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医记：我陪父亲治病的真实经历

会飞的王动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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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医记：我陪父亲治病的真实经历

会飞的王动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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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怕电话铃声在深夜响起

2.ICU——生死的中转站

3.心梗发作——那种濒死的感觉

4.ICU一天需要多少钱？

5.心脏支架了解一下

6.看病一定要去大医院

7.敢在非三甲医院做心脏支架？

8.冠脉造影中三条细细的红线

9.父亲的心脏支架很成功，然并卵……

10.支架诚可贵，搭桥价更高

11.搭桥不是你想搭就能搭

12.智斗护士长，我占到便宜了吗？

13.开得起玩笑，说明我们还好

14.白头发的病根终于找到啦

15.他们都是一伙的

16.送个红包咋就那么难

17.给大夫送红包的门道

18.千穿万穿，红包不穿

19.手术成功的概率不到一半？

20.最煎熬的等待就是等在手术室外

21.女人的勇敢

22.与死神猜硬币

23.女护工驾到

24.有一种无助叫男人

25.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26.被老头子煽了一把情

1.最怕电话铃声在深夜响起

我爸第一次心梗急性发作是在2015年的8月份。具体日子我记不清了。

那天晚上我正在书房里用电脑下载美剧《夜魔侠》，手机突然响了。我的手机铃声是评剧《花为媒》中张五可的一个经典唱段——“夸月娥”，第一句是口白叫板“好一个俊俏的女子呀”，新凤霞先生的唱腔婉转俏皮，清亮优美，但在深夜突然听到，也着实吓了我一跳。

我与很多同龄朋友交流过，人到中年，最怕电话铃声在深夜响起，因为那多半意味着坏消息。年轻时半夜给我打电话的都是狐朋狗友找喝酒，间或有一两个追索情债的女生。但自打我进入道貌岸然的不惑之年，荒唐之事已经离我远去。

我一个女同学说过，在她父亲去世前的几年，只要晚上电话一响，准是她父亲又被“120”拉走了。直至她父亲死于心脏病，她也神经衰弱到晚上关闭手机才能入睡。

一看来电显示是父母家电话，不祥的预感更强烈了。

我妈这个人说话也吓人。不管什么事都有话直说，而且丝毫不掩饰她的情绪，语气惊悚。上次我二叔突发心脏病去世，她给我打电话，上来就一句：“王动啊，你二叔没了。”吓得我浑身哆嗦。

这次也是。我把话筒离耳朵稍微远一点，以免被我妈的一惊一乍吓到：

“你爸犯病了，赶紧来医院。中心医院外科楼9楼。”

我正要问问怎么回事，那边已经挂掉了。

一边手忙脚乱穿衣服，一边向老婆汇报情况。孩子刚上高一，还没下晚自习。老婆不能陪我去医院。老婆说你有钱吗？我说怕不够。老婆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卡，说里面有2万，先应急。

打车赶到医院。给弟弟打电话确认病房位置。弟弟语调低沉，只说了句“抢救呢”。在外科9楼的CCU（心脏重症监护室）。

我爸疑似心梗已经有两年了。他老人家烟龄50多年，饮食口味又比较重，热爱大鱼大肉，不得心脏病才怪。但他们那代人都有点讳疾忌医，脾气还大，我们一说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他就嚷嚷起来：“去什么医院，医院那是人去的地方吗，没病都要检查出病来。”我们再坚持，他就放出狠话：“大不了一死，我这个岁数还有什么看不透的，死了就死了！”

不过嚷归嚷，谁难受谁知道。老头子偷偷把速效救心丸揣在身上，有时实在胸闷胸痛，就去楼下的小诊所挂点滴。据说能扩张血管，多少有点效果。

像很多没文化的老人一样，他迷信中医，前一阵刚买回来几盒叫“心脉通络”的中药，不顾我多次劝阻，每天仍眼含热泪地生吞大药丸子。

“中药药力是达不到心脏的。”我早就怀疑速效救心丸里有类似“硝酸甘油”成分，若按速效救心丸药盒上标明的成分冰片和川穹，根本起不到“救心”作用。然而其配方受到国家政策保护，没人敢通过实验具体分析其真正成分。

“你懂个屁！”老头子是中医粉，一说就炸。我只能闭嘴，怕给他气个好歹。

CCU是一间三四百平方米的大屋子，屋子中间有个半封闭的圆台，是医生护士值班的监控台，屋子四边摆放着需要重点监护的病床，每个病人身上都连接着医疗监视器，黄灯警报此起彼伏地闪烁，滴滴声不绝于耳。不过医护人员基本对此视而不见，太多原因会引起黄灯警报，多数情况都不重要。

东南角围着几个白大褂忙乱着，远远地看到母亲和弟弟站在一边，呆头呆脑又束手无策的样子。我快步走过去一看，眼泪差点掉下来。只见老头子头发散乱，满头大汗，眼睛半睁半闭，靠在床头摇起的病床上，鼻子插着吸氧管，还大张着嘴喘着粗气。上衣已经完全解开，袒露出胸口，几个护士正在给他接医疗监视器。胳膊扎着点滴，架子上悬挂着两袋透明药物。

我加入母亲和弟弟的发呆行列，站了一会，走过去握住我爸的手。一边自说自话地安慰他，没事没事，一会就好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到。我爸的手还很温热，握住他手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很久没和父亲这样亲近了。心中有些悲伤。

“把导尿接上，换氧气罩。”旁边一个大夫临阵不乱地指挥，”家属过来签字，别搁那站着。”

主治医生指着自己的胸牌先做了自我介绍，姓赵，女的，看起来就三十五六岁的年纪，颇有几分姿色。可这是救人又不是选美，这么年轻能行吗？我为美女上位的种种传闻走神了一秒钟。

待签字的单子有一大叠。统统来不及细看。我在赵医生春葱玉指的指挥下，埋头一通签。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掩饰自己经验不足，赵医生一副见惯生死的冷漠。在询问了父亲基本身体情况之后，她淡淡道：”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急性发作，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病人已经有心衰的症状。”

说着递给我一张单子，上面有五个刺眼的黑字：病危通知单。

“到这种程度了吗大夫？”我颤声问。

“我们会尽力抢救，但你父亲这个心脏病很严重，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她的声音里依旧听不出任何情绪，好像在讲一道数学题的两种解法。

2.ICU——生死的中转站

后来我岳父因为脑出血病情加重被转进ICU（重症监护室）时，老婆吓得哭起来，我还很过来人似的安慰她。我说不要紧不要紧，进了ICU才能得到更好的治疗。

当时来了很多老婆娘家亲戚，守在ICU门前，以备不测。我颇不以为然。

我有个倔强的念头，认为岳父没问题。我觉得过不了几天，岳父就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然后顺利地从ICU转回普通病房。可两天后，残酷的现实教育了我。

医护人员把已经没有心跳的岳父推出病房，亲戚们忙着给他穿寿衣，我站在ICU门口的过道处，看着被架坐在病床上的岳父，瞑目垂首无知无觉，禁不住失声痛哭。

我跟朋友们多次说起这事。我说我不是因为悲伤，是被气得。我不相信我的判断是错的，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会在我的眼前死去。

我对ICU的信心来自我父亲的经历。为治疗心脏病，他曾三进三出ICU。至于CCU（心脏病重症监护室），更是像我家后院似的，得闲他老人家就要去溜达一圈。当然这是后话。

签了病危通知书。我和弟弟一商量，老头子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关，必须先通知老叔和老姑。他俩是我们家族里比较有话事权的人。特别是老姑，做企业老板多年，为人强势，嗓门也大，凡事都要做主，她大哥生死一线之中，若不及时向她汇报情况，她定然要发飙。

半小时不到，老姑和老叔急三火四地赶到。老姑一见我爸浑身接满各种管子奄奄一息的样子，嘴巴一咧就要开嚎，唬得我赶紧把老姑抱住，我说别哭哭咧咧的，不会有事的。老叔缠住赵医生，不得要领一顿发问，好像要从问答中找到抢救我爸的灵丹妙药。

赵医生忽然高声道：“家属留一个人就行，其他人都出去，别影响我们抢救！”

“怎么影响你们抢救啦，人都快不行了，我们在这里看看就影响你们抢救啦？你们什么态度！”老姑终于抓到爆发的机会了，扯开嗓门边哭边骂，“我们出去行，但必须把人给我救过来，花多少钱我不在乎，救不过来你们都给我等着！”

我和弟弟急忙把老姑往外架，老姑兀自哭骂个不休：“必须把我大哥救过来，我就这么一个哥啦，救不过来你们谁也别想当大夫。”

老叔跑过去跟赵医生说着什么，貌似赔礼道歉。赵医生苦笑摇头。他们老姐俩黑脸红脸配合得倒挺默契。

“转院去沈阳！这医院根本不行！”老姑还在走廊里嚷嚷，说完掏出电话要安排车。我和弟弟一通好说歹说，才把她老人家拖进家属休息室。

心肌梗死急性发作时不能乱动病人。这是常识。抢救心梗病人抢的就是时间，转院只是一时气话。所以从医疗条件这个角度看，住在大城市的优势很明显。我一直认为，岳父如果当初转去三甲医院，也不至于死得莫名其妙。

医闹还是有用的。CCU很快放弃了徒劳无功的抢救手段，将我爸转入了ICU。赵医生语气温柔得前后判若两人，让人有受宠若惊的错觉。她柔声细语道：“先去ICU观察一下看看，如果氧气罩不行，就插管上呼吸机。”

说完把我们送瘟神一样指到了9楼另一侧ICU的门前。

ICU是鬼门关前最后一站了。我们心情沉重，守候在门前。老姑老叔向我妈询问父亲的发病经过，下了很多事后诸葛亮的评语。诸如“我早让他来好好检查一下”“我大哥那人就是不听劝啊”“多大岁数了还总去爬山”。我和弟弟在墙角抽烟。我说我觉得我爸没事。他也说肯定没事。我说老头子就是嘚瑟。他也说确实嘚瑟。

ICU门一开，出来一个身穿天蓝色手术服的大夫，说是我爸的管床大夫。要我们进到门厅处。又是一番介绍病情，把情况说得十分严重，我知道他们必须这样说，也不觉得多可怕。又是在一堆不必看的单子上签字。末了出来一个护士，拿个单子让我们去楼下超市买一些必需品。无非护理垫、卫生纸、矿泉水之类。

忙活停当，已是午夜。我把母亲、老姑、老叔、弟弟都劝走，反正ICU也不让家属进，他们待在这里也帮不上忙。

家属休息室在大厅的角落里，里面已经熄灯，漆黑一片，鼾声如雷，弥漫着一股臭脚丫子味。

我在走廊里看了一会医护人员公示板，发现有两个护士很漂亮。这是我从星爷电影《国产凌凌漆》中学到的注意力转移大法。每当感到紧张、恐惧、焦虑时，我都习惯用女色来为自己减压。然而这一次，我发现这招不灵。

我躺在大厅的休息长椅上，给自己号了号。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

3.心梗发作——那种濒死的感觉

按照我爸发病前视死如归的说法，死于心梗仿佛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老头子才七十岁，刚刚赢得了与绝大多数古人的长寿比赛，觉得有了骄傲自满的资格，便时常在我们之前表演豁达：“这样过去（指死于心梗）也不错，不遭罪，也不拖累你们。”说着用手凭空划拉一圈，将我妈、我和我老婆、我弟和弟妹一干“无情无义”之人都圈在内。

我和弟弟交流一个“又来了”的眼神，继续该干嘛干嘛，懒得反驳。我爷活到83岁，我奶活到89岁，真不知道我爸这种“轻死重义”的自信从何而来。

况且，心梗而死并非像传说中的那样毫无痛苦，无论你之前做了多少准备，濒死的恐惧都会压垮你，那与肉体的疼痛是不可比的。我就犯过一次心梗，还好没死，让我有机会能在这里口气轻松谈论与死神的近距离接触。

感觉中，那个哥特式装扮的死神在黑色兜帽的遮掩下，轻轻丢过来一道冰冷的目光，然后飘然远去。留下我这个被打上印记的家伙，等待它的再次光临。

说起来冠心病有点像我家的家族病。奶奶死于心梗，二叔死于心梗，父亲和我都有心梗。这或许和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这些打苦日子过来的人，饮食都重盐重油，把肥甘厚味当成不可或缺的营养。久而久之，血脂增高，血液粘稠，血栓形成，心梗也就随之而来了。

我遗传了父亲了诸多优点，比如嗜烟好酒脾气暴躁，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比如肥胖熬夜拒绝运动。那天我打麻将至深夜，接着钻进书房在电脑上看电影，一直看到凌晨2点，才算把脑子里的“幺鸡、六饼”之类清洗干净。我去卫生间做了睡前清理，突然，我感觉到不适。

我至今也无法清晰描述那种不适感，也不疼，也不晕，似乎有一点麻，却又说不清是哪里麻，就好像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被麻椒腌制了一下。随后，我觉得血液涌向头部，整个头部都微微发胀，我心里划过一个念头：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高血压？

我在书房的床上躺下来，打算用睡眠将身体重启一下。然而不行。我一躺下，浑身胀麻的感觉就骤然加重，并且胸口发闷，呼吸也不顺畅。我翻来覆去换了几个睡姿，统统无效，只好翻身坐起。

其时正是夏季。我打开纱窗，趴在窗台上做深呼吸。直到这时，我还没有恐慌，我以为自己犯了高血压之类的小毛病。窗外一片寂静，一栋栋居民楼隐藏在黑暗之中，微风里飘来若有若无的丁香花味道。

时间在缓慢地流逝，我很快就没心情欣赏夜色了。胸部的憋闷已经打穿了后背，并沿着背部向上蔓延到双肩，双臂，渐渐转变成了一种放射状的钝痛。接着我口腔两侧的牙根都酸疼起来。

这是非常典型的心绞痛发病症状。可我怎会想到自己青春妙龄就能有此艳遇。我仍在胡思乱想地为自己找辙，午饭时我吃了茧蛹，莫非食物中毒了？我慢慢地踅到厨房给自己灌了一杯凉白开，慢慢地挪到卫生间，慢慢地在马桶上坐下，幻想凉白开能将我体内的毒素及时冲掉。

我的额头开始沁出冷汗，意识也渐渐混沌。脑中嗒然轻响:我是不是要死了？这个念头一旦出现，便像最凶悍的病毒一般，瞬间占据整个身心。什么功名利禄，什么宠辱得失，那些作为一个男人曾经孜孜以求的东西，都被死亡的恐惧碾压成粉末。

美剧《广告狂人》里有过这么一个情节，广告公司的老板找了一个美女到公司饮酒作乐，结果心梗突发，被救护人员用担架抬出了公司，恰好碰到闻讯赶来的老婆。他躺在担架上，拉着老婆的手，哭着说“我爱你”，老婆也哭，好像生死离别。出院不到一个月，他就和老婆离婚了，娶了当初那个饮酒作乐的女子。

生死关头还得是亲老婆啊。我到卧室将熟睡中的老婆拍醒。虽然老婆一向对我很暴力，但这要命的当口，也顾不得许多了，她朦胧着睡眼一看我东施效颦的造型，厉声喝问，咋的啦！

我继续捂着胸口或胃部，泪眼婆娑。我有老胃病，胃疼发作时也会蔓延到背部。这就是心梗的讨厌之处，你真说不清是哪疼。

老婆对我的食物中毒说表示认同，并说，你不知道你吃茧蛹过敏吗？嘴馋不要命啊。接着历数我抽烟喝酒熬夜打麻将等种种恶习，看来要趁我无反抗之力对我展开大批判。我皱眉摆手，实在没力气和她辩论。那一刻我看到了我未来的两种最有可能的死法：一是死于心梗，二是死于唠叨。两权相害，我觉得还是死于后者似乎好一点。

我三姨就唠叨，三姨夫于是与她分睡东西屋。一天早上，三姨按惯例去那屋叫三姨夫起床，打开卧房门一看，三姨夫已经死去多时了。

天亮前，老婆一边唠叨，一边陪我坐在床上，为我揉后背缓解症状。其间我两次试图躺下，都没坚持到一分钟。这也是心梗病人的典型症状，不能平躺。

我之所以没叫“120”，是我接受不了自己已危在旦夕的感觉。我还不到40岁，就把身体交付给陌生人处置，想想都不寒而栗。

早上六点，老婆陪我来到中心医院的急诊室。值班医生正打着哈欠整理床铺。我背痛已经减轻了许多，只剩两侧牙根酸痛。我说我牙痛。医生说，等八点牙科上班的。我说不是那个牙痛，是酸痛。医生说，等八点牙科上班的。我说，会不会是心脏病带的牙痛？医生说，不可能，等八点门诊上班的。我说，去尼玛。

当然，这句我是在心里说的。

我没有等门诊开门。熬了一夜，感觉有些困倦，就回家睡觉了。心梗往往如此，扛过去就跟好人一样。本以为我的这次犯病会成为健康之谜。但答案三个月之后就揭晓了。

单位例行体检，心电图检查。两个年轻女医生拿着我的心电图看了又看，又扭头看看躺在床上袒胸露乳的我，然后再次把心电图看了又看。一个说，给他写上啊？另一个说，写上。

我从床上爬起来，拿过自己的心电图，看到那乱七八糟的线条下，有四个小字：心肌梗死。

4.ICU一天需要多少钱？

有过在医院陪护经验的人都知道，病房外的休息椅比快餐店的椅子还不适合人类停留。它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硬、凉、脏。材质一般采用金属类，设计也故意违背人体力学，大约借鉴了老虎凳的理念，为广大病人及家属提供一种如坐针毡的高级享受。

幸好病人家属普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居然在ICU门前大厅的休息椅上睡到了天亮。睁眼时我觉得自己好像锈死在那条铁椅子上，每做一个动作，浑身骨节都咔咔作响。

ICU（重症监护室）八点开始通报病人情况。母亲和我们兄弟俩都沉默着守候在门前，像等待宣判的罪人一样，内心惶恐。

“你知道地狱里的魔鬼怎样折磨那些有罪的灵魂吗？让他们等待着！”我莫名其妙地想起这句话。忘了出自《神曲》还是《浮士德》。我们一生中每个重要的时刻都离不开等待，这是个不浪漫的真相，我们都活在一个被动的被选择的人生里。

管床大夫依旧一脸吓人的凝重，所幸带来的消息还不错。说是我爸凌晨又发作了一回，现在情况算是稳定了，但需要继续观察。我问现在清醒吗？管床大夫点头，说病人意识清楚，但还要观察看看。

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后来我才明白，像我爸这种情况，根本无需进ICU，若在大医院，连CCU（心脏重症监护室）都不必进，普通病房就能搞定。之所以被送进ICU，我老姑那一番闹功不可没，小地方医生见识少，不敢担责。再一个，也许有利益的考量。ICU是整个医院最烧钱的地方，它可以几天之内，让一个普通家庭倾家荡产。

原本我不愿意如此恶意地猜测救死扶伤的医院，但经过几年来陪父亲治病，我渐渐看清这一黑暗的现实。

“ICU一天多少钱？”

心情放松下来，自然就想到了费用问题。在患者家属休息室中，我自言自语似地问了一句，算是艾特所有人。空气顿时凝固了。

医疗费用的话题，对于患者家属来说比较敏感。中国人最爱钱，全世界的祝福语中，只有中国式祝福与钱有关，但中国的传统是不在具体事务上谈钱，因为那样容易伤害感情和面子。尤其是为亲人治病这种事，问价似乎就透出了几分冷血。

我看看周围几个或躺或坐或倒腾柜子的患者家属，他们疲惫的神色里都或多或少带着一点“豁出去了”的意思。

“没多少钱，一天五千吧。”一个躺在对面椅子上的老爷们欠起身来。

“不止吧，上次我爸在沈阳住院，一天就花了三万多。人也没救过来。”一个中年妇女正在泡方便面，刺鼻的香味飘来，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可能不一样，大医院能贵一些，咱这便宜。”

“不一样。这医院ICU就几千块钱。治疗水平在那了，不敢多收。”老爷们很有把握地说。

“哦，我就问问……多少钱也得治啊。”我尽量语气轻松，为自己的不孝嫌疑做辩解。

“是，钱是身外之物。人保住比什么都强。”老爷们一声感慨，重新躺下去。

之后我听弟弟说，那老爷们的儿子在ICU抢救，脑出血，才20几岁，已经昏迷三天了。听得我一阵唏嘘。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ICU收费很低并不都意味着好事，因为ICU的收费主要与治疗手段有关，收费多少基本与抢救能力成正比，像我们小城的中心医院，ICU收费通常每天只有二三千元，它代表的抢救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爸这边的医疗费是弟弟办的。他有个同学在中心医院的医保窗口，所以只收了我们一千元住院押金，具体费用等出院时再统一结算。我爸有医保，医保范围内的医药报销比例大约在85%—90%之间。一个星期后，我爸出院时一算账，才花了3000多元。他住院收到亲戚朋友的份子钱却有6000多。我说，爸，你住次医院还赚了啊。我爸慷慨道，我死了能赚更多！

斗嘴就服我爸。

我们小地方医院的ICU有个很人性化的规矩，每天下午三点允许病人家属进去探视。不过要一个一个去，且只许停留几分钟。我戴上发套和鞋套，心中忐忑地在护士的指引下，进了ICU。有两个篮球场大的病房中，一排排都是病床，每个病床都缠绕着各种医疗仪器的管子，简直怵目惊心。

有一点让我特别欣慰，ICU里的所有病患中，唯有我爸是清醒的。他竟坐在病床上，一身白底蓝条的病号服，像阿根廷队的板凳球员一般。看见我来了，老头子似乎又要做出他满不在乎的神态，但做得不怎么成功，仅仅咧嘴笑了笑，眼中中晶晶闪亮的液体。

我们父子很多年彼此也没说过什么暖心的话。一时有点尴尬。

我说感觉怎么样。他说，挺好，没事。我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他又说，没事了，不用都进来看。我想了想，说，再观察一天，明天就接你出去。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结果仍是说，没事，没事了。

5.心脏支架了解一下

父亲有惊无险地出了ICU（重症监护室），又委曲求全在CCU（心脏重症监护室）憋了一天，终于转到了普通病房。

这下他算行了。

只要老头子不在睡觉，就一定在向同屋病友大谈他的ICU历险记。他的气力基本恢复，这一点从调门高度能够听出，搁走廊里就能领略他的大声豪气。按照他的讲述，他进ICU好像不是为了救命，而是指导工作去了。在阴曹地府一般险恶的ICU里，他这个孙大圣，轻轻松松地溜达一圈，就把生死簿上自己的名字给划掉了。

唯一能管得了父亲的是赵医生。自从我爸出了ICU，赵医生的气象也似有所改观，辞色间俨然已自封救命恩人，每次来都把我爸训斥一顿：

“不许大声说话，自己什么情况不知道吗！”

“不许下床，你现在必须静养！”

“哎，你怎么还抽烟，你这样谁也救不了你！”

我爸一身烟味从病房卫生间里钻出来，讪笑着乖乖爬上床去了。

“还有你俩。”赵医生脸蛋一红，娇嗔般地点指我和我弟，“不能再让你爸抽烟，抽烟能诱发冠状动脉血管痉挛，非常致命的.......就你俩那烟也少抽，看把走廊弄得乌烟瘴气的。”

我和弟弟一旁赔笑点头。

这几年我越来越发现，只有穷人才会在烟草和酒精中无法自拔。年轻时出于好奇、耍酷、装成熟的心理，放纵自己抽烟喝酒，好似能为自己的身体做主，但年岁既长，那些并不甘心向健康求和的人，都是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心怀不满的人。他们对待自己的生命，有种不可理喻的不负责任，仿佛那是命运硬塞来的东西，纵然作践它会损伤自身，也要对坐在冥冥之中的神灵做一点点无谓的抗争。

以我爸为例，吸烟五十年，每次看到同龄人为了健康戒烟，他都要嘲笑一番，并多次声明“死都不戒烟”，好像这样才能获得与命运单挑的机会。可命运哪有工夫搭理他，丢来一个小小的血栓就足以让最倔强的人彻底屈服。

据说吸烟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最大诱因。烟草中的尼古丁和一氧化碳会破坏血液含氧量，导致动脉硬化，引发血管痉挛。打下这行字时，我仍旧叼着烟。我唯一的侥幸心理是，靠强大的健康基因，战胜烟草的危害。

现在那个给我一半健康基因的人，面临着一个相当不健康的选择，冠状动脉支架，支还是不支？

“你爸这个病啊，得支架。”

正当我们以为在普通病房混几天就能出院时，赵医生适时地向我们推介了她的治疗方案。

话说中国医疗技术和保障水平这些年得到了长足进步，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现象就是心脏介入技术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十几年前，谁要说心脏支个架，那相当于获得了跻身上流社会的入门卡，整个朋友圈都要为之“化悲痛为力量”，努力传播这一奇闻。但现在，心脏支架太常见了，我认识的人里，心脏支过架的就不下十人。有的甚至还支了六七个架。想象一下拳头大的脏器中塞了六七个微小的铁丝笼子，我的心脏都跟着隐隐作痛。

“不支架不行吗？”

按理这话不该我说，身为人子，我质疑医生的治疗方案，多少有点“怕花钱”的嫌疑。但我有我的理由：一是本地医疗技术不行，虽有心脏介入的设备，却没有能够实施手术的医生，要从省城医院请医生；二是如果去省城医院做支架手术，要排队不说，我们陪护也多有不便。更重要的一点，我总觉得我爸的病情没到那种地步。尽管心脏支架技术已经很成熟，我们这些对现代医学一窍不通的人，还是觉得那是一项有危险的大手术。

“不支架肯定不行。”赵医生态度坚决，“你爸这个病是典型的心梗症状，血管堵塞到一定程度了，不做介入手术很危险，我建议你们先做一下冠脉造影，看看血管堵到什么程度，如果堵塞在70%以下，可以不手术。但你爸这个肯定堵到八九十了。”

“能不能先做一下64排螺旋CT，看一下血管堵塞情况再说。”我紧急搬出度娘知识。

“做那个意义不大，你爸肯定要支架的，不用看也知道，如果堵塞情况不厉害，我们是不会给下架的。”赵医生面露愠色，对我这个门外汉的专业探讨表示不屑。

其实我的疑虑是多数患者的疑虑。因为冠脉造影的同时是可以下支架的，到时下不下架的主动权就不在患者手中了，当然也可以不下架，但那种感觉，就像上了手术台却紧急叫停手术一样，多少有点让人不踏实。而且做冠脉造影的显影剂，会增加心脏和身体代谢负担。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无道理。赵医生说是让我爸先做冠脉造影，却并没有这个安排。原因在于医院没有下架的技术，做冠脉造影纯属多此一举。要等到省城医院的医生在场，冠脉造影和下架做好二合一准备，实施起来才有意义。赵医生的劝说不过是预订一下，我从中隐约嗅到一股“创收”的味道。

见我爸已经生龙活虎，不但不同意支架，还给同屋心脏病人的休养造成一定干扰，赵医生签字放我爸出院。并要我们认真考虑一下支架的事，说是一个月后来复查，如果身体允许，就把架支上。

“不支！”我爸将头一摇，赌气似地驼着背背着手扬长而去。

“哎呀走慢点啊！一好了就这样。”我和弟弟鸡皮酸脸地背着大包小裹跟在后面。

6.看病一定要去大医院

有一次岳母去中心医院做肠镜，检查出在直肠里生了一个肿瘤。医生很负责任，说怀疑是恶性的。老婆当时就吓堆了，给我打电话牙齿磕磕绊绊。我有种顽固的乐观主义精神，凡事都愿意往好里想，当即表示不信。我说咱这医院的烂水平，你害怕什么呢，一定是误诊。

其实谈不上误诊不误诊，最后的诊断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们一想，无论良性恶性都不敢在本地医院动手术，干脆直接去省城，就把岳母给送到了省城医大一，就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切片化验一看，果然是良性的。大家平白吃了一场惊吓。

很多人有类似经验，就是小医院不靠谱。常常把小病错诊为大病，把大病误认为小病，骗点钱也就罢了，耽误病情造成治疗不及时，搞不好出人命。

我有个拐弯抹角的朋友，画画的。有一阵总感觉胸闷背痛，自知是心脏病症状，却不重视，随便找了一家一级小医院挂点滴，所谓一级医院就是社区诊所一类。挂了一个星期，不见缓解，就升级到另一家二级医院继续挂水。这厮平日里不拘小节，没想到治病这么按部就班。

事后我们聊起他，都说他有点要钱不要命。他刚买了新房，打算用手里的积蓄把画室好好装修一下。艺术家嘛，有没有艺术尚在其次，必须有个充满艺术细菌的工作室。因此就没舍得花钱去大医院。而他就诊的那两家小医院，都以什么患者都敢收治著称，你就是有幸染上埃博拉病毒，他们都敢给你治。全然为赚钱。

结果可想而知。那位朋友久治不愈，终于心梗发作。被他所在的二级医院用救护车紧急送到丹东一家三甲医院。

这里有个救治心梗病人的常识：尽管冠脉支架是抢救心梗急性发作的重要手段，但在心梗发作时下架，风险性就成倍增长，相应需要更高超治疗技术。如果那位朋友早来一天，命就保住了。或者不在发病时下架呢？先做一般性的抢救会怎样？

总之人财两空。他打算装修画室的钱用在了保命上，命还没保住。就诊为时已晚肯定是重要原因，而丹东那家三甲医院的救治处理是否得当，我们这些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欧美的医疗分诊制就十分完善，家庭医生会为你提供最合理的治疗建议。不像我们，总要面对商场一样的医院、商人一样的医生，总要在身体挨刀和钱包挨刀之间做无头苍蝇似的选择，结果是这两刀哪个都躲不掉。

现在问题来了。我爸的心脏病要不要支架？如果支架要不要去省城大医院支架？我深知父亲的脾气秉性，别看他口是心非咬钉嚼铁地拒绝支架，一犯病指准第一时间认怂投降。

去省城的大医院做介入手术显然更可靠，但想走医保，本地医院会拒绝出具转院手续，他们自认为具备治疗这个疾病的能力，这符合政策，即本地医院若能治好你，你就不能带着医保去上级医院治疗。此中关隘虽可凭我的关系打通，但我实在不愿意开口求人。同理，去省城大医院想排到手术床位，也需动用关系。我未必没有这个关系，但我实在不愿意开口求人。

在我像那个丹麦王子一样犹豫不决时，我妈那边又来电话了。我爸出院已经三个月，状态还不错，成天不是满大街乱溜达，就是去楼下小卖店打麻将。让我的心情也随之放松下来，也许老头子心脏没大问题，上次心梗发作只是偶然现象而已。

我妈在电话中口气郑重，说你来一下，跟你们商量点事。我问什么事。我妈厉声道，让你来就来。喊完就挂了电话。

我才起床，顾不得洗脸刷牙，连滚带爬赶到父母家。一看我弟也在。大家表情严肃地在看《舌尖上的中国》的重播。我也跟着看了一会如何腌制火腿，我妈才慢悠悠地开腔道，你爸要去医院支架。

我说怎么，又难受了爸。我爸说没。我说那怎么想去支架呢？我爸说赵大夫说还是支上好。

见我爸语焉不详。我妈在一边做了解释，说是赵大夫打电话来，要我爸准备一下，一个星期后，沈阳人民医院的专家来给做支架手术。

我说好好的为啥要支架呢？再说支架也不能在本地手术啊。咱们那医院水平不行。

“怎么不行，人家这回来的是专家！”老头子莫名其妙怒了，坚决要捍卫专家的名誉。

“什么专家，就是一般医生，来咱们这走穴赚钱。”我弟不知好歹地插话。

“你悄悄的吧！你们都别管我，我和你妈自己去医院就行。你们都别管！”老头子不知道哪来的火气，顺手发了两顶忤逆不孝的帽子给我们哥俩。

我妈在一边做进一步解答。原来赵医生说了，在元旦和春节期间做心脏支架，价格上能便宜。反正早晚都得支架，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支上得了。

两节大酬宾？

我看了一眼我弟，他也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这个社会已经神奇到这种地步了吗？原以为药店凭积分送鸡蛋就够离谱的，想不到医院做手术都带促销的。

“支，支吧。”我冲弟弟使了个眼色，“谁说不管你了，我们不寻思去沈阳支架能更准成点吗。”

“去什么沈阳？我还不知道吗，咱们门口那个于三，去年就在中心医院支的架，支了三个，现在跟好人一样。”老头子犟劲又上来了，“我的病我自己说的不算吗，我就在这儿支，支死了拉倒！”

我妈和我们哥俩一齐闭嘴转头看电视。

7.敢在非三甲医院做心脏支架？

我终于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同意父亲在本地中心医院做冠脉支架手术。

这事儿当然怪我。我是长子，有保护老头子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我爸虽然犟脾气，但如果我坚持去大医院做心脏支架，他应该会妥协。事后反省，我还是有怕麻烦的心理。

我是个理性超强的人，这也注定我所犯的错误都是三思而后行的结果。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并非智者，又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一方，上当吃亏在所难免。

只有中国有这种事，医生和患者之间像做买卖一样互不信任。

“你胆子可真大，敢在咱们这医院做心脏支架！”我把消息透露给我的同学朋友，全世界都震惊了。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对我展开了批判。有几个甚至夸张地号称，“我感冒都不去咱们这医院看，他们是真敢给你瞎治啊。”

他们不这样说还好，一这样说，我祖籍山东倔县的优良基因被激发出来了。我们的中心医院好歹也是个三级医院（具体是几等就不清楚了，反正不是甲等），没有那么不堪吧。中国人的过度医疗问题还不够严重吗？如果都像你们那样得个感冒就去三甲医院就诊，挤占公共医疗资源，中国医疗免费制度何时能够实现？再说心脏支架技术已经非常普及，这回又请的是省城的医疗专家，人家一年做这种介入手术几百例，做个支架就像割个双眼皮那么简单。

我器宇轩昂口若悬河，一番“人民医院爱人民”的慷慨陈词，大家都事不关己地沉默了。不过我的例子举得不算恰当。割双眼皮还有割失败的呢，事实上，我根本没见过谁割了双眼皮变得更好看。

按程序心肝脾肺的一顿检查，我和我弟用轮椅推着老头子在中心医院各个大楼之间窜来窜去。我爸本来自己能走，但赵医生不让，把我爸列为重点保护对象。我有一种去银行存钱误入大户室的感觉。

赵医生脾气也明显好转，一跟我说话就粉面绯红，搞得我一阵阵胡思乱想。按理我的姿色不至于有这么大杀伤力吧。过了两天才知道，原来她是我一个哥们的师妹，我那哥们帮我托付过了，估计顺便又把我当“流氓才子”吹捧了几句。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我那哥们学渣一枚，毕业的医学院基本可归为“野大”一类，工作快20年了，还只是个小医师，可想而知他师妹的业务水平。况且这当口儿也不合适……决定回头再说。

据同病房的病友透露，这回请来给我爸做手术的医生，来自省城某三甲医院，好像是个什么主任，总来我们这里搞客串赚快钱。省城心外科最强的一个是沈阳陆军总院，一个是医大附属一院，可惜跟我们中心医院的心外科都不是关系户，请不动。

我弟一语道破天机：“陆军总院和医大一的大夫，一天到晚连自己医院的手术都忙不过来，哪有工夫跑咱这里扶贫。来咱这做手术的大夫，都是来练手儿的。”

我闻听此言，一阵眩晕。还好老头子没听见。

我重申了我中心医院医疗技术获得长足进步冠脉支架技术已非常成熟等等那番废话，像在网上骂仗的中医粉一般情绪激昂，把旁边几个闲聊的病人家属唬得连连点头。其实我觉得我更像是在劝说自己，事已至此，既来之则安之吧。

手术定在晚上六点。因为省城的大夫要在下班后坐高铁赶过来。送医下乡不容易。也看得出中国的医疗资源多么缺乏，像我们这种不给大医院添乱的病人简直应该嘉奖。嘉奖说来就来。护士长告知我们另准备一千块钱手术费，给沈阳的医疗专家。

手术费才一千元？我大为吃惊。

弟弟说一千元还少啊，今晚要做六个病人，一人一千就是六千，这比抢钱来得快。况且这钱不走医保，也不上账面，就算公开的红包，和我们所要缴纳的正常医疗费用没关系。

那我也觉得太少。中国病人普遍有我这种花钱免灾的受虐狂心理。既然是救命，还是多花点钱比较令人心安。

与往日病房麦霸的状态不同，老头子一整天都没怎么吱声，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我说爸，你害不害怕？

老头子愣了一下，然后撇嘴皱眉，做出受了侮辱似的表情说，不怕。可他这两个字说得声音太小了，仿佛一声无奈的轻叹。

我和弟弟同时笑出声。

老头子脸一红，大声道：“有什么怕的，这就是微创手术。一会就完事了。”

我赶忙正色附和：“对对，就是微创手术，局部麻醉。你会一直清醒，有什么问题你就跟医生说。”

老头子换上睡衣，老老实实地躺好。我们全家上阵前拉后推护卫着病床，在护士的引领下来到介入中心门厅处等候。不一会，外面又推来一个病人，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爷们，由一个中年妇女陪着。我问你们也要做支架啊。中年妇女说，不一定，就给他做做造影看看。我嘴贱道，不做支架做什么造影，做没做64排螺旋CT？中年妇女茫然地看着我。老婆从背后拽我衣服，呵斥道，你别搁着充明工！

我莫名其妙觉得愤怒。

介入中心门一开，出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与陪我们的护士一番交接，然后转向我们问：“钱呢？”弟弟赶紧双手奉上信封。

我俯身跟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说：“别害怕，一会做完就全好了。”

父亲一动不动地躺着，毫无反应，眼神空茫。

8.冠脉造影中三条细细的红线

我们在介入中心门厅等候了半小时左右，就受到了白衣天使的召唤。

说是白衣天使，穿的却是淡蓝色的手术服。照例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好像制服诱惑版的塔利班。我这样说虽似调侃，但天使和塔利班在某种角度上说，功能相去不远，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老妈、我弟和我，戴上发套和鞋套，在蓝衣天使的指引下进了房间。人家只允许直系亲属入内，老婆和弟妹只能等在外面。

介入中心的核心区是个小屋子，目测不过二十平方米。屋子前方有一面大玻璃，透过玻璃能看到我爸正躺在手术台上。不知什么缘故，那边好像比较黑暗，看不出我爸在手术台上有什么反应。

屋内两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守着一台电脑神情愉悦地闲聊。一个我认识，是本地医院心外科的主任，另一个应该就是从省城请来的专家。专家面目平庸，然而秃顶显著，幸存的头发围绕着光秃秃的高地精心地盘了一圈，好像头上顶着一个老聒窝。

专家正在说一个与酒有关的话题：“他哪行？他上次可被你灌惨了，吐我一车……”回头看见三位刚进屋有点发懵的听众，热情地招呼，“来，来，过来坐。”

只有一把空椅子。我们还是站着吧。

专家和蔼可亲地询问了一下我们的亲缘关系，随后面色一凛道：“你父亲这个情况啊，很严重。”

“冠状动脉三条主要分支都堵塞到了90%以上，这个很危险啊，随时都可能猝死。”说着，专家指给我们看电脑屏幕。

屏幕上有一颗正在跳动的心脏。在心脏的外缘，飘动着三条细细的红线。红线随着心脏的跳动，时隐时现。

“呃……”我们三个好像刚从扁鹊时代穿越而来，面对现代医学图景无从下口。

专家伸出胖胖的指头，点着屏幕上的那三个若隐若现的红线说：“这是你父亲的冠脉造影，你看这血管已经狭窄到什么地步，说断掉就断掉。我给你们看看别人的造影，对比一下。”

说着拿起鼠标随手一点，画面边弹出一个菜单，菜单上好像都是人名和日期，专家选了一个点开，另一幅画面覆盖了屏幕。

这下我看懂了。

心脏都是差不多的心脏，但这幅画面上的三根红线明显比较粗，像三只蜿蜒扭动的蚯蚓。而我爸那三根细得像喂金鱼的红线虫。原来这就是维系生命的氧气与营养的输送线，如果别人的冠状动脉是高速公路，我爸的冠状动脉就像年久失修的乡间小道。

老妈已经摇摇欲坠。我和弟弟也一时惊恐无语。

专家对我们的崩溃状露出满意的神色，不断切换着两幅画面，好似要增强一点影像冲击力。

“大夫，这……怎么办？”总不能这么尬着，我毫无头绪地问。

“支架。”专家在椅子上挺身坐直，“或者搭桥，但你父亲岁数在这，搭桥风险比较大，我们建议先支架看看。”略微沉吟，“当然支不支决定权在你们，保守治疗也行，但你父亲的状况确实很危险。”

“那就支吧。”我们就是奔着任人宰割来的，但最后决定的语气还要习惯性地保留一点不情愿，以示我们还拥有那并不存在的选择权，“怎么支呢？”

鉴于我爸已经年至七旬，受不了一次下架太多。专家建议先支一根血管，也就是左前降支，它最关键。右边那根动脉过一阵再说，“左回旋支”就算放弃治疗了。

我郑重其事地点头，煞有介事地说好，就好像我能听懂似的。

重新出外守候。一出门老妈就含泪摇头：“白费了白费了，你爸完了。”把等在门前的两人脸都吓白了。

“你瞎说什么！”我回头呵斥老妈，“你这话说得吓不吓人！”

“你小点声，别让我爸听见。”我弟也在一边帮腔。

“你们可没看着啊，你爸那血管细得都快没有了。”老妈抓住我老婆的手，神情怔忪地继续念叨。

“哎呀，血管不堵塞还做什么支架！”我一看是时候普及现代医学常识了，赶紧把我从网上查到的相关知识向群众做了宣讲。总算我口才不错，加之语气轻松，好歹将老妈安抚住了。

时间不长，我们重新被叫进去“验货”。老妈拒绝再受惊吓，我则做出轻车熟路行家里手的严肃样子。专家连坐姿都没变，一边指给我们看电脑屏幕，一边说下了三个支架。果不其然，原来三根细细的红线中，有一根变粗了，也像一条蜿蜒扭动的蚯蚓。

我觉得我的血脉都像一下畅通了似的，长舒一口气。少不了对专家感恩戴德，连连道谢。专家漫不经心地摆手，说：“先观察观察吧，合适的时候把那根血管也支上。”

九个月后，同样是这个专家，同样坐在这张椅子上，对我说的却是：“你父亲这个情况，只能搭桥。”

柏杨先生在《恶医国》里讲过一个惊悚的例子。台北某医院的一个恶医，手里专门保存了一些乳腺癌的肿瘤切片照片。碰到美女来看病，就把片子拿出来给人家看，说看看吧，你这个只能手术切除了。然后咔嚓一刀……

这不是故事。

9.父亲的心脏支架很成功，然并卵……

据说，父亲的心脏支架手术很成功，成功地医院被骗去了三万块钱。那账单我一本正经看过了，一本正经地没看懂。

我都怀疑这账单是用医疗黑话写的。也没人给我解释，我也不好意思找人解释。在本地医院为父亲做冠脉支架已经够寒碜的，我实在没脸再对区区三万元斤斤计较。

上网查了一下冠脉支架所需费用，结论是差不多。一个哥们的丈母娘去沈阳三甲医院做了三个支架，花了四万多块钱，比较起来，父亲同样支三个架，便宜在小医院的医疗服务费用相对低一些，花了三万还算合理。

当然，这都是走医保所需的费用，如果没有医保，心脏支三个架，大约需要七八万元。

我问父亲感觉怎么样？父亲说没什么感觉。我说没感觉就对了。

身体上的器官就是这样，你若总能感觉到它存在，它一定是出了问题。

至于冠脉中另一条不知是左是右仍需要支架的血管，我们决定先等等看，毕竟对这种现代科技的治疗效果和本地医疗水平还心存疑虑，不得不抱着一种“吃好再来”的消费心态。好在一般心梗发作都有较长的一段预警期，不至于一下子就要人命。

按规定支架后需要终身服药，盖有阿司匹林、波立维、倍他乐克、硝酸异山梨酯片等等一大堆，一辈子粗枝大叶刚愎自用的父亲这回也学乖了，没工夫捍卫中医药神话，从早到晚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地与各种西药片剂相依为命。

然并卵。

艾略特说，四月是残忍的季节。这句诗大约没有隐喻季节更替时心脑血管疾病易发的意思，但事实上每到春暖花开时节，老人们的身体都会变得比较脆弱。父亲又开始去楼下的小诊所挂点滴了，仍旧是时不时的感觉到胸闷无力，胸背部钝痛，像没有支架前一样。

“你们还敢在咱这医院做支架？我要知道我高低不能同意。”我们家族的两大话事人老姑和老叔，这下可逮到理了，把我和我弟一通训斥。我俩自知理亏，只能推卸责任给我爸。老头子也失去往日家族老大的决断气魄，一味眼观鼻鼻观口，末了说了一句：

“不行就把另一根血管也支上。”

看来只能如此了。问题又回到原点，即在本地医院支架还是去沈阳三甲医院支架。老姑老叔的意见是去沈阳，在本地医院支架的恶劣后果已经显现，血管很可能又堵塞了。我爸我妈的想法是还在本地医院请沈阳专家来支架，好歹算一套的，说不定搭配合适就效果倍增，他老两口估计是用上了打麻将配牌的思路。

“如果这根血管支上架也堵了呢？”并非我乌鸦嘴，残酷的现实就在眼前。

大家顿时都陷入沉默。

我爸长叹一声，说了句：“那就是我命该如此。”

家族会议没讨论出个所以然。老姑老叔悻悻而去。我和我弟讪讪无语。老头子从我烟盒里抽出一支“煊赫门”，又抛出豪迈之语：“没什么大不了的，活一天算一天。”

父亲在小诊所挂点滴扩张血管，似乎有点效果，胸闷症状有所减轻。我们当时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如果在换季时挂挂水就能维持住现状，那就不如保守治疗，我爸毕竟岁数大了，身体经不起折腾。

七月的一个星期一，我正在单位努力抄写党章应付检查。我妈的电话来了。说我爸已经住院，准备把冠状动脉的另一根支脉也支架。我说好，我这就来。

直到父亲去沈阳某三甲医院做搭桥手术时，我才明白。所谓冠脉支架并不是对所有的心梗患者都合适。

如果冠状动脉的三根主要支脉全部病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全部“堵塞狭窄”，做冠脉支架就没什么意义。一来效果不好，二来费用更多，因为你要把三根血管都支架，很可能会引发再次堵塞狭窄。

如果冠状动脉的某一根支脉堵塞狭窄超过70%，或是堵塞的点有多处，支架后也极有可能再次堵塞。支架虽小，但对于本来已经非常狭窄的支脉通道来说，它也是阻碍物。

只有当冠状动脉的一根支脉的某一两处点发生堵塞时，支架才能发挥出效果。老实说，这种情况在冠心病人中并不多。当你感觉到心脏出了问题时，往往已经发生了大面积的狭窄和堵塞。

像我爸这种三根支脉全部90%以上堵塞狭窄的情况，支架毫无用处。不但白白花钱，而且支架过程也会给病人的身体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和负担。

我不是医生，也没有做专业的调查研究，我的观点仅仅来自于陪伴父亲治疗冠心病的经验。我只是希望我的野狐禅，对同病相怜者有一点点帮助。

10.支架诚可贵，搭桥价更高

我至今不愿意相信某些医疗机构已经黑暗到这种地步，明知自己不具备医治能力，却仍要想方设法留住病患，千方百计要从患者的救命钱里分一杯羹。然而残酷的现实就摆在眼前。

父亲冠状动脉三根支脉全部堵塞狭窄超过90%，只要稍有冠心病治疗知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危急情况惟有搭桥手术才能有效缓解，支架根本无用。可我们当地最大的医院，连支架都要请省城的医生来做，能做搭桥手术估计得等到公元3000年，却又不甘心放弃到口的肥肉。

在抢钱这方面，他们与占山为王的土匪差不多，碰到过路的患者先宰一刀再说，不管你有命没命，只看你有钱没钱。

而且你还告不了人家。

医院和医生的诊治权有很大的自由度，他们依仗着专业知识，可以轻易地将病人及家属玩弄于股掌之中。这就是中国医闹风气的根源，涉及信息不对等、监管缺失、法规漏洞等等问题。我知道有人会天真地提到医德医风——道德管用的话，还要法律干什么？

中国医生的基本道德素质，绝不会低于那些医疗发达国家的医护人员，但缺少完善的法规约束，圣人都会堕落。

这自然是我“事后诸葛亮”的感慨，当时我怎会想到白衣天使也会像我们老百姓一样，利字当头。

不过，把责任全推给医疗的乱象也未必公平。我愿意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为父亲治病，我有没有怕花钱的心理？

有。

每个普通工薪家庭在面临大病灾难时，都会担心经济上无法承受。在父亲治病之前，我和弟弟刚刚为父母换了房子，弟弟那边我不清楚，我家积蓄基本花光。钱的压力像一个顽固的血栓，卡在我的脑回路上，让我的思想总是习惯性地绕开“心脏搭桥”这个选项。在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认知中，心脏搭桥要比心脏支架昂贵得多。

印象里，我有两个同事的父亲都在沈阳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花销都在20万左右。这个费用对于有钱人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我们九线城市的普通工薪家庭来说，是个足够带来生存压力的数额。虽然父亲有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可心脏搭桥手术同样会带来很多不可预料的风险。在这个保障不力的社会，我们靠什么来抵御风险？只有钱。

因此，在我已经开始怀疑冠脉支架对父亲的心梗治疗是否有效的情况下，我仍同意了父亲在本地医院进行第二次支架。

我确实算不上一个孝子。

老头子已混成老油条，心态很轻松，好像不是来治病，而是来疗养的。在病房里大谈上次支架有多么疼，把几个企图支架的病友吓得脸上变颜变色。

怎么会疼呢？心脏支架一般要从股动脉或桡动脉进行穿刺，把介入导管下到血管中，但穿刺前都已经局部麻醉，不该感觉到疼痛。

我爸是在桡动脉做的穿刺，也就是手腕处。“疼得像剜掉块肉似的”，老头子分析是麻药还没发挥作用，医生就动手了。我说你怎么不叫停呢？他说我以为做支架就这么疼，所以一直就忍着。弟弟的分析更靠谱一些：

“我们没给麻醉师红包，人家故意把麻药打少了。”

麻醉师是中国医疗黑洞中最黑的一点。据我的见闻，真有不收红包的主刀医生，但没有不收红包的麻醉师。

一个局部麻醉的介入手术也要贿赂麻醉师？我的气愤根本没用，只好给父亲壮胆：“觉得疼你就喊！我不信他们敢胡来。”

这次果然不疼。因为根本没下介入导管。那个头顶老鸹窝的省城专家轻描淡写道：“你父亲这个情况啊，只能搭桥。”

我说支架不行吗？

专家微笑摇头，说：“上次下架的血管又堵了。再下恐怕也会堵。”

我说什么原因又堵了呢？

专家歪头想了一下，轻巧地吐出两个字：“天灾。”

我爸支个架居然支出天灾来了。我当时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把他头上的“违建”给彻底拆除。

事后想想，我们的医院和医生也并非那么不可救药，至少人家没有骗我爸把三根冠状动脉的支脉都支上架，然后再说支架对你没用你去搭桥吧，人家才骗我们支了一根血管，堪称业界良心了。

我们终于要面对心梗的究极治疗手段：心脏搭桥手术。学名叫冠状动脉旁路搭桥术。顾名思义，就是从病人腿上取一截血管，替代冠状动脉病变的支脉。既然原路堵塞了，就在旁边接个便道。

说不害怕是假的，这是开胸手术啊，这是我亲爹啊。

我又犯了优柔寡断的毛病，我弟也沉默不语，我妈是没主意的人，我爸一边喝水排尿清除体内的显影剂，一边仿佛陷入了冥想。

半晌，老头子幽幽开口，讲了个惊悚的故事：

“我们厂子老杨啊，前年，心梗。大夫说得搭桥。老杨三个姑娘，姑娘和姑爷都不吱声。老杨一看，就没做手术。出院了。出院不长时间，死了。”

这也就是在现代社会，早一百年前，我和我弟听到父亲大人说出这种话，当时就该“扑通”跪倒磕头请罪。

饶是我俩一贯不肖，也被老头子这番话给震到了。

我失笑道：“爸，你这话也太吓人了吧。我们也没说不给你做搭桥啊。”

我弟也乐了：“爸，你这个搭桥必须做，想不做都不行，你要不做，我和我哥都没法做人了。”

11.搭桥不是你想搭就能搭

心脏搭桥手术一般分五步：一把胸廓锯开。二把心脏拿出来搁在架子上。三在仍旧搏动的心脏上搭桥。四把心脏搁回去。五把胸廓合上。

听起来是不是跟把大象关冰箱一样简单。也一样不可思议。

故而选择让人放心的医院做手术才是真正的第一步。理论上，三甲医院都该具备做心脏搭桥手术的能力，可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是省内“敢做”心脏搭桥手术的医院仅仅十家左右。你可能觉得十家不少了，可你要注意我的用词，是“敢做”，不是“能做”。

所谓“敢做”，用郭德纲的话说，就是“你舍得死，我舍得埋”的意思。

在这十家医院里，真正“能做”心脏搭桥手术的医院，也就三四家而已。很多人对中国的医疗水平有某种误会，以为我们的医院缺的是先进设备。简直太小看我们泱泱大国的实力了。中国每个小县城里都至少有一家医院，兜里揣着能买下全世界最昂贵医疗设备的银子。问题是，没人会用。包括很多三甲医院，都面临着这种尴尬：能操作某种先进医疗设备的，就只有一个人，这个人跑路了，这设备就只能扔在库房里落灰。

葛优说得好：“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依照这个思路，上网轻轻一搜就比较出各家医院实力了。有的医院能做搭桥手术的医生有五六个，有的医院能做搭桥手术的医生只有一个。谁敢选择后者？不要命啦。

由于心脏搭桥手术是这种供不应求的“商品”，患者始终处于买方市场。也就是说，你虽然确定知道买什么，去哪家买，但你在“购物车”的这件商品，始终处于本地区“无货”的状态。我们就笨寻思，全省有多少冠心病患者都奔这几家医院扑来，凭什么就让你排在前面？我还想去北京协和呢，可我连协和大门朝那边开都不知道。

跑完转院手续，又把我爸的心脏造影录像下载到光盘。我说存我手机里不行吗？介入中心的护士一翻白眼，说二十。我乖乖掏出20块钱给她。之后才搞明白，心脏造影录像的格式很特殊，只有专门的医疗设备才能识别。

我自作主张上网排了省城Z医院心外的门诊——鉴于我以后的经历会涉及到这家医院的某些黑幕，没准会招来删帖和官司之类的特殊照顾，姑隐其名——不出意料，排在一星期之后。我天真可爱地想，一周不算长，等得起。弟弟认为我想得太简单。门诊和收治住院是两回事，门诊看完之后，仍旧会让你回去等床位。

你说你着急。人家一句就给你顶回来：“来医院看病的有不着急的吗？”

为此我俩给老头子设计了这样一个节目，去Z医院门诊看病时突然病发，手捂胸口口吐白沫什么的，他们就不得不收治。弟弟说，心梗不该口吐白沫吧。我说我知道，但我觉得吐一点白沫视觉上比较震撼。弟弟说，别瞎整，别把我爸当癫痫给治了。我说不至于，人家是最好的医院。

老头子大喝一声，你俩都给我滚，不用你俩陪，我和你妈去看病就行。

去年十月的一个星期五，我正忧心忡忡地打麻将，我妈来电话了。我妈说，你快来吧，你爸要去丹东做支架！

我当时有点懵逼，怎么还支架？急忙拍马赶到。老头子和老太太正在愁眉苦脸。我说爸，怎么又难受啦。我爸保持鸡皮酸脸，没理我。我说难受也不能支架啊，不管用的。再说这星期五下午，去也不可能给你支啊。我们不是排的下星期一的沈阳门诊吗？

我爸这时说了句特别揪心的话：“我怕等不到星期一了。”

老头子一辈子爱说大话不服软，看来这次是真支持不住了。像他那种病情，胸闷胸痛会越来越频繁的发作，虽然可以吃硝酸甘油缓解，但在理论上，说不定哪次没顶住就过去了。

我是个典型的拖延症患者，只要不火烧眉毛，我会把所有困难都推到明日复明日。比如安排父亲住院这事，我本可以去求助关系，却迟迟不愿开口，非要自己去上网排队！

我说爸你别着急，我马上找人，咱去省城Z医院。掏出电话一通打。

我跟高中同学联系比较密切，其中有两位在省城多少有点能量，电话打过去，居然都没接。迫不得已，我翻出大学同学的电话。这哥们我八百年没联络了，但都是亲同学，计较远近就见外了。这还真是多数人的经验，无论平时走动多不多，同窗情谊往往能经得起考验。

这厮在睡觉，睡得迷迷糊糊。我也没工夫和他客气，把情况一说，他应了句，好，等我电话。五分钟后，来了个陌生电话，自称姓周，是我同学下属，说哥啊，你星期一来。

我向老头子做了汇报，再次强调只能星期一去，周末去也找不到要找的医生，实在难受扛不过，先去咱们医院泵点硝普钠。老头子这一轮发作刚过，面色缓和下来，点头说好。

弟弟护驾来迟。我俩一商量，还是把老头子寄存在我们的中心医院比较准成。

没想到医院居然不收。

漂亮的赵医生讪笑道：“你们不是转院了吗？”我说是转院了，但得等到星期一。赵医生摇头道：“这样啊，那看看有没有床位吧。”

果然没有床位。两个实习医生围着我们一顿解释政策，非要我爸入住高级病房（高级病房床费和护理费不能走医保）。老头子没搭茬，背着手转身而去。

我站在医院走廊里大骂：“你们什么医院，只认钱啊！”

我发现自己平时挺能讲的，却不具备医闹的素质，翻来覆去也骂不出狠话。医护人员貌似对住不起高级病房的穷逼已见惯不惊，各自低头忙活，权当我不存在。

12.智斗护士长，我占到便宜了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17年的10月16日是星期一。我和弟弟带着父亲来到沈阳的Z医院。

年轻时我喜欢大城市，就是喜欢它的大，包容着无数不可思议的传奇。我还有梦想，陪伴我隐藏在平庸的人群中，去等待有一天脱颖而出。随着年纪渐长，我对创造奇迹渐渐绝望，对存在感的依赖却越来越强，大城市早已淡出我的视野。

因为我每次来到这个拥挤着喧嚣与欲望的所在，就像一滴雨水不幸落入的大海——YOU ARE NOTHING。

这种举目无亲的失落感在我们面对Z医院时，变得格外虐心。像国内所有的一流医院一样，这里好像正在举办一次巨大的促销会，每个门口每个窗口都排着长队，人们怀着忐忑和焦虑在抢购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商品：健康。

我们也想要一份。看来这群近乎疯狂的人是不会让我们插队了。

我给同学的下属周干事打了电话。他说让我等一下，他正在联系护士长。等吧。在这里要习惯无助感。

时近中午，我和弟弟架着父亲，在Z医院的门诊大楼的CT室前，找了个可以暂坐的地方。老头子已经完全颓了，失去了在我们本地医院意气飞扬的风采，弟弟也面色疲惫。倒不是近三个小时车程的问题，而是不可知的未来让人焦灼。

以我们老派人迷信的说法，医院天然就有一种负面的气场，那么多的病态麇集在此处，怎么会令人愉悦。

今年八月末，我送儿子上大学。一踏进校门，扑面而来的都是昂扬奔放的青春气息，擦肩而过的每个人都那么清新可爱。那种感觉简直太美好了。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样子。我觉得他可以说得再准确一点，应该是大学的图书馆。

我去医院门口解决肚子问题，在东门口发现一溜专门面向医院营业的快餐和小吃。买了10个牛肉包子，一碗小米粥一碗黑米粥，还有两盒小菜。老头子心事重重的样子，凑合吃了半碗粥一个包子，弟弟也没食欲，吃了两个包子。我情绪低落，胃口不振，把剩下的粥和包子都消灭了。

包子还不错，就是太油了。

周干事的短信终于来了。说护士长姓程，要我一点半打电话。并说“最好先去看看护士长”。

这句多余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本来就是要去找护士长的，为什么还要“最好先去看看护士长”？莫非是要我们表示表示，何不直说！也好让我知道该出多少钱。这周干事办事不力啊。

我的小心眼不合时宜地发作了，觉得可以见机行事，未必需要物质表示。事后证明，凭我这点小聪明根本斗不过人家运作多年的潜规则。

其实除了心疼钱，我还有这样一种鸡贼心理：既然是我同学安排的事情，就一律冲他面子办，不必我费钱使力。当然这种想法有点不讲理，我同学毕竟不是医院的直管领导，哪里有那么大面子，能够干涉人家的利益链条。而且，我若办事不够讲究，也会影响到同学的信誉。

反正当时我一心想在家人面前表现自己牛逼的办事力度，并不想走用钱开路的俗套。让老头子看看吧，你儿子来到全东北最好的医院都如履平地，那些排不上床位的传说是属于老百姓的，不属于你儿子这种成功人士。只要我轻轻一个电话，一切搞定。

心里揣着装逼的想法，面上还要保持谦卑。我用非常甜美的声音给程护士长打了电话，护士长也很热情，说来吧来吧，我在9号楼7层B区。

我们在迷宫一样的医院大楼里边走边问，总算碰到一个善良的美女，给我们指引到了9号楼，又在电梯前排了十分钟长队，才到达目的地。印象里护士长都是很漂亮的，但程护士长没落这个俗套，坚持长了一张不堪描述的丑脸。开门见山问了情况，说一声跟我来，就把我们领到一间大屋子里，要先看看我爸的心脏造影。

到底是大医院。一个穿白大褂留八撇胡的张姓医生，抱着膀漫不经心地扫了电脑屏幕一眼，就说了两个字说：“搭桥。”浑身上下洋溢出那种睥睨一切的气质啊，差点让我伏地叩拜，可算找到亲人了。我的脑海里跳出个闪闪发亮英文单词：PROFESSIONAL。

下面到了程护士长的表演时间了。刚才还热气腾腾的一张脸，转瞬间就冷若冰霜，好像得过川剧变脸的真传。

“小周也没说要住院啊。”注意，人家管周干事叫小周，意味着提他也没多大面子。

我赶忙趋步向前，做可怜状：“我爸这个病很严重啊，护士长您帮帮忙。”

“来这没有不严重的，人家还有排好几个月的呢。”果然是这套说辞。

“护士长，我们这远道来的，住不上院让我们去哪啊。”我继续哀求。

“我还管你住哪啊。”护士长冷笑，随后叹了一口气，“好吧，我去看看啊，不一定有床位。”

我亦步亦趋地跟着。这就是我的聪明之处，狐假虎威，别人未必知道我们什么关系。后来知道程护士长是心外的总护士长，能量大得很，与那种天天查病房的护士长不可同日而语。

程护士长满脸不情愿地来到A区护士站，不经意地丢了一句：“有床位吗？”

三个值班的小护士看到程护士长大驾光临，集体起立问好。这时就看出小护士涉世不深的问题了，根本没领会领导的意图，只知一味讨好，笑语盈盈答道：“有床位有床位，护士长来了，没有也得有。”

我紧急插话道：“谢谢谢谢，谢谢护士长。”然后向几位护士姐姐抱拳施礼，以表明我是护士长的关系。

不出意料，三个小护士都对我含笑点头。

程护士长头都没回一下，扬长而去。

我心中暗笑：老子信了你的邪，不给你红包还不是一样能搞到床位！浑然不觉自己正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

13.开得起玩笑，说明我们还好

Z医院心外科的住院条件还不错，普通病房三人一屋，有卫生间，有中央空调，有网络电视。同屋的两个病友都已做完搭桥手术，在恢复期，胸前缠着绷带，病病歪歪的也不说话。我们初来乍到，未敢造次。

我和弟弟把老头子安顿下来，就去办理住院和医保手续。在此必须表扬一下中国的医保改革，搞了近十年，总算改到了省内医保异地直接结算，有医保的患者无需先行垫付全额医疗费用，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在Z医院就可以直接按照所享受的医保报销比例来结算。

这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只带了15万，若需先行全额垫付费用，真有捉襟见肘之虞。现在才放下心来。即便搭桥手术的治疗过程中有一些项目并未纳入医保，个人实际负担部分相对较多，但若不出现大的意外，我们带来的钱是够用的。

办完手续已到晚饭时间，我们还没办饭卡，只能先到楼下随便买点盒饭。老头子吃住在医院不必细表，我和弟弟的食宿问题亟待解决。按照医院的规定，需有且只能有一名家属在患者身边陪护，这意味着我和弟弟必须有一人在外住宿。

我和弟弟猜拳决定谁先陪住。老头子被两个儿子争相陪护的孝心感动了，插言道：“哎呀都不用出去住，都住这里，医院不会管的。”

我和弟弟同时白了他一眼，继续猜拳，三局两胜。结果他赢了，可以出去打游飞。我气得晚饭多吃了一条鸡腿。老头子也要吃，被我严令禁止。冠心病患者不宜饱食，特别是晚餐，饿着点没关系。我爸住院期间，在我的暴政统治下，每日吃糠咽菜，瘦了将近十斤。

不知哪冒出一个大姐，见我们是新来的，热情地将自己的行军床借给我们用。搞得我道谢连声，世上还是好人多啊。“没事没事，反正我也不用，拿去用吧。”

过了几天才明白，人家的床确实是借给我们用，不过要在借之前要加个“租”字。这些每天流窜在住院区的人，都是院方默许的，以服务患者和患者家属之名混饭吃的。三甲医院是个庞大的经营实体，必然会带动周边产业的繁荣。

Z医院心外科对面是一片待拆迁的老旧小区，街边从早到晚都有若干老太太在鬼鬼祟祟地游荡。她们眼睛都很毒，能够一眼分辨出你是不是住院患者的家属。只要目标从旁边经过，她们就会凑过来问：“住宿吗？有热水有电视有WIFI。”等你住进去才发现，有热水没杯子，有电视没节目，有WIFI没信号。好在便宜。通常住一日只需三十元钱。

非常时期，还要什么自行车。在医院陪住的痛苦倒不是照顾老头子——我爸还没手术，状态很正常，完全能够自理——而是不自由，医院会把你也当成病人一样看待。A区的玻璃门一般9点就关闭了，不允许随便出入。病房也早早熄灯，不能打扰病人休息。最要命的一条是，在病房区不能吸烟。这对于我这种夜间生物打击太大了。没有烟草，我的思考和行动能力全部归零，只能躺在没有褥子的行军床上浑浑噩噩，看似比我爸病得还重。所以能去外面住宿，条件差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俗话讲：“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但如果在这两个倒霉选项中选一条，相信每个人都愿意选择前者，只要身体健康，穷也不怕，苦也无妨。

以我第一次住的那个“民宿”为例，就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所在。一进屋，我就被那种扑面而来的“Yesterday Once More”气息震撼了。墙面凹凸不平充满沧桑感，纯手工白灰涂抹，室内门为变形版的硬杂木外框，尽显古旧情调，电视落满岁月尘埃，赫然竟是当下一机难求的十六寸黑白彩电，蹲便厕所延续了拉绳冲水的东北民居粗犷风格，被褥则残留着上一任生命过客的幽幽体温和斑斑汗渍。更为惊喜的是，我刚怀着感动躺下，两只好客的“小强”爬上了桌面向我问好。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真是太客气了！我惟有含笑回应了两记如来神掌。

为了分享我的艳遇，我躺在尚有汗臭余韵的大床上拍了几张照片发朋友圈，配文曰：“五星级快捷旅馆VIP包房，坐等女粉丝。。。”朋友圈顿时轰动了，大家纷纷以骂街的形式对我子虚乌有的爱情表示祝福。咋就没有几个“真爱粉”出来拷问我呢？

这种无聊的“小把戏”我搞了两次，效果颇佳，老婆大人也凑趣留言曰：“仔细你的皮。”其实我的朋友圈就是发给老婆和真正了解内情的亲友看的。

开得起玩笑，说明我们还好。

14.白头发的病根终于找到啦

新住院的患者都会拿到一份“入院须知”。内容大致是三个意思：一、患者归谁管，二、患者该做什么，三、患者不该做什么。

眼下要做的是术前的各种检查，甚至包括艾滋病和梅毒检查。这个医院的买卖太好了，每项检查都要经过漫长的排队等待。这倒给了我们一种轻松的感觉，人家根本没把一个在正常人类看来性命攸关的开胸手术当回事，一点点优待都欠奉。跑到这种大医院里比惨博同情基本无效，在排队的患者中，随便揪出哪个人的病情都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

用了三天才跑完了各种检查，第一时间向值班大夫和护士做了汇报，希望将我爸的手术往前排一排，我们这组等着手术的就有十几个人。大夫点点头，都没瞅我一眼。护士说，你们血献了吗？

不知道还需要献血啊。虽然“入院须知”里有这么一项，说是因为血源紧张，动员病人家属要互助献血，献了血之后会优先考虑安排手术。但我还以为那只是个建议性的号召呢，没想到来真的。

过了一会来了一个老护士，似乎专管此事。上来就问我什么血型，我说B型。又问我弟血型，他摇头不知。老护士自言自语似地道：“不缺B型血，主要缺O型和AB型，有没有家属是这两种血型的。”

那我哪知道？

“护士，我有献血证没带来，能不能让家里快递过来.......”其实我只在大学时献过血，献血证早没用了，我就试试能不能对付过去，“不是说有献血证直系亲属用血免费吗？”

“没用没用。我们不看那个。要实在找不到AB型和O型，什么血型都可以，不献血不能做手术。”老护士交出了底线。

我有个朋友是血站的，动不动在朋友圈发一些献血光荣之类的宣传。那以后，她一发这些我就骂她是大忽悠，到底被她拉黑。中国的血液管理机制有着让人不可理解的漏洞，血液无偿献出之后，马上就进入商业化流通领域，变成了血站、医院和患者三方紧俏的商品，连献血者本人也很难享受到用血免费的待遇。这是什么逻辑？

像Z医院这种大医院，都有自己的采血中心和血库，你跑到别处无偿献血，人家自然不予承认。这种状况是中国血液管理机制不完善造成的，专家都管不了，我的抱怨更加没用。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在Z医院的献血奇遇。作为前小报记者，我一眼就看出其中黑幕重重，但我哪来的权力和胆量去调查，只能在此姑妄言之。

既然躲不掉，那就献血吧。弟弟率先认怂，表示不敢献。我弟没什么文化，对献血缺乏科学认识，总觉得好像伤了元气似的。我是赛先生的忠诚拥趸，况且我献过血，有经验，知道这玩意不疼不痒的，更谈不上伤害身体。于是自告奋勇。

到了Z医院血站，门口有片小树林，有几个神色诡秘的人在低声交谈。弟弟凑过去打探信息，我则直接开门而入。献血不该是大大方方的事吗？当时我的想法是，哪怕真存在不献血就能做手术的机会，咱也不必费那个劲了，献点血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认识一对中老年夫妻，每半年就献一次血，依旧体壮如驴。他们有一种很玄幻的想法，即经常献血相当于把体内的血液换新，跟游戏中满血复活差不多。

一个胖护士递给我一张献血志愿表，我埋头咔咔一顿填写。这时弟弟进来把我拉出门外，耳语道不用你献血，咱们花钱买人献血。我还没太听明白，过来一个小个猥琐中年男，冲我诚恳地点头。你献？我简直惊讶了。不是我献，我找人替你们献血。哦——我才反应过来。

400CC血需要1500块钱。钱倒不多。中年男急切想证明他给了我们最低价，说平时都卖2000元。最低价我也不太乐意，不必花这笔钱。我说我献就行啊，不必买。中年男冷笑说，你去吧，你检查不会合格。

这话扎心了。我最恨别人说我体格不好。我除了心梗、脂肪肝、十二指肠溃疡、左肾囊肿、近视、鼻炎、龋齿和轻度神经病，身体健康又纯洁。怎么可能连献血检查都不过关？

不过我早上刚造了四个很油腻的牛肉包子，这会不会造成传说中的乳糜血？我是献过血的，半通不通地懂一点常识。胖护士未置可否，要我上楼等候传唤。我也担心一旦献完血再检测不合格，搞出一腔热血喂了狗的可悲局面，因此必须弄明白包子问题。

接待我的是一个眼镜女医生，态度很亲民。看完我的献血志愿表，问了几个家常话题，比如从哪来啊，陪护谁啊，我父亲要做什么手术之类的。刚刚放松警惕，她口风一转，问道：“你这白头发可挺多啊？”

有必要说一下我白发飘飘的造型。这个纯属家族遗传，我妈就满头白发。我上初中时就少白头，后来我为了大隐于市，也未能免俗地时不时焗发混迹于一般老百姓，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我的气质已经超越了美丑的那种浅薄的层次，索性不再伪装......这和献血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眼镜女很学术地说，“你为什么白头发，是因为你发根处毛细血管的微循环不好，以至无法向头发输送足够的营养。如果你再献血，势必会加重病情，到时你恐怕就不是白发增多的问题了，还有可能会脱发秃顶……”

我都被她惊着了。白发的发病机制就这么轻易地被她破解了，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我打算投她一票。

我笑说无所谓，加重就加重，大不了秃顶。

她大约没想到我这种帅气的男纸如此不爱惜自己的外貌，继续劝道：“你再想想吧。我们也要为献血者的健康负责！”

我听她语气不善，心想别和她硬杠了，就提起我的早餐食谱。她听罢松了口气似的笑了：

“不行不行，你想那包子多油啊，你过四五个小时再来吧。”

15.他们都是一伙的

既然吃包子都不让献血，索性饿着。活活饿了五个小时，眼瞅着快到下午四点了，跑去献血中心一看，人家关门了。

弟弟不以为然，说献什么血啊。咱们买点得了呗。人家都是花钱买的血。

我一贯较真，回到病房，向两个做了手术的“前辈”的陪护者打听献血的事，回答都支支吾吾，只说献了。我问是自己家属献的血，还是花钱买别人献的？一屋人都不理我，有的看电视，有的望窗外。

估计他们把我当成某个不怀好意的媒体派来的调查记者了。

弟弟把我拉出门外，说你问这话干什么？我惊讶，问问怎么献血咋了。弟弟说，屋里有职业护工，人家和医院什么关系都不好说，这里水很深啊。我一想也是，大家都吃医院这碗饭，肯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别因为我瞎说实话再引起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毕竟我们才是有求于人的。

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有利益链条编织成的潜规则，某些在局外人看来非常简单的事情和逻辑，因牵扯到相关人的饭碗，而变得讳莫如深。每个人都担心你的“鲁莽”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影响到自身的利益，因此对外来的质疑都怀着深深的戒备。

第二天一早，空着肚子再去献血。在门口小树林又碰到昨天那个小个中年猥琐男。他主动凑过来打招呼，得知我还是要去献血，他很瞧我不起地说：“去吧去吧，十有八九献不上。”

我知道这是他们的套路。就像推销者通常会说：“你花点钱得了呗，看你也不像差这点钱的人。”再不就做出很高贵的样子说：“非买勿动，那个你买不起。”一手抬你，一手压你，目的就一个，让你乖乖地进他的圈套里来。

这次真不墨迹。眼镜女与昨天判若两人，一脸职业的杀气，见是我，直接道：“不行，你这头发是血液问题，回去吧。”

一句话就宣判我死刑。根本不给申诉的机会。

我想发作，又不知从何说起。人家抛来的是一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关于白发增生与血液质量的生物性关联。我这得改专业重读医学院了，没准得读到博士后，才能驳倒对方。等到那时我还有没有头发都说不定。最关键一点，这不是我的地盘，我在这里只有听话的份。

找准自己位置后，我唯有挂着一脸讪笑投奔在献血中心门口游荡的血贩子了。

血贩子没工夫嘲笑我，而是宽慰道：“都一样，都检不上。”言外之意是，如果都能自己献血还要我们血贩子干什么？

我还是不太放心，问他找什么人献血。他很懂行地说：“这你们就不懂了，全是体校的学生，身体都杠杠的。我跟你说我这都不挣钱，钱都给他们，我就赚个三百二百的。”

我哪有闲心管你赚多少钱。当下我弟与其一番交涉，约定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间地点。所谓“货”就是献血的证明，上面写清与我父亲的关系和献血多少毫升即可。

之后我上网查了一下。现在地下卖血的价格一般是每百毫升一百元左右，卖血400CC多说能得到四五百块钱。我们却掏出1500元，这中间的差价被血贩子赚去。而且哪有什么体校学生，血贩子组织的卖血者多数是农民工和社会闲散人员。他们往往有一个庞大的卖血网络，其中是不是有医务人员参与，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我没有经过专业调查，无法提供证据和数据，仅仅是姑妄言之。血源作为一种禁止私人买卖的紧俏资源，必然会催生地下交易的出现，而为了维护这种监管之外的市场秩序，血源管理者也极易被收买，靠出租权力“分一杯羹”。只有阻断无偿献血的渠道，或者让无偿献血者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血源黑市才会兴旺繁荣。那个小个血贩子说的未必是假话，此中大部分的利润不一定归他，也许要上供给坐在办公室里的血源管理者。

他们都是一伙的。

搞定的献血问题，又出现了新问题。父亲的各项检查结果出来了，血肌酐偏高。

熏鸡肝我倒吃过，但血肌酐是什么？

在医院总会碰到这种尴尬，就是医生满口都是比外语还难懂的术语，而且还不解释。人家都很忙，哪有空搭理你小白式的困惑。特别在大医院，每天早晚的例行查房，基本是实习和助理医生来做，匆匆瞭一眼就走了。你得追着屁股问，才回应你一句半句。

“那怎么办啊？”不得已，我只能拿出这句好像白痴一样的疑问句。

“先吃药调一调吧，看看情况再说。”我发现了，大医院的大夫说话时真的不瞅你，保持着一种令你产生自我怀疑的压力。

我们这些庸庸碌碌的人生，一辈子都活在自我怀疑的阴影里。课堂举手老师没看见，送女友礼物被拒绝，上司开会表扬没提到你，路遇熟人人家扭头而去，我们都会率先想到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16.送个红包咋就那么难

我们原本以为，住进了Z医院心外科，就算排上了号。经过术前的各种检查，至多十天八天就可以进行手术了。

谁承想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据我在Z医院心外潜伏一个星期的观察，这里有四个主任医师能做冠脉搭桥之类的大手术。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专家也能做，但目测已经退出一线工作了。做手术是个体力活，老头子实战经验再丰富，手术刀都拿不稳了，搁手术台前站几个小时，体力无法支撑。外科大夫也像武林中人似的，讲究拳怕少壮。

我爸的主刀大夫姓方，是担任手术任务最多的一个。据称是留学过美帝的博士，年富力强，大个漂亮，风度翩翩，一看就像有两把刷子。医术精湛虽让人放心，但在他这组排号的人也实在太多了。每天医生值班室门前的黑板上，在方大夫名下的病人都有十几个。

起先我以为就只有这十几个人，过了几天我才发现，护士每天都更新名字，出院的就擦掉，可方大夫名下的人数只见多不见少。我爸的大名总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敢情他们这个名次并不随着更新向前移动。

这不能不让我担忧起来。他们是打算留我们在医院过圣诞节吗？

家里的电话天天打来，都问父亲的手术时间。我怎么会知道？他们身在局外，不知其中艰难。我只能回答说，我爸的身体有些指标还不合格，需要调养一阵。

这也是医生给我们的回答。父亲经过术前检查，发现存在着两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手术，一是血肌酐偏高，二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这就不好解释了。就像我要说“小说不是叙述一场冒险，而是一场叙述的冒险”，估计留美医学博士也得迷糊。隔行如隔山啊。我只能求教于度娘，并现学现卖得缠着实习医生展开学术探讨，把那个可怜的小伙折磨得一见我就跑。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领导就是伙夫。我在我们村里大小也算个领导，而我弟也确实做过厨师。我戴着一顶黑红色针织瓜皮帽，类似伊斯兰教众戴的那种小圆帽，我弟则剃一光头，就我们哥俩这形象，多少有点穷凶极恶的意思。我俩经常在A区B区之间的休息大厅角落里，满面愁容地抽烟，像两个正在研究抢银行计划的匪徒。

多事之秋，我们只能在医患矛盾的大气候中靠“扮狠”来加点谈判筹码了。有一次我突然拦住实习医生探讨病情，把那厮吓得倒退两步，下意识地用胳膊护住胸前。难道我会袭他的胸？

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几天之内，我就成长为一名冠心病专家。并非我不信任医院和医生，而是这种不信任是普遍存在的。我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确保我方利益的不受损害，或者少受损害。

据我这个专家分析，医院方面恐有拖延手术之嫌。血肌酐的正常值是44-133μmol/L（别问我，我也不认得这个单位），而我爸的肌酐值才155，虽然有肾损伤的迹象，但对于手术谈不上有多大妨碍。开胸手术会导致脏器的暂时缺血，也许会加重原有的损伤，但一般来说，这都是可逆的。大手术就像是赌博，永远存在不可知的风险，冒险本是题中之义。

至于左心室二尖瓣闭合不全的治疗办法，还真是个棘手的难题。如果闭合不全是重度的，那么就要换掉心脏瓣膜；如果是轻度闭合不全，那么多采取保守治疗。我爸的二尖瓣比较矫情，不轻不重的，属于中度闭合不全，是否需要手术治疗，在国际医学界尚存在争议。老头子一把年纪，还碰上个时髦的医疗大命题。

如此要命的问题，仅靠我和小实习医生的探讨显然不靠谱。怎么也该主刀大夫把病人及家属纠集在一处开个会什么的，要不要在做搭桥手术时顺便给瓣膜也换掉，交给患者本人和家属来做决定。可是并没有。

医生只是说，先吃药调一调吧。吃药调理虽然对，但我怀疑医生这样说更多是敷衍。

没有在大医院求医治病经历的人体会不到其中的难处。包括我老婆在内的亲朋好友都批评我说，你怎么那么死性，人家不来找你，你不会主动找主刀大夫聊聊啊，不行就给塞个红包呗。

说起来都没人信，真抓不着他的影。

别的大医院是怎样情形我不清楚，Z医院的主刀大夫极少露面，大约一个星期会出现一次，身边还带着至少五六个医护人员，找几个重点关照的病房蜻蜓点水地走一走，别说单独对话的机会，你的病房人家都不进。然后他就在“非医务人员止步”的门禁后消失不见了。在所谓的医生值班室里，连他的助手都很难逮到。逮到也没用，助手什么都决定不了。

我的感觉是，给主刀大夫送红包的难度，相当于贫困村村主任向市委书记行贿，想送礼都不得其门而入。

可也不能如此干耗下去。有困难要送，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把红包送出去。整整一个星期，我和我弟揣着红包轮番守候在方大夫可能出没的地方。

有次真发现了敌情。我正在大厅抽烟，一瞥之间发现方大夫鬼鬼祟祟地窜入一个高级病房。我赶忙跟踪过去，透过门缝，看到方大夫和一个老头子患者表情愉悦地闲聊。我当时很感慨：这个老家伙什么势力啊，住高间，吃小灶，最好的大夫围前围后。

守候在门前。不一会，一个美女也觑见便宜加入等候队伍，看来和我怀着同样目的。这你说讨不讨厌，送红包还能有第三者在场吗？我很不绅士地向干净的地面吐了口痰，想把美女恶心走，结果她根本不为所动。

如我所料，美女破坏了我的好事。方大夫刚出来，美女就利用异性优势扑了上去，抓住方大夫的玉手不放，给他臊得老脸通红。接下来两人拉拉扯扯推推搡搡钻到门禁后。

我犹豫再三，也没敢跟进去。

17.给大夫送红包的门道

给大夫送红包也要先询价。半个月时间，我们已经混成心外A区的老病号了，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同病相怜，陪护的家属自然也熟络起来。

一番打探，貌似价格并不贵。主刀医生是2000—3000元；手术助手，也就是管床的大夫是1000元；护士长或护士给500就行。这是行价，土豪可随意。

红包大小代表你的诚意。有则多包，无则少包，敢来Z医院做这么大的手术，没理由拿不出三千五千的红包。俗话讲得好，七十二拜都拜了，就不差这一哆嗦了。也有给主刀大夫甩上一万、两万的，人一生病，想不露富都不行，有钱人的命金贵，这是通理。

我和弟弟一商量，我们随个大溜儿就行了。没觉得受到什么特殊照顾，犯不上多给，给主刀大夫扔三千得了。

东北人好吹牛，这在用词上就能看出来。动辄说给人家“甩”多少钱、“扔”多少钱，带有明显的施舍之意，好像主动权全在己方，漫不经心轻而易举地就能把这点小事办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仍旧抓不着方大夫的影儿。

有天我在病房吃完晚饭，溜达到大厅抽烟，正碰到方大夫下班等电梯。医护人员是有专用电梯的，像他这种明星似的医生，通常不敢用公用的电梯，那相当于教父跑到贫民窟收保护费一样，既收不到钱，又脱不了身。

天色已晚，四下无人。我连滚带爬扑了上去。打招呼时才想到一个重大疏漏，揣红包的外衣撂在病房里了。这下尴尬了。难道我能说“方大夫，咱俩加给微信呗，我给你转账个红包”，顺便说一句，主刀大夫的电话一般人是打听不到的。

我急中生智与方大夫探讨起我爸的病情，关于二尖瓣中度闭合不全要不要换瓣的问题。方大夫很有风度，微笑着倾听我山寨版的医学表达，然后说：

“您是哪一位？”

怪我一时着急忘了自报家门。随着电梯叮的一响，方大夫向我点点头，敷衍道：“您放心，我们会综合考虑病人病情的。”闪身上电梯就要逃窜。我哪能放他跑掉，也跟着挤上电梯。

还好电梯里的几个人都是别的病区的，没资格干扰我和方大夫的学术交流。还好医院的公用电梯几乎一层一停，让我有时间把话讲完。这下方大夫想起来我爸是几号床的患者了。他对我这个“专家”的医学建议频频表示首肯，说：“您父亲这种情况，要不要换瓣，确有争议，我们主要看患者和家属的意见，你们要是决定不换瓣，那就只做心脏搭桥。”

一直给方大夫送到地下二层的停车场。留美博士并非浪得虚名，全程保持着谦恭的态度，好像我才是主刀大夫，他只是个实习生。这才是高人的状态嘛。我严重满意，回去和弟弟一说，再一次确定红包非送不可。能让患者心悦诚服地奉上红包，才是高明的医生。

我和弟弟穷极无聊地为方大夫算了一笔账：假如每周五个工作日，做十台手术，每个患者保底送2000元的红包，一年算五十周，方大夫一年光收红包也会收到一百万元。怪不得那厮风度好得没话说，人若懒得计较钱财，自然气度不俗。

我们这都是按底价算得账，事实上一个大医院的主刀大夫会收得更多，有些人情是推不掉的。我们幸亏是不认识他，若拐弯抹角搭上关系，三千元根本拿不出手。

或许有些人会纳闷：既然逮不着医生，怎么给医生送红包呢？

他们在手术前自然会给你合适的机会送上红包。手术前一天，医生、麻醉师和护士都会找患者和家属进行例行的谈话。除了护士的谈话是在病房内进行的，医生和麻醉师都会把患者家属找到小屋子里交代注意事项，让家属签字。这时将红包递上，就皆大欢喜了。

这里大有门道，像这种大手术，你的红包递上了，人家也收下了，并不意味着医生真拿了你的红包。如果手术进行得顺利，他们揣了红包也心安理得，如果手术并不理想，医生会将收到的红包转到你的住院账户上，就说是为了让患者和家属安心，才假意收下红包。这样一来，即便出了什么差头，家属闹将起来，也抓不到医生的把柄。

个中的尺度分寸，需要小心轻放才行。实际上，手术前的谈话，主刀大夫也未必参与。真正的大BOSS，不会那么轻易地给你机会接近，他们只收来路可靠的钱。

我们等不起手术前谈话那个送礼机会。想要尽早排上手术，只能先给有决定权的主刀大夫送红包，可结果总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几乎调动了所有我能在这个城市找到的关系，统统搭不上线。我当初咋学了文科呢，如果选择理科，好歹也能揪出几个学医的同学。

自从我与方大夫的科研探讨过后，每天早晚来查床的助手级大夫口风都变了。之前他们总拿我爸的血肌酐和二尖瓣作为托词，经过三个星期的调理，我爸的血肌酐已经降到正常值，心脏瓣膜的问题我们也明确要忽略，可仍旧排不上手术。这还怎么说？

“你着急，大家都着急，还有在这住一个月没做上手术的呢？”

这就是挑明利害：有关系就去找，没关系只能等。

事实一再残酷地证明，不遵守规则必然受到惩罚和教训。我和弟弟小眼瞪小眼地相对无语，同时想到一个被我们自作聪明忽视的人：心外科总护士长。

18.千穿万穿，红包不穿

天下最难的事，就是去求自己得罪过的人。程护士长亲自出面为我们搞定了住院事宜，结果只收到了我空口白牙的几声谢谢，定然在内心里已将我这个不懂规矩的人打入冷宫。现在我再去求她，岂不是自取其辱？

我也想过就这么拖下去算了，不信他们敢不给我爸做手术。但眼瞅着同房后来的病友都一个个上了手术台，我们渐渐滋生出留级生式的尴尬，比留级生还难堪，人家是考试没过，我们这个是不让参加考试。

我之前有一套理论，大医院一般不会拖延治疗。大医院不像那些小医院缺病号，逮着一个患者非给搜刮干净才罢休，这里永远不缺排队等床位的人。必须让病号流动起来，做更多的手术，医院才会赚取高额利润。只靠一点床费和基本的医药费，赚钱的效率就太低了。我爸从住院到手术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只交了一万元押金，并未催费，可见花销的重头戏在于手术和术后。若患者全跟我爸这样，像来度假似地占着床位，那医院院长都得急出心梗来。所以我们要有跟大医院打持久战的信心。

然而县官不如现管，我们得罪了“现管”的心外科总护士长，她若挟私报复，就拖着不给手术，我们除了等待别无他法。

我爸先沉不住气了，天天搁床上躺着挂水打药吃糠咽菜，这种清修式的日子老头子表示无福消受，口口声声要速战速决。我妈和我老婆，加上家那边的七大姑八大姨，也都焦躁起来，一天八个电话催问，分明是质疑我办事不力。作为我们村的成功人士，我最受不得别人说我不会办事。万般无奈之下，只能硬着头皮再去面对程护士长的丑脸，解铃还须系铃人，请佛还得能送佛，该来的羞辱躲也躲不掉。

这回必须得递钱了。原先一千块钱能搞定的事，让我的小聪明耍得翻了倍。饶是如此，我也心中忐忑，一旦人家就是一身正气不为所动呢？

我叼着烟躲着清扫大妈在休息大厅里四处踱步，绞尽脑汁地措辞。又把该说的话在脑子里过了几遍，确定听上去足够肉麻，才拨通了程护士长的电话。

没接。不出所料，打了两遍都没接。

我翻了翻程护士长的微信，不是好友只能显示十张图片，全是她在各地景区的自拍，各种造作和炫耀。照理说，这种人不会拒绝红包的。

我给程护士长发了一条短信。一打字我才恍然大悟，我更擅长文字啊，文字表达更清晰完整，还不需要什么演技，简直是拉近关系、求人办事、撒谎耍滑、遮羞卖乖的必备操作。

先问好（尊称为姐，显得亲密）。然后自报家门（她当然记得我，再次表明身份是为了突出你尊我卑），然后为再次打扰表示歉意（给自己没有及时感恩找托词，不是我不给红包，是怕打扰你），然后说要当面感谢安排床位之恩（铁公鸡要拔毛啦），然后说顺便汇报一点情况（防止对方以“不用谢”为由拒绝见面）。

十分钟后，不接电话的程护士长主动打过来。口气很亲热，说记得你记得你，刚才在开会，不方便接听。你过来吧，我在某层某室。

我一看我们之间还隔着七层楼，岂敢让对方久等，放弃排着长队的电梯，直接爬步梯。可怜我一把年纪，好久没这么拼过了。程护士长在谈话室里端然稳坐。谈话室是让患者家属为手术签字的地方，也是医患之间私下沟通的安全屋。护士长显然清楚我要怎么道谢。

我说我早就该来——这时还说“怕打扰对方”就太假了，只能说自己又要照顾父亲，又要兼顾工作，两头奔波忙得欲仙欲死。护士长善解人意地表示，不必谢我，陪好老人才最重要。问我父亲情况如何，做没做手术，引我转入正题。我赶紧接住话头说，这不就还没做上手术嘛，来求护士长帮忙过问一下。护士长故作惊讶道，咋还没做上手术呢？我心说，不就你从中作梗吗，嘴上汇报了官方给出的种种理由。护士长点头道，好，我跟方大夫说一声，尽快给你们排上。我见时机成熟，掏出装着2000元信封，欺身上前塞进护士长白大褂的口袋里。

话说医护人员白大褂上的那两个大口袋，当真深不可测，2000元丢进去波澜不惊。免不了半推半就欲拒还迎，免不了千恩万谢不成敬意。

第二天一早，小护士来通知，星期五手术。

19.手术成功的概率不到一半？

术前谈话当真是助手袁大夫出面，塞了1000元红包。麻醉师长得酷似《疯狂动物城》里的树懒，收下1000元红包的动作倒很麻利，连推让的程序都省了。ICU的护士高大丰满，来到病房教我爸几个常用的求助手势，术后要下喉管，不能说话。弟弟想追出去塞个500元红包意思意思，被我一把拽住。

我的理由是，你怎么知道老头子手术那天是她当班。按理手术后病人只在ICU观察一天，就会转到普通病房，不值得漫无目的地撒钱。

主刀的方大夫到底没机会递红包，来查过一次房，带着一帮跟班，实在不好下手。留美博士很懂中国的人情世故，告诉我们程护士长打过招呼，算是成全了护士长的颜面。此人又红又专，只怕志向非小，愈发刺激了我们的仰慕之情。

弟弟比较鲁莽，趁人不注意就要往方大夫白大褂的口袋里投红包，吓得他的一伙手下赶忙左顾右盼。方大夫大约也没碰到过这么胡来的，皱眉挡开我弟的偷袭，拂袖而去。

哥俩商量要不要让助手袁大夫替收一下红包，又一想并不稳妥。那厮未必准成，他要来个黑吃黑将红包污拦，我们兄弟的一番情意岂不付之流水。

对于病人的陪护家属，术前谈话是非常惊悚的一个环节。袁大夫年纪不大，目测也就三十五六岁，虽然技术水平还未能独当一面，但气色已不容置疑。他照例把我爸的情况说得很危险，老头子长达半个世纪的烟酒无度恶果惊人，盖有脑梗、高血压、全身血管硬化、肺功能损伤、肾功能损伤、心脏瓣膜闭合不全等一系列问题，搭桥手术创伤面大，过程复杂，极易导致潜在问题的总爆发。这都是人力无法抗拒的。换句话说，再高明的手术也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虽然我知道这都是医生必须要交代的套话，但也唬得花容失色。听上去老头子领盒饭的可能性更大。我问了句俗话，我爸手术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袁大夫很专家地笑了，说按理我们医生不会给你们家属做这种预测，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不到百分之五十吧。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他真心一点也不同情病人家属，看我已吓得呆若木瓜，继续道，你们现在想出院都可以。

哪有临阵退缩的道理，发昏当不了死。我弟站在我身后，手往我肩膀上一搭，将真气源源不断输入我的体内。我顿觉血脉畅通，一咬牙就算把老头子豁出去了。头不抬眼不睁地咔咔在各种文件上签了字，勇敢地将医院该负的责任都承担过来。

绝非夸张。常有吓得不敢签字的陪护家属。相邻病房有个五十多岁的老爷们，比我爸等待的时间还长，打算做心脏瓣膜的手术。他烟瘾很大，常和女儿在休息大厅对着抽烟，成为A区一景。我们愿意和他聊聊，是因为他女儿二十八妙龄，姿色出众，入冬的天气也光脚穿着拖鞋，被我弟尊称为赤脚大仙。赤脚大仙不修边幅，涂暗红色的唇膏和指甲油，气质高冷，一副久经沙场混不吝的派头。但术前谈话时，暴露了女流之辈的脆弱，手抖到无法签字，最后只能向三叔二大爷搬救兵。

我们也有救兵，但我和我弟这阵容还不够剽悍吗？我坚决拒绝了老姑老叔前来援助的请求，让他们在家等候我们凯旋的消息。我妈就更别来了，她一贯六神无主，来了只能添乱。我夸大其词地向家里那边各位亲属做了汇报，说人家做这手术就跟玩似的，一天做十个八个，随治随走，保活保鲜，根本不必担心。

老头子也吓坏了。手术前一天就开始茶饭不思，神思恍惚，一开口就像要留遗言似的。我说爸，有没有藏在哪的钱没告诉我妈，或者我们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妹什么的，现在可以说了。老头子心惊胆战，已不经逗，狠狠白楞我一眼，转头看电视。

经过上次我爸接受冠脉支架手术的观察，我早已识破了老头子外强中干的精神实质。于是给他做了战前的思想总动员。我发表了三点意见（当然都是我瞎编的）：一、Z医院拥有全东北最强大的心外科技术，一年做各类心外科手术千余例，治愈率高达98%。二、方大夫是全院最好的心外科医生，名师高徒，留学美帝，人家连心脏移植都能做，搭桥手术对于他属于最基本操作，从无失手。三、我们给大夫和护士都送了红包，看在钱的份上，人家也会尽心尽力，为你保驾护航，你老人家大可放心，保证万无一失。我一番天花乱坠地劝解，老头子面色稍稍缓和，开口道：

“哎，我怕什么，我就是啊，担心你妈……”

我弟插嘴道：“你担心我妈干什么，我妈不有嫂子和我媳妇照顾吗？你可别胡思乱想了。”

老头子又一声叹息，继续眼神空茫地看电视。

我一看这是劝不了了。反正搭桥手术是全身麻醉，你紧张不紧张，害怕不害怕，都没什么关系。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和弟弟推着病床，在护士的引领下，把父亲送进了手术室。

20.最煎熬的等待就是等在手术室外

以前看电影和电视剧，留下个模式化的印象。手术室都位于静谧的长走廊的尽头。手术室门外有一两条长椅，几个亲朋好友在焦急地等待。接着门一开，穿着手术服的医生走出来，或面露微笑点头道“手术很成功”，或神色黯然摇头说“我们尽力了”。

来到Z医院心外科手术室门前，我才发现电影电视剧里那么清爽的画面大约是在社区老干部诊所拍的。真正大医院的手术室门前的热闹程度堪比小型集市。篮球场大的休息区内，聚集着一百多人，有坐有站有急有闲，有的大声打电话，有的低语交谈。

按说这种地方是禁止喧哗的，但我们中国人遇事一向讲究群威群胆，人一多也就顾不得规矩了。为此医院在手术室门前，用警戒线拦开一个七八米见方的禁入区，留做医护人员和患者进出手术室的通道。我站在人群中向手术室内望了望，其中门户重重，难明就里，老头子的病床已不知去向。

本来，送进手术室的当口，我想跟我爸说几句安慰的话。不承想他双目紧闭，开始自我催眠了。我也只好现学现用，劝自己说，只是小手术，别整得太抒情，以防加重老头子的心理负担，就拍拍他的肩膀轻松道，没事啊爸，做完手术就好了。我弟也在一旁说，没事没事，听大夫的就行。

老头子毫无反应，看来正在天人交战。

是不是麻药劲上来了？我们哥俩就麻药起效时间做了一番争议，结论是不可能，蒙汗药也不至于那么快。老头子应该是吓得无法出声，于是又嘲笑了一气。

拿我爸取笑，是我们这两个不孝之子为自己减压的重要方式。我们无非想用一种戏谑的态度证明，这点小灾小难犯不着紧张。老头子一辈子性格倔强，意志顽强，绝不会轻易向死神投降。不说长命百岁吧，再多活个十年八年，不在话下。

嘴上虽在逞强，心里终是惶惶不安。掏出手机刷微信，正好看到一个中医粉在宣传伪养生知识，被我追着劈头盖脸一顿骂，还没骂过瘾，就让群主给踢了出来。换个群大战毛粉，毛粉人数众多，战斗力强大，骂得比我还低俗，只好败退群外。

时间仿佛停止了一般。我在静止不动的人群里挤来挤去停停走走，一会站在窗边看着灰蒙蒙的城市，一会跑到步梯缓步台上默默吸烟。我产生了一个临时抱佛脚的想法，有点宗教信仰，关键时候还是能用上的。

宗教会让你免于思考的痛苦和追寻的艰辛，直接给你一个终极的解答。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向它祈祷而已。

我弟不知从哪神秘兮兮地冒出来，告诉我说方大夫才进手术室。我一看时间，我爸都进去快两个小时了。主刀大夫咋才来呢？转念一想，估计诸如麻醉、开胸、从大腿上取血管之类的前期工作，都由担任助手的袁大夫主持即可。不到取出心脏进行冠脉旁路移植的关键步骤，主刀大夫不必亲自上手。当然这是我合情合理地瞎猜，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

这时有几名患者做完手术，被从里面推了出来。我们赶紧上去围观，他们看上去意识比较清醒，不像是刚做完大手术的样子。我说这是什么手术？旁边一个老头很有把握地说，换瓣。我心存疑虑，换瓣手术不但开胸，而且要让心脏停止跳动，进行体外循环，刚手术完不可能这么清醒。

还没等我开口，旁边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面露喜色插话说，我爸就在里面做换瓣。她可能是看到做完“换瓣”手术的患者状似无恙，倍感轻松。我见她有几分姿色，不忍心刺激她，就含糊道，换瓣应该没这么简单吧。她并未听明白我的意思。继续说，手术前我听大夫一说啊，吓得腿都软了。说着眼圈都红了。

我见她好似没人陪伴，例行安慰了几句。倒不是我有多怜香惜玉，而是大医院给人的感觉就是缺少一点人情味的关怀，冰冷、机械，但可靠。手术室就像一个巨大的回收加工车间，一台台出现故障的产品被送进去，重新打磨、拼粘、焊接、抛光、上色，然后再一台台推出来。从现代医疗技术角度看，人和机器没什么区别，出现故障就修一修，修好了照样能用。

信仰能拯救灵魂，救不了身体。但灵魂这东西，现代医学还没发现它存在的证据。

我沉浸在终极思考中，对芸芸众生投去了悲悯的目光。忽然哇的一声哭嚎打断了我的玄思，原来那女子的父亲被推出来了。果然如我所料，全副武装，昏迷不醒，护士一手抱着氧气袋，一手把着病床喊家属。那女子好似已丧失行动能力，我见义勇为上前几步，接过病床。

总不能让我越俎代庖亲自护送吧。我跟着护士一起高喊家属。从人群外挤进来一个彪形大汉，劈手夺过病床，连道谢都没有。我走过去摩挲那女子的背部说，别哭了别哭了，刚手术完都这样的。女子止住哭声，含着泪前去接床。

这要在电影里，她应该依偎在我怀里的。现实太残酷了。

心急如焚的等待中，我主动充当起义工，在手术室门口接病床，喊家属，时而自作主张说两句“气色不错”“看起来很顺利”之类的话，安抚家属情绪。我好像用这种举动来融入到眼前的气氛中，像那些医护人员一般将手术当成某种寻常事件，借此缓解内心的焦虑和恐慌。

后来他们不识好歹地把我赶出圈外。

老头子直到12点半才被推出来。一般来讲，手术时间越长越不是好兆头，我爸搭桥手术用了四个半小时，只算略微长一点。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21.女人的勇敢

每到饭点，送餐车就推到了住院区的休息大厅，等待患者的陪护去取饭。这里的饭菜是专为冠心病人准备的，少盐少油，名义上煎炒烹炸，实际上一码水煮。吃了几天，嘴里淡出鸟来。

我和弟弟每天唯一的乐趣就在于晚餐，可以去门口的小吃部喝两杯。我俩像美食栏目的调查员，在医院周边几十家小吃部和快餐店寻找味美价廉的目标。实践检验，所有客流集散中心周边的饭店，都跟网贴的标题党一样，只在意流量，不关心质量。

我们只好走得更远，脱离医院街区，窜至大学校园附近，找到一家春饼店。这家的溜肉段和酸辣汤还不错。我和弟弟先掰一瓶“牛二”，再灌两瓶“老雪”，然后该陪宿的回去陪宿，该住店的出去住店。

我一直在鼓吹苦中作乐的理论，宣称要找到度假的感觉。虽然这“度假”比较寒酸，但多少能消解一点陪护病人的心理折磨。身体上没什么劳累，冠心病人不发病时都能自理，我和弟弟的主要工作就是呆着、呆着、呆着。

同病房的病友和陪护家属也不见有趣的人。

一天从急诊转来一个心梗患者，不到40岁。这厮惊吓过度，来到病房就夸夸其谈。号称常年揣着硝酸甘油喝酒，今天刚被120拉走，第二天又爬上酒桌。我们也不理他，他就一直在说，活活演讲了两个小时，恨不得把他几十年人生都告诉屋中的陌生人，最后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他离婚了。来陪护他的是一个同学。这种情谊很让我感动，抛过去几声赞叹。婚姻就像一把雨伞，大晴天你拎着它的确很麻烦，但一旦碰到雨天，还是有用处的。

一个80岁的老家伙也要来搭桥，还有糖尿病。手术风险不容乐观。住了几天医院，被医生好说歹说给劝走了。老爷子心气还在，看样不活到九十九不罢休，口角流涎地向我推荐宝发园的“四绝菜”——熘腰花、熘肝尖、煎丸子、摊黄菜。说是张学良那厮的最爱，除了卖国和赵四小姐，少帅就喜欢这四样美食了。

之后我们哥俩去了宝发园，点了“四绝菜”，只能说差强人意，一是菜好像不是现做的，少了热辣的鲜香。二是勾芡太重，遮掩了食材原本的味道。

冠心病多半由于不良生活习惯造成，像我这样，嗜烟嗜酒嗜油腻，将任性作为人生最高理想的人，难免心脏会出点问题。我以前总说，我的理想不过是想做回一个孩子。结果讽刺的是，我没做回孩子，反而未老先衰。

写作自然停滞下来。我去医院门口的小书摊买了几本盗版书，在病房和休息大厅装模作样地看。《岛上书店》勉强看完，乏善可陈的流行文学。《穆斯林的葬礼》套路陈旧，文采平庸，看到几十页就放弃了。《芳华》写得很精彩，第一次看严歌苓的文字，叙事充满活力，行文不失幽默。买盗版有点对不起她，回头在网上又买了正版。至于冯小刚的电影，文工团的大腿还可看。

有天我跟着一个老太太去住宿处，迎面走来一个漂亮的女孩，与老太太打招呼。老太太问，手术做了吗？女孩说，还没有呢，这几天就能做。老太太爱聊天，告诉我这个女孩是陪护他弟弟的。她和弟弟是同父异母的关系，弟弟得了白血病，她要给弟弟做骨髓移植。我大为惊讶，女孩看起来阳光灿烂，脸上不见丝毫阴霾，想不到要做这么吓人的手术。

老太太唠叨道，可惜啦，还没嫁人呢。我说这和嫁人有什么关系。老太太说，骨髓移植，可能会影响生育，以后婆家能答应吗？

我莫名激动了。劈头盖脸地揭批老太太的歪理邪说，把她训得一声不敢吱。多好的姑娘啊，真嫁不出去的话，我要！老太太惊恐地瞥我一眼，丢下钥匙逃走了。

那几天我一直在想着那位美丽的姑娘。我发现女人的柔弱常常只是一种保护性的伪装，她们一旦坚强起来，会让所有男人的勇敢都像是鲁莽。男人的勇敢是象形的，热血的，混乱的。女人的勇敢则更坚定、更清澈、更理性。跟人家一比，我这点付出简直不值一提，我不过是个爱讲故事的人罢了。

老头子手术完进了ICU，我和弟弟又没心没肺地守在门外。这里的家属休息区相对安静，几十名家属都面露疲惫，带着大包小裹，在几排长椅上坐得东倒西歪。

心态最好的就属我们哥俩。我下楼穿过一条街区，找到一个肯德基店，买了一堆炸鸡，又在门口杂货店买了几瓶二两装的小郎酒和江小白。哥俩坐在ICU门口一顿喝，权当庆祝老头子手术成功。

酒至半酣，过来一个保安，说这里不许喝酒。

不让吸烟我能理解，不让喝酒是什么情况？莫非怕我喝醉了大闹ICU？

我们哥俩瞅都没瞅他一眼，若无其事地继续喝，打算让那厮知难而退。没想到他大约要争夺年度优秀保安，磨叽道：这里不许喝酒！

是时候表现男人的勇敢了。我弟弟捞起一个空瓶就砸了过去，指着他大喝一声：滚！

保安自知理亏，羞愧而去。没一会儿，领来五六个保安。

22.与死神猜硬币

酒被没收了。包括两个半瓶和一个整瓶。炸鸡也被没收了，还有好几个鸡块我没吃呢。年度优秀保安还要把我们哥俩也没收，幸亏保安队长是个明白人，见我气质不俗，风度儒雅，怕我来头非小，象征性地劝诫几句。

我做了合理解释。父亲在ICU里生死未明，我们做儿子的心急如焚愁肠百结，只能借酒浇愁。保安队长知书达礼地点头表示理解，要我们不要影响他人。在这里的人心情都不是很好。

熬到晚上7点，管床的袁大夫从ICU推门出来，一群患者家属将其团团围住。我们哥俩保持绅士风度，未参与拥挤。等人群散去，袁大夫对我们说，情况还行，不用担心。我说明天能出来吗？袁大夫说，看看吧，差不多。

去卫生间稍作停留，下楼时正碰到袁大夫下班。一路聊着天，我发自内心极尽吹捧。袁大夫也不客套，单说就是太累了。每天都要忙到很晚，今天下班算早的。又说方大夫才下手术台。一个手术做了六个小时。我问什么手术。袁大夫说是主动脉夹层。

主动脉夹层就是所谓的主动脉血管瘤，外科手术风险性非常高，远非搭桥、换瓣之类可比。我爸所在的心外A区的一个高级病房里，就住着一个刚做过主动脉夹层的病号，是个年轻的胖子。有天半夜，我正在犹豫要不要躲到卫生间里过过烟瘾，听到走廊里一通忙乱。几个护士推着一个病床飞奔ICU，床上就躺着这个大张嘴巴双目紧闭的胖子。那画面怵目惊心。大约十天后，再一次看到胖子，他在两名护工的搀扶下，龇牙咧嘴地在走廊中慢步。小命算是捡回来了。

有的主动脉夹层病例也可以介入治疗。我有个哥们就是这种情况。那厮有天觉得胸背疼痛难忍，自己跑到我们当地中心医院就诊，医院一看此病凶险，不敢耽搁，紧急用救护车送到了Z医院心外科。做了血管内的修复治疗。按照他的说法，就是用一个支架压住血管内膜破损处。

术后效果非常好，在沈阳呆了没几天就回来了。此后烟照抽，酒照喝，牌照打，还时常与我动手动脚疯闹，跟好人一样。我俩总在一个麻将馆打麻将。那一阵我输得丢盔卸甲，暂别赌坛休养生息。而他手风正顺，每天都能赢个五六百，动辄在我面前显摆。

某个节假日。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吃饭，他又炫耀起近日战绩。我说你少嘚瑟吧，赢点就行了，赌运总是时好时坏，不可能一直让你赢。他呲着大牙美滋滋道，我知道，我今天下午再去赢点，明天就不玩了。

晚上一个朋友找我去家宴，我拿起啤酒刚要喝。电话来了，说某某没了。我说别扯淡，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对方说真的，就下午的事。

我打了他的手机，无人接听。我一边下楼一边给其他朋友打电话确认此事。闻者无不震惊。过了一会，消息传来。他确实死了。死在了麻将桌上。据说是一头栽倒，毫无痛苦。

我在十字路口茫然地走了一会，辨不清方向。我一直想打嗝却打不出来。我扶住一棵行道树，弯腰干呕，涕泗交流。

直到我陪父亲到Z医院手术，我才想起那哥们所得的心脏病就叫主动脉夹层。

第二天一早，我和弟弟仍去ICU门口等待消息。坐在前排的一伙人竟与我们同城，其中一个美女与弟弟相识，聊了几句。他们一伙至少有七八个人。弟弟撇嘴表示不屑，我也同感，完全不必要来这么多人跟着裹乱。

一会儿ICU门一开，他们被管床大夫叫去交代病情，回来时神情悲戚，为首的一名中年妇女红着眼睛默默流泪。弟弟去打探了一下，原来他们陪护的患者，正是昨天方大夫做了六个小时的主动脉夹层病例。术后内出血，需要重做手术。

我和弟弟都跟着心情沉重起来。此刻任何安慰都等于零。只有老天才救得了他们的亲人。

后来得知，这名中年男人自己驾车来Z医院手术的，与我父亲同一天手术，都是由方大夫主刀。但他在随后两天内，又做了两次手术，接着在ICU躺了一个星期，花了30多万。最后医院通知家属，把人拉回去吧。

主动脉夹层的外科手术，是与死神猜硬币。这个病严重起来，不手术肯定会死，手术也近乎听天由命。

风度翩翩的留美博士也有这种失败的例子。尽管主动脉夹层手术风险很高，但它不是绝症，这意味着医生在理论上能够拯救患者的生命。越是最好的外科医生，越要承受这种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眼看着病人死在自己刀下。

那几天我在心外科住院部的休息大厅碰到过方大夫，他的神色并无异常。作为心外科的主刀大夫，他早已学会了心似钢铁，可我仍旧自作多情地认为，在他的内心幽暗的深处，一定有一个隔离区，那里堆积着无数不能化解的挫败、沮丧和疼痛。

23.女护工驾到

在ICU观察了24小时之后，父亲被转到普通病房。

现代医学技术令人惊叹。老头子一日前胸膛刚被锯开，此刻全身插了好几根管子，好像《攻壳机动队》里的义体强化人，但意识尚清醒，还能小声说几个字。科技发展已将人类自以为是的幻想驱除殆尽，什么魂魄元气，什么经脉穴位，统统是扯淡。

人就是骨肉神经和液体的组合，虽然进化得近乎完美，但不妨碍拆卸修改重装。哪怕你换了一个心脏，你还是你，绝不会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会沾染一点点器官捐献者的生命痕迹。

病床刚被推出ICU，斜刺里杀过来一个中年妇女，热情地帮着我们推床。我刚要感慨世风向善好人多，她自我介绍说是我爸的护工，姓孙。

“叫我小孙就行。”她倒自来熟。

我长得那么老吗，你看起来至少五十了，我们咋叫你小孙？

心外科手术之后，必须雇护工，这是此间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医院方面不会给家政公司背书，只让医护人员提出雇佣护工的建议。理论上不雇护工也可以，但大家都雇，不雇护工就显得像不拿患者健康为重似的。

护工的价格各院各科不同，Z医院心外科不但技术一流，护工价格也最高，一天要350元，加上50元餐费，就是400元。比我的薪水高多了。

不瞒各位，我都有心转行去医院当护工了。经过我此前一段时间的观察，这项工作的辛苦只是个传说，事实上比陪护家属累不了多少，技术上更谈不上门槛，有手有脚就能干。在心外科，护工唯一的技术优势就是给术后患者拍背，帮助患者自行咳痰，以便恢复其正常的呼吸功能。一般陪护家属见识少，哪敢下重手给术后的亲人拍背。但这种经验，有一次就学会了。

我和弟弟亲眼见到很多护工好吃懒做偷奸耍滑，晚上睡得比患者还沉，白天懒得比患者还闲，除了偶尔能给患者拍几下背，基本就是个摆设。有的甚至不如摆设，要指挥患者家属干这干那，好像他才是雇主。

如此俏活，自然有人垄断。否则大家一窝蜂地扑来竞争，护工费用早跌成白菜价了。Z医院心外的护工都归属于一家家政公司，外人无法插足分一杯羹。然而我们的护工孙姐就是外来的。她以前在另一家三甲医院心外科做护工，看这边价钱给得高，就托关系来此接活儿。

大约对接有点小障碍，家政公司的管理人员把孙姐叫出去一番盘问，才算勉强通过。我和弟弟则很满意，新来的员工通常能干，没有老油条的诸多毛病。

选择和分配护工原则上要与患者同性，方便护理。这跟妇科通常都是女大夫一个道理。不过据群众反馈，异性医护人员往往服务态度更亲善，工作态度更认真。手术前，我就跟老头子开玩笑说，给你找个女护工，让你享受一下异性服务。老头子瞪我一眼没吱声，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是乐意的。

想不到一语成谶。

孙姐在外貌上实在没什么亮点可言，典型的底层中老年妇女。但对于我爸这种年过七旬的老头来说，也许会有不同的观感。不过老头子这会儿保命才是第一需求，哪有心思管护工是男是女。

他的眼珠几乎不动，眼光发散。我们问他几句，他才能勉强答一句半句，应答基本正确。比如问他疼不疼，他就说不疼；问他有没有痰，他就说没有；问他知不知道这是哪，他仿佛想了想，说医院。我和弟弟认为这个状态还算理想。监护器上的各种指标大多比较稳定，只有心率忽快忽慢。护士过来瞥了一眼说，正常。

有了护工，我和弟弟能感觉轻松些，同去休息大厅抽了一支烟。回来时，孙姐已将老头子扶坐起来，正在给他拍背，让他咳痰。老头子疼得龇牙咧嘴，勉强咳几声跟蚊子哼哼差不多。

我当即制止了孙姐这种鲁莽行为，他没痰你让他咳什么！我心说你这是看我们哥俩不在折磨我爸啊。见我已然急皮酸脸，孙姐讪讪地把老头子放躺。我自以为是道，他刚做完手术，你让他缓一缓啊。孙姐自知理亏低头不语。

我话音未落。护士长领着一帮护士来查房，看见我爸躺在那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皱眉道：“别让他这么躺着啊，扶起来给他拍拍，能不能咳痰？”

我这个专家趋步向前解释道：“才从ICU出来，我寻思让他缓一缓体力。”

护士长没搭理我，扑上去就要动手，两个小护士抢先一步把老头子架起，一个用手臂护住老头子胸口，另一个施展摧心掌，咔咔在我爸后背一顿猛拍。老头子疼得直哼哼，就是咳不出。

手术前，护士让我爸吹气球，锻炼肺功能。老头子阳奉阴违置若罔闻。“咳痰我还不会吗？”老头子有个虾酱的劲头。可事实上，有很多患者在搭桥手术后不能咳痰，直接影响到肺功能的恢复。开胸24小时之后就让咳痰，那种震动引起的剧痛估计只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才能理解吧。

老头子认怂了。我们都束手无策。

24.有一种无助叫男人

父亲术后两天，情况并不乐观。开始是心率时快时慢，最高心率达到200；接着血压又忽高忽低，高压也突破200。我和弟弟一惊一乍，护士却很淡定，只说正常，然后给输液里加药。看起来她们见过太多这种情况了。

但我还是悬着心。

我爸术前有个邻床病友，姓杨的一个老头，与我爸相谈甚欢。杨老头的儿子为人热情厚道，和我们哥俩也混得挺熟。杨老头有点像老式家长，在家很有权威的样子。儿子每天都给杨老头擦脸洗脚，杨老头泰然处之。这一点让我爸很羡慕，时不时也表示要洗脚。

老头子的矫情让我们哥俩无语。这又不是孝子大比拼。打个洗脚水我还是能做到的，但洗脚这种事，你好胳膊好腿的，别养成剥削阶级好逸恶劳的毛病好不好？我通常都把洗脚水端来，床边一放，就转头看电视了。对老头子作态的长吁短叹不闻不问。

老杨头是后转到心外的，却比我爸先做的手术。据其儿子跟我们吹嘘，他们为转到心外的床位拿了一万块钱红包。钱使得狠，因此很快就排上了手术。术后转到其他病房，我爸还打算去看一看，没想当夜就休克了，又被紧急送回了ICU。

老杨头的儿子一夜没睡，第二天见到我时还保持着红了眼的兴奋状态，详细向我汇报了老杨头的病情。老杨头的术后症状就是心率太快，总在200下左右。在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心率从200直降为0。

在场所有人瞬间石化。0.01秒后，医护人员推起病床向ICU狂奔。我爸转到普通病房时，老杨头还在ICU里，据说已脱离危险。

心外的ICU里有的是办法，让停止的心脏重新跳动。只要花得起钱，你想死都死不了，至少心脏会一直跳下去。

我很担心我爸也出现杨老头那种情况，盯着体征监视器上各项指标的变化。原先只是心率和血压不稳定，渐渐我发现血氧指标也开始下降。

血氧就是血液中的氧气含量。血氧指标并非越高越好，像我总在98左右，会造成细胞老化，这一点可以从我蒹葭苍苍的造型上得到印证。但正常人的血氧不应低于90。我爸插着输氧管，血氧指标还时常滑到90以下，监视器黄灯频频闪烁，发出警告。

还是肺功能的问题。老头子就是不会咳痰，肺里有积液，影响到呼吸功能的恢复。我们正常人呼吸频率每分钟为18次左右，我爸的呼吸频率高时超过30。一天之内，老头子的后背接住了医生、护士、护工孙姐和我们哥俩的各路掌法，他内力深厚到一声像样的咳嗽都没有。

用鼻管吸了一次痰，也并未见效。呼吸仍太快，血氧仍上不到90。值班护士来看了一眼说，上双氧吧。我以为双氧是什么神秘操作，原来只是把两个鼻孔都插上氧气管。并没有什么卵用，血氧还在下降，眼瞅着滑下80。

当时是我爸转到普通病房第二天的深夜，我和护工孙姐在陪护。值班大夫过来看了看监视器的指标，对我说，回ICU吧，上呼吸机带一带。家属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Z医院心外的病床利用率高，患者去手术或转到ICU，原先的床位就会被占用，等回来再重新调配。我爸进了ICU，就意味着床位和储物柜都归别人了。我在大半夜里，左胳膊夹着三十块钱买的床垫子，右肩头背着一个装满杂物的大编织袋，好像没赶上回乡列车的农民工。

没赶上车可以等下一趟，我的等待则充满了令人恐慌的变数。ICU门前东倒西歪睡了一地，这些心力交瘁的人，已经分不出同情给我。我围着大厅中央的电梯井绕了一圈，在电梯与北窗之间，找了一块空地，铺好床垫和被褥，和衣睡下。

沈阳的十一月中旬。我与冷得足以冻死人的初冬寒夜仅隔一层玻璃。大厅里只有四块触手冰凉的暖气片，取暖全靠守候者焦灼的人气。

我想给在外面住店的弟弟打个电话，通报一下情况，转念又放弃了。何必吓得他睡不好。更不必告诉老婆，多一份无用的担忧。我蜷缩在被窝里摆弄着手机，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寒气，三百多联系人，一千多微信好友，我向谁求助，又求助什么呢？

我想起以前一个女友，母亲突发急病半夜被送到医院抢救。她给我发短信，说我妈病了，我一个人等在抢救室门外。我在看电视，收到短信扫了一眼就丢在一边。那时我还是个渣男。第二天一早我给她打电话，她没接。我再打，她还是没接。从此成了我的前女友。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她。等明白该怎么回时，我已经老了。

这就是做男人的好处，有些事你不许害怕，不许求助，只能自己扛着。

25.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很多人一到夜晚就容易滥情，像女诗人巫昂所说，有肥大的、易碎的情绪泡沫。还好太阳照常升起，天一亮我就正常多了。

估莫弟弟已经起床，打了个电话过去，告诉他老头子又进了ICU。我语气尽量轻松，省得吓到他。我说主要是呼吸功能恢复得不好，血氧低，进ICU养两天也好。弟弟还是有点惊恐，说马上来。

见面时笑嘻嘻问我什么情况。我也笑说没事。把昨天半夜的情形讲了一遍。哥俩靠着大厅窗前的护栏，叼着烟胡乱分析。我爸手术前在A区住，手术后被调到B区病房。而方大夫的势力主要在A区，B区的势力千方百计想把方大夫的病人赶走，于是把我爸又给送进ICU了。当晚的值班医生留着狗油胡，一看长相就不是方系人马。

弟弟对我的阴谋论深表赞同。我俩一通感慨大医院水深莫测，并大骂狗油胡面丑心黑伤及无辜。

人们有时需要一个借口来减压。既然是被心外科的“派系斗争”所累，即证明老头子的状况不是很糟，无非多花一点钱，在ICU里疗养疗养。我俩在ICU门口的治疗费用公示板上，看了看我爸名字后面的数字，才8万多一点，这还是医保扣除之前的数目，我们尚能承受。一切都没什么好担心的。

袁大夫开门来叫患者家属，好像也对狗油胡把他的患者送回ICU不太满意。让我签个字，说上呼吸机试试看。我问状况如何。袁大夫说还行，再观察两天。自从陪他下班那次的深度吹捧，袁大夫对我们哥俩态度变得亲切多了。我们看见他也有找到主心骨的感觉。

我记得那天是星期五。常看电影的人都知道，院线大片通常在星期五凌晨上线。我早就等着看《正义联盟》了。我说看电影去啊。弟弟说这样好吗？我说有什么不好，咱俩在这也没用。弟弟龇牙说这样好吗？

一般来讲，ICU的医生护士不出来喊家属，就代表患者没问题。出来一喊家属，基本没好事。况且，真要有什么事，他们会给家属打电话的，即便家属不在场，没及时签字，他们该怎么治疗还会怎么治疗。患者从进ICU那一刻起，就算把自家性命全权委托给医院了。家属在ICU门口等待，不但什么忙也帮不上，而且有种等待坏消息的丧心态。

我格外愿讲这段“光荣历史”，把老头子送进ICU，我们哥俩甩手去看电影，好似有种临危不乱、举重若轻、治大国如烹小鲜式的从容。中国士大夫传统讲究这种风度，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碰到什么事都无须形于外在。

中国社会的亲情观中的某些东西已经僵化，就像我们习惯了顺从长辈、鼓吹恩情、宣扬孝道一样，我们活在一个个被设定好的模式之中，从不敢怀疑它的正确性，即便私心怀疑或私下违背，也不敢说出来。

《正义联盟》差强人意，没有《复仇者联盟》那种惊喜。DC这些年的漫改电影被漫威远远甩在后面，就剩神奇女侠的大腿有加分了。

但能够放松一下总是好的。看完电影找了一处洗浴中心泡澡，接着依旧去那家春饼店喝酒。老板娘说，哎，今天来得早啊。我笑笑没吱声。我能告诉她我爸在重症监护室里吗，人家会把我们哥俩当成不孝的反面典型。

我是个特别不爱提到亲情的人。也就是这两年岁数渐长，开始唠叨起家长里短。以前我从来都在表达中剔除亲情，因为我觉得亲情经验离我太近了，近到了没有审美距离，会干扰文字的分寸感。这是一个认同《妈妈再爱我一次》那种浅薄表达的社会，大家看不懂是枝裕和的《比海更深》，会觉得这亲情一点都不感人。

喝完酒已经晚上六点半，我俩来到心外的ICU门口打探消息。不想来晚了，守候在休息区的家属已经散了大半。上楼去找袁大夫也不见踪影。我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干脆回旅店睡觉。

第二天一早再去。袁大夫不悦道，你俩昨晚哪去了。一句话问得我心惊肉跳，以为有什么紧急情况。结果啥事没有。袁大夫只是耍耍医生的脾气。像领导总会问你，你昨天哪去了？你还以为他找你有事，其实他只是强调一下他的威权。袁大夫仍是那套说辞，说再观察观察。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观察的，星期一早上，再去ICU门前的治疗费用公示板上看，我爸名字后面的数字已经飙升到11万多。

26.被老头子煽了一把情

前几天元旦，我还去父母家吃了午饭。

我爸说最近有点不舒服。我问怎么个不舒服法，是胸闷还是哪疼。他说说不上来哪不舒服，就是浑身不得劲。我说天冷冠心病容易发作，你最近别下楼绕哪瞎溜达。我弟也说，你那瓣膜还有问题，不加小心不行，别把自己当好人儿

吃饭时老头子要给自己倒酒。我训斥道，你怎么还喝酒呢！我妈端饺子过来帮腔，哎呀管说也不听啊。我爸没言语，仍旧给自己倒上一两。我一气之下夺过酒瓶给自己满上了。

我爸讲话，好也过赖也过，日子总要过下去。

老头子在Z医院心外科ICU住了五天，才转到普通病房。这回状态比上次出ICU时好多了，眼神也灵活了，声调也提高了，看样子再养几天就可以出院。搭桥手术如果顺利，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如今医学发达，锯开的胸廓用胶粘合，钢丝勒紧，从外表看不出缝合的痕迹，恢复较好的人伤口只是一条细线，就好像这个人纵向对叠了一下身体，然后打开后留下的痕迹。

本以为插呼吸机要割开喉管，没想到是在锁骨下打了个洞，这个效果似乎更好，至少不影响说话。之前老头子胸口处就留了个洞，插上管子放积液。我再一次感慨人其实挺扛造的，五脏六腑都可以开窗通通风。我问爸疼不疼。他显出不屑理论的样子说怎么不疼。不过我看他的情形好像并不很疼。他终于说了实话，只是丝丝拉拉的疼。输液里有镇痛药。

护工孙姐重新上岗，表现深孚众望。每天给我爸擦身喂饭，让我们这两个儿子都自愧不如。老头子也很满意，颇有点乐不思蜀的意思，对我妈打来的电话都爱理不理的。我妈说要来看看我爸，我爸不耐烦道，来什么来，过两天就回去了。他算是又行了。

拔管本不是什么危险操作。两个护士一个指导一个干活，敢情拿我爸练手来了。我发现护士的手都很漂亮，洁净、纤细、灵巧，正在卖呆，她用一只漂亮的手示意我站远些，然后用另一只漂亮的手轻轻把管子拔出一点，接着刷的一下就把管子全拔出来啦。简单至极。

隔壁病房有个伙计就没这么简单了。哪哪都恢复得挺好，偏偏管子拔掉后又被送上了手术台——内出血。原来下管时恰好压住一处未缝合的血管，谁也没发现，管子一拔露馅了。那伙计的老婆愁眉苦脸问我，你说这算不算医疗事故？我说我也不懂，医疗事故得权威机构认定。我本来想说算，但一想何必给她添堵。这种事闹起来往往费力不讨好，还不如自认倒霉。

出院回家总要有个崭新的面貌。我去五爱市场买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老头子试过之后说大了。我说大就对了，就借你穿一次，回家再给我。顺手买了一个电推子，回来给老头子理理发。头发虽不多，发型不能乱，我给他剃了个简约版的小队会计头。同病房的人都说不错，想不到自己有这手艺。

我爸住院45天，医院给出的账单是13万多，扣掉医保报销，花了不到8万块钱，大病保险还有二次报销，因此实际上还能少花一些。社会还是进步了，要搁20年前，老头子冠心病这程度只有等死的份。中国医保制度仍需完善，若能把更多药品和医疗费用纳入医保范畴就好了。

老姑派车来接。回家的感觉真好。那是我2017年最快乐的一天。我好像完成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工作。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后悔从前对亲情的疏离。那时我不觉得我是我，而把自己当成另外一个人。我以为还有时间去补偿，去报答，去陪伴，直到我奶奶去世后好久，我才恍然惊觉。奶奶最疼爱我，我却没能好好孝顺她。

车进小区，我妈已等在楼下道口。我本想上前训她两句，大冷天的冻着咋整。没想到我爸甩开我的搀扶，紧走几步握住我妈的手说：“差点再没见着啊。”

老两口相拥落泪。

我抹了抹眼睛。老头子有两下子，他治病这三年，我没掉过一滴泪，不妨最后被他煽了一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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