提名最强大的党的领袖为总理候选人，再经联邦议院选举后组织政府。政府一旦组成，就获得了比《魏玛宪法》时更大的独立性。这既不像美国国会独立于政府首脑，从整体上形成对总统的抗衡力量，也不像英国下院完全受政府支配和控制，成为政府和反对派争吵的场所，而是这两种类型的混合体。政党政治结构比较民主和稳定。

经济体制上，吸取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模式的利弊，制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一体制在坚持市场经济、坚持自由竞争为主的前提下，强调社会秩序，政府不能对市场经济完全放任自由，要进行适当的调节；同时要保护市场经济，维持一种民主的“竞争秩序”。这种秩序要与自由得以均衡，防止垄断，保证个人创造精神，从而保证竞争得以实现，使经济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核心是经济自由、社会民主、公正安全。艾哈德将这一理论归结为“自由+秩序”，认为这一理论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经济人道主义”，否认联邦德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实，社会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主张发展国家垄断主义，只是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联邦德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秩序”和“稳定”，这也是鉴于德国在动荡多变的历史中遭受磨难而得出的宝贵经验。虽然联邦德国成立后政府也几经更迭，也出现过几次经济危机，但政治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联邦德国也出现过多元主义，代表各个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压力集团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人们对各个压力集团活动有所不安，但联邦德国稳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使利益多元主义也呈现稳定的状态。虽然也几度有“新纳粹”出现，为希特勒法西斯招魂，但反纳粹的正能量总是占主流，也掀不起大浪。民主制的实行和多元主义的出现，并没有削弱德国传统中强调国家权力的作用，而是国家权力和民主制度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事实证明，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成功的。从政治与经济关系角度看，联邦德国基本上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相对同步协调发展，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对此，人们称联邦德国的发展模式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或曰莱茵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一个真正完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者说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当然，再好的体制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遇到新的问题，也还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革和完善。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联邦体制也遇到了困境，主要是在以市场经济原则的指导下，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政策不能满足联邦德国现实的需要。在社会民主党上台后，1967年制定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尤其是在70年初的经济危机中，勃兰特和施密特政府根据危机出现的新情况，对社会市场经济某些方面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如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增强了国家干预职能。“稳定法”在维护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弥补了它在发展变化的形势中出现的缺点和不足，从而更加完善和发展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使联邦德国顺利渡过了经济萧条时期。

后来，联邦德国又染上了高福利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的“德国病”，这是联邦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又一新问题，又需要进行改革，使之不断完善。从科尔政府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德国统一后，他出台了诸如税收、社会福利和就业等方面的改革政策，施罗德时代的包括税收、劳动力市场、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一系列改革，以及默克尔政府的财税改革，都是对社会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自我完善。经过几届政府的努力，医治“德国病”和解决失业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成效。尽管西方国家及一些德国人认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气数已尽，其高福利制度保护了“懒惰”，制约了德国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性，限制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德国应向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英国的“传统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其实，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适应德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而产生的，它为德国经济发展创造过奇迹，为繁荣德国资本主义和提高国民生活起过重要作用，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现在，德国大多数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这种模式依然适合德国国情，德国进行的税收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修正，而不能说是这种模式的失败。

民主德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借助于苏联的帮助，是因为实行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了以统一社会党为主的中央集权体制，采用人民议会民主制，奉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民主德国也进行了多次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社会也在平稳中发展。然而，在德国统一之前民主德国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并不彻底，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仍然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

三

除了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之外，联邦德国虽然是依附于西方世界，维护西方价值观，但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外交上也是独树一帜，基本上开展的是自主性的、全方位外交。在这一方针下，根据实际情况确立和不断调整对外政策。

联邦德国成立后，面临主要问题是复兴西德经济、取得独立的国家主权。德国经济复兴了，法国及德国其他邻居会担心德国成为“第四帝国”，又面临安全危险。如何解决这一“德国问题”，联邦德国认为只有通过西欧联合来实现。推进西欧联合，实现欧洲永久和平，这是联邦德国成立后的重要外交构想。解决“德国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德法和解”，“德法和解思想”是首任联邦总理阿登纳最先提出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法国对德国复兴的担忧，只有通过西欧联合，在煤钢生产等领域建立一种超国家的一体化机制，对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行为加以限制，才能实现欧洲的长久和平和相互合作。一体化是其德法和解、合作的最好途径。所以，在实现德法和解过程中，才有了《舒曼计划》的出台，有了煤钢联营条约，后来才有了1957年的《罗马条约》，才有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ische Wirtschaftsgeimeinschaft，EWG），才有了早期西欧一体化。没有阿登纳的“德法和解”外交思想，就没有欧洲早期一体化。

推行欧洲一体化健康发展，是德国不断追求的奋斗目标。出于对第三帝国给法国及欧洲带来伤害的愧疚，联邦德国在战后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扮演了一个顺从和迁就法国的小伙伴角色，并尽力避免欧共体内的摩擦。在对法国及对欧洲政策问题上，德国宁愿保持低调，尽力避免在欧共体内追求本国的最大利益。为欧洲一体化顺利发展，德国作出了很多让步。后来的施密特、科尔，为推动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美苏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操纵下，不得不长期推行拒不在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的“哈尔斯坦主义”，在“德国统一问题”和“柏林问题”上处于严重对峙局面，与东欧关系也很紧张，外交空间十分狭窄。在此情况下，联邦德国不顾被绑在西方战车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总理勃兰特坚决推行“新东方政策”，缓和了东西德的紧张关系，在缓和美苏对峙引起的剑拔弩张的东西方关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新东方政策”的实施，两个德国的人民不断寻找缓和的途径，终于没有在德国问题和欧洲问题上导致兵戎相见。“新东方政策”也使民主德国放弃了对联邦德国的强硬态度，两个德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逐步建立了友好睦邻关系。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也都分别与东欧、西欧国家改善了关系，从而缓和了欧洲紧张局势。

为表明德国爱好和平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诚意，联邦德国自成立以来，不断正视自己的历史，勇于承担在二战中的战争罪行。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双膝下跪，以示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忏悔，令全世界为之动容。联邦德国不仅在道义上勇于承认历史罪责，而且还承担了不少经济赔偿责任。两个德国统一及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善于捕捉机遇的科尔，及时抓住这一变化的世界局势，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不断拓展新德国的外交空间，主动要求承担更多的维护和平的国际任务，参加国际维和行动，使德国军队走出国境，显示其政治大国地位。同时，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的同时，德国推行温和的外交政策，主动与俄国及东欧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对亚洲，德国推行“新亚洲政策”，将亚洲作为其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加强与亚洲的经济合作，同时十分重视扩大在中东和非洲的影响，增强德国在拉美的地位。这些努力，使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和世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与美国关系方面，也逐渐改变以往在外交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追随者”形象，推行全方位“自主性”的大国外交，努力争取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从1991年底开始，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开展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活动。如1991年12月不顾美国和欧共体国家反对，单独宣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的独立。科尔“自主性”外交也处处显示德国在处理欧洲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如德国不与欧洲盟国协商，曾几次单独提高利率，迫使其盟友不得不跟着提高利率或者不敢降低利率。德国促成欧洲政治联合的实现，以及为扩大其在中、东欧的影响，力主欧洲联盟向中、东欧敞开大门。凡此种种，充分显示德国已成为欧洲联盟中的主角。

四

由于“新东方政策”的实施，两个德国的关系从互相对立、彼此不接触的状态中逐渐实现了正常化。两国关系的《基础条约》签定后，两国关系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有了新的突破。德国分裂基于美苏“冷战”。只要美苏“冷战”对峙的格局存在，只要“柏林墙”依然存在，德国统一就不可能成为现实。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思想抛出后，东、西方关系进一步缓和，东欧出现政治剧变，雅尔塔格局开始动摇。1989年下半年，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开放两个德国和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以便使两国人民自由往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及时抓住这一机会，提出了德国统一的主张，并经过不懈的努力，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和苏联的支持，同时，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改革的道路上不断出现失误，最终被联邦德国统一了过去。在两个德国从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业已存在的民族情感及两国人民早就有要求统一愿望的坚实基础上，在欧洲一体化进行的过程中，于1990年10月3日迅速地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宣告了二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峙为标志的“雅尔塔格局”的结束。

再次统一起来的德国，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众多的人口，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统一后，由于要在东德移入联邦政治经济体制，政治经济转轨在一段时期内遇到一些困难，如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新纳粹沉渣泛起、振兴东部经济要投入大量财力，以及高福利导致高债务，使德国经济出现下滑。东德居民在统一后生活不及西德，导致成为二等公民的失落感，东、西德统一后在政治经济生活上完全融合，也需要时日，不能一蹴而就。在科尔、施罗德、默克尔等几届政府的领导下，大力振兴东部经济，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不断推进东部德国的经济改造，尽可能努力实现与西部德国的同步发展，改善东部德国人民的生活。这些努力出现成效，1998年德国统一以来经济出现增长，经过2000年以来的长期低迷后，又在2006年出现了转机。默克尔执政时期的德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德国统一后，大量外来移民涌入，德国已成为了事实上的移民国家。针对新出现的情况，政府逐渐推行以“和而不同，和谐为本”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在德国建构文化多样性、和谐的社会。

德国统一后，又促进了欧洲的大统一。在联邦德国为谋求两德统一之际，又产生了类似于二战后的“德国问题”。为消除法国等周边国家对两德统一后安全的担忧，联邦德国再三强调，两德统一要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实现。为实现诺言，德国统一后，科尔总理对外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欧洲的联合和统一。在德国的主动努力下，并根据德国和法国的建议，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于1991年12月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和经济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马约》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欧洲政治和经济货币联盟”（简称“欧洲联盟”或“欧盟”）正式诞生。她的成立标志着欧洲联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德国一直以“东西欧的桥梁自居”，主张北约与欧盟“同步进行”东扩，实行新的东方政策。为此，先后通过与东欧国家签订双边条约，解决诸如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消除这些国家对德国统一之后的疑惧心理，实现了和解。德国这些外交努力，使其统一后“新东方政策”赢得了东欧各国对德国的友好和信任，欧盟先后实现了几次东扩，使欧洲实现了大统一。欧洲今天的大统一，无不是因为解决“德国问题”和德国为之努力的结果。但是，正如历史是螺旋式曲折发展的，由于统一欧洲的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差异，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内部出现不同声音，甚至出现挫折，也是不可避免的。英国公投脱欧，为欧盟分裂倾向撕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德国历届政府和有识之士坚持不懈地维护欧洲的团结和联合，相信这也是以后德国政府和有识之士的努力方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欧洲历史不至于走回头路，陷入动则兵戎相见、冤冤相报的历史漩涡。

五

二战后联邦德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走的是一条符合本国国情和利益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德国在战后崛起，得益于这一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选择。除此之外，依靠教育和科技的力量，也是德国的强国之基。重视教育和科技，是德国重要的历史传统。德国的教育尤其是普及教育的程度居世界各国之首。为适应工业化的需要，德国还十分重视技术教育，大力发展工科大学。另外，德国还十分重视职业教育。德国教育为经济发展造就了大批科学人才和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在发展教育的同时，德国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并使之与实际相结合。德国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允许学者们在学术上自由发表意见，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完全独立于政治和宗教之外，不受其干扰，所以德国人才辈出，科研硕果累累。强大的教育和科技，成就了强大的德国！

纵观二战后的德国历史，她是一部被占领、分裂、崛起、统一的历史；她也既是一部无奈的民族占领屈辱史、被迫的民族分裂伤痛史，也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再新生、再崛起、再统一、再辉煌的历史！

本卷主持人 吴友法

第一编　盟国占领与德国的分裂（1945—1949）

第一章 盟国对德国的占领与管制

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德国也因此成为危害欧洲乃至全世界安全的最不稳定因素，被世界各国视为破坏和平的“动乱之源”。德国自身也遭受了自“三十年战争”（Dreiigjhriger Krieg，1618—1648）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德国人民为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第三帝国政权被完全摧毁，国民经济陷入崩溃，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德国尽管已经彻底战败并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但仍难逃历史的惩罚。

在正义国家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努力最终打败纳粹德国之后，同盟国领导人决心一劳永逸地消除德国对世界和平的军事威胁，不再重蹈一战后对德国制裁不彻底、放纵德国，使其再度崛起的覆辙。1945年2月，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与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8—1953）在雅尔塔会议（Jalta-Konferenz）上一致决定，在战后对德国实施全面占领和国际管制。《雅尔塔会议公报》（Jalta-Konferenz Bericht）庄严宣布：“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是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保证德国从此永远不能破坏世界和平。……只有根绝了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德国人民才有过适当的生活和在国际交往中占一席之地的希望。”欧洲战事结束后，盟国领导人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重申了雅尔塔会议精神，在《波茨坦协议》（Potsdamer Abkommen）中确立了战后管制德国的政治、经济原则。至此，德国自1871年以来保持的统一状态被终结，完全丧失了国家主权，被美苏英法四大战胜国分区占领。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德国

一、一片废墟，满目疮痍

希特勒曾经威胁说，假如他的军队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他将把德国人民同他一起拖进失败的深渊。这是纳粹元首向德国人民唯一不折不扣兑现的诺言。1945年5月，标志着纳粹德国最终覆灭的柏林战役行将结束时，柏林市3/4的住宅已经倒塌，成为一座“死亡的城市”。柏林交响乐团在疏散前最后一场音乐会上演奏了希特勒最喜爱的瓦格纳歌剧《众神的黄昏》（Gtterdmmerung），其庄严的哀乐宣告了宫殿的毁灭、众神的死亡和世界的末日。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纳粹德国最终崩溃时的情景。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宣布无条件投降，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惨败收场。5月9日，最高统帅部发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项公报，公报将此时描述为“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同盟国军队全面占领德国并接管当地政权。重获自由的德国人不得不面对长期的被占领状态，在一片废墟上艰难起步，开始新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自17世纪“三十年战争”使德国1/3的人口丧生以来，德国遭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城镇破坏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瓦解，从未如此严重过。盟国轰炸机持续数年的高强度轰炸、激烈的城市攻防战，以及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在战争行将结束时发布“焦土政策”的肆意破坏，几乎使德国所有城镇都成为颓垣残壁的瓦砾场。

据战后估计，德国的实物资本在1938年到1945年间从4150亿帝国马克下降到1900亿帝国马克，与此同时，德国债务却从310亿帝国马克上升到3370亿帝国马克。专家们计算，德国农业和工业建筑物价值损失几乎达到25%，农业动产和住房建筑物损失50%，私人实物财产损失超过60%以上，其他非建筑物工业财产损失75%。德国大城市有2/3的住宅在战争中被炸毁，数百万人在轰炸中失去了他们所有的房屋和财产，只能在防空壕、难民营、碉堡以及地窖中拥挤地生活。昔日繁华热闹的大都市，如今已变成满目疮痍的废墟，只有在碎砖乱瓦中才依稀可见几条弯曲的小路。1945年5月3日进入柏林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描述当时的柏林状况：“柏林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住宅，没有商店，没有运输，没有政府建筑物。纳粹留给柏林人民的遗产仅是一些颓垣残壁。……柏林如今仅仅是一个碎砖破瓦堆积如山的地理位置。”一位美国官员则将柏林形容成“一座燃烧的、冒烟的、爆炸的传播死亡气息的火山”。据计算，如果柏林每天开出10列有50辆车皮的列车来运输瓦砾，要历时16年才能运完。科隆66%的住宅被摧毁，只剩下大教堂仍然矗立着，如此严重的损失使市政厅一度考虑放弃科隆的废墟，在北边莱茵河畔新建一座城市。杜塞尔多夫93%的住宅不能居住，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的18万套住宅中有8万套被毁。远远看去大多数建筑物仍然屹立在那里，但实际上大多只剩下一个外壳。除私人住宅外，大量公共建筑也遭到毁坏，教堂、剧院、学校、艺术馆等都未能幸免于难。统计表明，到1945年，10万人以上的德国城市住宅建筑破坏状况为：柏林：毁坏30%，损坏45%，完整25%；英占区相应为33%，46%和21%；美占区为33%，48%和19%；法占区为44%，45%和11%；苏占区为23%，38%和39%。

由于盟军的昼夜空袭，德国大约30%—40%的工厂遭到破坏无法继续生产。在欧洲最大的工业中心鲁尔区，情况则更加糟糕。这个50英里长、20英里宽的椭圆形区域内，曾经鳞次栉比地坐落着众多煤矿、钢铁厂、发电厂、化工厂等，繁荣的工业生产使该地区终日烟雾弥漫。鲁尔区在战争中受到英美空军的重点轰炸，到战争结束时，空袭中幸存的烟囱寥寥无几，这个最大的工业中心已成为一片废墟。比较偏远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等地的工业受破坏程度则较小。1945年7月，美占区军政府对辖区内所有工厂生产情况进行统计，1.2万家工厂中只有大约10%还能继续生产，其余的已经无法开工了。

战争使德国人原本引以为傲的交通体系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战争后期英美空军意识到破坏交通运输，将给德国工业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于是将轰炸重点转移到德国各种交通设施上来。各种铁路枢纽、铁道、桥梁和高速公路成为盟国空军打击的重点，车辆和船只也不能幸免。战争结束时，原本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几近瘫痪。铁路和水运是德国交通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战前德国货运有70%是通过铁路、20%是通过水运进行的，这两个部门在战争中的损失也最为严重。无数铁路枢纽、隧道、调车场和道岔已不能使用。在英国和美国占领区内，有2341座铁路桥梁被摧毁，占原有桥梁总数的70%。英占区的1.3万公里铁路只剩下1000公里可以行车，而且这1000公里还互不连接。铁路车辆也极度缺乏，货车车厢达不到战前水平的一半，只有约50%的火车头可供使用。铁路运输因此几乎完全瘫痪。在水运方面，英占区和美占区的958座主要河道桥梁中有740座被毁坏，横跨莱茵河、威悉河和美茵河的所有铁路桥梁都被摧毁，导致这三条举足轻重的内河航道完全关闭。莱茵河是德国最重要的河流，被誉为德国人的“母亲河”，其战前承载的航运量比苏伊士运河或巴拿马运河还要大，重要性不言而喻。横跨莱茵河的所有桥梁都被摧毁，约1700艘船只沉没进一步堵塞了河道，导致全程不能通航。德国靠近北海的港口，如不来梅、威廉港等，也充塞着沉没的船只无法使用。汽车运输方面，不仅道路损毁严重，而且大部分卡车在战时都被用于服务德军，剩下的则在战后被占领军没收了。一度被誉为欧洲最发达的德国交通，完全成了一个烂摊子。

纳粹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给别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使德国蒙受了极为惨重的生命损失。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造成的人员伤亡高出几乎两倍，大约有550万人死亡，其中军队死亡人数约376万人，平民死亡人数约165万人。此数字尚不包括失踪和死于战俘营的士兵和平民。大量平民在盟国空军的猛烈轰炸中丧生。1943年7月对汉堡的轰炸使4万人丧生，1945年2月对德累斯顿的空袭使13.5万人丧生。战前拥有430万人口的柏林，在1945年8月只剩下280万居民。因战争而受伤致残者不计其数，仅西德地区就有200万人残废。1920年出生的德国男子中每100人就有41人死亡或失踪，1921年至1925年出生的德国男子中这一比例均超过30%。1939年德国人口中男性占48.8%，到1946年下降到44%。战争毁灭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留给他们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回忆。

二、穷困潦倒，苟且图生

纳粹德国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自二战爆发以来，德国人民所忍受的每况愈下的生活，到战争结束时，变得更加灰暗和令人绝望。在当代德国人的记忆中，习惯将这一时刻称为“崩溃”（Zusammenbruch）或“零点”（Stunde Null）。在新的国家体系建立之前，德国人民必须忍受长时期低水平生活的煎熬。

在战争结束时的一片混乱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情况当属大量德国东部难民的涌入。在1945年欧洲战事结束的前后几个月，发生了德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1200万东部德国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成为难民，汇聚成从东向西流动的浪潮。由于德国历史上长期的向东殖民运动，在奥德-尼斯河以东的波莫瑞、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等地定居着大量德意志人。在二战期间，随着德国军队向东方的推进，大量德国居民被迁移到东方新占领的土地上，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都居住着这种新移民。随着战局的转折，1944年苏联红军推进到波兰，失去德国军队庇护的德国移民开始被驱逐，可怕的命运逐步降临到德国东部领土全体居民的头上。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战后波兰领土整体向西移动，波兰在东部失去的领土由德国割让其东部领土给予补偿，奥德-尼斯河成为德国与波兰的新边界，德国东部居民成为苏联和英美博弈的牺牲品。庞大混乱的群体性人员流动与其说是迁移，不如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逃亡。在复仇情绪的驱使下，德国居民受到当地政府和苏联红军的暴力驱逐，被迫在短时间内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故土，汇入到向西逃亡的巨大人流中去。也有人害怕受到当地居民的报复，自愿离开。因为逃亡的匆忙和沿途的损失，绝大部分人失去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带着饥饿和绝望来到了德国本土。能够活着进入德国本土并安顿下来已属侥幸，大约200万人死于逃亡途中。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成群结队的难民和为了逃避轰炸离开城市的上百万疏散者在公路上汇合在一起，犹如一群失魂落魄的乌合之众。东部难民的涌入使德国人口增加了23.6%，有780万难民进入了英国和美国占领区。这些逃到德国西部的难民既无住宅，又无财产，更加重了本地居民的负担。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几个年头，不惜一切代价以求生存成为德国人生活中压倒一切的理念。因为缺衣少粮和恶劣的居住环境，寒冷和饥饿不断加剧着人们的痛苦，虚弱的人往往在夜里被冻死在床上。德国人自我嘲讽道，“因饥饿而干瘪的脸成了德国人的标志，四周都看不到一个胖子，我们快要退回到石器时代了”。战胜国并不准备让德国人维持体面的生活，罗斯福在战争期间就说过，“德国人一天喝三次汤就够了”。一向心高气傲自视为优等民族的德国人，如今沦为占领军眼中的“下等人”，毫无尊严和保障可言。一些人不能忍受痛苦，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崩溃和价值观的丧失。买不起香烟的人跟在外国军人和外国游客身后捡他们扔掉的烟头，而一些德国姑娘与盟国士兵勾搭，换取巧克力和尼龙袜或者美军的干粮包，以贴补家用。一切政治口号和文化信条此刻都变得空洞无力，麻木的德国人只能祈求熬过战后最艰难的这段岁月，顽强地活下去。

战争期间德国农民大量应征入伍，德国农业靠大量的外国劳工才得以维持。德国人的食品需求相当一部分依靠广大德国占领区的供应。战争后期，随着德国占领区的不断缩小，德国人的食品供应持续下降。在德国投降前，人均每天的食品供应已下降到1600卡路里。战争结束后，外国劳工纷纷被盟军遣返，德国的食物短缺问题立刻变得严重起来。易北河以东地区是德国一直以来的“面包篮子”。战争结束后，苏联停止从东德向西德输送粮食，更加剧了西德的食品危机。德国有限的食品被优先供应给军政府和占领军，普通德国民众只能领取少得可怜的食品配给。根据当时的医学评估，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3000卡路里的能量，才能满足每天8小时工作所需。1945年战争结束后的那个冬天，每个德国人每天得到的食物不足1000卡路里。后来当上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2015）回忆道，“我们每天靠896卡路里的热量过活”。大城市的情况尤其糟糕，柏林出现了市民啃食青草和树皮的情况。一名作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死去动物的尸体也成为人们争夺的对象，“骨头上的每块肉都被割下来扔到锅子里”。但是，这还不算最严峻的境况，此后生活水平持续恶化，更大的厄运等待着德国人民。1946年10月，从北极和西伯利亚入侵的寒潮开始席卷德国，到了1947年1月，温度骤然降至零下20度，德国迎来了20世纪最寒冷的冬天。在长达四个月的漫长冬季里，全德国死亡人数至少10万（这还不包括在战俘营死去的俘虏），冻伤、浮肿、患上软骨病、肺结核者达数百万。直到1948年下半年，德国开始接受“马歇尔计划”（Marshall-plan）援助后，食品短缺危机才得以缓解。

日常生活中的燃料短缺也使德国人民苦不堪言。鲁尔区的煤产量在1938年为1.37亿吨，到1945年只剩下0.355亿吨，相当于战前水平的1/4。英国军政府在德国投降后立即切断了鲁尔煤矿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实行计划生产。出于限制德国工业或战争赔偿的考虑，大量煤矿开采设备被拆卸运走。开采出来的煤的1/4被运到其他燃料和能源供应不足的欧洲国家。德国交通体系在战争中遭受的毁灭性破坏，也阻碍了煤炭的运输，成为制约工业生产恢复的瓶颈。而矿工们自身缺少足够的食物，也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所有这一切，不仅让德国的主妇为缺少烹饪的燃料犯愁，更使虚弱的德国人民在寒冷的冬季时刻面临死神的威胁。在1946年异常寒冷的冬季，西占区每户居民只得到当局配给的25公斤煤作为取暖之用，而在1944年这一配给量是500公斤。刺骨的寒冷使一切道德体系都变得摇摇欲坠，偷窃作为延续生计的一种手段已经广为德国人接受。面对德国普通群众的灾难，西德的天主教高级教士、科隆的约瑟夫·弗林斯（Josef Frings，1887—1978）红衣主教正式宣布，凡是在有煤的地方，偷煤都不再是罪孽。每当载煤的火车在有人居住的地区停下来时，大人小孩便蜂拥而上，像蝗虫饕餮庄稼一样把煤一抢而光。

德国人民还要忍受相当长时期的住房短缺。战争结束后，西德地区超过300万套公寓已被摧毁或无法居住。在英占区和美占区，战前公寓总计930万套，战后只剩下480万套可供居住，48%的公寓遭到摧毁或破坏。一栋在战前居住4个人的房屋，现在挤进了10个人。占领军大量征用了那些没有受到破坏的住宅，提供给军官居住。各种旅馆、学校和其他公共建筑也被征用，作为士兵的住所。从东方逃亡来的几百万难民使居住情况变得更加拥挤不堪。在轰炸中失去房屋的城市居民被迫挤进地下室或防空洞栖身，或在断壁残垣间搭起窝棚来抵御风雨。相对而言，农村或郊区的住宅损失要轻得多。战争结束时，农村居民不得不为几十万流离失所的城市居民提供住所。由于缺少燃料、电力和建筑材料，加上交通体系的瘫痪，城市里建筑的修复工作进展缓慢。到1947年，战争结束两年后，人均居住面积仍然只有4平方米。甚至直到1949年联邦德国建立之时，依然平均有3.18个人分享一个卧室。因为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肺结核之类的传染病快速传播，加剧了人群中的非正常死亡。

战争造成了工业的衰退和金融体系的轰然倒塌。纳粹德国在战争期间大量发行纸币，使纸币数量猛增14倍。战后德国消费品的极端匮乏和帝国马克的贬值使黑市交易异常繁荣，进而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个熟练技工在1946年每月能挣230马克，这只够在黑市上买一磅黄油。在当时的德国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矿工每周能挣60马克，他养的一只母鸡每周能下5个蛋。矿工吃掉一个鸡蛋，用剩下的4个鸡蛋换到20支香烟，这些香烟在黑市等价于160马克。也就是说，一只母鸡创造的效益是一个辛苦劳作的矿工的3倍。黑市的存在激励了各种投机行为，打击了诚实劳动的人，降低了社会的道德水准。人们不愿为得到毫无价值的帝国马克而努力工作，只能在黑市上卖掉个人财产维持生计。人人都想囤积居奇，商店的货架却空空如也，没有一个店主愿意将货品换成帝国马克。城市里的居民被迫涌向农村，用财物交换农民的粮食，运气好的话，他们能够带回几磅土豆、鸡蛋、黄油或肉。农民在战后成了德国的新贵。同时，货币的严重贬值迫使人们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香烟代替帝国马克成为交易中的等价物。人们聚集在城市的火车站附近进行交易，价格都以几包几条香烟来计算。虽然黑市交易是占领当局明令禁止的，但农民和商人都乐意铤而走险，生产和出售自己的商品。盟国的占领军也参与到黑市中来，从中渔利，美国大兵用军队配给的香烟、罐头、咖啡换走了德国大量珍贵物品，例如珠宝、银器、迈森瓷器等。黑市交易从1945年持续到1948年的货币改革才告终结。虽然被称为“卷烟经济”的黑市交易充斥着肮脏和腐败，但德国人民依靠它才度过了战后最艰难的岁月。

第二节 盟国对德国的管制

一、四大国最初处置德国的意见

自1871年普法战争以来，德国在欧洲中部的崛起打破了近代欧洲的均势格局，也使欧洲传统的地缘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谁控制了德国，谁就能控制欧洲的力量平衡”，进而在世界称霸。在二战中彻底战败后，整个德国都在沉默地等待战胜国的处置。但是，四个国家共同战胜德国、占领德国的事实，意味着对德国的改造必然存在多种设想，其中交织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为德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在二战期间，同盟国领导人在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的问题上进行了多次讨论，唯恐再度出现一战后德国武装崛起的局面。从一战后的历史经验出发，盟国领导人在战后处置德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尽力削弱德国，彻底消除德国再度军事崛起的可能性。关于盟国领导人乃至欧洲人民对德国的仇恨情绪，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3年9月21日在议会下院发表的演讲很具代表性：“在我们一生中，德国人曾经两次，加上我们的父辈则有三次，把世界投进他们所挑起的扩张与侵略战争。……他们一旦变得强大起来，就要寻找牺牲品；他们以铁的纪律追随任何一个领导他们找寻牺牲品的人物。德国的核心是普鲁士。那里是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在1/4的世纪中，由于条顿民族追求霸权，英、美、俄三国人民曾两次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危险和流血牺牲，因此他们这一次一定要采取步骤，使普鲁士或整个德国再也不能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德国生活中必须彻底摧毁的两个因素，如果欧洲和全世界要避免更可怕的第三次战争，上述两个因素必须连根铲除。”

在尽力削弱德国的前提下，美、苏、英、法四个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未来德国的设想方案差别很大，其中分歧还需各国领导人通过会谈进行磨合。早在1941年12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会见英国外交大臣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时就对战后德国版图作出了构想。为了确保战后苏联的长期安全，除了割让德国东部领土给波兰、将波兰整体向西移动之外，斯大林还提出，将德国一些地区分裂出来使其独立，例如莱茵兰或巴伐利亚。斯大林竭力强调战后安全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曾经指出：“毫无疑问，20世纪上半叶德国侵略对俄国造成的损失，比对其他任何国家都大。俄国人决心不再让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事件在下半叶重演，且这一观念由于斯大林坚决要求得到安全保障而有所强化。”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同期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在给艾登的电报中表示：“付出巨大战争努力的首要目标在于防止德国的再度爆发。关键在于将普鲁士与德国南部分割开来，消灭普鲁士的形态。”虽然此刻纳粹德国的军事征服达到了巅峰，但同盟国领导人坚信胜利必将到来，分割德国已成为他们不可动摇的信念。

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伊朗德黑兰会晤，共谋展开对法西斯德国的全面反攻，即著名的德黑兰会议（Teheran Konferenz）。此次会议除决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外，还涉及了战后处置德国的设想。罗斯福建议把德国分为五个部分，把基尔、汉堡两市和鲁尔、萨尔两个地区交给战后的联合国管制。丘吉尔认为“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要求彻底铲除德国军国主义的策源地普鲁士，将南部各邦脱离德国同奥地利和匈牙利成立一个“多瑙河联邦”。丘吉尔延续了英国近代以来的欧洲大陆均势外交思想，希望削弱德国、加强法国和波兰，再度恢复欧洲的均势。斯大林再度强调了战后德波边界问题，正式提出把寇松线（Curzon Linie）作为战后苏联与波兰分界线，波兰领土西移，以德国东部领土划给波兰作为补偿。他还提出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Knigsberg）及其周边地区要由苏联占领。在斯大林看来，俄国的历史经验说明，在东欧的广阔平原地带，安全是用空间来表达的。将德国疆界尽可能地向西方推移，为苏联获得一个缓冲或保护地带，以防止未来侵略的最初冲击会直捣苏联领土。在处置德国问题上，斯大林赞同罗斯福的设想，反对丘吉尔“多瑙河联邦”，因为一个强大的由德意志民族组成的“多瑙河联邦”不符合苏联在东南欧的扩张利益。这个问题最终交由1943年成立的“欧洲咨询委员会”（Europische Beratende Kommission）处理，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拟订停火条件、筹备对德国的占领和管制事宜。

1944年随着苏联红军的全面反攻和“第二战场”的开辟，纳粹德国的军事溃败已成定局，盟国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对战后德国的处置方案。“欧洲咨询委员会”在1944年9月11日发布《关于对德管制机构》（überdas Kontrollsystem in Deutschland）方案，规定德国战败后将由盟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接管德国最高权力，德国将按照1937年12月31日的疆界划分为三个面积相同的占领区分别由美国、苏联、英国占领，柏林将由盟国共同占领。1944年12月，委员会又决定从战后美国占领区中分出一块区域，由法国实施占领。

1945年初，德国法西斯濒临灭亡，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建立战后欧洲和平秩序，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5年2月4—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战时第二次首脑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战后对德国的处置问题，对德国的占领和管制、向德国索取战争赔偿成为讨论的热点。三国领导人批准了“欧洲咨询委员会”草拟的关于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条款和处置战败德国的总原则，并将其写入最后的会议公报：“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是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保证德国从此永远不能破坏世界和平。我们决心把德国的全部武装力量解除武装并予以解散；永远解散曾一再图谋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德国总参谋部；没收或销毁德国全部军事装备；消灭或管制德国全部可用于军事生产的工业；公正、迅速地惩处一切战争罪犯并对德寇造成的破坏索取实物赔偿；废除纳粹党、纳粹的法律、组织与机关；从德国人民的公共机关、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消除一切纳粹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影响；并对德国采取其他为全世界未来的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措施。我们的宗旨不是要消灭德国人民，但只有根绝了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德国人民才有过适当的生活和在国际交往中占一席之地的希望。”会议表决通过了“欧洲咨询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德国占领区和管理“大柏林”》和《关于对德管制机构》方案。雅尔塔会议为战后处置德国问题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决定了战后德国的命运。

二、盟国管制委员会成立

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国达成了原则上同意分割德国的协议，但没有提出具体的瓜分建议。会议决定在伦敦成立一个由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任主席，美、苏驻英国大使任委员的“分割委员会”（Spaltungsrat），研究分割德国的事宜。雅尔塔会议确定了同盟国要通过何种形式的统治机构在战后德国行使最高权力。会议决定，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后，美、英、苏三国军队将各自占领德国的一个区域，苏军占领德国东部，英军占领德国的西北部，美军占领德国的西南部。盟国将“成立一个中央管制委员会执行互相协调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工作，这个委员会由三国的总司令组成，地点设在柏林”。此外，三大国同意邀请法国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并作为第四个成员参加管制委员会，前提条件是法国占领区必须从美国和英国的占领区中划分出来。这一决议奠定了战后德国由四国分区占领的格局。

随着1945年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宣布投降，盟国占领军对德国的管制工作全面开展起来。最后一届纳粹政府——卡尔·邓尼茨（Karl Doenitz，1891—1980）政府很快被解散，邓尼茨及其政府成员于5月23日被逮捕。随着旧德国的解体，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开始对德国拥有无上主权。根据雅尔塔会议的精神，四国驻德占领军总司令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y Konstantinovich Zhukov，1896—1974）、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1976）、让·塔西尼（Jean de Lattrede Tassigny，1889—1952）组成的德国管制委员会（Allierter Kontrollrat）于6月5日在柏林宣告成立。军事司令官们在这一天签署了《鉴于德国失败和接管最高政府权力的宣言》，即《四国宣言》（Vier-Mchte-Erklrung），以及“欧洲咨询委员会”较早起草的《关于德国管制机构的声明》《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等三个文件。这些声明从法律上奠定了战后德国发展的基础，标志着盟国正式接管了德国的最高权力。至此，一个由四国军事司令官组成的、在德国拥有最高权力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建立起来，德国从最高领导到地方基层的全部公共权力都被盟国接管。1945年8月5日，占领国发布第一份公告，向德国人民宣布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成立，随后各占领区管制机构相继成立，四国军队都进入各自指定的占领区，包括大柏林地区。

按照1937年12月31日的边界，德国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美占区包括巴伐利亚、黑森、巴登符腾堡三州和供美军做港口用的不来梅，人口近1700万；英占区包括北莱茵-威斯特法仑、下萨克森、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汉堡，人口近2200万；法占区包括莱茵兰普法尔茨、南巴登-符腾堡和萨尔，人口约600万；苏占区包括萨克森、图林根、梅克伦堡-上波莫瑞、萨克森安哈尔特和勃兰登堡，人口约1730万。作为政治实体的普鲁士邦不复存在，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德国首都柏林因其特殊的政治意义，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辖。但是，柏林地处苏占区的中心，美英法要到达自己在柏林的辖区，就必须经过苏占区。苏联在一开始就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航空、铁路、公路路线进行了严格限制，这就给后来的“柏林危机”埋下了祸根。

在欧洲战争刚结束时，同盟国依然保持着战时精诚合作的精神。各大国都同意，涉及整个德国的问题要由四个占领国共同研究处理，德国依然被看作一个政治经济整体，分区占领此刻并不意味着分裂德国。由四国占领军总司令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成为占领时期德国境内最高权力机构。该组织每月10日、20日和30日在柏林美占区的卡梅尔格里希特大厦集会，各国轮流担任主席一个月。管制委员会下设一个协调委员会作为辅助机构。协调委员会的任务是执行管制委员会的决定并监督其执行，它由四个副军事总督组成，他们把全部时间用于管理德国，千头万绪一手掌握。协调委员会每周开会两次，为管制委员会准备议事日程。此外，还成立了一个庞大的管制办事机构，设有负责各种行政事务的12个管理局，即陆军管理局、海军管理局、空军管理局、政治管理局、运输管理局、经济管理局、财政管理局、赔偿管理局、交付与归还管理局、内务与交通管理局、法律管理局、战犯与难民管理局以及人力管理局。1945—1946年的冬季，管制委员会的活动达到高峰，下属各种委员会超过了175个，职责重叠的现象突出。

事实上，管制委员会成立之初就面临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管制德国中央行政，但分区占领的现实却使中央行政名存实亡。每个占领区总司令都要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按照本国政府的指示行驶最高权力，只有当四个总司令达成一致决议的情况下才能对涉及整个德国的事务共同负责。也就是说，每个占领国都可以使用否决权来阻挠管制委员会的工作。

三、波茨坦会议：管制德国原则

随着欧洲战事的结束，开始重建、确立战后欧洲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当务之急。同时，在美国看来，战胜德国之后压倒一切的首要世界性问题就是结束对日战争。美国军队在1942年以来的太平洋岛屿作战中伤亡惨重，日本军队的顽强作战使美国领导人坚信，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对日战争，把苏联红军投入到可能伤亡惨重的对日决战中去。在这种背景下，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1884—1972）、丘吉尔、斯大林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晤，就战后欧洲安排做出最终决议。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建立欧洲新秩序和安排战后和平，其中重要问题之一是商定处置被占领德国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但是，各国领导人参与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杜鲁门承认他的首要目标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丘吉尔则急于遏制苏联在中欧和东欧势力的扩张，斯大林强调在保证苏联战后安全的同时，尽可能多的从德国获取战争赔偿。战时建立的反法西斯同盟，此时看起来已不那么牢不可破了。

8月2日，三国首脑签订了《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和《柏林会议公报》，统称《波茨坦协定》（Potsdamer Abkommen）。《波茨坦协定》决定了德国人民今后的命运，也奠定了战后世界结构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会谈的结果起初没有全部发表，会议结束后盟国管制委员会以公报形式发表了记录摘要。关于德国和欧洲问题，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会议上未能就共同的政治和经济任务设想达成一致，其决议只是泛泛地重申了合作和谅解的意愿。就此而言，这次会议预示了以后战时同盟的解体，显示了欧洲和德国开始走向分裂。

波茨坦会议对德国的处置是在《雅尔塔协定》（Abkommen von Yalta）的基础上进行的。会议重申要根除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采取一切措施使德国永远不再威胁邻邦或世界和平。但是，会议明确宣称：“盟国无意消灭或奴役德国人民。盟国愿意给德国人民在民主及和平的基础上重建其生活的机会。德国人民尚能不懈地努力以实现这一目的，则在适当时期，德国人民将能在世界自由与和平之人民中获得其地位。”为此，《柏林会议公报》中发布了“管制初期处置德国的政治及经济原则”，为德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生活确立了指导方针。

波茨坦会议通过的“处置德国的政治原则”涉及军事、党派、教育、司法、行政等多个方面。（1）凡德国一切陆海空军、党卫队、冲锋队、自卫军、秘密警察及其全部机构、参谋部门及各种机关，包括总参谋部、军事团、后备队、军事学校、退伍军人的一切组织及所有其他军事与半军事机构，以及保持德国军事传统的俱乐部和协会等，均应永远废除，以永远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复活或改组。（2）一切武器、军火及战争工具以及一切制造它们的专门设备，均由盟国处置或予以销毁。一切飞机、武器、军火及战争工具，均禁止保留与制造。（3）消灭纳粹党及其附属与监督机构，解散一切纳粹组织，并确保这类机构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复活，制止一切纳粹和军国主义的活动或宣传。一切形成希特勒政权基础的或按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不同造成歧视的纳粹法律，应予废除。战争罪犯以及参加策划或推行纳粹计划，而造成暴行或战争罪行的人物，必须逮捕法办。纳粹领袖、支持纳粹之有力人物、纳粹机构和组织中的高级官员、其他危害盟国占领及其目的者，均应逮捕和拘留。一切纳粹党徒，除仅在名义上参与该党活动者外，以及其他对盟国目的持敌对态度者，不得担任公职或半公职以及在重要私人企业中的负责职位。（4）对德国的教育必须实行监督，以彻底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的理论，并使民主思想的顺利发展成为可能。（5）司法制度应按照民主、法律平等之原则，根据法律以及一切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或宗教信仰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予以改组。（6）德国行政事务的管理应以分散行政机构及增强地方责任感为原则。为达到这个目的：德国全国各地应按照民主原则，特别须经过选举委员会，在符合维护军事安全和军事占领目的的情况下，尽速恢复地方自治；整个德国的一切民主政党，应准予存在并得到鼓励，给予它们集会及公开讨论的权利；代表与选举的原则，在证明适用于地方自治时，应尽速在区、省和邦政府中推行；目前暂不设立任何德国中央政府。但某些急需的德国中央行政部门，特别是财政、运输、交通、外贸和工业等方面，应予设立，以国务秘书为其首脑。这些部门将在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7）在考虑必须维持军事安全的情况下，将允许言论、出版及宗教自由，宗教团体也将受到尊重。同样，在考虑必须维持军事安全的情况下，将允许建立自由职业工会。

波茨坦会议通过的“处置德国的经济原则”涉及反垄断、金融、对外贸易、赔偿等多个方面。“为消灭德国作战潜力，武器、装备、战争工具以及各种类型的飞机和海船均须禁止和防止其生产。金属、化学产品、机器制造以及其他为作战直接需要的其他产品，其生产将受严格管制，以被核准的德国战后和平时期的需要为限。未被准许的工业部门所不需要的生产能力，将按照盟国赔偿委员会拟定的、并经有关政府批准的赔偿计划，予以拆迁，如不拆迁，则予摧毁。”“德国经济应尽可能在最短期间内予以分散，以消灭目前特别是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垄断协定所形成的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盟国必须对德国经济实行管制，但以达到下列各项需要的程度为限：（1）实施工业上解除武装与非军事化、赔偿与经核准的进出口计划；（2）保证所需的商品生产，保证服务供应，以满足德国境内占领军和迁入人口的需要，以及在德国保持一个不超过欧洲国家的平均的生活水平（欧洲国家指除英国和苏联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3）根据管制委员会的规定，确保各占领区间主要物品的平均分配，使在全德建立平衡的经济并减少进口的需要；（4）管制德国工业及一切经济和金融的国际转移，包括进出口在内，以防止德国发展战争潜力及达到上述其他各项目的；（5）管制一切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德国公私科研和实验机关及实验室等。”“德国支付赔偿时，应保留足够的资源，以使德国人民不依靠国外的援助而生活。在制订德国的经济计划时，应拨出必要的资金，以偿付经对德管制委员会批准的进口。现产产品及储存物品的出口所得首先应用于偿付这种进口。”

波茨坦会议确立的“占领时期管制德国的政治及经济原则”是美、英、苏三大国就战后德国问题达成的最终协议，体现了将德国变成一个民主、和平国家的愿望。但是，各国都想使最终协议有利于自身利益，分歧在所难免，这导致以上“政治及经济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调和各方利益的抽象方案。例如，允许德国成立“民主的”政党，而对什么是民主的政党又没有说明。强调德国政治结构的分散化，不设立中央政府，却又视德国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将战后德国推入一个政治与经济相扭曲背离的境地。这种语焉不详的决议，表面是因为各国分歧难以弥合，真正原因在于德国的政治经济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虽然波茨坦会议的各项记录都表明，德国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看待的，但美、英、苏三国领导人都发现，苏联和美英双方都无法把手伸到对方的势力范围中去。美英无力制止苏联对德国东部领土的瓜分，苏联也休想参加对鲁尔区的管制。各国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各行其是，建立一套独立的行政机构，推行自己的制度，任何同时指向四个占领区的设想或方案都成了空中楼阁。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两种不同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碰撞的必然结果，德国无可避免地成为其牺牲品。不仅是德国，整个欧洲都遭遇了这种命运。正如斯大林在1944年就预言到：“这次战争非同以往。谁攻占一块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加之于它。军队所到之处，各自建立自己的制度。不可能有别的做法。”西方大国对东欧和苏占区的状况无可奈何，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1904—2005）当时这样评述：“想同俄国人一道统治德国，那是痴心妄想……我们只有把我们这一部分德国，即由我们和英国人负责的那一部分德国引导成为一种独立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如此令人满意，如此有保障和如此优越，以致东方对它无法加以危害。这是美国人的一项艰巨任务。这个任务是不可推脱的。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个问题，而不是成立联合军政府之类实现不了的计划。”

除了“处置德国的政治及经济原则”，波茨坦会议还讨论了德国战争赔偿问题、德国舰艇和商船处置办法、将柯尼斯堡及其附近地区划归苏联、尽快审判纳粹战争罪犯、遣返东部地区德国居民等。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德国战争赔偿问题争论最为激烈。苏联在战争期间蒙受了巨大损失，战后急需赔偿来恢复经济，索取赔偿在战后苏联对德事务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赔偿问题上，苏联比美国要敏感得多。为了打破赔偿问题的僵局及对抗苏联的行为，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James F.Byrnes，1882—1972）在7月23日与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Wjatscheslaw Molotow，1890—1986）的会谈中首次提出了“分区赔偿”（Zonal Reparations）原则。他建议各大国在自己的占领区内索取赔偿，此外苏联还可以从西占区获得一定比例的工业设备作为赔偿。苏联还可以利用本占领区内的食物和煤来换取西占区的工业设备等物资。为了迫使苏联代表接受“分区赔偿”的原则，贝尔纳斯在7月31日的首脑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计划”，即把赔偿问题、波兰西部边界问题和接纳波兰进入联合国问题放在一起考虑。只有苏联接受美国的赔偿方案（包括“分区赔偿”原则），美国政府才愿意在苏联关心的波兰西部边界问题和接纳波兰进入联合国问题上作出让步。苏联被迫同意了“分区赔偿”的原则。在最终的会议公报中，赔偿问题被列为独立一章做了详细规定。苏联同意由各占领区分别进行赔偿，但苏联仍可参与对西方占领区的索取，美英两国同意把西部拆迁的工业设备的10%作为赔偿交给苏联，另外的15%用来换取苏占区的工农业产品。

第二章 占领期间盟国对德国的改造

二战结束后，盟国并不准备永久性占领德国。当完成对德国的改造、使其不再威胁世界和平后，盟国将结束占领，重新恢复德国的主权。占领的目的在于改造德国，这一点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就已达成共识。为此，盟国战后对德国进行了非纳粹化（Denazification）、非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非卡特尔化（Decarteliza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所谓“四化”改造，这四个词在英语中都以字母“D”开头，故又称“四D”计划。

战后盟国的当务之急是惩治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战犯，伸张公平和正义，使战争发起者和鼓动者受到应有的惩罚。1945—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惩处了罪大恶极的纳粹头子，但这还不足以彻底洗净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灵魂。缘于近代以来德国走过的特殊道路，德意志民族长期遭受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毒害，德国人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崇尚权威、强调秩序、军人至上的观念。这种非理性主义观念不清除，德国就不可能回到正常的和平发展道路上来。为此，同盟国决心从政治和经济上彻底铲除滋生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土壤，重建德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在帮助德意志民族摆脱非理性思想桎梏的同时，使西占区和东占区德国人民走上民主和平发展的道路。

第一节 纽伦堡审判

纳粹党及其法西斯军队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从大肆掠夺欧洲被占领国财富、迫害被占领国人民，到施行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政策，屠杀犹太人、波兰人、苏联人等罪行，注定了纳粹德国领导人将会面临严厉的惩罚，为他们背负的血债付出代价。基于这种情况，同盟国领导人在审判纳粹战犯问题上是非常慎重的。他们认为，要想成功改造极富个性的德意志民族，只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将纳粹德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大白于天下，才能让德国人民真正折服，起到教育德国人民的作用。简单粗暴的处决报复是无济于事的，反而可能引发德国人的仇恨心理。用法律让罪人服罪、以公正培育正义、以理性巩固和平，或许更为有效。

1943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希特勒分子对其所犯罪行责任问题的宣言》。宣言宣告，战犯“将被解回犯罪地点，由他们所曾迫害的人民予以审判”。1945年2月，同盟国在《雅尔塔会议公报》中重申要公正而迅速地惩办一切战争罪犯的宗旨。1945年8月，《波茨坦会议议定书》要求尽快建立军事法庭审判战犯，尽快公布被告名单。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苏美英法及其他19个国家于1945年8月8日在伦敦签订了《关于追究和惩办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决定》，并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对设置国际军事法庭的目的、任务及法庭的机构、管辖权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苏、美、英、法四国各指派一名法官和一名预备法官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后来，为了让判决有法可依，盟国管制委员会在12月20日颁布了《关于惩办犯有战争罪、反对和平罪和反对人道罪的人员》的第10号法令。法令规定，战争罪指的是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习惯的罪行，包括屠杀、虐待或劫走、驱逐占领区的平民，屠杀或虐待战俘或海上人员，杀害人质，掠夺公私财产，恣意破坏城镇乡村，或任何非属军事必要的破坏；破坏和平罪是指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参与实施上述罪行的计划或阴谋等；违反人道罪是指战争发生前或战争期间对平民的屠杀、灭绝、奴役、驱逐或其他非人道行为等。

设立国际军事法庭的建议曾在同盟国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苏联方面认为，所有穿过纳粹制服的德国人都应该枪毙，至少应该让他们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甚至连法治传统悠久的英国也建议，把第三帝国的主要战犯不经审判就处死。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oughwout Jackson，1892—1954）力排众议，坚持必须举行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你们认为在战胜者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的话，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因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让人服罪。”这位雄辩的法官最终胜利了，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也随之诞生。

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纽伦堡地处德国东南部，是德国纳粹党人的精神大本营，也是德国纳粹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在此清算纳粹的暴行再合适不过。法庭审判的主要对象是“第三帝国”和纳粹党的高级领导人，其中希特勒、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在纽伦堡审判前就已自杀身亡，希特勒的私人秘书、纳粹党办公厅主任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1900—1945）神秘失踪（1998年，德国政府通过DNA测验，证实马丁·鲍曼死于1945年5月柏林的突围中）。同盟国认定了23名纳粹战犯，“帝国劳工阵线”领袖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1890—1945）在审讯开始前自杀，德国工业界的代表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Gustav Krupp von Bohlen Halbach，1870—1950）因病重不能受审，最终有21名罪犯坐上了纽伦堡法庭的被告席。他们分别是：纳粹党二号人物、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Hermann Gring，1893—1946），纳粹党副元首、1941年秘密飞往英国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1894—1987），第三帝国首任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牛赖特（Konstantin Freiherrvon Neurath，1873—1956），继任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von Ribbentrop，1893—1946），纳粹核心理论家、东方占领区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1893—1946），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1877—1946），奥地利党卫队领袖、帝国保安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1903—1946），波兰占领区总督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1900—1946），“头号反犹煽动家”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1885—1946），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威廉·凯特尔元帅（Wilhelm Keitel，1882—1946），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Alfred Jodl，1890—1946），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1876—1960），海军元帅邓尼茨，战前经济部长和国家银行总裁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继任经济部长和国家银行总裁瓦尔克·冯克（Walther Funk，1890—1960），前德国总理、驻外大使弗朗兹·冯·巴本（Fronz von Papen，1879—1969），纳粹党青年领袖巴尔杜·冯·席拉赫（Baldurvon Schirach，1907—1974），纳粹德国战时劳工全权总代表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1894—1946），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纳粹德国宣传部新闻处处长汉斯·弗里契（Hans Fritzsche，1900—1953），奥地利纳粹党魁、驻荷兰总督赛斯·英夸特（Artur Seyss-Inquart，1892—1946）。同时，还有六个犯罪集团和组织也被起诉，即德国内阁、纳粹党领导集团、党卫队、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保安局、冲锋队、国防军总参谋部和德军最高统帅部。

纽伦堡法庭经过216次开庭，于1946年10月1日结束。期间一共进行了403次公审，独立法庭基于检察官提供的证据，致力于实现公正的审判。检察官提出的大部分证词都取自被告以前指定的文件，例如1937年11月5日的“霍斯巴赫备忘录”（希特勒在当天的秘密会议中强调，德国必须使用武力在欧洲夺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并把英、法两国确定为首要的敌人）、1939年5月23日的大本营会议（希特勒在当天表示决心发动对波兰的战争）、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对高级军官的讲话等文件。尽管大多数被告都有种种借口极力为自己开脱，但面对这些真实的文件，被告及其辩护人都提不出异议。法庭在定罪过程中还强调，个人要对其作为公职人员所做的事负责，任何法西斯分子都不能以奉命行事为借口逃避惩罚。例如，戈林在审判中狡辩说，他根本无法抵制希特勒，只能听命于专横的元首。法官指出，没有政府和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合作，希特勒不可能吞并大半个欧洲，把一切推给上司和下属纯属无理狡辩。同盟国还搜集了大量证据，证明纳粹残杀犹太人等受害者的罪行。从盟军获取的德国文件中，有多达10万份文件被查看，其中有大约1万份文件被挑选出来，作为可能具有证据价值的文件而被重点审查。整个审理过程和记录均同时使用四种语言——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单是英语的诉讼副本就多达1.7万页。

1946年9月30日，长达248天的审判进入最高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长达250页的判决书。判决书历数了德国纳粹党产生、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重整军备、共同密谋和策划侵略战争、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对波兰的侵略、入侵丹麦和挪威、入侵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侵略战争、对苏联的侵略、对英国的战争、违反国际条约、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杀害和虐待战俘及平民、掠夺公私财产、强制劳动的政策、对犹太人的迫害等罪行，以及犯罪组织的罪行，然后是各个被告的罪行。

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法庭宣布了对22名被告的判决结果：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约德尔、罗森堡、弗里克、卡尔滕布鲁纳、弗兰克、施特莱歇尔、绍克尔、赛斯·英夸特及缺席审判的马丁·鲍曼共12人被判处绞刑；赫斯（1987年，赫斯在被关押41年后，在监狱中自缢身亡）、冯克和雷德尔被判处无期徒刑；席拉赫和施佩尔被判20年徒刑；牛赖特被判15年徒刑；邓尼茨被判10年徒刑；沙赫特、巴本和弗里契无罪释放。纳粹党领导集团、党卫队、秘密警察和保安局被宣判为犯罪组织。退庭之后，里宾特洛甫、弗兰克、赛斯·英夸特、席拉赫、施佩尔、邓尼茨六人先后上诉，请求减刑。约德尔和戈林则上诉请求改绞刑为枪决。但上诉均被驳回，法庭一律维持原判。死刑判决于1946年10月16日执行，戈林在行刑前一天吞服氰化钾自杀逃脱了绞刑。

在完成对主要战犯的判决后，纽伦堡审判并未就此结束。从1946年到1949年，美国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对纳粹德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机构中身居要职的177名被告进行了12项后续审判，对象是医生、法官、工业家、外交人员、最高统帅部人员、军事将领和党卫队高级领导，36人被判死刑。英占区和法占区都进行了类似审判。在三个西方占领区军事法庭对纳粹分子的审判中，共判处5025名被告，806名被判死刑，486名被执行死刑。在苏占区，除了军事法庭审判外，还通过行政途径不经庭审就进行判决。苏占区约有4.5万人被判刑，其中1/3被遣送到苏联强迫劳动，其余大多关押在集中营，被判死刑者人数不详。德国国内外因战争罪或反人道罪被判刑的德国人大约有5万—6万人。这一系列大规模的审判，可以看作纽伦堡审判的延续，法西斯分子大部分受到了公正的惩处。

纽伦堡审判中，战胜国在德国土地上把统治德国12年之久的纳粹政权判为有罪，这是德国人民在二战后经历的最耻辱的时刻，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跨国的法庭以法律的名义给战争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以公开的、公正的审判。纽伦堡审判伸张了正义，但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其警示和教育意义。通过纽伦堡审判，德国人民第一次得知纳粹以他们的名义对手无寸铁的犹太人、伤病人、战俘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些揭露出的罪行，以及整整一年关于纽伦堡审判的报道，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震惊。1946年8月15日，美国新闻机构调查发现，约80%的德国人认为纽伦堡审判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行是无可争辩的；近一半被询问的德国人认为被告理应判处死刑，只有4%的人对审判持否定态度。纽伦堡审判的进行，也为盟国对德国后续进行的“非纳粹化”改造作好了铺垫。

第二节 对德国的军事和经济改造

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意识到德国巨大的工业潜力、强大的军事工业和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才是其不断发动战争的经济源泉。为了防止德国再度挑起战争，仅仅从政治和思想领域对德国进行改造是不够的。战胜国在占领期间对德国进行的非军事化和非卡特尔化改造，消灭了德国赖以发动战争的军事工业，拆散德国高度集中的垄断企业，从经济领域彻底消除了德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一、德国的非军事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在《凡尔赛和约》（Versailler Vertrag）中只是削弱和限制了德国的军事力量，结果导致德国在20年后卷土重来，给欧洲带来更大的灾难。基于这个沉痛的教训，对战后德国进行彻底的非军事化改造成为同盟国领导人矢志不移的信念。从1941年美英首脑会晤后发布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k-Charta）到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同盟国一再宣布要在战后消灭德国的军事力量，保证德国从此不再破坏世界和平。德国战败后，《波茨坦会议公报》宣布：“解除德国全部武装，使之完全非军事化，铲除或控制可用作军事生产的一切德国工业。（1）凡德国一切陆海空军、党卫队、冲锋队、自卫军、秘密警察及其全部机构、参谋部门及各种机关，包括总参谋部、军事团、后备队、军事学校、退伍军人的一切组织及所有其他军事与半军事机构，以及保持德国军事传统的俱乐部和协会等，均应永远废除，以永远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复活或改组。（2）一切武器、军火及战争工具以及一切制造它们的专门设备，均由盟国处置或予以销毁。一切飞机、武器、军火及战争工具，均禁止保留与制造。”根据波茨坦会议的精神，战胜国在各自占领区内纷纷开展了非军事化运动。

事实上，战争结束时德国的非军事化已成了既成事实。一度横扫欧洲无比强大的德国军事力量已经被摧毁得所剩无几，战争带来的惨重损失已经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德国实现了非军事化。

战争结束时，随着德国武装部队的无条件投降，约250万德国士兵被关进了盟国战俘营，他们要等待数年之后才陆续被释放。过去趾高气扬备受尊敬的德国军人全都消失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挤满了德国大街和医院的残废军人。作为希特勒战争的牺牲品，这些双目失明或四肢不全的伤兵苟延残喘地生活着，无时不在刺痛德国人的神经。德国曾经先进精良的武器装备也消耗殆尽，德国空军的飞机大部分被炸毁在飞机场上，潜艇和军舰也在投降前被德国水兵凿沉。曾经不可一世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虎式”坦克和V2火箭都落入了盟国手中，成为研究学习的对象。仅仅剥夺德国人的军服和武器装备是不够的，同盟国还致力于消除长久以来德国社会对军人的崇拜。自普鲁士时代以来，德国军人就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军人及其家属有着特殊的荣耀。军人待遇优厚，高于一般社会成员，对平民家庭的孩子来说，参军是他们迅速提高社会地位的捷径。一战结束后，德国退役军人仍享有较好的社会保障，他们推动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鉴于此，同盟国认为职业军人是德国军国主义得以滋生的温床，必须处以严厉的惩罚。美国军政府规定，严禁被释放战俘成立任何自救、自助组织，取消伤残军人的一切抚恤金、津贴等保险福利政策，只发给他们维持最低食物保障的社会保险金。一份美国军政府的报告认为，“废除战争抚恤金的目的，旨在使德国军人阶层的名声扫地，减少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并使公众加深这么一种印象，那就是军人生涯既无荣誉、利益又无安全”。德国军人的一切特权都被剥夺，他们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已不复存在。战后德国军人大多生活穷困潦倒，有些人走投无路甚至自杀。同时，军政府大量宣传揭露德国军人在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军人的崇高形象荡然无存。在各种打击下，军人在德国社会的崇高地位被严重动摇，从军已为德国人所厌恶与不屑。

非军事化最重要又最艰巨的部分，当属拆除军工厂或能用于战争目的的工厂，以及超过和平时期生产需要的多余工厂。拆除此类工厂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同战后德国赔偿问题交织在一起。同盟国决定从德国索取实物形式的赔偿，拆卸工业设备是一个重要手段。1946年3月28日，工业水平委员会公布的“工业水平计划”规定，德国被禁止的工业有14种，包括军备、飞机和航海船舶、合成橡胶等；限制工业有12种，包括钢、基本化学品、重机械工程等。这些工业的全部设备除为达到规定的生产水平所需者外，都要用于赔偿或予以拆除。但是，在实际的拆除过程中，如何恰当地界定“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具有军事潜力的工业设备十分困难。因为在所谓的“和平工厂”和“具有潜力的军事工厂”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些生产民用设备的工厂也因具有所谓生产军用品的潜力而被列入拆除黑名单。例如生产发动机的工厂，既可以生产汽车发动机，也可以生产坦克发动机，不加区分一律拆除是不切实际的。在各个占领区，这项计划的执行情况差别很大。苏联和法国急于从德国获取赔偿，因而苏占区和法占区的拆除计划进行最为迅速，与军备有关的工业设备都被拆卸一空。与此相反，工业最为集中、拥有德国最大的重工业中心——鲁尔区的英占区拆除工作最为缓慢。英占区从1945年7月开始摧毁用于军备生产的工业设备，直到1947年3月拆除工作仍然进展缓慢。1946年8月，仅有4家工厂被拆除，9月也只有5家。1946年，英占区有185家工厂列入拆除计划，却仅有14家被执行。直到1947年底英占区的拆除计划才全面展开，到1949年英占区和美占区的军备企业拆除全部完成。

二、德国的非卡特尔化

同盟国对德国经济领域改造的另一个重点是非卡特尔化，也称为非垄断化。自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德国经济快速发展，逐步成长为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最普遍的垄断组织形式是卡特尔（Kartell，大量中小企业通过划分销售市场、确定商品产量和规定商品售价等形式联合起来，有别于康采恩、托拉斯等垄断形式），特点是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互相渗透，德国政府有支持和鼓励垄断组织发展的传统。在纳粹德国时期，工业和金融领域的垄断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纳粹政府颁布强制卡特尔化法令，给予卡特尔更大的权力，强迫生产同一产品的所有公司必须加入卡特尔，以控制生产、市场和价格。纳粹政府通过1934年12月的银行法抛弃了国家控制银行的原则，使德国银行“再私有化”。银行通过大量国债，控制了纳粹德国的经济命脉。这些高度集中的垄断组织不仅干扰了德国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在希特勒上台和发动战争的过程中推波助澜。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企业IG法本公司（IGFarben AG，“染料工业利益集团”）为例，它在30年代曾在93个国家拥有约500家分公司。1933年，IG法本公司向纳粹党资助了30万马克帮助其竞选。希特勒上台后，作为回报该公司包揽了几乎所有化工产品类的政府订单。二战期间，该公司大量生产合成汽油和合成橡胶这两种关键性的战略物资，使德国不再依赖从国外进口天然橡胶，大大缓解了德军的燃料短缺。IG法本公司还为大屠杀提供毒气，几百万人因此丧命。它甚至建立了自己的集中营工厂。

针对德国这种“经济权力过分集中”的情况，二战后盟国对德国进行了非卡特尔化改造，力图通过分散德国的经济力量，消灭卡特尔、康采恩等垄断协定，消除德国经济领域过于集中的现象。其目的不仅是瓦解德国发动战争的经济基础，还在于消除垄断对自由竞争和国际贸易的威胁，同时通过拆解德国工厂的设备来赔偿同盟国在二战中的损失。非卡特尔化改造集中在重工业、化学工业和金融领域，具体而言就是鲁尔的大型煤矿和钢铁联合企业、IG法本化工企业和三家大型商业银行。但是，各个占领国在如何衡量“过分集中”的判断标准上难以达成一致，因而非卡特尔化改造在各个占领区的具体执行情况是不一样的。例如，美占区规定，雇工3000人以上、产量占本行业总产量25%以上，或每年营业额超过2500万帝国马克的企业均被视为过分集中。英占区因为大型企业云集，规定雇工超过10万人的企业视为过分集中。1947年11月，盟国国际赔偿总署（Inter Allied Reparations Agency，缩写IARA）公布了西占区可用于赔偿的工厂数量及估价：英占区496家工厂，价值约5—7亿马克；美占区186家工厂，价值近3亿马克；法占区176家工厂，价值约1亿马克。截至1948年12月，西占区总计已有367家德国工厂被拆卸并分配，价值约4.35亿马克。

鲁尔地区是欧洲最大的重工业中心，其垄断现象也是最为严重的。六个钢铁公司（分别为联合钢铁公司、克虏伯公司、克吕克内公司、古特霍夫农公司、曼尼斯曼公司和赫施公司）控制了鲁尔98%以上的生铁和95%以上的钢产业。这些公司还垄断了鲁尔的煤矿供应，使其他欧洲国家难以获得鲁尔的优质煤炭，造成了不公平竞争。鲁尔的煤钢产业是德国战争机器最重要的支柱，同盟国因此决心加以拆散。英占区军政府在接管鲁尔区后，于1945年11月宣布没收所有的煤矿，没收克虏伯公司及其所有附属机构的资产。六大钢铁公司被指令放弃在所有钢铁卡特尔中的成员资格，随后自行解散，按照自身经营的产品分门别类进行改组，每个公司只经营如粗钢、轧钢、钢管或锻造产品中的一项。1946年，英占区掀起了“国有化”的浪潮，强调所有煤矿和钢铁企业都属于全体德国人民。英占区成立“北德钢铁管理局”（North German Coal Control Board），于1947年11月提出了“分离计划”，要求将所有煤矿与钢铁公司分离开，使它们各自进行改组，同时拆散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到1948年，共有24家独立公司从8家主要的钢铁联合企业中分离出来，相当于西德4/5的钢铁工厂。

IG法本化工企业因其过于庞大的规模和二战期间的罪行，不可避免遭遇肢解的命运。1945年11月，盟国管制委员会相继出台第5号法令——没收IG法本公司所有财产，第9号法令——摧毁IG法本康采恩并将其拆解为若干个小企业、禁止德国化学工业在未来再度参与政治生活。由于IG法本公司的工厂遍布各地，各国根据自己的理解在各自占领区执行上述两项法令，结果是IG法本公司在东西占区的命运大相径庭。苏占区以及波兰境内的IG法本工厂大部分被拆卸作为赔偿物资运往苏联。1947年以后，苏联将剩余的无法搬迁的IG法本公司工厂逐步改造为苏维埃股份公司（Sowjetische Aktiengesellschaft），苏联政府占51%的股权。这些企业的大部分产品都无偿交给苏联作为赔偿。短短两年时间内，IG法本公司在易北河以东的势力已被彻底摧毁。相对而言，IG法本在西德地区的命运要稍好一些。1950年8月17日，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1949年6月20日波恩《基本法，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Grundgesetz》）通过后，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成立，代替占领区军政府行使在西德的最高权力发布第35号法令，要求根据IG法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的业务经营范围，将IG法本公司在西德的工厂拆分为若干家较小的独立公司。每家新公司应能自立，并能与行将从拆分过程中出现的其他化工公司竞争，从而促进德国化学工业的内部竞争。1952年5月17日，高级专员委员会宣布，将IG法本拆分为12家公司，除巴斯夫（BASF）、赫希斯特（Hoechst）、拜耳（Bayer）3家核心公司外，尚有9家规模较小的公司分离出来独立运作。这三家核心公司后来成长为世界化工行业的三大巨头。

解散德国的大银行、分散其金融势力，是非卡特尔化改造的另一个主要目标。管制委员会于1947年5月颁布第57号法令，将“经济力量过于集中”的3家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银行）强制解散，分成10家银行，西德9个州每州1家，西柏林1家。每家银行独立运作，不允许彼此之间有任何法律或金融上的联系，只允许它们从事各自区域内的有限营业活动。

第三节 对德国的政治改造

同盟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确定了要对德国进行非纳粹化改造，肃清纳粹主义对德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影响，惩罚纳粹骨干分子。因此，这项改造也是纽伦堡审判的延续。而稍后进行的政治民主化改造，则是肃清德国的纳粹残余以后，使德国政治走上西方民主政治或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将德国变成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这两种改造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也可以说非纳粹化改造是过程，民主化才是目的。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改造在各个占领区执行情况差别很大，东占区（苏占区）和西占区走上了不同的改造道路。

一、东占区的非纳粹化、民主化

苏联政府对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改造非常重视，将其视作改变德国社会结构进程的一部分。苏占区军政府以“肃清法西斯残余”的口号取代了“非纳粹化”概念，其指导思想是通过逐步限制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使纳粹主义失去经济基础，通过土地改革消除容克地主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在公共机构中彻底清除纳粹党及其外围组织成员。1945年6月10日，苏联军政府宣布废除一切纳粹法律和决议，“肃清法西斯残余”行动大规模展开。运动初期的肃清对象主要是德国社会上层人物，容克地主、工业家、银行家和大商人纷纷被逮捕和定罪，随即被处决或流放到苏联强迫劳动。1945年10月30日，军政府下令将纳粹党在政府各部门中的重要成员和被苏军司令部列入整肃对象的人员的财产予以没收，其管理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归军政府所有，一切无人认领的企业和财产都由军政府临时管理和保护。到1945年底，苏占区逮捕、审讯和严惩了一批法西斯战犯，查禁了所有纳粹党组织、军事组织和准军事组织，严禁法西斯组织重新活动。到1946年底，苏占区共有390478名纳粹分子从各种岗位上被清除出去。萨克森州政府共有2520名职员，其中仅有34人是前纳粹党成员。在议会、法院以及高级行政岗位上，已经难觅纳粹分子的踪影。

与西占区将全体居民卷入非纳粹化运动不同的是，苏占区军政府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纳粹党上层和中层人物。苏联希望实现占领区内德国人民从“反法西斯”到“支持民主党派”的自然转变，因此将非纳粹化运动的覆盖面维持在较小的范围，以免激起德国人的抵触情绪。普通纳粹党员的职业生涯不受影响，他们在官方政策中属于被争取的对象。军政府希望他们，“同过去的政治生涯彻底告别，全身心地投入到重建工作中来。只要具备一定的才能，他们就能在机关和企业中任职”。只要他们表示拥护建设苏占区的政治原则，就算是进行清洗了。如果一个普通纳粹党员在1946年3月31日以前加入一个反法西斯的政党，他就会被认为在政治上恢复了名誉，从而可免于非纳粹化运动的审查和处罚。大部分底层纳粹党员重新获得了完全的公民权，可以从事任何职业。在1946年10月以后，大多数前纳粹党员重新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参与苏占区的政治生活。苏联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稳固在苏占区的统治，使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得到成年男子中中坚分子的支持。此外，二战期间为纳粹战争服务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得到了赦免，只要他们同意为苏联继续工作和研究，就可以免除政治上的审查，条件是必须在苏联的工厂和实验室工作。1948年2月27日，苏占区军政府宣布已将全部法西斯分子和军国主义积极分子肃清干净，所有非纳粹化委员会于3月10日解散。

在实行非纳粹化的同时，苏占区开始进行民主化改造，重建东德地区的政治生活，使其走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945年6月10日，苏占区军政府发布通告，准许在苏占区建立反法西斯民主政党（Antifaschistisch-demokratische Partei）和群众团体。流亡苏联的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1876—1960）等人回到苏占区，重建共产党的组织。他们于6月11日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号召书，呼吁“建立反法西斯民主政权、建立一个给人民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的议会民主制共和国”。在这份号召书中，德国共产党策略性地放弃了直接宣传苏维埃制度（让刚刚结束纳粹统治的德国人骤然接受苏维埃制度是不现实的），希望以此在德国人民中赢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苏占区建立了以德国共产党员为核心的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Frei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FDGB）、德国民主妇女联合会（Deutsche Demokratische Fraubund）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Freie Deutsche Jugend）等群众团体，为德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更重要的是，德国共产党大部分领导人是从苏联流亡回来的，他们得到了苏联当局的鼎力支持。

继德国共产党之后，历史悠久、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也得以重建。社会民主党在占领时期表现出多种政治倾向，以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1894—1964）为代表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与德国共产党进行组织上的联合，拥护建立反法西斯民主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1945年6月15日发表的号召书中，把要求德国工人阶级的统一提上了纲领。德国共产党欢迎两党在苏占区的合并，希望借助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弥补群众基础的不足，依靠苏联占领当局的支持稳执牛耳。格罗提渥等人则认为，执意反抗苏联当局的意图、同德国共产党竞争是没有希望的，不如通过两党合并为社会民主党保留更多的活动余地。但是，这一主张遭到西占区以库尔特·舒马赫博士（Kurt Schumacher，1895—1952）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东德和西德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同年6月底7月初，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反法西斯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hi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CDU）和自由民主党（Liber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LDPD）也相继成立并开展活动。基督教民主联盟是德国政党中一种新的形式。经历过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党的四分五裂和纳粹政权对教会的镇压之后，一些反抗希特勒的积极分子致力于在基督教的旗帜下成立一个包括各个教派和社会阶层的大联合政党，以此争取厌倦了政党意识形态的德国人的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德国议会政治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自由民主党则标榜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既不愿意在政治上服从于基督教价值观，也拒绝在经济政策上对公共经济或社会主义思想作出让步，强调利用国家来保护个人免受社会集体主义的侵害。1945年7月14日，为了响应苏联占领当局的号召，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成立了“反法西斯民主党派统一阵线”（Einheitsfront der antifaschistisch-demokratischen Parteien），每个党派五名代表组成最高联合委员会。该阵线体现了苏联政府在东德地区的统治思想：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走向社会主义民主。德国农民民主党（Demokratische Bauernpartei Deutschlands，DBD）、德国民族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NPD）也相继成立。

战争结束后，苏占区在1945年逐步恢复了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地方自治机构，占领当局大胆起用了一些具有才能的德国人参与地方管理。1945年7月4日，军政府下令成立各州、行政区自治机构，其成员由军政府指定任命。9月13日，军政府决定设立交通运输、电讯、燃料和电力、商业、农业、财政和信贷、劳工和社会福利、教育、司法、卫生等行政机构，这些部门的领导均由军政府任命德国人担任，在军政府指导和监督下行使管理职能。10月22日，授权各州、行政区自治机构在不违反盟国管制委员会和苏占区军政府命令的情况下，“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方面颁布具有正式效力的法律和命令”。到1945年底，苏占区自柏林战役结束以来的混乱局面已经消失，苏联较好地恢复了占领区内的行政和司法体系，剩下的工作就是引导东德的议会和政党建设走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1946年初，苏占区的政党政治形势微妙。德国共产党得到苏联当局的全力支持，但其党员人数和社会影响力都小于社会民主党。新成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也在群众中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为了确保在地方选举中得到多数德国人民的支持，德国共产党积极筹划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组建新的政党，并得到了苏联占领当局和苏占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格罗提渥的支持。1946年4月21日—22日，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举行了两党合并代表大会，合并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SED），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皮克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格罗提渥当选为新的统一社会党的主席。在4月22日发布的统一社会党党纲中，主张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建立反法西斯民主制度。统一社会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认识非常鲜明，在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两党合并给统一社会党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苏占区持社会主义思想的选民来说，除了统一社会党之外别无选择。

从1946年9月开始，苏占区各个地方、州和市陆续举行民主选举。在1946年9月的地方选举中，统一社会党得票57.1%，自由民主党21.1%，基督教民主联盟18.8%，群众组织3%。1946年10月的州议会选举中，统一社会党得票47.8%，自由民主党22.7%，基督教民主联盟26.5%，群众组织3%。从选举结果看，统一社会党取得了半数人民的支持，但并不占据压倒性优势。随着苏美关系的恶化和德国分裂局面的加深，统一社会党按照苏联当局的要求，加快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它逐渐抛弃了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有意识、有纲领地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进行自身建设，并且明确和公开承认苏共的领导地位。苏共党史简明教程成了统一社会党干部培训的必修基础课，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日俱增。有人甚至宣称，对苏联的态度是考验每个社会主义者的试金石。在这种情况下，11月27日，苏占区军政府宣布将地方权力移交给新选举产生的议会及政府，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在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中逐渐占据了主要领导地位。

在加强对地方政府控制的过程中，苏占区还逐渐确立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德国管理机构中的主导地位。1945年6月10日，苏联军政府颁布第2号法令——《苏占区反法西斯政党和自由工会重建令》（Befehl Nr.2 des Obersten Chefs der Sowjetischen Militrischen Administration：Erlaubnis zur Bildung und Ttigkeit aller antifaschistischen Parteienund Gewerkschaften）宣布将在军政府的严格监督下允许反法西斯政党的“组建和活动”，以便清除法西斯余孽并为德国民主和国内自由奠定基础。

1947年，“民主反法西斯党派统一阵线”吸收了“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德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德国文化联盟”等群众组织，从而限制了资产阶级政党在群众中的活动余地，统一社会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把基督教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强调个人权利维护财产私有制的自由民主党，此时也被迫接受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并对原主张加以“改造”。到1947年3月，统一社会党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70万人。1948年9月16日，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决议标志着该党意识形态的全面布尔什维克化。至此，在苏联政府看来，统一社会党已具备了充当东德地区执政党并坚持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路线的能力，占领时期的政党建设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西占区的非纳粹化、民主化

二战期间，西方盟国领导人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都表示过要根除德国的纳粹主义，从公众生活、私人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消除一切军国主义的影响。西方国家比苏联更重视实行广泛的非纳粹化，让具有民主思想的德国精英人物填补各级领导职位，为建立德国的西方式民主扫清障碍。基于这种思路，西占区的非纳粹化运动成了一个宽严不等的大规模人事清洗过程，覆盖了从上到下各个阶层的德国民众。

美国对非纳粹化运动最为积极。早在1945年4月26日，美军总参谋部向美国占领军总司令发出JCS1067号指令，认为德国人民集体有罪，占领军不准和德国人“交往”。该指令要求取缔一切法西斯团体或组织，所有不只是名义上参加了党的活动的纳粹党员、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积极拥护者、所有对盟国抱有敌意的人，都将被解职并被排除在公职或半公职和私营企业重要领导职位之外。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战败的德国人发表的第一份公告，就提出了美国和英国武装部队的首要目的：“我们将消灭纳粹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我们将推翻纳粹统治，解散纳粹党，废除纳粹党制订的一切残酷的、压迫人民的和歧视性的法律和机构。”按执行情况来看，西占区的非纳粹化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盟军进入德国到1946年3月《从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解脱法》（Gesetz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也称《解脱法》）颁布，可看作是非纳粹化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对纳粹政权进行了大规模清算，取缔纳粹党及其附属的一切组织，逮捕并惩办纳粹战犯及纳粹组织成员。因此，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大规模逮捕纳粹分子。美占区的非纳粹化涉及面最广，纳粹首要分子、骨干党员和一般纳粹党员都不加区分地列入了逮捕名单。对所有纳粹党员逐个进行鉴别，以判定其属于名义上的还是积极的纳粹党员。美占区军政府还设计了一种个人问题登记表，要求纳粹分子据实填写，由反间谍部门审查，从而摸清他们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表现和联系交际情况。非纳粹化运动成了一种审查政治信仰的官僚主义宗教裁判。1945年7月，美占区要求1937年5月1日前加入纳粹党的官员都必须辞职；禁止纳粹党员在私营企业中就业，只允许他们从事一些辅助工作。随后在三个西方占领区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截至1947年1月1日，美占区有92259人被逮捕，英占区为6.45万人，法占区为18963人。经过审查解除嫌疑的人后来被陆续释放。这一阶段的审查工作进展艰难，要对800万纳粹党员和400万与纳粹党有联系的组织成员逐个甄别，其工作量超出了当局的胜任能力。案件积压数百万计，美国人不得不改变初衷，吸收德国抵抗运动成员、民主人士进行合作，希望使非纳粹化运动走上德国人自我清洗的道路。1946年3月5日，美占区颁布了《解脱法》，成立有德国民主人士参加的解脱局负责非纳粹化运动。该法随后被推广到英占区和法占区。

随着《解脱法》的颁布，西占区非纳粹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改造对象开始转向德国人民，致力于进一步消除纳粹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1946年10月12日，盟国管制委员发布第38号法令，以法律形式确定对德国的非纳粹化改造，要求所有德国人必须详细供述过去的政治态度和活动情况，供占领当局鉴别。美占区和英占区为此准备了一份多达133项问题的调查表，涉及履历、职业和政治历史，所有18岁以上的人都要填写，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回答问题。美占区发出了1300万份调查表，360万德国人被起诉犯有战争罪或政治罪，占美占区人口总数的20%以上。调查表交由当地德国法庭审查，占领当局实行监督。被审查人员按情节轻重分为五类：（1）主犯，即高级纳粹分子；（2）罪犯，指公开支持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纳粹积极分子、军国主义者和投机商，包括从战争中大发横财的实业家；（3）次犯，指加入过纳粹党的德国青年，但没有犯下严重的政治或战争罪行；（4）胁从犯，指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与纳粹分子发生联系的人；（5）无罪者，指可以证明自己反对过纳粹统治的人。根据分类和个别断案，分别判处10年或10年以下徒刑、强迫劳动、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剥夺选举权、向纳粹受害者赔偿损失等。经过非纳粹化改造后的每个德国人都领到一张身份证，在西占区全境有效。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又出现了诸多困难。美占区起诉了360万德国人有罪，按照法庭审理的正常速度，需要八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些案子。无奈之下，美占区军事长官颁发了一系列赦免令，赦免了青年、残疾人和胁从犯，将案件总数减少到93万件。美占区为此成立了545个法庭，进行了169282次审判，工作人员达2.2万人。整个过程耗费了大量财力人力，德国人民对这种粗暴的做法也产生了抵触情绪。对此，美国当局开始怀疑这项运动的必要性，考虑尽快结束非纳粹化运动。美国占领区最高军事长官卢修斯·D.克莱将军（Lucius D.Clay，1898—1978）后来表示，“在世界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人搞过这样的社会清洗。……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只审判一小批为首的纳粹分子而不搞这种大规模的审判，也许效果会好一些”。

同一时期，非纳粹化运动在英占区和法占区执行要宽松得多。英占区只对那些在法律上公认的罪犯予以惩罚，被审查的德国人有90%被判为“无罪者”，而美占区这一比例仅为1/3。法占区军政府在非纳粹化问题上更注重从实际出发，不信任所有德国人。因而，在法占区，对德国人和纳粹分子则不加以区别对待，也没有十分严肃对待非纳粹化，认为非纳粹化改造徒劳无益，转而把精力集中于教育德国的年轻人，同时清除那些可能有害于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进程的人。

1947年夏季以后，非纳粹化运动进入第三阶段。美国政府要求尽快结束非纳粹化运动，避免此项运动阻碍西德经济的恢复，违背美国扶植西德的冷战战略。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则直接宣称非纳粹化失败了，对该运动提出了严厉批评。由于美占区鼓励德国人互相告发在纳粹统治时期的恶行，这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处在管理岗位上的人时刻担心被人告发而感到恐惧，影响了工作效率。1948年，美占区军政府调查了非纳粹化对当地经济的消极影响，每1万名雇员中有440人因非纳粹化被解职，0.6%的职位空缺是由非纳粹化造成的，在组织企业发展的诸项因素中，非纳粹化影响最大。美占区随后大量削减案件数量，减轻对罪犯的处罚。德国检察官将大量“罪犯”转变为“胁从犯”，很多被宣布为无罪，或缴纳小额罚款就恢复了名誉。到1948年5月1日，仅剩2806名死硬纳粹分子等待审判。1949年9月联邦德国成立，西占区的非纳粹化任务完全移交给了联邦德国政府，运动规模进一步被压缩。1950年12月15日，联邦议院向各州建议统一结束非纳粹化程序，此后各州纷纷颁布结束，巴伐利亚州最晚，在1954年8月11日才颁布结束法案，西德地区的非纳粹化改造正式宣告结束。

占领时期对纳粹分子和军事罪犯的审判，美占区168282起，英占区22296起，法占区17353起。截至1948年3月，西占区共有520734人在非纳粹化运动中被解职。这场运动肃清了西德地区纳粹思想残余，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它也是对全体德国人民的一场集体“再教育”。非纳粹化强调德国人的集体责任，使每个德国人都意识到，个人要为民族的命运赎罪。但是，西占区的非纳粹化运动因为覆盖面太广，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占领期间德国民众人人自危，害怕因陈年往事失去工作，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惜互相诬告，因此产生的心理创伤难以消除。美国政府在非纳粹化运动中展现了传教士般的热情，却又过于理想化，导致美占区的非纳粹化时间太长、规模过大、政策不连贯。由于美国在非纳粹化运动后期连续几次进行削减和大赦，一些纳粹党骨干分子和支持过希特勒的资本家成了漏网之鱼，继续活跃在德国政治和经济舞台上。1952年，联邦德国外交部中居然有2/3的高级官员是前纳粹党成员，司法系统中曾在第三帝国任职的官员更多。

为了让德国早日走上西方议会民主制政治道路，美英法三国积极重建西占区的政治生活，在非纳粹化的同时实现对德国的民主化改造。在德国历史上，政党政治一直具有明显的缺陷，不具备美英那样成熟的议会政治模式。各个党派坚守自己的利益和主张，导致政党难以凝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各种小的党派不断涌现，议会政治陷入极度混乱，使希特勒和纳粹党有机可趁，通过议会选举的合法形式夺取了政权。德国原有的政党体制不足以承担战后德国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责任。有鉴于此，二战结束后，盟国禁止了德国一切政党活动，希望利用新生的民主力量，重建德国的民主政党。西占区的民主化，其主要特征是建立符合西方观念的资产阶级政党，实现政党之间的良性竞争，向着以美英为模式、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联邦制体制发展。

波茨坦会议后，西占区的政党重建工作全面展开。1945年11月，美占区准许在州一级建立政党和工会组织。英占区于1945年9月解禁政党活动，英占区和美占区还准许超越边界成立全区性联合组织。法占区在1946年1月准许成立州一级政党，但禁止成立全占领区的联合组织。组织或恢复党派活动必须首先向占领区军政府提出申请，经过审核证明这些党派是反纳粹、反军国主义和民主的，才向他们颁发执照，允许开展活动。各占领区都严格审查政党的纲领、活动经费、领导人履历等，每个党派的组织、领导、成员和章程都要反复斟酌，一切符合军政府规定后才能获得批准。在这种情况下，西占区的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简称“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in Bayern/CSU，简称基社盟）、自由民主党等党派相继恢复和建立起来。

社会民主党作为历史悠久、群众基础深厚的德国老牌政党，虽然在纳粹德国时期饱受希特勒的摧残打压，但战后的重建工作却非常迅速。战争结束后，原社会民主党成员自发组成了地方支部，其核心圈子是以库尔特·舒马赫为中心的汉诺威集团。舒马赫在1930—1933年曾任国会议员，因为坚决反对纳粹统治而被关进集中营十余年。作为西占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舒马赫引导该党逐步适应形势的转变，要求摒弃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由和民主的人权，警告不要把“阶级斗争的思想粗暴地简单化”。社会民主党应该突破作为工人政党的传统框架，争取中产阶层的支持。1946年5月11日，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举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舒马赫为党主席。会议通过的纲领表示，社会主义是当前的任务，主张实行计划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声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改革、可以改革。舒马赫主张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分散大土地所有制，把大工业、财团、能源和交通事业国有化。德国应该是中央集权的议会民主制国家，主张将四个占领区合并参加欧洲一体化。此次会议后，社会民主党在西占区的影响日益扩大。

西占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一个联合了各个教派和社会团体的新政党。1945年12月，一些宗教团体和前中央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的成员组建了这个新的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个名称含有将各个教派和各个社会阶层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双重意图。该党的组织遍布除巴伐利亚之外的各州，巴伐利亚集团则自称“基督教社会联盟”。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是“基民盟”内的灵魂人物。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担任科隆市长，因为反对纳粹统治而在1933年和1944年两度被捕，是具备亲西方民主思想的代表性人物。1946年3月，阿登纳当选为英占区“基民盟”主席，随后积极筹建全国性的“基民盟”政党。该党主张“把基督教思想与真正民主的崇高理想作为革新的基础”，以新自由主义对经济进行间接的调节，避免经济权力的过分集中。1947年2月3日，该党通过的《阿伦纲领》（Ahlener Programm）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需要从根本上加以革新，不能解散的垄断企业应当社会化，在保留企业主积极性的同时，让雇员参与企业领导。同时，德国人民应该享有一种经济和社会福利法。1948年以后，该党又转向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得到了大批中产阶级的支持。“基民盟”与“基社盟”从1947年起组成工作同盟，1949年组成联邦议会中的政党同盟。

1948年12月，西占区的老自由民主党和民族自由党联合成立了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FDP），特奥多尔·豪斯（Theoder Heuss，1884—1963）当选为党主席。该党秉持经济学家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强调保护个人利益免受集体主义的侵害，寻求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保证发挥个人力量的道路。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在西占区也恢复了活动，但处处受到社会民主党的排挤；而且由于宣布无条件支持苏联的德国政策，该党在西占区的活动受到各军政府的压制，影响力日益衰退。

西方盟国在占领期间实行打压德国共产党、抑制社会民主党、扶持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政策，最终在西占区形成了基督教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两大党派加上自由民主党的格局。这三个党派之间，无论政治经济主张或意识形态都没有根本的冲突，只在施政方针上存在不同。西占区政党建设的最终结果是，相对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党的数目减少了，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淡化了，西德地区已经建立起美英模式的西方民主制度。

西占区民主化改造还强调，未来西德应成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其目的在于削弱德国过分强大的中央权力，提升各州的权力，让民主化的、拥有极大自主权的实体州来平衡未来德国中央政府的权力。美占区在1945年8月指定产生了州一级的议会，1946年6月各州制宪议会着手起草宪法，并被授予立法权和行政权。军政府将更多的责任交给德国人，以便他们尽快培养起民主意识。各州宪法都体现了人身自由、三权分立、联邦主义等经典原则。1947年2月25日，管制委员会发布第46号法令，宣布普鲁士是“军国主义和反动的载体”，正式宣布解散普鲁士。在消灭了这个德国最大邦国的基础上，重新划分各州的界限，使这些州成为联邦体制的基本要素。

战后盟国在德国进行的“四化”改造——非军事化、非卡特尔化、非纳粹化和政治民主化，清除了德国政治和文化中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残留，终结了德国自普鲁士王国以来持续两百余年的极权时代，也为1949年以后两个“崭新的德国”的建立作好了铺垫。消灭军事工业，对基础工业进行“非卡特尔”化的改造，这些措施彻底消除了德国对未来欧洲和平的威胁，摧毁了德国自19世纪末以来所固有的“军事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从而断绝了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工业改造还伴随着对占领区工厂设备的大规模拆卸以支付实物赔偿，虽然在短期内使德国的工业水平大幅下降，但在客观上清除了德国陈旧过时的工厂和设备，当德国重建工业复兴经济的时候，反而可以直接使用最现代化、效率最高的机器设备，迅速将战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促进了50年代西德经济的起飞。非纳粹化和民主化运动让战后德国社会经历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清洗，肃清了纳粹残余势力，打碎了纳粹的社会基础和专制政治体制。政治改造一方面迫使德国人民开始反思战争的罪责，重新认识国家的作用和公民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为德国民主力量上台扫除了障碍，康拉德·阿登纳、库尔特·舒马赫、瓦尔特·乌布利希等遭到纳粹迫害的政治人物得以重返政治舞台，成为未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创立者。

第三章 东西方冲突与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爆发

由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二战以来盟国所结下的友谊注定不能持久。随着1947年初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最终走上了冷战对抗的道路，原本决心合作消除德国战争威胁的四大占领国也不得不在东西方分裂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德政策。

德国问题既是东西方冲突的助推器，也是美苏在欧洲冷战的焦点。自二战末期开始，英美和苏联就在许多有关德国战后安排的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1948年柏林危机的发生，并使得在冷战背景下解决德国问题变得遥遥无期。

第一节 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冲突

一、雅尔塔体系与美苏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进入了美苏竞争与对抗的两极体制。欧洲老牌强国中，英法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其殖民地纷纷走上独立道路，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意大利虽然逃脱了战败国的命运，但作为二战的元凶之一，也将面临盟国的严厉惩罚。至于德国，则被四大国分区占领，进入了其现代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

原先并不处在国际格局核心位置的美国和苏联，却在二战战火的洗礼中一跃成为左右世界的超级强国。战争只夺去了41万美国人的生命，但却给美国带来了短期内经济规模翻倍的机会。据统计，战后初期美国集中了全世界资本总额的3/4和工业生产能力的2/3。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变得空前强大，1947年时，美国不仅垄断了核武器，还在全世界共拥有480多个军事基地，可以随时向世界各个角落投放自己的海空军力量。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曾宣布：“美国今天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经受了战争考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的苏联，也成为战后首屈一指的军事政治大国。1945年战争结束时，苏军总兵力超过1200万人，年产飞机4万架、坦克3万辆、大炮12万门。与此同时，苏联还趁法西斯崩溃之机，扩大自己的版图，帮助东欧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战结束时，苏联不仅成为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和5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1946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宣称：“苏联是现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苏联的参与，谁也不可能就国际关系中的任何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在传统的、以欧洲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格局行将崩溃之际，一个以两极格局为核心的新的世界体系——雅尔塔体系（The Yalta System）逐渐形成。该体系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彻底击败德日，并对两国实行占领和改造，铲除法西斯势力；（2）重新绘制战后欧亚的政治地图，尤其是要重新划定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如确定以奥德-尼斯河线为德、波新边界；（3）建立联合国组织，并在其中实行“大国一致”原则；（4）允许被解放的欧洲国家自主选择自己的国家道路，对法西斯国家的殖民地和国联委任统治地实行托管计划，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独立的权利。

不可否认，雅尔塔体系具有反法西斯进步性。但与此同时，它也包含了美苏划分势力范围和共同主宰世界的因素。划分势力范围是冷战分裂的前兆。二战之后，随着东西方对抗的加剧，雅尔塔体系中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安排很快就为冷战（The Cold War）所代替。实际上，早在二战末期，美苏就在波兰政府组成等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二战之后，双方的分歧又进一步向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扩展。1946年初，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Stettin）到亚得里亚海边的利亚斯特（Trieste），一条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来。在这条线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Warschau）、柏林（Berlin）、布拉格（Prag）、维也纳（Wien）、布达佩斯（Budapest）、贝尔格莱德（Belgrade）、布加勒斯特（Bukarest）和索菲亚（Sofia）——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势力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也逐渐走向公开。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国情咨文，说希腊遭到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一旦其作为独立国家陨落，不但将危及土耳其及整个中东地区，而且将给欧洲一些“力争维持其自由和独立地位”的国家带来灾难性影响。此即宣示对苏冷战决心的“杜鲁门主义（The Truman Doctrine）”。1947年7月，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在《外交》季刊发表文章，系统地阐明了美国的对苏“遏制”政策。在西方不断升级反苏反共政策的同时，苏联对美政策也日趋强硬。1946年9月27日，苏联驻美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1903—1989）就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给外长莫洛托夫发了一封电报，指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谋求世界霸权，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不惜动用一切外交手段及军事、科技力量。1947年9月，苏联在“欧洲工人党情报局”（European Information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and WorkersParties）成立大会上作《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报告，指出战时的合作不再存在，世界已形成两个阵营：一是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另一个是反帝的民主阵营，宣言点明美国是帝国主义阵营的“主导力量”，它正在进行“具有特殊侵略性的活动”。

二、经济统一还是政治统一

美苏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斗争既是冷战发生的主要诱因之一，又是冷战在欧洲的主要表现。美苏英在二战期间讨论战后对德国的处置时，都提出过分割、肢解德国的计划。但是，雅尔塔会议后不久，三大国就相继放弃了肢解德国的主张。在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的波茨坦会议上，三大国统一明确了将德国视做一个整体的原则，并要求立即建立全德中央管理机关。但是，这一计划因法国的激烈反对而搁浅。

虽然三大国都同意维持德国的统一，但它们对如何实现统一，却存在着截然不同看法。英美主张经济统一，即在实现四大占领区商品、人员和货币的自由流动基础上完成德国统一。而苏联却强调德国的政治统一，即要求先建立全德中央政府再考虑经济统一的问题。

东西方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分歧是英美提出经济统一德国政策的直接原因。波茨坦会议时，美国提出了德国分区赔偿计划。所谓“分区赔偿”，是指各占领国主要只从自己的占领区内取得赔偿，另外，苏联还可通过区际交换获得急需的工业设备。后来，在苏联的要求下，美国又对该计划进行了补充：苏联在从东占区取得赔偿后，尚可从鲁尔获得工业设备和原料，这其中一部分是无偿的，另一部分则必须用东占区的粮食进行交换。在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苏联在7月29日原则上接受了“分区赔偿计划”。根据这一计划，苏联除在苏占区获得赔偿外，尚可自西部占领区工业设备和产品中抽取25%作为赔偿（其中10%是无偿的）。然而，在战后初期，西占区经济状况十分恶劣。工厂停产，原料不足，生活品奇缺，需要依靠大量占领国的救济才能度日，同时还要向苏联支付赔偿。另外，英美军队是靠自己养活的，这一点又与法苏有所不同。为了尽快摆脱沉重的负担，防止苏联乘虚而入，英美逐渐形成了实现德国经济统一与复兴的政策。

1946年4月3日，负责德奥管制事务的英国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约翰·海德（John Hyde，1902—1971）在英国外交部会议上建议：“英国应与德国人保持更为密切的合作，应该加强西占区并在英占区建立一个具有经济权力的德国管理机构。”英国工党政府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1881—1951）对海德的建议表示赞同，并且要求其下属“准备研究实现三个西方占领区合并的可能性”。1946年5月7日，贝文向内阁提交了复兴德国经济的备忘录。

美国是战后初期唯一能够完成西德复兴重任的国家。美国军方包括德国军政府、陆军部、海军部等，从一开始就坚持复兴西德应优先于复兴欧洲其他国家。这其中又以军政府军事长官克莱的观点最为激进。“联合参谋部1067号指令对占领当局的影响很小，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他立即开始着手恢复电力、供水、供气、医疗、交通及桥梁。”在他看来，“美国人民是不会允许美国控制下的地区如此饥饿和混乱的”。为实现德国经济的统一与复兴，1946年5月时，克莱不仅单方面中止了美占区对外赔偿品的支付，还进一步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提出了合并英美占领区的计划。1946年6月10日，克莱向国务院再次要求：“如果他们在短期内能将更多的煤留在德国，那么从长远来说，他们可以给欧洲其他国家创造更多的产品。”“他不断宣称自己只严格执行权力和责任明确的路线，他只对德国而不对其他问题负责。”克莱还表示，必须尽快对德采取统一的经济政策，“否则德国经济就将崩溃，就将出现一种有利于共产主义发展的政治混乱”。

克莱的观点一开始遭到了国务院高层的反对。国务院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压制任何会引起法国仇德情绪的、削弱法国政府并使其落入法共手中的政策”。国务院不断地告诫克莱，要注意其政策对第三国的影响。然而，随着东西方分裂的加剧，美国国务院自己也越来越认识到加快西德复兴的必要性。

1946年6月5日，四大国召开了专门讨论德国问题的巴黎外长会议第二阶段会议（6月5日—7月12日）。会上英美与苏联在诸如德波边界、占领区之间的合作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不仅没有能够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7月10日，贝文发表声明，正式提出了实现德国经济复兴的政策，要求将德国在经济上视作一个整体，实现德国的经济统一。同日，莫洛托夫也在会上发表声明支持德国统一，但他却更加强调德国的政治统一，即要求先建立全德中央政府再考虑经济统一的问题。第二天，美国代表詹姆斯·贝尔纳斯也发表声明，重申贝文先前所提的经济统一德国的原则。

1946年7月11日，贝尔纳斯在巴黎外长会议上正式向其他三国发出了合并占领区的邀请，并得到了向来支持德国经济统一的英国响应。9月5日，英美公布了合并占领区协议，决定要在英美两个占领区内设立八个管理双占区各项经济事务的部（委员会）及各州总理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合并协议公布的第二天，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的演讲中公开宣布了美国复兴西德和实现德国经济统一的政策：“德国人不应失去通过辛勤劳动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工业增长和进步也不能将他们拒之门外……美国坚定地相信，只要考虑到德国的经济生活和活动，那德国就应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管理，区际障碍也应被完全消除。”贝尔纳斯的这次讲话被视为美国对德经济复兴政策的形成。不过，美国此时仍然没有确认西德复兴在西欧复兴中的优先地位。

三、东西方在德国问题上分歧的扩大

1947年1月1日，英美双占区合并协议生效。然而，双占区的建立并未明显加速德国经济的复兴。1946年冬席卷西欧的自然灾害进一步加重了德国的苦难。1947年初，杜鲁门授权前总统胡佛前往中欧对德国、奥地利的经济形势进行调查。在1947年3月向杜鲁门提交的“胡佛报告”（The Presidents Economic Mission to German and Austriaby Herbert Hoover）中，胡佛（Herbert Hoover，1874—1964）详细地表述了德国经济面临崩溃的严峻形势，并认为美国政府只有采取措施全力复兴西德经济，才能实现西欧的复兴。显然，胡佛报告的精神是与美国至此所持的西欧诸国平衡复兴的政策相悖的。因此，它在美国政府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以海军部长等为代表的一方支持胡佛的建议；而国务院一些官员则表示反对。负责对德赔偿事务的官员埃德温·波利（Edwin Pauly，1903—1981）认为，胡佛报告全面推翻了美国的对德政策，如果该报告的建议得到执行，就意味着“以牺牲德国邻国为代价来换取德国的复兴，并且会产生德国统治欧洲大陆的阴影”。

进入1947年后，美苏之间的冷战更加激烈。3月10日—4月24日再次召开四大国外长会议，全面讨论德国问题，重点即是德国的统一与政治制度。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要求德国应成为一个统一的爱好和平的国家——设有两院国会和全德政府的民主共和国。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1880—1959）则建议实行联邦制，把德国分成10—18个州组成的联邦，并强调德国的经济统一是成立德国政府的基础。莫洛托夫指责双占区违背了德国统一原则，实际上造成了德国的分裂。结果，这次会议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没能达成任何协议。

为了和国内对手协调立场一致应对苏联，美国国务院逐渐形成了新的欧洲重建政策——综合复兴政策（Comprehesive Recovery Programm）。该政策的主要特点是：注重德国复兴在西欧复兴中的作用；顾及其他西欧国家的复兴，实现西欧的整体复兴；西欧一体化。综合复兴政策一方面肯定了德国复兴在西欧复兴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将西德的参与看作是“美国援助建议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也强调让西德融入西欧，使德国的生产和贸易符合整个欧洲的要求。“这是一种使德国复兴与其邻国的经济安全需求相协调的方法，也是赢得其邻国对一体化及遏制苏联扩张的超国家体系的支持的办法，也是使西欧得以自立的基础。”综合复兴政策的形成，为英美进一步实现德国西占区的经济统一和复兴扫清了障碍。

1947年5月29日，英美签订了“改组双占区经济结构的决定”，并成立了设有经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其他管理机构的“联合经济区”。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lan），亦称“马歇尔计划”。9月，由英法等16个西欧国家组成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ommittee of Europe Economic Cooperation）向美国提出了欧洲复兴的四项原则和美国贷款的具体数额。1948年4月16日，德国西占区三个军事长官和西欧16国一起签订了“欧洲复兴计划”，西德从中得到15.6亿美元的援助。“马歇尔计划”对西德经济的复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正如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897—1977）在1950年2月26日所说的，“马歇尔计划”的巨大帮助再次让德国经济走上了正途。

1947年7月11日，美国制定了联合参谋部1779号指令，表明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尽全力实现各占领区之间的经济统一。指令还指出，一个有秩序和繁荣的欧洲，需要一个稳定和富饶的德国作出经济贡献，鼓励德国人民重建一个致力于和平目的的自给自足的国家，并和欧洲经济实现一体化。

与此同时，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和对美国援助的迫切需要，也促使法国政府在1947年春莫斯科外长会议之后逐渐改变了那种徘徊在东西方之间的外交路线，加速向英美靠拢。1947年5月4日，法国总理保罗·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1888—1961）将法共赶出了联合政府。在苏联的支持下，强大的法共不断掀起反美反政府的宣传活动，这使法国政府明显地感觉到了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美驻法大使杰弗逊·加菲利（Jefferson Caffery，1886—1974）1947年7月18日报告说：法共不仅攻击美国要从“经济上殖民法国”，还将美国的鲁尔政策斥之为“将鲁尔的经营权送给了曾服务过希特勒的人”。法共报纸《人道报》（Humanite）则公开抨击法国政府：如果“多列士（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00—1964，法共总书记）按人民意愿组阁或只要法共未被赶出政府，现在‘走向地狱’的形势便不会发生”。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法国政府要求美国加大对法援助。总之，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困境加重了法国对美国的依赖，迫使其不得不接受英美的对德复兴政策。

1947年11月25日—12月15日，四大国外长再次在伦敦开会。这次会谈的气氛是“冰冷和紧张的”，各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会上，四大国围绕德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1月27日，莫洛托夫建议会议应首先准备对德和约，而对德和约的首要一条就是要建立全德民主政府。在12月5日的声明中，马歇尔则针锋相对地表示：“任何有关德国政治组织的决定都必须以建立德国经济统一为前提。”12月15日，莫洛托夫企图让东德的德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来会议旁听，遭到了英法美的一致拒绝。于是，早已决心结束此次会议的马歇尔便突然宣布无限期休会。会议没有任何结果，最终破裂。

伦敦外长会议破裂后，英美决心加快复兴西德和成立西德国家的步伐。1947年12月18日，马歇尔、贝文分别指示克莱和英占区军事长官布赖恩·罗伯逊（Brian Robertson，1896—1974）“要毫不迟疑地改进双占区的政治组织”。1948年1月7日、8日，克莱、罗伯逊在法兰克福召开会议，确定了双占区机构政府化的具体措施。1948年2月5日，双占区经济委员会（Wirtschaftsrat des Vereinigten Wirtschafsgebietes）的权力和人数都得到进一步扩大。但是，英美心中十分清楚，要想在复兴西德的同时加强西方盟国之间的团结，真正使西欧得以复兴，就必须迫使法国转变在德国问题、尤其是在鲁尔问题上的态度。因此，在1947年伦敦外长会议期间，英美继续支持法国在经济上兼并萨尔，以诱使法国改变在德国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而在伦敦外长会议期间，东西方的矛盾和英美的拉拢也使法国最终下定决心，改变过去那种游离于东西方之间的外交政策，全面投入英美的怀抱。正如美国国务院官员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1893—1971）所说：“到了11月，在伦敦外长会议上，三个盟国终于能够结成一条坚强的阵线来对付俄国人了。”法国整体对外政策的转变，为其与英美在德国问题上进行协调创造了条件。11月28日，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1899—1983）重申，一旦此次外长会议未能达成协议，关于合并法占区的讨论将会加快。四国外长会议破裂后，“法国即承认四国间的关系不再允许它单独呆在德国，考虑法占区与双占区的合并是时候了，这样，伦敦外长会议就为德国事务中的另一个重要决策——决定建立西德政府铺平了道路”。

四、鲁尔国际管制问题与《伦敦议定书》的出台

鲁尔（Ruhr）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如何处置鲁尔工业，使之不再为德国的侵略扩张服务，而只为欧洲的持久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这是二战后盟国争论的焦点之一。

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英美苏三大国围绕着鲁尔问题就展开了首次交锋。7月20日，苏联代表迈斯基向英美代表提出四大国共管鲁尔方案。苏联提出该方案的主要目的是要更方便地从鲁尔索取赔偿。莫洛托夫在7月30日的备忘录中明确指出，建立四大国“鲁尔地方管理机构”，是为了“让鲁尔工业被应用于赔偿，以符合共同赔偿计划”。另一方面，苏联急于插手鲁尔，也是为了保证对德安全。迈斯基在提出共管鲁尔方案时明确指出：“鲁尔是德国工业的心脏……将鲁尔及其煤、钢、铁和铁路留在一起是极度危险的。”

然而，美国却不想让苏联插手鲁尔。杜鲁门上台后，美国政府逐渐改变了罗斯福时期的对苏政策，转而采取一种以经济、军事压力迫使苏联让步，维持美苏合作的政策。美国认为，如果得不到西占区，尤其是鲁尔的赔偿设备，苏联战后重建就会困难重重。一个牢牢掌握在西方手中的鲁尔将是强迫苏联在东欧等问题上让步的重要砝码。因此，贝尔纳斯在波茨坦会议上拒绝讨论苏联四大国共管鲁尔的方案。这一政策后来成为美国战后对鲁尔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它不仅在事实上将苏联排除在鲁尔管制之外，还极大地加速了冷战的出现。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战后欧洲遏制政策在贝尔纳斯、杜鲁门不愿考虑苏联四大国共管鲁尔政策时就已初露端倪，因为“德国工业潜力的心脏将完全被西方所控制，没有苏联的参与”。

英国也对苏联四大国共管鲁尔的方案顾虑重重。英国外交部官员沃尔特·蒙克顿（Walter Monckton，1891—1965）爵士表示，“苏联的方案虽然具有巨大的经济含义，但其政治含义却更重大”。英国外交部德国处官员康·欧奈尔（Con ONeil，又译欧念儒，1912—1988）也认为，这一方案使“苏联有可能参与鲁尔的国际管制，在这方面，迈斯基自然没有明确地指出，是否（鲁尔）会出现苏军……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对此作全面的考虑，而考虑的出发点应是，这些地区现在为英国占领区”。

二战后，由于按照有关协议参加了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法国成了除英美苏三大国之外在鲁尔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又一个国家。法国此时鲁尔政策的核心就是将这一地区从德国分离出来，并成立一个国际共管的独立的鲁尔国。这个国家不仅要有领土、人口，更要有包括设置关税壁垒权在内的国家主权。在坚持分离鲁尔的前提下，法国还计划对鲁尔工业实行国际监督和管制，制定如鲁尔经济非武装化方案、鲁尔工业产权、经营权国际化的方案等。法国认为，这种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身的安全。但是，在巴黎外长会议的第一阶段（4月25日—5月15日），英美苏却将主要精力放在讨论对其他战败国的和约上，并未对德国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在专门讨论德国问题的第二阶段会议（6月5日—7月12日）上，英美和苏联又在德国经济统一与政治统一问题上争执不下。双方的不欢而散使法国在这次会议上实现自己德国政策的愿望落了空。

更为严重的是，不管是英美经济统一德国的政策，还是苏联政治统一德国的目标，都是与法国肢解德国的方案相悖的。得不到三大国的支持，法国不得不在鲁尔问题上降低要价。正如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所说的：“既然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可能会不再强调其政治分离鲁尔的方面。不过，他们将对控制鲁尔工业以保证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产品（供应）的措施极为感兴趣。”

在1947年3—4月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再次重申了苏联参加鲁尔管制的要求，“将鲁尔资源置于盟国中任何一个单独的管制之下都是错误的和不允许的”，“任何将苏联和其他盟国从对鲁尔工业区实质性的管制中排除出来的计划都是不允许的”。为了实现对鲁尔工业的控制，法国对苏联的这一方案给予了支持。法苏在鲁尔问题上的合作引起了英美的惊恐。为了阻止法苏接近和苏联插手鲁尔，英美一面严词拒绝了经济共管鲁尔的计划，一面又在鲁尔煤炭供应问题和萨尔问题上大力拉拢法国。随着此次外长会议的破裂，在四大国的框架下全面解决鲁尔问题已变得不可能。于是，英美决定撇开苏联，由西方国家单独解决鲁尔问题。

1947年底，四大国伦敦外长会议破裂后，英美决心加快复兴西德和成立西德国家的步伐。但是，英美十分清楚，要想在复兴西德的同时加强西方盟国之间的团结，真正使西欧得以复兴，就必须迫使法国转变在德国问题、尤其是在鲁尔问题上的态度。

1948年2月26日，英法美三国及低地国家在伦敦召开了专门讨论德国问题的“六国伦敦会议”。由于在会议的准备阶段英美已就成立西德国家的问题达成一致，所以这次会上的斗争仍然主要在美法之间进行。1947年底四大国伦敦外长会议结束时，皮杜尔曾表示，如果对德安全和管制鲁尔这两件事使法国得到满足，成立西德政府等问题当可迎刃而解。因此，鲁尔问题和对德安全问题便成了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1948年2月27日，法国代表勒内·马西格里（Rene Massigli，1888—1988）在六国伦敦会议上提出了法国在对德安全方面的需要，希望盟国能有效监督德国的非军事化。美国代表刘易斯·道格拉斯深知，满足法国在安全方面的要求对法美在鲁尔问题上达成妥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月2日，道格拉斯向马歇尔建议，“设立三国军政府管理机构的附属机构军事安全委员会”，理由是“如果法国在防范德国侵略方面获得美国的长期防务合作，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在莱茵河作战，法国在德国工业及重建方面的态度就会宽松很多”。3月4日，马歇尔回信道格拉斯，正式授权他向会议提出建立隶属三国军政府的军事安全委员会。对于这一建议，法国当然是十分欢迎，而英国也没有什么异议。5月26日，六国伦敦会议通过对德安全文件，正式提出建立军事安全委员会。

相对军事安全委员会的谈判来说，西方三国关于鲁尔经济管制的谈判要更为复杂和漫长。早在1947年10月，皮杜尔就提出了关于国际共管鲁尔经济的详细方案：（1）在占领期间鲁尔煤钢工业的经营权由英美管制小组负责监督；（2）“为了使鲁尔融入有组织的欧洲，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机构（鲁尔国际管制机构），保证鲁尔的煤钢产品在德国和需要它们的欧洲国家之间公平地进行分配”；（3）这个永久的机构不仅要有产品分配权，在将来还要拥有必要的来自占领当局或管制小组的管制权，以使该机构能够实现鲁尔的非军事化；（4）该机构不用等占领结束即可建立。法国在六国伦敦会议上所提的国际管制鲁尔的方案就是在这一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法美暂时达成妥协，制定了所谓的《鲁尔管制文件》，对鲁尔煤钢工业的产权、经营权、产品分配权和管制权作出了笼统的规定。与此同时，法国也在原则上接受了英美重建西德国家的计划。

1948年6月7日，六国伦敦会议公布了包括《鲁尔管制文件》在内的《伦敦议定书》（Londoner Empfehlungen），对未来西德国家的重建提出以下建议和计划：成立三占区，且三个西方占领区全部参加“马歇尔计划”；建立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由英法美荷比卢德七国共同负责鲁尔煤钢产品的分配；建议三国占领当局尽早召开西占区各州总理会议，并授权他们召开制宪会议并制定宪法；对未来西德国家结构作出规定等。

然而，《伦敦议定书》中对鲁尔工业的处置依旧不能令法国满意。1948年6月16日，法国国民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伦敦议定书》。不过，在批准协议的同时，国民议会再次强调，法国希望鲁尔煤矿和基础工业国际化，并寻求通过国际管制机构参与对鲁尔企业的指导，寻求参与控制德国工业潜力的扩张。但是，克莱与罗伯逊却在1948年11月10日一起制定了德国煤钢工业改组法令——75号法令（Law No.75onthe reorganization of German Coaland Steel Industry）。该法令不仅将德国钢铁工业的产权交由未来的德国政府决定，还将其经营权交给由军政府指定的托管人（这些人多数是原企业的德国老板）组成的托管协会负责。克莱等人的做法引起了法国的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六国外长于1948年11月11日—12月24日再次在伦敦召开会议，专门讨论鲁尔国际管制问题。

会议一开始，法国就重提在鲁尔实现产权与经营权国际化（这时经营权国际化是指将鲁尔企业的日常经营权转交给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要求。但美国方面并不打算作出让步，“美国完全有义务同法国商量（鲁尔问题），但这并不等于美国有义务同意法国的意见，产权国际化不仅会引起复杂的法律问题，而且会破坏西德的经济和政治声誉；经营权的国际化是惩罚性的手段，是不信任西德的表现”。法美在鲁尔产权和经营权上的分歧使会议陷入了僵局。

然而，随着柏林危机中美苏斗争的加剧，美国越来越需要法国在这次斗争中支持自己。国务院官员主张软化美国在75号法令中所形成的过激立场，在鲁尔产权和经营权国际化方面给法国回旋的空间。道格拉斯在1948年11月19日给马歇尔的电报中明确反对由军政府决定鲁尔产权的未来。因为：（1）由军政府决定产权可能危及欧洲和平；（2）产权问题已不是占领事务，不应由军政府决定。而且“鲁尔工业产权的未来也不应仅由在这一地区进行管制的两国政府决定”。

为了早日解决问题，马歇尔在巴黎召开了由克莱、军政府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1894—1978）、国务院官员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1904—1974）、杰弗逊·加菲利等人参加的专门讨论当时西欧局势的会议。身为国务卿的马歇尔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为了争取法国早日在德国问题上与美国协调一致，除不能同意鲁尔产权国际化外，法国关于国际管制鲁尔经营权的要求可通过让法国参加英美管制小组的方式予以满足。虽然克莱对马歇尔的态度十分失望，却也无可奈何。

在解决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后，马歇尔在1948年11月19日正式同意法国加入英美煤钢管制小组，打破了美法在六国伦敦会议上的僵局。1948年底，《鲁尔国际管制条约》出台，对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具体职能作出以下规定：（1）占领期间占领当局在鲁尔保留一定的管制权；占领结束后这一权力移交给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和军事安全委员会，或依据盟国协定建立的其他机构；（2）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职能主要是根据德国和欧洲国家的需要分配鲁尔煤钢，促进欧洲复兴，但在行使这项权力时，它必须同有关占领当局协议如何使管制机构的决定同需要提交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建议中的规章和计划的准备工作取得协调。但是，管制机构不能对这些工业经营的细节加以控制，且不能对正常的经营权进行干涉；（3）通过法国的参与，原英美煤钢管制小组将改组为联合煤炭、联合钢铁管制小组（Combined Steel Group，简称CSG），负责监督指导鲁尔的煤钢工业，包括生产、投资、开发和其他有关经营权的问题。在适当时候其权力将移交给管制机构、军事安全委员会或其他国际机构。

在满足了法国对安全和鲁尔国际管制方面的要求后，英美建立西德国家的计划才最终得以实现。1949年4月8日，三大占领国在华盛顿签订协议，完成了建立西德国家的最后程序，并将三国军政府缩小为文职的高级专员委员会（Allierte Hoche Kommission），负责对新成立的西德国家进行监督。4月28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也最终得以建立。

第二节 第一次柏林危机

一、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爆发

美国单独建立西德国家的举动引起了苏联方面的警惕和不满。苏联外交部在1947年3月给莫洛托夫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分裂德国的言行“已经不是宣传手段或政治讹诈，而是对德国进行政治和经济肢解，把西德及其所拥有的资源并入到美国建立的西方集团中去的实际威胁”。面对西方重建西德国家的种种举措，苏联一边高举着政治统一德国的大旗，一边准备采取强硬措施予以反击。

苏联选择大柏林区作为其反击美国的突破口。为抗议西方六国伦敦会议，1948年2月，苏联禁止西方代表前往柏林苏管区出席德国人的政治集会。当西方国家提出抗议时，苏联驻德军事长官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Vasili Sokolovski，1897—1968）声明柏林是苏占区的一部分，指出西方国家利用“他们的地位损害了他们留在柏林的权利”。3月9日，索科洛夫斯基奉召回国。1948年3月25日和27日，索科洛夫斯基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强保护和控制德国苏占区边界线的命令》和《关于加强保护和控制柏林外部边界的命令》，企图把美英法三国军队的交通运输减少到最低程度，并加强对通过柏林外部边界的人员和货物往来的控制。3月30日，索科洛夫斯基通知柏林的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从4月1日起，苏方将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的美国人的证件，并检查所有货运和除了私人行李以外的一切物品。索科洛夫斯基还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上指责六国伦敦会议是一次西方国家的“秘密勾结”，宣布盟国管制委员会作为德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已经不复存在，苏联决定撤出这个机构。1948年4月1日，苏联开始实施对柏林区的封锁，阻扰西方三国车辆的通行。两天后，苏联封锁了从汉堡和巴伐利亚到柏林的交通，西占区和西柏林之间的陆路交通逐渐中断。

在此情况下，美国驻德军事当局向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声称苏联违背了1945年6月5日苏美英法四国关于占领德国声明的第二项规定，即“大柏林区”将由四国武装占领、并由四国组成“盟军管制总部”共同管理当地的行政。美国还指责苏联限制柏林和德国西占区之间的交通，破坏了1945年6月29日格奥尔吉·朱可夫、克莱和英占区前军事长官威廉姆·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1893—1969）商定的关于保证美英法三国人员经过苏占区进入柏林的地面通道的协议。但是，除1945年11月30日德国盟军管制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规定柏林和西德之间建立三条空间走廊，在这些走廊上飞行可不必事先通知”有正式文件外，有关西方三国进入柏林的地面通道协议根本没有正式文字依据。杜鲁门对此也不否认。

为了试探苏联限制地面交通的决心，克莱故意从西柏林开出一列火车。但是，当列车进入苏占区的铁道后，却被迫在一条支线上停留了几天。最后，克莱没有办法只得把火车退了回去。于是，德国西占区和柏林之间的客运和货运，一时陷于停顿。美英决定利用有法律依据的空中走廊，开始对柏林空运物资。

美国的谴责和反击都未能动摇苏联封锁柏林的决心。“六国伦敦会议”后，西方加快了成立西德国家的步伐，并开始统一在西占区进行币制改革。东西方在柏林地区的对峙也变得骤然加剧。1948年6月11—12日，苏联切断了柏林同西占区之间的所有铁路交通，还关闭了易北河上的一座公路桥。16日，苏联代表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在西方三国正式对外宣布德国西占区币制改革计划之后，苏联于6月19日发布声明：“大柏林”在苏联占领区内，经济上为苏占区一部分，为了“保护苏占区居民和该地区经济利益，防止对苏占区经济流通的破坏”，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通路实行交通管制：（1）停止火车客运交通；（2）禁止西占区汽车和马匹进入苏占区；（3）水路运输须经过彻底检查后才可放行；（4）个人通行证无效；（5）货运列车须经彻底检查后才能通行。苏联的封锁政策使柏林成为全球冷战的焦点。

1948年6月币制改革在大柏林受阻后，苏联决定进一步紧缩封锁，企图将西方国家赶出柏林。6月24日，苏联切断了德国西占区到西柏林之间的陆路交通，并停止向柏林供应紧缺的煤和电。30日，苏联又切断了通往柏林的水路交通。西方国家则开始对苏占区进行封锁。24日，英国中止鲁尔煤钢对苏占区的供应。25日，双占区经济委员会决定，进一步限制同苏占区的贸易。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迫使苏联解除封锁，西方要想继续留在柏林，就必须进一步采取反击措施。

西方决定利用空中走廊空运食物和其他物资，保证西柏林人民的生活。苏联曾打算限制柏林与西德之间的空运，但由于担心过多干扰空中走廊会引起英美采取护航政策，从而导致双方的军事冲突，因而没有封锁空中走廊。杜鲁门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留在柏林，以显示美国的决心和实力。6月25日。美国飞机开始向西柏林空运物资。在26日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空运应在“全面组织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命令美国的欧洲驻军司令部要动员一切可能的飞机参加空运。1948年6月28日，杜鲁门再次强调美国留在柏林的决心。根据这一政策，美国一方面在7月17日、18日两天把60架B29飞机以“远距离飞行训练”为名派往英国，并在英国建立战略空军基地；另一方面则是对苏联制造“柏林危机”的行动开展宣传攻势，声称苏联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以西柏林200多万居民作为人质。

二、第一次柏林危机的解决

在长达11个月的柏林封锁中，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盟国共实施了19万多次空运，共运输货物140万多吨。这么大规模的空运，即使是对于超级大国美国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负担。但杜鲁门认为，要让西方继续呆在柏林而又不会冒全面战争风险，“空运比陆路武装护送”更稳妥。实际上，杜鲁门虽然决心让西方继续留在柏林，但他也一直不想让这次危机进一步升级。杜鲁门曾明令陆军部“不得发表关于柏林问题有进行战争的可能性的声明”。

英法两国也不想让柏林危机进一步严重化。1948年6月24日，法国外交部表示，留在柏林是出于不得不追随美国的考虑。26日，皮杜尔在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表示，愿意与苏联谈判解决柏林危机。英国表示不愿撤出柏林，但也绝对不是不惜以武力来留在柏林，而是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危机。

1948年7月6日，西方三国分别照会苏联驻本国大使，抗议苏联在柏林危机中的种种行径，并希望通过谈判与苏联解决争端。7月14日，苏联向三国复照，指出这次危机的根源在于西方破坏相关协定。“在柏林造成的现状，是由于美英法三国政府破坏四大国对德国和柏林一致通过的决议而产生的。破坏此种协议的表现于实行单方面的币制改革，表现于对柏林西部区域采取特别的货币，以及表现于分裂德国的政策中。”但另一方面，苏联也同意就包括柏林在内的整个德国问题展开谈判。8月2日，斯大林在会见西方三国代表时再次强调：“只要我们把德国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盟国占领军驻扎在首都柏林那就是自然的。但是，柏林在地理位置上却位于苏占区的中心。作为伦敦会议的一个结果，在西德已经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国家并且以法兰克福为其首都。目前存在两个首都。鉴于最近这些变化……西方的权利失去了合法的基础。”但是，西方三国代表却声明它们在西德的行动绝不会妨碍德国统一和建立德国中央政府，因此三国拥有继续留在柏林的权利。

1948年八九月间，四大国代表就如何解决柏林危机一事在莫斯科和柏林举行了多轮会谈。8月30日，四大国莫斯科会谈代表向柏林的四国占领区军事长官发出指示：撤销新近实施的对柏林和西占区之间有关交通、运输和贸易以及往来于德国苏占区货运的限制；苏占区的带有“D”记的马克应成为柏林的唯一货币，收回西占区的“B”记马克，使其不在柏林流通，柏林货币由苏占区德意志银行负责。然而，在随后召开的四国军事长官会议上，东西方却对如何落实这些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西方代表认为，柏林并不是苏占区一部分，西方在柏林的行动不应受限制，只有解除封锁才能进行有关柏林和德国问题的谈判。苏联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是西方的相关政策才导致柏林危机的发生，要解除封锁，西方国家必须首先中止这些政策的实施。

由于双方分歧太大，美国希望将柏林问题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解决，并鼓动英法一起行动。但是，英法却不想把问题闹僵，主张再给苏联发照会。在一番争论之后，三国政府于9月22日分别发给苏联一份内容相同的照会：反对强加的空中交通限制，要求苏占区德意志银行的活动需要受到四大占领国军事长官组成的财政委员会的监督；坚持柏林同西占区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必须置于四大国监督之下。9月25日，苏联分别回复三国政府，表示飞往柏林的航空线不能继续不受限制，财政委员会也不能拥有控制权，但四大国可以共管柏林同西占区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第二天，西方三国外长在巴黎开会时表示，苏联的答复未能满足其要求，决定将柏林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三国外长还照会苏联，说它们这样做的原因是苏联政府的柏林封锁“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9月29日，英美法三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有关照会，但在10月3日的外交照会中，苏联却否认联合国安理会有权讨论柏林问题，并指出“柏林形势问题”与整个德国问题，以及分裂德国和建立西德政府问题密切相关。根据联合国宪章107条，以上问题应由占领德国的三国政府负责，而无需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苏联建议根据波茨坦协定召开四大国外长会议讨论柏林问题。

1948年10月4日，柏林问题正式提交联合国安理会。6日，安理会以9：2决定讨论柏林问题。22日，安理会经多次辩论草拟出了一项立即要求撤销所有交通限制、按照1948年8月四国莫斯科协定解决柏林货币统一问题、举行四大国外长会议讨论整个德国前途问题的提案。但是，苏联投反对票否决了这个提案。联合国大会主席和秘书长呼吁四大国尽快召开会议解决柏林危机。

与此同时，西方也加强了空运和经济封锁。1948年10月15日，美国和英国建立了联合空中补给线工作小组，统一指挥大规模空运。这条强大空中走廊为英法美三国占领军和250万西柏林市民继续提供粮食、布匹、药品、煤炭等物资，使苏联将西方赶出柏林的愿望落空。从1949年初起，西方加强了对苏占区和东柏林的经济封锁。2月初，苏占区的车辆被禁止通过柏林英美占领区，从西柏林运往苏占区的货物也受到严格的管制。美国还趁柏林危机，加紧在国内制造战争气氛，加速西德国家的建立。

在西方的顽强抵抗下，苏联决定开始放出让步的信号。1949年初，斯大林表示，如果英美法同意把建立单独的西德国家推迟到研究整个德国问题的外交会议召开的时候，“苏联政府不认为取消运输限制有什么障碍”。这是苏联第一次没有把柏林问题与币制改革问题联系在一起。4月27日，苏联政府又宣布，如果西方大国愿意召开四大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重新统一问题的话，苏联可以撤销柏林封锁。在经历了一系列紧张的磋商之后，苏美英法终于在1949年5月5日同时发布如下公告：（1）苏联政府自1948年3月1日起所规定的柏林与德国西部之间交通、运输及贸易的限制于1949年5月12日取消；（2）英法美三国同时或单独自1948年3月1日起所规定的限制柏林与苏占区之间的交通、运输及贸易的限制也将于1949年5月12日取消；（3）在前两项所述限制取消后第十天，即5月23日在巴黎召开四大国外长会议，讨论有关德国的问题及由于柏林形势而发生的各种问题，包括柏林货币问题在内。5月12日，柏林封锁解除，历时近一年的柏林危机宣告结束。

第四章 德国东、西占领区的不同道路与德国分裂

随着冷战的到来，德国东西占领区被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1948年六国伦敦会议之后，西方加快了成立西德国家的步伐。在占领区军事长官的授权下，德国西占区议会委员会完成了制订《基本法》（Grundgesetz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的工作，在西德建立了一个三权分立的联邦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同时，通过“马歇尔计划”、1948年币制改革、1951年《工商业经济投资补助法》（Gesetzüberdie Investitionshilfedergewerblichen Wirtschaft）、劳资共决制（Mitbestimmung）的重建及完善等，逐步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强调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并举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

在西方完成西德国家重建的同时，苏联也在德国东部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方面，1946年成立的苏战区第一大党统一社会党在苏联的支持下逐步取得了占领区的各级领导权，并最终在东德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社会经济方面，统一社会党仿照苏联模式在东德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将主要社会团体纳入到自己的领导之下。

随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先后建立，德意志民族和国家再次陷入了痛苦的分裂境地。

第一节 《基本法》的制定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立

一、1948年法兰克福会议

英法美三国按照西方自由、民主的精神对西占区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并逐步建立起了地方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在军政府的严格监督下，各州先后制订了以联邦制和分权制为特征的州宪法，从而为后来西德联邦《基本法》的制定和联邦德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尽管柏林危机结束了，但德国分裂的局面却是已成定局。1948年7月1日，美英法按照《伦敦议定书》的精神，筹备起草德国宪法和规定占领国与德国之间关系的占领法。在美英法三国军事长官的邀请下，西占区11个州的总理齐聚法兰克福，开始就制宪和建立西德国家问题展开谈判。在此之前的6月14日，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就已经向各州总理通知了《伦敦议定书》的内容。而在这次法兰克福会议上，军事长官们则正式向州总理们散发了《立宪决议》（Verfassungsrechtliche Bestimmungen）、《重划各州》（Lndernneugliederung）和《占领法规基本原则》（Gerundzüge eines Bezatzungstatus）三个文件。其内容主要包括：授权各州总理召开代表会议，为成立联邦式的政府起草宪法；参加联邦的各州通过公民投票以简单多数通过宪法，一旦该宪法为2/3联邦州所通过，宪法即在全联邦生效；各州总理审核各州边界；在授予未来德国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同时，占领当局也将保留必要的权限，以保证实现占领的基本目标；占领国保留的权限包括：领导德国外交；监督外贸；对已达成或即将达成的协议所规定的相关事项，如《鲁尔国际管制条约》，进行监督。这三个文件合称“法兰克福文件”，它对西德政府的成立意义重大。

7月8—10日，西占区州总理在科布伦茨（Koblenz）讨论占领当局发下的三个文件。社会民主党主张加强中央政府权力，基督教民主联盟赞同地方分权，两家都反对占领当局提出的在9月1日制订宪法，认为时机不成熟。社会民主党建议召开包括苏占区在内的制宪会议，成立统一的、主权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认为，若外交与外贸控制在占领当局手中，“法兰克福的建议意味着不存在德国的主权”。

10日，西占区各州总理向克莱汇报讨论情况，并在三个附件中对“法兰克福文件”提出了修改意见：（1）避免将即将制定的法律称之为“宪法”，以免将德国的分裂固定化；改宪法为“基本法”，据说这是援引1875年法国在普鲁士军事占领下的先例，当时也不称宪法，叫“基本法”；“基本法”不必经公民投票，为今后统一德国留下余地，“只有全体德国人民进行自由表决时，才能产生一部德国宪法”；（2）先公布占领法的内容，然后再制订“基本法”；希望除保证占领军安全、维持德国的民主秩序、非军事化和履行国际协定的义务外，其余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等均应交德国；（3）外贸应不受占领当局监督、鲁尔国际管制不应列入占领法、德国有权自行管理警察；军事长官应每隔一定时间审查占领国所保留的权限。墨菲概括西占区各州总理的意见是，“他们非常希望不要确立‘制宪会议’‘宪法’和‘政府’。总之，他们力图避免采取被人看成是成立‘国家’的任何措施”。

7月14日，克莱召见美占区州总理，对西德人的修改意见逐条进行了批评，并明确表示，《伦敦议定书》是一个整体，它要么被全部接受，要么就得由六国重新制定，但重新制定须耗费大量时间，不符合眼下的形势需要。但是，墨菲“仔细研究了州总理提出的草案后，发现大都是可接受的，可以作为最终确定占领法的令人满意的谈判基础”。不过，墨菲也坚决拒绝州总理们将鲁尔排除在占领法之外和限制军事长官在司法方面权限的要求。7月15日，国务卿马歇尔批准了墨菲的意见，贝文也无异议。在经过多轮磋商之后，西占区军事长官和州总理们终于在7月26日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一个所谓的“议会委员会”（Parlamentarische Rat）代替制宪会议制定“基本法”。第二天，州总理会议通过《议会委员会立法的模式与依据》（Model und Begründung eines Gesetzesüber den Parlamentarische Rat）文件，对议会委员会的任务、选举方法、工作程序、与各州议会及政府的关系作出了详细的规定。8月10日，各州总理选出一个法律专家组成的“宪法问题专家委员会”，在黑伦希姆泽（Herenchimsee）召开会议，为议会委员会准备供讨论用的“基本法”草案。

二、《基本法》的制定

1948年9月1日，议会委员会在波恩教育学院举行开幕仪式，盟国高级官员应邀出席。议会委员会由6个政党的65名代表（按每75万居民选1名代表，黑森州代表由州议会指定）组成，其中西德两大政党，即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各占27名，自民党5名，德意志党、中央党和德国共产党各2名。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阿登纳当选为主席。黑森州总理、社会民主党人克里斯蒂安·斯托克（Christian Stock，1884—1967）以州总理联席会议主席身份致开幕词，“他把这次会议称为德国战后史上的新篇章”。之后，阿登纳以议会委员会主席身份致答词，开宗明义地提到议会委员会的任务是起草一部《基本法》。他说：“我们鉴于德国的艰难处境和意识到对我国人民所负的责任，聚集一堂来群策群力地起草一部《基本法》。我们议会委员会工作坚定的目标是，要写出这样一部宪法：使全德统一的可能性永久地存在下去，使德国的东部地区在任何时候能在这个新国家里有自己的位置。”

然而，对于希望早日重新恢复德国主权的西德政治家们来说，制定一部过渡时期的《基本法》可绝非易事。一方面，西德各主要政党在建国原则和国家体制方面还存在着重大分歧；另一方面，未来的《基本法》还必须得到占领当局的批准并与占领当局所制定的占领法相符。

议会委员会中两大党——联盟党和社民党在未来西德国家的联邦制原则，尤其是在联邦与州财政分权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分歧。社民党在1947年夏通过了《建立德意志共和国的纽伦堡纲领》，要求赋予未来联邦中央政府强大的行政能力和牢固的财政控制权。“统一的财政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这既是因为财政是控制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是为了满足重建中巨大的财政支出需要。”但是，联盟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则认为，各州应对中央政府保持独立性，尤其在财政上不应依赖于联邦政府。“联邦与各州的权限应彼此分明。”在1948年10月13、14、21日进行的三次议会委员会党团内部辩论中，两大党在财政权归属问题上各持己见，冲突激烈。在其他小党中，中央党支持社民党，德意志党等支持联盟党。

占领当局对议会委员会在联邦分权问题上的争论也十分关切。其实，在西方盟国内部，也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看法。法国不希望德国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英国则出于维持西德稳定的考虑，要求在坚持联邦制的原则下，赋予中央政府更多的权力，美国的观点则接近联盟党，希望西德能够成为美国式的分权制联邦国家。最终，还是美国的观点占据了上风。1948年10月19日，占领当局在给阿登纳的一份文件中指出，他们希望未来联邦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权力仅限于“征税和为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职责而分配资金”。为谋求整个联邦的统一，联邦政府可以制定税率，并颁布征收其他捐税的整体性规定，但应当由各州来征收和使用这些税款。与此同时，盟国也强调，由于《基本法》尚在讨论中，他们还不可能或者不需要在这一问题上作出正式的判断。

1948年11月22日，西占区军事长官向议会委员会递交一份备忘录，正式对他们所了解到的《基本法》条款提出修改意见。占领当局认为，未来联邦政府的权力“应被明确限制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除财政方面的限制外，联邦政府不应插手以下领域：教育、文化宗教事务；地方政府和公共卫生，“除非其协调政策对几个州居民的健康至关重要”；公共福利方面的职能要限制在社会安全措施的协调方面；在占领时期警察权要特别得到军事长官的批准；对联邦执行和管理机构的建立规定应明确，且这些机构只能是当州政府无法执行相应权力时才能建立。阿登纳向议会委员会成员解释说，盟国主要是对《基本法》草案中州与联邦财政分权问题表示不满，希望议会委员会认真考虑盟国的意见。但是，委员会中的社民党党团主席表示，社民党不能接受盟国在备忘录中的修改建议。之后，阿登纳和议会委员会成员多次与占领当局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和交换意见，但始终没有结果。

1949年2月11日，议会委员会完成了《基本法》的制定工作，并将其递交占领当局审核。由于这份草案没有按照盟国的要求作出修改，因此很快就遭到了占领当局的否决。3月2日，西占区军事长官向议会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基本法》草案修改意见的备忘录，指责的重心依然是联邦和州的分权问题。备忘录指出：“现行《基本法》草案第36条在规定联邦政府的权力时没有足够的条款来保证各州在联邦体制中的地位。”备忘录要求议会委员会删除现行《基本法》草案第36条，而代之以他们所给出的条款。1949年4月5日，三个占领国的外长向三国军事长官发出一份备忘录，拒绝在《基本法》条文方面对西德人作出让步。

阿登纳主张对占领当局实行妥协，在联邦体制的问题上对盟国作出让步，以求西德国家能早日建立。“我并不认为，财政问题是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而置整个《基本法》于不顾。如果《基本法》因列入了盟国所希望的财政处理方案而被通过，如果在实施了两三年之后表明，对财政问题所规定的解决办法既无益于联邦，也无益于各州，然后，再作出修改决定，那就可以预料，这个问题完全可能获得盟国同意。”然而，社民党却坚决不想让步。4月20日，社民党主席舒马赫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结束后宣布，只有在满足联邦政府享有独立财政权等条件下，才能接受《基本法》。

鉴于社民党的强硬态度，盟国决定作出让步。1949年4月22日，三国外长将事先准备好的那份措辞缓和的备忘录转交议会委员会，基本同意《基本法》草案中关于联邦与州分权的规定。“在财政方面，议会委员会所建议的每一条规定都得到善意的赞赏，因为它的目的是保证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财政方面都有独立性，保证它们在各自的主权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时拥有相应的经济力量；关于第36条的问题，外长们对每一项条款也表示认同：（1）《伦敦议定书》所明确指出与联邦无关的一切事务，不列入联邦的职权范围之内；（2）保证各州拥有足够的权力，使它们成为独立的强有力的国家机构；（3）保证联邦在重大的国家事务方面拥有足够的权力，使它足以有效地处理那些涉及一个州以上的利益的重要任务。”

就在占领当局和议会委员会讨论西德国家体制问题的同时，全称《明确占领国所保留之权力的占领法规》（Occupation Statute Definingthe Powersto Be Retained by The Occupation Authorities，简称《占领法规》）也在多次协商之后出台了。8月中，美英法成立三方委员会根据5月9日六国伦敦会议通过的军事长官和德国临时政府权限规定的文件，开始起草占领法规。为了使《基本法》不与《占领法规》相冲突，西占区州总理和议会委员会一致要求能尽早看到《占领法规》，或者了解其中的某些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当时西方三国在德国拆迁和建立鲁尔国际管制机构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占领法规》迟迟未能公布。1949年4月初，三大占领国召开华盛顿外长会议。会上，美国以同意建立鲁尔国际管制机构为筹码，逼迫英法同意修改德国拆迁计划和签署《占领法规》。4月10日，三国外长将《占领法规》草案转交议会委员会，决定一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三国军政府就将代之以文职的高级专员委员会和占领军最高司令。其中高级专员将负责监督德国当局，而最高司令则主要负责军事工作。

随着盟国在西德国家体制问题上作出让步和《占领法规》的脱稿，《基本法》出台的条件也逐渐成熟。1948年5月8日，议会委员会以53票对12票通过了《基本法》草案。5月12日，占领当局正式批准《基本法》并公布《占领法规》。一周之后，西占区11个州中有10个州议会批准了《基本法》，达到先前所规定的2/3多数。5月23日，《基本法》正式生效，其法律效力将一直延续到德国统一和全德举行自由选举之时。

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立

1949年5月23日，苏美英法四大国外长会议在巴黎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德国问题，包括德国的重新统一、柏林问题、币制改革和对德和约等。在会上，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y Vyshinsky，1883—1954）提议恢复破裂一年多的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缔结对德和约，各自占领军自缔结和约后一年内从德国撤退；建议以苏占区和西占区现有经济机构为基础，建立全德国务会议，并使其具有政府职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苏联这些建议“就像要求一个已经恢复了3/4的瘫痪病人重新全部瘫痪似的”。5月28日，美国在会上提出反建议，要求将波恩宪法推广到整个德国，实现德国统一。维辛斯基拒绝了美国的建议。6月20日，四大国外长会议无果而终。

1949年8月14日，德国西占区举行第一届联邦议院选举，共选出402名议员，联盟党获139席，为第一大党，社民党131席紧随其后，自民党52席，巴伐利亚党和德意志党各17席，德共12席，经济建设联合会12席，中央党10席，德意志国家党5席，无党派人士3席。9月7日，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正式宣告成立。12日，自民党特奥多尔·豪斯当选首任联邦总统。15日，阿登纳以1票的微弱多数被选为联邦政府总理。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建立，定都波恩（Bonn）。

第二节 战后西德的社会经济制度

一、战后西德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

西方占领当局一开始在西占区实行的是严格计划、统一分配的统制经济政策。1946年2月，英国军政府就制定了对英占区生产与消费进行全面计划的“第一斯巴达计划”（First Spartan Plan）。1948年初，双占区经济委员会还分别为七大行业制定了年度发展规划。虽然有沿用纳粹战时经济体制之嫌，但在物资紧缺的战后初期，这种统制经济政策可以保证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分配到最急需的领域，如食品、住房、煤炭、原材料等，有利于经济的恢复。不过，严格的统制经济政策既不符合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也无法保证西占区持续长久的复兴。因此，在西方确立德国复兴政策之后，它们便开始逐步支持西德进行重建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

战后西德经济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和决策人是路德维希·艾哈德。二战之前，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二战之后，他先后担任巴伐利亚经济部长和双占区经济委员会主任。正是在他的领导下，社会市场经济逐步在西德由理论变为了现实。艾哈德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目标是，全面恢复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建立正常运转的货币秩序，保证价格稳定，实现社会公平与进步。他将重建西德市场经济的突破口放在了币制改革之上。

美国很早就在酝酿德国的币制改革。1946年，担任克莱首席财政顾问的底特律银行家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1890—1964）会同一群美国财经专家向占领当局建议，尽快在德国发行新货币。这一建议引起了克莱的高度重视，并“称它为‘猎犬行动’”。1947年伦敦四国外长会议破裂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曾和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商讨了有关德国西占区币制改革的问题。鉴于西占区仍旧混乱的经济形势，克莱坚决要求尽快推进币制改革：“钞票已经放在德国，行动即将采取。”

《伦敦议定书》出台后，美英法占领当局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自6月21日起在德国西占区实行单独的币制改革。之前，占领当局已通过“猎犬行动”从美国运进500吨总价值约57亿马克的新钞，即“B”记马克。6月19日晚，换钞行动开始，军政府规定10旧马克可兑换1“B”记马克，4“B”记马克可换1美元。西占区债务也被限制在战前水平，超出的负担一概取消。同时，以房地产、厂房设备和存货等为抵押，向在战争中受到损失的人发给抵押债券。在此基础上，取消消费品配给，放开价格，推动西占区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艾哈德的领导下，双占区经济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币制改革后管制政策与价格政策的指导原则》，强调：“必须放松整个统制经济体系，让市场在生产与分配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6月18日，克莱把币制改革决定通知苏占区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强调西占区实行单独的币制改革是因为“西占区经济情况恶劣”。西方的这一做法引起了苏联方面的强烈不满。6月23日，苏联召集波兰、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及匈牙利等国在华沙举行外长会议，6月24日发表“八国外长关于伦敦会议中德国问题的决议案的声明”，即“华沙声明”，猛烈抨击六国伦敦外长会议，尤其是西方推行单独的币制改革加速了德国经济上的分裂。

在币制改革过程中，为了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煤钢等原材料的价格却依旧受到管制。1950年8月—1951年2月，西德主要食品价格上涨11%，但同期钢铁等工业产品价格仅上涨6%。随着消费品价格的提高，大量资本流入到消费品工业，而使得原材料工业的投资出现了严重的不足。1951年2月12日，艾哈德提出通过大幅度提高某些消费品的价格，为基础工业的投资筹集必要的资金。价格提高后，个人将不得不为购买消费品支付更多的钱，而国家则可将这部分钱用于对瓶颈工业的投资。然而，艾哈德一派的观点遭到了广泛的反对。联邦财政部部长弗里茨·舍费尔（Fritz Schffer，1888—1967）认为，应当加强国家干预，通过税收手段来保持经济的稳定，突破瓶颈。社民党议员埃里克·诺尔廷（Erik Nlting，1892—1953）则将艾哈德的方案斥之为为投资向大众征税，从工资袋中获取资本。1951年3月12日，德意志工会联合会也对艾哈德的计划进行了强烈的批判。面对多方的压力，艾哈德的建议最终为阿登纳政府否决。

就在艾哈德的计划陷入困境的同时，德国工业联合会（Bundesverb 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简称BDI）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提出了“联邦德国经济形势备忘录”，要求在避免国家干预的前提下，从工商企业界内部自筹资金，完成对基础工业尤其是鲁尔煤钢工业的投资补助。在工商界的积极努力下，德意志工会联合会最终接受了工商界的提案。以该文件为基础，联邦政府制定了《工商业经济投资补助法》草案。在联盟党、自民党及部分社民党议员的支持下，这一草案终于在1951年11月13日为联邦议院通过，成为正式法律。

《工商业经济投资补助法》完善了1948年币制改革中所重建的市场经济制度，它的出台对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例如它明确规定，“如果价格变动只是为了消除公众对市场经济的误解，而不对整体价格水平，尤其是生活质量产生不良影响的话”，1948年4月10日和1949年2月3日所确定的对原材料价格的绑定即不再有效。

二、战后西德重工业产权社会化改革受阻

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坚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则”。但在二战之后，包括英法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都掀起了工业国有化浪潮。英国政府在大刀阔斧地对本国重工业实行国有化改造的同时，有些工党政府成员也提出了对西德煤钢工业产权实行社会化的计划。在这些人看来，私有制是导致德国工业界支持纳粹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想防止这些工业再次成为德国侵略扩张的工具，就必须对它们进行产权社会化改造。

德国80%以上的煤钢重工业都集中在英国占领的鲁尔地区。占领鲁尔后，英国军政府于1945年12月16日和22日先后没收了克虏伯所辖的钢厂和英占区所有的煤矿，为将来这些工业的产权变更作准备。1946年2月1日，贝文在下院宣布：“鲁尔工业不会返还到私人企业主手中，政府希望对它们实行公有化。”1946年10月21日，英国内阁正式作出了将英占区重工业产权进行社会化的决定。为了顺利地完成这一计划，贝文还拟定了三个具体的实施步骤：（1）委任德国托管人；（2）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简称北威州）选举后，建立一个组织，接管产权被社会化的企业；（3）再根据具体情况，对这些工业实行某种国际管制。实际上，早在贝文拟定这三个步骤之前，英国军政府就已经开始在其没收的钢铁工业中任命德国托管人。1946年11月19日，英国决定全面启动该方案的第一步，到次年2月，英占区各主要工业中都已任命了托管人。

鲁尔产权社会化得到了北威州议会中的各德国政党支持。社民党要求对西德重工业产权实行彻底的社会化改造。早在1945年11月，流亡英国的社民党成员就曾提出过将煤钢等主要工业转交国有的建议。后来，英占区社民党领导人维克托·阿加茨（Viktor Agartz，1897—1964）又在党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未来德国“国家将接管投资银行、煤、钢等垄断工业”。1946年12月6日，北威州劳动部长、社民党人奥古斯特·哈尔布费尔（August Halbfell，1889—1965）制定了将煤矿产权转交国家所有的计划。以此计划为基础，社民党公有化委员会在1947年2月2日与北威州政府和工业界、工会代表协商后决定，直到德国中央政府建立之前，占领当局所任命的煤炭托管人应将其主要的管制权力移交给由政党、工业界和工会代表组成的“煤炭委员会”（Kohlenrat），而煤炭工业也应被改组为国有控股公司、公司和矿井三级。在政府保留巨大权力的前提下，由煤炭委员会负责日常经营活动。之后，社民党公有化委员会还要求在钢铁工业中也建立类似的组织。

在1946年9—10月北威州首届议会选举之后，社民党开始集中精力推动州议会通过将鲁尔煤炭工业转交北威州所有的法律。社民党的政策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与基督教工会成员有着密切联系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左派，如雅各布·凯泽（Jakob Kaiser，1888—1961）、卡尔·阿诺德（Karl Arnold，1901—1958）等人，都主张在西德工业产权社会化方面与社民党结成广泛的同盟。即使在保守的阿登纳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后，基督教民主联盟仍然主张一种由中央、地方和私人共同参与的混合所有制产权模式。1947年2月3日，英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通过了“阿伦纲领”，提出了按照混合所有制原则对德国煤钢工业进行产权社会化的方案。方案规定，“公共法人，如国家、州、乡镇、乡镇联合体，进而还有合作社和企业中的实际工作人员，都应分享企业的权力”；“煤矿具有绝对的垄断性地位……应当被公有化”；“大钢铁工业也要走上公有化的道路”。

为了早日恢复对鲁尔煤炭工业行使主权，北威州议会各党团建立了临时的同盟，于1947年8月2日联合签署了“北威州议会对煤矿产权关系的共同决定”：“为了在煤炭经济中建立可靠的法律和经济关系，州议会向军政府请求，取消对煤炭工业的没收，将产权赋予州政府任命的并由州议会监督的德国托管人。”

1948年4月7日，社民党的议案最终被州议会三读通过。然而，这一法案却在1948年8月23日遭到了英国军政府的否决，认为“北威州所处的煤矿是属于国家的财产，因此，所有有着深远影响的政策，只要涉及这些煤矿的产权，也与其他的州相关。所以，军政府支持如下观点，煤炭工业公有化应由德国政府而不是州政府来决定”。英国此时反对在州一级对鲁尔煤炭工业实行产权社会化改造，要将其产权问题留给未来的德国中央政府来决定是有原因的，因为在这些问题的决定权上受制于美国。

以克莱为首的美国军政府却一直坚决反对将西德主要工业公有化。1946年，克莱否决了黑森州的经济社会化法案。这一做法得到了美国陆军部的支持。为了和英国达成妥协，军政府经济部部长威廉姆·德雷柏（William Draper，1894—1974）将军在1947年夏制定的内部计划中提出，将鲁尔煤炭工业产权“冷冻”五年，等自由选举的德国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再由中央政府决定这些工业的归属；在此之前，由军政府任命的托管机构负责煤矿的生产和管理。以此计划为蓝本，克莱制订了内容相同的“托管人计划”（Trusteeship Plan）。

“马歇尔计划”出台后，美国迫切地要求提高鲁尔煤炭产量。为了防止产权的变动对煤产量的恢复造成不利影响，美国国务院与军方达成一致，决定迫使英国尽快放弃在州一级的鲁尔煤矿产权的社会化政策。

1947年8月12日—9月10日，英美召开了专门讨论鲁尔煤炭工业问题的华盛顿会议。由于对美国经济上的依赖，英国此时的谈判地位其实是非常虚弱的。1945年12月6日，英国从美国的借款就已经高达37.5亿美元。到1946年中期，英国的贸易逆差达22.5亿美元，位居西欧各国之首。双占区的成立也并未改善英国的处境，它依旧不得不把有限的美元储备用于为英占区德国人购买粮食。鲁尔煤炭出口所获的利润，远远抵不上英国的占领成本。它在煤炭工业产权问题上屈从于美国也是必然之势。

实际上，在1947年8—9月的华盛顿会议之前，英国自己的鲁尔工业产权社会化政策也已经发生了改变。当以贝文为首的外交部制定了州一级产权社会化政策后，英国政府内部有许多官员都对这一政策表示了不满。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约翰·海德就坚持必须由未来德国中央政府来控制鲁尔，并因此与上司贝文发生了冲突。海德的继任者弗朗西斯·帕肯汉姆（Francis Parkenham，1905—2001）勋爵也明确表示，在产权社会化问题上，他反对贝文的观点。军政府高级执行官迈克尔·贝尔福（Micheal Balfour，1908—1995）少将则指出：“军政府同意公有化政策，绝不是因为他们被这一政策所说服了。”英国军政府是在工党政府上台之前就组建完成的，它的主要官员，如罗伯逊中将、两任经济部部长珀西·米尔斯（Percy Mills，1890—1968）爵士和塞西尔·威尔（Cecil Weir，1890—1960）爵士都和工党的经济主张相左。所以，在贝文苦口婆心地劝说美国接受鲁尔产权社会化政策的同时，罗伯逊却在有意地拖延这一政策的执行。

除了美国之外，法国、低地国家都反对英国将鲁尔工业交给德国政府所有，苏联也对英国没收鲁尔煤钢工业的做法十分不满。就连德国社民党内也有一些人对英国人只在州一级对鲁尔工业产权进行社会化改造的真实用意表示怀疑。处在内外交困中的贝文不得不在1947年春向内阁提议暂缓在州一级上对鲁尔产权进行社会化。因此，在华盛顿会议上，当美国表示愿意取消煤炭工业五年的冷藏期之后，英国代表便于1947年8月24日接受了美国的“托管人计划”。

1947年9月10日，英美在华盛顿会谈公报中公布了对鲁尔煤炭工业产权的处置决定：在尽可能早的时间里，通过合法选举建立德国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决定煤炭工业产权的归属；在此之前，由军政府任命的托管机构负责这些工业的生产和管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军政府于1948年8月拒绝了北威州议会接管鲁尔煤炭工业的要求。1948年11月，英美军政府制定了75号法令，要求在双占区钢铁工业中也建立产权托管制度，并再次强调将鲁尔产权交由未来德国的中央政府决定。联邦德国建立后，美国驻德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 Cloy，1895—1989）于1949年9月14日向国务院建议，保护德国的自由经济，进一步减少西德工业产权社会化的可能。他说：“对我而言，德国的自由企业体系是最符合美国的观点和安全需要的，如果德国工业产权的社会化是新议会的意愿的话，我们不应积极地反对它，与此同时，对其倾向于自由经济的所有政策，我们也不能施加任何影响。”因此，在一份旨在取代75号法令的草案中，麦克洛依公然要求取消有关“工业产权交由未来德国的中央政府决定”的内容。英国认为，这一做法实际上宣告了鲁尔煤钢工业产权社会化的“死亡”。实际上，不仅是保守势力（基督教民主联盟右派、自民党和德意志党），以及原先支持产权社会化的左派，此时也对这一政策的实现丧失了信心。罗伯逊在1950年4月19日报告中说，基督教民主联盟左翼已经在产权社会化方面没有了“动力”。社民党也不得不在1950年承认，1947年华盛顿会议之后，鲁尔工业产权的社会化实际上已经失败。“在‘马歇尔计划’所决定的自由经济背景下，这一政策已无望成功。”

战后鲁尔重工业产权社会化改革的中止，为西德在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下保证私有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西德劳资“共决制”的重建与发展

劳资“共决制”（Mitbestimmung，也译为“参与决定”）是德国的传统，早在19世纪就已提出，1920年魏玛议会通过《企业代表会法》，确立了以企业代表会制为核心的劳资共决合作制度。但是，纳粹上台后，德国的独立工会和企业代表会都被强行纳入专制体系，分别为劳工阵线和“信任者“代表会所取代。二战之后，根据《波茨坦协定》和占领当局的有关规定，德国西占区工会和企业代表会逐步完成了重建工作。

英美占领区的工会重建工作完成得相对较快。在美占区，由于军政府和美国“劳联”的分歧，各州工会重建模式不尽相同。有自下而上完成的，如巴登-符腾堡；有自上而下完成的，如巴伐利亚。而在英占区，工会则是按照英国工联的模式，采取先建立各行业工会，再建立工会联合会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完成了重建。通过10月份的“工业关系第16号令”，英国军政府将英占区工会的重建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1）准备阶段：对工会建立者的政治态度进行审查。举行筹建代表大会并选举理事会；（2）过渡发展阶段：组建相关常设机构并挑选组成人员，制定详细的组织活动章程；（3）建立阶段：组建大区（Groer Raumen）至占领区级的工会，此后便可参与政治活动。与英美占领区工会的快速重建不同，法占区独立工会的重建工作一开始就受到了军政府的有意阻扰。直到1949年2月，还不允许建立占领区一级的工会组织。这钟情况直到法占区并入双占区之后才有所改变。在1949年10月12—14日，三个西方占领区工会代表在慕尼黑召开了德意志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汉斯·博克勒（Hans Bckler，1875—1951）当选为主席，完成了西占区工会的重建工作。

各基层企业的企业代表会是战前德国劳资共决制的主要贯彻机构。1946年4月10日，盟国管制委员会发布第22号令，即《企业代表会法》，宣布重建企业代表会，并要求企业代表会接受占领当局和工会的领导，参加非纳粹化改造。22号法令承认企业劳资共同决定的合法性。有的州宪法也对此予以肯定。一些历来反对劳资共决的企业家迫于形势，也表示愿意合作。但是，以何种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实行“经济民主”和“共同决策”，却存在尖锐斗争。社会民主党的设想包括重工业国有化，在工商会等经济机构中全面确立工人的同等影响，而不仅仅是企业中的“共决”。工会要求与此类似。但是，企业界只在有限的程度上接受企业的共决，反对全面的“经济民主”。

在该法令的鼓励下，西占区各州纷纷公布本州的企业代表会法，迅速开始了企业代表会的重组工作。但是，英美双占区成立后，占领当局却又提出产权和改变企业管理制度的问题必须由全德人民决定，有意搁置企业代表会的发展。直到联邦德国建立后，西德人才在1952年由《企业宪章法》完成了企业代表会制的重建和加强工作。

在西占区企业代表会重建的同时，英占区工会还在西德开创了以监事会（Aufsichtsrat）劳资共决为核心的新的劳资共决制。

1946年底，英占区工会在形成了以劳资共决制为核心的经济民主化政策。这一政策的形成与当时鲁尔工业社会化改革的迟缓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企业代表会拥有参与企业监事会的共决权。但是，鲁尔企业代表会浓厚的共产主义倾向引起了英国军政府的担忧。为了阻止德共势力的发展，军政府对企业代表会的共决权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它虽然可以在管理层面前代表工人及职员的利益，但也必须支持管理层的工作，以实现企业的生产目标。实际上，新的企业代表会只是一个用来调解劳资关系的工具，并不能对管理层的决定，尤其是有关雇佣和解聘的决定进行否决。1946年4月10日，军政府公布了新的《企业代表会法》，正式取消了企业代表会在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第66条第1款中所拥有的一项重要的共决权——通过建议支持企业领导的权力。军政府的政策显然不能满足工会在劳资共决方面的要求。与此同时，占领当局和工业界对鲁尔工业产权社会化的一再拖延，也进一步促进了工会新劳资共决政策的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从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的英占区工会，决心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轻信资本家和当局，而要在工业界恢复元气并重新控制经济之前，使工会被承认拥有与资方对等的决策权。工会已不满足于只拥有参与制定工资这类的共决权，他们要求的是在各级水平上的对等共决。1946年底，英占区工会正式搁置了产权社会化政策，确立了以劳资共决为核心的经济民主化方针，其主要内容除包括恢复和完善企业代表会制外，还包括：（1）通过工人代表对等参与监事会，并有权在经理委员会中任命一名与其他经理具有同等权力的劳工经理（Arbeitsdirektor），在企业中实现劳资对等共决。工会还保证所选举的监事会代表中至少有两人来自企业代表会；（2）在超企业层次上也要实现共决，在1946年12月4日的会议上，工会领导人就提出，要在被改组的工业部门中建立工人代表对等参与的、负责制定整个工业部门改革方针的协商会议；（3）反对建立混合所有制。1946年10月15日，英占区工会领导人汉斯·博克勒在与占领当局下辖的北德钢铁局（North German Ironandsteel Control，简称NGISC）的会谈中，首次提出了在钢铁工业中共享权力的要求。他们认为，“最广泛的工人的共决是有必要的。工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人们迫切地希望能够在各地被邀请参与决策。工人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参与公司的监事会和领导机构”。

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鲁尔的传播和换取工会对非集中化的支持，1947年初，英国军政府接受了英占区工会的建议，在鲁尔的部分煤钢企业中签订了协议，实行企业最高决策机构——监事会中劳资对等参与的共决制，在鲁尔钢铁工业中开创了一种新的共决模式：在公司监事会中，成员由劳方和资方各五名代表，外加一名托管局代表组成；资方代表由四名股东和一名其他人员、劳方代表也由四名雇员代表和一名其他人员组成；三名经理中也包括一名由工会提名的劳工经理。这种模式超越了“企业代表会”，被称为“鲁尔模式”。

第三节 战后苏占区政治经济重建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

一、苏占区社会经济的重建

在德国西占区逐步展开重建工作的同时，苏占区的重建也在积极进行。在进行非纳粹化、民主化改造过程中，逐渐了完成政治重建。与此同时，在军政府的组织下，苏占区也开始了社会经济重建工作。

1945年6月9日，军政府在第5号法令中，将已根据《波茨坦协议》对版图作出相应调整的占领区划分为五个部分，即梅克伦堡、萨克森、图林根三个州和勃兰登堡、萨克森安尔哈特两个省（原普鲁士州的地方行政单位称为“省”），并决定在这些地方建立军政府的分支机构。军政府还起用德国人组建临时的地方管理机构，甚至还任命了这些管理机构的“主席”“副主席”。这些临时性的地方机构后来就逐渐发展为各地方政府。1947年2月25日，盟国管制委员会通过第25号令，决定撤销普鲁士州。6月21日，苏联军政府根据这一命令颁布军政府第180号令，宣布改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安尔哈特省为州，赋予它们和苏占区其他三州一样的权力和地位。

英美双占区成立后，苏联开始加强苏占区各州和省之间的联系，促进占领区机构的中央集权化。1945年9月13日，苏联军政府发布命令，决定在军政府之下设立交通等11个中央管理局，对全占领区内的经济、社会事务进行统一管理。1945年11月，苏联军政府在和苏占区德国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负责人谈话时曾明确指出，准备让这些机构参与占领区的经济计划与管制。但是，由于战后的经济困难，军政府实际上一直未能将地方管理机构纳入全占领区统一的经济管理之中。直到英美双占区成立之后，苏联军政府才在1947年2月决定“讨论各州政府、省政府和工业、原材料、能源、贸易等中央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问题”。三个月后，军政府正式决定，中央管理机构在执行相关命令时要将各地方纳入考虑之中，这就为苏占区各州的中央集权化铺平了道路。1952年时，民主德国取消了五个州一级的国家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政治控制。

苏占区是战前德国的东部农业地区，工业尤其是基础工业相对不够发达。1936年，苏占区各工业产值占全德的比重为：机械制造31%，造纸及印刷32%，纺织37%，而钢铁和煤炭则分别只占6%和2%。二战末期，在盟军的狂轰滥炸和苏军强大的地面攻势之下，苏占区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二战之后，由于苏联企图通过赔偿来削弱德国并恢复本国经济，苏占区被迫要向苏联支付比其他占领区更多的赔偿。这些不利因素给战后苏占区的经济和社会重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为了加强对苏占区的经济管理，清除纳粹经济的余孽，苏联军政府在占领区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1945年7月23日，苏联军政府下令没收占领区的银行，并授权德国地方管理机构组建新的信贷机构。军政府还授权地方管理机构依法接管部分德国企业和进行土地改革。以萨克森-安尔哈特为例，1945年6月该省共有1861个企业被没收，其中1002个被改组为省政府所有的国营企业。9月，该省地方政府又下令，凡超过100公顷的土地将一律没收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此外，苏联军政府还将200个重要的大企业直接接管在自己手中，并设立13个苏联控股公司进行管理。到1947年时，国营企业和苏联控股公司共占苏占区工业生产总值的56%，1949年时则高达69%，而且集中在能源、煤炭、机械制造、纺织等关键行业。苏占区企业的公有化为这些企业将来转交民主德国政府所有奠定了基础。

由于苏占区经济恢复缓慢，1946年8月，苏占区经济财政管理局局长、统一社会党成员布鲁诺·洛伊施纳（Bruno Leuschner，1910—1965）明确要求为苏占区制定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英美双占区成立后，苏联也希望加强对苏占区经济的控制。在统一社会党和苏联军政府的推动下，来自各州和省的经济部门负责人和相关中央管理部门负责人在1947年2月召开会议，专门就统一苏占区经济计划问题展开讨论。以这次讨论为基础，苏联军政府于1947年6月4日公布第138号令，宣布由苏占区工业管理局等五个中央管理部门领导人组成德国经济委员会（Deutsche Wirtschaftskommission），全面审查占领区的经济发展计划并充当各州之间的协调人。军政府还将苏占区自由德意志工会（Frei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和农民互助联合会（Vereinigung dergegenseitigen Bauernhilfe）也划归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

在西方紧锣密鼓的筹建西德国家之时，苏联军政府也决定加快东德国家的重建。1948年2月12日，军政府下令从组织上加强德国经济委员会，同时经济委员对苏占区境内所有具有国家机关性质的德国机构进行指导和监督，尤其是协调各中央经济管理局的工作。3月8日，这些负责经济事务的苏占区中央管理局正式转变为经济委员会之下的“部”（Hauptverwaltung）。4月14日，经济委员会向军政府报告说，他们已做好准备“为整个苏占区负责”。23日，军政府颁布法令，将各州所有的大型国营企业转交占领区所有，并按行业成立中央国营企业联合会，对其进行领导。剩下的国营企业也将统一划归州国营企业联合会领导。到1948年6月15日，共成立了75个中央国营企业联合会，涵盖1764个单个企业约50万名职工。在2800个国营企业中，有1800个完全脱离了各州的管辖。同时，经济委员会还下令各州政府新建八个部门，并对其中四个与经济相关的部门给予直接领导。此后不久，经济委员会又先后将信贷和科研部门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1948年11月27日，苏联军政府又下令扩大经济委员会代表性，吸收政党和群众组织参加，人数由36名提高到101名。在经济委员会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德国统一社会党一直保持着在这一机构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甚至将委员会看成是自己的执行机构。

1948年，苏占区制定了两年经济计划，规定生产水平达到1936年的81%，工资提高12%—15%。1949年初，经济委员会又制定了更为详细的经济发展方案。之后，委员会陆续将农业、铁路、商业等置于自己的管理和监督之下。随着经济委员会权力的不断扩大，苏占区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斯大林经济模式。而经济委员会也成为了后来东德国家机关的雏形。

在苏占区政治经济权力不断集中的过程中，重建的苏占区各社会团体也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1945年6月10日，苏联军政府颁布第2号令，允许反法西斯社会团体在占领当局的严格监督下实现重建。根据这一命令，一系列苏占区社会团体，如自由工会联合会、农民互助联合会、自由德国青年联盟（die Freie Deutsche Jugend）等先后成立。不过，随着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政治经济模式的形成，这些社会组织也难逃被纳入到这一模式的命运。

以苏占区自由工会为例。战前，德国存在多种工会组织，力量分散。这是工人阶级未能在1933年阻止纳粹上台的重要原因。二战结束后，苏占区工会也和西占区工会一样，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重建过程。1945年6月15日，大柏林自由工会召开“预备工会委员会会议”，明确提出反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恢复雇员的共决权、对劳动者进行再教育等任务。7月8日和8月7日，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省的工人代表和工人政党代表也相继召开了筹备工会重建的会议。1946年2月9—11日，自由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选举出了45人组成的苏占区区理事会。不过，自由工会内部斗争激烈，德共和社民党都在争夺对工会的控制权。

1947年4月，自由工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柏林社民党代表要求按照德国传统保持自由工会的独立性，反对参与政治。而统一社会党代表则表示，自由工会必须与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必须成为未来德国国家政权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在苏联和统一社会党的强大压力下，大会通过了瓦尔特·乌布利希提出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纲领，并选举了自由工会的全国领导机构。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自由工会被置于了统一社会党的绝对控制之下。

自由工会重建后，也曾一度主张在苏占区企业中恢复德国传统的企业代表会制。然而，随着1947年后苏占区经济的中央集权化和企业改组的展开，企业代表会的存在也逐渐失去了意义。自由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决定解散企业代表会，其职能由企业领导机构（BLG）接管。国营企业联合会建立后，基层企业职员和工人在企业中的共决权被进一步缩小，只是在企业领导层还象征性地保留着职工代表。

与自由工会类似，苏占区其他主要社会团体也都被统一社会党吸纳进入“反法西斯同盟”，受到了严格监督和控制。社会团体独立性的丧失和共决制的取消，是苏占区走向苏联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

为了对西方筹建西德国家的举动进行反击，苏联加快了东德国家重建的步伐。不过，苏联在筹建东德时，“并没有完全放弃让他们统一的政策。在1949—1950年，他们在德国问题上的宣传基调是统一与正义的和平。这一口号被人们解释为，为了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德国国家，不惜撤退占领军”。

1948年3月17和18日，即1848年革命100周年之际，苏占区在柏林召开第二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德国统一和在德国实现全面和平的问题。大会选出了由400人组成的“德国人民委员会”（Deutsche Volkskomitee），作为临时常设代表机构。10月22日，“德国人民委员会”通过统一社会党提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草案。

1949年3月4日，苏占区“德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听取了制宪委员会提出的宪法报告。3月18—19日，“德国人民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柏林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决定提交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3月19日，德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威廉·皮克致函波恩的议会委员会和法兰克福的西占区经济委员会，建议于4月8日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实现德国统一的方式和手段，讨论早日达成和约与撤出占领军”。但是，这一建议却遭到西方盟国和西德的拒绝。4月20日，威廉·皮克再次向苏占区选民呼吁在德国实现统一与正义的和平。两天之后，西占区三国军事长官发表联合声明，指责苏占区即将举行的选举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些选举的“目的是为了使德国沦为共产党的统治”。5月12日，西占区通过了议会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并公布了《占领法规》。

为了反击西方，苏占区根据“德国人民委员会”的建议，于1949年5月15—16日举行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苏占区参加选举人数12887234人，占选民人数95.2%。5月29—30日，当四国外长在巴黎开会继续讨论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时，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苏占区柏林国家歌剧院召开，共有2088名代表到会。大会批准了3月19日经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宪法，宣布德国为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会议发表一项宣言，呼吁以《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协定》为基础缔结和约，通过建立全德临时政府实现德国统一，废除占领区在贸易、货币和运输方面的壁垒。大会还选举出了一个由400名委员组成的新的德国人民委员会，并要求派遣一个代表团列席巴黎外长会议，以便宣示自己的合法地位。提名的列席人选中包括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威廉·皮克和奥托·格罗提涅。这一建议当然也遭到西方三国外长的拒绝。

1949年9月21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政府于10月1日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谴责三国占领当局分裂德国的一连串步骤违背了《波茨坦协定》，而西德政府的成立，则“更是美英法三国政府三年来奉行的分裂德国政策之新的更广泛的表现”。苏联在照会中再次呼吁早日实现德国统一，认为波恩分裂政府“在德国造成了新的情况，这使得实现下列任务特别重要，即恢复德国的统一，使之成为一个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并保证德国履行四国波茨坦协定所加诸它的义务”。

1949年10月7日，“德国人民委员会”作为德国最高权力机关在柏林举行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成立临时议院与组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决议，宣布自身为临时人民议院，行使最高立法机关和监督政府的职权。临时人民议院决议在当天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布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生效。四天后，临时人民议院授权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奥托·格罗提涅组织政府，并和州联合议院一起选举威廉·皮克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当天，苏联政府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一事通知临时人民议院主席团和格罗提涅，宣布“苏联政府准备将以前属于苏联军政府的行政权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时宣布成立苏联管制委员会代替苏联军政府。

1949年10月12日，格罗提握接受皮克委托组阁，内阁成员包括副总理3人、部长14人。各党派参加组阁的比例为：德国统一社会党8人、基督教民主联盟4人、自由民主党3人、农民民主党1人、德国民族民主党1人和无党派人士1名。担任第一副总理的是兼任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的瓦尔特·乌布利希。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德国的领土上相继成立，并分别被置于西方三国和苏联的监督之下。美苏两国在易北河两侧的德国领土上布下重兵，将两国边界变成了东西方对抗的前沿阵地。超级大国的对德政策不仅加重了德国人民的苦难，也大大加深了欧洲的冷战与分裂。

第二编　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1949—1990）

第五章 两个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1949年德国分裂后，东西两部分分别建立了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行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称为“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经济上则是基于私有制和市场原则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第一节 “西方模式”的联邦德国：“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

联邦德国是在冷战背景下，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帮助下建立的。她是德国历史上继魏玛共和国之后，第二次建立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不过它吸收了魏玛共和国的经验教训，其西方式政治和经济体制也有自身的特点，尤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颇具特色，学术界有时称之为“第三条道路”或“莱茵资本主义”。几十年中，联邦德国政局几经演变，但基本政治与经济体制未变，并长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发展局面。

一、《基本法》和政治体制

1949年制定后来几经修改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简称《基本法》（Grundgesetz），规定了联邦德国基本的政治体制，常被称为“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其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几条，即议会民主制；“法制国家”或“社会的法制国家”；权力分割与制衡，包括联邦制度等。

《基本法》第一章规定了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民主权利，有50余项，包括全面保障人的尊严和人权，人民自由发展其个性，人身自由，在法律面前平等，男女平等，信仰自由，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迁移自由，择业自由，住宅不受侵犯，保证财产和继承权等，还有个人出于良心的原因而拒服兵役的权利，对于企图废除宪法秩序者的“抵抗权”。这些规定，是“作为直接有效的法律，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把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放在第一章，与德国以往的宪法都有所不同。例如1919年的《魏玛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被列在第二章，同时又允许总统在关键时刻可以拥有特别权力，可以限制或取消公民的权利。这在后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基本法》的制定者决心吸取教训，把维护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与此同时，《基本法》也规定个人的自由发展必须“不侵犯他人的权利或危害宪法秩序和道德规范”，要受有关法律的限制。人们享有的自由民主权利不能被用来反对“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例如个人邮政和通讯的隐私不受侵犯，但可以根据法律加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应受到一般的法律规定、保护青少年的法律规定和个人名誉权的限制”。1970年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宣称：“联邦共和国及其自由宪政秩序的存在是一种居优先地位的合法利益，为有效地保护它，如属绝对必要，可以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特别重要的是，宪法……支持一种‘斗争性的民主/防卫性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wehrhafte Demokratie），不许滥用基本权利来攻击自由的国家秩序。”“不许宪法的敌人危害、损伤和破坏国家的存在，却又要求保护《基本法》赋予他的基本权利。”

《基本法》宣称“全部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它由人民通过选举和公民投票的方式，以及通过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专门机构行使。”国家立法机构是两院制的议会，即联邦议院（Bundestag）和联邦参议院（Bundesrat）。联邦议院是联邦最高立法机构，它制定和通过法律，包括修改或补充《基本法》（以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的2/3多数通过），与联邦参议院一起批准涉及州的和联邦性质的法律（包括政府预算），选举和撤换联邦总理，批准对外条约、审查联邦政府的政策、参与选举联邦总统等。联邦议院是立法系统的中心。通常由联邦政府提出立法创议，联邦议院通过立法。联邦议院也有立法创议权。联邦议院议员根据“普遍、自由、平等和秘密选举”的原则，依照法定的程序，选举产生。议员每届任期四年，并按党派组成议会党团（Fraktion）。按规定，议员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不受委托和指令的约束，只服从自己的良心”。但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议员中有1/3来自各利益集团，议院的主要职务由职业政治家担任，他们会对议院活动施加影响。议员们往往希望尽量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地位，或受到其他的诱惑。各党也要约束本党议员，影响其在议院的活动。这些都可能使议员难以“只服从自己的良心”。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2015）曾经长期担任联邦议员，他后来说：“联邦议员受到政党机器的压力而屈从的例子不在少数，这种压力是无形的但却是有效的。”

联邦参议院由各州的代表组成。参议院议长由各州州长轮流担任。联邦参议员须反映各州政府、执政党或政党联合的主张或要求。一般认为这种模式能制约联邦政府，维护各州的权益。联邦参议院没有单独立法权，但它参与联邦立法，拥有立法创议权和立法审议权。例如，修改《基本法》必须同时得到联邦议会两院的2/3多数通过，联邦参议院对某些联邦立法，尤其是涉及联邦财政和各州行政的立法有“绝对否决权”，对联邦与各州发生的争端有仲裁权，以及其他一些权力。如果联邦议院的立法遭到联邦参议院否决，通常需要寻求妥协并修改法案，除非联邦议院重新投票，并以绝对多数压倒参议院的否决。若参议院以2/3多数反对某项立法，则联邦议院也要2/3多数才能重新通过。据统计从建国到1990年，联邦参议院曾经80多次行使绝对否决权，有近40项联邦立法因而未能通过。在所谓“立法紧急状态”下，遭联邦议院否决的法案，也可经联邦参议院通过而成为法律。联邦与各州权力互相制约，目的是阻止权力过分向联邦集中，保障各州的权益。在重大问题上争取联邦参议院的同意与合作，成为联邦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

《基本法》规定，联邦政府是全国的最高行政机构，由联邦总理（Bundeskanzler）和各部部长组成。联邦政府的任务是执行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通过的立法和决议，处理外交、国防、货币、海关、铁路、航空、邮电等政策事项。经济、环保、住宅建设等由联邦和各州共同管辖。联邦总理是最高行政长官。联邦政府由议会产生，由获得联邦议院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党联合组成。联邦总理由联邦总统与联邦议院各议会党团协商后，提出候选人，再由联邦议院选举产生，经联邦总统任命，并组织政府。联邦政府每届任期四年。联邦议院可以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投票”（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而罢免联邦总理。在新总理获联邦议院同意后，即解散原政府和组织新政府。“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曾不止一次导致政府更迭：例如，1972年由联盟党向联邦议院提出，针对勃兰特（Willy Br and t，1913—1992）总理，但未达目的。1982年联盟党又提出针对施密特总理的“建设性不信任投票”，结果迫使施密特下台。联邦总理府作为行政部门的核心，对联邦议会负责，拥有广泛的权力。他负责确定政府的施政总纲并加以实施；决定各部的设置，提出部长和高级官员人选；可要求联邦议院提前开会，可提请总统解散联邦议院；裁决内阁中出现的分歧。在“紧急状态”下还可不经联邦议院而颁布法令。《基本法》强化了总理权力，故有“总理民主制”之称。由获得议院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内阁，政府的政策或立法建议在议院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行政权力的加强在现代西方是普遍现象，德国人又有偏好强有力国家的传统，同时也吸取了魏玛共和国政府频繁更迭，人们对民主制缺乏信心，结果有利于纳粹上台的教训，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既能保持法律和秩序，又能提供经济繁荣，才能取得大众的信任。在联邦德国早期，即康拉德·阿登纳时期，“总理民主”体现得最为明显，一是由于阿登纳的巨大威信；二是他带有家长式和威权主义特点的行事风格，较为投合许多尚未习惯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德国人的偏好；三是因为当时联邦德国的特殊处境和阿登纳政府克服困难取得的内政外交成就，增加了人们的信心。当然总理的权力也是有制约的。他要受制于联邦议会；在联邦制下，联邦的行政权受到限制；由于经常出现联合政府，总理必须善于协商和妥协。到阿登纳之后，“总理民主”的特点就不再那么鲜明了。

在加强总理地位的同时，《基本法》规定联邦总统是国家最高代表。联邦总统任期五年，不由选民直接选举，而是通过联邦议员和各州代表组成的联邦大会选举产生。于是总统的产生既受制于议会和政党，也受制于各州。总统没有行政权力，其职权包括任免联邦总理、各部部长，签署、颁布法律和法令，解散联邦议院，宣布提前大选，任命使节，签署条约等。不过这都是程序性的、象征性的权力。总统不参加政党活动，可以利用相对超脱的地位和有限的职权施加影响，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起关键性作用。总统实际上是个礼仪性的“虚位元首”，也是吸取了历史教训。魏玛宪法设立了一个强势的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而且权力过大，后来在危机时期对魏玛共和国的颠覆起了重要作用。《基本法》把国家权力的重心置于议会和政府，是要防止强势的总统权力构成对议会和政府权力的挑战。

“法制国家”（Rechtsstaat）或“社会的法制国家”（sozialer Rechtsstaat），也是联邦德国的立国原则。“法制国家”强调法律高于一切，国家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法律框架，政府、政党团体和个人的一切行为均以法律为准绳，受法制的约束。《基本法》规定：“立法受宪法秩序的限制，行政和司法受法律和正义的限制。”“司法权授予法官；司法权由联邦宪法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和本基本法规定的各联邦法院及各州法院分别行使之。”法官独立行使职权，只服从法律，政府机关或任何人不得干预法官事务。法官的地位受《基本法》保护。联邦一级的法院设联邦宪法法院和五大专门高级法院，即联邦普通法院、联邦行政法院、联邦财政法院、联邦社会法院和联邦劳工法院，加上各州和地方的法院，如高级法院、县法院、区法院等，共同构成联邦德国的司法体系。“社会的国家”也被称为“福利国家”。在联邦德国理论界，有“法制国家”与“社会国家”的争论。保守派倾向于强调前者，说国家就是为自由市场社会提供秩序和法律保障，左翼—自由派则重视后者，即福利国家方面。在实践中，不同政党和政府对两者会有不同的侧重，但总体上是兼顾和结合的。

值得提到的是联邦宪法法院（Bundesverfassungsgericht）。它被称为“宪法保卫者”和“联邦体系的仲裁者”，其法官半数由联邦议院选任，半数由联邦参议院选任。设立宪法法院的初衷是，鉴于德国的历史，通常的议会和司法制度不足以保护“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需要一个机构来负责对《基本法》进行统一的解释，以防止违反、曲解和滥用宪法的行为，维护基本的宪法秩序和公民权利。该法院审理联邦与州之间、各州之间、联邦机构之间有关权力和责任的争执、联邦法律或各州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等案情，涵盖相当广泛，包括联邦和州的税收、社会政策、刑事和公安领域、经济与贸易领域等。如果有关立法或条约等被认为不公或不当，可以提请联邦宪法法院裁决。如果某立法或条约等被裁决为“违宪”，则不能生效，或须予以废除。这种裁决对联邦和州的政府、法院及各社会团体都有约束力。例如阿登纳政府要求对当时的共产党和纳粹残余组织实行党禁，就是经联邦宪法法院裁决而实施的。20世纪70年代联邦宪法法院曾就禁止激进分子担任公职、妇女堕胎权、高等教育改革等法律法令，与民主德国彼此承认和改善关系的条约是否违宪等，作出裁决。联邦宪法法院就联邦和州的争论作出裁决，则可以在联邦和州之间发挥制衡的作用。个人如果认为其基本权利遭到国家（联邦或州）或任何机构的侵犯，也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申诉。同时，多数的联邦州也建立了宪法法院，以解决本州的宪法和法律争端。

联邦制是联邦德国的一项基本制度。历史上德国曾长期邦国林立，各地有强烈的自主传统。1871年后的第二帝国和后来的魏玛共和国，都是实行联邦制，但集中倾向比较明显。二战后制订《基本法》时，对于实行联邦制还是单一制，以及联邦和州的权限划分上发生过争论。社会民主党曾主张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利于德国的统一，并希望以其完备的组织和政治影响成为全国的优势力量。基督教联盟党主张联邦制。西方占领国担心中央集权的德国可能再度威胁和平，故而在筹建西德国家时主张建立一个联邦形式的政府，充分保障各州的权利。《基本法》规定各州是相对独立的实体，各有其宪法及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联邦法律高于州的法律，同时联邦和州权各有范围，实行所谓“辅助性原则”。各州应执行与其自身事务有关的联邦法律，但《基本法》另有规定或允许者除外；在指定由联邦立法的领域之外，由各州行使立法。大体有几种情况：一是联邦“专属立法权”领域，如外交、防务、联邦公民权、护照与移民、货币（后来货币发行权上交欧盟）、关税和货物自由流通、邮政和通信、联邦铁路与航空等。二是联邦和州“并行立法权”领域，包括刑法、民法、结社和集会、公共福利、难民事务、道路交通等，只要联邦没有立法，各州就可立法。三是联邦制定一般框架性立法，各州制定具体实施性立法，如高等教育、公务员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土地分配和地区规划等。四是各州“专属立法权”领域，有文化事务（包括教育、广播、影视等）、医疗卫生、警察等。在财政上实行联邦、州和地方分税制，联邦征收的有消费税（不包括啤酒税）、关税和流转税等，州和地方政府征收财产税、汽车税、啤酒税、土地税等。所得税和公司税在联邦和州之间分配。为了缩小各州生活水平差距，较富的州要向较穷的州转移支付部分税收收入。

在联邦德国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联邦权力强化的情况。建国几年后，盟国结束占领，联邦德国成为主权国家，得到了外交和防务权，各州则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60年代后强化联邦权力的倾向更加明显。1967年的经济《稳定与增长法》（Stabilitts-und Wachstumsgesetzes/Stabilittsgesetz）使联邦获得新的宏观干预经济的权利，并要求联邦、州和地方“协调行动”（Konzertierte Aktion）。1968年联邦议院通过《紧急状态法》（Notst and gesetze/Emergency Acts）使联邦政府可在“非常时期”采取行动，甚至颁布法令。1969年修改《基本法》规定将一些原属州权但具有全局重要性的事项作为联邦和州的“共同任务”，如扩建高校、改善区域经济结构、海岸保护等。在这些领域联邦有立法权，联邦和各州分担开支。70年代的《高等教育框架立法》（Hochschulrahmengesetz）强化了联邦在教育领域的权力。据研究，1949—1984年间有35项法律对《基本法》进行修改，其中不下24项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联邦秩序。在财政上，出现了各州越来越依赖联邦的现象。如联邦政府对高校改革、改善地区经济和农业出资，也越来越多地介入本属州权的事务。为了处理越来越突出的环境问题，1986年成立联邦环境部，也可能扩大联邦的权力。总之，联邦不仅获得了新的专属权力，还获得了新的共享权力。有学者认为这是“工业社会必然产生的集中化趋势”。各州几乎不可能实现自己独特的发展，其政治职能“已经降低到仅仅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整个国家权力的地步”。但是，《基本法》规定了联邦制的不可侵犯性。在既要保持州权又要加强全国协调的情况下，则由各州代表开会（如文教部长联席会议），达成“州际协定”（Staatsvertrag），再由各州实施。联邦参议院参与联邦立法，并对直接关系各州利益的立法拥有否决权。各州还有可能不执行联邦的决定。当州与联邦由不同政党执政时，尤其可能如此。70年代联邦政府对教育提出批评和改进建议，各州文教部长会议通过决议，主张加强教育方面的协调统一，同时强调这不能影响各州的宪法权力，对各州法律没有约束力。联盟党掌权的巴符州等五个州在1978年宣布“不赞成联邦政府报告中任何涉及通过修改《基本法》而集中教育权力的结论”。联邦与州的纠纷由联邦宪法法院裁决。

联邦德国将政党的地位宪法化，故有“政党国家”（Parteienstaat）之谓。这与19世纪的德国颇为不同。那时的国家理念是黑格尔主义和传统观念的混合物，以国家为高高在上的“自在之物”，它决定社会的一般利益。贵族、官僚和军界精英构成权力集团，自成体系。政党只是平民社会多样性的一种体现，政党和议会都遭到轻视。二战以后，旧的权势集团没落了，旧的国家观念受到冲击，议会和政党成为新制度的支柱。获得议院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合）组成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按照《基本法》和1967年的《政党法》（Parteiengesetz），政党是“自由和民主基本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政党具有宪法性的地位和职能，它们“在公共生活的各领域中参与形成国民的政治意志”。政党可以自由建立，其组织必须符合民主原则，要公开其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活动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同时受其约束。联邦德国努力使各党派，无论朝野，都纳入合法的政治进程，并使寻求妥协和共识成为政治进程的核心和特点。如果有政党旨在推翻“自由和民主基本秩序”，则联邦宪法法院可以裁决其“违宪”，予以取缔。它曾不止一次地行使这种权力。

为满足政党政治活动的经费需要，联邦德国对政党实行国家补贴。到80年代中期，国家给政党的补贴每年达1.5亿马克以上，以“促进党的政治教育工作”的名义给予。但是，政党接受私人或公司捐款也持续增长，“权钱交易”时有发生。1975年一家公司充当资助基民盟的渠道一案，使这种情况曝光。80年代期间，多位来自联盟党和自民党的前任和在任的部长或议员等，因涉嫌收受贿赂，帮助弗利克康采恩（Flick-Konzern）逃税，受到司法调查。1983年联邦议院通过法律，对政党财务和捐款予以更严格的规范，要求各党年报不仅要说明资金来源，也要包括具体的开支情况，并对违规捐款行为予以制裁等。尽管如此，政党与经济界“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和“权钱交易”并未杜绝。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国历史上有军国主义传统，军队在国家生活中地位特殊。二战和战后初期的非军事化，沉重打击了德国旧军队及其价值观。联邦德国建立后，先是建立武装警察，1955年开始正式建立联邦军队（Bundswehr），随之制定了《义务兵役法》（Wehrpflichtgesetz）。由于反军国主义思潮强大，当权者也不希望旧军队复活，旧的“军队是国家的学校”理念被放弃了。新的理念是，军队不应是一个封闭的团体或“国中之国”，而是要纳入国家与社会的民主结构，按照民主精神教育和训练；军人应是“穿制服的公民”（Staatsbürgerin Uniform/Citizenin uniform），具有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军队内部要消除奴隶主义和军事专横，保障军人权利，尊重士兵，鼓励自我思考和主动精神；实行所谓“内部领导”（“Innere Führung”）原则，要求既保证士兵履行义务，又保障其权利。《义务兵役法》和《基本法》规定禁止侵略性战争，军队只能在《基本法》允许的范围内才能动用，只有联邦议院在征得联邦参议院同意并以多数通过，才能决定国家处于“防御状态”。1956年制定的《士兵法》（Sodatengesetz）、《军人申诉法》（Wehrbeschwerdeordnung），还有国防部颁布的《中央兵役条例》（Zentrale Dienstvorschrift）等条例和指令等，对军队和军人的责任、权利、行为规范等作了规定：忠诚为联邦共和国服务和勇敢保卫德国人民的自由；承认并保卫《基本法》规定的“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上下级互相尊重信任等等。联邦议院设有“军事专员”（Wehrbeauftragter），听取士兵申诉，进行相关调查并向联邦议院报告。《基本法》规定“联邦国防部长对武装部队拥有命令权和指挥权”。70年代初联邦军队总监（Generalinspekteur der Bundeswehr）加入了国防部领导班子，但同时将陆、海、空三兵种皆置于国防部长的领导之下，目的是避免像魏玛共和国时期泽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1866—1936）那样军人拥有全面指挥权的情况。围绕“穿制服的公民”和“内部领导”原则曾发生争论。1964年有报告说，如不采取补救行动，国防军可能发展成一种拥有现代武器却以过去的精神受训的力量，军官团内存在强烈的反对“内部领导”和“公民军人”观念的情绪。70年代施密特任国防部长，走马上任就不得不让一位将军退休，因为此人声称“穿制服的公民”是一种伪装，应予推翻。不过人们一般认为，联邦军队已显示了对民主秩序的忠诚，并遵守“穿制服的公民”的概念。

经过了纳粹统治的严冬之后，联邦德国建立了西方式“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长期以来，一些德国文化精英曾认为民主是舶来品，与德意志精神不符，不会在德国土地上生根。魏玛共和国的覆灭，就与德国人（尤其是“民族保守派”）的这种观念有关。所以联邦共和国成立后，能否巩固和发展，人们怀有疑虑。在其早期，反苏反共压倒一切，保守派当道，不少前纳粹分子获得重用。许多德国人怀旧，对新制度只是“容忍”和“默认”。不少人与纳粹及其政权有过“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思想难以一时彻底改变。纳粹残余势力也不时沉渣泛起。所幸西德主流精英吸取了历史教训，而随着经济发展与政治恢复的成就，民众对新制度的信心和认同逐步提升。尽管左翼—自由派与右翼—保守派围绕重大问题争论不休，但都宣称要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1974年，当《基本法》颁布25周年时，有评论指出：“民主制度需要传统，为此25年是太短了一些。但是，已经逝去的时间足以说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德国人对他们的宪法是满意的。”70年代晚期有民调表明，民众对现行制度的认同、支持和信心都比较高。70%以上受访者认为现行制度是“最佳的国家形式”，且运转良好，有困难可以在现有框架内解决，不必另寻他途。

二、联邦德国政党体系及其演变

联邦德国是多党制的国家。力量较强大的政党有：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基社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和较晚建立的绿党（Die Grünen）。力量较小的有：左翼的德国共产党（50年代遭取缔）、60年代重建的“德国的共产党”（Deutsche Kommunistische Partei/DKP），亦称“新德共”。极右的有社会帝国党（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SRP）、德国民族民主党、共和党（Republikaner，自称“新右派党”）等。此外还有些小党曾经存在过，后来消失或被其他党合并了，如德意志党（Deutsche Partei/DP）、巴伐利亚党（Bayern Partei/BP）等。“被驱逐和被剥夺权利者集团”（Block der Heimatvertriebenen und Entrechteten/BHE）在早期曾以“全德集团”名义竞选，后来就只是作为压力集团而存在。

不同党派各有其意识形态、社会基础、纲领和政策主张。基民盟和基社盟在联邦德国政治光谱中属于“中右”的保守派政党，它们是彼此独立的党，但长期合作，故被统称为“联盟党”（Unionspartei）。基民盟是在战前中央党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的。基社盟则主要活动于巴伐利亚州。两党都持基于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理念，并吸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基社盟领导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1915—1988）称他的党“既是一个植根于基督教社会土壤之中的、自由的保守党，又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的基督教—社会性的保守党”。基民盟也大体如此。不过基社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更加保守，教权主义色彩相对浓厚。这两个党又都受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影响，主张必要的“社会性”改革。例如基民盟初建时，曾宣称“支持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要走“介于教条式的自由主义和教条式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1947年在其《阿伦纲领》（Ahlener Program）中，又说要“结束私人资本主义不受限制的统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分散大联合企业，消除垄断，实行煤钢等重工业国有化，重新定义劳资关系，实行经济计划和指导等。此后，该党转向基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亦赞成经济政策的“社会”方面。联盟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和企业界的政党，同时也宣称是“全民党”（Volkspartei），其成员和支持者中有工人、职员和家庭妇女，但多数属于大企业家、大农场主、银行家和他们的代理人，以及属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员。例如1973年基民盟成员中，体力劳动者占11%，而白领和文职人员占39%，独立经营者（专业人员、独立业主和农场主）占28%。基社盟成员的情况与此相近。1976年基民盟的支持者中，工人占23%，“新中产阶级”占44%，“老中产阶级”占19%。各大企业家团体是联盟党最有力的支持者。在历届联邦议院的选举中，联盟党的得票率一般在40%—50%之间。只是在1957年的选举中得票率超过50%，独自获得绝对多数。

社会民主党原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19世纪末走上议会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魏玛共和国）起过重要的作用。后来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又有光荣的奋斗史。战后于1946年重建，成为德国最有影响的政党。当时的领导人库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1895—1952）是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有崇高的威望。该党宣称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对内实行广泛改革，包括重工业国有化（社会化）、经济计划和“经济民主”等，对外反对加入西方集团和重新武装，坚持德国的统一。但那时许多德国人将社会民主党的经济主张与纳粹统制经济混为一谈，加之冷战激化和西方反苏反共高潮，社会民主党的主张无法实现，并在大选中接连失利。该党迫于形势，调整纲领和主张。在1959年通过了新纲领，即《哥德斯贝格纲领》（Godesberg Program）。其中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是宣称“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是“思想自由的党”和“人民的党”，强调“反对任何专政，反对任何极权的和权威的统治”，拥护《基本法》，接受“社会市场经济”，“尽一切可能开展竞争，按一切需要实行计划”。要在宪法范围内争取社会公平，反对经济权力的集中和滥用，实现公正分配，将企业的“共决制”推而广之，加强社会福利制度。随后在重建武装力量和加入西方集团的问题上，也不再持反对意见。于是，社会民主党就大大缩小了与联盟党的差别，成了追求现存体制内改革的“中间政党”。主张改革的维利·勃兰特曾强调，决不能放弃这个“新中派立场”，否则就不能取得政权。另一改革派人士表示：社会民主党不是要反对国家，而是反对错误的政策。党的目的是要“管理这个国家”。这一变化，有利于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和争取选民，此后该党在几次联邦议院选举中，得票率持续上升：1961年36.2%，1965年达39.3%。1969为42.7%，到1972年达到45.8%。该党的党员和支持者成分发生变化，属于“中间阶层”的成员增加。例如在新党员中，职员和公职人员1960年占21.2%，1969年上升到33.6%，1972年则达到34%；独立经营者、自由职业者和脑力劳动者在1960年占7.7%，1969年上升到13.4%，1972年进一步上升。党员中的体力劳动者在1952年占45%，1973年降至26.4%，1991年又降至25.5%；白领和文职人员在1952年占22%，1973年达到31%，1991年达到37.2%。青年学生加入该党颇为积极，学生党员在1966年仅占党员的1%，1973年达5.7%，1991年达6.6%。

自由民主党成立于1948年，前身是战前的德国民主党和德国人民党等自由派政党。自由民主党在1949—1990年的12次联邦选举中，得票率常在5%—10%之间，只有四次超过10%。该党称其继承18世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及1848年德国革命时的自由派传统，实行“中间路线”。1946年英占区自由民主党纲领强调私人财产、自由企业和市场竞争，维护公民权利，同时实行社会政策，公平分配财富，必要的经济计划与指导，反对滥用经济权力。该党不赞成联盟党的教权主义倾向，也反对社会主义和任何“极权主义”。对外主张西方联盟和欧洲一体化，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该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农场主、中小业主、自由职业者、高级白领和官员等，但也非一成不变。1953—1972年，党内的私有者和自由职业者成份由35%下降到11%，而官员和职员成份从34%增加到66%。工人成份从16%上升到21%。在联邦德国早期，自由民主党与联盟党合作。60年代后期党内“左倾”影响上升，转向与社会民主党合作。该党1971年的《弗赖堡纲领》（Freiburger Thesenzur Gesellschaftspolitik）中说，自由主义“不仅是民主的，也是社会的”，要搞“社会的民主化”，“改革资本主义”，“更平衡地分配财富”等。到70年代末，又回到强调“市场力量”、私人投资和自由企业，主张抑制工资和社会开支增长，制止“社会平均主义趋势”。不久与社会民主党决裂，重与联盟党合作。

联邦德国建立后，联盟党和社民党获得的选票和议席，长期高居其他各党之上。它们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得票之和，1949年占全部选票的60%，1957年高达82%，70年代超过90%，80年代仍保持在80%以上。1990年仍高达77.3%。它们交替成为主要执政党，“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联邦德国早期，联盟党占优势，并在1957年联邦选举中取得绝对多数。60年代社民党地位上升，60年代末成为联邦主要执政党，在1972年选举中得票超过联盟党。此后社民党现出颓势，联盟党得票重新上升。80年代末还出现联盟党和社民党得票双双下降的形势。尽管这两个党力量强大，但除1957年外，都未单独获得联邦议院的绝对多数，须与其他政党合作组织政府。联盟党与社民党的主张差异较大（尤其在早期），所以通常是联盟党或社民党分别与较小的自民党合作，组成联邦政府，在统一前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1957年联盟党取得绝对多数，与一个小党德意志党合作组阁；另一次是1966—1969年联盟党和社民党的“大联合”。联合执政使任一党难以我行我素，有利于避免政策走极端，但也常因执政伙伴的分歧而导致政府垮台。1963年阿登纳辞职和1966年艾哈德下台，一个重要因素是执政伙伴自民党的不满。1982年施密特政府下台，也是因为自民党的“转向”。这种情况提升了实力较小的自民党的政坛重要性和影响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环保和反核和平运动高涨。1979年联邦德国出现“另一种政治联合—绿党”（Die Sontige Politische Vereinigung[SPV]-Die Grünen），翌年改称“绿党”（“Die Grünen”）。绿党主张反思工业文明，改革现存社会，实行“基层民主”（“Basisdemokratie”），社会公正，透明决策，限制和分散权力，保护生态，克服增长至上理念，反对核能和核武，反对冷战等主张。该党很快就相继在不莱梅州、巴符州超越5%选票门槛，进入州议院。随后又在其他几个州（市）议会选举中获得可观成绩。1983年更以5.6%的选票进入联邦议院。到1985年，绿党在五个州议会、1400个市政议会中有了席位。在黑森州组成了首个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政府，绿党人士约施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1948—）任州政府环境部长。1987年，绿党以8.3%的选票再次进入联邦议院。绿党的成员和支持者中，教育程度高而且年轻的“新中产阶层”较多。例如1979年莱茵—美茵地区的绿党支持者中，有高中或大学文化者占43%，而自由民主党支持者中这类人员只占23%。1987年联邦选举，绿党支持者中有80%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下。绿党进入议院，带来一股新风。例如1983—1986年向联邦议会提出的887个小型质询案中，有732个由绿党提出，远多于社民党、联盟党和自民党等传统政党。绿党还提出了79个大型质询案，也远多于其他各党。德国统一后，两德的绿党合并成一个党。

联邦德国政党按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主张，有左、中、右之分，各党内也因政见分歧或权力之争而形成派系，如20世纪50年代社会民主党内勃兰特等人为首的改革派，促使该党修改纲领，淡化工人政党色彩，宣布成为“人民党”。但另一些人希望坚持原有信念。1966年社民党与联盟党组织“大联合”政府，引起一批年轻党员——“青年社会党人”（Jungsozialist/Jusos）与主流派发生分歧。在1970年的党代表大会上，“青年社会党人”批评勃兰特的社会政策，主张“更加社会主义”的政策。后来又有以属于务实保守派的施密特（1974年起任总理）和勃兰特（时任党主席）的分歧，后者被认为对新入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让步过多”。1977年，“青年社会党”领导人克劳斯乌维·贝内特（Klaus-U we Benneter，1947—）表示必要时可以与共产党合作，被开除出党。随后，许多“青年社会党人”支持议外会的反核和平运动。80年代初又形成以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1943—）为首的党内“新左派”。在保守党联盟党内，则有“基督教社会主义”和以基社盟领导人施特劳斯等为首的右翼保守派。80年代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1930—）的联盟党政府上台后，右翼认为其“转向”不到位，要求第二次“转向”。基社盟的部分极右成员分化出来，参与创立了新右派“共和党”。在自由民主党内，50年代中期左翼—自由派力量加强，曾在北威州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州政府。60年代自由民主党内的“左翼立场”一派，提出“社会自由主义”和“改革资本主义”。成立较晚的绿党在初建时自称“另一种政治联合”“新型的党”和“反政党”的党，甚至不叫“Partei”（“党”）而称“Die Grünen”（可译作“绿色集团”），声称要为无权者代言，新锐而有左翼特点，故被一些人认为是“红”多于“绿”。但该党内有“基要派”（Fundis，或曰“原教旨派”）和“现实派”（Realos，或曰实用派）。前者激进，强调“反体系”，要当“彻底的反对派”。后者如费舍尔等人，主张参与议会政治，愿与社民党合作。后来“现实派”逐渐主导。总的来看，在历史演进中，各主要政党之间逐渐不再泾渭分明，主要奉行属于温和中间——“中右”或“中左”——的实用主义。这些党都承认《基本法》的“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政治”。有论者指出，至少自70年代以来，联邦议会各党主张的共同点已相当广泛，竞选纲领的分歧只是涉及不同事项的轻重缓急，很少涉及根本的政治原则问题。各党政策相似，“一般选民几乎看不出究竟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执政”。

联邦德国还长期存在一些小党，有的曾在地方和联邦选举中取得短暂和局部成功，但长期未在联邦层面上取得足够选票，也未能在全国掌权。

首先是极右势力，经过二战中的失败和战后的改造，已受到沉重打击。战后多数德国人不愿重蹈历史覆辙，政治家总结了经验教训，主张避免极端主义，走温和的中间道路。随着经济恢复和增长，“社会市场经济”和各种调控政策的实施，人民收入和生活提高，人们关心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福利改善。不论是右派极端主义，还是左派激进的革命要求，都难以获得多数人的响应。即使是大党，若过于偏离中间道路，也可能导致负面的后果。

联邦德国建立后，官方对极右势力（主要是新旧法西斯）实行打压。在阿登纳政府要求下，联邦宪法法院在1952年作出裁决，禁止纳粹残余的“社会帝国党”活动。因为该党旨在推翻“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根据《基本法》，该党“违宪”，必须解散。该党头目，曾在1944年镇压“7·20”密谋有功的奥托·雷默（Otto E.Remer，1912—1997）逃亡。1964年纳粹残余又组织“德国国家民主党”，鼓吹“结束对二战历史的清理”，否认纳粹的罪行。该党于1966—1968年间在黑森、巴伐利亚等几个州的选举中获得超过5%的选票，引起了人们对极右危险的警惕。不过该党后来并无大的发展。1971年，出版商格哈德·弗雷（Gerhard Frey，1933—2013）建立极右组织“德国人民联盟”（Deutsche Volksunion/DVU），1987年正式成为政党。1977年，前联邦军队中尉米夏埃尔·库南（Michael Kühnen，1955—1991）拼凑“民族社会主义行动阵线”（Aktionsfront Nationaler Sozialisten/Nationale Aktivisten），鼓吹“唤醒德国”，“为希特勒恢复公正”等，旋被取缔，库南亦被判刑。80年代库南获释后，又拼凑“自由德国工人党”（Fre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FAP）。前“社会帝国党”头目雷默也沉渣泛起，组织“德国自由运动”（Die Deutsche Freiheitsbewegung/DDF）。前纳粹分子弗朗茨·舍恩胡贝尔（Franz Schnhuber，1923—2005）则与从基社盟分化出来的部分右翼成员组成“共和党”，要求“放弃历史包袱”，恢复“秩序”，实行排外政策。不过，这些新老纳粹或极右小党得不到多数人拥护，或遭取缔，或受监控，在政坛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德国共产党也屡遭打击。德国共产党曾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战后重建，主张彻底消除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实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在1949年首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共产党获5.7%的选票、15个议席。但是在冷战背景下，共产主义被视为最主要的危险，在阿登纳政府要求下，1956年联邦宪法法院作出裁决，称德共违反《基本法》，责令解散，并禁止成立替代组织，没收该党财产。此后到1968年，共有约20万名共产党人和嫌疑分子遭到起诉。直到60年代后期，在新形势下，官方才取消对德共的禁令。共产党于1968年重建，名为“德国的共产党”（“新德共”），表示拥护《基本法》，不再提“无产阶级革命”和“暴力革命”，而是要在宪法规定的民主原则和权利的基础上，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民主革新，实现“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社会”。初建的“新德共”有4万多名党员和1400多个基层组织。70年代中期，“新德共”曾在巴符州和黑森州选举中分别获得7.2%和15%的选票，但没有取得全局性的突破。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官方的打压，主流政党拒绝合作等，都对“新德共”不利。如号称“改革党”的社会民主党，愿意与保守的联盟党、自民党联合执政，却拒绝与主张改革的共产党采取任何“联合行动”。苏东剧变后，大部分“新德共”党员退党，使其再受重创。

除了实行党禁，官方还以其他方式对激进和极端势力进行限制和打击。建国之初制定的《选举法》规定只有在大选中获得超过5%选票的党，才能进入议会，这对小党不利。虽然不断有些小党在州和地方的选举中取得成绩，进入一部分州和地方议会，但在联邦层次上一直未能突破5%的门槛。有的小党难以得势，便分化瓦解，或被大党合并。联邦和各州都制定规则，不许从事“违宪活动”或参加“违宪组织”者加入公务人员的队伍。联邦和各州设立了宪法保卫局（Bundesamtfur Verfassungsschutz）（实即秘密警察机构），其职责是收集激进和极端分子及其组织（无论左、右）企图颠覆“宪法秩序”的资料，对其活动实行监控。监控不仅通过公开的渠道，还采用拆看信件、窃听电话、派遣暗探等秘密手段。1968年联邦议院通过的《紧急状态法》（Notst and gesetze）允许政府为保护“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采取电话窃听和其他干涉私人通信的措施。1972年又制定《反激进分子令》（Radikalenerlass），加强对激进和极端分子的监控和打击。光是不准敌视《基本法》的组织成员和参与反宪法活动者担任公职，就涉及数百万公职人员，被拒绝录用或开除者不在少数。对于此类立法和措施，各界毁誉不一。保守派认为国家加强法制，维护秩序，实属必要。一些左翼—自由派则批评国家监控无孔不入，可能破坏民主自由而导致权力国家，或称现存体制缺乏宽容，或指其对极右分子宽容而对左翼分子严厉等等。

一系列原因，使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数目逐渐减少。1949年8月产生的第一届联邦议院中，有八个党拥有议席并组成议会党团；1953年第二届联邦议院中，减少到五个；1957年只有四个党进入第三届联邦议院；1961年第四届联邦议院中的政党又减少到三个。这就是基督教联盟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形成三党主导的格局。这一格局持续到80年代初，因绿党的兴起而受到冲击。不过总的来说，联邦德国政党体系在变化中保持了较强的稳定性，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长期居于明显的优势，联邦政府一直是以联盟党或社会民主党为首，州一级也大致如此，激进或极端的力量未能得势。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府频繁更迭，政局不稳的状况得以改变。

三、“社会市场经济”

联邦德国建立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属于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时有其自身的特点。

在摧毁了法西斯统治之后，德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前途莫测。占领国在德国实行严厉的管制和配给制度，无法刺激生产积极性。当时西欧存在着强大的变革呼声，有些国家实行了国有化、计划化，建立福利制度。在德国也有很多人认为，战前的资本主义导致了经济大萧条，大企业与纳粹合作，造成了空前的灾难。但战后应该实行何种经济体制，意见并不一致。一派主张以私有企业和自由竞争为基础，兼顾社会责任的“社会市场经济”；另一派主张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广泛改革。后者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主张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包括重工业社会化（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并得到众多民众的支持。基督教民主党中也有“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影响。基民盟在其《阿伦纲领》中宣称：“资本主义不能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对经济实行计划和控制等。北莱茵威斯特法仑和黑森州则通过了包括社会化条款的立法。在占领国中，英国（当时是工党执政）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主张。

在决定联邦德国经济体制方面，美国举足轻重。美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符合美式政治经济原则的德国，强调西方原则的优越性，谴责东方式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阻止在德国进行“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在美国支持下，艾哈德于1948年初出任西方占领区的经济管理局局长。他曾在美占区主管经济，后又担任美英双占区的“货币与信贷委员会”主席。艾哈德主管西占区的经济后，直接主持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弗赖堡学派”（Freiburger Schule），也吸收了古典自由主义、基督教社会理论的要素。资本主义进入现代，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渐不能适应，特别是1929—1933年大危机，促进了新经济学的发展。一是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大规模干预以克服危机。二是“新自由主义”，在德国的代表是“弗赖堡学派”，代表人物有瓦尔特·奥肯（Walter Eucken，1891—1950）等人，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Alfred Müller-Armack，1901—1978）和艾哈德等则是其信奉者。其核心主张是“有秩序的自由主义”，又称“秩序学派”，认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非人道的”和“抢劫式的”，纳粹的国家统制经济和苏联式计划经济更不行。他们希望走一条“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既维护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又实行必要的国家干预，限制自由市场的弊端。米勒阿尔马克在1947年写道：德国要吸取历史的教训，“现代市场经济必须通过其社会目标使自己与19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区别开来”，“我们今天必须进入一个‘社会的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的建立，始于西占区1948年的货币改革。艾哈德主持制定的货币改革后经济管制与价格政策的“指导原则”强调，必须放松经济统制，让市场在生产与分配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伴随着货币改革，数十项关于管制和物价的规定也废除了。艾哈德认为这些措施意义重大：“我们不仅采取了一些经济措施，我们还把政府管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1948年8月，他在对西占区经济委员会的讲话中使用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并努力使人们相信他的政策。

此时，基督教民主联盟转向了“社会市场经济”，支持艾哈德的主张。1948年夏，阿登纳邀请艾哈德与基民盟合作。1949年初，艾哈德向基民盟阐述了“社会市场经济”。同年，基民盟为准备首届联邦议院选举，在艾哈德参与下制定《杜塞尔多夫纲领》（Düsseldorfer Leitstz），阐述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主张及其16项原则，论述了社会市场经济的优点。在此次大选中，联盟党决定与自由民主党、德意志党合作，组成首届联邦政府。此后10余年，联盟党连续执政，艾哈德担任经济部长，米勒-阿尔马克等人亦在经济部门担任要职（如米勒阿尔马克任经济部国务秘书），推行“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社会民主党则逐步改变态度，在1959年正式接受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

“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企业自主，市场竞争。私有制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前提，舍此不可能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基本法》规定了保护私有制的原则。在联邦德国有私人大资本所有制、国家资本所有制，以及中小资本、合作社和工会所有制等，多种所有制并存，但私人大资本和国家资本占优势。战后初期部分西欧国家出现国有化浪潮时，联邦德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搞大工业国有化，还从原有的国家控制后退，把一些国有企业的股权私有化。例如1959年出售国有普鲁士矿山和冶金股份公司的股份，1961年出售国有大众汽车公司股份，1965年出售国有电力和矿山股份公司的股份。这些称之为“人民资本主义”或“大众股份”（Volksaktien）。政府还实行“财产政策”（Vermgenspolitik），制定《财产形成法》（Vermgensbildungsgesetze），通过储蓄利息减税、股份打折出售等方式，鼓励人们形成财产。到1980年，先后有800多家公司向职工出售股份。80年代中期，全国有雇员股东90余万，约为雇员总数的5%。如化工巨头“拜耳”有3万名职工股东，拥有公司股本的2.6%；钢铁康采恩“蒂森”有7万名职工股东，占公司股本的1.35%；汽车康采恩“奔驰”有7.5万名职工股东，拥有公司股本的1%；最大的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则有4万名职工股东，占银行股本的3%。“财产政策”也有政治意义。艾哈德说：“如果能使越来越广泛的阶层变成有产者阶层，那么反对我们制度的人一定会失败。”

“社会市场经济”坚持市场原则，相信唯有市场和竞争才能鼓励积极性，提高效率，从而提供最好的供应，也有助于达致社会的和谐。艾哈德甚至说：“经济越是自由，就越是社会的。”“一种竞争的经济制度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经济的、同时也是最民主的制度。”“社会市场经济”是民主的一部分，也是民主的前提。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国家决不要再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即使是自由市场经济……也需要一个机构来制定规则并监督其得到遵守。”要解决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总是以种种方式削弱和排除竞争，单靠市场决定是不够的，国家干预是必要的。米勒阿尔马克提出，要追求市场、国家和社会的协调，个人自由、经济与社会安全、经济增长（所谓“魔幻三角”）相结合相平衡，不让其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冲突。同时，国家干预必须是有限的，是指导性而非控制性的，是间接而非直接的，是根据必要灵活运用，通过市场并“有利于市场”。国家要为市场运转创造适宜的条件和环境，即确立经济活动的规则。企业和个人要自己负责，在规则范围内“自由竞争”，而不是为所欲为。

为实现有序的市场竞争，要反对滥用经济权力。艾哈德指出：“如果有人组织经济垄断，必须予以解散；否则政府必须出面管制。”1957年联邦议院通过了《反对限制竞争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nkungen）（亦称“反卡特尔法”），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大宪章”。后来多次修订和补充，有关规定超越了魏玛共和国的相关法律。联邦和各州成立了卡特尔局，负责实施这个法律。《反对限制竞争法》的基本内容，一是一般地禁止卡特尔和类似的安排；二是控制拥有市场优势的大企业滥用经济力量；三是限制大企业的合并。对于违规者，卡特尔局有权加以禁止，或撤销已达成的协议，或处以罚款。另一方面，该法也规定了种种“例外”，允许某些合并或卡特尔行为。例如企业合并，若其带来的益处能够抵消个别场合对竞争的限制作用，或被证明将使公众获得显著的利益，则应属于例外。如果能证明合并将改善竞争条件，利大于弊，或有利于企业在经济衰退时生存，降低成本，促进自动化或进出口等，都可以作为合并的“经济理由”。关于卡特尔则有三类情况：一是所谓“申报卡特尔”，只需申报就可以存在。二是“异议卡特尔”，在申报后三个月内卡特尔局不反对，即可生效。三是“许可卡特尔”，须经卡特尔局正式许可。还有所谓“部长特许”，即由经济部长从宏观考虑予以批准。有数据说，联邦卡特尔局从1968—1982年共对违规的卡特尔行为罚款338次，总额达1.49亿马克，平均每年1000万马克。

“社会市场经济”的运行还需要其他的条件，也是重要的原则。首要的是保持货币和物价的稳定。在现代德国历史上，经历过两次恶性的通货膨胀，人们痛感其恶果。艾哈德的信条是，没有稳定的通货，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就不能正常运行，人们的财富也无法得到保护。在无通胀条件下发展经济，是“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同时稳定的货币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50年代的财政部长弗里茨·舍费尔曾声言：“只要我有一口气在，通货膨胀就休想来到德国。”

保持货币和物价的稳定，需要稳健的货币和信贷政策。在这方面，联邦银行起着特殊的作用。1948年西占区成立的州际银行（Bank Deutscher Lnder）在1957年改组为德国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同时通过《联邦银行法》（Bundesbankgesetz），规定“联邦银行控制货币和信贷供应，保护货币”。“在行使本法授予之权力时，不接受联邦政府的指示”。联邦政府成员可以参加联邦银行理事会会议，但无表决权。他们只能要求将联邦银行理事会的决定推迟至多两个星期。政府可以要求联邦银行支持其经济政策，但以不损害稳定货币的目标为前提。联邦银行保持较大的独立性，它控制货币和信贷，也约束政府开支。如限制政府借贷，不许用贷款来弥补预算赤字，发行债券须获得联邦银行同意或谅解等。货币—信贷政策也非一成不变。1966年以前的特点是从紧。1966—1967年的经济衰退之后，开始根据经济行情，交替使用扩张性和紧缩性的货币—信贷政策。但总的来说，还是具有稳健和从紧的特点。从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联邦德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大体与经济增长保持相应的水平。其在1950—1989年间的货币供应量（M1和M2）变化数据与法、英、意三国相比，增加速度明显较慢，而其经济增长率则高于三国。

与此相关，“社会市场经济”主张财政的稳健和平衡，不赞成以赤字财政刺激经济。在艾哈德主管经济期间，基本保持了财政平衡或低赤字水平。1950—1966年间，联邦财政有12年赤字，同时赤字率（赤字占总财政支出的比率）低，最高的1957年也只有8.5%。政府较少举债。从60年代后期开始加强“宏观调控”，扩大开支以刺激经济，从1971年起连年财政赤字。从70年代中期起，赤字额和赤字率激增，1975年赤字率高达21%。如果包括州和乡镇的财政赤字，则额度更高。为弥补赤字，就向银行借贷，于是政府债务剧增。80年代科尔政府整顿财政，削减赤字，但效果有限。据统计，联邦和地区及地方政府的债务，1950年为206亿马克，1985年达到7601亿马克。70年代上半期公共债务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0%，1981年上升到31%，1985年达到41%。不过与同期的法、英、意等国横向比较，联邦德国政府财政开支的增长速度还是较慢的。

由于上述政策，联邦德国货币长期比较稳定，并成为“控制物价的优等生”。如国内批发物价指数的变化，以1953年为100，则1989年联邦德国是209，法国是732，意大利高达1033，英国是953。生活费用/消费物价指数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1953年为100，则1965年联邦德国为128，法国为156，意大利156，英国是141；七八十年代以1970年为100，则1989年联邦德国是206，法国是447，意大利是858，英国是608。其他的比较也表明，相对于其他几国和欧洲的平均水平，联邦德国物价上涨是比较慢的。特别是在70年代普遍经济衰退和通胀严重的情况下，联邦德国在稳定货币和物价方面还是保持了相对较好的纪录。这使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不致被恶性的通货膨胀所吞噬。在艾哈德看来，这是达到“繁荣为大众”的必要条件之一。

按照“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国家的任务是规范竞争秩序，而非干预经济过程，即“少干预，多支持”，但并非所有经济部门在任何时候都适合于市场竞争。即使在艾哈德主持经济和担任总理期间，政府干预也以多种形式存在。艾哈德的一些强化市场和减少干预的主张受到制约，总理阿登纳注重实用主义，不相信教条或原则。除了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外，还有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结构政策和地区政策等重要的干预方式。政府还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承担责任。在艾哈德之后，国家干预更为强化和频繁。

联邦德国的国有经济范围和总量相对较小，有时还将一些企业实行“非国有化”，但并不拒绝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基本法》规定国家可以把自然资源、土地和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联邦德国没有搞大规模的国有化，但原法西斯国家和纳粹战犯的财产和企业转到了政府手中。关乎国计民生、投资大而获利少的部门，如农林渔业、铁道和交通运输、电力和能源、邮政、住房建设等，被称为“受调控的部门”，不实行完全的市场竞争。农业是国家长期保护和补贴的部门。为保护农村“中产阶级”和实现较高程度的农产品自给，50年代实行农产品的最高和最低价格以及进口控制政策，许多国内农产品价格大大高于国际市场。政府还通过立法（如1953年“农地法”，1955年“农业法”）和年度“绿色计划”“绿色报告”等，进行宏观调控。1966—1967年的经济衰退后，联邦和州开始实施中期农业发展计划，以减少农业生产过剩，吸引工业到农村投资等。加入欧共体后，又把农业保护扩大到共同体层次。政府对农业的补贴，1956年是4亿多马克，1960年超过10亿马克，1970年则达到约75亿马克。还有对农业的各种税收减免和财政优惠。其他方面的干预也可谓司空见惯。例如，1949—1957年间为有利于资本形成而实行税收减免，总额约280亿马克。1952年通过一项投资援助法，由企业界筹集资金，帮助钢铁、电力和铁路等遭遇投资瓶颈的基础部门获得10亿马克的支持。1950—1954年间，联邦和州为住房建设投入公共资金达123亿多马克，占同期全国住房建设投入的39%。整个50年代期间共建住房570万套，其中有320万套是政府为低收入者建造的，租金也受政府控制。当时，国家企业占全国铝产量的70%、锌产量的几乎50%，国有的大众汽车占全国汽车产量的40%。联邦经营着铁路、民航、电话电报系统并对它们提供补助。在60年代末，联邦参与的企业超过3000家。1982年底则有4070家“公共企业”。1983年联邦参股集中的有六大康采恩，其所属企业有员工42万多人，销售总额1100多亿马克。按部门算，1982年联邦工业资产占石煤生产的12.2%，轧钢生产的10.2%，炼铝的50.3%，石油生产的9.9%，电力生产的28.9%，轿车和客货两用汽车生产的36.3%，造船的14.1%，空心玻璃制品的21.3%。联邦银行和一批国营或部分国营的银行和信贷机构的货币和信贷政策，在国家干预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还为“社会公正”而干预，主要是建立社会保障网络。艾哈德曾说“繁荣为大众”的最好办法是增加生产，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最好的“社会政策”，并说“福利国家”是“现代的幻想”，但又承认“在现代工业国家中，尽管经济政策很对头，也需要社会政策措施去补充”。属于保守派的联盟党赞成“社会市场经济”，左翼—自由派更强调“社会”方面。基于广泛的共识，联邦德国建立了完备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后面将专节叙述）。

在不同的经济形势和不同党派执政的情况下，国家干预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一般而言，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更强调市场竞争。从建国到60年代中期，是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期，经济总体向好，有波动但未出现真正的危机。艾哈德任经济部长，强调“市场”，用各种手段鼓励私人投资，保护竞争，促进增长。虽有一系列干预措施，但努力将其限制于局部和短期的干预。这是相对“纯正”的“社会市场经济”阶段。60年代经济出现新情况，人们越来越认为需要以一种政府周期政策来加强干预。1963年成立“经济专家委员会”，在1964年的报告中提出一些干预建议。政府没有接受其中的主张，但表示对经济实行某种反周期的干预是必要的。

社会民主党原主张大工业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化，后来接受了“社会市场经济”，但对国家干预仍比较积极。该党的经济学家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1911—1994）相信凯恩斯主义，主张“微观自行调控，宏观总体调控”。《哥德斯贝格纲领》中的“尽可能竞争，有必要就计划”，正是出自他的思路。1966年席勒出任联邦经济部长，为应对经济衰退，制定《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或称《稳定法》（Gesetz zur Frderung der Stabilistt des Wachstums der Wirtschaft/Stabilittsgesetz）。它被称为“现代经济干预的大宪章”，标志“社会市场经济”中的“艾哈德/米勒-阿尔马克时期”的结束和“席勒时期”的开始。席勒说这是“弗赖堡规则与凯恩斯关于控制有效总需求的要旨进行合理的融合”。政府实行系统的景气政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更广泛的结构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1969年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后，政府宏观干预的力度更加扩大和强化。

然而，强化和扩大政府干预也有负面效应。从70年代中期起，财政连年赤字，赤字额和赤字率双双上升，公共债务剧增，通胀加剧。于是“钟摆”开始回摆，要求减少政府干预，强化市场作用的呼声逐渐强化。1982年科尔领导的联盟党—自由民主党政府上台后，提出回到比较“纯正”的“社会市场经济”，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不过，联邦德国没有出现像“里根经济学”或“撒切尔主义”那样强劲的保守派“新自由主义”浪潮。

“社会市场经济”被视为与美、英自由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种资本主义”，有人称之为“莱茵模式”，或“第三条道路”。它体现德国既想避免照搬西方传统自由资本主义，又要避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或如艾哈德所说，要把漫无限制的自由与严厉的政府管制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予以解决，在绝对自由与集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这一经济体制在60年代经历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即强化宏观干预。在80年代的新挑战面前，又进行了新的调整——重新强调自由市场和加强私人资本，但基本的原则和制度框架没有背弃。

第二节 “苏联模式”的民主德国

民主德国建国后，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不断的改革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以统一社会党为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一、民主德国的政治体制

民主德国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对政治体制进行了不断的改革和完善。在1945—1952年的反法西斯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德国规定国家性质是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阶级和非劳动阶级联合执政的政权，但垄断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军国主义者不能参加联合政权，参加执政的各阶级、阶层及其政党在法律上平等。民主德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普选产生的人民议会（Volkskammer），政府是按照政党联盟体制建立，也就是有关政党结成民主政党联盟，联盟内各政党平等，凡在议会拥有40个席位的议会党团，均可按其实力参加组织政府。长期以来，德国统一社会党是最大的议会党团，一直占据总理职位。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民主德国的政治体制保留了较多的传统因素，有较多的分权制色彩，也采用了某些民主管理形式如延续了传统的两院制，中央一度保留了参议院，参议院有权向人民议会提出立法提案，并可根据宪法对人民议会的立法决定行使否决权。这一时期还比较强调公民表决的作用，人民议会由公民普选产生，法律由人民议会或直接由人民通过公民表决来制定。1946年6月，为了决定对战犯、纳粹分子、垄断集团所拥有的企业是否实行国有化，萨克森州还举行公民投票，其他州也进行了同样的投票。依照公民表决结果，苏联占领当局暂时没收的9282家工业企业中有3834家企业交给人民，实行了国有化。

在1952—1963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民主德国规定国家性质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是执政党。政府组成不再遵循政党联盟制度，而是由所有政党和群众组织组成的全国阵线负责提出统一的议员候选人名单，各政党和群众组织按照一定比例组成政府。由于群众组织中的统一社会党成员较多，统一社会党在各级政府和议会中开始占有绝对优势。

在1963—199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主德国规定国家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1968年宪法第一条规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城乡劳动人民的政治组织。”在认定剥削阶级逐渐被消灭后，民主德国国家政权开始向全民国家转变，也就是认为政府客观上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此情况下，民主德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发展方向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发展直接民主，1968年宪法第21条详细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力，包括：广泛参加社会主义集体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民主选举一切权力机关并参与其工作；共同管理、计划和安排社会生活；可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议员、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负责人作工作汇报；利用社会组织的威信表达愿望和要求；可向社会机关、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和组织提出要求和建议；通过人民投票表达意愿。为了落实直接民主，民主德国让群众参加国家法令、决议的制订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政府还制订公民呈文法，允许公民提交呈文，有关部门要在四个月内作出答复。

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民主德国还提高社会团体在民主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民主德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团体是德国工会联合会（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自由德国青年联盟（Freie Deutsche Jugend）、德国民主妇女联合会（Demokratischer Frauenbund Deutschlands）等组织，参政方式主要是参加组成国家机关、参加立法机关的立法工作以及对国家机关的活动进行社会监督。对于社会团体参与立法工作，官方说法是，社会团体有着独特的工作方式和独立任务，不是统一社会党的附属物，而是代表一定的社会集团利益，让社会团体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可以保证和协调全社会的利益和各个社会阶层、集团、集体和居民个人的利益。此外，民主德国政府还注重进一步发展企业内部的民主关系，其理由是企业不是国家政权机构，但属于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总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主德国对政治体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发展。

以上是民主德国政治体制沿革的三个阶段，就具体的国家机构组织原则而言，民主德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度，1968年宪法第48条规定人民议会的工作实行决议与执行相统一的原则。也就是，人民代表机关既行使立法权，又领导和责成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执行由人民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和通过的决议，从而将立法、作出决议、贯彻决定、监督执行等等活动统一起来。

人民议会是民主德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唯一的立宪和立法机关，通过全体会议决定国家政策的根本问题。1968年宪法第54条规定，“人民议会由500名议员组成。议员通过自由、普遍、平等和秘密的选举产生，任期5年。”包括人民议会在内的各级人民代表机构的代表由各政党和群众组织提名，候选人首先需要所在集体对其本职工作、社会工作和个人品德进行审议。然后，各政党和组织在全国阵线范围内进行广泛协商，最后提出一个包含各政党、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在内的统一候选人名单。

关于人民议会的工作，1968年宪法规定，人民议会选举其任期内的主席团，主席团按人民议会议事日程领导人民议会的工作。人民议会成立由议员组成的各委员会，委员会有义务与选民密切合作讨论法律草案，并对法律执行情况进行经常性监督，各委员会可要求有关部长和国家机关其他领导人出席会议，以说明情况，一切国家机关都有义务向各委员会提供必要情况。人民议会最迟于选举后30天内举行会议，第一次会议由国务委员会召集。如有半数以上议员出席会议，人民议会就有表决权，表决实行多数表决制，经法定议员2/3同意，可以决定修改宪法。只有经人民议会本身作出决定，方得在其任期届满前解散人民议会，该决议须经法定议员2/3以上通过。

关于人民议会的职权，1968年宪法规定：（1）人民议会通过法律和决议，最终地、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地确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发展目标。（2）人民议会规定公民、集体和国家机关相互合作的主要原则及其在执行国家的社会发展计划时的任务。（3）人民议会保证其法律和决议的实行，确定国务委员会（Staatsrat）、部长会议（Ministerrat）等机构的工作原则。（4）人民议会选举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委员、部长会议主席和成员、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审判员及总检察长，并随时罢免之。（5）人民议会在不变更法律的前提下，批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条约和其他国际法方面的条约。人民议会享有解除这些条约的权限。（6）人民议会决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防御状态。在紧急情况下，国务委员会有权决定防御状态，并由国务委员会主席宣布之。（7）人民议会可决定进行人民投票。

民主德国的最高人民代表机构是人民议会，按照行政区划，在专区、市、县、乡镇和联合乡镇设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968年宪法规定，地方代表机关的工作目的是增加和维护社会主义财产，不断改善公民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促进公民及其集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提高公民对国家和法律的社会主义觉悟，维护公共秩序，巩固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公民权利。在所辖范围内，地方代表机关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并拥有归自己所有的固定收入。地方代表大会还选举其政府和各委员会，政府成员尽可能由议员来担任，非议员可以被任命为委员会委员。政府的全部工作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有义务向其报告工作。政府还要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开展，并领导组织在其职责范围内的社会发展。

地方代表大会的主要活动形式是举行会议，下设的委员会是其工作实体。委员会组织公民在准备和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时进行专门性合作，并监督政府及其业务部门执行法律、法令和代表大会的决议。委员会还有权向议会和政府提出提案和建议，有权参加政府涉及其工作范围的会议以及讨论他们的提案或提议的会议。

各级政府是民主德国的行政机关，按照“议行合一”的原则，政府只是人民议会的一个机构，并不是独立于议会体系的政府机构。除了1961年到1970年国务委员会一度行使政府职能外，民主德国的中央政府职能长期由部长会议行使。

国务委员会是由人民议会选举产生的具有国家元首性质的国家机构。1949—1960年民主德国的国家元首是总统，在民主德国第一任总统威廉·皮克于1960年9月7日去世后，人民议会决定不再设立总统，代之以国务委员会。根据1968年宪法，国务委员会是人民议会的机关，向人民议会负责，执行宪法及人民议会法律和决议赋予的任务。国务委员会在国际法上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批准和废除国家条约及其他按规定需要批准的国际法方面的条约。

国务委员会由人民议会选举产生，实际上是人民议会中各议会党团推举的代表组成。国务委员会由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秘书一人组成。国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和秘书在人民议会改选后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任期五年，选举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建议由人民议会最强大的议会党团提出。人民议会任期届满后，国务委员会继续工作直至人民议会选出新的国务委员会为止。

国务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1）任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其他国家的全权代表，接受其他国家向其派驻的代表的国书和卸任状；（2）规定军衔、外交级别和其他专门称号；（3）宣布进行人民议会和其他人民代表机关的选举；（4）任命国防委员会委员，就国防和国家安全问题作出原则决议，在国防委员会协助下组织国防；（5）受人民议会委托，对最高法院和总检察长的工作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进行经常性监督；（6）行使大赦和特赦权；（7）设立国家勋章、奖励和荣誉称号，并由其主席授予。实际上，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的权力非常有限，不能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只是拥有一些特殊权力。

1970年后民主德国的中央政府是部长会议，1968年宪法规定，部长会议作为人民议会的机关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它受人民议会委托负责统一执行国家政策，组织完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任务和委托给它的国防任务；它的工作向人民议会负责，并有义务向人民议会报告工作。

部长会议由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组成，包括一个主席、若干副主席和若干部长。部长会议设有外交、国防、内务、国家安全、司法等部委，还有若干直属机构。部长会议主席和成员在人民议会改选后由其选举产生，任期五年。主席由人民议会最强大的议会党团提名，他受人民议会委托组成部长会议，领导部长会议和主席团，代表部长会议和对外代表民主德国。

根据1968年宪法，部长会议的主要职能是：（1）管理国民经济和其他社会部门。保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和谐地安排社会部门和布局，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2）根据宪法的原则执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对外政策。（3）根据其主管范围决定缔结和废除国际法方面的协定。（4）拟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中有待解决的任务，并向人民议会提交法律和决议草案。（5）领导、协调、监督各部、其他中央国家机关和各专区政府的工作。（6）在人民议会的法律和决议的范围内，颁布法令和作出决议。

民主德国地方政府对各级议会和上级政府负责，并向之报告工作。根据同级议会和上级政府的决议，地方政府领导本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决定有关本地区及其公民的一切事务。地方政府下设若干专业机构，负责管理地方所属工业企业、农业企业、公共事业等，负责处理居民关注的问题特别是投诉。按照行政级别，民主德国的地方政府分别称为专区委员会、县委员会和乡委员会。各级委员会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委员基本上是地区人民代表大会议员。

民主德国的司法机关主要包括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民主德国的最高审判机关是最高法院，它根据宪法、法律和其他法规领导各法院的审判工作，并保证各法院统一实施法律。最高法院向人民议会负责，在人民议会休会期间向国务委员会负责。根据宪法，民主德国的审判是由最高法院、专区法院、县法院和社会法庭负责，军事犯罪是由最高法院、高等军事法庭和军事法庭审判。为了保证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男女公民都能行使审判权，民主德国还设有审判员、陪审员和社会法庭成员，这些人员均由民主选举产生，要向选民负责和报告工作，如果违反宪法或法律，或以其他方式严重违反其义务，选民可以罢免他们。检察机关的职能是保障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及公民权利，根据民主德国法律法规，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实施和执行进行监督，以保护公民免受违法行为的侵害，领导对犯罪行为的斗争，并保证使违法犯罪分子受到法院审判。检察院由检察长领导，各专区和县的检察员及军事检察员受总检察长领导。检察员由总检察长任免，对总检察长负责并接受其指示。总检察长对人民议会负责，在人民议会休会期间对国务委员会负责。

二、政党结构

民主德国的政党制度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制。在民主德国的政党体制中，存在社会基础和党纲党章都不相同的多个政党。同时，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政党联盟中起着领导作用，并得到1968年宪法和其他各党的承认。在这种体制下，其他政党并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参与执政的联盟党，联盟的基础是各政党都接受的共同政治目标和政治原则。

民主德国的政党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二战结束后建立反法西斯民主政权的过程中，非工人阶级进步力量组成了自己的政党组织，积极参与了新政权的建设工作，并与工人阶级政党密切合作，从而在民主德国形成了多党联盟的格局。1945年7月14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自由民主党以及德国国家民主党等政党组建了“反法西斯民主政党统一阵线”，统一阵线制订了一个共同行动框架，每一个政党派出五名代表组建一个阵线委员会，委员会的所有决定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在政党联盟内部，各党地位平等，任何一党不得凌驾于他党之上。政党联盟中的各政党都参与议会和政府的工作，参与国家政权的行使，还参与非国家形态的社会主义人民运动，即共同组成民主联盟和全国阵线两个人民统一战线组织，以在全国各地团结各党派、群众组织和无党派人士，共同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而行动。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德国统一社会党在人民议会中一直是最大的议会党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主德国的政党联盟由各党平等转变为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即德国统一社会党是执政党，参与执政的其他政党是德国民主农民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自由民主党以及德国国家民主党四大党派。

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民主德国长期执政，人数最多，实力也最强，在人民议会内是最大的议会党团，拥有127个席位，有权提名其成员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此外，国务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其中一名由部长会议主席兼任）和若干名委员以及部长会议的多数成员由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规定该党是德国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政治组织，党的一切机关都可以由选举产生，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两次代表大会期间的领导机构是党中央执委会，从中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是直接贯彻党的政策的负责机构。居民区支部和企业支部是党的基层单位，《新德意志报》（Neues Deutschland）是党中央的机关报，迪茨出版社（Dietz Verlag）是党中央的出版社。1950年，统一社会党通过了新的党章，强调党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有觉悟、有组织的先锋队，是其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将劳动人民最先进的部分联合在自己的队伍中”。党章还规定，党的一切行动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目标是以建立工人阶级政治统治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党的组织建设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在1976年修改的新党章中，统一社会党强调党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也是劳动人民的有觉悟和有组织的先锋队，从而突出了向全民党发展的趋势。

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于1945年6月26日，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非工人阶级政党中成立最早、人数最多的政党。盟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原中小资产阶级中的基督教徒。1949年10月，基督教民主联盟参加了民主德国政府的成立工作，盟员在政府内部担任了一个副总理和三个部长。基督教民主联盟在人民议会中拥有52个席位，有1.5万名以上的盟员是民主德国各级人民代表机构中的议员或候补议员，在地方国家机构中也有联盟的代表。1948年6月基督教民主联盟有盟员21.2万人，1983年共有成员约12.5万人。1952年10月召开的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规定，联盟的指导方针是根据和平与仁爱的原则、基督教人道主义的进步传统以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活动。1977年，联盟十四大宣布联盟是一个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组织，是一个有义务忠于社会主义的政党，从基督教的责任出发争取人和人的共同幸福与繁荣，并以此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参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以及在欧洲建立持久和平。

德国自由民主党于1945年7月5日成立，最初成员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公务人员、职员和富裕农民。成立时，该党宗旨是反法西斯和实现民主主义。1949年10月，自由民主党参加了民主德国政府的组建工作，拥护政府的施政纲领，在政府中拥有一个副总理和两个部长职位，在人民议会拥有52个席位，在地方人民代表机构和行政机构中均有代表，该党成员还以各种形式参与各常设的群众组织和其他民主机构的工作。在1950年8月25—26日的全国阵线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该党承认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统治地位，并表示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1977年，德国自由民主党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宣布该党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将向联邦德国宣传民主德国的政策作为党的一项特殊工作。

德国民主农民党在1948年4月29日成立，主要由合作社农民和农业工人组成，中小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获益的农民成为主要依靠对象。最初的党章要求全党必须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提出农民与工人的目标和利益是连在一起的。20世纪40年代，该党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在苏占区彻底执行民主土地改革所规定的各项措施，把土地改革推行到全国，并使劳动人民与工人阶级及其他民主势力团结起来进行建立统一民主德国的斗争。土地改革完成后，该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工农联盟，致力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以进一步促进农业的社会主义发展，并通过加强在农民中推广工业式的生产方法来发展农业生产，以此促进农村生活城市化。20世纪60年代，该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党的任务是在民主德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是中央理事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下设专区联合会、县联合会以及地方小组。该党在人民议会拥有52个席位，有2.1万名以上的党员是各级人民代表机构的议员或候补议员，该党在各重要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中均有代表。

德国国家民主党于1948年5月25日成立，最初成员主要是手工业者、知识分子、个体商人、小业主以及当年希特勒国防军中没有战争罪行和正确吸取了历史教训的军官和职业士兵。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后，该党成员主要是手工业者、中小商人、文化工作者和职员。成立初期，该党的政治目标是实现德国的统一、保障中间阶层的生存、促进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支持土地改革和没收垄断企业。在1972年召开的第十次代表会议上，德国国家民主党支持把私人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转化为国营企业，提出党的特殊任务是争取和教育前纳粹党员和希特勒军人。

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民主德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也就是国家规定生产计划、生产目标以及价格，并根据计划调拨资源。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统一社会党拥有最高的领导地位，对国家经济以及社会的各方面进行管理和控制。

建国之初，民主德国是一个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体系”，国家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税收等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对经济的管理权有限。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民主德国经济的公有制成分日益扩大。1950年社会主义所有制企业的总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到56.8%，其中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41%，商业占61%。1955年公有制经济产值上升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2/3，其中工业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5%，农用耕地已有18.4%属于农业生产合作社，4.4%属于国营农场。1958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五大”提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对手工业和小型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并同时加速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以后，民主德国对工业企业的改造没有采取没收的方式，而是通过税收、强制性购买和销售债券等手段，对小规模的私营企业不断地加以限制，如限制原料、电力、燃料的供应，禁止新工业设备的购买、切断私人企业和联邦德国企业之间的联系，等等。许多私人企业被迫将其工厂变成合资公司，也就是同意接受国家投资，政府通过入股和参与利润分配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扩大这些企业与国营企业的合作和分工。以公私合营的形式，民主德国逐步使私营工业企业向社会主义企业转变，使私营企业主向劳动者转变。1972年，这些合资企业大多数被吸收到国营企业中。私人企业的规模不断萎缩，20世纪80年代，所占国民收入比值从40%下降到3.2%，仅雇用了0.07%的劳动力，并主要存在于建筑业、服务业和农业之中。

在商业领域，1945年12月，根据苏联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消费合作社成立，收回了被法西斯分子掠夺的财产。1948年11月，国家商业组织（简称国营商店）建立，1950年大约占到30%的零售销售额，消费合作社占17%，私营部门占53%。为了把私人零售企业纳入社会主义轨道，民主德国通过合同制使私人零售企业与国营或合作社经营的批发贸易企业建立紧密联系。随着私人零售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加快，1970年国营商店大约占45%的零售销售额，消费合作社占35%，私营部门占10%，而且，私人商店大多数被改造为公私合营的代销店。

在城市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苏联占领当局和后来的德国政府也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德国的大地产主要集中在苏占区，苏联军事管制委员会认为，容克地主在纳粹执政时期既奴役工人又压榨农民，应该被剥夺财产和土地。1945年7月，德国共产党开始组织农业工人和农民参加群众大会，阐述土地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提出和宣传“把容克土地变为农民土地”的口号，号召农村居民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同年9月，苏联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令无偿剥夺超过100公顷的大土地所有者和现行纳粹分子以及战争罪犯的地产连同牲口、农具，苏占区还设立国家土地基金，把没收的绝大部分土地和财产分配给雇农、移居者、贫农以及小佃农作为他们的个人财产，剩余的大约1/3没收的土地归国家、地方或社会机构所有，这些社会所有土地后来陆续建立了近500个国营农场。其他的容克地主土地，则拨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农民互助联合会。土地改革后，国有化的土地有330万公顷，其中的250万公顷是大地主所有。苏占区的州、县行政管理委员会还规定，经过土地改革建立的农场不准出卖、租佃、分割或抵押，教堂占有的土地不在土地改革之列。土地改革由民主选举的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主要从事土地的没收、分配等组织工作，会员包括5万名产业工人、农业工人、中农和其他劳动者。

1952—1959年，民主德国开始逐步进行农村集体化运动，采取农民自愿入社的原则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社。第一种类型的合作社是土地联合经营，牲畜仍由社员个体饲养，40%的合作社纯收入按入股土地量分配。第二种类型的合作社与第一种类型合作社基本相同，只是土地分红占30%。第三种类型的合作社是土地和牲畜均由合作社联合经营（自留地和自留畜除外），20%的收入按入股土地量分配。在1953年“东柏林事件”前，民主德国主要建立的是I型合作社，合作社经营管理的耕地面积大约只有12%。“东柏林事件”后，民主德国加速了农业集体化进程，1959年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的耕地面积占到45%，新建立的合作社大部分是第三种类型的高级合作社。1960年初，民主德国开展了一次非常强大的集体化运动，使合作社占耕地面积从45%飞跃到85%。至此，农业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苏联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及民主德国政府也开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1948年7月1日，民主德国开始实行半年计划，这是第一次由统一社会党建议的国民经济计划。实际上，统一社会党并没有计划经济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这些经济计划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的。民主德国还以苏联为样板，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该体制的特点是国家主管经济部门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并把它作为考核企业经营成果的标准。通过计划，国家规定企业的生产方向、产量、产品品种、质量和规格、生产工艺以及职工人数和编制；国家控制企业生产所需的一切物资的来源、数量、取得方式、产品销售以及价格；国家统一规定各行各业、各个部门的工资等级和标准、企业的工资基金总额等。中央政府机构直接负责全部重要的经济决策。民主德国的经济管理机构比较庞大和复杂，按照不同的经济部门可以分为二级或三级管理机构。中央直属工业企业采用的是二级管理，由中央部直接管理。地方工业和国营农业企业实行的是三级管理，有关企业由专区或县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中央部进行管理。

建国初期，民主德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利于克服二战后的经济混乱、建立国民经济新秩序、迅速恢复经济、实现国民经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体制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乌布利希政府和昂纳克政府都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与改革。

第六章 两个德国主权地位的恢复

两个德国建立后实行了不同的对外政策。联邦德国实行加入西方集团，抗衡苏联东欧的政策。民主德国曾为实现德国统一与独立进行努力，但东西方冷战的形势使之无法取得进展。结果在两德建立几年后，分别加入欧洲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北约和华约，恢复了主权地位，但德国的分裂局面却进一步固定化。

第一节 联邦德国：加入西方集团恢复国家主权

联邦德国建立之初，阿登纳政府把外交重心放在西方，实行“一边倒”，坚定地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在其帮助下恢复主权地位，重返国际舞台，并依靠西方集团，抵制“来自东方的威胁”，即抗衡苏联东欧集团。同时，实现与宿敌法国的和解与合作，积极加入欧洲一体化，为德国的复兴创造有利的环境。阿登纳政府利用当时国际环境提供的有利条件，取得了重要的外交成就，而它与苏联、东欧的关系则处于敌对和僵持之中。

一、加入西方集团恢复主权地位的基本方针

在美苏英法四大国的分区占领之下，德国丧失了主权国家的地位。联邦德国建国之后，占领制度仍然保持了一段时间。各国对联邦德国深怀疑惧。民族的分裂更是德国人的心头之痛。联邦德国力量虚弱，百废待兴。阿登纳作为新国家对外政策的奠基者和掌舵人，确立了基本的对外方针，就是坚定不移地加入西方集团，谋求在其支持和帮助下，获得安全，恢复主权与平等，并重返国际社会，为实现国家的巩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条件，并在将来实现德国的统一。

这一基本方针，基于战后的形势和德国的处境，也有深层次和更长远的原因。德国地处中欧，历来被视为欧洲力量平衡的关键。联邦德国在美英扶持下建立，位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战略前沿，又是欧洲冷战争夺最重要的猎物。在地缘和战略上“首当其冲”的地位，使其安全形势特别脆弱。美国对欧洲战略的关键，是使德国与西方结合，决不允许其摇摆于东西方之间或自行其是。苏联则把德国东部纳入了势力范围，并构成对西欧咄咄进逼的态势。冷峻老练的政治家阿登纳，深知联邦德国就像是“卡在磨盘中”，处境险恶，回旋余地十分有限。

经济上，联邦德国地处高度工业化的德国西部，其特点是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它的工业生产技术领先，竞争力强，出口量大，而农产品和原材料则严重依赖进口。战争的结果、德国的分裂和冷战的形势，大大削弱或阻碍了联邦德国的对外经济联系。所以，重返世界市场，对联邦德国实在是生命攸关。在当时，阿登纳政府认为首先要倒向西方，才能有效地达到这一目标。

联邦德国建立时，除共产党外的主要政党均持反苏反共立场。联盟党是强烈反苏反共的保守派，阿登纳是反共意识强烈的西方派政治家。他认为德国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皈依西方。“德国是西方的一部分，这符合其精神与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人民意愿。”而苏联则被认为是基督教文明和西方价值观的敌人，扩张成性。面对这个危险的邻居，德国要维护安全和“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维护基督教文明和西方价值观，就必须坚定地与西方结合。否则德国就会孤立，并势必变成苏联的一个卫星国。声称信奉“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起初曾反对德国加入西方集团，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也持反苏和反共立场，不久也接受了加入西方集团的政策，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的政策。

加入西方阵营也是吸取历史教训后的结论。阿登纳和许多联邦德国人，认为欧洲历史上恶性发展的民族主义导致了灾难，而德国尤甚。德国传统中的非西方甚至反西方的观念，如反感西方现代自由平等理念和民主宪政制度，认为德国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等观念，均属于祸害之源。与西方结合，有助于克服有害的传统和观念，巩固“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即使一些对阿登纳政府颇多批评的左翼—自由派人士，也主张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与西方结合。同时，精明务实的政治家阿登纳等人，也看到冷战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德国改善处境，摆脱被大国联手管控的“波茨坦恶梦”。西方帮助建立了联邦共和国，也必然要为它减负松绑，帮助它复兴，使它变成积极有用的伙伴。联邦德国要表明自己愿意充当这样的伙伴，而不能三心二意。

联邦德国建立之初，仍处于占领制度下。1949年5月美英法驻德军事长官在批准《基本法》的同时，就公布了《占领法规》（Besatzungsstatut）。随之由三国高级专员组成“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Allierte Hoche Kommission），负责执行《占领法规》。《占领法规》规定：赋予联邦共和国及其各州以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但最高权力由三大国掌握；外交事务由占领国负责，修改《基本法》必须经过占领国同意，签订国际协定须经高级专员同意；三国保留对德国外贸外汇的管制、对鲁尔的管制，以及在德国的赔款、非军事化、非卡特尔化等方面的监督权；“高级专员委员会”可以对联邦和各州发布指令，可以改变它们作出的司法或行政决定；占领国在必要时还可重新全部或部分收回德国政府的权力。对此《占领法规》，有不少德国人表示不满，阿登纳则认为：“占领法规虽非理想，但比没有任何权力是一大进步。对我们德国人来说，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重新通向自由、平等的道路可走。唯一的道路就是在盟国最高军事占领长官的许可下，我们努力逐步地去扩大自由和管辖权。”阿登纳政府成立后的首要之务，就是在接受占领制度的同时，争取三大国放松监管，逐步扩大行动自由，尽快重获主权和平等地位，并重返国际社会。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努力。

一是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rganizat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OEEC）。这个组织是在美国推动下，为接受“马歇尔计划”，英法意等国带头成立的。初称“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1949年改称“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有16个成员国。联邦德国希望加入这个组织，以获得经济援助，并改善国际政治地位。这得到美国的支持，但存在一大障碍，即法德之间的萨尔（Saarland）之争。萨尔是重要工业区域，法德久有争夺。战后法国控制着萨尔，企图使之脱离德国，在经济上与法国结合。它支持萨尔“自治政府”，主张萨尔作为一个实体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联邦德国认为萨尔属于德国，如果与萨尔一起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就可能导致承认萨尔的国际地位。但阿登纳政府不愿因萨尔问题阻碍其加入国际社会。1949年10月，在萨尔之争未决之际，联邦德国加入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这是它加入的第一个欧洲国家间组织，为获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创造了条件，其政治意义也不言而喻。

二是加入“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和“鲁尔国际管制机构”（Internationale Ruhrbehrde/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or the Ruhr/IAR）。欧洲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5月，首批成员有英法意荷比卢等国，是在“欧洲统一运动”推动下成立的一个政府间的协商机构，成立后不久就邀请联邦德国和萨尔加入。联邦德国要求，如果萨尔加入，其席位应包括在德国代表团内。法国却主张萨尔与联邦德国以平等地位加入，遭到德方反对。阿登纳与美英法高级专员交涉，一时无果。1950年5月，法国提出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ische Gemeinschaft für Kohle und Stahl/EGKS；European Coalandsteel Community/ECSC）的“舒曼计划”（Schumann Plan），造成了新的形势。阿登纳的基本主张是，联邦德国应该加入欧洲委员会，否则会对欧洲联合产生不利影响，而欧洲联合是他的对外基本方针之一。根据“舒曼计划”，萨尔的煤钢工业也将纳入共同体，形势的发展使萨尔不应成为德国加入欧洲委员会的障碍。而且，加入欧洲委员会有助于使盟国放松控制。1950年6月联邦议院通过了相关的议案。1951年，联邦德国成为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国，尽管萨尔之争仍然未决。

“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是战后有关国家为控制德国的重工业资源，保证欧洲安全和经济恢复而采取的措施，由美英法荷比卢六国签署协议，1949年4月建立。盟国要求联邦德国承认对鲁尔的国际管制，但阿登纳政府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歧视，是德国丧失主权的表现。当时在野的社会民主党更是强烈抨击这一制度。不过，讲究现实的阿登纳还是表示将在“条件适宜”时加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经济部长艾哈德相信，参加该机构会有助于减轻盟国对德国经济的控制，并获得在其中的发言权。阿登纳与美英法专员交涉，了解到三国准备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放宽限制。1949年11月底，联邦德国加入了鲁尔国际管制机构。

三是签署《彼得斯贝格协定》（Petersberger Abkommen/Petersberg Agreements）。早在联邦政府成立之前，阿登纳就要求占领国尽快放松对德国经济的限制，停止对德国工业的拆卸计划。联邦政府成立后，立即要求盟国减少拆卸，最好是完全停止拆卸。阿登纳向三国专员陈述利害，强调拆卸政策的消极后果，说他担心“拆卸”一词在联邦德国的政治鼓动中可能会起到战前“凡尔赛”一词的作用。在这方面，美国比较好说话，欧洲国家却比较困难。尤其是法国，要求德国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采取合作态度，作为放松经济限制的条件。阿登纳政府表示，愿意尽一切可能考虑盟国的安全需要，准备与所有旨在控制德国军事潜力的机构进行合作等等。同时，建议召开有德国代表参加的会议，审议有关问题，不过盟国应立即暂停或放慢对德国工业的拆卸。

经过努力，1949年11月10日，美英法外长发表公报，宣称在德国遵守《占领法规》的条件下，其行动自由的范围将得到扩大。11月22日，三国专员与阿登纳政府签署了《彼得斯贝格协定》，三国同意中止拆卸鲁尔等地的工业设备，把一大批企业从拆卸目录中勾销，并取消对德国建造远洋船只等方面的限制。同时还声明，应使德国作为热爱和平的成员加入欧洲大家庭，同意德国参加所有的国际组织，可以与外国发展贸易和建立领事级外交关系。同时德国要继续执行非军事化、非纳粹化和非卡特尔化，防止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复活，必须以有利于恢复西欧的真正安全感为基础。

《彼得斯贝格协定》没有完全达到联邦德国的要求。社会民主党批评它是“盟国高级专员制造出来的工具”，舒马赫甚至攻击阿登纳是“盟国的总理”。但是，对成立刚刚两个月的联邦德国，这个协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阿登纳说，德国的愿望和要求没有完全实现，但《彼得斯贝格协定》却是政治上的一大成果。“战败以来，第一次正式承认了我们的平等地位，使我们第一次又重新踏入国际范围中了。”

二、与法国和解，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

实现法德和解与合作，推进欧洲统一，既做“好的德国人”，又做“好的欧洲人”，做“欧洲的德国”，是阿登纳政府与西方结合的总方针的一部分。

实现欧洲统一，并在其中解决“德国问题”，这一思潮在战时和战后欧洲有广泛的基础，德国也不例外。在战时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就有在欧洲统一中复兴德国的思考。1950年，联邦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缔结欧洲联盟公约，建立“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的超国家联盟机构”，以达到欧洲的经济统一、共同的外交政策、各国人民权利平等等目标。阿登纳认为，欧洲联合是绝对和迫切需要的。世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单个的欧洲国家没有前途。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能重新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并在必要时在天平上投下自己的砝码，否则只会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欧洲国家要克服为害巨深的极端的、自杀性的民族绝对主义，也必须走联合之路。对德国来说，只有坚定地走欧洲联合之路，才能与各国增信释疑，为实现自己的复兴创造条件。欧洲统一也是最终“在自由中实现德国统一”的前提。欧洲一体化之必要，还特别是因为美国将它作为整个欧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而美国的帮助对联邦德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许多德国人总结历史教训，主张做“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也要求走欧洲统一之路。

实现欧洲统一，既以解决法德问题为目标，又以法德和解与合作为前提。建国不久，阿登纳就释放与法国和解的善意。他对法国媒体说：“处在欧洲今天的阶段，‘世仇夙怨’已经完全不合时宜，因此我决心要以德法关系作为我政策的一个基点。身为联邦总理，必须既是正直的德国人，也是正直的欧洲人。因为我希望做到一身二任，所以我不能不致力于德法的谅解。”他向美国报纸表示：“决心要以改善与法国的关系作为我的政策的核心。”当时法德关系因萨尔之争而恶化，阿登纳要求人们不要听信民族主义的煽动，不要陷入仇恨的情绪。他建议成立法德联盟，以利解决争端，消除敌对情绪，并为走向“欧洲合众国”打下基础。

阿登纳政府的政策适逢其时。当时，法国肢解和压制德国的政策难以为继，于是寻求新的道路，让·莫内（Jean Monnet，1888—1979）和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1886—1963）等“欧洲派”影响上升。1950年5月9日，法国提出“舒曼计划”，建议成立一个煤炭和钢铁工业的共同体，以此把法德等国的煤钢工业——战争潜力的重要基础——纳入一个超国家的共同体机构之下，从而使德法之间的战争“不仅在思想上不可能，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可能”，并为欧洲统一提供初步的基础。阿登纳立即看到，这个倡议不仅有助于消除法德争端，而且“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它将要以一个各方平等参加、共同决策和运作的共同体，来取代歧视德国的“鲁尔国际管制机构”。于是积极响应“舒曼计划”，参加谈判，促其成功。1951年4月，德法荷比卢意六国签署《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Vertragüber die Europische Gemeinschaft für Kohle und Stahl/Montanunion Vertrag）。阿登纳政府还希望以此为契机，结束盟国的管制，减轻对德国工业的非卡特尔化处置，并解决萨尔之争。阿登纳坚持，如果离开“平等”原则，就谈不上欧洲煤钢共同体。他说，在“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掌管鲁尔生产的同时，又让煤钢共同体去做同样的工作，那是荒唐的。换言之，前者应该取消。联邦德国谈判代表瓦尔特·哈尔斯坦（Walter Peter Hallstein，1901—1982）强调，要“使经济利益服从远大的政治目标”，尊重各国平等原则，经济利益就能得到保证。当然，妥协也不可避免。例如在法国的要求和美国人的干预下，接受对煤钢工业的分散化改组。阿登纳事后对联邦议院说，建立煤钢共同体的协议，是欧洲几百年来首次实行自愿而非强迫地向一个超国家机构转移主权，并将“给民族主义这个欧洲的痼疾以致命一击”。

在法德和解的背景下，萨尔问题的解决逐渐水到渠成。在谈判中，联邦德国要求萨尔的煤钢生产纳入煤钢共同体，但法国主张萨尔以第七个成员国身份加入，德法意见相左，议而未决。煤钢共同体条约签署后，法德继续就萨尔进行谈判。到1954年，法国又以解决萨尔问题作为同意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恢复主权（当时签署了相关条约）的先决条件，但谈判仍旧十分困难。阿登纳回忆：“当会谈转到萨尔问题时，气氛恶化了。双方都说明了自己的观点，相互距离很大。对我来说，法国的要求是不能接受的。”但阿登纳身处两难：是拒绝法国对萨尔的要求，还是实现重新武装和恢复主权？出路只能是分清轻重缓急，寻求妥协。阿登纳终于与法国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1907—1982）达成了妥协，于1954年10月签署了关于萨尔的原则性协定，让萨尔“欧洲化”，成为“西欧联盟”（Westeuropische Union/WEU）结构下的一个地区。为此，将制定一项《萨尔法规》（Saarstatut），并由萨尔公民投票后生效。萨尔保持与法国现有的经济联系，联邦德国在一定时期中也与萨尔建立同等的经济联系。萨尔的最终归属，将在正式签订对德和约后，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

阿登纳同意萨尔“欧洲化”，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故而遭到强烈的批评。但萨尔的“欧洲化”是有条件的而非最终的，保留了它最终归属德国的可能性。有关安排也使德方有可能对萨尔局势施加影响。据说阿登纳的信念是：“萨尔人是优秀的德国人，他们会懂得该投什么票。”而如果萨尔人决定同德国合并，法国将不会不考虑这种愿望。况且他当时也别无良策，因为最迫切的需要是恢复国家主权地位，对萨尔则只能寄希望于形势的发展。不过，阿登纳没有坐等形势发展，而是通过秘密渠道，向萨尔的亲德力量（萨尔的自由民主党）提供经费，支持其争取萨尔归属德国的活动。

到1955年，法德和解已走上轨道，联邦德国恢复了主权地位，经济也走上高速增长之路。这年10月，萨尔就《萨尔法规》举行公民投票，有67%的人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反对萨尔的“欧洲化”。亲法的“萨尔自治政府”随之辞职。萨尔新政府宣布将结束与德国的分离。法德再次就萨尔展开谈判，于1956年10月达成协议。法国同意德国于1957年1月1日恢复对萨尔行使主权，三年后萨尔在经济上与德国合并。德方则在经济上满足法国的要求，如保证从萨尔向法国提供大量的煤炭等。萨尔之争解决，既是阿登纳与法国和解政策的一个成果，也为法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搬掉了一块绊脚石。

三、重新武装与主权地位的恢复

联邦德国恢复主权地位，是与加入西方集团和重新武装联系在一起的。德国分裂后，东西方围绕德国的斗争并未结束。当时冷战处于重要时期。1949年秋，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武器垄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形成强大的震荡。美国提出要“建立自由世界的优势力量”，以应对新的形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再次对西方造成冲击。美国一边介入朝鲜战争，一边盯住欧洲。加强刚刚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datlantikpakt-Orgnisation/NATO），建立西欧的军事防务，成为“建立自由世界的优势力量”的迫切任务。为此需要使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为西方防务作出贡献。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1884—1972）认为，面对苏联可能的军事进攻，欧洲的防御如果没有德国参加，就只是大西洋岸边的一场后卫战，而不可能有纵深的防御。1950年9月，美、英、法外长会议，提出让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加入西方防务的问题。相关的外交紧锣密鼓，就此敲响。

武装力量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是国家主权的体现。战后德国被解除了武装，所以重建武装和恢复主权，成为阿登纳政府的重要诉求。建国后不久阿登纳就表示，愿意参加“欧洲联邦军队”，说德国面临苏联威胁，不能手无寸铁。朝鲜战争造成了紧张局势，也提供了机会。1950年8月底，阿登纳政府提出备忘录，要求建立武装力量，参加西方防务，并结束占领状态，使德国与三大国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9月，美、英、法外长与阿登纳发表公报，宣布要使德国在平等基础上与欧洲共同体——包括在大西洋共同体内——相结合，并为西方防务作出贡献。三大国宣布承认联邦德国是德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并将随着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生效而取消《占领法规》和对德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只保留某些尚不能放弃的对德权利。随后，修改了《占领法规》，把日常事务的处理权交还联邦德国，许其建立外交部。1951年3月，联邦德国设立外交部，阿登纳亲任首任外交部长。7月，三大国宣布结束对德国的战争状态。

但是，重新武装恢复主权之路却是一波三折。二战结束仅仅数年，人们对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暴行记忆犹新，多国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法国的态度更为坚决。美国人也认识到使联邦德国重新武装起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为有利于控制重新武装后的德国，也顾及到欧洲国家的态度，美国考虑在北约组织的架构中解决问题，而不是建立不受制约、自主行事的德国国家军队和总参谋部。1950年9月美英法外长会议的公报宣称，重建一支德国国家军队并不能最好地服务于德国或欧洲的最高利益。

在当时的形势下，法国无法强行阻止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便提出一套自己的方案，以获得主动。如莫内所说，要按照不久前提出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思路，搞一个“更加广义的舒曼计划”，把德国重新武装置于一个欧洲的超国家结构内，建立一支统一组织、统一装备、统一财政的一体化“欧洲军”（Europische Armee）。1950年10月，法国总理普利文（RenéPleven，1901—1993）提出了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Europische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有的文献中译作“欧洲防务集团”）的建议，史称“普利文计划”（Pleven-Plan）。人们称此方案是试图“武装德国人而不武装德国”，就是让联邦德国武装起来，但其武装力量要纳入欧洲防务共同体结构下的“欧洲军”，既为西方防务作贡献，又受一体化机制的控制。美国急于让联邦德国尽快重新武装，担心“普利文计划”另起炉灶会拖延时日，因而起初颇有疑虑。到1951年夏天，美国终于感到，要使联邦德国对西方的防务计划作出贡献，最好是支持法国提出的建议。

在联邦德国国内，重新武装和加入西方军事集团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一是战争结束不久，人们担心德国军国主义借尸还魂。二是许多人不愿重新拿起武器，充当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马前卒。况且一旦发生战争，很可能剑指德国东部同胞，手足相残。三是担心加入西方军事集团，会断送德国统一的前途。社会民主党在1952年发表声明：“联邦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让德国重新统一，而不是要与西方一体化。”德国共产党谴责重新武装是复活军国主义，为美帝的战争政策效力。许多自由派人士也强烈反对重新武装。联邦内政部长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1899—1976）为抗议重新武装而辞职。1950年12月有民调说，70%的西德人反对重新武装。多地工人举行抗议罢工和游行。年轻人喊出“我不参加”，以抵制重新武装。但阿登纳政府坚持重新武装的方针，准备接受“普利文计划”加入“欧洲军”；同时向战胜国索取让步，彻底结束占领体制，恢复主权和平等地位。在有关的谈判中，联邦德国方面强调，参加“普利文计划”，就应该与其他参与国具有同样义务，享有同样权利。对法国要求约束德国的意见，德方代表的态度是：“很好，但你们也应如此。”1951年9月，美英法提出调整与联邦德国关系的条约草案，阿登纳认为其中没有保持“平等原则”，三大国保留的权力过大，如设立“大使委员会”，有权以多数决定来干预德国的外交政策等。他声称不会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联邦德国谈判代表格雷韦（Wilhelm G.Grewe，1911—2000）回忆说：三大国“企图原则上保留1945年所接管的最高权力”，德方则要“争取拔掉盟国草案中的一些‘毒牙’，使它接近德国的设想”。因此“为每个条文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历时7个月之久，争得了100多项让步。阿登纳亲自与三国高级专员进行会谈就达30余次。不过阿登纳政府也知道其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为了有利于最后实现德国统一，在有些问题上还需要保留三大国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一些妥协是必要的。

经过艰苦的谈判，1952年5月26日在波恩签署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三大国关系条约》（Vertragü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n drei Mchten）及相关附件，亦称《一般性条约》（Generalvertrag）。第二天即27日，法德意荷比卢六国签署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Europische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Vertrag/EVG-Vertrag）。前一条约写明，承认联邦德国是“国际社会中自由平等的一员”，废止《占领法规》，联邦德国恢复主权，并加入欧洲防务共同体，作为大西洋集团的组成部分。三大国将继续保留在德国驻军、恢复德国统一、柏林问题和对德和约等方面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必要时在德国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利。后一条约对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欧洲军”作了规定：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的军队（联邦德国可建立12个师），除了有特殊规定如维持海外领地的需要之外，都纳入统一的欧洲军，归欧洲防务共同体管辖。各国不得征召和维持独立和自成体系的国家武装力量。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机构不对各国政府负责，而是对超国家的欧洲政治机构负责。条约设计了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基本机构框架。同时规定，前一条约须在后一条约批准实施后，才能生效，亦即结束占领制度，联邦德国恢复主权，是与它加入欧洲防务共同体捆绑在一起的。

苏联和东欧十分警觉西方这一冷战举动和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强烈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西方集团，指出西方的决定违反战时盟国的协议，必将在欧洲造成新的侵略和战争危险。苏联要求重开美苏英法四国会议，讨论按照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的原则来处理德国问题，建立全德政府，缔结对德和约。但是，美国坚持既定方针。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ison，1893—1971）表示，美国对于四国讨论德国问题已无兴趣，因为那只会把事情弄糟。西方不要受雅尔塔或波茨坦协议的束缚，那两个文件已经过时了。阿登纳担心重现四国共管德国的“波茨坦噩梦”，自然不喜欢四大国会议。他向美国人强调，不征求德国的意见，是难以达成有效的协定的。1951年，在巴黎玫瑰宫举行了四国外长会议的筹备会，苏联与美国等国各执一端。这次会议被艾奇逊称为“玫瑰宫里的宣传”，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1952年苏联再次发动外交攻势，于3月10日提出一项对德和约原则的草案，其中建议恢复德国的统一，统一的德国实行中立，其领土按照波茨坦协议划定，和平经济不受限制，而且“为了自卫可以保有本国的武装部队”和进行有限的军事生产。4月9日苏联进一步提出要“毫不迟疑地讨论举行全德自由选举的问题”。苏联抛出“以中立换统一”的画饼，对不少德国人颇具诱惑，有助于激发反对重新武装的力量。但阿登纳政府坚持既定方针，决不接受“中立换统一”。美国也认为，苏联的建议不过是又一次破坏活动，是要阻止德国同西方结合。东西方之间经过一番“照会战”，联邦德国与西方三国一起，拒绝了苏联的相关建议。

但是，这时西方阵营内出了问题。法国提出“普利文计划”后，国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不愿法国将防务主权纳入超国家机构，并担心重新武装的德国会很快支配欧洲防务共同体。1954年8月底，法国国民议会经过激烈辩论，扼杀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这又使结束占领制度的《一般性条约》不能生效。这一变故，被阿登纳称为一场危机。他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宣布继续致力于欧洲统一，继续同有关国家讨论军事一体化、恢复主权和一视同仁地参加西方防务的问题。他还强调事态堪忧，德国人有可能“转到面向东方的民族主义”，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应对。美英也紧急磋商，甚至考虑哪怕没有法国参加，也要作出必要的安排。美英外长接踵访问波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Dulles，1888—1959）强调“不能让德国人民倒向东方”。英国外相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提出了替代性方案。不久，就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恢复主权，达成了新的协议。

艾登提出的方案，是对1948年英法荷比卢五国签订的《布鲁塞尔条约》（Brüsseler Pakt/Treaty of Brussels）加以修改，吸收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加入，同时让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实现重新武装。这是一个对德国更为宽松的方案，阿登纳政府自然欢迎。在随后的讨论中，法国仍然要求严格监督联邦德国的军备，阿登纳还是强调权利义务平等和无歧视原则，反对对德国的“歧视”和“不信任”。法德尖锐争论，美英则对法国压、抚并用，促其妥协。德方还要求“根本修改”1952年签署的《一般性条约》，删改一些严重干预德国主权和内政的条款，如盟国保留的“紧急状态权利”条款，并把三大国在德驻军建立在条约基础上。同时提出，即使不能实现重新武装，也应终止占领制度。据格雷韦后来说，达成的新条约与1952年条约相比，有八个方面作了有利于德方的修改。尽管仍有一些很高的期望没有实现，但在战争结束还不到10年，就取得这样的成果，已足以令人惊异和注目了。

1954年10月23日，联邦德国与美英法意等多国签署《巴黎协定》（Pariser Vertrg），包括一系列文件：一是恢复联邦德国主权的文件；二是修改《布鲁塞尔条约》使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加入的文件；三是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议定书；四是法德关于萨尔地位问题的文件（即前节提到的萨尔“欧洲化”的协议）。根据《巴黎协定》，德意将作为“独立自主”的平等成员加入西欧联盟（由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改组而来）和北大西关公约组织，联邦德国在此框架下重新武装，将建立50万人的军事力量，非经西欧联盟的同意不得超过这一限额。联邦德国承诺，不在其领土上生产“ABC”武器（即原子、生物、化学武器），未经北约最高司令官的要求和西欧联盟理事会2/3多数的同意，不生产远程导弹、感应水雷、大型军舰和潜艇、战略轰炸机等武器，并受西欧联盟有关机构的监督。根据修改后的《一般性条约》，三大国结束对德占领制度，但仍保留在德国驻军、德国统一和缔结对德和约以及在柏林问题上的权利与义务。联邦德国声明，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义务，将保证不采取任何与《北大西洋公约》和《布鲁塞尔条约》的严格防御性质不符的行动，决不使用武力来实现重新统一或改变现存边界，要以和平手段解决与他国可能发生的争端。三大国声明，承认联邦德国为德国唯一的自由与合法组成的政府，它有权在国际上代表德国人民；将继续通过和平谈判以求得德国问题的解决，最终以和平途径实现德国的自由与统一；将继续在柏林驻军，以维护柏林的安全与福利及西方在柏林的地位。此时，联邦德国反对重新武装的呼声仍然强大。1955年1月，数百位知名人士在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Paulskirche）集会，指出重新武装将破坏德国统一的机会，加剧东西方紧张，使德国人面临同室操戈的命运。这些呼吁未能改变政府的政策，联邦议院通过了《巴黎协定》。1955年5月《巴黎协定》经各国批准后生效。美英法结束了对德占领（柏林除外），其驻德高级专员变身为大使。

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组织，是冷战时期围绕德国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回合。美国由此完成了西方联盟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加强了西方联盟；苏联反对未果，随之组织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军事集团，加以抗衡。阿登纳政府以重新武装为契机，恢复了主权（尽管尚不完全），使“雅尔塔和波茨坦两个协定被埋在地下”。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生效之日，阿登纳在总理府前升起国旗，并宣读一篇恢复主权的声明：“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军事和政治崩溃后将近10年的今天，终于结束了对联邦共和国的占领时代。联邦政府可以怀着深为满意的心情宣告：我们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另一面，联邦德国也更深卷入了冷战体制，两德分别作为两大对立集团的成员而彼此对峙，统一更加困难、更加遥远了。

第二节 民主德国主权地位的恢复

民主德国成立后，积极寻求通过两德谈判来建立统一的全德政府，继而通过与战胜国缔结和约来实现占领国撤军和德国独立。然而，英法美苏四大战胜国在德国问题上分歧重重，导致德国分裂长期化。在英法美三国致力于加快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和组建欧洲防务力量的压力下，苏联也开始逐渐恢复民主德国主权并将其纳入华沙条约组织。通过与苏联单独签署和平条约，民主德国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但并没有获得完全主权。

一、民主德国致力于德国统一的努力

建国之初，民主德国积极寻求通过两德谈判来建立统一的全德政府，然后再由统一的德国政府与英法美苏等国缔结和约，实现占领国从德国撤军和德国最终成为一个和平、统一和独立的国家。

从1949年建国到1952统一社会党二次会议召开，民主德国将国家统一作为主要任务。最初，民主德国主张按照《波茨坦协定》恢复德国统一并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在民主德国看来，西方分裂德国是由于他们害怕在一个符合《波茨坦协定》规定的、统一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国家中，同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力量进行公开的政治较量。在西方改变联邦德国的现状时，民主德国是坚持贯彻《波茨坦协定》的。1950年8月2日，民主德国大张旗鼓地纪念《波茨坦协定》，宣传民主德国在推行土地改革、消除法西斯意识形态等方面执行了协定，而联邦德国的建立和重新武装是违背协定的。民主德国主张按照苏联东欧集团对《波茨坦协定》的理解来改造和统一德国，主张“民族问题是一个阶级问题，只有在工人及其同盟者消灭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才能得到解决”，希望将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扩大到全德。

为了实现德国的统一，民主德国多次提议举行两德谈判。如1949年10月4日，统一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Zentrale Exekutivkomitee，简称“中委会”）建议联邦德国的议会和政府与民主德国的人民议会和政府就相应的步骤举行谈判。同年10月23日，皮克总统向联邦德国提议谈判完成德国的重新统一，24日民主德国政府又提出缔结和约的建议。然而，民主德国的统一主张和坚持《波茨坦协定》的立场不可能为反苏反共的阿登纳政府接受。对于民主德国的谈判提议，联邦德国没有直接答复，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统一主张。1950年3月22日，阿登纳政府提出通过全德选举产生全德立宪议会的建议，英法美三国表示支持。5月25日，美国出面向苏联提交了联邦德国的建议，但苏联没有答复。

除了提出谈判提议外，民主德国还发动群众运动来争取德国统一。1950年5月24日，民主德国在柏林召开了50万人参加的世界青年会议，其中5万人来自联邦德国。在会上，乌布利希强调会议的民族意义和宣传民主德国的政策主张。利用联邦德国人民对物价高涨的不满，民主德国还进行了反美宣传，提出“德国人的德国”口号，煽动联邦德国群众对英法美三国以及与它们密切合作的阿登纳政府的不满。

尽管将争取国家统一规定为主要任务，但民主德国最初的德国政策表现比较消极，主要是进行政策宣传，并没有制定和实行切实有效的措施。因为建国后的经济困难使民主德国无暇外顾，统一社会党首先重视的是作为统一斗争基础的国内建设。

然而，由于美国将联邦德国纳入西方军事体系的政策危及了民主德国及其苏联东欧盟国的安全形势，民主德国不得不加大了统一努力的力度。1950年10月22日，针对英法美三国的纽约外长会议，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苏东八国外交部长在布拉格集会。与会国反对西方三国单方面决定结束对德战争、制定对德和约以及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等政策，提出按照《波茨坦协定》签订和约和最终从德国撤军。会议还建议由德国两部分谈判建立协商和约与筹备全德临时政府的全德立宪会议。

为了实现布拉格决议，苏联和民主德国分兵作战，前者呼吁召开四国会议，后者则是努力争取与联邦德国开启谈判。但是，苏联的谈判努力毫无结果，民主德国的谈判政策也同样以失败告终。从布拉格会议结束到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前夕，民主德国多次向联邦德国和西方建议谈判解决德国问题。但是，联邦德国拒绝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使有关谈判从未举行，双方只是在建立全德政府的方式和步骤等问题上争执不休，主要涉及全德立宪议会产生方式、自由选举的举行以及对德和约等问题。在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谈判提议的同时，民主德国还继续动员群众特别是争取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以建立广泛的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统一战线。由于阿登纳不理会格罗提渥的提议，民主德国通过各种渠道在两德展开统一宣传，指责联邦德国不愿解决德国统一问题，并号召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统一行动。1950年12月30日，民主德国人民议会主席还致信联邦议院议长，再次提出举行两德会谈。然而，对于民主德国开展两德统一谈判的各种提议，联邦德国各部门都拒绝理会。

在直接争取两德谈判失败后，1952年2月13日，民主德国致函英法美苏四国政府，要求按照《波茨坦协定》从速缔结对德和约。2月20日，苏联回信表示支持，拒绝承认民主德国的英法美三国则没有理会。3月10日，在对民主德国的建议稍加修改后，苏联向英法美三国政府发出缔结对德和约的外交照会，并附加了和约草案。在外交照会中，苏联建议四国召开会议，讨论缔结对德和约以及研究建立一个全德政府来签订和约等问题。在和约草案中，苏联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军事中立的德国，统一后的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拥有保卫安全的武装部队和生产军需物资，还可以加入联合国。3月14日，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发表了表示支持苏联照会的声明。

实际上，在建立中立、统一德国的过程中，民主德国也有被实力较强的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皮克和格罗提渥曾向来访的意大利社会党人抱怨，“斯大林要把我们放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但我们不知道怎样从那里走出来”。让民主德国觉得有惊无险的是，联邦德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苏联的和约草案。西方国家和阿登纳的主张不谋而合，英法美三国驻德高级专员向阿登纳声明：“我们将继续进行我们的有关欧洲防务集团与德国条约谈判，只当没有那份照会一样。”1952年5月26日和27日，联邦德国和英法美等国先后草签了关于结束德国占领状态和组建欧洲防务集团的《波恩条约》和《巴黎条约》。两个条约的签订表明，民主德国以谈判德国统一来阻止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德国政策没有奏效。西方学者普洛克认为，建国后民主德国存在“保持东德内部稳定和寻求对其主权地位的外交承认”及“建立东德的全德信誉和作为全德模式的先进政治体制”两个目标。在实现德国统一的希望渺茫以及西方的威胁加剧后，保持政权的稳定甚至是寻求单独的主权地位成为民主德国的主要目标。

二、从争取统一转向恢复主权

随着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1952年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后，民主德国日益注重维护自身存在并走向了恢复主权的道路。

在1952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会议上，党的总书记乌布利希作了《目前形势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报告显示，民主德国仍然将国家统一作为主要任务，但利用西方强硬的冷战政策和斯大林的以中立换统一的德国政策的失败，使乌布利希将国内的工作重心转向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德国统一与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问题上，乌布利希的看法是，民族问题现在是、将来还是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柏林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为争取统一、民主、爱好和平和独立的德国的斗争来说，只会起好的作用。也就是说，乌布利希认为统一问题依旧是未来的主要任务，但他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与追求德国的统一是一致的。

会后，民主德国没有终止争取统一谈判的努力。9月5日，人民议会致信联邦议院，建议两德派代表参加四国会议和组成一个调查两德举行自由选举可能性的德国调查团。由于联邦德国一直拒绝谈判，民主德国采取了不请自到的主动措施，人民议会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联邦德国，试图与联邦议院进行接触。9月19日，民主德国代表团到达波恩，但联邦德国官方拒绝与之接触。民主德国还积极争取国际和平力量的支持，同年11月8—10日，民主德国在柏林举办了争取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国际会议，两德代表在会后发表了联合宣言。然而，民主德国以统一换中立的努力还是没有奏效。

西方联盟组建取得进展使民主德国的外部局势进一步恶化，但让民主德国更为不安的是内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及其引发的国内民众抗议运动。1953年发生在柏林的“6·17事件”显示，民主德国政权极不稳定，西方国家则认为这是进行有关德国问题谈判的有利时机。1953年7月15日，西方三国照会苏联，建议在9月底举行一次四国会议，讨论德国统一、对德和约以及对奥和约等事务。最后，四大国决定于1954年1月初在柏林召开四国会议。

国内动乱刚刚平息，民主德国明白谈判时机对自己不利。为了避免四国牺牲民主德国的利益，在8月17日的广播演说中，皮克要求“在准备和约的各阶段以及在和会上，必须保证德国有代表参加”，他还建议由两德组成临时全德政府准备全德自由选举。但是，阿登纳坚决反对两德参加柏林会议，他认为，“要是这样做，那就意味着事实上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民主德国还努力影响苏联的谈判立场。8月22日，民主德国和苏联代表会晤，双方在德国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共识：必须在最近召开和会；必须有德国代表参加和会的各阶段准备工作以及参加和会；必须通过两德的直接协商来成立负责筹备自由选举的临时全德政府；选举以后德国人民建立政府不受外国干涉。为了稳定民主德国政权并消除其对苏联背叛的担忧，苏联免除了民主德国由于战争而负担的财政和经济义务，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苏联还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大使级别。

1954年1月25日—2月18日，四国外长会议在东、西柏林轮流召开。会议前夕，民主德国仍然要求两德代表参加会议，但支持阿登纳政府的西方三国予以拒绝。在会上，西方还是坚持以自由选举作为德国统一的第一步，不过在联合国监督自由选举方面作出了妥协，同意苏联曾主张的由四国代表加上或不加上中立国的代表组成选举监督委员会。西方还坚持建立欧洲防务集团，并要求全德政府应该有权继承联邦共和国和苏占区所承担的条约权利和义务，这意味着西方主张统一的德国可以加入北约。民主德国坚决反对西方的立场，1月30日向四国外长会议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反对《波恩条约》和《巴黎条约》，主张德国统一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由东西德代表组成的全德临时政府，要求对德和约包括外国占领军撤出、不参加旨在反对任何一个曾参加对德作战的国家的联盟或军事同盟等原则。民主德国的新立场显示，为了维护自身存在，乌布利希政府在自由选举问题上，主张两个德国代表组成一个临时全国政府。

2月1日，莫洛托夫提出了一个与民主德国主张一致的和约草案。10日，苏联还提出了一个安全计划，即实行四国管制德国的安全模式。最终，因为分歧太大，东西方未能在德国问题上达成协议。

柏林会议后不久，苏联进一步提升民主德国主权地位，取消了对其国家机关的监督，授权民主德国自行决定它的包括两德关系在内的国内外事务。在主权地位日益提升后，民主德国更加强调自身的安全与存在。在1954年3月30日的统一社会党“四大”上，该执政党表示不要求简单地把民主德国的成果搬到联邦德国，同时开始坚持民主德国的现状，即要求新的德国没有垄断资本统治、没有失业、爱好和平、独立并与苏联团结与友好。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乌布利希反对联邦德国的统一立场和安全政策，继续坚持民主德国的统一立场，即：“恢复德国的统一首先要靠德国自己，恢复德国统一只有在德国东西两部分代表之间达成协议，只有在拒绝‘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和波恩‘一般性条约’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也就是，民主德国的统一目标或条件是，两德对等组成全德政府和联邦德国拒绝倒向西方阵营，这些主张是不可能获得联邦德国以及英法美等国同意的。此后，民主德国的谈判提议没有现实可能性，只存在着反对阿登纳政府政策的宣传意义。以新闻发布会、政府声明的方式，民主德国政府表示愿意谈判统一问题，这也是自1952年第二次代表会议以来统一社会党争取谈判最为积极的阶段。1955年1月15日，苏联再次让步，同意西方主张的国际监督下的自由选举，民主德国的政策活动空间增大。民主德国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政策，格罗提渥政府发表一份声明，表示如果联邦德国改变加入北约的政策，两德可以在1955年举行全德自由选举。2月24日，民主德国人民议会派全权代表前往联邦德国联邦议院，说明民主德国关于全德选举、选举法以及国际监督的基本思想。同时，邀请联邦议院代表团到人民议会来发表他们的意见。但是，联邦议院拒绝对话，并于2月27日批准了《巴黎协定》。民主德国对此作出了激烈的反应，指责阿登纳的政策是出卖民族利益和要以武力统一德国，号召工人阶级统一行动，并要求对《巴黎协定》进行全民公投。民主德国还声明，其主张的德国统一之路是反对《巴黎协定》和要求实现两德和解，并表示不反对对自由选举的国际监督。5月5日，格罗提渥还呼吁联邦议院废除允许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巴黎协定》，建议两德立即就消除军国主义、准备产生全德国民议会的自由选举、联合要求所有占领军队撤出德国和缔结和平条约等达成谅解。但是，《波恩条约》和《巴黎协定》在同天生效，联邦德国获得了国家主权并被纳入了北约军事集团，德国的分裂局面进一步巩固，民主德国争取德国统一和独立的努力完全失败。实际上，在联邦德国公开、高调地走向通过倒向西方阵营换取主权地位之时，民主德国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西方集团，另一方面也积极发展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和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以此维护政权稳定和寻求主权地位。最终，通过与苏联单独媾和，民主德国也走上了恢复主权地位的道路。

三、主权地位部分恢复和加入华沙条约组织

在激烈的冷战对抗之下，民主德国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和恢复主权的努力不断遭遇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德国和苏联日益注重保持民主德国内部稳定及与联邦德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联邦德国通过加入西方阵营获得国家主权后，民主德国也通过与苏联单独签署和平条约和加入华沙条约组织，恢复了民主德国国家主权地位。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政府在德国的主要目标是落实通过《波茨坦协定》获得的权益和保障自身安全。二战后真正能威胁到苏联国家安全的只有美国，因而，斯大林竭力阻止美国力量停留在欧洲和反对美国主导的西方联盟的建立，采取了以谈判方式解决德国问题的新策略。但是，苏联和民主德国关于德国统一的努力鲜有进展。在德国统一问题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苏联开始着力于巩固民主德国政权。1953年8月，苏联免除了民主德国由于战争而负担的财政和经济义务，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大使级别，两国还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1954年3月，苏联还取消了对民主德国国家机关的监督，并授权民主德国自行决定它的包括两德关系在内的国内外事务。

在美国加紧恢复联邦德国主权并将其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情况下，苏联也加紧了恢复民主德国主权的进程。1955年1月25日，苏联发布《关于结束苏联同民主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命令》，决定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并废除由战争引起的将德国公民当作敌国公民的一切法律限制。1955年9月20日，苏联政府与民主德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的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关于恢复民主德国的规定。条约表示两国之间关系将建立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民主德国可以自由地解决它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问题，包括同联邦德国的关系以及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2）关于两国合作的规定。条约指出两国“将就一切有关两国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互相进行磋商，并且采取它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措施来防止和平遭到破坏”。双方同意和加强两国之间“现有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关系，相互给予一切可能的任何援助，并实行必要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合作”。（3）苏联在民主德国领土上驻军。在民主德国的同意下，苏联根据两国之间协议将暂时继续在民主德国驻军。条约签署后，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撤销苏联驻德高级专员一职，对德管制的各种条例在民主德国停止生效。从此，民主德国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国际法上不再处于苏联的占领状态之下。

在努力阻止西方国家通过《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同时，苏联东欧国家也作了两手准备，加紧筹建社会主义军事同盟。1954年11月底12月初，苏东集团国家在莫斯科（Moskau）召开了欧洲安全会议，会议通过宣言声称：如西方国家批准《巴黎协定》，苏联和东欧国家将在组织武装力量和联合司令部方面采取共同措施。1955年3月，苏东八国又就缔结集体友好互助条约的原则、组建联合武装力量及其统帅部等问题进行了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1955年5月14日，阿尔巴尼亚（Albanien）、保加利亚（Bulgarien）、捷克、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Rumnien）、苏联和匈牙利（Ungarn）八国在华沙签订《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简称《华沙条约》（Warschauer Pakt）。条约有效期为20年，到期可顺延10年。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缔约国继续发展和加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的合作；（2）缔约国采取共同和协商一致的政策，以保证和平与欧洲安全，实现普遍裁军和禁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3）华沙条约组织的宗旨，即：如果在欧洲发生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进攻，每一缔约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个别地或通过同其他缔约国的协议，以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立即对遭受这种进攻的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给予援助。

1956年6月4日，根据《华沙条约》第6条规定，华沙条约组织这一军事、政治同盟正式成立。华沙条约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俄语、德语、波兰语、捷克语为官方用语。“华约”还建立了联合武装部队和一体化部队等两支军队，两种部队都由缔约国军队组成，不同的是后者由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指挥，前者平时由各国国防部领导，战时才由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指挥。

民主德国被苏联东欧国家纳入了华约组织，虽然这既意味着民主德国正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也表示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获得平等的国际地位，但民主德国并没有获得与其他缔约国完全平等的地位，如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其他缔约国可以自行决定如何作出反应，而民主德国的反应程度要由整个华约组织决定。按照苏联和华约的安排，1956年民主德国开始重建军队，但军队人数较少，只占整个华约组织的3.3%，而其人口大约占到华约组织的4.5%。而且，民主德国的军队随时都受控于华约组织的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当然，民主德国位于冷战前沿，加入华约组织以及苏联、华约在其领土上驻有大量军队，有利于民主德国的国防和国内安全。此外，民主德国还一再利用华约组织作为向联邦德国施加压力和阻止苏联东欧国家接近联邦德国的政治工具，这在1967年阻止罗马尼亚等国与联邦德国建交时尤为明显。然而，华约组织很明显是苏联在政治上进一步控制民主德国的政策工具，民主德国并没有获得完全的主权和完全平等的国际地位。

第七章 两个德国政府的演变

两个德意志国家的政局发展和政府演变各有特点。联邦德国在多党议会制度下，执政力量多次变换，但主要是基督教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交替保持主导。重大政策时有改革和调整，但坚持了“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基本政策具有连续性。民主德国坚持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在此前提下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整改革，促进了国家的发展。但是，改革反复较大，未能克服体制僵化、缺乏活力的弊端，未能实现社会主义体制的自我完善。

第一节 联邦德国政府演变：从阿登纳到科尔

联邦德国从建国到1990年统一，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政局变化。从建国到60年代初，联盟党占据政坛优势，领导联邦政府，阿登纳长期担任总理，政治上保守倾向比较浓厚。此后变革呼声强化，中经“大联合政府”的过渡，到60年代末开始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十余年的联合执政，推行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而后保守主义回潮，80年代联盟党重新上台，执政直到统一之后。历届政府的政治倾向有异，政策时有变化，但总的来说是走了一条温和的“中间”道路，或属中右，或属中左。激进左翼和极端右翼的主张，都遭到拒斥。

一、阿登纳和艾哈德领导的联盟党政府

从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起，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合称“联盟党”）就在联邦层次上执掌权柄。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历次大选，联盟党都取得优势。特别是在1957年联邦议院选举中，联盟党获得过半数的选票和议席，达到高峰。阿登纳连任总理，直到1963年。他是一位兼具基督教传统和自由主义的保守政治家，注重实际，强烈反共，也反对右翼极端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他那种家长式的、具有权威主义特点的执政风格，遭到左翼自由派的批评。但在一个缺乏稳定和安全的国家，对于习惯于强势政府，尚未完全摆脱迷茫的民众，这种执政风格和权威又有产生的条件，甚至有某种必要性。

这是联邦德国内政外交的创制和奠基时期。当时百废待兴，复兴之路正长。人们对新的共和国能否巩固，疑虑颇深。联邦德国又背负历史重负，处在冷战夹缝中，没有国际地位，缺乏国际信任。在困难的条件下，阿登纳政府以非凡的努力，初步稳定和巩固了国内基本制度，重返了国际社会，造就了“经济奇迹”，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阿登纳以艾哈德主管经济，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政策实行之初，批评不绝于耳。1948年取消价格管制放开市场后，物价上涨，失业上升。工会举行罢工，社会民主党强烈抨击，美国占领当局责怪艾哈德改变盟国关于价格管制的指令。艾哈德坚持信念，认为如果后退，就会“再度恢复计划经济，通过国家管制和官僚主义的干预，把我们逐步导向极权主义”。不久，物价趋于平稳，市场初现繁荣，生产开始恢复和增长。然而直到1950年初，失业仍然严重。美国高级专员对艾哈德的政策表示强烈保留，阿登纳也疑虑重重。社会民主党要求艾哈德辞职。艾哈德仍是拒绝采取可能危及货币和物价稳定的干预措施。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联邦德国经济受到刺激，帮了艾哈德的忙。然而又出现原料和能源进口大增，外贸逆差和煤炭供应紧张。如何应对？阿登纳主张限制进口。财政部建议征收特别消费税，以济投资之需。美国则要求采取管制措施，来保证军需生产。但艾哈德坚持只能用“符合市场”的方式干预，决不能让管制经济从后门溜进来。他主张逐步放开物价，控制货币与信贷，降低税收，并扩大对外贸易。不久，经济形势好转。1952年恢复贸易的自由化。1953年工业生产达到1936年水平的160%。失业下降了。外贸转亏为盈，结余逐渐积累。1958年实现了马克的国际自由兑换。“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得到广泛认可。50年代后期，新的问题出现了。工人加强了斗争，要求实行再分配。米勒阿尔马克认为，应该进入“社会市场经济”的第二阶段，实行“制度化的国内和国际景气政策以便从制度上保证充分就业和持续扩展”。但艾哈德仍然强调应坚持市场原则，反对政府广泛干预经济。

制定反对限制竞争的立法，是当时一项重要工作，也是西方盟国的要求。艾哈德在主持双占区经济工作时，就着手制订相关的法案。最初的法案要求建立反卡特尔制度，禁止一切形态的“经济强权”，即所谓“禁止原则”（Verbotsprinzip）。阿登纳也赞成制订法律，实行反卡特尔政策。但是争论很大。德国经济界有建立卡特尔的传统，经济学界、政府一般也不特别排斥经济的集中和建立卡特尔。工业界以种种理由阻止反卡特尔法，至多只接受较为宽松的“滥用原则”（Missbrauchsprinzip）。鲁尔工业权势集团批评“美国佬指手划脚”。德国工业联合会（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BDI）通过决议，说反卡特尔法会削弱企业的首创精神，威胁社会市场经济等等。德国劳工组织负责人也认为，应当依法惩处滥用卡特尔的行径，而不应该禁止卡特尔。艾哈德也表示“不是要根本禁止卡特尔，在对政治经济全局有用和必要的情况下，将允许组成某些卡特尔”。反卡特尔法案起草后，反复修改，直到1957年才在联邦议院通过，名为《反对限制竞争法》。其基本内容是一般地禁止卡特尔和类似安排，监督大企业滥用经济力量的行为。它在形式上保留了“禁止原则”，内容上则更多依据“滥用原则”，规定了不少的例外。所以被比作“瑞士干酪”，意即漏洞百出，不能真正阻止经济力量的集中和限制竞争的行为。

阿登纳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制定了1951年的《煤钢工业共同决定法》（Montan-Mitbestimmungsgesetz）和1952年的《企业组织法》（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Betr VG，又称《企业委员会法》），为建立企业的“共同决定”制度，并形成劳资“社会伙伴”关系，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基本法》规定联邦共和国是“社会的国家”，意味着国家要承担“社会责任”，建立福利制度。阿登纳政府时期，在1950年恢复了养老保险制度。1952年制定法律（《均衡负担法》），向战争中未受损失者和在战后重建中致富者征收特别捐税，作为“均衡负担金”，救助战争受害者和来自东部的难民和被驱逐者。为此，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资助住宅建设，实行儿童补助、孕产妇保护、失业和事故保险等。1957年实行养老金改革，使之与职工收入的增长挂钩，被认为是联邦德国社会和财政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阿登纳时期，德国不少人对新制度还只是消极接受，许多人与纳粹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加之冷战激化，使得非纳粹化、非军事化、再教育等让位于现实政治的需要。阿登纳的“历史政策”（Vergangenheitspolitik）是宽容与和解，对重要的纳粹分子要予以惩办，但对愿意接受新制度者，则给予出路，使其为新国家服务，况且各领域确实需要人才。1949年和1951年通过了赦免前纳粹分子的一般性罪行，允许其重新任职的法律。一批已被判刑的纳粹罪犯被减刑或提前释放。不少前纳粹官员和专业人士重新起用，甚至位居要津。如1950—1953年间新任命的部门领导成员中有60%曾是纳粹党员。外交部建立后，49名高级成员中有39名前纳粹党员。曾参与纳粹制定臭名昭著的1938年“纽伦堡法”，后被盟国列为战犯的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1898—1973）自1953年起担任总理府国务秘书达10年之久，成了阿登纳的得力助手。在重新武装的过程中，一批前国防军将校被重新起用。

不过，非纳粹化的成果并未被否定或取消。阿登纳是反法西斯的，他曾宣称决不允许以取消民主秩序为目标的极端现象抬头，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重演1933年的旧剧。他起用前纳粹分子，有过于宽容之嫌，但前提是这些人不得违反《基本法》，否则就可能重新面对整肃。在阿登纳政府的要求下，1952年联邦宪法法院取缔了纳粹残余组织“社会帝国党”。在建立联邦军队时，设立了由反纳粹人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对上校及以上级别的军官在民主问题上的可靠性进行甄别，并否定了其中一部分人。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1957年联邦德国司法机关开始加强对战时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影响较大的如1958年在乌尔姆市（Ulm）进行的“行动队审判”（Einsatzgruppenproze）和1963—196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威辛审判”（Auschwitzprozess）等。1958年，最高法院在巴符州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设立纳粹罪行侦查中心，该中心后来收集了逾百万件纳粹罪行的资料，对系统持续地调查清算纳粹罪行，发挥了有力的作用。从1960年起，联邦议院通过辩论，一再延长对纳粹罪行追诉的时效，直到1979年决定取消追诉时效的限制。这意味着对纳粹罪行可以永久追诉，直到罪行得到惩处，正义得到伸张。同时，阿登纳政府奉行强烈反共的政策。在政府要求下，联邦宪法法院于1956年裁决德国共产党“违宪”，加以取缔。内政部长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1910—1989）声称：对极右和极左的组织都要按《基本法》规定，同样对待，不能对右派采取措施，却给共产党留有余地。

阿登纳通过对西方“一边倒”，于1955年恢复了主权，加入了北约。随后开始重建武装力量。由“总理特别代表”特奥多·布兰克（Theodor Anton Blank，1905—1972）领导的负责军事事务的“布兰克办公室”（A mt Blank）改组成国防部，负责建军工作。1956年10月改由基社盟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任国防部长，调整建军计划，稳步推进工作。在欧洲推进法德和解，积极参加欧洲一体化，并在1963年与法国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对苏联和东欧则奉行“实力政策”，极力孤立和打压民主德国。

阿登纳政府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巨大成功，但其浓厚的保守主义特点，宽容和重用前纳粹分子，压制反对派意见，均遭到左翼—自由派的诟病，认为温和的右派（联盟党和阿登纳政府）与极右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邦共和国还可能“再纳粹化”。其对外政策向西方一边倒，对苏联东欧（包括民主德国）除了强硬，无所作为。阿登纳久任总理，家长式作风也逐渐令人不满。阿登纳所在的党内，矛盾也发展起来了。1961年夏天柏林危机，阿登纳政府面对柏林墙，无所作为，受到批评。时任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回忆：“柏林墙的修筑，对阿登纳的德国政策不仅是一个打击，而且是一个根本的转折点。气候突变：反对阿登纳，反对联邦政府，反对联盟党。”在1961年9月的联邦大选中，联盟党得票比1957年下降近5个百分点，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均显著上升。联盟党拒绝社会民主党的合作意向，仍与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但后者提出条件，要求放弃对苏东的僵硬政策，并由艾哈德出任总理。最后，阿登纳仍然担任总理，但1962年10月发生《明镜》（Der Spiegel）事件，再次冲击阿登纳政府。舆论和反对党抨击政府滥用权力，触犯新闻自由。执政党内也传出批评之声。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与事件有关，被迫辞职。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不满，宣布退出政府。阿登纳只好重组政府，最后在1963年10月辞去总理职务，由艾哈德继任。艾哈德在声明中宣称，将实行“中庸和谅解的政策”。1965年9月联邦大选后，联盟党仍与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艾哈德继续担任联邦总理。

艾哈德任总理期间，根据其一贯信念，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着力减少政府干预，强调自由意味着责任，社会立法应使人们免于风险，但不应使他们免于竞争。他反对由政府出钱搞更多的社会项目，而是搞私有化，让更多人拥有财产。但他的构想受到工业界、工会、各利益集团等方方面面的掣阻。在他总理任期内唯一重要的私有化是1965年分散了大公司“费巴”（Veba）的股份，同年通过了鼓励低收入者持有股份和积累资金的法律。1963年经济向好，不少人（包括联盟党内）主张扩大福利，得到艾哈德支持。1965年是大选年，政府又为大选“送礼”，为退休人员、农民、母亲、儿童等开支数十亿马克。1965年上半年联邦议院通过了56项开支法案，其中3/4由政府提出，又对中低收入家庭减税。一增一减，联邦预算出现赤字。而经济增长却在1965年下半年放缓。1966年工业生产仅增长1.2%，为货币改革以来最低。通货膨胀有所加剧，1965年和1966年的通胀率分别为3.1%和3.7%。实际上，此次经济衰退并不严重，在所谓的危机高峰期，工业销售总额还比上一年增加3%，出口也比上一年增加12.6%。1966年10月底失业人数14.6万，而空置的就业岗位却有43.6万个。但是，在“经济奇迹”之后出现衰退和通货膨胀，却构成一种心理冲击，人们担心重演1920年代的恶性通胀或1930年代的大衰退。许多人主张加强政府干预来促进增长和就业。但艾哈德还是老办法：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削减开支，限制福利和补助，发挥市场作用。于是有了“艾哈德衰退”之说。艾哈德和联盟党的民众支持率迅速跌落，1966年联盟党在北威州的竞选中失利。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也开始转向。10月间，政府内部围绕1967年预算和长期财政措施发生分歧。艾哈德主张减支增税，平衡预算，遭到反对。自由民主党退出政府。联盟党内的政见和权力斗争也加剧起来。12月，艾哈德下台。

二、联盟党—社民党的“大联合政府”

联盟党支持率的下降和政府的危机，为社会民主党提供了机遇。该党自1959年宣布成为“人民党”以后，选举成就逐步上升。艾哈德下台后，联盟党推出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Georg Kiesinger，1904—1988）出任总理，同时希望与社会民主党合作。于是，组成了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大联合政府”（Groe Koalition），社会民主党的勃兰特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基辛格称“大联合”的组成是“联邦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是联盟党首次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也是后者自战后以来——实际上是自1930年以来——首次参加中央政府执政。但社会民主党与联盟党，尤其是与一位前纳粹官员（指基辛格）合作，两党联合又使朝野力量严重失衡，故而遭到强烈的质疑和批评。有人说纳粹垮台仅20余年，一名前纳粹官员竟成了联邦总理，这是“一种侮辱”，“大联合”是“灾难性的婚姻”。没有了真正的反对派，非常可能走向专制国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联邦德国报刊上撰文，质疑“联邦共和国滑向何处”？面对质疑，基辛格声明：“大联合”在联邦议会拥有超过2/3多数的席位，人们对它抱有期待，希望它能够处理困难的任务。鉴于人们担心反对党太小可能蕴含的危险，他承诺将以一切努力，防止那种危险，保证让反对党有一切机会表达意见。为防止权力的滥用，“大联合”将只维持到本届任期结束时为止。

经济问题，即克服“艾哈德衰退”，成为“大联合政府”的首要课题。基辛格在政策声明中提出要整顿财政秩序，平衡预算，确保经济增长和货币稳定。“大联合政府”的经济部长、社民党人席勒与财政部长、基社盟的施特劳斯合作，采取措施减少国家消费和增加收入，设法填补1967年预算的缺口。增加对铁路、公路建设等方面的投入，以刺激增长。最重要的措施是1967年6月通过《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提出经济的四大目标，所谓“魔法四角”（“Magisches Viereck”），即促进价格稳定（通胀率不超过1%）、较高水平的就业（失业率不超过0.8%）、对外经济平衡和稳定而足够的经济增长（年增长4%）。具体措施有四：（1）联邦政府每年提出报告，在多年度（五年）经济目标范围内确定下一年度的经济和财政目标和政策，每两年提出一次补充报告，为中央和地方以及劳资的“协调行动”制定目标数据。（2）联邦和各州要编制前瞻性的多年度财政收支计划。（3）加强联邦、州和地方当局的相关政策协调。（4）采取新的短期措施，以影响私人需求和公共投资。这些措施，加强了联邦在财政方面进行协调和干预的权力，以改变各级政府各自为政的状况。为此建立“协调行动”机制，由政府、联邦银行、工会和企业主组织的代表以及经济专家组成，定期在经济部主持下召开“协调行动会议”，提出“带有方向性的数据”，理性磋商，并转化为各方的“协调行动”。此后，经济状况得到改善。1968年和1969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8%，失业率下降到1%以下。通货膨胀率在1968年降低到1.5%。

大联合政府面对的另一大问题是“新左派”（Die Neue Linke）的抗议浪潮。联邦德国建国以来保守派当权，政治社会生活比较沉闷，受到左翼—自由派的批评。进入60年代，在战后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开始登上舞台，形成了新的所谓“青年文化”，并走向“政治化”。一系列事件推动了这种变化：1962年6月在慕尼黑的施瓦宾（Schwabing）骚乱中警察的行动，同年10月的《明镜》事件，大学现行体制弊端的暴露，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美国等国家“新左派”的兴起等。联邦德国不时出现抗议美国侵越战争、要求国内改革的学生运动。“大联合”政府成立和前纳粹官员基辛格成为总理，政府积极制定《紧急状态法》（Notst and gesetze），极右的“国家民主党”抬头等，推动抗议运动走向高潮。人们认为，联邦共和国面临着危险，有效的反对派只能来自议会外，即“议会外反对派”（Au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APO）。它来自不同党派和信仰、不同职业和阶层，以年轻人居多。激进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SDS）成为抗议运动的先锋。抗议者在各地举行集会游行，宣称“民主面临紧急状态”，抨击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也抗议“一切反动派”，包括本国的当权者和政府。官方采取警察行动，更激化了矛盾。1967年6月伊朗巴列维国王（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1980）访问西柏林，遭到大规模的抗议。其间大学生奥内索格（Benno Ohnesorg，1940—1967）被警察枪杀，更加激怒了学生。他们得出了最极端的结论：国家正在向右转，是专制主义，甚至是法西斯在掌权。1968年4月，SDS的学生领袖杜奇克（Rudi Dutschke，1940—1979）遭右翼青年枪击受伤，再次激起抗议狂潮。接着，反对《紧急状态法》的斗争形成高潮，该法被认为是要反对“劳动人民的社会利益”和“压制一切形式的政治反对派”，它“把《基本法》扔进了垃圾堆”，将导致独裁专制。总理基辛格更是饱受攻击。学生抗议活动得到一些左翼—自由派人士的同情或声援，如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伯尔（Heinrich Bll，1917—1985）、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等学者、作家。激进作家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抨击《紧急状态法》就像威廉四世“士兵是对付民主派的唯一方法”的话一样，而这是因为“少数人的统治，资本的统治，再也不能用其他方法维持了”。他号召人们“在德国造成法国那样的形势”。这场强大的议会外抗议运动，后来被称为“68年运动”。

不过“议会外反对派”过激的主张和行为，并没有得到多数人，包括一些对他们有所同情的左翼—自由派人士的支持。如哈贝马斯告诫他们应限于“抗议权”范围，不要变成“左派法西斯主义”。保守派包括保守的媒体，则对抗议运动多加指责。总理基辛格指责“极左势力”“旨在破坏议会民主秩序”。内政部长本达（Ernst Benda，1925—2009）主张对SDS加以取缔。警方加强对抗议活动的监控和镇压。仅1968年4月的“复活节示威”期间，就动用警力2万余人，包括警察、抗议者和旁观者在内逾400人受伤，2人死亡。事后内政部长证实正在对827人进行调查。仅柏林就有389人被捕，多数是年轻人。联邦议院不顾议会外的抗议，于1968年5月通过了《紧急状态法》，授权政府在自然灾害、国内动乱或战争情况下，为保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可以限制基本的宪法权利。联盟党和保守派认为这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也支持了该法（有少数社会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同时勃兰特宣布将反对任何滥用这个法律的企图。随着反对《紧急状态法》的斗争失败，随后社会民主党上台，许诺进行改革，“议会外反对派”分化瓦解，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不久解散。

三、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小联合政府”

“新左派”的抗议运动很快退潮，但冲击了保守的政治和思想氛围，形成了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反保守的气氛”。不少年轻人和左翼—自由派人士支持社会民主党执政，推行改革。自由民主党也开始转向，在1969年3月支持海涅曼（曾任阿登纳的内政部长，后加入社会民主党）当选联邦总统。社会民主党打出扩大民主，推行改革的旗帜，吸引选民。在1969年9月的联邦大选中，获得42.7%的选票。尽管党内有人仍主张与联盟党搞“大联合”，但以勃兰特为首的领导层已提升了对“执政能力”的信心，同时也担心重新引发抗议浪潮。于是决定与自由民主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被称为“小联合”。勃兰特任总理，自由民主党的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1919—）任副总理兼外长。1972年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45.9%的选票，再度组阁。但不久，勃兰特的秘书冈特·纪尧姆（Günter Guillaume，1927—1995）被发现是民主德国特工，于1974年4月被捕。此事引起轰动，反对派乘机攻击，勃兰特于5月辞去总理职务。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继任总理，副总理兼外长则换成自由民主党的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1927—2016）。到1976年联邦大选时，社会民主党列举其改革的成就，提出“继续创建德国模式”，获42.6%的选票。1980年又在选举中获得42.9%的选票。施密特蝉联总理，根舍继续任外长。

社会民主党以“改革党”面貌执政。勃兰特宣称将秉持“连续性和革新”的精神，“敢于尝试更多的民主”。他认为年轻人抗议运动中提出的一些批评并非纯属无稽之谈，而是反映了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勃兰特政府上台后，密集出台措施，开始了一个社会民主取向的“改革时期”。

在政治上把选举权的年龄由21岁降低到18岁，使更多人获得了通过选举参与政治的权利。这是对战后成长的年轻人广泛参与政治要求的回应，也有利于扩大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

改革高等教育。勃兰特曾说，他的政府把教育的规划放在“改革的首位”，要求根据《基本法》，给予一切公民以发挥其个性的同样机会。1969—1970年修改《基本法》，将高等教育列为联邦与州的“共同任务”，加强统一和协调。1976年的《高教框架立法》规定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就大学结构、招生、教学和研究单位的机制改革、教学大纲、综合大学规划等制定了具体方针和措施。这类改革部分地回应了学生运动的要求，扩大了教育与学术领域的自由讨论空间，扩充了高等教育体系，增加了教育投入，加强了对寒门学子的资助。

修订了关于婚姻和家庭的法律，更好地保障妇女的财产权和其他权利，取消了一些不利于女性的规定（如废除妻子不经丈夫许可不得外出就业的法律）。其间也有尖锐的争论，涉及未婚同居、堕胎权、同性恋权利等。当时妇女争取堕胎自由的斗争高涨，1974年联邦议会通过法案，修改刑法第218条，允许妇女在妊娠12周内，根据有资质的医生建议，可以堕胎。但新法案遭到天主教会、联盟党和巴伐利亚等州的强烈反对，并被宪法法院裁决为“违宪”。此后又经过修改，于1976年通过，规定除特殊情况（医疗、伦理和社会原因）外，不许堕胎。要求堕胎者，必须经过严格而复杂的程序。

加强了社会福利网的建设。1969—1975年，福利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24%上升到33%。1972—1974年三年中，养老金提高了44%，扣除物价因素，其实际购买力提升了19%。对贫困学生提供资助。为职业培训和再培训提供补助。1974年政府提出“劳动人道主义化行动纲领”，加强对劳工的保护。1976年竞选时，社会民主党列举其改善社会保障方面的成就：实行弹性退休年龄、企业养老金的保障、独立经营者的养老保险、农民法定的医疗保险、新的青年劳动保护法、子女补助金的新调整、提高战争受害者的抚恤金、帮助残疾人的新措施等。1976年编制了《社会法典》（Sozialgesetzbuch），指出社会立法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系统阐述了“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明确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一系列立法和措施出台，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经济领域，一是修订1957年通过的《反对限制竞争法》。修订该法的准备工作开始于“大联合政府”时期。到1973年，联邦议院通过了修订后的法案。1976年和1980年又进行了新的修订。主要是补充了某些新的规定，把一些条款明晰化，完善相关制度和手段。如1980年的修订，绝对禁止某些特别大型的合并（各方销售总额超过120亿马克，或参与兼并的部分销售总额超过20亿马克）。二是制定新的《企业组织法》（1972年）和新的《共同决定法》（1976年），将“共决”制度推行到更多的企业。三是开始重视环境保护。60年代社会民主党曾提出“鲁尔的蓝天”口号以争取选民，但环保真正引起重视是在70年代。1970年联邦政府发布了环境保护紧急纲领，1971年制定第一个环境计划，并制定一批环保立法，如1972年《废物处理法》（Abfallbeseitigungsgesetz）和《联邦排放保护法》（Bundesimissionsschutzgesetz），1976年《废水法》（Abwasserabgabengesetz）和《联邦自然保护法》（Bundesnaturschutzgesetz）等，并将“环境污染”列入刑法。在机构方面，1972年成立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Sachverstndigenratfür Umweltfragen），1974年又成立联邦环保局（Umweltbundesamt）。增加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按当年价格计算，1975年用于环境保护的开支（包括经常性开支和投资）总额为134.2亿马克，其中国家开支77.4亿马克；1982年总额达到220亿马克，其中国家开支118.39亿马克。政府为应对能源危机，还开始大力发展核能发电，但其伴随的环境风险却引起了争论和批评。

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之际，“68年运动”走向衰退。社会民主党许诺改革，使许多抗议运动的同情者转向了社会民主党。参加或经历过学生运动的人（后来称为“68一代”）开始走上社会，进入职场，也发生了分化。有的进行所谓“通过体制的长征”，即进入政府机关或教育、社会、法律等机构，或现存政党，表达诉求和施加影响。一些人进行了反思，转变观点，融入现实。但激进左派仍然存在，据内政部1971年报告，有约250个激进左派团体（毛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以及约130个“正统的”共产党团体，两者共有16万余名成员。更严重的问题，是极端左派的武装暴恐活动。巴德尔（Andreas Bernd Baader，1943—1977）、恩斯林（Gudrun Ensslin，1940—1977）、迈因霍夫（Ulrik Meinhof，1934—1976）等一批人（“巴德尔—迈因霍夫帮”），决心武装起来进行“城市游击战”，在资本主义心脏取得“革命的突破”。他（她）们于1970年宣布成立“红军”，故称为“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RAF）。他们抢劫银行、袭击警局、进行爆炸、绑架和暗杀等，矛头指向政、经界的头面人物和驻德美军基地。据统计，1970—1978年，发生了10起纵火案，25起爆炸袭击，35家银行遭劫，导致28人身亡，107人死里逃生，93人受伤，162人被扣为人质。1977年其暴恐活动达到高峰，在几个月中，相继有联邦大检察官布巴克（Sigfried Buback，1920—1977）、德累斯顿银行总裁庞托（Jürgen Ponto，1923—1977）、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Hans-Martin Schleyer，1915—1977）等高层人物及其随员遭到“红军派”的绑架和杀害。10月，一批暴恐分子把汉莎航空公司的“兰茨胡特”（Landshut）号飞机劫持到非洲的摩加迪沙（Mogadischu），以要挟政府释放在狱中的“红军派”头目。一时人心惶惶，形成所谓“德国之秋”。如何对待激进和极端力量，成了一个严重的课题。

社会民主党主张改革，但反对激进和极端的主张和行为。同时为应对保守派对“新东方政策”（Neue Ostpolitik）的攻击（他们说“社会主义者”与苏联勾结），也需要表现出对激进和极端分子的坚定态度。勃兰特告诉内阁，要采取强硬政策来反对左的和右的激进分子。政府加强了对激进活动的监控打压。1972年勃兰特和各州总理签署《反激进分子令》，不许参加旨在反对《基本法》的组织或活动的人担任公职。此法涉及约350万公职人员，上百万人受到忠诚审查。许多申请者被拒绝录用，或在职者被解职或纪律处分。在联盟党执政的州更为严厉。1975年宪法法院的一项裁决指出，必须确保公务员申请人在任何时候都支持“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是否具有这种忠诚“可以取决于其以前的活动”。这使得不仅参加“违宪的”（verfassungswidrig）组织，而且即使参加仍然合法但被认为是“反宪法的”（verfassungsfeindlich）的组织，也可能作为不得担任公职的理由。例如“新德共”本是合法政党，其成员却被视为“激进分子”，或在申请加入公务员队伍时遭到拒绝，或被取消已有的公务员资格。

对武装的暴恐活动则严加镇压。1971年内政部宣布“红军派”为“头号公敌”，对其进行大搜捕。1972年逮捕了巴德尔、恩斯林、迈因霍夫等“红军派”头目，后来又对他们进行了审判。但是“红军派”活动仍在继续。1977年秋绑架施莱尔和劫持“兰茨胡特号”发生后，警方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通缉行动。施密特政府果断派出武装突击队，成功解救了被劫持的飞机及人质。巴德尔、恩斯林等人获救无望，在狱中自杀。为防范暴恐活动，政府制定了更严厉的法律，采取了更周密的措施，如1974年允许法官如果怀疑辩护律师参加或帮助正在受调查的犯罪行动，则可禁止该律师出庭。1976年允许警察没收“颠覆性”书籍，逮捕激进的书店老板，取消电视台的“煽动性”节目等。1977年禁止在狱中的“红军派”首领彼此间的任何接触，也不许与律师交谈，以防其串通遥控狱外的恐怖分子。1978年授权警察在一些公共场合进行盘查和监控，对不能证实身份者可临时拘押。

暴恐活动的频繁，法律条款的加重，反恐行动中出现过火行为等，一度造成近乎美国“麦卡锡时代”的氛围，也引起激烈的辩论。左翼—自由派担心过火的镇压不仅不能保障“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有人批评《反激进分子令》以反激进分子之名，行打压左派之实。1973年一批知识界人士签署声明，说对“议会外反对派”的压制“已发展成对整个左派的政治追捕体系”。对高校的监管愈加严厉，书籍和杂志被没收，左翼出版社受到干扰，记者和编辑遭到处罚。著名作家伯尔批评《反激进分子令》是“可耻和伪善”，是民主社会“有意识的自杀”，呼吁将“红军派”纳入政治进程。1975年发生对核科学家特劳贝（Klaus Traube，1928—）进行非法窃听的事件，因为警方怀疑他与恐怖分子有染，但结果证实他是无辜的。此事被《明镜》披露，一时哗然。1978年，《明星》（Der Stern）杂志发表一系列关于安全措施危害公民自由的文章。而保守派则主张严厉政策，批评政府心慈手软，并说这是“无政府状态与秩序”“社会主义与自由”和“基督教与无神论”的斗争。到70年代末，人们感到对颠覆活动的恐惧言过其实了，相反有一股保守主义正借口国家安全而回潮。而力主严打政策的巴符州州长菲尔宾格（Hans Filbinger，1913—2007）的纳粹历史被揭露，也使主张严打和批评“同情者”调门最高的人声誉扫地。官方在一些方面的措施有所缓和。

在官方严打“左”的极端分子之际，极右分子和新纳粹却沉渣泛起。70年代联邦德国曾出现两次所谓“希特勒浪潮”，如美化希特勒等。新纳粹等极右团体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宣传种族主义和排外。1979年总理府授权慕尼黑的一个研究所进行调查，发现“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日子更好过”的说法时有所闻。1980年在慕尼黑“10月节”（Oktoberfest，通称啤酒节）期间，右翼极端分子制造爆炸事件，致13人死亡，约200人受伤。这类极右势力的活动也遭到官方的监控和打压。

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执政，是经济方面的多事之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货币汇率动荡，能源危机，经济“滞胀”。政府在1970年和1973年实行了两个“稳定计划”，应对“滞胀”，效果有限。许多改革都以增加开支为前提，但经济衰退使政府在财政方面力不从心。勃兰特承认，当时没有弄清楚改革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相互依赖性。1973年施密特任财政部长，发现许多改革对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全无概念”。到他在1974年任总理时，“改革欣快情绪”已经退潮。施密特作为务实派，其政策基调是“连续性和集中力量”，即选择那些特别重要的、政府有能力提供资金的改革项目。有人批评他“向右转”，他的态度是关心所面对的危机，不要沉溺于“未来主义的幻想”。他面对的是经济衰退，1974—1975年间，工业生产缩减了12.3%，固定资本投资不振，出口减少了9%，失业率从1%上升到5.2%，1975年经济出现负增长。为克服衰退，1974年12月联邦政府拟定一项反周期计划，准备斥资100亿马克，其中约70亿—80亿用于支持私人投资，约6亿用于减少失业，约11亿用于公共合同。财政部长阿佩尔（Hans Apel，1932—）表示，财政政策要有“负债的勇气”，为推动经济复苏作出贡献。此后陆续出台措施，如1975年1月的综合财政改革（减税和增加家庭补助）、1975年8月为补偿需求疲软的追加支持计划等。1977年联邦政府通过总额为160亿马克的“未来投资计划”（Zukunftsinvestitionsprogramm/ZIP）（后增至200亿马克），着眼于为期四年（1977—1980）的长远规划，以改善运输系统、提供高效和生态的能源、供水、环境保护以及职业培训。此外还实行各种税收优惠等措施。从总体上看，70年代晚期的政府调控越来越侧重于供应方面，如降低税收和利率，控制社会开支和工资成本，以促进投资，增加生产和就业。然而，1980—1982年又出现经济衰退，1982年再次出现负增长。

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许诺，吸引了要求改革的年轻人，其党员人数由1968年73万余人增加到1974年的99万余人，“青年社会党人”则由15万增加到35万。1972年社会民主党在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首次超过了联盟党。但是不久，一些改革遭遇阻力，一些政策和措施（如《反激进分子令》等）引起争论，社会民主党人气下降。其在1976年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下降，在1980年选举中得票率只略有上升。此时政府又遭到新的批评。1979年北约的“双轨决议”（Doppelbeschluss/Two-Track Decision）在联邦德国激起强大的反核和平运动。1980年，反核和平运动发表《克雷费尔德呼吁书》（Krefelder Appell），说“双轨决议”将欧洲置于“无法承受的危险之中”，要求政府拒绝在中欧部署新的美国中程导弹。在呼吁书上签名者在半年内达到80万。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则签署《比勒费尔德呼吁书》（Bielefeld Appell）与之呼应。1981年10月“向波恩进军”的反核示威有近30万人参加。

最终导致施密特政府下台的，是经济—财政与社会政策问题。经济衰退，政府政策陷入两难。“敢于负债”的反周期政策，使财政赤字剧增，债台高筑。据官方数据，国家（联邦、州和乡镇）每年预算赤字率在1962—1969年间一般不到10%（唯1967年为12%）；70年代迅速上升，从1975年起历年都超过30%，其中1975年高达63.8%，1981年更高达75%。国家年度债务总额到1969年时，最高年份为1179亿马克；但1975年达到2520亿马克，1981年达5406亿马克。1970—1974年，政府预算赤字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7%，1981年则高达4.9%。同样年份中公共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则由18.8%上升到35.3%。投资不振是一大问题。联邦德国的投资年均增长率在50年代上半期是12.8%，此后逐渐下降，1974—1983年私营部门的投资年均增长率不到2%。失业人数在70年代中期（1975—1976）连破百万。1981年失业者达127万，1982年达到183万，连创建国以来的新高。施密特曾在1982年承认经济方面的困难：福利开支剧增，导致税负大增。税收不敷使用就靠借贷，联邦、州和市镇的借贷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飚升。福利开支占用了资金，加剧了投资的困难，也无助于增加就业。

于是，围绕经济—财政及社会政策的分歧激化起来。自由民主党主张减税以鼓励投资，促进增长和就业，减少福利以削减赤字，反对在增长疲软之际继续实行再分配和改革政策。副总理根舍提出：“国家正处在十字路口”，需要展开原则争论，实行“转向”。1982年9月，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1926—2009）提出基于市场原则的应对财政、经济和失业问题的方案，并说如果坚持那些国家负担不起的计划，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并鼓励以占有为目的的再分配，“最终酿成政治制度的危机”。这一方案遭到施密特的拒绝。于是，自由民主党宣布退出政府。联盟党乘机与自由民主党达成协议，在联邦议院提出对施密特的“建设性不信任案”，迫使施密特下台。

四、科尔的“中间派联合政府”

施密特下台后，1982年10月基民盟的赫尔穆特·科尔就任总理，组成了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的联合政府，根舍仍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83年1月联邦议院解散，提前举行第10届大选。联盟党获得48.8%的选票，自由民主党获7%的选票。科尔继续担任联邦总理，仍由根舍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科尔政府上台之初，正值司法机关调查大公司向政党非法捐款事件（“弗利克丑闻”），一批高官涉嫌卷入，其中有科尔政府的经济部长、自由民主党人拉姆斯多夫，联邦议院议长、基民盟的雷纳·巴泽尔（Rainer Barzel，1924—2006）等。科尔本人也涉嫌在接受调查时说谎。1987年，拉姆斯多夫等人被法院宣布无罪，但被处罚款。科尔政府经受了这场冲击。1987年1月联邦议院大选，联盟党再次获胜，仍与自由民主党合作，科尔蝉联总理。

科尔称其政府为“中间派联合”（Koalition der Mitte），作为基民盟的总理，要奉行阿登纳、艾哈德和基辛格三位总理所主张的方针。1982年10月科尔就任伊始，在施政演说中宣布了四点紧急纲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确保社会福利制度；对外国人实行人道政策；更新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础。特别要创造和保护就业，首先要鼓励投资。要使经济摆脱由国家造成的不必要负担或官僚干预，公共预算要把重心由消费转向长远的用途。他在1983年的基民盟党代会上指出：“我国人民不希望更多的国家干预，而是希望一个更好的国家。我们要把这个由官僚主义者统治的国家重新变为依靠公民的国家。”科尔政府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强化市场力量，削减公共开支，加强私人资本，回到更为正统的“社会市场经济”。科尔政府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以求达到经济持续适度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等四大目标。具体的措施有：（1）大力整顿财政，削减赤字，压缩政府开支。（2）鼓励私人和公共投资的积极性，改革税收（减税），调整国家提供补贴等政策，改善企业赢利机会，遏制企业倒闭浪潮，鼓励和支持建立中小企业，推动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技术的发展。（3）调整社会福利政策，把公共预算的重心从消费转向面向未来的用途，既要保持社会安全网络，又要限制社会开支的增长。（4）同失业作斗争，除鼓励投资以创造就业外，还要加强就业培训，鼓励提前退休等。

经过努力，财政状况得到改善：1982年赤字750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4%，1984年下降到338亿马克，占GNP的1.9%，1985年又下降到200亿马克，占GNP的1%。从1986年起再次上升，1987年达到380亿马克，占GNP的2%，但财政赤字迅猛上升的势头有所遏制。为鼓励投资，1984年公布《减税法》，1986年开始第一阶段，减税110亿马克；1988年进入第二阶段，减税140亿马克；到1990年减税总额达250亿马克。此外，政府还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资助。为了既鼓励投资又兼顾物价，联邦银行降低贴现率和利率，同时控制货币量的增长。1982年联邦银行的货币增长量约6%，1985—1986年则为3%—5%。在遏制福利开支增长方面也采取了措施。1983年还暂停增加工资。经过努力，经济出现“低速、稳定和持续的增长”。1988年、1989年和1990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3.7%、4.2%和5.5%。而消费物价上涨率则由1982年5.2%，逐年下降到1985—1990年间的2.8%以下，其中1986年为-0.1%，1987年为0.2%。在此期间，联邦德国的出口额超过美国，跃居世界榜首。国际收支扭转了施密特政府末期的逆差状态。1982年实现全年顺差86.6亿马克。其后连年增加，1989年高达1346.9亿马克。黄金外汇储备也继续增加。经济领域的成效，提高了科尔本人的声誉和人们对科尔政府的信心。

科尔政府期间，严重的环境和核安全问题接连发生，如酸雨导致森林枯死、莱茵河和美因河化学污染、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引起民众的关切和恐慌。反核和平运动正掀起高潮。绿党在1983年和1987年的选举中都进入联邦议院，反映了人们对环境安全的关注。特别是切尔诺贝利事件后，人们批评科尔政府信息不灵，行动不力。许多人反对建设新的核电站，并要求关闭已有的核电站。因此，尽管环境保护与促进增长存在矛盾，科尔政府还是在以前社会民主党政府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环保工作。制定联邦排放法，加强对环境的监测，建立了联邦环境部——全称“环境、自然保护和核电站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U m welt，Naturschutz und Reaktorensicherheit）。用于环境保护的开支（包括经常性开支和环境保护投资）继续增加，1983年为222.6亿马克，1988年达到322.5亿马克。其中，国家承担的部分保持在一半左右。通过努力，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由1982年200万吨，减少到1988年的70万吨；铅排放量由1982年约7000吨，减少到1988年的2000吨；从1982年到1988年，轻燃油和柴油的含硫量降低了1/3。由洗涤剂流入表面水体的磷大幅度减少。全国用于早期发现放射性射线的测量站由1982年的50个增加到1989年的1800个。

不过，科尔政府面临的挑战仍然严峻。如煤钢工业结构性调整仍然任重道远；通讯和信息技术投资仍然与美、日相形见绌；劳动成本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瑞士）；能源、通讯和交通运输费用较高。1985年财政部的材料指出，快速上升的国债是近年来经济发展不利的主要原因，1983—1987年，仅联邦债务就增加了29%。这与国家继续以大量补贴来帮助经济调整，又要维持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尤其是“同失业作斗争”的一系列措施，未能达到目标。“青年失业”成为1983年5月基民盟大会的中心议题。政府扶持中小企业，以创造就业岗位。政府还向公司提供财政援助，以保住工作岗位。1984年制定法律，允许30万老年职工提前在58岁退休，条件是必须补充新职工。用于资助失业培训和再就业的开支增加。年轻人的失业率在一段时期中有所下降。然而每年的总失业人数仍超过200万。1985年高达230余万。失业率在9%左右，创历史新高。这与周期性危机、新技术革命、结构调整和转型有关。从1978年到1985年，仅萨尔钢铁工业雇用人数就由2.2万人减少到1.25万人。1987年工会同意煤炭和钢铁业未来几年内再裁减几万个工作岗位。1974—1984年，纺织机器制造业经改造和“合理化”，就业人员由约6万减少到3.8万。1976—1982年，纺织工业削减了7万工人。

同时，科尔政府改革福利制度，增加某些方面的福利开支，如国家用于职业培训和恢复工作能力，用于就业措施和老年雇员工资税补贴的开支1982年为69亿马克，1988年达到153亿马克。1982年失业者可领取12个月失业金，1988年则最多可领取32个月失业金。但总的福利开支增长速度则有所遏制。如福利预算由1982年的5250亿马克增至1988年的6600亿马克，每人每年享受的福利1982年为8524马克，1988年达到10740马克。增长速度显然低于70年代。同时，尽管雇员的实际收入在某些年份有所增长（与通货膨胀降低有关），但社会贫富差别总体有所加剧。全国雇员人数由1982年的2240万增加到1989年的2310万，其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从1982年的73.8%下降到1989年的67.1%。与前一时期明显不同的是，雇员实际收入的增长明显低于企业家收入的增长，两者间形成逐渐扩大的“剪刀差”。

科尔政府的政策受到不同方面的批评。左翼—自由派（包括社会民主党）批评政府强调市场和限制福利开支，没有保障工人的工作岗位，雇员实际收入下降，出现了“新的贫困”“社会冷酷”和“强权社会”等。另一派意见则认为“转向”还不到位，如批评科尔政府的社会政策没有改变基本结构，“不相信市场力量”，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大公司和银行要求进一步解除管控，大力削减公司税，以促进投资和增长。有人甚至提出所谓“第二次转向”。科尔政府面对复杂形势，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其政策“转向”没有形成像英国“撒切尔主义”和美国“里根经济学”那样强劲的“新自由主义”回潮。

科尔政府时期，极端分子的活动并未绝迹。极右派如以库南为首的“民族社会主义行动阵线”改头换面进行活动，原“社会帝国党”头目雷默拼凑起“德国自由运动”。极右的“德国国家民主党”、自称“新右派”的“共和党”也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来争取选票。1989年“共和党”在柏林市议院选举中获得7.5%的选票。主要由第三代“红军派”分子进行的暴恐活动仍不时发生，针对政治、经济界要人、驻德美军基地和北约机构和人员，在8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小高潮。官方对“红军派”的追捕一直未停。直到1990年，内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1942—）仍然宣称“红军派”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

第二节 民主德国：从皮克到昂纳克

民主德国建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加紧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农业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中出现了政策失误，导致了新的问题，并引发1953年“东柏林事件”。这次事件平息后，政府注意避免过于激进的工作方式，并根据现实情况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与改革。但是，改革有很大的局限性，一直是成就与问题并存。到昂纳克时期，体制趋于僵化，经济发展逐渐失去活力。

一、民主德国的国家重建及其问题

1949年10月，民主德国宣布建国，但国家建设并非易事，更何况处于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前沿阵地。首先面临的是恢复经济难题，一是历史形成的经济畸形发展问题，长期以来德国垄断资产阶级追逐利润和扩张，加上希特勒德国的扩军和侵略，破坏了德国正常的经济结构。二是德国分裂给民主德国经济恢复与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二战后德国被分区占领使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的德国经济结构遭到破坏，最高管制委员会协调下的四国合作只是书面文章，占领当局各自为政严重阻碍了德国经济的正常联系，影响了德国的经济恢复，也给民主德国的经济制造了严重困难。三是联邦德国和英法美等国的敌视和破坏，严重危害了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建国后，民主德国严重依赖从联邦德国进口原材料、机械设备和零配件，为了在政治上讹诈和经济上扼杀民主德国，英法美以及联邦德国经常将两德经济关系政治化，对民主德国实行经济封锁，并一再中断两德贸易。西方阵营还竭力在民主德国进行经济破坏，如向民主德国派往大量经济间谍，不断进行煽动性宣传，有目的地破坏生产尤其是破坏建设中的原材料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争夺民主德国众多的专业人员、各种专家和科学家，进行货币投机，等等。

其次，民主德国的国家建设所处的安全环境也比较恶劣。一是民主德国处于东西方阵营冷战敌对的前沿阵地，国家建设缺乏稳定的外部环境。二是开放边界使民主德国很容易遭受西方阵营的敌视和破坏。在德国一分为二后，位于民主德国境内的柏林也被一分为二，西柏林地区成为一块飞地，利用西柏林的地理位置和西方的占领权利，西方将之作为国中之国和自由世界的橱窗，在民主德国大肆进行间谍活动、破坏活动以及干扰活动，以破坏民主德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吸引民主德国居民出逃，“开放边界给民主德国带来的损失达1，000亿至1，300亿马克，约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向战胜国支付的赔偿”。

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德国统一社会党加紧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等领域确立其领导地位，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领域，德国统一社会党致力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1945年7月14日，各民主党派和群众组织成立了反法西斯联盟，在联盟内部，各政党一律平等。1949年8月，各党派一致通过了联盟政策的基本原则。同年10月，民主德国按照政党联盟体制建立政府，颁布共同施政纲领，并将垄断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军国主义者排斥在联合政权之外。最初，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自由民主党内部，有不少党员公开拒绝联盟政策和联合政府，希望单独参加选举并在选举中击败统一社会党。为了制衡自由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影响力，农民民主党和国家民主党两个民主政党相继建立。在统一社会党的压力下，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自由民主党内支持联盟政府和统一社会党的力量在激烈的内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1951年两党都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1949年10月的民主德国宪法明确规定，民主德国是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阶级和非劳动阶级联合执政的政权。

随着统治地位日益巩固，德国统一社会党将民主德国的国家性质规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是执政党。民主德国政府的组成也不再遵循政党联盟制度，而是由所有政党和群众组织组成的全国阵线负责提出统一的议员候选人名单。1950年2月，全国阵线（Nationale Front）的中央机关德意志全国委员会建立，在州、县、市、乡等地也很快成立了全国阵线委员会，成员往往产生于人民代表大会运动的人民委员会。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全国阵线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发展成为民主德国社会生活中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其主要作用是阻止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竞争对手出现。由于群众组织中的统一社会党成员较多，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各级政府中开始占有绝对优势，在人民议会的500个席位中占据127席。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统一社会党还十分注重民主德国的中央国家机关的建设，在各机关建立基层党组织，并规定“所有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并且有义务贯彻党的决议。在新的国家机关中要建立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组织”。

通过不断打击党内外反对派，乌布利希还确立了个人的绝对领导地位。1946年，为了争取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共产党曾许诺不再坚持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基础、同意以“党员民主决定”代替“民主集中制”，并实行各级机构领导职位分配平等的原则。1948年苏南冲突后东方阵营进行了几次清洗运动，乌布利希借机在党内清洗原社会民主党和二战时期留在德国国内的老共产党员，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也遭到打击。他还仿照苏联体制改组了统一社会党领导体制，1949年1月第一次代表会议建立了中央政治局（Politbüro）取代原来的中央书记处，原社会民主党人在中央领导机构中的地位大为削弱，原中央书记处9人中有原社会民主党4人，而1950年中央政治局的14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原社会民主党只有3人。1950年7月，乌布利希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Generalekretr），确立了其在党内的最高政治地位。

通过建立政党联盟、全国阵线、颁布法令以及加强党的纪律等，乌布利希及统一社会党在民主德国确立了领导地位。然而，民主德国国家体制具有中央集权和个人专制的色彩。在政权建设过程中，民主德国的地方职权日益削弱，州政府和州议会被取消。统一社会党还用阶级斗争方式来打击其他政治力量，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民主德国92%的居民是教徒，教会影响力相当大。为了巩固执政地位，统一社会党实行压制教会的政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禁止学校进行宗教教学，许多加入基督教青年组织的学生还被学校开除，政治上活跃的神职人员则被解除职务。

为了巩固统治，统一社会党还十分注重思想文化领域的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重视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如借鉴苏联的经验，德国统一社会党大量出版统一的计划和教材供学习班领导人和参加者使用，由党校培养大量的学习班领导人。1950年，德国统一社会党还要求，国家管理机构和人民教育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国营企业、国有商业组织的职员都必须在本单位内进行定期学习，学习的重点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策的基本问题。1951年，结合更换党证活动，德国统一社会党对党员和预备党员进行了审查，最后只有92.7%的党员和96.6%的预备党员得到了新党证。

在经济领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措施是加紧对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及工商业国有化运动（具体内容见第一章第二节）。与此同时，民主德国政府也实施了经济建设的两年计划和五年计划。经济计划最初由部长会议制订，1950年11月后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并在整个国民经济和其他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都推行中央计划。为了完成计划，民主德国以群众动员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陆续发动了积极分子运动和劳动竞赛运动，在企业建立创全优突击队，动员劳动群众克服各种困难完成经济计划。1950年，两年计划提前半年完成，1951年民主德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完成新计划，民主德国注重发展重工业，在企业中运用经济核算的原则，实行企业签署集体合同的普遍合同制，并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生产计划和监督生产计划，以对生产进行监督和管理。

然而，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存在不少问题，如：陈旧的生产设备没有得到更新；严重破坏的城市没有重建；交通运输恢复缓慢；一些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还低于战前；工业发展的比例失调问题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依靠原料进口；基本建设资金匮乏限制出口增长；大力发展重工业使问题更加恶化；居民商品需求得不到满足；消费品质量不佳；民众生活得不到根本改善。此外，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引发了新问题，如中央过多干预容易造成物资不平衡，工厂领导在执行经济计划时往往只求完成计划而不计后果，导致设备利用率低，库存积压和生产成本较高。总之，民主德国在经济领域的农业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经济管理计划化以及强制劳动，导致了新的经济问题和困难，并最终引发了1953年“东柏林事件”。

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启和“东柏林事件”

对于民主德国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明显认识不足。总书记乌布利希认为，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民主德国已经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内外条件，他将苏联奉为样板，急于在民主德国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在1952年7月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乌布利希提出党的新任务是：“使争取签订和约及恢复民主德国统一的斗争成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巩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和平及德国的统一而斗争的基础——的政权，并胜利地完成全国在实现五年计划中的巨大建设工作。”这是将建立统一、和平、民主的德国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规定为民主德国的两大主要任务。会议通过的决议对未来工作的部署是：（1）当前任务是反对英法美占领者和打倒波恩政府；（2）首要任务是组成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的同盟以及团结所有的爱国人士；（3）加强与联邦德国的德国共产党的团结；（4）加强边境的保卫工作，加强人民民主政权、民主秩序和法律，并组成武装力量；（5）巩固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关系；（6）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基本任务；（7）不断巩固国家政权的人民民主基础；（8）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任务；（9）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10）改善党的工作以执行党的总路线；（11）提高工人阶级及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同时并经常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报告确定的（1）到（3）项工作涉及德国统一问题，（4）到（11）项内容都是涉及民主德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可见，乌布利希将国内的工作重心转向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会还规定，国家政权的主要任务包括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反抗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反革命企图，领导社会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外部敌人，确保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方面，大会认为需要通过继续完成五年计划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创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未来首要任务是对钢铁工业、矿业、重型机械工业和能源经济等重工业部门进行改造，并要大力发展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

然而，民主德国争取国家统一的努力毫无成效，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更是问题重重。在工业方面，虽然缺乏煤铁资源，民主德国却仿效苏联模式，片面发展重工业；在农业方面，集体化运动使农民逃亡西方并引发了食物短缺；发展军事力量以及对苏联的赔偿负担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德国的经济困难，生产下降和供应不足在劳动群众中引起了不满和怨气。统一社会党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以说服工作争取劳动群众一起克服这些困难，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财政负担沉重问题采取了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如取消铁路通行证等工人的优惠待遇，取消疗养院附加疗养时间，削减妇女工伤保险金，取消私人资本家和自由职业者的粮食配给卡及知识分子的额外配给卡，这些措施更加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而阶级斗争的加强使社会关系更为紧张，大批公民外逃西方，出逃人数1951年是165648人，1952年增加为182393人，1953年攀升到331390人。

面对国内严峻的形势，1953年初民主德国采取了新措施，如修改1952年秋被拔高的重工业发展计划，纠正了前几个月中作出的有关决议，决定迅速提高消费品以及食品的生产，并注意吸收劳动群众的创造性倡议，采取改善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措施。1952年秋，苏联驻德管制委员会对民主德国的情况进行调研，次年3月得出结论认为：“只能在短期内保持现在的政策”，“民主德国人民身上的压力已经突破了极限”。6月2—4日，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在莫斯科接受了关于“新路线”的指示，不久，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路线”，并于11日在中央党报《新德意志》上刊发了新政策的内容。新政策主要是放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但并没有降低让工人们不满的工作量规定。与此同时，统一社会党内出现了反对乌布利希的权力斗争。6月16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会通过了《新德意志》总编鲁道夫·赫尔恩斯塔特（Rudolf Herrnstadt）起草的“新方针”，内容之一是要求为建立包括东西德在内的统一祖国采取措施，其他的措施要服务于这一伟大目标。新方针还反对照搬苏联的模式和制度，要求改善党的工作方式。

民主德国采取的纠正措施和路线调整并没有让民众满意。1953年在许多地方发生小型罢工斗争。首先站起来直接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政府表示抗议的是柏林建筑工人。建筑工作是季节性工作。由于柏林的冬天非常寒冷，无法进行户外建筑工作，所以工人需要通过夏天的劳动来获得足够的资金过冬。他们对10%强制性义务劳动定额的反应最为强烈，但其反对意见没有得到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积极回应。1953年6月16日，柏林建筑工人高举“我们要降低劳动定额”的横幅开始游行，他们先到达了德国工会联盟总部，但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建筑工人又向民主德国政府办公大楼行进，沿途许多工人加入抗议队伍，包括民主德国指责的西方煽动分子和破坏分子。在政府大楼前，大量抗议人群聚集，并出现了要求自由选举的政治口号。民主德国政治局很快决定接受工人降低劳动定额的要求，并让相关负责官员向罢工群众传达，但工人们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长期空口许诺反感，要求最高领导人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出来对话。因两位领导人拒绝出面，抗议队伍提出“解散政府”“进行自由选举”等政治要求，并再次冒雨举行游行和决定第二天进行总罢工。17日，8万人参加的总罢工在民主德国首都东柏林出现，工人们除了提出经济要求外，还明确提出了众多的政治要求，如反对苏德友谊、举行自由选举、要求政府下台、收回给予波兰的领土、在战前边界内恢复一个统一的德国，等等。群众抗议很快失控，他们向警察投掷石块，攻击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大楼、柏林警察局、电报局、柏林市工会行政楼以及其他建筑。抗议人群还掀翻政府车辆，毁坏政府宣传栏，毁坏统一社会党宣传海报和领导人画像，焚毁百货商场，甚至还出现了抢夺警察武器、与警察进行枪战和烧死警察的情况。柏林工人罢工和起义还在其他地区蔓延，民主德国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因民主德国警察无力控制国内动乱局势，苏联军队开始介入，大批苏联军队进入东柏林，主要行动是保护民主德国重要建筑，封锁东西柏林之间的交通，以武力驱散抗议工人，宣布对东柏林实行军管和宵禁，等等。很快，大规模起义被苏军镇压下去。

工人的抗议被镇压，乌布利希的地位得以保全。对于东柏林事件，民主德国官方文献虽然极力指责帝国主义消灭民主德国的政策和利用斯大林逝世破坏民主德国稳定的企图，但也承认自身的经济决策存在问题，如实行较高的积累，特别是提高重工业投资，致使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更加缓慢，一些日用品和火车票价包括上下班交通费都上涨，征税办法更加严厉，更加错误的是行政规定劳动定额至少提高10%，有些部门甚至提高30%。在东柏林事件后，苏联选择继续支持乌布利希。因为在苏联看来，“虽然他有很多缺点，但他们可以依靠他收拾民主德国的混乱局面”。利用有利形势，乌布利希否决了中央1952年6月16日通过的“新方针”，并借苏联贝利亚倒台事件，清除了威廉·蔡塞尔（Wilhelm Zaisser，1893—1958）、鲁道夫·赫尔恩斯塔特等党内反对派。在1953年7月24—26日召开的中委会第15次全体会议上，统一社会党通过了乌布利希提出的“新路线”。新决议充分肯定了民主德国民族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总方针的正确性，问题只不过是在工作方法上存在失误。此后，乌布利希坚持在民主德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总结了教训，不再采用1952年的激进工作方式，注重加快经济建设和改善领导方式，并根据现实情况对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调整与改革。

三、乌布利希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东柏林事件后，民主德国政府坚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加速了农业集体化进程，1958年6月农村合作社占地面积只有29%，1959年6月达到40%，1960年农业集体化任务基本完成。在工作方式上，统一社会党避免采用过激措施，如对工业企业的改造不再采取没收的方式，而是通过税收、强制性购买和销售债券等手段，并对小规模的私营企业不断地加以限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部门，以苏联为样板，民主德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而且，十分强调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经济领导作用，1954年新党章规定，要加强党在物质生产领域的领导作用，有权对企业领导工作进行监督。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以行政手段领导和管理企业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凸显，如企业领导只关注中央计划的完成，为了完成计划往往不计后果，机器设备负荷过重，不愿采用新工艺，不关心研发和生产新产品，忽视产品质量，忽视产品服务对象，最后导致生产成本较高、物资浪费严重、生产效益低下等问题。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民主德国政府不得不对国家体制进行了调整和改革。

早在1952年，民主德国就进行了第一次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行政管理方面，1952年7月23日，民主德国实行行政区划管理改革，取消了州的建制，代之以14个专区，将县的数目从132个增加到217个，在专区和县的新国家机关中，党组织建立并立即展开工作。民主德国形成中央、专区、区三级行政划分，专区书记的职务完全由统一社会党垄断，州议会和州政府也随之取消。中央和地方之间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管理，中央机关的一切决议地方机关都必须遵守，地方政府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其开支都通过统一的中央预算渠道，地方官员名义上对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部门负责，实际上由于上级主管拥有人事决定权，地方官员主要是服从于上级机关。从此，地方政府的权力大为削减，原来的联邦制成分完全消失。

在经济管理方面，主要是将经营管理权下放，扩大企业和工业部门的经济活动自主权，运用经济核算，有效利用价值规律，以在总的方面使企业经济活动集中于提高劳动效率、降低成本和改进赢利。不仅在国营企业中普遍实行经济合同制和经济核算制，企业领导和工会组织之间也签订了企业集体合同。这些措施使国营企业成为经济上自负盈亏的独立单位，原来对企业进行直接领导和生产管理的联合公司成为管理机构，对同一行业的企业进行指导和监督。

1958年，民主德国进行了第二次体制改革，在政治领域是加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国家和所有社会领域中的领导作用，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方式和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民主，并将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密切结合起来，支持国家和地方机关更好地合作。如要求所有议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要与合作社农民、个体劳动农民、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小业主和私人企业家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为了改进工作方式，1958年2月6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改进党的工作作风的准则》和《精简企业、管理部门和机关中党的机构》两个决议，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和所有党员都要完善他们的能力，与劳动人民一起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在经济领域，由于按照部门原则开展的工业管理体制导致了本位主义、生产分散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民主德国学习苏联经济改革经验，再次加强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如以国家计划委员会取代原来的7个工业部，建立州经济委员会和70个工业协会，并将联合公司管理权限予以一定程度的恢复，归属国家计委专业局领导。但是，联合公司不再对企业进行直接的经济领导，只对所属企业进行战略和生产指导。在新体制之下，主要负责计划工作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成为部长会议负责整个国民经济管理和规划工作的中央机关，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是中央管理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领导机关，非中央管理的企业分别隶属于专区和县的国家机关。

然而，这些调整与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国民收入的增长依旧十分缓慢。1959年11月，在苏联的影响下，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停止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改行赶超联邦德国的“七年计划”，但与预期相反的是，国民收入增长率不升反降。

面对新的经济困难与问题，1961年民主德国决定逐步调整部长会议、国家计委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责任范围和工作方式，以将中央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集中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上去。部长会议接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任务，许诺确保提高积累和集中使用资金。国家计委的工作则主要集中于准备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划，负责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年度计划制订方向性指标，完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方法以及分析计划完成情况。1961年建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任务是为工业制订年度计划并监督这些计划的执行，以及在国营企业联合公司和专区经济委员会中贯彻党的经济政策。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农业的统一领导，建立了隶属于各级政府的农业委员会。此外，为了加强群众对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的参与和监督，成立了工农监察委员会，提倡在企业中建立经济代表会议，定期开展生产讨论会。然而，民主德国国民收入增长依旧迟滞不前，经济计划一再不能完成，1962年夏被迫宣布放弃七年计划。1963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不得不再次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重心是扩大企业管理权和采取经济刺激手段，这被称为“新经济体制”（Neueskonomisches System）。新一轮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经济组织体系方面，改进中央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工作，更加准确地确定国营联合公司和专区经济委员会的职责，扩大企业和联合公司在科研、生产计划、产品销售、资金支配等方面的经济自主权。中央国家机关将许多权力下放给联合公司、国营企业和地方经济管理机关，中央一级平衡表的数量从1963年的1208项减少到1967年的305项，同期国营企业联合公司平衡的项目从540项增加到5528项。联合公司的经济领导权力大为增长，管辖范围包括与中央平行的国营企业、中央领导的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以及私人企业，管辖权包括对所属企业进行控制、协调和监督，并掌握企业的产销情况。1966年，民主德国还对经济组织体系进行了更大的调整，如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由行政管理机构改编为本工业部门的经济领导机构，国民经济委员会被解散，代之以各种工业部。统一社会党政治局还决定逐步建立全民所有的联合企业，以使企业的生产实行普遍的合理化、专业化和集中化，以便集中力量和资金从事研究和发展。为了发展工业企业之间各种形式的协作，民主德国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协作联合会。

在计划制度方面，主要是提高计划的权威和改进计划工作的内容和方法。部长会议主要着重解决全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以更加有效地协调国家和经济机构的工作。国家计委的任务则是集中抓经济的基本问题，抓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使中央计划任务更紧密地同国营联合公司和国营企业自主负责的计划结合起来。也就是，国家计委对地方和企业不再规定生产细节，只是通过远景规划对国民经济主要部门下达方向性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利润指标，但质量、赢利、数量等方面的指标以及总产值也要求得到同样的重视。国营企业和联合公司根据中央计划制订自己的年度计划，由国家计委负责协调。

“新经济体制”有利于把中央经济管理和计划工作同企业的责任及劳动者的自觉行动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积极性，有利于降低成本，也有利于更好地利用生产基金，节约原材料和物资，提高产品质量。采用按劳取酬的新工资形式和发放年终奖金，也促进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总之，新经济体制促进了经济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由3.4%提高到5.2%。

四、昂纳克时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新经济体制改革使民主德国经济在1965年迎来一个发展高潮。然而，新经济体制实质上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有效解决民主德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问题。美国学者认为，民主德国依旧存在结构性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计划不精确性、缺乏短缺价格、原材料的浪费、人力的浪费、资本生产率低、增长的不平衡、不明确的权力划分以及组织上的不稳定等。1969年特别是1970年，民主德国的经济问题日益明显，气候条件使1969—1971年的农业收成欠佳，原料和能源严重短缺，原材料、交通和建筑等行业发展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十分突出，甚至出现了财政基金（货币资金）与物质基金（商品供应量）比例失调问题。在企业自主权扩大后，企业投资与国家发展目标偏离，投资领域出现失控现象。

在经济管理方面，民主德国主要实行中央—联合公司—企业三级管理体系，联合公司管理存在组织机构重叠、管理机构臃肿、科研与生产脱离、生产与销售脱节等问题。总之，新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减少集中管理和运用经济管理，这与集中管理的中央计划体制存在矛盾，现实中的企业领导人对利润的追求、不断变化的价格、商业银行的主动信贷政策等都难以与中央计划有效结合，在权力分散和经济手段不足的情况下，某些经济部门制订的政策甚至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则相对立，国家计划被削弱。而且，民主德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地遭受影响，再次出现了中央计划难以按时完成的情况。新经济体制改革及其问题还引发了政治矛盾，苏联指责民主德国新经济体制是主观主义，破坏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乌布利希被否定市场经济机制措施的昂纳克取代。

20世纪70年代，昂纳克政府主要是致力于恢复传统的集中计划。1971年3月31日，民主德国取消了一些重要改革措施，重新实行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1973年5月1日，民主德国颁布的对所有社会主义企业都适用的管理条例正式生效，取消了过去所有的法律和条例。新条例规定，中央计划对社会主义企业的活动是“有约束力的基础”，联合公司接受中央机关的指示并向下属的国营企业和联合企业下达，并要求贯彻中央的经济政策和平衡协调国家计划和企业计划，保证企业计划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监督企业完成国家计划。显然，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和条例，中央计划不再只起指导性作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重新恢复。把企业和地方的一部分经营权重新收归中央后，国家计委和中央各部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重要工业部门的投资、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统一由国家掌握。同年，民主德国还重新恢复严格的物资平衡体系，以加强计划的统一管理。民主德国还开始实行集中管理的货币制度和信贷制度，商业银行按照部长会议的信贷计划系统地分配信贷，1974年将工商银行合并到国家银行，银行控制权再次集中。为了控制计划的制订和执行，1971年实行固定的工业品价格管理体制，1975年代之以固定计划价格，以此作为制订计划和进行结算的基础。与恢复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1972年民主德国开始新一轮的国有化运动，把私人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企业进一步国有化，1971—1975年社会主义企业所占比例从85.7%增长到95.8%。

7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实现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民主德国政府取消中间一层管理机构——联合公司，实行以联合企业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以较好地兼顾国家、企业以及职工的利益。在经济组织体系方面，联合企业分属各专业部领导，从中央主管部门接受国家计划任务并向所属企业下达中央计划，协调企业计划和中央计划，并监督企业完成国家计划和贯彻国家其他经济政策。从1984年起，中央对联合企业进行评价的主要指标是净产值、纯盈利、居民生产消费品以及出口等四项标准，并要参考提高劳动生产率、每百马克商品产值基本材料费用、优质产品所占比重以及新产品等。联合企业实行一长制，最高领导人总经理由主管部长任免，有义务接受中央领导部门下达的指示，并负责向主管部报告工作。总经理是中央主管部门的全权代表，有权任免副总经理、专业经理和各企业经理，总经理还是管理生产的企业家，对企业的科研、投资、生产、销售、职工福利等担负责任。可见，联合企业既是经济实体，也是经济管理机构，具有一定的国家经济管理职能。在联合企业之间，按照经济合同制进行管理，只有签定了合同才能进行经济交往。联合企业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按照原料加工顺序进行的纵向联合，也有按照原料各种不同的加工过程进行的横向联合，有主产品和副产品生产的联合，也有技术上相同产品的联合。联合企业最初只管理生产和科研，后来兼管销售，实行科研设计、生产和销售一体化。70年代初，联合企业先是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不断进行新建或扩建。70年代末，民主德国实现了联合企业化，联合企业成为工业管理体系中的支柱和主要组织形式。1979年，民主德国还颁布联合企业组织法，对联合企业的管理规范化。

20世纪80年代，民主德国的经济调整与改革主要是强调集约化、合理化和进一步改组联合企业。由于缺乏劳动力、原料和能源，民主德国一直十分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科技，1955年就提出“现代化、机械化、自动化”的口号，并强调要将科技进步置于经济活动的中心地位。1971年统一社会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通过生产集约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达到计划的增长。1981年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制订的《80年代经济战略》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革命新成果来加速生产的发展，走集约化的道路。经济集约化的途径主要是推动科技革命、加强科技和生产的结合、发展现有工艺、实行生产设备现代化、降低生产耗比、合理化投入劳动和科学技术来提高生产率，等等。为了改变粗放式经营，在制定计划时民主德国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精确统计，在此基础上编制各种平衡表，努力实现宏观经济平衡，把国家长期计划与企业计划结合起来。

在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还提出实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在1971年的统一社会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昂纳克指出，民主德国正处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人民福利、人民的幸福、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基本方针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统一，也就是将国民经济建设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民主德国政府还将“争取美好的明天”的发展口号修改为“谁工作得越好，生活就越好”，强调社会主义工农政权要保障公民享有劳动权、教育权、住房权、修养和体育锻炼权、卫生保健和救济权等基本权利。

昂纳克政府的社会政策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住房建设，这也是社会福利政策的核心，主要途径是扩大国家住房建设投资，同时发展多种形式的住房建设，包括国家统建、住房合作社建、私人投资自建等形式。二是加强公共交通等城乡基本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煤、气、电的供应，改善通讯、公共交通、服务质量，等等。三是大力发展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设施。此外，民主德国政府还注重通过国家财政补贴保持食品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稳定，加速发展消费品生产以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使消费品生产满足人们的需要，缩短劳动时间，延长休假日期，等等。

民主德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但是，与联邦德国相比，民主德国在经济发展速度、劳动生产率、消费水平等等方面处于劣势，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和计划制约了民主德国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发展。虽然经过多次调整和精简，民主德国的国家经济管理机构依然比较庞大，并存在官僚主义、机构重叠和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民主德国的指导思想是经济组织职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因而始终坚持国家机关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国家直接承担着国民经济的组织、管理及协调工作。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成就与问题并存。昂纳克政府重新恢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80年代中后期还拒绝进行大的调整和改革，使得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日益僵化和失去活力，这也是民主德国最终消亡的主要原因。

第八章 两个德国的经济成就

两个德意志国家建立后，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各自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联邦德国的经济在经过一段恢复期后，就出现了快速发展，重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国，被视为西方经济发展中的佼佼者。民主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久就发展成为东欧的经济强国，并跻身于世界十大工业国之列。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两个德国的经济发展也一直存在差距。

第一节 联邦德国：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

联邦德国建立后，很快实现了经济的恢复，而后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并在60年代重新成为经济大国。60年代中期以后增长放缓，70年代又出现经济“滞胀”，但其经济总体表现要好于其他发达大国。另一方面，经济力量的集中重新发展，经济结构则经历了调整、转型和升级而趋于高端化。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弊病并未消除。

一、“经济奇迹”

1948年西占区货币改革后，西德经济走上稳定和恢复的道路。西方三国放宽对西德经济的限制，同时提供种种帮助，有助于其经济的恢复。从1948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工业生产增长了110%，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加了80%以上，实际增加了67%。在短短几年中取得这样的成就，远远超过人们之前的预期。

随后联邦德国进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持续到60年代中期，出现所谓“经济奇迹”。在此期间，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是：1951—1955年9.16%，1956—1960年6.76%，1961—1965年4.78%。其中，50年代的增长速度最快，1955年的增长率高达11.8%。这种速度在同期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也超过德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如果仅计算其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则1952—1959年是8.9%，1960—1965年是4.9%。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增长比较稳定，周期性波动较小，通胀率低。第一个周期是朝鲜战争刺激下的出口引导性繁荣，到1951年因煤炭、钢铁、电力的瓶颈而受到制约。第二个周期随着1954年取消多种进口限制和美国经济的高涨而开始，而后由限制性的货币政策而放慢。不久由于美国经济新高涨和1958年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而再度繁荣，持续到1961年。此时，联邦德国经济总量已相继超过法、英，跃居西欧各国之首。几年后超过日本，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体。1968年重新被日本超过，此后长期居西方第三大经济体地位。

同时，联邦德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战后初期，德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曾下降到微不足道。联邦德国深知加入世界市场的重要性。艾哈德相信，不管作为原料的买主或者作为制成品的卖主，德国都有赖于世界市场。所以，联邦德国鼓吹国际“自由贸易”，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经济、贸易协定以及区域性组织。政府大力鼓励对外贸易。其对外贸易额1950年在资本主义世界居第五位，1962年就超过法国、加拿大和英国，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尤其是出口十分强劲，从1950年到欧共体成立时的1957年、1958年，其出口以每年20.4%的速度增长，此后有所放慢，但增速仍然可观。按当时价格计算，其出口贸易额1950年为84亿马克，1960年达到479亿马克。从1951年起，其国际有形贸易出现赢余，此后便连年顺差。联邦德国经济具有“出口引导”或“出口依赖”的特点。其产出中出口的份额，1950年为8.5%，1960年为14.6%，1970年高达18.8%。战后初期曾以出口原料和煤炭为主，从1948年起转向制成品为主。此后制成品出口的份额越来越高，如钢铁、化工、机械、车辆、电气产品等，以质量性能和价格优势、交货及时等原因，极具竞争力。强劲的出口，弥补了大量进口原料、能源和无形贸易的逆差，积累了黄金外汇储备。1965年，其黄金外汇储备超过英、法、日，仅次于美国。

战后初期，德国资本输出陷于停顿。在经济恢复的情况下，1952年解除了资本输出的禁令。5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重工业界就在政府支持下，筹资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一批重大工业项目建设。1960年私人资本输出总额为14亿马克，1966年超过26亿马克。其中私人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更快。另一类资本输出是“官方发展援助”。60年代初成立了对外经济合作部，实施对外援助与合作计划，带动了资本输出。另一方面，也大量输入国外资本。自1955年以后，联邦德国在大部分年份的长期资本输出净额都是负数。在60年代中期以前，私人资本对外投资积极性不高，当时经济高涨，国内投资机会多，劳动力充足，工资水平较低，又有政府鼓励，投资赢利前景看好。这种情况，有利于国内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奇迹”的重要条件之一。

联邦德国建立之初，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失业人数占劳动力的百分比）都比较高。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失业逐渐下降，到60年代实现了充分就业。据统计，1950—1954年每年的失业人数均超过120万，失业率在7%—10%之间；1955—1959年每年的失业人数在50万—100万之间，失业率在2.6%—5%之间；60年代每年失业人数降到50万以下，除1960年、1967年、1968年外，其他年份的失业率皆低于1%。实际上，为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联邦德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招募“外籍劳工”（Gastarbeiter），与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等国签署招工协议。1955年有“外籍劳工”8万人，1961年达到68万人。到1970年，登记的“外籍劳工”约200万人。

经济学家以各种“模式”来解释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大体而言，以下因素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纳粹德国在战争中失败，盟国对德国的改造，对战犯的惩治，使旧的统治集团和旧的社会秩序以及德国人曾经深信的一些信条，都受到沉重的打击。这些因素以特殊的方式，实施了一场德国历史上未能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新的条件下，在西方帮助下掌握了权力，建立起“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抛弃了极端民族主义、军事工业化和武力扩张的道路，奉行一种“经济政治”原则，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经济的重建和发展。

其次，近代以来德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西部的工业基础尤其雄厚。战后初期人们对德国工业状况估计曾十分悲观，实际情况并不尽然。纳粹统治和战争造成浩劫，但其推行的军事工业化却扩大了工业生产能力。经过战争（包括盟国的轰炸）的破坏，1945年战争结束时，德国工业设备资产的总值仍然比1936年高出20%。纳粹时期为战争的目的，进行了大规模的科技及其应用（如现代武器、通讯技术、合成材料等）的研究。战后初期生产停顿，但扩大了的工业能力和科研成果仍然存在，可资利用。

再次，从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角度看，德国人总体上有较高的文化教育基础，有较多高素质的人才和熟练的劳动力，以及重秩序，讲效率，敬业勤勉的精神。战后初期近千万来自东部的难民和被驱逐者以及此后不断来自民主德国的人员中，有相当多熟练工和技术人员，也是一种优质的人力资本补充。仅1952—1963年来自民主德国的人员中，就有工程技术人员2万多人，医生4500人，高校教师上万人。据估计，12年间这类人才资本转移总共约值300亿马克。大量的“外籍工人”也功不可没。1964年9月，联邦劳动部长称“外籍工人”是“德国经济成功不可缺少的条件”，德国还将继续依赖“外籍工人”。

在联邦德国形成了一种共识，把发展经济置于首要地位。执政者相信“社会市场经济”，认为首先要把“蛋糕”做大，才能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并解决其他问题。所以，实行“供应优先的增长政策”，发挥企业和个人的主动性，同时适当发挥政府功能，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为了经济增长，这一时期联邦德国保持着很高的积累率（净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和投资率（国民经济总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1950年到1966年间，积累率最低的年份为13.5%，最高的年份达到22.3%。投资率最低的年份超过20%，最高的年份高达27%。50年代上半期，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2.9%，超过同期的经济增长率；1955—1965年有所放缓，但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6.9%。另一面是控制工资和消费的增长，从而将国民收入的较大份额变成积累和投资。同时，建立起一套制度（如企业“共决制”等），促进劳资合作，以利于经济发展。工会吸取了历史教训，提出了较为温和的目标，追求“劳资共决”等“经济民主”，而不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工资为首要诉求。劳资关系较为平稳，罢工较少，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扩大生产。50年代期间，联邦德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几乎没有上升（按马克计算每年上升约2.2%，而实际单位劳动成本每年下降0.9%）。同一时期，英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却上升了约50%。

从国际条件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不仅帮助建立了联邦德国，而且很快取消对其经济的限制，并提供援助（如“马歇尔计划”）。到1954年10月，联邦德国获得西方援助约为44亿美元。在经济发展资金不足之际，这些援助的意义不言而喻。美国和北约组织提供的安全保障，有利于联邦德国节约防务开支，增加外汇收入（盟国驻德军事力量的开支用美元和英镑支付）。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约20年的发展“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先后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及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有助于建立一个开放和相对有序的世界经济体系。联邦德国利用了国际环境中有利的一面，积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搭上了西方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快车，造就了自身的“经济奇迹”。

二、温和通胀下的中低速增长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宏观经济环境趋于恶化，联邦德国经济中的问题也积累起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通胀和失业加剧。多种因素使得“经济奇迹”时期的高速增长已不可持续。1966—1967年发生衰退。此后直到统一之前，在这20多年中，经济环境和发展形势复杂多变，联邦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总体上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期间加强宏观调控的阶段，二是80年代联盟党科尔政府强化市场和减少政府干预的阶段。从经济运行状态的角度来看，“经济奇迹”阶段结束了，总体上出现一种温和通胀下的中低速增长的状态，可以称为一种“新的常态”。从1966年到1990年，经济年增长率超过5%的只有五年，最高为1969年的7.5%，还有三年出现负增长。不过，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经济的总体表现，仍算得上发达国家中的佼佼者，为世人称道。

1966年上台的联盟党—社会民主党“大联合政府”为克服衰退，在1967年制定《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体现了兼顾稳定和增长的思路，扩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要求有关各方“协调行动”。以该法为标志，强化了反周期性的经济宏观调控，收到了一定效果。1968—1969年出现了比较快速的增长。1970—1973年间仍然实现了中速增长，年增长率在3%—5%之间。在此期间，联邦德国经济总量被日本超过，由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变成了第三大经济体，但其工业品的出口和黄金外汇储备额则跃居西方各国的首位。不过，政府干预的扩大和其他的改革措施（如扩大福利和教育经费等），都增加了政府的开支，致使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逐渐加剧。

1974年和1975年，联邦德国经济再次衰退，原因之一是石油价格暴涨的冲击。西方经济普遍出现“滞胀”病，联邦德国也未能幸免。1974年上台的施密特政府一方面试图遏制财政开支增长过快的势头，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实行赤字财政以刺激经济增长，而控制通胀则效果不明显。在70年代末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联邦德国经济在80年代初又陷入一轮衰退。1974—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其中1974年为0.2%，1981年仅为0.1%，1975和198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而财政赤字、国家债务、通货膨胀和失业加剧，均创其建国以来的新纪录。据官方统计，1975年国债（联邦、州、地方政府债务）是2560亿马克，1980年达到4690亿马克。其中联邦政府的债务由1976的1333亿马克上升到1980年的2323亿马克。而失业自70年代中期起就连破百万大关，80年代更趋严重，1982年达到183万，也创造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纪录。增长乏力，投资不振，通货膨胀，失业剧增，几大问题彼此纠缠，成为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中的难解之结。

1982年后，科尔领导的联盟党—自由民主党政府执政，着力缩减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降低通胀，并重新强调“市场”，鼓励私人资本的积极性。经过努力，财政赤字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国家债务增速放慢，物价重新趋于平稳，经济出现较低通胀之下的低速增长。1987年的生活费用物价指数比五年前（即1982年）高出约8.1%（而1975—1980年的五年中物价却上升了29.1%），1986年的物价甚至比上一年有所降低。1983年到1990年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5%—5.5%之间。其中1990年增长率为5.5%，已达到中等增速。但是，财政赤字并未消除，国家债务仍在增长，1983—1987年五年间联邦债务增加了29%，只是净债务有所下降。尤其是失业问题没有减轻，反而再创历史新高。

在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经济不振、世界贸易下降期间，联邦德国的对外贸易逆势增长，不仅保持而且加强了贸易大国的地位。1973年它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为3266.5亿马克，1980年上升到7080.4亿马克，1988年达到10285.6亿马克，稳居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地位。其出口则在1986和1987年上升到世界首位。其1973年的出口额是1796.75亿马克，1980年为3574.5亿马克，1988年进一步达到5789.7亿马克。其对外贸易继续连年顺差。1987年联邦德国在西方各国出口商品总额中占17.4%，在工业制造品出口总额中占19.3%，两项指标均超过美国和日本；同年联邦德国有14种产品，美、日只有6种产品的出口占世界贸易首位。联邦德国与欧共体的贸易占有特殊地位。1970年其进口的44%、出口的40%是在欧共体中进行的，到1977年这两个比例分别提升到48%和45%。1988年，联邦德国向欧共体国家的出口更占到总出口的50.8%。联邦德国经济依旧具有“出口依赖”的特点，程度有增无减。其出口占整个产出中的份额由1970年的18.8%上升到1980年的23%和1985年的27.6%。在对外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比例进一步提高。1973年到1988年，其进口中制成品的比例（按贸易总价值计算）从占52%上升到68%，而出口中制成品的比例，则从85%上升到87.5%。其黄金外汇储备（包括外汇、特别提款权、黄金和欧洲货币单位）继续增加，1972年的总额约730亿马克，1978年达到1028亿马克。1979年底超过美、日、英、法等国。80年代上半期其外汇储备有所下降，但仍居前列。马克一路走强，其对美元的汇率1950年为4.2∶1，1973年升至2.7∶1，1989年再升至1.9∶1。仅1972—1979年几年间，马克对美元的汇率提高了85.8%，对法郎的汇率提高了47.7%，对英镑提高了98.2%，对里拉提高了159.3%，对日元提高了44.8%。马克成了世界最坚挺的货币之一，也是仅次于美元的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

从7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的资本输出强劲增长。一系列因素（国际竞争激化、大量的贸易结余、马克升值、国内工资成本增加等）促使资本投向国外。80年代联邦银行总裁珀尔（Karl Otto Phl，1929—2014）坦言：“我们必须用资本出口平衡商品和劳务过剩，包括直接在国外投资。”60年代联邦德国的资本输出总额仅为656亿马克，70年代超过1445亿马克，而仅仅1980—1981年就超过了580亿马克。尤其是私人资本的输出激增，资本雄厚的大康采恩充当了主力。资本输出的增长比商品输出的增长更快，1971—1979年联邦德国商品输出年增长率为11%，资本输出每年增长14%。1952年到1981年的30年中，私人在国外长期投资总额达2311亿马克。在国外办企业是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1979年联邦德国在国外的企业有10937家，资产4460亿马克，年营业额2721亿马克，就业人员160余万。长期以来，联邦德国资本输出大部分投向西欧和美国，投向亚非拉的份额较小，但数额还是增加不少，如1970年为62亿马克，1980年达到了191亿马克。联邦德国作为长期资本净输出国的年份，在1955—1969年的15年中有四年，净输出最多的1963年也仅为3.9亿马克；而1970—1989年的20年中则有九年，净输出较多的是：1972年45.6亿马克，1973年52.4亿马克，1979年66.3亿马克，1986年高达146.6亿马克。到80年代，联邦德国成为排在美、英之后的重要资本输出国。

在数十年中，联邦德国经济经历过多次周期波动甚至衰退，年增长率总体呈递减趋势。但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其经济指标总体上是相当好的。它在60年代重新成为经济大国，其GDP按现价（市场价）计算，1950年为978亿马克，1989年达到22490亿马克，相当于1950年的23倍。据1982年联合国资料，按当年美元计算人均可支配国民收入，1960年联邦德国是1186美元，1970年2701美元，1979年10837美元。在美、英、德、法、意五国中，1960年联邦德国已高于法、意，1970年超过英国，1979年超过美国。其货币和物价相对稳定，居民的收入和财富较少因严重的通胀而缩水，从而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在七八十年代，苦于“滞胀”的西方各国看好联邦德国经济，美国并一再要求其充当拉动西方经济走出衰退的引擎。

三、经济力量的集中与垄断的发展

经济力量的集中，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特点之一。德国在20世纪初就是一个经济力量高度集中、垄断组织发达的国家。二战以后，新的科技革命，增长条件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革，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等，使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有增无减。联邦德国也不例外。

联邦德国建立后，制定《反对限制竞争法》，对卡特尔的成立与活动、企业的合并进行限制。但是，这未能阻止经济界重新走向集中，其理由是“合理化”。一些大企业被拆散后的后继公司纷纷重新集结。1957年有媒体指出：鲁尔区所有的大康采恩，除联合钢铁公司之外，“几乎都达到了使战胜国所实施的非卡特尔化完全化作乌有”的程度。到60年代初，无论是主要的工业部门还是银行领域，都恢复了康采恩的传统结构。到70年代，增长率降低，竞争激化。1973年修订《反对限制竞争法》，加强了对企业合并的限制，但合并势头不减反增。据联邦卡特尔局的资料，注册的企业合并，1958—1967年间平均每年有34起，1968—1972年间每年205起，1973—1978年间每年多达429起。另据统计，在1973年后的五年中，收买和合并公司的件数达到2015起，比1967—1970年间（646起）多出两倍以上。又有报道说，从1974年到1985年，提出的合并申请共6430件，被否决的仅有65件。大企业是合并的主力。例如1973到1982年，蒂森公司进行了69次合并，莱茵—威斯特法伦电力股份公司进行了122次合并，“费巴”公司进行了215次合并，鲁尔煤矿公司进行了69次合并，等等。从1949年到1988年，耕地在10公顷以下的农业企业由126万余家减少到31.7万余家，耕地50公顷—100公顷的大型农业企业由1.26万家增加到3.68万家，耕地面积100公顷以上的农业企业则由近3000家增加到6000余家。这也是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和合理化经营发展的结果。

以下事例也可反映经济力量集中之一斑。杜伊斯堡的克吕克内公司，是战前鲁尔大钢铁公司中最先被开刀分割的。到1954年，它刊登广告，号召《重新一起回来》。它的女儿公司，即其分散后的继承单位，以不同方式重新加入了母公司。战后初期曾被强行分散的克虏伯等巨型公司，50年代也重振旗鼓，并进行了新的联合或合并。蒂森钢铁公司是战前联合钢铁公司拆散后的一家后继公司，但不久以后就实行了一系列的合并。按销售额，1978年蒂森、曼内斯曼和克虏伯分别在世界冶金工业公司中居第三、第四和第六位。在化学工业中，原法本康采恩在战后被拆散成五家公司。50年代初，其中的三家成为赫希斯特公司、拜耳公司和巴斯夫公司（巴登苯胺苏打公司），1978年分别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销售额居前三位的巨型化工企业。1957年，在资本主义世界销售额最大的50家公司中没有一家德国公司；到1962年就有三家联邦德国公司跻身其中；198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七家，它们是化学工业的拜耳、赫希斯特和巴斯夫公司，汽车制造业的大众和奔驰，电器—电子生产的西门子公司和钢铁—机器制造巨头蒂森。在欧洲范围内，1976年列前15位的最大公司中，有7家是联邦德国的，它们是赫希斯特、巴斯夫、戴姆勒—奔驰、大众、拜耳、西门子和蒂森。按年销售额，最少的蒂森为79亿美元，最高的赫希斯特和巴斯夫分别为93亿美元和92亿美元。每家公司员工在10余万至20万以上不等。如果要算欧洲前25家最大的公司，则还要增加三家德国公司，即通用电气—德律风根、鲁尔煤炭和曼内斯曼公司。

在有些情况下，官方为经济调整和“合理化”等目标，充当了合并的推动者。例如，1966年官方曾进行积极活动，促成两家造船厂的合并，成为联邦德国最大的造船业巨头——霍华德集团德意志造船厂。1969年政府又在两家飞机制造厂合并的过程中起了促进作用，提出这些企业合并，作为得到新的大笔军事订货的条件。1969年政府推动25个煤炭企业合并成鲁尔煤炭股份公司，其采煤量占整个鲁尔区的94%。后又签订一系列协议，所产生的合并企业的采煤量约占全国的80%。80年代初，政府又以鲁尔钢铁企业的联合，作为提供补贴的条件。尽管未能成立单一公司，但经过调整，鲁尔钢铁业的集中程度进一步提高。80年代后期，戴姆勒-奔驰集团收购几家公司组建“戴姆勒奔驰航空股份公司”，曾被卡特尔局否决，但由“部长特批”得以实施，目的是支持本国的“空客”开发与企业做强。

在联邦德国，一直都大量存在着中小企业。例如1981年，工业中职工人数在500人以下、营业额不超过1亿马克的企业和商业、服务业中职工人数50人以下、营业额不超过200万马克的企业，共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全部营业额的51%。80年代上半期，每年净增加中小企业数万家。另据统计，1950年全国共有小企业88万余家，1982年减少到49万余家，同期这类企业雇佣的人数由331万余人增加到397万余人，总营业额由270亿马克上升到3682亿马克。中小企业是整体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利于增加生产和扩大就业，在经济衰退时期更有意义。政府对中小企业实行保护政策，包括减轻税收，提供财政援助、培训等。《反对限制竞争法》对中小企业建立卡特尔网开一面。70年代一些州制定了专门的《中小企业促进法》。80年代科尔政府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中小企业大量存在，也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在工业企业数量减少的同时，在第三产业中企业大量增加，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小型企业。

不过，朝生暮死仍然是许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命运。1972年《明镜》曾报道说，在过去20年内，约有20万名企业家破产，或是被垄断资本并吞或控制。从上节所引数据可以看到，从1950年到1982年，小企业的总数减少了近40万家，即减少了近45%。单就工业而言，企业总数在1970—1980年间由9.53万家下降为4.87万家，其中雇用1—99人的小企业在1970年占全部企业数的84.5%，1980年下降到占72.5%。在经济危机下，1974—1977年企业破产数比1970—1973年增加近一倍。1981年破产企业超过万家（11653起），主要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的存在，没有改变经济力量集中的基本格局。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其营业额却较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为数不多的大企业占营业额的比例很大。如1973年在工业中，头三家大企业的营业总额一般占本部门的1/3以上，有些占一半以上，个别行业竟超过80%。如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和赫希斯特公司控制化学工业营业总额近70%。蒂森等六家钢铁公司控制着钢铁工业股份公司资本总额的82.4%。大众等四家汽车公司占全国汽车工业营业额的88.9%。西门子等七家公司控制了电气工业总营业额的71%。80年代中期各行业市场中，本行业六家最大企业占据的份额分别为：烟草业94%，航空航天机械90%，采矿80%，矿物油80%，办公设备、电子数据处理机78%，公路运输工具69%，造船56%，钢铁54%，橡胶制品48%，电子工业41%，化工40%，玻璃工业39%，精密机械和光学设施26%。许多中小企业成了大公司的协作和供货企业，受制于巨头们。60年代中期，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公司分别拥有3万家供货工厂，化工企业拜耳和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有大约1.7万家供货或协作工厂。许多大公司通过合并和吞并，成为跨部门的巨型混合型企业和跨国公司。

除了实力强大的企业巨头，还有各种卡特尔。德国曾被称为“正统的卡特尔之国”。虽然经过了战后初期的“非卡特尔化”，又有《反对限制竞争法》，各种卡特尔仍以不同理由建立起来。如1959年煤炭业和石油进口商达成卡特尔协定，以帮助德国煤炭业应对进口石油和煤炭的压力。石油公司承诺不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销售石油，不扩大市场份额，直到煤炭囤积减少一半。此事遭到艾哈德反对，但得到阿登纳支持。70年代初期，北部地区约350家建筑公司加入了建筑价格卡特尔。据当时联邦卡特尔局确认，化纤工业的所有企业都参加了本国、西欧或其他的国际卡特尔。1958年到1978年提出申请的620个卡特尔协议中，有389个被卡特尔局裁决为合法。1978年仍然有效的卡特尔协议为266个，包括中小企业卡特尔63个，贸易卡特尔51个，专业化卡特尔63个，合理化卡特尔21个。此外，还有各种改头换面的“非正式和不公布协议”的卡特尔。70年代修订《反对限制竞争法》，把“君子协定”或所谓“早餐卡特尔”之类列入禁止范围。但由于它们是“非正式的”，要加以监督或禁止，实施起来很难，因为取证很难。

为数不多的巨型企业控制着经济，站在它们背后的是银行。战后初期，盟国认为德国大银行过分集中，要加以解散。战前德国最大的三大银行，德意志银行被分成10家，德累斯顿银行被分散成11家，商业银行被分成9家，且不许其后继银行彼此建立法律和金融上的联系。但经济建设需要银行发挥作用，银行界极力在幕后酝酿重新集结。为冷战的需要，西方盟国也对联邦德国银行重新集中开绿灯。1952年3月，盟国高级专员批准了联邦德国的一项法律，德意志银行的10家后继银行改组为3家，即汉堡的北德银行、杜塞尔多夫的西德银行和法兰克福的南德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后继银行也各改组成3家银行。这成为恢复三大银行的序幕。1957年，北德银行、西德银行和南德银行正式重新合并为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的3家后继机构也正式再次联合。商业银行也宣布了类似的重组。不仅三大银行起死回生，一些主要为地区性的大银行如巴伐利亚联合银行等，也迅速加强了实力。大银行还积极进行国际性拓展，在70年代迅速发展。到1980年，德意志银行已在50多个国家拥有80个分支机构，其中40个在外国银行中参与了资本；德累斯顿银行在外国有51个分支行、子银行等，商业银行在国外的分支机构则为67个。

大银行与大公司通过资本交织、金融联系和人事结合，形成巨大的财团。到1960年，德意志银行等三大银行已控制了联邦德国工业股份的大约56%。它们各自都持有数十家公司的股份。1964年政府对425家大公司的调查表明，它们的总资本相当于全国股票市场上所有证券的票面价值的3/4，而其中有70%是受银行控制的。在人事方面，1960年三大银行控制了代表400家大企业资本70%的股东大会。1964年一份官方报告开列了318家公司，它们的董事会里共有537名银行家。1978年，全国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在90家大股份公司的监事会中有195名代表，包括任名誉主席、主席和副主席的76个席位。仅德意志银行就在西门子等36家大公司监事会派有代表，占据主要席位51个；德累斯顿银行在通用电气等23家大公司监事会中占据主要席位24个；商业银行在拜耳公司等14家大企业监事会派有代表，占据主要席位14个。在最重要的国营企业的监事会中，也几乎无例外地坐着大银行的代表。反过来，许多大企业也是银行的大股东，在银行监事会中有固定代表，有的兼任重要职务。

银行与企业结合，形成巨大的财团。它们有以银行为中心形成的，如德意志银行财团、德累斯顿银行财团、商业银行财团；有以工业垄断组织为中心的，如蒂森财团、法本财团、弗利克财团、克万特财团；还有地方性的，如巴伐利亚联合银行财团等。德意志银行财团、德累斯顿银行财团和商业银行财团实力最为雄厚。1978年属于这三大财团的康采恩和大企业的营业额约为4500亿马克，雇用的员工总数超过300万。这三大财团同几个工业资本财团一起，几乎控制了化学、钢铁、商业、电子、电气和金融等重要经济部门。它们是联邦德国经济权力的真正中心和主宰者。

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曾指出，德国在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甚至高于美国。在法西斯统治和二战期间，德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高度。联邦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强调私有企业和市场竞争。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比较顺利，国家干预程度较低，但是必要的干预一直存在。联邦德国国有经济成份较小，却一直存在。战前纳粹政府的一些企业战后被改组，成为国有企业。联邦和地方政府又投资新建或参与一些企业。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基础部门或传统部门，通常是国家参与和控制最多的部门。国家参与和控制的主要方式是持股。如60年代，联邦政府在约3000家企业中拥有股份。联邦拥有全部或部分股份的主要有六大企业：费巴公司（联邦股份占43.8%），大众汽车（联邦股份占20%），萨尔茨吉特公司（联邦股份占100%），联合工业企业股份公司（联邦股份占87.2%），工业管理有限公司（联邦股份占100%），萨尔煤矿公司（联邦股份占74%）。这些大企业还不断合并或兼并其他企业，扩大地盘。

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和信贷政策、经济结构政策、地区政策等，对经济实行调控。1966—1967年后，“社会市场经济”进入了兼采凯恩斯主义，实行“宏观调控”的阶段。后来科尔政府的“转向”，也只是局部调整。这类政策措施前文已多有述及，体现了联邦德国国家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对整个经济的干预和调控。

四、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二战的结果曾使德国工业水平大为下降。1939年德国西部工业核心地区（战后的英占区）的经济中，工业成分占45.5%，农业部分占9.6%。到1947年，这一组数字分别变成了40.7%和23.6%。但随后不久，联邦德国踏上和平的工业化—现代化征途，并很快重新进入世界领先的工业大国地位，其经济结构则经历了调整、转型升级和高端化。

按通常的第一、二、三产业的划分，联邦德国第一产业（农、林、渔业）在几十年中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在国民经济整体中的比重却持续下降：1950年是10.7%，1980年下降到占2.2%，1985年进一步下降到只占1.7%。第二产业即工业（包括采掘、动力、加工和建筑业）发展迅速，其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重，则先升后降：1950年为49.7%，60年代初上升到53.2%，70代年后开始下降，失去了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在三次产业中领先的地位。1980年已下降到占44.8%，1985年又下降到占42.8%。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商业、交通和服务行业）呈现持续增加的势头：1950年占国民经济产值的39.6%，1970年占45%，1980年达到53%，1985年更达到55.5%。巨大的变化发生在70年代，第三产业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联邦德国开始进入一个与传统或古典的工业化不同的新阶段。联邦德国学者说，70年代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服务社会”的过渡，也有人称为“后工业社会”。不过，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强大，仍是联邦德国的一大特点。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过度工业化”，并造成高度依赖出口和加剧环境问题等负面效应。

经济转型和升级还体现在科技水平提高，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部门增长迅速，劳动力密集和资源消耗型部门的比例下降，产业结构向高端化转变。首先，各经济部门经历了技术改造和升级。农业实现了现代化。1950年到1975年，农业中使用的氮磷钾肥从243.2万吨增加到410.7万吨，拖拉机由13.9万台增加到144.4万台。6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机械化、科学种田和生产的社会化，农业产量和产品自给率大为提高。例如小麦、大麦、燕麦、黑麦、马铃薯、甜菜六种主要农产品的总产量，1950年为1942万吨，1989年达到5279万吨，同期它们的总种植面积则减少了数十万公顷。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第一产业对GDP的货币贡献，从1950年约100亿马克增加到1985年的380亿马克，但同期就业人数则由481.9万下降到136万，劳动生产率由20提高到230（以1970年为100）。在工业中，采矿、冶金、纺织等传统工业积极实现技术升级。如钢铁企业在60年代采用先进的吹氧金属冶炼法，70年代开始采取钢铁连铸法等新技术。蒂森、克虏伯、曼内斯曼、鲁尔煤炭等老牌企业加强研发和应用新技术。80年代在全球新的技术革命背景下，加强了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加速了微电子、数据处理、自动控制等新技术的应用。通过大量购买和自主研发，在冶金、机床与汽车制造、化学、核电等部门以及电器工业的一些次级部门中，80年代已赶上美国的科技水平，在研制、生产和运用微电子产品方面，接近美国和日本。例如联邦德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工业机器人的应用，1983年达到4880个，名列西欧国家第一。其于1989年通过试验的磁悬浮高速列车，集成了大量的高新技术。

其次，工业的内部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采矿、钢铁、建筑、纺织、食品等传统工业的比重下降，与现代科技密切联系的机器制造、石油化工、汽车、航空航天、电气、精密机械和光学仪器等，发展迅速。化学工业一直举足轻重。石油化工的发展，高分子合成技术的突破，各种特殊材料、复合材料的生产等，促进了化学工业的迅速增长。联邦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核能技术引进和研发，70年代成为世界主要核电设备和技术出口国之一。从数据看，从1950年到1979年，联邦德国工业整体（不包括建筑业）净产值年均增长5.8%，但其中技术含量高的部门年均增长率远高于此，如石油加工业10.4%，化纤工业10.6%，车辆制造业9.4%，电气电子工业8.8%，塑料品生产16.8%。1960—1980年20年间，化工、石油提炼和塑料部门对工业总增加值中的贡献率由9.2%提高到16.4%，电力机械部门的这个数据从7.4%上升到11.5%，精密仪器和光学产品则由1.7%上升到2.3%，商用机器和计算计机制造由0.3%上升到1.4%，车辆制造业由7%上升到10.6%，而钢铁、建筑、玻璃、木材、造纸、印刷、纺织和服装、食品等部门的贡献率都下降了。

其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先进技术产品的供货能力等方面，进入了世界领先地位。从1962年到1981年，联邦德国无论是整个生产还是加工业的工人都减少了约10%，但工业净产值却增加了91.6%，按工时计算的产值（劳动生产率）则增加了189.3%。其每个工时创造的GDP（按1990年国际元/小时计算），1950年是3.99，1973年是14.76，1990年是21.94。其1950年的劳动生产率是西欧平均水平的72%，美国的32%，1990年达到西欧平均水平的91%，美国的73%。1970年德法意英美日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排名中，联邦德国居第二，仅次于美国，1980年更跃居首位。而其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在1952年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1980年达到90%。在市场上对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供货能力，是衡量国家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1972年联邦德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先进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and Development/OECD）国家同类产品出口中的比例，分列第一、二位；1981年位次有所下降，仍居前三（美、日、德）。1986年在世界九个“未来工业”领域中，联邦德国在五个领域居世界市场的领先地位。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曾将联邦德国的“竞争力指标”评定为世界第四位（排在日本、美国和瑞士之后）。尽管联邦德国在科技方面，主要在高新技术领域，仍存在“短板”，但总体上无疑处于国际先进行列。

其四，经济的地区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以往德国工业集中于北部和西部，特别是莱茵威斯特法伦地区。鲁尔长期是德国工业的象征，也是西欧最大的工业中心。但随着传统工业的重要性削弱，老工业地区的经济增长相形见绌，而新工业中心则在发展中形成。例如，巴伐利亚以前主要生产消费品、食品和嗜好品，到80年代成了重要的新兴工业区域，聚集了一批重要的科技水平较高的企业，首府慕尼黑成为最有前途的高科技工业中心之一。基于工业的强劲发展，巴州执政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甚至底气十足地声称“进步是讲巴伐利亚语的”（“Der Fortschritt sprichtbayrisch”）。到80年代，全国大体形成几大工业区域：以鲁尔为中心的莱茵-威斯特法伦工业区（西部工业区），以汉堡不莱梅为中心的工业区（北部），以巴伐利亚（慕尼黑）为中心的工业区（东南），以法兰克福、斯图加特等为中心的工业区（西南）和萨尔区。这些区域各有特点，整体格局比战后初期已颇为不同，甚至出现了新的不平衡——联邦德国的“南北问题”。南部巴伐利亚、黑森和巴符州的增长速度快于北部的石荷州、下萨克森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和汉堡等州。在全国GDP中的比例，1960年北部约占52%，南部占48%；到1982年北部下降为46.6%，南部却上升到53.4%。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巴伐利亚、巴符州成为新的产业和研发中心的集中地，基本能达到充分就业。传统老工业区如鲁尔和萨尔等地，则受到结构性危机的困扰。煤炭业从50年代起就相继受到进口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竞争，后来又受到核能的竞争。钢铁业因需求下降，以及日本等国钢铁企业的竞争，也陷入困境。这类传统工业区不得不进行艰苦的调整、转型和改造，失业问题也相对严重。直到80年代，问题依然严峻。例如，由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和萨尔受煤钢工业危机的打击特别严重，政府不得不出手相救，在1978年到1985年间提供了26亿马克的补贴，萨尔钢铁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约40%。1985年，一家萨尔钢铁厂面临破产，州政府收购这家钢厂76%的资产，设立专项基金等，加以救助。不断上升的救助费用，加剧了北部各州的财政困难。这种“南北”差异，导致80年代下萨克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汉堡等州发起“穷州联盟”，要求联邦发挥作用，提供资助。老工业区的调整，有时激化矛盾。1987年鲁尔地区一家大型钢铁厂关闭的计划透露后，工会强烈抗议。联邦政府不得不提出一项五年计划，追加5亿马克资金，帮助鲁尔建设基础设施和大型研究中心。

五、发达经济大国的富裕与贫困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前提下，联邦德国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业中的每周货币工资呈现稳步增长：50—60年代，以1955年为100，则1970年达到300；70—80年代以1975年为100，则1990年达到207。换言之，1970年比15年前（1955年）增加了两倍，1990年比15年前（1975年）增加一倍。农业中的每周货币工资的增长情况，与工业中基本相同。从绝对数来看，1960年工业工人每周总收入不到150马克，1988年每周超过700马克。横向比较，1960年联邦德国制造业中每小时平均工资不及美国的一半，到1980年已接近美国，高于英法意。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半期，联邦德国工资的增长甚至快于经济增长。70年代工资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升到70%以上，1981年接近75%。广泛的福利，相对稳定的货币，较低的通胀，有利于收入的实际增长。在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人均私人开支也增长了。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联邦德国人均私人开支，在1973年是3000美元，1980年达到7340美元。70年代有社会学家指出，随着经济增长，联邦德国开始进入“富裕社会”。在1969—1972年间的民意调查中，有60%—70%的人认为其经济状况是“好的”，只有10%的人认为自己处于贫困状态。除了少数的边缘人群之外，贫困不再是某一社会阶级的整体命运。

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表现之一，私人电话、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私人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广泛进入寻常人家。联邦德国电话装机总数是：1950年239.3万，1989年达4309.5万。电视接收许可证的数量，1953年仅微不足道的0.2万，1989年为2414.2万。全国的私人汽车拥有量，1950年是51.6万辆，1988年是2887万辆。每千人拥有量在1988年达到470辆。

其二，收入提高，工作时间缩短，带薪假期增加，普通人有了金钱和时间去度假和休闲，追求更丰富的生活。建国早期，雇员平均毎周工作48小时，1956—1957年间缩短到45小时，1965年开始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70年代末，大部分雇员已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据联邦统计局数据，1990年联邦德国的实际每周工作时间38小时。工薪阶层每年享受6周或更长带薪假期者达70%，享受5—6周的占25%，享受3—5周的占5%。1965年到1982年，中等收入雇员的四口之家，每月消费开支平均由881马克上升到2691马克，即增加了两倍。同期用于休闲的开支则增加了两倍半。休闲开支中最大的份额是度假和休闲旅行。1965年每个家庭用于度假的开支占24.6%。1982年则占28.8%；1965年用于小汽车和摩托车的开支占12.4%，1982年达14.7%。由于联邦德国人到国外旅游度假大增，1978年联邦新闻署特地制作一套图文宣传资料，发行数百万份，要求德国旅游者在国外注意行为举止，据认为是要避免激起人们对德国人的成见，并“把德国旅游者变成亲善大使”。

联邦德国的发展成就举世公认。1974年联邦总统发表声明称：经过25年的努力，联邦德国已成为“能够向公民提供高度自由、经济福利和社会安全的国家”。但是，在所谓“趋平的中产阶级社会”里，贫富差距并未克服，离社会“公正”或“平等”还有距离。不同年代都有数据表明这一点。据统计，60年代在农、工、商业中，“自主经营者”（Selbstndige，或译“独立经营者”，包括企业主、农场主、独立手工业者等）家庭约占全部家庭的16%，拥有全部私有财富的47%；工人阶级家庭占33.7%，只拥有全部私有财产的17%。从1950年到1970年，全国雇员拥有的财富占全部实际财富的份额，由30%下降到15%。1967年纳税人中3%的最富有者，控制着全部可纳税财富的42%。一项题为《德国的富豪和超级富豪》的研究指出，1960年包括约5万个家庭的“财富寡头”，每家拥有超过1000万马克的财富。70年代的情况也没有改善多少。1973年有统计说，联邦德国最富有的25%的家庭掌握全部私有财产的80%，而最贫穷的30%的家庭只拥有全部私有财产的1.5%。70年代末的一项研究估计，全部财富的28%控制在全国1%的人手中。政府采取旨在使收入和财产分配变得平等一些的政策措施，成效有限。从建国直到70年代，占总数一半的家庭只支配着全部国民收入的约1/4，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变化。自主经营者家庭的收入比其他群体的收入增加速度要快得多。1976年一位基民盟的社会政策专家说，联邦德国存在“新的贫困”，有220万家庭共580万人口的收入低于社会救助线，其中包括110万领养老金家庭，60万工人家庭，30万薪金阶层家庭。而数百万外籍工人及其家庭，多数从事繁重而收入偏低的工作，生活条件恶劣者不在少数。80年代初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中认为，联邦共和国在80年代已不同于其早期，但收入分配和资产分配的发展，并未证实所谓“趋向平等的中产阶层社会”的观点。1983年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将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福利的扩大引为自豪，同时指出“各个阶层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别依然悬殊，因而社会公正依旧是一个遥远的理想”。

1982年科尔的联盟党—自民党政府执政后，情况如何呢？科尔宣称要多一些市场，反对太多的人长期依赖他人生活，要鼓励个人的积极性等，其政策带有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如侧重鼓励私人资本积极性，控制社会福利开支等，对普通劳动者和弱势群体是不利的。官方统计，科尔上台后的几年中，雇员实际收入下降的速度放慢了，个别年份还有所提高，但不同群体收入的差距却扩大了。例如，80年代全国雇员的人数增加了，雇员的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下降了好几个百分点，雇员实际收入的增长明显低于企业家收入的增长，形成逐渐扩大的剪刀差。在社会福利方面，加强一些重点领域，总体上开支的增长则大为放慢。这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据统计，1988年全国有贫困家庭210万户，人均收入不足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较贫困的1070万户，人均收入为平均水平的50%—90%（低于平均水平）；中等家庭有450万户，人均收入为平均水平的90%—100%（接近和相当于平均收入）；富裕家庭710万户，人均收入为平均水平的110%—200%（高于平均水平）；极富家庭180万户，人均收入在平均水平两倍以上。中高收入者占了不小比例，大体呈“两头小中间大”，但进一步细究，贫困和较贫困的人口有3280万，比富裕和极富裕的人口多出了1000多万。换言之，“下头”比“上头”大得多。

第二节 民主德国：东欧经济强国

民主德国的领土面积10.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700万，矿产资源缺乏，只有褐煤、钾盐、铀矿以及少量的有色金属，二战还使民主德国所在地区经济遭受重大打击。但在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之下，民主德国实行了一系列有效政策和利用外部有利条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拥有了先进的工业和技术，逐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际经济地位，成为东欧经济强国。

一、经济现代化进程

民主德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可以分为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0年）、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时期（1951—1960年）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61—1990年）。

二战结束之初，苏占区经济重建一方面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现代化结构，主要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另一方面是实行中央下达的经济计划，以恢复苏占区经济，建国后民主德国的经济恢复工作也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着手。1948年下半年，苏占区就已实行计划经济的半年计划。1949年又开始实行恢复经济的两年计划，目的是偿还战争赔款和恢复经济，使工业生产达到1936年工业生产的81%。一年半内，民主德国的工农业基本上恢复到战争爆发前水平，两年计划提前完成。

1951年，民主德国开始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启，目标是使国民收入提高到1950年的160%。在“一五”期间，民主德国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冶金、机器制造、化学、能源经济等重工业部门，农业领域最重要的环节是扩大国营机器出租站和将每公顷单位面积产量提高25%。与此同时，民主德国也继续建设国家机关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工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国有化运动，实行农业集体化，建立众多的农业合作社。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1955年的工业生产与1936年相比翻了一番，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占到71.7%。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1955年职工月工资从1950年的311马克提高到432马克，同期零售价格、劳务价格和交通费的指数从189.8%下降到110.4%（以1960年为100），生活费指数从1950年的100%下降到62.2%。国家在社会保险、养老金、卫生事业、社会事业以及教育事业方面的支出都明显增加，国民教育、科学以及技术方面获得极大的进步。

但是，“一五”期间民主德国政府采用行政手段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在本国缺乏资源的情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开展延长工时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忽视了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满足人民对消费品的需求，也引发了人民的不满，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工人起义。因而，在1956年启动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民主德国没有停止对工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但不再采取行政没收的方式，而是利用税收、强制性购买和销售债券等手段。民主德国政府还强调，要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方式和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民主。50年代末60年代初，民主德国建立了本国的冶金基础，机器制造、化学、电力工业等工业部门均扩大，造船业、石油化学工业、塑料和橡胶加工机械制造业等工业部门建立，能源基础也有所扩大。据统计，从1950年到1960年，民主德国经济增长率大体稳定在5%—10%之间，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了近两倍。1960年，民主德国工商业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完成，社会主义企业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61.8%上升为86.8%，公私合营企业只占到5.5%，私人企业生产占到10.1%，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农业部门，1960年初民主德国开展了强大的集体化运动，使合作社所占耕地面积从45%飞跃到85%，农业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通过建立柏林墙实现国家稳定后，民主德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经济方面，由于主客观因素，民主德国的经济计划不能按期完成，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下降，1962年夏被迫宣布放弃七年计划。从1963年到1970年，民主德国实行新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获得较快发展，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由3.4%提高到5.2%。但在1969年特别是1970年，民主德国再次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昂纳克政府的应对政策是恢复传统的集中计划和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改善。1975年，民主德国超额完成1970—1975年的五年计划，生产性国民收入提高了31.1%，工业商品生产增长了37%，平均年增长6.5%，投资增加了21%，建筑业产值增长了28.2%，固定资产从4670亿马克增长到5770亿马克。农业领域也获得快速增长，牛奶增长18%，鸡蛋增长23%，居民的基本食品实现自给。

然而，民主德国缺乏资源，所需原料、燃料的60%依靠进口，此外还存在劳动力不足、资金短缺和价格补贴、各种福利开支及国防费用逐年增加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世界性经济衰退使经济发展环境更加恶化。为了促进经济继续发展，1981年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80年代经济战略”，目的是发挥科技优势，充分利用最新科技成果，使现有原料和燃料发挥最大效益，并有效地组织生产和管理，以提高劳动效能和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但是，日益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民主德国国内消费增长比生产增长要快，而政府继续维持不切实际的社会福利政策，再加上80年代原料价格上涨、西方的高利息政策和信贷封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民主德国出现了债务问题。从1981年到1985年，民主德国的出口创汇政策使其外债从100亿美元下降到70亿美元。但从1985年起，民主德国的外债又逐年上升，1987年恢复至101亿美元，1989年则达到110亿美元。民主德国在外贸上日益依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联邦德国进口的产品量在民主德国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率从1988年的18%上升到1989年的20%，1989年民主德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甚至占到其对外贸易总额的50%。民主德国经济发展出现迟缓的10年，1989年经济增长率仅为2.7%。

二、经济成就

民主德国的经济成就首先表现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国民收入得到大幅度增长。其经济增长速度既快于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也快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1949年到1989年，工业生产增长了18倍，农业生产增长了1倍，畜牧业生产增长了8倍。1985年的工业发展比1970年翻了一番多，交通运输和国内贸易也增长了近一倍。由于缺乏劳动力和投资资金，民主德国的经济增长依靠的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1980年到1987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60%，每年递增4.4%，1989年的劳动生产率比1949年提高了9.5倍，占世界第六位。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也不断缩小，1950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仅相当于联邦德国的45%，1988年已达70%左右，跟英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大致相等，在苏联东欧国家中是最高的。

40多年来，民主德国国民收入不断增长，建国之初只有249亿马克，1989年达到2790亿马克，比1949年增长了11倍以上，年均增长率为4%。昂纳克上台后，民主德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1—1975年的国民收入为7030亿马克，平均增长5.4%，1976—1981年的国民收入达8820亿马克，平均增长4.1%，1981—1985年的国民收入为10870亿马克，平均增长为4.4%。从人均国民收入看，1980年为7180美元，1988年达到大约8000美元，在东欧国家中位居前列。

统一社会党及其政府非常重视工业的发展，民主德国的工业发展较快，水平也比较高。工业是民主德国最重要的产业部门，1949年的工业产值是1.28亿马克，1989年提高到23.1亿马克，工业创造的收入占到整个国民收入的2/3以上，工业产值占国民收入的65%。建国之初，民主德国的工业基础较好，但存在国民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统一社会党及其政府决定优先发展冶金工业、化学工业以及扩大褐煤开采，以形成本国的钢铁和煤炭生产基地。民主德国的重工业发展较快，1950年工业就恢复到战前水平，化学工业的总产量在1958年就占世界第七位，如按人口平均计算已居世界第二位。民主德国重视通过先进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工业产值，一直注重发展重型机器制造、农业机械制造和造船工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民主德国的工业在世界占据领先水平，是世界第十大工业国，是较少的系统掌握微电子研究、生产和使用的发达工业国家之一。

民主德国完成了农业现代化，种植业和畜牧业都比较发达。建国后，民主德国的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人均只有0.37公顷的可耕地上，实现了粮食、肉、蛋、奶、黄油在高消费水平上的自给。民主德国的种植业比较发达，1979年以来粮食生产节节上升，产量由870万吨增加到1983年的1000万吨，1984年更创下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年产量达到1300万吨。民主德国的畜牧业上升也比较快，在农业总产值中约占2/3。民主德国农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很高，80年代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大约80万人，占全国总劳动力的1/10，仅占1950年的农业劳动力的1/3。民主德国农业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机械化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机械化生产广泛应用于畜牧和家禽业。为了提高农业社员和农场工人的农业科技知识水平，民主德国政府给全国县立农业学校配备了750多名专职教员和大约1.6万名兼职教员。每年11月至第二年3月，农业学校利用冬闲时间开办冬季班，向校外农业社员和农场工人讲授有关农业生产的最新知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面貌也发生巨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农业生产合作社跟国营农场一样实行工资制，农民的收入和福利与城市工人差不多，城乡差别较小。

民主德国经济发展依靠的是先进科技，科技水平较高也是其经济成就的表现之一。由于缺乏资源和劳动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德国十分强调通过发展科技力量来发展经济，并注重将科技与生产密切结合，把研究与应用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为了促进科研工作，政府加大科技领域的经费投入，20世纪60年代的科研经费约占国民收入的3%，80年代增加为4%，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水平。在政府的推动下，民主德国科学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科研成果层出不穷，从申请专利的科技发明看，1970年仅有4500项，1980年增加到26741项，1971—1975年的专利总量是22971项，1981—1985年猛增到49780项。

民主德国的经济成就还体现在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1971年后统一社会党实行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方针，政府每年投入30%—40%的国民收入发展福利事业，主要是用于进行财政补贴、提高工资和改善社会保障和加大住房建设。民主德国实行基本消费品价格稳定政策，对于粮食、牛奶、肉、蛋、蔬菜、房租、水电、燃料、交通服务等，实行中央控价和价格补贴，价格长期稳定不变，这保证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和职工工资不断提高，1950年职工平均月工资为311马克，1960年为550马克，1970年为755马克，1980年为1030马克，1987年增加到1233马克，从1980年到1987年，居民现金收入增加了29%，1988年的人均实际收入为1949年的8.4倍。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的核心是住房建设，从1971年起每年投入10%的国民收入用于改善居住条件，住房条件大为改善，1949年仅有510万套住房，即每千人平均拥有住房270套，人均住房面积仅为12平方米，1989年共有住房700多万套，每千人平均拥有住房增加到422套，人均住房面积为27平方米。此外，民主德国人民还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多种福利，每千人拥有医生数占世界第12位，病床数占世界第11位。政府还采取旨在帮助年轻家庭、抚养孩子的在职女工、青年和退休工人的一系列福利措施。民主德国人民的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1987年每人平均消费肉和肉制品99.4公斤，鱼和鱼制品7.9公斤，蛋和蛋制品303个，黄油15.5公斤，人造黄油10.3公斤，牛奶108.3公升。猪肉的人均消费量居世界第14位，蔬菜消费量居第9位。居民的食品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肉、奶、蛋和黄油等畜产品在食品中所占比重约为40%，在国际上也属于高水平。家用高档消费品占的比例较高，1987年每百户家庭中，有小汽车52.6辆，冰箱152.1台，洗衣机104.6台，电视机121.6台，其中彩电47.1台。1967年开始实行5天工作周，1976年又改为工人每周工作42小时（轮班工人为40小时），1979年职工每年休假日期增加为21天。

三、经济成就取得的原因

经过40多年的建设，民主德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除继承了德国较好的工业基础和劳动力素质外，也与民主德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分不开。

首先，民主德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经济的发展。民主德国处于东西方阵营冷战对抗的前沿阵地，在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竞赛时，民主德国党和政府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首要工作，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要依靠雄厚的物质基础来保障社会制度的稳定。从50年代起，民主德国就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首要任务和指导方针，将掌握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知识和经验，并在实际中加以运用，作为统一社会党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心内容。

其次，民主德国党和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如前面提到的1952年的实行行政区划管理改革，在经济领域推行经济合同制和经济核算制；1958年的强调在政治领域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方式和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民主、经济方面再次加强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的改革；1963—1970年再次进行的新经济体制改革；1971年昂纳克上台后再次强化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尽管这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及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但不断提高企业自主权也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三，民主德国党和政府重视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民主德国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从托儿所到成人教育一率实行免费，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也占有很大比重，教育投资约占国民收入的6%—7%，1988年的教育投资高达154亿马克。1971年以来，全国新建5.2万幢教学楼、学生宿舍和2400座学生体育馆。民主德国全国普遍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所有儿童都可以接受教育。十年制普通综合技术学校毕业后，大部分学生继续接受免费职业教育，25%的学生可以升入大学进一步深造，1987年全国居民中每万人有174.9名大专院校学生。民主德国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较高，1987年企业中大专院校毕业生占21.6%，技术工人占60.7%。1949年只有25%的职工接受过系统的职业培训，1989年达到90%。不断发展的教育事业为民主德国经济的稳步增长提供了后劲，重视教育是民主德国经济保持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第四，民主德国党和政府大力发展科技，并强调科技与生产结合。民主德国经济发展缺乏劳动力和资金，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生产力，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运用科学技术成果来取得。民主德国党和政府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及生产水平提高越来越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政府用于科学技术与开发的经费不断增加，60年代每年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70年代以来增加为4%左右，1971—1975年科研经费每年平均支出50亿马克，约占国民收入的3.9%，1976—1980年增加为平均每年支出63亿马克，约占国民收入的4%，1987年的科研经费投入攀升到120亿马克，与60年代年均经费相比增长了3倍。民主德国政府还注意将科技与生产结合，通过与企业签订合同，新技术新发明很快投入生产，迅速转化为生产力。1971—1980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部分有90%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的，1981—1985年上升为95%，1986—1989年达到100%。通过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民主德国的关键工艺和尖端技术渗透到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53%的工业企业实现了自动化与半自动化，国民经济部门产品更新率年均达到30%，消费品更新率达到40%。采用最新科学技术和不断更新工业设备，极大地节约了工时和劳动力，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和促进了经济发展。

此外，民主德国经济发展也受益于某些有利的外部环境。首先，民主德国可以从两德贸易中获得贷款、资金、市场以及先进工业设备和技术等好处。为了避免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联邦德国一直将两德之间的经济往来作为国内地区间经济关系来处理，这使民主德国商品可以享受低税进入联邦德国和欧洲共同体市场的待遇。两德的贸易方式也比较特殊，双方是按照协商的物品清单进行交换，在结算方式上不使用现金，而是先记账后由两国中央银行统一结算。为了解决短期支付的困难，两德还采取了无息透支贷款的结算方式，实际上几乎是民主德国单方面使用这种贷款。其次，民主德国还可以从经济互助委员会中得到很多好处，如获得苏联价格低廉的原料与能源，进入巨大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市场，通过科技合作获得苏联东欧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

四、民主德国与“经互会”

民主德国经济成就的取得，与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的经济合作密不可分。二战结束后，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目的是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经济，以抗衡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苏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莫洛托夫计划”，通过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和促进苏东贸易关系的发展，苏联希望防止“马歇尔计划”实施可能导致的东欧离心倾向和经济损失。“莫洛托夫计划”的实施使苏东经济关系日益密切，面对西欧国家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挑战，苏联政府还决定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结合起来，通过经济集团化来对抗西方阵营。1949年1月5—8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六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与会国家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Ratfür gegenseitige Wirtschaftshilfe，简称经互会）。同年4月，经互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届会议，正式宣布经互会成立，并规定经互会的宗旨是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以促进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工业化和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促进整个民主大家庭的巩固。经互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经济互助委员会会议，后来逐渐建立了执行委员会、合作委员会、常设委员会、秘书处、研究所、部门代表会议等机构。经互会正式语言是所有成员国的语言，会议工作语言是俄语。经互会的主要活动是协调国民经济计划、国际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共同投资建设联合项目、对外贸易以及科学技术合作。但在不同的阶段，经互会的宗旨、职能以及权限有所侧重，如建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互助、技术合作和交流经验，成员国在双边基础上曾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和科技合作协定。

1950年9月，民主德国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民主德国将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作为整个国家外贸的基础，大力发展与经互会国家的经济关系，与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利亚等国纷纷签署了商品和支付往来协定、科技合作协定等协议。通过加入经互会，民主德国与经互会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商品交换迅速发展，这有利于其摆脱对联邦德国的依赖，顶住西方阵营的经济压力和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50年代中期，经互会合作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赫鲁晓夫提出实行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各国开始协调经济计划，经济合作由双边关系扩大到多边经济关系。1956年，经互会成立了成员国在各个领域进行合作的第一批常务委员会。民主德国不仅与经互会国家扩大贸易，还按照1958年的经互会决议，与经互会国家协调国民经济计划、实行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以及进一步密切经济和科技合作，并以之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根本性前提。经互会国家十分重视运输和交通业，1958年决定铺设横贯大陆的“友谊”石油管道并于1963年投入使用，1959年开始创立“和平”国际能源联合体制，稳定的苏联石油供应使民主德国得以建立现代化的石油化学工业，有力地促进了缺乏资源的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

20世纪60年代后，经互会致力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成立了使用转账卢布进行多边结算的“国际经济合作银行”（Internationale Bank für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以及专门负责协调各国计划的“计划合作委员会”（Plan und zusammenarbeit Komission），以逐步实现生产、科技、外贸和货币金融一体化。民主德国在经互会国家中工业化程度较高，经互会国家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其获得更多的合同和降低生产成本。因而，对于经互会的经济一体化倡议，民主德国作出积极回应，很快确定了实现这些协议的措施，甚至还将把与经互会国家实行更加紧密的专业化和协作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如民主德国与苏联在1962年缔结了关于1962年互相供货和向民主德国提供13亿外汇马克的商品贷款的协定，两国还决定大幅提高换货额和扩大经济、科技合作。1966年，民主德国与苏联建立了对等的经济和科技合作政府委员会（Regierung Komiteefür wirtschaftliche und technologische Zusammenarbeit），主要任务是为实现两国在生产和研究方面的协作和专业化协定制订实际措施并监督执行。1968年，民主德国与苏联就经济和科技合作的新形式达成一致协议，包括制订预测、规划、协调五年计划的实际步骤、建立电子数据加工处理设施的统一体制、在工业和建筑业就共同采用先进工艺进行经验交流。同年，两国还就苏联天然气、合作建造天然气管道、电子、电机等方面的研究、发展和生产协作签署了协议，苏联还同意为民主德国培养更多的科级干部。1973年，两国开始协调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确定了今后几年更广泛地发展生产和研究方面的协作和专业化，并签订了处理消费品生产、电器零配件工业和改造方面的合作协议，同意共同为整个工业部门制定共同发展方针。

民主德国与其他经互会国家也采取了类似形式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如与波兰签定了一系列合作协议，涉及波兰人在民主德国的工厂就业、两国共同利用波罗的海港口以及联合经营波兰的纺织厂。民主德国也与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古巴、蒙古等国签署了经济和科技合作协议，与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还签订了一体化的生产协议。1974年民主德国与波兰合办的“友谊棉纺厂”在波兰正式投产，与捷克共同修建的连接两国企业的乙烯管道也投入使用，还与古巴、捷克分别签署了加强友好与合作的联合声明。

民主德国与经互会国家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人员往来十分频繁。民主德国与经互会国家专业化产品的进出口从1971年的25亿提高到1975年的60亿外汇马克以上。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嗜好品交换从1966—1970年期间的66亿增加到1971—1975年期间的990亿外汇马克，分工生产部分在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从1970年的0.7%增长到1975年的27%。1971年，民主德国和波兰、捷克分别达成了1972年1月起两国来往旅行免验护照和签证的协议，同年民主德国公民访问波兰的人数就增加到1240万，波兰和捷克也一共有1120多万公民访问民主德国，1971—1975年有4720万民主德国公民到社会主义国家旅行，同时有4270万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到民主德国访问，人员往来日益频繁。

20世纪80年代初，经互会强调科技合作和协调经济发展战略。民主德国与经互会国家在科学研究和生产方面签订了500多项协议和合作合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互会推行“长期专项合作项目”，由成员国共同集资在苏联和其他国家建设一些大型工矿企业和能源项目，发展各国企业和科研组织之间的直接联系，并建立合营企业。经互会国家间的专业化协作从产品分工走向零部件交换，成员国签定了1000个以上的双边协议和120多个多边协议，按照协定进行生产分工。民主德国企业还积极参与苏联轧钢产品和能源开发的基本建设项目，以满足本国对原料和能源的长期需求。民主德国生产和科研部门与波兰、捷克以及其他国家也开始建立直接联系。联合投资也有利于民主德国获得稳定而廉价的资源，如从1986—1990年，民主德国从苏联进口8450万吨石油，360亿立方米天然气，1600万吨钢材，65万吨铝和其他原料，民主德国向苏联支付的石油价格只有国际市场的一半。

然而，由于经互会国家发展水平和国家利益各不相同，发展程度高的民主德国和苏联极力支持专业化生产，但罗马尼亚等国认为这只会导致现存发展水平差别的永久化，竭力反对，这导致经互会一体化程度远远不如欧共体。而且，封闭的经济集团使经互会国家的科技水平和产品竞争力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民主德国和苏东国家在1989年发生巨变的经济根源。德国统一后，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退出经互会，成为欧共体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在民主德国建国初期，加入经互会有利于其进入苏联东欧3亿多人口的巨大市场，并获得廉价而稳定的能源和原料，这对民主德国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经互会是一个封闭的经济集团，尽管民主德国产品在经互会有很强的竞争力，但在国际上竞争力较差。民主德国长期实行重点发展与经互会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战略，这导致其经济、科技发展脚步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经互会市场是低水平的，又缺少竞争机制，这使得民主德国没有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大力发展科技水平的压力。此外，随着经互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民主德国与苏联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对苏联经济特别是原料和能源的依赖性不断增长，这导致民主德国的经济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欧洲冷战再次加剧，陷入经济困境的民主德国需要保持和扩大与联邦德国的特殊经贸关系，但苏联限制两德过于接近，昂纳克政府在权衡利弊后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严重依赖苏联经济的结果是，民主德国经济是随着苏联的兴盛而兴盛，随着苏联的衰落而衰落。80年代中后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民主德国经济发展也是困难重重，经济发展落后是苏联东欧剧变和民主德国消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九章 两德的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

国家承担“社会”责任，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是现代国家的一大特点。两德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发展各有其特点。联邦德国在承认社会利益多元的同时，提倡“社会伙伴关系”，建立起完备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民主德国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在建立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发展中，也面临着不同的困难和挑战。

第一节 联邦德国的利益多元主义与福利制度

联邦德国实行西方式的利益多元主义，同时促进不同阶级、阶层，特别是劳资之间的合作，努力建构“社会伙伴关系”，以调节社会的矛盾。根据《基本法》和“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加上执政党争取民心的政治需要等因素，从建国初期就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和完善。在不同的形势下或不同执政者，具体政策有调整，但基本政策没有改变。

一、利益多元主义与“压力集团”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是承认社会阶级、阶层、行业和群体利益的多元性。利益的多元性既体现为各党派及其活动，也体现为各种民间社团（协会、联合会等）及其活动。后者不是政治组织，但以各种方式影响官方的政策，故又称为“压力集团”。但德国传统国家理念有其特点，强调国家至上，个人、阶级、党派或集团利益均处于从属地位。纳粹统治时期，对纳粹以外的各党派横加打击，并迫使工会和企业家组织解散或改组，使其与纳粹政权结合，实行“领袖原则”。战后盟国在德国推行西方民主原则，《基本法》规定德国人有权组织联合会和协会，这是利益集团（压力集团）组织合法性的基础。在理论上，传统的国家学说受到了冲击，有组织的利益多元主义得到承认。有研究者在70年代指出，利益多元主义在联邦德国已经确立。尽管由于传统，在人们的观念和国家机构的政治意识中，对利益集团对政治决策施加压力，仍然有所保留或不安，但强大的压力集团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

联邦德国的利益（压力）集团或以行业和部门为基础，或以企业、地区、宗教信仰或经济或社会主张为基础（如环保、人权等），多种多样。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通常要听取它们的意见，受其影响。政府经常与利益集团的代表座谈磋商。例如60年代，经济部长席勒倡议的“协调行动”，就是政府、企业界和工会组织协商。70年代，施密特总理每年都邀请企业、工会和银行界领导人举行几次座谈会。据统计，80年代初在首都波恩有数百个利益集团的机构和数千名代表，经济界组织的代表阵营最强大。在议院最重要的委员会和联邦各部，都有利益集团的代表。各部设有数十个专业委员会，其成员大部分来自大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有政府官员承认，没有各联合会的合作，政府各部就一筹莫展。

联邦德国最强大的利益（压力）集团，是各种企业家（雇主）的组织。德国企业家组织早已出现。在纳粹时期被纳入所谓“德意志劳动阵线”。战后，企业家组织在各占领区重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三大最重要的企业家组织也随之正式成立，分别是“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Bundes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Arbeitgeberverbnde/BDA，或译“德国企业家协会联合会”）、“德国工业联合会”（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BDI）和“德国工商大会”（Deutscher Industrie-und Handelstag/DIHT）。它们代表“经济界”的利益，只是各自的组成和工作重心有所不同。

“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成立于1949年。先是双占区成立的企业家团体更名为“企业家协会联合会”，法占区企业家联合会随后加入，正式定名为“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联合了工业、商业、手工业、银行和保险业、农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的雇主组织。80年代，其团体成员包括44个专业联合会，十几个州级联合会以及数百个经济部门联合会。全国的企业家约有70%参加其中。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代表雇主，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它派代表参加联邦劳动研究所、劳动法庭、社会法庭等有关机构，在联邦议院和政府机关派有代表或顾问，还设有基金会，创办研究机构。它在1951年与德国工业联合会合作建立“德国工业研究所”，后来改名为“德国经济研究所”，通过分析经济形势和走向、培训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争取舆论和影响政界等办法，对经济政策施加影响。

“德国工业联合会”也是成立于1949年，前身是战前的“德国工业家全国联合会”（Reichs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RDI），其主要任务是“最强有力地代表工业企业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80年代，德国工业联合会下属有39个部门联合会和207个地区性组织，囊括各工业部门，代表9万多家企业。它把工业界对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各机构，甚至被称为“政府中的政府”。德国工业联合会曾强烈反对制定《反对限制竞争法》。该联合会主席弗里茨·贝格（Fritz Berg，1901—1979）直接找到阿登纳，要他出来反对该法。结果该法多次修改，历时八年才在联邦议院通过。据统计，仅1972、1973年到1977、1978年的五年间，德国工业联合会向联邦总理、各部和其他国家机构、联邦议院和参议院、各州机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等提出的重要提案就超过千件。90年代初，德国工业联合会在题为《良好的关系》的文件中说：该联合会代表工业界利益，与政府、议会及各官方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它“不断向决策者提供信息。……参加各部的重要咨询机构和专家委员会，并参加各议会委员会的听证会”。“通过确定和集中各成员的利益并将其条理化，提交给决策机构，有助于在决策中权衡各方主张。”

“德国工商大会”的前身是战前的德国工商会（Industrie-und Handelskammern/IHK）。它是工商界进行“自治”的组织，是在地方性工商会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全国组织。到80年代，德国工商大会属下有80多个州级的和地方性的工商会，登记为会员的企业有47.8万个。该组织总部设在波恩，设置有对外经济部等机构，在几十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其主要任务是协调各地方工商会的利益并努力使政府重视其利益。与前述的工业界联合会不同的是，加入德国工商会是工商企业法定的义务，其领导权则掌握在大企业之手。

工会组织是另一大利益（压力）集团。德国早在19世纪就建立了工会组织。魏玛共和国时期工会更加活跃。在纳粹统治时期，工会组织统统被迫纳入“德国劳动阵线”。战后工会组织纷纷重建。先是在地区和州的基础上建立，而后实现联合。1949年10月，西德各工会在慕尼黑成立“德国工会联盟”（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DGB，或译“德国工会联合会”），成为联邦德国最大的工会组织，首任主席是汉斯·伯克勒尔（Hans Bkler，1875—1951）。德国工会联盟起初包括五金、公共服务与运输、化工、建筑、邮政工、商业、银行和保险、矿业、铁路、纺织等16个行业工会，70年代增加到17个（1978年警察工会加入）。其中，冶金、化工、工业电子等行业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较高，达60%—90%。在早期，德国工会联盟的会员有600多万，到1979年达到780余万。80年代仍有770余万。在各行业工会中，实力最强的是五金工会（IG-Metall，下属汽车、机械等工会）和公共服务与交通运输工会（Gewerkschaftffentliche Dienste，Transport und Verkehr）。在理论上，各行业工会是独立和自治的，但作为德国工会联盟的成员，要服从工会联盟的指示。在德国工会联盟及其下属工会之外，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工会组织。一是德国雇员工会（Deutsche Angestellten-Gewerkschaft/DAG），是公共服务部门雇员的组织，有数十万名会员。二是德国公务员联合会（Deutscher Beamtenbund/DBB），有约80万会员。三是基督教工会联盟（Christlicher Gewerkschaftsbund Deutschlands/CGD），由一些在“基督教社会主义”影响下的工会组织于50年代中期组成，也有数十万会员。除公务员联合会外，其他工会都有权参加与资方的集体工资谈判，有权在一定条件下组织罢工。

与战前相比，战后工会组织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大为淡化。德国工会联盟1949年成立时的纲领宣布，其目标是实现一种新的经济秩序，主要包括：全民就业，使用所有生产能力满足全民的经济需求；工会在人事、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拥有共同决定权；关键工业转为全民所有制；劳动者参加国民经济的整体规划，实现社会公正。其首任主席伯克勒尔主张，工会运动应争取经济权力而非政治权力，避免卷入政党斗争。60年代，工会依然宣传全面平等地参与经济计划与控制，不允许经济“仅仅取决于赢利的动机”，要“使每个工人……获得解放和自我完善”等等。但实际上只是要对现存制度纠偏，充当多元社会中利益集团的角色。70年代社会民主党执政时，工会联盟主席表示：“工会不再是国家的对立面，而已成为国家的主人。”1981年德国工会联盟章程中说，它在组织上“独立于政府、政党、宗教团体、行政机构和雇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上无所作为”。工会“除了努力保证和扩大基于法治的社会的国家并实现经济民主化的一般目标外，还要对任何推翻宪法秩序的企图行使抵抗权”。这表明了两点：一是工会对政治问题不是漠不关心的，二是工会维护现存宪法秩序——“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而不是现存秩序的反对者或挑战者。

工会不仅关心政治，而且有倾向性。德国工会联盟接近社会民主党，其领导人多是该党的成员，社民党及其执政时的政府高官中，担任工会职务者不乏其人。在重大问题上，德国工会联盟经常与社会民主党相呼应，并合作展开斗争，工会联盟的会员在选举中多支持社会民主党。还有的工会（如冶金行业工会）受到左翼力量（甚至共产党）的影响，显示出更强的斗争性。基督教工会则比较接近联盟党，其会员在选举中也较多支持联盟党。在维护现存基本秩序的范围内，工会常常就重要的政治问题表态。例如50年代，一些工会曾反对阿登纳政府的重新武装和装备核武器的政策。60年代工会曾参加反对制定《紧急状态法》的抗议活动。1978年工会联合会作出决议，要求官方采取一切法律手段，反对新法西斯主义的组织与活动，并采取必要措施使年轻人了解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等。

如伯克勒尔所说，工会的目标是争取经济权力。工会为了实现劳资“共决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尽管工会和工人并未掌握实质性的经济权力，但它认为这种“经济民主”就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开始。实际上，工会与资方和政府形成了既矛盾和斗争，又协商、妥协与合作的关系。即使在困难时期，或者说恰恰是在困难时期，工会顾全大局，愿意妥协。这与历史上经济困难时期工会斗争也强烈的情形，颇为不同。如在“大联合政府”时期，提出政府、工会和企业界的“协调行动”，以利于克服衰退，工会将此视为在宏观层次实现共同参与的一步。在70年代经济衰退时期，工会同意在厂主把利润投入企业发展的情况下，在工资要求方面采取温和态度。80年代为了经济结构调整，一些工会与官方政策进行一定的配合，如同意裁减工人的计划。70年代任总理的施密特在回忆录中，称赞一些工会领导人与政府合作的精神，说他们是“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务实派和可靠的朋友”。

随着工会运动的发展，工会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会成了企业型的组织，经营着报刊、研究机构，还有各种公司（建筑、百货、出版、银行和保险等），拥有上百亿的资产。工会领导层贵族化和官僚化，许多人成为企业领导和决策层的负责人或成员（“共决制”），收入超过一般工人许多倍。美国学者哈特里奇说，工会领导必须既考虑为会员增加工资和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又考虑其拥有数十亿马克资金的联合企业的盈亏。工会“已把它们的积蓄和储备以及它们的前途都投入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健康运转了”。德国学者宗特海默尔说：“德国工会现已成了庞大的官僚政治的权力机构，而不是民主政治的动力。”工会也出现了腐败问题，例如80年代初揭露出工会企业“新家乡”（Neue Heimat）建筑公司的经理们通过黑市等办法大发横财，工会领导人领取额外收入并设法少纳税金之类情况。工会运动还受多种因素影响。如不同行业情况不同，行业工会主张有异，或较为激进，或相对温和，即所谓“积极派”与“调和派”。“积极派”有时主张超越集体协议、经济政策问题而展开活动，与其他的社会运动（如70年代的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和反核和平运动等）一起，推动改革。“调和派”主要关注改善成员的福利，更愿意与现存秩序相适应，更接近传统政党（如社会民主党）。

“德国农场主联合会”（Deutscher Bauern-Verband/DBV）是农场主的组织，致力于维护农场主的利益，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和最成功的压力集团之一”。60年代它曾强烈反对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因为它可能损害德国农场主的利益。1969年联邦德国面临马克升值的压力，但推迟升值，原因之一是升值不利于农产品的出口。传统农业受到工业化的冲击，中小农户往往陷入困境。1980年，德国农场主联合会在其文件中强调，要“保证一种农业体制继续存在，其中家庭农场要发挥重要作用，并保持无可否认的经济和生态优越性”。“家庭农场制度并不只是为自身利益服务，也有利于整体的长远利益”。与工业化大农场相比，家庭农场显示了灵活性和生产力，并构成许多农村地区的经济基础。没有家庭农场制度，许多地方就不能保持最低限度的人口。它还有利于在危机时期保证供给，保持民主与社会稳定，具有政治与社会意义。所以，“保持与发展家庭农场制度必须继续是欧洲共同体最重要的农业政策”。

在联邦德国数十年中，有的压力集团曾经强大，后来蜕变或衰落了。如“被驱逐者协会”（全称“被驱逐者和被剥夺权利者集团”），由来自东欧的德意志人和难民等组成。它曾以“全德集团”（Gesamt-deutscher Block）名称参加竞选，1953年曾进入联邦议院。其主要诉求是“故土权利”（Rechtauf Heimat），鼓吹一种进攻性的东方政策，收回所谓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地区，所以被苏东国家抨击为“复仇主义的急先锋”。但它并未得到广泛支持，在1957年联邦选举中未能进入联邦议院。此后就从政党名单中消失，而只作为压力集团存在。随着时间推移，难民和被驱逐者逐步融入联邦德国社会，其后代的“故土”观念趋于淡薄。“解放”东方土地的主张日益不合时宜。60年代以后，该集团影响力趋于式微。

另一种情况是70年代出现的“环境保护公民行动联盟”（Bundesverband Bürgerinitiativen Umweltschutz/BBU）。“公民行动”（Bürgerinitiative）是工业化—现代化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突出和社会变化的产物。“68年运动”衰退后，“公民行动”在70年代广泛出现。公民自行组织起来，对政府关注不足或措置不当的问题提出草根方案，涉及公交资费、建筑选址、道路建设、城市规划、机场噪音、森林死亡、家庭暴力等方方面面，常采取散发传单、征集签名、集会抗议等行动方式。各公民行动团体旨趣不尽相同，参加者不以党派划线，而以共同关切的议题为集结点，年轻人和“白领”较多。1972年，一批地方性的公民行动团体联合组成“环境保护公民行动联盟”。1977年“环境保护公民行动联盟”约有950个成员组织，共30万人。而全部的公民行动团体和参加者数量，更在此之上。“环境保护公民行动联盟”以“环境保护”命名，但其诉求超越单纯的环境问题，还要求实现“更公正、更自由和更人道的社会秩序”。1977年“环境保护公民行动联盟”的“指导文件”说：要扭转社会各领域的权力、资本和知识日益集中的趋势。“我们不要一个侵吞和被侵吞，非此即彼，赢家通吃的社会，而是要一个缩小了权力与无权、财富与贫困对立的社会，一个人们彼此善待、也善待自然的社会。”文件提出要用“建设性的工作和非暴力的行动”来达到目的，包括“公民参与和共同决定与其有关的各项计划”，“参与各级政治和共同决定”，“在州宪法或基本法中扩大或引入公民投票的内容”等。

“公民行动”本属议会外的民间压力集团，但在发展中逐渐与议会内活动结合起来，从而向政党蜕变。1977年，公民行动团体组成“环境保护党”（U m weltschutzpartei/USP），参加下萨克森州议会选举。其他一些州、市，公民团体也提出名单，参加选举。纲领大同小异：草根民主、非集中的治理、环境保护和替代能源、妇女权利等。1978年，在“公民行动团体”基础上组成“绿色集团”（Die Grünen），参加巴伐利亚州选举。1979年，又以“替代性政治联盟：绿色集团”（Die Sonstige Politische Vereinigung/SPV：Die Grünen）名义，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到1980年，正式建立绿党（Die Grünen），参加州和联邦议院的选举，并很快取得不俗成绩，进入联邦议院。“环境保护公民行动联盟”则因内部分歧等原因而削弱，绿党成为环境问题上新的引力中心和政治代言人。

教会实际上也是一种压力集团。在联邦德国，主要的教会是天主教会（Kartholische Kirche）和新教福音教会（Evangelische Kirche）。居民约85%属于这两大教派。还有信众较少的希腊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教会。纳粹统治时期，教会曾受到强行干预和管制，战后，一方面教会希望更大的自主和自治，另一方面多数人不主张教会直接介入政治或支持某政党。联邦德国没有国家教会，国家对宗教事务保持中立，但基督教伦理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基本法》规定国家和教会都服从“上帝”。在各政党中，联盟党与基督教关系比较密切，仅从其名称上就不难看出。社民党在《哥德斯贝格纲领》中也宣称其思想植根于“基督教伦理”。根据法律，宗教团体享有“公法团体”地位，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享有充分的自主。理论上，教会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实际上是有倾向性的。战后初期，基督教会在建立基督教联盟党方面进行合作，该党后来长期执政，把政治上反共与维护“基督教传统和生活方式”相联系。该党也利用宗教情绪为政治服务，如在50年代曾宣传选举是基督教与无神论的竞争。有的教会重要人士曾公开表示，联邦德国的主要危险在于“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阵营”。总的来说，天主教会更具保守倾向，暗中鼓励信徒支持基督教的候选人，实即支持联盟党。而联盟党（尤其是巴伐利亚的基社盟）则更具教权主义倾向，认为教会可以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新教教会则在政治上较为倾向于左翼—自由派，并成立了各种与社会及政治问题有关的委员会。

各教会经常就重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表明看法，影响官方的政策。例如1965年秋，新教福音教会在题为《难民的苦难和德国人民与东方邻居的关系》的备忘录中，呼吁对此前的东方政策进行批判性的审视，主张“以和解来代替完全分离、彼此恐惧和仇视的现状”，“有关各国人民有义务尽最大努力，来讨论和解决有关问题，并应适当考虑到双方的观点”。领土问题只有通过真正的对话，表达和解的愿望，才能解决。重要的是开始创造一种气氛，以便有可能采取具体步骤，走向与东部邻居的和解。当时，执政者在东方政策问题上存在争论，难以迈出大步。福音教会的这个备忘录批评了无视战后的变化而单方面教条式地坚持“故土权利”的要求，接近社会民主党和一些自由派的主张。1981年，新教福音教会发表《和平备忘录》，要求建立国际和平秩序，实行防御性的军备政策和有效的裁军，呼应了当时的反核和平运动。天主教会也常就重大问题表态，但偏于保守。1972年，德国天主教中央执行局发表声明，反对修改刑法第218条允许妇女自由堕胎，批评国家对“堕落倾向”斗争不力。在经济上，天主教会批评社民党政府搞“管制经济”和“供给者国家”（意指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分了，福利政策过头了）。这与保守思潮相呼应，遭到社民党批评，说它干预政治，是要在选举中帮助联盟党。此外，教会有时也联合起来对重要问题发表意见。1980年德国新教教会、德国希腊正教会和德国主教大会外国人事务局的代表组成的泛基督教“外国人节”规划委员会（Ecumenical Planning Committee for Foreigner Day），提出“不同的文化，同样的权利：走向共同的未来”，主张德国人适应新的多元文化合作的环境，促进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处、沟通、理解和宽容，赋予少数族裔和文化群体以平等的政治权利。

在联邦德国，教会与国家和政治的关系也受到一些批评。例如，自由民主党不喜欢联盟党的教权主义倾向，并在1974年提出“自由的国家，自由的教会”，主张“公法团体”地位不适用于教会，要划清教会与国家的界限，终止教会的某些特权，消除宗教在学校的影响等等。教会的代表则认为，教会对政党政治保持中立，但教会也对世界负有责任，应该凭良心对政治和社会重要问题表态。不过，工业化和社会世俗化的发展，居民宗教信仰淡化，虔诚教徒的人数下降。特别是年轻人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对虔信宗教之事兴趣不大。这些变化不利于教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和相关政策方面保持有效的影响力。

二、联邦德国的“社会伙伴关系”

联邦德国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劳资关系，称为“社会伙伴关系”（Sozialpartner），并成为法定的制度。“社会伙伴关系”的主要内容有企业“共决制”、劳资协议制（工资集体合同制）等。

在经济中实行劳资“共决”，是德国工人运动中很早的一项要求，有其历史和思想渊源，如德国历史上的“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us）和“阶级合作主义”（Korporatismus）传统，“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经济民主”思想，基督教的社会理论等。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曾在企业中建立工人委员会，参与讨论与决定企业中的有关问题，实行某种程度的“共决”。

在战后初期经济重建的过程中，实行“共决制”也被提了出来。共产党主张在所有企业和机构中自由、民主地选举产生工人、职员与公务员的代表组织。社会民主党要求“建立在计划指导和集体决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基民盟在《阿伦纲领》中曾提出重新定义雇员和雇主的关系，实行劳资“共同决定”。后来的《杜塞尔多夫纲领》中也有建立劳资集体协议制的主张。1949年秋德国天主教大会的声明中说，“全体工人在社会、人事和经济问题上的共同决定，乃上帝所赋之天然权利”。德国工会联合会1949年成立时的纲领，要求在经济领导与经济规划中实现共决权，这也是约束大企业，防止其像以前支持希特勒那样重走危险道路的必要条件。其首任主席伯克勒尔把实现“共决制”作为主要目标。战后初期鲁尔地区的一些企业为克服重建时期的困难，在工人阶级斗争之下，自行开始实行“劳资共决”。

联邦共和国成立后，即开始讨论和起草劳资共决制的法律。但此事并不容易。工会要求把“鲁尔模式”推而广之，还要求成立联邦经济议院（Bundeswirtschaftsrat）和各中间层的经济院（Wirtschaftskammer），都要包括劳资双方同等的代表，实际是要建立一种全面的经济共决体制。阿登纳承诺要使劳资关系建立在一个现代基础之上，但不赞成建立全面的共决制。艾哈德则认为共决制与自由市场不相容，只有财产所有者才能评估风险，承担其决定的后果。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和德意志党反对共决制。企业界组织多方抵制，并且指责工会想把社会主义偷运进来。时任雇主协会联合会主席瓦尔特·雷蒙德（Walter Reymond，1886—1972）虽然承认劳资合作，但不接受“鲁尔模式”。有关共决制的谈判几度破裂。1950年4月，工会公布改组德国经济的主张，要求实现企业内外的平等共决权。阿登纳出面干预，与各方（劳动部、经济部和劳资双方）代表开会，强调在冷战情况下，需要达成“社会和平”。工会强调，只有在经济中注入基于劳资平等的责任感，才可以筑起对付东方的精神防线。谈判仍然无果。工会宣布要举行罢工，阿登纳则宣称工会“无权通过罢工来使经济瘫痪和强迫通过某一立法”，同时继续敦促双方妥协。终于，联邦议院于1951年4月通过了《煤钢工业共同决定法》（Montan-Mitbestimmungsgesetz）。它基本是“鲁尔模式”的翻版，规定在有职工1000人以上的煤钢企业中，成立劳资双方对等参加的监事会（Aufsichtsrat/Supervisory Board），实行人事、劳动条件和福利等类问题的“共同决定”。在表决时，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支持，自由民主党反对，德国共产党弃权。此后，又在1956年通过法案，把更多的企业——煤钢销售额超过一半的非专营煤钢的重工业公司，也纳入煤钢共决法的适用范围。

《煤钢工业共同决定法》通过后，工会要求推而广之。经过斗争，联邦议院在1952年7月通过了《企业组织法》（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Betr VG），又称《企业委员会法》，把共决制以另一形式加以推广，规定凡雇员在20人以上的企业要成立雇员代表占一定比例的企业委员会（Betriebsrat，又译企业代表会或职工委员会），就企业的劳动条件、福利等进行“共决”。于是形成了两种“共决”制，一种是煤钢工业的模式，劳资双方在企业决策机构监事会中按对等原则组成，称为“对等共决”。另一种是《企业组织法》的模式，对资方更加有利。

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来说，《煤钢工业共同决定法》和《企业组织法》还是不够的。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贝格纲领》中，说共决制是“新的经济制度的开端”，要求把它推广到所有经济部门。工会也有类似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在改革呼声高涨的背景下，成立了一个以经济学家比登科普夫（Kurt Hans Biedenkopf，1930—）为首的专家委员会，就扩大共决制的问题进行研究。该委员会在1970年提出报告，建议扩大共决制的范围。1972年，新的《企业组织法》在联邦议院获得通过，它将企业委员会制度推广至有雇员五人及以上的所有企业。企业委员会在企业运行和雇员行为、工作时间、酬金、休假等12个方面有共同决定权。如达不成协议，则由协调委员会裁定。新法比原《企业组织法》有了改进，但还不是劳资对等原则。该委员会的报告还肯定1951年的煤钢共同决定法，建议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对等共决”。结果产生了1976年新的《共同决定法》，把企业监事会“共决制”由煤钢企业推行到所有的雇员超过2000人的企业。新的《共同决定法》还规定，企业监事会的劳方成员中，要包括一名高级职员，以反映他们的利益与诉求。围绕新的《共同决定法》，工会要捍卫和扩大“共决制”，对法案中仍然有利于资方的规定不满，企业界还是抵制共决制的扩大。有29个雇主组织和一些大公司向宪法法院告状，称该法多方面违反《基本法》，损害了企业的自由，雇员的权利过大等等。1979年，宪法法院裁定《共同决定法》符合宪法，争执才算尘埃落定。

企业共决制使雇员代表与雇主一起参与讨论企业的方针大计，在企业人事、劳动流程、岗位安排、企业管理、劳动保护、工作时间、报酬原则、休假等方面“共同决定”。据统计，70年代后期，适用不同形式的共决制的大股份公司共有员工450万，矿冶企业有员工60万，小股份公司有员工60万，其他企业员工930万，公共服务部门有员工360万。到80年代初，有3.6万多个企业建立了企业委员会，这些企业共有雇员930万人，约占全国雇员总数的40%。不过，共决制是在保证雇主根本权益的前提下实行的，“共决”的外表掩盖着雇主的优势，在关键问题上占主导的通常是资方意见。例如1976年的共决法规定，企业监事会中劳资对等，但监事会的选举程序使资方代表更可能占据主席的位置。在表决时一般成员只有一个投票权，在出现僵局时主席可以有两个投票权。70年代任总理的施密特在回忆录中说，该法“在两个方面低于雇主与雇员完全平等的原则。雇员方面虽在监事会成员中占半数，但一方面数量上的均等可能被居于领导地位的职员的代表所削弱；另一方面监事会主席在双方票数相等的情况下有权以自己的一票做出决定”。

劳资谈判达成集体合同，是“社会伙伴关系”的另一重要内容。在德国，劳资集体合同制不是始于战后，但在战后得到充分发展。纳粹垮台后，工人运动把集体合同制作为实现“经济民主”的重要内容。1949年4月，双占区制定了《集体合同法》（Tarisvertragesgesetz/Collective Bargaining Law），标志着集体合同制在战后的重建。在集体合同的谈判中，代表资方的是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它对谈判提出框架性要求，协调谈判策略，具体谈判由各行业的雇主协会进行。代表工人的是工会组织。集体合同中最重要的是工资协议，工资谈判一般每年进行一次，其他方面协议则适用时间较长，一般为五年。劳资协议有的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某个行业，有的只适用于某地区或某企业。协议的双方要承担所谓“和平义务”，如工会在协议适用期间不进行“劳工斗争”。据统计，1949年到1978年，经登记的农业部门工资协议有1767项，采掘工业部门4331项，商业部门11369项，工业部门95560项，公职部门有21951项，其他部门23410项，总共158388项。其中，有13.8%是全国有效的，有11.4%在几个州内有效，绝大部分只在一个州或更小的范围有效。80年代中期，每年谈判签订的工资合同约6000个。如谈判达不成协议，工会有权举行罢工，但1955年联邦劳动法院规定，罢工应遵循“社会适当性原则”，必须是合法的行为。雇主也可以组织封厂（歇业）来与工会对抗。不过，联邦劳动法院规定，大范围的封厂是非法的。种种规定使罢工或封厂都不能随便进行，只能是不得已情况下的选择。

从建国到60年代中期，是劳资协议制的初建阶段，劳资斗争比较激烈，工会发动罢工较多。1950—1959年间，平均每年发生罢工超过1000次，每年因罢工损失工作日98万多个。尤其是50年代上半期，罢工发生的频度相当高。在斗争中，双方的立场都有调整。政府也进行干预，促使劳资妥协。工会适应保守的“时代精神”，放弃了全面“经济民主”的要求。资方也作出一定让步。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工资增长速度加快。1973—1975年后，经济形势恶化，失业增加，劳方不仅关注工资增长，而且要求保障工作岗位，更安全的工作条件，但也体现出妥协与合作的精神。如1975年工会联盟同意压低工资要求，以便工业有机会投资，从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时任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颇为满意地说：“工会在近些年中表现出非常负责的态度，从而对经济的稳定和健康作出了贡献。”80年代出现新一轮经济危机，失业更趋严重。执政的联盟党—自由民主党强调“市场”，采取加强资方地位的政策（如加强资方在雇用和解雇方面的权力等）。工会面对严重的压力，劳资谈判依然充满争议。80年代，职工的工资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出现下降趋势。不过，双方还是努力达成妥协，工会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工资增长。

共同决定制、集体协议制等，对资本的专横和贪婪，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使对抗性的劳资关系转化成谈判、协商、妥协与合作。劳资在创造就业、提高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共同目标的推动下，形成了一种“伙伴关系”，比较愿意作出妥协。劳资关系比较平稳，罢工次数和因罢工而造成的工作日损失较少（部分年份较多），成为联邦德国的一个特点。进入60年代后，罢工就比较少了。1970—1990年，工业中每1000个雇员因罢工损失的工作日，在美国是225，英国是435，爱尔兰是579，西班牙是708，意大利是1042，联邦德国仅为40。联邦德国形成了“社会和平”的局面，是它的一个优势。可以说，没有这种局面，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将难以实现。它也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成为“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的一个稳定因素。

三、联邦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发展与调整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化经常发生，经济发达并不能自动达到社会公平。市场竞争与风险如影随形，弱势群体更是如此。由社会（国家）为人们的生老病死提供必要的、基本的安全保障，就成为一种必要。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俾斯麦对工人运动实行“鞭子加蜜糖”政策，制定了医疗、事故和残疾等保障立法。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保障有进一步发展。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规定了国家的“社会”责任。在各政党中，社会民主党一贯鼓吹实现社会公正和劳动者福利，联盟党内有“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影响。各党为争取民心的政治需要，不能无视政策的“社会”方面。“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也承认在现代国家，成功的经济政策还需要以“社会政策”来补充。

联邦德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重点是保证经济的发展，艾哈德说“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最好的社会政策”。即使如此，还是早在1950年就恢复了养老保险制度。随着经济的繁荣，“蛋糕”逐渐变大，民众要求共享成果的呼声高涨，一系列社会保障立法和措施相继出台。60年代初-米勒-阿尔马克提出，随着社会市场经济进入第二阶段，要更多地关注社会政策。此后到70年代，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发展扩大。特别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力度，使之变得更加广泛而完备。

联邦德国以大量的法规、制度和措施，建构起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兹仅列举若干：1950年恢复养老保险制度；1951年制定解雇保险制度；1952年制定战争损失补偿法和孕产妇保护法；1953年制定严重丧失劳动力者保障办法；1954年制定儿童金法（多子女家庭可每月领取儿童金）；1956年制定士兵供给法，修订失业保险法；1957年将养老金与工资增长挂钩，并把养老金制度推广到农村；1960年制定联邦住宅补贴法；1961年制定联邦社会救济法（后一再修改）；1963年出台事故保险新条例，实施联邦休假法（所有职工均可享受带薪休假）；1964年实施联邦儿童补贴法；1969年颁布联邦教育法、劳工促进法、职业培训法等；1971年制定联邦教育促进法、联邦流行病法；1974年颁布失业救济条例，实行对破产无力偿付职工的损失费补偿法；1975年规定子女补贴不受家庭收入的限制；1976年颁布暴力行为受害者赔偿法；1978—1980年间调整养老金制度，提高儿童补助金；1984年通过提前退休法；1985年实施子女抚养假制度，并发放抚养费；1986年起降低有子女家庭的税负；如此等等，远非全部，但覆盖面之广却可见一斑，包括人们生、老、病、残、死、伤、失业、就学、住房等各个方面，可谓庞大、完备而致密。从总体上，可分为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照顾三大类。社会保险是最重要的部分，有养老保险、疾病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及事故保险等。在各种保险没有涵盖的情况下，则有各种社会救济和社会照顾。有时作为特殊的临时性措施，还要求富人对于救助弱势群体作出贡献。例如1952年的《均衡负担法》，向战争中未受损失者和在重建中致富者征收特别捐税，救助战争受害者和来自东部的难民和被驱逐者。又如80年代科尔政府对部分高收入者实行强制性无息借款，总额约25亿马克，用来扩大住房建设，以帮助解决缺房者的需求。

在社会保障的立法、执行和管理方面，不同层级和机构各有分工，又构成完整体系。联邦是社会保障体制的监督者，立法制定者，费用提供者，也承担一些具体的职能。州一级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主要资金提供者和许多具体职能的执行者。自60年代起，强调“协调的联邦主义”，通过各州负责社会政策的部长会议，促进有关规定和政策的统一。职能机构除了联邦和州劳动局及有关机构外，还有地方的、行业的、企业的机构，各有其作用范围。民间组织如慈善机构、自愿机构等，也发挥其特有的作用。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问题，由有专门的法院法庭，主要是联邦、州和地方的社会法院和行政法院加以处理。

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持续和快速增长。据统计，社会开支在1950年是168亿马克，1960年增长到628亿马克，1970年达到1801亿马克，1984年5331亿马克；其占GDP的比重1950年为17.1%，1960年为20.7%，1970年是26.7%，1984年为31.5%。如按人平均，1950年为333马克，1960年达1109马克，1970年达2970马克，1984年达到9053马克。其中，相当部分由官方预算承担。官方预算的社会保险开支，1950年会计年度是76亿多马克，1970年将近404亿马克，1986年达到4434亿马克。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前期，社会开支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此后由于经济“滞胀”，施密特政府不得不实行节约政策，80年代科尔政府更是试图控制社会开支的增长，但都没有逆转社会开支继续增长的趋势。例如，仅联邦劳动局用于失业津贴的开支，就由1970年的7亿马克，上升到1977年的76亿马克；上述项目加上其他各类补贴的总开支，则由1970年的39亿马克，上升到1977年的近151亿马克。法定的疾病保险开支，由1970年约250亿马克，上升到1975年约600亿马克和1980年约900亿马克。科尔政府时期增长速度有所放慢，1983年约为1000亿马克，1987年达到1250亿马克。各类社会救济开支也在持续增长。1990年，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开支总额达到11500亿马克，其中社会安全开支占47.8%。

联邦德国的社会保障政策有一项原则，即“援助自助者”，避免不加区分、包罗万象的福利和造成人们对国家的依赖。艾哈德强调，人们首先必须自己努力获得安全，只有个人负责仍然不足时，国家才有义务介入。社会保障费用实行个人、雇主和国家分担。参加者平时按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纳费用，雇主则为雇员交纳相应的数额，再加上国家补助，构成社会保障的经费来源。国家补贴占社会政策开支总额约1/3，有时达40%。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雇主）为社会保障费用出资，等于把企业一部分可分配收入变成职工将来的收入。国家补贴的经费则来自税收。国家实行累进所得税制。80年代中期，年收入1万马克者纳税率为22%，而年收入5万马克者纳税率为48.1%，年收入10万马克者纳税率为55%。年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者，免征所得税。还有各种公司税、地方工商税、土地税、财产税、消费税等。这些税收进入国库后，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障的开支，为人们所享用。

完备的社会保障使人们能够获得基本的安全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不过，社会保障开支庞大也成为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增长的原因之一。兼顾社会保障与经济效率，逐渐成了突出的难题。在理论界则有“法制国家”还是“社会（福利）国家”的争论。70年代社会民主党政府加强福利制度，开支剧增，就有人提出“社会福利国家的限度”问题。随后经济出现“滞胀”，而需要救助的失业者却增加了，加之人口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与促进增长的矛盾突出。1982年，施密特曾坦陈福利开支过大影响了投资和增长。科尔上台后，批评福利制度搞过头了，使过多的人长期依赖他人生活，所以要“把自由、能动性和自我责任重新释放出来”。于是，社会保障制度进入了调整改革期。基本思路是既要保持社会福利网，又要用较少的钱办更好的福利。科尔政府加强社会开支的选择性，突出重点，推迟养老金随工资增长提高的时间，严格申请养老金的条件，增加私人交纳额度，减少国家补贴等，试图遏制过于庞大的福利开支。但是，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关系到千家万户，各种力量意见纷纭。联盟党主张限制福利开支，实行“责任共担”原则，同时又要确保社会安全体系。自由民主党主张“新自由主义”，鼓吹更多的个人负责，减少对集体福利的依赖。社会民主党不愿因赞成保守派的福利制度改革方案而疏远工人选民，败坏本党的声誉。绿党强调福利不应以环境为代价，技术和社会变化的牺牲者应得到补偿，促进妇女和儿童的利益等。80年代初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离婚”，原因之一就是在社会政策上的分歧。科尔政府为改革福利制度，也是左右为难。有人批评科尔政府的改革只是修修补补，没有改变国家调控的、不成功的福利体系。而有关部门为压缩开支的医疗服务改革方案和在养老金方面的措施，又被批评为“谎言和背信弃义”。1988年基民盟公布其福利制度改革建议。科尔在基民盟的会议上说，有些措施可能不得人心，但有必要。然而习惯了高福利的人们，难以接受福利的削减。执政者受到多种制约，要保证“社会和平”和自身地位，投鼠忌器，慎之又慎。自7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就像一个“鱼与熊掌”式的问题，困扰着联邦德国历届政府。

第二节 民主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民主德国建国之初，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投入集中于工业部门，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未能及时得到改善，并成为1953年东柏林动荡的原因之一。此后，统一社会党和政府开始注重改善群众生活。1971年昂纳克上台后，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强调“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统一”。70年代中后期以来，民主德国逐渐建立并不断完善主要包括住房建设、社会保险、国民教育、卫生保健、家庭补助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取得不菲的成就。不过，民主德国未能解决消费品短缺问题，在住房、工资、消费水平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一、住房建设

住房建设是民主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建国初期，民主德国政府重视发展工业和农业，住房建设发展缓慢，1946—1970年一共建造了120万套住宅。在统一社会党八大后，民主德国政府开始重视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核心是进行住宅建设。1973年，民主德国提出要在1990年前基本解决住宅问题，达到人均住房面积28平方米。首先要改善工人、农业合作社社员和多子女家庭的住房条件，以使每个家庭享有与其人数相应的一套住房。中央委员会制定了1976—1990年全面的住宅建设发展规划，决定要新建或改建280万—300万套住宅，同时办起必需的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商店和服务行业、保健及包括体育运动在内的业余活动设施。民主德国的住宅建设主要有三种途径，即：国家建房、集体建房以及私人建房。国家建房指国家投资并负责设计、施工、分配和管理的住宅，国家建房在民主德国占到一半左右。集体建房指由企业和个人合资组成建房合作社，参与者要分期缴纳一定的股金和参加一些施工工作，未来的住房所有者可以得到补贴或优惠贷款。私人建房也得到国家鼓励，不再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在私人建房时，个人只需缴纳10%现金，政府补贴住房造价的20%—50%，银行提供长期贷款，贷款额可以占到住房核算价值的50%—70%。民主德国的房租低廉，一般只占纯收入的3%左右，电、煤气和暖气费用占家庭收入的1.5%，住房建设和维修还由社会基金补贴，这对老年人和低收入者十分有利。1971年以来，民主德国在住宅建设方面的投入占到国民收入的10%，计划到1990年一共要投入2000亿马克。

在国家住房政策的作用下，民主德国住宅建设快速发展，住宅建造数量不断增长，1970是76088套，1971年是86777套，1972年是117026套，1973年是124769套，1974年是138301套，1975年是140793套，1976年是150617套，1977年是162745套，1978年是167799套。新建住宅配备的供水、供暖、浴缸设备情况也不断得到改善，1965年后的新房都装配有浴缸或淋浴设备，拥有中心供暖设备的住房从1960年的9%增长到1979年的97%，拥有暖水设备的住房从1960年的17%增长到100%。

除了新建住宅，民主德国还对大量的旧房进行了翻新和改造，国家提供主要的资金，私人房主翻修住房也可以申请国家贷款。民主德国重视住房建设，较以前大大改善了居民的住房条件，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二、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

在社会保障方面，民主德国实行社会基金付费制度，也就是国家提供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约占75%，其余的25%由生产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民主德国实行义务性和普遍性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主义企业中的职工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由工会负责，实行自治管理。义务保险费为职工工资的10%，最多不超过60马克。职工所在单位也要给职工缴纳保险补助，金额为该单位参加社会保险职工工资总额的12.5%。此外，职工还可以自愿参加附加养老金保险，退休后就可以领取附加保险金。自谋职业和集体企业中的人参加的是国家社会保险，自谋职业者需缴纳的保险费是其月平均收入的20%，农业合作社社员需缴纳月收入的10%。参加社会保险的公民，可以享受养老金、病假工资、免费医疗、意外伤害与残疾、失业补助等等社会福利。如退休金方面，男性公民年满65岁、妇女年满60岁，退休后每月可以领取国家发给的养老金。退休人士的平均月收入在1970年是199马克，1984年是448马克。民主德国的失业补助很少，只占最低工资的10%，因劳动力日益缺乏，失业现象稀少，1977年还取消了失业保险金。

民主德国还在全国实行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基本普及了10年制义务教育，公民看病不用自己掏腰包支付治疗费和药费。1973年政治局、部长会议和工会决定改善公民医疗保健以及从事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新建和改建了许多医院、综合门诊医院、诊疗所以及养老院。民主德国医疗服务网发展较快，门诊部从1970年的452个发展到1982年的577个，诊疗所从1970年的828个增加到1982年的971个，全国每1万名居民拥有21名以上的医生、2名药剂师以及6名口腔医生。良好的卫生保健政策和医疗条件大大提高了人口平均寿命，1984年人口平均寿命是72.4岁，其中男性为69.6岁，女性为75.4岁。人口死亡率由1970年的14.1%下降为1985年的13.5%，婴儿死亡率由1970年的18.5‰下降为1985年的9.6‰。

面对日益减少的劳动力和不断下降的人口出生率，民主德国政府十分重视妇女的社会福利，实行了世界上最全面的家庭资助制度。民主德国妇女享有带薪产假，生育第一个孩子可以享受照付全薪的产假26周，如果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产假可以延长到一年，前六周照付全薪，从第七周起工资照付75%，丈夫也可以申请工资照付75%的假期。为了鼓励生育，每生一个孩子，家庭可以获得1000马克生育补助，小孩可以领取一次性的补助金，第一个孩子是20马克，子女越多补助的数额越高，到第五个孩子就可以领取70马克，每个孩子每年还有服装补助金25马克。

为了鼓励妇女就业，民主德国政府重视发展幼儿园和托儿所机构，1984年全国有大约1.3万所免费的日托幼儿园，进入幼儿园的孩子占到全国孩子的91%。政府还为小学儿童提供放学后的照顾，为在校学生免费供应午餐。有多个不满16岁子女的妇女，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时，每年还有休假。母亲们还可以申请扣发工资的假期来照顾生病的孩子，每个工作日还可以减少工作45分钟，并不减少工资。政府还十分照顾年轻家庭，新建的每五套住房中有一套要分配给新婚夫妇。年轻夫妇还可以享受为期八年的政府无息贷款，用于购买家庭用品，如果购买或修建住房，还可以申请第二批贷款。如果生育孩子，这些贷款还可以适当减免，如果八年中生育三个小孩，所有贷款可以全部免除。

为了提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民主德国政府还不断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从1967年8月27日起，大多数企业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每周劳动时间缩短到43小时45分钟。一些从事重体力工作的工矿企业职工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母亲，每周工作40小时。政府还不断增加休假时间，最低休假日从12天改为15天，最后规定是所有工人每年可以有照付全薪的21天假期。此外，上百万人的最低工资得到提高，养老金最低额也得到提高，并实行自愿的附加养老金保险。

民主德国人口老龄化十分严重，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7%，政府还比较重视老年人的关怀工作。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有继续工作五年的权利，退休后领取养老金者可以享受众多的社会福利，如免费医疗、以优惠价格购买车船票和火车票、免费或以优惠价格购买图片展览或其他文化活动的入场券、到工会休假中心休养，等等。为了改善退休者的生活条件，政府还不断提高退休金，修建众多的敬老院和疗养院，在公寓中为老年人设计的房间从1970年的2800个增加到3.03万个，并每年免费为领取养老金者翻修成千上万套住房。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组织，负责照顾退休职工、组织俱乐部、安排聚会等工作，在全国拥有1.43万多个分支机构。退休职工还得到所在单位工会的照顾。

三、价格补贴政策和工资政策

民主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包括政府实行稳定物价的价格补贴政策。民主德国许多商品价格30年基本不变，为了稳定消费品物价，政府进行了大量的价格补贴，这也是社会基金最大的单项支出。与正常价格相比，民主德国对面包和土豆的补贴占到正常价格的23%，对房租补贴了60%，取暖费补贴了50%，地方交通费用补贴了60%。1986年，民主德国的物价补贴是460亿马克，占财政支出的19%。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时，民主德国政府还十分注重调整工资制度和不断增加职工收入。民主德国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由基本工资、活工资、奖励以及津贴组成。基本工资是由国家统一规定，在劳动岗位或工资标准改变后才可以出现变化。活工资是根据个人完成工作任务情况给予的多劳多得的工资，奖励工资是企业完成计划情况获得的提成，多以年终奖金的形式发放，津贴是给予在非常劳动条件下从事劳动的职工的补偿。从1963实行新经济体制改革后，民主德国开始采用了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杠杆制度，将企业职工的奖金、社会福利与企业利润挂钩，职工可以多劳多得。1971年，统一社会党八大要求整顿工资制度，把工资收入与生产合理化密切结合，大多数工业企业按照最终产品多少实行计件工资，规定企业75%的职工要按照劳动定额进行工作，每年要制定新的定额以适应新技术和新工艺的需要。1976年和1986年，民主德国两次调整和提高工资标准，1976年将最低工资从300马克提高到400马克，1986年再次提高到500马克，-尽管民主德国逐渐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在住房建设、卫生保健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但这一体系存在众多问题，如住房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1945年后修建的新建住房相对较少，不少住房已有60年房龄，很多旧房的住宿条件较差，没有浴缸和淋浴设备，拥有中央供暖设备的更少。此外，还存在住房使用分配不合理和地区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年轻人、城市居民以及南方地区比年老独居者、乡村以及柏林和北方居住条件差。在卫生保健方面，也存在医疗条件地区不平衡、医生和医疗设施分配不合理以及医院服务质量较差等问题。更为糟糕的是，民主德国一直没有解决消费品短缺的问题，与联邦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民主德国在住房条件、工资收入、消费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也使群众对政府有着不满情绪。

第十章 两德的对外关系和两德关系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两德分别加入北约、华约并恢复主权之后，联邦德国继续坚持西方联盟政策，并在一段时期中继续与苏联东欧（包括民主德国）僵硬对抗。民主德国则在与苏联东欧结盟的同时，争取国际承认和两德共处，实际上放弃了德国统一的诉求。70年代，联邦德国实施“新东方政策”，改善了与苏联东欧的关系。两德关系也得到缓和，并各自逐步展开更加广泛的对外关系。然而，两德在民族统一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长期未能弥合。

第一节 联邦德国对外政策和“德国政策”的演进

联邦德国加入西方集团恢复主权之后，在继续坚持西方联盟、法德和解和欧洲一体化的同时，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也逐渐出现新的特点，显示出更大的自主倾向。其与苏联东欧（包括民主德国）的关系，则由紧张僵硬的对峙，走向有条件地承认战后的现状，实现缓和与共处。其对亚非拉的外交也逐渐展开。通过努力，联邦德国突破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困境，扩大了国际行动空间，走向了全方位的外交，并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提升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一、对西方联盟政策的演变

（一）继续依偎美欧抗衡苏联，阻止西方对苏妥协

1955年《巴黎协定》生效，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第15个成员国。1957年，第一批联邦德国军队纳入北约机制。此后联邦军队成为北约最重要的一支常规武装力量。联邦德国军官担任了北约重要军事职务，如斯派德尔（Hans Speidel，1897—1984）将军担任了北约的中欧战区司令，1961年豪辛格（Adolf Heusinger，1897—1982）将军又担任了北约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在核安全方面，则仍然依靠美国的保护。强调西方联盟和美欧安全相互依赖，作为一项基本对外方针，为历届联邦政府所坚持。

但是，联邦德国的西方联盟外交也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和挑战。从两德分别加入两大集团之时起，苏联与西方开始了对话，希望缓和对抗和走向合作。1955年，美英法苏在日内瓦举行了战后10年来的首次四大国首脑会议。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S.Khrushchev，1894—1971）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coight D.Eisenhower，1890—1969）在戴维营举行了会谈。1961年赫鲁晓夫又与美国新总统肯尼迪（John F.Kennedy，1917—1963）在维也纳举行了会晤。东西方就德国问题、欧洲安全与裁军和其他问题进行对话，出现所谓“日内瓦精神”“戴维营精神”“维也纳精神”。一种新的趋势渐露端倪，西方大国逐渐倾向于就重要问题与苏联达成妥协，而将德国问题搁置起来。如1955年英国提出所谓“艾登计划”，建议四大国就驻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达成协议，并在中欧建立“视察区”，以创造“信任”。之后，英国又建议分阶段实现欧洲安全，为此可能在德国统一之前采取某些步骤。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美国“遏制理论之父”凯南（George F.Kennan，1904—2005）提出乘苏联“方针性转变”之机，促进缓和，东西方在中欧“脱离接触”。1958年苏联要求承认两德并结束柏林占领制度，导致第二次柏林危机。美国言辞强硬，但行动谨慎。“冷战斗士”国务卿杜勒斯也赞成与苏联谈判。1959年新任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A.Herter，1895—1966）提出所谓“赫脱计划”，建议“分阶段”解决德国统一，可以先成立“全德委员会”，而将“全德自由选举”放到了较后阶段。1961年肯尼迪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大讲亚非拉是决定性的舞台，却没有强调德国和柏林问题。随后柏林的局势再度紧张，而美英依然是言辞强硬而行动谨慎。随着美苏核僵持局面逐渐形成，在核武器问题上也走向既争夺又合作。1963年美英苏签署《禁止在大气层、外空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Vertragüber das Verbotvon Kernwaffenversuchen inder Atmosphre，im Weltraum und unter Wasser）（简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确切地表明了美苏既要进行冷战和争夺，又要谋求合作的基本趋势。

面对这些新发展和新趋势，联邦德国心态复杂。它在安全问题上需要美国的核保护，统一问题上依赖西方的支持，生怕西方联盟失去抗苏的坚定性，或进行“越顶外交”，为实现缓和而牺牲德国的利益。阿登纳表示担心，危险不仅来自莫斯科，而且来自伦敦甚至华盛顿，那里有人想通过首脑会议解决问题。他深感欧洲不能永远指望美国。60年代初的驻美大使格雷韦回忆说，当时西方盟国明显地决心退到一条守势路线，接受柏林、德国和欧洲分裂的现状。美国正在把同盟义务缩小为保障现状，迎合苏联的愿望。因此，阿登纳政府的西方联盟外交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阻止对苏政策中的“危险倾向”和“软弱立场”，促使西方联盟保持团结，坚定地面对苏联的外交攻势，坚持对德国问题承担的义务，不要牺牲德国的利益。

1955年美苏英法在日内瓦举行四国首脑会议，吹起一股“缓和”之风，引起阿登纳的“极大疑虑”，担心西方陶醉于所谓“日内瓦精神”，忽视苏联的扩张本质。他强调西方面临着危险，应该继续把解决德国问题放在首位，不要软化，不要妥协。好在杜勒斯表示，“日内瓦精神”并不意味着同意维持现状，或同意德国的永久分裂。艾森豪威尔也声称，“在现在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有真正和平的”，“德国的分裂是没有理由的”。1955年10月东西方四大国外长会议时，西方提出通过“全德自由选举”来解决德国问题，遭到苏联拒绝。联邦德国则指出，在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陷于僵局之时，继续讨论其他议程，会模糊会议失败的责任。当1956—1957年国际上热议裁军和中欧“中立化”时，阿登纳反复要求西方重申其过去的保证，没有联邦德国同意，不得商定与德国政治、军事和领土有关的问题。在达成裁军协议之前，必须先解决德国问题。

1957年7月，西方三国与联邦德国专门发表一项声明，重申对德国统一的责任，德国统一必须以全德自由选举为第一步，欧洲安全必须与德国统一相联系。1959年，阿登纳政府对西方的“赫脱计划”提出批评，说它太过软弱，并强调计划中所提的“全德委员会”不能搞两德对等，其任务只限于为“全德选举”作准备，并且要与走向两德“邦联”（“邦联”是民德主张）的准备阶段区别开来。1960年5月的巴黎四大国首脑会议因为美苏“U2飞机事件”而流产，冷战对抗再次趋紧，阿登纳却认为“我们又交了一次好运”。1961年肯尼迪总统就职后，阿登纳再度访美，婉转地批评北约军事上的脆弱和政治上的不团结，美国未能充分发挥领导作用，要求美国保持坚定政策。阿登纳政府还担心美国酝酿的军事战略调整，由“大规模报复”转向“灵活反应”，想减少使用核武器的必要性，会危及德国的安全。时任国防部长的施特劳斯就此向美方探询，美方作了说明，但未能消除他的担心。他的“基本情绪是不信任”。1961年柏林危机期间，阿登纳要求美国不要在压力下与苏联谈判，强调欧洲安全不能在德国分裂的基础上解决，给予东德事实上的承认也是不行的。由于美英都坚持与苏联谈判，阿登纳只好要求谈判只能限于西柏林通道的安排，并且必须“事先商定谈判的目的和范围”，一系列问题是不能谈判的。阿登纳还在11月再次访美，与肯尼迪会晤，要防止美国在其他问题上对苏联让步。同时由副总理艾哈德代表阿登纳发表声明，强调西方必须坚持联邦共和国的安全，坚持共同的德国政策，欧洲安全必须与恢复德国统一相联系。

于是，联邦德国日益难以与西方盟国的政策相协调，龃龉逐渐增加。1962年，美英建立西柏林通道国际管理机制的方案被透露，据信是联邦德国所为，导致德美关系中的一场风波。1963年艾哈德任总理，采取行动加强德美关系，但一系列分歧却难以消除。此后几年，发生了美国扩大侵越战争，1967年中东战争和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等事件，均导致美苏关系的紧张，但美国还是实行与苏联对话，争取缓和与合作的政策。美国提出对苏联东欧“架桥”，与苏联就不扩散核武器问题达成协议，都导致美德利益的分歧和政策之不协调。

（二）在核政策上与美国的合作与分歧

此时，联邦德国西方外交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与核武器有关。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并重新武装时，承诺不生产、不拥有核武器，所以安全上依靠美国的核保护。1957年苏联获得洲际导弹能力后，美国加强发展战略核武器，阿登纳则担心常规力量的重要性下降，也削弱联邦德国的地位。他希望联邦军队也能装备核武器。1957年12月，根据美国建议，北约决定给欧洲盟国（包括联邦德国）军队装备核武器。阿登纳政府对此持积极态度。但这一政策激起了强烈反对，国内出现“反对核死亡”（Kampfdem Atomtod/Kd A）运动，多地举行示威抗议。1957年，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等18位著名科学家联名向政府呼吁，要求自愿宣布弃绝任何核武器。面对批评，国防部长施特劳斯辩护说，在北约管辖下的盟国军队配备核武器，与联邦共和国或联邦军队自行拥有核武器不同。不应该因拒绝核武器而削弱西方联盟，这也是德国的安全所系。阿登纳顾及1957年选举，担心授人以柄，但基本方针不变。1958年3月，联邦议院同意在北约框架内为联邦军队装备战术核武器。不过，这些核武器实行“两把钥匙”制度，即运载工具由德国部队掌握，核弹头由美国人控制，非经双方同意不能发射。在北约机制下，联邦德国“有枪无弹”，不能实际拥有也不能自行决定使用核武器。但阿登纳政府认为，为了强化美国对欧洲承担核保护的义务，这样做是必要的。

不久，又来了“多边核力量”（Multilateral Force/MLF）问题。由于核武器的战略和政治意义，西欧国家不甘心处于无核地位或全靠美国保护，而60年代初美国酝酿从“大规模报复”向“灵活反应”战略转变，则使西欧担心其核保护的可靠性。英法相继研发了核武器，而联邦德国是无核武国家，尤其难免担心。美国则从来不希望多国拥核，哪怕盟国也罢。它还担心出现了“经济奇迹”的联邦德国，是否会继续安于无核武器地位呢？为应对这种局面，美国提出在北约建设一支共同拥有、集体决策，实际受控于美国的“多边核力量”。1960年，美国表示将向北约转让5艘核潜艇，各装备16枚“北极星”导弹，并向盟国出售100—120枚“北极星”导弹。这些将构成“多边核力量”的核心。1961年，肯尼迪宣布“希望最终建立一支北约的海上核力量，确实由多国所有，多国控制”。1962年底，肯尼迪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Maurice Harold Macmillan，1894—1986）达成“拿骚协议”（Nassau Agreement），美国同意向英国提供北极星导弹，英国则将这些武器纳入“多边核力量”（但有一定保留）。美国还希望更多的北约成员国参加。国务卿腊斯克（David Dean Rusk，1909—1994）谈到其目的时说，这将是“一条不可解开的核纽带，把美国和欧洲联结在一起，从而加强大西洋伙伴关系”。“它还给目前的无核国家提供机会，像这支核力量的其他成员国一样，在同样的基础上参与一支打击力强大的核力量的所有权、人事权和控制权，从而加强欧洲的团结。”他说的“无核国家”，主要指联邦德国。

联邦德国为北约提供常规力量，但不能拥核，其中还蕴含着地位上的不平等。美国提出“多边核力量”，将有利于参加国参与西方联盟的核战略，变相获得核武器的控制权或“共享”，也将有助于西欧（包括联邦德国）的安全。阿登纳认为，加强西方联盟的一体化，对联邦德国有利。这种一体化也应该延伸到核政策方面。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回忆说，鉴于美国战略的变化，联邦德国“想对所谓核战略这个大问题附加点德国否决权”。“我们完全有权参与决定核武器使用。否则，我们就把德国人的生死……交给了别国的政治家和军人。”1963年在北约渥太华会议上，联邦德国同意为“多边核力量”承担35%—40%的费用。

然而，“多边核力量”遇到了阻力，阻力首先来自英法。它们都在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却反对“更多的手指放在核扳机上”。戴高乐坚持法国的独立核力量，拒绝受制于人的“拿骚协议”式安排，同时反对德国人插手核武器。1964年，法国表示“多边核力量”将破坏法德合作。外长德姆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1907—1999）对美国人说，“多边核力量”会增加德国人对核武器的胃口，人们对此存在着“真实的恐惧”。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与肯尼迪达成“拿骚协议”时，对加入“多边核力量”作了保留。之后的道格拉斯霍姆（Sir Alec Douglas-Home，1903—1995）和威尔逊（James Harold Wilson，1916—1995）两位首相都反对“多边核力量”，担心德国借机染指核武器。威尔逊比喻说：“如果你有一个男孩并希望他不生淫逸之心，带他去看脱衣舞表演将是不明智的。”1964年底，威尔逊提出一项“大西洋核力量”（Atlantic Nuclear Force/ANF）的建议，按其计划对英法更为有利，而将限制联邦德国的影响，同时表示对“多边核力量”持“完全保留”态度。其次是苏联强烈抨击联邦德国染指核武器的企图，不断施加压力。它在与美国讨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特别强调必须堵死联邦德国染指核武器的任何后门，就是针对“多边核力量”计划。其三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对“多边核力量”存在分歧，反对意见首先来自国防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 Namara，1916—2009）表示，让联盟伙伴参与核决策是不可能的，这一权力只能由美国总统掌握。他告诉德国人，任何“多边化”都被看成对此种垄断地位的削弱，将受到五角大楼的批判。

然而，艾哈德政府继续努力。1965年11月，基民盟议会党团成员比伦巴赫（Kurt Birrenbach，1907—1987）奉命访美，向美国人强调联邦德国面临最大的威胁，其领土部署了大量核武器，需要在核决策中发挥更大影响，并结束所受到的歧视。他提出一项所谓“硬件”方案，即建立一支由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指挥、共同管理的混合部队，参加国共同所有的战略武器体系构成一体，英法德意享有同等权利，美国可以在一定时期中保留否决权。但是，美国对此持保留态度。麦克纳马拉表示，在军事上无需一个共同的武器体系，美国拥有完整的威慑力量就够了。实际上，此时美国已放弃“多边核力量”计划，建议设立一个北约核协商机构。结果是北约成立了一个“核计划小组”，由美英德意等七成员组成，主要事务是通报有关的情况。它被戏称为“安慰奖”。对这场历时数年的“多边核力量”外交，格雷韦回忆道：“德国外交政策想通过参加一支集体的北约核力量，来补偿本国放弃占有核武器并防止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从方针上来说，它们必须是平等的、具有同等地位的）分裂成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两个集团，或至少是缓和这种分裂局面，为此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了。”其遗憾和失望，可谓溢于言表。

当联邦德国支持“多边核力量”之际，美苏正在设法防止无核国家获得核武器。1963年美苏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后，美苏又进行不扩散核武器的磋商，最后达成协议。1968年7月，以美苏为首的一批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Vertragüber die Nichtverbreitung von Kernwaffen/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它们要求联邦德国也参加条约，特别是苏联，极力把联邦德国描绘成在此问题上的主要麻烦制造者。联邦德国对美苏这种“越顶外交”既担心，又不满。艾哈德政府试图把放弃寻求核武器与在德国统一方面的进展联系起来，并试图说服美国在谈判不扩散核武器时，保留北约的“多边核武器”方案。1966年上台的“大联合政府”总理基辛格甚至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美苏间的“核共谋”。基社盟领导人施特劳斯指责该条约是一个“宇宙规模的凡尔赛”。前总理阿登纳认为这是美苏合谋损害德国利益的又一例证，一个“比摩根索更摩根索的计划”。参加裁军会议的联邦德国代表指出，该条约是一个危险的工具，是要限制德国许多方面的发展。他建议政府不要签署这个条约。但是联盟党内的多数人和执政伙伴社会民主党，都主张签署。由于存在着争论，“大联合政府”没有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签字。直到1969年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政府上台后，才于1969年11月签署了这个条约。

需要指出，联邦德国对美国有不满，有分歧，但它不能脱离美国和大西洋联盟。阿登纳在批评美国时，总是强调不能削弱而是要强化西方联盟。艾哈德政府和“大联合政府”也都重视德美关系和西方联盟。当法国在北约中闹独立，挑战美国领导权的时候，联邦德国一直强调欧美依赖，北约组织不能削弱，而是应该加强。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时，“大联合政府”要求美国作出保证，增加驻欧军力。60年代联邦德国一再为驻德美军的开支提供补偿，以帮助美国减轻财政困难。为维系西方的团结，联邦德国还支持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这种政策成为国内“新左派”抗议运动高涨的一大催化剂。所有这些，是联邦德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保护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三）“缓和”背景下在西方联盟内的合作与分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联邦德国已成为经济大国，又改善了与苏联东欧的关系，并积极展开全方位外交，大大拓展了国际活动空间。在东西方关系上，联邦德国不再反对，而是欢迎美苏谈判，并积极参与和推动东西方缓和的进程。70年代期间，美苏英法达成关于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美苏签署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美苏与一批东西欧国家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Konferenz für Sicherheitund Zusammenarbeitin Europa/KSZE），达成了重要的协议。这些都是冷战缓和的成果，符合联邦德国的利益，有利于它扩大国际空间，增加自主性。同时，联邦德国对美苏在缓和背景下进行“越顶外交”，损害德国利益的可能性，仍然敏感而警觉。西方国家则担心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Die Neue Ostpolitik）会导致脱离西方联盟，出现“新的罗加诺”。所以，联邦德国的政策是，积极展开与苏联东欧的关系，不让缓和成为超级大国的专利，同时保证忠于西方联盟，消除盟国的疑虑，还要防止西方联盟特别是美国的政策可能对德国利益的损害。在关于柏林问题的四大国谈判期间，在欧安会期间，联邦德国都努力施加影响，防止西方对苏联让步过多，如在西柏林的地位、战后边界问题上等。

另一方面，联邦德国将欧洲东西方均势视为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础。70年代苏联一边推动缓和，一边在欧洲部署新的中程导弹，对西欧造成压力，引起联邦德国极大的担心。1977年施密特总理在伦敦发表讲话，指出“一种仅限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军备限制必将损害西欧联盟伙伴的安全需要。只要欧洲的不均衡状态尚未消除，我们就必须坚持威慑战略各个部分的平衡”。他主张，美苏军控谈判不应只限于洲际导弹，应该把中程导弹也包括进去。在施密特讲话推动下，美英法（西）德领导人于1979年初在法属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会晤，达成共识。北约组织于同年12月通过一项“双轨决议”（Doppelbeschluss/Two-Track Decision），要求就消除中程导弹问题举行美苏谈判。如果谈判达不成协议，北约将在西欧部署新的导弹，包括572枚美国“潘兴 II”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建立针对苏联的军事战略平衡。

然而，联邦德国仍是处境两难。在美苏缓和与合作的时候，它担心美苏“越顶外交”损害德国利益，担心苏联乘机改变东西方均势，所以希望美国能够抗衡苏联。但它又担心对抗过于激烈或者失控，会殃及西欧安全，而德国将首当其冲。因此当美国重新加强抗苏时，它又强调“缓和符合德国的利益”。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 mendments），以苏联移民政策为由，限制美苏贸易，对刚刚缓和的美苏关系不利，联邦德国就不予认同。不久，吉米·卡特（Jimmy Carter，1924—）任美国总统，推行所谓“人权外交”，鼓励苏联东欧的异见分子，又遭到施密特的批评，说这样做会“危害缓和进程”。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联邦德国表示强烈谴责，却不肯与美国一起制裁苏联，而是继续与苏联对话，做生意。在“双轨决议”问题上，施密特推动了北约通过这个决议，但态度与美国有别。美国倾向于部署新的导弹，以实力压苏联让步，德方则主张谈判优先，争取达成裁军协议，实现“低水平均势”。原因一是担心美苏核对抗失控，危及安全；二是受到国内反核和平运动的强大压力。施密特甚至质疑美国：“是否真的愿意与苏联人谈判！”到1981年，波兰因团结工会问题，实行军管，美国发起对苏、波的制裁，再次引起德美分歧。施密特主张继续实行与东方对话、交往与合作的政策，这关乎欧洲的和平和德意志民族的前途。

1982年秋，科尔政府上台，修补德美关系，并顶住强大的反核和平运动压力，在1983年同意根据“双轨决议”在德国领土上部署“潘兴 II”导弹和巡航导弹。科尔说，这是因为欧洲的均势已被打破了。于是，美苏谈判破裂，对抗再度激化。不过，科尔与施密特也有共同之处。科尔强调，不用武器缔造和平，是一种危险的幻想；用尽量少的武器缔造和平，才是时代的任务。部署导弹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同意部署新导弹之后，科尔政府又敦促美苏回到谈判桌前，两大集团削减军备，实现尽可能低水平的平衡。1985年美苏重开谈判，科尔政府赞成所谓“双零点方案”，即美苏同时撤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为了有利于美苏达成协议，科尔政府还同意撤除联邦德国的72枚“潘兴IA”导弹，以消除障碍，尽管它起初认为，这些导弹不属于美苏谈判的范围。

1987年12月，美苏达成“中导协议”，同意撤消中程和中短程导弹，但美国又准备对部署在欧洲的短程导弹进行更新，以利于抗衡苏联。科尔政府仍然是“用尽量少的武器缔造和平”的方针，主张先与苏联谈判，削减短程导弹。如果谈判不成功，再进行更新。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德雷格（Alfred Dregger，1920—2002）说，中程导弹的“零点”并未使削减短程导弹成为多余，而是使之更加迫切了。应该把短程导弹也削减到“必要的最低水平”。不过，联邦德国不主张所谓“第三个零点”即短程导弹也完全取消。它认为西方在欧洲保持必要的核力量，仍然是必要的。德美就此进行了多次磋商。在1989年5月北约首脑会议上，同意先争取与苏联达成常规裁军协议，再举行短程导弹的谈判。短导现代化的计划，则加以推迟。

（四）德国是美国的盟友，但不是附庸

七八十年代联邦德国的西方外交中，与美国既合作又争论，除涉及东西方关系和战略及安全领域外，也涉及其他领域。国际经济领域是联邦德国西方外交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一时期，西方经济普遍衰退，美国经济困难，美元地位不稳，而联邦德国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出口强劲，马克坚挺。故而美国一再要求德国马克升值，实际上是要为挽救美元地位和帮助美国经济复苏作出贡献。1971年，勃兰特政府实行了马克浮动，实为变相的升值。到卡特政府时期，又要求联邦德国实行膨胀性的政策，充当西方经济走出“滞胀”的引擎。联邦德国对历史上的恶性通胀心有余悸，重视维护货币稳定，自身的经济也有不少麻烦，因而担心照美国的要求办，会导致“输入性通胀”，破坏马克的稳定，加剧自身困难。施密特反过来批评美国的经济政策，说如果按华盛顿的要求办，将导致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并加剧失业问题。1979年，美国要求联邦德国收购美元，帮助稳定美元汇率。施密特又表示不满，并说美国也应该“收拾一下自己的屋子”。80年代初西方经济又陷入一轮衰退，美国再次要求联邦德国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充当西方经济的“火车头”。联邦德国则反过来批评美国的高预算赤字和高利率政策，说美国通过高利率吸收外来（包括欧洲的）资金，不仅延缓了其自身的经济改革，也延缓了德国的经济恢复。德美这些争论，有其经济学上的理由，况且联邦德国经济也面临着困难，无非略为好一些而已。但它们也源自利益和政策理念的差别，并体现了美德力量对比和关系的变化。在施密特看来，美国已没有能力领导世界，美国试图推行“经济霸权”，应该进行批评和抵制。

施密特政府时期的德美关系变化，还有其他的表现。当时美国再次要求联邦德国补偿驻德美军的开支，以帮助美国外汇平衡。以前在60年代，德美曾就驻德美军开支等问题达成协议，照顾了美国的要求。但此时施密特却认为，美国并非只是在德国驻军，驻军也并非只是为了德国利益，而德国却是唯一要付钱的国家。这不仅是预算支付问题，而是出于心理和政治上的动机。他的想法是“不允许悄悄地在德美之间隐藏一种附庸关系的想法”。1976年，双方达成新的协议。施密特致信美国总统福特（Gerald R.Ford，1913—2006），说通常意义上的支付平衡已不复存在，德国将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并将对增派到北德的一个美军作战旅支付一笔资金，但这种一次性财政捐助并不表明德国有义务支付美国驻军的费用。

科尔政府重新加强德美合作，但也并非言听计从。在中程导弹问题上科尔政府与美国的合作与差异，已如前述。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如1985年科尔政府宣布支持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但联邦政府不参加，由公司和研究机构参加合作。科尔认为，作为盟国，应与美国协调政策。参加合作也有利于提高自身高科技领域的水平，并有可能对美国的政策施加某种影响。德美着眼点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希望突出政治与军事性质，德方更重视经济与技术意义，并强调公平分享研究成果。美国提出所有研究成果无论美方还是德方做出，美国都有使用和转让权，同时要求签署一项有约束力的保密协定。最后德方同意签署保密协议，美方同意分享技术，并将通报“战略防御计划”的进展情况。1986年3月，联邦德国经济部长班格曼（Martin Bangemann，1934—）与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1917—2006）签署了相关的协议。又如1987年，苦于经济衰退的美国又要求德方放松银根，刺激需求，以帮助西方克服经济衰退。有人甚至说联邦德国搞新的“重商主义”，只顾自己而不愿进行“国际合作”。似乎美国的经济衰退，账要算到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头上。但联邦德国正在努力控制通胀，稳定通货。故而宣称，不会在美国压力下降低利率，并说美国经济的问题，如国际收支和预算赤字过大，原因在美国自己，怪不得别人。科尔表示，德国不能充当西方经济的“火车头”，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要顶住合作伙伴提出的过分要求。

总之，此时联邦德国的西方外交，体现了更大的自信心和自主性。它已改变了凡重大事务皆依赖美国和西方联盟代言，并不断请求它们支持和保护的可怜地位。联邦德国人对德美关系的定位有了变化。施密特曾在1980年谈到：“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今天与15年前或20年前不同。那时候，我们是依附的被保护人。今天，我们在许多方面已成为美国有分量的伙伴。随着我们实力的提升，我们已经不必在任何问题上都认为，凡美国认为适宜的原则总是正确的。”1984年，当一位美国军官指责联邦德国的反核和平示威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罪犯”时，一位黑森州的高官说了一句颇具意味的话：我们是美国的盟友，但不是附庸。

联邦德国的一些政策和行动引起了美国和西方的猜疑和担心。70年代勃兰特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时，美国人就担心它走向“古典德意志民族主义”，脱离西方联盟，或者在东西方之间纵横捭阖。80年代初联邦德国反核和平主义高涨，施密特政府对美国的政策颇多批评，又一次强化了美国的这种担心，怕联邦德国走向“中立化”。这类担心虽不无理由，却是过分了。联邦德国的西方政策在变化中保持着连续性，阿登纳以来与西方结合的政策，得到坚持。这是其基本的国家战略，也是根本利益所在。勃兰特在推行“新东方政策”之际，强调大西洋联盟是其安全的基础，德国不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徘徊者”，“大西洋联盟和西欧伙伴关系是我们同东方取得和解成果的根本前提”。他的后任施密特曾著有《均势战略》，坚信没有东西方均势，就不可能有东西方的缓和，也没有欧洲的和平与安全；而没有西方联盟（这首先是与美国的结盟），就不可能有东西方均势。施密特任总理时，对美国批评颇多，但他强调德国“扎根于西方”，德美争吵是“家庭内部的争吵”，与美国分道扬镳是不可能的。他对所谓美国的“经济霸权”，也是既批评又合作，愿意作些让步来帮助美国。科尔任总理后重申其外交与安全政策奠基于北约联盟和与美国的友谊，必须消除对德美关系的任何疑虑。科尔政府顶住强大的压力，赞成在德国领土上部署美国的“潘兴 II”中程导弹，表明其坚持和加强德美合作的方针。在其他问题上，联邦德国与美国既有矛盾分歧，又坚持合作的例子，无须一一枚举。

二、推进德法和解，促进欧洲一体化

联邦德国加入西方恢复主权后，继续做“好的欧洲人”，推进法德和解与欧洲一体化。1955年，比荷卢三国倡议实行交通运输和原子能部门的一体化，建立各国彼此开放的共同市场。联邦德国积极响应这一倡议。1955年6月，它与法意比荷卢一起，达成《墨西拿协议》（Die Absprachen von Messina），决定从经济领域着手，“重新发起”欧洲建设。随后开始建立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的谈判。当时，法德存在分歧。对于共同市场，法国要求实行共同对外关税，并照顾其特殊利益（如允许其海外领地参加共同市场等），但联邦德国主张国际自由贸易。尤其是经济部长艾哈德，担心共同市场会造成贸易保护主义和建立官僚式的超国家干预，结果将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成为一个经济负担。所以，他更倾向于英国主张的欧洲自由贸易区方案。另一方面，法国不仅对部门一体化的原子能共同体感兴趣，还要求在其中给法国发展核武器留下空间；而联邦德国则倾向于认为原子能共同体是对其核工业的一种监控，甚至是“歧视”。阿登纳统揽全局，重视从政治上考虑。他在1956年1月对联邦各部发出信件，要求对欧洲一体化采取积极的态度，要特别重视《墨西拿协议》的政治实质。它不是从具体考虑出发的技术合作，而是要建设一个共同体，这将保证政治目标和行动的协调，并有利于德国的重新统一。他要求坚定而真诚地执行《墨西拿协议》，包括在建立原子能共同体方面，消除任何怀疑。这也是政治上绝对必要的。经谈判，法德意比荷卢六国于1957年3月签署《罗马条约》（Rmiche Vertrge/Vertrag von Rom），它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Vertragzur Gründung der Europischen Wirtschaftsgeimeinschaft/EWG-Vertrag）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Vertrag zur Gründung der Europischen Atomgemeinschaft/EAG-Vertrag/EURATOM-Vertrag）。《罗马条约》经各国批准后于1958年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建设正式启动。联邦德国高级外交官瓦尔特·哈尔斯坦担任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的首任主席。此后，他为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经济部长艾哈德仍然主张要理解英国的立场，赞成建立欧洲自由贸易区。1960年阿登纳向艾哈德强调说，应该与法国合作推进欧共体的建设，“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

从50年代后期起，美英逐渐表现出在维持现状基础上与苏联和解的倾向。面对变化的新形势，阿登纳政府一边努力影响美英，以防其追求缓和而损及德国的利益，一边寻求新的对外政策支撑，因此大力加强对法关系。1958年戴高乐在法国重新掌权，谋求重振法国的大国地位，正需要借力自重。当年9月，阿登纳访问法国，与戴高乐举行会晤，就一些重大问题取得广泛的共识。从此两人频繁联系，多次互访，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到1961年柏林危机期间，美英都赞成与苏联进行谈判，戴高乐则表示德国在柏林问题上可以指望法国的支持。这种情况，更促使阿登纳决心强化对法关系。他在1962年提出，德法关系是“欧洲一切发展的支柱”，应将其赋予条约的形式，确定两国奉行一项共同的政策，并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这一建议得到法方积极回应。1963年1月阿登纳访法，与戴高乐签署了《德法合作条约》（Vertragüber deutsche-franzsische Zusammenarbeit）。其中宣布双方“对一切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首先是有关共同利益的问题作出任何决定之前，应进行协商，以期尽可能采取相似的立场”。双方要在情报、援助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方面进行合作；在防务领域使双方战略和战术方面的主张接近，以期达成“共同的概念”，并展开军事人员交流和军工方面的合作等；设立专门机构和基金以促进双方的教育和青年交流与合作；定期举行两国首脑、外长、防长、教育部长会晤（首脑会晤原则上至少每年两次）。这个条约体现了德国与法国和解与合作关系的新发展，并为进一步发展合作奠定了基础。于是，有人认为阿登纳是一个“戴高乐派”。

但是，联邦德国并不认同戴高乐在北约内闹独立性，挑战美国和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等政策。阿登纳在国内遭到了批评，说他过于亲法，《德法合作条约》是“屈就”戴高乐，可能会牺牲欧洲统一，损害大西洋联盟，从而削弱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基石。争论的结果是，在该条约的“前言”中强调条约不得触动缔约方在既有多边条约中的权利和义务，重申加强大西洋联盟和欧美伙伴关系，促进欧洲一体化的政策。这样就把条约纳入了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的总体结构，避免其可能的负面后果。不过，阿登纳作为老练的政治家，并非不知美法孰重孰轻，特别是联邦德国在安全方面对美国的依赖。阿登纳之后的艾哈德总理则是旗帜鲜明的“大西洋派”，不赞成阿登纳那样“亲法”，认为《德法合作条约》体现了六国“小欧洲”精神（实即戴高乐的主张），不符合德国利益。他甚至在内部场合说，戴高乐就像希特勒那样想控制欧洲。艾哈德担心在对外政策上过度依赖法国，所以拒绝戴高乐加强德法“双强联盟”来决定欧洲进程的想法，同时一如既往地主张欧共体开放，欢迎英国和其他国家加入。1964年艾哈德访问巴黎，没有赞成戴高乐关于法德在财政、社会和税收政策上协调的建议。随后，戴高乐访问波恩，说欧洲应该推行一项独立的但并不反美的政策，艾哈德则强调维持与美国的紧密关系是最有利的。这使戴高乐不快。他批评联邦德国没有下决心奉行一项欧洲人自己的、独立的政策，法德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防务问题和北约改革方面，缺乏共同的政策。1965年两人再次互访，对欧美关系还是各说各话。戴高乐强调美国不会保护欧洲，艾哈德还是强调欧美合作，不赞成与美国拉开距离。在欧共体的建设上，德法也产生严重的分歧。随着欧共体建设按照《罗马条约》即将向第二阶段过渡，将强化超国家机制，但戴高乐坚持“祖国的欧洲”和主权不可让渡，要阻止这种发展进程。1965年，法国为坚持己见，在共同体内实行“空椅子政策”。联邦德国对此不能认同。1963年和1967年，戴高乐两次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联邦德国也不能认同。在对苏政策上，1964年戴高乐带头缓和了对苏关系，又在1966年访问了苏联，鼓吹“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还说冷战是“愚蠢的”，冷战的集团“已经模糊”了。艾哈德对此观点均不表示赞成。时任法国外长德姆维尔曾说，在艾哈德总理任期内，法德条约规定的定期会晤并没有奠定建设性对话的基础，更谈不上制定共同的政策。两国在处境、愿望和政策手段方面都相去甚远。

此时联邦德国的西方外交中有两个难题：一是在戴高乐与美国闹矛盾的情况下，如何权衡和兼顾对法和对美关系；二是在欧洲政策上，如何处理好对英关系和对法关系。大体说来，在法美之间，联邦德国重视美国，重视西方联盟的团结，不愿附和戴高乐的对美政策；而在英法之间，则更重视对法关系。阿登纳认为，欧洲联合暂时没有英国还可以，没有法国就决然不行；而且英国人“总不像欧洲人，而像美国人”，其对于欧洲事务的感受和想法，往往与欧洲大陆不同。1963年初，紧接着戴高乐否决英国加入共同体的申请，阿登纳仍然访问巴黎，签署《德法合作条约》，表明他重视法德合作更甚于让英国加入共同体。1965年法国在欧共体中搞“空椅子政策”，艾哈德政府最后还是与各成员国一起，达成1966年1月的“卢森堡妥协”，对法国的主张作了让步，使欧共体建设得以继续。1966年“大联合政府”总理基辛格强调，德法关系是外交政策的“核心”，要“利用德法条约所创造的一切可能性”，使之“重获活力”。时任外长勃兰特表示，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富想象力的对法政策，对法政策是与大西洋联盟和德美关系并列的“另一同样重要的重点”。1967年法国再次反对英国加入共同体，勃兰特与法国外长发生一番激烈争论，但还是采取“尽力当好掮客，两边都不得罪”的方针。时任总理基辛格事后表示，他不愿因为英国加入共同体的问题而危及德法之间的友谊。

从60年代末开始，联邦德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调整对外政策，改善了与苏联东欧的关系，扩大了国际活动空间，但这引起了法国的猜疑，担心其脱离西方联盟和欧洲一体化，或走向中立化。联邦德国还对欧洲一体化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批评，如1973年，财政部长施密特批评共同体农业政策，要求加以改革。因为德方对欧共体的预算出资最多，而共同体开支大部分（约2/3以上）用于农业政策，法国等农业大国获得较多，德方则充当了“出纳员”。1973年中东“十月战争”后，在如何对待产油国的问题上，联邦德国不愿与美国政策对立，曾批评法国搞“欧阿对话”是“双边主义”，使法国不满。不过，联邦德国坚持了德法合作和欧洲一体化的大方向。勃兰特认为，德国人要做“好的欧洲人”，“不能放弃走向欧洲的决定”。为消除西方对“新东方政策”的疑虑，也需要坚持德法合作，推动欧洲一体化。另一方面，在东西方缓和的背景下，德法都担心美苏会以欧洲利益为代价来做交易，都要加强欧共体的发言权。所以，都不希望欧洲一体化停滞、松散甚至瘫痪。勃兰特强调，要巩固德法合作，扩大欧共体（让英国等国加入），并进一步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改革共同体的机制，促进更紧密的政治合作。1974年担任总理的施密特，更是决心优先考虑德法友谊和各领域的合作。他称自己变成了“亲法派”，与法国总统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1926—1981）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推动两国关系进入一个“蜜月期”，共同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

在德法合作推动下，70年代欧洲一体化取得几项重要进展。一是实现了欧共体的首次扩大。欧共体扩大是联邦德国长期的主张。1969年末，勃兰特在欧共体海牙会议上强烈主张接受英国加入。他说，德国议会和公众不希望他在共同体扩大问题上空手而归，那些担心德国的经济份量会不利于共同体内平衡的人们，应该支持共同体的扩大。此时戴高乐已经辞职，法国不再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而是希望英国加入，以平衡日益加强的德国力量。于是，六国确定了共同体“完成、深化、扩大”的三大任务。随后达成英国、丹麦和爱尔兰等国加入共同体的协议。二是德法共同推动了欧共体在货币领域的合作。当时美元危机，国际货币汇率动荡，欧共体受到不利影响。欧共体提出要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并希望在70年代末以前实现。联邦德国是贸易大国，一贯重视维护货币稳定，支持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则采取措施稳定货币的汇率。在德法合作基础上，1972年建立了欧共体国家货币的“蛇形浮动”（“Snakein the Tunnel”）机制，确定各国货币汇率波动的幅度，实行联合浮动。不久“蛇形浮动”趋于瓦解，1977—1978年出现新一波美元危机冲击。又在德法联合推动下，共同体于1978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EMS）。它以“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ERM）为核心，设立欧洲货币单位“埃居”（ECU），各国货币与“埃居”挂钩，确定基点市价；如果货币汇率在基点上下波动超过一定幅度，则进行干预；设立“欧洲货币基金”（European Monetary Cooperation Fund/EMCF），以利于共同干预。“欧洲货币体系”是欧洲一体化中的重大举措，德国马克作为最强势和相对稳定的货币，起着所谓“锚定货币”的作用。联邦德国还积极参加了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其他举措：一是参与1973年开始的“欧洲政治合作”（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这意味着欧共体国家要在国际重大问题上加强协商，协调行动，“用一个声音说话”；二是与法国配合，于1974年实现了欧共体国家首脑会晤机制的正式制度化，成立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强化了欧共体的顶层设计和决策能力；三是积极推动，并在1979年实现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首次直接选举。此外，1981年联邦德国外长根舍与意大利外长科隆博（Emilio Colombo，1920—）发出所谓“根舍—科隆博倡议”，主张建立欧洲联盟，改革共同体的机构和机制，扩大合作的领域，进一步推进欧洲一体化发展。

1982年联盟党重新执政，科尔总理与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1906—1996）的政治和经济理念都有所不同，科尔属中右保守派，密特朗则是社会党人，但同样坚持德法合作，推进欧洲一体化。科尔说：“德国是我们的祖国，统一欧洲是我们的未来。”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以及日益加强的新技术革命和综合国力竞争，德法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担心，需要加强大西洋联盟的“欧洲支柱”，亦即加强欧共体。联邦德国外长根舍说，我们靠自己难以与美日竞争，我们需要欧洲。科尔政府与密特朗政府联手推进，使欧洲一体化的“双缸发动机”焕发出新的活力。

80年代德法合作的一个新发展是在防务领域。1982年，施密特曾提出德法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合作。科尔上台后，在首次与密特朗的会晤中，就讨论了这一问题。他们商定两国在防务领域就长期战略进行协调，并成立专门委员会，使战略磋商制度化。这是首次使1963年《德法合作条约》的有关内容具体化。科尔政府还主张加强欧共体层面的安全合作，发展欧共体的“防务特性”。1984年，科尔和密特朗同意激活成立于50年代，但后来一直没有发挥实际作用的“西欧联盟”，并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协调成员国的军工生产，在西方战略、军控和欧洲安全等问题上确定共同立场。1987年，科尔又提出成立德法混合旅的建议，得到法国的赞成。

在经济一体化领域，当时欧共体正为英国财政贡献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英国长期对共同体的财政贡献大而回收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Thatcher，1925—2013）要求解决这个问题，要回“我们的钱”，态度强硬，使共同体建设几乎陷于停顿。科尔与密特朗合作推动，争取达成协议。1984年，欧共体国家终于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会议上就英国的要求达成妥协，搬掉了欧共体发展中的一块绊脚石。但是，欧共体如何进一步发展，分歧仍然严重。撒切尔夫人主张“最低限度主义”，坚持“主权国家自愿合作”原则，抵制欧洲联邦主义和超国家主义，反对全面改革欧共体机制和全面推进一体化。面对阻力，科尔表示要坚定地与法国一起，推动一体化前进，并说共同体建设“按队伍中最慢的国家的速度前进，这种原则是不好的”。不过，英国建议消除共同体内部的贸易、资金、劳务等流通的障碍，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大自由市场，却得到联邦德国的认同和支持。经过耐心的谈判，寻求共同点，达成妥协，欧共体在1986年2月签署了《单一欧洲文件》（Einheitliche Europische Akte/Single European Act），规定要在1992年建成一个统一的、“没有内部边界”的共同体大市场，并进行相应的共同体机制改革。欧洲一体化再次迈步，科尔政府的推动，功不可没。

《单一欧洲文件》生效后，建立货币联盟，统一货币的问题提了出来。这一建议曾在70年代提出，现在随着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启动，显得更加必要了。而70年代欧洲货币体系建立后，法、意等弱势货币国家希望以一种超国家货币机制，将联邦德国的主导权“欧洲化”，以便施加影响和加以制约。欧洲货币统一对联邦德国是有利的，但许多德国人难以割舍坚挺强势，被引为骄傲的马克，还担心单一货币会带来通胀等不利后果。然而，即使没有经济利弊的权衡，单是为表明做“欧洲的德国”的诚意，也不能拒绝这一建议。科尔政府的方针是，支持建立单一货币，但提出几项条件，以趋利避害：实行欧洲央行独立和反通货膨胀的原则，各国须实行经济政策趋同，在控制通胀、削减赤字和稳定货币方面达到规定的从紧标准，才能加入单一货币。1989年，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Jacques Delors，1925—）主持制定的报告（“德洛尔报告”）完成，规定将分三步走，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后来达成建立货币联盟的协议，基本满足了德方的原则和条件。联邦德国同意向货币联盟“上交”货币主权，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凭借经济实力，特别是货币领域的强势地位，将自己的经济与货币政策原则“欧洲化”，推而广之，成为欧元区的国家需要共同遵守的规则。当然，协议是妥协的结果，也考虑到其他国家的一些要求。

正当此时，苏东发生剧变，科尔政府把德国统一提上了日程，并把德国统一置于欧洲一体化之中。当时有关各国，尤其法国对德国统一怀有疑虑，认为应该由统一的欧洲来接纳统一的德国。科尔为消除邻国的疑虑和阻挠，特别重视与密特朗交换意见，商定采取新的行动，来推进欧洲一体化。1990年4月，科尔与密特朗发出联名信，指出“鉴于欧洲发生的深远变化，单一市场的完成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实现，我们认为有必要加速12国欧洲的政治建设”。“按照《单一欧洲文件》的预期，‘把成员国间的关系整体转变成一个欧洲联盟……’，此其时矣。”在科尔的努力和德法的联合推动之下，在德国统一后的1991年12月，将欧洲一体化由一个共同市场推进到包括经济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欧洲联盟”阶段，欧洲统一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从“哈尔斯坦主义”到“新东方政策”

联邦德国对苏联和东欧的政策，称为“东方政策”（Ostpolitik）。对民主德国的政策则称为“德国政策”（Deutschl and politik），以表示其不属于“对外政策”。但“东方政策”和“德国政策”是紧密相关的，故此处将它们放在一起叙述。

在联邦德国的早期，坚定不移地加入西方集团，而以苏联为主要的外来威胁，依托西方进行强硬抗衡。在德国问题上坚持单独代表全德人民（“单独代表权”），称民主德国为“苏占区”或“所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西德关系隶属“全德事务部”而不是外交部；东西德贸易作为“区间贸易”（国内贸易），作出特殊的安排。同时坚持德国统一必须通过“全德自由选举”，统一的德国必须加入西方。任何其他方案如“中立换统一”等，一概拒绝。1958年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宣称：“如果必须在联邦德国的自由与共产党统治下的德国统一之间作选择的话，回答只能是选择自由。”阿登纳政府还坚持，尚处在占领下的西柏林是联邦德国的一部分，战后形成的东部边界（包括奥得尼斯河边界）不是最终的边界。只有统一的德国签订和约，才能最终决定德国边界问题。

阿登纳的思路十分现实：苏联控制东欧（包括东德）和东西方的冷战对峙，决定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僵局；只有力量对比转向对西方有利，迫使苏联妥协，才能解决德国问题。因此联邦德国首先要巩固和发展自己，加强“实力地位”。阿登纳把外交重点放在西方，在1955年加入西方联盟，恢复主权后，才开始转向对苏关系。他对苏联绝无好感，但懂得必须与苏联打交道。外交国务秘书格雷韦拟定的报告说：（1）联邦德国理所当然有兴趣同无可争辩的世界大国之一、而且地理上更接近的苏联建立外交关系。（2）苏联是四个战胜国和占领国之一，苏联的同意对于德国重新统一和最后缔结和约都是不可或缺的。（3）为使苏联释放德国战俘和被扣留者，也要与其建立直接关系。（4）同苏联建交有助于提升在国际上的政治分量。苏联此时也在调整政策，谋求与西方改善关系，于1955年6月提出阿登纳访苏的建议。9月上旬，阿登纳应邀访问苏联，与苏联领导人会谈。阿登纳强调，要解决德国统一和遣返被苏联扣留的德国人员（战俘和被扣留者）两大问题，否则很难想像能够建立正常的关系。苏联则主张两国先行建交，再讨论悬而未决的其他问题，还主张承认民主德国。双方激烈争论，几近破裂，直到9月13日，才终于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换文。阿登纳未能争得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让步，只好接受以遣返被扣留的德国人来换取建交的方案，同时在换文中指出：“两国人民的建交将促进整个德国问题的解决，从而有助于解决德国人民全民族的主要问题——恢复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阿登纳还致信苏联领导人，强调与苏联建交并非承认领土和边界的现状，也没有改变“关于在国际事务中有权代表德国人民以及关于在那些目前尚处于联邦政府有效统治权之外的德国地区政治状态的法律观点”。建交后，苏联遣返了部分德国战俘和被扣留人员。此后，德苏在1958年和1960年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相互贸易有了增长。但是在德国统一、柏林、边界等问题上，仍是各执己见。阿登纳政府坚持不对苏联示弱和让步。

阿登纳与苏联达成建交协议后，为防止其他国家援例与民主德国发展关系（当时确有一些国家已经承认民主德国或正在改善与它的关系），造成承认两个德国的后果，于是制定了应对之策。9月22日阿登纳宣布：“联邦政府今后将把与它保持正式关系的第三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视作不友好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适合于加深德国的分裂。”此后阿登纳政府反复申明这一立场。外交部的勃伦塔诺（部长）和哈尔斯坦（国务秘书）主张强硬，要以断交来报复那些与联邦德国建交而又要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只有四大国之一的苏联，作为例外。1956年6月，哈尔斯坦重申决不承认东德国家，将把既与联邦德国又与民主德国建交的行为，视为加深德国分裂的“不友好行为”，并将“重新考虑与这类国家的关系”。后来，这一政策被冠以“哈尔斯坦主义”（Hallstein-Doktrin）。

据此原则，阿登纳政府拒绝了当时波捷匈罗等国家愿意建交的表示，因为它们都承认了民主德国。1956年“波兰的十月”以后，阿登纳政府与波兰签署了贸易协定，但没有进一步建立外交或领事关系。阿登纳不相信一些人希望分化苏东的所谓楔子战略，不相信苏联会放松对卫星国的控制。美国也主张谨慎。1957年3月杜勒斯说，联邦德国与波兰建交为时尚早。到1957年南斯拉夫承认民主德国时，阿登纳政府竟宣布与南斯拉夫断交，以报复其“不友好行为”。这种基于“哈尔斯坦主义”的政策，自然遭到苏联东欧不断的抨击。

不过，当时围绕着对苏联东欧的政策，联邦德国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尤其苏共二十大后，联邦德国不少人认为东欧正在发生变化，与之改善关系有利于分化苏东集团。有人提出“天然缺陷论”，说东欧受苏联控制，在德国问题上缺乏自主性。对东欧国家应当具体分析，适当灵活处理，可以进行经济文化往来而不建立外交关系。1956年与波兰签订了贸易协定，就与这种主张有关。自由民主党主张对东欧采取灵活政策。60年代形势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强硬僵化的东方政策不合时宜。1961年，新任外长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属基民盟）表示，不应把苏东集团看成铁板一块，应该打破“僵化”和“凝固”，实行“松动政策”（Bewegungspolitik）。同年，联邦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在不放弃重大原则利益的前提下，同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可以“通过贸易使团推行东方政策”。1963—1964年间，联邦德国先后与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签订了贸易协定，并互设贸易代表机构。1964年，艾哈德总理向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发出访问波恩的邀请。后因赫鲁晓夫下台而未果。到1966年3月，艾哈德政府发表“和平照会”，宣称“德国人民愿意与所有的国家和睦相处，包括其东欧的邻居”，以便“在欧洲建立基于和平协议的、公正合理的秩序，使各国可以自由生活，睦邻相处”。联邦德国愿意与苏波捷等国彼此承诺不以武力解决争端。在与东欧建交的问题上几经争论，艾哈德终于在1966年10月决定，准备与罗马尼亚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在对东欧的政策中修改“哈尔斯坦主义”的初始。

联邦德国也逐渐寻求改变与民主德国的紧张和隔绝状态。1958年阿登纳向苏联大使试探，是否可以考虑让“苏占区”像奥地利那样，在承担中立义务的条件下，自由安排其内部事务。1959—1960年间，阿登纳授意制定“格洛布克计划”（由国务秘书格洛布克起草，故名），1962年又提出所谓“境内和平”（城堡和平）的设想。其基本精神是使德国两部分缓和关系，发展彼此联系，在5年或10年以后，再就统一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不过，其基础是不承认民主德国，以及通过“公民投票”统一德国，并使苏联放松控制，实现所谓“改善东部人民的处境”。自民党和社民党都主张增加两德人民的接触。1963—1964年的冬天，柏林市长勃兰特与东德方面达成一项圣诞节允许跨越柏林墙人员互访的安排，这一协议要求在西柏林驻有东德的签证官员。艾哈德在联盟党内为此事进行辩护说，圣诞节期间120万人访问东柏林，向“世界证明了德国人的共同归属感”。但外交部为避免这类事情的负面影响，对下一轮访问提出了不同条件。结果东德拒绝了谈判。同时，艾哈德政府重申，决不接受任何使分裂固定化并导致承认“苏占区政权”的措施。其在1966年3月的“和平照会”并不包括民主德国政府，并继续坚持“单独代表权”和在全德政府承认边界之前，德国仍然存在于“1937年12月的边界内”。此时，联邦德国政府试图改善与东欧的关系，一个重要目的是孤立民主德国政权，并推动其内部发生“积极变化”。

社会民主党主张大幅度地调整东方政策。1963年，西柏林市长勃兰特的发言人埃贡·巴尔（Egon Karl-Heinz Bahr，1922—）指出，“要么全部，要么全无”的政策已经破产，坐等奇迹出现是不行的，需要“以接近求变化”（Wandeldurch Annherung），改善与苏联东欧（包括东德）的关系，消除敌对，增加往来，以期为最终统一创造条件。1966年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后，基辛格总理在12月的政府声明中说，德国几百年来一直是东西欧之间的桥梁，现在形势已经变化，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与东欧发展关系。他重提艾哈德政府“和平照会”中的建议，表示愿意与波、捷达成和解，理解波兰人民在安全的边界内生活的愿望，同意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已不再有效。“大联合政府”采取了新的行动：1967年与罗马尼亚正式建交，并签署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协议，不久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贸易协定。1968年与南斯拉夫恢复了中断11年的外交关系，与波保捷开始建交谈判。同时，提出了缓和“德意志内部关系”的建议，包括发展经济与贸易，扩大人员往来自由等。1967年6月，基辛格回应民主德国总理斯多夫（Wili Stoph，1914—1999）关于举行会谈的建议，同意就改善双方关系“有关的实际措施”开展讨论，并提出16条具体建议。在此期间，联邦德国取消了自1961年柏林危机以来对“区间贸易”（即两德贸易）的禁令，并向民主德国方面提供贷款，以利于发展贸易关系。此外，用“德国的另一部分”来代替“苏占区”一词，来指称民主德国。但是，基辛格政府仍然坚持“单独代表权”，强调对话不带任何“政治先决条件”。面对朝野主张承认民主德国的声音，基辛格告诫说，不要“侈谈承认”。他反对采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词，还说民主德国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异常现象”。对边界问题的态度也依然如故。

“大联合政府”改善与东欧的关系，却拒绝承认民主德国和边界现状，这与苏东集团的要求相差甚远。1967—1968年，苏联东欧掀起抨击基辛格政府的高潮，指责其处在前纳粹分子控制下，实行“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孤立民主德国，离间社会主义国家”。1967年，华约国家（罗马尼亚除外）明确要求：联邦德国必须承认两个德国，承认领土和边界现状，放弃染指核武器的野心，放弃西柏林是西德一部分的要求。苏联还在照会中，提到联合宪章中允许二战的战胜国干涉战败国的条款，以施加压力。同时，苏东国家采取具体措施，强化与民主德国的关系。1968年8月，苏联与部分华约国家（包括东德）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扼杀“布拉格之春”（Prager Frühling），也给基辛格政府的东方政策沉重一击。尽管事后基辛格仍然表示，将始终不渝地继续执行这项东方政策，但现行政策已无法进一步推进了。

1969年9月，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政府上台。两党都主张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放弃哈尔斯坦主义。此时美国尼克松（Richard Milhouse Nixon，1913—1994）政府也在调整对外政策，要“以谈判代替对抗”，而苏联也加紧推行缓和攻势，东西方冷战加速走向缓和，也形成对联邦德国的一种压力或曰推动。勃兰特认识到，要使东西方关系的改善取决于德国的统一，要实现与东欧关系正常化却不承认民主德国并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关系，都是不现实的。他上台伊始，在1969年10月的政府声明中宣布，将继续实行1966年“和平照会”的政策，但这次使用了“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概念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名称。他说，在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是不可能的，但为了阻止德国两部分的进一步分离，就必须正式达成一项权宜安排，并走向合作。与东欧相互承诺放弃以武力相威胁的政策，也适用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是“新东方政策”开始全面推行。

1969年11月，勃兰特的外交政策顾问巴尔拟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年底，勃兰特政府与苏联正式开始互相放弃使用武力的谈判，与波、捷等国也相继开始谈判。不久取得结果，几个条约先后签署：1970年8月与苏联签署《莫斯科条约》（Moskauer Vertrag/Treaty of Moscow），1970年12月与波兰签署《华沙条约》（Warschauer Vertrag/Treaty of Warsaw），1973年12月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布拉格条约》（Prager Vertrag/Treaty of Prague）。这些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签约方要发展和平关系，在相互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现在和将来都不对任何国家提出领土要求，承认现有的边界（包括奥得-尼斯河边界和两德边界）是“不可侵犯的”；加强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等等。《布拉格条约》还承认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Münchner Abkommen/Munich Agreement）无效。1970年12月勃兰特访问波兰时，还作出一项戏剧性的举动，在华沙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前突然下跪，表明反省德国侵略历史的诚意。由此，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的关系迅速改善，也推动了欧洲的东西方缓和。

在此期间，美苏英法四国关于柏林的谈判也取得进展。为了促使苏联在柏林问题上让步，不要动辄利用柏林的特殊形势来制造麻烦（如干扰西柏林通道来施加压力等），联邦德国强调，只有就柏林问题达成一致，德苏的《莫斯科条约》才能得到联邦议院的批准。经过谈判，1971年9月签署了《关于柏林的四方协定》（Viermchte-Abkommenüber Berlin/Quatripartite Agreementon Berlin）。协定载明，四大国同意不在“相关地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尊重各自的和共同的权利和责任，不得单方面改变“相关地区”已形成和经协议规定的局面，要保持联邦德国与西柏林的交通畅通，保持和发展联邦德国与西柏林的“联系”，同时要考虑到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部分，且不受联邦德国管辖。四方协定是妥协的结果，意味着苏联承诺不再利用柏林来施加压力，西方也对苏联有所让步，联邦德国应该是默认这种妥协的。同时分歧依然存在，如联邦德国把西柏林与它的“联系”，解释为一种有机性质的、不可割断的“纽带”，苏联主张那只是一般性的“关系”或“联系”。

两德也开始高层会谈。1970年3月和5月，勃兰特和斯多夫先后在埃尔福特（Erfurt）和卡塞尔（Kassel）举行了会谈。在卡塞尔，勃兰特提出对于两德关系的“20点建议”，包括签订条约以调整彼此关系、人权和不歧视原则、不使用武力、彼此尊重在内政上的独立、每一方都不代表对方行动、不许在德意志领土上再次发生战争、承认德国人生活在两个国家但同属一个民族、双方承认对二战战胜国的义务、四大国对柏林的责任、两德彼此放宽旅行限制等具体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等。斯多夫则强调，谈论德国的统一已无基础，双方应在国际法原则和准则的基础上，达成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关系条约”。此后，两德于1972年展开正式谈判，并于同年12月21日签署《两德关系基础条约》（简称《基础条约》）（Vertragüber die Grundlagen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BRD und DDR/Grundlagenvertrag）。条约规定：在“不损害双方对原则问题，包括民族问题的不同看法”的情况下，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彼此间正常的睦邻关系，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放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彼此尊重独立，承认边界“不可侵犯”，促进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联邦德国不再坚持“单独代表权”，实际上承认了民主德国，同时又坚持不是国际法上的承认，东西德不是互为外国，而是“特殊关系”；双方互派全权代表不称“大使”；只有一种“德意志国籍”而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等等。同时，还发出关于统一的信件，重申德国“仍然要在自由的自决中实现统一”。在联邦德国内部，《基础条约》遭到了联盟党批评，说它违反《基本法》，会损害德国统一的目标。基社盟掌权的巴伐利亚州就此上诉到联邦宪法法院。但在联邦议院表决《基础条约》时，联盟党并没有投否决票。宪法法院的裁决也没有否定《基础条约》，而只是强调任何条约都不得损害《基本法》规定的德国统一目标。

勃兰特政府实行“新东方政策”，改善了与苏东的关系和两德关系，顺应了国际缓和的大势，改善了自身的国际形象，也使它不再单方面依赖西方的支撑和保护，拓宽了国际空间，增加了外交主动权。1973年9月两德都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1976年联邦德国当选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勃兰特本人则因推行“新东方政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勃兰特之后的施密特总理也是“新东方政策”的积极拥护和实施者。1975年他在联邦议院说，与东方的条约“把我国从不停地乞求保护国再作一次保证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他的方针是“持续不断地推行并扩大新东方政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里充实这个政策。联邦德国与苏联的贸易迅速增长，1967—1973年间仅为215亿马克，1974—1984年达到1673亿马克。它成了苏联在西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主要供应者，又是苏联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大买家，先后签订几个巨额的“天然气—管道交易”合同。1978年又签订为期25年的长期经济与工业合作协定。为扩大贸易，联邦德国向苏联提供巨额长期信贷。与波、捷等东欧国家的关系也进一步发展。1974年与波兰签署为期10年的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协定，将向波兰提供10亿马克政府贴息贷款（20年偿还）。随后，又与捷、匈、保等国签订了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协定。当时西方经济“滞胀”，加强与苏东的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上，联邦德国官方承认，与东方的贸易可以帮助解决国内约30万人的就业。同时也有政治和战略的考量。施密特说，1978年德苏长期经济合作协定，其意义“远远超出经济事务的范畴”，它“为总的政治关系发展提供了方向”。他还认为，欧洲不能把争取缓和之事都让超级大国去干。联邦德国可以在东西方之间充当桥梁和媒介，它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优势。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苏冷战重趋激化之际，施密特政府维护缓和，努力在东西方之间充当“西方政策诚实的诠释者”。1980年6月施密特访问了苏联，1981年他又接待了勃列日涅夫（Leonid I.Brezhnev，1906—1982）回访。1981年波兰实行军管后，施密特政府拒绝与美国一致行动来制裁苏联和波兰，其理由是：制裁的作用不大，反而会破坏德波和解的政策。在此期间，联邦德国与苏联又达成了新的“天然气—管道协议”。

施密特政府坚持“新东方政策”，主张维护缓和成果，也是出于两德关系的考虑，即保证“以接近求改变”的有利环境。两德签署《基础条约》之后，又作出了一系列具体安排，使双方关系的发展落到实处，涉及人员往来、家庭团聚以及科技、交通、司法、邮电、卫生、环保、文化、体育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从联邦德国地区（包括西柏林）前往民主德国和东柏林访问的人数迅速增加，1970年为250万人次，1978年达到800万人次；从民主德国到联邦德国和西柏林访问者，1978年达到138万人次，比1970年增加了1/3。1970年两德间的贸易额为44亿结算单位（Verrechnungseinheit/VE，两德贸易的结算单位，简称“VE”），1977年达到107亿结算单位。而两德间累计的贸易额，则从1951—1965年15年间的220亿结算单位，增加到1966—1980年15年间的950亿结算单位。为扩大经贸往来，联邦德国每年向民主德国提供数亿马克的无息贷款。两德还合作从事多项工程项目的建设。80年代初冷战重新激化，施密特政府仍按《基础条约》继续发展两德关系，避免出现严重倒退。一方面不放弃在事关统一的“原则问题”上的立场，另一方面也不幻想在短期内实现统一。他在1979年对议会说，不能患上“政治上的精神分裂症”，既奉行和平的现实政策，又幻想式地讨论统一问题，需要的是愿意接受现实。施密特与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保持非正式的对话，并于1981年12月，即波兰宣布军管的前夕，举行了会晤。但1982年在谈判向民主德国提供无息贷款时，提出了政治的和人道主义的条件。因一些条件被对方拒绝，就一度减少了无息贷款。

1982年，联盟党政府上台。联盟党以前曾批评“新东方政策”，加之科尔政府同意在联邦德国领土部署中程导弹，冲击到与苏联东欧的关系（包括两德关系）。于是苏联再次指责联邦德国有“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倾向。不过，科尔政府没有放弃“新东方政策”。科尔等人在反思在野时的教训时，认为在东方政策上的僵硬是在竞选中失分的原因之一。科尔政府同样知道，东西方对抗太过激化或者失控，会损害德国的利益，况且苏联掌握着德国统一的钥匙。所以继续实行“新东方政策”，维护和扩大欧洲缓和的成果，是有益而必要的。外长根舍继续任职，也主张保持对外政策的连续性，通过接受现状以换取东欧的自由化，而不是恢复僵硬的冷战对抗。所以科尔政府主张，北约部署新的中程导弹不应成为“新的实力政策”的工具，而是应该坚持同苏联东欧的对话，开辟新的谈判途径。

因此，在中程导弹之争最激烈的1983年7月，科尔访问了莫斯科。在中程导弹问题上未能取得进展，在经济关系方面却达成不少共识。北约部署中程导弹后，科尔政府又主动对苏联示好，呼吁建立“新的、更良好的关系”。随着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1931—）成为苏联新领导人，提出“新思维”和“全欧大厦”设想，大幅度调整政策，美苏开始走向新一轮缓和。科尔政府决心抓住机会，使对苏关系翻开新的一页。科尔认为，西方应该在苏联东欧发生重要变化之时，顺势而为，加以推动。1987年科尔再度当选总理后就发表声明，希望加强与苏联和东欧的合作。于是，德苏间高层互动出现高潮。1987年7月，联邦总统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cker，1920—2015）访问了苏联。1988年10月，科尔本人再度访苏。他说要把对苏关系放在“优先地位”，翻开新的一页，注入具体的内容。苏联的高层人士也相继来访，最重要的是1989年戈尔巴乔夫的访问。科尔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为克服欧洲的分裂，建立欧洲的和平秩序而努力。德苏经贸关系得到新的发展。仅1988年科尔访苏时，双方就签署了7个协议，涵盖环保、宇航、核安全、海上安全、文化和食品等领域，双方经济界则签署了30项经济合同。1989年戈尔巴乔夫来访期间，双方签署了11项协定，包括相互保护和促进投资，在专业和管理人才培训方面加深合作等内容。

与东欧的关系也取得新的发展。1987年，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领导人访问了联邦德国。科尔政府同意为10亿马克的银行贷款担保，以支持匈牙利的经济开放。1988年，外长根舍访问了波兰。科尔则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德捷就简化边境手续、活跃青年交流等达成协议。科尔还前往二战期间惨遭纳粹荼毒的一个捷克小村，向殉难者致哀。事后科尔在联邦议院阐述东方政策，表示要在所缔结的协定和文件的基础上，面向未来，与东面和东南面的邻居合作，为克服欧洲的和德国的分裂，创造一个和平秩序而作出贡献。

在两德关系方面，科尔表示不会放弃前任确定的基本方针。不同的是，科尔政府更加突出了民族统一的诉求。科尔政府发表“关于被分裂的民族状态的报告”，强调《基本法》关于统一的规定是“我们民族自我信念的核心”，德国历史和德意志民族一样，都是不可分割的。德国的分裂不可能持久，德国人民要求走到一起来，因为他们本属一体。民主德国也希望保持对话，发展两德关系，共同维护和平。于是，正当美苏陷入“第二次冷战”时，两德关系却出现了另类情景。1983—1984年间，联邦德国政要如过江之鲫，接踵前往民主德国，为两德关系加温，其中包括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德雷格（Alfred Dregger，1920—2002）、联邦财政部长斯托尔滕贝格（Gerhard Stoltenberg，1928—2001）、社会民主党联邦议院领袖福格尔（Hans-Jochen Vogel，1926—）等人。1983年科尔重申前总理施密特向昂纳克发出的访问邀请，双方并拟定访问于1984年9月进行。由于苏联正掀起谴责联邦德国的浪潮，指其“复仇主义政策”和“干涉民主德国内政”，民主德国内部也产生分歧，访问被取消了。但科尔重申仍然欢迎昂纳来访，并利用参加苏联已故领导人的葬礼之机，与昂纳克进行了非正式的会晤。更具意义的是，长期对两德关系持强硬立场，被苏东视为“复仇主义幽灵”的基社盟领导人施特劳斯，也表示应该遵守两德协议。他在1983年接待了昂纳克的特使，自己也前往民主德国，就欧洲中程导弹、两德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他还在私下推动，由联邦政府担保，巴伐利亚州银行牵头，向民主德国提供10亿马克的贷款。科尔言明：联邦政府批准这10亿马克贷款，发出了明确信号，我们维护安全和联盟的利益，但也愿意在“德意志内部关系”上进行合作。参与其事的国务部长耶宁格（Phillipp Jenninger，1932—）事后解释：政府对贷款提供担保，不是通常的商业交易，而是要推动和激活“德意志内部关系”。联邦政府将继续实行现行的方针。1984年7月，联邦政府又批准向民主德国提供9.5亿马克贷款，并提供担保。这次由德意志银行与民主德国银行签约，条件更为宽松。在工业、文化、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两德签署了新的协议。经济往来得到新的发展，贸易继续增长。民主德国还作出所谓“人道主义让步”，即放松对两德居民旅行、探亲访友和定居的限制。两德间的人员往来又出现高潮。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苏重开谈判，国际大气候有利于两德关系。1986年2月，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主席辛德曼（Horst Sindermann，1915—1990）访问了联邦德国。1987年9月，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访问几经周折后，终于成行。科尔与昂纳克进行了会谈。双方对“原则问题”（主要是“民族问题”）仍是各执一词。科尔强调，《基本法》“要求全体德国人民在自由自决中完成德国的统一”，“我们坚持宪法赋予的这项任务”。他说，德国人正在遭受分裂之苦，为一道墙所苦，应该“拆除使人们分离的东西”。民主德国方面则称，昂纳克受到了“按照国际惯例”（奏国歌、升国旗等）的接待，证明在两德关系上“现实主义”取得了胜利，“重新统一”的梦想已成泡影。不过双方同意，鉴于由共同的历史所产生的责任，必须为维护欧洲的和平进行特殊的努力，在德意志领土上决不应再次发生战争。同时，双方仍将根据《基础条约》，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的睦邻关系”，在“现实主义和相互理解的原则指导下”，发展建设性的和卓有成效的合作。随后，民主德国放松了对两德边界的管制。1987年从东部到西部旅游的人数比1986年增加了100万，达到1961年建墙以来的最高峰。双方建立友好城市的申请超过500份，已建立这种关系的城市达35对。双方商定了有关体育、青年和文化交流的近百项措施。

四、逐步展开全方位外交

现代史时期，德国与亚非拉的关系几经波折。一战德国战败，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被剥夺，其与亚非拉的联系被削弱。二战德国再败，与亚非拉的关系又受重创。联邦德国早期，外交重点在西方联盟、欧共体方面，还要应对围绕德国和柏林问题的危机，与亚非拉的关系提不上首要议程。但是联邦德国对于世界市场、原料和能源的高度依赖，离不开亚非拉。联邦德国也需要在亚非拉扩大其国际活动空间，并坚持其在德国问题上的“单独代表权”，与民主德国竞争。随着民族运动的高涨和亚非拉地位的提升，联邦德更需要重视与亚非拉的关系。

联邦德国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有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因素。由于德国早就失去了殖民地，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一般不直接针对德国，对德国人较少恶感，甚至有所欢迎，这使联邦德国可以轻装上阵。1956年阿登纳曾向美国人说，联邦德国可以在发展中世界对抗共产主义方面作特殊贡献，因为德国人在那里受到尊重。而前殖民地独立后，发展本国经济，实行工业化，很需要资金、设备和技术，联邦德国具有这方面的优势。联邦德国还可以利用欧共体的“联系国”制度，发展与前殖民地的联系。联邦德国不是政治大国，一般不卷入频发的地区冲突，不承担调停冲突或内争的责任，也较少导致有关国家的恶感。不利的方面是由于早就失去了殖民地，在发展与前殖民地的关系时，常常要新起炉灶，不像前殖民国家那样有现成可用的资源。联邦德国在外交上入盟西方集团，在冷战条件下，其与亚非拉的关系难免受联盟战略的约束或“盟主”的干预。德国的分裂状态和联邦德国在不短的时期中奉行“哈尔斯坦主义”，对发展与亚非拉的关系也是一种制约。

经济贸易和对外援助，是联邦德国推进与亚非拉关系的开路先锋。经济界成为这方面的积极力量。他们看到，亚非拉国家企图大步进入20世纪，建设现代国家，这提供了巨大的机会。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技术援助不发达国家”的“第四点计划”之后，联邦德国经济界就显示了兴趣。1955年，埃森的克虏伯公司开始实行其“援助”亚非国家发展工业的计划，被戏称为“克虏伯第四点半计划”。所谓“援助”，实即通过援建一些建设项目，来带动工业品、设备和技术出口。联邦政府则看到，援助不仅有助于打开巨大的市场，还可以宣传联邦德国的形象，扩大国际空间。所以政府很快进入了对外援助领域，名为“发展援助”。1958年阿登纳说，联邦德国还是比英法穷的国家，对外援助是有限的，以取得政治上的信誉为目的。联邦德国官方对外援助，一是向其参加的国际多边机构出资，如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欧共体海外发展基金等，这种援助不需直接出面，也较少独自承担风险。二是双边援助，包括资金和技术援助。在早期，联邦德国本身资金并不充裕，所以主要是技术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各类人员培训等（如建立培训机构、提供来德国学习培训的奖学金等）。用于技术援助的预算每年为数千万马克。到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在发展中国家的31个城市开办了贸易学校或工作间。从50年代后期起，政府开始直接对外提供双边的资本援助。三是一种公私混合的形式，政府提供财政补贴（如退税和其他形式的补贴）和投资保证，使大公司能够在海外执行大规模的工业发展计划，包括对外提供信贷。如1955—1960年，联邦政府斥资约4亿美元，帮助鲁尔的大公司（包括克虏伯公司）在亚非国家建设18个大型工业发展项目，在拉美建设1个项目。这是政府为德国工业开辟海外市场，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努力。当外国公司无法履行对联邦德国公司的义务时，政府则直接出面提供援助。伴随这些援助而来的，是联邦德国制造的设备和相关技术的出口。

以“援助”带动经济关系，并扩大政治影响，此后愈加受到重视。美国也要求联邦德国向发展中世界提供更多的援助。阿登纳政府相信美国的观点，即冷战的结局很可能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会有利于苏联扩张。随着非洲独立出现高潮，联邦德国抓紧与新独立国家建交，同时提供援助。1960年6月，经济部长艾哈德在联邦议院关于发展援助的辩论中，宣布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优惠的援助：双边的资金援助。1960年底，阿登纳政府批准了数十亿马克的援助计划，还成立一个部际委员会来进行指导，并兼管技术和其他援助。1961年联邦政府设立经济合作部，以实施援助计划。首任部长是自由民主党的瓦尔特·谢尔。新的部门制定了一些政策，以便更好地利用援助经费。例如不再为发展项目提供完全的赠款，贷款不得用来支付接受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或转用于其他目的，在提供援助时事先不作任何政治承诺或提出政治要求等。谢尔强调：“发展政策对我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今后将更加依靠发展对外贸易……还因为我们的海外伙伴只有取得了经济上的发展，才能成为更好和更稳定的伙伴。”阿登纳政府有意不以政治或意识形态来划分受援国。外长勃伦塔诺声称，对外援助是不带政治条件的。所以其援助对象国既有激进的加纳、几内亚和马里，也有温和的突尼斯和泰国等国。仅1960—1962年间，联邦德国就向亚非国家承诺了数十亿马克援助，与30多个国家签署了援助协定。联邦德国要人接连出访东南亚、南亚、非洲和中东。不过，不带政治条件不是没有政治目的。联邦德国认为，援助会使受援国产生好感，在发展中世界有一批不结盟的非共产党国家，对西方有利。拒绝援助就会把它们推到苏联方面去。在相当一个时期，其发展援助主要集中于与西方结盟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南越、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以及一些宣称不结盟的国家，如印度、印尼、埃及、加纳等，具有适应美国冷战时期全球战略的意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与亚非拉的关系受到一个重要因素的制约，就是“哈尔斯坦主义”，而对外援助常常服从于这种政策，甚至被用作工具。1961年9月外交部发言人宣称，如果一个国家承认民主德国，联邦德国肯定要切断发展援助。有人主张重新分配对在德国问题上支持苏联的国家的援助。这个时期联邦德国对亚非拉的关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以下情况：一旦某国要与东德发展关系或提升既有关系，联邦德国就会用召回大使、威胁断交、中止援助等手段，加以反对，或采取事后报复或鼓励的措施。实在不得已时，则接受有关国家与东德建立非政府的经济、文化关系，但最高不超过领事级关系。在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地，这类场景都有上演。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相比，拥有若干优势，一些国家也对这种软硬兼施，作出妥协，达成谅解，与民主德国的关系一般只保持在贸易代表（可有非正式的领事权）层次，最高也只是领事级别。到1963年，联邦德国与9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民主德国只与13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外交关系，与30多个非共产党国家有不同形式的贸易或领事级关系。不过60年代期间，这种政策出现了日渐明显的“效应递减”。1966年一位外交部官高承认，几乎每天都有民主德国旗帜在某处升起或民主德国代表团在不结盟国家受到友好接待。尽管联邦共和国在某些方面成就可观，并收回了某些阵地，但“苏占区在第三国或国际组织中逐步前进”却是不可避免的。亚非拉国家提升与民主德国关系的压力日增，如何应对，常常引起联邦政府内的分歧和争论。

中东是联邦德国外交的重要地区。相对英法而言，联邦德国是这里更受欢迎的伙伴和援助来源国。50年代中期阿登纳曾说，从土耳其到印度的地区是“我们对外政策力量的未来”。苏伊士运河战争后，阿登纳政府加强了中东外交，决心与美国联手激活对中东的经济政策，以期中东成为西方的伙伴。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和不结盟国家中都有重要影响，故而受到特殊的重视。1958年联邦德国向埃及提供了约4亿马克，以便后者购买工业设备。1961年又与阿联（当时埃及与叙利亚联合，称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签署条约，提供总额超过10亿马克的信贷。此外还准备帮助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上建设大坝。

联邦德国的中东外交不仅受“哈尔斯坦主义”制约，还受阿以关系影响。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阿登纳将“调整同犹太民族的关系”列为一项重要任务。他在1951年秘密会见了以色列的代表，表示要为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进行补偿。1952年9月，阿登纳政府与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大会”（Jüdischer Weltkongress/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WJC）达成协议，同意向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索赔联合会”支付赔偿。此事引起阿拉伯国家不满。另一方面，埃及在1953年接受了民主德国的贸易代表，则引起阿登纳政府的干预。此后，联邦德国向埃及提供可观的援助，埃及则使其与民主德国的关系不超过领事水平。同时，考虑阿拉伯国家的感受，联邦德国不得不与以色列保持距离，没有建交。这种状态维持到1964年秋，联邦德国秘密向以色列供应军火之事被披露出来，激怒了阿拉伯国家。艾哈德政府提出缓和关系的方案：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军火，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新的援助，限制对以关系的级别。但其政府内部意见不一，未能立即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军火。在此背景下，埃及在1965年2月接待了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来访，并签署一系列协议。埃及总统纳赛尔还声称，如果波恩不停止对以色列军援，他将最终承认民主德国。艾哈德政府面对这种情势，一派主张强硬反制，不惜与埃及断交；另一派担心会进一步激怒阿拉伯国家，导致外交挫败。最后决定，继续履行已有的对以军援协定（但不再签署新协定），并与以色列互换大使。结果，埃及等十个阿拉伯国家宣布与联邦德国断交。尽管这些国家并未立即承认民主德国，这次变故仍然是联邦德国遭到的一次重大外交挫折，推动了对“哈尔斯坦主义”的反思。

此后的“大联合政府”，在与亚非拉关系中涉及“哈尔斯坦主义”时，试图采取灵活有度的做法。1969年伊拉克和柬埔寨相继宣布将与民主德国建交。伊拉克在1965年已与联邦德国断交，联邦德国又不想停止从伊拉克进口石油，于是“大联合政府”把注意力放在柬埔寨。自1962年以来，由于联邦德国的干预，柬埔寨在与两德保持领事关系的同时，给联邦德国以略高的地位。1967年柬埔寨提升了与民主德国的关系，随后即与波恩建立外交关系，仍高于与民主德国关系的级别。到1969年，柬埔寨决定与民主德国也建立外交关系。面对此种情势，基辛格总理主张采取有力行动，勃兰特外长则反对采取断交办法，认为坚守阵地比一走了之更有意义，如果形成在另一国首都只有民主德国代表的情况，反而不利。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冻结”与金边的关系：召回大使，停止使馆外交活动，不再签署新的经济合作协议。对于非洲，勃兰特说，他把非洲看成欧洲的“补充大陆”，非洲对于联邦德国具有重要的地位，要加强对非洲的关系，同时“不要留下可能使另一个德国突入的‘空白点’”。1968年他在象牙海岸的一次讲话中，表示谅解非洲国家与民主德国发展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意愿，但警告非洲国家不要“滥用我们的谅解”。可以看到，联邦德国越来越希望在第三世界的外交中超越僵硬的“哈尔斯坦主义”，但是内部分歧很大，未能彻底改弦易辙。

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放弃了“哈尔斯坦主义”，也使其发展与亚非拉关系减少了许多纠葛。此时联邦德国已成经济大国，又遭遇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更加体会到南北相互依赖，展开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76年，经济合作部长埃贡·巴尔提出，在富国与穷国之间实行“新的经济缓和”，并说“在今后10年中，第三世界的问题将压倒其他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联邦德国对第三世界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所提出的要求，作出较为积极的回应。经济合作部制定“发展政策方案”，提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是施舍关系，而是“伙伴合作关系”，要在长期发展中，实现彼此利益的平衡。同时要使对外援助更加务实，“建立在更讲生意经的基础上”。新的援助方针包括下列要点：拥有联邦德国工业所需的重要原料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同德国公司“积极合作”，否则就可能失去援助；德方参与第三世界工业发展的活动，将集中在那些具有“光明前景”的国家，也就是能提供越来越大市场的国家；只对存在“相互信任”和对合伙关系提供“长期法律保护”的国家承担提供贷款和出口补贴等义务；不同意把原料价格与德国国内的工业指数升降联系在一起的要求；等等。1975年，联邦德国制定了“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政策的25点纲要”，再次对发展援助政策进行调整，也表明对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视。

从70年代起，联邦德国的对外援助迅速增加，特别以援助非洲和亚洲贫困地区发展农业、开发能源、保护自然资源、训练人员等为重点。据统计，联邦德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在1950—1969年的总额约255亿马克，平均每年约10余亿马克，而1970年超过22亿马克。此后继续增加，1977年超过32亿马克。1950—1977年间，以不同途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援助的总额约451亿马克。1976年，联邦德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居西方国家第二位。非洲是联邦德国发展援助的重点地区，在70年代中期成了接受联邦德国发展援助最多的地区。到1980年，联邦德国与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订有合作发展计划。其次是亚洲和加勒比地区。联邦德国经济部长在1981年`称，克服第三世界的群众性的贫困，是联邦德国发展政策的首要目的。

80年代的科尔政府宣称继续致力于与第三世界合作，特别重视发展贸易往来，提出“公正的利益均衡”，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相互依存”和“平等基础”上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并强调帮助第三世界发展的道义准则，增加向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的比重，把一部分贷款改为救济，并免除一部分国家的债务。1986年，联邦德国率先免除24个极不发达国家积欠的42亿马克债务，占当时世界债务免除额的60%。1988年又免除一批不发达国家的22亿马克债务。

70年代，联邦德国在亚非拉外交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修复和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73年中东战争时，联邦德国的政策与美国一味偏袒以色列有所区别，随后又参加法国倡议的欧—阿对话，这有利于与阿拉伯国家和解。联邦德国特别重视获得阿拉伯世界的石油，后者则看好前者的工业和技术。在德—阿和解背景下，联邦德国企业家纷纷奔向中东，获取商机，人们戏称为“东方快车”，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大增。到1976年，联邦德国向“欧佩克”（OPEC，即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多数是阿拉伯国家）出售的货物比1972年增加了4倍多。1974年，它与“欧佩克”成员的贸易逆差曾高达107亿马克，到1977年实现了大体平衡。当时在主要工业国家中，只有联邦德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贸易没有逆差。

联邦德国还与欧共体国家一起，先后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达成了几个“洛美协定”，在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实行某些单向优惠政策，受到欢迎，也有利于扩大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统计表明，联邦德国与工业化国家的贸易1977年比1970年增加了一倍；其对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东方集团”国家）的贸易总额虽然较小，但增加速度快得多，1970年为326亿马克，1977年为948亿马克，比1970年增加近两倍。

联邦德国对外援助中，有一部分是军事“援助”。联邦德国保证不生产“ABC武器”，但其常规军备的生产却相当先进。一些亚非拉国家要发展军事与防务，联邦德国没有坐失良机。早在60年代，其对外军事“援助”就涉及一些亚非拉国家，名为“装备援助”，亦即为一些国家的军队、警察配备运输、通讯、侦破设备等。按照1976—1978年对发展中国家军事“援助”的三年计划，有20个国家得到“装备援助”。1979—1981年的新的三年援助计划，则包括30多个国家，其中伊朗、突尼斯、苏丹、索马里、摩洛哥等几个国家占了计划的近一半。印度尼西亚、赞比亚、扎伊尔也进入了接受联邦德国军事“援助”的国家之列。军事“援助”扩大了联邦德国工业品的出口，提升了政治影响，也与西方的战略相配合。例如70年代期间，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先后发生亲苏的“革命”，联邦德国就曾停止对它们的军事供货。

联邦德国对华关系曾历经曲折。在其建国初期，与新中国分属冷战中的两大阵营，未能建交。朝鲜战争爆发后它追随美国，加入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贸易禁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1955年中国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并表示愿意与联邦德国建交，却遭到冷遇，还宣称“哈尔斯坦主义”适用于中国。不过，它也避免与台湾当局建交。经济部长艾哈德主张保持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但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1953年，对外贸易组织“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Ost-Ausschussder Deutschen Wirtschaft）试图与中国举行贸易会谈，遭到外交部的阻挠。此后几年该委员会断断续续与中方商谈，但阿登纳政府担心发展对华贸易会损害与西方伙伴的政治关系。直到1957年，“东方委员会”主席阿梅龙根（Otto Wolff von A merongen，1918—2007）才得以率团访华，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署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为期一年。但是，德方拒绝签署政府间协定和互设贸易代表处。1958年两国互设了常驻新闻机构，成为有用的联系渠道。进入60年代，联邦德国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呼声加强了，经济界希望发展贸易，政界有人希望利用中苏矛盾，孤立苏联和民主德国。1963年10月，联邦总统吕布克（Karl Heinrich Lübke，1894—1972）和外长施罗德访问亚洲时，施罗德表示打算重新审视亚洲政策，并且要特别关注对华政策。1964年初中法建交，造成冲击。中方也表达了发展与联邦德国关系的积极态度。在此背景下，双方于1964年5月就贸易问题在瑞士进行了首次官方会晤。然而，德方还是不愿签署政府间的贸易协定，只打算签署一项易货协定，并且要求写入“柏林条款”（要求协定适用于西柏林）。这是变相要中国承认其在柏林问题上的主张，势将恶化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同时，艾哈德政府也未敢违背美国的意志。艾哈德总理1964年6月访美时，试图表白其发展对华关系的意图，并说这样做对西方无害而有利。但约翰逊（Lyndon B.Johnson，1908—1973）政府正把中国当作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艾哈德未能说服美国，只好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签订贸易条约，只想加强与中国的贸易。而正当中德会谈之际，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基民盟领导人施特劳斯跑到台湾去访问。结果中德两国的贸易谈判到1965年失败。

不过，中德在民间层次上的贸易还是得到较大发展，联邦德国成为西方集团中仅次于日本的最大对华贸易伙伴。1966年，联邦政府决定提供担保，由德马克公司对华出口价值2.8亿马克的先进轧钢设备。但这笔巨额交易由于多种原因（如美国阻挠），没有实现。到“大联合政府”时期，“东方政策”有所调整。1968—1969年间，勃兰特外长表示，德中贸易关系不应始终处于“非正规化”的状态，希望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然而，1969年基辛格总理在对记者表示愿与一切国家，包括人民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时，又说发展对华关系“尚待制定具体的方案”。勃兰特后来在回忆录中坦承，当时对华关系没有实质性进展，一是要避免干扰与美国的关系；二是当时正在努力改善同东欧的关系，不能造成一种想利用中苏矛盾的印象。简言之，首先要顾及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

进入70年代，联邦德国对华关系终于实现突破，并获得较快的发展。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中美关系的解冻，有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勃兰特政府上台不久，就在1969年12月通过非正式渠道表示：如中方愿意，德方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谈任何问题。在野的联盟党批评“新东方政策”对苏联让步太多，同时强调“新东方政策”应“延伸到北京”，而不应“止于莫斯科”。该党的对苏强硬派主张发展对华关系，制约苏联，说德中“受同一势力的威胁”，是“天然同盟者”。但勃兰特政府的当务之急还是与苏联东欧的关系，说发展对华关系有个时间和次序的问题，“在长城上找不到德国统一的钥匙”。1972年，中美发表了《上海公报》，勃兰特政府在改善与苏东关系方面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于是在对华关系上迈开大步。这年7月，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前外长施罗德访华，表明了欢迎对华建交的态度。随后双方开始建交谈判。到10月，谢尔外长访华，双方宣布正式建交。1973年两国签署了第一个政府间的贸易和支付协定，规定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1975年施密特总理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签署了海运协定、民航协定，决定成立两国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1978年两国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79年又签订文化合作协定。两国贸易稳步增长，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逐步发展。两国高层互访也多次进行。

尽管如此，联邦德国在战略问题上与中国还是缺乏协调。中国根据“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努力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苏联的威胁，提醒西欧要警惕苏联的野心，不要沉迷于虚假的“缓和”而“养虎贻患”。联邦德国不赞成中国的反霸统一战线观点，以“不刺激苏联”为发展对华关系的一项原则，并强调其与苏联缓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舍外长说，在欧洲除了缓和别无选择。德国处于分裂状态，又有柏林问题，只有在缓和中才能解决。施密特解释说，不应把德国的和平意愿与软弱、绥靖、甚至屈服于苏联混为一谈。西方的政策是既要抗衡苏联的扩张，又要争取与苏联的缓和与合作。他在1978年对记者说，“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进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要引起德国外交政策改变方向”，德国的对美关系和对苏关系都不应该因对华关系而改变。

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科尔政府上台后，强化西方联盟和对苏抗衡，重视中国对于抗苏的重要性。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则使联邦德国看到了新的机遇。1984年和1987年，科尔总理两次访华，表明其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他在1987年提出，政治上“相互磋商”，经济上“密切合作”和文化上“相互交流”应成为德中长期稳定合作的“三大支柱”。他决心加强这“三大支柱”，把合作的前景扩展到21世纪。中国高层领导赵紫阳、胡耀邦等先后访问联邦德国。两国进一步拓宽了合作项目，增设了新的合作机构，建立起多层次的官方磋商机制，增加了各层次互访交流的频次和范围。双方的贸易额1981年为23.4亿美元，1988年达到49.18亿美元，翻了一番以上。科技合作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并扩大到包括核能、航天等敏感技术在内的多个领域。文化交流也更加活跃。

不过中德关系也并非总是晴空万里。一是涉藏问题。联邦德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有时却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损害中国利益的举动，如高层官方人士会见达赖。1987年10月，联邦议院通过一项“西藏提案”，攻击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二是1989年6月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联邦议院通过对华“制裁”措施，直接恶化了两国关系。直到1991年，两国政治对话才得以恢复，1992年联邦议院决定取消对华制裁，两国关系才排除干扰，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大道。

第二节 民主德国的外交政策

在外交上，民主德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获得133个国家的外交承认，雄厚的工业、发达的科技、先进的教育文化以及良好的体育竞赛成绩等使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建国初期，民主德国外交上实行“一边倒”，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成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础，同时积极争取国家统一。1955年后，民主德国开始努力寻求国际社会对其主权国家身份的承认，并力争实现两德和平共处。70年代，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民主德国参与了缓和进程，并建立了两德共处与合作的关系。80年代，东西方关系重新恶化，但民主德国继续维系和发展两德关系；80年代后期，因改革问题、德国问题等原因，民主德国与苏联发生分歧；在苏东政治剧变过程中，民主德国政局急剧动荡并最终消亡。

一、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建国之初，民主德国的外交环境十分复杂，也比较困难。从国际环境看，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欧洲开始了激烈的争夺，而民主德国处于冷战对抗的前沿阵地，直接承受着资本主义国家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压力，特别是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压力。从地区环境看，两个德国先后建立，联邦德国坚决要求以资本主义制度统一德国，民主德国政府一直面临着占据优势地位的联邦德国的竞争和挑战。从内部环境看，统一社会党主张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德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发展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也是该党进行外交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此外，成立初期的民主德国在外交上还没有获得独立权，活动空间不大，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严重依赖苏联。

立足国内外形势，民主德国最初实行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在1949年的政府施政纲领中，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强调，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保持友好是民主德国对外政策的基础。他还说：“对苏联的和平与友好是我们兴旺发达，德国人民和国家乃至民族生存的先决条件。同苏联的友谊给了我们力量去完成政府提出的伟大民族任务。”民主德国的外交权力有限，面临的任务却十分艰巨，解决德国问题和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是最主要的两大任务。

加强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民主德国的一项基本对外方针。民主德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永远地、坚定不移地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结成联盟。同苏联的紧密的、兄弟般的联盟，保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们在社会主义与和平道路上继续前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忠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加强，维护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友谊、全面合作和互助。”民主德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有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也是政治、经济以及安全方面的需要，因为联邦德国和英法美等西方大国一直拒绝承认民主德国，并采取了包括外交封锁在内的种种措施，力图搞垮民主德国。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民主德国需要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

民主德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联盟关系的第一步是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49年10月15日，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了民主德国，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中国、朝鲜、阿尔巴尼亚、蒙古、越南等国，也与民主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民主德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一部分。1953年8月22日，苏联免除民主德国由于战争而负担的财政和经济义务，并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大使级别。1955年1月25日，苏联发布《关于结束苏联同民主德国之间战争状态的命令》，宣布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同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宣布结束对德国的战争状态。9月，苏联在与联邦德国达成建交协议之后，即与民主德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并承认民主德国“拥有充分主权”。

在此期间，民主德国还与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众多的经济、科技以及文化方面的合作协议。1950年6月6日，民主德国与波兰签署了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Oder-Neisse Linie）的联合声明，一个月后签署了一个相应的协定。同年6月，民主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发表了联合声明，妥善解决了两国之间的德意志移民迁出问题。民主德国还与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发表联合声明和签署在经济、科技以及文化等方面开展合作的众多协定。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联盟关系，民主德国还加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与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一体化。1950年9月，民主德国被接纳为经济互助合作成员国，这有利于民主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使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关系日益紧密。民主德国还将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作为整个国家外贸的基础，依托经互会组织，民主德国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合作从双边走向多边，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最终目标是实现生产、科技、外贸和货币金融一体化。1955年5月，民主德国又被华沙条约组织接纳，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军事团结和外交协调进一步加强。

民主德国还积极与社会主义盟友协调立场和密切合作。如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对其国家统一政策的支持，1950年10月，民主德国与苏东国家的外交部长在布拉格会晤，最终达成一致，反对西方三国单方面决定结束对德战争、制定对德和约以及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等政策，要求按照《波茨坦协定》签订和约和最终从德国撤军，并建议由德国两部分谈判建立协商和约与筹备全德临时政府的全德立宪会议。民主德国还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致力于为社会主义国际事业作出贡献。如1950年2月，民主德国发表了关于法国帝国主义对越南人民罪恶的殖民战争的声明，谴责殖民战争，表达其对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

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民主德国还在国内进行思想教育。建国初期，“德意志人优于其他国家人民”等种族优越论在民主德国还有市场，也有人反苏和敌视共产主义，要求“全体德国人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还有不少人对奥得尼斯河边界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统一社会党及其政府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各种形式的教育，反对国内涌现的“中立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主张，提出要培育国际主义精神。

民主德国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种政策使之获得经济援助和安全支持，有利于其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并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然而，尽管1955年苏联已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地位，但民主德国在外交上独立自主活动的空间还是有限的，总体上还是依赖并服从于苏联。

二、寻求两德和平共处和国际社会外交承认的努力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两德分别加入华约和北约两大对立军事集团后，两国关系十分紧张，德国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在国际上，核军备竞赛使东西方关系再次陷入危机。在地区，联邦德国不仅开始实施重新武装计划，还乘机提出发展核力量的要求。为了孤立民主德国，阿登纳政府还在外交领域推行“哈尔斯坦主义”。东西方局势和联邦德国的政策都危害了民主德国的生存、安全和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民主德国一方面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同盟，另一方面实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寻求国际社会对其主权国家身份的承认，努力实现两德和平共处。为此，民主德国先是提出了邦联计划，继而支持赫鲁晓夫的缔结和约和解决西柏林问题的主张，最后是直接向联邦德国提出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的要求。

首先，反对联邦德国的核武装和提出两德邦联计划。1955—1957年，民主德国把反对联邦德国核要求的斗争提到了对外政策中特别重要的地位。统一社会党和政府提出了裁减军备和缓和关系的诸多建议。1956年1月18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建议，两德发表互不使用武力、支持欧洲集体安全条约、寻求有关核武器的共同立场以及两德关系正常化的共同声明。5月29日，民主德国发表了一份政府声明，全面提出了民主德国缓和紧张局势和解决德国问题的主张。在德国问题上，民主德国强调自身的存在，建议两国政府促进两德的商业、文化、科技交流和鼓励个人和团体之间的来往。民主德国还重申，愿意实现两德关系的正常化，但只有通过两德的谈判才能实现关系的接近。为了表示缓和的诚意，民主德国还单方面将军队从12万削减到9万。

在反对联邦德国核要求的斗争中，民主德国提出了实现两德和平共存并为将来统一创造条件的邦联计划。1956年12月30日，乌布利希在《新德意志报》发表《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不应该做什么》（Wir tun sollund was nichtzu tun）一文，他的主要意图是指责联邦德国政府的重新武装政策阻碍了德国统一，号召联邦德国青年、工人阶级以及社会民主党努力在选举中挫败阿登纳及其政党。在文章最后，他指出，“在两个德国建立不同的社会制度后，首先必须是两个德国的接近，然后是建立邦联或联邦的一种形式，直到德国重新统一和建立国民大会的民主选举成为可能”。这是民主德国官方第一次公开提出一种过渡统一方案，但对统一后的国家组织形式的看法还不明确。1957年1月15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30次会议召开，乌布利希在大会报告中详细谈到邦联计划。他指出，德国统一的组织形式是邦联性质的全德议会，它由两德分别依据各自的选举法进行选举组成，该组织有邦联政府的职能，负责准备统一协议、协商民族工业、银行、军队、交通等的统一，以后的工作还有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来举行自由选举，建立负责立宪和组织统一政府的国民大会，等等。民主德国认为，邦联比由外国和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选举更有民主特征，并强调只有在外国军队撤出、外国军事控制结束后，自由选举才有可能。在报告中，乌布利希还指出，民主德国的邦联计划针对的是工人阶级，但不以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化为建立邦联的前提条件。至于邦联计划的目标，民主德国认为是：（1）制止德国民族分裂的加剧以及为恢复民族国家的统一创造机会；（2）成为两德开始关系正常化的道路；（3）停止军事对抗和制止在德国土地上开始的扩张军备。这些表明，民主德国试图在两德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和平共存关系。

但是，联邦德国拒绝接受两德邦联计划，1957年5月，阿登纳政府在给苏联的备忘录中指出：邦联建议只会使统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在德国历史上，1815年的邦联到1871年才成立联邦，何况民主德国还有前提条件，其目的不过是想建立共产主义在全德的领导，联邦德国是不能接受的。联邦德国还担心邦联计划会导致两德建立对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这是坚持“单独代表权”的阿登纳政府决然不能接受的。此外，两德邦联计划正好是在联邦德国的大选前夕提出，基督教民主联盟怀疑其目的是要在选举中造成不利于阿登纳及其政党的影响。1958年1月20日，阿登纳明确表示：德国统一不是两个政府的事，而是全体德国人的事。

其次，支持赫鲁晓夫的缔结和约和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新主张。1957秋，东西方之间核军备竞赛升级使联邦德国核扩军的危险加剧。1958年3月25日，联邦德国的联邦议院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支持北约在其领土上装备核武器的决定。为了反对联邦德国的核要求，民主德国提出了种种建议。除了继续宣传邦联计划和向联邦德国发出裁军呼吁外，它还与东方阵营一起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和要求。主要有：（1）支持波兰的非核区建议；（2）呼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3）提出缔结对德和约的要求并和邦联计划相结合。然而，联邦德国仍然反对邦联道路，坚持德国统一是四国的责任。在西方拒绝谈判和约后，苏联和民主德国决定对西柏林施加压力，以迫使西方同意召开和会。11月27日，苏联照会英法美三国，宣布解除四国占领柏林现状，要求在6个月内就柏林的自由城市地位达成协议，否则苏联将与民主德国单独缔结和约，这就是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尽管西柏林中立化的主张意味着民主德国将要放弃对西柏林的主权要求，但乌布利希主要关注的是西柏林不再威胁民主德国的安全，也就是西方不再以西柏林为据点来开展针对民主德国的敌对宣传、进行货币投机以及支持策划民主德国人员的外逃，等等。因而，民主德国积极支持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

西方三国都坚持在柏林的权利并拒绝苏联的最后通牒，但英美两国愿意与苏联谈判以缓和局势，联邦德国和法国则坚决反对向苏联让步，最后东西方还是在召开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上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959年5月—8月，东西方在日内瓦召开了四国外长会议，东西德被允许列席会议。由于在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上的立场难以弥合，会议毫无结果。不久，由于发生美国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事件，苏联取消预定在巴黎召开的四大国首脑会议。在美国新总统肯尼迪上台后，美苏首脑会谈才再次开启，但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谈判道路受阻后，苏东集团决定采取单边行动，来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1961年8月13日深夜，民主德国突然用铁丝网将西柏林围住，后来又修建起一道高大的围墙——“柏林墙”。西方国家虽然表示反对，但也没有采取激烈的措施，而是逐渐默认了“柏林墙”的存在，第二次柏林危机拉上了帷幕。

再次，寻求国际社会的正式外交承认。建国以来，民主德国一直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内，这一目标顺利实现，但西方集团（包括联邦德国）一直拒绝承认民主德国。在1954年统一社会党的“四大”上，乌布利希指出，不需多长时间西方国家就会承认民主德国。5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德国主要努力方向是争取西方国家的正式外交承认，也就是国际法承认。1961年“柏林墙”修建后，乌布利希借机强调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他说，“……8月13日及此后的措施表明了工农国家的决心，即成功达成任何谈判结果的前提是尊重民主德国及其首都的主权”，“8月13日的保护措施是加强民主德国主权的重要象征”。“柏林墙”修建后，民主德国的政局趋于稳定，从1961年8月14日到1977年，民主德国外逃人员总数仅177204人。在安定的环境下，民主德国的经济取得了战后以来的最好成就，1965年工业生产总值超出1958年水平的43%，居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随着实力的增长，民主德国对建立两德正常关系充满信心。

为了获取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民主德国建议两德协商关系正常化。1961年11月30日，格罗提渥致信阿登纳，表示如果不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德至少在保卫和平、和平共处与发展正常关系上达成最低程度的一致。在有关两德协商内容的建议中，他提出双方互相保证主权平等和尊重领土完整。乌布利希宣称，取得外交承认的短期目标和争取统一的长远目标并不矛盾，“……承认是和平共处的前提，它将有利于合作，一旦西德发生民主变革，它将导致最终的统一”。但是，阿登纳政府强硬地坚持不承认政策，民主德国的谈判提议依旧泥牛入海。1963年1月，统一社会党“六大”召开，民主德国确立了10年外交计划，提出要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和平共处原则上建立和平共存关系，这也适用于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西柏林之间的关系。民主德国继续坚持建立两德邦联的计划，主张西柏林作为不属于联邦德国的一方参加邦联，并建议德国三部分在最低程度上建立适当的和平共处关系并达成谅解。此外，还继续提出签订对德和约的要求，并提出了加入联合国的目标。

联邦德国继续拒绝承认民主德国，但不再排斥与承认民主德国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1961年11月29日联邦德国开始与波兰进行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外交谈判，次年3月7日两国签署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贸易协定，联邦德国与其他东欧国家接触并签署了贸易协定。1962年6月4日，联邦德国外长施罗德还提出消除与东欧国家隔阂的“架桥政策”，其方式是建立文化联系、增加人员来往以及开展经济交流。但施罗德并不与东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民主德国仍被排斥于缓和范围之外。此后的艾哈德政府和基辛格政府在东方政策上的步伐逐渐迈开，但也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拒绝承认民主德国的“哈尔斯坦主义”。

对于联邦德国的新政策，乌布利希的反应是一面在内政上加紧发展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一面在外交上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反对联邦德国绕过自己与苏联、东欧国家发展关系，坚持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是社会主义阵营与之交往的前提。为了抑制联邦德国在东欧外交行动的消极作用，民主德国还努力扩大自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1965年，乌布利希成功访问了埃及，这是他第一次出访没有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德国还派代表团前往东欧各国，同时还以与西方发展经济关系来进行反击。在国内，民主德国极力宣扬自己的经济成就，甚至是将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以激起国人的国家自豪感。此外，民主德国还刻意突出自己的国家地位，如通过加强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管制来显示其对交通的控制权，通过反对两德运动员以一个德国代表团的形式参加1968年的奥运会来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精明强干的乌布利希也企图从联邦德国政策的松动中寻找机会，以从两德对话和交往中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以及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好处。1963年7月2日，乌布利希再次向联邦德国提议，两国就建立邦联、发展正常和平关系和准备友好合作进行谈判。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努力与联邦德国的在野党和社会团体进行接触。

民主德国尽管没有取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但也挫败了后者在东欧推行的外交包围政策。由于苏联的外交限制和联邦德国的让步有限，东欧国家没有背叛民主德国的利益。1964年与苏联签署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提高了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60年代的“经济奇迹”进一步巩固了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民主德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也随之提高，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愿意与其发展关系。然而，在勃兰特上台后，民主德国再也无法阻止苏东盟国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的步伐。

在无法阻止苏东盟国与联邦德国进行无条件谈判以及东西方缓和关系后，民主德国着力于通过内部政策调整来维护国家的存在和安全。1967年12月政治局成员阿尔伯特·诺登（Arbert Norden，1904—1982）指出，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使民族联系永远终结，联邦德国再提一个民族不过是用来反对民主德国的政府主权和合法性要求。但在1968年的新宪法第一条中，民主德国仍然将自己定位为“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在第八条中保留了民族统一目标。这表明，民主德国官方的立场仍然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并没有放弃一个民族理论。然而，1969年10月28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施政纲领中也提出“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说法，不过他是从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来定义民族，目的是通过加强民族联系来实现最终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乌布利希反对联邦德国利用德意志民族情感和两德特殊关系来寻求德国的统一，极力强调两德的差异：“两个德国有着不同的社会组织，有自己的国界、自己的教育体制和自己的文化。”为了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民主德国开始在民族问题上与其划分界限，如在机构名称上实行“去德意志化”，加强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管理以限制两德人员来往，等等。乌布利希还开始否定一个民族理论，1970年1月15日，以两德不再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为由，他要求建立国际法中的两德关系，并以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来拒绝两德统一。1971年1月19日，乌布利希又以百万富翁和工人阶级没有共同点为由，来反对一个民族理论。可见，在保持民主德国政权稳定和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两个目标发生冲突时，乌布利希选择了前者。

在昂纳克上台后，两德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这不仅对民主德国政权的存在和稳定构成新的挑战，联邦德国影响的再次进入还使民主德国面临着保持独特和清晰的民族国家身份的问题。在1971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八大”上，昂纳克对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作了大的调整，他指出，“历史已经对民族问题作出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对立，客观地导致了在一切社会领域中严格划清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和帝国主义的联邦德国之间的界限。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在民主德国导致了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在联邦德国则相反，在那里，帝国主义政权在右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积极支持下已经复辟，由阶级对立所造成的旧的资产阶级民族继续存在。”这样，为了防范和反对勃兰特政府“以接近求转变”的企图，昂纳克政府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

三、与联邦德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在苏联东欧国家对与联邦德国勃兰特政府举行缓和谈判十分积极后，为了避免陷入外交孤立，民主德国不得不开启两德谈判之门，不再坚持以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作为谈判前提。由于立场相差甚远，两德谈判毫无结果，但勃兰特政府与苏联、波兰两国的双边谈判取得了进展。勃兰特政府向苏联施加压力，要求将《柏林协定》和《莫斯科条约》捆绑在一起。为了促成两德谈判，苏联通过双边接触和多边协商的多种渠道向民主德国施加压力，在内外逼迫之下，乌布利希被迫辞职，开始了昂纳克统治的新时代。事实上，在争取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和保护民主德国在柏林的权益等问题上，昂纳克与前任毫无二致。与乌布利希不同的是，昂纳克更为务实和灵活，在无法抗拒苏联的压力后，他积极参与缓和进程，以尽可能地维护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

在一系列条约网络的基础上，两德合作关系逐步建立。从1949—1969年的20年间，两德仅签订了16项条约，而从1969—1979年的10年时间内，两德签订的条约数达到57个。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72年12月签订的两德《基础条约》，在条约中民主德国获得了联邦德国对其主权国家地位的现实承认，联邦德国则使民主德国同意发展和促进两德在经济、科学技术、交通等等方面的合作，但两德在民族、统一、国籍、民主德国主权国家地位、两德以及欧洲的现存边界等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依旧存在。两德条约涉及的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领域，有关政治方面的比较少，双方主要是进行功能主义合作，但条约的签订为两德合作关系的建立和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两德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人员来往和经贸关系的发展方面：（1）两国人员来往不断扩大。关系解冻后，两德人员来往明显增多，1979年联邦德国公布的数据显示，联邦德国前往民主德国旅游的人数（不包括由第三国入境者）从1967年的1423738人攀升到1975年3123941人，民主德国前往联邦德国旅游的人数（地域不包括西柏林，人员不包括退休者）在20世纪70年代也稳定地保持在4万人左右，退休人员则保持在10万—14万人左右。除了直接的人员来往外，两德人民通过电话和邮件进行的交往也大大增多。（2）两德贸易额大幅度提高。联邦德国官方公布的两德贸易数据显示，1955年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的购买额仅5.88亿联邦马克，销售额是5.63亿联邦马克，成交额是11.51亿联邦马克；1971年分别攀升到23.19亿联邦马克、24.99亿联邦马克和48.17亿联邦马克；1976年又快速上升为38.77亿联邦马克、42.69亿联邦马克和81.46亿联邦马克。此外，按照《基础条约》特别是《欧洲安全和合作最后文件》（Schlussdokument fü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in Europa）的规定，两德还在公共卫生、交通、环境、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20世纪80年代，东西方关系再次恶化，但两德之间的关系继续维系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1）两德致力于保持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受东西方关系的影响，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实行了一些强硬政策，但直到1986年4月的统一社会党“十一大”，昂纳克还强调在两德关系中维护和平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科尔上台后突出统一意图，两德关系一度恶化，但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一致同意避免两德战争。（2）两德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对话继续开展。在《基础条约》签署后，两德政治交往逐渐增多，甚至在美苏关系逐步恶化之时，两德的政治关系仍然继续发展，如1980年、1981年两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和施密特两次会晤；利用1982年、1984年和1985年参加苏联首脑葬礼的三次机会，昂纳克和科尔进行了会谈。（3）两德的人员交往和各领域合作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如两德的贸易继续保持增长，1984年上半年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出口的产品高达45亿马克的，比上年同期增长12%。联邦德国继续向民主德国提供贷款，后者则继续放宽对两德人员来往的限制。1987年9月，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成功访问促进了两德关系的发展，两国人员来往继续增长，许多城镇还结为姐妹市。

然而，两德关系的发展也存在众多的问题和障碍。就外部障碍而言，两德分别隶属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敌对的两大阵营，两国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冷战格局的影响。尽管政治、经济实力不凡，但两个德国不可能脱离东西方关系的大框架来发展两德关系，更不可能分别离开各自的冷战阵营或者是改变美苏对峙的冷战国际格局。就内部障碍而言，两德敌对竞争关系的遗存也限制了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尽管两德走向了关系正常化，但双方在国家地位、民族统一等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联邦德国还拒绝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因而，昂纳克政府对两德交往一直保持警惕并施加种种限制。在合作和交流中，两德的摩擦和冲突也是不断出现。在敌对与竞争关系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两德实力和地位的巨大差距也限制了双边合作的发展，如在贸易方面，与联邦德国的贸易量占民主德国外贸总量的7.1%，而与民主德国的贸易量在联邦德国的贸易总量中只占微不足道的1.5%。为了避免形成对联邦德国的经济依赖，昂纳克政府大幅度降低无息透支贷款的利用率，1983年为71%，1988年降为31%，1986年更是低至22%。

总之，在与联邦德国的发展竞争中，民主德国明显处于下风，这使其在外交方面一直处于被动防御的局面，深受国家安全和政局稳定等问题的困扰，两德和平共处及国际社会的承认也没有使之获得真正的安全感。而且，战时盟国对德国和约悬而未决使民主德国没有获得完全的主权，欧洲的冷战也使其难以通过自身力量来获得真正的安全。缺乏完全主权和对苏东集团军事保护的依赖，使民主德国在决策上不能完全地独立自主，深受苏联、东西方关系以及联邦德国等因素的影响。此外，在冷战时期，国际交往中普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处于冷战前沿的民主德国政府在处理两德关系时更是将意识形态利益置于突出地位。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统一社会党及其政府先是放弃了积极的统一政策，继而放弃统一目标，最后还走向了民族分离主义道路，民主德国领导人埃贡·克伦茨认为“这是民主德国近期历史的最大错误之一”。

四、与苏联的分歧和关系恶化

长期以来，建立、发展和巩固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联盟关系是民主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之一。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对联邦德国政策的不一致，民主德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苏联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中，安全问题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出于安全考虑，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主张两个德国的存在。在东西方关系缓和时期，苏联一直企图通过拉拢联邦德国、法国等西欧大国来离间欧美关系，从而削弱北大西洋联盟。在1984年阻止联邦议院通过安置潘兴 II导弹（Pershing-II-Rakete）失败后，苏联的德国政策是惩罚支持美国安全政策的联邦德国。但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民主德国不愿破坏两德关系。迫于苏联的压力，昂纳克访问联邦德国的日程多次被迫延期，依赖苏联的保护使民主德国不得不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置于维持两德关系之上。

因改革问题方面的矛盾与分歧，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还是走向恶化。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1931—）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当时的苏联面临着严重的内外交困的局面，长期以来经济体制僵化、经济结构失调以及牺牲经济发展扩充军备等使国家陷入经济危机，这也使苏联在全球争霸斗争中力不从心。戈尔巴乔夫决定进行加快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并陆续提出了一些新设想和新措施，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允许多种经济所有制存在、采取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给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重点发展重工业。然而，苏联的经济改革极不顺利，成效不彰并阻力重重，戈尔巴乔夫转而推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改革，并日益以政治改革为主。在苏联国内推行改革的同时，戈尔巴乔夫也敦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允许这些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对昂纳克来说，在改革问题上处理与苏联关系是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民主德国十分依赖苏联，需要与戈尔巴乔夫政府搞好关系；另一方面他不理解也不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新道路。埃贡·克伦茨后来指出，“对于德国统一社会党而言，要想同时做到一方面与苏联保持这样清晰的关系，即民主德国的存在最终有赖于它；一方面又要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保持批判性距离，兼顾两者是很困难的。然而这种距离并未促成民主德国形成一种可行的方案，以实现连续性与创新之间的平衡”。昂纳克最后选择的是一种表面逢迎暗中抵制的政策，他没有公开反对苏联改革，一度还派亲信埃贡·克伦茨研究苏联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但最终他对戈尔巴乔夫改革采取抗拒立场，但又不得不采取一种间接方式，通过强调民主德国成就来抵制苏联改革，他说：“世界上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得比我们好？你们要改革和公开性还是要充足的货架？”在1988年中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昂纳克首先肯定苏联改革的作用，宣扬“苏联的改革进程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和保卫和平具有重大意义”，接着他又表示要警惕资产阶级化的影响，不能依据“庸俗市侩的喋喋不休，那些人想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改写苏共党史和苏联历史”。他还强调没有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适用的模式，照搬不能代替必要的独立思考，民主德国要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昂纳克日益保守和僵化，他抵制戈尔巴乔夫式改革，也拒绝根据民主德国情况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将克伦茨的改革提议锁进保险柜，导致后者认为：“昂纳克并不拒绝与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却对那里的发展抱怀疑态度。他认为他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不是多而是少了。他感到自己更加倾向于苏联社会中的保守势力。”为了限制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及其改革对民主德国的影响，昂纳克政府还禁止发行苏联的《伴侣》（Partner）杂志。从1985年起，戈尔巴乔夫在与昂纳克的多次会晤中均敦促他实行改革，但昂纳克不为所动，戈尔巴乔夫事后承认：“我现在只想说，为了说服他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我做了小心翼翼的尝试，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昂纳克抵制改革使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日益冷淡，克伦茨在布加勒斯特（Bukarest）会议上还觉察到，因抵制改革，民主德国遭受到社会主义盟国的孤立。

在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走向疏远的同时，联邦德国与苏联关系逐渐缓解，为了在改革中获得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戈尔巴乔夫大力改善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对于苏联与联邦德国政治关系的改善，昂纳克十分不安，担心会损害民主德国的外交战略地位和国内统治合法性。因而，他决定在1987年完成因苏联阻止而延期的对联邦德国的访问，目的是想以促进两德关系来平衡苏联与联邦德国的接近。毫无疑问，昂纳克更加重视的是维持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在与苏联争相向联邦德国示好的同时，民主德国也不断向苏联强调保持两国政府和政党之间联系的重要性。然而，民主德国的“德国牌”未能改变苏联的重视联邦德国政策，戈尔巴乔夫还不顾民主德国的利益主动向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提出德国统一问题，甚至还发出了不排斥德国最终统一的信号。苏联的德国政策的松动会导致两德人民民族感情的增长，这自然会危及民主德国政权的稳定，昂纳克对苏联的做法十分恼火。他说：“现在我不知道是否是100年后的事情都会发生变化。”这是含蓄地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会回答100年以后事情的说法。

随着苏东国家改革陷入困境和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的立场出现松动，欧洲形势对民主德国十分不利。一方面，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80年代末处于困难和动荡的局面，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苏东国家先是进行经济领域的变革继而进行政治自由化改革，但过急过快的改革带来的是更大的困局和动荡。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位于前沿阵地的成员国，民主德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实行外交新思维，提倡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原则和实行核裁军，主张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并应当控制在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竞赛范围内，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并提出建立“欧洲大厦”的设想。西方人士指出，戈尔巴乔夫提倡建立欧洲大厦的“新思维”有利于两德的人员来往，从而使联邦德国民族政策的成功存在相当大的希望；对联邦德国来说，苏联压力下民主德国的经济、政治改革是最理想的结果。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外交自主性加强后，在动乱局势下为了自身利益不再延续传统的支持民主德国的政策，民主德国陷入空前的孤立无援的境地。

第十一章 两德的教育与科技事业的发展

德国以重视教育与科技而著称。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初以来，德国通过现代化教育改革，成为世界教育和科技领先国家。此后，纳粹的文化独裁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度对德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造成了极大伤害。战后，两个德国发扬德国重视教育和科技的传统，在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中成就斐然，双双重新进入了世界领先的行列。

第一节 联邦德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

联邦德国成立后，为发展教育与科技事业，制定了强有力的政策，加大投入，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世界领先的教育与科技强国。联邦德国重新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其教育和科技发展的作用。

一、联邦德国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教育事业曾受到严重的损害。1963年联邦德国出版了一本《德育的危机》一书，指出德国高校因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巨大损失，牺牲了不少年富力强的教育和学术精英。一战后又因赔款和大萧条的重压，没有足够财力来扩大高等教育。接着是纳粹的统治，大批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被解职、调走或被迫退休。在国家地位越来越依靠科学潜力的时代，德国的学术却遭到削弱，被意识形态毒化。二战又造成新的牺牲，许多学术机构和图书馆遭到破坏，一些重要的高校蒙受损失。老一代学人或移民出走，或因战争而无法从事学术，重建时期又不得不把大量精力投入无关学术的工作。书中强调，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生存取决于其拥有的科学家和学者的数量和地位，要大力扩充教育体系，因为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取决于其教育体系的状况。

联邦德国建国后，为发展教育事业采取了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在联邦制度下，教育和文化事务属州权范围。各州教育体制差别较大，为加强协调，在1948年成立了文教部长常设会议（Stndige Konferenz der Kultusminister），简称“文教部长会议”（Kultusministerkonferenz），由各州（包括西柏林）和中央主管教育、科学和文化事务的部长组成。其职能是进行协商，互通信息，展开讨论，处理“具有超越地区重要性的文化政策问题，以形成共同的意见和目标”。下设学校委员会、高等教育委员会等四个委员会。1955年，州总理们签署协定，统一各类学校的名称、学级的划分、学期的长短、考试的认可和分数的等级。1959年，“文教部长会议”和内政部共同成立“德国教育委员会”（Deutscher Bildungsrat），进行全国教育事业的统一筹划。1964年，州总理们又在汉堡签署关于实行教育统一的协议，进一步确立了全国统一的学校教育制度。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教育事业也出现快速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从1952年到1964年，注册大学生的人数翻了一番。为教育机会平等，增加工人子弟上大学的机会，制定了全国性的政策，加强对学生的财政资助。在扩大原有大学的同时，建立一批新的大学。为加强对教育特别是高校的管理，1969—1970年间制定了《大学法》（Hochschulgesetz），还对《基本法》进行修改，授权联邦就高等教育的“一般原则”制定框架立法，将扩建高校列入联邦和州的“共同任务”之一，联邦和州要在教育方面加强合作，并对教育的财政投入等作出规定。设立了新的联邦教育和科学部，以形成更为完整和统一的教育管理体制。1970年，“德国教育委员会”提出，要尽可能消除现存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消除因地区、社会或个人条件不同而导致的不利地位，调整学校结构和课程设置，向农村提供特殊的财政开支以改善教育设施。1971年出台法律，实行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后来逐步提高资助额度和扩大覆盖面。

此时，大学改革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德国一些大学历史悠久，传统的大学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战后。德国大学还以专注学术而著称，但有脱离现实的倾向。战后初期盟国曾要求重视培养青年人对社会的关注和参与，打破德国大学的一些陈规旧套（包括管理体制），并帮助建立了柏林自由大学作为试验。但是成效有限。一位美国人甚至批评德国大学“又回到了威廉二世时代”。1968年《明镜》周刊说，在大学里教授高居金字塔的顶峰，统治着教学、教辅、管理，规定所教课程和研究课题以及学习和考试方式，决定谁该授课和研究，而且墨守成规，反对改革创新。在政治思想领域，保守和反共成为占优势的政治规范，以反对“大学政治化”之名，严防学生中的左翼思潮。1965年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邀请记者兼作家库比（Erich Kuby，1910—2005）参加纪念二战结束20周年活动，并发表“复旧还是开新”的演讲，被校方禁止（直到11月才允许他前来演讲）。一些学生举行活动抗议美国侵越战争，也被校方视为利用学校搞政治活动。1965年7月弗赖堡大学发生学生抗议活动，并得到全国性的“德国学生社团联盟”（Verband Deutscher Studentenschaften/VDS）的支持。抗议者要求实现教育机会平等和大学“民主化”，改变传统管理体制，实行教授、一般教学人员和学生共同决策，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根据“防务、经济、外交和社会政策的需要”重新评估教育政策等。1967—1968年间，抗议活动达到高潮，出现占领教室，攻击教授，破坏教学和研究秩序等激进的无政府行为。一些大学开始实行“民主化”，如柏林自由大学首先建立教授、低级教职员和学生平等参加的决策体制。官方在1969年7月的《大学法》中规定进行改革，建立教授、低级教职员和学生代表各1/3的管理体制，大学校长的称呼由“Rektor”改为“Prsident”；同时要求加强对学生的纪律约束。

勃兰特政府执政后，把教育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但是，不少教育和学术界人士或反对大学“民主化”，或赞成改革但批评过激行为。1968年1月，25所大学的代表（校长）发表声明，要求限制学生和政府对学术特权的入侵，保持研究与教学的自由和大学的自主权。1970年11月，一批教育和学术人士组成“学术自由联盟”（Bund Freiheit der Wissenchaft/BFW），要求保障学术自由，加强学校秩序，反对大学搞“民主化”。1973年，宪法法院宣布大学里“三方平等”的管理方案违宪。大学需要改革，但要保障学术自由，要保证教授团在决策中“广泛和决定性的影响”，要“排除非学术人员一律参与决定所有研究和教学问题的做法”。1976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框架立法》规定，高校和政府要共同推进改革，要使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并就高校内部结构、招生、考试和学分、各类成员对教学与研究的参与、教学大纲与课程、综合性大学的规划、校际合作等方面规定了指导性原则。一些高校要通过联合或扩建，办成综合性大学（Gesamthochschule，也称“新型综合大学”，区别于“Universitt”）。指导性原则规定，要使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方法，能够胜任一个领域的专业工作，并在一个自由民主和社会的法治国家里负责任地行动；要根据学术的发展、职业的要求和各专业中的变化，改革课程的内容和形式。高校和院系由教授、一般教研人员、学生和其他人员的代表组成决策机构，以多数票作出决定。但重要的决定必须有教授的多数票。如果经第二轮投票仍不能作出决定，则只要教授的多数票就可决定。

围绕大学改革的争论产生的影响是，大学不得不讨论其对社会的作用，不能只是一座“象牙塔”，既要保持学术自由，也要进行改革。50年代大学中那种以保守和反民主为特点的单行道式的政治氛围被打破了，教育与学术领域的民主和自由讨论空间扩大了。大学的课程设置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的联系和适应得到加强。

经过教育改革和实践，联邦德国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早期教育、初等和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等不同层次和类型。早期教育即学前教育，绝大多数由教会和慈善机构举办。60年代末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各州相继资助建立一批幼儿园，被认为是“议会外反对派”带来的最有能见度和持久性的斗争成果。适龄儿童的入园率大幅度提升，从1971年约为1/3，到1975年达到约60%，1980年这一比例达80%。

基础教育阶段，小学（Grundschule）学制一般为四年，学生毕业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入三类中等学校：文科中学（Gymnasium）、实科学校（Realschule）和普通中学（Hauptschule）。文科中学学制九年，入学条件较严，学费较高。实科学校学制六年，重点学习实用学科的课程。普通中学的学制则是五年。学生中学毕业后开始分流，可以根据志向和爱好，选择与今后职业发展相应的学校。文科中学的毕业生较多进入高校深造。实科学校和普通中学的毕业生大部分进入专科高级中学或职业高级中学，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到18岁完成义务教育。此后再次分流，或进入高等专科院校进一步学习，或进入职场。60年代，还设立了一种综合中学（Gesamtschule），学制六年。它试图将普通中学、文科中学和实科学校这三类学校综合起来，目的是避免过早分科。此外，还有各种特殊教育学校。

高等学校分为学术性和非学术性两大类。学术性的有传统综合性大学（Universitt）、理工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t或Technische Hochschule）、新型综合性大学和一些专门性大学如医学院、神学院等。传统综合性大学多数历史悠久，少数是战后建立的。从60年代起，联邦德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原有大学的招生人数迅速增长，一批新的综合性大学建立，它们或完全新建，或由原有高校扩大、发展或合并而成。非学术性的有师范学院（Pdagogische Hochschule）和音乐艺术类学院以及高等专科院校等。还有一类特殊的高校如国防大学等。国防大学建立于70年代，直属联邦政府，旨在提升军队的文化教育素质，也为军人将来复员转业作好科学和文化的准备。在统一前的1988—1989年冬季学期，联邦德国共有各类高等院校240余所。

教学与研究的结合，是联邦德国大学的一个特点。尤其是综合性大学，学科专业比较齐全，设有各种研究机构，与政府职能部门、大中型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或自主研发新技术，或受托进行研制与开发。1975年，联邦德国从事研发的科学家约有6万名，其中约1/3是在高校。同时，大学实行教学与研究自主原则（学术自由原则），保持宽松的学术环境。许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是来自高校及其研究机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不乏联邦德国大学的教授、研究人员或校友。联邦德国的大学也是人文与社科领域各种思想和学说的孕育产生地，大学教师中不乏著名的理论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 Schule），就是由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与法兰克福大学关系密切，但相对独立）的一批学者创立和发展，并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思潮之一。

在联邦德国，职业技术教育被视为教育体系的“第二支柱”。除了九年制文科中学的毕业生一般升入大学学习外，六年制实科学校和五年制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再经各类专业或职业高中学习后，大部分走上社会就业。在职进修和培训受到重视。制定了多种关于职业培训和进修的法规。如1969年6月通过《劳工促进法》，1969年公布《职业教育法》，1972年的《企业法》和《联邦促进培训特别法》，1976年的《青年劳动保护法》等，使职业教育和培训得到法律的保障。70年代初经济部的一份报告强调：“职业培训、进修和可能的改行培训，一方面对人们在技术迅速发展的年代里保证就业能力具有决定意义，同时对培养能够承担并促进技术进步的劳动力也具有决定意义。”据统计，1957年全国2100万就业者中，有300万左右受过职业学校和专科学校教育；而1978年的2602万就业者中，则有1558万受过职业培训。其比例由1957年的14.3%提升到1978年的58.9%。

教育的发展得益于增加投入。建国之初财力贫乏，对教育与培训的投入受到限制，其在公共支出和国民产值中的比例较低。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和培训的经费也逐步增加。1951年人均教育经费为51马克，1980年达到1185马克，高于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另据统计，联邦、地区及地方当局用于研究和教育（包括普通和高等教育）的开支，1950年为21亿马克，占总开支的7.5%；1985年为949亿马克，占总开支的16.5%。1969年9月，联邦政府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大学扩容问题。结果在1970年产生了一项增加大学生人数和大学资源的十年计划，为此将由州和中央政府拨款1000亿马克。而联邦和各州拨出的成人高等教育费用，也由1970年的4900多万马克，增加到1974年的1亿马克以上，四年中增加了一倍多。勃兰特说当时“几乎像爆炸式地增加教育经费”。随后出现经济衰退，但对教育投入的绝对数、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和人均数，仍然在稳步上升。

教育的发展还体现为在校学生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如在校的中学生1950年只有80.1万，1970年达到224.3万，1980年是347万，1989年240.3万。在校大学生数则是1950年11.7万，1970年41.2万，1980年81.8万，1989年139.9万。学生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在1952—1953年高校新生中，工人子女（父亲为工人者）仅占4%，1974—1975年则达到18%；同一时期，父亲是职员的学生的比例由23%增加到35%。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据统计，1987年各类普通教育学校（小学、实科和文科中学等）在校学生中，有男生347万余人，女生330万余人，女生占总数的49%。在各类职业学校中，有男生137.6万余人，女生113.2万余人，女生约占总数的45%。在各类高校学生中，1957—1958年冬季学期，女生占22.7%；20年后，在1977—1978年的冬季学期中，女生比例上升到34.4%。而在1988—1989年冬季学期，在138.4万多德籍大学生中，女生有53.2万余人，比例约38.4%。这些情况表明，整个社会的教育程度提高了，高等教育趋向大众化，更多出自普通家庭的年轻人和更多的女性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走向教育机会平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

不过，对联邦德国教育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曾任总理的施密特在回忆录中作出的评论，或可作一家之言：“在国际对比中，德国大学的质量属于中等。”原因是政府干预过多，浪费了时间和资金，教育管理权过分集中统一，大学缺乏自主权，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松弛，大学之间缺乏竞争等。

二、联邦德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

近代德国已是科学技术领先的国家。由于战争和纳粹统治的影响，德国不少科技人才流失，一些领域的优势遭到削弱甚至丧失。联邦德国建立后，一直想恢复德国在科技领域的先进水平。《基本法》中规定科学研究的自由权利，政府则实行鼓励科学研究的政策，并将自主研究与引进相结合，使联邦德国重回科学技术领先的国家行列。

从建国（甚至早在建国之前）到50年代中期，是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重建时期。此时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技术进步主要是购买和运用既有成果，特别是输入美国的科技成果。同时也开始重视对本国科学研究的支持。1949年3月，就由各州代表缔结协定，承诺共同筹资，来扶持超出单个州的范围和财力的科研机构。这一协定后来几次延期。这是早期各州官方为推进科技事业而进行合作的一例。

此后进入研究与发展的领导体制、职能和研究机构的建立、调整和完善时期。对研究与开发的促进，则主要集中对一些经选择的部门，如核能、航空等，重点支持。据德国科学委员会的统计，到1963年已成立3278个科研机构，大部分在高等院校。除高校和独立研究机构之外，许多企业也设有研发机构，从事应用型研究。各研究机构既独立运作，自主研究，又组成一些大的协会，进行协调与合作。最著名的研究机构协会，一个是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 zur Frderungder Wissenschaften/MPG），另一个是弗劳恩霍费尔协会（Fraunh of er-Gesellschaft）。前者原为成立于1911年的威廉皇帝学会，战后于1948年改为现名，以纪念著名的德国科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1858—1947）。这是一个非政府的科学研究组织，但得到联邦和州政府的资助。其旗下有数十个研究所，大部分是自然科学类研究所，涵盖几乎所有的基础研究领域。后者成立于1949年，以德国科学家约瑟夫·冯·弗劳恩霍费尔（Joseph von Fraunhofer，1787—1826）命名，旗下也有数十个研究所，主要从事和推进应用型研究。官方逐步建立了系统的科研与开发领导、组织、咨询和协调机构。1955年成立了联邦原子能技术部和原子能技术委员会，设立了研究专利局；1957年成立了科学顾问委员会，以提供科技政策方面的咨询；1962年原子能部改组为科学研究部，加强对一般科研和航天、原子能及军事科研的支持。

20世纪60年代可以视为在科学研究和开发领域追赶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的时期。政府和企业界在这方面的投入以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科研与开发的领导、管理和协调机构进行了新的调整和完善。1969年将科学研究部改组为教育和科学部。1974年成立新的联邦研究和技术部，加强对科研和发展政策的制定、实施方面的领导和管理，进行协调和提供咨询。联邦和各州共同制定科研与发展政策。联邦教育和科学部、联邦研究和技术部在政策方面承担部级管理权。不过，政府的管理是一种宏观的政策指导和协调，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中是自主的。

7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促使联邦德国重新考虑其科研政策的优先次序，不同的优先领域的占比有所调整，一些新的领域或方向得到加强。如电子领域更加集中研究微处理技术，更加重视使生产设备和整个经济现代化，并在“关键技术”的大题目下进行综合研究。现代通讯和信息系统以及与海底资源开发有关的研究受到特别重视。对研究与开发的资助中，用于动力、电器和电子方面的比重提高了。80年代世界新一波科技革命受到关注。科尔总理指出在新技术突飞猛进之际，德国必须迎头赶上。1988年联邦政府提出报告，阐述科学研究政策，提出将各大型研究机构列为资助的重点，重点领域包括基础理论研究、与基础研究有关的工业方面的“关键技术”、生态环境、健康及气候、生物工程、信息与通讯技术等，进一步强化和协调大型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的科研合作，并就现代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开展调查。

官方对科学研究和开发的支持，首先在经费和政策方面。大体可分两大类：一类是间接的支持，如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如1965年起对用于科研的固定资产实行“特别折旧”，1969年规定对为研究与发展服务的投资津贴实行10%的免税优惠。此外，对旨在促进科学事业的捐赠、直接为促进科学研究服务的法人、科学活动带来的收入等，实行税收优惠等政策。

另一类是直接经费支持，即通过财政拨款等方式提供资金：一是联邦研究与技术部的专门计划，给企业、研究机构和国际合作研究提供促进资金。各级政府向承担重点领域研究的各大研究中心和马克斯普朗克协会等，提供大量的经费。二是通过经济部支持经济部门的技术革新。三是对有特殊革新风险的企业进行有限期的资本参与。对于投资大、风险高但有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如微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海洋及空间技术等，均投入巨资。原子能技术的研发可为一例。50年代中期，人们预计工业发展使能源消耗剧增，于是重视开发利用原子能。1955年联邦政府成立原子能技术部，首任部长施特劳斯和总理阿登纳强调：“我们必须在科学研究领域，包括原子科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弥补差距，与其他国家并驾齐驱。”在原子能技术部领导下，1956年成立“核反应堆建造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联邦政府和巴符州分别是最大和第二大的股东，第三大股东是一个工业和银行财团。结果，联邦德国很快建立起核能工业。施特劳斯强调，这是“国家迅速增长的预算给予扶持”的结果。到70年代为应对能源危机，联邦德国不仅自身加速发展核电（以其为安全清洁的替代能源），而且成为核电技术的主要出口国之一。

联邦德国对科研与开发的投入金额巨大，增长迅速。50年代财力有限，对这方面投入的增加比较缓慢。60年代后快速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工业化国家。据统计，其年度研究与开发开支，70年代上半期每年超过200亿马克，80年代初每年超过400亿马克，1985年达到500亿马克。研究与开发开支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50年代基本在1%上下，60年代后半期超过2%，1971年达到2.4%，80年代前半期约为2.7%—2.8%。联邦德国研究与开发总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始终居于前列。在联邦一级，获得官方研究与发展预算最多的是联邦研究与技术部、国防部、经济部和教育与科学部，其中研究与技术部又占最大份额。基础研究受到重视。1988年联邦政府的科研工作报告指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争议的，即使在政府财政紧张的时候，它的经费也仍然保持高水平，甚至还有增加，这正是我们科学促进体制的优越性所在。”企业界是研究与开发投入的重要来源，增长迅速，在70年代超过了政府投入。1971年的研究与开发总开支为172亿马克，其中经济部门107亿；1981年是378亿马克，其中经济部门262亿。1985年的研究与开发总开支约500亿马克，其中企业界的开支超过360亿马克。70年代，政府加强了对中小公司的研究和开发投入。1978年，联邦政府通过了所谓“总设想”，规定了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援助的条件、形式和机构。

联邦德国重视国际科技合作和引进先进成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大量购买技术和专利，主要从美国购买。在许多方面赶上了先进水平的70年代及以后，仍然是国外技术与专利的大买家。1951年，联邦德国从外国引入的专利达9757项。而1969年多达33532项。购买专利和许可证的支出总额，1950年为2200万马克，1960年达到5.1亿马克，1969年更超过了10亿马克。1976年到1981年，在购买专利、发明、工艺和版权方面的开支，每年超过20亿马克。它与国外的技术贸易不断增长，且长期是逆差。在大部分年份，其技术引进远多于技术出口。联邦德国非常重视国际科技合作，重点在欧共体，几乎遍及所有学科领域。它参加了欧洲科学技术委员会、欧洲空间机构、欧洲核研究委员会、欧洲天文台等多边科技合作组织和多项欧洲跨国合作研发生产项目，在许多项目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例如70年代与英法合作研发“空中客车”飞机，80年代参加法国发起的“尤里卡”计划的高科技合作。到1989年6月，“尤里卡”计划有300多个项目，联邦德国参加了105项。在欧洲以外则以与美国的科技合作最重要，包括航天、核能、能源、医学、生态与生物学、交通与通讯等研究领域。80年代中期参加美国“战略防御倡议”的合作，主要着眼于分享科研成果。与加、日的科技合作也相当广泛，涵盖能源、航天、生态、生物技术、海洋等领域。70年代与苏东在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得以展开。联邦政府1988年的研究报告统计，已与5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近300个政府间的、部门间的或研究机构间的科技合作协定或专业合作协定。

联邦德国形成了宏大的、高素质的科技队伍。1965年经济部门的研究开发人员为14.2万人，到1981年已达到24.3万人。经济部门每1000名就业者中的研发人员，1965年为5.3人，1981年增加到9.3人。1977年全国有研发人员约32万，1981年超过37万。1981年联邦德国每千名就业者中有研究人员（不包括开发人员）4.7人，在西欧名列前茅。战后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联邦德国科学家（和德裔外籍科学家）不在少数。

科技进步及其应用，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联邦德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1951—1965年为4.5%，1966—1979年仍保持为4.5%，在前一时期高于美国，后一时期则不仅高于美国，也高于法国和意大利，更一直高于英国。旧经济部门的技术改造，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增加，都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和应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成为世界上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应国之一，其自动控制技术、配电设备、光学仪器、核反应堆、医药、有机化学品等，在世界上极具竞争力。例如其核电设备和技术出口在1970年不足国际市场的5%，1980年上升到占11%。仅1975年与巴西的一项合同，价值就达160亿马克，它规定将在20年内帮助巴西建立先进的核电工业，提供核材料及相关的设备和技术等。有所不足的是，联邦德国在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方面的竞争力，在80年代仍逊于美、日。

第二节 民主德国的科技与教育事业

建国以来，民主德国的统一社会党及其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强调“科技进步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源泉”，“是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决定性因素”。经过30多年的努力，民主德国科技达到了较高水平，20世纪80年代曾跻身于世界十大科技强国之列。科技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民主德国视高水平的教育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建立了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大大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

一、民主德国的科技力量与成就

民主德国一直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投入了大量的经费支持。1966—1970年年均科研经费支出是30亿马克，1971—1975年年均科研经费支出是50亿马克，约占国民收入的3.9%，1976—1980年年均科研经费支出增长到63亿马克，约占国民收入的4%，接近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1980年民主德国用于科技发展的资金仅为70亿马克，1986年的科研投入经费增长到130亿马克，占国民收入的5%，1988年科研经费投入继续增长为135亿马克，占国民收入的5%，达到了先进国家水平，其中34亿马克为国家预算资金，其余为联合企业自筹资金。

经过长期的发展，民主德国建立了一支科学技术素质较高的劳动队伍，20世纪80年代，民主德国职工总数是878万，86%的劳动者接受过各种职业培训，170万是高等学校或专科学校的毕业生，500多万拥有技师技工文凭。民主德国的科研力量实力雄厚，全国总人口不到1700万，科研人员高达20万人，还有10万工程技术人员和200万提出合理化革新建议的革新家。全国科研力量主要集中于联合企业，在全国联合企业的13.5万劳动者中，研究人员就有9万人。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还不断壮大，如1984年一年，民主德国就在1000个职工中增加了73.5个高校毕业生和131.6个专科毕业生。

依靠充足的科研经费和雄厚的科研实力，民主德国科研人员取得了众多的科研成果。以发明专利为例，1970年仅有4500项，1980年则有26741项，1971—1975年发明专利为22971项，而1981—1985年猛增到49780项。80年代，民主德国步入世界发明七强之列，在大气外层物理学的某些领域、固体物理理论和方法论、高沸点碳氢化合物高温分解反应、地震学、矿业安全技术设备、借助航空宇航手段远距探测地球等等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民主德国十分注重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1971—1980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部分有90%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的，1986—1989年比重达到了100%。1988年，国家科技计划中有780项研究开发课题转入生产。以微电子技术为例，该项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如用于光纤工业中生产过程的运算线路、电子工业中的工业准备、机器制造企业中的材料消耗计算、大商业联合企业中的商品加速运转等。民主德国大力发展“卡特-卡姆”工作台，即计算机辅助设备和生产工作台，1987年底达到4.37万台。在农业领域，民主德国也大力发展和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广泛使用计算机技术对植物病虫害进行预测预报、改善土壤、施肥、人工喷灌、饲养奶牛和挤奶，还利用生物工程技术进行植物育种和牲畜育种繁殖。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民主德国非常重视更新设备，将发展科学技术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以及不断改善投入与产品比例的决定性前提。80年代以来，民主德国将关键工艺和尖端技术运用到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53%的工业企业实现了自动化与半自动化，产品平均更新率是30%，民用高档产品的更新率是30%—40%，工业产品的更新率是29%。通过更新工业设备，每年节约5.5亿个工时，这有利于节约劳动力，同时也减轻了工作岗位的劳动强度。以1981—1984年为例，通过应用科学技术，民主德国节省了22亿工时，相当于节约了140万个劳动力，以28%的比率对生产工艺进行改造，又降低了单位国民收入生产消耗的2.2%。

政府实行积极的科技政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保障。民主德国一直注重通过发展科技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乌布利希时期采取的主要途径是推行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和集中化，扩大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合作以及在生产中采取社会主义合理化措施。1956年2月，统一社会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指出，科技进步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国际阶级斗争中愈益起着重要的作用，要在各工业部门中采用新工艺，并必须利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业已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合作。1956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强调，要用最新技术改造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以确保技术革新。1958年7月，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会议提出生产的集中化、专业化和标准化政策，并指出政策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发展生产力需要把技术提高到最新水平。

在实行新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民主德国对科研体制进行了改造，如提出完善对经济、科学和文化的管理。在1963年1月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决定把在高度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上建设民主德国国民经济作为经济领域的中心任务。1966年，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在莱比锡召开了关于合理化和标准化的会议，宣布党和政府把社会主义合理化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为了实现合理化，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成立了工程师合理化办公室，国营企业成立了工程师合理化科。中央要求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企业和国营企业联合公司的领导人着手筹措额外的合理化资金，党组织还把社会主义竞赛和革新运动引导到执行社会主义合理化方面。1967年4月，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继续贯彻社会主义的综合合理化、标准化、专业化以及生产的协作和集中，指出要研究和发展集中解决促进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方案，要将科学技术的新知识尽快地运用到生产中。

昂纳克时期，面对世界科技快速发展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民主德国意识到仅仅依靠社会主义合理化措施来提升科技水平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重视科技进步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也就是要把研究与应用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将科研与生产密切结合。为此，昂纳克政府调整了科研机构和管理体系，增加科研经费，并注意培养新生科技力量。80年代以来，民主德国劳动力进一步减少，缺乏能源、原材料及资源的困境难以解除，国民经济的发展日益依赖科技进步。为了将科学与生产更有效地结合，民主德国制订了长期的发展方案，科技发展重点是加速发展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新材料、生物工程、核能等高科技，大力推广节省人力的自动化设备和电子计算机技术。1981年，统一社会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以依靠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内容的80年代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要实现“集约化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通过科技进步全面提高效率和质量。1986年，民主德国确定了科技发展的六个重点，即微电子技术、现代计算机技术、软性自动化生产方式、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利用、新材料研究与应用以及生物工程。在同年的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上，民主德国又提出将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结合，将科技成果更快地运用于生产。会议还指出，为了完成经济计划，需要把科技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在较短时间内在某些领域要达到或超越现有的国际先进水平，主要途径是在经济合同的基础上建立科研单位、企业和经济体的直接联系，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将科研、技术开发和成果使用结合。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改革，民主德国建立了完整的科研机构和管理体系。民主德国的科研机构大致分为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所、高等院校系统的研究机构和工业部门的科研机构等三大类别。科学院是民主德国最为重要的科研部门，有145名院士和51名通讯院士，有物理学、核物理学、数学和控制论、宇宙研究和遗传学、化学、分子学和医学、社会科学等六大部门，下设45个研究所，工作人员有2万多名。长期以来，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院和高校系统科研机构是科研重点部门，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快速推广和应用。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开始，民主德国开始广泛建立实行科技、生产和销售一体化的联合企业，甚至还加速将科研力量向联合企业转移，改变过去密集于专门科研机构的科研体系布局。80年代，全国20万科技人员只有30%在专门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工作，其余的70%基本上集中于150多个中央领导的联合企业和120多个专区领导的联合企业。此外，民主德国还促使企业与科学院和高校等系统的科研机构加强联系，通过签订科研合同的方式进行密切的合作，建立科学院—工业、高等院校—工业的科研协作体。通过科研部门与生产企业的密切合作，科技人员置身生产、销售环境，面对生产与市场，不仅能集中力量研究关键技术，还能根据市场需求变化采用新工艺，开发新产品。

民主德国还建立了完善的科研管理系统。最高科研管理机构是国家科技部（Ministerium für Wissenschaft und Technologie），主要工作是拟订科研计划和检查计划的落实，此外还负责组织和协同科技合作，使不同方面的科研力量结成网络。从国家到各个企业或科研组织都建立了科技进步管理系统，工业联合企业中还成立了科研中心，以确保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提高生产的科技水平、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民主德国还建立了从事科技咨询工作的机构，由100名科学家组成的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es Wissenschaftliches Komitee）是最高科技咨询机构，还有700名教授、学者、工程师组成的60个中央科技工作小组以及各地的科技顾问。1981年，民主德国又成立技术许可局（Technologie Lizenz Büro），是一个独立进行技术进出口咨询服务的机构，设有咨询部、国际市场部、计划经济和统计部，协助科技部、外贸部等部门，主要工作是对技术进出口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对联合企业的技术进出口提供市场调查、法律帮助和业务指导。

民主德国对科研过程、人员、经费和成果转移等环节都进行了有效管理。首先是制定科研发展战略和发展计划，分为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主要是依据有关部门对科技、工艺、市场行情等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了解发展需要和劳力、资源情况，预测15—20年内科学技术和科技潜力发展的长期趋势，客观地评价新技术的优劣，确定可以取得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领域。国家级科研计划由国家科技部负责编制，计划内容主要包括科研任务和科研项目；联合企业级科研计划由联合企业制定，指令性指标较少。

其次是科研经费的管理，这也是科研管理工作的重点之一。民主德国的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拨款、联合企业提供以及科研项目合同经费。按照经费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国家拨款经费、国家订货经费、联合企业自筹经费、银行贷款经费以及社会筹集经费。国家拨款经费指国家直接拨款支持一些国家级项目和科学院研究所的项目。国家订货经费是在企业接受国家订货后，由国家布置安排科研项目和给予的经费。联合企业项目由联合企业自筹经费或向银行贷款。此外，民主德国还有从社会筹集资金组织的一些基金会。科技合同还可以获得70%的社会保险，对于因课题难度大而未能完成的项目，可以从社会保险中获得一定的补偿。

为了鼓励发明创造，民主德国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科研奖励制度和措施。除通过利润、税收制度和价格实行集体奖励的形式外，还采取专项附加工资、国家科技奖、计划项目奖、科技成果奖、专利实施奖、特别目的奖等办法实行个人奖励。在工资政策上，民主德国的基本工资分为固定部分和可变部分，可变部分占科研人员工资的30%，主要取决于具体科研任务的完成情况。民主德国还专门设立了众多的科研奖项，主要有：国家科技奖、计划项目奖、科技成果奖、专利实施奖、特别目的奖等。这些奖励政策大大激励了科技发明创造，群众性科研活动也蓬勃发展，1980年约占职工总人数1/3的人员在全国群众性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运动取得了成果，被采用的成果有50多万次，获得经济效益45亿马克。

民主德国还注意对科研人员进行管理和培训，鼓励人员流动，改善科研条件，注重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在民主德国，各种科技发明展览会经常举办，要求组织青年参加。在全国设立4000多个青年科技小组，国家向这些小组下达科研任务，科技部和联合企业给予经费支持。完成任务比较好的小组还给予奖励，授予“人民有功发明家”的光荣称号和7000马克奖金。

二、民主德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发展教育，在教育发展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50年代就是5%，60年代增加到7.3%，70年代一度高达8.3%，80年代是6%左右。具体而言，1950年的教育投资为11亿马克，1987年增至135亿马克，教育投资占国家总支出的5.3%，比建国初期增加了10多倍。1988年，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资达154亿马克。1951—1955年，普通教育学校的数量从10245所增加到11007所，大专院校从21所增加到46所。民主德国也将发达的教育事业视为社会主义建设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在全国800万职工中，高校毕业生有160万，占职工总数的20%左右，职业学校毕业生占到65%，职工队伍中大中专毕业生比例高于一些发达国家。经过40年的建设，民主德国有5200多所十年制综合技术学校，980所职业学校，239所中专和54所高校，所有学龄前儿童可以入托入园，200多万青少年可以接受义务教育，40万青年接受职业培训，30万青年在中专和高校中深造。建国后，教育系统向国家输送了560万技术工人、120万中专生和70万大学生。

其实，民主德国教育事业的起点并不高，1945年苏占区德国民主政权建立时，教育形势十分严峻：25%的校舍被彻底摧毁，其他大部分校舍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40%的农村学校只有一名教师，实行复式教学，也就是不同年龄的学生在一个班级里上课。一般认为，民主德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建国，教育事业建设主要是进行民主改革，以清除法西斯流毒和建立民主学校。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民主政权撤换了教师中的法西斯党徒，这一度导致师资紧张，但通过各种形式的短期集训，民主政权很快在劳动群众中培训了4万名具有民主思想的教师。在教材建设方面，民主政权废除了法西斯教材，选择一些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较为开明、进步的教材作临时替代课本。1945年底，出版界赶印出400万册宣扬民主思想的新教材，1949年建国时绝大多数中、小学生用上了新教材。在校园建设方面，民主政权加紧修复校舍，重点是发展农村学校，建立联合学校和中心学校，逐步废除复式教学，实行八年制义务教育。此外，民主政权还采取了一系列民主改造措施，1946年颁行教育法规，实行学校国家化和非宗教性原则，禁止设立私立学校，学校也不得进行宗教教育。

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10月—1963年1月，民主德国开始了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对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民主德国要求所有课程都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讲授科学的进步成果，学校要大力帮助提高劳动人民教育程度和精神文化水平，与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民主德国注重对教师的社会主义改造，强调教师在思想问题上认识正确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高度重视在政治思想上、业务上培训并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选拔新教师。统一社会党及其政府还十分重视加强劳动群众对学校的影响，采取了众多措施，如废除教育特权，所有学校向工农子弟开放，并注重工农子弟学习成绩的提高，对农民子弟进行有力支持；加强工厂与学校的联系，组织工厂代表和工人中的家长代表参加家长委员会；大幅度提升农村教育，基本上消除农村学校的复式班级，致力于改善农村教师住房，以让教师在农村扎根，不再频繁调动；在工农业重点地区建立第一批十年制学校，等等。1958年，民主德国还开始在学校进行综合技术训练，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9年12月，颁行新法律，决定在1964年前普及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十年制综合技术中学。

第三阶段是从1963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后，民主德国的教育事业开始迈向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首先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1965年2月颁行新的教育制度法，核心是规定十年制综合技术中学为义务教育，教育目的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人才，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把青年一代教育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教学中实行科学教育与社会主义德育相结合，教学、生产劳动和体育相结合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1971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经济政策和生活政策相统一后，民主德国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学生福利，在校学生都享有奖学金，继续免交学费，还可以免费享有学校的各种设施、社会保险、公费医疗，看电影、体育比赛等也是半价，政府还对膳食实行补贴，学生房租也比较低廉。根据现实需求，民主德国还不断对教育事业进行完善和变革。如为了使教学内容适应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最新知识，60年代开始调整教学计划、教材、课堂材料和课堂辅导，将综合技术教学改造成为就业作准备的教学，将培养专业工人的接班人作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为了适应科学技术革命的需求，民主德国还实行范围广泛的教育进修制度，以进一步完善教育制度。

在民主德国，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主管部对教育事业实行政治领导和监督，部长会议是最高国家领导机关和规划机关，但教育事业的具体管理部门比较分散。卫生保健部（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管理托儿所；国民教育部（Ministerium für Nationale Bildung）管理幼儿园、十年制综合技术学校、心身缺陷儿童特殊教育设施、教师培训机构、夜校（民众高等学校）；青年问题管理局（Jugendamt）负责青年教育问题；综合性大学、大部分专科大学和工业专门学校隶属于高等教育部（Ministeriumfür Hhere Bildung）。另外，有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大学和专科学校是接受文化部（Ministerium für Kultur）、交通部（Ministerium für Verkehr）、建设部（Ministerium für Bauabteilung）等有关部委的领导。在职业教育领域，相应的工业部与全国职业教育书记处共同担负实现规划和监督职能。在学校管理方面，校长负责学校的政治、教育和学校组织工作，学校还设有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以及班级家长会，前者由全体教师、家长委员会主席、专职的少年先锋队大队辅导员和一名与学校挂钩的监护企业的代表组成。

民主德国的教育体系主要包括学前教育机构、普通十年制综合技术中学、职业学校、职业高中、扩展高中、专科学校、高等院校、成人教育机构以及专门教育机构等。

学前教育。为了方便妇女的生产和生活，民主德国很重视幼儿教育，开办了许多托儿所和幼儿园。托儿所接收5个月—3岁的儿童，实行自愿入学和免费保育，托儿所儿童每天只交0.3马克的按成本计算的伙食费，保育时间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六的6：00至18：00，托儿所保育员由医学专科学校训练。3—6岁的儿童可以进入幼儿园，在兴建了大量的学前机构后，80年代全国儿童都可以进入幼儿园，幼儿园教师和辅助人员毕业于三年制师范学校。

普通十年制综合技术中学。民主德国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所有儿童都要求进入十年制综合技术中学，1—4年级教师毕业于四年制师范学院，5—10年级教师毕业于师范大学或五年制大学。全国建有5900所十年制普通学校，实际教育普及率达到95%。十年制综合技术中学的教育宗旨是扎实地对青少年实施德、智、体、美、劳动和综合技术教育，以使学生同时掌握文化知识、政治知识以及多方面的职业知识和熟练技能。在十年制中学，注重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是民主德国基础教育的一大特点。学校不仅设有特定的技术科目，在其他科目中也贯彻技术教育，还在工厂和农场进行综合技术教育和生产劳动，以培育学生对劳动的尊重和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毕业前，十年制中学学生要参加一次全国统一的毕业会考，根据成绩、品德表现和本人志向实行分流。据1984年统计，77%的毕业生进两年制职业学校，10%进扩展高中，8%左右直接升入师范和卫生专科学校，5%进三年制职业学校。

职业学校。民主德国职业学校的学制分为两种，大多数是两年制，少数是三年制。两年制职业学校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大企业和联合企业主办的企业职业学校，这类学校是职业学校的主要部分，学生人数占到职业学校总人数的2/3，训练条件优越，实行理论教学和实际训练相结合；第二类是县属地方性职业学校，专为无力办学的小企业培养职工，只进行理论教学，实际训练由企业承办。此外，还设一类只收零星职业学徒的中心职业学校。职业学校教育包括理论课和实践课，因学校重点在于职业培训，实践课占总学时的70%—75%，理论课只占25%—30%。毕业后，职业学校学生获得技工证书，可以在企业中工作，也可以进入专科学校。为了帮助学生就业，全国设立了219个职业顾问处（Berufsberater Büro）。三年制职业学校既要完成文化课，又要达到职业训练程度，除了不上音乐课和艺术课，职业高中的文化课与两年制高中相同，但还有职业技术培训课程。学生毕业后取得技工证书和高中毕业文凭，可以升入大学或专科学校，也可以直接参加工作。

扩展中学（大学预科）。为了取得高等学校入学资格（即中学毕业证书），十年制中学毕业生还需要继续学习两年，扩大的普通教育综合技术中学包括11、12两个年级，办学宗旨是向高等学校输送合格的人才。十年制中学中，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毕业生才能进入扩展中学，入学还需经过学校推荐、家长委员会审议以及教育部门批准。扩展中学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毕业考试和升入高等学校的办法由国家教育部统一规定。教学内容主要是文化课，据教育部规定设有必修课和选修课。扩展中学的毕业考试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和举行，分为笔试和口试，通过考试者发给高中毕业文凭，从而具备了大学入学资格。在民主德国，没有大学入学考试，扩展中学毕业生进入高等院校需要综合参考在校学习成绩、学校意见以及个人志愿，因而毕业时学校还要对学生的各方面表现进行评定。扩展高中生源较好，95%的学生能够进入高等院校。

专科学校。专科学校学制三年，办学宗旨是培养中等专业技术人材。专科学校招生一般不实行考试，采取有关方面推荐和校长批准的办法，从完成了专业工人训练的10年制中学毕业生中招生或直接招收10年制中学毕业生，但后者修业期稍长。学习结束时，学生要参加一场国家承认的毕业考试，通过者颁发职业证书，但没有学位，直接课程、函授课程和夜校课程修满后都可以获得毕业文凭。

高等院校。民主德国高等院校一般学制4—5年（医学类是6年），办学宗旨是为社会培养科学家，为社会各部门提供高水平的人才，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和科技革命的需要。高等院校入学没有入学考试，入学资格是要求获得中学毕业证书，招生则根据成绩、纪律指标、参加社会工作等综合评估结果，招生对象包括扩展中学毕业生、三年制职业学校毕业生、专科学校毕业生以及通过民众高等学校等途径获得中学毕业证书者，工、农、医和经济类大学申请者需要一年工作经历，有的特殊专业在入学前需要进行测试。高等院校教学内容包括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注重将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科研以基础科研为主。1980年3月，第五次全国高教会议还决定所有大学生均需参加科研项目。为了鼓励学生积极进行科研，高校经常举办学生科研成果展览会。为了鼓励大学生学习，高校设立了多种奖学金，分为三个等级，60%的学生可以受惠。此外，特别优秀的学生还可以获得卡尔·马克思奖学金和威廉·皮克奖学金等特别奖学金。高校毕业生需要完成一篇科学论文并进行答辩，通过答辩者颁发学位证书。民主德国还颁发初级博士学位和高级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的途径是当科学助教、研究生以及参加研究班学习的在职研究生，所有学位申请者都要向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设立的学术委员会提交博士学位论文，高级博士学位申请者要求具有更高的科学技能和成绩。

成人教育。民主德国的成人教育机构自成体系，训练机构有企业学院、民众高等学校、函授机关等，全国大约有1000个企业研究所、500个企业学校培训班、220个民众高等学院和不计其数的“技术之家”式的速成班为成人教育服务。训练人员来自科学研究、生产等领域，其中很多是兼职人员。在信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等高科技和先进工艺领域，正规高等学院也承担对成人的培训与教育。职工培训由所在企业负责，一般在企业学校或企业研究所里进行。民众高等学校又被称为人民大学，我国习惯称之为夜校。80年代，民主德国每年有34万人入学。70年代以来，民主德国加强了在职干部的教育与培训，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专业干部需要在相关的高等院校进行再学习，在职领导干部主要是在中央研究学院及下属的14个研究学院和进修院进行学习。如党和政府经济部门的部长、副部长，专区党委主管经济工作的书记、联合企业的总经理等，每隔五年必须到直属党中央的中央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学院学习，以获得关于党的战略方针和经济管理、科学技术、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最新知识。

心身残缺儿童和青年专门学校。民主德国也为残疾儿童和青年提供保育和教育，设有专门的机构，根据各自的情况，还进行不同程度的劳动技能训练，并进行适当的工作安置。

民主德国非常重视培养师资力量。教师培养机构主要有培养托儿所保育员的医学专科学校，培养幼儿园教师的三年制师范学校，培养十年制中学1—4年级教师的四年制师范专科学校，培养5—12年级的中学教师的师范大学（学院）或设有师范专业的综合性大学。师范学院的教学内容包括教学理论课和教学实践课，两者所占课时比例是4∶1，教学原则是将文化教育与思想教育、理论与实践以及教学与科研密切结合。民主德国十分尊重教师，宣传教师是“知识分子的中坚力量”，是“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并注重提高教师地位，1951年就确定每年6月12日为教师日。在教师日，每名教师获得一年一次的附加津贴，政府向教龄长、贡献大的教师颁发J.H.裴斯泰洛齐勋章，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有杰出贡献者授予洪堡奖章和荣誉纪念章，最高奖励是授予人民教师称号。从工资待遇看，教师工资高于平均工资大约两级，每年多领1个月工资，教师收入的30%免交所得税，退休金也高于其他行业，住房分配也有优待。

第十二章 两德的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

由于政治和社会体制不同，两个德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取向。联邦德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呈现多元演进的面貌，不同的理论与思潮交迭登场，令人目不暇接。民主德国则强调社会主义的原则，在这一前提下，文化事业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和繁荣。

第一节 变化中的联邦德国社会与思想文化

在数十年的发展中，联邦德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居民的就业结构、阶级和阶层结构、族群结构、生活方式等都产生了新的特点，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则形成一种多元演进的格局，左、中、右，现代与传统，进步与保守同在，既有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和理论，也有不绝如缕的极端思潮。文学艺术在重铸辉煌的同时，高雅与低俗并存，精品与糟粕同在。

一、联邦德国社会的变化

联邦德国的社会变化，发生在若干方面。首先，随着经济现代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居民的就业或职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按通常的三大产业划分，从业者（包括“独立经营者”和“非独立经营者”即雇佣劳动者）的结构变化如下：第一产业（农林渔业）中从业的人口在1950年是413.4万，占全部经济从业人员的18.7%；1961年358.4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3.6%；1970年199.1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7.5%；1980年152.8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9%。第二产业（采掘、制造、建筑）从业者人数1950年是991.2万，占从业人员的44.9%；1961年是1262.5万，占47.8%；1970年为1275万，占47.9%；1980年是1156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4%。第三产业（商业、金融、交通通讯、服务）从业者1950年是752.7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34.1%；1961年是1039.6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39.3%；1970年为1055.2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3%；1980年是1277.9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9.1%。若只看雇佣劳动者，则1960年第一产业（农林渔业）中的雇员占全部雇员总数的2.4%，1980年为1.1%，1990年仅为0.9%；第二产业（工业，包括能源和供水、采矿、加工、建筑）中的雇员占全部雇员的比重1960年占57.3%，1970年占55.2%，1980年占47.8%，1990年只占42.3%；而第三产业（商业和交通、通讯、信贷、保险及其他服务业）中的雇员在1960年占全部雇员的40.3%，1980年达到51.1%，1990年进一步达到占56%。可见，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及其占全部从业人口的比例都是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的情况是先升后降；第三产业中的情况是持续增加，到80年代已占全部从业者的半壁江山。就业结构的变化，也与城市化有关。在50年代，联邦德国选民约有1/3是生活在居民不足5000人的村庄里；到80年代末，生活在这类村庄里的选民已经只占全部选民的1/10了。同属一大产业部门的不同行业，情况也不同。如第二产业中的钢铁业工人人数，自1973年到1990年间从17万多人减少到8.6万余人，即减少了约一半。但第二产业中也有一些部门的从业人数增加了。

第二，经济从业人员总数及其在人口中的比重出现了变化。从业人数在1950年为2207.8万人，1970年为2661万人，1980年又减少到2601.4万人。1950—1970年代初一直呈增长趋势，但70年代后期开始下降，1980年比1970年少了约60万人。而1970年到1980年，联邦德国（含西柏林）的人口则增加了近100万。从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与70年代起出生率明显下降，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有关。

第三，从业人员身份结构的变化。属于雇员身份的“非独立经营者”的人数和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上升。“独立经营者”的人数和在从业人员中的比例，则持续下降。例如，1960年到1977年，独立经营者由328万下降到242万，减少了80余万；而非独立就业者由2033万上升到2131万，即增加了98万多；家庭辅助工由263万减少到128万，即减少了约135万；如果把“非独立经营者”和“家庭辅助工”都作为雇员来看待，则这两类从业者总数由1960年的2296万减少到1977年的2260万。从占比的情况看，同期独立经营者的比例由12.5%下降到9.6%；非独立经营者的比例由77.5%上升到85.2%。家庭辅助工的比例由10%下降到5.2%，但后两者占比相加则由87.5%上升到90.4%。这意味着更多的从业人口成了“非独立就业者”即雇佣劳动者；也意味着独立经营的经济单位减少了（独立的中小企业、中小农场等被兼并或破产），传统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削弱了。有人研究，“蓝领”工作者、“老中产阶级”（企业所有者和自主经营者）和农场主等德国传统的三大阶级在50年代占全部户主的75%，到了80年代，这三类户主的家庭已不足全部家庭的一半。

第四，所谓“新中产阶级”（neuer Mittelstand，neue Mittelklasse，或译“新中间阶层”）的人群大为增加。经济产业和部门结构的变化，科技进步等因素，使传统以体力工作为主的非熟练工人（“蓝领”）人数和比例下降，属于“白领”的各类从事非体力劳动、领薪水的职员（Angestellte）和公务员（Beamte）大大增加。例如1950年工人（Arbeiter）人数为1199万，1960年增加到1290万，1971年减少到1237万；相应年份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则由51%下降到48%，再降到46%。家庭辅助工在同样的年份由325万减少到266万，再减少到165万，占就业者的比例则由14%下降到10%，再降到6%。而职员和公务员的人数和占比则双双上升，在同样的年份，他们的人数从484万增加到803万，再到1012万，占比由21%上升到30%，再到38%。此后这种变化仍在继续。据1980年《时代》（Die Zeit）的数据，1950年到1979年联邦德国体力劳动者的占比由49%下降到42%，白领工作者和公务员由20%上升到44%，自主经营者由16%下降到10%，家庭辅助工由15%下降到4%。1960年到1970年10年间，全国有约230万人离开工农业劳动，成为管理者或职员即“白领”，而空出来的位置则由外来的“临时”工人接替。1970—1988年不到20年，采矿和加工制造业工人由661万减少到477万，业主和职员则由228万减少到227万。即工人减少近184万，业主和职员（白领）只减少了1万余人。职员和公务员多属雇员身份而非自主经营者，主要靠工资或薪金收入，但因其知识、技能、在生产或管理中的地位等，收入比较丰厚，有较好的居住条件、较稳定的职位，或者还持有一定的股份。中高层管理者还在实际上进行着企业资本的运营。这些人的财富来源、收入水平、工作状态和生活方式不同于“蓝领”，也有别于传统意义的中产阶级，因此被称为“新中产阶级”。

还要提到，联邦德国居民的族群结构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德国是欧洲中部辐辏之地，移民出入史不绝书，但德国并不认为自己是移民国家。战后初期，曾有数百万“被驱逐者和无家可归者”进入西德，多为德意志族裔，可获得德国国籍。所以当时居民中无德国国籍者很少（仅约1%）。但后来大量招聘“外籍劳工”，其中不少人又携家带口。这些人加上因其他原因（如政治避难等）而来的人，逐步形成一个庞大的“外国人”群体。到1971年，这类“外国人”已达到340余万，1989年更达到480余万。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欧、东南欧和土耳其，宗教、文化与生活方式与德国本土有相当大的差异。尤其来自土耳其等国的穆斯林，约占“外籍劳工”的1/3。这就增加了联邦德国宗教和文化上的多样性。

社会的变化有其后果和影响。生活处于中间状态者（尤其是“新中产阶级”）即使对社会不满，也一般倾向于在没有巨大震荡的前提下的调整与改革，不易受到激进或极端思潮的影响，有助于“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稳定。联盟党、社民党均宣称走“中间道路”，也是要吸引这类选民。“68年运动”中许多人的出发点，是认为现存制度不完善或面临威胁，而不是要推翻现存制度。激进或极端的要求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在“公民行动”基础上形成的绿党，也逐渐转向现实的政策。变化也体现在联邦议院成员的社会—职业结构上。在1983—1987和1987—1990的两届联邦议员中，政府成员占13%—14%，公务员占31%—32%，工业中的“自主经营者”和专业人员占25%以上，政党和社会组织的雇员占13%—14%，其他如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雇员以及其他工资劳动者占比很小。中产阶级特别是“新中产阶级”的人员占重要份量，表明了他们政治上的影响。

政治生活的阶级特点有所弱化或模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具有突出的阶级政治特点。不同政党的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政纲都有明显的阶级倾向，选民的政党倾向较为稳定，不同阶级之间则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工人大量地支持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则倾向于联盟党。1957年联邦议院选举，社民党获得工人票的61%，但只获得中产阶级票的24%，两者相差达37%。在1976年选举中，自主就业者中的65%、白领工作者的47%偏向联盟党，而工人只有41%倾向于联盟党。但在80年代两次联邦大选中，工人选民和中产阶级选民中，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比例，仅相差约10%。而“新中产阶级”的选票，则几乎被社民党和联盟党平分。据调查，在1972年大选中，选民感到有“强烈”和“非常强烈”的党派联系者占55%。1987年这类选民下降到只占41%。非党派的选民比例则从1972年的20%上升到1987年的25%。在1957年和1961年的两次选举之间，改变投票偏好的积极选民不足10%。而80年代的两次选举中，这个比例增加了一倍以上。建国初期的选民大部分经历过危机、战争和战后匮乏年代，其政治认同，把阶级、宗教等作为重要参照。到80年代，这类人已不足选民的1/5。出生或成长于战后时期较为年轻的人们，在社会多样性和流动性增加、传统纽带削弱、新观念迭出的时代，价值准则和政治关切等，与其祖、父辈有所不同，也没有那样稳定的政治或党派认同、忠诚或偏好以及投票时的选择。

社会变化也导致政治议程的一些变化。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便要寻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更加宜居的环境、更加多样性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更大的自由空间等。在生活状态属于“新中产阶级”者（尤其是大专学生、年轻白领等）中，一些要求具有“后现代”和“后物质”甚至浪漫—乌托邦主义和非理性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中的一些要求，后来又在“公民行动”等“新社会运动”中得到表达，如“绿色”理念（包括反核主张），限制权力骄横，扩大基层民主和直接参与，个性自由和两性平等之类。20世纪80年代初有调查说，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年轻人倾向于“新社会运动”，政治上的自我定位是中左，多数人倾向于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左派政党或绿党。80年代的两次联邦议院选举，绿党得票率均不到10%，但所谓“后物质主义者”却有约1/3投票给绿党。1987年选举中，绿党的支持者约有80%年龄不到40岁。传统老党也作出回应，使纲领、政策“绿化”。社会民主党在80年代修改党纲时，强化了绿色议题，接受“生态现代化”概念。联盟党在80年代执政时，也在“绿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变化还发生在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中。例如妇女地位和两性关系方面，战后初期，德国女性参加公共和职业生活比较常见（因大量男子在战争中伤亡），《基本法》规定了男女平等。但建国之后，女性角色和两性关系的传统观念重新得到强调。执政的联盟党持保守主张。1953年设立家庭事务部，部长是一位保守人士，反对动摇父权制这个“基督教的基础”。这种主张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直到60年代，仍有调查表明，75%的男性和72%的女性都认为女性的位置是在家中。1933年德国已婚妇女有近30%参加工作，1950年联邦德国这一比例只有25%，1961年才达到32%。男性仍是天然的家长，妻子未经丈夫同意不能外出就业的规定仍然有效。已婚妇女即使外出工作，仍然要承担全部家务。1961年联邦家庭和青年部长说，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远比参加工作挣钱更重要。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工作和孩子的减少，造成了负面影响，并构成对“基督教世界观”的挑战。同时，两性关系的“男女大防”也相当严格。到60年代，传统的观念和规范遇到强大的挑战。年轻一代受到较好教育，受新思潮影响的女性，不像其母亲或祖母那样甘当贤妻良母而在政治生活中处于“后座”。她们要求冲破传统约束，实现男女平等、自主生活和个人发展。一些激进的“新左派”甚至提出“摧毁资产阶级核心家庭”，“性解放”，并将其与反法西斯和批判资本主义相联系，并形成新一波女性解放运动。1968年，一批女权主义者成立“妇女解放行动委员会”（Aktionsrat zur Befreiung der Frauen），要求两性关系“民主化”，建设适合女性价值的社会和新型的男女关系，吸引了不少女性参加。1972年在法兰克福举行了联邦妇女大会（Bundesfrauenkongress），讨论了堕胎权、同工同酬、产假等女性权利问题。在此期间，官方通过了婚姻、家庭、两性关系和就业等方面有利于女性的新法律。妇女的自我意识、生活态度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女性的教育程度和专业资质提高了，一些传统戒律被打破，结婚年龄推迟，生育率下降了，家庭的束缚减少了，生活和职业的选择自由更大了。在经济从业人员中，女性从1950年737万上升到1980年的1003万；在整个经济从业人员中的占比由1950年的33%，上升到1980年的39%。在商业、金融和服务业中，女性从业人数甚至超过男性。女性更多地进入了原属男性领地的职业。1980年女律师的人数十倍于1925年，三倍于1933年。女医师也增加了。女性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提高了。如在70年代，主要政党中女党员约占20%或更低（1978年社民党的女成员略高于21%，基民盟和自民党的女成员不足20%，基社盟约为12%），但80年代的新党员中，女性达到40%。80年代中期到末期，社会民主党议员中的女性增加了30%。该党还开始考虑到90年代中期使该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和党的机关中的女性比例不少于40%。联盟党和自民党也慢慢增加其机关人员和议员中的女性比例。在联邦议院，1957年女议员占9.2%，低于1919年国民议会中女性的比例。1980年联邦议院女议员比例降至7%。1987年上升到16%。在较低级的机构中，女性当选代表比例1975年为5.6%，1990年达到20.5%，社会民主党中这个比例则高达27.2%。在绿党中女性的作用尤其突出。80年代在议会、党的组织和管理机构中任职的绿党成员中，约有一半是妇女。联邦议院的绿党党团一度由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团队领导。1989年，汉堡州议会中的绿党议员全是女性。

不过，联邦德国工作年龄段妇女的就业率仍然低于英国和法国，更低于东欧的水平。如1988年，联邦德国的这个比率是55%，而英国是68%，法国是59%，民主德国是83%。在专业工作领域，女性（如女律师和女医生）增加了，但占比还是偏低。1980年，民主德国律师中有30%是妇女，女医生占比达到52%，而联邦德国的占比分别是14%和23%。职场上的不平等或歧视仍然存在，尤其是在专业工作领域。女性常常被认为缺乏“适当的资质”。多数妇女仍然只能从事技术程度较低的岗位，报酬较低，易受各种“合理化”措施的排挤。20世纪七八十年代，妇女仍然主要是在纺织、服装、服务和护理行业就业。女性的失业率通常高于男性。例如1978年，妇女构成全部劳动力的40%，失业者中却有54%是妇女。在受教育方面，男女差别大有缩小，但在高等教育中仍有较大落差。在各类高校学生中，女生的比例到80年代末达到38%，男生比例却是62%。女性地位的改善受到若干制约：首先是始终存在左翼—自由派与传统—保守派（包括天主教会）的分歧。如70年代围绕妇女堕胎权发生争论，修改相关法律的努力颇为曲折，最后仍然严格限制堕胎权。其次，传统观念的障碍。例如对许多中产阶级男性而言，妻子“无须外出工作”仍然被当作一种地位的象征。1980年汉堡上议院妇女平等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道：“我认为我们还须等上几百年，然后才能通过男子的觉悟而改善妇女的情况。”其三，妇女运动本身的问题。70年代的女权运动在法兰克福举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就四分五裂。“新左派”女权主义者的一些极端要求也并非是理性或现实的，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可。

社会世俗化，宗教影响力下降，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后果之一，联邦德国也是如此。首先是教徒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如天主教徒在1960年有2471万，1970年增加到2719万，1989年又减少到2674万多人，呈先升后降的变化。新教徒的人数则一直下降，1963年约2880万，1970年为2848万，1989年降到2513万。其次是参加宗教仪式或教堂活动的人数减少了。天主教和新教两大教派中举行宗教洗礼、宗教婚礼的人数均大幅度下降；参加周日圣餐式的人数，总体上也下降不少。又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选民中有40%的人每周都上教堂，1987年这个比例已不足25%。在天主教徒中，经常上教堂者从1953年占50%下降到1987年的不足30%。诚然，相当多的居民仍然留在宗教网络之中，但宗教影响总体呈削弱的态势。50年代，保守派曾把选举形容为基督教与无神论的竞争。但世俗化倾向使更多的选民不再依据宗教因素来决定党派和政治偏好，战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更是如此。

居民族群结构的变化更是带来复杂的问题。“外籍劳工”在联邦德国起初是受欢迎的，但七八十年代经济衰退，他们就被一些德国人视为负担和竞争者。不同宗教、文化的差异也是一个问题。官方自1973年起，明令限制“外籍劳工”进入，并鼓励他们返回其本国，同时促进留下的“外国人”融入德国社会。1978年，联邦成立专门机构（外国人事务署），其负责人屈恩（Heinz Kühn，1912—1992）说，德国已成了非通常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必须对愿意留下来的人开放”，防止出现新的“种族傲慢”和“双层社会”。一些机构宣传“不同的文化，相同的权利：走向共同的未来”，“德国人要适应这种新的多元文化合作的环境和形势”，“彼此共处”，“共同生活”，相互了解等等。然而，“多元文化社会”实行起来并非容易。联邦德国一直以种族和血缘为国籍的基础，改革国籍法困难多多，“外国人”入籍都很难，更遑论融入。极右势力（如新纳粹）则鼓动种族主义，指责外籍人的融入是“对我们民族特性的粗暴进攻”。1982年，一批教授签署《海德堡宣言》（Heidelberger Manifest），说大批“外籍劳工”及其家属的到来可能威胁到德国的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他们要求保持德国的民族（Volk）特性，阻止移民潮。左翼—自由派的态度比较开放，支持“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宪法爱国主义”作为居民新的认同基础。但这实际上是要认同于其中体现的西方价值观，与多数“外籍劳工”或移民的非西方文化和价值的差异，不言而喻。因此，问题解决仍然并不轻松。

二、多元演进的社会与文化思潮

（一）面对现实的存在主义和保守思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大多数德国人而言，纳粹意识形态已经破灭，德国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许多人陷入失望、惶惑和悲观之中。不久冷战发生，苏联和共产主义被渲染成主要威胁。联邦共和国作为冷战堡垒，保守派的基督教联盟党持续执政，对内致力于巩固既定秩序，对外向西方集团一边倒，思想和文化领域亦受此影响。

在战后最初的年代，德国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复杂景象。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等人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us），或称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颇有市场。存在主义创立于二战前，源于现代社会及其悖论。人类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却感到孤独、恐惧和空虚，缺乏归属感。存在主义主张关注人“存在”的本质和意义，有对现实的批判，也有文化上的悲观主义，同时“把消极的思想和积极行动的可能性”联系起来，适应了不少信念破灭，惶然四顾，探求出路的人们的心理需求。存在主义影响反映在不少文学作品中，甚至影响到一些人的外表举止和服装发型。有人说当时是“存在主义时代”。不过，这并非当时德国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全部情景。战后德国出现一种“文化热”。人们探讨灾难的根源，寻求复兴之路。当时思想和文化领域有几个关键词：“罪责”“精神”“欧洲”和“人道主义”。纳粹主义破灭了，战前的“民族保守主义”名誉扫地，一些人相信前途在于“德国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复兴，即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时代“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文化”。文学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史学家梅尼克（Fridrich Meinecke，1862—1954）等人，在反思历史和思考未来时，皆不同程度有此主张。以弘扬德国文化为宗旨的“歌德社团”（Goe the gessellschaft）广泛建立。1949年是歌德诞辰200周年，魏玛歌德协会宣称，德国复兴“将伴随着歌德的人道理念由一种个人教育理想发展成我们时代的社会规范性法则”。

但是不久，一种冷静而现实的保守主义代替了“人道主义”的高谈阔论。在冷战背景下，“经济奇迹”成果被归功于新的自由民主制度，并形成保守主义占优势的“共识政治”。其突出的特点是“反极权主义”，既反纳粹主义又反共产主义，认为联邦德国是建立于宪法和道义基础上的国家。人们躲进精明的现实主义和政治冷淡中，关注物质安全，走向崇尚消费和个人主义。于是有人用“麻木”“非政治化”“逃避现实”和“沉寂的50年代”来描述人们的精神状态。作家伯尔在1960年曾感慨：“我们成了消费者的国度。”“生命之要旨变成：掏钱消费。至于衬衣品位或思想倾向，反倒成了次要的。”1961年一些学者在调查后得出结论：大多数学生政治意识淡薄，安于现状。据说当时某学生被问到什么东西对他影响最大时，回答是：“老爸的支票本和老妈的烹调书。”

实际上，恢复德国传统文化的条件已不存在，保守主义也不是德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如战前“保守主义革命”的保守主义）了。纳粹统治和战争的教训，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输出，知识精英的流亡和重返，政府与西方结合的政策等因素，导致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西方化过程。尽管一些保守派曾对盟国输出西方文化冷嘲热讽，一些有战前“保守革命”背景，支持过纳粹政权的理论家，其主张仍然具有增强国家和权威主义的特点，主张社会应该由精英来管理和规划，民众政治参与可以降到最低，但战前保守主义对西方现代理性和议会民主的怀疑，主张民族主义、“血缘和土地”和德国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的观念，被逐渐放弃或淡化了。保守主义接受了现代工业社会和西方式民主即《基本法》规定的“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蜕变成一种新的、西方式的保守主义。它不再为传统而传统，而是希望传统可以在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异化和不稳定面前，提供方向感和情感慰藉。阿登纳就是一位西方派的保守主义者。他的执政颇有德国保守主义主张的权威主义的特点，但他坚持西方化的政策，也不反对“社会国家”或“福利国家”，甚至为政治需要而赞成扩大社会福利。

（二）左翼—自由派思潮和“68年运动”

无论保守主义或政治冷淡，均未能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还有一股左翼—自由派的思潮，一直存在。左翼—自由派思潮（除属于左派的德国共产党之外）拥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反对主张国家高高在上的德国传统观点，承认有组织的利益多元主义，并研究当代历史，希望汲取适当的教训。其中一些人认为，联邦德国的问题在于《基本法》尚未能真正落到实处，新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复辟倾向”和“民主缺失”。民主宪政制度能否稳固持久，值得怀疑。他们批评阿登纳政府的保守和反共主义以及一系列政策，例如宽容前纳粹分子，压制反对派，重新武装政策等。他们质疑人们对历史缺乏反省和“集体自我合理化”，在繁荣之下理想缺乏，物质主义和市侩气息流行，主张培养人们的民主意识，打破“非政治化”的沉闷局面，促进改革，防止德国重走旧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是这种思潮在理论上的代表，其主要学者有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3—1973）、阿多诺、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和哈贝马斯等。他们兼采各家（包括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指出近代西方的启蒙理性已经堕落，导致“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人不是在走向“自由王国”，而是走向“被管理的世界”。因此要批判“工具理性”，揭露资本主义对人的压制，达到人性的解放。尽管战后这一学派已变得比战前温和，认同和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如霍克海默所说“不再为革命而斗争”，但它仍然是左翼—自由派批判思潮中最具影响的理论。

到60年代，这种思潮成为“68年运动”的思想工具。当时“大联合政府”的组成，前纳粹官员基辛格成为总理，政府制定《紧急状态法》，纳粹残余的抬头等，似乎证实了左翼—自由派的种种批评。更重要的是年轻一代登上了舞台，对现实不满的反叛情绪与“批判理论”及其他激进思潮结合，形成造反的“新左派”。他们反感前纳粹分子位居要津，认为联邦共和国是保守和权威主义的，甚至是法西斯的。从文化角度上，他们反对传统的社会和道德观念，认为在经历了纳粹时代之后，“德意志特性”已经腐朽，应该以另一种东西取而代之。而这只有革命才能达到，革命的先锋将由青年学生担当。影响他们的有种种理论和思潮：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卡斯特罗—格瓦拉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其具体要求有在“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内改革的主张，也有彻底“离经叛道”的激进要求：反叛现存秩序、权威和规范，消除一切“不平等”、权威和压制，实现更加宽容、更加多样化的“社会空间”和“自主”生活，包括直接民主、自我管理、个性解放和“爱欲”解放等。少数离经叛道者组成共同生活的小集体，取消私人财产和私人领域，打扮另类，行为出格。有些激进分子还干出扔燃烧瓶、纵火之类的举动。

“68年运动”泥沙俱下。在与国家权力的对抗中，有些激进分子走向极端和暴力解决方案，并称之为“革命”。但是，激进主张与暴力行动遭到了批评和抵制，既来自保守派，也来自左翼—自由派。一些左翼—自由派对学生运动有所同情，认为它可以打破保守气氛下人们对政治冷漠的沉闷局面，但反对破坏“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反对激进的“浪漫主义旧病复发”，反对用暴力达到改造现状的目的。如霍克海默在1968年对学生们说，不要用反对民主来建立公正的社会，这种民主带有种种缺陷，但终究要比推翻民主而可能导致的独裁好得多。哈贝马斯则要求激进的学生不要陷入“左派法西斯主义”。

“68年运动”不久退潮，“新左派”的“革命”没有造成他们要求的新社会，但对联邦德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60年代后期是联邦德国“学习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当初法西斯主义的崩溃并未对德国的社会政治文化造成太大的影响，学生运动通过激起批判性的思考和强迫人们审视既定的观念，使僵化的德意志特性在一些方面得以松动，促进了政治文化的变化，使社会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并有了更多的参与。这样就推动了“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对保守派而言，1968年是国家有能力遏制一种新的政治极端主义的证明，但越来越多的共识是，“68年运动”构成了联邦德国的“再造”，具有特殊意义，因为第一次缔造是由别人（意指战胜国）替德国人进行的。

（三）七八十年代的反思和新方向

“68年运动”后，参与者发生分化，少数人走上“城市游击战”的暴恐道路。许多人进入职场或加入主流政党，进行“经由体制的长征”，不再激进，但批判精神的影响犹在。有些人陷入迷茫和悲观，或组成“亚文化”的小群体，试图过一种“反文化”或“另类”的生活。有些人在经历彷徨后，重新定位。1975年，政治学家古根贝格（Bernd Gugenburger，1949—）在《回到现实》一文中写道：革命冷却了，革命者疲倦了，悲观失望了。政治上出现了新的“克制状态”：关注与当前生活直接有关、政治上看来可行之事。疲惫怀疑、独善其身等倾向到处可见，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毕德迈耶尔（Biedermeier）时代”。有人套用《共产党宣言》的话：“一个幽灵在德国徘徊：无聊的幽灵。”出现了崇尚自然和怀乡思旧情绪，以及与保守主义相适应的“发现历史”以自我安慰的尝试。那种历史进步主义的乐观情绪不再，而是感到人类面临危机，或到了一个停滞状态。各种观念、思潮和理论纷然杂陈：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工业主义”、具有乌托邦特点的反现代和反理性主义，以及反核和平主义、生态与环保主义等等。

在种种思潮和理论中，一种保守取向的“倾向转变”（Tendentzwende）逐渐凸显。保守派反对“新左派”的主张和左翼—自由派对“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为现存体制和秩序辩护，为管理者、技术专家、现存政党体系和“理性运作的国家”辩护，主张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进步。他们批评某些人想用“文化革命”和“再意识形态化”把政治话语推向极端，破坏基督教传统，使国家受到左翼思想的威胁。他们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传统的意义、价值和认同，以避免人们失去方向或受到乌托邦式社会理论的指引。1974年还召开了一次“倾向转变”为主题的会议。在这股保守主义回潮中，有传统保守派、右派或民族主义派、保守的基督教批评家，还有些原属左翼—自由派，但因不赞成“新左派”的激进要求而转向的人士，被称为“新保守主义”（Neuer Konservatismus/neo-conservatism）。“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主张和标志是所谓“现代化传统主义”（Modernisierungstraditionalismus）——拥抱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并为之辩护，同时又肯定现代或前现代的忠诚和认同资源的现实意义。属于保守思潮的，还有以更年轻的知识分子为主力，将战前的“保守主义革命”奉为思想先驱的所谓“新右派”（Die Neue Rechte）。80年代科尔的基民盟—自民党政府上台，更使保守主义重获信心。

左翼—自由派思潮没有消失，但法兰克福学派受到攻击，发生分化。1969年阿多诺去世，该学派的晚期代表哈贝马斯反思60年代，寻求一种更适合时代的新的批判理论。在他看来，70年代有两种反理性主义思潮，一是后现代主义，将经济增长置于福利之上，将资本主义的工具合理性视为合理性的全部内容，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则体现为新保守主义。二是反现代主义，以反对技术至上和增长第一的心态，否定现代科学理性和启蒙精神，表现出意义虚无主义。他主张既反对“返回尼采”或“复兴初期保守主义崇拜”，也反对“新保守主义和审美感召的无政府主义，仅仅以向现代性告别的名义再度对抗现代性”。他认为以前的批判理论走向了乌托邦式的幻想。现代性有其弊端，但毕竟意味着理性化和个人自主方面的成就，所以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他提出“交往行为理论”，希望以此克服理性的独断，推进现代化。

与此同时，兴起了对于人、技术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和绿色思潮。它源于对现代性和技术理性的反思，更与能源与环境危机相关。一些学者论述技术发展的伦理问题，探讨人、社会、自然和技术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70年代，物理学家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cker，1912—2007）主持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进行了“科学技术世界上的生存条件”的研究，包括核战危险、世界冲突和环境恶化及其后果等。哲学家汉斯·萨克塞（Hans Sachsse，1906—1992）突破以启蒙文化为核心和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方法论，论述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和“人与自然和谐”原则。社会学家约瑟夫·胡贝尔（Joseph Huber，1948—）提出“环境社会学”和“生态现代化”，主张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社民党理论家艾哈德·埃普勒（Erhard Eppler，1926—）指出，经济发展可以使生活变得美好，也可能使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空气日益污浊，垃圾和噪音不断增加，清洁水源日渐缺乏，人们越来越烦躁易怒等等。因此，必须改弦更张，在观念上从经济转向生态，为此不能不触动社会制度。广泛兴起的“公民行动”把“绿色”主张与政治和社会改革要求相结合，要求实现“人们彼此善待，也善待自然”的社会。一些在“68年运动”衰退后消沉、迷茫的人们，经过反思，转向关注生态、环境和核战风险，实现所谓从“红”到“绿”的转变。如属于“68一代”的约施卡·费舍尔成为绿党活动家，他在80年代撰文提出，把生态学纳入“国家理性”。生态价值的至高无上应该写入法律，变成政策，加以推行。

（四）“克服过去”，反思历史

在联邦德国，“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ltigung）尤其是第三帝国那段“过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如何“克服过去”，是真诚反思，承担责任，还是回避和遗忘纳粹的罪行，甚至进行辩护？左翼—自由派主张德国人要有反省意识，不要忘记纳粹的罪行和德国应承担的责任，唯此才能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防止重蹈历史覆辙。例如，社会民主党人舒马赫从德国投降之日起，就不断敦促德国人直面历史。他说纳粹主义不是一小撮人的阴谋。德国人曾相信独裁和暴力，曾目睹纳粹暴行却保持沉默，曾为希特勒战斗到最后。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是“精神、心智和道德上的忏悔和变革的前提”。1946年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写了《德国的罪责问题》的专文，力图说明不同性质的罪责，指出多数人也许没有直接参与纳粹的罪行，但“以有罪过的被动性”忍受了事情的发生，害怕牺牲而不进行反抗，也是负有责任的。他与一些学者创办杂志《转变》（Die Wandlung），讨论德国的道德和政治复兴问题。该杂志公布了许多关于纳粹罪行的文献，指出“我们牢记历史，哪怕最苦痛的历史，决不要忘记，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自己。”

但是，深刻反省纳粹罪行并深挖其根源，并未很快成为广泛的共识。尽管盟国在德国推行了“再教育”，但深刻感到对纳粹罪行负有责任的德国人不多。许多人辩解说，他们并不了解纳粹政权之所为，责任在于希特勒和纳粹领袖们。保守派（一些人曾追随过纳粹统治）反感“集体罪责”的讨论，对历史和责任问题保持沉默。一些人力图淡化德国在二战期间的罪行，或者把纳粹的罪行消解在西方文明堕落的普遍语境之中。环境也很快变得不利于促使德国人反思。美国转变对德政策，冷战发生，政府宽容和重用前纳粹人员，使得对纳粹历史保持沉默、掩盖或辩护的态度仿佛是理所当然；而正视历史，承担责任的主张，则受到曲解和攻击。如有人指责雅斯贝尔斯主张“集体罪责”而损害了“德国精神”，使德国人“只能怀着内疚而生活”。有人提出应该丢弃“旧账单”，获得自信。有人把纳粹主义重塑成希特勒主义（罪责集中于希特勒），或把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说成是保卫“欧洲文明”。有人说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皆源于基督教传统的破坏，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少人仍然把第三帝国与“好日子”相联系。在史学研究中，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和里特尔（Gerhard Ritter，1888—1967）的《德国与欧洲问题》等著作曾被视为德国思想反省的代表。他们批判纳粹主义、权力国家、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断裂，一种偶然性，其根源在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普遍性危机。此即纳粹主义“非德国”和“德国历史非连续性”的假定。

尽管如此，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这个历史的话题从未销声匿迹。左翼—自由派坚持批判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要求反省历史和承担责任。除了舒马赫、雅斯贝尔斯等人外，还有其他左翼—自由派和部分温和的保守派。哲学家阿多诺批评德国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集体自我合理化”，主张通过历史的启蒙来进行民主的“疫苗接种”。不少文学作品揭露联邦共和国与纳粹主义的牵连，批评其对历史缺乏审视。史学界也逐渐发生变化。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1922—）在其著作中分析魏玛共和国民主制的缺陷，认为希特勒迎合了德国人的情绪，纳粹的根源可追溯到19世纪德国的民族观念（vlkischideology）。战前关于德国“特殊道路”（“Sonderweg”）和19世纪社会结构、经济与政治互动导致第三帝国的著作，重新发表。随后，历史学家费舍尔（Fritz Fischer，1908—1999）在其著作《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中，认为德国走上战争之路不是“偶然失足”，德国历史存在着连续性，从而挑战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激发起争论和思考。从50年代末起，联邦德国进行了一系列对纳粹罪行的审判，揭露大量事实，使得为纳粹辩护的种种托辞日益难以成立，尤其是使年轻一代感到震惊：那些看来平常的公民怎么会犯下如此野蛮的罪行，又如何能在战后重新融入社会，成为无害的小市民？父母或老师为何没有提出这些问题？于是他们与前辈之间形成了鸿沟。以前关于历史记忆的少数派（即左翼—自由派）主张，开始获得广泛响应，将第三帝国历史封存起来的企图日益遭到质疑。于是，60年代在德国土地上首次爆发对纳粹时期的群众性抗议，并促成了一种新的共识，那就是德国历史不存在零点或断裂，纳粹主义不是既往的一页，而仍然是德国现实中的危险要素。史学界出现了“批判的社会史学”，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1931—2014）和科卡（Jürgen Kocka，1941—）等较年轻的学者，考察德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特点和环境，认为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德国“特殊道路”的产物，应该到俾斯麦帝国去追问“德国浩劫”的原因。到70年代，这种对德国历史的解读得到广泛的认同。60年代以后，在政治和学术讨论中还发生了由反“极权主义”向反“法西斯主义”的转变。“新左派”强调纳粹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并把反纳粹主义与批判联邦德国的现状结合起来。人们对纳粹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有民调说，认为纳粹政权有罪的人从1964年的54%上升到1979年的71%。1975—1979年间，表示赞成纳粹（除迫害犹太人和战争以外）政策的人占32%，而不赞成纳粹主义的人占42%。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学者在80年代总结道：“种种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自60年代末以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人们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对工会和部分文化精英来说是这样，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内部亦然，对较年轻的一代来说也普遍如此。”对纳粹和第三帝国的研究得到拓展和深化，“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受到重视，即研究第三帝国时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经历。新的视角也伴随着地方历史研究，人们试图揭示第三帝国时期某工厂曾发生怎样的压制工会和言论自由的事，或者当纳粹暴徒烧毁犹太教堂、商店，残害犹太人时，邻居如何胆小观望。对保守史学家视为禁忌的问题也不回避。如一位女民间历史学者不顾当局、教会上层的阻挠，获得纳粹时期的秘密纪录，揭露其所在地区人们试图掩盖或希望忘记的事实，发现一些一直被认为是反纳粹的人，甚至“抵抗战士”，却是纳粹同情者甚至纳粹军官。又如汉堡和不莱梅曾认为纳粹主义在自己的城市里受到了具有自由精神的公民的拒绝，未能扎根。但新的研究打破了这种长期的神话。研究发现，汉堡虽不是纳粹的“模范区”，也不是对希特勒冷眼相向的“温和的”汉萨城市。在慕尼黑、沃尔弗斯堡、埃森、纽伦堡等地，70—80年代也开始揭露当地在纳粹时期的历史，并以不同方式保持历史的记忆，如举办纳粹时期历史文献和实物展览，把纳粹遗址（建筑物、迫害犹太人的场所等）改造成陈列馆或纪念地等。有的研究揭露一些大企业与纳粹的关系和使用强迫劳动的历史，促使其承担责任。如80年代期间，沃尔弗斯堡市（大众公司所在地）的档案馆出版了揭露大众汽车厂在战时进行军工生产和使用强迫劳动的著作，筹办“纳粹暴政牺牲者文献展”。大众公司受到震动，委托专业史学家来研究和撰写有关著作，成果后来于90年代正式出版。总之，到七八十年代，联邦德国形成了广泛的反省历史和清算纳粹罪行的意识，并将其视为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义务。这种变化，应视为一项重要政治与思想成就。

不过，也有对“批判史学”和“过分聚焦于”纳粹时期的质疑。有人担心，一味否定和批判性地检讨历史，会“面临成为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的危险”。保守派主张，不要认为德国历史“仿佛只有希特勒的12年”，德国人需要“从希特勒的阴影里走出来”，并“再次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1982年科尔领导的联盟党政府上台，也带来了思想领域氛围的转变。1983年联盟党召开一次关于“德国个性”的会议，主张“克服所有成见”，不应继续用罪恶感折磨国民自觉性等。作为历史学博士的科尔，认为德国处在“历史的转折点”，需要“精神上的更新”。他也主张摆脱对纳粹时期的过分聚焦，赞成从历史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关注德国历史的积极面，引导年轻人以国家为荣。在史学界出现了“新修正派”，他们或否认有所谓“特殊道路”，说反犹主义、帝国主义等乃时代现象，非德国所独有；或强调德国传统中有黑暗面，也有光明面，不能把德意志帝国说成仿佛是纳粹德国的前史；或试图将纳粹罪行“相对化”和淡化，主张讲清第三帝国的积极面和“功绩”；等等。在此背景下，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场“史学家论战”（Historikerstreit）。“新修正派”反对过份关注“区区12年”，认为重新解释历史关系到民族重新“直起腰来走路”，否则会出现精神真空，迷失方向。“新修正派”史学家诺尔特（Ernst Nolte，1923—2016）在1986年发表文章，说二战结束已40年，却还未能对其划一条终结线，历史成了“不愿过去的过去”。他甚至说，希特勒起到了保卫欧洲，抵制斯大林“亚洲野蛮主义”的作用，纳粹的大屠杀源于斯大林的恶劣榜样，与战时盟国对德累斯顿和广岛的空袭、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等亦可相提并论。左翼—自由派则驳斥这类观点，强调保持历史记忆并为纳粹罪行承担责任，应该代代相传。他们指出，纳粹进行的大屠杀是历史上独有的，它利用工厂化的方式对一个种族进行整体性灭绝。即使能找到与其他事件的“可比性”，也不能成为德国降低道德标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这种争论有着深刻的现实关切。左翼—自由派怀疑保守派在用每一个机会将战争抹干净，保守派则怀疑左翼—自由派用“奥斯威辛”来揭德国的短。一方希望德国经过新生，变得正常和优雅起来，不再有罪孽感；另一方则把“奥斯威辛”当成德国自我界定的一部分。不过在坦诚面对纳粹暴行及其根源的氛围中，为纳粹辩解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少数人的立场。直面纳粹历史这个保守派试图边缘化的主题，到80年代末已成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中占优势的主张和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形成直面历史的反省意识，官方和政界主流（包括左翼—自由派和自由—保守派）的作用非常重要。联邦德国政界高层人士经常表态，正视纳粹罪行，承担历史责任。在阿登纳时期，官方在反省历史方面存在不足，但还是将其作为联邦共和国自我定义的一个关键要素。联邦首任总统豪斯明确表示：“纳粹的侵略罪行是集体的耻辱。”阿登纳对纳粹的德国社会历史根源也有深刻的认识（不过具有保守主义的特点），主张德国人克服极端的、自杀性的民族主义，决不允许纳粹历史重演。他出于现实政治需要而起用前纳粹分子，也是有条件的。他把与犹太民族和解当作一项基本政策，与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大会达成赔偿协议，也是承担历史责任的体现。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战时就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60年代担任外长时提出外交四点方针，就包括摒弃历史上包括纳粹时代在内的错误传统，划清界线，并认为“新纳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背叛”。他曾在波兰华沙犹太人受害纪念碑前下跪，表达反省和谢罪的诚意，令全世界动容。1985年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时，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就历史问题表态，明确指出“5月8日是解放日，它使我们从民族社会主义的非人道和暴政下解放出来”。今天的多数人未曾经历纳粹时代，但前辈留下了沉重的遗产，“我们大家无论有无罪过，无论老幼，都必须承认这个过去”。科尔总理的历史观具有保守的特点，但他也强调德国不走“民族的特殊道路”。他在1987年发表讲话，要求正确对待历史（这符合其保守主义信念），同时强调“决不要忘记民族社会主义独裁的经历，它给别国人民和我们自己都带来无法衡量的灾难。它告诫我们要吸取教训”。为了有利于清算纳粹的罪行，联邦议院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先是延长最后取消了对追诉纳粹罪行的时效限制。1979年对“言论自由”作出严格界定，宣传纳粹思想被视为“言论自由”的例外事项，不允许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1986年的一项立法将否定“奥斯威辛罪行”的行为入罪，指出在讨论历史问题时，某些“不能允许的谎言”是必须禁止的。

联邦德国重视关于第三帝国和纳粹罪行的历史教育。战后初期在盟国要求下，西部各州颁布法律，要求培养学生抵制纳粹思想和专制主义灌输的能力，不得用历史教育来进行煽动性的政治宣传，要删除颂扬战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内容。但此后一段时期，由于缺乏合适的教科书和不少教师的认识问题，历史课程只讲遥远的过去，或到俾斯麦为止。60年代开始改变这种状况。1962年各州文教部长会议发出指示，要求如实讲授第三帝国的政治和行政制度、反犹主义和大屠杀、希特勒外交和战争责任等内容。“新左派”运动推动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学校政治教育的“左”转。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在1978年和1980年先后发布《对纳粹主义的处置》和《对纳粹时代抵抗运动的处置》的文件，要求加强学生对纳粹统治与罪行的认识，抵制对第三帝国或其代表人物历史的回避和美化。1979年，美国电视剧《大屠杀》在联邦德国放映，激起强烈反响，许多学校就相关的历史进行了讨论。官方作出积极反应。例如中央政治教育办公厅（设在杜塞尔多夫）给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教师赠送10多万套情况资料，包括56页关于“最后解决”的小册子。巴符州的高中教师手册里规定，要使学生了解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纳粹专制如何建立，纳粹系统的非人道性，第三帝国的集权特性，并且要了解自由民主秩序如何运作。手册还推荐老师带学生到集中营去看看。80年代有人对联邦德国、美国和以色列的历史教材进行比较认为，联邦德国历史教材已表现出事实的准确性和内容的平衡性，不足的是未能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没有指出导致纳粹时代的某些文化传统是否仍然潜在地存在。此外，1972年联邦德国开始与波兰联合讨论历史教科书的编撰问题，旨在删去或至少缓和教科书中彼此关于对方的陈词滥调、歪曲和带有敌意的文字。这也不失为真诚希望“克服过去”的一种努力。

（五）对“认同”的探讨和“宪法爱国主义”

历史问题与一个重要问题——认同有关，即“我们要成为谁？”曾经凝聚德国人认同的民族主义，战后已声名狼藉，德意志民族陷于分裂。主流精英主张摒弃民族主义和“特殊道路”，做“欧洲的德国”和“西方的德国”。阿登纳强调德国人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痼疾。舒马赫曾坚持民族统一诉求，同时主张“不是为了民族主义”，而是一种与“民族主义”相区别的“世界公民式的爱国主义”。此后在联邦德国，民族主义通常是与极右派相联系的。然而抛弃了民族主义，失去了国家的统一，加入了西方，联邦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应该是什么？联邦共和国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如何造就社会的凝聚力和居民的效忠感？于是有了“认同焦虑”。起初，人们对联邦德国自我形象的估计，主要基于对经济成就的自豪。但许多人认为，这样以马克为中心、以物质为取向来建构民众认同，是不够的，不可取的，甚至是危险的。左翼—自由派希望建构一种以《基本法》所体现的制度和价值观为基础，更具包容性和普世性的爱国理念和认同。人们提出了“后民族民主”等概念，希望构建一种新的认同基础。政治学家斯坦贝格（Dolf Sternberger，1907—1989）主张联邦德国公民认同于宪政民主国家，提出了“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概念。他在1979年（联邦德国建立30周年）撰文说：在联邦德国，一种新的“奠基于宪法之上”的爱国主义已悄然形成。“民族感情依然遭受着创伤，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德国。但我们生活在一部完整的宪法、一个完全立宪的国家里，这本身就是一个祖国。”哈贝马斯也积极主张并论述了“宪法爱国主义”。他说德国人由于灾难性的历史，必须构建一种新型的爱国主义和认同感，与那种传统的、基于族群同质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膜拜划清界线。这种认同感不是聚焦于历史，而是一种基于宪法的、以法治和民主等普世原则为中心的“后民族认同”，即“宪法爱国主义”。纳粹主义的经历必须作为德国宪法爱国主义的一个隐含的参照点。在德国，只有“由克服法西斯主义而形成特有的历史观，才能理解以法治和民主的普遍性原则为中心的后民族认同”。不少“68一代”支持“宪法爱国主义”，认为传统的民族国家不适应于全球化时代，它压制多样性，并具有侵略潜质，反对民族主义是反对纳粹主义和保证“不再犯”的必要条件。而且，在不同文化和族裔居民大量增加的情况下，能否创造一种更宽松的政治归属形式，一种以某种新的文化为核心或崇拜对象的公民认同？人们转向了“宪法爱国主义”，希望通过共享宪法载明的、被认为是普世意义的价值，以实现社会的团结和整合。到80年代末，在左翼—自由派中，存在一种关于“后民族民主”和“宪法爱国主义”的共识。

但是，围绕“宪法爱国主义”，自始就有争论：它能否或应否取代历史形成的民族和文化的认同呢？一方面人们认同被认为是德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民主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也有人（主要是保守派）主张回归更加传统的意义和道德资源。这一派认为，民族并没有被取代，“宪法爱国主义”只是“掩盖分裂鸿沟而聊以自慰的绣花毯”，是一种民族和情感上的“禁欲”，它抽象浅薄，也不现实，或只能是一种“临时的爱国主义”。他们还说，用“宪法的乌托邦”来替代民族，“必将全面压制曾构成德国认同的那些精神和文化传统”；“宪法爱国主义”有赖于坚持批判性的历史记忆并承担责任，则是要把德国人钉在“大屠杀”历史之上。被认为属于“新右派”的艾希贝格（Hening Eichberg，1942—）明确主张“民族认同”，并试图把德国看成类似于第三世界的被殖民国家，文化上面临失去认同的危险。“新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广泛讨论的话题，关于联邦德国“心理上不平衡”和“缺乏认同”等观点，在联盟党思想家和保守的知识界逐渐流行。史学“新修正派”也说，对历史的“正常”态度对建立牢固的民族认同至关重要，否则不利于“积极的自我认识”。而一些左翼—自由派人士也逐渐倾向于或者说从未消除“民族关怀”。执政者则坚持德国最终统一的民族诉求，努力维系民族纽带。阿登纳把民族主义看作“欧洲痼疾”，但主张培养“健康的民族感情”。科尔宣称“德国历史和德意志民族一样，都是不可分割的”。勃兰特在推行“新东方政策”时，坚持“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德国人民仍然需要统一。施密特更明确声称“坚持民族的概念”，“我看不到德意志民族会灭亡”。一些人主张“宪法爱国主义”主要是“后民族主义的”，但不是“后民族的”，民族性不再居于中心，但并没有“被压制”或清除。它不是消灭民族特点，而只是使之下降到一种支持性的作用。1989—1990年德国统一，可以说是德国人民族情感和认同的明确体现，但没有导致左翼—自由派所担心的传统民族主义回归，也没有出现对历史的集体失忆和集体特赦的情况，民族意识和认同已不是传统的民族主义和认同的复归。

三、重铸辉煌的文学艺术

（一）文学

历史上，德国文学艺术有过辉煌的成就。经历纳粹文化专制主义之后，盟国对德国实行改造，并试图使文学艺术成为“民主化”的工具。德国文学也很快开始其自身的发展。战后初期，作者们由于在纳粹统治和战争时期的经历不同，创作也不相同，大体分三类：一是战时流亡国外的老一辈作家，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在战后发表《浮士德博士》，反映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和灾难，以及德国文化如何被其臣服主义的内核所毁灭而走向堕落。他说，《浮士德博士》就是要“不断提醒人们，‘德意志’一词与‘悲剧’和‘恶魔’的内在联系”。二是战时留在国内的所谓“内心流亡”的作者的作品，或脱离现实，或在宗教和神话题材下包含对战争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三是一批较年轻的作家，有些人曾加入德共，有些人曾参军并成了盟军的战俘，战后返回。他们用文学来描写战争的创伤和废墟与饥饿的战后年代，其作品被称为“废墟文学”（Trümmerliteratur）、“返乡者文学”（Heimkehrerliteratur）。他们用新的方法和风格写作，努力袪除法西斯狂热的、蛊惑性语言的影响，故又称“砍光伐尽文学”（Literatur des Kahlschlags）。他们主张文学关注现实，干预生活，帮助“塑造民主精英阶层，促进大众的再教育”。这类作家中，最重要的有安德施（Alfred Andersch，1914—1980）、里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1908—1993）、伯尔等人。里希特说：“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写作参与对社会的改变。”伯尔认为文学可以揭露德国历史的创伤和痛苦，帮助诊断社会的疾病和复兴德国。这批作家在1947年组成文学团体“四七社”（Gruppe47），对战后德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联邦德国建国后不久，文学领域逐渐出现繁荣，作品题材、审美方式和艺术手法逐渐多样化、复杂化。在方法、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等方面，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既有现实主义，也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技巧的运用。尤其美国作家福克纳（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1897—1962）、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1961）等人的影响广泛可见。聚集在“四七社”的新生代作家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成就最大的是小说。除了安德施、里希特、伯尔等人外，活跃于文坛的还有克彭（Wolfgang Koeppen，1906—1996）、格拉斯、约翰逊（U we Johnson，1934—1984）等一批作家。安德施的存在主义哲理小说，克彭的政治小说，伯尔、格拉斯等人的社会批评小说，都有较大的影响。克彭被称为政治上的“不顺从主义者”，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温室》等。伯尔被称为“权力的批评者”，主张文学要“从下面去看历史，写历史”，反对谎言、隐瞒和粉饰太平。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列车准点》和《九点半钟台球》等。格拉斯曾进行诗歌和戏剧创作，在1958年以长篇小说《铁皮鼓》而成名，并获得“四七社”文学奖。该著作后来成了联邦德国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之一。约翰逊的《对雅各布的种种猜测》等作品也颇有影响。这些作品最重要的主题，一是反思德国的历史，揭露法西斯统治的罪行和人民的灾难，思考法西斯何以产生的根源。二是批判联邦德国的现实，如法西斯改头换面仍然存在，“经济奇迹”下的社会阴暗面，资本对人们个性的摧残，物欲统治和小市民的自足自满，小人物的困境和苦恼等。三是反映德国分裂的现实和对核威胁下世界前途的担忧等。在诗歌领域，联邦德国早期的作品经常表现软弱、孤独、失落、悲观等情绪。本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的“绝对诗—封闭诗”风靡一时。他主张诗歌“形式便是最高内容”，作品体现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失去了自我”后无可奈何的心情，可以说是他本人和不少德国人精神状态的写照。

60年代改革呼声高涨，“新左派”崛起，文学受到影响，形成新的特点，涌现一批反映工人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同时出现文学“政治化”的现象。在鲁尔区出现了由职业作家和工人作家组成的“六一社”（Gruppe61），作者们以劳工世界为主题，用贴近工人的语言写作，反映“经济奇迹”下的剥削、劳动者的处境和斗争等。其间还出现一个“劳工文学创作团体”（Der Werkkreis Literatur de Arbeiterschaft），主要以纪实性作品来揭露历史真相，反映社会的现实。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瓦尔拉夫（Hans Günter Wallraff，1942—）等人。瓦尔拉夫经常深入企业、跨国公司、报纸和教会组织，获取第一手资料，以报告文学形式，反映劳动者（包括外籍工人）的生活和工作处境，揭露民主外表下潜藏着深深的权威主义、危险的右翼和歧视性的政策。在诗歌领域，也产生了不少反映工人劳动、生活和斗争，讽刺和揭露自满自足忘记历史的小市民，以及描写家庭、婚姻、妇女生活和感受的作品。诗人恩岑斯贝格被称为“时代批评者”。他反对脱离现实政治的“封闭诗—绝对诗”，主张诗歌成为启蒙的工具，要为结束权力的统治而斗争。他甚至提出“文学死亡”，要用政治评论、演说等来进行斗争。伯尔、格拉斯、瓦尔泽等人的社会批评和历史反思小说，反映劳工世界的文学作品和恩岑斯贝格等人的“政治诗”等，构成了60年代联邦德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一道风景线。当然，并非所有作家都赞成文学“政治化”，许多人坚持文学自身的特点。文学界出现了分歧和争论。60年代末，“四七社”停止了活动，后于70年代解散。

70年代，人们总结了经验教训，文学的“政治化”消退，开始回归自我，并出现新的特点。仿佛是对文学“政治化”的一种纠偏，这时候的不少作品从关注政治、社会等宏大题材转向关注个人，描写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与情感，反映“68年运动”后的幻灭感和悲观情绪，或者是进行反思和走向实际的历程，以及对人类面临危机的感受，出现了所谓“新主体性”（Neue Subjektivitt）、“新感伤主义”（Neue Empfindsamkeit）、“新内心主义”（Neue Innerlichkeit）等。一些自叙性作品寻找自我，开掘人性，回忆往事亲情，富有文字魅力。例如，年轻作家施奈德（Peter Schneider，1940—）曾参加学生运动，后在1973年发表小说《棱茨》，写一位青年知识分子从怀抱激情参加斗争，到抛弃幻想，转向实际工作的经历，描写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实际折射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诗歌领域也有类似变化，政治化消退，一些诗人出现沉寂与困惑。“新主体性”“新内心主义”也出现在诗坛，从政治性诗歌转向“日常生活诗”，写个人日常生活感受，语言趋向于纪实性和散文化。恩岑斯贝格1978年发表长诗《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其中泰坦尼克号无疑具有多种象征意义。此后直到80年代，联邦德国文学领域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格局。不过，联邦德国文学并非已经全然不问政治，或丧失了现实批判精神。实际上，继续有大量反映和批判现实的作品问世。例如老作家伯尔在70年代发表的《女士与众生相》《丧失荣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等作品，格拉斯的《蜗牛日记》、以“但泽三部曲”为总题再版的《铁皮鼓》等作品，并发表新作《鲽鱼》和《母鼠》等，约翰逊的四部曲《周年纪念日》，魏斯（Peter Weiss，1916—1982）的长篇小说《抵抗的美学》，伦茨（Sigfried Lenz，1926—2014）的长篇《楷模》《家乡博物馆》等，均属此类。它们或思考现实政治和针砭时弊，或探讨女权和环境问题等主题，或反映德国的历史和人民的不幸与斗争。现实主义文学仍然具有活力。

六七十年代联邦德国文学的一大新现象，是一批女作家登上文坛。女作家在60年代崭露头角，其作品不仅反映对现实的批判和思考，而且尤其是反映女性对自身解放和身份的追寻，对实现经济和政治上平等的呼唤。如“六一社”成员荣格（Erika Runge，1939—）的纪实小说《女性，寻求解放》通过对多位女性生活经历的描写，揭示了女性面临的问题以及在妇女解放方面缺乏进展的现实。沃曼（Gabriele Wohmann，1932—）的作品创造了具有女性意识，试图自我解放却以失败告终的女性形象。70年代在新的女权运动背景下，女性文学出现繁荣，一些女作家以明确的女性意识、女性身份和视角写作，真实、坦率、生动地表现女性的命运、追求、困惑、焦虑、自信、自卑和在社会、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经历、情感甚至隐秘，表现对男权文化的抗争。其中，施特鲁克（Karin Struck，1947—）的《阶级爱》、施苔芬（Verena Stefan，1947—）的《蜕皮》等被认为是德国女性主义作品的经典。同时，还展开了“作为女性进行写作”“文学中的妇女”等主题的学术性研讨。研究者认为，这一代女作家创作了多少具有持久价值的作品并不重要，“这个时期最重要和最值得记忆的是女性主义文化产品的丰富和充满活力”。

联邦德国设有多种文学奖项，如“四七社奖”“毕希纳文学奖”（被视为德语文学的最高奖）、“席勒纪念奖”“海涅文学奖”“伯尔文学奖”等。文学作品的评奖活动经常举行，这些活动对于繁荣文学创作，扶持作家成长，功不可没。联邦德国文学也重新受到国际文学界的瞩目。伯尔在50年代就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终于在1972年成为诺贝尔奖得主，这是自托马斯·曼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德籍作家首次获得这项荣誉（其间有其他德语作品获得诺奖，其作者都不是德国国籍）。格拉斯也在1972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后于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二）戏剧

德国戏剧曾经具有世界水平，并且有着关注现实的传统。战后，剧院相继恢复演出，一些新的院团组建起来。上演的剧目既有原创，也有改编的古典和外国作品，既有流亡作家的创作（主要反映反法西斯斗争），也有未流亡作家的创作（主要以神话、传奇和历史为题材）和新一代作家的创作（主要反映人们战后初期的遭遇和困惑）。一些小说家和诗人也是剧作家。魏森博恩（Günther Weisenborn，1902—1969）和博歇尔特（Wolfgang Borchert，1921—1947）等人开创了战后西德的现实主义戏剧。前者曾是反法西斯抵抗战士，他的《地下工作者》于1946年上演，展现地下反法西斯斗争。博歇尔特是一位“返乡者”，他在1946年创作的广播剧《大门外》反映了战后返乡者的境遇和痛苦，揭露战争对人的摧残，引起强烈反响。该剧后来还改编为舞台剧和电视剧，反复上演。

50年代联邦德国戏剧受到萨特的戏剧理论和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国外荒诞派戏剧的影响。一些作品运用怪诞喜剧的形式与技巧，揭露时代生活的冷酷、空虚和追求金钱的现象，以及尚存的法西斯残余和“经济奇迹”受益者的低下品格。“四七社”成员艾希（Günter Eich，1907—1972）在50年代创作了《梦》和《维泰波的少女们》等广播剧，前者告诫人们不要沾沾自喜于眼前的小康生活，灾难还可能降临人间；后者反映法西斯统治下犹太人的命运。魏森博恩等剧作家也创作了表现社会问题的剧作。一些家庭喜剧和英雄情节剧也颇受欢迎。

60年代，联邦德国戏剧也出现“政治化”倾向，产生了一批具有强烈批判意义的“纪实戏剧”（又称“文献剧”）。作品以历史素材（如卷宗、记录、报道、录音和照片等）来取代虚构，揭露重大事件的真相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激发人们的分析和思考。1963年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1931—）创作的《基督的代表》揭开了联邦德国“纪实戏剧”的序幕，其中揭露了教皇庇护四世对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纵容，在西方文化界、宗教界和政界都引起震动。基普哈特（Heinar Kipphardt，1922—1982）的《奥本海默案件》以档案文献为基础，表现了科学新发现不应被用来为战争目的服务的主题，亦是“纪实戏剧”的代表作之一。彼特·魏斯的《调查》则根据60年代对纳粹罪行进行审判的资料而创作，揭露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罪行。他的另一部剧作《马拉/萨特》则以“戏中戏”的结构和多种艺术手段的运用而大获成功，被誉为60年代联邦德国最出色的戏剧作品。不少其他戏剧创作，也反映了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如繁荣背后的法西斯主义思潮，权势者滥用权势、小人物无能为力等。60年代还出现了“街头剧”，在抗议运动中发挥宣传鼓动作用。流行于德国南部的“大众剧”出现复兴，反映企业主的巧取豪夺、小人物的处境、社会的商品化和市侩气息等。

70年代后，联邦德国戏剧创作出现一种内向自省的倾向，从关注政治转向个人和心灵深处，反映激情衰退后的失望和苦恼的情绪。一些人改编古典戏剧，实行“功能转型”。例如对歌德的剧作《塔索》的三次改编，反映不同的心理感受。80年代的《塔索》，已无60年代的《塔索》那样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而倾向于内向性的反省。不过，戏剧也同文学一样，并未丧失批判现实的精神，例如克罗茨（Franz Xaver Kroetz，1946—）等人的作品。克罗茨是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剧作家，作品被称为“被遗忘者、沉沦者、哭泣者和苦恼者的编年史”，代表作有《家务事》等。施特劳斯（Botho Strauss，1944—）是剧作界的新星，其《恐病者》《重逢三部曲》等作品，表现人的失落、无奈和人际关系的异化和悲观情绪。对于联邦德国戏剧，美国学者克莱格曾在80年代有所评论。他说德国的戏剧“光辉灿烂和丰富多彩”，既有优秀的古典剧，也没有漠视对历史所负的责任；同时，他也认为“社会责任心的传统保持得很不完美”，许多剧院提供的作品是“耸人听闻的官能感觉主义或对价值准则和观众感受性的袭击”，以及对古典名著“不怕难为情的窜改”，在处理纳粹的过去和关注当代社会方面，也比较逊色。

（三）影视

战后初期占领国曾对德国电影进行管制。美国人希望电影可以帮助德国人回到民主道路，同时也为美国电影打开市场。一些德国人则认为电影可以为德国文化和精神的复兴服务。著名电影人施托特（Wolfgang Staudte，1906—1984）说，电影不能走纳粹时期的老路，电影需要新的面貌和新的规范。他在苏联占领当局支持下制作《凶手在我们中间》，于1946年上映，讲一位受伤的前国防军医生战后的经历和他的一位作恶多端的上司成了成功商人的故事，揭露纳粹残余仍然存在的现实。1947年上映的考特纳（Helmut Kutner，1908—1980）执导的电影《以往的日子》，则反映法西斯统治下德国人民的生活。反映纳粹统治或战后初期人们遭遇的电影，称为“废墟电影”（Trümmerfilm），在当时德国生产的电影中占有重要地位。联邦德国建立后，为发展电影事业，在1950年成立了“电影业领导机构”（Spitzenorganisationder Film wirtschaft/SPIO）。为防止电影的“非道德化”问题，设立了“电影业自愿自控机构”（Freiwillige Selbstkontrolleder Film wirtschaft/FSK），进行电影评价和分级。此外，还开展电影展演评奖活动，如举办柏林电影节，曼海姆国际电影周、西德短片节等。联邦德国电影的产量逐渐增加。仅从故事片来看，1949年生产了60余部，1955年达到120余部，翻了一番。尽管这时电影似乎在走向繁荣，实质上却是一个停滞阶段。此时，描写战后德国灰暗形象的“废墟电影”已不受欢迎，而“电影自愿自控机构”又批评那种“践踏优秀品味的和……不正当的试验”，实际上阻止电影界的创新试验。当时保守主义当道，官方要宣扬“经济奇迹”，不愿揭露社会矛盾，电影领域流行纯娱乐性的喜剧片、惊险片、侦探片和古装片，以及描写乡村生活、传统道德和粉饰太平的所谓“乡土电影”（Heimatfilm）。认真揭露纳粹统治罪行，反思历史和批判现实的作品很少。在好莱坞电影大行其道，欧洲电影革新运动迭起之际，联邦德国电影却缺乏创新。1961年送往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参赛的五部影片无一胜选。1962年“德国电影奖”竟然没有一部影片能够被授予“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导演”奖。

年轻电影工作者对这种局面不满，要求改变现状。1962年2月，在奥伯豪森（Oberhausen）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短片电影节上，克鲁格（Alex and er Kluge，1932—）和赖兹（Edgar Reitz，1932—）等电影人，签署“奥伯豪森宣言”（Oberhausener Manifest/Oberhausen Manifesto），宣称“旧电影已经死亡，我们相信新电影”。他们要求进行电影创新，摆脱传统的业内陈规、商业伙伴和利益集团的影响，重振德国电影。“新德国电影”（Neuer Deutscher Film/Junger Deutscher Film）由此发轫。1965年“新德国电影董事会”（Kuratorium jünger deutscher Film）成立，联邦政府提出在三年内以500万马克资助青年导演拍摄20部影片的计划。1966年，第一批“新德国电影”影片问世，1967年在西柏林举办了“青年德国电影”展览，从而开创了联邦德国电影史中以“新德国电影”为标志的新时代。

“新德国电影”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法国“新浪潮”（Nouvelle Vague）和国际上先锋派美学的启发，并借鉴好莱坞电影，在题材和艺术手法上表现出新的追求和新的特点，既追求艺术上的创新，也具有历史反省和现实批判精神。其最重要的主题，一是对过去的探讨，反映法西斯统治下的灾难，通过影片剖析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积淀、民族传统以及纠缠于其中的法西斯精神。二是反映现实，在“经济奇迹”下小人物的命运与抗争，社会中的冷漠、落后和家长制作风，飞黄腾达者的丑恶和代际关系等世间万象。70年代以降，“德国特殊的过去”被纳入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和更加多样的文化联系中加以阐发，现实主题的开掘也更为精细化，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个人成长经历、外籍劳工、女性生活、家庭伦理等皆成为关涉的对象。一些影片从现实社会的矛盾出发反省过去，力图把人们从“遗忘”的状态中唤醒，呼吁人们警惕纳粹主义的死灰复燃。这些电影在题材、结构、风格、叙事的笔调以及造型语言上各有建树、风格不同，但重新确认了电影的叙事功能和大众性，努力使电影的审美价值与大众观赏性相结合相统一。

在“新德国电影”发展中，施隆多夫（Volker Schlndorff，1939—）、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1946—1982）、赫尔措格（Werner Herzog，1942—）和文德斯（Wim Wenders，1945—）成就突出，被称为“新德国电影四杰”。法斯宾德被誉为“新德国电影”的“动力”和“心脏”。他多才多艺，跨电影、电视和舞台剧三个领域，创作力惊人，从1969年到1982年共导演25部电影、14部电视剧、2部纪录片、多部话剧和广播剧，多部电影的演员、制片人、摄影师、编剧。他善于把艺术追求与观众情趣相结合，用通俗易懂的电影语言、自然流畅的时空构筑、细致生动的性格刻画，空前广阔的社会场景和多样性的人物类型，全方位和多角度地揭露德国的历史和现实万象，关注普通人包括社会边缘人的遭遇，抨击资产阶级社会和对人性的种种限制，揭露纳粹统治造成的灾难对人们生活的扭曲、精神的戕害和美的毁灭，尤其是将女性的脆弱与历史的沉重放在一起表现。所以他又被称为“西德的巴尔扎克”和最敏锐最热情的编年史家。有人评论：“只有回顾起来才能看见法斯宾德在其作品中描写了何种人间喜剧，其电影叙事是如何密集地充满着德国语境中的人物、政治、历史和日常生活。……在联邦共和国，或许除伯尔的著作外，再无别处有如此广泛而深刻的洞察。”属于“新德国电影”的还有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1942—）等女导演，推出了一批具有女性主义特点的电影作品。

“新德国电影”是一次具有重要影响的电影革新运动，其制作的影片相继在国内外获奖。如1966年施隆多夫的开山之作《少年托莱斯的困惑》、克鲁格的《告别昨天》等影片获多项国内外电影奖。1974年法斯宾德的《恐惧吞噬心灵》获得戛纳影展影评人奖。1975年赫尔措格执导的电影《人人为已，天诛地灭》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1979年施隆多夫根据格拉斯的名作《铁皮鼓》改编的电影，相继获得戛纳金棕榈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奖项。1979年法斯宾德执导的影片《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获多个奖项。1982年，法斯宾德执导的影片《威奥尼卡·伏斯的渴望》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文德斯等人的影片和特洛塔等女导演的影片，也多有在国内外获奖者。80年代初有人评价说：“过去的10年是属于新德国电影的。西德是目前惟一有作为的电影国家。”

联邦德国的其他片种也很发达，例如纪录影片。六七十年代，产生了不少关于第三帝国、纳粹集中营和迫害犹太人的影片和纪录片。80年代，一些揭露德国大公司（在战时与纳粹合作和使用强迫劳工的电视系列片拍摄出来。联邦德国还大量引进外国影片，包括一些国外制作的反映纳粹罪行的影视片。1979年联邦德国播放了美国拍摄影片《大屠杀》，观众总数达2000万，产生强烈的社会效果。

同时，联邦德国电影也面临挑战，首先是电视的挑战。20世纪60—80年代，电视经历了大发展和大普及。特别是80年代私营电视台大量开播，电视娱乐节目（故事片、连续剧、记录片其他文艺节目）越来越丰富，大批观众离开电影院而呆在电视机前。为了电影和电视协调发展，1974年，联邦德国主要的两大广电公司与联邦电影局（成立于1968年）达成“电影—电视协议”（Film-Fernseh-Abkommen），规定广播电视台每年提供一定额度的经费，支持生产既适合影院放映又适合电台播送的影视片，这样制作的影片要在影院上演半年之后，才能制成录象带或影碟发行；在影院上映两年后，才可在电视台播出。这样的规定有利于电影的票房收益。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电视对电影的冲击。上影院的人数大减，例如1980年看电影的人次是1.438亿，平均每个居民2.3次；1987年看电影的人次只有1.081亿，每个居民1.8次。电影票价提高了，电影业收入却下降了。国产娱乐片1956年是120部，1976年已不足此数的一半。1980年到1987年娱乐片产量536部，平均每年67部。文献片每年生产不足10部。其次，外国影片特别是好莱坞大片的竞争，使本土电影相形见绌。例如，1976年联邦德国上映的影片中，1/4来自美国，近1/5来自意大利和法国。国产影片仅占22%。而就“新德国电影”而言，其主将之一法斯宾德于1982年去世，产生了不利影响。导演们仍在努力，仍然不断有影片在国内外获奖，但“新德国电影”声势已不如以前，也无法扭转“叫好不叫座”的现象。1991年施隆多夫不无惋惜地说：“现在我们的影片加在一起已不能构成德国电影。这是几乎完全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导演摄制的影片，再也没有一个学派的团结。”一位著名的联邦德国电影发行人谈到：“我们越来越难以找到影院来放映德国电影和欧洲电影。1990年，德国电影只占发行部门发行总量的10%，而美国电影则占有85%的电影市场。”

（四）美术、建筑、音乐

德国的美术、雕塑和建筑、音乐等领域，战后不久重新加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20年代的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的传统逐渐恢复，一些在纳粹时期被禁止的所谓“蜕化”作品重现于世。曾遭纳粹禁止的现代派画作广受欢迎，年轻的画家从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和克利的作品中吸取灵感。抽象主义、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等，不同流派和风格，各擅其美。波普艺术（Pop Art）在50年代进入联邦德国，它一改以往艺术家的取向，不再以基督教故事和古代神话为主题，旧纸箱、破轮胎、报纸杂志、电影、广告中的事物都可入画，甚至对好莱坞艳星大加赞美，具有反叛学院派和反权威的倾向。70年代以后，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艺术，美术、音乐、雕塑皆不例外。“后现代主义”承认传统，同时努力综合传统与现代而超越现代主义。波伊斯（Joseph Beuys，1921—1986）被认为是体现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大师。他曾是纳粹军队的士兵，战后从事艺术，主张“艺术即生活，生活即艺术”。其作品以艺术形式传达了一种负罪感，宣传和平，张扬生命的意义。“新野兽派”（Neue Wilde，Junge Wilde）、“新表现主义”（Neo-Expressionismus）、“新概念艺术”（Neue Konzeptionskunst）等冠以“新”称号的艺术风格也交迭登场。例如，“新表现主义”绘画，色彩浓烈，画面巨大，显示强烈的野性和原始。所谓“时代精神”（Zeitgeist）受到重视，并体现一种怀旧情绪，重新采取传统的材料、传统的形式和传统的主题。雕塑艺术则呈现古典与现代同行的局面。80年代抽象的形式仍占优势地位，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非抽象的趋势。雕塑艺术可谓派流纷呈，多姿多彩。

在建筑领域，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包豪斯（Bauhaus）建筑艺术在纳粹时期受到打击，一些设计师移居国外。战后，受纳粹压制的建筑理念重新抬头，现代派设计师在建筑规划和学术部门占有重要位置。一般历史主义、新古典主义因其曾受纳粹推崇而受到批评，现代主义则因其“民主”的象征意义而得到鼓励，钢铁和玻璃结构似乎传达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对于如何重建毁于战火的城市，见仁见智。有人希望使之现代化，有人主张保护或恢复历史风貌。由于最迫切的任务是清除战争废墟和建设新住房，现代主义建筑艺术的繁荣受到了制约。战后初期西德的建筑大体分三类：一是按原貌重建，二是仿照传统并加以变通，三是全新的现代风格。大量的建筑是实用性的，但还是有些建筑将视觉功能与现代材料相结合，或突出包豪斯传统，或展现活泼、动感的线条。在慕尼黑、纽伦堡等城市重建中，历史保护主义较占优势。法兰克福、汉诺威等地则一改旧貌。但一般而言，是历史和现代的折中，具有多样性。到50年代后期，现代主义取得优势。一批现代风格的建筑设计新颖、功能多样，如法兰克福的钢铁与玻璃结构的银行和保险大楼、柏林的外似帐篷而内部功能齐全的爱乐音乐厅、慕尼黑的大面积透明玻璃纤维拱顶的奥林匹克主运动场等。但是，对现代派建筑的批评也从未间断，或称其偏重技术与功能，单调乏味，或指其为来自美国的舶来品。60—70年代以后，出现一股传统主义潮流，要求重新审视现代主义建筑的利弊，认为建筑是艺术，“传统的”并不意味着保守，“现代的”也不等于进步。此外，纳粹时期建筑的遗存逐渐消失则激起了保留或用文献纪录这些建筑遗存的努力，目的是保持历史的记忆，有警示当今的意义。同时，有人在70年代指出：“企图用建筑来阐释一个多元主义的、民主的共和国，仍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和心理情结……这是由于纳粹时期的创伤而带来的。”

在音乐领域，拜罗伊特瓦格纳音乐节（Bayreu the r Festspiele）1951年恢复举行。其他各种音乐节也相继举办，如波恩的贝多芬音乐节（Beethovenfest）等。古典大师的作品被剔除了纳粹时期改动的痕迹，反复上演，广受欢迎。艺术家也热衷追赶国际音乐潮流。到60年代，联邦德国成了当代音乐的中心之一，试验性的音乐在那里拥有专注的听众。不少国家当代音乐运动的领军人物会聚于科隆、巴登巴登等地，讨论“幸运的音乐”“空间的音乐”“声音结构”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年轻新锐的作曲家崭露头角。斯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1928—2007）1956年创作的电子合成音乐《青年之歌》，成为为数不多长期流传的电子音乐作品之一，他也成为电子音乐的权威和德国“先锋派”（Avantgarde）音乐的代表。齐默尔曼（Bernd Alois Zimmermann，1918—1970）的作品则综合运用古典和现代的元素和新的方法。他创作的歌剧《士兵》在1961年公演，被认为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歌剧音乐之一。美国的爵士乐（Jazz）大受欢迎，美国军队电台、美国之音的节目，在联邦德国拥有大量的听众。贴近大众，表达常人心声的通俗音乐，势头强劲。到60年代中期，严肃音乐与通俗音乐的市场占有率几乎是20%对80%。受美国和英国摇滚乐（Rock and Roll）的影响，联邦德国也有了各种摇滚乐队及其“粉丝”。一些摇滚乐作品在普及中加入了古典元素，与交响乐同台上演。联邦德国的摇滚乐到80年代出现了所谓“德国新潮流”（Neue Deutsche Welle）和“朋克摇滚”（Punkrock）。其特点是节奏机械，旋律单调，歌词充满嘲弄，讲遭到破坏的生活和世界末日的预言，坦露对未来的担忧，在现实中的无助和失去理想时的绝望。80年代，还出现一种称为“RAP”的说唱音乐，它政治性很强，具有更强的叙事性，其演唱团体由黑人和来自土耳其等国的移民组成，内容主要是反映移民的生活，反对种族歧视与压迫。

四、大众传媒的发展

（一）通讯、广播电视

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公民有权以言论、文字和图片自由发表意见和毫无阻碍地从各种渠道了解情况。联邦宪法法院指出，自由的、不受公权力操纵和不受检查的新闻工作，是自由国家的基本要素。《基本法》还规定，联邦德国不存在新闻和书报检查制度，同时言论自由“受到一般的法律、保护青少年的法律和个人名誉权的限制”。

纳粹政权崩溃后，各占领区就分别建立新闻通讯社。联邦共和国成立后，三个占领区的通讯社合并，成为德意志新闻社（Deutsche Presse Agentur/DPA，简称“德新社”）。德新社是私营性质的股份有限公司，任务是“作为独立的机构为德国媒介提供文字和图片形式的信息，并对外国提供信息，从德国的角度为国际信息供给作出贡献”。该社下设报纸、广播和电视新闻等多个部门，总社设在汉堡。该社后来成为联邦德国大众传媒的主要新闻信息来源，在数十个国家派驻记者或聘用撰稿人。其提供的信息包括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和文化等各领域，“市场渗透率”几乎达到100%。其他有影响的通讯社还有1971年成立的德意志电讯社（Deutscher Depeschendienst/DDP，总部设在波恩）、1949年成立的德国联合经济新闻社（Vereinigte Wirtschaftsdienste/VWD，总部设在法兰克福）、具有宗教背景的福音新闻社（Evangelischer Pressedienst/EPD）和天主教通讯社（Katholische Nachrichtenagentur/KNA）等。这些机构一起构成联邦德国庞大的新闻信息和通讯系统网络。

战后初期，在盟国占领当局的监督下，各占领区立即重建起无线电广播系统。最重要的是西北德意志电台（Nordwestdeutscher Rundfunk/NWDR），涵盖汉堡、下萨克森、石荷、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等州。1950年8月，联邦德国各州广播电台组成“德国公法广播联盟”（Arteitsgemeinschaftder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anstalten Deutschlands/ARD，简称“德广联”），以发挥监督、协调和解决与广播有关的法律、技术、节目管理和经济等方面的职能。此后，“德广联”各台开始联合制作和播送面向全国的广播电视节目。1954年，西北德意志电台的电视频道冠以“德国电视台”（Deutsches Fernsehen）向全国播出，成为当时联邦德国唯一的专业电视台。1984年更名为“德国电视一台”（Erstes Deusches Fernsehen）。

联邦德国的广播电视属于州权范围，但有两家重要的电台是联邦政府出资和管辖，即“德国之声”电台（Deutsche Welle/DW）和“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 and funk/DLF）。“德国之声”初为西北德意志电台1953年开播的对外广播，首播时联邦总统豪斯曾发表致辞。1960年法院裁决对外广播属于对外职能后，依法成为独立实体。其任务是面向海外广播，宣传德国观点、语言和文化，促进国际理解和交流。“德意志广播电台”前身是1956年德广联为应对民主德国的长波广播，而举办的“德国长波电台”（Deutscher Langwellensender），初由西德意志广播公司负责。后经1960年法院裁决后，建成为国家广播电台，于1962年开播。起初主要针对民主德国和欧洲邻国的德语少数民族播出德语节目，后来又开播欧洲其他国家语言的节目。德国统一后，“德意志广播电台”改组，分拆归并到“德国之声”和新建的“德国广播电台”。

在建立联邦管辖的对外广播电台的同时，阿登纳政府还计划建立联邦管辖的“德国电视台”。但这个计划遭到各州反对，结果对簿公堂。1961年宪法法院裁决在没有例外性规定的情况下，广播电视属于州权范围。阿登纳政府的计划搁浅。但各州州长在这一年签署了一项州际协定，决定组建一家新的独立于现有广播电视机构的电视台——德国电视二台（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ZDF）。经过筹备，1963年该台正式开播。

联邦德国实行“公法广播电视”（Dieffentlichrechitliche Rundfunkanstalten）体制。广播电视作为“公法机构”，是非赢利性的，商业性节目受到严格限制。广播电视台从政府的税收中得到营运资金，受公众和法律的监督。其基本原则是既要避免广播电视像纳粹时期那样成为专制的宣传工具，又不因仅靠广告收入而被大众趣味左右。到70年代，属于“公法广播电视”的有：“德广联”的巴伐利亚广播电台（慕尼黑）、黑森广播电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北德意志电台（汉堡）、不莱梅广播电台（不莱梅）、萨尔广播电台（萨尔布吕肯）、自由柏林电台（柏林）、南德意志电台（斯图加特）、西南广播电台（巴登巴登）和西德意志电台（科隆）；联邦政府主管的德国之声（科隆）和德意志广播电台（科隆）；德国电视二台（美因兹）。

20世纪60—80年代，联邦德国广电事业经历了大发展。其一是电视广泛进入寻常百姓家。1964年全国有800万台电视机，1983年近2200万台。发放的广播和电视接收许可证的数量，1960年分别是1589万和464万，1980年分别达到2332万和2375万。其二是技术层面。1967年两大电视台都开始播出彩色节目信号。80年代进入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时代。德国电视二台首先开播卫星电视节目。其三是在体制层面，单一的公法体制被打破，私营商业电视发展起来。70年代开始有建立私营电视台的尝试。如1972年基督教社会联盟曾提出法案，要求按照《基本法》和新闻自由的规定，在巴伐利亚州发展私营电视台，但遭到反对。到1981年，联邦最高法院终于批准公法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组织进入广播电视业。一些州修改法律，允许建立私营广电公司。于是，一批私营商业广播电视台破土而出。最大的私营广电公司是1984年开播的“卢森堡广播电视台—德国台”（“RTL”），起初以卢森堡为基地，播送低成本节目。1988年迁至科隆，并迅速成为联邦德国最重要的私营广电公司之一。另一重要的私营电视台是1985年创办的“德国卫星电视一台”（SAT.1）。各台都播出多个频道的广电节目。私营广播电视台一般由大公司、传媒集团等联合投资，以赢利为目的，收入主要靠广告，以播出故事片、连续剧和娱乐节目为主，投合大众口味，争取收视率。

联邦德国法律规定，广电节目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尊重和保护个人尊严、人身自由、信仰、观念以及道德和宗教理念，促进国际谅解、和平与社会公正，捍卫民主自由，促进男女平等，探求真实；广泛反映舆论、观念和思潮的多样性；不得偏向某一党派、群体、利益集团、宗教或意识形态；新闻必须普遍、独立和客观；不得播出美化种族仇恨、描述野蛮和非人道暴行、歌颂战争、色情和道德上对儿童和未成年人有害的节目等。在管理体制上，各广播电视台都有“广播电视理事会”作为最高机构，制定基本方针，确定总经理人选，监督总经理日常工作，审核年度财务预算和开支情况。法律规定，广播电视理事会的组成人员包括联邦和各州政府、各议会政党、教会、工会、农会、雇主协会、新闻出版、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代表，目的是使广播电视体现各方利益，不受单一社会政治力量的左右。有关州际协定规定，私营广播电视台须经各州当局许可才能建立，其广告时长不得超过播出时间的20%，不得利用儿童缺乏经验来播送针对他们的广告，每一小时节目内只能插入一次广告等等。还有法律规定单个私营广播电视台的市场占有率不得超过30%。这是要阻止广播电视出现垄断，以利于维护舆论多样性。各州的“州传媒管理局”负责私营广电营业许可证的颁发，并监督其依法依规运营，对违规者执行处罚，直至吊销许可。

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作为信息传播和教育因素的影响扩大了，但也有负面作用。电视使人们的阅读时间减少，一些私立电视台以逐利为目的，出现迎合低级趣味，节目粗俗，暴力色情等现象，法律法规难以制止，引起人们的担心和批评。

（二）报刊、出版

更为传统的传媒形式是报刊等出版物。战后初期，德国的报刊出版业也经历了民主改造，要求新闻报刊必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即独立于政府和政党（当时还要求独立于各占领区的军政府）。各州相继制定了《出版法》。美占区在1949年联邦政府成立前夕就制定了新的《出版法》，英、法占领区各州起初沿用1874年的《帝国出版法》，60年代制定新的《出版法》。联邦《基本法》规定了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这些构成了报刊和出版业的基本法律规范。联邦德国的报刊和出版业发达，位居世界前列。

联邦德国的报纸一般是地方性的，但跨地区发行。各报在法律和经济上独立。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约有10余种，它们都出版许多地方版。各报的地方版除采编本地新闻，其他新闻都直接从主报转来。以汉堡为基地的施普林格公司（Axel Springer AG）的《图片报》（Bild）、《世界报》（Die Welt）等，具有重要影响。《图片报》创办于1952年，主要面向中低文化的工薪阶层。其特点是标题突出，文章短小，信息量大，并配有大量图片。除少量的联邦政治新闻外，主要刊登娱乐、体育、地方新闻，还通常混杂性、犯罪等方面的报道，是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世界报》原为英国占领当局在汉堡创办，1952年被施普林格公司控股。该报以时政社评取胜，主要面向政界、财界和知识界上层。其他影响较大的报纸还有创办于1949年的《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侧重于经济方面的报道和评论，主要面向企业界和政府官员。1945年创办的《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SZ）经美国占领当局批准在巴伐利亚创办，后来也具有全国性影响。1948年创办的《西德意志总汇报》（Westdeutsche Algemeinen Zeitung/WAZ）发行量也相当大，读者主要是鲁尔地区的企业职工。以发行量而言，《图片报》最高，1977年的发行量高达458万份，《星期天图片报》（Bild am Sonntag）发行量则是257万份，其他大报的发行量一般在几十万份。

联邦德国的期刊杂志种类繁多，多数是休闲和娱乐性的，新闻性和政论性期刊主要有《明镜》（Der Spiegel）周刊、《时代》（Die Zeit）周刊和《明星》（Der Stern）杂志等。《明镜》由奥格斯泰因（Rudolf Augestein，1923—2002）创办于1947年，他本人长期任主编，以其批判性态度和“揭露性新闻”，进行深度报道而著称。1962年《明镜》披露联邦军队的某些问题，导致编辑部被警方查抄，编辑人员（包括奥格斯泰因）遭拘留，引起一场风波，并导致政府危机。80年代在揭露“弗利克丑闻”中，《明镜》也起了相当的作用。该刊是联邦德国最有影响的政论性新闻杂志，在读者中有较好的声誉。奥格斯泰因被称做“民主突击炮”。前总理施密特曾评论：《明镜》周刊“总是反对任何权威，不论这个权威是一个人、一个政府部门、一家公司、一种政策、一种哲学还是一种信仰”。“没有《明镜》周刊，某些丑闻和对议会及公共舆论的欺骗恐怕不会被发现和受到制裁。”

联邦德国的商业性报刊杂志一般没有党派背景，但有政治倾向，与其主办者和编辑人员有关。如《明镜》周刊、《时代》周刊和《明星》杂志等具有左翼—自由派倾向。《明镜》在阿登纳政府时期经常批评政府。《南德意志报》则宣称它不是政府或某个党派的喉舌，而是所有团结一致热爱和平、憎恨极权国家、厌恶一切纳粹主义事物的德国人的传声筒。在保守的基社盟长期执政的巴伐利亚州，该报被称为唯一的反对派。施普林格系的报刊则倾向于保守。这与其创立者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1912—1985）有关。此公在纳粹统治时期开始从事记者、编辑和出版活动，战后于1946年创办出版公司，后逐渐发展成联邦德国的报业巨头。他本人原倾向于自由派立场，曾为其集团确立几条原则：支持德国的自由和统一、西方联盟和欧洲联合；促进与犹太人和解；反对任何政治激进主义；拥护自由市场经济。60年代期间转向极端保守和反共，并通过人事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使他的报纸也向右转。在60年代学生运动期间，施普林格系的报纸对学生多有指责，渲染“左派危险”，结果成了“议会外反对派”和一些左翼—自由派知识分子抨击的目标。70年代，施普林格系的报刊又攻击勃兰特及其“新东方政策”，指责其承认民主德国。

除了商业性报刊外，还有一些政党、社团出版的报刊（多为周报），其具有政党或政治倾向，是不言而喻的。这类报刊主要有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Vorwrts），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巴伐利亚信使》（Bayernkurier），德国工会联盟的《劳工世界》（Weltder Arbeit）等。杜塞尔多夫的《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和科布伦茨的《莱茵信使报》（Rheinischer Merkur）则分别具有新教福音教会和天主教的背景。《德意志民族报》（Deutsche National-Zeitung）和《德意志周报》（Die Deutsche Wochen-Zeitung）则是“德国人民联盟”的创立者、出版商弗雷资助的极右报纸。在70年代的女权运动中，产生了一些女性杂志，如1977年创刊的《爱玛》（EMMA），据说是欧洲唯一完全由女性主办的杂志。

联邦德国是出版业大国。除了报纸杂志，书籍出版也十分发达。统计数据表明，70年代联邦德国的书籍出版居世界第三位，列美国与苏联之后。1974年出版的书籍49761种，是1951年的三倍半。1949年开始举办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后来成为世界最大的图书博览会。联邦德国的出版业由私营出版商控制，实行市场化经营。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新闻报刊和出版业也走向集中化。例如全国各种日报的总发行量从1954年的1300多万份，上升到1977年的约2000万份，独立的编辑部却由225家减少到120家，这意味着许多报纸在编辑方面已不再独立。施普林格公司是联邦德国的报业巨头，70年代后期该公司控制了全国报纸出版总量的约1/4。施普林格公司同时也是联邦德国的第二大印刷出版业巨头，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出版社之一。60年代末，施普林格和贝特斯曼（Bertelsmann AG或Verlagsgruppe Bertelsmann）等四大出版集团控制着全国出版业2/3的市场。贝特斯曼是一家老出版公司，创办于1835年。1971年将其所属各出版社合并成出版集团，主要出版各类文学书、工具书、专业书等，是联邦德国最大的新闻传媒和出版巨头，也是世界最大的传媒和出版业康采恩，其在国内有30余家子公司，并在国外拥有多家子公司。1985年度该集团出书766种，期刊69种，在版图书10859种，年度营业额11.5亿马克。贝特斯曼、施普林格等巨头还进军广播电视行业。如贝特斯曼集团就控制了私营的卢森堡广播电视台的不少股份。

在联邦德国，防止报刊和出版业的集中趋势，既是一个坚持市场竞争自由原则的问题，又是一个保障言论自由原则的问题。60年代，卡特尔局曾对施普林格集团进行调查，于1968年（时值学生反施普林格运动的高潮）宣布其对出版市场控制的份额太大，大大超过保障言论自由的原则所许可的程度。此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分散施普林格集团，但并不成功。在1976年对《反对限制竞争法》的修改中，出版公司也纳入适用范围。1978年，联邦政府曾在一份关于新闻和广播状况的报告中强调，应该保持新闻出版的自由和出版业的多样性，而当时的情况却并不符合保持报刊市场必要竞争的理念。报告认为，应欢迎各种补充性报刊的出现，它们有利于形成一种超越社会和阶级集团的、多层次的信息和舆论结构。同时指出，“向少数控制市场的企业集中，将会缩小新闻出版内容结构的多样性”，而仅靠在各企业内部采取措施将无法保证出版的多样性，所以“以外在的形式的多元性来维护新闻出版的多样性”，十分必要。不过，尽管有相关的规定和措施，联邦德国报刊和出版业的集中，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二节 民主德国的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

民主德国处在冷战前沿，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深受两大阵营斗争的影响，党和政府长期以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为重要任务，注重发挥思想文化战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建国初期，民主德国主要是仿照苏联模式建立本国的社会主义文化。20世纪60年代，民主德国国内局势逐渐稳定，开始注重和加强群众性的思想文化工作，还设立公民委员会和居民协会负责有关管理和组织工作。在群众性社会文化生活中，体育活动的开展成为一大亮点。1971年昂纳克上台后，民主德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环境宽松化，加上提高社会福利后文化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民主德国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和活跃。

一、社会主义文化的初步建立

纳粹德国战败后，德国社会生活一片混乱，旧政权完全解体，民众食品、衣服、住房等基本生活物资都十分短缺，黑市交易和物物交换盛行。战争破坏及战后混乱给德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除了物质问题外，德国人民也存在严重的精神问题，旧秩序崩溃后新秩序尚未建立，大多数普通民众也因社会混乱和生活困难而自私冷漠、精神苦闷，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精神萎靡。在柏林所在的德国东部地区，战争的破坏尤为严重，统一社会党面临着沉重的任务，除了重建国家的正常经济社会生活外，还需要建立一个在德国从来没有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社会。

建立一个反法西斯的、民主主义的秩序，首先需要完成反法西斯的任务，纳粹政权虽然已经垮台，但支持者和追随者势力并没有完全消失，十几年的法西斯宣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新政权需要在思想文化方面消除法西斯余毒，要提高人们的认识，最终清算法西斯主义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其次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文化建设要从头开始，而且，民主德国位于冷战前沿阵地，长期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建立新的社会文化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面临着不少的压力和挑战。

在苏联占领时期，苏占区的德国文化工作者积极为创建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条件。二战结束后，纳粹德国时期一部分流亡在国外的反法西斯作家和艺术家陆续回国，有的是回到了苏占区。在苏占区，文化工作者们积极投身于国家重建工作，一方面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或文化领导工作，一方面继续进行文艺创作工作。1945年7月，苏占区文化工作者在柏林成立了以左翼作家和诗人约翰内斯·贝歇尔（Johannes Robert Becher，1891—1958）为主席的“德国民主改革文化联盟”，并出版《建设》杂志，执行以“人民阵线”为指导思想的文化政策，致力于建立民主、和平、统一的德国。

民主德国成立后，文化管理机构陆续建立。1951年，图书和出版事业管理局成立，国家艺术事务委员会也得以组成。在统一社会党的提倡下，许多企业建立了文化馆和俱乐部，逐渐发展成劳动人民文化进修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为了发展群众文化活动，1952年在莱比锡成立业余艺术中心。1954年1月，国家艺术事务委员会解散，代之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文化部及其下属机构接受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文化处的监督和管理。1958年，德国民主改革文化联盟更名为“德意志文化联盟”，1972年再次更名为“民主德国文化联盟”，负责全国的文艺管理工作。为了鼓励思想文化的发展，1949年民主德国开始设立国家奖，每年国庆日给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颁发奖章。

建国初期，民主德国党和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文学艺术对教育、对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和社会主义个性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因而十分注重发挥文化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在1950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文化政策的任务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革命的新高潮，主要目的是把人民教育成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成为独立的、行动上负责的公民，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主要力量，使他们将自己的全部才能服务于和平、进步和民主。主要措施首先是扩大工人阶级在精神文化生活的一切领域里的影响，使工人阶级更加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快速培养一支来自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行列的新的知识分子队伍，与此同时，巩固同旧知识分子中进步力量的联盟，加强他们与劳动人民的联系；其次是与一切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正如联邦德国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追随者一样，民主德国也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自己的文化形式和内容。统一社会党强调民主德国的思想文化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文化，并借用苏联词汇将之概括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长期以来将之作为民主德国的文艺纲领。在文艺创作中，民主德国党和政府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就是在社会主义中产生的现实主义，号召艺术家和作家将他们的创作与现实任务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年计划密切联系起来，学习马列主义和苏联文化，维护传统文化遗产，培养从事艺术工作的新人。民主德国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目的是，通过文艺工作者塑造的普通工人的杰出成就来激发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态度。1951年，统一社会党五中全会讨论了艺术创作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和任务，认为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道路和方法不正确是文艺落后于生活要求的主要原因。1952年政治局颁发了关于提高德国进步电影艺术的决定，要求电影要反映争取和平与统一的努力，表现工人革命运动中的问题以及民主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倾向性、同人民休戚与共的原则下，文艺工作者开始在选择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上进行了新的探索。新时期的文艺作品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物的身上发掘题材，力图展示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思想风貌和新的追求，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生活，塑造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代新人。

然而，冷战初期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民主德国位于冷战前沿，意识形态工作任务艰巨，西方着力将位于民主德国境内的西柏林打造成民主橱窗，这更加重了民主德国思想文化工作方面的困难。民主德国严格限制发行西方出版物，对无线电和出版宣传都实行审查制度，不得传播某些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的资料及消息，不许对民主德国或苏联的领导人进行直接批评，要求每一个文化工作者明确拥护工农政权并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对于一些描写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矛盾和批判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阴暗面的作品，禁止出版或公演，有的作者还受到严厉的批评或批判。为了发扬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民主德国社会科学研究所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培训文艺干部和各级文艺工作者，同时还监督文艺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1958年统一社会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决定，中央委员会要采取措施继续进行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在民主德国贯彻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使所有劳动者都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社会主义行为方式。在思想领域，民主德国党和政府十分注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结合社会主义实际工作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如探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作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阶级斗争中的种种问题，等等。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民主德国党和政府还要求与反共意识形态及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破坏活动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在文化领域，5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进行了一场关于文学艺术风格和文艺思想问题的争论，对卢卡契（Georg Luacs，1885—1971）和汉斯·马耶尔（Hans Mayer，1907—2001）文艺思想以及个人迷信、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反对形式主义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艺术工作者开始积极探索新题材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统一社会党“五大”还确定了民主德国新的文艺纲领，即“艺术与生活结合，艺术家与人民结合”。1959年4月，民主德国在比特菲尔德召开作家代表大会，会上提出的文化政策被称为“比特菲尔德道路”（Bitterfeld Weg），主要内容是：（1）要求文化工作者深入工农群众劳动场所，与劳动人民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写作现代题材的作品，塑造与人民相结合的有党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英雄形象，以促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2）要求在城乡开展多方面的群众性文化工作，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鼓励工人积极参与文学活动，提出“工人们，拿起笔杆来！”的口号，以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此后，大量的工人写作组、绘画小组、工人剧团和村社剧团、企业乐队、村社乐队以及其他业余艺术团体陆续组建。

通过建立文化管理机构和制定文化纲领和政策，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初步确立，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生活中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文化工作者开始采取或巩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立场，出现了众多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作品。建国初期的思想文化作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反法西斯为题材，揭露和批判法西斯的罪行，描写反法西斯的斗争；一类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讴歌民主革命阶段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安娜·西格斯（Anaa Seghers，1900—1983）、皮特·胡希尔（Peter Huchel，1903—1981）、皮特·哈克斯（Peter Hacks，1928—2003）、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1936—）以及弗尔克·布莱恩（Volker Braun，1939—）等揭露法西斯统治和反映新时代生活的重要作家，发表了以《生活的归宿》《分裂的天空》《夏天的故事》《我们不是风中灰尘》《蜜蜂脑袋奥勒》《石头的痕迹》等为代表的既描写社会现实又有艺术创新的文艺作品。以施特里马特为例，他出生于贫寒的乡村面包师家庭，一度还应征入伍参加纳粹军队。德国战败后，施特里马特回到家乡继续做面包师，他支持新的工人阶级政权，积极钻研马列主义经典作品，1947年加入统一社会党，并成为乡政府主席。后来，他离开乡村来到一家煤矿从事新闻工作，做过记者、编辑以及党报管理人员。1951年，他发表第一篇小说《牛车夫》，描写了一名乡村青年的苦难生活，以此说明民主德国进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此后，施特里马特成为一名职业作家，继续写出了小说集《墙塌了》、长篇小说《汀柯》以及两个剧本《猫沟》和《荷兰新娘》等优秀作品，反应民主德国土地改革后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反映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拥护。

在艺术领域，统一社会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艺术发展工作，很快建立国家的有关管理机构并出台众多鼓励发展的政策和措施。1958年，民主德国美术家协会开始在德累斯顿举办“德国艺术展览会”，乌布利希还亲自出席开幕式。

在文化设施发展方面，民主德国也取得很大进步，1949年出版的图书只有3340万册，1959年发展为8880万册，1969年增加到11400万册。1949年到1957年在所有城镇和村庄、大型企业、大专院校以及研究机构建立一个图书馆网络。

在社会生活方面，民主德国也取得了不少成就。首先是大力进行反法西斯民主改造工作，严惩法西斯党徒，为了清除法西斯主义在教育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即使教师队伍人数不足，也将教师中的法西斯党徒全部撤换，并废除法西斯教材。通过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造，民主德国建立了新的教育体制和医疗卫生事业，并在全国提倡社会主义新风尚。

然而，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作品普遍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的问题，英雄人物脸谱化，都是坚定地与法西斯政权斗争并积极拥护德国的社会主义。而且，文艺工作者创作时要求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路线，其他创作方式遭到压制和批判，如在艺术领域形式主义被指斥为资本主义艺术，对其批判还发展为一场自我批评、自我揭露的运动。一些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和阴暗面的作品还被批评，甚至被禁止出版或公演。

二、群众性思想文化工作的蓬勃开展

20世纪60年代初，民主德国基本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主德国思想和文化的新形势是，国内全面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群众积极参与并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而柏林危机则显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些都需要通过思想文化教育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1960年，中央委员会、文化部和文联召开文化会议，提出用城乡丰富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化生活满足民主德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各种文化需要，在精神上塑造社会主义人民。1963年，民主德国党和政府规定，新时期思想和文化任务是巩固文学艺术的党性和人民性、通过思想交流促进文化工作者增强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思想和文化工作注重的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导下创作作品，文艺作品的重点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生活和塑造新时期的工人和农民英雄人物，而不是进行对法西斯政权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在文学领域，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是：施特里马特的《奥勒·比恩柯普》、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天分两半》、赫尔曼·康特的《礼堂》、安娜·西格斯的《弱者的力量》，等等。以施特里马特的《奥勒·比恩柯普》为例，在民主德国决定在农村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前，主人公奥勒就率先在村中成立了新农民集合体，他想方设法克服农村合作社的各种困难，为了合作社的生产发展最终累死在土地上。小说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村中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奥勒，他富有创造性，但也有工作方法简单冒进、性格固执倔强等等弱点，人物不再脸谱化、公式化。在艺术领域，1960年全国美术展览后莱比锡画派逐渐形成，代表人物是维尔纳尔·图博克（Werner Tübke，1929—2004）、沃尔夫冈·马特霍尔（Wolfgang Mattheuer，1927—2004）、伯恩哈德·海济希（Bernhard Heisig，1925—2011）。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主德国思想文化工作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十分注重开展群众性思想文化工作。为了提高劳动人民文化水平和满足文化需要，民主德国开展了“以社会主义方式工作、学习和生活”运动，采取措施进一步发展人民艺术创作，许多企业党组织和工会领导支持企业中的人民艺术小组和学习班，以加强工人阶级对文化工作的影响。为了管理和组织劳动群众的生活，民主德国地方政府设有公民委员会，各小区有居民协会。每个城市、城镇以及乡镇产生8—10个与政府各项政策相关的公民委员会，主要有住房、零售商业、卫生、教育、青年和体育、文化、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成员由地方政府和政党的官员组成，经常召开会议评估满足公民要求的工作情况。居民协会是自愿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协会负责人由选举产生，具体工作是负责打扫小区卫生、美化环境、修理水电设备、调解纠纷、组织国庆节活动、推举可靠的出庭陪审员、为选举列出本区投票人、管理儿童设施和娱乐设施、照顾老人的健康和社会需求，等等。

在群众性社会文化生活中，民主德国体育活动的开展是一大亮点。为了劳动人民的健康，民主德国积极支持发展体育运动，在50年代提出“为了劳动和保卫和平，时刻准备着”的口号，以此为体育领域中一切活动的指导原则。1952年8月，民主德国成立了群众组织体育和技术协会，主要工作任务是培训公民特别是青年为武装保卫工农政权服务。早在60年代，统一社会党和政府就开始实行普及体育运动的计划，专门设立了体育局（Sportsbüro），并扩大了德国体育委员会的权力，各个体育联合会和企业体育团体得到了更多的指导和支持，不仅举办决赛运动，还举办各种各样的群众性的体育活动。80年代，民主德国建立了完善的体育管理体制，体育部门的最高机构是全国体育联合会，实行集权式管理，直接领导15个专区体育联合会、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39个单项运动协会、优秀运动员训练部以及群众体育工作部，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也对单项运动协会和优秀运动员训练部进行管理，在专区体育联合会下设有250个县、市体育联合会组织、21个体育俱乐部以及7500多个基层组织，各大企业有自己的体育协会和训练中心。

在民主德国，从家庭、学校到企业、机关的整个社会形成了爱好体育运动的风尚，业余体育活动蓬勃开展，专业体育成绩不断提升。民主德国十分注重发展竞技体育，从幼儿园和小学就开始挑选体育人才，学生可以参加学校的体育专项锻炼小组，优秀人才被送往综合训练寄宿学校、单项联合训练点或少儿体育俱乐部进行专门训练，其中的优秀人才再选送到运动俱乐部或直接进入国际集训队，学生的文化学习和专项训练得到了合理安排，各种训练形式紧密联系，保证了优秀体育人才的培养。民主德国的专业体育成绩不断得到提升，以1956年和1976年夏季奥运会的金牌、银牌和铜牌成绩为例，1956年分别获得1枚、4枚和2枚，1976年增长到40枚金牌、25枚银牌和25枚铜牌。

民主德国群众体育活动也比较普遍，国家动员各行各业办体育事业，修建了大量的体育场馆，培养了大量合格的体育教师。80年代全国共有3000多名专职教练、21万业余教练、辅导员和13万个裁判。学校教育也比较重视体育锻炼，体育课每周三次，仅次于德语和数学，70%以上学生定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为了鼓励体育活动的开展，全国每5—6年举办一次体育节，两年举办一次青少年斯巴达克运动员和儿童运动会，每年还有1.2万次企业基层运动会。国家在体育方面的投入也比较大，1977年全国体育设施费用是2.96亿马克，1980年为2.6亿马克，1984年用于体育事业的经费是1.6亿美元，相当于英国的4倍。据统计，1982年全国有329个大运动场，1173个田径运动场，9584个体操场、游戏场和训练场，5246个体育大厅，694个游泳池，1666个体育服务站，体育设施全部向群众开放。居民体育活动比较普及，全国有364万体育俱乐部成员，约占全国人口的20.6%。国家还制订法律保证公民从事体育活动，如宪法第17条规定每个公民有进行体育活动的权利，有关法律规定所有厂矿企业必须把收入的7%用于体育事业，体联会员可以免费使用体育场馆设施，参加体育活动超过6人时，乘车价格可以减半。为了推动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还设立了各类体育奖，表彰体育教师、训练辅导员和体育积极分子。

随着社会主义一体化的发展，民主德国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合作和交流，1964年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缔结了文化协定，文化工作者开始联合制作电影，歌舞团、交响乐队等文化团体的交流增多。

三、思想文化领域的宽松化与丰富化

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环境相对宽松化。1971年，昂纳克在“八大”上宣布，如果创作是从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出发，文学艺术领域就可以没有禁区。统一社会党主管文化的库尔特·黑格（Kurt Hager，1912—1998）也表示，作家和艺术家可以发展多种多样的风格和形式。虽然仍旧存在不允许攻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党和国家现任领导人或苏联及其盟友等禁区，但民主德国的精神文化生活明显开始活跃起来。

在文学领域，文艺界可以进行更宽容和更为公开的讨论，作家可以谈到个人，也可以谈到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民主德国文艺作品在题材和艺术手法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和发展，不少作家尝试从友谊、爱情、婚姻的角度表现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在创作手法上，作家也可以探索和尝试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各种流派在题材和风格上有了进一步的影响。一部分作家开始采用来源于西方的多层次结构、时空颠倒、深层次心理分析和描写、蒙太奇、内心独白等现代派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艺术领域，以工人形象和生产场景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在民主德国还是占据主要地位，但内容日益广泛，形式更加多样，并放弃了以前教条式的现实主义说教。塑造工人形象的代表性画家及其作品有多丽丝·齐格勒（Doris Ziegler，1949—）关于妇女生产的五联画等。在主流作品之外，还出现了不少带有讽刺性和象征性的绘画作品，维利·沃尔夫（Willy Wolf，1905—1985）还将西方的蒙太奇技巧和其他颓废派的手法运用到他的创作中，成为民主德国抽象派艺术的开路先锋。电影工作者也仿效各种风格和大量制作娱乐片，民主德国电影还开始进军国际电影节，如1971年电影《第三者》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美术界的一些不服从当局者还组织了莱比锡秋季沙龙，每年11月15日—12月7日在莱比锡展览馆自筹资金举行聚会，一起参观和讨论展出的作品，以与官方对抗。

在文化设施方面，昂纳克政府主张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统一，文艺创作者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得到了逐步改善，许多文化机构的建筑、设备和设施得到改进。民主德国有38份日报，总发行量830万份，还有周报和杂志500多份，来自苏联和东欧的出版物可以自由发行，政府开设有两个彩色电视频道，每天播放时间加起来是19—20个小时。全国城乡遍布图书馆，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人经常利用公用图书馆，15%的工人家庭中拥有100册以上图书，参加经济文化竞赛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参观博物馆里展览会的人数从1970年的1980万人增加到1983年的3100万人，150家剧院每年上演1600多种戏剧节目，每年观看各种演出者达到8000万人次。出版书籍从1949年的1998种、印行3340册发展到1988年的6388种和印行14140册，1949年到1983年全国总共出版了图书18.5万种，总共印行36亿册。书店也从1949年的250家增加到695家，另外还有74家出售乐谱、唱片和外文书籍的专业书店，1982年购书人均花费45马克左右，而1949年只有1马克。群众性艺术活动也蓬勃发展，150万公民在业余时间参加音乐、话剧、诗歌、文学、电影、摄影等活动，工会、国家机关和社会联合组织的工人业余创作联欢节每两年在各区举行一次。

总的来说，在思想文化领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昂纳克时期还是占据统治地位，文艺要求为政治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要将专业与群众结合，通过参加劳动和进行专业辅导使创作活动进一步深入群众，创作的作品要反映社会主义生活现实，表现社会变革和集体主义，并要求不断地与西方资产阶级的颓废主义的艺术思潮和影响进行斗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德国形成了与联邦德国不同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两国在政治经济制度、物质生活水平以及精神生活领域都存在较大差别。

第三编　两德统一与统一后的德国

第十三章 德国的重新统一

尽管民主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放弃了德国统一的旗帜，并逐渐从维护国家分裂走上民族分离主义道路，两个德国的分裂状态在《基础条约》签订以后被固定了下来。但是，实现德国统一仍然是包括两个德国人民在内的德意志民族长期以来的夙愿，只是这种夙愿在冷战期间受到东、西方国际大气候的制约。只要美苏“冷战”对峙格局存在，只要“柏林墙”依然存在，德国重新统一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尽管如此，联邦德国一直没有放弃德国统一的旗帜，千方百计寻求统一的时机。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抛出“新思维”改革思想，引起东欧政治剧变，并导致雅尔塔格局的动摇，从而为德国统一提供了机遇。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及时抓住民主德国政治变化这一历史性机遇，经过不懈努力在1990年快速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从而结束了德意志民族在二战后被分裂40多年的历史。

第一节 两德统一问题骤然提上日程

一、“新思维改革”和民主德国庆祝建国40周年

1985年上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设想了一套完整的“改革新思维”，主张对外缓和东西方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进行合作，放松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对东欧采取支持“改革”的态度；对内大力改革与现代化潮流相背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传统的集权政治体制，建立一种富有活力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改革，保持苏联同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地位，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重新赢得自己的霸权优势。苏联表现出的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的“松动”，不仅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强烈反响，而且引起美国及西方势力的浓厚兴趣。东欧地区开始出现反对苏联控制、要求自由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企图改变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则利用时机在东欧大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力图把东欧纳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却坚持不改革、不统一的方针，依仗着民主德国经济水平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高的，认为民主德国不需要改革，抵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思想。

随着东欧国家的政治剧变，民主德国的形势也逐渐变化。1989年5月2日，匈牙利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民主德国居民开始尝试从匈牙利逃往西德。8月19日，民主德国爆发了一股逃亡浪潮，联邦德国拜恩州启动了对逃亡者的避难收留。仅在1989年9月就有约3万名东德居民通过匈牙利逃亡。大规模示威游行也在各地发生，9月4日在莱比锡发生了被称为“星期一游行”（Montagsdemonstrationen）的群众游行，10月9日游行成员发展到7万人，人们高呼“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的口号，要求更多的政治发言权。

1989年10月7日是民主德国建立40周年纪念日。10月6日下午，民主德国在柏林共和国宫隆重举行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大会。昂纳克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民主德国已成为世界十大先进工业国家之一，更是世界上20个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民主德国人民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辛勤劳动的结果。他强调，德国统一社会党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考虑本国特点，又注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他还指出，反对用取消社会主义的办法来解决在新形势下出现的问题，决不允许用《赫尔辛基条约》等文件来动摇社会主义，必须严格遵守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原则。10月7日，戈尔巴乔夫同昂纳克会晤，在介绍苏联改革经验时批评民主德国领导人，“谁跟不上形势，生活就惩罚谁！”（Wer zu spt kommt，den bestraftdas Leben！），要求民主德国改革。

联邦德国方面注意到形势的变化，加强了对民主德国的煽动和蛊惑宣传，诱使民主德国公民出走。民主德国的经济水平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高，但也累积了不少问题。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不充分、高级官员享有特权、出国旅游受限制和领导人不实行改革颇有怨言，从10月上旬开始，民主德国群众不断上街游行，要求“新闻自由”“旅游自由”和“选举自由”，给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困难。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于10月11日就民主德国形势发表重要声明，强调民主德国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号召全国人民齐心协力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谴责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但同时表示要进行改革，由对抗转向对话。

二、民主德国政局急剧变化

面对民主德国将要出现的改革形势，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反复表示，如果民主德国进行改革，在经济上实行市场机制、政治上进行自由选举，联邦德国就愿意给民主德国长期的、全面的、巨大的援助。在联邦德国的煽动和波兰、匈牙利形势的影响下，民主德国一些大城市连续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从9月下旬开始，已有20万民主德国居民通过开放的匈牙利、奥地利边界等途径先后逃往联邦德国。

在此情况下，统一社会党于10月18日举行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昂纳克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会议选举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1937—）为中央总书记。当晚，克伦茨发表电视讲话，他对昂纳克“在过去几十年里作为民主德国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批评党和政府没有对国内不满情绪尽快作出反应。他强调民主德国将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路线，他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继续走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10月11日声明所指明的路线”，“坚定地遵循历史规律，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唯一人道主义的代替物”。10月24日，民主德国第九届人民议院举行第十次会议，会议根据昂纳克因健康原因提出的要求，解除其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以压倒多数票选举克伦茨为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克伦茨上台后迎合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思想，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认为德国问题的现状是一种动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僵化以及对现实的回避都是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格格不入的。”

克伦茨虽然在新闻报道方面有所改革，党报也出现了对党和政府批评的文章，下令取消了一些高级官员的特权，宣布赦免了所有非法外逃和非法游行的人。但是，人民群众继续上街游行，东柏林和莱比锡在11月4—6日有几十万人举行大游行。面对国内的严重局势，克伦茨决心革新党和政府的形象。他在11月8日召开的统一社会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建议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集体辞职。会议一致同意了这一建议，并成立了以他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在此次会议的前一天，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已向人民议院提出了集体辞职的辞呈。

11月9日晚，统一社会党作出了重大决定：开放“柏林墙”，并宣布民主德国公民从即日起经由民主德国边界出国旅行和多次往返，不必申述特殊理由。消息传出后，东德居民如潮水般涌向各边境站。这是民主德国40年来首次开放两个德国和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墙，是为了缓解公民出走的压力，以稳定政局，并未意识到它将会产生的重大后果。柏林墙的倒塌，使被隔离了28年的东德公民第一次有机会了解和观察另一个德国。人们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巨大喜悦中，琳琅满目的商品、民主选举和议会政治，更是激发了东德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在东德街头，抗议者的口号已经从“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变成了“我们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

严峻的局势也导致了政局动荡，民主德国第九届人民议院于11月13日举行会议，经过两轮投票，民主农民党主席京特·马洛伊达（Gün the r Maleuda，1931—）当选人民议院主席，主张改革的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1928—）当选为新的部长会议主席。新任政府首脑莫德罗在施政报告中指出，民主德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使民主德国经济尽快摆脱危机，实现稳定，并给它继续增长的活力。他呼吁人们在国家实行边境开放政策后，要恪尽职守，不要轻易离开民主德国。

尽管民主德国政府进行了努力，但政局仍未能得到稳定，反而进一步恶化。12月3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中央委员会集体辞职，将前领导人昂纳克开除党籍，克伦茨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12月6日，克伦茨辞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12月8日，统一社会党举行特别代表大会，9日选举由100人组成的执委会，格雷戈尔·居西（Gregor Gysi，1948—）当选为统一社会党新主席。居西在会上作了《关于革新统一社会党的报告》。16日，会议决定将统一社会党更名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SED-PDS）。居西在17日的会议报告中表示，要维护民主德国的独立和主权，主张发展两个德国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新的党章。1990年1月21日，民主德国前领导人克伦茨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民主德国政府与反对派举行多次圆桌会议，1月28日，与各党派达成协议，将原定于5月6日举行的大选提前到3月18日举行。2月4日，民主德国执政党进一步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PDS）。2月25日，民主社会主义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党的纲领变成“将同其他左派政党和民主力量一道主张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并强调在两个德国统一过程中维护民主德国的国家主权。

1989年10月至1990年2月间，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统治逐渐陷入瓦解。自克伦茨接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后，受国内外局势的推动，执政党在政治上步步退让，承认最大的反对党“新论坛”（Neues Forum）的合法地位，同各种政治力量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制定新宪法和自由选举问题，删除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内容，允许公民自由出境，对政府进行大规模改组，从而使民主德国政局在短期内急转直下，无法控制。德国社会统一党事实上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执政党的领导地位，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党的力量在动荡中受到极大削弱，也失去了在未来领导德国走向统一的可能性。

三、两德统一问题的提出

民主德国政局的急剧变化使联邦德国科尔政府感到了德国统一历史机遇的降临。11月9日，民主德国宣布开放两德边界。次日，联邦德国内政部指示有关部门做好准备，迎接大批到来的民主德国公民；任何前来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都予以接纳，不会被遣返；进入西柏林和西德的民主德国公民，每人可以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费”（Begrüungsgeld）。联邦德国的积极态度极大地激发了两个德国人民向往统一的民族感情。11月10日，柏林市民开始自发地拆除象征德国分裂和东西方冷战的“柏林墙”，西柏林人在过境路口铺上红地毯迎送东柏林人。11月12日这一天，进入西柏林的民主德国公民多达50万人。到1990年初，已有1000多万人次（约占民主德国人口的2/3）去过西德和西柏林，留在西德定居的约20万人。两德人民之间的接近，东、西德之间的自由往来，将德国统一问题提了出来。西方舆论认为，民主德国宣布开放“柏林墙”和边界，是德国“事实上重新统一的预兆”，德国统一“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有利时机”。根据民意测验，有85%的联邦德国公民赞成德国统一，其中27%的人愿意为国家的统一捐款，民主德国则有90%的公民希望统一。如此强烈的民意使德国统一问题骤然成为联邦德国政府内部最紧要的议题。

面对西德的统一呼声和国内日益高涨的压力，新任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希望利用西德的经济力量来改善民主德国的状况，以稳定局势，同时对“民族统一”的浪潮作出回应。11月17日，莫德罗提出，两个德国应抓住时机，通过条约共同体建立起责任共同体，也就是“条约共同体”构想（Vertragsgemeinschaft）。其实质是在保持两个德国主权独立的前提下，谋求更广泛深入的合作。11月28日，科尔接过这一建议在联邦德国议院提出了实现德国统一的《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10点计划》（Zehn-Punkte-Programmzurüberwindungder Teilung Deutschlandsund Europas）。“10点计划”提出了实现统一的三个步骤：第一步，西德接收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的“条约共同体”的构想，主张在经济、交通、环保、卫生和文化等领域建立两德联合委员会；第二步，在两德之间建立“邦联结构”，即建立一个经常协商和协调政策的政府联合委员会、一些联合专门委员会、一个共同的议会机构，以便最终建立一个“联邦”；第三，逐步向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过渡，最终实现德国统一。实现这些步骤的前提条件是民主德国有一个“民主合法的政府”，要求民主德国“必须取消统一社会党对权力的垄断”，支持民主德国进行“自由选举”；经济上主张民主德国“必须取消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科尔还认为德国统一问题应同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东西方关系联系起来，将谈判纳入欧洲共同体设定的欧洲发展框架中。

面对德国人民急切希望祖国统一的强大民意，加上东欧剧变后的民主德国政治、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苏联和民主德国对德国统一的态度在1990年初发生了变化。1月30日，莫德罗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告诉莫德罗，德国统一“并非出乎预料”，“德国人有权统一”。于是，莫德罗回到东德后，于2月1日修正了对德国统一问题的立场，不再坚持两个德国主权独立，提出了一项《通往德国统一道路的方案》（Konzeptionfür den Weg zur Deutschen Einheit）。该方案提出了实现德国统一的四个步骤：（1）两德签订一个关于合作与睦邻关系的条约，成立一个共同体；（2）两德建立一些邦联机构，如议会委员会、州议会和某些共同的执行机构；（3）将两个德国的主权问题提交邦联的权力机构处理；（4）通过邦联的两个部分举行选举，建立德意志联邦形式的统一的德国，选举统一的议会，制定统一的宪法，成立统一的政府，首都设在柏林。莫德罗把“军事中立”（Militrneutralitt）作为德国统一的条件，即统一后的德国既不属于华约也不属于北约；统一后的德国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签订一项和平条约。

“莫德罗方案”强调统一后的德国必须实行“军事中立”，不改革民主德国现行的体制，核心是以“中立换取统一”，试图“防止北约吞并民主德国”；“科尔计划”实质上是要“吃掉”或“吞并”民主德国，计划中讲的是“援助”“合作”，先决条件是民主德国有一个西德当局认可的所谓“民主合法政府”，“改变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坚决拒绝“军事中立”，声称统一后的德国应留在北约。“科尔计划”和“莫德罗方案”除了德国统一后的国体和地位问题外，在实现德国统一的步骤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科尔计划”和“莫德罗方案”的提出，标志着德国统一问题真正提上了两德的议事日程。

第二节 德国统一的内部和外部问题

一、两德统一的内部问题

在“莫德罗方案”提出后，科尔认为德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加速推动并希望在1990年底以前完成统一。2月7日，联邦内阁通过决议，成立以科尔为首的“德国统一内阁委员会”（Kabinettausschu“Deutscher Einheit”），专门研究与统一相关的货币联盟（Whrungsunion）、经济改革、平衡社会福利制度以及法律、外交和安全政策等问题，为统一作好准备工作。科尔把建立货币联盟视为实现统一的核心步骤。同一天，内阁通过了科尔提出的向民主德国方面正式提出关于立即开始货币联盟及经济改革谈判的建议。2月10日，科尔访问莫斯科，就两德统一问题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行会谈。会谈公报声明，德国统一问题应由德国人民自己解决，由他们选择以任何国家形式、何时、以何种速度和条件实现统一。这次访问使科尔从莫斯科取回了两德统一的钥匙，消除了苏联是否会干预德国统一进程的顾虑。

在德国统一趋势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民主德国领导人也不愿意在统一进程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将实现统一的领导权拱手相让。2月13日，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访问联邦德国，与刚刚结束莫斯科之行的科尔在波恩进行会谈。双方讨论的重点是联邦德国内阁7日提出的关于建立货币联盟、联邦德国向民主德国提供紧急援助以及两德政治统一的途径等问题。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科尔声称德国的统一进程将置于“全欧进程和东、西方关系的进程之中”；莫德罗强调必须分步骤地、“慎重和实际地”实现两个德国统一的目标，并把这一进程置于“欧洲进程”之中。

至此，两个德国之间是“统一”还是“吞并”，成为实现两德统一的主要内部问题，两德领导人对此存在原则上的分歧。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主张，以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随着管辖范围的增加，还将延伸到德国其他部分”为基础，由民主德国各地宣布加入西德，实现统一。这实际上是要把联邦德国《基本法》的运用范围扩大到另一个主权国家，将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民主德国领导人主张分阶段实现统一，不能简单地把民主德国合并到联邦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领导人居西强调，统一必须保证民主德国的独立性，反对外来势力对民主德国内部政治生活的干涉。莫德罗指出，两德应该实现统一，而不是合并或一方吞并另一方；两德建立经济货币联盟不能操之过急，要进行充分的准备。支持莫德罗的人士认为，两德统一应该制定一部新宪法，不然统一就意味着民主德国为联邦德国所兼并。东、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46条规定的“这项《基本法》将在德国人民自由决定制定的宪法实施之日停止生效”，反对科尔的兼并主张。

二、两德统一的外部问题

德国问题是冷战期间最为敏感的国际政治问题之一，两个德国的出现是二战后欧洲分裂为两大对立集团的产物，这决定了两德统一绝不是德国的内部事务，而是一场令全世界敏感的国际事务。一个统一的德国势必改变美苏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格局”，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的力量对比，影响世界的格局。由于德国近代的军国主义历史，欧洲各国也普遍对德国再度统一崛起充满警惕。德国统一不仅关系到德国人民的未来，也涉及邻国的利益，乃至影响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两德统一必须首先解决其外部问题，尤其是争取第二次世界大战苏美英法四大战胜国的支持，解除欧洲邻国的顾虑。

苏联是制约德国统一的关键国家，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态度开始是反对的，继而又赞同，后来发展到要求有条件地实现统一。苏联反对德国统一，是担心统一后的德国打破北约和华约的军事平衡。这是因为，苏联在民主德国驻有38万人的军队，民主德国是华约的支柱。如果德国实现统一，很可能是联邦德国吞并民主德国，苏联就失去了民主德国这一“可靠的盟国”，北约就可能将其前沿阵地向东推移，无疑将不利于保持欧洲军事战略平衡。当联邦德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执意坚持让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时，苏联强烈不安。2月21日，戈尔巴乔夫以回答《真理报》的方式强调，德国统一不应该损害欧洲合作的积极成果、不应打破欧洲平衡，华约和北约的作用变化以及外国在欧洲国家驻军问题不可分割。3月6日，戈尔巴乔夫会见莫德罗时声明，把统一后的德国列入北约组织是不能接受的，任何吞并民主德国的图谋和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都是不负责的，德国的统一必须充分考虑到四个战胜国及邻国的权利和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承认现有边界和放弃任何复仇主义的领土要求，不许打破欧洲已形成的均势。为解决统一后德国的地位问题，苏联随后作出让步，提出统一后的德国应拥有北约和华约成员的“双重身份”，以此作为解决德国地位问题的妥协办法。这一建议遭到联邦德国和美国的拒绝。

美国政府在1989年对民主德国政局剧变和开放“柏林墙”也感到突然，但随即支持由联邦德国领导实现德国统一。在二战战胜国四大国中，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1924—）是唯一毫无保留支持德国统一的领导人。他认为，德国统一是由德国人民自己决定的事情。在科尔发表统一“10点计划”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就发表支持声明，认为这是美国和联邦德国“长期以来一直争取的目标”。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cker，1930—）又提出德国统一的四个条件：必须实行自决原则；必须在西德继续同北约和欧共体保持联合的条件下实现统一，“不应以中立换取统一”；统一是“和平的、渐进的”过程，要有利于欧洲的“全面稳定”；承认战后欧洲各国现行边界。贝克在2月18日表示，德国统一最保险的结果是建立一个牢牢扎根于北约组织之中的德国，这将使它既保持同西方的联系，又在军事上受到约束。在统一后的德国是否留在北约内及美国和苏联是否继续在德国驻军的问题上，美苏存在着尖锐的分歧。

欧洲大多数国家对德国统一心存疑虑。它们害怕一个统一的德国将成为它们经济上强大的竞争对手，甚至成为主宰欧洲的“德意志第四帝国”；害怕德国统一将打破北约和欧共体目前的格局，妨碍以欧共体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英国对德国的统一一直持消极态度。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科尔统一德国的“10点计划”反应冷淡，认为还不能把德国统一问题提上日程，因为“可能动摇”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国内的地位。当戈尔巴乔夫同意德国统一后，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认为德国的统一看起来不可避免，但同时要求北约为德国的邻国提供安全保证，尊重欧洲各国现行的边界，并要求北约削减两个德国的现有军队，以消除欧洲人对未来安全的担忧。2月5日，撒切尔夫人发表讲话，强调不能无视20世纪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进一步明确反对德国匆忙统一。撒切尔夫人担心德国统一后，英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会下降，为此，她主张建立一种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力量与统一的德国相抗衡。基于这些考虑，英国对德国统一提出的条件是：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及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继续在德国驻军、在德国存放核武器。英国是既要利用北约组织约束德国，同时又企图借助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增加欧洲安全系数。

法国在近代历史上两次被德国武力征服，对德国统一疑心重重。同时，法国和联邦德国同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希望借助德国统一推动欧洲一体化前进。因此，法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表现矛盾。法国一方面表示德国人再统一的要求是合理和合法的，但另一方面也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安。法国国防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Jean-Pierre Chevènement，1939—）直言不讳地指出，统一后的德国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这将是对法国的极大威胁。法国既担心统一后的德国像一战后那样对战后的“屈辱”进行报复，也担心德国统一后将使法国丧失目前在欧洲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起初，法国总统密特朗曾告诫联邦德国，不要推动与民主德国的统一，因为这可能打乱欧洲微妙的均势。在德国统一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法国转而支持。密特朗说，对于德国人民的自决权，法国无意再提更多的先决条件，因为这是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德国的统一应考虑到我们彼此所承担的义务，考虑到欧洲的安全、欧共体的未来和欧洲的平衡。密特朗强调，德国统一进程应在有秩序的轨道上进行，并且使这个过程不危及欧洲的稳定。为此，他提出应把德国统一和欧洲统一结合起来，并且首先加强欧共体内部的一体化，在保持欧洲稳定的范围内和征得邻国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同英国一样，法国也要求统一后的德国归属北约，反对德国中立化，要求保持美国在欧洲的驻军。

三、“二+四方案”

两德统一面临的种种内部和外部问题决定了德国统一必须依靠多国协商来解决。1990年2月13日，美苏英法和两个德国的六国外长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北约和华约23国“开放天空”国际会议（Konferenz“Offener Himmel”）上，就德国统一问题磋商决定，六国在近期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谈判，并抛出了“二+四方案”，即先由两个德国的代表讨论德国统一的内部问题，再由苏美英法四国代表参加讨论有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

“二+四方案”是美国为掌握解决德国问题的主动权而首先拟定的。民主德国在1月28日决定把大选从5月提前到3月18日举行，美国感到德国统一已不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已成定局，于是提出了这一方案。“二+四方案”把欧洲其他国家排除在与其安全利益相关的德国统一问题讨论之外，引起这些国家强烈不满。波兰一再要求参加有关边界问题的六国会谈，担心统一后的德国会要求改变现存的德、波边界。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利用德国统一改变欧洲战后边界是“危险的”。法国和英国也明确表明支持波兰参加六国会谈。

3月14日，两个德国和苏美英法四国外交部司长级官员在波恩举行了首轮“二+四外长会议”（Erste Zwei-plus-Vier Auenminister Verh and lung）。会后发表了简短声明，表示同意波兰参加有关德、波边界问题的六国会谈。4月24日，两德外长在波恩举行首次工作会谈，讨论两个德国和四个战胜国外长会议即“二+四外长会议”的筹备工作。“二+四外长会议”将具体讨论德国统一的外交及安全政策，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

第三节 通往统一的道路

一、3月18日民主德国大选

根据民主德国政府和各党派达成的协议，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如期举行全国大选，这是民主德国成立40多年来首次举行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秘密”的选举。此次选举全国有24个党派、政治组织和联盟参加，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Deutsche Soziale Union，DSU）和“民主觉醒”（Demokratische Aufbruch，DA）组成的德国联盟（Allianz für Deutschlands）；执政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前统一社会党）；1989年10月成立的社会民主党；由“新论坛”“现在就要民主”（Demokratie Jetzt）、和平与人权倡议委员会（Initiativefür Frieden und Menschenrechte）组成的“联盟90”（“Bündnis90”）；由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和德国论坛党组成的自由民主联盟（Freiedemokratische Union）。民主德国1237万选民中的93.2%参加了投票。

3月23日，民主德国选举委员会公布大选结果，科尔支持的德国联盟获得48.15%的选票，得到192个席位，其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得票占40.59%，德国社会联盟得票占6.32%，“民主觉醒”得票占0.92%；社会民主党共得21.84%的选票，获88个席位；民主社会主义党只得到16.33%的选票，获66个席位。右翼保守的德国联盟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4月12日，新成立的民主德国第10届人民议院举行会议，民主德国基民盟主席洛塔尔·德·梅齐埃（Lothar De Maiziere，1940—）当选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内阁宣告结束，民主社会主义党丧失了40多年的执政地位，成为反对党。

德国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将会加快推动德国统一进程。4月19日，德·梅齐埃在民主德国第10届人民议院第三次会议上发表政府声明，宣称新政府将加快同联邦德国政府合作，争取在今后8—10个星期内为建立两德货币、经济、社会联盟（Whrungs-Wirtschafts und Sozialunion）打下基础；政府将逐步放弃计划经济，而代之以重视环境保护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将着手在民主德国恢复州建制，从1991年起，民主德国目前的15个区将变成5个州；政府将推行“取消军事联盟”政策，大幅度裁减国家人民军。声明强调，统一后的德国无意谋求欧洲中心的大国地位，现在和将来都不对任何国家提出领土要求。随后，新政府颁布了包括完全拆除“柏林墙”等一系列措施。

二、两德签订《国家条约》

德国联盟在民主德国上台以后，开始紧锣密鼓的就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问题与联邦德国展开谈判，德国统一走上了快车道。建立货币、经济联盟的关键是货币，而建立货币联盟的关键是两德马克的合理比价。从3月下旬开始，两德之间、联邦德国各政党之间，在两德马克比价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既满足和照顾民主德国公民的利益，又不至于增加联邦德国公民的负担。西德联邦银行在3月底提出每个民主德国公民的存款按1∶1兑换联邦德国马克，但工资和养老金只能按2∶1兑换。这一建议受到联邦德国反对党和民主德国各阶层反对。民主德国各党和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绿党及两德工会纷纷要求照顾民主德国公民的利益，两德马克应以1∶1汇率进行兑换，保障民主德国公民的社会福利不因建立货币、经济联盟而受损。鉴于这种情况，两德双方又增加建立“社会联盟”（Sozialunion）一项内容，即把西德的“社会福利网”覆盖到民主德国。4月4日，联邦德国政府正式提出两德签署《国家条约》，以全面解决两德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问题。

4月24日，民主德国新任总理德·梅齐埃首次在波恩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会晤，达成了拟于7月1日起实现两德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协议。科尔接受了民主德国的要求，从7月1日起民主德国公民的工资和养老金按1∶1比价兑换联邦德国马克，存款和现金按1∶1兑换4000联邦德国马克。

5月12日，两德就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所有条款达成协议。5月18日，两德财政部长在波恩签署《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条约》（Vertragüber die Schaffungeiner Whrungs-Wirtschafts und Sozialunion zwischen der BRD und DDR），即《国家条约》。两德总理都出席了签字仪式。科尔说，这是“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性时刻”；德·梅齐埃认为，“两德统一进程将不可逆转”。

《国家条约》共分6章38条，其主要内容是三个联盟的条款。货币联盟条款规定：从7月1日起统一两德货币，联邦德国马克成为民主德国唯一的法定货币，民主德国马克6月20日起作废；联邦德国联邦银行同时成为主管民主德国货币和货币发行的银行；民主德国公民的工资、养老金、租金、规定限额内的现金和存款，按1∶1发放或兑换联邦德国马克，其他款项原则上按2∶1兑换；联邦德国在金融、货币、财政和信贷方面的法律规定适用于民主德国。经济联盟条款规定：社会市场经济是今后两德共同的经济基础；民主德国将促进企业私有化，运用竞争机制鼓励自由竞争，实行价格自由以及劳动力、货物、资本等方面的自由流动；努力稳定物价，保障充分就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使经济获得持续、适度的增长；民主德国可以遵照欧共体的有关制度对农业和食品经济自行采取某些保护措施，如实行价格补贴；民主德国将采取措施清除已经形成的污染，使现有环保设施符合联邦德国的标准；民主德国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将充分考虑世界自由贸易原则，积极适应欧共体的政策和目标，同时信守对经互会其他国家承担的条约义务。社会联盟条约规定：民主德国实行联邦德国的劳动法规，比如允许职工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有权结社、罢工、参与管理和不受解雇等；民主德国引进联邦德国的养老、疾病、工伤事故和失业四大保险，建立社会救济制。此外，还要求民主德国按市场经济原则制定其财政政策和预算，逐步取消国家对家庭、住房、交通和能源等的补贴。鉴于民主德国将会出现财政赤字，联邦德国决定于1990年下半年至1994年提供给东德1150亿马克的财政援助，帮助平衡预算。

《国家条约》的签订使两德走向经济统一，并为两德的政治统一铺平了道路。该条约事实上取消了民主德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德国只是在法律形式上继续存在，已经没有了国家主权。条约意味着民主德国将以最快、最简便的方式加入联邦德国，两德统一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尽管该条约在民主德国受到民主社会主义党等反对党的激烈反对，但两个德国的议院在6月21日均以压倒性多数批准了《国家条约》。该条约从7月1日起生效，两德统一进入实施阶段。

三、两德统一外部问题的解决——“二+四外长会议”

为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依据“二+四方案”，两德和苏美英法外长首次“二+四会议”于1990年5月5日在波恩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如何为德国统一创造“外部条件”，即统一后的德国与欧洲军事联盟的关系、德波边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个战胜国对整个德国和西柏林的权利责任等。各方一致认为，德国统一进程应有秩序、毫不拖延地进行下去，并认为德国的统一应有利于所有国家，强调会谈的目标是作出符合国际公法的安排，最后取消四国的权利和责任。统一后的德国的联盟从属关系是会议的主要焦点。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chewardnadse，1928—）重申苏联反对统一的德国归属北约，认为这样将对苏联的安全利益造成威胁，强调为了维护各方的利益，必须寻找新的解决办法。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声明持反对态度。在统一方式问题上，苏联反对民主德国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则强调德国统一方式是两德内部问题，外国无权干涉。然而，谢瓦尔德纳泽虽然在声明中反对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但也放弃了要求统一的德国保持中立的立场，作出了重大让步，并指出德国统一的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的解决在时间上不一定要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允许两德自己决定统一的进程。联邦德国外长根舍对此表示欢迎，认为两德现在已将德国统一的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会议决定，此后“二+四外长会议”分别在柏林、巴黎、莫斯科举行，在巴黎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与边界有关问题时，将邀请波兰外长参加。

统一后的德国未来归属于北约，还是中立化，这是德国统一外部问题的关键，也是美苏争论的焦点。6月3日，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会晤。布什重申统一后的德国仍是北约成员国的立场，戈尔巴乔夫则“坦率地表示不赞成这种观点”。他强调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2700万人生命的“巨大代价”，在道义上有权提出统一后的德国不应加入北约的问题，以确保“我们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所换来的东西不致丧失和出现新的危险”。

6月20日，第二次“二+四外长会议”在柏林举行。会议主要讨论统一后的德国军事地位、取消四个战胜国对德国的权利和责任等问题。苏联外长提出了一项“过渡时期”计划：统一后的德国可以加入北约，但应有一个五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两个德国分别留在北约和华约内；半年内盟国军队撤出柏林，三年内驻德军队减少一半，“过渡期”结束后全部撤走。这一计划遭到两德和美英法的反对。五国强调，德国统一后应享有完全主权，统一后的德国的军事、政治结盟问题应由德国人民自己解决。

7月14日，科尔访问苏联，促使苏联在统一后的德国归属问题上终于作出了最后让步。科尔答应提供120亿马克支付苏联在东德38万驻军及其家属的维持、撤退、安置乃至职业培训费用，提供50亿马克的无息紧急贷款，帮助苏联摆脱经济困境。科尔说服西方盟国不在东德领土上部署北约军队，同意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北约军事演习不在东德领土进行，承诺将同波兰签订边界条约，不向苏联提出曾经属于德国的柯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的领土要求，答应统一后德国军队裁减至37万。科尔还许诺在德国统一后，将签署在长期和睦邻基础上调解德苏关系的基础条约。科尔的这些承诺，减少了戈尔巴乔夫对北约和德国的疑虑，让苏联感到失去民主德国的同时又获得了整个德国。这次访问使科尔和戈尔巴乔夫在统一后的德国军事、政治地位问题上达成了八点协议：（1）德国统一包括西德、民主德国和柏林；（2）一旦统一实现，四大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对德国承担的责任和权利就此停止，统一后的德国立即取得完全的、不加限制的主权；（3）统一后的德国在履行其完全的主权时可以自主决定它将属于哪个联盟；（4）苏联驻民主德国军队将在统一后三至四年撤出德国；（5）苏联军队撤出前，北约机构不向原民主德国领土上扩展，但联邦德国国防军的本土防御部队可在统一后进驻民主德国和柏林；（6）苏联军队留驻民主德国领土期间，西方三大国军队也仍然留驻西柏林；（7）德国统一后的三至四年内军队将裁减到37万人，裁军将在维也纳谈判签订第一个条约时开始进行；（8）统一后的德国将放弃生产和拥有核武器和生物、化学武器。此次协议表明苏联已经接受联邦德国和西方国家坚持的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的立场。至此，德国统一的关键外部问题已经完全解决。

在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中，最后只剩下德波边界这一重要问题没有解决。7月17日，六国外长集会巴黎，开始第三次“二+四外长会议”，重点讨论德波边界问题，波兰外长应邀出席会议。七国外长一致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应以目前的奥德尼斯边界为德、波永久性边界。会议就解决德波边界的原则、方式和时间表达成了全面协议，从而结束了二战后德波边界纷争的历史，使德国统一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法国外长迪马称这次会议“进入最终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决定性阶段”。联邦德国外长根舍表示联邦德国将修改宪法中有关条文，争取在两德统一后尽可能在短时间内签署和批准《德波条约》。波兰外长斯库比谢夫斯基对这次会议成果表示非常满意。在这次会议召开前的6月21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和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分别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关于保证波兰西部边界不会更改的联合决议，重申统一后的德国与波兰之间现有边界将通过一个国际法条约来最终确认，从而为这次会议取得圆满结果创造了条件。此外，这次会议还决定，由统一后的德国自行决定其在欧洲政治、军事机构中的地位。

第四节 德国的重新统一

一、两德签署《统一条约》

1990年7月1日，两德《国家条约》正式生效，德国统一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这一天凌晨零点开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一样一律使用联邦德国马克。从9：00起，民主德国1万多处银行、邮局和专门兑换处开始为群众兑换联邦德国马克。与此同时，两德边界及东、西柏林边界上的关卡全部取消，车辆人员自由通行，就像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样。

两德《国家条约》的实行使两个德国的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全面建立起来，德国已经在经济上实现了统一，随后就要顺理成章地完成政治统一的任务。7月6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柏林开始就《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第二个国家条约》（Zweite Staatsvertrag zwischen der BRD undder DDR）即《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关于实现德国统一的条约》（Vertragzwischen der BRDund der DDRüber die Herstellungder Einheit Deutschlands，简称《统一条约》）的谈判，着手解决民主德国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等有关问题。

随着《统一条约》谈判的进展，两德政府于8月2日草签了《选举条约》（Wahlvertrag）。条约规定，全德大选以整个德国作为一个大选区进行计票；各党进入议会的最低限额为所得选票的5%；不相互竞争的党可以联合提名参加竞选。全德大选仍在12月2日举行。8月22日和23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和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分别通过全德统一选举法——《选举条约》。

与此同时，在8月22日晚至23日凌晨民主德国人民议院特别会议上，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提出的“民主德国立即加入西德”的提案和社会民主党提出的“9月15日加入西德”的提案在遭到否决后，基民盟—民主觉醒、自由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等议会党团联合提出了“民主德国于10月3日加入西德”的妥协提案。议会经过表决，联合提案以2/3多数获得通过。人民议院共400名议员，在363名与会议员中，294人赞成，62人反对，7人弃权，最大的反对党民主社会主义党投了反对票。这项提案的通过，是民主德国各党分歧尖锐化导致政局动荡后相互妥协的产物，使各党在先统一还是先选举问题上的争吵暂告平息，从而为两德签署《统一条约》铺平了道路。

8月31日，两个德国在柏林签署《统一条约》，联邦德国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和民主德国国务秘书君特·克劳泽（Gün the r Krause，1953—）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条约分“前言”和45项条款。“前言”表明：两个德国意识到，欧洲所有国家的边界的不可侵犯性、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和平的根本条件；两个德国努力通过德国的统一为欧洲的统一与和平作出贡献。条约的内容有统一后的德国首都、保护民主德国土改成果、在民主德国恢复州建制、西德《基本法》及未来全德宪法修改原则、协调两德的法律规定，以及处理公共财产和劳动、妇女、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等内容。条约规定，统一后的德国首都设在柏林，全德议会和政府所在地由未来的全德议会作出决定，但在统一后5—10年间，政府和议会仍在波恩。《统一条约》的签订，为两德统一铺平了道路。德·梅齐埃在条约上签字后表示，这是战后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条约之一，它很好地协调了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联邦德国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在讲话中宣称，两德《统一条约》为创造一个共同的国家打下了基础。9月20日晚，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和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分别通过了《统一条约》。

二、六国签署德国《统一条约》

讨论德国统一外部问题的“2+4外长会议”最后一轮会谈于9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六国外长共同签署了德国《统一条约》，即《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Vertragüber die abschlieende Regelung in Bezug auf Deutschland）。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出席了签字仪式。联邦德国外长根舍、民主德国总理德·梅齐埃、法国外长迪马、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美国国务卿贝克、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分别在条约上签字。

德国《统一条约》批准了两个德国的统一，统一后的德国拥有完全主权。条约内容包括“前言”和10条款项。“前言”指出，所有有关国的利益都将得到尊重，德国将为欧洲的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条约内容规定，德国的最终边界是两个德国的现有边界，德波边界也将在一项有国际约束力的条约中得以确认，德国将来也不对任何国家提出领土要求；统一后的德国放弃生产和拥有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军队将缩减到37万人；苏联将于1994年撤军完毕；在过渡时期内，德国在现今民主德国领土上只部署不隶属于北约系统的大陆防御部队；过渡时期之后在民主德国的北约部队不得携带核武器。由于条约有待各国议会批准后才能生效，四大国将签署一项文件，自10月3日起暂停实施对德国的权利，从而使德国从10月3日起获得完全的主权。

在签字仪式上，联邦德国外长根舍表示，从德国的土地上将会产生的只有和平，“我们将以这种精神为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作出我们的贡献。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对我们而言意味着重大的责任，而不是追求更大的权力”。谢瓦尔德纳泽认为，“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一卷书已经合上，新的时代开始了”。联邦德国执政联盟各党纷纷表示欢迎“2+4外长会议”签署德国《统一条约》，称这是欧洲新时期的开始，是德国和欧洲历史上的里程碑。六国签署的德国《统一条约》实际上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对德和约的性质，拉开了欧洲新格局的帷幕。

由于统一后的德国将是北约成员国，9月24日，民主德国裁军和国防部长埃佩尔曼（Rainer Eppelmann，1943—）与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卢舍夫（Pyotr Georgievich Lushev，1923—1997）在柏林签署了《民主德国退出华约组织议定书》，规定民主德国从10月3日起不再享有华约成员国的权利，也不再承担对华约的义务。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代表最迟应于10月2日从华约领导机构退出，华约在民主德国领土上存放的军备物资应交还苏联军队，秘密文件予以销毁或交给苏联。

9月29日，两个德国代表分别向对方政府递交关于《统一条约》正式生效的有关照会，为10月3日统一履行了最后的法律手续。10月1日，英法美和两德外长在纽约欧安会外长会议上签署了一项宣言，宣布从10月3日起停止英法美苏四国在柏林和德国行使权力，两德10月3日统一后，德国将拥有完全的主权。

三、两个德国的统一

在两德正式统一前夕，两德党派和团体纷纷合并。10月1日，两德主要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汉堡举行合并大会，科尔和德·梅齐埃以98.5%的选票当选合并后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正、副主席。在此之前的9月26日，两德的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召开最后一次会议，进行了合并。

为履行六国签订的德国《统一条约》和《纽约宣言》，联邦德国和苏联于10月1日在波恩草签了《关于西德为苏联在民主德国驻军和撤军支付费用的协定》，规定联邦德国将在1994年底以前向苏联提供120亿马克，支付苏联在民主德国驻军及撤走的苏军在苏联建造住宅的费用；联邦德国向苏联提供30亿马克的无息贷款，帮助撤回苏联的军人转业。10月2日上午，美英法在柏林的驻军司令部降下各自的国旗，结束了现代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占领期限。10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决议，宣布从即日起苏联和民主德国于1975年10月7日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停止生效。10月9日，德国和苏联在波恩正式签署关于德国向苏联驻原民主德国地区军队提供驻军和撤军费用的《德苏过渡条约》。

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规定，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之后，就成为联邦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基本法》的有效范围扩大到原民主德国的领土上。这样，联邦德国的联邦议会和政府，就是统一后德国的议会和政府；联邦德国的总统、议长和总理，也就是统一后德国的总统、议长和总理；联邦德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也成为统一后德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

10月2日，东、西柏林市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宣布柏林市正式统一，柏林成为统一后德国的首都。10月2日晚，科尔和德·梅齐埃分别发表电视讲话。科尔说，我们的祖国又统一了。他呼吁东、西德人民要相互团结。德·梅齐埃说，我们国家40多年的分裂现在克服了，整个欧洲可以再联合起来。3日零时，在柏林国会大厦举行升旗仪式，柏林市政厅钟楼上的钟声敲响，联邦德国的黑、红、黄三色国旗在国会大厦升起，标志着两个德国完成了统一。统一的国家国名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德国。

10月3日成为德国国庆日，在柏林爱乐乐团音乐厅举行了国家庆典。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zacker，1920—2015）、德国总理科尔和其他政府成员以及来自全德2000多名各界代表和各国驻德使节出席了庆祝仪式。魏茨泽克发表讲话说，德国的统一是通过和平达成的协议取得的，“欧洲和德国历史今天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我们将努力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他强调，德国的统一“是全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呼吁德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建设自己的国家共同奋斗。当天，魏茨泽克任命原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德·梅齐埃、人民议院主席贝格曼·波尔（Bergmann Pohl，1946—）、国务秘书君特·克劳泽、自民党主席奥尔特雷普（Rainer Ortleb，1944—）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莫波尔（Walter Momper，1945—）为联邦政府特别任务部部长，成为联邦总理科尔的内阁成员。

从1990年10月3日起，民主德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消失了，联邦德国的版图扩大到原民主德国的领土范围，成为一个统一的德国，从而结束了德意志民族被分裂40多年的历史。德国总理科尔在统一之际写信给世界各国政府，指出统一后的德国有着更大的责任，德国外交政策将“谋求世界范围内的伙伴关系、紧密合作和和平的均衡利益”，表示统一后的德国武装力量准备参加联合国的维护与重建和平的行动。

第十四章 统一后德国的政治与外交

统一后德国内部出现了经济滑坡、失业高涨、政府财政负担过重、东西德地区差距过大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统一总理”科尔未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被迫下台。继任的红绿联盟政府在就业和减少政府开支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引发了许多民众的不满。在改革的阵痛中，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1954—）代替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1944—）成为德国新一届联邦总理，并领导德国经济逐步走出了困境。

统一后德国成为了欧洲除俄罗斯外最强大的国家。面对新的形势，它在继承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同时，决心推行全方位自主外交，以改变自己“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的形象。在对外义务方面，德国一方面继续强调其反战的传统，另一方面还积极派出军队参与北约和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对美政策方面，德国既强调德美同盟的重要性，又强调德国是美国平等的伙伴；在欧洲政策方面，德国在继续维持德法轴心，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更加强调自身在欧盟中的利益和作用；在对华政策方面，德国不仅仍旧极其重视经贸往来，而且也在有意突出“人权”等意识形态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第一节 统一后德国的政治

一、统一后德国的科尔政府

实现德国的统一，这一德意志人民长期以来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然而，两德的统一是在快速的并且在仓促和思想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一个缓冲的过渡时期和采取一定缓冲措施的适应过程，使统一后的德国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民主德国“在毫无喘息时间、毫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被生拉硬扯地捆绑到一个经济效能高、但其哲学尚远远没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老百姓所了解的市场经济体制上了”！为使东部德国在经济、政治上实现与西部德国的完全接轨，德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过几年的努力，东部德国经济、政治形势不断好转。然而，两德人民在思想情感上的真正融合，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990年12月2日，统一后的全德第一次议会选举举行。联合执政的联盟党和自民党得票合计超过半数，科尔取得继续执政的资格。次年1月17日，两德统一后的首届议会举行。这次会议以378票赞成、257票反对、9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选举科尔为德国总理，科尔成为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总理。科尔为德国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被选为统一后的德国总理，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新一届科尔政府面临比德国统一前复杂得多的形势。

新德国货币统一（Whrungseinheit）后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据西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材料，食品价格上涨50%，服务行业上涨26%，消费品物价整体上从1990年到1991年上涨了20.3%。统一之后的东德人生活明显下降和低于西德。同时，由于一些商业机构只进西德和西方的商品，东德商品遭受排挤，从而造成多数企业资金匮乏，只得靠贷款发放工资。东部地区新建的各州银行也陷入危机，如莱比锡（Leipzig）、埃尔福特等城市的财政陷入崩溃。东德居民由于对统一后的期望值过高，对生活上出现的急剧变化缺乏思想准备，因而对现状极为不满。从1990年底开始，东部地区各州罢工游行不断。

除通货膨胀以外，东德的失业人数不断攀升，就业市场的形势不断恶化。1990年6月底失业人数是14.2万人，7月底上升到22万人。到1991年底超过100万人，半失业者为185万。1992年失业人数为190万，1993年又上升为240万。全德失业人数在1996年突破了400万，1997年底高达452.2万，全国失业率为11.8%，而东部地区高达19.4%。1998年初，全国失业率接近12.6%，失业人数近500万，创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科尔政府曾提出了到2000年将失业人数减少一半的“就业计划”。几年来，失业大军迅速膨胀的现实，使科尔的这一计划成为泡影。德国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严重困扰着科尔政府。

德国失业人数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一是随着新体制的全面推行，原民主德国经济、内政、外交和军事等领域的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都由原联邦德国政府派人主持。大量人员被裁减，使原民主德国政府官员只有10%—20%的人留用；二是东部经济转轨，大批企业破产倒闭；三是由于推行国营企业私有化措施和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方商品潮水般的冲击下，大批夕阳工业受到国外激烈竞争的冲击，纷纷倒闭或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由于生产效率太低、缺乏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经互会市场的崩溃以及传统的东欧贸易变成了以自由兑换的货币结算，导致了外贸的大幅度下降。”当然，这些原因有的是在德国统一之前就存在的，但德国失业人数剧增却是在德国统一之后出现的，也不能不说这些因素随着德国的统一而有所加重。

统一后的最初几年，德国政府为解决失业这一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1）实行失业保险。德国所有雇员都有参加失业保险的义务，保险费由雇主和雇员各出一半。职工失业可领取失业金，最高可达净工资的68%，最长可领取1年。（2）安排临时工作。这些工作大多是环保或公益劳动。（3）为职工提供培训和咨询。失业人员转业培训一般由地方当局、工会、教会主办，政府给予资助。如果企业为培训毕业的学员提供一个工作岗位，国家可向企业支付最多为12个月的“熟悉工作补贴”。（4）改革劳工市场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有利于充分就业。（5）缩短工时，提倡非全日制。（6）加强科研，开发未来工业，不再向传统工业找回失去的工作岗位。尽管实施了这些措施，但德国的失业率仍高居不下，成为一大社会难题，是德国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滋生新纳粹（Neo Nazi）势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纳粹势力是随着德国的统一而出现的。早在两德边界开放之初，西德、西柏林和东德的一批新纳粹分子就勾结在一起，经常制造事端。他们在一些城市街头张贴“希特勒永在人间”“外国人滚出去”“犹太人滚出去”等标语；他们公开高举帝国大旗在大街上示威，唱纳粹歌曲，行纳粹礼，高喊“希特勒万岁”等口号。1991年初，东德各地有纳粹分子3000多人。从这一年起，德国各地纳粹势力袭击外国人事件频繁发生，尤其是1992年8月22日晚至23日发生在罗斯托克（Rostock）的暴力排外事件，约有200多名极右暴徒用燃烧瓶、石块和棍棒袭击来自罗马尼亚等国的难民居住的楼房，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这次事件被称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排外事件”。

除新纳粹势力和各种排外事件外，德国极右政党组织活动也十分猖獗。德国极右分子约有4万人，分属于76个组织，其中光头党（Skin-heads）约4200人。德国共和党（Die Republikaner）和德国人民联盟是影响比较大的两个极右政党。这两个政党具有强烈的种族排外倾向。这些极右势力不仅发动和参与各种排外暴力事件，而且积极参与政治。在1992年4月5日的巴登—符腾堡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举行的选举中，德国共和党和德国人民联盟成为两个州议会第三大党，使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大幅度下降。

科尔总理及联邦政府和各政党要人对德国不断出现的暴力排外事件高度重视，并纷纷予以谴责，要求严惩凶手。1992年8月罗斯托克暴力排外事件发生后，科尔总理对这次骚乱进行严厉谴责，政府发言人、联邦议长、基民盟总书记呼吁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严惩闹事者。11月8日，魏茨泽克总统发表严厉谴责新纳粹分子暴行的讲话，他号召德国公民同外国人友好相处，维护人的尊严，制止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德国各阶层人民对新纳粹的排外暴力行动同样深恶痛绝，用各种方式进行反对和谴责。1991年1月3日晚，东德25万人在特雷普托（Treptow）苏军烈士陵园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新纳粹分子破坏烈士陵园和墓碑的暴行以及反苏、反犹太人、反外国人的行径。1991年10月9日，科隆市举行万人示威游行，反对德国各地出现的仇外、排外行动。1992年11月8日柏林各界群众30万人高举“人的尊严不容侵犯”“反对种族主义”等标语牌和横幅，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虽然以新纳粹分子为首的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在德国统一之后有所抬头，但在政治上很难形成气候。饱受希特勒法西斯之苦的德国人民决不愿意再重走老路，德国政界主流也决不允许法西斯势力卷土重来。历届德国政府对纳粹犯下的罪行不断进行忏悔，德国政府反对新纳粹势力的态度也非常坚决。

由于联邦政府每年都要向东部地区投入巨额资金，经济上负担沉重，出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不景气，经济不断下滑，失业率不断上升，不少德国人对科尔政府和未来存有疑虑和失去信心，对德国现状表示不满。然而，从1994年上半年以来，德国经济形势好转，逐渐回升，国际上的威望也不断看好，一些德国人似乎对科尔政府仍寄予了新的希望。在这种形势下，1994年10月16日德国举行了统一后的第二次议会选举。选举结果，科尔领导的联盟党获胜，在全部选票中得票率为41.5%，比上届大选减少了2.3%，获议席294个；社会民主党得票率36.4%，比上届增加了2.9%，获议席252个；自由民主党得票为6.9%，比上届减少4.1%，获议席47个；联盟90/绿党（Bündnis90和Grünen）得票率为7.3%，比上届增加了2.2%，获议席49个；民主社会主义党得票率为4.4%，比上届增加了2%，虽然在全德选票中低于5%，但其竞选人在四个选区得票最多，可获议席30个；共和党等政党，得票率为3.5%。全德选民共有6020万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78.1%，比上届增加了0.3%。社会民主党主席鲁道夫·沙尔平（Rudolf Scharping，1947—）虽然在竞选前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总理候选人”，也不得不承认选举失败，但认为执政联盟议席大减，是“输家的联盟”，表示社会民主党要在下次选举中获得政权。

1994年11月14日，科尔与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在波恩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宣布联合执政协议。这项协议主要阐述联盟党和自民党在内政方面的政策，重点是精简国家机构、改善就业状况、巩固政府财政、改造福利国家、加强科技和教育，以及同犯罪作斗争；协议的最后部分阐述了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强调要继续推进欧洲联合，促进东欧国家早日加入欧洲联盟。第二天上午，新成立的德国第十三届联邦议院举行全体大会，科尔以338票赞成、333票反对，当选为德国总理，任期四年。科尔此次获胜，使他成为四度蝉联、第五任德国总理。如果他再任四年总理（实际只要再任满两年），他就成为德国20世纪在位最久的总理而载入史册。11月15日下午，科尔正式宣誓就任统一后德国第二任总理。

二、1998年科尔竞选总理失败

科尔虽然再次当选总理，但困扰科尔政府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依旧是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和经济增长乏力。德国经济增长乏力和失业人数不断增多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与德国的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等经济上的“德国病”导致德国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以及本国资本外流是有很大关系的。

要想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并保障社会成员的富裕生活，必须要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牺牲社会成员的福利为代价。科尔政府为了解决长期遗留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试图在经济和社会供养之间寻求平衡点，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来改善投资环境，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改善就业市场状况，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此，科尔政府从1994年2月实行“增长与节支”的一揽子计划（Aktionsprogramm für mehr Wachstumund Beschftigung），试图通过减少税收、大幅削减福利，来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就业。科尔政府也试图改革社会保障体系，从1991年至1998年，德国社会保障分摊金从工资额的35.5%增加到42%，这一举措使有工作者的负担不断加重，因而导致他们的不满。1997年制订了减轻企业负担、创造就业机会的税收改革方案，并计划于1999年推行养老金改革。由于科尔一揽子改革计划只对富人有利，不利于普通劳动者，又引起工会的强烈不满。从1997年以来工会和反对党组织多次罢工和游行，使德国的社会形势十分不稳定。科尔的税收改革计划为社民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所否决，这对科尔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由于繁重的社会问题无法解决，使科尔这位“统一总理”的荣誉逐渐成为过去，人们又给他戴上“失业总理”“负债总理”的帽子。

1998年9月，统一后的德国第二届科尔政府任期届满举行联邦大选。基于自身的地位以及国内外政策的考虑，科尔宣布参加1998年联邦大选。科尔能否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梅开五度，其关键因素还是经济形势。德国东部地区的选民对科尔支持与否，是科尔能否继续连任的一个重要因素。西部地区的选民大都长期支持某一个政党。相反，东部地区的选民在经过一番政治动荡之后，其思想飘忽不定。在争取东部地区选民支持的问题上，正是科尔的一个“致命弱点”。由于科尔总理没有兑现在统一后不久许下的诺言，东德人的工资只有西德人的60%—70%，因而使东德人有一种沦为“二等公民”的感觉，在东部地区蔓延着一股对科尔政府的不满情绪。

9月27日，德国如期举行全国大选。28日公布选举结果，社会民主党的格哈德·施罗德战胜了科尔。选举结果如下：社民党得票率为41.9%，联盟党为35.3%，联盟90/绿党为6.7%，自民党为6.2%，民主社会主义党为5.5%，其他小党为4.4%；在联邦议院的669个议席中，社民党获298席，联盟党获245席，绿党获47席，自民党获44席，民社党获35席。选举一结束，科尔宣布接受选举失败这一现实，并承担此次选举失败的责任，辞去担任25年之久的基民盟主席一职。战后任期时间最长、成功地实现了德国统一大业的科尔，终于告别了德国政治舞台。

困扰和影响科尔政治生涯的原因，似乎主要是由德国统一造成的。著名德国经济学家卡尔·马滕·巴尔夫斯（Karl Marten Barfu，1938—）指出：“德国人在统一过程中和今后若干年必须面对的后果是，在东德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中存在着体制转轨危机。对此，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很快克服这种危机的有效方案。”因此，要使东、西德国在政治、尤其是经济上完全融合在一起，做到完全同步协调的发展，并使东、西部德国人民之间的思想情感及精神上也完全融合在一起，是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艰难的磨合过程的。

然而，德国统一后出现的社会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两德统一和对东德的改造，更深层原因是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要不断完善和改革。联邦德国一部分人认为，相对于“经济奇迹”年代，“从1974年以来，‘社会市场经济’的标志是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虽然它仍然能够实行较高的社会福利，但社会福利网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在这些人看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气数已尽，其高福利制度保护了“懒惰”，制约了德国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性，限制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德国应向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英国的“传统市场经济”模式转变。但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适应德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而产生的，被认为既不同于中央统制经济，也不同于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市场经济，并强调社会保障和社会秩序。50多年来，尤其是“联邦德国成立到1974年，‘社会市场经济’能够以一种为大多数公民所信任的方式既达到提高物质富裕程度的目标，也达到社会保障和改善工作岗位质量的目标”。虽然后来出现低增长率、高失业率，但对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作用不能低估，它为德国经济发展创造过奇迹，为繁荣德国资本主义和提高国民生活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再好的体制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遇到新的问题，也还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德国的经济体制模式运行了50多年，也还应根据德国变化的现实进行修正，使之不断更加完善。现在，德国大多数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这种模式依然适合德国国情，目前德国进行的税收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修正，而不能说是这种模式的失败。

三、环境政治的发展与“红绿联盟”执政

自1987年联合国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阐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以来，环境与发展成为了一种全球性共识，许多国家都开始积极探索新的与环境相统一的健康发展模式。统一之后，德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社会市场经济生态化”的道路。

环境保护政策在德国源远流长，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作为涵盖所有环境领域的“环境（U m welt）”这个词才首次出现在德语中，具有现代意义的环境运动（Umweltbewegung）也才开始兴起。联邦政府和民众开始仔细考虑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问题，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纷纷建立，公认的综合性环境政策逐渐形成。

维利·勃兰特上台后，联邦政府先是于1969年秋在内政部建立了“水、大气和噪音污染保护局（Abteilung der Gewsserschutz，luftreinhaltungund Lrmbekmpfung）”，之后又在1971年9月制定了首个联邦环境保护规划。随着全国统一环境政策的形成，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主义（kologismus）”理念逐渐成为联邦德国主流政治思潮和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向之一，德国的环境运动和环境政治也因此而逐渐进入到“生态主义”时代。

两德统一后，生态主义对德国政治的影响进一步扩大。1994年，联邦议会决定将环保内容写进修改后的《基本法》，要求“国家应该本着对后代负责的精神保护自然生存基础条件”。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选民们的关注，绿党多次突破选举门槛，进入议会。1994年，重新改组的联盟90/绿党取得历史性佳绩，在16个联邦州中进入了11个州议会，并在下萨克森州、黑森州与社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1996年底，德国绿党已进入了12个州议会，且在下萨克森、北威、萨尔等州与社民党联合执政。与此同时，最早制定统一联邦环境政策的社民党此时也进一步加大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加快自身的“绿化”。两党在州一级联合执政的经验和纲领的相互接近，为施罗德后来组建红绿联合政府奠定了基础。

尽管社民党一再改进竞选纲领，但它在长达16年的时间中，却一直未能再度问鼎总理的宝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党内为争夺总理候选人勾心斗角削弱了竞争力。1995年底，奥斯卡·拉封丹出任党的主席。拉封丹属于社民党的左翼，他注重“社会公正”。施罗德属于社民党右翼，他比较关注经济和现实问题，倡导改革。双方明争暗斗，但最终的决定在民意。拉封丹对施罗德说：“如果你能在下萨克森州选举成功，那你就是总理候选人。”结果，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赢得了48.1%的选票，取得了单独组织州政府的资格。1998年4月17日，社民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正式推举施罗德为联邦总理候选人。9月28日，施罗德终于在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中战胜了科尔。

社民党在这次大选中获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与施罗德的个人魅力有密切的关系。施罗德与科尔相比有其竞选优势，他年轻、务实，在德国人眼里是一个更合乎时代要求的变革者，给他冠以了“现代化者”的称号。新闻媒体也十分看好他，“施罗德在民意测验中有很高的支持率”。

虽然社民党成为联邦议院的第一大党，但没有取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必须与其他政党联合才能组织政府。10月20日，德国社民党（红）和联盟90/绿党正式签署了《觉醒与革新——德国迈向21世纪之路》（Aufbruch und Erneuerung-Deutschlands Weg ins21.Jahrhundert）的组阁协议，宣告红、绿联盟历时两周的九轮组阁谈判的结束。协议规定了红绿联盟政府在外交、安全、内政、税收改革以及能源、交通、文化、教育等问题上的执政框架原则。随后两党均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组阁协议。施罗德在25日的党代表大会上强调，他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将致力于通过“革新和公正”来重新塑造德国。绿党领导人约施卡·费舍尔在23—24日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指出，虽然绿党的部分主张在联合组阁协议中没有实现，为了使绿党首次成为德国的执政党，必须作出妥协。1998年10月26—27日，联邦议院666名议员以351票赞成、287票反对、27票弃权、1票无效，选举施罗德为联邦德国总理。27日下午，施罗德领导的新政府正式宣誓就职。

绿党首次成为德国的执政党，说明德国环境政治的不断发展，绿党在德国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生态主义深入人心，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成为德国社会的普遍意识。

四、“红绿联盟”到大联合政府

在施罗德总理的第一任期内，联邦政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改革措施。

首先，减少政府开支，平衡国家预算。高福利政策使联邦财政不堪重负，这是“德国病”的主要特征之一。施罗德上台后，采取一系列开源节流之法，降低政府负债，减少财政赤字。2000年时，联邦拍卖通用移动通讯系统专用许可，额外收入994亿马克，除了弥补当年赤字的部分，尚有509亿马克的盈余。与此同时，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减少支出的计划，调整和降低一些社会福利津贴水平，例如1999年的养老保险改革等。2000年时，联邦政府共节支305亿马克。其次，改革劳动力市场，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和工作岗位。执政联盟成立了由政界、经济界和工会高层代表组成的“劳动、培训和竞争力联盟”，促进劳动市场政策的完善。提出旨在扩大青年人就业的“紧急计划”，同时鼓励企业招收具有熟练技能的工人和职员，引进终身学习体制，鼓励失业者积极就业等等。第三，降低公司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以达到吸引投资和加快振兴经济的目的。社民党与绿党的《觉醒与革新——德国迈向21世纪之路》制定了从2001年到2005年要完成三个阶段减税方案，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企业税等主要税种，以求刺激经济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社民党再次获胜，这使得施罗德政府敢于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进一步推进德国的社会、经济改革。2003年3月14日，施罗德在联邦议院提出了对福利体系和就业政策进行实质性改革的一揽子方案的《2010年议程》（Agenda2010），从经济、就业、教育、科研、家庭和社会福利等众多领域，向积弊众多的社会市场经济福利系统发出全面调整的信号。在这届红绿联盟政府时期，德国公民所享有的福利待遇比以前有了明显的下降。如2004年时将养老保险准备金从50%下调至20%；同年开始推行的“哈茨方案”（Hartz-Konzept）则规定，自2005年起长期和短期失业者所领取的救济金也将大幅下调。在社会市场经济下，联邦德国民众早已习惯了高福利的“安全”生活。因此，施罗德的这种激进改革不但引起各阶层的普遍反对，而且也引起了社民党内部的担忧和争论。2003年5月24日，全国14个城市9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同年11月8日，柏林举行了由民社党、服务业工会和反全球化激进团体等共同组织的10万人大规模抗议游行。拉封丹从社民党内拉出“左翼党”，仅2003年就有4.3万名党员退党。

在野多年的联盟党利用社会的不满情绪和社民党自身分裂之机，向施罗德的红绿执政联盟发出挑战。2005年9月18日，联邦议院提前举行大选。尽管施罗德在此次选举中像以往一样大搞“形象战”，但默克尔却以其女性身份得到大量女选民的青睐。对许多女性选民来说，默克尔的性别本身就决定了她们选票的意向。结果，联盟党得票率为35.2%，获得226席，社民党得票率34.3%，获得222席，执政的社民党以微弱劣势落后于联盟党。其余各党得票率分别为：自民党为9.8%，左翼党为8.7%，绿党为8.1%。由于无论红绿联盟还是联盟党和自民党组成的黑黄阵营都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两派都不能单独组阁。在经过两个月艰难的讨价还价后，社民党不再支持施罗德连任，转而与联盟党组成了以默克尔为总理的黑红大联合政府。11月22日，默克尔在德国联邦议院总理选举中顺利当选新一届联邦总理，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德国历史上第二个大联合政府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形势也十分严峻。1995—2005年间，德国经济仅增长了14.6%，远低于美国和全世界的水平。2005年，德国有近500万失业者，失业率超过了10%。联邦政府2004年拨付的各种补贴总金额高达1450亿欧元，约占当年联邦财政预算的20%。为了填补这个财政窟窿，联邦政府举债803亿欧元。截至2004年底，德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6%，超过了欧盟所规定的警戒线。为了解决这些困扰德国多年的顽疾，大联合政府在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又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一，实行税收改革。一方面适当提高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降低企业税，提高企业折旧率，刺激经济发展；其二，进一步增加个人福利金上缴比例，减轻政府负担；其三，通过实行“50+计划”和扩大劳动技能培训，促进青年、老年及劳动技能不足者就业；其四，大幅度降低工资附加成本；其五，修改劳工立法，放松对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解雇限制，以鼓励企业多雇用工人；其六，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企业竞争力，刺激国内消费，吸引外资等。

在大联合政府的努力下，德国的就业状况终于出现了自统一以来难得的好转迹象。2006年，德国就业人数达3908.1万人，比上年增加24.2万人。2007年，德国经济增长率达到前所未有的2.5%，劳动力市场形势进一步改善，就业人数增长到3965.9人，失业人数降为360.9万人。

第二节 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政策

一、统一后德国全方位自主外交

统一后的德国领土面积为357050平方公里，人口8100万，是欧洲除俄罗斯以外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在德国统一之前，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分别是西欧、东欧集团（前苏联除外）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原联邦德国是欧洲最发达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工业国，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4477亿马克。民主德国在统一前的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为8269.8亿民主德国马克。新德国的经济规模显然是更加扩大了，1988年德国的经济规模只有日本的42.4%、美国的23.03%，然而到1994年，德国的经济规模已相当于日本的80%、美国的60.4%。德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撒切尔夫人在其回忆录中谈及联邦制的欧洲时写道：“德国在这样的格局中很有可能担任领导者的角色，因为统一后的德国实在太大了、太强了。”

德国统一后面临政治和经济上的整合，必须集中精力解决统一后出现的各种内部问题。同时，德国的邻邦对德国统一的疑虑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外交上还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随着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善于捕捉时机的科尔，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不断拓展新德国的外交空间，逐渐改变以往在外交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追随者”形象，推行全方位“自主性”的大国外交，不断谋取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和扩大外交活动空间，努力争取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

从1991年底开始，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开展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活动。1991年前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乘机要求独立，美国及欧共体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均不赞成。然而，德国为了重建其传统的势力范围，不顾当时联合国秘书长的劝阻和美国、欧共体国家反对，于1991年12月23日单独宣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的独立。这样，在欧、美联盟内部出现了德国率先行动、欧共体其他国家紧跟其后、“盟主”美国也不得不跟在昔日的“小伙伴”后面先后承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的局面。这表明德国已经开始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推行自主性的外交政策，向国际社会显示统一后德国的地位和力量。

要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是德国自主外交的又一表现。德国要成为政治上的大国就要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为此，德国与日本联手，德国外长克劳斯·金克尔（Klaus Kinkel，1936—）于1992年8月23日对《星期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记者说，“既然东京在争取席位，那么我们也要参与这一讨论”，“目前安理会的构成情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再能反映世界形势”。为此，德国在1993年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6月底，科尔总理亲自签署了德国向联合国总部递交的要求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申请书；7月，科尔和金克尔访问日本。金克尔声称，德国和日本将协调行动，努力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他对记者说：“日本人希望在安理会得到一个席位，这并不是秘密，我们也希望得到一个。我们将相互支持。”尽管德国这一外交努力还没有成功，但表明德国在统一之后欲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愿望是多么的迫切！

德国在外交上的自主性倾向，使美国也认识到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美德关系出现了从过去的“主从”关系到“领导伙伴”（partnerinleadership）关系的转变。1994年7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1946—）对德国进行了访问，并发表了战后以来对德国进行“最为全面的支持性讲话”。他称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国，是美国欧洲政策的基石，德美关系是战略领导伙伴关系。国际舆论认为，美国总统克林顿这次对德国的访问是这一转变的标志，美德之间的“主仆”关系宣告结束，开始建立起新的“领导伙伴”关系。1995年2月，科尔总理对美国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回访。在会谈中，克林顿听取和接受了科尔在对俄政策、波黑冲突及北约东扩等问题上的意见和看法，并一再称赞科尔是“当代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之一”，“美国没有比科尔更好的朋友了”。科尔这次访问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德国是美国的“领导伙伴”的形象。德国反对美国在欧洲事务问题上指手画脚。在涉及德国内政外交问题上，德国更不愿美国颐指气使，也经常对美国说“不”。1997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要求德国政府不要不顾波黑难民的意愿，把他们一律遣返。德国立即对此作出了强烈反映，金克尔外长表示，美国无权规定我们应该做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不需要别人的指教。当然，德国在一些问题上对美国说“不”，并不意味着德国政策趋向反美，而是表示德国不再一味盲目追随美国，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它们的政策和立场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的同时，德国还积极谋求与俄罗斯建立友好伙伴关系。在德国刚刚实现统一之初，就与苏联签订了《苏德睦邻伙伴合作条约》（Vertragüber engedeutsch-sowjetische Zusammenarbeit）。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成为其合法的继承者。德国不顾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反对，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伙伴关系，率先给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援助。科尔于1992年12月14日访问了莫斯科，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八项协议。协议规定：俄罗斯军队比原规定提前半年，即在1994年8月31日前从德国领土上撤走，为此，德国将追加5.5亿马克的援助，作为俄军人撤回国内建房的费用；德国同意俄国延长八年偿还原苏联欠原民主德国的176亿马克的债务；德国决定向前法西斯德国暴行的受害者提供10亿马克的赔偿。至1997年底，德国对原苏联地区提供的援助共约有1300亿马克。德国还大力支持叶利钦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科尔强调并极力说服美国要“尊重俄罗斯的情绪”。

红绿执政联盟成立后，德国外交的自主性进一步加强。社民党向来主张德国应实行自主外交，相对于联盟党来说，对美国的顾忌性更少，如勃兰特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新东方政策”。绿党将和平作为其纲领的核心。施罗德、菲舍尔等红绿联盟领导人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没有之前总理们那种历史负罪感，这使得其谋求政治大国的欲望更加强烈。正如施罗德上台后，曾在1998年11月10日的政府声明中说：“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卑不亢，这正是一个成熟民族应有的自信心，它面对历史、面对自己的责任，同时也面对未来。”他多次强调“德国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自信。我们应该记住历史，但我们不应天天背着历史的包袱”。

施罗德时代德国自主外交主要体现在：其一，在武力“倒萨”问题上，施罗德政府明确对美国说“不”。美国出兵伊拉克的行为在德国引起了一场反战风暴。在德国人看来，只靠军事打击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的。更何况美国的行为还严重威胁了德国在中东的石油安全。因此，施罗德政府对美国联合出兵伊拉克的要求予以了坚决的拒绝。其二，施罗德政府继续重视发展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协调一致，甚至还考虑建立一个欧盟—俄罗斯能源共同体；其三，施罗德政府执政期间，德国还积极与日本、印度和巴西共同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这也是德国争取世界政治大国的重大努力。

默克尔上台后，一方面虽然改变了施罗德时期的很多做法，但另一方面却也保持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而开展自主的大国外交战略就是她所继承下来的政策之一。“这届德国政府与上届政府一样，在承担国际责任上都非常积极。”默克尔之所以要保持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除了受国家利益和总体战略的影响外，还和默克尔大联合政府中社民党的势力强大有关。在大联合政府中，社民党占据了外长等八个重要职位。社民党人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1956—）是施罗德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默克尔总理在调整德国外交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社民党的意见。

不过，默克尔也同时在致力于修复因伊拉克等问题而受损的德美关系，“竭尽全力致力于发展紧密的、诚实的、坦率的和充满信任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默克尔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德美关系的改善。例如，2006年2月，德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明了自己在伊朗核问题上坚决支持美国的态度。

在积极谋求自主外交的同时，德国还试图通过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科尔政府在统一之后声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愿意为世界的和平进步作出贡献，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承担与统一的德国地位及声望相适应的责任与任务，使德国军队走出国境。这是统一后德国在自主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新动向。

在南斯拉夫内战期间，科尔积极主张对南斯拉夫内战实行军事干预。尽管如此，由于德国法西斯曾占领过南斯拉夫这一历史原因，德国决定不派军队参加在南斯拉夫地区的任何维和行动。1991年1月7日海湾战争正式爆发后，科尔声称，德国士兵将参加保卫北约领土的行动，但不派德国士兵参加海湾战斗。科尔在1993年2月17日回答日本记者关于德国的国际责任问题时说：我们是联合国成员，作为会员，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1990年10月德国统一之前，我们国家是分裂的，因此不能完全履行我们的国际责任，现在不能这么说了，我们今天不能躲避国际责任。

向境外派遣德国军队涉及要修改德国《基本法》。《基本法》明确规定联邦德国军队为防御而建立，对向境外派出联邦军队作了严格的规定，因此，在德国统一之前的历届政府都没有派兵参加境外的任何军事行动。为使德国向境外派遣军队合法化，科尔极力主张修改《基本法》。然而，在是否修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问题上，德国国内各派势力，尤其是执政联盟和反对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科尔将此问题的争执搁置一边，通过宪法之外的途径使德国军队合法地走出国境。1993年4月8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同意联邦国防军参加联合国在波黑的禁飞行动。1994年7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再次作出裁决，经过议会批准，德国军队可以在北约和西欧联盟的范围内参加旨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的行动，同样可以参加联合国组建的维持和平部队。至此，德国在不对《基本法》进行任何修改的情况下，通过符合法律的程序实现了与其他西方大国一样派军队到境外参与国际维和行动。

1993年4月21日，德国联邦议院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了科尔提出的出兵索马里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德国于7月21日派出了1640人的部队飞往索马里，以援助联合国重建索马里的行动。这是德国自二战以来向境外派出的第一支维和部队。1995年6月30日联邦议院以386票赞成、258票反对、1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科尔政府提出的派遣作战部队和卫生部队参加前南斯拉夫地区维和行动的议案。德国这次出兵带有着明显的军事性，与以往只是起辅助作用的情况大不相同。

红绿联合政府上台不久，就遭遇到了科索沃（Kosova）危机。虽然社民党和绿党都有着较为悠久的和平反战传统，但德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却力主派军队参加北约的军事行动。开战之后，德国则一面积极代表北约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一面积极寻求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最终平息争端。为了获得相关支持，施罗德还于5月12日访问中国。在科索沃危机中，施罗德政府不仅实现了二战后德国的首次参战，还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德国的政治大国形象。“可以肯定的是，新的联邦共和国也在军事力量方面恢复了‘正常状态’，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不再具有区别。”

2001年美国“9.11事件”爆发后，施罗德在第一时间向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1946—）表示了同情，并与其他北约国家一起支持美国在阿富汗进行反恐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德国不仅提供了3900名士兵参战，还派出了特种部队直接参与阿富汗前线的“持久自由”行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德国联邦国防军依然是北约组建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主力之一。

默克尔上台后，沿袭了科尔和施罗德的做法，积极向海外派兵参与欧盟、北约和联合国的军事行动。2006年6月8日，默克尔在表彰德国联邦国防军将士时表示，为了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德军将继续在世界上承担必要的军事义务。同年10月25日，德国公布新版《国防白皮书》，提出联邦国防军未来的任务将主要是预防国际冲突、解决国际危机及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默克尔在白皮书中明确表示，德军将在“国际法和《基本法》的框架下继续参与国际军事行动”。白皮书计划，将国防军根据海外任务的不同改组为2.5万人的北约反应部队、1.8万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和1000人左右的联合国常规维和部队。由此也可以明显看出，在默克尔的海外派兵战略中，北约和欧盟分居第一、二位，而联合国只是第三位。

总之，两德自统一之后，德国已开始将过去只是一般性参加国际维和的行动，发展到从军事上参加北约的作战行动和介入联合国的维和军事行动，开始以军事方式表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并通过在国际上扩大其军事力量的影响，达到实现政治大国的目的，彻底改变其“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形象。

二、统一后德国与欧洲一体化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趋势，欧洲无疑是这一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积极推动欧洲的联合和统一，增强欧洲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这对处于欧洲中心的德国自然是大有裨益的。德国统一后的政府在声明中指出，德国的对外政策目标是：继续从事欧洲的统一事业，进一步发展北大西洋联盟，稳定和支持中欧和东欧的改革进程，在联合国认真负责地共同发挥作用以及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科尔将继续把欧洲统一事业作为他的政府的首要目标，为此，科尔在德国统一后继续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欧洲的联合，把建立“欧洲大厦”（Europaische Gebude）作为德国外交的首要任务。

科尔的目标是要努力谋求实现欧洲的政治联合，将欧共体发展成为欧洲联盟，并设法在1994年夏初举行的下次欧洲议会选举前成立欧洲联盟，然后在欧洲实现统一的货币。为实现这个目标，科尔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方案：在1992年12月31日前成立一个拥有3.4亿人口的欧洲内部大市场；目标是建立一个无边界的欧洲；它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欧洲，而是一个多样化的欧洲；要使欧洲议会获得更多的权力；要制定一个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实现欧洲的经济和货币联盟，要有一种稳定性不次于德国马克的欧洲货币，成立一家独立的欧洲银行。科尔指出：我们的核心目标现在和将来都是欧洲的政治联合，共同体必须向其他欧洲国家开放；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各国“返回欧洲”，要促使这些国家的改革进程；共同体将成为自由的欧洲的结晶点，成为欧洲合众国的结晶点。科尔认为，统一的德国不想恢复昨天的欧洲；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不取消我们的民族特性的欧洲；在这样一个欧洲里，任何人都不反对别人，任何民族都不处于另一个民族的阴影之下，而是我们大家共同为和平的、自由的以及富裕的未来承担责任。

德法关系一直是欧洲联合的核心力量。在德国统一之前，德国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更多的是依靠法国的政治影响，在重大问题上与法国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并由法国牵头予以实施，自己甘当“配角”。现在，为了推动欧共体向纵深发展，促进欧洲联合的进程，德国在继续保持“德法轴心”的同时，更多地显示德国在处理欧洲问题上的“主动性”和处于“主导地位”，不愿充当法国的“配角”。在德国统一前夕的9月18日，科尔总理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举行了两国政府间的会晤，德法双方在会晤后发表声明指出，德法两国决心在今后继续“作为欧洲联合的发动机”而起作用；双方表示，共同努力促使讨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首脑会议的成功。

为使欧共体成员国在欧洲政治联盟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或减少分歧，科尔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进行了多方的外交磋商工作。在德国的主动努力下，并根据德国和法国的建议，欧共体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12国政府首脑集会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于1991年12月11日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政治和经济货币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Vertragüber die Europische Union/EUV），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简称《马约》）。1992年12月31日，迈向欧洲一体化重要一步的欧洲内部大市场正式成立。这个市场拥有12个成员国、3.45亿人口，在人员、商品、服务以及资本等四个方面实行自由往来，并取消了各成员国之间一切关税及贸易限制。

1993年1月1日，欧洲大市场正式启动，标志着《罗马条约》所确定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目标的最终实现。1992年12月2日，德国联邦议院正式批准了《马约》。当《马约》被丹麦公民投票否决后，科尔表示德国决不能使欧洲联合的火车停驶或减速，而要继续沿着欧洲一体化的道路前进。在科尔的努力下，《马约》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欧洲政治和经济货币联盟”正式诞生。欧盟是欧洲15个主权国家的联盟，它的成立标志着欧洲联合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统一欧洲货币，1994年1月1日建立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欧洲货币管理局（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开始运作。1995年3月26日，与欧洲大市场协调一致的、取消边界检查、人员可自由往来的《申根协定》（The Schengen Agreement）正式生效。为实现欧洲经货联盟，德国总理科尔和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1932—）共同联手，顶住各自国内的压力，严格按照《马约》的规定，坚决制定严厉的预算措施，并推动各成员国逐一达标，终于使欧洲统一货币的计划得以启动。1999年1月1日，欧洲统一货币“欧元”（Euro）正式问世，欧洲货币局转为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最后一任欧洲货币局局长、荷兰银行家威姆·杜森贝格（Wim Duisenberg，1935—2005）出任欧洲中央银行首任行长。至此，科尔所追求的欧洲统一的经济目标已开始实现。德国是欧洲联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为联盟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提供了巨额的资金。然而，欧洲一体化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统一货币的实现，也无疑为德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由于《马约》的一些规定无法适应欧洲变化的形势，1997年10月2日，欧盟15个成员国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A msterdam）签订了《阿姆斯特丹条约》（A msterdam Treaty，简称《阿约》）。《阿约》是继《罗马条约》、《马约》之后的第三个欧洲一体化条约。1999年5月1日《阿约》正式生效。

施罗德政府执政后，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历届德国政府的欧洲一体化政策。施罗德所在的德国社民党向来支持欧洲走向联合。2001年，社民党汉堡代表大会强调，一体化和欧洲化是德国的“不二选择”。社民党的执政伙伴绿党也是欧洲一体化的热心支持者。执政七年间，欧洲一体化的辉煌成果成为施罗德政府的最大亮点。

首先，施罗德政府一边巩固“法德轴心”，一边又强调英国在欧盟中的作用。战后几十年来，德法轴心是欧洲一体化的稳定基石，是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发动机”。1998年9月27日联邦大选结束伊始，施罗德就访问了法国。他向希拉克总统保证继续与法国密切合作，维护德法在欧洲联合中的“轴心”作用，确认这个“轴心”对欧洲发展是“无可替代的”。施罗德时代“德法轴心”对欧盟的发展、尤其是在欧盟东扩和欧盟宪法问题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科尔不同的是，施罗德还十分重视发展与英国的关系，以便使英国尽快向欧洲货币一体化靠拢，并利用英国牵制法国。法德两国在欧盟农业政策、财政摊款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矛盾。红绿联盟上台后，施罗德曾一度企图拉拢英国在欧盟中与法国进行周旋，以提高德国在欧盟中的地位。不过，由于后来英德在出兵伊拉克的问题上无法协调立场，施罗德很快就回到了法德合作的老路上来。

其次，在欧洲一体化中强调德国的利益，希望让德国在欧盟事务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在欧盟财政预算、就业政策等领域，施罗德特别强调德国的国家利益，主导了欧盟一体化进程。1999年3月，施罗德作为轮值主席亲自主持了欧盟首脑会议，就欧盟《2000年议程》中的经费预算、摊派、支出等发生了激烈争论。为了使与会各国达成协议，德国作出了很大让步。不过，施罗德也维护了德国的利益，保证德国对欧盟的财政支出在2006年前不再升高。在2001年的纽伦堡代表大会决议中，德国社民党也提到施罗德及其领导的联邦政府承诺在欧洲议会的进程中保护德国的利益。同年，社民党在一份名为《对欧洲承担责任》的文件中指出，施罗德政府应加强德国在欧盟成员国中的领导地位。在德军参加南联盟空袭和马其顿维和等行动中，都可以看到施罗德扩大自己对欧盟领导权的意图。甚至有人说，施罗德政府已经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大脑和心脏”。

第三，积极推动欧盟扩容。在德国推动下，2004年5月1日，欧盟迎来了政治版图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东扩和南扩。马耳他等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在把土耳其纳入欧盟候选国问题上，施罗德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态度并发挥了主要作用。

最后，在促进欧盟成员国内部一体化方面，施罗德政府也成绩斐然。施罗德政府不仅通过积极完善欧洲央行体系和强化欧盟内部市场建设等措施加快欧盟内部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还决定进一步明确欧盟首脑会议和部长理事会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职能，谋求欧盟安全与外交事务的一体化。在德国的推动下，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决定建立一支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加强欧盟的危机处理能力。“欧盟只有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有自己的行动能力，才能承担起维护和平的重任。”

施罗德政府甚至还要求将制定欧盟宪法，使欧盟进一步向欧洲合众国发展。2000年5月12日，德国外长菲舍尔在洪堡大学发表《从国家联盟到联邦：对欧洲一体化最终形式的思考》的长篇演讲，提出建立欧洲联邦、欧洲中央政府及制定一部欧洲宪法等设想。次年11月，施罗德发出了欧盟宪法改革的倡议。在施罗德政府的积极努力下，2002年2月欧盟成立了以制宪为职责的筹备委员会。2004年5月，德国联邦议院以绝对票数通过了《欧洲宪法条约》。虽然2005年荷兰共和国全民公决否决了该条约，但施罗德政府仍旧积极推动各国批准该条约。

默克尔政府的欧洲政策有沿袭其前任的一面，和历届联邦总理一样，上任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法国，其用意就是要继续保持法德轴心关系。此外，在2005年11月30日发表的“施政声明”中，她不仅专门将“欧洲政策”从德国传统的外交政策范畴中剥离出来，赋予其独立地位，还继续将维护德国在欧盟的利益和推动欧洲一体化作为其“欧洲政策”的核心。在声明中，默克尔一方面明确表示，德国解决欧盟财政危机时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能接受过分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她又宣称德国新政府将致力于解决欧盟财政危机、农业补贴等实际问题，并将继续谋求欧洲“宪法”草案的修改和通过。

但与此同时，默克尔的欧洲政策又与施罗德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默克尔试图修复因伊拉克战争而一度疏远的德英关系。她访问英国时表示，新政府“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极端重要，但不光是法国，还有英国”。德国的拉拢是英国能在欧盟财政危机谈判中作出妥协的原因之一。其次，默克尔更加注重将德国利益与欧洲普遍利益相结合，照顾欧盟中小国利益。如重视发展与波兰的关系，避免给欧盟伙伴造成法德轴心统治欧盟的印象。默克尔在出访法国后不久就出访波兰，以消除中东欧国家对法德轴心和俄德亲密关系的顾虑。在欧盟的财政危机中，默克尔又强调新的预算案不应损害中小国家的利益。默克尔也因此在预算案通过后赢得了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好评，甚至被称赞为欧洲新领袖。第三，在深化欧洲一体化时，默克尔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手段。默克尔深知，由“欧洲宪法条约”搁浅而造成的欧盟宪法危机绝非短期内单靠德国自己能解决的。为了因避免操之过急而引起英、法、波兰等国民众的反感情绪，默克尔希望先发展欧洲的自我认知意识，寻求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同时通过一个新的、各方可以接受的“基础条约”替代原先的“宪法条约”，以曲线迂回的方式推动欧盟宪政之路。德国还表示，将在2007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继续推动欧洲宪法的发展。

三、统一后德国的亚洲及对华政策

（一）新亚洲政策

扩大在亚洲、非洲的影响，与盟国展开以经济和科技为主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并力图在多极化的格局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这是德国在统一后外交上的又一个新动向。科尔曾说过，在政治领域同亚洲的合作早已是德国全球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亚洲国家由于在世界政治中的分量，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发展方面，包括中国、日本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具有全球意义”。从经济因素上考虑，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亚洲经济却呈现出少有的活力，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尤其是亚洲潜在的大市场，对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为了显示德国的大国地位和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德国认为必须“更多地参与亚洲事务”，参加与美国、日本之间的竞争，改变德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活动中落后于美日的被动局面。为此，科尔及30位德国公司的巨头在德国统一后的1993年2月18日至3月3日，对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五国进行了访问，同这些国家分别签订了一系列双边经贸合作协定。科尔对日本的访问则更具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因为德国与日本在战后所处的国际环境相似，而且都在外交上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科尔对亚洲五国的访问，密切了德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扩大了德国在亚洲的影响。这次亚洲五国之行，极大地开阔了科尔的视野，并第一次设计出了他的“亚洲新观念”（Das Neue Asienkonzept）。

五国之行之后，应科尔的要求，由德国外交部组织成立了有六个部和总理府参加的专门工作班子，研究制定了德国的“亚洲政策新方案”。1993年9月22日，德国内阁正式通过了这一方案。9月26日，科尔发表文章全面阐述了德国的“新亚洲政策”，其主要内容有：将亚洲作为德国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加强与亚洲的经济合作，重点增加德国在亚洲的直接投资；把科技合作作为与亚洲合作的关键领域；在环保方面与亚洲合作；加强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对话；加强与亚洲各国在文化方面的合作。不难看出，德国的“新亚洲政策”是将其对外政策和对外经济活动置于优先地位。随后，德国政府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将外交、外经和援外三管齐下，促进德国企业进入亚洲。1996年，德国对亚洲又开展了新一轮外交攻势。从这一年的10月中旬开始，德国政要纷纷打点行装，奔赴亚洲。先是国防部长打头阵访问了印度，随后是副总理兼外长访问中国和蒙古，紧跟着科尔总理正式访问印尼、菲律宾和日本；11月18日—30日，罗曼·赫尔佐克（Roman Herzog，1934—）总统对中国和尼泊尔进行了访问。

科尔下台后，德国红绿联盟和大联合政府对科尔的“新亚洲政策”作出了一些调整，即在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时更加强调西方的民主、人权价值观。

2002年6月25日，德国外交部出台了第二份《亚洲政策》，强调要以安全合作为重点，加强与亚洲国家合作与对话，开展预防性外交、建立新的安全结构、保障德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大德国在亚洲的市场，推广人权、民主和法制、增加发展援助。2005年默克尔大联合政府上台后，德国多次向亚洲敏感地区出口武器，预示了德国政府“亚洲战略”的新变化。2007年10月，默克尔制定了以“价值外交”为核心理念的第三个亚洲政策。在联盟党10月23日通过的名为“亚洲作为德国和欧洲的挑战和机遇”的决议文件中称，“德国和欧洲在能源、外贸等领域正面临中国的竞争”，中国与苏丹、缅甸、委内瑞拉等国发展关系，“不仅与欧洲的利益相冲突，也给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挑战”，建议“德国增强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关系”。10月2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盟党议会党团会议上公布了这一决议，并声称“许多年以来，我们只是太注重中国。我相信，作为欧洲人，我们在其他国家如印度那里也有机会，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并迅速扮演角色”。

以对印政策为例。施罗德和默克尔时代，价值观的相近使印度和德国在政治和防务合作方面显得格外突出。2004年6月，印度与德国等西方国家空军举行了联合军演。同年10月6日，施罗德访问印度，印度总理辛格表示，两国的双边关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并具有远大的合作前景。在2005年8月美印签署民用核协议后，默克尔政府也与印度签署了一个类似协议。2006年4月23日，印度总理访问德国，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德国和印度将深化构建在两国2000年签署的《21世纪印度—德国伙伴关系议程》基础上的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共同利益之上的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9月，两国正式达成国防合作协议，结束了十多年以来对印度的军事禁售局面。2007年10月底，默克尔抵达印度访问，鼓吹德国的亚洲新政策，阻止中国崛起“造成区域不安”。德国《商报》事后评论，印度不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接近，而且经济、军事实力强大，是德国在亚洲首选的战略伙伴。

（二）对华政策

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此，德国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1993年11月，科尔第二次亚洲之行时访问了中国，正式开始实施德国的“新亚洲政策”。科尔率领的代表团达180人之多，其中包括4名部长和40多位企业界经理。在访问中，德中双方在钢铁、交通运输、能源、化工、机械、电子、电信和环保等领域签订了一系列合同和意向书，合同金额达16.5亿美元，意向金额也有11.5亿美元。这是科尔作为统一后的德国总理第一次、也是他第三次对中国的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

1995年11月，科尔总理率领高级代表团第四次访问中国，随同的有45位在德国有影响的企业家，以及一批官员和记者。科尔在这次访问中表示，除了加强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外，还扩大了在科技文化领域的接触，双方共签署四个政府协定、总金额21亿马克的12项工商企业合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应邀访问德国。1995年7月，应德国总统赫尔佐克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德国进行了访问，受到了德国政要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德中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德增设总领事馆协议》和《中、德财政合作协定》，又签订了42亿马克的12项有关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的协议、合同及意向书。1996年2月初，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访问德国，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在发展中国基础设施及高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促进中小企业的合作；德国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在欧盟范围内致力于取消对中国进口的限制。这些访问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推动了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

红绿联盟和大联合政府执政时期，德国亚洲政策作了调整，施罗德、默克尔等德国领导人曾多次就人权等问题批评中国，给新世纪中德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科尔政府承认中国儒家思想的特殊性，虽然对中国人权状况不时提出批评意见，但主张采取“批评与对话”的态度。施罗德政府外长、笃信人权价值观的绿党领导人费舍尔在上任后却明确表示，要加强德国在世界上的人权外交。此后，德国对我国在人权问题上指手划脚，使这一问题再度成为阻碍中德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再加上当时双方在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如北约东扩、科索沃等问题上也存在较大分歧，科尔时代以来的中德交往活跃状态出现了停滞的趋势。

向来亲美的默克尔政府为了与布什政府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在很多问题上也对中国表示出消极或者反对态度。默克尔在2006年5月访华时就明确表示“德国未来不会再单独提出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问题”，并提出“解禁”要取决于中国人权状况和台湾政策是否符合西方的要求。此外，为了在中德贸易中获取更加有利的地位，默克尔政府还迟迟不愿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2007年9月，默克尔又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以官方身份接见达赖，对中德关系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作为此次事件的回击，中国单方面取消了德国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1947—）原定于2007年12月访问北京的计划。德国《经济周刊》对此评论说，“德国希望中国政府短暂生气后会恢复正常的期望落空了”，这对德国经济界是一大打击。为了民主和人权的政策，德国经济界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金融时报》也说，“中国取消财长访华点燃联盟内部对默克尔中国政策的争吵”。

当然，施罗德和默克尔对华强硬政策的推出，虽然在短期内会给中德关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不会改变未来中德关系稳定的大局。中德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决定了中德外交的基调不会改变。在经历了短暂的对华强硬之后，红绿联盟政府很快就开始修复受损的中德关系。2004年，中德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了“具有全球责任的中德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决定搁置人权争议，注重政治对话，促进中德经济往来。中德经贸关系在科尔下台后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2年德国向东亚出口总额为516亿欧元，比2001年增长了3.4%。其中，德国向中国的出口额为145亿欧元，比2001年增长19.6%。中国已成为德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2003年，德国企业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投资额超过110亿欧元。2004年，德中双边贸易额达到535亿欧元。

默克尔政府也深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它不愿意在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中输给英法等国。为弥补接见达赖对中德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默克尔在2008年1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愿下大力气恢复发展德中关系。事实上，默克尔每次到访中国都会有一个大型的经济代表团随行，成员大多是德国经济界的代表，其目的无外乎搭外交的顺风车签订更多的经济合作协议。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2006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为762.7亿欧元，比2005年增长24.69%。其中，德对华出口275.2亿欧元，同比增长29.32%，占德出口总额的3.1%；德国从中国进口487.5亿欧元，同比增长22.21%，占德进口总额的6.66%。德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机械、汽车、印刷设备、电气部件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电子设备、电器、服装、玩具等。从投资规模看，德国对华投资逐年增加。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5338个，合同资金额251.16亿美元，德方实际投入134.18亿美元。

第十五章 统一后德国的经济

在1990年德国统一时，无论联邦政府还是西德、东德人民都曾经对未来德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乐观的预期。尽管统一后的德国经济实力更加强大，但事实证明，德国经济发展并非人们预期的那样一帆风顺。两德统一的同时，西德人民也背上了援助东德的沉重负担。对德国东部地区经济改造和重建、社会福利保障的巨额支出，使德国财政不堪重负，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几十年来推进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如今饱受质疑。各种国内外因素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状况严重，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不断扩大。严峻的形势迫使科尔、施罗德和默克尔连续三届政府不断推进财政和社会福利改革，使德国经济在2006年以后出现好转，重新成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

第一节 科尔时代的德国经济

一、东部经济改造计划

德国统一后，联邦政府按照《基本法》对原民主德国地区从政治经济体制上进行改造。政府派原联邦州有经验的行政管理人员去东德，帮助东部地区按照西部模式建立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并派遣2300名法官、检察官和司法人员，帮助东部地区建立司法机构。原民主德国的14个专区为适应联邦德国建制被改为5个州：勃兰登堡（Brandenburg）、梅克伦堡-前波莫瑞（Mecklenburg-Vorprommern）、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Sachsen-Anhalt）、图林根。这些州经历了巨大变革，在政治上按照西部模式建立与经济重建工作同步发展的政治行政体制，以及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

1991年1月30日，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全面阐述统一后德国首届政府的内政外交方针。在经济方面提出了以下几项措施：（1）稳定联邦马克在资本市场的信誉；（2）解决原民主德国地区日益恶化的失业问题；（3）鼓励企业家到原民主德国地区投资，并重新规定国家向全德投资的优惠条件，以促使大量资金流向东部新建的五个州；（4）健全和发挥新建五个州和乡、镇一级的行政机构；（5）对包括新建的五个州在内联邦各州的财政关系作出新规定，以为其建立一个可靠的财政基础；（6）将计划经济变为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联邦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把原民主德国的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7）从1992年1月1日起，在新建五个州内推行养老保险改革，建立养老金保险体制，实施医疗保健改革法；（8）在能源政策上，将遵循既要保证供应又要节约开支和不污染环境的原则。可以看出，政府声明中的重点是重建东部经济。声明还对原民主德国的经济进行了评估。科尔指出，民主德国40年留下的遗产令人沮丧，许多企业和产品没有竞争力，大量人员失业，环境被严重破坏，房屋破烂不堪。他强调，“要相互承担责任，发扬休戚与共的精神”，来改造德国东部经济；原民主德国的国营企业必须解散，必须实行私有化。

1991年初，德国政府正式实施“振兴东部”计划。3月8日，科尔主持联邦政府会议，制定了“振兴东部”战略——《共同促进东部地区发展的计划》（Gemeinschaftswerk Aufschwung Ost）。该计划规定，从1990年—1994年，联邦政府向整个东部地区提供1607亿马克的援助。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学校、医院和养老院的修缮，扩大交通领域的基础设施和提供工作岗位。另外，政府还对东部地区企业减免税收、提供优惠贷款等。为了平衡财政支出，联邦政府决定增税，制定了从1991年起全面提高税收的一揽子计划。从1991年7月1日起，实行为期一年的对所得税、工资税、法人所得税增加7.5%的附加税；每升燃油提价25芬尼；增加3%的保险税，最高达到10%；从1992年1月1日起，每支香烟增加1芬尼的烟草税。以上增税统称“统一附加税”（Solidarittszuschlag）。据估计，这些增税可以使联邦政府财政在1991年增加180亿马克的收入，1992年增加280亿马克的收入。这些新增加的税收分摊在全体居民和团体身上，用于东部地区的重建工作。

联邦政府和西部各州为东部地区经济迅速转轨和重建投入了大量资金，组建“德国统一基金”（Fonds Deutsche Einheit），每年不断增加向东部地区的援助款项。据统计，1991年援助金额为1335亿马克，1992年为1620亿马克，1993年为1785亿马克，1994年为1800亿马克，1995年为1940亿马克。另外，联邦政府还在1991年提出一项“共同繁荣东部”的额外计划。这一额外援助，根据联邦政府资助的自有资本援助计划和“欧洲复兴计划”，给东部地区提供了536亿马克的贷款。至1995年2月底，联邦政府和各州以及欧洲联盟以“共同改善地区经济结构任务”为目的，向东部地区提供了430亿马克的投资。为稳定苏联及东欧各国的社会局势，给东部地区经济重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联邦政府先后向苏联提供了180亿马克援助、给波兰和匈牙利贷款10亿马克。联邦政府为鼓励西部私人资本到东部投资，特别规定对在东部投资的私人资本给予补贴，仅1991年至1994年为投资补贴的税收逆差就达146亿马克。由于政策优惠，德国西部及外国资本源源不断流向德国东部，1991年为230亿马克，1992年为390亿马克，1993年达460亿马克，1994年增至560亿马克。促进投资的结果，是使东部地区的就业紧张状况得到缓解，经济复苏初见成效。

自从1991年初“振兴东部”计划实施以来，东部地区新建五个州在经济领域按照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结构进行改造。对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是整个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心环节，担负此项工作任务的是早在1990年7月1日由原民主德国政府、企业和联邦德国三方富有经验的经济管理人员组成的“国营财产委托代管局”（Anstalt zur Treuh and erschen Verwaltung des Volkseigentums，简称“托管局”）。托管局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实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使可以整顿好的企业适应市场需要，将其发展成为有竞争力的企业，并保障工作岗位；关闭无法整顿的企业。其工作方针是：迅速的私有化、坚决的整顿、慎重的关闭。托管局对企业实行“先私有后整顿”的政策，从产权关系、经营机制到组织管理制度等各个层面对企业进行全方位改造，将原民主德国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市场经济。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直到1990年中期还是国家所有制占主导地位。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所有制体制才刚刚开始形成。在托管局操纵和指挥下的私有化，步履维艰，矛盾重重，进展极为缓慢”。在托管局局长比尔吉特·布劳伊尔（Birgit Breuel，1937—）的领导下，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工作，才基本完成了对原民主德国国营企业彻底的结构改革。至1994年12月31日，托管局停止活动为止，大约有1.4万家国营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大约有3600家企业被关闭。然而，伴随私有化和整顿而来的是东部地区大批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从1995年1月1日起，未进行改造的剩余60家企业移交给联邦统一特殊任务局，此机构主要负责处理托管企业私有化合同的管理。经过六年的努力，国营企业私有化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对东部地区的农业改造重在结构改革和合理化，原农业合作社大规模解体。1994年，改造后的农业企业有2.9万个，其中约2.4万个为自负盈亏的私人个体企业。对工农业的改造和重建，使东部地区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二、经济成就与困境

联邦政府对东部地区的改造和大量资金投入，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很多领域的基础设施实现了现代化，这是东部地区建设取得的最大成就。1992年，投入东部五个州的每个公民的公共固定资产总额超过西部人均值的42%，1993年上升为60%，1994年为88%。大量资金的投入，使东部地区初步具备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为经济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东部地区的经济在德国统一后几年里明显地增长。1991年—1995年，东部新建州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约8%，大大超过西部，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其中，图林根州在1992年—1993年经济增长率高达25%。1995年—1996年，勃兰登堡州的经济增长率也有8%，超过整个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经过几年的努力，东部地区的经济从低水平起步，遏制住了衰退现象，一度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东部地区经济离联邦政府设想的靠东部地区自己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东部地区经济的暂时增长是巨额投资带动的结果，一旦投资减少或停止，竞争力不强等自身造血功能不足的问题就会凸现。从1995年开始，东部地区经济就已失去推动力，增长率只有5.3%，1996年和1997年均下降到只有2%，出现了统一七年来首次低于西部5%的现象。1998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只有2.4%，仍低于西部地区的2.8%。东部地区的企业缺乏竞争力，振兴和繁荣东部经济的任务任重道远。

由于公共基础设施的需要和商业住房的紧缺，建筑和服务业等基本建设在东部地区发展最快。在对经济进行改造的同时，联邦政府将住房和城市建设列为首要任务。至1996年底，联邦政府拨款在新联邦州对420万套住宅进行了修缮和设备更新，并新建了37.5万套住宅。1991年—1996年底，联邦政府为新联邦州的交通和通讯等方面投资约1000多亿马克。公路、铁路的扩建或新建，邮政和电讯的改造和扩建工作在东部加快发展。至1997年，扩建、新建和重建的公路有1.1万公里、铁路有5000公里。1996年，电话从原来的190万门增加到780万门，其中数控电话占98%。1997年东部地区电讯网已全部实现数据化。1994年3月2日，联邦政府决定建造从柏林经过什未林（Schwerin）通往汉堡的磁悬浮高速列车，该列车以每小时500公里的速度行驶于柏林和汉堡之间。另外，根据需要还进行了其他基本建设，如新联邦州最大的投资项目莱比锡博览会和会议中心，从1991年兴建，耗资13亿马克，不到五年时间就建成使用。这些基本设施的建设，为东部地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也带动了东部经济的发展。

德国统一后，东部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明显得到提高，最主要表现是工资提高、收入不断增多。1990年东部地区每户收入只相当于西部的44%，1991年上升为50%，1992年上升为62%，1993年达67%，1994年提高到69%。1990年下半年，东德职工的平均毛工资为1350马克，1995年达到了3100马克。在货币统一之初，东德人的养老金只有西德人的40%，1995年这一比例增长到79%。虽然由于工资的提高、税收的增多，从而加速了物价上涨，但联邦政府及德意志银行采取了稳定币值的方针，降低了通货膨胀率，1994年通货膨胀只有3%，1995年下降为2%，因而东部居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受多大的影响。但是，东部居民生活想达到西部的水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因为生活水平是与生产率水平相适应的，“在生产企业中，东德的生产率水平常常只有西部的1/3”，因此，为提高东德居民的生活水平“而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还需要较长时间”。

然而，改造和振兴东部地区经济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完成的。这是科尔未曾料到的，对德国在实现经济和社会统一后需要付出的代价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虽然体制转轨过程在新联邦州很快摧毁了旧的经济结构，但没有同时创立起新的能有效运转的结构。因而，德国为东部地区经济的体制转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危机；二是东部经济完全依靠“输血”，每年平均要提供1400亿—1500亿马克。

向东部地区大量投入，使联邦政府财政负担极为沉重，又影响了整个德国经济的发展。1990年德国财政赤字为1000亿马克，1991年高达1200亿马克。德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不断增加。统一前1989年联邦德国的债务为9290亿马克，1995年已增长到19960亿马克，整整翻了一倍。向东部地区不断“输血”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和巨额支出，使西部地区不堪重负，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并出现衰退。1990年德国西部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5.1%，1991年下降到3.7%，1992年再降到1.5%，1993年下降到1.3%，为17731亿美元。1993年是德国经济衰退最严重的一年，整个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1%（1991年为1.2%，1992年为2.1%），但仍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1993年，德国对外贸易总额为7476亿美元，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在外汇储备方面，德国在1992年曾跃过900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成为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然而，1993年又下降为817亿美元，退居第三位。当然，德国经济衰退也有其外部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形势普遍不景气，西方国家的经济振兴无力，外贸出口受到很大影响。德国为减轻财政负担筹措“统一资金”，采取不断增加税收的措施，如早在1991年就通过《团结互助法》，规定在1991年7月至1992年6月30日期间，工资税、所得税和公司税必须缴纳“7.5%的团结互助税”附加税。此外，还提高汽油税、烟草税和保险税。税收的提高又使投资和消费全面下降，有效需要降低，因而减少了生产刺激因素，从而影响了德国经济的增长率。

德国财政形式也十分严峻。1996年，德国财政赤字高达783亿马克，超出预算184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9%。德国国家债务也不断增多，1990年至1995年债务年均增长率达到惊人的17.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1年的41%上升到1996年的60.1%。这两项指标都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和60%的入盟标准。由于出售了部分国有资产，1997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好于往年，财政赤字比上一年减少70亿马克，从而没有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达到了加入欧洲统一货币的标准。

在德国统一时，科尔曾客观地认为，德国统一后可以很快地“消化”掉民主德国，使东部地区在三至五年内赶上西德。显然，科尔对德国东部地区经济改造和重建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他在1992年还认为，德国经济在当前出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他在1992年1月10日强调，德国东、西部之间实现真正的融合，是德国政府的首要任务。1992年底，科尔在新年献词中再次指出，统一后的德国东、西部需要共同发展，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我们将一道去征服它。他号召西部居民要分担东部居民的忧虑，强调东、西部共同发展需要时间和相互之间应有的耐心。然而，东部地区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并未像科尔曾许诺的那样，在不到几年的时间内就会出现高涨和繁荣的景象。东部居民认为，虽然现在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但与西部居民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因而感到深深失望。科尔领导的基民盟在1993年12月5日举行的德国统一后东部勃兰登堡州首次地方选举中遭到失败，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第二节 施罗德时代的财政改革

二战后，以联邦德国为首的一些西欧国家创建了著名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莱茵模式”（Rheinischer Kapitalismus/The Rhineland Model）。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这一以“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为特征的模式帮助德国及西欧一些国家实现了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发展，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统一后的德国而言，长期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受到德国统一和不断加速的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科尔总理领导德国快速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却没能快速实现经济上的统一。德国统一使德国财政背上沉重的负担，社会福利体系的巨大支出和统一后征收的“统一附加税”，使德国的税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导致德国企业大量向东欧地区和发展中国家迁移。失业人口增加，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加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国家已不堪重负，使新上台的施罗德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的克林顿、意大利的普罗迪（Romano Prodi，1939—）、法国的诺斯潘（Lionel Jospin，1937—）、英国的布莱尔（Tony Blair，1953—）和德国的施罗德等为代表的欧美左翼政党相继上台执政，他们不约而同地宣布，要实行既不同于传统左派、又不同于右翼主流的政治经济政策——“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第三条道路”成为风靡一时的企图摆脱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困境的政治经济思潮。1999年6月8日，施罗德和布莱尔在伦敦发表共同宣言：《伦敦宣言》——“欧洲社会民主的新道路”（Der Weg nach vorne für Europas Sozialdemokraten），标志着施罗德政府开始改革传统的“莱茵模式”，实施“新中派”（Die Neue Mitte）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执行供给导向经济政策，兼顾需求导向经济思想；强调市场，主张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兼顾雇员和雇主利益，成为中产阶层的维护者；发展“新经济”，加快以信息技术为重点的高新技术发展。在这一政策主导下，施罗德时代的财政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改革。

一、税收改革

德国经济在90年代中期陷入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税收过重。正是德国社会福利体制中的高税率、高成本恶化了德国国内的投资环境，吓退了众多的国外投资者，造成外国资金不流入、本国资金向外流的尴尬局面。1996年，德国企业对外投资为170亿马克，对内投资仅2亿马克，相差85倍。施罗德上台之后的1999年，德国企业平均税负（企业所得税、统一税、营业税）占企业盈利的51.8%，是美国的1.27倍、英国的1.73倍。德国个人所得税高达51%，导致“车神”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1969—）、“足球皇帝”贝肯鲍尔（Franz Beckenbauer，1945—）等一批富人纷纷移居国外。企业税负过重，造成生产成本过高，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个人税负过重，则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造成内需不旺，进而影响到生产增长和就业扩大。尽快减轻税负因此成为施罗德上台后的当务之急。

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一贯主张采取高税收政策，谋求通过对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通过增加可用于社会目的的公共开支实现“社会公正”。而90年代流行的“第三条道路”则强调控制税收和减税，特别是对企业减税能增加它们的利润并刺激投资，多投资能增加生产潜力，有助于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从而得以扩大公共开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1998年德国新政府一成立，就在其施政方案中明确指出，将分阶段下调所得税和公司税。1999年，施罗德在《伦敦宣言》中表示，“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认识到，在合适的情况下进行税制改革和减少税收，将有助于实现我们承担的社会目标”。1999年底，施罗德又宣布税收改革一揽子计划，将在2001年到2005年总共减少税收425亿马克。他称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政府采取的“最庞大的、意义最深远的税收改革一揽子计划”。但是，为了保护环境，能源税税率将提高。

2000年5月18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战后最大的税改法案《减税法案》（Steuersenkungsgesetz，缩写St Senk G）。该法案于2001年1月1号开始实施。税收改革原定分三个阶段实行：第一阶段从2001年开始，第二阶段则由于2002年洪灾后经济重建和经费紧张从2003年推迟到2004年，第三阶段因情势紧迫而从2005年提前到2004年。施罗德政府税收改革的基本内容有：（1）简化税制。在取消原先纷繁复杂的减免税项目的同时，将课征税种由50个减为32个。（2）降低税率。个人所得税初始税率由2000年的22.9%降为2005年的15%，最高税率由51%降为42%。个人年收入的纳税起征点或免税额由7235欧元提高到7664欧元。企业所得税由40%降为25%，企业股东红利免税50%，即由征收红利全额的30%改为半额的30%。（3）免除税负。公司出让其拥有的其他企业的股份时免征所得税，银行、保险公司等可将拥有的大量工商企业股份出售，所得巨额资金可用来拓展新的业务，如国际并购等。（4）强化地方财政。由联邦和州共享的部分税收转拨地方财政，降低地方向联邦和州上缴营业税的比重，营业税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经济税。限制利润转移，要求企业向其所在地纳税。（5）严格征管与特殊豁免相结合。在税收征管上加强了突击检查、抽查复查、新闻曝光，重点抓名人大款和黑工的偷税漏税。同时，也通过赦免逃税处罚以吸引存款回流，规定德国人在国外的逃税存款如于2003年底前转回德国境内，只要补缴25%的利息税，国家对逃税行为既往不咎，过后一经发现严惩不贷。财政部估计大赦能吸引200亿欧元回流。

施罗德任期内的税收改革共减税150亿欧元，这对大部分家庭、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是有利的，刺激了生产和消费。对广大民众来说，减税直接导致了居民收入的增加。年收入2万欧元的已婚普通家庭2004年减税额为390欧元，相对2000年减税率为31.91%。年收入10万欧元的家庭减税额和减税率为1582欧元和5.84%。也就是说，收入越高，减税额越多，但减税率越低。居民收入增加意味着更多的消费，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此次税改还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占德国企业85%的中小企业是税改的主要受益者。企业平均税负（包括企业所得税、股东红利税、统一附加税和营业税）降至38.6%。一个已婚的、税前盈利达到2万欧元的小企业主，其减税幅度为46%。这对加速企业资本的形成，增强企业投资，提高企业竞争力具有突出的意义。出让股份免税则打破了股权僵滞的局面，为德国股票市场注入了活力，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税制改革后，德国个人所得税已低于欧盟多数国家，企业所得税与国际平均水平趋同，有助于德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二、劳动力市场改革

自统一以来，德国在90年代的失业率持续上升，数次突破400万大关。失业大军主要由长期失业者、大龄失业者、低能力失业者、残疾人、妇女等组成。失业问题成为德国政府最感困扰的问题，也给德国经济带来了巨大负担。据1996年纽伦堡劳动市场和职业研究所（Institut für Arbeitsmarkt-und Berufsforschung）统计，因失业造成的额外负担高达1590亿马克，人均4万马克。1998年大选中导致连续执政18年之久的科尔总理下台的重要原因就是失业率高达10%，失业人口超过400万。而施罗德在大选中获胜的筹码之一就是“劳动、革新与公正”（Arbeit，Innovation und Gerechtigkeit）的竞选口号，以及他在下萨克森州任州长期间有效解决失业问题积累的声誉。

导致90年代德国高失业率的直接原因是高福利养成的一群“懒汉”，这也是欧洲福利国家共有的一种现象。90年代，德国的失业者一般可以领到67%的失业津贴或57%的失业救济，期限为四年，这笔钱足以让他们体面地生活下去。很多失业者不愿接受政府安排的新工作岗位，却四处寻找无需缴税的“黑色工作”，这让他们在领取失业金的同时又获得一笔不菲的“黑工”收入，收入总和甚至比正式工作时还要高。这种普遍存在的情况导致失业者并不渴望重新就业。造成德国高失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工作岗位的过度保障——解聘保护。德国是欧洲最早启动劳动立法的国家之一。在德国劳动立法中，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始终是重要的立法原则。自1969年开始实行的《解除雇佣关系保护法》（Kündigungsschutzgesetz，缩写KSch G）导致德国企业解聘员工成为一件过程复杂而且代价昂贵的事情。解雇困难、补偿金高、制度严格是德国劳动法关于解除雇佣关系规定的总体特点。根据《解除雇佣关系保护法》规定，企业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才能解聘员工：首先，员工行为不端，企业有义务向其发出一封警告信，如果员工再犯，企业可下达解雇通知；其次，员工健康状况欠佳，继续工作对于个人和企业利益都有损害；最后，企业自身经营原因导致的裁员。不仅如此，解聘员工还要支付一大笔解聘费。这导致企业宁愿放弃扩大再生产，甚至减产，也不愿冒经营不善要解聘职工所需高额费用的风险。于是，就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自1973年以来德国没有再净增过任何新的就业岗位。而美国在同期却创造了40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对德国劳工种种保护的同时，还阻碍了外国资本在德国的投资。高额的劳工薪酬、福利支出和解聘费用令外国投资者望而生畏，缺少外来投资导致德国就业形势更加恶化。

严峻的就业形势成为施罗德上台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施罗德上台后就宣布：“降低失业是新联邦政府的最高目标”，“国家应该主动推动就业，而不应成为那些经济衰退牺牲品的被动赡养人”。在第一届任期内，施罗德政府积极推进促进就业政策：成立由政界、经济界和工会代表组成的“劳动、培训和竞争力联盟”，协调劳动力市场；努力改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尤其注重发展高新技术和IT产业，在带动就业的同时保持德国在世界上的技术领先水平；实行积极就业政策，推广以补贴福利保险的方式来减少雇主需支付的雇员附加工资的“萨尔模式”（Saar Modell）和以补贴进修的方式来削减福利保险费的“美因茨模式”（Mainz Modell）；加强创业资助力度，鼓励创办和扩建企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实施青年就业“紧急计划”，解决青年就业问题；采取措施解决特殊人群的就业问题，不再提倡大龄人口提前退休，并向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引进并推广部分时制工作，扩大妇女就业机会；开拓低工资工作和上门打工的机会，减免其所得税负担，使低能力失业者也能获得适当的工作；对长期失业者和遭受就业歧视者制订专门计划，保障其就业机会；推进残疾人就业，预计到2002年为5万名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对接受各类社会救济的适龄劳动者实施劳动能力调查，并要求各部门为其提供工作机会；增加就业培训、进修和改行培训的机会，提高失业者的再就业能力。通过这些措施，截至2000年9月30日，空缺的培训岗位数已超过未获工作介绍的报名者人数。

尽管施罗德政府在第一届任期内努力改善就业状况，但德国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1999—2001年失业率略有下降，改革成效并不明显。下表反映了1999—2001年德国与主要欧美国家GDP增长率与失业率的比较情况（单位：百分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施罗德政府第一届任期内的德国经济增长仍然低迷，GDP增长率低于美英法三国，失业率却高居第二，仅次于法国。事实证明，施罗德政府此前推行的促进就业政策以失败告终，迫使施罗德政府在2002年大选后开始在失业问题上转变思想，大刀阔斧地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提供就业机会，只是在就业问题上的“开源”，却没能改变失业者依赖国家救济的思想和惰性，没能缩减巨额的失业金开支以实现“节流”。2002年以后的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其出发点就是从“开源”转向了“节流”。

2002年2月，施罗德政府成立了“劳动力市场现代化服务委员会”（ARGE-Moderne Dienstleistungenam Arbeitsmarkt），由德国大众公司副总裁彼得·哈茨博士（Dr.Peter Hartz，1941—）领导，开始对现行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全面改革。该委员会由来自劳工局、工会、联邦和州政府官员、大企业领导人、大学和研究机构学者等有关人员共15人组成，也被称为“哈茨委员会”（Hartz-Kommission）。该委员会于2002年8月16日提出报告，共13章，包括四部各有侧重的从“哈茨Ⅰ”到“哈茨Ⅳ”的改革方案（Hartz-Konzept），目标是经过三年努力将德国失业人口从400万减少到200万，把介绍新工作的周期从33周减少为22周，把失业救济金从400亿欧元减少到130亿欧元。

“哈茨Ⅰ”方案从2003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主要内容是：（1）成立一个公共就业临时机构——“个人服务代办处”（Personal-Service-Agenturen，缩写PSA），向失业超过6个月者提供就业优惠券，价值2000欧元，失业者可以凭借此券委托私人就业中介帮助寻找工作。此举是为了向失业者提供临时性工作，提高其就业能力，最终获得长期就业机会。（2）要求失业超过1年（55岁以上者为18个月）的失业者，应当接受任何合法的工作，不论工作内容和薪酬是否令失业者满意。此举增加了失业政策的强制力，在法律上明确了失业者不能以新工作比以前工作差为由拒绝政府提供的工作。

“哈茨Ⅱ”方案从2003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其标志是创造了“自我股份公司”（Ich AG）这种就业形式。政府鼓励失业者个人建立“自我股份公司”，从而变成自我雇佣者，目的是鼓励个人创办小型企业，缓解就业压力。政府将对此类企业提供三年的资助，资助总额不超过1.44万欧元。2003年，共有8.3万人接受了此类补贴。此外，政府还提供了两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微型工作”（mini jobs）和“小型工作”（midijobs），帮助低收入者和低技能的失业者获得更多收入。“微型工作”是指月收入400欧元以下的工作，从事这种工作的劳动者可以免除缴税和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而雇主要缴纳25%的税费。“小型工作”是指月收入在400—800欧元的工作，从业者只需缴纳4%—21%的税费。

“哈茨Ⅲ”方案从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主要是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联邦劳动局进行改革。德国联邦劳动局应该从一个常规的、传统的机构向高效率、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性机构转变，增强其面向顾客和面向竞争的服务职能，协助失业者尽早就业。改革将分两个步骤实施：首先对联邦劳动局（Bundesanstaltfür Arbeit）进行机构调整，引入企业的管理结构模式，更名为联邦劳动服务局（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随后进一步优化联邦劳动服务局的结构，职能从管理失业者转为介绍就业岗位。联邦劳动服务局是德国劳动力市场最大的服务提供者，其组成包括纽伦堡总部、10个地方管理机构（区域性劳动局、176家就业服务处和近610家办事处）。各地服务处负责为失业者介绍临时的工作岗位。失业者与服务处签订合同，作为其工作人员获得报酬及法定的社会保险保护。在失业者暂无临时性工作时，服务处对其进行培训，协助其获得服务处之外的工作机会。

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哈茨Ⅳ”方案于2005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主要内容是将原来的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金合并为“失业金Ⅱ”（ArbeitslosengeldⅡ）。在改革之前，德国的失业福利包括三种类型：失业金（Arbeitslosengeld）、失业补助（Arbeitslosenhilfe）及社会救济金（Sozialhilfe）。失业保险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失业后可以享受6到32个月，其标准为雇员失业前月收入的67%。失业救助来源于政府财政，无需缴费，只要失业者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标准即可申请，且享受时间没有限制。社会救济金来源于地方财政，提供给那些没有资格领取上述两种福利的人，没有享受时间和资格限制。在“哈茨Ⅳ”方案中，这三种福利被压缩成两种级别的失业金，即“失业金Ⅰ”（ArbeitslosengeldⅠ）和“失业金Ⅱ”。失业者可以在失业后领取“失业金Ⅰ”（即原来的失业保险），领取时间最长为12个月，55岁以上的失业者为18个月。没有资格领取“失业金Ⅰ”或超过领取时间的失业者可以领取“失业金Ⅱ”。“失业金Ⅱ”不以失业前的工资为参考标准，而是统一的待遇标准，根据申请人实际情况给予的一种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失业金Ⅱ”的标准是：单身成年人每月345欧元（西德地区）和331欧元（东德地区）；已婚成年人夫妻每人每月310欧元，孩子每月200欧元。“失业金Ⅱ”由联邦劳动服务局的地方办事处和市政当局共同管理，所有具备工作能力的失业者都可以申请领取。“失业金Ⅱ”的附加条件是，劳动部门会向失业金领取者介绍工作，只要身体状况能达到工作要求，失业者就不能拒绝，否则会被降低失业金。政府还会向“失业金Ⅱ”领取者提供公益性的“1欧元工作”，这种岗位收入约为每小时1—2欧元，拒绝接受者也将受到削减失业金的处罚。

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年轻人生育观念的嬗变、家庭的小型化，德国人口出生率下降明显。1990年的人口出生率为11.4‰，而2001年则降到9.6‰。德国人口死亡率也同步下降，1990年为11.5‰，2001年降到10.0‰。与此同时，德国人口平均寿命增长明显。1980—1985年，男性预期寿命为70.3岁，女性为76.8岁，两性平均为73.8岁。到1995—2000年，德国男性预期寿命增长为73.9岁，女性增长为80.2岁，两性平均增长为77.2岁。而同期德国人平均退休年龄实际上是60岁。联邦统计局预计，1996—2015年间，德国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37%增至46.8%。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使得德国老年人口比例快速增长，老龄化趋势明显，领取养老金的人口规模巨大。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造成德国法定养老保险的潜在缴费者大量减少，而人口寿命的增长延长了养老金领取期限。老年人的增多，还导致医疗和其他相关福利支出的增长，成为德国社会保障的沉重负担。

德国的养老保险待遇刚性特征明显。1957年联邦德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规定，法定养老保险给付应该随着平均工资增长而指数化上调，支出有增无减，以便全民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由于9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大量增加的失业人数，使得类似工资比例税的养老保险缴费收入减少。两德统一后，为了拉平东西部在社会保险福利待遇上的差距，西部养老金的转移支付数额大，加剧了养老金给付的困难。科尔执政时期已经对养老保险进行改革，例如将男性退休年龄从63岁提高到65岁，女性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成效并不明显。施罗德上台的1998年，德国法定养老保险支出达3983亿马克，这一数字是德国全部社会保障支出的1/3，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这种情况迫使新政府实行以紧缩为主基调的养老保险改革方案。

1999年6月，施罗德政府发布养老金新方案，养老金待遇调整不按平均工资增长，而按照通胀率计算。当时德国通胀率很低，这相当于变相削减养老金。2003年3月14日，施罗德公布了“2010年议程”，称这是“自1949年以来福利国家最大程度削减开支”的序曲，以便在全球化的背景和压力下，实现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该议程标志着施罗德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入第二个阶段，其中针对养老保险的改革主要有三个方向：（1）个人养老保险构成由单一的法定养老保险向三支柱（法定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政府补贴的私人补充养老保险）的保险体系发展。从2002年开始扩大私人养老保险，努力使私人养老金占到整个养老金的15%。所有在职员工必须参加私人养老保险，参加者可以从政府得到一定的补贴。（2）从2011年开始，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3）将人口发展因素加入养老金计算公式中，养老金提高的标准将按照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与退休者人数比例来计算。当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减少时，养老金标准将不再提高。

德国的医疗保健体系非常完备和高效，具有强制性、高覆盖率、几乎免费的特点。但90年代以来，由于德国社会老龄化日益严重，德国的法定保险公司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医疗保险赤字在2002年达到27亿欧元。施罗德政府执政初期，决定终止实施科尔政府的压缩报销额度、提高自付比例的激进改革措施，颁布了《增进法定医疗保险公司之间的团结法令》（Gesetz zur Strkungder Solidaritt indergesetzlichen Krankenversicherung，缩写GKV-Solidarittsstrkungsgesetz），缓和公众对医改的不满。1999年12月，通过新的医改方案：（1）用总额预算制来控制医生和医院；（2）加强全科医生、初级医生和医院住院治疗间的合作，用联合来提高效率，减少浪费，降低费用；（3）减少报销范围。在此基础上，施罗德第二个任期内在社会保障部部长乌拉·施密特（Ursula Schmidt）的推动下，终于在2003年夏秋之际，通过了两德统一以来最大规模的医改方案——《法定医疗保险现代化法》（Gesetzzur Modernisierungdergesetzlichen Krankenversicherung，缩写GKV-Modernisierungsgesetz），其核心是患者（投保人）更多地通过增加自付，承担医疗的个人责任，同时必须忍受医疗保险待遇的削减。其目标是将目前占工资14.4%的缴费率降为13.6%，节省每年230亿欧元的社保支出。主要做法是：每个季度看病要自付10欧元的诊疗费；住院费用要每天自付10欧元，处方药要自付总额的10%（最低5欧元、最高10欧元）取代之前全额报销的情况。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德国医疗体系的负担。

四、财税、社保改革

尽管施罗德政府投入了巨大精力和决心致力于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但改革成效并不明显，施罗德两届任期内的德国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下表反映了1998—2005年施罗德任期内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施罗德任期内的德国经济整体增长乏力，尤其是在2003年陷入谷底，继1993年之后又一次出现经济负增长。虽然致力于推动就业的“哈茨”方案增加了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难题。施罗德在1998年上任时，失业人数为410万人，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0.6%。到2005年2月，德国失业人数达到520万人，占劳动力的12.6%，成为二战以来德国失业率的最高峰。2002年德国的国家总债务达到12398亿欧元，每个德国人人均1.5万欧元。2003年德国财政赤字86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7%，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界限，因此受到欧盟的警告。从总体上看，世纪之交的德国经济是：结构性危机严重，财政赤字严重超标，改革进程艰难曲折，经济复苏乏力。除此之外，改革的实施还加速了政权的更迭。施罗德政府由于对养老、医疗以及失业保险（主要是“哈茨Ⅳ”方案）进行的一系列较为激进的改革，给红绿联盟执政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失业金的减少和失业人数的剧增，施罗德政府在执政后期常常遭受人民的示威游行抗议，更受到了在野的联盟党的猛烈抨击，最终导致了施罗德在2005年大选中落败。

施罗德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存在许多缺陷，甚至带来了很多诈骗活动。位于法兰克福郊区奥芬巴赫（Offenbach）是德国第一个自治城市，该城福利津贴诈骗调查小组在2005年总共查出了30万欧元的福利津贴被盗用，有20%申请“哈茨Ⅳ”方案补贴的人条件不充分。调查小组给出了几个极端的例子：一位月收入3800欧元的经理接受了该项补贴一年之久。另外一个领取者在购物网站e Bay上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具，然后申请了搬家补贴，重新将房子装修了一遍。一个住在高档住宅区的自由撰稿人拥有一座带有花园的别墅，但却装成失业的租房客领取了9000欧元的补贴。在“哈茨”方案的“鼓励”下，隐瞒资产变得非常流行。可以说，正是改革后不完善的福利补贴方式为诈骗提供了“温床”。

第三节 默克尔时代的经济发展

一、默克尔政府的财税改革

施罗德政府虽然实施了大力度的改革，要医治“德国病”和解决失业问题，但改革最终并未使德国经济和就业状况好转，反而激起了人民的抗议。当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以微弱优势取得2005年大选胜利，并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时，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是一个经济上的烂摊子：经济停滞不前、500多万人的失业大军、社会福利的高额支出、持续上升的国债、超出欧盟规定的财政赤字。这种状况迫使默克尔上台后就宣布，要继续进行财税领域的改革，首要目标是尽快扩大就业、减少失业。由于在大联合政府中社民党获得了包括劳工部在内的八个部长职位，这决定了默克尔时代的财政改革将延续施罗德政府的改革方向，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面对上台后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默克尔政府采取了限制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补贴的政策，以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2006年5月，新政府通过财政改革方案，主要措施是：提高增值税，从2007年1月起增值税从16%提高到19%；取消一次性上下班交通补助，改为21公里以上部分每公里补助30欧分；降低存款收入中免征利息税的部分；增设高收入附加税，将年收入超过25万欧元（未婚）和50万欧元（已婚）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42%提高到45%；缩短儿童补助金的发放时间，从目前的27岁缩短至25岁；取消山区工人补助。德国的税收改革逐步向“高增值税、低所得税”方向发展。到2006年，财政改革成效显现，赤字率降到2%，2007年新政府基本实现了财政平衡的目标。

自德国统一以来，巨额出口是拉动德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内需不足却使经济增长乏力。默克尔政府采取了促进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如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品可分期付款，举办各种消费品展览会推销商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为了增强企业活力，政府大力削减企业税负，使企业整体税负低于美国和日本的水平。例如，将雇主和雇员各承担一半的失业保险费率从6.5%降至4.5%，减低企业遗产税等。

默克尔政府延续施罗德时代的思路，继续推进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2006年7月，执政的联盟党和社民党就进一步医疗改革框架达成协议，出台《医疗改革要点》，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设立一个健康基金，该基金成为新医疗保险制度的主要资金来源。该方案标志着德国医疗保险制度将从现收现付向基金积累过渡。此外，德国还积极发展私人医疗保险。2010年，法定医疗保险公司共约600余家，覆盖近90%的德国民众，私人保险公司约有53家，覆盖了9%的德国民众。从2009年1月起，私人保险公司必须提供一项“基本服务”。“基本服务”的内容要参考法定医疗保险公司的服务项目，并对所有投保者提供同质服务。除了“基本服务”项目外，私人保险公司仍旧可以提供其他服务项目。其次，要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把6万名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全部纳入医疗保险体系。默克尔政府计划逐步减少养老保险缴纳比例，到2012年将由工资的19.9%下降到19.6%。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德国继续推动制定有利的家庭政策，如提高父母抚育金、加大对特定家庭的财政资助。从2007年起，每生育一个孩子，家庭就可获得政府2.52万欧元的生育奖金。

面对最为棘手的失业问题，默克尔政府采取了比上届政府更有针对性的积极就业政策。德国主要的失业人口是老年人、青年人和低技能者，因此默克尔的就业政策主要针对这三类人群。2006年9月，德国内阁通过“50+”计划（Perspektive50plus），通过各种资助提高老年人的就业率，目的是到2010年将50岁以上人员的就业率提高到55%。如果一个失业的老年人同意接受低于其失业前收入的工作，政府将给予部分补助，在再就业的第一年是新旧工资差距的50%，第二年是30%，两年期间免交90%的养老保险。政府还向雇用老年人的雇主提供一到三年的补助，放松对雇用老年人的企业的限制。政府积极促进对青年人和低技能者的职业培训，从2008年起向企业发放培训奖金。

默克尔政府还对施罗德时代实施的“哈茨”方案进行了修正。新的失业金方案中，超过50岁的失业者可以领取15个月的“失业金Ⅰ”，超过55岁的失业者可以领取18个月，超过58岁的失业者可以领取24个月。政府还大力削减失业保险费比率，减轻企业负担。从2008年1月1日起，失业保险费比率从6.5%减少到4.2%，今后将降到3.5%。默克尔反对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以免促进各行业工资的普涨，导致企业裁员、增加失业。德国企业的劳动成本因此增长放缓。

二、2006年之后德国经济的复苏

德国经济在经历了统一之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的长期低迷后，终于在2006年引来了转机。默克尔执政时期的德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虽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德国经济在2009年出现大幅衰退，但2010年德国经济又开始强劲复苏。下表反映了2006—2010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情况：

从2006年上半年开始，德国就业形势逐步好转，失业率大大降低。当年就业人数达3908万人，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7年，失业人数降为360万人，相比较高峰时期的500万人已大大减少。德国经济的好转得益于世界经济的拉动和前后两届政府不懈推动的财税改革。由于全球尤其是欧洲经济的整体发展，使“贸易立国”的德国从中受益匪浅，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默克尔政府延续了施罗德时代的改革方针，持续数年的社会福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至此发挥了作用，改善了德国境内的投资环境，刺激了经济增长。

2008年，源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德国经济严重受创，尤其表现在出口锐减和大规模企业倒闭。2009年，德国有超过3万家企业倒闭，出口同比下降了20%，这导致德国经济再度出现大幅度倒退。除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受到重创外，实体经济核心产业包括汽车业、机械、化工等行业也受到严重波及。2009年2月，默克尔政府通过了500亿欧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这是战后德国出台的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500亿欧元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通过了一项允许强制国有化的法律草案，给予政府征收国内银行股份的权力，避免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结束后，德国经济在2010年再度强劲复苏，在尚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欧元区一枝独秀。帮助德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仍然是出口。德国经济部特别指出，德国向中国、俄罗斯、拉丁美洲以及其他亚洲新兴国家的出口要明显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而这些经济体正是2010年世界经济的引擎。除地域优势，行业优势也让德国出口复苏强劲。德国出口的四大产业分别为中间产品、资本货物、汽车以及机械产品，正是各国经济刺激计划中急需的产品。

德国企业还牢牢占据着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高端市场，这得益于历届政府长期坚持的“以科技立国”的方针。默克尔政府尤其注重提高德国的科技创新水平，希望保持德国走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列，以此作为未来德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默克尔的倡议下，大联合政府成立了“创新与增长咨询委员会”和“经济界科研联盟——面向未来市场的科技研发”两大交流平台，实施“高科技战略”，以更好地统一协调包括教育研究、经济、卫生和环境等在内的政策，使科技创新能够更好地转化为生产力，实现2010年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的目标。联邦政府在2006—2009年间为科技创新提供约150亿欧元资金，大力促进生物与基因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光学技术、纳米和微电子系统技术、环保和航天技术的发展。政府还以“公私合营模式”成立高科技创业基金，为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融资，弥补德国市场上在企业创建初期的融资不足。该基金主要通过参股方式扶持新成立的以研发为基础的企业，单项最高参股金额可达100万欧元。此外，政府还积极扶持中小企业、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进行科技创新。联邦政府与各州协商制订了一个共同的2020年高校协定，具体包括在联邦、州和市三个层面上挑选40家培养后备科学家的博士站、30家专题研究中心以及10所大学来促进尖端科技研发，使之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发中心。科技创新在德国经济强劲复苏中再次展示了巨大的力量。

第十六章 统一后德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多样性社会

联邦德国拥有文化多元政策的传统。然而，在统一之后，由于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德国已成为了事实上的移民国家，过去在非移民社会中实行的文化多元政策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族际文化整合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联邦德国逐渐形成了针对“非典型移民社会”的、以“和而不同、和谐为本”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一方面承认德国已成为移民社会的事实，尊重和保护少数族裔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为非主流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创造必要的法律框架条件和教育支持条件；另一方面，要求所有外来移民必须融入德国社会，必须学习德语和接受德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如人权、民主、法制及正确的爱国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在文化机构、文化传播机构和宗教等领域的贯彻，有助于联邦德国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同时也为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的文化整合创造了条件。

第一节 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形成的背景

一、移民问题及移民政策的缺失

自20世纪70年以来，联邦德国的移民问题日益严重，这是其统一后“文化多元主义”形成的主要国内背景。19世纪90年代后，德国逐渐从一个“出境移民国家”变为“入境移民国家”。当时德国强劲发展的工业不仅阻止了国民移居国外，还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劳工。1900—1910年间，迁入德国的移民达50万之众。1913年，来自俄国和意大利的季节性工人有100万左右。二战后，联邦德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入浪潮：一是战后初期逃离或被迫离开家园的、来自苏占区和东欧的德国难民；二是为弥补战后劳动力缺乏而引进的土耳其和意大利等国的外来务工人员，如今很多人都已经有了第三、第四代子孙。自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开始后，联邦德国像西欧其他国家一样收紧劳工准入政策，禁止外国人在德自谋职业，劳工移民数量遂大大减少；三是苏东剧变之后来自原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俄罗斯车臣地区的政治避难者和难民，以及根据德国政府允许从苏东地区返回母国定居的、几乎不具备任何德国文化背景的德意志侨民。到本世纪初，在德国8500多万人口中，共有外国人700多万，占总人口的8.9%。庞大的移民使统一后的德国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移民国家。

移民在融入德国主流社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障碍，此即所谓的移民“融入问题”（Eingliederungs-problem）。一方面是意识形态上的融入障碍。对来自东德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德国侨民和难民来说，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是完全陌生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习惯很难在短期内被根本改变；另一方面是语言文化上的融入障碍。在西德侨居的外国人，以及几乎没有德意志文化痕迹的“返回家园者”，都存在着严重的语言障碍和文化认同障碍；而来自土耳其等落后国家的移民，则常常因为文化教育水平低下，而无法找到工作和融入主流社会。据统计，外来移民的失业率是德国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左右。与英、法、荷兰等西欧国家相比，德国的移民一体化率是非常低的。

除“融入问题”外，庞大的移民所带来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滋生了少数德国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19世纪初期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德国摆脱了中世纪以来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但与此同时，德意志民族主义又被希特勒等人利用，生发出极端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给欧洲和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19世纪末期的普鲁士政府到臭名昭著的纳粹政权，德国曾多次对外来移民采取限制、歧视、驱逐乃至清洗的政策。尽管战后西德对自己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种族主义罪行，进行了深刻的忏悔和赎罪，但直到20世纪末，德国还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移民国家。两德统一之后，由于大量原社会主义国家难民的涌入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德国接连发生多起排外事件。施罗德上台后，这些暴力排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1993年，一名土耳其妇女和他的四个孩子被杀害在德国家中。2000年，排外暴力犯罪案甚至达到了创纪录的15651起。极右政党，如德意志人民联盟等则抓住民众的恐慌性排外情绪，纷纷突破选举门槛，进入州议会。暴力排外事件和极右政党的崛起勾起了世人对法西斯反犹暴行的回忆，严重损害了统一后联邦德国的国家形象。

移民问题已经从一个社会问题成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的问题。但是，对此缺乏心理准备的德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移民国家。它在移民政策方面一直采取的是被动的隔离政策和“福利融入”政策，只有少数的德裔难民、被驱逐者，才能享受到全面的社会融合待遇。移民隔离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尚未获得难民身份的政治避难者。1982年，联邦政府决定，如无特殊情况，不再为这些避难者提供救济金，而改成直接发放基本生活品和集中提供居住地。1993年，联邦政府又颁布寻求庇护者福利法，剥夺了这些避难者受社会救济法律保护的权利。法律规定，在这些人避难请求得到法院认可，即获得正式难民身份之前，他们既不能获得任何国家福利，也不能工作和参与任何社会融合进程。“福利融入”政策主要针对的是非德裔的外籍劳工及其后代。为弥补战后劳动力不足而来的外籍劳工，可在德国享受与本国人基本相同的福利待遇，如教育、医疗、养老等。自20世纪70年代起，这些长期生活在德国的外籍劳工开始在西德政府的允许下建立自己的互助组织，并逐渐获得永久居留权。但是，直到两德统一之后，这些人依旧被强调血统的德国视作外国人而不是移民，他们在就业等方面仍遭到严重的歧视。联邦德国采取的这种只给予外来劳工社会经济福利而不在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方面进行融合的做法，被称作移民融入政策的“福利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主流社会为移民文化融入设置非常高的障碍。

在两德统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一直未能形成一个统一而明确的移民政策。实际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关于移民问题的政治讨论才刚刚在联邦德国展开。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包括：其一，德国按照血统界定民族的传统。根据1913年7月22日颁布的、并为联邦德国所继承的《帝国国籍法》，只有拥有日耳曼民族血统的人才可能拥有德国国籍。结果就出现了“从小居住在德国，通晓德语和德国文化、但不拥有德国国籍的土耳其人和从小居住在外国、不懂得德语和德国文化、但拥有德国国籍的德国人”。受血统原则（ius sanguinis）的影响，德国民众和政府都不愿将不具有德国血统的人视作可以获得德国国籍的移民，而一直将他们当作客居德国的外国人。其二，是文化联邦主义的消极作用。在联邦德国，与移民融入密切相关的文化教育事务都属于州政府的管辖范围，联邦政府只能起协调指导作用。受这一体制影响，联邦政府难以对移民融入问题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其三，是对移民国家的偏见。在德国人心中，移民国家的内涵应是：“外来移民通过和平或战争的方式，驱赶或同化了土著民族，并最终在原民族居住的土地上建立的国家。”显然，只有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才符合这一标准，而德国则不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直到上世纪末，这种观念还一直在德国民众和政府中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移民问题的政治化。由于缺少相关移民政策，尤其是相关移民融合课程的不健全，移民社区日益边缘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移民问题，防止排外情绪的蔓延和极右势力的抬头，联邦德国学术界和政界展开了有关移民和外国人政策的大讨论。至2003年，对内文化政策的转型讨论仍未结束。正是在这场讨论的过程中，德国文化多元主义移民政策逐渐形成。

二、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影响

外来移民问题不仅困扰着德国，也困扰着其他欧美发达国家。但是，相对德国来说，无论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典型移民国家，还是英国、法国、荷兰等西欧非典型移民国家，都已较早地形成了移民融入政策和相应的文化整合政策。

西方各国的移民文化整合政策可大体归结为三种：一是多元文化主义模式。此模式以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瑞典等国为典型代表，要求对不同民族、文化群体得到承认的要求给予充分肯定。与“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相反的则是法国等采取的“共和模式”，它要求外来移民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习惯、生活方式，融入本国主流社会，接受本国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在“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和“共和模式”之间，还存在一种以英国为代表的中间模式：外来移民在英国可以比在法国拥有更多在公共场合保留自己文化传统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并不是来自每一种族群和宗教信仰的移民都可以获得文化支持，从而大大降低了产生“文化鸿沟和社会碎片化”的危险。这些国家的移民文化整合政策为联邦德国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与此同时，随着移民社会文化融合问题的日益突出，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提出了积极的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对统一后德国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墨西哥城召开文化政策大会，要求扩展文化的涵盖范围，即未来文化不仅应包括文学和艺术，还应包括人民的生活方式。针对全球化给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挑战，1996年，联合国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创造性的多样性》（Our Creative Diversity）的报告，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要用容忍和互相尊重来维持不同文化间的和平相处。这份报告用专门的一章讨论文化政策，要求各国扩展文化政策的概念，使文化政策不再仅仅局限于艺术与文化遗产领域，而要将接受个人多样化的文化选择和团体的各种文化实践也包含其中。在2010年出版的报告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重申了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大会”的口号，将文化多样性作为促进人类社会良性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思想对欧洲文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欧盟文化政策的目标中也强调保护欧洲各国共同的文化遗产，提高共同社会归属感，承认和尊重文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多样性，促进各种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该目标集中体现在欧盟所推崇的、以“多样性中的一致性”（Unityin Diversity）为特点的“欧洲文化模式”。为此，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贯彻上述文化政策目标。

欧盟教育文化总体指导委员会（The Education and Culture Directorate-General）和文化部长理事会推出了一系列文化项目。如鼓励不同城市、乡镇结成友好关系的“欧盟兄弟城镇计划”项目；以音乐会、展览会等形式吸引多国艺术家互相交流学习的“欧洲文化城市”项目；向民众展现欧洲共同历史文物和遗迹的“欧洲文化遗产日”项目等。

欧盟还实施了一系列人才交流项目，如苏格拉底计划、伊拉斯谟计划、青年项目资助计划等，鼓励世界各国的人员往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学习和融合。欧盟长期鼓励欧洲各国人民掌握两门外语，同时通过资助翻译和语言培训来保存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积极保护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其四，运用电子信息技术，促进文化传播。如将新型媒体技术运用于教育和文化交流的“网络时代的欧洲创意”（The Netdays Europe Initiative）计划等。

面对日益严峻的移民问题，拥有文化多元政策传统的德国，在吸收其他西方移民国家文化整合政策的基础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盟移民、教育和文化政策要求，结合本国实际，逐渐形成了以“和而不同”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

第二节 文化多元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一、文化多元主义的形成

德国在统一之后，逐渐形成了专门针对“非典型移民社会的”、以“和而不同、和谐为本”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所谓“和而不同、和谐为本”，就是一方面承认德国已成为移民社会的事实，尊重和保护少数族裔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为非主流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创造必要的法律框架条件和教育支持条件；另一方面，要求所有外来移民必须融入德国社会，必须学习德语和接受德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如人权、民主、法制及正确的爱国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是要在保持德国文化多元性和统一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德国和谐相处。正如联邦总理默克尔在2007年制定的“国家融入计划”中所说：“共同融合是不可避免的，这必须包括承认由宪法所保卫的德国立法制度和各种价值观。那些想在我国成为永久居民的人必须掌握足够的德语……通过我们社会内部的包容和开放性思维，我们的社会将变得更富有、更人性化。”相对其他国家所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同化”政策来说，这一政策理念可以更好地避免移民社会中所出现的文化断裂与文化冲突问题，实现全社会的文化整合。

移民准入、居留和入籍政策的制定和修正是统一后德国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形成的第一步。与英、法、荷兰等西欧国家相比，德国的国籍获得率是非常低的。两德统一之后，随着社民党、绿党、联盟党、自民党等主要政党的观念的转变，德国降低了外来移民准入、居留和加入德国国籍的难度，承认了德国“已成为一个非典型移民国家”的事实。1990年，联邦德国通过《外国人法》，降低了外国人加入德国国籍的难度。1999年7月，联邦议会修订了1913年颁布的《帝国国籍法》，有限地打破了德国一直以来坚持的血统原则而引入了出生地国籍原则。法律规定，从2000年1月1日起，凡是在德国出生的外籍人子女，只要其外籍父母中一方在德国已连续且合法居留八年以上，并已获得在德永久居留权至少三年，其自出生之日起自动享有德国国籍；待其成长至23岁后，必须在德国国籍和其外籍父母国籍中选择其一；如果选择德国国籍，必须放弃其他国籍，但只有当其拥有的非德国国籍不可能放弃的前提下，才允许其拥有双重或多重国籍。此外，目前10岁以下的在德国外籍人子女自2000年1月1日起可享受与上述新生儿同等的入籍标准。之后，红绿联盟政府又于2000年任命了以前议长丽塔·聚斯穆特（Rita Suessmuth，1937—）为首的移民委员会，审查德国的外国人政策。2001年，聚斯穆特领导的委员会发布《塑造移民，促进融入》报告，不仅承认了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的事实，而且对新世纪德国移民政策调整提出了完整理念和措施建议。在经历了2002年的挫败之后，新《移民法》终于在2005年获得通过。该法案为德国移民准入、管理和入籍提供了法律基础，明确了德国各级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在移民方面的权利，为移民管理机构和移民救助机构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移民法》由居留法、欧盟公民自由移民基本法和修正附加条款组成。该法案在移民准入和居留政策方面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制度，主要表现在：（1）简化准入的手续和种类。不再区别居住和工作两种签证，由德国地方政府就业部门根据移民部门提供的信息来决定是否给予工作许可，同时将以前五种居留许可简化为临时居留和永久定居（绿卡）两种；（2）实行投资移民政策，如果在德国设立注册资金100万欧元、提供10个就业岗位以上的公司，且公司正常经营三年以上，经营者及家属即可获得三年居留权并可继续延期；（3）放宽高科技人才、留学生和难民的居留条件，如允许高科技人才进入德国后申请永久居留权，外国学生在其顺利完成学业后居住许可可以延长到下一年，以使他们有机会找到与之教育相匹配的工作；规定符合《日内瓦条约》难民条款的移民及其家庭成员、因性别受迫害者可以颁发居住许可。三年后，他们就可以申请定居许可。

放宽移民准入和入籍条件，促进移民融入主流社会，在客观上促进了对移民文化的保护。外国人只有在获得移民身份乃至德国国籍后，才能受到相关跨文化教育和文化政策的保护，从而使本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护。“融合包括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成功的融合要求将文化包容和和谐作为基于基本价值观的日耳曼裔和移民的互相面对的基础。”

与此同时，德国也强调外来移民有义务与德国主流社会保持协调，在进入、居留德国和获得德国国籍时，必须满足相应的前提条件，不能无缘无故地为德国主流社会增加负担。这也在客观上为外来移民在文化上融入德国创造了条件。《移民法》要求申请进入德国的签证并在德国居留时，一般必须要有：（1）合法的目的，如教育、就业、随迁眷属、政治避难等；（2）稳定的收入，如相关部门开具的工作合同、奖学金证明、在德存款证明等；（3）一定的德语水平，如规定移民有参加融入课程学习的义务，拒绝参加融入课程或者在初始阶段就放弃学习的新移民，将面临拒绝延长居留许可、减少社会福利给付等惩罚措施。《移民法修正案》则规定土耳其妇女如申请赴德与丈夫团聚，必须掌握至少200—300个德语单词。

改善支持文化发展的框架条件是德国文化政策的首要任务。而改善移民文化发展的法律框架条件，则是这一政策的重要扩展。移民和国籍政策的放宽，意味着德国将接受更多的来自其他国家和文化圈的移民，并为他们进入德国和在德国生活提供各种便利，保障他们应有的文化权利。“只有通过互相理解，以及建立将移民作为国家群体合法组成部分并赋予其平等权利、而不将其视作只适用于外国法律的‘外国人’或客籍人这样的法律框架，移民对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要求才能被有效地勾勒出来。”与此同时，德国加强了这些移民进入德国、在德国居留和加入德国国籍的条件，努力引导移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融入德国社会。因此，《国籍法》的修订、《移民法》的通过是统一后德国新文化多元主义兴起的重要基础。

除放宽移民政策外，跨文化教育政策的发展也为统一后德国文化多元主义提供了重要支撑。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建议书，关注跨文化教育问题并试图推动各国跨文化教育的发展。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发表《多元语言文化世界中的教育》一文，要求在设计跨文化教育课程时应包含有关语言、历史和非主流社会文化的学习。在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德国的跨文化教育政策逐渐形成。1996年，德国文教部长常设会议将跨文化主义纳入一般教育政策。

跨文化教育政策要求生活在德国的所有居民都要尊重和包容不同类型的文化，它不仅鼓励移民学习自己母国的语言和文化，还积极倡导德国人学习不同国家的语言，了解其他文化的特点。2004年5月，德国“文化政治社会文化政策研究所（Institut für Kulturpolitikder Kulturpolitischen Gesellschaft）”受联邦教育科研部委托启动了一项跨文化教育工程。这项工程的核心是让德国的日耳曼裔年轻人和移民中的年轻人，通过艺术和文化活动互相了解，增强跨文化交往能力。跨文化政策不仅针对外来移民，也针对德国本国人。它集中体现了德国保护移民非主流文化的理念。

与此同时，跨文化教育还特别重视移民融入教育，这也是统一后德国社会能否成功实现文化整合的关键。2005年通过的《移民法》在《居住法案》第三章“融合要求”部分设立了专门针对移民的融合课程。该系列课程内容包括基本的德语语言课程和关于德国历史、人文和法律制度的适应课程。2007年默克尔政府通过的《国家融入计划》（Nationaler Integrationsplan），对移民融合课程进行了评估与完善。该文件指出，由于设置了融合课程，德国的移民融合进程在欧盟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国家融入计划》还专门为文化融合教育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如准备启动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地方政府共同负责的“文化教育与融合网络”工程。根据2008年的官方统计，全德共有1800余家教育机构拥有对移民开设融合教育课程的资质，有8家专门培训融合课程教师的机构，数千名教师通过资格认证；共有约36万人参与了融合课程，其中65%为妇女，45%顺利通过德语水平测试。2010年9月，联邦政府又出台《联邦境内融入方案》，对《国家融入计划》中的移民融入教育目标制进行了细化和拓深。该方案不仅提出德语学习应贯穿学前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教育领域和阶段，还要求采取措提高整个教育系统的移民教育质量。

总之，德国的跨文化教育与一般意义上的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不同。多元文化教育突出文化差异性、要求不同文化平等相处，互相学习。而跨文化教育则要求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融合和社会整合。因此，通过十几年的努力，跨文化教育已经广泛渗透到德国社会的各处，包括各级教育机构，以及公司、社会团体等，这是文化多元主义在德国兴起的一大表现。

二、文化多元主义的传播与发展

在宽松移民政策和跨文化教育政策的支撑下，德国文化多元主义还逐步扩散至文化及文化传播领域，形成了针对“非典型移民社会”的文化政策。其特点是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尊重、包容、保护、传播移民文化传统、文化遗产和宗教信仰的同时，特别强调文化、宗教及文化出版机构和组织在移民文化融入和社会文化整合方面的作用。

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指导下，德国联邦政府将调整移民文化与主流文化关系摆在了重要的位置，并希望文化在移民社会整合中发挥重要作用。1999年，施罗德政府在联邦总理府内设立由国务部长（Staatminister）领导的文化与媒体专署（Beauftragter für Kultur und Medien），开始对联邦各州的文化政策给予统一指导。文化与媒体专署将自己的职责定位于“改善和促进艺术文化的法律、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积极与各州文教部协调工作。2002年，文化与媒体专署出版了以跨文化工作（Interkulturele Kulturarbeit）为主题的《文化政策年鉴》，关注移民社会的文化多元性问题和文化整合问题。2003年6月26—27日，德国召开了每两年一次的文化政策联邦大会。围绕着“跨文化政策”的主题，这次大会明确承认了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的事实。“移民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德国社会之外所遇到的问题或威胁，而没有注意到其给予的机遇，例如移民的技能和才华或他们对文化生活所作出的贡献。”“整合政策并没有在各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为它一直仅仅被看作是移民就业和社会管理问题……因此，将文化政策作为整合的重点考虑、并把它当作整合的要素来对待，是未来的一个任务。”在文化政策联邦大会看来，移民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将为德国文化带来新的血液。大会要求全面检查德国的文化政策，以便把文化多元主义纳入其中。2006年3月14日，联邦政府还在德法部长会议上同意参加两国共同制定的文化融合项目。联邦政府还在积极筹划设立由文化与媒体专署、联邦教育部、联邦青年部参与的“文化整合工作组”，加强文化整合工作的部际间合作。

根据2005年《移民法》，联邦政府成立由国务部长玛莉亚·波默（Maria Bhmer，1950—）领导的联邦移民、难民与融入专署（Beauftragtefür Migration，flüchtlinge und Integration），在全国范围内协调融入措施的具体执行。在波默的支持下，默克尔政府于2006和2007年先后召开两次“融入峰会”（Integrationsgipfel），并在第二次融入峰会上通过了《国家融入计划》，动员政治、文化、宗教、经济、媒体等力量，在尊重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为移民融入德国社会而努力。《国家融入计划》将移民的文化多元性背景看作是推动德国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潜在推动力。它要求政府和民众接受和包容德国社会文化多元性的事实。但与此同时，《国家融入计划》也强调了移民在文化上融入德国社会的必要性。“移民社会现状同样也意味着文化挑战——只有对话才有宽容。因此，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说，以宽容平等的态度对待文化多元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融合包括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成功的融入要求将文化包容与合作作为德裔和移民互相面对形成宪法价值观的基础。”2010年9月的《联邦境内融入方案》对《国家融入计划》中提出的文化政策目标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强调要使具有移民背景的人能够在德国拥有平等的机会参与文化活动。

《国家融入计划》专门提出了针对文化传播领域的文化多元主义发展目标：在承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文化传媒必须考虑不同族群的需求，并在主流文化与移民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培养训练有素且熟悉移民文化的传媒人才，吸纳具有移民背景的记者和编辑，对传媒工作人员进行移民文化培训等；开展关于媒体社会整合功能的研究；促进不同媒体之间的交流，尤其是德语媒体和外语媒体之间的交流；鼓励不同族群的个人参与媒体节目和产品等。

受文化联邦主义的影响，文化多元主义在文化政策上的贯彻者主要是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有限，大多数地方政府并没有真正负担起这项任务。已经开始的一些项目，如移民博物馆等，主要是在大城市中，而且主要是社会、经济和教育政策领域的附属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德国各级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以北威州表现最为突出。2007年，北威州六个城市阿恩斯贝格（Arnsberg）、卡斯特罗普克劳塞尔（Castrop-Rauxel）、多特蒙德（Dortmund）、埃森（Essen）、哈根（Hagen）和哈姆（Hamm）共同参加的“跨文化社区概念行动”，目的是促进有移民背景的人，通过参与项目实现文化和艺术上的融合。北威州州长府特别局还推出了“跨文化对话中的的艺术文化管理”项目。教堂、工会、雇员协会、志愿服务协会等社会组织，都在积极推动文化多元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发展，如“德国文化委员会（Deutscher Kulturrat）”“文化政治社会文化政策研究所”就曾策划推出了“跨文化支持”项目、“跨文化素质与概念发展”项目等一系列文化整合项目。《联邦境内融入方案》还希望包括文化、宗教组织在内的各种移民组织能够在社会整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求德国青少年组织对具有移民背景的青少年开放，为他们长大后全面融入德国社会作准备。

第三节 文化多元主义下的文化多样性社会

一、移民博物馆的建立

文化多元主义在图书馆、博物馆、少年科技馆、歌剧院等文化机构中的贯彻，有助于德国文化多样性社会的良性发展：一方面，它可以帮助保护移民文化宗教传统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增进主流社会对移民文化的了解，从客观上促进德国社会的文化整合。

长期以来，联邦德国在移民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得很不足，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联邦国土上的大小博物馆都是表现德意志文化的，而绝少有专门的移民文化博物馆。如今，在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之下，德国开始重视对移民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为了从制度上保证移民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在国家及社会团体，尤其是移民团体的支持下，人们开始认识到移民博物馆或“移民历史文化中心”的重要性，广泛搜集一切有关移民的档案、文献、艺术品等。移民博物馆的建立越来越受到重视。1990年，“土耳其移民档案中心—博物馆”（Dokumentationszentrum und Museumüber die Migration aus der Türkei）在科隆建立，重点搜集与土耳其劳工相关的历史资料。2002年起，该机构开始收集来自其他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前南斯拉夫、摩洛哥、突尼斯、韩国、越南、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移民资料和文化遗产，并更名为“在德移民档案中心—博物馆”（Dokumentationszentrum und Museumüber die Migrationin Deutschland/DOMi D）。该机构的目标是为移民后裔保存文化遗产并使其为德国公众所接受。为了弥补过去纳粹所犯下的罪行，德国对犹太文化也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政策。在前苏联犹太人大量涌入之前，联邦德国曾自称是犹太人的最后一块向往居住地。2001年，由犹太建筑师设计的纪念柏林犹太人历史与文化的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并成为原柏林博物馆的组成部分之一。2002年10月，德国召开了“移民历史遗产保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需要移民博物馆”论坛。2007年，联邦政府委托隶属于普鲁士遗产基金会的博物馆研究所对全国6000多家博物馆，包括移民博物馆进行了详细的调查。2008年8月8日，欧洲最大的移民主题博物馆在不莱梅哈芬（Bremerhaven）成立。该博物馆主要有三个功能：一是移民史展览；二是以联邦德国为核心，有关当今各地区移民状况的展示；三是“移民论坛”，收藏有大量数据，为每个想了解自己家族移民经历的人提供帮助。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博物馆都对移民文化进行了保存和展示，如波恩的德国历史博物馆、柏林的世界文化博物馆、奥博豪森的莱茵工业文化博物馆等。其中，世界文化博物馆还曾经组织过德国主流文化和各移民文化之间的“多元对话”。普鲁士遗产基金会的国家博物馆则注重移民起源的研究。

建立移民博物馆既体现了德国社会对移民文化权利的尊重与肯定，也增进了德国主流群体对移民文化的了解，为移民融入德国主流社会创造了条件。“文化上的认同，亦即主流社会在文化多元性（kulturelle Pluralitt）方面的开放，为有效的、平等的融入提供了前提。这种认同超越了狭隘的、单方面的包容概念，而是站在了不同群体互相支持的、平等的角度上。”移民博物馆成为德国在文化机构中贯彻文化多元主义的缩影。《国家融入计划》要求文化机构在“各个层次”上开展所谓的“跨文化对话”，联邦和各级地方政府要在制度上和财政上采取措施提高文化机构的跨文化能力，鼓励移民文化团体参与，实现社会文化整合。当然，文化机构中贯彻文化多元主义绝非易事，单单是将移民子女吸引到博物馆、歌剧院之中就不是朝夕能够实现的。

二、多元意识的大众文化传播媒体

除文化机构外，广播、电视、电影、报刊、出版社、互联网等德国大众文化传播媒体也受到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影响。这些媒体既体现了当代德国“非典型移民社会”的文化多样性，推动了移民文化的保护和传播，也促进了德国文化的整合。联邦文化与媒体专署在2008年的媒体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鉴于媒体对大众思维方式的影响，在其中贯彻多元文化融合意义重大。媒体将对德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观点”、欧洲意识“产生影响”，也将影响“跨文化传播和对待外国价值观、生活方式及思维模式的态度”。

其一，德国主流媒体关注移民问题，制作了大量的反映移民生活的节目。为了照顾移民情绪，德国媒体在报道其母国负面新闻时有时会加以斟酌。在节目制作方面，德国公法广播电视联盟在所有节目中都把文化多样性看作反映移民社会现实的主要内容之一。该联盟下辖的广播公司已经决定不惜冒风险和非议，来表现移民家庭成员日常生活和文化多样性社会。如西德广播电视台（Westdeutscher Rundfunk/WRD）也陆续制作了反映移民生活的电影《愿望时代》《愤怒》等。有关伊斯兰文化的内容已经不仅仅出现在时事杂志上，也出现在教育和文化节目里。联邦政府在2006年要求德国媒体巨头制定移民融合类节目的发展计划，支持德国与土耳其媒体的合作。西南德广播电视台（Südwestrundfunk/SWD）自2007年4月20日起就开始在互联网上发布有关伊斯兰文化的演讲，其他一些媒体也制作了大量有关移民文化和有移民背景的人参与制作的节目。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有关移民的报道就开始见诸报端。与德国公法广播电视联盟并列的德国电视二台（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简称ZDF）在制作节目和产品时，也采取许多促进移民融合的措施，包括：增加接受移民及融合观点的制片人，增加对移民的关注度；制作节目时增加有移民背景的主人公等；1988年西德广播电视台与弗罗伊登贝格基金会（Freudenberg Foundation）和联邦移民、难民与融入专署开办了CIVIS媒体融入奖，专门表彰欧洲反映文化多样性的媒体作品。该奖项在未来将进一步专门化。德国杂志出版商联盟（The Federation of German Magazine Publishers）也鼓励出版商们关注移民问题，并准备为融合类出版项目设立专项奖金。

其二，不仅接受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创办各类文化传媒，还允许主要移民来源国在德宣传本国文化。具有移民背景的德国人并不仅仅是积极参与德国媒体节目和影视剧作品，还自己创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播平台。如犹太人创办的报纸《犹太汇报》（Jüdische Allgemeine）、《犹太日报》（Jüdische Zeitung）和出版社。自1970年以来土耳其的主要报纸就在德国印刷和发行，其中包括具有民族自由倾向的《自由报》、关注社会民主的《国民报》、坚持伊斯兰立场的《民族报》和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翻译家报》等。土耳其的中央电视台和私立电台，如Euroshow、Eurostar、Euro D、Euro ATV、TGRT、Kanal 7、HBB等都通过光缆和卫星向海外的土耳其移民传送节目，从而强化移民的祖国认同感和民族意识。由土耳其多甘出版集团（Dogan Verlagsgroup）旗下的《自由报》（Hürriyet）所推动的反德国暴力排外运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的响应和支持。在联邦移民、难民及融合专署的支持下，德国与土耳其媒体合作制作了大量的移民融合类节目。

其三，培训移民媒体工作者。德国公法广播电视联盟通过特殊政策，为移民出身的编辑、记者、制片提供特别支持，如西德广播电视台的土耳其裔编辑毕兰德·宾顾尔（Birand Bingül，1974—）被邀请参加德国公法广播电视联盟每日新闻时事节目的记者团队。相当数量的移民出身的工作人员被安排进入电视节目。2005年，西德广播电视台职位招聘广告中出现了如下词语：“西德广播电视台在公司内支持文化多样性并因此而欢迎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申请职位。”2008年时，西南德广播电视台大约有1/3的雇员有移民背景。西德广播电视台为年轻的移民记者开设了“无界限”（WDRGrenzlos）培训工程。德国电视二台也在人员招聘和训练方面贯彻文化多元原则，自2007年起安排一些有移民背景的年轻记者参加编辑训练，还在准备涉及基督教的文化节目中安排非基督教出身的人员担任编辑。德国之声也为具有移民背景的年轻记者的训练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德国之声的学术机构在跨国和跨文化领域有着丰富经验。为了加强对记者的跨文化训练，德国之声将对学术机构作出相应的调整。各主要公共媒体还参加了1000多家德国企业签署的“多样化宪章”（Charta der Vielfalt），承诺在记者培训方面贯彻多样性措施。外来移民也大量地进入私营广播公司的众多岗位，包括记者、编辑、导播等，这些人代表了当今德国的多元文化特征。私营广播及电子媒体联合会（Verband Privater Rundfunkund Telemediene.V./VPRT）表示，不论是否具有移民背景，所有年轻人都将获得平等的受训机会。除了广播电视媒体外，德国杂志出版商联盟也开设课程对新闻专业学生和记者进行跨文化培训。德国记者联合会（Deutschen Journalisten Verband）也在计划建立自己的“跨文化网络”。

其四，通过媒体开展专门的跨文化教育。各公立、私立电视台和电台也都设有不少外语类广播节目。此外，还有一些媒体拥有反映多元性社会的多元语言（Multilingual）类节目。“这些节目不仅伴随着整个移民过程，还可以通过提供符合移民母国习惯的信息帮助其学习所欠缺的德语……它还可以在包括日耳曼人在内的不同族群之间架设一道连接的桥梁。因此，多元语言媒体不仅帮助移民，还能成为德国多样性管理的动因之一。”进入新千年后，巴伐利亚和北德广播电视台（Norddeutscher Rundfunk，简称NDR）共同制作的《初级土耳其语》陆续在电视频道中播出。德国电视二台为学前教育移民儿童开设相关语言类节目。由维尔纳传媒集团（Werner Media Group）、柏林的犹太人社团和土耳其人社团联合向柏林的犹太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推出立法、语言和计算培训与服务。其他一些传媒集团也陆续推出多语言类节目，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相了解和融入德国主流社会。“德国之声”甚至计划在一些主要对德移民国家开设地方化的德语课程，帮助未来的移民融入德国社会。

其五，在新兴媒体中推行文化多元主义。互联网作为最重要的新兴媒体，可以为许多移民群体提供多元的文化产品。德国电视二台等就在互联网上开办跨文化对话平台。斯图加特数字化政府将与慕尼黑理工大学联合推出斯图加特多元语言商业服务（Multilingual Business Services Stuttgart）项目，在互联网上推广多元化语言信息服务。根据北威州媒体专署（Landesanstaltfür Medien Nordrhein-Westfalen）最新的调查显示，年轻的土耳其移民和12—19岁的俄国移民已经开始大量地使用因特网、手机、电脑和其他数字新兴媒体，新兴媒体已成为对年轻移民群体影响最大的媒体。德国还制定了欧洲最大的信息化社会构建计划“D21计划”，重点考虑移民，促进其身份融合。德国的网络信息安全中心也将关注保护移民信息安全问题。

文化多元主义在德国的文化传播领域得到了一定的贯彻。但是，德国媒体在移民文化融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仍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媒体工作者中具有移民文化背景的人的比例依旧很低。德意志科研共同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少数族群媒体融入”项目（DFG-ForschungsprojektsMediale Integration von ethnischen Minderheiten“）研究证明，德国记者中有移民背景的只有1.2%，84%的日报记者是没有任何移民背景的“本土货”。另一方面，这些媒体对移民的影响力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在德国，很多媒体的外语类节目水平甚至还不如一些欧洲小国，很少有移民完全不看母国的媒体，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跨文化广播能力的不足。2007年，为了了解媒体在主要移民群体中的影响力和移民对各个媒体形式的期望，两大公立媒体德国公法广播电视联盟和德国电视二台进行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科学调查。这次调查共抽取了约3000人作为被试，涵盖土耳其、前南斯拉夫、波兰、意大利、希腊和前苏联等六个移民群体。调查结果显示，移民在电视和互联网的应用方面与日耳曼裔德国人并无二致，但他们在广播和报纸的应用方面却显得明显不足。

三、宗教领域的多元化

在影响到文化机构和大众传媒的同时，文化多元主义在德国宗教领域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

两德统一之后，德国逐渐承认了多种移民宗教文化在国内共生共存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移民群体保持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甚至在特定教育机构内可以开设非基督教宗教课程。

出于历史原因，德国对犹太移民和犹太教给予了特殊的包容地位。上世纪90年代初，德国曾一度成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犹太移民的主要目的国。德国有着类似于基督教教会税的犹太教教会税，由国家征收并用于资助犹太教会的发展。在国家的积极支持下，犹太教文化发展迅速。犹太教教堂和文化组织在德国纷纷成立，其中以柏林最为集中。“犹太人中央委员会”（Der Zentralrat der Juden）和一些犹太教牧师在全德范围内得到了政治上的认可。犹太人还有权开办自己的宗教学校。

对最大的非基督教宗教——伊斯兰教，德国也采取了适度的接纳和包容态度。上世纪80年代之后，大量清真寺和伊斯兰活动中心在联邦德国得以建立，许多伊玛目（Imam）从土耳其等国来德国主持一般性宗教事务。土耳其移民中间还出现代表特定阶层利益的由私人设立的伊斯兰组织，它们主要扮演社会支持与物质援助者的角色，在住宿、招工、种族主义和歧视等方面积极与德国当局交涉。这些组织和机构主张平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原则，它们认同国际伊斯兰共同体——温麦（U mma），忠诚于伊斯兰原则，并使其在非伊斯兰的环境内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许多还建立了专门的教职人员培训机构。总之，这些伊斯兰组织保护和稳定了穆斯林社区；维持和传承了本土文化。土耳其官方和民间的伊斯兰组织也在德国设立了许多分支机构，而且许多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将德国穆斯林社团作为自己的庇护所，为其政治活动提供某种支持。最大的非政府伊斯兰组织——德国伊斯兰联盟的大部分成员与土耳其的伊斯兰政党关系密切，相当于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组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其一些成员还曾当选为土耳其议员。土耳其民众伊斯兰复兴运动代表在德国设立了大量学校，传播该运动的基本思想。著名的纳格希班底教团的苏莱曼斯勒（Suleymancilar）分支也在德国成立了上百所伊斯兰文化中心。

德国人也逐渐认识到了土耳其宗教文化的特殊性，不再将其所信奉的伊斯兰教看作“客籍工人宗教”。德国原先不允许穆斯林按照伊斯兰教风俗屠宰活牲畜。而且，国家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很有限。但是，这些做法现在逐渐都被允许了。1987年，联邦德国城市迪伦（Düren）成为西欧最早允许穆斯林通过广播等公开祈祷的城市之一。德国许多城市的公共墓地也开始对穆斯林开放。联邦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在2006年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表示，“在我们的国家生活着300万穆斯林，我们不是多样化的穆斯林共同体，但它肯定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两德统一之后，伊斯兰教育在德国各州也进一步受到重视。1995年，位于柏林的专设的穆斯林小学开始在国家的支持下招收学生。2006年为止，16个联邦州中，有8个允许佩戴面纱的穆斯林妇女成为教师。2010年5月17日，第二届德国穆斯林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重点解决在各级各类教育系统中设置伊斯兰宗教课程的问题。各州、地方代表，以及德国伊斯兰宗教组织和土耳其移民组织也参加了这届大会，大大提高了德国穆斯林大会的代表性与权威性，为日后进一步处理穆斯林与德国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负责就大学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的德国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简称WR）于2010年初完成了题为《在德国高校进一步发展神学与宗教学的建议》的报告，要求在公立大学中建立伊斯兰神学研究体系。科学委员会提出这一建议的首要理由，就是“科研体系对德国日益增长的宗教知识多元化的长期的制度化的反应”。“通过两到三个具有不同特点的伊斯兰神学研究基地所实现的制度化条件，将足以应对联邦德国的多元化伊斯兰信仰问题。”在委员会看来，大学引入伊斯兰神学专业可以为中小学伊斯兰宗教教育、清真寺、伊斯兰教社会工作和神学研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委员会还希望建立“伊斯兰宗教研究神学家顾问委员会”，以保证伊斯兰宗教团体在大学伊斯兰神学教育中的共决权。

但与此同时，大量非基督教徒，尤其是穆斯林的涌入使得西欧主要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文化融合挑战。穆斯林依然是德国社会中相对贫困和知识文化水平低下的群体，并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许多穆斯林习俗，如男权主义、包办婚姻等都与西方男女平等的人权观念格格不入。人们经常把家庭暴力和歧视妇女事件与伊斯兰文化联系起来。在德国，穆斯林礼拜的时间和形式还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除汉堡等少数城市外，大多数地区都不允许穆斯林按照自己的习俗不带棺材进行土葬。“9·11事件”之后，穆斯林在西方国家普遍遭到敌视，土耳其人在德国也不例外。德国土耳其人在柏林勃兰登堡的“土耳其人联盟”（der Türkische Bund Berlin-Br and enburg）等领导下，展开了一系列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柏林-勃兰登堡“土耳其人联盟”不仅要求建立涵盖面更广的土耳其移民组织，还希望按照犹太人的模式在德国建立经济、文化功能齐全的土耳其人聚居区。土耳其人的抗议得到了同样在德国曾遭到过不公正待遇的犹太人的大力支持。

显然，仅仅接受和包容伊斯兰教，是无法解决伊斯兰教和德国主流社会之间的矛盾的。实际上，德国并不认同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快乐生活的“多元文化“理念，强调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接受主流社会价值观和实现社会整合的文化多元主义才是其解决宗教矛盾的指导思想。为了帮助穆斯林移民融入德国主流社会，移民宗教组织和德国政府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伊斯兰组织和机构为促进土耳其穆斯林融入德国社会提供一系列社会服务，如举办夏令营、运动俱乐部、业余无线电课程、计算机训练、手工艺、学生家庭辅导、法律援助、翻译服务和性教育等。通过为其成员融入主流社会提供帮助，这些伊斯兰宗教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沟通穆斯林社区和德国社会的桥梁。德国联邦内政部则于2006年9月28日召开了以“穆斯林在德国——德国穆斯林”为主题的德国首届穆斯林大会（Deutsche Islam Konferenz/DIK），试图“改善德国国家与穆斯林之间的沟通，为穆斯林的宗教与社会融合作出贡献，促进德国社会整合，避免社会极端化和碎片化”。会议期间，三个工作组分别从“德国社会秩序与价值认同”“德国基本法关系中的宗教问题”“经济与媒体作为桥梁”等三个方面给大会提出相应的建议。2010年10月，默克尔在波茨坦发表的一场演说中明确表示，穆斯林社区是德国的一部分，但穆斯林移民也必须同时作出努力融入德国社会，学习德语。

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推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外来移民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促进了相互之间的包容和整合，但在短期内还无法彻底消除移民文化和德国主流文化之间的矛盾。德国社会依旧面临着巨大的文化整合挑战。要想全面贯彻文化多元主义，实现移民社会的文化整合和社会和谐，德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附 录

一 地 图

1.同盟国分区占领德国

2.1949—1990年分裂的德国

3.重新统一后的德国

二 大事年表

1945年

2月4—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决定三国军队各自占领德国的一个区域，柏林为“特别区域”，由三国军队共同占领。

3月19日，希特勒下达“焦土政策”命令。

4月15日，苏联红军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

4月25日，苏、美军队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地区会师。

4月30日，希特勒自杀。

5月1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代表达成关于法国参加对德管制和占领，以及共管柏林的协议。

5月2日，邓尼茨政府成立。

5月4日，苏联红军完全占领柏林。

5月7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5月7日，在柏林举行德国无条件投降正式签字仪式。

6月5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代表在柏林签订《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

6月17日，北威州基督教民主联盟举行成立大会。

6月，苏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

7月1日，大柏林“盟国城防司令部”成立。

7月5日，苏占区自由民主党成立。

7月17日—8月2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举行波茨坦会议，签署《波茨坦协定》。

8月5日，盟国管制委员会成立。

8月8日，苏、美、英、法及其他19个国家在伦敦签订《关于追剿和惩办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决定》，并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章程》。

11月20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公开审判纳粹战犯。

12月14日，基督教民主联盟成为跨州政党。

1946年

1月8日，基督教社会联盟在慕尼黑成立。

1月20—27日，美占区举行第一次自由选举。

3月1日，阿登纳当选为英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

4月21—22日，苏占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举行两党联合代表大会，合并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

5月9日，西方三占区和柏林代表举行社会民主党重建大会，选举舒马赫为战后第一任主席。

4—6月，四大国外长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和约和德国问题。

9月，苏占区开始举行区、乡、州民主选举。

9月30日—10月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对纳粹战犯宣判的判决书。

11月26日，大柏林选出统一的市议会和政府。

12月2日，美、英缔结关于建立“双占区”的协议，规定1947年1月1日起在经济上合并。

1947年

1月1日，美、英签署《德国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定》

3月10日—4月24日，苏、美、英、法四国外交部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全面讨论德国问题，中心议题是政治统一和政治制度。

4月，英占区举行州议会选举。

5月18日，法占区举行州议会选举。

5月29日，美、英签订《改组双占区经济机构的协定》，并根据此协定成立了“联合经济区”。

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讲中提出美国“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

11月25日—12月15日，苏、美、英、法四国外交部长在伦敦就德国统一问题再次举行会议，会议没有结果，最后破裂。

1948年

2月23日，美、英、法三国外交部长开始在伦敦举行会议，26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外交部长也参加了这一会议，史称六国伦敦会议，会议于6月7日通过了《伦敦协议书》有关鲁尔管制的文件。

3月17—28日，苏占区召开德国代表大会，成立“德国人民委员会”。

4月29日，苏占区民主农民党成立。

5月25日，苏占区国家民主党成立。

6月16日，苏军代表撤离盟军柏林管制总部。

6月20日，西方三国占领区实行货币改革，发行“B”记马克取代帝国马克。

6月23日，苏占区实行货币改革，发行新货币马克取代旧马克。

6月24日，苏联开始全面封锁西柏林，“第一次柏林危机”开始。

7月1日，西方三国军事长官召集11州总理在法兰克福开会，商讨成立西德国家事宜。

8月6—16日，苏、美、英、法四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会谈。

9月1日，西德议会委员会（即制宪会议）在波恩开幕。

10月4日，柏林问题正式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主席呼吁四国通过谈判解决柏林问题。

11月30日，东柏林成立市政府。

12月5日，西柏林选举市议会，并成立市政府，从此柏林宣告分裂。

11月11日—12月24日，第二次伦敦六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鲁尔问题。

12月，西占区自由民主党成立，特奥多尔·豪斯当选为主席。

1949年

4月8日，法占区并入美、英双占区，成立“三占区”。

4月28日，美、英、法等六国在伦敦签订协定，正式成立鲁尔国际管制机构。

5月5日，苏、美、英、法同时发表关于解除德国各占领区和柏林之间的限制的公报。

5月8日，西德议会委员会通过联邦德国《基本法》。

5月12日，柏林封锁被解除。

5月15—16日，苏占区举行普选。

5月23日，《基本法》经过10个州议会通过，正式生效。

5月30日，苏占区召开德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

8月14日，西占区举行第一届联邦议院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共获得约70%的选票。

9月12日，特奥多尔·豪斯当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统。

9月15日，康拉德·阿登纳当选联邦共和国总理，组成联盟党、自民党和德意志人党联合政府。

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翌日美、英、法制定的《占领法规》生效。

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生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议会和临时政府成立。

10月11日，奥托·格罗提渥当选民主德国总理。威廉·皮克当选总统。12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内阁正式成立。

10月，苏联与民主德国互派外交使团。联邦德国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为获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准备了条件，也是其加入的第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

11月12日，阿登纳与美、英、法签署《彼得斯贝格议定书》，占领国将停止对德国工业的拆迁，联邦德国参加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并可在外国设立领事机构。

1950年

2月3日，民主德国成立德意志全国委员会，并以之为全国阵线的中央机关。

3月16日，阿登纳对美国记者金·史密斯谈话，提出建立法德联盟。

5月1日，民主德国实施《劳动基本法》。

5月9日，法国提出《舒曼计划》，阿登纳表示欢迎，因其有利于法德和解和德国的复兴。

6月5—6日，民主德国与波兰签署以奥得尼斯河为边界的条约和经济技术文化合作协议。

6月13日，民主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经济与文化合作协定。

6月20日，联邦德国与法、荷、比、卢、意开始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谈判。

7月，联邦德国成为“欧洲委员会”联系成员国。

8月18日，阿登纳对记者谈话，要求建立联邦德国防务力量。

9月中旬，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宣布承认联邦德国为德国唯一合法政府，并考虑联邦德国的防务贡献问题。

9月30日，民主德国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

10月24日，法国提出“普利文计划”，阿登纳表示欢迎。

11月8日，民主德国人民议会组成，并根据选举结果组成政府。

1951年

1月，民主德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阿登纳拒绝民主德国提出的建立全德委员会的建议，坚持以“全德自由选举”作为走向统一的第一步。

3月，联邦德国建立外交部，阿登纳自任外交部长。

3月14日，民主德国政府发表关于争取缔结和约和为德国统一而斗争的宣言。

4月10日，联邦议院通过《煤钢企业共同决定法》，1000人以上的煤钢企业适用此法。

4月18日，联邦德国与法、意、荷、比、卢签署《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

4月21日，联邦德国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6月3—5日，民主德国举行反对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要求缔结对德和约的民意投票。

7月，英、法、美相继宣布结束对德国的战争状态。

9月20日，两德签署关于“区间贸易”的柏林协定。

1952年

2月8日，联邦议院批准加入欧洲防务共同体。社会民主党投反对票。

2月13日，民主德国致函英、法、美、苏四国政府，要求按照波茨坦协定从速缔结对德和约。

3月10日，苏联发出照会，提出联邦德国可以实现统一，条件是它实行中立。阿登纳政府与美、英、法拒绝了这一建议。

5月26日和27日，联邦德国先后签署关于调整与三大国关系的《一般性条约》和法、德、意、荷、比、卢《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条约》。

7月7—12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民主德国国内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建设。

7月23日，民主德国实行行政区划管理改革，取消了州的建制，代之以14个专区。

10月23日，联邦德国宪法法院裁决取缔新纳粹势力的“社会帝国党”（SRP）。

10月，联邦德国通过《企业组织法》，雇员在20人以上的企业适用此法。

1953年

3月5日，斯大林逝世。

3月6日，联邦德国第二届联邦议院选举，联盟党获得优势继续执政，阿登纳再次担任总理。

6月17日，民主德国东柏林和其他城市爆发工人示威游行。

7月24—26日，统一社会党中央第十五次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乌布利希提出的“新路线”。

8月22日，苏联免除民主德国由于战争而负担的财政和经济义务，并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大使级别。

1954年

1月25日—2月18日，英、法、美、苏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但无果而终。

3月26日，苏联承认民主德国为主权国家。

3月30日—4月6日，统一社会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

8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否决《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

10月23日，联邦德国美、英、法等国签署《巴黎协定》，规定结束占领制度，联邦德国成为主权国家，实现重新武装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日，联邦德国和法国签署《关于萨尔问题的原则性协定》，规定萨尔将成为西欧联盟结构中的“萨尔法规”之下的一个地区。

1955年

1月25日，苏联发布《关于结束苏联同民主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命令》，宣布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

1月29日，在社会民主党的倡议下，在圣保罗教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群众大会，要求四大国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磋商，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

5月9日，《巴黎条约》生效，联邦德国随之加入北约组织。

5月14日，苏联东欧签署《华沙条约》，成立华沙条约组织。民主德国被接纳为成员。

6月2日，联邦德国和法、意、荷、比、卢达成“墨西拿决议”，决定“重启欧洲建设”。

7月18—23日，四国首脑日内瓦会谈，讨论德国问题、欧洲安全和裁军等问题，无实质成果。随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宣布了两个德国主张。

9月8—14日，阿登纳访问苏联，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并就战俘返回问题达成安排。

9月20日，苏联与民主德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并承认民主德国“拥有充分主权”。

10月10日，联邦总统豪斯任命联邦国防军第一批人员。

10月23日，在西欧联盟监督下的萨尔公民投票，67%的人拒绝“萨尔法规”。

10月24—27日，统一社会党召开二十五中全会，决定今后的任务是在国际法基础上建立两个德国间的正常关系，并全面巩固民主德国中央政权。

12月，联邦德国外长勃伦塔诺告诫其他国家不要无视联邦共和国的单独代表权，由此产生了“哈尔斯坦主义”。

1956年

1月18日，民主德国通过创建国家人民军和国防部的法律。

3月24—30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

7月7日，联邦德国通过《义务兵役法》。社会民主党投反对票。

8月17日，联邦宪法法院根据阿登纳政府的要求，以“违宪”为由取缔德国共产党（KPD）。

1957年

1月1日，萨尔成为联邦德国的一个州。

1月30日—2月1日，统一社会党举行中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乌布利希详细谈到两德邦联计划。

3月25日，联邦德国与法、意、比、荷、卢签署关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的《罗马条约》。

6月26日，联邦德国颁布《联邦银行法》，成立联邦银行。

7月，联邦议院通过《反对限制竞争法》。该法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宪章”。

9月15日，联邦德国第三次联邦议院选举，联盟党获得空前胜利，单独组成联邦政府。随后阿登纳再次组织政府。

1958年

3月，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反核集会，揭开大规划反核群众运动的序幕。

7月10—16日，统一社会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11月27日，苏联照会英、法、美三国，提出缔结对德和约的备忘录，要求在半年内解决问题，否则将单方面与民主德国缔结和约。这一建议遭到西方拒绝，第二次柏林危机开始。

1958年，联邦德国马克实行与美元的自由兑换。

1958年，联邦德国司法机构在乌尔姆市开始进行“纳粹行动队审判”。

1959年

1月，民主德国政府停止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赶超联邦德国”的“七年计划”。

4月，民主德国在比特菲尔德召开作家会议，提出“工人们，拿起笔杆来！”的口号。

5月11日—6月20日，英、法、美、苏在日内瓦举行四国外长会议，两德代表列席。

11月13—15日，社会民主党通过《哥德斯贝格纲领》，修改指导思想和纲领，接受“社会市场经济”。

12月，民主德国颁行新法律，要在1964年前普及综合技术教育的十年制综合技术中学。

1959—1960年，阿登纳授意制定“格洛布克计划”，试图改善与民主德国的关系。

1960年

9月7日，民主德国第一任总统威廉·皮克去世。12日，人民议院决定不再设立总统，代之以国务委员会主席。

11月25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指定维利·勃兰特为联邦总理候选人。

1961年

6月3—4日，美、苏首脑维也纳会晤，赫鲁晓夫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加强施压。

8月，柏林危机达到高潮。13日民主德国建立柏林墙。

11月30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致信阿登纳，提议互相承认主权平等和尊重领土完整。

1961年，联邦德国外长施罗德提出“松动政策”，同东欧国家缓和关系。

1962年

2月28日，德国电影界人士发表《奥伯豪森宣言》，决心振兴德国电影事业。随后开始“新德国电影”运动。

10月，联邦德国《明镜》事件，自由民主党退出政府，国防部长施特劳斯被迫辞职，阿登纳重组政府。

1963年

1月15—21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召开，宣布基本完成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并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是党的战略任务。

1月22日，阿登纳与戴高乐签署《法德合作条约》。

6月25日，民主德国政府公布《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的新经济体制准则》。

7月2日，瓦尔特·乌布利希提议两德就建立邦联、发展正常和平关系和友好合作进行谈判。

7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埃贡·巴尔提出“以接近求改变”的东方政策思路。

8月5日，美、苏、英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日联邦德国加入该条约。

10月11日，阿登纳辞去总理职务，路德维希·艾哈德继任。

12月，联邦德国司法机构开始“奥斯维辛审判”。审判持续到1965年8月。

1963—1964年间，联邦德国相继与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签署贸易协定，互派贸易使团。

1964年

2月15—16日，维利·勃兰特当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4月24—25日，民主德国政治局思想工作委员会和文化部在比特菲尔德举行代表会议。

6月12日，民主德国与苏联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9月21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奥托·格罗提渥逝世。24日，人民议院任命维利·斯多夫为部长会议主席。

1965年

2月25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通过了统一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法，规定十年制综合技术中学为义务教育。

5月13日，联邦德国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以埃及为首的10个阿拉伯国家与联邦德国断绝外交关系。

1965年，北约成立“核计划小组”，联邦德国是其成员国之一。

1966年

3月，艾哈德政府发出“和平照会”，表示愿意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改善关系，实现共处。

3月，民主德国与苏联建立经济和科技合作政府委员会。

12月1日，联盟党与社民党联合组成“大联合”政府，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任总理，社民党人维利·勃兰特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12月，民主德国提出两德之间建立和平共处关系的最低纲领。同月联邦德国“大联合政府”发表声明，重申艾哈德政府“和平照会”中与苏联东欧实现和解的政策。

1966年间，极右派“德国国家民主党”（NDP）在黑森等州选举中跨越5%的门槛，进入州议会。

1967年

3月—9月，民主德国先后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4月，西柏林学生集会，抗议美国侵越战争。

4月17—22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

4月19日，阿登纳去世。

5月10日，民主德国总理斯多夫致信联邦德国总理基辛格，由此开始两德首脑直接通信。

6月8日，联邦德国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与稳定法》（简称《稳定法》），被称为“现代经济干预的大宪章”。

6月，联邦德国学生抗议伊朗巴列维国王访问西柏林，与警察发生冲突。

1968年

1月，民主德国颁布新宪法草案，并于4月投票通过。

4月，联邦德国发生学生领袖杜奇克遭枪击事件，激起学生新一轮抗议浪潮。

5月30日，在一片抗议声中，联邦议院通过《紧急状态法》，授权政府在必要情况下采取紧急措施，保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

8月21日，苏联和部分华约国家部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

1969年

3月5日，社会民主党人海涅曼当选联邦德国总统。

9月28日，联邦德国大选，社会民主党获42.7%的选票。

10月，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组织“小联合”政府，勃兰特担任总理，谢尔任副总理兼外长。由此开启为期十余年的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的时期。

11月，勃兰特政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70年

3月19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与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斯多夫在埃尔福特会晤，讨论两德关系问题。

5月21日，勃兰特与斯多夫在卡塞尔再次会晤。

6月，联邦德国激进抗议分子恩斯林公开呼吁建立“红军”，展开“武装抵抗”。

8月12日，联邦德国与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莫斯科条约》），宣称放弃使用武力，并承认现状。同时，联邦德国发出“关于德国统一的信件”，强调在和平中通过“自由的自决”实现统一的目标。

12月7日，联邦德国与波兰签署关系正常化条约（《华沙条约》）。

1971年

3月31日，民主德国重新实行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

5月3日，昂纳克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6月15—1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9月3日，美、苏、英、法签署《关于柏林的四方协定》。

9月30日，两德达成邮电和通信协议。

10月20日，勃兰特获诺贝尔和平奖。

12月17日，两德签署过境交通的协议。

1972年

1月，联邦德国新的《企业组织法》生效。

1月28日，勃兰特与各州总理签署《反对激进分子令》。

5月，联邦议院批准《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同时通过解释性决议，强调条约与德国在欧洲框架内以和平手段恢复统一的目标不相矛盾。

6月，联邦德国“红军派”首要分子巴德尔、恩斯林、迈因霍夫等人被捕。

12月21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签署《两德关系基础条约》，双方放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承认两德边界不可侵犯，彼此尊重独立。

1972年，联邦德国作家亨利希·伯尔获诺贝尔文学奖。

1973年

5月1日，民主德国颁布的对所有社会主义企业都适用的管理条例正式生效。

7月3—12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召开，两德都参加了欧安会。

7月31日，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应巴伐利亚州政府的要求，裁决两德关系基础条约符合《基本法》，并强调民主德国不能被视为外国，而只是德国的一部分。

9月18日，两德同时加入联合国。

10月3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选举斯多夫为国务委员会主席，任命辛德曼为部长会议主席。

12月11日，联邦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关系正常化条约，宣布《慕尼黑条约》无效。

1974年

5月6日，勃兰特因“纪尧姆事件”辞职。赫尔穆特·施密特继任总理，自民党人汉斯

迪特里希·根舍任副总理兼外长。

5月15日，自民党人瓦尔特·谢尔当选联邦德国总统。

9月27日，民主德国人民院决定修改宪法，以“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取代“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提法。

11月，联邦德国与波兰达成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

1975年

1月，联邦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3月，联邦德国的威尔发生近3万人参加的抗议建设核电站的活动。

8月1日，两德和其他国家一起在赫尔辛基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

10月7日，民主德国和苏联签订新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11月中旬，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八五大纲”。

1975年，联邦德国开始对“红军派”首要分子进行审判。

1976年

3月18日，联邦德国通过新《企业共同决定法》，适用于拥有2000以上职工的所有企业。

5月18—22日，统一社会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

10月21日，联邦德国被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

1976年，联邦德国制定《高教框架立法》，就教育改革制定了相关的方针。

1977年

7月2日，青年社会党人主席克劳斯乌韦·贝内特尔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

9月28日，勃兰特任“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南北委员会）主席。

10月，联邦德国的恐怖活动达到高潮。联邦特种部队成功解救被劫飞机和人质。巴德尔等被囚的“红军派”首领在狱中自杀。

1978年

1978年，联邦政府成立专门机构，研究改善“外国人”处境及其与德国社会的融合等问题。

12月4—5日，在联邦德国与法国的合作之下，欧洲理事会决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

12月9—10日，社会民主党科隆特别代表大会，提出放松对公用事业聘用人员的审查。

1979年

1月，施密特总理与美国总统卡特、英国首相卡拉汉、法国总统德斯坦在瓜德罗普岛会晤，讨论苏联对欧洲的中程导弹问题。

3月，“欧洲货币体系”正式生效。

5月23日，基民盟的卡斯滕斯当选为联邦德国总统。

6月上旬，欧洲议会首次直接选举，联邦德国获得410个席位中的81席。

7月3日，联邦议院通过决议，取消对纳粹罪行追诉的时间限制。

12月，北约通过关于欧洲中程导弹的“双轨决议”。

1979年，联邦德国学者斯坦贝格提出“宪法爱国主义”。

1980年

7月19日—8月3日，联邦德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1981年

10月，联邦德国多地发生大规模的反核和平运动，反对北约《双轨决议》。反核和平运动一直持续到1983年。

12月11—13日，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与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会谈。

1981—1984年间，一系列司法调查揭露企业界与政党的权钱交易，一批党政高官涉嫌，或辞职或受到处罚。

1982年

8月20日，自民党人、副总理兼外长根舍批评政府的经济与财政政策，提出“转向”。

9月17日，施密特宣布结束与自民党的联合政府，并建议举行大选。

10月1日，联邦议院通过对施密特总理的建设性不信任案。随之选举联盟党人科尔任总理，与自由民主党联合组织政府。

1983年

3月6日，联邦议院选举，联盟党获胜并继续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绿党首次进入联邦议院，冲击了现有的政党格局。

6月29日，联邦政府担保向民主德国贷款10亿马克，这笔贷款由以巴伐利亚银行为首的银行团提供。

10月5日，昂纳克宣布将撤除两德边境上的自动射击装置。

12月，在联邦德国开始部署美国新的中程导弹，反核和平运动再起高潮。

1984年

1月18日，苏联在民主德国部署导弹部队。

2月，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和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在莫斯科会晤，强调两德的和平共处对欧洲发展起着有利作用。

5月，理夏德·冯·魏茨泽克当选联邦德国总统。

7月，民主德国放松两德间旅行的限制，减少了要求来访者兑换东德马克的数量。

10月，昂纳克在《新德意志报》发表文章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如同水火，不可能统一。

1986年

2月17日，联邦德国签署在1992年建成欧共体统一大市场的《单一欧洲文件》。

2月22日，民主德国人民院主席辛德曼访问波恩，与联邦总统、总理等进行了会谈。

4月17日，统一社会党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面向2000年的经济战略。

6月16日，昂纳克再次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斯多夫和辛德曼分别再次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和人民议院主席。

10月16日，联邦德国再次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为期两年。

1987年

9月7—11日，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访问联邦德国，与科尔会谈。双方在“原则问题”上各执一辞，但表示彼此是“命运共同体”“决不让在德意志土地上再次发生战争”。

1989年

3月30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从4月1日起放宽东德人民到西德旅行的限制。

5月2日，匈牙利开始拆除通往奥地利边界上的铁丝网，从而打开了民主德国公民经匈牙利入奥地利逃往西德的缺口。

6月12—1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联邦德国。

从7月起，大批民主德国居民逃向西方。

8月23日，科尔就大批民主德国人民逃往西德发表声明，声称联邦德国对此不会无动于衷，要求与昂纳克会晤。

10月7日，民主德国举行40周年国庆活动，戈尔巴乔夫应邀出席。

10月9日，东柏林、莱比锡等大城市爆发数十万人示威游行。

10月1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举行第十一届九中全会，昂纳克以“健康原因”辞职，埃贡·克伦茨当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

10月24日，在民主德国第九届人民议院第十次会议上，克伦茨被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

11月4日，东柏林爆发百万人大游行。

11月7日、8日，民主德国政府和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先后集体辞职。

11月9日，民主德国宣布开放“柏林墙”和东、西德边界。

11月10日，科尔中断在波兰的访问，紧急回国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东德开放“柏林墙”后的局势。

11月13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选举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莫德罗为部长会议主席。

11月17日，莫德罗提出建立两德“条约共同体”构想。

11月28日，科尔提出实现德国统一的“10点计划”.

11月29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对科尔“10点计划”表示支持。

12月3日和6日，克伦茨先后辞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

12月5—6日，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根舍访问苏联，苏联强调其与民主德国的结盟关系，反对人为地强制推行德国重新统一。

12月9日，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特别代表大会上选举41岁的柏林律师格雷戈尔·居西为主席。

12月16日，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名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

12月19—29日，科尔访问民主德国，与莫德罗会谈。

12月22日，科尔和莫德罗举行仪式，打开了东、西“柏林墙”间的勃兰登堡门。

1990年

1月27日，民主德国各党举行圆桌会议，把原定5月6日举行的全国选举提前到3月18日。

1月29—30日，莫德罗访问苏联，戈尔巴乔夫声称，德国统一问题无疑已经列在欧洲议事日程上。

2月1日，莫德罗提出“通往德国统一道路的方案”。

2月2日，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席居西访问苏联，承认德国统一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2月4日，统一社会党一民主社会主义党更名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简称民社党）。

2月6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下院称德国统一问题看来不可避免，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

2月7日，波恩内阁成立“德国统一内阁委员会”，科尔任主席。

2月10—11日，科尔访问苏联，戈尔巴乔夫宣称，必须由德国人自己解决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问题，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对苏联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2月23日，苏、美、英、法四国和两德外交部长出席在渥太华召开的北约和华约33国“开放天空”会议，讨论德国统一问题，制定“二+四”方案。

2月15日，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声明，声称统一后的德国将继续留在西方联盟；科尔访问法国，同密特朗总统会谈。

2月19日，民主德国军队开始从勃兰登堡门大规模拆除“柏林墙”。

2月20日，两德内阁部长和经济专家在东柏林首次会晤，商讨建立两德货币和经济联盟。

2月24—25日，科尔访问美国，与布什会谈，双方一致表示统一后的德国应是北约正式成员国。

3月5—6日，莫德罗访问苏联。

3月14日，四大国和两德外交部司长级代表在波恩举行“二+四”会谈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重点讨论程序、时间表、议程等事项。

3月18日，民主德国举行自由选举，以德·梅齐埃为主席的基民盟在选举中得票最多。

3月19日，科尔访问英国，与撒切尔夫人举行会谈，一致表示统一后的德国必须留在北约。

4月12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举行会议，基民盟主席德·梅齐埃被选为部长会议主席，组成以德国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民主觉醒）、自由民主联盟和社民党为主的新政府。

4月24日，德·梅齐埃访问联邦德国，与科尔达成协议，两德从7月1日起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

4月27—29日，德·梅齐埃访问苏联，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5月5日，首轮“二+四”外交部长会议在波恩举行。

5月12日，两德就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达成协议。

5月17日，科尔访问美国，同布什总统就德国统一和东、西方其他问题进行磋商。

5月18日，两德财政部长在波恩正式签署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

6月8日，科尔访问美国，表示希望今年秋天结束“二+四”会议。

6月11—12日，德·梅齐埃访问美国，布什重申统一后的德国必须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

6月12日，戈尔巴乔夫提出统一后的德国同时成为华约和北约的“联系成员国”的新建议。

6月18—19日，德·梅齐埃访问法国，表示赞成统一后的德国留在一个政治作用大于军事作用的北约内。

6月21日，联邦德国政府宣布为向苏联提供50亿马克银行贷款提供政府担保；两德议会分别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承认德、波边界的决议。

6月22日，联邦议院批准两德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第二轮“二+四”外交部长会谈在东柏林举行，主要讨论统一后的德国军事地位问题。

7月1日，两德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正式生效，西德马克为民主德国流通货币；民主德国的“国营企业信托管理局”（简称“托管局”）成立。

7月3日，两德政府决定于12月2日举行全德大选，民主德国决定恢复州建制。

7月3日，两德政府就实现两德政治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统一条约》开始谈判。

7月14日，科尔访问苏联，戈尔巴乔夫同意德国统一后立即取得完全的、不加限制的主权，并可自由决定其归属。

7月17日，第三轮“二+四”外交部长会议在巴黎举行，波兰外交部长应邀参加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德、波边界问题。

8月2日，两德政府草案《选举条约》。

8月23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以2/3的多数票通过决议，决定民主德国于10月3日根据联邦《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

8月31日，联邦德国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和民主德国国务秘书克劳泽在柏林签署两德第二个国家条约——《统一条约》

9月12日，第四轮“二+四”会谈在莫斯科举行，签署《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

9月13日，《苏德睦邻伙伴合作条约》在莫斯科签订，条约有效期为20年。

9月18日，科尔总理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举行两国政府间的第56次会晤。

9月19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通过《统一条约》。

9月10—21日，联邦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统一条约》。

10月2日，东、西柏林市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宣布柏林正式统一。

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分裂40多年的德国实现了统一。10月3日为德国国庆日。

10月4日，统一后的德国全德联邦议院举行首脑会议。

10月5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新的《选举法》。

12月2日，全德第一次议会选举，联合执政的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得票超过半数。

1991年

1月2日，科尔政府决定，德国将派遣18架阿尔法型喷气式战斗机参加北约机动干预部队前往土耳其。

1月3日，德国东部25万人在特雷普托苏军烈士陵园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新纳粹分子破坏烈士陵园以及反苏、反犹太人、反外国人的行径。

1月17日，在两德统一后的首届议会上，科尔被选为德国统一后的全德第一任总理。

1月18日，统一后首届全德政府成立。

1月26日，德国政府决定给予美国提供55亿美元资金，以支持其在海湾的军事行动。

1月30日，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全面阐述了统一后德国首届政府的内政外交方针.

2月7日，联邦议院副议长施密特女士表示，反对向以色列出售武器。

3月8日，科尔总理主持联邦政府会议，制定了“振兴东部”战略——《共同促进东部地区发展的计划》。

3月11日，科尔同英国首相梅杰在波恩就欧洲一体化过程和欧洲安全政策等问题会谈。

3月13日，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飞往莫斯科就医，德国政府要求苏联立即送回昂纳克。

3月21—22日，魏茨泽克总统访问法国，重申德国不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

4月1日，负责德国东部地区国营企业私有化的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在其办公室遇刺身亡。

5月10日，科尔在德国东部地区哈雷视察时，遭到示威群众用鸡蛋和番茄的袭击。

6月17日，德国和波兰在波恩签署《德波睦邻和友好、合作条约》，确定奥得

尼斯河为波兰西部边界。

6月20日，联邦议院决定，柏林为议院和政府所在地。

7月1日，为筹措“统一资金”，德国通过了《团结互助法》。

9月12日，德·梅齐埃宣布辞去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9月18—20日，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德国，同科尔总理就双边关系、南斯拉夫等问题举行了会谈。

9月28日，柏林市1000余人游行示威，要求社会公正、反对严重的失业现象。

10月9日，科隆1万人游行示威，反对德国各地不断发生的仇外、排外暴力事件；德国和保加利亚签署两国《友好、合作和伙伴条约》。

11月9日，德国各地群众集会和游行，悼念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抗议新纳粹分子的排外行径。

11月10日，科尔总理同英国首相梅杰在波恩就欧共体政治联盟举行会谈。

11月15日，科尔总理同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巴黎举行会晤，讨论即将召开的欧共体首脑会议有关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内政和司法政策等问题。

12月11日，德国等欧共体12国政府首脑集会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和经济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12月23日，德国宣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的独立。

12月31日，迈向欧洲一体化重要一步的欧洲内部大市场正式成立。

1992年

1月5日，外交部长根舍对苏联解体后的裁军和武器控制表示担心并提出六点裁军建议。

1月12日，柏林市10万群众举行各种活动，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遇害73周年。

1月20日，在纳粹德国万湖会议50周年之际，联邦议院议长聚斯穆特夫人等各界人士集会，呼吁德国勿忘这段大屠杀历史。

3月3日，昂纳克在莫斯科一家医院进行一个星期的“医疗检查”后返回智利驻莫斯科大使馆。

3月31日，德国国防部长施托尔滕贝格因向土耳其提供坦克一事遭到反对派攻击，宣布辞职；柏林警察和检察官搜查民社党中央机关办公地点。

4月3日，外交部长根舍提出扩大西欧联盟的组织、组建欧洲联军的主张。

4月5日，在巴登—符腾堡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举行的选举中，德国共和党和德国人民联盟成为两个州议会的第三大党。

4月20日，历时四天的以要求和平、反对核武器、反对仇外和排外为主题的德国“复活节进军”活动结束。

4月27日，外交部长根舍宣布辞职。

5月1日，柏林1.5万人集会，声援西部公共事业部门职工持续近一周的罢工。

5月4日，德国公共服务和交通运输业罢工继续扩大。

5月21一22日，科尔总理和法国总统密特朗在法国举行第59届首脑会议，两国正式决定建立一支3.5万人的法德军团。

6月2日，魏茨泽克总统表示，德国统一的费用过于高昂，要求整个社会适当分担。

6月21日，德国国防部长吕厄说，德国准备派兵参加联合国军事行动。

6月底，科尔总理亲自签署了德国向联合国总部递交的要求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申请书。

7月5日，科尔总理表示反对减免俄罗斯所欠西方的债务。

7月6日，德国成立声援昂纳克委员会。

7月22日，德国议会经过激烈辩论，批准德国向境外派兵参加维持和平行动。

7月29日，昂纳克离开智利驻俄使馆，被俄当局用飞机送回德国后，立即被警方送往莫阿比监狨。

7月30日，柏林司法当局宣布昂纳克被监禁。

8月5日，德国开始销毁常规武器。

8月22日，外交部长金克尔表示，德国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感兴趣。

8月22—23日，德国罗斯托克爆发严重排外暴力事件。

8月25日，德国正式签署建都柏林条约。

9月5日，右翼极端分子在德国东部地区和西部一些地区再次袭击难民营。

9月8—19日，德国各地发生多起袭击外国难民事件。

9月17日，科尔总理强调，改变战后边界是十分危险的。

9月18日，外交部长金克尔表示，德国不会单独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资格。

10月7日，科尔与来访的丹麦首相施吕特一致同意不修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10月12日，德、法两国总理表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须得到欧共体12国批准和共同执行。

11月8日，柏林各界群众30万人举行反对新纳粹极右势力的示威游行。

11月9日，德国各地10万多人集会和游行示威，反对仇外和反犹主义。

11月12日，德国柏林州法院审讯原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因原民主德国领导人斯多夫病发未能到庭，审讯中断；16日再次中断审讯；19日对昂纳克审讯持续3个小时；26日再次中断对昂纳克的审讯。

11月14日，波恩10多万人示威游行，反对排外和种族歧视。

11月27日，德国万人悼念23日被极右分子杀害的三名土耳其人；德国内政部宣布查禁新纳粹组织“民族主义阵线”。

12月2日，联邦议院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12月3日，昂纳克在柏林地方法院法庭上表示，法院对他的审讯是政治闹剧。

12月6日，慕尼黑30万人举行“光之链”游行，谴责新纳粹的仇外排外暴行。

12月10日，联邦议院作出德、中关系正常化的决议，德国对华贸易限制也随之取消。

12月13日，汉堡30万人游行，反对种族主义和排外。

12月15日，德国宣布将精简联邦国防军；昂纳克的律师呼吁结束对昂纳克的审讯，昂纳克肝癌病情恶化。

12月15—16日，科尔访问俄罗斯，两国签署八项协议，俄将提前从德撤军，并延迟偿还原苏联所欠原东德的债务。

12月20日，斯图加特等地50万人举行“光之链”游行，反对仇外、排外。

1993年

1月1日，欧洲大市场正式启动。

1月2日，柏林地方法院决定中止对昂纳克的审讯，取消对他的逮捕令。

1月13日，被监禁169天的昂纳克飞往智利，与夫人、女儿团聚。

1月19日，德国内阁改组。

2月6日，科尔表示，德国绝不向南斯拉夫出兵。

2月18日—3月3日，科尔访问印度、新加坡、印尼、日本和韩国。

3月25日，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访问亚洲五国的政府声明。

3月30日，德国和荷兰建立联合军团。

4月8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同意联邦国防军参加联合国在波黑的禁飞行动。

4月2日，联邦议院批准德国派兵参加索马里重建行动。

4月2日，德国和美国联合组建军团。

5月3日，社民党主席恩格霍尔姆宣布辞职。

5月2日，联邦议院通过《团结契约》法案，协调中央和地方财政。

5月29日，德国北威州索林根市发生针对土耳其人住宅的纵火案，造成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死亡，三名儿童重伤。

6月2日，为时两天的第61届德法首脑会晤结束，双方在波黑问题和关贸总协定谈判问题上达成一致。

6月10日，科尔总理结束对乌克兰的访问。

7月2日，联邦议院通过决议，同意向索马里派兵。

7月21日，德国派出1640人的部队飞往索马里，援助联合国重建索马里的行动。

9月13日，魏茨泽克总统和来访的日本天皇明仁在波恩表示，德、日应吸取历史教训。

9月22日，德国内阁正式通过“亚洲政策新方案”。

9月24日，德国经济界在科隆成立了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

10月12日，联邦宪法法院裁决赞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内阁决定政府将在2000年以前迁往柏林。

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始生效，“欧洲联盟”正式诞生。

11月5日，由法、德、比三国组成的欧洲军团总参谋部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正式成立。

11月15日，科尔第二次亚洲之行访问中国，正式实施德国的“新亚洲政策”。

12月5日，在德国统一后，科尔领导的基民盟首次在东部勃兰登堡州选举中遭到失败。

1994年

1月1日，建立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欧洲货币局开始运作。

1月14日，联邦议会、政府及在野党商定，在2000年前将议会、政府全部迁往柏林。

2月3日，联邦教育部长奥尔特勒布因无法实施有关教育法规被迫宣布辞职。

2月28日，德国一些地区的火车、汽车司机抗议当局冻结工资和削减福利计划举行罢工。

3月10日，联邦议会正式批准将议会和部分政府迁往柏林，并通过了相应的法律。

3月15日，德国联邦内阁通过安全“白皮书”，将组建灵活和快速的“危机反应部队”，并强调德国必须参加联合国的一切行动。

3月25日，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发生犹太教堂遭袭击事件。

5月1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德国，科尔表示德国支持俄成为七国集团成员。

5月30日—6月1日，德、法首脑举行会晤，双方表示将携手推动欧洲建设。

6月7—8日，科尔总理和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在德国举行首脑会谈，磋商“欧洲联盟政策”。

6月13日，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揭晓，欧洲议会党获195席，欧洲人民党获152席，德国执政的联盟党依然最强，意大利力量党获胜，英国保守党惨败。

7月1日，赫尔佐克就任德国新总统。

7月10—1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德国进行了访问，克林顿称德美关系是战略领导伙伴关系。

7月12日，联邦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德国军队可以参加北约之外的国际行动。

7月13日，由比、德、西、卢、法五国军人组成的欧洲军团首次参加了传统的阅兵仪式。

8月13日，德国警方禁止极右分子纪念纳粹的活动。

8月24日，外交部长金克尔表示，德国的目标是建立尽可能强大的核心欧洲。

9月8日，美、英、法驻德国军队在柏林举行撤军仪式，德国国防部长与三国国防部长讨论德军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问题。

9月10日，为期两天的“德—美大会”在柏林结束，两国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应进一步扩大伙伴关系。

10月16日，德国举行统一后的第二届议会选举，17日公布结果，执政联盟险胜。

11月7—11日，德、捷两国军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11月14日，基民盟主席科尔、基社盟主席魏格尔、自由民主党主席金克尔在波恩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宣布三党联合执政协议。

11月15日，在新组成的德国第十三届联邦议院举行的大会上，科尔以微弱优势再度当选为总理。

1995年

2月，科尔总理访问美国，与克林顿讨论了对俄政策、波黑冲突及北约东扩等问题。

3月26日，欧洲大市场协调一致的、取消边界检查、人员可自由往来的《申根协定》正式生效。

5月6日，德国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科尔专门发表了纪念二战的声明，号召人们不能无视德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要为和平而努力。

5月27日，德国政府通过了对拉丁美洲的新政策，即“拉丁美洲概念”，决定政界和经济界通力合作，增强德国在拉美的地位。

6月2—8日，德国总理科尔第一次访问埃及、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

6月10日，格哈特当选德国自民党主席。

6月26日，德国内阁正式决定向波黑派兵，以保护联合国波黑维和部队。

6月30日，联邦议院通过科尔政府的派遣作战部队参加联合国波黑维和行动的议案。

7月6—8日，科尔总理访问波兰。

8月15日，捷克总理克劳斯与巴伐利亚州总理施托伊贝尔就德、捷关系和苏占德区德意志人问题举行会谈。

9月2日，科尔总理与叶利钦总统在莫斯科举行工作会谈，就欧洲安全、两国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

9月9—16日，科尔第一次对南非和纳米比亚进行访问。

10月25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对德国进行其上任以来第一次访问，就法对德提供核保护、北约东扩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1月12日，科尔总理率领高级代表团开始第四次访问中国。

11月20日，德国和阿尔巴尼亚在波恩签署了两项军事合作协定。

1996年

1月30日，德国政府通过《促进投资和就业的行动纲领》，即《50点行动纲领》。

2月20日，科尔总理结束对俄罗斯为期三天的访问。

4月17日，德国决定向波黑派遣警察。

4月29日，科尔总理与英国首相梅杰在伦敦会晤。

5月5日，德国外长金克尔结束对墨西哥、秘鲁、智利和巴拉圭为期八天的访问。

5月20日，德国外长金克尔和来访的日本外相池田行彦签署一项旨在加强两国关系的《德日伙伴关系备忘录》。

5月23日，科尔总理访问美国，与克林顿总统就波黑维和行动、俄罗斯未来大选等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8月30日，德国外长金克尔表示，德国支持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第一批加入欧盟。

9月1日，科尔总理和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波恩会晤，双方表示为按期实现欧洲货币联盟密切合作。

9月4—7日，科尔总理访问乌克兰、俄罗斯。

9月13日，德国联邦议院以执政联盟在议会微弱多数通过节支计划。

11月18—30日，赫尔佐克总统对中国（18—25日）和尼泊尔进行了访问。

12月3日，科尔总理与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非正式会谈，就都柏林欧盟首脑会议、机构改革等问题交换意见。

12月9日，科尔总理与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德国纽伦堡举行两国首脑第68次磋商，双方决心使在都柏林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成功，进一步推进欧洲一体化事业。

1997年

1月4日，科尔总理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就双边关系、欧洲安全和北约东扩等问题交换意见。

1月7日，德国外长金克尔表示，北约和欧盟东扩是德国今年外交工作的重点。

1月21日，德国总理科尔和捷克总理克劳斯签署了《德捷和解协定》。

1月24日，德国执政联盟议会党团通过税改方案。

2月3日，德国、法国和波兰“魏玛三国集团”国防部长在华沙签署旨在加强军事合作的《倡议书》。

2月18日，德国政府宣布，德国将耗资4100多万马克建立一支由1000多人组成的精锐部队。

4月3日，科尔向新闻界宣布他将继续作为基民盟的总理候选人，第五次参加德国联邦大选。

4月16—1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德国，

5月20日，科尔总理访问法国，与法国希拉克总统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记者招待会，科尔表示，为了推进欧洲建设，德、法两国将继续密切合作。

5月22日，赫尔佐克总统在奥地利工业联合会作报告时呼吁欧盟要深化改革，把中、东欧纳入欧洲一体化。

6月5日，科尔总理对美国进行一天的“闪电”式访问。

7月14日，德国和波兰举行首次政府间磋商会议，科尔表示，德国将支持波兰加入欧盟。

7月31日，由德国联邦议会两院代表组成的税制改革仲裁委员会宣告谈判破裂，科尔政府称为“世纪改革”的税制大改革计划搁浅。

8月28日，德、法领导人表示，两国将严格遵守实现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时间表及标准，于1999年1月按时启动欧元。

8月31日，赫尔佐克总统访问俄罗斯，双方讨论了俄与北约及建立欧洲新安全体系等问题。

10月2日，德国等欧盟15个成员国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签订了《阿姆斯特丹条约》。

11月30日，科尔总理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莫斯科举行非正式会晤，讨论1998年两国最高级协商日程。

1998年

1月12日，德国政府宣布从1999年开始向中、东欧受纳粹迫害者赔偿总计2亿马克的资金。

1月27日，德国各地举行纪念纳粹暴行受害者活动。

2月21日，科尔总理与法国总统希拉克、波兰总统瓦希涅夫斯基在波兰重镇波兹南举行“魏玛三国集团”首脑会晤，就北约东扩、中东欧局势等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3月1日，德国下萨克森州选举揭晓，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重创基民盟，取得了单独组织州政府的资格。

3月2日，社民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正式推举施罗德为联邦总理候选人。

3月27日，德国联邦参议院批准《阿姆斯特丹条约》。

4月，在萨克森一安哈尔特州选举中，极右政党德国人民联盟在州议会获得14个席位，取得了极右政党在二战后以来最大的胜利。

9月3日，联邦议院举行候选人科尔、施罗德辩论演说。

9月27日，德国举行全国大选，28日公布选举结果，施罗德战胜了科尔。

9月28日，科尔辞去担任25年之久的基民盟主席职务。

9月30日，当选总理施罗德访问法国，分别与法国总统希拉克、总理诺斯潘举行会谈。

10月2日，大选获胜的德国社民党、联盟90和绿党开始就联合政府纲领和组成举行会谈。

10月20日，德国社民党、联盟90和绿党正式签署《觉醒与革新——德国迈向21世纪之路》的组阁协议。

10月26日，由669名议员组成的第14届联邦新议院正式成立；赫尔佐克总统向担任了16年联邦总理的科尔颁发“大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任联邦总理期间为德国统一和欧洲建设所作出的贡献。

10月27日，联邦议院举行大会，选举施罗德为联邦德国总理。

11月8日，在基民盟党代会上，朔伊布勒当选为基民盟主席，大会选举科尔为基民盟终身荣誉主席。

11月9日，柏林举行纪念犹太人遭受迫害60周年大会，德国主要政要出席了纪念大会。

1999年

1月1日，欧洲统一货币“欧元”正式问世。

3月11日，拉封丹宣布辞去财政部长、社民党主席等职务。

3月12日，社民党主席团召开紧急会议，投票推举施罗德为社民党主席。

4月12日，社民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施罗德正式当选为德国社民党二战后第八位主席。

5月1日，《阿姆斯特丹条约》正式生效。

5月23日，约翰内斯·劳当选为联邦德国第八任总统。

6月6日，欧盟科隆峰会任命索拉纳为欧盟首任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

6月11日，联邦议院同意联邦国防军参与科索沃维和行动。

7月20日，施罗德及德国国防部长等参加纪念“7·20”刺杀希特勒事件的活动。

8月13日，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去世，享年72岁。

8月25日，德国内阁通过联邦财政部长提交的税收和储蓄一揽子方案。

9月5日，社民党在萨尔及勃兰登堡州议会选举中失利。

10月7日，联邦议院同意向东帝汶派遣联邦国防军卫生部队。

11月21日，科尔否认1991年在与沙特的军火交易中受贿。

12月17日，德美政府及纳粹时期受害奴隶劳工代表就赔偿问题初步达成一致。

2000年

1月11日，欧洲法院表示，联邦国防军对女性的限制违法。

1月18日，科尔辞去基民盟名誉主席职位。

2月4日，奥地利极右政党总统宣誓就职，引发广泛抗议。

2月16日，约翰内斯·劳成为在以色列国会演讲的首位德国国家元首。

2月24日，施罗德建议以客籍工人的身份吸收高技术外籍专家。

3月6日，费舍尔成为九年来首位访问伊朗的德国外长。

5月31日，联邦内阁同意对外籍IT人员实行绿卡制度。

6月1日，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宣布主体为“人—自然—技术”的汉诺威国际博览会开幕。

6月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获查理大帝奖，施罗德致贺词。

6月19日，前联邦总统赫尔佐克去世。

6月24日，德国绿党选举雷纳特·屈纳斯特和弗里茨·库恩为新的党主席。

7月14日，联邦参议院通过红绿联邦议院党团提出的税改方案。

7月31日，联邦德国将首个绿卡颁给一位印度电子工程师。

9月12日，德国外长费舍尔在利比亚就菲律宾人质事件的妥善解决表示感谢。

9月，布拉格世界经济峰会召开，抗议群众集会要求解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0月3日，在德累斯顿举行庆祝德国统一10周年的活动。

10月28日，联邦总理施罗德对中东五国及巴勒斯坦地区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

12月6日，联邦总理施罗德参拜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

2001年

1月2日，首次允许联邦国防军女士兵使用武器。

1月29日，联邦国防部长提出国防军改革方案，要求关闭39个军事基地。

2月1日，德法总理就原子能等问题展开会谈。

3月28日，联邦议会通过建立“柏林犹太人博物馆”的草案。

5月2日，德国新联邦总理府投入使用。

5月11日，联邦议院决定改革养老金系统。

5月25日，联邦总理施罗德出访奥地利。

6月17日，联邦议院和参议院决定成立“纪念、负责和未来”基金会。

8月13日，柏林举行“柏林墙事件”40周年活动。

9月11日，美国发生恐怖袭击。

9月12日，施罗德向美国总统布什作出无条件密切合作承诺。

9月16日，施罗德表示不排除军事支持美国。

11月16日，联邦议院表决支持施罗德出兵阿富汗的建议。

11月21日，原德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出任施罗德外交顾问。

12月22日，联邦议院同意联邦国防军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框架下参与阿富汗战争。

2002年

1月1日，欧元在欧盟12国正式开始流通。

1月31日，联邦总理施罗德在德美会谈中向美国总统布什保证德国将向阿富汗长期派驻军队和专家支持美国。

2月1日，联邦参议院决定加快德国核能建设。

2月10日，施罗德首次出访拉丁美洲诸国。

2月24日，联邦国防部长确认，德国KSK特种部队已经在阿富汗部署。

2月26日，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宣布特赦原极左恐怖组织“赤军旅”的领导人。

3月20日，联邦内阁决定，自2003年起，每个一次性水杯和罐头至少收取25欧分。

4月10日，联邦总理施罗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魏玛举行会晤。

5月23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联邦议院演讲时呼吁整个欧洲团结起来反对恐怖主义对和平的威胁。

7月4日，联邦议院通过决议，重建1950年被东德领导人乌布里希拆毁的柏林霍亨佐伦王宫。

7月18—19日，联邦总理施罗德任命社民党议会党团领袖出任新国防部部长。

8月3日，联邦总理施罗德宣布德国不确定会参与反对伊拉克的战争。

9月17日，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宣布德国国家官方网站开通。

9月22日，在新一轮联邦议会选举中，执政的社民党保持了第一大党的地位。

10月2日，联邦总理施罗德在与法国总统希拉克的会谈中，未能就出兵伊拉克问题作出决定。

10月16日，社民党与绿党签署第二个组阁协议。

10月22日，新的联邦议院再次选举施罗德出任总理。

10月30日，德国外长费舍尔在华盛顿访问时表示希望改善德美关系。

11月14日，联邦议院同意社民党和绿党所提出的提高生态税的建议。

12月5日，联邦议院决定延长联邦国防军驻马其顿的时间。

12月10日，联邦议院决定延长联邦国防军驻阿富汗的时间。

2003年

1月23日，在《爱丽舍条约》签署40周年之际，德国总理施罗德与法国总统希拉克共同声明，反对美国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动武。

3月14日，联邦总理施罗德向联邦议院提出关于劳动政策和福利政策改革的一揽子计划“2010年议程”。

4月3日，柏林、斯图加特和科隆50万群众示威反对施罗德政府的“2010年议程”

5月5日，联邦国防部长彼得·施特鲁克成为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首位访问美国的德国国防部长

9月1日，施罗德宣布希望与绿党领袖费舍尔再度联手参加2006年大选。

11月4日，联邦国防部长解除KSK特种部队司令的职务。

11月17日，在社民党波鸿代表大会上，施罗德再次高票当选社民党主席。

2004年

1月29日，联邦议院拒付东德政权受害者养老金。

2月27日，联邦总理施罗德与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会谈，双方重申德美之间有着“真诚的友谊”。

3月24日，由于收到刺杀警告，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中断了自己的非洲访问。

4月3日，柏林、斯图加特和科隆再次爆发50万人大规模集会，反对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改革计划。

4月22日，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访问布达佩斯。

4月29日，联邦议院不顾联盟党和自民党的反对通过了养老金改革法。

5月23日，科勒当选新任联邦总统。

5月27日，联邦议院延长联邦国防军科索沃驻军时间。

6月1日，联邦环境部长宣布波恩可再生能源国际大会开幕。

6月6日，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施罗德成为首位参加这一活动的联邦德国领导人。

7月1日，新任联邦总统科勒在联邦议院及参议院宣誓就职。

7月2日，联邦议院决定到2005年实现失业和社会救助的合并。

7月15日，科勒就任联邦总统后首访波兰。

7月20日，一名基民盟联邦议员因其反犹言论被开除出党。

7月30日，德国首次公布《移民法》。

8月1日，施罗德成为参加华沙起义纪念活动的首位德国政府首脑。

9月30日，联邦议院决定将联邦国防军驻阿富汗的时间再延长一年。

10月15日，施罗德访问利比亚。

10月31日，德国国家民主党（NPD）与新纳粹分子和德意志人民联盟（DVU）合并为右翼人民阵线。

11月2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第四次访问德国。

11月5日，在收到广泛抗议之后，联邦政府决定不取消将德国统一日作为法定假日的规定。

12月6日，施罗德将中国选为其访问亚洲的第一站。

2005年

1月1日，德国历史上首部《移民法》开始生效。

1月26日，联邦宪法法院宣布禁收学费的联邦法律无效。

2月2日，联邦总统科勒出访以色列。

2月23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访问欧洲期间与联邦总理施罗德在美因茨会晤。

5月9日，施罗德在莫斯科出席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仪式。

5月22日，因国内政局变化，施罗德要求在2005年秋季提前举行联邦议院选举。

7月1日，施罗德失去联邦议院信任，向联邦总统科勒要求提前举行联邦议院选举。

7月21日，联邦总统科勒解散联邦议院，决定9月18日提前举行大选。

9月18日，联邦议院选举结果揭晓，基民盟以35.2%的微弱优势战胜得票34.2%的社民党。

10月18日，新联邦议院举行首次会议，选举一名基民盟议员为联邦议院议长。

11月1日，德国开始在电子护照上附加生物信息。

11月11日，新联邦议院成立后八周，联盟党终于与社民党达成联合组阁协议。

11月22日，安吉拉·默克尔当选德国新联邦总理。

11月28日，德国新任外长施泰因迈尔首访美国。

12月6日，美国国务卿赖斯与联邦总理默克尔会晤。

12月16日，“联邦女总理”一词入选2005年德语年度词汇。

2006年

1月6日，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联邦德国2005年11月的失业率为10.9%，位居欧洲第四。

1月12日，默克尔访美，与布什总统举行会谈。

1月16日，默克尔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

1月27日，原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因病去世，享年75岁。

1月29日，默克尔开始中东之行，与以色列领导人会晤。

2月1日，联邦内阁决定，到2029年将领取养老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

3月16日，北威州成为继巴登符腾堡和下萨克森之后联邦德国决定第三个收取大学学费的州。

4月7日，联邦议院任命调查委员会对联邦情报局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活动进行审查。

5月22日，默克尔访问中国，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会谈。

6月1日，联邦议院决定，派遣780名联邦国防军士兵参加保护刚果民主共和国选举的欧盟部队。

6月8日，默克尔在表彰德国联邦国防军将士时表示，为了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德军将继续在世界上承担必要的军事义务。

6月30日，联邦议院以2/3多数决定对德国的联邦制度进行改革。

7月7日，联邦参议院通过了联邦制改革议案。

9月20日，联邦议院决定派遣德国士兵在联合国安全黎巴嫩干预部队的框架下参加中东维和行动。

10月25日，德国公布新版《国防白皮书》，提出联邦国防军未来的任务将主要是预防国际冲突、解决国际危机及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

11月23日，默克尔在德累斯顿第三次当选基民盟主席。

2007年

1月1日，联邦德国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2月2日，联邦议院通过医疗保险改革方案，扩大保险覆盖范围。

2月27日，卡尔斯鲁厄的联邦宪法法院宣布强化新闻自由。

3月9日，联邦议院通过决议，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

5月23日，联邦总统霍斯特·克勒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月25日，联邦议院通过大幅降低企业税的议案。

6月6日，G8峰会在海利根达姆召开，主要讨论大气保护、金融市场和援助非洲问题。

8月，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通过新《移民法》，此法是在2004年《移民法》基础上修改而成。

8月26日，默克尔对中国进行访问，并出席2007—2010年德国在华系列文化活动“德中同行”开幕式。

9月29日，埃尔文·胡伯当选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

11月13日，德国副总理兼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弗朗茨·明特费林以个人原因为由宣布辞职，将由现任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兼任副总理。

11月16日，联邦议院将财政支出中失业救济金的份额从4.2%削减到3.3%。

12月31日，德国邮政公司在德国的邮政专营权终止。

2008年

1月27日，黑森州和下萨克森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基民盟的席位保持领先。

2月25日，德国公布新《移民法》。

3月1日，德国遭受飓风“艾玛”的侵袭。

3月2日，拜恩州举行议会选举，基督教社会联盟只获得40%的选票，这是40年来的最低点。

3月18日，默克尔在以色列议会演讲，强调德国对以色列“永久的责任”。

4月24日，联邦议院表决通过《里斯本条约》。

5月19日，联合国环境保护大会在波恩召开。

6月6日，联邦议院通过“大气保护方案”，计划到2020年将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份额提升30%。

9月7日，联邦总统霍斯特·克勒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与胡锦涛会晤。

9月17日，联邦议院通过决议，向黎巴嫩和苏丹派驻国防军以推动当地和平进程。

10月3日，默克尔宣布国家担保所有私人储蓄及定期存款和活期账户。

10月15日，联邦总统霍斯特·克勒签署一项拯救德国金融市场的法案，在紧急情况下将启动5000亿欧元救助资金。

10月22日，联邦政府和各州在德累斯顿的教育会议上达成一致，到2015年将教育和科研支出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

11月3日，德国商业银行得到82亿欧元的救助资金。

12月1日，默克尔在斯图加特以94.8%的支持率再度当选基民盟主席。

12月16日，默克尔宣布在2009年1月启动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集中在公路、铁路和学校建设方面。

2009年

1月8日，德国第二大银行“商业银行”部分国有化，以应对严重的债务危机。

1月26日，“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在波恩成立。

2月20日，德国启动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包括500亿欧元的投资和减税计划。

6月7日，基民盟和基社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拿下37.9%的选票。

6月17日，大约24万年轻人在德国各地游行示威，要求削减学费、改良教育体系。

7月14日，霍斯特·克勒成为首位参加法国国庆日阅兵的德国总统。

8月14日，联邦金融监管局发布对银行经理的激励方案。

9月5日，柏林发生20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核示威，呼吁关闭德国所有的核电站。

9月23日，联邦总统霍斯特·克勒签署《里斯本条约》附属法令，该条约在德国全境开始生效。

9月27日，德国联邦议会选举，联盟党和自民党组建联合政府，默克尔连任德国总理。

11月3日，默克尔访问美国并与奥巴马商谈经济危机和阿富汗事宜。

11月9日，柏林和多个城市大规模庆祝“柏林墙”倒塌20周年。

11月13日，西格玛尔·加布里尔当选德国社民党主席。

12月3日，联邦议院批准延长国防军在阿富汗和黎巴嫩的驻扎期限。

2010年

1月9日，埃森市举行“欧洲文化之都2010”盛大庆祝活动。

2月5日，第46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开幕，会议主要讨论资源安全、中东和阿富汗问题。

2月11日，第60届柏林电影节开幕。

2月26日，联邦议院通过决议向阿富汗增兵，2011年开始将逐步从阿富汗撤出国防军。

3月1日，世界上最大规模的IT博览会——汉诺威Ce BIT博览会开幕。

4月2日，德国国防军巡逻队在阿富汗昆都士附近遇袭，三名德国士兵阵亡，引发德国国内对是否维持阿富汗驻军的争论。

4月18日，贝尔根贝尔森、拉文斯布吕克和萨克森豪森举行集中营解放65周年纪念活动。

5月7日，联邦议院通过对希腊援助议案，德国将在三年内向希腊提供224亿欧元援助。

5月17日，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访问中国与胡锦涛会晤，并将出席上海世博会德国国家馆日活动。

5月31日，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在柏林突然宣布辞职，成为德国战后历史上第一位辞职的总统。

6月30日，基民盟副主席克里斯蒂安·伍尔夫当选德国第十任联邦总统。

7月24日，杜伊斯堡“爱的游行”音乐节发生踩踏事故，造成21人死亡，500多人受伤。

9月5日，联合政府就延长核电站使用期限达成一致。

9月30日，持续数月的“斯图加特21”铁路项目抗议活动演变成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400多人受伤。

10月3日，不来梅举行德国统一20周年的盛大庆祝活动。

10月9日，德国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12月3日，联邦议院通过“哈茨Ⅳ”改革方案，给予单身申请者的救助金提升到364欧元。

三 参考文献

一、西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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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译名对照

A

阿登纳，康拉德（Adenauer，Konrad，1876—1967）

阿多诺，特奥多尔·W.（Adorno，The-odor W.，1903—1969）

阿恩斯贝格（Arnsberg）

阿格诺里，约翰内斯（Agnoli，Johannes，1926—2003）

阿加茨，维克托（Agartz，Viktor，1897—1964）

《阿伦纲领》（Ahlener Program）

阿梅龙根，奥托·沃尔夫·冯（A mer-ongen，Otto Wolffvon，1918—2007）

阿姆斯特丹（A msterdam）

《阿姆斯特丹条约》（A msterdam Treaty，简称《阿约》）

阿诺德，卡尔（Karl，Arnold，1901—1958）

阿佩尔，汉斯（Apel，Hans，1932—）

埃德温，波利（Pauly，Edwin，1903—1981）

埃尔福特（Erfurt）

“埃居”（ECU）

埃佩尔曼，雷纳（Eppelmann，Rainer，1943—）

埃普勒，艾哈德（Eppler，Erhard，1926—）

埃森（Essen）

艾德礼，克莱门特·理查（Attlee，Clem-ent Richard，1883—1967）

艾登，罗伯特·安东尼（Eden，Robert Anthony，1897—1977）

艾哈德，路德维希（Erhard，Ludwig，1897—1977）

艾奇逊，迪安（Acheson，Dean，1893—1971）

艾森豪威尔，德怀特·戴维（Eisenho-wer，Dwight David，1893—1971）

艾希，贡特（Eich，Günter，1907—1972）

艾希贝格，亨宁（Eichberg，Hening，1942—）

安德施，阿尔弗雷德（Andersch，Alfred，1914—1980）

昂纳克，埃里希（Honecker，Erich，1912—1994）

奥伯豪森（Oberhausen）

《奥伯豪森宣言》（Oberhausener Mani-fest）

奥德-尼斯边界线（Oder-Neie-Grenze）奥格斯泰因，鲁道夫（Augestein，Ru-dolf，1923—2002）

奥肯，瓦尔特（Eucken，Walter，1891—1950）

奥纳索格，本诺（Ohnesorg，Benno，1940—1967）

奥斯威辛审判（Auschwitzprozess）

B

《80年代经济战略》（Eighties Wirtschaftsstrategie）

巴本，弗朗兹·冯（Papen，Fronz von，1879—1969）

巴德尔，安德里亚斯·伯恩德（Baader，Andreas Bernd，1943—1977）

巴尔，埃贡·卡尔海因茨（Bahr，Egon Karl-Heinz）

巴尔夫斯，卡尔（Barfu，Karl，1938—）

巴伐利亚党（Bayern Partei，简称BP）

《巴伐利亚信使》（Bayernkurier）

《巴黎协定》（Pariser Vertrag，也称《巴黎条约》）

巴列维，穆罕默德·礼萨，伊朗国王（Shah Pahlavi，Mohammad Reza，1919—1980）

巴泽尔，雷纳（Barzel，Rainer，1924—2006）

柏林（Berlin）

柏林-勃兰登堡土耳其人联盟（Der-Türkische Bund Berlin-Br and enburg）拜罗伊特瓦格纳音乐节（Bayreu the r Fe-stspiele）

班格曼，马丁（Bangemann，Martin，1934—）

《伴侣》（Partner）

保罗大教堂（Paulskirche）

鲍曼，马丁（Bormann，Martin，1900—1945）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datlantikpakt-Orgnisation，NATO）

北德钢铁局又译北德钢铁管理局（North German Ironandsteel Con-trol，NGISC）

北德广播电视台（Norddeutscher Rund-funk，NDR）

北威州媒体专署（Landesanstaltfür Me-dien Nordrhein-Westfalen）

《北威州议会对煤矿产权关系的共同决定》（Gemeisame Entschlieungdes Landtagesvon Nordreihen-Westfalenzur Regelung der Eigentumsverhltnissedes Bergbaus）

贝多芬音乐节（Beethovenfest）

贝尔福，迈克尔（Balfour，Micheal，1908—1995）

贝尔格莱德（Belgrade）

贝尔纳斯，詹姆斯（Byrnes，James F.，1882—1972）

贝克，詹姆斯（Backer，James，1930—）

贝肯鲍尔，弗兰茨（Beckenbauer，Franz，1945—）

贝内特尔，克劳斯乌韦（Benneter，Klaus-U we，1947—）

贝文，欧内斯特（Bevin，Ernest，1881—1951）

本达，恩斯特（Benda，Ernst，1925—2009）

本恩，戈特弗里德（Benn，Gottfried，1886—1956）

比登科普夫，库特·汉斯（Biedenkopf，Kurt Hans，1930—）

《比勒费尔德呼吁书》（Bielefeld Appel ）

比伦巴赫，库特（Birrenbach，Kurt，1907—1987）

比特堡（Bitburg）

《彼得斯贝格议定书》（Petersberger Abkommens）

宾顾尔，毕兰德（Bingül，Birand，1974—）

波茨坦会议（Potsdamer Konferenz）

《波茨坦协议》（Potsdamer Abkommen）

波恩（Bonn）

《波恩条约》（Bonn Vertrag）

波尔，贝格曼（Pohl，Bergmann，1946—）

波鸿（Bochum）

波伦，查尔斯（Bohlen，Charles，1904—1974）

波默，玛莉亚（Bhmer，Maria，1950—）

波伊斯，约瑟夫（Beuys，Joseph，1921—1986）

伯尔，亨利希（Bll，Heinrich，1917—1985）

伯克勒尔，汉斯（Bkler，Hans，1875—1951）

勃兰登堡（Br and enburg）

勃兰特，维利（Br and t，Wily，1913—1992）

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I.（Brezhnev，Leonid I.，1906—1982）

博克勒，汉斯（Bckler，Hans，1875—1951）

博歇尔特，沃尔夫冈（Borchert，Wolf-gang，1921—1947）

布巴克，西格弗里德（Buback，Sigfried，1920—1977）

布达佩斯（Budapest）

布加勒斯特（Bukarest）

布拉格（Prag）

“布拉格之春”（Prager Frühling）

布拉赫，卡尔·迪特里希（Bracher，Karl Dietrich，1922—）

布莱尔，托尼（Blair，Tony，1953—）

布兰克，特奥多尔·安东（Blank，The-odor Anton，1905—1972）

布劳伊尔，比尔吉特（Breuel，Birgit，1937—）

布什，乔治（Bush，George，1946—）

布什，乔治·H.W.（Bush，George Her-bert Walker，1924—）

部长会议（Ministerrat）

C

财政部（Ministerium der Finanzen）

蔡塞尔，威廉（Zaisser，Wilhelm，1893—1958）

“赤军旅”（Rote Armee Fraktion，RAF，又译“红军派”）

《从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解脱法》（Ge-setz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D

《大西洋宪章》（Altantic Charter）

戴高乐，夏尔（De Gaulle，Charles，1890—1970）

《单 一 欧 洲 文 件》（Einheitliche Europische Akte/Single European Act）

道格拉斯，威廉姆（Douglas，William，1893—1969）

道格拉斯-霍姆，亚历克爵士（Douglas-Home，Sir Alec，1903—1995）

《德法合作条约》/“爱丽舍宫条约”（Vertragüber deutsche-franzsische Zusammenarbeit/Elysée-Vertrag）

“德法轴心”（Deutsche-Franzsische Achse）

德国电视二台（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ZDF）

德国工会联合会（民主德国）（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DGB）

德国工会联盟，又译德意志工会联合会（西德）（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DGB）

德国工商大会（Deutscher Industrie-und Handelstag，DIHT）

德国工商会（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n，IHKS）

德国工业家全国联合会（Reichs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RDI）

德国工业联合会（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BDI）

德国公法广播电视联盟（德广联）（Ar-teitsgemeinschaft der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anstalten Deutschlands，ARD）

德国公务员联合会（Deutsche Beamten-bund，DBB）

德国共产党（东德）（Deutsche Kommu-nistische Partei，DKP）

德国共产党（西德）（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

德国共和党（Die Republikaner）

德国雇员工会（Deutsche Angestel-tengewerkschaft，DAG）

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Bundesvereinigungder Deutschen Arbeitgeberverbnde，BDA）

德国民族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NPD）

德国环境、自然资源保护和核安全部（简称德国环保部）（Bundesministeri-umfür U m welt，Naturschutzund Reaktorsicherheit，BMU）

德国教育委员会（Deutscher Bildung-srat）

德国经济委员会（Deutsche Wirtschafts-kommission）

德国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WR）

德国历史学家协会（Verb and es der His-toriker Deutschlands）

德国联盟（Alianzfür Deutschlands）

《德国煤钢工业改组法令——75号法令》（Law No.75on thereorganizationof German Coaland Steel Industry）

德国民主妇女联合会（Deutsche De-mokratische Fraubund）

德国民族民主党（Die 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NDPD）

“德国模式”（Model Deutschland）

德国穆斯林大会（Deutsche Islam Kon-ferenz，DIK）

德国农场主联合会（Deutscher Bauern-Verband，DBV）

德国农民民主党，又译德国民主农民党（Demokratische Bauernpartei Deutsch-lands，DBD）

德国人民委员会（Deutsche Volks-komitee）

德国社会联盟（Deutsche Soziale Union，DSU）

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SDS）

《德国条约》（Deutschl and vertrag）

德国统一基金（Fonds Deutsche Einheit）

德国统一内阁委员会（Kabinettausschu“Deutscher Einheit”）

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SED）

《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Eine kurze Geschichte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

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SED-PDS）

德国文化委员会（Deutscher Kulturrat）

德国问题（The German Problem）

“德国新潮流”（Neue Deutsche Wele）

“德国选择”（Deutsche Alternative，DA）

德国杂志出版商联盟（The Federationof German Magazine Publishers）

德国政策（Deutschl and politik）

德国之声（Deutsche Wele）

德国自然保护小组（Deutscher Naturs-chutz Ring）

德国自然和环境保护联合会（Bund für Natur-und U mveltschutz Deutsch-land/Bund für U mvelt und Naturs-chutz Deutschland，BUND）

德国自由民主党（Liber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德国自由运动（Die Deutsche Freiheits-bewegung，DDF）

德黑兰会议（Teheran Konferenz）

德雷柏，威廉姆（Draper，Wiliam）

德雷格，阿尔弗雷德（Dregger，Alfred）

德洛尔，雅克（Delors，Jacques）

德梅齐埃，洛塔尔（de Maizière，Lothar）

德姆维尔，莫里斯·顾夫（de Murville，Maurice Couve）

德希奥，路德维希（Dehio，Ludwig）

德意志党（Deutsche Partei，DP）

德意志电讯社（Deutscher Depeschendi-enst，DDP）

德意志科研共同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基础条约（Vertrag uber die Grundlagender Beziehungzwischen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Die Verfassung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德意志人民联盟（又译德国人民联盟）（Deutsche Volksunion，DVU）

德意志新闻社/德新社（Deutsche Presse Agentur，DPA）

邓尼茨，卡尔（Doenitz，Karl，1891—1980）

帝国经济院（Reichswirtschaftskammer）

的利亚斯特（Trieste）

“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

第一次柏林危机（The First Berlin Cri-sis）

第一斯巴达计划（First Spartan Plan）

电影鉴定署（Filmbewertungsstele）

电影业领导机构（Spitzenorganisationder Film wirtschaft）

“新东方政策”（Die Neue Ostpolitik）

杜勒斯，约翰·福斯特（Dulles，John Foster，1888—1959）

杜鲁门，哈利（Truman，Harry，1884—1972）

杜鲁门主义（The Truman Doctrine）

杜奇克，鲁迪（Dutschke，Rudi，1940—1979）

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

杜塞尔多夫经济与社会政策纲领（杜塞尔多夫纲领）（Düsseldorfer Leitstzüber Wirtschaftspolitik，Land-wirtschaftspolitik，Sozialpolitik，Wohnungsbau）

杜森贝格，威姆（Duisenberg，Wim，1935—2005）

对话人委员会（Sprecherausschuss）

多甘出版集团（Dogan Verlagsgroup）

“多边核力量”（Multilateral Force，MLF）

多列士，莫里斯（Thorez，Maurice，1900—1964）

多特蒙德（Dortmund）

多样化宪章（Charta der Vielfalt）

“多样性中的一致性”（Unity in Diversi-ty）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

多元语言（Multilingual）

多元语言文化世界中的教育（Educa-tional Multilingual World）

E

恩岑斯贝格，汉斯·马格努斯（Enzens-berger，Hans Magnus，1929—）

恩斯林，古德龙（Ensslin，Gudrun，1940—1977）

“二+四外长会议”（Erste Zwei-plus-Vier Auenminister Verh and lung）

《2010年议程》（Agenda2010）

《27号法令》（Law No27on the reor-ganisation of the Germancoal andsteelindustries）

F

《法定医疗保险现代化法》（Gesetz zur Modernisierung der gesetzlichen Krankenversicherung，GKV-Modern-isierungsgesetz）

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

法兰克福大学（Goethe-Universitt Frankfurt）

《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ge-meine Zeitung）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 Schule）

法斯宾德，赖纳·维尔纳（Fassbinder，Rainer Werner）

法制国家（Rechtsstaat）

《凡尔赛和约》（Versailer Vertrag）

《反对限制竞争法》（Gesetzgegen Wettbewerbsbeschrnkungen）

反法西斯民主政党（Antifaschistisch-de-mokratische Partei）

“反法西斯民主党派统一阵线”（Einhe-itsfront der antifaschistisch-demokra-tischen Parteien）

《反激进分子令》（Radikalenerlass）

“返乡者文学”（Heimkehrerliteratur）

泛基督教外国人节规划委员会（Ecu-menical Planning Committeefor Foreigner Day）

非代表性（Nicht-Reprsentation）

菲尔宾格，汉斯（Filbinger，Hans）

废水法（Abwasserabgabengesetz）

废物处理法（Abfalbeseitigungsgesetz）

“废墟文学”（Trümmerliteratur）

费舍尔，约施卡（Fischer，Joschka，1943—）

分割委员会（Spaltungsrat）

分区赔偿（Zonal Reparations）

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

弗赖堡大学（Albert-Ludwigs-Universitt Freiburg/Uni Freiburg）

《弗赖堡纲领》（Freiburger Thesen zur Geselschaftspolitik）

弗赖堡学派（Freiburger Schule）

弗兰克，汉斯（Frank，Hans，1900—1946）

弗劳恩霍费尔，约瑟夫·冯（Fraun-h of er，Joseph von，1787—1826）

弗劳恩霍费尔协会（Fraunh of er-Gesel-schaft）

弗里契，汉斯（Fritzsche，Hans，1900—1953）

弗立克，威廉（Frick，Wilhelm，1877—1946）

弗利克公司（Flick-Konzern）

弗林斯，约瑟夫（Frings，Josef，1887—1978）

伏尔加汽车厂（Volga Automobilwerk）

福格尔，汉斯约亨（Vogel，Hans-Jochen，1926—）

福克纳，威廉·卡斯伯特（Faulkner，William Cuthbert，1897—1962）

福斯特霍夫，恩斯特（Forsth of f，Ernst，1902—1974）

福特，杰拉尔德·R.（Ford，Gerald R.，1913—2006）

福音新闻社（Evangelischer Presse-dienst，EPD）

妇女解放行动委员会（Aktionsratzu Be-freiung der Frauen）

G

盖伦，阿诺尔德（Gehlen，Arnold，1904—1976）

高等教育部（Ministerium für Hhere Bildung）

《高等教育框架立法》Hochschulrah-mengestz（HRG）

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Gorbatschow，Michail，1931—）

戈林，赫尔曼（Gring，Hermann，1893—1946）

戈培尔，约瑟夫（Goebbels，Joseph，1897—1945）

《哥德斯贝格纲领》Godesberg Program

“哥廷根十八君子”Gttinger Achtzehn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Goethe，Johann Wolfgang，1749—1832）

格拉斯，贡特（Grass，Günter，1927—）

格雷韦，威廉·G.（Grewe，Wilhelm G.，1911—2000）

格罗提渥，奥托（Grotewohl，Otto，1894—1964）

格洛布克，汉斯（Globke，Hans，1898—1973）

个人服务代办处（Personal-Service-Agenturen，PSA）

个人所得税初始税率（Eingangssteuer-satz）

各州文教部长常设会议/文教部长会议（Stndige Konferenz der Kultusminis-ter/Kultusministerkonferenz，KMK）

根舍，汉斯-迪特里希（Genscher，Hans-Dietrich，1927—2016）

《工商业经济投资补助法》（Gesetzüberdie Investitionshilfe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

工业水平委员会（The Level of Industry Committee）

公法广播电视（Dieffentlich rechitliche Rundfunkanstalten）

公共事业、运输与交通工业工会（Gewerkschaftffentliche Dienste，Transport und Verkehr）

公民创议环境保护联盟协会（Bundesver-band Burgerintiativen U mweltchulz）

公民行动团体（Bürgerinitiative）

共和党（Die Republikaner），见“德国共和党”

《共同促进东部地区发展的计划》（Ge-meinschaftswerk Aufschwung Ost）

共同任务（Gemeinschaftsaufgaben）

古根贝格，伯纳德（Gugenburger，Bernd，1949—）

“故土权利”（Rechtauf Heimat）

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

《关于柏林的四方协定》（Viermchte-Abkommenüber Berlin，Quatripartite Agreement on Berlin）

《关于对德管制机构》（über das Kon-trollsystem in Deutschland）

《关于联邦共和国与三大国关系的条约/一般性条约》（Vertragü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 and unddendrei Mchten/Generalvertrag）

《关于宪法的规定》（Verfassungsrechtli-che Bestimmungen）

《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二+四条约”（Vertragüberdieabschlieende Regelung in bezug auf Deutschland/Zwei-plus-Vier-Vertrag）

管制委员会（Allierter Kontrolrat）

光头党（Skin-heads）

国防委员会（Landesverteidigungrat）

国际集训队（Internationale Trainings-Team）

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Nationales Olympische Komitee）

国家公民民族（Staatsbürgernation）

国家计划委员会（Staatlichen Plankom-mossion）

《国家融入计划》（Nationaler Integra-tionsplan）

国家社会主义行动阵线/国民行动（Ak-tionsfront Nationaler Sozialisten/Na-tionale Aktivisten，ANS/NA）

国家条约（Staatsvertrag）

国家统计局（Staatlichen Statistiken Büro）

国民教育部（Ministerium für Nationale Bildung）

国务委员会（Staatsrat）

国营财产委托代管局（Anstaltzur Treu-h and erschen Verwaltungdes Volk-seigentums）

国营企业（Volkseigenen Betrieb）

H

哈贝马斯，于尔根（Habermas，Jürgen，1929—）

哈茨，彼得（Hartz，Peter，1941—）

哈茨方案（Hartz-Konzept）

哈茨委员会（Hartz-Kommission）

哈尔布费尔，奥古斯特（Halbfel ，Au-gust，1889—1965）

哈尔斯坦，瓦尔特（Halstein，Walter，1901—1982）

哈尔斯坦主义（Hallstein-Doktrin）

哈根（Hagen）

哈姆（Hamm）

海德，约翰（Hyde，John，1902—1971）

《海德堡宣言》（1982年）（Heidelberger Manifest）

海德格尔，马丁（Heidegger，Martin，1889—1976）

海涅曼，古斯塔夫（Heinemann，Gustav，1899—1976）

海森堡，维尔纳（Heisenberg，Werner，1901—1976）

海外重建委员会（Overseas Reconstruc-tion Committee，简称ORC）

汉诺威（Hannover）

豪斯，特奥多尔（Heuss，Theodor，1884—1963）

豪辛格，阿道夫（Heusinger，Adolf，1897—1982）

和平与人权倡议委员会（Initiative für Frieden und Menschenrechte）

核计划小组（nuclear planning group）

赫尔措格，维尔纳（Herzog，Werner，1942—）

赫尔恩斯塔特，鲁道夫（Herrnstadt，Rudolf，1903—1966）

赫尔辛基（Helsinki）

赫尔佐克，罗曼（Herzog，Roman，1934—）

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Khrushchev，Nikita Sergeyevich，1894—1971）

赫斯，鲁道夫（He，Rudolf，1894—1987）

赫脱，克里斯琴（Herter，Christian A.，1895—1966）

黑伦希姆泽（Herenchimsee）

胡贝尔，约瑟夫（Huber，Joseph，1948—）

胡佛，赫伯特（Hoover，Herbert，1874—1964）

胡佛报告（The Presidents Economic Mission to German and Austria by Herbert Hoover）

华沙（Warschau）

《华沙条约》（Warschauer Pakt）

《华沙条约》（Warschauer Vertrag）

华沙条约组织（Warschauer Pakt Orga-nization）

“欢迎费”（Begrüungsgeld）

环境、自然保护和核电站安全部（Minis-teriun für U m welt，Naturschutz und Reaktorensicherheit）

环境（U m welt）

环境保护公民行动联盟（Bundesverband Bürgerinitiativen U mweltschutz，BBU）

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Sachverstndigenratfür U mweltfragen）

环境运动（U m weltbewegung）

货币、经济、社会联盟（Whrungs-Wirtschafts und Sozialunion）

货币改革（Wrungsreform）

货币联盟（Whrungsunion）

货币统一（Whrungseinheit）

霍赫胡特，罗尔夫（Hochhuth，Rolf，1931—）

霍克海默，马克斯（Horkheimer，Max，1893—1973）

J

《基本法》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Grundgesetz）

基层民主（Basisdemokratie）

基督教工会（Christlicher Gewerkschafts-bund Deutschlands，CGB）

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CDU）

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in Bayern/CSU）

基辛格，库特·格奥尔格（Kiesinger，Kurt-Georg，1904—1988）

基要派（Fundis）

《集体合同法》（Tarisvertragesgesetz）

计划合作委员会（Plan und zusamme-narbeit Komission）

纪尧姆，贡特（Guilaume，Günter，1927—1995）

技术许可局（Technologie Lizenz Büro）

加菲利，杰弗逊（Caffery，Jefferson，1886—1974）

监事会（Aufsichtsrat）

《减税法案》（Steuersenkungsgesetz）

《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Europische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Vertrag/EVG-Vertrag）

《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Vertragezur Gründungder Europischen Wirtschaftsgeimeinschaft/EWG-Ver-trag）

《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Vertragüberdie Europische Gemeinschaftfür Kohleund Stahl/Montanunion Vertrag）

《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Vertragzur Gründungder Europischen Atomgemeinschaft/EAG-Vertrag/EURATOM-Vertrag）

“建设性不信任投票”（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constructivevoteof no confidence）

建筑部（Ministerium für Bauabteilung）

交通部（Ministerium für Verkehr）

《觉醒与革新——德国迈向21世纪之路》（Aufbruchund Erneuerung-Deutschlands Weg ins21.Jahrhun-dert Koalitionsvereinbarungzwischen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und Bündnis90/Die GRüNEN）

阶级合作主义（Korporatismus）

杰克逊，罗伯特·霍沃特（Jackson，Robert Houghwout，1892—1954）

《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s）

《解除雇佣关系保护法》（Kündigungss-chutzgesetz，KSch G）

金克尔，克劳斯（Kinkel，Klaus，1936—）

《金融时报》（Finacial Times）

《紧急状态法》（Notst and gesetze/Emer-gency Acts）

“禁止原则”（Verbotsprinzip）

经济、货币与社会联盟（Wirtschafts-，Whrungs-und Sozialunion）

经济改革（Wirtschftsreform）

经济和工业计划参谋处（Economic and Industrial Plan Staff）

经济和科技合作政府委员会（Regierung Komiteefür wirtschaftliche und tech-nologische Zusammenarbeit）

经济互助委员会（Rat für gegenseitige Wirtschaftshilfe）

经济强权（wirtschaftlischer Macht）

经济院（Wirtschaftskammer）

《经济周刊》（Wirtschafts Woche）

居西，格雷戈尔（Gysi，Gregor，1948—）

聚斯穆特，丽塔（Suessmuth，Rita，1937—）

《军人申诉法》（Wehrbeschwerdeord-nung）

“军事中立”（Militrneutralitt）

军事专员（Wehrbeauftragter）

K

卡尔斯鲁厄（Karlsruhe）

卡尔滕布鲁纳，恩斯特（Kaltenbrunner，Ernst，1903—1946）

卡塞尔（Kassel）

卡斯特罗普-克劳塞尔（Castrop-Rauxel）

卡特，吉米（Carter，Jimmy，1924—）

凯南，乔治（Kennan，George F.，1904—2005）

凯特尔，威廉（Keitel，Wilhelm，1882—1946）

凯泽，雅各布（Kaiser，Jakob，1888—1961）

“砍光伐尽文学”（Literatur des Kahl-schlags）

考特纳，赫尔穆特（Kutner，Helmut，1908—1980）

科布伦茨（Koblenz）

科尔，赫尔穆特（Kohl，Helmut，1930—2017）

科技部（Ministeriumfür Wissenschaftund Technologie）

科卡，于尔根（Kocka，Jürgen，1941—）

科隆博，埃米利奥（Colombo，Emilio）

科索沃（Kosova）

《可再生能源法》（Erneuerbare-Energien-Gesetz）

“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ltigung）

克莱，卢修斯（Clay，Lucius D.，1898—1978）

克劳泽，君特（Krause，Gün the r，1953—）

《克雷费尔德呼吁书》（1980）（Krefelder Appel1980）

克林顿，比尔（Clinton，Bill，1946—）

克虏伯（Krupp）

克虏伯，古斯塔夫（Krupp，Gustav，1870—1950）

克鲁格，亚历山大（Kluge，Alex and er，1932—）

克伦茨，埃贡（Krenz，Egon，1937—）

克罗茨，弗朗茨·沙费尔（Kroetz，Franz Xaver，1946—）

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

克彭，沃尔夫冈（Koeppen Wolfgang，1906—1996）

肯尼迪，保罗（Kennedy，Paul，1945—）

肯尼迪，约翰·F.（Kennedy，John F.，1917—1963）

寇松线（Curzon Linie）

库比，埃里希（Kuby，Erich，1910—2005）

跨文化工作（Interkulturele Kulturarbe-it）

L

拉封丹，奥斯卡（Lafontaine，Oskar，1943—）

拉马迪埃，保罗（Ramadier，Paul，1888—1961）

拉姆斯多夫，奥托·格拉夫（Lambsdor-ff，Otto Graf，1926—2009）

腊斯克，戴维·迪安（Rusk，David Dean，1909—1994）

莱比锡（Leipzig）

莱伊，罗伯特（Ley，Robert，1890—1945）

“莱茵模式”（Rheinischer Kapitalismus/The Rhineland Model）

兰茨胡特号（Landshut）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Kanzler des Herzogtums Lancaster；Chancelor of Duchy of Lancaster）

“滥用原则”（Missbrauchsprinzip）

“劳动、革新与公正”（Arbeit，Innovationund Gerechtigkeit）

劳动力市场现代化服务委员会（ARGE-Moderne Dienstleistungenam Arbeits-markt）

劳工经理（Arbeitsdirektor，又译劳工董事）

劳工文学创作团体（Der Werkkreis Literatur de Arbeiterschaft）

雷德尔，埃里希，（Raeder，Erich，1876—1960）

雷蒙德，瓦尔特（Reymond，Walter，1886—1972）

雷默，奥托·恩斯特（Remer，Otto Ernst，1912—1997）

冷战（The Cold War）

里宾特洛甫，约阿希姆·冯（Ribben-trop，Joachim von，1893—1946）

里特尔，格哈德（Ritter，Gerhard，1888—1967）

里希特，汉斯·维尔纳（Richter，Hans Werner，1908—1993）

历史政策（Vergangenheitspolitik）

立宪决议（Verfassungsrechtliche Bestimmu-ngen）

联邦参议院（Bundesrat）

《联邦德国和波兰关于确认它们之间边界的条约》（Vertragzwischen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Republik Polenüber die Besttigungder zwischen ihnen bestehenden Gre-nze）

《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第二个国家条约》（Zweite Staatsvertragzwischender BRD und der DDR）

《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条约》（Vertragüber die Schaffung einer Whrungs-Wirtschafts und Sozialunion zwischender BRD und DDR）

《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关于实现德国统一的条约》（Vertragzwischender BRD und der DDRüber die Herstel-lung der Einheit Deutschlands）

联邦国防军（Bundswehr）

联邦环境保护法（Bundesnaturschutzge-setz）

联邦环境保护局（U m weltbundesamt）

联邦经济委员会（Bundeswirtschaftsrat，又译联邦经济院）

联邦军队总监（Generalinspekteur der Bundeswehr）

联邦劳动服务局（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联邦劳动局（Bundesanstaltfür Arbeit）

联邦排放保护法（Bundesimissionss-chutzgesetz）

联邦宪法保卫局（Bundesamt fur Ver-fassungsschutz）

联邦宪法法院（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联邦刑事局（Bundeskriminalamt）

联邦移民、难民与融入专署（Beauftragtefür Migration，flüchtlinge und Inte-gration）

联邦议院（Bundestag）

联邦银行法（Bundesbankgesetz）

联邦总理（Bundeskanzler）

联合钢铁管制小组（Combined Steel Group）

联合煤炭管制小组（Combined Coal Group）

联盟90/绿党（Bündnis90/Grünen）

联盟党（Unionspartei）

联盟党地方政治联合体（Kommunalpol-itische Vereinigungder CDUund CSU）

《两德关系基础条约》/《基础条约》（Vertragüberdie Grundlagen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 and und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Grundlagenvertrag）

“零点”（Stunde Nul ）

“领导伙伴”关系（partnerin leadership）

“六一社”（Gruppe61）

卢舍夫，格奥尔基耶维奇（Lushev，Georgievich，1923—1997）

鲁尔（Ruhr）

鲁尔钢铁股份公司（Ruhrstahl AG）

《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协定》（Abkommenüber die Errichtung einer Internation-alen Ruhrbehrde）

鲁尔煤矿区发展联合会（Siedlungsver-bund Ruhrkohlenbezirk）

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

《伦敦议定书》（Londoner Empfehlun-gen）

罗伯逊，布赖恩（Robertson，Brian，1896—1974）

“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

罗马尼亚（Rumnien）

《罗马条约》（Rmiche Vertrge/Vertragvon Rom）

罗森堡，阿尔弗雷德（Rosenberg，Al-fred，1893—1946）

罗斯福，富兰克林（Roosevelt，Franklin，1882—1945）

罗斯托克（Rostock）

洛伊施纳，布鲁诺（Leuschner，Bruno，1910—1965）

吕布克，卡尔·亨利希（Lübke，Karl Heinrich，1894—1972）

“绿党/绿色集团”（Die Grünen）

M

马尔库塞，赫伯特（Marcuse，Herbert，1898—1979）

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 zur F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MPG）

马洛伊达，京特（Maleuda，Gün the r，1931—）

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

马歇尔，乔治（Marshal ，George，1880—1959）

马歇尔计划（Marshall-plan）

迈因霍夫，乌尔里克（Meinhof，Ulrik，1934—1976）

麦克洛伊，约翰（Mc Cloy，John，1895—1989）

麦克米伦，莫里斯·哈罗德（Macmillan，Maurice Harold，1894—1986）

麦克纳马拉，罗伯特·斯特兰奇（Mc Na-mara，Robert Strange，1916—2009）

曼，托马斯（Mann，Thomas，1875—1955）

曼内斯曼（Mannesmann）

梅克伦堡（Mecklenburg）

梅尼克，弗里德里希（Meinecke，Frid-rich，1862—1954）

《煤钢企业经理委员会及监事会雇员共决法》（简称《煤钢工业共决法》）（Ge-setzüber die Mitbestimmung der Ar-beitnehmerin den Aufsichtsrten und Vorstndender Unternehmendes Bergbaus undder Eisenund Stahlerzeugenden Industrie，Montan-Mit-bestimmungsgesetz）

“煤炭委员会”（Kohlenrat）

“美因茨模式”（Mainz Model ）

蒙哥马利，伯纳德（Montgomery，Ber-nard Law，1887—1976）

蒙克顿，沃尔特（Monckton，Walter，1891—1965）

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Alierte Hoche Kommission）

盟国国际赔偿总署（Inter Alied Repara-tions Agency，IARA）

孟戴斯-弗朗斯，皮埃尔（Mendès-France，Pierre，1907—1982）

米尔斯，珀西（Mills，Percy，1890—1968）

米勒-阿尔马克，阿尔弗雷德（Müler-Armack，Alfred，1901—1978）

密特朗，弗朗索瓦（Mitterrand，Franois，1906—1996）

民事替代役（Ziviler Ersatzdienst）

《民事替代役法》（Zivildienstgezetz）

民主德国（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DDR）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

“民主觉醒”（Demokratische Aufbruch）

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PDS）

《明镜》周刊（Der Spiegel）

《明星》杂志（Der Stern）

摩根索，亨利（Morgenthau，Henry，1891—1967）

“摩根索计划”（Morgenthau Plan）

摩加迪沙（Mogadischu）

“魔法四角”（Magischen Viereck）

莫波尔，瓦尔特（Momper，Walter，1945—）

莫德罗，汉斯（Modrow，Hans，1928—）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Molotow，Wjatscheslaw，1890—1986）

莫内，让（Monnet，Jean，1888—1979）

莫斯科（Moskau）

墨菲，罗伯特（Murphy，Robert，1894—1978）

《墨西拿协议》（Die Absprachenvon Messina）

默克尔，安吉拉（Merkel，Angela，1954—）

慕尼黑十月节（啤酒节）（Oktoberfest）

N

“拿骚协定”（Nassau Agreement）

《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

“内心指导原则”/“内部领导原则”（In-nere Führung）

尼克松，理查德·米尔豪斯（Nixon，Richard Milhouse，1913—1994）

牛赖特，康斯坦丁·冯（Neurath，Kon-stantin Freiherr von，1873—1956）

纽伦堡劳动市场和职业研究所（Institutfür Arbeitsmarkt-und Berufsfors-chung）

农民互助联合会（Vereinigung der ge-genseitigen Bauernhilfe）

《农业和自然保护法》（Gesetzüber Na-turschutz und Landschaftspflege）

诺登，阿尔伯特（Norden，Arbert，1904—1982）

诺尔特，恩斯特（Nolte，Ernst，1923—）

诺尔廷，埃里克（Nlting，Erik，1892—1953）

诺维科夫，尼古拉（Novikov，Nikolai，1903—1989）

O

《欧安会最后文件》（Schlussdokumentfü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in Europa）

欧盟教育文化总体指导委员会（The Educationand Culture Directorate-General）

欧奈尔，康（ONeil，Con，1912—1988）

欧元（Euro）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Konfere-nzfü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in Europa，KSZE）

“欧洲大厦”（Europaische Gebaude）

欧洲防务共同体（Europische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Europische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Vertrag）

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lan）

欧洲工人党情报局（European Informa-tion Bureau of the Commu nist and WorkersParties）

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ERM）

欧洲货币管理局（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

欧洲货币体系（Europe Monetary Sys-tem（EMS）

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ische Wirtscha-ftsgeimeinschaft，EWG）

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ommitteeof Eu-rope Economic Cooperation）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rganizat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OEEC）

欧洲军（Europische Armee）

《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Vertragüber die Europische Union（EUV）/Vertrag von Maastricht）

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ische Gemein-schaft für Kohle und Stahl，EGKS；Montanunion/European Coaland Steel Community（ECSC））

“欧洲社会民主的新道路”（Der Wegnachvornefür Europas Sozialde-mokraten）

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of Europe）

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欧洲咨询委员会（Europische Beratende Kommission）

P

帕肯汉姆，弗朗西斯（Parkenham，Fran-cis，1905—2001）

潘兴Ⅱ导弹（Pershing-Ⅱ- Rakete）

庞托，于尔根（Ponto，Jürgen，1923—1977）

“赔偿与战后德国经济水平计划”（Rep-arations and the Level of Post-war German Economy）

朋克摇滚（Punkrock）

皮杜尔，乔治（Bidault，George，1899—1983）

皮克，威廉（Pieck，Wilhelm，1876—1960）

普朗克，马克斯·卡尔·恩斯特·路德维希（Planck，Max Karl Ernst Lud-wig，1858—1947）

普利文，勒内（Pleven，Renè，1901—1993）

普罗迪，罗马诺（Prodi，Romano，1939—）

普通中学（Hauptschule）

Q

齐默尔曼，伯纳德·阿洛伊斯（Zimmer-mann，Bernd Alois，1918—1970）

企业代表会，又译企业委员会（Betrieb-srat）

《企业代表会法》，又译《企业委员会法》（Betriebsrtegesetz）

企业共决制，又译劳资共决制（Mit-bestimmung）

《企业共同决定法》（Mitbestimmungsge-setz）

《企业宪章法》，又译《企业组织法》（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Betr VG）

切尔诺贝利（Chernobly）

青年社会党人（Jungsozialist，Jusos）

丘吉尔，温斯顿（Churchil ，Winston，1874—1965）

区别融合（Distinktive Integration）

屈恩，海因茨（Kühn，Heinz，1912—1992）

屈南，米夏埃尔（Kühnen，Michael，1955—1991）

全德集团（Gesamt-deutscher Block）

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es Wis-senschaftliches Komitee）

全国体育联合会（National Sports Asso-ciation）

全国阵线（Nationale Front）

群众体育工作部（Ministerium für Bre-itensport）

R

人民议院（Volkskammer）

日常生活史（Altagsgeschichte）

荣格，艾 丽 卡（Runge，Erika，1939—）

融入峰会（Integrationsgipfel）

融入问题（Eingliederungsproblem）

若斯潘，利昂内尔（Jospin，Lionel，1937—）

S

撒切尔，玛格丽特（Thatcher，Margaret，1925—2013）

《萨尔法规》（Saarstatut）

“萨尔模式”（Saar Model ）

萨克塞，汉斯（Sachsse，Hans，1906—1992）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Sachsen-Anhalt）

萨克森州（Freistaat Sachsen）

萨特，让-保罗（Sartre，Jean-Paul，1905—1980）

“30年战争”（Dreiigjhriger Krieg）

沙尔平，鲁道夫（Scharping，Rudolf，1947—）

沙赫特，亚尔马（Schacht，Hjalmar，1877—1970）

赛斯-英夸特（Seyss-Inquart，Artur，1892—1946）

少儿体育俱乐部（Kinder-Sport-Clubs）

少数族群媒体融入（Mediale Integrationvon ethnischen Minderheiten）

绍克尔，弗里茨（Sauckel，Fritz，1894—1946）

舍恩胡贝尔，弗朗茨（Schnhuber，Franz，1923—2005）

舍尔斯基，赫尔穆特（Schelsky，Hel-mut，1912—1984）

舍费尔，弗里茨（Schffer，Fritz，1888—1967）

舍韦内芒，让·皮埃尔（Chevènement，Jean Pierre，1939—）

社会的法制国家（sozialer Rechtsstaat）

社会帝国党（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SRP）

《社会法典》（Sozialgesetzbuch）

社会伙伴（Sozialpartner）

社会救济金（Sozialhilfe）

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us）

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

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

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

《申根协定》（The Schengen Agreement）

什切青（Stettin）

生态现代化（kologische Moderni-sierung）

生态主义（kologismus）

失业金（Arbeitslosengeld）

失业补助（Arbeitslosenhilfe）

失业金Ⅰ（ArbeitslosengeldⅠ）

失业金Ⅱ（ArbeitslosengeldⅡ）

师范大学（Pdagogische Hochschule）

施莱尔，马丁·汉斯（Schleyer，Hans-Martin，1915—1977）

施隆多夫，沃尔克（Schlndorff，Vol-ker，1939—）

施罗德，格哈德（Schrder，Gerhard，1944—）

施罗德，格哈德（Schrder，Gerhard，1910—1989）

施密特，赫尔穆特（Schmidt，Helmut，1918—2015）

施奈德，皮特（Schneider，Peter，1940—）

施佩尔，阿尔贝特（Speer，Albert，1905—1981）

施普林格，阿克塞尔（Springer，Axel，1912—1985）

施普林格集团（Axel Springer AG）

施泰因迈尔，弗兰克瓦尔特（Stein-meier，Frank-Walter，1956—）

施特莱歇尔，尤利乌斯（Streicher，Jul-ius，1885—1946）

施特劳斯，博托（Strauss，Botho，1944—）

施特劳斯，弗朗茨·约瑟夫（Strau，Franz Josef，1915—1988）

施特鲁克，卡琳（Struck，Karin，1947—）

“10点纲领”（Zehn-Punkte-Programm）

时代精神（Zeitgeist）

实科学校（Realschule）

史学家论战（Historikerstreit）

《士兵法》（Sodatengesetz）

《世界报》（Die Welt）

舒马赫，库尔特（Schumacher，Kurt，1895—1952）

舒马赫，米歇尔（Schumacher，Michael，1969—）

舒曼，罗贝尔（Schuman，Robert，1886—1963）

“舒曼计划”（Schumann Plan）

“双轨决议”（Doppelbeschluss/Two-Track Decision）

双占区经济委员会（Wirtschaftsrat des Vereinigten Wirtschafsgebietes）

水、大气和噪音污染保护局（Abteilungder Gewsserschutz，luftreinhaltungund Lrmbekmpfung）

朔伊布勒，沃尔夫冈（Schuble，Wolf-gang，1942—）

私营广播及电子媒体联合会（Verband Privater Rundfunkund Telemediene V.VPRT）

斯巴达克运动员和儿童运动会（Spielefür Spartak Athleten und Kinder）

斯大林，约瑟夫（Stalin，Joseph，1878—1953）

斯多夫，维利（Stoph，Wili，1914—1999）

斯派德尔，汉斯（Speidel，Hans，1897—1984）

斯坦贝格，多尔夫（Sternberger，Dolf，1907—1989）

斯坦贝克，约翰（Steinbeck，John，1902—1968）

斯图加特（Stuttgart）

斯图加特多元语言商业服务（Multilin-gual Business Services Stuttgart）

斯托尔滕贝格，格哈德（Stoltenberg，Gerhard，1928—2001）

斯托克豪森，卡尔海因茨（Stockhausen，Karlheinz，1928—2007）

《四国宣言》（Vier-Mchte-Erklrung）

“松动政策”（Bewegungspolitik）

《苏德睦邻伙伴合作条约》（Vertragüberenge deutsch-sowjetische Zusammen-arbeit）

苏莱曼斯勒（Suleymancilar）

苏维埃股份公司（Sowjetische Aktienge-selschaft，SAG）

《苏占区反法西斯政党和自由工会重建令》（Befehl Nr.2 des Obersten Chefsder Sowjetischen Militrischen Admin-istration：Erlaubnis zur Bildung und Ttigkeitaler antifaschistischen Parteienund Gewerkschaften）

索菲亚（Sofia）

索科洛夫斯基，瓦西里（Sokolovski，Va-sili，1897—1968）

T

塔西尼，让·德·拉特尔·德（Tas-signy，Je and e Lattrede，1889—1952）

特劳贝，克劳斯（Traube，Klaus，1928—）

特雷普托（Treptow）

特洛斯贝克，约翰（Trouthbeck，John）

特洛塔，玛格丽特·冯（Trotta，Marg-arethe von，1942—）

“特殊道路”/“独特道路”（Sonderweg）

体育和技术协会（Sport und Technik Verein）

体育局（Sportsbüro）

替代性政治联盟——绿党（Die Sontige Politische Vereinigung [SPV]-Die Grünen）

天主教会（Kartholische Kirche）

“条约共同体”（Vertragsgemeinschaft）

《通往德国统一道路的方案》（Konzep-tion für den Weg zur Deutschen Ein-heit）

“统一附加税”（Solidarittszuschlag）

《统一条约》（Einigungsvertrag）

图林根（Thüringen）

《图片报》（Bild）

土耳其移民档案中心—博物馆（Doku-mentationszentrum und Museumüberdie Migration aus der Türkei）

“托管人计划”（Trusteeship Plan）

W

瓦尔拉夫，汉斯·贡特（Wallraff，Hans Günter，1942—）

《外国人法》（Auslndergesetz）

外籍工人（Gastarbeiter）

外交部（Auenministerium）

“网络时代的欧洲创意”（The Netdays Europe Initiative）

威尔，塞西尔（Weir，Cecil，1890—1960）

威尔逊，詹姆斯·哈罗德（Wilson，James Harold，1916—1995）

韦勒，汉斯-乌尔里希（Wehler，Hans-Ulrich，1931—2014）

《威斯特法伦评论》（Westaflischen Rundschau）

《威斯特法伦邮报》（Westfalenpost）

“微型工作”（minijobs）

维尔纳传媒集团（Werner Media Group）

维辛斯基，安德烈（Vyshinsky，Andrey，1883—1954）

维也纳（Wien）

卫生保健部（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

魏茨泽克，卡尔·弗里德里希·冯（Weizscker，Carl Friedrichvon，1912—2007）

魏茨泽克，里夏德·冯（Weizscker，Richard von，1920—2015）

魏森博恩，贡特（Gün the r，Weisenborn，1902—1969）

魏斯，皮特（Weiss，Peter，1916—1982）

温伯格，卡斯珀（Weinberger，Caspar，1917—2006）

温德尔斯，维姆（Wenders，Wim，1945—）

温麦（U mma）

文化部（Ministerium für Kultur）

文化代表多元主义政策（kultureler Trgerpluralismus）

文化多元性（kulturelle Pluralitt）

文化教育部（Kultusministerium）

文化联邦主义（Kulturfderalismus）

文化与媒体专署（Beauftragter für Kul-tur und Medien）

文化政策（Kulturpolitik）

文化政治社会文化政策研究所（Institutfür Kulturpolitik der Kulturpolitisch-en Geselschaft）

文科中学（Gymnasium）

《稳定与增长法》/《稳定法》（Stabilitts-und Wachstumsgesetzes/Stabilittsgesetz）《我们创造性的多样性》（Our Creative Diversity）

沃曼，加布莉勒（Wohmann，Gabriele，1932—）

乌布利希，瓦尔特（Ulbricht，Walter，1893—1973）

乌尔姆（Ulm）

“无界限”培训工程（WDRGrenzlos）

“50+”计划（Perspektive50plus）

X

西德广播电视台（Westdeutscher Rund-funk，WRD）

西南德广播电视台（Südwestrundfunk，SWD）

西欧联盟（Westeuropische Union，WEU）

希拉克，雅克（Chirac，Jacques，1932—）

希姆莱，海因里希（Himmler，Heinrich，1900—1945）

席腊赫，巴尔杜·冯（Schirach，Baldurvon，1907—1974）

席勒，卡尔（Schiller，Karl，1911—1994）

现实派（Realos）

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

宪法法庭（Verfassungsgericht）

《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10点计划》（Ze-hn Punkte-Programm zurüberwindungder Teilung Deutschlands und Europas）

消费合作社（Consumer Genossen-schaften）

“小型工作”（midijobs）

小学（Grundschule）

“协调行动”（Konzertierte Aktion）

谢尔，瓦尔特（Scheel，Walter，1919—2016）

谢瓦尔德纳泽，爱德华（Schewardnadse，Eduard，1928—）

辛德曼，霍斯特（Sindermann，Horst，1915—1990）

“新表现主义”（Neo-Expressionismus）

新德国电影/青年德国电影（Neuer Deutscher Film/Junger deutscher Film）

新德国电影董事会（Kuratorium jüngerdeutscher Film）

《新德意志报》（Neues Deutschland）

“新概念艺术”（Neue Konzeptionskunst）

“新感伤主义”（Neue Empfindsamkeit）

“新家乡”（Neue Heimat）

新教福音教会（Evangelische Kirche）

新经济体制（Neueskonomisches Sys-tem）

“新论坛”（Neues Forum）

新纳粹（Neo Nazi）

“新内心主义”（Neue Innerlichkeit）

“新野兽派”（Neue Wilde/Junge Wilde）

新中产阶级，新中间阶级（neuer Mittel-stand，neue Mittelklasse）

“新中派”（Die Neue Mitte）

“新主体性”（Neue Subjektivitt）

《星期日世界报》（Weltam Sonntag）

“星期一游行”（Montagsdemonstra-tionen）

匈牙利（Ungarn）

《选举条约》Wahlvertrag

学术自由联盟Bund 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

《循环经济促进与废料环保性管理保障法》（Gesetz zur Frderung der Kreis-laufwirtschaftund Sicherungderum weltvertrglichen Bewirtschaftungvon Abfllen）

Y

雅尔塔会议（Jalta-Konferenz）

《雅尔塔会议公报》（Jalta-Konferenz Bericht）

雅尔塔体系（The Yalta System）

《雅尔塔协定》（Abkommen von Yalta）

雅斯贝斯，卡尔·特奥多尔（Jaspers，Karl，1883—1969）

“亚洲新观念”（Das Neue Asienkonzept）

耶宁格，菲利普（Jenninger，Philipp，1932—）

冶金工业工会又译五金工会（IG-Met-al ）

伊玛目（Imam）

移民社区（Einw and erer-communities）

《义务兵役法》（Wehrpflichtgesetz）

议会党团（Fraktion）

“议会外反对派”（Au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APO）

议会委员会（Parlamentarische Rat）

《议会委员会模式与建立法》（Modelund Begründung eines Gesetzesüber den Parlamentarische Rat）

优秀运动员训练部（Abteilungvon Spitzensportlern Ausbildung）

《犹太汇报》（Jüdische Algemeine）

“犹太人中央委员会”（Der Zentralratder Juden）

《犹太日报》（Jüdische Zeitung）

约德尔，阿尔弗雷德（Jodl，Alfred，1890—1946）

约翰逊，林登·B.（Johnson，Lyndon B.，1908—1973）

约翰逊，乌韦（Johnson，U we，1934—1984）

Z

在德移民档案中心—博物馆（Dokumen-tationszentrum und Museumüber die Migrationin Deutschland，DOMi D）

泽克特，汉斯·冯（Seeckt，Hans von，1866—1936）

《增进法定医疗保险公司之间的团结法令》（Gesetzzur Strkung der Solidarittindergesetzlichen Krankenversi-cherung，GKV-Solidarit- tsstr kungs-gesetz）

《占领法规》（Besatzungsstatut）

“战斗的民主/防卫性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wehrhafte Demokratie）

《政党法》（Parteiengesetz）

“政党国家”（Parteienstaat）

职业顾问处（Berufsberater Büro）

“中间派联合”（Koalition der Mitte）

《中央兵役条例》（Zentrale Dienstvor-schrift）

中央党（Zentrumspartei）

中央国营企业联合会（Vereingungen Volkseigener Betrieb）

中央书记处（Zentral Sekretariat）

中央执行委员会（Zentrale Exeku-tivkomitee）

“众神的黄昏”（Gtterdmmerung）

《重划州边界》（Lndernneugliederung）

朱可夫，格奥尔吉（Zhukov，Georgy，1896—1974）

专区体育联合会（Bereich Sports Asso-ciation）

自然友好型经济议会间共同工作组（In-terpalarmentar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für naturgeme Wirschaft）

“自我股份公司”（Ich AG）

自由报（Hürriyet）

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Frei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FDGB）

自由德国工人党（Fre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FAP）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Freie Deutsche Ju-gend）

自由民主党（Liber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LDPD）

自由民主联盟（Freiedemokratische Union）

“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Freie-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FDGO）

自治（Selbstverwaltung）

“综合复兴政策”（Comprehesive Reco-very Programm）

综合性大学（Gesamthochschule）

综合中学（Gesamtschule）

最高税率（Spitzensteuersatz）

《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Vertragüber die abschlieende Regelung in Bezug auf Deutschland）

五 德国历代皇帝、国王和国家首脑

后 记

本书为《德国通史》第六卷，主要阐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1945年至2010年德国现当代的历史，是德国在战后被盟国分区占领到分裂成两个德国，以及两个德国奋斗崛起和最后统一并发展成欧洲大国、强国的历史。本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吴友法负责全书的组织、框架构思、撰写前言、统稿等工作；上编第一章、第二章，下编第十三章、第十五章由孙文沛撰写；上编第三章、第四章，下编第十四章、第十六章由岳伟撰写；中编由黄正柏、邓红英撰写，其中联邦德国部分由黄正柏执笔，民主德国部分由邓红英执笔。附录内容由各位作者提供，最后由岳伟、孙文沛负责编排、整理而成。

由于我们能力、水平有限，本书肯定存在不足之处，敬请读者、同行专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