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封面

献词

第五版编者前言

前言

第四版作者序

第三版作者按

第一版作者按

一 导言

二 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三 “精神”的哲学

四 青年黑格尔派

五 巴黎

六 历史唯物主义

七 1848年

八 流放伦敦：第一阶段

九 第一国际

十 “红色恐怖博士”

十一 最后的岁月

后记

延伸阅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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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词

谨以此书纪念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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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编者前言

作者将诸多深奥且晦涩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用另外一种语言清楚表达出来的卓越能力，及其展示个性、特征、态度与理论问题之间关系的高超本领，在现有的文献领域可谓一枝独秀。

——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

一

以赛亚·伯林关于卡尔·马克思的学术传记第一次在1939年出版，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对传主的生平和思想最出色的、最简明扼要的阐述，伯林在此书结尾将传主的理论描述成“至今仍在永久改变人们思考与行为方式的学术力量中”“最强大的”。伯林有着同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产生共鸣的著名本事，他进入了自己笔下主人公的头脑中，由内而外地向我们呈现了其中的观点：没有多少专门术语，也没有太多马克思本人文章中常见的晦涩，他呈现、阐释了马克思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起源和力量。

第一版的评论家们马上看到了这本书的优点。俄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查奎斯称其为“客观清晰的一个典范”。英国历史学家A. L. 劳斯写道：“伯林先生对其研究对象的态度堪称典范，总体而言，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出色的介绍。［……］这本书最伟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没有先入为主，并且采用的是完全客观、毫无偏见的研究方法。总之，它使得马克思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思想家，都变得明白易懂；而且不带有任何不适当的个人崇拜。”

经过了四十多年，评论依然同样肯定，例证之一便是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的判断（他是20世纪关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在上面被引为题记。而且，正如艾伦·赖安与特雷尔·卡弗在这一新版本（三十五年来第一次出新版）中收入的文章里所解释的那样，伯林的阐述直到今天读来依然是那么清新、有说服力，而且显然没有受到自从本书第一次面世以来所出现的关于马克思的学术洪流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劳斯所赞扬的那种超然。

二

这本书至今依然十分重要，对于一个至关重要但同时也众所周知让人头痛的题目，它作为最成功的介绍性作品之一，也还没有任何被别人超越的迹象。然而，即便是在历经四十多年，作者接连修订四个版本之后，在作品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并非不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为了解释清楚这么说的含义所在，我有必要简单介绍一点自传性的内容。

此书的上一版本是1978年出版的。当时我担任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负责那一版的出版工作，而且那时候我还正在负责编辑四部伯林文集（不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工作），这些文章最初是以《作品选集》的名称出版的，那开启了我至今还在继续从事的伯林作品编辑工作。那时我的工作并不需要对《卡尔·马克思》给予他所有作品必需的那种处理，以便（用他自己很有特点但又过谦的话来说）能将“纯文学的东西转为学术性的东西”。但是以我对待他其他作品的经验来看，还是有这个必要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终有一天，这本书应该用这种精神去对待。引用的内容没有标明出处，有时还张冠李戴，经常有点不精确或者更糟。开篇引用约瑟夫·巴特勒的话，短短二十三个单词中却至少有三处错误。标点符号的使用经常不规范，在形式与内容上还有许多其他小瑕疵，而这些是前几个版本的出版方应该挑出来，并可予以消除的。

我并不想夸大其辞，大体上这仍然是同一本书。但是为了避免我提到的那些瑕疵被人认为微不足道，让我举个例子（诚然是很极端的）来说明伯林的学术细节可能怎样不可靠。即便这种不可靠并不会使他的作品变得多么具有误导性，即便在一些情况下有人会觉得他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人们总会想到他写作此书时文献资料和技术环境都相对落后（更不用说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相对宽松的学术标准），人们依然无法否认（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一样）他经常无法保证自己引用的话语和标明的出处（如果他标记了的话）是准确无误的。

在前几个版本中，本书第257页以“这种英国例外论”开头的那段文字如下：

“在英国，”他这样写道，“长期以来的繁荣使工人们削弱了士气……这个最具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的最终目的，似乎就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贵族阶级和一个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存在……英国工人的革命精力已经慢慢消退殆尽了……他们要完全摆脱资产阶级的传染，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完全缺少以前宪章运动者们的那种精神。”

此处他认为这几段文字都源自同一出处（没有标明其身份、收信人或日期）。事实上，从第257页中可以看出，由省略号隔开的五段文字分别来自不同的书信，其中三段来自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两段来自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前后跨度有十一年之久。该赞扬的还是要赞扬：伯林从不同出处将这些文字攒到了一起，并且看出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也看出了它们所揭示的问题。但同时该批评的也要批评：也许在这个例子中，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因为这种学术上的粗心而有所得失，但它值得纠正，哪怕只是作为原则问题。

三

通过第五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重新排印和发行，终于提供了一个机会和激励，可以开始必要的修订与标注工作。伯林所引用的许多作品之完善版本的出版（更不要说互联网对于学术研究带来的变革性影响），使得人们更加容易保证对于原文的忠实性，其中有一些本来是用英语写作的，却被伯林从其他语言版本重新翻译过来——这也是他写作时唯一能接触到的素材。而且，英语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Collected Works）已经行世，印刷本和网络资源都可找到，也使得对于引用的那些作者的文字，采用记录卷数与页码的简单标注方法成为可能（如：CW 20：45）。

伯林经常在翻译时带有一些创造性。他的翻译版本中并非毫无理由的不准确之处，经常没有改正到与《全集》相一致；如果内容明显错误，或者另一翻译版本更加通用，那么《全集》中的版本往往会被采用。

特雷尔·卡弗对于伯林引用的大多数文字具有专家的辨别水平，因而加快了识别、标注、检查、修订的进程，而我也大大得益于他一直以来令人愉快而有益的帮助。我还感谢他更新了延伸阅读指南，并且同意将我写的稍做过修改的《伯林的卡尔·马克思》作为后记加了进来——这篇文章最初是在乔治·克劳德与亨利·哈代主编的《一和多：阅读以赛亚·伯林》（纽约，2007）中第一次发表的。我还要感谢其他一些在特定问题上向我提供过帮助的同事和学者：施洛莫·阿维内里、艾尔·伯特兰德、约翰·卡洛、乔舒亚·L. 彻尼斯、乔治娜·爱德华兹、斯蒂芬·格罗斯、尼克·霍尔、于尔根·赫雷斯、海伦·奥尼尔、乌尔里希·帕格尔、塔季杨娜·波兹尼亚科娃、于尔根·罗雅恩、诺曼·所罗门、西蒙·图博，以及约瑟芬·冯·齐第维茨。

这一版中的脚注都是编者所加，除非作者将某处评论变成了注释。哪些是作者的注释应该一目了然，但是为了避免疑问，编者所加的文献书目以外的注释都用方括号括起来了。不同文页的交互参照仅通过页码标明；对注释的参照则采用“123/4”的形式，表示第123页，注释4。

本书第一版的很多草稿以及研究注解保存了下来，反映了这本书是如何写成得以出版的。有一个因素是本书发表时系列丛书“家庭大学丛书”的编者限定了篇幅，使伯林不得不对原稿大肆删减。快完成修改工作时，他给自己的朋友克雷西达·博纳姆·卡特这样写道：“我一定要完成马克思传，现在只需要再删掉7000个词就可以了：这绝对是一项令人讨厌的工作，每天晚上我都要把一小滴一小滴的血攒下来，然后量量杯子：所有辞藻华丽的段落都删掉了，现在该删事实描述了，如今我都是怀着一种报复心理，快乐无比地欣然将其删除。”

在伯林的有生之年出版了三个版本，尽管1960年重印本中做了增补（最初是为1959年德语翻译版所提供的），比起略做修订的1948年那一版来，可以更恰当地称为一个新的版本；但是该书于1948年从桑顿·巴特沃斯公司转到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事件也很自然地引人瞩目。对本书第一版出版前后写作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以赛亚·伯林虚拟图书馆，在那里收录了关于这一话题的信息，包括第一版的完整版本，其中很多删减的内容都被重新收录进来了：参见http://berlin.wolf.ox.ac.uk/published_works/。

伯林将这本《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献给他的父母玛丽与门德尔·伯林，是他们给了他生命，并且提供了塑造他的环境。谨以这一版纪念他们。

亨利·哈代

2012年8月于赫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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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艾伦·赖安

《卡尔·马克思》是以赛亚·伯林的第一本书。此书出版时他还只有三十岁。当时在牛津和伦敦，人们都知道他是个耀眼夺目的健谈之人，也是位颇具天赋的青年哲学家；但正是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他才第一次显露出自己作为一名思想史家的特殊才华——通过这门学科，他在后来的写作生涯中深深打动了自己的读者。这种才华，就像类似天资通常给人的印象一样，往往更容易去倾慕、欣赏，却不那么容易描绘出来；但它表现为公平对待思想家和思想的一种令人惊讶的能力——为自己笔下的男人和女人的个性画上一幅肖像，时刻都牢记，我们之所以想要了解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他们婚姻的冒险或者穿着的品位；并且把这肖像画得栩栩如生，只是因为，尽管思想也有自己的生命，但它们依然刻有作为其主人的男人和女人的个性印记。

伯林有这一种特殊才能，才使得他所写的关于伟大思想和人物的文章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艺术形式。正如读过他的选集的读者们所知道的，《个人印象》（收录了与同时代人的会晤、纪念演讲，和对那个世纪伟人们伟大之处的描述）在语气和风格上都和他的《俄国思想家》或者《反潮流》（思想史的姊妹篇）几无不同。伯林与安娜·阿赫玛托娃对话，却从未和屠格涅夫对过话，他和刘易斯·纳米尔讨论过18世纪的英国历史，却从未与马基雅维利讨论过佛罗伦萨的历史，这看起来并不重要。据说，所有严肃的思想家都生活在一所“看不见的大学”里，在那里，活着的与已死去但不朽的人之间进行着一场静默的对话，柏拉图和刚入学的纠结于自己功课的研究生同在现场。伯林的作品展现了一些形象，要比多数大学来得更加生动、更有生机，也许算得上一个广大的学术晚会，那里的客人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各个不同行业。不管人们最喜欢什么样的比喻，其结果是将其笔下的主人公完整地、透彻地呈现出来。

思想史家毕竟不是小说家，甚至连传记作家都算不上。尽管《卡尔·马克思》还有一个副标题“生平与环境”，伯林主要想去描述的却还是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家的一生，伯林所感兴趣的环境并非指马克思度过少年时代的特里尔或者度过流放岁月的北伦敦，而是马克思写成《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政治与学术环境。不过，《卡尔·马克思》寓意式的结尾应该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一个评价；在其最后一段，伯林这样写道：

［马克思主义］原本想要反驳思想支配历史进程这个观点，但它自身对人类事务的影响程度削弱了它的观点的力量。因为，在改变关于个人与其环境和同伴之间关系的普遍观点时，它显然改变了那个关系本身；因此，在至今仍在永久改变人们思考与行为方式的学术力量中，它依然是最强大的。

马克思主义通过受其激发而兴起的共产党的行动，最终却成了针对创立这一学说之人的超级哲学笑话。马克思是一位理论家，认为个人不过是广大而客观的社会力量的玩具而已；但是作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启发者，个体的马克思本人却是广大社会力量的发起人。马克思认为思想就是副现象，是被它们掩饰、合理化的社会利益的反映；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却改变了这个世界——讽刺的是，即使这种改变是通过他可能会最感遗憾的方式发生的。《卡尔·马克思》一书给读者带来了许多欢乐，其中不小的一点就是伯林描绘的反讽画面：它的主人公发动了一场对其一生努力构成质疑的历史戏剧。

伯林后来又针对历史必然性学说，针对通过抽掉其中的道德与政治考量而使历史研究“科学化”的做法，进行了详细讨论。马克思就是20世纪30年代及其后的这些观点最明显的灵感来源。很难让人相信，他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愤慨不是由强烈的正义感所激起的，但他经常声称，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会取代一切对现有秩序的“道德化”批判。恩格斯至少也曾经说过，马克思所揭示的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法则和“现今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法则，这些法则都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且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在马克思的批判者中，伯林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注意到如下矛盾的：他公开声称的对道德考量的漠不关心，与他对工业革命早期如此常见的不公与残酷的明显憎恨并不相符；他关于资本主义秩序必然灭亡的断言，与他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自己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的做法同样并不相符。伯林对马克思的反应有别于他人之处，不是在于面对着这些逻辑上的矛盾和不一致，而是在于，伯林将自己此后的学术生涯都用在了思考与书写这些矛盾的起源、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以及马克思同时代和后继的做着同样思考的人物。

伯林笔下的马克思是个有意思的人物，因为他既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也是反对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就像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一样，马克思相信进化，相信历史就是一个线性发展进程，而不是像古时候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发展与衰败不断循环的过程；但是，和柏克、迈斯特与黑格尔这些启蒙运动的批评者一样，他也认为社会变化在过去就不曾，将来也不会仅仅因为有几个开明人士认为“换一种行为方式更加有道理一些”而发生。带来重大变化的是暴力的、非理性的力量，整个历史进程的合理性是只有在事件过去之后才能理解的东西。与马克思的碰撞，似乎激励了伯林去研究反启蒙运动的问题；后来他深入地写过很多关于反理性主义者（例如赫尔德、迈斯特和哈曼）批评革命及自由主义运动的文章。

差不多是同样地，马克思在自己生涯中忽视了的人民，后来成了伯林特别的关注点。摩西·赫斯是第一个十分赞赏马克思的充沛精力和渊博学识的，可惜马克思提到赫斯时最友好的方式是称其为一头驴。伯林很感兴趣的一个事实，就是赫斯看到了一些马克思故意不去看的东西——犹太人在现代欧洲的生存环境是不可能通过自由主义的同化方式来解决的——并且因而成为友好自由的犹太复国主义奠基人之一，这一主张曾被伯林描述得十分感人。

而且，马克思十分看不起他的同代人和对手、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大概直到生命终点，他都一直把俄国当作是一切退步与压制的温床。他从未想过，也许存在一条适合俄国人民的“俄式特征”及其普通人性的通向自由与民主的道路；马克思对他想象中的斯拉夫特征的厌恶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他根本看不上一切没有直接推动社会主义进步的民族情感。在20世纪50年代，伯林继续向英国和美国的读者们介绍着19世纪俄国以亚历山大·赫尔岑、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和伊凡·屠格涅夫为代表的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丰富内涵，并且指出我们今天更应该记住一些东西，即民族主义能够而且已经成了自由主义的同盟，而不只是返祖性、非理性忠诚的表达形式——没有后者，我们都应该过得更好。

自从《卡尔·马克思》第一版面世至今已经有七十多年了，这是动荡不安的七十多年。该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付印；大战结束后，我们又见证了四十年的冷战时期；随后是不确定的和平年代，其间两大意识形态阵营间的敌对态势，渐渐让位给大国间的冷淡友谊，以及巴尔干半岛、外高加索地区和非洲诸多地区间持续不断的、小规模的种族与民族冲突。

该书在伦敦出版之时，英国正与纳粹德国作战——该书作者则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谋到了一份颇为体面的工作；后来它在另一个十分不同的世界里连续得以再版。战争结束后马上出了第二版，此时冷战格局已经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式解读始终那么刻板僵硬。在苏联政权的辩护者们的作品中，没有什么能让人相信伯林过分强调了马克思历史观的决定论的刻板，也没有什么能让人相信，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许没有他的追随者们所宣扬的那么极端。

在1963年此书第三版面世之前，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6年举行的第二十次党代会上发表讲话，在所有俄国人面前批判斯大林主义；匈牙利革命给英国共产主义者们浇了一盆冷水，迫使规模更大、实力更强的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反思各自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忠诚。正是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了（或者也许应该说发明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天主教徒与哲学上十分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试图达成和解，是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的一个显著特点，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说法，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恭维而不是抱怨。这一运动的成果之一便是“解放神学”，这一现象肯定会受到马克思本人的猛烈抨击；但另一个成果是，青年马克思至少是一位比人们以往所想的还要敏感、还要有趣的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评家。

《卡尔·马克思》第四版于1978年出版。在初版四十年以后，此书依然十分经看，但在此前的二十年间，来自大西洋两岸作家的大量作品涌现出来，可能会让每个作者都重新审视自己以前的观点。这些作品中有很多都是深入、客观的学术研究。尽管马克思的现代解释者中，有很多人继续推崇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的灾难之源，同时也还有很多其他人的目的是想要理解马克思到底在追求什么。马克思表现得越没那么头脑简单、越招人喜欢，就越难以对他的思想做一个明确的解释。到底是有一个马克思还是有两个？难道像路易·阿尔都塞所提出的那样，他在1846年由一名青年黑格尔派人文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名科学的反人文主义者吗？或者更应说他是一位关心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心灵异化状态的文化批评家和社会分析家？像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爱欲与文明》这样一些书籍的流行表明，社会批评的丰富资源可以通过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之间的某种调和加以发掘。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学术的兴盛揭示了一些东西，它们是读者根据伯林内容丰富的阐释猜测得到的，不过在《卡尔·马克思》这本书中并没有得到强调。对于半持同情的读者来说，马克思有着无数的诱惑——作为一名如饥似渴的读者和凶猛的批评家，通过将自己的思想与前辈和对手们的思想加以对比检验的方式来工作，马克思激起了现代读者对于19世纪经济学、德国哲学、古代历史、法国地下革命等的好奇心。这样做是有危险的：就像马克思越来越无法完成自己所启动的工作，因为他想要读遍关于某个主题的一切文献，结果马克思的学生们也发现，自己想要读遍马克思读过的和写过的一切文献。

不过，这其中的诱惑是无法否认的。马克思所处的学术世界足够远，远到对我们来说有点陌生；但也足够近，近到能给我们一些理解它的希望。它代表了一个挑战，但不是不可化简的晦涩。不能说新的学术氛围对于马克思所取得或希望取得的成就达成了某个共识，但它多年来第一次表明，他被赋予了争议不那么大的人物通常受到的那种冷静的、学术的尊重。也许让人奇怪的是，这种新作品的涌现很少使伯林对马克思的阐释显出任何问题。

伯林在1963年时承认，在自己与学术圈对马克思的理解上有一个变化，而他已将这个变化融入为这本书所做的修订。一方面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广为传阅，另一方面是美国与西欧国家在战后表现出来的无尽繁荣，使得众多社会批评家相信，继续背诵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且即将灭亡的预言是十分愚蠢的；但是，对于这个为了机器牺牲人类的社会，这个只会用金钱来衡量文化，容忍自己被市场那无情而抽象的力量所统治的社会，马克思做出的哲学批判永远不会也同样过时或者消失。正如伯林所坦承的，第一版《卡尔·马克思》中的马克思，就是官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是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家而不是一位人文哲学家受到其追随者们的拥戴。如今既然尘埃落定，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伯林仅仅对自己的阐述进行了细微调整，这是十分明智的；人们对于异化理论思考得越多，就越明白马克思这个想法的正确性：他在后来的生涯中认为，用黑格尔哲学的模糊语言所表达的任何东西，他都可以用经验主义社会分析的语言表达得更加清楚。

《卡尔·马克思》刚出版时，英语文献中关于这一主题的严肃学术研究还极为少见。弗兰茨·梅林1918年出版的传记《卡尔·马克思》到1935年才被从德语翻译过来；《卡尔·马克思：人与斗士》，由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和奥托·曼森—黑尔芬从彻底的孟什维克立场写作的一本颇有意思的传记，算是为数不多的拒绝偶像化或妖魔化马克思的其他作品之一。以马克思作为一位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为主题，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此人当时是托洛茨基与约翰·杜威的追随者，后来却成了一名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出版过两本充满想象力的有趣作品。《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至今还颇有价值，是因为它们看待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们为调和马克思主义与美国实用主义所做的努力；但是当时在美国阅读这些书的人并不多，在英国就更少了。除了马克思主义左派外，人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没多少热情，直到战后，那些过去因为希特勒掌权而被迫逃离祖国的德国学者才开始在英语界显露头角。因此《卡尔·马克思》有了真正的需求，此书的成功也完全算得上实至名归。

伯林最初写作的并不是“家庭大学丛书”出版的那个版本。根据他1978年所写的序言，第一稿的长度相当于丛书所允许的两倍，后来他删去了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理论的大部分内容，重新将此书改为一本思想传记。其实结果损失也不像看起来那么多。伯林对马克思一生的描述，与此后学术争论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数不胜数的解释性辩论相比，都要更加隽永有趣。令人惊讶的是，此后使得伯林作品一读就鲜明可辨的那些文学性与说明性的个性，已经得到充分展示。

从第一版的导言里，摘出一段对马克思的简短描写，这段文字也许会在接下来五十年内的任何时候写出来——一句话构成了一整段，三个一连的强有力的形容词，论点在明显的对比中表达出来。读者深吸一口气，一个猛子扎下去，读完数行文字后再浮出水面时，会兴奋不已，感到喘不过气来：

他天生有着强大、活跃、实际、理智的头脑，对不公平有着敏锐的感觉，异常地缺少感性，对知识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情感主义极为厌恶，就像对资产阶级的愚昧和自满的厌恶一样；在他看来，前者总是漫无目的地喋喋不休，远离现实，而且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一样讨厌；后者则无比虚伪，自欺欺人，沉浸于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中，对其所处时代的明显特征视若无睹。

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评论家如此令人信服地兼顾到心理描绘与理性分析。伯林给他的读者们留下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假如马克思走进这间房间，我们会很清楚该对他说些什么——还有不该说些什么，除非我们想和他干一架。就如我前面说过的，这是伯林身为一名思想史家所具有的卓越才华，他的这种才华是在本书中第一次得以展现的。我大约在五十年前第一次读到《卡尔·马克思》这本书，当时如饥似渴地一口气就读了下来，相信新的读者同样会发现此书引人入胜。

艾伦·赖安

1995年2月，2011年10月，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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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作者序

我在大约四十年前写了这本书。原稿篇幅是现在这版的两倍都不止，但是“家庭大学丛书”的编辑们要求很严格，他们说服我缩短篇幅，删去了多数关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的讨论内容，而集中到思想传记上面来。自那以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的社会转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马克思很多从未出版过的作品得以面世；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资本论》的草稿的出版，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他思想的阐释。而且，诸多事件本身也必然地改变了人们看待他作品的视角；其观点与我们时代的理论和实践的相关性，甚至连对他最不宽容的批评者也不能否认。各种问题，比如他的思想与那些前辈思想家，尤其是黑格尔（根据大量而频繁涌现的对黑格尔学说的最新阐释）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对他早期的“人文主义”著作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强调——部分是源自从斯大林主义的（或者，在某些场合，普列汉诺夫的、考茨基的、列宁的，甚至恩格斯的）解释和“曲解”中拯救马克思的愿望；修正主义者和正统派之间（主要是在巴黎）关于《资本论》学说的阐释不断扩大的差别；还有像（特别是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对异化（其起因及疗法）之类主题的讨论，或者众多派别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学说的讨论（以及苏维埃作者及其盟友对意识形态偏差的尖锐反应）——所有这一切已经形成一类解释性的批判文献，其快速增长的绝对数量将早期的讨论比了下去。虽然这些争论中的某些恰似他从前的青年黑格尔派盟友的争论——马克思谴责他们想要利用和玷染黑格尔学说的遗体，这种思想上的辩论也已经增添大量的知识和理解，无论是关于马克思自己的观点，还是关于这些观点与我们时代历史的联系。

关于马克思的核心学说的意义和正确性的激烈争论（尤其在过去二十年里），不可能有任何一位严肃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完全不受影响。因此，如果我现在才写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我将不可避免地写成一本不一样的书，至少因为我对于马克思通过一些中心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的看法已经经历了某种变化——诸如社会科学、观念与制度和生产力的关系，以及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无产阶级领导要采取的正确策略等。就是这样，尽管我现在还不应该宣称熟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个领域。当我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着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可能过于深刻地受到了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梅林的经典解释（马克思主义当时作为一种运动据以形成），以及E. H. 卡尔那本令人赞赏（未曾重印）的评传的影响。但是当我开始校订文稿时，我意识到我是在致力于写作一本新的、更具综合性和富有雄心的作品，它将远远超过这一系列丛书的意图。因此我认为在连续的修订中最好将自己限于更正事实与重点，约束过分大胆的推论，扩展一两处被粗略处理的地方的篇幅，以及采用一些阐释上的相对较小的变化。

马克思并非作家中最明晰的一位，他的目的也不是要建构一个单一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在可以说是斯宾诺莎、黑格尔或孔德等思想家的目标的那种意义上。有些人像卢卡奇一样毫不动摇地认为马克思想要做的（并且在他们看来已经实现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获知真理的方式上的根本改变，而不是用一套学说代替另一套，这些人将能够在马克思自己的话语中为此找到充足的证据。而且，因为他终生坚持认为一种信念的意义和真实性在于表现它的实践中，所以，他关于一些中心主题的观点（并非最少独创性或影响力的）没有被有条理地记录下来，而必须从其著作中的零散段落中（尤其是要从他提倡或开创的行动的具体形式中）收集和推测，也许就不那么令人惊奇了。

一种学说如此激进又如此直接地与革命实践结盟（事实上是等同），很自然地会导致多种多样的解释和策略。这种情况从他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开始，并导致了他那句著名而典型的话，即他只是他自己而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早期出版的文章，往往在语气和重点上，某种程度也在主题上（还有某些人会说，在学说的核心问题上）有别于他后期著作，这极大地增长了马克思主义后来的理论家们之间分歧的范围。而且不只是在理论家们之间：它导致了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及其内部的（还有我们今天的国家和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而且导致了权力的重新组合，这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并且可能继续如此。然而，这种巨大的发酵反应，以及作为这些斗争的理论表达的意识形态定位和学说，都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想讲的故事仅仅只是这样一位思想家和斗士的生平与见解：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其名义首先在许多城市创建。我所专注于其中的思想，是那些已经以理论和实践历史的方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心要点的内容。他发起的运动的兴衰和观念的变化，党派的分裂和异见，以及视角的变化（一些在他那时大胆和似非而是的观念已成为公认真理，而他的一些前共产主义观点和附带意见已经变得突出并引起当代人的讨论），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本书研究的范围，只是在参考书目中提供了指导，供有兴趣的读者去探寻这一我们时代最具变革性的运动更深远的历史。

特雷尔·卡弗先生对附有注解的书目进行了更新，其中都是可以找到的英语推荐作品（当然是选目）。在此要感谢他，一方面删除了一些显然已经被替代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在清单中增加了许多新的篇目，这种多元化本身就已经说明，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领域，在知识、思想和新的方法上范围都在不断扩大。

我还要感谢两位朋友：一位是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教授，他通读了整本书，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本人从中大受裨益；还有一位是G. A. 科恩先生，他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意见，也给予了极大的鼓励，这些正是我所需要的。还要谢谢我的朋友弗朗西斯·格雷厄姆—哈里森先生，他修订了整个索引，也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主事者们，他们给予了模范性的谦让与耐心。

1977年于牛津，I.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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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作者按

借着本书新版的机会，我得以对一些事实和判断上的错误加以更正，同时弥补在阐述马克思观点时的一些遗漏之处，包括社会的和哲学的，尤其是被其第一代追随者与批判者所忽略，直到俄国革命之后才大放光彩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他关于异化与人类自由之间关系的观点。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更新了文献书目（虽然我只能局限于英语版的间接作品），谨向C. 阿布拉姆斯基先生与T. B. 博托莫尔先生致谢，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与宝贵建议。在此我还要感谢S. N. 汉普希尔教授重读了此书的前半部分，并且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意见。

1963年于牛津，I.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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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作者按

我想借此感谢我的朋友与同事，他们拨冗读完了此书的手稿，并且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从中获益良多；特别要感谢A. J. 艾耶尔先生、伊恩·鲍恩先生、G. E. F. 奇尔弗先生、S. N. 汉普希尔先生以及S. 拉什米勒维奇先生；我还要感谢弗朗西斯·格雷厄姆—哈里森先生为本书编写了索引部分；感谢H. A. L. 费希尔夫人与戴维·斯蒂芬斯先生阅读了校样；感谢墨图安先生同意我使用在本书第188页中所引用的文字；特别要提到的是，感谢牛津大学全灵学院在我当访问学者期间，允许我拿出一部分时间用于一项完全在我正常研究范围之外的工作。

1939年5月于牛津，I.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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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事物与行为就是其所存在的样子，其结果也是其将要成为的样子：我们为何还要竭力去自欺欺人呢？

——巴特勒主教

在19世纪，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能与卡尔·马克思一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透彻和深远的影响。在其一生之中及其身后，他在理智和道德上对其追随者们都起到了支配性作用，即使在民主的民族主义的黄金时期，这种支配作用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里，涌现出了一批批伟大的人民英雄和烈士，以及富有浪漫色彩，几乎是传奇性的人物，他们的生命和言行导引着民众的憧憬，在欧洲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传统。然而，在任何时候，马克思都不能被称作普通意义上的公众人物：显然他绝不是什么流行作家或演说家。他的写作范围十分广泛，但他的作品在其生前并未流传开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这些作品开始广为人知（其中一些是后来才得以传播的），人们传阅这些作品的热情与其说是对它们本身质量的认同，不如说是那与他紧密相关的运动的好名和恶名得以传播开来的结果。

马克思完全缺乏作为一名伟大人民领袖或者煽动者的特质，也不是俄国的民主斗士亚历山大·赫尔岑那样的天才宣传家，也不具备巴枯宁那样非凡的雄辩口才。他大部分的工作生涯都是在相对默默无闻的状态下在伦敦度过的，不是在自己的书桌前，就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广大民众对他知之甚少，然而到他去世前，他成了一位广为人知、受人景仰的人，成了一场强大国际运动的领袖。他的生涯或性格中没有任何成分特别激起人们的想象力，或者唤起无限的热忱，一种狂热的，甚至是宗教式的崇拜，而当初科苏特、马志尼，甚至是晚年时的拉萨尔都是被追随者们怀着这样的心态加以热捧的。

他并不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即便出现也不是特别成功。在他出席的宴会或公众会议上为数不多的几次演说中，他的讲话总是过多地铺陈事实，夹带点枯燥和唐突，希望从听众那里索取一点尊重而不是热情。从性格上来说他是一位理论家和知识分子，本能地想要避开与群众的直接接触，而他毕生的精力却又都耗费在了对这些群众利益的研究之上。在很多追随者看来，他似乎是一位遵循教条、喜欢说教的德国教师，总是无休止地在重申自己的论点，而且越来越锋利尖锐，直到他这些论点的精华留在那些信徒的脑中无法消除。他关于经济学方面的内容一大部分都是在对工人们讲课时初次得以阐述的：据说他在这些环境下的讲授和阐述就是简明扼要的典范。但他写得很慢，也很痛苦，就像那些敏锐而又高产的思想家有时候一样，几乎跟不上自己思想的速度，急不可耐地既想阐述一个新的教义，又想预先阻止任何可能的反对观点；那些发表的版本，在讲述抽象问题时，往往都有失平衡，而且细节上十分晦涩，虽然中心思想从未真正存在疑问。他本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点，曾把自己和巴尔扎克《无名的杰作》中的主人公相比，那个人就试图将自己脑中形成的图像用笔画出来，于是一遍又一遍地、无休无止地在画布上修改，最终却只是画出了一团五颜六色、没有形状的东西，但在他本人眼里却正好表达了自己头脑中的图像。

他属于一个比之前历代更加强烈而审慎地培养想象的时代，在一群认为思想比事实来得更加真实，个人关系远比外部世界的事件含义更广的人中长大成人；对他们而言，公众生活有时就会被从他们自己丰富而复杂的个人经验世界层面加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本质上不是个能自省的人，对个人，或者对精神或心灵状态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技术的快速进步，带来财富的急剧增加，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和文化上的错位和混乱，而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人，未能正确评价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革命性转型的重要性，因而只会激起他的愤慨与蔑视。

他天生有着强大、活跃、实际、理智的头脑，对不公平有着敏锐的感觉，异常地缺少感性，对知识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情感主义极为厌恶，就像对资产阶级的愚昧和自满的厌恶一样；在他看来，前者总是漫无目的地喋喋不休，远离现实，而且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一样讨厌；后者则无比虚伪，自欺欺人，沉浸于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中，对其所处时代的明显社会特征视若无睹。

他总是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粗俗鄙陋的世界中（也许他潜意识中对自己生来带有犹太人血统这一事实的厌恶，使得这种感觉更加强烈），这更增加了他与生俱来的无情与好斗，从而产生了一个大众想象中令人敬畏的人物形象。他那些有名的崇拜者会发现，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富于情感或心肠柔软的人，或者是个关心他所接触的大多数人感受的人；在他看来，他所遇到的大多数人不是蠢蛋就是马屁精，对于他们，他公然带着怀疑或轻蔑的态度。如果说他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态度十分专横、强势，那么在让他感觉十分安全的家人和朋友组成的亲密小圈子里，他还是很体贴、很温和的；他婚姻生活基本上不能说不幸福，对自己的孩子也很喜欢，对自己一生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怀着几乎坚不可摧的忠诚与热爱。他没什么魅力，行为举止也时常有点粗俗，容易藏不住心中的仇恨，但即便是他的敌人，都被他人格的力量与激情、他观点的大胆与广度、他对当前局势分析的广泛性与杰出性所折服。

他一生都与同时代的那些革命者格格不入，对那些人、对他们的方式、对他们的目标都不友好。不过，他的这种孤立不仅仅是性格原因或者时空的偶然。无论大多数欧洲的民主人士在个性、目标和历史环境方面的差异多么巨大，他们在一个根本属性上彼此是一致的，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合作，至少是原则上的合作成为可能。无论他们是否相信暴力革命，他们中的大多数毕竟还是倾向于全人类所共有的道德标准。他们批评、指责现有的人类生存环境，依据的是一些先入为主的理想、一些体系——至于这些体系是否合适，根本无须证明，对于任何有着正常道德观念的人来说，它们是不证自明的；他们的设想，依照各自在实践中可实现程度的不同而相互区别，并且相应地可以被归类为更加偏离于或偏向于空想社会主义，不过，关于追求的终极目标，各民主思想流派之间还是有着广泛的一致。对于提议的方式的有效性，对于与现有势力达成妥协在道德上或实践中可行的程度，对于特定社会制度的特点与价值，并且因此对于所采纳的相关政策，他们有着不同意见。不过，即便是他们之中最暴力的群体——雅各宾派和恐怖分子（也许这些群体还更甚于其他人）——也相信没有什么东西是个人的坚强意志改变不了的；他们也相信，强有力的道德目标是充足的行动源泉，它们本身就是因为众人都接受的价值观而变得合理。所以正确做法就是，首先确定人们希望这个世界成为什么样子；然后，人们应该据此来考虑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保留多大部分，摒弃多大部分；最后，人们应该寻找最有效的完成必要改革的方式。

这样一种态度，在任何时期的大多数革命者与改革家们中相当普遍，马克思则完全不予同情。他坚信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是不会仅仅因为在某种理念驱使下的个人干预而改变的。他相信，人们为了给自己的目标正名而诉诸的内在经验，非但不是在揭示某种被称为道德或宗教的特定真理（在历史性地被置于特定场合的人群中），反而往往会导致神话和幻想的产生（既有个人的，也有群体性的）。受产生时的物质环境影响，神话有时在客观真理的伪装下，代表了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希望相信的一切；在它们欺骗性的影响下，人们错误地解释了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本质，错误地理解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因而错误地计算了自己和别人的势力范围，从而错误地估计了自己和对手的行为后果。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民主主义理论家不同，马克思相信价值不能脱离于事实加以考量，而必须依赖于看待事实的方式。真正洞察历史发展进程的本质和规律，无需任何已知的道德标准的帮助，其本身就会向任何理性之人指明，哪一步才是他应该采取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进程才会最符合自己所在的社会秩序的要求。

因此，马克思并没有新的道德或社会理念要强加到人们头上；他并不要求改变心意：仅仅改变心意，不过是用一种幻想去替代另一种而已。和自己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不同，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他是诉诸理性的，诉诸实用知识，指责知识上的恶行或盲目，坚持认为，人们为了懂得如何摆脱自己深陷其中的混乱，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理解他们所处的真实环境；他相信，对人们所处的社会中力量制衡情况的正确估计，将会预示着合乎理性追求的生活形态。

马克思指责现有的秩序，不是通过理想，而是通过历史的角度：一般而言，他并非因为它不公平，或不成功，或因为人类的邪恶或愚蠢而加以指责，而是因为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这规律必然导致到某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一个阶级用不同程度的理性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时，要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并因而导致对人们的压迫和伤害。压迫者们受到了威胁，但威胁的内容不是受害者们蓄意的报复，而是历史为之准备的即将发生的必然崩溃（以基于某个敌对社会群体利益的行动为其表现方式），因为一个完成了自己社会任务的阶级注定要退出人类历史舞台。

不过，尽管原本是想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他所采用的却是一种先驱和预言家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以人之名，而是为宇宙法则本身代言，没有想要拯救或者改善什么，而是要去警告、谴责，去揭示真理，更重要的是去驳斥谎言。“Destruam et aedificabo”（吾欲破且立），这是蒲鲁东写在其某本著作前面的话，更加恰当地表达了马克思对于自己指派的任务的观点。到了1845年，他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阶段工作，熟知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的本质、历史与进化规则。他得出结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通过创造性劳动不断试图掌控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历史。这一行为在对立阶级的斗争中得到体现，其中一个阶级必须是胜出方，尽管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进步总是由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相继构成的。从长远看，这些代表了理性的进步。那些十分理性的人总会将自己与所处社会中的进步阶级，也即上升的阶级挂起钩：要么在必要时通过刻意抛弃过去的历史，让自己与那个阶级联合起来，要么在历史已经把他们推到那个阶级位置时，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且依此来行事。

相应地，马克思在确认自己所处时代的新兴阶级是无产阶级后，便将自己的一生投入为其争取胜利的努力之中，而他自己决定要在其中充当领头人。这种胜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由历史的进步所确保，但是人类的勇敢、决心和智慧能让它来得更近些，让过渡阶段更少一些痛苦，带来的矛盾更少一些，对人类物质的浪费也少一些。从此，他的地位便成了指挥官，积极投入某场运动之中，因而他并没有不断地号召自己和他人陈述加入某场战争的理由，或者列出支持某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理由：战争的状态与个人在其中的地位已经确定；这些事实不容置疑，只需接受和验证；人们唯一的任务便是打败敌人，其他所有问题都是空谈，都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假设前提之上，因此也都无关主题。正因如此，马克思晚年的作品中才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终极原则的讨论，也完全没有为自己反对资产阶级正名的意愿。敌人的优点或者缺点，或者如果敌人或战争完全不同于现实又会如何，这些在战争中都无关紧要。在真正的战争时期引入这些不相干的问题，就等于分散自己的支持者们在关键问题上的注意力（不管他们能否意识到，这些关键问题都是他们所面临的），并因而削弱他们的抵抗能力。

在真实战争中，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资源以及敌人的资源有准确的把握，了解此前社会的发展历史，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实现胜利目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资本论》便试图给出这样一种分析。书中几乎完全没有明确的道德辩论，缺少对良知或原则的呼吁，对于胜利之后即将或者应当发生的事情同样明显缺少详细的预判，这些都是过分关注于行动的实际问题带来的结果。关于不可剥夺的普遍天赋人权，关于属于每个人的良知（无论其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如何）的观念，都被斥为自我保护的自由幻想。社会主义不会恳求，而是要求；它不谈权利，只谈从束缚的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新生活方式，在它势不可挡的方式面前，旧的社会秩序明显开始分崩离析。道德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观念与理想，随着它们发源的社会环境变化而变化：如果认为它们任何一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不可更改的，就等于相信它们所从属的制度（在这里便是资产阶级制度）是永恒不变的。

这一谬论被认为构成了18世纪以来的唯心人道主义者们的伦理学与心理学教义。因此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所共有的那种臆断给予了极端的不屑和厌恶——他们认为，既然所有人的利益最终都是，而且一直以来都是一致的，那么每个人都采取一种理解、友好与行善的方式，可能会使“最终所有人都感到满意”成为可能。如果阶级斗争是真实的，那么这些利益就完全是不可调和的。对这一事实的否认，只能归因于愚蠢地或愤世嫉俗地忽视真理，这是被历史一再暴露的一种特别邪恶的虚伪或自我欺骗形式。这种观点上的基本区别，而不仅仅是性格或天赋资质上的不同，正是将马克思与资本主义激进分子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截然区分开来的地方，对于后者来说，让他们感到困惑而愤怒的是，马克思对他们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年的猛烈的、坚持不懈的谴责和斗争。

他痛恨一切形式的浪漫主义、情感主义和人道主义；因为急于避免诉诸自己听众们的真实情感，他系统地从其运动相关的宣传文献中删去了所有老式民主主义修辞的痕迹。他在任何时候从不主动让步，也不要求对方让步，从未加入任何靠不住的政治联盟，因为他向来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凡是加上他的名字的那些声明、信仰宣言和行动章程，几乎都很少提到道德进步、永恒正义、人类平等、个人或国家权利、信仰自由、为文明而斗争，或者其他一些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民主运动中惯用的（曾经也的确代表过理想的）词汇；他认为这些词汇言不由衷，毫无用处，只代表着思想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无能而已。

这场战争必须在每一个前沿阵地上打响，并且因为现代社会是政治性地组织起来的，必须以那些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注定作为征服阶级出现的群体为基础，成立一个政治党派。必须不停地教给他们，在当前这个社会中看起来似乎牢固不变的，实际上注定会迅速灭亡。但人们也许会发现这一事实很难令人置信，因为有了道德、宗教、政治与经济上的假设和信仰的巨大的保护性外衣，这些正是濒临灭亡的阶级有意或无意地创造出来的，使自己和别人对即将到来的命运视而不见。想要看透这层烟幕，看到事件的真实结构，是需要智慧、勇气以及敏锐感觉的。混乱的局面，以及它注定要随之结束的危机的临近，将会说服每个头脑清醒、密切关注的旁观者，为了生存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需要做些什么——因为除非是已经真正死亡或正在咽气的人，没有人能够做一个对与自己生命密切相关的社会的命运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不是由某个内心幻想所确定的、对不同的人呈现出不同内涵的主观价值观，而是对这些事实本身的认知，决定着理性的行为。

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能够在不颠覆其整个基础的前提下继续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那这个社会就被认为是进步的，并且因而是值得支持的。而当一个社会被认为是反动的，那它已不可避免地走入死胡同，无法避免内部骚乱和最终的崩溃，尽管它还在为生存做出最绝望的挣扎。这些挣扎本身就产生了“它最终会屹立不垮”的不理智信仰，而这不过是一剂镇痛剂，有了它，一切行将灭亡的制度必然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的症候视而不见。然而，被历史宣判灭亡的必将烟消云散：即使是在不可能的时候，还要说哪些应该保留下来，就等于在否认宇宙的理性计划。

指责发展过程本身，即人类奋力完全实现自己权力的途中所经过并且所依赖的痛苦斗争，对马克思而言，不过是一种幼稚的主观主义，因为它对生命的观点是病态的，或者肤浅的，同时还带着不理智的歧视心态，追求这种或那种昙花一现的价值或制度；它揭示了对旧世界的依附，也是从其价值体系中尚未完全解放出来的一种表现。这在他看来，似乎就是在诚挚博爱情感的伪装下，不为人知地萌发着懦弱与背叛的种子，而这都源于一种要与反动势力相妥协的根本渴望，这是一种对革命的秘密恐惧心理，这种心理基于对失去舒适和特权的恐惧，基于深藏内心的对事实本身的恐惧，基于对直面公众的恐惧。然而，在现实中是不可能有妥协的；人道主义不过是一种柔化了的、顾全面子的妥协，就因为希望避免公开战斗的危险，甚至是胜利的危险与责任。没有什么能像懦弱一样激起他的愤怒，因此他每当提到懦弱时，总是带着一种怒发冲冠并且经常是毫不留情的语气，开了那种严厉的“唯物主义”风格之先河，在革命社会主义文献中发出了一种不为人所熟悉的声音。这种崇尚“赤裸客观”的风潮，尤其是在后来的俄国作家中，形成的结果就是，人们总是设法给有时并不十分让人惊讶的命题换上最尖锐、最朴素、最惊人的陈述方式。

马克思，据他自己的阐述，几乎是从偶然的缘起着手打造他的全新工具的：在与政府就只有地方范围内重要性的经济学问题进行争论的过程中（参与争论时他还是某家激进新闻报刊的编辑），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发展原则几乎一无所知。这场论争发生在1843年。到了1848年，他作为政治学和经济学思想家的基本观点已经完全形成。他带着一种巨细无遗的态度，创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学及其发展理论，其中精确地揭示了所有类似问题的答案该到哪里、该用何种方式才能寻找得到。这一理论的原创性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之所以说它是独创的，并非指艺术作品在表现至今未曾得到表达的个人经验时的那种独创性，而是指科学理论被称为独创时，它们都为一个迄今未曾解决，甚至未系统阐述过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它们可以通过修改、综合现有观点来形成一个新的假设。马克思从未试图否认自己从其他思想家那里得到的裨益：“我是在进行一场历史正义的表演，是在向每个人归还他应得的东西”，据称他曾这样高尚地表示过。但是他也的确说过，自己第一次为此前那些要么被误解，要么被错误地或不充分地或不明确地回答过的问题，找到了一个完全充分的答案。马克思寻求的特色不是创新，而是真理，当他在别人的著作中找到了真理（早些年在巴黎时，也就是他的思想基本方向成型时期），他就会尽量将其融入自己的新综合推理。结果就是，具有创新性的不是任何某个构成部分，而是整个中心理论，正是通过这个中心理论，各个组成部分才相互关联起来，使得彼此在一个单一的系统性整体中互为依据，互相支撑。

因此，想要找到马克思提出的某个学说的直接来源，是件相对简单的事，为数众多的批评家都急不可待地去做过。很可能的是，他所有观点的起源，无一不是可以在此前的或同时代的作家那里找得到的。因此，建立在废除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集体所有制理论，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也许在过去两千多年中的大多数时期都拥有众多支持者。所以人们经常争论的问题，即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否直接源自摩莱里或马布利、巴贝夫及其追随者们，或者源自对法国共产主义思想的德国阐释中，显得有些过于纯学术化，因而也就无足轻重。至于更具体的学说，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在霍尔巴赫近一个世纪以前发表的一本专著中有过完整阐述，而霍尔巴赫的这一理论很大程度上源自斯宾诺莎；与马克思同一时代的费尔巴哈则对这一理论进行修改，重新提了出来。“人类发展史就是社会阶级斗争史”的观点则源自兰盖与圣西门，在很大程度上被梯叶里和米涅这些当代法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所采用，同样也被更加保守的基佐所接受，这是马克思所承认的。关于经济危机规律性重现之必然性的科学理论大概是西斯蒙第首次提出的；第四阶级兴起的理论当然是早期法国共产主义者们提出的，后来被与马克思同一时代的施泰因和赫斯在德意志境内传播开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则是巴贝夫在18世纪最后十年间提出的模糊概念，到了19世纪被魏特林和布朗基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明确阐述；关于工人当前与未来在工业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重要性的理论，路易·布朗和法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们的阐述比马克思愿意承认的要完整得多。劳动价值理论来自洛克、亚当·斯密、李嘉图以及其他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剥削与剩余价值理论来自傅立叶，而关于用刻意的国家控制作为其补救办法的理论出现在早期英国社会主义者，例如布雷、汤普森与霍吉斯金的著作中；无产阶级异化理论是由麦克斯·施蒂纳至少先于马克思一年提出来的。而黑格尔和德国哲学的影响则是最深远的，也是最广泛的。像这样的清单可以很容易地拉得更长。

18世纪并不缺少社会理论。有一些理论萌芽初期就已消亡，另一些则在知识气候适宜的时候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影响了人们的言行。马克思将这浩如烟海的素材逐一进行筛查，从中挑出自己认为是原创的、真实的、重要的东西，并且以它们为基础创建了一个社会分析的新工具，其主要优点不在于自身的漂亮或者连贯性，也不在于其情感上或知识上的力量（伟大的乌托邦体系是思辨想象的更崇高作品），而是在于对简单基础原则与综合性、现实性和细致性的结合。它所假设的环境实际上符合它目标公众的个人第一手经验；它的分析，在用最简单的方式加以阐述时，显得既新颖而又深刻，而这个代表了德国唯心主义、法国理性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独特综合形式的新理论，似乎的确将此前看似互不关联的大量社会现象串联到一起，并且提供了解释。这为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流行口号提供了具体含义。更加重要的是，它使得运动不再只是像宪章运动一样，往自己身上加上一堆具体的但是联系松散的政治与经济目标，煽动群众的不满与反抗情绪，而是做得更多。它重新引导这些情绪，使之朝向系统性地相关的、直接的、可行的目标，这些并非被当作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人的终极目标，而是被当作适合于代表某个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革命政党的目标。

马克思理论的主要成就，就是用人们熟悉的经验性的词汇，为当时那些最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清晰的、统一的答案，并且从中推导得出明确实际的方针，而没有在二者之间创造一些明显是人为的联系。这也赋予了马克思理论强大的生命力，使之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击败对手，屹立不倒。这一理论主要是在1843年到1850年的艰苦岁月中于巴黎完成的，那时在世界危机的压力之下，通常隐藏在社会生活表面之下的经济与政治发展趋势在范围与强度方面都有所增加，直到它们打破正常时期被现存制度所保护起来的框架，并且在各方面力量最终碰撞之前的短暂光明时刻，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的真实特点，之后一切重又变得含糊不清。这为在社会理论领域进行科学观察提供了一个并不多见的机会，马克思从中受益良多；在他看来，这个机会似乎对他的假设提供了完全的验证。

这个体系最终表现出来的便是一个宏大的结构，不是通过直接进攻就能攻克的，在其高墙之内包含着各种资源，打算要去迎击敌人所掌握的每一件已知的武器。其影响对朋友和敌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尤其是对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的影响极大。它改变了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进程，因为在它之后，有一些东西不可能再被人合理可信地谈起。没有哪个学科在成为战场的过程中会失去什么，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经济因素在决定人类行为过程中首要性的强调，直接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史的深入研究，这种研究在过去尽管从未被完全忽略，但也从未达到目前这么显眼的位置，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把这一领域的历史学研究往前推动了一把——就好比前一个时代，黑格尔学说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一样。对于历史学与道德问题的社会学处理方法，康德以及其后的斯宾塞与丹纳曾经讨论并且设想过，但只有在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使其结论变成了热点问题时，才成为一门精确而具体的研究，因为论争对证据的寻找更加狂热，对方法的关注更加强烈。

1849年，马克思被迫离开巴黎，来到英国。对他来说，伦敦，尤其是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就是“一个察看资本主义社会的方便又合适的观察哨”，是一个弹药库，而其所有者似乎并没有看到它的重要性。他一直以来很少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生活在自己的、大部分是德国人组成的小圈子里，其中除了他的家人外，还有一小群亲密朋友与政治同伴。他很少结识英国人，对于他们或其生活方式既不理解也不关心。他是一个对于周围环境影响异常无动于衷的人：新闻报纸或者书本之外的东西他几乎一概不看，直到去世前，对于身边生活的质量或对于这种生活的社会与自然背景相对不那么关心。就其个人学术发展而言，他也许在马达加斯加也一样能度过流放时光，只要那里能确保书籍、杂志和政府报告的日常供应：当然，如果真是如此，伦敦民众对他的存在的关注也几乎不会更少。他一生中逐渐定型的、心理上来说最有意思的几年到1851年就结束了：从此之后，他在情感上和学术上都已定了型，再也没有多大变化了。他还在巴黎的时候，就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希望能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和即将到来的灭亡做出一个完整的解释和说明。他是在1850年的春天开始着手这项工作的，持续了大约二十年，其间出于临时策略需要，也由于为支撑整个家庭而从事新闻业的需要，这项工作经常被打断。

在他住在伦敦的三十年里，他写作的小册子、文章和书信，形成了一种依照自己新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政治事务的连贯评论。这些评论十分尖锐、明晰、刻薄、现实，语气上则十分现代，刻意地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盛行的乐观主义态度针锋相对。

作为一名革命人士，他反对采用阴谋式的方法，认为这是过时的，也是没有成效的做法，极易遭到公众的批评，却又无法撼动对方的基础；相反，他自己致力于创建一个由社会新观点所统治的开放式政党。他的后半生几乎全部花在了为自己所发现的真理搜集证据并加以传播的工作之上，直到这些真理被传播到其追随者的整个世界里，并且被有意识地融入他们的所有思想和言行之中去。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耗费了一切来实现这一目标，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最终实现了愿望。

19世纪涌现了众多著名的社会批判家和革命者，这些人与马克思相比并不缺少创新、暴力和固执，但是没有人能如他那样执着坚定，那样全心全力地将自己一生中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都变为朝向一个专一、直接、实际的目标的手段，对此而言没有什么是太过神圣而不能牺牲的。假如有人认为他的思想领先于他的时代，那么同样一定有人认为他代表了最古老的欧洲传统之一。他的现实主义，他对历史的感觉，他对抽象原则的攻击，他要求任何解决方案必须通过其在真实环境中的适用性和结果加以检验，他轻蔑地将让步或渐进主义视为回避极端行动必要性的方式，他坚信群众易受蒙蔽，因此必须花任何代价，必要时使用武力，把群众从那些欺压他们的无赖和傻子手中解救出来，所有这些使他成为下一个世纪中更加严厉的一代务实革命者的先驱；但是他坚信必须要和过去有一个彻底的了断，认为需要一个全新的、唯一能挽救个人的社会体制——那些个人从社会限制中解放，就会和别人齐心协力，但同时也需要严格的社会指引——正是这些使他居于那些伟大新信仰的专制奠基人，以及那些无情的颠覆者和改革者之列，他们采用单一、明确、热情持有的原则来解释这个世界，凡是一切与原则对立的东西都要受到谴责和摧毁。

他坚信自己的纲领式观点：一个有秩序、有纪律、能自我指导的社会，注定要在当前这种不理性的、一团混乱的世界不可避免的自我毁灭之后产生——这信仰是属于那种无限的、绝对的类型，能够结束一切争论，解决一切困难；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解放的感觉，就像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时人们在新教信仰中，后来又在科学真理中、在伟大的法国革命原则中、在德国形而上学者的理论系统中所发现的一样。如果这些早期的理性主义者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狂热信徒，那么在这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也是一名狂热信徒。但是他对理性的信仰不是盲目的：如果说他诉诸理性，那他诉诸经验证据的程度也不会更少。历史规律是永恒的、不可更改的（要理解这一事实，需要有一个准形而上学的体制），但是它们只能通过经验事实证据建立起来。他的知识体系是封闭式的，任何进入这个体系的内容都需要遵循预先设置好的范式，但它是建立在观察与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他没有受到任何固定思想的困扰。他丝毫也没有表现出臭名昭著的伴有病态狂热的症状，没有突然的兴奋与孤独感和困扰感相互交替——在完全私密的世界中生命往往会给那些脱离实际的人带来的感受。

他主要著作中的主要思想似乎早在1847年就已在他心中成熟了。对其初步的描述在1849年就已做出，七年之后再一次出现，但他在自认为穷尽了这一主题相关的所有文献资料之前，是无法开始写作的。这一事实，加之很难找到出版方，又需要养家糊口，再加上过度劳累和频繁生病，结果就使得出版工作往后推迟了一年又一年。第一卷是在1867年，也即从构思起的二十年后才最终得以出版，成为他一生的辉煌成就。该书试图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与规则进行单一的综合性的阐述，其中包含一种从历史角度看待的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同时也不那么明显地包含一种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历史与社会学理论。这种尝试被论述中引人注目地偏离主题的文段所打断，这些文段包括对工人阶级及其雇主生存环境的分析与历史性描述，尤其是从生产制造到大规模工业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情况，这些内容本是用来论证基本观点的，但事实上却展示了历史写作和政治阐释的一种全新的革命式方法。总而言之，它构成了有史以来最令人生畏、最持久、最精心的一次针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控诉，是针对这个社会的统治者、支持者、思想家、情愿的与不情愿的工具的，是针对所有将自己生命与这个社会存亡密切挂钩的人的。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攻击是在它达到物质财富顶峰时发起的，正是那年，格莱斯顿还在一场预算演讲中祝贺自己的国人“财富与权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过去的几年中大家都见证了这一点，都怀着一种轻快乐观的心态与普遍的信心。在这个世界里，马克思成了一名与众脱离的、激烈敌对的人，就像早期的基督徒一样，或者像一名法国的忿激派分子，随时准备大胆拒绝这个世界所存在的和代表的一切，将其理想称为一无所值，将其美德称为恶行，谴责其制度，因为它们是资产阶级的，亦即因为它们属于一个堕落的、暴虐的、不理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必须完全地、永久性地摧毁。

在一个摧毁了自己对手的时代（采用的是并不因为其高贵和缓慢就显得低效多少的方式），在一个迫使卡莱尔和叔本华到远古文明或某个理想化的历史时期去寻求解脱，让其主要敌人尼采得病发疯的时代，马克思独自安然无恙、巍然屹立。就像是一名远古的预言家在实施上天赐予他的一项任务一样，基于对未来和谐社会的清晰、坚定的信仰，内心怀着一种平静心态，他见证了自己在各个方面所看到的衰败破落的景象。在他看来，旧世界似乎明显地在他面前崩溃；他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以加速这个崩溃过程，试图缩短结束前最后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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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我永不能默默追求

困住心灵的东西，

从不心满意足地安歇，

我永不停歇地咆哮。

——卡尔·马克思，《感觉》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是海因里希与亨丽塔·马克思夫妇的长子，1818年5月5日生于德国莱茵兰州的特里尔城，其父亲当时在那里当律师。作为曾经的大主教教区，特里尔在大约十五年前曾被法国占据，并被拿破仑纳入莱茵联邦。拿破仑战败十年之后，在维也纳会议上，特里尔被划给了快速扩张的普鲁士王国。

德国各州的国王和王储们——他们的个人权威最近都被法国对其领土接二连三的入侵打得支离破碎——此时都在忙于恢复被破坏了的世袭君主统治体系，这一过程需要人们抛却一切危险的念头，而这些念头已经将德国各地哪怕是温顺的良民从传统的冷漠中开始唤醒。拿破仑的战败和被流放，最终摧毁了那些德国激进分子的幻想，他们本来希望拿破仑中央集权政策即使不能给德国带来自由，多少也能带来国家的统一。只要是有可能的地方，原来的局势都重新被恢复；德国又一次被分裂成半封建式的王国和公国，而它们那些重新被扶上君位的统治者一心要补偿自己多年来所受的失败和屈辱，从而着手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恢复旧制，急于一劳永逸地除掉民主革命的幽灵——那些开明一些的臣民总是让他们对这幽灵保持着清醒的记忆。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这方面尤为积极，在地主阶级和普鲁士存在的有地贵族阶级的帮助下，学着梅特涅在维也纳所做出的榜样，他多年来成功地阻止了自己大多数同胞试图带来的正常社会进步，营造了极端沉闷、无望的一潭死水般的氛围，而即使是处于保守时期的法国和英国相比之下都显得更加自由、更有生气。

德国社会中更为进步的人士最为敏感地觉察到了这种氛围——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也包括大部分资产阶级和城市中（尤其是西部）开明的贵族阶级，这些地方一直和普遍的欧洲文化保持着某种联系——它所采用的形式便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法规，这些法规是设计好来保留，在某些情况下来恢复特权、权利与限制的，其中很多都能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很多是遗留下来的、连古董的美感都早已失去了的糟粕；由于与新时代的需求直接对立，它们需要并且获得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破坏性的关税结构以保全自己。这就导致了系统性阻碍贸易与工业发展的政策的产生，并且因为过时的结构仍需顶住大众压力保留下来，导致了专制官僚的产生，其任务便是将德国社会从自由思想和制度的传染性影响中孤立开来。

警察手中的权力不断加强，对所有公众和私人生活相关的部门实施严格监管的制度被引入，这些都激发了抗议文学的兴起，而这恰恰是政府监察部门严格禁止的。德国的作家和诗人们纷纷自发流亡，从巴黎或瑞士掀起一场反对政府的热情洋溢的宣传运动。总体局势变化在社会一个独特群体环境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而后者在整个19世纪中往往充当了反映社会变革方向最灵敏的晴雨表——那就是规模不大却广为分布的犹太人群体。

犹太人有充分的理由对拿破仑心怀感恩之情。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努力去摧毁当地社会阶层与特权的传统体系，摧毁种族、政治与宗教隔阂的传统体系，让自己新近颁布的法律条令取而代之，这些法律条令宣称其权威源自理性和人类平等的原则。通过向犹太人敞开此前被严格禁止的贸易与职业的大门，这一举措的结果就是释放了大量被困已久的能量和野心，使得一个此前受到种族隔离的社群对普遍欧洲文化予以热情的（有时甚至是过于热情的）接纳。从那一天起，这就成为了欧洲社会前进发展中一个崭新而重要的因素。

但这些自由举措中有一部分后来又被拿破仑自己收回，而剩下的那些规定大部分被复辟上位的德国君主们所废除，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很多急于摆脱父辈们流传下来的传统生活模式、奔向更为广阔的光明大道的犹太人，如今却发现在他们面前突然间敞开一半的大道又突然间被重新封死，因而不得不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们要么重拾旧途，痛苦地重新回到自己大部分家人依旧在艰难度日的贫民窟中去，要么改变自己的姓名和信仰，摇身一变成为德国爱国主义者和基督教会成员，开始新的生活。

赫歇尔·列维的经历便是整个一代人的典型例子。其父亲马克思·列维、他的兄弟以及他们的父亲，都是莱茵兰的拉比，他们就像绝大多数犹太同胞们一样，在一个虔诚的、近亲繁殖的、自我中心感强烈的社会限制圈中度过终生，周围便是充满敌意的基督徒。他们躲到充满自尊和猜疑的保护墙后寻求庇护，若干个世纪以来，这道墙成功保护他们不与外面不断改变的生活相接触。然而，启蒙运动甚至开始渗透进这个人为的中世纪限制圈，赫歇尔曾接受过世俗的教育，成为法国理性主义者及其信徒德国启蒙派（Aufklärer）的一名追随者，很年轻就改变信仰，成为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拥趸。他满怀着天真和直率接受了这一信仰，长年以来的暗无天日和反动阻力都未能动摇他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他那简单而乐观的人道主义。他与自己的家庭完全割裂开来，将自己的姓改成了“马克思”，交上了新的朋友圈子，培养了新的兴趣爱好。他的法律职业生涯也算成功，并且开始奔向一个稳定的未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德国资产阶级家庭的当家人，而此时，1816年的反犹法律突然切断了他赖以谋生的途径。

他也许对基督教会没有格外特别的敬仰，但对犹太教堂的感情却是更少，而且，怀着模糊的自然神论信仰，他在与其普鲁士邻居们得到适度启蒙的路德教信仰保持一致的过程中，并未发现有任何道德上或者社会上的阻碍。至少，如果他有所迟疑，也没有迟疑太久。他在1817年早期的时候正式受洗加入基督教，一年之后他的大儿子卡尔诞生。后者对与宗教（尤其是犹太教）有关的一切都怀有敌意，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这种信仰转变者有时所处的特殊而难堪的境地。有些人通过成为虔诚甚至狂热的基督徒来摆脱这种境地，而有些人则采用背叛一切既成的宗教信仰的方式。他们内心受到的折磨程度与自己的敏感和知识成比例。海涅和狄斯累利终身都受到自己特殊境地所致的个人问题的困扰；他们对于父辈的信仰既没有宣布放弃，也没有完全接受，却要么嘲笑，要么为之辩护，或者在两种态度间摇摆不定，心里不自在地意识到自己模棱两可的处境，永远怀疑“被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完全接纳”这一种虚幻表象之下，还隐藏着轻视或屈尊俯就。

而老马克思却丝毫没有这些情结的困扰。他是一个简单、严肃、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并非极端智慧或者异常敏感。作为莱布尼茨、伏尔泰、莱辛和康德的追随者，他还拥有温顺、胆怯、随和的脾气，并最终变成一名热情的普鲁士爱国主义者和君主制度拥护者，他用来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的例子便是腓特烈大帝——一位宽容、开明的君主，与对进步知识分子怀有臭名昭著的蔑视的拿破仑相比起来，表现好多了。接受洗礼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基督徒的名字海因里希，让自己的家人都成为自由的新教徒，积极拥护普鲁士现有的秩序和在位的君主。他急于想支持自己最喜欢的哲学家们所描述的理想君王的形象，结果不招人待见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将他忠实的想象完全毁掉了。事实上，据人们所知，这个胆小孤僻的人唯一一次大胆行事是在一次晚宴上，他发表了一个演讲，表示希望能有轻微适当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以配得上开明慈善的统治者。这很快引来了普鲁士警察的注意。海因里希·马克思马上收回了一切言行，努力告诉别人自己完全无害。这件很小但让人丢脸的事，尤其是父亲怯懦屈服的态度，肯定给十六岁的大儿子卡尔·海因里希留下了阴影，从此埋下一丝怨恨在心里闷烧，后来终被扇成大火，这并非不可能的事。

他的父亲很早就注意到，自己其他的孩子虽没有什么出众之处，卡尔却表现得像个不同寻常、难以管教的儿子；他身上有着敏锐、清晰的智慧，也有着固执、刚愎的脾气，对自由独立有着极端的热爱，有着特别的情感自制力，而且有着巨大的、难以遏制的求知欲。胆小怯懦的律师终身都在社会与个人的妥协中度过，对自己儿子的固执强硬感到不解又有点担心，在他看来，这种固执势必会让他与重要人物为敌，终有一天它会给儿子带来大麻烦。他在给儿子的信里，急切地恳求儿子控制自己的热情，对自己的言行多加节制，在可能对后半生没有多少用处的事情上少花些时间，要养成礼貌、文明的习惯，不要忽略可能帮助自己的人，尤其是不要因为激烈地拒绝改变自己而疏远任何人——总之要满足自己将在其中度过一生的社会所提出的基本要求。然而这些信件，即便在内容上再不赞成，语气上也是温和亲切的；尽管对儿子的性格和职业越来越担心，海因里希·马克思对他还是充满了本能的慈爱，从未在任何严肃问题上试图反对或威逼他。正因如此，他们父子间的关系一直温情而亲密，直到老马克思1838年去世。

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父亲对于儿子认知的发展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老马克思相信孔多塞的观点，认为人生来就是善良的、理性的，而要想使这些品质得以保留，只需要将那些人为的障碍从人生道路上清除。它们已经开始消失，消失得很快，那一刻正在快速到来——最后的反抗堡垒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将会在理性不可抗拒的挺进面前逐渐消失。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种族的障碍都是神父和统治者们刻意推行蒙昧主义的产物；这些障碍清除之日，新的曙光将会降临人间，那时人人都将平等，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在他们正式的、外部的关系上是平等的，而且在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上，在他们私密的日常交际中也是平等的。

对他来说，自己的经历似乎成功印证了这一点。身为一名犹太人，一个处于法律和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得到了和自己更加文明的邻居们一样的平等，赢得了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重，而且受到同化，融入了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更加理性、更有尊严的生活模式。他相信在人类解放的历史上崭新的一天正在降临，在这种光辉的照耀下，自己的孩子们也会和那些生来自由的老百姓一样，在一个公正自由的国家里生活着。

这种信仰的元素在他儿子的社会学说中反映得十分明显。事实上，卡尔·马克思并不相信理性辩论的力量能够影响行为：和一些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不同，他不相信人类生存条件的持续改善。从人类征服自然这个意义上来说能够称为进步的发展，是以对真正生产者（即工人阶级）的不断加强的剥削和贬低为代价获得的。并没有一条平坦大路，直接通向大部分人不断增加的幸福或自由；最终和谐地实现人类全部潜能的道路，就在众多人类不断增加的痛苦和“异化”之间。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类进步的矛盾特征的含义所在。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自始至终都是一名理性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他认为社会变革的进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相信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社会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发展是向前进步的；每一个前后相继的阶段的确代表着进步，因为它使理性理想的建立比前面阶段来得更近。就像任何18世纪的思想家一样，他极其厌恶感情主义、对超自然原因的信仰、任何形式的幻想，系统地低估了诸如民族主义、宗教和种族团结等非理性力量的影响。因此，尽管黑格尔哲学对他一生产生的单一构成式影响也许最大，但他父亲和父亲的朋友们灌输给他的哲学理性主义原则起到了明显的教育作用，以至于后来他遇到浪漫主义学派提出的形而上学体系时，不像他同时代众多人士一样，被其魔力完全击倒。

正是这种早期生活中就养成的对清楚求证、实验假设这一方法的明显偏好，使他在时下流行的哲学面前能够保持关键的独立性，并且后来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能够将其变为自己更加强调实证主义的风格。这也许可以解释他思想上现实而具体的特点（即便是受到了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与伯尔纳、海涅或拉萨尔这些同时代领先的激进人士的观点形成对比——这些人的出身和教育经历在很多方面都和他自己极其相似。

关于他的童年生活以及在特里尔度过的少年时代，人们知道得不多。他的母亲在他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异常地微不足道；亨丽塔·普雷斯伯格来自一个定居荷兰的匈牙利犹太人家庭，她父亲是一名犹太拉比，她本人却是个实在的、未受过任何教育的女人，只操心一大家子的生活起居，而对于自己儿子的才能或爱好从未有过一丝的理解，因而被他的激进主义思想所惊住，后来更是对他的生死毫不关心了。

在海因里希与亨丽塔·马克思夫妇的八个孩子中，马克思排行老二；除了身为小孩时对他的大姐姐索菲亚怀有一丝温柔的亲昵之外，他当时以及后来对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多大兴趣。他被家里送到当地的高中去读书，在那里因为自己的勤奋，以及在关于道德与宗教话题的作文中立意较高、语气认真热情而受到了一些表扬。他在数学和神学课上成绩也不错，但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这种兴趣主要来自两个人的影响，他从这两个人身上受益最多，而且一生中谈到他们时都是满怀亲近和敬佩之情的。其中第一个是他的父亲；另一个则是他们的邻居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男爵，这位邻居与和蔼的律师及其家人一直相处得十分融洽。

威斯特法伦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普鲁士政府官员，属于德国上层阶级中受过良好教育而又自由开明的那部分人，这些人中的代表人物可以在19世纪上半叶他们国家每一场启蒙和改革运动的先驱者中间去寻找。作为一个思想开放、有吸引力而且很有教养的人，他属于那个由歌德、席勒和荷尔德林这些伟人大放异彩的时代。在他们的影响下，他漫游超出了那些巴黎的文艺名流所严格确立的美学边界，和别人一样对但丁、莎士比亚、荷马和希腊悲剧作家这些被人们重新发现的天才有着日益浓厚的德国式热情。他被海因里希·马克思的儿子那令人惊讶的能力和急切的接受力所打动，鼓励他博览群书，把书借给他，带他到周边树林里去散步，和他谈论埃斯库罗斯、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向他这位满怀激情的听众大段背诵名篇。

卡尔过早成熟，成为新浪漫主义文学的热心读者：他在易受影响的成长阶段所形成的这种爱好，直到去世都没有改变过。在晚年生活中，他还很喜欢回忆当年与威斯特法伦度过的夜晚，那段时间似乎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在他特别需要同情和鼓励的一个时期，他从一位比自己年长许多的人那里得到了平等对待；在任何粗鲁或侮辱性的动作都可能会留下永久伤痕的时候，他受到了罕有的礼貌和热情的对待。他的博士论文中就有给威斯特法伦的热情洋溢的献辞，感激和崇敬之情跃然纸上。在1837年，马克思请求迎娶这位先生的女儿，并且得到了他的同意；而由于两人社会地位悬殊，据说这一举动令女方亲属惊愕不已。马克思对别人的评价并不以慷慨著称，在晚年谈到威斯特法伦时，他几乎有点情绪激动。威斯特法伦使那种对自己和自己能力的信念人性化并得到强化，而那种信念成为马克思在任何时期都特有的最显著的特征。他是在成长早期既未受到阻挠也未遭到迫害的不多见的革命者之一。因此，尽管他自大、自负、好斗、傲慢，但在受到病魔、贫困和无休止的斗争困扰的四十年中，依然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了一个异常完整、积极自信的形象。

他十七岁的时候离开了特里尔学校，按照父亲的建议，在1835年秋天进入波恩大学法学院就读。在那里他似乎过得十分开心。他曾说自己打算每周至少听七门课程讲座，其中包括著名的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主讲的关于诗人荷马的讲座，还有关于神话的、关于拉丁诗歌的，以及关于现代艺术的讲座。他过着普通德国大学生快乐而散漫的生活，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写着拜伦风格的诗歌，身负债务，至少有一次因为参加暴乱而被当局逮捕。在1836年夏季学期末，他离开了波恩大学，当年秋季转入了柏林大学。

这一事件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生活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特里尔是一个不大而且美丽的小镇，从更古旧的传统中沿存下来，还没有受到声势浩大的、正在改变这个文明世界形态的社会和经济革命浪潮的波及。科隆和杜塞尔多夫日益加速的工业革命似乎无限遥远；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问题，无论是社会的、思想的还是物质的，来打扰他父亲朋友们那温和而文明的和谐环境，这也是18世纪一块平静的保留地，通过人为努力，保存到了19世纪。与特里尔或者波恩相比起来，柏林则是一个大得多而且人口密集的城市，现代、丑陋、狂妄自大、极端认真，曾经一度是普鲁士行政系统的中心，也是正日益成为其对立面核心的、心怀不满的激进知识分子们的集聚场所。马克思一生都怀着一种出众的享受能力，有着一种很强的娱乐感（尽管或许凝重一些）。但是即便在那时，也没有人能将其描述成浅薄或轻佻之徒。他在周围紧张而又带有悲剧气息的环境中变得清醒起来，突然感觉到了自己，而且满身带着惯有的激情，立刻开始探索和批判周围全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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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精神”的哲学

你所谓的时代精神

事实上就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之精神，

这是一面时代可以对着自我欣赏的镜子。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理性总是正确的。

一

在柏林大学里拥有主要影响力的，如同这一时期其他德国大学中一样，都是黑格尔哲学。对17世纪开始形成、18世纪巩固且浓缩成一个体系的古典时期信仰和风格的日益反叛，逐步铺就了形成这种局面的土壤。在这场反叛运动中，德国最伟大、最有初创性的人物便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他的观点被其追随者和翻译者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套连贯的、教条式的形而上学体系。就如其推广者们所言，这一体系从简单前提中通过演绎推理得到逻辑证实，这些前提对于能够利用绝对可靠的知识直觉之人来说不证自明——而这种直觉是一切可以思考的生物与生俱来的。

这种死板的理智主义在英国受到了攻击，在那里还没有任何形式的纯理性主义能够找到适合生长的土壤。攻击者包括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作家们，洛克、休谟，还有世纪末的边沁，以及那些哲学激进分子，他们一致否认在事物的真实本质中存在着像知识直觉一类的能力。除了人们熟悉的生理感官之外，再没有其他能力能够提供原始经验信息，而其他一切世界知识最终都在此基础上形成。既然所有信息都是通过感官来传递，那么理性就不能成为独立的知识来源，而仅仅负责对此类信息的排列、分类和组合，从中得出推论，对没有它帮助而获得的素材加以处理。

在法国，理性主义的观点受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学派的批评，虽然伏尔泰、狄德罗、孔狄亚克、爱尔维修都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受益于自由思考的英语，但他们还是创建了一个独立的体系，其对欧洲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持续至今。有些人还不至于激进到否认有通过感官以外途径获得的知识，不过也认为，尽管这种天生固有的知识本身是存在的，而且的确能够揭露出有价值的真理，但是它无法为一些命题提供证据，这些命题的无可辩驳的真理便是老一辈的理性主义者自称所了解的，是认真的、审慎的心理自我检查能向任何未被宗教教条主义和道德歧视所蒙蔽的思想开明之士证明的事实。

太多的欺辱都被人通过找到一些权威或某个独特直觉而加以辩护：因此亚里士多德找到理性作证，认为人生而不平等，有些生来就是奴隶，而另一些生来就自由；而告诉人们真理可以通过超自然的方式加以揭示的《圣经》也是如此，它提供了文字，供人们援引去证明人性本恶而必须加以克制——这些论点都被反动政府用来支持政治上、社会上，甚至是道德上现有的不平等状态。然而经验和理性，如果正确理解的话，共同表明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可以找到论据，表明不用任何猜疑，人性本善，理性平等地存在于一切有感知力的生物中，所有压迫和困苦都源于人类的无知，部分是由于在自然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社会和物质条件所致，部分是由于野心勃勃的暴君和寡廉鲜耻的神父们刻意压迫所致，更多时候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邪恶的影响，通过一个开明、仁爱的政府的行动，就能被曝光无遗，进而被消除。当再没有任何障碍阻挡自己的梦想、阻止自己的努力时，人们自身便会追求美德和知识；公正和平等便会取代权威和特权，竞争会被合作所替代，幸福与智慧会成为众人皆有的东西。这种半经验式理性主义的中心教义就在于绝对相信：理性力量能够解释和改良这个世界，此前之所以人们从未能做到这一点，最终原因就是不了解控制自然界（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行为的规则。痛苦是由于多种无知综合造成的，既有对自然的无知，也有对社会行为规则的无知。要想消除痛苦，有一个途径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那就是在人类事物管理中引入理性，而且只需理性即可。

这个任务当然十分艰巨；人类在心智充满黑暗的世界上生活得太久，以致无法从双眼蒙蔽的状态突然转移到光天化日之中。因此逐步开展科学原理方面的教育程序是必要的：理性的成长和真理的发展，虽然它们自身足以战胜歧视与无知的力量，但在已受启蒙的人们做好准备，将其毕生奉献给教育广大身陷黑暗之中的芸芸众生的事业之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障碍：人类痛苦的最初原因，即对理性的忽视和心智的懈怠，虽然不是刻意造成，然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存在着一类人，而且这类人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之上，无知能使得人们对于不公正熟视无睹，这些人利用自己权力所及的一切虚构和方法来抬高非理性。就本性而言，所有人都是理性的，而所有理性生物在自然的理性法庭面前拥有平等的权利。但是统治阶级（君王、贵族、神父、将领们）十分清楚，理性的传播很快就会使全世界的人看清这个巨大骗局：在各种虚构名头之下，包括教会的神圣、国王的神圣权力、宣称的国家自豪感或者对权力或财富的占有，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自然需求，毫无怨言地为维护一个压根就没有权利享受这种特权的少数阶级而辛勤劳作。

因此，阻挠自然知识的发展，是符合社会等级中的上层阶级直接的自身利益的，因为这种知识威胁要暴露其权威群体的独断专行的特征。他们要代之以一种教条式的法则，即一系列用夸张的词句描述出来的令人无法理解的神秘程式，借此来搅乱他们不幸福的臣民们那脆弱的智慧，使其维持在盲目臣服的状态。即便在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也许是真的自欺欺人，渐渐相信了自己虚构的谎言，但一定有一些人知道，只有通过系统性的欺骗，加上偶尔使用暴力的支持，才能维持一个腐败而反常的秩序。因此，对于一个开明统治者来说，首要的职责便是打破特权阶级的权力，允许所有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理性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因为理性永远不能和理性对立，所以一切私人的和公共的矛盾最终都可归因于某个非理性的元素，归因于纯粹未能理解“怎样使看上去对立的利益实现和谐调解”。

理性总是正确的。对于任何问题，只会存在唯一一个正确答案，这个答案凭借足够的勤奋就可以准确无误地找到；这一点放在物理或数学问题上适用，放在伦理学或政治学问题上同样适用。一旦这个答案被找到，那么将解决方案付诸实践，就只是个技术问题了。但是进步的传统敌人首先必须清除掉，也必须向人们灌输这一点的重要性：对于任何问题，都要根据公正无私的科学专家们提出的建议行事——他们的知识是建立于理性和经验基础之上的。一旦这个目标达成，通往太平盛世的道路就平坦在前了。

但是环境影响的重要性也丝毫不亚于教育的影响。如果你希望能够预测某个人的一生，你必须考虑诸多因素，包括他所居住的地区的特点、当地气候、土壤肥力、到海边的距离，以及他本人的体格特征和日常工作的性质。人实质上就是一个物体，人的灵魂就像肉体的存在一样，不受超自然影响的左右，也不具有什么神秘的特征。人整个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普通可证实的物质假设得到解释。

法国唯物主义者拉梅特里在一本有名的著作《人是机器》中，将这种经验主义发展到了极致，事实上已经有所超越，其作品刚出版时还招致了很多流言蜚语。在《百科全书》的两位编者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以及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孔狄亚克等人不同程度的赞同观点中，他的观点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些人尽管在其他方面有着不同意见，但都一致认为，人与植物和低等动物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人有自我感知的特性，能感知自己的某些变化过程，能够利用理性和想象，能够构想理想目标，并能够按其发展趋势是推进或是阻挠他所希望的目标，来对任何活动或特征赋予道德价值。

这个观点面对的一个十分严肃的难题，便是要使自由意志的存在与性格和环境的完全决定相调和；这只是自由意志和天意预测之间的老矛盾的全新形式，用自然取代了上帝。斯宾诺莎曾认为如果在空中下落的一块石头会思考，那么它也许会想象是自己自主地选择了这条途径，而没有意识到外部原因，例如决定石头降落的投掷人的目标和力量，以及自然媒介。同样，仅仅是因为人不知道自己行为的自然原因，才使得他认为自己和空中下落的石头有所不同：无所不知很快就会驱散这虚无的幻想，即便由此所产生的自由的感觉本身也许会继续存在，但已无力去欺骗。

就极端经验主义而言，这种决定论的教义是可以和乐观主义的唯理论协调一致的：但在人类事物变革的可能性方面，它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含义。如果人们仅仅因为宇宙间物质的运动而被造就为圣人或罪犯，那么教育家们行为处事都是被严格决定的，就像他们有责任去教育的对象一样。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是作为自然不可更改的程序的结果；任何个人的自由决定，无论多么明智，无论多么仁慈和有力，都无法影响到自然的发展，因为他们和其他任何实体一样，都无法改变自然规律。

这个有名的难题，在剥去其古老的神学外衣之后，以世俗的方式呈现得甚至更加尖锐；它对于双方都提出了同样的难题，但被亟待解决的更大的问题所掩盖起来。无神论者、怀疑论者、自然神论者、唯物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属于一个阵营；有神论者、形而上学者、现有秩序的支持者和辩护者则属于另一个阵营。启蒙运动和教权主义之间的嫌隙如此之大，二者之间的争斗如此之凶残，以至于每个阵营内部教义上的异议相对而言并不受人关注。

正是两个论点中的第一个，成为下一个世纪激进知识分子的基本教义。他们强调人在未被某个坏的或无知的政府所破坏时天生的或潜在的善，强调理性教育的无比威力能将人民大众从目前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对世上的事物重新进行更加公正和科学的分配，从而引领人类走向可及的幸福巅峰。18世纪的想象被前一个世纪数学和物理科学的巨大进步所主导，将已在开普勒和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手中取得成功的方法应用到对社会现象和生活准则的解释中去，也是很自然的一步。

如果可以说有任何个人掀起了这场运动，那么毫无疑问就是伏尔泰。如果他不是其创始人，那他就是这场运动半个多世纪中最伟大、最著名的领导者。和其他任何一个因素相比，他的著作、他的小册子、他本身的存在，都无可比拟地挫败了专制主义和天主教的势力。他的去世也没有掩盖住他的影响。思想自由与他的名字等同起来了：人们举着他的大旗参加自由斗争；从他所处的时代直至今日，所有公众革命运动都可以从这个永不枯竭的武器库里找到最有力的武器，这些武器直到后世也没有过时。但如果说伏尔泰创造了人类宗教，那么卢梭就是这个宗教的预言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与同时期的激进派相比，他关于人的理念迥然不同，而且最终具有颠覆性。不过他是一位天才的传道士和宣教者，给这场运动带来一种全新的雄辩和激情，带来一种更加丰富、更加含糊而且更加充满激烈情感的语言，这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的作家和思想家们。的确，他可以说创造了新的思想和感觉模式，以理性和观察为代价使意志得到赞美；这是一种新风格，被19世纪艺术和社会的叛逆者们用作自我表达的自然载体——这些叛逆者正是第一代浪漫主义者，这些人从法国革命历史和文学中寻找灵感，并以它的名义在他们自己落后的国家举起了起义的大旗。

在英国拥护这一学说的人中，最满腔热忱，当然也最有效的，便是怀有理想主义的威尔士制造商罗伯特·欧文。他的信条在其四篇《论人类性格的形成》论文中头一篇明确阐释过的“原理”中进行了概括：

任何性格，从最好的到最坏的，从最无知的到最开明的，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赋予任何社会，甚至赋予整个世界；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那些拥有国家政府的人支配或控制的，或很容易受其支配或控制。

通过在自己位于新拉纳克的棉花加工厂里建立模范条件，限制工人工作时间，为工人健康制定相关规定，并设立储蓄基金，他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真实性。通过这些措施，他提高了工厂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工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更令外界印象深刻的是，他使自己的财富翻了三番。新拉纳克成为国王和政治家们朝圣的中心，而且作为劳资双方和谐相处的首例成功试验，对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后来在实践改革方面的尝试就没有那么成功了。欧文于19世纪中叶以高龄辞世，他是理性主义古典时期最后的存活者，他的信念从未因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动摇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坚信教育的万能作用和人至善至美的可能性。

新思想的成功发展对于欧洲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丝毫不亚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对个人和社会问题自由质问的精神、在理性的法庭前敢于怀疑一切的精神，成为一种正式的学科，在社会广泛的领域中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热烈的拥护。学术勇气，甚至学术上的公正都成为流行的美德。伏尔泰与卢梭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爱戴与崇拜，休谟则在巴黎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这便是形成1789年革命特征的思想大气候，那是严峻而英勇的一代，其信念的明确与纯粹性，其人文主义坚定而理智的思想性，特别是其道德与思想上绝对的完整性，不输于任何人——它们牢牢建立在这样的信仰之上，即真理最终必然会胜利，就因为它是真理。哪怕是经过多年的流放与迫害，这个信仰从未削弱过。他们的道德与政治思想，他们颂扬与指责的话语，长久以来已经成为形形色色的民主主义者共同的遗产；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与相信天生权利的人，说着他们的语言，宣扬着他们的信仰，没有那么天真，没有那么强大的信心，却也没有那么生动，没有那么朴素，没那么具有说服力。

二

随着这个世纪的结束，反攻来临了。它在德意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但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文明世界，阻止了来自西方的经验主义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那么理性主义的自然观和个人观，不论好坏，对我们关于人类和社会的观点都产生了一种极大的、革命性的影响。当时的德意志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遭受过了三十年战争的摧残，正处于一个漫长的、贫瘠的时期之末，在接近18世纪末的时候，开始再一次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种本土文化，这种文化受到了整个欧洲都竞相效仿的法国模式的影响，却又基本保持了自己的独立。

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在批评领域，德国人开始发表作品，与法国除卢梭的作品之外的任何著作相比，形式上虽然更加笨拙，但更能让人感受到其中的热情，词句表达也更加激烈，更加让人不安。在这种丰富的杂乱无章中，法国人看到的只是对他们自己那清晰风格与精致对称的一种怪诞的滑稽模仿。拿破仑战争给德国人受伤的知识自尊上又添加了军事战败的耻辱，让彼此间的不和愈演愈烈。在这些战争中被点燃、在拿破仑战败后发展成一股狂野的全国性情感洪流的爱国反抗运动，被看成与康德的衣钵继承者们（费希特、谢林以及施莱格尔兄弟）的全新的、所谓的浪漫主义哲学等同起来。他们的哲学因而获得了全国性的重视，被扩大范围，广为传诵，几乎成了一种德国官方信仰。针对法国和英国的科学经验主义，德国人提出了赫尔德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历史相对论。以对其对手的批判为基础，它提出了另一种大胆的选择，其影响改变了欧洲的文明进程，而且对其想象和情感模式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

18世纪的古典哲学家们曾经问道：如果人不过就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物体，那么规约他行为的规则又是什么呢？如果通过经验主义的方式，可能发现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身体会倒下、行星会转动、大树会生长、冰会化成水、水会流进小溪里，那么也就应该同样可能发现，是什么条件促使人吃、喝、睡、爱、恨、相互打斗，组建成家庭、部落、国家，又组建成君主统治的政体、寡头统治的政体、民主政体。除非这能被某位牛顿或伽利略发现，否则就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

这种激进的经验主义对黑格尔来说，代表着一种科学教条主义，其破坏性远远超过它想取而代之的神学，其中就包括这样一条谬论：只有在自然科学领域证明成功的方法，才能在其他各个经验领域有效。即使在物质世界里，他也怀疑这新方法，而且无甚根据地怀疑自然科学家们在武断地选择自己讨论的现象，以及同样武断地将自己局限于一些推理之中。但是如果他对科学领域的经验主义采取冷漠无情的态度，那么他更愿意相信，这种经验主义在被应用到人类历史学科之中时，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

如果历史是根据科学“规则”所写就的，那么“规则”一词就如伏尔泰或者休谟所理解的那样，会导致对历史事实极大的歪曲。这一点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们，从修昔底德到孟德斯鸠，事实上包括休谟和伏尔泰他们本人，在写作而不是推理历史时，都会下意识地凭借某种确定的历史直觉去避免的。他可以说是从两个层面来构想历史的：一是横向分析，即不同领域活动的表象可以看作是以某种统一模式广泛地相互关联的，这种模式赋予了每段时期各自的、“有机的”、可识别的独有特征；二是纵向分析，即截面上的不同事件被视为时间延续的一部分，也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前面事件所包含和导致的，尽管前面事件尚处于未完全发展的阶段，但其本身就已被视为代表了发展趋势和动力，正是它们的充分展现才形成了最终演变成的后一阶段。因此每个时代，如果去正确理解的话，一定要将其看作不仅与过去相连，而且其内部还孕育了未来的种子，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轮廓。这种关联，任何历史学家，无论多么认真谨慎，无论多么急于避免迷失在明确的事实证据之外，都是不能允许自己忽略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从正确的角度描绘出组成他所论述的这一时代的元素，将重要的和琐碎的元素剥离开来，将一个时代具有决定性的中心特征和那些偶然的、偶发性的元素区分开来，后者可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出现，因此在该时代特定的过去事件中没有很深的根源，在其特定的将来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橡子可以说成是蕴含了橡树，而且只能通过这种发展方式进行充分的描述，这种发展观点是一种很古老的学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甚至更加久远。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观点再次引起关注，并且被莱布尼茨进一步发展到了极致，他认为整个宇宙是由众多独立的个体物质所组成的，其中每一个独立物质都可以被看成包含了自己的全部过去和全部将来。一切都非偶然；没有任何物体能像经验主义者们所希望的那样被描述出来，也即描述成一连串连续或不连续的现象或状态，最多也仅仅通过外部力学原因的关系而关联在一起。对于一个物体唯一正确的定义，就是通过其个体的历史，解释为什么它如同一个成长的实体一样，必然发展成现在的样子，用莱布尼茨的话说，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gros de l'avenir et chargé du passé”。莱布尼茨并未更进一步，试图将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应用到历史事件中去，不过在黑格尔看来那才似乎是最佳应用的领域。因为除非可以推定某种科学因果以外的关联，否则历史不过是一系列外部相关联的事件的演替。解释，就意味着提供合理的依据，而不仅仅是给出先例。

在这个意义上看来，要对一系列事件加以解释，就是要将其归于一个从理性角度能被理解的程序——某个或某群生物有目的的行为（即上帝或人类）。缺少这点，事件便依然没有解释、没有依据、“没有意义”。一种机械化模型也许能让人预测或控制物体的行为，但它无法给出理性解释；而人类生活中未加解释的事件并不能叠加成为人类历史。同样，通过自然科学方法似乎也不可能解释，甚至不可能描述某个特定个性或某段特定历史的个体特点，在某个特定艺术或科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个体精髓，也即目的。因为即便其特点的确很像在它之前或之后发生的什么事，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整体却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只存在一次；因此这不能通过某个科学方法加以解释，这种科学方法的成功应用依赖于恰恰相反的条件，也就是说，同样的现象、相同特征的组合要重演，规律性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这种新的方法最开始被赫尔德成功地加以应用，他也许在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自我觉醒的影响下，厌恶盛极一时的法国哲学的世界大同主义和普遍主义，而将有机发展的概念（后来被人所冠以的名称）应用于整个文化与民族的历史，以及个人的历史之中。的确，对于前者，他认为这概念更加基础，因为个人可被视作只在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中出现，这发展阶段在其最伟大的孩子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得到了它最典型的有意识的表达。他全身心地投入德意志民族文化研究之中，包括它的语言学、考古学、蛮荒时代、中世纪历史和制度、传统民间传说和遗迹。从这里，他试图将活的德国精神描绘成一种负责将它自己独特的民族发展统一起来的决定性力量，这不是通过简单松散的时间先后那种机械关系就能解释的——通过那种关系，始终如一的、单调的继发事件循环，作物的轮作或地球年复一年的公转，此类不是历史的东西（因为它们不是人类表达的方式）也许能够令人满意地得到解释。

黑格尔将这一理论发展得更广，也更雄心勃勃。他指出，法国唯物主义给出的解释最多也只是提供了一个假设，用于解释静态的而非动态的现象，用于解释差异而非变化。根据这样那样的物质条件，也许有可能预测到在这些条件下出生的人会具有某些特定的特点，直接归因于物质环境和上一辈给他们所提供的教育，而上一辈自己也受到了同样条件的影响。但即便如此，这又真正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举例来说，意大利的物质环境在8世纪和15世纪时都差不多，可古罗马人和他们的意大利后裔却相差很远，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显示出衰落的意大利正在丧失或已经完全丧失了的某些显著特征。因此不可能就靠这些相对恒定的环境（这才是自然科学家们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的内容）来解释历史变化的现象，解释进步与倒退、荣耀与衰败。必须要假设一些动态因素，来解释这样的变化，解释变化的独特形式与方向。这种变化不会是简单的重复：每个时代都会从以前的时代中继承一些新的东西，如此它才与以前的每一个时代有所不同；发展的规律排斥相同重复的原理，后者是伽利略和牛顿学说的基础。如果历史也有规律，那么这些规律一定明显不同于至今被视为自然规律之唯一可能模式的那种；因为现在的一切持续存在，并且都有历史，那么历史的规律必定因此而与存在的一切事物之存在规律相等同。

那么这个历史运动的规律到底在哪里找得到呢？如果宣称这种动态规律就是经验主义者所嘲笑的声名狼藉的对象，是一种人类根本不能指望发现的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力量，那么就等于承认了人类的失败、理性的失败。如果那个控制我们日常生活的规律、一个比我们拥有的任何其他经验还要熟悉的经验，竟不能向我们显现，将会显得异常奇怪。因为我们只需要将自己的生活看成是整个宇宙的微观世界和模式。我们在解释某个人的行为和想法时，会十分熟练地谈论起他的性格、脾气、意图、动机、目标，不是当作与其行为和想法完全无关的内容，而是作为它们所表达的统一方式；我们对一个人了解越深，就可以说对他的道德和精神行为与外部世界的关联理解越深。黑格尔将个人的特点这个概念，包括他的目的、逻辑、思想特点、他的选择——他在一生中逐步呈现出来的所有行为和经验——转移到整个文化和民族案例分析中来。他在不同场合分别称之为思想或精神，在其发展中区分出不同的阶段，宣称它是特定人群和文明，同样也是整个有知觉的宇宙发展过程中的驱动性和动态因素。

而且他还指出，之前所有的思想家们所犯的错误，就是假设某个特定时期活动的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某个时代的战争对于其技术的相对独立性、其哲学对于其日常生活的相对独立性。我们自然不应对个人做这种区分；对于那些我们最熟悉的人，我们会半无意识地将其行为关联起来，看成一系列有目的行为的不同体现；我们受到来自其生涯这个或那个阶段无数信息的影响，这些信息统一构成了我们头脑中对他们的印象。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同样可以应用到我们对于某个文化或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概念之中。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往往会写一些关于某个城市或运动、关于某个国王或指挥官行为的历史专著，似乎他们都可以脱离于所处时期的其他现象而呈现出来一样。但正如某一个人的行为就是这整个人的行为一样，某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构成这个时代的特定事件模式，也都是这整个时代及其整体个性的表达，是人类精神的某个特定阶段的表达，这探寻的精神在试图理解、控制它所遇到的一切：也就是说，在追求完全的自我控制——这是黑格尔的自由概念。一个时代的这种统一整体特点，作为一种整体景象的表达，是我们实际上也会默默认可的一个事实，例如我们谈到某个现象时，视之为古代而非现代世界的，或者是某个动乱时期而非安宁时期的典型现象。

这一点应当得到明确承认。例如，写作17世纪音乐历史，在考虑某种特定形式的复调音乐的兴起时，问一句在那一时期的科学历史中是否有某种类似模式的发展未被注意到，至少是有意义的；例如，牛顿和莱布尼茨同时发现微分学，这是否纯粹是个巧合，或者是由于欧洲文化在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普通特点所致，正是那些特点造就了巴赫和莱布尼茨、弥尔顿和普桑之间不无相似的天赋。纠缠于严格的科学方法，也许就像它对自然科学家们的影响一样，会促使历史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之间筑起高墙，将人类活动的各个分支视为相对独立的活动，就像众多很少交叉、互不影响的平行河流一般。然而，如果历史学家要圆满完成他的任务，要超出年代记录者和古董商的角色，他就必须努力描绘出某个时代动态的画像，收集那些有特点的信息，在其组成元素间、在古老的与全新的之间、在富饶的与贫瘠的之间、在前一个时代快要消亡的幸存者与提前降临的未来先驱者之间加以区分。

这就要求在特定的、具体的、有差异的个体中去寻找普遍特征最生动的表现，效仿传记作者和画家的艺术和现实主义，而不是摄影师和统计员的方法。这是德国历史相对论的特殊传统。如果历史是一门科学，那它就不应被与物理学或数学的错误类比所误导，后者都是寻求最大范围内可获得的、最少变化的相同特点，刻意忽略那些属于某一个时期和某一个地域的特有属性，尽可能地追求普遍化、抽象化、形式化。相反，历史学家必须全景式地看到和描述在过去的背景和未来的前景映衬下的各种现象，将其与相同文化驱动下发生的一切其他现象有机联系起来。

这种理论曾经是整整一个世代观念转变的征兆，也是这转变的原因，如今已变得如此熟悉，其影响之大是不可估量的。我们习惯于将一些特点强加到某些特定时期和地域之上，将个人或其行为看作民族或时代的典型代表；将几乎是某种它们自己的个性、积极的起因特征赋予特定时期或人群，甚至强加于广泛感受到的社会态度之上，正因如此，某些行为才被描述成文艺复兴或法国革命精神、德国浪漫主义或维多利亚时期精神的表达——我们这些习惯做法就是来自这种全新的历史主义观点。黑格尔极具逻辑性的理论及其关于自然科学方法的观点却没有什么结果，它们的反响基本上是很糟糕的。他真正的重要性还是在于他对社会和历史研究领域的影响，以及在新学科创建方面的影响，这种新学科主要涉及人类制度的历史与批判，而人类制度被视为大规模集体化的类似人物的东西，它们拥有自己的生命与个性，无法简单用其组成部分的个体来加以描述。这种思想上的革命虽然造就了很多缺乏理性、十分危险的神话故事，例如将国家、民族、历史、时代说成是施加影响的超人，但它对于人文研究方面的影响却是硕果累累的。正是主要因为这种影响，才导致了一个德国历史学家新流派的产生，这些历史学家的作品，使得那些将事件解释为某位国王或政治家的个性或企图，或其个人成败之结果的作家，看起来无比幼稚，毫无科学性可言。

如果历史就是绝对精神的发展（黑格尔并未将其单单与人类精神等同起来，因为他向来反对精神与物质的根本性脱离），那么就有必要重新书写，将其写成是精神成就的历史。视野似乎一下子变得异常开阔。法学史不再是属于考古学者和古董收藏者的一个遥远的、特有的保留地，而是变成了历史法学，现代法律制度被解释为自罗马或更早一些的法律的有序演进，本身代表着法的精神，代表着在法律层面的社会的精神，与政治、宗教和社会的各个层面相交织。

因此艺术史和哲学史开始被视为文化通史中互补性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之前被认为毫无价值甚或卑微的事实，突然被赋予了重要意义，成为至今未被关注过的精神活动领域——贸易、服装、时尚、语言、民间传说以及实用艺术等的历史，都被看作是人类完整的、“有机”的、习俗化的发展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有一个方面，黑格尔与莱布尼茨关于本质从可能到现实逐渐呈现的流畅发展式进化理念大相径庭。他坚持认为世间矛盾、斗争与革命，以及悲剧式废弃和毁灭的现实性与必要性。他（继费希特之后）宣称，任何一个过程都是不相容力量之间的一种必然矛盾，彼此对拉着，通过这种相互之间的矛盾作用各自获得发展。这种斗争有时在暗地里，有时在明面上，能够在有意识的活动的各个领域中追查得到，表现为众多相互竞争的物质、精神和知识上的态度和活动之间的矛盾，其中各自都声称能够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却又因其片面性引发新的危机。这斗争的力量和激烈性不断加强，直到最后发展成公开冲突，其猛烈程度将会摧毁所有的竞争对手。这时就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至此最终断裂的节点，会突然发生一次升华，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于是新的一批力量之间的矛盾重又建立起来。

在这些升华过程中，有一些，也就是具有足够规模、足以引人注意的升华，被称为政治革命。但是在更为细小的规模上，它们发生于每一个活动领域，包括艺术和科学领域，在生物学家研究的生物体成长过程中，在化学家研究的原子活动过程中，最终在两个对手之间的平常争论中：在两个片面谬误之间的矛盾中，新的真理被发现，真理本身只是相对的，受着反真理的攻击，一方对另一方的摧毁再一次导致一个新的层次，在这个新层次中对抗性的元素变形为一个全新的有机整体——这个过程会永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他将这一程序称为“辩证法”。关于斗争和矛盾的观点准确地表达出了解释历史发展所要求的动态原则。思想就是有了自我意识的现实，其过程也就是以最明确的形式所呈现出来的自然过程。“不断地吸收和消解到更高级别的统一体中”这一原则（即“扬弃”，Aufhebung）存在于自然之中，如同在不着边际的思想中一样，并且表明，它的过程不像唯物主义所设定的机械运动那样是无目的的，而是拥有内在的逻辑性，并且朝着越来越强大的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每一次重大转变都是以大规模革命性飞跃为标志的，例如基督教的兴起，野蛮人对罗马的毁灭，或者伟大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新世界的建立。在每一个案例中，精神或者普遍思想都朝着完全的自我觉醒迈进了一步，人类被向前推进到下一个阶段，但绝不会严格按照任何初级斗争运动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哪一方更加坚信自己通过奋斗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哪一方就会更加深刻、更加非理性地感到失望。

突然被揭示出来的这种全新的研究和解释方法，对启蒙的德国社会产生了一种惊人的，甚至令人兴奋的效果，同时对其文化附属地圣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也都产生了影响，只不过程度没那么深而已。黑格尔派成了几乎所有有着学术姿态的人的正式信条：新的概念被带着一种不受控制的激情应用到思想与行为的各个领域，这在一个更加怀疑思想的时代也许很难想象。学术研究发生了改变：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的法学、黑格尔的伦理学与美学、黑格尔的神学、黑格尔的语文学、黑格尔的历史学，这些便围绕在人文学科学生周遭的各个地方。柏林这个黑格尔度过晚年的地方，成了运动的总部。爱国主义与政治和社会革命重新抬头。四海之内皆兄弟，民族的、种族的、社会的差别都是有缺陷的教育的人为产物，这些理论的发展得到了唯心主义对立论点的阻止，根据后者，这些差别虽然看上去非理性，却反映了某个特定种族或民族的历史角色，建立在某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之上。它们是观念发展所需要的，国家不过是观念的部分化身，这些差别不会仅仅通过个体改革家应用理性就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

改革必须发自历史上就已做好准备的土壤；否则就会注定失败，提前受到历史力量的谴责，而历史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在自己的时间与空间向前发展的。要从这些力量之中求得自由、寻求超越这些力量，就是希望摆脱某人逻辑上所必需的历史位置，摆脱个人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社会，摆脱公共与私人的复杂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每个人才成其为个人）；希望摆脱这点，就是希望丢失个人的本性，这是一种自我矛盾的需求，只有那些不理解他们需要什么的人，也就是那些个人自由观念还十分幼稚主观的人才会提出。

真正的自由包括自我控制，摆脱外来控制。这只能通过发现某个事物是什么、能成为什么来实现；也就是说，通过发现规律——个人在所处的特定时间与空间里必然受其影响的规律——以及通过试图让个人理性的潜在能力得到实现，也就是个人遵守规律的本性。实现这个就使个人，因而也使个人“有机地”隶属的、在他和与他相似的人身上表达自己的那个社会得以进步。只有那些在实现各自目标时代表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历史性”个体，才能成功地与过去一刀两断。但是当某个地位较低的人，以某个主观观念的名义，试图摧毁某个传统，而不是去修改它，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试图对抗历史发展规律，那么他就是在尝试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也暴露了他自己的非理性。

这种行为是受到谴责的，不只是因为它必然会失败，故而毫无意义：也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其中人们认为堂吉诃德式地死去要比苟活下来高贵得多。它受到谴责，是因为它是非理性的，因为它所反对的历史发展规律就是精神法则，这是构成万物的最终元素，因此也必然是理性的；事实上，如果它们不是，那它们也就无法经得起人类的解释。随着每一代的发展，精神逐步达到更高的自觉状态，这样臻于至善；在那些总能在其与宇宙之关系中最清楚地看到自我的人，也即每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身上，达到它发展的最高点。在黑格尔及其学生看来，思想家包括艺术家和哲学家、科学家与诗人，以及所有那些十分敏感而且好奇心强的人，他们比社会上其余的人更加敏锐、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人类发展达到的阶段，意识到在他们所处时代里，部分地由于他们的努力所达到的成就。

哲学的发展史就是这种自我觉醒的发展史，在这个过程中，精神慢慢对自己的活动有了意识。以这个观点看来，人类历史也不过就是在逐步自我觉醒过程中的精神发展历程。因此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也即哲学的历史，与历史的哲学一样，因为那只不过是对这种觉醒的觉醒所冠以的名称而已。黑格尔那句名言“历史的哲学就是哲学的历史”，对于任何认同黑格尔形而上学的人而言，并不是一句模棱两可的悖论，而是一个老套的、表述奇特的真理，其中含有重要的独特推论，即一切真正的进步就是精神的进步（在人类中尤其意识得到，在自然中未意识到），因为那就是构成其他一切物体的质料。因此，心怀社会利益的人能够改善这个社会的唯一方法，便是在他们自己和别人那里发展出分析自我和环境的力量，这种行为后来被称为批判，它的发展就等同于人类的进步。

由此可以看出，带有肉体暴力与流血的变化也仅仅是由于野蛮物质的顽强反抗，它们如同莱布尼茨所说的，本身就是精神，只不过处于更低的、不自觉的层次。因此苏格拉底、耶稣和牛顿所指的革命，远比通常人们称为革命的事件更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尽管它们并没有滚滚硝烟；任何真正的征服，任何真正的胜利，总是真正地而不是比喻意义上在精神领域实现的。因此，当哲学家们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在断头台开始工作以前，法国革命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这个学说似乎最终解决了19世纪早期一直困扰人们的大问题：当时所有领先的政治理论都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法国革命的发生是为了使人们获得自由、平等与博爱：它是现代史上代表思想家利用暴力成功夺取权力，将全新革命观体现在具体制度上的最伟大尝试。它失败了，它的目标，即人类自由与平等的建立，似乎依然不可能实现。对那些痛苦地经受幻想破灭、变得愤世嫉俗般地冷漠的人，那些宣扬善不能胜恶、真不能胜假的人，那些认为人类不可能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答案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欧洲政治革命时期社会思潮所关注的，对此，黑格尔通过其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理论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解答，这种必然性就意味着，任何想要通过暴力改变或者加快其进程的企图注定都会失败——是盲从的标志，也即辩证法某一方面的单方夸大。这种观点与当时圣西门与傅立叶在法国提出的技术假说直接对立。

因此，社会自由的问题、未能获得社会自由的原因问题，自然便是马克思早期作品的中心主题。他研究问题、得出解决方式的方法在精神上受到了黑格尔极大的影响。他早期受到的培训与他的天资使他倾向于经验主义；属于这种观点的思维模式有时在形而上学的结构下显露出来——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其掩盖的。这点在他激烈揭露非理性主义与任何形式、任何伪装的神话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他的观点中，他经常采用18世纪唯物主义的方法与事例，但是表达的形式、本意要证明的论点，则完全是黑格尔主义的：人通过劳动改变自身，改变了外在的自然（这与它是有机相连的），人性的提升通过将所处理的一切都纳入理性控制之下来实现。他在年轻时代就接受了这个新的观点，此后多年，尽管猛烈抨击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他却依然是这位伟大哲学家的信服的、一贯的、崇拜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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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青年黑格尔派

［德国人］永远站不起来。他们宁愿去死，也不会起来反抗［……］也许某个德国人在被逼入绝路时，会停下来开始争辩，但也需要经过大量无法形容的压迫、侮辱、冤屈和磨难，才能让他达到这种状态。

——米哈伊尔·巴枯宁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求学的那几年，正是德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们陷入一蹶不振的时期。1840年，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新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登上了普鲁士的王位。早在就职前，他就不止一次地谈到过爱国主义、民主原则和君主政体的自然联盟；他也说过同意通过新宪章。在自由媒体中开始欢欣鼓舞地频频提到“唐·卡洛斯”和“加冕的浪漫主义者”。这些承诺最终却都无一兑现。和其父亲相比，新的统治者同样保守，而且更有心机，更不守成规；他手下的警察们所用的镇压方法远比腓特烈·威廉三世时期的更有想象力，也更加奏效；除此之外，他的上任再无新意。没有任何政治或者社会变革的迹象；法国的七月革命虽然受到德国激进分子的热烈追捧，但也只是迫使梅特涅设立了一个总委员会，对全国境内的危险思潮加以镇压，这一措施得到了普鲁士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的大力拥护，他们世袭的特权阻挡了每一分通往自由的努力。统治阶级利用手中的一切权力试图阻止（当然不能完全压制住）工业家和银行家这一新兴阶层的发展，这阶层即便是在落后顺从的普鲁士，都已开始表现出明确无误的不满现状的迹象。在媒体或者公开集会上发表开放言论是不可思议的：官方审查制度十分高效，而且无处不在；议会中到处都是国王的拥护者；随着中层阶级对自己力量的感觉日益增强，人们对地主阶级和政府官员的不满情绪不断积聚，最终通过唯一可能的德国式自我表达通道，以语言阐述、对立哲学的方式宣泄出来。

如果说广为接受的黑格尔派是一场保守运动，算作是饱受创伤的德国传统主义针对法国欲将其普遍理性新原则强加于世界之势的回应，那么它那些年轻成员的陆续脱离出去，则代表着人们试图找到对自然发展构想的具有进步意义的阐释，将黑格尔哲学从对过去历史的执着中解脱出来，而与未来的发展联系起来，使之适应于全国各地都在涌现的全新社会和经济因素。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老年黑格尔派还是后来人所称的青年黑格尔派，都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他们创始人的那句名言之上，即“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而且双方一致认为这句话应该解释为：对任何现象的真实解释，都等于展示其逻辑上的——对他们而言也即历史的或形而上学的（因为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样的含义）——必然性，也即等同于其理性的证明。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既是邪恶的又是必要的，因为任何现实的事物都是必然如此，而任何事物的必然性就是其合理性：“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争论双方都认同这些观点，但在对于“合理的”和“现实的”两个关键词语相对的强调程度方面，却出现了不同意见。

保守派宣称只有现实的才是合理的，认为检验合理性的标准就是现实性，或者存在的能力——认为社会制度或私人习惯所达到的阶段，其在任何特定时期的存在状态，就是其优越性的充分的检验标准。因此，例如德国（即西方的）文化，如黑格尔实际宣称过的，就是其先期文化，即东方和希腊罗马文化的更高的、可能也是最终的综合体。（对于大师的一些信徒而言）由此得出，最后必然的状态就是人们所达到的最佳的、最完美的政治架构，存在于迄今西方价值观的最高表现形式中——现代化的，也即普鲁士的国家现状。想要改变或者颠覆这种状态，在道德层面上来说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就与其所包含的合理意志迥然相悖，而且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与历史已经做出的选择背道而驰了。这是一种适应于自己目的的辩论形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使其在全球广为人知。

激进分子们则恰恰相反，认为只有理性的才是现实的。他们坚持认为，现实存在的往往充满着不一致、不和谐以及盲目的非理性：因此从任何真正的也即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不能就此将其认定为是现实的。他们以黑格尔汗牛充栋的著作为依据，指出大师也承认，只是在空间或时间范围内出现，并不意味着就是现实的：存在的事物很可能就是混乱无序的机构的组织，彼此之间相互阻挠对方目标的实现，从形而上学观点来看是相互对立的，因而是完全虚幻的。衡量现实性的程度是看被考察的实体有多大可能形成理性整体，这可能导致有必要根据理性的原则让特定的制度完成彻底转化。那些成功使自己从仅仅现实存在的独断专行中解脱出来、将其相对于其历史角色的不足暴露出来的人最明白这些，这是从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特点及方向的正确解释中所推断出来的。这种针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制度习惯的批判行为，由超脱出这些制度习惯的人做出，是人的最高贵的功能；批评者越开明，他的批评越尖刻，事物实际发展到现实的过程也就越快。因为正如黑格尔明确无疑地说过的，真实就是一个过程，是为达到自觉而付出的普遍努力，在人们相互间的批判性自觉的每一次成长过程中越来越完美。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一过程一定是逐渐而且毫无痛苦地完成的。再次引述黑格尔明确提出过的观点，激进分子提醒他们的对手，这一过程是双方对立的结果，对立慢慢发展成为一种危机，最终爆发成公开革命：然后，也只有在此之后才会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些就是发展的法则，在蛮荒世界最混沌的进程中、在人类与社会发展中都是如此。

因此对肩负着文明化重任的哲学家来说，他明确的职责就是通过只有自己掌握了的特殊技术能力，也即通过脑力斗争，去传播革命。他的任务就是将人们从懒惰和麻木中唤醒，利用批判的武器扫除妨碍性的、毫无用处的制度，就像法国哲学家们仅仅利用思想的力量就推翻了旧制度一样。这过程中一定不能诉诸身体暴力或者群众暴乱：求助于那些代表人类精神所达到的自觉意识最低水平的暴民，就是利用很不理性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只能带来非理性的后果。一种思想上的革命，自会引发行动上的一场革命：“Hinter die Abstraktion stellt sich die Praxis von selbst.”（“在抽象理论背后，实践自会呈现。”）但由于禁止公开传播政治小册子，反对派不得不采用不那么直接的攻击手段；反对正教的首批战争在基督教神学理论领域打响，该领域原来的学者们一直在容忍（如果说不是鼓励的话）一种充分表示支持现有秩序的意愿的哲学。1835年，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出版了一本批判性的《耶稣传》，书中采用批判性方法，证明《福音书》中的一些内容纯属杜撰，另一些内容也不是事实，而仅仅是早期基督教社区中人们信奉的一些半神话信仰——那是人类自觉性发展的一个阶段。整个事件被人们视作是一次练习：对某段在历史层面十分重要但又不甚可靠的文字进行批判性考察。

他的书不仅在正统教会圈子里，而且在青年黑格尔派中间，都直接引发了一场风暴，黑格尔派中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当时在柏林大学担任神学讲师，从一个更加极端的黑格尔无神论者的角度发表了数篇檄文，完全否认耶稣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试图将《福音书》解释为纯虚构的作品，是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的字面意义表达，是绝对观念发展在这一时期到达的最高点。

普鲁士当权者们对于哲学家之间的宗派之争普遍不感兴趣，但在这场论争中，双方似乎都持有“会颠覆宗教，因而多半会颠覆政治正统”的观点学说。于是，此前安处一隅被视为无害，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忠贞爱国的哲学运动的黑格尔主义，突然被当成了蛊惑人心之说。黑格尔最有名的对头谢林，当时已是一名虔诚且极端反动的老资历浪漫主义派，被人请到柏林公开对抗那些流派，但他的演说并未取得预期的结果。审查制度变得严格起来，青年黑格尔派发现自己被逼到一个境地，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彻底投降，要么比多数人希望的朝政治左派走得更远。唯一还可以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只有大学了，在那里还残存一点被限制但尚还真实的学术自由。柏林大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主场，不久之后马克思就完全沉浸于它的哲学政治研究之中了。

在学术生涯之初，他身为法学院的一名学生，旁听萨维尼关于法学方面的讲座和甘斯关于刑法方面的讲座。萨维尼是历史法学派的奠基人和最有名的理论家，也是一位坚定而偏激的反自由主义者，是19世纪普鲁士专制主义最有影响的拥护者。他并不是一名黑格尔主义者，但同意这个学派的观点，反对不可更改的天生权利与功利主义理论，而从历史学角度将法律与制度结构解释为一种持续有序的、传统的发展，它源自某个特定国家在其历史环境中的思潮与特点，并且由其所证明合理性。

马克思经常旁听萨维尼的讲座，听完了两个学期，萨维尼享有盛名的渊博学识以及严谨的历史学论辩力量，也许是马克思第一次接触到的历史研究新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有关于历史事实的详尽知识作为广泛的综合论点的基础。萨维尼主要的专业对手便是刑法教授爱德华·甘斯，后者对于马克思的影响更加深远。甘斯是黑格尔最喜欢的弟子之一：他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是海涅的朋友，和海涅一样也是一位博爱主义的激进分子，并不赞同自己老师贬低法国启蒙运动的观点。他的讲座（似乎是雄辩和勇气的典范）吸引了大量听众。甘斯自由的批判，本着法律制度以及立法方式的理性，不带有一丝对于过去的神秘主义，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并且教会了他关于理论批评的正确目标和方法的概念，这一点他从未摒弃。

在甘斯的影响下，他在法学中找到了适合让任何类型的历史哲学得以应用和证实的自然土壤。黑格尔哲学最初与他固有的实证主义知识相抵触。在一封写给父亲的长长的私信中，他谈到了自己构建一个与之竞争的体系的想法；在与对手抗争的过程中，度过无数不眠之夜和杂乱无序的日子后，他病倒了，最终离开柏林去养病。回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丝失败和挫折感，仍然无法工作和休息。父亲给他回复了一封很长的充满父爱的信，请求他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思索上，他还有自己的职业生涯需要思考。但这些话丝毫不起作用。马克思毅然决然地投入了对黑格尔著作详尽无遗的研究之中，不舍昼夜地博览群书，三周之后宣布自己完成了彻底的转变。他进而加入了Doktorklub（大学生俱乐部），这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的大学知识分子组成的组织，大家在啤酒酒窖里聚会，写着温和的煽动性的诗篇，对国王、对教会、对资产阶级宣泄着激烈的仇恨，当然更多地是无休无止地讨论着黑格尔神学观点。在这里他遇到了这个放荡不羁的群体中的领头者们，并且很快就与他们打得火热，这些人是鲍威尔兄弟（布鲁诺、埃德加和埃格伯特），还有西藏喇嘛教早期学生之一、法国恐怖主义历史的作者科朋，宣扬个人无政府主义的麦克斯·施蒂纳，以及其他自由思想者（他们如是自称）。

他放弃了自己的法学学习生涯，完全沉入了哲学研究之中。对他而言，似乎再没有其他学科具有如此重要的时代意义。他梦想成为某所大学里的哲学讲师，和鲍威尔一起，掀起一场猛烈的无神论运动，彻底结束像那些相对温顺的激进分子那样，仅限于和危险学说做羞羞答答、半心半意的玩耍游戏。这需要采用精心设置的骗局，看起来像是虔诚的路德教派信徒对黑格尔的匿名抨击，批判他是无神论者、颠覆公共秩序和道德，并大段引述原文中的语句作为武器。这本合著真正出版了，而且引起了一些轰动；有一些评论者还真的被抓起来了，但人们很快知道了作者，这一事件最终以鲍威尔被解除学术职位而告终。至于马克思，他频频出入各种社会和文学沙龙，结识了贝多芬和歌德的朋友、被他的勇敢和智慧所吸引的名人贝蒂娜·冯·阿尔尼姆，写出了一篇传统的哲学对话录，创作了一些拜伦风格悲剧的片段，完成了他献给燕妮·冯·威斯特法伦（其时两人已秘密订婚）的并不出色的诗歌中的若干章节。他的父亲为儿子思想上的不羁倍感担心，一封接一封地来信，满纸都是急切而关怀的建议，请求他为自己的将来着想，要努力成为一名律师或者公务员。儿子则一边回信宽慰老人，一边继续自己原来的生活。

此时他已经二十四岁了，还是一名业余哲学家，没有固定职业，作为一名以讽刺和尖刻见长的好辩人士，因其博学与威力而在高等朋友圈中广受尊敬。很快他就开始对自己朋友和同盟者之间盛行的文学和哲学风格越来越感到懊恼，这种风格无非就是卖弄学问和傲慢自大的极端结合，满篇充斥着晦涩的悖论和煞费苦心的诙谐短句，套到精心斟酌的、带着头韵和双关的、从来就不指望别人能完全读懂的散文里。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自己也受了它的影响，尤其是他早期的那些争辩作品；但和当时抛向德国民众的大量新黑格尔派言论相比，他的文章简明扼要、观点明确。几年后他这样描述当时德国哲学的环境：

根据我们的思想家们的报告［他写道］，德国在最近十年里已经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范围内的革命［……］在这场遍及各地的混乱中，一个帝国被另一个所取代，一个强大的英雄被另一个更加勇猛、更加强大的英雄所击垮。和这场革命相比，法国革命就只是孩子们过家家的游戏［……］在1842—1845这三年中，德国经历了一场大灾难，其狂暴的特点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世纪中所发生过的一切。

所有这一切，如果是真的，就只可能发生在纯粹思想的领域。

因为我们是在探讨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即绝对精神的瓦解。当生命的最后一点火花从躯体中消失，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崩离析，重新组合，构成新的物质。之前利用绝对精神营生的哲学商人们，如今则热衷于经营新的组合。每个人都开始忙着处理自己持有的一部分旧东西。显然没有竞争是不可能的。刚开始的时候还带有一点牢靠的商业的、值得尊敬的特点；但是后来，当德国市场变得饱和，而全球市场无论花费多大努力，也无法消化更多商品时，整个商业——在德国一如既往地——被大规模的生产、品质的降低、原材料掺假、伪造商标、虚构贸易、金融诈骗和缺少一切真实基础的信用结构所摧毁。竞争发展成了激化的斗争，如今作为一场有着巨大意义、富有划时代成就和结果的革命，披着五颜六色的外衣呈现在我们面前。

上文是在1846年写就的；在1841年，如果马克思身边的环境没有遭到突如其来的悲惨巨变，他也许会继续生活在这个奇异的世界里，自己也参与到文字和思想的膨胀和大规模生产中：他经济上一直依赖的父亲去世了，留下的一点财产刚够自己的遗孀和年幼的孩子们生活。与此同时，普鲁士教育部长终于决定官方反对黑格尔左派，开除了鲍威尔的职务。在鲍威尔事件中，马克思受到了较大的连累，这样一来，他的学术生涯大门被彻底封死了，不得不另外谋求一份职业。他并没有等待多长时间。在他最热烈的拥护者中，有一位名叫摩西·赫斯、来自科隆的犹太人时事评论员，也是一名忠诚而狂热的激进分子，其激进程度甚至远甚于黑格尔左派。他此前曾到过巴黎，在那里结识了当时法国领头的那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家，在他们看来他已经成为一名充满激情的皈依者。赫斯是个奇怪的综合体，既有狂热的传统犹太主义观念，又有着理想化的博爱主义和黑格尔主义思想，他总在宣扬经济因素高于政治因素，认为如果不事先解救依靠工资生活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解放全人类。依然存在的奴隶制度，他这样说道，使得众多知识分子试图建立一个全新道德世界的一切努力都变得徒劳无功，因为公平是不可能在一个能够容忍经济不平等和剥削现象的社会里存在的。财产私有制度是万恶之源；只有废除私人财产和国家财产权，人们才能得到解放，这其中就必须包括废除国家边界，在合理的、公有的、经济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社会。与马克思的会面让他感到无比佩服。在写给一名激进分子同伴的书信中，他这样说道：

他是现今在世的最伟大的，也许是唯一真正的哲学家，并且将很快［……］引起全德国人的瞩目［……］马克思博士——这就是我这位偶像的名字——还很年轻（最多二十四岁），将会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一击。他既有着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又有着最锋利的才智。试想一下，将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以及黑格尔的智慧集于一身——我是说集于一身，而不是简单堆砌到一起——那就是现在的马克思博士。

马克思觉得赫斯的狂热比较讨喜，但也很荒谬，因此对他使用了一种优越屈尊的语气，赫斯刚开始时过于温顺而没有反感。赫斯是思想的传播者，是热切的宣传者，而不是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者。他说服自己身边不止一个同伴转而信仰共产主义，在这些同伴中就包括一位年轻的激进分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那时还没有见过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与他的结交中所获得的远比两人愿意承认的要多，后期他们都把赫斯这位满腔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后来也加入了一点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信仰，并且无论怎么看都不是一个能付诸行动的人）当作一个没有害处却令人生厌的家伙。不过，在那个时候马克思倒觉得他也并非是个百无一用的同盟，因为赫斯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宣传者，他成功地说服了莱茵兰一些慷慨的工业家掏钱资助一份激进报纸的出版，这份报纸要发表与柏林政府的经济反动政策针锋相对的政治和经济专题文章，总体上表达对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诉求的认同。报纸在科隆出版发行，名称为《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

马克思获邀，他本人也迫不及待地同意，为这份报纸定期撰写文章；十个月以后他就当上了报纸的主编。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从事政治活动。他对自己报社的管理投入大量精力，对异于自己的想法毫不容忍：他专横的性格早在这项冒险事业之初便已显露，他的手下也迫于无奈，只得任由他随心所欲，按他自己的想法写作文章。很快报纸从相对温和的自由刊物转变成了狂热的激进刊物，和任何其他德国报纸相比，对政府的敌对态度要激烈得多。报纸发表了对普鲁士审查制度、联邦议会、全体土地占有阶级进行谩骂的长篇檄文。报纸的发行量扩大了，名声也传出了德国，政府最终不得不开始注意起莱茵兰的资产阶级不同寻常的举动。报社的股东们的惊讶程度也不比当权者低，但报纸的发行量在稳步上升，报社所奉行的经济政策依然十分自由，大力提倡德国的自由贸易和经济联合，因此他们并没有表示反对。普鲁士的当权派担心惹恼刚刚归附的西部省份，也刻意不去干涉。

受到这种容忍的鼓励，马克思加大了攻击力度，而且在一般性政治和经济专题的讨论中，新加入了在地方省民怨很大的两个事件：第一件事是关于摩泽尔葡萄种植农户的悲惨境地；第二件事是关于严惩穷人在周边林区盗窃腐木行为的严苛法律。马克思用这两件事为材料对地主政府发出特别强烈的控诉。政府在认真考虑当事区政府的情感后，决定启用自己的审查权力，并且审查越来越严格。马克思用尽了心思来与审查者们周旋（那些审查者大多是智力有限之徒），最终成功出版了一些稍加伪饰的宣扬民主共和的宣传材料，而这不止一次地招来审查官的责难，最后导致审查官的位置被另一位更加严格的官员所取代。

1842年就在这种精心策划的游戏中过去了，如果不是马克思不小心越过了红线，这场游戏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整个19世纪，俄国政府都是欧洲愚民政策、野蛮状态和压迫制度的最大代表，是其他国家的反动派得以获取力量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因此也成为百花齐放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们心中的妖魔。它当时是俄国—普鲁士同盟中的统治方，因此遭到了马克思的一系列社论文章的猛烈攻击：对他来说，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斗争在当时和将来似乎都是代表欧洲自由主义者所能发出的绝妙打击。尼古拉一世本人偶然看到了这些攻击文章中的某一篇，对普鲁士大使大发雷霆，表示无比讶异。于是俄罗斯的大臣向普鲁士国王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函文，斥责后者的审查官们办事不力。普鲁士政府急于安抚这个势力强大的邻邦，马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843年4月，在没有任何事先警告的情况下，《莱茵报》被禁，马克思再次失业。一年的时间足以让他变成一位有着知名观点的杰出政治新闻工作者，对于戏弄缺少自由的政府有着十分成熟的口味，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为其提供了充裕的机会，使之得以畅享这种口味。

与此同时，他一直带着永不歇息的充沛精力工作着。他通过阅读巴黎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蒲鲁东、德萨米、卡贝和勒鲁等人的著作，使自己的法语水平大大提高。他还阅读了法国和德国的近代历史，以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浸入了古代和现代艺术历史研究中，就是为了寻找证据证明黑格尔的基本范畴中根本性的革命和破坏特征；和这一时期的年轻俄罗斯激进分子们一样，他将其视作（用赫尔岑的话来说）“革命的代数学”。因为太担心而不敢将其公开应用于风暴肆虐的政治学海洋（赫尔岑这样写道），那位老哲学家让它们漂浮在“美学理论这个风平浪静的内陆小湖之中”。不过，马克思关于对它们的恰当解释的观点后来受到了当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影响，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变革基本理论》。

费尔巴哈是那些颇有意思的作者之一，这种作者在人类思想史上并不难见到，他不是一流的思想家，却能给天分更高的人提供突然迸发的火花，点燃长久积攒的燃料。在马克思猛烈攻击腐朽唯心主义的精妙之处时（他曾在过去的五年里沉浸其中），费尔巴哈在为经验主义理论进行着辩护。费尔巴哈更为简洁的风格似乎突然向真实世界推开了一扇窗户。对马克思来说，鲍威尔兄弟及其拥趸的新黑格尔派社会主义突然好像一个沉重的梦魇，直到最近才消散，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干净其中残存的一些记忆。

黑格尔坚持认为，处于特定文化同一时期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由同一种精神在他们之中的作用所决定的，这种精神在当前时期一切现象中都有所体现。费尔巴哈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他事实上这样问道：“什么才是一个时代或文化的精神，而不是称呼构成时代或文化的现象整体性的某个简单名字？”因此，要说现象是由它来决定所呈现的状态，就等于宣称它们是由自身整体性所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无意义的循环证明。

他继续指出，用模式的概念来替代这个整体性，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模式不能引发事件；一个模式就是一种形式，是事件的一个属性，自身只能靠其他事件所引发。希腊的天才、罗马的品质、文艺复兴的精神、法国革命的精神——这些是什么呢，不就只是一些抽象概念、用来简要描述一些品质和历史事件的特定综合体的名称、人们出于方便所发明的常规用语，却根本不是世间的真实存在，也无法影响人类历史中这样那样的各种变更吗？更早一点的观点认为，引起变化的是个体的决定和行为，这个观点从根本上说还没有那么荒谬，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至少个体还存在并且有所行动，但普通观念和常见名称就不是如此。

黑格尔准确指出了先前这一观点的不足，因为它没能解释整体结果是如何从大量个人生活和行为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他在寻找为这些意愿指定方向的某个共有力量，寻找某个普遍规则来使历史可以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系统记述，也显示了自己的天才智慧。但最终他未能保持理性，而失之于晦涩不明的神秘主义；因为黑格尔思想，如果不是对自己试图解释的对象的同义反复式重构，也不过是基督教人格化上帝的一个披着伪装的名称，因此使主题超出理性讨论范围之外。

费尔巴哈的下一步，就是要宣称历史的推动力不是精神上的，而是物质环境的总和，它在任何指定时间，决定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产生的特定思想和行为。然而，物质压力迫使他们到自己创造的（即便是无意识地）某个非物质理想世界中寻求慰藉，在那里，作为对自己在世界上遭遇的种种不快乐的报偿，他们会从此乐享无尽的福祉。他们将在世界上所缺少的一切——公平、和谐、秩序、善良、统一、坚韧——转化成一个超验世界中的超验属性，他们将其单独称为真实的，并且将其变成崇拜的对象。如果想要打破这一幻想，就要通过物质上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在心理上导致了幻想的产生）来进行分析。与霍尔巴赫和《人是机器》的作者一样，费尔巴哈对超验主义的憎恶经常会令他去搜索用纯自然语言表达最原始、最简单的解释。“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这句话就是他自己理论的黑格尔式模仿：人类历史就是物质环境对社会中人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历史；因此只有对物质法则的了解才使人能够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生活与之相适应，从而使人成为这些力量的主宰。

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尤其是他的理论——所有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往往是人们试图为现实世界中的不幸在幻想中作出弥补，因此既揭露又掩盖了这些不幸的存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对列宁也是如此，后者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读过费尔巴哈的著作。费尔巴哈最有名的作品《基督教的本质》（1841，马克思阅读过），以及更早时期的《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让人感觉见解深刻，是充满激情的辩论专著，有时简单朴素，似乎缺少历史感觉，但组织严谨，令人信服。在经历了19世纪30年代无约无束的黑格尔派的荒谬之后，它们的朴素、诚实和勇气一定显得无比正常，令人耳目一新。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依然是一位激进分子和理想主义者，被它从自己的教条主义中所唤醒。黑格尔思想最终变成了一句空洞的表达：如今对他来说，黑格尔似乎只是搭建起了一座似是而非的关于语言的语言大厦，而用代表时空中真实物体及其相互间可感觉到的经验主义关系的符号来代替它——这是用珍贵的黑格尔主义方法武装起来的他们这代人的责任。他依然相信诉诸理性的有效性，而反对暴力革命。他是个持反对观点的唯心主义者，但终究还是个唯心主义者：一年以前他在耶拿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提交的是比较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观点的，颇有代表性的青年黑格尔派论文，文中他为自己认为是伊壁鸠鲁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其中所用的语言，也不比他后来自己斥为典型唯心主义的冗词赘语之类清晰明了多少。

1843年4月，他不顾女方家里多数人的反对，与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结了婚。家人的反对反而增进了这位严肃认真而十分浪漫的女青年心中热切的忠诚：她的丈夫向她呈现了一个全新世界，使得她的生活都发生了转变，她从此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的生活和工作。她对他充满着热爱、崇拜和信任，而且在情感上、理智上完全被他所主导。他在任何危机和灾难的时刻，都毫不犹豫地依靠着她，终生都为她的美貌、出身和智慧而自豪。诗人海涅在巴黎时就与两人十分熟悉，还滔滔不绝地赞美过她的魅力和智慧。后来，当他们的家庭经济陷入困顿时，她表现出了高尚的道德英雄品质，将整个家庭和门户维护得十分完好，全靠这一点使她丈夫得以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

他们商量决定移民去法国。他知道自己对当前引起激烈讨论的问题还要发表更多原创性文章，而在德国是不可能对任何严肃话题公开发表意见的。再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了：父亲已经去世，对自己的家庭他也无所牵挂。在德国他没有固定收入来源。他在柏林的朋友圈子如今在他看来，似乎就是一帮知识界的江湖术士，都指望通过暴力语言和无耻私生活来掩盖自己思想的贫瘠和混乱。终其一生，他尤其痛恨两种现象：混乱的生活和做作的表现。在他看来，玩世不恭和刻意藐视常规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庸俗而已，强调并且遵从同样那些错误的价值观，尽管采用的是针对它们的夸张反对方式，因此表现出同样的本质上的粗俗不堪。他依然尊重科朋，但完全与之失去了联系，和阿尔诺德·卢格建立起了新的不冷不热的朋友关系，后者是一位颇有天赋的萨克森新闻工作者，负责编辑一本激进刊物，马克思还向其刊物投过稿。

卢格是一个高傲自负且脾气急躁的人，是一个心怀不满的黑格尔派，也是一名激进分子，1848年后逐渐转变成一名反动民族主义者。身为记者，他具有比同时代的德国激进分子们更加宽广的眼界和更为妥当的品位，并且欣赏他所认识的更为杰出的人士（比如马克思和巴枯宁）身上的才华。他感觉在德国境内，在审查机构和萨克森警方的监视下，再无可能继续出版自己的刊物，于是决定将刊物搬到巴黎去。他邀请马克思帮助自己编辑一本新杂志，名字叫《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对此马克思欣然接受：

这里的环境的确让人无法忍受，令人窒息。即便是为了自由去卑躬屈膝也不容易，全靠大头针而不是刀剑：我已经厌倦了粗俗官老爷们的这种虚伪和愚昧，厌倦了点头哈腰、写一些安全无害的字句［……］在德国我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在德国人们对自己都能是虚伪的。

1843年11月，马克思离开了普鲁士，两天后抵达了巴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名声已经先于他本人传到了这里：他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天，人们普遍将他视为一位手执锋利刀笔的自由新闻工作者，因为过于热切地宣扬民主革命而被迫离开了德国。两年之后，他就被很多国家的警察视为冥顽不化的革命共产主义分子、改良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有着国际分支的颠覆运动的声名狼藉的领导者。1843—1845年在他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意义：在巴黎他完成了最后的知识转变。转变的结果是，他为个人和政治上确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余下的一生都投入到了这一目标的推进和实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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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巴黎

这一刻终将到来，那时太阳将会照耀在一个自由人类的世界上，那里人们除了自己的理性之外再不认识什么主人，那时暴君和奴隶、神父和他们愚昧或伪善的工具将不复存在，只留在了历史尘埃中或者舞台戏剧里。

——孔多塞

一

在欧洲历史上，19世纪中叶巴黎的社会、政治和艺术氛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一大群诗人、画家、音乐家、作家、改革家和理论家全都聚集到这个法国的都城中来，在路易·菲利普相对宽松的君主统治下，这里为很多国家的流放者和革命分子提供了庇护所。长期以来，巴黎都以其对知识分子的豁达热情而著称：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正是欧洲其他国家发生重大政治变革的时期，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从周围黑暗社会中成批奔赴到这个光明中心，大家发现在巴黎，他们不再像在柏林时那样被本土文明恐吓要求完全服从，也不再像在伦敦时那样被人冷漠地抛在一旁，只得聚在彼此孤立的小团体里，而是受到人们自由甚至是热烈的欢迎，而且可以自由出入君主政体复兴多年来还一直存在的艺术和社交沙龙。

这些人置身其中谈论和写作的知识氛围是令人亢奋的，也是十分理想的。一种强烈反对旧秩序、反对国王和暴君、反对教会和军队，尤其是反对困惑迷茫的市侩民众、反对奴隶和压迫者、反对那些妨碍自由个人生活和权利的敌对势力的普遍情绪，带来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情感上的团结局面，将这个骚乱不已、成分混杂的社会维系在一起。情感得到激烈的培养，个人感受和信仰通过热烈的语言得到了表达，革命和博爱的口号被那些随时准备为之献身的人狂热地一再重复。

在这十年中，来自不同国度的思想、理论、个人观点在这里百花齐放，比此前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得多；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和文艺复兴以来的任何时期相比，才华更加多样、更加引人注目、表达更加清晰的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相互吸引、对抗和改变着彼此。每年都会有新的流放犯从皇帝和沙皇的领土上过来。意大利、波兰、匈牙利、俄罗斯、德国的侨居群体在惺惺相惜的氛围中兴盛壮大起来。他们的成员形成了国际社区，纷纷忙着写小册子、组织集会、参加阴谋，但最主要是在私人家里、在大街上、在咖啡馆里、在公共宴会上无休无止地谈论着、争辩着；人们的情绪是意气风发的，也是乐观积极的。

革命作家和激进政治家们处于自己希望和力量的顶峰，他们的理想还没有被扼杀，革命的豪言还没有被1848年大崩溃所败坏。这种为了自由的国际大团结此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诗人和音乐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感觉他们不是在为自己或者某个特定群体写作，而是在为全人类而写作。在1830年，人们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他们继续靠这些胜利果实过日子；1839年被镇压的布朗基主义密谋，被大多数浪漫自由主义者当作一场不起眼的骚乱（émeute）而忽略过去了，但它不是孤立爆发的：因为这场沸沸扬扬却紧张不安的艺术运动，是针对狂热的金融和工业发展背景而发生的，与这种发展相伴随行的是冷酷无情的腐败，大量财富一夜之间到手，却又在成批的破产倒闭中消失殆尽。一个由幻想破灭了的理想主义者组成的政府，被新兴的由大金融家和铁路巨头组成的统治阶级所控制，后者是转入阴谋和贿赂的迷宫的工业大实业家，在这个迷宫里暗藏着的投机者和卑鄙的冒险者掌控了法国的经济命脉。在南部不断发生的产业工人暴动，昭示着动荡不安的局势，而这一方面是由特定劳工雇佣方的无良行为所引起，同时也是由那场与英国相比尽管规模小得多，但正在更加迅速、更加猛烈地改变着这个国家的工业革命所激发。

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连同对政府懦弱和欺诈行为的统一认识，更加强了人们对于危机和变迁的普遍感觉，这种感觉使人认为似乎只要有足够本事、胆大妄为、积极主动，一切便唾手可得；同时它也让人充满无限幻想，创造着在巴尔扎克的作品和司汤达未完成的小说《吕西安·勒万》中可以找得到的那种血气旺盛、野心勃勃的投机者，而审查机构的松懈散漫和七月王朝的宽松政策，容许政治刊物那种尖锐而激烈的形式的存在，有时还能上升为巧言激辩，在印刷出版的文字能发挥更大号召力的时候，这种刊物能煽动思想，激起人们的热情，并且能够进一步使已经群情激昂的氛围变得更加强烈。那些作家、画家、音乐家——缪塞、海涅、托克维尔、德拉克罗瓦、瓦格纳、柏辽兹、戈蒂埃、赫尔岑、屠格涅夫、维克多·雨果、乔治·桑、李斯特——留下的回忆录和书信传递了那些年的一种魔力，其标志就是一种敏锐和自觉的感受力，一个满是天才的社会中增强的活力，一种对自我剖析的专注——有点病态而且装腔作势，却自豪于自己的创新和优势，以及一种从古代桎梏中突然摆脱出来的自由，一种全新的、打开了活动和创造空间的宽广感觉。到了1851年，这种情绪消失殆尽；但是一个伟大的传奇被创造了出来，流传至今，并且使巴黎变成了自己和别人眼中的革命进程的标志。

然而，马克思来到巴黎并非是为了寻求新的体验。他是一个不带多少感情，甚至有些冷漠的人，周围环境对他基本上产生不了什么影响，而他反倒会将自己一贯不变的方式强加到他所处的任何环境中去：他不相信一切狂热的表现，尤其是全靠冠冕堂皇的语言支撑起来的东西。与自己的同胞、诗人海涅，或者俄罗斯的革命者赫尔岑和巴枯宁不同的是，他并没有经历过他们所描述的那种解放的感觉，他们在欢欣鼓舞的书信中，都声称自己在这个中心找到了欧洲文明里最值得赞赏的一切。他之所以选择巴黎而不是布鲁塞尔或者瑞士的某个小镇，是因为更加实际、具体的原因，即在他看来，似乎这里最便于他发行《德法年鉴》，这本刊物的读者对象同时包括了德国和非德国公众。而且，他还希望能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而此前无论是在百科全书派那里，还是在黑格尔或费尔巴哈的作品中，或者是他在1843年快速而急切地翻阅的大部分政治和历史文献中，都没有找到过满意的解答。

最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法国革命的失败呢？是理论上或实践中的什么不足导致了执政内阁、帝国的产生，最终使得波旁皇族的复位成为可能呢？对于那些半个世纪以后依然在寻找建立一个自由公平社会的方法的人来说，需要避免哪些错误呢？难道没有任何管理社会变革的规律吗——掌握这些规律也许能够挽救这场伟大的革命？百科全书派中较为极端的一部分人无疑将人性过于简单化了，总是将其描述成通过启蒙教育就能突然变得彻底理性和彻底善良。至于黑格尔派的回答，就是时机并未成熟，革命失败是由于绝对观念还没有发展到适当的阶段，由于革命者们想要实现的理想还过于抽象、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而这个回答似乎也有同样的缺陷，因为除了那阶段本身出现之外，并未给出何为“适当”的标准；把正统的解答办法换成诸如人类自我实现，或体现的理性，或批判的批判等这些新方案，似乎也不能使之更加具体，或者真正增加一点有意义的东西。而且，绝对观念并没有任何发展阶段能代表马克思和激进分子们所理解的那一种自由而且公平的社会。

带着这些疑问，马克思以他特有的细致开展了工作：他认真研究了史实，阅读了关于革命本身的历史记录；他还一头扎进在法国写就的关于这一问题及相关问题的海量辩论文献中，并且在一年时间里完成了这两项任务。从学生时代以来，他的闲暇时间主要是在阅读中度过，只不过在巴黎他的这一胃口超出了一切限制。在他与黑格尔派对话的时期，他是在一种狂热的状态下进行阅读的，笔记本上记满了摘录、概括和长篇评论，这些大部分在他后期的写作中都曾引用过。到1844年底，他已经熟读了法国和英国主要思想家们的政治与经济学说，利用自己还是半正统的黑格尔理论来对其进行研究，最终通过明确自己对这两种互不相容的倾向的态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

他主要阅读了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魁奈和亚当·斯密开始，到西斯蒙第、李嘉图、萨伊、蒲鲁东以及其追随者。他们清晰、冷静、理智的风格显然胜过了德国人那种丰富情感与华丽辞藻糅杂在一起的风格；要求务实敏锐，强调经验观察，同时加以大胆新颖的总体假设，大大吸引了马克思，并且更加强了他的一种个性，即拒绝一切形式的浪漫主义，只接受有重要观察实证支持的对现象的自然主义解释。法国社会主义作家和英国经济学家的影响已经在开始驱散笼罩着的黑格尔派迷雾。

他将法国的总体环境与自己的祖国进行了比较，前者远远高出的知识水平和对于政治思想的包容让他印象深刻：

在法国，每一个阶级都带上了政治理想主义色彩，都认为自己代表着普遍的社会需求［……］而在德国，现实生活是无知识的，知识是不现实的，驱动人们去抗争的只是物质需求，实际的束缚本身［……］但是革命能量和自信本身还不足以使某个阶级成为社会的解放者——它必须找到另一个带有压迫原则的阶级［……］——比如在法国，就找到了贵族阶级和教士群体。在德国社会中缺少这种急剧的紧张关系［……］只有一个阶级，其遭受的不公不是独有的，而是整个社会的——那就是无产阶级。

他认为德国人是西方民族中最落后的。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在德国的今天得到了真实再现：德国人真正的解放——德国人与其他更加进步的民族相比，就如同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相比一样——必将导致整个欧洲社会从政治和经济压迫中解放出来。

但是如果说他对那些作家的政治现实主义有较深的印象，那么对他们历史感的缺乏，他也同样惊诧。在他看来，单是这一点，就使得他们简单粗浅的折衷主义成为可能，他们将修正和增项引入自己的体系时带有那样一种显著的漠然，而没有任何明显的心智上的不安。对他而言，这种宽容似乎表明缺少一种严肃或完整性。他自己的观点一直都是十分明确而且激烈的，都是从某些不容结论中有任何模糊性的前提引申而来。在他看来，那种知识上的弹性似乎只可能是因为对历史进程严谨框架的把握不到位造成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假设认为，当代政治经济分类适用于任何时期和任何地域，这在他看来尤其荒谬。正如恩格斯后来指出的，“如果英国狮心王理查和法王菲利普·奥古斯特都引入了自由贸易制度，而不是卷入十字军东征，我们就会少受五百年的痛苦和愚昧”，似乎之前所有的经济体系都是近似于资本主义的谬误东西——必须按资本主义的标准对其划分和评价。这违反了一个事实：每个时期都只能按照其特有的概念和类别加以分析，并且由其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不能把握这一事实，就会导致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出现，出现那些繁复详尽的体系，它们最终也不过是众多理想化版本的资产阶级或封建社会（略去了其中“不良”因素）。要提出的问题不是某人希望发生什么，而是历史允许发生什么——当前哪些趋势是必然发展而来的，哪些是会消失灭亡的。人们只能依照这种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果去发展。

不过，马克思对这些作家的道德品位都还是比较赞同的。他们同样不相信天生直觉，不依赖超出逻辑与经验观察的感觉；他们同样由此看到了反动和非理性主义的最后辩护；他们同样都是狂热的反教权主义者和反独裁主义者。他们中很多人对所有人类利益的自然和谐有着出奇的过时观点，或者相信摆脱了国家和君主统治干扰的个人有能力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幸福。马克思所受的黑格尔派教育使他根本无法接受这类观点；不过归根到底，这些人还是他对手的敌人，被划在进步的一边，算作理性进步的斗士。

二

如果说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总结出了自己关于历史结构的观点（即，关于人类历史组成元素之间的正式关联的观点），那么他关于各个元素本身的知识则来自圣西门及其追随者们，还有后起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基佐、梯叶里和米涅。圣西门是一位思想家，有着大胆而独创的观点：是他第一个提出经济关系的发展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在他所处的年代做到这一点，本身就足以成为一种不朽思想），并且进一步将历史进程当作经济阶级之间一种持续不断的矛盾进行分析，揭示任何时期，在社会主要经济来源的所有者，与缺少这一优势并最终依赖前者才得以生存的人之间的矛盾。

根据圣西门的观点，统治阶级很少完全有能力，或者会无私到十分理性地利用自身资源，或者建立那些最擅于此道者运用并增加社会资源的一种秩序，也不够灵活使自身和自己所掌控的制度能适应自己所创造的新社会环境。因此，它往往会寻求一种短视自私的政策，形成一种封闭等级，将可得到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并且利用如此获得的威望和权力，将被剥夺了一切的大多数人贬为社会和经济上的奴隶。不甘心的人自然会心怀不满，并且会为了推翻暴虐的少数统治阶级而献身；一旦他们占尽天时地利，就会获得成功。但是由于常年过着被奴役的生活，他们日益堕落腐化，不能比自己以前的主人怀有更高的理想，因而当他们得到权力之后，使用起来也不会比自己以前的统治者们更加理性、更加公正。到了他们手中，会产生一个新的受压迫阶级，而斗争会在一个全新水平上继续展开。

人类历史就是这类斗争的历史：根本上是由于——正如亚当·斯密和18世纪法国哲学家们所指出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于经济资源理性分配下双方最佳利益并存的事实置若罔闻。相反，统治阶级试图阻止一切社会变革，过着懒惰奢侈的生活，阻碍技术革新形式的经济进步，而只要这种革新发展得当，将会通过无限量的创造和科学的分配，很快确保人类永久的幸福和繁荣。

比起其前辈百科全书派来说，圣西门是一位更好的历史学家，他总是采用真正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对于过去的时代，不是以其距离当下文明的久远，而是以其针对当时社会和经济需求的体制完整性加以评估。结果就是，例如，他对于中世纪的分析要比他自由主义同辈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更有洞察力，更有说服力。他将人类进步看作社会中人们创造性、创新性的活动，他们以此改变、扩展自己的本性及其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人类的本性，正如18世纪时人们就已提出的，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成长发展的过程，其发展方向是由其自身的成败所决定的。由此他指出，一个社会秩序，在当时那个年代满足真实需求，往往会妨碍后来的社会发展，进而成为一种桎梏，其本质则被由它的存在保护起来的阶级所掩盖。军队和教会是中世纪的社会阶层中有组织、进步性的元素，如今却都成了过时的遗老，其功能也由现代社会中的银行家、工业家和科学家所取代。结果就是教士、战士、食利者们都只能游手好闲，成为社会的寄生虫，造成浪费，阻碍新阶级的发展，因此他们必须被清除掉。因其执行能力而被选出来的勤恳的、掌握技术的专家们必须取代他们的位置，排在社会前沿：必须由金融家、工程师、严格集权控制的大型工业和农业企业的管理者们来进行管理。

圣西门派认为，继承法会导致不应得的不平等财富分配，必须予以废除；但这一点绝不能延伸到普遍的私有财产领域：每个人都有权处置自己的劳动所得。和革命的发起者们，以及后来的傅立叶和蒲鲁东一样，圣西门及其追随者们坚信财产所有权既为劳动积极性提供了动力，也为私人和公众道德奠定了基础。银行家、公司创办人、工业家、发明家、数学家、科学家、工程师、思想家、艺术家、诗人都必须依据其发挥的作用，受到国家充分的褒奖。一旦社会的经济生命被专家们调整得合理化，进步人类社会的自然本性、一切利益的自然和谐，都将为所有人提供普遍的公平、安全、满足和平等的机遇。

圣西门所处的时代，是西欧封建主义的最后遗迹即将消失，资产阶级企业家及其新的机械设备即将发展兴盛起来之时。他完全相信技术革新的极大可能，及其对于人类社会自然积极的影响：在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中，他看到有才能、有积极性的人受到了一种公平和无私精神的鼓舞，却被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贵族和教会的盲目敌意所束缚——那些人正为自己的特权和财富而忧心忡忡，因而成为一切公平和一切科学与道德进步的敌人。

这种信仰在当时并不像现在看起来那么幼稚。正如马克思自己后来反复提到的，在力争从社会中崛起的真切时刻，一个国家中新兴阶级的先驱自然会把自己的理想目标与受压迫民众结合起来，感觉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某个新理想的无私捍卫者，在最远的进步前沿阵地上奋勇拼搏。圣西门是新兴资产阶级最宽宏大量、最理想化时期的最能言善辩的预言家。很自然地，他对工业化、主动性、创新性、大型规划能力给予了最高评价；但同时他也尖锐地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只是不知道将来有一天自己这一部分理论将会应用到什么领域。他自己是18世纪一名有着大量世袭土地的贵族，在大革命中破产，选择将自己与进步力量联系起来，致力于对自己阶级的更替进行解释和证明。

他最有名的思想对手夏尔·傅立叶，曾是在新世纪头十年中居住在巴黎的一名旅行推销员，当时，圣西门寄予了全部希望的金融家和工业家们非但没有实现社会和解，反而通过创造严重集权化的垄断企业，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的对立。通过获得对贷款的控制，通过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招聘劳工，他们使得货物的批量生产和批量配送成为可能，因而与小规模的商人和匠人展开了不公平的竞争，后者就这样被前者有计划地从开放市场中赶了出去，而他们的孩子也被前者招收进了工厂和矿场。

法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后果，就是在大小资产阶级之间制造了嫌隙，形成了永久敌对的态势。作为破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傅立叶愤恨不已地痛批“资本家就是上天注定的社会救星”这个错误观念。与他同时代但比他年长的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凭借海量的历史证据，在一个需要有类似于天才的禀赋才能够有此洞察的时期，就曾辩护过这样一个观点：尽管先前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因为世界上物资缺乏而产生的，新的机械化生产方式的发现，将会用过剩的物资淹没这个世界，并且除非受到抑制，否则很快就会引发一场阶级大战，而此前的那些矛盾则将淡化至无足轻重。不断增加的产品需要进行市场销售，而这将引起敌对的资本家之间持续不断的竞争，这些资本家将不得不有计划地降低工人工资，增加工作时间，以在另一个比自己慢一点的对手面前赢得哪怕是暂时的优势，而这又会相应地引发一系列的严重经济危机，最终因为不同资本家群体之间的自相残杀而演变成社会和政治动乱。

这场人为造成的贫困，与物资的不断增加成正比，尤其是对那些十分基本的、大革命所确保的人权的恶意践踏，只能通过国家干预加以控制，而这必须限制资本积累的权力和生产方式的权力。西斯蒙第是早期的新政拥护者，或者是福利国家的预言者，认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实行理性人道管理的社会是可能的，研究范围仅限于一般建议。而傅立叶则不相信一切中央集权，宣称只要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官僚暴政必定会出现。他认为世界应该被划分为若干小组，即被他称为“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ies）的共产村庄，各自实行自治，逐级结成联邦，形成越来越大的单位；所有机械设备、土地、建筑和自然资源都归集体所有。他的这一幻想，是怪异与天才的奇特组合，在其最“启示录”般的时刻依然十分周全、精确：一座巨大的中央电力工厂将会利用自身发的电力，完成整个共产村庄所有机械的工作；福利必须在劳力、资本和才能之间以5:3:2的严格比例进行划分；村庄里的成员每天工作时间不过几个小时，可以有时间自由支配，提高自身智力、道德和艺术方面的能力，以达到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水平。

这种理论有时总会被纯粹的幻想所打断，例如预言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种新的动物，外表上不同于现有的任何种类，但是更加强壮，数量也更多——所谓的“反狮子”“反老虎”“反海豹”等——它们不像现在的祖先这么充满敌意、具有破坏性，相反对人类十分友好、依附于人类，凭借纯机械所缺少的技巧、智力和预见性完成自己的工作。这个论点最具破坏性之处也就是其最佳之处。在对中央集权化和自由竞争的自我破坏影响的冷静、精确分析中；在对资本家及其所雇用者（包括法官、军人、行政长官）的大型王国完全不顾个人生命与自由的行为的强烈愤慨和真正恐惧中，傅立叶的谴责就是后来所有对于未受压制的自由放任主义学说的攻击的原型，是马克思和卡莱尔著名的控诉檄文的原型，是杜米埃的漫画和毕希纳的戏剧原型；一如左翼和右翼人士对于用新形式特权取代旧特权的抗议，对于“原本设计用来解放人们的机器反而奴役了人们”的抗议，都可以从傅立叶那里找到原型。

1830年的革命推翻了查理十世的统治，将路易·菲利普推上了法国的王位，再一次激起了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兴趣。接下来的十年中，数不胜数的书籍和小册子相继出版，谴责现有体系的种种罪恶，提出各种救世方法，从拉马丁或克雷米约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建议，到马拉斯特或勒德吕—罗林更为激进的半社会主义要求，以及路易·布朗较为成熟的国家社会主义，最终提出了巴尔贝斯和布朗基的极端方案，这两人在他们出版的《自由报》（L'Homme libre）中宣扬暴力革命，消灭私有财产。傅立叶的门徒孔西德朗宣告了现有财产关系制度即将灭亡；当时十分有名的社会主义作家佩克尔、路易·布朗、德萨米，以及他们之中不属于任何党派而最具独创精神的蒲鲁东，在1839到1842年间出版了他们最广为人知的对于资本主义秩序的攻击文章，随后一大批不那么知名的人物纷纷简化、普及了他们的学说。1834年，天主教神父拉梅内出版了其基督教社会主义作品《一个信徒的话》，在1841年，康斯坦神父出版了《自由的圣经》，这恰恰证明即使是在教会里，也有人无法抗拒新革命理论广为普及的吸引力。

路易·布朗的《十年》对1830—1840年这段时期进行了绝妙而深刻的分析，这部作品取得了极大成功，代表了思潮的发展方向。文学和哲学共产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卡贝创作了一本广为流传的关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皮埃尔·勒鲁则向小说家乔治·桑宣扬一种神秘平均主义，海涅在其著名的关于七月王朝时期巴黎社会和文学生活的小短文中对此进行过讨论，并颇为赞许。

这些运动后来的命运都是微不足道的。圣西门主义者们在经过一些年散漫无序的存在后，作为一场运动已经销声匿迹了：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成了身价陡增的铁路大亨和放贷者，至少还在践行着他们师傅预言的某一个部分。更加偏向空想主义的傅立叶主义者们在美国建立了共产主义公社，其中有一些，比如奥奈达公社，持续了好几十年，吸引了美国一些主要思想家和作家的关注；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通过自己的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马克思熟读了这些理论，而他自己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它们的影响。圣西门关于大规模新生产能力及其对社会的革命性影响的幻想，对那些认为只有大胆实现工业化，才能保证快速提高实力，保证人类各方面潜能最大程度扩张和实现的人来说，（至今同样）是有共鸣的。傅立叶则让另一些人产生共鸣，他们认为与前面相反，导致规模化生产的不受约束的驱动力，毫不考虑分配问题，就是在破坏自然的人类关系，将人变成商品，藐视公平，使人类才能扭曲而进入狭小通道（在那里要么被阻塞停滞不前，要么与人类最自然的需求相悖），创造了令人生厌的、对双方都有破坏性的丛林战场，仅仅受到冷酷无情的中央集权化的抑制，生产企业的疯狂扩张似乎使后者变得不可避免，而后者同样压榨了它的受害者们。

马克思对于两个观点都接受；他试图表明，人类在向着一个社会前进——穿过污泥与血痕相融的路——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关于不受约束的生产力最乐观的预言与社会控制相结合，从而使人们免于浪费、压迫、挫折、分裂的烦恼。为了阐明这一点并且给出具体证明，他尽自己所能，从各种资源，从书籍中，从报刊上，通过会见作者和记者，通过和德国工匠们组成的小型革命团体彻夜长谈——这些团体受共产主义鼓动者们的影响，聚集到一起讨论他们七零八落的组织的事务，以及在他们祖国开展革命运动的可能性这一更加模糊的问题——获得近代社会历史知识，对法国思想家们的社会理论进行测试。在和这些工匠的谈话中，他约略发现了一个阶级的需求和希望，而在圣西门及其后辈的作品中就曾经给这个阶级描绘过一个抽象形象。

关于在理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扮演的精确角色，马克思还没有做过太多思考。此外还有不稳定的下等阶层，包括一些边缘人士、奇异行当成员、波西米亚人、无业军人、演员、知识分子，他们既非主人亦非奴仆，十分独立，却摇摇晃晃地处在勉强维持生计的水平的边缘，他们的存在几乎从未引起过社会历史学家的注意，更未得到过任何阐释或者分析。他对那些构成法国革命党左翼的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文章十分感兴趣，因而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这些问题上面。1844年早期，他在和卢格合编的刊物上为自己关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评文稿发表了一篇导言。同时也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

这篇关于犹太人的文章本意是作为对布鲁诺·鲍威尔关于同一问题的若干文章的回应。鲍威尔宣称，犹太人在历史上就落后于基督徒一个阶段，因此必须受洗，才能理性地要求获得完全的文明解放。马克思在回应中指出，犹太人不再是一个宗教性的或种族上的群体，而是一个纯经济的群体，是一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赘物，他们被自己的邻居们逼迫从事高利贷和其他不招人待见的职业。因此，只有欧洲社会其他人得到了解放，他们才能得到解放：让他们受洗，只不过是换上另外一套锁链而已；仅仅赋予他们政治自由，则会让他们落入将此视为所有人能够希冀和应该得到的一切的那些自由主义者手中。

尽管有些地方写得十分出色，这还是一个肤浅的分析，不过也反映了马克思典型的一面：他执意认为，他那个时代中一些著名犹太人，包括海涅、拉萨尔、狄斯累利，终身被当成靶子所遭受的讽刺与侮辱，在他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绝不能波及到自己身上。因此，就自己而言，他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掉犹太人这个问题，宣称这不过是一个不真实的问题，被创造出来以掩盖其他更加迫切的问题：这不过是一个没有特别难度的问题，却是从亟待整顿的普遍社会骚乱中产生。他受洗成为一名路德会教友，和一个非犹太人结了婚。他曾经给科隆犹太人团体提供过帮助；在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与任何跟自己的种族有丝毫相关的事情都保持着距离，对其所有制度都公开持有反对态度。

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尤为重要：它所阐述的学说与之前他出版的任何作品不同。正如他本人所说的，在批判中他开始将自己的观点与唯心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冗长、费力而且全面彻底的过程的开始，当这一过程在四年之后到达终点时，最后奠定了一场新运动和一个新未来的基础，并且发展成了一个固执的信仰和行动的方案，至今都还影响着欧洲的政治意识。

三

如果马克思要求的是一个建立于对历史研究和当代事件观察的基础之上的完整的行动方案，那他从抵达巴黎之日起，一定和聚集在那里的沙龙和咖啡馆里的改革家和预言家们意见相左。他们的确比柏林咖啡馆里的哲学家们更加睿智，更有政治影响力，也更加负责任，但在他看来，他们似乎像是罗伯特·欧文一类颇有才华的预言家，或者像勒德吕——罗林一类的改良自由主义者，或者像马志尼一类二者兼备的人，最终都没准备为工人阶级做点什么；或者他们是伪装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像披着狼皮的羊，比如蒲鲁东或路易·布朗，其理想也许至少有一部分还能够达到，但是其渐进主义的、非革命主义的策略表明，他们在对敌人力量的估计上犯了根本性错误，并且会因此被当作内部的、经常是无意识的革命敌人，大家会对他们进行更加坚持不懈的斗争。不过，他还是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一点他并不承认——尤其是路易·布朗，后者关于劳工组织的书影响了他关于革命的观点和对工业社会的正确分析。

他深深地被一个党派所吸引，该党派为了与后来被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温和派相区别，采用了共产主义者这个名称。但二者都不是今天这个词语的含义，都包括组织松散的团体和个人。不过前者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组成，而后者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工厂工人和小作坊工匠，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简单朴素、自学成才的人，被他们所受的不公所激怒，轻易就相信消灭特权和私有财产的革命密谋的必要性，这是巴贝夫的学生菲利普·邦纳罗蒂所宣扬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被终生的密谋家、雅各宾派共产主义者奥古斯特·布朗基所继承，后者涉入了1839年那场失败的起义。

马克思尤其对于布朗基的组织能力及其主张之大胆和暴力性有很深刻的印象，但他认为对方缺少想法，尤其对于政变取得成功之后需要采取的措施缺少清晰的思路。他发现在其他一些宣扬暴动的人中间，也存在相似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四处游走的德意志裁缝魏特林和俄罗斯流放犯巴枯宁，这个时候他对这两人十分熟悉。他在巴黎认识的共产主义者中，在他看来只有一个人表现出了对局势的真正理解。这是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人，家境富裕的年轻德意志激进分子，巴门一位棉花生产商的儿子。到目前为止，马克思总是将恩格斯含糊地归为柏林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这是他们此前的一面之缘后一直挥之不去的印象。他们相互了解是1844年8月下旬或9月上旬在巴黎的时候，也是在2月份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马克思的刊物上发表之后。这次会面对两人来说都是决定性的，这标志着伴随两人后半生的友谊与合作的卓越生涯的开端。

恩格斯刚开始还是一名激进主义诗人和记者，在马克思逝世后却成为一位国际社会主义领袖，在他的有生之年，发展起了一场全球性的运动。他意志坚定，却缺乏创造性；个性秉直强大，颇有才华，尤其对于知识的快速吸收有着异于常人的能力。他有着敏锐、清醒的头脑，和对事实的敏锐感觉，这一点是他那些激进主义同伴中很少有人具备的（如果有的话）；他本人缺少原创性发现的能力，却在观察、评价与理解他人之发现的实际适用性方面有着独特的才能。他快速明晰的写作能力，无限的忠诚和耐心，使他成为拘谨难相处的马克思的理想同盟和合作者，后者自己的写作风格通常无比生硬、容量过多、晦涩难懂。在其一生中，恩格斯别无他求，唯愿在马克思的教导下度过，把他视为创造性天才的春天，为自己的特殊才能赋予了生命和空间；只有和他在一起，自己的身份和作品才能得到认可，共享这位导师的不朽光辉。

在他们见面之前，他一开始还是赫斯的一名学生，自己独立形成了与马克思不无相似之处的立场；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对于自己朋友的新思想（有时甚至是没有表达完全的思想）的理解，远超于他朋友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并且不同于马克思常见的迂回复杂的风格，而是用更加吸引大众、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有时不惜大力简化这些理论）。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着一种独特品质，使他能与马克思这种脾气的人长久共处下去，丝毫不存在竞争对立的关系，压根没有任何抗拒对方强势个性、维护和保持自己紧紧把守的立场的愿望；相反，他是太迫切地想要毫不犹疑地从马克思那里汲取知识养料，就像一名满腔热忱的小学生一样，他回馈给马克思的则是自己的理性、热情、活力、愉悦，当然最后还有最实实在在的，在马克思陷入绝望困境时提供了生活上的援助。

与众多专注的知识分子一样，马克思自己也被一种持续不断的不安全感所困扰，并且有点病态的敏感，总是满怀猜忌地怀疑别人对他本人或对他的学说带有哪怕是一丁点的敌意，他至少需要一个能够理解自己观点的人，这个人他要能完全信得过，并且能如自己所愿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充分依靠。在恩格斯身上，他找到了一个忠诚的朋友与学术上的同伴，恩格斯的平易让他重新找回了洞察力以及对自己和目标的信心。在其一生较多的时间里，他一直都知道，每逢意外发生，总有这个伟岸、可靠的人在身边伸出援手。对于这些，他则回报以真挚的情感，和对其品质的一种自豪感，而这除了自己的妻子与孩子，他再未给过其他任何人。

两人在巴黎会面的过程中，对于彼此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观点的相似性都了然于胸了。恩格斯之前到英国旅行过，发表了一些文章，生动地记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环境，甚至比马克思更加讨厌西斯蒙第学派的社会人文主义。他提供了马克思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那就是关于一个进步工业社会中真实情况的丰富的具体信息，这些信息为很快在马克思脑中成形的宏大的历史学论文提供了关键素材。另一方面，恩格斯则发现马克思给了他自己缺少的东西，那就是一个适合自己素材的坚实框架，可以将这些素材变成武器，反对当时流行的抽象概念，在他看来，以那些抽象概念为基础，是无法建立起什么严肃的革命哲学的。

与马克思会面对他产生的作用，一定与之前一场会面对那位更容易受影响的赫斯的作用相类似。它增强了他的活力，澄清了他至今还未完全得到发展的政治思想，给他带来了清晰的方向感，以及一种组织有序的社会观，在其中他可以从事具体的、能达得到的革命目标。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错综复杂的迷宫中漫无目的地徘徊良久后，这一定很像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对他来说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之间频繁的通信持续了四十年之久，从一开始就既熟悉亲密，又带着一种务实高效的语气：两人都不沉湎于反省，都完全投身于运动之中，这是他们全心创立的运动，成了他们生活中最坚实的现实。在这种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友谊，不含任何占有、赞助或妒忌的成分。两人在提到这种情谊时从不带有一丝害羞和尴尬；恩格斯觉得自己得到的比付出的多，他生活在一个马克思用自己的内心资源建立并且装饰起来的精神世界中。马克思去世以后，他把自己当成这个世界指定的监护人，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以免那些胆大妄为、毫无耐心的年轻一代社会主义者企图改变它。

马克思在巴黎度过的这两年，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遇见那些与他比肩的人物，并且还与这些人友好交往。如果说那些人不都是在学术上与他比肩，至少在个性和生活的独创性上是如此。1848年的大失败击垮了激进主义者中最强硬者以外的所有人的精神，通过杀戮、关押和转移，将他们大批消灭，让留下来的大多数人从此一蹶不振或者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在这场大失败之后，他采取了一种主动回避的态度，只和那些已经证明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足够忠诚的人保持联系。自然恩格斯成了他的参谋；至于其他人，他一律公开地视为对手或下属。

在当时是他朋友的那些人（卢格、弗莱利格拉特、海涅、安年科夫）的回忆录中，经常有关于他的描写，将他描述成一个有胆识、精力充沛的人，是一个激烈、热切、傲慢的好辩者，对任何问题都要用到他那笨拙沉重的黑格尔哲学武器，不过这个装置尽管笨拙不堪，但还是反映出一种机敏、强大的智慧，这一点就算是最敌视他的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很少有哪个有名的激进主义者让他没能用什么方式去伤到或羞辱一番。

他与诗人海涅相识，并且建立起了热情的友谊。他也许受到了对方的一些影响，而且，尽管对方有着反民主主义的观点，他还是在对方身上看到了一种比赫尔威克或弗莱利格拉特更为纯粹的革命诗人形象，这两人在当时可都是德国激进青年心中的偶像。他还与俄国自由主义者圈子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们当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反政府者，另一些则是有良好教养的贵族业余人士，以及对稀奇人物和形势的鉴赏行家。其中的一个，帕维尔·安年科夫，是一位精明而友善的文人，颇得马克思的欢喜，他留下了这样一段描述当时的马克思的文字：

马克思属于那种精力充沛、意志强大、信念坚定的人。他有着一头又黑又密的蓬松头发，手上汗毛很重，穿一件扣得歪歪扭扭的双排扣常礼服，脸上带着一种总是要求别人对自己尊重有加的神情。他行动笨拙，但很有自信。他的举止藐视着公认的社交习惯，神情傲慢，几乎带着蔑视。他的声音刺耳，令人不快，谈论人和事时，总是带着不容反驳的语气，似乎表达着他自己对于“致力于改变人们观念、传授生存法则”这一使命的坚定信念。

这个圈子里另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便是著名的米哈伊尔·巴枯宁，当时在巴黎与马克思的相识对他影响更加持久。巴枯宁大约是在马克思离开德国的时候离开俄国的，离开的原因也差不多一样。当时他是一位狂热的“批判性”左翼黑格尔派，是沙皇统治和一切专制政府的狂热敌人。他为人大方、奢华，个性冲动，想象力丰富、混乱、毫无拘束，对暴力的、巨大的、雄伟的事物有着激情，对一切规定和制度主义心怀憎恨，完全缺乏个人财产的感觉，并且重要的是，对于摧毁自己时代这个狭小的社会有着一种强烈的、迫切的渴望，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就像小人国里的格列佛一样，个人因空间狭小而窒息，难以最大程度地、最高尚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他的朋友及同胞亚历山大·赫尔岑曾经很崇拜他，也深受他的感染，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

巴枯宁能够变成任何身份——煽动者、民众领袖、传道者、一党领袖、一个教派、一个异端分子。将他放到任何你喜欢的地方，只要一直处于某个运动的极端［……］——他会蛊惑群众，改变人们的宿命［……］但是［在俄国］这位没有了美洲和轮船的哥伦布，在违背自己心意到炮兵部队服役一两年之后，又到莫斯科的黑格尔学派中学习了一年左右，急切地渴望将自己与一个国家分开，在这个国家里，任何形式的思想都被诉为恶毒，审判或演讲的独立被视为对公众道德的侮辱。

他是一位杰出的群众演讲家，心怀着对不公平的真切痛恨，对自己的使命有着热切的情感，致力于鼓动人们发起伟大的集体英雄行为，以永远地将其解放。他对人们施展了个人的蛊惑，利用他传达的强烈革命热情，使他们无视于他的不负责任、他的虚伪、他本质上的轻薄。他不是一位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很容易吸收别人的观点；但他是一位有创造力的教师，尽管他的整个学说无非就是一种狂热的平等主义信仰，认为必须摧毁一切统治阶级，解放被压迫阶级，同时还夹杂有一时的泛斯拉夫主义，他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发起了一种运动，这运动直到他死后很长时间内都还在继续。

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的差别，就好比诗歌与散文之间的差别；他们之间的政治联系建立在并不充分的基础之上，也是十分短暂的。他们之间的主要联系纽带，就是共同对一切形式的改革主义的憎恨，但是这种憎恨却来自不同根源。在马克思看来，渐进主义从来都是统治阶级企图分散对手精力，使之流入无效、无害通道的伪装而已：这是一种策略，他们当中头脑较为清醒点的知道这是一个蓄意的计谋，而其他人则自己也被它欺骗，如同激进主义改革者们受到欺骗一样，后者对暴力的恐惧本身就是对其所宣称的目标的一种无意破坏。巴枯宁厌恶改革，因为他认为所有限制个人自由的界限从本质上讲都是邪恶的，所有毁灭性的暴力在瞄准统治阶级时，本身都是好的，因为它是创造性自我表达的一种基本方式。

在这一基础上，他热切地反对马克思和改革主义者们所认可的目标——用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来取代现状——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暴行，比其本意取代的个人和阶级专制统治来得更加残忍，也更加绝对。这种态度的情感基础，就是天性中对正常文明社会里组织有序的生活方式的痛恨，这种规范是西方民主主义者思想中认为理所当然的，而对于一个有着丰富想象力、混乱的习惯、对一切限制和障碍心怀痛恨的人来说，这显得有些平淡无色、过于小气、沉重压抑，并且粗俗不堪。完全缺少统一的目标，由此建立起来的同盟是无法持久的：行事规律、刻板严格、不易受外界影响的马克思开始将巴枯宁视为半江湖郎中、半精神病人，认为他的观点荒谬、粗野。他在巴枯宁的学说中，看到了一种野蛮个人主义的迹象，这个问题他也曾经指责过施蒂纳；但施蒂纳不过是一所女子中学里无名的教师，是一个在政治上毫无影响的知识分子，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雄心要去煽动群众，而巴枯宁则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行动者，一个熟练的、无所畏惧的煽动者，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家，一个狂热沉迷于要掌控别人（至少在思想上）的危险的夸大狂，这种野心与支配马克思本人的完全一样。

多年以后，巴枯宁在自己的一篇政治学短文中这样记录了他眼中的马克思：

马克思先生有着犹太人血统。在他身上集中了这个极具天赋的种族所有的优点和缺点。有人说，他很紧张不安，甚至到了胆怯的程度，说他特别地心怀恶意、自命不凡、喜欢吵架，与他祖先之神耶和华一样心胸狭隘和独裁专制，怀有病态般的报复心。没有什么谎言，也没有什么诽谤，是他所不能用来对付那些引起他妒忌或憎恨的人的；如果他认为对提高自己地位、影响和权力有用，他会不惜一切卑鄙手段［……］

这些是他的缺点，但他也有很多优点。他很聪明，也很博学［……］在1840年前后，他成了一个由激进黑格尔主义者们组成的非常引人注目的圈子的灵魂人物［……］——这些德国人一贯的愤世嫉俗将即便是最狂热的俄国虚无主义者都远远抛在了后面［……］

很少有人像马克思先生那样博识强记，那样博览群书，也许还可以加上一句，那样智慧地读书［……］

就像路易·布朗一样［……］他是一位狂热的权力主义者——可以说从三重意义上都是如此，身为一名黑格尔主义者、一名犹太人和一名德国人——但是前者在辩论中使用演说式的修辞，而后者，身为一名博学沉闷的德国人，则将这一原则［……］用黑格尔辩证法的所有把戏，以及他多面学识的财富装扮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彼此的憎恨越来越明显：外表的友好关系好不容易持续了几年，因为彼此对对方强大个性持有勉强的、心怀顾忌的尊重，而免于完全决裂。相互之间的矛盾的最终爆发，差不多摧毁了双方的工作，也对欧洲的社会主义进程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如果说马克思平等地对待巴枯宁，他却没有掩藏自己对当时遇见的另一位著名煽动者威廉·魏特林的蔑视。身为职业裁缝，同时又是一名漂泊的传道者，这位诚挚的、无畏的德国空想家，就是在中世纪晚期发起农民反叛的人们最后的，也是最雄辩的后裔，他们在现代的代表，大部分都是手工业者和工匠，参加秘密社团的集会，致力于革命事业。在德国与国外的许多工业城镇中有很多分支机构，多个分散的政治不满情绪中心，围绕着这些中心聚集了很多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受害者，这些人被他们受到的不公所激怒，对他们的事业和挽救办法又疑惑不已，但都被同样的悲痛情感和废除摧毁自己生活的这个体制的渴望团结在一起。

在其作品《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和《贫苦罪人们的福音》（1845）中，魏特林提倡穷人对富人发起一场阶级斗争，利用公开的恐怖主义作为主要武器；特别是突击队的建立，成员都是那些社会中受冤最深，因而最受遗弃、最无所畏惧的群体——也就是亡命之徒和罪犯——这些人会不顾一切地朝压迫过自己的阶级发起报复打击，想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没有竞争的世界，他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魏特林认为各地工人要实现大团结的观点，他个人的坚忍自制，他在不同监狱里的经历，尤其是他作品中狂热的传道式激情，在他的手工业者同伴中招来了很多忠诚的追随者，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让他成为欧洲重量级人物。

对于被误导的真诚，马克思并不怎么关心，他尤其不喜欢巡回游历的那种预言家和模棱两可的感情主义，因为带着感情主义他们肯定会影响严肃的革命工作，不过这次马克思承认了魏特林的重要性。他提出的由那些一无所有、通过摧毁现有社会能得到一切的绝望之徒向统治阶级公开宣战的观点，在他的谴责控诉背后那些感动了所有观众的个人经历，他对经济现实情况的重视，他试图捅破那些政治党派及其官方纲领虚伪外表的努力，特别是他在创建国际共产党核心过程中取得的实际成就，深深地打动了马克思。然而，他对魏特林详细的理论却公开表示蔑视，并且有理由地认为他是头脑发昏、歇斯底里，是党内混乱的一个根源，他的理论让自己的无知表露得一览无余，并且极大地降低了自己的声望。1846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有一个记录，会议期间马克思要求听取魏特林对工人阶级的具体建议。当魏特林支吾其词，喃喃地说着书斋中开展的批评远离苦难的现实世界，没有什么用处时，马克思拍着桌子，大声喊道：“无知从没帮助过任何人！”随后会议很快就结束了。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关系则更加复杂。还在科隆的时候，他曾读过令蒲鲁东初次成名的著作《什么是财产？》（1840），并且赞扬过作品出色的文风与作者的胆识。到了1843年，一切暗含革命火花的东西都吸引着他，只要听起来明确、坚定，并且公开提倡推翻现有体制。但是很快他就坚信，尽管蒲鲁东声称非常崇拜黑格尔，其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却最终不是历史学的，而是道德层次的，其颂扬和谴责都直接建立在自己绝对的道德标准之上，完全忽视了制度和体制的历史学重要性。从这时起，他仅仅是将蒲鲁东看作又一个法国庸俗的道德主义者，工业制度里小资产阶级受害者社会理想的一个有意或无意的辩护者，并且对他本人及其学说完全没有了半点尊敬。

马克思刚刚抵达巴黎的时候，蒲鲁东正处于其声望的顶峰。出身于贝桑松的农民家庭，身为一名排字工人，他是一个心胸狭隘、固执己见、无所畏惧、清教徒式的人，是法国底层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正是这一阶级，在积极参与最终推翻波旁王朝的斗争之后，发现自己不过是换了主人而已，由银行家和大型工业家们（圣西门曾经教导他们对这些人怀有众多期望）组成的新政府，也只不过是加快了他们崩溃的速度。

蒲鲁东认为对于社会公平和人间情谊有毁灭性作用的两大力量，一是向资本积累的趋势，这会导致财富不均现象的持续增加，一是与之直接相关的发展趋势，公开地将政治权力和经济控制挂起钩来，意在确保在自由开明制度伪装下的专横财阀统治的发展。在他看来，国家成了一个为少数人利益剥夺多数人财产的工具，是抢劫的合法手段，通过赋予富人社会立法和金融贷款的唯一控制权，系统地剥夺个人对财产的正常所有权利，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则无助地被剥夺干净。蒲鲁东最著名的一本书，开篇就说一切财产就是盗窃，这令很多人对他的成熟观点产生误解。早年间他认为一切财产都是侵吞盗用的，但是后来他又提出，每个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独立性，维持自己的道德和社会尊严，只需要最少量的财产：如果在一个体系之下，这个最少量的财产也没有了，而且根据这个体系的法则，人们可以通过商业交易，用它来交换别的东西，最终便将自己作为经济奴隶卖给了他人，这是一种让偷盗行为、偷盗别人基本权利的行为合法化并且被大力提倡的体系，缺少了基本权利的人也就没有了追求正常目标的手段。蒲鲁东意识到了这一进程的主要原因，在个体、群体、社会秩序之间未受到抑制的经济矛盾中，这必然导致那些最有能力的和组织最好的，以及那些最不受道德或社会责任感约束的人，占据对社会群众的统治地位。这代表了毫无道德原则的力量联合战术技巧，就会战胜理性与公平。但蒲鲁东并非决定论者，在他看来，没有历史学的理由能解释为什么这种情况必须永远持续下去。竞争，这是上个世纪开明的思想家们最喜欢的万应灵药，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们看来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光环，是对个人艰难的理性行为、战胜自然盲目力量以及自己不受约束的胃口之过程的最充分和最丰富的表达，在蒲鲁东眼中成了万恶之首，是将所有才能歪曲到不自然地宣扬一个贪得无厌因而不公平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的优势依赖于（甚至就在于）其智胜、击败或者消灭别人的能力。

这种恶行与早些时候卢梭、傅立叶和西斯蒙第批判过的一样，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和阐述了出来。傅立叶是18世纪思想和风格的继承人，将他所处时代的灾难解释为那些害怕真正应用理性的人（神父、出身优越者、官僚主义者以及富人）蓄意的阴谋对理性进行压制的结果。蒲鲁东并不认可这个简单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他受到了自己这个时代的历史相对论的影响；他不懂德语，但从巴枯宁以及后来的德国流放犯那里被灌输了黑格尔哲学思想。他试图让新理论适应于自己的学说，强调公平与人权，结果变成了马克思眼中对黑格尔哲学粗糙的滑稽模仿。

实际上，这个方法就是将一切事物描述成两个对立概念的形式，让每种描述显得现实而又矛盾，这很适合蒲鲁东创造尖刻、吸引人的词汇的才能，符合他对警句的钟爱，也符合他对打动人、惊住人、煽动人的渴望。一切都是矛盾的：财产就是盗窃；成为一名市民就等于被剥夺权利；资本主义成了强者对弱者、少数对多数的专制统治；积累财富就等于抢劫；废除它就等于摧毁道德的基础。

蒲鲁东对此的解决办法，就是对竞争的压制，同时引入一种“互助式”的合作体系取而代之，在这种体系之下有限的私人财产是允许的，事实上是强制性的，但不允许资本的积累。竞争激发了人身上最坏的、最残酷的本性，合作则在促进更高效率的同时，通过揭示公社化生活的真正目标而对他们进行教化。国家可能被赋予特定的中央集权职能，但这一行为必须通过贸易的、职业的、专业的，以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协会加以严格控制，在这种协会控制之下社会才组织得更好。按照非竞争“互助式”标准将社会组织成一个单一的、权力下放的经济体，自相矛盾的情况就会得到解决，善就会留下来，恶就会消失。贫困、失业、（作为无计划社会中阶级失调的结果）人们被迫承担不乐意的任务的挫折感，这些都会消失，人们身上更好的本性会发现有机会彰显自己；因为在人类本性中并不缺少理想主义，但在现有经济秩序下，这种理想主义被认为是徒劳无益的，或者经过误导之后变得危险。

但在蒲鲁东看来，向富人宣传这些是无用的，他们慷慨的天性很久以前就退化了。百科全书派所梦到的、有时圣西门和傅立叶也会梦到的开明君主不会诞生，因为他自身就是一个社会矛盾。只有这个体制真正的受害者（那些小农户、小资产阶级和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才靠得住。只有他们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只有作为社会中数量最多、最不可或缺的成员的他们，才有能力去改变它。于是，蒲鲁东就瞄向了这些人。他警告工人们不要政治性地组织起来，因为如果模仿统治阶级，他们终将陷入任凭对方摆布的境地。他们的敌人在政治策略上经验更加丰富，将会通过恐吓手段，或者通过经济或社会贿赂，成功拉拢到革命领导人中较软弱或没那么精明的人，从而使这场运动输掉。无论怎样，即使反叛者获得胜利，他们取得对专制政府之政治形式的控制权力，并因而对这些政治形式加以保留，又会给这个他们寻求摆脱的矛盾带来新生。因此，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必须通过纯粹的经济压力，尽量将自己的模式加到这个社会的其他群体之上；这一过程应该是逐步地、和平地进行的。蒲鲁东反复强调，工人阶级绝不能求助于高压手段，甚至连罢工都不允许，因为这将会侵犯工人个人自由处理其劳动力的权利。

蒲鲁东十分不明智地将自己的作品《贫困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拿给马克思看，请他提批评意见。马克思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认为内容谬误不堪，肤浅得很，不过写作风格倒是颇为吸引人，文字生动流畅，感情真挚，足以误导群众。“留下错误不改，”多年以后他在一个类似的场合这样说道，“就等于纵容学术的不道德。”因为十个工人可能走得更远，但还有九十个可能和蒲鲁东一起留在了原地，待在黑暗之中。于是他决定要摧毁它，同时要一劳永逸地摧毁蒲鲁东作为严肃思想家的名声。

在1847年，作为对《贫困的哲学》的回答，他出版了一本《哲学的贫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书中有自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辩论以来，一位思想家对另一位展开的最猛烈的攻击。马克思不辞辛劳地证明，蒲鲁东根本不具备抽象思维能力，却徒劳无功地通过采用伪黑格尔派的术语试图隐藏这一事实。他斥责蒲鲁东彻底误解了黑格尔的范畴体系，幼稚地将辩证矛盾解释为善恶之间的简单斗争，这导致了“只需要摒弃恶，善便会留存下来”这样的谬误。这便是浅薄之极：将辩证矛盾的任何一方简单称为好或坏，就是在严肃社会分析中不恰当的非历史主观主义的一个表现。任何一方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同样都是不可或缺的。真正的进步不是由某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所构成的，而是由这种斗争本身所构成的，而这必然包括了二者的灭亡。蒲鲁东不停地表达对社会斗争中这个或那个元素的同情，无论他认为自己多么相信斗争本身的必然性与价值，他依然是一名绝望的唯心主义者，也就是说总是利用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欲望和偏好来评价客观现实，伪装成永恒的价值（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的），而毫不顾及阶级斗争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

接着又是对蒲鲁东经济学理论的煞费苦心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该理论是建立在关于交换机制的一个错误观念之上的：蒲鲁东对李嘉图的误解丝毫不逊于他对黑格尔的误解，并且将“人类劳动决定经济价值”这一命题与“人类劳动应该决定经济价值”这一命题混为一谈。这就导致了对货币与其他商品之间关系的完全误读，而这影响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经济组织的整体阐述。

马克思最猛烈的攻击直指蒲鲁东的隐性个人主义，指向他对任何集体组织倾向的明显憎恨，他对健壮的自耕农及其道德准则的怀旧式的信仰，对私有财产制度坚不可摧的价值的信仰，对婚姻和家庭神圣性的信仰，对一家之长对自己妻儿在道德与法律上的绝对权威性的信仰；这的确也是他个人生活的基础，是他发自内心地害怕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害怕可能摧毁小农场里根本生活方式的一切东西的根源所在，他的祖先便是在小农场中出生长大的，尽管他总是说一些勇敢的革命词语，他依然毫不动摇地支持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马克思指责蒲鲁东，说他渴望纠正现有制度的直接错误，而不会破坏制度本身，因为正如他这个阶级的所有法国人一样，他在情感上是依附于这个制度的；还说他尽管假借黑格尔哲学之名，却不相信历史发展进程是不可避免的与不可逆转的，不相信这个进程是通过革命式跳跃往前发展的，也不相信当前的邪恶本身就是严格地由历史发展规律所必然产生的，就如同有朝一日终会取代它们的历史阶段一样。因为只有假设这些邪恶是偶发性的不足，才有可能通过勇敢的立法去敦促摒弃这些不足，而不必去摧毁整个社会形式——这些邪恶正是其历史发展产物。只是渴望摧毁这些形式是不够的：人们必须清楚它们是依照什么规律产生的，以便理解怎样在这些规律框架范围内行事，因为若是对其原因和特点一无所知，而违背这些规律，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将会是一种徒劳无功、自杀式的行为，并且通过制造混乱，还将打败、削弱革命阶级，因而拉长现有的痛苦。这种批判，他曾用来反击过所有声称有新消息带给工人阶级的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们。

马克思坚信蒲鲁东根本就无法理解真理，坚信他虽然在说话写作方面有着毋庸置疑的天赋，本质上还是一个愚蠢之徒：他为人勇敢，极端坦诚，吸引了越来越多忠诚的追随者，但这一事实只会让他和他的幻想越来越危险。因此马克思才会通过沉重的一击，试图摧毁他的学说和他的影响。然而，这种暴力有点弄巧成拙，倒是给受害者赢得了愤愤不平的同情。蒲鲁东的学说经过这场批判，以及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依然存活了下来，其影响在随后的几年中居然还有所增强。

蒲鲁东基本算不上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他有一种天赋，善于吸收同时代的激进思想潮流，并使之具体成形：他写作能力很强，有时还颇为出彩，他写作的群众对象能感觉到他真实的雄辩才华，这种才华源自他与读者们共有的需求与愿望。政治上不参与、劳工行动与权力下放的联邦制度，这些传统正是他所大力倡导的，在法国激进分子与社会主义者之间依然十分旺盛，并且在个人主义倾向中得到了支持，主要是在拉丁语系的国家，其中大部分居民都是些远离大城市的工业生活的小农户、手工业者和职业工人。

蒲鲁东主义是现代工团主义的直接起源。它受到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半个世纪后，又受到另一个学说的影响，认为既然经济学范畴是最根本的，那么反资本主义力量必须赖以组建的单元应该包括那些并非由统一信念（这不过是一种思想上的上层建筑）而是由其追求的真正职业联系在一起的人，因为这才是决定他们行为的关键因素。人们将此作为最强大的武器，威胁通过大罢工，暂停一切主要服务，让整个社会生活混乱无序，这已成为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最强有力的左翼学说——只要工业主义还没有走得太远，只要农村手艺人的个人主义传统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于某个运动或某个学说的总体方向与政治特点有着一贯正确的感觉，无论它的外表伪装得如何。他立刻认出这个态度的深层特质是个人主义的，因而在他看来是反动的；因此他激烈地进行攻击，毫不逊于公开宣称的自由主义。《哲学的贫困》一书，就像它批判过的那些特定观点一样，如今大部分也都过时了。但它代表着作者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定时期：他一生致力于将他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观点融合成一个统一的学说体系，使之可以应用于社会环境的任何方面，这一体系后来被人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而这个时期便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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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历史唯物主义

曾经有人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在水里淹死，那只是因为他们太执着于重力这个概念了。他想，如果他们摒弃这种想法，将其称之为迷信或宗教之类的东西，那么他们就不再会遇到任何溺水的危险。他整个一生都在与这种重力幻想作斗争，统计数据持续不断地为他提供了新鲜证据，证明了这种幻想的有害结果。这个人就是我们现今世界德国革命哲学家之原型。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本人从未发表过任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的或系统的阐释文章。他在1843—1848年间写就的早期作品的不完整片段中曾提到过，后来在1859年进行过简短阐述，在他后期的思想中就将其想成理所当然的了。他并没有将其看作是一种全新的哲学体系，而不过是一种社会与历史分析的实用方法，一种政治策略的基础。在后来的生涯中，他还责怪一些追随者随意使用这个概念，他们似乎认为这可以省去历史研究的工夫，直接提供一种代数运算表，只要给出足够的实际数据，所有历史问题的答案就能自动显示出来。他在晚年的时候，曾给一位俄国记者写过一封信，信中举例说明了罗马平民与欧洲工业无产者——尽管有着类似的社会环境——迥然不同的发展历史：

当你分别研究这些革命形式，并且对其加以比较时，你会很容易找到产生这种现象的线索；但是如果你把某个普通历史哲学理论当作一把万能钥匙，那你永远也无法成功——这种理论能解释一切，就因为它什么都没有解释，其至善就在于其超历史的存在之中。

这个理论在他脑海中是逐步成熟的。也许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能找到其发展轨迹；在这些作品中，无产者第一次被当成了注定要朝着哲学所预示的方向改变社会的人——这种哲学因为依然是脱离于行动的哲学，本身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征兆和表达。后来这个理论在《神圣家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本书就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主要是施蒂纳和鲍威尔兄弟）那些关于“批判的批判”的辩论合集，中间穿插着一些关于历史哲学、文学的社会批判以及其他古怪内容的片段。对这个理论最完整的描述是在一部没有标题的作品中，洋洋六百多页，是他与恩格斯在1845—1846年间编写的，但没有出版。

这部语言冗长拖沓、组织不佳、读来艰深沉闷的作品主要写的是一些去世多年、早已被人遗忘了的作者和他们的观点，在其冗长的“导言”中，却对马克思关于历史学的理论进行了最明确的、最有想象力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阐述。与属于同一时期的简明而卓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1844年经济学与哲学手稿》（其中有对黑格尔的“异化”理念的新应用）一样，《德意志意识形态》（如今人们知道了这个名字）的大部分直到1932年才得以面世。从哲学层面上说，它远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作品都有意思，代表了他思想中一个被人忘却但极为关键且颇具创造性的阶段，离他最近的追随者们（包括俄国革命的发起者们）对这个阶段的完全无知或忽视，导致人们对他思想中的历史学与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格外重视，而对社会学与哲学方面内容的理解却明显欠缺。是这个事实形成了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明确的、半实证主义、半达尔文主义的解读，这一点我们主要应归功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当然最重要的是恩格斯——这个传统对以马克思名义开展的运动之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新理论的框架当然是黑格尔的。它承认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会重复的、遵循已知规律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的每个时刻都是全新的，因为它具备新的特征，或者具备已知特征的全新组合特点。它虽然是独特的，也是不可重复的，但还是紧紧跟在前一个阶段的后面，如同那个阶段从再前面阶段发展过来一样，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不过，黑格尔认为，其存在阶段的更替构成了历史的那个实体，就是永恒的、自我发展的、普遍的精神，其各组成元素间的内部矛盾，在诸如宗教斗争或国家战争这种形式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各自都是自我实现的观念的一种表现，而这只有一种超级敏锐的直觉才能察觉得到。继费尔巴哈之后，马克思公开指责这是一种被神秘化了的概念，知识是无法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因为如果世界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物质，那么它的行为就不能通过我们力所能及的唯一可靠的方法，也即经验观察，来进行检验；而关于它的某个理论也因此无法通过任何科学的方法加以确认。

当然，黑格尔主义者可以无须担心辩驳，随心所欲地将一切都归因于某个难以理解的世界实体的无法观察的行为，就好比充满信仰的基督徒或有神论者将一切归因于上帝的行为，而无须解释什么，只需宣称答案就在以常人之力无法理解的神秘力量之中。这只不过是将普通问题用更难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使得结果的晦涩难懂看起来像是一个真正答案。用不可知的语言去解释可知的内容，就相当于用一只手夺走假装用另一只手给予的东西。无论这种做法可能含有多大价值，它还是不能等同于科学解释，也就是说不能等同于通过相对较少的互相关联的规律，对一大堆截然不同、乍看起来互不相干的现象进行分类。关于正统的黑格尔派理论就说到这里。

但是像鲍威尔、卢格、施蒂纳，甚至费尔巴哈这些“批判”派的解决方法基本上也都好不到哪儿去。在无情地揭露出导师的种种缺点后，他们自己，用他的话说，开始一个个陷入更加糟糕的谬误中：因为鲍威尔的自我批评的批判精神、卢格的进步的人类精神、施蒂纳所宣扬的个体自我及其不可剥夺的所有物，甚至费尔巴哈探寻其进化过程的有着血肉之躯的人类，都是些笼统归纳的抽象概念，与正统的黑格尔哲学所提供的同样毫无根据，却远更宏伟、更富想象力的大厦（模糊却丰富全面，也不会被归纳为某个单一暗淡的抽象概念）相比，并没有减少一点空洞，也并不能被当作某种超出现象的东西——作为那些现象的原因。

探寻历史动态原理唯一可能的区域，一定是面向科学的（也即正常的基于经验的）考察而开放的区域。马克思认为，既然需要解释的现象是属于社会生活的，那么这个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就必须着眼于社会环境的本质，正是这种社会环境构成了人们生活的背景——着眼于个人与公共的联系网络，在这种网络中个人之间建立了各种联系：他们就是网络中的焦点所在，就是不同支流汇聚的所在，这些支流统一起来就被黑格尔称为文明社会。黑格尔已经展示了他的才能，认识到其发展并非像近代启蒙思想家圣西门及其门徒孔德所提出的那样，是一个平坦的过程，只受到各种偶然挫折的阻挠，而是对立力量之间持续不断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保证了它不停向前的发展；他还认识到常规行为和反应的发生，不过是一会儿这种、一会儿那种矛盾趋势让人最强烈感觉到而引起的幻觉。事实上，发展是断断续续的，因为矛盾在积聚到关键节点时，会引发灾难的发生；量变引起质变，表面掩盖之下不停作用的竞争力量不断强大、积聚，最终爆发出来，它们彼此的遭遇改变了其发生的环境；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冰变成了水，继而变成蒸汽；奴隶变成农奴，农奴变成自由人；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进化最终都以创造性革命而终结。在自然界，这些力量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在社会中，这些力量则是经济的与社会的。

在什么力量之间才会产生社会矛盾？黑格尔曾经提出，在现代社会，在代表了某种特定文化的发展，或者观念或世界精神具体化的民族中，它们得到了体现。继圣西门与傅立叶之后，也许并非未受到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的影响，马克思回答说，那些力量主要还是来自社会经济领域。

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在1859年这样写道］，法律关系以及政府的形式，都不能从其本身来理解，也无法通过所谓的人类精神的普遍进步加以解释，它们都植根于生活物质环境之中，黑格尔［……］称之为文明社会。对文明社会的解剖，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

矛盾一直就是由经济所决定的阶级之间的冲突，所谓阶级就是指社会中的一群人，他们的生活由其在生产安排中所处的地位决定，这种生产安排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结构。个人的地位是由他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的，而这反过来又直接取决于任何特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特点及其发展程度。人们的行为取决于其与社会中其他成员的经济联系，无论他们能否意识到这种联系。这些联系中最有力的那种，按圣西门的说法，就是建立在生存方式所有权基础之上的：一切需求中最急迫的就是生存的需求。

黑格尔的中心理念依然是马克思思想的基础，尽管它已经被换作用半经验主义的词语表达了出来。历史并非如同早期的唯物主义者们所假设的那样，是外部环境或人类自己不可变更的体制对于人们之影响的演替，甚至也不是这些因素之相互影响的演替。它的精髓就在于人类为了实现所有人类潜能而进行的斗争；因为他们都是自然王国（因为再没有什么是超越它的）之成员，人类为了完全实现自我而付出的努力，就是力争避免成为看起来十分神秘的、专断的、不可抵抗的力量的玩物，也就是说，力争成为那些力量和自己的主人，也即获得自由。人们实现对其世界的征服，并非是通过沉思（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所获得的知识的增加，而是通过行动、劳动，人类对周围环境和自己有意识的改变——这是意愿、思想与行动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形式。劳动改变了人类世界，也在其活动过程中改变了人类自己。

有一些需求比其他需求更加基础——生存需求排在更加复杂的需要之前。但是人与动物不同，虽然二者都有着基本的生理需求，但人类具有创造能力：通过创造，人类改变了自己的本性与需求，摆脱了动物不断重复的循环，后者从未改变，因而也无历史可言。社会发展历史就是创造性劳动的发展历史，正是劳动改变了人类，改变了人类的欲求、习性、观念、与其他人和外界自然的关系——人类在物质与技术上长期不断地与之进行新陈代谢式相互作用。在人类的创造（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之中，就有劳动分工，它出现在原始社会，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生产力，创造了超过自己直接需求的财富。这种财富的积累产生了娱乐的可能性，进而产生了文化；但也因此出现了利用这种积累财富——利用这些储藏的生活必需品——将其作为从别人手中扣留利润的方式，因而成为威胁他们，逼迫他们为财富积聚者工作的方式，强迫、剥削，进而使人们分化为不同阶级（控制者和被控制者）。在创造、技术进步与最终货物积聚的一切无意识的结果中，这种结果也许是最深远的。

历史就是行为者（即努力实现自我引导的人类）的生活以及他们行为的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结果也许是有意的，也许是无意的；它们对于人类或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也许被预见到了，也许没有；它们或者发生在物质领域，或者发生在思想或感知领域，或者发生在人类生活的无意识层面；它们也许只对个人产生影响，也许表现为社会制度或运动的形式；但只要抓住了控制发展方向的中心动态因素，就能理解和掌握这个复杂的网络。黑格尔第一个以一种如此启蒙的、深刻的方式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精神中看到了这种因素，它试图去理解（抽象的或是具体的）社会制度中的自我，而这些社会制度正是精神自己在意识的不同层次所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接受了这种宏大的设想，但还是指责黑格尔及其追随者们，认为他们给发挥作用的终极力量赋予了一种玄秘的解释：说成是一个神话，这神话本身就是人类作用外化过程的无意识结果之一——即给实际上是人类劳动结果的东西赋予了独立的、外部的物体或力量的表象。黑格尔曾经提到过客观精神的前进。马克思认为主要因素是人类对可理解的人类目标的寻找——不是简单的目标，例如快乐、知识、安全或死后的救赎，而是一切人类能力按照理性原则的和谐实现。在寻找的过程中，人类改变了自我，因此那些能够决定某个群体、某一代人或某种文明的行为，并能向希望理解者解释该行为的范畴与价值，在其部分得以实现、部分不可避免地遇到挫折的过程中，改变了他们继承者的范畴与价值。这种持续的自我改变就是一切作用与创造的核心，使得确定的永恒法则、不可更改的统一目标以及一个永恒的人类范畴这种概念荒谬可笑。

在马克思看来，他所讨论的时代特点是由阶级斗争现象所决定的，个人与社会的行为和观念也根本上由这个因素决定。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中心历史真相，它建立在积累以及为控制这种积累而发动的战争基础之上，争斗者经常以无用的或者自我毁灭的方式试图实现自己的权力。但正因为它是一个历史范畴，所以不是永恒的。在过去曾有不同，它也不会永久持续下去。的确，它一步步逼近灭亡的征兆，对那些看得见的人来说太明显不过了。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唯一永恒的因素就是人类自己，只有从并非人类自己选择的斗争方面来理解，这种斗争是他本性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形而上学的时候），是想要控制自然、以包含内外和谐的理性方式组织自己生产力的斗争。在马克思的宇宙观看来，劳动就是但丁眼中的宇宙大爱——就是在人类所处的外部世界相对恒定的因素基础上，让他们及其相互关系成为现实中那样的东西；劳动分工与阶级矛盾对它的歪曲，导致了人们的堕落、人性的灭绝与人类关系的反常，也导致人们有意无意地歪曲观点，以维持这种秩序，掩盖事物的真实状态。当这一点被人所理解，作为这种理解的具体表达的行动被实施，那么劳动就不会分开、奴役人们，而是会团结、解放人们：以某种形式为他们的创造力赋予充分的表达，唯有在这种形式里，人类的本性是纯粹自然的、完全自由的——大家共同努力，在共同的、被理性地理解与接受的行动中实现社会合作。

但奇怪的是，马克思对于他的体系里最中心概念的态度依然并不确定。有时候他将劳动力等同于那种自由创造，是自由人性、幸福精髓、解放、人们内心与相互之间的理性和谐最充分的表达。另一些时候，他又将劳动力与闲暇相对立起来，承诺说随着阶级矛盾的消除，劳动力将会减到最少，但不会完全消除：它将不再是被剥削奴隶的劳动力，而是按照自己确定的、自由采纳的规则建设自己社会化生活的自由人们的劳动力。但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结尾部分告诉我们，这种劳动力的一些形式将会依然属于“必然王国”；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这一边界之外才开始的，但它只有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之上”才能繁荣兴盛。对这种最少量辛苦工作的需求，是物理本性不可避免的事实，只有空想社会主义才会希望它完全消失。这些观点之间无法最终达成和解。这些预言之间明显不相容，其中一个大概受了傅立叶的完全发挥潜能之梦的启发，另一个则更加冷静，是“年轻”与“成熟”马克思之间关系的讨论的源泉之一。同样的矛盾影响了他对进化决定论与自由选择论的综合；二者都在他的思想中，但其中“辩证的”矛盾依然令追随者们苦恼不已，并且将他们割裂开来，尤其是在东部欧洲地区，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革命实践。

费尔巴哈十分正确地认识到，人类先有温饱，才有推理。对温饱的需求，只能通过控制物质生产方式，也即控制人的力气与技巧、自然资源、土地和水、工具、机械、苦工等，来加以完全满足。刚开始时自然会出现这些资源的稀缺，因此那些掌握了资源的人就能够控制缺少资源的人的生活与行动，直到自己又失去对资源的掌控，输给了受其统治的人，后者则在服务中渐渐变得强大、精明，最终取代、奴役前者，而同样，他们又会被其他人所取代、剥夺。

无数的制度，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都被建立起来，以确保目前的主人们手中掌控的一切。这些其实并不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政策来实现的，而是从统治一个特定社会的那些人普遍的生活态度中无意识地产生的。但是黑格尔认为赋予任何特定社会独有特征的，就是其国家特征，国家（从整个文明的广义层面上讲）对他而言就是世界精神发展中一个特定阶段的表现，而在马克思看来，它就是统治特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制度。

在他提出这个观点十年后所写的一篇著名文章中，他如此概括了这个观点：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于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资产阶级社会是这些冲突发生的最终形式。当它消失以后，这种矛盾也会永远消失。史前时期将会结束，自由人类的历史终将开始。

因此马克思如今开始相信，导致民族之间不同、制度与信仰对立的唯一重要原因，就是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即财产所有人构成的统治阶级与其剥削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因他们之间持续存在的对立矛盾的独特性质而产生的。他认为，人们生活中行动的根本动力（因为没有被其所认识到，故而更加有影响力），就是他们在经济矛盾中与阶级同盟之间的关系：这个因素就是他们真实的社会地位——无论他们是在统治阶级之内还是之外，无论他们的福利是否与其成败相关，无论他们是否被置于对保存现有制度至关重要的位置。认识到这个因素，将会使所有人都能成功地预测到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一旦知道这一点，人们特定的个人动机与情感就变得与这个研究相对无关：他们也许表现出利己主义或者利他主义，慷慨或者吝啬，聪明或者愚蠢，野心勃勃或者卑恭谦逊。他们的本性将会被其周围环境所限制，使之朝着一个确定的方向发展，而不管他们的自然倾向如何。

的确，在谈到“自然倾向”或者不可更改的“人性”时，是容易产生误导的。倾向可以根据它们产生的主观感觉来进行分类（而这，对于科学预测的目的并不是十分重要），也可以根据它们的真正目的来分类，这目的是受到社会影响的。人们是先行动，才开始反思他们行为的原因或者理由；一个社区大部分成员的行为方式都会有些类似，不管在他们自己看来这样行事的主观动机如何。这一点会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掩盖，那就是人们在试图说服自己相信其行为是由理性，或道德，或宗教信仰所决定的时，往往会刻意对其行为进行文饰。这些文饰并非完全无力影响行为，因为一旦发展成为大的制度，例如道德准则或宗教组织，它们经常会在需要解释应付的社会压力消失不见之后历久犹存。因此，这些知名的有组织的幻想本身就成为客观社会状况的一部分，也是那个修正个人行为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和那些恒定不变的因素，包括气候、土壤、身体组织，一样发挥着作用，在与社会制度相互影响。

马克思的直接继承者们试图弱化黑格尔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想要像他看待自己那样来呈现他（作为一名缜密的、严格崇尚事实的社会科学家），而对他思考时使用的那种统一的、必要的大模式加以忽略或削弱，那么他的世界观就会瓦解，只留下一些相互孤立的洞见。

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将历史看作是一门现象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Mind，1807）就试图展现——经常不乏真知灼见和奇思妙想——在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在作为其具体表现的文明的演替过程中的一个客观秩序。黑格尔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个著名观点的影响，但同时又回溯到更加早期的神秘天体演化学，他认为人类的发展与某个个人的发展相似。正如在某个人的例子中，一种特定的能力，或观点，或对待现实的方式，直到且除非其他能力首先已经发展形成了才能够形成——那也就是个体中发展或教化的观念的精髓。因而种族、国家、教会、文化都按一种固定的顺序彼此接替，而这是由人类的集体才能的发展所决定的，它在作为一个整体的艺术、科学与文明中得到表达。帕斯卡在谈到人类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一代代不断发展的独立族群时，也许意指的就是这一类的含义。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变化都是因为辩证法的运动，它是通过一个永恒的逻辑批判来作用，也就是斗争与最终的自我毁灭，所针对的是思想方式与理性和情感的建筑，这些在它们的时期都曾代表了人类精神不断发展所到达的最高顶点（对黑格尔而言就是逻辑上的自我实现）；而这些，体现在规则与制度之中，被特定的社会或观点错误地当成是最终的、绝对的形式，从而成为进步的桎梏，是逻辑上“被超越的”阶段濒临死亡的幸存者，它们的偏向性导致了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与悖论，正因如此它们被暴露出来，并被毁灭。马克思将历史就是典型思想的战场这一历史观，用阶级斗争的社会术语表达了出来。

对他而言，异化（因为这就是黑格尔继卢梭和路德以及更早一些的基督教传统之后，称谓人类从与自然、相互之间、与上帝的统一中不断地自我脱离的过程，这也是正命题与反命题之间的矛盾所隐含的）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属于内在的，实际上它就是历史的心脏所在。在人类行为的结果与其真实目的相反时，当其官方价值观或所扮演的角色不能正确代表其真实意图、需求与目标时，异化就会发生。例如，当人们为了满足人类需要而制定出来的东西，就像法制体系或者音乐创作规范，需要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立地位，不是被看作人们创作出来满足共同社会需求的东西（这需求也许很久以前就已消失了），而是被视为一种客观规律或制度，凭借自身而拥有永久的、客观的权威性，就像科学家们和普通群众所认识到的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一样，就像上帝和他对信徒的训诫一样，这个时候的情况便是异化。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便正是这样一种体系，一种由清楚明白的物质需求而产生的广泛工具——这在其自己的时代是一种生活的进步和拓展，能够产生自己的知识、道德与宗教上的信仰、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无论持有这些观点的人是否知道，这些信仰和价值观都仅仅支持其利益由资本主义制度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权力；不过，它们逐渐被社会各个阶层视为对全人类都客观地、永久性地有效。因此，举例来说，工业和资本主义交换方式并不是永久有效的制度，而是因为农民与匠人们不断力争摆脱对于自然界隐蔽力量的依赖而产生的。它们有过自己的时代，这些制度所产生的价值观也将随之而改变或消失。

生产是一项社会活动。任何形式的合作或分工，不管其起源如何，都导致了共同的目标与共同的利益，这不能简单分析成所涉及的群体中个人目标或利益的总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社会的总劳动力产品是由社会某个群体为自己独自的利益而占用，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结果——这一点是恩格斯比马克思更加明确地（也更机械地）试图阐述清楚的——那么这与人类“自然的”需求是相悖的，与人类（作为人，其本质就是社会性的）自由、充分的发展所要求的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那些自己手头积累生产方式、同时由此以资本形式积累生产果实的人，会强行从大多数生产者，也即工人阶级手中剥夺他们所生产的东西，因此将这个社会分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这些阶级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取决于其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战胜对手的能力，这场战争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所有制度。

在斗争的过程中，技术工艺取得进步，存在阶级差别的社会的文化变得更加复杂，社会产品更加丰富，其物质进步所带来的需求更加多样化，也更加依赖人工，也就是更加“非自然化”。之所以不自然，是因为矛盾代替了为共同目标而合作，两个敌对的阶级都被它所“异化”，远离了——根据这一理论——人类的社会本性所要求的和谐生活与创造性。某个特定群体垄断了生产方式，从而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身上，强迫他们从事与自身需求不符的劳动。由此社会的统一被破坏，两个阶级的生活都被歪曲了。社会的大多数，也即没有任何财产的无产阶级，如今却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根据别人的观点）而工作：他们的劳动果实及其工具都被剥夺干净；他们的生存方式、观念和理想并不符合自己的真实困境——作为人类，被人为地剥夺了其自然生存的要求（也即作为统一社会的成员，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原因，能够享受自己统一的、自由的、理性的劳动的果实）——而是符合他们的压迫者的目的。因此他们的生活全都建立在谎言之上。

与此同时，他们的主人们，不管是否有意，都忍不住试图为自己寄生式的存在辩护，认为是自然的，也是可取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人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价值观、法律、生活习惯、制度（这是马克思有时称为“意识形态”的复杂东西），其所有目的，便是为了支持、辩解、维护他们自己享有特权的、非自然的，因此也不公正的地位与权力。这些意识形态，包括国家的、宗教的、经济的，等等，都是集体自欺欺人的形式。统治阶级的受害者们，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被迫吸收这种观点，作为其正常教育的一部分，作为这个非自然社会中普遍观点的一部分，因而也逐渐认同它、接受它，认为它是客观的、公正的、必要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此时便产生了伪科学来为此辩护。这一点，正如卢梭所指出的，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谬误、矛盾和挫折。

异化的表现便是将最终的权力要么赋予某些非个人的力量，例如供需规律，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被说成是可以符合逻辑地由此推断出来的；要么赋予虚构的人物或者力量，例如神、教会、国王或神父这些神秘人物，或者其他伪装形式的令人压抑的神话，借这些神话，被从“自然的”生活模式（只有它才使整个社会去理解真理、和谐共处成为可能）中剥离出来的人类，试图为自己解释他们不自然的生活环境。如果人类要解放自己，就必须有人去教导他们，让他们看穿这些虚构的神话。按照马克思的妖魔论，最让人不可忍受的便是资产阶级经济科学，它把商品或货币——实际上是生产、消费和分配的过程——作为一种与个人无关的、与自然过程相似的运作过程，是一种客观力量的不可改变的方式，在它面前人类只能屈服，试图进行反抗是愚蠢至极的。

马克思是持决定论观点的，但他还是决定证明，任何特定经济或社会结构都是某个不可更改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这个概念，只是由于人类被从其自然生活形态异化所导致的一个错觉——是一种典型的故弄玄虚，是伪装成自然规律的纯人类行为的影响而已；它只能同样通过人类行为加以消除、揭露——利用理性和科学使之去神秘化。但这样还不够：只要生产关系，也即导致其产生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保持不变，这些谬误就注定会存在，它们只能通过革命的武器加以改变。这些解放运动自身可能受客观规律所约束，但规律所约束的是人类思想和意志的行为（尤其是群众的），而不仅仅是物质实体的运动，遵从于它们自己的、独立于人类决定与行为的、不可更改的方式。如果，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人类的选择能够影响事件的进程，那么，即便这些选择本身最终都是确定的，是可以科学预测的，在这样一种状况中，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称人们自由是合理的，因为这些选择不是和自然的其他部分一样，机械地确定了的。

历史发展规律不是机械化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即使不是“凭空编造的”，而是受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影响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规律与人类自由的关系，不管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很显然，他的社会发展观（他将此认同于对自由的进步性征服）包括通过有意识的、联合的、合理规划的，因而十分和谐的社会活动而实现对自然越来越强的掌控。恩格斯在提到马克思写给他的一封信时这样说道：

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展示出自由竞争、为生存而战——这被经济学家们奉为历史最高成就——便是动物王国的正常环境时，他对人类，尤其是对他的同胞们进行了多大的挖苦讽刺。只有有意识的社会生产组织化，有计划地完成生产与分配，才能使人类社会处于其他动物王国之上，而生产本身就已经为相关人类间的关系做到了这一点。

他又这样提到：“人类的社会主义化，以前是自然与历史置于他们面前的一个事实，此时将会由他们自己的自由行为来达到［……］这将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大飞跃。”

是什么样的自由呢？马克思大致上将社会的进步看成是一个客观的发展。在《资本论》序言中，经济形式的延续被描述成“自然历史的进程”。在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后记中，引述了俄国评论家对第一版的评论文章，该评论家写道：“马克思将社会运动视为由规律控制的自然历史的发展，这些不随人类意志、意识和意愿而转移，而且反过来控制着人类的意志、意识和意愿。”马克思称，这是对他的目的的正确解读：旨在发现控制社会发展的规律。

正是这样的一些文章，使得人们对马克思的人类历史观，以及以“钢铁必然性”决定了历史的规律，做出了严格的、决定论式的解读。最多，历史过程可以放缓或者加快速度，但“即便是一个社会已经探知控制其发展的自然规律，它也不能跳过或者宣布废除其自然发展的阶段”，而只能“缩短或减少这种阵痛”。所以说“工业化越发达的国家只不过给不发达的国家展示了后者未来发展的景象”。这显然正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讲话时，提到马克思的伟大成就便是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含义，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产生的矛盾，导致了一个不可改变的经济关系顺序，这决定了集体生活的社会与政治领域，最终乃至所有领域的特点。

但是人类“自由发展”的概念，即人类联合的状态——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基础”（这一点《共产党宣言》提到了）——表面上看并不是十分明确。如果人类本身只不过是客观条件的产物，不仅是经济上的条件，而且是环境上的条件，包括地理的、气候的、生物的、生理的，等等，这些力量是贯穿其间发挥作用的，而不只是在其之上发挥作用（根据马克思已经通过《资本论》本意要做的研究而认识到的那些规律），如果这一知识的应用最多只是在达到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之前“缩短［……］阵痛”，而对于改变进程本身却无能为力，那么人类自由的概念，无论是从其社会层面还是从其个体层面来看，显然都需要解释。

说除非人们理解控制自己生活的规律，否则他们与这些规律格格不入，并且继续成为他们所不理解的力量的受害者，这是一回事；而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和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些规律所致，说自由只不过是对他们必然性的感觉，其自身是不可改变的进程中的一个因素（在这个进程中，人类的选择，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都受起完全决定作用的因素的影响，并且基本上是某个信息足够灵通的局外观察者完全可以预测的），则又是一回事。人们能够找到马克思本人的话来支持上面任一说法。试图解释这两个明显对立的观点，不管是为了深化还是调和二者的矛盾，都已经催生了大量的，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的文献，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职能以及它与某个特定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不被人所理解，结果它并没有让千千万万工人（及其压迫者们）的生活更加富裕，而是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了挤压、歪曲，就好像任何没有被理性理解，最终被人盲目地当作神物来加以膜拜的事物一样。例如货币，它在将人们从以物易物解放出来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如今自身成了人们追求和崇拜的绝对目标，让人变得无情，最终被毁掉，而货币当初却是为了解放人类而发明的。人们与自己辛勤劳作的产品、与自己生产所用的工具完全脱节了：这些东西都有了自己的生命与身份，活着的人被以其生存或改善条件之名，当作牛马或可以买卖的商品般剥削与对待。

在所有机构、教会、经济体系、政府形式、道德准则中都是如此，由于系统地（在阶级斗争的特定阶段，必然地）被误解，从而比其发明者更加强大，成了被其制造者顶礼膜拜的怪物——其制造者就像是盲目的、不开心的、自己生活频遭怪物挫折和扭曲的弗兰肯斯坦。与此同时，仅仅看穿或批判这种困境（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这就足够了）还不足以摧毁它。为了有效果，人们战斗所用的武器（其中就包括思想）必须是那些历史形势所需要的——既不能是前一个时期已经用过的，也不能是历史发展进程还没有要求的。最重要的是，人们必须自问一下，阶级斗争（这是行动中的辩证法）已经到了哪个阶段，然后再相应行事。这就是“具体”，而不是不合时宜、唯心主义或“抽象”。

异化——用没有生命的物体或思想之间假想的关系或对其的崇拜，来替代人们相互之间真正的关系或对人真正的尊重——只有在最后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打败资产阶级时，才会终结。这种胜利将会产生的那些思想，将自动地成为表现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也即整个人类的思想，也是对其大有裨益的思想。如果伪造人类任何部分成员的特点，并因此导向（或表现）对其的对抗，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制度或思想，都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劳动权力被买卖，工人只不过被当作劳动力来对待，那它不过是一种这样的制度：歪曲人是什么、可以成为什么这一真理，试图让历史发展屈服于某个阶级的利益，因此必然会被它那些愤怒的受害者聚集起来的力量所取代，而这些人本是它自己的胜利所创造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切挫败都是异化的产物——都是必然的阶级斗争所产生的障碍和歪曲，并且将这部分或那部分人与他们本性渴望的彼此友好合作相互隔离开来。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新黑格尔派的主张逐条进行了考察，并且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如同出版过但很少人读的《神圣家族》一书一样，对布鲁诺、埃德加和埃格伯特·鲍威尔兄弟却只是简短评价，并且没有什么好声气。他们被描述成三个兜售卑微的形而上学制品的鄙陋商贩，认为只需要苛刻的批判性精英的存在，靠着其超出市侩暴民的知识才能，就能影响到人类中值得解放的那些部分的解放。这种相信冷漠脱离于社会与经济斗争竟能够影响社会变革的想法，被认为是发疯了的学院主义，是一种鸵鸟式的态度，就像它所处的这个世界里其他群体一样，将会被真正的革命清除掉，很清楚的是，这场真正革命的到来已经不远了。

对施蒂纳的评价篇幅则长一些。在“圣麦克斯”这个标题下，足足花了700页篇幅，对他展开了严厉的嘲讽和谩骂。施蒂纳认为，一切纲领、理想、理论，以及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制度，都是一些人为建造起来的监狱，禁锢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是束缚人们意志的手段，是将个人无穷的创造力隐藏起来的方式。因此所有制度都必须被摧毁，不是因为它们是邪恶的，而是因为它们是制度，屈从于它们就是一种新的邪神崇拜。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从违背人性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人们，才能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充分展现自己身为人类的特点。这个对尼采，或许也对巴枯宁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学说，被视为（也许是因为它过于准确地预见到了马克思自己的异化经济学理论）一种病理学现象，被当作一个受到迫害的神经病患者的痛苦叫喊，应该纳入医药范畴而不是政治理论范畴。

费尔巴哈受到的待遇则温和许多。马克思认为他在写作时头脑更加清醒，为阐述唯心主义的神秘性进行了诚恳的努力，如果说有一些粗糙的话。在同一时期马克思写成的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虽然早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人主要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认识到，环境本身又是通过人类活动所改变的，教育者们自己也是时代的孩子。这种学说（马克思主要是指罗伯特·欧文）人为地将社会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群众，他们孤立无援，容易受到一切外来影响，必须被解放出来；另一部分是教师，他们多少能够设法确保不受自己周围环境的影响。但是思想和事物、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不然的话历史就简化成物理学了。马克思赞赏费尔巴哈提出的观点，即在宗教里，人们通过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来蒙骗自己，以平衡现实生活中的悲惨困境——这是一种逃避的方式，是一个金色美梦，或者用马克思创造的一个著名词语，“人类的精神鸦片”；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在性质上必须是人类学的，并且必须采用阐述、分析其世俗根源的方式。

但是马克思也指责费尔巴哈并没有触及主要任务：他看出来宗教就是一剂镇痛剂，是由不幸福的人们无意中创造出来的，以缓解这个物质世界的矛盾所带来的痛苦；但他没有看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矛盾必须予以消除，否则，它们将继续催生令人舒适却又致命的幻想。唯一可以做到这一点的革命，必须不是出现在上层建筑中，也即思想世界里，而是在其下层物质世界，也即人与物的真实世界里。哲学此前都认为思想和信仰拥有自己内在固有的有效性，但这一点从来都不是真的。一种信仰真正的内容，是使它得以表达的行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真正信念或原则就是通过其行为，而非其语言得以表达。信仰与行为二者是合一的：如果行为本身没能表达出公开宣称的信仰，那么这些信仰便是谎言——无论是否有意，是掩盖与它们所说那一套相反的情形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是相同的，或者应该是相同的。“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阐释了这个世界；关键问题是要改变这个世界！”

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与赫斯也好不了多少。的确，他们的著作中描述了真实状况；但是，他们总是将理想的重要性排在利益前面，对事实同样缺乏一种清晰的认识。他们十分正确地认为，他们那个时代政治上的不平等与普遍精神上的萎靡不振，都可以归因于经济矛盾，这些经济矛盾只有通过彻底废除私人所有制才能加以消除。但是他们还认为，使这成为可能的技术进步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认为只有呼吁道德理想，实践才能有正当理由；而若是使用武力则击垮了自己的目标，无论使用武力的目的有多么高尚，因为它使战斗中的双方都变得残忍，使双方在战争结束后都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人类要想得到解放，就必须通过和平、文明的方式，在工业化还未大肆扩张开来，让一场血腥的阶级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之前，尽可能快速，尽可能毫无痛苦地实现。的确，除非做到这点，否则就只剩下了暴力，而这最终也将击垮自己。对于一个用刀枪建立起来的社会来说，即使最初公正站在自己这一边，最终也难免发展成为胜利阶级对其他阶级的暴虐统治——哪怕胜利阶级是工人阶级，这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试图创造的人类平等之间是不可调和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主张公然阶级斗争必要性的理论，因为它让工人阶级无法看到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些权利与理想。只有从一开始就平等对待人类，将他们当人来对待（也就是说，通过放弃武力，诉诸人类团结的情绪、人类平等观念与慷慨情感），才能获得长久和谐的利益。最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的负担一定不能通过转嫁到其他阶级身上去加以解决。他们认为，马克思与其政党只不过是想调换现有阶级的角色，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摧毁它，奴役它。但是这样做，不只是在道德层面上令人无法接受，而且还会导致阶级斗争的产生，最终无法通过“将各方矛盾的利益融合到一个共同的理想中”这条唯一可能的途径，使现有的矛盾得到和解。

马克思只不过将这一切说法当作愚蠢言论或虚伪言辞。他不耐烦地指出，这所有的论点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那就是所有人，甚至是资本主义者，都愿意接受理性的观点，在合适的条件下愿意放弃自己由于出身，或者财富，或者能力而拥有的权力，只不过是为了坚持一个道德上的原则，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在马克思看来，这是最老套的、最熟悉的、最过时的理性主义谬论。早在他父亲及其同伴的信仰中，他就见识过这一谬论最糟糕的形式，他们认为理性与道德的善最终肯定会取得胜利，这只不过是一个在法国革命黑暗的余波中完全被事实所推翻了的理论。如今还在宣扬这一点，似乎宣扬者依然生活在18世纪，这种行为要么是极端愚蠢，要么是只会懦弱地斟词酌句，再要么就是刻意的空想主义，而此时所需要的是对现实状况的科学考察。

马克思十分谨慎地指出，他自己并未陷入相反的谬误：他并不是简单地反驳这个人类本性论，说虽然这些理论家都假定人本性上都是慷慨的、公正的，但他觉得自己却是贪婪的、自私的，无法实施公正行为。那样的话，会和他的对手们的说法一样，变成一个主观的、非历史的假设而已。二者都有着同样的谬误，即认为人们的行为最终是由其道德品性所决定的，可以说相对地与周边环境无关。马克思认为，人的目标就是由自己现实中所处的社会形势，也即经济形势所确定的，无论他是否知道这一点。这个论点忠于黑格尔的方法——如果不是忠于其结论。不管一个人的观点如何，他的行为总是受其真实利益所影响，受到其物质条件的要求所影响；不管怎样，多数人类有意确定的目标不会与自己的实际利益相冲突（也即他们所属的阶级的实际利益），虽然它们有时表现出来的是伪装的一面，好像众多独立的、客观的、无私的目标一般，包括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伦理上的、情感上的，等等。多数人都会隐藏自己对于环境与条件的依赖性，尤其是对自己阶级隶属关系的依赖性，这种隐藏如此成功，甚至骗过了自己，以至于他们相当诚恳地认为，改变观点就会导致生活方式的剧烈改变。

这是现代思想家们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这部分地是由于新教的个人主义所导致的，它伴随着贸易与生产的发展成为与之对应的“意识形态”内容，教会了人们相信，个人手中掌握着自己幸福的方式，信仰与能量足以确保这一点，每个人都有权力实现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幸福，对于自己的懦弱和贫苦，他最终只能责怪自己。马克思反对这一点，他认为，行动的自由、人们可以选择的真正可能性的范围，是由当事人在社会等级中所占有的明确地位决定的。一切关于对与错、公正与不公、利他与利己的观念都是无关的，只是涉及其主人的精神状态——虽然它们自身都很真实，但都只不过是他实际条件的表现而已。行为本身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群体的客观行为，不管其中各个成员的主观动机如何。

有时候，当患者自己熟悉了病理学后，他便能够准确地诊断自己的病情；这正是作为一位社会哲学家的真正洞察力的含义所在。但更常见的是，症状会作为唯一真正的现实表现出来，从而吸引了患者全部的注意力。既然这里症状就是指精神状态，那么正是这点导致了无法解释的谬误，认为现实在特征上是思想性的或精神性的，或者认为历史是可以被孤立的、无拘无束的人类意志决策所改变的。原则和理由，除非与引起行为的真实利益挂起钩来，否则就是空洞的词汇；以它们之名去领导人们，就等于让他们喝西北风，把他们带到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无法理解自己的真实状态，最终导致自己卷入混乱与毁灭之中。

要改变这个世界，人们首先必须理解自己面对的环境。资产阶级希望一切不变，保持现状，他们用自己的观念去行动和思考，这些观念作为其发展过程中某个特定阶段的产物，无论伪装成什么样子，都不过是其临时维持的工具。而对无产阶级而言，改变现状才符合其利益，他们却盲目地接受中产阶级思想的全套理念，即植根于中产阶级的需求与条件的那些理念，尽管在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异。关于公正或自由的词汇，当它们由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说出来的时候，代表着多少比较确定的东西，也就是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对自己与其他社会阶级成员之间真实的或期望的关系的态度，不管受了多大的蒙蔽。但是当这些词汇由“异化了的”无产阶级复述出来时，就成了空洞的声音，因为它们并未描述出任何自己生活中真正存在的东西，只不过是暴露了自己一片混乱的头脑。这些词汇的催眠力量，通过混淆问题，不仅不能提升，反而会阻碍，有时更会麻痹他行动的力量。

因此，互助论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不管他们的动机有多么单纯，比起资产阶级来，都是无产阶级更加危险的敌人：因为资产阶级至少还是公开的敌人，可以教导工人阶级不要去相信他们的言行。但是其他几种人，声称要和工人阶级团结一心，认为总是存在所有人的统一利益——也就是说人们有些利益是独立于，或者说超越阶级范畴的——他们会在无产阶级阵营里传播谬误与黑暗，并且因此在接下来的斗争中削弱它的力量。必须要让工人阶级认识到，现代工业制度，就像此前的封建制度一样，就像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都是由阶级所统治的；只要统治阶级为了自己阶级的延续而要求它存在，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由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制度形成的、钢铁般牢固的专制统治，任何个人，无论是主人还是奴隶，都无法从中逃脱。只要争夺生产方式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么所有关于人类自由的幻想，指望某个时候人们全都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天生才能，可以自发生活与自发创造，不再依赖于别人而随心所欲地自由做事或思考，就依然是不可企及的空想。

这不再只是一场为了生存方式的斗争，因为现代发明和发现已经弥补了自然的缺憾：如今它已经成了人为的缺憾，这是为夺取新的工具而开展的斗争所带来的，通过社会天平的某一端垄断的产生，和另一端贫困与堕落的增加，这一过程必将导致权力的集中。以经济来确定的群体之间的斗争，将人们相互分开，使他们无视自身所处环境的真实情况，让他们变成习惯与规则的奴隶，对这些习惯与规则他们是不敢质疑的，因其只要触及历史学解释，就会自取灭亡。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阶级斗争的消失，才能消除这道不断加宽的鸿沟。但是一个阶级的本质就是要和其他阶级相竞争。因此要实现这个目标，就不能靠在阶级之间建立平衡——这只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概念，而是要靠彻底消除阶级本身。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潜质是聪明的、有创造力的，也是自由的，在早期的理性主义者们看来亦是如此。如果他的特点被损坏，面目全非，那是因为长期以来的残忍战争，自从社会不再是那个原始共产主义状态以来（按照如今的人类学来说，社会就是从那个状态发展起来的），他和他的祖先们就生活在这场战争中。除非再次实现那个状态——只不过这次包括了所有的成就，既有科技上的也有精神上的，那是人类在沙漠里经历漫长的流浪时所获得的——否则就无法实现和平和自由。法国革命是一次尝试，想仅仅通过改变政治形式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因为它已经占有了经济上的现实。因此，法国革命所获得的唯一成功（这也是它在自己出现的这一发展阶段的特定历史使命），就是最终摧毁了过时的、堕落的封建残余，而将资产阶级推上了统治地位。这项任务只有拿破仑才能继续下去，没有人会猜想他有意识地渴望要解放人类；不管他实际行动的动机是什么，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的需求必然让他变成了社会变革的工具；如同黑格尔认识到的，通过他的力量，欧洲才朝着实现自己命运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人类的逐步解放总是朝着一个确定的、不可逆转的方向进行的：每个新纪元的开启，都源于一个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任何阶级一旦被摧毁，就无法再回来。历史不会后退，也不会循环往复：一切征服都是最终性的，也是不可撤销的。以前的大部分理想制度都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们忽略了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而是代之以思想家的主观奇思或想象。了解这些规律，对于有效的政治行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古代世界已经让路于中世纪，奴隶社会让路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让路于工业资产阶级。这些过程都不是和平发生的，而是经历了战争和革命，因为任何既有的制度都不会不经过一场斗争就让路于后继者。

如今只有一个阶层依然被压在其他阶层之下，只有这一个阶层依然受着奴役，那就是由于科技进步而产生的没有土地、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它总在不断地帮助位于其上的其他阶层摆脱共同的压迫者的桎梏，然而当共同的事业取得胜利之后，却又总是被之前的同盟者、新的胜利阶级所剥削，被原来也是奴隶的主人所压迫。无产阶级在社会阶梯中处于最低的等级：下面再没有其他阶级；因此通过确保实现自己的解放，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和其他阶级不同，无产阶级没有特定的诉求，没有不是与所有人共有的自身利益：它已经被剥夺了一切，只剩下了人；它一无所有，故而能代表人类本身——它有权拥有的便是所有人有权拥有的最起码的东西。因此它的战斗不是为了社会某个特定群体天生权利的战斗：天生权利不过是资产阶级对私有制神圣地位的态度的理想化。唯一真正的权利是历史所赋予的，在历史进程中赋予某个阶级扮演特定角色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有充分的权利与人民群众决一死战，但其使命却是毫无希望的：它必将灭亡，正如封建贵族阶级当初灭亡一样。

至于人民群众，他们为了自由而战，并不是因为他们选择如此，而是因为必须如此，或者说他们选择正是因为必须：战斗便是他们生存下去的条件。未来属于他们，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他们就像任何新兴的阶级一样，与一个注定要灭亡的敌人展开战斗，同时也为了整个人类而战斗。但是，所有其他的胜利都使某个注定要最终灭亡的阶级得到权力，这次战争却不会再有下一场，注定要通过消除阶级来消除一切此类斗争的条件；通过将至今充当某个阶级工具的国家解散，使之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因为没有了阶级。必须要让无产阶级理解，与敌人之间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解的：即便是敌人为了打败某个共同的对手，而暂时和自己结成了同盟，最终还是会掉过头来针对自己的。

在落后的国家里，资产阶级还在为夺得权力而战斗，无产阶级必须与其并肩作战，不是问自己资产阶级的理想是什么，而是要问在这个特定的条件下它必须怎么做，并且必须根据这一情况调整自己的战略。虽然历史是确定了的（因此胜利也会属于新兴阶级，无论任何特定个体是否愿意），但是，这一切的发生将会有多快，多么有效或者多么地毫无痛苦，多么地符合有意识的人民大众的期望，则取决于人们的主动性，取决于人民群众对他们使命理解的程度，以及领导者们的勇气和效率。

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将这一点阐述清楚，教育群众他们的命运如何，便是作为一名当代哲学家的全部使命。但是，人们经常会问到，一个准则、一个要求做这做那的命令，如何才能从历史学理论的真理中推导出来呢？历史唯物主义也许能阐述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无法提供价值问题的答案，也即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必须的，就是因为它只关心实际上是什么样。马克思没有明确地区分其中的差别，这曾经被休谟与康德提出来摆到了哲学家们的面前，但是很显然对他来说（在这一点上他与黑格尔的观点是一致的），对事实的判断不能和对价值的判断决然地分开：一个人的全部判断都受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实践行为的影响，而特定社会环境反过来又是其所属阶级在历史发展中达到的阶段的职能；人们关于相信什么存在与自己希望对其做什么的观点相互修饰。如果道德上的判断声称是客观有效的，那它们必须是可以通过经验行为加以定义的，也是可以据此加以证实的。

他不承认存在非经验主义的、纯冥想的，或特别道德的直觉或道德的理性。唯一可能表明某件事情是好是坏、是对是错的意义，便是通过证实它符合或者不符合历史发展进程（人类集体的进步行为）：是推动，还是阻挠，将会留存下来，还是将会不可避免地灭亡。在复杂的但是历史上注定的人类上升过程中，永远消失或者注定失败的一切事业，都因这个事实而变成坏和错，实际上这正是这些词语的含义所在。但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经验主义标准，因为表面上似乎消失的事业，可能实际只不过遭受了一时的挫折，最终将会发展壮大起来。

一般来说，他关于真理的观点是直接来自这一立场的。有时候人们会批评说他坚持认为，因为人在思考时完全受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甚至即使其一些观点客观上都是正确的，人自己却无法知道这一点，还习惯于认为它们是因为物质原因才正确，而不是因为真实性才正确。马克思关于这一点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模糊，但大体上可以说，某个关于自然科学或普通感觉经验的理论或命题是真是假，对此他会接受一般意义上的解释。然而，他对此，也就是现代哲学家们所讨论的最普通类型的真理几乎没什么兴趣。

他关注的是社会、道德、历史的判定被认为是对或是错的原因；在对手们之间，这些争论并不容易通过直接寻求双方都可获得的经验事实而解决。他也许认同，拿破仑死于流放途中这一命题，对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一位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来说，都会被认为是同样真实的。但是他也会接着指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局限在事件和日期的单子之中的：其对过去的解释的合理性，其自称远非一部简单编年史，最起码取决于他对基本概念的选择，取决于他的重视与安排的权力；对于物质的选择过程本身就暴露了某种倾向，即强调这件或那件事情或行为是重要的还是琐碎的，对于人类发展来说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在这种倾向中，社会起源和环境，以及阶级从属性与历史学家的兴趣都显露得太清楚了。

这种态度似乎构成了他的黑格尔派理性观点，认为理性包含了必然规律的知识。马克思很少着手过任何类型的哲学分析；他关于知识、关于道德、关于政治的理论的普遍构思，必须从分散的评论中，从他认为理所当然并且毫无疑问地接受的事实中推断得出。他对自由或理性这些概念的使用，他的伦理学术语，似乎建立在下列的观点之上（这在作品章节和诗歌文章中无从找起，但他公认的追随者，诸如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列宁、托洛茨基，与卢卡奇和葛兰西这些更为独立的追随者一样，在他们自己的思想中都体现出了这一点）。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在朝着哪个方向前进，那你可以让自己与之保持一致或者不一致；如果你不保持一致，如果你与之相对抗，那么你会由此导致自己的崩溃，必然被历史的进程所击垮。刻意选择这样做就是非理性的行为。只有完全理性的人才会完全自由地在选项中加以选择：当其中之一不可抗拒地导致他自己的灭亡时，他不能自由地选择它，因为说某个行为是自由的，按马克思对这个词的用法，就等于否认它会与理性相对立。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确注定要灭亡，但其中的个体成员也许会遵循理性，在阶级最终崩溃前脱离出来，从而救自己一命（马克思可以说自己曾这样做过）。

只有当社会变得理性起来，也就是说，等到社会克服了那些产生幻想、歪曲主人与奴隶们的理解的矛盾时，才能有真正的自由。但人们可以为这个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去找到真正的力量对比状态，并且相应行事；因此通往自由的道路需要了解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知识。马克思对诸如“正确”“自由”或“理性”这样一些词语的使用，当他没有不知不觉地滑入这些词语的普通用法时，总带有一种反常的意味，是因为这源于他形而上学的观点；因此大不同于普通的语言，普通语言主要目的是记录与沟通一些他不怎么感兴趣的东西——被阶级扭曲的个人的主观经验，他们的感觉或自我意识所揭示的思想或身体状态。

简单来说，这就是构成共产主义那种（经常是含蓄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理论。这是一种广泛的、综合的理论，其结构和基本概念来自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其动态原则来自圣西门，其对于物质第一性的信仰来自费尔巴哈，其无产阶级观点则来自法国共产主义传统。不过它完全是原创性的；将各个元素组合起来，在这里并不意味着诸家学说的简单综合，而是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连贯的体系，它具有广泛的范畴、宏伟的系统性特点，这同时是所有形式的黑格尔哲学思想的伟大荣耀与致命缺点。但它没有黑格尔对自己所处时代科学研究结果的那种鲁莽和傲慢态度；相反，它还试图沿着经验科学所指明的方向前进，吸收它们的普遍成果。

马克思的实践并不总是遵循这一理论典范，而他的追随者们的实践有时就差得更远了：虽然没有真正歪曲，但有时在套入复杂的辩证法模式的过程中，就要把事实进行特定的调整。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理论，因为它并没有局限于对现象的描述以及对其结构与行为的假设：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矛盾中的运动理论不是一个假设，可以根据事实证据变得更不可能或更有可能，而是一种范式，是通过某个非经验主义的、历史学的方法揭示的，其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否认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就等于回到了庸俗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忽略黑格尔以及康德的主要发现，认为只有那些由身体感官感知的、可修正的证据所证明的联系才是真实的。

在这一理论阐述问题的尖刻性与清晰程度上，在它建议寻找答案的方法的严密性上，在关注细节与广泛地、综合地进行归纳的能力相结合方面，它都是独树一帜的。即便是它所有特定的结论都被证明是错的，它在树立对社会学与历史学问题的一种全新态度，因而开创人类知识的新途径方面的重要性，也是无与伦比的。对历史上不断发展的经济学联系的科学研究，以及关于它们对社会与个人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的科学研究，从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准则开始。此前的思想家们，例如维科、黑格尔、圣西门，都曾描绘出了大体的纲要，但他们的直接结果，例如在孔德或斯宾塞宏伟的体系中所呈现的，却过于抽象、过于模糊，到了今天只有思想史家们才会记得。现代经济历史学以及现代社会学的真正鼻祖，如果有人可以冠以这样的称号的话，那就是卡尔·马克思。如果说将之前的悖论变为自明之理是天才的标志，那么马克思极具这种才能。其成就的影响越是已成为文明思想的永恒背景的一部分，人们就必然越是容易忽略他这一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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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848年

反对民主党，

唯战士有用。

——威廉·冯·默克尔

“自由、平等、博爱”被换成了含义明确的词语“步兵、骑兵、炮兵！”

——卡尔·马克思

1845年初，马克思被基佐政府应普鲁士的要求驱逐出巴黎，对方要求法国取缔社会主义刊物《前进报》，说其中出现了关于在位的普鲁士国王的人身攻击性评论。驱逐令的下达原本是针对整个群体，包括海涅、巴枯宁、卢格以及其他一些次要的外国流亡者。卢格身为英格兰市民，最终未受到任何骚扰；法国政府也不敢贸然对海涅执行驱逐任务，因为他在欧洲素来享有盛誉，当时其力量与影响正处于巅峰期。巴枯宁与马克思则毫无意外地遭到驱逐，尽管在激进媒体上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声音。巴枯宁去了瑞士；马克思则带着妻子和一岁大的女儿燕妮去了布鲁塞尔，不久恩格斯也特意从英国返回，到那里与他会合。在布鲁塞尔，他立即与各个德国共产主义工人组织建立起了联系，这些组织中还有已经解散了的正义者同盟的成员——那是一个受魏特林影响而成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国际社会组织，组织纲领十分模糊，但也十分暴力；它在许多欧洲城市都设有分会机构。他与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取得了联系，和其他国家同类组织里的成员保持着活跃的往来，为政治信息的交流建立了常规机构；不过他的主要活动范围还是局限在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阶级之间。对于这些人，他通过发表演讲，以及在他们的机关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文章等方式，试图解释他们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所扮演的正确角色——与大多数欧洲激进主义者一样，他也相信这场革命马上就会到来。

一旦他得出结论，认为共产主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暴动才能得以实现，他便倾其一生精力，为了这个任务，努力对无产阶级开展组织和训练。他的个人历史在此之前都还可以看作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片段，如今也和欧洲社会主义的普遍历史难以分割了，对其中一方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就是对另一方的阐述。将马克思在指导运动发展方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运动本身区别开来的做法，会掩盖二者的历史。对他来说，使工人阶级为革命运动做好准备是一项科学任务，是一项常规工作，是需要尽可能牢靠、有效地完成的事情，而绝不是个人一种自我表现的直接方式。因此，他周围的外部生活环境，与任何其他有学识的专家，与达尔文或巴斯德这些人的一样，都很单调枯燥，这与同时期其他革命者烦躁不安、掺杂太多情感的生活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19世纪中叶是一个感性受到高度重视的时期。起初是卢梭与夏多勃里昂、席勒与让·保罗、拜伦与雪莱这些卓越个人的孤立感受，不知不觉中，逐渐成为欧洲部分社会的普遍态度中的一个元素。与整个群体或社会生活的相互交织组成的外部世界不同，那些男男女女的个人感受第一次让整个一代人都为之着迷不已。这种趋势在伟大的民主革命者的生活与信仰中，在他们的追随者对其怀有的狂热崇拜中，得到了公开的表达：马志尼、科苏特、加里波第、巴枯宁、拉萨尔受到人们的崇拜，不仅因为他们是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斗士，还因为他们个人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浪漫主义的、富有诗意的特点。他们的成就被看成是内心深刻感受的表达，这种强烈的感受给他们的语言和动作都赋予了一种感人的个人特征，完全不同于1789年时那种朴素的、缺少人情味的英雄主义，这种个人特征形成了这个时代的鲜明特色、独有气质与景象。

在精神上，卡尔·马克思是属于上一个或下一个时代的人。他缺乏心理洞察力，生活的贫困与超负荷的工作并未提高他情感上的接受力；他对自己直接范围以外的人的感受与个性完全不了解，这使得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流显得格外笨拙。他在柏林当学生时，曾有过一段情感丰富的短暂时期；但如今这个时期早已过去。他将道德或情感上的磨难，以及精神上的危机，都看成资产阶级的自我放任，这在战争时期是不可饶恕的。和他之后的列宁一样，他似乎对那些在如火如荼的战争中，在敌人占领一片又一片领地时，却还一心关注自己精神状态的人，怀有的只是蔑视。

他开始着手组建一个国际革命组织。他首先收到了伦敦一个叫作“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社团的热烈响应，这个协会是由一小群流亡工匠所领导的，他们的革命热情毋庸置疑；排字工人沙佩尔、制表工人莫尔和鞋匠鲍威尔成了他首批信赖的政治同盟。他们将自己的协会并入一个在正义者同盟解散后成立的联合会：共产主义者同盟。他在与恩格斯去往英国的旅途中结识了他们，认为这些人与自己志趣相投，并且意志坚定、有能力、精力充沛。而他们却对他充满了怀疑，觉得他像一个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年里都带有一种明显的非个人的、公务性的特点。那是一个为了眼前的实际目的而成立的组织，而他也认可这一点。在他的指导下，共产主义者同盟得到了快速发展，开始吸纳成批的激进工人——大部分都散布在德国工业区域，还有少数军队军官和职业人士。恩格斯写了很多热情洋溢的报告，描述了在他自己出生的省份他们人数的增加以及革命热情的高涨。

第一次，马克思发现自己身处长久以来所盼望的位置，即一个活跃的、不断扩充的革命党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此时巴枯宁也来到了布鲁塞尔，与外国激进分子和本地贵族阶级成员们建立了同样友好的关系；他埋怨马克思太偏向工匠和工人群体，忽略了知识分子群体，带坏了善良简单的人，并向那些人头脑中灌输他们并未开始理解的抽象理论和模糊经济学说，而这最终无非只是使他们变得让人不可忍受地自负。他认为，对那一小群未受过教育的、毫无希望可言的、能力有限的德国工匠开展讲座或进行组织，都没有意义，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详尽阐释的理论：他们都是一些单调乏味、食不果腹的人，在任何决定性斗争中都无法令人相信能扭转局面。马克思对于蒲鲁东的攻击更进一步地使他们疏远：蒲鲁东是巴枯宁的亲密朋友，在黑格尔的问题上，还算是他的信徒；攻击的目标也是瞄准着巴枯宁自己的习惯，即喜欢使用语意模糊而辞藻华丽的能言善辩，来替代深入的政治分析。

1848年的事件改变了双方对于即将到来的革命所用方法的观点，但彼此改变的方向依然是大相径庭。后来的几年中巴枯宁转向了秘密恐怖团体，而马克思则倾向于建立公开的、官方的革命党派，采用被认可的政治手段往前推进。他立志要摒弃德国人身上那种夸夸其谈、模糊不清的趋向；在这一点上，他并非毫无成果，在两年革命运动期间和随后的岁月里，从他在德国的组织成员颇有效率的、训练有素的行为中可见一斑。

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伦敦中心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显示了充分的信任，委托他们起草一份文件，包括该组织的信仰与目标的明确宣言。马克思急于利用这个机会，对刚刚在他脑海中最终成型的新学说做一个清晰的总结。他在1848年初完稿并提交给了他们，并且最终在巴黎革命爆发前几周，以《共产党宣言》的标题得以发表。

恩格斯最初是以问答形式写成的第一稿，结果被认为力度不够，马克思后来干脆重新起草。按恩格斯的说法，这篇作品就是原创性的，其中并没有他自己的贡献；不过只要涉及他们两人合作的地方，他总是极度谦虚，这份草稿也表明了他在写作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有多深。这部作品的影响在所有社会主义宣传册中是最大的。再没有任何现代政治运动或事业，可以声称产生了在文采或力量方面能够与之比肩者。这是一份具有极大威力的文件，在形式上它是由大胆的、引人入胜的历史总结构成的宏伟建筑，上升到以未来的复仇力量之名对现有制度的大力谴责；全文大部分内容都以散文形式呈现，有着伟大革命赞美诗般的激情，其影响力直至今日依然巨大，在当时恐怕只会更大。全文开篇就用了一个让人畏惧的词语，表达了它的基调和目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文章接下来便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论点，论证严密，表述精到，结尾则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喊出了一句著名的雄壮口号。

这些论点中的第一个，在第一部分的开头一句就得到了表达：“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任何有记载的时代，人都被划分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主人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被划分成了无产者和资本家。人类在发现和发明方面的巨大成就已经改变了现代人类社会的经济体系：行会给本地制造业让路，反过来本地制造业又给大型工业企业让路。这个扩张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特定的政治与文化形式。现代国家的结构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实际上就是一个管理整个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资产阶级在它自己的时代扮演了高度革命的角色，它推翻了封建主义社会，并在此过程中摧毁了将某人与其“自然主人”联系起来的那种老旧的、如画的、家族式的关系，而仅仅保留了他们之间的唯一实际关系——即金钱关系，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它将个人尊严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供人买卖；它创造了自由贸易，取代了古时候通过官方命令与许可证加以保障的自由权利；它用直接的、愤世嫉俗的、毫无廉耻的剥削取代了用宗教和政治面具掩饰的剥削。以前被认为荣耀的职业、被视为为社会服务的形式，也被它变成了简单的雇佣劳动。它在追求自己目标的过程中过于贪婪，使各种形式的生活降低了层次。

这些是通过大量挖掘新自然资源而达成的，封建主义的架构无法承受新的进步，因而分崩离析。如今轮到这个过程再次重复了。因为生产过剩而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就预示着这样一个事实：此时轮到资本主义无法控制自己的资源了。当社会秩序被迫毁掉自己的产品，以防止自己的生产基地扩张得太快、太大时，那就是它临近破产和灭亡的明确征兆。资产阶级秩序创造了无产阶级，也就是它的后继者和埋葬者。资产阶级成功地摧毁了所有以其他形式组织的势力，包括贵族阶级、小型工匠和贸易商，却无法摧毁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它自己的生存所不可或缺的，是它整个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构成了被剥夺掉生产资料的大军，这支大军正是在资产阶级的一切剥削行为中，不可避免地得到训练和组织的。

资本主义越是国际化（随着它的扩张，自然会越来越如此），它自动组织工人阶级的规模也就越加广泛，越加国际化，这些工人的联合与团结终会将其推翻。资本主义的国际化自然催生了工人阶级的国际化，这也是它自身所必需的补充。这个辩证过程是无情的，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或控制它。因此，试图恢复中世纪时期的古老田园生活，满怀着回到过去的怀旧思想编造那些乌托邦计划，像农民、工匠、小型贸易商中的思想家热切盼望的那种回归，都是徒劳无功的。过去已逝，曾经的社会阶级都被历史的车轮彻底击垮；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敌意（经常被误称为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反动态度，是想要扭转人类发展方向的无用企图。他们唯一能成功打败敌人的希望，就在于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后者的发展直接从内部就瓦解了资产阶级；因为危机和失业的增加迫使资产阶级去养活自己的雇员，而不是靠这些雇员来养活自己（这是它的自然功能），最终导致元气耗尽。

《宣言》从进攻转入防守。社会主义的敌人宣称，废除私有财产将会破坏自由，颠覆宗教、道德和文化的基础。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但是它如此摧毁的价值只不过是那些和旧秩序有着密切关系的价值，即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文化——它们在所有时间和地点的绝对合法性只不过是一个幻想，仅仅因为它们在阶级斗争中充当着武器而已。个人的自由是对独立行为权力的拥有，而这一点是工匠、小型贸易商和农民长久以来被资本主义所剥夺了的。至于文化，“他们痛惜失去的文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训练成为机器的练习”。随着阶级斗争的完全废除，这些错误的想法必然会消失，并且会被一种全新的、更宽广的、建立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基础之上的生活所取代。哀叹它们的失去，就是哀叹某种旧的常见疾病的失去。

革命在不同环境中必然有所不同，但在任何地方，其首要措施必定是实现土地、银行、交通的国有化，废除继承权，增加税收，加强生产，消除城镇与乡村间的障碍，引入全民义务劳动和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只有如此，真正的社会重建才算开始。

《宣言》的其余部分都在描述和驳斥各种形式的伪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敌人（贵族或教会）想要通过伪装出来的共同利益争取无产阶级的企图。这一类别包括了没落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作家擅长描述资本主义生产的混乱情景、由于引入机械设备而造成的贫穷化和堕落化、财富的极端不平均。他们也提出了解决办法，但这些办法是用过时的词语表示的，就是乌托邦。

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连这都称不上，那些人将法语中的一些陈词滥调通过黑格尔主义的语言表述出来，从而制造出一堆毫无意义的词语，这些词语并不能长期欺骗这个世界。至于蒲鲁东、傅立叶或欧文，他们的追随者描绘出了挽救资产阶级的方案，似乎无产阶级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能够被往上拉入资本家阵营，只留下了剥削者与未受剥削者。这些数不胜数的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绝望困境，他们不能或不愿面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死亡，徒劳无功地试图在一种模棱两可的、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伪装下获得生存。

共产主义者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教派，而是无产阶级自觉的先锋，不仅执着于理论的目标，而且致力于履行自己的历史命运。他们并不掩饰自己的目标。他们公开宣称，只有通过武装力量推翻整个社会秩序、他们自己夺取一切政治与经济权力时，这些目标才能实现。《宣言》的结尾是几句著名的话：“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后来的学者们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从一些更早时期的纲领（尤其是巴贝夫理论）中，有多少人们熟悉的内容被糅进了《宣言》；然而它被熔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宣言》的开篇或结尾的特质，是任何概括总结所传达不了的。作为一种破坏性的宣传工具，没有什么能与之比肩；它对于随后历代人的影响，在宗教发展史以外，也无可匹敌者。要是它的作者再没有写过其他作品，仅此就能保其永享盛名。然而，它最直接的影响，还是在于对他的个人收入方面的打击。比利时政府尽管对政治流放犯一向相当宽容，但也无法忽视这份令人畏惧的作品，因此二话不说地将马克思及其家人驱逐出境。就在第二天，巴黎爆发了期待已久的革命运动。弗洛孔，新法国政府的一位激进主义成员，在一封满是溢美之词的信中，邀请马克思回到那座革命之城。于是他即刻启程，一天之后便已抵达。

他发现整座城市处于一种整体的、不加批判的狂热状态。障碍再次被推倒——这次似乎是永远的了。国王也已出逃，声称自己受到了非道德武装的驱逐。一个新的政府得到任命，其中包括了人道与进步的所有朋友的代表：著名的物理学家阿拉果与诗人拉马丁被任命为部长，工人阶级则有路易·布朗和阿尔伯特作为代表。拉马丁起草了一份文采斐然的宣言，四处被人传阅、引用和大声朗读。街道上到处都是高声歌唱、齐声欢呼的各种肤色、各种国籍的民主主义者队伍。反对派则没有一丝气息的迹象。教会发表了一份宣言，宣称基督教是不反对个人自由的，相反，基督教是个人自由的自然同盟和守护者；它的王国并不在这个尘世中，因此，人们指责它为反动派所提供的那种支持，既非来自它的教义，也非来自它在欧洲社会的历史地位，能够大幅修改，而不会损毁其教义的精髓。人们怀着一种狂热而轻信的态度，接受了这些宣言。

德国流放者与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相互较劲，他们预测反动势力即将全部被摧毁，在其废墟上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道德世界。不久传来消息，称那不勒斯发生了起义，紧接着便是米兰、罗马、威尼斯以及其他意大利城市。柏林、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发生了武装暴动。整个欧洲终于星火燎原了。身在巴黎的德国人的兴奋之情已经高涨到了狂热的顶点。为了支持那些起义的共和党人，人们组建了一支德国军队，由诗人格奥尔格·赫尔威克和普鲁士社会主义者、曾当过兵的威利希领导。人们立刻行动起来了。法国政府也许并非不愿看到众多的外国鼓动者离开国境，也极力鼓励这种行动。恩格斯对这种场景颇为欣赏，差一点也报名参了军，但还是被马克思劝住了，马克思对这种行为怀有一种猜疑和敌对的态度。

他并未看到任何大规模的德国群众起义的迹象：这里那里的独裁政府被推翻，王储被迫答应改变政体，重新任命略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政府，但是普鲁士的军队大部分依然效忠于国王，而民主主义者们却七零八落，组织无方，在关键问题上内部都无法达成一致。人们选举出来的大众国会（它在法兰克福召集会议决定未来的德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已失败，而由没有受过训练的流亡知识分子组成的军队在德国境内的突然出现，在马克思看来，也是在毫无必要地浪费革命精力，很可能最终会有一个可笑的或遗憾的结局，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麻木不仁的耻辱与幻灭心情。

因此，马克思反对组建这支军队，在它离开巴黎不可避免地去王室军队面前遭遇败仗之后，对它再无半点兴趣，而是前往科隆，去看一看在自己的出生地莱茵兰地区通过宣传能做些什么。在那里他主要开展游说工作，劝说一群自由主义的工业家和共产主义支持者创办新的《莱茵报》，以接替五年前受到查禁的同名报刊，并且任命他为主编。当时在科隆，当地民主主义者间好不容易才达到权力平衡的局面，这些人控制了本地的民兵武装和一支服从于柏林命令的驻军。借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义，马克思派遣代表到德国工业群众间开展宣传工作，并且将他们提交的报告用作自己主要文章的素材。此时在莱茵兰还没有正式的审查制度，他煽动性的话语在不断扩大的公众群体间传播。《新莱茵报》消息灵通，在左翼媒体中独自拥有自己明确的方针。报刊发行量迅速增加，很快在德国其他省份也广为传阅了。

马克思此时已具备一套完整的政治和经济行动方案，这个方案是建立在此前多年他苦心钻研的坚固理论基础之上的。为了推翻反动政府的直接目标，他提倡工人阶级和激进主义资产阶级有条件地建立同盟关系，声称法国人在1789年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桎梏，并且因此得以在1848年向前迈出下一步，而德国人迄今仅在纯思想领域实现了他们的革命：作为思想家，在思想的激进主义方面，他们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国人；但在政治上，他们还停留在18世纪。作为西部最落后的国家，在他们有希望达到发达工业主义阶段，能够与邻边民主国家共同前进之前，还需经过两个阶段。历史的辩证运动不允许任何跳跃式前进，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做得不对的，就是忽略了资产阶级的诉求，后者为了自己的解放在努力推进共同的事业，与无知的、分散的、组织糟糕的工人阶级群体相比，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组织得更好，也具备更强的统治能力。因此，对工人阶级来说，更为恰当的下一步，就是达成与中层和中下层阶级里的受害者同胞之间的联盟，在取得胜利后，利用成员数量和经济权力方面的绝对优势伺机控制、必要时阻止新同盟者的发展（新同盟者此时无疑也会急于终止与他们之间妥协性的合作关系）。

他反对科隆的极端民主主义者安内克和戈特沙尔克，他们宣称应完全避免这种机会主义，实际上要完全避免一切政治行动，认为它们可能会损害和削弱纯粹的无产阶级事业。这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德国人无视真正力量对比的典型做法。他要求加以直接干预，向法兰克福派驻代表，以此作为唯一有效的实际路线。在他看来，政治上的超然态度就是战术上的极端愚蠢行为，因为这样可能使工人阶级被隔离开来，受到胜利阶级的支配。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多少带有一点泛日耳曼主义和强烈厌俄分子的思想。多年以来，俄国在与民主与进步力量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它所唤起的反抗情绪，与20世纪法西斯势力一样。各大派别的民主人士对它既恨又怕，将它视为反动之霸主，有能力而且企图摧毁其国境内外的一切争取自由的努力。

与1842年一样，马克思要求立即对俄国发动战争，一方面因为有了俄国必然的干涉，任何在德国发动民主革命的计划都不可能成功；一方面也可以作为一种手段，将德意志的所有公国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与一个全部影响都在欧洲政治中王朝元素一边的势力针锋相对；同时也许还为了帮助俄国自身的那些分散的革命力量，这些革命力量的存在是巴枯宁过去常常神秘地提起过的。马克思准备为了德国的统一而牺牲许多其他方面的考虑，因为他和黑格尔、俾斯麦一样，看出了分裂的状态是整个国家弱小不堪、效率低下、政治落后的原因。他既不是浪漫主义者，也不是国家主义者，他认为那些小国家就是阻止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众多过时的幸存者。因此，他后来坚持公开同意德国对丹麦的什勒斯威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冷血入侵；多数德国民主领袖对这一行为的公开支持，让他们在其他国家的自由主义者和立宪主义者中的同盟尴尬不已。

他公然指责那一连串短命的自由主义普鲁士政府，那些政府轻易地，并且在他看来几乎是一身轻松地容忍权力从自己手中重又落回国王及其党羽手中。反对空谈与法兰克福“议会侏儒症”的激烈言论爆发了，并最终形成在《资本论》中都罕有其匹的愤怒风暴。那时或者后来，他都没有放弃对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的希望，但是他关于革命策略的观念、对于群众及其领导者们的智慧和可靠性的看法，都有了很大改变：他宣称与资本主义本身相比，他们无可救药的愚笨成了他们前进路上更大的障碍。而他自己的政策，结果也证明和他指责的毫不妥协的激进主义者的一样，都是行不通的。在随后的分析中，他将革命失败的惨痛结果归因于资产阶级的弱小、议会自由主义者们的低效，更主要的是容易上当的群众在政治上的盲目无知，他们对自己最大敌人的代表恪尽愚忠，后者却蒙骗他们、取悦他们，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带入毁灭的深渊。如果在他余生中，在纯粹的战术问题上，在思考革命领导者们为了身后并不能理解的大众追随者起见最好采用什么方法的问题上，花费的精力与花在分析实际情况上的一样多，那主要也是因为德国革命的教训所致。

1849年，在维也纳和德累斯顿的人民起义失败后，他撰写文章，大肆谩骂各个派系的自由主义者，称他们是懦夫，是蓄意破坏分子，依然受着国王及其军士教官们的蒙骗，一想到确定的胜利就害怕不已，因为惧怕革命可能带来的危险力量而随时准备背叛革命，因而在他们开始之前就已真正被打败了。他宣称，即便是资产阶级以牺牲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同盟的利益为代价，成功地与敌人达成肮脏交易，最好的情况下，它的所得也不会超过法国自由主义者在法国七月王朝中的所得，而最坏的情况下，这一交易遭到国王的拒绝，而成为新的君主派恐怖行动的前奏。再没有其他德国刊物敢如此指责政府。这些分析中毫不让步之直率，马克思从中得到的结论之大胆，让其读者违心地着迷不已，尽管在股东之间确定无疑的恐慌征兆已经开始显露。

到了1848年6月，巴黎革命的英勇阶段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保守势力开始重新积聚力量。政府中的社会主义与激进主义成员路易·布朗、阿尔伯特、弗洛孔，纷纷被迫辞职。工人阶级开始反对那些依然当权的右翼共和主义者，掀翻路障，经过三天时间的街道上的肉搏战后，最终被依然效忠政府的国家护卫队和军队所驱散、击溃。六月政变可以看成是欧洲第一次纯粹的社会主义起义，它如同反对正统主义者一样有意识地反对自由主义者。布朗基（当时身陷牢狱）的追随者号召人们夺取政权，建立武装专政：《共产党宣言》的幽灵最终有了实质内容；第一次，革命社会主义露出了它此后向一切国家中的敌人所呈现出来的凶猛危险的一面。

马克思立即有了反应。他不管自己所办报刊的所有者的疯狂抗议（那些人对任何形式的流血与暴力事件都怀着深深的恐惧），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社论长文，以政府为巴黎暴动中牺牲的战士们举行的葬礼为主题：

这就是博爱（fraternité），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这种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学究们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且被许可做冗长的说教［……］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要求全部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只是不要戴王冠的首领；［……］正统主义者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式样，——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人民本能地仇恨的路易—菲力浦并不是路易—菲力浦本人，而是一种加了冕的阶级统治，是坐在王位上的资本。但是人民始终是宽宏大量的，他们以为只要打倒了自己敌人的敌人，打倒了共同的敌人，就是消灭了自己的敌人。

［……］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不掩盖社会矛盾，［……］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

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

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

这篇文章（与他二十多年后对巴黎公社的颂词并无二致）在订阅者中间引起了恐慌，报刊收入开始受到影响。此时的普鲁士政府已坚信自己根本无须担心大众的情绪，于是命令解散民主人士的集会。而后者则回应称，政府强加的一切税费都是非法的。马克思热烈地支持这一说法，并且号召人民抵制政府征收税费的行为。这一次政府立刻采取了行动，命令马上查禁《新莱茵报》。最后一期是用套红印刷的，其中有马克思撰写的一篇煽动性文章和弗莱利格拉特写的一首生动而热烈的诗歌，这一期报刊被人当作收藏品全部买断。马克思因煽动性言论被捕，被带到一个科隆陪审团面前接受审判。结果他利用这个时机，发表了一次长篇的、博学的演讲，详细分析了德国和国外的社会与政治形势。结果出人意料：陪审团主席宣布被告无罪，并称希望以个人和整个陪审团的名义向他致谢，感谢他做了一次特别有教育意义的、有意思的演讲，让大家都受益匪浅。普鲁士政府本来在四年前就取消了他的普鲁士公民身份，此时又不能推翻这一判决，只好在1849年7月将他驱逐出莱茵兰。

马克思去了巴黎，当时那里的波拿巴主义者鼓动民众支持拿破仑的大侄子，把整个政治局势搅得比以前更加混乱，看起来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重大事件。而他的合作伙伴们则分散到了不同方向：恩格斯不喜欢毫无作为，觉得自己无所顾忌，便加入了由威利希领导的巴黎军团，此人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一名颇有能力的指挥官，但马克思很不喜欢他，认为他只是一个浪漫主义冒险家而已，恩格斯却十分崇拜他的真诚、冷静和勇气。整个军团在巴登被皇家军队轻易击败，十分有序地撤退到了瑞士联邦的边境，在那里分散了。大部分幸存者穿过边境进入了瑞士，其中便包括恩格斯。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最愉快的记忆，在后来的生涯中，他经常提到这段打仗的经历，在他口中讲来，就是一段并无特别重要意义的快乐惬意的时光。

马克思享受快乐的本事则小得多，他觉得巴黎是一个十分令人郁闷的地方。革命显然已经失败。正统主义者、奥尔良主义者和波拿巴主义者的阴谋正在摧毁民主结构残留下来的一切：没有出逃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们要么已经身陷牢狱，要么发现自己随时可能进去。马克思此时已经是欧洲地区恶名昭彰的人物，他的出现是极度不受政府欢迎的。刚到巴黎不久，他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离开法国，要么退到位于布列塔尼的莫尔比昂。在自由国家中，比利时不要他；瑞士曾经驱逐过魏特林，对巴枯宁也从不友好，因此也不可能同意他过去；只有一个欧洲国家可能不会阻挡他的去路。马克思是7月份从莱茵兰来到巴黎的，一个月后，他的朋友们的一份捐赠（其中拉萨尔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了）使他得以支付前往英国的路费。

他于1849年8月24日抵达伦敦，一个月后，他的家人也过去了。恩格斯则在瑞士延误了一阵，然后从热那亚出发，经过了漫长但惬意的海上航行，于11月初抵达。他发现马克思坚信，革命可能在任何时候再次爆发，并且开始写作一本反对保守的法国共和政府的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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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流放伦敦：第一阶段

对于心灵上的磨难，只有一种特效解药，那就是肉体上的折磨。

——卡尔·马克思

1849年，马克思来到伦敦，当初只是打算在英国待上几个星期，抑或数月，结果在那里再未离开，一直待到1883年去世。英国在文化和社会意义上，一直都远远偏离于欧洲大陆生活的主流趋势，19世纪中叶的英国也毫无例外。震惊整个欧洲大陆的事件多年以后才传过英吉利海峡，而当这些事件传开来的时候，它们在传播过程中慢慢变样，被英国化，最终往往以一种全新的、独特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外国的革命者只要和平有序、低调行事，基本上都不会受到什么干扰，但也不会和他们建立任何往来。东道主会正确无误、礼貌周到地接待他们，同时对他们的事务淡然处之，从不过问，这令他们觉得既可恼又挺有意思。

在文化和政治运动中生活了多年的革命者和文人墨客发现伦敦的环境无比冷漠，缺少人情味。接触到的为数不多的英国人对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乐善好施、疏远冷漠，而且常常略带屈尊的态度，让他们更强烈地意识到这种隔绝和流放的感觉。虽然这种宽容、礼貌的态度的确营造了一种真空，可能让人从1849年的噩梦以来在身体和心灵上逐步得到恢复，但带来如此平静感觉的那种远离一切事件的状态，资本主义政权似乎在英国所占有的稳固根基，以及社会中任何革命运动征兆的完全缺乏，有时往往会给人一种一潭死水般的绝望感觉，这种感觉会使得绝大多数献身于革命的人丧失斗志或感到苦闷。而对于马克思而言，令人绝望的贫困与潦倒，更加磨去了他那从来不是太过罗曼蒂克或灵活柔韧的性格。这些年的流放虽然使他成为一名思想家和革命者，但也使他几乎完全退隐到了狭小的社交圈子里，里面只有自己的家人、恩格斯，以及像李卜克内西、沃尔夫和弗莱利格拉特等少数几个亲密的朋友。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他性格中的严苛、好斗、嫉妒、想要击垮所有对手的渴望，随着年岁俱增；他对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的憎恶也越来越强烈，他与这个社会的个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难。他对“资产阶级”陌生人的态度，要比对自己圈子以外的社会主义者更加亲切；他很容易跟人发火，却不接受和解。在有恩格斯作为倚靠时，他不需要任何其他人的帮助，到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当别人对他的尊重和仰慕最盛的时候，其他人都不敢靠他太近，担心因他严词拒绝而蒙羞。和很多伟人一样，他喜欢别人的奉承，而且更喜欢完全的服从：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完完全全得到了这两样，在临终时享受的荣耀和舒适，比他生前任何时期所得到的都要多。

那个时代，像科苏特或加里波第这种传奇式的爱国人士，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里广受拥戴：他们被视为传说中的人物，可以期待他们有英雄的行为和高雅的语言；而不是像有意思的人或杰出的人一样，可以与他们结交关系。他们的追随者中，有大部分都被看成是并无害处的古怪之徒，很多人也的确如此。马克思并没有足够的名气或者魅力吸引到如此多的关注，因此在这个不到三年前就曾光顾过，但至今依然陌生的国度里，身边没有几个朋友，而且几乎是一文不名。他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元、兴盛繁荣的社会中，正值这个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发展如日中天之时，可他终其一生都与这个社会隔绝开来，仅仅将其当作科学观察的对象而已。

好战激进主义在国外的溃败，至少一度让他别无选择，而只能选择观察和学术的一生。这一选择的重要结果就是，既然他所利用的资料大多是英文的，对自己的假设和归纳，他几乎全都依赖于将那些英国作者和经验作为证据。《资本论》中写得最好、最有独创性的几个章节里，关于那些详细的社会和历史学研究主要关注的若干时期，大部分证据都来自《经济学家》的金融专栏、经济历史，还有政府蓝皮书中获得的统计数据（他算是第一个将其用于严肃科学研究的学者），以及无须离开伦敦边界，甚至不用离开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就能获得的其他资料。这些研究是在他人生的中间阶段完成的（他这一生充满了偶发的忧虑，并且一直致力于实际的组织工作），不过总是带着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似乎作者身处远离自己讨论的场景数里之遥的地方：这一事实有时会让人对马克思产生一种完全的误会，认为他在流放的岁月里，变成了一个冷漠、超然的博学之士，在三十二岁那年就放弃了行动的人生，而投身到了纯粹的理论研究之中。

马克思踏上英国土地的那一刻，形势还异常不利于任何革命前景。被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们视为在工业化程度最高，因而社会发展也最先进的欧洲国家中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运动典范的那场群众运动——宪章运动，近来遭遇了毁灭性的溃败：国外的评论者们，包括恩格斯，都严重高估了这一运动的力量。它是由一群利益不同的人组合起来的松散群体，其中包括满是幻想的保守党徒、受到欧洲榜样影响的进步激进分子、新教派改革者、哲学激进者、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农民和匠人、预言灾祸的空想家。他们都因害怕中低阶层的贫困生活日益加剧和社会地位不断降低（这正是工业革命每一次进步的标志）而被联合到了一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害怕一切暴力的想法，属于在《共产党宣言》中被轻蔑地提及的那类“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

运动的组织十分混乱。领导者们彼此之间意见不一致，关于为追随者们设定什么样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他们各自都缺少（更不用说集体拥有）清晰的信仰。运动中最坚定的成员就是那些未来的工会会员，他们主要急于改善劳工条件和待遇，而对于更大问题的兴趣，也只限于与自己的事业相关的范围。从这种乌合之众里，是否有一丁点可能酝酿一场严肃的革命运动，都是值得怀疑的事。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发生。也许是《1832年改革法案》带来的似是而非的缓解，或者是不信奉国教的力量，最初阻断了潮流。无论如何，起始于1847年的大危机到1850年就结束了。

之后就迎来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得到自觉认可的经济大繁荣，极大地提高了工商业的发展速度，扑灭了宪章运动大火最后一点余烬。运动的组织者和煽动者们依然为工人们的不公待遇而抗争，但发生彼得卢屠杀和托尔普德尔殉难者事件的那些动荡年代，在霍吉斯金和布雷严酷而感人的宣传册中，在威廉·科贝特的无情嘲讽中，都曾留下了关于愚蠢压迫和广泛社会毁灭的痛苦记录，而今已在不知不觉地让位给更温和的年代，其代表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怀着社会主义同情心的英国实证主义者们，19世纪60年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奥哲尔、克里默或鲁克拉夫特之类审慎精明的机会主义者那本质上非政治性的工会主义，他们根本不相信国外的教条能够教会他们去做好自己的事务。

马克思很自然地开始和德意志的流放人士接触。当时的伦敦汇集了众多来自德意志的政治流放者，解散了的革命委员会成员、被流放的诗人和知识分子、早在革命开始很久以前就定居英国的略带激进的德意志工匠，还有后来被法国或瑞士驱逐出境的活跃共产主义分子，他们试图重新组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和那些支持他们的英国激进分子重新建立联系。马克思一如既往地采用他惯常的策略，严格信守德意志人组成的社会：他坚信革命运动并未结束；事实上他始终相信这点，直到将路易·波拿巴推上法国王位的政变发生为止。与此同时，在他认为只不过是战争中的临时休整期间，他会用来从事政治流放者的正常活动：参加流亡者们的集会，与自己怀疑的对手们争辩论战。有着很好教养但又十分严苛挑剔的赫尔岑当时也在伦敦，对他怀有很深的成见，甚至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当时和后来在其他政治流放人士中间占有的位置，进行了相当恶毒却又才华横溢的描述。

一般而言，德意志人都恶名远扬，因其无法与其他地方的流放人士进行合作——包括意大利人、俄罗斯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德意志人认为后者在处理紧张的个人关系时缺少方法与热情，让人惊诧而厌恶。而后者同样认为德意志人也不可亲：他们不喜欢德意志人的呆板性格、粗鲁行为、无比的虚荣心理，尤其是那无比肮脏、无休无止的内部争斗，其间私人生活中的隐秘信息被揭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而且在公众媒体上被粗暴地用漫画进行调侃讽刺，这种事例并不少见。

1848年的灾难并未真正动摇马克思的理论信仰，但却迫使他认真地修改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在1847年到1848年间，他深受魏特林和布朗基的宣传的影响，和他原来的黑格尔哲学倾向相反，他开始相信成功的革命可以通过政变来实现。政变必须由训练有素的革命者组成的一个规模小但言行坚决的团体完成，这些革命者一旦夺取了权力，就会紧紧守住权力，自己组建人民群众的执行委员会——当初他们就是以人民群众之名起事的。这一组织将会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先锋。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在经过多年的奴役和黑暗生涯后，估计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现独立自治，或对自己所取代的力量完成控制和清算。因此，必须要成立一个党派，作为人民群众中政治、知识和立法方面的精英主力，因为其公正无私、高端培训，以及对目前形势需求的实际洞察力，而有着充分的自信；它能够在获得新自由的第一个阶段引领人们尚存犹疑的步伐。

这个必然的过渡阶段被他称为“持久”革命阶段，这一阶段由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所指导，作为“消除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赖以存在的一切现有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保持一致的一切社会关系，使这些社会关系所产生的一切想法实现彻底转变，所必须经过的一步”。尽管结果十分明确，但手段方式却相对没有那么明朗。“持久”革命将会由无产阶级专政所掌控；可是这一阶段如何才能达到，并且采取什么形式达到呢？毫无疑问，1848年以前马克思还只是将其看作是由自我任命的精英所带来的：并非像布朗基所坚持认为的通过真正的秘密行动，也不是像巴枯宁偶尔宣称的由某一个独裁人物所领导，而是像巴贝夫在1796年就曾提出过的，也许是由一群有着坚定信仰的、冷酷无情的人所组成的小团体来完成，这些人将会利用专政的权力，教育无产阶级，直至后者提高到一个能理解自己正确任务的层次。

为达到这一目标，1848—1849年间，他曾在科隆鼓动与激进的资产阶级领导者们组成临时同盟。弱小的资产阶级当时还在与直接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进行抗争，因此也是这个阶段的工人们的天然同盟；但它无法利用自己的力量实现统治，因此越来越依赖于工人的支持，直到已经成为当时社会中经济主体的工人阶级（无论是通过暴乱政变还是通过逐步施压）获得官方形式的政治权力的那一刻。这一理论（其最清楚的表述是在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现已为全世界所熟知，因为（由俄国煽动者帕尔乌斯重新传播）它在1905年由托洛茨基积极主张，被列宁所采纳，并最终于1917年被相当忠实于字面地在俄国付诸实践。

然而，在1848年事件之后，马克思自己至少在实践中的关键方面放弃了这个理论。他渐渐放弃了由精英分子夺取权力这整个理念，在他看来，在一边面对正规敌军、一边面对散漫且未经训练过的无产阶级时，这样做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工人阶级的领袖们既不缺少勇气，也不缺少实践精神，但要使他们在1848年依然当权，反对保皇党、军队和上层中产阶级的联合势力，却显然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历史重任，否则其领导者们一定依然毫无能力。他们也许能够掀起一场武装起义，但如果没有得到大多数工人阶级有意识、有水平的支持，他们无法维护胜利果实。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1848年事件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一个革命领导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群众中唤醒他们关于自身命运和任务的意识。这也许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除了在投机者和头脑发热者所领导的零星叛乱中浪费革命能量，人们将会一事无成。而这种零星叛乱由于缺乏真实的群众基础，在短暂的胜利之后，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被恢复元气的反动势力所打败，随后就会遭受到残酷的镇压，使无产阶级元气大伤，需要多年之后才能逐渐恢复。正是基于这点，他在后来一场革命的前夕还表示拒绝支持，这场革命导致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产生；尽管后来，主要还是出于战术上的目的，他写了一篇言辞恳切、感人至深的悼文。

他改变了看法的第二点，就是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可能性。理论上讲，他依然相信，历史辩证法使得资产阶级政权作为完全实现共产主义的前奏，成为必然的阶段；但是在德意志和法国，这个阶级的势力，和它反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同盟、力求自保的决心，使他坚信，与之进行合作将会妨碍工人阶级，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幕后掌权的计划还实现不了。这曾是他和反对与自由主义者合作的科隆共产主义者们之间主要的意见分歧，他们认为合作是自毁式的机会主义。如今他自己同意他们的观点，尽管理由大相径庭：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机会主义本身在道德上堕落或者不可避免地自我毁灭，而是因为在这个特定情况下，它注定不会成功，会在一个组织并不严密的政党内把事情搅浑，从而导致其内部的削弱和溃败。因此在后来，他一贯坚持认为要保持党的纯洁性，要摆脱一切无益的纠缠。逐步扩张与通过被认可的国会机构慢慢夺取政治权力的策略，同时通过工会和类似机构在国际规模上对雇主有计划地施加压力，作为一种确保为工人改善经济条件的手段（这成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社会主义党派的策略），这正是马克思对于1848这一革命之年灾难的原因分析所得出的合理结论。

他的主要目标（创造条件，使无产阶级专政，即“持久的”革命，能够得以实现）依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及其所有制度必将灭亡。这个过程也许比他最初设想的要长一些；果真如此，无产阶级必须学会忍耐；不到革命时机成熟，领导者们就不能号召行动：在此期间，它必须全力管理、组织、训练自己的武装力量，使之为这一决定性的危机时刻做好准备。

历史为这个结论提供了一个讽刺性的注释：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动者们（也许可以加一句，马克思认为自己的理论并不适用于此），根据1850年早期的、已被抛弃了的理论展开行动，在广大群众明显还不理解自己的任务时发动起义，却成功地防止了1848年和1871年的结果的发生；而正统的德意志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虔诚信仰他们大师的后期理论，谨慎行动，费尽心力地教育广大民众，使之理解自己的任务，却被重新集结的反动势力打得一败涂地，而后者的力量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无产阶级的不断侵袭，本应该早就遭到了致命的破坏。

与此同时，再没有任何地方能找得到革命的迹象，非理性乐观主义被深深的萎靡悲观情绪所取代。

没有人能毫无痛苦地回忆起那些时期［赫尔岑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法国正以陨星般的速度坠向无可避免的政变。德意志则臣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脚下，被可怜的、遭受背叛的匈牙利所连累［……］革命者们只是在徒劳地鼓动着人们［……］

［……］即便最认真的人有时候也会被绚丽的表面形式所迷惑，而最终说服自己，认为自己真的在做一些事情，只要他们召集了一些会议，会上散发有成堆的文件和草案，过程被记录下来，会议达成一些决议，公告被印刷出来，等等。革命的官僚作风会像真正的官僚主义一样，让人在这一类事情中迷失自我。英国有成百上千个这类组织；由公爵们、王公贵族们、牧师和大臣们隆重出席的庄严会议到处在召开；司库们在募集资金，记者们在写着文章，所有人都在忙着无所作为。这些慈善或宗教性质的聚会有着双重意义，既是娱乐消遣的一种形式，又是对那些有点世俗的基督徒良心不安的一种慰藉［……］整个事件就是一个矛盾体：是一种公开的同谋，一出在敞开的大门后面策划的阴谋。

在持续不断的阴谋、猜疑、相互指责的闷燥氛围中——这种氛围充斥着所有大型政治移民团体的早期岁月，那些团体成员间是被环境而不是被任何明确提出的统一事业捆绑在一起——马克思在伦敦度过了前两年。他坚决拒绝和赫尔岑、马志尼及其同伴们有任何往来，但也并非不活跃。他将《新莱茵报》改版成了评论刊物，组织委员会去帮助难民，发表文章谴责警局在科隆对他的同伴们进行审判的方法，搜集并曝光大量对方爪牙进行的造假和伪证行为——即便他的同伴们没有获释，这样也使得将来类似的审判更加难以进行；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发起了对威利希的批判，坚持认为宣扬半真理的机构要比无所作为更加危险，最好灭亡，并通过无情的阴谋引发了其最终的解体。马克思这样成功地打败了自己以前的同伴们，认为移民团体中的其他人也无非是一帮无能也无害的饶舌之徒，对他们只有蔑视。于是他和恩格斯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宣传中心，也是一个个人联盟，那些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共产主义残存力量再一次逐渐地聚集到了这个联盟周围。这个计划彻底取得了成功。

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关于法国近期事件的：他的风格在讨论抽象问题时往往晦涩难懂，而在阐述事实的时候却是清晰明了的。他的《法国的阶级斗争》一文，以及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题再版的若干文章，都是深刻敏锐、毫不留情的宣传册的典范。这两部作品涉及的范围大致相同，都对革命和第二共和国进行了绝妙的、争辩性的阐释，从阶级同盟的角度，详细分析了代表了相应阶级诉求的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文章对于法国政府角色有一个精辟的分析，为了维持社会和政治现状，法国政府的作用与其说是统治阶级委员会（《共产党宣言》纲领所说的模式），不如说是资产阶级所支持的、有时也凌驾于资产阶级的期望的一个独立权力来源。在一系列尖刻的、讽刺式的描述中，不同政党的领袖代表被分类分配到他们各自所依赖的阶级当中。从模糊的自由主义到保守的共和制度，再到公开的阶级斗争，最终以赤裸裸的专制统治结束的政治形势发展，被表现为对1789年事件的拙劣模仿。那一年，后续的每个阶段都比前面一个来得更加猛烈，更具革命性；而在1848年，便发生了逆转：在六月，无产阶级被其小资产阶级同盟所抛弃、背叛；后来小资产阶级又被中产阶级所抛弃；最后中产阶级又被大规模的土地所有者与金融家们所打败，胜利果实落入了军队和路易·波拿巴的手中。这一切不是通过个体政治家的不同政策就能预防的，因为它是由当时法国社会所达到的历史发展阶段决定的。

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其他活动还包括向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发表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演讲，同时与如今分散在四处的德意志革命者保持密切往来，其中著名的便有恩格斯，后者在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很不情愿也很不开心地和父母达成了一致，到曼彻斯特定居下来，在恩格斯家族的棉纺公司办公室里工作。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相对稳定的保障，在其后半生靠此在物质上和思想上来支持马克思。

多年来，马克思自己的经济状况是令人绝望的：他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家庭成员越来越多，他的声名也排除了被任何体面机构雇用的可能。在接下来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和家人所过的悲惨的潦倒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无以言表的羞辱，经常被人讲起：刚开始一家人不断地从一个便宜住所搬到另一个，从切尔西搬到莱斯特广场，后来又搬到梭霍区疾病高发的贫民窟。家里经常拿不出分文付给小商小贩，全家只能饿着肚子，直到借到一点钱或者恩格斯寄出的一个英镑汇到了，才能暂时缓解一下困境。有时候家里所有的衣物都拿去典当了，一家人只得成天坐着，没有灯火，没有食物，只有讨债的人不时上门要债。燕妮·马克思记下了他们年仅六岁的儿子埃德加在回答面包房工人前来要债时说的话：“不，他没在楼上！”

在遗留下来的一名普鲁士间谍的报告中（这名间谍设法摸进了他位于迪恩大街的家里），生动描述了他流放的头七年间的生活条件：

他居住在伦敦一个最差，因此也最便宜的社区。他有两间房［……］里面都没有一件干净或者像样的家具，所有东西都破破烂烂，上面都落满了灰尘［……］在［一张餐桌上］放着手稿、书报、孩子们的玩具、来自妻子针线篮里的碎布片儿、缺了口儿的杯子、脏兮兮的勺子、刀叉、灯、墨水瓶、平底杯、一些荷兰陶制烟斗、烟灰——这些都统统堆在一张桌子上。

进到马克思的房间，一股烟味儿呛得你眼泪直流，刚开始的时候你好像在一个岩洞中摸索前行，直到你慢慢适应后，才能在一片模糊中辨认出一些东西［……］要坐下来可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有一把椅子，可只有三条腿，另外一把恰好是完整的，却是孩子们用来过家家做饭用的。有客人时会让出这把椅子，可孩子们过家家做饭的痕迹还在，你要是坐下去，可要当心自己的裤子。但是所有这些根本就为难不倒马克思或他的妻子。客人来了，会受到最友好的接待，他们会热情地递上烟斗、烟丝以及一切恰好屋里有的东西。最终主客之间会进行一场机智而有意思的谈话，弥补了家里的一切不足，这也使得种种不舒服变得可以忍受了。

一个天才男人，被迫住在阁楼里，债主上门时要躲起来，或者被迫躺在被子里，因为衣服都拿去当了，这是那些欢快而多情的喜剧中惯常的主人公形象。马克思不是放荡不羁的文人，他的穷困潦倒十分悲惨地影响了他。他很骄傲，过于敏感，对这个世界有着很高的要求：他的生活条件使之蒙受琐屑的羞耻和凌辱，他渴望到达自认为有资格的居高临下的位置却求之不得，他巨大的天生活力被压抑下来，所有这些使他时有突发的憎恨和愤怒，与外界隔绝开来。他的这些痛苦感受经常在写作中、在长篇猛烈的个人报复文章中找到宣泄途径。他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出阴谋、迫害和诡计；他的对手们越是强调自己的清白，他就越是坚信他们的奸诈和罪行。

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去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通常他会在那里从早上九点待到下午七点关门为止。随后又是长时间的熬夜工作，其间不停地抽着烟斗，这已经从一个奢侈习惯变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慰藉。这个习惯永久性地伤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他经常性地受到一种肝病的困扰，有时伴有疡肿和眼睛炎症，这会影响他的工作，让他精疲力竭、烦躁不已，打断他从不确定的生计。“我像约伯一样遭受折磨，虽然我并不那么害怕上帝，”他在1858年这样写道，“这些先生们［医生们］所说的一切都可归结为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人应该当一名富足的收租者，而不是像我这样的穷困恶魔，穷得跟教堂里的老鼠一样。”在其他一些时候，他也会发誓，终有一天要让资产阶级为他身上每一处痈疽付出昂贵代价。

那些年头，恩格斯每年的收入似乎也不超过一百英镑，他还要靠这笔钱代表自己的父亲维持曼彻斯特一家较为体面的公司的运转，因此刚开始的时候，即便加上全部的慷慨，他也无法提供更多系统性的帮助。马克思在科隆的一些朋友，或者慷慨的德意志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或弗莱利格拉特，时不时会为他筹集一小笔款项，再加上偶尔报刊寄来的稿酬，以及偶尔从他在荷兰的富人菲利普斯姨父处拿到的“借款”和从亲戚们那里得到的小笔遗赠，使他在生死边缘得以继续存活。因此也不难理解，他对贫困、对万恶的奴隶制度及其所带来的堕落的痛恨，至少和对奴颜婢膝的痛恨一样强烈。

关于工业贫民区、矿区村庄或者农场的生活情况，以及文明观点对于这些的态度，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描述，字里行间都带着一种强烈的愤慨和冷漠的、完全没有歇斯底里的辛酸，这种笔调，尤其当他的描述进行得十分细致、语调变得反常地宁静和平淡的时候，总是带有一种令人害怕的特质，使读者产生一种愤怒和羞辱的感觉，哪怕这些读者是连卡莱尔热烈的修辞、密尔高贵人道的恳切辩护，或者威廉·莫里斯和基督社会主义者们极具征服力的能言善辩都不能打动的。

在这些年中，他的三个孩子，包括两个儿子吉多和埃德加以及女儿弗兰西斯卡，先后夭折了，主要是他们所生活的贫困环境所致。弗兰西斯卡死的时候，他甚至没钱买棺材，最后还是靠一个法国难民的施舍才得以解救。马克思夫人在给一名流放者同伴的信中，无比凄惨地描述了这一事件经过。她本人经常生病，孩子们都交给家庭女仆海伦·德穆特（即“琳蘅”）照看，她和这家人生活了一辈子。

“我以前不能，现在也不能去看医生，”他有一次给恩格斯写信时提到，“因为我没钱买药。过去的八天或者十天当中，我全靠面包和土豆喂饱一家人，可今天，即便连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拿得到。”

他生来就不擅交流，比任何一个人都不喜欢自哀自怜。事实上，在写给恩格斯的书信中，他有时会嘲讽自己的不幸，带着一丝无情的讽刺，这也许会对不经意的读者掩盖他经常身处的绝望境地。但当1855年他非常喜欢的儿子埃德加年仅八岁就夭折时，他的铜墙铁壁再也无法阻挡自己的感情：

我经历过种种不幸［他对自己的朋友这样写道］，但我才知道，真正的不幸是什么［……］

这些天来我经历一切的磨难时，我想到了你、你的友谊，还有我们在这个世上也许能做一些合理的事情的希望，才让自己没有倒下［……］

在给拉萨尔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培根说真正重要的人会与自然和世界建立诸多联系，会对诸多事物产生兴趣，会很轻易地克服一切痛苦。我不是这种重要人物。我孩子的死对我打击很大，依然让我像第一天那样感到痛苦不堪。我的妻子也完全崩溃了。

一家人能允许拥有的唯一的快乐形式，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偶尔去汉普斯特德公园野餐。他们经常在星期天早上从迪恩大街的住处出发，带上琳蘅（马克思对她产生了依恋）和一两位朋友，拎上一篮子食物和路上买的报纸，往汉普斯特德走去。在那里他们会坐在树下，孩子们玩耍着、摘着花儿，大人们交谈着，或者看报纸，或者睡觉。随着午后时间慢慢过去，大家情绪越来越高涨，尤其是当快乐的恩格斯也在场的时候。他们说着笑话、唱着歌、相互追逐着。马克思背诵诗歌，这是他很喜欢做的事，让孩子们跨到自己脖子上骑着，逗每个人开心，到了最后，往往会在一家人面前严肃地爬到一只毛驴背上，来来回回地骑着走：这个节目一般都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夜幕降临的时候，一家人往回走，在回到梭霍区的家里的路上，经常唱着德语或英语的爱国歌曲。然而，这种美妙的场景往往极少出现，而且也根本无法点亮恩格斯所谓的难眠的流放之夜。

有时候他会突然接到邀请，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定期写一些关于欧洲事务的文章，这会给家里的糟糕状况带来一丝缓解。邀请是查尔斯·奥古斯都·达纳发出的，他担任该报的外国编辑，1849年的时候在科隆经弗莱利格拉特介绍与马克思相识，当时对马克思的政治敏锐感觉深感折服。《纽约每日论坛报》是一家激进刊物，由一帮傅立叶的美国追随者们所创办，此时发行量已超过20万份，也许是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它的观点基本上是进步的：在国内事务方面它追求反奴隶制、自由贸易政策，而在外国事务方面，它攻击独裁统治，因而处于反对欧洲所有政府的立场。马克思固执地拒绝与任何欧洲刊物的合作，认为它们的方向过于反动，他欣然接受了这家报刊的邀请。新的作者每篇文章能拿到一英镑稿酬。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为该报每周写一篇文章，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有一些甚至今天读来还有意义。

达纳最初是邀请他针对德意志和奥地利国内战争时期的战略和战术写一系列文章，同时对现代战争艺术发表一些评论。由于马克思对于后面那个题目根本一无所知，而且此时对英语也知之甚少，他发现这个任务很难完成；但是要拒绝可以带来稳定收入（即便很微薄）的差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在这种窘况下，他转而向恩格斯求助，在后来岁月里的诸多场合中，后者都欣然乐意地写好文章，签上马克思的名字。从此以后，只要碰到自己不知道或不感兴趣的题目，或者因为不方便或生病而无法写作，马克思都会去找恩格斯代笔，这位朋友的效率如此之高，以至于《论坛报》的伦敦记者很快在美国声名鹊起，人们认为这个记者博学多才，消息灵通，一定有一批自己的拥趸。

恩格斯写的关于德意志革命的文章被马克思以小册子形式重印出版，名为《德意志的革命与反革命》，文章最后断言，在不久的将来，会爆发更加猛烈的革命运动。后来，这对友人承认他们有些过于乐观了。马克思得出了他著名的结论，即只有发生经济滑坡，才能导致革命成功：因此1848年革命就是在1847年经济崩溃的环境下酝酿起来的，而1851年的经济繁荣则打破了即将燃起的政治烈焰的所有希望。

因此两个人的注意力放到了寻找重大经济危机的征兆上。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的办公室写来的书信中，满是关于世界市场发展现状的信息：英国银行遭受黄金损失、汉堡银行发生破产、法国或美国遭遇歉收，这些消息都被兴奋地记录了下来，认为它们预示着经济大萧条不会太远了。在1857年，终于发生了一次必要规模的真正经济滑坡。然而，除了在农业国家意大利以外，并没有伴随着任何革命运动。在此之后，两人很少再提到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而是更多地讨论组建一个革命政党的问题了。深切的失望起了作用。

恩格斯按照美国民众的要求写作一些军事情报方面的文章，马克思则在短时间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英国政治（包括对内的和对外的）、关于外国政策、关于宪章运动、关于不同英国部委特点的文章，利用一些攻击性的语句总结概括，他已经成了一名行家。这通常是以《泰晤士报》为靶子的，它一直是他的头号敌人。他写作了大量关于英国在印度和爱尔兰统治的文章。在1853年他宣称，无论如何，印度都将会被一个更加强大的势力所征服：

因此，问题不是英国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是我们是否更愿意看到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俄罗斯人所征服，而不是被不列颠人征服［……］英国资产阶级可能被迫做出的一切既不会解放，也不会显著改善人民大众的社会环境，这不仅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取决于人民对其的所有。但有一点他们是不会做不到的，那就是为二者打下重要基础。

在同一年：

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既无法提供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它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一下，他们就会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关于爱尔兰，他说，英国劳工的发展与爱尔兰的解放有着不可避免的密切联系。后者的廉价劳动力对于英国联盟来说是一个永恒的威胁；它在经济上的附庸，就好比俄罗斯的农奴制度和美国的奴隶制度一样，必须废除。这样，爱尔兰的英国主人们，其中必须包括英国工人阶级（这些人对待爱尔兰人就像美利坚邦联中“贫穷白人”对待黑奴一般），才能够希望解放他们自己，创造一个自由社会。在这两个案例中，他始终低估了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力量：他憎恨一切分离主义，就像憎恨一切建立在一些纯粹传统或情感基础之上的制度一样，这让他无法看清它们的真实影响。本着同样的精神，恩格斯在写到捷克人的文章中说，西部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就是一种人为保留的、不真实的现象，这是无法长久对抗高等德意志文明的进步的。

这种融合无疑是所有细小的地方文明的命运，借助历史引力的作用，使得更小的文明不断合并到更大的文明中来：这是所有进步党派应该积极提倡的一种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相信，民族主义加上宗教信仰和军国主义，都是与时代不相符的，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副产品和壁垒——是一种非理性、反革命的力量，随着它们物质基础的消失，最终会自动灭亡。对于它们，马克思自己的策略就是考虑在某个特定情况下它们是支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事业，并且根据这一唯一标准来决定是支持还是攻击它们。在印度和爱尔兰的发展中，他对其持支持态度，因为它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战斗中的武器；对马志尼或科苏特的民主民族主义，他则发起了攻击，因为在意大利、匈牙利或波兰这些国家中，在他看来，它的作用似乎仅仅在于以本土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取代外国的，因而阻碍了社会革命的发展。

在英国政治家中，他认为罗素是一名伪激进分子，在每个环节都背叛了自己的事业，但是他真正的眼中钉无疑是帕默斯顿，他称其为披着伪装的俄罗斯特务，对其为欧洲小国付出的情感支持大肆嘲弄。然而，他是一个能够鉴赏各种形式政治技巧的行家，也承认一定程度上佩服对方的锐气和机敏，那位见利忘义、无忧无虑的政治家正是凭借这些干成了他最肆无忌惮之举。

对帕默斯顿的攻击使马克思结识了一位十分古怪而又出名的人物。大卫·厄克哈特年轻时曾在外交领域工作过，在雅典成为一名热心的对希腊友善的人士后，被调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对伊斯兰教和土耳其人怀有炽热的和毕生的激情。他很欣赏土耳其宪政的“纯洁”，以及土耳其蒸汽浴对人心灵和生理上的效果，并且将其推荐给了自己的同胞。他也同样崇拜罗马教会，与之保持着一种十分友好的关系，尽管他自己从生至死都是一名加尔文教徒。与此同时他痛恨辉格党、自由贸易、英国教会、工业主义，尤其是俄罗斯帝国，他认为后者无比恶毒、无所不能的影响正是欧洲的万恶之源。

这个古怪的人，从一个更广阔时代存活下来的怪人，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在议会中占位多年，出版了一种报刊和大量小册子，几乎全部都是为了揭露帕默斯顿，他称其为沙皇雇用的一名特务，为了主子的利益，一生企图搅乱西欧的道德秩序。即便是帕默斯顿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态度也未能改变他的看法：他解释说这不过是一个狡猾的诡计，用来掩盖自己真实行动的意图；因此他对整个战争实施了精心的破坏，显然这场战争就是设计好尽量不对俄罗斯产生一点不良影响的。马克思差不多也得出了同样奇怪的结论，不过对于帕默斯顿的贪污腐化似乎并没有那么确信。

这两个人相互结识，并且结成了同盟：厄克哈特出版了马克思的反帕默斯顿的小册子，而马克思则正式成了一名厄克哈特派人士，应邀为厄克哈特的报纸投稿，并且出现在其会议的讲台上。马克思所写的文章后来都被印成小册子出版。其中最特别的是《帕默斯顿大人的生活故事》和《18世纪外交历史密谈》，两本书都是为了揭露隐藏在所有欧洲大规模的灾难背后的俄罗斯的大手。两人都觉得在为了自己的目的得心应手地利用着对方：马克思认为厄克哈特是个并无害处且可以利用的偏执狂；而厄克特则很欣赏马克思作为宣传家的能力，在某个场合甚至赞扬他拥有一个土耳其人般的智慧。这种奇怪的组合，尽管中途断断续续，倒也相安无事地持续了一些年。在帕默斯顿和沙皇尼古拉一世死后，两人的同盟也就逐渐解散了。马克思从与这位怪异资助人的关系中收获了颇多愉悦，以及他所能索取到的诸多经济支持，他很快就颇为喜欢这位资助人。的确，后者在他的政治同盟中是十分特别的，因为直到厄克哈特去世，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十分友好的。

在那些工会领导者中间，马克思并没有找到几个志同道合之人。他们中最有才干者，要么观点和欧文的相差不大，后者可是通过自己的成功案例，试图证明阶级斗争理论毫无根据；要么是为了这个或那个贸易或行业的直接需要而忙前忙后的本地劳工领袖，对于局外事务漠不关心，准备将所有激进分子吸收进同盟，并称其为兄弟民主会，这一名称令马克思极为反感。对于像乔治·哈尼这样能言善辩而且精力充沛的激进分子，他持包容的态度，他和恩格斯称之为“喝彩公民”。在那些日子里唯一一位和他走得很近的英国人就是欧内斯特·琼斯，一个革命宪章运动分子，他还在徒劳无功地试图重新挽救那场正在走向失败的运动。琼斯出生在汉诺威，并在那里长大，比其他英国人看起来更像是马克思熟悉的那种欧洲社会主义者；他的观点，尤其是后来几年中，与赫斯和格律恩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太过于相似，很难完全令马克思满意。不过马克思也需要同盟，而可挑选的范围又有限，因此他接纳了琼斯，视其为在英国所能挑出来的最好、最进步的人士。琼斯则对马克思及其家人怀着崇高的敬意和友善，为其提供了大量关于英国条件的信息；正是他使得马克思的注意力转向了圈地运动，这场运动当时在苏格兰还在进行，那里成千上万的佃农和租户被驱逐出去，留出土地用作鹿园和牧场。

结果就是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了一篇十分尖刻的关于萨瑟兰郡公爵夫人私事的文章，她曾对美国黑奴的反抗事业表示过同情。这篇文章只不过是《资本论》中更长篇幅文章的一个概要，却是一篇充满敏锐观点和激烈情感的杰作，风格直接源于伏尔泰和马拉的战斗檄文，算得上后来诸多社会主义者攻讦文章的典范。整篇文章与其说是针对个人，不如说是针对整个体制的，在这个体制下，一个反复无常的老妇人，并不比她所处的社会中的多数人更疯狂、更无情、更心怀怨恨，竟能使用自己手中的绝对权力，并且得到她所在的这个阶级和公众的完全许可，去羞辱、铲除、毁灭整整一个由忠厚勤劳的男男女女组成的群体。这些人在一夜之间被剥夺了原本合法所有的土地，变得一无所有，而那一切都是这些男女及其祖辈们通过劳动所创造的。

这些关于社会分析和争论的文章吸引了美国大众的关注，并不逊于马克思干冷讽刺的关于外国事务的文章。这些文章消息灵通、观点深刻、语气客观，并未表明有任何先知预言的特殊本事，也未试图对当代所有事务做任何全面的概观。作为事件评论，与这个时期作者写给恩格斯的书信相比起来，这些文章没有那么直率，没有那么有趣，但作为新闻报道，它们却是大大超前的。马克思的方法是向读者们展示一个关于事件或特征的简短概述，重点强调背后隐藏的利益和这些事件可能导致的恶果，而非行为者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动机，或者某个措施或政策的社会价值。和理论文章相比，他的新闻报道更加生动地展示了他那自然主义的、辛辣讽刺、毫无信任、伦理上持怀疑论的态度，与他那个时代或多或少带有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社会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差别。

与此同时，他还忙于收集一些经济论文方面的材料，他是想把这篇论文当作一支武器，来反对那些联系松散的激进分子群体中模糊的理想主义，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模糊观念带来了思想和行动上的不一致，也阻止了工人们中间仅有的少数头脑清醒的领导者付出的努力。由此，他自己致力于建立一个表述清晰明确的理论取而代之，而对这个理论的坚持（无论这是不是他的本意）成为一个联合的，尤其是积极的社会革命者团体的检验、理由和保证。他们的力量将源于其自身的统一，而统一则源于他们共同坚持的实际信仰的一致性。

他的理论基础在他先前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尤其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在1852年写的一封书信中，他认真地阐述了自己认为有独创性的内容：

我所做的创新是证明：（1）阶级的存在只是和生产发展过程中特殊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2）阶级斗争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种专政本身只是走向消灭一切阶级和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

正是在这些基础之上，才发展出了新的运动。

在某种意义上，他成功的速度要比自己所期望的更快：在1848年大失败的基础上，一个社会主义工人组成的全新的激进政党在德意志得以成立并快速发展，为他开辟了全新实践行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付出了自己的整个后半生。这个政党并不是由他创建的，但是他的思想，尤其是对于他精心阐述的政治理念的信仰，激励了这个政党的领导者们。他们经常向他请教，和他接近；大家都知道是他，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启发了这场运动，并且奠定了运动的基础。人们会到他这里寻找所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答案；人们敬仰他，惧怕他，怀疑他，遵从他。然而，德意志的工人们并不将他看作他们最重要的代表和斗士：将他们组织起来建立政党，并且用绝对权力加以统治的那个人，是一个比马克思年轻十几岁的人，虽也在相似环境中出生和长大，但在脾气和外表上，比他俩当时公开承认的差异更大，甚至截然相反。

费迪南德·拉萨尔，这个创建了德国社会民主组织，在其最初的英勇年代起过领导作用的人，曾是19世纪最充满激情的公众人物之一。他的出身属于西里西亚犹太人，职业是律师，性情上却是一名浪漫革命主义者，其杰出的特点就是他敏锐机智、组织能力很强、颇为自负、精力无限、充满自信。因为种族和宗教关系，很多世俗的进步大道都对他封闭起来，于是他带着满腔的激情投身到革命运动之中，在那里他超群的才能、他的热情，最重要的是他作为一名鼓动者和广受欢迎的演讲家的天才，迅速让他升到了领导位置。

在德意志革命运动期间，他发表了许多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因而遭到了审判和牢狱之灾。在改弦更张、失败受辱时期之后的几年中，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流放海外，而依旧留在德意志的最初一批领导者中只有李卜克内西依然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时候，拉萨尔承担了在1848年大失败基础上创建一个全新的、组织得更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他自封为这个政党的唯一领袖和导师，是其知识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统帅。

他完成了这项任务，取得了辉煌成功。他的信仰同等比重地分别取自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理论：从后者身上，他汲取了经济决定论、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的必然性这些理论。但他反对以社会之名谴责政府，不同意蒲鲁东和马克思认为政府仅仅是统治阶级手中一个高压统治工具的观点，而认可黑格尔的观点，即政府，即便是处于当前的情况，也代表了集合起来过同一种生活的人类群体最进步和最有力的功能。他坚持赞同中央集权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同内部国家统一：在其后几年，他开始相信有可能在国王、贵族、军队和工人之间建立反资产阶级联盟，最终组成一个专制集体主义政府，这个政府将由国王领头，是为了唯一真正有生产力的阶级，也即劳动者的利益组织而成的。

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关系一直并非完全顺畅。他声称马克思是自己的理论导师，对其总是怀着敬畏之心。他在任何场合都称其为天才，安排其作品在德国的出版，并且力争在很多方面为其提供帮助。马克思勉强认可拉萨尔的努力及其组织能力的价值，但对其个人十分抵触，而且在政治上对其极为怀疑。他不喜欢对方的张扬、挥霍、虚荣、做作，及其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自己的喜好、观点和野心的大声宣扬；他厌恶其对社会和政治事实做出主观印象式概览的出色本领，这在他看来，和他自己操心费力的细致工作相比，并没有什么价值，而且肤浅、谬误；他很不喜欢，也很不信任拉萨尔对工人们所施加的那种喜怒无常、乖张善变的控制影响，尤其是其沉浸于和敌人之间勾勾搭搭的关系。最后，他感到十分嫉妒，满怀占有欲，因为一场运动的实践政策和理论基础都归功于自己，而如今它却似乎将自己抛开不管，被一位政治上的蛇蝎美人、一位星光耀眼但徒有其表的冒险家、一位在私人生活和公共政策中公然的机会主义者迷昏了头脑，而对方没有任何预定方案作为指导，没有附加任何原则，前方也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

不管怎样，他们之间还是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或者如果说不是亲密关系，那也是一种相互欣赏的关系。拉萨尔在和他自己相差不大的知识环境影响中出生和长大，两人又是在和同一个敌人作斗争，在所有基本问题上话语一致，而这一点，蒲鲁东、巴枯宁和英国工会主义者们都从未做到，从前的青年黑格尔派也很早就不再如此了。而且他是一个重于行动的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绝无丝毫畏惧。两人都承认，和他们党内任何其他成员相比（尽管马克思也许会将恩格斯排除在外），对方有着更高程度的政治智慧、洞察力和实践勇气。他们从直觉上都能理解对方，而且觉得相互之间的沟通既轻松又愉悦：当马克思前往柏林时，就很自然地和拉萨尔住在一起。

拉萨尔来到伦敦时，也和马克思住在一起，并且惹得这位极富自尊心而且十分敏感、当时生活处于赤贫破产边缘的主人十分恼火，就因为他是其生活条件的见证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说起话来兴奋得滔滔不绝，花起钱来大手大脚，花在雪茄和胸花上的钱比马克思及其家人在一周的生计上花的还要多。另外，马克思从他那里借用了一笔钱，关于这件事也有点问题。拉萨尔似乎对这一切都毫不觉察，就像生性精力充沛、新潮耀眼的人通常表现出来的一样，对周围的环境特别地不敏感。但马克思从未对自己的羞辱释怀过，自从拉萨尔伦敦之行后，他们的关系就迅速瓦解了。

拉萨尔采用一个在他那个年代仍具有创新性的办法创建了新的政党，这个方法只有英国的宪章运动者们偶尔使用过，尽管后来被人们所熟知：他在德意志所有工业区之间举行了一系列广为宣传的政治巡回访问，发表了热烈而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征服了他那些无产阶级听众，在他们心中煽起了巨大的狂热。在当时当地，他将他们组织起来，纳入新工人运动分部，组织成一个正式的、合法成立的政党，从而公开打破了秘密聚集、开展地下宣传的小型革命团体的旧传统。他在其追随者中的最后一场活动，是对被征服区域的一次成功巡回访问：它进一步加强了他对于各种类别、年龄和职业的德国工人已经存在的独特影响。

这场运动的理论基础大部分都是借自马克思，也许还有一部分来自激进的普鲁士经济学家罗德伯图斯—亚格措夫，但这个政党也有着许多强烈的非马克思特征：它并非特为某场革命而组建；它是为了与其他反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盟而准备的；它的目标似乎是为了实现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它有着民族主义特点，主要局限于德意志的环境和需求。它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种工人合作体系，不是作为政治行动的一种替代，而是作为其中一个内在元素，由政府组织或资助，不过与蒲鲁东的反政治互助主义和政治上懒散的英国工会主义还是相当类似，这招致了马克思公开的反对。而且，它是借助某个个人优势而创立的。拉萨尔在其最后几年中所实施的毫无疑问的专制统治中，有着一种强烈的感情因素，那是一种形式的英雄崇拜，而这一点，对于不喜欢任何形式的非理性现象、不相信政治上的空头演讲的马克思来说，从内心里是十分厌恶的。

拉萨尔向德意志的社会主义引入了一个理论，那就是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和专制统治的普鲁士政府合作、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真正联盟是可能建成的。马克思一定认为，这正是所有可能的缺陷中最具破坏性的一种机会主义：1848年的经历，如果说没有带来其他教训的话，至少也向一个年轻的、相对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政党最后展示了毁灭性的后果，它和一个根基稳固的老资历政党建立联盟，后者对它的要求根本上怀有敌意，任何一方都试图利用对方，武力更为强大的一方必然获得胜利。正如1850年发表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明确指出的那样，马克思认为自己曾经犯过大错，以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最终的胜利前，与激进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他从未梦想过为了攻击个人主义而和封建贵族阶级建立联盟，并且仅是为了实现某种国家控制。这一举动被他视为对自己的政策和愿望进行的，具有典型巴枯宁主义色彩的漫画式表现。

就其对人民群众的态度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都是坚定的德国民主主义者，本能地对浪漫精英主义的苗头持反对立场，而这种苗头如今在拉萨尔的信仰和言行中很明确地能看得出来，尤其是他狂热的爱国主义，他作为全心奉献的领导者的自我戏剧化，他对至少一度由军队贵族所掌控的国家计划经济的认同，他鼓动德国在意大利运动中支持法国国王而进行武力干涉的主张（在这一点上，他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认为只有通过一场战争，才能促进德意志革命的发生），他对马志尼和波兰民族主义者们毫不掩饰的赞同，最终还有他的这一观点，即普鲁士现有的政府机器可被用来帮助德意志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反对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们日益强大的入侵（我们这个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的经济政策，对这个观点做出了奇异的评注）。

事实上他也竟然和俾斯麦就这些问题讨价还价，两人都私下以为，一旦时机成熟，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对方：彼此都承认并且佩服对方的胆大、智慧和不拘小节；两人在各自政治现实主义的坦率、对自己资质平庸的追随者们的公开蔑视，以及在对权力和成功本身的向往方面都有得一拼。俾斯麦喜欢个性鲜亮的人物，其后多年，他还经常欢快地提到当年的那些谈话，说他从未指望过能再遇到一位这么有意思的人了。现实中拉萨尔在这个方向走了到底有多远，后来在1928年发现的俾斯麦关于这些商谈的私人记录中有所揭露。

由于拉萨尔在一场由于临时恋情引发的决斗中突然早逝，他们的联系画上了句号。假如他还活着，而俾斯麦也选择继续利用他那说得上是妄自尊大的虚荣心，拉萨尔最后也许必然失败，而新建的政党也许早就崩溃了。事实上，作为一名国家霸权理论家和煽动民心的政客，拉萨尔应该被列为欧洲社会主义乃至领导学说和浪漫独裁主义的奠基者之一；也许正是这些法西斯主义特征，吸引了俾斯麦的注意。

在随后发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之间的冲突中，马克思正式赢得了胜利，捍卫了自己学说和政治理论的纯洁性。奇怪的是他的胜利并不属于德意志（虽然这些理论最初的确是为其所设计的），而是被用于原始得多的、从未进入过他脑中的一些国家：俄罗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还包括西班牙、墨西哥和古巴。1864年春，拉萨尔的死讯并未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情。对两人来说，这似乎就是荒谬的虚荣与炫耀生涯的一个典型愚蠢的终结。拉萨尔如果还活着，也许会变成最大的一个障碍。然而至少对马克思来说，对于这么熟悉的一个人的离去（这个人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还是他带着一些感情去对待的人），并非没有夹杂一丁点遗憾。拉萨尔是德意志人、黑格尔主义者，与1848年事件及自己的革命生涯有着密切联系：尽管有着一身的缺点，但比起他身边那些庸人，比起被他临时灌输了一些热情，很快又会精疲力竭地陷入先前的漠然之中，显得比以前更加渺小、琐碎、卑微的人来说，他还是显得出类拔萃。

不管怎样，他还算个老资格［他这样写道］，是我们敌人的敌人［……］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吵闹、活跃、莽撞的人如今跟死老鼠般的一动不动了，而且缄口不言了［……］

恶魔都知道，群体越来越小，再也没有新鲜血液进来了。

拉萨尔的死讯给他带来了少见的忧郁、几近绝望的情绪，这和他通常所有的愤怒和不满十分不同。他突然陷入了自己完全孤立的感觉中，还有在欢呼胜利的欧洲反革命面前所有个人努力的绝望无助感，这是英国平静单调的生活或早或晚地给所有流放的革命者们带来的一种感觉。事实上，他们之间很多人谈起英国生活和英国制度时的那种尊敬，甚至是敬仰，就是默然承认他们自己个人的失败，承认他们对于人类获得自我解放的能力丧失了信仰。他们感到自己逐渐陷入一种谨慎的，几乎是愤世嫉俗的无为主义之中，他们自己很清楚，这就是对失败的一种承认，是在斗争中度过的一生的彻底失败，是理想世界的最终崩溃，为此理想他们已经孤注一掷地赌上了自己所有的一切，连同别人的所有。

这种情绪是赫尔岑、马志尼、科苏特这些人非常熟悉的，但对马克思却是不寻常的：他始终坚信，历史的发展是必然的，也是进步的，尽管会有一些挫折。这种坚定的信仰排除了在根本问题上一切怀疑或不信任的可能性。他从不将个人或群众的精明卓绝或理想主义当作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正因为没有投入什么，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知识和道德大破产中没有什么损失。终其一生，他都在努力摧毁或消灭那些受人欢迎的领袖和煽动民心的政客的影响，这些人都相信个人的力量能够改变国家的命运。他对蒲鲁东和拉萨尔的猛烈攻击，以及后来对巴枯宁的争斗，不仅仅是一个雄心勃勃，决意打倒一切可能的竞争对手的专制者，在争夺个人权力的斗争中的举动。的确，他内心里怀着几近不可理喻的嫉妒，然而，和他个人感情交织在一起的，还有真正的愤懑，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经常犯下重大判断失误；而且，还有被更强烈地感觉到的（当人们记起他自己的地位时，也许会觉得有点讽刺），对居统治地位的个人的影响，以及对个人权力元素的严重不赞同——这种权力会在领导者与其追随者之间建立一种虚假联系，迟早会使双方对客观形势的要求视而不见。

然而，事实是，他在一生的最后十年里在国际社会主义领域享有的特殊权威地位，对于巩固、保障他的体系广为采用所起的作用之大，绝非人们仅仅对其著作的关注，或在其著作影响下对历史的考量所能比拟。他在伦敦最后几年出版的一些作品，读来令人有些压抑：除了在德意志和美国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出于生计需要被迫完成的粗劣文学作品以外，他的精力几乎全部用于争辩性的小册子的写作。其中最长的《福格特先生》写于1860年，最初就是因为有人诋毁说他在科隆审判事件中将朋友带入不必要的危险之中，他要借此文澄清名誉，同时反击指控人，一位著名的瑞士博物学家和激进政治家卡尔·福格特，指明此人收了法国国王的好处。这篇文章还是有些意义的，仅仅因为它惨淡地透露出十年的挫折——其间充斥着争论和阴谋，接替了英雄岁月。在1859年，他终于出版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尽管该书的导言部分明确阐述了他的历史理论，但很少被人读到：八年之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该书的主要观点得到了令人印象深刻得多的表述。

即便在反革命的最黑暗的岁月里，他对自己事业的最终胜利从未失去信心。在1856年，给《人民报》的排字工人和员工举行的晚宴上，在回应大家关于“欧洲无产阶级”的敬酒时，他这样说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革命。

这一观点对于他的大部分听众来说，一定是难以置信的：显然随后几年中发生的事件并未证实他的预言。

在1860年，马克思的名声和影响都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自从1851年科隆审判事件以来，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兴趣逐渐消失；随着工业和商业的显著发展，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科学与和平进步的信心再一次开始上升。马克思自己开始被人当成一名历史人物，看成是上一辈中难以对付的理论家和煽动者，如今被流放异国，穷困潦倒，只得偏安在伦敦一个无名角落里，依靠临时写些新闻文章维持生计。

十五年之后，这一切都得到了改变。虽然在英国相对名气较小，但在国外他已经成了一个广为人知、声名狼藉的人物，被一些人视为欧洲每场革命运动的煽动者，是发誓要破坏人类道德秩序、和平、幸福和繁荣局面的世界运动的狂热发号施令者。他被称为工人阶级的邪恶天才，密谋要破坏、推翻文明社会的安宁与道德，有计划地利用暴民最恶劣的狂热情绪，煽动起根本不存在的牢骚怨气，给心怀不满者的伤口上再浇一些醋，使其与雇主间的关系恶化，从而引发遍及各地的骚乱，在这场动乱中所有人都是失败者，最终大家都被拉到同一水平线上，无论贫富，无论好坏，也无论勤懒，无论公平与否。

另外一些人则视其为工人阶级最不知疲倦、最忠诚的战略家和战术家，是一切理论问题上永远正确的权威，是一场不可抗拒的运动的发起人，这场运动旨在通过劝说或者通过暴力推翻现有不公平、不平等的统治。在他们看来，他似乎就是一个愤怒的、不屈不挠的现代摩西，是所有被凌辱、被压迫者的领袖和救星，他身边并肩站着更为温和、更加传统的恩格斯，也就是随时准备向那些蒙昧无知、一知半解的无产阶级群众阐释马克思理论的亚伦。带来这场巨变的事件，正是1864年第一届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是它完全改变了欧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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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第一国际

法国大革命只不过是下一场规模更加宏大、意义更加深远的革命的先驱，下一场将会是最后的革命。

——西尔万·马希尔

第一国际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成立的。虽然不同组织与委员会都在努力协调各国工人阶级运动，但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建立真正的联系。这其中原因有很多。由于这些机构的普遍特点都是密谋性质的，只有少数思想激进、无所畏惧的“进步”工人加入了这些组织；而且事实往往是，在实施任何具体行动前，一场外来战争，或者政府的镇压行动就将这些秘密委员会给扼杀了。还必须强调一点，那就是各国工人阶级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工作，彼此之间都不熟悉，缺乏同感。最终，在常年的饥饿和反抗之后，通过提高大众的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经济繁荣自然地导致了更强烈的个人主义，将更大胆也更具有政治头脑的工人的个人野心，引向局部的自我改善和对眼前利益的追求，而逐渐远离了成立反对资产阶级的国际同盟这一相对模糊的理想。

拉萨尔领导下的德国工人阶级运动是这种纯粹内部运动的典型范例，严格实行中央集权，但局限于某个独立区域，乐观地寄希望于完全通过数量优势，逐渐迫使资本主义敌人达成和解，而根本不考虑借助革命起义或者武力夺权的方式。这种希望得到了俾斯麦的反资产阶级政策的鼓励，该政策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倾向于工人阶级。在法国，1848—1849年间让人心有余悸的溃败让城市无产者瓦解，此后多年都无力实施大规模行动，只能通过组建小规模的、多少有些蒲鲁东主义特色的区域性协会来进行自我疗伤。他们并没有遭到拿破仑三世政府的彻底否定。皇帝本人年轻时还曾自诩为农民、匠人和工厂工人们的朋友，反对资本主义官僚统治，希望自己的君主专制能成为一种新颖的、极其精妙的政府形式，成为一种独创性的君主政体、共和政体与保守民主政体的混合形式，是一种调和了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绝对主义的新秩序；而尽管政府是中央集权的，并且只对皇帝负责，它在理论上最终依赖于人民的信任，因此也是一种全新的、十分现代的机构，能感知到新的需求，也能回应任何细微的社会变化。

拿破仑精心设计的社会调和政策的部分内容，便是通过挑动不同阶级间的争斗，使他们彼此的势力间保持一种巧妙的平衡。因此工人阶级便被允许在严格的警察监管下组建工会，以此来与金融贵族（疑为奥尔良派支持者们）日益强大、颇有威胁的势力相抗衡。工人阶级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接受政府小心翼翼伸过来的这一只手，开始组建工会组织，整个过程可谓得到了政府的半鼓励和半阻挠。

现代工业博览会1863年在伦敦举办时，法国工人获邀前去参观，于是派了一个挑选出的代表团到英国，其中一半是去旅游的，一半是法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从理论上说，他们是被派往这次展览学习最新的工业发展技术。代表团与英国工会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原本这次会议和其他类似会议一样，估计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具体明确的目标，似乎主要是希望帮助因为当年波兰起义失败而遭到流放的波兰民主人士，结果会上人们提出了法国与英国工人的工时与工资不同的问题，进而谈到必须阻止雇主们从国外雇用那些廉价的劳动力，破坏当地工会组织的罢工运动。

于是人们又召集了一次会议，以组建一个协会，要求不再只是局限于讨论和比较，而应立意开展积极的经济与政治合作，甚至是推动一次国际性的国家民主革命。这一动议并非来自马克思，而是英国与法国的工人领袖们自己提出来的。围绕着他们的，则是各种派别的激进主义者，有波兰的民主主义者，意大利的马志尼主义者，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和新雅各宾派：事实上，任何希望推翻现有体制的人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次会议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市圣马丁教堂举行，由埃德华·比斯利主持，此人当时是伦敦大学古代历史学教授，是一个颇有魅力、和蔼可亲的人，也是一位激进分子和实证主义者，属于一个规模很小但影响较大的群体，这一群体的成员包括弗雷德里克·哈里森与亨利·克朗普顿，他们曾受到孔德及早期法国社会主义者们的较大影响。这个群体的成员向来支持一切开明的举措，多年以来，在当时受过教育的群体几乎只有他们与密尔一道，当工会主义被下议院指责为蓄意发明出来煽起阶级间仇恨的工具时，为这项当时并没有多少支持者的事业进行辩护。

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国际工人联合组织，誓约要摧毁而不是改革这个现行的经济关系体制，代之以另一个体制，在这个新的体制中，工人阶级自身能够拥有生产资料，从而结束对他们的经济剥削，使得他们的劳动果实能够为大家所共享——这个目标必然包括了要彻底消除一切形式的私有制。马克思此前一直对其他民主人士集会没什么兴趣，但他意识到了此次联合起来的最新努力的明确特点，这是由真正的工人代表所组织的，提出了明确且具体的目标，而自己在其中的影响显而易见。他很少参加不是由自己所发起的运动，但这次是个例外。身居伦敦的德国工匠们指定他为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并且在举行第二次会议对纲领进行投票时，他已经取得了整个控制权。

撰写章程的任务给了法国与意大利的代表，最后他们却没能交出像样的东西，只是提交了一份再平常不过、毫无力量的关于民主主义的陈词滥调。于是马克思干脆亲自来写，增加了一篇专为此而作的成立宣言。由国际委员会所撰写的章程立意模糊，带有博爱主义和自由主义特点，经他一改，成了一篇大胆的战斗檄文，意在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所有成员都立誓相互帮助，不仅仅是要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更要通过公开的政治行动，系统地摧毁并且在可能的时候推翻现有的资本主义体制。

特别是他们要努力建立民主议会，就如同拉萨尔的追随者们开始在德国农村地区所尝试的那样。有人要求宣言中加入表达尊重“责任与权利，真理、道德与正义”的一些词汇，它们最后也都被加了进去；只不过在上下文中，如同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它们起不了什么坏作用”。新章程得以通过，马克思以他惯常的亢奋的快节奏开始了工作，经过十五年光明与黑暗交替（如果不是默默无闻）的日子之后，成为了国际运动的聚焦中心。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是继《共产党宣言》之后的又一篇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运动文件。它篇幅只有十几页的八开纸，伴有《协会临时章程》，后者开篇便是这样的宣言：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鉴于上述理由，

下面署名的［……］采取了必要的步骤来创立国际工人协会。

宣言中对1848年以来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做了概述，并且将有产阶级的快速繁荣和工人阶级日益萧条的环境进行了比较。对他们来说，1848年是一场决定性的溃败，但即便如此，也并非毫无益处：这场溃败的结果，就是工人阶级中关于国际性团结的意识开始觉醒了。由于这一发展，法定限制工作时间的倡议并非完全不成功——这是对一种极端放任的政策的首次确定性的胜利。合作运动已经证明，较高的工业化效率和废除资本主义监工是完全相容的，甚至因后者而提得更高：雇佣劳动因此被证明不是必需的，而是临时性的、可以根除的恶魔。工人阶级最终开始理解，如果一味听从资本家顾问们的意见——在不能使用武力的时候，这些人会转而利用民族和宗教偏见，会利用个人或地区的利益，会利用人民群众对政治的一无所知——他们会一无所得，同时变得一无所有。无论谁会在国家或王朝战争中获利，最终失败的总会是交战双方的工人阶级。然而，他们的力量十分强大，通过统一行动，也能够和平地阻止这种剥削，就如战争时期一样：事实上，在美国内战时，他们成功地在英国实施干涉，阻止它向南部邦联提供帮助，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面对着敌人强大而且看起来不可阻挡的势力，他们只有一样武器，那就是他们的成员数量；“但是只有当所有人团结、组织起来，自觉地向一个共同目标努力的时候，这种数量才会占有优势”。

正是在政治领域，他们的奴隶身份才更加明显。借经济组织之名远离政治，如同蒲鲁东和巴枯宁所提倡的，这是可耻的鼠目寸光。在任何地方看到公平被践踏，只有站出来，必要的时候通过武力，伸张正义，他们才可能获得公平。即便他们无法通过武力进行干涉，至少还能抗议、示威，找政府的麻烦，直到道德与公平的至高标准（个人之间的关系通常就是以此评判的）成为辖治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法规。但如果不改变社会现有的经济结构，就无法实现这一点，现有的经济结构尽管也有些许细微的进步，但必然是为工人阶级的地位恶化和被奴役服务的。只有一个阶级的真正利益才在于阻止这种下滑趋势、消除其出现的可能性：这个阶级一无所有，它与不公平的或苦难深重的旧世界之间，毫无利益或情感上的瓜葛——这个阶级本身就像机械一样，是新时代里的新发明。如同《共产党宣言》一样，这个宣言的结尾也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正如宣言中所述，新组织的任务就是：在不同国家和行业的工人之间建立密切联系；收集相关数据；向某个国家的工人通报其他国家工人的生存环境、需求和计划；对共同利益相关的问题开展讨论；发生国际性危机时，确保协调所有国家的统一行动；发表组织工作的常规报告；等等。组织决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的代表了所有成员国的总委员会召集。马克思尽可能地使章程保持较大的灵活性，以便尽可能地包容更多积极的工人组织，无论它们的方法和特点如何迥异。

一开始他决定谨慎行事，团结、联合，并随着逐步取得更大的一致，渐渐消除那些持有不同意见者。他一丝不苟地按照计划去推行自己的政策。这种做法的结果被证明是自我毁灭式的，不过很难看出马克思还能采用其他什么符合他的原则的策略。

第一国际发展十分迅速。欧洲主要国家中的工人联合会一个接一个地被联合斗争中关于更高工资、更短工时以及政治代表等前景争取过来。与宪章运动或早期共产主义联盟相比，这次运动组织得更加严密，部分原因是人们吸取了一些策略上的经验。个人的独立活动得到压制，吸引人的华丽演讲也不再被提倡，所有部门中都引入了严格的纪律，而这一切主要都是因为它是受某一个人的领导和掌控。唯一一个早期可能试图超过马克思的对手就是拉萨尔，他也已经死了；即便如此，此人的传奇故事依然有一定影响力，使得德国人孤立起来，拒绝伦敦中心的全力协助。李卜克内西作为一个资质平庸的人，毫无保留地追随着马克思，满腔热情且使尽浑身解数地宣传新的纲领，但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政策的连续性，以及源自拉萨尔的民族主义传统，都使得德国的工人运动限于他们国家的边界之内，专注于内部组织问题。

至于巴枯宁，这位伟大的人类精神扰乱者在经历了一场从西伯利亚的浪漫逃离之后，最近回到了西欧。不过，尽管他的个人声望无论是在第一国际内部还是外部都非常之高，他并没有什么有组织的追随者：他渐渐偏离了赫尔岑和俄罗斯流亡者之间的自由主义平均地权者党派，没有人知道他去向何方，他自己更不用说。和绝大多数的蒲鲁东主义者一样，巴枯宁及其追随者们也成为第一国际的成员，然而由于第一国际公开表明致力于政治运动，他们加入这一组织，显然是忽视了自己相对模糊地提出的无政府主义信条。

这一时期最热情的成员便是英国和法国的工会主义者，他们暂时还处于新试验的魔力诱惑之中，看到了这一试验兴盛与强大的美好前景。他们不是理论家，也不希望成为理论家，而是将所有这些问题都留给第一国际的总委员会去解决。在这种状态持续期间，马克思在这个组织内部并没有什么厉害的对手；在知识上、革命经验上、意志力量上，他都要强于一群职业人士、工厂工人和迷途思想家，这些人再加上一两个犹疑不定的冒险家，就创立了第一个国际工人协会。

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四十六岁了，他的容貌和生活习惯已经过早地步入老龄阶段。他的六个孩子中三个已经夭折，主要是当年在梭霍区居住时家庭条件的贫苦所致：他们已设法搬入肯特镇的一个宽敞点儿的家中，尽管依然极度贫困。欧洲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开始于1857年，受到了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的热烈欢迎，他们认为这很可能会引发人们的不满和反抗；然而这也同时影响了恩格斯的收入来源，因而在马克思最无法承受之际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偶尔向激进的德意志报刊投稿，总算使其勉强果腹，但是二十年中整个家庭的存活都十分拮据，岌岌可危。到1860年，甚至美国的经济来源也出了问题：《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贺瑞斯·葛瑞里，一位民主国家主义的狂热支持者，认为这些欧洲记者们言辞尖刻的观点与自己越来越不一致。经济危机，加上内战的影响，最终导致《论坛报》的众多欧洲记者被遣散：达纳恳求留住马克思，但被拒绝了。1861年初，他被逐渐排挤出去，一年后联系最终结束了。

至于第一国际，它加重了他的职责，也突出了他的存在的重要性，然而并没有增加他的收入。绝望之中，他申请了一个铁路局售票员的职位，但是他褴褛的衣衫和吓人的容貌不大可能给一个职员招聘者留下好印象，他的申请最终被拒绝了，原因是他的字迹太过潦草。很难预见，如果没有了恩格斯的帮助，他和他的家人如何能在那些可怕的年代生存下去。

与此同时，第一国际的分支机构分别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得以成立。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各国政府开始担心了，有的已经开始讨论拘捕和禁止相关的人和活动，法国国王已经半心半意地试图镇压了。这些只会在工人之间进一步提高新组织的声望和威信。对马克思来说，在经历了19世纪50年代的黑暗生涯后，这又是一次新的生活和行动。第一国际的工作占据了他昼夜的时间。由于有了恩格斯一贯的倾力相助，他占据了中央办公室的位置，不仅是作为其中半独裁的顾问，而且还充当中央文件起草办公室和所有信件交流中心的角色。一切都经过他的手，发往他指示的地方。法国分支，瑞士分支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包括比利时分支，后来还有意大利分支，是在蒲鲁东和巴枯宁的反独裁主义理论上发展起来的，它们对此曾经进行过模糊而徒劳的抗议。马克思享受着凌驾于总委员会之上的绝对权势，并进一步收紧了他的权力：他坚持要求大家严格地遵守最初章程的每一处内容。他过去的精力似乎又回来了。他经常给恩格斯写一些情绪高昂、几乎是欢呼雀跃的书信；即使是他的理论著作，也带上了这种新活力的印记。如同常见的那样，某个领域的热情工作会改变另一个领域的惰性状态。他经济理论的概略已经于1859年问世，但他的主要著作经常受到拮据生活和身体疾病的打断，如今最终临近结束。

马克思很少出席第一国际代表大会的会议：他更喜欢在伦敦遥控指挥第一国际的活动，在那里他会定期参加总委员会的会议，并且在会上向其追随者们发布明确的指示。一直以来，他始终信任甚至几乎完全倚靠德国人：他找到了一位忠实可靠的代言人，此人名叫埃卡留斯，是一个老裁缝，久居英国，并没有过人的知识或想象力，但在马克思看来绝对是一个值得依靠并且非常细心的人。就像马克思的大部分下属一样，埃卡留斯最终也背叛了他，成为一位分离论者，但此前八年时间里，身为第一国际委员会秘书，他一字不差地贯彻着马克思的指示。

每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先后在伦敦、日内瓦、洛桑、布鲁塞尔、巴塞尔召开，每次会议都讨论了一般性问题，并且对一些明确的措施进行投票表决。对于工时和工资问题，会议达成了一致决议；关于妇女和儿童地位的问题，最适于不同欧洲国家环境的政治和经济压力类型问题，与其他团体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会上都进行了探讨。马克思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要从相互协调过的明确要求方面达成一个具体的国际性政策，并且制定确保能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政策的严格纪律。因而他成功地阻止了所有要跟和平与自由联盟一类的纯人道主义机构联合的请求，该联盟是在马志尼、巴枯宁和密尔号召下新近成立的。

这种独裁式的政策注定迟早会引起不满和反抗，这些意见开始凝聚在巴枯宁的周围；后者关于半独立的当地组织形成一个松散联盟的设想，开始在第一国际瑞士和意大利分会获得一些支持，在法国分会也是如此，不过略少一些。最终他们决定在巴枯宁的领导下成立一个组织，名为民主联盟，隶属于第一国际，但有自己的内部机构，宣称要反对中央集权化，支持联邦自治。这无异于异端邪说，即便是比马克思还能容忍的人也无法忽视：第一国际决不只是要成为激进委员会的松散联合之中的一个联系社团，而是要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党派，要求各个分支机构所有中心部门围绕着同一个任务目标。

他坚持认为，只要和巴枯宁（或者任何俄罗斯人）有任何瓜葛，最终一定会彻底背离工人阶级；他在与19世纪40年代俄罗斯贵族阶级中的激进分子们有过短暂而愉快的亲密接触，最终却幻想破灭后，便持有了这个观点。而巴枯宁呢，在相当衷心地声称仰慕马克思的个人天才的同时，也从不隐藏自己对他的反感，以及对马克思信奉独裁主义方式的根深蒂固的厌恶，这在他自己的理论中，以及在革命政党的实际组建过程中，都有过明确表达。

我们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声称］，［……］就是任何形式的国家和国家机构的敌人［……］我们认为，一切国家统治、所有的政府，在本质上都被置于人民群众之外，也必然企图使之服从于迥然相异的习俗和目的。因此我们自称为［……］一切此类国家机构的敌人，并且相信，只有当人们通过以自治方式自下而上组建起来的、完全自由的协会被组织起来，没有任何监护人的监管，会创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

［……］我们相信，权力能够毁坏那些使用它的人，就像毁坏那些被迫遵从它的人一样。在权力腐蚀性的影响之下，有些人变成了贪婪、野心勃勃的专制者，只会按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按自己所处阶级的利益盘剥整个社会，而将其他人变成卑微的奴隶。

知识分子、实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所有将科学置于生活之前的人［……］都极力维护关于国家及其权威的观念［……］认为这是拯救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出路——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因为从他们谬误的前提来看，认为思想先于生命，只有抽象的理论才能构成社会实践的起点［……］他们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即由于这种理论知识目前只有极少数人掌握，那么这极少数人必须掌控社会生活，不仅激励而且引导所有民众运动；一旦革命结束，一个新的社会机构必须立即成立，这不是一个自由的民众组织联盟［……］并没有根据人民的实际需求和本能在工作，而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独裁势力，被集中于这做理论研究的少数人手中，仿佛他们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

这种革命独裁统治与现代政权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外部骗局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少数人借人民之名对多数人实施的一种专制统治——以多数人的愚蠢和少数人的超群智慧为名——因此它们同样反动，都是试图确保少数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以及［……］对人民大众的奴役。

现在看来很明显的是，为什么教条主义的革命者——他们的目标是摧毁现有的秩序，不过只是为了在废墟上建立起自己严苛的独裁统治——从来都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成为国家的敌人，相反将会一直是国家最热忱的拥护者。

巴枯宁对马克思和拉萨尔的攻讦自然不会无人关注，尤其是因为它们带有反犹主义情绪，关于这一点，他的朋友赫尔岑不止一次地指责过他。然而，在1869年赫尔岑请求他离开第一国际时，他满带着宽宏大度的气概写道，对于一个“凭借个人的洞察、精力和无私——在这些方面他无疑超过了我们任何人——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了二十五年的人”，他决不能加入此人的对立阵营。

马克思虽然讨厌巴枯宁，但并未因此忽视完全出于权宜考虑而承认一定程度区域独立的必要性。因此他成功地阻止了想要创建国际工会的计划，认为这有点为时尚早，会与现有的在国家内组建的工会之间产生直接矛盾，而第一国际的主要支持正是来自在英国的后者。但是如果他做出这一让步，也不是因为他就喜欢联邦主义，而是仅仅为了不去威胁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没有这个组织他就无法创建一个机构，其存在将使得所有工人阶级意识到，和1848年不同，在他们的要求背后不仅仅只有随处可见的同情者，随时准备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或者最多偶尔给些捐助，而且还有一支受过严格训练的战斗力量，他们发誓要反抗，必要的时候还要胁迫和强制自己的政府，直到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都得到了公平。

为了实现这种理论和实践中的积极团结的永久可能性，在他看来，一个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威的中央机构，一个专门负责战略和战术的某种总参谋部，是必不可少的。而巴枯宁试图使第一国际的结构变得更加松散，在地方分会中鼓励不同政见，这些做法在马克思看来似乎就是处心积虑地要去破坏这种可能性。一旦这获得成功，就意味着赢来的一切都会失去，重新回到乌托邦的空想状态，全新的、清醒的前景将会消失不见，人们的这种认识也会不复存在：工人阶级唯一的力量就在于团结，在1848年他们之所以败于敌人之手，就是因为他们还在进行着零星的起义，七零八落地发动着情绪化的暴力运动，而不是发起一场精心组织的革命运动，在一个选定的最恰当的历史时刻爆发，来自同样的源头，朝向同一个目标，由一些准确判断过形势、认真研究过自己与敌人力量的人来领导。巴枯宁主义会导致革命运动的解散，使其最终演变成为旧式浪漫的、贵族的、毫无意义的侠义行为而已，其中虽然不乏圣贤与烈士，但未免太容易被现实的敌人所粉碎，而且必然会带来一段极度虚弱、幻想破灭的黑暗时期，这很有可能会使运动倒退几十年。

马克思并未低估巴枯宁的革命能量及其搅乱人们想象的能力：事实上，正是这一原因，使他将其视为一股危险的破坏力量，它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煽起骚乱。如果这个人及其追随者能够冲进工人阶级阵营的防护带，那么这个阵营将会被置于火山土壤之上。因此在经过多年的零星冲突之后，马克思决定展开一场公开的进攻；其结果导致巴枯宁及其追随者们被逐出了第一国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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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红色恐怖博士”

全因为有了他，我们才成为我们自己［……］要不是他，我们还会深陷在混沌的泥淖之中。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在1867年出版。这本书的面世，可谓国际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和马克思本人一生中划时代的大事件。这套完整的著作本意是要写成一部关于现代社会经济组织规律和形态学的论著，试图按照实际情况来描述生产、交换及分配的过程，解释它们的现有状态，即通过阶级斗争运动所达到的特定发展阶段，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通过确立支配阶级发展历史的自然规则，来“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经济学规律”。其结果是成了一部集经济理论、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无法归入既有类别的宣传文字于一体的独创合集。

马克思当然认为它根本上还是一部经济科学专著。在他看来，早期的经济学家在比较经济学规律与物理和化学规律时，对于经济学规律的本质都有所误解，都假定尽管社会环境会发生变化，支配它们的规律不会改变；其结果就是，他们的体系要么只适用于虚拟世界，其中居住的都是理想化的经济学家，都是模仿作者自己同时代的人设置的，因而往往带有选定的一些特点，一些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才较为显著的特点；要么就是描述一些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社会——假如这些社会真实存在过的话。因此他觉得他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概念和定义体系，这个体系应该确定适用于现代世界，并且应能反映出经济生活（不仅与过去相关，也涉及未来）不断变化的结构。

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即尝试着对经济科学的一些基本定理进行系统的阐述，并且更为详尽地介绍新工业体系的兴起，这是受生产方式上的技术进步影响而建立的全新劳资关系的结果。因此第一卷主要讲述生产过程；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机械设备与劳工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真正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即工人与雇用和指挥他们的人之间的关系。剩下的几卷在他去世后由其遗嘱执行人出版，主要讲述生产成品的流通（必然在其价值实现之前产生）对于价值理论的影响——“流通”是指交换系统、这一系统所涉及的金融体系，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决定价格、利息和利润的过程。

贯穿整部著作的主要观点其实在《共产党宣言》及马克思的早期经济学研究论文中有所体现。它主要建立在三个基本假设之上：（1）政治经济学试图解释谁获得了什么商品或服务或状态，为什么；（2）因此它不是一门关于没有生命的物体，也即商品的科学，而是关于人及其活动的科学，需要利用支配资本市场经济的规则加以解释，而不是超出人类控制的伪客观规律，比如支配自然物体世界的供需规律——这些自然物体的行为本身是超出人类生活之外的，人们只是将这一过程看作一种永恒的自然秩序而已；在这种秩序面前人们必须屈服，因为他们无力去改变它（这种错觉，或者“错误知觉”，就是他所谓的“商品拜物教”）；（3）现代社会中社会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工业化因素；其最早的，也是最全面的形式——英国的工业革命——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到适当时候会在四处发生的过程的最好范例。

马克思通过与生产技术的普遍进步相挂钩的方式来考察现代无产阶级的兴起。随着生产方式的日益进步，生产资料不再是某个人为了自己的需求就能创造的，劳动分工由此产生，有一部分人（正如圣西门所教给我们的）拥有强于别人的技能、能力和雄心，获得了这些工具和设备的独有控制权，进而发现自己可以去雇用其他劳工，一方面威胁对方要截断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一方面又允诺以固定工资的形式向其提供更高的待遇。那些劳工身为独立生产者时，光靠着他们所仅有的破旧老式生产资料无法获得同样的收入。而他们向别人出卖自己劳力的结果就是，自己变成了经济市场中的商品，他们的劳动力也有了固定的价格，这个价格也会完全像其他商品一样上下波动。

商品就是市场经济中含有人类劳动价值的、有一定社会需求的任何物体。因此马克思十分谨慎地指出，它就是一个只适用于社会发展相对较晚阶段的概念，不是永恒的，在这一点上并无异于任何其他经济类别。他坚持认为——这是他论证的结论：商品的商业价值是由从社会角度而言必需的人类劳动时间直接构成的，也就是说，一名普通的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的普通样品所需的时间（这个观点源自李嘉图及古典经济学家们一些类似的理论）。一名工人一天的工作，也许能生产一件产品，其价值超过其出于个人生活所需的最少数量商品的价值；因此他所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价值要远超过他所消耗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他的雇主也就没有正当的理由雇用他了。对于市场上的某件商品来说，它所需要的人工劳动力为x镑，这代表为维持足够的健康身体确保能高效工作，并且能生育抚养与自己类似的劳力，他所需的最少数量；他所生产的产品售价为y镑；则（y—x）镑代表他增加的社会总体财富的程度，而这就是其雇主留在口袋里的剩余财产。即使扣除雇主自己作为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的劳动回报后，还有一定的剩余社会收益，这部分以租金、投资利息或商业利润的形式，按马克思的说法，不是由整个社会，而是仅仅由社会中被称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的成员所分享。这部分人之所以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是因他们作为生产资料的独有主人，独自获得、积累这些不劳而获的增长额。

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概念，是被解释为意指商品真实价格围绕其进行周期性波动的一种平均标准，抑或是价格趋向发展的一个理想限制，抑或是在某种不确定意义上说价格“应是”的样子，抑或是对社会中人类物质利益之构成和满足条件的社会学解释，抑或更加形而上学——通过人类劳动创造性注入兽性之中的某种难以琢磨的精神，又抑或，就如同那些冷漠无情的批评家所指出的，是上述所有因素的综合体？还有，被称为无差别人类劳动（根据其理论这是构成经济价值的元素）的概念，设想劳动有一个统一的本质，其不同的表现仅仅通过数量就能加以区别，这一概念是否有效？——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不容易得到有效辩护——但不管怎样，建立于此基础之上的剥削理论还是相对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其中心论点得到了广大工人阶级的大力拥护，虽然这些工人大多数并未理解马克思关于交换价值与真实价格关系复杂的综合论证。这个中心论点就是，只有一个社会阶级（即工人自己的阶级）生产了超过自己所消耗的财富，这些剩余价值却仅仅因为一些人身处生产资料唯一占有人的战略地位而被他们所瓜分，这些生产资料包括自然资源、机械设备、运输方式、金融贷款等，没有这些资源，工人们就无法生产，而掌控这些资源的人就能有权使其他人挨饿，迫使其服从他们的条件。

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社会、宗教和法律制度，本意是以雇主利益为出发点来组织整个世界的道德与知识武器。最后雇用的，除了商品生产者也即无产阶级之外，还有一群思想理论家：尽是一些宣传家、解释者以及辩解者，他们积极拥护、修饰资本主义制度，以文艺手段为之修碑立传，这能增加这些制度中受益群体的信心和乐观态度，并使这些制度在受害者们看来更可接受——用卢梭的话说，“用花环掩盖他们的镣铐”。但是如果就像圣西门正确指出的那样，技术的进步在一段时间内将这一特殊权力赋予了土地所有者、工业家和金融家们，那么，这种不可控制的发展无疑也会摧毁他们。

傅立叶及其之后的蒲鲁东都已经抨击过这样一种过程：有实力的银行家和生产商利用他们优越的资源，会摧毁那些经济市场上的小型贸易商和手艺人，从而产生一个不满现状、被降低等级的群体，他们最终必将被迫加入无产阶级这个阶层。但资本家在他那个年代，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榨取、积累了剩余价值；这对于工业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所在。“他一心想要提高价值，无情地迫使人类为了生产而生产。”他这样做也许过于残暴，并且是完全出于自私的目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创造了那些物质条件，唯有它们才能奠定社会更高形式的真实基础，那时，每个人完全和自由的发展将是社会的决定性原则”。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对工业化的进步作用进行了肯定：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进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片整片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

但是资本主义者会扮演完自己的角色，然后会被取而代之。他作为价值累积者，将会被自己重要的特征所“清算”。

在试图提高剩余价值的个体资本家之间产生了残酷的竞争，人们必然会降低生产成本，开拓新的市场，由此也必然导致竞争企业之间越来越大的整合，最终发展到无休无止的合并进程，直到最后，只有最大的、最具实力的集团屹立不倒，而其他的企业都被迫在新的集权工业等级中陷入依赖性或半依赖性的处境。那些大集团统治着集中起来的生产和分配机器，增长得越来越快，而且将会继续加快。集权化是合于理性原则的直接产物：生产和运输效率得到提高，资源整合得到保障，形成能够按计划实现合作的大型垄断信托和联合。

之前分散在众多小型企业中的工人，加上那些不断涌入的破产小贸易商和生产商的儿女，在他们主人的整合过程中自动联合成了一支独立的、不断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他们作为政治和经济群体的实力也相应更加强大，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资源。在工厂制度阴影下发展的工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手中一件更有影响的武器，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业扩张的进程将会推动社会越来越向巨大金字塔形状发展，顶端便是极少数实力愈加雄厚的资本家，底部是广大不满现状的、受到剥削的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奴隶。机器取代人类劳动越多，利润率必然下降得越多，因为“剩余价值”率全由后者所决定。竞争的资本家及其国家（事实上国家也是在他们掌控之中）之间的矛盾也会越来越激化，双方陷入一场毫无监督的竞争之中，各自只有竭力打败、摧毁对手，才能存活下去。

在资本主义和不受压制的私营企业的框架内，这些过程无法确保合理，因为出于生存目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依赖的既得利益取决于自由竞争——如果不是个体生产者之间的，那就是大型联合集团和垄断寡头之间的。技术进步不可阻挡地向越来越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发展，与个体分配形式（也就是私人控制、私人财产）之间的矛盾将会越来越激烈。大企业，连同其军界同盟，将会摧毁自由放任和个人主义，马克思是看到这一点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然而，他没有考虑到日益强化的国家控制或民主反抗的结果，或者政治国家主义的发展成为抵触或改变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力量，要么成为对未受抑制的剥削体制的一种障碍，要么成为资产阶级中日益贫穷的中产阶级群体的保护力量，后者将在绝望的焦虑之中与反动派结成联盟，以避免堕入自身之下的无产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命运。换言之，他既未预见到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也未预见到福利国家的出现。

马克思将社会阶层划分为过气的军事封建贵族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并不固定的乌合之众，他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这在当时是一种颇有成效、颇有创新的分类法，但如果将此机械化地应用到20世纪中来，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划分有些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如果要处理不同阶级的独立行为，则需要一个更加精细的工具，比如被半毁损的小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的下层工薪中产阶级，还有更为主要的广大农民群体——马克思认为这些阶级天生都是反动的，不过受其日益剧烈的贫穷化所迫，要么下降到无产阶级的层次，要么向其对手，也即工业资产阶级提供服务获得利益。战后欧洲的发展历史，至少是西欧的，都需要进行相当程度的歪曲，才能符合这一假说。

马克思预言，计划经济的缺席，以及未加控制的工业斗争，必然导致周期性的危机发生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迄今为止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争将会毁掉这个文明世界，直至这个体系的黑格尔式矛盾（这个体系的持续，依赖于其组成部分之间越来越具破坏性的矛盾发展）最终得到一个暴力解决方案。不断壮大的当权资本家群体将会被工人阶级所推翻，是这些资本家自己将工人阶级高效地训练成为一个紧密联合、纪律严明的团体。随着最后一个有产阶级的消亡，阶级间的斗争将会达到最后的目的，战胜经济匮乏的最后障碍终将消除，由此社会矛盾与人类痛苦和堕落的障碍也将消除。

在《资本论》第二十二章一段非常著名的文字中，他这样写道：

随着资本巨头数量的不断减少，贫困、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自然不断加深；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角色也在稳步加强——这个阶级队伍在日益壮大，并且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国家这个统治阶级用以人为建立权威的工具已丧失了其功能，终将消亡。在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其后又分别在1850年和1852年，马克思明确指出，国家不会马上消亡：一定会出现一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过程。在这个过渡时期，国家的权威性必须保留，而且还要加强，只不过现在要完全由工人阶级（一旦成为统治阶级）所控制；事实上（用其后期某部著作中的话来说），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国家将会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在这一时期，在战胜经济匮乏之前，工人阶级的所得必须与其付出的劳动成正比。但是一旦“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合作社的财富源泉愈加丰富”，那么共产主义目标便会达到。

到那时，而不是在此之前，曾经被过去的乌托邦主义者描述得过于简单、过于奇幻的共产主义才会最终得以实现——在那个社会里不再有主人和奴隶，不再有贫富之分，社会商品将会按照社会需求所生产，而不受个人意志所左右，并且商品的分配也不完全是平均分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功利主义地认为公平概念就是算术上的平均，工人阶级便从中拙劣地借来了这个概念），而是合理分配的，也就是不平均分配：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和需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如果他的回报要获得公平，就如同后来写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提出的，必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们最终从自然和他们自己不协调的、无法控制的因而变得难以忍受的制度这双重暴虐中解放出来，有能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历史将不再是一个剥削阶级与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接替。屈服于劳动分工的现象也将不再出现。黑格尔曾经十分模糊地预示过的真正的自由将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历史此时才真正开始。

《资本论》的出版最终为国际社会主义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基础，代替了一堆散乱模糊、相互矛盾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宣扬的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观点的相互关联性，在这部不朽的文集中得到了揭示。它成为人们攻击与维护的中心目标。随后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是根据其对此书中的观点的态度来加以定义，并且是以其与此书中观点的相似程度为基础加以理解与分类的。经历了一段短暂的默默无闻后，这部著作开始声名鹊起，最终名声大噪，它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自信仰时代以来的任何作品。成千上万从未读过一句的，或者读了但并未理解其偶尔晦涩曲折的笔法的人，对这部作品盲目地崇拜，或者盲目地憎恨。过去和现在，众多革命运动借其名义得以开展；过去和现在，镇压革命的运动也将其视为敌人最有效、最具欺骗性的武器而加以压制。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宣称信奉它的原则，并且从中看到了其信仰的最终和无可变更的表达。这部书也造就了一批解释者和诡辩家，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将其埋藏于如山之巍的评论之下，而这些评论的影响早已超出这部著作本身。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这可谓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想让此书成为他对人类解放事业的最大贡献，为之付出了十五年的艰辛和大部分精力。他为此付出的心血的确是惊人的。为了它，他忍受了贫困、疾苦、来自公众与私人的迫害，忍受这些自然不是惬意的，但他始终怀着一种坚定的淡泊心态，这种意志的强大和严苛，让那些接近他的人感动而又畏惧。

他以此书来纪念威廉·沃尔夫，一位西里西亚的共产主义者，此人自1848年以来就忠诚地追随着他，刚刚在曼彻斯特去世。出版的这一卷只是计划作品的第一部分，其余的内容还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笔记、参考书目和草稿。他给自己的老相识寄去了几本出版的书：弗莱利格拉特祝贺他写出了这样一本十分有益的参考著作；费尔巴哈表示这本书中“描述了大量最有意思，但同时也最让人害怕的不容否认的事实”；卢格给予此书更高的赞扬。它在英国至少得到了一篇短评：《星期六评论》中别致地提到“他给政治经济学最枯燥的问题赋予的魅力”。此书在德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马克思的朋友李卜克内西和库格曼（一位汉诺威的医生，对马克思怀有无比的崇拜）为此书做了不遗余力的宣传。尤其是约瑟夫·狄慈根，圣彼得堡一位自学成才的鞋匠，后来也成了马克思最狂热的追随者之一，为在德国群众中宣传这本书做了很多工作。

马克思对于科学的兴趣自从他的巴黎时期起就从未消失过。他笃信精准的学术，坚决要把那些不情愿的追随者推入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中。李卜克内西在回忆录中描述到，经常可以看见“世上的人渣们”日复一日温顺地坐在阅览室的书桌旁，在导师的眼皮底下看书。的确，没有哪个社会或政治运动如此强调研究和博学。马克思个人的阅读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其作品中所列参考书目看出来，他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文献中探索着一条条晦暗异常的小道。他的作品经常四处插入脚注，篇幅很长、一针见血、出奇制胜，让人不禁想起吉本利用这一武器的经典手段。这些作品所针对的对手如今大部分都被忘掉了名字，但有时候他的长矛也会瞄准一些著名的人物；麦考莱、格莱斯顿，以及一两位当时十分有名的学术派经济学家，都受到过他的猛烈集中攻击，开创了公开辱骂艺术领域的一个新纪元，也创造了社会主义辩论写作流派，这改变了政治辩论的普遍特点。书中很明显地没有什么溢美之词。最热情的赞扬送给了英国的工厂巡视员们，他们对自己所见到的骇人听闻的恶劣环境，对工厂所有者用以规避法律的手段都做出了无畏的、公正的报告，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一种特别值得尊敬的现象。马克思充分利用蓝皮书和官方报告，给社会研究技术树立了一个革新性的范例：他声称自己对于现代工业主义的细致入微的控诉大部分都是基于这些报告。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编辑出版《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时，发现手稿远比自己所想象的更加杂乱无章。第一卷出版的那一年，在马克思一生中是一个极点而不是一个转折点。他的观点在其后的十六年中再未有任何改变；他增加过、删改过、校正过、写作过一些小文章和书信，但再未出版新的作品。他不知疲倦地复述着自己的旧观点，不过语气更加柔和；以前从未有过的一种淡淡的近乎自怜自哀的抱怨语调，如今也可在文中看出。他对于世界革命逐步临近，甚至对于其最终不可阻挡这一点的信仰已经明显减弱了。他的预言经常令人失望：他曾自信地预测1842年会发生一场剧变，其时西里西亚的织布工人将会发生起义，他甚至鼓励海涅据此创作出了著名的诗篇，在其巴黎报刊上发表；后来先后在1851年、1857年和1872年，他预测会爆发革命运动，结果都没有实现。而他关于利润率的下降、私有工业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降低、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等的预测，基本上都没有得到证实，至少没有在20世纪通过他所预见的发展形式来证实。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很多其他人没能看出的东西：经济资源控制的集中化与集权化；大规模生产方式与旧分配模式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以及这一事实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工业化和科学对于战争方式的影响；所有这些将会带来的生活方式上急剧而猛烈的转变。他依然是最敏锐的政治观察者之一：在1871年普鲁士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合并后，他预测到这将使法国置于普鲁士的臂弯之中，并因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生命的晚年，他同意革命成功可能比他和恩格斯曾经估计的来得更晚一些，并且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在英国，在他那个时期既没有真正的军队也没有真正的官僚，革命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可能的”：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因为共产主义是可以通过进化方式达到的），尽管，他令人费解地暗示，历史预示的恰恰相反。到他五十岁时，他开始进入了自己的老年时代。英雄时代结束了。

《资本论》为其作者赢得了全新的声誉。他此前的著作即使在德语国家也被人们忽略了：而他的新作甚至在遥远如俄国和西班牙之地都被广泛评论和讨论。在随后的十年中，此书被翻译成法语、英语、俄语、意大利语；事实上，是巴枯宁本人欣然表示要将其翻译成俄语。但是这项工程，如果说已经开始了的话，却在肮脏的个人/财务丑闻状况中崩溃，这要为五年后第一国际的终结负一部分责任。这个组织突然声名鹊起，是源于一个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两年前曾改变了欧洲的历史，并且完全改变了工人阶级运动迄今发展的方向。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预测的事件未能发生，那么他们也不止一次地未能预见到真正发生的事件。所以马克思否认克里米亚半岛战争将会发生，并且在普奥战争中支持了错误的一边。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也是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多年以来，他们一直低估了普鲁士的实力；在他们眼中看来，犬儒主义与残暴势力之间真正的联盟是由法国国王所代表的。俾斯麦是一名有才能的容克地主，为其国王和所在阶级卖命；即便是他对奥地利的胜利也没有使他们相信他的真实能力或目标。俾斯麦将战争描述成从他那方而言纯粹是防御行动，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可能的确被其所蒙蔽，因为只有在修改使这一条更加明确后，他才签署了第一国际的委员会立即发表的抗议书——这一步使得很多拉美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永远不会原谅他，他们此后多年都坚持认为这是受了纯粹的德国爱国主义的蛊惑，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以来明显具有的特征。

无论是普遍而言还是具体到其德国成员，第一国际在整个短暂的运动中的表现无可非难。在其战时发表的公告中，委员会警告德国工人阶级不要拥护俾斯麦很可能追求的联合政策；它很明确地解释说，法国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都受到了同一个敌人的威胁，那就是两个国家中的资本家资产阶级，正是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发动了战争，为了自己而不惜牺牲德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生命和财产。它及时地劝告法国工人阶级去支持在广泛民主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在席卷整个德国，甚至淹没了拉萨尔派左翼成员的战争沙文主义狂潮中，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保留了理智。让全国上下愤怒的是，他们在为战时信贷进行的投票中弃权，并且在国民议会中竭力控诉战争，特别是反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合并。为此他们背上了叛国的罪名，被投入监狱。

在一封写给恩格斯的著名书信中，马克思指出，德国的失败可能比德国的胜利更具灾难性，它的失败会加强波拿巴主义力量，削弱德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使之需要多年才能恢复。通过将重心从巴黎转到柏林，俾斯麦在为他们干活，无论多么无心；因为德国的工人阶级无论是组织，还是所受的训练都比法国的要更好，因而也成为社会民主更为强大的大本营；而波拿巴主义的失败将除掉欧洲的噩梦。

在1870年秋天，法国军队在色当大败，国王被俘，巴黎被困。普鲁士国王当初曾庄严承诺，称这场战争纯属防御，并非针对法国，而是针对拿破仑三世，如今却改变了策略，通过狂热的公民投票表决，要求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且赔偿五十亿法郎。至今还是反波拿巴主义、支持德国的英国观点浪潮，在关于普鲁士军队在法国的种种暴行的持续报道影响下，也突然转向了。第一国际发表了第二次宣言，猛烈地抨击合并，谴责普鲁士国王的王朝野心，并且号召法国工人阶级与民主主义的拥护者们团结起来，抗击共同的普鲁士敌人。

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马克思在1870年写道，］那么要求就会毫无止境，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都可能用兼并邻近新地区的办法来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历史将来给予报应的时候，决不会是看你从法国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19世纪下半叶重新推行掠夺政策的这种罪恶有多大！

此时战时信贷也被投票否决，投票的不只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还包括那些因为自己最近的爱国主义而蒙羞的拉萨尔主义者。马克思欣喜地致信恩格斯，称第一国际的原则和政策第一次在某个欧洲立法议会中获得了公开表达：第一国际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一种力量；所有国家中拥有同一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的梦想已经开始实现了。巴黎被困，因为饥饿而最终投降；一个国家议会被选举出来；梯也尔被选为新共和国元首，并且任命了一个持保守立场的临时政府。到了三月，政府试图解散巴黎国民自卫队，这是一个带有激进同情心的市民志愿组织。结果这个组织拒绝解散武装，宣布自治，罢黜了临时政府的官员，并且选举出了一个人民革命委员会作为真正的法国政府。正规部队被调进凡尔赛，包围了这座反叛的城市。这是第一次双方立即将其视为一场公开的阶级战争。

新政府自称为巴黎公社，并不是由第一国际所创造或者受其鼓舞而成立：在严格意义上，从其理论上说甚至不属于社会主义，除非任何民选委员会专政本身构成一种社会主义现象。它由一大群迥然不同的人所组成，其中大部分都是布朗基、蒲鲁东和巴枯宁的追随者，此外也混有像费利克斯·皮阿这样的新雅各宾派雄辩家，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在为法国、人民和革命而战，并且发誓要将所有暴君、牧师和普鲁士人送上断头台。工人、战士、作家、像库尔贝之类的画家、像地理学家艾利塞·雷克吕和批评家瓦勒一样的学者、像罗歇弗尔一样摇摆不定的政治家、持有温和自由主义立场的外国流放者、形形色色的文人骚客与冒险家，在这场共同的革命浪潮中都被鼓动起来了。

它是在围困和投降带来的精神与物质上的困苦后，一种全国性歇斯底里的狂热时刻建立起来的，在这一时刻，全国性革命发誓要最终消除波拿巴派和奥尔良派反动势力最后一点余孽，却遭到中产阶级遗弃、受到梯也尔及其大臣们谴责，也不确定能否得到农民阶级支持，似乎突然面临着它最害怕和憎恨的一切势力都要回归的威胁，包括那些将军、金融家和牧师。通过巨大的努力，人们好不容易摆脱了首先是帝国，然后是围困的噩梦；还没等他们完全醒过来，这些幽灵似乎再次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因为恐惧而反抗。在过去的噩梦回来面前那种共同的恐惧感，几乎成了联合那些巴黎公社支持者的唯一纽带。他们关于政治组织的观点（除了对马克思所期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共同仇恨之外）非常模糊：他们宣布旧形式的政府被废除，号召武装起来了的人民实现自治。

很快，随着物资供应开始吃紧，被围城市的条件越来越令人绝望，人们心中的恐惧越来越严重：一系列禁令开始了，大批男女被判刑和处决，他们当中很多显然都无罪可言，更无一应施以极刑。被处决的人中就包括巴黎的大主教，他曾被抓去作为人质对付凡尔赛的敌军。其他欧洲国家观望着这些越来越令人愤慨和恶心的怪诞事件不断发生。甚至在那些文明人士看来，甚至在诸如路易·布朗和马志尼这些老朋友和靠得住的朋友看来，巴黎公社的支持者们似乎是一群对人道诉求无动于衷的罪恶疯子，是发誓摧毁一切宗教和道德的社会煽动犯，是一群被真实的和假想的不公待遇搞疯心智的人，对自己的滔天罪行毫不负责。基本上整个欧洲媒体，无论是反动的还是自由主义的，都一致给人相同的印象。时不时也会有某家激进刊物批判力度不如其他杂志，小心翼翼地将一些情有可原的客观环境当作借口。巴黎公社的暴行很快得到了报复。获胜军队要求的惩罚便是批量处决俘虏；就像同类事件中常见的那样，白色恐怖在残暴恶行方面，比它去制止其罪行的那个政权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一国际举棋不定；其主要成员反对那些构成巴黎公社主要力量的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以及新雅各宾派成员，反对巴黎公社的松散组织，尤其反对它的恐怖主义行为。而且，马克思还对起义表示了反对意见，第一国际曾正式宣布“在目前的紧急局势下任何想要颠覆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愚蠢行为”。英国的成员们尤其不想妥协，去与一个在大部分同胞眼中看来无疑是一群谋杀犯所组成的群体公开合作。马克思通过一个特色鲜明的举动解开了他们的疑惑。他以第一国际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宣称分析和批判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在对导致巴黎公社成立、发展和消亡的一系列事件进行快速而清晰的分析之后，他称之为工人阶级力量和理想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公开而充满反叛精神的表现——这是第一次在全世界人民眼前反抗其压迫者的激烈斗争，迫使自己所有虚假的朋友，包括激进资产阶级、民主党人以及人道主义者们，露出各自的真实面目，都变为它随时准备付出生命的最终目标的敌人。

他甚至走得更远：他承认，巴黎公社取代资产阶级政府是社会结构的过渡形式，只有通过这个阶段，工人阶级才可以获得最终的解放。政府被揭示为“资产阶级秩序的文明与公正”的体现，使议会政治合法化，而这一旦受到其受害者的挑战，就会“成为不加伪装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复仇行为”。因此这种政府必须予以彻底摧毁。在这一方面，他分别于1850年和1852年两次修改《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其中宣称，与法国乌托邦主义者和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不同，革命的直接目的不是摧毁，而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会［……］将所有生产工具集中在政府手中”），利用它来消灭敌人。

虽然他同意了巴黎公社的诸多措施，但还是责备它不够无情和激进：他也不相信它的目标是建立社会和经济上的平等。多年后他这样写道：“正义永远不会超越社会经济结构和由此决定的文化发展。”这些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所写的后来题为《法兰西内战》的小册子，并非有意成为一本历史研究著作：这是策略上的一招，是一种典型的大胆和毫不妥协的表示。马克思有时也会受到自己的追随者们的诟病，因为他允许第一国际与大众眼中的一群无法无天的阴谋暗杀之徒纠集在一起，这种联系给第一国际带来了不必要的恶名。但这种意见对他压根没有一丁点儿影响。终其一生，他都笃定地、从不妥协地相信工人阶级的暴力革命。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在其能力范围内的第一次自发起义：在他看来，1848年6月的暴动是别人对他们，而不是他们对别人的一次进攻。巴黎公社并非由马克思直接发起，事实上他认为这是一次极大的政治错误：他的对手们，即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们自始至终都控制着这场运动。但是运动的意义在他看来却是巨大的。在此之前，的确发生过一些零星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但是这场起义引起了全世界的反响，注定对各国的工人阶级产生极大影响，是新时期的第一次大事件。在运动中和为了这次运动而牺牲的人，是国际社会主义的第一批烈士，他们的鲜血将会变成新无产阶级信仰的火种：无论巴黎公社支持者们有着怎样致命的过错和弱点，与他们这次所扮演的重要历史角色，和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中注定占有的地位比起来，那些都不算什么了。

通过主动站出来向他们公开致敬，他达到了心中所希望的目的：他帮助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英雄传奇。恩格斯在被问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时，指出巴黎公社就是这个概念至今最接近实现的一次。三十多年后，列宁在为1905年流产的俄国革命时期发生的莫斯科起义辩护时，针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就引用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他指出在这一时刻，最重要的不是准确书写历史，甚至也不是吸取历史教训，而是创造历史；此时纪念一次伟大的英勇起义，无论它有多么不周全，无论它的直接结果有多大破坏性，这种纪念的情感和象征意义对一场革命运动来说都是无比伟大、永久的财富，比认识到它的不成功重要得多。

宣言的发表让很多第一国际的成员都无比尴尬和震惊，同时也加速了第一国际的解体。马克思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名字作为著作的唯一作者来阻止别人的责难。“红色恐怖博士”（如今他的这个称呼广为人知），一夜之间成了大家所厌恶的对象：人们开始寄来匿名信，甚至多次威胁要取他性命。他高兴地写信给库格曼：“在我像沼泽中的青蛙般经历二十年长久而无聊的田园隐居生活后，这对我是有好处的。政府机关报《观察者》甚至威胁要起诉我。让他们来吧。对这些流氓，我可以打个响指叫他们过来！”喧闹声终于沉寂下去了，但对第一国际造成的破坏却是永久性的：它在警察和普通民众心中都不可更改地与巴黎公社的暴行联系在了一起。

英国工会领导与第一国际之间的同盟也遭到了打击。在前者看来，这种同盟无论何时都完全是机会主义，主要是因为其在扩大工会特定利益方面能派上用场。此时自由党正对工会发出极大引诱，满口承诺在这些事务上为之提供支持。和平且体面地夺取权力的美好前景，让工会领导更不急于与一个臭名昭著的革命阴谋集团合作：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为自己所代表的有技术的工人阶级提高生活水平与社会和政治地位。他们并不自认为是政治党派，如果他们同意第一国际的纲领，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其条文中一定程度的弹性，即很巧妙地避免让成员承诺公开的革命目标，但主要原因还是要归根于他们对于政治事件的模糊态度。

这一事实正中政府的下怀，在答复西班牙政府关于要求镇压第一国际的函件时，政府以外交大臣格兰维尔的个人名义回复，称在英国他们并未感到任何武装起义的危险：英国成员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只是参与劳工谈判，政府没有逮捕他们的理由。马克思本人痛苦地意识到这个事实：即使是哈尼和琼斯，在他眼里也比当前他要对付的人好得多，这些人包括确定的工会官员，像奥哲尔或克里默，或阿普勒加特，他们不相信外国人，丝毫不关心自己祖国之外的事，对于概念之类的东西毫无兴趣。

在1870—1871年间，第一国际未召开任何会议，1872年在海牙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此次大会提出的最重要的一项提议，便是工人阶级从此在政治斗争中不再依赖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而是要组建属于自己的政党。经过一场激烈辩论之后，这一提议得到了英国代表的投票支持。新的政党并未在马克思有生之年成立，但至少在概念上，工党在这场大会中诞生了，这可谓是马克思对其移居之地内部发展历史的最大贡献。在这次大会中，英国代表团还坚持要求拥有组建独立地方机构的权力，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由总委员会所代表，这一要求最后获得了批准。这让马克思很不高兴，也引起了他的恐惧：这是不信任，甚至几乎是反抗的表现；他马上怀疑这是巴枯宁的阴谋，近来法国的事件让后者无比骄傲、欣喜若狂，因为感到这些都是强烈受到其个人影响的结果。在巴黎公社时期，巴黎的大部分地区都被付之一炬：这场大火对巴枯宁来说似乎就是他自己一生的象征，也是他最喜欢的那句悖论的最好表现：“破坏的激情也就是创造的激情。”

马克思不理解，也不希望理解巴枯宁的行为和声明的情感基础：这个“没有《古兰经》的穆罕默德”的影响对于革命运动来说是个威胁，因此必须根除。

第一国际［他1871年写道］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斗争组织取代社会主义者和半社会主义者宗派而成立的［……］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和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是成反比的。宗派有权存在［……］除非工人阶级还未成熟到足以自己发起独立运动：一旦运动来临，宗派主义就成了反动势力［……］

第一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不停反抗业余试验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史［……］

到1868年底，俄国人巴枯宁加入了第一国际，他的目的就是要成立一个第一国际内部的第一国际［……］然后自己来当头［……］

对巴枯宁先生来说，他的学说（无非是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抄一些只言片语来胡乱拼凑到一起），过去也好，如今也罢，都是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只不过是他赢取个人影响力和权力的工具而已。不过如果说巴枯宁作为理论家一事无成，那么他作为阴谋家则是登峰造极。

对于他政治上的不参与行为：

任何一场工人阶级反抗统治阶级，并且从外部对其施加压力的运动，当然就是政治运动［……］

但是当工人组织还不是那么发达，无法冒险与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力交锋时，它必须通过不断鼓动反抗统治阶级的罪行和愚蠢，来做好斗争的准备。否则它就会成为对方手中的一个玩具，就像法国九月革命所展示的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最近英国格莱斯顿一伙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

此时的巴枯宁已经进入了他奇怪存在的最后也最怪异的一个阶段。他完全受了一个年轻俄国恐怖分子涅恰耶夫的蛊惑，后者的无所畏惧和毫无顾忌令他十分欣赏。涅恰耶夫认为对于革命任务而言，敲诈和恐吓不失为重要的革命手段，他给巴枯宁的俄文版《资本论》未来的出版商代理寄去了一封匿名信，用笼统但暴力的字眼威胁对方，不得继续将拙劣的平庸之作强加于天才的人们，也不得向巴枯宁纠缠索回已经支付的预付款。这位受了惊吓同时又愤怒不已的代理人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无人知道，巴枯宁的组织，即民主同盟所制造的那些阴谋的证据，是否足以导致他被开除，因为他在1872年代表大会上还赢得了许多个人支持者；但委员会的报告指示要追查这桩传言，而涅恰耶夫这封信件戏剧性的出示转变了整个局面。在一系列长时间而且激烈的会议讨论之后，即使是蒲鲁东主义者们最终也被说服，认为只要有巴枯宁在，政党就无法保证统一，于是他和他联系最密切的同伴们被以微弱多数投票驱逐出去。

马克思接下来的提议，对于代表大会上那些并不知情的成员来说，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大会将把委员会转移到美国去。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就等于要解散第一国际。美国不仅远远处于欧洲事务之外，而且对第一国际的事务也并不关心。法国代表团甚至称不妨将它移到月球上去。马克思并未对这一提议给出明确解释，这最终是恩格斯去操作的，但这样做的目的对于那些在场的人来说再明白不过了。如果他所统治的分会中还有一些并不是完全忠诚地、毫无疑问地服从，那他也就无法管理：英国已经脱离出去；他曾经想过要将总委员会迁往比利时，但在那里，反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也越来越强大；在德国，政府会加以打压；法国、瑞士与荷兰都靠不住；意大利和西班牙显然都是巴枯宁主义者的据点。在大家还没来得及看到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前——这场斗争最多能以极大牺牲得到胜利，摧毁以后几个世代里建立无产阶级同盟的希望——在确保第一国际没有落入巴枯宁主义者手中之后，马克思决定同意该组织和平地解散。

他的批评者们说，对于任何社会主义阵营的价值，他都仅仅是根据自己得以掌控他们的程度去判断的：显然他和恩格斯都画出了这个等号，并且操作得顺理成章。两人都从未有丝毫迹象表明，他们能理解这种态度在其广大追随者中激起的困惑愤慨之情。马克思亲自出席了海牙代表大会，在他的声望影响之下，尽管遭到激烈反对，大会最终还是以微弱多数投票决定让第一国际自然消亡。其后第一国际的会议变得十分滑稽：它最终于1876年在费城终止。事实上第一国际在十三年后得以重建，但那时已是一个世界各国中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发展的时期，它的特点也大不相同了。尽管它明确提出了革命目标，但它更具有议会特点，更可敬，更乐观，更具调解性，并且有更多的人相信，资本主义社会能在来自底层的坚持不懈但和平的压力之下，不可阻挡地向现代社会主义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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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最后的岁月

我记得曾经对［马克思］说，我觉得自己年纪越大，心态也越宽容。“是吗，”他问道，“是真的吗？”

——H. M. 海因德曼

与巴枯宁之间的斗争，是马克思一生最后一桩公众性事件。各地的革命运动似乎全都死亡，尽管在俄罗斯和西班牙还有一点余烬在微弱地发着光亮。反动势力再一次获得胜利，只不过这次比他年轻时期的表现形式更加温和，准备向对手做出一定妥协，但看起来似乎因此更加稳定。和平夺取政治和经济控制权似乎是工人们最好的解放希望。在德意志，拉萨尔的追随者们的声势稳步上升，既然共产国际已死，代表马克思主义与之抗衡的李卜克内西倾向于与对方妥协，组成一个联合政党。身处德意志国内，他相信自己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能理解这一战术上的需要，后者此时还继续留在英国，也不会听进任何关于妥协的建议。两个党派最终于1875年在哥达召开了一次会议，形成了同盟，颁布了由两派领导人起草的共同纲领。这个纲领自然提交给了马克思，请他批准。他明确无疑地表达了它给他留下的印象。

很快，身在柏林的李卜克内西收到了一封措辞强硬的谴责信，恩格斯也被要求用同样的语气写一封。马克思指责自己的学生偏离正道，采用了一些从拉萨尔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那里继承的误导性的、半无意义的术语，夹杂着大量他自己耗费了大半生去揭露、去消灭的那种模棱两可的自由用语。在他看来，纲领本身似乎充斥着妥协精神（尤其是同意接受与其最恶劣的敌人，也即与政府之间的永久相容），似乎建立在一个信仰之上，即通过和平地宣传实现劳工的“公平”酬劳、废除继承法之类的琐碎目标，可达到社会公平的可能性——这是蒲鲁东主义和圣西门主义对这种或那种积弊的补救措施，本意是支持政府和资本主义体系，而非加速它们的灭亡。他通过附注的方式，最后一次表达了自己关于“一个满怀斗志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观点。

就像收到来自伦敦的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忠诚的李卜克内西十分温顺地，甚至毕恭毕敬地接收了这封信，但是把它放在了一边。同盟继续发展，并且势力日益雄厚。两年以后（马克思还在世时），李卜克内西又一次遭到了恩格斯的尖刻批评，后者对他的政治能力甚至比马克思看得还低。这件事的起因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作者是欧根·杜林及其支持者，杜林是柏林大学经济学方面的一个激进派讲师，狂热的反资本主义者，但很难说有社会主义信仰，他在德国政党的各阶层中影响日益扩大。恩格斯发表了他篇幅最长，也最具综合性的系列文章来反对此人，是最后一篇和马克思合著的文章；其中包括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权威阐述，是恩格斯用其得心应手的那种直率、热烈、清晰明了的风格写成的。

这篇后来被人称作《反杜林论》的著作，是对非辩证的、实证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反击，那种思潮当时在科学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之中日益流行，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通过空间中物质的运动来解释。这篇著作则与之针锋相对，提出在人类历史类别之外，在生物学、物理学和数学范畴内，辩证法原理的普遍适用原则。恩格斯才学超群，博览群书，纯粹通过勤奋，获得了一些关于这些学科的基本知识，但他对此的讨论没有太大启发性。尤其是像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三题论在数学规则中适用（根据此规则，两个负数相乘结果得正）这种野心过大的努力，已经成为让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陷入尴尬境地的源头，他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要支持一个奇怪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无法得到马克思本人（至少在其发表的所有著作中）提出的任何思想的支持。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和数学，就像笛卡尔的物理学一样，在一场伟大的思想运动中形成了一片奇怪而孤立的领地，更多具有古董的意义，而不是科学意义。

更加重要的是，恩格斯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述，尽管是对马克思关于自由主义或唯心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批评的延伸，还是比马克思（尤其是其早些年间）关于这一主题的大多数著作更显机械化，更具有粗糙的决定论色彩。也许是因为他写得如此清晰，大半个世纪以来，恩格斯在这方面得到了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追随，其中以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为首。马克思在生命即将结束时说到（他当时想着他的法国追随者们），无论他还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他首先绝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也许说这些话时他也已经想到了这种通俗化。最易理解的几个章节后来被重印成单行本，取名《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和科学的》。这本书可谓恩格斯最出色的作品，从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理想主义、法国政治理论和英国经济科学中的起源开始到后来的发展，进行了略带达尔文色彩的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佳自传式的简短评价，对俄罗斯和德国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对哥达纲领的批判是马克思最后一次干涉政党事务。在其余生里再未发生过类似的危机事件，他也得以将余下的时间用于理论研究和他恢复健康的徒劳努力之中。他家首先从肯特镇搬了出来，后来又搬往哈弗斯托克山，距离恩格斯很近，那时恩格斯已经将自己家族生意中的股权卖给了合伙人，自己在樱草山附近买下一座宽敞的大房子安了家。在此一两年前，他已经给马克思买了一份年金，尽管数额不大，但也足够令其安心工作了。两人几乎天天见面，共同和全球各地的社会主义者保持着热络的联系，其中许多人对两人的尊敬和崇拜也与日俱增。

毫无疑问，马克思如今已经成了国际社会主义道德和理论上的至高权威；拉萨尔和蒲鲁东死于19世纪60年代，巴枯宁死于1876年。对于最后一个伟大对手的去世，马克思并未发表任何公开评论：也许是因为他在一家德国报刊上发表的关于蒲鲁东逝世的刻薄讣告，激起了法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一股愤慨浪潮，因而他认为这次还是缄口不言更加妥当。他对对手们（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的感情依然没变，但他在精力上再也无法像青年和中年时期一样发起主动的征战了。过度的操劳和终生的贫困，最终摧垮了他的身体；他疲惫不堪，经常生病，开始为自己的健康而操心。每年，通常是在小女儿埃莉诺的陪伴下，他都会前往英国的海边，或者某个德国或波西米亚的温泉，在那里他有时还与一些老朋友和追随者见面，他们有时会带些急于见到这位著名革命者的年轻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与他会谈。

他很少谈及自己或者他的生活，从来不谈自己的出身。关于他是犹太人这个事实，他本人或者恩格斯从来没有直接提到过；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最多有两次间接提到过这一事实。他在谈到个体的犹太人时，尤其在他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语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充满敌意的：他的出身显然是一种个人的耻辱，可是这种耻辱他免不了在别人身上指出来。他对民族或宗教归属问题重要性的否认，他对无产阶级国际化特点的强调，都带有一种特别尖刻的意味。他的急脾气与易怒的特点随着年龄变老而日甚，并且小心翼翼地不去招惹那些让他心烦或者和他意见相左的群体。他在个人关系方面越来越糟糕；自从他的老朋友诗人弗莱利格拉特1870年发表爱国颂诗后，马克思就断绝了与他的一切往来；他还刻意地侮辱衷心支持自己的库格曼，就因为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想有人伴随，而库格曼坚持去卡尔斯巴德陪他，他便给库格曼写了一些最有意思的信。

另一方面，当别人颇有分寸地接近他时，他的言行还是颇为友好的，甚至谦和有礼，特别是对于越来越多来到伦敦向这两位老人表达敬仰之情的年轻革命者和激进记者。这些朝圣者在他的家里得到了热情的接待，通过他们，他与各国的追随者建立起了联系，而这些国家他以前是从未有过什么联系的，特别是俄国，在那里一场轰轰烈烈、纪律严明的革命运动终于扎根了。他的经济学著作，尤其是《资本论》，在俄国所获得的成功远甚于其他国家：十分讽刺的是，审查机构居然允许这本书的出版，理由是虽然此书有着显著的“社会主义”倾向，但它并不是以一种大众风格来写作的，因此“在俄国不会有多少人会读它，能读懂的人就更少”。俄国媒体对此书的评论，要比其他国家媒体的评论更加赞赏，也更有学术性，这一事实令马克思颇为惊讶，也大为欢心，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俄国乡巴佬的蔑视态度，转而成了对朴素无畏的革命新生代的赞美——他自己的作品在教育这些革命新生代方面也做出了不少贡献。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史不同于其他国家。在德国和法国，它与其他形式的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不同，主要表现为一种无产阶级运动，标志着对前半个世纪中资产阶级的自由唯心主义之无效性的一种深切痛恨，也代表着一种收紧的现实主义；但在俄国，无产阶级按照西方的标准还依然很脆弱，也微不足道，不仅马克思主义的使徒，而且皈依者中的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浪漫主义，一种姗姗来迟的民主热情。它在平民主义运动高潮时得以成长发展，平民主义宣扬的是个人自我认同于民众及其物质需求，以便于理解他们、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知识与社会层次，因而一方面针对反动的、以神秘信仰鼓吹独裁、东正教会与斯拉夫天才的反西方政党，另一方面针对亲西方派温和的农村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例如屠格涅夫与赫尔岑。

在那个时代，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富有的年轻人，特别是“忏悔的”年轻贵族和乡绅，心里怀着社会负罪感，抛弃事业与地位，就为了能一头扎进对农民和工厂工人生存环境的研究之中，带着崇高的激情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当年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就是怀着同样激情追随着巴枯宁或者其他十二月党人的。历史与政治唯物主义——强调具体的、可见的、经济的现实作为社会与个人生活的基础；通过与普遍大众物质幸福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其的影响，对制度和个人行为做出批判；憎恨和蔑视那种追求艺术或生命自身的价值，躲在象牙塔里与世间苦难完全隔离的行为——是以一种无私忘我的激情来加以宣扬的：“不管怎么说，一双靴子总胜过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激进唯物主义的一首恶搞诗中这样写道，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情绪。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用清晰的、辩证的语言对社会发展本质与规律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在这些人中，带来了一种释疑解惑的感觉：在经历了亲斯拉夫者的浪漫民族主义、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神秘与壮观，以及最终革命平民主义实践的失败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平实似乎十分明智、十分清晰。这种普遍影响，类似于四十年前马克思读完费尔巴哈著作时心中的感觉：它同样令人感到其解决方案的终结性，以及在此基础上行动的无限可能性。俄国没有经历过1849年的那种恐怖，它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它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很多方面出现的问题，和半个世纪以前曾经降临在欧洲其他国家面前的那些问题相似。俄国的激进主义者们读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雄辩文章时，怀着一种愉悦的心情，就如同上一个世纪人们读到卢梭著作时的心情一样；他们发现了很多特别适用于自己所处环境的内容：好像只有在俄国，

在农业和制造业领域，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变革意味着生产者的殉难；劳动工具变成了征服、剥削、压榨工人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合作与组织成了榨取工人的生命、自由和独立性的复杂工具。

除了一点，那就是在俄国，特别是在农奴的解放极大扩大了劳动力市场之后，这种方式不是复杂的，而是简单的。

让马克思惊讶的是，他发现在这个他曾经口诛笔伐了三十年的国家里，居然涌现了他最无畏的、最有学术水平的追随者。他在伦敦的家中接待他们，与他的翻译丹尼尔森以及俄国学术界最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之一希伯建立起了常规性的联系。马克思的分析大多与工业社会有关；俄国还是个农业国家，把为一种社会环境设计的理论生搬硬套到另一种社会环境中去，注定会在理论与实践上发生错误。在俄国的丹尼尔森、流放的拉甫罗夫与维拉·查苏利奇纷纷给他写来信件，请求他考虑一下俄国农民组建成原始公社、共同持有土地所呈现出来的特殊问题，尤其要他就赫尔岑与巴枯宁的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为俄国激进主义者所广泛接受的一些观点发表看法——这些观点声称，从这种原始公社直接发展到发达共产主义是可能的，无须像西方国家一样还要经过工业主义和城市化的中间阶段。马克思此前曾经对这个理论不屑一顾，认为它源自亲斯拉夫者感情用事地把农民理想化，伪装成为激进主义——同时还夹杂着天真的信仰，认为通过一个大胆的跳跃就可以骗过辩证法，躲过历史发展的自然阶段，或者通过政令随意将其丢掷一旁。但他如今对俄国革命新生代的学术水平、严肃性，特别是狂热的、忠诚的社会主义印象十分深刻，从而重新考察这个问题。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开始学习俄语。六个月后，他便掌握了这门语言，足以阅读社会学著作和他的朋友们成功偷带到伦敦的政府报告。恩格斯则不太欣赏这种新的同盟关系：他对易北河东边的一切都怀有一种无可救药般的厌恶，他甚至怀疑马克思又在找新的事情做，只不过为了掩藏自己由于身体过于疲劳而不想完成《资本论》写作的想法。在海量的统计与历史资料堆中，马克思找到了一条通道，在学术上做出相当的让步。他承认，如果俄国发生的一场革命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共同起义的信号，那么俄国的共产主义能够直接建立在当时存在的那种农村土地的半封建公共所有制基础之上，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甚至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这不能在资本主义继续在其周边邻国存在的前提下出现，因为那样将会必然迫使俄国完全在经济上的自我防卫中，沿着西方更加发达的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前进。

然而，向伦敦流放犯们致敬的还不只是俄国人。新组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年轻领袖们，包括倍倍尔、伯恩斯坦、考茨基，都前去拜访过他，就所有重要问题向他当面请教过。他的前面两个女儿都嫁给了法国社会主义者，从而让他与拉丁美洲国家保持着联系。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奠基人朱尔斯·盖德将自己政党的章程呈交给他，请他做了大幅修改。在意大利和瑞士，马克思主义开始取代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从美国也发来了鼓舞人心的报告。最好的消息来自德国，在那里，尽管有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法，社会主义的选票仍在以惊人的速度攀升。依然置身事外、对他的学说无动于衷的唯一主要欧洲国家，便是他自己居住的，并且经常作为第二故乡提起的地方。

这种英国例外论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书信中有所记录。在英国，对工人阶级而言，“长期以来的繁荣令人担心地削弱了士气”。“这个最具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的最终目的，似乎就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贵族阶级和一个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存在。”“英国工人的革命精力已经慢慢消退殆尽了。”他们要摆脱身上的“资产阶级传染”，还需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完全缺少以前宪章运动者们的那种精神。”

他并没有什么亲密的英国朋友——他以前认识欧内斯特·琼斯，也曾经与很多劳工领袖一起工作过，也接待过一些激进主义者的来访，包括贝尔福特·巴克斯、克朗普顿、约翰斯顿和雷·兰基斯特，他甚至还接受过一位统治阶级成员，蒙特斯图亚特·埃尔芬斯通·格兰特·达夫爵士的邀请前往其俱乐部做客，此人是持有独立观点的议会成员，他的朋友是出版商莱昂纳德·蒙蒂菲奥里。但是这些会面都只不过是触及了他的生活的最表面而已。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他的确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接受过H. M. 海因德曼的崇拜，此人是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始人，在英国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海因德曼是一个亲切友善、平易近人、胸襟开阔的人，性格上是一个真正的激进主义者，是一位风趣幽默、颇有成效的演讲家，也是一位激情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作家。他自己是个轻松的业余爱好者，十分喜欢和天才人士会面交谈，而且在品位上也稍微有些不加鉴别，当时正好抛弃了马志尼，选择了马克思。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马克思：

我第一次见到马克思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强大有力、毛发蓬乱、性格乖张的老人，随时准备——且不说他急于想要——和人发生争斗，自己对直接进攻怀有相当的戒心。不过他对我们的问候倒是十分热诚［……］

在他满腔怒火地谈到自由党的政策时，尤其和爱尔兰相关时，这位老斗士深凹下去的双眼立刻放光，双眉紧皱，宽大厚实的鼻子和脸庞明显因为激动而抽搐，接着嘴里蹦出一连串严厉的指责，从中可以看出他脾气的火爆，也能看出他对我们的语言驾轻就熟。他在感到极其愤怒时表现出来的言行，与他对当代经济问题发表观点时的态度之间对比是十分明显的。他几乎没有费什么事，就从预言家和激烈的责难者的角色，很快转换成了冷静哲学家的角色。从第一次接触中，我就感觉到，仅凭后面的原因，就足够我在这样一位大师面前长年学习的了。

海因德曼的真诚、朴素，他和善友好的举止，尤其是他对马克思全心全意的、不问是非的崇敬——他不恰当地称呼马克思为“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使得马克思在几个月时间里对他都特别友好，迁就有加。两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嫌隙源自海因德曼的著作《所有人的英国》，这是一本可读性颇强的（即便不是十分准确）用英语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书中该致谢的地方并未提及马克思的名字，对此海因德曼拙劣地解释是因为“英国人不喜欢被外国人来教训”，并且“［您的］名字在这里遭人憎恨”。这就足够了。马克思向来对剽窃十分痛恨：拉萨尔抄袭得少多了，同样受到了惩罚；而且，他也根本不想和海因德曼自己含糊不清的观点搅和到一起。他立马和对方断绝了一切往来，也由此断绝了与英国社会主义最后的联系。

他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他早上七点起床，喝上几杯黑咖啡，然后躲到书房里，在那里阅读、写作，直到下午两点。匆忙用过午餐后，又接着工作，直到晚餐时间，他一般都与家人一起共进晚餐。吃完饭，他会去汉普斯特德公园散步，或者回到书房，在那里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他的女婿保尔·拉法格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房间：

房间在一楼，窗户宽大，采光明亮，能直接看到公园。壁炉在窗户对面，两边都是书架，书架最上层堆放着报纸和手稿，一直码到天花板。窗户的一边摆着两张桌子，也都放满了各种文件、报刊和书籍。屋子中间放着一张很小的简单的写字桌［……］和一把温莎椅。在椅子与一个书架之间，摆着一张皮面沙发，马克思有时会躺在上面休息一下。壁炉台上也放着书，夹杂着一些雪茄、火柴盒、烟丝罐、镇纸和照片——照片上都是他的女儿们、他的妻子、恩格斯、威廉·沃尔夫［……］

他从不让别人整理他的书本和杂志［……］但他总能随手拿到自己想要找的书或手稿。在和别人交谈时，他常常会停顿片刻，从某本书中找到相关的文字或者找到出处。［……］

在整理自己的书籍时，他根本不管外观如何。四开本和八开本的书籍与小册子从大小形状上看杂乱无章地堆放到一起。［……］他压根不理会书本的形状或装订、页面的漂亮或印刷的质量：他会把页角折起来，随意划上横线，用笔在边上写字。他并不是真的给书都加上注释，但如果作者扯得太远，他会忍不住画上一个问号或者感叹号。［……］每年他都会重新读一遍他的笔记，划出一些文字，重新唤醒一下自己的记忆。他的记忆力总是十分活跃而准确的：他曾经按照黑格尔用陌生语言记忆诗行的计划专门训练过。

他总是把星期天留给自己的孩子们，等孩子们长大成家后，又留给孙子孙女们。所有家庭成员都有昵称：他的女儿们是奇奇（Qui-Qui）、阔阔（Quo-Quo）和塔西（Tussy）；他的妻子是摩姆（Möhme）；他自己则因脸色较黑、外表凶恶而被称为摩尔人或者老撒旦。他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哪怕是与难以相处的埃莉诺）一直都是十分亲密的。在马克思晚年时期曾经常去探望他的俄国社会学家马克西姆·卡巴列夫斯基，对他的温文尔雅表示了有些愉悦的惊讶：

人们通常把马克思描述成［多年以后他这样写道］一个神情忧郁、态度傲慢、直接拒绝一切资产阶级科学与文化的人。事实上，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温文尔雅的盎格鲁——日尔曼绅士，他与海涅的亲密交往使自己增加了一种愉悦的讽刺风格，他心中满是生活的乐趣，也因为他的个人地位相当舒适。

这段将马克思描述成快乐而和蔼的主人的文字，如果说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也至少描述了他与早些年居住在梭霍区时的差别。他的主要快乐在于阅读和散步。他十分喜欢诗歌，能深刻理解但丁、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长篇诗作。他对莎士比亚怀有无比的景仰，全家人都受其影响：大家大声朗读、表演，并且经常讨论其作品。不管马克思做什么事，他都做得有条不紊。刚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英语不行，便列了一个莎士比亚词汇清单，以此来提高英语水平：然后将这些词汇一一记住。同样，学过俄语后，他便阅读果戈理和普希金的作品，标出那些自己不认识的词语。他有着良好的德国文学品位，这是他年轻时通过反复阅读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培养出来的。为了转移注意力，他也阅读大仲马或者司各特的作品，或者当时的法国轻小说作品。他十分仰慕巴尔扎克，认为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体现了对当时资产阶级社会最尖刻的分析；他指出，其中很多角色直到他们的创造者去世之后，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才完全成熟。他曾计划写一本书，将巴尔扎克当作社会分析家来研究，但一直没有动笔。（从他自己所写的仅存的文学批评——也即对欧仁·苏的作品的分析——的质量来看，他没有分析巴尔扎克，未必是个遗憾。）总体来说，他对文学的品味，他对于阅读的热爱，是较为普通、十分平凡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还喜欢绘画或者音乐，这一切都被他对书本的热爱所取代。

他总是大量地阅读书籍，但到了晚年时期，他的兴趣更是增长到了一个新的程度，甚至影响到了他的创造性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开始学习一些自己完全不了解的语言：他试图学习土耳其语，表面上是为了要研究那个国家的农村发展状况；也许作为一名老厄克哈特信徒，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土耳其的农民阶级身上，希望他们能成为近东地区的一支破坏性的、民主化的力量。随着他的藏书癖愈加强烈，恩格斯最担心的事还是得到了验证：他写得越来越少，也不再花费任何精力去整理那些堆积如山、杂乱无章的手稿记录，正是在这些手稿的基础上，恩格斯编辑整理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考茨基则编辑整理了构成第四卷的增补性研究材料。第一卷独自成就为一部经典，而后来的几卷中也有大量内容毫不逊于第一卷。

他的身体也迅速地每况愈下。1881年，燕妮·马克思在经历了长久的病痛折磨后，死于癌症。“摩尔人也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最喜爱的女儿埃莉诺说道。马克思则多活了两年，依然和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俄国人保持着密切频繁的通信往来，但他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了。到了1882年，在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冬天后，他的医生将他送到阿尔及尔去疗养。他在去那里的旅途中又感染了严重的胸膜炎。他在异常湿冷的北非待了一个月，返回欧洲时已是体染重病，精疲力竭。随后几个星期里，他在法国里维埃拉从一个小镇搬到另一个小镇，寻找着阳光，却未能如愿，最后到了巴黎，在那里与自己的大女儿燕妮·龙格住了一段时间。在他返回伦敦后不久，就接到了大女儿的死讯。从这个打击后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随后的一年他便病倒了，肺部感染了脓肿，在1883年3月14日，他在睡眠中与世长辞，死的时候还坐在书房的扶手椅里。他被葬在了海格特公墓，与他的妻子长眠在一起。下葬时没有多少人在场：只有他的家人，几个私人朋友，还有来自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代表。恩格斯发表了一场庄严而动人的葬礼演讲，谈到了马克思的成就和他的性格：

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成了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他的去世并未引起公众太多的注意。《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简短而又模糊的讣闻，尽管他是在伦敦去世的，但这则讣闻似乎来自其巴黎记者报道的从法国社会主义报刊中读到的消息。随着他的理论的革命影响越来越明显，他的名声也在他死后稳步上升。作为个人，他从未像同时代的那些更加敏感或更加浪漫的人物一样，在公众或专业传记作者的眼中有多么高大。事实上卡莱尔、密尔、赫尔岑都是更加悲剧性的人物，受着学术上与道德上的矛盾的折磨，这些马克思既没有经历过，也无法理解，他们更加深刻地受到了那个时代痼疾的影响。他们留下了关于这些的痛苦的、记录性的文字，比马克思或恩格斯所写的公开的或私密的任何文字都来得更加精妙、更加生动。

马克思怀着一种同样深彻的憎恨，与他所处的这个自私刻薄、见利忘义的社会进行着斗争，在他看来，这个社会使每一种人类关系都变得庸俗、堕落。但是他的头脑是由更加坚强、更加粗糙的材料制成的：他感觉迟钝，自信心强，意志坚定；让他感到不高兴的原因都在身外——它们就是贫困、疾病和敌人的胜利。他的内心世界似乎并不复杂，也很安全。这个世界在他看来就是简单的非黑即白，那些不支持他的就是反对他。他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为之而做的斗争中，他知道它最终必须胜利。

他的朋友中意志稍微薄弱一些的人会发生信仰危机——包括赫斯或者海涅痛苦的自我反省，这并没有得到他的一丝同情。他也许会将它们视为资产阶级堕落的标志，其表现形式是过分地关注私人情感状态，或者更甚的是，出于某种私人或艺术目的利用社会动荡——轻率、不负责任的自我放纵，在那些认为正在打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斗的人看来，是应遭到谴责的。这种对个人情感的严格不妥协，以及对自我牺牲的纪律的宗教般的坚持，被他的后继者们发扬光大，也被他在各个国家的敌人所模仿。这使得每个地区里，他真正的后继者从追随者中区分开来，也使得他的对手从宽容的自由主义中区分开来。

在他之前，就有一些人曾经宣传过阶级之间要发生战争，但只有他才去构思了成立一个阶级的政治组织，仅仅为了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战斗的纲领，并且成功付诸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政治党派与政治斗争的全部特点。不过在他自己和他同时代的人眼中，他首先还是一位经济学理论家。他的经济学理论所赖以建立的经典前提，以及他自己对这些前提的研究，已经成为后来者讨论的课题，作为众多观点之一，被有些人所抛弃，也被另一些人所完善、辩护；不过很难说它们占据了任何时期经济学理论舞台的中心。

与现代历史上提出的任何其他思想体系相比，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更加显著也更加持久的影响的一个学说，便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结构的理论，对此他从未进行过详细的阐述。这一理论指出，关于任何现象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即社会结构中经济力量的关系——它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表达方式。这个理论发明了批判与研究的新工具，对此的研究和利用已经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科学的本质与发展方向。所有那些工作依赖于社会观察的人都必然受到了影响。不仅包括各个国家中的战斗阶级、团体和运动及其领袖，而且包括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批评家和创造性艺术家，只要他们想要分析所处的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性质，他们的思想观点形式大部分就应归功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

自从这个理论完成，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它所得到的赞扬与批评远远超过了它所应得的。对它主要原则的夸大和过于简单的应用，很大程度上使得它的本意变得含混不清，而人们也借此之名犯下过很多错误（这里不用更加严厉的词语来称呼），包括理论上的与实践上的。不管怎样，其影响都是而且将继续是革命性的。这个理论原本想要反驳思想支配历史进程这个观点，但它自身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程度削弱了它的观点的力量。因为，在改变关于个人与其环境和同伴之间关系的普遍观点时，它显然改变了那个关系本身；因此，在至今仍在永久改变人们思考与行为方式的学术力量中，它依然是最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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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特雷尔·卡弗

伯林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且曲折复杂。绝不能说他是二者任何一个的坚定支持者。人们眼中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二者之间相互支持或者反对的政治含义是或者可能是什么，这些在他一生中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在一个动态背景下的动态对象。从我开场的区别中已经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著作和政见，与大量各种各样的、借马克思主义之名发展的知识和政治趋势与运动，绝不是同一回事，尽管广大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包括拥护的和反对的）费尽心思要把二者统一起来。

我研究这一课题的方法看重复杂性与结尾的开放性，而非简化论和假设的确定性。虽然在其一生中，伯林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说过一些明显带有批判性的话，我还是不倾向于说他在这些观点上持有一致性。不过，我认为就此指责他前后矛盾是不合适的。而且，在伯林的笔下，对马克思诸多方面的确是带有崇敬与激情的；在他职业生涯的任何阶段都不低估这些情况的价值，这点十分重要，而我认为有一些批评家是低估了。因此，我十分反对一些评论家的那种试探，要将伯林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判断放到一起，似乎这种不同本身就是一个不足，似乎就只能说明他本身摇摆不定或者思路不清。我宁愿相信，伯林本性上就与这种复杂性和开放性一致，这可以成为一种真正的学术和政治品质，尤其是在讨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正因为这二者向来都是复杂的、开放式的现象，而且因为完全可以建议读者们也这样去处理。

此外，我认为伯林值得赞扬的一点，也是他读者的另一个受益之处，就是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定位为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哪怕是一度如此，而其他一人往往会那样定位（也是或者支持，或者反对）。最后，我也认为，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来说，看到他们在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被提及，事实上就如伯林所做的，将其放到西方及其他地方多元的、不固定的知识与政治发展潮流中来加以对待，这样对其也是有益的。总之我想说，这是一个难以磨灭的成就，而伯林的第一部著作《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便是先锋之作。更确切地说，我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第一次读到他这本篇幅不长的作品时，就有这样的评价，虽然是下意识的。如今，近五十年过去了，我再一次在这部作品中看到了这一点，只不过这一次更加清晰，尽管伯林在过去对某些文字进行过这样那样的修改，而我的印象也不是由于这些修改的缘故。

这不是在讲述伯林怎样写成此书的故事，也不是在讲述他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成长历史。相反，这是在以伯林一贯竭力避免的政治上与知识上的正统观念为对比，来评论这本书（在其不同的阶段）。伯林表现为一个喜欢追求自己思想的人，哪怕自己的思想与其他人的并不完全相同，哪怕自己的思想多少搅乱了与朋友们之间的关系，而轻易放过了自己的敌人。因此他的方法（对本读者而言）算是带有一些批判性、体现细微差别的赏析，而不是简单地根据分析上的二分法和评判上的确定性加以谴责或进行偶像化。马克思是幸运的，因为伯林写了他——在伯林之后，他就显得不那么教条化和固执了，也更能面对多元化的解释，他成了一位更加多变、更具激励性的思想家，值得求知若渴的人来研究。

《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

1939年，伯林在“现代知识家庭大学丛书”中出版了他篇幅不长的传记《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这第一部作品，就如同所有人第一本书经常会做的那样，是献给他的父母的。对于一部经典著作而言，这是一个低调但却合宜的诞生，虽然当时大概很少有人会认为伯林这本易懂而又严肃的小书属于此类著作。正如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说过的，“以赛亚对于这个题目知之甚少”，“有意思的是他为什么不拒绝这个工作”。当然，更多的人从未希望马克思本人能够长生不老，事实上恰恰相反：在自由民主圈子和右翼圈子里相当多的人（更不用说有着各种信仰的宗教人士）都迫切地想要抹去他的思想，以及他的一切个人痕迹。他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名声，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他们需要考虑的全部了。

作为牛津大学的知识分子，伯林是不大可能会写这本书的。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里的自由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们，甚至包括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人士，都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保持着警惕的态度。法西斯主义当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发动众多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些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希望的基础）暴力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这些又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宣扬要实现的政治思想的传统）。而且事实是，伯林努力在传记中将马克思描写成一个学术人物时，并没有掺杂任何个人利益，实际上，回过头来看，他将自己的课题处理得如此得当，写成了如此招人喜欢的一本书，的确是十分奇怪的——尤其是考虑到伯林自己所说，这还是在牛津大学全灵学院担任研究员期间承担的“完全超出我正常研究范围之外的课题”（KM1 6；KM5 xxxv）。也许最可能的解释是，当他接触到马克思的作品时，被其思想深深吸引，对其一生以及生活的环境充满兴趣。他于1933年接受这个任务后，在手稿上花费了将近五年时间。他写作的此书第一稿篇幅过长的事实也恰恰证实了这一点。留下的手稿中包括了对马克思思想详细的、广泛的批判性阐释内容（尽管我并没有发现太让人惊奇之处），显然，伯林受到过自从马克思时代以来就被归到“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理论”类别中的思想与理论的启发，并且深受影响。

伯林同时还对19世纪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革命性很感兴趣。这是代议制民主、人权、自由和宽容反对强制性的独裁政府和独裁政权，反对贵族特权刻板乏味的自私自利和不平等，反对宗教偏见和审查制度充满憎恨的蒙昧主义的漫长进程。在他那个时代以及我们这个时代里，多数自由民主人士都会在他们的宪政上固步自封，劝告多一些谨慎和秩序，警告市民们不要重新夺取权力，不要搅乱已经建立的法制结构和阶级体系，不要煽动已经遗忘的狂热、大众政治甚至暴力——代议制民主自身就是通过这些手段成长起来的。但伯林和多数自由主义者不同，从其工作生涯之初，就大胆地和那些革命的欧洲浪漫主义者互有联系，将他们本人及其思想和哲学观点、他们的情感和苦难呈现在阅读英语的英美公众面前。这个公众群体向来宣称反对法国革命，反对1848年革命以及后来的暴力——那是建立和维护欧洲宪政统治、反对左翼和右翼敌人所需要的。这些事情都深深吸引了伯林。

从长期来看，伯林在这一领域的成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以至于那些阅读英语作品的英美自由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进行了重新定位，以接受他的欧洲视角和对19世纪中叶大众政治学、革命思想和知识深度的应用。这并不等于说伯林坚持认为马克思战胜了密尔，而是说他使得在平等条件下进行辩论成为可能。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到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西方国家对于马克思及其思想和动机的肆意妖魔化十分容易。如同一般对待恶魔那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让他显得过于有意思，要确保他的邪恶是以几乎无法解释的方式，体现出单调而偏执狂的统一性。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很多阐述便是如此，的确，今天即使在大多数自由的民主国家中，阅读《共产党宣言》依然带有危险和颠覆的暗示意味。反过来，也有马克思主义者们常用的将马克思偶像化的手段，只不过，在那些描述中他不能过于复杂、矛盾或谬误。

恩格斯开创了这种风格，当然是无意识的，也是理所当然的，那是他在评论马克思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的事，列宁后来于1915年在自己的作品中又复述了它所用的词语，那是一本多次重版的简短的传记，其中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进行了传道式的阐释。当然，这些传记是一个科学圣人的传记，按照它们自己的调子，和它们的对手一样单一。圣人也好，恶魔也罢，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必须是卓越的，然而对于普通阅读英语的英美自由民主主义者们来说，他却是十分危险的，或者是毫无意义的。伯林靠着他这本“卡尔·马克思”（而不仅仅是“马克思”）的低调传记，改变了这一切，不过是在这个有限的程度上：是他使得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审视马克思成为可能，甚至值得尊敬。虽然，让人惊讶的是，在BBC第四频道最近进行的一项全国民意调查中，马克思被选为“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还是怀疑，在说英语的国家里随机进行一些采访，也许会得出一致观点，或者至少得到很有分量的少数观点，说他是俄国人。即使是今天，要想使马克思变得容易理解，变得有趣，与自由的和社会的民主政治传统彼此相容，因而既不疯不坏，也不是毫无人情地理性和科学，依然需要经过相当大的斗争。

最近弗朗西斯·惠恩出版的颇有实力的传记赢得了很多奖项，平装本销量颇高，誓要将马克思“人情化”，不过在我看来这个表述偏向了平庸化，成了廉价的笑料。惠恩（“作家、主持人和新闻工作者”）之所以能这么做，原因之一就是他能接触到海量的英文翻译版材料。伯林则根本没有这么丰富的德语资源，更不用说英语，或者其他任何语言版本，例如他就曾到伦敦图书馆（也许还有别的地方）查阅过俄语版本（如他的笔记所示）。在阿姆斯特丹和莫斯科以及其他零零落落的地方拥有的档案资料，伯林也无法接触得到；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材料是像他这样的任何人都接触不到的，事实上是任何方式都得不到。这些资料至多被装进箱子，藏到安全的地方，防止法西斯分子的攻击，伯林根本无权前去拜访，也无法在那种条件下创作那样的书。然而，他还是写出了一本书，一本用足够且持久的人性对待主题的书。

除了已经出版的马克思作品和书信集——这些作品直面读者，而不是通过一些二手描述（例如恩格斯的经典作品）——自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以来，以全世界各种主要语言普及出版的马克思非经典作品也让我们受益良多。如果不是说印刷数量，与反复重印的俄语和汉语版本相比，英语译本（和德语版本）在选题多样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如今可以看到的已经出版的英语和德语作品中，包括了数量可观的书信和一些进一步的回忆录材料，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还包括了“早期的马克思”以“经济与哲学手稿”形式发表的作品。从20世纪40年代起，当德国社会主义档案（在纳粹掌权期间被运往阿姆斯特丹）向学者们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中就开始传播这些材料的节选内容。到后来出版的大量马克思手稿开始包括其少年时代的作品和家书，这些是惠恩将伟人“人情化”的一座金矿。

伯林所能接触到的资料仅仅包括弗兰茨·梅林于1918年，以及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和奥托·曼森—黑尔芬于1933年出版的德语版的马克思传记，一些家人和朋友“有人情味”的回忆录，还有两人当时经典著作的不同版本。当时的经典著作对于伯林的研究方法而言并非全都有用，他的方法（至少初见端倪）重视多元性和人类的复杂性，严重怀疑那些简化思想、残暴对待人们的知识体系。被人们所承认的、再版的、被翻译成外国文字的（最初是在恩格斯的资助下）经典著作通常仅包括《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一卷和《法兰西内战》。

然而，直到进入战后时期，马克思经典也都是以恩格斯的著作为主：《反杜林论》、《从乌托邦到科学社会主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20世纪30年代作者身故后出版的《自然辩证法》。正是这些著作，而不是马克思的作品，成为后来不少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主要来源，如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甚至托洛茨基——其差别微妙的政治学和历史学作品与恩格斯那些公式化的、算不上精致的体系构建并不十分相符。恩格斯对“马克思观点”的阐释中确定了一些表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争论便是借此进行的，这些争论以20世纪初的伯恩斯坦和拉布里奥拉为开端，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而伯林（至少在其对卡尔·马克思生平的研究中）对此是相对不感兴趣的。

在大英博物馆、伦敦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存着计划出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里真正得以出版（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早期）的极少几卷（其中充分考虑到了独立或合作的作者身份，也充分注意到了原文的细节及历史），都是写作时的原来语言版本。正如伯林在其最初的文献中（KM1 251）注明的那样，第一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被斯大林主义的压制和纳粹对苏联的威胁所中断。然而，这最初的几卷并没有让伯林受益多少，俄语版本也是如此，因为他感兴趣的是一种传记性综述，它要与涉及影响、前辈和同辈的思想环境相平衡。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全集版本（德语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Werke，共41卷）才得以面世，并相应地配上了一些反映东德与苏联共产主义党派正统观念的引言。这个团体及其出版方柏林狄茨出版社资助了完成大规模收集精选作品、至今未出版的手稿以及海量的个人书信所必需的学术与档案类的工作。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语版的《全集》（Collected Works，如今全部50卷，来自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公司）面世，以共产党学术角度为基础，并且在编写过程中融入了重新修订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中的一些素材与成果。此套书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策划，原定包括150个双卷，从20世纪70年代就逐步发展。到今天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支持下依然在继续，不过范围缩减到了114个双卷。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再没有诱因教人从伯林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的“生平与环境”，因为那是脱离于马克思主义正统及其在反马克思主义批评中的镜像的。也没有诱因教人在看待马克思的著作时，大幅摆脱恩格斯那些界定性的概要、语汇以及传记和思想语境。的确，回过头来看，很难明白为什么伯林会如此违背常情，更不用说他如何能完成它。从他的角度去看马克思，他不仅需要防止自己的研究受到正统的后见之明的干扰，还需要将那些正统观点放到自己主要焦点的旁边，仅仅将其作为自己写作内容（大概也是读者真正感兴趣的内容）的边缘部分来对待。作为描述马克思的一种写作策略，这即使在今天也是相当不同寻常的，更不用说在意识形态斗争随处可见的20世纪30年代了。试图躲避这种斗争，显然是一种反抗行为，不管伪装得如何巧妙，或者甚至是无意地这样做。

后来，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在1941年与苏联结盟反对轴心国时，他们所采取的转变也没有广泛引起任何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评价，哪怕是在知识界都没有，更不用说在党派政治领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肯定出现了一些社会民主的胜利，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全因为欧洲从法国到希腊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支持派的压制，和贯穿整个东欧的苏维埃占领区的无情残暴。虽然后者是以马克思主义之名实施的，但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在战前清洗过程中都已经和斯大林划清了界限，随着20世纪50年代慢慢过去，更多的人在卫星政权，甚至是苏联自身，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之间看不出丝毫相同之处。相反，反马克思主义者有着持续的动机要维持共产主义高压政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思想之间的联系，这是对立双方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以前努力建立的。但是，伯林并没有简单地将自己第一本作品或其后任何修订版本按照马克思主义（不管是拥护还是反对）进行分类，尽管这么做起来十分容易，事实上似乎也必须这么做。

重要的一点是，今天我们得益于戴维·麦克莱伦的大量工作，此人系伯林的一位学生，也是一位更加符合他的观点和方法的作家。麦克莱伦对“早期马克思”的提法十分感兴趣，因为它排除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社会主义激进主义，他连续的作品使马克思手稿中的思想能够以英语面世并且读来饶有趣味（事实上在很多其他语言译本中亦是如此），这是不能低估的。和伯林一样，麦克莱伦对于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并没有投入多少精力，因为它们都是来自恩格斯的经典阐释，事实上，他对“早期马克思”的谨慎语境化就要求他以这种方式去研究自己的课题，那时马克思与恩格斯显然还没有走到一起。而且，这两人先后分开参与进来的“青年黑格尔派”知识氛围，与19世纪50年代末及以后的学术与政治兴趣之间，最多也只是不确定的关系。事实上，应该存在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早期马克思”的观点本身，它在正统的恩格斯语汇中就极有争议性。恩格斯本人直到晚年时期才重又去考察19世纪40年代，作为他后来的政治与理论课题的一部分，而他这样做，也完全是带着后见之明，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利用马克思的手稿。麦克莱伦拿到了已经出版的手稿作品，这是伯林那时做梦也想不到的；他和伯林一样，也避免了那些后见之明和政治上的其他企图。

麦克莱伦的工作绝不是在“早期的”与“较晚的”或“晚期的”马克思之间达成一种和解，而是要重新阐述、探索和欣赏马克思的“人文主义”的哲学复杂性与学术精妙性。这种用语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唯物主义来说，本身就是令人生气的东西。事实上麦克莱伦的作品将“早期马克思”树为一个研究课题，根本无需借助恩格斯长辈式的存在或者学说性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构架手段，少了许多刻板的正统学说——对这些正统学说，马克思的作品必须多少得到一些调整以确保与之一致。相反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其中著名的有路易·阿尔都塞和他的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想要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寻找一个“断点”，它使得那些让马克思主义得以定义和理解的正统学说可以自我验证。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过去，确定、辩护这样的“断点”的机会也慢慢消失了，主要是因为那些曾经读过麦克莱伦作品、已经接触到他（和别人）关于“早期马克思”的翻译的人，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原文作为弹药，用来消灭它的各种伪装。这种学术争论并没有就一个“无隙可乘的”马克思达成一致意见，不过还是对此前的固定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如此）给予了一记重拳——以前一直认为恩格斯是研究马克思的唯一途径，与圣人作品的亲密接触仅限于那些被传授了基本方法的人，他们注定要确认正统学说已经建立的真理。

一方面，如果伯林没有在1939年出版他那本普通小册子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如此顺利地发生；另一方面，在当时他所研究的材料如此匮乏、缺少任何典范的情况下，伯林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通道，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伊格纳季耶夫提到，当时“尽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兴趣，在牛津大学还没有人将其当成一种学术专长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而且，那里“基本上没有对思想史的研究——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者的”。在1963年，随后又在1977年，伯林连着两次在其作品新版的序言里，提到他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一些更新和修正，尤其是涉及战后（而且明显是非正统的）关于“异化与人类自由之关系”的争论。伯林十分准确地指出，多年以来他并没有对此书进行大规模的重写或者修订，因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KM5 22）。他没有提到的——这也是他典型的谦虚——就是他这本小册子在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如此的呢？

伯林笔下的马克思，正统或非正统

伯林自己在1977年时说，他1939年写成的这本书“也许过多地受到了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经典阐释的影响”，这大概是对其1963年的说明的进一步评论——他曾说明修改了一下自己的作品，加入了并不经典的异化概念。然而，1963年对于关于异化的文献的出版来说，还是相当早的一个年份；麦克莱伦的《青年黑格尔派与卡尔·马克思》直到1969年才出版，约翰·普拉门纳兹的对异化进行了广泛讨论的《卡尔·马克思的人的哲学》直到1975年才出版。艾伦·赖安认为，伯林十分明智，只是稍微在朝着“人文主义”的方向上对其公然的正统性进行了调整，因为黑格尔派关于“异化”的晦涩辩论被后期的马克思明智地弃置一旁，到了20世纪70年代又被后来的注释者们置之不理，他们转而推崇一种符合（或者至少足够符合）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经验社会科学（KM5 26）。但是，伯林在1963年真正承认的，却是“［马克思的］第一代追随者们”作品中所带有的瑕疵特点（KM3 vi；KM5 xxxiii）。事实上这压根儿就不是对他们的正统性的一种回顾性认可。我的观点则与赖安的恰恰相反，我认为伯林完成的第一稿绝对称不上十分正统；相反，他为描写一个全新的、不同的马克思奠定了基础，因为就如赖安似乎暗示的那样，与集中于“异化”概念相比，从一个“别样的”、非正统的马克思来说有更多内容。

伯林似乎宁愿没有意识到他的马克思实际上是多么不正统，无论是在1939年，还是在此之前。而且，请理解我对赖安意见的不赞同，我认为，在黑格尔派“哲学”的马克思和正统“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之间进行比较，本身就是错误的二分法。我更愿认为，伯林察觉到了马克思的思想中的一种连续性，其中概念性的与经验性的内容在经验与政治意义上互相联系起来，这样一来，他的词汇中的表面性变化（例如，对“异化”由频繁到不频繁的使用）也就不一定全都十分重要。事实上，伯林既拒绝对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加以木偶戏式的政治漫画表现，也不同意通过强调其思想中某个并不流行的（或者一度流行的）方面（例如唯物主义、人文主义、宿命论等），而给马克思赋予一个别的“主义”的想法。这正是他这本小书能够历经政治与学术的兴衰而依然不断再版的原因所在。

然而，这并不是说伯林写出了一本索然无味的，甚至怯懦的作品。伯林笔下的卡尔·马克思是有趣的、易懂的、令人兴奋的。这是吸引读者的地方，无论学术的、阐释的、政治的环境如何变化，这些特点都将永不褪色。认真的阅读与启发性的语境化都为这部作品赋予了足够的学术优点。那么伯林是如何创造出如此成功的马克思的呢？

与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观点相比，甚至与两个阵营中最出类拔萃的典范相比，伯林的历史学角度与分析框架都具有引人注目的非正统性。他的开篇就对马克思的个性和思想做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概述，坚决将其置于“民主的民族主义的黄金时期”，并且将其后来的、大多是去世以后的名声（其中提到既有好名声也有坏名声），与马克思及其思想在现代的表述认真地区别开来（KM1 9；KM5 1—2）。与之相反的是，自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将马克思与社会主义发展史，与所有时期中伟大的哲学和科学人才（例如黑格尔和达尔文）等同起来。他们的描述都建立在这样一个观点基础之上，即在他目前的名声（当然是正确理解下的）与他在过去的真实面目以及他真正从事的工作之间，不会有任何差距。而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背离马克思主义模式也没有什么兴趣，除了在他们总体的和具体的评价中以外。很多并不明确支持某个阵营的作家实际上都选取了（至今还是）简单的途径，即重现“被接受的真理”的简单性。伯林肖像般的概述毫不费力地引出了关于马克思及为其代言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一系列问题，并且暗地里在方法上和内容上都与他们的标准描述互相矛盾。它最不屑去做的，就是把重复那些老生常谈的观点作为捷径。

伯林在写到马克思“认为人类发展历史是由规则所统治的，就像统治自然的规则一样，这些规则不会因个人出于这种或那种理想加以干涉而改变”时，是对正统说法点头致意（KM1 13，参比KM5 32）。但是，他对此的解释却丝毫没有恩格斯关于这些“规则”的笨拙的形而上学或教条式迂回描述，他聪明地没有试图用那些词语去描述马克思的思想。他对马克思关于历史上阶级斗争、阶级剥削以及社会发展的观点的阐释，源自对《共产党宣言》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深入阅读和充分理解，而不是来自恩格斯的浓缩版本和努力辩护。他试图创造一个易于理解的、概括全面的、有说服力的综合版本，这在方法上与G. A. 科恩很久以后对马克思“历史发展理论”的“辩护”那种命题简化论相对立，后者可是用据说逻辑上十分严密、经验上经得起检验的语言来解释的。伯林关于马克思的思想、政治行动与经验事实作为证据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有些刻意的松散、含糊，最适合用一个他经常使用的词语来概括：“现实主义”。

伯林的贡献在于给予了马克思一种方法，它可以说是独立于伯林（以及我们）所处时代的那些二分法：形而上学/科学、理想主义/经验主义、事实/价值。“马克思相信”，他这样评价道，“价值不能脱离于事实来加以考量，而必须依赖于看待事实的方式”（KM1 13—14；KM5 6）。至于伯林提到的“看待事实的方式”意指什么，他并未明说，但似乎是允许将马克思从（当时盛行的）事实/价值争论中脱离出来，因为他只是未做任何评价地继续往前。在给马克思加上一个对“真正永恒、亘古不变”的“历史法则”的信仰的同时，他还声称“要理解这一事实，需要有形而上学的直觉”（KM1 26，参比KM5 19）。这并不是恩格斯表述的方式，当时的任何其他人也都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尝试过，也许除了指责马克思违反科学规则的说法以外。伯林似乎就是不介意这些一般认定的问题。

同样地，伯林继续解释，马克思的“法则”“只有通过经验事实的证据”（KM5 19）才得以建立，但是接下来，他并没有简单地忙于解释其中的道理，也没有责怪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不足。伯林只是说马克思的“知识体系”是“封闭式的”，但它也是建立在“观察与经验”的基础之上（KM1 26；KM5 44）。对于一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而言，做出那样的陈述，然后接着迅速往前，可算得上是一个成果。在我看来，这是十分积极的，因为这使得伯林能够提出一个问题，而不是使评论者的工作变成去结束一个问题。从其本身而言，这是一种非正统性。也许令人吃惊的是，伯林不加评论地详细描述了马克思的观点，说“［……］天赋人权和良知的观念”是“自由幻想”，因而使读者直接面对“它也许的确如此”的想法（KM1 16—17；KM5 8）。

在其1977年那版的序言中，伯林有力地指出，马克思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从可以成为斯宾诺莎、黑格尔或孔德那类思想家的目标的意义上来说”（KM5 31）。同样很难想象的是，对于马克思的意图和作品还有比这更不带有恩格斯风格的评价，而且这也与伯林1939年的观点毫不矛盾。但是在哪种意义上，伯林将马克思的思想看作是一个“体系”呢？

一方面，伯林赞赏马克思，认为他有着无比的雄心和极度的细致；另一方面，他认为其一生的努力可谓是一个清晰明确的项目，但远未成为一种通用的体系——那种体系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能用一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去解释“自然、历史和思想”，因而为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设定基本术语。伯林认为，马克思试图就“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和即将到来的衰亡”提供“一种完整的描述和解释”（KM1 24；KM5 18）。伯林十分机智地解释道，这其中包含了“一种从历史角度看待的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并且不那么明确地，同时也不那么明显地包含一种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历史理论”（KM1 27；KM5 20）。伯林将这一立场的对错问题搁置一旁，从而鼓励读者将其视为一个开放式问题。他十分赞赏“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因素在决定人类行为方面的首要性的强调”，因其提倡了“对经济史的深入研究”（KM1 23；KM5 17）。

似乎伯林在应人们要求，要在读者面前给予马克思最好的机会，处处做他的保护人，刻意不提他那些明显很有争议的，按照某些西方评论家的说法是荒谬透顶、无比危险的观点。与此同时，伯林对马克思思想的描写，又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统说法如此不同，人们很难说他是在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路鹦鹉学舌。当然，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者们会发现，伯林对马克思的批判还不够，还十分危险地任由其观点在那里呈现；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会要求在他对他们心中的伟人的描述中，有更多的确定性和权威性，要有辩证法与科学社会主义那熟悉的声音。伯林的“导言”给我们描述了一个致力于当代阶级斗争的马克思，而他对于事实与价值、方法与批判的兴趣，也都实用地、折衷地源自于此。在伯林看来，马克思最终实现的是一种“简单的基础原则与综合性、细致性和现实性的结合”，它假设了一个“实际上符合它目标公众个人的、第一手的经验”的环境（KM1 22；KM5 15）。因此，伯林笔下的马克思与其他人笔下的完全不同。

伯林在这里显得很大度，他承认马克思应该被允许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只不过用编辑得更好的、更加流畅的散文形式），认为他有权利提出自己的观点，哪怕它们并不符合后来的，甚至当代的验证模式。虽然对于马克思的思想显然鼓动了人民群众这一点给予了足够的尊重（这里也一定程度地默认在马克思死后将其作为一个偶像的误导性利用），但伯林对马克思真正的欣赏还是出于对一名知识分子的欣赏。他为马克思画出了一条包括前驱者和同时代人士的谱系，并且祝贺其从中自由提取出了自己青睐的观点，不管这些观点是什么。在提出判定马克思的非原创性（如果不是剽窃的话）的所有证据后，伯林又给了马克思充分的肯定，认为他在学术上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历史写作方式”（KM5 40）。他似乎对马克思大力破除传统观念、毫不留情的批判持有很大的热情，认为他的努力“构成了有史以来最令人生畏、最持久、最精心的一次针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控诉”（KM1 27；KM5 20）。

这种一概而论式的评价似乎与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剥削的革命性攻击相一致，而伯林似乎也乐意让它保留在那儿。至于在这本书后来的几版中，他为什么不接着跟进，针对多元论的政治体系的必要性做出进一步的评论，依然是一个谜。在其他文章中，伯林明确地将马克思的思想与独裁主义运动以及粗暴的政治体制相联系起来（KM1 25—26；KM5 19），显然他应该可以修改一下，从而得出一个更加明确的判断，在不一致性方面为他自己辩护，甚至构建一个连贯一致的观点。我的观点仍然是，伯林的作品有时在挑战读者，让他们去解决棘手问题，而不是仅仅回应某个权威观点，这（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或者出于什么动机或者巧合）作为一个写作策略，是有其优点的。

伯林的阐述（也许是无意的）暗地里对正统学说进行了太多随意攻击，算不得是正统的，尽管他时不时地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说挂起钩来；伯林深受欧洲自由民主与国家解放的价值观熏陶，于是他将马克思也纳入了这一遗产，尽管他有时认为马克思十分顽固，不能容忍持不同意见者。这是一个十分激进的举动，因为自从恩格斯的《论权威》与列宁的《怎么办？》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公开争论必需的权威主义的程度问题，而反马克思主义者则急切地想要以此来批判他们。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伯林过去和现在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但《卡尔·马克思》一书的中心特色是，他开启了一条可行的（即使没有全面地辩护，也没有在文中争论）“第三条途径”。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他构架自己阐述的方式：他对于现有政治正统学说，对批判性的、哲学的与道德的评判据称必须应用的主要术语，都颇不在乎。虽然他肯定要提到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但他的描述的力度和原创性，其隐秘的、可能是无意的非正统性，都来自（从最开始，贯串整个讨论之中）他自己对马克思著作本身的阅读，来自其语言、思想、生平与环境，而不是来自人们认为其所表现的、说过的、做过的、意味着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伯林是马克思的读者，因此总体而言也就没有怎么理会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无论它们对别人来说有多么重要，或者在其他方面它们多么意义重大。

这并不是说伯林想要让这本书成为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公然攻击，完全不是。相反这本书展现了他对社会主义思想史（作为19世纪欧洲国家民主斗争的普遍运动的一部分）的极大兴趣，以及他想要向读者传达这种环境的热情。他也明确指出，他并不认为恩格斯和正统学说有多么错误或者站不住脚，而是认为它们过于薄弱，在文献和历史参考、政治激情与叙述广度方面远远低于马克思的水平（KM1 235；KM5 250）。伯林明显对马克思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十分着迷，他不仅依赖于《共产党宣言》和1859年的“序言”，自恩格斯以来的正统作家都要作为标准参考的作品，而且还利用《德意志意识形态》，此书在20世纪30年代被马克思主义者们拿来和其后的作品作对比，被认为是非经典的、含混不清的、不成体系的。

伯林从同样的角度去研究《资本论》第一卷，十分轻易地带过了体系架构，集中于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几乎不说任何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实质性内容——后者本身就是对这一“艰深”著作的正统阐释的基础。相反，伯林关注于以下二者的联系：马克思对早期的现代社会发展历史的阐释（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与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利用这些不成体系的假说和洞见对现代经济体系所做的历史学与政治学分析。

伯林留下的遗产

很难论证说，伯林所说的一切，或者大多数内容，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都有些不一致。事实上，我更想表达的是，伯林的方法至少是对他所处时代及其后的正统观念的含蓄挑战，更有成效的是，它对未来关于马克思的评论家和思想史学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标志和一种启发。自伯林之后，在广义层面将马克思当作一位重要知识分子去研究（而不是将他列为“科学社会主义者”，不管是好是坏），是令人尊敬的；而且通过马克思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词汇去接近他，针对那些材料去发挥某个人的批评才能，或多或少脱离于当前的政治极性与意识形态架构（无论“意识形态”这个词是带有贬损还是激励的意义），也是正当的。马克思可以被视为一位十分重要，事实上也是第一流的学术人物，超越了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冷战、铁幕和柏林墙相关的过时争论，而这正是伯林的真正成就。

《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一书不只是从其本身来说极具可读性，尽管事实上也有一些很长的段落中，伯林离题的倾向占了上风，而马克思几乎从视野中消失不见了。伯林的这本小书读来依然很有启发性，不仅是因为他那出了名地宽容的多元主义，以及他对革命性变化中的思想角色充满激情的描述；而且值得注意的还有，他创造马克思时突出的多元化，他在自己的方法、判断、学术与马克思主义者传统上的正统说法之间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带着优雅的轻描淡写，以及明显微弱的赞扬之辞）。的确，他赋予马克思那种具有开放性和挑战性的不一致，对任何正统说法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因此可以说，伯林创造出了很多关于马克思的不确定性，而我们都能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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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指南

特雷尔·卡弗

自从伯林这本书的第四版在1995年（本阅读指南最近一次修改的时间）再次发行以来，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海量信息被搬到了互联网上，或者在网上出现了特别的原创作品。网络资源如今已成为最容易获得的、最权威的指南。下列注释为讲英语的读者提供了总体概览与重点内容。如下所列的网络资源均为2012年4月19日所查阅。

www.marxists.org有很大的资源库，尤其是在档案部分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index.htm，以及图片库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photo/index.htm。

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的网站（其中收录了很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也提供了大量的在线资源：www.socialhistory.org/en/collections/marx-engels-papers，和www.iisg.nl/archives/en/files/m/ARCH00860.php；关于《共产党宣言》的专区www.iisg.nl/collections/manifest/index.php；还有描写马克思的www.iisg.nl/collections/marx/。

www.marxandphilosophy.org.uk/society网站上有自从2000年以来出版的有用图书清单，可连到www.marxandphilosophy.org.uk/reviewofbooks，后者有从2010年至今附有注释的书目。

在www.sussex.ac.uk/Users/sefd0/bib/marx.htm上有马克思与恩格斯写作的，以及关于他们两人的著作的综合性书单。对于需要经典的与现代的学术著作综述的读者来说，这里是宝贵的首选站点。

一些搜索引擎，例如Google Scholar，http://scholar.google.co.uk/，以及Google Books，http://books.google.co.uk/，同样可以提供大量的线索。

关于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计50卷的英语版《全集》（CW）（伦敦，1975—2005）目前在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公司出版。在网上也能看到（在本文撰写时，还缺少最后3卷），但需要订阅：参见http://www.nlx.com/collections/84。不过，其中很多内容（有时是不同版本）可以通过下列网站查阅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cw/index.htm，或者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如果读者希望阅读德语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最好找的合集版本是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文集》（Werke，柏林，1956—1983），该书全文在网上有两种格式可供查阅：包括印刷版页码的在http://www.dearchiv.de/php/mewinh.php，不包括页码的在http://www.mlwerke.de/me/。

上述许多作品的翻译版都收在简便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单卷本》中（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伦敦，1968），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公司出版，经常印刷。

马克思的众多单卷著作和作品合集，有企鹅出版社和维京出版社的版本可供选择，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作品，有劳伦斯和威沙特及其他出版社的版本可供选择。

戴维·麦克莱伦（D. McLellan）、罗伯特·C. 塔克（R. C. Tucker）、尤金·V. 卡门卡（E. V. Kamenka）及其他人编辑的较老一点的选集，或“读本”，依然在印，或者可以找到二手的。

在剑桥的政治思想史作品系列中，有两卷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早期政治著作》（Marx: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约瑟夫·奥马莱（J. O'Malley）编（1994），以及《马克思：后期政治著作》（Marx: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特雷尔·卡弗（T. Carver）编（1996）。后者包括诸如19世纪以来的《共产党宣言》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些“标准”著作的最新英译版，二者都是基于第一版，而不是后来的版本。

《共产党宣言》企鹅出版社版本（2002）中含有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 S. Jones）所写的值得注意的长篇学术导言。

上述资源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都较为准确，具有一定学术性。

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e）做出的最初努力，也即收集所有原语言版本的著作（并不全是德语），在前文中已有介绍（273—274）。其后继项目始于20世纪70年代，题目不变，在那部分内容里也有介绍。关于新的MEGA（该《全集》的简称）的信息，其文献书目原则、计划中的与能找到的卷数、网络资源，均可在www.bbaw.de/forschung/mega上找到。

标准的未删节的马克思传记，依然是戴维·麦克莱伦的《卡尔·马克思：生平与思想》，最初在1973年出版。第四版于2006年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

也有关于恩格斯的传记性研究，主要关注他在遇见马克思之前的职业生涯与思想：特雷尔·卡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平与思想》（Friedrich Engels: His Life and Thought，麦克米伦，1990）。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的最著名的学术著作是戴维·利奥波德（D. Leopold）的《青年卡尔·马克思：德国哲学、现代政治与人类繁荣》（The Young Karl Marx: German Philosophy, Modern Politics and Human Flourishing，剑桥，2009），此书对1844年末以前的青年马克思构思其早期著作与行动的历史与政治环境，进行了特别详细且信息丰富的描述。此书为马克思学术研究建立了新的标准，采用了一种广泛利用现代资源的历史学与政治学方法，而不是仅仅依靠哲学方法，“早期马克思”最初就是凭借后者在母语为英语的国家中获得流行的。

汇编本《卡尔·马克思的〈大纲〉：一百五十年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马切洛·穆斯托（M. Musto）编（伦敦，2010），将马克思的学术研究带到了“接受研究”的一个新阶段。除了关于传记性与历史学环境、关于所提出的主要论点与问题的章节外，此书还包含大量的关于它在全世界不同政治与学术环境中的接受性的学术章节，包括“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俄罗斯与苏联”、“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古巴、阿根廷、西班牙与墨西哥”、“巴西与葡萄牙”、“日本”、“中国”、“南韩”、“希腊”、“芬兰”、“土耳其”等。

最新出版的，据称受欢迎且不那么学术的传记，集中关注的是两个人的“人性”方面：弗朗西斯·韦恩（F. Wheen）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伦敦，2010）；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 Hunt）的《穿礼服的共产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革命生涯》（The Frock-Coated Communist: The Revolutionary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伦敦，2009）。

记录有“马克思神话与传奇”的学术网站是http://marxmyths.org/。

读者们会喜欢“RSA动画——资本主义危机”，戴维·哈维（D. Harvey）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介绍性演讲，被做成卡通动画的画外音：http://comment.rsablogs.org.uk/2010/06/28/rsa-animate-crisis-capitalism/。这个演讲强调了现代政治关系的观点。

同样，“Communist Manifestoon”（《共产党宣言》漫画）对马克思的政治学进行了生动的介绍，包括快速播放的经典卡通演示视频配上文字，然后逐字朗读：www.youtube.com/watch?v=NbTIJ9_bL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