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作品简介

作者简介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一个棘手的任务

第二章　准备接受考验

第三章　在临时之家

第四章　法官达菲和警察

第五章　宣告精神异常

第六章　贝尔维尤医院

第七章　即将达到目标

第八章　进入疯人院内

第九章　这算什么专家

第十章　我的首顿晚餐

第十一章　浴室里

第十二章　和疯子们散步

第十三章　掐脖子打病人

第十四章　一些不幸之事

第十五章　收容所生活琐记

第十六章　最后的告别

第十七章　大陪审团调查

书名：疯人院十日

作者：［美］内莉·布莱

译者：程光锦

责任编辑：程光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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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美国女记者内莉·布莱接到一个调查纽约疯人院的任务，于是自己装作疯子，一步一步蒙骗过关，成功混进了黑泉岛上的疯人院，和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度过了十个日夜，揭露了这样一个慈善机构里混乱的管理和工作人员的麻木不仁，以及病人受到种种虐待的事实。这篇报道在《纽约世界报》上发表后，造成了很大影响，最后，纽约政府决定为精神病人的救助事业多拨善款。

【作者简介】

内莉·布莱（1864.5.5—1922.1.27）是美国记者伊丽莎白·简·考驰瑞恩（Elizabeth Jane Cochrane）的笔名。她曾模仿凡尔纳的《80天环游世界》，创下了72天环游世界的记录。她还假扮精神病人，调查了精神病院的内部运作。她不只是位记者，还是个实业家，并致力于慈善事业。

【译者序】

初识内莉·布莱，是在华盛顿参观著名的新闻博物馆时体验的那场4D电影里。她这篇关于疯人院的报道，被作为深度调查的例子，以4D的方式生动呈现。电影里跑到她床上的那只老鼠，就像在我的脚边窜来窜去，让人真真切切体会到一个调查记者的不易。

当然，影片只有几分钟，展现的也只是书中几个片段。参观回来后，我找到这篇报道的原文，读完后，就萌发了将其翻译成中文的念头。一来，内莉·布莱的经历，对新闻工作者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也是一种鼓励。再者，对于希望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也算是提供一些资料。

这本书，我也要作为一份礼物，送给我出生没多久的女儿。真正开始翻译此书时，正值我怀孕后期。而拖拖拉拉完成时，女儿已经一个多月大了。作为母亲，除了希望孩子健康快乐，还抱有一些期望。愿她长大以后，也像这位女记者一样，勇敢、机智、满怀正义；愿她对这个世界的一切充满好奇，并爱上阅读，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阅读，来认识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前言

我在黑泉岛【1】疯人院的经历被《纽约世界报》【2】发表后，收到了数百封读者来信。刊载此篇报道的报纸早已售罄，人们劝我将其结集成书出版，以飨更多读者。

很高兴可以在此宣布，在我对疯人院进行采访并曝光后，纽约市决定每年多拨款1百万美元，用于精神病人的看护。得知我的工作让这些不幸之人获得更好的护理，我略感宽慰。

内莉·布莱

注释

【1】黑泉岛即现在纽约市东河上的罗斯福岛。它1921年改名为福利岛，1973年改名为罗斯福岛。过去，纽约市在这个岛上建立了若干公共机构，包括一个监狱、一个精神病院，还有几家医院。有些医院现在还在。1968年后，该岛逐渐发展为居民区，现在大约有12000名居民在岛上居住。

【2】《纽约世界报》是1860年到1931年间在纽约出版的一份报纸，在美国报业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曾是民主党的主要发声渠道。1883年到1911年间，在约瑟夫·普利策的运营下，该报成为“黄色新闻”的先驱，吸引了更多读者，将日发行量提高到一百万份。

第一章　一个棘手的任务

9月22日，《纽约世界报》问我能否深入纽约的一家疯人院，写一篇关于其病人境况和病院管理的报道，叙事要求平实不造作。他们问我，这项任务会给你带来很大痛苦，你有足够的勇气经受吗？你能扮演好一个精神病人，在医生面前蒙混过关、跟疯子生活一个星期而不被人发现你只不过是个“混在里面做笔记的家伙”吗？我说，我认为我可以。我对自己的表演能力有点信心，而且觉得自己可以一直装疯卖傻直到完成报道。至于能否在黑泉岛上的疯人院呆上一周？我有能力也有信心。最终，我也确实做到了。

要求很简单，在时机成熟后尽快展开报导。我要忠实记录我的经历，一旦进入疯人院，就要调查清楚并描述出它的内部运作，这些内幕总被那些带着白帽的护士所掩饰，紧锁在铁栏里，不为公众所知。“派你去那不是为了耸人听闻。你只要记下你的发现，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该褒就褒，该贬就贬，必须真实。但你这笑眯眯的样子让我担心会坏事儿啊，”编辑说。“那我再也不笑了，”我说，然后着手去执行这项棘手的任务，后来发现它可真难。

若能进入疯人院——我并未抱太大希望——这段经历不止是体验一下疯人院的单调生活那么简单。这样一个机构里管理竟如此混乱，在其屋檐下上演着种种暴行，在此之前我都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一直都想更全面地了解疯人院生活——实际上是渴望确知上帝创造的最无助的生命，这些精神失常的人，能被温柔相待。我读过许多关于这种机构虐待病人的故事，我宁愿当它们是极度夸张或纯属虚构，暗暗希望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告诉我这都不是真的。

一想到这些精神病人是怎样被管理者玩弄于股掌之间，若管理者无意，他们怎样哭求释放都没用，我就不禁发抖。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好去了解黑泉岛疯人院的内部运作。

“一旦我进去了你怎么把给我弄出来？”我问我的编辑。

“我不知道，”他答，“但到了我们不得不讲明你身份，解释你为何装疯混进疯人院的时候，就会让你出来。”

能否骗过精神病专家，我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足够信心，我想编辑更没有。

接下来我就要为自己的这段痛苦之旅策划准备了。只有一件事是大家决定的，即，我要化名为“内莉·布朗”，首字母缩写和我自己的名字相同，也代表了我的亚麻衣服【1】，这样方便报社对我追踪，当我遇到麻烦或危险时救我出来。进入精神病房肯定是有方法的，可惜我不知道。我能想到的有两条路。要么在朋友家装疯，让两位有资质的医生做出让我入院的决定，要么我就得上治安法庭来达到目的。

再三斟酌，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牵累我的朋友，也别把好心的医生拖下水。再说，要想进黑泉岛疯人院，我的朋友们还得装穷。不幸的是，除了我自己，我没有什么交情深的穷朋友。后来我做好了计划，得以成功完成任务。我成功地进入黑泉岛疯人院，在那里度过了十个日夜，这段经历我将永生难忘。我装作一个穷困不幸的疯姑娘，并决意对随后发生的所有令人不快的事情都不逃避。随后一段时间，我成为了这城市的一家疯人院里的病人，经历了许多，耳闻目睹了这一无助人群遭受的更多不幸。当我所见所闻足够多的时候，就立即获得了释放。我离开精神病院的时候，愉快与遗憾并存——愉快的是，我又能如置天堂般的自由呼吸；遗憾的是，我不能把一些不幸的病友带出来，她们和我一起经受了痛苦和折磨，而我相信，她们其实和我一样精神正常。

但请允许我说一件事：从我进入岛上疯人院那一刻起，我就没有再故意装疯卖傻。我就像平常一样说话做事。但奇怪的是，我的言谈举止越正常，就越被他们当做是疯子，只有一位医生除外，他的善良和温柔我不会轻易忘记。

注释

【1】布朗的英文Brown有“棕色”之意。

第二章　准备接受考验

言归正传。接受指示后，我返回寄宿公寓。夜幕降临，我开始为次日“首秀”的角色做练习。要让一大群人相信我精神失常，这任务真够难的！以前我从未接近过精神病人，对于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一点儿概念都没有。更别提要被若干经验丰富的精神病专家检查了，他们可是每天都要接触精神病人啊！我竟妄想能在这些医生的眼皮子底下蒙混过关，还让他们相信我是个疯子？我真怕他们不会上当。我开始怀疑我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我必须完成。于是我冲到镜前查看自己的脸。我回想所有读过的关于疯子的种种，比如首先他们总盯着看，于是我尽可能睁大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镜中的自己。我向你保证，镜中的那个人太没说服力了，连我自己都骗不了，尤其是在夜深人静之时。我试着把灯调亮，好给自己加油。这次似乎有那么一点像了。但我安慰自己，过不了几天我就不住在这了，就要和很多疯子一起被关起来。

天并不冷，但我一想到即将到来的事情就脊背阵阵发凉，可笑的是，额头却浸出汗水把我卷曲的刘海都慢慢拉直了。除了在镜子前练习和幻想我未来的疯样，我还时不时的读点鬼故事，于是当天快亮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情绪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而且饿得恨不得马上吃早餐。我在悲伤中慢慢晨浴，默默地跟现代文明中最珍贵的几样东西告别。我温柔地把牙刷收好，最后用了一次肥皂，喃喃自语：“这一别怕要好多天，甚至要更久吧。”然后穿上专为此事挑出的旧衣服。所有的东西都被我认真地看了一遍。幸好还能看它们最后一眼，我陷入冥想，谁知道装疯的压力以及被和一群疯子关在一起，会不会真的让我脑子坏掉，再也回不来了。但我一次都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个任务。最后，我平静地——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出门去开展我的疯狂事业。

我一开始觉得应该去住寄宿公寓，住下之后偷偷地告诉房东太太或者房东先生（管他是男是女）我要找工作，然后过几天就大肆发疯。重新衡量后，我觉得这个方法恐怕花的时间太长了。突然我想到如果到劳动妇女的寄宿之家去就会简单很多。我知道，一旦让一屋子的女人相信我疯了，她们不把我打发到一个远离她们的安全角落去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从地址薄上选出位于第二大道84号的女性临时之家。走在街上，我下定决心，一旦住进去，我就要全力以赴开始我的黑泉岛疯人院之旅。

第三章　在临时之家

接下来我就要以“内莉·布朗”这个疯姑娘之名开工了。走在街上，我试着做出像“做梦”那幅画中女子一样的表情。“魂不附体”的样子让人看上去很疯。穿过一个路面平整的小院就到了临时之家入口。我拉了一下门铃，铃声之大简直可与教堂钟声相媲美。我紧张地等着临时之家的大门向我敞开，打算尽快让她们把我赶出此门交由警方处理。门猛然被甩开，一位个子矮头发黄、约莫13岁上下的女孩站在我了面前。

“舍监在吗？”我用微弱的声音问。

“她在，忙着呢。你到后厅去吧。”女孩回答，嗓门很大，异常成熟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按照这些既不友好又不礼貌的指示，我来到一个昏暗让不舒服的后厅，等待主人到来。至少坐了20分钟，一个身材细长、穿着款式简单深色衣服的女人走了进来，在我面前停住，带着疑惑的腔调问：“怎么了？”

“您是舍监吗？”我问。

“不是，”她回答，“舍监病了；我是她助理。你有什么事？”

“我想在这住几天，如果您能收留我的话。”

“这样啊，我这没单间，人太多了。但如果你愿意和其他姑娘同住，我可以为你安排。”

“我很乐意，”我回答。“这要多少钱？”我身上只带了70美分，我很清楚这笔钱越快花完我就越快被赶出去，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

“一晚30分，”这是她对我问题的回答，于是我付给她一晚的住宿费，然后她就借口有其他事要忙，走开了。留下我自娱自乐，我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可以说没有什么可供消遣的。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台风琴和几把椅子就是这间屋子的全部家当，阳光几乎照不进来。

当我渐渐对这个角落熟悉起来时，从地下室里传来一阵铃声，声音之大和门铃不相上下。与此同时，从房子里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女人们成群走下楼梯。这些明显的迹象让我猜到一定是开饭了。但既然没人通知我，我就没追随这批饥饿大军。但我多希望有人邀请我下楼啊。即便不饿，一想到别人在吃饭而自己却没机会，也会让人有孤独想家的感觉。当舍监助理过来问我是不是想吃东西的时候，我真高兴。我回答说我想吃，然后我问她叫什么。她说她是斯塔纳德夫人。我立刻记在了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上面已经记了好几页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带着这套装备我就上路了。说回这顿饭——我跟着斯塔纳德夫人走下没铺地毯的楼梯进入地下室，已经有很多女人在吃了。她给我在一张已经坐了三个人的桌边找了个位置。给我开门的短发女佣现在的角色变成了侍应生。她双手叉腰，盯得我发毛，问：

“煮羊肉、煮牛肉、豆子、土豆、咖啡还是茶？”

“牛肉、土豆、咖啡和面包。”我回答。

“面包不用单点，”她解释，随后进了后面的厨房。没多久她就回来了，端着一个磨损严重的大盘子，上面是我点的食物，重重地放在我面前。我开始吃这顿简餐。东西不怎么可口，所以我一边装模作样地吃，一边观察其他人。

看来我以前是把慈善常用的简陋形式过于道德化了！这里本应是妇女之“家”，可这名字真是讽刺。光秃秃的地板，小木桌清高地将亮光漆、擦亮剂和桌布这些时髦的装饰品拒之门外。探讨亚麻制品的廉价和它对文明的影响是没用的。这些诚恳的工人、最值得被善待的女人，竟然要把这样一个光秃丑陋的地方称作——“家”。

吃完饭，每个人都到角落一张桌旁找斯塔纳德夫人付账。服务员给了我一张红色的账单，除了形状还在，已经被用得看不出原来它原来的样子。我这顿饭花了大约30美分。

饭后，我上楼回到后厅里我刚刚呆过地方。我很冷，人不舒服，决定不能在这里久留，越早装疯就能越快从这种被迫的无所事事状态中解放。哎！那真是我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天。我无精打采地看着坐在前厅的女人们，所有人都在那，除了我。

其中一位边读书边挠头，间或温柔地呼唤一声，“乔吉”，眼睛却没有从书上抬起来。“乔吉”是她那活泼过头的儿子，我从没见过像他那么聒噪的孩子。所有粗鲁没教养的事情都让他做了，他妈妈从不说什么，除非听到别人吼他。另一位不停地昏睡过去然后被自己的呼噜声吵醒。我忍不住暗地里庆幸她吵醒的只有她自己。大部分女人坐在那里无所事事，不过也有极少几个在做饰带，编织个不停。声音巨大的门铃似乎从不停歇，那个短发女孩也是。像很多女孩一样，她总在哼唱近50年创作的歌曲和赞美诗片段。这段时间受苦的人不少。随着门铃响起，来了更多来这寻求夜宿的人。除了一个从乡下来城里购物的女人，其他都是劳动妇女，有的还带着孩子。

天色渐晚，斯塔纳德夫人来到我身边，说：

“你怎么回事？有什么伤心事或者麻烦吗？”

“没有，”我说，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为什么这么问？”

“噢，我从你脸上看出来了。看起来有很大麻烦的样子，”她说，用一种女人对女人语气。

“是啊，所有事情都让人伤心，”我用一种随意的方式说，想以此来表现我的精神异常。

“不能为这些事烦恼。我们都有自己的麻烦，但我们熬过来了。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我不知道；太伤心了，”我回答。

“你想给孩子们做护士吗，戴白帽穿围裙？”她问。

窗体顶端

我拿手帕挡住脸偷笑，低声回答，“我没工作过，不知道怎么做。”

“但你必须学呀，”她劝我，“这里所有的妇女都工作。”

“是吗？”我低声颤抖着小声说。“为什么我觉得她们样子很可怕，就像疯子。我很害怕她们。”

“她们样子是不好，”她同意我的看法，“但她们是好人，是勤勤恳恳的劳动妇女。我们这里不收留疯子。”

我又躲在手帕后面偷笑，心想，明早之前她就不这么想了，这群人里她真的收留了一个疯子。

“她们都一副疯样，”我再次断言，“我怕她们。四下里这么多疯子，没人知道她们会做出什么来。接下来会有很多起谋杀，警察永远都抓不住凶手，”说完我还哭了一声，这招应该能为我赢得一些挑剔的观众。她打了个寒战，于是我知道首攻告捷。真可笑，她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从椅子上站起并对我匆忙耳语道：“我一会再回来跟你聊。”我知道她不会的，她确实没有。

晚餐铃响，我和其他人一起到地下室吃晚饭。和午餐差不多，不同的是菜样更少，吃的人更多，因为白天在外工作的妇女都回来了。饭后大家都转移到客厅里，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因为没有足够的椅子给所有人坐。

这是一个孤独暗淡的夜晚。客厅只有一盏煤气灯，走廊有一盏油灯，大家被昏暗的光包裹在忧郁中。就这样的气氛，无需再多浓烈，就足以把我变成疯人院里最合适的一员。

我观察到有两个女人似乎是所有人中最爱交际的，就决定让她们来拯救我，或者用更合适的话来说是，给我定罪。我凑上前去跟她们搭讪，我说觉得孤独，问是否可以和她们一起。她们欣然同意。于是我戴着帽子和手套（还没人要我摘下来），坐下来听她们无聊的对话。我没参与其中，只是挂着一幅愁苦的脸，在她们注意我的时候说些“是啊”或者“不”或者“我不知道”之类的话。我跟她们说了好几次，我觉得这屋子里的每个人看上去都是疯子，但她们太迟钝了，没能理解我话中的意味。其中一位说她是金夫人，来自南方。然后她说我有南方口音。她很直接地问我是不是从南方来的。我说，“是的”。另外一个女人开始谈论去波士顿船，并问我是否知道船什么时候开。

我一时忘记要装疯这件事，告诉了她开船的准确时间。她于是问我想找什么工作，或者之前是否工作过。我回答说，我觉得世界上有那么多劳动人民真是太可悲了。她说她很不幸，不得不到纽约来，做了一段时间医学辞典校对，但身体垮掉了，现在只能再回波士顿去。当女佣过来让我们上床睡觉时，我说我害怕，又说了一次我觉得这房子里的所有女人似乎都疯了。护士坚决要求让我上床睡觉。我问我能不能坐在楼梯上，但她果断地说：“不行。那样的话这里每个人都会觉得你疯了。”最后，我允许她们把我带到房间去。

这里我必须隆重介绍我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那位做过校对要回波士顿的女士。她是凯恩夫人，既勇敢又好心。她来到我房间，坐下来我和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温柔地帮我梳头。她努力劝我脱衣服上床睡觉，但我顽固地拒绝了。这期间很多舍友围了过来。她们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可怜的笨蛋！”她们说。“天，她疯了！”“我不敢和这样一个疯子同处一室！”“明早之前她会把我们全杀光！”一个女人去叫警察快把我带走。她们着实吓坏了。

没人愿意对我负责，那个本要和我同屋的女人宣布说，即便是把范德比兹家族所有的财产都送给她她也不要和这个“疯女人”住在一起。就在那时，凯恩夫人说她愿意和我一起住。我告诉她我愿意和她在一起。于是她就留下陪我了。她没脱衣服，但是在床上躺了下来，观察我的举动。她试着劝我也躺下，但我不敢这么做。我知道一旦我妥协了就会睡着，像个孩子一样愉快平静地进入梦乡。我死都不能躺。所以我坚持坐在床边，盯着空气。可怜我那不幸的同伴了。她过几分钟就得坐起来看看我。她告诉我我的眼睛发着可怕的光，接着就开始盘问我，问我之前住在哪里，来纽约多久了，做了些什么，等等。对于她的所有问题我只有一个答案—我告诉她我什么都忘了，自从开始头疼我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可怜的人！我是多么残忍地折磨了她！她真是一幅好心肠！但我就这么折磨了所有人！其中一位作恶梦梦到了我。我进房间大概一个小时之后，被隔壁女人的尖叫吓了一跳。我不禁觉得已经置身于疯人院之中。

凯恩夫人醒了，四下张望，害怕地听着。然后她去了隔壁房间，我听到她问了一个女人一些问题。回来后她告诉我，那个女人做了个很可怕的噩梦。她梦到了我。她说看到我手里拿着刀冲向她，想要杀死她。为了逃命，她还好还可以大叫，就把自己从噩梦中叫醒了过来。说完这些凯恩夫人又上床躺下，相当焦虑，但很困。

我也筋疲力尽了，但还得打起精神来工作，我已经决心要整晚不睡，这样才能成功装疯到早晨。我听到了午夜钟声。还有6个小时才能等到天亮。时间过得真慢，令人倍感折磨。一分钟就像一个小时那么漫长。房间里和外面街上的嘈杂声渐渐消失了。

担心困意会将我袭倒，我开始回顾自己的人生。多奇怪啊！一件小事，只要不是太微不足道，就能把我们拴在自己不可改变的命运上。我从最初开始，重走了一遍我的生命历程。想起老朋友就兴奋，以前的敌人、那些心痛和快乐都一一在眼前重现。生命中已经翻过去的篇章又翻回来，昨日又重现。

回顾完过去，我又勇敢地放眼未来。首先想到的是第二天会发生什么，然后为继续执行我这项工程做计划。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到达河对岸那个地方实现我奇怪的追求，最终加入到那些精神病小姐妹中去成为疯人院的一员。一旦进去了，我将要经历些什么？再然后呢？怎么出来？咳！我说，他们会把我弄出来的。

那是我有生以来最伟大的一夜。在几个小时里我和“我自己”面对面！

我往窗外看，忍不住要欢呼黎明即将到来。那一线光亮逐渐变强成为灰白色，但四周寂静依然。我的同伴睡了。我还有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要打发。幸好我为自己的脑袋找到了工作。罗伯特·布鲁斯【1】之所以在被囚禁时获得对未来的信心，同时也尽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愉快地打发掉了时间，就是因为对那只著名的蜘蛛织网过程的观察。我没有那么著名的虫子取乐，但我相信我为自然历史做了些有价值的发现。就当我困得不能自已就要睡着的时候，被突然吓醒了。我听到了什么东西在爬，还在床单上跌倒了，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出。

窗体底端

机会来了，我可以很全面地观察这些有趣的动物。它们显然是奔着早饭而来，却失望地发现这里没有大餐。它们在枕头上蹦来蹦去，集合到一起，似乎在进行有趣的交谈，表现出一幅很迷惑的样子，为什么美味的早餐没在这？一阵磋商过后，它们终于消失了，到别处去找受害者，只剩我一个打发这漫长的时间。我只好把注意力放到蟑螂身上，这里蟑螂的个头之大、行动之敏捷让我惊讶。

我的室友已经熟睡了很长时间，现在她醒了，看到我依然没睡而且还一副精神奕奕的样子，非常惊讶。她仍然很同情我。来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用尽办法安慰我，还问我是不是不想回家。她和我在楼上一直呆到差不多所有人都出门，然后带我到地下室喝咖啡吃小圆面包。之后，一切归于沉默，我回到自己房间，坐下，一副消沉的样子。凯恩夫人越来越担心。“这可怎么办呢？”她不停地说。“你的朋友在哪？”“不，”我回答，“我没有朋友，但我有一些行李。它们在哪？我需要它们。”这位好心的女士试着让我平静下来，说它们会被找到的。她认为我疯了。

但我不怪她。人只有陷入麻烦中才会意识到世上罕有同情心和善意。临时之家里有些女人没有被我吓到，她们只想从我身上找些乐子，她们问我的问题、对我的评论如果放在一个正常人身上，简直就是残酷不人道。所有人中只有这位女士，美丽而温柔的凯恩夫人，像妈妈一样关怀我。她让那些人不要捉弄我，还睡在拒绝和我靠近的那个女人的床上。有人建议夜里把我一个人锁起来，防止我伤害其他人，而她表示反对。她坚持和我呆在一起，以防我需要帮助。她抚摸我的头发和额头，安慰我，就像妈妈对待生病的孩子一样。她尝尽了各种办法想让我上床休息，天快亮时，她起床给我裹上毯子怕我着凉。然后她吻了我的额头，怜悯地低声说：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我多么钦佩这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所拥有的勇气和善良。我很想悄悄告诉她，我没疯，让她安心一点。我多希望所有遭遇我当时伪装出的不幸的可怜女孩儿，都能遇到像露丝·凯恩夫人这样善良的灵魂。

注释

【1】罗伯特·布鲁斯（1274年7月11日—1329年6月7日）是苏格兰历史中重要的国王，王号“罗伯特一世”。他领导苏格兰人打败英格兰军队，确保王国独立。广为人知的“蜘蛛结网故事”，在一个版本中的主角就是罗伯特·布鲁斯。由于其一生经历颠簸，在最初加冕国王并抵抗爱德华一世的过程中又遭遇惨败而不得不出海躲避，有传闻即说当时他看到一蜘蛛在风雨中结网，虽屡屡失败而不放弃，最后终于成功，于是大受鼓舞而决心东山再起。

第四章　法官达菲和警察

还是继续讲我的故事吧。我一直保持那副样子，直到舍监助理斯塔纳德夫人进来。她试着劝我平静下来。我看出她是无论如何都想把我赶出去，但要尽量悄无声息。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不肯动地方，一直嚷着要把丢失的行李找回来。终于，有人建议说叫警察来。过了一会儿，斯塔纳德夫人带上帽子出门了。于是我知道我朝疯人院又迈近了一步。她很快就回来了，还带来两个警察，个头很大，很强壮。他们来势汹汹，看来是准备对付一个歇斯底里的疯子。其中的一个名叫汤姆·伯克特。

我假装没看到他们进来。“我想让你们悄悄把她带走，”斯塔纳德夫人说。“如果她不好好配合，”其中一个警察说，“我就把她拖过街。”我依然一副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样子，当然心里也不想到外面去丢人现眼。幸好凯恩夫人救了我。她告诉警官我要找丢失的行李，于是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策略，要骗我说是带我去找行李，以获取我的配合。他们问我走不走。我说我不敢一个人去。斯塔纳德夫人于是说她陪我。她让两名警察在后面跟着，保持一定距离。她给我戴上面纱，我们从地下室离开，两名警官在后面跟着，隔了一段距离。我们静静地走到了警察局，“好人”斯塔纳德却跟我说那是邮件收发处，肯定能找到我丢的东西。我当然是忐忑不安地进去了。

在那之前几天，我在制桶工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见过警察局的麦克莱队长。当时我问他要了一些信息，他给我了。如果他在，会不会认出我来？如果那样话一切都前功尽弃了。我把水手帽尽可能压低遮住脸，心理默默做好准备。果然，麦克莱队长就站在桌边。

当警局里的警官和斯塔纳德夫人以及带我来的两个警官低声交谈时，他仔细地打量我。

“你是内莉·布朗？”那位警官问。我说我想我是的。“你从哪来？”他问。我告诉他我不知道，然后斯塔纳德夫人告诉他不少我的信息——我在临时之家行为多怪异，晚上一直不睡，她认为我是个遭受了非人的待遇被逼疯的可怜虫。斯塔纳德夫人和那两个警官讨论了一阵，然后汤姆·伯克特受命带我们乘车去法院。

“来吧，”伯克特说，“我带你去找行李。”斯塔纳德夫人、伯克特和我，三个人一起去。我说他们陪我去简直太好了，我不会忘记他们的。一边走我一边不停地念叨我的行李，时不时地评论一下街道的肮脏和路人的怪样。“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我说。“他们是谁？”我问，我的同伴们怜悯地看着我，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个外国人，也许是移民什么的。他们告诉我周围都是些劳动人民。我再次表示我认为世界上有太多人要工作、太多工作要完成。听到这话，伯克特警官仔细地看了我一眼，明显是觉得我脑子好点了。路上遇到了好几个警官，大概问了一下我身旁坚实的护卫我是什么情况。这时我们身后已经跟上来不少穿的破破烂烂的孩子打趣我。“她要干嘛？”“嘿，条子，这妞从哪搞来的？”“你要带她去哪儿啊？”“姑娘长得不错啊！”

可怜的斯塔纳德夫人比我还受惊吓。整个局面变得有趣起来，但我仍担心见法官后的命运。

我们终于来到一个矮平房前，汤姆·伯克特主动介绍：“邮件收发处到了。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你的行李。”

入口处聚集着一群奇怪的人，我觉得我的案子不至于糟到经过他们时没有人说话，于是我问伯克特，这些人都丢了行李吗？

“是的，”他说，“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来找行李的。”

我说，“他们看起来也都像是外国人。”“没错，”汤姆说，“他们都是刚到这里的外国人。他们都把行李丢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帮他们找行李了。”

我们进了法庭。这个是艾克塞斯市场治安法庭。我是不是疯子就将在这里被最终裁定。达菲法官坐在高桌后，一副把仁慈当牛奶批发样的表情。我很怕会失败，因为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写着善良。就这样我心情沉重地跟着斯塔纳德夫人一起被传唤到高桌前。汤姆·伯克特刚刚做完案件陈述。

“过来这里，”一位长官说。“你叫什么名字？”

“内莉·布朗，”我带着一点口音说。“我的行李丢了，希望你们能帮我找到。”

“你什么时候来纽约的？”他问。

“我没有来纽约，”我回答（然后在心里加了一句，“因为我已经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

“但你现在身在纽约，”那个人说。

“不，”我说，极力做出一副精神病人一脸疑惑的样子，“我没有来到纽约。”

“这女孩是从西部来的，”他说，语气让我发抖。“她有西部口音。”

另外一位听到这段简短对话的人声称他在南方生活过，我的口音明显带着南方腔。同时又有一位警官说他觉得我肯定是东部人。问我话的警官对法官说：“法官，此案有关一位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自己从哪来的年轻女子。您最好马上处理。”听到这里，我长舒一口气。

我开始发抖，不仅仅是因为冷，我看了一下周围这群陌生人，都是一些衣衫褴褛的男女，脸上写着生活艰难、虐待和穷困。一些人在和朋友急切商议，另外一些静静地坐着，满脸绝望。到处都是衣着光鲜脑满肠肥的警官，消极冷漠地注视着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个没新意的故事。他们已经有了一长串不幸之人的名单，再多一个也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关心。

“过来这边，姑娘，把面纱撩起来，”达菲法官叫道，刺耳的音调让我惊讶，怎么也想不到是从这样一张慈祥的面孔发出的。

“你在跟谁说话？”我问，以我最庄严的态度。

“到这儿来，亲爱的，把面纱撩起来。你知道，即便是英国女王来到这儿也得掀起她的面纱，”他很慈祥地说。

“这样就好多了，”我回答。“我不是英国女王，但我会掀起面纱的。”

我照做了，法官看着我，用一种非常慈祥又温柔的语气说：

“我亲爱的孩子，你怎么了？”

“我没什么，只不过丢了行李。这位男士，”我指着伯克特警官说，“答应带我来这儿找。”

“关于这个孩子你都知道些什么？”法官严肃地问斯塔纳德夫人，她站在我旁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她昨天来家里，要求过夜。”

“家里！这是什么意思？”达菲法官快速地问。

“是给劳动妇女提供的临时住所，位于第二大道84号。”

“你在那的职位是什么？”

“我是舍监助理。”

“好吧，告诉我们关于这件案子你都知道些什么。”

“我昨天进家时注意到她在街上走。孤身一人。我刚进门，门铃就响了，她就进来了。我和她谈话时她想知道是否可以在那过夜。我说可以。过了一会之后她说屋子里所有人都看着像疯子，她怕她们。然后她不肯上床睡觉，坐了一整夜。”

“她有钱吗？”

“有的，”我替她回答道，“我都付钱给她了，吃得真是前所未有的差。”

大家笑了，有些人低声说：“在吃得问题上她可不像个疯子。”

“可怜的孩子，”达菲法官说，“她穿得很体面，是个淑女。她英语说得很好，我敢保证她是个好姑娘，是别人的小甜心啊。”

听到这样的话所有人都笑了，我拿手帕挡住脸努力地憋笑，不然再怎么有决心，计划也要被打乱了。

“我的意思是她是妈妈的掌上明珠，”法官赶紧纠正道。“我相信一定有人在找她。可怜的姑娘，我会好好待她，她长得真像我死去的妹妹。”

这话说完后，有一阵子大家都沉默了。法官更慈祥地看着我，我也默默地为这位好心的法官祈祷，同时希望所有遇到我伪装的困难的可怜人都能碰到像达菲法官这样善良的人。

“真希望有记者在这儿，”他最后说。“他们能找到关于这姑娘的线索。”

听到这话我吓坏了，没有记者解不开的谜啊。我觉得我宁愿面对一群医学专家、警察和侦探也不想碰到我绝顶聪明的同行，于是我说：

“我看不出这一切和帮我找行李有什么关系。这些人都太放肆了，我不想被人盯着。我要走了。我不想再呆在这里。”

说完，我放下面纱，暗地里希望那些记者都在其他地方脱不开身，直到我被送进疯人院。

“我真不知道该拿这个可怜的孩子如何是好，”担心的法官说。“她必须得到照料。”

“把她送到岛上去，”一位警官建议。

“噢，不要吧！”斯塔纳德夫人惊道。“不要！她这样一个淑女到了岛上可活不了。”

我当时真想抓着她晃几下。我就是冲着那个岛去的啊，她竟然试图阻止我！她这样当然是出于好心，但在那时的情况下可是相当气人。

“那里确实有些不妥之处，”法官说。“我相信这孩子肯定是被下药然后带到这个城市来了。准备好文件，我们把她送到贝尔维尤去做检查。也许过几天药效过去了她会告诉我们一个可怕的故事呐。有记者来就好了！”

我真怕了他们了，于是我说了些不想再在那儿呆下去被人盯着之类的话。达菲法官让伯克特警官带我到后面的办公室。当我们到那儿后，达菲法官进来了，问我是不是家在古巴。

“是啊，”我微笑着回答。“你怎么知道？”

“噢，我就知道，亲爱的。那么，告诉我你从古巴哪个地方来？”

“大庄园，”我回答。

“啊，”法官说，“农场。你记得哈瓦那吗？”

“是的，先生，”我回答，“那离我家乡很近。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都知道。那么，告诉我你家乡的名字好吗？”他继续追。

“我就是想不起来了，”我回答道，语气悲伤。“我一直都头疼，这让我总是忘记一些事情。我不想让他们来找我麻烦。每个人都在问我问题，这样我的脑袋更难受了，”这我说的可是实话。

“好吧，没人会再烦你了。坐下来休息会儿吧，”然后这位亲切的法官离开了，只剩我和斯塔纳德夫人在一起。

就在那时，一位警官带着个记者进来了。我吓坏了，怕被认出是个记者，于是我转过头去说道，“我不想见记者。我不想见任何记者。法官说不会有人再来找我麻烦了！”

“好吧，这可不像疯子说的话，”带记者来的那个人说，然后他们一起离开了。我再次感到担心，我说不想见记者是不是太过分了？他们发现我是在装疯了吗？如果我让人觉得我精神正常，那我只能赶紧改变他们的这个印象。于是我跳起来在办公室跑来跑去，斯塔纳德夫人惊恐地抓住我的手臂。

“我不要再呆在这里，我要我的行李！为什么他们找来这么多人烦我？”我保持着这个状态，直到法官陪着救护车医生走了进来。

第五章　宣告精神异常

“这是一个被下了药的可怜姑娘，”法官解释道。“她长得像我妹妹，而且大家都看得出，她是个好姑娘。我对这孩子有兴趣，我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尽可能帮助她。我希望你能善待她，”他对那位救护车医生说。然后他问斯塔纳德夫人是否能再收留我几天，因为我的案件还需要几天时间调查。万幸，她说她做不到，因为临时之家的所有女人都害怕我，如果我继续留在那里，她们就会离开了。我真担心如果有足够的食宿费付给她她就会同意收留我，于是我说了一些关于那里饮食的坏话，并且声明我不想再回到临时之家。接下来就该做检查了。那位医生看起来很聪明，我没把握骗过他，但是我还是决定把这出闹剧演下去。

“把舌头伸出来，”他很快要求。

我计上心头，不禁窃笑。

“把舌头伸出来，按我说的做，”他说。

“我不想，”我回答，这可是我的真实想法。

“你必须这样做。你病了，我是医生。”

“我没病，从没有。我只是想把行李找回来。”

但我还是伸出了舌头，他仔细端详。然后他给我号脉，还听了心跳。我不知道精神病人的心应该怎么跳，所以我在他听的时候一直屏住呼吸，以至于他听完之后我不得不大喘气来调整。之后他测试我瞳孔对光的反应。他把手放在离我脸半英寸处，让我看着它，然后猛地把手挪开，这是在检查我的眼睛。我也不知道精神病人眼睛里是怎样的，所有我想这种情况下我最好是盯着一个地方不动。我就这样做了。我眼一眨都不眨地盯着他的手，当他把手挪开的时候我使出吃奶的力气不眨眼。

“你在吃什么药？”他问我。

“药！”我重复道，若有所思的样子。“我不知道药是什么东西。”

“她的瞳孔自来临时之家后就散大了。之后就没变过样子，”斯塔纳德夫人解释道。我很奇怪她怎么能知道我的瞳孔大小有没有变过，但是我一句话都没说。

“我认为她服用了颠茄【1】，”医生说。我平生第一次庆幸我有点近视，所以瞳孔才会变大。我想我这时诚实一点应该不会妨碍计划，所以我告诉他我只是有近视，我并没有生病，一点病都没有，所以没人有权力拘留我，我只是想找回我的行李。我想回家。他在一个细长的本子上写下许多东西，然后告诉我他会带我回家。法官让他带我走，对我好一点，让医院的其他人也好好照顾我，尽可能帮我。如果有更多像达菲法官这样的人，那些可怜不幸的人就不会生活在如此的黑暗之中了吧。

现在我对自己更有信心了，因为我已经骗过了一位法官、一个医生以及一群人，他们都认为我疯了。当他们告诉我要带我上车回家时，我高兴的带好面纱。“我很乐意跟你一起走，”我说，而我确实是这个意思。我确实相当高兴。在伯克特警官的又一次护卫下，我穿过小小的拥挤的法庭。出侧门到外面小巷的时候，我不禁为自己感到骄傲。那里停着一辆救护车。围栏后面关着的门旁边有小间小办公室，里面有好几个人，还有一些大块头的书。我们都进去，他们想问我问题，但是被医生阻止了，他说文件他都拿到了，而且再问我什么都没用，因为我没能力回答问题。

这让我轻松了很多，因为我的神经已经很紧张了。一个粗野的男人要把我放到救护车上，被我断然拒绝，于是医生和警察制止了他，为此他们之间还闹得有点不愉快。我没有乖乖就范。我说我从没见过像这样的车，我不想坐这样的车，闹过了一会儿，我就让他们说服了我，因为这也是我想要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的乘车经历。当我被平放到一张黄毯子上之后，医生上了车坐在门旁边。大门摇摇晃晃的开了，好奇的人群往后退给救护车让出一条通道。

他们是有多想看一眼这个疯女孩！医生发现我不喜欢被人盯着看，征求我我的意见后就体贴地把窗帘放了下来。但即便是这样也没能把他们赶走。孩子们在车后面追着跑，喊着各种各样的粗话，试着从窗帘的缝隙里偷看。车开得相当有意思，但我必须说那让人太难受了。我坚持着，可那没有什么可以抓靠的东西，司机开车之猛就像害怕被人追上来一样。

注释

【1】多年生草本植物。颠茄根的煎煮物能够扩大眼睛的瞳孔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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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贝尔维尤医院

终于到了贝尔维尤，这是我通往黑泉岛之路的第三站。我已经成功地经受住了临时之家和埃塞克斯市场治安法庭的考验，现在满怀信心，相信自己不会失败。救护车一个急刹车停住了，医生跳了出去。“一共有几个人？”我听到有人问。“只有一个，去精神病区的，”回答道。一个粗鲁的男人上来，抓住我想把我拽出去，当我壮如大象且准备反抗一样。医生看到我嫌恶的表情，命令那个男人不要管我，他会自己处理。他把我小心地举出车，我像皇后一样优雅地走过人群，那都是好奇来看这个新来的倒霉蛋的。我和医生一起进入一个窄小昏暗的办公室，那里有几个人在。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位打开本子，开始问一连串的问题，那些问题我已经被问过好多遍了。

我拒绝回答，医生告诉他没必要再找我麻烦，他已经做好了所有需要的文件，而我精神太不正常，不可能告诉他什么有价值的答案。这里很轻松，我如释重负，但仍然不屈不挠，只是觉得快饿晕了。然后他们说把我带到精神病区。一个肌肉男走了过来，紧紧抓住我的手臂，都把我弄疼了。这让我很生气，一时忘记我的角色，转身对他说：

“你竟敢碰我？”听到这话他松开了一些，我用尽全力把他的手晃下来。

“我只跟这个人走，”我说，指着那位救护车医生。“法官让他照顾我，除了他谁都不能带我走。”

听我此言，医生表示他可以送我，于是我们手挽手，跟在那个粗鲁的男人后面。走过一片地板铺的很好的区域就到了精神病区。一位白帽护士在那接我。

“这位年轻姑娘就在这里等船，”医生说，然后就要离开。我求他不要走，或者带我一起走，但他说他想先去吃饭，我可以在那等他。但是我坚持要求和他一起去，他就说他要帮人做截肢手术，我在场不方便。很明显他相信他是在跟一个精神病人打交道。就在那时，后面病房里传来一阵再恐怖不过的精神病人叫喊声。勇敢如我，一想到要和货真价实的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就不寒而栗。医生显然是看出了我的紧张不安，他对护士说：

“那些木匠怎么这么吵。”

他转而向我解释这里正在建新楼，噪音是一些工人发出的。我告诉他，我不想让他离开，一个人呆在这。他为了安慰我，说很快就能回来。他走了，而我发现自己终于成了疯人院的一员。

我站在门边，观察眼前所见。长长的走廊上没铺地毯，墙是只有在公共机构才能看到的那种白色。走廊后部有一扇挂着锁的大铁门。几条长椅和一些柳木椅子就是这里的全部家具。走廊两边还有一些门，我猜门后是卧室，后来证明这个猜测是正确的。入口不远的右手边有一个给护士用的小客厅，它对面是吃饭的地方。一位穿黑裙戴白帽系围裙的护士是这里的负责人，她掌管所有房间的钥匙。很快我就知道了她的名字——保尔小姐。

一个年长的爱尔兰女人在这里打杂。我听别人叫她玛丽。我很高兴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位好心的女人。她让我感受到了善良和关心。在我之前那只有三个所谓的病人。我是第四个。我想我最好立即开始工作，不然恐怕看的第一个医生就要宣布我精神正常，把我放回外面那片广阔天地。于是我走到房间后面，向其中一位妇女介绍自己，还问了关于她的情况。她说她叫安妮·内维尔，因为过度劳累而生病。她曾经做过女服务员，身体不行后就被送到某个姐妹之家休养。她侄子曾经也是个服务员，但后来没工作了，不能帮她支付姐妹之家的费用，所以就把她转到了贝尔维尤医院。

“你精神也有问题吗？”我问她。

“没有，”她说。“那些医生们问了我很多奇怪的问题，让我很困惑，但我脑子一点毛病都没有。”

“你知道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被送到这个病区吗？”我问。

“我知道。但我无能为力。医生们不听我的，跟护士说也没用。”

出于各种原因，我对于内维尔小姐和我一样精神正常这个事实感到非常满意。我把注意力转到另一位病人身上。我发现她需要医疗救助，而且傻乎乎的。我见过很多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一点都不聪明，但她们是否精神正常却从未被人质疑。

第三位病人，福克斯夫人，话不多。她很安静，只告诉我她已经没救了，就再也不肯说话。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处境，只要我想完成任务，任何医生都别想让我相信自己精神正常。一个身材娇小皮肤白皙的护士来了，戴好帽子之后告诉保尔小姐去吃饭。这个刚到的护士，斯科特小姐，到我跟前粗鲁地说：

“把你帽子摘下来。”

“我不摘，”我回答。“我在等船，我不摘帽子。”

“你不会上什么船的。现在让你知道也没什么。你这是在精神病人收容所。”

尽管对这个事实心知肚明，但她说的这么直接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我不想来这。我没病，也没疯。我不想呆在这里，”我说。

“如果你不按吩咐做事，就更别想快点出去，”斯科特小姐说，“你最好把帽子摘下来，不然我就动粗了。即便我自己做不来，只要一按铃就有人来帮我。你倒是摘不摘？”

“不，我不摘。我冷，而且我喜欢戴着帽子，你不能强迫我。”

“我再给你几分钟时间，如果你到时还不摘，我就不客气了，而且我警告你，我不会手软的。”

“如果你摘我的帽子，我就摘你的。就这样。”

斯科特小姐这时被叫去门口。我想了想，怕如果我坚持不摘帽子的话会显得精神比较正常，所以就把帽子和手套都摘了，安静地坐在那里，眼睛盯着的空气，直到她回来我都是这个样子。我很饿，很高兴看到玛丽在准备午饭。准备过程很简单。她只是把一条长凳拖到一张空桌子边，然后叫病人过去围坐。随后她拿出铁盘，上面有一块煮熟的肉和土豆。即便是上周煮的也不会这么凉吧，而且一点盐或胡椒都没加。我没有到餐桌那边，于是玛丽到我坐的角落来，拿着铁盘，问：

“你身上有钱吗，亲爱的？”

“什么？”我惊讶的说。

“你带钱了吗，亲爱的，可以给我。他们反正会把你的钱都收走的，亲爱的，所以还不如给我。”

这下我全明白了，但我并不打算这么早就把钱给玛丽。担心这样会影响她对我的态度，所以我说我把钱包弄丢了。这话倒不假。虽然我没给玛丽钱，但她仍然对我很好。我拒绝用她端来的装食物的铁盘，于是她又去拿了个磁盘。我觉得这些食物实在是难以下咽的时候，她又去给我拿了杯牛奶和苏打饼干。

厅里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冷空气让我这个南方人实在受不了。当越来越冷的空气让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的时候，我向斯科特小姐和保尔小姐诉起苦来。但她们不耐烦地说，你是在一个慈善机构，可别指望太多。其他女人也都觉得冷，护士们自己都不得不穿上厚衣服保暖。我又问是不是能去睡觉。她们回答，“不行！”终于，斯科特小姐拿来一条灰色的旧披巾，抖出里面的飞蛾，然后让我披上。

“这围巾太难看了，”我说。

“哼，不清高会死啊，”斯科特小姐说。“既然是接受施舍的，就不要挑三拣四总抱怨。”

我把自己裹在这条虫蛀的满是霉味的披巾里，坐在藤椅上，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会被冻死吗，还是能活下去。我鼻子感到冷极了，于是用披巾盖住头，打起瞌睡来。突然，披巾被掀开了，一个陌生男人和斯科特小姐站在我面前。那人是医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见过这个人。”

“那么你认识我了？”我问，表现太过急切。

“我想是的。你从哪里来？”

“家乡。”

“你家乡是哪？”

“你不知道吗？古巴。”

他在我身边坐下，号脉，检查舌头，最后说：

“向斯科特小姐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不，我不。我不跟那个女人说话。”

“你在纽约做什么？”

“什么都没做。”

“你能工作吗？”

“不能，先生。”

“告诉我，你是妓女吗？”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我回答，从心底里厌恶他。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男人包养你？”

我真想扇他耳光，但我忍住了，只是简单地说：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一直住在家里。”

问了一堆没用也没意义的问题后，他走开了，去找护士谈话。“确实疯了，”他说。“我认为她没救了。得送她到有专人看护的地方去。”

就这样，我在第二位医学专家的眼皮子底下蒙混过关。

这之后，我就不再高估医生的能力了，反而更相信自己的实力。我现在确信，只要不涉及暴力，没有一个医生能分辨出一个人是不是精神异常。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来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人。女人坐在长凳上时男孩进屋找斯科特小姐。他很快就出来了，向那个女人点头告别后就离开了。她是他母亲。看上去不像疯子，但因为她是德国人，我没法了解她的故事，只知道她的名字是露易丝·沙斯夫人。她看起来很迷惑，但护士给她一些针线活的时候她做得又好又快。下午三点，每个病人都分到一碗肉粥。五点是一杯茶和一片面包。我得到了优待。因为她们看我既不吃面包也不喝那杯被称作茶的东西，就给我了一杯牛奶和一片饼干，和中午吃的一样。

天黑掌灯后，又来了一个病人。是个年轻姑娘，25岁。她告诉我她刚从病床上爬起来。她确实一副病怏怏的样子。看起来就像刚发过一场高烧。“我有神经衰弱，”她说，“朋友把我送到这来治疗。”我没告诉她这实际上是个什么地方，而她看起来一副满足的样子。6点15分，保尔小姐说她要下班了，我们也该上床睡觉了。然后我们每个人——现在一共有6个——各自分到了一间房，被吩咐要脱衣服，我照做了。她给我一件短款法兰绒袍子夜里穿。然后她拿起我白天穿的衣服，捆成一捆，挂上写着“布朗”的标签，收走了。铁栏窗被锁上，保尔小姐多给了我一条毯子，说是对我的特殊照顾，之后她就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床不舒服，实在是太硬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枕头竟然是稻草填充的。床单下面是一块油布。晚上越来越冷，我试着让油布变暖一点，但直到第二天早晨，它还跟我刚上床的时候一样凉，把我的体温也几乎降到冰点。我放弃了，看来这完全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我在疯人院的第一晚，我本希望能稍作休息，但注定要失望了。夜班护士来查房的时候，她们对我的到来很是好奇，想看看我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她们离开不久，我就听到有人在门口打听内莉·布朗，我不自觉发起抖来，又开始担心会有什么人戳穿我的伪装。听他们的谈话，我发现是个记者找我，他还要求检查一下我的衣服。我焦虑地听着他们关于我的谈话，他们认为我已经疯的没救了，听到这里我如释重负。这真是令人鼓舞。记者走后我又听到有其他人来，包括一个医生。我不知道他见我的目的，只是想像到了各种恐怖的事，比如做检查及其后果。当他们到我房间里的时候，我全身都在抖。

“内莉·布朗，医生来了，他要跟你说话，”护士说。如果他只是要跟我说话的话，我想我可以承受。我掀开因为惊吓而盖住头的毯子，看了看他。医生的样子令人安心，是个英俊的年轻小伙。神情仪表都很绅士。有些人可能会因此鄙视我吧，可我觉得这位年轻医生会对我友好，即便这样会显得有点轻浮。他走上前来，坐在我床边，把手臂温柔的环绕在我肩头。要在这样一个年轻男子面前装疯，真是太糟糕了，我这样的心境恐怕只有小姐妹们才能理解。

“晚上感觉怎么样，内莉？”他问。

“噢，我感觉还行。”

“但你病了，你知道的。”他说。

“噢，是吗？”我回答，我在枕头上转过头去，笑。

“你什么时候离开古巴的，内莉？”

“噢，你知道我的家乡？”我问。

“是啊，很了解。你不记得我了吗？我记得你。”

“是吗？”然后我在心里说我不该忘记他。他有个朋友陪他一起来，那个人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着躺在床上的我。他问了我很多很多问题，我都如实回答了，然后他就走了。之后又有其他麻烦找上门来。整夜里护士们都在大声的轮流读故事，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病人都无法入睡。每过半小时或一小时，她们就会重重地穿过走廊查看每一个病人，她们皮靴鞋跟的声音就像骑兵列队经过。这当然有助于我们保持清醒。天快亮的时候，她们就开始打鸡蛋准备早餐，这声音让我意识到我饿得有多厉害。有时候从男性病房中会传来喊叫声，简直是雪上加霜。还有救护车的鸣笛声，似乎带来了更多不幸的人，这笛声就像是为生命和自由敲响了丧钟。就这样，我在贝尔维尤度过了作为精神病人的第一夜。

第七章　即将达到目标

9月25日，周日，早6点，护士把我的被子拉起来。“该起床了，”她们说，打开窗，让冷风灌了进来。她们把衣服还给了我。穿好之后我被带到一个洗漱台前，其他病人也都在那，正努力把困倦从脸上洗掉呢。7点，我们分到了一顿可怕的伙食，据玛丽说那是鸡汤。前一天就饱受其折磨的寒冷，今天更厉害了。当我向护士抱怨时，她说院里有规定，不到十月不能供暖，所以我们也只能默默忍受，就好像暖气管道还没铺好一样。随后，夜班护士拿剪刀来给病人剪指甲。我的肉几乎都被剪下来了，其他病人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之后不久，一个英俊的年轻医生出现了，我被带到客厅。

“你是谁？”他问。

“内莉·莫雷诺，”我回答。

“那你之前为什么说自己姓布朗？”他问。“你有什么问题？”

“我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并不想来这里，是他们带我来的。我想走。你会放我出去吗？”

“如果我带你出去了，你会跟着我吗？你会不会一到了街上就逃走了？”

“我不能保证我不会，”我回答，笑了笑，还叹了口气，他实在是很帅。

他还问了我其他很多问题。我是否在墙上看到人脸？我是否听到周围有声音？我尽可能的回答了他的问题。

“你夜里会听到声音吗？”他问。

“会的，周围太多人讲话了，我都无法入睡。”

“果然，”他自言自语。然后问我：“这些声音在说些什么？”

“我也不是总是在听。但有时，是经常，他们谈到内莉·布朗，还有其他一些我不感兴趣的话题，”我回答，一五一十。

“可以了，”他对等在外面的斯科特小姐说。

“我能走了吗？”我问。

“是的，”他说，满意地笑了，“我们很快就会送你走。”

“这里太冷了，我想出去，”我说。

“没错，”他对斯科特小姐说。“这里冷得让人简直受不了，你们如果不注意点的话，大家会得肺炎的。”

然后我就被带走了，另外一个病人接着被带了进去。我就坐在门外，等着听他是怎么测试别的病人是否精神异常。和我基本上没什么区别，所有的病人都被问到，是否在墙上看到人脸，听到声音，以及这些声音在说些什么。每个病人都不承认有看到听到这些奇怪的东西。10点钟，她们发了一杯没加盐的牛肉汤；中午是一点冷肉和土豆；下午3点，一杯燕麦粥；5点30，一杯茶和一片没抹黄油的面包。我们都又冷又饿。医生走后，她们发给每个人一条披巾，让大家在走廊来回走动着取暖。一天当中，很多人来精神病区，好奇地想看一眼古巴来的疯女孩。我一直用披巾裹着头，就说自己很冷，其实是怕有记者会认出我来。有些访客是来找失踪女孩的，我被反复要求摘下披巾，而他们看过我之后就会说，“我不认识她”，或者，“她不是我要找的人”，我暗地里感到庆幸。贝尔维尤医院负责人奥罗克也来拜访了我，在我身上试验了他的检查法。后来他还在不同时间带了一些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来参观这个神秘的内莉·布朗。

记者是最麻烦的。怎么会来了那么多！而且他们全都那么聪明，我怕得要死，万一他们看出我其实没疯怎么办。他们对我都很友好，问问题的时候也很温柔。当一些记者在客厅采访我时，我前一晚的那个夜访者来到窗前，告诉护士不要阻止记者采访我，因为他们可能会帮忙找到一些关于我身份的线索。

下午，菲尔德医生来检查我。他只问了我几个问题，还有一个跟这案子没什么关系的问题。主要是关于我家乡和朋友，以及我是否有情人或者结过婚。然后他让我伸展手臂，活动手指。我毫不犹豫地照做了。但是我还是听到他说我没救了。其他病人也被问了同样的问题。当医生要离开精神病区的时候，蒂莉·梅亚德小姐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是在精神病房。她上前去问菲尔德医生，为什么她会被带到这里来。

“你才发现自己是在精神病人收容所吗？”医生问。

“是啊。我朋友说他们是送我到一个康复中心治疗精神衰弱。我自从生病之后就开始精神衰弱了。我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呃，你这一时半会儿可出不去，”他说，笑了几声。

“但凡是个明眼人，”她说，“都应该能判断出我的精神相当正常。你为什么要给我做检查？”

“关于这点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医生说，他就这样把一个可怜的女孩丢在疯人院里，也许一辈子都别想再出去了，却连一个证明自己正常的机会都不给她。

周日晚上只是又重复了周六晚上那一套。整晚我们都被护士的谈话和没地毯的走廊上沉重的脚步声吵得睡不着。周一一早，我们被告知，1点半的时候会被带走。护士不停问我关于我家乡的问题，她们似乎全都认为我曾有个情人，但把我抛弃了，还弄坏了我的脑子。早上又来了很多记者。他们为了获得一点新闻是多么锲而不舍啊。斯科特小姐不让他们见我，对此我相当感激。如果他们有了见我的自由权限，恐怕我的神秘就再也无法维持，因为他们中很多人一眼就能认出我来。奥罗克也来最后一次拜访我，还和我进行了短暂的谈话。他把他的名字写在我的笔记本上，跟护士说估计我过一小时就全忘了。我笑了，心想，这我可不能保证。其他人也要求见我，但没人认识我，也不能给出任何关于我的信息。

到中午了。我开始紧张起来，很快就要出发去黑泉岛了。每一个新访客都让我害怕，怕我的秘密在最后一刻被揭穿。她们给了我一条披巾，把我的帽子和手套也还给了我。可是我却怎么也戴不上去，神经绷得太紧了。终于，陪从到了，我向玛丽告别，在她手里塞了“几个便士”。“上帝保佑你，”她说，“我会为你祈祷的。高兴点，亲爱的。你还年轻，熬过去就好了。”我告诉她我希望如此。然后我用西班牙文向斯科特小姐告别。一脸凶相的陪同人员扭住我的胳膊，半拖半拽地把我带到救护车那里。一群学生聚了起来，好奇地看着我们。幸好有披巾让我裹住脸赶紧进车。内维尔小姐、梅亚德小姐、福克斯夫人和沙斯夫人随后也都被一个一个带了进来。一个男人上来和我们坐在一起，然后门就锁上了。我们浩浩荡荡开出大门，开向黑泉岛疯人院，我就要成功了！病人们没有要逃走的意思。那位男陪从的气息熏得人晕头转向。

到了码头，一大群人把车子围了起来，警察来把他们赶走后我们才得以下车上船。我在队伍最末，被护送着走过木板时，风把那位陪从的酒气吹到我脸上，害得我都走不稳了。我被带进一个肮脏的船舱，其他一起的人都已经坐在了狭窄的条凳上。小窗户都关着，肮脏房间的气味让人窒息。船舱的一头有张小床，简直太脏了，我靠近它的时候不得不屏住呼吸。一位生病的女孩被放在上面。最后进来了一位老妇人，头上戴着巨大的帽子，还带着一个脏兮兮的篮子，里面装着面包块和一些碎肉。门口守着两位女陪从。一个穿着床单布做的裙子，另一个看得出是想走时尚路线。她们俩都长相粗糙个头很大，把痰吐得地板上到处都是，简直堪称技巧一流。在这两个可怕的生物之中，有一个似乎很迷信盯着疯子看能起到的作用，每当我们当中有人动一下或起身往窗外张望时，她就大喝一声，“坐下”，然后皱起眉头盯着你，目露凶光。守门的同时，她们还和外面的一些男人聊天。谈论病人的数量以及他们的一些私事，言语既没教养又不文雅。

船停了，老妇人和病女孩被带了下去。剩下我们几个被命令继续坐着。到了下一站，我的同伴被一一带了出去，我是最后一个，他们似乎认为需要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才能把我带下木板上岸。一辆救护车停在那，里面是其他四位病人。“这是什么地方？”我问那个男人，他的手指都掐进我肉里了。

“黑泉岛，精神病呆的地方，来了就别想走。”

说完我就被推进了救护车，跳板收起，一位官员和一个邮递员跳了上来，随后，车就载着我快速驶向了黑泉岛疯人院。

第八章　进入疯人院内

车快速穿过一片美丽的草坪，向疯人院行驶。看到我同伴们脸上悲痛的表情，我本因工作目标达成而获得的满足感也随之大大削弱。可怜的女人们，她们可不想尽快到达疯人院。她们本身并没犯错，却被送到一个如同监狱的地方，也许一辈子就只能呆在那里了。相比之下，上绞架都比进入这个恐怖的活死人墓轻松很多！车全速行驶，前方出现了一些长石建筑，我和同伴们绝望地向自由告别。我们经过一栋矮平房时，一阵恶臭袭来，我不得不屏住呼吸，心想那一定是厨房。后来我发现这一猜测完全正确。看到人行道尽头的一块提示板，我笑了，上面写着：“访客不得在此路通行”。这块板子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嘛，试过就知道，尤其是在天气暖和的日子。

车停了，陪同的护士和官员让我们下车。护士补了一句：“谢天谢地！她们一路上还算安静。”我们遵照命令走上一段狭窄的石头台阶，这台阶明显是为习惯一次爬三级的人修的。我怀疑我的同伴们是否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就问蒂莉·梅亚德小姐：

“我们这是在哪？”

“在黑泉岛疯人院，”她悲伤地回答。

“你疯了吗？”我问。

“没有，”她回答，“但既然我们被送到这了，就得安静点，直到找到办法逃出去。不过如果所有的医生都像菲尔德医生一样不听我说话也不给我机会证明我精神正常的话，恐怕就没辙了。”我们被带进一个窄狭的门廊，身后的门就被锁上了。

尽管我清楚自己精神正常，而且过几天就能出去，但心脏还是剧烈地痛了一下。我竟然被四位专家医生宣告精神失常，还被关进疯人院无情的铁栏深锁后面！没法独处，而是要日日夜夜和愚蠢唠叨的疯子们相伴。和她们同吃同睡，被视作其中一员，这可不是什么舒服的角色。我们战战兢兢地跟着护士穿过没铺地毯的走廊来到一个房间，里面都是被称作疯子的女人。护士让我们坐下，有些病人好心地给我们腾了点地方。她们好奇地看着我们，其中一位走上前来问我：

“谁让你来这来？”

“医生们，”我回答。

“为什么？”她继续问。

“呃，他们说我精神不正常，”我说。

“精神不正常！”她不可置信地重复道。“你看上去一点都不像。”

这女人太聪明了，我得出结论，然后兴冲冲地遵照命令跟护士去见医生。顺便说一句，这位护士名叫格鲁珀小姐，是个好看的德国人。如果不是发现在她嘴边有几条硬朗的线条，我也会像同伴一样期待这位小姐会对我们友好相待。把我们带到走廊尽头一间狭小的候诊室后，她就把我们扔在那儿，自己进了一间门朝着客厅开的小办公室。、

“我想坐车出去兜风，”她对房间里我们看不见的人说。“好打发这一天的时间。”那个人答曰她在露天下更好看，然后她满面春风地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过来，蒂莉·梅亚德，”她说。梅亚德小姐照做了。尽管我看不到办公室里面，但我能听到她温柔而坚决地为自己辩护。她说的一切都合情合理，我认为没有一位医生不会为她的故事动容。她说自己最近生了场病，受到精神衰弱的折磨。她请求他们有多少精神病测试就给她做多少，还她一个公道。可怜的姑娘，我真为她心痛！我当即下定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让我的工作给这些受折磨的姐妹们带来好处；我要让大家知道，她们根本就没有经过充分诊断就被判为精神病。连一句同情或鼓励的话都没有，她就被带回到我们坐着的地方来。

接下来露易丝·沙斯夫人被带过去让凯尼尔医生检查。

“你叫什么？”他大声问。她用德语回答，说她既不会说英语也听不懂。但是当他说出露易丝·沙斯这个名字时，她说：“是，是的”。然后他试着问了些其他问题，发现她一个英语单词也听不懂的时候，对格鲁珀小姐说：

“你是德国人，帮我翻译。”

格鲁珀小姐原来是那种为自己的国籍感到羞耻的人。她拒绝了，说她对自己的母语知之甚少。“你知道你能说德语的。问问这个女人她丈夫是做什么的，”然后他们俩都笑了，好像说了个个笑话一样。

“我只会说几个单词，”她反抗道，但最后她还是弄清了沙斯先生的职业。

“看，对我说谎有什么用呢？”医生问道，大笑着弥补话里粗鲁意味。

“我就会这么多了，”她说，然后就没再说。

就这样，露易丝·沙斯夫人连解释清楚自己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关进了疯人院。找个翻译来并非难事，怎可这样草菅人命？如果只是关几天就放出来，那么可能有人会质疑找翻译的必要性。但现在的情况是，在一个女人本身不同意的情况下把她送进疯人院，剥夺了在自由世界生活的权利，并且不给她任何机会证明自己精神是否正常。她很有可能要在疯人院的铁栏后度过自己的下半辈子，但却没人用她的母语告诉她这到底是为什么。相比之下，罪犯反而有很多机会证明自己无罪。这不是让人宁愿犯罪来获取一线生机，也不愿意被宣判精神失常再也没有逃脱希望吗？沙斯夫人用德语恳求他们告诉自己她身在何处，恳求他们给她自由。她哭得话都说不连贯，被带到一个我们再也听不到她声音的地方。

接下来轮到福克斯夫人经历这番无聊的检查，被鉴定为精神病才出办公室。她之后是安妮·内维尔小姐，而我再次被排到最后一个。我决定这次要表现得和正常人一样，除了不告诉他们我的真实身份和家乡所在地。

第九章　这算什么专家

“内莉·布朗，医生找你，”格鲁珀小姐说。我进去，坐在凯尼尔医生桌对面。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头也不抬。

“内莉·布朗，”我轻松地回答。

“家在哪？”边问边把我的话记录在一个大本子上。

“古巴。”

“噢！”他脱口而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然后对护士说：

“你在报纸上看到任何关于她的资料了吗？”

“是的，”她回答，“周日《太阳报》上有一大篇关于她的文章。”然后医生说：“让她先呆在这，我去办公室再看一下通知。”

他走了，我摘下帽子和围巾。他回来时说找不到那张报纸了，但是他读过一篇关于我“首秀”的文章，跟护士讲了一遍。

“她眼睛是什么颜色？”

格鲁珀小姐看了一下，回答“灰色”，尽管人们一般都说我的眼睛是棕色或淡褐色的。

“你多大了？”他问，我答，“五月刚满19，”他转向护士说，“你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出去？”这我确定他是在问她请假或休假的时间。

“下周六，”她说，笑了。

“你进城吗？”当她给了个肯定的回答后，他们俩都笑了，然后他说：

“给她量一下身高。”我站在尺子下面，尺子紧紧地压在我头上。

“多少？”医生问。

“你知道我不会看，”她说。

“不，你肯定会的。来吧，多高？”

“我不知道。这有一些数字，但我看不出。”

“你会的啊。看一下告诉我。”

“我不会。你自己来看，”这时他们又笑了，然后医生从桌子后面走出来，自己过来看。

“五英尺五英寸，没看到吗？”他说，拉起她的手还碰到了手指。

从她的声音判断，我知道她还没看明白，但这不关我什么事，而且医生似乎乐于帮助她。然后让我上秤，她忙得团团转，半天才让称找到平衡。

“多重？”医生问，这时他已经回到了自己座位上。

“我不知道。你还得自己看，”她回答，称呼的是他教名，是什么我不记得了。他转过身来，也以洗礼名称呼她，说：

“你真是越来越像个新手了！”他们都笑了。112磅，我把体重报给护士，她再告诉医生。

“你什么时候去吃晚饭？”他问，她告诉了他。他给护士的注意力比给我的还多，问护士六个问题才问我一个。然后他在面前的本子上写下我的命运。我说，“我没病，我不想呆在这里。没人有权力把我这样关起来。”他对我的话置之不理，该写什么还写什么，边写边跟护士聊天。写完后他说可以了，我就回到了客厅的同伴们中间。

“你会弹钢琴吗？”她们问。

“噢，会啊。从小就弹，”我回答。

于是她们坚持要我演奏一曲，让我坐上老式方形钢琴前的木椅。我敲了一些音符出来，失调的音符让我打了个寒战。

“太可怕了，”我嚷道，转过去跟站在我旁边的护士麦卡滕小姐说。“我从没弹过失音失成这样的钢琴。”

“真对不住了，”她说，不怀好意地，“我们还得为你订一架钢琴呢。”

我开始弹“家乡，可爱的家乡”变奏曲。我冰冷的手指在键盘上缓慢僵硬的划拉着，说话声渐渐消失，大家都静静地坐着。我潦草收尾结束演奏，不管别人怎么说都不肯再弹了。眼下没有合适的座位，我就继续坐在钢琴前的椅子上，将周遭环境打量个遍。

这是一间长条型空荡荡的屋子，围了一圈光秃秃的黄色长凳。这些长凳排放相当整齐，坐起来很不舒服，一张上面能坐五个人，但往往有六个人挤在一起。窗上装着护栏，离地面大约5英尺高，对面是两扇朝走廊开的双扇门。光秃秃的白墙上好歹还算点缀了三幅画，一张弗里茨·艾米特的画，还有两张黑人演唱团的海报。房间正中有张大桌子，上面铺着白床单，周围坐着护士。一切都干净得一尘不染，我不禁想这些护士工作得多认真才能这样井井有条。几天后，我就嘲笑自己竟然愚蠢到认为这些护士会干活。当她们发现我不肯再弹了，麦卡滕小姐走到我跟前不客气地说：“走开，”然后“砰”的一声合上琴盖。

“布朗，过来，”紧接着一个坐在桌边的红脸女人就向我下了又一道命令。“你穿的什么？”

“我的衣服，”我回答。

她掀起我的外罩和衬裙，记下：一双鞋，一双长袜，一条布裙子，一顶草编海军帽，等等。

第十章　我的首顿晚餐

这次检查完了，我们听到有人大喊，“出来，到走廊来。”一位病人好心地解释，这是晚餐邀请。我们新来的尽量想呆在一起，所以到走廊后都站在门边上。所有女人都聚集起来。我们站在那里，抖作一团！窗子都开着，风在走廊里呼啸而过。病人们一副感冒了的病容，在这里等了有一刻钟。终于有个护士去开门，进去后就到了楼梯之间的平台上。在这里正对着一扇大敞的窗户又等了很久。

“陪从也太不负责了吧，让穿得如此单薄的女人站在冷风里，”内维尔小姐说。

看着这些可怜的疯子不停发抖，我狠狠地加了一句，“简直不是人干的”。她们站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顿饭肯定吃不好。她们看起来如此迷失和无望。有人对着隐形人胡言乱语，有人莫名其妙地哭泣或者大笑，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妇人不停地推我，她那副不停眨眼点头手舞足蹈的样子，让我确信，不能跟这些可怜人较真，她们都疯了。“到了暖气边上就停下，”有人命令道，“排队进去，两人一排。”“玛丽，不要自己站一排。”“我要告诉你多少遍你才能站进队里！”“站着别动，”伴随命令而来的，往往是一阵推搡和一记耳光。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停顿调整后，我们列队进入一间狭长的餐厅，纷纷冲向餐桌。

餐桌和屋子一样长，没铺桌布，吊不起人食欲。给病人坐的长凳没有靠背，得爬进去才能面对桌子坐。一个挨一个的大碗在桌上一字排开，里面装的粉色东西，病人们管它叫茶。每只碗旁放着片面包，切的很厚，上面抹了黄油。另外还有一只小碟子盛着5个梅子配面包吃。一个胖女人飞快地抓起她周围的几个小碟子把里面的梅子全都倒进了自己的碟子里。然后一边抓着自己的碗，一边一口喝干了别人碗里的东西。别人还来不及说话，她又以更快的速度喝光了第二碗。看着她这样成功地抢别人的东西实在让我觉得太有趣了，而当我注意到自己那份食物的时候，对面的女人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把我的面包抢走了，一点都没给我剩下。

一位病人见此情景好心把她那份让给我，我谢绝了，转身问护士要。她一边扔了一个厚面包片过来，一边嘟囔，说我就算是把家忘了也不会忘记怎么吃。我尝了尝面包，上面的黄油实在太让人难以下咽。桌对面一个蓝眼睛的德国女孩告诉我，如果我希望的话可以要不抹黄油的面包，几乎没有人能吃得下这个黄油。我把注意力转移到梅子上，结果发现光看看就够了。坐在我附近的一个病人让我把梅子给她。我照做了。现在我只剩下那碗茶。我尝了尝，一口就够了。里面没放糖，喝起来就好像铜做的。淡得像白水一样。尽管内维尔小姐表示反对，我还是把这茶给了另一位更饿的病人。

“你必须把东西强吃下去，”她说，“不然会生病的，天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可能真要疯了。要想脑子好，必须把肚子先填饱。”

“我不可能吃得下那种东西，”我回答，不管她怎么劝我，我那晚还是什么都没吃。

没花多少时间，病人们就把桌上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然后我们被命令到走廊排队。排好之后，面前的门就打开了，我们被命令回到客厅里去。很多病人围在我们周围，她们和护士都要我再弹琴。为了让病人开心，我答应弹，蒂莉·梅亚德小姐唱。她让我弹的第一首是“摇摇睡吧宝贝”，我就弹了这首。她唱得很动听。

第十一章　浴室里

又弹唱了几首歌后，她们让我们跟格鲁珀小姐走。我们被带到一个寒冷潮湿的浴室，我被要求脱掉衣服。我反抗了吗？好吧，我这辈子都没像当时那么诚恳的求人放过我。她们说如果我不照做的话她们就要动粗，到时可不会手下留情。这时我注意到一个女人———她是这个病房里精神最不正常的人之一——站在灌满水的浴缸旁边，手里拿着一块掉了色的大破布。她一个人自言自语不停，在我看来咯咯笑得像恶魔一样。现在我知道她们要对我做什么了。我发起抖来。而她们开始脱我的衣服。一件一件往下扯。最后只剩下一件内衣了。“这件我不脱，”我大嚷，但她们还是把它脱掉了。我看了一眼聚在门口往里看的病人们，然后跳进了浴缸，除了力气大点，毫无优雅可言。

水冰凉，我又开始抗议。一点用都没有！我求她们至少让别的病人离开。但她们只是命令我闭嘴。那个疯女人开始给我搓澡。除了“搓”，我找不到其它词语来描述。她从一个小锡盘里拿出一些软皂涂满我全身，连我的脸和漂亮的头发都没放过。我请求她不要动我的头发，但一点用都没有，最后我被涂得什么都看不见也不能说话。擦、擦、擦，这个老女人边擦边自言自语。我冻得牙齿都在打颤，浑身起鸡皮疙瘩，皮肤都发青了。

突然一桶水从我头上泼下来，接着又是两桶，都是冰冷的水，水灌进了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嘴巴。我体验到了溺水的感觉，痉挛、战栗、发抖，她们把我从浴盆里拖出来。那时我确实看起来像个疯子。我看了一眼我的同伴，她们脸上的表情难以形容，因为她们见证了我的命运而且知道自己就是下一个。想着我这副荒唐样，我难以自制地爆发出一阵狂笑。她们把湿淋淋的我裹一块绒布里，这块布的最末端有这样几个大黑字，“疯人院，B.I., H.6.”这些字母的意思是指黑泉岛疯人院6舍。

这时梅亚德小姐已经被脱光了。尽管我很讨厌这样洗澡，但我还是宁愿替她洗一遍，省得她遭这份罪。这可是要把一个生病的女孩扔到那么冷的水里去，而那水让我这样一个没生病的人都抖得像得了疟疾一样。我听到她向格鲁珀小姐解释说，她因为生病到现在头还在疼。她头发很短而且脱发严重，她让那个疯女人擦得轻些，可是格鲁珀小姐说：

“没人怕会伤害到你。闭嘴吧，否则你会更惨。”梅亚德小姐就没再说什么，那是我那天晚上最后一次看到她。

我被匆匆带进一个房间，里面有六张床，我刚被放上床，就来了一个人又把我从床上拽起来，说：

“内莉·布朗今天晚上得单独呆在一个房间，我觉得她会吵。”

我被带到28号房，那张床太奇特了，中间高两头低。刚躺上去我湿漉漉的头发就把枕头湿透了，身体一滑，床单也潮了。格鲁珀小姐进来时，我问这里是不是连睡袍都不提供。

“我们这没这种东西，”她说。

“我不喜欢裸睡，”我回答。

“关我屁事，”她说。“你现在在一个公共机构，不要指望什么都有。这是慈善，你应该对已得到的心怀感恩。”

“但市政府付了钱让这些地方运转，”我力争，“也付了钱给人让他们善待被带到这里的不幸之人。”

“哼，你可不要指望在这里得到善待，没门儿，”她说，然后就关上门走了。

我身下铺的是一张床单和油布，上面盖的是一张被单和黑羊毛毛毯。真是没有比那张羊毛毯更讨人厌的东西了，我努力把它裹在肩上阻挡不停往里钻的冷风，可是我一把它拉上来脚就露在了外面，一盖住脚，肩又露在了外面。房间里除了我和一张床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房门是锁上的，我想这晚我可以独自度过了，但还是听到走廊远处两个女人沉重的脚步声。她们在每一扇门前都停一下，打开门，过后又重新锁上。她们在走廊对面一侧做这一切的时候丝毫不觉得自己应该保持安静，终于到了我门外。她们停顿了一下，然后钥匙插进锁旋转。我盯着门口。她们进来了，穿的是棕白条纹的裙子，上面系的是铜扣，带着白色的大围裙，腰上绑着深绿色的带子，带子上挂着一串大号钥匙，头上还带着白色小帽。她们和白天的看护员穿的一样，我就知道了她们是这里的护士。前面那位打着提灯，把光照到我脸上，跟旁边助手说：

“这是内莉·布朗。”我看着她，问：

“你是谁？”

“夜班护士，亲爱的，”她回答，并祝我晚上睡得好，之后就出去了，把门又锁上。后来她们还多次进入我的房间，即便我睡着了，也会被重重的开门声、她们的说话声和沉重的脚步声给吵醒。

我睡不着，躺在床上幻想如果疯人院里着火了会是什么情景。所有的门都锁着，窗户上都有铁栏，想逃出去是不可能的。英格拉姆医生曾告诉我，单是一栋楼里就有大概三百名妇女。她们被锁在十人间里。不打开门锁是不可能逃出去的。发生火灾并非不可能的事，而是最有可能的危险之一。即便整栋楼烧起来了，那些狱卒或者护士也不会想到要把这些精神病人放出来。这一点我稍后会证明给你们看，我会讲到这些托她们照料的可怜人遭受的是怎样残忍的对待。就像我说的，一旦发生火灾，能逃出去的人不会超过一打。全都会被丢下烤死。即便是护士起了善心——她们绝不会的——那种人也没胆识穿越火焰冒着生命危险来为这些疯狂的囚徒打开这上百扇门。除非做出改变，否则早晚有一天，这会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恐怖故事。

与此相关的有一件趣事，就发生在我被释放之前。我和英格拉姆医生谈了很多事情，最后我告诉他我关于火灾后果的想法。

“护士应该是去开门的，”他说。

“但你明知道她们不会这样做，”我说，“这些女人会被烧死的。”

他一言不发地坐着，没办法反驳我。

“你为什么不改变这个局面？”我问。

“我能做些什么呢？”他答道。“我绞尽脑汁提建议，又有什么用？你会怎么办？”他问，把问题抛给我这个号称精神异常的女孩。

“呃，我会坚持让她们使用内置锁，我在一些地方看到过，只要在走廊一头转动一个曲柄就能锁上或打开这一侧所有的门。这样就有机会逃跑了。像现在这样，每个门都分别上锁，肯定是逃不了的。”

英格拉姆医生转向我，慈祥的脸上一副急切的表情，他语速放慢问我：“内莉·布朗，你来这里之前还被关进过什么地方？”

“一个都没有。我这辈子从没被关过，除了寄宿学校。”

“那你在哪见过你刚刚描述的那种锁？”

我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西部监狱见过，但我不敢这么说。只是回答：

“噢，我在某个地方看到过——作为游客。”

“我只知道一个地方有这种锁，”他悲伤地说，“就是纽约州新新监狱。”

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性地推论。我因为这个含蓄的指控由衷地大笑起来，努力让他相信我至今为止从不曾蹲过新新监狱，连参观都没有过。

就在黎明到来时分我终于睡着了。似乎还没过几分钟我就被粗鲁地叫醒起床。窗户被打开了，身上盖的布也被撤掉了。我的头发仍然没干，浑身上下都疼，好像得了风湿一样。地上扔着一些衣服，让我穿上。我要求穿我自己的衣服，但格雷迪小姐让我有什么穿什么，不要废话。她显然是护士长。我看了看这些衣服。一条粗糙的黑色棉布做的衬裙，一条廉价的白色印花棉布裙子，上面还有个黑点。我把衬裙带子系在身上，然后穿上那条小裙子。像其他病人穿的一样，这裙子就是一条直筒短裙，上面接了一圈又直又紧的腰。当我把腰扣系上时，我发现衬裙比外面的裙子还长了六英寸。我一屁股坐在床上被自己的样子逗得笑了一阵子。那一刻恐怕没有哪个女人比我更渴望照镜子。

我看到其他病人在走廊上匆匆走过，决定不能错过任何事情。我们6舍一共有45个病人，全都进了浴室，那有两条粗糙的毛巾。脸上严重爆发疹子的病人用完毛巾后，正常皮肤的女人又接着用。我走到浴缸前用水龙头里的流动水洗了脸，然后拿衬裙当毛巾擦了擦。

我还在洗漱时，一条长凳被搬进了浴室。格鲁珀小姐和麦卡滕小姐手里拿着梳子也进来了。我们被要求坐在长凳上，一个病人两个护士用6把梳子给45个女人梳头。一些人头都被梳疼了，这又是一项我不想要硬塞给我的服务。蒂莉·梅亚德小姐有自己的梳子，但是被格雷迪小姐收走了。噢，这种梳法！以前我从来没意识到“让我好好给你梳一顿”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现在我可算知道了。我那经历了一夜痛苦而暗淡无光却依然湿漉漉的头发被生拉硬扯。反抗无效，我只好咬紧牙关忍受痛苦。她们不肯把我的发卡还给我，把我的头发梳成一条辫子，用一条红色的破棉布扎了起来。我卷曲的刘海不肯就范，所以至少还有它们帮我保持了昔日风采。

这之后我们去客厅，我四下寻找我的同伴。一开始谁都找不到，无法把她们和其他病人区分开，过了一会我认出了梅亚德小姐。这可多亏了她的短头发。

“你昨天怎么睡的，洗了那么冷的澡？”

“我快被冻死了，后来那些噪音根本就让人睡不着。太折磨人了！我来这之前已经神经衰弱了，我真怕会受不了这种压力。”

我竭尽全力想让她开心点。我要求她们多给我们一些衣服，至少像一个正常女人应该穿的那样。但她们让我闭嘴，说她们就打算给这么多。

我们5点半起床，7点15分在走廊里集合，像前一晚一样，重复那些等待的历程。终于到了食堂以后，每个人得到一碗凉茶、一片抹了黄油的面包还有一碟上面撒了糖浆的燕麦粥。我很饿，但这些食物让人难以下咽。我要了一份没有黄油的面包，她们给我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也是这种脏兮兮的黑色。面包硬邦邦的，有些部分连干面团都不如。我那片上还有个蜘蛛，所以我没吃。我尝了尝燕麦粥和糖浆，真是太难吃了，我想勉强吃下去，但还是失败了，茶也喝不下。

回到客厅后，一些女人被命令去整理床铺，还有一些去擦擦洗洗，另外一些被分配了打扫大厅的各种任务。所以并非我之前所想，不是这些服务人员为病人保持这个公共机构的卫生，而是这些病人自己整理出来的——她们甚至还要为护士打扫卧室、清洗衣服。大概9点半，新来的病人，包括我在内，要出去看医生。我们进来那天第一个见到的那位轻浮的年轻医生，给我检查了肺和心脏。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写报告的是助理主管英格拉姆。问了一些问题后，他们就让我回到客厅。

我进去后，看到格雷迪小姐拿着我的笔记本和长铅笔，那是我专门为执行这趟任务买的。

“我要我的本子和笔，”我说，这可是实话。“它帮我记东西。”

我很急切的想把它们拿回来记笔记，但让人失望的是，她说：“别妄想了，闭嘴吧。”

几天后，我问英格拉姆医生我是否能要回它们，他答应考虑一下。当我再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格雷迪小姐说我只带了一个本子，没有笔。我被激怒了，坚持说我有，于是医生建议我克服大脑幻想。

天气尽管冷，但是还算晴朗，所以病人们劳动完后，她们让我们带上围巾和帽子到廊子里走走。可怜的病人！她们是多么急迫的想呼吸一些新鲜空气、离开监狱一小会儿！她们迅速走到廊子里，还为争抢帽子起了冲突。为了那样的帽子！

第十二章　和疯子们散步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散步。当病人们都戴上白色稻草帽，就像科尼岛上浴者带的帽子一样，我实在忍不住被她们滑稽的样子逗笑了。我无从辨认出谁是谁，竟和内维尔小姐走散了，我不得不摘下帽子寻找她。遇到后我们又把帽子戴上，彼此嘲笑。两人一排站好队，在陪从的护卫下从后门出去到人行道上。

还没走几步，我就发现每条道上都是排着长队由护士护卫的妇女。人可真多！到处都能看到这些穿着奇怪的裙子戴着可笑的稻草帽裹着披巾的女人，缓慢地行进。我看着这些行进的队伍，触目所及让我不寒而栗。她们眼神空洞，漫无目的，嘴里嘟囔着毫无意义的话。又一群人从我身边经过，我注意到她们的鼻子眼睛都脏得可怕。

“她们是谁？”我问旁边的一个病人。

“她们被是岛上最暴力的一群人，”她回答。“住在门房，就在第一栋，有很高台阶的那个。”一些人在大叫，一些在诅咒，还有一些或唱歌或祈祷或讲道，沉浸在幻想里。她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悲的人性大集合。这阵喧嚣随着她们远去，但接下来的景象我永远忘不了：

一条长铁索绳系在52名妇女的宽皮腰带上，把她们拦腰锁起。绳子另一头是一辆沉重的铁车，里面有两个女人——一位正在护理自己疼痛的脚，另一位朝某个护士大喊道：“你打了我，我不会忘记。你想杀了我！”之后接着哭泣大喊。病人们叫这些人“铁索帮”。她们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有些人从始至终都没停止过叫喊。有一个长着一双蓝眼睛的人发现我在看她，就拼命地转过身来，又说又笑，那副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情证明她绝对是疯了。她的病情医生不会诊断失误。对于一个之前从没有接触过精神病人的人来说，这种场面之恐怖实在难以形容。

“上帝啊，帮帮她们吧！”内维尔小姐倒吸一口冷气。“这太可怕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这一群人走过去了，紧接着又过来了更多。你能想象这场面吗？

据一位医生说，黑泉岛上一共有1600名女精神病人。

疯了！还能有比这更恐怖的吗？我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对着空气毫无目的说话时，心都碎了。一个穿着紧身衣的女人被两个女人拖着走。跛脚的、失明的、年老的、年轻的、长相一般的，还有漂亮可人的，却都是一群失去正常意识的人。没有比这更糟的命运了。

看着那美丽的草坪，曾经我以为这对于关在岛上的可怜人来说是个安慰，现在我不得不嘲笑自己的这个想法。对于她们来说，还有什么享受可言呢？她们被禁止到草坪上去——只能看看而已。一些病人热切地捡起落在小径上的坚果或彩色树叶，爱抚它们，但却不能保存在身边。护士总是逼她们扔掉上帝赐予的这一点点安慰。

经过一个低矮的亭子，一群无助的疯子被关在里面，亭子的墙上有句格言，“活着就有希望。”真是荒谬到五雷轰顶。如果是我，我倒很想在疯人院的大门上写这样几个字，“入此门者，生无可盼。”

散步过程中让我觉得很烦的是，一些听说过我的传奇的护士总向我们的负责人打听哪个是我。我被不停地指指点点。

过了不久，午餐时间就到了。我饿极了，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吃下去。下楼吃饭前依然要在走廊里站着，等上半小时到三刻钟。喝茶的碗现在用来盛汤，盘子上是一个冷掉的煮土豆和一块牛肉，细细研究后我发现牛肉已经有些变质了。没有刀叉，病人们用手抓起牛肉放进嘴里用牙齿撕咬，看起来相当野蛮。牙掉光了的或者牙齿不好的人根本就没法吃。倒是给汤配了把汤匙，最后一道餐是一片面包。午餐从不提供黄油、咖啡和茶。梅亚德小姐吃不下这些东西，很多生病的人都恶心地转过头去。我因为极度缺乏进食，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了，我努力把那片面包吃下去。吃了几口之后我更饿了，除了剩下一点面包皮，几乎全部吃光。

主管邓特在厅里巡视，时不时问病人“你好吗？”“今天感觉怎么样？”他的嗓音冰冷得和这大厅一样，病人也不会向他倾诉痛苦。我请求她们告诉主管她们又冷又缺衣服，但她们说，如果说出去的话，会挨护士的打。

坐在那种长凳上，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有些病人会把一只脚垫在屁股下面或者斜着坐，变换一下姿势，但护士就会骂她们让她们坐直。如果她们说话，护士就会骂她们让她们闭嘴。如果她们想要走动走动舒缓一下僵硬的肌肉，护士就会让她们赶紧坐下别动。除了折磨，还有什么比这种待人方式更能让人很快疯掉？这本是一群被送来治疗的女人啊。我想让那些因为我的做法而谴责我的医学“砖家”，试试让一个身心健康的女人从早6点到晚8点坐在硬挺挺的长凳上、在此期间不能说话也不能动、不给她东西阅读、不让她了解外界信息、让她吃坏掉的食物、粗暴地对待她，看看她究竟多久能变成疯子。两个月就足矣摧毁她的精神和健康！

我已经描述过了我在疯人院的第一天，剩下的九天基本上和第一天都一样，再一一叙述也没什么意思。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我预料到会有被曝光的人出来反驳我。我只是用平实的语言来讲述我在一个疯人院里的十天生活，并无任何夸张。除了我刚进疯人院的头两天，后面吃的所有东西都不放盐。饥肠辘辘甚至快饿死的女人努力吃下这些可怕的东西。肉和汤里放了芥末和醋来调味，但这只让食物的味道更糟。即便是这样的东西也只给提供了两天，两天后病人们只能强吞下不放盐、胡椒也不放黄油的过水鱼，还有一点作料都没有的羊肉、牛肉和土豆。精神失常最严重的那些人拒绝吞下这些食物，护士威胁要惩罚她们。我们短途散步时经过的厨房，是专给护士和医生做饭的。我们能瞥见西瓜葡萄等各种各样的水果，美丽的白面包，还有看起来很好的肉，这把我们的饥饿感放大了十倍。我跟一些医生谈过这个问题，但没用，直到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些食物依然没有盐。

看到生病的精神病人在食物的折磨下，病情更加严重，我觉得很心痛。蒂莉·梅亚德小姐克服重重困难，拼命吃下一口饭之后，不得不赶紧从餐桌前逃开，之后就被护士责骂。病人抱怨食物的时候，护士就让她们闭嘴，说，她们就算是在家也吃不到比这更好的东西，这些对于慈善机构的病人来说已经算很好的了。

一个叫露易丝的德国女孩——我忘记她姓什么了——有好几天都没吃东西，有天早晨人都没有出现。从护士的谈话中我得知她发高烧了。可怜的！她曾告诉过我她不停地求死。我看到护士让一个病人把健康人都不愿吃的东西送到露易丝房间去。竟然让一个发烧的病人吃那些东西！当然，她拒绝了。然后我看到一个护士，就是麦卡滕小姐，去给她测体温，回来时说她已经烧到差不多150度了。我笑了，格鲁珀小姐看到我笑，问我我最高烧到过多少度。我拒绝回答。于是格雷迪小姐决定去试试自己的能力。她测回来说是99度。

蒂莉·梅亚德小姐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更受寒冷的折磨，但她努力在我的建议下暂时保持愉快心情。主管邓特带了一个人来看我。他摸了我的脉搏和额头，还检查了我的舌头。我告诉他们这里有多冷，并且向他们确认我并不需要医疗救助，需要的人是梅亚德小姐，他们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去。他们没有给我任何回答，但我很高兴的是梅亚德小姐离开自己的座位朝他们走过来。她跟医生说她病了，但他们不理她。护士上来把她拉回长凳上，医生走后她们说：“等你发现医生根本不搭理你，你就不会去找他们了。”医生离开我之前我听到其中一个说——我不记得他的原话了——我的脉搏和眼睛不像精神病人的样子，但主管邓特向他保证说像我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检查不出来。看了我一会儿之后他说我的脸色是他见过的疯子里最好的。护士们都裹得里三层外三层，却连披巾都不肯给我们提供。

几乎一整夜我都听到一个女人哭着喊冷，并向上帝请求让她死吧。还有一个过一会儿就喊一声“谋杀！”和“警察！”，听得我毛骨悚然。

次日早晨，我们开始看不见终点的每日“套餐”后，两个护士在一些病人的帮助下带进来一个女人，就是前一晚求上帝结束她生命的那一位。她有这样的想法并不让我觉得吃惊。她看上去有70岁了，已经失明。尽管大厅里冷的要死，这位老妇人并不比其他人穿的多些，身上也只有我描述过的那几件。当她被带进客厅安置在硬邦邦的长椅上之后，她叫道：“噢，你们对我做了些什么？我冷，很冷。为什么不让我在床上躺着，或者给我条披巾？”然后她站起来，摸索着想离开这间屋子。护士们有时就把她拉回到椅子上，然后再让她走，当她撞上桌子或者椅子边的时候，她们就无情地嘲笑她。她一度抱怨慈善机构发给她的沉重的鞋伤了她的脚，还把鞋脱了下来。护士让两个病人又给她穿上，她又几次三番把鞋脱下来，不让别人给她穿，一下子上围上去七个人给她穿。老妇人于是躺在长椅上，她们把她拽起来。她可怜地喊道：

“噢，给我个枕头，给我盖上被子，我太冷了。”

这时格鲁珀小姐坐到她身上，用自己冰冷的手摸老妇人的脸，还伸进她裙子里摸她的脖子。老妇人哭喊着，而她残忍地笑，其他护士也笑，还做了跟她一样的事。就在那天，老妇人被带到了另外一间病房。

第十三章　掐脖子打病人

蒂莉·梅亚德小姐冻坏了。有天早晨她坐在我旁边，脸被冻成了青灰色。四肢发抖，牙齿都在打颤。我对三个穿着大衣坐在中间桌子的陪从说：

“把人锁起来还让她们受冻，太残忍了。”她们回答说，她穿得和其他人一样多，不可能再给她更多。就在那时，梅亚德小姐一阵痉挛，病人们都吓坏了。内维尔小姐抓住她的胳膊扶住了她，而护士简单粗暴地说：

“让她倒下去算了，给她个教训。”内维尔小姐告诉她们她对她们的看法，然后我被命令到办公室去。

我到办公室的时候，主管邓特也到了门口，我告诉他我们有多冷，以及梅亚德小姐的病情。毫无疑问，我说得语无伦次，我讲了食物的状况、护士怎么对待病人以及她们不肯给我们更多衣服穿、梅亚德小姐的身体情况、还有护士们告诉我们因为疯人院是个公共机构所以我们别指望得到善待。我向他保证，我不需要医疗救助，他应该去看看梅亚德小姐。他这样做了。从内维尔小姐和其他病人那里，我得知后来发生的事情。梅亚德小姐还是痉挛，他按住她眉毛之间的一个位置，压紧，直到她脸因头部充血变成深红色，终于恢复了意识。之后一整天她都头疼，从那以后，她的身体就更糟了。

疯了吗？是的，疯了。正常人也慢慢变得不正常。我暗地里诅咒医生护士和所有的公共机构。有人可能会说，那人被关进疯人院之前就精神不正常。即便如此，对于一个正在康复中的人来说，被送到这样一个地方合适吗？在这里她们只能洗冷水澡、没有足够的衣服穿、还要吃恐怖的食物。

一天早晨，我和疯人院的助理主管英格拉姆医生进行了一番长谈。我发现他对他负责的这些无助的人很好。我开始抱怨寒冷这个老问题，于是他把格雷迪小姐叫到办公室，命令她给病人多添点衣服。格雷迪小姐说，如果我总是告密，后果会很严重。她及时地警告了我。

很多寻找失踪女孩的访客来看我。有一天格雷迪小姐在走廊门口朝里喊：

“内莉·布朗，有人找你。”

我走到走廊一头的客厅，那儿坐着一位和我熟识多年的男士。他没想到会是我，这让他非常震惊，脸一下子变得煞白，说不出话来。为了防止他泄露我的真实身份，我马上决定说我以前从没有见过他。我只有一张牌可以打，豁出去了。格雷迪小姐就在近旁，但我还是匆忙对他悄悄说，只求达意不顾礼节：

“别出卖我。”

看他眼睛的样子我知道他明白了，于是我跟格雷迪小姐说：

“我不认识这个人。”

“你认识她吗？”格雷迪小姐问。

“不认识。这不是我要找的那位年轻女士，”他回答道，声音很紧张。

“如果你不认识她的话就不能再呆在这里了，”她说，带他往门口走。突然我想到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他可能会以为我是因为什么误会被送进这里，然后就会告诉我的朋友们，努力救我出去。于是我等格雷迪小姐开锁，我知道她在离开之前还得把门锁上，在这段时间里我有说话的机会，所以我叫道：

“等一下，先生。”他转向我，我大声问：

“你说西班牙语吗，先生？”然后我小声说，“我没事。我来这另有目的。别声张。”“不会说，”他说，语气里加了强调，我知道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会为我保密的。

世人无法想象在疯人院里的日子过得有多漫长。它们似乎永远不会结束，我们欢迎任何可以让我们有点念想可做谈资的事件。那里没有东西可以阅读，聊一聊一旦出去之后能吃上什么好吃的，是永不过时的话题。人们焦虑地等着船来，看看是不是有新的可怜虫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新人来了，被带进客厅，病人们就会向她们表示同情，急切地表示对她们的关注。6舍是接待厅，所以我们能见到所有新人。

我到那里不久，有一个叫做乌芮娜·李托佩吉的女孩被带了进来。她似乎天生就傻乎乎的。和很多敏感的女人一样，她的痛处是自己的年龄。她号称自己十八岁，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就大发雷霆。护士们不久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开始捉弄她。

“乌芮娜，”格雷迪小姐说，“医生们说你已经33岁了，根本就不是18岁。”然后其他护士开始大笑。她们不停地这么说笑直到这个单纯的女孩开始大哭大叫嚷着要回家，说这里所有人都欺负她。她们从她身上找完乐子把她弄哭之后又开始训斥她，让她保持安静。她越来越歇斯底里，直到她们扑上去狂扇她耳光打她的头。这个可怜人哭得更厉害了，于是她们掐住她的脖子。没错，就是掐住了她的脖子，把她拽到柜子里关了起来。我听到她可怕的痛苦变成抽噎。消失了几小时后，她回到客厅，那些人留在她喉咙上的手指印一整天都清晰可见。

这种惩罚似乎激发起她们更多的管理欲。她们回到客厅里，抓住了一个既被叫做过格雷迪夫人又被叫做过奥基弗夫人灰发老妇人。她精神不正常，总是不停地自言自语或者和周围的人说话。她从不大声讲话，被抓起来的时候也只是坐在那自言自语，一点都没有打扰到别人。她们抓起她时，她的哭喊让人心痛：

“女士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让她们打我。”

“闭嘴，你这个贱人！”格雷迪小姐说，一边抓住她的灰发把她拖出屋子，任凭她怎么尖叫怎么求情。她也被关进了柜子，哭喊声越来越低，直到再也听不见。

护士们回到房间来，格雷迪小姐宣布，已经“把那老家伙收拾好了。”我向一些医生反映过这个情况，但他们毫不关心。

6舍还有一位叫做玛蒂尔达的身材瘦小的德国女人，我记得她是因为财产损失而精神失常的。她人小小的，肤色是好看的粉色。除了少数情况，她一般都很安静。有时候她会骂人，一般都是对着蒸汽热水器说话时、或者从椅子上坐起来朝着窗外骂。她一般都是骂她律师拿了她的财产。护士似乎从捉弄这个无害的老人身上找到了很多乐趣。有一天我在格雷迪小姐和格鲁珀小姐旁边坐着，听到她们对她讲关于麦卡滕小姐的一些污言秽语。告诉她这些之后，她们让她去跟另一位护士说。但是玛蒂尔达的所作所为证明了她即便是在那种精神状态下也比那些护士更懂道理。

“我不能告诉你。这是隐私，”她这么说。我看到格雷迪小姐装作和她说悄悄话的样子趁机往她耳朵里吐口水。玛蒂尔达默默地擦了擦耳朵，什么都没说。

第十四章　一些不幸之事

到此时，我已经和6舍45名女人中的大部分熟识了。让我来介绍一些吧。露易丝，那个漂亮的德国女孩，我之前谈到过她发烧生病的事情，在她的幻觉中，她死去的父母陪伴着她。“格雷迪小姐和她的助手们总是打我，”她说，“而且我吃不下她们给我们的那些糟糕的食物。没有足够的衣服穿，我都冻僵了。噢！每天夜里我都祈祷能尽早到达爸爸妈妈身边。我被关在贝尔维尤的时候，有天晚上菲尔德医生来了。我当时在床上，被那些检查搞得筋疲力尽。最后我说：‘我累了。我不想再说话了。’‘是吗？’他生气地说，‘那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说完他就把拐杖放在床的一侧，狠狠地顶住我的肋骨。我挣扎着从床上跳起来，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给你个教训，让你知道我的话你要听，’他回答。我真不想活了，让我去找爸爸吧！”我离开的时候，她仍然发着烧下不了床，也许这时她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6舍还关着一个法国女人，至少我在的期间她是被关在那。我坚信她精神完全正常。除了最后三天，我每天都看她、跟她说话，在她身上我找不到任何幻觉或者狂躁的迹象。如果我没拼错的话，她的名字是约瑟芬·戴普璐。她丈夫和所有的朋友都在法国。约瑟芬对自己的处境很敏感。谈起自己这种无助的状态时，她嘴唇颤抖，忍不住大哭起来。“你是怎么到这来的？”我问。

“有天早晨我做早饭的时候病倒了，那家的女主人叫来两个警官，他们把我带到警局。我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也不听我讲。这个国家里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都太陌生了，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当成疯子关进了这个疯人院。我刚来的时候哭了，觉得没可能被放出去了，因为我哭，格雷迪小姐和她的助手们就掐我脖子，把我的喉咙都掐坏了，从那之后就一直疼。”

有位年轻漂亮的犹太女人，不怎么说英语，除了从护士那听来的，我无从得知她的故事。她们说她的名叫莎拉·费石鲍姆，是被丈夫送到疯人院来的，原因是和别的男人有一腿。让我来跟你讲讲当认定莎拉精神不正常，而且和男人有关之后，那些护士们是怎么对她进行治疗的吧。她们会把她叫过来，说：

“莎拉，你想不想找个又英俊又年轻的男人啊？”

“啊，好啊。年轻男人不错，”莎拉用自己知道的为数不多的英语单词回答。

“那么，莎拉，你想不想我们在医生面前说你几句好话？你不想找个医生吗？”

然后她们会问她比较喜欢那个医生，还建议她，当那位医生来舍里的时候去接近他，等等。

我还注意过一位肤色白皙的女人，好几天都和她聊天。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被送到那里，她明明很正常。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一天我们一番长谈后我问她。

“我病了，”她回答。

“是精神疾病吗？”我追问。

“噢，不是啊。你怎么会这么觉得？我劳累过度，崩溃了。和家里人有点问题，没钱也无处可去，我就向地方长官申请到救济院住到能再干活了为止。”

“但他们不会把穷人送到这里来的，除非是有精神问题，”我说。“难道你不知道，只有精神病人或者是被认为有精神病的人才被送到这里来吗？”

“我来这之后才知道这里大多数女人都有精神病，但之后她们告诉我，是像我一样申请救济的穷人都会被送到这个地方来，这我相信是真的。”

“她们是怎么对待你的？”我问。“呃，到目前为止，有一次她们要打我，被我逃过了。但很多人都被打过，以后还会有更多，我都看厌了。我被带到这来的时候，她们要给我洗澡。但我的病不允许我洗澡。可她们还是让我进去洗，这极大地加重了我的病痛，之后又病了好几个星期。”

还有一位麦卡特尼夫人，丈夫是个裁缝，她看起来理智的很，一点幻觉都没有。玛丽·休斯和露易丝·香丝夫人也没有任何精神失常的表现。

有一天，我们这里又来了两个新人。一个叫凯莉·格拉斯，是个傻子，另外一个是个漂亮的德国女孩——看起来似乎很年轻，她一进来所有的病人都开始谈论她姣好的容貌和明显正常的精神状况。她名叫玛格丽特。她告诉我她曾经是个厨师，特别爱干净。有一天，她擦洗厨房地板之后，女仆们下楼来，故意把地板弄脏。她脾气上来了，开始和她们争吵。警官被叫了来，把她带到了收容所。

“我只不过是发了发脾气，她们怎么能说我疯了呢？”她抱怨道。“其他人也不会因为生气就被当成疯子关起来啊。我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安静，以免挨打，像我看到的其他人那样。我没什么可让人指责的。所有吩咐我的事情、所有让我干的活，我都照做了。从任何角度来说，我都很顺从，而且我做的每件事都向他们证明了我精神是正常的。”

有一天一个疯女人被带进来。她很吵，于是格雷迪小姐打了她一顿，把她的眼眶都打肿了。当医生们注意到的时候，问她是不是来之前就这个样子，护士们说是的。

在6舍的时候，除了捉弄病人，我从没听到过护士和病人说话，她们对待病人不是骂就是吼，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说医生和别的护士的闲话，内容不堪一提。格雷迪小姐说话总是骂骂咧咧，句子总是以主之名开头。她对病人的称呼下流污秽不堪入耳。有一天晚饭时，我们正在吃面包，她和另一位护士吵起来，当这位护士走出房间之后，她在背后把人家又臭骂了一顿，说了很多坏话。

每天晚上有个女人——我猜是给医生做饭的大厨——上来给护士送葡萄干、葡萄、苹果和咸饼干。想像一下饥肠辘辘的病人们此时的感受吧，她们只能坐在那里看护士吃这些对于她们来说只能在梦里享受的美味。

有天下午，邓特医生和一名叫做特尼夫人的病人谈话，内容是关于她和一位护士还是女舍监之间的过结。我们下去开始吃晚餐不久后，这位打过特尼夫人、也和邓特医生谈过话的女人坐到了餐厅门边。突然，特尼夫人拿起自己的那碗茶，冲向门口，砸到这个女人身上，又在一阵尖叫声中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第二天她被转移到了“链锁帮”，就是那群被认为是岛上最危险最有自杀倾向的女人。

起初我晚上睡不着觉，而且我只要能听到新鲜事就不想睡。夜班护士可能就此有所怨言。有天夜里她们进屋来，想让我喝下一瓶掺药的水，她们说这是“为了让我睡觉”。我告诉她们，我绝不喝这东西，她们就走了。我盼着她们不要再回来，但希望落空，没过几分钟她们就带着医生回来了，就是我们刚到的时候给我们检查的那位。他坚持让我喝药，但我决不能让自己不省人事，哪怕只有几个小时。他发现哄骗不了我，就变得强硬起来，还说他已经在我身上浪费了太多时间。如果我不喝，他就用针管注射到我手臂里。我突然想到，如果他把药注射进我手臂，我就没办法把它再弄出来，但是如果我吞下药的话，还有一线希望，所以我说我喝。我闻了闻，那药水味道像鸦片酊，且药量极大。他们一锁门出去，我就把手指往喉咙深处捅，于是这药就只能在别处发挥作用了。我还想说，6舍的夜班护士伯恩斯对这些可怜受折磨的人很好、很有耐心。其他护士总是试图跟我谈论有关情人的话题，还问我是不是想找一个。不过她们只能发现我对这个在她们当中非常流行的话题不感兴趣。

病人们一周只洗一次澡，这也是她们接触肥皂的唯一机会。有一天，一个病人递给我一块顶针大小的肥皂，我想这对她来说代表着最大的示好之意了，但我觉得她应该比我更需要这块廉价肥皂，所以我谢绝了。洗澡日，浴盆里装满了水，病人一个接一个地洗，中间不换水。就这样直到水脏得不行了才放掉，然后洗都不洗一下浴缸，就又重新注满水。所有女人用的都是同一条毛巾，出疹子的和不出疹子的用的都一样。健康的病人要求换水，但却不得不屈从于懒惰又专横的护士。病人穿的裙子很少有不是一个月才换一次的。如果某个病人有访客，护士就在访客进门之前急匆匆给她换件衣服。通过这种手段，她们维持了一副管理有方的表象。

有些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日子就过得猪狗不如，护士从不履行照顾病人的职责，反而命令其他病人替她们做事。

有五天时间我们不得不终日坐在房间里。我从没觉得这么难熬过。每个病人都身体僵硬，浑身酸痛又疲倦。我们坐在长椅上，几人一组，聊聊出去以后第一顿吃什么，这真是对胃的一种折磨啊。如果我不知道她们饿得有多惨，这样的谈话就不失为一种逗乐的方式。但彼时，它只能令我心伤。关于吃，是最受欢迎的话题，当这个话题被谈尽了，她们一般会说说自己对这个疯人院及其管理方式的意见。大家都纷纷表示对护士和食物的谴责。

蒂莉·梅亚德小姐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她持续感冒，吃不下提供的食物。她每天都唱歌以维持记忆，但最后护士制止了她。我每天都和她聊天，看到她情况恶化得如此之快，我很伤心。最后，她开始出现幻觉。她以为我要冒充她的身份，所有来看望内莉·布朗的人其实都是来寻找她的朋友，但是我用某种方法让他们以为我才是她。我试着和她讲道理，但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尽量远离她，以免我的存在让她的情况更糟糕，幻想更严重。

有位病人，名叫考特夫人，是个漂亮柔弱的女子，有一天她以为自己看到丈夫从人行道上走了过来，就离开行进中的队伍，跑过去迎接他。因为这一举动，她被送到休整所。事后她说：

“单单想一下就足够让我发疯。因为我哭，护士用扫帚把打我，还跳到我身上，把我打成内伤，让我永远都好不了。然后她们把我手脚捆起来，脑袋上蒙块布，再紧紧缠住我喉咙，这样我就不能叫喊了，接着又把我放进灌满了冷水的浴缸里。把我按在水里，直到我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失去了意识。还有些时候，她们揪着我耳朵，把我头往地上、墙上砸。她们还把我头发连根拔起，让它再也长不出来。”

说到这里，考特夫人给我看证据——她后脑勺上的凹痕，还有头发被成把揪起之后留下的光秃秃的地方。她的故事我一点都没夸张。“我的遭遇还不像那儿的其他人那么糟，但我的健康已经被彻底毁掉了，即便是我从这出去了，也不过是个废人。我丈夫听说我的遭遇后，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把我转移出去就揭发他们，所以我现在被带到这里来了。我现在精神上康复了。不再被那些旧日的恐惧纠缠，医生答应让我丈夫带我回家。”

我还认识了布丽奇特·麦吉尼斯，她当时看起来精神正常。她说她被送到4号休整所，还进过“链锁帮”。“我在那挨的打太恐怖了。被揪着头发拖来拖去，在水底差点被掐死，她们还掐我脖子、踢我。护士总让一个比较安静的病人守在窗户边上放哨，医生来了就告诉她们。向医生投诉一点用也没有，他们总说这是我们脑子有病幻想出来的，而且我们会因此再挨一顿打。她们会把病人按在水里，威胁她们如果不承诺再不向医生告状的话，就让她们死在那儿。我们都承诺不告状，因为我们知道医生不会帮我们的。我们为了逃过惩罚什么都干得出。我打破窗户之后就被转移到了门房，那是岛上最差的地方。那里极脏，臭得可怕。夏天时到处都是苍蝇。食物比其他病房的都差，而且只有铁盘。那里的铁栏不像这里是在外面，而是在屋里。那里有很多安静的病人，都是在那已经很多年的，护士让她们不停劳动。我被打了很多次，其中有一次护士跳到我身上，弄断我两条肋骨。”

“我在那儿的时候，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被送进来。她生着病，反对被关进这么脏的地方。有天夜里，护士带走她，在打了她一顿后，把她扒光冲冷水浴，然后再扔回床上。第二天早晨那女孩就死了。医生说她死于抽搐，就再没下文了。”

“她们给病人注射大量吗啡和三氯乙醛，病人因此而发疯。我见过有病人因为药的作用，疯狂地要水喝，护士却不给她们。我听到有人一整晚都在求她们给一滴水，她们仍不给。我自己就曾哭喊着要水，直到口干舌燥，说不出话。”

我在7舍亲眼看到过同样的事情发生。病人休息前求着要喝的，但哈特小姐和其他护士就是不肯打开盥洗室让她们解解渴。

第十五章　收容所生活琐记

病房里没什么打发时间的东西。收容所里的衣服都是病人自己做的，但缝纫并不需要动脑。几个月监禁后，人们渐渐不再去关注外面忙碌的世界，这些可怜的囚徒所能做的无非就是坐着思考她们无望的命运。上层的厅里视野好，能看到来往的船只和纽约市景。我透过铁栏往外看城市里若隐若现的灯光时，常常想如果没有人来放我出去，我会有什么感受。

我看到过病人站在那里渴望地凝视着纽约市，而她们几乎没有再去那里的可能。那里意味着自由和生活。它看起来那么近，天堂和地狱相距并不遥远。

这些女人渴望回家吗？除了那些最严重的病人，她们都明白自己被限制在这里。唯一一个从未泯灭的渴望就是被释放，能回家。

一个可怜的女孩曾经每天早晨都对我说，“我昨晚梦到我妈妈了。我想她今天会来带我回家的。”怀着那个渴望，她被关了差不多四年。

疯狂是个多么神秘的东西。我见过一些从不开口说话的病人。她们活着、呼吸、吃饭，保留着正常人的躯壳，却遗失了不可或缺的灵魂。我想知道，在这些密封的唇口之后封藏的，是无法丢弃的梦想，还是空洞无一物？

同样令人悲伤的，还有那些总是和隐形人说话的病人。她们对自己的周边环境完全无感，却专注于看不见的生命。但奇怪的是，她们却能执行命令，就像狗服从于主人。幻觉最严重的病人之一是一个蓝眼睛爱尔兰女孩，她认为自己因为生活中曾发生过的一件事而永远的被诅咒了。她在早晨和夜里的哭喊着，“我永生永世都被诅咒了！”让人毛骨悚然，她的痛苦仿佛令人得以窥见地狱。

被转到7舍之后，我每天晚上都和6个疯女人锁在同一个房间。其中两个好像从不睡觉，整夜怒吼。还有一个从床上起来，在屋子里四处爬，搜寻某个她想杀死的人。我忍不住想，如果她要袭击和她关在一起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件难事。这种想法让漫漫长夜更难熬。

一个中年女人，经常坐在屋子角落里，她的病很奇怪。她不停地读着一张报纸，从她口中听到的故事是我听过的最精彩的东西。我常常坐在她旁边听。不管是历史事件还是爱情故事，在她口中都显得很美好。

我在那儿的时候，只见过一个病人收到封信。这引起了轰动。每个病人都如饥似渴地想从外界获取只言片语，她们把收到信的幸运儿团团围住，向她问了成百上千个问题。

病人对来访者没多大兴趣，但却能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7舍的玛蒂·摩根小姐有一天为一些访客弹琴取乐。他们围在她身边，直到有人悄悄告诉他们，她是个病人。“疯子！”他们小声叫，纷纷后退远离她。她被逗乐了，但同时又很气愤。玛蒂小姐和几名经她培训过的女孩一起，让7舍的夜晚充满愉悦。她们唱唱跳跳。连医生也常常过来和病人一起跳舞。

有一天我们下楼去吃午餐时，听到从地下室传来微弱的哭声。似乎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不久我们就得知下面有个婴儿。是的，一个婴儿。想想吧——一个小小的无辜的婴儿诞生在这样一个恐怖的房间里！我想不出比这更恐怖的事情了。

一天，一个访客抱着自己的宝宝来了。一个和自己5个幼小的孩子分离的妈妈请求允许她抱一抱这个孩子。当这位访客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女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悲痛，请求让婴儿留下来，因为她把宝宝当成自己的孩子了。这件事触动了很多病人，比我之前任何一次见过的都多。

病人在户外的唯一娱乐——如果这也可以算是娱乐的话——就是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坐一坐旋转木马。怎么说这也是一成不变生活中的一点不同之处，所以她们略带愉悦地接受了。

病情轻微的病人在制造洗衣刷、垫子的工厂以及洗衣房里工作。她们得不到任何报酬，却常为此饥肠辘辘。。

第十六章　最后的告别

波琳·莫泽被带来收容所的那天，我们听到了最恐怖的尖叫。有个爱尔兰女孩，衣衫褴褛，摇摇晃晃像个醉汉一样穿过走廊，一遍又一遍地叫着，“好哇！祝贺！我把魔鬼杀死了！路西佛，路西佛，路西佛。”然后她把自己的头发扯下来一把，一边得意地喊，“我把魔鬼都骗了。他们总说是上帝创造了地狱，根本就没有。”波琳用她极恐怖的歌声给这个女孩助了一臂之力，让这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可怕。爱尔兰女孩在这里待了一个小时左右，邓特医生进来了，他从走廊过来时格鲁珀小姐小声对这个疯狂的女孩说，“魔鬼来了，去找他吧。”她竟然给一个疯女子这样的指示，真是令人大跌眼镜。我已经准备好看这个疯子冲向医生。幸运的是，她没有，而是反复唱起她的歌，“噢，路西佛。”医生离开后，格鲁珀小姐再次试图刺激这个女孩，对她说墙上那幅画里的艺人是魔鬼，这个可怜的家伙立刻开始尖叫，“你这个魔鬼，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于是两个护士不得不坐在她身上摁住她。护士们似乎从刺激暴力病人做坏事上找到了乐趣。

我总是跟医生们说，我精神正常，让他们放了我。但我越努力向他们证明我精神没问题，他们就越怀疑。

“你们这些医生在这负责什么？”我问一个医生，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照顾病人，测试他们的精神状况，”他回答。

“很好，”我说。“岛上有16名医生，除了两个，我从没见他们关心过病人。如果一个医生只是跟病人问个早安，却不理会她要求释放的诉求，这医生怎么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精神正常呢？即便是真正有病的人都知道说什么也没用，因为答案都会是，这是她们的想象。”“把所有的测试都给我做一遍把，”我曾跟其他医生说过，“然后告诉我我到底精神正不正常。给我测脉搏，查查我的心脏、眼睛；让我伸展手臂、活动手指吧，就像菲尔德医生在贝尔维尤做过的那些，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精神正常。”他们不搭理我，他们以为我是在胡言乱语。

我再次对其中一个医生说，“你没有权力把精神正常的人关在这里。我精神正常，从来都是，必须给我做一个全面检查，或者放了我。这里还有几个女人精神也是正常的。为什么不能放了她们？”

“她们精神不正常，”这就是答复，“她们有妄想症。”

在和英格拉姆医生进行了一次长谈后，他说，“我给你转到一个安静点的病房。”一个小时后，格鲁珀小姐把我叫到走廊里，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所有难听的话都用上了，然后告诉我我算是走运的，能转到别的地方去，不然她肯定会给我好看，因为我把什么都告诉给了英格拉姆医生。“你这个贱人，忘了自己是谁也忘不了要跟医生告密。”叫上内维尔小姐（也是英格拉姆医生好心允许转移的）之后，格雷迪小姐带我们到楼上的7舍。

7舍里负责的是柯荣娥小姐、菲茨帕特里克小姐、芬妮小姐和哈特小姐。在这里我没看到像楼下一样的暴行，但我听到她们对不听话的病人骂骂咧咧、威胁她们、扭她们手指还扇耳光。还有一个叫康韦的夜班护士，非常暴戾。在7舍，谁要是还有点羞涩，也会很快将其抛之脑后。所有人在进屋之前都得在走廊里脱下衣服，叠起来一直放到第二天早上。我要求在自己房间里脱衣服，康韦告诉我，一旦被她发现我的把戏，就会给我颜色看，让我不敢再犯。

我在那见到的第一位医生——考德威尔医生—在我下巴下方轻轻拍了拍，我只和他说西班牙语，因为我已经厌倦了总要拒绝告诉别人我家在哪。对于一个偶尔来来的访客来说，7舍看起来相当不错。墙上挂着廉价的画，还有架钢琴，由在城里的一家音乐店工作过的玛蒂·摩根小姐负责。她教几个病人唱歌，已经略显成效了。舍里真正的大师是万妲，一个波兰女孩。当她愿意展示才艺的时候，就显示出了钢琴家的天赋。即便是最难的乐曲，她只需一瞥，就能在琴键上完美地表现出来。

星期天，那些比较安静的病人可以去教堂。她们是由护士们每周挑选出来的。岛上有一个小型的天主教堂，教堂里也提供一些其他服务。

有一天来了位“委员”，在邓特医生的陪伴下四处查看。在地下室，他们看到有一半护士都去吃午餐了，剩下另外一半看着我们，就像她们通常做的那样。他们立马下命令，让那些护士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病人吃完饭之前不得离开。有些病人想要反映缺盐的问题，但是被制止了。

黑泉岛疯人院就像一个捕鼠器，只不过把老鼠换成了人。进去容易，可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了。我本想亲自混进关暴力病人的门房和修正所，但当我听到两位精神正常的女人讲述了她们在那里面的经历后，我决定还是不拿自己的健康——以及头发——冒险了，所以我就没有扮演暴力疯女。

最后几天的时候，我被禁止会见访客，所以，当彼得·A·亨德里克斯律师来告诉我，如果我更愿意跟朋友们在一起而不是呆在疯人院的话，我的朋友们愿意接管我，我欣喜若狂地同意了。我请求他到了城里以后立刻给我寄来点吃的，然后我就急切地等待着释放。

这一刻来的比我想的更早。当时我正在户外“排队”散步，还注意到一个可怜的女人在护士们赶她去散步的时候昏了过去。“再见，我要回家了，”我朝波琳·莫泽喊，她正从我身边走过，被两名女子夹在中间。我向我经过的所有认识的人悲伤地道别，我朝着自由和生活行进，却把她们留给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别了，”我悄声对那个墨西哥女人说。我吻了自己的手指向她示意。就这样我离开了7舍的伙伴们。

我曾热切地盼望离开那个可怕的地方，但是当我真的得到释放时，当我知道自已可以再次自由沐浴上帝的阳光后，却感到了一丝痛苦。整整十天，我是她们其中的一员。说我傻也可以，但我觉得留下她们继续受苦非常自私。我有种唐吉可德式的冲动留在那里，以我的同情和存在帮助她们。但那也只是一时的想法。我已经出来了，自由对于我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甜蜜。

很快，我就坐上了船过河，离纽约市越来越近。经过十天在黑泉岛疯人院里的生活后，我又是个自由的姑娘了。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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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大陪审团调查

我离开黑泉岛疯人院后不久，就收到了大陪审团的传唤。我很愉快地接受了传唤，因为我渴望帮助那些上帝最不幸的孩子们，我走后，她们仍然像在坐监狱一样。如果我不能让她们享受到福利和自由，我希望至少能给一些人造成影响，让她们的日子好过一些。陪审员是群绅士，在这23个人面前我不必颤抖。我发誓我讲的都是真事，然后我把自己亲历的故事全盘托出——从临时之家开始直到我被释放。助理地区检察官弗农·M·戴维斯负责审问。之后，陪审员要同我他们一起到岛上察看。我欣喜地答应了。

这次岛上之行的计划并没有向外宣布，但我们到那里之后才没多久，就来了一位慈善方的委员以及病院岛的麦克唐纳先生跟着我们。一位陪审员告诉我，他从和某人关于疯人院的谈话中得知，他们是在我们到达岛上一小时之前得到的通知。他们一定是在大陪审团考察贝尔维尤精神病区的时候得到了消息。

这次岛上之行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不相同。这次我们乘坐的是条新船，很干净，他们说我第一次来时坐的那条送去维修了。

陪审员对一些护士进行了盘问，她们的证词彼此之间互相矛盾，和我的故事也对不上号。她们承认，在陪审员来之前已经彼此之间以及和医生充分讨论过。邓特医生说，他没有办法得知洗澡水是不是冷的，也不可能知道有多少女人被放进同一盆水里洗澡。他知道食物不合格，但说这是由于资金缺乏导致的。

如果护士虐待病人，他有办法查明吗？没有，他没办法。他说这里没有能干的医生，也是由于资金缺乏。在和我谈话时，他说：“我很高兴你现在这样做，如果我早知道你的目的，我会帮助你的。除了你这样的做法，我们没法得知事情的真相。你的文章发表以后，我们监视了休整所的一个护士，她的所作所为正如你所言。她已经被解雇了。”

安妮·内维尔小姐被带下来，我到走廊里迎接她，可正如我所担心的，即便她精神正常，一下子看到这么多陌生男人也会受刺激。她害怕得浑身发抖，因为护士告诉她她将被一群男人盘问。虽然我才离开她两个星期，但她看上去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样子都变了。我问她有没有吃药，她说有吃。然后我告诉她，我想要她做的就是告诉陪审员，我们一起被带到疯人院后都做了些什么，这样他们就能相信我是精神正常的了。她只知道我作为内莉·布朗小姐的身份，并不知道我采访的来龙去脉。她没有发誓，但她的话一定让所有的听众都相信了我故事的真实性。

“我和布朗小姐来这后，发现护士们很凶，食物难以下咽。我们没有足够的衣服穿，布朗小姐一直要求多给一点。我觉得她心很好，一个医生答应给她一些衣服的时候，她说她要把衣服给我。奇怪的是，自从布朗小姐被带走以后，一切都变了。护士对我们好起来，也给了我们足够的衣服穿。医生常常来看我们，食物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还需要更多证据吗？

陪审员们之后查看了厨房。厨房非常干净，两桶盐盖子敞开着放在靠近门的显眼位置！摆在外面的面包白得漂亮，跟我们当时吃的根本就不一样。

走廊也收拾得整齐有序。床好多了。我们在7舍洗漱用的水桶都换成了崭新的脸盆。整个地方变成了展览厅，一点儿错都挑不出来。

但是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些女人们，她们在哪儿呢？她们已经不在我走时的她们所在的那些地方了。如果这些病人的故事都不是真的，为什么她们要被转到别的地方去，让我找不到她们？内维尔小姐向陪审员抱怨，她被转移了好几次。后来，我们再回到舍里去的时候她又被转移到了之前的地方。

玛丽·休斯，我之前讲到过的那个看起来精神正常的女人，也不见了。说是她的亲戚把她带走了。但是带到哪去了，他们不知道。我提到过的那个肤色很白的女人，因为穷被送到这来的那位，他们把她转到了另外一个岛上。他们不承认有过那个墨西哥病人，说从没有这样一个病人。考特夫人出院了，布丽奇特·麦吉尼斯和丽贝卡·法蓉被转到了其他地方。那个叫玛格丽特的德国女孩不见了，路易斯离开了6舍。法国女人约瑟芬，一个很健康的女人，他们说她因为瘫痪病故了，我们见不到她了。如果我对于这些病人的精神状况判断有误，他们有必要这么做吗？我见到蒂莉·梅亚德的时候都吓了一跳，她变化很大，情况更糟糕了。

大陪审团所见的一切都和我在那里时不一样，我几乎不指望他们能相信我了。但是他们相信了，在给法庭的报告里把我指出的所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都写了出来。

我做的这些工作至少有一点让我安慰——报道发表后，拨款委员会决定多划拨100万美元，用来救助精神病人。

Table of Contents

作品简介

作者简介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一个棘手的任务

第二章　准备接受考验

第三章　在临时之家

第四章　法官达菲和警察

第五章　宣告精神异常

第六章　贝尔维尤医院

第七章　即将达到目标

第八章　进入疯人院内

第九章　这算什么专家

第十章　我的首顿晚餐

第十一章　浴室里

第十二章　和疯子们散步

第十三章　掐脖子打病人

第十四章　一些不幸之事

第十五章　收容所生活琐记

第十六章　最后的告别

第十七章　大陪审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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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一个棘手的任务

第二章　准备接受考验

第三章　在临时之家

第四章　法官达菲和警察

第五章　宣告精神异常

第六章　贝尔维尤医院

第七章　即将达到目标

第八章　进入疯人院内

第九章　这算什么专家

第十章　我的首顿晚餐

第十一章　浴室里

第十二章　和疯子们散步

第十三章　掐脖子打病人

第十四章　一些不幸之事

第十五章　收容所生活琐记

第十六章　最后的告别

第十七章　大陪审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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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一个棘手的任务

第二章 准备接受考验

第三章 在临时之家

第四章 法官达菲和警察

第五章 宣告精神异常

第六章 贝尔维尤医院

第七章 即将达到目标

第八章 进入疯人院内

第九章 这算什么专家

第十章 我的首顿晚餐

第十一章 浴室里

第十二章 和疯子们散步

第十三章 掐脖子打病人

第十四章 一些不幸之事

第十五章 收容所生活琐记

第十六章 最后的告别

第十七章 大陪审团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