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史（第4版）

[美]约瑟夫·W.本德斯基 著

王光华 王玉青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引言 研究纳粹主义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

第一部分 纳粹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1919—1928

第一章 陷于危机的魏玛民主

第二章 希特勒与纳粹主义的崛起

第三章 纳粹意识形态的历史根源

第四章 纳粹党“早期奋斗岁月”中的政党架构、宣传模式及其追随者

第二部分 权力的攫取与巩固 1929—1934

第五章 20世纪30年代德国国民议会的瘫痪和纳粹的突破性胜利

第六章 希特勒获得权力的合法路径

第七章 合法伪装掩盖下的纳粹革命

第三部分 德国社会的纳粹化 1934—1938

第八章 全能国家抑或二元国家与复合多元政体

第九章 政治生物学、文化与社会

第十章 党卫军恐怖统治、反犹主义以及对纳粹化进程的抵制

第四部分 纳粹帝国在欧洲的崛起与覆灭 1933—1945

第十一章 作为政治家的元首：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

第十二章 作为战神的元首：胜利与征服

第十三章 从统治到败退

第十四章 大屠杀、抵抗与挫败

第五部分 为正义和历史记忆而奋斗

第十五章 从纽伦堡到直面历史

第十六章 电影艺术领域棘手的纳粹遗产：政治宣传与历史真相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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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卡门

引言

研究纳粹主义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

从首次在选举中获得重大突破[1]不到三年时间，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就已经成为德国总理，纳粹在德国攫取了政治权力。在那个夜晚，希特勒站在柏林的帝国总理府窗前，向数千名游行而过的纳粹冲锋队员挥手致意。到1940年6月，希特勒已经作为成功征服法国的胜利者巡视巴黎，此前德意志国防军仅用几周时间就打败了法军。纳粹一度宣称，他们的第三帝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明，并将持续屹立千年。但希特勒及其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在迅速崛起之后，很快就同样急剧地崩溃，第三帝国实际仅存续了12年时间。到1945年，希特勒已经被迫撤退到他的地堡里，外面环绕的是这个帝国的废墟。就在那个地堡里，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纵览全部现代历史，纳粹时期在其中只占了极短暂的一瞬。然而，正是在这期间，纳粹建立了人类历史上迄今所知最具压迫性的独裁政权之一。他们发动了世界大战，统治了大部分欧洲大陆，还犯下了举世震惊的反人类的滔天罪行。事实上，第三帝国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结构和世界历史进程。

出于这些原因，纳粹主义运动在其产生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在西方世界集体意识中占据独特的位置。即使冷战的结束已经消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在领土、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分割状态（这种分割正是因希特勒的战争所导致），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历史上很少有其他在如此短暂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在事件本身过去这么多年以后，还在整个西方世界这样折磨人类的良知、吸引如此广泛的兴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苏联这一高压政权在历史上非常重要，而且该政权延续长达70年之久，但人们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研究兴趣已经锐减。而且，对于德国人来说，尽管在过去的50年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经证明该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进步的社会之一，但纳粹独裁政权仍超越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如黑暗幽灵—— 一段“无法把握的历史”——不断在人们心头浮现。近年来在中国及拉丁美洲学界也表现出了对这一主题的认真的兴趣，这表明对第三帝国的研究已经呈献出了一种全球维度。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和评论家开始援引纳粹主义的历史，以其作为理解和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的历史框架。

从学术界到大学课堂再到大众文化、图书、电影等领域，纳粹主义始终是一个既充满强烈吸引力又令人惊骇恐惧的主题。“纳粹”这一词语本身，几乎已经成为“邪恶”的同义词。对于千百万人来说，任何与“第三帝国”有关的事物会立即引发惊惶的情绪反应，显然这种反应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减轻。哪怕仅仅是略微提及纳粹主义，很多人都立刻会联想到毁灭、暴行及大规模屠杀无辜民众的恐怖景象。每当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甚至是普通人，想要找一个极端的例子去论证其在伦理或道德方面的观点时，他们经常会从第三帝国的历史中援引事例。在以不确实性和道德相对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当代西方世界中，纳粹主义是存在广泛道德共识的少数几个主题之一。

然而，广泛存在的兴趣、嫌恶及道德谴责本身，并不表明对历史有真正的理解。几十年来，我遇到过不计其数的学生及普通听众，他们往往已经阅读过关于第三帝国方方面面的若干资料；但经常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极少能够抓住纳粹主义的本质，也很少有人真正理解纳粹为何能够成功，又为何会最终走向失败。尽管他们已经掌握了关于这段历史的一般性知识，但他们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纳粹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攫取国家权力，并在德国这样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实施他们的残暴政策。而这些疑问及其他一些关键问题，也正是历史学家们在过去近一个世纪中争论不休的焦点所在。到底是什么，使得这样一个曾经在奥托·冯·俾斯麦卓越治国才能引领下的国家，会实施阿道夫·希特勒如此不计后果的外交政策？到底是什么，导致广受全世界尊敬和效仿的威廉·冯·洪堡的人文教育理想，如此轻易地被反智主义及约瑟夫·戈培尔的仇恨宣传所取代？为什么纳粹主义吸引了那么多的人？还有，为什么德国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未能阻止第三帝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种族灭绝政策？纳粹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吗？是德国历史遵循其自身发展方向的必然结果吗？是德国独特民族性格的彰显？抑或是一系列特殊的历史及社会环境因素的结合？

要想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抓住纳粹主义运动的本质，就需要对第三帝国的起源与历史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唯有如此，方能真正理解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我写作本书的最初目的，是为学生和普通读者提供一个系统完整的读本，既简明扼要又易于理解。本书基于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及最新进展，对关键的历史事件，以及导致纳粹德国崛起与覆灭的相关因素进行了解释。尽管本书不是专门写给德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们看的，它还是涵盖了纳粹历史的许多重要方面，而这些方面往往被一些更专业的，仅针对纳粹主义运动特定维度或仅聚焦少数著名历史人物的研究成果或传记作品所忽略。

本书自初版至今，一直深受学生及普通读者欢迎。然而，从《纳粹德国史》初版问世以来，本主题领域已经新增了若干重要研究成果，新的学术专著也不断推出，这使得对本书进行持续修订成为必要：本书第二版重新编排和扩展了文本，新增了纳粹大屠杀研究领域涌现的大量成果，并且加入了社会史研究领域所提供的新数据与新阐释。社会历史学家——经常是在定量研究模式的帮助下，对纳粹在招募新成员、争取支持者时，各社会群体对纳粹不同的响应程度等方面提供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阐释；社会历史学家同样拓展了我们对德国妇女在纳粹崛起及攫取权力过程中的作用等方面的认识，并使我们从更多方面进一步了解了德国妇女与第三帝国的本质及政策的关系。第三版继续体现了社会史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再次强调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决定第三帝国政策及实践时的关键作用。这一版本着重叙述了纳粹统治下德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它分析了德国普通公民的处境，他们一方面承受纳粹相关政策及其背后力量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受到顺应形势、与其他人合作的强烈诱惑，描述了他们是如何在这二者之间找到自己行为模式的。这一版本还叙述了以下内容：德国的基督教徒力争保持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并以其对抗纳粹的异教信仰和“安乐死计划”（euthanasia programs）[2]；与此同时，出于经济利益及社会群体组织自私的原因，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机构、商界的个人和群体变成了迫害犹太人的帮凶；尽管一部分德国年轻人确实是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的狂热成员，但还是有不少人跟其他任何社会中的青年一代一样，充满了叛逆精神；这是一个社会，但其法律、政策及社会行为预期，都越来越由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决定，而这一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生物学和达尔文主义的人生观、社会观与历史观基础之上的；纳粹最基本的国内目标，就是通过消灭那些被认为在生理上、精神上或者行为上不合格的德国人，来实现净化雅利安种族及德国社会的目的；而纳粹针对整个欧洲文明的斗争目标，就是在欧洲大陆对所谓的劣等民族通过战争、奴役和大规模屠杀来进行种族清洗，他们认为这一种族净化过程将为实现希特勒和纳粹思想家所设想的、由雅利安种族所主宰的“千年帝国”（Thousand-Year Reich）统治扫清道路。

第四版也收录了不断新增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晚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都是近年来由德国史研究领域的诸位杰出学者所贡献。尽管在此前的版本中已经有所涉及，但一系列最新研究成果使得进一步明晰和强调纳粹主义与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上的区别尤有必要。尽管这两种力量在某些特定方面有一些共同特征（如民族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犹主义等），但它们本身的实质，以及它们对德国及世界未来的设想全然不同。纳粹主义并非极右派的发展或延伸，而是一种糅合了此前形形色色而且彼此冲突的历史力量和意识形态（特别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独一无二的综合体。究其实质与核心，纳粹党人不仅是狂热的种族主义者，而且还是真正的社会革命者。作为横扫一切的革命性社会重组运动的支持者，纳粹不仅是民主制度和左翼人士的敌人，同样也是保守主义者和反变革人士的敌人。只有认识到这种重要区别，才能真正理解这一新兴政治运动本质之所在，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何它能吸引到如此广泛的追随者和支持者。

关于对纳粹德国战争罪行的审判，以及关于当代德国对第三帝国的历史记忆，第四版在此前版本的基础上提供了新的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版本还进一步扩展了覆盖范围，将以前经常被忽视的纳粹统治时期受迫害群体，如同性恋者、“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宗教团体等史实纳入其中。还有，鉴于传媒技术的进步，使得影像资料成为方便的教育手段，本书附录提供了一个笔者极力推荐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清单，这些影片有的直接源自纳粹时代，有的是战后以第三帝国作为历史题材的作品。如果使用得当并伴随相关阅读资料配套观看，这些影像资料可以将这一时代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从多个维度增强对纳粹历史现象的理解。这些影片是极宝贵的手段，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质及其骇人后果，同样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贯穿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期间对纳粹主义各种各样的反应，理解纳粹德国历史遗产对当代德国的影响，理解关于历史记忆的各种论争。

这一新版本在保留此前诸版本的优点（特别是叙述简洁、资料可靠）的同时，也体现了结构上的完整性。但本书一个最具吸引力的特征是其材料编排与写作风格，它把讲故事一般的历史叙述和对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学生、普通读者还是历史学家，都会认为本书既引人入胜，又对纳粹主义的起源、本质及其后果做了易于理解的阐释。事实上，第三帝国这一主题既有持久的历史重要性，又在当代世界具有广泛而强烈的吸引力。对于正在寻找一本关于纳粹德国这一主题的简洁但囊括所有重要问题的著作的人来说，本书提供了一个最佳的选择。

[1] 此处指1930年的国民议会选举，在该次选举中纳粹党成为国民议会中第二大政党，其席位数由1928年的12席骤增到107席，详见本书第五章。——译者注

[2] 即“T-4行动”，“T-4”是“Tiergartenstraße 4”（蒂尔加滕街4号）的缩写，该地址是德国柏林一栋别墅，供负责杀害德意志帝国全境残障人士的领导所使用，是“治疗与院内护理慈善基金”（Gemeinnützige Stiftung für Heilund Anstaltspflege）总部所在地。“T-4行动”是纳粹分子对（非犹太裔的）德国人即雅利安人中所谓“不适合生存”的人（包括患有不治之症、精神疾病、身体畸形或者有社会适应障碍的人）所进行的大规模屠杀行动。纳粹优生学政策认为他们是“不值得生存的生物”。这一行动由希特勒亲自批准，在执行时披上了所谓医学和卫生原则的伪装。该行动公开执行时间为1939年9月到1941年8月（因宗教领袖抗议而暂停公开行动），在这期间已经有7万——9万德国人在行动中被杀。事实上这一行动在1941年8月之后并未停止，1939年到1945年间至少有20万在肉体或精神方面有残疾症状的人通过施药、饥饿、毒气等方式被屠杀。——译者注

第一部分

纳粹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1919—1928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力量在快速增长。他们的领导人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是一个纯粹和简单的冒险分子……确实是个人物……他充分利用所有潜在的社会不满情绪来助推其政党实力……但至于他是否能强大到足够领导德国民族主义运动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可能他做不到。

——杜鲁门·史密斯（Truman Smith）上尉，

美国驻德国副武官，柏林，1922

第一章

陷于危机的魏玛民主

1918年11月10日，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默默无闻的德国士兵躺在军事医院的病床上独自伤神。他刚刚得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已经退位，共和国已经在柏林宣告成立。更让希特勒震惊的消息是：德国居然输掉了战争！次日签署的停战协定实际上相当于德国的全面投降。在希特勒看来，停战协定的签署以及共和国的成立并非缘于德国在战场上的失败，而都是由于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的破坏所导致的。因为这些人缺乏勇气、对国家不忠诚或者自私自利，以致削弱了政府的根基、损害了战争的努力。希特勒认为，魏玛共和国的创立及其后来对《凡尔赛和约》的全盘接受是德国的政治灾难。从那以后，他就把德国大部分经济和政治问题归咎于魏玛共和国及《凡尔赛和约》。然而，事实上正是这些被希特勒备加诟病的历史进程，使得他从默默无闻中崛起，成为历史上最富权势，也是最臭名昭著的独裁者之一。尽管纳粹意识形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某些特定的文化和思想潮流，但希特勒和纳粹作为政治力量的迅速崛起可以直接归因于《凡尔赛和约》，以及从魏玛共和国成立开始就在持续困扰这个政权的各种危机。

共和国宣告成立不到两个月，共产主义者就在柏林及其他主要城市煽动革命。他们的目标是在德国建立一个与列宁在俄罗斯所建立的类似的苏维埃国家。1919年4月，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在慕尼黑宣告成立。这些叛乱被德国政府军联合民间志愿团体［被称为“自由军团”（Free Corps）］残酷镇压了下去，但从1918年冬天到1919年春天，德国一直处于内战状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开始选举产生国民议会。国民议会将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柏林作为德国首都，此时正处于动荡混乱的形势下，以至于制宪会议不得不在另一个城市魏玛召集举行，因而新的民主政府后来被非正式地称为魏玛共和国。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在开始时还是有很多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民主制度有可能在德国落地生根。在制宪会议代表选举过程中，有多达8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支持建立共和国的比例为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的3/4。国民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魏玛宪法保证所有公民拥有基本的公民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宪法还废除了贵族阶层的特权。宪法规定国民议会经普选产生，作为自治政府最重要的组织机构。政府组成形式与此前的威权主义君主制下截然不同，总理及其内阁直接向国民议会负责，他们只有在获得国民议会大多数代表信任票的情况下才可以履职。

魏玛宪法的制定者重视建立在议会民主基础上的政府，但他们也同样重视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因而，宪法也设定了一个强势总统职位：总统独立于国民议会，由人民直选产生，任期为7年。总统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意在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和稳定的政府。总统控制军队、主导外交政策、任命和废黜总理，还可以解散议会并要求重新选举。更重要的是，根据宪法第48条，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可以拥有特别的权力，在此种情况下，他可以暂时中止宪法部分内容的效力，可以采取紧急状态措施，可以调遣军队介入相关事态以恢复秩序和安全。尽管这一规定后来被称为“独裁条款”，但这条规定的目的在于保护现有政府和宪法，并不是为了建立独裁政权而提供法律根据。总统不能修改宪法，而且国民议会有权撤销一切紧急状态法令。更何况，根据这一条款的表述，在特定情况下只有通过决定性的政府行为才能使共和国得以存续。至少从纸面上说，德国人终于为建立一个现代的、稳定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

新政府在稳定国家局势、推动民主体系有效运转等方面的实践中面临着巨大困难。所有问题的核心在于，全体德国人民缺乏政治与社会共识。在战争之前，德国由威权主义的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统治，其结果就是，德国各政党都没有学会承担民主政府的责任，也没有掌握政治妥协的技巧，而且大多数德国人也缺乏政治常识的教育。这些问题在魏玛共和国体现得尤其尖锐，因为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多数，而从形形色色、彼此对抗的众多政党中也很难组建出一个联合政府。更何况，很多德国人压根儿就不曾支持过共和国；即使在接受共和国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也对民主制度本身并没有真正的信仰。右派政治势力将魏玛共和国和战败、屈辱、背叛、软弱联系在一起。右派分子从来就没有承认新政府的合法性，他们要么倾向于恢复旧的君主制，要么主张建立威权主义政府；旧的贵族阶层也因他们的特权的丧失而愤愤不平，他们拒绝顺应民主政府和民主社会；许多中产阶级德国人起初投票支持共和国时，并非出于对民主制度的认同，而是将共和国看作对抗共产主义革命的堡垒。中产阶级和下中产阶级都认为魏玛共和国应当为他们在经济上的损失负责，但即使这种出于实用主义的支持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开始消蚀；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认为魏玛政府是一个中产阶级资本主义者的政府，应当通过一场革命将其推翻，因而他们从未停止颠覆共和国的努力。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德国社会中大部分人都对魏玛共和国感到失望。

但魏玛共和国也并非全然没有支持者。尽管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和劳工阶级对魏玛共和国实施的有限社会与经济改革感到失望，他们还是热情支持这一新生的共和国；与此情况相类似，普通天主教徒及大部分中产阶级对新的宪法秩序还是忠诚的。但总体说来，这些共和国的同情者还是少数，而且在他们努力推动民主制度正常运转的过程中，还不得不依靠其他社会群体，那些对共和国并没有多少热情——如果不是全然怀有敌意——的人士。魏玛共和国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一个“没有共和派人士的共和国”，它只是一个缺乏足够多数共和派人士的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其政党政治的体制，这一体制加深了德国社会中业已存在的分裂。德国的政党不是开放性组织，它们并不是在选举过程中发展出一套政治纲领，并以此从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吸引人们投票支持，而是一个个内部联系紧密、对外具有排他性的组织。这些政党分别代表了社会中截然不同、彼此对立的各种群体，而且各政党的主张只代表他们所属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群体的利益与诉求，对该特定群体之外的人则没什么吸引力。许多政党建立了自己的官僚机构、社交俱乐部、报纸及其他附属的组织机构。某些情况下，有的政党甚至拥有自己的准军事组织，人数可达上千人。对这些政党的成员来说，不仅其政治生活，而且其社会生活也是以政党为中心的。其结果就是：跟普通人相比，政党成员更倾向于和社会其他群体的成员分隔开来。在选举时，选民不是投给特定的候选人，而是投给由其政党决定的“政党列表”候选人。一般选民在确定由谁作为候选人参选的问题上毫无影响力，他们不得不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部拒绝整个候选人名单。因而，这些政党拥有强大的控制力。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投票者都保持着对他们各自政党的忠诚。政党的这种控制力也延伸到国会；在国会中，政党内部纪律进一步加强，议员按照他们所属政党领导人的意愿和指示进行投票。这一现实使得这些政党的灵活性更为有限：相当一部分人士均视其在国会中的对手不仅是政治反对派，而且是“敌人”，因而在他们之间只可能达成极有限的政治妥协。由于不同的政党之间利益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使得国会很难通过具有重要意义的立法，因而经常出现由于许多政党互不妥协，最终导致国会瘫痪的情形。这正是魏玛共和国的批评者称其为“政党国家”（Parteienstaat）的原因。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纳粹党只是一股无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在因政党体制而导致的政治危机中，纳粹党只是极微小的一个因素。对大多数魏玛共和国人士来说，共和国最强大的右翼反对派来自“德国国家人民党”（Deu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DNVP）。该党是极端民族主义、反共和主义，也是反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起初，这个党主张恢复君主制，但后来该党又寻求建立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政权作为君主制的替代品。这个党在强硬民族主义分子、旧贵族、上中产阶级、部分中产阶级以及大资本家那里获得了支持。同时该党内部还有一个反犹主义的小集团，该党认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是最大的威胁，是德国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尽管德国国家人民党寻求最终消灭魏玛共和国，他们还是参加了许多届政府内阁，目的是占据重要职位，并将社会主义者排除在权力宝座之外。在很多情况下，德国国家人民党常常会跟“德国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 DVP）组成联盟，后者同样是民族主义色彩且持保守立场的，但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倾向上要温和一些。德国人民党是代表大多数德国中产阶级的政党，因而，它反对进一步的社会与经济变革。与德国国家人民党不同，德国人民党容忍共和国的存在，而且愿意与社会主义者组成联合政府以确保国内秩序稳定。然而它也更希望削弱社会主义者的势力，希望在德国国内建立一个强势政府，从而使德国能够在国际政治中重新扮演重要的角色。

尽管大多数中产阶级德国人投票给德国国家人民党或德国人民党，但仍然有一小部分人属于共和主义阵营。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是“德国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DDP），该党在极端反动的右翼势力与激进的左翼阵营之间持中间立场。德国民主党参与组成了魏玛共和国联合政府，这些政党的联盟在1919年掌握了国会，仍然忠诚于共和国及其宪法。然而，在联合组成魏玛政府的各政党中，最主要的成员是“德国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事实上，德国中央党是整个政党体系的核心。因为它是唯一的跨阶级、跨阶层的政党。它吸引了来自德国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不同地域的天主教徒。尽管它具有威权主义的传统和倾向，德国中央党还是承认天主教徒从新的民主宪法中获益匪浅，因而，它是魏玛共和国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作为一个群众基础广泛的政党，它可以与不同的政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达成政治妥协。在1932年之前，如果没有德国中央党的参与，就不可能成功组建任何一届联合政府。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最大政党是社会民主党，其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属于马克思主义，但在实践中他们是改良主义者和民主派。社会民主党仍旧倾向于渐进式的社会改造，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性政党，而且事实证明，它是最忠诚于魏玛共和国政治制度的。但这毕竟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且经常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因而社会民主党不断挑动着中产阶级敏感的神经；而且由于该党主张捍卫工人权利，这就影响了它与代表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之间的持久合作。

魏玛联合政府的成员，不仅要与反对共和的右翼政治势力竞争影响力，还要与激进的左翼力量抗衡。“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r Deutschlands, KPD）仍然在坚持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且他们充分利用每一次危机来发动革命，以对抗“压迫性”和“资产阶级”的魏玛政权。德国共产党这个小党在不断爆发的危机中规模持续扩大，它吸引了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民主党温和路线感到幻灭的工人阶级，以及迫切希望找到快捷和极端方法来解决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极左激进青年。由于在不同的阶段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党纷纷涌现，德国政治进程变得更加复杂，有时候参加同一场选举的会多达25个政党。由于通常只代表狭隘的特殊利益群体（例如小农场主群体等），这些政党往往严重妨碍了联合政府的组建。或许可以说，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既可归因于反对共和的极左和极右势力，也可归因于其多党制的体制性质，而这两者的作用难分上下。

魏玛共和国还有另一个额外的负担，即在政府的各个重要机构中都充斥着反共和人士，谁也无法以政治上的理由赶走他们，因为他们的职位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些官僚机构本身是在君主制度下建立起来并且确定人事安排的，在1919年后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它们都还是由那些要么憎恶新政府、要么顶多是不得不忍受新政府存在的旧官员所把持着。他们对自己宣誓服务的政府几乎无忠诚可言，这些人往往是倾向于极右翼立场、反对共和国的政策的。与此情况相类似，德国大学教授这一负责培养国家精英的社会群体，一般说来要么远离政治，要么属于保守倾向的民族主义者，且对魏玛共和国持严厉批评态度。只有极少数教授具有民主倾向，大多数教授都在他们的演讲和著述中无情地抨击《凡尔赛和约》、批评魏玛共和国的软弱，这就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学生以及普通民众中业已存在的，对魏玛共和国的失望和敌对情绪。军队理论上应该是政权和宪法的捍卫者，但他们也鲜有对共和制度的热情，他们更想要的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府。魏玛共和国永远无法确定是否真的能指望军队来保卫政权。当然，这一疑问其来有自：当《凡尔赛和约》条款内容公布之后，在德军最高统帅部内曾经就是否要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来取代魏玛共和国的问题有过严肃认真的讨论。

《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使每个德国人都感到极为震惊。如果当时掌握政权的共和国人士能够有所选择的话，他们会立即予以拒绝。德国人本来期望通过自由谈判，按照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平原则”达成一个条约，但他们却未能参与条约的实际起草过程。他们被给予的选择是要么直接签署条约，要么面对胜利者的军事占领。此后，德国人准确地把《凡尔赛和约》称作“被强加的和平”（Diktat），这种和平是被设计用来削弱和惩罚他们的国家的。1919年6月，德国人不情愿地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和约基于这一立场：是德国蓄谋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条约的目的在于防止德国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重新崛起。

德国人丧失了在经济上至关重要的大片富饶领土，包括阿尔萨斯–洛林、上西里西亚，以及德国的殖民地帝国；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他部分被波兰走廊切断。德国几乎被彻底解除武装：征兵制被废除，空军、大部分海军、战争学院、总参谋部、军事工业都将被解散，德国军队规模被限制为10万人。最具羞辱性的是条约第231条（战争罪行条款），该条称，德国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负全部责任，因而也必须对“一战”造成的一切损失负责。德国被迫向战胜国支付巨额赔偿，这成为一个在经济、心理和政治上持久的沉重负担，严重危及新建立的民主制度的稳定性。由于许多德国人将接受《凡尔赛和约》的责任归咎于魏玛政府，“被强加的和平”这一问题将被右派人士方便地加以利用，以削弱共和政府。

《凡尔赛和约》的打击、因魏玛政府的无能而产生的挫败感，以及战胜国强迫德国尽快解除武装的压力，导致在1920年发生了一系列事变，使得共和国在刚刚建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几乎就要遭到毁灭。3月份，所谓的“卡普政变”（kapp-Putsch）迫使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及魏玛合法政府逃离柏林。这一右翼政变的领导人，前德国将军瓦尔特·冯·吕特维茨（Walther von Lüttwitz）以及一个叫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的政客，得到了赫尔曼·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上校的支持。埃尔哈特的“自由军团”武装占领了这个城市。他们的目标是抗拒《凡尔赛和约》的实施，推翻共和国。在这第一次对魏玛政治秩序的权力与权威的公开挑战中，德国军队保持了中立。共和国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了一次影响巨大的总罢工情况下才得以挽救，这一罢工导致卡普政府迅速垮台。然而，魏玛共和国的危险并没有消除。德国共产党人利用这次危机在鲁尔区（德国工业的核心区域）发动了革命，到3月底，超过5万人的“红军”已经控制了许多重要城市。尽管德国政府军不愿为捍卫共和国而与右派作战，但这次他们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对抗左派势力，用武力把德国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了出来，接下来就是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残暴镇压。

对《凡尔赛和约》的激烈反应、近几个月的混乱局势，以及中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使得魏玛共和国的信誉进一步减损。1920年6月的国民议会选举标志着政治局势急剧右转。

支持魏玛共和国的政党联盟失去了在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而且再也没有重新获得过多数。极右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以及德国人民党的力量骤增。对于魏玛共和国的其他人来说，只有在极右翼政党的参与下才有可能组成联合政府，而这些极右翼党派对民主制度不仅了无兴趣，而且常常怀有敌意。

大多数德国人期望恢复的常态和秩序并没有到来。右派的获胜并没有满足极端主义分子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共和国本身就是失败与背叛的标志。右派分子给所有与魏玛政府成立和《凡尔赛和约》相关的人都贴上“十一月罪犯”的标签——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是在1918年的11月11日。这一时间被认为是德国遭到背叛的开始。一些极端右翼分子把惩罚所谓的十一月罪犯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1921年8月，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德国中央党的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遭到暗杀，因为他曾参与安排停战事宜；另一个认为德国应履行《凡尔赛和约》的共和派重要人士，知识分子、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于次年6月被暗杀。拉特瑙的被杀也指向了极右翼人士心中反犹主义与反共和主义之间的联系。很多右派人士指控魏玛共和国是由犹太人所创立和控制、来伤害“纯正的”德国人的。在他们的宣传中，这些右翼分子经常把魏玛共和国称作“犹太共和国”。

到1923年，更严重的灾难出现了。法国和比利时以德国未能履行赔偿义务为由，于1月份派遣军队占领了鲁尔区。德国对这一入侵行动采取的消极抵抗政策体现了魏玛共和国的软弱，并且几乎导致经济彻底崩溃。此后不久，德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具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到1923年9月，德国马克的币值只相当于其1914年价值的一万亿分之一。中产阶级的积蓄和投资化为乌有，那些依靠固定收入的人和众多个体经营者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政府财政赤字率接近99%。这些问题导致在德国部分地区发生大规模的失业、食品骚乱，也导致广泛的社会与心理痛苦。所有这些都为极右与极左势力提供了机会。共产主义人士的力量在许多地区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巴伐利亚已经成为右翼极端主义的温床，这一严峻形势于11月8日希特勒发动著名的“啤酒馆暴动”（Hitlerputsch）时达到顶点（详见本书第四章）。政治危机如此严重，局势如此危险，以至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总统不得不根据宪法第48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授权军队恢复秩序。采取这一决定性的行政行为对平息这些公开的威胁来说是足够了，但政治与经济形势仍旧危急。通货膨胀造成的长期后果和1923年的混乱失序将影响到魏玛共和国的整个历史。

恶性通货膨胀的政治影响在中产阶级群体中最为显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中产阶级享有过持续增长的繁荣期，但到1923年，他们中许多人遭受了经济上的毁灭。他们已经对民主制度存有疑虑，而近来经济上承受的困境，使得他们更加疏远共和国。这大大加速了中产阶级向右转的进程，这一趋势在1920年就已经开始。正在为其困境寻找一个合理解释的中产阶级，很容易成为反动右派分子蛊惑宣传的猎物。右派分子声称通货膨胀的根源就是魏玛共和国本身，一个软弱的魏玛政府已经把德国人民变成协约国的奴隶，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政府才能恢复国家的繁荣、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时至今日，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从德国君主制时代继承下来的战争债务压力，以及需要支付的巨额战败赔偿所致，这两个因素都超出了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控制能力。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对中产阶级来说，反动右派分子对通货膨胀原因的歪曲解释却被证明格外具有说服力。当然，在1923年的危机中，德国各阶级的人都对政府失去了信任，但中产阶级对魏玛共和国的敌意在这个阶段过去之后继续保持了下来。当下一次危机于20世纪30年代爆发时，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公民将要么参加纳粹党、要么投票支持纳粹党，因为纳粹党向他们承诺将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复兴。为了这些目标，他们很愿意牺牲一些民主——因为他们对民主本来就没什么信心，而且已经将自身遭受的经济败落与社会挫折归咎于民主制度。

从魏玛共和国早期开始，民主制度的危机就因德国知识分子而进一步加剧了。魏玛共和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自由和创新机会，但他们却对共和国报之以轻蔑和敌意。知识分子不仅未产生对魏玛共和国的热情，甚至还对其格外提出了质疑，增加了大众的幻灭感和绝望情绪。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对失败和软弱的魏玛共和国进行批评，有助于实现必要的改变；但另一些知识分子则认为魏玛共和国的问题固有地存在于其体制本身，他们甚至乐于见到魏玛共和国的终结。在他们当中没有人觉得现状是可以忍受的，而且他们对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气候具有毁灭性的心理影响。

这一时期的左翼知识分子当中，围绕在《世界舞台》（Weltbühne）周刊周围的一批人，如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库尔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魏玛共和国已经失败，因为它既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也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这些人从本质上来说并非反共和人士，只是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实现他们社会主义及民主制度理想的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一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目标，他们支持采取革命性行动以消除右派分子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这就涉及要对军队、官僚机构和司法体系进行民主改革，以及实现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他们在批评备受国人珍视的德意志传统、价值观及各种民族象征时毫无节制。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文章和艺术作品不仅缺乏爱国心，而且是公然反德国的。讽刺作家库尔特·图霍夫斯基，跟画家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z）一样，都把德国人描绘成愚蠢、粗鲁甚至野蛮的形象。他们尖刻批评的对象不仅包括德国的右派、德国文化传统、魏玛共和国，甚至也批评了社会民主党，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然而，他们不仅未能促使德国人更加认同其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国家理想，而且还贬损了德国在朝建立民主政府的方向上已经取得的进步。通过不断指摘魏玛共和国未能实现经济与社会正义，他们强化了左派和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同时，他们对德国社会与文化的尖刻批评又使中产阶级感到震惊。中产阶级认为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些文化虚无主义者。因而许多中产阶级德国人确信，民主制度正在导致一切社会与道德标准的毁灭。他们对魏玛共和国的保留态度相应地进一步加强。

把魏玛民主制度和德国文化上的堕落联系在一起，成为右派知识分子所热衷的主题。他们把魏玛共和国的问题夸大到全面文化危机的程度。按照他们悲观的估计，德国在生活方式、文学艺术以及道德观这些领域发展的新趋势——这些都被认为代表了新的民主制度的特征——正在毁灭传统的德国价值观和文化。一些右派知识分子将这些趋势归咎于共产主义或外国影响。其他一些人，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畅销书《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则将这看作是更深远的文明兴衰的历史进程的表现。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无法实现逆转，将意味着德国文化的终结。当然，右派阵营的种族主义者、反犹主义者更是将德国的文化衰落与据称不断上升的犹太人影响进一步联系在一起。

尽管右派知识分子是个多元化的群体，他们对社会问题有着各不相同且往往相互冲突的解释，但一般说来，他们都同意，民主制度是德国一系列病症的主要原因。在诋毁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他们声称议会政府是一个伪装，民主制度是一个幻象，因为人民并没有实现自我统治，而是被政治党派和特殊利益集团所操控，是这些人控制了选举过程和议会本身。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福祉，由于这些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需要而被牺牲掉了。作为一种解决办法，许多右派知识分子支持发动一场“保守主义革命”，来消灭魏玛政府，建立默勒·范登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所称的“第三帝国”（Third Reich）——其他人则称之为“新国家”（New State）。在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中，传统的保守主义理想和德国价值观终将得以实现。但关于这一新型保守主义秩序本身的确切性质，或如何才能发起这样一场保守主义革命，并没有什么共识。一般说来，这些知识分子的愿景是建立一个由精英进行统治的威权主义国家。

尽管右派知识分子对纳粹主义的敌意跟对魏玛共和国的敌意一样多，但他们却无意中成了希特勒政治运动的资产。因为他们为德国社会增加了绝望的情绪，而且他们所使用的大量术语和许多思想观点被纳粹接手过来，或者加以歪曲利用，来为纳粹的政治宣传服务。许多概念如“第三帝国”和“超越党派的国家政府”很快成为纳粹的政治口号。或许更为意味深长的是，知识分子对议会民主政府的长期持续攻击，在德国中产阶级中找到了一个愿意接受的群体，因为这些正是魏玛共和国时期议会民主政府和政党政治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政党纷争的结果，是魏玛政府几乎一直处于不稳定和无效能状态。在其短短14年的历程中，魏玛共和国有过多达21个不同的内阁、15个总理——在其最初的5年里就出现了6个总理。

然而，在魏玛共和国经受过1923年的危机后，反共和国的政治运动及社会情绪显著消退。在恶性通货膨胀结束之后，到大萧条开始之前，魏玛共和国经历了它最稳定和最繁荣的一段时间。这一恢复期的出现最该归功于古斯塔夫·史特瑞斯曼（Gustav Stresemann），他是德国人民党的领导人，在1923年曾短暂担任总理，此后任外交部长直至1929年。史特瑞斯曼直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仍旧是一位君主制支持者、反共和主义者，但后来成为新生的共和国的最坚定支持者。如果不是有他的领导，魏玛共和国也许不会存续这么长时间。到1922年他确信如果魏玛共和国政权崩溃，那么必将导致内战，或者被极左或极右势力攫取政权，他决意要阻止此类情势的发生。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史特瑞斯曼希望德国能够重新获得其在欧洲大国中失去的位置。他认识到除非德国首先能够把自己国内的秩序处理好，否则大国目标将无法实现。史特瑞斯曼确信，达成这些目标的最好途径就是使魏玛共和国稳定下来，而不是与它对抗。

考虑到德国已经处于政治与经济崩溃的边缘，史特瑞斯曼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币制和财政改革结束了通货膨胀，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为德国战争赔款确定了一个合理的时间表和总金额，在国际贷款项目的帮助下，德国经济得以恢复。在外交政策方面，史特瑞斯曼倾向于履行德国的条约义务，因为他认为要实现德国国内经济的复苏，以及在国际政治中重获大国地位，只有通过与协约国合作才能得以实现。史特瑞斯曼结束了消极抵抗政策，与法国和比利时谈判，争取其从鲁尔区撤军。通过确认德国与法国和比利时的新边界、接受1925年《洛迦诺公约》规定的莱茵兰地区非军事化，史特瑞斯曼开启了一个国际合作的新时代。他在1926年推动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与英国和法国协商确定了两国从莱茵兰地区撤军的计划。史特瑞斯曼不仅在德国成为首要的政治人物，而且他也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并于1926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与这些成功相伴随的是国内政治的逐渐稳定。在史特瑞斯曼领导下，保守的德国人民党寻求一条温和的政治路线，目标在于使德国的民主制度得以正常运转，中间派–右派联合政府（1924—1928）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之一。1925年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尽管他的当选在一开始被视为反动派力量的胜利，但兴登堡就职时还是严肃郑重地宣誓忠于宪法。他对民主制度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事务知之甚少，但他竭尽全力维持宪法秩序、稳定魏玛共和国。兴登堡并没有使用其总统职位的权威来支持右派势力的反动政策，尽管正是这些人将他推上总统宝座。兴登堡在位期间超脱于党派政治与意识形态冲突之外，他视自身为中立的力量，按照宪法施政，仅代表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福祉而行事。同样重要的是，兴登堡担任总统使许多德国人有了政治上与心理上的安全感。对于共和派人士来说，他的宪法地位是让人放心的；对中产阶级来说，他是权威的象征，是防止陷入混乱的坚强堡垒。

到1928年，魏玛共和国已经达到其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顶点。那一年的国民议会选举显示出德国右派势力大大衰落的趋势，社会民主党获得许多选票，而德国国家人民党丧失了几乎1/3的支持者。对魏玛共和国来说，一个更积极的迹象是，史特瑞斯曼已经设法让德国人民党加盟新政府，与社会民主党合作，将反动的右派势力排除在外。更加鼓舞人心的是，当时德国的最大政党，同时也是魏玛共和国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社会民主党再次掌握政权。其领导人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üller）成为新的政府总理。似乎魏玛共和国的未来前景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光明。

但形势很快表明，尽管有这些积极的发展迹象，魏玛共和国还是没有克服其根本性问题。在德国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关系并没有多大改变，德国仍旧因阶级、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而处于深刻分裂状态。共和国从大多数德国人那里所获得的仅仅是对其存续的容忍，而不是热情的支持和拥护。回顾这段历史，之所以能有这些宁静和稳定的年月，很显然是仰赖于史特瑞斯曼的领导和经济的繁荣。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旦消失，德国将再次陷入政治经济动荡之中。魏玛共和国的各个政党将重新开始它们过去惯常的争斗，人们对共和国的信心将很快烟消云散，政治的极端化倾向再次回归。

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30年代初的德国形势会使人回想起魏玛共和国的早期岁月。但与那时所不同的是，在这时，一个组织高效、充满活力的纳粹党正蓄势待发，准备充分利用这一情势。

第二章

希特勒与纳粹主义的崛起

尽管魏玛共和国存在这么多问题，纳粹的成功上位也并非不可避免。20世纪30年代之前，即使在魏玛政权濒临垮台的情况下，纳粹攫取政权的可能性看上去还是微乎其微。德国社会中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士都对其敬而远之。在组织体系严密程度上，纳粹与其他政党相比也是相形见绌。贯穿整个20世纪20年代，纳粹党在政治上始终是失败的。在那期间，没有任何迹象预示它在未来将获得成功。事实上，从最开始，纳粹党就似乎注定默默无闻。最初构成纳粹党基础的社会群体地位是如此卑微，以至于希特勒本人称之为“这个荒唐的小组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混乱年月里，德国涌现出无数的激进政治团体，这在慕尼黑尤其突出。当时这个城市总共拥有大约50个不同的政治组织，是极端主义的温床，纳粹主义运动就是从其中的一个组织发展而来。1919年1月，“德国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DAP）在慕尼黑诞生，这个新政党的组织者和早期领导人是锁匠安东·德雷克斯勒（Anton Drexler）和体育记者卡尔·哈雷尔（Karl Harrer）。德国工人党吸引了最多40个成员，它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也没有一套纲领来指导其投入更直接的政治运动。后来希特勒准确地描述说，该党更像是个俱乐部而非政党。该党成员聚在慕尼黑的啤酒馆中讨论时事、抱怨德国的各种社会痼疾。这个团体在性质上是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民族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是反共产主义的，但它缺乏连贯、成熟的意识形态。尽管每个成员都有其不同的政见，但一般说来他们都认为德国一系列问题的根源都可归结于犹太人的阴谋、布尔什维主义者的威胁和资本家的剥削。他们想根除这些邪恶势力，恢复德国昔日的政治与军事大国地位。

德国工人党的争取对象毫无疑问是德国大众，因为他们认为中产阶级和旧贵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已经破产。安东·德雷克斯勒想要争取德国工人阶级回到德国民族主义的事业上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支持某种版本的德国社会主义，这种版本的社会主义将消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为所有的德国人提供经济与社会福利。在他的设想下，德国工人阶级将会放弃国际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转而拥护这种民族主义版本的社会主义，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将重新得到强化。但这种意在调和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般性想法尚未发展成具体的政治行动计划。

德国工人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社会边缘人士、不满者、业余政治家以及伪理论家的大杂烩。德雷克斯勒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尽管他能够东拉西扯地诉说德国遭受苦难的各种原因，但他还是不太具有在公众面前演讲的才能，也欠缺组织能力。相类似地，哈雷尔尽管得意扬扬地承担着这一不存在的“全国性”组织的主席的名号，也同样不具有领导能力。该党内自封的经济专家戈特弗里德·费德尔（Gottfried Feder）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工程师，他总是无休止地宣讲他那些关于“利息奴隶”的古怪理论。即使这个组织中那些确实具有一定才能和潜力的人，也往往是因为其在社会行为上超出常规、在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倾向而显得突出。例如，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是个诗人兼新闻记者，但他在语言与文字上针对犹太人进行无底线的猛烈攻击。埃卡特也对保持所谓“北欧种族”（Nordic race）的纯洁性异常关心，他还预言，一位德意志民族的救世主将很快降临。

在德国工人党早期成员中，也有少数几个真正具有组织能力和政治活动能力的人，其中之一就是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上尉，一个经受过战火考验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军人。罗姆最初的目标是在一个得到复兴的国家中，恢复一支强大的军队。德国工人党的目标是以民族主义复兴事业和重振德国军队为号召，吸引工人阶级加入，也正是这些使得罗姆加入这个政党。但罗姆有其个性上的缺陷，在1923年，由于其粗野行为和缺乏自制的暴躁性格，他不得不离开军官队伍。很难想象任何一个拥有此类群体基础的政党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更不要说戏剧性地改变人类历史进程了。

这个人数寥寥、组织混乱的团体向重要历史运动的主角的转变可以追溯到1919年9月12日晚上该党举行的一次会议。那天晚上，一个政治指导官受军队指派去调查德国工人党。尽管这个军队派来的间谍对其所见所闻没什么深刻印象，但德国工人党中还是颇有一些党员对这个陌生人产生了明显的兴趣。在他加入一场辩论后，该党认为，这个在辩论中发言的人可以为其所用，就决定招募他入党。起初，这个军人对德国工人党的加入邀请视之玩笑，因为他对这个组织没什么敬意，而且正在考虑建立他自己的政党。然而，经过一番忖量，他决定加入德国工人党，不仅仅因为他认同该党的许多观点，而且也因他认为这个党是新成立的且组织涣散，他可以将该党转变成他所设想的那种政党模样，可以决定这个政党未来的政治道路。后来，按照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他人生中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也将让其他人很快就会感到痛悔，因为这个军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尽管与其他成员在一起时，希特勒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但因其个性、背景和生活经历，他还是这个团体的最佳选择。跟德国工人党的其他成员一样，希特勒也是个不适应社会的人，他疏远于中产阶级社会，并且开始憎恶且决意要毁灭之。他的家庭出身非常卑微——如果不是名誉扫地的话，他甚至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然而，就在这里，他认同这个国家，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国家，而且他将要成为其政治上的主宰。

希特勒于1889年4月20日出生于奥地利小镇布劳瑙（Braunau）。他的父亲，阿洛伊斯（Alois），是个叫玛丽亚·席克尔格鲁贝的农家女孩的私生子。后来阿洛伊斯将其家族姓氏改为希特勒，因为据说他的父亲是个叫约翰·希德勒的流浪汉。尽管后来有各种各样的传闻逸事，但尚无确切证据能够证明阿道夫·希特勒有一个犹太人父亲，而且历史学家一般也否认这种可能性。经过多年的辛勤工作，阿洛伊斯最终得以克服其不名誉的出身，以及农民身份所带来的社会歧视，成功获得受人尊敬的奥地利政府海关官员职位。但他的私人生活却与其公职地位形成鲜明对比。他有过三次婚姻，有一个私生子，还有两个孩子是在他与孩子母亲结婚后很短时间内出生的。阿洛伊斯的第三个妻子，克拉拉·布茨尔，是他的二侄女，比阿洛伊斯小23岁。在克拉拉生希特勒时，阿洛伊斯已经50多岁。1895年，他们一家搬到林茨（Linz），在那里阿洛伊斯很快就退休了。

在林茨，希特勒一家过着舒适的下中产阶级生活。在当时希特勒完全有机会获得一份好的职业，很可能会达到中产阶级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在阿洛伊斯死后，他留下的退休金足以支应这个家庭的日常开销，也包括希特勒的教育费用。阿洛伊斯试图给他的儿子们灌输通过投身于实业、接受必需的教育，从而可在中产阶级世界中获得成功的价值观。克拉拉是个具有奉献精神、充满爱心的母亲。年轻的希特勒之所以遭遇失败，并不是像他曾经试图让人相信的那样可以归咎于其早年生活的社会环境，而是在于其自身的个性。很显然希特勒从小受到母亲的溺爱，这使他发展成自我中心、任性自负、懒惰、固执和喜怒无常的性格。他的行为特征就是优柔寡断、焦虑，以及很难在特定的工作或问题上集中精力——哪怕是很短的时间。年轻的希特勒是个梦想家，总是沉浸于自己的梦想里，幻想自己是个领袖，但他却既没有追随者，也没有朋友。他相信他应该获得他人的承认和社会上的成功，甚至成为旷世伟人，他确信这些辉煌前景都在未来某一刻等待着他。但年轻的希特勒缺乏自律能力，而且总是逃避为达到成功所必需的辛勤工作。他自己觉得高人一等，但除了对自我定位和自身天才估计过高之外，他一无所有。他没有获得成功，也没有表现出能够被他人认可的能力，而这些却可以使他对自我形象更进一步确认。他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他人或社会，产生了对中产阶级世界的强烈怨恨，确信是这个世界不公平地将他拒之门外。

他遭遇的第一次重要挫折和被拒绝发生得相当早。1900—1904年他在林茨就读于实科中学（Realschule），这个学校是为学生们将来进入技术和商业领域做准备的。后来希特勒自己创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的内容是：他之所以在学校表现糟糕以及最终失败，是因为他与父亲之间的长期争执，是他执意要成为一名艺术家而遭到父亲的反对。事实上，希特勒的懒惰和缺乏自律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他在学校若干门课程不合格，其他得以通过的课程也是勉强过关，为此希特勒不得不两次留级。在他父亲于1903年去世之后，希特勒在学校的表现仍然没什么起色，一年之后他不得不转学到另一所学校；在1906年毕业之前，他又被那所学校开除。随后他又迎来人生中第二个失败：1907年，在确信自己具有卓越艺术天赋的情况下，他向维也纳美术学院提交入学申请，被学院拒绝；1908年，他再次试图获得进入这所学院的许可，却又一次被拒。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个沉重打击。看来他所有自负的希望和成为伟大艺术家的梦想都岌岌可危了。尽管如此，由于对本身绘画天赋的优越感根深蒂固，他决意要成为一个画家，即使得不到正规的科班教育也要达到这一目标。在后来的人生中，他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画家，并且开始为自己在建筑学领域的特殊天赋而表现出同样的自负，但这些生活经历只是增加了他的怨愤。终其一生，他显示出对知识分子、专家和传统教育体系的厌恶和不信任。然而，在其激烈批评的背后，人们能够感觉到他的匮乏感和被拒绝感。希特勒总是觉得自己因缺乏正规教育而受到发展的阻碍，他在知识分子与专家会集的场合总是觉得不自在。

希特勒在维也纳待到1913年，过着毫无意义、漫无目标的生活。他绝非一贫如洗，如果他愿意努力，本可以利用其资源和时间去学一门生意，或者获得一份稳定的职业。但是又一次，他的个性妨碍了他为自己的未来做出任何产生命运转折的决定。年轻的希特勒终日无所事事，最终花光了父亲的退休金——这笔小小的遗产，他还花光了从姨妈那儿获得的钱。在那些年里，他没有固定的职业，最后不得不栖身于为无家可归者设立的收容所。在那里，他与他所痛恨的社会下层阶级挤在一起。他把大量时间用于素描、作画和做白日梦。他参观美术馆、博物馆，旁听歌剧（他最喜爱瓦格纳的作品），他还成了一个贪婪的报纸阅读者。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收入逐渐仅限于临时性工作、绘画，以及制作商业宣传画，包括绘制有圣诞老人形象的商业广告。希特勒的衣着和行为都显得极为怪诞。他天性易怒，经常与人进行激烈的论争，还不断用长篇大论和政治演说烦扰别人。对他来说，持续的人际关系是不可能的，他也显示出对女人毫无兴趣。事实上，这个既不抽烟也不喝酒的人，在他人看来是个令人惊异的、特别奇怪的家伙，人们对他唯恐避之而不及。

尽管希特勒后来认为这些年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但从其政治与意识形态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却是至关重要的阶段。正是在此期间，希特勒形成了其政治与历史的基本观点；同样重要的是，他获得了关于大众行为与本能需求的洞见，而这些正是他后来作为政治家和煽动家将要娴熟利用的。他宏大哲学的主体成分并非其本人原创，相反，是从各种各样不同的来源，有选择地汇集起来的。他对待任何问题都不进行系统研究，而是不断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依其当时情绪和转瞬即逝的兴趣而定。他的知识大部分来源于各种报纸、宣传册和大众读物，经常是由维也纳持反犹主义立场的出版社推出的作品。他宏大浮夸的意识形态言辞经不起严谨的推敲，而且希特勒也很少试图为支撑其论点提供足够的证据。他政治观的基础是他自己不可动摇的信仰，也就是他本人永远绝对正确。但希特勒的信仰确实被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人所认同。

在希特勒的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影响来源于兰茨·冯·里本菲尔斯（Lanz von Liebenfels）和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两个鼓吹“雅利安优等种族”理论的人。这两个人声称人类进化产生了具有不同智力特征和潜力的种族，其中“雅利安人”或“北欧人”在种族进化等级上是最高的，雅利安种族是唯一能够达到高级文化与技术成就的种族，历史上所有伟大文明都是雅利安种族所创造出来的。兰茨和张伯伦声称，种族净化对雅利安种族，因而对高级文明本身的存续来说极其重要。他们认为，现代世界的其他各种力量正在试图毒化或削弱北欧种族，一场生存斗争已经开始。尽管最主要的威胁据称是来自低劣的、寄生性的、诡计多端的犹太种族，但其他势力如斯拉夫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也构成了威胁。兰茨号召发动一场抵抗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威胁的政治反击，其主张被格奥尔格·冯·舍纳勒尔（Georg von Schönerer）所响应。舍纳勒尔是个狂热反犹分子、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敦促建立一个一统奥地利和德国的帝国，以替代腐朽没落的、正在被犹太人和斯拉夫少数民族压垮的哈布斯堡王朝。

就是在这个时期，一股基于社会与经济因素的政治反犹主义潮流正在维也纳广泛盛行。基督教社会党领袖、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充分利用工人阶级及下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不安全感，不断在选举中脱颖而出。卢埃格尔的政治手段包括：精明地操纵反犹主义，结合各种政府项目来满足他称之为“小人物”的经济与社会需求。他的反犹主义并非种族意义上的，而是经济领域的。卢埃格尔指控犹太人在幕后操纵着大金融机构和大资本，因而，犹太人是下层阶级面临大多数问题的根源，普通人应当得到保护，以免于受到这种盘剥。卢埃格尔的理念、兰茨和舍纳勒尔的观点，被其他无数作家和政治活动家的著作和演讲所强化。关于种族和犹太人的伪科学理论，宣传沙文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的小册子，关于警告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本主义威胁的论著比比皆是。反犹主义社团和出版物，伴随着政治煽动家发起的政治运动，使得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维也纳文化与政治气氛中的主要成分。

希特勒的哲学是许多此类观念和风气的反映。与兰茨和张伯伦类似，他开始逐渐相信是大自然确立了某种“种族法则”，这些法则必须得到遵守；世界历史就是不同的种族为了生存而相互斗争的故事。正如希特勒所说，“对于那些想生存的人，让他们去战斗，那些不想在这个充满永恒斗争的世界中战斗的人根本不值得存在”。雅利安人构成了“天才种族”，他们被大自然赋予了卓越的才能、智力和潜力，因而这一种族本身就可以成为科学、艺术与文化的创造者。其他种族可以从雅利安人那里借来思想与技术，但他们永远不会是创造者。在希特勒心中，人类的进步只有依靠雅利安人。只要雅利安人这一优等种族保持其纯洁性和自我保护的本能，就可以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可以实现他们的伟大文化使命。按照希特勒的说法，犹太人之所以是雅利安人所面对的最狡猾对手，正是因为犹太人保持了他们的种族纯洁性，并且具有高度发达的自我保护本能。希特勒坚称，贯穿世界历史的种族斗争中，犹太人并没有进行文化与文明创造的潜力，他们靠攫取其他种族的成就而生存下来。犹太人被视为文化与经济上的寄生虫，他们可以运用各种手段、采纳任何观念、参与到所有可能的历史运动中，只要这可以暂时适应他们的需要。自由主义与启蒙运动、民主与议会政府、资本主义与产业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工会，希特勒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犹太人的发明，或者是犹太人对其加以利用，使之作为犹太人“奴役与毁灭所有非犹太人”计划的一部分。

希特勒易于接受雅利安种族主义理论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正是这些思想观念，使得这个一贫如洗的社会弃民，仍然确信他本身的优越性和自我中心地位，确认他自己是一个负有独一无二历史使命的优越种族的一分子。他抓住了种族这个概念，跟许多新近遭遇到城市化进程的欧洲大众一样，他们因城市化进程而被从传统的乡村文化与社会生活方式中连根拔起，从而一起拥抱狂热的民族主义。对于这些因在城市的大众社会中感到被抛弃而苦恼的人来说，民族主义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急需的群体身份、一种归属感。这使他们获得的不仅仅是一种自豪感，而且是一种优越感。不管他们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多么卑下，但作为一个优秀种族或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他们比其他人还要好一点，而且注定要分享这个更大群体历史性的伟大和荣光。更何况，对希特勒来说，人们宣称的犹太人阴谋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可以辨识的敌人；为了对抗这个敌人，他可以发泄因个人失败和焦虑而产生的挫败感。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不仅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它还是非理性和情绪化的，因为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无限的。从他在廉价旅馆里对无业游民们所作的高谈阔论，到他后来作为德国国家领导人发表的文章与演讲来看，他不断地用最恶毒、最具威胁性的语言辱骂犹太人，称他们是说谎者、秽物、蛆虫、瘟疫。在希特勒的余生中，他在心理上一直被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持续困扰。

也正是在这一早期阶段，希特勒的种族观念开始与格奥尔格·冯·舍纳勒尔的泛日耳曼主义混合。希特勒相信，雅利安种族的核心就是日耳曼人，所有日耳曼人在生理上与文化上构成一个卓越的群体。在当代世界，日耳曼人被地理障碍与人为的国家边界所分割开来。要保存这一种族，就得让日耳曼血统的人重新统一到一个单一国家之内；否则，一个分裂的日耳曼种族将会始终软弱，而且会在他们所居住的不同国家中，因与其他民族同化而面临血统被玷污的危险。希特勒居住在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多民族的奥地利，他非常担忧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会因与各种不同种族群体杂交而导致自身毁灭。在维也纳，他觉得自己切身受到捷克人、匈牙利人、犹太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威胁。出于这一原因，他觉得舍纳勒尔的泛日耳曼民族主义，以及呼吁把奥地利与普鲁士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统一起来的观点，特别具有吸引力。

尽管希特勒是奥地利公民，他却变成了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跟舍纳勒尔一样，他对哈布斯堡王室痛恨不已。此时的哈布斯堡王室尽管已经处于衰落之中，但仍然为能够统治这样一个种族多元的帝国而感到荣耀。希特勒并不认为自己对奥地利帝国负有忠诚的义务，而且此后他将认同于更加强大的德国，因为在德国看到了他所认为的种族生存斗争所必需的国家实力与生命力。对希特勒来说，国家和种族是同义词，决定性因素是人们的生理构成，而不是国家边界或公民资格。他认为奥地利与德国必须统一到一个自然的种族整体中。

在维也纳，除了种族主义和日耳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外，希特勒还学会了很多东西。这个首都的街头与政治舞台，使他对政治行为与政治技巧有了深刻理解。他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获取权力的最好机会就是通过发动一场组织严密、以冷酷无情的方式领导、面向大众的政治运动。他与下层阶级为伍的岁月使他对底层社会的需要、恐惧和软弱十分清楚。他开始理解他们的本能需求，而且开始从别人那里学会控制与操纵底层民众。在这一点上，他最重要的一个老师是卡尔·卢埃格尔，希特勒对这个人充满了钦佩。希特勒看到卢埃格尔的成功主要基于他发动了具有广泛基础的群众运动，当其他政党往往只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群体的利益时，他却能够吸引各个阶级的成员。同样重要的是，卢埃格尔的支持者来自社会上感到疏离、经济上不安全的那部分人。作为一个精明的善于煽动的政客，卢埃格尔利用了这些人的实际需求和社会情绪。他用话语宣传增强了他们的恐惧，同时提出旨在减轻他们沉重负担的具体社会与经济计划。他对据称的他们的敌人（这往往意味着犹太人或其他少数种族群体）或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发起猛烈的抨击，经常使用煽情的口号来迎合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绪。

希特勒也对社会民主党势力的增长印象深刻。当然，跟鄙视工会组织一样，他也鄙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原因是他认为这个团体仅仅是犹太人用来控制工人的手段。但是，他佩服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与宣传技巧，这些技巧使得社会民主党发展成一个拥有忠诚且有纪律成员的强大政党。一方面，他们指出了工人阶级真实的经济困境，另一方面他们也使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话语体系来发动工人。然而，希特勒正确地认识到社会民主党的弱点，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将他们的群众基础限制在了工人阶级范围之内，同时他们的国际主义取向，以及他们对德国国家的攻击，使得他们无法利用大众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希特勒在维也纳受到的政治教育使他得出结论：一个成功的大众政党必须既是民族主义又是社会主义的，并且，高超的领导力、组织能力和宣传技巧至关重要。

当1913年希特勒离开维也纳去慕尼黑的时候，他仍然志在成为一个艺术家，以艺术为业。尽管他对政治事务的兴趣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但还没有下定决心登上政治舞台。事实上，此时他获得的政治理念及立场态度是否已经形成一整套连贯的意识形态还大有疑问。希特勒是为了逃避兵役而移居德国的，因为一旦被征召入伍，就妨碍了他对艺术的追求，也会终结其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的自由，还会将其置于为哈布斯堡王室服务的处境上，而他对哈布斯堡王室已经多次表达过憎恶之情。他在慕尼黑的生活跟他在维也纳时一样漫无目标，尽管决心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的志向似乎渐渐动摇，但与此同时，他对政治的热情则不断上升。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完全沉浸于宣战开始阶段的民族主义狂热中，志愿进入一个巴伐利亚军团中服役。这个年轻的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以斗争的哲学看待人生，现在终于抓住一个可以参与到一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斗争中的机会。在军队中，他发现了他此前的人生中所缺乏的许多东西——一个奋斗目标、一种秩序感，以及一个可以归属的地方。对他来说，军队就是他所缺少的家庭与私人住所的替代物。第一次，他学会了坚韧和纪律，这两样东西将是他后来作为政治领导人的重要禀赋。意志力和残酷无情将是这个未来纳粹元首的突出特征。所有迹象都证明，希特勒是一个勇敢的士兵。在战争初期，他参与了一场最残酷的战斗，获得了一枚二等铁十字勋章，后来又两次负伤，最终被授予一枚一等铁十字勋章。1918年10月，在敌方的一次毒气攻击中他眼睛受伤，几乎彻底失明，被救护到德国的一所医院中。对希特勒来说，这场战争既是为德意志而进行的理想主义圣战，同时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直到战争最后，他仍然确信德国必将获胜，而德国的战败是对他心理上的一次毁灭性打击。

正是1918年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终推动希特勒开始其政治生涯。他确信战争的失败、推翻德国皇帝的革命和魏玛共和国的成立，都缘于犹太人和信奉共产主义的叛国者们的操纵。起初，他显然是从对背叛德国的行为进行复仇和助力德国恢复到此前的大国实力和政治地位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政治活动。希特勒的首次政治经历是作为军队的政治指导官。他的职责主要包括向士兵们灌输关于民主、共产主义、和平主义等思想均属邪恶的观点，以及报告慕尼黑地区各种激进政治组织的动态。这一职责不仅使他与德国工人党发生联系，而且使他认识到，自己身上潜藏的作为政治演讲家的技巧和感染力已经被唤醒。随着他对自己的政治潜能越来越有信心，希特勒逐渐相信，他负有做德国的救世主的历史使命。希特勒总是被后来历史学家们所称的“弥赛亚情结”所折磨。他坚定地相信自己负有特别的使命，而且有能力使别人相信这一点，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何以成功地吸引到追随者，并且能够组织起这场政治运动。

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意在将这个边缘性的团体转化为一场置于他一人掌控之下的群众运动。最开始时他是这个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七号人物，负责宣传与新党员招募工作。尽管这个党的领导人仍旧是德雷克斯勒和哈雷尔，希特勒精明地利用他的位置使这个政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同时增强了自己的权力。在成功达到这一点的过程中，希特勒具有其同事们所缺乏的若干优势条件。由于没有正式的工作或职业，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全身心投入到政党事业中的成员。该党的这些活动也完全适合他的个性，因为他可以不受常规作息时间限制地开展工作，也能够免于被特定的职责或义务所束缚。他全力以赴发展党的组织，招募新的党员。无论德雷克斯勒还是哈雷尔，在组织技巧与演讲才能上都无法与希特勒匹敌。希特勒扎实地建立了这个政党的未来官僚组织机构基础，提升了宣传技巧。为了鼓舞既有党员的政治热情和忠诚、招募更多的新成员，他开创了举行大型群众集会的做法，通过群众大会塑造该政党的团结、活力、强大力量和具有决心与意志的形象。

情况很快变得明朗，希特勒确实拥有某种领袖魅力、某种难以解释的禀赋，可以抓住人们的情绪，最终获得人们的无限忠诚。结果是，大多数加入德国工人党的人是被希特勒本人所吸引并且忠诚于他个人。1920年2月24日，在慕尼黑皇家啤酒馆，第一次成功举行的群众集会上，聚光灯更多照在希特勒而不是德雷克斯勒或哈雷尔身上。希特勒本人承担了介绍新党纲和宣告启用新的政党名称的荣耀。从那以后，德国工人党将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NSDAP）的名称广为人知，“纳粹”（Nazi）一词正是由此衍生而来。[1]

希特勒利用其宣传工作负责人的位置，控制党内信息的流入和对公众信息的发布，以此提升他本人及其思想的重要性，同时削弱他在党内对手的势力。在他加入这个政党一年之后，希特勒已经将党员人数扩张到超过3000人。他在这个组织内的影响力，以及对该政党运动的无可替代性也随之上升。

到了1921年，由于受到新涌入党员对希特勒个人的忠诚，以及希特勒显然意图控制整个政党的野心威胁，德雷克斯勒、哈雷尔及其他一些该政党的元老试图将希特勒从组织中清除出去。但希特勒的地位如此稳固，以至于他不仅挫败了这些人的努力，而且在对抗中胜出，成为该党的第一主席，拥有了该党在慕尼黑总部实质上的独裁权力。德雷克斯勒和哈雷尔很快就被淡忘了。希特勒着手进一步集中权力到自己手中，而且是以纳粹党在德国其他地方组织的独立性为代价。随着时间推移，该党未来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方向将由希特勒个人所决定，以致达到这一程度：纳粹主义越来越成为元首本人理念与个性的反映。无论是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常常把纳粹党称作“希特勒运动”。

希特勒在与党内早期对手的斗争中胜出近十年之后，其历史意义才逐渐显示出来。回顾历史，很明显这次政党领导权之争正是该党发展历史上的分水岭，也是希特勒从崛起到最终获得德国政治权力历程中的重要一步。但在当时，该党之外几乎无人注意到该党领导人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希特勒与纳粹党在慕尼黑之外的地方鲜为人知，即使在慕尼黑，他们也被认为仅仅是若干激进团体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他也还要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才能使一小部分德国人开始把纳粹党当回事。然而，希特勒及其追随者从未怀疑德国人民最终将会承认他们，并将他们推上权力宝座。

纳粹主义运动并不是某种极端版本的传统右派或极端保守主义。纳粹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类似，是一种独特的历史产物，包含了来自左派和右派阵营各种各样的因素。纳粹主义创造了一种包含此前彼此相互对抗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力量的独特混合物。它不是一场反革命运动，并不是要试图回到此前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中去。恰恰相反，这一新奇的纳粹主义历史力量非常具有前瞻性，它是一场面向未来、创造未来的运动。它接受右派的狂热民族主义，然而，从一开始，它就用其社会革命的理念与承诺，把自己与保守主义和反动势力区分开来。作为社会革命者，纳粹分子将会对德国右派传统的精英、理念与体制提出严峻的挑战。这一独一无二的混合体也使纳粹主义的真正实质产生了某种不确定性，在潜在追随者与极端反对者中造成了一些迷惑。出于这一原因，许多人会错误地解读，也会危险地低估纳粹主义。左派错误地认识纳粹分子，攻击其为德国保守主义势力的一部分。在与纳粹主义争斗的过程中，左派更进一步疏远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在极左分子的攻击下，更认同于德国保守主义阵营。与此同时，传统右翼势力也错误估计了民粹主义对他们自身的中产阶级选民基础的吸引力，最终被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抢走了选票。在长时间的绝望、愤恨与无助情绪中，传统右派最终将会低估纳粹党的社会革命承诺对中产阶级的吸引力。

[1] 以下译文中，凡原文为“NSDAP”处均译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原文为“Nazi”处均译为“纳粹”，二者含义相同。——译者注

第三章

纳粹意识形态的历史根源

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对纳粹党有着远远超出一般政治组织的愿景。它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运动，它独特的哲学、仪规与象征几乎构成了一种世俗的宗教。从其在维也纳的生活经历中，希特勒就已经意识到人们容易被象征符号和理念所驱使。他将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归结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信条，这些信条为工人阶级从事政治运动、进行牺牲和做出奉献提供了鼓舞力量。社会主义理想在共同事业目标下将工人们团结到一起，并且为他们对现存体制进行斗争的道德必要性与历史必要性提供了合理正当的解释。最强大、最持久的历史运动就是那些最具教条性的运动，因其毫不妥协的态度，强化了他们对自身信仰绝对正确性的认识。希特勒声称，天主教会的稳定性与强大力量可归因于其在信仰原则上毫不妥协的立场。希特勒也相信，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运动不可能通过武力打败，也不可能通过直接攻击其信仰而获胜，只有通过一种声称具有绝对真理的新哲学才可能对其真正发起挑战。这种新的哲学必须能够激发追随者对信仰的狂热，同时为大众提供一种将被摧毁的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希特勒并不认为纳粹意识形态仅仅是操纵和控制大众的工具，事实上没有人比希特勒自己更具有意识形态的坚定性。对希特勒来说，纳粹意识形态包含了不言自明的真理。

纳粹意识形态中并没有原创性因素。纳粹主义信条的基本假设和基础思想从19世纪开始就已经在德国与欧洲文明中存在了。纳粹是将此前已经存在的若干思想潮流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尽管经常是含混的意识形态综合体。这种包含了既有观念、偏见、传统思想的新组合，使纳粹分子可以充分利用传统的认同、符号与信仰；与此同时，还能使该党呈现出新颖性和革命性。这一政治运动将会保留，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复兴那些备受推崇的、历史延续下来的价值观与历史传统，纳粹还会发展出一种新的富有活力的社会与政治秩序。纳粹意识形态充满了自我矛盾和内在冲突。然而，历史证明，这一点对纳粹党来说更是其巨大力量的源泉，而非一种弱点，因为这使得该党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使其能够包容更大范围在理念、兴趣与阶层上各不相同的人。正如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的，纳粹主义对所有人提供了所有的承诺。

纳粹意识形态为千百万遭遇幻灭和绝望的德国人提供了对其困境的解释，为他们的不满提供了焦点，也给他们带来了面向未来的希望。然而，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大多数德国人并不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很多人认为其极为荒唐。即使是在大萧条阶段那些最艰难的时日里，希特勒也只能吸引到仅约1/3德国人的支持。

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各党派的联合力量表明，绝大多数德国人秉持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很多即便是已经加入纳粹党的成员，或仅仅是投票支持纳粹党的人，也并不当然认为纳粹意识形态的主体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他们大多数是被其意识形态中某一特定方面所吸引，或者是被纳粹党所提出的特定纲领与承诺所吸引。许多人对纳粹意识形态中那些更极端的因素持漠视态度，认为这些不过是政治宣传而已。不同的群体对国家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每一个群体都确信自己理解的版本才是正确的。正如以后人们将会看到的，即使是在纳粹党领导人和纳粹理论家中间，也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

但与此同时，仍有数百万人确实相信纳粹主义，他们认为纳粹意识形态是一种逻辑一贯的哲学。他们要么不在意，要么甚至根本没有认识到纳粹意识形态的自我矛盾。对他们来说，纳粹主义就是绝对的真理，是对历史与政治现实的准确反映。关于纳粹运动这一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潮流，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它未能产生一部理论著作，来为其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形色色教义提供一种连贯和充分的解释。希特勒声称，他已经写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从而为纳粹党设定了未来要永久遵循的原则，应当被广泛传播和一体遵行。但事实上他这本书写得极其混乱、缺乏条理，根本达不到这一要求，更没有为纳粹意识形态提供一个全面的理论阐释。更何况，在《我的奋斗》于1925年出版后，纳粹意识形态还处于继续发展中，在整个第三帝国存续期间这一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不断发展变化。当我们说到纳粹意识形态时，指的是一系列原则与信仰，其中有一些是明确的，另一些则含混不清。纳粹意识形态来源除了希特勒这本书，也有其他各种不同的来源。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纳粹党1920年的政治纲领、纳粹各种宣传资料、第三帝国的施政方针，以及希特勒和纳粹党其他领导人的演讲和谈话，还有纳粹理论家们的著作。

居于纳粹党意识形态核心位置的一个概念是Volk，这个词可以解释为人民（people）、民族（nation）或者种族（race）。这个概念第一次变得重要是在19世纪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期间，当时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völkisch运动。[1]在当时，Volk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上的存在，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德国浪漫völkisch作家，像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声称每一个Volk构成一个自然的文化群体，因其特定的文化与历史发展和特别的环境，而具有独特的特征。一些学者认为，每一个Volk都体现了自身特别的“生命力”，这有助于说明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及独有的特征。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与文化经历将一个特定的Volk的成员统一到一个有组织的单位或共同体（Gemeinschaft）当中。

个人并不重要，只有个人对群体的认同，以及整个Volk的福祉才是至高无上的。跟许多浪漫主义思想家一样，völkisch作家倾向于描绘出一幅中世纪辉煌灿烂、如神话般、不甚准确的图景，他们假定那种理想的“社会共同体”存在于其中。在他们的中世纪乌托邦想象中，这一共同体扎根于这块土地，并因传统和习俗而彼此结合在一起。具有英雄气概的领导人、农民、手工业者共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他们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他们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他们都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适当位置，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意义，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冲突，也没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历史悠久的传统与习俗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而现代的社会与经济剧变，特别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已经消蚀了这种有机的乡村生活的基础，并且威胁到了Volk的统一与存续。

鉴于许多此类思想家将犹太人等同于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政治趋势，等同于城市化、商业和现代工业，这一völkisch运动存在着固有的反犹主义倾向。犹太人被看作是不同的Volk，是存在于天然的德意志共同体内部的一种外来文化力量。犹太人是外来者，他们的根并不在德国的土地上，而且他们作为一个没有领土的群体，并不是乡村农业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他们并不与德国Volk共享同样的价值观与历史经历。由于欧洲从中世纪开始就存在反犹主义传统，关于犹太人是颠覆性和威胁性因素的观念更得到了加强。在大多数流行的文学作品中，犹太人被描绘成中间商和放高利贷者，他们远离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艰苦工作，作为经济上的寄生虫而存在。从19世纪早期开始，德国völkisch思想家们就全神贯注于犹太人问题，研究这一问题能否通过将犹太人全部放逐或者同化来得到解决。

到19世纪后半叶，在因德国快速工业化、社会现代化而导致产生幻灭感的人当中，这些völkisch思想家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社会与经济发展在极短时间内急剧地改变了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许多德国人在心理上、社会上与经济上很难适应这种变化。他们被从过去的乡村生活中连根拔起，面临着都市工业化阶段生存状态中产生的疏离、紧张与不确定，他们遭遇了新的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自身却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发展起一种对已经逝去的，早先时代纯朴、简单与稳定生活状态的怀旧情绪。

许多幻灭者将他们所面对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归咎于现代化。他们的焦虑感在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拉加德是那个时代最知名的völkisch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德国传统社会因现代化而产生的移位，是非德国的思想和势力入侵的结果。他认为，要保护人民，需要对德国进行文化上的净化，回复到现代化之前的völkisch共同体。他将他所恐惧和憎恶的许多现代潮流（如民主观念、议会政府、经济发展等）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

几乎与此同时，völkisch思想的性质经历了一个关键性转化。早期的völkisch思想家，包括拉加德，都把Volk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然而，晚近以来，Volk这个概念开始按照种族含义来进行解释，Volk的性质也开始改由生物学与基因意义上的构成来决定。从此，种族，而不是文化，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种新的种族主义völkisch的一个重要支持者是尤利乌斯·朗本（Julius Langbehn），一个畅销书作家，他认同拉加德关于重新复兴已失去的德国共同体乌托邦的梦想。朗本狂热地相信，犹太人是一个不同的、危险的种族，犹太人问题不可能通过种族同化来解决，因为这将导致德国种族的劣化。一般说来，这些德国völkisch理论家不再仅仅提及文化与环境因素在造就特定人民特质中的作用，他们把新的重点放在了血与土（Blut und Boden）上。相似的主题也在这一时期的无数流行小说中盛行，通过这种方式，völkisch思想传播给广大的受众。

这种新的völkisch取向，是19世纪后期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种族主义兴起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达尔文的观点越来越被广泛接受，很多人认为进化论也适用于人类，不同的种族就是进化的结果，就像不同的动物物种是进化所产生的结果一样。每一个种族不同的遗传结构，不仅决定了其生理上的不同特征，而且也决定了其不同的智力和行为。民族特征与文化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生物学原因导致的结果。因而，不同的文化成就与不同的发展水平可以通过进化过程加以解释。人们相信德国人、法国人、斯拉夫人等等在遗传上都是彼此不同的种族，重要的遗传差异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潜质，从而将他们分割成优等群体和劣等群体。这一观点绝不是只限于达尔文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在整个欧洲以及美洲，直到进入20世纪，很多有声望的思想家都持这种观点。

事实上，人类学及生物学领域的若干研究成果似乎证明了“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c racism）的正确性。尽管法国权威种族主义理论家乔治·德·拉普热伯爵（Count Georges de Lapouge）的相关论述本质上是伪科学，在英国，“科学种族主义”还是通过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和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的作品得以进一步传播，这两位都是英国当时最优秀的人类学家。种族理论的可信性由于受尊重的英国科学家、现代优生学运动的奠基人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从事的遗传科学研究而进一步增强。

同时，将人类社会中的冲突与自然世界中的生存竞争混为一谈的思想也变得流行。这一将达尔文主义概念运用到人类行为与人类社会研究中的做法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人类历史被解释为不同群体之间的残酷生存竞争，在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中，最能够适应的群体将会存续，弱者则将会走向灭亡。最终，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像其他许多有声望的学者思想一样被歪曲和推广，并且以伪科学理论和出版物的形式流行，这些理论和出版物看上去为种族斗争的概念奠定了科学和事实的基础。

第一个系统论述种族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本质性因素的著作是一个法国人写的，而且在时间上早于达尔文主义的传播。在其19世纪50年代出版的《人种不平等论》（An 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s）中，阿瑟·德·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提出一种理论，称只有优秀的白人种族才可能创造文明。因而，文明的存续有赖于白人种族保持其纯洁性，而种族间的混血将意味着文明的衰落乃至最后的终结。他的观点被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进一步发展和改进。张伯伦本来出生于英国，但因为非常欣赏德国，后来归化成为德国公民。1900年他出版了著作《19世纪之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该书后来多次推出新版。张伯伦认为北欧种族或雅利安种族创造了人类文化、文明与世界历史中所有最重要的东西。他把雅利安种族称为“文化的创造者”，雅利安人卷入了与寄生虫种族犹太人（他称之为“文化的破坏者”）的斗争。在这场生存竞争和为保存文明而进行的斗争中，雅利安人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以确保他们的成功。张伯伦的著作以学术和科学的面目出现，在许多读者心中确立了其思想的可信性。本质上，这本书以所谓的科学依据，支持种族主义者的既有偏见和反犹主义情绪。张伯伦对希特勒的思想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

德国völkisch运动的演化发展正与现代民族主义出现时间巧合，现代民族主义是19世纪和20世纪最强大的意识形态之一。尽管德国völkisch运动只有有限的追随者，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则被大多数德国人所接受，而且得到这个国家政治与教育界精英的积极支持。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国民族主义已经达到极端沙文主义的程度，因为爱国主义已经转化成对德国自身高度骄傲自豪的优越感。许多民族主义思想家与政治家声称，德国文化事实上优越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而且德国负有历史使命在全世界传播自己的文化、扩张自己的影响力。这些观念与德国崇尚武力的传统、对军队和权力的荣耀感，以及提高德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地位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经达到其经济与军事实力的顶点。德国取得了惊人的科技与工业成就，这些与其巨大的创造力一样，在整个世界广受承认，德国人期望在未来获取更强的实力、声誉与财富。在战争的初期阶段，德国人信心满满，认为自己能够获得胜利，可以通过战争在欧洲大大扩展其帝国范围，并在亚欧大陆绝大多数地区确立德国的霸权地位。德国许多知识分子为这场战争提供合理化论证，认为这是一场优秀的德国文化与堕落的其他西方国家文化之间的对决。

关于德国文化优越性与独特性的思想，完全符合völkisch运动意识形态。在战争之前的若干年里，民族主义运动与völkisch运动已经出现了部分汇合。有一个很小但是有影响力的激进民族主义组织“泛日耳曼联盟”（Pan-German League），它的许多领导人都接受了völkisch的种族主义与反犹主义的观点，而且völkisch运动团体也开始支持“泛日耳曼联盟”的扩张主义和侵略性政治目标。其结果是，一部分德国民族主义者也开始接受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观点。

德国völkisch运动的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共同构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希特勒在描述种族间的不平等和雅利安人的优越性，认为更高的价值、所有的文明都建立于雅利安人基础之上时，用了“贵族自然观”（aristocratic idea of nature）这个词。他声称，通过斗争和合适的培育，强大的种族将会增长他们的力量、征服软弱的种族，从而使自己上升到统治地位。首要的意识形态目标就是将所有的北欧民族统一到一个纯洁的、同质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当中。1920年的纳粹党政纲明确提出，只有具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可以成为Volk的一分子，也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任何具有犹太血统的人，即使他或者她可能在文化上已经被同化，或者甚至已经受洗成为基督教徒，也不能成为德国公民。这一政纲的民族主义核心思想也要求对德国社会进行文化上的净化。罗马法被称为是反德的外国法典，必须被德国的共同法所取代。要建立德国的国家出版社来促进“民族的福祉”，所有外国的和反德的出版物必须被禁止，必须发动一场法律斗争，反对所有在文学与艺术领域中消蚀德国生活方式的趋势。

尽管其意识形态大多数方面首先是对种族主义者具有吸引力，但其政纲的其他核心要点则具有更广泛的吸引力。关于重新统一全部日耳曼人的呼吁，是以所谓“民族自决权”以及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观念为基础的。这表达出了很多德国人合乎情理的诉求，以及因《凡尔赛和约》的耻辱和挫败感到愤慨的人的想法。对于那些在战争前和战争期间已经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出一种强烈心理和情感依恋的人来说，尤其难以适应德国权力的突然崩溃及民族威望的丧失，对他们来说这种感觉痛彻心扉。纳粹党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坚定立场，以及恢复德国昔日荣光的承诺，对那些义愤填膺、意图复仇却感到孤立无援的人来说，格外具有吸引力。

大多数温和派民族主义者，跟许多外国政治家一样，并没有对纳粹版本的日耳曼民族主义的极端主义倾向及其外交政策含义给予足够的重视。纳粹相信要保存雅利安种族就必须建立一个日耳曼帝国，或称第三帝国，这个帝国的版图将要远远超出德国1914年之前的边界。如果雅利安种族想要生存，就需要空间和资源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这个帝国将足够大，以致可以与美国、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并驾齐驱。“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概念，将会成为纳粹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个概念是一系列思想的混合物，包括了völkisch观念、当时的地缘政治思想，以及泛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扩张主义哲学。要实现这个意识形态目标，就不但需要废除《凡尔赛和约》，而且需要一场战争，因为希特勒相信雅利安人所必需的生存空间可以在东欧与俄罗斯找到，而这只有通过使用武力来获取。

实现民族主义抱负并不是纳粹意识形态对大众抛出的唯一诱惑。在一个普遍感受到经济与社会困境的时代，纳粹充分理解“社会问题”的存在。关于这一点的重要性，希特勒已经从卡尔·卢埃格尔那里充分领悟到，并且在《我的奋斗》中进行了充分阐述。按照纳粹的理论，国家负有社会责任提供基本的福利给其公民，让他们免于遭受社会不公与经济上的盘剥。纳粹党起初的意图是通过结合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左派政党争夺工人阶级的支持。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对中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提出威胁。事实上，在纳粹党政治纲领的社会主义成分中，明确要求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纳粹声称他们代表了“小人物”群体的利益，包括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以反对更为强大的经济势力。其敌人并不是仅有少量资产的人，也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大公司和国际金融势力。政府负有职责促进产业发展，提升公民的福祉，并确保经济运行是为了民族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仅仅为了拥有大量财富的资本家的私利。“一切非以工作获取的收入”都应当取消，至于通过战争时期投机而获得的暴利——也就是发战争财的人，其财产应当被没收充公。大的托拉斯要进行国有化改造。大的百货公司应当被分割，它们的营业场所要租赁给小的店主。在必要时，土地应当收归国有而且不予赔偿。土地投机以及土地贷款的利息将要被取消。纳粹党政纲声称，高利贷者和投机奸商“应当给予死刑惩罚”。与此同时，大公司的收益要进行分配，国家应当为公众健康、教育和老年人提供广泛的福利待遇。

很显然，纳粹的经济纲领对下中产阶级比对工人阶级更有吸引力。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小商人面对逐渐增强的来自大百货公司和大企业的竞争。与此同时，店员和白领雇员的微薄收入妨碍了他们获得自认为应当享有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经济环境也导致小农场主格外难以生存，他们往往把他们的损失归咎于政府，以及他们欠债的银行。这些群体都认为自己受到大资本的威胁，或在经济上受到大资本的剥削。他们担心经济失败会把他们推到自己所鄙视的下层阶级之中，怨恨因恐惧而进一步增强。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国家社会主义将会保护他们免于来自上层和底层的威胁。

尽管其意识形态中具有社会主义的成分，纳粹党在获得工人阶级支持方面仍旧差强人意，部分原因是，纳粹版本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提出像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那样一种根本性的经济与社会革命。国家社会主义既不是要消灭私有财产，也不是要消除阶级差别。它声称要保证经济上的安全，为工人阶级提供社会福利计划、就业岗位、合理的工资水平，以及保护他们免于受到资本主义的盘剥。但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和达到无阶级的社会从来就不是纳粹的目标。工人阶级将要获得的，除了经济上的正义，还要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新的工人形象将是对其生活状态感到光荣和自豪，工人阶级将不再是一个被社会疏离、受到鄙视的群体。他们将在社会上重新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他们的社会重要性和人格尊严将被本民族的其他人所承认和尊重。在纳粹理想的“民族共同体”中，阶级仍将会存在（基于每个人不同的天赋、财产和职业技能等），但不再会有阶级斗争。不同的经济与社会阶层将会和谐共处，并且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工作。民族意识将会取代阶级意识。在历史上，正是阶级意识将德国人彼此分割，并且使他们相互敌对。

尽管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是纳粹意识形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前和之后，这些方面都有所妥协，最终，许多此类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计划还是未能实现。部分原因是，在纳粹党内部，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问题有着激烈的争执。希特勒本人更关心其意识形态中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目标，而对社会主义的目标不甚在意。当在演讲中吹捧工人阶级时，他仍旧保持着从维也纳时期就产生的对下层阶级的鄙视。后来在他努力向中产阶级争取选票、向拥有巨额财富的资本家募款时，更对社会主义进一步贬低。但是，纳粹党的左翼，在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和奥托·施特拉塞尔（Otto Strasser）的领导下，认为纳粹主义本质上应该是一场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他们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全力反对希特勒的妥协折中。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希特勒的观点胜出，但纳粹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针对这些问题的冲突，直到1934年党内左翼被镇压后才结束。至少在理论上，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仍旧是纳粹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因素仍是纳粹党在宣传鼓动和举行选举时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

纳粹之所以拒绝寻求消除阶级差别，拒绝实现平等主义的目标，是因为在纳粹信仰中，人与人之间在自然禀赋上是不平等的。就跟不同种族之间存在差别一样，根据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国家应该把具有特殊天才和卓越智力的人放到领导人职位和其他有重要影响的位置上，由此他们可以统治大众。纳粹谴责西方民主形式的国家政府，因为允许大多数人实施统治的实践做法，会让政治权力掌握在大众手中，从而阻止了真正的精英来承担合适的领导职务与角色，也就违背了自然法则。精英主义（Elitism）与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是纳粹意识形态与政党组织中两个关键的要素。

国家社会主义精英将包括希特勒所说的德意志民族内部“最优秀人才”和最具有创造力的人物。这些精英将按照其天才程度的不同，组织成由低到高的等级体系，直到最高的、唯一的元首或领导人。元首之所以能够升到这个地位，是因为他的杰出天才受到普遍承认，他的权威也将是绝对性的。尽管元首高踞于整个纳粹党和民族整体之上，但他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既然元首将是德意志民族的化身，那么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是完全认同的。纳粹理论家称这种形式的政府是某种版本的“日耳曼民主制度”。

然而，与西方的民主观念相对比，德国的领导人并不是基于大多数人的同意进行统治，也不存在对其权力的任何制衡。元首只对他自己负责，而且只对他自己的行动承担独有的职责。他是所有政治权威的源头，政治权力通过不同层级的等级体系延伸到大众。按照领袖原则，等级体系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对其上级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同时对其权力之下的人实施威权统治。从而，纳粹党的组织与军事组织的指挥结构非常相似。

希特勒本人是领袖原则的最强力倡导者。在其著作《我的奋斗》中，充斥着鼓吹优秀个人历史重要性的论述，声称优秀人物是所有文化创造力和辉煌政治成就的源头。希特勒写到，每一场伟大的革命和历史进步，都与某位特定历史人物的名字紧密相关，正是这些特定的人物做出了这些惊天伟业。希特勒确信，他自己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本质的化身，他的优秀品性将是德国未来伟大成就的关键。他矢志不渝努力推进“个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与此同时，纳粹主义开始与希特勒本人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阿道夫·希特勒认为他自己是政治上的弥赛亚，他的许多追随者都对这位元首有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和信仰，他们把元首看作救世主。希特勒着力培育这种形象，意在确保唯有他自己才是纳粹党中统治性的力量，乃至最终成为整个德国的主宰。在这一点上，事实证明，在希特勒战胜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部竞争对手过程中，“领袖原则”起了根本性作用。

正如“领袖原则”已经表明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纳粹主义是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动。纳粹挑战了自由主义的诸项原则，包括平等、个人主义和议会政治。希特勒指控说，平等的概念是违背自然法则的犯罪，是消蚀领袖概念的一种思想。他相信，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威胁到了日耳曼民族的有机统一体，损害了他们的共同福祉。他预言自由主义的后果将是混乱不堪、效率低下、不负责任的统治。由于是社会上的劣等人当政，这些人会利用议会体制发展他们自身的私利，而以整个民族的福祉作为代价。而且，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如妥协、宽容、公开辩论等，正是纳粹思想所憎恶的，因为在纳粹看来，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就是生死搏斗。希特勒特别骄傲地指出，国家社会主义对敌人的力量是“不能容忍的”。而且，纳粹在追求其目标时是“狂热的”，他们所需要的，不是通过公开政治辩论产生政治上的妥协，而应该是强有力的领导和决定性的行动。在纳粹分子看来，自由主义是犹太人所发明的阴险教条，并以其作为削弱雅利安人的手段。犹太人以此来阻碍雅利安人产生强有力的领导人，并促使雅利安人四分五裂，变成一个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群体。

纳粹还将其意识形态对手马克思主义看作犹太人的人为建构。他们不知疲倦地一遍遍重申：马克思本人就是犹太人，共产主义运动、工会组织、社会民主党和左翼出版社都是由犹太人控制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倾向破坏了人们对国家的忠诚，同时阶级斗争的概念导致国家从内部分裂，导致德国人彼此为敌，并且使工人阶级与德国社会的其他部分疏离开来。

纳粹主义的反现代主义文化视角也与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魏玛共和国为言论自由和艺术实验创造了广阔空间。但大多数更具传统倾向的德国人对此的反应却是焦虑不安，他们对因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变化，以及新的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文化表达方式怀有强烈的敌意。许多极右翼知识分子，跟纳粹宣传分子一样，对这些现代趋势发起了严厉的抨击，声称德国文化已经处于衰败当中，整个社会都已经处于精神与道德崩溃的边缘。他们认为，从根源上说，现代艺术、文学、戏剧与流行文化都是外来的，都在腐蚀德国传统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军人的职责和荣誉都被反战小说家和左翼报界所嘲笑，与此同时，全社会的道德品行正在被夜总会和性放纵所毁灭。

现代主义的批评者指出，爵士乐的流行正是受黑人影响而导致文化堕落的一个标志。同样的，传统上关于美和艺术的标准正在被表现主义者、立体派艺术家和无政府主义的主题和风格所颠覆，所有这些在传统主义者看来都是堕落的、荒唐的和不可理喻的。不出所料，纳粹分子尤其对现代主义采取极端敌对的立场，将其标为“文化上的布尔什维主义”。现代主义正是犹太人鼓动起来的，是布尔什维克对德国发动政治袭击的文化对应物，意在导致日耳曼民族精神上的堕落。希特勒称“文化上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传染病，将会削弱德国人，并且导致他们任由犹太人宰割。一场道义斗争已经开始，斗争的结果将决定雅利安种族能否继续生存。因而，纳粹首要的意识形态目标，就是实现德国在文化和道德上的净化，消除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以及其他各种外国影响，复兴真正的德国文化，造就一个生机勃勃的日耳曼民族。

纳粹所设想的净化后的、再次复兴的德意志民族，将与德国人所知的1914年以前的德国社会截然不同。纳粹主义既不是保守主义的，也不是反动的，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激进的革命运动。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社会。事实上，他们是想创造一种新的人类——国家社会主义者。尽管纳粹分子与保守主义者和反动分子有着一些共同的目标，但纳粹分子与传统右派却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二者都想要消灭魏玛共和国，清除左派分子，都想来一场文化上的复兴运动，恢复德国昔日的大国地位和荣耀。在某些特定时期，他们会组成临时性的政治联盟，试图彼此利用，但保守主义者与反动分子是着眼于过去的传统，而纳粹分子则是面向未来，具有实现激进变化的愿景。国家社会主义要求按照纳粹völkisch意识形态路线和领袖原则，对德国社会和文化进行一场全面改造，而传统右派注定是实现这一意识形态目标的障碍。德国的右派是纳粹分子不得不与之竞争，最终要使之彻底消灭的力量。在纳粹歌曲《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Horst Wessel Song）中的关键一节，就提到在与“反动派”斗争中死去的纳粹同志。

希特勒声称，纳粹分子会骄傲地宣称自己是革命者。他们从享有声誉的保守派思想家那里剽窃了民族革命的概念，并把它转换成符合自己意识形态观念和政治需要的内容。对保守分子来说，民族革命意味着以一个威权主义政府取代魏玛共和国，从而使德国重新获得其失去的在世界上的昔日地位，并且复兴传统的德国价值观。在这个国家中，私人生活和基本体制如家族、教会、国家官僚机构和军队，都将保持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纳粹寻求建立一个在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的民族共同体，以实现社会生活每一个方面的改造，而且要毁灭一切传统体制和私人领域的残余。

攫取政治权力和消灭魏玛民主共和国仅仅是纳粹民族革命的一个阶段。只有当原有体制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实现纳粹化，当每一个德国人都变成国家社会主义的狂热信徒之后，纳粹的民族革命才算成功。攫取权力的过程将耗时数年，而要把所有德国人全部改造成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可能会需要数十年甚至数代人的时间。不管时间多长，纳粹分子都将致力于这场斗争，不屈不挠，坚持奋斗，直到民族革命成为现实。他们对这一事业的狂热投入程度，在其政治纲领的最后部分作了明确表达：“本党的领导人发誓将坚持奋斗，一往无前——在必要时宁愿牺牲他们的生命——以达到上述目标。”纳粹分子确信，他们信仰和牺牲的回报，是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一种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三帝国，这一帝国将屹立千年。

[1] “völkisch movement”是19世纪后期直到纳粹统治时代德国独特的民粹主义运动，基于德意志民间传说与德意志民族“有机统一体”的观念，强调德意志民族共同的血缘与遗传特征，强调德意志民族与土地的有机联系（blood and soil，血与土），具有浪漫主义色彩。“völkisch”并无直接对应的英文与中文词汇，类似于英文的“ethnonationalistic”、“racial-nationalistic”或“ethno-racialist”，兼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基于种族的民族主义等含义。该运动并不是一场统一的运动，而是多种同类思潮的混合。——译者注

第四章

纳粹党“早期奋斗岁月”中的政党架构、宣传模式及其追随者

在其20世纪20年代意识形态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纳粹党形成了一套后来被证明非常有效的政党组织架构和宣传技巧。能够发展到这个程度，也是在犯了若干错误，甚至几乎遭受致命挫败后才达到的。按照纳粹的说法，这是他们的“早期奋斗岁月”。在这个阶段，纳粹党仅仅是一个边缘性的团体，在一种非常不利的环境中为自身生存而斗争。在这一时期，纳粹党尝试了许多种不同的政治策略，但还是未能找到一条可以使其具有广泛吸引力，并能够战胜魏玛共和国政府的现实道路。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寻求一条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共和国、以实现攫取政治权力目标的革命道路。但由于规模太小、力量太弱，纳粹党不得不与右翼团体、军队及巴伐利亚政府中的反共和国人士结成联盟。那些组织之所以能够容忍纳粹党，是因为它们有着相似的反民主、反凡尔赛体制的政治目标。保守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认为他们可以利用纳粹党来激发起对反共和国事业的支持，并且万一将来发生共产主义的“暴动”，他们还可以借助纳粹党的力量对左派进行镇压。在军队与纳粹党之间的重要联系人是恩斯特·罗姆，作为一个军官，他能够推动将资金和武器输送给纳粹党。军队为纳粹党购买武器提供了部分资金，在1920年还为纳粹党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提供了资助。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中相当一部分成员是复员军人，尽管他们还未能构成纳粹党的主体。纳粹党的部分资金也来源于某些富裕的家族和商人。在军队和巴伐利亚地方当局庇护下，希特勒得以迅速扩充其政党规模，搅动起反对魏玛共和国政府的动乱。慕尼黑地区之外的纳粹地方组织成员成倍增加，到1923年，纳粹党成员总数达到了55 000人。此时，希特勒已经开始为纳粹党及其保守主义盟友共同发动一场针对共和国制度的公开进攻做准备。

许多人之所以在这个阶段加入纳粹党，正是因为他们预期会发生这样一场革命行动。在新皈依的人当中，有很多将要成为第三帝国的重要领导人。正是因为纳粹党的军事性、好战性特征，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也被吸引过来，参加这场政治运动。作为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极端反共分子，戈林对意识形态问题并不是那么关心，他更感兴趣的是付诸行动、获取权力的欲望，以及在战争中形成的对同袍之谊的珍视。作为对接纳他加入纳粹党的回报，戈林使纳粹党增加了某种富有才能的形象，以及一定程度的声望。戈林生性乐观，会享受生活，他来自上层阶级，娶了一位出身于瑞典富裕贵族家庭的迷人女子为妻。他曾因作战勇敢而获得过最高级荣誉勋章，是著名的李希霍芬空军联队（Richthofen ghter squadronn）最后一任指挥官。戈林的个性和背景使他成为纳粹党精英圈子里的一个特例。

更典型的人物是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一个退役军官，毕业于慕尼黑大学，他具有一种服从于某种特定威权角色的强烈心理需求。赫斯生性忧郁，才智平庸，他之所以能够在纳粹党内身踞高位，主要原因是他对希特勒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崇拜，他相信希特勒就是德国的救世主。赫斯是支持领袖原则、推动对希特勒个人崇拜最重要的预言家和吹鼓手。在意识形态坚定性方面，也只有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可以与之匹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后来在1923年成为《人民观察家报》主编。他是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族裔，在移民到德国之前曾经在莫斯科学习建筑学。他对东欧与俄罗斯的了解，使他能够扮演纳粹党外交政策专家的角色，而他的知识分子伪装使他获得了纳粹主义哲学家的名声。在其若干著作，特别是《20世纪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1930年）中，罗森堡将纳粹主义描绘成宗教的替代品。尽管后来与更强有力的纳粹领导人相比最终黯然失色，但罗森堡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理论家发挥作用。他的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主义宣传，为最极端的纳粹种族主义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纳粹种族主义政策以大规模种族灭绝达到其顶点。

狂热的反犹主义也是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与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这两个人都有严重的心理缺陷。希姆莱出身于慕尼黑一个下中产阶级家庭，学的是农业专业。这个神经质的人开始是养鸡场主，后来成为党卫军（SS）总头目。他体格瘦弱、其貌不扬，尽管如此，他在扩张自身权力、实现纳粹党意识形态最极端的目标时异常残暴、毫无同情心。他宠爱小动物，但在屠杀上百万人，以便腾出空间供其所要培育的优等种族发展时，表现得毫无底线。希姆莱试图将其反犹主义十字军行动上升到理想水平。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创作的对犹太人恶毒攻击的作品跟色情文学没什么两样。他的报纸《先锋报》（Der Stürmer），或许是曾经出现过的最怪异和最粗糙的反犹主义出版物。这个来自纽伦堡的学校教师具有某种心理上的强迫症和性瘾。这些变态心理驱动着他出版小说，往往配着恶毒的插图，描绘犹太人如何对基督教的儿童进行仪式性杀戮，好色的犹太人对雅利安妇女实施强暴，以及犹太人长老密谋征服全世界的场景。施特莱彻曾经是另一个völkisch运动团体，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劲敌之一德国社会主义党（German Socialist Party）的领导人之一。1922年，希特勒将这个竞争者纳入麾下。

尽管其领导人大多数出身于下中产阶级，纳粹党在这个阶段的普通成员却是来源于社会的各个阶层。白领工人和小商人的大量涌入意味着下中产阶级占有绝对优势，但纳粹党中也有来自工人阶级的相当一部分代表，这些工人还没有被吸收进有组织的工会或社会主义运动中。尽管如此，与其在全部德国人口中的实际比例相比，工人阶级在纳粹党中所占的比重是很低的，而且在纳粹党整个历史中，这种情况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与此同时，社会精英层成员（高级管理人员、高层公务员、企业主、学生和学术界人士）在纳粹党中的比例则远远超出他们在整个德国人口中的比例。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发源于慕尼黑的工业区，在其早期，它本质上是一场都市的、南部德国的政治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扩展到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由于非工业群体特别是农场主和农民的涌入，该党的这种增长模式确保了下中产阶级最终在纳粹党内占有统治地位。然而，这种人口来源比例，应当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早期规模有限这个背景下理解。因为只有极少数的人加入这个团体，在1922年之前它只有3000个党员。尽管纳粹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取得巨大发展，到1923年增加到了大约5万人，它也还远远达不到构成真正威胁的程度，而且与之敌对的政治组织很容易就可以使之相形见绌。

店主和工人、公务员和学生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向人们证明纳粹党超越了阶级分歧。这些背景不同的人都因他们对威权主义的认同、对民族主义的热情，以及对社会的极度不满而联合在一起。毫无疑问，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一个既充满愤恨，又拥有希望的政党。它利用了人们的恐惧与仇恨，并且向人们提供了快捷、极端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半军事化结构与领导原则满足了人们对权威的需要，而纳粹的军事手段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向所憎恨的目标发起攻击的机会。

作为一个男权主导和男性取向的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纳粹主义几乎完全忽视了女性群体和妇女问题。在纳粹党的这个发展阶段，相对来说只有极少数女性将自己与纳粹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她们之所以如此，是出于自身的主动，而并非缘自纳粹党的鼓励、引导或控制。尽管从年龄结构上来说，她们比纳粹党内的男性成员要年长一些，但纳粹女性与他们具有相似的特征：她们大多源自中产阶级或下中产阶级，新教教徒占压倒性多数；她们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她们是文化上的传统主义者，其中一些是笃信宗教且持反犹主义立场的；这些女性害怕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兴起，同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中产阶级的衰落而痛苦忧虑；她们对魏玛共和国的现代经济与政治趋势愤愤不平，认为魏玛共和国政府要对她们所在阶级受到的损害和国家面临的威胁负责。而且，这些妇女对魏玛共和国所提供的女性解放及法律平等原则感到幻灭。对一些传统主义者来说，“现代女性”的崛起降低和危及了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自然角色地位；对另一些人来说，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许诺导致的是失望与幻灭。这不仅没有提高她们的经济地位，而且这些变化真正意味着的是低收入工作或者贫困，与此同时却剥夺了她们传统上受到的保护，以及传统社会中女性角色所享有的尊敬与地位。作为女性和德国人，纳粹妇女要对她们所认为的、造成她们苦难的东西进行回击。她们寻求发起一场运动，意在通过重建一个强大的政府，拯救她们的国家和阶级，并且恢复到过去传统社会、稳固的家庭所提供的，妇女得到保护和安定的状态中去。

纳粹冲锋队（Sturmabteilung）的形成清楚地表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一个激进行动的组织，而不仅仅是从事政治辩论和理性说服的普通政党。从表面上看，这个于1921年成立起来的组织是为了保护纳粹集会免于受到左派分子的攻击，但冲锋队很快就成为纳粹党内最大和最有权势的力量。其最重要的职责不是防守，而是进攻，它成为纳粹招募新成员和进行竞选活动的急先锋。冲锋队是一个有效的准军事组织，纳粹党利用该组织恐吓对手，而且有意将其打造成将来对魏玛共和国发动最后致命一击的力量。冲锋队员组织游行和集会，分发纳粹宣传品，与政治对手进行街头冲突，破坏左翼团体的政治活动。冲锋队有严格的纪律，队员接受忠诚和服从的训练，随时准备在不远的将来实施暴力革命。在恩斯特·罗姆领导下，到1923年冲锋队已经招募了5万名成员。其统一的褐色制服，进一步显示和证明了这个组织的军事性质，这种制服于1924年成为标准定型。

早期的大多数冲锋队员是出身下中产阶级的复员军人，他们无法适应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或者不能接受他们自身（以前作为战争中的）军官社会地位的丧失。对这些人来说，战友情谊、由军衔和制服提供的身份地位，以及寻求刺激和着手行动的机会特别具有吸引力。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是重要的因素，加入纳粹党的相当一部分人，把服务于冲锋队看作他们战争时期在军队中为祖国进行战斗的延续。后来陆续加入的则是从未上过战场的年轻人。由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队人数的限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上大批本希望有军旅生涯体验的年轻人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而冲锋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替代的渠道。对另一些人来说，冲锋队之所以能够吸引他们加入，是因为纳粹党的极端主义和寻求冒险的特征。但还有一些人不过是年轻的恶棍和边缘化的反社会分子，冲锋队的行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释放攻击倾向的方式。

魏玛当局容忍了冲锋队的存在，因为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们认为这个准军事组织可以为军队提供经过训练的后备力量。然而，希特勒首先想的是冲锋队可以成为他推翻政府的政治工具。他第一次有机会动用这支军队进行公开行动是因为1923年席卷全国的危机。那一年法国占领了鲁尔区，德国遭遇经济崩溃和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加上共产主义者的斗争，魏玛政府几乎暂时陷于瘫痪。纳粹党参与了一场由多个右翼组织和巴伐利亚官方人士共同组织的阴谋活动，他们认为结束这个糟糕民主试验的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时机已到。甚至极端保守的前将军和广受爱戴的战争英雄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也参与了这场阴谋。希特勒自以为有巴伐利亚政府做后盾，这个多种势力的联盟可以再吸引部分军队加入，然后向柏林进军。但巴伐利亚官员最后决定反对举行政变。希特勒试图通过武力行动控制慕尼黑政府从而迫使他们就范。1923年11月8日晚上，在一个啤酒馆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希特勒勾动手枪扳机射向天花板，宣布“全国性革命”的开始。

尽管希特勒随后试图哄骗鲁登道夫参与这场策划拙劣、富有戏剧性的政变尝试，巴伐利亚政府还是进行了坚决的抵抗。第二天，希特勒很快发现他陷入了与警察当局的摊牌局面。在一场短暂的交火之后，有14名纳粹分子和多名警察丧生。其他一些人，包括戈林，都在冲突中受伤。在这次行动中希特勒扭伤了肩膀，但对他来说真正的损伤是他作为革命领导人的声誉，因为他在火线临阵脱逃，弃他的军队于不顾。两天以后，他以叛国罪名义被捕。

所谓的“啤酒馆暴动”无论对希特勒个人还是对纳粹党来说都是一场惨败，这场暴动彰显出纳粹党迄今为止所采取的革命策略的弱点。但这些结果并不意味着这场运动的结束。也许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能够证明希特勒具有将明显的失败转化为政治上重大成功的政治技巧和能力。德国关于对希特勒进行审判的宣传报道第一次给了他机会，使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听众。希特勒精明地利用这个讲坛，猛烈地攻击魏玛共和国体制，谴责国家领导人将德国人变成了协约国的奴隶。他声称，真正的叛国行为，是由所谓的“十一月罪犯”所实施的，是这些人导致了1918年的战败，并且接受了屈辱的《凡尔赛和约》，他们到现在还在持续背叛这个国家。他自己则是出于对德国的爱国主义职责而实施暴动，并且为他能够承担这项事业的责任而自豪。他并没有实施叛国行为，他遵循的是更高的法则，是为了践行他对人民的义务。

他的辩词在整个德国极端民族主义者圈子中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也深深影响了负责审判本案的、大体上都持反共和国立场的法官。魏玛共和国的司法史已经证明，这些民族主义立场的法官往往把极端右翼的被告看作误入歧途的爱国者，对他们量刑时格外宽大；与此同时却对左翼人士施加最严厉的判决，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对有组织社会的威胁。在这个特殊的案件中，希特勒被判予最低程度的刑罚：5年监禁。同时鲁登道夫被宣判无罪。其他相关纳粹分子陆续被定罪处罚，但有更多的纳粹分子逃离了这个国家，也就避免了牢狱之灾。

这场处刑轻微的判决只是希特勒政治胜利的一部分。同样重要的是，他有能力将这场政变转化成一个神圣的政党神话，而他作为卓越英雄人物居于该神话中心位置。在纳粹党的宣传中，这场政变冲突的真实细节被替换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元首领导其追随者实施革命斗争的神话版本。在冲突中死去的纳粹党人不仅是这次运动的烈士，而且还是为了德国国家事业而献身的英雄。希特勒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去提升这个神话或唤起对这些人终极牺牲的纪念的机会。后来，他在《我的奋斗》第一卷的卷首语中说，献给那些“为了民族复兴的忠诚信念”而牺牲的人。在那些易于接受这个神话的人心中，希特勒已经证明自己是经过战火考验的革命领袖和英雄。

希特勒在兰茨贝格（Landsberg）监狱中待了一年，直到1924年12月20日获准假释。希特勒在监狱期间除了短暂时间的禁闭，得到的待遇远远说不上是一种惩罚。他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穿着自己平常的衣服，可以自由地在花园里散步，而且在会客上几乎没什么限制。他在一起服刑的纳粹分子中仍旧是政党领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卷土重来做准备。这段期间，在鲁道夫·赫斯协助记录下，他开始口授写作《我的奋斗》第一卷。鲁道夫·赫斯并没有被判罪，他是自愿进入监狱陪伴他热爱的元首的。监狱岁月也给了希特勒足够的时间反思他近来遭受挫败的原因。他开始确信，暴力革命的策略不得不放弃，因为在现代政府国家机器掌控下的力量太过强大，不可能通过直接的攻击将其推翻。从此以后，他将采取“合法的”策略和手段去获取权力，他会利用魏玛共和国宪法提供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将其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纳粹党将玩起民主政治的游戏，直到他们能够控制整个国家，而其最终目标是将这套保障了他们这些合法权利的政治体制彻底摧毁。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斗争方式将是合法的和披着合法外衣的。在他们“合法手段的革命”使他们攫取权力后，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利用国家机器付诸实施，而不是要消灭国家机器本身。与此同时，只要纳粹党不从事过分违反法律制度的行为，政府当局就很难对其进行打压。

从监狱获释后，希特勒发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情况混乱不堪，面临着一系列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和问题。在监狱服刑而缺席政党管理时，他允许党内对手发展势力，甚至鼓励内讧，目的是防止任何人对他的领导权形成真正的挑战，而现在再将这个四分五裂的运动重新统一起来并非易事。恩斯特·罗姆已经将整个冲锋队置于其单独控制之下，意在将革命斗争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代表纳粹党内左翼势力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与奥托·施特拉塞尔，已经崛起为纳粹党在北德意志地区的统治性力量。施特拉塞尔兄弟全身心致力于纳粹党政治纲领中的社会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目标，这意味着将不可避免地进行一场社会与经济的革命。这些发展形势都是对希特勒个人领导权、对他新的合法斗争策略的威胁。起初，他在解决纳粹冲锋队问题上比对付施特拉塞尔兄弟要成功。恩斯特·罗姆于1925年初辞去纳粹党内职务，冲锋队回到纳粹党控制之下，并且被禁止从事非法活动。施特拉塞尔的宗派在北德意志仍旧保持其独立性，并且在其影响之下，整个纳粹党在话语体系、宣传活动、政治运动中仍旧遵循了一条反资本主义与支持工人运动的路线。直到1926年，希特勒才设法将纳粹党北部分支机构置于纳粹党的慕尼黑总部控制之下，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倾向直到1927年才被放弃。最终，领袖原则与合法斗争策略大获全胜。

由于政变流产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全德范围内遭取缔，纳粹党的重建受到了阻碍。1925年，在希特勒承诺纳粹党将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活动之后，巴伐利亚对纳粹党的禁令终于取消，与此同时，纳粹党以不同的名称继续在德国各个地区存在和发展。这个党仍旧处于明显的不利环境中，即使在大多数地区对纳粹党的禁令取消之后，希特勒本人仍旧受到一系列法律限制。直到1927年前他都被禁止在巴伐利亚发表公开演讲，他在普鲁士的公开演讲禁令到1928年才得以取消，这导致纳粹党在招募新兵和进行竞选活动时面临更大的困难。

纳粹党首次将合法斗争策略付诸实施，参与全国性选举运动，是从1924年的国民议会选举开始。尽管缓和了早期的革命性言辞，宣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纳粹党还是继续攻击大资本家和现代公司制企业，声称是他们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纳粹党的竞选宣传试图将大资本家与国际金融势力等同于犹太人，同时声称自己捍卫小商人、小店主与小农场主的利益，帮助他们对抗那些更大的、据称是反德的经济势力。与此同时，纳粹党还把他们自己塑造成为中产阶级的捍卫者，帮助中产阶级对抗马克思主义分子的威胁——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是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纳粹党仍旧吸引力有限。尽管因政治危机和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产生严重的经济和心理损害，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仍旧几乎是完全处于纳粹党所能争取的范围之外。因此，在1924年的选举中，纳粹党仅仅获得了5%的选票，得到了国会中14个席位。第二年纳粹党推出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作为总统选举候选人，也只是在全部大约2700万选民当中仅获得20万张选票。直到1926年，与社会民主党接近百万党员的规模相比，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只有区区不到5万名党员。

对纳粹党来说，最困难的问题是由1924—1929年间的政治气候所决定的。魏玛共和国早期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危机，给了纳粹党若干机会可以利用，但从古斯塔夫·史特瑞斯曼当政开始，德国经历了一段相对繁荣和稳定的时期，纳粹党的机会也就消失了。社会上对魏玛共和国的敌意大幅度消退，大多数德国人对纳粹党这个可能打破社会安宁与秩序的激进政治团体保持了警觉。纳粹党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他们原先驾轻就熟的、所谓“十一月罪犯”控制政府的指控显得不着边际。因为最右倾的候选人保罗·冯·兴登堡已经于1925年当选总统，反动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开始参与政府。经济复苏也降低了纳粹党经济反犹主义主张的吸引力；同时，由于不存在直接的共产主义紧迫威胁，也就意味着纳粹的反马克思主义十字军行动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有效。纳粹党的社会主义与反资本主义宣传，尤其是在北德意志大张旗鼓地开展的活动，同样被证明效果适得其反。

纳粹也未能在获取工人阶级支持中取得进展，而且在他们试图通过发展某种版本的德国社会主义吸引工人阶级时，又疏远了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这两个阶级都认为纳粹党是社会革命者，是对私有财产的威胁，代表他们利益的商界领袖和右翼政党是不会支持一个号召国有化私营企业的政党的。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特别是在1923年，纳粹党曾经从实业界及其传统右翼团体政治盟友那里获得过经济支持，现在这些财政资助与政治支持也不再有了。在这个阶段，资本家和纳粹分子是政治上的敌人。

资金匮乏严重限制了纳粹党的活动，甚至有时在组织内部导致危机。希特勒努力向实业界和商人们解释，纳粹的反资本主义只是一种说辞而已，但从他们那里争取金钱支持的努力均告失败。因为没有大的财政支持，纳粹党不得不依靠向党员收取党费作为基本收入来源，同时也从印刷出版物、组织集会及相关活动中获得收入作为补充，他们也组织各种募捐活动。这些微薄的收入来源，意味着纳粹党在扩大活动时面临很大困难，甚至难以负担宣传品的印刷费用，经常需要由党员出工出力自行解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纳粹党官僚机构的成员都不能正常领到薪水。

但希特勒并没有被这些问题所吓倒，他继续筹划未来，以备将来时机成熟，一旦社会上再次出现普遍不满情绪，纳粹党的队伍就将会迅速扩大。他开始为一个组织严密、高度集权的政治机器打下坚实基础，这将使纳粹党可以在全国有效开展选举活动。为了进行有效组织，德国全境被划分为若干个管辖区（Gau），每个管辖区都由一个纳粹党的主管（Gauleiter）或地区领导人掌控。在每一个管辖区内又分为若干个分支机构，一直延伸到基层组织。每一个层级的组织都由其上级掌控，而每一个管辖区的纳粹党主管都由希特勒任命，且仅对他个人负责。在这一架构之下，纳粹政党机构数量大大扩展，整个组织体系的班子都由纳粹党中央官僚机构负责配备，纳粹党地方和基层的组织在处理本地问题时被赋予了一定的灵活性，但地方自治是不允许的。由慕尼黑总部或希特勒本人确定的政策与路线必须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服从指挥不但是一项要求，甚至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理念。纳粹党设立了政党法庭，在其内部成员中强制执行政党纪律。这一组织的威权主义本质由此格外彰显。尽管宗派主义、内部分裂危险仍然是潜在的问题，但纳粹党官僚体系使希特勒拥有强有力的手段去抵消这些不利倾向。

纳粹党官僚体制不断强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建立了若干不同的部门，分别负责特定领域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这种负责特定领域的专门机构包括劳工、农业、经济、文化、宣传以及外交事务部门。纳粹党甚至建立了一个国外组织管理部以控制和管理居住在国外的纳粹党员。纳粹党还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外围组织，在年轻人中建立了希特勒青年团与纳粹学生组织；在律师、医生、教师等行业中都建立了相应的纳粹组织；妇女则通过服务于纳粹妇女组织来履行她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职责。招募新成员、进行内部整合、对党员进行控制、实施有效的政治选举活动，以及发展特殊领域的政治斗争技巧只是纳粹官僚体系功能和目的的一部分，其长远目标是建立一套影子政府体系，以备将来有一天纳粹可以抓住权力的缰绳。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组织如此严密，而且其许多机构履行着类似于政府部门的实际功能，纳粹党因而被称为“国中之国”。

然而，妇女组织在很晚时候才纳入纳粹党官僚体系管理控制之下。许多纳粹党人，可能包括希特勒本人，拒绝妇女在家庭之外承担任何角色，他们认为妇女应该受保护远离冷酷的政治。但还是有一些纳粹领导人认为，妇女可以承担与其女性身份地位相应的公共职能。妇女利用这个机会发展起各种各样的团体，分别致力于卫生健康、教育与社会福利工作。她们负责运营为失业人员开办的施粥所，管理为在街头冲突中受伤的纳粹分子提供救治的急救站，她们也提供了其他各种各样的支持服务，以帮助纳粹党男性成员开展政治斗争活动。由于几乎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被纳粹党所忽略，这些分散的，往往是地区性、基层的纳粹妇女组织在从事这些活动和贯彻自己想法时具有极大的独立性。在1931年，这些分散的组织失去了它们的彼此独立地位，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最终把它们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纳粹妇女组织当中。从此以后，妇女组织就完全被纳入男性统治的纳粹党等级体系中了。

与纳粹党政治机器发展所伴随的是其宣传技巧的改进。希特勒把正确运用宣传手段作为一种艺术。在其“早期奋斗岁月”中，纳粹党学会了如何成为进行心理操控的大师。纳粹宣传理论的本质在《我的奋斗》中进行过解释，其第一原则就是，宣传必须始终面向大众；第二个概念就是，有效的宣传必须诉诸情感而非理智。其潜在假定是：大众仅有有限的智力，他们的行为更多是由感觉而非理性思考来决定。希特勒也相信，大众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各种立场观点彼此制衡、内容纷繁复杂的政治辩论，尽管有利于考虑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以及所争论议题的每一个细节，但必定是软弱和缺乏效率的。因而当务之急是提供一种宣传口径，传达出一个直接、简单和单方面的信息。宣传绝不能仅限于提出和解释纳粹党的立场和纲领，它还必须使人觉得这种立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宣传不应启发人们进行独立思考，而是应该激发大众直接的、强烈的情绪反应，如狂热、恐惧或者仇恨等。通过不断重复，这些信息得以进一步强化，从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它当作确定的事实。希特勒曾经将其宣传手段与市场营销技巧相比较，将宣传称为“政治广告术”。

作为纳粹宣传工作的大师，约瑟夫·戈培尔也是纳粹党内最愤世嫉俗的一个。跟其他许多纳粹分子类似，戈培尔也因个人挫败和被社会抛弃而变得愤愤不平。他出身于下中产阶级的罗马天主教徒家庭，在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获得德国文学博士学位，但他争取成为一个新闻记者和浪漫小说作家的努力无果而终。戈培尔之所以感到被社会所抛弃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身体缺陷。戈培尔身形瘦小，还有脚部内翻畸形的生理缺陷。后来，他在纳粹党内的政治对手们轻蔑地称他为“米老鼠”，因为他有着比常人大一号的耳朵。尽管如此，戈培尔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是个技巧高超的写作者和富有激情的演说家。许多人认为，作为一个演讲者，他的能力要超过希特勒。当戈培尔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时，他是施特拉塞尔兄弟社会主义政策的强有力宣讲者，是希特勒的对手。但在1926年，他转投希特勒阵营，并因而被赏赐了柏林地区纳粹党主管的职位，在那里他作为宣传家的天赋得以充分施展。由于他对大众持有愤世嫉俗的态度，戈培尔在使用谎言和进行毁谤时丝毫不会觉得不安，他会机敏地根据特定形势，灵活地转变自己针对特定问题的立场。他的宣传册、报纸文章，以及组织的游行示威，常常公然煽动暴力，以引起大众对纳粹党的注意。他在柏林做得如此出色，以至于希特勒在1928年将他提拔为纳粹宣传部长。他在这一新位置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将会震惊世人，以至于他的名字“戈培尔”几乎已经变成“宣传”的同义词。

在像戈培尔这样的纳粹宣传家手中，复杂的问题被简化为情绪化的指控和简单易记的政治口号。例如，“荣誉、自由、面包”这个说法来自一张纳粹传单，典型地说明了纳粹党对外交和经济政策的简化表达方式。政治选择以非黑即白的语言表达出来，没有任何妥协或中间立场的存在余地。如果一个人支持德国、反对《凡尔赛和约》，那么他就必须与希特勒站在一起；否则，他就是个叛徒。这种简单化的办法在纳粹反犹主义宣传中尤其明显。戈培尔在一本宣传册中写道：“任何人只要是为德国着想就必须鄙视犹太人，这二者不可分割。”与此相似，纳粹党对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主义者也不作区分。他们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都描绘成野蛮的布尔什维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运动越出了俄罗斯的范围，朝西向欧洲蔓延，威胁着西方的文明和文化。

纳粹党会在确认特定受众群体的倾向、恐惧及其面临的真实问题后，异常机敏地决定其宣传主题，在调整其宣传以针对各种各样的群体时表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当在工人聚集的地区招募新兵和组织竞选时，他们印刷诸如此类的声明：“维持腐朽的工业体系与民族主义无关。我可以在爱德国的同时痛恨资本主义。”一张海报描绘了一个巨大的纳粹党人形象，正在拆除股票交易所，旁边写着“国际金融势力”。纳粹党也会利用下层阶级的基本需求。在宣传海报上“工作和面包”的语句下面，描绘的是一个纳粹党人正向绝望的失业者手中递上劳动工具的情形。还有一张海报描绘的是一群贫苦和失业民众的压抑场景，标题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希特勒”。重税、经济困境、中产阶级的未来、民族主义、捍卫宗教等等，都是纳粹宣传机器经常狡猾地加以利用的话题。在文化反犹主义盛行的地区，纳粹党发现攻击犹太人是个减少中产阶级对纳粹党社会主义倾向疑虑的方便途径。希特勒声称，国家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所直接针对的对象首先是犹太金融家与投机商的剥削性经济势力——而不是以德国商人为目标。纳粹党试图将犹太人与中产阶级面临的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例如，他们强调那些大百货公司绝大多数是犹太人掌握之下的，这些大百货公司导致小店主在市场竞争中出局。但如果是在与反犹主义并不相干的场合，纳粹党就会忽略这个他们意识形态中的本质性要素，集中精力于民族主义与反对共产主义。诸如此类的欺骗手法正是纳粹党宣传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魏玛共和国后期，为了进一步扩大整体选民基础，纳粹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开始系统性地、热情地争取妇女的支持。与他们本身对妇女的固有天性和社会角色的观点相一致，纳粹在其宣传中反复强调传统德国对妇女角色的设定：育儿、厨房和教会（Kinder, Küche, und Kirche）。聚焦于家庭、教育，以及抨击邪恶腐朽堕落的现代社会这些话题的纳粹文学作品与宣传海报，首先就是针对妇女群体的。认识到无论对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妇女来说，宗教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于是纳粹将自身定位于捍卫宗教、反对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世俗主义、反对魏玛共和国享乐主义文化的角色，声称这些东西威胁到了家庭价值观、腐蚀了青年人。纳粹大多数声称捍卫宗教的宣传，事实上几乎都以妇女为直接对象。这些主题构成了《妇女世界》（Frauenwarte）杂志的中心话题，该杂志是由纳粹妇女组织于1932年开始出版的针对妇女群体的刊物。

希特勒深知，仅仅依靠出版物和视觉宣传手段是不足以引发全国性革命的。更重要的是纳粹党员们“说出的话语”以及他们的积极行动。希特勒写道，只有话语的力量才可以刺激大众去实施行动。法国革命和俄罗斯的革命都并非由启蒙作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政论文章所引发，而是由于煽动家和蛊惑者激发了人民的热情。因而，与大众直接的、连续不断的、诉诸情感的接触至关重要。纳粹党早期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希特勒的演讲术，但在他因被判服刑而禁止公开演讲的时期，这项关键工作不得不由其他人来承担。尽管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戈培尔都是天才的演讲家，但普通纳粹党员还需要在演讲能力上加以训练。出于这一原因，纳粹建立了培训学校，以培养数千名能言善辩的宣传骨干，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被派遣到德国的各个地方，以帮助国家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扩张势力。

从风格和内容上看，纳粹宣讲家所运用的，是与其视觉宣传中相类似的技巧。这些宣讲总是诉诸情绪，说的是共性概念。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对听众心灵的操纵。群众集会的布景设置经过精心筹划准备，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演讲者很清楚他所面对的特定听众群体的大体构成和政治倾向，从而将其演讲内容根据每一个特定群体的关切和偏见进行调整、迎合。在这些集会当中，象征符号和庄严仪式作为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演讲者的实际表达效果因而进一步强化。爱国主义主题的音乐、德国国旗、纳粹党旗、身着制服的纳粹党员和灯光特效，一起创造出一种不真实的、浪漫的氛围。质疑和反对的观点是严格禁止的，在现场经常是由纳粹党员负责领头鼓掌喝彩。大部分集会是在晚上举行，因为希特勒相信，在一天中的这个时段，听众的抗拒心理会大幅度减弱。

除了旨在招募新党员和吸引新支持者的集会，纳粹党还扩大了为既有纳粹党成员举行的大会的规模，增加了集会频次。其目的在于对纳粹党员进行持续的“启蒙教化”，强化那些已经皈依的纳粹党员的忠诚度，特别是针对新近加入的成员。在这些大型集会中，个人的思想意识逐渐被混合到国家社会主义共同体信仰的集体意识当中。从而，单个成员不再觉得孤独，而将自己看作一场伟大和强有力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信念得到了强化，当他离开会场时，身上充满了更加强烈的热情和自信。

纳粹组织向其成员灌输热情参与、忠诚奉献精神，以及集体荣誉感的效果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与其他任何政党相比，都有着远远超出一般比例的好战且勤奋的积极分子。纳粹党的活力，与其群众集会浪漫而激动人心的仪式一样，对年轻人尤其具有吸引力。事实上，与其他政党相比，纳粹主义运动有一种年轻的气息。不仅因为这是一个相对新的和独一无二的政党，更重要的是，纳粹党大约40%的党员年龄低于30岁，同时纳粹党的领导层一般比其他政治组织中居于同等地位的领导人要年轻10多岁。这反过来又给纳粹党增加了一种额外的活力和劲头，使得纳粹党可以保持高强度的政治活动频率。纳粹党比他们的对手组织了更多的游行示威、公众集会和大型会议，而且纳粹党的活动总是精心策划、充满激情。由于纳粹政治活动往往伴随着其支持赞助的电影放映，以及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和社会活动的举行，其政治活动因而进一步增强了效果。结果就是，尽管增长速度缓慢，但其忠诚追随者的人数稳步上升。到1928年，纳粹党成员已经超过10万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要么是政治斗士，要么是意识形态教条分子。在这个阶段，纳粹党已经可以动员起两万人的冲锋队参加群众集会中的游行示威。

然而，纳粹党还是错过了一次本可以取得政治突破的机会，同时，在“早期奋斗岁月”结束之前，还有更多挫折等待着纳粹主义运动。纳粹党在扩大其政治选举的群众基础时，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尽管1926—1928年间纳粹党在发展组织上进行了广泛的努力，在其宣传中包括了确定的社会主义倾向，但它还是未能打破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垄断地位。纳粹党在争取手工业者和小农场雇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以及在当时已经整合到极左政治与社会文化运动中的群体斩获不多。纳粹实施其争取工人阶级策略的结果，只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与中产阶级之间制造了更大的鸿沟。只有下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人被纳粹反资本主义宣传吸引过来。贯穿整个20世纪20年代，小农场主、小店主以及手工业者始终是纳粹党选民基础的核心部分。在工人阶级和下中产阶级问题上，纳粹的选票来源于社会的非工业部门，或者来自因现代工业经济兴起而衰落了数十年的那一部分。尽管如此，这样的选民基础仍然不够强大，无法使纳粹党在选举中成为一股重要的威胁力量。

而且，纳粹党还在与一个已经开始实现自身稳定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做斗争。经过四年的经济增长和国内秩序的稳定，早先纳粹党快速增长的初期阶段那种充满不满情绪和不安定的气候，现在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改变。1928年的国民议会选举显示，即使是高效的纳粹党政治机器，在面对繁荣和稳定的强大力量时也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次选举中，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党派大获全胜，而极右翼的政党损失惨重。纳粹党也遭遇了它自啤酒馆暴动以来最具灾难性的政治挫败。在全部3000多万张选票中它只获得了80万张。它最大的失败是在城市地区，而恰恰正是在这些地区，纳粹党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进行竞选活动。在各主要城市和工业集中地区，他们的得票率最低的低于1%，最高的也不到3%。纳粹党是在错误的时间采取了错误的策略。

鉴于纳粹党在新一届国民议会中仅剩下12个席位，已经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小党地位，看上去它正在走向政治上的没落。极少有政治观察家觉得有必要认真对待这个组织。然而，在一年之内，形势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纳粹党将以令人瞠目之势卷土重来。

第二部分

权力的攫取与巩固

1929—1934

执政党可以利用唯有掌握合法权力手段时才可能拥有的优势……现在大多数突然不再是一个政党，而是国家本身……当事情真的走到这一步时，最终取决于在整个法制体系被抛弃、权力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的时刻，是谁抓住了权力的缰绳。

——卡尔·施密特，《合法性与正当性》

（Legalität und Legitimität），1932

第五章

20世纪30年代德国国民议会的瘫痪和纳粹的突破性胜利

在大萧条爆发及与之伴随的政治危机发生之前，纳粹党就已经从1928年的失败中恢复了过来。在选举结束后不久，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就开始重新组织和重新定位政治策略。选举投票结果表明，纳粹党的主要支持者在农村地区，在小城镇的中产阶级中。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纳粹党只有在经济危机与不安定的条件下才会蓬勃发展，因为即便是在总体经济与政治稳定的情况下，也仍然存在农业危机。农业成本高昂、产出有限、农产品价格低迷、税负沉重以及欠债，使小农场主面临着极大的经营困难，造成持续增加的破产和无法赎回抵押品的状况，其经济后果在邻近的小城镇感受也较为明显。农场主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银行、中间商、社会主义者和魏玛共和国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这种社会不满情绪发展成农村地区的恐怖主义，以及农民运动与政府之间的暴力对抗。这些事件，在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的《农民们、政客们和炸弹》（Farmers, Political Bosses, and Bombs）中有过最好的描述。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农场主阶层成为一股寻求激烈变革的力量。鉴于已经被都市选民所抛弃，纳粹党决定集中精力在农村发展。

在这些农村地区带有浪漫色彩的民族主义、强烈的宗教信仰、反犹主义，加上经济问题一起，使得农村人群成为纳粹党宣传的绝好对象。利用既有的völkisch思想倾向，纳粹党强调，农民作为德国高贵品格的真正代表，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们是德意志民族中最纯正的群体，本质上是这个国家的种族脊梁。纳粹党声称，犹太银行家与资本家，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控制了德国政府，正在威胁农民群体的经济存在。纳粹向农民许诺要进行农业改革，要大规模减税，要免除他们的债务。

这种宣传活动是在农村地区和小城镇加强招募新成员运动的一部分。纳粹党在这些地区持续举行活动。他们在大多数地区密集地举行游行示威，针对特定的经济问题和当地热点问题举行若干场演讲，组织各种娱乐活动，放映体现纳粹倾向和爱国主义的影片。在当时，其他各主要政党都不曾对农民群体有过如此程度的重视，于是农民群体对纳粹党的同情和支持快速增长。纳粹党的另一个政治技巧就是对农村地区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爱国组织、政治组织进行渗透，然后致力于重塑这些组织的政治趋向，使之向国家社会主义方向发展，逐渐将这些组织中很大一部分转化成纳粹党的政治工具。

在小城镇，纳粹党以德国传统右派的盟友，而非革命者的面目出现。它声称要复兴德国，无情地攻击魏玛共和国政府和其他政党，称它们是协约国的走狗，声称是它们使得德国在世界各国中一直以奴隶的身份存在。纳粹党此前的社会主义论调很快被抛弃，他们把自己描绘成中产阶级和私有财产的捍卫者，帮助中产阶级对抗马克思主义者、大商业势力和外国金融势力的威胁。纳粹的反资本主义被解释成只针对大公司、犹太人和国际金融势力。纳粹党宣传者说出了中产阶级面临的问题，利用了他们的恐惧和偏见，纳粹煽动家使各个小城镇充斥着宣传画和传单。纳粹党的渗透策略在小城镇跟在农村地区一样成功，他们持续向各种各样的组织进行渗透，使之纳粹化。他们还在大城市设法向许多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组织、商业组织和学生组织渗透。之所以要吸引中产阶级人士加入纳粹党，部分原因是希特勒想要吸纳更多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充实到纳粹的官僚体系中。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人士不断涌入，纳粹党的定向招募行动的积极方面逐渐显现，正如纳粹党在乡下新增党员人数持续增长是其农村政策一个鼓舞人心的成功迹象一样。然而，只有到了1929年下半年才清楚地显现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最终确立了右倾的政策，也最终锁定了能够为其提供大范围支持的群体。

192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迅速改变了政治气候，形势变得对纳粹党愈加有利。第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反对杨格计划（Young Plan）的极右翼运动。杨格计划意在为德国的战争赔款设定一个新的偿付时间表，尽管这一计划包含了对德国的重大让步，它还是要求德国继续支付赔款长达59年。对右翼势力来说，这更加证明德国已经成为凡尔赛体系的牺牲品，控制魏玛共和国政府的“十一月罪犯”正在实施卖国行为。1929年夏天，一个由大商业、民族主义组织、极右翼政党共同组成的联盟开始激烈反抗杨格计划。这些团体在挑动人们反对杨格计划，支持举行一项旨在阻止该计划获得批准的全民公决时彼此合作。起初这一政治运动的中心人物是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新领袖、一个富裕的实业界人士、极端民族主义者。胡根贝格寻求废除《凡尔赛和约》、消灭魏玛共和国，以及削弱德国左派势力，希望德国由保守的威权主义政府所统治。胡根贝格认为，反对杨格计划的全国性骚乱，是恢复1928年右派损失力量的一个机会。

经过一番犹豫，希特勒加入了这个极右翼联盟。崛起中的激进纳粹分子与反动的实业界力量再一次组成了临时同盟。胡根贝格与希特勒都想利用对方达到自己的目的。胡根贝格是一个历史较久、资金充裕政党的党魁，该党具有较高的政治与社会声望，其问题是缺乏活力，而且声势渐衰。而希特勒代表的是一场处于上升阶段、充满活力的新的政治运动，而且有潜力进一步汇集广泛的支持。胡根贝格压根儿就不相信纳粹党有能力获得权力、执掌这个国家，他想利用希特勒作为吹鼓手去重新赢得大众对极右翼事业的支持。在希特勒看来，胡根贝格是他获得全国性注意、得到中产阶级投票者的尊敬和支持，以及获得大财团资金支持的一个关键因素。

纳粹党发起了一场充满活力、攻击猛烈的政治运动，试图加剧大众的不满情绪，激发仇恨。他们精心调试的政治机器现在第一次在大财团和极右翼团体资金支持下进行活动。这是一场针对国家焦点问题的全国性政治运动，雄心勃勃的纳粹党迅速冲到反抗杨格计划的极右翼运动最前线。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对希特勒公开演讲的禁令已经取消，而他的演讲也成为在整个德国吸引和激发大众热情的一个主要因素。

尽管1929年11月的全民公决揭晓，只有不到14%的投票者拒绝接受杨格计划，证明这场极右翼运动彻底失败，但纳粹党还是从这场政治运动中获益匪浅。它不仅获得了更丰富的资金来源，而且也成功得到了全国性的肯定。希特勒不再只是小有名气，仅因为啤酒馆暴动才引起一些注意的地区性角色，他已经成为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而且看上去还得到了胡根贝格的背书。希特勒已经被德国政治与商业精英圈子中有声望和受人尊敬的人看作一个可以接受为同盟者的人物。在几乎一整年的时间里，希特勒的政治运动通过胡根贝格及德国其他极右翼分子的大众媒体进行了全国性报道。至少在部分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心中，无论是希特勒还是他的纳粹党都获得了更高程度的尊敬。最终，纳粹运动本身使纳粹党赢得了组织高效、充满活力与行事坚决的名声。这对纳粹党直接而具体的影响马上得到了证实。在1929年内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到该年年底，纳粹冲锋队的实力也迅速膨胀，已经拥有10万冲锋队员，与德国国防军的人数相当。

在反对杨格计划的全民公决失败后，德国再没有回到过去数年那种安定与有秩序的状态。一个新的、更严峻的全国性问题将要出现，并导致自20世纪20年代初至今尚未有过的绝望感和恐惧情绪，与之伴随的是另一波反对魏玛共和国的敌意。1929年经济活动开始放缓，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到200万，而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到来。10月24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崩盘，标志着全球性大萧条的开始。国际经济危机对德国的影响是迅速而直接的，因为德国经济高度依赖于外国贷款与投资，而且德国还背负着沉重的战争赔偿债务。在接下来几年里，一批批企业相继破产，这一趋势几乎无法阻挡。在1930年内，失业人数又增加了100万。在又一年后，总失业人数达到了400万，到1932年这一数字超过了600万。据估计，在大萧条顶点时期，全德国6500万人中，有2000万人依赖公共救济度日。

随着数百万人丢掉工作、失去希望，他们对自己、对共和国都失去了信心，一种普遍绝望的气氛降临了。这种形势使不满情绪迅速蓄积，这正可以被那些提出激进解决办法的人所利用。尽管工人阶级的主体，无论是尚在工作还是已经失业的，并没有抛弃左翼政党而投奔纳粹党，但他们也已经变得更加激进。越来越多的人从改良主义者、从民主倾向的社会民主党转而追随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行动路线。因而，魏玛共和国的支柱之一——社会民主党——势力大为削弱，很多人转而支持极左势力，寻求推翻魏玛共和国。那些留在社会民主党内的人也要求该党在经济问题上采取一种更加激进的路线。

大萧条一开始，几乎立刻在中产阶级中引发了恐慌。他们还没有忘记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如何将他们的积蓄顷刻化为乌有，如何消蚀了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他们也没有忘记在魏玛共和国早期国内秩序的崩溃以及共产主义者进行暴力革命的尝试。他们中许多人认为，一场持续的经济危机将最终意味着工作职位的丧失或商业的破产，他们也害怕失业工人的极端化倾向将导致共产主义革命。他们中很多人很容易接受关于《凡尔赛和约》和战争赔款要为大萧条负责的说法。小商人觉得他们陷于社会的夹缝中，一方面承受着大公司和百货商店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强大工会组织的各种要求。在下中产阶级中间，尤其是在白领工人中间，对大财团的不满和怨恨持续已久且不断上升。大部分中产阶级已经对德国国家人民党与德国人民党失去了信心，因为在经济领域这两个政党倾向于代表大财团的利益。随着大萧条状态的持续，整个社会的中间阶层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其思想倾向也越来越激进。

贯穿这一时期，纳粹党集中精力从失业者，从那些确信自己很可能是经济危机下一拨受害者的群体中招揽新成员和同情者。也有一部分失业工人参加了纳粹党，但他们大多要么是年轻人，要么是长期失业者。下中产阶级失业者则是蜂拥加入纳粹党。很显然是因纳粹党关注他们的困境，声称要实施决定性政治与经济变革，这些群体被争取过来了。在很多情况下，成为纳粹冲锋队的一员，就意味着从无所事事、被社会抛弃的日常生存状态中解脱出来。最终，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中相当一部分成员来自失业者。

为了吸引整个中产阶级，纳粹党经常诉诸恐惧策略，以增加恐慌的程度。这往往伴随着一连串对《凡尔赛和约》、对战争赔偿、对民主制度、对马克思主义、对大财团以及对犹太人的指控，声称是他们毁灭了中产阶级。只有纳粹主义运动是为了“小人物”挺身而出，只有纳粹党才能从这些灾难中保护他们、拯救这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纳粹党的宣传当中，缺乏针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复苏问题的具体举措。在这个时期的政治气候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威胁、对自私自利的大财团和犹太人的煽情攻击，更能有效撩动人们的心弦。当然，缺乏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使希特勒可以继续安慰实业界和商界那些富有的金主，告诉他们说，纳粹党宣传中针对他们的攻击只不过是为了争取大众支持的策略而已，不必当真。

1929年10月3日古斯塔夫·史特瑞斯曼逝世，恰恰就在这个代表着德国稳定与繁荣时期的人物离去时，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德国。史特瑞斯曼的去世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是对魏玛共和国实实在在的沉重打击。1924—1929年间德国的进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古斯塔夫·史特瑞斯曼的领导，在他死后，德国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以取代他位置的人物。这一重大损失，在恶化的经济形势导致德国政府内部出现政治僵局时很快就显示出来。1928年组成的“大联合”（Great Coalition）政府有赖于社会民主党与保守的德国人民党之间的合作。前些年，正是由于经济繁荣和史特瑞斯曼的政治技巧，这些相互敌对的政党才得以成功地撮合到一起共享权力。但到1929年底，这两个必要因素都不复存在，大联合分崩离析，政治势力重新按照阶级界线和经济利益分化。最直接的焦点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迅速攀升的政府赤字，以及如何安排急剧增加的失业保险支出。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奋力争取更高的税收和更多的政府财政支出，以满足数百万失业者的基本需求。而德国人民党代表的则是商界群体的共同利益，他们提出了相反的动议，要求压低工资、大幅度削减失业救济、取消各种各样的社会公共项目支出。到1930年3月，“大联合”最终解体。

正是在这种经济恐慌、普遍焦虑与极端化情绪、政党纷争、国会瘫痪的氛围下，所谓的“总统制”（presidential system）诞生了。尽管这一体制的合宪性在许多方面都值得商榷，但引入这一体制并不涉及修改宪法，它只意味着总统对业已存在的宪法权力的延伸运用，在总统制之下，一个新的政府将得以组建，包括一个总理和若干名内阁部长。他们都在总统的信任之下进行施政和管理，着眼于全国人民的福祉，且超越于各政党所代表的特定利益之上。这一政府将更少依赖国会，而更多依赖于总统的权威和领导。人们认为，这样一个总统制政府，在军队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支持下，将在经济与政治混乱时期为德国提供迫切需要的强有力领导和社会稳定。起初，这一体制也被认为可以同时防止极左或极右势力掌控权力，是对缺乏效率的魏玛共和国国会统治的补偿机制。

这种总统制的隐含前提是，在危机时刻，总统负有义务采取特别行动来保护整个国家的安全和福祉。如果党派纷争使得国会无法做出必要的决策，那么总统就有权使用魏玛共和国宪法第48条赋予的紧急状态下的特别权力进行统治。按照宪法第48条，总统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在公共秩序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暂停宪法部分条款的实施和调遣军队。设定这一条款的目的在于，在紧急情况下提供一种捍卫国家和宪法的手段，因此所有的非常措施都必须指向这个明确的目标。而国民议会有权废除任何紧急状态法令，在秩序与安全得到保证之后，必须恢复原有的宪法秩序。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就曾在早期混乱年月里的若干情景下，数次援引宪法第48条。在魏玛共和国的短暂历史中，为捍卫共和国，这一条款被援引达250次之多。如果不是有这些行动，德国民主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终结。

鉴于已有魏玛共和国早期的先例，在1930年开始面临新一轮危机时，许多德国人寄希望于强有力的总统行动、更多地援引宪法第48条。当然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普遍赞同，因为许多人怀疑总统制是在德国消灭民主制度、开始独裁统治的第一步。他们的担忧程度因这一事实而愈加上升，即：在宪法第48条之下，总统权力的确切性质及其限制并不明确。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法律界专家对宪法第48条争论不休，始终未能达成共识。由于担心可能的滥用将最终导致民主制度终结，大多数法律专家主张对总统的权力予以限定，认为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总统援引宪法第48条时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但另外一些理论家则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总统应当保留广泛的权力和较大的灵活性，这样才好去处理各种各样意外的、无法预测的紧急情况。他们认为宪法事实上已经赋予总统广泛的权力，任何试图限制总统权力的努力都将与设定宪法第48条的立法原意相违背，也将破坏宪法的目的。这一争论在1930年开始要采用总统制时变得更加激烈。

决定实施总统制的领导性人物是库尔特·冯·施莱谢尔（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尽管他不属于任何政党，起初也并未拥有公职，但他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动物。由于熟谙政府内外的政治发展形势，他成为一个进行幕后政治操纵的大师。在很多时候，总理和内阁的命运就掌握在他的手中。施莱谢尔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他作为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密友的身份，直到1932年底，兴登堡都高度信赖他的建议。施莱谢尔不是一个反动派，而且他站在持右翼极端主义立场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对立面。与史特瑞斯曼相似，他已经接受魏玛共和国的存在，他所主要关心的是共和国的稳定，他希望总统制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施莱谢尔的计划由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教授进行了理论上和法律上的正当化。施密特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学与法律思想家，作为宪法学专家，施密特在阐释宪法第48条和总统权力方面很有权威。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都主张对总统在紧急状态下的权力做扩张性解释，反对对这种权力施加任何限制，或具体指明这种权力的范围。1929年施密特宣称魏玛共和国宪法已经指定总统作为“宪法的捍卫者”（defender of the constitution）。在施密特看来，总统角色是魏玛共和国政治体系中唯一的稳定力量。总统由直选产生，任期七年，因而可以在国民议会中的政党联盟处于脆弱和频繁变换的状态时，保持其独立性。他可以通过解散议会、宣布举行新的选举来克服国民议会瘫痪问题，他的总统誓词使其负有捍卫宪法的义务。施密特宣称，宪法第48条以及对军队的控制，使总统有足够的权力与权威去稳定共和国和捍卫宪法秩序。在施密特于1930年成为施莱谢尔的法律顾问后，“宪法捍卫者”的概念就成为总统制的实质理论基础。

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第一个总统制政府下的总理，是由施莱谢尔亲自选定的。作为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德国中央党领导人，具有金融行业经历，布吕宁看上去是个可以吸引广泛政治追随者的那种角色。当他于1930年3月28日被任命为总理时，他清楚地表明，他在领导一个超越政党的总统制政府。他希望与议会一起工作，但他的内阁并不是通过政党之间的妥协而组成的。如果有必要，他随时准备援引宪法第48条绕过国民议会。当7月份国民议会否决了他的预算案时，布吕宁按照宪法第48条规定发布总统紧急状态法令，确立了他的经济方案。接着国民议会援引同一条款中的规定，根据宪法授权撤消了这一法令。布吕宁的决心和新总统政体的本质立即在随后发生的事件中显现出来。

在正常情况下，布吕宁政府要在国民议会挫败其法令时下台。但新的总统制政府认为它自身是超越于议会政治之上的，只要它没有违反宪法，该政府就觉得有必要保持权力，继续实施它所认为的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布吕宁不仅没有辞职，他还让总统解散了国民议会，安排于1930年9月14日重新进行选举。与此同时，布吕宁继续依据宪法第48条统治德国，重新安排他的经济计划。新的政府举措不可能再被否决，因为在此时，新的国民议会还没有产生。

布吕宁想当然地认为，大多数德国人会因他果断实施领导权而受到鼓舞，将选出一个支持总统制政府的新国民议会。但他错误估计了形势，在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中举行选举并不明智。1930年的选举是德国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次，并且是在恐惧与敌意的气氛中进行的。政府被认为应该对经济崩溃负责。与此同时，左派和许多温和派共和国人士也谴责政府通过专断地援引宪法第48条而破坏了宪政体制；其他人则更将政府看作问题本身，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他们想要一个全新的选择来替代现政府。而极左和极右的激进分子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取而代之，以填补绝望的人们对可能带来希望的替代者的需求。纳粹政治与宣传机器大肆收割的时机已经成熟。

随着纳粹党自身资金条件的改善，它已经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有效的政治运动。正如他们在煽动反对杨格计划的运动中已经做过的那样，纳粹党再次以游行、集会、传单和宣传画席卷了整个德国。纳粹党的精力看来是无限的，其他政党的活力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训练充分的纳粹党演讲家们被派遣到德国各个地方以推动其在各地区、各基层的竞选活动，与此同时，希特勒本人也精力充沛地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他不再受到法律限制，也不再局限于只对单一地区的听众演讲。飞机成了一种政治工具。希特勒现在可以搭着飞机到处煽风点火，这成了这次选举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在过去一年里，愿意接受纳粹宣传的人数已经大幅度增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持续加强他们对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掌控，大力招募年轻人、失业者和新获得投票权的人。但现在他们决意努力争取中产阶级与下中产阶级人群。正常情况下，这些人是投票支持像德国人民党、德国国家人民党这样的传统右翼政党的。希特勒开始抛弃他过去与德国右派的政治联盟，大肆攻击这些党派，与它们竞争票源。与充满活力的纳粹党相比，胡根贝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显得老旧过时、了无生机且极端反动。虽然魏玛民主制度、《凡尔赛和约》以及共产主义者都是右翼政党共同的敌人，但纳粹党在进行政治攻击时更加极端，也更强有力地将自己拔高为能够带来变革的政党。德国国家人民党还有一个额外的不利条件，即他们代表了大财团的特殊利益，而纳粹党将自己塑造成小人物的政党，声称自己代表工人、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

在传统保守主义政党拥有的忠诚度已经持续多年衰减之后，纳粹党在这些已经变得无根的选民中，找到了一个容易接受其观点的群体。事实上，在新的普遍恐慌和绝望的时代思潮中，出现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在以前属于保守主义的投票者中，有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开始愿意接受纳粹党的社会革命辞藻，尽管纳粹宣传明显带有反资本主义的腔调。在对传统的向往和新产生的绝望相互交织的矛盾情感中，纳粹党的民粹主义宣传及动员向人们灌输了针对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怨恨情绪。纳粹党把德国国家人民党描绘成旧的等级体系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捍卫者，是德国国家人民党阻挡了迫切需要的变革。纳粹对所谓反动派的仇恨再一次凸显了这个党的革命性本质，以及民粹主义活力在通过大规模动员底层民众而达到上台执政目标中所起的作用。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年代，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论调却在资产阶级内部格外流行。

纳粹党对魏玛共和国政府的失败大加鞭挞，同时也批评其他政党的政治纲领，但纳粹党自身却只诉诸模糊的许诺，避免提出可能受到挑战的特定义务承诺。其他政党本可以有机会，但没有能够抓住。总统制政府所能提出的仅仅是要求人们做出更多的牺牲。但希特勒采取了一种乐观主义的基调，他在遍布悲观主义与绝望情绪的情境中提供了希望。他声称，一旦他的政党将德国人民的敌人赶下台去，新的民族复兴和经济复苏时代将会来临。

希特勒明白，情况越是令人绝望，就越会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这种宣传论调。因而，纳粹党竭尽所能夸大形势的严峻程度，描绘出了一幅在魏玛体制之下将会出现的最暗淡的未来图景。他们还试图通过大规模的、经常引起混乱的游行示威控制城市街道，以此彰显魏玛共和国的软弱无能。这些行动，往往伴随着纳粹分子试图挑衅对手、干扰对手的政治活动，有时候会以街头暴力冲突结束。这给了中产阶级一个印象：政府已经无法维持公共秩序和公众安全。同时也加剧了中产阶级对共产主义者威胁的担忧，因为后者试图对抗纳粹党的暴力活动，这可能会引发一场革命。

纳粹分子就是要使这个国家迅速分化为两极，迫使中产阶级不得不在左右两种道路之间做出抉择。当纳粹分子把自己定义为中产阶级捍卫者、民族主义捍卫者，以及基督教文化和宗教信仰捍卫者，并且表明愿意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在街头与共产主义者直接对抗时，对许多公民来说，选择变得相对简单了。纳粹党的这种吸引力尤其在妇女群体中迅速增加。尽管妇女在纳粹党成员总数中占比还仅仅是7.8%，但女性选民对纳粹党的支持明显且持续地上升。投票结果甚至显示出，在魏玛共和国晚期，支持纳粹党的女性比男性还要多。

1930年的选举对纳粹党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对手们都被纳粹党的大获全胜惊得瞠目结舌。甚至希特勒本人也对自身的成功感到吃惊。鉴于糟糕的经济状况，极端分子、极端派别在选举中会有较大斩获是在所有人意料之中的。但即使对纳粹党最乐观的估计，也不过是其在国民议会中可能获得70个席位，而实际大大超出了这一数字。纳粹党成为国民议会中第二大政党，其席位数由1928年的12席骤增到107席。由于纳粹党选票的绝大部分增长以极右翼政党的式微为代价，形势很快就清晰地表明，纳粹党最终赢得了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的支持。德国国家人民党被纳粹党夺走了几乎半数席位，德国国家人民党以及其他温和的、极右翼的政党都开始进入一个迅速衰落阶段。仿佛在一夜之间，纳粹党成为右翼阵营中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尽管社会民主党仍旧是最大政党，德国共产党的席位也从54个增长到77个，成为第三大党，纳粹党推动社会两极化的目标已经接近实现。政治光谱的中间部分，即魏玛共和国所依靠的那部分力量，已经实质性地缩减了。

除了在既有的下中产阶级选民中迅速扩展势力之外，纳粹党的主要成功是争取到了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中产阶级新教徒选民。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所谓的中产阶级突破也包括了大城市新中产阶级选民支持率的明显增长。这是纳粹党中产阶级群众基础增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在1930年的选举中，中产阶级对传统保守主义政党的忠诚显然已经土崩瓦解，这给纳粹党留下一个可以在未来加以利用的丰富资源。尽管纳粹党未能吸引到大量的工人阶级或天主教徒选民，但新的纳粹党选举策略与竞选技巧已被证明是成效斐然。纳粹党最终成功扩大了其选民基础，超越了过去十年间标志其特征的下中产阶级选民范围。

图1 国民议会席位：1928年、1930年的选举

选举的胜利给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更大的政治动能。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想加入纳粹党的人们蜂拥而至，纳粹党新增了10万名党员。这一趋势将持续到1933年纳粹攫取政权之后。在大萧条持续的三年时间里，德国社会出现大范围失业，人们普遍失去希望，加入纳粹党的工人阶级人数迅速增加，其增长速度超过了中产阶级群体。尽管这一趋势再次表明纳粹党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但还不足以在大多数工人阶级心中消除纳粹党是中产阶级政党的印象。这一印象由于这一事实而强化了，即尽管工人阶级中很多人加入了纳粹党，但按照占总人口比例来说，工人阶级在纳粹党内的人数比例是比较低的。与此同时，无论是老成员还是新加入的纳粹党普通成员中，来自下中产阶级的人比例远远高出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且，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与精英层人士在这一时期加入了纳粹党。来自小商业所有者、经理人、高级公务员，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人有了大幅度增加。为了运转庞大的全国性政党机器、确保高效参与选举，需要有更多具有专业资质与管理才能的人加入，这也促使希特勒招募更多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人士以及专业人才来充实领导岗位。尽管受到纳粹党等级体系内“老战士”以及仍占绝大多数的下中产阶级成员的怨恨，这些新招募的精英，在纳粹党成功崛起直至获得政权，乃至整个第三帝国期间，为纳粹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之后，德国商界一部分人士，特别是大型煤炭和钢铁企业领导人，更愿意给纳粹党提供额外资金支持。由于传统右翼政党已经式微，这些工业与商业团体很显然希望利用希特勒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希特勒根本无意听任大企业领导人的摆布，他希望的是利用他们推进自己的政治事业。希特勒取消了纳粹宣传中的反资本主义成分，拒绝提出具体的未来经济改革建议，并且阻止纳粹党议员在国民议会中推进反资本主义的立法。

图2 纳粹党员数量的增长

纳粹党的成功粉碎了海因里希·布吕宁选出一个支持自己，或者至少是服从自己的国民议会的希望。这使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认为总统制是对宪政严重破坏的温和派共和国人士陷入两难处境。鉴于在国民议会中分别存在庞大的纳粹党与共产党板块，布吕宁不可能组成一个代表大多数议员的联合政府，这一问题使得政府面临着比选举之前还要困难的境地。布吕宁别无选择，只能组织一个少数派内阁，继续凭总统制统治德国。他得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温和派人士的容忍，尽管这些人本来是反对以紧急状态法令进行统治的。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布吕宁政府垮台，其结果会是举行新的选举，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会有更多的斩获。

直到1932年春天，布吕宁仍旧以总统制政府统治着德国。在所有重要方面，国民议会都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因为它已经因总统权力的实施而被压制。最终，布吕宁既没有解决德国的一系列问题，也没有阻止纳粹党迅速壮大的趋势。在整个1931年，纳粹党在国民议会中、在报纸上、在城市街道上发起一场针对魏玛共和国政府以及总统体制的无情政治攻击。纳粹党还利用他们的政治能量与充裕的资金支持，继续大规模招募新成员。据估计，在1928年纳粹党有党员10万人，到1932年底已经迅速扩充到大约100万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纳粹冲锋队人数已经扩充到德国军队人数的若干倍，希特勒可以一次组织起多达10万名的忠诚突击队员参与某场特定的游行示威活动。此时，对希特勒来说，成为德国的主人只是时间问题。

第六章

希特勒获得权力的合法路径

在1930年9月的选举过去两年之后，纳粹党仍在遵循他们所设计的统治德国的双重计划：他们尽一切努力抹黑政府，导致现政府瘫痪，破坏魏玛共和国的法律与政治体系，但同时却利用民主宪法和选举程序来赢得对政府体系的掌控。他们继续使用恐吓策略，以经济崩溃、社会混乱与布尔什维主义统治的图景警示德国人民。他们威胁政治对手，在城市街道上制造混乱，然后指控政府无法提供公共安全。纳粹党组织了数千名身着制服的追随者，以无休止的游行和示威持续在公众面前刷存在感。

在国会内部，纳粹使用干扰策略阻碍政治进程。纳粹议员用嘘声、喝倒彩，以及就程序问题进行不必要的、无休止的辩论来破坏国会议事，他们反对每一次严肃认真的立法尝试。纳粹党也嘲笑国会政府本身。这个党实质上是反对宪法的，但他们居然承担起捍卫宪法的职责，以宪法作为手段破坏民主制度。纳粹党声称，布吕宁的总统制政府以及基于宪法第48条而实施的统治，是对宪法的公然违反。有一次，全体纳粹党议员以列队离开议会会场的方式抵制议会，其理由是：布吕宁政府是非法的，因而不具有任何宪法权威。尽管有这些行动，希特勒还是反复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在寻求以合法途径获得国家权力，要求依照宪法对纳粹党予以保护。

直到1932年，希特勒都认为，只要他的政党被允许自由组织、自由参加竞选，纳粹党就将持续赢得选举胜利，直到他们拥有国民议会多数席位。这样纳粹党的革命就可以付诸实施了。但1932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希特勒和其追随者开始怀疑他们正在实施的双重战略的有效性，尽管直到那时，双重战略看上去一直行之有效。政府当局似乎无法阻止纳粹主义运动的潮流，也对解决国家的危机无能为力，于是布吕宁成了纳粹党宣传攻击的绝好目标。到1932年，德国失业人数已经达到600万，而布吕宁的预算方案与相关政策只是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形势。“饥饿总理”的不受欢迎程度达到了新的顶点。然而，这些因素都不足以导致魏玛共和国政府迅速垮台。尽管转而支持纳粹党的人数庞大，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希特勒的期望。1932年是纳粹党获得令人印象深刻的选举胜利和纳粹党人数暴增的年份，但同时也是纳粹党遭受政治挫折和失败的一个年份。纳粹党内部始终处于紧张的矛盾斗争中，常常处于分裂的边缘，希特勒本人也经常忧虑不安、犹豫不决。

第一个清楚表明纳粹党距离获得大多数德国人支持还很遥远的事实是1932年的总统选举。当上一届总统任期于1932年春天届满时，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兴登堡都不想参加总统选举。兴登堡已经是84岁高龄，在其顾问们说服他全国人民的福祉有赖于他继续掌握总统职位时，他才最终同意再次参选。另一方面，希特勒不想挑战兴登堡这样一位令全体德国人敬畏的大人物、战争中的英雄。在德国人心中，自从1925年以来，兴登堡就是德国政治生活中主要的稳定性因素。希特勒担心一旦选举失败，将暴露出纳粹主义运动的弱点或者减缓其发展势头。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希特勒最终认定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代表纳粹党参加选举。尽管他已经是德国第二大政党的领导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希特勒本人这还是第一次试图竞选公职，而直到此时他甚至还没有德国公民权。这一法律障碍很快就排除了，因为纳粹党在不伦瑞克（Brunswick）的州政府任命了希特勒一个政府职位，这使得希特勒这个前奥地利人、现在的无国籍者自动拥有了德国公民权。

3月13日的选举中，兴登堡对阵各主要反共和国政党推出的候选人。纳粹党推出了希特勒，德国国家人民党推出的是特奥多尔·杜斯特伯格（Theodor Duesterberg），德国工人党推出了他们的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但现在兴登堡不再是1925年的情形，那时他还是代表右派的候选人，现在他却成了由共和国人士支持的人物。由于认识到这次选举是关乎德国民主制度未来的一次决战，社会民主党、德国中央党以及中产阶级中的温和派人士全都聚集到了兴登堡总统一边。尤其因为纳粹党的参与，这次总统选举激烈程度超过了1930年。纳粹党再次发动他们的政治与宣传机器，举行游行、示威，希特勒又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巡回演讲，纳粹党的演讲军团统治了德国政治舞台。靠着纳粹党员的庞大规模，以及更雄厚的资金，纳粹党以其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多的宣传画、传单、电影、录音广播充斥了这个国家。纳粹党毫不在意其自相矛盾，他们对每一个经济群体的特殊利益都做出许诺，纳粹党要求其每一个地区的基层组织在宣传中，要特别针对该区域选民最紧迫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应的宣传。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为中产阶级代言，在另一个地方又成了工人阶级利益的化身——他们有时候是民族主义者，有时候又变成了社会主义者。而纳粹党宣传中最重要的信息，当然就是：希特勒是德国最后的希望。

尽管纳粹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比1930年还多出500万张，但还不足以使他们接近胜利。兴登堡以不到1%的选票之差而未能获得绝对多数，而纳粹党则以30%的得票率远远落在后面。形势很清楚，大多数德国人拒绝了纳粹党。纳粹党的士气迅速低落下来，希特勒试图扭转这种局面，决定挑战兴登堡，参加第二轮决定性选举。这一次希特勒有了更强大的联盟，因为极右翼政党放弃了他们的候选人，转而支持希特勒。这一极右翼–纳粹党之间的联盟最初是在反对杨格计划的运动中产生的，现在再次复活了。这一次极右翼势力因兴登堡成为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徒推出的候选人而感到失望，因而，希特勒的成功概率大幅度上升。而纳粹党竞选策略的改变也仅限于放弃争取工人阶级和天主教徒选票，集中精力争取中产阶级。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遭受了另一次决定性失败，兴登堡以53%的高得票率再次赢得总统职位。希特勒与极右翼的联盟获得了不到37%的选票，这清楚表明，即使是在大萧条时期，大多数德国人仍然拒绝将国家权力交给希特勒。但纳粹党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共和国可以高枕无忧，因为共产党也获得了10%的选票。共产党与希特勒的选票加起来，意味着德国社会中几乎高达半数的人希望建立一个激进政府来替代魏玛共和国政府。

不利情况几乎是接踵而至，纳粹党又经历了一个挫折。1932年4月14日，兴登堡发布了对冲锋队的取缔命令，要求解散纳粹党中这股最强大的力量。关于这个准军事组织是否应该对政府禁令进行抵抗，在纳粹党内部造成了争论。希特勒希望避免与警察和军队发生直接冲突，他设法让冲锋队接受了这个禁令，但在纳粹党内部仍旧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在同一个月，纳粹党在巴伐利亚与普鲁士两个州选举中发动了大规模竞选活动，他们的势力再一次取得了实质性的扩张，但仍旧未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于是关于是否应该放弃通过选举获得大多数选民支持的策略的问题提了出来。沮丧和失望情绪导致纳粹党内部的争吵和矛盾浮现出来，希特勒很难控制这些纷争。而且，纳粹党已经花光了他们的活动资金，在连续参加三场竞选活动后，纳粹党已经从资金充裕沦落到负债累累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愿意与其他政党以及政府当局谈判协商，为的是使纳粹党有时间恢复，使其能够有机会重新评估所面临的形势。

然而，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纳粹党仍旧是一股极重要的力量。政府忧心忡忡，不知道纳粹冲锋队这个四倍于德国军队人数的激进组织，在合法获取政权的途径被堵塞之后，能够安于被限制的状态多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将来是否能够确保总统制的有效运行，因为显然布吕宁已经提供了一个彻底失败的案例。跟以前一样，政府当局的决定性人物是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他现在策划以组建一个可以让希特勒接受的非纳粹极右翼政府的方式来遏制纳粹党。纳粹党当然不会无条件接受，因而可能需要向其做出某些让步，包括留给纳粹党部分内阁职位，尽管实质权力还将继续保持在施莱谢尔和其他保守分子手中。换掉布吕宁、举行新的国民议会选举，以及废除对纳粹冲锋队的禁令是施莱谢尔向纳粹党伸出的胡萝卜。希特勒同意，如果这些条件得以兑现，他愿意接受一个新的政府。尽管这一策略是个严重错误，且很快被证明效果适得其反，施莱谢尔还是确信为避免一场内战，这种妥协是必不可少的。施莱谢尔对自己控制纳粹党的能力、对该计划的成功潜力估计过高了。施莱谢尔说服兴登堡将布吕宁撤换为极右的政治家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施莱谢尔只是想将巴本作为傀儡，由他在幕后进行操纵。施莱谢尔期望巴本这个近乎狂热的保守派民族主义事业支持者，将会有助于赢回极右势力对总统制政府的支持，并希望新的选举会增加传统右派的势力、削弱纳粹党的吸引力。在5月30日布吕宁被迫辞职之后，巴本成为新总理，国民议会被解散，新的选举定于1932年7月31日举行。政府对纳粹党的另一个让步，对冲锋队禁令的撤销，于6月14日兑现。

希特勒此时对举行新一轮选举动议的支持表明，他相信纳粹党将会赢得国民议会大多数席位，而且在这次选举进行过程中，社会心理氛围很显然是有利于纳粹党的。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特征就是政治暴力水平不断上升，社会大众越来越觉得现政府没有能力维持法律与秩序。在政府对冲锋队的禁令取消后，希特勒手下一拨又一拨身着制服的突击队员重返城市街道。仅仅是数千名纳粹冲锋队员的突然出现本身就必然造成秩序混乱，纳粹党团伙与共产主义者的冲突使城市巷战在德国许多地方几乎成为日常事件。内战已经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警察很难控制局势。规模最大的巷战伤亡发生在普鲁士，在冲锋队禁令取消后的一个月内就有99人死亡、1125人重伤。就在选举之前不久，在汉堡–阿尔托那（Hamburg-Altona）地区一个星期日下午发生的共产主义者与纳粹党之间的交火造成了17人死亡、285人受伤。

三天之后，1932年7月20日，反纳粹的普鲁士州政府被赶下台，巴本政府发布紧急状态法令宣布对该州实施戒严。尽管这一措施部分是为了防止强大的普鲁士警察力量落入纳粹党之手，防止内战爆发，巴本这样做同时也是出于个人政治动机。他希望破坏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的力量，并且向人们表明他的政府也可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改变其一直无所作为的形象。他相信这可以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增加他赢得极右派支持的机会。然而，真正得益的却是纳粹党。支持共和国的势力认为巴本在普鲁士的行动是赤裸裸的违宪行为，他们不再相信政府可以作为捍卫宪法的依靠力量而变得意志消沉。由于巴本政府接管普鲁士的行为没有遇到任何公开的抵抗，纳粹党相信，如果他们披上合法性外衣攫取权力，魏玛共和国将是一个唾手可得的猎物。

竞选活动事实上使纳粹党队伍再次复兴。在克服其在春季的资金不足和其他问题之后，纳粹党再一次发动其政治机器，企图获得彻底的胜利。现在，纳粹党继续使用娴熟的技巧，进行游行示威，张贴宣传海报，做出虚假的和自相矛盾的承诺，对政治对手和政府当局进行攻击和抹黑。这些行动使得支持纳粹党的人数又增加了数百万。希特勒再一次马不停蹄地在德国各地飞来飞去，进行又一轮巡回演讲，成效十分显著。大城市中产阶级对纳粹党的支持在1930年选举中已经初露端倪，这一次更是大大扩展了，这次甚至还包括了社会上那些此前被认为绝不会投票支持纳粹党的体面人士。在大城市中，许多富裕阶层的投票者、高级公务员、上中产阶级德国人和大学生，都加入投票支持纳粹党的都市中产阶级行列。1932年7月31日，纳粹党取得了建党以来最重大的进展，获得了他们在自由选举中有史以来最大的成功，成为国民议会中的最大政党。

然而，纳粹党还是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纳粹党虽然赢得了超过37%的选票、在议会得到了230个席位，从上一次国民议会选举到现在，支持纳粹党的选票增加了一倍。但离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仍十分遥远。纳粹党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全民政党，超越传统的社会、经济与宗教分歧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他们并没有像其宣传的那样，克服了政党自身狭隘的阶级与宗教身份。尽管三年的大萧条导致工人阶级彻底绝望，但在1932年，纳粹党试图从工人阶级中收割选票的努力却再告失败。激进化和处于痛苦煎熬中的工人在抛弃社会民主党之后，选择的是共产党而不是纳粹党。德国中央党尽管力量有所衰减，但其基本盘仍旧保持稳固。而且，纳粹党刚刚吸引到的更广范围的选民，并不像社会民主党与德国中央党的选民群体那样忠诚和稳定。纳粹党是通过利用社会不同群体的恐惧与不满情绪，将各种各样的选民集合到一起的。纳粹党只是暂时填补了因传统保守派政党支持力量瓦解而导致的真空，却并没有获得以前支持保守派政党的选民的信任。纳粹党内部来自广泛社会阶层的选民之间彼此冲突，各自具有不同的利益。这也导致纳粹党内部，包括其领导层之间的巨大分歧。仅仅几个月之后，纳粹党内中产阶级选民的软弱与善变将会变得非常明显。

在这一点上，希特勒再次面临关键的选择。许多纳粹党领导人认为纳粹党应该加入一个政治联盟，从而在参与政府之后再逐步篡夺全部权力。其他一些人，特别是革命性的纳粹冲锋队普通成员，就没有那么多耐心，他们鼓动直接夺取政权。希特勒本人也是急不可耐，希望很快控制权力，但他还是怀疑非法的或公开的行动是否可行。因为他认识到，如果是以合法为伪装，那么就可以防止政府对其行动进行镇压；他也清楚地知道，由于纳粹党在选举中的巨大收获，他的力量已经大幅增强，而且这次选举已经使得议会体制处于彻底瘫痪的状态。

确实，政府已经同时处于宪法危机和政治危机中。在这次选举之后，两个极端主义的政党已经处于重要的地位，他们可以合法地通过议会或者总统制阻碍政府的施政行为。纳粹党与共产党（现在拥有了89个议会席位）加起来，在国民议会中控制了52.4%的绝对多数席位。尽管这两个政党彼此不共戴天，根本无法联合组成一个政府，但他们可以阻止议会多数的形成，从而瘫痪整个体制。纳粹党与德国共产党还可以利用他们的多数地位，通过不信任投票把总理赶下台，也可以废除依据宪法第48条授权而由总统颁布的紧急状态法令，由此可以削弱总统制政府。因为这些权力是宪法保障议会所享有的，而反宪政的政党可以滥用这些权力去破坏一个合宪的政府。

选举结束仅数日，信心满满的希特勒开始提出要求。希特勒告诉施莱谢尔，他自己想担任总理一职，并且主张把所有的内阁关键职位留给纳粹党。他还要求通过一个授权法案，允许他通过特别法令进行统治。兴登堡总统强硬拒绝给予希特勒这样一种掌握政府的绝对权力，同时督促他与其他政党合作，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兴登堡的断然拒绝公之于众后，纳粹冲锋队再一次显示出躁动不安的迹象。许多纳粹分子认为这次选举已经给了他们比其他任何政党更大的权力进行统治，如果现在拒绝给纳粹党权力，纳粹就应该用武力夺取。尽管希特勒本人也为这一公开的批评、为无法掌握大权而出离愤怒，但他的恼怒和焦躁并没有导致他放弃合法斗争策略。在这个时候，他拒绝选择与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分享权力，也拒绝进行暴力革命行动。他在等待9月份国民议会的开幕，因为他知道政府的两难处境将会持续下去。

与此同时，政府也急于寻求一个解决办法。由于施莱谢尔对弗朗茨·冯·巴本越来越不满，政府内部的分歧与斗争也越来越复杂。现在的巴本甚至比过去的海因里希·布吕宁更加不受欢迎，而且他背后并没有重要的政治党派做后盾。施莱谢尔也在担心巴本所支持的政治路线。巴本建议利用危机形势重修宪法，以一个极权主义政府取代共和国政府。按照巴本的计划，国民议会应该无限期解散，宪法应当在这期间进行修改。施莱谢尔担心这一修宪计划将会引发激烈反应，在兴登堡支持下，他于1932年夏秋之际成功阻止了这一动议。政府最终确定，其唯一合理的选项就是冒险进行新一轮选举。国民议会将在其第一次会议时就被解散，否则激进分子将可能以不信任投票瘫痪议会，或者把巴本的总统制政府拉下马。

纳粹党认为举行新的选举是企图拒绝他们摘取已经获得的选举胜利果实，这是在破坏他们继续陷政府于宪政两难境地的能力。当纳粹党与共产党在9月12日企图通过不信任投票阻止巴本解散国民议会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巴本声称国民议会已经被解散了，而纳粹党和共产党指称巴本没有此种权力，因为在不信任投票之后他已经不再是总理。最终，激进分子还是接受了国民议会的解散，他们开始为11月6日举行的选举做准备。

几乎从这次竞选活动一开始，大多数纳粹党领导人就认识到该党将进入一个艰难时刻，随着选举日期的临近，他们的预感也越来越被证实。希特勒仍旧高度自信，他竭尽全力向其追随者灌输信心和热情，为他们加油打气，尽管他充分意识到纳粹领导层内部的担忧和焦虑。纳粹党从8月初的欢欣鼓舞迅速陷入担忧和怀疑情绪，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伴随恶化的经济形势产生普遍恐慌与担忧时，纳粹党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但到1932年的初冬，这些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大萧条似乎已经度过了最糟糕的时段，出现了经济回暖的迹象。大众情绪尽管还不是那么乐观，但也显然比193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悲观情绪都要少。更何况，在数年的再三重复之后，纳粹党宣传中含糊和自相矛盾的各种承诺和花言巧语已经失去了部分说服力，也更容易被人质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纳粹党参与了各个层级若干场重要的政府选举，花销巨大。纳粹党在体力、精神和资金方面都严重透支。在7月份的选举中纳粹党已经赌上了全部家当，在短时间内再次参加一场这样规模的选举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这些不利条件下，纳粹党还是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竞选运动。尽管在这时纳粹党已经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有了更多的成员，但因其内部老党员与新来者之间的矛盾冲突，竞选努力受到了阻碍。更重要的问题是纳粹党现在缺乏足够的资金。由于德国中产阶级和工业界领袖对纳粹党接管政权后意味着什么越来越不确定，对纳粹党的资金支持大幅度下降。纳粹冲锋队在7月份选举之后实施的暴力行动和激进行为，希特勒声称要获得绝对权力的声明，都让他们惊慌失措。此前关于纳粹主义是否就意味着暴力革命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担忧再次浮现。纳粹本身的竞选运动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疑惧，因为他们在竞选中针对巴本政府的“反动”政策发动攻击，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就在选举前不久，纳粹党与共产党都支持了柏林的公交系统工人大罢工，这使得纳粹党的形象在许多人眼里就是社会革命与经济革命的支持者，甚至是伪装的布尔什维克。

11月份的选举结果证实了纳粹党领导层的担忧，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纳粹党已经过了巅峰时刻，政治能量已经大为折损。尽管纳粹党仍旧是最大政党，但从7月份至今，纳粹党已经失去了200万张选票和34个国民议会席位。接下来，在各州政府选举和基层选举中，纳粹党也遭受了相应的损失，希特勒的运动看上去不再是所向无敌的了。这一重要的挫折表明，以选举赢得多数票的方式来攫取权力的策略不再可行。

尽管希特勒的信心也因这次命运反转而产生动摇，但他还是拒绝改变政治路线。他对政府的要求并未发生实质上的改变，包括要求任命自己为总理。这一不切实际的态度在纳粹党统治阶层内部加剧了紧张。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主张纳粹党应该参加一个联合政府，尝试从“后门”进入权力殿堂。这一路线分歧加上党内的斗争和躁动，使这一组织濒临分裂。结果，希特勒不得不拿出大把时间和精力来重申他在纳粹党内的权威地位，以及维持纳粹党的团结和统一。

纳粹党的损失也没有解决政府的任何问题。经济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国家仍旧处于严重的大萧条中。数百万人失业，巴本政府没有博得人们的尊敬，公众对其毫无信心。尽管对纳粹党来说选举结果差强人意，但纳粹党仍旧是政府的一个强大且危险的对手，受到全国接近三分之一民众的支持，控制着多达40万人的冲锋队准军事化力量，很显然存在着发生革命的客观条件。数百万德国人强烈要求实施激进的政治行动，这一点是有事实证明的：一方面，大批人继续投票支持纳粹党；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也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取得了国民议会中的100个席位；还有，宪政危机也没有解决，因为如果没有纳粹党的参与，国民议会中形形色色的政党根本不可能组成一个多数派联合政府。

巴本抓住这个时机进一步推行他自己的反动解决方案。本质上，巴本提议建立许多保守派知识分子所称的“新国家”，在这一新的体制中，将要大幅度减少政治党派的影响——如果不是彻底清除的话，国家权力将交到据称是最适合统治职位的人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总统可以宣布紧急状态、无限期解散国民议会，甚至可以颁布对极端主义政党的禁令。宪法要做出修改，投票权和议会的权力将要受到严格限制，其结果将是产生一个强大的极权主义政府，以此替代软弱的魏玛共和国体制。施莱谢尔又一次强烈反对这一危险计划，他相信这个违宪行动将会遭到支持共和国的政党和工会的强烈反对，而且由于军队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对付一场由纳粹党和共产党发起的暴动，很可能会发生内战。施莱谢尔绝不想看到军队陷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它将不得不捍卫总理发布的一个违宪的计划，而这个总理也没有广泛的民众支持。施莱谢尔坚持，在考虑这个危险的违反宪法和公然挑战各强大政党的计划之前，必须先考虑其他的途径。

在经过数年居于幕后实施政治操作之后，施莱谢尔现在决定亲自担起政治领导的责任，提议由他自己接替巴本担任政府总理，以使他有机会尝试一种新的解决政府政治困局的办法。他的计划包括组成一个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由此使政府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他期望他的支持力量将覆盖从社会民主党、工会、天主教徒一直延伸到纳粹党内左翼势力的广大范围。他将抛弃前政府与国民议会各政党的对抗政策，而是采取协调与合作策略；他将通过实施大规模社会与经济改革，包括实施公共建设工程项目以减少失业、抵消大萧条后果等方式赢得大众支持；而且，他将试图利用纳粹党内的分裂倾向，将施特拉塞尔的左翼势力延揽进政府。兴登堡一方面担心发生内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困扰于违反其宪法誓言的担忧，同意给施莱谢尔一个机会。虽然如此，总统在将巴本解职的时候还是不太情愿，因为他现在已经对巴本颇有好感，而事实将很快证明在纳粹党最终崛起获得政权的过程中，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3 国民议会席位：1932年7月和11月的选举

12月初被任命为总理后，施莱谢尔在月底之前就意识到他的计划成功希望渺茫。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对这位充满魅力的前将军、现政客十分怀疑，他们不容易被政府争取过来；而施莱谢尔通过要求合作、提出社会主义计划来争取左派的努力同时，疏远了德国右派和强有力的实业界人士；他也没有能够做到分化纳粹党。希特勒与施特拉塞尔之间关于纳粹党与施莱谢尔政府合作可能性的白热化对抗，最后以施特拉塞尔离开纳粹党而告终。在希特勒毫无争议地作为党魁的领导下，纳粹党保持了自身统一，继续实施与政府对抗的政策。

在这数周时间里，巴本仍旧持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通过个人穿梭努力，巴本得以复活了纳粹党与极右翼势力之间曾经的联盟。希特勒现在愿意与巴本和其他右派商谈合作，因为他面临的合法选择也不多。未来的选举胜利现在看来还是遥遥无期，纳粹党成员间再次面临严重的士气低落，纳粹党的资金状况已经极为糟糕。希特勒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他做了施莱谢尔一年来一直在督促他做的事，准备加入一个联合政府，以达到从“后门”走进权力殿堂的目的。出乎意料的是，对施特拉塞尔的公开清洗使得希特勒与跟大财团关系密切的极右党派达成协议更加容易，因为希特勒看来已经战胜了纳粹党内部的反资本主义派别。希特勒利用纳粹的反共产主义立场，将他的运动宣传为抵抗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对大财团来说，与纳粹党合作是较小的恶，显然这比施莱谢尔对左派的友好姿态更受大财团欢迎。至少在表面上，巴本的计划也将使纳粹党保持受到遏制的状态。希特勒与巴本将分享总理职位，大多数内阁部长由保守派人士担任。当然，如果有必要，总统可以解除希特勒的职务。

当施莱谢尔得知希特勒可能与巴本组建联合政府时，他确信只有采取极端行动才能防止政府权力最终完全落入纳粹党手中。于是他建议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颁布对纳粹党和共产党的取缔命令。按照施莱谢尔的设想，国民议会将被解散，选举将推迟，直到经济与社会局势得以恢复稳定，一个总统制政府，以施莱谢尔为总理，将通过紧急状态法令进行统治。宪法将不作修改，但宪法部分条款将暂时停止实施。尽管这一计划将暂时违反宪法，施莱谢尔认为，与其允许纳粹党参加联合政府，使其有机会篡取全部权力，还不如按照这个计划行事。

1932年夏天，施莱谢尔的宪法顾问卡尔·施密特出版了一本专著，其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一个反对宪政的政党不应该享有其他政党所享有的合法获得政权的平等机会。施密特认为，没有任何宪法会允许以合法手段导致宪法本身毁灭。如果有必要，宪法的部分条款完全可以暂停施行，以保证实质的宪法秩序作为一个整体的存续，对那些已经明确表达其目标就是毁灭宪法本身的政党，应该拒绝给予其“平等的机会”。如果只是教条地坚持宪法的字面含义，而忽略宪法本身面临的政治危险，将是一种自杀行为。施莱谢尔大体上是赞同这种观点的。

然而，兴登堡却跟魏玛共和国的许多捍卫者一样，对宪法问题持一种非常保守的立场，他认为应该反对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总统认为他的宪法宣誓是神圣的，他告诉施莱谢尔，他无意实施任何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行为。对兴登堡来说，捍卫宪法意味着坚守这个法律文件中的每一个条文。兴登堡提醒施莱谢尔，他现在提出的计划与巴本在数月前曾经提出的计划如出一辙，当时施莱谢尔可是声称那个计划将会导致内战的。到此时，施莱谢尔已经不再拥有总统的信任。总统否决了这个紧急状态的方案。

在这一时刻，巴本在极右翼政党与希特勒之间的穿梭撮合已经结出果实。巴本现在已经成为兴登堡总统新的密友，他可以给总统提供一种并不需要违反宪法任何条文的选项。兴登堡对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仍旧心存疑虑，但1933年1月份最后一周，巴本竭尽所能，改变了总统的保留态度。兴登堡被告知，希特勒愿意支持宪法。这时，连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Oskar von Hindenburg）都成了巴本计划的支持者，而且他对父亲的最终决定是有影响的。类似的压力也施加给了兴登堡在极右翼阵营的朋友（比如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人胡根贝格），他们可是将要在新内阁中任职的。他们试图消除总统的疑虑，告诉他说，一个保守派控制的内阁将会有效管控住希特勒的行为。尽管如此，直到1月28日，兴登堡总统仍旧顶住压力，坚持拒绝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

然而最终，由于确实无法找到另一个可行的人选担任总理职务，在其所信任的朋友们的巨大压力之下，85岁高龄的兴登堡总统让步了。1933年1月30日上午，希特勒宣誓就任魏玛共和国总理。宪法的条文得以贯彻实施，但其实质精神则明显已经被违反了。希特勒在纳粹主义运动力量衰落、纳粹党内部危机重重的情况下通过“后门”进入了权力殿堂，此时大多数德国人仍旧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希特勒通过巴本的阴谋诡计才得以上台，这一成功是他根本无法通过选举或者暴力革命所能达到的，而这一局势发展的全部含义，对那些帮助希特勒获取这一职位的人来说尚不清晰。保守派人士相信他们已经可以有效遏制希特勒的行为，他们指出这一事实：在内阁当中，有八个关键职位是由保守派人士担任的，而留给纳粹党的只有三个部长位置。而且，兴登堡总统当然可以在任何时候解除希特勒的职务。

图4 国民议会选举：1928—1933年的投票趋势变化

尽管已经向兴登堡总统宣誓遵守宪法，希特勒却无意让这个文件干扰他自己政治目标与意识形态目标的实现。他是通过合法方式获得权力的，现在，他将利用其合法权威巩固他的统治，破坏魏玛共和国的宪法秩序。对德国来说，未来图景的第一个迹象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那天晚上就出现了。在超过五个小时的时间里，数千名纳粹分子，伙同来自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团伙，列队穿过柏林的街道庆祝胜利，这整个事件同时被无线电广播传达到整个国家。第三帝国已经揭开帷幕。

第七章

合法伪装掩盖下的纳粹革命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并不是这个国家革命的巅峰，而仅仅是其开始。真正的纳粹革命还没有实现，而且要等到1934年8月才彻底完成。纳粹革命的实现是分阶段达成的，是通过一系列合法行为，以合法外表掩盖非法实质的行为，以及赤裸裸非法行径的混合操作。第一步就是希特勒攫取总理职位，接下来就是纳粹党篡夺更多的政府权力，然后希特勒运用他可以支配的政府权力巩固其统治，清除潜在的对手，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本质上讲，他采取的还是合法与非法手段并用的双重策略，这一策略在其削弱魏玛共和国、将总理职位收入囊中的过程中已被证明极为有效。以合法性作为掩盖，是希特勒得以篡夺越来越多的权力，使德国民众与政府机构遵循他的指令，以及使其对手格外难以抗拒的关键性因素。

在就职之后，希特勒的首要关切就是保持他本人在政府中以及在纳粹党内的核心地位。在最开始，他的位置并不像别人所想象的那样稳固。纳粹党还没有克服内部的问题和困难，仅仅在数月之前它还濒临分裂成多个敌对派别的边缘。纳粹党内许多缺乏耐心的激进分子寻求一条快捷的解决途径，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很可能会破坏希特勒的合法斗争策略。大多数民众仍旧拒绝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还需要仰赖兴登堡总统身边和内阁中的保守派人士的支持。因此，希特勒集中精力巩固自己的权力，扩大他的控制范围，并没有立即寻求实现纳粹党意识形态与政治纲领中提出的那些目标。

希特勒再一次证明他是一个狡猾且谨慎的政治家。他设法将纳粹主义运动中最极端主义的倾向控制住，同时又让那些跟他合作的保守派人士相信他已经受到了有效的遏制。作为副总理，巴本陷于与希特勒分享权力的幻觉中，内阁中的其他保守派人士保留了政府重要领域中的执政责任。1933年3月21日于波茨坦举行的全国庆祝活动中，希特勒身着正装，而不是他过去的纳粹党制服，而且演讲的基调甚为温和，强调了德国的传统以及国家团结的重要性。他看起来非常像一位保守派人士，使得许多人相信希特勒已经被驯化了。他以前的革命激情似乎不过是政治辞藻而已。这一印象因希特勒对旧德国的两个重要象征——兴登堡总统与德国国防军——表现出甚为恭敬的姿态而得到强化。在这个早期阶段，希特勒也利用了基督教的主题，他试图消除教会人士的疑虑，将纳粹主义运动包装成基督教和道德准则的捍卫者，对抗无神论布尔什维主义和堕落文化的先锋。

与此同时，希特勒开始施展手段削弱保守派势力，减少他对保守派阵营支持的依赖。在纳粹党的大胆宣传和塑造形象的运动中，纳粹党甚至成功地篡夺了过去由老右派所垄断的普鲁士保守传统。现在，纳粹党以体现责任和牺牲的价值面目出现，这些被认为是代表了“真正的德国人”特征，纳粹党似乎是最能够实现这些价值观的群体。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在其成功吸引德国民众的过程中，纳粹党成功使自己成为“自封的民族遗产的忠诚卫士”，而很多德国人在直觉上对民族遗产是高度认同的。

希特勒在1933年1月31日取得了对保守派的第一次胜利，希特勒压制了他们的反对，坚持举行新的选举。国民议会被解散，新一轮选举定于1933年3月5日举行。保守派希望在总统制之下继续执政，兴登堡的权威将继续维持其决定性作用，然而希特勒预见到国民议会中纳粹党的多数地位将增强他的权力。作为一个多数派总理，希特勒对保守派势力和总统支持的依赖就降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遏制他就更加困难。这次选举也是希特勒全部合法斗争策略的一部分，因为这可以使他的政党统治和他所寻求的政治路线得到人民授权。一个纳粹党占多数的国民议会将使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以合法的程序变为法律，从而将由政府机构严格实施，全体公民也必须一体遵行。

在一种焦虑、恐惧与听天由命的气氛中，选举并没有达到自由和民主的标准。利用政府权力帮助他们的竞选活动、破坏对手的竞选努力，纳粹党享有了一种巨大的、完全不公平的优势。在以前历任总理治下，总统的紧急状态法令往往是用来确保纳粹党处于控制之中，但现在纳粹党已经从那种受限制状态中解放了出来，而宪法第48条也变成了希特勒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尽管总统本人也可以径自发布这样的法令，但要由希特勒来决定是否有实施特定紧急状态措施的必要性，以及具体选择推行什么样的措施。1933年2月初，大幅度限制出版自由与集会自由的紧急状态法令发布，但纳粹党出版物与纳粹公众集会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德国共产党的竞选活动几乎被这些政府限制措施，以及大批领导人和普通成员的被捕所彻底打乱。甚至社会民主党与德国中央党的政治功能也被严重扰乱。广播电台作为当时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之一，为了所有实际目的，已经被纳粹党所垄断，希特勒的演讲被要求强制在全国范围内广播。

尽管来自大财团的资金支持对希特勒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纳粹党同时也从恐怖主义活动中获益颇丰。纳粹党的对手受到恐吓，他们的活动被纳粹党的暴力攻击所干扰。这些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发现他们根本无法得到应由法律及执法当局提供的保护，因为在许多州，警察局已经被置于纳粹党直接控制或者压力之下。在德国最大的州也是首都所在地普鲁士，纳粹党骚扰和法律保护缺位的问题尤其尖锐，因为数千名冲锋队与党卫军成员已经被任命为辅助警务人员。整场选举成为纳粹党同时运用合法与非法手段的典型事例。

在选举日期临近的时候，出乎意料的事态发展给纳粹党提供了更多优势。2月27日晚上，在选举之前一周，国民议会大厦突然起火。纳粹党立即声称，这是共产党大规模暴力革命的开始。因为一个前荷兰共产党人，马里努斯·凡·德尔·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在现场被捕，他立即被控以纵火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界一般认为实际上是纳粹分子放的火，但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结论是起火的原因尚无法确定。希特勒认识到这一事件的政治价值，他可以利用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博取政治利益，纳粹党发动他们所操纵的大众媒体大肆渲染，加剧了公众对发生布尔什维主义暴动的担忧。虚构的共产主义革命也被用来作为加强纳粹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和对政治对手采取更残酷行动的借口。到2月28日，希特勒已经让兴登堡相信，共产主义威胁导致有必要再发布一条紧急状态法令来捍卫公共秩序和安全。这一法令中止了绝大多数公民自由权利，允许纳粹分子取缔剩下的少数共产党出版社，逮捕数千名德国共产党积极分子和许多知名极左知识分子。跟以前一样，其他政党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和打压。通过将自己装扮成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纳粹党挟着巨大心理优势参加了选举。

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纳粹党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表明他们现在已经比1932年有了更加强大的欢迎和支持队伍。但大多数德国人仍旧拒绝国家社会主义选项，纳粹党只获得了43.9%的选票。纳粹党得票数增长是因为他们所把持的当局对反对派政党的限制；因为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而复苏的政治动量和获得的声望；也因为数百万初次获得选举权的人对未来充满希望，又被希特勒的领袖魅力所吸引；以及脱离德国共产党的人觉得纳粹党是革命者，将会实施激进的经济与社会变革。但希特勒还是缺乏以合法方式进行自上而下革命所需要的多数支持力量。从法律上讲，希特勒将仍旧不得不依赖国民议会中的保守派力量，他们掌握的8%的选票对争取议会多数至关重要。这一明显的依赖再一次强化了保守派势力可以继续控制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虚幻印象，虽然希特勒通过宣告选举胜利、宣称国家已经给予他人民授权，企图尽快摆脱这种依赖。纳粹宣传机器强调，这次选举本身已经构成一场民族革命。与此同时冲锋队和党卫军小分队在德国各地要求将纳粹党旗和纳粹党标志放置于公共建筑物上，要求各州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遵从纳粹党的政策。

1933年3月23日通过的授权法案是建立纳粹独裁政权的最关键一步，这一法案要求对宪法进行修改，赋予希特勒比宪法第48条所规定的更大的实施紧急状态的权力，实质上这将破坏宪政政府的残余部分。这一法案的通过无异于发生了一场最终结束魏玛共和国的政治革命。这一特别授权的所谓合理化根据，是据称这种授权是恢复公共秩序、提供稳定政治体制、实施经济复苏计划，以及开启民族复兴总体进程所必需的。在寻求通过这项立法时，希特勒获取了保守派盟友的支持，这些人一贯反对共和国体制，希望建立一个极权主义政府取代魏玛共和国。但议会中其他政党的反对是达到修改宪法规定三分之二多数的障碍。在将共产党议员逮捕之后，纳粹党仍然需要德国中央党的合作。通过恐吓与施压，加上在口头上保证保留魏玛宪法的部分内容，纳粹党说服了德国中央党投票支持授权法案。德国中央党屈服了，因为他们认为希特勒已经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获得此种权力，即使不以这种方式，也会以其他方式。他们只有通过与新政权合作才能更好地保护天主教在德国的组织和利益。他们也害怕，如果他们抗拒，很可能会遭受到与共产党人一样的命运。德国中央党作为此前魏玛共和国的支柱之一，作为魏玛宪法的捍卫者所做出的这一决定，进一步表明，甚至在希特勒获得独裁权力之前，纳粹对政治与心理氛围加以控制所能达到的效果。唯一有勇气反对这一立法的重要组织是社会民主党，该党的许多成员后来在集中营里备受折磨，惨遭杀害。

授权法案实施了四年，该法案允许希特勒无须经国民议会同意就可以颁布法律，废除了权力制衡机制。希特勒不但可以颁布违反宪法规定的法律，而且国民议会再也无权否决这些紧急状态法令，宪法第48条关于国民议会有权废除此类法令的规定不再有效。但国民议会的其他权力，以及总统的权力不应受到侵犯，这使得许多保守派人士相信，希特勒仍然可以受到限制和约束，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将其解职。事实上，只有总统可以对希特勒形成制衡，因为总统有权解除纳粹党领导人的总理职务，与此同时，总统还保持着对军队的控制。但兴登堡总统已经是垂垂老矣，随着其体力与心智能力渐衰，他从来没有实践过此种权力。情况也很快表明，过不了多久，希特勒就将不再需要他在国民议会中的保守派盟友或其选票了。

授权法案给了希特勒合法地变革政府和德国社会的权力。这一革命性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被描述为“一体化政策”（Gleichschaltung），或称协调（coordination）政策。“一体化政策”将助力希特勒扩张和巩固权力，以及通过强迫政府和社会组织服从于纳粹党意愿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目标来实现纳粹党的变革行动。“一体化政策”旨在消灭那些尚存的潜在抵抗和不合作的中心力量，确保纳粹党最终在德国社会和政治中占据垄断地位。到此为止，希特勒已经获得了对中央政府的控制，但各州政府、政府官僚机构、工会组织，以及其他政治党派仍旧独立于其控制之外。只要这些组织还没有被消灭或者纳粹化，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就还没有完成。

为了避免有人联合起来反对他巩固权力的行为，希特勒确立了“一体化政策”，在授权法案赋予的合法性权力伪装之下，以及在3月5日的“人民授权”之下逐步付诸实施。尽管此时纳粹党已经在大多数州政府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州政府有直接的控制，希特勒还是希望彻底完成和合法化他对德国的全面接管，以确保他的政策得到一体遵行。3月31日通过的一部法律，使他可以不经过选举就解散和重组各州政府。这些新政府此后也可以在不经州立法机构同意的情况下就颁布法律，可以在违反州宪法规定的情况下行事。4月7日通过的“第二部旨在实现各州与帝国协调的法律”进一步授权希特勒任命帝国的“人民委员”，以监督各州政府。从实际情况看，各州政府已经不再是自治机构，而且也不可能再有州政府发出反对的声音。

纳粹党把早已开始的对官僚机构的大清洗合法化了。一部新颁布的公务员法废除了公务员的职位保障，并且使希特勒可以合法地从政府机构中驱逐犹太人和持民主及左倾政治立场的人士。用这种方式，政府官僚机构，现代政府中这个最重要的组织体系，被纳入了纳粹党轨道，被用来推动独裁统治的建立。公务员法也被用来从学校和大学中清除犹太人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士，因为德国教师和教授也具有公务员身份。数千名公务员、教师、大学教授，其中许多人是德国最富才能和最卓越的人士，现在因意识形态或种族而失去了他们的职位。德国教育系统的纳粹化，是与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及社会体系“一体化政策”同时进行的。

对纳粹分子强加的这些措施和行径没有出现任何像样的反对，部分是当时大部分群体中普遍的无可奈何与宿命论情绪的结果，他们在纳粹党的强权、暴行与法律权威面前无能为力。不管社会上尚存什么样的反对声音，很快就被社会其他部分中迅速增长的机会主义和对纳粹的狂热所淹没。由于害怕他们的职业生涯、未来发展以及自身安全受到威胁，许多德国人变得沉默。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则机会主义地跳上纳粹的便车，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许多教师、大学教授和政府公务员加入了纳粹党，他们并非出于对纳粹政治与意识形态观点的认同，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作职位或者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公务员阶层极少会有人坚持自身的道德和政治立场，自愿从政府机构中辞职。事实上，那些被从政府机构中清洗掉的人，很多也在千方百计努力争取重获原先的职位。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及才华横溢的法学理论家（此前的纳粹反对者）卡尔·施密特，在授权法案通过后也声明与新政权保持一致。成百上千的大学教授和重要专业组织的人士也纷纷公开表达对纳粹当局的支持。很多此类行动是由于纳粹党本身的压力，以及在已经控制大学的纳粹学生组织胁迫之下，这些学生组织要求驱逐左倾立场的、不合作的以及犹太裔的教授。然而，有许多德国人确实对纳粹持狂热支持立场。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到初春之间这个阶段，纳粹党新增了大约100万名成员。尽管纳粹党的老党员抱怨这些涌入的新来者不过是机会主义分子，称他们为“三月的紫罗兰”。纳粹党人数的大幅度增长，与各社会组织和知名人士公开表达对纳粹党的支持一起，都为希特勒所称的“人民授权”增加了可信度。这也使纳粹党的反对者灰心丧气，他们觉得这一大众思潮已经深刻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方向，朝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在这一时期人们印象中所感觉到的纳粹党的力量，要比其实际拥有的力量庞大许多。

两个仅有的可能做出有组织公开抵抗的团体是德国国防军和工会组织，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国防军是忠诚于兴登堡总统、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和国体制的，只要纳粹党还没有侵害到他们的利益或者威胁到总统，军队就将会继续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工会组织是支持共和国体制的坚定力量，早期他们曾经在1920年的极右派政变中通过大罢工行动挫败了极右分子，拯救了共和国。各种各样的工会组织拥有超过600万的会员，如果他们的领导层确实有意愿，或者能够再次成功地组织起一场大罢工，他们本可以是股令人敬畏的力量。不幸的是，由于大萧条、大范围失业、成员的背叛，以及社会上普遍的听天由命情绪，工会组织的势力已经大为削弱。尽管在这种环境下不太可能组织起一场大罢工，希特勒还是既不能容忍工会组织继续存在，也不愿冒迫使他们行动起来反对他的风险。在积蓄力量、等待数月之后，他开始面对这个问题。当开始对工会组织采取行动时，他首先做出要妥协与和解的欺骗性姿态，随后就是突然的、残暴的镇压。

在对付工人阶级时，希特勒精明地再次诉诸纳粹意识形态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在他就职后的首月，他更倾向于右派、中产阶级和资本家，开始的主要政治斗争目标是左派势力。到4月末，希特勒通过向工人阶级做出含糊的友好姿态，清楚地表明他在转变方向，许多工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或许纳粹主义运动真的有很强的社会主义因素。一些人开始认为，如果给他一个机会，希特勒可能会实施影响深远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就如纳粹党在1920年的政治纲领中所呼吁的那样。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希特勒实现了工人阶级长期以来的一个目标：宣布5月1日成为一个带薪的国家假日。在历史上，“五一劳动节”已经成为整个欧洲工人阶级和左派最重要的庆祝节日——虽然甚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它也没有成为德国法定假日。希特勒宣称，“五一劳动节”将是纳粹党、其他民族主义团体和工人阶级大团结的一个节日。1933年5月1日，希特勒在全德国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和庆祝活动。那天，纳粹冲锋队、党卫军、工人阶级、各行业雇员共同参加了庆祝游行，然后他们共同聆听希特勒和纳粹党其他人士宣讲在全德国实现民族团结，在纳粹的新型“民族共同体”中消除阶级差别。工人阶级被告知，通过建立一种真正的“德国式社会主义”新秩序，他们的需求将会被满足，而纳粹对这种德式社会主义新秩序的确切性质含糊其词，从未进行过详细阐明。

由于对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难以确定，同时对纳粹党的新举措也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工人阶级和他们的领导层一时间被麻痹了。但就在“五一劳动节”的次日，纳粹冲锋队和党卫军就开始实施他们策划已久的镇压工会组织的行动，希特勒的欺诈行为昭然若揭。社会主义工会组织的所有资产、出版社和办公场所都被控制，许多领导人遭到逮捕。工人们因纳粹党的这次突然行动而感到迷惑和无可奈何，由于缺乏领导、猝不及防，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抵抗。此后其他工会组织主动向纳粹投降，默认了纳粹对他们组织的接管。5月10日颁布的一部法律解散了所有的工会组织，且由纳粹直接组织起来并完全控制的德国劳工阵线（German Labor Front）取而代之。在理论上德国劳工阵线是要将所有的工人整合到一个单一的全国性工会组织中，并以该组织在纳粹党内，以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但它实际上不过是纳粹党控制工人阶级的手段，是向工人强行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仅仅数日之内，希特勒就移除了其通往极权统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障碍。

希特勒下一个主要目标是在消灭魏玛共和国多党制的基础上，确立纳粹党的一党统治。由于中产阶级对左派的仇恨，希特勒针对魏玛共和国这个最后遗迹的行动变得容易了许多。此外，保守派势力，虽然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不赞同任何政治党派，这次也与希特勒合作。在希特勒从崛起到攫取权力之前，许多保守分子就已经在寻求消灭德国共产党及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已经受到了严重破坏，而社会民主党在5月份的镇压后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大大加速了该党的毁灭。许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已经逃到了国外，他们在境外呼吁德国国内的左派力量与工人阶级进行抵抗。然而，留在国内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则倾向于保持他们在国民议会中经合法选举产生的反对党身份，继续采取合法斗争的策略。留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立场，是由于他们对纳粹主义运动的决心、极端主义程度与政治活力严重低估。他们本期望纳粹主义运动试验迅速失败，与此同时他们可以保存自己的组织，做好准备，等待时机，好在希特勒的政权垮台后采取政治行动。社会民主党的内部分裂不但进一步削弱了社会民主党本身，而且授希特勒以口实，使他可以用社会民主党国外成员在从事叛国行为作理由，合法地在国内镇压社会民主党。在取缔社会民主党过程中，希特勒得到了他在保守派阵营盟友的支持。但是很快，保守派势力发现轮到他们自己了，他们不得不独自对抗纳粹党。6月22日社会民主党被正式解散，更多的领导人遭到逮捕，各保守派政党与其他立场更温和的政党一样，并没能顶住纳粹党的压力多长时间。仅仅数周，所有剩下的政党都自行解散了，只剩下纳粹党一家，把持着垄断性的政治权力。

魏玛共和国政党体制的终结，标志着保守派势力遏制希特勒策略的彻底失败。在支持共和国的势力和极左反对派被镇压之后，纳粹党再次显示了他们真正的革命本质。“国家革命”现在很清楚了，就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此前曾经被大肆标榜的德国的历史遗产和普鲁士传统，现在是否能够得到保存，也只能视其在纳粹党对社会强制实施革命性改造中是否有用而定。1933年春天，纳粹党针对保守势力发动了一场猛烈且粗暴的宣传和暴力双管齐下的行动。纳粹党攻击保守主义传统和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遗产，称其价值观是“反动的”，他们甚至嘲笑许多德国人仍在怀念的德皇统治时代记忆。与此同时，纳粹冲锋队野蛮地攻击德国国家人民党。纳粹这一波针对右派势力的政治暴力堪与他们早先攻击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时的情况相比。由于在纳粹党控制的政府权力面前根本无法还手，右翼势力同样因恐惧和宿命论而屈服，反对纳粹党的行动看来是徒劳无益的。

胡根贝格，正是那个在1929年把希特勒带到国家政治中心，意在操纵希特勒服务于民族主义目标的人，于6月26日被迫从内阁中辞职。胡根贝格原先相信总统将会支持他顶住纳粹施加给他的压力，正如他曾相信希特勒仍然需要德国国家人民党在国民议会中的选票一样，事实证明这是毫无根据的。兴登堡总统并没有干涉希特勒对他的解职，第二天，德国国家人民党自行解散了。保守主义运动遭遇了与左派同样的命运，他们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7月14日颁布的一部新法律禁止成立新的政治组织，通过将纳粹党变成德国境内唯一的政党，使纳粹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合法化。纳粹党的一党执政已经成为现实。

希特勒还通过与天主教会的协议进一步使其政权成功获得合法性和声望的重大提升。6、7月间希特勒政府与教皇在罗马进行了谈判，最终成果是希特勒政府与天主教会达成了一个政教条约（Concordat）。教皇承认了希特勒政权，同时放弃在德国境内天主教组织及神职人员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天主教会做出这些让步，是为了换取纳粹当局保护在德国境内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对天主教学校、组织体系和教会财产权利的保证。天主教会认识到抵抗是毫无意义的，天主教统治集团决定与纳粹当局妥协，认为这是唯一可以保护天主教会利益的办法。政教条约对希特勒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因为这表明他已经被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道德与宗教力量所承认，而且使德国天主教徒反对纳粹的可能性也不再成为问题。天主教会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德力量对纳粹的屈从，使得其他数百万人更容易屈从、妥协于德国的新主人。

魏玛共和国的覆灭及新政权头半年政治一体化政策的成功，使巨大的权力置于希特勒之手，但纳粹党还做不到高枕无忧。希特勒当权的第二年充满了危机，甚至比头一年更加困难。尽管总统与军队迄今为止并没有做出任何阻止纳粹浪潮的事，他们仍旧是希特勒不得不与之竞争的重要力量。1934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希特勒产生了极大的焦虑，他担心总统与军队这种不干涉政策是否还会持续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危机是源于希特勒的纳粹党内部。纳粹党内部分人的要求和行动，对希特勒的绝对权力和政治路线构成了挑战。

到1934年，过去曾经因为服从于夺取政权目的、强调党内团结而暂时搁置的纳粹主义运动本身的内在冲突开始浮现出来，甚至将这个组织带到了内战边缘。纳粹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对纳粹意识形态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性、反资本主义因素是相当认真的，他们本期望在获得政权之后将很快进行社会与经济革命。1933年7月之后，希特勒希望约束一下纳粹党的革命热情、巩固取得的成果，开始在稳定的条件下发展新的秩序。而激进分子并不满意，他们寻求继续进行革命，直到他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得以实现。他们开始鼓动进行“二次革命”，包括将大公司实施国有化、免除小农场主的债务，以及保护农民与小商人对抗大资本势力的计划。

站在“二次革命”运动最前线的是纳粹冲锋队。他们当中许多人致力于为社会主义目标而奋斗，当希特勒与保守分子及工业巨头建立联盟时，他们感觉被背叛了。其他一些人则是已经为国家革命战斗若干年，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以获取工作或职位形式得到回报。这种不满情绪由纳粹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特·罗姆强烈地表达了出来，在他控制之下已经有100多万有组织的突击队员，还有数百万人作为纳粹冲锋队的预备队，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纳粹冲锋队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因为罗姆要求纳粹冲锋队在他领导之下成为大规模扩军的基础力量。

经济革命的要求和纳粹军队的计划，与希特勒想要实施的政治路线是相悖的。他从未对纳粹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目标进行过强有力的支持，而且他也害怕在这个时候任何试图推行此类计划的尝试都将会扰乱经济形势。希特勒意识到他的成功部分有赖于能否有效克服经济萧条，他认为成功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就是动员既有的经济体系。他的许多支持力量来自大财团和工业巨头，他并不想疏远他们，因为希特勒需要他们带来快速的经济恢复和经济扩张，以作为他计划中的重新武装计划的前奏。创造一个经济强大、重新武装的德国，以此为基础推行他的外交政策，这些目标要远远高于他以前曾经做出的保护小人物的承诺。希特勒在军队问题上的立场也是相似的，他认为国防军的军官群体比领导和管理纳粹冲锋队的那些人要优秀得多。如果建立新的纳粹军队，将会遭到既有国家军队的强烈抵制，甚至可能会导致军队起事推翻希特勒的统治。即便在军队不做任何行动——这种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一支在罗姆领导下、由数百万人组成的新军队，将会使纳粹冲锋队领导人在对纳粹党的控制上成为希特勒的有力竞争者。

从1933年7月开始，希特勒数次尝试平息纳粹冲锋队的骚动，均未成功。当年冬天与次年春天形势愈加动荡不安，纳粹冲锋队举行了无数次大规模游行和示威活动，而且伴随着对现政府政治事务的公开批评。德国国防军、兴登堡总统和德国民众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这股庞大而难以控制的力量与希特勒同样感到焦虑。一种担心发生某种事件的预期不断发展，在保守派阵营中产生了担忧，特别是害怕发生激进的社会革命。甚至有传闻说，罗姆正在策划反对希特勒的暴动。

纳粹冲锋队问题由于保守派阵营再次提出新的政治动议而复杂化了。纳粹党的横行霸道、过分行为，纳粹冲锋队难以控制的激进行动，以及希特勒政权的总体基调，最终促使巴本和其他保守派分子开始行动。他们寻求一种解决办法，想在兴登堡总统死后恢复君主制度，作为从纳粹野蛮状态中拯救传统德国社会、拯救国家的途径。巴本、知识分子埃德加·荣格（Edgar Jung）、天主教行动小组（Catholic Action Group）的成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开始表达对纳粹新秩序的批评，试图设法取得兴登堡总统对他们恢复君主制计划的支持，尽管兴登堡总统从未公开表达这种意愿。保守派的观点与大众态度的变化是相符的，德国民众中一部分人原有的听天由命情绪，以及另一部分人的狂热情绪，现在都被一种不满情绪所替代。由于有传闻说，施莱谢尔将军已经重新开始政治活动，发生形势变化的社会预期进一步提高了。1934年6月17日，巴本在马尔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批评了因德国近几年政治与社会生活变化而增加的危险，这无异于对纳粹革命的谨慎攻击。

经过几个月的犹豫不决和无所作为之后，希特勒开始采取迅速和残暴的行动，以应对这些局势的发展。以罗姆正在策划政变行动为借口，希特勒秘密准备由忠诚于他的精英卫队党卫军，对纳粹冲锋队领导层进行镇压。德国军队不仅宽容了这次清洗，而且给党卫军提供了武器，帮助他们消灭国防军在军事领域的竞争者。6月30日至7月2日，党卫军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了纳粹冲锋队领导机构，逮捕了其领导人，袭击中有大约200人被杀害。在被处死的人中，著名人物除了罗姆，还包括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希特勒在纳粹党领导层内的前竞争者和德国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在这个“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党卫军杀害了大批无辜民众，其杀戮大大超出了据称的、仅以阴谋家为目标的范围。被谋杀者也包括了保守派圈子的成员。施莱谢尔及其妻子、政治顾问也遭枪杀，还有巴本的密友埃德加·荣格和其他许多保守派人士，以及天主教会代表人物。巴本本人被软禁，保守派反对势力以及纳粹党内的激进势力遭到重创。

德国社会对这次清洗和谋杀的反应是复杂的。一方面，纳粹党的残暴与冷血再也无法否认了，掩盖这一事件的企图被证明是徒劳的。希特勒觉得有必要为其行动正名，为此再一次诉诸对合法性原则的滥用。希特勒让他的内阁于7月3日通过一部法律，将这次清洗行动合法化，称其为一场捍卫国家的合法行动。接下来，元首于7月13日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讲，说他的行动是为了抵抗暴动、保卫国家，并宣称在国家处于极端危险的时刻，他就成了最高的裁判者。尽管如此，德国民众被这场未经审判就实施的大规模处决，特别是对大批无辜民众的被杀感到震惊。但另一方面，很多人也感到如释重负，因为纳粹党内的激进势力已经被驯服了。商界利益，以及作为整体的中产阶级，也不必再担忧发生一场社会与经济革命，或者发生纳粹党内部的武装冲突。军队的反应也是相似的，尽管对施莱谢尔的被杀感到不安，军队还是更多感到宽慰，因为对纳粹冲锋队的清洗已经使得国防军成为德国在军事领域的唯一力量。军队领导人现在希望恢复到德军过去拥有的实力地位和声望巅峰，同时也相信，他们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保持军队内部事务免受政治干涉的状态。

军队已经得到安抚，兴登堡总统也已经是年老昏聩、行将就木，在希特勒最终巩固权力的道路上已经没有障碍了。当兴登堡总统于1934年8月2日去世后，希特勒立即宣布总统职位将与总理职位合并。从此以后，他将是国家和军队的唯一领导人。这一行为既违反了德国法律，也违反了授权法案，因为这些法律都是保护总统职位的。但到了这个时候，法律已经成为纳粹党的可操纵之物，也是可废弃之物，全视纳粹的实际需要而定。尽管希特勒继续以合法性为伪装来掩盖他的许多行动。例如，在兴登堡总统去世那天，所有的政府官员和军队成员不得不按照法律规定向希特勒进行宣誓效忠，完全服从他的领导。这一宣誓是希特勒建立绝对独裁统治的最后一个象征性行为。他花了14年的时间终于登上权力巅峰，又经过两年才得以掌握全部权力，到现在，他已经真正成为德国人民毫无争议的“元首”。

1. 游行中的纳粹冲锋队（美国国家档案馆）

2. 在柏林体育宫举行的纳粹党大规模集会（美国国家档案馆）

3. 纳粹旗帜“德国觉醒了”（美国国家档案馆）

4. 富有魅力的演说家希特勒（美国国家档案馆）

5. 第三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美国国家档案馆）

6. 纳粹冲锋队手持纳粹党旗帜行进（美国国家档案馆）

7. 从左至右为：纳粹党副元首鲁道夫·赫斯、希特勒和纳粹党地区主管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美国国家档案馆）

8. 纳粹分子游行穿过纽伦堡街头（美国国家档案馆）

9. 纽伦堡纳粹党年度集会（美国国家档案馆）

10. 纳粹宣传画：“是的，元首，我们追随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照片档案）

11. 纳粹妇女在迎接希特勒（美国国家档案馆）

12. 希特勒青年团（美国国家档案馆）

13. 德国少女联盟成员在做勤务（美国国家档案馆）

14. 一位德国少女联盟的旗手（美国国家档案馆）

15. 希特勒的车队通过纽伦堡（美国国家档案馆）

16. 希特勒会见德国工人（美国国家档案馆）

第三部分

德国社会的纳粹化

1934—1938

我相信你在德国再也找不到任何人还怀疑1月30日已经开启了德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纪元……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观，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一理论变为现实……我们要从根本上推动变革，准备好实施一场彻底的革新。

——约瑟夫·戈培尔，柏林体育宫，1933年2月

我们这场运动的目标是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争取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理念的支持……革命政府与人民的一体化需要我们付出不懈的努力。

——约瑟夫·戈培尔，对新闻界的谈话，1933年3月

第八章

全能国家抑或二元国家与复合多元政体

“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这个口号，在绝大多数经历过纳粹统治年代的德国人心中都留下了难以消除的记忆。这一口号曾经在无线电广播与政治演讲中不断重复。这个关于一个民族、一个帝国及一个领袖的概念，反映出纳粹党长期以来的一个目标，那就是将德国转化成一个在种族上高度同质的共同体，成为在他们理想中的元首领导下的“民族共同体”。纳粹骄傲地宣称，他们的第三帝国将是全能国家（total state），在这样一个国家中，纳粹党及其意识形态将体现在社会科学与私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在建立这样一个全能国家的尝试中，纳粹党努力渗透到既有的国家部门和公共机构中，同时也对全社会所有的民间组织实施破坏或者将其纳粹化。当希特勒在1934年的政治斗争中胜出后，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纳粹建立全能国家的脚步，但将整个德国转化成极权主义社会的政治进程并没有完成。尽管纳粹化的广度与深度都大为扩展，但还有许多传统组织、旧行为模式和老德意志价值观并没有被纳粹党所消灭。纳粹党发现，在德国许多地区，出于经济上的权宜之计，或者为避免激起反对，他们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做出妥协。由于受到党内斗争的困扰，以及在施政能力方面的欠缺，纳粹党自身的权力结构也妨碍了极权主义统治的有效实施。因而，既有的许多重要机构组织、法律法规、阶级差别和价值观念，并未因国家革命而发生变化。

按照恩斯特·弗伦克尔（Ernst Fraenkel）的精确描述，第三帝国是个二元结构的国家。在纳粹统治年代，纳粹意识形态和组织体系与许多传统的信仰和组织体系并存，但这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纳粹党虽然可能无法做到将某些组织纳粹化，但有能力在必要时进行干涉。在努力建成全能国家的道路上他们从来不会手软。尽管二元结构一直持续到第三帝国结束，但没有哪个组织可以免受纳粹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许多持续抗拒纳粹全面接管的领域，纳粹的渗透程度也一直在加深。由于不能俘获数百万德国人的心灵，或者改变他们的信仰和行为模式，纳粹的极权主义统治是受到制约的，但纳粹确实对每一个德国人的生活施加了极权主义政治控制。在政治领域，全能国家已经成为确定的现实。

极权主义控制并不是由纳粹政府当局或者纳粹党内的统一权威集中实施的。本质上，第三帝国是一个复合政体（polycratic regime）。德国人民受到纳粹党和纳粹政府当局中各种各样的机构施加的权力控制，但在希特勒之外，不存在任何中央权威来集中实施管理、统治或改造德国社会的行动。在理论上，元首国家（Führer state），就意味着在这个国家中，元首的意愿就是法律；在实践中，希特勒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但希特勒并没有把自己陷于日复一日的烦琐事务中，而是把这些具体工作交给下属。希特勒的许多指示经常是含糊不清的，他往往并不明确提出要制定特别的法律，或具体指出要运用政治权威和实施行政管理的紧迫事项。在希特勒之下的统治阶层，并没有清晰的权力分工，纳粹党或纳粹政府机构中的各个部门也都没有明确界定的责任范围与管辖领域。纳粹党从来没有制定一部纳粹宪法，也没有建立协调一致的政府组织体系、政治权威及法律制度。从前届政府结构中延续下来的许多政府部门并没有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又增加了无数的纳粹党部门。许多部门的职能和权威相互重叠，其结果就是功能的重复、官僚机构的内部斗争、效率低下以及普遍的秩序混乱。

如果是由希特勒本人发出的明确指示，所有的人必须一体遵行。但如果涉及需要对其指示进行解释的时候——这是最经常出现的情况，或者在元首本人并没有发出指令时，纳粹党及政府机构中的每一个部门就需要自己来决定如何行动。考虑到众多机构相互重叠，政策解释相互冲突，行动彼此互不协调，第三帝国时期经常出现政策与法律相互抵触的状态。纳粹统治下的新秩序，既不是以无私的纳粹党官员全身心致力于国家社会主义共同利益或目标为特征，也不是日耳曼民族秩序与效率的典范。国家社会主义的确切性质，以及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目标所应推行的必要政策，在纳粹党内始终是有争议的问题。第三帝国统治的显著特征，就是官僚机构彼此之间相互妒嫉，争相扩张权力。纳粹官员更倾向于从其本人意识形态取向、自身职务晋升，或者其所属特定组织的狭隘利益出发，来看待元首的意志、国家的福祉，以及意识形态的目标。纳粹官员陷于官僚机构的内部斗争，争相扩展自身机构的权力和控制范围，当然必定是以牺牲纳粹党和纳粹政府其他机构的权力和利益为代价，他们也都会坚决抵制敌对的组织染指其管辖领域。最近的研究表明，由于后来纳粹党在其占领的欧洲广大地区面临一系列严峻问题，这个多元政体的各个组织和各权力中心之间不得不加强合作。尽管如此，第三帝国多元政体的性质，确实妨碍了纳粹对德国人民强加极权主义统治，也影响了纳粹政权的统治效率。同时，多元政体也导致腐败蔓延，而政治腐败是纳粹党、纳粹政府与整个社会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希特勒本人要对这种官僚机构迷宫和多元政体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负责。他拒绝了所有建立统一组织机构或者统一法律规则的尝试，尽管这将为实施个人权力增加组织结构的合理性和施政连贯性。希特勒更倾向于保持权力的绝对性，他甚至不愿受到他本人制定的规则的束缚。元首的意愿就是要保持某种非结构性，以及可以心血来潮任意作为的随意性，可以随时根据情况的变化及他本人的独裁专断来调整。下属的职能混乱和权力重叠，确保了希特勒本人可以保持绝对权力和无可挑战的领导权威。通过运用元首的垂青、个人任命以及建立新的部门等手段，他可以获得新任命的高级官员的忠诚，同时对旧官员持续的忠诚做出奖赏。不同组织之间的竞争与管辖范围重叠也服务于同一目的，因为这一形势防止了任何组织或其领导人上升为希特勒的对手。

另一个妨碍第三帝国统治效率和政治统一性，且同样没有得到解决的重要问题是，纳粹党与（希特勒获得国家权力时）既存的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二元国家的情况格外明显。尽管希特勒本人既是纳粹党领袖，又是德国国家机构的最高领导人，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实体。纳粹党的许多高层官员，如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希望纳粹党渗透到国家机器中，将国家机器降格为仅是纳粹党工具的地位，但他们的尝试只获得了部分成功，即使是这种部分成功也是数年之后才得以实现。国家机器中的一些部门很早就实现了彻底的纳粹化，例如，威廉·弗利克（Wilhelm Frick）当上了内政部长，瓦尔特·达雷（Walther Darré）当上了农业部长；与此同时，纳粹新设的一系列部长职位则由像戈培尔（宣传部长）及戈林（空军司令）这样的人担任。然而，直到第三帝国后期，许多重要的政府部门仍旧由不属于纳粹党的保守派官僚和专家掌管。经济和财政部长职位分别由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和鲁茨·格拉夫·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Count 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担任，而德国军队则是在国防部长、陆军元帅瓦尔纳·冯·布伦堡（Werner von Blomberg）统领之下，担任外交部长的是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Constantin von Neurath）。

许多此类保守派部长与纳粹党之间持续发生着斗争，这些保守派人士捍卫他们所任职部门的独立性，反对纳粹党对他们的事务进行干涉，纳粹党领导人则千方百计将纳粹影响力扩张到各部门中。纳粹党官员强迫各个由保守派人士主政的部门任命和提拔纳粹党成员，要求各部门的活动全部纳入纳粹党政治路线和国家社会主义目标之下。他们还付出特别的努力，推动这些部门的公务员加入纳粹党，从而可以在这些官僚机构内部增强纳粹党的影响力。

法律和司法系统成为老德意志与新纳粹秩序之间的一个重要战场。纳粹党政治纲领要求建立一种新版本的、基于国家社会主义，但尚未得到明确界定的德意志法律体系。但纳粹按照其意识形态彻底革新德意志法律和司法体系的尝试，受到既有法律体系顽强抵抗的程度令人惊奇。现代工业社会的复杂性，使得即便在极权主义政权统治下，国家也需要既有的法律结构和程序。如果真要对整个法律体系进行革命性改造，其巨大破坏性将彻底打乱德国社会与经济秩序，也会引发实力雄厚的经济界的巨大反弹。而希特勒还需要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以尽快恢复经济，重整军备，因而纳粹党容忍了大部分旧法律体系的存续。作为回报，这个旧法律体系的捍卫者们也承认了国家社会主义掌握权力的现实。他们默认了纳粹党的要求，对法律和司法系统做出一些重要改变，同时尽可能保存旧的法律体系。双方都做出让步的结果是，在纳粹统治期间德国形成了二元的法律系统。

传统的法院系统，连同许多法律制度和既定的司法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不变；同时在这一法律体系之外，产生了一个新的国家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后者在一些情况下只对前者产生部分影响，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取而代之。从长期来看，第二个体系，以及它对第一个体系产生的影响，确实导致重要法律领域的实质性纳粹化，导致法律本身出现颠倒和混乱。民事方面的法律并没有出现剧烈的变化，特别是涉及私有财产权的部分。在这些法律领域，甚至在许多刑事案件中，法官仍援引既有的法律，坚持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做出合理的判决。但法官现在也受到纳粹新颁布的法律的约束，必须强制施行新的诸如政府机构和种族方面的法律，这些都严重侵犯了德国人此前享有的法律权利。尽管在许多案件中法官们可能并不情愿这样做，但现在他们因按照新的法律做出判决，而实质上协助推进了德国社会纳粹化进程。法官们经常在压力下依据纳粹党的意愿审判案件，这使得纳粹党在特定案件中的立场广为人知。纳粹分子经常在报纸上公开指责某个法院或法官做出的判决。

纳粹党直接控制的一个法律领域是政治性犯罪。在1933年初，纳粹当局设立了特别法院（special courts）专门处理此类案件，从而将这类案件的管辖权从普通法院手中夺走。在这些特别法院中，被告的权利，包括他们的上诉权都受到了极大限制。这些法院因而获得了这样的名声：审判迅速、刑罚严酷、泯灭正义。在1934年纳粹当局又设立了臭名昭著的“人民法庭”，专门审判叛国罪和反对国家罪。这些法院的判决经常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纳粹党的压力和各种偏见，而不是基于是否有确切证据证明确实发生了违反法律的行为。总而言之，特别法院与人民法庭所代表的不过是司法的政治化，它们都是镇压和控制德国人民最有效的手段。

对法治原则更严重的破坏是盖世太保对法律事务的干涉。即使特别法院做出的特定判决也会被盖世太保弃之一旁，他们实施行动时甚至直接违反纳粹自身制定的法律与程序。在许多案件中，获得特别法院无罪开释的人也可能会被盖世太保逮捕并投入监狱。

最能体现纳粹全能国家有限性的，是军队和经济领域保持独立性的程度。德国国防军由保守的军官团统领，是传统主义最坚强的堡垒。尽管这个机构的成员对迅速飞黄腾达的纳粹党及其领导人充满了鄙视（虽然纳粹党领导人现在也是军队的领袖，但在军官团眼里他不过就是一个曾经沦为流浪汉的下士），现在他们还是容忍了纳粹攫取政权，此后又服从于纳粹当局的权威。他们之所以遵循这一路线，是基于这样一个期望：希特勒会给德国带来民族复兴，军队也将重新获得他们现在已经失去的、曾经享有的权势与声望。德国的将军们认为，德国国防军将不仅给德国社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也应免于受到纳粹党的干涉。德国开始重新武装，以及1934年纳粹冲锋队作为军事领域竞争者的威胁被解除，似乎表明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希特勒也不信任他的将军们，因为这些人是他曾经与之斗争数年的反动的德国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可能是唯一有现实能力，也真正有机会将他从权力宝座上推翻的力量。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允许军队有实质程度的自治，因为他需要他们的领导能力、军事才能和作战经验，以打造一个强大的现代战争机器，支撑他的外交政策。德国国防军没有被纳粹化。

许多年以来，军事领域一直是军方的特权，德国国防军成功地抵制了纳粹党的直接控制。它在纳粹德国前半期保持独立性的重要意义，已经超出了其抵制纳粹渗透、捍卫自身组织利益本身。德国国防军象征着老德意志的传统和价值观，而这些是与纳粹意识形态、与纳粹粗鲁野蛮的政策和行为相冲突的。对许多德国人来说，军队代表了德国社会与文化中抵制彻底纳粹化进程的坚强堡垒。事实上，在充斥野蛮行为的整体国家环境中，许多人指望国防军可以成为一个避难所。

保持自治并不意味着军队可以完全免于纳粹的渗透或者影响。每个军官都必须宣誓效忠于希特勒，他们不得不遵循希特勒的指令；同时，作为一个自封的军事问题专家，元首经常与他的将军们就重大决定发生争执。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军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纳粹同情者和支持者出现在国防军官兵中。这种微妙的国家社会主义心态的涌入，开始与老的军官团所秉持的贵族价值观相抗衡，这一趋势是军队规模迅速扩大带来的必然结果。1935年重新实施的征兵制将成千上万的新兵纳入国防军队伍，他们当中很多人是纳粹主义的信奉者，或者已经受到数年来纳粹的宣传和思想灌输的深刻影响。因而，即使是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组织内部，也存在老德意志与新社会现实之间的意识形态二元性。

希特勒在经济领域也做了类似的讲求实际的妥协，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他牺牲了纳粹重要的意识形态原则和目标。结果是，纳粹政治纲领中许多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目标，以及纳粹向中产阶级支持者做出的许多其他承诺，都不会由新政权付诸实施。与希特勒实现经济恢复的当务之急以及达到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目标相比，与实现德国的重新武装相比，意识形态都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出于实际需要考虑，希特勒并没有试图对经济进行纳粹化。恰恰相反，他将经济的实际运行交给大财团和实业界的专家们去做，同时他自上而下实施强有力的控制，迫使他们合作和顺从，以达到他的经济目标。只要愿意保持合作，大财团和实业界可以从这种关系中获益丰厚，尽管在必要时纳粹完全可以对经济领域进行干预。本质上，希特勒治下的德国经济既非完全自由，也非受到彻底管制。

直到1937年，希特勒一直将其经济发展的方向盘置于一个非纳粹人士亚尔马·沙赫特手中，沙赫特是德意志帝国银行（Reichsbank）行长兼经济部长。尽管沙赫特试图在稳健财政政策基础上实现德国的经济复兴和重新武装，但希特勒的要求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逐年增加。沙赫特不得不在希特勒的目标、经济现实和强大的公司利益之间做平衡。大财团和实业界的发展繁荣兴旺，但它们的灵活性被政府规定限制住了。政府设定了生产目标和配额，控制了价格、工资和利润。企业税负很重，利润分配也受到法律限制，企业被强制要求购买大量政府公债。这些政策既推动了再投资和经济扩张，也为重新武装提供了大量资本，使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长。

鉴于大范围失业对希特勒的政治成功起了重要作用，他明白纳粹政权的信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这一问题的成功解决。在第三帝国初期，随着资本家信心的恢复、投资的增加以及纳粹支持的创造就业机会项目的实施，失业率下降变为现实。对希特勒来说，幸运的是，在他被任命为总理时，德国已经度过大萧条最艰难的时刻，1933年经济状况出现了稳定改善的迹象。在希特勒的政策产生效果之前，商界信心增强和经济恢复促进失业率下降的趋势就已经出现，希特勒收割了这些可以为其增加信用的成果。当然不可否认，希特勒的政策在仅仅几年的时间里就对减少失业产生了巨大作用。通过保护商界免遭纳粹党内极左派所要求的社会化改造，通过鼓励经济增长，以及通过启动重新武装进程，希特勒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界的信心，为经济恢复提供了更多的刺激因素。

与此同时，纳粹还通过实施各种各样的公共工程项目直接参与解决失业问题，但这些项目规模有限，实质上不会给政府增加严重财政负担，也不会使商界产生纳粹版本的社会主义幽灵的警觉。事实上，第一个政府支持的公共项目计划在1933年就已经开始，也不是由纳粹启动的，而是施莱谢尔政府提出的。这些工程项目包括通过政府补贴的农业增收项目、住宅建设和街道整修来创造就业机会。纳粹政府增加了一系列其他新的公共工程项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高速公路计划。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有三重目的：减少失业，通过政府支出刺激经济活动，以及通过改善道路通行能力使德国可以在国内不同地区间快速调动军队和物资，从而大大提升国家的战略优势。

尽管这些项目实际的支出远比纳粹宣扬的要低，但这些行动无疑有助于增加纳粹政权在千百万德国人心中的合法性。在德国人民看来，纳粹政权确实是在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德国的经济顽疾。公共建设工程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迅速扩张的经济又给另外的数百万人提供了工作，失业率持续下降。到1934年，总失业人数已经从1932年大萧条深渊时的600万人减少到300万人。德国重新武装以及1935年重新启动征兵制吸收了其余的失业人群。到1936年，德国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这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从未达到过的成绩，希特勒可以援引其消除失业的成就，作为其统治决心和成效的证明。

但对失业者困境的关心并不是希特勒采取此种经济政策的首要动机。正如在《我的奋斗》中已经明确提出的，他的经济目标是德国重新武装和实现经济自足。认识到要想获得生存空间只有通过战争手段才能达到，希特勒想要尽可能快地重新武装整个国家，与此同时减少德国经济对外部世界的依赖。重新武装的行动于1933年开始，开始时运作缓慢，但增长势头逐年加快。在1936年，希特勒告诉纳粹党及军队的领导层说，德国必须要为四年之内发动战争做好准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戈林被安排负责一个四年计划，将军事需求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这个计划也将确保必需的产出规模，原材料供应配额都要按照预定时间安排，确保满足要求。德国的产业从生产消费品转向生产军备物资，数百亿德国马克花在了军事支出上（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数额）。另一个优先发展方向就是努力做到经济自给自足，这样德国就可以在战时，尤其是在进口渠道被切断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的经济能力生存。

沙赫特和各大财团竭尽全力调整经济，以适应希特勒的计划，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德国也没有实现对整个经济的战争总动员。事实上总动员也并非希特勒的目标，因为他设想的是通过一系列短期战争，每次针对单一的敌人，速战速决取得胜利。然而，即使是他设定的较有限的军备生产和经济自给自足目标，也从来没有达到过，因为重新武装和自给自足需要大量进口和囤积战略物资。德国大约80%的石油和铁矿石、全部的天然橡胶，甚至部分食品供应都来自国外，要满足这些进口需求所需支付的资金，超出了德国可以获得的外汇储备。希特勒给工业界施加压力，让他们发展合成橡胶。德国最终通过使用合成橡胶实现了在橡胶领域的自给自足，但在其他任何领域都没有达到或接近过自给的目标，特别是石油。合成橡胶的高昂成本和大量物资进口也给德国经济造成了持续的负担。

由于德国官僚机构的内斗、政治腐败，不同经济领域间缺乏充分协调，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原材料和劳工短缺，造成了不同经济部门对这些稀缺资源的竞争。因而许多企业无法达到它们既定的生产目标。不同的企业，跟纳粹的各种机构一样，更关心它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共同利益和国家目标彼此协调合作。与此同时，若干不同的纳粹机构都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直接插手重新武装的计划，或者对整个经济界发号施令。尽管戈林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央办公室来协调这些不同的机构和各个产业部门，但事实证明他也无能为力。在第一个四年计划期间，德国既没有产生一个连贯和系统的经济计划，也没有实现对战争经济的集中统一控制。最终，虽然德国的重新武装令人震惊，但希特勒所设想的战争经济和自给自足仍是不可企及的目标。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官僚机构的混乱成为一个长期问题。战争爆发时的情况将证明，德国的战争机器和支撑它的战时经济都陷入了严重的匮乏状态。当然，德国的经济现实并没有达到纳粹所设想的统一的全能国家的目标。

纳粹经济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希特勒的政府、国防军和大的公司企业。强大的国家和军队符合纳粹主义的民族主义目标，与此同时，大财团和其他经济部门在发展中获得的优势，却与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若干社会的、经济的和völkisch的信条背道而驰。纳粹党的政治纲领曾“要求”公司分配利润给其雇员，取消非劳动所得，并对大企业进行国有化改造。然而，在纳粹治下，企业巨头如法本公司（I.G. Farben）、克虏伯公司（Krupp）、西门子公司（Siemens）不仅产出大幅度增长，其经济实力与财富积累更创新高，以至于损害到了劳工和小企业的利益。在大财团和工业界获益最多的同时，雇员和经理人阶层大体上来说收入也在增长，但资本所有者和被雇佣者之间在国家财富利益分配上的鸿沟也越来越深。

第三帝国的工人阶级失去了他们的绝大部分自由和权利，尽管关于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否有实质性下降这一点，不同的历史学家意见不一。由于工会组织已经被破坏，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毫无发言权，现在这些都是由政府来规定的。尽管经济实现复苏，实际工资收入从来没有达到过他们在1928年的水平。由于税负沉重，许多消费品的价格如衣物、啤酒等都上涨了。因为政府需要将工人随时转移到需要劳工的地区和企业中，最终许多工人失去了自由选择居住地和工作种类的权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工人阶级毕竟已经从赤贫的境地中解脱出来。某种程度上，工人阶级由于纳粹政府提供的条件而受到了安抚。纳粹治下实现的充分就业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巨大成功。获得稳定的工作，即使是低工资、不太合意的岗位，当然也要比失业好得多。工人们往往将他们的工资水平与大萧条时期更低的水平作比较，而不是与1928年时高得多的情况相比。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正在享受人生中一段生活显著改善的阶段。熟练工人与年轻工人在新的经济计划下赚得更多。经济扩张和重新武装导致工厂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大幅度增加，熟练工人出现了严重短缺，甚至使得这些能够满足企业要求的工人得到了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工人阶级中的年轻人也因政府支持的职业培训项目和工作安置措施而获益。因一部分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增加的生活成本，被其他一些消费品价格的下跌抵消；与此同时，政府还在特定领域实施补贴，对租金和取暖价格进行控制。工人阶级由于带薪休假、享有补贴的旅游和度假，以及纳粹党赞助的娱乐和社会活动而获得额外福利。工人阶级并没有因此变成国家社会主义的狂热信徒，但他们也不再因为对经济状况不满去发起针对政府的暴动。

纳粹在其初创阶段的最大支持群体，下层中产阶级和农场主阶层，却是从纳粹经济政策中获益最少的人群。白领保持了他们超出一般劳工阶级的地位，而且在第三帝国治下由于经济扩张和官僚机构膨胀人数有所增加。与普通工人阶级情况类似，他们更大程度上是获得了稳定的工作，而不是获得了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提升。事实上，许多年长的白领不得不接受普通工人阶层的工作岗位。至于普通的小商人、小店主及手工业者，他们的地位既没有提高也没有显著恶化，尽管纳粹的宣传一直声称要保护小人物。有些人确实从经济扩张和政府合同中获利了。然而，另一些人发现他们自己很难在高税负、工资限制和价格管制以及大财团的强有力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而政府的政策往往是偏向大财团的。

小农场主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不仅是纳粹对其政治许诺的背弃，还直接违背了纳粹völkisch哲学的许多本质要素。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纳粹都宣扬德国农民和小农场主是德意志国家在种族上的中流砥柱。他们被偶像化，被认为是人民中最纯的部分，他们始终保持着与土地的紧密联系，而德国文化正是发源于这片土地；他们保留了强大的力量，因为他们努力工作，而且通过坚守古德意志的价值观而保持着道德活力；民族的这一核心成分并未因现代观念、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导致的道德堕落、体质上的孱弱而受到污染；他们是民族的未来，而不是民族的过去。纳粹理论家坚称，大多数德国人最终将重新扎根于大地。同样是这些理论家，起劲地攻击大城市和都市生活，称这些都是种族堕落的主要因素。他们声称，只有通过保留小农场主，通过遏止从乡下到城市的移民势头，才能够扭转民族道德和体质堕落的趋势。然而，纳粹的政策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

工业化是现实的要求，也是德国国家实力的基础。出于这个原因，在希特勒的计划中，工业具有优先地位。在第三帝国早期，小农场主的情况确实有所改善，但当战时经济需要更多国家资源时，他们就开始严重落后于社会整体，能分享到的国家财富比例越来越小。与刺激大工业企业增长的措施相比，纳粹为帮助小农场主而实施的鼓励措施是不足和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农场主的生存斗争变得更加严峻，他们的境遇因劳工短缺而变得更加困难。在这方面，纳粹经济政策再一次损害了völkisch的目标。工业领域所需要的巨大劳工数量，导致数十万劳工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纳粹的政策不是在减缓，而是在鼓励这种移民。为了建成强大的经济和战争机器，纳粹甚至进一步损害他们所如此珍视的种族中最纯的群体。

这种出于权宜之计而进行的意识形态妥协，防止了在第三帝国爆发经济与社会革命。在新的纳粹统治秩序下，许多东西都改变了，但也有很多事情一如既往：工人还是工人，小商人和小农场主还继续面对长期的经济问题。所有这些群体都没有因为纳粹统治而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代，在经济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上也没有发生剧烈的改变。纳粹革命并没有扫除反动派和上层阶级，并没有为小人物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开辟新的道路。反动贵族仍旧在军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大多数官僚机构中仍然充斥着保守分子，这两个群体的社会地位与声誉并没有受到影响。上流社会家族和大公司领导人保持着他们在经济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并且获得了国家财富中的超大比例。大多数德国人跟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样，仍旧保持着强烈的阶级意识。

尽管未能破坏传统的阶级与经济体系，纳粹却从未放弃建立民族共同体的愿景。在宣传、演讲和文章中，他们持续强调建立共同体的必要性。尽管德国人分属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收入水平，他们都被认为是种族上的同志（Volksgenossen），是由共同的血缘和共同的民族命运团结到一起的。社会可以是因不同的天赋、财富和职业而形成的有组织的等级体系，但所有德国人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只因为这一事实：他们是德意志种族的一部分，他们为了整个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而工作。纳粹坚持不懈地努力淡化阶级意识，企图用民族意识取代它。他们鼓励工人将自己看作与其他社会阶级平等的人，而且纳粹的许多政策目标也立足于打破传统阶级壁垒。某种程度上，在纳粹德国确实存在比此前任何政权统治时期都要强的社会流动性。纳粹还引入了处理社会关系的新维度，纳粹党拥有数百万名成员，在德国社会中扮演着一个无孔不入的角色，纳粹党本身相当于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作为纳粹党成员，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层，此人便被自动赋予了一种特别的社会地位，不管他本来的阶级出身如何。即使是纳粹党内层级较低的成员，他们也因为成为有组织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而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优越感和荣誉感。

尽管有这些变化，第三帝国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共同体”，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仍旧很强烈。贵族阶级或上流社会的许多人，是否真把暴发户纳粹分子当作与他们社会地位平等的人，或者将工人及农民当作自己的同志，是大有疑问的。尽管许多下等阶级德国人易于接受纳粹宣传中关于人的价值与社会地位平等的说法，但其中到底有多少人会觉得他们自己与上层社会的人地位平等也很难说。相应地，数个世纪以来的宗教与地区差异，也不会因纳粹灌输国家认同，努力建立一种所谓真正的“共同体”而消失。纳粹德国可能是“一个帝国”，但在这个帝国之内，很多人仍旧将自己看作巴伐利亚人或者普鲁士人，柏林人或者莱茵兰人，天主教徒或者新教徒，工人或者贵族阶级。

在那个年代的德国社会中，统治群体就是纳粹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与一些特定的意识形态原则进行了妥协，并没有将整个社会与经济的所有部分全部纳粹化。然而，作为统治力量，在必要时它可以直接加以干预，除了少数重要的例外情况，纳粹党往往能够成功将其意愿强加于对于纳粹党来说至关重要的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纳粹党对德国人的生活、对社会组织的干预程度也就越深。在这一点上，1937年到1938年是德国纳粹化的一个转折点。在1937年1月，新颁布的公务员法要求政府所有官僚机构成员必须是纳粹党员。他们都必须对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必须表现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纳粹党对政府机构的影响由于这一事实而得以进一步扩展，希特勒个人现在可以直接任命高层级公务员职位。随着这些变化到来，纳粹将行政部门变成纳粹党的工具这一目标接近于完全实现。1937年底，沙赫特辞去经济部长职务，之后经济计划和发展方向被纳粹党领导层接管。先是戈林占据该职位大约一年，然后该职位被交给纳粹新闻主管沃尔特·芬克（Walter Funk）掌管。更重要的是，1938年希特勒决定加强对军队和外交政策的控制。德国的将军们以及保守派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对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路线表达了强烈的保留态度，他们担心这将在德国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时候就卷入战争。希特勒因此解除了诺伊拉特的职务，换上了自诩为纳粹外交政策专家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一个更关心如何取悦元首，而不能提供实际外交政策建议的人。在诺伊拉特去职的同时，希特勒对军队领导层也进行了清洗。陆军元帅瓦尔纳·冯·布伦堡（事后证明是错误地）被指控，称其与一个据认为是妓女的人结婚而损害了军官团的名誉，瓦尔纳·冯·弗里奇（Werner von Fritsch）将军则因被诬称有同性恋行为而失势。布伦堡被迫辞去战争部长职务，弗里奇也失去了陆军司令的职位。随后，希特勒自任军队最高统帅。

到1938年，行政机构、军队和外交部的所有高级职位均已经落入纳粹之手。但这些变化也没有改变二元国家的现实，因为军队从来没有被纳粹化；同时，大多数行政机关的职业文官尽管被要求加入纳粹党，但他们在意识形态取向上仍旧是保守分子。到这个时候，在政府的高级决策层，原先存在的对希特勒鲁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路线的保守主义平衡力量已经被完全移除了。那些能够提出谨慎、务实政策建议的保守派前高级领导人，被更知道如何服从和唯唯诺诺的人物取代。现在聚拢在希特勒周围的新上任的将军和纳粹党元老群体，已经不愿对元首的意愿和判断提出质疑。以后发生的事件将表明，这些情况变化对德国来说是多么具有灾难性。

第九章

政治生物学、文化与社会

全能国家的概念，意味着德国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反映出纳粹的völkisch意识形态信条。在攫取政权之前，纳粹党已经设想要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与文化革命，但阶级形势与经济体系并未经历一场革命性的改造，而纳粹实际推行的社会政策往往与其意识形态相冲突。尽管如此，纳粹确实在德国社会中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革，而且其文化政策的效果确实是革命性的，在涉及纳粹种族意识形态时特别明显。尽管该政权存在复合政体倾向，它在政策上与实践中却由一种政治生物学统一起来，这套政治生物学理念变成了第三帝国的根本原则，第三帝国的社会与文化目标均源自其种族观念。

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一个掌握政治权力的群体能够创建一个种族国家。这将是一个由生物学基础决定命运的社会。所谓的德意志种族生理构成将会影响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据说，民族特征、智力水平、社会行为都不是由文化、环境或者历史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经过长期自然演化而创造的基因组合，正是特殊的基因造就了卓越的种族。雅利安人或者北欧种族在演化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优秀特征，使其居于种族等级体系的顶端，他们是高级文明的创造者。因此，这一高级文明的存续和未来进步，有赖于创造这种文明的伟大种族保持其统治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雅利安种族必须保护自身的纯洁性、扩大人口规模，并且在永恒的生存竞争中证明自身足够强大，可以战胜其他所有种族。雅利安人必须防止其他种族从内部或者外部侵入其基因库，稀释其力量，从而确保自身的种族同质性和发展活力。内部的种族退化可以通过优生计划得到预防，外部种族威胁可以通过禁止与劣等种族通婚杜绝。

在1933年攫取政权后仅数月之内，纳粹就实施了一系列种族主义的卫生法律与政策，并在今后的10年中扩展为一套全面的优生计划。这些计划所针对的，是据称在遗传上具有生理、精神或行为缺陷的人，因为这些人威胁到了“民族共同体”的种族活力。他们被认为比健康的、遗传特征良好的雅利安人具有“更少的种族价值”，经法律授权和法院强制执行，他们被强制实施绝育手术和堕胎。这些人包括有生理残疾的人、遗传性盲人、遗传性耳聋者、躁狂抑郁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智力低下者甚至长期酗酒者。纳粹当局对据称有种族缺陷的30多万人实施了绝育手术。为了确保生出健康的后代，所有的夫妇在结婚之前必须经过卫生部门体检，获得健康证明之后方能结婚。

尽管纳粹当局的绝育政策与实践，以及后来的安乐死计划，都引发了德国大众复杂的反应，甚至遭到教会的抵制，但当局更广泛的种族措施与社会纯净化行为往往会获得公众的支持。种族理论家将特定的“反社会”行为归咎于遗传原因，种族方面的科学研究掩盖了赤裸裸的社会偏见。因此，纳粹当局不仅可以援引“科学的”权威结论，声称这是医学上的必要手段，同时还可以借助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社会关切与大众的恐惧。纳粹当局攻击或者压迫的对象，在历史上都已经饱受迫害，在纳粹上台之前的德国社会中就已经是被社会遗弃者。许多群体已经被早先的法律施加了各种限制，被社会污名化。纳粹当局逐渐将这些业已存在的偏见极端化，从社会鄙视、法律压迫，逐步发展到系统性谋杀。

流浪汉、长期失业者、刑事惯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或者仅仅是以偏离正常社会预期的方式生活的人，都可能会遭到围捕，被预防性拘留，被实施绝育或者最终在集中营中死去。妇女尤其易被确认为具有遗传性精神疾病和反社会行为。如果一名妇女有性乱交、私生子或者似乎生出过问题儿童，再或者仅仅是被邻居认为是个社会交往上的麻烦人物，或其社会行为不可接受，都可能招致“科学”检查，被法院判决实施绝育手术。雅利安种族中所有有缺陷的成员都需要被确认、被遏制和限制生育，只有“健康的”和“强壮的”人才可以得到繁衍和发展。

尽管希特勒本人很显然持有那个时代的反同性恋态度，但他对将同性恋作为一个政策议题并无多少兴趣。然而，其他领导人，特别是极端恐同者海因里希·希姆莱，一直被同性恋问题所困扰。尽管自1871年以来同性恋就已经被列为非法行为，但在更具文化包容性的魏玛共和国，此类法律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各大城市中有了更多公开的同性恋行为。保守分子和宗教团体对这些公开的同性恋行为跟对堕胎行为一样大加鞭挞，他们认为，魏玛共和国的开放社会，无异于开具了性堕落的通行证，导致德国灾难性的文化堕落。纳粹当局精明地利用了这一问题，将这种不满情绪引导到其反对艺术领域和社会价值观领域的现代主义趋势的总体运动中。纳粹已经许诺将德国的道德与形象从这种堕落中拯救出来，一掌握政权，纳粹就将这种反同性恋态度结合到他们的种族意识形态整体中去。尽管女同性恋也被认为是文化上的堕落行为，但男同性恋是最主要的焦点。因为在男权意识主导的国家社会主义世界中，男性气概和尚武精神的价值观念具有压倒性地位，其反对的目标就是被认为软弱和怯懦的同性恋男人。希姆莱认为，同性恋者都是恋童癖，是对年轻德国人的威胁。但是，总的来说，除了异性恋之外，其他任何取向都违反了作为纳粹政治生物学基础的宇宙自然秩序。这些违反自然的行为将掏空德国人民的本质活力。同性恋和堕胎行为将阻碍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人口损失中恢复过来，也会减缓北欧种族的扩张，而这对希特勒控制整个大陆的第三帝国的愿景来说至关重要。

1936年在设立“德意志打击同性恋和堕胎中心办公室”（Reich Central Oce for the Combating of Homosexuality and Abortionn）之后，纳粹当局对既有反同性恋法律的实施变得更加严厉。在纳粹出版物中，同性恋者被讥笑为“国家的敌人”和可恶的、不正常的存在，同性恋者发现他们处于警察和线人的监控之中。他们被大规模逮捕，到1938年大约有8000人被定罪。在那个时期，大多数被监禁的人不是被送到监狱服刑，而是被送到集中营。在5万名被定罪的同性恋者当中，大约有1万~1.5万人在集中营中遭受羞辱和非人道待遇。由于传统社会的偏见和基于纳粹意识形态的嘲笑，这些被强迫戴上代表同性恋身份的粉红三角形标志（pink triangle）的人，是集中营犯人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不仅集中营的看守，集中营里的其他犯人也把他们看作不道德的异类，他们经常被单独挑出来加以虐待，或者被要求从事会导致死亡的艰苦劳动，甚至直接被党卫军进行系统性处决。为了找到治疗同性恋的方法，希姆莱曾经下令在这些无助的人身上进行相应的医学试验。

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种族愿景，纳粹雇用了学者、科学家以及相关组织机构进行种族方面的研究，为纳粹所主张的种族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进行论证和阐述。在既有的机构和学者牺牲自身信誉为纳粹种族原则提供背书的同时，纳粹当局还新建了种族主义机构协调这些研究，宣传这些主张。这些研究先是为纳粹在国内实施的优生学计划，然后又为纳粹在征服的欧洲大陆推行种族政策提供了必要的数据资料。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助长了希特勒的欲望——说服德国人民接受一种基于泛化的种族理论的新社会共识。

处理这些文化事务的纳粹分子的首要目标是动员起德国人民支持新政权，给人民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意识，以确保人们对纳粹的忠诚，同时使他们狂热地参与种族主义事业。纳粹理论家相信，他们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文化斗争，这场斗争将决定德意志种族的未来。因而，他们不能容忍文化领域的自由，就跟他们无法接受在政治领域的反对派或独立力量一样。与政治上的全能国家相对应的，就是一种同质、全面的种族主义文化。

在发动这场文化战争时，纳粹所依据的是一种狭隘和歪曲的道德观。每一种思想、风格以及思维和表达方式，如果不符合völkisch世界观，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堕落的。真正的德国文化源自德意志民族的血脉、传统和精神。这是德意志民族真正灵魂的反映，必须免于受到外国的影响。既然völkisch文化体现了关于家庭、祖国、道德观、英雄主义和力量的传统价值观，那么任何挑战这些价值观的东西都将被谴责为对种族福祉的威胁。根据纳粹的观点，最主要的威胁来自犹太人，来自那些与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总体文化趋势相关联的德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事实上，现代主义本身就被认为是由犹太人和其他各种敌人带到德国来的外国影响。他们妄图消蚀德国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从而可以从内部削弱整个德国。现代主义建筑、表现主义美术与音乐，大众文化的各方面如现代舞和爵士乐，以及对德国传统持批判态度的文学，都被归类为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希特勒不断将这些称为毒害德国人民的道德瘟疫，他要求对文化的所有领域进行一场清洗。他宣称，个人言论自由的地位，与保存德意志种族及其道德生命力的重要性相比是第二位的。第三帝国应当对文化严加控制和规范，以确保文化的每一种表现都符合纳粹所定义的、整个德意志共同体的利益。

对德意志文化进行的大清洗，以及成功创造正确的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过程，将遵循与纳粹在攫取政治权力时所使用的类似手法。纳粹的文化革命始于将一体化政策延伸到文化与社会机构，1933年初的紧急状态法令已经大大限制了出版自由，赋予纳粹对无线电媒体几乎垄断的权力。由于害怕被纳粹当局施加法律行动或者进行政治报复，这些文化与社会机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迎合新政权的意志，因而这种文化顺从的转变很早就开始了。随着1933年3月戈培尔领导的纳粹宣传部成立，德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政府在所有出版领域强制实施企业自律、自我控制和审查。纳粹可以控制德国人民所能接收到的绝大部分信息，可以通过歪曲事实、提供片面信息以及用赤裸裸的谎言来操纵数百万人的头脑。纳粹对任何事件的解释将不会受到任何质疑，同时他们的片面观点将随着不断扩大的纳粹出版网络而广泛传播。

纳粹成功实现对德国文化全面控制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33年9月纳粹德国建立了一个帝国文化协会，赋予戈培尔重新组织和实质上规制德国文化生活每一方面的权力。每个美术家、作家、音乐家与表演艺术家为了从事其本业，都不得不加入特定领域的协会。戈培尔利用其权力强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与纳粹一致，任何偏离纳粹所接受的狭隘主题、表达方式及具体标准的人都将被清洗或者被拒绝入会。犹太人、左派分子和试验新艺术风格的人不再有机会从事他们的本业，其他人则要么顺从，要么遭遇和那些已经被排除在外的人类似的命运。其结果是德国的人才严重流失，知识分子的自由活动受到压制，德国最具辉煌创造力的一个时代宣告结束，而正是这些创造力使得魏玛时期文化硕果累累，具有持久的价值。现在，在这同一块土地上新产生的，是冰冷的、很大程度上由völkisch主题和纳粹所框定的风格统治的、贫瘠的文化。

从1933年初开始，德国出现了知识分子不断离开德国的移民潮，他们迁移到了世界各个地方。这些知识分子成为流亡者，或者是由于抗议新政权，或者是由于帝国文化协会拒绝他们从事本职工作。在这最终逃亡的2000多位知识分子当中，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以及《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的作者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纳粹乐见这一移民趋势，他们认为这是对德意志文化进行净化的开始。当这些流亡人士开始在国外批评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时，纳粹的反应是指控他们犯了叛国罪。在纳粹看来，这些流亡者在国外的活动，证明他们确实是对国家的威胁。事实上，这些知识分子从来不曾是德意志民族的真正成员。

在指控这些流亡者不忠诚于国家的背后，是一种普遍的反知识分子情绪。从其早年开始，希特勒就鄙视知识分子，他的这种观点在纳粹党内是很多人的共识。大多数纳粹分子并不尊崇思想和智识的培养，他们更倾向于直接行动，仰赖本能，抽象思考被贬低为犹太人的特征。这种反智主义情绪在很早时期就有明显影响。在1933年5月10日，全国各地的纳粹冲锋队和学生中的纳粹分子公开焚烧了大批书籍。犹太人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以及其他各种据称是非德国的著作，都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被扔到火堆里。叛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被驱逐了，现在他们的思想也应该从德国的记忆中被抹去。

烧书行为只是全面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一革命还以其他许多形式展开。不仅许多作家的作品被禁止出版，纳粹还编制了一个广泛的黑名单，凡是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其著作都要从图书馆中被清除出去。许多报社被查封了，那些尚存的也不得不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以取悦纳粹宣传部。只杜绝对第三帝国的批评是不够的，出版者还不得不表现出对新政权大力支持的适当腔调。记者和出版商接受宣传部关于新闻出版业在新社会中的作用的训话，他们也经常被告知应该对特定的新闻条目做何种处理。

出版界这一新趋势对德国文学产生了一种特别具有灾难性的影响。由对德国许多文学大师的作品进行清洗而产生的文化真空，很快被民族主义或völkisch取向的出版物填补。汉斯·格利姆（Hans Grimm）1926年出版的著作《没有空间的民族》（People without Space）在第三帝国时期大受欢迎，因为其主题与纳粹关于生存空间的思想完全吻合。替代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激动人心的诗歌的，是纳粹诗人的作品，如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以及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约斯特曾将他的一本书献给海因里希·希姆莱，他说：“每当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举起手枪。”席拉赫宣称只有一本书真正有价值，那就是《我的奋斗》，从这本书中可以产生为德国而奋斗的全部力量。还有若干“血与土”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经常将农民——人民中最纯的部分——的生活与品格偶像化。其他一些作品则强调德国的种族优越性或英雄领导。纳粹党特别欣赏那些歌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士兵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的作品。当然，也有例外。德国最具天才的作家之一，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在一段时间内仍旧持续不断有佳作出现，这也仅仅是因为他在纳粹政权早期曾公开支持过纳粹政权。他写的大量非政治性的、本质上非主动迎合纳粹的一般性作品得以出版并被纳粹所容忍，只要不偏离纳粹关于文化顺从的新标准就行。

德国教育体系衰落的严重程度不在文学创作之下。对大学的清洗已经导致德国一些最优秀的人才逃亡到国外，留下来的教授一举一动都受到纳粹党的严密监视。过去在德国备受推崇的自由指导和自由研究的理念，连同对学生的严格的学术标准，在过去数代人时间里使德国大学成为全世界的榜样，但现在这些都不复存在了。正如纳粹教育家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所说，völkisch的大学不再承认大学生和教职人员私人空间的存在，只存在公共的服务领域。每一位大学教师都必须参加纳粹讲师协会（Nazi Lecturers’ Association），这给了纳粹党控制大学教师任命和晋升的权力。极少有教授会冒着他们的职业生涯被毁灭的危险涉足可能会被纳粹反对的研究课题。

在某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领域，纳粹直接指定研究方向和研究结论。德国成立了由沃尔特·弗兰克（Walter Frank）任所长的“新日耳曼帝国历史研究所”（Reich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New Germany），其使命就是按照纳粹种族意识形态重写历史。客观性和严格的历史研究方法论让位于意识形态，过去的历史图景被严重歪曲了——如果不是完全重新发明的话。学术研究也由于禁止援用犹太人的著作和思想而受到严重阻碍。在犹太研究者做出过实质性贡献的领域，相关的研究根本无法有效开展下去。甚至政治中立的自然科学领域也成了意识形态冲突的中心之一。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普·伦纳德（Philipp Leonard），一个主张纯“德意志物理学”观点的学者，声称科学思想是由血缘和种族条件决定的。他认为仅雅利安人自身的学术研究就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但现在这些成就被某种并非基于事实的“犹太式科学”所消蚀。伦纳德对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沃纳·卡尔·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大加鞭挞，声称后者所教的是“犹太式物理学”，因为海森堡援用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接下来，海森堡受到《人民观察家报》和党卫军机关报《黑衣军团》（Das Schwarze Korps）的攻击，称他是“白种犹太人”，必须将他像犹太人一样驱逐。尽管海森堡挺过了这场批判，第三帝国的科学发展也在持续，但德国总体的气候已经不适合进行自由探索，德国在科学领域的发展速度也比此前大为减缓。

然而，想要找到足够多既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又能够被纳粹所接受的学者来填补大学中因驱逐和流亡而出现的空缺是很困难的。许多重要的学术职位给了很多在传统体制下根本不予考虑的人选。莱因哈德·霍恩（Reinhard Höhn）之所以被授予柏林大学一个颇具声望的公法教职，并不是因为他在法学领域的成就，而是因为他作为国家安全部门中的党卫军官员的地位。来自纳粹党和纳粹学生组织的压力也导致大学录取标准大幅降低，其结果就是学生成绩和教授要求相应地降低了。

大学体系面临的问题部分是由于小学和中学教育条件的恶化。纳粹党认识到德国的未来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因而尤其注意对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来进行塑造。事实上，《我的奋斗》的全部主题都是教育问题。在将教育系统纳粹化的过程中，纳粹党集中精力控制教师群体，根据需要对课程进行调整，并建立特别的精英学校。取得教师群体的合作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本身就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教师已经是纳粹党支持者或其成员。与社会的其他部分一样，大多数非纳粹教师随着一体化政策的推行，很快就随波逐流了。所有教师都必须加入纳粹教师协会（Nazi Teachers’ Association），这个机构成为纳粹党发挥影响力的又一个工具。教师们被强制参加特别的训练，纳粹当局向他们灌输国家社会主义的教育目标和模式。由于第三帝国普遍的反智主义气氛，学生们对教师群体的敌意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受到纳粹青年组织鼓励的学生集中精力于校外政治活动，教师群体的总体素养也大为降低。

与此同时，德国教育水平也由于课程的变化而大幅度降低。文化上的清洗包括销毁纳粹党不认可的若干种教科书，此举导致书籍短缺的状况出现。传统的古典教育，以前是为了培养出最好的学生以使他们能够进入大学，现在却不再受到重视，其位置被历史、生物学与德语取代。历史课基本上被用来灌输关于历史、政治的适当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生物学则是传授种族主义原则的手段。学生们不仅被传授了纳粹种族主义关于不同群体遗传行为特征的理论，还被指导如何辨识各种不同的种族“类型”，例如通过测量头盖骨来区分北欧人和犹太人。竞争性的运动和体育教学受到特别重视，因为希特勒认为身体与力量的发展对日耳曼种族的未来前景比学术教育更重要。

创建诸如“阿道夫·希特勒学校”（Adolf Hitler Schools）之类的精英机构以训练和培养德意志未来领导人，也服务于类似的意识形态目标。这些学校并不强调学识的培养，入学的标准也不是根据个人天分。这些学校都有基本的教育课程，但它们的大多数课程聚焦于意识形态灌输、军事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及组织学生进行高强度的体育运动。录取机会是保留给那些具有最纯的雅利安种族特征且显示出具备领导潜质、身体力量、献身精神和斗争勇气的个人。

一般说来，学生们受到的教育是不完整的，他们被灌输了关于人生、关于他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的歪曲观点。许多学生难以通过课程考试，大学教授们抱怨说，新一代的学生并没有为接受高等教育做好准备。大学生尤其缺乏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他们对外语的掌握也是一塌糊涂。

völkisch教育理论与纳粹关于艺术的观点是一致的。希特勒自诩为艺术家，对艺术具有特别的口味和坚定的立场，这就意味着艺术问题会受到特别的关注。希特勒认为现代艺术是堕落的，于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创作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很多都被纳粹销毁。只有现实主义、新古典主义和völkisch的主题与风格才可以被接受。帝国美术协会（Reich Chamber of Fine Arts）禁止现代主义艺术家继续进行创作，他们的既有作品只能在所谓的“堕落的艺术”展览中才能被展出，这些作品从博物馆和画廊中被清除出去。事实上，数以千计的作品被没收，在1939年就有超过4000幅画作被当众焚烧。新艺术作品必须反映英雄主义和völkisch对现实的认识。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以北欧人种裸体和英雄士兵为主题的雕塑和绘画作品，因为希特勒认为古典模式是美的最高标准。新的风格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在这种风格中，人物和景色被描绘得细致入微，以容易被大众理解的形式呈现，与魏玛共和国时期表现主义艺术家的抽象作品形成鲜明对照。最典型的völkisch艺术就是对纯洁和稳定的农民生活的浪漫化描绘，其背景则是田园诗般的乡村风格。

在纳粹分子心中，新古典主义与日耳曼主题及风格的混合并无违和之处。纳粹种族理论家认为，古代最初的希腊人就是北欧人，希特勒声称，他所奋力保护并为之对抗犹太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世界上最高贵的文明，就是古希腊文明与日耳曼文明的结合。如同在教育领域一样，纳粹艺术所投射出的是关于现实生活的错误反映，因为新艺术中极少有表现现代工业主题，以及大多数德国人居于其中的都市生活的作品。

在德国的各种艺术领域中，希特勒本人施加了最大影响的是建筑领域。他认为建筑艺术比其他任何表现形式都更加强力和持久地显示出一种文化和文明的特征。希特勒特别嗜好大规模兴建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认为只有由巨大、沉重的石头建成的恢宏的巨型建筑，才真正代表一种压倒性的力量，展现第三帝国的伟大。通过第三帝国，人们可以认识什么是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这个帝国将延续千年。因为纳粹建筑师在发表论文、进行规划与建筑创造上迎合了元首的口味和意愿，于是宏伟的纪念性建筑成了公共建筑的标杆。自称建筑学专家的希特勒同其私人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帮助设计了若干公共建筑。斯佩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设计了纽伦堡的阅兵场、舞台和会议厅，纳粹党每年都要在那里举行大型集会。这些巨大的户外建筑由巨石筑成，规模可以容纳成百上千的参与者和观众，夜晚的节目表演由探照灯进行照明，创造出一种神秘的、瓦格纳式的气氛。这些集会展现出来的力量感和统一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种建筑背景。

在大城市，纪念性建筑表现出力量与统一，同时，在一些小城镇和郊区的建筑体现出来的则是völkisch传统风格的精华。既然农民的文化被认为是日耳曼“血与土”的最直接、未被污染的自然产物，农舍就成了某种纯正völkisch建筑的模板。新的农舍使用半木质风格，以茅草覆盖屋顶，以展示浪漫化版本的农民生活。这是一种怀旧的尝试，新建的农舍遵循逝去已久的时代的风格，以此作为抗拒现代世界潮流的象征。

反现代主义、种族主义也对纳粹音乐政策有类似的影响。魏玛共和国时期音乐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其遗产遭到破坏，对犹太音乐家和他们作品的禁绝只是其中一部分，所有的现代主题和风格都受到攻击。无调音乐被认为是犹太人的风格，爵士乐则被称为“黑人噪音”，这两者都被视为与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基础格格不入。即使是德国古典作曲家的作品，如果纳粹党认为这些作品受到犹太人的部分影响，就需要对其进行重新修改或者重新阐释。跟其他文化领域一样，种族主义的音乐研究也表现出对纳粹所要求的纯净化政策的支持。诸如理查德·艾辛瑙尔（Richard Eichenauer）的《音乐和种族》（Music and Race）之类的著作，为种族主义音乐理论奠定了基础。许多接受该理论的学生宣称，他们具有了可以清楚辨识出属于犹太风格的声音与形式的能力。新的文化气候为德国民族音乐复兴，为青年浪漫主义歌曲运动的再次兴起开启了大门。另外还有新增的大量国家社会主义主题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歌颂德国英雄和纳粹党烈士，宣扬民族主义革命。属于这一类型的最著名作品当然是《霍斯特·威塞尔之歌》，这首歌被用作纳粹党的党歌。相应地，第三帝国时期民族主义精神与尚武精神的复苏，意味着对军事题材音乐和军事游行活动的重视。

在这种环境下，古典音乐演出大受欢迎，尽管德国失去了一些最优秀的指挥家，无数音乐作品遭到禁止。古典音乐兴起的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贝多芬、莫扎特与舒曼被认为是德意志文化优越性的又一个证明。然而，与大多数德国人一样，纳粹分子也表现出对德国丰富艺术遗产起码的自豪感，特别是在古典音乐方面。戈林和纳粹党内其他许多高级领导人也以艺术的赞助人自诩，这确保了纳粹当局对音乐会、歌剧演出和音乐家本人的重要支持。民族自豪感、艺术鉴赏力和意识形态的混合，使得理查德·瓦格纳在第三帝国具有特别的地位。在这位19世纪著名音乐和戏剧天才的若干作品中，纳粹都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特别是瓦格纳的民族主义心态和言论。瓦格纳曾经希望通过他的作品激发一场德意志文化复兴，在其歌剧作品中包含的古代日耳曼诸神和中世纪英雄的浪漫神话，尤其符合纳粹的völkisch意识。瓦格纳也是一个激烈的反犹主义者，他声称犹太人没有能力创作音乐或者诗歌，并且认为犹太人在用他们的金钱腐化德国的艺术。在第三帝国时期，瓦格纳的作品在各种各样的大型文化与社会活动中演出，从一开始，他的音乐就是纳粹党纽伦堡年度集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巴伐利亚，每年一度的拜罗伊特瓦格纳音乐节（Wagnerian Bayreuth Festival），很快就由过去的一个传统民族节日，转变成一种每次都由元首亲自出席的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现象。

运用歌唱剧（Thingspiel）这种艺术形式，使德国人通过他们的神话历史凝聚在一起，是纳粹仅有的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创新。集会（Thing）是指古代德意志部落大会。纳粹分子试图通过被称为歌唱剧的户外戏剧表演，重新创造这些聚会的精神。盖世英雄与旷世伟业、邪恶的鬼怪与远古的誓言、精心编排的仪式和震撼人心的大合唱，提供了歌唱剧演出的基本内容，这些演出在特别建成的露天剧场举行。这些大型露天剧场往往直接建在远离城镇或者都市的山间，以使观众与大自然、与德意志的土地融为一体。歌唱剧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激发一种德意志共同体意识，因而观众的参与常常是歌唱剧表演的一部分。纳粹在德国的各个地方建成了大约40个这样的集会场所，它们都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宏伟的纪念性建筑。其中最大的剧场可以容纳数千人。尽管许多“血与土”的理论阐述认为歌唱剧是一种理想的媒介，集会场所是复兴此类völkisch信仰的最好庆祝背景，但大多数德国人并不觉得这些演出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尽管这类演出一开始取得了许多成功，但接下来大众的兴趣很快消失，开始对其表现冷漠。歌唱剧运动最终被证明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对纳粹当局来说，公众的冷漠态度是个严重问题。第三帝国确实有千百万支持者，他们被新秩序下规模庞大、排场华丽的游行和集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公众仪式所震撼，感到激动不已。但纳粹政权的压迫性本质和纳粹德国的高度组织化还是令其他的千百万人感到压抑。他们希望能够有某种娱乐活动可以提供一种逃避。毫不意外，最受欢迎的大众娱乐方式就是看电影。在纳粹当政时期，影院上座率大幅度上升。戈培尔也认识到民众有这种逃避现实的需要，因而他并没有将电影院完全变成纳粹的宣传阵地。纳粹德国时期的绝大多数电影还是以娱乐为目的，而非直接作为传达政治或意识形态信息的工具。喜剧片、爱情片、冒险片都有大量拥趸。但由于缺乏自由加上人才流失，纳粹时期的电影成就远逊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过去拥有的许多最有才华的导演和演员现在都已经逃到了国外，留在国内的制片人、导演意识到纳粹魔掌的威胁随时存在，他们不得不谨小慎微，避免触及纳粹当局在道德、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敏感领域。

当然，戈培尔也没有放弃将电影作为宣传工具，他小心翼翼地把电影作为更有效的政治手段。纳粹德国雇用了最有天赋的导演、制片人和演员参与政治性影片的制作。于是，在纳粹电影时代，战争题材和德国伟大历史题材的影片是最精致也最成功的作品。具有völkisch情节与特征的影片，以及那些用来激发对犹太人的仇恨的影片，也受到特别的偏爱。《犹太人苏斯》（Jew Süss）或许是在纳粹所有反犹主义电影中最恶毒的一部，这部电影描述的是一个无辜的雅利安少女落入一个狡猾且记仇的犹太人的魔掌，饱受折磨和污辱的故事。不过，这个时期的一些电影作品以及部分电影导演也获得了持久的国际承认。莱尼·雷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赢得了1937年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of the Arts）最高奖，直到1974年，雷芬斯塔尔还在多伦多电影节上获得过荣誉奖项。《意志的胜利》是为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年度集会拍摄的纪录片，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宣传作品，颂扬了希特勒，将纳粹党描绘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运动，表现出纳粹党实现国家复兴的主题。这部纪录片获得的声誉不是针对其内容，而是针对其技术上的创新和优秀的剪辑。雷芬斯塔尔是希特勒最宠爱的电影人，她还导演了《奥林匹亚》（The Olympiad），这是一部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拍摄的纪录片，一些人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体育纪录片。归根到底，像雷芬斯塔尔这样一些获得巨大成就的艺术家，用他们的作品支持了第三帝国，尽管他们后来声称自己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正是由于这些电影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创新性，它们成为纳粹宣传的绝好手段。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美化了纳粹的形象，同时隐藏了这个政权的真正本质。

类似的以审慎的欺骗来美化纳粹的影片，是与执业医生合作拍摄的涉及优生绝育计划与秘密实施的安乐死计划的电影作品。这些纪录片意在为纳粹实施的优生绝育政策提供正当化理由，其手法就是将精神病人描绘为非人类的存在，使得对其采取极端医学措施成为必要。正是在这种题材中，此类情感故事片的微妙手法引出了人们对纳粹目标的更多同情。有部电影《我控诉》（I Accuse），说的是一个科学家挚爱其已经罹患绝症的妻子，最终走向“仁慈杀害”（mercy killing）的故事，这部影片在广大非天主教观众中获得了非常积极正面的反响。

纳粹特别关注大众娱乐的道德内容。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性解放现在成了禁忌，纳粹当局关闭了夜总会和脱衣舞俱乐部，以净化这个社会，使社会免于道德沦丧和堕落。色情作品和公开卖淫被普遍禁止。作家和电影导演已经不可能再按照现实主义的社会环境在他们的作品中处理性与卖淫之类的问题。当然，性话题并没有从纳粹时期的电影屏幕上消失，只是受到了严格限制。性话题是用来传达一种严厉道德教训的，绝不能突破纳粹所宣称的德国妇女应有的纯洁性标准。在电影中，往往是外国女性被描绘成缺乏适当的道德自律，德国女性尽是圣洁和尊贵的形象。电影中一旦出现德国女性违反这些道德法则的情形，最后往往是以其自杀而告终。

纳粹在文学与电影中对性问题的态度，正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对女性普遍看法的反映。在欧洲社会中存在的每一种对女性的传统偏见，纳粹分子都有。女性被认为是软弱的情感动物，在智力上劣于男性，她们需要男权社会的保护和引导。职业女性尤其不被认同，因为她们被认为忽略了家庭义务，变得更加易于陷入道德堕落，她们从男人那里抢走了工作，而男人如果从事该项工作会做得更好。纳粹分子宣称，允许这些根本上非理性的动物进入专业领域或者涉足政治是严重的错误。反女权主义是纳粹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显著特征，1921年的一项纳粹党指令就明确排除女性承担纳粹党内领导职务。尽管存在许多纳粹妇女组织，但这些组织都从属于男权统治的政治结构体系。它们的目标从来不是推进妇女在纳粹党内和社会中的地位的提升，而只是为总体的纳粹党政策和行动提供辅助性支持，同时在妇女群体当中传播国家社会主义思想。

纳粹在德国上台后，纳粹分子试图将他们对妇女群体的态度强加给整个社会。一些纳粹理论家提议将所有的已婚女性从劳动大军中排除出去，尽管这一动议从未变成现实，对妇女还是施加了很多限制。新的政策阻碍她们从事教师职业和进入大学深造，已婚女性不可以在政府机构中任职，也不能成为执业医生。纳粹的报纸和纳粹党的其他机构企图说服妇女，使其认识到她们的天然位置是在家庭中，她们的真正职业就是生儿育女。希特勒自己曾经宣称：“女性教育的目标应当毫不动摇，即培养未来的母亲。”然而，客观需要迫使纳粹最终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了。在大量男性被征召入伍，特别是在数百万士兵被投入战场后，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其结果就是女性持续和大规模地加入劳动者行列。到战争爆发之前，有比例高达40%的妇女参加工作。尽管如此，意识形态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纳粹仍旧企图将妇女阻挡在领导岗位之外，只是在1943年战事进入极端危急的时刻，纳粹当局才最终决定动员绝大多数适龄妇女参加工作。讽刺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连纳粹党本身都已经放弃其意识形态中关于保护妇女、使社会免于受到因女性工作而产生负面影响的内容。而大批德国妇女，特别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妇女，却纷纷逃避加入劳动队伍的强制命令。

纳粹关于妇女的观点与völkisch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妇女是优秀种族的养育者，是德意志种族纯洁性与体魄健康的守护人。希特勒希望德国的人口出生率迅速提高，使德国人口从当时的6500万人增长到1亿人，在远期达到2.5亿人。因而，妇女被催促尽早结婚，拥有较大的家庭。生育后代和抚育子女成长被认为既是一种理想，又是对国家所承担的义务。纳粹当局出台了鼓励政策以促进人口出生率快速和大范围地增长。母性和抚育后代被拔高为社会的最高价值之一，而女性如果追求在家庭之外的任何个人成功，将被谴责为自私自利。纳粹党公开表彰那些因生养众多而履行了她们天然职责和爱国义务的女性。最高的荣誉德国母亲十字勋章（Mother’s Cross）是留给那些生育了八个及以上子女的母亲的。政府还给新婚夫妇提供贷款、育儿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他们生育更多后代。纳粹当局还努力消除一切阻碍德意志种族人口增长的因素。节育措施受到谴责，计划生育中心被关闭，擅自堕胎行为受到严厉的处罚。

在某些方面，许多诸如此类的鼓励措施被证明是成功的。德国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上升，给希特勒的“优等民族”增加了数百万人口。但是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爱国责任、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信仰以及纳粹的宣传鼓动起了作用。一般家庭的平均人口数量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已婚夫妇仍然主动限制他们自己所生的子女数量。人口的增长并不是因为爱国的母亲们大量生育，而是因为具有平均规模的家庭总数在增长。纳粹的鼓励政策和普遍的经济增长，使得年轻德国人更容易组建小家庭。

在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目标与妇女群体在其他重要社会领域的现实之间，同样存在着冲突。与纳粹对妇女从政和参与公共生活的厌恶心态相反，在整个第三帝国期间，纳粹当局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德国妇女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发挥各种社会功能。尽管这些妇女对男权统治的纳粹等级体系的施政决策难以施加影响，但在草根层次上她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德国妇女涉足了广泛的公共生活领域，也因其工作成果获得了比此前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要多的公众承认。她们在各种机构中承担职责，负责若干纳粹妇女组织的运转，而这些妇女组织聚集了数百万名妇女。她们广泛和持续地参与影响数百万名妇女与儿童的宣传工作、社会福利事务以及教育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社会对纳粹妇女的尊敬，确立了她们的地位与能力。

如果说未来属于年轻人，那么纳粹就必须通过对年轻人进行训练和意识形态灌输为未来做好准备。这些年轻人将作为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徒被培养长大，从而使他们愿意为了建立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伟大使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希特勒青年团，在纳粹党长官巴尔杜尔·冯·席拉赫领导之下，就是承担这一重要任务的机构。到1934年，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已经从10万人扩张到300多万人。1936年颁布的一部法律使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唯一合法的青年组织，所有年龄在10岁至18岁之间的男性必须加入。相应地，女孩们则由“德国少女联盟”（German Girls’ League）组织起来。这些机构使纳粹党对德国年轻人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事实上，这一实践操作与纳粹意识形态关于家庭是社会基本单元的理想背道而驰。希特勒青年团要承担一系列政治、军事与社会功能。通过聆听演讲和接受纳粹理论家的思想灌输，年轻人在纳粹价值观与偏见的指导下成长。严谨的纪律、严格的训练、严密的组织化，为年轻人未来承担军队士兵和纳粹党员的角色做好了准备。起初，希特勒青年团有很多可以吸引年轻人的地方：理想主义和纳粹党领导层对年轻人的特别重视，使得这些组织的成员具有了某种目的感和使命感。这些青年组织对体育运动、远足徒步、长途旅行以及其他各种户外活动的重视，使其成为具有社会吸引力的组织。然而，希特勒青年团的发展也并非完全符合纳粹党的预期。当然，毫无疑问，它制造了许多忠诚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徒，并且为纳粹军队准备了后备力量，但同时它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孩子想要摆脱父母的控制，而且他们从希特勒青年团那里学会了傲慢自大。希特勒青年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其行为放肆而格外引人注目，还有许多成员最终变得厌世和愤世嫉俗，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阶级意识，同样也可以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找到。

纳粹党试图对年轻人施加的控制，特别是对其自由时间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只是纳粹党企图对全体人民的生活进行完全控制的一部分。因为全能国家不允许社会生活领域出现真空，人民的闲暇时间和社会活动必须由纳粹党实施尽可能严密的控制。纳粹当局在1933年就已经开始取缔国家社会主义之前的各种俱乐部和社会组织或者将其纳粹化。这一行动，连同对电影院、剧场及新闻出版业的控制，使得纳粹党具有了对德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施加实质性影响的能力。当纳粹充分利用无线电广播时，这种对人民在非工作时间的影响，最终延伸到了每一个德国人的家庭和住所中。纳粹党鼓励人们收听无线电广播，强制要求在大多数公共场所安装收音设备，同时大规模生产廉价收音机以供销售。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超过三分之二的德国人家中都有收音机。特定的娱乐方式，不管是音乐、喜剧，还是一般性的节目，都必须被限制在纳粹党同意的范围内。德国人大量的闲暇时间都被元首及其他纳粹党领导人的讲话、纳粹党的节目（特别是大型集会和游行）和古典音乐通过无线电广播占据。

在纳粹党的各种社会组织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KdF），这是由德国劳工阵线创立的大型组织。“力量来自欢乐”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控制人们的闲暇时间，另一方面则是使人们相信纳粹运动是真诚关心普通公民福祉的。本质上，控制人们的闲暇时间是其政治目标。然而，许多“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活动确实是为了娱乐和放松而安排的。数百万德国工人阶级成员从这些活动项目中受益，使得“力量来自欢乐”成为第三帝国最受欢迎的组织之一。“力量来自欢乐”赞助了大量的交响音乐会、文化活动、体育运动、户外远足、成人教育课程、长途旅行，甚至以在工厂中举办展览会的形式丰富工人的文化生活。在这个组织的补贴下，这一系列活动项目要么完全免费，要么收费很低，尽管这些活动的部分费用间接来自工人们给德国劳工阵线缴纳的会费。

“力量来自欢乐”赞助的活动项目和这些活动的参加人数都高得惊人。仅在1938年，就有超过900万人参加了“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旅游活动项目。纳粹党声称，仅仅在一年时间内，在大柏林都市圈的各个城市里就有3500万人参加了由其组织的各种活动。现在有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的德国工人能够离开家去度假。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人可以乘船到海外旅行。尽管这些活动由纳粹党策划，并且受到严密监控和严格规范，但大多数德国人似乎还是乐在其中。“力量来自欢乐”组织有一个未能兑现的承诺是给每一位工人提供一部廉价汽车，这个为人民制造汽车的想法来自希特勒本人。1938年，在“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补贴下，一个新的汽车制造厂建立，生产所谓的“力量来自欢乐型汽车”（Kraft-durch-Freude-Wagen，KdF-Wagen），这就是今日的大众汽车。但该制造厂在当时很快转为生产军用汽车，普通德国人将不得不等到第三帝国覆灭之后，才有可能拥有自己的“力量来自欢乐型汽车”。

在纳粹的所有文化现象中，大规模群众集会最生动、最精确地表现出第三帝国的本质和意识形态。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全国，群众集会就是全能国家的缩影。在这种大型活动中，成千上万的个人在心理上被凝聚成一个统一的、具有共同意识的整体。正如希特勒所描述的，个人被淹没在成千上万的群体中，共同陷入一种狂热与陶醉，这使得全体人员都对群体共同持有的绝对真理备加坚信。通过希特勒所称的群众煽动（Massensuggestion）的“魔法效应”，千万人的意志和力量注入了每一个个体，他们都将成为“民族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跟“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活动及全能国家的其他文化方面类似，这些大规模群众集会都是精心准备和严密控制的重要事件，所有参加者遵循其预定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演讲者与普通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仅限于鼓掌喝彩和其他对演讲的自发反应。纳粹党员都作为某个具体组织（德国劳工阵线、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等）的成员在特定的时间参加特别为其策划的活动。即使是计划内固定日程的各种会议，也并不是进行真正的议题辩论，做出决策。恰恰相反，这些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聆听纳粹党领导人的演讲。狂热情绪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常因为这些演讲的煽情本质以及精心操纵的心理氛围而被激发出来。大型典礼和准宗教仪式、各种飘扬的旗帜、泛光灯、火炬游行、瓦格纳风格的音乐与军乐，都被用来创造出特定的情绪煽动群众，实现对参加者的意识操纵。

纽伦堡的纳粹党年度集会是所有活动中最为气势恢宏的。纽伦堡之所以被选中作为这一全国性年度盛典的举办地点，是因其哥特式建筑与中世纪氛围，这些似乎都是völkisch文化的最理想体现。正是在纽伦堡城外，纳粹根据其统治需要建设了规模宏大的公共建筑，包括阅兵场、剧场及大型会议厅。在多次改扩建之后，最大的露天剧场可以容纳40万观众，最大的室内会议厅则可以容纳3万人。纽伦堡年度集会平均参加人数是50万，还有成千上万的纳粹党员经常参加个别的活动。关于这些集会的真实规模，我们从以下描述可见一斑：每当举行纽伦堡年度集会，都有数万人从全国各地到纽伦堡来参加庆祝活动，集会持续时间一般达一周之久。

当然，毫无疑问，元首始终是历次纽伦堡年度集会的关键因素和焦点人物。希特勒本人发表纽伦堡集会上的绝大多数讲话，他受到最多的关注，享有最高的荣耀。策划这些大型活动的目的似乎是使元首看到尽可能多的外部世界。甚至可以说，纽伦堡集会更多是为了向希特勒本人致敬，而不是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庆典。希特勒就是纳粹主义的最高阶教士，他为纳粹党旗帜行触摸礼赐福，用敬礼为纳粹追随者祝福，阐释纳粹主义意识形态，表达人民的意愿。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活动中，正是元首激发了大众宗教般的狂热和献身精神。在纽伦堡数十万人面前演讲，与此同时还有数百万人通过无线电广播同步收听，数百位外国记者在现场等候将他的信息传遍全世界，希特勒似乎已经将他的“救世主幻想”变成了现实。纽伦堡集会不仅明确体现了纳粹对völkisch文化与意识的理解，同时也清楚地向世界表明，全能国家毫无疑问就是元首的国家。

第十章

党卫军恐怖统治、反犹主义以及对纳粹化进程的抵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的纳粹化运动造成了一种怪异的、自相矛盾的心理氛围，对未来的不确定、怀疑与恐惧与大多数人日复一日的正常生活感组合在一起。一位历史学家将这种状态描述为一种强制（coercion）与同意（consent）的互动关系。新秩序的特征就是党同伐异、压制性政策和恐怖统治，但也发展出了越来越多的大众共识。这个时代充斥着反复无常的行动、压迫性政策以及对部分人的迫害，特别是对犹太人。尽管在警察统治之下的持续紧张状态中，大多数德国人都面临潜在的危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大多数人并未受到影响，除非他对当局的权力与政策提出挑战。大多数德国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抗拒，于是他们选择了顺从——甚至偶尔会支持——当局对（所谓的）政治、种族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进行镇压。作为回报，在魏玛共和国的混乱不堪、凡尔赛体系的沉重压迫和经济大萧条之后，纳粹当局恢复了国家的正常地位、国家声誉，实现了经济复苏。纳粹狡猾地宣传称，是他们的努力重建了法律和秩序，解决了道德和社会误入歧途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宣传又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共识。

第三帝国恐怖统治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党卫军，其黑色制服、头上的死亡徽章以及长筒靴，成为不受限制的权力、恐怖统治以及死亡的标志。1925年希特勒的私人卫队或称党卫军成立，此后其规模不断膨胀，影响力持续增加，直到它成为所有纳粹组织当中最有权势的一个。党卫军的迅速膨胀及其在纳粹德国发挥的作用可以归功于海因里希·希姆莱。希姆莱于1929年被任命为党卫军全国领袖。作为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希姆莱是纳粹意识形态最极端版本的一个残忍而冷血的典型代表。尽管他体形矮小，一点儿也不具备他本人以及其他纳粹种族主义者所推崇的所谓北欧人种特征，希姆莱还是决意要将党卫军发展成为国家未来的种族精英。在成为党卫军领袖后的一年之内，希姆莱将这个组织的人数由250人扩充到2000人；到1933年，有超过5万党卫军成员在其麾下。

理论上，加入党卫军的主要标准是种族纯洁性和意识形态坚定性。然而，起初由于希姆莱意欲尽快扩大其组织，许多在人种特征和背景上很可疑的人也参加进来。到第三帝国初期，其入门要求趋紧，党卫军中有数千人因种族出身、同性恋取向、政治上不可靠或者社会行为异常等理由被认定为不可接受，从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去。在1935年以后，所有招募的新成员都必须证明自己及妻子的种族纯洁性。党卫军候选人的理想设定是纯种北欧人的刻板形象：拥有金色头发、蓝色眼睛、合适的身材以及其他由党卫军所要求的种族特征，尽管这些具体特征从未有过精确定义。

在希姆莱领导下，党卫军转变成了一个社会精英阶层，与德国社会其他人群区分开来，党卫军拥有自己的团队精神、内部规则和独有的活力。希姆莱经常将党卫军比作中世纪的骑士，为了增强该组织的精英性质，他努力从德意志旧贵族以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招募成员，并部分获得了成功。党卫军是一个基于级别和特权等级体系的组织，始终笼罩在秘密和神秘氛围之中。党卫军的制服和标志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并由此投射出权力、神秘和精英主义的形象。党卫军将自己与社会其他部分区隔开来，发展出了自己特殊的入会测试程序和入会仪式。成员加入党卫军等级体系的某个层级，每一次晋级也都有相应的仪式。对组织的绝对服从和毫不动摇的忠诚是必须的，荣誉和责任是其最高理想。向元首宣誓效忠、为国家社会主义奉献自身和捍卫党卫军荣誉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事实上，党卫军成员被授权使用武器捍卫其合法权力，党卫军的行为准则要求他们做出此种行为时应当毫不犹豫。这个组织被提升到高于社会法律规则的程度，党卫军成员无须对国家的法院或者纳粹党法庭负责。党卫军成员的行为只服从于该组织自身的管辖权，作为一个机构，党卫军只对希特勒本人负责。

随着党卫军规模扩大和重要性上升，它在结构和功能上也变得多元化。在1931年，党卫军安全部成立，负责纳粹党的情报工作。其最初目的是调查纳粹党内以及纳粹政治对手的意识形态嫌疑。一个由数千人组成的线人网络建立了起来，他们收集的情报经过分析后，党卫军安全部就做出决定，采取适当的行动对付纳粹党的敌人。通过这种方式，政治方面的海量数据资料以及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的私人生活信息，都成为党卫军安全部秘密资料的一部分。这一进程甚至在纳粹党攫取政权之前就已经开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大加速。无数人的职业生涯和正常生活，被滥用这些信息进行的意识形态猎巫行动毁掉了，他们中有许多人被纳粹当局逮捕、指控和杀害。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人士、前海军军校学员，被选中作为党卫军安全部的头目。他拥有金色头发、蓝色眼睛，帅气、聪明，而且具有极高的体育天赋和绝好的身材。从外表看，海德里希是雅利安种族的理想模特。他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在获取和施展权力的欲望驱使之下登上这一职位的。但他也被怀疑有一个犹太血统的祖母。然而，他对权力的欲望以及关于其种族背景的疑问，使他成为希姆莱的最佳帮凶。希姆莱这位党卫军的首脑发现海德里希是一个雄心勃勃、极其称职的领导人，他没有任何道德良知，可以实施党卫军最卑鄙的计划。据信，希姆莱正是利用对海德里希犹太血统的怀疑，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迫使他实施最极端的行动以证明自身的种族纯洁性，以及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献身信念。第三帝国的许多最野蛮政策正是在海德里希指挥之下推行的，在1942年被暗杀之前，他一直是个臭名昭著的人物。

海德里希的野心之一，就是使党卫军安全部攫取并垄断全国的警察权力，这样就可以保证警察权力不仅被用于清洗纳粹党内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偏离者，还可以确保全国人民绝对遵循国家社会主义的指令。德国各地警察力量的纳粹化几乎在希特勒攫取政权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1933年3月，希姆莱就获得了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控制权。而4月，戈林也在普鲁士建立了一个秘密国家警察机构盖世太保。在一年之内，德国所有的警察力量都在希姆莱控制之下了。他随即任命海德里希作为盖世太保的头目，并将盖世太保的权力扩展到全国。1936年所有的警察力量都已在党卫军安全部指挥之下，独立于所有的外部权威。从此以后，希姆莱的官方头衔就成为帝国党卫队首领和德国警察总长。党卫军对警察权的垄断控制，使其获得了在全社会各个方面巨大的、史无前例的权力。党卫军建立了特别的机构来收集马克思主义者、流亡人士、教会、经济组织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情报。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党卫军权力的上升在纳粹掌权之初就显现出来。1933年初，党卫军就作为警察辅助人员围捕所谓的国家敌人，首要的敌人就是共产党员。其他一些党卫军分队在一体化运动初期就作为公开恐吓政治反对力量的急先锋赤膊上阵。在1934年，正是党卫军的武装分队发动了对纳粹冲锋队领导层的血腥清洗行动，在该年6月，这些党卫军部队接管了全部集中营的管理权。看守集中营的党卫军部队接下来在1936年重新组织成“骷髅部队”（Death’s Head Formations），该部队拥有大约3500名成员。这个组织的名字，就像它所看管的集中营一样，一般说来就是纳粹主义尤其是党卫军政权恐怖统治、惨无人道的象征。

纳粹集中营体系是在希特勒巩固权力的初期设立的，其目的是拘禁纳粹当局所逮捕的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一开始，若干集中营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关押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和劳工组织领导人，尚未成为死亡集中营或者大批奴隶劳工的来源。但其功能很快超出拘禁和隔离政治对手的目的。这些集中营事实上成了有效的恐怖统治工具，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强迫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顺从。当一个德国人想到党卫军、盖世太保，集中营及与其相联的恐怖命运景象立刻就浮现在心头。集中营超出了法院和法律的管辖范围，折磨、羞辱、剥夺、暴行以及普遍的灭绝人性是集中营的主要特征。在大规模灭绝政策付诸实施很久之前，集中营就已经成为人们恐惧的对象。甚至在系统性大规模屠杀之前，就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集中营死去或遭到杀害。

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种不受限制的警察控制甚至使得纳粹领导层尽量避免挑战党卫军的权力。希姆莱在纳粹党内和整个德国的权力因这一事实而更加强化：除德国国防军之外，党卫军构成了德国最大的武装力量组织。但党卫军还远未达到其权力和影响力的顶峰。在1940年，党卫军的武装分队，连同“骷髅部队”，被正式编入“武装党卫军”（Waffen-SS），成为拥有10万人的武装团体，并作为一支军事力量进行训练和装备。武装党卫军因其在战斗中作战勇敢、残酷无情、肆无忌惮而表现突出。到1944年，武装党卫军已经增加到大约100万人，组成了38个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师，与常规军队共同作战。他们不仅令前线的敌人闻风丧胆，也因对战俘的非人道对待，以及对征服的欧洲领土居民的粗暴行为而令人恐惧。每当德国占领一个地方，党卫军的恐怖统治就延伸到那里。尽管在前线武装党卫军形式上接受德国国防军统一指挥，他们在被占领地区仍然享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而且他们还作为德国国防军的平衡力量而存在，因为党卫军只对希姆莱和希特勒效忠。他们可以执行元首发出的最极端的命令，以对付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种族敌人，如果有必要，他们也会为保卫元首而与国防军对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党卫军的首要关切对象是所谓的国内敌人。对不服从纳粹统治的个人、团体及机构组织，党卫军发动了残酷无情、常常是恶毒的攻击。在秘密警察使用恐吓和逮捕手段对付反对者时，党卫军安全部则对纳粹党内和党外据认为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障碍的人士进行公开污蔑。党卫军安全部的报纸《黑衣军团》充斥着恶毒的攻击，他们攻击一些纳粹党员的种族纯洁性，攻击另一些人对纳粹意识形态的解释。党卫军安全部对机会主义保守派持特别批判的态度，这些人直到1933年才加入纳粹党，而且他们试图淡化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会作为秉持与纳粹主义相反的生活哲学的机构，也遭到了严厉攻击，许多最激烈的批判直接针对罗马天主教廷。党卫军安全部认为罗马天主教会是一股强有力的外国力量，认为政治天主教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持久威胁。

犹太人遭受的党卫军的攻击最甚。尽管大多数纳粹机构都以某种方式涉入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但事实证明，党卫军是纳粹反犹主义最极端的支持者。既然北欧种族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最终目标，党卫军自诩为德意志人种族与意识形态纯洁性的捍卫者，决意要将德国变成完全没有犹太人的净土。

尽管希特勒并未实现其纳粹意识形态的许多原则，但自始至终，他在以极端方法达到最终解决所谓的犹太人问题这一点上从未妥协。纳粹所厌恶的一切，以及他们认为对德国有害的一切，都被归咎于犹太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现代的文化与道德堕落，都被认为是犹太人造成的。按照纳粹的说法，德国犹太人是一个危险的外国种族，犹太人并非德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纳粹眼里，犹太人忠诚的对象并不是德国，而是国际犹太教。纳粹对国际犹太人阴谋的神话深信不疑，认为犹太人在德国经济与公共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是对德国文化生命力和德国文化存续的威胁。

但这些观念并非基于事实。从生物学观点来看，犹太人并没有构成一个不同的人种。到20世纪，在德国的犹太人已经历经了迅速而广泛的文化同化过程，大多数德国犹太人已经放弃了他们原先的正统宗教，不再认同早期与德国社会其他部分隔离开的犹太人文化社群。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德国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的通婚率也非常高。对大多数德国犹太人来说，犹太教只是个人宗教信仰问题，在其他所有方面他们都把自己看作德国人，他们完全采纳了其他德国人共同的文化特征与生活方式。德国犹太人形成了与德国其他公民同样的国家认同感。他们首先把自己看作德国人，同样为伟大的德国文化传统而自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60万德国犹太人中，有1.2万人为他们所热爱的祖国和合法家园在战场上英勇捐躯。

犹太人从未达到过纳粹所指控的能够控制和操纵德国经济、文化与政治生活的程度。纳粹党统治使得德国犹太人出生率骤降，犹太人与其他族裔的通婚大为减少，犹太人的总人数下降，魏玛共和国时期大为加速的犹太人同化为德国人的趋势也遭到逆转。50万名犹太人还达不到德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绝大多数大型工业企业，尤其是那些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国家经济政策的企业，并不是由犹太人所有或者控制的。在金融业，20世纪20年代德国犹太人拥有的银行比例已经下降到18%左右。在魏玛共和国之前，各种各样的社会与法律障碍也阻碍了大多数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进入政府官僚机构高层，他们也无法获得大学教席和普通教师职位。尽管一些犹太人家庭，跟许多基督教家庭一样，在工业化时期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财富，大多数犹太人仍然属于中产阶级，也有很多贫困的犹太人。事实上，犹太人跟德国社会其他族裔的人一样，因通货膨胀和大萧条等经济原因而损失惨重。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许多德国犹太人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然而，他们倾向于集中在特定商业领域和专业技术领域，而不是广泛代表整个经济的各个部门。在医生、律师、记者等职业领域大约有5%到16%是犹太人。在零售业和服装业犹太人占比大约为25%到30%，在金属贸易领域超过一半是犹太人，同时，大约有79%的百货公司是犹太人所有。

本质上，犹太人首先是中间商，他们并没有占据可以控制德国工业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地位。犹太人的成功导致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德国人心生怨恨，特别是下层中产阶级。犹太人在这些高度引人注目的领域取得的经济成功，使得纳粹制造的关于犹太人经济影响力的提升以牺牲德国基督徒利益为代价的神话，增加了可信度。为了支持其说法，纳粹宣传员会以犹太人拥有大型百货公司伤害小店主作为例子。纳粹也充分利用了欧洲文化中从中世纪就已产生的反犹主义情绪，将犹太人描绘成嗜钱如命、不诚实的狡猾商人，称他们是经济上的寄生虫，靠压榨别人的劳动成果生存。在经济危机、大萧条和生活窘迫的时候，许多德国人变得易于接受纳粹大肆宣扬的反犹主义。纳粹以类似的方式操纵传统文化中的反犹主义。就在德国犹太人将他们对德国知识界和文化生活做出的重大贡献，作为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明证时，纳粹却把这些看作德国文化正因犹太影响而受到玷污的证据。

纳粹确信，要创造一个经过纯净化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解决德国的经济顽症，只有通过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清除才能成功。希特勒政权的反犹计划在若干年里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在最开始并不包括大屠杀计划。纳粹党内不同的派别在如何达到清除犹太人这个目标的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戈培尔和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冲锋队暴徒支持下，主张实施快速和激进的行动，以实现从德国经济与公众生活中清洗掉犹太人；而威廉·弗利克、亚尔马·沙赫特等人，甚至包括党卫军，都倾向于采取一种渐进、有序的政策。

就在希特勒攫取政权之初，纳粹企图采取激烈手段来消灭犹太人。冲锋队在德国许多地方攻击犹太人，纳粹宣传机器也倾泄出大量极端反犹主义出版物和无线电广播节目。1933年3月，纳粹企图发动一场针对犹太人商店的抵制行动，随后犹太人被从政府机构和大学中清洗出去。反犹主义以各种各样的法律形式被合法化，犹太人与雅利安人被区分开来，犹太人被排除在许多职业领域和公共生活角色之外。在法律上，任何人，只要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中有一位是犹太人，其本人就被界定为犹太人。然而，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全部排除掉的目标始终没有成为现实。大多数犹太人保留了他们的产业，因为希特勒希望取得经济复苏，就需要避免商业崩溃和来自国外的经济报复。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对犹太人逐渐实施限制措施，鼓励犹太人移民海外。与此同时，反犹主义宣传继续火力全开，犹太人个体也受到骚扰和殴打。转折点发生在1935年秋天，当年纳粹政权通过了一系列纽伦堡法案，正式取消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雅利安人与犹太人通婚。出台这一系列法律的动因，是德国各个地方以及草根层面的纳粹分子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这些纳粹分子因他们所预期的全面“国家革命”并没有实现，德国尚未清洗掉犹太人而感到极度不满。这一草根层面的激进主义破坏了希特勒渐进式的、以法律为手段集中处理“犹太人问题”的方法。在禁止纳粹分子实施此类针对犹太人的街头暴力行为之后，希特勒为了安抚这些激进分子，通过了纽伦堡法案。这也使得纳粹对犹太人的行动回到以法律手段、以有秩序形式进行镇压的政策。

纽伦堡法案使犹太人进一步被边缘化，将他们变成一个有问题的、被疏远的群体，其他德国人如果想与犹太人发生联系，就要冒着失去自身及家庭福祉的危险。纳粹当局的法案使非犹太人更难于同情犹太人的困境或者对他们施以援手。这些法律也使许多德国人潜在的反犹主义情绪浮现出来，他们得以根据这些新规定不受惩罚地发泄他们的偏见，攻击已经被认定为国家敌人的群体。其中一部法律是专门用来“保护德意志血统和德意志荣誉”的，这再一次表明了一个以政治生物学作为其核心的政权，具有何种种族动机和目标。不仅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通婚和性关系被禁止，纳粹政权也不再允许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即使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他们的后代也被归类为犹太人。长期以来，德国基督教致力于将犹太人转化为基督教徒，传统的德国保守分子希望通过这种吸收和同化政策一劳永逸地解决所谓的犹太人问题。但纳粹取消了这一政策，他们以按照种族的生物学归类，取代了以宗教和文化上的认同来决定谁才可以是德国人的做法。纳粹当局花大量精力排查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对他们施以和其他“非雅利安人”相同的法律限制（以及最终实施迫害和谋杀）。违反种族间通婚的法律，实施危及种族纯洁性的行为，就意味着被投入监狱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被处死。

业已存在的种族间婚姻是一个尴尬的问题，雅利安–犹太混血儿（Mischling）被认为是种族受到污染的证明。像戈培尔这样的纳粹领导人公开嘲笑这一种族退化行为，他们鼓励雅利安人与其犹太人配偶离婚，混血儿则受到公开和私下的排斥。但同社会的和法律的其他一些领域一样，纳粹在解释和执行种族原则问题上也存在前后不一和缺乏明确性的问题。出于政治上的权衡以及对大众感受的顾虑，纳粹从未形成一套连贯的关于混血儿和既有的混合种族婚姻的政策。数千位拥有雅利安人配偶的犹太人仍旧生活在德国并且挺到了战争结束，也有许多混血儿逃过了大屠杀。

法律上的限制、纳粹当局的恐怖统治，以及党卫军长期奉行的驱使犹太人持续向外移民的政策，导致大约13万德国犹太人在1933年到1938年间逃离德国。然而，许多犹太人严重低估了纳粹主义的极端程度，他们不愿意离开故土，也不想冒险付出移民海外的巨大经济代价，尤其是在全世界都处于严重经济萧条时期，而且许多国家在是否接纳犹太人问题上也犹豫不决。许多犹太人认为，他们已经遭受反犹主义迫害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纳粹的反犹主义也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既然他们已经在过去的环境下生存下来，他们相信自己也可以挺过希特勒的极权统治。由于纳粹的反犹主义立法是逐步进行的，同时也考虑到纳粹并未对犹太人社区进行大规模暴力攻击的事实，许多犹太人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希望。例如，在1936年，纳粹当局放低了反犹主义运动的调门，因为希特勒想在举行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呈现给全世界一个正面形象。这一短时间的缓和与容忍再一次强化了德国犹太人的希望。

1938年，反犹主义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在这一年纳粹占领了奥地利，他们很快对奥地利的20万名犹太人施以同样的恐怖统治和全套法律限制措施，而这些统治措施在德国是逐渐实施的。而且，新颁布的规定使得这两个国家犹太人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犹太人的商店不得不专门登记，必须标明其犹太人商店的身份。犹太人必须使用“撒拉”（Sarah）和“以色列”的名字，犹太人的护照上被单独标注字母“J”。更加不祥的是，反犹主义暴力行动迅速升级，许多犹太教会堂被捣毁，数千名犹太人被关进了集中营。

对几年内欧洲犹太人将面临的遭遇的最明确的指示信号，出现在1938年秋天。在党卫军领导人尚不知情，党卫军仍旧在执行一种促使犹太人逐渐和有秩序地向外移民的政策的情况下，戈培尔已经收到了希特勒允许发动一场针对犹太人社区的大规模暴力攻击的指令。11月9日晚上，数千名纳粹分子在德国各地捣毁了绝大多数犹太教会堂，破坏了数百家犹太人商店，数千名犹太人被当街殴打或者在其家中被袭击，大约100人遭到杀害，3万名犹太人被临时拘禁到集中营。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行动。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当晚捣毁的玻璃数量极为巨大。大多数暴力行为是由冲锋队直接实施的，但很显然大部分德国人对此并不赞成，一小部分（但比此前所估计的要多）德国平民象征性地参加了这一行动。在地区层面，人群聚集起来为这些攻击行动喝彩，对犹太人进行嘲讽。许多在当时并不积极的德国平民，随后却参加了对犹太人财产的洗劫行动。这一行动之后更多的镇压接踵而至。犹太人被迫为纳粹分子暴力行为造成的损失买单，随后不久，他们干脆被直接剥夺了产业所有权。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仓皇中犹太人大规模逃离纳粹政权的恐怖统治，从“水晶之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有将近20万奥地利和德国犹太人移民海外。

然而，即使是在这个阶段，纳粹的目标也不是彻底消灭犹太人，而是想将他们从德意志第三帝国中扫除掉。尽管在早期党卫军尚不愿采取暴力行为除掉德国犹太人，但在实施反犹主义宣传运动，掌管集中营以及强制执行反犹主义法律时，他们是恐怖统治的主要实施者。当对犹太人进行暴力屠杀成为希特勒的首要关切事项时，党卫军立即残酷无情地将该政策付诸实施。

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基本上没有遇到社会其他群体的抗拒。这一无所作为并不意味着大多数德国人支持纳粹当局的反犹主义政策，也不表明纳粹化已经进行得非常彻底，以致对纳粹政权的所有反对力量已经被消灭殆尽。事实上德国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还没有形成国家社会主义意识，他们被纳粹的反犹主义暴行所震惊。尽管如此，无数的个人、商界精英、专业人士与社会组织，包括此前并没有反犹主义背景的人士，因为他们接受甚至加速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行为而事实上成为帮凶。从专业领域考量或由经济利益驱使，很多德国人因犹太人被从专业领域、公务员系统和特定商业领域清洗掉而大获其益，他们有的还劫取了犹太人的企业甚至个人财产。非犹太人填补了因犹太人被清洗而产生的大量岗位空缺，加快了在公司中向上攀登的进程。当“雅利安化”政策允许纯正的雅利安人接管犹太人企业和其他资产时，德国的银行家、商业领袖、保险公司和地方官员利用这一机会大肆扩张经济实力，提高自身企业的盈利水平或者增进他们所属官僚机构的利益。他们往往是出于自身私利的动机，行为经常超出纳粹当局所要求的程度。既然在新政权之下不服从就意味着失败，那么以犹太人为代价大肆获利，就是一个很多人无法拒绝的诱惑。

在纳粹对其他特定社会群体的边缘化和迫害政策与德国普通大众的普遍反应之间，也存在一种类似的强制与同意关系。迫害这些群体的行为比迫害犹太人的行为更容易获得默认、支持，甚至是由大众希望采取这些行动的压力引发。因为犹太人问题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并不重要，而道德败坏、犯罪行为、政治颠覆和公共秩序问题对他们很重要。对涉及此类行为的人，德国主流社会甚少同情，而且经常表现出焦虑、偏见和敌意。逮捕共产党员受到普遍欢迎，同样，对所谓的性行为异常人士以及那些被归类为反社会类型的人士，包括对同性恋人群、对“耶和华见证人”宗教团体的迫害行动也受到欢迎。将“逃避工作的人”、流浪汉和未成年罪犯关入劳改营进行改造，获得了类似的大众支持，对暴力犯罪者和惯犯实施严厉刑罚也符合类似的大众预期。在战争压力之下，公众对死刑的支持率也大为上升。

纳粹当局经常大肆宣扬对这些群体的围捕、定罪量刑和进行惩罚的事例。纳粹报界甚至将集中营描述为隔离、惩罚或改造这些“社会行为异常人士”的场所，使大众对这些政策及机构产生了正面的印象。于是，纳粹不仅没有遇到对这些社会迫害行为的抵抗，反而经常会受到来自德国普通平民的协助，协助常常是以如下形式进行：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斥责那些社会现象或行为异常者，批评他们偏离了主流社会的共同期待。其他一些人则向当局告发他们的朋友、亲属和同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整个社会对其自身行为的正当预期，或者仅仅是出于恐惧，担心自己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指控为共谋或者同情犯罪。同样也存在经济利益诱惑的问题，因为建设和维持各种各样的集中营会刺激当地经济，减少失业率。集中营周边的农场主也发现集中营囚犯是一个廉价的可供剥削的农业劳工来源。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吉卜赛人，地方居民事实上在纳粹当局采取行动之前就主动开始了对他们的社会迫害行为。纳粹党本来对吉卜赛人漠不关心，但现在对他们也有了兴趣。数十年来，投诉、法律限制和警察措施都没能在德国消灭或者遏制吉卜赛人口；现在，公众开始向纳粹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采取压迫性措施和极端行动来彻底解决这一长期的社会问题。社会大众施加的压力，导致吉卜赛人也被纳入纳粹当局惩治社会异常者的政策，纳入种族主义政策执行范围内。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长期存在的社会偏见和各种地方问题，促使他们采取这些措施或者默认此类行为。这与纳粹（通过清除生物学上和社会意义上的异常者）实现社会纯净化的目标相吻合，从而促进了这些行动，并使这些行动合法化。

德国社会传统上对怪诞或者异类群体的不宽容，与纳粹当局坚持要求实现全社会的完全融合和服从，这两者的吻合从纳粹对“耶和华见证人”的强烈反应或许可见一斑。“耶和华见证人”是一个在人数上微不足道的团体，在德国仅拥有大约2万~2.5万名成员。这个真诚的、倡导阅读《圣经》的信徒组织表面上看比其实际规模要大得多，因为他们公开地、挨家挨户地进行宣道，这激怒了当地的德国人，也使传统教会的领导人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耶和华见证人”类似于某种邪教组织。对纳粹来说，这是一个微小但麻烦的问题，因为按照该组织的宗教原则，他们反对向任何世俗的政府效忠，他们基于《圣经》的基督教和平主义拒绝服兵役。“耶和华见证人”的和平主义藐视了纳粹的军国主义文化，而他们拒绝向元首致敬是对希特勒本人不可容忍的公开冒犯。在1933年7月纳粹当局取缔了这个组织之后，“耶和华见证人”转入地下活动，仍旧保持着他们的信仰群体。他们中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子女，因为作为报复手段，纳粹分子将这些子女从他们“行为异常”的父母身边掳走，以对其进行“再教育”，使之成为德意志民族的正常一员。与此同时，纳粹当局大量逮捕“耶和华见证人”信徒，大约有1万人被关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们的衣服被缝上“紫三角”标志，作为他们献身于其不可动摇的信仰的标识。据估计，“耶和华见证人”死于监狱或者集中营的人数在1200人到5000人之间，其中包括250名因拒绝服兵役而被直接处决的信徒。然而，他们对纳粹最大程度的藐视，是以一种平静、不抵抗的方式，在遭受污辱、迫害、监禁和杀害时表达出来的。他们相信自身正在因其信仰而遭受这世俗的苦难，他们谦卑地接受纳粹施加给他们的繁重劳务或者非人道待遇，只要这不违反他们的宗教观念。纳粹意识形态教条分子和压迫者以统治、权力和死亡威胁维持着残暴的政权，他们搞不清这个小小的虔信者团体何以愿意秉承神圣的信念和虔诚而甘愿承受牺牲。最终，这个人数稀少的群体甚至从看押他们的党卫军那里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尊敬。他们知道这些人既不会逃跑，也不会公然抵抗，认为这些人是值得信赖的囚犯，可以作为劳工在集中营之外或者为党卫军承担劳务。“耶和华见证人”是英雄的基督教徒抗拒纳粹主义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范例。

德国社会鲜有广泛的抗议活动，也很少出现拯救犹太人及其他被迫害人士的努力，这一现象必须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进行评估。总体而言，希特勒独裁政权遇到的国内抵抗难成气候，因为希特勒是以合法性伪装为基础推行其政策的。纳粹政权的独裁权力、警察国家的恐怖统治，都导致抵抗纳粹的行动特别困难和危险。在成功地开展政治一体化运动之后，大多数潜在的有组织抵抗力量中心或者被破坏，或者被纳粹化了。

尽管有这些问题，在纳粹德国内部也确实存在各种各样反对希特勒统治，反对将整个文化与社会纳粹化的力量。无数个人因为公开反抗或者试图从纳粹暴政下拯救他人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柏林有大约5000名犹太人挺过大屠杀活了下来，因为一个又一个德国人将他们隐藏起来。最常见的一种反对纳粹的方式就是向外移民，数千名非犹太裔的德国人，包括许多知名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宁可主动离开这个国家，也不愿意被纳粹化。许多既不想冒政治反对的风险，又不想离开这个国家的人，则通过进行“内部移民”的方式避免涉入新秩序。不计其数的作家、学者与科学家通过在高度专业化、往往极深奥的领域以及很难吸引到纳粹注意力的知识领域活动，以实现对现实的逃避。他们在逃避纳粹化的同时，还可以继续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的智力创造。有的作家，如格特鲁德·冯·勒堡（Gertrud von Le Fort）反对新社会秩序的方式不是直接对抗，而是通过强调道德与宗教信仰价值的作品，提供在纳粹文化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选项。有关内部移民文学的一个最有趣的例子是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的《在大理石的悬崖上》（On the Marble Cliffs），这是一部批评纳粹独裁统治的寓言体小说，卖出了3.5万册。然而，对普通德国人来说，内部移民仅仅意味着从公共生活中撤出，进入完全沉默的状态。

一般说来，内部移民显示出了对整体文化进行纳粹化的局限性。沉默和逃避纳粹化，对削弱纳粹国家或者阻止其实施镇压和恐怖统治起不到什么作用。独裁统治的罪行只有通过推翻这个政权才能终止，这就需要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抵抗运动，并且这个抵抗运动随时准备使用暴力手段。但由于纳粹秘密警察的高效统治、大多数敌对团体的彼此猜疑以及不同组织的自身利益，阻碍了一个统一的大众政治抵抗运动的产生。尽管在最初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残余力量试图发展出一股地下抵抗力量，但这些昔日的对头无法克服他们长久以来的政治分歧而组成一个反对纳粹统治的统一战线。这些彼此分立的小团体最终被秘密警察渗透和镇压，只有某些个别的抵抗人士保持了积极活动，而他们没有任何希望能够发展出足够挑战第三帝国的力量。

另一方面，教会的反对活动较为成功，尽管它们从未参加任何意在阻止纳粹迫害犹太人或者削弱纳粹政权的积极抵抗活动。新教和天主教会的抵抗主要包括捍卫自身组织不被纳粹化，以及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抵制纳粹对基督教文化的破坏。教会之所以能够捍卫它们的组织利益，只因为它们与新政权达成了妥协，许诺不挑战其政治权威。

从历史上看，许多新教教会是非常保守和民族主义的。起初它们对纳粹夺取政权持欢迎态度，开始抗议只是因为纳粹分子试图将一体化政策延伸到宗教组织与神学内部。希特勒起初利用一个以“德国基督教运动”（German Christian Movement）为名义的纳粹种族主义新教团体来统一全部的新教教会，将它们聚集在一个纳粹化的帝国教会之下，而这个教会将由一位帝国主教来管辖。纳粹还企图将种族主义解释强加到基督教神学当中，将所有非雅利安人从教会中清洗出去。来自各教会的抗议和以马丁·内莫勒（Martin Niemöller）为领袖的“牧师紧急联盟”（Pastors’ Emergency League）的成立阻止了这些纳粹化尝试，使其无果而终，从此以后德国基督教运动逐渐沦为无足轻重的角色。后来新教教会对纳粹的安乐死计划也进行了抗议，按照这一计划，数千名身体有缺陷、精神残疾和患有不治之症的人被直接处死。然而，教会还是继续采取妥协路线，在不直接涉及基督教事务时，它们不卷入政治争议或者政治事务。在整个教会层面上，除了在保护已受洗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等例外情况下进行过一些努力之外，教会并没有就纳粹对普通犹太人的迫害问题发出过抗议。

某种类似的妥协，也使罗马天主教会得以捍卫其教会组织的独立性，抵抗纳粹化的侵蚀。在1933年纳粹当局与罗马天主教廷签订政教条约之后，天主教会将其行动大多限于保护其在协议下的权利不受纳粹当局侵犯。天主教会公开抗议纳粹侵占教会财产的行为，抗议安乐死计划，但除了为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寻求豁免之外，天主教会并没有对纳粹迫害犹太人表明立场。

希特勒暂时允许教会保持组织上和神学上的自主权，因为他不想在忙于处理国内外一系列紧迫问题的时候，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冒险摊牌。只要教会还没有从事政治反对行动而构成一个直接威胁，它们就还能够避开一体化行动，避免被整合到纳粹希望强加给它们的整体文化中。基督教文化的存续和数百万德国人仍旧属于虔诚基督教徒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证明，大多数德国人并没有屈从于纳粹意识形态。当然，一些基督教徒并没有觉得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纳粹原则之间有什么冲突。但纳粹领导人很清楚这二者是冲突的，他们认为基督教是与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相容的另一种世界观，是实现纳粹主义信条的障碍。因此，希特勒的长期目标就是消灭教会，他一旦巩固了对欧洲帝国的控制就会将其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这种暂时性的、脆弱的休战状态占了上风。纳粹利用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政治机会削弱教会在社会中的影响，而95%的德国人理论上都还属于传统天主教会或新教教会成员。希姆莱本人的父亲就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在家庭压力之下，甚至许多狂热推进纳粹事业的党卫军军官也让他们的子女受洗。纳粹对基督教公开活动的各种限制都被规避了。在大城市之外，基督教会在广大农村地区有其最强大的据点。在许多农村人的心态中，在深深嵌入的传统中，这构成了社会结构和地方社区的身份认同。许多地方纳粹领导人在面对牧师和神父时往往选择退让，因为后者在其各自教区中要比纳粹领导人受欢迎得多。此类的大众反应，促使人们违反纳粹指令继续在学校教室中保留耶稣受难像。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受到限制之前，数百万德国人都会参加教会节日庆典和宗教性的社会活动。当纳粹发布规定取消大多数宗教节日作为法定假日的地位后，许多农民并不管那么多，在那些日子里仍旧停止工作进行庆祝。而且纳粹也从来没有试图取消圣诞节和耶稣受难日作为法定假日的地位。除了进行常规的宗教活动之外，天主教会继续举行它们的宗教游行和朝圣活动。信众参加教堂礼拜活动的比重仍然很高，甚至在第三帝国时期有所上升。例外情况是希特勒的生日（4月20日）与官方确定的五一劳动节，在这两个时间点，纳粹都要组织人们参加大型集会活动，纳粹当局对此时人们参加教堂礼拜而不参加官办集会的情况将会格外留意。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的女信徒广泛开展了慈善和社会福利工作，这些都有力捍卫了传统基督教文化和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抵制了纳粹当局篡夺这些功能的企图。当纳粹分子试图采取极端措施削弱或者取消宗教组织对这些领域的控制时，新教教会的妇女组织了“圣经学习小组”（Bible study groups）和“年轻母亲团体”（Young Mother’s Circle）以抵消纳粹文化意识形态对宗教信徒特别是年轻妇女的侵蚀。天主教妇女支持贞操的美德，奉圣母马利亚为妇女道德理想，以此直接对抗纳粹的政治生物学，而后者所强调的是大量生育和繁殖以促进所谓的优等民族的人口快速增长。

一些德国人相信，道德准则和基督教徒的责任要求，在捍卫宗教组织之外还得有其他进一步行动。一些个体的信徒、牧师、神父和修女明确表达了他们对纳粹反犹主义政策的拒绝态度，许多人帮助藏匿犹太人，协助他们逃往国外。这些积极行动的基督教徒始终是少数，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其冒险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纳粹的反应是迅速而严厉的，他们将数百人，包括神父、修女和牧师投入集中营，许多人死在那里。教会被纳粹的反应吓坏了，于是，甚至当纳粹对数百万犹太人正在实施种族灭绝时，教皇和新教教会仍然保持沉默。德国宗教组织仅有的一次谴责纳粹大屠杀政策的公开声明是1943年由普鲁士忏悔教会（Prussian Confessional Church）发布的。

在纳粹政府与宗教组织之间复杂而持续变化的关系中，部分新教教徒不但超出了仅仅顺从的程度，而且开始积极支持纳粹关于犹太人的观点和行动。传统的基督教反犹主义，经常与德国民族主义和völkisch观念结合在一起，使得一些新教神职人员和重要的神学家援引《圣经》和信仰，不仅将犹太人侮辱为反基督者，还把犹太人看作现代主义潮流的始作俑者，指控他们腐化了社会和文化。“研究和消除犹太人对德国宗教生活影响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and Eradication of Jewish Inuence on German Religious Lifee）寻求将《圣经·新约》去犹太化，将耶稣基督重新定义为雅利安人。这些基督教徒的心态和活动有助于使纳粹的世界观合法化，同时进一步将犹太人与他们的德国同胞分隔开来，使犹太人更容易成为纳粹暴行的猎物。纳粹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充分利用这种基督教与纳粹主义可以相容的观点，在《先锋报》上刊登了大量荒诞的漫画图片，描绘恶魔般的犹太人兴高采烈地将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情形。与这样的漫画经常并列的，是描绘犹太人正在迫害德国人、迫害无助的雅利安妇女的作品。

在德国内部，唯一具有组织网络并且有能力推翻纳粹独裁政权的就是军队。但是，与教会一样，国防军与第三帝国之间也保持着矛盾的关系。大多数军官厌恶党卫军的恐怖统治和对社会的全面纳粹化改造，军队领导层也抗拒纳粹对军队的渗透。德国国防军保持着其传统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以之作为与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同的另外一种选项。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军队对希特勒鲁莽的外交政策极为担心，此后又为他在战争中的行为深感忧虑。但不管怎么说，军队是第三帝国的主要受益方之一。希特勒已经通过重新武装和实施普遍征兵制安抚了军队。希特勒的许多成果——特别是结束凡尔赛体系，创造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德国，复兴了民族热情——都是国防军领导人所乐见的。既然纳粹当局允许军队保持其组织体系的自治权，军队就不愿实施反对元首的行动。因为元首似乎正在国内事务和外交政策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德国军队服从于政府及其领导人的传统，因他们宣誓效忠希特勒而进一步强化，这也抑制了许多军官参与反对希特勒的密谋活动。

尽管如此，军队内部小规模的抵抗行动在很早就形成了。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将军直到1938年都是德国国防军的参谋总长，他成为军队中密谋反对希特勒的关键人物。贝克的努力得到了弗兰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将军的协助，后者接替他成为参谋总长，贝克的军官小组与莱比锡前市长卡尔·格德勒（Carl Goerdeler）所领导的政府系统保守派抵抗势力紧密合作。数年来，格德勒在德国国内外来回奔走，秘密扩展反抗力量网络。最终，这一抵抗势力也收罗了德国外交部政治部门主管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von Weizsäcker）、德国驻意大利大使乌里希·冯·海塞尔（Ulrich von Hassell）这样的著名人物。

作为保守派人士，这些人并不是要寻求恢复民主制度，他们的目标是推翻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其中大部分人希望德国未来由某种形式的保守主义威权政府进行统治。一部分参加密谋的人想将德国从一场灾难性战争中解脱出来，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强加给德国人民的恐怖统治不可忍受。对一些特定的个人来说，作为基督教徒的道德准则迫使他们参加抵抗运动，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难以坐视他们所珍视的文化传统被国家社会主义野蛮行为替代。从抵抗运动的开始到1945年被纳粹处决，格德勒被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深深触动。他为拯救德国犹太人而持续积极活动，同时还为世界各地犹太人所遭遇的困难施以援手，最终他还大力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当1938年希特勒因对捷克提出领土要求而引发国际危机时，密谋者试图废黜希特勒。密谋行动的领导人试图说服英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反对希特勒。如果希特勒威胁发动战争，弗兰茨·哈尔德将军在其他一些军官支持下，将随时准备逮捕希特勒，由军队接管政权。但英国实行的绥靖政策以《慕尼黑协定》达到顶点，这不仅防止了战争的爆发，还奉送给希特勒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这大大增加了他在许多德国人心目中的声望，从而导致军队的密谋计划从未付诸实施。

尽管第一次试图公开进行的抵抗行动失败了，但反抗并没有停止。军队中的抵抗运动圈子仍然保持活跃，在随后的几年里人数不断增长。教会也在继续与纳粹干涉其内部事务的行为作斗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秘密反抗人士仍然存在。在一些情况下，是环境，在另一些情况下是缺乏勇气或者机构和个人的自利性，阻碍了军队和教会中的反纳粹力量采取更具决定性的反对希特勒政权的行动。然而，军队和教会中的反纳粹情绪，和“内部移民”以及藐视警察国家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反映出来的心态一样，表明相当一部分德国人民并没有被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洗脑。

17. 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在研究作战计划（美国国家档案馆）

18. 德国军队在东线战场（美国国家档案馆）

19. 1940年法国迅速战败后，希特勒在巴黎巡视（美国国家档案馆）

20. 得意洋洋的德国士兵嘲笑他们的波兰战俘（美国国家档案馆）

21.德国国防军的坦克在俄罗斯草原上快速推进（美国国家档案馆）

22. 俄罗斯的严冬阻止了德国的进攻（美国国家档案馆）

23. 德军闪电战行动在俄罗斯冰雪消融后陷入困境（美国国家档案馆）

24. 1933年4月的反犹主义宣传：“德国人要小心！不要从犹太人那里买东西！”（美国国家档案馆）

25. 党卫军别动队成员在万人坑向乌克兰犹太人开枪（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照片档案）

26. 党卫军首脑、大屠杀的策划人，海因里希·希姆莱（美国国家档案馆）

27. 赫尔曼·戈林和鲁道夫·赫斯在纽伦堡接受审判（美国国家档案馆）

28. 大屠杀受害者万人坑（尤利乌斯·沙茨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照片档案）

29. 盟军轰炸柏林后的勃兰登堡门（美国国家档案馆）

第四部分

纳粹帝国在欧洲的崛起与覆灭

1933—1945

如果没有对种族问题以及犹太人问题的最清楚理解，德意志民族就永远不会复兴。种族问题不仅是世界历史的关键，也是所有人类文化的关键。

犹太人统治在俄罗斯的结束也将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我们被命运选中作为一场灾难的见证人，这将是völkisch理论正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明。

与犹太人的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搏斗，需要与苏联正面交锋。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

第十一章

作为政治家的元首：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

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只代表纳粹意识形态的部分实现。希特勒始终认为纳粹在德国掌权只是其在欧洲确立统治的前奏。他的许多国内政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是考虑到外交政策的目标而制定的。希特勒在外交事务上做出了许多务实的妥协，一如他在国内政策上所做的妥协，但这些都是情势所逼，是临时性的。尽管有时外交、经济或军事的环境，迫使希特勒表现得好像他已经改变或者放弃了在早期著作和演讲中表达过的特定外交政策目标，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最终在欧洲建立纳粹帝国的意识形态目标。超越其他所有动机，希特勒将意识形态视为其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他受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驱使：“要么德国成为世界强国，要么世界上没有德国。”他确信世界强国的地位不可能通过恢复1914年之前的德国边界或者成为海外殖民帝国达到，德国拥有此等强国地位的基础将是占领欧洲大陆，而这需要进行大范围领土扩张，只有通过武力才能成功实现。

无论是欧洲帝国的观念还是德国世界强国地位的概念都不是纳粹首创。在欧洲历史上，领土扩张和为建立帝国进行征服的事例反复上演。到19世纪，德国与奥地利加起来已经控制了东欧的大片领土，统治着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数百万斯拉夫人和其他族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些德国政治家和作家就已经在讨论获取更多领土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已经变得过时，因为民族国家的力量在面对像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和美国这样更大的实体时就会相形见绌。未来将属于那些拥有广袤领土、众多人口和富饶资源的国家，这些因素是成为世界强国所必需的。德国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存续将有赖于其通过在欧洲创造一个帝国获得世界强国地位的能力。在欧洲建立帝国将使德国获得必要的土地、资源和人口，使之能够在经济和军事上与那些领土更大的国家竞争。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许多领土兼并政策，意在通过实现大中欧计划（Mitteleuropa，即在中欧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赢得世界强国地位。最极端版本的大中欧包括兼并法国的一部分、波罗的海、巴尔干和俄罗斯波兰领地。至于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们将沦为德意志帝国的附庸，同时要成为由德国人统治的欧洲经济联盟的一部分。许多此类目标得到了来自新兴地缘政治学领域的理论支持，该领域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地缘政治理论家强调地理因素与政治之间决定性的相互关系。本质上，他们声称，一个国家的力量有赖于其经济和战略位置，这些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的大小和它所控制的领土的类型决定。

尽管德国的战败和《凡尔赛和约》终结了追求大中欧的进程，与此同时还大大削减了德国的领土，但地缘政治思想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并没有消失，地缘政治学领域也继续得到发展，并且在德国政治学家圈子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尊重。地缘政治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慕尼黑的大学教授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他还是鲁道夫·赫斯的导师。豪斯霍费尔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生存空间理论。这个理论的首要原则就是：一个国家有权获取支撑其人口增长的必要领土。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赫斯向希特勒介绍了豪斯霍费尔的理论，随后生存空间就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纳粹把生存空间从一个仅仅具有地缘政治学意义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种族概念。相应地，德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基于在欧洲建立一个帝国的思想，对纳粹来说也具有了新的含义。获得生存空间和世界强国地位不仅是德意志民族的未来所必需，还是实现纳粹激进意识形态目标的需要。按照希特勒的说法，德意志民族是最具有创造力的种族（“地球上最高贵人性的守卫者”），他们负有历史使命去保存自身，创造前所未有的最伟大文明。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德意志民族必须尽可能快地扩张其人口，征服必要的生存空间，以支撑其庞大人口的存续。纳粹按照他们关于种族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哲学阐释生存空间。被征服土地上的原住民将不得不被移除，以便为雅利安种族帝国腾出空间。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声称，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要从东欧和俄罗斯获得。这一广袤的陆地将有力增强德国的战略态势，并为其提供丰富的原材料和农业用地。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这一计划发展成了一幅宏大的愿景：一个德意志帝国将从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延伸到大西洋，欧洲人中的北欧种族（丹麦人、挪威人、奥地利人等）将与他们的种族兄弟——德意志人——重新整合起来，他们都将成为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但西方的非北欧族裔（如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将发生什么则从未得到清楚说明。显然这些民族将沦落到从属地位，他们将为北欧征服者中的优等民族的利益而生活和工作。

纳粹对东方领土的计划是更加清楚和狂热的。希特勒和纳粹理论家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等人种（Untermenschen），是劣等种族的成员，没有能力创造文明。事实上纳粹将斯拉夫人看作文明的威胁。由于控制了巨大的资源和众多的人口，斯拉夫人在从西方借来的现代技术帮助下，可以最终压倒在数量上居于弱势的西方民族。既然由这些来自东方的野蛮人进行统治的结果将是西方文明的衰落，那么德意志人就负有义务去赢得这场种族斗争，以保护自己更高级的文明和文化，时间尚在他们这一边。希特勒相信现代俄国实际上是俄罗斯国家中的德意志因素所创造的，但这些德意志人已经在战争和俄国革命中损失殆尽；他也确信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由犹太人领导的，现在这些犹太人正在统治着俄罗斯，而且这些犹太人的控制已经使俄罗斯的实力大为削弱。这些荒谬的假设使他得出结论，认为在不远的将来征服俄罗斯是有可能的。

一旦俄罗斯被打败，纳粹将在这个地区实施其种族计划。斯拉夫人在东欧和俄罗斯的统治权将立即被取消，他们的土地将被没收，他们自身将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劳工。长期来说，斯拉夫种族将被消灭，同时其他种族也将被强制灭绝，因为他们将被禁止生育，包含数千万人的族群社会将从地球上完全消失。数百万德国人将在这些东方领土上殖民，建立一个基于小农场的新社会。德意志种族将再一次回到土地上，从而可以逆转随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种族与文化衰落趋势。正如völkisch作家在19世纪就已经提出的理论，德意志人民将重新获得他们在体质和道德上的活力。随着种族基础的复兴，以及拥有了必要的空间和资源，德意志种族将为开创未来获得安全条件，从而可以开始其伟大的文化使命。

这些意识形态视角，促使希特勒追求一种剑指东方的外交政策。尽管英国和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是德国的主要敌人，而且大多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仍然把这些国家看作主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但希特勒在考虑其追求生存空间问题时把它们降为需要考虑的次一级问题。废除《凡尔赛和约》和打败法国不过是他计划的第一阶段，因为这些行动将首先实施，以使德国可以自由征服东欧和俄罗斯。在追求这一政策目标时，希特勒最初希望能够依赖英国的帮助，或者起码可以争取英国保持中立，因为他认为英国是德意志天然的盟友，是法国的传统敌人。希特勒认为，只要他不挑战英国在海上的霸权，不对大英帝国的安全构成威胁，那么英国的中立，甚至英国与德国建立联盟都是可能的。他声称，英国和意大利的自身利益，将促使它们与德国站在一起对抗法国。

在达成外交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希特勒并没有预先确定的计划或者精确的时间表。他很明确地朝着总目标前进，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获得德意志的生存空间，但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手段，则是由他在不同阶段可以抓住的机会所决定的。他既是一个思想家，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在外交政策中他同样使用了双重策略。双重策略在纳粹攫取国内政权的过程中已经被证明是颇为有效的，为了安抚和分化对手，他有时会通过外交寻求和平的争端解决办法。然而，他会利用每一个机会违反条约承诺，而且他在威胁使用武力和恐吓对手时毫不犹豫。他从来不是有意要发动另一场世界大战，而是通过外交手段或者一系列小规模战争，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与单个的敌人进行对决。他从一开始就充分理解，要达到其目标将不可避免使用武力，在某个时间点将会发生战争。然而，除非德国具有优势，他还是尽量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

在希特勒夺得德国领导权后的初始阶段，这个国家并没有能力挑战法国，甚至没有能力挑战波兰。《凡尔赛和约》已经削弱德国到此种程度，以至于其10万人的军队甚至不足以为这个国家的边界提供足够的防卫。莱茵兰的非军事化使德国核心工业区域为外来占领敞开了大门。这个国家缺乏海军和空军力量，缺乏进攻性武器（包括现代大炮和坦克），也缺乏必要的战争工业以支撑其军事行动。即使在民族主义和好战的希特勒统治下，德国似乎也因这些军事和经济因素而受到遏制。事实上，很少有欧洲政治家意识到，或者认真对待纳粹意识形态驱使下的狂妄外交政策目标。他们中极少有人读过《我的奋斗》，即使已经读过，也会觉得书中提到的许多目标太过古怪，会认为这些都是不切实际、不可能实现的。显而易见，希特勒将试图重建德国的力量，改变《凡尔赛和约》，但其生存空间和建立欧洲帝国的理念很难让人相信。许多人将这些更极端的目标斥为仅仅是政治辞藻，意在获得德国国内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支持。现在希特勒已经掌权，许多政治家认为，统治国家的责任将迫使他变得更加温和和务实。既然希特勒在许多国内政策问题上将其纳粹意识形态若干方面做了妥协，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完全可以期待他会在外交事务上做出类似的妥协。他在掌权初期的许多动作似乎在证实这种假设，但这些妥协总是权宜之计，并且往往是元首用来智胜其对手的策略而已。

尽管在1933年德国国力还明显处于衰弱状态，但战后欧洲形势已经创造出一些有利条件，像希特勒这样精明的政治家是绝不会放过的。在欧洲，德国是除了俄罗斯之外人口最多的国家，它还保留了可以成为欧洲大陆具有统治地位的经济与军事强国的工业潜力。更何况，战后国际安排已经导致东欧变得碎片化，产生了若干小的民族国家。在德国的东部边境缺乏大国，意味着要在东方对德国进行遏制，就不得不依靠许多此类小国的军事与政治合作。这样的合作很难维持，很容易给希特勒创造机会进行分化和征服。德国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共产主义的俄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之间存在不信任和猜疑。与此同时，在如何对待德国的问题上，法国与英国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无法达成一致，这也妨碍了它们形成一套连贯的政策来遏制希特勒。英国承认《凡尔赛和约》的许多条款不甚公平，于是倾向于实行和平的妥协政策，以满足德国对《凡尔赛和约》进行修订的合法要求；法国则强烈要求实施强硬路线，必要时可以武力为后盾。

希特勒最大的优势之一或许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大多数人对这场持续四年的战争所造成的大规模杀戮与破坏感到厌恶。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800万人死亡，在所有国家中，反战情绪、和平主义情绪都很强烈，这就创造了一种普遍反对军备和军事联盟的氛围。因为人们相信，正是这些才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包括空中力量的发展，平民聚集区也很容易遭受到毁灭性的轰炸和袭击，第二场欧洲战争注定会比第一次造成更严重的毁灭。因此，在民主国家，领导人要想重整军备或者采取军事行动将很难获得大众支持。虽然大多数德国人也同样对战争有这种厌恶情绪，但纳粹的极权主义统治，意味着德国公众的意见无法对希特勒的重新武装计划和磨刀霍霍的备战态势形成有效限制。这一点让希特勒比许多西方政治家拥有更显著的优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恐怖记忆促成了这样一种氛围：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希望在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之前，应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达成政治妥协。希特勒则以其行动证明，他可以用最狡猾的手段操纵这些维持和平的愿望。

起初，希特勒强调德国对和平的向往，以及德国基于所有国家平等权利原则对《凡尔赛和约》提出的合法主张。在成为总理后不久，1933年5月17日，希特勒在国民议会发表了一次长篇演讲，专门谈到和平问题。他强调德国愿意放弃武力（因为战争的牺牲将远远超过战胜之所得），强调他希望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分歧。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不断重复对和平的呼吁，但也警告，如果德国的合法诉求得不到承认，就将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希特勒演讲中关于迫切需要进行改变的诉求，在腔调和内容上都是好战的，他经常将话题转回到威胁上。通过将和平和谈判的呼吁与武力威胁相结合，希特勒释放了掩盖其真实意图的烟幕。

在这些较早阶段，德国国力虚弱，并没有为任何规模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希特勒的威胁也并没有实力作为后盾，因而他的行动是谨慎和渐进的。他通过外交手段、武力威胁和经过谨慎计算的冒险行动，违反《凡尔赛和约》而获得收益。在这个阶段，其他大国都知道，如果发生战争，德国可以被轻易击败。问题在于，针对违反《凡尔赛和约》的特定行为，是否值得冒军事冲突的风险来强迫德国遵守条约规定，特别是当德国提出的要求看上去有某种合理性时。当然，希特勒并不想在德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冒险让其对手采取实际行动。他从未实施过任何一次行动或提出过一项要求，使对手认为值得发动另一场战争。然而，随着条约的逐步修改和欧洲军事平衡的变化，德国实力渐增，要强制实施《凡尔赛和约》的规定，阻止未来违反和约的行为，其代价随之上升，这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未来军事行动的进一步抑制作用。

希特勒狡猾地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分歧，阻止它们形成任何反对德国的统一战线。在他充分利用特定国家的真正利益和安全需要时，这一策略非常有效。希特勒有时候会对某个国家做出让步，让对方以为可以通过与之谈判成功增强自身的国家安全。这不仅分化了他的对手，在不同对手之间造成了更多嫌隙，也加强了外界认为希特勒抱持和平意图的假象。

在掌握大权的第一年，希特勒在外交事务上并没有太多斩获。他集中精力巩固和扩展在国内的权力，国际形势和德国的虚弱国力也没有给他太多的灵活性，于是他一开始强调的是和平与谈判。在193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特勒派德国代表继续参加欧洲裁军会议，当这些谈判因德国未能说服其他国家做出同意德国扩军的让步而失败时，希特勒指示德国代表从这些谈判中退出，同时还退出了国际联盟。尽管对德国人民来说，希特勒显示了在争取国家利益问题上的强大领导力，但这些行动并没有增强德国的国际地位，但也没有什么风险。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本身并没有违反任何条约，也没有改变约束德国的国际权力平衡格局。

1934年初，希特勒在与波兰的谈判及外交事务上开始得分，但此后德国的国际环境开始恶化。1934年1月26日德国与波兰签署的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它使希特勒关于他希望维持和平的公开宣示增加了可信度；与此同时，该条约在法国和波兰之间制造了相互猜疑的因素，而这两个国家的联盟本来就是意在遏制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并没有改变法波联盟。1934年，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随之法国与苏联在次年建立了联盟关系，这表明在大多数边境线上，希特勒仍旧面对着强大的对手。

1934年夏天希特勒不得不在奥地利问题上退却，此举清楚显示出德国的虚弱。因为由德国兼并奥地利一直是希特勒的主要目标之一，他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奥地利的纳粹运动，以期最终推动纳粹分子在奥地利合法获得政权。这一目标一旦实现，就为德意志帝国与奥地利的和平统一搭好了舞台。为了防止被纳粹接管，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于1934年夏天取缔了奥地利纳粹党。希特勒对奥地利施加了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压力，但并没有促使陶尔斐斯改变政策。奥地利纳粹分子试图进行一次政变。他们虽然成功谋杀了陶尔斐斯本人，但并没有能够攫取政权。奥地利纳粹党也遭到镇压，奥地利政府处决了领头的纳粹分子。希特勒并没有参与政变计划，但他显然是希望这一政变取得成功的。他无法对奥地利的纳粹分子施以援手，因为意大利支持奥地利政府，并且调动军队到奥地利边境，以防止德国的干涉。这些事件表明，纳粹德国甚至未能强大到可以挑战意大利的程度，希特勒遭遇了重大外交失败。

1935年，尽管形势开始向有利于希特勒的方向发展，他仍然不得不寻求一条渐进和谨慎的路线。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他更容易实施分化对手的策略，但他继续在一种不利的条件下行事。希特勒1935年的第一个外交成功是通过与国际联盟合作而不是与之对抗取得的。《凡尔赛和约》已经将德国的萨尔区置于联盟控制下15年，这块领土的未来将于1935年由全民公决来确定。认识到这个地区绝大多数民众将投票支持萨尔回到德国，希特勒支持进行全民公决，并将其变成一起民族热点事件。当高达90%的人投票支持与德国实现统一时，希特勒从中获得了个人威望，因为似乎是他消除了《凡尔赛和约》强加的这一压迫性限制。

随着时间的流逝，希特勒越来越自信，他知道他可以迫使各大国向德国做出让步。希特勒估计这些国家对违反《凡尔赛和约》的特定行为将不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于是开始逐渐采取公开违反和约相关条款的动作。尽管他早先已经开始的重新武装计划明显违反《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但一开始其规模还比较小，德国人也没有公开承认。但在1935年3月，希特勒嚣张地公开宣告德国已经建立了一支空军，而且他已经重新开始实施普遍征兵制，以将其军队扩充到50万人。从此以后，德国重新武装的速度大大加快，他也不再考虑《凡尔赛和约》所强加的其他军事限制条款。德国的重新武装包括发展进攻性武器，建立坦克部队以准备应对机械化战争，同时急速扩张海军。正如希特勒所预料的，其他大国虽然提出了抗议，但在是否需要对德国采取实际行动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

伴随着这些行动，希特勒试图实现他的另一个主要外交政策目标——与英国建立联盟。他利用德国迅速增长的力量和他愿意谈判的姿态，促使英国相信这样的合作是符合英国自身利益的，希望以此达到目标。尽管与英国建立联盟的努力没有成为现实，希特勒还是设法在1935年与英国达成了一项海军协议。由于这一条约将德国的海军力量限制在英国的35%以内，英国将这项协议阐释为人们可以跟希特勒谈判，使之在重新武装方面受到限制。事实上，这是希特勒在外交事务上的第一个决定性胜利，因为英国事实上承认了德国拥有重新武装的权利，使《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变得毫无意义。但希特勒从未让自己受到与英国达成的这个条约的限制。他的首要考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陆上权力而非海上；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条约在英国与法国之间插进了一个猜疑的楔子，阻碍了这两国将来在遏制希特勒时的合作。

到1936年，希特勒又一次能够利用国际形势来增强德国的战略态势。1935年10月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犯，使希特勒有可能废止《凡尔赛和约》的另一重要条款，同时还驱使意大利与德国合作。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犯使英国和法国面临一种两难处境：它们反对意大利的侵略行为，但并不想用一场战争来捍卫《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同时又担心如果进行军事干涉将促使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更加靠近。它们的解决办法是发动一场针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但是拒绝采取以军事行动进行干涉的政策。然而，这一政策的效果是既疏远了意大利，也使希特勒确信，西方民主国家并不愿以武力来捍卫国际联盟或者《凡尔赛和约》。

直觉告诉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希特勒命令德国军队于1936年3月7日开进莱茵兰。尽管莱茵兰属于德意志帝国的领土，但根据《凡尔赛和约》，这块土地是非军事化的。该地区的非军事化地位大大增强了法国的安全状况，同时对德国的国家安全是一个重大削弱，因为德国的工业中心在外来侵犯面前将毫无抵抗能力。通过重新将莱茵兰军事化，希特勒使国际权力平衡的形势向有利于德国的方向改变。他是冒着巨大的风险，也是顶着德国军队高层的反对的压力做出的这一决策。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都知道，德国军队并没有为任何军事对抗做好准备。并且，考虑到法国军队的压倒性优势，一旦法国入侵，德国军队将不得不退却或者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尽管如此，希特勒正确地估计了其他大国的反应，他虚张声势的鲁莽行动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德国的行动让正因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而伤透脑筋的英国和法国大吃一惊，它们并没有准备采取反制措施。法国政府本身尚不稳固，对此犹豫不决。法国军队虽然力量强大，但并没有应对德国入侵的计划，无论是军方还是政府领导层都不想承担战争的责任。如果没有英国支持，法国不愿使用武力，于是对希特勒保持一种绥靖的政策。英国也极力主张谨慎行事。又一次，希特勒遇到的不过是抗议而非公然的抵制。

希特勒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对时机的准确把握，以及他恰如其分地估量西方领导人会如何反应的能力。正如他在过去若干事例中已经证明过的外交手腕，希特勒以合法性诉求使其行动显得合乎情理，同时释放了关于其未来意图的烟幕。希特勒声称，德国只不过是在它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是在捍卫民族自决原则。为了证明其行动纯属防御性、和平性，希特勒提议与法国和比利时谈判签署为时25年的互不侵犯协定。为了使其行动进一步合法化，他于3月29日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结果显示99%的德国人投票选择支持希特勒在莱茵兰行使完全的德国主权。

埃塞俄比亚和莱茵兰的危机，使希特勒可以在意大利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制造嫌隙。墨索里尼被西方国家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激怒，确信民主国家不愿为遏制希特勒而采取强硬措施，他的政策开始转向，与西方渐行渐远的同时越来越接近希特勒。德国对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行动的支持，以及随后对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内战的支持，使这两个国家逐渐靠近。新的力量重组在1936年10月23日德意合作条约签署时达到顶点。从此以后，这段新关系就被称为罗马–柏林轴心（Rome-Berlin Axis），意大利不再是在中欧制衡德国的力量。在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就组成了军事联盟。

在整个1937年里希特勒都没有采取进一步冒险行动，看上去似乎对巩固其成果十分满意。但他并没有放弃追求生存空间的努力，而是认识到，在他可能采取下一个获取生存空间目标的重大步骤之前，需要更强的实力和合适的机会。在等待时机出现的时候，希特勒继续积累德国军事实力，以使新的德意志国防军可以成为更有效的外交政策工具。

希特勒的意图在1937年11月5日与其高级军事领导人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所揭示。他告诉他的将军们，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通过获得生存空间来保存德意志种族共同体。他预期英国和法国最终将反对德国企图统治欧洲大陆的计划，而德国最终将不得不诉诸武力。因此，德国必须在1943—1944年为战争做好准备，因为一旦过了这个时间段，军事平衡的天平将不再对德国有利。而对德国来说，在开始一场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之前，兼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将会使德国具备极为有利的条件，因为这将消除德国侧翼的威胁，同时大大增强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希特勒相信无须通过战争就可以实现这些兼并，他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预先为这种可能性做好了准备，只要恰当的机会来临，他就会立即采取行动。

元首的谈话让他的军事领导层颇为吃惊。他们担心他的计划不切实际，导致德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陷入战争，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那些明确对希特勒观点提出保留意见的将军，在仅仅数月之后就被解职。元首决意在其有生之年为德意志民族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他绝不会改变外交政策路线。

下一次机会的来临比希特勒预期的要早得多。在1934年于奥地利问题上遭遇惨败之后，希特勒开始采取一条渐进路线，以争取达到将这个国家收编到第三帝国的目标，但1938年的一系列事件使他决定采取更加直接和激进的行动。到这时，希特勒认为他已经获得了西方大国对其以渐进与和平方式解决奥地利问题的默许。甚至墨索里尼也不再阻碍德国向这个方向行动。希特勒的意图是德国从外部施加压力，结合奥地利内部纳粹分子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促使奥地利变成德国的卫星国，最终实现德奥两国合并（Anschluss）。在1938年初，希特勒的威胁和压力迫使当时的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接受了两国建立更紧密的军事与经济联系的动议，同时还任命了一位奥地利纳粹党领导人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作为内政部长。

当许士尼格意识到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及纳粹分子参与其政府的目的是颠覆奥地利主权，并为德奥合并做准备时，他计划举行一次全民公决，以显示奥地利人希望保持独立国家地位的决心。希特勒对此大吃一惊，他迅速行动阻止这一全民公决计划付诸实施，因为他知道这将不利于德奥合并的目标，从而破坏他兼并奥地利的合法托词。于是希特勒放弃了他的渐进政策，鼓动奥地利纳粹分子采取激进行动，同时他私下里威胁许士尼格，如果不取消举行全民公决的计划，他就发动军事入侵行动。希特勒不愿失去这一机会，德国军队于3月12日侵入了奥地利——甚至是在全民公决已经取消的情况下。再一次，希特勒能够在合法性掩盖下实施行动，因为就在德国侵入奥地利之前，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已经成为新的奥地利总理，是他主动邀请德国军队进入奥地利的，目的是由德国帮助其建立国内安全秩序。

尽管希特勒起初的计划是将奥地利变成一个卫星国，但当他发现入侵的德国军队受到大批奥地利民众热烈欢迎，而不是遭遇到激烈抵抗后，他改变了主意。希特勒于3月13日吞并了奥地利，4月10日在整个帝国再一次举行全民公决，结果是99%的人投票支持德奥合并。

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信心猛增，而他对西方领导人勇气禀赋的尊敬则显著降低。他现在不想再等待，而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倾向于使用强制手段，进行更大的冒险。1938年4月21日，希特勒秘密命令德国国防军为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军事手段拿下捷克斯洛伐克做好准备。将军们警告他，这样的计划非常危险。捷克斯洛伐克拥有80万训练有素的现代军队，他们在坚固的防御工事后面蹲守，并且有高度发达的军备工业作为支撑；更何况，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防御联盟，德国军队的规模仅够对付捷克斯洛伐克一国，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俄罗斯的力量结合起来，德国的实力就将大大处于劣势；而且，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全面进攻，将使德国的西部边境门户洞开，无法抵御法国的入侵；最后还有一点，德国军队并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德国经济也还没有为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行动进行必要的调整。就在一个月之前，德国军队的大部分坦克和卡车已经在入侵奥地利的时候损坏。正是在这个时候，一部分德国军事领导人感到极度担忧，于是他们密谋准备逮捕希特勒。

希特勒并不想卷入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他的战略不是发动全面战争，而是赢得一系列迅速的胜利，每次针对单个对手。胜利将通过闪电战（Blitzkrieg）的形式实现，即在敌人尚未完全动员，其他国家来不及施以援手的时候就迅速将敌人击败。通过突然袭击，在战争一开始就集结所有力量，德国可以在数周之内战胜敌人。闪电战需要强大的空军力量、坦克和大胆的进攻性策略，以快速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充分利用军事突破强迫敌人投降。闪电战策略并不要求对经济进行全面动员，无须提供支撑一场旷日持久、消耗巨大的战争所必需的大量人力与物资装备。

希特勒对闪电战策略如此自信，以至于他对军事顾问的建议不屑一顾。这一策略一开始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直到1942年，希特勒并没有动员整个德国经济准备全面战争。当然，希特勒的近期计划也是基于西方列强将不会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假设。早在1937年他就曾私下表达过此类观点，称西方已经“把捷克放弃掉了”。希特勒无须通过战争就可以兼并捷克斯洛伐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希特勒准备通过战争手段或者外交手段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公开的合理化理由，是根据《凡尔赛和约》被划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350万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困境。大多数德意志少数民族居住在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该地区位于捷克与德国、奥地利交界处，经济富饶，战略位置重要。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对捷克政府的不满情绪，导致在该地产生了强大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一运动已经获得苏台德地区约70%的德意志人支持。他们的领导人、亲纳粹的康拉德·亨莱因（Konrad Henlein），开始要求实现地区自治。于是，苏台德地区真实存在的和人为制造的德意志人问题给希特勒的指控增加了可信度。希特勒声称，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无法行使民族自决的权利，成为一个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他有义务去捍卫他们的利益。在1938年春天，亨莱因受希特勒指使，向捷克政府提出后者根本无法接受的要求，从而给了德国进行干涉的理由。捷克的处境很快变成一场国际危机，这场危机将在这一年里持续占据欧洲的博弈舞台。

为了避免战争，英国和法国于1938年8月强迫捷克接受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的自治要求。由于这一重大让步削弱了希特勒进一步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的合理化借口，于是他在9月提出由德国直接吞并苏台德地区，同时暗示，如果有必要，他就要诉诸战争。再一次，英国和法国试图通过压迫捷克接受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来安抚希特勒。希特勒并不满意，他抬高了价码，要求立即直接对该地区实施占领。希特勒的威胁和英国对这个新要求的抗拒加剧了危机，制造了战争恐慌。英国、法国与德国都遵循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前例，开始进行军事动员。这一危机最终于1938年9月29日至30日因著名的慕尼黑会议而平息，在会议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同意苏台德地区划归德国，德国的占领将于10月份付诸实施。尽管这一协议并没有征询捷克的意见，捷克却不得不接受这一既成事实，否则它就要单独面对德国。捷克政府让步了。

这最后一次绥靖行为在当时却被普遍认为是以谈判和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胜利。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回国时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他维持了和平，促使希特勒承诺这是他“最后的要求”。这对希特勒来说同样也是一个胜利。在这几年里，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如果说他已经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政治家的话。从开始时的极端不利条件起，他已经设法通过破坏凡尔赛体系，破坏用来遏制德国的联盟体系，大幅扩展了德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与此同时还兼并了重要的领土。尤其是，他最近的成功极大改善了德国的战略态势，因为一旦德国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在苏台德地区的防御设施，捷克斯洛伐克便门户洞开，根本无法抵抗德国的入侵。

毫无疑问，希特勒在外交事务上的成功使其在许多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但这一系列危机，特别是最近的战争恐慌，也在德国人民中创造出一种焦虑的氛围，他们绝大多数都害怕发生另一次战争。或许他们已经感觉到希特勒的真正野心并不仅是成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而是要在人类历史上赢得其战神的地位。

第十二章

作为战神的元首：胜利与征服

当西方把慕尼黑会议看作一个紧张对抗阶段的结束时，希特勒则仅将这看作他追求生存空间斗争进程的另一个阶段的序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甚至觉得自己被《慕尼黑协定》给欺骗了，因为这一协议在他可以充分利用其借口（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的民族自决）攫取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就将这一借口消除了。因此，甚至在《慕尼黑协定》墨迹未干之时，他已经在计划消灭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外交事务中他将继续遵循手法娴熟的、结合武力与合法性的“希特勒模式”。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希特勒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似乎更加愿意（在确定的时机）使用武力解决问题。

恰如事实已经证明的，《慕尼黑协定》并没有真正解决捷克问题。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也开始基于历史和种族理由，对部分捷克领土提出要求；与此同时，人数众多的斯拉夫人和乌克兰人少数民族开始鼓动实行区域自治。由于内部政治分歧，捷克进一步受到削弱，它在对付这些挑战时面临极大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捷克危机的下一个阶段并不是由希特勒制造的，尽管他迅速利用这一情势，加剧了危机，迫使双方摊牌。他以支持其领土要求引诱匈牙利人，同时先是鼓励，然后逼迫斯拉夫人寻求独立。与此同时，希特勒已经命令德国国防军做好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准备随时占领这个国家。

当1939年3月13日捷克的斯拉夫人宣布独立时，希特勒派遣德国士兵到新的斯拉夫人国家帮助他们抵抗捷克。意识到不可能获得来自西方的援助，本国的军事形势岌岌可危，捷克总统埃米尔·哈查（Emil Hácha）亲赴柏林，试图与希特勒谈判。这位总统已经年老体衰，但在政治与外交上却缺乏经验，在谈判技巧和蛮横程度上根本不是元首的对手。希特勒及其同僚以数小时的语言暴力恐吓哈查，威胁以血腥入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部分，包括对布拉格进行毁灭性空袭，直到这位总统彻底崩溃。哈查在缓过神来后，同意了希特勒以合法性为伪装来摧毁他的国家。哈查总统于3月15日签署的协议将捷克的最后残余部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给予德国军队占领这个国家的权利。几小时之内，德国国防军就开进这些地区，捷克斯洛伐克不复存在。

仅仅数周之后，希特勒就将其注意力转向波兰。希特勒使用陈词滥调的民族自决原则作为理由，要求波兰归还但泽市（Danzig）以及穿过波兰领土将东普鲁士与帝国连接起来的走廊。希特勒已经看到在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困境，他像过去经常做的那样提出承诺，保证波兰领土的其他部分完整统一。由于已经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前车之鉴，波兰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这一次，希特勒的潜在猎物并没有落单，希特勒对《慕尼黑协定》的违反最终促使西方民主国家确信，他的企图并没有受到限制，只有通过武力才能阻止他。

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使西方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英国和法国领导人很快放弃了绥靖政策，转而支持对纳粹的进一步侵略行动进行抵制。英国和法国公开支持波兰捍卫其独立，同时开始增加军备生产。为了向希特勒显示其决心，英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和平时期的征兵，苏联也开始与西方国家谈判，商讨建立反纳粹军事联盟的可能性。

这一反应尽管让希特勒吃惊，但并没有使他改变自己的路线，他极其怀疑西方是否真能兑现对波兰的承诺。无论如何，他都要在西方可能干涉之前就拿下波兰。他还认为，必须在不远的将来先把波兰清除掉，这样他就可以在英国和法国还没有充分武装的情况下就向西对它们发动攻击。近年来德国的军备增加和军事扩张强化了他的这一判断，他认为如果采取闪电战策略，帝国将具有暂时的军事优势。

当1939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波兰问题使欧洲处于战争边缘的时候，希特勒加强了他的力量。5月28日意大利与德国签订“钢铁条约”（Pact of Steel），组成了一个进攻性的军事联盟。希特勒也开始与苏联谈判，努力将其与西方阵营分割开来。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能够显示希特勒的机会主义或其狡诈的性格特征了，他甚至愿意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苏联暂时合作，而其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将后者彻底摧毁。由于怀疑西方是否真有奋起抵抗希特勒的决心，担心西方可能会试图鼓励希特勒将侵略矛头指向苏联，8月23日斯大林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排除了其他任何国家对波兰进行直接军事援助的可能性。苏德条约中有一条秘密条款，允许苏联占领部分波兰领土，以使征服这个国家更容易，因为波兰即将同时面对两个强大的敌人。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发动了对波兰的闪电战。英国和法国于两天后对德国正式宣战，这意味着希特勒本来想要避免的全面欧洲战争开始了。但希特勒的计划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态的发展而受到影响，因为在这个阶段，人们可以说，全面欧洲战争只是在外交意义上发生；在军事意义上，战事只限制在波兰，在这里希特勒发动了局部战争。又一次，希特勒正确地估计到西方将不会通过直接侵入德国而进行军事干涉。尽管此时英国、法国和波兰的军事实力完全可与德国抗衡，法国与英国的策略是基于它们将保持长期优势地位的假定而形成的。这几个国家加起来的人口与经济资源使它们具有远远超过德国的巨大潜力和优势，它们想在德国陷于波兰战事时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但希特勒的目标是先打败波兰，然后在法国和英国战争潜力尚未充分动员起来时就将其击败。西方大国并没有遵循其宣战声明直接进攻德国，致使希特勒的策略得以再次成功。

波兰在三个方向上受到德国优势兵力的攻击，很快苏联又从后方发起攻击，波兰支撑不了多久。德国的入侵是闪电战策略的样板。纳粹德国空军在战争爆发的第一个早晨就对波兰的机场发动了猛烈袭击，数日之内就消灭了波兰空军，与此同时，人数高达150万的德国陆军（是波兰军队的两倍多）在所有的战线上快速推进。这些攻击由四个装甲师为先锋，由纳粹空军进行空中支持，德国人很快完全掌握了制空权。波兰的军事动员、物资供应、通信和指挥系统很快被持续不断的轰炸严重破坏。波兰军队人数上处于劣势，只拥有少数过时的坦克，他们不得不撤退，但很快被急速推进的德国装甲师切断退路。仅仅两个星期之内波兰军队就投降了，首都华沙也被包围，遭到大规模轰炸，直到9月27日最终投降。10月5日希特勒在华沙参加了胜利游行，波兰已经被德国与苏联瓜分了。

在四周之内征服波兰是希特勒的第一次军事胜利，这也是元首个人领导权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整个世界不仅对德国的推进速度感到震惊，更对德国压倒性的实力感到惊讶。德国仅付出不到1.5万名士兵阵亡的代价就征服了一个国家，消灭其军队，波兰70万军人沦为战俘。

尽管希特勒在入侵波兰之前被怀疑和焦虑折磨数月，但由于战事成功，他的信心再次膨胀。当大多数国防军还在东线，尚处于波兰战争结束后的休整中，大多数物资供应已经消耗殆尽时，希特勒命令他的将军们立即准备向西方发动攻击，并将1939年11月中旬作为进攻的时间。德国的将军们提出反对，认为这纯属发疯。他们知道德国军队对阵西方既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也无法再有突然袭击的效果。他们相信，这样一场攻击需要做大量的准备，还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将大量军队从东线调到西线。更何况，在冬季，闪电战的效果也要大打折扣。装甲作战指挥家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将军警告说装甲师将很容易陷入困境。甚至戈林也支持纳粹空军指挥官关于在冬季寒冷天气使用空中力量的保留态度。这些反对和建议激怒了希特勒。它们没有改变希特勒的想法，只是恶劣天气迫使德军暂时取消了入侵计划。但希特勒仍然希望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冬季天气中发起作战行动。

德国将军们的担心和反对，使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关键人物得出结论，认为进行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路德维希·贝克、卡尔·格德勒、乌里希·冯·海塞尔密谋鼓动军队推翻希特勒，一些重要的将军们同意行动。当希特勒推迟入侵计划后，将军们没有实施政变计划。随后，组织另一次政变就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在11月8日的一场针对希特勒的刺杀行动招致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高度戒备。一枚炸弹在希特勒离开慕尼黑的一个庆祝会场后不久发生爆炸，这枚炸弹很显然是与军队内部抵抗力量无关的某个放置在那里的。最终，由于持续的恶劣天气，希特勒推迟了在春天来临之前攻击西方的计划，这一情况，加上将军们的再次犹豫，使得又一次针对希特勒的密谋行动归于失败。

从波兰战败到次年春天希特勒发动进攻之间的形势被称为“虚假的战争”（phony war），东方的闪电战让位于西方的“静坐战”（Sitzkrieg）。德国人无法发动攻击，法国人则蹲守在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后面进行对峙。随着春天的到来，“虚假的战争”状态结束了，德国人侵入了丹麦和挪威。尽管希特勒原先并没有计划要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英国威胁要将其控制范围延伸到这块海域。控制挪威将会大大增强英国的战略态势，同时还可使其有能力切断德国从中立国瑞典进口铁矿石的通道。因为德国大约一半的进口铁矿石来自瑞典，捍卫这一地区对希特勒的战争努力至关重要。到1940年2月中旬，很显然控制斯堪的纳维亚对希特勒和英国来说在战略上都极其必要。希特勒命令他的将军们抓紧策划入侵方案。

1940年4月9日开始，德国海军、空军和陆军控制了挪威的各个战略要地。挪威1.5万人的军队试图坚持抵抗直到英国军队到来，但德军很快在该国大多数地方建立了稳固的立足点。英国派遣4.5万名士兵登陆，但他们最终被德国人驱赶了出去。与此同时，德国人占领了丹麦，仅仅遭遇微小和零星的抵抗。丹麦人几乎是立刻举手投降，挪威也于6月9日投降。德军再一次证明其战争机器的高效，希特勒也因再次以相对较低的代价达到目标而获得声望。

德国将军们仍然为即将到来的对西方的重大进攻深感忧虑，他们知道英国和法国可不是像波兰和挪威那样容易捕获的猎物。到1940年，盟国联合起来的力量有400万军队，远远超过德国国防军的200万人，他们在装甲作战力量上势均力敌，德国人在空中力量上占据优势，比盟国多800架飞机。正如已经多次发生的情况，希特勒的大胆态度和赌徒气质在赢得迅速胜利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当时双方在军事实力上还保持着相对平衡。

当最初的入侵计划在修改中时，希特勒被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将军设计的虽然高度冒险但极为大胆的策略吸引住了。这个计划摈弃了对双方军事力量进行精细计算的做法，大多数德国将军拒绝这一计划。按照一般的战略学家的观点，马奇诺防线消除了从正面直接攻击法国的可能性，对法国的入侵将不得不绕道比利时。这正是德国起初的作战计划，法国也在其北部部署了大批军队应对这种威胁。然而，曼施坦因建议派德军的主要力量，包括若干装甲师，通过卢森堡，进入阿登地区（Ardennes）。这一策略将使德国人能够将法国军队分割开来，使其北部的军队陷入包围。由于大多数战略学家认为受这一地区的地形条件限制，很难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攻击，因此法国在阿登地区边境的军队人数较少，防御工事也相当简陋。尽管希特勒和其装甲部队将军们自信他们能够派遣大量德国军队快速穿越这一地区，这一计划仍旧包含了重大风险。德军穿越法国的战线将会拉得很长，一旦法国发动反击将很容易击败德军。大多数德国将军保持谨慎和怀疑，但希特勒又一次冒险采纳了曼施坦因的大胆计划，仿佛这个计划就是出自他自己之手。

1940年5月10日，德军在多条战线启动了闪电战。起初似乎主要的进攻方向是穿过比利时，德国军队取道荷兰向那个方向进发。荷兰四天之内就投降了；尽管大多数国土被德国军队占领，比利时还是坚持到了月底。德国装甲师穿越了卢森堡，在进攻的前四天就把法国的防御阵线撕开一个宽阔的口子。随着越来越多的德国军队涌入法国，古德里安和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的装甲师一直推进到海边，将北部的盟军围困起来。英国与法国军队接连失败，他们被连续驱赶，进入海边的一个小小的口袋阵内。成千上万的法国与英国军队被后来称为“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行动拯救，这一壮举发生于5月底。仅在数日之内，德国军队分别向法国的西部、东部和中部开进。德国的一系列决定性胜利和快速推进迫使法国于6月22日投降。墨索里尼在一边旁观作战，直到发现德国胜利已经势属必然之后，最终于6月10日加入战事。但他对法国南部的进攻被法军击退，墨索里尼对希特勒战争努力的帮助微乎其微。

世界再一次被震惊。德国军队似乎所向无敌，希特勒也貌似确立了自己作为卓越军事领导人的地位。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已经遭受了决定性失败，事实上，它们的军队在数周之内就已经被德国国防军击溃了，而且几乎是全军覆没。法军12.5万人阵亡，另有20万人受伤；英国的伤亡人数为7万，英国远征军的全部装备要么被德军俘获，要么被击毁。而德军只付出2.7万人阵亡的代价，还俘虏了超过100万的法军战俘。《德法停战协定》使德国占领了法国的绝大部分领土，包括首都巴黎和全部的北部与西部海岸。这确实是军事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瞠目结舌的胜利之一。

对希特勒来说，这也确实是一个历史性和戏剧性的事件。正是1918年德国在西线的战败促使他涉足政治，现在他已经一雪昔日之耻。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迫使法国在1918年德国签署投降书的同一节列车车厢上签署停战协定。在那一刻，希特勒卓越的领导力、对外政策和宏大战略似乎得到了清楚的证明。在别人看来不现实的目标，他却能使之实现。他不仅战胜了国外敌人，还打消了他自己的将军们的疑虑。他现在掌控着中欧和西欧，已经没有哪个主要大国处于可以威胁其统治的位置。在西线的胜利也受到了德国国内真诚的民族主义热情的支持。在其政治生涯中，没有哪一刻比此时更让希特勒拥有热烈的欢迎和支持。但征服法国产生的最大影响还是在希特勒本人身上。希特勒确信命运将他带到了这个成功节点，从此以后他更受自身历史使命感的驱使。在追寻其使命的过程中，他现在更加不愿因谋士们的怀疑或他所面对的现实而受到限制。

希特勒想要尽可能快地再次转向东方，以实现他全部外交政策的最根本目标——征服苏联的欧洲部分，但只要英国还作为一股敌对势力在其身后，他在发动追求生存空间最后一战的问题上就无法决绝。希特勒希望英国变得士气消沉，从而可能会认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好方式就是与纳粹德国讲和。希特勒认为英国属于北欧民族，他钦佩其成就，艳羡其世界帝国，不想与之作战。如果英国能够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希特勒愿意允许英国保持其在海上的霸权地位，保留其世界帝国。然而，实际形势表明英国将继续抵抗，希特勒就开始认真地为“海狮计划”（Operation Sea Lion），即入侵英国的计划，做全面的准备。

这一入侵行动极为困难。英吉利海峡阻碍了闪电战策略的运用，对英国进行攻击就要对抗最强大的英国海军，所需要的军队、物资和运输力量将极为庞大。更重要的是，如果德军没有制空权，海狮计划将毫无胜算。尽管如此，1940年的8月和9月先后被确定为跨越海峡作战的开始时间。整个德国的经济立即被纳入这一作战行动轨道，这给德国的整体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问题。

从8月份开始，纳粹空军在戈林指挥下试图彻底消灭英国空军，削弱英国，为大举入侵做准备。英国的海港、商船、防空力量、工厂以及其他战略目标均遭到德国空军轰炸。由于戈林不断变换袭击目标，对英国的空军基地并没有进行必要的轰炸以使之彻底破坏，因此，英国皇家空军尽管遭遇了重大损失，但还是幸存了下来。当8月底英国轰炸柏林之后，德国人深感震惊，元首被激怒了。为了报复，纳粹空军的主要力量转而对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这一袭击目标的转向拯救了英国空军，浪费了纳粹空军的资源，使希特勒遭遇了重大损失。在不列颠空战和伦敦大轰炸中，纳粹空军损失了1000多架飞机。这些挫败和冬季的来临基本终结了德国对英国的空袭行动，海狮计划不得不被放弃。

希特勒随即决定在1941年春天入侵苏联，尽管他还没有在与英国的关系上获得安全条件。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德国国防军在法国沦陷之后就已经开始为向东进攻拟订计划。为掩人耳目，德军对外宣示的是海狮计划仍然在实施中。在1941年年初，德国战时经济经历了再一次大规模转向，以便为入侵苏联做准备。然而，新的作战计划并没有按照预定日程付诸实施，因为新出现的事件迫使德国军事力量临时转向其他区域。这延误了入侵苏联的时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这些新的问题是由希特勒的盟友引发的。为了追求其自身的荣耀和领土，墨索里尼，这位意大利独裁者，于1940年10月入侵希腊但被击退。这导致英国干涉，英军开进了希腊。后来，英军在北非对意大利军队发起反击，在利比亚击溃了墨索里尼的军队，俘虏了10万名意大利士兵。作为回应，希特勒派对法作战中的英雄隆美尔将军统率一个装甲师进军非洲。到1941年4月，隆美尔成功将英国军队驱赶回埃及。

非洲战场只需分散德军一小部分力量，巴尔干的情况则需要付出重大努力。巴尔干的地缘政治地位也比非洲要高，因为只要英国在此出现，威胁德国侧翼和罗马尼亚的油田，希特勒就不能入侵苏联。此时，希特勒已经通过与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建立军事联盟而加强了他在东南欧的地位。1941年4月6日，希特勒发动了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闪电战。在不到6周的时间里，德军就将英国人赶出了巴尔干，占领了克里特岛。这些新胜利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德国国防军的所向无敌，同时为希特勒的帝国增加了重要的领土。

元首终于可以转向东方了。“巴巴罗萨计划”（Operation Barbarossa），这一代号用来指代对苏联的侵略，需要采取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闪电战行动。但制订这一计划的基础，是基于一系列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假定，这些假定后来都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希特勒相信可以在两三个月内打败苏联。他把俄罗斯人看作劣等人种，以为苏联人的抵抗在他的北欧战士和高度发达的战争机器面前将会很快崩溃。他确信苏联军队虚弱且缺乏有效指挥，同时还假定共产主义不得人心，在德国第一轮毁灭性的军事进攻后苏联人将全面失败，苏联政治体制将会覆灭；在军队遭受重创，大量资源和工业生产能力落入德国控制之下后，苏联人将无法支撑持久的战争。

按照巴巴罗萨计划，德国国防军企图在最初阶段攻击、包围和消灭苏联的主力军队，同时快速推进，争取控制苏联的工业与农业中心地带。希特勒否决了他的将军们直接拿下莫斯科以迫使苏联在最短时间内投降的作战计划。他要求将主要进攻方向定为具有经济重要性的地区，因而，德军在北方企图夺取列宁格勒，中部指向斯摩棱斯克，在南部则向乌克兰的基辅开进。

苏德双方集结的军队规模都是空前的。参与入侵苏联的德国及其仆从国的军队大约有400万人，由4000架飞机和3300辆坦克提供支持。苏联在其欧洲部分则驻扎了多达400万军队和1万~2万辆坦克。苏联还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空军，包括6000架飞机，但其在性能上显然逊于更快更现代化的纳粹空军飞机。

尽管斯大林从未信任过希特勒，当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发动突然袭击时，他还是惊骇不已。纳粹空军轰炸了苏联的机场，在战争爆发后两天之内就击毁了在地面的大约2000架飞机。德国国防军在俄罗斯领土上快速推进，将苏联军队打得七零八落、狼狈不堪。大批苏联军队要么被消灭，要么被迫撤退，否则就会被快速推进的德国装甲师分割包围。德国人仅用两周时间就占领了斯摩棱斯克，俘虏了超过100万名苏联士兵；当基辅于9月份陷落时，50多万人成了战俘；与此同时，希特勒的军队继续向列宁格勒方向无情地攻击，最终于10月份将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包围了起来。

在取得这些初期的成功之后，希特勒最终接受将军们的建议，决定攻占莫斯科以结束对苏战争。于是，他重新调整兵力，调动若干精锐部队向苏联首都进发。在莫斯科之战中，德军又俘获了超过50万名苏联士兵。到11月中旬，似乎莫斯科的陷落已经指日可待。由于伤亡和被俘，苏联军队减员超过200万人，其空军几乎损失殆尽，仅剩下几百辆坦克尚在其控制之下。苏联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区，连同大约3500万人民的家园都沦陷为德国占领区。德国正沿着从黑海到芬兰长达2000英里的战线推进。

苏联的崩溃看来已经不可避免，自法国陷落以来，希特勒还没有这么高兴过。他对苏联人民及其军队，还有对整个苏联国家的估计，看来已经被证实。他似乎就要接近其生存空间梦想和建立伟大的völkisch帝国的目标了。

然而，苏联并没有被打败。不仅提前到来的冬天使德国的战争机器从1939年以来第一次陷入停滞，还有许多不祥的迹象表明，希特勒关于苏联的许多假设都是错误的。战争持续的时间已经比希特勒所预期的长了一倍，苏联并没有崩溃。尽管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苏联军队仍然存在，仍旧具有战斗力。冬季的恶劣天气只是德军在东方面临的若干问题之一，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国防军实力的耗尽，其军队人数已经下降到不足起初的3/4，装甲师也已经折损过半。由于闪电战策略要求在战争开始阶段就部署全部力量发动进攻，德国无论在人员还是物资上都缺乏储备。德国经济也并没有调整到适应长时间战争消耗的轨道上。德国国防军并没有准备在苏联的冰天雪地里度过漫长的冬天。

对希特勒来说，11月的欢欣鼓舞迅速转变成了12月的焦虑与悲观。而此时，隆美尔在非洲的胜利遭遇反转，英国的反攻迫使非洲军团撤退到利比亚。最大的意外则是苏联于1941年12月6日发起的反攻。在来自西伯利亚新部队的增援下，苏联人不仅阻止了德军对莫斯科的进攻，还在整个中部战线上迫使德军后退，在许多地区苏联人的推进幅度达200英里。希特勒拒绝了他的将军们的建议，禁止德军后退。他解除了许多高级将领的职务，包括参谋总长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以及装甲部队英雄古德里安，希特勒亲自承担军事行动指挥之责。苏军推进势头被遏制住了，形势暂时稳定下来。德军第一次处于守势，在冬天剩下的时间里，双方都在挖战壕进行对峙。

12月份，纳粹德国又卷入了世界性的战争。希特勒已经预料到美国将会在某个时间加入战争，当日本人于1941年12月7日轰炸珍珠港后，他希望利用日本在远东将美国牵制住。希特勒的目标是推迟美国对欧洲的直接干涉，直到苏联人被彻底打败。为了鼓励日本人在远东发动对美国人的全面战争，从而阻碍美国对欧洲的战争参与，希特勒于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他赌的是在德国预定于1942年春天对苏联发动新攻势，将苏联彻底击败前，美国因忙于应付日本人的威胁，将无法派遣大批军队到欧洲。希特勒从未低估美国的经济与军事潜力，现在他只知道战争的结果有赖于快速击败苏联。

事实证明，时间不在希特勒这边，他的敌人每个月力量都在增长，很快就将处于可以反击的状态。在盟国这一方，此种潜力增长的初步迹象在1942年3月变得明显起来，英国先是对吕贝克市（Lübeck）进行了轰炸，然后于5月份对科隆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到7月份盟国开始对鲁尔进行经常性空袭，直接打击了德国的工业心脏、第三帝国战时经济的核心地区。

起初，希特勒1942年对苏联的攻势似乎是1941年情况的翻版。这一攻势不得不推迟，但当攻势发动之后，开始阶段被证明非常成功。与德国将军们的建议相反，希特勒将其主要攻击目标定为经济上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他的军队向东南推进到高加索地区，目的是控制苏联的油田，以彻底断送苏联的战争努力。当克里米亚拿下之后，其他德军继续向东，在8月初到达高加索油田的部分地区。到9月份，德国人已经接近斯大林格勒，在东南方向甚至推进到了远至里海的地方。希特勒恢复了乐观情绪。这一信心因来自北非战场的又一个好消息而进一步加强。隆美尔的春季攻势击溃了英国军队，于1942年6月份把他们赶回了埃及，甚至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苏伊士运河似乎也已经是唾手可得。

这是希特勒作为军事领导人的最后巅峰时刻。他对苏联的新攻势甚至在另一个冬天到来之前就要陷于停顿。尽管德国人有重大进展，很快又占领了纵深数百英里的土地，新俘虏了成千上万敌人，他们还是遭到了顽强抵抗。而且与上一年不同的是，大批苏联军队能够在被消灭之前逃掉。正当德国国防军接近其战略目标时，它被阻挡住了。主要的高加索油田未被占领，德国军队陷入了决定性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这些挫败使得希特勒愈加要求不可能之事，他坚持两路出击，夺取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目标要同时实现，即使他的将军们极力反对，德国国防军的资源也不足以支撑这样的任务。

在过去，希特勒因德国的胜利而获得个人信用，但他将不会为其失败承担责任。事实上他似乎确信只要德国人展示出适当的意志和决心，德国就并非必然遭受这些失败。他更加频繁地与将军们争论，将恶化的军事形势归咎于他们。在1942年9月，他解除了弗兰茨·冯·哈尔德将军的参谋总长职务，要求必须拿下斯大林格勒。结果，德国国防军由于缺少兵员和物资装备，又面临后勤运输上的巨大困难，在长达数百英里的前线作战，被迫持续两场延续到冬天的战役。德国军队又陷入了苏联的另一个冬天，当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将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军队陷于绝境时，希特勒拒绝允许他们撤退。也就是说，导致德国战败的最关键的军事决定是希特勒本人做出的。希特勒曾领导第三帝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但现在，他将亲手引领帝国走向毁灭。

第十三章

从统治到败退

在苏联战场的军事形势发生明显不利于德国的逆转之前，纳粹分子相信他们正处于在欧洲建立千年帝国的前夕。德国在1939年到1942年的胜利使纳粹控制了从苏联的顿河直到大西洋的广袤地区。德国的霸权已经从其西部边境向外扩张了500英里，向东则从其1939年的边界向外延伸出1000多英里。纳粹控制了西欧的工业力量、数千万劳动力，并占据了欧洲大陆上大部分最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还有东欧及俄罗斯最富饶的农业区。纳粹实际攫取的战利品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先德国地缘政治理论家以及大中欧计划支持者们最狂野的想象。

纳粹如果能长期巩固对这一广阔地域的统治，同时合理利用其资源，将会把第三帝国打造成一个强大的世界霸权。然而，意识形态和纳粹党的本质特征阻碍了这一潜力的有效发挥。事实上，纳粹从未为管理这样一个广阔版图的帝国而发展出一套全面计划，甚至不曾有过连贯的政策。纳粹的统治方式因地而异、因时而变，全依战场上运气的好坏、纳粹党内部争夺权力和影响力的情况而定。

由于纳粹意识形态对西欧的未来始终未有明确界定，因此意识形态在决定纳粹在这一地区的政策上作用甚微。在很大程度上，西欧国家之间的边界并没有发生变化。但现在德国人对这些国家施行政治控制，在不同的地方运用不同的管理模式。被占领的法国大部分地区和比利时由驻扎在该地的德国军方直接统治，挪威则是由来自德国的文职官员进行管理控制。纳粹允许法国维希政权维持其自治政府，但以其与第三帝国合作为前提。

尽管纳粹允许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系保持基本不变，他们还是压榨这些经济体的生产能力为德国服务。这些国家被迫支付巨额金钱以满足德国的占领和管理费用需要，而纳粹分子在掠夺技术、机器设备、工业品、自然资源（最终还包括劳动力）等方面毫无节制，他们把这些统统运到德国。尽管德国平民和战争经济在短时间内获利丰厚，但这些压榨性政策的最终作用适得其反。这使得德国进一步疏远了被征服国家的人民，阻碍了德国人从这些外国经济体中获得尽可能高的产出。

为了维持在东南欧的帝国，纳粹同时仰赖其盟国的支持和直接占领。德国和意大利对南斯拉夫和希腊进行分区统治，在特定地区由与纳粹分子或者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合作的当地威权主义领导人管理。希特勒在这一地区的盟国（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被降格为德国的卫星国，它们在外交事务上被迫服从德国的领导，经常面临纳粹试图干涉其内部事务的压力。保加利亚的军事贡献极为有限，其他的卫星国则不得不提供大批兵员，参加对苏联的作战行动。这些国家也必须加入明显对德国有利的贸易协定，在许多方面，需要调整其生产能力以满足德国战时需要。例如，到1942年，整个德国的战争行动依赖于罗马尼亚的石油，以至于罗马尼亚不得不开始抗拒德国过度榨取其石油资源的行为，以避免该国的资源储藏被彻底耗尽。

纳粹在西欧和东南欧统治模式的不同也产生了其他一些问题。对征服地区的占领和管理，与保持和卫星国的必要合作一样，都需要大规模的官僚机构。纳粹在德国本土的政府就是效率低下、职能重叠、相互竞争的混杂体，纳粹党和政府的官僚机构往往只顾及自身利益。不仅许多这样的官僚机构将其势力扩展到被占领土上，在战争期间德国还建立了无数新机构，叠加在既有官僚机构的迷宫之上。这些相互竞争的官僚机构，彼此在目标和政策上往往是相互冲突的。

理论上，戈林通过掌管四年计划保留了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权力，这一权力在战争时期更有所扩展。然而，在大多数地区他的权力面临许多新机构的竞争，如弗里茨·托德（Fritz Todt）的德国军备军需部（Ministry for Armaments and Munitions），以及后来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负责的掌管从整个帝国范围内掳来的劳工的组织机构。这些领导人相互竞争影响力，他们的机构在被占领土上抢夺资源，对被征服的人民实施不同的政策。交战地区理论上本应由军方实施管理控制，但官僚机构的冲突和纳粹党的干涉甚至也延伸到了交战地区。托德对建筑业的管理使他在交战地区具有干涉的权力，希姆莱也作为安全部门负责人在交战区行使权力。从一开始，军队就试图在被征服地区遵循一种理性的、相对非压迫性的占领政策，以努力确保被占领地区人民的顺从，争取某些当地群体的合作。但党卫军对所谓的政治敌人施行广泛的警察恐怖统治，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包括驱逐犹太人，夺取他们的财产，致使党卫军与国防军产生了冲突。党卫军的态度和政策也疏远了绝大多数当地群体，导致德国与其盟友也产生了摩擦。

德国的战争努力和资源有效利用，因纳粹自身行动而受到严重阻碍，这种情况在东方战场最为典型。纳粹在波兰和苏联的占领政策一方面是出于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是由相互竞争的纳粹领导人之间的官僚内斗所决定的。在占领波兰之初，纳粹就开始着手实施其种族计划，将东方的地带清理出来，以便为德国人殖民腾出空间。波兰一部分领土被德国直接吞并，其余部分则设为“波兰总督府”，由纳粹领导人汉斯·法朗克（Hans Frank）掌管。将东方德意志化是希姆莱的职责，他领导帝国委员会（Reich Commission）为德意志民族的巩固和发展服务。党卫军采取野蛮方式将被兼并的波兰领土德意志化。波兰国家的整个政治与社会领导层都被清除，同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政治家、知名人士和商界人士失去了职位或者被逮捕，很多人直接被谋杀。波兰的文化生活与宗教生活被彻底摧毁。超过30万波兰人被驱逐到波兰总督府，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又有更多的人被驱逐。留在被吞并领土上的人仅仅作为帝国的劳工而存在。德意志化政策也包括强制推行德国的法律和语言，以及在被吞并领土上安置数十万从其他被占领土迁移过来的德意志人。

总督府内的波兰人稍后才会得到处理。同时，这片区域也成了纳粹放逐不受欢迎的人士，特别是放逐犹太人的“垃圾处理场”。但即使是在这里，毁灭波兰文化的尝试也在继续，尽管是以较慢的节奏。波兰精英继续遭到清除，儿童仅被允许参加区区几年的初等教育。尽管最初汉斯·法朗克试图对波兰人采取一种更加温和与仁慈的政策，以期防止反对力量的兴起，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但他的努力被希姆莱日渐增长的影响所湮没，希姆莱决意要实施其狂热的种族政策。党卫军将波兰人当作劣等人种来对待，波兰人被看作临时的奴隶，最终他们将作为一个民族被整体消灭。

纳粹对苏政策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种族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指导之下，纳粹推行的是一种在成吉思汗时代之后最冷酷和最灭绝人性的政策。纳粹在苏联的统治特征还包括与纳粹统治目标相悖的官僚体系内部斗争。各官僚机构的职权划分、管辖领域、优先方向从来不曾有过清楚的界定。在交战地区，理论上军方是最高权威，但在战事已经平息的地区，军方不得不把控制权移交给纳粹党管理机构。然而，迅速变化的前线范围和后方被占领地区的游击战，导致军管区和民管区经常难以区分，因为党卫军也经常在严格的军管区域内活动，希姆莱与军队指挥官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理论上讲，苏联境内的民事管辖权由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集中领导，希特勒于1941年任命他为帝国在新占领的东方领土上的部长。但罗森堡在这些地区行使的权力极为有限，他发现其权威和政策受到其他纳粹党组织的无视。希姆莱、戈林、托德、绍克尔纷纷与罗森堡竞争控制权，而他们相互之间也彼此竞争。

情况很快明朗，希姆莱是主导角色，因为他与希特勒本人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和偏见，他们都相信获得生存空间就要大规模消灭斯拉夫人口，以德意志殖民者取而代之。与波兰一样，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原有的统治阶层都要被废黜，此前的社会与文化体制残余也要被消除。数千万苏联人将会被驱赶到乌拉尔山以东，而乌拉尔山将作为未来的德国边境，留在原先领土上的苏联人将成为奴隶，最终要被全部灭绝。

这些对苏联领土的未来计划甚至在德国发动对东方的入侵之前就已经确立。1941年5月的“政委法令”（Commissar Decree）以及此后具有类似性质的指令，要求党卫军通过杀害共产党高级领袖和政府官员、犹太人共产党员，以及其他一切被认为是政治或意识形态威胁的人，包括大批战俘，以实现对苏联领导层的清洗。这些血腥的命令由跟随在军队后面穿越苏联领土的党卫军别动队（SS Einsatzgruppen）实施。据估计在战争最初阶段就有数万名苏联人被这些别动队处决。一旦发现平民有抵抗的嫌疑，整个村庄都被捣毁，所有男性都被杀害。苏联战俘被当作劣等人种，经常被剥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尽管数字有所变化，但普遍认为，在落入德国人之手的500万名苏联士兵中，至少有200万名战俘死去，另有100万人失踪。

希姆莱在整个欧洲推行其德意志化计划。纳粹试图从苏联各地将德意志各族群重新安置到帝国境内，直到战争接近尾声，党卫军继续重新安置数十万所谓的德意志裔人（Volksdeutsche）。他们努力辨识出生活在斯拉夫人中间的个别北欧人种，这些生物学上的优秀类型个体就可以与他们的德意志兄弟团聚。那些通过了党卫军设立的生物学筛查程序的人，将被列入在德国区域内进行安置的日程。千千万万人通过这一确认程序而开始进行重新德意志化，包括数万名具有“适当的”北欧特征的儿童。他们在欧洲各个地方被纳粹从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带走，安置在帝国境内的居民家庭里，以使他们能够作为真正的德意志人被抚养长大。

毫无疑问，这些种族政策在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严重损害了德国的战争努力。对苏联人民和战俘的粗暴对待更加坚定了苏联军队和人民的反抗决心。纳粹占领地区的生产能力比过去大幅度下降，大量本可以作为劳工资源的人被谋杀或者放逐。而推行这些政策也需要德国人付出巨大的努力。在前线急需兵员的时候，党卫军的规模却急剧膨胀。党卫军将其大批人力用于政治清算、恐怖统治和实施重新安置计划，物资供应和运输力量被从军事用途转到党卫军的这些政治行动上。

罗森堡想要对被征服的苏联人实行一种更加仁慈的政策，目的是得到他们的合作，以便在战争中对抗共产主义。军方也想把苏联人当中的反共人士组织起来，建立起一股支持德国国防军的武装力量。但希姆莱和希特勒受种族主义狂热和仇恨所驱使，在若干年里阻止对这些潜在资源的利用。直到战争临近结束时，德国军队才被允许使用苏联人作为士兵为德国的事业而战，但为时已晚。

希特勒之所以对这些种族政策的经济与军事影响很少关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起初他期望在东方战场能够快速结束战争，觉得没有必要动员这些人力资源在经济和军事上支持战争。这些劳工将要在希特勒取得胜利之后，被用来建设他的东方帝国。战争初期的胜利而产生的自信，使希特勒忽视了为持久作战而进行总体经济规划。德国经济是按照适应闪电战策略的需要而调整的，这就要求生产出来的武器和物资马上投入使用。因此，直到在苏联的战争形势表明德国正在进行一场长期和搏命的战争时，希特勒才命令德国经济动员起来为全面战争服务。

由于德国国防军在进攻苏联初期就已经消耗了大量战争资源，原定于1942年进行的攻势就需要战时经济开足马力，满足巨额的供应增长需求。负责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人物是阿尔伯特·斯佩尔，希特勒的建筑师。在1942年初弗里茨·托德意外死亡后，斯佩尔接掌了德国军备军需部，并且扩大了权力。斯佩尔很快证明自己是第三帝国最胜任和最有效率的官员，他成功克服了由于原材料短缺、空袭威胁和纳粹竞争者阴谋而造成的巨大障碍。为了使军备生产以最具效率的形式进行，并且同时获得为生产军备物资所必需的资源，他不得不与国防军以及戈林四年计划的执行者们陷入长期冲突。好在斯佩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胜出，德国军备生产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然而，直到1944年战争接近尾声时，德国也没有实现战争经济的全面动员。

当德国大量人力资源被征召入伍以建立数百万人的军队，又有数万人死于战场，从而导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时，对军备生产的需求却日益增加。甚至在斯佩尔接掌德国军备军需部之前，第三帝国就发现它必须使用成千上万的外国工人在德国工厂和农场中进行劳作，而如果进行全面动员，还需要增加的劳工人数将达数百万之巨。出于这一原因，1942年弗里茨·绍克尔就被指派负责从整个欧洲招募强迫劳工。大多数新工人来自东欧和苏联。在弗里茨·绍克尔完成这一任务之前，有700万外国劳工被运到德国，另外还有大约同样数量的人被强迫在纳粹占领国为德国人劳动。

甚至在这一关键的人力资源领域，意识形态和官僚机构内斗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斯佩尔希望利用一切可以获得的人力资源，并且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这些人力。但党卫军通过谋杀、监禁和劳动中的非人道待遇不断破坏这一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也将其他一些重要资源转向了别的领域。绍克尔因坚持把外国工人运到帝国境内工作而制造了额外的问题。绍克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可以将他们置于他自己的官僚机构控制之下，而斯佩尔知道，这些人如果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工作，被当作人而不是当作动物或消耗性生产资料来对待，将会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大多数情况下，在这些问题上，斯佩尔会输掉与希姆莱、绍克尔的官僚机构的竞争，但在一些情况下，斯佩尔确实提高了外国劳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德国境内外国劳工受到的待遇，正是纳粹未来将在其占领的更大范围的欧洲领土上实施的种族主义政策的缩影。这将是一个主人–奴隶结构的社会，会让人想起前现代的世界景象。所有的外国劳工都遭受恶劣待遇，斯拉夫人承受的厄运尤其恐怖，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境况各有不同。数十万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劳工（作为雅利安种族的近亲）甚至被正式招募为雇员，他们中很多人后来申请成了德国公民。与此相对照，斯拉夫人，作为地位卑下的劣等人种，被认为在德意志帝国核心地区经济上有必要暂时存在，但他们归根结底还是可恶的种族异类。纳粹政权通过强制实施绝育手术、安乐死计划以及将犹太人驱逐到东方等方式，已经对德国内部进行了系统性种族清洗。外国劳工没有任何法律保护或者依靠，完全陷于经济剥削、严酷管理和斥责、雇主或所处社区对他们的恣意妄为，以及纳粹的种族控制之下。进行公然反抗，或者违反严格的纳粹种族法规与雅利安妇女发生性关系，就意味着将被处决。然而，这个问题也存在纳粹种族政策与传统文化及个人选择的双重性。德国妇女和男性（包括一些纳粹官员）都有与外国劳工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德国天主教徒反对处决劳工，德国的神父不仅没有将波兰人看作劣等种族，还经常对他们表示同情，因为他们同为天主教内的兄弟。

1942年战争形态从希特勒的闪电战转为全面战争，这使德国国内战线面临严峻的现实。但许多此类影响仍旧被抵消了，希特勒要求不得大幅度降低对大众消费需求的满足。他认为德国之所以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后方战线的崩溃。他看到人民的士气是支持战争努力的本质因素，虽然经济困难和供给短缺情况日益严峻，但德国人再也没有经历他们曾在1914—1918年经历过的饥荒和物资短缺的窘况。通过有计划地供应，提前定量配给，以及对纳粹占领的欧洲领土上的劳工、食品和其他资源的剥削与掠夺，德国人直到战争结束时都没有遭受到全面战争带来的最坏的经济后果。压力和负担当然是存在的，不过是不成比例地落在了城市下层阶级身上。农场主和农民保护他们自己的资源，只要有钱人们就可以从规模庞大的黑市上买到所需要的东西。这一体制的腐败程度也日益加深。

纳粹意识形态与对国内战线稳定性的关切二者相结合，也妨碍了充分动员德国妇女的力量参与战时生产。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确立了妇女在发动全面战争时作为劳工的中心地位，但即使军事和民事管理机构都认为有绝对必要，希特勒仍然拒绝允许强制大多数妇女为战争而参与劳动。只有在1943年近乎绝望的军事和战争生产形势下，纳粹才要求妇女为可能的军事动员而进行登记。然而，仍然有许多中产阶级妇女合法地或者以其他方式逃避工作，这跟许多来自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妇女情况一样。最终，战争结束时为战争工作的德国妇女只比1939年时多50多万。600万名未生育子女的妇女仍旧是个未加以利用的重要劳工储备库。第三帝国发动宣传机器，以履行爱国责任为由驱使妇女自愿加入劳动大军，但考虑到国内局势稳定的需要，纳粹政权并没有强迫她们这么做。

那些有工作的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妇女不得不承担双重的负担：一方面要工作养家，另一方面还要在孩子父亲缺席的情况下照顾家庭。配给制和物资短缺极大地消耗了她们的时间和精力，其中许多妇女被转移到此前由男性负责的岗位，但她们拿不到和男性同样的工资。一般说来，职业妇女的收入比承担同样工作的男性工人大约少三分之一。在战争后期，工厂工作时间延长到每周56小时，在农场工作的妇女每天需要工作长达15个小时。抱怨是徒劳的，纳粹做出了象征性努力，保护妇女免于工作重担的有害影响，但没有什么效果。公众健康、儿童福祉、家庭生活，都因战时的这些恶劣条件而蒙受了巨大损害。

从另一方面来说，战争也为德国妇女参与公共生活开辟了新机会。尽管在早期纳粹政权要么将妇女从政府机构中清除出去，要么反对她们从事专业领域的工作，但现在纳粹政权鼓励她们进入这些领域，以填补因数百万男性走上前线而留下的巨大岗位空缺。现在有比以前更多的女性上大学，开始承担专业角色，而纳粹意识形态曾经认为她们在本质上不适合和不胜任这些事务。参与纳粹组织和志愿工作，使成千上万妇女能够展示出责任感、行使权力以及因表现突出而获得承认。

也正是在战时条件下，纳粹政权对德国青年经历了最大的失望，而纳粹曾将国家社会主义的未来寄托在这个群体身上。但他们并没有成为培养纳粹品格的榜样。由于领导和指导不善，希特勒青年团的很多成员都参与了小规模犯罪、恶意破坏公共财产、腐败以及性变态行为。他们不仅没有建立一种新道德，还在希特勒青年团中造成性滥交、疾病以及欺凌女性行为的不断增加。随着希特勒青年团中较年长的青少年领导人也走上了战场，年龄更小的领袖往往不成熟，不胜任，更容易滥用权力，令问题格外严重。在希特勒青年团之外，年轻人对政治权威及其意识形态目标，以及针对滥用权力行为的对抗也在增加。尽管这些年轻人的反叛行为极少是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动机，但这些情况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纳粹社会理想或行为预期的公开拒绝。各种各样工人阶层的青年帮派，如“雪绒花海盗”（Edelweisspiraten），不仅实施青少年犯罪行为，而且直接攻击希特勒青年团。与此同时，“摇摆组”（Swing Groups）中的中上层中产阶级青年也以公开炫耀他们对盎格鲁–撒克逊风格发型和服饰的偏好，鄙视纳粹的völkisch的期望和意识形态灌输。对纳粹政权来说更尴尬的是，受到纳粹谴责的现代主义文化，对“摇摆组”具有特别的吸引力，特别是爵士乐，纳粹理论家斥之为导致青年种族堕落和道德破坏的因素。虽然纳粹政权对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的越轨行为进行了强力镇压，但他们在对付“摇摆组”时却困难重重，因为这些青年的文化偏离行为并非总是能够卡上法条进行治罪，而且他们往往来自特权家庭或者具有强大的社会关系背景。

尽管德国平民得以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遭遇的那种经济痛苦和极端匮乏，但纳粹政府无法保护他们免受战争轰炸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航空技术的惊人发展，使得现在远离前线的大城市和人口聚集区更容易受到令人恐怖和具有高度破坏性的空袭。起初英国人只是为了报复德国对伦敦的轰炸而开始对德空袭，后来空袭逐步升级为盟国战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彻底打败纳粹德国。轰炸具有双重目的：一是降低纳粹的战时生产能力，二是沉重打击德国人的士气。到1943年，英国和美国实施战略轰炸行动，对鲁尔工业区的若干德国城市进行昼夜不停的轮番轰炸。有的城市在战争中甚至被累计轰炸了100多次。在战争最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有超过100万吨炸弹被投放到德国各个城市中。

最具灾难性的轰炸是对汉堡和德累斯顿实施的燃烧弹袭击。1943年7月的数个夜晚，燃烧弹和其他各种爆炸物在整个汉堡引发了巨大的火焰风暴。不仅爆炸导致大量建筑物被损毁，猛烈的火焰旋风甚至达到华氏1500度，使无数在防空洞中躲避的人窒息而死。汉堡80%的建筑物遭到损毁，至少有3万名平民死亡。类似的燃烧弹袭击行动在其他城市也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是在德国几乎被彻底击溃之前发动的。1945年2月，数百架轰炸机袭击了德累斯顿，一个人口密集但在军事和工业上都无足轻重的城市。跟在汉堡的情形一样，火焰风暴摧毁了这座城市，导致3万名平民当场死亡，另外还有大约同样数量的人失踪。

到战争末期，轰炸已经导致数百万德国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大多数重要城市都变成一片废墟。盟国的轰炸总计大约杀死了60万名德国平民，导致另外80万人严重受伤。尽管历史学家们对空袭给德国平民士气造成的影响程度估计不一，但毫无疑问，这样的空袭给德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恐惧，他们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焦虑状态中。然而，对士气造成的影响仍未能使德国人转向反战立场，或者实质性损害德国的战争努力。尽管轰炸造成的破坏力巨大，也让盟国付出了飞机和飞行员的巨大损失，战略轰炸行动对德国发动战争能力的影响却极其有限，因为这最多只导致了德国工业减产10%~20%。

尽管德国尚能够经受住盟国对其工业中心、运输系统和各大城市的空袭，但它终究还是在输掉与其敌人的经济战争。在武器装备与物资的生产能力上，现在仅苏联一家就超过了德国，而且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胜德国一筹。苏联已经从其空前的人员伤亡损失和纳粹闪电战初期的困境中恢复过来，在人力上也占据了对德国的巨大优势。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德国的坦克产量达到了惊人的8500辆，但苏联的产量是德国的两倍。苏联的坦克，如T34、KV-85等型号，比德国的坦克更加先进。德国坦克还遭遇了数量众多、装备精良的苏联反坦克部队的袭击，同时德国国防军步兵部队被苏联的喀秋莎火箭大批杀死和极度震骇。苏联在作战飞机、火炮和自动武器等方面也做出了类似的改进。美国租借法案项目提供的大量食品和卡车，进一步增强了苏联的作战优势。到1943年，苏联军队拥有超过600万兵员，而德军在东线仅有300万人，同时苏军士兵在严酷的冬季作战条件下拥有更好的防护装备。

在人力资源和武器装备上都被超越，德国士兵在东线持续数年的残酷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价惨重的消耗战、堑壕战极为相似。除了经受毁灭性的伤亡，德国士兵在精神和体力上均现疲态，疾病和饥饿困扰着他们。在这种条件下，德国士兵却更加易于接受纳粹的宣传。纳粹宣传鼓动他们必须继续进行这一险恶的生存斗争，目的是保护他们的国家免于受到从苏联喷涌而出的、成群的东方野蛮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攻击。他们也更加易于接受纳粹反犹主义宣传，这些宣传一方面将犹太人妖魔化为低于人类的生物；另一方面，又把他们描绘为德国国际敌人背后所依托的强大势力。最终，这导致德国士兵对苏联平民和士兵以及犹太人采取了野蛮行为。德国国防军默许了这些暴行，认为这是减轻德国士兵恐惧与挫败感的手段。但德军也不得不诉诸严厉惩罚以保持军纪，维持作战意志。成千上万的德军士兵受到了严厉审判，德国国防军总计处决了大约1.5万人。与此相对照的是，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因违反军纪被处决的仅有大约40人。

到1943年，希特勒的军队开始遭受一连串军事失败。由于希特勒拒绝保卢斯将军后退，围困斯大林格勒的德军不得不在严酷的寒冬中坚持数月。在其军队的伤亡人数高达20万之后，保卢斯于1943年2月2日向苏联人投降，这是整场战争的一个转折点。随后，苏军成功发动攻势迫使德军从高加索地区撤退，苏军的另一场攻势很快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圈，为这个城市提供了一条补给走廊。到1943年春天，德国人终于能够暂时阻止苏联人的推进势头，将战线大体上维持在1942年年初的分界线上。但此时苏联人已经在人力资源和物资装备上都占据了优势。到了夏天，苏军开始又一轮攻势，苏联人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中持续向前推进，逼迫德国人不断后退。到1943年底，苏联人已经重新夺回了斯摩棱斯克和基辅，于1944年4月推进到罗马尼亚，到1944年夏天已经推进到波兰。

在地中海和西线战场上，德国遭遇了同样的困境。1943年春天盟国在北非取得胜利，为当年7月份攻入西西里岛开辟了道路。随后，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国王解除职务，意大利与盟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尽管德国军队随后控制了意大利，但他们很快就遭遇盟国大军的进攻，盟军在此后两年中沿意大利半岛北上持续推进。

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拉开了盟国军队在西线大规模进攻行动的序幕。西方盟国已经在英国聚集了1.2万架飞机、6000艘舰船、100万人的作战部队，准备对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实施登陆行动。在对海滩发动最初攻击后的一个月内，盟军已经有100万军队登上法国领土。盟军装甲师很快就突破了德国的围堵，向法国各地推进。盟国大军紧随其后，而德军则逐渐向德国本土撤退。

德国国防军也遭遇了其战线后方的敌人。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各国，群众抵抗运动风起云涌。纳粹的占领模式，特别是其残暴恐怖的种族政策和经济政策，残酷剥削、掠夺和强迫劳动，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加入武装抵抗行列。许多抵抗力量成员为盟军刺探情报，另一些人则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扰乱纳粹的通信与交通运输网络。特别是在东线和巴尔干地区，抵抗运动迅速发展到组织严密、游击行动广泛开展的阶段。所有这些抵抗运动主要是出于反纳粹主义的动机，但在一些情况下，游击队员是为了民族解放而战，另一些人则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战。德国人对平民和游击队员实施野蛮和迅速的报复，更加强化了人们的抵抗意志。各种各样的抵抗运动力量的英勇付出，为终结纳粹在欧洲的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十四章

大屠杀、抵抗与挫败

在所有被征服的人民中，犹太人之所以被纳粹分子单独拣选出来，施加特别的虐待，意识形态因素超过了大多数其他考虑。因为纳粹党的种族主义者，特别是希特勒和希姆莱，相信德意志人正在从事一场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生存斗争。在战争爆发之前，纳粹的政策是强迫犹太人向外移民，企图将德国改造成一个无犹太人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措施起了作用。然而，对欧洲的征服使多达数百万名犹太人处于纳粹统治之下，而纳粹想要把这些欧洲地区实现彻底德意志化。在战争的第一年，大屠杀手段还没有作为解决这一新问题的办法进行筹划。直到1940年，纳粹分子仍然在探讨将犹太人运到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岛的可能性，犹太人将在那个岛上，在纳粹监管下生活。与此同时，在波兰的300万名犹太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拘禁和集中安置于波兰总督府内的犹太人聚居区。

当无论是马达加斯加计划，还是将犹太人在欧洲集中安置的方案，似乎都不能成为实现希特勒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清空犹太人目标的长期可行办法时，纳粹分子决定实施另一个极端方案——种族灭绝。战争使纳粹分子产生了推行野蛮屠杀数百万无辜平民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政策的意愿和机会。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似乎强化了纳粹关于优秀种族即将成功建立一个伟大帝国的神话，纳粹理论家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确信，他们的历史使命中包括灭绝犹太人种族。战争已经使欧洲绝大多数犹太人处在他们的掌控之下。当大部分世界都集中精力于战争本身时，史无前例的毁灭和破坏创造出一种精神和道德麻木的气氛，数百万人在死去，生命本身变得如此廉价。纳粹发现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在不会遭到反对或者干涉的情况下秘密执行他们的大屠杀计划。从此以后，当纳粹分子说到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时，其含义就是种族灭绝。

纳粹此前在执行安乐死计划时已经确立了一个实施系统性大规模谋杀的先例，关于这一点，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正是种族灭绝政策的第一阶段，此后将有更多此类杀戮行动。到1939年底，纳粹分子将他们早期对所谓“不适合生存”的人进行的清洗提升到了一个毁灭性的程度。最初的牺牲者事实上是那些非犹太裔的德国人，纳粹优生学政策认为他们是“不值得生存的生物”。尽管是由希特勒亲自批准，这一政策在执行时还是声称基于医学和卫生原则，披上了合理必要的伪装。这一项目的代号是“T-4”，在医院和精神病院中首先开始秘密实施。数万名被归类为患有不治之症、精神疾病、身体畸形或社会适应障碍的人，在德国医疗机构的屠杀中心被毒死。在宗教领袖发出抗议后，这种公开行动暂停了，在这之前已经有7万~9万名德国人在T-4项目下被谋杀。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一项目仍在秘密地小规模实施。集中营也在对这些人士进行甄别，被确认的此类人士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安乐死计划由纳粹种族理论家发起，又说服了医学与科学界的优生学家，然而，其实际执行是由普通医生、医务人员和公共机构中的政府官员完成的。这些普通德国人，现在实施了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系统性谋杀行动，随后他们又被派遣到纳粹占领的东方领土。在那里他们将专业知识应用于医学实验和集中营里的种族灭绝行为，或者支持党卫军行刑队消除外部种族威胁。

在战争开始之后，集中营体系得以迅速扩张，其目的也发生了改变。从1939年开始，更多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各种各样受指控的政治反对派，连同普通刑事犯及被认定为社会行为越轨者，成千上万的人，被发配到集中营里。集中营的成员另外又增加了政治犯和纳粹在占领的各欧洲国家所俘虏的士兵。集中营的数量不断增加，直到主要的集中营增加到20多个，另外还有100多个规模较小的辅助的集中营。最终，成千上万的非犹太人由于种族、意识形态、政治嫌疑、宗教原因或者基于其身体和精神状况原因随时被关入这些集中营。神父和修女、耶和华见证人宗教团体、同性恋者、艺术家、知识分子以及重要的政治人物都被投入集中营关押在一起。他们大多数作为奴隶劳工，被施加粗暴、非人道的待遇，在被剥夺了必需的生存条件后关押起来。恐怖、折磨、性虐待以及医学试验都是集中营生活的一部分。尽管精确的数字很难确定，但情况表明，数十万，甚至超过100万名非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中死去。

在战争的初期阶段，纳粹分子在集中营关押的非犹太人囚犯数量迅速扩大，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强迫波兰犹太人集中居住在规定的犹太人聚居区。到1941年4月，大多数波兰犹太人已经被运到华沙、克拉科夫、卢布林等城市中与外界隔绝、极度拥挤的一隅。甚至在纳粹分子想出种族灭绝政策之前，仅华沙一个城市就已经有大约7万名犹太人死于饥饿、疾病或其他各种生存条件的剥夺。当纳粹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时，他们在一些新占领的小城镇和大城市新设立了规定的犹太人集中区［例如在罗兹（Lodz）、明斯克（Minsk）、维尔纳（Vilna）等地］。也正是伴随着对苏联的入侵，纳粹开始系统性地谋杀犹太人，尽管此时对整个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尚未成型。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政策至少部分是在希特勒和希姆莱于1940—1941年冬天已经采取大规模屠杀行动的基础上拟定的。作为在纳粹占领的苏联领土上的一般性对敌行动的一部分，1941年5月的政委法令指示党卫军别动队处决犹太人中的男性。在同一个月内，党卫军接到命令，阻止犹太人从比利时和法国向外移民。这一政策继续演化，后来发展成实施彻底的种族灭绝。

3000名被挑选出来组成特别行动队的党卫军成员并不是犯下这些屠杀罪行的唯一执行者。后备警察部队（Reserve Police Battalions）支援了他们的行动，后备警察部队包括那些年纪较大或者不符合参军条件的德国人，他们的职责仅仅是在被占领地区维持秩序。当被命令参与围捕和射杀犹太人时，大多数此类“普通德国人”证明他们可以和党卫军一样，胜任近距离执行对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野蛮屠杀的任务。关于普通德国人转变成犯下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的恶魔的动机，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一些历史学家强调长久以来的反犹主义、纳粹种族意识形态和纳粹宣传机构的灌输；其他一些人则将其归因于对权威的服从、同僚的压力和战争时期的情境；还有一些人认为真正原因可以归结为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

然而，普通公民变成犯下滔天罪行的恶魔这一现象，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于压力，都绝非仅限于德国人。纳粹所占领的东方地区历来反犹主义盛行，甚至其反犹主义比西方还要强烈，暴力程度更高，而且已经广泛存在长达数个世纪。纳粹征服者可以利用这种对犹太人的敌意，通过鼓励当地人对其犹太人邻居采取敌对行动，或者招募当地居民作为谋杀犹太人行刑队的辅助力量。在波罗的海地区国家、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当地普通居民也成为党卫军杀戮机器的组成部分。在执行系统性屠杀犹太人的政策时，党卫军还可以借助罗马尼亚这种纳粹德国盟友的特定政府机构的合作。

现在人们已经可以确定，德国国防军也参与了大屠杀。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防军并不干预党卫军对犹太人的围捕和处决行动，而且军队特定单位和个体的德军士兵事实上也参加了杀戮，或者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加以推动。在诸如摧毁纳粹分子认定的所谓“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威胁和对付游击队等借口下，德国军队在俄国特定地区系统性地处决犹太人。一些指挥官也以彻底消除“犹太–布尔什维克”威胁为由鼓励士兵屠杀犹太人。在西伯利亚、塞尔维亚，德军指挥官下令处决犹太难民，以之作为对游击队员袭扰的报复。1941年在基辅郊外的巴比亚尔（Babi Yar），在德国军队允许下，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暴行，党卫军在深坑中射杀了多达3.3万名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

党卫军别动队最终屠杀了100万~200万犹太人，屠杀行动贯穿整个战争期间，大多数杀戮行为发生于1942年年底。到1941年7月，纳粹分子认为已经有必要采取一种快速和更有效率的毁灭机制。到这时，纳粹政策已经发展到顶点：计划通过强迫奴隶劳动或者直接屠杀，对全欧洲的1100万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这一计划于1942年1月在高度机密的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上最终确定，此时新的种族灭绝程序已经开始运作。这一计划要求将纳粹征服的欧洲地区和德国的盟国范围内的所有犹太人进行系统性清除，包括那些已经集中于规定的聚居区的犹太人。纳粹将对全欧洲的犹太人进行搜捕，以冷酷无情和有条不紊的方式运送到东方，然后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付诸实施。

波兰这些新建或扩建的集中营，现在变成了实施系统性谋杀的主要中心。位于切姆诺（Chelmno）、贝乌热茨（Belzec）、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索比堡（Sobibor）的集中营，纯粹是作为灭绝中心，犹太人一旦穿越欧洲被运到这里，很快就会被送进毒气室。然而，奥斯威辛（Auschwitz）和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是同时作为奴隶劳动场所和杀戮营地的。除了忍受饥饿、过度劳动、暴行的折磨，一些囚犯还被党卫军医生用于进行人体医学试验，遭到折磨、残害或者杀害。他们经常要经历缓慢、痛苦的试验方式，这些方式甚至在动物实验时一般都不会采用。当战事发生不利于德国的转变时，种族灭绝的进程加快了。当东部战线的崩溃迫使这些集中营关闭时，活着的囚犯还要继续忍受基本需求被剥夺和濒临死亡的折磨，因为党卫军迫使他们迁往德国本土，在那里他们将作为奴隶继续劳动，直到最终获得解放。

入侵苏联后，纳粹分子也拣选出吉卜赛人作为实施系统性灭绝的对象。关于纳粹决定把他们拣选出来作为一个群体加以杀戮的决定性因素，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只是基于纳粹种族主义，也有历史学家认为纳粹有一个对吉卜赛人进行整体灭绝的计划。出现观点分歧的原因，是纳粹对吉卜赛人的态度和政策表现出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立场摇摆的特点。在一些情况下，纳粹分子基于种族原则，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基于社会行为方式、法律地位或者忠诚感等理由，对被驱逐的吉卜赛人进行归类、迫害、杀戮或者豁免。在苏联境内对吉卜赛人进行屠杀的正式理由，是声称他们是共产主义者的间谍，而不是将其作为种族敌人进行屠杀。但无论是出于种族理论、社会偏见还是战争时期的当地特定局势，其结果都是向大规模屠杀方向不断加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射杀、放逐、非人道的劳动、强制绝育以及送入毒气室，最终成为吉卜赛人与犹太人共同的命运。

最终，超过20万名吉卜赛人和大约600万名犹太人被党卫军别动队系统性屠杀或送进集中营毒气室。这种大屠杀行动是一种非理性种族哲学推到极致的结果，而且是用人类创造的最高效的组织手段和技术加以实施的。它最清楚地证明，野蛮和仇恨始终都是纳粹主义的核心成分。

尽管反犹种族主义是纳粹种族灭绝行为背后的动机和驱动力，但很显然其他因素也在迫害和最终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当纳粹党基于所谓“高尚”意识形态的必要性，以对抗犹太人威胁作为其行动的正当理由时，地方纳粹官员与纳粹党高级官员充分利用了犹太人的苦难，这不是出于对国家社会主义或者德国国家的利益的考量，而是为了自肥。作为第三帝国普遍存在的典型腐败形式，这些人实施了对犹太人在德国和欧洲的资金与财产的系统性抢劫。在整个欧洲大陆范围内，他们的洗劫对象从大商业、银行、投资项目、昂贵艺术品收藏，到小的家庭用品，无所不包。这些财产最终落入纳粹分子个人手中，或者被置于党卫军这样的重要组织的控制之下。

类似的对犹太人实施的迫害和最终的种族灭绝行动，也是在那些并不持有纳粹种族主义世界观，也并非赞同大屠杀目标的普通德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的合作与主动协助之下推行的。他们中有的屈从于恐惧、胁迫，或者因为对权威的服从，但另一些却并非如此。跟在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情形一样，组织和个人参与迫害的同谋行为是广泛存在的。受到经济利益或者专业领域中的自私动机的驱使，他们或者直接协助纳粹的迫害行动，或者作为罪行的旁观者。所有层级的官僚机构和商界人士，不管是不是德国人，都卷入了这场迫害行为。迫害者包括纳粹征服领土上的国家、省州级以及基层的政府，比如法国和比利时。他们自愿参与对犹太人的财产实施“雅利安化”。尽管具体情况和动机在各地有很大不同，但共同特征就是犹太人可以用来作为牺牲品，以推进个人的、组织的或者德国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利益获取。最终，对欧洲犹太人经济上的毁灭成为迈向对他们实施肉体谋杀进程的一个加速阶段。

在被压迫、围捕、贫民窟化以及大规模屠杀的年月里，犹太人也并非是完全被动接受的。但由于自身的无能为力，同时缺乏外部支援，他们的反应受到很大限制。在纳粹控制之下，犹太人极少有机会接触到武器，往往无法指望从非犹太人社区获得任何帮助，因此犹太人的武装抵抗极为有限。纳粹采取了残暴的“集体责任”政策，威胁一旦发现有个体的反抗行为，就对整个犹太人群体或其社区进行严厉的惩罚或者屠杀。纳粹这一政策进一步压制了犹太人的武装对抗行动。尽管如此，在可能的情况下，犹太人的武装抵抗行动确实存在。1943年在华沙的犹太人聚集区发生了英勇的武装起义，在其他犹太人聚集区也发生了较小规模的武装反抗，这些行动都遭到了无情的镇压。尽管在严密控制的集中营和屠杀中心，公开的抵抗极端困难，但一些犹太人确实能在这些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反抗。1943年，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数百名犹太人举行了暴动，试图逃走，最终他们绝大多数都被屠杀。来自犹太人的最有效的武装抵抗包括许多从犹太人集中区逃走的人，他们加入了游击队，在被占领的欧洲地区的森林中游击作战。

然而，大多数犹太人的抵抗只能以秘密的、非暴力的形式进行。这类行动主要包括在犹太人集中区抵制饥饿和非人道待遇，以及规避纳粹限制犹太人教育、文化与宗教活动的政策。为了确保犹太人社区的物质和文化延续，犹太人从外部偷偷运进食品，建立了秘密的政治、社会福利和文化组织，而且在最恐怖的情况下，犹太人仍然坚守着他们的宗教信仰。

在纳粹统治之下，犹太人为避免他们的最终厄运所能够做的事情极为有限。如果有其他人帮助，那些死去的犹太人中至少会有数十万人可能活下来。但是冷漠、反犹主义以及自私自利，决定了这种急需的关键援助将不会从欧洲和美国的非犹太人群体那里得到。纳粹对任何帮助犹太人的个人及群体实施严厉报复政策，这更加抑制了援助的开展。面对犹太人苦难的无所作为，部分可归因于东欧传统的反犹主义，以及在这些地区当地人因清除犹太人而获得的经济利益。一般说来，东欧人同样对犹太人的困境漠然处之。同时新教和天主教会的记录也表明，它们同样不愿谴责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在意大利和丹麦广泛存在对纳粹反犹主义政策和驱逐犹太人政策的抗拒。在其他地方，如东欧和西欧政府机构中的无数个人、神职人员和普通公民冒着自身生命危险帮助或者拯救犹太人。受宗教信仰、人的基本尊严或反纳粹情绪的驱使，这些英勇人士拯救的犹太人可能达数十万。在这些热心人的帮助下，犹太人找到了食物、藏身之所或逃避路线。

另一方面，很可悲的是，考虑到纳粹暴行的巨大规模，英国和美国本可以采取更强有力的应对行动，但它们的反应都不够积极。虽然一旦种族灭绝行动开始，西方民主国家也无法阻止纳粹对大多数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但它们本可以在更早的时候、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拯救大批犹太人。但是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和对暴行的漠不关心，在英国和美国同样也明显存在。英国拒绝开放巴勒斯坦让犹太人向那里移民，美国人也继续严格控制移民入境。由于全神贯注于战争，同时受到本国内部反犹主义的困扰，美国国务院和军方并没有做出努力去拯救犹太人或者对奥斯威辛毒气室进行轰炸。它们也没有对中立国以及那些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国家施加压力，阻止它们与纳粹德国合作镇压、驱逐或者杀害犹太人。

开始时，对于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和那些可能帮助他们的人来说，一个关键问题是：他们是否相信纳粹确实决心消灭数百万人，以实现纳粹的极端种族意识形态。纳粹一直小心翼翼地向世人隐瞒这个“可怕的秘密”，除了对那些直接相关的人。然而，即使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纳粹正在实施种族灭绝之后，西方民主国家仍然没有改变它们的反应。同样，在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即使大规模枪杀和毒害事件的消息开始泄露出来，它们的反应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1943年战争形势逆转的一个更重要的影响是，增强了某些个人或政府援助犹太人的意愿，至少在纳粹驱赶犹太人到屠杀中心的行动中，他们不再积极合作。

跟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根本不知道有这种“最终解决方案”。许多确实听说过在东方发生大规模屠杀事件消息的德国人，也会觉得难以置信，另一些人则不去理解他们所知道的真相。甚至在那些被告知关于死亡集中营或者大规模屠杀情况的人中间，大多数人的反应也是漠不关心或者感觉无能为力。许多德国人的反应或许是出于传统的反犹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又被多年来的纳粹宣传进一步强化。在那些不易受反犹主义宣传影响的人当中，犹太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抽象概念，他们远离这一问题已经数年。大多数德国犹太人要么已经移民海外，要么早已被送往东方的集中营。更何况，大多数德国人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战争本身，而不是犹太人的苦难甚至生死问题。对普通德国人来说，他们自己的城市正在遭受的无休止的、毁灭性的空袭和他们的亲人在前线作战和死亡的命运，是更直接，也是对他们本人更重要的问题。纳粹的压迫性极权统治和战争期间的巨大杀戮及毁灭本身，就已经使人们对暴行和大规模死亡失去了敏感。许多德国人只是把纳粹在东方屠杀犹太人的景象，视作整个毁灭性战争图景的一部分。

第三帝国时期，个体的德国公民、神职人员，甚至包括政府官员继续帮助那些尚留在德国的极少数犹太人，同时也有另外一些德国人在被征服的欧洲其他地区帮助犹太人。事实上，正是一个德国实业家爱德华·舒尔特（Eduard Schulte），冒着自身生命危险第一个为西方提供了纳粹正在实施种族灭绝暴行的可靠证据。尽管舒尔特的努力使人们燃起希望，期待西方民主国家会做出强烈反应以阻止或阻碍“最终解决方案”的实施，但由普通德国人做出的这些个体努力并不能阻止纳粹杀人机器的运转。部分德国人的英勇努力最多能够拯救一小部分犹太人，他们对阻止大规模谋杀的持续实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广泛而有组织的抵抗运动才有可能有效阻止希特勒的计划。

然而，在德国从未发生过这样的大众抵抗运动。纳粹早在1933年就已经摧毁了大多数潜在的有组织的抵抗中心。此后，盖世太保的恐怖统治和高效运作抑制了全国性抵抗网络的形成。在1942—1943年，“白玫瑰”（White Rose），一个由慕尼黑大学少数英勇学生组成的小团体，在哲学教授库尔特·胡伯（Kurt Huber）协助之下，散发反纳粹传单，呼吁人们进行和平抵抗。在被盖世太保逮捕之后，其领导人苏菲·绍尔（Sophie Scholl）和汉斯·绍尔（Hans Scholl）兄妹连同胡伯教授都被施以酷刑，进行了公开审判，最后被处决。

更何况，从1939年开始，由于特别的战时因素，抵抗运动变得更加复杂化。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使得大多数德国人很难参与试图推翻现政府的活动，尤其是当他们的国家正在与外国作战时，特别是在盟国发出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指令后。那些最有可能成为大众抵抗运动领导人和组织者的人士在战争初期就已经被投进了集中营。其他还在积极活动的人士也得不到任何帮助，甚至无法获得来自盟国的道德支持。这些盟国正在寻求彻底打败德国，而不仅仅是结束希特勒的独裁统治。

然而，一个规模较小但颇有声望的抵抗者团体，认为德国被盟国彻底打败和占领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在战争期间这些人在克莱骚（Kreisau）——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 von Moltke）的庄园——秘密会面，讨论道德复兴的基本原则，以及在彻底清除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后进行全面改革的计划。这是个集合了各种富有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人士的团体，他们大体上处于30岁到40岁之间，包括虔诚的基督教贵族、新教和天主教领导人以及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尽管细节尚不清楚，他们确实设想了一个以基督教道德和社会主义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社会，这些原则源于基督教和自然法则。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将得到充分保证；垄断资本主义将由确保工人权利的、得到控制的经济所取代；权力集中的机构将实施有利于地方控制的分权改革。克莱骚集团致力于以道德为基础的非暴力活动，仍然远离积极抵抗行为，不参加阴谋活动策划。一些成员对保守分子暗杀希特勒的企图和推翻政权的计划表达了批评。显然这些保守分子是不认同克莱骚集团以道德精神为基础、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德国社会的理想的。

因此，德国的公开抵抗行动实施者仍然局限于那些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策划了几次未遂政变的保守派和军界人士。他们的最后一次尝试是在东线战事逆转和盟国在诺曼底登陆后，这些事态使得密谋者确信，要么希特勒必须被消灭，要么德国将最终变成一处被占领的废墟。新的密谋计划被称作“瓦尔基里”（Valkyrie）行动，是在盖世太保加强安保活动，逮捕了若干德国抵抗运动著名领袖，并迫使其他一些人不得不躲藏起来的情况下策划的。按照瓦尔基里行动计划，希特勒将会被刺杀，随后忠诚于密谋者的军队将立即控制柏林，切断与外界通信，在欧洲各处战略要地逮捕纳粹领导人。除了路德维希·贝克和卡尔·格德勒之外，这一密谋计划还得到了其他几位将军的支持，包括埃尔温·隆美尔以及军事情报系统的部分成员。

1944年7月20日，克劳斯·冯·施陶芬柏格伯爵（Count Claus von Stauenbergg）将一个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希特勒位于拉斯滕堡（Rastenburg）的指挥部里。尽管爆炸摧毁了整个房间并使希特勒受伤，但元首不仅幸免于难，还仍旧能够很好地履行公务。政变行动随后开始瓦解，其实他们本来还是有机会获得成功的，但事态开始向错误的方向发展。隆美尔因为政变之前的一次意外事件没有参与行动。隆美尔的缺席，加上一些将军在没有隆美尔参加的情况下不愿意起事，对整个密谋行动造成致命打击。一些人尽力坚持执行计划，但部分关键人物并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付诸行动，纳粹领导层很快恢复过来，反纳粹的德国抵抗运动的最后一次尝试失败了。

独裁政权的反应不出所料。爆炸发生第二天，盖世太保就开始逮捕主要的密谋者以及数千位其他参与者和嫌疑人。有几个参与密谋的领导人如贝克和隆美尔自杀身亡。其他数千位参与者被送上人民法庭进行审判，约有5000位被定罪，他们或者被枪杀，或者在肉钩上被吊死。审判的情形和骇人的处决景象被拍摄下来公开播放，作为对其他人的震慑。

在这时，几乎没有军方或纳粹党领导人能够否认，战争已经必败无疑。然而元首拒绝接受这一不可避免的结局，他坚持认为，胜利可以通过意志、决心、服从和运用他的秘密梦幻武器（Wunderwaffen）来赢得。他的军队接到命令，不得放弃任何领土，不得后退，同时戈培尔的宣传机器试图通过宣称最终胜利唾手可得，来强化德国人的士气和战争意愿。德国人确实发明出了梦幻武器，即喷气式飞机、V-1飞行炸弹和V-2火箭，这使纳粹在一些地区获得了比同盟国更大的技术优势。但这些武器不足以阻止盟军的推进。尽管大约有1万枚V-1和V-2火箭发射到了英国，但它们造成的损失很有限，当这些火箭位于荷兰的发射基地被盟军占领之后，对英国的攻击也就停止了。另一方面，喷气式飞机生产的数量并不多，也没有足够的燃料供它们起飞。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德国仍然没有真正有效的空中力量。

然而，所有这些都无法使希特勒确信应该采取一种更加理性的策略。恰恰相反，他于1944年12月出其不意地命令装甲师发起反击，希望在西线将盟军分割开来。但这一攻势也失败了，并且导致盟军以更快的速度向德国本土推进。1945年3月7日，盟军渡过了莱茵河。由于苏联人已经占领了东部大部分地区，到4月中旬，争夺柏林的战争已经开始，苏联对这个首都城市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对战事无益的大屠杀仍在进行，因为希特勒拒绝投降。从斯大林格勒的失败开始，元首的行为越来越多地表现为非理性的爆发和幻想，特别是在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未遂之后。希特勒藏身于柏林的地下堡垒中，他要求军队和人民付出不切实际的过分牺牲，有时候他会在地图上指挥已经不复存在的军队。他招募未成年男孩加入武装部队，并让平民组织成家园护卫队来抵抗苏联人。这个想要创造历史上最伟大文明的人，现在却决心要把德国变成废墟和灰烬，以使盟军无法从他们的胜利中获得任何物质利益。各纳粹领导人奉命在敌人占领某一地区之前摧毁当地一切具有军事或经济价值的东西。

伟大的元首、所谓的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身，不会为这一失败承担任何责任或受到任何责备。为了解释其帝国的短命与崩溃，他又重提德国被背后捅刀的神话，他之前就曾利用这一神话来解释1918年的战败。他声称，他的将军们没有能够遵循他的命令，并且在参与背叛他的行动。在这些之上他又加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声称德国人民也辜负了他的期望。希特勒痛斥他自己的人民——也就是此前他所说的优秀种族——称他们毫无价值，没有能力完成他们被选中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

但德国人民的失败并不在希特勒所指称的那些方面，他们在道德行为和文明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人道原则方面都失败了，尽管元首对这些毫不关心。元首所推崇和要求他们的——服从、战斗意志、忍耐和牺牲——德国人民都已经付出过了。他们从未对纳粹进行过全面的抵抗，他们遵循希特勒的命令，犯下了或者默认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他们忍受了这个政权的恐怖。盟军的空袭摧毁了他们的大部分城市，超过600万德国人在战争中死去。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民的士气也没有崩溃，他们仍然在做元首所命令和期望的事情，继续徒劳而荒谬地战斗。

然而，与元首关系最亲近的一些人，包括许多死硬纳粹分子，在最后关头也纷纷弃他而去。斯佩尔拒绝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抵抗政策，并且公开吁请德国人民不要再破坏德国现在仅存的东西。在4月底，戈林，希特勒指定的继承人，甚至试图在元首还没有去世之前就接管德国的领导权。希姆莱还试图从政治上控制德国政府，并试图代表德国与西方盟国进行谈判。希特勒勃然大怒，解除了希姆莱的职务，并命令党卫军逮捕了戈林。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几天里，地堡弥漫着一种诡异和非现实的气氛。苏联人已经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城市中心推进，但在希特勒的地堡里，在其政治伙伴、工作人员和朋友的圈子中，政府活动乃至社会生活在表面上仍保持着正常的状态。1945年4月20日，元首生日那天，地堡里还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然后在4月29日，希特勒与他长期以来的情妇爱娃·布劳恩（Eva Braun）在地堡里举行了婚礼仪式。仪式一结束，希特勒就马上回去处理政务，口述他最后的愿望和遗嘱。其实质内容是典型的希特勒风格，包括惯常的对所谓国际犹太人阴谋势力的恶毒攻击，敦促其他人继续进行与犹太人的斗争。性情残忍的希特勒私人秘书兼纳粹党总理府主管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被任命为纳粹党领袖，戈培尔被任命为总理，卡尔·邓尼茨（Karl Dönitz）海军上将被任命为新总统和军队领导人。

次日，也就是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和他的新娘自杀了。爱娃·布劳恩服毒身亡，元首开枪自杀。随后，按照希特勒生前的要求，他们的尸体被用汽油焚毁，然后他们的骨灰被迅速掩埋。在试图与苏联人谈判未果之后，戈培尔也追随他所敬爱的元首自杀身亡，他命令党卫军朝他和妻子开枪。马丁·鲍曼是在逃离柏林的绝望尝试中被杀的。希姆莱则是在被英国人逮捕之后，于5月23日自杀。5月1日，苏联人推进到了希特勒的地堡。5月7日，邓尼茨海军上将代表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第三帝国终于被摧毁了。

已经有无数著作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源、性质和滔天罪行进行过描述，并试图做出解释，但许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关于其原因和历史责任的争论仍然在继续。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事件发生在现代世界，发生在西方文明的中心。从这一段历史中人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但仍有许多内容需要人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如果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纳粹主义的真正本质及其领导人的心态，约瑟夫·戈培尔死前的最后一个举动就足够了：在安排他本人的自杀之前，戈培尔将他的六个孩子毒死在了希特勒的地堡里。

第五部分

为正义和历史记忆而奋斗

第十五章

从纽伦堡到直面历史

许多历史学家都用“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这个词来形容纳粹极权统治的最后阶段。“诸神的黄昏”是理查德·瓦格纳的神话剧《尼伯龙根的指环》（The Ring of the Nibelung）中最后一部歌唱剧。从许多角度看，这个词语确实是对第三帝国末期一系列事件所进行的恰如其分的象征性表述。纳粹分子正是像诸神一样行事，他们几乎是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和毁灭。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以超然态度处置数百万人的生命；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以邪恶的复仇方式行事。柏林地堡里的最后几天就像是一出戏剧，在一个虚幻的、仿佛神话般的背景下上演，以希特勒的自杀达到这部史诗的高潮。然而，可以明确的是，地堡中的一系列事件并不是这个“诸神的黄昏”的最后一幕。直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政权的所有罪行都在全世界面前详细叙述时，“诸神的黄昏”才突然降临。当第三帝国的高级领导人从证人席上观望，等待他们的最终判决时，他们所留下的是什么呢？

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8月，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第三帝国各主要领导人。大多数被告均拒绝承认诉讼程序的合法性，也拒绝对纳粹罪行承担任何责任。那些策划和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战争的人，以及那些参与屠戮数百万生灵的人，此时要么对自身被指控表示愤慨，要么企图将罪责推卸给希特勒和其他已经死去的上级官员。尽管有大量证据和文件支持这些指控，但只有少数前纳粹领导人承认了他们的罪行。在所有被定罪的24名被告中，有12人被判处死刑，7人被判处各种期限的徒刑。戈林在预定的处决时间不久前自杀，其他被判处死刑的人于1946年10月被绞死。审判记录和其他海量历史文件提供了充分和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纳粹的意图和行为确实具有压迫的、非人道的和凶残的性质。

尽管如此，盟国在纽伦堡对各主要战犯的审判并不意味着对纳粹恐怖统治和暴行进行清算的结束。各同盟国、纳粹受害者和反纳粹的德国人民决心铲除纳粹主义的一切残余，同时将那些除纳粹最高领导人之外，同样犯下罪行的其他纳粹分子绳之以法。盟国和德国法院审理了数千起针对纳粹分子的刑事案件，判处了数千人以各种期限徒刑，判处数百人死刑。与此同时，盟国通过“去纳粹化”（denazication）政策，对纳粹成员、纳粹机构和纳粹象征符号进行了全面清除，拘留了数万名纳粹分子，禁止各企业雇佣涉入纳粹罪行的数十万德国人，并特别强调将纳粹分子排除在政府机构或其他公共生活领域（如新闻和教育领域）之外。当德国法院于1946年接管去纳粹化行动的司法管辖权后，审查了近100万起案件。去纳粹化行动的法律程序和诉讼在1945年至1949年间达到高潮。

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与纳粹历史及其持续遗产的激烈对抗很快受到若干因素的抑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急需对这个被破坏的国家进行重建，并在联邦德国确立民主制度；另一个原因就是冷战已经开始。于是对纳粹主义运动的历史记忆以及对纳粹战犯的追诉，都出于维护国家团结和治愈战争伤痛的目的而被淡化了。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承担了大屠杀的责任，向犹太幸存者提供赔偿，并支持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另一方面，和解与沉默成了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公众气氛的缩影。根据1949—1954年的大赦法令，数十万人获得减刑或释放。许多曾牵涉进纳粹暴行和有暴行嫌疑的人也重新回到了公共生活中，尽管许多战犯继续受到追诉，但也有一些犯下严重罪行的人逃脱了惩罚。因此，尽管大屠杀很快成为联邦德国战后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与纳粹主义作斗争的更广泛行动却被推迟，目的是促进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与西方列强建立反共阵线，共同反对苏联。于是，关于第三帝国时期德国普通人民参与纳粹罪行共犯程度这一敏感问题被刻意回避了。在民主德国，冷战的需要（以及赢得大众对共产主义广泛支持的需要）也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放弃了对纳粹历史的追究。因而，关于历史记忆的严肃斗争变成了主要由联邦德国人面对的问题。尽管在联邦德国广泛存在回避态度或否认“集体罪行”的共识，但一些新的德国领导人仍然坚持，德国人至少必须对以本国名义犯下的罪行表现出“集体羞耻”。尽管如此，被称为“直面历史”（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运动的第一阶段，涉及更多的仍然是遗忘，而不是记忆。

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政治和道德意识的增强，许多德国人拒绝接受早期版本的“直面历史”，因为其重点在于沉默。这一反应在那个时代参与反叛运动的青年一代中尤为强烈，这推动了对德意志国家的灵魂探索，伴随着德国承认国家罪行、承担国家责任的具体法律和政治行动。对纳粹战犯的重新审判再次震惊了整个国家，在审判过程中法庭无可辩驳地揭露了这些罪行的本质，以及德国人民参与同谋的广泛性。德国最终取消了对谋杀和种族灭绝行为的诉讼时效，促进了对战犯的继续追捕。与此同时，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和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等社会民主党总理则公开承认纳粹暴行，以及战时德国在东方的暴行。这一系列公开行为，推动德国人民的责任意识超越了大屠杀，延伸到纳粹统治下无数其他受害者。教会、教育机构和公共知识分子也对这种新的道德意识，对这场新的历史清算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在接下来几十年里，历史研究的结论将逐渐否定许多德国人表达歉意时的一种说法，即他们自己也是全能的纳粹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无辜受害者。研究成果揭示出，从教会到法律、医疗行业，越来越多的机构，与纳粹有过共谋，有时甚至是积极地支持。

这种更加开放和坦率的“直面历史”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如此，这些争论在德国不时引发公众怒火，这种情况在持续的争论中始终存在。当某些学者被指控企图把德国遭受的苦难等同于希特勒极权统治的受害者，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学家的争论”（Historikerstreit）运动爆发了。十年后，巡回展览“德国国防军的罪行：1941—1944年毁灭战的维度”又一次引发了公共争论。这一展览生动地记录了德国士兵参与或默许对犹太人和苏联人（士兵、战俘和平民）犯下的暴行。这些展览和其他一些揭露行为，粉碎了“干净的国防军的神话”，而这个神话曾使国防军这个备受尊敬的德国传统机构与党卫军的野蛮行为明显区隔开来。所谓光荣的爱国士兵和狂热的党卫军罪犯之间的显著区别，在20世纪50年代的“直面历史”时期曾经被广泛宣传。事实上，揭露公众人物与纳粹间曾经的从属关系，以及曝出其在战时参与的活动，会破坏其当前的职业生涯，哪怕仅仅暗示某人与纳粹有牵连也会招致这一后果，即使这些指控站不住脚。然而，还是有人坚持这一观点，即：有些德国人并没有屈服于国家社会主义，而只是试图生存下来。同样，1944年7月20日企图刺杀希特勒的军队阴谋分子也被称为抵抗英雄。近年来，人们重新关注德国人在战时遭受的苦难，盟军在战时对德国平民实施了毁灭性的轰炸，这种行为在道德上受到质疑，德国研究这一主题的作品越来越多。同时，苏联在战时对德国平民的暴行，包括大规模强奸德国妇女和未成年女性问题也被揭露出来。在这样的揭露历史事实和掀起当代辩论中，可以发现德国人受害者情结的重新兴起。

在当代德国，对于纳粹主义历史的真正性质（以及应该如何记住、如何加以对待的问题）观点各不相同，相互竞争。对一些人来说，纳粹主义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纳粹在历史上的独特性，使德国人永远不应忘记。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德国人就既不能从过去吸取必要的教训，也不能承担必要的道德责任。建立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机构，持续进行公共教育，都是这种根深蒂固思想的明显表现。2005年在柏林建立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以标志性建筑的形式，昭示出新德国和它令人不安的历史之间的联系。然而，其他一些德国人也真诚地认为，过去的压迫和罪行，尽管是可怕的、不可否认的，但不应对现在，也不应对未来造成不适当的负担。在这些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德国人心目中，他们出生于第三帝国覆灭之后几十年，他们有权恢复正常生活，而不必为他们所无法控制的祖先的行为承担罪恶感。很清楚，从1919年纳粹党成立到现在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关于这场运动的历史记忆负担，仍然是当代德国思想意识、自我身份和公开辩论中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无法控制的过去”继续盛行，本身就证明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和它所导致的恐怖独裁统治的规模和影响。

第十六章

电影艺术领域棘手的纳粹遗产：政治宣传与历史真相

从纳粹党的早期岁月开始，直到现在的公众辩论，围绕纳粹主义及其沉重历史遗产的斗争中，大众媒体始终是一个重要渠道。在纳粹作为一个拥有影响全国的政治机器的大众政党崛起过程中，通信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无线电广播、扩音器、快速批量制作的宣传海报及插图出版物，为纳粹通过选举迅速登上权力舞台起了突出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手段，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迅速招募纳粹党新成员以及广泛争取选民支持是不可能的。纳粹还依赖现代通信技术，在其迅速崛起的年代，在第三帝国衰落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和维持支持自己的力量。在纳粹所利用的所有现代媒体中，电影占据了一个突出的地位。从纳粹在农村地区和小城镇为招募新成员所举办的电影晚会，到纳粹执政期间对整个电影业的操纵，纳粹牢牢掌握了电影的政治和社会力量。

在我们所处的当今世界，大量的信息交流和知识来源是依靠非印刷的新媒体，但电影仍然可以成为一种非常有用的媒介，有助于解释和理解关于纳粹的历史事实。银幕上再现的这一历史时期的影像或描述，可以传达出重要信息，并且比阅读文字记载更能引发人们的强烈反应。无论是在看关于纳粹政党集会，还是关于纳粹集中营残忍暴行的纪录片，都是如此。当我们观看那个时代大众所看过的故事片，尤其是那些由纳粹拍摄、作为他们广泛宣传工具一部分的影片时，这种通过电影的学习同样富有成效。

下面所要讨论的电影作品旨在向读者介绍一些与纳粹德国相关，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关于纳粹德国题材的故事片和纪录片。这些影片的选择是针对初次接触本领域的新手，而不是针对本历史领域的专家或者电影研究人士。因此，这些电影并不是详尽无遗或排他性的清单，而是得到广泛承认、具有重要意义或通过课堂使用证明在增进历史理解方面有重要价值的电影建议清单。确定这个清单也考虑到了通过租赁、图书馆借阅、互联网下载或购买的方式能够获得片源的可行性。这些电影大多数是德国拍摄的，全都有英文字幕或者有英语配音。阅读这本书的相关章节时，可以结合观看这些相关电影；或者在读完本书后，把这些电影作为继续把握纳粹现象、本质及其一系列后果的手段。读者也可以观看各历史频道播放的相关电影和纪录片作为补充。然而，鉴于并非所有在历史频道播放的影片都具有同样的高质量或可信性，在观看时应谨慎行事。观众从权威历史著作中了解到希特勒和纳粹的情况越多，他或她就会更好地从可能有潜在误导性的影片中辨别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魏玛共和国时期

在纳粹看来，大城市的狂乱和现代主义特征，象征着魏玛文化和社会中的许多有害因素，1927年的一部纪录片《柏林：城市交响曲》（Berlin: Symphony of a Great City）生动地捕捉到了这些特点。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整个电影业，对于理解那些冒犯了这么多德国传统思想的现代主义艺术潮流来说尤为重要。许多保守的中产阶级德国人很容易接受纳粹对诸如《文化布尔什维主义》（Kulturbolschevismus）这类电影的谴责；纳粹声称，自由主义者和左派通过这些电影颠覆了德国的价值观、道德准则和心理健康。1919年的表现主义电影《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是一个极好的起点，而1931年弗里兹·朗（Fritz Lang）的经典心理惊悚片《M》则是魏玛共和国晚期的代表作。纳粹指责后者是社会变得如此堕落的一个例证，以至于同情一个精神变态的儿童杀手。反过来，有人认为，弗里兹·朗1933年的《马布斯博士的遗嘱》（The Testament of Dr. Mabuse）预言了纳粹所即将建立犯罪政权的疯狂性。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如夜总会、色情业、诱惑性行为和同性恋行为，可以观看影片《潘多拉魔盒》（Pandora’s Box，1928），以及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作为性感象征的处女秀《蓝天使》（The Blue Angel，1931），还有《穿制服的女孩》（Girls in Uniform，1931）。关于工人的困境和阶级冲突，以及受到纳粹剥削的情况，可以比较弗里兹·朗带有乐观色彩的《大都会》（Metropolis，1927）和表现大萧条时期共产主义革命热情的作品《库勒旺贝》（Kuhle Wampe，1932）。

纳粹德国时期

在所有关于第三帝国总体概况的纪录片中，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长达三个小时的《希特勒：全部的故事》（Hitler: The Whole Story）仍然非常有价值。然而，了解第三帝国的最好作品，将永远是莱尼·雷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她拍摄的这部以真实的纳粹纽伦堡年度集会为主题的纪录片，是部极具创新性的杰作，它使观众得以接触到纳粹忠实追随者举行的群众集会的场景，就如观众亲身经历一样。然而，观众必须十分小心谨慎，以免成为这部洗脑宣传电影所传达内容的牺牲品。尽管它以独立纪录片的面目出现，但这并不是一部公正、中立、客观的作品。这部纪录片所记录的事件和演讲，都必须在1934年9月纳粹纽伦堡年度集会举行时的历史背景和特殊阶段等因素下加以考虑（如，在对恩斯特·罗姆进行清洗、兴登堡总统去世以及希特勒接管全部权力之后）。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展现的形象、情节的推进，其目的在于以纳粹所希望呈现的方式描绘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德国人民对纳粹帝国的认同。这部电影所描绘的纳粹正面形象和民众热情，往往与历史学家所明确阐述的纳粹主义运动历史现实形成鲜明对比。雷芬斯塔尔拍摄的另一部力作——关于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纪录片《奥林匹亚》，也同样值得强力推荐，也提醒观众应具有同样的审慎。

纳粹通过宣传性电影投射出自己的英雄和理想主义形象，这一题材的绝好例子就是《汉斯·韦斯特马尔》（Hans Westmar，1933），根据纳粹关于其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的灵感所激发的神话。这部电影展示了他们在经过付出巨大牺牲的“早期奋斗岁月”后最终成功攫取权力的故事。然而，最受欢迎也是数量最多的，并不是用于公开宣传的电影，而是那些以普通大众娱乐为目的作品。然而，它们的内容和风格仍然被戈培尔的文化和艺术机构所控制，这往往确保将阴险的纳粹主题隐藏在一个明显无关的、情节感人或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在第三帝国时期，普通观众所观看电影中典型的一部是《哈巴涅拉舞》（La Habanera，1937），这种冒险加浪漫（讲的是在波多黎各的瑞典人的故事）包含了独特的，虽然是微妙的，关于种族和妇女的意识形态信息。关于纳粹所鼓励或谴责的各种艺术和文化，可以参考英国广播公司资料翔实的纪录片《第三帝国的艺术》（Art in the Third Reich，1990）。

种族反犹太主义与大屠杀

纳粹对电影题材的巧妙操纵，以及德国观众通过娱乐电影而引发的情绪，在煽情的历史剧《犹太人苏斯》（1940）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呈现。这部反犹太电影的杰作运用了那个时代最有才华、最受欢迎的男女演员，巧妙地援引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纳粹能够使每一种宗教、经济、文化和种族的偏见交织在一起，集中展现出犹太人所谓卑鄙的本性，将犹太人描述为存在于整个西方文明中的威胁性力量。纳粹将这些令人厌恶的犹太人形象与他们美丽可敬的德国受害者形象并列起来，创造了一种强有力的，或许是很成功的，煽动大众对犹太人仇恨和恐惧的手段。纳粹在其反犹主义宣传的第二部里程碑式电影中表达了类似的信息，这就是《永恒的犹太人》（The Eternal Jew，1940）。在这里，纳粹利用纪录片技巧向观众传达了关于犹太人所谓客观和权威的事实真相。在纳粹所有电影作品中，《永恒的犹太人》是最全面和最简洁阐释出纳粹反犹主义种族意识形态的一部。由于这部电影将犹太人贬低为一个危险的劣等种族，对所谓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途径呼之欲出，一些学者认为这部电影是后来纳粹大屠杀行动的先兆和铺垫。

在英语世界所有可看到的关于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中，我建议大家务必观看以下几部：对于纳粹占领欧洲地区的犹太受害者、反犹主义者和大屠杀旁观者的令人心碎的描绘方面，捷克电影《大街上的商店》（The Shop on Main Street，1965）获得了经典地位。纳粹反犹主义意识形态和种族政策的野蛮后果，只有从观看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影片中，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对犹太人实施迫害的狂热与残酷。法国纪录片《夜与雾》（Night and Fog，1955）将纳粹集中营中史无前例的非人道罪行，将纳粹实施大屠杀骇人听闻的情形生动地投射在屏幕上，这是部得到高度评价的电影。“前线特别节目”中的一期《集中营的记忆》（Memory of the Camps，2005）展现出更加令人不安的画面，美国和英国摄影师在1945年发现集中营时所捕捉到的大范围惨状和死亡的影像，提供了关于纳粹对数百万人系统性谋杀行动的令人作呕的证据。1963年，德国一家法院审判了22名犯有此类罪行的党卫军成员，1993年的纪录片《奥斯威辛判决书》（Verdict at Auschwitz）有力地再现了这一审判的情形。

战时德国及其后果

纳粹也充分利用电影手段，努力为希特勒外交政策及其对欧洲发动的灾难性战争进行辩护。纳粹以纪录片形式描绘了他们非比寻常的早期胜利，以进一步使其政权合法化，同时也突显了希特勒英明领导的神话和德意志民族优越性的意识形态主张。后来，当战争形势出现不利于德国的逆转时，电影成了维持士气的重要手段。当时，死亡和战争伤亡已经影响到每一个德国人的家庭，盟军的轰炸摧毁了大多数德国城市，战争来到了家门口。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军事行动的原因、目的和性质，纳粹版本的宣传与解释基调在《德国战时新闻短片，1941—1945》（German Wartime Newsreels，1941—1945）中表露无遗。还有一些纳粹影片，如《在波兰的战争》（The Campaign in Poland，1939），是以外国观众为对象的，表达了类似的自我辩护意图。

然而，更准确、更真实的，是战争期间德国士兵个人拍摄的电影片段和照片。获得短纪录片奖的《业余摄影师》（Amateur Photographer，2004），以东线一名德国士兵的相册为基础，捕捉到了德国对犹太人、俄罗斯平民和苏联战俘实施暴行的事实。同样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是《我个人的战争》（Mein Krieg，1991），它是在六名德国士兵用他们的个人电影摄像机所拍摄片段基础上编辑而成的。这些前士兵在战争结束50年后回忆他们的战争经历，评价他们曾经的行为时，他们的记忆描述和对比鲜明的观点是很有启发性的。以现实主义手法描述战争的德国故事片中，《潜艇风暴》（Das Boot，1981）和《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 ，1993）也值得强力推荐。2004年的电影《帝国的毁灭》（Downfall）描绘了希特勒最后几天在地堡里的生活，当苏联人攻占柏林时，他的千年帝国在他周围崩塌下来。

关于被摧毁的德国和士气低落的德国人民当时的场景，可以观看英国纪录片《战败的民族》（A Defeated People，1945），这部电影简洁而不失生动。战后初期的几年标志着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一场斗争的开始，在冷战开始时，它们根据各自对西方大国或对苏联的效忠，来解读德国最近的历史。在这方面，战后德国制作的第一批故事片中，有两部很显然属于现在被称为“记忆”研究的范畴。联邦德国电影《凶手就在我们中间》（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1945）讲述了一名集中营幸存者和一名无法忍受战争回忆的前军官的故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主德国人拍摄了《我们每日的面包》（Our Daily Bread，1946），与该政权后来持续回避大屠杀主题的做法相一致，宣扬了一个明确的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主题，把共产主义作为复兴德国人民及其国家的希望。然而，1955年联邦德国反战讽刺剧《08/15》（以一种性能不可靠的德国机枪型号命名）也符合战后记忆的内部斗争。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年轻士兵的故事，他们基本上是无辜的纳粹从属者，被迫在绝望和混乱的战争努力中上阵。这很容易被理解为“干净的德国国防军”神话的电影版本，这一神话已经在关于德国那个时代的回忆录和军事文学中建构起来。《08/15》的视角应该由另一部关于德国国防军罪行的纪录片《无名的士兵》（The Unknown Soldier，2006）来加以平衡。

德国平民忍受纳粹极权统治、盟军轰炸和占领的境况一直是几部德国优秀故事片的主题。一部极为感人的影片是《德国，苍白的母亲》（Germany-Pale Mother，1979），描述了一对年轻夫妇从战前的几年，直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期间，在重建家庭过程中经历的艰辛，以及往往是对命运徒劳的抗争。电影《德累斯顿》（Dresden，2006）也是一部佳作，描绘了1945年盟军对该市发动颇具争议的燃烧弹袭击的恐怖景象。多年来，德国的战败被阿蒂娜·格罗斯曼（Atina Grossman）称之为“性别的失败”，这一说法显然已经由最近一部基于一位匿名妇女1945年在柏林的日记拍摄的影片《一位在柏林的女士》（A Woman in Berlin ，2008）所证明。它生动地描述了数以百万计贫困和无助的德国妇女，在面对复仇的苏联军队的暴行时，试图求得自身生存和保护子女时的困境。这类影片进一步推动了必要的讨论，即：在苏联占领地区一再发生大规模强奸德国妇女的事件，受害者人数多达几十万，而这一点在德国战后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都是禁忌话题。

大事年表

1918年11月9日 魏玛共和国成立

1919年6月28日 《凡尔赛和约》签署

9月 希特勒在慕尼黑加入德国工人党（DAP）

1920年2月24日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政治纲领出台

1923年夏秋 恶性通货膨胀

11月8—9日 慕尼黑啤酒馆暴动

1924年4—12月 希特勒被关进兰德斯贝格监狱

1925年4月27日 保罗·冯·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

1928年5月20日 纳粹在国民议会选举中遭遇重大失败

1929年6—10月 德国发生反对杨格计划的政治运动

10月 大萧条开始

1930年3月30日 海因里希·布吕宁成为德国总理

9月14日 纳粹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首次获得成功

1932年4月10日 兴登堡再次当选德国总统

5月30日 弗朗茨·冯·巴本成为德国总理

7月31日 因选举获胜纳粹党成为国民议会中第一大党

11月6日 纳粹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失去了200万张选票

12月2日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1933年1月30日 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2月27日 国会纵火案发生

3月5日 国会选举产生纳粹——保守派多数

3月23日 授权法案通过

4月1日 纳粹开始抵制犹太企业

5月10日 德国所有工会都被取缔，建立了德国劳工阵线（DAF）

7月14日 除纳粹党之外的德国所有政党都被取缔

7月20日 纳粹与罗马天主教会签订政教条约

11月12日 举行了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为唯一合法政党的国民议会选举

1934年6月30日—7月2日 对恩斯特·罗姆进行了清洗

8月2日 兴登堡总统去世，希特勒集总统与总理权力于一身

1935年3月16日 德国宣布重新武装

9月15日 纽伦堡法案通过

1936年3月7日 莱茵兰再度军事化

8月 柏林奥运会举行

1938年3月12—13日 德奥合并

9月29—30日 慕尼黑会议

11月8—9日 “水晶之夜”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行动

1939年3月14日 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8月23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

9月1日 德国入侵波兰

1940年5月10日 德国入侵法国

8月 不列颠之战

1941年6月22日 德国入侵苏联

12月11日 希特勒对美国宣战

1942年1月20日 万湖会议确定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6月 纳粹发动对苏联的第二轮大规模攻势

1943年1月31日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向苏军投降

4月 华沙犹太人起义

1944年6月6日 诺曼底登陆

7月20日 刺杀希特勒行动未遂

1945年4月30日 希特勒自杀

5月7日 德国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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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纳粹主义的起源与发展，1919—1928

关于魏玛共和国

关于魏玛共和国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共和国崩溃的原因，是在探讨纳粹主义何以兴起及成功的原因时最重要的问题。较早的经典解释参见埃里希·艾克（Erich Eyck）的《魏玛共和国史》（A History of the Weimar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新出现的与之不同的一般性解释参见埃里克·D. 魏茨（Eric D. Weitz）的《魏玛德国：承诺与悲剧》（Weimar Germany: Promise and Traged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德特勒夫·波伊克特（Detlev Peukert）的《魏玛共和国：经典现代性的危机》（The Weimar Republic: The Crisis of Classical Modernity, New York: Hill & Wang, 1989），埃伯哈德·科尔布（Eberhard Kolb）的《魏玛共和国》（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Unwin Hyman, 1988），以及汉斯·蒙森（Hans Mommsen）的《魏玛共和国的兴起与终结》（The Rise and Fall of Weimar Democrac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关于魏玛共和国这一研究领域，英语世界中一个极富价值的参考资源是由安东·克斯（Anton Kaes）、马丁·杰伊（Martin Jay）和爱德华·邓恩伯格（Edward Dimendberg）编辑的《魏玛共和国史料汇编》（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 Book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民主危机中政治领导人和政党的性质、目标和责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关于魏玛共和国著名政治人物的著作，参见彼得·斯塔胡拉（Peter Stachura）的《魏玛德国的政治领袖们：传记研究》（Political Leaders in Weimar Germany: A Biographical Study,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1993），威廉·A.帕奇（William A. Patch）的《海因里希·布吕宁与魏玛共和国的解体》（Heinrich Brüning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安德烈亚斯·多尔帕伦（Andreas Dorpalen）的《兴登堡与魏玛共和国》（Hindenburg and the Weimar Republic,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克劳斯·爱泼斯坦（Klaus Epstein）的《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与德国民主的困境》（Matthias Erzberger and the Dilemma of German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约翰·利奥波德（John Leopold）的《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反对魏玛共和国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Alfred Hugenberg: The Radical Nationalist Campaign against the Weimar Republic,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以及亨利·A.特纳（Henry A. Turner）的《古斯塔夫·史特瑞斯曼与魏玛共和国的政治》（Gustav Streseman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Weimar Republic,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关于魏玛共和国其他政党的研究，参见拉里·E.琼斯（Larry E. Jones）的《德国自由主义与魏玛政党制度的解体》（German Liber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Party Syste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沃纳·安哥拉斯（Werner Angress）的《夭折的革命：1921—1933年共产主义者在德国争取权力的斗争》（Stillborn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Bid for Power in Germany,1921–193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理查德·N.亨特（Richard N. Hunt）的《1918—1933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18–1933, New York: Quadrangle Books,1970），以及理查德·布雷特曼（Richard Breitman）的《德国社会主义与魏玛民主》（German Socialism and Weimar Democrac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准军事团体和德国军队的政治活动如何导致民主危机的进一步恶化，是另一个涌现出大批研究成果的领域。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关于纳粹党和其准军事团体（纳粹冲锋队）的出现，在以下著作中有过详细调查：哈罗德·戈登（Harold Gordon）的《1919—1926年的德国国防军与德意志共和国》（The Reichswehr and the German Republic, 1919–1926,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弗朗西斯·卡斯滕斯（Francis Carstens）的《1918—1933年的德国国防军与德国政治》（Reichswehr and Politics, 1918–193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詹姆斯·迪尔（James Diehl）的《魏玛德国的准军事政治》（Paramilitary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以及罗伯特·韦特（Robert Waite）的《纳粹主义的先声：一战后德国的自由军团运动，1918—1933》（Vanguard of Nazism: 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war Germany, 1918–193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以及知识分子在民主制度走向失败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中最重要和最有争议的两个方面。关于这些问题，可以参考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的《魏玛共和国：一部文化史》（Weimar: A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74），彼得·盖伊（Peter Gay）的《魏玛文化：作为局内人的局外人》（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奥托·弗里德里希（Otto Friedrich）的《大洪水之前：20世纪20年代柏林的肖像》（Before the Deluge: A Portrait of Berlin in the 1920s ,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以及彼得·杰拉维奇（Peter Jelavich）的《柏林的夜总会》（Berlin Cabaret,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关于极左派、保守派知识分子与民主、纳粹主义和魏玛共和国关系的不同视角，可参见约瑟夫·W.本德斯基（Joseph W. Bendersky）的《卡尔·施密特：德意志国家的理论家》（Carl Schmitt: Theorist for the Reich,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伊斯特万·迪克（Istvan Deak）的《魏玛共和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世界舞台〉杂志及其圈子的政治史》（Weimar’s Left-Wing Intellectual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Weltbühne and Its Circ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杰弗伊·赫夫（Jerey Herff）的《反动的现代主义：魏玛共和国与第三帝国的技术、文化与政治》（Reactionary Modernism: Technolog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马丁·杰伊的《辩证法的想象力：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 Boston:Little Brown, 1973），克雷门斯·冯·克伦佩雷尔（Klemens von Klemperer）的《德国的新保守主义：它在20世纪中的历史与困境》（Germany’s New Conservatism:Its History and Dilemm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杰里·穆勒（Jerry Muller）的《另一位失败的神：汉斯·弗莱尔与德国保守主义的去激进化》（The Other God That Failed: Hans Freyer and the Deradicalization of German Conservat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以及沃尔特·斯特鲁韦（Walter Struve）的《反对民主的精英：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中的领导理想，1890—1933》（Elites against Democracy: Leadership Ideals in Bourgeois Political Thought in Germany, 1890–1933,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经济因素显然是导致魏玛共和国衰弱的最重要负担之一。研究经济状况对德国社会影响的最佳参考资料是杰拉尔德·D.费尔德曼（Gerald D.Feldman）的《大混乱：1914—1924年德国通货膨胀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The Great Disorder: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4–192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也可参阅他的《1916—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中的钢铁业》（Iron and Steel in the Great Inflation, 1916–1923,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与迪克·吉尔里（Dick Geary）编辑的《德国的失业者：从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时期大范围失业的历史经历及其后果》（The German Unemployed: Experi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Mass Unemployment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87），以及彼得·斯塔胡拉编辑的《魏玛德国的失业与大萧条》（Unemploymen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Weimar German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关于纳粹主义的一般性介绍

英语世界中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纳粹主义的起点的是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的大部头作品《德国的独裁统治：国家社会主义的起源、结构和作用》（The German Dictatorship: The Origins, Structure, and Effec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Praeger, 1970），以及克劳斯·P.费舍尔（Klaus P. Fischer）的《纳粹德国：一部新历史》（Nazi Germany: A New History, New York: Continuum, 1995）。此外，关于纳粹的历史，杰里米·诺克斯（Jeremy Noakes）及杰弗里·普里德姆（Georey Pridham）编辑的高水平的翻译资料汇编《纳粹主义1919—1945年：资料读本》（Nazism 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 4 vols., New York: Schocken, 1983–1998）也应作为重要补充。

对于纳粹主义的性质，也有各种各样甚至相互冲突的解释，这些解释可以为成果丰硕的研究提供主题选项。解释的视角或角度从虚无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到欧洲文化的衰落，再到将纳粹主义纳入更普遍的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现象的尝试，范围具有较大的跨度。可以参考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64），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的《德国的历史灾难》（The German Catastrophe,Boston: Beacon Press, 1963），弗朗茨·诺依曼（Franz Neumann）的《超级怪兽：1933—1944年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New York: Ivan Dee, 2009），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的《法西斯主义的三副面孔》（The Three Faces of Fascism, New York: Mentor, 1969），以及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的《虚无主义的革命：对西方的警示》（The Revolution of Nihilism:A Warning to the West, New York: AMS Press, 1939）。

关于纳粹意识形态

研究纳粹主义意识形态本质最重要的参考作品是阿道夫·希特勒本人所著《我的奋斗》（Mein Kampf, Boston: Houghton Miin, 19711）。对希特勒思想做了很好解释的是埃伯哈德·耶克尔（Eberhard Jäckel）的《希特勒的世界观：权力的蓝图》（Hitler’s World View: A Blueprint for Power,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关于这些思想的起源，参见毛里斯·鲍蒙特（Maurice Baumont）主编的《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75），乔治·莫斯（George Mosse）的《大众的民族化：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的政治象征主义和群众运动》（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75）和《德国意识形态的危机：第三帝国的思想渊源》（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 New York: Schocken, 1964），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的《文化绝望的政治：日耳曼意识形态兴起研究》（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以及彼得·维里克（Peter Viereck）的《政治形而上学：纳粹思想的根源》（Metapolitics: The Roots of the Nazi Mind ,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5）。

关于阿道夫·希特勒

近年来对这位纳粹领导人进行的资料最翔实、视角更平衡的研究是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希特勒：傲慢》（Hitler, 1889–1936: Hubris,New York: Norton, 1998）和《希特勒：报应》（Hitler, 1936–1945: Nemesis,New York: Norton, 2000），也可参阅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的《希特勒：对暴政的研究》（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New York: Harper & Row,1964）以及《希特勒与斯大林：平行的生命》（Hitler and Stalin: Parallel Lives, New York: Knopf, 1992），还有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Hitler,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5）。如果想了解当时的研究，可参见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的《希特勒传》（Hitler: A Biography, New York:AMS Press, 1936）。同样重要且具有启发性的是希特勒本人言论的文献记载：《希特勒的秘密》（Hitler’s Secret Book,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1），《希特勒的秘密谈话，1941—1944》（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1–1944,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1），以及《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1922年4月—1939年8月》（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April 1922–August 1939, ed. Norman H. Baynes,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9）。

关于纳粹党的发展

对纳粹党的组织结构和发展过程进行深入了解，对于掌握这一政治运动的性质及其成功原因至关重要。关于这一主题的基本参考资料是迪特里希·奥洛（Dietrich Orlow）的《纳粹党的历史，1919—1933》（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1919–1933,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9）。关于纳粹冲锋队问题，可参考布鲁斯·坎贝尔（Bruce Campbell）的《纳粹冲锋队的将军们和纳粹主义的崛起》（The SA General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98），柯南·费舍尔（Conan Fischer）的《纳粹冲锋队：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分析，1929—1935》（Stormtroopers: A Social,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1929–1935, London: Allen & Unwin, 1983），以及彼得·H.默克尔（Peter H. Merkl）的《纳粹冲锋队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Stormtrooper,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如果想从另一个角度了解纳粹党的组织运作，可参考唐纳德·M.麦克卡莱（Donald M. McKale）的《纳粹党法院：1921—1945年希特勒纳粹主义运动的冲突管理》（The Nazi Party Courts: Hitler’s Management of Conflict in His Movement，1921–1945,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74）。

第二部分 权力的攫取与巩固，1929—1934

关于纳粹党的概况和发展

纳粹党的社会学构成问题，仍然是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领域。关于这一主题的开创性研究是迈克尔·H.卡特（Michael H. Kater）的《纳粹党：其成员和领导人的社会形象，1919—1945》（The Nazi Party: A S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 1919–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关于纳粹党从不同社会群体招募新成员的情况，参见马克斯·H.克勒（Max H. Kele）的《纳粹分子和工人：1919—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对德国劳工的吸引力》（Nazis and Workers: National Socia list Appeal to German Labor, 1919–193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2），柯南·费舍尔的《德国共产党人与纳粹主义的兴起》（The German Communist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以及柯南·费舍尔主编的《魏玛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与工人阶级》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in Weimar Germany, Providence, R.I.: Berghahn, 1996），还有蒂莫西·蒂尔顿（Timothy Tilton）的《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和德国农民》（Nazism, Neo-Nazism, and the Peasantry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对于普通纳粹分子的研究，参见西奥多·艾贝尔（Theodore Abel）的《为什么希特勒能够登上权力巅峰》（Why Hitler Came to Pow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以及彼得·默克尔的《万字符下的政治暴力：581名早期纳粹分子》（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 581 Early Nazi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关于纳粹党的领导层

关于创立、发展和领导纳粹党的重要人物的一般性传记研究，参见罗纳德·斯麦尔瑟（Ronald Smelser）和赖纳·齐特尔曼（Rainir Zitelmann）主编的《纳粹精英：22部传记素描》（The Nazi Elite:22 Biographical Sketch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3），以及约阿希姆·费斯特的《第三帝国的面孔：纳粹领导层的肖像》（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Portraits of the Nazi Leadership, New York: Pantheon, 1970）。关于特定领导人的情况，可以参考欧内斯特·K.布拉姆施泰特（Ernest K. Bramsted）的《戈培尔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1925—1945》（Goebbels and National Socialist Propaganda, 1925–1945,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5），拉尔夫·格奥尔格·罗伊特（Ralf Georg Reuth）的《戈培尔》（Goebbel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3），罗伯特·格沃思（Robert Gerwarth）的《希特勒的刽子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人生》（Hitler’s Hangman : The Life of Heydrich,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约亨·冯·朗（Jochen von Lang）的《秘书马丁·鲍曼：操纵希特勒的人》（The Secretary, Martin Bormann: The Man Who Manipulated Hitler,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彼得·隆格里希（Peter Longerich）的《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彼得·布莱克（Peter R. Black）的《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战士》（Ernst Kaltenbrunner: Ideological Soldier of the Third Reich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彼得·斯塔胡拉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与纳粹主义的兴起》（Gregor Strasser andthe Rise of Naz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83），罗纳德·斯麦尔瑟的《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 New York: Berg, 1988），兰德尔·比特维克（Randall Bytwerk）的《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 New York: Dorset, 1983），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的《优等种族的神话：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与纳粹意识形态》（The Myth of the Master Race: Alfred Rosenberg and Nazi Ideology, New York: Dodd Mead, 1972），以及约翰·韦茨（John Weitz）的《希特勒的外交家：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生活和时代》（Hitler’s Diploma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achim von Ribbentrop,New York: Ticknor & Fields, 1992）。值得注意的是，阿尔伯特·斯佩尔的纳粹政治生涯最近受到了严肃的重新评估，可参考阿尔伯特·斯佩尔的《在第三帝国内部》 （Inside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70）以及《斯潘道：秘密日记》[1]（Spandau: The Secret Diaries, New York: Macmillan,1976），这些可以与基塔·瑟伦利（Gitta Sereny）的《阿尔伯特·斯佩尔：他与真理的战斗》 （Albert Speer: His Battle with Truth, New York: Knopf,1995）对照阅读。关于其他与纳粹相勾结的著名人物的个人记述，参见弗朗茨·冯·巴本的《回忆录》（Memoirs, New York: AMS Press, 1953），以及亚尔马·沙赫特的《一个“老巫师”的供词》（Confessions of an “Old Wizard”,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56）。

关于纳粹选民

同样富有争议的问题是关于纳粹的选民基础。关于到底是哪个阶级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提供了选举支撑的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可参考托马斯·奇尔德斯（Thomas Childers）的《纳粹选民：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1919—1933》（The Nazi Voter: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Fascism in Germany, 1919–193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以及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的《谁为希特勒投票？》（Who Voted for Hitl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还可参考托马斯·奇尔德斯编辑的《1919—1933年纳粹选区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Nazi Constituency, 1919–1933, London: Croom Helm, 1986）。

关于纳粹德国地方和区域研究

对德国各地区国家社会主义的几项研究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纳粹成员和选民情况的理解。这些研究还增进了我们关于纳粹党在地方和区域各级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与各种全国性事件对比的理解。可参考威廉·S.艾伦（William S. Allen）的《纳粹如何攫取权力：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84），鲁迪·科沙尔（Rudy Koshar）的《1880—1935年马尔堡的社会生活、地方政治和纳粹主义》（Social Life,Local Politics, and Nazism, Marburg, 1880–193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杰里米·诺克斯的《下萨克森州的纳粹党，1921—1933》（The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1921–193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杰弗里·普里德姆（Georey Pridhamm）的《希特勒上台：1923—1933年的巴伐利亚纳粹运动》（Hitler’s Rise to Power: The Nazi Movement in Bavaria, 1923–1933,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约翰彼得·格里尔（Johnpeter Grill）的《1920—1945年德国巴登地区的纳粹运动》（The Nazi Movement in Baden, 1920–194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以及理查德·贝塞尔（Richard Bessel）的《政治暴力与纳粹主义的兴起：1925—1934年德国东部的纳粹冲锋队》（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The Storm Troopers in Eastern Germany, 1925–1934,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关于纳粹攫取权力的过程

关于纳粹攫取权力是否不可避免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历史选择，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调查和思考的，也具有特别吸引力的问题。对导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直接环境的详细调查，参见小亨利·A.特纳（Henry A.Turner Jr.）的《希特勒走向权力的30天：1933年1月》（Hitler’s Thirty Days to Power: January 1933 ,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6）。一项敏锐而重要的新研究是赫尔曼·贝克（Hermann Beck）的《致命的联盟：1933年的德国保守派和纳粹；新角度下看夺权斗争》（The Fateful Alliance: German Conservatives and Nazis in 1933; The Machtergreifung in a New Light, New York:Berghahn Books, 2008）。关于导致这一事件的各种长期因素和力量，参见彼得·斯塔胡拉主编的《纳粹夺取政权》（The Nazi Machtergreifung, London:Allen & Unwin, 1983）。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与纳粹获得权力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主题最可信赖的著作是小亨利·A.特纳的《德国大企业与希特勒的崛起》（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以及弗里茨·托比亚斯（Fritz Tobias）的《国会纵火案》（The Reichstag Fire, New York:Putnam, 1964）。这些著作对于了解围绕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仍然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部分 德国社会的纳粹化，1934—1938

关于纳粹政权

第三帝国政府固有的复杂性和自我矛盾，与人们对纳粹德国统一的、铁板一块的、得到追随者热烈支持的独裁政权形象的认知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要获得一幅关于第三帝国政府结构与执政实践的平衡图景，可以参考马丁·布罗斯扎特（Martin Broszat）的《希特勒的国家：第三帝国内部结构的基础与发展》（The Hitler State: The Found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Longman,1981），恩斯特·弗伦克尔的《双重国家：纳粹德国对独裁理论的贡献》（The Dual State: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Dictatorshi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简·卡普兰（Jane Caplan）的《缺乏有效管理的政府：魏玛德国和纳粹德国的国家和公务员体制》（Government without Administration: State and Civil Service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以及爱德华·彼得森（Edward Peterson）的《希特勒权力的限度》（The Limits of Hitler’s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关于政治生物学在整个第三帝国期间如何渗透到纳粹政策和实践中的问题，一项深入的研究是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与沃尔夫冈·维佩曼的（Wolfgang Wippermann）的《种族国家：1933—1945年的德国》（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关于纳粹通过仪式、宣传和媒体控制建立独裁统治和将德国纳粹化的努力，参见伊恩·克肖的《“希特勒神话”：第三帝国的形象与现实》（The “Hitler Myth”: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汉密尔顿·伯登（Hamilton Burden）的《纽伦堡纳粹党集会：1923—1939》（The Nuremberg Party Rallies: 1923–39, New York:Praeger, 1967），奥龙·J.黑尔（Oron J. Hale）的《第三帝国被俘虏的媒体》（The Captive Press in the Third Reich,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以及Z. A.泽曼（Z. A. Zeman）的《纳粹的宣传》（Nazi Propagand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关于第三帝国的文化与社会

虽然未纳入更广泛的最新研究成果，理查德·格伦伯格（Richard Grunberger）的《12年的帝国：纳粹德国的社会史，1933—1945》（The 12-Year Reich: A Social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1933–1945,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2）仍然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标准性专著。如果要查询英语文献，可以参考乔治·莫斯主编的《纳粹文化：第三帝国的知识、文化和社会生活》（Nazi Culture: Intellectual,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in the Third Reich,New York: Grosset & Dunlap,1966）。要研究德国社会的纳粹化程度，可参考大卫·舍恩鲍姆（David Schoenbaum）的《希特勒的社会革命：1933—1939年纳粹德国社会的阶级和地位》（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Class and Status in Nazi Germany, 1933–1939, New York: Doubleday, 1966），以及伊恩·克肖的《第三帝国的民意与政治异见》（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反资本主义问题，以及第三帝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性质。关于这一问题，以及德国经济复兴和重新武装的问题，可参考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的《1932—1938年纳粹的经济复苏》（The Nazi Economic Recovery, 1932–1938, London: Macmillan,1982），亚瑟·施韦策（Arthur Schweitzer）的《大企业与第三帝国》（Big Business and the Third Rei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以及彼得·海斯（Peter Hayes）的《工业与意识形态：纳粹时代的法本公司》（Industry and Ideology: IG Farben in the Nazi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和《从合作到共谋：第三帝国的德固赛公司》（From Cooperation to Complicity: Degussa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同样重要的还有杰拉尔德·D.费尔德曼的《安联集团与德国保险业，1933—1945》（Allianz and the German Insurance Business, 1933–19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关于第三帝国时期科学和医学新的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参见罗伯特·N.普罗科特（Robert N. Proctor）的《种族卫生：纳粹统治下的医学》（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以及《纳粹对癌症的战争》（The Nazi War on Canc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还有迈克尔·H.卡特的《希特勒统治下的医生》（Doctors under Hitle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9）。关于教育问题，参见杰弗里·吉尔斯（Georey Giless）的《德国学生与国家社会主义》（Student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以及吉尔默·W.布莱克本（Gilmer W. Blackburn）的《第三帝国的教育：纳粹教科书中的种族与历史研究》（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A Study of Race and History in the Nazi Textbooks, New York: SUNY Press, 1985）。关于纳粹德国社会的其他维度，参见汉斯·P.布洛伊尔（Hans P. Bleuel）的《纳粹德国的性与社会》（Sex and Society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Bantam, 1973），乔纳森·皮托普洛斯（Jonathan Petropoulos）的《第三帝国中作为政治的艺术》（Art as Politics in the Third Reic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戴维·S.赫尔（David S. Hull）的《第三帝国的电影：纳粹德国的艺术与宣传》（Filmin the Third Reich: Art and Propaganda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3），迈克尔·H.卡特的《不同的鼓手：纳粹德国文化中的爵士乐》（Different Drummers: Jazz in the Culture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芭芭拉·雷因（Barbara Lane）的《德国的建筑与政治，1918—1945》（Architecture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1918–1945,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以及罗伯特·泰勒（Robert R.Taylor）的《石头中的话语：建筑在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作用》（The Word in Stone: The Role of Architecture i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关于纳粹统治期间的日常生活

对纳粹统治下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研究，仍然是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如果要找一个真正独一无二的目击者描述，可参考维克托·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的《我将作证：1933—1941年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日记》（I Shall Bear Witness: 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1933—41,London: Phoenix, 1999）。关于纳粹德国对这方面生活的其他见解，参见德特勒夫·波伊克特的《在纳粹德国内部：日常生活中的顺从、抗拒和种族主义》（Inside Nazi Germany: Conformity,Opposition, and Racism in Everyday Lif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理查德·贝塞尔主编的《第三帝国的生活》（Life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伯恩特·恩格曼（Bernt Engelmann）的《在希特勒的德国：第三帝国的日常生活》（In Hitler’s Germany: Everyday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Schocken, 1986），以及约翰内斯·斯坦霍夫（Johannes Steinho）、彼得·佩切尔（Peter Pechel）和丹尼斯·肖沃尔特（Dennis Showalter）的《来自第三帝国的声音：口述历史》（Voices from the Third Reich: An Oral History , Washington, D.C.: Regnery Gateway, 1989）。关于纳粹种族政策对那些被认为在德意志民族共同体内不可接受的、不适应社会的人的影响，有一部优秀的论文集，即罗伯特·盖拉特莱（Robert Gellately）和内森·斯托茨弗斯（Nathan Stolzfus）主编的《纳粹德国的社会局外人》（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还有一本书对我们理解普通德国人如何适应第三帝国这一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即罗伯特·盖拉特莱的《支持希特勒：纳粹德国内的同意与胁迫》（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关于德国教会

对以妥协和冲突相互交织为特征的德国宗教机构与纳粹国家之间复杂而摇摆的关系的理解，可以参考最近的研究成果：罗伯特·P.埃里克森（Robert P. Ericksen）的《大屠杀中的共犯：纳粹德国的教堂和大学》（Complicity in the Holocaust: Churches and Universities in Nazi German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苏珊娜·赫舍尔（Susannah Heschel）的《雅利安的耶稣：纳粹德国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圣经〉》（The Aryan Jesus: Christian Theologians and the Bible in Nazi Germany ,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理查德·斯特格曼–高尔（Richard Stegmann-Gall）的《神圣的帝国：纳粹的基督教观念，1919—1945》（The Holy Reich: Nazi Concepts of Christianity , 1919–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多丽丝·卑尔根（Doris Bergen）的《扭曲的十字架：第三帝国的德国基督教运动》（Twisted Cross: The German Christian Movement in the Third Reic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以及汉斯·施密特的《贵格会和纳粹：外部黑暗中的内在光芒》（Quakers and Nazis: Inner Light in Outer Darknes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 souri Press, 1997）。目前仍然很重要的时间较早的作品，可参考罗伯特·埃里克森的《希特勒统治下的神学家》（Theologians under Hitler, New 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恩斯特·克里斯蒂安·赫尔姆里奇（Ernst Christian Helmreich）的《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教会》（The German Churches under Hitler ,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约翰·S.康威（John S. Conway）的《纳粹对教会的迫害，1933—1945》（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Churches, 1933—45 ,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京特·莱维（Guenter Lewy）的《天主教会与纳粹德国》（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azi Germany,New York: McGraw-Hill, 1964），劳伦斯·沃尔特（Laurence Walter）的《1933—1936年的希特勒青年团和天主教青年会：极权主义征服研究》（Hitler Youth and Catholic Youth，1933–1936: A Study in Totalitarian Conquest,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70）。

关于妇女问题

关于妇女和性别问题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男性自我认同中的作用，最近的专门研究大大扩展了我们对纳粹德国概念的理解，但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深入研究妇女与纳粹主义关系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是乌特·弗雷弗特（Ute Frevert）所作的精辟的一般性研究，《德国历史上的女性：从资产阶级解放到性解放》（Women in German History: From Bourgeois Emancipation to Sexual Liberation, New York: Berg, 1989），另外可由吉尔·史蒂芬森（Jill Stephenson）的《纳粹妇女组织》（The Nazi Organization of Women,London: Croom Helm, 1981）和《纳粹社会中的妇女》（Women in Nazi Society, London: Croom Helm, 1975），以及克劳迪娅·孔茨（Claudia Koonz）的《祖国的母亲们》（Mothers in the Fatherland, New York: St.Martin’s, 1987）作为补充。另外还可以参考迈克尔·菲尔（Michael Phayer）的《纳粹德国的新教和天主教会妇女》（Protestant and Catholic Church Women in Nazi German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吉塞拉·博克（Gisela Bock）与苏珊·詹姆斯（Susan James）编辑的《超越平等和差异：公民身份、女权政治和女性主体性》（Beyond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Citizenship, Feminist Politics, and Female Subjectivity, London:Routledge, 1992），以及伊丽莎白·哈维（Elizabeth Harvey）的《妇女和纳粹东方：日耳曼化的代理人和见证人》（Women and the Nazi East: Agents and Witnesses of Germaniza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关于党卫军

通过对党卫军的持续研究，我们对第三帝国的视野也有了类似的扩展。党卫军的崛起使独裁政权的性质及其权力结构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和论点的标准专著是海因茨·赫内（Heinz Höhne）的《死亡之神的命令：希特勒的党卫军的故事》（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The Story of Hitler’s S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1）。另一部在很多方面进一步扩展了我们视野的是罗伯特·L.科尔（Robert L. Koehl）的《黑衫军团：纳粹党卫军的结构和权力斗争》（The Black Corps: The Structure and Power Struggles of the Nazi S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3），另外还可以参考赫伯特·F.齐格勒（Herbert F. Ziegler）的《纳粹德国的新贵族，1925—1939年的党卫军领导层》（Nazi Germany’s New Aristocracy, the SS Leadership 1925–193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乔治·C.布劳德（George C. Browder）的《希特勒的执法者：纳粹革命中的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安全部》（Hitler’s Enforcers: The Gestapo and the SS Security Service in the Nazi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以及《纳粹警察国家的基础、国家安全警察和党卫军安全部的形成》（Foundations of the Nazi Police State, The Formation of Sipo and SD,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90），罗伯特·盖拉特莱的《盖世太保与德国社会：种族政策的执行，1933—1945》（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Enforcing Racial Policy, 1933–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查尔斯·西德诺（Charles Sydnor）的《执行毁灭任务的士兵：纳粹党卫军的骷髅部队，1933—1945》（Soldiers of Destruction: The SS Death’s Head Division, 1933–194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以及格哈德·伦佩尔（Gerhard Rempel）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军》（Hitler’s Children: The Hitler Youth and the S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另一部虽然出版时间较早，但仍然资料翔实的著作是杰拉尔德·赖特林格（Gerald Reitlinger）的《纳粹党卫军：一个国家的不在场证明，1922—1945》（The SS: Alibi of a Nation, 1922–1945,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7），另外还有乔治·H.斯坦因（George H. Stein）的《武装党卫军：希特勒在战争中的精英卫士，1939—1945，》（The Waffen SS: Hitler’s Elite Guard at War, 1939–1945,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

关于纳粹的反犹主义

关于反犹太主义的一般起源与性质，可参考艾伯特·S.林德曼（Albert S. Lindemann）的《以扫的眼泪：现代反犹太主义与犹太人的崛起》（Esau’s Tears: Modern Anti-Semitism and the Rise of the Jew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关于德国人的反犹主义，可以参考克劳斯·费舍尔的《困扰的历史：德国的犹太人恐惧症和大屠杀》（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German Judeophobia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ntinuum,1998），以及彼得·普尔泽（Peter Pulzer）的《1867—1918年德国和奥地利政治反犹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1867–1918, New York: Wiley, 1964）。关于揭露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和纳粹犹太政策的态度，可以参考奥托·杜夫·库尔卡（Otto dov Kulka）和埃伯哈德·耶克尔编辑的《纳粹关于德国大众舆论的秘密报告中的犹太人，1933—1945》（The Jews in the Secret Nazi Reports on Popular Opinion in Germany, 1933–1945,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最近值得注意的两项研究成果是艾伦·斯泰因维斯（Alan Steinweis）的《水晶之夜1938》（Kristallnacht 1938,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以及马丁·迪安（Martin Dean）的《洗劫犹太人：1933—1945年大屠杀中对犹太人财产的没收》（Robbing the Jews: The Confiscation of Jewish Property in the Holocaust, 1933–194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纳粹对犹太人政策的不同解读可以参考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的《纳粹德国与犹太人：迫害的年代，1933—1939》（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1933—1939,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7），卡尔·A.施勒内斯（Karl A. Schleunes）的《通往奥斯威辛的崎岖道路：纳粹对德国犹太人的政策，1933—1939》（The Twisted Road to Auschwitz: Nazi Policy toward German Jews, 1933–39 ,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0），莎拉·戈登（Sara Gordon）的《希特勒、德国人与“犹太人问题”》（Hitler, Germans,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以及露西·S.达维多维奇（Lucy S. Dawidowicz）的《1933—1945年对犹太人的战争》（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3–1945,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8）。大屠杀发生之前关于第三帝国犹太人苦难经历的最佳记述是弗朗西斯·R.尼科西亚（Francis R. Nicosia）和大卫·斯卡塞（David Scrase）编辑的《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生活：困境与对策》（Jewish Life in Nazi Germany: Dilemmas and Responses, New York: Berghahn, 2010），还有玛丽恩·A.卡普兰（Marion A. Kaplan）的《在尊严与绝望之间：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生活》（Between Dignity and Despair: Jewish Life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同样富有洞见的还有伦纳德·贝克（Leonard Baker）的《悲伤与痛苦的岁月：利奥·贝克和柏林犹太人》（Days of Sorrow and Pain: Leo Baeck and the Berlin Jews, New York: Macmillan, 1978）。

第四部分 纳粹帝国在欧洲的崛起与覆灭，1933—1945

关于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

要充分了解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交政策和目标，就必须对希特勒的意识形态动机有深入的了解。关于纳粹意识形态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之间的相互关系最清晰的解释之一就是诺曼·里奇（Norman Rich）的《希特勒的战争目标：意识形态、纳粹国家和扩张进程》（Hitler’s War Aims: Ideology, the Nazi State, and the Course of Expansion, New York: Norton, 1973）。从德国外交政策的长期意识形态潮流和历史延续的角度来看希特勒的目标，可以参考雪莱·巴拉诺夫斯基（Shelley Baranowski）的《纳粹帝国：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德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Nazi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贝尔（Andreas Hillgruber）的《德国与两次世界大战》（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以及伍德拉夫·D.史密斯（Woodru D. Smith）的《纳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最权威和最详细的研究是格哈德·温伯格（Gerhard L. Weinberg）的《希特勒德国的外交政策：外交革命，1933—1936》（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Diplomatic Revolution, 1933–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以及《希特勒德国的外交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1937—1939》（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Starting World War II, 1937–193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富有洞察力的解释也可以参考基思·尤班克（Keith Eubank）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Harlan Davidson, 1969），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Klaus Hildebrand）的《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以及唐纳德·C.瓦特（Donald C. Watt）的《战争是如何发生的：1938—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起源》（How the War Came: The Immediat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8–1939, New York: Pantheon, 1989）。关于纳粹对美国的看法，可参考克劳斯·P.费舍尔的《希特勒与美国》（Hitler &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关于慕尼黑会议及其他专门主题，可参考基思·尤班克的《慕尼黑》（Munich,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2），约翰·惠勒–贝内特（John Wheeler Bennett）的《慕尼黑：悲剧的序幕》（Munich: Prologue to Traged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4），保罗·西伯里（Paul Seabury）的《威廉大街：纳粹政权下的德国外交官研究》（The Wilhelmstrasse: A Study of German Diplomats under the Nazi Regi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4），于尔根·格尔（Jürgen Gehl）的《奥地利、德国和德奥合并，1931–1938》（Austria,Germany and the Anschluss, 1931–1938, Westport,Conn.: Greenwood Press,1979），奥尔顿·弗莱（Alton Frye）的《纳粹德国与美洲半球，1933—1941》（Nazi Germany and the American Hemisphere, 1933–1941,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弗雷德里克·W.迪肯（Frederick W. Deakin）的《无情的友谊：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垮台》（The Brutal Friendship: Mussolini, Hitler and the Fall of Italian Fascism, New York:Harper & Row, 1962），以及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ad）和戴维·费舍尔（David Fisher）的《致命的拥抱：希特勒、斯大林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1941》（The Deadly Embrace: Hitler, Stalin, and the Nazi-Soviet Pact, 1939–1941, New York:Norton, 1988）。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争论一般集中于军事战略、全面战争的性质以及德苏军队在东线的残酷斗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体历史，参见格哈德·温伯格的《作战中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历史》（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彼得·卡沃科雷西（Peter Calvocoressi）和盖伊·温特（Guy Wint）的《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过程》（Total War: Causes and Cours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Penguin, 1979），以及戈登·赖特（Gordon Wright）的《1939—1945年全面战争的煎熬》（The Ordeal of Total War, 1939–194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关于欧洲战争军事层面各方面的解释，参见约翰·基根（John Keegan）的《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Penguin, 1989），以及理查德·奥弗里的《为什么盟国会获胜》（Why the Allies Won, New York:Norton, 1996）。

关于德国军队在东线情况的最新研究，可以参考斯蒂芬·弗里茨（Stephen G. Fritz）的《希特勒在东线的灭绝战争》（Ostkrieg: Hitler’s War of Extermination in the East,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2011）和《前线战士：二战中的德国士兵》（Frontsoldaten: The German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95），也可以参考奥马尔·巴托夫（Omer Bartov）的《1941—1945年的东线：德国军队与战争的野蛮化》（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5: German Troops and the Barbarization of Warfare, New York: St. Martin’s, 1985）和《希特勒的军队：第三帝国的士兵、纳粹分子和战争》（Hitler’s Army: Soldiers, Nazis,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关于对东线的大决战的有力描绘，可以参考威廉·克雷格（William Craig）的《大门口的敌人：斯大林格勒之战》（Enemy at the Gates: The Battle for Stalingra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2），以及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的《斯大林格勒：致命的围城，1942—1943》（Stalingrad: The Fateful Siege: 1942–1943, New York: Penguin, 1998）。也可以参考理查德·奥弗里的《俄罗斯战争：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1941—1945》（Russia’s War: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War Effort, 1941–1945, New York: Penguin, 1997）。

关于纳粹在欧洲的统治

关于纳粹对其占领地区政策的研究首先可以参考诺曼·里奇的《希特勒的战争目标：建立新秩序》（Hitler’s War Aim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Order,New York: Norton, 1974），随后可以进一步阅读更专门的著作，如杰拉尔德·赖特林格的《建在沙子上的房子：1939—1945年德国对俄罗斯政策的自我冲突》（The House Built on Sand: The Conflicts of German Policy on Russia, 1939–45,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9），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 Dallin）的《1941—1945年德国在俄罗斯的统治》（German Rule in Russia, 1941–1945, London: Macmillan, 1957），以及约翰·F.斯威茨（John F. Sweets）的《维希法国的选择：纳粹占领下的法国》（Choices in Vichy France: The French under Nazi Occupa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关于纳粹对欧洲实施日耳曼化的最终计划和目标，可以参考罗伯特·科尔的《RKFDV：德国的重新安置和人口政策》（RKFDV: German Resettlement and Population Policy,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关于对纳粹占领政策和行径的抗拒，可以参考M. R. D.福特（M. R. D. Foot）的《反抗：1940—1945年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分析》（Resistance: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Resistance to Nazism, 1940–1945, London: Methuen, 1976）。

关于德国国内战线

关于德国重整军备以及德国为进行全面战争而进行的经济转型等领域，仍然存在一些重要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最新阐释，可以参考理查德·J.奥弗里的《1938—1945年第三帝国的战争与经济》（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1938–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较早的重要专著可以参考伯顿·H.克莱因（Burton H. Klein）的《德国为战争所做的经济准备》（Germany’s Economic Preparations for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以及艾伦·S.米尔沃德（Alan S. Milward）的《战争中的德国经济》（The German Economy at War,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5）。

历史学界的注意力也转移到了战争期间德国平民人口的状况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两本值得推荐的专著是马丁·基钦（Martin Kitchen）的《战争中的德国》 （Germany at War, London: Longman, 1995）和厄尔·R.贝克（Earl R. Beck）的《在轰炸之下：德国国内阵线，1942—1945》（Under the Bombs: The German Home Front, 1942–1945,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86）。关于最近有争议的解释，参见彼得·弗里泽（Peter Fritzsche）的《第三帝国中的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the Third Reich,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关于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可以参考斯图尔特·H.罗斯（Stewart H. Ross）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轰炸：神话和事实》（Strategic Bombing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War II:The Myths and Facts, Jeerson, NC: McFarland & Co.,2003）。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著作见大卫·欧文（David Irving）的《德累斯顿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Dresden, Lond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63）。同样重要的著作还有爱德华·霍莫兹（Edward Homze）的《纳粹德国的外国劳工》（Foreign Labor in Nazi Germa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杰伊·贝尔德（Jay Baird）的《1939—1945年纳粹战争宣传的神话世界》（The Mythical World of Nazi War Propaganda, 1939– 1945,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4），以及罗伯特·E.赫斯坦（Robert E. Herzstein）的《希特勒赢得的战争：戈培尔与纳粹媒体的行动》（The War That Hitler Won: Goebbels and the Nazi Media Campaig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7）。关于纳粹时期德国青年的最新研究，尤其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青年的研究，可以参考迈克尔·H.卡特的《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关于大屠杀

关于大屠杀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和快速的扩展。最新的研究成果，可参阅每一期《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杂志上列出的参考书目。关于这个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大屠杀研究的最新成果，一个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是迈克尔·贝伦鲍姆（Michael Berenbaum）和亚伯拉罕·J.派克（Abraham J. Peck）编辑的《大屠杀和历史：已知的、未知的、有争议的和重新审视的》（The Holocaust and History: The Known, the Unknown, the Disputed, and the Reexamined,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98）。关于这个问题非常有用的参考资料还有迈克尔·R.马里斯（Michael R.Marrus）的《历史上的大屠杀》（The Holocaust in Histor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6）。大屠杀的开创性研究是劳尔·希尔伯格（Raoul Hilberg）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Chicago: Quadrangle, 1961），这本书仍旧可列入最佳著作之列。同样推荐的还有多丽丝·L.卑尔根的《战争与种族灭绝：大屠杀简史》（War & Genocide: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以及叶胡达·鲍尔（Yehuda Bauer）的《大屠杀史》（A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82）。关于吉卜赛人遭遇种族灭绝这一有争议主题的新视角，可以参考京特·莱维的《纳粹对吉卜赛人的迫害》（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Gyps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对了解纳粹消灭欧洲犹太人计划的起源和执行，至关重要的参考著作是理查德·布雷特曼的《种族灭绝的设计师：希姆莱与最终解决方案》（The Architect of Genocide:Himm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Hanover, N.H.: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1991），克里斯托弗·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最终解决方案的起源：纳粹犹太政策的演变，1939年9月—1942年3月》（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September 1939–March 1942,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4）和《致命的月份：关于最终解决方案的论文集》（Fateful Months: Essays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Final Solution, New York: Holmes & Meier,1985），以及《走向种族灭绝的道路：关于最终解决方案发动问题的论文集》（The Path to Genocide:Essays on Launching the Final S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还有杰拉尔德·弗莱明（Gerald Fleming）的《希特勒与最终解决方案》（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关于纳粹安乐死政策与大屠杀的关系，可以参考亨利·弗里德兰德（Henry Friedlander）的《纳粹种族灭绝的起源：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方案》（The Origins of Nazi Genocide: From Euthanasia to the Final Solu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同样具有重要性的读物是杰弗伊·赫夫的《犹太敌人：二战期间的纳粹宣传和大屠杀》（The Jewish Enemy: Nazi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以及《纳粹对阿拉伯世界的宣传》（Nazi Propaganda for the Arab Worl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同样不可或缺的是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我将做证，1942—1945：纳粹时代的日记》第二卷（I Will Bear Witness, 1942–1945: A Diary of the Nazi Years, vol. 2,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9）。

关于犯下罪行的纳粹分子及其他人的研究，可以参考爱德华·B.韦斯特曼（Edward B. Westermann）的《希特勒的警察营：在东线实施的种族战争》（Hitler’s Police Battalions: Enforcing Racial War in the East,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5），温迪·洛厄（Wendy Lower）的《纳粹帝国建设与在乌克兰的大屠杀》（Nazi Empire-Building and the Holocaust in Ukrain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5），克里斯托弗·勃朗宁的《普通士兵：101后备营和波兰的最终解决方案》（Ordinary Men: Reserv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2），罗伯特·杰伊·里夫顿（Robert Jay Lifton）的《纳粹医生：医疗杀戮与种族灭绝的心理学》（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以及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3）。关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经济机构中的非纳粹人士参与罪行的情况，可以参考杰拉尔德·D.费尔德曼和沃尔夫冈·塞贝尔（Wolfgang Seibel）编辑的《纳粹迫害网络：官僚机构、商界和大屠杀的组织》（Networks of Nazi Persecution: Bureaucracy, Busines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5）。

关于外部世界对大屠杀的反应，可以参考约瑟夫·W.本德斯基的《犹太人的威胁：美国军队中的反犹主义政治》（The “Jewish Threat”: Anti Semitic Politics of the U.S. Arm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沃尔特·拉克尔的《可怕的秘密：对希特勒“最终解决方案”的真相的压制》（The Terrible Secret: Suppression of the Truth about Hitler’s “Final S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1982），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奥斯威辛和盟国》（Auschwitz and the Alli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1），理查德·布雷特曼与艾伦·克劳特（Alan Kraut）合著的《1933—1945年美国难民政策与欧洲犹太人》（American Refugee Policy and European Jewry, 1933–1945,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87），以及戴维·S.怀曼（David S. Wyman）的《纸墙：美国与难民危机，1938—1941》（Paper Walls: America and the Refugee Crisis,1938–1941,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68）和《对犹太人的抛弃：美国与大屠杀，1941—1945》（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 1941–1945, New York: Pantheon, 1984）。在持续激烈的关于对大屠杀反应的争论中，关于教皇的行为和不作为的争论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尝试对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且进行了公允的描述的著作，可以参考迈克尔·菲尔的《教宗庇护十二世、大屠杀与冷战》（Pius XII, the Holocaust and the Cold Wa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以及《天主教会与大屠杀，1930—1965》（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Holocaust,1930–196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关于对第三帝国的抵抗与失败

关于德国内部反对第三帝国力量的性质及其历史遗产所涉及的问题和辩论，最新著作是彼得·霍夫曼（Peter Homannn）的《卡尔·格德勒与犹太问题，1933—1942》（Carl Goerdeler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1933–1942,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西奥多·S.哈梅罗（Theodore S. Hamerow）的《在通往狼窝的道路上：德国对希特勒的抵抗》（On the Road to the Wolf’s Lair: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以及克雷门斯·冯·克伦佩雷尔的《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抵抗：寻找海外盟友，1938—1945》（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The Search for Allies Abroad, 1938–1945,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1992）。同样重要的是更早的专著：彼得·霍夫曼的《1933—1945年德国对第三帝国抵抗运动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哈罗德·多伊奇（Harold Deutsch）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反对希特勒的密谋》（The Conspiracy against Hitler in the Twilight Wa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8），赫尔曼·格拉姆（Hermann Graml）、汉斯·蒙森、汉斯–约阿希姆·赖希哈特（Hans-Joachim Reichhardt）和恩斯特·沃尔夫（Ernst Wolf）的《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抵抗》（The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的《德国抵抗运动：卡尔·格德勒的反暴政斗争》（The German Resistance: Carl Goerdeler’s Struggle against Tyranny, New York: Praeger, 1958），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的《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抵抗：一种评估》（The German Opposition to Hitler: An Assessment, London: Oswald Wol，1970），以及克里斯托弗·赛克斯（Christopher Sykes）的《痛苦的忠诚：一个反抗希特勒的德国贵族的故事》（Tormented Loyalty: The Story of a German Aristocrat Who Defied Hitler,New York:Harper & Row, 1969）。

关于纳粹德国的终结，可以参考伊恩·克肖的《终结：对希特勒德国的反抗和毁灭，1944—1945》（The End: The Defiance and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 1944–1945, New York: Penguin, 2011），以及斯蒂芬·弗里茨的《决战：士兵、平民和第三帝国的灭亡》（Endkampf: Soldiers, Civilians, and the Death of the Third Reich,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2004）。

第五部分 为正义和历史记忆而奋斗

关于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在过去的10年里，人们对纳粹战犯战后审判的兴趣大大增加了。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参考内森·斯托茨弗斯和亨利·弗里德兰德编辑的《纳粹罪行与法律》 （Nazi Crimes and the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基姆·C.普里梅尔（Kim C. Priemel）与阿列克莎·斯蒂勒（Alexa Stiller）合著的《重新评估纽伦堡军事法庭：转型正义、审判叙述和史学》（Reassessing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Transitional Justice, Trial Narratives, and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2），希拉里·厄尔（Hilary Earl）的《1945—1958年纽伦堡对党卫军别动队的审判：暴行、法律和历史》（The Nuremberg SS-Einsatzgruppen Trial, 1945–1958: Atrocity, Law,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迈克尔·布赖恩特（Michael Bryant）的《面对“好的死亡”：对纳粹安乐死项目的审判，1945—1953》（Confronting the “Good Death”: Nazi Euthanasia on Trial, 1945–1953, Bould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Press, 2005），以及阿里赫·J.科查维（Arieh J. Kochavi）的《纽伦堡审判的前奏：盟军的战争罪行政策与惩罚问题》（Prelude to Nuremberg: Allied War Crimes Policy and the Question of Punishmen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较早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标准性著作，且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一般性历史叙述的包括布拉德利·F.史密斯（Bradley F. Smith）的《通往纽伦堡之路》（The Road to Nuremberg, New York: Basic Books,1981）以及《在纽伦堡作出判决》（Reaching Judgment at Nuremberg, New York: Basic Books,1977），还有安·图萨（Ann Tusa）和约翰·图萨（John Tusa）合著的《纽伦堡审判》（The Nuremberg Trial, New York: Atheneum,1984）。关于逃过应有的法律审判和道德命运的人的问题，可以参考唐纳德·麦克卡莱的《希特勒之后的纳粹：大屠杀的实施者是如何欺骗正义和真相的》（Nazis after Hitler: How Perpetrators of the Holocaust Cheated Justice and Truth, Lanham,Md.: Rowman & Littleld, 20122）。

关于战后记忆与纳粹遗产

关于战后几年德国局势的复杂性，以及早期各种试图重新选择历史的情况，可以参考阿蒂娜·格罗斯曼（Atina Grossmann）的《犹太人、德国人和盟国：在被占领的德国的短兵相接》（Jews, Germans, and Allies: Close Encounters in Occupied Germany,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关于第三帝国阴影导致的持续性问题与相关争议的最新研究，可以参考诺贝特·弗赖（Norbert Frei）的《阿登纳的德国和纳粹的历史：大赦和融合的政治》（Adenauer’s Germany and the Nazi Past: The Politics of Amnesty and Integ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以及罗伯特·G.莫勒（Robert G. Moeller）的《战争故事：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寻找可以利用的历史》（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对这些问题极好的更广泛的分析，可以参考杰弗伊·赫夫的《分裂的记忆：纳粹在两个德国的历史》（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查尔斯·S.迈尔（Charles S. Maier）的《难以把握的过去：历史、大屠杀和德国的国家认同》（The Unmasterable Past: History, Holocaust, and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理查德·埃文斯的《在希特勒的阴影下：西德历史学家和逃避纳粹历史的企图》（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the Nazi Past, New York: Pantheon, 1989），以及彼得·鲍德温（Peter Baldwin）主编的《改造过去：希特勒、大屠杀和历史学家的辩论》（Reworking the Past: Hitler, the Holocaust,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0）。

关于德国战争受害者这一极为敏感的问题，可以参考吉拉德·马加利特（Gilad Margalit）的《罪恶感、痛苦和记忆：德国对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的记忆》（Guilt, Suffering, and Memory: Germany Remembers Its Dead of World War I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以及赫尔穆特·施密茨（Helmut Schmitz）主编的《一个受害者的国家？——1945年至今德国战时苦难的叙述》（A Nation of Victims? Representations of German Wartime Suffering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Amsterdam: Rodopi, 2007）。关于轰炸德国城市和平民的相关（并有同样争议的）问题，德文原版的约尔格·弗里德里希（Jörg Friedrich）的《战火：1940—1945年对德国的轰炸》（The Fire: The Bombing of Germany, 1940–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很快就成了畅销书，引起了公众的广泛争论。还可参考伊戈尔·匹莫拉兹（Igor Pimoratz）的《二战中对德国城市的轰炸》（The Bombing of German Cities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0），A. C.格雷灵（A. C. Grayling）的《在死亡城市之中：二战中对德国和日本平民轰炸事件的历史和道德遗产》（Among the Dead Cities: The History and Moral Legacy of the WWII Bombing of Civilians in Germany and Japan , New York: Walker & Company, 2006），以及W. G.西博尔德（W. G.Sebald）的《关于毁灭的自然历史》（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struction,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两部有洞察力的文学作品是关于德国历史记忆的斗争的例证，它们是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的小说《步行小道》（Crabwalk, New York: Mariner Books, 2004）及其自传《剥洋葱》（Peeling the Onion, New York: Mariner Books, 2008）。两部书都引发了对这位公共知识分子深入的批判性重新评估，在此之前，这位知识分子一直被认为是体现联邦共和国新道德意识的人之一：因为前一本书提出了德国难民逃离俄国人控制的绝望困境，后一本书揭示了格拉斯本人在战争末期短暂地成为一个年轻的党卫队成员的隐秘历史。

[1] 斯潘道（Spandau）是德国柏林的第五区，也是最西面的一个区，位于哈韦尔河和施普雷河汇流处哈韦尔河的西岸。二战后，该区为英国占领区，建于1876年的斯潘道监狱用来收押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监禁的纳粹战争罪犯。——译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粹德国史：第4版 / （美）约瑟夫·W.本德斯基著；王光华，王玉青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8

书名原文：A Concise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ISBN 978-7-5217-1463-0

Ⅰ. ①纳… Ⅱ. ①约…②王…③王… Ⅲ. ①德意志第三帝国－研究 Ⅳ. 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8770号

A Concise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by Joseph W. Bendersky

Copyright © 2014 b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publish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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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史（第4版）

著者：［美］约瑟夫·W.本德斯基

译者：王光华 王玉青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275千字

版次：2020年8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9–3754

书号：ISBN 978–7–5217–1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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