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黄盈盈　等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黄盈盈等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9

ISBN 978-7-203-09951-2

Ⅰ．①我…　Ⅱ．①黄…　Ⅲ．①性社会学—调查研究　Ⅳ．①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6828号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著　　者：黄盈盈等

责任编辑：柳承旭

复　　审：李　鑫

终　　审：员荣亮

选题策划：北京汉唐阳光

出版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10-62142290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sxskcb@163.com（发行部）

sxskcb@163.com（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销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印者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655mm×965mm　1/16

印　　张：22.75

字　　数：280千字

印　　数：1-15000册

版　　次：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9951-2

定　　价：56.00元

目录

写在前面

第一部 身处小姐之中

我在“红灯区”

“你要自甘堕落”：记小姐研究中的朋友们

疏离与亲密：性社会学调查随笔

非典型“性”调查

真实的“谎言”

她们的纠结与纠结的我

激情的投入与焕发：性研究之乐

义行江湖：警察、兄弟、小姐之间的学术游走

透过酒杯的霓虹

可以抱抱你吗？姐姐

生活世界的碰撞与视界的融合：性研究的断章

小姐主体之性问题：兼论敏感问题社会学研究之困与思

第二部 融入他们的生活

与“同志”们相处：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

身处共境：我与大妈聊“月子”

研究，浸透在日常生活中

怀疑中前行：走进未婚人流女青年

从叙事看自我：“性”的解释功能

结语

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方法论层次的反思

这本书，

都是我们的亲身体验，

也是心路历程，

更是人生价值。

希望大家喜欢，

不但喜欢这本书，

也喜欢我们这些人。

除了作者，本书中的一切人名、地名与场所名，均为化名。

写在前面

一说起“性社会学”，大多数人感兴趣的肯定不是“社会学”，而是“性”。

这既非错误，也不低俗，因为“性”的背后是生命，是我们全部人格的凝聚，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维度之一。

但是，性社会学，不仅是一门理论思辨的学问，更是一种实地调查的研究。如果缺少严格的和大量的社会调查，那么关于“性”的一切论说，可以是很好的社会评论，却肯定缺乏社会学的特色。

可是说到调查“性”，而且不仅是“实地”的，还是“现场”的，那么大多数人感兴趣的，就绝不仅仅是“你调查到什么”，而是“你怎么调查的”，尤其是“你也做那个了吗？”

本书的各位作者，都参加过性社会学的实地调查。可是，在大家写出的学术论文里，几乎全都是调查所获得的知识，似乎“我”并不在场，似乎那一切都与“我”无关。

这固然很学术化，但是我们毕竟是活人啊，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进行调查，又怎么可能在调查之后一如故我？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调查过程中，都获得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感悟。我们都觉得，这才是最有意思的，不但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最有意思，对于学术发展，其实也是最有意思的。

于是在我退休之际，学生们都提出应该共同写这样一本书：

不是学术专著，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路历程；

不仅仅是描述被调查者的情况，更是呈现我们自己的人格升华；

不寻求中规中矩，而是实话实说、真心告白。

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涉及“红灯区”和“小姐”等概念。在中国目前的官方语言中，没有这样的词汇，被统称为“卖淫嫖娼”。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书，我需要事先解释一下。小姐，就是职业地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女性。妈咪，是在某个娱乐场所里管理小姐的女性。鸡头，一般是男性，是招收和管理小姐的人。“红灯区”说的是在某个明确的地理范围之内，性服务场所相对集中。性产业则是泛指一切提供性服务的工作。

性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学，从来没有研究禁区。它所关注的仅仅是该研究的学术水平如何，更关心研究者自己从中获得了什么体悟。我们每个人都努力去做了，但是本书却希望更多更深地表达后一层意思。

潘绥铭

2015年夏

第一部

身处小姐之中

眼睛里看得见角落，心里才会有全局。

我在“红灯区”[1]

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荣誉所长）

题记：我不是在“挖故事”，我只想了解人

1998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东莞的“红灯区”进行社区考察，写出了《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此后至今，我带领我们的团队（老师和学生），定性调查了中国21个“红灯区”及其中的近1400位小姐、妈咪、老板、帮工与相关人物，陆续出版7本书与8篇论文。

在第一本书里，我首次论说了“社区考察”的定性研究方法。随后，我的学生们陆续发表论文，把这一研究方法命名为“入住式调查”“相处调查”“情境中调查”等。

“原来我只看不干”

人家最喜欢问的就是，潘老师你嫖不嫖？我说我不嫖吧，人家也不信，我说我嫖吧，那我又违心。我只好不说，咱们也别问。所有人都假设我要嫖的。当然，这些年讲了这么多，像我现在把这些事都说了，大概能有60%的人相信：甭管他嫖不嫖，反正他确实做研究了。实际上他们只是忽略我嫖不嫖。我真要问他/她，你认为潘老师嫖不嫖，估计90%的人还是说我肯定嫖过。这很正常。

我说我最早是“三陪男”，陪着资本家到处跑。那是因为在1995年前后，我有一个朋友是小暴发户，有钱了，就揪着我到处去吃喝玩乐，拿我当花瓶。他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工人时认识的工友。人家发了小财带我到处走，跑了有十几个地方吧，南方北方哪都去过。无意中我就接触到小姐了，到处都能看见。谁都有这好奇，我也想了解她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试过当场跟人家聊一聊谈一谈，发现根本就不行，隔着一层山一样，什么都了解不到。

我就寻思，这个我怎么弄，后来就想到必须要通过老板和妈咪，通过她们我才能跟小姐有点接触。可是我上哪找去呢？谁认识一个妈咪啊？

1998年的时候，另外一个哥们，也算发小，他自己跑到东莞去当医院院长去了。医院院长人脉就广了，什么人都认识，尤其他的患者好多都是做生意的。他跟一个卡拉OK厅的妈咪和她老伴非常熟。他就主动跟我说，上我那去，我有关系啊，我帮你介绍进去。就这么着，我就去了。学术上管这个叫“引路人”。

去了以后只能在那OK厅里面，我还能到哪去啊？所以在OK厅里面，这就变成一种相处了。我天天去，又是老板的朋友，又是妈咪的朋友，人家也知道我不是嫖客，就这么待下来了。一共待了47天，时间比较长。这才能够了解到一些东西。因为我是在人家的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场合、非工作关系中接触这些小姐，这样才能看到她们真实的一面。

来之前我就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我假装嫖客去，根本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从根上就错了。那样的话，我充其量了解到价钱问题。可这还需要我了解吗？我问谁谁都知道。我如果假装去嫖她，那我看到的都是职业表演，跟模特、电影演员一样。我看见的根本就不是她这个人。

我是想了解人。

最开始，我跟大家的想法一样，就想知道，她为什么会做这一行？人看起来都挺好的嘛。一年以后就发现了，这根本是个愚蠢的问题，一点意义没有，都是表演。但是最开始确实是这个动机，我是跟人家相处以后才明白这些的。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这有什么好研究的呢？”小姐们才不这么问，这是学者提的问题。人家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卧底，是不是警察？第一个问题我的朋友给我作证了，说不是警察。第二问是不是记者？要是记者就掐死他。记者是她们眼里第二可恨的。然后就问我来干吗。

他们不会想到有什么研究，研究这词儿都听不太懂。男老板向另外的老板介绍我的时候说：第一，人家从北京来的；第二，人家现在是教授，马上就要当研究生了。我回来跟老师们一说，都乐得哈哈的。其实，对他们来说，教授还能听得懂点儿，研究生他根本就听不懂，所以研究生就比教授高。

那我来这地方干吗？这个问题到第三天就解决了，他们用他们的世界给我解释。我说，我只是来看看。得，他们就抓住了，说：“啊，原来你只看不干。”这他们就都通顺了，就接受我了。

其实大多数底层人，生活很简单，世界很狭小。他/她们主要判断的是我会不会害他/她。警察和记者都是会害她的，而我就一个“来看的人”，她才不管我是不是有什么嗜好啊，是不是变态啊，她没这些概念。

我遇到的第一个妈咪是高中毕业了的，还念了函授，她比较担心我把她写到书里去。但她手下的姑娘们都没想到过这个问题，她们都说：“啊！太好了，把我写到书里头去，写我真名儿啊！”把名字都告诉我了，但我很快就忘了。（这是我们的研究道德，不是给人家保密，而是根本就不要记住人家的真名。）

她们真是这么想的。她们太缺乏关注了，一辈子没有受到过关注，可能她爸爸都不正眼看她一眼，所以听说写到书里头高兴死了。年纪大的顾虑就多点，她们当中一半是有孩子的，而且文化低，她无法评价被写到书里是什么意思，她不懂，所以既不反对也不支持，无所谓。

怎么打消顾虑？这太简单了。一年以后我再去，把书给她送了一本。她高兴了，翻着看了半天，“啊，看不出来是我”，还散发给台湾老板看。

还有一点，她们的生活太狭窄，我待了几天马上就觉出来了。小姐最大的苦恼，当然是被压迫被欺负；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太无聊。真的太无聊了，电视剧看腻了，打麻将又输不起，一块钱的都输不起，一天24小时打麻将下来也要输不少。所以麻将也不打，扑克也不打，没事干，客人随时可能来，小姐又得在那坐着，无聊，真的无聊。时间一长，那小姐是呆呆的，呆若木鸡这词真是太形象了，就那么呆呆地待着。

所以她们也很希望有个人聊聊天说说话，又不是嫖客，嫖客的话她得表演啊。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小姐，越是小孩就越高兴，因为来了个人跟她聊。可是中年小姐大多数有孩子，孩子不能带，心理负担特别重。我就在那跟她们聊聊天，玩玩牌啊，给她们算命、看手相。

从1998年到2010年，我和我的团队，前前后后一共接触到一千多个小姐吧。原样记不住了，但大概的事儿还记得。你要是拿出我书里的哪个故事来，我就能大概反应出来她是在哪儿，至少在什么地方。

只有头两回是我自己去，后来都是带学生去的。最多时带着七个女生，最少时候也带着四个学生。带女生有什么好处呢，她能跟小姐聊感情方面的事。

那么，我跟小姐怎么也能聊天呢，因为有个代沟，年龄差距在那儿。我在那住上两天以后，就恨不得叫我爸爸的、叫我爷爷的都有。她一看我这老啊，有安全感。这个年龄差距挺有用的，她不会把我想象成嫖客。老嫖客倒是有啊，但是我证明了我不是嫖客，因为“红灯区”并不大，如果我嫖，一分钟就传遍啦。于是，我不嫖，她们就拿我当长辈来看待了，就会主动跟我聊生活经验什么的。

把小姐当人看，我一直这么强调。但开始也没这么自觉拿出来讲啊，这个认识比较晚。我一共写过六本关于小姐的书。大概是在第三或者第四本书的时候，才悟出来的。

“最怕小姐爱上我”

我跟学生讲课，每一次我都提这个问题：到她们那去调查，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回答都是被敲诈啦，被行骗啦，被她们引诱下水啦。甚至有一位我们大学的老师也说：老潘，你带我去吧，保证坐怀不乱。

我说，你这一说就露了，不合格。什么叫坐怀不乱？你以为小姐是妖魔鬼怪，非要把你给拉下水啊？你就把她想象成狐狸精了，你怎么不说她是个可怜的小姑娘呢？你怎么不说她是个平等的人？

只有一次，有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的，是学医的，他说对了。最大的危险是：小姐会爱上你的。为什么？你这么一个年龄身份，平等地对待她了，别说很平等，你能跟她坐下来聊就够了。男人从来是居高临下地跟她们说话的呀。你就跟她平等坐下来，能关注她，她就会掉眼泪。在她那个世界，恐怕连她爸爸她哥哥都没这么对待过她。

她爱上你了，你可以感谢她，却没办法回报，根本无以回报，搞不好就伤了人家的心。这才是最大的风险。

还有一次，一位女老师非要找小姐谈谈，就是好奇，不是调查，问我应该先问什么。我说，先问她的孩子啊。她不信，说那么年轻怎么会有孩子？我说我一问，她的眼泪就下来了。她更不信了。结果呢，她跟那个小姐抱头痛哭。

这些都不是做学问的问题，是为人处世。有一个预防艾滋病的男医生说，潘老师，我看你写的书，我不信，见你这个人，我就信了。我说，你骂我长得像嫖客？他说不是，你没架子。

不光是这个啦。人跟人讲的是以心换心，我去了，就不能有那么多隐私。我在东莞的时候，帮我调查的妈咪，打电话跟我夫人聊天。那时候打长途多贵呀，她打了三次，都是半个多小时。我夫人直劝她，我给你打吧。不行，还是要她打。后来我走了，她也走了，还记得打电话告诉我。

小姐是有自尊的

我有一次离开“红灯区”的时候，有一个小姐，三十多岁了，跟我说，你娶我吧。

后来好几个记者和学生都问我，我怎么回答的。还有人转述成：有一个小姐要嫁给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说：小姐这话让我很感动，可是你这样问，我却很痛心。

第一个，你真的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吗？这位小姐，她也拿我当人看，不把我当嫖客啦，也不再把我当坏人啦，所以才这么说。这还需要回答吗？

再一个，人家想嫁给我吗？天啊，人家说的是，我这个人还不错，有资格娶她了。你以为人家是小姐就想攀高枝啊？才不是呢，这是表扬。

我第一次去“红灯区”的时候，刚好到处热播《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有个年纪特小的小姐说，这歌写得特别好。我说不是写得好，是你感触特别深。在她们那个圈里，每天无聊地呆若木鸡地在那等着人，听见这歌，你说多刺激啊。

这种歌，唱给白领中产阶级可以，对底层劳动妇女，完全是在伤人家的心。

当作一个人来了解

我参加预防艾滋病工作以后，发现有些预防艾滋病的人，很积极很努力，但他们永远漂在水面上。他看到的永远是正在上班的小姐。这谁没见过啊？大多数地方都有这么一条街，或者都有几个发廊。你永远看见的是身为妓女的她。你不由自主地忽视了她是一个人，她有她的感情，她会有老公或者男朋友或者情人。她需要一个精神寄托，一个生活依靠。

可是艾滋病怎么来的？小姐13岁从农村来，艾滋病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是男人先传给她的。你现在冲着她使劲，这属于不懂人之常情，没良心，就这两条。他们老觉着中国艾滋病就是小姐传出去的，使劲告诉小姐：戴套！但小姐又没那个器具，怎么戴套？

这种宣传从一开始就很莫名其妙。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们的专业知识都比我们强，就是第一缺乏生活常识，二是缺良心。你看着她们就觉得是病人。你要真的把她们当一个人，那你怎么从来不问她孩子？你知道她有三个老公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不去问，根本不关心。你知道她挣多少钱？你知道她钱到哪去了？你什么都没管啊。

其实啊，小姐们，尤其是没孩子的，最怕的就是人流。天下女孩子都怕这个，尤其在中国这儿，给你弄得半死不活的，连喊带叫的。一个小姐去人流，三个小姐陪着，回来这场所就垮了。老板都知道，“你们赶紧走，我换人。”干不下去，没心情了。

女人的人生，就血糊糊地摆在你面前。你挣多少钱，你嫁多好的老公，你当多大的官，你不还碰见生育这个事吗？她躲不过去啊。有几个中国女人敢说自己不生孩子？那都是高文化剩女，底层群众都明白这个。

打垮了生活的自信啊，人家老板都比咱们懂。

访谈男客

我把嫖客叫作“男客”。因为小姐都能叫“性工作者”，那嫖客也应该有一个中性的称呼。

小姐我接触不少，可嫖客我很难接触到，因为男人我跟他没法“相处”，人家完事就走了。也接触过几个，不多。有的上点儿年纪的，他不愿意走，完事他坐着，他也喜欢聊天。或者他不进去，先聊上俩钟头再进去。遇见这种人还行。后来只能就是比较正规地坐下来访谈这种。

在某市，也是蹲在场所里面，一个卡拉OK。先去跟人家借个火，然后喝上一杯酒，聊上两句，他会请我喝点的，男人嘛，都显大方。两三句了，人家肯定问我：“来玩啊？”我就开始接上了，往往到这一步就可以说说了，我们是人民大学来的啊，来做一个研究。可是基本上四分之三的情况就进行不下去了，人家说，我们不参加，跟我没关系，等等，找各种理由。

最后还是找引路人，有妈咪啊。她能过目不忘，要不然她干不长。别说你来过一次，就是来问过价，她都能记住。她最懂男人，善解人意，体贴入微，所以她很容易跟这些客人混熟。通过她来介绍，这就成功了。一共成功了9次，一次五六个人、三四个人，都是成群的，都是妈咪介绍成的。

后来的“单聊”是到别的城市，找三轮车司机协会，他们里边嫖客比较多，而且是底层男性，他不在乎，说是嫖客他也承认，他不怕。但是他也不会跟我说很深的事儿，也是一个道理。因为，如果这么正规地坐下来调查，再底层也不行，他就不由自主地不跟我说了。唯一一个办法就是喝酒，可是喝酒我们团队从男到女都不行。别人老是笑我，说老潘你不喝酒你还调查？我说这是没办法呀。

后来我写了一些小文章说“男客”的事情，算不上研究，就是一些发现和感悟。

既然男人研究得少，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男人一说性，一说上床，那可就承载了好多好多其他的东西。我和学生访谈“男客”，就盯住问他：到底什么才叫嫖？到底跟和老婆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说什么的都有，什么也说不出来的也有。

作家把这个叫“用下半身思考”。我没那么清高，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性社会学没做好工作。人家得学来一些词儿、一些概念，才能回答我啊。我们自己没研究出来，不能怪人家。

小姐与情人

我访谈“男客”的时候，都是连老婆带情人一起问，做对照。

有一位三轮车司机，聊起情人，热热闹闹说了半个钟头，到最后来了一句叹息：可是不给她钱，她还是不高兴。

我就安慰他：给点钱也应该嘛。

他又来了一句：减价也不减的。

这下我可晕菜了，揪住问才明白，他那个情人是现任小姐。他不但在发廊认识的她，找她做爱也是在发廊里。

我来劲儿了，说，这怎么能算情人呢？是小姐啊。

他一句话就把我打倒了：她给我做饭吃。

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这么傻。小姐连自己都不做饭吃，还给嫖客做饭？这就是情人，没错儿。人家没骗我，是我忘了人之常情。我当然可以说这人档次太低，可是爱情就都是花前月下？我也可以说是小姐在骗他，可我要了解的是他这个人，他这么觉得，这就是事实，怎么分析，那是后来的事。

所以才发觉，我以前不但把小姐看得太简单，也把“男客”看得太简单，反正是自己太简单啦。

学术难点

我第一次去“红灯区”，回来写了一本书《存在与荒谬》，书名是一个学生想出来的。后来反过头来看，价值观上传统色彩很浓。一个是只看到小姐的悲情，忽略了她们的自主选择。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对于她们来说，这虽然不是唯一选择，可还是不错的选择。

再一个是我自己建构出一个嫖客和小姐的对立，在小姐和老板之间又建构出一个对立。我当时并没有明确这么想，但是我从小受到阶级斗争那一套的熏陶，这种二元对立的东西很容易就露出来了，完全是不自觉的。

后来我觉得，还是重点研究“红灯区”，它怎么运行的，这才是社会学。可是一路做下来，我发现“红灯区”其实跟一般的商业区没什么大区别。我们把当地跟小姐有联系的人全都调查了，学术上叫“相关的旁人”，什么开报亭的、送外卖的、卖药的、看门的，就连一般居民也调查了，就是想搞清楚，“红灯区”跟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可是结果呢，除了X省的开发区，别的地方其实就是普通的商业区，一“扫黄”就是失败的商业区，真没什么大的差别。

我老跟学生说，12年做下来，到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没什么做头了。我越来越发现，都是共性，越来越发现她们都很普通，越来越发现它跟别的行业，她们跟别的人没有区别了。不是真的没有区别，是差距没有我们原来想的那么大。

在E市的那次，16公里的山路，我一个人走就累得要命了，一些女孩子挑着些食品啊矿泉水啊，遮得严严实实，怕晒黑啊，一头大汗挑着。挑那么一挑子过来一百斤，才挣两块钱。旁边就坐着小姐，一次三十元。我就想，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为什么这个挑担子的女孩儿，她就不来干这个？不知道。所以当时我就感到很好奇啊，我就开始研究。

我估计所有研究小姐的人，一开始都是这个想法，她们特殊！可慢慢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就变成：在女性劳动者中，有这么一类劳动者，她们跟其他类别相比，区别其实没有那么大，仅仅是因为她们沾了一个“性”字。

那么咱们就来讨论讨论，究竟是因为“性”本来就坏，还是为了装高尚才把它说得那么坏？再说了，如果性不那么坏，钱也不那么坏，那为什么两个连在一起就变坏了呢？别跟我说什么道德，您那个道德经过全民公决吗？怎么就能强迫别人遵守呢？

说来说去，钱的问题中国人讨论很多了，可是性的问题还是没讨论。性为什么这么敏感，这么隐私，这么珍贵？承载这么多的意义，这么不可借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也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性社会学非得回答这些问题不可。我呢，继续努力吧。

人家不烦恼，是我在纠结

我刚开始考察“红灯区”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道德问题是自己的操守。但是后来考察多了才明白，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一个根本道义上的问题：我究竟应该如何面对那些小姐和妈咪呢？

这里面又有三个层次：

第一，我究竟应不应该去研究她们，这本身就是一个道义问题。

在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者中，有些人认为，任何对妓女的研究，只能是利用她们为自己牟利，因此只能给她们带来损害。如果真的是关心她们，就请收起怜悯和托词，去帮她们建立一个工会。

我不能否认，像我这样大谈性产业和“红灯区”的情况，有可能使得小姐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所需要和所期盼的，其实只是像小草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时候，过度的关注就可能像过度的镇压一样，危害到她们的现实生活的质量。

可是，我是凡人。虽然我并不认为研究小姐就一定会损害她们，但是我也不想天花乱坠地打扮自己。某个“红灯区”里的某位老板一语道破：“你是教授，总要找些事情做嘛。”（因此，他并不害怕我摸他的底。）

不过，我仍然承担着道义上的责任。因此我只能遵守中国人的两条古训：在精神上坚持“将心比心”；在行动上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我跟小姐是生而平等的。

首先，我匿掉任何具体的地名和人名，而且像在性咨询当中一样，努力去真的忘记所有人的真名实姓，因为这才是最可靠的保密。我希望，这样可以减少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小姐可能造成的伤害。

其次，我努力“学术化”，寄希望于大多数各级决策者都不会看我的书，看了也会无动于衷，惹恼了也只来处罚我一个人。这样，也许可以在整体上避免危害小姐们。

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仍然会使我居高临下。还是严月莲女士说得更加透彻：怎样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小姐呢？只有四个字，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环”彻底休克。否则，请离小姐远一点，让她们过自己的生活吧。

研究道义的第二个层次是：我能不能为了研究的需要，就去挖掘对方所不愿意暴露的隐私呢？

例如：萍姐已经回家乡结婚了。这是研究小姐“转业”和“退役”的罕见好机会。可是，我还能再追去找她聊天吗？甚至，如果我再遇到她，还能表示我们曾相识吗？显然是不能，哪怕我的记录因此而残缺不全也罢。

再如，我曾经偶然遇到过一位现在已经被包作“二奶”的前小姐。这是研究小姐的“业内上升”的绝好个案。可是，既然她并没有主动跟我打招呼，那么我就只能视而不见，擦肩而过。

我坚信，任何社会调查都不能搞“逼供”“诱供”，哪怕是使用最最温柔的手段，也不行。尊重对方的“隐私屏障”，就是尊重对方的整个人格，也就是尊重调查者自己。

第三个层次是：我应该从什么角度上去帮助她们呢？

在西方，从19世纪起，就一直有许多善良的人们试图“拯救”妓女，哪怕仅仅拯救她们的灵魂也好（劝她们入教）。现在，中国的某些机构也在大张旗鼓地拯救“失足妇女”，甚至关押她们的地方的名字，也与关押嫖客的地方不一样，不叫“劳教所”，更不叫“监狱”，而是叫作“妇女收容教育所”。

但是，人们的这一切良苦用心，其实都是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之上：“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如若不然，那就必须“抗拒从严”。马玉珍，一个北京的妈咪，不就在1999年春天即将来到的时候，被枪毙了吗？也许我应该虔诚地相信：她的罪恶已经等于真的杀人了。

可惜，我所见到过的所有小姐和妈咪，虽然都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性产业（转业或者退役），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没有一个认为自己现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因此，她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什么“拯救”或者“收容教育”。她们认为那仅仅是“被抓”，是“劳改”，是自己从事这个职业所不得不面临的诸多灾难之一。结果，按照通行的说法，她们也就自绝于所有那些准备教育她们的机构，自绝于主流文化。

可是，她们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底层、最弱小、最无望的人。她们确实需要帮助，需要一些对她们有用的具体帮助。

这样一来，我就很难办了。虽然我可以不去拯救（抓）她们，因为我没有领那份工资，也没有人给我授权。但我是一个人，理应奉献爱心，似乎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给她们钱。可是我的想法刚刚冒头，一位老板就借着议论一个嫖客的机会，洞若观火般地说：“你给她们多少钱都没有用，都给（她们的）鸡头拿去了。”

当然，原因也不是这样简单。我从小就被灌输“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还看过不下六次革命电影《大浪淘沙》。在那里面，主人公想给一个乞丐一些钱，一位地下党员教导他说：“天下的乞丐那么多，你一个人能管得过来吗？只有推翻万恶的旧社会，所有人才能都幸福。（大意）”于是主人公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属于“老三届”，就这个问题而言，在我的人文精神储备中，这是唯一可供选择的、唯一拿得出手的理论。所以，后来我在“红灯区”面对乞丐般穷困的小姐时，这就成了我不施舍的理由。

不过，最近15年来，我又总是被教导应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所以我也总是在怀疑：我的上述理由是不是怯懦和逃避？是不是“先当救世主，再做人上人”？这搞得我着实困惑了好久。

最终，我所能找到的存身夹缝是：尽可能多地给她们讲一些预防性病的知识，给几个人不要吸毒的忠告，帮几个人办一些与她们的生意无关的事情，资助一个人回家。

此外，我也许是老糊涂了，所以还尽可能多地陪她们呆坐、打扑克、逛街、吃饭，哪怕这些对我的研究毫无意义也罢。因为我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她们的生活中那深不可测的枯燥、乏味与寂寞；还因为她们中的好几个人都说过，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和“外人”这样对待过她们呢。结果，有一次下雨时我要出门，在场的四位小姐一起帮我到处找伞借伞，令我十分感动；因为她们自己没有伞，也从来不用伞。

当然，我知道，这一切肯定会被一些人斥骂为“物以类聚”。可是，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连将心比心的同情都要被指责，那我们还活个什么味道呢？

生命之困惑

有一位记者，最近是这样描绘我的：“潘绥铭是我见过少有的既快人快语又善解人意的人。他说起话来富有节奏，而那张卡通化的脸则强化了这种表现力……”

我生于1950年，青春期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深深体验过什么叫“性的精神禁欲主义”。这成了我以后痛加批判的靶子。

我1984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2014年初退休，刚好做够30年。我的前30年贡献给毛主席了；后30年做了一件自己愿意做而且喜欢做的事，这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

我其实主要就做了三件事。第一个是在21世纪的前15年里，做过四次全国随机抽样的性行为调查；再一个就是“红灯区”调查；第三个则是反思了社会调查的方法，我把它叫作“论方法”。

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编外学生”，我一共带过42个学生，女多男少，基本上都直接参加过我所做的三件事。我们是民主家庭式的关系，情真意切，没大没小。这对于只有独生女的我来说，也很幸福。

我2014年2月退休，开始以老年人的身份，发起和加入了“老年知性”的恳谈活动，终于身体力行了我自己所提倡的“主体建构”的研究方法。

我的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至少大15岁，这对我的工作有利。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是越老越受人欢迎，一是医生，二是教师。我不是医生，但是总有些朋友来找我，帮他们解决一些隐私问题，所以也算跟“医心者”沾边。我常做调查，外表老一些更好。年轻的觉得可信赖，年老的觉得有共同语言，女性觉得有安全感。

我的性格至少是有一些孤僻，宁可独处，不喜欢聚，因此得罪过一些朋友。我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调查专家。除了调查任务逼迫之外，我基本上是待在家里看书、写东西和想。

1994年的时候，有一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法国博士对我说：“现在你可能是最激进的，但到50岁时，你会变成一个儒家。”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我不甘心，不服气，不愿辜负当年把我引向“性研究”的那种激情。我会一直告诫自己的。当然，如果剧变的历史和全新的下一代抛弃了我，我会欣慰的。

从否定传统开始，一直拼搏到自己被否定，这就是研究者的“命”。

可惜的是，到了现在，我却发现自己在心态上确实变成了一个“儒家”。在社会实践层出不穷、多元思潮风起云涌的今日，我还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这究竟是专业知识分子的操守，还是犬儒主义的生存？我自己也没有答案，只好找到最方便的解释：我一辈子走到现在，已经没有参与社会的能力与资格，只能追求善始善终了。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中国，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各种各样的草根组织、NGO风起云涌，各种各样的运动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这样的研究者们非常尴尬。曾经有个年轻人当着我的面骂：“你们就会自娱自乐。”我想我要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也会这么骂别人的，不稀奇。可是做一个研究，如果不是自娱自乐，它一定做不到今天，一定坚持不到。

最大的尴尬就是，面对中国这种环境，我们这帮做学问的教授该怎么办呢？我也没有什么好的结论和想法，只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专业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在别的国家叫“技术官僚”，很保守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这也是我最大的困惑。

注解：

[1]　“红灯区”（Red-light District）这个词于1894年首度公开出现，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报纸《桑达斯基记录报》用它来指代堪萨斯州的一个卖淫地区，从此这一称呼被广泛使用。按照国际通行的定义，中国并不存在“红灯区”。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非法地下色情场所，由此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对其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和探讨，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本书为便于叙述，借用加注引号的“红灯区”来指代地下色情交易和场所比较集中的区域。——编者注

“你要自甘堕落”：记小姐研究中的朋友们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题记：我很幸运选择了性研究的道路，很幸运这一路上碰到这些没学历却高智慧，没学科专业知识却极具生活常识的朋友们。

我从1999年开始踏上“红灯区”的研究之路。至今，在大江南北十多个“红灯区”蹲过点。15年来，不管是学院内，还是学院外，不管是研究还是行动，多多少少跟“红灯区”脱离不了干系。我的学术生涯与生活，受益于“红灯区”。

这一路上，有很多朋友帮过我的忙。她们有个别人出现在我的《论方法》一书里面，有个别人，出现在我的讲座里面。但是更多的朋友、更多的故事、更多的交情、更多的感激，在我所呈现的研究中，缺席却在场。她们，或许更合适出现在田野野史中；她们的只言片语，或许更适合在琐碎的日常故事中被叙述；与她们的友谊，也或许更适合在更为感性的杂记中留下笔痕。她们，长在我的心中。

也正因为如此，这是一篇几乎没有引文与查证，不循逻辑与八股，靠记忆写成的流水账；只是，在这笔流水账里，我希望记下的不仅仅是我的感激，我希望在家长里短的唠嗑里，还有些方法学的味道。

阿严：“你要自甘堕落”

我很幸运，认识阿严。这个被我笑称为“中国第一大鸡头”的香港人，也是我尊称为严老师、昵称为阿严的忘年交。阿严是我“红灯区”研究的学院外领路人，她的两句话影响了我一生。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在聊及我的个人婚恋时，阿严惊讶道：“潘绥铭的学生还要考虑结婚问题？”至此，我开始了对“婚姻”的反常规思考。次日，在把我孤零零地放到“红灯区”离开时，望着我多少有点不知所措、恋恋不舍的眼睛，她操着浓重的“港普”，语重心长地说：“你要自甘堕落。”如果说第一句话实属巧合，并且多少年来成为我和她——两代资深剩女之间的戏谑笑谈；那么第二句话则实实在在影响了我的治学与做人，至今感激。

我和阿严年龄相差两轮。我们的交情始于1999年。放寒假前的一天，导师把我叫过去，很慎重地跟我说：“香港紫藤（一个为小姐人群服务的NGO组织）想了解深圳的‘红灯区’情况，看是否能在深圳开展针对小姐的服务工作，你愿意去吗？一个人。”怀着紧张、猎奇及兴奋的复杂心情（后来，在师妹们和学生们脸上，我还能经常看到早年自己的这份心情），我到了深圳。来接机的正是阿严。根据导师的描述，她一直在寻找一个个子超矮的小女生，恰逢我穿了高跟鞋，我俩几次错身而过，愣是半天没对上号。见面她的第一句话是：你没那么矮啊？（主要是她没比我高。）紧接着就是：下回就不能坐飞机来了，太贵了。（注：紫藤负担我的路费和食宿，后来知道，她们的经费来之不易，都是一块钱掰成两半来花；这也使得后面我对于那些大手大脚花钱，除了嚷嚷就不干实事的某些国际项目非常不齿。）

第一天，阿严带我认识了阿凤姐。她们俩是在香港的监狱认识的。当时，阿凤姐去香港做小姐（加上非法外劳的身份），被抓了；阿严所在的紫藤帮助她们打官司，就这样，在探监的时候认识了。阿凤姐原来在深圳当幼儿园老师，一个老板类的人物看上了她并包了她，后来被甩了就开始在夜总会做了小姐。再后来认识了一个香港人，结了婚，现在住在深圳著名的“二奶村”一带。记得我当时因为好奇，问过阿严，阿凤姐的老公是否知道阿凤的经历，阿严说，应该知道，但是大家心照不宣。

当天，在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注：出租车司机是很好的知情人；虽然对于三个女人问“红灯区”的事情有点诧异，但是师傅自己马上就给出了解释：你们这是要去开衣服店吧），阿凤姐带着我们到城市周边有名的“红灯区”先转悠转悠，开始学名称为“踩点”的工作。在踩了四五个点之后，我们选择了我生平第一个“红灯区”田野点。根据阿严和阿凤姐的经验，那一带大街上站着的很多姑娘就是小姐，而且那个村地方不大，有比较现代化的农民楼房间出租，看上去也不是特别乱。综合各方考虑，她们俩拍板决定我接下来的这个月就待这儿了。当然，我当时两眼一摸黑，除了读过《存在与荒谬》（完整版），对这行当没有任何感性认识。所以，我看不出这一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看不出那些姑娘是不是小姐。（注：这并不是说，我现在能根据外表来判断谁是小姐，就如同性恋，我也不能看出来，至少不一定能。小姐本身仅仅是一个角色，对应于某种情境；但是在对应的某些情境中，我倒是会根据一些行头和习惯性表演来进行推测，这也成了我的职业习惯。）

安家工作非常顺利。当天下午我们便在一个新盖的农民楼里租到了一个单间502，给房东老太太交了500元月租，里面什么都没有。下楼买了一床垫、一枕头、一被子、一热得快、一水桶，便是我全部家当了。刚开始好几天，我都觉得自己挺凄凉的。（后来才知道，对于“田野”来说，这样的条件已经是很好的了。）

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两个细节：当我很仔细地查看门闩时，阿凤姐笑着说，一般没什么关系的，晚上早点回来，回来的时候小心点就是了。神态略带戏谑——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学生。想想也是，同为女人，虽然阿凤长我几岁，但是人家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而我呢？

下楼的时候，阿严认为一楼闭着大门、开着后门的店面就是发廊，愣是探进去头，对着几个正在吃饭的小姑娘和一个挑染着黄头发的中年妇女（后来知道是妈咪），指着我说：这个是我亲戚，住在你们楼上，以后请多照顾啊。留下我一脸的不好意思，以及姑娘们一脸的惊愕。后来证明阿严是火眼金睛，楼下那个就是发廊，有一帮子在我看来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漂亮的东北姑娘。而且那个楼里就住着很多小姐，且楼下不同方位都有发廊，只是因为当时严打（要过大年了），所以门脸都暂时关着。

可以说，她们帮我找了一个极好的落脚点。我后来特别庆幸自己当时选择了住在“红灯区”里面，而没有住到深圳的一个朋友家去。虽然，生活条件差远了，但是对于田野来说，入住是多么的重要。不仅便于交朋友，更主要的是能更切实地感受到那种氛围，尤其是心理氛围；用方法学的术语来说，不仅有助于观察、访谈，更有助于感受与体验。在那样一种近乎封闭的情境之中，我感受着小姐们没有客人时的无聊，感受着小姐们发廊内外、上班下班时空转化中的日常生活，感受着小姐们的喜怒哀乐，也感受着在焦虑与充实之间徘徊的自己。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当初没能“进入”她们圈子的那份焦虑；记得戴大檐帽的人经过时，跟小姐们一起一哄而散、四处逃窜的恐惧；记得自己在百无聊赖时经常光顾的卖盗版小说的地摊（我老家书架上还放着5块钱买的那本厚厚的池莉文集。这种无聊感太强烈了，以至于若干年后，有两位朋友要到湖南某处的“红灯区”做研究，要我传授点经验，我脱口而出：经验没有，记得多带几本小说，有时候很无聊；博来朋友一顿耻笑：我们有电脑，我们是新一代的人类学家）——也只有在这种心理上与外界隔离的情境中，也只有这种现场感，使得我从另一个侧面更好地理解这些女孩子“为什么可以做小姐”（大部分人所好奇的问题，我当时也是这样想），更能切身地感受她们的日常生活。

第二天阿严就回香港了。临走前，在路口，阿严对我说了那句：“你要自甘堕落。”香港人的普通话有点语不达意，作为一个研究生一年级的稚嫩女生，乍听这话多少有点掉下巴。但是，我现在却不仅仅用这句话时刻提醒自己，也会在课堂上跟我的学生们说：自甘堕落，放低自己的身板，别以为你是名牌学校的，就瞧不上别人（尤其是社会边缘人群）；如果你试图以救世主的心态，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看待你的研究对象，你干脆还是别做了；别拿她们来满足你的道德优越感。在关注道德边缘人群、关注底层社会的现象时，这句话尤其有分量。这是一种学术与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能力。

从陆陆续续的交谈中，我知道阿严告诫我这句话是有缘由的。这首先跟她自己的经历有关。作为打小在香港当工人，并开始工运经历的人，阿严很了解在底层打拼者的艰辛与尊严，也了解权利是要自己去争取的。创立“紫藤”的意图如果说最初还在于给姐姐们（她们对小姐的称呼）提供一些帮助与服务的话，那么长远目标就是要让这些姐姐们自己行动起来。“紫藤”这个名称，除了机构需要一个名称注册之外（阿严的谦虚说法），重要意涵即在于她生命力的顽强，她们“默默地生长着，却鲜为人知道”。阿严是做实事的，紫藤是阿严和员工们一条街一条街站出来的。阿严对于那种高高在上的善意关怀非常反感，认为那样一种拯救者的姿态，实际上就是一种歧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感。“活着的尊严”“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是紫藤一直强调的，是阿严极力推动的，也是后来在面对别人，尤其是若干自称为女性赋权的女性主义者动辄斥责这些小姐们出卖女性尊严的时候，我经常会忍不住跳起来破口大骂的理由。（据说，在一次在我们主场的研讨班上，我把一位女性主义研究者当场骂哭了。我当时大概是骂过瘾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骂完了摔门而出——当然，在场的平时经常被他人骂的那些人很是开心，感觉在那种气场中，主流与边缘的权力反转了。我后来想，我们做这样的研究，办这样的研讨班或者讨论会，主旨并不是如很多人所责难或质疑的要宣扬性/别少数人群的优势，或者鼓励大家都成为这些人，只不过是想创造更多的反转权力、挑战性/别霸权的气场罢了，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某些被忽视，甚至被践踏的人活着的尊严罢了。）

阿严在某些方面非常严厉，甚至于苛刻。我清楚地记得，在紫藤的一个纪录片里面，阿严训导试图劝小姐改行、劝小姐别吸毒的员工：人家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你去拯救，要你去告诉人家怎么活？对于自己一手创立的紫藤，对于曾经冒着被“良民”们扔鸡蛋的风险创立的紫藤，对于靠无数次一起站街而赢得姐姐们信任的紫藤，她觉得如果真干不下去了，如果接下来的员工没有热情、信念与能力继续发展的话，就关门。这种放得下的心态，让我吃惊，更多的是让我钦佩。对于国际、国内那些为了资金，甚至是为了私利而忘了自己为性工作者争取权益之宗旨的那些组织，阿严毫不客气。阿严也反对员工一味地感情用事，伤感于某位小姐的悲惨故事，或忧心于“严打”期间小姐没有生意，或者没有目的地天天去做外展，而没有全局和远景的布局。阿严会经常鼓励员工继续学习，多参加学术界的一些活动，时不时地告诫她的员工们不能盲目做事，要学会总结、反思、提炼，制定长远的目标。她的批判性思维和远见总是能刺激她的工作人员，也刺激我往前走一步。

尽管严厉，圈里人对于这个跟“女人味”扯不上半点关系的女人却都很佩服。小学没毕业，却自学英语，能用英语授课，熟悉有关性工作者的国际语境与各方争论。没有受过专业的社工训练，却经常被请去大学给学生讲授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在艾滋病防治如火如荼的时候，疾控中心的人需要威逼利诱地招来小姐们参加培训，而有阿严在场的培训，现场气氛却非常火爆。对于国内针对小姐的艾滋病培训项目，阿严的理论是：不讲性技巧，不能让小姐们生意更好的培训，怎么会吸引人？前几天，当一个小姐组织的工作人员介绍她们的工作如何以小姐们的需求为基础时，阿严的反应又让我反思“什么是需求”：“我们”去了解“她们”的需求？拜托，是共同参与讨论。

我和阿严见面不多，见了面吐槽不少。我们俩对于那些依赖艾滋病项目成立，对上不对下的同伴教育小组；对于那些仅仅跟随国际组织的步伐致力于在国际上倡导、发声，而不扎根于本地社区的做法；对于某些不接地气却跩不拉几的国际组织，都颇有微词。前几天，我俩又开始吐槽草根社区日益严重的身份政治问题。跟阿严吐槽，不管是吐政府的槽，还是社群的槽，都不用担心政治不正确的问题。我经常怀念我们一起吐槽的时光，特别交心。一度，几个共同朋友说，我骂人的架势感觉就像是阿严附体了。

我坚信，阿严的名字，一定会被写入中国性工作者的历史。阿严的工作虽然立足于香港，但是她的视野，老早就已经在“社会流动”的框架下扩展到了大陆以及国门之外。跟我自己的经历重叠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阿严就试图在大陆支持一些小姐的草根组织，努力了二十来年，目前终于有六七个真正的草根组织建立起来了，虽然举步维艰，至少目前还存在。虽然，对于偌大的中国，对于二十来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六七个”是多么可怜的数字，以至于很多国外的学者、活动家都认为不可能，以为我在骗他们，或者以为我不懂行情。在一次交流会议上，全球基金的官员认为他们至少支持了300多个性工作者草根组织，在总结发言的时候，我依然强调了“六七个”（据说把全球基金的人气了个半死）。我和阿严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性工作者”草根组织有自己的标准：一，是否以权益（而不仅仅是艾滋病性病）为导向；二，是否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不是依附于官方或者依附于项目而存在）。事实证明，在大量的国际艾滋病项目撤出中国之后，大多数的草根组织也随之湮灭。对于在中国这样的背景之下生存了五年以上的这六七个以性工作者为主要服务人群的草根组织，对于它们的前景，我和阿严也不是非常乐观。但是我们俩还是有一个共识，多少都觉得跟十多年前比，不管是社会态度，还是草根的工作，还是好多了。也正是参与并见证了这点有限的成果，使得我们有继续奋斗下去的信心。

不少人可能觉得阿严比较凶，不易接近，却不知她体贴人的一面。每次见面，阿严都会给我带巧克力，丝毫不顾及我宣称要减肥的心情。我们俩策划了很多年，却一直没有落实的一件事情是，做老小姐们的口述史研究。按照阿严的说法，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小姐至少经历了三代人。小姐的代际交替，性产业的变迁，既嵌入在时代变迁之中，也是构成时代变迁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几年前，当她认识的一位60多岁的小姐病逝之后，我们都感到口述史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这也将是我“有待完成”的一项重要研究工程。

几天前，在阿严幕后策划的“社会工作与性”的研讨会上，我们俩又碰面了，八卦之余，当我说：“严老师，我给你做一个口述史吧。”她笑着连连摇头：“我不要，我又没有什么故事。”

阿凤：领我第一次坐进发廊的小姐

阿凤与我同岁，是我第一个真正认识的小姐，也是领我第一次坐进发廊的小姐。（注：这个阿凤，不是前面提到的阿凤姐。阿凤是太常见的化名。我老是感觉，为了避免混淆而换另一个名字的话，笔下的阿凤就不是当年我碰到的那个阿凤了，所以，既然不是学术论文，我觉得还是保留她们给自己起的名字。）

话说被阿严孤零零地放在了“红灯区”之后，我开始天天斜挎着背包满大街闲逛，试图找到一点点突破口（据街边小卖部的阿姨说，当时觉得我是多么奇怪的一个闲人；但是阿姨坚信我不是小姐，她说我的气质不一样；反而是出了“红灯区”，我的一位不认同我研究方向的圈外朋友老是说我身上一股子小姐味，试图以此劝我出行），或者学名叫：进入田野。田野，虽然边界模糊，但是总有一些关键点。当时，对于我来说，认识一个能谈得深入一点的朋友、坐进发廊就是关键点。

需要插播的是，在进入田野的过程中，没有“关系”、没有直接关键人的下场，就是你要花相当大的工夫自己去摸索、建立关系，你会不断地被当作碍事的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在“红灯区”的研究中，尤其是2002年在四川某“红灯区”中（存在小姐被骗来的情况，所以更加敏感），我被老板或者妈咪赶来赶去，那是太常见了。所以，性领域的研究者们，内心一定要强大！也所以，我对于某些朋友们在调查中能备受被访者欢迎与仰视的场景经常艳羡不已。不过，经验也证明，这种土办法还是可行的，虽然更加艰辛，虽然脸皮需要更加厚实。优点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与真心建立起来的关系，通常比关键人介绍的要更加“铁”，这是我的感觉。阿凤就是我靠自己的厚脸皮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是我自己发展的重要关键人。也可能因为自己经常要靠“碰壁”来进入田野，当后来学生们或者其他一些对小姐依然猎奇的朋友动不动就要我介绍被访者给他们的时候，我经常会拒绝，以至于有人说我自私（按照一个用英文写小姐故事的小说家的话讲：不共享知识资源）。

在刚开始的四五天里，我虽然也跟楼下的几个小姐有过几面之缘，但老是感觉没有深入下去，开始变得焦虑起来。那天认识阿凤，有偶遇色彩，也有我的小伎俩。回过去翻看我当天写的田野笔记，细节是这样的：

吃过早饭兼中饭，洗完了衣服我就趴在窗口看还是空空荡荡的楼下，她们这会都还没有出来。我还是没有机会能认识到其中的一个，仍然感觉被隔离在她们之外。临近的窗口挂着一些女孩子穿的衣服，还有一双高跟鞋。我琢磨着那边住的应该是个女孩子，只是拿不准是来深圳打工的还是小姐。一会又听见那边有声响，像是刚起来，在窗口这边梳头，镜子就摆在窗台上。找个什么借口认识她呢？“跟你交个朋友好吗？”似乎文绉绉的傻了点，还是借口跟她借个衣服叉什么的？说实在的，我觉得这样主动跟陌生人搭讪对我来说真的是有点勉强。

正当踌躇的时候，看见那边有个脑袋伸出来，我就对她笑了笑，问：“可以借你的衣服叉用一下吗？”刚才还犹豫不决的话就这样脱口而出了。这个女孩披肩发，也就20多岁，还睡眼蒙眬的样子，没有化妆，脸色有点惨白。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小姐，就笼统地问：“在这里上班啊？”

她说是啊，问我是不是新来这个地方的，我说是。“一个人啊？”我点了点头，“一个人没什么事，好无聊啊。”“过来玩吧？”

也就是一般客套似的问话，不过对我的意义可大了，我巴不得她这么说，赶紧说：“好啊，我过你那玩会。”“好啊，我给你开门。”于是马上过去敲隔壁的门，敲了半天没人开，又讪讪地回去了，想想不甘心，又过去敲了敲，确实没人开。

我以为她就说说，就又趴在窗口发呆，那个女孩不在窗口了。过了一会，她又出现了，又是相视又是笑，她说：“怎么不过来玩啊？”“我敲了半天门听见了吗？”“没有啊，我把门打开了，没见你，以为你不来了。”我就越发奇怪了，对了一会门牌号才知道我们不是一个楼的，她在我隔壁那个楼。“那我过去玩吧。”是她说的。我当然是欣喜若狂，不管是不是小姐，总算是认识了这里的一个。

过了一会，她来按我楼下的门铃，开了门一会看见她上来了。这次化好妆了，挺淡的，头发中分别在耳后面，穿粉红有点银亮那种毛衣，仔裤。她一上来看我笑了笑，先说自己的衣服不好看她不喜欢，显胖。我说挺好的，这倒不是恭维，她确实不胖不瘦，脸庞略微有点胖。进了屋，在我的床垫上坐着聊。但基本上都是她在说话……（2000年1月24日笔记）

之后，便是我后来补记的阿凤的个人经历。第一次见阿凤，具体的描述只有在当年的田野笔记中找到。但是，以下的几个情节至今在我记忆中不断出现，并且经常被我在讲座中提及与（重新）诠释。

我是以借撑衣杆为由，打了第一个照面，虽然自己也觉得傻，但是傻得太有意义了。我们师门的姐妹兄弟们，大多是靠自己去打通人际关系，所以如何跟小姐打第一个照面，八仙过海、各有各的招。唯一相似的是，大家都练得脸皮厚，小宇宙贼强。

在还没有确定对方是否小姐，想搭讪又怕冒犯人家的时候，“上班”“做生意”这类模糊词汇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生意，既可以指称一般的买卖生意，也是当地“红灯区”流行的行话。我记得见了面之后，为挑起话题，我说：最近生意怎么样？阿凤的回答直接导向了性产业：最近都没什么客人。之后，我便开始大胆无底线地动用我脑子里储备的性产业行话来进行对话。

第一次见面，我直接面不改色地爆口“吹箫”。这是我们性社会学的弟子们平日里脱敏训练带来的好处。我的面不改色，也使得阿凤在聊天时不会觉得有顾虑，至少对她做小姐这件事情不忌讳。记得当天她就聊到自己的包养理论，以及不喜欢被香港人包养的心态。这个信息很重要。因为在半个月以后，在面临马上就有一个包养机会到来的时候，阿凤表现得非常积极，让我大跌眼镜，并开始思考调查中何为真实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关不同情境中不同真实的思考。

第一天这种无底线的聊天，还为我以后的田野带来了一个便利之处。当阿凤第一次带我去她所在的发廊，杨姐（妈咪）把阿凤拉到一边悄悄问我做不做（小姐）的时候，阿凤脱口而出：她不做，但是她思想很开放。这为我能成功坐进发廊而不被妈咪赶走奠定了基础。所以，即便我不做生意，妈咪和其他小姐们也不会顾忌我的在场，而且还经常拿我开涮（刚开始半个月，有客人进来的时候，我会先脸红；半个月后，我已经修炼到翘着二郎腿，饶有兴致地观察客人怎么点小姐、小姐们如何应付客人了）。

当然，虽然我告诉阿凤我是学生，不干这行，但是因为我的“思想开放”，阿凤总觉得我还是有希望干这行的，好几次她不经意间说道：“其实，你只要涂个口红什么的，应该也会有生意的。”就如楼下“桂林米粉店”的李姐，好几次跟我说起：大学生做小姐的也多得是，然后拿眼角瞥我两眼。行文至此，也可以再插播一下，很多圈外的朋友都会担心地问一个问题：如果你被点到了怎么办？至少在深圳那个“红灯区”，你只要跟妈咪说好你不做小姐，就没有问题。没有人会强迫你做。我还记得另外一个妈咪，有一次跟我确定我到底做还是不做，得到回答后，她不好意思地解释：“那边有个男的看上你了，我就说嘛，万一人家不是干这行的，多尴尬。”不知道是否偶然，至少，我在“红灯区”里面从来没有被骚扰过。妈咪们，也绝不是人们臆想的那种旧社会的老鸨形象。

坐进发廊，是我的田野转折点。我是一个性格上比较被动的人，在平时的人际交往中不是那么积极。不管生活中，还是田野中，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弱点，容易给人傲气的感觉。好在我待人真诚，所以一旦交上朋友，关系都还比较铁。刚认识阿凤的时候，我好几次纠结是否应该主动要阿凤带我去发廊，但是，因为不了解阿凤的工作性质以及她与妈咪的关系，几次都是“小曲好唱口难开”。

关于试图自己跨越发廊门槛的努力，再插播一个小片段：我倒是自己直接闯过楼下的那家“桂林米粉店”。在认识阿凤之前的一天，看着七八个女孩子和一个中年妇女站在“桂林米粉店”门口，这显然是妈咪和小姐们在闲聊。我狠了狠心，直冲冲地闯入店门，中年妇女（李姐）惊愕地问我干什么，我记得我说：“来一碗桂林米粉。”那些姑娘们哈哈大笑：“靓女，我们这不卖米粉。”当时，虽然我闹了个大红脸，讪讪地出来了，但是这些照面为我以后跟她们打牌奠定了基础。必须强调的是，在“红灯区”，打牌、搓麻将的技术很重要。记得大年夜的时候，她们打拖拉机三缺一，我就凑了一脚，期间还见识了李姐幽默的一面，对着一个来找按摩的男士说：“我们这里没有按摩的，只有乱摸的。”（明眼人都知道，那个男士其实也是来找小姐的，装蒜。）也正是李姐，在经过数度试探，解除了我是记者的疑虑之后，悠悠地跟我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现在生意跟20世纪90年代那阵真没法比，潮起潮落啊。所以，后来想想，前面的田野经历，不管在当时看来是否有意义，其实多多少少都是一种积累。田野，不能急功近利。

苦于没法坐进发廊，所以当有一天在路上碰到阿凤，她正要往发廊走，客套地说了一句：要不要一起去玩。可想而知我是多么的兴奋，也可想而知，我毫不犹豫地就把客套当邀请了。这一句客套话，也确实打开了一扇门。这也是我后来总结的“田野中一定要把客套话当真”理论的重要经验依据。当天的田野笔记都一改可怜巴巴的苦逼态，写得意气风发。

阿凤是我在第一次田野中认识的最谈得来的小姐。除了是她把我第一次带入发廊坐着，我们俩还经常在发廊外一起行动。不少人因为我不喝酒，质疑我如何做“红灯区”研究。我的理论是，“酒”对于小姐们来说更多的是“发廊内”的职业道具，“喝酒”更多的是一种职业情境中的表演行为；而平时的生活情境中，打牌、逛街、聊天更为重要。除了在发廊里观察到、旁听到的信息，很多重要的信息我是在发廊外获得的。跟阿凤交往中的两组事情不需要重温田野笔记都清楚地记得。

第一组事是阿凤跟她的疑似男朋友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说疑似，是因为他们确实算不上男女朋友。一个男的是阿凤的老乡，对阿凤有好感，除了带她出去玩之外（很多小姐来了深圳很多年，没有去过深圳的旅游点，谁说她们很爱玩？），还在阿凤家里留过宿。当时我觉得有意思的是，阿凤跟我谈及自己的纠结：两个人躺在一起，但是那个老乡也没有动她，“万一要是……我都不知道该不该收他钱。”另一个男的是一家酒店的经理。阿凤对人家有意思，情人节的时候，让我陪她去附近的超市买礼物，她问我该买什么好。基于我有限的经验，我说那就买领带吧，我顺手拿起了一条黄色的领带，结果阿凤说：要红色的，红色代表爱情嘛。几天后，在发廊门口，我和阿凤，还有几个姑娘正站在那里聊天，忽然看见阿凤不好意思地跟一个男的打招呼，就是那个酒店经理。我当时很好奇，问阿凤，那个男的是不是知道她在这里工作。阿凤说，我说自己是做妈咪的，只是介绍别人做生意。

其实，后来想想，我之所以记得这些情节，除了年轻女孩子（我）对于情感议题的偏好之外，是我好奇在“红灯区”这样的情境中男女朋友这种关系的性质。我好奇，那些男的到底知不知道阿凤在做小姐？男的对于自己的女朋友做小姐是什么反应？我也好奇，对于小姐们来说，爱情和性的关系是什么？对于阿凤来说，做生意与谈朋友之间的界限似乎是很清晰的，但似乎又有交叉？至少，阿凤的反应告诉我，做小姐并不阻碍你谈朋友；爱情与性是可以分离的，或者说性产业内的性与性产业外的性是不同性质的，对于当事人来说，此“性”非彼“性”；也可以说，对于大多数真正入了行的小姐来说，做生意那就不叫“性”。不过，话说回来，在我们一次内部闲谈会上，有个四十多岁的小姐告诉我们，她其实还蛮享受做生意的性感受的，但是因为这话太道德不正确了，所以一直没敢讲。然后，我记得她很开心地舒了一口气说：“今天终于可以这么说了。”

第二组事关乎阿凤和她表姐阿丽之间的亲情与竞争关系。阿凤是阿丽带出来的，她俩的姑妈曾经是小姐，现在是“二奶”，也住在附近。阿凤和阿丽住在一个屋里面。阿凤跟我抱怨最多的就是阿丽。抱怨点除了阿丽绝情，还有阿丽会时不时带客人回屋里去，搞得阿凤有时候没有地方落脚（有一回，半夜三更的，我的门铃响了，着实吓了我一跳，各种惊险镜头都闪现出来；知道是阿凤后，我们俩合住了一宿）。我感觉阿凤与阿丽之间有生意竞争的关系。阿丽貌似比阿凤会做生意，还有个香港的熟客，我经常听见阿凤酸溜溜地说：阿丽又这么早就去发廊了，我也赶紧过去。

田野如生活，其中的人际关系很是微妙。我很高兴自己有了阿凤这样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但是，也正因为我跟阿凤要好，所以其他人把我视为“阿凤的朋友”，尤其是对阿凤看不惯的人自然会疏远我。我和阿丽就交不了心，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另一方面，也是我俩的脾气不和，气场不和。即便我告诉自己，我是研究者，不能太个性化，但是，后来我还是觉得我也不能因此抹杀自己的性格。所以，当后来我北卡（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编者注）的老师问我怎么看待“红灯区”里面的小姐们时，我的第一反应回答是：有些女孩子我比较谈得来，有些我不喜欢。搞得老师一头雾水，因为她实际上没有想到这个，而是想问我对性工作的态度如何。如大多数人所关心的是合法化还是应该处罚（大多数人不知道还有非罪化以及其他的管理模式）。

我在深圳的“红灯区”过了农历年。阿凤过年那几天不在深圳（好像是被包了几天，出远门了）。我的年夜饭是另一个小姐给我做的“霉干菜烧鸡腿”，初一的时候我们去舞厅蹦迪了。然后，阿严来看我，按照香港人习惯，给我红包压岁，虽然只有10块钱，我还是倍感亲人般的温暖。我不知道其他初学者的田野感受怎样，总之于我而言，焦虑、孤独与欣喜并存，甚至是焦虑与孤独感更胜一筹，对比之下，让我倍感校园生活的单纯与安逸。

离开“红灯区”的那天，阿凤睡眼蒙眬地起来送我。跟阿凤，我们俩会交流感情经历，我喜欢了解阿凤的生意经，当然，我也跟她讲我的学校生活。显然，我对她的兴趣比她对我的兴趣要大。阿凤也会跟我探讨未来规划，希望我给她出个主意。我刚认识她不久，她说过几天就回老家去，做个小买卖不回来了。过了几天，她又说，最近过年生意好，我再干完这阵就回家；然后，到我走的时候，她说再过一阵再回家。

可惜，当年我连BP机都没有，更别提手机、微信、微博了。四年以后，因为另一个“红灯区”研究项目，我故地重游，倍感亲切。可惜，我认识的人都不在这边干了，只看到两个故人，其中一个就是阿凤的表姐阿丽。我当然记得她们，她们居然也都还能记起我。这时候的阿丽已经结婚了，据她说，她现在带了一个女孩子出来，我明白她是自己做妈咪了，隐约觉得她自己也会偶尔做个生意。我问她阿凤的消息，她说回老家，嫁人了，生了个儿子。希望她在四川过得好。

张大夫：从主任医师到“红灯区”里的张姨

还想聊一聊张大夫的故事，她也是一个我想做口述史的平常而又不平凡的女人。从她身上，我能感受到那一代人的时代烙印，也能看到很多生活与工作的正能量。

跟张大夫的交情与前面两位不一样，更加弥散一点。认识张大夫也有十多年了。具体忘了第一次是在哪个会议上看到张大夫的。但我记得是阿严先跟我说起她的。阿严大概是2000年前后在张北川老师的一次会议上认识张大夫的，当时张大夫因为工作中接触到小姐来医院门诊治疗性病，开始做一些外展工作。而阿严当时正在找大陆这边可以开展这些工作的合适的人。她觉得张大夫是个做实事的人，所以后来支持张大夫申请了一个项目，开始在胶州地区开展一些针对性工作者的性病、艾滋病方面的外展与治疗工作。2005年前后，在阿严的提议下，张大夫从医院早退，自己申请注册了一个NGO，开始专门为小姐人群工作，一直到现在。最近，张大夫开始有了如何培养接班人的焦虑。（这也是很多草根NGO面临的困境，借用一个朋友的话，中国这个阶段的草根NGO具有很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很难走向制度化。）

2010年以前，我在好几次会议和我们自己的培训班上见过张大夫，听过她的介绍，有过交流。但最为直观、深入和感性的接触还是在最近几年。2010年我开始考察“扫黄”对于“红灯区”的影响，张大夫帮我介入到当地的小姐社区，使我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弥漫着“扫黄”的紧张气氛中能够敲开紧闭着前门的发廊后门。后来，我又去过张大夫那里三次，为乐施会支持的小姐项目进行定性评估、经验总结。期间，除了晚上回宾馆睡觉，几乎都是跟张大夫、她的同事、小姐们在一起，从工作到生活，聊了很多。跟张大夫的交情，主要根植于这些陆陆续续的交往。

张大夫的个人经历颇为坎坷，直接嵌入到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大历史之中。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要从医院辞职，放着好好的主任医师不做，来做吃力不讨好的小姐草根工作。张大夫自己的说法是跟她打小的经历有关，她就觉得女人在某些人生时刻，如果有人能理解或者拉一把，会很感激。所以，她开始接触到做小姐的这些女人后，就觉得她们的整体境遇需要帮助、理解与支持。

从帮助，到理解，到支持，这种心态以及工作思路的转变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张大夫自己的说法：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传统妇女，我刚开始就是觉得她们作为女人，很可怜，要帮帮她们。所以，早期的项目中，基本还是停留在出去做外展，宣传安全性行为、性病艾滋病的预防知识，给她们治病；基本还停留在“我帮助她们”的帮教思路之中。所以，当2007年一次中期项目评估中，阿严和阿萍（当时的项目官员）质疑张大夫的这种思路时，她委屈地哭了：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做这些工作，没有人理解，没有得到肯定，反而被认为有问题？当她们问张大夫为什么张不开嘴跟小姐们讨论技巧、演示用口戴安全套的时候，她最初的回应是：我是一个传统的女性，我怎么好意思做这些？当她们问张大夫做外展的时候听到了什么新情况、如何跟进这些新情况的时候，她回答不上来。

按照张大夫现在的说法，那次评估给她很大的打击，但同时她觉得受益匪浅，很是感激。正是从那时候起，她开始反思自己，除了爱心、投入，开始放开心扉，真正平等地看待这些小姐们，开始关注小姐们的需求和声音，开始吸引小姐们参与活动的设计与组织，打开有更多小姐自主参与的工作局面。这也使得张大夫不再仅仅是一个妇科和性病科的大夫，而成了小姐们口中的张姨；也使得张大夫这边的工作模式优于其他官方艾滋病防治模式。“权利”的视角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高大上或者口号式。张大夫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视角很朴素地逐步扎根于琐碎的日常活动之中。这也是我一贯认同的：在中国，更应该扎根于本地社区有策略地“do rights”，而不是一味跟着国际组织高调地“say rights”。

从张大夫身上看到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方面的启发是：张大夫越来越年轻，心态越来越好。我们这些做“性”工作或者研究的人，除了经常被问及“你为什么做这个研究”，还会经常被问到：做这些工作/研究，对你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的感受是，大多数问这个问题的人有一个潜在的假设：你访谈了那么多小姐、嫖客，是不是对男人就失去信心了？更熟悉一点的人，还会加上后半句：所以现在还没结婚？我通常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回答这些问题，当然更觉得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这话现在问张大夫，她会脱口而出，且给你很多正能量。张大夫可以毫不羞涩地告诉你，从这些女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怎么处理亲密关系，怎么看待性，甚至是一些具体的技巧。她会告诉你，尤其是对于主流的妇女，尤其是绝经之后的妇女，很多观念上造成的身体、性生活方面的束缚，一旦解开之后，幸福感立马倍增。这些多多少少政治不正确、道德不正确的认识，张大夫会以生活的例子来进行积极的诠释。

如果说，我很钦佩张大夫的敬业与爱心；我更受益的可能是她的这种敢于挑战常规的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阿严、阿凤、张大夫们，她们给我的帮助和启发不仅仅是学业与职业发展方面的，更重要的，是一种不伪装、不骄矜、顽强而乐观的生活态度，一种更加接地气、不受理性概念框架限制的民间智慧。从这点上讲，我很幸运选择了性研究的道路；很幸运这一路上碰到这些没学历却高智慧、没学科专业知识却极具生活常识的朋友们。

请了解我＞＞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元老级学生（1995-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本硕博），现为本系老师。自1999年起持续关注小姐相关议题，2002年起关注中国女性的身体与性。

得益于老外对中国的性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女性性研究者的想象，游历了很多国家。得益于艾滋病研究（虽然非常抱歉这么说），与公共卫生界略有对话。

努力读书，努力教课，努力让学术接地气。不管学术还是生活，最受不了装腔与矫情。不善于交朋友，但是很幸运，除了性/别领域的同僚们，在京城有一群女博士好友，经常一起读书八卦。

疏离与亲密：性社会学调查随笔

王昕（山东大学社会学系）

题记：眼睛看得见角落，心里才会有全局。

在我小时候，大约小学三四年级，家里陆陆续续订了几本杂志，我还记得有《演讲与口才》《知音》以及《家庭》。爸爸妈妈对于《家庭》这本杂志格外“重视”，比如，把它们单独锁在一个抽屉里。那里面有很多社会新闻，充斥着出轨、三角恋等鲜活案例。我很清楚地记得《家庭》有一个专栏是关于夫妻性生活的，有矛盾、困惑的夫妻们写信给这个栏目，然后专家进行回复和评点。从那时起，“潘绥铭”这个名字就深深印入我的脑海。当时，这个傻乎乎、胖乎乎的小姑娘，做贼般地迅速转移父母偷藏起来的杂志，快速阅读后，又偷偷放回去。就像那时不被允许看电视的我，总是在父母走后，打开电视机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为了防止被他们发现，还用湿毛巾给电视机“降温”（还好没触电）。

“被管制”往往促生惊人的创造力，同时，“被压抑”也使得我对“性”这个领域充满好奇。一个人选择一项工作或事业，除了机缘巧合，一定有其原因。如果这个原因可以被理性地梳理和回顾，我们仿佛会认为人生是可以选择的。然而，随着年纪渐长，我越来越觉得生命里的很多关键性选择是呈“雾状”的，看似有明确的轮廓，其实很难说清起承转合究竟是什么，以及哪些人和事在里面起了关键性作用。

小时候这段懵懂的记忆，在之后无休止的辅导班、考试中逐渐模糊，直到自己22岁那年决定跨专业跨学校考研时，才在心仪的人大社会学系教师名录里看到熟悉的“潘绥铭”三个字。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考入潘老师门下。

社会学于我而言，是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动选择”，辞掉丰厚薪酬的工作，混迹在北大与人大社会学系的课堂上，胆战心惊地“蹭课”，六神无主地“备考”，住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心怀天下。

直至今天，这个选择仍然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一个。虽然，调侃高校“青椒”的待遇是我近年来乐此不疲的话题之一。

我会经常想起我在“红灯区”做调查的日子，那些曾经熟识的人也经常会浮现在我眼前。那段岁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作为一个社会学的调查者和研究者，要将学斋搬进社会，眼睛里看得见角落，心里才会有全局。这个视角，让我受益良多。

一、“红灯区”里的男人们

他们是“黑社会”？

我真正的“红灯区”调查，始于2006年。

当时已经获得硕博连读资格的我在A市做针对全国人口性观念和性行为的定量调查，负责东北地区的督导工作。作为附带的工作，我还需要把途经地方的“红灯区”做一个简单的“mapping”（就“红灯区”的规模、店家的类型、人数等信息做出描述和估算）。对于要在“红灯区”做调查，我当时是慌之又慌。

在一个很冷的下午，戴着眼镜的我一个人在一个中等规模的“红灯区”里溜达，心里默默记下店铺的数量和可以看到的人数。一边走，一边吸鼻涕，也不敢拿出笔来记，可又怕忘了，紧张、焦虑，嘴里还念念有词，在外人看来简直是“形迹可疑”。忽然，几个小伙子把我堵在路上，挟持到路边，厉声问我是干什么的。这把当时刚刚开始做这方面调查、缺乏经验的我吓坏了。前后都是小KTV，整条街都是受他们“保护”的地盘。如果他们一起把我推搡进任何一间小房子，后果不堪设想。我这是遇到传说中的“黑社会”了。

与香港“古惑仔”系列电影里的“马仔”形象不一样的是，他们不高也不帅，但是他们吓唬人倒是挺可怕的。我哆哆嗦嗦地拿出自己的学生证，慌张地解释起来，并尽量说明我没有恶意，就是做一个社会调查，想多了解社会。

他们拿着我的学生证看了半天，问：“你是从北京来的？哦，你不是记者啊？”

我赶紧澄清自己的身份（他们就是因为我戴着眼镜，所以判断我是记者。从此以后，我在调查时开始戴隐形眼镜），并简单介绍了一些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区别（因为他们其中一个坚持说我是北大的）。

随后，气氛逐渐缓和。我顺带问了问A市有什么特产和好吃的，又赶紧说你们这儿的人都很好，很热情。他们七嘴八舌地介绍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并叮嘱我一个姑娘家出门在外要小心。随后，一个小哥帮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我印象很深，他看着我坐上车后，对司机狠狠地说：“把我姐好好送到，别绕远知道不？”

我坐上车后忐忑地回头看着那条巷子里的“街角青年”，迟疑地举起手与他们挥别。若干年后，每当我在课堂上用东北话展现他们与我的互动，学生听得哈哈大笑时，我又在复习当时坐在出租车上时心里的五味杂陈。

这样的五味杂陈，还太多太多。

2007年12月，我在B市做“红灯区”调查时，一个人进入一家当地的中档KTV。这是一个有着五层规模的娱乐场所，主要以KTV的形式经营。当时进入现场是跟着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后来发现，我给场子里的人留下的这个“第一印象”为后续的调查带来巨大困难。

社会学中有一个概念叫“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是指由于不同的群体拥有不同的社会阶层地位，因而相互间的亲密程度也大相径庭。正因为我是被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带入场所，因此被他们视为“官家人”和“上面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社会距离”上与我保持较远的距离，无论我多么努力。我在小姐们休息的包房坐了三天，不断跟人搭讪聊天，就是没有人理我。尤其是一个很漂亮、嗓门很大的小姐，我找她说话，她非常凶地吼道：“我跟你有什么可聊的！你怎么不回家跟你妈聊？”

实在没有办法，我开始注意到一个大约二十岁出头的男孩，他在小姐中很有人缘，是楼层经理。我找他聊天，请他吃饭，送给他一个真皮钱包。等到这些“公关”工作都铺垫好后，请他帮我把小姐们请到一个固定包房里，不受打扰地接受我的访谈。

有一天，他带着我在这个五层KTV里楼上楼下瞎转悠，给我讲他们老板的背景，给我讲他那贫穷的家乡还有对自己很好的姐姐。忽然我肚子剧痛，捂着肚子准备冲进一个卫生条件很差的洗手间时，他拦住了我，用钥匙打开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包间，对我说：“你用这间吧，姐，这里干净。”

在那一瞬，我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的这点小小“权力”，是对我的“示好”，还是将我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还是别的什么呢？或许，他看出了我的迟疑，笑着对我说：你放心，我给你“把门”。

我慌张地进入那个大包厢，装修得富丽堂皇，大约有二三百平方米。在包厢的一角，有一个洗手间。当我用完后准备出门时，忽然发现厕所门打不开了。那一瞬间，真的是感觉满眼冒金星，各种恐怖的场景一下子袭来，忽然觉得自己这次是真的害怕了。

以前人家总问，你一个女孩子跑这跑那的，不害怕吗？我说，学社会学就是要做调查，就是要“腿脚好、眼睛尖、嘴巴甜”。当时的我已经跑过若干个省，独自去过一些“红灯区”了，应该算一位老队员了。可就在那一瞬，我是真慌了。一个全封闭式的五层KTV，我如果真被人关起来，那真是插翅也难飞。正当快哭了的时候，我使劲扭了几下锁，门开了。原来我忘了是自己把门从里面锁住了。如果前一秒是快被吓哭了，后一秒，真的是要被自己蠢哭了。

当我掩盖自己未平的慌张出来时，看见他蹲在楼道里，背对着我，手无聊地在地上划来划去。下午的KTV，几乎没什么人。阳光照射在他的背上，他的头发杂乱，瘦弱的背影就像一个孩子。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他的青春何尝不寂寞，虽然那里灯红酒绿。

后来，在他的帮助和支持下，我的调查进展迅速而顺利。在我要离开B市时，我邀请他去当地一家不错的饭馆吃饭。席间，我频频举杯，感谢他。而每每，他都抢过我手里的酒杯，自己一饮而尽，并一再地说：“女孩子在外不要喝酒。”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小酌几杯，但是那一刻，尽管我很想喝一口当地的啤酒，可是他屡屡抢我的杯子，执拗不下，我默默地接受他的好意。

吃完饭后离开饭店，我才注意到他一直拎着一个袋子。打开，是一种在西部地区很贵的水果——红毛丹。他说：“路上吃，买给你的。”说实话，我当时眼泪都要下来了。他一个月只挣不到2000元，天天夜班。他小学文化水平，有一个很疼他的姐姐。他长相俊朗，很受场子里小姑娘的喜欢，但是他告诉我，他不喜欢那种场合，因为那里的人感情都不长久。

他们是“坏男人”？

“红灯区”里经常活跃的，当然还有出于各种目的而来的“客人”们。

在C市做“红灯区”调查时，我和师门的几个同学分散在若干家低档KTV里面。一般情况下，我们和小姐们一样，都是坐在玻璃窗后面的椅子上（因为只有这种最自然的相处，才能真正做到“参与式观察”）。有时，一些穿着脏乱的务工人员会在窗户前指指点点，跟挑选货物一样。

刚开始，我会觉得受尽侮辱，非常难受。时间一长，倒也习惯了，也加入小姐们的“权力反转”中。你不是评价我们女人吗？我们还评价你呢！一天下午，一帮年纪比较大的务工人员在我们的玻璃窗前站了足足有几分钟，盯着每个人看。然后，“果断”去了旁边那家。那一瞬间，在场的姐妹们异口同声大骂起来：“老家伙们挑花眼了吧！赶紧走！那么脏还挑我们！”我也老练地、气愤地加入她们的讨论。

在这些场所里越来越“游刃有余”的我，开始主动寻找访谈嫖客的机会。

有一天，一个客人从包房出来，一屁股坐到我旁边，抓过我的手，带着浓重的酒气问：“多少钱？”

我抽出自己的手，笑着说：“你掏不起。”

他问为什么，我说：“我学历太高，学费太贵。”

这时，他眨眨他的小眼睛，说：“你是干吗的？不是做这个的？”经过我的一番说明，他忽然极其兴奋，说：“你们应该好好调查一下这些人。比如我，我也是北京某某大学毕业的（坐落在海淀区学院路上的某著名高校），我们学校到你们人大坐公交车很方便的，我以前常去。工作后跟单位的人来玩，你看，我现在连找女朋友的兴趣都没有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揣着我那半瓶子晃荡的心理学知识，从认知理论到行为主义理论一顿瞎侃。后来，他说要给我钱，因为他心里的病好一些了，“知识也是要付费的”。我说：“我不收钱，但你买点零食给我们吧。”

当然，让人不愉快的经历也有一些。

同样是在这个场所，一天下午，我在和老板娘聊天，一个客人从里面包房出来，看了看，然后把老板娘叫过去，我听到他说，“把那个穿绿衣服的叫进来”。

一般我们师门的女学生去做“红灯区”调查，都会穿上自己最朴素的衣服，不化妆，尽量低调朴素。那天的我，穿着一件绿色迷彩棉衣，正是那个客人所指的人。

老板娘笑脸相迎，解释道：“人家不是做这个的。”

客人问为什么，老板娘又解释道：“人家是研究生呢。”

只听见客人忽然拔高嗓门，冲我吼道：“什么狗屁研究生，女人下面不都长得一样吗？”

我看到势头不对，和老板娘交换了一下眼神，溜出店去。

在外面溜达的我，站在后排房子旁边的一个垃圾堆旁，开始哭鼻子。

我的世界里接触的男性，长辈都温文有礼，同辈都如谦谦君子。那些和我关系要好的男性，他们绘画、写诗，他们受过高等教育，那么柔情脉脉。忽然，遇到这么一个满嘴脏话的男人骂我，还真是有点受不了。

在中国传统性别文化和性文化下，女性的“他者”身份和“弱者”地位是跨越阶层的。无论学历多高、知识多丰富、多么兼具才情和勇气，当一个男人用最恶毒的字眼辱骂她的身体时，女人们往往无力回击。甚至，一个越受过高等教育、越“正经”、越“良家妇女”般的女性，在“性”上往往受到越深的压抑和羞辱，也往往无可奈何又无从反击。

这件事加速了我对“性议题”中女人权力地位的反思。如果在“性”的话语和实践中，女人只能是被动地迎合、羞怯地回避或者惊恐地拒绝，那么“性”永远是横在男女平等之路上最深的沟壑；如果针对女性的辱骂和讽刺终究要落在我们受之父母的肉身，并且无力回击，那么女人们读书、工作、参与社会事务都不抵最后在“性”方面的羞辱和失利。这是一个需要改变的现实。

他们就是他们

“红灯区”的男人们丰富了我对异性的了解。有些是与“性”无关的，比如他们的真实、仗义，他们游走在“讨生活”的过程中，血肉丰满；有些的确是与“性”有关的，两性之间除了交易，还有感情甚至是恩情，当然，也有赤裸裸的歧视和暴力。

所有这些，丰富了我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同时，也让我在处理自己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时拥有更多自信和智慧。

在一次有若干领导出席的饭桌上，几轮酒水下肚，个别领导开始有意无意地说着黄色笑话，众人捧场，大家哄笑着并着意观察在场女士的表情。有些女士面生愠色，有些则装作没听见。这样的场景其实在很多女性的职场经历中并不少见。当时的我很生气，立即以讽刺的口吻讲了一个关于男性生殖器大小的黄色笑话。顿时，领导们错愕着纷纷转移话题，不再说这些个“风月之事”。

后来我和朋友聊起这件事，他们说，你是有点生猛了。我说，生猛的不是我，是生活。

二、爱哭的调查者

她不想成为我看到的她

我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爱哭的调查者，虽然生活中性格比较刚烈。

在“红灯区”调查中，我经常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是谁”？我仅仅是一个研究者、调查者？还是，我也是一个女人、一个背负着历史并迷惑于未来的人？在我与她们——我的被访者“视域”对接的当下，我是选择成为一个理性的记录者、资料采集者？还是，我也是一个分享者、一个可以进行情绪对接和移情理解的人？

换句比较专业的话说，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在研究的当下，究竟是两个“主体”彼此互动、理解和呈现出某种“调查结论”，还是我与被调查者的关系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从而先验地以调查者的“主体”为中心，并赋予主体对客体的优越性？在她们的故事中，我是否要做一个冷眼的“裁剪者”？如果是，我应该“剪裁”什么？如果不是，我如何在一次次的调查中适当呈现我的感情，并与她们呼应？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一直伴随着我。

2007年12月，我在前文中提到的B市那家全封闭式五层KTV里认识了一个小姐。在那个供小姐休息的不大的包房里，她是唯一拿着一本杂志看的人，而其他人要么化妆、要么打牌，或者是在看电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看的是一本《读者》。她不算漂亮，妆容也不像其他小姐那么浓，生意也不是很好，而且看得出来，她的人缘也不太好。

有一天下午，我坐到她身边，聊了起来。通过访谈，我知道她是幼师毕业，是一个比较有思想、性格略微孤傲的人。幼师毕业后她去了一个厂子的子弟幼儿园当老师，后来厂子垮了，她因为与母亲起了一点冲突，就赌气跟着朋友出来打工，被朋友介绍到了那家KTV。

她给我讲述了自己做小姐的“第一次”，是如何一直哭着做完，又是如何清洗身体。她给我讲了每当想家的时候，是怎么压抑哽咽的声音给家里打电话，瞒着他们自己的近况，使劲给家里人寄钱寄礼物表达愧疚之情。她还讲了自己的感情经历，如何对男人失望，又是如何看待以后的情感之路。她的原话是：“雪地里是埋不了死孩子的。什么事都有可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这一行说实话是见不了光的。我不想以后让我的孩子被人说他妈妈干过这个，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的打击太大。女人越重感情越容易说实话。”

她对未来的黯然态度让我十分难受，但也不知如何回应。她边说边哭，我边听边哭，最后，很诡异的，在那个小姐们进进出出、打闹嬉笑，有人涂脂抹粉、有人大快朵颐的包房里，我们两个坐在角落，边聊边哭。所有人似乎都忘记了我们的存在。

结束了对她的访谈后，我坐在回宾馆的出租车上，一直流泪。她不是我见过的最命运多舛的小姐，甚至，我还见过很多自信的、乐于其中的小姐。而她对生活、感情的那种冰冷的清醒，戳中我的痛点，让我十分难受。她是一个不容易快乐的人。我给远在内蒙古带队的潘老师发了一条短信，大体讲了一下自己的心情。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心情跟当时西北的冬天一样。

第二天，当我带着一肚子的问题和热情见到她时，我发现她对我很冷淡。好几次，我都试图和她说话，她却匆匆敷衍我，并且避免和我眼神交流。我很想问问她，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让她不舒服的事或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但是她一直躲着我。

接连几天，我脑海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我一下子明白了。

对作为调查者的我而言，能做一个深度访谈是一件极其让人兴奋的事情，我以为在她身上我实现了这个目标。然而，这次访谈的“成功”并不是由于我的访谈技巧多高，或者我个人有多么强的亲和力，而是她太寂寞，太需要和人说说话。只是恰好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她遇到了一个合适的、愿意听她说话的“陌生人”。正是因为这份“陌生”，她才能将压抑很久的心路历程梳理出来，叙述出来；也正是因为这份“陌生”，她才会在与周围那些人“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对我卸下心防。

但是，当我努力将这份“陌生”那么急切和主动地变成“熟悉”时，她当然会急切地想要跑开。如果别人给你看了她的伤痕，你陪着哭，说“你好可怜，好不容易啊”，这真的有意思吗？当下，你或许给过她短暂的慰藉，但是，如果她再次看到你就会联想到你眼里那个满是伤痕的自己，她还会选择继续看着你的眼睛吗？每个人都在不断和“镜中我”纠葛与对话，那一面面“镜子”，就是别人的眼光。

所以，在所有与人相关的调查和试验中，我们首要关心的一定是“伦理问题”。如果我们的调查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不良影响和难以控制的伤害，这样的调查就不应该继续。虽然，对被调查者“无意的伤害”是难以事先预料的，但是调查者一旦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时，就应该中断调查。

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如何让调查者有充分的自觉，不断警醒和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给被调查者带来了“无意的伤害”？除了在调查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技巧外，调查者本人的敏感性和移情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通过训练快速获得的，只能在自己的人生中不断砥砺和丰富，加深对人的理解。

第二，如果调查过程中或调查结束后“无意的伤害”已经发生，我们应该做何补偿？或者说，我们是否至少意识到需要进行补偿或补救？至少在当时，我觉得我做得还很不够。我应该更明确，不要再不停地打扰她。

所以，我真的欠她一个道歉。至此之后，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为了“调查”而调查；也不要为了走近而“用力过猛”。

学会互惠

所有社会调查方法的教科书里提到调查伦理时，都在强调“平等和互惠”。但是，如何平等？如何互惠？它们如何贯彻在具体的调查实践里，并通过我们的言行体现出来？尤其当被调查者是长期处于社会边缘角落的群体时，我们的出现会给他们带来“平等和互惠”吗？有些学者指出，研究过程对被研究者来说即是一种回报。被人关注和得到倾诉的机会，就是对被研究者的“回馈”。然而，我们有何资格和理由认定，她们就那么需要我们的关注？我想，比起她们需要我们，我们其实更需要她们，至少，在目前的“红灯区”调查中是这样的。

2008年，我在某市进行“红灯区”调查。与之前若干次调查不同，好几次我都是跟着当地一位女医生“下现场”。这位女医生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到场所里向小姐们宣传疾病预防知识，并进行基本的疾病诊断。她的工作成绩卓著，并受到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

和她一起去场所后，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我到底能为这些女人做些什么？拥有处方权的医生可以一边询问小姐的身体状况，一边讲解疾病预防和身体保健知识，一边教导大家要团结在一起，遇到暴力互相保护；而我，只具有最常识性的妇科保健知识，当被问及一些妇科疾病知识时，往往语塞（更不要说一些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的判断和治疗，我丝毫没有什么经验）。我的知识储备，并不对她们具有重要价值。此后，我开始逐步了解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和药品知识，至少，尽量有意识地去做一些知识准备工作。

分享才能平等

黑格尔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与概念。”

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要求调查者具有综合的个人能力和较高的悟性，比如反思能力、感受能力、移情能力等。如果让我斗胆加一条，我觉得，“示弱”也是一种能力。尤其是面对社会边缘群体的调查，有意识的“示弱”，绝对不是欺骗，而是主动拉近彼此之间社会距离、有效促进视域重合的策略。不仅如此，“示弱”，也意味着调查者对自己生活的主动分享和呈现，是一种积极的、平等的“相处”。因此，“示弱”是我在具体社会调查中常用的方法选择，也是我基本的为人原则，尤其是，面对那些某种程度上与自己相比暂处劣势的人，抱持一定的敏感，甚至痛感，时刻反省，细腻维护。而且，谁能来评定谁处于绝对的“劣势”呢？不自我追捧、不装腔作势、不指手画脚，这应该是“调查者”的基本素质。

比如，每当刚进入一个新的场所，小姐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的回答都是“我是一个学生”，而不是“研究生”或者“博士生”。只说明自己是学生，而不洋洋得意或毫无敏感地说出自己是“研究生”或“博士生”，本身并不违反调查伦理中的“不欺骗”原则，但对这些细节的重视，往往可以使得自己更快地被接纳。

当一些小姐对我的身份表示羡慕，并有意突出我们之间的“不同”时，我也会说一些自己的烦恼（这么大了还要读书，家里面父母也很辛苦，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对不起他们之类的话）。这种“示弱”，并不是有意欺骗，而是基于事实的一种凸显。最基本的道理就是，“没有人愿意主动揭自己的伤疤，除非对方也是伤心人”。当某种共同点被找到后，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平等、顺畅的信任关系就更容易建立起来，从而促进调查的开展和完成。

另外，女孩子之间敏感的关系使得彼此非常关注对方的穿着、打扮和言谈。试想，如果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忽然出现在她们中间，说着文绉绉的话，化着精致的妆，走到哪里都揣着消毒纸巾，然后一问一答地“问出”她们的故事，而不是由她们“讲出”自己的体验或经历。这样的调查者能调查出来什么？这样的调查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别致漂亮的写作”与“生龙活虎的相处”之间，我觉得后者才是调查深度的前提和保障。

当然，有时即便说出自己“是个学生”时，一些小姐还是会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比如，有一个姐姐就见不得戴眼镜的女人，尤其是戴黑框眼镜的女人，说她们都“装着有学问”。还有一个姐姐听说我是个北京来的学生后，非常不屑地说：“大学生？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啊？你长这么大还是花家里的钱吧？我虽然没啥学历，但我家的钱是我挣的！”

是啊，在生活面前，每个人的起点不一，谁强谁弱呢？

所以，这种“示弱”，更多的是指一种“你回忆痛苦，我也要给你看我的伤疤”的分享意识；是一种别人流着泪水，调查者惦记的不是访谈记录而是关切眼前这个人时所呈现的“同理同心”；是调查者要学会剥开自己的盔甲和包装，在生活世界中与被调查者“共情”的柔软和真诚。

在调查中，当有些姐姐谈到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存在一些困惑时，我会以自己的经历提出一些建议，虽然我毫无育儿经验，并自认为是教育的“残次品”。当有些小姑娘谈到感情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和受到的伤害时，我会分享自己的感情经历，虽然我的感情生活与她们的相比一点也不精彩。但是，这种互惠与呼应使得我的访谈更容易开展，并且在一种“共情”中使被访者愿意主动将自己的生活“陈述”出来。

2007年冬天，当我即将离开B市时，场子里的一个姐姐说要请我吃饭，并叫了其他两个要好的姐妹。在数十天的相处中，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她们帮我化妆，教我如何打扮（虽然这个“技能”以后基本也没用上）。她们一再好心地提醒我，“结了婚，就先把男人的钱收了”“手里攥着他的钱，他才不会变坏”。这对于已经学习和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我来说简直不在一个话语体系，可是，我知道，那是她们基于自己生活经验的善意提醒。

在我们穿上厚厚的衣服，走出场子，奔向一间小饭馆的路上，这位姐姐对我说，你看，我们的红色羽绒服多像啊。我穿成这样，也没人看出来我是做“鸡”的吧？

我笑笑，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应。

我们在小饭馆里，点了饺子、凉菜等食物，还点了啤酒，边吃边聊。席间，她们打趣我说：“哪有一上来就问人家出台不出台的，好多说不出台的人都在骗你，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我刚开始好笨啊，没经验。”

她们又马上鼓励我，说：“你不错的了！不招人烦，有眼色。”

结账的时候，她们坚持要付钱，我记得很清楚，那位姐姐说：“你是学生，你不挣钱，我们虽然挣的钱不算干净，但我们自食其力。”

她这句话，让我至今想起都会眼眶一热。

三、疏离与亲密

一项好的社会调查，应该具有“解释力度”“信息丰富性”和“复杂精致性”，这是社会调查者的努力方向。我一直在想，这些年，我所遇到的这些人、我所看到的这些事，对我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想了好久，大体可以用“疏离与亲密”五个字概括。

首先，对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社会边缘群体，我的态度“从疏离走向亲密”。

一开始的我大概和绝大多数女孩一样，并不了解她们，也不想过多地了解她们。我们的成长，其实是在“大概率价值观”下，对社会期望的主动内化。升学、恋爱、工作，等等，所有环节，我们都希望自己“好则更好，优则更优”。我们相信自我奋斗，也相信我们能够自我奋斗。

但是，经过这些年“近距离”目睹她们的生活，我意识到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不是一道道简单的算术题。它的复杂性远超所想。我一直记得潘老师有一次说道：我的女儿和她们（这些小姐）没有区别，只是她比较幸运，生在一个教授家里而已。一个社会学者，如果没有这样的视野，他的眼睛就看不到宏大社会结构之下那些微小生命的丰富和光亮。

同样，不仅我们这些调查者对她们有各种“想象”；她们，对我们也有各种“想象”，很多调查者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仅仅看到的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她们”，而不是真正的、完整的、作为“主体”的她们，“理解”就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只有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同时把对方看作和自己共同在世、有相融诉求空间的平等个体，才能获得“贴近的体验”和她们的“内部视野”；也才能深入到事实内部，做出真正意义上的深度调查。

其次，对于一般社会生活中的他人，我的调查经验和感受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能快速体悟和理解那些和我一样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让我有能力与他们“从疏离走向亲密”，看到他们，理解他们，而且从他们的视角去理解他们。

我在课堂上喜欢给学生讲一个关于我的故事。

当我还没有考上社会学研究生之前，是在某经济类院校学习管理学，那时候的我对社会学或社会调查方法毫无概念，人也属于内心敏感但外表略有社交恐惧症的“高冷女”（就是还挺招人讨厌的那种）。一次，在春运回家的火车硬座上，我的旁边坐了一个外出打工的小伙子，他一个劲儿地挤我，我不敢出声。后来，我发现挨着他那侧裤兜的钱包不翼而飞。我心里一万个确定就是他拿的，我也非常想告诉他，钱都拿走，能把学生证给我吗？但是憋了一路，直到他在西安下车，我都不敢和他说一句话。

几年后，已经在人大社会学系“摸爬滚打”了几年的我，逐渐地学会了观察、交谈和控制局面。

后来，还是在春运的火车上，我旁边还是坐了一个外出打工的小伙子，染着黄色的头发。我疲倦地打着盹，火车走走停停。忽然，醒来后我发现我的钱包又没了（这次更糟糕，里面还有我的身份证。内心鞭打蠢笨的自己一万次）。我不能完全肯定是他拿的，这个时候我想，至少我不能冤枉别人，先聊聊吧。

于是，通过聊天我知道，他在北京大红门服装城附近的一家小服装厂做工，以前做过美发行业，但是当小工冬天要经常在冰水里洗毛巾，手都裂了。我注意观察他的手，的确有几道很大的口子，指甲很长很脏。在他额头上还有一道刀疤，他告诉我是帮老乡打架时留下的，还差点进了监狱。他来北京做这份裁剪衣服的工作，一个月挣2000多元。他还说：“我好羡慕你们读书的，不用这么辛苦。”我给他讲了我在人大每月补助只有250元人民币，我们都称自己“二百五”，他非常用力地笑了起来。之后，我们一起分着吃我带的零食。快到兰州站，他要下车之前告诉我，前一段时间他几个朋友偷了两辆摩托车，还放在北京他住的地方，他说：“姐，我送你一辆。”虽然明知这是“销赃”，但我心里很感激他。

在和他挥手告别的一瞬，我发现我的钱包奇迹般地出现在大衣口袋里。

当然，这些岁月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与我自己的对话从来没有停止；“我”和“我想成为的那个人”从疏离走向亲密。正是对他人生活的关注、在意，才使得我更了解自己；也正是在生活的维度上，对每一个出现在我视野的人进行完整的理解，才能从“测量”或“求证”过渡到“理解”与“阐释”；才能让自己仿佛戴上了一副神奇的眼镜。看人，看己，更透，更清。

在我看来，对陌生人的好奇是一个社会学研究者最基本的素质，他们睁大眼睛，放下身段，掏空自己，汲取着滚动在社会事实中的营养，并把它们呈现出来，供人思索，发人警醒。他们像是整个社会躯体的解剖者和病理分析师，但每一个细胞在他们眼里却都是独立、完整的生命。就像社会中的个人，他们对社会学研究者而言，每个人都是最珍贵的宝藏。

我还记得潘老师讲过，他的老师问他，你看到报纸上的任何一个讣告，有什么感觉？他回答不上来。他的老师说，那是一段历史消失了啊。

我的“红灯区”岁月，不是宏大的命题，但却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组成的跳动乐章和生动历史。在那一个个行在路上的日子里，我最在意的不是带回来了哪些资料，我欣喜的是从被调查者的眼睛里看到了怎样的世界。

因为，对每一个人而言，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宇宙；对社会而言，宏大之下亦是个体的欢欣和苦痛的汇聚。

一滴水而知寰宇，一朵花而见春天。社会学研究者和调查者们，大概是最先看到寰宇和春天的人吧。

请了解我＞＞

王昕，女，射手座，生于高原古城西宁。

本科就读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期间偶然选修了社会学，瞬间被其解释力和“话语权”所深深吸引，尔后走上了跨专业考研之路。经历了第一次考研失败的打击后，辞去工作，蹭课于北大和人大社会学系，于第二年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人大社会学系，并获得硕博连读资格，跟随潘绥铭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在人大的六年里，跑了全国近二十个省，走哪哪乐，吃嘛嘛香。性格粗中有细，偶尔鲁莽且“二”，并准备继续保持下去。

现执教于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据说也已经“拐”了一些其他专业的同学进入社会学。希望他们和我一样，从未后悔。

非典型“性”调查

杜鹃（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题记：所谓的世事洞察、人情练达，不是老于世故，而是擅长生活，尤其是善于感悟生活。

在研究生学习开始之前，我是一个除了旅游从来没有出过北京，除了上学从来没有其他经历的北京女孩，家教甚严，背景简单。好在生在底层，有个大家庭，街头巷尾的三教九流也算见过一些。可是真正的生活阅历，可以说是少得可怜。我不仅没怎么出过这个城市，确切地说上大学之前，我都没怎么出过家和学校之间的那几条街。一个人坐公交车超过10公里，那都是15岁之后的事儿。帝都的热闹繁华，似乎也和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学生妹没什么关系。

也许，越是隔绝的孩子就越渴望自由，越是家教严就越会出格叛逆的缘故吧，对于自身的深切焦虑，对于这个社会的热切渴望，充斥着我的苦闷青春。这时《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让我知道了人大有一位研究“性”的麻辣教授——潘绥铭。

在那个相对闭塞的时代，我想办法弄到了他写的《性的社会史》，然后裹了好几层有欺骗性的封皮，在被窝里，利用高中时代宝贵的睡眠时光读完了它。多少年来，对于性的懵懵懂懂，遮遮掩掩，在这本书的启蒙下如拨云见日，如醍醐灌顶。我对这位传说中脑袋硕大的教授的崇拜油然而生，以至于多年后拜在潘师门下，我还忍不住盛赞他的睿智幽默，不顾马屁山响之嫌。

然而，真正从事性的研究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第一次鼓足勇气提出要研究性，是在高考之前。由于受了那本《性的社会史》的“蛊惑”，我在报志愿之前，正式跟我妈妈提出我要学性学！我妈当年真是淡定啊，居然没有当即就断然拒绝我，而是在第二天才胸有成竹地跟我说：“我已经问过了，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学科。”

这可让我傻了眼，分明是报纸上介绍的，人大有这样一个性学教授啊，怎么会没有这么一个学科？一头雾水的我翻了半天《报考指南》，还真是没有这个专业。就这样我的第一次“越轨”之举破产了。当年网络没有现在发达，我的环境又相对闭塞，我像很多高中生一样根本不太知道这个“学”、那个“学”到底是学什么的，哪里知道这位我仰慕的性学教授，其实是在社会学系工作呢？

大学时代，终于逃脱了家庭的“牢笼”。我第一次在人大听到了潘老师的课，简直重新点燃了我想要研究性的冲动，于是我利用考研的机会又一次做出了选择。但是这一次我显然比以前聪明多了，没有跟家里人说我要研究的是性学，只说要学婚姻家庭社会学。可怕的是，人扯一个谎真要十个谎来圆，以至于到现在为止，我的真正所学在家人眼里仍旧是婚姻家庭社会学，这样一个温馨而无伤害的，且适合女孩子的专业。当然，这毫无疑问是我双重人生中比较惨淡的一幕。

在性研究的路上摸爬滚打这几年，调查成了家常便饭，小姐、吸毒者、艾滋病感染者……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一次次成为我的访谈对象。他们的经历和故事，丰富着我不多的社会阅历，丰富着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

调查不是一问一答

通常，我们的“红灯区”调查会通过引路人引荐，在某个场所扎根，对这个场所的小姐、妈咪、客人以及其他相关人进行观察、访谈；在同吃、同住、不同劳动的过程中收集资料。在参与过大型的问卷调查和形形色色的面对面访谈、焦点组访谈之后，一个研究者会非常享受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田野经历。一次在中国西部一个省会城市的调查中，我阴差阳错地把我的调查地点放在了一间“红灯区”中的理发店里，在这里有幸经历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田野调查。

在很多人的眼中，“红灯区”中的理发店就是亮着红灯、里面没有任何理发工具的洗头房，可是我所选择的这家是名副其实的理发店，是小姐们日常修剪头发、打理造型的地方。这里是小姐们的公共空间。她们聚在这里聊天、休闲，既没有工作场合中的职业老道，又不是私人场合里的真情流露。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参与者，在这里见识到的是生活中活生生的小姐、社交中的小姐、女人圈中的女人。

理发店的老板娘李姐，是个30多岁的女人，中等身材，偏胖，皮肤黝黑，典型的西北人相貌。在进入这个“红灯区”的时候，我们和此地“看场子”的人打过招呼，确切地说是喝过酒（就是这个故事让我获得了“喝倒派出所”的美名，现在想想真不是酒量了得，而是不知深浅）。因为酒桌上的良好表现，我们很快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同时也是经他们引荐，我很顺利地在李姐的理发店里安顿了下来。

李姐初中毕业之后，学了两年美容美发，毕业后在家里面帮忙做粮油生意。后来她家的店被占了，就地盖起了一个大院子，里面所有房子的窗户都被堵上了。她们当时还很诧异：“这是要干什么啊？房子都给弄成这样了。”后来就看这院子里面来了很多小姑娘，个个都爱打扮。这个时候她才想到，自己当初学过美容美发，要是在这院子附近开个理发馆肯定人多，于是在“红灯区”里面的理发生意就算开张了。

此后，李姐在这里面做了10年。其间，她结了婚，生了孩子，死了弟弟（弟弟的事情是我临走那一天她才告诉我的）。关于李姐的故事，我们最后再讲，先说说在这个独特的公共空间里，我认识的人和发生的事。

在这个“红灯区”里，很多小姐在开工前都会到李姐这里化妆、做头发。她们在这里聊天、打扮，进来的时候是睡眼惺忪的小姑娘，出去时是性感妖娆的小姐。在这个过程里听到、看到的很多信息，在一对一访谈中是很难得到的。一般来说，访谈就像一个人造的情景，目的是得到信息，双方会陷入一问一答的节奏中。访谈者担心冷场，被访者担心表述危机，而且更容易被研究者效应影响，给出所谓的“正确答案”。而在真实社区中的田野调查，信息收集的过程则更加灵活、更有张力，当然也需要研究者更有耐心、更加敏锐。

下面是我在李姐理发店里蹲点时的一段访谈记录，源于我们课题想要了解的中心问题之一——小姐如何建构“脏”的概念。

下午的时候，我问文文：“你觉得什么是脏？”她说：“对我来说很多东西都可恶心了。”

我继续问她：“那具体有什么呢？”她憋了半天没说出来。后来突然跟我说：“我觉得在外面拈花惹草的男人就是脏！”

我问她：“那你每天接触的男人，岂不是很多都是这样的？”她想了想，说：“也是啊，反正我就觉得他们脏！”这段对话就此告一段落。

后来聊天中，她无意中又说到这么一个事情：“我们家有两个小姐就给客人做口活，那个就特别恶心。有一次我们在歌厅吃饭，那两个女人过来了，要一起吃！我们放下筷子就走了。”

这并不是她回答我问题的时候说的话，而是我们在聊天过程中谈论口交的时候说到的。显然，日常对话中的信息，比她们刻意回答问题时要真实、生动得多。这并不是她们故意隐瞒，而是因为她们平时根本没有想过我们所问的问题，你一问，她才开始想，因此很难全面回答。可是，她们会很可爱的记住你的问题，也许因为不满意自己给你的答案，也许因为从没认真想过你的问题，所以当她们忽然想到一个很好的答案时，就会迫不及待地告诉你。

这种情况在观念调查时尤其常见。被访者在短时间内给出的回答，经常不能概括他们的真实所想。结果，在一次性的面对面访谈中，我们带回来的，其实只是一个半成品的回答。只有田野调查才有机会帮我们得到更加深入、有血有肉的答案。

比如在了解小姐对于“健康”的认识的时候，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她们会停下来想一下，然后给出诸如“健康就是没有病”“健康就是将生命延长”“健康就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大脑健康”这样的回答。这些毫无疑问就是对健康概念的第一反应，但这样的回答往往模棱两可甚至敷衍了事。可是在田野调查中，很多不期而遇的事件，会加深调查双方对问题的理解。比如下面的一个情形：

下午，李姐的店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骚动。本来一帮女人在一起谈论车子，大家都对宝马、大奔赞叹有加。说起了一辆大家都认识的奔驰敞篷跑车，经常到这里来，丹丹在一旁说，她认识那个人，有时候会在一起玩。大家谁都没说什么。谁料无巧不成书，说话间那男人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要来接她。不一会儿的工夫，车就到了李姐理发店门口。虽然不是大家说的那辆敞篷跑车，但也是辆奔驰轿车，而且很新。男人进来找丹丹，他看起来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中等身材，穿着一件带毛领子的黑色皮衣、黑裤子、黑皮鞋，一身黑，看着挺干净、挺讲究。他跟丹丹说了两句话就把她带了出去。

看得出来，大家很震惊，只是谁都没有在言语中表现出来。当时丹丹还没有化好妆，所以车子在院子里面兜了一圈，掉了个头就回来了。回来后，丹丹赶紧让李姐帮她弄头发化妆。此时边上的女人们眼睛里放射着嫉妒、好奇、轻蔑等各种光芒，只是谁也没有在话语中表现出来。

丹丹她平时都是很低调的人，可是今天下午她很开心。看得出来，那个开奔驰的话题人物拉她出去兜风，让她觉得非常有面子。正在丹丹春风得意的时候，有一个平时不是经常来的女人打破了店里怪异的气氛，问道：“哎，你说那男的穿的那衣裳的领子，是真貂的吗？看着不怎么像啊？要是真貂的，一薅就能薅出来，真貂皮不会掉毛的。下回你薅一个看看。”

说完这话，大家无一人应和。这女人走之后，丹丹把她臭骂了一顿，转过头来跟我说：“你看，你不是问健康吗？我告诉你，这就叫心理不健康！”在后面的几天里，这真的成了心理不健康的一个例子，旁观了这件事的很多人都会提到。后来我发现，很多小姐对心理不健康的定义，其实就是“气人有，笑人无”。

生活，总是比我们想象得更加丰富，比语言更丰富。可是一对一访谈中的提问，却往往是围绕着深思熟虑的访谈提纲展开的，我们通常急切地想获取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而这种急切在访谈中经常会带来信息的损失、双方的失望、误解甚至诱导。只有当我们深入田野的时候，这种时间的局促和对信息的功利追求才会逐渐淡化，才能使得调查变得如此丰富而有张力。

旁听出真知

这是我从一位出租车司机口中听到的话：“但凡什么事儿你想知道，你不能问；你得听，还得偷听。”这话，我深以为然。

实际调查中的很多事儿是不方便问的，比如涉及某些违法行为，或者十分私密的情况。即便你问了，对方也可能不会给你真实答案，遇到这种情况就要留心听。如果说偷听有违研究伦理的话，那么旁听则是得到真知的一条捷径，研究者所需要做的，就是有足够的耐心和敏感。

在“红灯区”里，吸毒虽然是公开的秘密，但是如果直接问的话，也不一定能有人回答。我在刚刚到的时候，就冒冒失失地问了其中一个小姐吸毒的问题，但是人家很巧妙地回避了，直到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答案才揭晓。

一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过来，管李姐借锡纸（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也没有多嘴问）。李姐说没有，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屋里面的几个女人就议论开了。丹丹说：“理发馆用的锡纸太厚，不好溜。”其他人也表示同意，我这才明白过来，她们在说“溜冰”的事情。话题打开后，几个人就开始说自己“溜冰”、嗑摇头丸的经历。原来这几个人都是“溜过冰”的，其中也包括当初没有回答我问题的那个小姑娘。

旁听，有时还可以帮你把听来的和访谈来的信息进行互证。这些信息甚至可以帮你识别你所收集到的资料的真实性，也可以帮你判断是哪些情境因素在起作用。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在关注小姐的职业安全问题时，我经常听到人们议论一个姓杜的姑娘如何如何坏，李姐也总说：“她经常从学校里面骗那些小姑娘出来，还骗客人‘开处’的钱，可坏了！她还因为骗客人的钱，被人打过。”我见过这个姑娘，她为人挺冷的，不爱搭理人，也亲眼见过她背上有很大的一块疤。直到后来，我在李姐店里待得时间长了，她才偶尔和我说话。

杜姓小姐告诉我：“我在学校里的时候，就带人出来干（这和李姐告诉我的很吻合）。后来我觉得没意思，就不干了。去广州学了半年美甲，在那边没做小姐这行。后来又去了北京，还是学美甲，可是那行太麻烦了，我干不了，就想还干回这行，但是要带人出来，这样才能挣更多钱。结果让人家给骗了！”

原来是，有个人让她找两个姑娘去上海，“说让我抽她们的台费，我不用坐台。结果，到了那就让我坐台。我死活不做，就打我，拿开水烫我。后来我找朋友替我把医药费打过来，才回来的。”

在这个例子里，猛一看，李姐提供的部分信息和被访者的主诉确实比较吻合，但是少了一些细节，而且显然带着对她很大的成见。现在我才知道，这位小姐同样受到过侵害，同样是受害者。

可是杜姓小姐所说的话，同样存在疑点，比如为什么从前离开这行后又重操旧业？如果在学校时就涉足这行的话，真的会为了拒绝坐台而被打吗？到底是因为不愿卖淫，还是因为李姐她们所说的欺骗客人？当然在这个例子里，非常遗憾的是，到最后我都没有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她遭受侵害。如果我们的研究是关于小姐被害的，那么这毫无疑问需要进一步深究，可能需要更加深入的访谈或者更多方面的信息。或许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所谓的“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因为人们总是有办法隐瞒一些事情，甚至改写自己的记忆；但是我们起码能得到对方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

事实上，除此之外我们又能知道什么呢？所有调查难道不都是这样吗？

调查是沉浸于生活之中，理解生活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李姐的。

李姐不仅是在“红灯区”里做正经理发生意的老板娘，还是一个厉害的角色。在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关系已经非常好了，她带着她的老公请我们吃饭，陪我逛街买当地特产，跟我聊他儿子的学习，俨然把我当作了朋友。事实上我们两个的确保持着联系，离开后的几年里，我们偶尔会打打电话。她会问我在北京买车、学美容美发、看病等很多问题，并且常常邀请我们一家回去找她玩。

在最后一天，李姐给我讲了好多她自己的故事，包括她拉着在车祸中遇难的弟弟的尸体找肇事者讨债的经历，让我愈发意识到这个女人不简单。李姐真是不简单，她的店只有她一个人，她既是老板娘，又是理发师、美容师，还是小工。她虽然从不涉及性产业，但是在这个产业链中，她是靠小姐生活的人。她和她的店就像一张蜘蛛网，网罗着这个相对封闭的“红灯区”里的各种关系。当然，作为编织这张网的人，她和网上的每个人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

在她的店里，有好多常客都和李姐关系密切，有些姑娘甚至管她叫干妈。在我的观察中，李姐对她们也很好，非常关心她们，经常像大姐一样教育这些小姑娘；有时也会收留一两个关系好的，晚上在她店里居住。李姐很多次跟我感叹，说这些小姑娘很可怜、很苦，经常被人欺负，被那些小后生骗。她说：“这些小女孩，其实多数心地都很好的，没有害人的心。”

但是有一次，她陪我去买特产的时候，我们在车上聊天，说起这些小姑娘，她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婊子无情，贼无义，你和她们交往不能太实心。”这和我平时印象中的李姐差别简直太大了。虽然，同情小姐和用“婊子”这样的词来称呼她们并不矛盾，但是这和我以往对于李姐对小姐态度的判断也有很大差距。震惊之余，我开始反思，李姐以往同情小姐的言论都是在她店里说的，而说“婊子无情，贼无义”的时候，却只有我们两个。我相信，这两种态度对她来说都是真实的，只是情境变了，或者说，没有哪种说法是真实的，都是在不同场合的操演。

理发店里的她，是性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小姐是她的顾客，是她的朋友，是她的衣食父母。她在“红灯区”里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耳濡目染着那里来来往往的女人的喜怒哀乐，同为女人，自生同情。但是她毕竟不是小姐或者妈咪，只是与这个行当伴生的一个服务行业从业者。她的一句“婊子”，一则带出根深蒂固的对小姐的轻蔑；二则为了与我交谈时和小姐划清界限。在她看来，我是和她近似的人，所以她更多地和我聊老公、聊孩子、聊生活，和我保持的是另一种女人之间的友谊，所以在和我独处的时候，她才会说出那样一句话来。

这正是田野调查的魅力所在。它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也不仅仅是听锣听声，听话听音；而是在情境中理解人，是沉浸于生活世界之中去理解生活。

当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所谓的定性方法来进行研究的时候，人们似乎更喜欢把访谈当作定性研究的唯一方法，而且仅仅是收集难以量化的文字资料，然后把访谈记录化约成可量化的形式，进而去寻求某些固定的模式以总结和概括纷繁复杂的生活。结果，定性方法所强调的情境，就被淹没在“被刻意捞上来的”访谈记录当中了。

其实，情境性也是最朴实的生活道理，所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也。这不是“表里不一”，而是生活策略和人生常态。如果我们没有在田野调查中获得对生活世界复杂性的充分认识和理解，没有发现和总结生活情境的多变性，仅仅依靠单一的访谈，那么，这些脱离了具体情境的记录文字，还有什么意义吗？定性研究的魅力恐怕也就不复存在了。

“你问了这么多，能不能跟我来一次？”

第一次进行男客的访谈就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我们以往的研究中都以研究小姐为主，一直没有找到太好的研究男客的方法。借着一次艾滋病课题的问卷调查，我们打算尝试着接触一些男客。这样的访谈设计，起初让我非常发愁，当时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看起来青涩懵懂，让我去访谈嫖客，害羞、害怕、紧张、兴奋……各种情绪五味杂陈，而且第一个访谈对象就让我终生难忘。

他是一个卖沙子水泥的小老板。他的店面很小，十分简陋。小店坐落的那条路正要扩宽，破破烂烂的店面和边上所有等待拆迁的房子一样，看起来岌岌可危。头次见他，他就躺在自己小店的床上，当时是夏天，还铺着凉席，被子没有叠，团在一边，床脚下就是电视，我进去时正在放着一部韩国恐怖片。

那一次并不知道他曾经找过小姐，只是为了做一份问卷。因为他毫不忌讳地在“是否找过小姐”的问题上给出了肯定回答，所以我有意多攀谈了两句。他很是配合，并且留下了联系方式。

时隔两个月后再去，他已经换了地方。我发短信跟他联系，他说他已经搬到离黄庄不远的大井去了。我按照他的描述，很容易找到他的新店面。说是店面，这里比第一个地方更像一个民房，里面没有任何货物，只有一张床和一台电视，地上摆着几个啤酒瓶子，拖鞋斜靠着一个倒着的瓶子。他还是老姿势，斜靠在床上，脚下是成一团的被子。

我一进门，尽可能地表现得很熟络，问他：“你老婆呢？”“她回家了，‘十一’前就回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他这样回答，我挺惊讶的。他这个女朋友，是第一个跟他住在一起的人，当时他还是处男，但对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们俩在一起很久了，如果没有闹分手，两个人不会连对方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于是就问他，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他说，不知道呢，两个人都想看看，再决定什么时候结婚。他说，他们这叫“试婚”。我很好奇，问他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名词的。他说就是前两年，一起出来的年轻人都这么说。

据他说，从家乡出来的年轻人，都会试婚，但是和试婚对象最后登记的不多。这种试婚的情况到二十五六岁就会结束，年轻人带着“老婆”和已经降生的第一个孩子回家登记、结婚。这样生了孩子再回家结婚，据说是因为想多要一个孩子，然后决定给哪个上户口，以便隐瞒一个或者交些罚款。

在这次访谈中，他对所有问题都非常配合，回答很是坦率，这让我觉得一切比想象中容易多了。访谈进行得很顺利，直到他跟我提了一个问题：“你问了这么多，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

我当时就傻眼了，心跳加速，面红耳赤，不知所措。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夺门而出，好在他的门一直开着，离大马路有着不太远的一段距离。可是我又一转念，不能就这样落荒而逃啊，太不专业了，好像自己很胆小，动真格的就不敢谈了似的。

不知道当时到底是什么动力让我留了下来，只是感觉他不会把我怎么样，于是我断然跟他说：“不成。”现在回想起来，好天真啊。如果对方真有歹意，又岂是我一句“不成”就能拒绝得了呢？好在他也只是试探性地问了一下，我说了不成，他也没有霸王硬上弓。看形势还好，我居然又继续问了几个没有完成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又表示了几次他的想法，直到我提出访谈结束，要给他访谈费，才战战兢兢地离开了他的店面。走的时候我还强作镇静，但几乎没敢回头看，怕他人追上来，把我拖回那间小平房先奸后杀。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后怕，自己当时怎么敢一个人去做访谈，怎么敢意识到危险还不赶紧结束？

多年之后，回想起这件事，当初的恐惧和后怕已经不再那么鲜明了，取而代之的是反思。经过那么多年的社会调查和访谈，有些理念已经深入我心，比如这样一句话“调查就是求人办事”。在我这次险些“失身”的经历里，那个小老板的话很值得玩味：“你问了这么多，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细想起来，这话的意思很多：你都问了这么多了，我都告诉你了，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作为交换，作为回报。如今想想，这其实是挺正常的事情，只是我当时给他扣上个色鬼强奸犯的帽子，再加上无知少女的被迫害妄想，才会吓得自己失魂落魄。

作为调查者，我们主动拿着问卷，拿着提纲甚至拿着录音笔，去问许多人家根本不关心的问题；人家花费时间、精力和耐心，去满足你的研究热情，难道只是为了那一点点礼品或者访谈费？我们当然希望这些小恩小惠可以作为补偿，但是当我们自己无情地拒绝他人的访问要求时就会知道，那些小东西是很难成为别人接受访问的理由的。

因此，对方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就真是对我们极大的耐心和帮助了。当然，这里有些人是贪图小恩小惠，有些人是好事之徒，有些人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或是满足好奇心；但无论如何，他们花费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分享了自己隐私的经历和想法。就为这些，我丝毫不能怪罪当初那个提出要跟我上床的水泥店老板。试想，一个满大街找人谈性的姑娘，会让男人产生什么想法呢？我主动找上门来，让他谈出他那些隐私的经历和想法，他跟我要求上个床，也实在不过分。况且他只是要求而非强迫，这样想起来，他还是相当绅士的。

说到底，这样的遭遇，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调查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起码的伦理原则，是最低限度的互惠。我们没有道理觉得我们的研究目的有多么高尚，研究动机有多么单纯。所有所谓高尚单纯的动机，都要落实到研究中，进入被访者的生活世界里，而且被对方所理解，那才是真实存在的。这就像很多小姐永远认为我们是来踩点的，自己早晚也要出台；就像这位小老板八成认为，既然我可以这么坦率地谈性，那也就一定可以随便地做爱一样。我的访谈者很慷慨地跟我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而他希望我能跟他分享我的身体，这其实可以理解，只是不能接受而已。

当然我承认，在这个事件里我是幸运的，的确不是所有情形都可以这样驾驭。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中，访谈者可能遇到人身伤害的威胁，遇到财产安全被侵犯，遇到侮辱甚或谩骂。但是这些侵害的前提是，我们的研究行为首先就侵扰了他人的生活。如果人家接受，那就是纯粹的帮忙；如果不接受，也是理所应当。因此，除非对方用非常不友好甚至敌意的方式拒绝你，否则，就请你安静地走开，同时在适当的时候保护好自己。

请初学者不要像我一样鲁莽，因为不是每个被访者都有着那位小老板的自制。更重要的是，请初学者一定要心态平和并保持敏感，因为每一个被你敲开的门背后，都有他自己的世界和故事；想要听，不是只带一副耳朵就可以；想要听，请放下你的评判和偏见；想要听，你还要随时准备讲出你自己的故事，准备有限度地分享自己的秘密。那么，底线在哪里？这就看你的判断力、勇气和诚意了。

活法

在博士毕业的谢师宴上，我喝多了。在潘老师门下这几年的东奔西走，仿佛历历在目，一朝毕业，居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泪水和着汗水的我，当时最大的感触之一就是：再也不用做调查了！再也不用带着一帮本科生，在陌生城市的火车站广场上，彷徨着住哪个旅馆了；再也不用为了节省住宿费，住在大学城里挂着带血蚊帐的招待所了；再也不用为了让某个街道主任配合我们的调查而点头哈腰了；再也不用为了能够进入现场，和地头蛇们喝得几乎酒精中毒了；再也不用在酷热的夏天，辗转于北京各大建材市场寻找访谈对象了；再也不用在个体户中调查“性”而随时被人想入非非了；再也不用因为调查的问题太敏感而被大妈破口大骂了；再也不用在“红灯区”被人当成小姐往包厢里拉了……

现在，几年过去了，当初再也不想发生的事情，果然再没发生过。我的生活也步入了房子、车子、孩子的臼窠，住在北京这个我并不真正熟悉的故乡，过着安定的生活。可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那种实实在在活着的感觉，越来越不清晰了。

原来，这些年来我们就是在用调查的方式，接触和认识别人的人生、别人的活法。这里面有很多是我们以往所不理解的，主流社会所不接受的活法。但是有很多人就在用这种方式活着，而作为研究者，就是要理解这些不同的活法，理解它们实践的合理性，搭起私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的理解桥梁，填埋不同个体经验的解释鸿沟，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世事洞察，人情练达。它不是老于世故，而是擅长生活，尤其是善于感悟生活。

经历过这些，你的心中肯定会留下一片永远向往的田野。

请了解我＞＞

杜鹃，女，1984年生，北京人，现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讲师，北京人口研究所研究人员。

硕士、博士阶段师从潘绥铭教授，在学期间，曾经参与两次“中国人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全国大调查”，以定性调查方式参与“红灯区”调查、流动人口生殖健康调查、艾滋病感染者生存状况调查等大小调查十多次。

目前主要从事生殖健康、性病社会史研究。

真实的“谎言”

江秋雨（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

题记：实地调查中获得材料的真假并不是绝对的，所谓的“谎言”也并非百无一用。

从爱撒谎的小姐们说起

第一次进入田野的时候，是2007年的初冬，我还是一个研一的学生。虽然之前曾经做过一些实地研究的调查，也拜读过潘绥铭老师和黄盈盈老师的调查报告和著作，但是对于小姐这个群体，我还是非常陌生的。带着一丝新鲜感和即将开始新课题的兴奋，我和师兄师姐到H市开展某基金资助的试点调查。

那是我第一次实地面对面地接触到我听闻了多年的小姐们。多年以后，当年调查的一些片段依旧历历在目，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便是调查中每天都会被各种谎言重重包围。

“嗨，玲妹，你多大了啊？”

“24。”

后来通过娱乐场的保安才知道她下周才满17周岁。

“小姐们的内裤一般都是一次性的。不是说那样的纸的，而是说穿一两次，脏了就扔了。她们不愿意洗，懒。我不一样。我的内裤都是五六十块钱一条的。我买了内裤要洗，就是买了外穿的，拿回来也要洗！”

但是待会儿，她在隔壁卖时尚服饰的丽姐那里拿了一条牛仔裤，就没有洗，直接穿上了。

“小君，你有孩子吗？”

“没。”

一个星期以后，她红着眼眶告诉我，她孩子其实都两岁了，不知道是谁的。现在她妈妈在老家帮她带孩子，她出来挣钱都是为了孩子将来可以不用像她那样；她要送他去读书，做个“文化人”。

连卡拉OK店的老板娘都会说我：“你这个小妹太天真，小姐的话怎么能相信呢？”小姐们随口而出的一句半真半假的玩笑，对科班出身、一向听什么信什么的我，是一项特别大的冲击和挑战。当时我们做调查的时候，由于访谈者的特殊性，我们一般都不会录音，而是采用聊天获取访谈资料的方式。所以每天的资料整理都是当天访谈完小姐之后，回到宾馆再靠着记忆写下来的。我常常困惑地一边在电脑前敲打我的田野笔记，一边想着我记下的都是真的吗？如果不是真的，那辛辛苦苦记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常说实地调查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那么对于研究收集到的资料，我们研究者就有义务去甄别。当然有的时候，有些谎话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或者向其他人求证来证伪的；但是由于调查者的时间精力有限，不能也不可能做到每一点和每一细节都去证伪。况且有的时候，这个人在这点上撒谎了，在另一些地方也许他/她说的却是实话。那么，研究中遇到的真真假假，研究者又该怎么去分辨呢？这些问题曾经困扰我很久，也是我在田野中一直想要寻求解答的。

下面我要讲的，就是一个关于真实的“谎言”的故事。

一个小姐的浪漫爱情

这个故事发生在2008年的H市。H市作为北方的一个省会城市，是我们当时重点调查的两个城市之一。

当时正值初春，乍暖还寒，北方冬季的风特别大，刮过之后，格外干燥。我们从火车站一路颠簸到了宾馆。刚休整好，之前已经去H市踩过点的师姐就带着我们去当地著名的娱乐区美华园。

这是我第一次去H市，根据他们前站部队的经验，从周边城镇来的小姐普通话不太好，工作的时候常常会说方言。为了不遗漏重要信息，也为了方便和小姐们打成一片，我们决定先去师姐认识的开发廊的桃姐那里，培训一下本地话。

一进门，桃姐正给一位年轻的女性做电烫拉直头发，开始她背对着我们，后来听师姐向桃姐在介绍我们，就扭过头来问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师姐给她解释了一下，然后她就很好奇，主动说我要和你们谈谈。她说的是普通话，态度也很好。师姐示意我过去和她谈，我就拉了张圆凳在她身边坐下。

她从旁边斜靠在墙边的那个男人（后来知道是她老公）那里要了一根烟。我们先互相寒暄了一下，大概是从哪里来之类的，她告诉我她叫小莉。然后师姐就问她哪家的，她说是“热点”KTV，于是师姐就请她带我们去一下。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和Z就跟着过去了。两个人一起去，一是以防万一，多一个人好保护安全；二是万一还有其他小姐在那里，Z就可以顺便访谈一下。但是又不可以所有的调查人员都去，因为如果杂人太多，一是容易引人注目，二是如果妨碍到生意了，歌厅老板可能会不高兴。

谁知道到了那里只有她一个小姐，她的干妈就是“热点”KTV的老板。她看到干女儿带了两个人来，问了是干什么的，小莉就解释了一下。她干妈还是很好说话的，就说你们去里面谈吧，我们就一起进去了。

“热点”是一家小型的KTV。进门是一间4平方米的“客厅”，有一张长沙发、一台电视和一个酒柜。里面是4间包房。包房就是很普通的KTV房间，每间都很小，不到10平方米的样子。昏昏暗暗的房间里挤着一个供四五个人坐的转角沙发；一个茶几，上面七七八八摆着遥控器、瓜子盘和一些酒杯；还有一台电视。

在客厅和老板说话的时候，我才仔细看了看小莉。她大约1米65，110斤左右，皮肤很光滑，但是不白，透着北方女孩特有的小麦色。直中发，挑染成浅棕色。单眼皮，眼睛不大，但是很有神。嘴唇比较厚。她很喜欢拉直头发，虽然头发已经和清水挂面一样直了，但是基本上每天都要去桃姐那里拉直一次。

相比我们，她穿得很少，我们穿厚棉衣，里面还有一件毛衣打底；她居然只穿一件纯棉的单衣，加一件棉单外套。她后来告诉我，她比较喜欢休闲的牌子，但是不刻意追求品牌，好看就行。她特别喜欢kappa，但是也买安踏、乔丹、李宁。她作风硬朗，说话做事都显得非常干脆果断。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她是个爽朗的“女汉子”。当她说到她最喜欢的牌子是米奇，“只要是米老鼠的都喜欢”的时候，她才嘴唇上扬，流露出少有的小女孩的一面。

进入包房之后，小莉选择了一个靠窗的位子，背对着窗户坐下。下午的暖阳透过窗户斜照进来，在她身上留下了金色的轮廓。之后的每次访谈聊天，她都会坐那个位子。后来我每每回想起来，始终觉得那个位子是她刻意挑的，因为背着光，我们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但是她却可以清清楚楚地观察坐在对面的我们。

小莉找她干妈要了一根烟。就着烟雾缭绕，她慢慢地给我们说起了她的故事：

我家里是T市（一个西北省会城市）的，家里条件很好。我妈妈是一个会计，爸爸是一个警察，都因为贪污后来被革职了。我有一个哥哥，他的条件很好，学历也很高。我们家里其实很好的，我爸爸妈妈虽然没有工作了，但是还是很有钱的。我们家里每个月光租金就能收五六千（当年她所在的城市平均工资1000元左右），再加上做点生意之类的。我哥哥的收入也不错，随便都是上万的。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很正统的。我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儿，所有亲戚中就我一个女孩，所以特别受宠。爸爸妈妈都是对我给予希望很大的，让我学这学那的，但是我都不喜欢。我读书就读到了小学一年级。然后就不想读了。是自己不想读了，然后就出来混。

我妈妈打我，打了以后问，还上不上学啦？我说：不上。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拧。后来逃出家以后，我被一个孤儿院收养了。那个孤儿院就专门培养我们跳舞。你看我跳舞跳得挺好的，就是那时候打的底子。

当时我们省的省长，去孤儿院视察，看见了我，还和我照了一张相，登在了报纸上。后来我家里看见了照片，说这不是我们家的小莉吗？然后就跑过去把我接回家了。但是不久我又逃出来了。

这一次逃出来以后，我就来了H市。

为什么？这离家远啊！

然后我认识了一帮人，就像一个丐帮帮主一样，带着一帮小混混去讨生活。

我不喜欢看电视，也不喜欢看报纸。我就喜欢打麻将，赌博。什么都赌，骰子也玩。我能喝酒，很厉害，20多瓶啤酒吧。我一般麻将就是每次输赢在几百、一千之间吧。我以前还是很有些钱的，现在都被我输光了，大概几十万吧。

现在我上网，一天就泡在上面。我也有QQ空间的，我给你们的那个号就是我和我自己的朋友的。

她顿了顿，继续说：在这个场子里面，都是这样，自甘堕落。

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她干妈进来了，一边修麦克风，一边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她是一个骗子，人贩子，不要听她的；她乱讲的，已经骗了好多小姑娘了。

她听了，就笑。

我就住在这个场子里。我和我老公有时候在一起。我们没有租房子，还没有安定呢。要是我老公不喜欢我穿的，说我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听的。我又穿得不露。你管得着吗？出去玩也没什么意思，以后要是孩子大点了，我们可能出去玩吧。

等等，我没听错吧？孩子？！

她说到这里，我们都很惊讶。她看着不大，都有老公孩子了？她说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然后打开手机，给我们看一张照片。我们一看，是一个很可爱的小胖娃娃的照片。她说：

对啊，这就是我的儿子（当时她的表情很是得意）。我是想要一个孩子了。我是想要什么就会实现的人。我当时就是想要一个孩子了，所以决定生的。我已经不小了，该要了。

她看我们露出了惊讶和不信的表情，指着那个和她一起在发廊的男人说：“那个人，是我老公。不过我们没有扯证。他是××大学（重点本科）的学生，被我骗了。”一开始我们以为她是开玩笑的，后来看她说得一板一眼，这才相信是真的了。

我两年前去他们学校那里吃麻辣烫，然后他也在吃。我看见他，反正就是那种感觉，有文化，嗯，还不错。

我再次打量了一下她的老公，的确长得斯斯文文的，戴一副黑框眼镜。在那种环境下，尤其显得儒雅。

我就跟他问这问那的，他当时不理我，说我又不认识你，哈哈。我后来就托了十几个朋友去打听他的情况，把他什么都打听到了。他是哪里的，家里做什么的，住哪里，学什么的，都清楚了。我就说，好了，就是他了。我就故意去认识他。他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认识了两三个月我们就在一起了（她打了个做爱的手势）。

他那时候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他以为我是卖衣服的。6个月以后，他才知道，知道了也晚了。我骗了他，把他的学费都骗来了。他也不上学了，他家里还不知道这事（不上学）呢。他现在也不工作啊，我们就玩着。

说话的时候，她笑着，往她老公坐着的外屋看了看，仿佛在看着一件战利品，似乎很开心。

我没有告诉过家里我是做这个的。家里也不知道他（老公），我们还没有领证。我每次回家，他们也问我做什么。我就说，好着呢。我每个月给孩子保姆全托，1200元；奶粉800元；尿不湿和衣服300元。至少也要2300吧。孩子在B市（和H市在同一个省）。我一个月去看一次他。

我以后要开麻辣烫的店，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呗。

我们在谈话的中途，她突然想起来了什么，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她的“把子”（当地场子里的小姐对长期比较固定的顾客的称呼），口气很凶，问：你为什么不来？我等你好久了！那边好像是说有什么事情了，然后她就说：那你要记得给我手机充一点钱！用很强势的命令口气说的，然后就挂了。

我看看手表，快晚上6点了。看着她们估计也快上班了，我就告辞回旅馆。当时调查期间，一般我们都会在娱乐场所晚上营业之前就离开，一是为了安全，二是尽量不去干扰她们做生意。

一出KTV的门，就看见师兄在不远处等着了。虽然调查期间没有出过什么大的安全事故，但当时为了安全起见，女学生进屋访谈的时候，潘老师会要求为数不多的男学生在外面院子里“站岗”。

我和他招招手，看见同门姐妹们陆陆续续从其他家出来了，大队伍才慢慢离去。回头看时，已是华灯初上，一些积极的小姐已经开始站在各家的门边张望了。走出美华园的大门，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出租车往这边开进来。

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就算结束了，而对于她们，忙碌的一天才算正式开始。

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师姐师兄一合计，大家都觉得这条访谈线索不能丢。于是决定让我跟进小莉，另一个师兄见机行事，看能不能和小莉的老公聊一下。

“她老公”的坦荡情怀

第二天中午匆匆吃完饭，我和师兄就过去了。

干妈正在打扫屋子，看见我们，愣了一下，然后立马就恢复到她生意人的熟练笑容：还没有听够故事啊？小莉还没来呢。

我把师兄介绍给她。双方正在寒暄着，没过一会儿，小莉就过来了。这次，她干妈就在她旁边坐了下来，说：我女儿很好的，心地很善良，原来我们在老场子的时候，她挣的钱都花在那些小乞丐上面了。那些小孩子都很喜欢她，老来找她。有一次一个小男孩来找她，我说走了，她不在。那小孩子还不依，非要见她，我“唰唰”（做了一个扇耳光的动作）赶半天才赶走他。

说完，她就问小莉：那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小莉说：进去了（公安局），三年，偷东西。

过了一会，隔壁的一个女孩进来，她看见有外人在，冲小莉使了一个眼色，小莉就随她出去了。我们就只能和干妈聊天。干妈那天的兴致很高，聊起了她的人生，我就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等。快6点的时候，小莉还是没有回来。师兄出去看大家状况。我待在屋里，正好小莉的老公回来了，收拾小莉的衣服去洗。他看见我，打了一个招呼，我这才知道小莉被拉去打牌了。

然后我就问他说，如果和他谈谈，会介意吗？他说随时欢迎，然后自然而然就提到了小莉。

她就是一个小子（没有长大的小孩），我认识她是在高三的时候……

等等，等等。你不是大学生吗？

不是。我因为跟了她，高中都没毕业。那是小莉给你扯淡呢！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小莉在说谎，不过我当时完全不以为意，以为小莉说错了，想着改天再去问一嘴确定一下。

那时候，我喜欢去网吧上网。她家里就在网吧旁边，我学校在网吧的另一边，她也经常上网。我们就在网吧认识了。后来，家里给我1800块钱让我交学费，我花了300块跟朋友吃饭，这样钱就不够了，但是我又不可能告诉家里。后来在网吧遇到了小莉，她就说我给你想办法，你把钱给我，我拿去当本钱，给你赢回来。但是这个钱，肯定是回不来了的。

这时候，干妈插嘴了：她就是成心的，就是看上你了，专门要骗你。这句当时半玩笑的话，后来想起却是意味深长。

我随后问了一个我个人很好奇的问题：你和小莉在一起的时候，知道她的工作是什么吗？

他说：不知道。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卖衣服的。在一起了两三月后才知道的。

我说：你不介意吗？他说：

爱一个人，就要学会包容。我也是慢慢才弄明白的。

我的钱花光了，我就说，这样我的钱都没有了，怎么办？她就说：没事，你就跟着我，我不会亏待你。那时候，她18岁。然后我们就住在了一起，但是只是朋友。我拜她当老师，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3年了，都只是朋友。她教我喝酒、吸烟、享受。教我堕落。

开始我还是有点恨她，我说这个死女人，骗了我的钱。我后来发现，她虽然做这个，其实人不坏，人的本质是很好的。她20岁之前的钱全部给了火车站的那些小孩。

后来相处久了，我慢慢喜欢上了她。我最感动的就是，她对我父母特别好。我就这样给你说吧，只要还有一碗粥，她就会先给我父母吃。

我知道她是什么人的时候，我不排斥。爱一个人，就要学会包容，学会理解，给她空间。

当时我真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一个老实的学生和一个敢爱敢恨的歌厅女相爱了，还爱得轰轰烈烈无怨无悔，这情节简直都可以上电视了。它居然被我给遇上了！我瞬间觉得又开始相信爱情了。我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把这个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给写出来。

她唯一的不好就是赌瘾大。她有时候去外地就是为了赌钱。

当时（2003年），她一个老乡哥们，也是混得很好的一个有头脸的人物，说去缅甸吧，那边很好。她就一定要去。晚上睡觉的时候，她问我，说要去缅甸。我说你去那边干什么？当时我们才好不多久。结果第二天，人没有回来；第三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一看这个号码，不认识，那么长的区号。一接，结果是小莉打来的，说已经到了缅甸了，去那边赌钱。后来她没有护照被抓了，然后又逃回来了。她一走就在那边待了3个月吧。

赌瘾大的人，真的很狂热。有的时候，她赢了钱，就去买东西。她现在有了孩子就节约多了。化妆品都不买贵的了。她的化妆品，我给你说，要是以前，就都是好几千的，你都想不出来。她说要是有上万的我也敢买。

赢钱了，就买一根手指那么粗的金链子挂着，就挂着玩。输了，就马上当掉。

有一次，更狂，她赢钱了，很多，直接就把钱铺在床上。一叠一叠的，一百一百的，铺了一床。然后就躺在上面睡。后来又都输了。

算下来，她起码输了一百万在里面了。

她其实是一个好女人。结了婚以后，越来越发现了，她每一个方面都做得很好，都在努力。

听到这里，干妈撇了撇嘴。被正好回屋的师兄看出来了。

晚上总结的时候，我声情并茂地给大家讲了这个神奇的爱情故事。在听够了例如鸡头如何剥削小姐、小姐如何欺骗嫖客、嫖客如何欺负小姐之类的负面流言的几天里，小伙伴们也都为在声色场中还能有如此正能量的爱情故事而唏嘘不已。

可是，一想到昨天干妈的表情都写在她的脸上，我和师兄决定再多去一次，找个机会让师兄去和她老公再谈谈，我则看能不能和干妈单独聊一次。

原来如此

第三天再去的时候，想着当地人爱嗑瓜子，我们买了好些瓜子带过去。干妈和我们也熟络了，一见我们就招呼我们进去坐。我们正说着话，她老公提着一袋打包的麻辣烫进来了，递给小莉，然后就走到屋外去点了一根烟。

师兄示意了我一下，就顺势走到他身边和他聊了起来。我继续和小莉聊。由于我对她的基本情况已经有所了解，所以这次主要就是聊一些研究上的问题，侧重于小姐对健康的关注和态度。

“看你哈欠连天的，你昨晚接了几个活啊？”

“两个。”

“用套吗？”

“都用。怎么能不用？我可不能要钱不要命。”

她说完，就说要出去买衣服去了，剩下我和干妈在里面坐着。我趁这个机会就顺势问了下干妈：每次都用套是真的吗？干妈一脸不屑地告诉我：她骗你的。昨晚接了四个，都没用套。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干妈昨晚一共给了小莉四个套（老板也要计算成本的，一般一次“炮”一个套，不会多给）。但第二天做清洁的时候，她发现垃圾桶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这妞一定没用。有的嫖客喜欢用自己带的（安全套）。但是如果他们真用了，谁会带走用过的套啊？脏不脏啊你说？你这个小姑娘你不懂。这些都是说给你听的。

“说给我听的？”

听到这里，我才真正有些明白了。

干妈接着说：你看他们（指了指屋外的她老公）是不是很好？

我说：是的。

干妈说：小莉昨天做生意的时候，她老公去旁边洗浴的地方了。（在那个场子里，一般这样说，就是指去浴场找小姐了。）

我愣住了，顿时觉得脑子不够用了。

我顺口就说：干妈，你瞧你这个样子，好像不看好他们似的。

干妈嗑了几颗瓜子，幽幽地说：你傻。你那天当着我的面问小莉的事情，她老公顾忌着我好歹算小莉干妈，自然我的胳膊肘都会往小莉那边拐啰，所以他当然不会给你说什么小莉的坏话。要是传到小莉耳朵里面怎么办，他还指着靠小莉吃饭的。

干妈接着又和我聊了好些。大意就是替小莉不值。小莉挣的钱全给了这个男的打了水漂，还不如扔给火车站的小乞丐呢。他说小莉赌是吧，他才爱赌呢。赌输了就喝酒骂人。这些小莉都知道，不过她就是不听。

一下午下来，干妈越说越爽，我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快五六点的时候，天色暗了下来。我往外面瞅了瞅，她老公已经抽了好些烟了，地上满满的烟头。师兄手里也拿着一支（师兄是出了名的洁癖，看来为了做项目也是豁出去了）。她老公把抽完最后一口的烟吐了，说，我去看看小莉，就走了。

我一看，师兄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他眼皮挑了挑，说，他是去找小莉要钱。然后扭过头来说，我们晚上要谈一下。

晚饭的时候，师兄告诉我，她老公找他诉了一下午的苦。原来他对小莉有怨言，觉得小莉骗了他，而且他思想还是比较传统的，嫌小莉不是处女，觉得是小莉欠了他，所以他故意不工作，他就是要小莉去挣钱养他来报复她。他还时不时地去找小姐，而且专门就找“开苞的”（处女）。他说：我（找小姐）就是打炮，我对她们没有感情，不算什么出轨。我都不亲她们。

写到这里，我那H市的浪漫爱情故事也就在呵呵中落幕了。

社会调查的证伪

今天提笔再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离我第一次关于小姐的调查已经有7年之久。7年中，我时常会想起调查中的点点滴滴，还有那些困扰过我的“谎言”。

从学术上来说，这个问题就是：社会调查可以证伪吗？

有学者认为，证伪是自然科学的逻辑，不能将之应用到基于概率性因果关系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现象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如：共因性和多因性），导致了即使研究者发现了原命题的一个反例，也未必能够证伪原命题；因为该反例极有可能是原命题的一个新的必要条件或者新的必要条件之一。

同样的，研究者不能因为小莉或者她老公说了“谎话”，就推翻他们叙述的“真实性”。

从绝对性的角度而言，小莉确实是说谎了，而且不止一次。她告诉我她老公是大学生，可他是高中肄业。她说她不会为了多挣钱而不戴套，可是她没有这么做。她说她和老公是相互爱着对方，可是实情貌似并非如此……

她老公也撒谎了。他满口对小莉的爱、包容和理解，都是说给听众的噱头。

可是对于他们而言，这些算谎言吗？

谎言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一个人自己所认为的真实和作为旁观者的研究者所感受到的真实中间，有一定的偏差（相对谎言）。也就是说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偏差，而做出了一个关于该事实的叙述。另一种则是，叙述人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故意说出和事实相悖的话（绝对谎言）。

比如小莉她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有带套。原因有多种，当时在那个场子里不戴套就接客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大家会觉得这个小姐太“脏”，为了钱什么都做，所以没有人会愿意牺牲自己的“声誉”而承认自己为了向客人多加价而不戴套。再比如，小莉未必不知道她老公找小姐的事情，但是她选择了回避，构建了一个美满婚姻的谎言，来应对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那么，绝对谎言和相对谎言，我们研究者应该关注哪一个？作为研究者，又怎样去确定田野调查中的“谎言”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以及怎样去寻找“谎言”之后的“事实”及它们之间的差距？

我个人认为应该两个都关注。尤其是按照以被研究者为主体来进行分析的主体建构的研究方法，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在尊重研究对象的主观构建的基础上，识别出研究对象的述说和“事实”之间的偏差，以及那些造成偏差的原因，从而揭示事物的内在逻辑。

情境的重要性

最后，我也深深体会到了研究情境的重要性。在研究中，不同的情境因素（包括研究者的性别、与被访谈者相处的时间、提问环境，等等）会导致研究者获得调查材料的真实性有所偏差。一个研究问题，单独问，和当着某个人或一群人的面问，得到的结果都会有不同。同样，一句话，在哪里说的，对谁说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她老公对于我的问题的回答，与他私下里和师兄的谈话，迥然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干妈的在场，他自然在回答中掺杂了些许顾虑；另一方面，研究者的性别差异（我作为女性和师兄作为男性）对他的回答也可能会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我认为，实地调查中获得材料的真假并不是绝对的，所谓的“谎言”也并非百无一用。对研究者而言，需要从研究对象主体的角度出发，仔细分析他们说的是什么。尤其是为什么要这样说，在哪里说，怎么说，以及对谁说。

在这个如果不侃一侃“大数据”就是落伍的时代里，定性调查依然是研究边缘群体的主导方法。通过在H市的研究经历，我也深深体会到了在社会调查中，社区调查法和人类学长期田野实践方法的重要性。在实地调查中，对访谈对象的回访和长期多次的相处是非常有必要的。若不是我和师兄再次回访干妈和她老公，可能我们永远都会以我们想象的那样去定义小莉和她老公的感情。如果我和我的研究对象只是短期相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问完就走，这样快餐式的研究恐怕得到的“资料”都是些皮毛。而社会科学的本质，就是要从人人可见的表象中去发掘那些平时被大家所忽视的现象和逻辑。

后记

两年的研究生生活，真真重新塑造了我的性格。我从一个内向的理科生，变成了爱和人打交道的社会人。时至今日，即使我已经不再做小姐的调查了，但是每每在调查遇到瓶颈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我连小姐都能调查，还有其他什么搞不定的吗？

我依然记得那些和师兄师姐师妹们一起做调查的日子。那些“痛并快乐着”的点滴回忆里，有和小姐、妈咪们互相打趣时的欢乐，也有被发廊老板“马子”赶出去的无奈；有师姐及时察觉出问题并快刀斩乱麻解决困难的豪情，也有师兄在北方冬季瑟瑟寒风中坚守在院子外面当“保镖”的身影。

还记得我们当时一个小组五六个人，每天做完调查以后都会开一个简单的总结碰头会，大家分享一下调查的进展和困难。

有一天调查完以后，我们照例围在一个饭店的二楼吃饭。那天我们每个人都收获颇丰。于是我们七嘴八舌地说起调查的见闻。“哎呀，昨天我的那个小红接了三个客呢，之后还去包了个夜。”“我的那个小艳接了个大款，比包夜还多。”“唉，我家那个小王今天打胎去了。”……

正当我们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发现，原本喧闹的餐馆怎么这样安静啊？再一看，其他原本在我们旁边桌子吃饭的人都撤了……只剩下厨师和服务生，悄悄地在门口探个头出来，用好奇又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这才意识到，估计他们以为我们八成是“干那一行”的。不由得哑然失笑。

但在笑过之后，我也意识到餐厅工作人员对我们“敬而远之”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社会对小姐们的态度；也再次感到我们性学研究的道路，任重而又道远。

感谢潘老师，感谢各位同门，感谢人民大学相伴的两年。

更感谢那些在“红灯区”里愿意和我们分享故事的朋友们。

请了解我＞＞

江秋雨，女，目前在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医学人类学博士学位。

饮食上挑剔，无辣不欢。

学术上属于杂食动物，对什么都有那么点兴趣。作为新生代跨地流动人群的一员，尤其对“流动人口”“移民”话题情有独钟。在以前的学习生涯中，曾对国内“流动人口”中的一些群体进行过研究，如北京的藏族饰品商贩（2005年），在京大学生同性恋群体（2005年），重庆的“棒棒军”（搬运工）（2007年），以及中国西北部的女性性工作者（2008年）。

博士研究课题是探讨在当代中国南部出现的非洲人群体的现况及趋势。目前混迹于各个跨国、跨文化移民群体研究圈子。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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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纠结与纠结的我

游珍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题记：我看到的不仅是小姐的生活，更是我自己的内心。

参加小姐调查之前，偶尔在街头巷尾见到粉红色的灯光，里面几个婀娜人影，我也没多想。那时的我，跟社会上大部分人一样，只是好奇：她们就是传说中的小姐吗？

小姐调查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她们的生活。这之后，像是职业敏感一样，我一眼就能发现街边别样的“发廊店”。

我的朋友们则跟从前的我一样，充满好奇。他们听说我做了小姐调查，每次聚会都逮着我各种问：她们怎么开始做小姐的？她们漂亮吗？身材好吗？她们怎么交男朋友？男朋友会不会介意她们做小姐？快点快点，给我们讲几个小姐的趣闻轶事。

每个小姐都不一样。她们的故事也都各不相同，一两句话很难概括清楚。有被生活所迫的，也有自己选择的；有小姐的男朋友知道她们在做小姐，也有小姐绝不让男朋友知道的……我的朋友们自然对我这样平淡的回答不太满意。但是真的，接触越多，越觉得怎么概括描述都不够准确。

我更愿意把她们当作普通人来看待。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有自己的快乐和梦想，也有自己的烦恼和忧愁。那么，她们愿意做这一行吗？她们快乐吗？她们烦恼吗？

进入她们的生活，谈何容易

2007年底，我第一次参加小姐调查。

当时我刚开始社会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因为本科专业不是社会学，我有些担忧，怕自己欠缺的基础知识太多；同时又对即将接触到这么多新知识和新技能，既期待又兴奋。

调查开始之前，潘绥铭老师、黄盈盈老师和我们这些即将参与调查的学生开了很多次会，一个星期好几次，一起讨论调查相关问题。开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只要有机会，潘老师、黄老师和师兄师姐们就帮我们几个“新入行”的学生“脱敏”。“脱敏”是师门当时的流行语，就是让我们熟悉和适应性方面和小姐方面的话题，进而我们谈到这些话题时就像日常对话一样自如坦然。

第一次实地调查的地点在H市。冬天，寒风凛冽刺骨。潘老师带着我们跟当地疾病控制中心/防疫站的人见面。毕竟我们要访问的人群比较敏感，比较难接触。防疫站的人经常要去当地“红灯区”做干预，按理说应该比较熟悉。如果他们能引荐我们进入场所，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会相对容易一些。

当地的风俗非常看重喝酒，必须喝够；否则就是不够意思，不够朋友。当晚的饭局，绝大多数人都喝醉了。就这样，我们算是取得了疾病控制中心的人的信任。很快，他们就安排我们跟“红灯区”一个场所的G老板见面，并见到了G老板场所的两位小姐——小云和小美。晚上大家一起吃了顿饭。

可以说，当时我们对小云和小美在饭局上的表现惊叹不已。

首先，她们长得很漂亮，白净、五官端正。

其次，她们很活泼，整场饭局都在不停地活跃气氛。尤其是小云，不停耍宝，逗得大家很开心。她们尺度拿捏得非常不错，完全不怯场，却又不会太过。

饭局结束时，她们甚至跟我们约好了下次一起逛街吃饭聊天。我们简直大喜过望，以为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一切就会一帆风顺。

可是，饭局第二天，小云和小美就不回我们的短信了。约好的逛街吃饭聊天自然全成了泡影。

现在回想起来，她们当时可能只是奉她们老板之命去好好表现。活跃气氛本来也算是她们平常工作的一部分，自然比较熟练。再加上在老板面前，她们更要好好表现，所以当时就特别卖力地逢场作戏。至于这互动过程中的真假，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甄别。我们也明白，干她们这一行，其实是不太容易信任别人的；我们更不能因此奢望她们见我们一次面就对我们毫无芥蒂。信任是需要时间的。

没想到，进一步了解她们的机会竟再也没有了。

后来我和调查组的同学，都曾多次见到小云和小美。此时素面朝天的她们，不知怎的跟第一次见时判若两人，皮肤质量差了很多，也显得没那么漂亮了。尤其是，她们俩一直都不愿意跟我们深谈，总是躲躲闪闪，或者嘻嘻哈哈，不说正题。我们猜想她们是不是有什么话不愿意跟我们女生说。后来潘老师特意安排我们调查组里的男生去接触她们，但是也无功而返。

直到我们临走前，才听到一位小姐告诉我们：小云和小美其实都是“老板的女人”，很少接客，主要是“做公关”。用这位知情小姐的话说：“人家跟俺们可不一样啊。”现在想来，大概是她俩知道老板的秘密太多了，所以格外谨慎。

尽管开局不利，但整个调查期间，我们坚持每天都去“红灯区”跟小姐们聊天。渐渐地，很多小姐都接纳了我们，愿意跟我们天南海北地聊。比如小丽是我第一次调查时就认识的小姐，她话不多，我们聊得也少。但我第二次去调查时，她就几乎不把我当外人了。我问其他小姐问题，她也会时不时插几句话，让我恍惚觉得是在跟一群闺蜜有一搭没一搭地唠嗑。

下面我要讲的，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几个小姐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感悟。

爱情的奴隶？

我遇到的下面两个小姐，都认为鸡头是她们的恋爱对象。

鸡头就是那些躲在小姐背后，控制和盘剥小姐的男人，往往是一些“小帅哥”。后来我们调查组和潘老师在一起不断讨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情感控制；这种运作机制基本上依托于男权社会，并强加给这些特定女性一种人格从属和人身依附。而很多女性很容易被人利用爱情乘虚而入。在“红灯区”这样的特定环境中，爱情更容易成为小姐的“命门”。一旦被鸡头抓住这个“命门”，小姐几乎就会百依百顺，任劳任怨。

从调查的角度来看，跟被鸡头控制的小姐本人打交道，不算太困难。她们自身戒备心不强，比较单纯；也许正是因此才更容易被控制。但她们的鸡头总是跟在她们旁边，让我有些问题不好直接问。不过后来，这些鸡头可能发现我没什么威胁性，也开始跟我聊天。他们这么做，也可能是想让我放松警惕，或给我留下好感，让我不要认为他们这样控制着小姐是不好的行为。总之，鸡头后来如此配合，很出乎我的意料，也与社会上一般人的看法相去甚远。

尽管如此，很多问题我还是趁着鸡头不在的时候才问小姐。即使往往比较仓促，也比鸡头在场要好得多。尤其是“你怎么看待你赚的钱都交给你对象”这类问题，更不可能当着鸡头的面来问。

现在想想，我当时其实也可以在这些鸡头在的时候问，只不过换委婉一点的方式；然后看他们会不会插话进来，又会怎么解释。这也许是更佳的调查方法，可惜当时我还没什么经验，未去尝试。

下面就是两位这样的小姐的故事，加上我的理解与反思。

秀秀

跟我互动比较多的一个小姐，是秀秀。圆脸，眼睛很大但眼袋很深，不高，身材比较丰满。据她说她在上大四，但在哪儿上大学她始终说是小秘密。隔了三个月，我再去那个“红灯区”调查时，秀秀跟我说，她是初中毕业后直接上的“3+2”，就是大专，现在大四，马上要上大五，然后毕业。她解释得这么清楚，应该是越来越信任我了吧。

第一次见到她，她就问我外阴瘙痒的问题，说是帮好朋友问的。虽然我觉得她其实是帮自己问的，但仍依照她说的回答——毕竟刚认识，愉快的交流比较重要，没有必要让她难堪。不过可能也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她不好直接问我。第二天她又说，这两天因为来例假痒——显然与昨天的说法有出入。但我还是没追问，依然照她说的帮她想解决办法。这之后，她就跟我说了很多话，交流得很融洽。她跟我说，觉得我特相信她。

在平常生活中，我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相信别人的人；反过来，也因此比较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在调查中，我会多一个心眼，刻意朝着比较有利于调查的方向去说话和做事。至于分辨被调查者话语的真假，本来就不是一两天能练得特别好的功夫。我只能尽力去分辨，前后对照，比对各种渠道的信息，最终提炼出我认为比较合情理的事实和解释。

但即使多了这个心眼，我的待人处事风格，在调查中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会自然地跟这些小姐相处和交流，真诚地待人，真心地说话。

秀秀问我：“如果你对象本来跟你好好的，忽然让你坐台，你会怎么想？”

但同时她又强调只是坐台，对象不让她出台，刚刚他不放心她，还过来看她呢！有时候别人让她出台她不出，她对象也会护着她说：出出出，出个屁台啊？！就坐台！

从我当时的这段记录来看，秀秀对于她对象让她坐台这件事还是挺在意的。但是，又怕我会完全否定她对象，于是急着强调说，她对象只让她坐台，不让她出台。坐台就只是陪客人聊天之类，出台就是要跟客人发生关系。

在这个“红灯区”小姐们的眼里，只坐台的人比出台的人更“高贵”。她们会嫌弃总是积极出台的人，会评价说这种人太贱。秀秀一方面想要显示自己比较高贵，不出台；另一方面又想为自己对象说点好话，毕竟那是她自己选择的对象，应该没那么差。

在我的理解里，她对象其实就是鸡头。秀秀告诉我，她挣的钱都会交给她对象以及她对象的手下，然后他们再每天给她二三十块零花钱。我觉得，她对象特意护着秀秀说不让她出台（如果秀秀说的是实情），可能不过是使了点小手段，逢场作戏给秀秀看，让秀秀对他更死心塌地。

秀秀还会自己给自己开脱，或者说是被她对象洗脑了。

她说，她觉得拿着钱也没啥用。如果坐台出台，自己还拿着那么多钱，被偷了什么的怎么办？她还说，年底她们（秀秀以及另外两个一起被控制的小姐）的钱，他们（鸡头）还是会给她们的，现在只是帮她们保管。可是她又说，再有一个星期她就走了。只要她再招来一个女孩，她就可以不坐台，只是看着她们了。

最后一个信息点很关键，说明她的鸡头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要有足够人数的小姐来支撑他们的日常开销，否则秀秀就需要亲自坐台来填补这个空缺。

我第二次在这个“红灯区”见到秀秀时，她说她曾招了一个她的同学过来，昨天她同学刚走。秀秀描述说，她的这个同学缺钱花，跟对象闹矛盾，又没坐过火车，她就带她同学过来了。她同学最后走的时候，喝多了酒，狠狠地咬了秀秀右手大拇指一口。我看了那个伤口，大概有一厘米的口子，还挺深的。

我总觉得，她同学是带着怨恨咬的秀秀。秀秀骗她同学来，她同学待了大概五天，每天挣两百左右，都交给了秀秀。可是她同学走的时候，秀秀只给了她同学三百块。秀秀觉得，同学把钱交给她是应该的，因为她包她同学吃住。秀秀还特地跟我算了一笔账：她们这一大群人每天吃饭能花掉一百，住宿花掉五十，也就是每天开销一百五；而且她同学走的时候，车票也是秀秀帮买的。

秀秀主动跟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和他们几个男人的关系跟平常不一样？就像是鸡头？但其实关键还是在你怎么看啊，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关系——如果自己认为跟他们现在这样的关系挺好的，那就是挺好的，大家一起花钱。

秀秀也不傻，别人议论，觉得她对象是鸡头，她也知道。所以她给自己找了一个唯心主义的理由。我不确定她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个理由，但可能这个理由给了她宽慰，她也就越来越相信了。另外，她算是负责招揽其他小姐的人。她这样的说辞，可能也是在为自己开脱。

小欢

跟秀秀一起被鸡头控制的另外两个小姐，是小欢和小玉。我一直没能有机会跟小玉聊天，跟小欢也是到第二次去调查时才聊上了几句。

小欢是那种看上去特别天真单纯的小孩。她说自己18岁。她玩心比较重，还惦记着下班了要去游戏厅玩“拳皇”。我第二次调查见她时，她让她对象小刚等她下班了再一起去游戏厅玩。

小欢说，前一天下午没什么客人，她也跑去游戏厅，找小刚一起玩游戏去了。到晚上九点的时候，她问小刚，她还去不去坐台。小刚说，你愿意去就去，然后她就又来坐了两个台，挣了两百。但今天已经花的只剩五十了。

从她这个表述来看，她对象管她管得不算太紧，可能她比较听话。

那么，小刚是不是小欢的鸡头呢？虽然小欢自己从来也没有正面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她却无意中说出了关键的一句话：“我挣的钱都上交了，大家一起花。”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小欢在我问及使用安全套的时候，随口说出了另外一句关键的话：“我的第一次，就是给小刚的。”

小欢说起自己的入行经历，也跟秀秀说的不太一样。秀秀说她来H市之前不认识小欢。

小欢说，上学的时候她出去混，去网吧上网什么的，就认识了秀秀以及秀秀的对象和小刚他们。

后来秀秀他们就带她来了H市。刚开始她不愿意做，但是没有办法（她没说具体为什么没有办法，我猜可能是鸡头逼的吧，她处于劣势），也就做了，习惯了。不过她还是不太适应H市这边的天气啊环境啊什么的。

她说，第一次就是秀秀带她出来的，第二次是对象小刚带她出来的。她说第一次在H市也就待了一个月，这次则刚来几天。

从小欢的描述来看，秀秀确实是负责帮鸡头招小姐的人，比小欢和小玉的地位要高些。

那么小欢怎么看待自己和小刚的关系呢？

我问她：你自己挣的钱，却要拿给大家一起花，你不觉得不爽吗？

她觉得不会，然后她说：（因为）是跟对象一起花啊！

我接着问：可是除了小刚，不是还有另一个男的吗？

小欢说：他们是一起的啊！

看来，小欢的这种解释，已经被深深地内化了，以至于她自己都坚信不疑。

听了她这话，我当时最想知道的是，这种想法，究竟是从一开始小刚就不停地灌输给她的呢，还是小欢自己其实也需要这样一个解释，才不断地自我强化呢？甚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所有的鸡头和小姐都这么说，她只是随大流呢？

我当时曾经努力了好几次，试图把这个话题深入下去。但是终究未果。一来是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懂得应该如何不露声色地追问；二来是因为，我每次想深谈，小欢却总是那么纯朴地望着我发愣，一脸茫然。

调查之后我再想想，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如果是我自己，只有18岁，处在小姐这样一个行业中，在小刚这样一个“恋人”的笼罩之下，我又能说出什么来呢？我能听懂人家问的是什么吗？甚至，我会去想这样的问题吗？

当然，也有些小姐已经看透了。她们跟我说：“我绝对不会在这个场子里找对象。那些在场子里找了对象的，都得给对象钱花，真傻。”

可我当时也想：别说小姐们，别的普通女孩子，也经常被爱情迷得团团转呢。男人的一点虚情假意，把女孩骗得晕头转向的，新闻报道里也是数不胜数。何况小欢和秀秀呢？

尽管我后来学习和研究的具体主题不同，但是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我也逐渐明白，这种状况，既不是“痴心女子负心汉”般的命中注定，也不仅仅是少数女性的特例，可能恰恰是一种性别政治文化的必然产物。

将心比心地想，在小姐这样一个被社会称为“低贱”的行业中，在日日夜夜面对嫖客的具体生活情境中，这些出身普通、涉世未深的女孩子，一旦遇到一份看似真实温暖的情感——哪怕后来知道可能是假的，她们几乎都抵不住这份“甜蜜”爱情的诱惑，反而会越陷越深，直至全心依赖。说不定有些小姐会认为，这很值得，很天经地义。外人的说法，再客观公正，她们当时也不一定听得进去，更不一定有足够的反思能力来反抗这个运作机制。

反客为主的“女鸡头”

我接触过的两个小姐——芳芳和小静，她们都有着比较曲折的经历。都曾经被鸡头控制过，但是自己也都“带过小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她们表现得比其他小姐要成熟理性得多。因此很有必要把她们的故事和我的感悟写出来，作为对上文的补充。

小静

小静长得很漂亮，高高瘦瘦，身材很好。

她看上去很会维系与“老客”的关系，特别会说话。傍晚的时候，她就开始给“老客”打电话，问今晚过不过来玩。一般先问：打牌赢了没？现在在干吗？今晚有没有空？然后再问：来不来我们家？过来了给我打电话。

小静现在处着一个对象。据她说，对象是她在BH路做的时候认识的，所以他知道小静是“做小姐”的。虽然她对象也挣钱，但小静仍然会给对象钱花。我问小静，她对象介不介意她的职业。小静特意引用之前陪客人时客人说的话：“宁愿娶个妓女做老婆，也不娶个老婆做妓女。”

根据她的描述，她差不多是被鸡头控制入行的。

她跟一帮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有人说给她介绍工作，去一个饭馆收银。当天她就跟他们去看，确实桌子椅子都摆得好好的，是个饭馆的样子。第二天她再去的时候，里面那些桌子椅子什么的都没有了（就是BH路的那些店）。然后那些小后生就把她控制住，天天看着她，不让她跑，要她在那里做。

但是这个店的老板对她特别好，每天都给她买饭吃，还给她换洗的衣服。四五天之后，小静觉得不好意思欠这个老板太多，就决定“参加工作”（出台），来还老板这几天给她出的饭钱、衣服钱等。

她工作之后，老板几天跟她结一次账，但都不把钱给那几个小后生，说：这是她赚的钱，凭啥要给你们？因为老板的势力肯定要比这几个小后生的大，所以这几个小后生也不怎么好跟老板起冲突。于是一个多月后，这几个小后生就走了。

但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老板跟这几个小后生串通好了的，只是在小静面前演演戏，背地里肯定给这些小后生分了钱的。

小静后来自己也带过小姐，就是挣了钱给小静花的那种。小静说，那个小姐一个星期给她挣了几千块。但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吵了起来，那小姐跟小静打了起来，小静就把她赶了出去，一分钱也没有给她。

遗憾的是，我跟小静说话机会少，没能有机会问她“带小姐”的原因。幸好，我后来在芳芳那里得到了更多的信息。

芳芳

芳芳是被一个叫毛毛的小姐带入行的。几经曲折，毛毛现在又跟她在同一个歌厅做小姐。就在芳芳向我描述她的入行经历的时候，毛毛还在旁边不停地问芳芳：“你恨我吗？你后悔吗？”

芳芳在刚入行的地方BH路做小姐的时候，遇到强子，跟他好上了。BH路“严打”的那天，毛毛在网吧上网，芳芳则已经有好几天没过去了，所以刚好躲过一劫。其他在店里的六个小姐都被警察抓走了，BH路被封了。自此，芳芳开始了她曲折的经历。

五六月份，强子和一群朋友把芳芳和另外两个女孩带到了B市，控制着她们，让她们给他们赚钱花。当时赚的钱都让他们花了，日子过得特别苦。过了一段时间，芳芳找着机会就带着另外两个女孩逃跑了。

逃跑后碰到了几个玩赌博的人。这帮人带着她们吃好的喝好的玩好的，过得很爽。但不久后芳芳就觉得不对劲，这帮人好像是想要把她们卖到洗浴场去做。于是芳芳又找了一个机会，带着其中的一个女孩逃跑了。另外那个女孩，因为跟那帮人中的一个人处对象，所以没有经常跟芳芳她们一起，也就没能一起走。当芳芳她们逃到火车站的时候，身上只有三十几块钱，连买火车票的钱都不够。她们找人要了五块钱，才买了车票回到H市。

这里又有一个信息点：没逃走的那个女孩，是因为在跟其中一个男人处对象，很少跟芳芳她们一起，所以芳芳她们逃跑的时候，就没能带上这个女孩。我猜测，这个女孩之后会被控制住，帮那帮人赚钱。芳芳最开始，也是因为跟强子处对象，才被强子控制住了，给强子他们赚钱花。也就是说，鸡头都是披着“对象”的外衣来下手的。

毛毛当初带芳芳入行的时候，还让她再带两个小姑娘进来。这个形式跟秀秀和小欢的鸡头们的模式有点类似。像是滚雪球一样，让先入行的小姐再拉人进来，使利益链越滚越长。

芳芳说，那个时候她没钱了就去找那两个小姐要钱。大概几天要一次，每次要三四百。我很好奇，那些小姐为什么肯给芳芳钱，就问芳芳。

芳芳说：我保证她们的安全啊，一旦出什么事她们一个电话，我就过去了。

正说着，小慧就在旁边开玩笑似的说：她（指芳芳）心可黑了，不就是鸡头吗？

芳芳说：我当时跟鸡头不一样吧？

我问：你认为鸡头说的是什么人？

芳芳说：鸡头就是拿小姐钱的人。

我说：不管拿得多还是拿得少，都是鸡头？

芳芳说：是啊。

我说：那老板不也从小姐那抽钱吗？

芳芳说：老板不一样。就是老板抽完钱之后，鸡头会再抽钱。

虽然芳芳说自己跟鸡头不一样，但她也拿了那两个小姐的钱。按照她自己对鸡头的定义，她也应该是鸡头了。不过我觉得，当时的她，确实跟一般意义上的鸡头有同有异。相同之处是，她也找那两个小姐拿钱（虽然拿得比较少），并且保证她们的安全。不一样的是，她没有用爱情控制这两个小姐，没有让小姐每天都把所有的钱上交，也没有限制那两个小姐的人身自由和其他选择。那么，芳芳应该算是鸡头吗？

听芳芳和小静的故事之前，我以为鸡头都是男的。没想到还有小姐控制着小姐挣钱。虽然芳芳认为自己跟鸡头不一样，但她确实也找那两个小姐要钱了。而小静在描述给她挣钱花的那个小姐时，非常坦然，并没有愧疚感。在芳芳和小静的眼里，带挣钱给她们花的小姐并没有什么不对。

不过我现在想想，她们的这种形式，可能介于带小姐的妈咪和鸡头之间。带小姐的妈咪是固定抽成。芳芳大概几天要一次钱，更接近妈咪。而鸡头是让小姐把钱都上交，再分一点儿零用钱给小姐。小静把钱全都拿着，更接近鸡头。

这样的女鸡头，是不是性别政治的产物呢？女性研究的理论，对这样作为女性又“剥削”女性的女鸡头，又会如何解释呢？

过了很久，我才想明白：我们不该期待理论能解释所有问题，也不该用理论的条条框框去理解调查资料，更不该试图把调查资料往某个理论里套。

社会调查是一时一事的，反思和酝酿却是一生一世的。

以心换心

静静

一个白净漂亮的小女孩。

她第一次见我，告诉我她21岁。但其他小姐，第一次见面都说自己是18岁。因为小姐倾向于把自己说小，毕竟做这行是吃青春饭的；但又不能说得太小，因为18岁工作才合法。可是对于静静而言，可能因为她的真实年龄太小，于是就想把自己说得再大些吧。

第二天，她又变成了经典回答，说自己18岁。她接着说，她16岁就出来工作了。

第四天，静静主动告诉我，她其实是17岁，是15岁那年出来的。

第七天，她敞开心扉，跟我细说了她的故事。

上小学五年级时，有个男生给她传纸条什么的追她，后来静静就和他在一起了，一直好到初中。这段初恋不过就是牵牵手什么的。但后来这个男生背叛了她（具体是因为什么静静一直不肯说）。她现在最恨的就是男人背叛，也对男人很反感。

不知道静静是不是因为对男人很反感，像是对男人失去了信心一般，才选择了做这行。她在向我描述她的初恋时，我能明显感觉到，她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她接下来又表示，自己以前就特别想挣钱，尽管她家里并不缺钱。但家里一直不肯给她很多钱让她自己用，她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早点出来自己挣钱。

静静说，她想要钱，就是想买很多漂亮的衣服。她最喜欢衣服，喜欢各种漂亮的衣服。现在她每天搭配衣服，都要找很多人来帮她看好不好看。说起自己以后想当老板，就是想当服装店或化妆品店的老板。

静静15岁偷跑出来挣钱。去过很多地方，做理发师学徒、做服务员、卖衣服等，但干这些事都不怎么挣钱。

慢慢听说“做小姐”很挣钱，而且也听说了许多“红灯区”（她说：“红灯区”，很多人都知道啊，一眼就能看见啊），于是回了X市做小姐。

我问她，之前，知道小姐具体是做什么的吗？

她说知道啊。

我接着问，那你有没有过思想斗争之类的？

她说没有，就是挣钱嘛！

我接触的很多小姐，以前都跟静静一样，要么做理发师学徒，要么卖衣服之类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在理发店和服装店工作，比较容易碰到小姐（我接触到的小姐，确实都比较喜欢做头发和买衣服），静静才会说“红灯区”很多人都知道。

三个月后，我再次去那个“红灯区”调查时，特意给静静发短信。她连忙给我回电话，说她已经没在之前的地方干了，让我不要去那家了。她没提她现在在哪家干，就挂了电话。据说很多小姐都流动到另外一个新的“红灯区”了。我以为静静也去了，就没在意。

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家场所里和别人聊天，忽然出现一个人，一进门就狠狠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一看，竟然是静静。但她马上就闪走了，也许正在坐台。我问场所老板娘，静静现在在哪家做呢？老板娘说，就在她隔壁啊。

出来后，我特意往隔壁屋里望了一会儿，没看到静静。我便给静静发短信，问她是不是在那里面。静静说不是，但也不告诉我她到底在哪。我约她出来吃个饭聊天，她也没有回我。

总体感觉，静静特别谨慎，不想让我知道她在哪。我只好自己乱猜。是不是她跟之前那个场所的老板闹得不愉快，或是出了什么事，所以要这么躲躲藏藏？可这个“红灯区”并不大，大家几乎都互相认识，她在另一个场所也不可能躲得很彻底啊。

当时，我真的是一头雾水，但是一直在猜测人家，却没有想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调查过程中，静静经常跟我说，太深奥的问题不要问她。有时候，我一个问题换了好几种方式问，她还是不理解我说的意思。而且她是真的努力地想去理解我问的问题。我跟其他小姐交流时倒没遇到这个问题。可能静静太小就出来了，没再读书，有些逻辑问题对她而言太陌生。

过后想想，潘老师其实跟我们讲过：调查的成功，关键不仅仅在于我们问题问得好不好，还取决于对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能不能说出来。

但这也不是说，我们没法调查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看似不太好的人，而关键可能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些人的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

小慧

小慧，跟我接触的其他小姐都不太一样。她整天乐呵呵的，大大咧咧。我跟她在一起很放松。她对我很信任，支持我的调查到非常主动的程度。到后来的时候，她不停地催我：“哎，你都有些什么问题，快点问我呀。”感觉我们像是多年老友，她特别仗义地要帮我把调查做好。

她还特意跟我说：“就像你现在这么陪着我说话，也挺好。我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是个特好的人，特实在。”

她说到关于避孕之类的问题时，我就装作不太懂，追问到底怎么回事。我这样做，是想让她更多地说出她自己的想法。但小慧以为我真不知道，就评价我说：“本来芳芳经常说我单纯，没想到你比我还单纯。”可现在想来，我有些愧疚的感觉。我这样为了调查而装作不知道的做法好吗？算不算在欺骗？

小慧跟芳芳是“幼师”的同学，同级但不同班，通过朋友玩到了一起。有一次小慧又来这个“红灯区”找芳芳玩，刚好有个老板找不着小姐试台了，就让小慧试试。第一次坐台之后，小慧感觉特别好；而且又能挣钱，就在这边留了下来。

小慧入行之后，觉得这地方真是太好了。小慧觉得，她在幼师的同学都喜欢钩心斗角，她特别不喜欢她们，没什么朋友，在家她也觉得很空虚。但来了这个“红灯区”，能有这么多人陪着，她觉得特别好，乃至于自信满满。

坐车过来的时候，小慧跟出租车司机说：JMY（这个“红灯区”）。

那司机很惊诧，说：JMY？

小慧说：是啊！

司机说：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干吗去JMY啊？

小慧直接说：做小姐怎么啦？你们这些人有点需求不还得来找小姐？而且我又没偷又没抢，怎么就不能做小姐了？

来这两三天后，小慧还想着要跟她对象结婚，觉得找个差不多的对象就结婚了，挺好。结果被芳芳一通臭骂。可能是因为芳芳在这里面待得比较久，把男人看透了，有点看破红尘的感觉。

芳芳对小慧说：你别那么天真了！这世上还有什么好男人？来这的男人都爱他老婆，但是他们还是要来找小姐，这就是男人的本性……

听了芳芳一席话，小慧有点醒悟，就不那么想着跟她对象结婚，过一天是一天了。但是，尽管看透了，小慧心底还是渴望幸福的。

我问她：你现在还想结婚吗？

她说：想啊，可是我想有什么用？谁跟我结啊？

我说：你还喜欢你对象吗？

她非常肯定地说：喜欢。

这个问题我问过好几次，她每次给我的都是肯定的回答。

我说：那你就去争取啊！

可是她却无奈地笑笑，再不接话。

现在想想，其实我这话根本就是“无用的真理”。希望我的无心之失没有让她心里不舒服。

后来，在一次聊天中，不知道是不是针对我上次说的话，她开始反过来教育我：

你一定要珍惜，就算吵架，也不能跟他提分手什么的。像我们这样是没什么指望了，但你还是会得到你的幸福的，一定要好好珍惜。

为什么她会这样真心地教育我呢？因为我跟她交了心，把我自己当时的感情波澜，也一股脑地倾诉给了她。

就这么简单。以心换心，相互敞开心扉。这并不是做社会调查的“必要代价”，而是自我成长的绝好机会。

我想了解她，她想了解我。她想了解她自己，我也想了解我自己。在调查的互动中，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人问我，我问心

“如果你是我，你会选择做小姐吗？”

冰冰（一位我熟悉的小姐）问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作为女人，我理解她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艰难的。或许我该肯定她的选择，让她心里好受些？因为我能看出，她不停追问这个问题，是想从我这里寻求一点安慰与认可。可是作为调查者，我又想要理性些，谨慎地回答她的问题，尽量不要误导她。

我的感性和理性不停较劲……最后，我只回答了：我不知道。

我不想回答“会”。社会对小姐的污名化实在是太严重了，一时半会儿估计不会消除。我不歧视，却不做。这可能也反映出，我不想承受那个污名化的压力。

可是我不歧视，并不意味着别人也能像我一样做到不歧视。反倒是，有太多其他人在歧视小姐了。

我们能扭转这个污名化的趋势吗？

我也不想回答“不会”。因为我如果这样回答了，冰冰可能会认为我不认可她的选择，从而疏远我。一旦冰冰疏远我，我就很难再跟她对上话了，我对她的调查就得中止。

如果我回答了“不会”，我再怎么表明我不歧视她，我都很难解释清楚。如果我并不歧视这份工作，为什么即使处在她那么艰难的处境中，都不愿意选择做小姐呢？

其实，我从心底里知道，我不会跟家人朋友撒谎，我不会“来事儿”，我不会说场面话，我不会化妆打扮，等等。也就是说，我不适合，更干不好小姐这份工作。

但我当时回答的是“我不知道”，这显然并没有让她满意。之后我再找她说话，她就没有之前那么热情了。

那么，作为调查者，我当时是不是该回答“会”，好让这段关系继续发展下去，好继续我的研究？

至今，我仍然会回过头时不时地想想这个问题，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只不过，我开始明白了，这其实不是一个社会调查技巧的小问题，而是一个拷问我自己内心的问题：面对苦难，我爱莫能助，那么我究竟该做些什么，来对得起我的良心呢？

因此，才有了我这篇小小的回忆与反思，权且作为寸心回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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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珍珍，女。

高中读的是理科，大学却读了文科专业。一路走，一路体验了好几个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本科和社会学硕士。后来又在美国普渡大学拿了人类学的硕士。好在这些专业都属于人文社科类，八竿子还打得着。好奇心重，也许将来还会体验更多不同的专业。

自从读社会学期间跟着潘老师做性调查，就跟这个圈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时不时帮国内的性工作者机构和艾滋病机构翻译报告。认识了很多圈子里的挚友，一起做过项目，也一起认真地对待性研究和艾滋病研究方面的问题。

激情的投入与焕发：性研究之乐

张娜（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题记：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魅力在于，研究者可以投入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探索社会问题，并且在探索中发现、体验和发展自己的内心世界与情感能力。

谈到“性”，每个人心中都会泛起涟漪，或是青春的那一抹悸动，或是联想到生命的律动。而我，作为一名性社会学的研究者，和“性”的缘分却绝非止于个人的感受和体验，我有幸参与到中国大陆稀有的“性社会学”研究队伍，进而深入到中国人的“性”研究工作中。

我和“性社会学”研究的缘分始于2006年，那年我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保送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潘绥铭教授邀我加入他的性社会学研究团队。潘绥铭教授极具人格魅力，虽然我那时候无论对“性”还是研究均是“小白”，但我深知，我不能，也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位魅力教授的邀请。由此，我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在硕士、博士求学的7年里，我一直很抗拒他人用与“性”相关的有色眼光来看我，这个“色”包含了人们对一个中国女性研究“性”的怀疑、好奇和不解。虽然没有一个人真的问过我个人的相关经历，但是我从他（她）们脸上的表情读出来，暗语就是在挑战我的专业，同时也在好奇我的个人经历。那几年，紧张、恐惧和担忧的情绪时常困扰着我。说到底，那时候的我作为一个“性”研究领域刚入门的学生，还未能将学术和个人生活分开；作为一个稚嫩的年轻人，还太过在乎他人的眼光。

而今天，当我真的走进了社会，年龄也逐渐向着人们认可的成熟增长时，回首过往，却发现“性”研究的学术经历，不仅培养了我作为一个人文社科研究者应有的极敏感的感知他人的能力，并且，走的地方广了，接触的人多了，与他人分享“性”隐私的体验多了，也早早培养了我作为一个社会学者“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这一切，都应感谢潘绥铭教授的教导与引领。

潘绥铭教授是一位务实的研究者，在他的严格教导下，我求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内外的广大土地上到处奔波，在社会科学界，这个过程叫“田野工作”。作为性社会学研究者，在田野工作的过程中，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只有激情地投入，才能获得深刻的体会。

谈起“性”研究，田野调查中的许多情景与情感，顿时浮现在我眼前。在那些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我却与世界各地、中国各地的男女老少交谈着人类最隐私的话题——“性”。这样的情景，终生难忘。可是，此刻涌上心头的，却并不是那些奇人（例如易装性工作者），也不是那些异事（例如有过100个以上性伴侣的普通男性），而是我在田野工作中的心境，有时低落，有时郁闷，有时兴奋，有时豁然开朗，大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

从学术上来说，田野工作的深浅，直接取决于研究者是否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就此，我记录下田野工作中的心路历程，也试图用感触、感叹和感悟，来反思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过程。

被拒绝——田野工作的当头棒

许多有关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教科书，都会谈到如何进入田野，老师们在课堂上也讲过许多进入田野的技巧。可是，当我真正进入田野时才发现，对我个人而言，如何处理“被拒绝”才是头等大事。

下面是我在宁夏做小姐调查时，进入一家KTV店的第一天，试图访谈小姐时写下的田野笔记：

就这样，我就在小姐的包房里面坐下了，接着，有几个小姐三三两两地进来了。有几个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然后我就介绍我自己，说想和大家聊一聊。然后有一个穿花条上衣、牛仔裤的女孩回我说：“聊啥呀？没啥聊的。”于是，我提起了健康、保养方面的话题。几个小姐都沉默，我自己也觉得比较尴尬，所以在角落里坐下来。

这时候，有个穿蓝羽绒服的女孩，和另外一个穿背带裤、年龄有点大的女的，在一起打起了麻将。于是，我拿了个小凳子坐在“背带裤”的旁边，跟她套近乎，说：“姐姐，你能教我打麻将不？我还不会打呢。”她看了我一眼，说：“别叫我姐姐，我这年龄，都当你妈了。”我觉得她好像很火大，只好灰溜溜地坐在沙发上。由于她对我的态度不友好，其他小姐也都不理我，我只好像个木头人，坐在那里听她们聊天。

也就是说，我初入田野，就惨遭拒绝。无论是对抗的眼神、无语的沉默，还是冲倒一头牛的回话，在此时此景中都令我尴尬至极，就像小说里经常写的那样，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所以我痛彻心扉的体会就是：无论有多少进入田野的技巧和策略，在那时那地那景中，如何迅速地控制住自己沮丧、无助和郁闷的情绪，才是燃眉之急。

最要命的是，这种自我控制还不能挂在脸上。如果被访者看出你的尴尬和紧张，他/她就会对你顿生居高临下之感，认为你不过是个新手，无法应付这份工作和任务，因此在后续的访谈中，就很可能不断地挑战你。我被多次拒绝之后，练就了一副“木头人”的表情，无喜悦无悲伤，不尴尬不失落，经常是背后的汗水都渗出来了，但脸上却一如故我。

在小姐调查中，我通常有两种策略去处理被拒绝。

一种是装乖，一副受气包大学生的样子坐在那儿，不说话，不打扰别人，只听大家聊天，也不参与，但是竭尽全力去为她们做一些小事，例如递个东西、守着化妆间、传个话之类的。我的经验是，不出三天，她们中的年长女性就会主动与我聊天，慢慢熟络起来之后，再做访谈就比较容易了。

另外一种策略就是寻找“看门人”或者“引路人”。一般来讲，娱乐场所的看门人就是妈咪；但是小姐群体中也会有一些小圈子，一些能说会道的小姐在群体中很受人推崇，那么她就是引路人了。找一个私下的机会，与看门人拉拉关系，寻求她的保护，或者专攻引路人，都能减少在田野工作中被拒绝的次数。

但是，俗话说“任你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因此，被拒绝也一定是家常便饭。这时候，你就需要保护自己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同来的研究者相互倾诉，当大家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的时候，心里都会宽慰许多，也顺便加强了团队认同感和凝聚力。

如果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那么，压力和沮丧就几乎是倍增的。我很多次田野工作的初始阶段都是这种状况，几乎无法处理自己的情绪，唯一的办法就是坚持再坚持，厚着脸皮再去重复。

“下水才能学游泳”。在多次被拒绝之后，你就会根据不同的情景，总结出一些小的应对策略，而且肯定是越来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听比问更重要——田野工作的技巧

尽管教科书中写到了访谈的多种方法，例如结构式访谈啦、开放式聊天啦，但是我的多次经验告诉我：如果真的是在田野中做调查，而不是约会式的孤立访谈，那么你一定会遇到一些多人互动的场景，例如聚餐、打牌、群聊，等等。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一定要马上想起这个不二信条：倾听比提问更重要！

倾听，就是不强迫对方顺着你的思路回答，就是抓住对方呈现自我的天赐良机。倾听，不仅能获得更加丰富的信息，而且能直接获知对方在日常生活情景下的所思所想所为。如此一来，你就不再是用自己的尺子去测量生活，而是感知了“她在她生活中的她”。

下面是我在一家KTV化妆间中，观察小姐们聊天所记录的田野笔记：

蓝羽绒服一边打麻将一边大声地说：“我这个月咋还不来呢。都一个多月了。”

（蓝羽绒服看上去很年轻，头发很直，留着很可爱的头发帘，化的妆也很清淡，眼影闪亮亮的。）

另一个女孩说：“我也过了一个月呢，着啥急嘛。”

（这个女孩皮肤很细腻，长得很漂亮；尤其头发的装束很漂亮，脸上化妆很精致，没有浓妆艳抹的感觉，很闪亮。我觉得她是这里面最漂亮的女孩，所以我称她为花魁。可是后来听其他的人称她为wy。）

穿条条上衣的女孩说：“我正来呢，烦死个人了。不来也烦，来了也烦啊。上次我记得，我刚来你才来的呢。”

蓝羽绒服说：“是啊，我上个月才做过的，应该就来。是不？是不是刚做过就来？咋现在还没来呢？”（做过应该是做过流产的意思。）

wy说：“应该不会啊，你要不查下？我不也没来，没事，别瞎担心。”

蓝羽绒服：“你有环儿呢，你怕啥吗？”

wy说：“你这几天又做了？”

蓝羽绒服：“有一次。”

wy说：“应该没啥。”

蓝羽绒服：“你戴环儿，有啥不舒服不？”

wy说：“没啥感觉。”

我插嘴说：“听说有时候比较容易发炎？我是听老一辈人跟我说的。”

wy沉默。

蓝羽绒服：“要是没啥，我回头，回家也戴一个。”

上面的对话貌似一地鸡毛，却包含了大量与性相关的信息，也是笔者渴求获得的信息：

蓝羽绒服有固定的性伴侣；

她与他发生性行为时没有避孕防护措施；

通过交流，她决定了自己应该采取怎样的避孕防护措施。

以上信息，如果不是我在田野中偶然倾听所得，而是通过访谈来询问，那么我不仅需要与蓝羽绒服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或许还要通过不止一次访谈才能深入讨论她个人的隐私。尤其重要的是，如果仅仅是访谈，那么充其量也只能获知蓝羽绒服的个人态度，却无法获知她的态度是如何被改变的、被谁改变的、怎么被改变的。可是，通过倾听，蓝羽绒服与女性朋友探讨不同避孕措施及其利弊的过程得以呈现在我眼前。很显然，蓝羽绒服的最终表态，是受女性朋友的经验与建议所影响。

那么，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学家来说，上述哪种方法能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呢？答案不言自明。

读者可以看到，我在她们互动的过程中插了一句话，当时几乎是不由自主，但是过后我立马就悔之莫及。

在那个互动情景中，如果我一句话不讲，专注听她们的对话，仿佛应该是个更好的选择。再深入反思就可以发现，我当时还是潜意识地希望帮助一名女性采取正确的避孕措施，因为在我看来，戴避孕环对女性身体还是有伤害的，用避孕套才是最好的。但是在那个情景中，我的插嘴实在是太突兀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蓝羽绒服即使在听到我说戴环的弊端之后，仍然听从了她身边人的建议，选择了戴环。

那一刻，一股强烈的感受从我心底涌起：我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局外人。我不可能真的改变她们哪怕一个并不大的选择，更谈不到改变她们的生活。

我能做的，仅仅是静静地陪伴她们——用心地、投入地、将心比心地。

真情实感的表述——访谈之佳境

在田野中，怎样的访谈才是一个好的访谈？我在做了近百人的定性访谈之后，终于觉得自己也可以来说一说了。

在我看来，如果仅仅看访谈的记录文本，就去讨论所谓“质量”或者“深度”，那就是自我迷失了，因为“访谈内容”这个东西，实际上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一个评价标准。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专注于访谈过程。也就是说，产品的质量，取决于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在我看来，好的访谈，其过程一定是在尽可能自然的情景之中；尽可能地让被访者展示最真实的一面；尤其是，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地给对方创造出一个“最适合访谈的情境”。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孔，如何让对方在自己面前真实地呈现他/她自己，这才是访谈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所有教科书都再三强调，必须与被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绝大多数教科书都没有告诉读者，这不是一个技巧，而是一个原则。尤其是忽略了，为什么要建立良好的关系呢？

说白了，同意接受你的访谈，这只不过是一个必要条件，绝不意味着你就一定会成功。而我所说的“创造适当的情境”，这才是高质量访谈的充分条件。这之所以是一个原则，而不是一个技巧，因为唯有如此，研究者才能获得尽可能真实的资料，这才是社会事实的第一手资料，这才是我们社会学者的立足之本。性调查，尤其如此。

下面将展示的两组对话，是我进行“互联网与性”研究过程中的范例。很愿意在此与大家分享。

被访者是一名23岁的男性，暂称他为小H，瘦瘦高高的，外形很是帅气，是典型的阳光大男孩。大学毕业两年，在一家国企从事技术工作。

我是通过朋友的朋友找到他的。我们仅仅见了一次面，是在一家西餐厅的卡座，从下午五点一直聊到晚上八点多，意犹未尽。可是当时我怀孕6个多月，身体有些撑不住了，只好依依惜别。之后，我很想再约他谈一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放弃。

这个访谈，我自认为是那次研究中做得最成功的一次。

这个阳光大男孩，向我讲述了他通过互联网寻找一夜情伴侣的过程，虽无太多的行为细节，但是他讲述了很多他寻找的过程、两人见面的感受以及做完之后的心情。

我一直有这样的观点，即社会学所一直崇尚的定量研究，主要是测量和探究人们的行为，进而以此作为建构理论的基础。可是，问卷调查所获得的，仅仅是被调查者事后回忆的结果，却无法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回忆的，更无法知道，他们取舍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取舍。

定性研究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充分展示出人们事后回忆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回忆的结果。在人们讲述自己过去行为的过程中，他们更容易记住一些感受、心情，而非行为。例如性行为，人们经常记不得具体做了几次，但会记住和哪个人，在哪里，有怎样的感受，而这才是真正建构起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事实。

因此，研究者如果能够促使被访者呈现出他/她行为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那么，我认为，这就是一次成功的访谈。

以下是我的范例。本组对话是基于我问他频繁地寻找网络一夜情的缘由是什么。他说是看A片看的。我接下来和他的一系列问答对话，呈现了我们当时真实的互动状态。

问：你觉得那一阵就是因为看得太多了，需要发泄？

答：对，而且平时我也看，平时都是自己解决，但是那阵我就觉得，反正我也有条件，我也有住的地方什么的，而且方便什么的。甚至我有段时间，是去年秋天吧，老是感冒、发烧，怕是自己太那什么了，然后感染艾滋了，当时特别担心。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做了检测。

问：没事吧？

答：嗯，没事。（笑）

问：你每次都不戴套吗？

答：戴，但还是担心。比如说偶尔有不戴一下。

问：其实，那个感染概率还不是很高的。

答：是，但是有时候还是担心嘛。

问：你后来停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吗？

答：有这方面。

问：有因为这个？

答：对，有这个担心。

问：后来怎么就停止了呢？

答：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反正就突然一下子没有兴趣了。后来那段，可能是我估计有点太频繁了，还是怎么。

问：有半年吗？

答：没有，大概就两三个月那样，就每天下了班回家就开始找。

问：每天都这样？

答：对。但是也不是说每天下班就出去，就是每天下班有上聊天室啊什么的。倒不是说每天都会出去，都会见面。

问：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觉得每天那个事情是你的一个主题了？

答：对啊，然后每天上网去“打猎”。

小H和我谈到了他在寻找网络一夜情的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刚开始是由于生理需要，又由于不用每次出去开房，可以在自己租住的房子里，后来就成了一种生活习惯，每天下班回家之后都在网上“打猎”。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风险性行为，不戴套的行为，进而对感染艾滋病有了恐惧感，只好去做了检测。最后，如他自己所称，“反正就突然一下子没有兴趣了”，表明他对网络一夜情的行为有所反思。虽然他自己讲，可能是因为太频繁了，归为生理原因。我当时并未追问具体的原因，而是随着他的话题走。看起来，这有点像是漫无边际地聊，其实当时我是在倾听。

就这样，我们又继续聊着，半个小时后，就发生了下面这段对话：

问：你跟这些找的女孩，你从来不给她们花钱吗？

答：没有。

问：真没有？

答：现在想想真没有，顶多就自己带套套过去而已。

问：哦，原来你都没有说（停顿）。

答：对啊，就是为了那个。反正就有一个女孩，那女孩好像还比我大一岁还是两岁，然后她说，你真的是来找一夜情的。

问：你当时怎么回答她的？

答：我没有吭声，休息完，其实我每次完了之后都有那种负罪感。

问：然后你就走了？

答：对，反正我就不吭声。

问：你为什么会有负罪感？

答：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挺不堪的，要通过那样的方式。有时候就觉得无聊，压力大，反正就是一种宣泄的方式吧。

小H自己谈到网络一夜情过程中的经济来往、感受的问题。他谈到，在一夜情的人际交往中，既没有经济来往也不带感情色彩，而且他还把套套的费用也计算在其中，可见，他在这些过程中是保持理性的。

可是，当一个女性对他评论道，你真的是来找一夜情的，他心里原有的负罪感又被加深了。每次结束一夜情后，他都会觉得自己“不堪”。那次访谈，距今已有五年，但是小H在谈及“不堪”时的那种表情，仍然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眼前。以我的理解，他之所以觉得不堪，并非因为受到道德压力，而是出于一种对自己的失望。

那么我又做了些什么，来争取这次访谈的成功呢？

小H在访谈中无意提到一次：“你给人感觉很像姐姐。”我想，这应该是他为什么对我讲了如此多心里话的原因。

女性世界的秘密

性调查与其他调查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太敏感。在中国，人们并未形成公开坦诚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氛围。性，在实践中可能是亮丽的，但是在言谈中，它仍然是灰色的。不仅在异性之间讳莫如深，就是在同性之间，往往也难于启齿。

我身为女性，深有感触。在跟女性的面对面访谈中，我通常都可以很快“破冰”，直捣流产、月经等话题。但是一旦涉及处女膜、多性伴这两个主题，对方总是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或者就是云山雾罩的。这就是所谓“女性世界的秘密”，就连女人也难于窥探。这就需要有策略、有技巧了。

下面两组对话是我与两位女性讨论有关处女膜的话题，从话题的切入、深入，到后来我通过谈话过程中的细节来分析她们的经历。

玉女保卫战

（被访者小D，外貌清秀，是在校大学生、网络论坛的活跃分子。但她在网络中几乎从不谈及个人的性经验，和我面谈的过程也十分谨慎。我们聊了近3个小时，但有关她的性经历，我也只有通过推测来判断。我感觉她并不是单纯地不信任我，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小D：对啊，你不知道啊，说不定他是故意害你，他不告诉你一个正确的答案，而告诉你一个错误的答案。还有比如说一个特别典型的问题，非常典型的问题，就是有关处女第一次会不会流血的问题。

问：怎么了？

小D：我原来也不知道。结果有一天，有一个人用公共账号发了这个问题，一个人回帖说90%以上的都不会，我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受那些影视剧的影响太厉害了。

问：（笑）

小D：你不觉得吗？特别看里面比较封建、古代的那些，就是铺一个白布之类的，那些老处女都爱干这些事情，然后就搞得我们心里面默认一定会。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数据说得对不对啊，但是可能说各家给的官方数据也不一样，但是我听说确实不是都会的。

问：因为现在的女孩，包括她小时候运动比较多。

小D：对，各种可能。对啊，骑车或者运动什么的。我记得好像是高三我也有过类似（停顿）。

问：那你或是他，当时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介意？

小D：可能吧，再说男的介意，他也不会表达出来，但是女的会很介意啊。我很介意，我跟他这个事情，跟他纠结很长时间。

我这次的研究目标，就是希望探索，网络涉性行为在他/她们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意义。

小D说，网上的一则帖子引起了她对于处女膜问题的反思。帖子说，90%的处女在第一次性交中并无落红现象，小D因此反思了自己对于处女膜的认知。并且她也讲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很多认知其实都来自于媒体的影响。

以这个帖子为契机，她也寻找了各种可能导致初夜不落红的原因，比如运动等，进而联系到自己高三也有这样的经历。

细心的读者一定发现了，我在访谈中并没有问她，是否也有初夜不落红的情况，但是我确实费尽心机地追问了一句：“那你或是他，当时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介意？”此处的“这个事情”既可能说的是高三的运动事件，也可能是初夜未落红。这就是伏笔。幸运的是，她的回答证实了我的猜测。

也许有一些读者会问，为什么不可以直接问她是否初夜不落红。我的经验是，当时我与小D访谈的过程中，她对我很坦诚，聊天氛围也很好，但是她在表达与性相关的词语的时候，都很躲避，基本用“这个”“那个”等代词来表达，表明她对于谈性还是没有放得开。

另外，她的外形很漂亮，也很有气质，身为女性的我，也甚为喜爱。可是，这样外形的女性，在主流观念中都是和“玉女”联系起来的。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在那个时候，我是不忍心去捅破那层窗户纸，赤裸裸地探究她的性经验。更进一步，与其说是她不愿意说，还不如说其实是我不希望听，不想从这样一个玉女的口中，听到那样的性。

我和小D的谈话一直就这样隐晦地、巧妙地进行着。仅仅看对话记录，并无她的性行为的相关信息，但是作为研究者，通过小D的非语言表现，我已经收集到了我所需要的资料。

但是我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我懂得，语言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作为研究者，我这次收集到了我所要的资料，但是对于小D而言，如果和一个陌生人，而且是陌生女人，分享了她的性经历，大谈性体验和感受，那么对于她在那个年龄所希望保持的形象，也许不一定有益。

小D希望做一个玉女，我体察到了，也帮了她。

豪放女的悲凉

与小D截然相反，我的另一个访谈对象，一见面我就知道，这将是一次坦诚的访谈。

这并不是因为我的访谈技术有多高，而是她一见面就跟我大谈性观念、性的事件等，毫不避讳。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仿佛是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谈性的知音。因此，我和小W几乎毫不避讳地讨论了有关性的各种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当我问她，对性版上哪个帖子最感兴趣，她和小D一样都提及了同一个帖子，即90%女人初夜不落红。

问：印象比较深刻的？

小W：我记得发过一帖子，是说有百分之多少的人，第一夜会不会有出血现象那个。那个帖子给我印象非常深，应该是在sex版看见的。

问：为什么印象很深刻？

小W：因为我就是那少数呗。

问：什么意思？

小W：就是我的第一夜就没有出血。

问：然后你觉得证明了你的……？

小W：对，这个给了我一个解释，要不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以后我才知道这很正常，然后没有影响完美的第一次。可是，我知道的不止一个人，我知道跟我有相关经历的女生就有两个。最后这个，由此上溯1800年，死于此处的女子不在少数啊。

问：（笑）

小W：对吧，为了此事，证明自己贞洁，一碰撞死的呀，或者上吊死的，或者被老公打死的，被公公婆婆赶出家门的那种，估计不在少数。

问：嗯，当时你看了这个信息以后，你觉得很高兴？

小W：我觉得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悲凉。

小W性格外向活泼，个子不高，眼里闪烁着聪慧之光。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过程中，思路敏捷，我一旦提问，她便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我们的访谈进行得十分顺畅。

从和她的对话过程中，能感觉到，她是一个言行较为一致的人。在访谈中，但凡涉及隐私的话题，她几乎都会主动“坦白”她的经历。用她的话讲“跟人不藏着掖着”。遇到这样的受访对象，实属幸运。

小W在性网络中非常活跃，尤其在一些涉及女性性健康、月经、处女的问题中，她几乎扮演一种“传道士”的角色，会谆谆教导年龄小的女性如何保护自己，怎样避孕等。她在访谈中一再提及，她对于一些中国年轻女性的性无知、性懵懂感到非常愤怒。她认为这会影响女性未来生活的幸福。因此，她在各种场合的人际交往中，总是扮演一个普及性知识的角色，她甚至向她的母亲、表姐妹们讲述性知识。

可是，令我震惊的是，即便是如此开放的小W，也仍然需要从“90%不落红”这个信息中，去寻得一丝丝安慰。小W对此帖子印象深刻，一方面是为自己初夜未落红寻找到了理论依据，更多的则是为众多女性因为这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丧失自己的生命而感到“悲凉”。

其实，我也与小W有深深的共鸣，作为一个中国女性，被太多的框架所束缚，社会规定了太多“你应该如何如何，否则你就是不对的”“你应该如何如何，否则你就是不好的”“你应该如何如何，否则你就是不完美的”。正如小W所讲，古往今来，女人唯有“初夜落红”，才能够被鉴定为“好女人”“忠贞的女人”“纯洁的女人”，否则就会受到社会的谴责、伴侣的怀疑，很多女人不得不“以死证清白”。

我亦感到悲凉，为这些以死明志的女性，也为了女性的宿命：因为相信了社会的某一个规则、某一个框架、某一种说法，甚至仅仅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就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去迎合社会、他人、男人。

在和小W访谈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有共鸣，我们身上都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正义感，为了女性的不自立、不自主、不坚强而痛心。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一起感受到了我们自己身为女性，在社会处境中的无奈与无力。

在访谈的最后，我和小W各自谈起了自己的婚姻生活。她说，打算结婚买房子，可是对于男方出钱还是女方出钱的问题，她和父母有争执，母亲认为就应该男方家出钱，可是小W的丈夫家境不好，无力资助。小W在中间两头为难，只好想尽一切办法，去调节双方的关系，但最终仍然是徒劳，两边都不高兴。

她问我，难道真的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吗？我其实很想回答她，这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思想观念的问题。可是，我最终还是没有说。

当然，我在同性访谈中，无疑投入了更多的感情，也和被访者有更多的共鸣。我在访谈过程中，时时刻刻有意识地反思这一点。我一直在努力地控制自己，尽量做到“价值中立”，不回应也不评论任何一件事或者一句话。

可是，在我脑海里，却始终有另外一个声音在告诉我：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理性活动，也需要投入激情。因此，在一些访谈的最后，我经常hold不住自己，和被访者聊high了，分享了很多自己私密的生活。我并不认为这会影响我研究的价值中立性。相反，我却认为，没有激情的研究既是无趣的，也是无价值的。

当一个研究者回溯自己的研究，记忆最深刻的，不是访谈者的话语或观点，而是互动过程中彼此的感觉和情感。那么，这不是激情，又是什么呢？

研究吸引了我，焕发了我

做任何事情，只有感兴趣，才能激情澎湃，才能真的做好。

2008年到2012年期间，我曾经参与过“红灯区”研究和艾滋病研究，接触了大量的小姐、艾滋病感染者、同性恋者，但由于当时我并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旨趣，所以那时候做的访谈大多都较为肤浅。而且现在回想起来，并未留下什么深刻的访谈记忆，大多只是一些碎片化的人物形象。

我有时候会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我从未融入那个群体之中，而且，对方可能也感觉出来了，因此才有了上面所提到的被拒绝的经历。

只有当我研究自己喜欢的题目时，才开始有一些真的做研究的感觉；随之也就感到，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可以深深体会到他们的感受、生活的意义等一系列更为深刻的东西。这才有了以上的文字。

因此，无论教科书中介绍了多少种做研究的方法、技巧和策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会带领你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你的理想中，吃苦受累却自得其乐，并且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社会科学研究这项事业，在很多人眼中是严肃的、认真的；但在我看来，它最大的魅力在于，研究者可以投入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探索社会问题，并且在探索中发现、体验和发展自己的内心世界与情感能力。说到底，我在做研究，研究也在做我。

性研究更是如此，它研究的就是激情，所以，投入的也是激情，获得的则是焕发。

请了解我＞＞

张娜，身份证上是一个80后的女性，河北盐山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求学十年，现任北京科技大学基础教育管理中心主任，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研究兴趣集中在互联网与性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出版研究著作、发表中英文论文若干。

我的社会身份有很多，教师、母亲、妻子、女儿，等等，我最喜欢的一个身份就是学生。作为潘绥铭教授的学生，最有可能接近真实的自己。

义行江湖：警察、兄弟、小姐之间的学术游走

——“入圈考察”十年随笔

赵军（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

题记：在所谓“社会科学”领域，真的存在“价值无涉”“无关立场”的研究吗？真的存在如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客观观察与测量吗？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社会研究，那它之于社会及社会中的人的意义与价值又在哪里？

2004年为完成《惩罚的边界》，我开始了我所谓的“入圈考察”。或许是因为对“江湖入圈”的好奇，这本以“卖淫刑事政策”为主题的专著，在“专业圈子”里被当作地摊文学流传了好一阵子。

其后的《边缘的权利》，这种稍显另类的田野方法在“小姐被害”研究中得到了相对细致的打磨。2011年，中国犯罪学会将著作类成果唯一的一等奖授予这本满是“入圈故事”的书，“入圈考察”总算得到了学界同仁们正式而非调侃的肯定。

及至2013、2014年，“入圈考察”有别于通常访谈或参与观察的优势进一步显现。在《有组织犯罪中的胁迫研究》《嫖宿幼女、援助交际的他面呈现》两篇学术论文中，胁迫胜于暴力的黑社会生存法则、援助交际对未成年少女的某些积极意义，这些或不为人知或被有意遮蔽的真实面向得以展现，“入圈考察”在时间轴上的纵向持续能力也真算得上一个意外之喜。

十年“入圈”，许多从前的天经地义被消解，许多曾经的不屑、无视被拾起，许多新奇、震惊和“原来如此”被发掘、呈现或又渐归平淡。这一切或精彩或平常的经历、体验、感悟、收获，都只因那一个个或近或远，或大或小的“圈子”。我想，是时候为那些“圈子”中的点点滴滴写些文字了。一则为了感谢，二则为了怀念。

一、“材料是写给领导看的”

潘门弟子研究小姐问题，最多采用的定性方法是“入住式社区考察”。就是选择一个色情场所比较集中的“红灯区”，在该“红灯区”物色一个便于与人交往的“入住点”，然后通过日常交往逐渐熟悉“红灯区”内的老板、妈咪和小姐，在消除这些“亚文化群体”对研究者的怀疑、排斥、警觉或敌意后，在自然情境中展开对研究对象的观察或“朋友聊天式的非正规访谈”。

然而，当我把这套范式移植到与犯罪、被害相关的研究领域时，却遇到了重大障碍。小姐的入行和变出、小姐与客人的互动、小姐与老板妈咪的关系、个人情感生活、性病/艾滋病风险，这些“常规问题”是几乎所有性产业从业者都会遇到的，“入住式社区考察”对于这些问题的探测极为有效。我所研究的小姐被杀、被抢、被绑架等犯罪或被害问题则不然，它们多属小概率异常事件，相关信息更为隐秘，相关信息掌控者在人群中的分布也更为稀疏，“入住社区”对于这类问题的探索效用极为有限。通过朋友寻找并进入与研究议题相关的“圈子”，直达潜在的研究对象，成为当时启动研究的唯一选择。

当了十二年警察，我深知警察朋友一定能在这个领域帮上忙。不过，借由警察朋友的调查启动得并不顺利。我在公安的最后四年是在机关度过的，其时在警界的关系也大多集中于这一层次。就像日常生活中托人办事，从关系较近、层级较高的熟人入手总会靠谱些，我最初的入圈努力也是从机关领导干部或“业务骨干”切入的。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机关里的朋友能提供一些整体情况，也能提供一些重要的调查线索，但却难以提供对研究最有价值的细节。

譬如，机关的朋友能告诉你哪个区发生了一起小姐被害案，至于案子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怎么破的案，或者为什么破不了，被害小姐和犯罪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如此等等，这些更进一步的具体情况就未必清楚了。如果还想进一步从这类朋友那里直接获取一些“道”上的研究资源，可能性就更小了。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专门负责为领导写材料的李科长（化名，下同）。李科长那一年也就三十来岁，笔头很硬，极善揣摩领导思路，长于归纳提炼总结，深得领导器重，当地公安很多高质量的业务材料都是他的“作品”。这其中，涉及“扫黄打黑”、小姐被害的材料占有相当比例，有些写得相当翔实。我刚从他手里搞到这些材料的时候，简直是如获至宝，甚至萌发出直接“节选”这些宣传、汇报、调研材料展开“研究”的念头。

那天把李科长约出来吃饭，感谢他为我提供了如此“切题”的研究资料。不料酒过三巡，他却一反平日的沉稳持重，直言不讳地“自揭家底”。

“老实说，我们的材料都是写给领导看的。从最开始找‘下边’要材料，到组织加工，到润色成文，都得体现领导的意图。写哪些内容、突出哪些主题都是有套路的。简单地说，就是领导关注什么，想看什么，我们就去找什么来写。您说的问题（我当时向他问起一件案件“群众举报”的具体过程），好多都不在领导的关注范围，我们到下边组织材料时就不会去弄。一些比较深层、敏感的情况，就算我们问了，别人也未必会实话实说。”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李科长这番推心置腹的大实话，最终促使我狠下决心：绝不将官方的宣传、汇报或调研材料作为研究的直接依据，最多是把这些资料作为研究的初始线索或参照。任何研究结论都必须建立在艰苦调查的末尾，这也成为我日后展开经验研究的一项基本原则。直到现在，当我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那些官方材料之外的“调查干货”时，我还时常默默感念李科长那段直白的酒后真言。

二、“研究就是请客吃饭！”

2007年启动小姐被害研究时，正赶上元旦之后春节之前，这是人们联络感情较为频繁和集中的时段，自然也是最佳的“入圈时机”。在断断续续近一个月的觥筹交错中，我一口气与二十多位与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警察、五位娱乐休闲场所的老板建立起了较为稳固的联系。这为项目的后续推进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也是我“入圈效率”最高的时期之一。

这期间，公安局常科长给了我许多帮助。为我介绍基层派出所“扫黄”状况的秦所长、提供H区三起小姐被害详情的路警官都是经常科长介绍认识的。回过头看，这些“交朋友、套情况”的经历有许多值得从方法上总结的地方。

其时，H区连续发生了三起站街小姐被杀害的案件，但我并不认识相关办案人，只好请常科长出面周旋。常科长觉得他和H分局主管刑侦的局长和刑警队长私交不错，就直截了当对他们说，人民大学的一个博士后以前也是公安的，现在搞了个科研项目，需要找他们了解有关站街小姐被害案的情况。局长、队长一听就紧张起来，推脱说提供情况倒是没问题，但得先向政治部打报告申请。别人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常科长只好就此打住。

过了个把星期，常科长在我的建议下改变策略，以请吃饭为由把H分局刑警队的路警官约了出来。考虑到我与路警官素未谋面，为打消隔阂和疑虑，还请了与路警官共事多年的魏教导员加入饭局。席间，常科长向路警官介绍了我的工作经历、专业背景、与他的交情，以及从前在公安机关工作时的一些“逸闻趣事”。交谈中，我了解到路警官是一位干了二十多年刑侦的老刑警、H分局资深刑事技术专家、足球迷。相似的工作经历、相同的爱好很快让我和路警官找到了共同语言，一瓶白酒、一瓶红酒、两瓶啤酒在两小时内被我们“各个击破”。

接着，我们由饭馆转至茶楼，酒杯换为茶具，话题也变成了“拍案说法”。先是常科长向我咨询了一个有关职务侵占罪和盗窃罪如何区分的案例，而后路警官又与我讨论了一个合同诈骗案。我还算到位的“法律意见”提升了茶局的专业性和学术性，而这似乎也调动了路警官与我探讨刑事犯罪问题的兴致。他主动和我谈了五件他亲身参与的大要案，其中就包括我所关心的那三件站街小姐被杀害的案件，调查效果非常好。

事后，常科长半开玩笑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研究就是请客吃饭！”或许这只是常科长套用“领袖体”的灵光乍现，但这句话却准确道出了中国传统人际交往方式对于“入圈考察”的重大意义。进一步讲，“入圈考察”的实质其实可以定位于某种基于人际交往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

三、“事儿都是在酒桌上谈出来的……”

常科长直截了当提出调查要求被婉拒，还有一个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原因——他的官级不够高，所以才需要通过请客吃饭这种朋友私下交往的方式“润物无声”地切入。我在武汉大学的学兄——政法委的明处长就不同了。在下级政法机关面前，他是上级领导，与“合作科研的学者”“下基层调研”，基本上是“指哪儿，打哪儿”。

为了帮我调查J、K系列绑架小姐案，明处长给县里的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打了个招呼，开上车就去了。路上，明处长问我要不要通知公安和法院的办案人一起开个座谈会，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我说还是分开谈效果好，各有各的视角，各有各的观点，互不影响，更能了解全面真实的情况。那天，我们先到公安局了解案件的侦破情况，而后才去法院了解审判情况。

赶到法院时，刑事审判庭的英庭长和主审这两起案件的易法官在办公室等我们，案件档案材料已分为两摞端放在沙发前的大茶几上。英庭长与我年龄相仿，热情，长期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爱写，CY县政法系统的专家型人才，是明处长在该县的重要材料来源。易法官三十出头，质朴，刚通过司法考试，这在当时的基层法院还很少见。明处长简单向英庭长、易法官说了说课题的性质和我的身份，我们便一边翻阅案卷材料，一边听易法官介绍案情。

此前，我与该案被告的辩护人孔律师聊过，得知他所提出的一个辩护意见，法院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实质上却采纳了。即，本案绑架、强奸的犯罪对象是从事非法职业的性服务小姐，相对于以普通守法公民为侵害对象的犯罪，社会危害性较小，应从轻处罚。对此，我很想了解法官的真实想法。

“这个案子（强奸）的被害人是从事性服务的小姐，这是否影响了量刑？同样的情节，如果是普通人被害，会不会判得更重一些？”我直接问易法官。

不知是因为有领导机关的明处长在场，还是我的这个问题表达得过于直白和缺乏技巧，易法官的回答相当严谨：“我们法院判案肯定要平等保护所有的被害人，不会因为她们是小姐就降低保护力度。”

之后，我们转换话题，聊了些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疑难案件，我很认真地提出了一些专业意见，大家交流得非常愉快。

当晚是政法委书记和法院院长共同为我们安排的饭局。我自定的、并不入流的小课题居然惊动了这个县政法系统的主要领导，即便我很清楚这是明处长的面子，但还是有些受宠若惊。结果，挨个敬酒，胃很受伤。

席间再次与英庭长聊起强奸罪的量刑问题，这次我换了一个角度提问。我说：“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各地量刑尺度并不一致，很想请教英庭长，以类似方式控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轮奸两名普通成年女性，在CY县可能会判多少年？”

英庭长笑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CY县的发廊、休闲店就比较多了，相应的，强奸案发生得比较少，这与七八十年代有很大不同。在为数不多的强奸案中，侵害对象多为智障女性或幼女，强奸普通成年女性的很少，轮奸普通成年女性的案件几乎没有，所以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会和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一样吗？”醉眼蒙眬间，我紧追不放。

“这个很难说，毕竟侵害对象有区别。”英庭长放下酒杯，顿了顿，“小姐是在进行违法活动时被害的，普通妇女遵纪守法，没招惹任何人，如果被害，社会危害当然就要大一些。量刑时得考虑这些因素……”

同样是谈，在办公室谈的和在酒桌上谈的可是大相径庭！后来我和明处长聊起这个细节，他大笑道：“在中国，事儿都是在酒桌上谈出来的……”

这句话真有点一语道破天机的味道。即便调查对象出于权力关系、人情面子或利益考量接受了研究者的调查请求，沟通方式与交流情境的选择仍大有乾坤。既然是“入圈考察”，考察过程就必须遵循所入“圈子”人际交往及互动的方式与（潜）规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所谓“酒文化”在人际交往及互动中的作用不言而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的许多“调查干货”都是在酒桌上“套”出来的。

四、“这次就算帮您做研究了”

事儿可以拿到酒桌上谈，但要最终落到实处有时还得费一番周折。欲了解现实“扫黄”的实际状况，全程参与警察抓嫖的体验式实地考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调查方式。不过，这并不容易。

在2007年的那次调查中，我通过各种渠道联络了好几位一线“扫黄”警察，但每每于推杯换盏间提出现场观摩抓嫖的请求，警察朋友大多面露难色。或许因为不能保证每次活儿都干得漂亮，弄砸了有损自己的“神探形象”；或许因为工作中的某些变通做法，并不适合向局外人“现场演示”；还或许让我这个“群众”现场“观摩”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的执法活动，在法律上“不太好说”。总之，每次说的都“挺好”，真正落实起来却非常困难。当然，事后还了解到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警察“扫黄”的“内驱力”在那个时期已经很弱了——这个活儿，他们已经不太经常干了。

G公安分局S派出所的梅警官可能属于那种磨不开面子的人。在我软磨硬泡、发毒誓保密，外加充当“治安积极分子”、义务提供工作车辆的“强大攻势”下，他终究还是“从了”。

那天晚上八点多，我开着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桑塔纳载着梅警官和他的两名“社工”助手来到一处休闲发廊比较集中的地段，把车停在不远处监视动向。不久，有客人从休闲店出来，显然是干完走人的；后来又看到几名被出租车送回店面的小姐，显然是出台回来了；最后终于瞅准机会进到一家休闲店的包房查看，不想晚到一步，小姐从里面走了出来，客人完事儿后已经在穿鞋了。那天忙活到半夜，无功而返。

也许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只过了一天，梅警官就通知我继续抓嫖。我找朋友借了辆雅阁，并遵从梅警官的建议邀请了一位女性朋友配合这次行动——夜间从车外很难看清汽车后排有无乘客，但两个大男人长时间坐在前排停靠在路边，很引人生疑。和前次一样，我们还是把车停在路边死盯休闲店，择机而动。可这次我们还是没把握好“火候”，梅警官快速闯入一个盯好的包间，里面的客人却在气定神闲地洗木桶浴，穿戴整齐的小姐则在帮客人调节水温。满脸失望的梅警官急忙转身退出，恰好迎面碰上休闲店的女老板，那一刻难掩的尴尬和强作的镇定，外人恐怕很难体会。

不甘铩羽而归的梅警官带我们赶到另一处休闲店集中的街区，也不耐着性子盯了，直接闯进去检查，最后终于碰上一个敲门不开的按摩间，梅警官一脚将门踹开，里面是神色慌乱的小姐和只剩一条内裤的客人。梅警官将他们带回派出所审到半夜，斗智斗勇、软硬兼施，总算获取了小姐给客人“打飞机”的口供。

“什么时候再抓嫖，通知我一声。”我当时很想观察到更为“典型”的抓嫖案例，比如小姐客人已经发生了性关系的。

“过一段吧，抓嫖的效率太低了。这都三月份了，要老是这样，我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呀？”显然，梅警官对这两天的工作效果并不满意。

“这次就算帮您做研究了。”梅警官摇头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

我突然意识到：在相当程度上，所谓的“入圈考察”其实就是拉关系、交朋友、求人帮忙。在此意义上，“入圈考察”真可算是最贴近中国社会现实语境的定性研究方法了。

五、“江湖上最重要的不就是给个面子吗？”

的确，这么多年的“入圈考察”，说白了就是交朋友、求朋友帮忙。没朋友帮，“圈”都混不进去，你还考什么察？不过，这也让我不得不认真对待另一个问题——如何回馈朋友。

除了中国社会最为通常的人际（情）交往，为这些朋友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是我最乐意做，也最常做的事情。这些年，无论是警察朋友（当然也包括检察官、法官朋友），还是“道”上的兄弟，只要是找我咨询法律问题，我都来者不拒，竭尽所能出谋划策，为别人解决实际问题。这一方面成了我回馈朋友、维系关系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成了我进一步了解研究对象的重要渠道。不过，总有一些请求会让人觉得勉为其难，但只要可以办而又有可能办成，尽心尽力那还是必需的。

当初，我是通过一位警察朋友认识“洪哥”的，之后在洪哥的撮合下，与这个圈子里的“冯兄”“三哥”“老五”“眼镜”“龙龙”“建军”等人成为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不仅完成了大量与性工作相关的调查，还展开了一项有关黑帮犯罪手法的专门研究。所以，当洪哥开口请我帮忙“捞人”时，我实在没法推辞。

那天早上刚开机，洪哥的电话就打进来了，说是头天晚上经营药品生意的任总在一个休闲城玩小姐，被G区公安分局的警察抓了，问我能否想办法给“捞”出来。为这种事情托关系找人是很“掉价”的，而且事情办起来也并不是道上兄弟想象的“出钱放人”这么简单，可这些话给洪哥说也没用，别人会觉得你不爽快。

很快，我们在约好的地方碰头，洪哥把任总的助手带来见我。据任总的助手介绍，任总是当场被抓的，本以为交5000元钱就可以完事儿，没想到办案警察开出的裁决书上还有十日拘留，很快就会和小姐一道被送进拘留所。

既然已经决定拘留了，找人打招呼肯定不好使，只能按程序走。我建议任总的助手赶快带2000元钱作为保证金送到派出所，让任总本人向办案警察申请行政复议和暂缓执行拘留，看看能否先把人弄出来再说。不过，这一招并未奏效。快到中午时，任总的助手给我回电，说按我说的做了，但办案警察没理，把任总和小姐都送进拘留所了。

我打电话找一位警察朋友咨询，这位朋友的解释是：基层警察不一定知道暂缓执行拘留的申请程序，当事人自己申请，办案警察一般不会理睬。看来，我只能以律师的身份帮任总启动行政复议程序了。

中午，洪哥带着任总的助手请我吃饭，商量对策。席间，任总助手无意提到任总身体不好，重度高血压，不能断药。“任总夫人还不知道这事儿，如果不及时把人弄出来，那可就糟了。就算临时出来几天也好，过一段时间带上药，以出差的名义再进去拘几天。”这话倒给我提了个新思路，我让任总助手赶紧去找任总的病历。

下午，我和任总助手带着任总的病历来到拘留所。通过一位警察朋友打招呼，找到了拘留所的带班领导，并向带班领导反映了任总的健康状况，希望能准许任总“临时出所就医”。一方面是我的那位警察朋友从中做了“工作”，另一方面带班领导也担心任总真的出什么状况，考虑了一下，答应我补充一些证明材料后找他办。

我们马不停蹄，赶在下班前补充好证明材料，交到了那位带班领导手中。领导收下材料，填了张内部呈批表格，交给一名警察去市局审批。于是，我们又开车送警察前往市局，待那位警察在市局办完相关手续返回拘留所放人，早已过了下班时间。

当天就把任总给“捞”了出来，洪哥觉得特有面子。晚上，洪哥专门设宴感谢我。我说，其实这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而且也都是依法办理的，按任总的身体状况的确符合“临时出所就医”的规定。

“这个我懂，什么事儿都得依法，可没人帮忙，谁给你依法？任总这人特仗义，非常好的朋友，这次您可帮了我的大忙。说到底，江湖上最重要的不就是给个面子吗？”

六、“兄弟的兄弟就是兄弟！”

洪哥的这句话应该是肺腑之言，它让我想起此前我借洪哥的“面子”摆平的另一件棘手事儿。

那是2005年春节，一帮朋友狂饮之后到酒吧蹦迪。其间，税务干部小邓被毛手毛脚的服务生洒了一身芝华士。也不知哪来的邪火，平时斯斯文文的小邓竟随手掴了服务生一记耳光。服务生当即报警，我们只得陪小邓到派出所解决问题。

也许是因为没人受伤，值班警察做了简单记录后便把他们晾在一边，让他们自行协商。小邓自知理亏，提出给500元补偿。服务生打了一通电话后说不行，最少1万。不一会儿，服务生的“姨父”出场了。“姨父”二十八九岁，进门就问谁打的，而后便撂下一句“少于2万免谈”的狠话。

小邓见来者不善，就想把事儿引入“法制轨道”，提出到医院治疗，治多少赔多少。“姨父”听了这话，冷笑一声，回头对服务生说：“看病就算了，不缺这点儿钱，不给你就走人，我们在外边等。”

看看门外，隐隐有四五个人影在晃动；看看值班警察，没有瞧见这事。考虑到小邓的公务员身份，这事儿不能弄大，我硬着头皮到门外找“姨父”搭讪，试探有无缓和的余地。“姨父”对我倒挺客气，但赔偿金额却不松口，底气十足。

闲谈中，听有人管“姨父”叫“五哥”，我就试着给洪哥打了个电话，看能否“搭个话”。洪哥听后笑道：“你说的是‘老五’吧，他也太敬业了，大过年还在‘处警’……”我把电话递给“老五”，接下来就听老五与电话那头的洪哥一阵“拜年”和“恭喜发财”，等我接过电话，赔偿费就直降到2000元——这大概意味着老五的“车马费”算是“免单”了。

欠着这个人情，我赶在那年元宵节前托洪哥出面请老五吃了顿饭，之后我们便有了来往。据老五自己对我说，他手下有一帮兄弟，相当于一个民间“110”，谁遇到麻烦，被欺负了，欠款要不回来，他们都能帮忙解决。通常，接的活儿本来就占理，“只要带出去的‘队伍’是那么回事儿，把话讲到位，一般都能‘谈’成，不至于动刀动枪。”

这条财路也不是老五刻意找的。当初，老五兄弟多、“有实力”，加上为人耿直、讲信用，总有朋友找他帮忙解决一些麻烦事儿。久而久之，“帮忙”便成了老五的固定业务。

再往后，从老五那里，我了解到不少黑帮犯罪的具体手法。《有组织犯罪中的胁迫研究》中强拆“钉子户”的现场细节就是老五给我讲的，这些信息甚至把我的研究由小姐问题引向了有组织犯罪这个计划之外的研究领域。

与经典人类学研究相似，“入圈考察”很可能生产出与初始研究目标相异的“副产品”。在极端情况下，研究者甚至会放弃初始目标，转而研究更有价值或更具达成条件的其他目标。与预先设定研究假设并对之加以检验的定量研究不同，作为探索性研究的“入圈考察”不可能在“入圈”之初就全然知晓“圈子”里的所有内容，“入圈”之后才发现“别有洞天”是常有的事情。此一点，其实可以算作这类研究在探索力与发掘力方面的独特优势。

我很感激老五对我的信任，毕竟，我只是他朋友的朋友，更何况他给我讲的这些事情，其实是相当隐秘的。有一次我给老五敬酒，感谢他对我的帮助，当时洪哥也在场。

“您是洪哥的朋友，洪哥是我的大哥，您和我谈感谢就见外了。”老五端起酒杯与我一饮而尽。回头看看洪哥，老五又豪气地加上一句——“兄弟的兄弟就是兄弟！”

这种江湖上常被人挂在嘴边的话，在很多时候都只是说说而已，但对于我的“入圈考察”，它还真就道出了个中真谛。事实上，每一个“圈子”中都可能存在一些“关键人”。找准了“关键人”，和“关键人”搞好关系，取得“关键人”的信任和支持，“入圈”就是事半功倍、水到渠成的事情。

七、“我当妈妈啦！”

对于“入圈考察”，找对、用好“关键人”固然重要，但如何维护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如何贴近并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则是能否掏出“调查干货”更为关键的因素。

2004年，协助我在X市调查的鲁警官给我讲了“雪儿”的故事。那是头一年春节前的一次例行清查，鲁警官发现开家具厂的谭老板与一名叫雪儿的女孩住在一起。鲁警官认识雪儿，她是管区一对毒贩夫妇的女儿，当时还不到14岁（大约还差一个多月）。这让鲁警官感到事态严重，就把他们带回派出所审查。

谭老板听说自己犯了“奸淫幼女罪”，腿都软了，赶紧如实交代。

半年前，谭老板到一家按摩店按摩，见雪儿很“嫩”，就出高价（500元）在按摩间与雪儿发生了性关系。后来一问，雪儿才13岁，怪可怜的，谭老板就劝她别在按摩店干了，跟着自己5000元一个月，什么也不用干。

很快，雪儿辞了按摩店的工作，每周到谭老板租的公寓里陪谭老板两三次，月底就能得5000元钱，比在按摩店干活的确强多了。这么过了大约一个来月，谭老板很喜欢雪儿，就另外出钱送已经辍学的雪儿到一所私立学校读书，还专门为雪儿请了个大学生家教。就这样，两人住到了一起。

了解到这些情况，鲁警官犯难了。如果抓了谭老板，雪儿可真就没人管了。雪儿父母坐牢，爷爷奶奶除了退休金无任何收入。爷爷中风后偏瘫，奶奶根本顾不上雪儿。当初雪儿父母刚被判刑时，她奶奶带着她到政法委上访，人还是鲁警官领回来的。不过，除了帮雪儿办了低保，其他事儿谁也没法管。

鲁警官找所长汇报，所长更为难。最后一商量，干脆把人放了，让他们不要再住一起就得了，反正还有一个多月雪儿就满14岁了。

经过这事儿，尤其是后来得知自己犯的“嫖宿幼女罪”比“奸淫幼女罪”还严重，最低要判五年，谭老板对鲁警官更是感恩戴德，两人日后成了很好的朋友。

显然，这起案件与人们通常在小说、报纸、网络上看到的那些拐骗、强迫、控制、凌辱、欺压、蹂躏无助少女的“嫖宿幼女案”有着天壤之别，通过它很可能揭示出“嫖宿幼女”不为人知或为人忽略的另外一面。这虽与我当时确定的研究主题没有直接联系，但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就此展开进一步调查。

2005年元旦过后没几天，谭老板请鲁警官吃饭。在这个饭局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雪儿。当时的雪儿还不到16岁，待人接物却已很得体。得知我是律师，就给我讲了她父母的情况，咨询我有没有办法让他们提前“出来”。我对雪儿说，这种事情除了争取减刑，保外就医是最便捷的途径，雪儿听后有些失望——爸妈什么病也没有。

2005年6月，雪儿中考结束，成绩很不好。我得知情况后，建议鲁警官动员雪儿去读中专学旅游，并帮她联系了一所职业中专。2006年、2007年，我两次通过朋友找学校老师为雪儿提供专业对口的实习机会。这期间，城市家居市场对品牌的要求越来越高，谭老板的家具生意一落千丈，业务重心被迫向县区转移，指望雪儿毕业后帮其打点生意的想法已不太现实。2008年雪儿毕业时，我又找学校老师帮忙，推荐雪儿去当地一家不错的旅行社当导游。为此，谭老板专程从县区赶回请我和鲁警官吃饭，以示感谢。正是这些过往，雪儿对我的信任日渐加深，慢慢把我当作一个可以求助或依赖的对象。

2009年夏，我到X市做回访，单独约雪儿出来吃了顿饭，她主动告诉我两件事。一是她已跳槽去了另一家旅行社，老板给了她更高的业务提成；二是谭老板的家具生意彻底垮了，不得不跟朋友到外地“跑矿”，两人已很少联系。聊起谭老板，雪儿说她很感激谭老板，要不是谭老板给她钱、供她读书，她的生活根本上不了“正轨”。

席间，雪儿还和我谈了许多当初的境况。那时，父母判刑，她没人管，便和一位大自己两岁的邻居帅哥谈起了恋爱，两个人天天玩，后来就索性辍学了。为了有钱上网、吃饭，邻居帅哥托人介绍雪儿到按摩店“找钱”。按摩店老板看她年纪小，怕出事，不让她接客，只同意她给客人按摩，所以收入不高。雪儿看到店里其他小姐赚钱快，就背着老板偷偷接客赚钱。不过，偷偷赚到的钱也都和男朋友一起花掉了。再后来遇到谭老板，一比较，才发现男朋友真没什么意思，不如谭老板对自己好，就断了。

这一次深谈，让我对雪儿与谭老板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原本存在我脑海中相对刻板的嫖宿幼女印象，被彻底解构了。之后，我对雪儿人生轨迹的观察又持续了三年。

2010年春节，我没去X市，雪儿打电话告诉我，她妈妈刑满释放了。我建议她看紧点，最好给妈妈找点事情做，以免复吸。

2010年夏，雪儿开了家小型洗衣店，我去看了，还不错。她妈妈到底是开过餐馆的人，打点得井井有条。雪儿说，开店的钱是找新男友借的。新男友是一家酒店的老总，做旅游时认识的。当年秋天，雪儿打电话说，洗衣店的生意很好，她辞了旅行社的工作。

2011年“五一”过后，我接到雪儿的短信，说她结婚了。

2012年夏回访时，我拨通了她的手机，电话那头的雪儿显得很兴奋：“我当妈妈啦……”这突如其来的喜讯竟让我有些语塞。转而镇定下来，说了一大通祝福的话，约她出来吃饭聊天的邀请最终没有说出口。

对于雪儿，新的一页已经开启；对于我，这项持续了八年之久的考察也该结束了。然而，直到现在，我还会偶尔翻出雪儿的电话号码，纠结于是否要再去拨通它。尽管或许，它已是一个空号。

八、《后来》

很明显，相对于一次有限时段的“入住考察”，相对于更为短暂的单次访谈或现场观察，“入圈考察”一个巨大的优势就在于：研究者一旦进入研究对象的人际关系圈和生活情境圈，研究者一旦为研究对象所接纳并作为其人际交往和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双方的关系就有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持续。这一优势，对于展开纵向型研究，对于了解研究对象在一定时间维度上的发展变化，可谓至关重要。除了雪儿，“晓芸”是另一个通过“入圈”展开持续纵向研究的成功案例。

2006年春节前，做建材生意的冯董请客，晚上唱歌时晓芸来了，很浓的晚妆，一曲《后来》隐约透着几分“过来人”的忧伤与淡定。若不是冯董向我炫耀晓芸“学生妹”的身份，我根本察觉不到她眼中残留的那一抹青涩。

冯董说，他是2005夏天在一家KTV偶然发现晓芸的。那家KTV的特色是“学生妹”，穿日韩风格的校服，拿着学生证（大多是假的，这更多只是一种表演）让客人挑。冯董一眼就挑中了晓芸，不过晓芸学生证上的照片不像她本人。一问，得知晓芸并不是职高学生，“马上初二了”。之所以要冒用别人的学生证，是因为妈咪怕惹麻烦，不收初中生。冯董想，自己“捡了个宝贝”，便与晓芸建立了联系。

2006年夏天，冯董找我，说有点麻烦事儿。

原来，晓芸有个读职高的男朋友（以前是同一所中学的），两人因分手闹出了纠纷。晓芸父母是做音响生意的，在X市的多家卖场代理了好几个主流电器品牌。他们对晓芸很好，很小就送她练钢琴、打网球、学英语，但晓芸对这些都没兴趣，就爱看动漫、玩游戏、听歌追星。父母拿她没办法，对她“早恋”也只能默许。后来，晓芸在男朋友的“掩护”下，利用周末、假期在KTV坐台陪歌，父母都不知道。

晓芸与男朋友闹翻是因为男朋友“小气”“贪婪”，平时一起吃喝要晓芸埋单不说，还找她要钱买衣服，后来居然提出要晓芸“借钱”给他买摩托车。晓芸不答应，男朋友就翻脸，威胁要把她坐台的事情告诉父母。

为了帮晓芸解决这个麻烦，我问晓芸是否和男朋友发生过性关系，第一次发生时双方多大年龄。晓芸说他们最早发生性关系是2005年“五一”长假期间，那时晓芸才13岁（晓芸2006年1月才满14周岁），对方当时应该是15岁。得知这一情况，我就给晓芸出主意，让她找双方共同的朋友传话——如果对方执意要闹，晓芸就到公安局告他“奸淫幼女”。这一招果然奏效，男朋友至此偃旗息鼓，双方和平分手。

然而，这事儿却让冯董忧心忡忡了。冯董向我坦白，在与晓芸交往数月后，他们也发生了性关系，最早一次是在2005年圣诞节前。为此，他还给晓芸派了一个万元红包。本来是想帮晓芸摆脱男朋友的纠缠，不想我的点拨反倒让晓芸意识到冯董也是“犯罪分子”，这让冯董如芒刺在背。打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冯董对晓芸都有求必应。

2007年1月，冯董给晓芸过生日，饭后去唱歌，我私下问她，冯董是不是对她最好的男人。晓芸说：“差不多吧，但有点像老爸，老土，不会玩。”我又问她，家里经济条件这么好怎么还坐台？她说：“没事儿出来坐台唱歌，好玩，可以赚钱，认识不少人，有什么不好？再说，做人要靠自己，我爸爸就是从修电视机白手起家的。”

2007年末，我因调查“小姐被害”问题找晓芸帮忙联系访谈对象，发现晓芸已很少与冯董在一起了。按晓芸的说法，冯董在外地有了项目，“看不到人”；而冯董则向我抱怨，“晓芸太爱玩，有点受不了”。调查期间我见到了晓芸的新男友，一名迪厅歌手。晓芸对我说，她要好好练歌，也争取当歌手。

2008年夏，我与晓芸失去了联系。

2009年春节期间见到冯董，打听晓芸的下落，得知晓芸前一年暑期一连个把星期不回家，终于被妈妈发现了坐台的事儿，父女为此大闹一场，晓芸和歌手男友出走广东。大约10月，晓芸打电话向冯董求助，说是在广州应聘酒吧歌手，冯董往晓芸账户打了2万元，之后便再无联络。

2010年底，我接到晓芸的电话，说广东“扫黄”扫得厉害，她从内地介绍过去的一位女同学在KTV被抓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只要还没和客人发生关系就不要紧。果然，第二天晓芸回电话说，警察放人了。我问晓芸是否在当歌手，她说没当歌手，歌手竞争太激烈，而且也赚不了多少钱。问她是否还和歌手男友在一起，她说歌手男友不争气，溜冰（吸食冰毒）影响到她，害得她自己也进去关了几个月，分手了。我又问她是否还在KTV坐台，她说没有，现在网上就能“交朋友”，轻松多了，而且还可以挑爽气的、自己喜欢的客人。她说她现在“做高端”，一次2000-4000元，等攒够了钱就自己开家酒吧。

2011年秋，晓芸打电话给我，说她认识了一位浙江老板，有兴趣在X市投资酒吧，这可让她提前实现梦想。

2012年夏，晓芸真把酒吧的事儿弄成了，但合作者并不是“浙江老板”，而是一名三十来岁的福建商人。为了开酒吧，父女俩达成了“和解”——晓芸爸爸出了全套电器设备，晓芸负责酒吧的业务管理。我问晓芸，福建商人是不是男朋友，晓芸笑了：“网上认识的，交往久了很谈得来。在商言商，有钱赚、有兴趣、讲信用就在一起做事情，没有这些，什么关系都没用。再说，别人有老婆孩子。”

那天，我问她与冯董还有无联系，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你别说，他人真不错。有的（客人）可就小气了，装大款，开空头支票，完事儿就不见了。（冯董）就是人老了点，（我们）有代沟。唉，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是的，曾经的当下后来都成了过往。再聊起当初的“歌手梦”，晓芸淡淡一笑，转身拿起麦克风，在她自己开的酒吧里唱起了那首我最初听她唱过的《后来》。旋律流淌，突然勾起我好多难以言表的思绪，那里面似乎有晓芸的“后来”，也有我的“后来”。

斗转星移，似水流年。雪儿、晓芸在变，我也在变。在时间的标度下，这种不期而遇的“纵向入圈研究”所折射的，早已不是纯客观的、相对确定和静态的“观测对象”。它所折射的，更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时代背景下作为主体的成长、互动乃至“互构”。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距离那种围绕研究对象展开客观观察及精确测量的经典的“社会科学家”，已越来越远了。在很大程度上，研究者本人已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角色、参与了剧情，甚至成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入圈”。

九、“这叫多劳多得”

不得不说，在我所调查的小姐中，像雪儿、晓芸这样与我保持长期联系的情况并不多，大多数小姐都只能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段内展开沟通或观察。这既与小姐的高流动性有关，也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相对悬殊的社会阶层落差有关。即便如此，只要能够“入圈”，即便是临时性的“入圈”，也能从中挖掘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素材。这里最为关键的诀窍有两个：一是合适的入圈渠道，二是合适的沟通情境。

2012年夏天，为调查洗浴小姐，对这一行很熟的“余哥”专门设宴，为我引荐了在某洗浴中心当“男妈咪”的“康总”。35岁的康总是一位瘦瘦高高、文质彬彬的帅哥，与通常想象的那种阴险凶残的鸡头、老鸨完全是两码事儿。酒桌上，余哥当面把我的调查请求向康总做了说明，康总稍微迟疑了一下，但磨不开余哥的面子，答应了。不过，康总也毫不含糊地给我立了规矩——可以到洗浴中心“观摩”，但与小姐交谈只能在洗浴中心以外的地方进行。康总的理由是：在洗浴中心访谈小姐可能会影响她们的工作，而且，这也会引起老板的警觉和担心。

这正是我想要的调查方式——实地考察（观察）小姐的工作状态，在工作情境之外访谈她们的工作和生活。不实地考察并体验她们的工作状态，就很难理解她们给你讲的各种“故事”，也无从判断其中的真假虚实；不离开她们的工作情境，她们就很难脱离工作状态，像朋友那样与你聊天。

我先以康总朋友的身份观摩了洗浴中心的运转状况，之后的一段时间就让康总把小姐分批带出来吃饭聊天。时间一般安排在下午两点之后，地点选在一家咖啡馆，这也是他们平时沟通交流的通常方式。看得出，康总与小姐们的关系相当不错，调侃、嬉闹、撒娇、暧昧、关心、倾诉、讨主意，偶尔的“批评教育”穿插其间，而我则渐渐以康总“律师朋友”的身份融入这个圈子中。

当然，首先在不知不觉间被我“调查”的自然是帮我穿针引线的康总本人。

康总入行七年多，一直在洗浴行当带小姐。后与人合伙经营这家中型洗浴城，角色相当于男妈咪加高级经理人，负责公司的日常运作。公司的业务主要有三块：足浴、盐浴和全套。三种技师是分开的，但根据个人要求可以进行调整。所有技师都按业绩提成，全套小姐（平时大概有十多名全套小姐上班）收入最高，一周结一次账，与公司五五分成，做得好的一周能有四五十个单子，一个月能挣四五万，一般的一个月也能挣一两万。盐浴小姐的收入稍低，分成也稍低，除了不发生性关系，其他服务都可提供。足浴小姐收入最低，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康总的工资与足浴小姐持平，但他有股份，可分红。即便如此，康总的收入也赶不上一般的全套小姐。按照康总的话说就是：“这叫多劳多得。”

公司正式的营业时间是中午一点至半夜一点，可根据客户需要进行调整。事实上，这十二个小时也并不是都在忙。真正忙的时段有两个，一个是下午三点至六点，这个时段主要是午饭之后来玩的人，再就是晚上九点至十二点，主要是晚饭后来的。

“你每天吃几顿？”看康总津津有味地吃着排骨煲仔饭，我不禁好奇。

“以前三顿，现在两顿。中午起床吃一顿，晚上六七点钟吃一顿，都要吃饱。夜里就不消夜了，发胖，对身体也不好。”

“几点睡？”

“每天结束是一点多，两点多可睡觉，中午起床。”

“对身体有影响吗？”

“当然，我以前和你一样壮，足球、篮球都来，现在不行了。胃不太好。”

“这么过，有多久了？”

“入行七八年，基本都是这样。”

“这么长时间，你带的小姐一定不少吧？”

“来来往往，至少一两百。不是我吹，对于她们，我肯定要比你军哥了解。其实你问她们不如问我，我什么都知道。她们这些人，毕竟是女人，没什么‘思维’，跳跃性的，她今天给你这么说，明天给你那么说，没什么准儿。”

“好啊！那你给我说说你对这个行业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行业可以降低犯罪率。”

“什么犯罪率？”

“当然是强奸。其次是可以解决就业。你不知道，我了解她们，她们不干这个，根本就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我觉得我们是在为国家排忧解难，至少会少一些人拿低保。最后是利于防病。在我们这里，严格使用安全套，我带了这么多小姐，得妇科病的肯定有，她不干这个工作也会得；在我们这儿做得性病的，几乎没听说过。只要不传播疾病，人们就会慢慢接受。”

“你知道李银河吗？”他的一些话让我想起李银河教授。

“李银河？谁是李银河？”

“你不上网吗？李银河是社科院的大学者。”

“网倒是也上，但上得不多，没那么多时间，再说我没关注过做学问的人。要不是余哥介绍我们认识，我也不知道你军哥是谁。”

康总的这些话突然让我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我甚至怀疑我们做这些研究之于社会、之于这个行业是否真的有意义。

十、“该买房了”

“新娘”是康总手下小姐中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位。她手机上存了一大堆刚拍的婚纱照，有古装的、现代的，甚至还有穿红军装的，到处给人看，满脸幸福。唯一不爽的是她眼睛过敏了，贴双眼皮给贴的。

今年是新娘的本命年，24岁，川妹，辣椒性格，直率，火爆。短发，丰满，有一点男孩的帅气。

那天吃完饭，康总先走了，另外两位小姐对着电脑看韩剧，眼睛过敏的新娘没兴趣看，就给我讲她的故事。

新娘入这一行是因为她第一个男朋友。那时，他们都还只有十多岁，初中毕业下了学，男朋友把她带到附近一个市的发廊，说是按摩、洗头，去了才知道是干这个，大哭一场，吓坏了客人。后来自己就适应了，没什么后悔的。男朋友没有侵占她工作的收入，但把她带到发廊时，收了发廊老板给的“中介费”。从这以后，她对男朋友的感情就打了折扣。没过多久，男朋友帮人出头打架，被抓了，两个人就断了。

新娘的妈妈在家乡的一个KTV当后勤总管，爸爸是这家KTV的水电工，妈妈管爸爸。她还有个弟弟，特别不争气，天天找妈妈要钱，吸毒倒是没发现，就是不想干事，花钱如流水。弟弟以后肯定会是家里的“大麻烦”。

“新郎”比新娘大一岁，是她在鄂西做小姐时认识的。当时，新郎在场子里当男妈咪，对新娘很好，两人就在一起了。几年下来，两人在鄂西攒了两套房。但鄂西毕竟经济不发达，一年前，新娘来到了现在的城市。过了半年，新娘站稳了脚跟，就把新郎也介绍过来参加场子的管理。新郎在场子里主要负责后勤，偶尔也帮康总安排小姐，一个月2000来块钱的工资，不多，但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了。新郎人很温和，对新娘不说百依百顺，也是事事让三分。有一次两人吵架，新娘上去就咬了新郎，新郎大败。现在，两人每天中午一点一起到公司上班，在公司吃两顿免费的工作餐，夜里一点多两人一起回家休息，挺好的。两口子与另外两位同事合租了一个三居室，“一家”出300多元租金，离公司很近，很方便。

“你对现在的工作满意吗？”

“还可以。”

“没什么不好的方面？”

“累倒是不累，就是时间拖得太长，中午一点到半夜一点，十二个小时，睡不好。公司的饭菜倒是不错，但毕竟少吃一顿，对胃不好。”

“卫生方面呢？”

“那个应该还好，我们这里都是百分百戴套做，除了偶尔一点点妇科病，还没发现谁得了性病什么的。”

“客人不戴怎么办？”

“这种事情也有，遇到了我们就给他们讲道理，这个公司培训过，预防性病方面的知识。遇到不听招呼的客人，我就不做了，打电话通知前台处理。”

“工作中有什么麻烦事？”

“没什么麻烦，就是喝醉酒的客人不好弄，但一般我们也能处理。他在那里乱说，或者刁难，我就不理他，实在不行就让康总他们出面。在这里做就这一点好，安全有保障。也有一些人嫌公司的提成高，就在工作中与客人套关系，然后约出去做，但我总觉得太危险，好多小姐都是私自出去做被抢被杀的。提成就提成，总比搞出事来要强。”

“警察呢？警察来抓过吗？”

“到现在还没来过。不过话又说回来，搞这个事情还是有心理压力，毕竟警察也有可能会抓啊。如果警察绝对不抓，我们就可以想办法自己搞，这样自己赚的就会更多。你知道，我老公知道这一套搞法，经营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没关系，摆不平好多事情，所以只有给人打工。”

“你做这个老公介意吗？”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做这个，他也做这一行，他心里介意不介意我不知道，反正没这方面的表现。我想他应该能理解我吧，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他都让着我，挺好的。”

“你们姐妹里面，有没有男朋友或老公不知道的？”

“好像没有，纸包不住火，天天在一起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除非老公在农村老家，倒是有可能。像我父母就不知道，没必要给他们讲，让他们觉得怎么样。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同学、以前的朋友呢？”

“没什么来往，一般是过年回去一次，他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当然会问我们现在做什么，我们就说搞管理，在酒店、餐饮行业什么的。”

“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

“不敢想，这倒是个问题。老公现在收入不高，全靠我，我都24了，谁知道还干得了几年，只能尽量多赚点。”

“你应该赚得不少吧？”

“不行。以前在盐浴那边做，可以不和客人发生关系，但那边一是要求手法好，更重要的是要会说，会哄客人开心。我这个人直来直去，不会说，再加上胖，不讨客人喜欢，客人点得就少，月底一结账，我垫底。钱赚得少不说，脸上更是挂不住，干脆去做全套。全套那边简单些，不需要你会说，功夫好、会做就行。全套这边的客人好像也没那么多废话，比较实际，胖点就胖点，也有客人觉得胖点更舒服。反正一做全套，我的收入就提高了好多。不过，我这个人不是很‘下法’（这个方言是指干事情特别能吃苦耐劳），有些东西我还是不愿意做，再加上我这个人可能不算‘蛮魅’，一周也就二十单左右吧。我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感冒、胃痛什么的，休息的多，一个月也就干个十五、二十天，万把块钱。我不想太累了。”

“你现在挣的钱多，该买房啦！”

“想过，但压力太大。不想太苦自己，还是先把现在的生活过好点。再说，搞这个事情不知道会不会长久，贷了款，到时候还不起怎么办？”

“等你攒够了钱，就不一定买得起房了。买房对于你来说还有个功能，就是迫使自己不乱花钱，让自己以后有个保障。”

“有道理，我得先把那边的房子卖了在这边付首付，然后……”

恍惚间，“圈里”“圈外”的界限似乎已十分模糊，平时和其他朋友聊天，大概也是这些话题。就在这次谈话前大约两个月，我和一位北漂的学妹有过几乎完全相同的对话。后来，那位学妹果真卖了家乡的房子到北京付了首付，一年后就“赚”了几十万。我想，相较于传统的非结构访谈，强调与研究对象像朋友一样地交往、沟通、交谈、互动，应算作“入圈考察”的一个基本要求。

十一、“我不能让他以后挨饿”

“红姐”是X市“娱乐界”（特指KTV、夜总会、酒吧一类的行业）元老级人物“春哥”介绍认识的。

2007年夏天，我在X市进行小姐被害问题的研究，需要一些在洗浴场所工作的小姐参与问卷调查。红姐当时在一家四星级酒店的桑拿部当妈咪，手里管了二十来名洗浴小姐。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春哥带我去红姐的桑拿部找她，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红姐。一袭粉色的丝质旗袍，染黄的短发，妩媚的笑容，性感、干练、职业且极具亲和力。据说，红姐入行初期曾得到春哥的很多帮助与关照，所以，当春哥把我带到红姐面前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后，红姐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的请求。

第二天下午六点，我拿着问卷依约赶到桑拿部，她早已准备妥当，让小姐一个接一个到包间接受我的问卷调查，当天就把她手下的小姐问了个遍。末了，红姐问我还需不需要小姐做问卷，如果需要，她可以到其他场子去调。这很出乎我的意料。通常，妈咪对调查都很戒备，总怕对方是“暗访记者”，一旦出个什么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可红姐倒好，全然不设防！这让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临走，我送给她一本我那年刚出版的《惩罚的边界》。

让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夏天的事儿。当时，我博士后出站确定留北京工作，出于“回访”的习惯，我到桑拿部找到她，和她聊了些彼此的近况。过了几天，她竟给我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为我庆贺留京工作，还请了我们共同认识的几个朋友作陪，很正式的邀请。毕竟只是萍水相逢，而且还是我有求于她，她的热情再次出乎了我的意料。

之后，我们就像朋友那样在节日互致短信问候，中间偶尔见过一两面，主要都是聊她的工作。这期间她抱怨最多的是酒店不给出钱装修桑拿部，设施老化，比不上许多新开张的洗浴中心，只能靠酒店的名气和她本人积累的客户维持现状。即便如此，桑拿部的生意还算不错，二十来名小姐每天都有机会上钟，有的还不止一个钟。尤其是2010年之后，全国“扫黄”风声渐紧，红姐的桑拿部却没受太大影响。我劝她顺其自然，不要再扩大，她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

真正对红姐本人展开“发掘”，是在2011年夏天。那年，我入手了一辆牧马人，一大帮车友游山玩水的机会多了起来。为了兼顾其他朋友的兴致，我邀红姐随我们一道去山里玩，才知道她有一个叫“珂珂”的智障儿子，这正是她一直单身的原因。

那天我们到一个山谷小溪玩水，红姐寸步不离地看着珂珂，和她平日在桑拿部接待客人、安排小姐的做派判若两人。十岁的珂珂快和妈妈差不多高了，可认知能力和自理能力也就三四岁的样子，吃饭、系鞋带都需要红姐帮忙。看着红姐不厌其烦的神情和嘴角偶尔露出的微笑，同去的朋友都很感动。

接下来的几天，只要没事儿，我就会去她的桑拿部陪她聊天。其间，我去过她家，一个很漂亮的四居室，红姐的妈妈、妹妹都住在她家帮她看孩子。到这时，我才真正进入她的世界。

红姐在事业上是幸运的。当初到城里找工作，因为形象好、头脑灵活，被酒店聘为收银员。后来在工作中表现出了管理才能，就做了大堂经理。其间，她认识了部队退伍在酒店当保安的男朋友。红姐当时很单纯，觉得男朋友天天接送自己上下班，待人体贴，就稀里糊涂领了结婚证。再后来，红姐开始管理酒店的桑拿部，收入不菲，但老公却天天打牌，不顾家，没上进心，两人由此产生矛盾。

珂珂出生后，情况并无改观，家庭开销也都由红姐承担。老公不挣钱不说，家务事也懒得做。珂珂两三岁时，渐渐表现出智力发育方面的异常，两人矛盾由此加剧，并最终离婚。

回顾这段婚姻，红姐认为自己最大的问题是当初想法太简单，没看准人，别人稍微对自己好一点就以身相许了。红姐说，老公当时之所以和她结婚，很大程度是看上了她的挣钱能力。尤其是红姐管理桑拿部后，收入提高不少，平日的花销自然是不愁了。但另一方面，老公又觉得干这个行当的女人一定不正经，所以也就没把老婆、家庭当回事儿。再后来发现儿子智障，就干脆一走了之，把珂珂留给红姐独自养育。

为治疗智障，红姐后来将珂珂送到了北京的医院。除了巨额的治疗训练费用，红姐还要给妹妹两口子“开工资”、租房子，请他们在北京照顾珂珂的饮食起居。每月一两万元的开销，成了红姐“坚守”桑拿这一边缘职业最直接、最现实的理由。

不过，长期干这个行当也有弊端。毕竟是边缘行业，法律上有风险，不知道哪一天会不会被抓去坐牢。再一个问题就是不好找老公。经济条件差的男人找红姐多半和以前的老公一样，大多是冲着自己的钱来的；经济条件好的男人，又有谁会愿意娶一个带着智障儿子的妈咪？

转眼到了2013年夏天。红姐告诉我，珂珂经过几年治疗，总算学会了吃饭、穿衣、洗澡等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技能，已出院转入本地一所残障学校上学，每天由妹妹负责接送陪读。治疗费用是不用再负担了，可一大家人的生活，包括珂珂、妹妹和父母，全靠红姐在洗浴中心做妈咪的收入维持。

也许是想看看珂珂这些年的治疗成果，也许是想让红姐散散心，还也许是为了找机会培养自己儿子的“爱心”，那年暑期，我特意带儿子、红姐和珂珂去一个度假村玩了一天。

其时，儿子已练了好几年游泳，技术早已在我之上，可要教会珂珂游泳，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我提前向儿子说明了珂珂的智力状况，儿子教得异常耐心。珂珂的动作看上去依然笨拙，但相较从前，其智力状况的改观还是很明显的。

“要让他成为正常人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只希望能安安稳稳挣点钱养活他，我不能让他以后挨饿。”看着在水中瞎扑腾的珂珂，坐在岸边的红姐叹了口气。

“努努力，也许还会有改善。”我安慰道。

“没什么希望了，医生说已经尽力了，这个年龄再治疗下去，意义不大。而且，经济上我也承受不了。不如给他攒点钱，就算我以后不在了，他也有个着落。”红姐说得很轻、很静，仿佛在叙述一件与她并无太大关联的事情。

可在我听来，这话却不知如何往下接茬。我顿了顿，见红姐正对着我笑。不知是多年的操劳，还是游泳之后卸了妆，红姐眼角的皱纹比初识时深了许多。一瞬间，我竟有些不忍，将目光移向别处。

“你可真是个好人，所有人都在想升官发财、寻欢作乐，你却在关心和你没什么关系的小姐。”也许是意识到了什么，红姐把话题扯到了我身上。

“谈不上什么好人坏人，做研究其实也就是个职业，谋生而已。”我应付着。

“你太谦虚了。我时常猜想，嫂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需要多优秀的女人才能得到你这样的男人……”

警察、律师、学者、老师，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不说阅人无数，也算经历过各种场面，可红姐这句不轻不重的话居然又让我“卡壳”了。我故作淡定，冲坐在身边的红姐笑了笑。她没再往下说，抬手将披在肩头的浴巾向胸前拉拢，扭头望向水中的珂珂。那一刻，我突然坚定地相信，这个浴巾包裹下的女人真的是天底下最善良、最伟大、最坚韧、最美丽的女人了。世间若有公平，她应该得到她想要的那份平安与幸福。

回京之后，那一刻的红姐时常浮现在我的脑际。很难精确评估，红姐的际遇与形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在多长时段内影响了我对性工作相关问题的分析与判断。我在想：我的“入圈考察”是否会因“投入”过深而妨碍事后“跳出圈子”展开“客观”“理性”的研究？“入圈考察”是否存在“合理化”“圈子”中一切存在的天然倾向？若如此，这一研究方法的意义与价值究竟在哪里？

然而，我也在想：在所谓“社会科学”领域，真的存在“价值无涉”“无关立场”的研究吗？真的存在如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客观观察与测量吗？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社会研究，那它之于社会及社会中的人的意义与价值又在哪里？

或许，我们不如反过来理解：“入圈考察”原本就需要研究者主体性、情境性的感悟与理解，甚至原本就要求研究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参与及情感投入。当然，如何拿捏其中的分寸与尺度，那可就得看研究者的“入圈功力”与“自我修养”了。

谨以这些文字，致谢这些年来所有支持、帮助我展开“入圈考察”的“圈中好友”，致敬一路鼓励、引领我探索、实验、拓展经验方法的潘爷。

请了解我＞＞

经常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警察当得好好的，却要挤到高校来“做学问”？尤其是从前的领导，至今都还为我当年放弃“进步”的大好时机而惋惜。

还有一些朋友问我，为什么没拿国家一分钱经费却要自掏腰包研究“小姐问题”？社会调查劳神费力、花钱耗时不说，写出的东西“地摊味儿重”，还没个“学术品相”。

对于这些问题，我很少正面回答，因为我的回答很可能因为太平淡、太简单、太没品位而太让人失望。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朋友们所猜测的“远大理想”，更没有师长们所期待的“学术抱负”，我仅仅只是喜欢那种在路上游荡的感觉。我想去尝试不同的生活，想去经历未知的旅程，想去结交各式的朋友，想去窥探各种勾起我好奇的真相。

这样的“研究”，其实就是在玩，一路地玩。好在一路风景，一路故事，一路朋友相随。终于，某一天，某一个路口，游游荡荡的我就像任何一颗躺在路边的石头，被先生随手拾起收入囊中。于是，我站在了这里，这些文字出现在了这里，等待着被赋予意义。

透过酒杯的霓虹

张楠（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研院）

题记：感悟到自己的渺小，才能领略世界的浩瀚；体验到生命的价值，才会谦卑和感恩。

一、缘起

有源皆成水，无缘不为友

1997年夏天，上大学的前一个暑假，我很清闲，正巧当地一家很火的夜总会招服务员。当时夜总会这样的场所，我只在港台电影上看到过，从来没进去过，出于好奇，再加上也想赚点零花钱，我就跟几个好朋友报了名。

我被安排在夜总会的吧台工作。由于是新人，我的工作很简单，一是给顾客准备最低消费的饮品，其实就是白水加点果汁；另外负责接吧台电话。经理要求我们晚上7点半上班，先是打扫卫生，8点左右才开始正式营业。

每当音乐响起，灯光渐渐暗下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穿着艳丽、浓妆艳抹的女人，叽叽喳喳地来到夜总会。经理叫她们“女服务生”，但从没见过她们出来给客人端茶倒水。她们在二楼有固定的一间包房，来了就去那里待着，大概有七八个人。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所谓的“小姐”。

之前只是听说，这群女人是出卖肉体的、肮脏的、道德败坏的、会破坏别人家庭的人，经常会出现在“怡红院”等地方；因为做小姐是违法行业，所以会被警察抓捕，被列为社会“四害”之一，可见这是多么“坏”的一类人。但是同时也听说，她们经常跟“逼良为娼”“悲惨身世”“社会弱者”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但只有当我真的遇到这类人的时候，才认识到她们不一样的一面。

那时候，吧台经常有电话找“张曼玉”“林青霞”等。我很诧异，问吧台组长，这是怎么回事。组长只是笑笑，让我冲着二楼，大喊这几个名字，试试就知道了。大喊几声后，果然有小姐出来接电话。后来老服务员告诉我，这是她们的“艺名”，我才明白原来她们基本上都不用真名。

服务员每工作约2小时，领班都会让我们轮番休息一会儿，有专门的休息区，其实就是夜总会大厅偏僻的一个角落。有一次轮到我休息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姐也在那里和大家聊天，大家有说有笑。但她走后，一个服务员坐在她刚坐过的沙发上，被另一个服务员惊呼道：“你还敢坐这儿（沙发）啊？不嫌脏？”我才知道，原来大家都觉得这群人很“脏”，脏得居然连坐过的座位别人都不能再坐了。

我在吧台工作了几周后，被安排到音控台工作，主要负责换唱片和打追光。有一次一个小姐在客人的怂恿下，点了一首《舞女泪》。她唱得声情并茂，在追光下，泪水浸湿了她那浓妆艳抹的双眼，让我真的觉得她是“一步踏错终身错，下海伴舞为生活”，至少，她们背后一定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为什么这类人群如此神秘？为什么需要用“艺名”？为什么她们被认为如此之“脏”，因而被大家嫌弃？她们悲伤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故事？一时间我脑子里涌现出很多问题，但又不知如何解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逐渐被尘封到记忆的角落，直到2005年，才又一次被重新提了出来。

2005年，我在A省参与一个高速公路沿线的艾滋病预防研究项目。我们的研究小组主要负责对“艾滋病易感（容易感染）人群”的脆弱性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当时，很多专家都认为，在A省除了注射吸毒（血液传播），性传播是艾滋病传染的主要途径，而“找小姐”就是这种途径的主要社会根源。

当时，最流行的一个研究观点是：“即使小姐人群学会了使用安全套的知识，却仍然有不用安全套就发生性关系的危险性行为。”这让大家觉得，小姐人群已经堕落到无药可救的地步了。

尤其是，我们所研究的几乎每一种人，只要谈到性传播感染，都脱不了和小姐的关系，并因此变成艾滋病易感人群，如卡车司机、筑路工人、社区青年等。这或许就是当初被大家所嫌弃的“脏”吧？

可是，为什么小姐们这么顽固呢？难道她们真的连命都不要？那时，我虽然还没什么根据，但是总觉得事情恐怕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初出茅庐

2005年底，我到泰国清迈大学去攻读硕士学位。我打算基于之前在A省参与的项目来设计自己的硕士研究计划。初始方案，我想研究公路沿线筑路工人和小姐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艾滋病防治策略，地点就在中国西南边境。

第一次去田野点是2006年夏，当时我还没开题。到了那里才发现，公路在这一带几乎完工，也就是说，我的研究少了一半的目标人群，筑路工人都走了，当地只剩下小姐人群。

由于当时的很多研究结论指明“性传播感染艾滋病都离不开小姐”，我心想，那么我就直接研究小姐人群好了。当时导师担心我不能成功访谈到真正的小姐，建议我说：“你先访谈一个，试试看，行就继续，不行就改题目。”

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其实当时我就是觉得，改题目还得重新再来，之前的一些工作积累就都白费了。因此，我就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开始了对小姐的研究。没想到这个决定，却为后面的调查埋下一个大祸根。

在和导师商量好之后，我打算到当地小镇里找自己的研究人群——小姐。

那是个靠近边境的小镇，人口大约有3万多，主要支柱产业是农业，传统农业是种茶、水稻；后来引进了新技术，有人开始种植橡胶和香蕉。其中橡胶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每吨约2万多元。当地很多人因种植橡胶而发家致富。再加上边境口岸和高速公路的建设，所以，小镇虽然地处偏远国境，但也人来人往、繁荣兴旺。

小镇不大，开车不到十分钟就可以穿过主城区。主城也就一条主干道，中间是商业区、学校和政府机关，两端有一些酒店、宾馆、KTV和美容院、按摩店、理发店等。晚上能看到其中一些小店亮着粉色的灯光，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红灯区”了。

毕竟是回到国内做研究，我觉得自己有着天然的文化和社会关系的优势。经过NGO老师的引荐，我认识了当地卫生局的朋友，他们不仅给我介绍了当地艾滋病流行的情况，还找人带着我去看“红灯区”的状况。由于当地卫生局会给娱乐场所的所有工作人员体检，并签发“健康证”，有了这个证才能上岗、营业，当然也包括那些小姐，所以“红灯区”的老板娘们多少会给卫生局的人一点面子。

当时，卫生局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被访者，她叫阿兰，18岁，在当地开了一家按摩店，她既是老板娘，自己也亲自接生意。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坐在一个客人的腿上撒娇，店里的其他几个小姐都在打麻将。看到朋友带着我，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热情地打招呼。可是我们说明来意后，她很犹豫，并没有答应接受我的访谈，而总是岔开话题，和其他人说着招呼生意的话。看着她们很忙，我意识到来的时间不对，决定先留下她的电话再做打算。碍于卫生局朋友的面子，她留了电话。

第二天中午，我请卫生局的朋友打电话约她吃饭。她刚起床，经朋友大力劝说一通，我又再三保证“访谈只是用作研究目的，保证对你无害”，她才半信半疑地同意来吃饭。吃饭期间，她话很多，听得出来，她很会跟别人打交道、拉近关系，很难想象这是一个18岁女孩的言语。可是她只和我朋友说话，并不理睬我。

为了减轻陌生感带来的隔阂，朋友建议我们下午去当地一个旅游景点玩玩，她也同意了，我这才捞着跟她聊天的机会。可是我马上就发现，自己跟她对话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经常被她笑话。她们嘴里说的话题都是关于当地社会上花花绿绿的事情，我根本插不上嘴，只好在一旁傻傻地听着。

在这之前，我从没觉得自己如此愚钝、如此脱离社会。或许正是我学生气的表现和诚恳的态度，再加上朋友安排的一系列吃饭、游玩等活动产生了影响，也或许是在她那八面玲珑、老于世故的表面下，本来就跳动着一颗善良、怜悯的心，她渐渐地对我不怎么排斥了。

晚上，我们一起吃烧烤时，她慢慢对我讲述了一些她的故事。整个访谈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与其说是访谈，还不如说是闲聊，因为我事先并没有准备详细的提纲和细致的思考。虽然有一点波折，但我还是觉得，这样进入田野也不算太难。

回到学校，我兴冲冲地拿着凭记忆写下的访谈记录给导师看，以证明我能成功访谈这个敏感人群，导师也因此同意了我的研究意向。之后，我就开始了对这一人群的研究设计。

二、不得入场，何来调查？

当头棒喝

半年时间一晃而过，研究开题通过之后，我再一次来到这个小镇，正式开始了我的田野调查。

起初我想先找到阿兰，请她帮我介绍一些她的姐妹，来参加我的访谈。谁知时过境迁，她去了另一个小镇，这条线断了。或许是第一次接触的方式太顺利了，我决定复制上次的方式，继续联系当地朋友，想请他们帮忙介绍一些愿意参加访谈的小姐。然而，这次再和朋友一起去接触这个人群时，却遭到了明确的拒绝。当时老板娘的原话我还记得：“又不找小姐，还东问西问的，你走！”原来，这种方式根本不具有可复制性，朋友熟识的小姐也就阿兰这么一个。我原以为已经打开的大好局面，瞬间回到起点。

一开始就出师不利，这让我始料不及。只好先安顿下来，从长计议。于是，我在小镇中部的居民区找了间小屋，租住下来。又找朋友借了辆小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并办了当地的手机卡。

晚上，我一个人开着摩托车，往返穿梭于小镇两端的“红灯区”，可是，曾经去过的小店没人理我，不认识的小店我也不敢轻易进去。看着陌生的夜空，想着自己对这次田野调查的种种未知与无助，我才意识到原来田野调查这么难。

为了打开局面，我恳求当地的朋友绕着几层社会关系，才找到一个认识的按摩店老板娘。

这个老板娘四十多岁，经营的店里有6个小姐。我觉得她是一个关键人物，在研究方法里被称为“守门人”，想通过她来打破目前的坚冰。

碍着朋友的面子，老板娘并没有直接拒绝我，但也没有主动帮助我的意思。我知道她并不信任我，但相对于“没有任何进展”，这已经有很大突破了。老板娘告诉我，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直接跟她聊。她店里的小姐都很忙，晚上要上班，白天要睡觉，没空参与我的访谈。我知道老板娘是想让我知难而退，但这毕竟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的机会，我不想轻易放弃，于是硬着头皮，连续几天去她的店里找访谈机会。但是，很可能是经过她的授意，店里的小姐们都不怎么理我，只有老板娘随便地应付我几句话。

为了讨好她们，我想约她们吃饭，以此寻找访谈机会。起先跟老板娘提起，她并不同意，一直说大家都忙，没空。后来有一次“好不容易”说通了，老板娘终于同意第二天中午约几个小姐一起吃饭。我当时还窃喜，以为调查有戏了。

按着老板娘的意思，第二天中午，我早早等在当地一家叫“鱼庄”的饭馆。刚过正午，老板娘带着十几个姑娘来了，其中包括她店里的几个小姐，满满地坐了两桌。饭桌上，大家有说有笑的，我心想这回调查有戏了，正盘算着从谁开始访谈。没想到吃完饭，大家一哄而散，一个人也没留住。老板娘也一脸无奈，那意思是“我已经尽力帮你了”。我明白自己又被耍了，只好乖乖地埋单。这次田野调查我没有任何资助，全部都是自己掏腰包。看来我低估了调查，也低估了调查预算。

那场饭局上，我通过互拨电话，认真留了几个小姐的电话号码，但打过去，都是以“没时间”“很忙”为由推脱。我想等第二天不忙了再联系，没想到其中一个小姐一接电话就说：“我知道你是记者，想曝光我们。再打我电话，我就喊某某来打断你的腿！”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她的“建议”，决定先保住自己的腿再说。

祸不单行。过了几天，有一次我去她们店里作“局外人”观察。晚上12点左右回来的时候，路上迎面逆行开来了好几辆大摩托车。车尾排气筒的消音器被去掉了，声音很大。灯光很亮，直照着我。车上坐着一些当地的小混混，手里好像还拿着铁链和刀。我早听说过当地是边境地区，经常有黑帮斗殴，且出过人命。我可不敢招惹他们，低着头，脑子里像过电影似的想：“这是不是某某小姐的某某哥要找我算账？不对呀，我没再打她电话呀？”

正想着，他们围着我的小摩托转了两圈，用本地方言对我说：“外省人，没的事，少来这点儿（这地方）。”然后他们扬长而去，只留下我和自己“怦怦”的心跳。

事已至此，我的田野调查不得不停止，我自己也进退两难，心中翻江倒海，一连串的焦虑接踵而来。

一则，自己预计会一帆风顺的田野调查，现在变得一筹莫展。二则，我带来的钱已经消耗了很多，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再这样下去，我撑不了多久，就要面临弹尽粮绝的窘境。第三，这个研究如果进行不下去，难道我要回学校修改自己的研究计划？我已经为此准备了几乎两年时间了。再改研究内容又得从头再来，硕士只有四年期限，逾期就不能毕业了。第四，如果被退学，我如何回去面对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人生？第五，如果硬着头皮做调查，再遇到那帮小混混，我还能脱身吗？……

那段时间，唯有自己鼓励自己。我经常想起《三国演义》中，张辽对吕布说的一句话：“大丈夫死则死耳，何惧之有？”总觉得自己就算拼了，也得完成这次田野调查。

可是如何拼呢？

峰回路转

这样停滞不前的状态，大概持续了有一个月，我一直在放弃和坚持之间徘徊着。

突然有一天，上次一起吃过饭的一个小姐给我打电话，喊我出来吃饭。我预感到有什么事发生，但又不能确定，觉得至少这是一次接触被访者的机会，所以就去了约好的饭馆。

她叫小媛，在那家按摩店工作，22岁，长得很瘦，留着长发。见面之后，她说自己心情不好，让我陪着喝酒。我觉得她有事，就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几杯酒之后，她缓缓地说，她母亲病了，她想回去看看，但母亲想看看她的男朋友。因为之前她跟母亲说，自己在县城医院当护士，还虚拟了一个男朋友。现在要兑现了，她自己回去容易，可是没有男朋友。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次绝好的沟通机会，于是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扮做她的男朋友，帮她演好这场回家探母的戏，她欣然同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特意去市场买了一些当地的礼物，然后和小媛一起乘上回家的小巴，走了约3个多小时，到了她真正的家。

小媛的家在一个农场里，一排排的房子很整齐，只是有些年代了，显得有些破旧，墙角下长满了草。家门上还贴着去年的春节对联，风吹日晒多了，有些褪色、开胶，风一吹沙沙地响。屋里很小，大约有20平方米，只有一间房，客厅和卧室由一个布帘子隔开。客厅有一个两人坐的旧沙发，对面放着台老旧的电视机，屋顶吊扇的叶子上有一层黑黑的灰层。屋后有一个20多平方米的小院，一侧搭了个小厨房，灶台上还摆着没洗的碗筷。

院子里养着几只鸡，角落的猪圈里养着一头猪。满地的鸡粪和猪圈的味道交织在一起，惹得苍蝇哄哄地飞来飞去。家里的生活必需品好像都齐备了，只是显得脏乱，好像主人经营家不太上心，有种败落的感觉。

小媛看着倒是习以为常了，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打电话联系妈妈。

一会儿，小媛的妈妈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穿着很朴素，看样子刚从农场干活回来，手里还拿着农具。看到我，她先是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笑呵呵地问我哪里人、做什么的、多大了等问题。我按着事先和小媛商量好的台词回答，小媛妈妈很满意。反而是我很好奇，不是病了吗？怎么还去干活？问了才知道，原来小媛妈妈有高血压，时好时坏的。医生开了药，现在稳定些了，其实不影响生活。这次主要是想女儿了，找个借口让小媛回来一趟。

中午，家里来了很多亲戚朋友。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主要都是来看小媛“男朋友”的。我当时挺紧张的，很怕回答错什么而穿帮。可能是我一身学生气的样子帮了忙，大家都觉得我是个读书的人，有礼貌，还让小媛多向我学习。小媛适时地把我带来的礼物分给大家，又赢来了一阵诸如“很懂事”“会做人”等夸奖。

午饭大家吃得很开心，小媛也露出一脸的满意，不时对我的表现点点头。我这种不会表演的表演，在这个场景中反而成了最好的演技。

午饭后，大家散了，小媛以“医院还要加班”为由，和我一起坐上了回小镇的巴士。坐在车上，小媛的眼角有点红润，车后的站台上，还站着挥手的小媛妈。那一刻真实的温情，让我都差点崩溃。

从始至终，在这个回家探亲的事件里，我和小媛一直在演戏。我想，唯一真实的或许就是小媛回家探亲的真情吧。她的护士身份、她的假男友——我，甚至是她母亲的病情和之后的亲朋见面，都是一出出的“戏”，但这个“戏”或许恰恰是小媛内心真正渴望的真实。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以这种方式打开田野的僵局，就有如撞大运一样，完全无法预测，也没有什么可借鉴性。但正是这种田野中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给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了解我的被访者。因为“母亲想见女儿男朋友”的借口，让我这个一开始一直被拒之门外的“局外人”有了合情合理的切入口，得以如此自然地融入小媛的家庭聚会中。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小媛是知情人，我在面对小媛时还是个公开的“局外人”，但在小媛的母亲和亲戚朋友面前，我又是一个隐蔽的“局内人”。在这一事件过程中，我可以从研究者身份到小媛男朋友身份之间来回穿梭，不断从两个视角来了解、思考小媛的故事。当然，这或许不是小媛故事的全部，但却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对我展示了小媛的真实一面。

回到小镇，小媛终于放下对我的警惕，跟我讲述了她的故事。

原来小媛的父母都是外地的知青，结婚之后落户在当地的农场工作。小媛出生之后，因为父亲重男轻女的观念，导致夫妻不和，父亲经常找借口打骂母亲。到小媛读初中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小媛从此跟着妈妈生活，经济来源全靠母亲的一点工资，生活十分窘迫。父亲不仅不负担抚养费，又另娶了一个老婆。生了个男孩后，还抱到家里来跟小媛母女俩炫耀，使得母女俩都怨恨父亲。

小媛初中毕业后，到职业学校读护理专业。她很努力，一心想毕业后在城里找份体面的工作，让妈妈不再受苦。但事与愿违，毕业后没有一家医院接受小媛护理岗位的申请，她把失败归结为“家里没有（社会）关系”。但小媛又不甘心就这么回家继续苦日子，就留在县城的KTV做服务员，并对妈妈谎称自己在医院当护士。

在KTV工作的日子里，她看到一些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姐有很好的收入，且经常买新衣服和首饰，打扮得很“潮”。正值花样季节的小媛也很爱打扮，也想过得体面一点。可是服务员的工资每月只有400块，连偶尔出去吃顿夜宵都得皱眉头。那时候，领班和其他人都夸小媛长得漂亮，出来“做”一定很找钱。其实，小媛怎会不知道小姐是份什么样的工作？但家里贫困无援，自己又奋斗无果，社会现实对弱者没有半点怜惜，再加上年轻的她也爱慕虚荣。慢慢地，虚荣心战胜了耻辱感，小媛就这样进入了小姐的行列。

这让我想起了那句歌词“一步踏错终身错，下海伴舞为生活”。可是，如果这是错，那么是人走错了路，还是路自身的问题呢？

通过这场成功的演出，我赢得了小媛的信任，她也成为我正式田野调查的第一位被访者。之后，通过小媛的引荐，我才访谈到了其他几位小姐。我也才明白，只有通过小媛这样的“圈内人”引荐，我才有资格访谈这个敏感人群。通过这次经历，不仅开启了我的田野调查，更重要的是稳住了我那颗愈来愈不坚定的信心。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跟小媛聊起当初她们为什么觉得我是个藏着摄像机的曝光记者时，她回应说，当时她们也不知道“研究生”是个什么，只觉得一个外地的陌生男人，来她们店里不找小姐，却搞什么访谈，很像记者，所以大家都排斥我。

实际上，我也不算什么威胁。在她们的生活中值得应付的狠角色比比皆是，且不说传统道德的压力与法律的干预，只是生存在“红灯区”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里，就已经十分不易。

首先说说老板娘。她们个顶个的都是人精，眼里不揉沙子，进到老板娘手里的钱，再想要回来，可不是一般的难。我亲眼看到过几个五大三粗的嫖客，因不满意小姐服务找回店里来，最后分文未要回，灰溜溜地走了。小姐们整天要跟这样的老板娘合作，虽然她们之间也尔虞我诈的，但却能从老板娘手里分到六成到八成的“真金白银”。而且老板娘还得哄着她们，不敢轻易得罪。

其次，小姐们还得跟嫖客打交道。嫖客们啥人都有，有“软柿子”，也有得罪不起的主儿。精明的小姐经常能哄得客人开开心心地掏钱，就算闹崩了，也能斗智斗勇、“欺软躲硬”，不吃亏。记得有个小姐说过，在这个小镇上，只要她不想见谁，躲一个人还是容易的。这点我信，因为我用几乎绝望的经历验证过。

还有，小姐不得不跟当地的地痞流氓、黑帮打交道。这帮人从不按常理出牌，高兴不高兴都有可能来“红灯区”捣乱，嫖了还不给钱，弄不好还打人，可谓是人见人躲。小姐们自知要在这块地界生存，对地痞与黑帮要么拉拢关系，要么逃之夭夭，反正不受其伤害。

除此之外，她们偶尔不小心怀孕了、染个性病啥的，只能靠自己或相互照应。有的还要照顾家人，拿钱养家、养男人。

以上这些我眼中无解的生活难事，对她们来说却是家常便饭，处变不惊。虽不能说所有小姐都是如此，但只要能在这个“红灯区”留下来常住的，都是能经得起这些复杂条件考验的。

相比起来，像我这样被她们耍得团团转的小角色，对她们几乎无害。

直挂云帆

这之后，我开始逐渐恢复信心，继续调查。自己开着摩托车，一连几个晚上，把小镇上每一个娱乐场所跑了一遍，一个人一个人地数过来，大致得出了当时小镇上小姐的数量，还在地图上更新了这些娱乐场所的位置。同时，为了扩展信息量，我还访谈了一些当地的其他知情人，如嫖客、老板娘、摩的司机、警察、政府人员、娱乐场所附近的生意人等。

我当时完全是出于直觉才这样做的。到了后来投奔潘绥铭老师门下，我才逐渐明白，这其实就是潘老师身体力行、系统总结、一贯大力提倡的“社区考察”的调查方法，而我当年的闷头乱闯，差得实在是太远。

看来路数不对也不行，田野调查光凭满腔热情和埋头苦干，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三、不是如何调查，而是如何相处

在我来到小镇之前，曾经设计过自认为非常严谨的调查方案，但自从调查真正开始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设计不过是纸上谈兵。我首先遇到的就是以下这些问题。

太正式了，等于装蒜

我事先设计好的访谈方式与地点均不适用。

田野开始之前，我请朋友在一家小饭馆借了一间临街有大玻璃窗的独立包房，用来做一对一深入访谈的地点。目的是为了安静，并有利于保护被访者隐私。后来发现，自己教条了。在这样的地方做访谈，小姐们一般会觉得陌生，不愿意来。就算来了，也会因这种正式访谈形式而感到紧张，不愿意多说。

实际上，我收集的信息大部分是在非正式访谈中得到的，在和她们一起打牌、吃饭的时候，因为比较放松，这时的闲聊往往会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后来才逐渐明白，这种“聊天式调查方法”，其实才是定性访谈的最佳方式。

调查，首先是学习

相对于生活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小姐，作为学生的我，从一开始调查就显得格格不入，又呆又蠢。

小姐们经常对我说：“就你这样的，还来做调查？我把你卖了，你还得替我数钱。”我知道她们有这能力，因为我亲眼见她们见啥人说啥话，表现得八面玲珑、滴水不漏。把看起来凶巴巴的嫖客耍得团团转。相比之下，我显得如此的不开窍，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球一样。

再往后，我才逐渐领悟到，对于她们的世界来说，我之所以傻，不仅仅是因为我不了解她们，更是因为我忽略了学习，不肯发现和承认：这些所谓“下贱女人”其实也有生活逻辑和生存技巧，也在与外部世界不断地互动和博弈，从而形成了此时此景中的她们。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社会调查，其实首先是向我们的调查对象学习。这并不是说要学习她们的生活方式，而是说，必须首先发现和总结她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才可能真正地了解和理解她们。

这也表现在我与她们的聊天内容之中。为了在和小姐闲聊的时候能有话说，我事先在网上找了很多笑话，包括一些荤段子。但在实际聊天时，要么是我讲出前半段，别人就把后半段说出来了；要么是我讲完了，大家都不觉得好笑。为这，我经常被她们嘲笑，让我十分尴尬。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属于她们的话，网上是查不到的。我必须在跟她们的交往中学说话，学沟通，学习这一切背后的特有逻辑和独特文化。

必须融入她们的文化

当地酒文化盛行，没喝酒之前还是陌生人，一起喝过酒，尤其是喝痛快了，就进入了熟人圈子，就成了朋友。做生意得喝酒，做项目得喝酒，为了访谈小姐、疏通老板还得喝酒。总之，不喝酒很难办成事。如果某人喝得足够多，则经常被誉为“人品好”“够朋友”“有本事”“值得钦佩”等。不能喝酒的人，不仅是“小酒量”的问题，往往会被觉得“不够朋友”“不坦诚”“不适合交友”等。在这个小镇，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感到，社会等级的高低是由喝酒多少决定的。

这种靠喝酒交流的方式，让我十分不适应。因为我酒量很差，喝一点就倒，属于反复实践就是练不出来的那种“小酒量”。这次田野经历，可把我这个短板放大到了最大程度。跟被访者聊天，聊得不好，觉得是关系不熟，于是得喝酒；聊得投机，因此关系建立得够好，还得喝。

可问题是，一旦喝了酒，谁访谈谁可就不知道了，酒精作用下的我，完全不能掌控调查。那段时间，我一直想着：“人类这么聪明，为什么没发明个喝酒不醉的药方？”

记得访谈第一个小媛介绍的小姐，由于是头一次直接访谈陌生的小姐，我也很紧张。知道她们多数都抽烟，就带了包香烟，想通过递烟来缓解尴尬。没想到适得其反。一见面，我就递了一支香烟给她，没聊几句，她就抽完了。于是，我又递给她一支。说了一会儿，话不投机，我又想递第三支烟的时候，她火了，“你以为我是烟筒啊！”

那一刻，我人还坐在她对面，但心已经钻到地缝里去了。

当地的小姐都爱打牌，如“斗地主”、麻将之类的。我和她们混熟了之后，常参与她们的小集体活动，大家一起吃过饭之后，主要的休闲活动就是打牌赌钱，而且赌得很大。我是穷学生，没钱，也不会打牌。因此，经常只是坐在一边看。但有时候突然有个人要上厕所，往往需要我顶一会儿，这下就麻烦了。不参与，显得格格不入，参与吧，我这技术就等于直接给钱啊。万一上厕所这位出来得晚一会儿，我还得去银行贷款。

于是，我暗地学习打牌，发奋图强。后来发现打麻将实在不行，我手笨，摆牌太慢。那些小姐摆牌就像麻将机一样快，去趟厕所的时间也能打两局，短时间内我实在练不出来。后来重点学习“斗地主”，学算牌，练到最好的时候，临时顶一会儿基本保证不输，只是手心里都是汗。

以上是在当地田野调查期间，最让我头疼的几个必备技巧。因为抽烟、喝酒、打牌等，这些都不是我所擅长的，不是学校里能学到的，但却都是融入当地“红灯区”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是真实社会中连接人际关系的必然方法，特别是研究小姐所必需的。正如潘绥铭老师曾经提过的“不是所有男人都能找小姐”，这里我也着实证明了一次“不是所有人都能访谈小姐”。

这些情况，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只是怨怪自己太笨。可是后来从调查方法论的角度来反思，我却越来越困惑了。任何一个人的能力都是很有限的，如果我真的学不会抽烟、喝酒、打牌，那么我也就真的没有资格和能力去调查小姐了吗？如此说来，难道我去调查犯罪团伙，也必须跟着他们为非作歹吗？

从纯学术上来说，这就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否应该保持距离”的问题。可是我现在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个做到做不到的问题。无论是保持距离还是消除距离，我们这些书生型的研究者，有几个人真能做到呢？那我们还研究不研究？

这一直是困惑我的问题。

可遇而不可求

我发现这个镇上的小姐因工作地点、收入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在KTV工作的小姐，她们收入较高，每次服务200元以上，由领班管理。二是在诸如美容院、美发店、按摩院等“路边店”工作的小姐，她们收入略低，大概每次100元左右。三是在路边兜客的“站街小姐”，一般到晚上9点以后才出来，她们收入最低，也最不好接触。

小媛来自路边店。这个类型的小姐，跟路边店老板娘之间，是口头的契约合作关系，很少有强制的雇佣。老板娘负责为小姐揽客，负责保护自己介绍的小姐，也以此跟小姐分钱。同时，老板娘也喜欢听话、招客人喜欢的小姐。同理，小姐们也是这样来选择老板娘。小姐们经常因跟老板娘的关系好坏，而流动在不同的路边店里，她们之间大都相互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老板娘当作田野中的“守门人”，却一直没办法有所突破。而经过小媛的介绍却可以较顺利地访谈到其他小姐。其实老板娘和小姐不是一路人，属于貌合神离，相互之间并不是非常信任。

通过小媛介绍，我认识了许多路边店里的小姐，这个类型小姐的信息收集已基本饱和。

接着，我打算联系KTV里的小姐。由于她们受领班管理，我想通过联系KTV的管理层来打通关系。卫生局朋友热心地帮我介绍了一个当地最大KTV的老板。据说这位老板之所以能在当地站住脚，是因为他黑白通吃，在当地可谓神通广大。见他那天，我特意送了一条很贵的香烟作为见面礼物，拜拜山头。经过介绍，我说明来意，他满口答应了，允许我在这里做访谈。我当时真不敢相信竟能这么简单。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彻底明白了，这个世界真的不会天上掉馅饼。

这位老板看起来30岁左右，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身边的服务员对他都很服帖。他说起话来，词句都很谦虚，但是内里却浸透着一股蛮不讲理的气势。他告诉我，这个KTV里小姐有20多位，只要今天我能把桌上的啤酒都喝掉，就让我随便做访谈。

我扫了一眼长方形的茶几上，乍一看，什么都没有，很干净。再仔细一看，桌面上一圈一圈的花纹，其实都是蓝带啤酒罐，足足摆了两层。有着著名“小酒量”之称的我，听了这很“合理”的要求，突然觉得，当初能演别人的男友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但话已出口，无路可退，拼了，喝吧！结果可想而知，在下酒菜还没端上来之前，我就已经喝断片儿了。

第二天醒来，我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不再去找那位KTV老板了；第二，我再也不想看到蓝带啤酒了！

命运总是这么捉弄人，几天以后，参加当地一个朋友的聚会，我又回到了这个KTV，又看到满桌的蓝带。

朋友是这一地区的茶叶商人，刚做成了一笔生意，为了庆祝，来到这家当地最大的KTV。不同的是，这次我只是聚会的参与者之一，不是主角，也不需要用喝酒交换什么。所以这次我有机会在头脑清醒的条件下，抽空从包房出来，走走看看这个KTV。

这里虽说是当地最大的一家KTV，但其实也只有十几间KTV包房，另一半是个舞池，音乐震耳欲聋，闪烁的激光灯下，大约有几十个年轻人在蹦迪，人群随着DJ的引导大声呼喊着什么。到处散发着啤酒的味道，这气味让我有点反胃。

正打算转身回去，突然感到有人大力拍我的背。回头一看，在一闪一闪的灯光下，好像是一个小姑娘，心想着，是不是啤酒的味道又把我灌醉了？这时她又一次重重地拍了我的肩膀，并拉着我走到舞池边缘有灯光的地方。这时我才看清楚，一张熟悉的脸，是阿兰。

她冲着我的耳朵大声说：“看你在舞池边，喊你半天，都不见有反应。”

“你回来了？”我答非所问。

“那边生意不好，我回来了！”她答道。

算是故友见面，接着又是喝酒。我和阿兰在舞池边的卡座里大声地叙旧，直到朋友的聚会散场来大厅找我。那晚，我又醉了。

第二天醒来，头疼得要炸了，还想吐。想想没有进展的田野工作，提不起一点心情。我恨这感觉。

突然，我想起昨天阿兰好像对那家KTV很熟，下意识地感觉这是个重要线索，马上联系她。电话的那头传来阿兰的声音：“啊？我现在就在那家KTV（工作）呀，换个地方嘛，这里的姐妹我很熟啊。”后面的话我都忘了，只记得出了门，搭了个“摩的”，直奔阿兰而去。

原来，阿兰在外地过得不开心，又转回小镇，就在那家最大的KTV做老本行。好在小镇不大，让我又遇到了她。

我告诉阿兰，自己想访谈“KTV小姐”，她道出了一条重要信息。这个小镇里有一部分小姐经常流动在KTV和路边店里，流动的方向主要取决于生意的好坏。如果今天KTV生意好了，即使小姐正在路边店里，一个电话就可以赶过去。这一点我在小镇摩的司机处得到了证实，小镇很小，随便去一个地方只需几分钟，而且打摩的5块钱封顶，方便又便宜。同时，这部分小姐跟KTV老板之间也是松散的口头契约关系，并不会被限制人身自由。对于小姐来说，不管是路边店还是KTV，在哪里接到的客人，就跟哪里分钱。

这条消息，相当于帮我打通了访谈KTV小姐的瓶颈。由于KTV对小姐的松散式管理，使我不用再靠喝酒去求KTV老板（合法守门人）了，而像阿兰这样的被访者（非法守门人），给我提供了更为便利地接近被访者的机会。就这样，通过滚雪球的抽样方式，我终于访谈到了一些KTV小姐，包括当地那家最大KTV里的。

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我当时没想过，过后也忘了，直到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才恍然大悟：社会调查，不仅要禁得起挫折，还要耐得住性子。别人的生活不是按照我们的日程来安排的，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屡见不鲜。我们只能等待事情的变化，充其量也只能做出一点点促进而已。

至此，我才开始明白，作为定性研究的理想状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那不仅仅是为了调查得更加深入，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去捕捉那些偶发或者随机，但却意义重大的事件。

四、底层社会“自组织”的范例

在研究小姐的这段日子里，看她们的生活，听她们的故事，让我颇有感触。最开始只是感觉，她们并非外界传言中的那样异类。只有当我真真切切地接触过她们之后，才体会到，她们其实只不过是社会中一群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她们也有一些很让局外人惊诧莫名的行动。我还是来说说我印象最深的几个方面吧。

她们的习气，就是她们的世界

小姐们之间既是姐妹，也是竞争对手。她们往往会阶段性地组成小团体。我经常能看到团体间冷嘲热讽、打牌斗赌、争客人等情况。这附带给我的田野工作造成很多麻烦，往往访谈了一个小团体，就会受到另一个小团体的拒访。这个难题我一直克服不了，常常感叹：想平衡好几个小团体的关系，非“苏秦之才”不可为也。因此导致拒访率高，也是最后我访谈人数不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在田野调查中，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小姐对我的访谈十分配合，也积极帮我引荐过其他小姐作为潜在被访者。只是她总是不断地找我借钱，借口就是最近打牌输了、没钱吃饭了等原因，每次也不多，就是一两百块，而且只借不还。一开始我没在意，可后来经不住多次被借钱，又不好轻易拒绝，毕竟她帮过我。

后来，我在和其他小姐聊天时，才偶然听到真实原因。原来找我借钱的小姐吸毒，她几乎已经借遍身边所有朋友，只是我还蒙在鼓里。因此，我尽可能委婉地对她表示，自己是学生，经济有限。结果，她再也没找过我，也没有还钱，我也失去了一位愿意被访的合作者。

遇到这些事情之后，我曾经马上就总结：小姐们很特殊，有坏习气。但是随着这些年来不断做各种社会调查，我开始反问自己：哪个阶层哪个群体没有自己的灰暗面呢？尤其是，在我看来是灰暗面，可是在她们的世界中，也许恰恰是必需的生存之道。

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肯定她们的各种灰暗面，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这就是她们生活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那我们的调查也就失去意义了。

小姐和客人，谁欺负谁？

有一位擅长察言观色的KTV小姐，讲述了自己遇到客人故意刁难时的策略：“看到是小痞子、喝醉酒的，麻烦，一般我不接。接了的客人如果故意找茬，我也不怕他们。尤其是有头有脸的人、政府的人，我就大声跟他吵，一会儿就乖了……官越大越怕吵，（因为）他怕闹大了、捅出去，吃不了兜着走。”

另一位路边店小姐也提到，有一次一个很帅的客人，花言巧语说要跟她交朋友，要带她去大城市玩。然而，一夜情之后，没给钱就想跑掉。可是她装睡，并偷偷地藏起了他的手机。结果，那个客人乖乖地回来赔礼道歉，给了两倍的钱，才将手机要回。

我问：“旧手机不值多少钱，那客人为啥回来拿？多丢脸。”

她答：“手机里有他老婆电话（号码）！”

一句话，我顿悟。这群女人不好惹，想想当初我田野的起始阶段，如果不是运气好，我早就无功而返了。

可是后来想想，这才是难能可贵的信息。

我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带着丰富的同情心去调查小姐，经常很容易就看到她们可怜的那一面，尤其是很容易把嫖客想象为绝对的主宰者和欺压者。可是在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生活其实远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得多。

这就已经不仅仅是对我调查结果的丰富了，而是对我人生观和思维方法的极大丰富。因此，我不仅感激小姐们，更感激定性调查这种社会学实践。

她为我“两肋插刀”

有一次，我和阿兰等几个小姐一起在河边的烧烤摊吃夜宵。大家正聊着天，突然旁边桌上几个喝酒的青年不知为什么打起来了。战火愈演愈烈，酒瓶乱飞，吃烧烤的人们都站起来纷纷往旁边躲。

当地青年酒后争凶斗狠，我早有耳闻。况且上次被街头小流氓威胁后，心中多少还是有点阴影，一般会尽量避免跟他们接触。不幸的是，我们几个被堵在里面，后面就是河，当时第“三十六计”的使用难度很大。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被打的青年直接摔倒在我脚下。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阿兰和另一个小姐突然拦在我前面。阿兰一边回头跟我说，“外省人，往后站”，一边招呼大家沿着河岸的边缘，缓缓地退出激战现场。

事后阿兰跟我说，那几个打架的都是这一代的地痞，经常游手好闲，喜欢欺负外地人。如果刚才我稍微跟他们有点身体接触，很容易惹祸上身。

听了阿兰的话，我默默地感激。作为男人，这种时候我原本应该充当保护者，却在危急时刻被几个弱小的女人仗义相救。

从学术上来说，以上这些故事都不是某个小姐的特殊情况，而是所有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通过实践与学习，总结出来的一套生存策略，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主流社会的亚文化。这就是他们的自组织功能的主要体现。

从调查方法的角度来看，我深深地庆幸自己偶遇了这场打斗。否则，我怎么可能实践“从极端透视普通”这种视角，不断地修正自己对小姐群体的认知呢？

五、退一步，进两步

参与观察，知易行难

田野调查的中期，在阿兰的引荐下，我曾经在一个美发店（路边店）里，观察小姐们晚上跟客人接触的场景。

一开始，我选择坐在美发店的里面，没客人的时候，跟小姐们一起打牌消遣，来了客人，就可以看她们如何跟客人打交道。可是当客人进来挑小姐时，如果发现还有一个男性在店里，就很容易误会已经有客人来挑过一轮了，店里的小姐都是剩下的，这会造成客人的不满。即使我和老板娘再三解释，有些客人还是会介意。

后来，为了不影响人家的生意，我就坐在她们店的门口。老板娘说，别人问起，就说你是我弟，来帮我照看生意的。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错，这样也能清楚地看到、听到老板娘拉客人，小姐们选客人等活动情景。

经常听别人说某某事物是把双刃剑，而我这次看似很好的“观察调整”，其实就是结结实实地踩在了刀刃上。

一开始是客人找麻烦。有一次，一个店里的小姐跟客人出去后，可能是沟通不好，两人闹崩了，小姐跑了。可客人是付了钱的，于是回来，抓着坐在店门口的我大闹一场，任我怎么解释都不行。最后老板娘退了钱，我才得以脱身。

当时我觉得，能得到这样的观察机会不容易，不想轻易放弃，而且觉得这种事不会经常发生，所以我继续坐守店门口。没想到又惹来当地黑社会找麻烦。

一天晚上12点多了，店里小姐们多数被客人选走了，我也正准备回去休息。突然一帮喝醉酒的男人开着车驾到，冲到店里没看到满意的小姐，也不管老板娘怎么劝，就抓着店门口唯一的男人——我，非要让我给他们安排满意的小姐，否则就要打人、砸店。

我当时感觉，自己就像是案板上的肉一样，别人想怎么剁就怎么剁。解释不通，没能力反抗，也不能报警。最后是老板娘找关系从中调和，可能又出了点酒钱，才把我这个小角色给放了。

后来，我都不好意思去那家美发店做调查了，免得给老板娘再添麻烦。

看来社会学教科书所倡导的“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否则，不但可能一事无成，还可能引火烧身。可惜的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找不到可供参考的具体操作指导。其结果是，如果我现在再去调查小姐，对于参与观察也仍然是一头雾水，望而却步。

反过来说，我在现场时，为什么不去细细地思考这个问题呢？为什么没有分析一下，自己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当时当场，其实还是有人可能帮助我去寻找另外的机会，我为什么浅尝辄止呢？

这些，就是一个初学者的自责，同时也是成长者的鞭策。

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当地小姐中，最难接触的就是“站街女”了。她们跟路边店和KTV的小姐联系不紧密，即使是阿兰和小媛也不认识这些人，并不像文献中说的那样，多是高档年轻小姐年纪大了、落魄了，才去站街。我猜可能是由于当地小姐人群流动性大，小姐更新很快，才导致这种社会网络中断。由于没人能引荐，所以我只好自己想办法接触站街女。

她们往往只有在晚上10点左右才会在某一段路边出现，没有组织者，没有固定的店，纯属打游击。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意，自己保护自己，对陌生人保持较高的警惕性，因此也最难接触。一开始我只是在远处观察，看她们在街边兜客（找客人）的情景，但听不到说什么。也曾经尝试跟她们聊天，但只要不是买性，几句话之后她们就不理我了。

后来我发现，她们一次服务的价格不高，约在50元左右。于是，我鼓足勇气，打算用50元买一次跟她们聊天的机会。

谈妥价钱之后，一位站街女带着我来到一个深深的巷子里，左拐右拐地走了有十多分钟。我的心越来越忐忑不安，开始怀疑这次访谈能不能做，早听说在当地有“仙人跳”的事发生，心里默念着上帝保佑。

她带我来到一个租住的平房里，屋里只有一张床，点着一盏红色的灯，虽然昏暗，但我还是能看清她的样子。她大约40岁左右，穿得很鲜艳，但没有化太浓的妆。她好像看出了我的紧张，一边给我让座，一边说平时来找她们的客人中，也有像我这么年轻的。

为了不使她误会我是客人，我只好再次表示，我真的是来做研究的学生，不是嫖客，只是想和她聊聊。同时，担心她拒绝我的访谈，我先拿出50元给她。可能是看在钱的面子上，又是在她的地盘，她勉强同意了。但聊得很警觉，每个问题都是几句话就不说了。我感觉空气都要凝固了。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她表示不愿意聊了，还要急着找生意，于是这次访谈就结束了。

当走出那条深深的巷子时，我长出了一口气，好像被人按在水下已经快要断气了，突然挣扎着露出水面的那种感觉。

这种仅仅基于50元钱的调查，太缺乏信任感，很难收集到真实、有效的信息，即使我问完了所有的问题，得到的也多是敷衍了事的答案。况且，我也是在惊恐的状态下访谈，根本没有思考她回答里的含义，很难有追问。事后想想，当时很可能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那位站街女也未必能经常遇到一个付钱只为聊天的傻子。

之后，我又在其他地点尝试了几次这样的访谈方式，均收集不到丰富的信息。这种情况一直到我田野调查结束，也没有太大改善，因此针对站街女的调查，成为一项没有完成的任务。

上面的两个故事，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可以总结为：应该知难而退，不可逞强。可是从人生成长的积极角度来看，它们却告诉我：在搞清楚自己的能力所限究竟何在的同时，更应该寻找自己能力的增长点，并且付诸努力去实现。

六、反思

两次田野调查，共历时约五个多月。受助于像阿兰、小媛这样关键人的引荐和当地朋友们的帮助，我一共联系过48位小姐，但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都拒绝参与访谈或中途退出，最后只完整访谈到18位。其实原本我的计划是访谈30位小姐，无奈身上所带的钱已经全部耗尽，实在开展不下去了，在征得导师的同意后，我只得收拾行囊准备返回学校。

离开小镇的头天傍晚，阿兰、小媛等几个朋友约我在路边吃烧烤。大家都说我平时不喝酒是为了做调查，这次总可以痛快地喝一场了吧。我同意，满满地倒了一大杯当地的苞谷酒。端着杯，我对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说了一番发自内心的感谢话语。大家为之所动，反而不让我喝了。于是，那晚我没醉，和朋友们聊了好多。

夜色渐渐深了，透过酒杯的霓虹，小镇的喧嚣又一次上演。

从当初田野调查到现在已快八年了，如今城市化建设已经使小镇规模增加了好几倍，人口也翻了几番，那条街上的“红灯区”早已物是人非。但当初的经历却恍如昨日故事，历历在目。

这次田野调查的经历也彻底转变了我对小姐的看法。之前我一直以为她们是弱势群体，她们背负着传统道德的压力，躲躲藏藏地生活在社会中；同时，还要承担各类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刚入田野时，我甚至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帮助这群人；但当我真正进入田野后才明白，在这里我才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若没有小姐的帮忙，我在这里寸步难行。

我这样自认为是主流社会的“研究者”，却经常在“红灯区”被耍得团团转，被誉为“被别人卖了，还为别人数钱的人”。倒是经过小姐的指点，才真正开始了田野调查，但仍然经常“生活不能自理”，偶遇地痞斗殴，也得小姐仗义出手才能脱身。在这里，她们远比我强大得多。

正因如此，时隔八年回想起她们的时候，我没有怜悯，只有敬佩；不是同情，而是祝福。

她们，不管年轻不年轻，人生的路都还很长。可是，我绝不会廉价地祝福她们活得更好，只祝福她们：为自己走，为自己活。

请了解我＞＞

张楠，男，河南安阳人，社会学博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

泰国清迈大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曾于2012年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访学。研究方向为性社会学、健康社会科学，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关于小姐的研究改变了我此后的人生轨迹。我不仅基于田野调查完成了硕士论文，更重要的是因此结识了潘绥铭教授，并有幸成为他的学生，从此开启了我性社会学研究的历程。如今我已成为一名大学“青椒”，当我跟学生讲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时，也会分享那段田野经历。教学生，也反思自己。感悟到自己的渺小，才能领略世界的浩瀚。体验到生命的价值，才会谦卑和感恩。

可以抱抱你吗？姐姐

刘中一（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题记：以我个人的田野经验看，所谓深入访谈，其实很多时候更像是和另一个人坦诚相见，分享彼此的生活经历。

“轰……”，可能由于尚不习惯起飞时那种瞬时失重感，也可能由于预感到此番田野行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飞机离地的一刹那，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绷紧。虽然作为著名学校、著名研究所的著名教授的博士生，性田野工作应该是必修课，但是一想到自己马上要潜身到“红灯区”中，一种既兴奋又紧张的情绪就会莫名而生……

飞机开始快速爬升，整个座舱已经大幅倾斜。这时候，我不得不放下手中已经翻阅了几遍的《金赛传》，悄悄地抓紧座位两边的扶手……书虽合上，但其中一个场景却不断回闪：年轻动物学博士曾就初入门者如何作性社会科学研究求教于他的导师，金赛得到的答复既简洁又明了：医学专业背景；已婚且有子；学术不断小有成就。严格比照性社会科学研究的三条传世“门规”，除了已婚之外，当时的我顶多算一个彷徨无助的叩门者。

实话说来，我当初选择性人类学（准确的专业名称叫性与性别的文化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一方面多出于功利性的考虑，我曾自作聪明地认为此为冷门，好考，然而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最起码我是用了“洪荒之力”。另一方面也有些“励志”成分，我大学所学专业为马克思主义基础，年轻时曾立志效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写出一本惊世骇俗的《性、爱情与婚姻的起源》长存于世。不过，当时我除了拥有这个现在看来有点“痴人说梦”的学术理想之外，在专业研究上并无任何建树，甚至都没有独立完成过一个像样的民族志。即便如此，对于素来自恃小有才，也有一点肤浅，还相当桀骜的我来说，坚信凭借自己的天分，即使此行遇到一些麻烦，也只会成为我学术路途中高歌猛进的“背景”和“点缀”。

随着飞机慢慢平稳，为了做到“有备无患”，我在脑海中不断地“模拟”今后几天内可能遇到的各种场景，并一遍一遍地构思着当时自己能够想到的最完美的应对策略。我当时曾经设想：刚下飞机，就会有人专门来迎接我们，因为我们此行的官方身份是中英艾滋病防治项目国家项目办专家。我当时还曾经设想：对方会提前把目标人群按照我此前已经发给他们的相关要求为我们“安排”妥当，以至于年龄大小、场所类型、健康程度等都替我们考虑周全。“这位先生，您需要喝点什吗？”要不是东航空姐甜美声音的打断，我也许会一直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美好中。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们师生一行四人终于抵达了目的地——K城。迄今依然清晰地记得，虽然K城一年四季如春，气候宜人。但是飞机舱门打开的那一刻，我并没有感受到心目中预想的“暖风扑面”，最起码没有我预想中的“热度”。下机后等候了许久，我们才接到当地项目办工作人员的电话，因为临时有事耽搁，不能前来接机，让我们自行前往驻地。那是我第一次到K城，记得当时的K城机场离市区很近，兴奋中的我还来不及好好领略沿路的民族风情，出租车已经停在宾馆门口。

实话说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迄今我能够记起的只是一些片断和场景。在下面的叙述中，我将仿效美国人类学家帕顿（Michael Quinn Patton）在Grand Canyon Celebration：A Father-Son Journey of Discovery（《大峡谷的庆典：一对父子的发现之旅》）中的叙事方法——为了使分散的细节变得连贯，他将与儿子共游大峡谷的几天内发生的谈话压缩在一个晚上，并重新编排了谈话的顺序，最终形成了一个经典自我民族志。在保证基本情节和故事逻辑不变的前提下，我也对那次K城田野工作的具体情节和片段进行了重新组织编排，并把近半个月的经历放置在七天之内。

第一天

我迄今依然清晰记得第一天晚饭过后，我们并没有任何的“预调查”或田野模拟准备，便被直接“带到”K城中心区的一家中等规模夜总会。那家夜总会的样子和名字我都已回想不起来，但是在这家夜总会的经历和感受，也就是我第一次正式进入“红灯区”的“遭遇”，即便多年之后，依然历历在目。

或许因为此前这家场所内进行过类似的艾滋病宣传干预工作，或许项目办工作人员与这家场所的负责人异常熟络，记得在值班妈咪无比热情的招呼下，我们被邀请进一间霓虹闪烁的包厢内……场所内有说有笑，但是没有我希望中会看到的迎接场面；包厢里有烟有酒，但是没有我预想中会遇到的被访小姐。

因为时间尚早，值班妈咪解释场所内的小姐还没有大规模到来。让我们少安毋躁，静心等待。为了不冷场，当地的陪同人员努力地活跃着气氛，不断调笑着同行师姐师妹的美貌。由于天生书呆子气十足，加上当时阅历太浅，我根本就插不上话，角落中略显落寞的我俨然成了局外人。也正因如此，当我一个人有点逃离似的中途离开，并没有多少人注意或在意我的离开。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就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在场所内东看西瞧，好奇心得到了很大满足。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言行恰当、举止得体，一个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定不会被“怀疑”。现在回想，当时不仅“无知者无畏”，而且有点“自视甚高”。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闯入”之所以横行无阻，多是因为场内的保安和服务生大致知道我的身份和来历，所以并未出面阻拦。我此后相似的田野工作中，只要是没有当地人的“陪同”，都无一例外地会遭到盘问、阻止、驱逐，甚至恐吓。

看到隔壁包厢内有三两位小姐在那里闲坐。按照此前一些教科书上交代的方法，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介入田野的时机。虽然我此前并没有以研究者身份直接接触小姐的经验，更不知道我的第一次访谈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想到既来之则安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尽管忐忑，还是走了过去……在我想象中，当走近她们之后，她们即便不会主动和我打招呼，最起码也能够出于礼貌让我坐下来。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当我走近的时候，她们竟然把我当空气一样，涂着厚厚粉底的脸上察觉不到一点点的变化。我当时有点窘迫，不知道到底该张口发问还是转身离开。沉默了足有一分钟，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小妹，你现在有空吗？”结果，仍然是没有半点回应，哪怕是一声拒绝和推脱。

可是刚才我亲眼看到，也就是十五分钟之前，至少她们其中的一位被妈咪喊到包厢中，要求她们配合我们的调查，她们也曾爽快地答应了。所以，我想她们即使不主动、不热情，也应该有所反应呀。可是人家就是不搭理你，这可如何是好？幽默或者自黑是化解访谈尴尬的重要手段！这是我做案头工作时，一些社会调查高手的谆谆教诲。想到这，灰头土脸的我只好提高了声量：“人来了都不理，嫌我不帅？”

“你帅不帅关我什么事，我只关心钱帅不帅。”我至今记得，对方说这句话时语气冷漠的程度，足以让周围的空气冻结。一时间，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甚至无法呼吸。好在这时候，当地项目办的工作人员适时地出现了——或许是因为怕我发现他们工作中的纰漏，也或许他们担心我不懂场所规矩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反正，不管怎样，他的出现确实给我解围了。不然，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接对方的话茬。

“这位是从北京来的刘老师，是来做艾滋病场所干预评估的。”当地项目办的官员用浓重的地方普通话一字一顿。此时，包厢内的小姐们已经有人开始不耐烦：“这关我什么事，我又没病……还从北京来？挺大个人，干点正事不好吗？”多年之后，我都很难忘记那种被人当面直接羞辱的感觉。她们的语气和表情分明是在大声公开宣布：你不仅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而且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当头一棒！我当时应该是彻彻底底、完完整整地懵了、垮了。现在回想起这些场面，我都不能“平心静气”，甚至不愿意去主动回忆。但是翻看当年的调查手记，却又发现自己“专业”和“执着”得不可思议。比如，当晚的调查手记中，我还反复地思考：到底是对方真的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自信，还是我问错了问题？或者这回答的背后其实另有隐情，是我搞错了问问题的方式，抑或根本就没触及问题的关键点？说实话，翻看自己的调查手记，我经常自己也不理解自己。这么难、这么苦，我为何、如何坚持下来？

伴随着强烈的挫败感和被羞辱感，我都记不得我们一行是如何到达第二家夜总会的。到达第二家夜总会的时候，时间已近午夜，这正是娱乐场所营业的黄金时段。由于在第一家的“挫败”，这一次我明显“老实”了许多。现在再去回想当时的细节，已经全然记不起来。只记得这家夜总会的外部装饰得富丽堂皇，还记得大堂妈咪年龄在35岁上下，非常妖冶迷人。以至于提起这个人时，同行者还一再叮嘱我不要把她写丑了。我还记得当时她递上的那张不规则形状的黑色名片以及名片上烫金的三个字——柳某某（出于尊重，下文统称柳姐）。按照先前项目委托方的要求，当地项目办官员安排柳姐配合我们工作，具体任务就是让她在这个场所内负责帮我们联系和推荐合适的被访者。

利用“看门人”接触到研究对象并有效地进入田野，是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途径。美国社会学家怀特在《街角社会》一书的附录中坦率地承认：在如何融入科纳维尔社区的问题上，他就是通过看门人——多克的介绍，才逐步展开了对社区人文社会生活的资料收集。过后看来，对于那场田野工作来说，柳姐就是在夜总会里访谈嫖客的看门人，某种程度上，柳姐也就是我们的多克。在《街角社会》中，多克既是科纳维尔社区土生土长的一员，又是“街角帮”的重要头目。在我们的田野中，柳姐是妈咪，也是当地项目办“安排”配合我们访谈和评估工作的工作人员。

由于当时时间紧、任务重，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我被指派专门负责这家夜总会的访谈和评估工作，这也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周内每天我都要来这家夜总会，要和柳姐直接打交道。那天晚上，有一个细节我也一直清晰记得。当地项目办的一位随行人员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而好心地嘱咐我：柳姐这样的人，十有八九已经感染艾滋病。让我在和她的接触过程中，时刻小心。

第二天

第二天晚上，按照第一天晚上和柳姐的约定，我提早来到了那家夜总会。那家夜总会的生意很好，如果去晚了，甚至租不到包厢。在我说明昨晚已和柳姐打过招呼之后，我直接租得这家夜总会的一个小包厢，之所以这么安排，主要是考虑如果转换地点，访谈的拒访率会提高。不过，这样一来，寻找合适访谈对象的工作，就只能依靠柳姐个人的说服动员能力以及她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十分遗憾的是，那天晚上，柳姐并没有如约出现，更不可能给我介绍一个被访者。我一个人在包厢中苦苦等待了近三个小时，从晚上8点多一直到11点多。期间，有个别服务生或者场所的保安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一个人？到底是做什么的？这可以说是我在那家夜总会遇到的最多也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尽管我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人类学博士生，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绝大多数的人还是直接把我当作新闻记者来对待。

那个晚上，我也尝试对夜总会的服务生和保安进行一些外围访谈。尽管我一再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与保密性，甚至出示有关方面的介绍信和调查说明，但是结果无一例外——没有人肯配合，哪怕我一再强调接受访谈会有礼品相赠。不能接受的理由总是有的，更多的是没有理由的蛮横拒绝。这让我感到十分绝望，以至于迄今都想不到一个有效突破这层屏障的方法。

那天晚上，因为长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被访者，我坐在空荡荡的包厢内，百无聊赖。怎样才能顺利找到合适的被访者呢？整个晚上我都在冥思苦想，一遍遍仔细搜寻着记忆中可能会对进入现场有帮助的方法。但是很遗憾，怎么也想不起任何一本教科书中，有任何人曾经讨论过如何进入田野的“良策”。一切正如《天真的人类学家》中调侃的那样：永远只会听到人类学家顺利地进入田野地点，以及搜集完数据凯旋的消息。至于怎么进入的田野，很少有研究者认真地提到过。

当然，意识到任务的紧迫和时间的有限，焦虑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合格田野工作者的形象：让自己保持在一种自信的状态中，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胡思乱想上。那天晚上，我曾经不止一遍地想过：我是不是可以编造一些借口，逃离这次田野？比如：柳姐不愿意再配合，需要我们换场所；再比如：我家中临时有急事需要我回京，等等。虽然，最后的结果是我坚持了下来，现在可以冠冕堂皇地总结为“战胜了焦虑和自我怀疑或者对学术研究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但是我承认，当时让我没有逃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担心如果我真的“放弃”田野，我的导师会不会因此对我失望，进而“放弃”我？

第三天

第三天晚上，夜总会的生意还是一如既往的火爆，可是我的田野工作仍然一点进展也没有。虽然我还是如约出现在那家夜总会的包厢内，但是对于如何找到田野工作的突破口，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与前一天不同的是，这次我提前预付了接下来三天的包厢费用，而且特意嘱咐服务生上了一个果盘和几袋零食。这么做不仅要向柳姐表明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的决心，也让我看起来就是一个来正常消费的“客人”，免去场所内很多“异样眼光”。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苦等，柳姐终于现身。她向我解释说，昨天有事没来夜总会上班。其实，直到现在，我都怀疑柳姐当时的解释只是一种托词。相比而言，我更相信她昨天是故意“隐身”。她以为我会因为找不到她而主动“知难而退”。这样，她就既不会得罪当地的疾控部门而给自己招惹麻烦，也不会因为应付我而徒增“工作量”。不过，她想不到我会如此执拗，特别是第二天我还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阵势。这样一来，为了早日送走“瘟神”，她也不得不现身了。

记得第三天晚上，柳姐也确实遵守了自己先前的承诺，给我介绍了在夜总会消费的几位被访者。我借助当时的田野笔记，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印象比较深的被访者。当天的被访者中有一位应该是柳姐的密友。这个人大概三十四五岁的样子，从外表上看，很像一个办公室里的小公务员。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显然，这么一个注重外在形象的人肯在那样的场合接受我如此主题的访谈，如果不是看在柳姐的面子上，断然是不可能的。想到这一点，不仅让我很快忘记了柳姐昨日的“出尔反尔”，还让我对柳姐当天的“说到做到”有了一丝敬重。

记得寒暄过后，我就发现，虽然对方表面上很配合，可是私下里却十分抵触。无论我如何启发，他的回答基本上都是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辞令。当时，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能让他卸下面具，访谈将流于形式。如何才能让对方放松下来？我努力搜寻记忆中的奇闻轶事，尤其是一些传统印象中“高大上”形象的名人的嫖娼轶事，加上我天马行空般的演绎，不断地讲给他听。慢慢地，在意识到我对“嫖娼”没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之后，对方似乎放松下来，开始吃包厢内的水果，不像刚开始时不停地抽烟。

“吸烟吗？”没等我反应过来，对方已经把一支香烟递到了我面前。具体的田野工作情境中，入乡随俗还是很必要的。访谈者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与被访者互动，被访者才会感到放心或者放松？正是因为我考虑到这些，当对方递过香烟的那一刻，我很自然地接过来，点燃，然后猛吸一口，甚至优雅地吐个线圈。因为，我知道在那样的情境中，无论何种理由、何种解释，拒绝了对方递过来的烟，不仅会破坏掉当时彼此认同的气氛，甚至也会拉开好不容易缩短的心理距离。

“我和你说，我玩过一个12岁的雏儿……”虽然我对此类嫖宿幼女的行为感到无比愤慨，但是我知道，我的访谈是以还原客观事实为前提，而不应怀揣传统士大夫济世救国的理想主义情怀。我必须努力地跳出主观情绪，以客观且严谨的态度做好记录。如此矛盾与挣扎的心情，一开始就成了我做这类田野时的一个阻碍。遇到违法犯罪的行为要不要举报？遇到被逼为娼的人要不要相救？遇到与自己共鸣的场景要不要回应？实话说来，在我关于小姐的田野工作中，道德观念的内在冲突与矛盾，犹如家常便饭，而且这种紧张感并没有随着研究经历的增加而得到多少缓解。

第四天

第四天晚上，由于恰巧赶上周末，夜总会的生意一般。由于每个包厢都规定有最低消费，我便主动邀请柳姐和她的姐妹们一起消费包厢内的酒水，并且故意点评着包厢内闭路电视中播放的稍有色情嫌疑的泳装MV……我本意是想活跃一下气氛，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举动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用柳姐的话说，因为我的这个略显轻浮的举动，才开始让她把我当成一个“和别的男人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个来自北京、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医生或记者。尽管我从来也不是什么医生或者记者，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那天晚上，柳姐又找到了几个肯接受访谈的客人，也都是她的朋友，并直接把他们带进了我的包厢。柳姐和他们说，我是她朋友的一个朋友，是个治疗性病、艾滋病的医生，想来这里了解一些情况。她让他们一定要配合我的调查。有了柳姐的引荐，尤其是她一再强调我是她朋友的朋友，是个医生，所以，当天晚上的调查进行得还算顺利。只是过后，我一直在想，那天晚上我是不是真的应该隐瞒自己的身份呢？

如果我的真实身份（嫖客研究者和娱乐场所艾滋病干预项目评估专家）被暴露，势必会让现场被访者起戒心。他们不仅可能不会配合，更小心谨慎于自己的谈话内容；甚至可能都不会接受我的访谈邀请。因为，在明确知道我身份背景和调查目的的情况下，嫖客们显然不可能对我讲述更多的嫖娼细节与生活经历，所回答的内容势必是泛泛的讲述与含糊其词的应付。

这样的遭遇，我在第三天晚上已经经历过。为了严格忠于教科书中的研究伦理，我在那天晚上的访谈中，总是提前向被访人申明我的研究目的。但是，出乎我预料的是，接下来许多的时候，他们都是漫长的沉默。另外，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不时提醒自己注意，当被访者知道我是在了解他们的嫖娼经历时，可能会下意识地说出或做出一些情节或行为来进行伪装与掩饰，让我访谈资料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可是，在一个妈咪的朋友或者一个治疗性病、艾滋病医生的身份的掩护下，这些困难似乎都能够迎刃而解，最起码不会让我的访谈进行不下去。

那天晚上，还有另一件让我感到很长时间内都不知如何应对和处置为佳的场景，就是柳姐的朋友们一再地追问我是否曾经嫖过娼。记得我当时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真有点手足无措。在先前访谈方法培训和训练中，我一直期待着，受访者能表现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至少也应该是社会化的行为。从来没想过，他们会反问我是否嫖过娼。如果我回答不嫖娼，在他们眼里我就根本不该来这种地方，因为来那里的男人都是来嫖娼的。那只能证明我虚伪，至少不值得他们信任。可是如果我回答嫖过娼，那就证明我有过他们一样的经历。用其中一个人的话说就是：“既然大家都一样，那你干吗还要问别人？”我当时想到的最好的处理方式，也许就是闪避、装聋作哑、拖延战术，让访谈在他们回答完问题时刚好结束，避免给他们正式的响应。但是，由于他们那天一直紧紧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导致了我那天的访谈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现在，很多调查方法教科书都提到访谈者应友善有礼、无偏见、言简意赅、不评论等，以便让受访者感觉自己是在一个安全、开放、没有偏见的环境中，可以放心自由地说话。另外，如何减少因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等各种差距所造成的影响，在访谈者的训练中也是经常被关注的。但是，对于访谈中遇到的一些突发状况，访谈者该如何应对则较少提及。我个人一直觉得，其实这些书本上没法写的，或者是老师没法教的内容，反而对一个田野工作的成功更重要，也更必要。

那天晚上，也许是为了让我早点完成任务，柳姐曾要求进入包厢的每一个人都提前写下自己的大致情况，以便我能集中地获知他们的工作背景、就业背景、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等等。当时我也十分痛快地接受了柳姐的建议。但是，事后想来，那样做有点欠妥。因为这种意图过分明显的举措，会让被访者心生莫名的恐惧与担忧。在夜总会这种娱乐场所中，他们害怕自己留下任何有据可查的“物证”，包括笔迹。我当时的做法确实有点冒险，也不符合学术研究的规范。好在这个举动并没有破坏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

此外，那天晚上，我也一直像一些教科书要求的那样，努力摆出一副虚心求教的真诚架势。希望以自己的低姿态换取他们的畅所欲言，最起码让他们不对我一直保持戒备而言行拘谨。可是，我清醒地知道，无论我怎样低调，我心中或多或少仍然存在着知识精英的意识。口头上，我不断地恭维他们人生阅历丰富，实际上，我关注的只是如何用这种方法得到尽可能多和尽可能详细的信息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放到我对其进行分析的框架里。至于这对柳姐的这群朋友们来说是不是公平，研究结论他们是不是认同，当时都还没有纳入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第五天

第五天晚上，夜总会的生意出奇的好。由于柳姐不时要接待和应酬客人，我的调查进展得并不顺利，没有了柳姐的大力支持，访谈成功的个案数甚至不如前一天。为了不白白浪费时间，在取得场地内工作人员默许的前提下，我不时地走出包厢，对柳姐和其他的客人和工作人员进行“观察”。在我看来，柳姐的“职业功底”很深，对每一位登门寻芳的嫖客，往往一眼就可以判别出其个人消费癖好。同时，柳姐不停地和客人们打情骂俏、拥抱和周旋，借着日复一日的人际关系操演，她已练就出对多样化人性的熟稔。用她自己的话说：“人生早已看透，人际关系方面，可以达到教授水平。”

那天晚上，利用柳姐接待客人的间隙，我们不时交换着对生活、男女、婚姻，乃至家庭、社会的看法。让我颇感惊讶的是，柳姐一边对男人嫖娼行为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宽容”，一边又对我进行着不断的“教诲”——要做个对家庭负责的好男人。更为印象深刻的是，柳姐还不经意地和我说起她曾经帮助别人的经历，尤其是曾经收留过一个街头流浪女童的故事。虽然最终因为各种原因那个女童还要继续浪迹街头，但是她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担当还是让我对她刮目相看。

转天中午，按照昨晚的约定，我要和柳姐在当地一家相对高档的餐厅里单独会面。前一天晚上，柳姐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我说，当地新开了一家很高档的餐厅，她还没有去过，希望有一个男人单独请她。在之前两天，我的老师为了表示感谢，曾经出面宴请过她，没想到她在没有和我们商量的前提下，招呼了多个姐妹一起赴宴，让我们着实被动。这一次，虽然知道此行肯定会花费不菲，但是想到这是个单独和柳姐面对面的时机，可能会有助于田野工作的进行，我还是答应第二天中午不见不散。其实，直到第二天中午在约定的地方见到柳姐为止，我都不是十分肯定柳姐一定会赴约。因为，按照柳姐在夜总会养成的作息习惯，中午赴宴，对于一个经常凌晨五六点才能入睡的人来说，无疑是“起个大早”。单纯从这一点来看，柳姐是给足了我面子。

前一个晚上，在夜总会那种场合，柳姐没有多说自己的私事，也不太可能多说。在那里，她更愿意和我一样，只是泛泛地谈论一些自己的人生观点和看法。我知道谈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需要一个相对优雅的环境。这也是我此后的类似主题研究中，在征得对方同意的前提下，都会把访谈尽量安排在一些高档餐厅或咖啡厅来进行的原因。我还知道很多话题只有在微醺之间，在我首先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对方才有可能逐步地将生命中最私密的部分袒露出来。以我个人的田野经验看，所谓深入访谈，其实很多时候更像是和另一个人坦诚相见，分享彼此的生活经历。只有你自己敞开心扉，对方也才会做最真实的自己，而且愿意去那样做。

我必须承认，对于柳姐来说，她真的没有义务要向一个她根本就不认识也不可能信任的外来者，“交代”一个外来者需要了解的一切，特别是这些东西可能是她最不愿意让外人了解的内容。比如，从业的原因和身体健康状况等，这些肯定是她不愿意对外人讲的，因为这样做，无异于把自己最隐私的东西彻底敞开给人看。作为研究者，我当时对此还没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认识，以为只要在后来的报告中换个名字或者地点、不向外宣扬，就可以让柳姐放下心结，而没有意识到，其实访谈本身对她而言就已经是一种惊扰。

那天在喝了将近一瓶高度白酒的过程中，柳姐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她是高中毕业，原来在当地郊县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后来辞职做了美容生意，越干越大，甚至把生意做到了K城，在K城也结识了很多朋友。她还告诉我，她曾经有过幸福的家庭，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后来，因为丈夫不务正业，整天和别的女人胡搞，柳姐忍无可忍就离婚了。离婚后，柳姐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甚至还背负了几十万的债务，为了养活孩子和两个老人，只能到朋友开的一家五星级饭店的夜总会工作，在那里是真正地第一次进入娱乐行业。再接下来，大约也就是两三年之后，又到朋友开的“舞厅”工作了半年时间。两年前，这家夜总会重新开业的时候，柳姐就作为新老板的朋友被请过来了……

这段个人生命史，当然不是柳姐一口气讲出来的，而是我根据问答式的访谈记录“拼接”起来的。其中，询问哪些问题，选取哪些答案，舍弃哪些材料，肯定是根据我的判断和理解来进行的。因此，当我把那些自己认为比较有说服力的原始材料拼接在一起，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生经历时，里面肯定有一些模糊和曲解的地方。比如，我一直不太相信柳姐这样漂亮又有韵味的女人，长期在夜总会这样的场合中可以做到她自己一再强调的“干干净净”。虽然我一再变着方法地追问，直到我感到她的一丝愠怒，但是我得到的答案却始终没有说服我，让我完全相信。

此外，柳姐在讲述中提供的信息，前后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她似乎总在有意无意地撒谎。比如，她一会儿说自己对男人嫖娼不介意，一会儿又说自己离婚，就是因为丈夫在外边胡搞。再比如，她说自己的美容生意越做越好，可是却不能解释，为什么离婚了生意就会受很大影响，因为这两者没有必然联系。不过，她信任我，愿意对我开口，愿意把心里想的告诉我。如果这还不是她的“真实”，那么“真实”又是什么呢？我到现在还坚持认为，在我们彼此真诚相待的当时，她愿意倾诉的，就是我能够获取的最大的真实！

在这里，我必须提到一个让很多社会学调查者斥为有点“不专业”的话题，那就是异性之间谈论一些隐私或者隐秘话题可能造成的情感困扰问题。我们知道，在隐私问题的访谈中，访谈者与被访者之间的情感共振至关重要。这就是说，情感上的相互呼应很关键。如果一个异性和研究者分享他/她自己的隐私生活，而研究者却表现得冷漠或者公事公办，那根本就无法继续下去。可是，如果研究者表现出过多的同情或者理解，如何又能保证在一个特定情境下，两者之间不会产生不自觉的“移情”。我记得那天中午的饭桌上，当我和柳姐把最后一瓶啤酒喝完，她突然抬起脸，直视着我说：“刘博士，我还不是很老吧？”那一刻，我承认我有点眼神迷离，我喝醉了。

田野工作的情境中，一些非常个人化的情感话题以及双方谈论这些话题的氛围都无时无刻不在撩拨着彼此的情绪。如果此时恰巧一方非常符合对方对理想“情欲对象”的幻想，任何成熟且生理正常的研究者都很难做到“波澜不惊”。退一万步说，即使研究者出于严格的职业训练，可以做到不为私人感情而影响到研究的客观公正，又怎能够做到研究结束时的“轻轻地我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那天中午，我不仅认真且断断续续地听完她对人生的“痛诉”，而且大肆赞扬了她的为人处世和性格脾气，更为重要的是，我凭借着先前读过的一些看手相和算命的书，对柳姐的人生进行了“翔实”的剖析和规划。我看得出她对我的“赞美”很中意，也许很少有男人像我这样对她那种“说到做到”的处事原则表现出真诚的感谢和理解。也许柳姐习惯了更多人称赞她的美貌，也可能由于长期妈咪身份练就了一副“油盐不进”（柳姐自己原话）的心肠，当我对她的善良和温柔一再表示感激时，她竟然有点不好意思了。还有，我那天对柳姐使用的“看手相”和“算命”技术一点也不精进，严格地说有些连哄带骗。不过，我也能明显地感到，在我主观建构出来的以柳姐为主角的花好月圆中，柳姐明显入戏。事后我想，凭借柳姐的阅历，她不会轻易受骗。她那么相信我说的话，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她愿意选择相信。也许那天我说的那些，正是她期盼的、日思夜想的，也是很难在现实中找到一个人实现的。在那一刻，我用那种方式帮她圆梦了，她于是也把自己的一些压抑已久的渴望和情愫不经意地透射出来。

其实那天还有一个小细节，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写出来，不是我刻意回避什么，而是我不确定我和柳姐关系的“升温”是不是与此有关。那就是我借着酒意，喝光了柳姐杯中残留的一些酒。对于喝酒“就如同喝饮料”的柳姐来说，坚持让我喝她杯中的酒到底为何？试探我到底是不是歧视她？故意想戏弄我？还是有更多的情感意涵在里面？

第六天

第六天晚上。柳姐和我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和好感程度，都有了大幅度的跃升。我也能感受到她明显地减少了前几日对我保持的“距离感”。那天晚上，柳姐表现出来的热情比前几日加起来还要多得多，也更真切。她几乎整个晚上都待在我的小包厢里，还是我怕影响她的工作，不时提醒她去招呼客人。到后来，她可能怕我完不成任务——我曾经和她开玩笑说，如果我完不成任务，我的老师就不让我毕业，没想到她竟然当真——不仅积极地帮我动员夜总会的客人，甚至要求自己的姐妹给自己的熟客打电话，让他们赶到夜总会，来接受我的访谈，以帮助我完成任务。

可以理解的是，她的小姐妹们以及那些动员来的客人们不会像柳姐一样信任我。对于他们，我无疑就是一个陌生的外来者。他们对我产生陌生感和距离感是必然的，产生疑问甚至反感都是十分正常的。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对我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也充满了好奇，很想了解我所做的一切是否会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即使有人碍于柳姐和她姐妹们的面子，肯接受我的访谈，我也要不厌其详地说明和解释——把自己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尤其是把自己的工作和记者的工作做个区分，以打消他们可能会被曝光的疑虑。

到了后来，为了赶进度，我开始不再向被访者“说明”和“解释”来意，甚至把向他们传授艾滋病相关知识点的环节也省略了。可是这样一来，我总觉得，除了作为一个发掘人家隐私的“窥淫者”之外，我并没有对他们的生活有任何实际的帮助，甚至就连“对等交流”都谈不上。我记得，有人还曾直接质疑我访谈的用途：“这个调查是调查不出来的，谁做了这事，也不会随便说的。调查出了，又有什么用？”反思起来，对于他们来说，我的调查确实是没有用。即使写出洋洋洒洒万言的研究报告，对某个具体的人又会有什么实际作用呢？我常常反问自己：除了送他们一些简单的访谈礼品之外，我还能对他们做什么？

那天晚上，我总计“成功”完成了6个个案。我还记得，所访谈到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曾遭到同行者的强烈质疑。确实，我当时对被访者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判断，主要是依据现场其他人对其日常表现的旁证、本人在讲述时的语言流畅程度、情节连贯性、行为是否符合逻辑，等等。但是我也承认，这样进行的真实性判断，主观因素也起了很大作用。只不过，我只能把调查对象提供的信息当作是真实的，然后由我把这些信息按照自己的理解，“加工”成所谓“客观”的案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后拿来加以分析的很多“案例”实际上是建构而成的。

第七天

第七天晚上，也就是最后那天晚上，做完了最后一个访谈，我要向柳姐辞行。已经不记得当时说过什么话，多数是感谢、感谢、再感谢之类；也不记得当时许过什么诺言，最常见的就是哪天被访者来北京，我会全程接待之类。只记得在幽暗得有些暧昧的包厢里，在终于如释重负般完成访谈任务的喜悦中，我突然意识到，过一会儿也许我和柳姐就要天各一方，甚至终生不得再相见。一种“天涯此去隔山海”的情绪不觉涌上了心头……

“可以抱抱你吗？姐姐。”那一刻，我已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有点唐突地提出了这个与研究不相符的要求。其实，无论凭着对柳姐职业身份的了解，还是凭着自认为柳姐对我的好感和信任程度，我都能轻易地判定她肯定不会拒绝。但是不知道为何，当时我还是明显地感觉到有点怕被拒绝的紧张感。柳姐微笑着不置可否，却似乎是主动张开了双臂……在周围人一片哄笑声中，在包房内稍显昏暗的灯光里，我似乎看到柳姐长期睡眠不足导致的有些皮肤松弛的脸颊上，那稍纵即逝的一丝红晕。

现在的教科书都要求我们，不管访谈者和被访对象之间互动再频繁，相处时间再长，也一定还是保持相当的距离，关系的建立明确地是为了“获取访谈资料”，一旦访谈结束，双方关系通常也就宣告结束。否则，就会被业内和同行认为双方之间边界不明、目的不纯。长期以来，我也一直坚定地信奉着这样的伦理规定：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只允许建立在获取访谈资料的单一目的之上，除此之外无任何牵连。不过，K城七天的田野经历，以及这个过程中柳姐对我的无私帮助和大胆信任，都让我心绪难平，感触良多，严重挑战了长期以来我所深信的条规。

就我在K城七日田野调查的体会而言，柳姐对于我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提供和联系被访者的“看门人”角色，也不仅仅是一个拥有着丰富阅历的妈咪形象。在和我的频繁交流及互动中，不仅我在她心中成了一个“很男人的爷们儿”（柳姐原话）；她在我的心中也慢慢地从一个单纯的“看门人”成长为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具体女人”。我不得不承认，在“三言两语就能笼络住男人心”的柳姐面前，在恰好符合我对理想的“情欲对象”构型的柳姐面前，当时的我并没有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而是，某种程度上，我越来越被柳姐浑身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吸引住了。

当然，有人看到这里可能会指出：我已经越界了。对于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伦理来说，为了搜集资料，访谈者可向受访者表达喜欢和欣赏，但过多的情感涉入是禁止或不提倡的。可是，我不知道，如果允许有一定的情感涉入，身为血肉之躯的研究者如何收放自如，适可而止？我只知道我在和柳姐的交往过程中，没有半点的“欺骗”。不过，实话实说，如果说过程中没有丝毫情感利用的成分，好像很难服众。其实，承认自己心中曾经荡漾起“涟漪”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对一个传统认知中需要“研究和生活两分”的研究领域的普通研究者来说。

其实，我知道即使时光能够倒流，即使田野工作再延续一些日子，即使“落花有情，流水也有意”，仅仅凭借着我对婚姻的忠贞和对田野准则的理解，也绝不会发生令很多人期待的“故事”。我之所以在这里坦率地剖析当时的自己，不是为了说明什么，也不是为了掩饰什么，更不是为了炫耀什么，只是想以自己的经历特别地标注一个事实：研究者不是“机器”或“神”，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有着不同的性别、年龄、信仰、教育背景、种族和阶级等，有着正常人的生理、情感和心理反应。即便一个研究者经过严格的职业训练，能够在做性田野工作时获取资料如同“探囊取物”，也永远不要忘记研究者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本质：他们是男人或者女人。

上面所说的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十年，我能够记起的也就是以上这些大致情形。如果不是师命难违，恐怕真的很难成文。在我的博士论文后记中，我曾经删掉了所有致谢的话。所谓大恩不言谢，我知道他们知道我懂得他们的帮助对我的重要性以及我对他们的感激。即便如此，在文章即将收笔的一刻，我还是要隔空再次向柳姐张开双臂！我虽不常想起当日的情景，但却从未忘记那个拥抱。

多余的话

不可否认，坦承研究者的个人田野经历，是对人类学研究过程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与反思。但它绝不同于“自我炫耀”，而是一种“袒露自己、甘当风险的陈述”。在长期的田野工作中，特别是涉及个人隐私或男女关系的田野工作中，如果研究对象对研究者具有人格魅力或者性吸引力，研究者很容易会对对方的言行更加留意，对对方的动作表情和情感变化格外敏感。如果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具有人格魅力或者性吸引力，研究对象也可能有意无意地设法讨好研究者，故意说一些迎合研究者需要的话语，提供一些研究者希望得到的信息。让人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很多研究者对此浑然不觉，却把功劳过多地归于自己的调查技术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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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一，男，20世纪70年代生于华北平原上的一户普通农家，长于一片盐碱荒地。自幼喜于在旷野中无拘无束行走，自由自在呼号。后来虽多年受学术规制和训练，奈何天资平平，且多存天马行空的桀骜，所以，建树不大，泯然众人。

近年来，多从事婚姻、家庭、生育与性别等相关问题研究，写过书，做过课题，也发表过一些影响力一般的论文。实话说来，研究工作并没有带给我预想中的那种成就感，它带给我的最大惊喜是自我反思能力的提升，常得爱人赞誉：学以致用。

成为一名出色的性社会学或性人类学学者，这曾是我当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一个梦想，迄今也还只是一个梦想。我大学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基础，饱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当时在女孩子面前吹牛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有生之年，能够写出一部相类似的《性、爱情与婚姻的起源》。

如今，年华已逝，美人已老，我的书却迟迟未曾动笔……

生活世界的碰撞与视界的融合：性研究的断章

王文卿（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

题记：对以人为对象的社会研究来说，研究过程意味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双方生活世界的交汇和碰撞，而研究发现则意味着双方“视界”的融合。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性研究过程中不连续的篇章，所以叫“断章”。

提到“断章”，大家肯定都会想到卞之琳的那首《断章》。说实话，用《断章》中的意境来概括性研究给我的感悟是再合适不过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都是看风景的人，都可以是明月，也都有自己的窗子和梦；而且，不仅有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看，还有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自我观看。这时，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是你，站在楼上看风景的也是你，你站在楼上，看着那桥上看风景的你。这就如同当下的我，通过回顾过往的经历，观看着我之前的观看。如果我可以这样做，谁说那曾经的被研究者，不会或不在观看着对我的观看？

当然，《断章》没有直接展现出来，但可以通过我们的想象予以延伸的是：观者之间目光的接触、碰撞和交融，以及他们的言语交流和社会交往。这些内容在现实的研究过程中是必然的因素。

对以人为对象的社会研究来说，研究过程意味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双方生活世界的交汇和碰撞，而研究发现则意味着双方“视界”的融合。性研究亦然。只不过，相对于不那么敏感的社会研究，性研究往往会导致生活世界之间更为剧烈的冲击和碰撞，而视界的融合也常会遭遇更大的障碍。

然而，正因如此，性研究有其独特的魅力：它不仅使研究者能够获准进入并呈现被研究者隐秘的生活世界，也迫使研究者反观内心深处那些极为隐秘的角落，不断地挑战、质疑甚至拷问自身。于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都在研究的过程中（及研究结束以后）被不断地重新装饰。

对此时的我而言，《断章》的魅力还在于，它以极其简洁的文字，勾画出一股淡淡的，却弥久不散的乡愁般的忧郁。如同明月清辉，水银泻地；如同昨晚的梦中，神游故里。在这里，故里是心灵的故里。

迟来的“红灯区”之行

一提到潘绥铭老师，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红灯区”研究。哪怕是一些学者，甚至是涉足性研究的一些学者，也容易忽视潘老师所开展的其他研究。

例如2008年，我在一场就业面试的试讲中，讲的是统计分析的内容。一位面试老师忍不住问我：“潘老师做‘红灯区’调查用的不都是定性研究方法吗，你今天怎么讲定量方法呢？”显然，她并不了解潘老师在2008年之前已经开展过两次全国性的随机抽样调查。

还有一次，我向北京理工大学提交了一项艾滋病方面的研究申请，在跨学院的评审会上，一位很知名的学者问我：“潘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做艾滋病研究了？”其实，早在2000年以前，潘老师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在此，我并非指责其他学者视野狭隘，而是为了表明，由于人们的目光都被“红灯区”研究所吸引，潘老师所做的其他研究很容易被忽视。这反过来也说明，“红灯区”调查在潘老师的研究中确实占据着特殊地位。

因此，很多人可能都会这样想：作为潘老师的学生，肯定都会进入“红灯区”做参与式的社区考察。但事实上，在跟随潘老师攻读硕士的三年内，我都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尽管期间潘老师曾带队赴“红灯区”开展过调查。

2001年9月，我开始跟着潘老师学习性社会学。

刚一入学，潘老师便让我整理台湾中央大学的何春蕤和宁应斌两位老师关于小姐的研究成果。当时尽管感觉很震撼，但“纸上得来终觉浅”。

2002年夏天，清华大学的景军老师向潘老师“借”一名男生，参与“中英性病艾滋病预防干预项目”的评估。潘老师推荐了我，因为那时潘老师的男学生并不多，读硕士的只有我一个。

在这次项目评估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接触到活生生的小姐。但由于这次的工作仅仅是评估项目，因此调查不够深入，肯定算不上“参与观察”，倒有点类似于早期人类学家的方式：来到了殖民地，没有下船，或者待在殖民地官员的官邸里，让官员招呼原住民过来接受调查。当时，我与小姐的谈话都发生在人为隔离的环境中。这些小姐即使身在“红灯区”，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红灯区”，成为响应政府号召来“反映民意”的代表。尽管我去“红灯区”看过，但只是走马观花。所以，这次并不算真正进入“红灯区”。

我并没有认真地问过潘老师，为何不带我去调查“红灯区”。但我想，潘老师肯定有自己的顾虑。首先，我是一个欠缺社会经验和社交能力的毛头小伙子，社会成熟度往往要比同龄人低至少两三岁的水平，与同性打交道尚且不够顺畅，在异性面前更觉手足无措。据景老师说，2002年，在访谈小姐时，我还没开口，脸便已像红透的苹果。在相对简单的评估调查中尚且如此，如果一头扎进“红灯区”里，又会发生什么呢？说实话，我真想象不出来。

其次，肯定还有性别的考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男性不能以调查者的身份进入“红灯区”，因为潘老师自己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男性调查者进入“红灯区”之后，肯定会面临与女性调查者不同的处境。直到我真的进入“红灯区”之后，才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2007年底，也就是在我即将博士毕业之际，我首次深入地参与了潘老师组织的“红灯区”调查（2005年，我也曾根据潘老师的安排，只身一人来到天津市的静海考察。但此次调查只是为估计艾滋病疫情搜集一些结构性的数据，远离小姐的生活世界，因此也不能算真正深入“红灯区”）。但即使是这次，我也没能直接跟随潘老师本人，有些小遗憾。数九寒冬，大师姐带领我和几位小师妹奔赴Y市。

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除了与师姐妹极其愉快的相处经历和当地便宜又美味的饮食外，最令人难忘的便是与小姐们相处的经历。

调查小姐：男性的便利与限制

我是Y市“红灯区”调查小组中唯一的男性。除了对小姐进行面对面的直接访谈之外，师姐还给我分配了另一个任务，那就是考察“红灯区”周边的基本情况，摸清场所的分布，并联系愿意配合研究的场所。

在这个过程中，从表面上来看，男性似乎有两个明显的优势。

首先，更容易发现有小姐存在但却非常隐蔽的场所。例如，在Y市，一些私人经营的小旅馆为了吸引顾客，会模仿大中型的宾馆，招聘一个或几个固定的小姐，为客人提供服务。但从旅馆的外观上，我们丝毫看不出这里有小姐。若不是性保健用品店的女老板提醒我，我也根本不会尝试去问小旅馆的老板。但无论是保健品商店的老板还是小旅馆的老板，在我问附近哪里有小姐的时候，他们之所以愿意告诉我实情，乃是因为把我假定为潜在的嫖客。

因此，在他们告诉我实情之前，我并未直言我的学生身份和调查目的，怕他们有顾虑。我只需让他们相信，我不是警察。在他们告诉我答案之后，我才公开自己的身份和目的。如果换成女生来询问的话，不能说她无法发现我所能发现的，但至少要费更多的周折，花更大的功夫来消除知情人的疑虑。

男生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可以更为公开地在“红灯区”里晃荡，也更容易被“邀请”进入娱乐场所并接触到小姐。

在Y市的这个“红灯区”，有两条非常著名的巷子，当地人称“玻璃巷”。巷子两侧分布着很多发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们，坐在玻璃门背后，只要有男人路过，便会敲击玻璃以吸引男性的关注，进而通过手势、眼神、直接的招呼等方式，把这些男性转化成顾客。

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刚刚经历了一次严打。据当地人说，在严打之前，这里的生意更加红火，发廊更多，小姐们常常跑出发廊直接到路上拉人。自然，当路过小姐集中的这些地方时，作为男性的我，也就很容易被当作嫖客邀请进来。

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接触到几位“站街女”。

此前，我们团队较少接触到这个特殊的小姐群体。在得知我发现了一个站街女集中的新区域后，师姐第二天让我带着她前去探访，想亲自和站街女聊一聊，但没能实现。由于前一天接受我访谈的两位站街女都不在，我们只能去动员其他的姐妹，但她们都不愿配合。

这背后或许有空间环境的特殊限制。如果是在发廊里面或者其他封闭的娱乐场所之内，女性调查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与小姐套近乎，甚至通过一种静默但执拗的存在，来慢慢地突破小姐的心理屏障。但是在空荡的街头或巷口，女性调查者却缺少得以同小姐拉近关系的媒介；例如，这里没有电视可以同小姐一起观看，没有凳子或沙发让你坐，也没有什么物体可以拿来遮挡自己的身体，以使自己的存在显得不那么突兀。

如果女性调查者坚持选择同站街女站在一起，就很容易被对方理解为一种威胁：或者是抢生意的陌生同行，或者是做生意的妨碍。女性调查者也很难跟随站街女一起进入她们的出租屋，然后再进行访谈。相反，男性调查者则可以在进入出租房之后，再争取她们的配合。

但是，切莫夸大男性的优势。潜在嫖客的身份，能够为进入场所带来便利，但也会给后续的深度调查带来限制。进入并不等于深入。尽管我选择在进入私密空间之后，马上公开自己的身份和目的，但仍然能够感受到男性身份所带来的局限。

首先，如果没有“引路人”的介绍，男性调查者要想在娱乐场所里待下去，往往不得不计时付费，这显然会增加调查成本。尤其是调查站街小姐的时候，她们一次服务的时间往往只会持续几分钟，最长不超过20分钟。尽管服务的单价很低（当时只有20元），但随着调查时间的延长，我就需要不断付费给她们。而在这方面，女性调查者反而更具有优势。同样是在无人介绍的情况下，假如女性调查者被允许进入场所，那么她们往往不需要付费。

当然，更严重的局限在于，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所可能建立的关系来看，如果没有人介绍，如果不被允许长期反复地存在于某个娱乐场所之中，那么，男性很难像女性那样，通过相对漫长的套近乎阶段，逐渐与小姐建立深厚的情谊。而缺乏这种情谊，研究者很难进入小姐的生活世界，只能了解一些她们职业生活中相对肤浅的细节。

尤其是，如果男性研究者首先以嫖客的身份进入场所，或者被小姐当作嫖客的身份引入场所，那么研究者一旦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后，小姐就很难适应双方之间这种新的关系。例如在访谈的过程中，有些小姐，仍然百折不挠地把我当作潜在的“资源”进行挖掘，或者怂恿我做一次（然后付费给她），或者撒娇似的央求我多给些访谈费。反之，建立在姐妹情谊基础上的女性研究者与小姐的关系，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她要接客，我怎么办？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去Y市之前，我们并没有预期会碰到站街的小姐。到了Y市之后，协助我们调查的当地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也并没有告诉我们她们的存在。发现她们实属偶然。

为了考察“红灯区”周边情况，我需要四处走动。一天，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就沿着一条小渠往前走，进入了一个相当大的住宅区，方圆四五百米。房屋是当地居民自建的楼房，一般三四层，带有院子，但是一般非常狭小。听周围人说，在这个住宅区居住的大多数是外地人。一个单间，月租金约为100多元；如果供应暖气，可能要200多元；条件稍好的，可能要300元左右。

让我感到诧异的是，偌大的住宅区内，几乎所有的巷子都是空荡荡的，很少能见到几个行人，但在紧邻小渠的巷子里或者小院门口却站着几十个女的。我开始不明白，但很快便意识到，她们便是传说中的“站街女”。因为一旦有男性经过，她们就会用手势和眼神打招呼，或者直接问是否需要服务。在这片最为偏僻的区域，看到行人有意之后，一个小姐甚至用力地把男方拖进了屋子。不过，总的来说这种情况很少见。大部分小姐都是站在那里不动，除非客人走上前来搭讪，她们才会开始动手挽住客人。

这里的小姐许多是三四十岁的，不过偶尔也能发现非常小的，看着也就20岁左右。不同年龄段的小姐似乎不倾向于混在一起，那些扎堆在一起的小姐一般都是年龄相当。

在这些巷子里，除了经过这里的男性之外，总有一些男性一直守在旁边，很少动弹，我估计是鸡头。但我访谈的小姐告诉我，很多站街的小姐并不是由鸡头控制的，而是独立经营，或者由丈夫陪伴和保护。

在巷子口，我碰到了一个小姐，此人最显著的特点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据她说，她不是因为爱学习才变成近视眼的，而是因为小时候害眼病，视力受到了损害。在外面站着等生意的时候，她身穿红色的羽绒服，非常显眼。她将近40岁，不再年轻，但打扮得很整洁。加之她戴着眼镜，如果在另外的场合看到她，谁也不会把她想象成在街上拉客的小姐，而是会把她看成一个中小学的老师。她和孩子住在Y市的另外一个区，这里的房子是专门租来做生意的。因为担心被邻居发现自己做小姐，她每天要跑很远的路来这里。

我和她前后聊了三次。第一次付给她30元钱，她说肯定会聊到让我满意。我以为她愿意不限时间地和我聊。谁知不到半小时，她就说自己要做生意了，而且说自己并没有答应一直陪我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要求她聊下去，肯定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因为为了赶时间，她的回答突然间变得非常简单）。很显然，她不想继续聊下去了。于是，我提议在她生意较少的时候再来找她。她建议我下午5点以后再过来，那时候天快黑了，天气变冷，行人较少，生意也不多了。

我到旁边转了一段时间，趁机把刚才访谈的内容补充记录在小本上，然后又过来找她。当时，她有生意，正在屋子里。于是，我与旁边一位来自甘肃的小姐聊了起来，一直到天黑。结束的时候，前面说的那位大姐已经回她的住处了。

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我又来了一趟。当时，她也在做生意。碰到昨天访谈的那位甘肃小姐，她让我在旁边的院子里稍等一下。过了约莫七八分钟的样子，客人出来了。听到客人临走前的招呼声，我就从旁边的楼梯走下来，前去敲她的门。当时，她正在穿外衣，见到我，就把我请到了屋里。寒暄几句之后，同意继续接受访谈。

不过，才一会儿工夫，又有客人找她。客人没有敲门，直接掀起帘子，见我坐在那里，马上扭头走了。看到耽误了她的生意，我有些不安。她又建议我晚一会儿再过来。于是，我又在外面附近的商店里等了十几分钟，然后才来找她。可是，当时她又有了新的生意。我只好在院子里再等了两三分钟后，才得以开始补充前一天的访谈。

这个过程的确很波折，但无论是从研究需要还是从伦理责任出发，我都觉得不能为了提前完成任务而延长任何一次访谈的时间。很简单，如果不尊重被访者的根本需要，那我们能期望从她们那里获得什么？

反过来，经由这个曲折反复的过程，我获得了这位大姐的信任。她意识到，我不是一个只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顾及他人利益的人。有了这样的信任做基础，我们又何须受制于精致复杂甚至谨小慎微的访谈技巧？

跟芳姐去烧香：错失良机

2009年春节假期，我接到芳姐的来电。半年不见，感觉有很多话要讲，一下子聊了半个多小时。我有些意外，因为此前我们只相处了短短的一个星期，她竟然还记得我。细想其实也不奇怪：虽然时间不长，她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

我认识芳姐，是在D市开展小姐调查期间。当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引荐给一些娱乐场所，说我们是来做调查研究的，然后就撒手不管了。说实话，我们也不能期望疾控中心提供更多的帮助。由于其政府背景，他们介入过多反而会带来很多麻烦。要想与小姐建立良好的关系，关键还要靠研究者自己。

芳姐属于小姐中的意见领袖，性格豪爽，做事干练。老板不在的时候，常常让她帮忙照看场子。她的老板开了两家场子，一个KTV，一个发廊。白天，芳姐主要待在发廊，晚上去KTV。由于白天要帮老板照看发廊，她在中午生意冷清的时候也要“坐班”。而此时，由于很多场所还没有开始营业，我也没有别的去处，所以就常常往她所在的发廊跑。

在D市，我和她最熟。但即使是这样，我也没法解释她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在和她聊天的时候，我说得很少，几乎都是她在说。她不仅对我有问必答，而且说了很多我没有来得及问，或者根本没有想到去问的问题。比如，她脸上的道道伤疤。

芳姐是城里人，她老公是村里人，所以当时她妈妈非常不乐意，不想让他们来往。于是，芳姐就带着老公跑了出来。当时，她准备出来后就把他甩了，但是甩过许多次，都没有成功。

有一次，他们分手了，芳姐开始和另外一个男人交往。其实，她并未打算和那个人长期交往，想玩玩一夜情就算了。但是，那个男人不乐意，想和她结婚。芳姐告诉他，根本不可能。那个男人一着急，就拿刀片在芳姐的脸上划了八九刀。后来，他被公安抓到，判了好几年徒刑。芳姐的脸上也缝了几十针。多年之后，我仍能看到清晰的伤疤。

芳姐在医院里住了好久。她现在的老公知道后，就来照顾她。她不能起床，他就负责照顾她的吃喝拉撒。但即使是这样，他也感动不了芳姐。当时，她老公看着她说：“你受伤了也好，这样你就乖乖地别想‘调单’了，好好地跟着我吧。”

后来，芳姐的弟弟来医院看她，她老公为弟弟买了很多好吃的。吃饭的时候，她老公只吃简单的饭菜，根本不碰那些好吃的。芳姐说：“你也吃啊！”他说：“吃了吃了，让你弟弟多吃些。”芳姐告诉我，她当时真的被感动了。

芳姐说，她老公心眼特别好，对她也非常好，还帮她洗脚、洗内裤。再想想她自己的情况，脸也花了，还是算了吧，别折腾了，和他结婚吧。芳姐信命，“人的命天注定，他就该是我的人，想甩也甩不掉。”

结婚后，由于老公家是农村的，条件很不好，出来打工挣得很少，所以她就出来偷偷摸摸地做小姐，想多挣点钱。后来，老公看到了她包里的避孕套，就问怎么回事。她说那是别人的，但他不相信。后来没办法，她就承认了。他很生气。她说：“不做这个怎么办？我也是想挣钱啊，就你那点工资行吗？”他出去转了一圈，半个小时左右回来了，再也不提这个话题了。在我调查的时候，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做厨师。

一天，芳姐邀请我到她租住的房子里吃饭，还叫上了她的几个好姐妹。芳姐在一个当地居民自建的小院里租了一间房，离她工作的场子很近。小屋破旧、阴暗，但被芳姐收拾得井井有条。

刚一进屋，我就看到到处都是和佛教有关的东西：画像、图册、雕像、磁带，等等。在做饭的过程中，芳姐还播放了几首佛经歌曲。我是丝毫听不懂，只觉得空灵、清新、俊逸。看到我不停地问和佛教有关的东西，芳姐以为我对佛教感兴趣，所以就邀请我第二天早上和她们一起到庙里上香。

关于第二天庙里的情形，我现在记忆最模糊。因为头一天晚上我熬夜整理资料，第二天早上又起了个大早，精神有些恍惚。听她们说，上香赶早不赶晚，越早越虔诚。因为D市城区很小，我步行去芳姐的住处和她们碰头。我记得当时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但几分钟后到庙里的时候，却发现那里香火鼎盛，热闹多了。这或许透露了D市当地文化氛围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烧香，芳姐和她的姐妹们好像还买了纸糊的东西，在上面写上地址和祝福的话，说烧了之后可以给亲人祈福，既可以给生者，也可以给逝者。为了和她们保持同样的节奏，我也入乡随俗，模仿她们烧香拜佛，同时也给我去世的母亲送去祝福。

我很感激芳姐和她的姐妹们。她们向我打开了大门，准许我跨越职业的界限，以朋友身份进入她们的生活世界。她们不仅亲自下厨，让我品尝到D市之行中最美味的一顿饭菜，而且还准许我进入她们的精神和信仰世界。

但是直到现在，一直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我对她们的信仰和精神生活缺乏足够的敏感。我已不记得她们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意义，或许我根本就没有问过。身体的疲惫和思维的迟钝或许对此有所影响，但不足以成为开脱的理由。关键是我缺乏一种敏感的问题意识，没有意识到这些信仰构成了她们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如果这些行为毫无意义，那就难以理解，为何芳姐的屋子里到处都是和佛教有关的东西，以及为何她们愿意起那么早。要知道，她们通常午夜零点以后还在工作，在早上10点以后才会起床。到底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们？这种力量与她们的职业生活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

她们给了我宝贵的机会，但当时我的意识是空洞的，根本没有想到去探究。等我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之后，我却永远地失去了机会。后来，由于当时用的手机坏掉，我失去了芳姐的联系方式。

这种情况，我还遇到过一次。

由于芳姐的介绍，我在D市还认识了一位“前小姐”。当时，她已经有差不多一年不做小姐了，因为她找了个矿上的老板，做起了“二奶”。那个老板帮她租了一套楼房，每月给她发生活费。他在D市旁边的地区做生意，经常不在D市，但是他不允许她继续接客。

在芳姐家吃饭的那天，这位小妹也来了。饭后，芳姐去做头发，怕我一个人孤单寂寞，就让这位小妹陪着我。我跟着她去了她租住的单元房，她“老公”这几天正好不在。但没过多久，我就从她家里出来了，因为我突然不知道要跟她聊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二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但是，在当时，我根本未曾预期能这么深地卷入到小姐的生活中，更没有预期会碰到“转业”的小姐。我不自主地将视野局限于预先设定的狭窄主题（小姐的迁移与流动），怡然自得于那“一亩三分地”，却忽视了一旁埋藏的宝藏。

唉，悔之晚矣！

八小时、一顿饭、十万字：我辜负了她的坦诚

回顾我的性研究历程，不只有遗憾，甚至还有愧疚。这种愧疚不是因为我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或者研究伦理，而是因为被访者极其坦诚，向我敞开了他们生活世界的大门，使我能够充分地了解他们的生活，但我却掉进了信息的海洋里，见树不见林，无法实现超越，无法达成一种纵观或总览。最终只能以相对简捷的方式，来呈现“性”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

在我的电脑里，尘封着一些文档。在调查结束后，这些文档没有被细致分析，在写论文时也没有被使用。其中，有一半的文档——8小时的录音和10万字的誊录材料——全和一个被访者有关。

这个被访者是一名女性，时年35岁，未婚，家住京西，在自家的房子里经营演艺经纪方面的生意。她的经历很复杂，在求学、生意、感情等方面都经历过波折。当时，她正为一段网恋所困，看到我在网上发布的征求被访者的帖子，就主动联系我接受访谈。访谈是为我的博士论文做准备的，主题是性和爱情的关系。

在访谈开始之前，我们先在网上做了简单的交流，她已经了解我的身份和目的。另外，由于她之前读过潘老师的作品，知道我是潘老师的学生后，自然又平添了几分对我的信任。于是，她坦诚地邀请我到她的家里进行访谈。

那天，一大早我便从学校出发，八九点钟便赶到她家里，然后很快便进入主题。她非常坦诚，对我无话不讲。我只是简短地插话，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说。

她跟我介绍了她的原生家庭、她父母的离婚、她和一个大她十几岁的数学博士的早恋和同居，以及当时让她极其纠结的和一个离异男性的网上情缘。为了让我更详细地了解她和离异男性的交往，她还跟我分享了他们之间的短信往来以及网络交流的记录。

不知不觉间，四个多小时过去了，但是，访谈并没有结束，她仍然希望下午继续跟我聊。于是，她让助手准备午饭，并留我在她家里吃饭。由于她的助手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不能谈论她的情感问题，但谈了很多其他的内容。午饭后，我们又聊了差不多4个小时。最后，我得到了8个小时的访谈录音，并据此整理出10万字的访谈材料。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受，就好像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碰面，而是已经来往多年的老朋友。直到现在，每每回想起这段往事，我仍然非常感激她的热情招待和信任。

在如此丰富的信息面前，我本应感到欣喜，但事实上却感到恐惧。听录音和誊录文字花去了我很多时间，让我倍感煎熬，而阅读和分析这些材料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由于我此前已经完成了30多个访谈，积累了40多万字的访谈材料，如今再加上这10万字，我感觉真的像掉进了信息的旋涡，难以自拔。加之当时提交博士论文的期限日益临近，而我迟迟找不到能够把如此复杂的信息整合在一起的框架，最后我不得不选择割舍这10万字，准备留待将来再分析。但一放就是很多年。

中间，我虽曾几次试图重读这些材料，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但总因各种事情被打断。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消化这些材料，也没能把它们整合进一个让我满意的分析框架中。换句话说，我并没有认真挖掘这些材料中的复杂性和张力，并据此补充、修改甚至重构我在博士论文里提出的分析架构。这些未消化的材料让我如鲠在喉。

如同芳姐，这位姐姐也热情地给我打开了通往她生活世界的大门。而与我面对芳姐时不同的是，我这次没有错过信息的宝藏。但是，这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心理负担，因为我没有把这些璞玉打磨成光亮的宝石。这让我感觉有负自己的使命，也愧对这位姐姐如此热情的馈赠。

意义阐释：情感与世界的重量

定性取向的社会研究总是强调意义的阐释。但究竟什么是意义，又该如何阐释呢？似乎没有人提出过简明清晰的答案。或许，如果我希望找到一个统一又简便易行的阐释意义的方案的话，恰恰表明我已经误入歧途。事实上，很多学者都在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意义进行阐释，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使用“意义”或“阐释”的字眼。但无论如何，这在客观上使“意义阐释”成为一个不可捉摸的“黑箱”，就如同反思人类学兴起之前的“田野工作”一样。

我没有能力让这个黑箱大白于天下。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人们通常倾向于忽视意义探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即情绪和情感。在这里，情感指的不是作为研究主题或内容的情感（例如，我在博士论文里探讨的爱情），而是指隐藏在被研究者的语言和行为背后或渗透其中的情绪和情感。紧紧围绕研究主题而设计的访谈框架，往往难以捕捉到这些情绪和情感，因为问题和回答都经过了认知的过滤，显得过于理性化，从而把生活中那些充满了情感能量的东西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调转方向，问一问被访者，他们为什么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

例如，愿意花一整天时间配合我进行访谈并请我在她家里吃午饭的那位姐姐，究竟为什么这样做呢？她能够通过访谈满足什么需求呢？显然，她很难通过访谈获得什么物质利益，所以其需求主要是情绪和情感方面的。但这种情绪和情感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在访谈之前的生活中，特定的生活主题（例如性和爱情）给她制造了怎样的情绪和情感的波澜？这些波澜又如何把她推入了访谈这种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她在访谈中所表达的内容，与她之前所经历的情绪和情感的波澜，又具有怎样的关联？目前，我虽然无法给这些问题提供明晰的答案，但至少能够感受到，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中，似乎隐藏着通往深度意义阐释的密钥。

有了这种意识之后，我便发现了一些之前被我所忽视的重要信息。

例如，一位女研究生之所以愿意接受我的访谈，乃是因为当今社会的高离婚率让她感到困扰。她对婚姻失去了信心，而这又深深地影响着她的恋爱和择偶。她虽然并不期望通过访谈来找到彻底消除困扰的方案，但非常渴望通过访谈来和研究相关主题的人交流她的感受。

再如，一名大四女生准备留学美国，她把访谈当作为适应国外生活所做的准备。在她看来，美国是一个更加性自由的环境，她有必要提前适应这种环境。但与此同时，她又把接受访谈视为一种挑战，因为她之前从来没有和一个陌生人直接讨论性方面的话题。尤其是，她预期实施（性研究）访谈的很可能是一位“大叔”。她说，如果这位大叔表现得咄咄逼人，提出过于尖锐的问题，她准备撒腿就跑。她很庆幸，因为发现访谈者是一位可被视为同一代人的年轻人。

这些把被访者推向访谈情境的情绪和情感动力，透露出重要的信息。它们不仅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而且有助于揭示被访者生活世界中那些重大的忧虑和关切。当然，我完全可以仅围绕研究主题实施访谈（例如，被访者如何理解和实践性和爱情的关系），但所搜集的信息似乎失去了生活本应有的深沉，显得平淡、单调、缺乏色彩。

可是实际上，正是情绪和情感，才让我们的生活世界变得如此厚重。或者说，情绪和情感能够给生活加权：让其变得轻盈或沉重、清新明快或晦暗不堪。如果忽视情绪和情感的维度，意义似乎就成了一般化和纯粹抽象的方向性的东西，失去了真实生活中所浸透的人的味道。

当然，为了考察生活世界的情绪和情感维度，仅仅去探问对方接受访谈的动力是远远不够的。由于情绪和情感是非常身体化的，是具身呈现的，我们必须考察和身体密切相关的那些体验：痛苦的挣扎、情不自禁的喜悦、歇斯底里的吼叫、失声的痛哭、夜晚的无眠、翘首的企盼，等等。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我自己的研究中，类似的内容很缺乏；而在别人的研究中，我也没有看到太多相关的内容。或许，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身体尚没有“满血复活”。

研究者的隐私屏障：性研究逼迫我成长

在社会调查中，人们常谈及被研究者的隐私屏障，认为这是需要被尊重但也需要被克服的屏障。但较少有人关注研究者自身的隐私屏障。在这种忽视背后，人们似乎假定了一种理想化的研究情境：在研究开始时，研究者已经经过充分训练，消除了自身所有的障碍，因而障碍只可能来源于被研究者。但是，在现实的研究过程中，这种理想化的情境或许永远不会出现，尤其是在像性研究这种敏感问题的研究中。

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可能是由于我的性格原因，尽管跟随潘老师学习多年，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熏陶和脱敏过程，但我在开展性调查的时候，仍然会感到来自内心的隐私屏障：就好像有一种阻力，让我不敢或不愿向被访者提出敏感问题，担心引起他们的反感、抗拒和排斥。

多年的调查经历表明，这通常是我多虑了。在我鼓足勇气提出访谈中最为敏感的几个问题时，被访者通常泰然自若，很乐意配合，反倒是我自己感到不自在。尽管如此，直到如今我仍然没有完全消除我自身的这种隐私屏障。但是，相对于十几年前，我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

就性格而言，我似乎是一个更适合学习理工科的人：内敛、安静、注重细节、自幼喜欢数理化、不倾向于主动与人交往，很适合长时间泡在实验室。但自从我父亲安排我报考旨在培养中小学教师的中等师范学校后，我就感觉与理工科渐行渐远了。后来，尽管抓住师范学校难得的机会，考入大学，却被剥夺了自由选择专业的机会，直接被安排到河南师范大学的教育系。路径依赖就此确立，我从此不再幻想跨界，但又不想彻底放弃儿时便有的成为科学家的梦想。如果成不了自然科学家，那就做社会科学家吧。于是，我选择了社会学，一直攻读学位，最后选择在高校任教，打算以研究为志业。

虽然没能学习我最喜欢的化学和生物让我感到遗憾，但我也庆幸选择攻读要求不断开展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尤其是庆幸跟随潘老师学习性社会学。性社会学不仅逼迫我接触社会，而且给我提出了最严苛的挑战，使我能够不断超越自己，打破消极避世的倾向，勇敢地直面生活并充分地参与生活。

如果一直学习化学和生物，我可能会更加了解自然，但却因此而丧失深入参与社会和重塑自身的机会。我宁愿选择后者。

想当初：我选择身处边缘

第一次看到潘老师的名字，是在读大学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本在新乡读书的我，来到郑州的一家书店，非常偶然地翻到了潘老师关于小姐调查的著作。

或许是因为小姐的世界离我当时的生活实在太远，我深深地被书的内容震撼了。但同样是因为两个世界相距甚远，在回归到日常的学习生活之后，潘老师和他描绘的小姐世界，慢慢地漂移到我记忆的深处，尘封了起来。那时，谁还能想到，日后我竟然会和这位京城的“麻辣教授”有一段“奇缘”！

2001年，我来到人大读研究生。第一学期的必修课便有潘老师的《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我第一次见到潘老师便是在这门课上。时间是在晚上，潘老师身着笔挺的西装，精神焕发，讲起课来洋洋洒洒。我对这次课的印象极其深刻，因为就是在这次课结束的当晚，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或许当时潘老师才刚刚回到家里，我便给潘老师打了一个电话，问是否可以请他做我的导师。

电话是在宿舍打的。在打电话之前，我并未和三位室友讨论。刚打完电话，他们惊讶地问我：“你确定你将来要研究‘性’吗？”我顿时有点懵了……

说实话，潘老师当晚的课程内容是研究方法，并未突出性的色彩。我只是觉得潘老师讲得太好了，似乎“淡忘了”他和性研究之间的关系。

我的室友都很喜欢和敬重潘老师，但若让他们自己在今后几年里从事性研究，他们仍然很犹豫。我必须承认，他们诧异的目光让我纠结了几天：在思想和人格的魅力以及禁忌和偏见的压力之间，我该选哪一个呢？我很庆幸，我选择了忠于初心。在经过潘老师简短的考察之后，我入了师门。

经历过这场选择导师的小小波澜之后，我意识到了性研究在整个社会学研究或学术研究中的边缘位置。但我选择身处边缘。

结语：师门的学术技艺与生活世界

尽管身处边缘，但我并不孤单。在我的身旁，有潘老师和师母，有众多师门的兄弟姐妹。我们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在这个家庭内，我们既可以坐而论道，又可以“吃喝玩乐”，而且论道与吃喝能够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我一直认为，我最重要的知识、技艺和人生感悟不是来自于课堂，而是来自于师门相聚的餐桌旁。大家齐聚一堂，不仅交流各种逸闻趣事，也讨论严谨的学术问题。在这些餐桌旁，凝聚了我最珍贵的人生记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做研究是一门手艺，而手艺是通过手工作坊——而非大型工厂——传承的。作为手工作坊/家庭里的一个学徒，我的生活世界和学术视野都被打上了鲜明的集体印记。当我与众多的研究参与者相遇时，我是拖曳着这个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与他们相遇；而当我的目光与研究参与者的目光交汇时，我也是透过被师门的学术视野塑造过的眼光和他们相视。

感谢师门的每一位成员！也感谢所有参与我的研究或给我提供帮助的人！你们以优雅却又充满活力的方式装饰了我的窗子，也装饰了我的梦！我希望，我也已经并在未来继续以富有意义的方式装饰你们的窗子和梦！

请了解我＞＞

王文卿，一直跟随潘老师攻读社会学硕士和博士，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任教。

自幼外表谦和，但内心性情乖戾、执拗；渴望别人认可，但又不甘随波逐流；从来不认同自己的处女星座，但一直有洁癖和完美主义情结。因此，追随潘老师，既是缘分，又是性情使然。

1980年我出生于豫东的一个小村庄。只因父母的“男孩偏好”，我在两个姐姐之后出生。计划生育使我幼年时成为一个没有户口的“黑孩子”，在很多年里没有分地的资格。吊诡的是，在我即将大学毕业之际，家乡的新一轮调整分地竟然给了我一亩八分地！据我了解，之后的十几年，家乡没有再调整土地，我依然是“有地之人”！尽管我户口在京，但我是“千里之外有地的人”！但我下一趟地不容易，一年才那么一两次，实在对不起国家之馈赠！

虽是1980年生，但我身份证上赫然写着的是1978年，这是严格的户籍制度在我身上打下的一个深深的烙印。大学转户口时，不知何故，迁移单上写的是1978年。当时年少，不知年轻是重要资本，也没有想到更改。待意识到重要性之时，户口已在京，想去更改难如登天！于是现在，我时刻背负着户籍制度的烙印，我时刻意识到这种制度对国人——尤其是我的农村父老乡亲——的影响。

户籍制度也不断地提醒我，我的根在何处。我从不忌讳我的农村出身，艰苦的农村生活是我的人生财富。家乡虽然依然清贫，但那里融汇了太多美好的儿时记忆。尽管我的父亲是教师，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其教师背景，我也很难跳出农门，但我自认为是“农民的儿子”。我与“农民工”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我的亲戚、同学、朋友中有很多都是、曾是或将来仍然是“农民工”。我想研究这些亲人，想看看他们在城里的生活，看看“进城”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并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帮助他们更好地过他们想要的生活。

经历了差不多十年左右的茫然和“沉沦”，我正在顽强地重新点燃生命的激情。过去的十年并不是一种“浪费”，反倒可能是一笔“财富”！只有自己活明白了，学问才能做明白。只有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才可能把握世界的重量！人生苦短，如果不马上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让人热血沸腾和充满激情的事情，又待何时？

小姐主体之性问题：兼论敏感问题社会学研究之困与思

姚星亮（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题记：真相，是由无数不同面向的建构事实所构成的，是只可趋近而永远无法达到的彼岸。对于社会学研究者而言，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去发现和挖掘更多的“建构事实”，尤其是主体建构的原初事实；而不是仗着研究者的话语权，恣意裁剪或曲意构建。这在敏感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中，尤其必要、重要！甚至是唯一可取的研究进路。

小姐，是当前社会中对于某个群体的一种颇为流行的别称，对应的是官方文本中所常称谓的“卖淫女”，或当前国际上较为通用的所谓去污名化称呼——“性工作者”。那么她们到底卖的什么“淫”，怎么卖的呢？她们自己如何看待诸如“卖淫”“性工作”“娼妓”“小姐”等所背负之污名呢？对此，她们又有着怎样的理解和认同呢？她们的理解对于我们、对于社会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要弄清这些问题，非得真正“进入”到她们的生活世界不可——聆听“主体”的声音，而不是凭由他者的想象。

第一部分：方法与方法论

一、敏感问题怎么调研

敏感问题有很多种，因其“敏感”之特殊性，研究过程往往迥然有别，但也仍然有很多相通乃至共同之处。譬如，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问题，研究过程中的伦理问题，研究内容的信度和效度问题，研究者的价值偏好问题，研究的涉入性影响问题等，相对于一般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而言都更为突出，更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边缘群体的研究经常会涉及诸多敏感问题，面临着“主体”被漠视，或者被过度解读的困境，致使原本已然缺乏关注的问题，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以边缘群体的性社会学研究为例，主要会涉及这样一些敏感的具体问题：性羞耻、道德焦虑、身份暴露、被执法顾虑，等等。由此，一方面会容易陷入调研尴尬，另一方面可能会面临难以逾越的调研屏障。从而，最终往往多呈现为，出于“研究需要”的基于（选择性的）支离破碎的信息而“深加工”出来的、“为主体代言”式的研究。这不仅存在着“失真”的风险或面临研究信度的质疑，很有可能会完全沦为研究者捕风捉影的想象性建构，或自我论证式的意向性建构。

基于多年来的敏感问题研究经验，窃以为，破除这一困境首先需要：其一，强化主体意识，真正确立起研究对象主体之对等地位（而不是泛泛而谈的所谓主体能动性之主体）；其二，从确保研究质量，提升研究效度和信度的方法论高度，贯彻对于恪守研究伦理的再认识；其三，秉持主体建构视角，尊重主体逻辑和生活现实；其四，反思主体建构及其呈现，正视对于研究问题的“再认识”。

在中国，对于像“性”这样敏感的问题，像小姐这样敏感的人群，人们在真正进入调研之前，总会习惯性地为自己的到来编织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的研究设定诸如“怎样的迫不得已”或者“为什么乐此不疲”之类的问题以图攻克得解。最终却发现，要么始终格格不入只能外围观景，要么所谓的问题就像晋惠帝所谓的“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一样，是那么的幼稚可笑。而对于真正的问题，却往往所知寥寥或者一筹莫展。

通常意义上的进入“红灯区”并不难，谁都可以。问题是，如何得到接纳、认可以及对调研的配合，实现研究意义上的真正“进入”？对于社会学研究者来说，不同于游记作家或记者，进入“红灯区”的目的不是“描绘”，而应在于“主体的呈现”和基于“问题意识”的发现。这说难亦难，说易亦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式，但对于“小姐”与“性”的研究而言，也许最适合的还是“非攻式”的研究方式。正如《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一书的作者米歇尔·沃尔德罗普所述：“如果你把所研究的问题看作是一个中世纪的城堡，四周都围着城墙，那么，许多人的研究方式都是像一只斗架的公羊一样向城堡径直发起攻势。他们会疯狂地直扑城门，尽自己全部的知识力量和聪明才智去摧毁防御工事。但阿瑟从来没有感到用斗架公羊式的方式来攻克难题是他的强项。他说：‘我喜欢先沉思良久。我只是在城外扎营，等待着、思考着，直到有一天——也许在我转向对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研究的时候——城门的吊桥突然就放了下来，守城的人说“我们投降”，解题的答案一下子就呈现在你面前了。’”

我们研究团队的师生多次各地的调研经历无不一一印证了这一点。对于“红灯区”的调查，在遍尝了“通过行政系统正式进入”“以正规方式直接找老板”“非正规方式找老板”“通过老板找小姐”“避开老板找小姐”等方式方法而不同程度地屡屡受挫之后，发现也许最彻底有效的方法就是“混熟了再说”。

所谓先“混熟”，也就是不要急于攻城，而是且先把“研究之城”搁置起来，在“城外”（但在“所要研究的社区内”）安营扎寨，“相处式”地生活，考察着（熟悉、了解并理解这个环境和生息其中的“人”和“关系”）、等待着（被接纳）、思考着（怎样去交流，去探索研究问题）。然后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通向问题的吊桥放下了；或者蓦然回首，你已经“在城里”了。原先的一切（防备、隔阂、困惑），迎刃而解；接下来的一切，也就水到渠成。

二、知情同意的信度与效度

换个角度而言，这其实是一种现实版的“知情同意”，也才是真正的、彻底的知情同意。所谓“日久见人心”是也，真正的知情同意，不是宣读一遍知情同意书，宣称一下研究的“重大意义”和配合调研的报酬，对方签个字就能得到解决的。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当前的很多研究而言，知情同意却沦为了一种敷衍的形式，为的是让研究对象签字落印，以避免给研究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不是出于为了确保被研究者权益的切实考虑；更缺乏对知情同意在研究方法上会影响研究信度、效度的基本认识。多次的性社会学调研经验让我们认识到，知情同意，不但是出于伦理要求的必须之举，更是确保调研质量的必经之途。

毋庸讳言，一个对调研缺乏认同和信任而敷衍配合的研究对象，或者仅仅为了报酬而迎合的研究对象，怎么可能为研究提供切实所需的有效信息？那么基于这样的调研信息而展开的研究，又如何能够得到令人信服的结果呢？多次调查的经验教训和总结，也让我们认识到，进行“性”的实地调研，首先要学会的是耐心细致，而最核心的则是要学会对所调研问题和调研对象的充分理解和尊重。无论在“进入”“考察”，还是“交流”的各个具体操作层面，都必须始终保有伦理意识，坚持知情同意原则。

三、研究的方法与视角

就具体的操作方法而言，一是信息饱和法与经验饱和法；二是基于关系建构的主体视角。所谓信息饱和法，简而言之就是，就某个研究主题的定性研究来说，无论是调研对象还是调研内容，都要力求差异最大化，要尽可能地去了解不同的、多方面的相关信息，以达到力所能及的饱和状态，以避免“真相”的垄断。而所谓经验饱和法，则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调用（而非刻意回避或否定）研究者自身和其他研究者的经验，尝试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方式展开研究，力求多面地发现和综合，以在信息饱和法的基础上，达致一种相对更为完整的主体呈现。

因为，社会无真相——我们所能看到和认识到的都只能是研究对象、社会现象或问题的某个/多个角度的相关信息，而且这些不完备的信息还必然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经由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梳理出来的。

简而言之，事实，是真相的面向——若从胡塞尔客体二重性理论来理解，也即是我们对于客体（真相）的认知意向。而认知意向，必然是特定社会与情境中的主体性认知，是认知图式与个体经验在相应情境中，对于“实在客体”的意向性建构。换句话说，事实皆是对于真相本体的意向性认知建构——事实即“建构事实”。而真相，就是由无数不同面向的建构事实所构成的，是只可趋近而永远无法达到的彼岸。

我们日常生活中通常所谓的“真相”，往往是某个或多个面向的建构事实，经由某种权力的操控而取得垄断性地位所造成的，其实质上是一种“垄断性真相”——会随着垄断性地位背后的权力更迭，而发生“与时俱进”甚至完全矛盾的变化（譬如，很多在“文革”中被某种“真相”所搞臭或搞死的“革命叛徒”“阶级敌人”，在后来的拨乱反正中又被新的“真相”所昭雪清白、史册流芳）。

因此，对于严谨的社会学研究者而言，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去发现和挖掘更多的“建构事实”，尤其是主体建构的原初事实，而用社会学研究的专业视角和理论架构予以梳理出来、呈现出来；而不是仗着研究者的话语权，恣意裁剪或曲意构建。这在敏感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中，尤其必要、重要！甚至是唯一可取的研究进路。

四、跨越研究的认知屏障

而试图做到上述所言，既有赖于情境意识，也有赖于关系建构的主体视角意识，以及这一视角在研究过程中自始至终的贯彻。可以说，关系建构的主体视角，是敏感问题社会学研究最为核心的要求。

常言有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仅仅只是敏感问题社会学研究的第一道，也是相对简单的一道屏障（调查屏障）。如果我们能真正贯彻前面所说的“知情同意”，并从方法论角度上认识到伦理原则对于调研质量的重要影响，再辅以“社区考察”“相处交往”“信息饱和与经验饱和”等调查方式，那么这一道屏障就基本能够得以破解，从而得到相对于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建构而言的真实的“建构事实”。但更为重要的是第二道屏障——认知屏障。

如前所述，即使破解了调查屏障，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也仍然只能是“建构事实”，而且是研究对象在调研情境中相对于具体的调研（方式、问题）与研究者共同建构的事实。因此，如何认识和理解这“建构事实”也就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和价值所在。

首先，必须承认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地位，认识到所调研“事实”的建构性与主体性。秉持这种意识，才有可能避免过度裁剪或扭曲，避免以研究者的主体优势“替”研究对象发声，而趋近真正意义上的“呈现”。

其次，必须认识到所调研“事实”的建构性与主体性是“关系”的反映。此“关系”不仅仅是外在的情境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更是内在的、流动的、具有建构性的一种关系。换句话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此“关系”中的应对，以及对于“事实”的建构，其本身也是被此“关系”所建构的——“关系”才是这调研情境中的真正主体，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只是其衍生的执行者（从属的践行主体）。

其实，换个角度很容易理解，研究者只是在这种关系和情境中才是相应的研究者（部分主体），研究对象也只是在这种关系和情境中才是相应的研究对象。从而，我们才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整体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主体，在此“关系”和情境中的从属性和不完整性；从而，我们才能自觉地去反思所调研到的“建构事实”，以不断趋近问题的真实呈现。

五、理解主体建构的误区与困境

但是对于主体建构的理解，容易陷入以下两种误区：一是将主体建构等同于主体的表述/言说；二是将主体建构等同于研究者所呈现出来（转述）的言说。

前者涉及的并不是有些学者提出的“有没有完全主体性”的问题，而是“主体建构”与“主体表述”之间的差异：一是能否完全表述（涉及表述能力）；二是如何表述（涉及表述情境）——也即，在不同情境下言说的不一致，以及言说与主体建构之间存在的不一致。

第二种误解涉及的是研究者主体的涉入问题，实际上是研究者对“被研究者及其表述的主体建构”的一种转述。这转述，是研究者对所获悉内容的主体建构的表述。而研究者如何转述，既受被研究者的主诉影响，也受研究者自身及相关情境的影响。一个严谨负责的研究者会力求最大程度呈现被研究者的主体建构和表述，但无可避免地会因为转述而有所失真。这是一个无解的困境，所能做的是从调研之初就做好相应准备，并对研究者自身和调研的过程做一定程度的呈现，以求有助于还原和辨析；同时，作为研究者，有必要也有义务把相应的具体情境展现出来，并反思包括研究者自身在内的主体建构及其呈现，对读者敞开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主体对于所研究问题的“再认识”，从而赋予读者相应的解释权。

第二部分：研究发现

六、发现一：小姐不卖“淫”

很多男客到“红灯区”并不要求小姐提供直接的性服务，而是提出各种千奇百怪的“变态”要求，譬如让小姐用难听的话斥骂，拿皮鞭抽打，用高跟鞋踢，穿上某种服装让他看，等等。还有一些男客，连基本的性能力都没有，来找小姐只是为了过过眼瘾、嘴瘾或心瘾，甚至相敬如宾地聊聊天就完了。这样的案例虽不乏其多，但整体上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却已足以促使我们思考：小姐“卖”的到底是什么？又是什么支撑着她们的精神世界与自我认同？

试想，如果这些男客对妻子、朋友或者同事提出类似的要求，会怎样？恐怕不仅是“变态”的骂名，还可能导致家庭生活、社会交往和事业上的灾祸，甚至会被逼着去“找医生”。这些男客来此消费的只是他们在“正常生活”中无法得到的服务和满足。

这里面有“性”的成分吗？——既没有，也有！（看如何理解“性”。）

但即便有，也只是对男客而言的。从小姐的主体立场而言，这哪有什么“性”的成分？在小姐看来，到“红灯区”却不找性的行为那才是变态。（包括我们这些调研，在她们看来更是“变态”。在那些没有成功进入的“红灯区”，我们就常听到小姐在我们身后发出类似的议论，“来这儿调研个什么调研，不是有病吗？”）在小姐们看来，她们只是满足了这些男客们的“变态”要求，无异于“收费治疗”。

上述案例，男客并不直接找性，小姐也自然不会认为是“性”，更不会认同是“淫”。

而所谓“性交”，则自然是双方或多方的。可在我们的调研中，却很少听闻有小姐提及她们在性交易活动中有性快感（为了追求性满足而做小姐的也确有其人，但极少，可以例外）。实际情况是，我们研究所访谈过的一千多个小姐，基本上说的都是，整个过程中她们甚至连基本的性反应都没有，往往需要辅助工具才能完成（譬如提前准备好润滑液）。那么，对小姐而言，这样的活动何谓之“性”？又何谓之“淫”呢？也就是说，虽然很多男客买到的确实是“性”或“性快感”，可是小姐们卖的却不是“性”——在她们看来，只是身体的暂时租用权和相应的“劳动”而已。

那些以性器官的接触来界定“性”与“淫”的认识，是将“性”局限在了生理层面，而忽视或者说缺乏对人类之“性”的情感、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基本认识。那些认为小姐“淫”，认为小姐在性交易中得到快感享受而乐此不疲的人，不仅是由于无知的意淫臆测，更是某种自我认识的投射——看上去是在用上半身说话，实际上是在用下半身思考。

众所周知，女性在性活动中往往需要较多的“前戏”和甜言蜜语，才会得到性满足，产生快感或达到性高潮。可是哪个小姐会对前来买性的男客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又有哪个嫖客会为了满足小姐而来呢？至少在我们调研的小姐中，从未听闻过。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姐们在性服务过程中没有快感（反而恰恰有不少小姐表示常会产生厌恶感、疼痛感），甚至没有基本的性反应了。但是在与自己男朋友、爱人的性活动中，小姐们却大多表示有快感和高潮——因为对小姐来说，这才是“性”。

而另一个现象也令人深思。有些从事性服务的中老年小姐，虽然在性服务过程中也会根据客人的要求而提供各种性体位、性花样，但在和自己的丈夫或恋人进行性活动的时候却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恐怕还是因为，她们认为与所爱之人的性活动才是“性”，需要遵循“性”对于妇女的传统道德要求，不可妄为。而她们在“红灯区”提供的性服务，不过是出于经济之需的劳动，得听从付资方要求的劳动指令去完成。

最经典的一个案例，我们在西北某地一个“红灯区”做关于“小姐与健康”的调研时，在问到一个小姐她平时接活是不是每次都用避孕套（安全套）时，她脱口而出：“当然用啦！”根据我们的调研经验判断，觉得她这是在敷衍我们。但她后来的话，让我们彻底相信了，更为自己的寡闻少知而感到惭愧。她说：“因为戴套，就会隔着一层，操不到我了。”言下之意，男客在我这儿只是操安全套而已。对她来说，她卖的还是“性”吗？遑论“淫”了。

再者，咬文嚼字来说，所谓“淫”（多指交媾的行为、思想），放纵、过度、沉溺也。譬如《书·大禹谟》：“淫，过也。”《诗·关雎序》：“淫者，过也，过其度量谓之为淫。”《左传·隐公三年》：“淫，谓耆欲过度。”

在性交易过程中，小姐们“放纵”吗？“过度”吗？“沉溺”吗？就我们实地调研所知，在性交易过程中，小姐们往往无比吝啬，任何额外的要求、花样都是要斤斤计较、额外收费的。她们往往会想方设法地让客人早点完事，因为性交易是按次计费的；往往收完钱就跟你尽快拜拜（bye-bye），去准备迎接下一单。何“淫”之有？

七、发现二：小姐没“工作”

“性工作者”是当前国际上较为通用的，作为对“卖淫女”“娼妓”的去污名化和去性别化的称谓。但这一称谓是否适用于当前现实中的中国社会，有待商榷。

一则，从社会角度而言。工作，对应的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某种职业和相应的职业技能，以及相应的权利和保障。如果没有人认为“偷窃”“行乞”“贩毒”等是一种工作的话，那么“性交易”如何能被界定为一种工作呢？从事性交易的小姐，属于哪一类社会分工体系呢？能否得到“工作”相应的地位、权利和社会保障呢？事实上，在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工作，仍然是一个颇有门槛的称谓。即便今天已经风生水起的“个体户”“养殖户”“农业承包户”们，都很少有人会认同为“有工作”，更遑论其他底层的各类劳动人民了。简言之，在中国当前社会，缺乏社会地位和社会保障的劳动，恐怕都算不上“工作”。

二则，从主体角度而言。小姐也缺乏“工作”意识和自我认同。在我们的调研中经常会听到小姐说，“其实我也想去找个工作”——言下之意，她认为现在从事的并不是一份“工作”，只是一份“营生”。为什么呢？因为她们虽从事劳动，却没有相应的劳动保障，既无工作条件，也无工作环境，更无工作的社会认同、自我认同和“被尊重”感。恰恰相反，还经常面临着“扫黄打非”“劳教罚款”和各种社会歧视，乃至被虐待、虐杀的危险。（可参见赵军：《边缘的权利：女性性工作者被害问题经验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与新浪文化、雅虎财经等媒体合作，曾通过在线调查的方式，开展了一项题为《2005年·你为“什么”而工作》的调查，共收到7632份有效问卷。其中78.3%的人表示，希望“被人尊重”是最被看重的工作动机和工作价值观。就此而言，小姐们能抱有奢望吗？能自视自称其劳动为“工作”吗？

换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小姐的劳动为什么不能被称之为工作，也就是要回答，小姐的劳动为什么不被尊重？就会豁然洞开，根本原因不在于“劳动形式”或“劳动价值”，而是社会/道德观念的问题。而“工作”认同的另一个诉求，在于权利和保障，小姐有吗？为什么没有？则又是另一个社会政治的问题了。

如果认为，声称“性工作”就可以要求相应的工作待遇，或者至少是诉求的起步，则无疑有些天真了——哪一项工作是因为声称为“工作”而获得相应待遇的呢？这种本末倒置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掩盖了问题的症结，沦为了口水之争。

去污名化没有错，但错在对于污名的认识。所谓污名，不是因具其名就必然被污的。小姐一词，原是多么高贵的一个称呼啊，是高官望门之女才能配得上的称谓，何有污名？为何会成为当今的污名呢？这是被建构起来的！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呢？建构的背后是什么呢？

人们的视线被过多地牵制于污名所接踵而来的歧视，而淡忘了污名何来——没有歧视怎么会形成污名？哪一个污名不是经由各种关联性的歧视而建构起来的？只是被建构起来的污名，会进一步强化和论证歧视的合情、合理，乃至合法而已。

因此，为小姐正名，不是赋予一个“性工作”称谓就能迎刃而解的。欲去污名，必得先斩断污名之根，确立每个人规划自我生活的自由、劳动的权利、平等的社会政策。在这些根本问题得到妥当解决之前，妄言“工作”的攀龙附凤，不仅无助于改善小姐的生存困境，还会令人迷离了斗争的方向和目标——过多地牵制于小姐的污名问题，而淡化了歧视的社会根源。结果只能是，“性工作者”也终将成为下一个污名指称（恰如我们今天已经多少能感受到的一样）——即便我们今天将小姐冠以“女神”之名，也不能例外。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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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星亮，江苏靖江人氏，曾就读工业设计专业，捎带着也就沾染了些不羁艺术气，然念平素不学无术恐有忝设计之名，兼之闲来爱装而沉迷过一阵思考之学，几回梦转，喟然于社会之“性”，便又发起了进学之疯来。虽莽撞无知，然承蒙老潘不弃，遂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了人大性社会学研究之门，追随数年，上山过海，出入十八禁区……那四处奔波的调研艰辛早已淡忘，留在记忆里更多的是老潘老顽童般寓教于乐的精神引领、师门讨论时的嬉笑怒骂、偶尔的引吭高歌，以及一次次甘苦与共所积淀起来的深厚情谊。

蓦然回首，皆因兴起，结缘于性，十又余年矣。无悔，有憾。知天命，尽人事，随风去。

第二部

融入他们的生活

社会科学的本质，就是要从人人可见的表象中去发掘那些平时被大家所忽视的现象和逻辑。

与“同志”们相处：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

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荣誉所长）

题记：人做学问，学问也在做人。

积累

1985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开设了“外国性观念发展史”的课程，开始了我至今未愈的“性研究”生涯。我那时的奋斗目标就很明确，讲历史最终还是要研究当下中国的性问题。于是我在1986年开始了自己的首次问卷调查。

那时候，我对于社会学和社会调查完全是门外汉，也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就自己拍脑袋设计了一个有40个问题的问卷，基本全是直接询问性生活细节的。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打印，我就请私人朋友任春林的老婆，用铅字打字机打在蜡纸上，再找另外一个朋友，在他的单位里印刷出来。然后，我就发动所有认识的人，帮助我在北京范围内散发和回收，最后终于回收了614份问卷。但是由于还没有电脑，所以我只能手动统计出最简单的百分比，根本无法做任何相关分析，尤其是我自己马上就看出来，这些百分数其实用途不大，后来也就被遗忘和遗失了。

到1990年，北京妇联的商兰果帮助我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一个项目《北京市婚姻新情况的调查研究》，然后她通过妇联系统，在北京市区的17个居委会里进行调查，有效回收927份，1992年完成报告，获得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研究三等奖，还用英文发表了论文。

但是这两次社会调查，我都没有直接接触到那些被调查者，完全不是田野调查，只不过帮我树立了进行社会调查的自信而已。

受命

1990年5月，我受卫生部的邀请，去珠海参加了首个《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研讨会和工作坊。这是我第一次参与预防艾滋病的具体工作。在此之前，我主要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和讲授“性社会学”，虽然关注艾滋病问题，但是并没有准备深入进去。

在珠海会议上，国际专家介绍了当时预防艾滋病方面的最新进展。我惊喜地获知，国际上已经提出行为学、社会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都应该积极参与到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中来，并且已经大规模实施了。因此，我也就开始做一些知识和资料的准备。

1993年3月，协和医科大学的张孔来教授找到我，说是首个《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中有一个项目，是对男同性恋群体进行预防艾滋病的KABP问卷调查。但是他觉得，当时在卫生系统内，还没有人愿意或能够做这样的调查，因此他推荐我来承担这个任务。

说实在的，我也没有什么把握，因为我当时研究“性社会学”才刚刚八年，学术积累和社会调查经验都非常单薄，尤其是还没有开始专门研究和调查同性恋的情况。我之所以承接了这个项目，完全是出于自己学术发展的考虑，认为同性恋问题早早晚晚也是非研究不可，性社会学无论如何也是躲不过去的。

开端

其实，那时候我真是“无知者无畏”得一塌糊涂。

在1993年初的时候，中国不但没有任何同性恋的组织，没有任何一个“出柜”的“同志”，而且就连“同性恋”这个词汇也非常不普及。绝大多数异性恋者，包括许多同性恋者都不知道这个称呼，更没有这样一个分类的概念。男男性行为就算是发生在他们身边，他们也不会察觉。

例如，我在××饭店对面的小树林里调查的时候，有一对男女路过，看到一个个男人零零散散地傻站在那里，那个女的非常奇怪，就问那个男的：“他们在干什么？”那个男的看了一会儿，斩钉截铁地说：“练气功。”

后来，一位“同志”为了向我证明异性恋的浑然不觉，带我到×××公共厕所（当时在圈子里是很出名的寻找伴侣的场所）进行观察。结果我看到，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先后进来的将近20个男人，没有一个怀疑过，就在他们眼皮底下，一对“同志”正在“做事”。

尤其是，我开始做调查的时候，既不认识“同志”，也不知道他们的活动场所，全靠吴宗健迈开第一步。他当时是北京一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的讲师，业余热爱性研究，与我一起写了一系列性文化的短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他当时恰好有一位男性朋友是同性恋而且对他坦承了，然后又介绍了几位同性恋朋友给我们。

其中有一位姓徐的30来岁的男人，当时在圈子里很出名，见多识广，自己也曾写过关于北京男同性恋的文稿。据他自己说（未经核实），有一本书，就是主要依据他的讲述。小徐给我们详详细细地介绍了北京男同性恋的“点儿”（相会场所）的分布与概况，还亲自带我们去远远地观察过。但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是，无论小徐还是当时我们认识的其他“同志”朋友，都不肯给我们介绍任何调查对象。其理由也非常自然：“我不能给一个圈外人做担保。”

于是我们只好采取笨办法，两人分别去一个一个的“点儿”上，先去站几个晚上，什么也不做，就为“混个脸熟”。随后就会有“同志”过来搭讪，我们就趁机讲明白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调查，还给他们看问卷。虽然几乎所有“同志”马上就拒绝了，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期望一步到位，仅仅是希望他们能把我们要调查的信息传播出去，以便减少以后调查时的阻力。

这个办法确实很灵。按照“同志”们的说法，这个圈子里的信息传播比广播电台还快。因此大约三天以后，只要我们再到任何一个“点儿”上，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马上就认出来了，并且相互转告：“搞调查的那个人来了。”当然有很多人立马闪身，但是也有很多人抱着好奇心来搭讪并最终接受调查，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态度上也从犹犹豫豫变成迎头而上。到调查的最后，已经有一些人主动地四处寻找我们，希望被调查。这在1993年无异于传奇，以至今日思及，犹自怦然心动。

屏障

那么，“同志”为什么拒绝被调查呢？从那时起到现在，大概人人都认为，他们是害怕暴露。这当然是真的，因为在1993年的时候，警察还是会依据当时存在的“流氓罪”来抓捕“点儿”上的“同志”。但是我们在明处，“同志”们在暗处，他们很快就可以看出我们不是便衣警察，因为警察才不会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暗访。但是光靠“同志”们这种间接的推测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设法直接证明自己。

笨人有笨福，天公赐良机。

开始调查大约五天，在我们去×××“点儿”的路上，有一个“同志”迎上来找到我们，说有两个家伙冒充警察在公共厕所里敲诈“同志”，请我们过去帮忙。我们去了，看到那两个家伙还在。但是我们一时也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只能面对面地盯着他们看，相距不到两米。刚刚对视几秒钟，我就认定他们一定不是警察，因为没有一个警察会容许老百姓这么近地凝视自己。那两个家伙大概也明白这一点了，于是不到一分钟就走了，嘴里嘟囔着“走着瞧”之类的话，更证明他们不是警察。当然，我一直不知道这是“同志”们考验我们，还是真的“遇到事儿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毕竟做对了。

除了怕暴露以外，“同志”们不愿意接受调查还有一个更深刻更隐秘的原因，外人很难想象。

在当时，“同志”们根本就不相信会有一个异性恋者对他们感兴趣而且不歧视，因此他们几乎全都认为，我们其实也是同性恋，只不过企图以做调查为借口，寻找更多的或者更合适的性伴侣。于是，对我的“测谎”也就随之而来。

调查开始的第一个星期六，晚上大约8点，我来到××公园（当时最大的“点儿”），无意中发觉有几位“同志”似乎嘀咕了一下，然后“小×菜”就径直走来。

他是一位当时很有名的“同志”，在“点儿”上常常很夸张地呈现女态。当时我已经认识他了，他虽未接受调查，但是也没有过什么特殊表示。可是这次他上来就又抱又亲，双手直接摸向我的下部，隔着裤子做了很多动作，持续大约一分钟之久。我马上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如果是同性恋，难免会有反应的。于是我等他摸得差不多了，直截了当地说：“我真的不是。”他什么也没说，面无表情地飘然而去。

直到调查的最后，终于有位“同志”认真地夸奖我诚实，而且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隔膜

可是，在“考验”和“测谎”之后，仍然有很多“同志”拒不接受调查。其中还有其他的顾虑，都是“同志”们后来陆陆续续地告诉我们的，也都是异性恋者闻所未闻的。

其一，有些人根本就不愿意与任何人发生情感上的联系，因此他们觉得如果被我们调查了，难免会出现某些心理互动，所以才尽量避免。

其二，有些“同志”则相反，他们希望有异性恋者替他们发出声音。但是在1993年的当时，说实在的，我们不但不敢这样做，也不敢这样想。这种态度当然隐藏不住，因此这样的“同志”们对我们只会敬而远之。

其三，当时大家对艾滋病都没有多少认识，也不知道“男同志”中的传播状况，而我们也不隐瞒我们的调查意义是预防艾滋病；因此很多的人非常反感，甚至一见到我们就连声说：“什么他妈的病，我没有，离我远点儿。”

其四，还有一些人，根本就不认同自己是同性恋。在两个“点儿”上，我曾经先后遇到过三个这样的男人。他们压根就不喜欢男人，来这里仅仅是寻求别人给自己做某种性行为，不论对方是女人还是男人。其中一位对我明确说过：“我就好（喜欢）这个（做某种性行为），老婆不肯做，可是这里有人做啊。”

这一现象隐含着非常深刻的性社会学与性别研究的重大理论：性行为并不都是按照男女性别来划分的，也可以按照快乐不快乐来划分。因此，所谓同性恋与异性恋，只不过是社会的人为分类的失误。可惜的是，我当时才疏学浅，虽然感触颇深，却直到近年才论述清楚。

趣处

在基本化解了“同志”们的“情感屏障”之后，我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与他们日常相处。虽然我做的是高度简化的KABP问卷调查，基本上不涉及个人的情感世界；但是接触得多了，还是有许多“同志”对我吐露心声，或者在调查以外展开日常往来，甚至把我拉进他们的朋友圈（非“同志”的）。可是当时的我，不仅没有现在的胆识，也没有现在的沟通技巧，每每是心存尴尬，最后往往是以傻笑来化之于无形。

直到今天，可能还会有很多异性恋者认为，我们遇到的最大尴尬，必定是被“同志”求爱。其实不然。“同志”们的情感世界与异性恋如出一辙，既有水性杨花、随心插柳的，也有坚贞不渝、坐怀不乱的；既有快乐至上的，也有爱情唯一的。因此，就像异性恋不会轻易爱上同性恋一样，我自己也只遇到过一次“同志”求爱，而且浅尝辄止。吴宗健由于年轻帅气，遇到的就比我多点。但是我们都没有遇到一意孤行的，更没有遇到霸王硬上弓的。

在那次调查中，我还第一次结识了一些在异性婚姻中善始善终的“同志”。例如一位当时已经人过中年而且声名显赫的“同志”教授，连同他夫人一起，与我保持了近十年之久的深厚友谊，与异性朋友别无二致。

其实，我们当时与“同志”们相处，最大的尴尬是不会给自己正确定位。我们两个都从来没有歧视过同性恋，也时刻注意自己万万不可过于好奇。可是，一旦被允许进入某些“同志”的内心世界，至少我自己的情感困境顿时就从天而降。我应该和他抱头痛哭吗？他需要我那种无效甚至无聊的安慰吗？我的爱莫能助，他能够接受吗？日后相遇，我应该装傻充愣，还是倍加体贴？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困惑，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头。直到1997年我开始运用“入住式考察”的方法来研究小姐的时候，才开始逐步地解开了这些情结。也才开始意识到，1993年到1994年与“同志”们的那一段短短的相处，真的改变了我自己，为我后来敢于和善于在全国各地的23个“红灯区”里连续调查十年，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拓展

从调查前进到“相处”之后，局面就完全打开，调查就一帆风顺了，但是也就相应的枯燥乏味了，除了学术收获以外，没有什么故事好讲。后来我还去了天津进行调查，吴宗健则去了南京和重庆。他确实有些后续故事；可是他后来马上就去美国定居，也脱离了性研究的圈子，所以我无权代言。

值得回忆的还有一件事。当时许多“男同志”都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女同性恋也有很多“点儿”。于是我就专门找了我的6位女学生（大多还是本科三年级），去什刹海、紫竹院和日坛公园，连续三个星期六的傍晚，两人一组持续观察三个小时，却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到现在，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拉拉”（女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与Gay（男同性恋）大相径庭。可是在1993年的当时，我却因为这个实证检验的成功而备受鼓舞，成为我后来坚持走实证调查的学术之路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尤其是时隔20年以后，当时参加过的一位女生告诉我，那次观察法的调查，对她后来的人生道路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推动。这更使我领悟到：人做学问，学问也在做人。

终止

最后要说的是，我仅仅做过这一次“男同志”的调查，仅仅历时一年出头，以后再未涉足。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到调查后期的1994年，我已经意识到，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其实远不足以深刻揭示“他们的世界”，而是应该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但是当时我自己在这方面很欠缺，所以不敢在“同志”中开展试验。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我遇到了准备站出来在中国发起同性恋平权运动的最初几位先锋，也接触到愿意鼎力相助的国外朋友，而且深知内情。因此我认定，这一运动很快就会成功，那时就再也用不着我这样的异性恋者来帮忙了。

这两点认知，促使我转向研究那个更需要外人帮助发声的、必须进行“现场研究”的特殊人群，那就是中国的女性性工作者（小姐）。如果说我在后来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么抚今追昔，我此刻要深深感谢的，是那些当年帮助过我、传授和启发过我、改变和督促过我的男性朋友们。这不仅包括那一百多位完成问卷的人，还必须包括那些跟我有过一面之交的上千人；因为他们虽未作答，却一直友善待我，率先实践了人人平等的伟大价值观。

“同志”们，你们还好吗？

身处共境：我与大妈聊“月子”

夏冰（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题记：人类学家为何不能成为他田野的一部分呢？

事出有因

我对坐月子的研究，首先要从我跟随潘绥铭教授修习性社会学说起。

进入师门后，我进行了自己的第一个研究设计，即现代医学话语体系下，都市白领产妇对自己哺乳能力的担忧。但我的访谈记录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哺乳担忧”仅仅是媒体根据糟糕的调查，对都市白领女性的一种臆想，而我却信以为真，正所谓“皇上不急太监急”。

不过，这个“流产”的研究不仅提醒我，人类学的研究不能靠坐在图书馆里“异想天开”，也给我带来“坐月子”这个充满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在研究的开始阶段，我向母亲询问，人为什么要坐月子。我的母亲是一位妇产科大夫，算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可是，她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告诉我坐月子是“封建迷信”，所谓的“月子病”就是由坐月子这种不健康的产后实践方式引起的。

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各大书店琳琅满目地堆放着几十种坐月子的科普书籍，电视上的营养类节目也不断地向观众兜售坐月子的“健康食谱”。目前，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月子中心，其专业且多样化的坐月子服务动辄收取上万元的费用；而选择去这些高档场所坐月子的妇女，没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封建迷信”的人。

看来，“为什么要坐月子”不是能够简单地通过科学来回答的问题。与其纠结于该不该坐月子，不如先了解一下妇女是如何坐月子的。

研究坐月子最大的挑战是，没坐过月子的妇女，对坐月子只是一知半解，而那些正在坐月子的妇女，又不让我进行参与观察。出于无奈，我只好寻找那些已经坐过月子的妇女，听她们讲述自己坐月子的故事。

我在寒假期间，请我的几个好朋友，向家里坐过月子的妇女询问她们当年坐月子的经历，以便我找到有趣的田野点，并形成初步的研究问题。很快，各式各样有关坐月子的报道出现在我面前。

许多城市妇女认为，坐月子期间不能洗头、刷牙、下地，非常遭罪。那么，既然这么遭罪，她们为什么还要坐月子呢？反之，来自农村老年妇女和下乡知青的报道，不像是在回忆她们坐月子的细节，反倒像是叙述当年自己生活在集体化时期的悲惨经历。

最终，我选择了农村老年妇女和下乡女知青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探寻她们坐月子的经历如何受到她们所生活时代的影响，她们又是如何回忆自己坐月子的经历。我请我的朋友们做关键报道人，逐步进入了我向往已久的田野：一个在D城，一个在X村。我开始了对生活在集体化时期的妇女坐月子的研究。

随着研究的开展，一些未曾预料到的情况在我的田野中不断出现。我独特的身份，或作为一个男性研究者，或作为一个熟人、陌生人和客人，以及田野中的伦理问题，都影响着我能否顺利地在田野中开展研究。有时给我带来麻烦，有时却给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

我与研究对象共在的“情境”成了我在田野中与田野外最重要的思考。我不仅要将这些妇女对坐月子的叙述放在她们整个生活史的情境中进行理解，也要把我的访谈放在我与访谈对象互动的情境中，分析我是如何与这些上了岁数的“大妈”们在“共在的情境”中一同建构了我的研究过程与结果。

初入田野

毛头小子

我时常跟女同学开玩笑说，如果她们生孩子，我可以给她们做男月嫂。但我更多的是受到质疑：“你一个男的怎么能研究坐月子？”在她们眼中，坐月子似乎是一个“传女不传男”的秘籍。

其实，坐月子并非与男人无关。一个访谈对象说，她当年坐月子时，被要求吃一盆小米粥加八个鸡蛋。她每顿只吃一个鸡蛋，剩下的都让她老公“代领”了。在X村，关键报道人的父亲知道我要研究坐月子，对我侃侃而谈：“女人生孩子就要开骨缝，里面进了风进了水，就容易落毛病。”介绍完，还半开玩笑地说：“我怎么知道这些？我是个男爷们儿！”

我的男性身份和“毛头小子”的年龄，的确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商女士告诉我，她因为当年月子里没有奶水而感到苦恼。在我的追问下，商女士终于告诉我：“哎……反正你都是成人了，咱们就把话说开些……当年……都不懂啊！我的乳头是凹进去的，女儿叼不到奶头，就回奶了。奶一回，就再也出不来了。”商女士思前想后才告诉我有关乳头的故事，可见性别与年龄的鸿沟之大。

更大的麻烦来自于我在X村的田野调查，与村里老年妇女的访谈很难进行下去。74岁的孙艳莲，非常热情地招呼我进屋聊天，但她给我的回答，大多只是一句话，甚至仅仅是一个意义不明的“嗯”。

我起初怀疑，这是否是源自我们之间文化水平的差距。但随着我在村中的时间增加，我领会到：与年轻男性聊天，根本不是这些老年妇女的生活习惯。村里的大男孩和年轻的丈夫们，通常都不会找村里的老年女性聊天。这些老年妇女，要么是拉着岁数相近的老太太聊天，要么是在村头、路口或门槛上和大家一起聊天。这些聊天通常都没有年轻男性参与，更何况我是一个来自城市的大学生。相反，村里的老年男性倒是愿意和我大聊特聊。

但是，男性身份给我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麻烦。

X村刘喜凤的老伴，20世纪60年代曾经入伍，是村里见过大世面的人。在我与刘喜凤聊到坐月子的时候，她老伴突然插不上话了。最后他忍不住了：“你最好要认识妇产科的大夫，他能给你讲清楚。这属于医学。农村只是说是一种土方，妇道人家说的只是一种老说法。”在他眼中，坐月子的“土法子”是“妇道人家”才聊的，不属于男人之间的话题。我们应当聊政治、科学。

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女性的话，他大概不会在之前跟我聊他所知道的有关毛泽东、林彪、刘少奇、王光美的八卦；我也很难了解到在当地村民的脑海中，1958年集体修缮当地河道的记忆，会与1963年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联系在一起；我可能也没有机会知道，“科学”对于村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我访谈的那些妇女来说，我一个“小男孩”，想了解坐月子是非常有趣的。她们会笑着说：“这些事儿等你媳妇生孩子的时候就知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想要敷衍我。相反，在她们的眼中，我是个24岁的大男孩，在她们那个年代早该成家立业说媳妇了，而我想要了解坐月子也是理所当然。我做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对她们来说无关紧要；看上去，好像我要做“坐月子”的研究，是为了以后伺候媳妇做好准备。她们会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坐月子中的传统、讲究和体验。同时，因为我是男人，许多女性的身体感受我并不理解，我就不断地追问，意外地发现了许多身体和坐月子之间的关联。

我是研究者

研究者经常忽视他们作为一个研究者对研究本身的影响。在研究的初期，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研究者身份对访谈对象的影响。我在校园里寻找那些看上去闲来无事的老年妇女，尝试能否对她们进行访谈。结果，还没等我介绍我要研究什么东西，这些老年妇女都装作有事的样子走掉了。对于她们来说，一个年轻小伙子想要对一群老太太做研究，这本身就很奇怪。

在对我母亲的访谈中，我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身份变得非常明显。她向我介绍不同年龄、不同居住环境中坐月子的种类，以及医学科学中，如何论述坐月子与人体生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在她看来，这些信息是最“科学”的东西；而社会科学研究者就应当收集这些“科学”的东西，这就是她对社会科学的理解。她非常不情愿向我诉说她自己坐月子时候的故事，但却讲述了她身边不少妇女坐月子时封建迷信、不科学、不卫生，甚至有些精神异常的事情。在一个作为研究者的儿子面前谈起自己坐月子的经历，实在太尴尬了。事实上，在整个访谈中，我的母亲都没有抬眼看我一次。

最有趣的经历，应当是我试图访谈一位在学校图书馆偶遇的80岁、看上去非常体面的老年妇女。当我跟她说，我是社会学的学生，想了解她当年坐月子时候的经历时，她并没有离开。相反，她对我进行了一些教育：“你们如果想了解这个社会，就应该去了解一下国家新的政策。比如国家推行了新的经济政策，你怎么看；下一任领导上台，会有什么举措。你不应该了解这些坐月子的事儿。”对于她来说，社会学应当了解的是这个社会，是一些宏大的、有意义的问题。像坐月子这样过于日常、肤浅的话题，并非难以启齿，而是没有什么研究价值。

我谢过这位老年妇女后黯然离开，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开始自责，为什么我研究的东西那么“无聊”。

熟悉的陌生人

我终于发现，完全的熟人和完全的陌生人，都不适合做访谈对象。于是我就请我的关键报道人做向导，走进了他们的家乡，也走进了我的田野：D城和X村。

在X村的头几天，田野访谈进行得并不顺利。我走在农村的田地中，迎面来的村民礼貌性地向我点头问好，但我却无法像我的关键报道人那样，与村民聊上两句家常。在当地人眼中，我既是一个来自北京的高材生，也像一个小怪物一样，挨家挨户问奇怪的问题。

在我的研究中，关键报道人并没有成为我的研究对象，而是我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桥梁。我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关键报道人建立起来的。尤其是，很多我无法当面询问的话题，都可以请关键报道人为我解释。同时，遇到方言问题，关键报道人也能为我翻译。

通过熟人进入田野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也变成了一个潜在的熟人，不必再枉费心机地向对方介绍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在对方眼中，既然我是关键报道人的朋友，那么我就不会对她们产生伤害。至于我想研究什么，倒是次要的了。理由很简单，她们愿意和我聊天，并非出于对我的研究感兴趣，而是因为我是客人，要陪我聊好天。

事实上，访谈的理想境界就是最自然的聊天，但区别在于：首先，我访谈的主题是坐月子，我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主题，并将访谈对象的思维拉回到主题上；其次，我对于她们的生活背景并不熟悉，如果要理解她们在故事中所建构的情境，并非几次访谈能够做到的。

当然，聊天不一定都成功，也不一定都聊得开心。例如D城的知青李爱莲，在访谈结束后长舒一口气，立马拨通了电话，约朋友打麻将。我无法否认，我是一个实际上的陌生人，访谈对象会对我敷衍，使得访谈气氛变得尴尬。当我找李爱莲进行二次访谈时，她问：“还聊啊？还聊啥啊？”整个访谈持续不到30分钟，她的反应漫不经心，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跟狗玩。她对访谈根本提不起兴趣。这个情境使追问变得非常困难，我几乎挖掘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开始焦虑，拼命地想，是否有某些问题能让她开始认真对待访谈？这让我很难集中精力在访谈上。我预先准备好的访谈大纲很快就被她应付完了。这30分钟让我很疲惫，我终于按下录音笔的停止键，解放了李爱莲，也解放了我。我开始愉快地和狗一起玩。

虽然我的田野都在北方，我还是低估了方言对访谈的影响。尤其X村村民们那浓重的当地口音，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访谈中，我不仅要努力理解刚刚的对话，还要想着追问的问题，也要不断地给我的访谈对象以礼貌式的回应，以便访谈不变得尴尬。我不得不求助我的关键报道人，帮我进行翻译。但是翻译的过程使访谈变得不流畅。访谈对象回答我的一个问题后，要经过关键报道人的翻译，再传到我的耳朵里，结果从仪式上来看，这一轮对话就已经结束了，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由得想：赶快开始问下一个问题吧。这就使得我往往直到重新听录音时，才猛拍大腿：“我当时为什么不追问？”

闯入者和客人

我在X村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闯入者”。他们往往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闯入访谈对象的家中，打断我的访谈，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我只好傻傻地等着他们的对话结束，陪着笑，陪着聊。我真的不知道在这种情景下，我的访谈对象是希望“闯入者”赶紧离开，还是希望我赶紧走。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才是那个“闯入者”，我打破了他们原本的“聊天方式”。访谈的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重要的问题无法继续追问，甚至根本被遗忘了。遗憾的是，这些麻烦只有在整理录音稿的时候才会意识到。

在D城，我的访谈对象陪我聊天，请我吃饭；在X村，村民甚至还要杀鸡给我吃。对他们来说，我是客人；对我来说，我在给他们添麻烦；我需要报答他们。但是在我进入X村之前，我的关键报道人提醒我，千万不要给访谈费。这个建议实在是体贴入微。我作为关键报道人的朋友，在村子里不仅仅是一个研究者，而且是一个客人。哪有客人给主人钱的道理？于是，我开心地买了一些点心带到了X村，省去了许多研究费用。

那么，礼物应当在什么时候给？访谈前还是访谈后？学者们通常会考虑到这些报答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我当时考虑的是，既然我作为客人，初次见面，一定要有见面礼。结果，我从北京带来的小点心，在X村中非常受欢迎。这说明，学术的问题，有时应该遵循日常生活的逻辑。

我给访谈对象送点心的事情，传到了村民的耳朵中，他们跑到我访谈的现场来亲自品尝，也想见识一个从北京来的、做学问的年轻人长什么样、在干什么。终于有村民开始跟我闲聊：“你们毕业了找什么工作啊？得去当公务员吧？”终于有一天，关键报道人的父亲问我：“你父母身体怎么样？”于是我知道，我在村中不再那么突兀了。

情境与感悟

人类学总是不自觉地将自身定义为“对他者的研究”，而田野是研究者观察他者文化的地方。这似乎是说，某一文化或生活在这一文化中的人，都静止地守在原地，等着被上帝一般的人类学家客观地观察，冷静地分析，随后讲述出动人的传说。

我无法避免自己身体的在场，因此，与其说田野是我进行研究的地方，不如说它是我与报道人共在的场域。在这样一个动态的情境中，我与访谈对象的持续互动，影响着访谈对象为我提供的信息。在这里，我想要了解的，不再是某个独立于人类学家存在的文化理想类型，而是转瞬即逝的情境中，我的报道人出于什么想法、在什么场合、说出什么样的话，想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之间的身份、情感、对话的互动，对研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些情境的感悟，将为我理解我的报道人主体建构的意义世界提供新的途径。

录音笔

如何使用录音笔，牵扯到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干扰以及伦理问题。使用录音笔之前，必须确保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但这可能会使研究对象对隐私问题更为敏感，导致研究收集的材料失真。这一点，我体会尤深。

出于对聊天情境的考虑，我在X村的第一次访谈并未使用录音笔，而是采用纸笔记录。但是由于方言，我在现场很难理解我与访谈对象之间的对话，我只好决定用录音笔，希望整理材料的时候能多听几遍，还原情境。

一次群体访谈中，在告知我将使用录音笔后，我将它盖在手心下，希望减少对访谈现场的影响。访谈进行到十多分钟时，村里有人问：“你们这是做啥咧？”和我们一同聊天的五哥（52岁）说：“你没看他手里拿的那个录音的吗？就像记者，有什么情况，你跟他们反映。”

我竟然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个想要了解基层人民生活状况的“记者”！调查的含义在我与村民眼中是大不相同的。我的研究与他们没有什么利害关系；而记者的调查要收集材料，搞个大新闻，然后夸张一番，比我不知道厉害多少倍。如果当地村民真的把我当成一个能够“反映情况”的记者，那我的访谈就很有可能变成一场“诉苦大会”。

值得庆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我的录音笔，一定是影响到了村民们和我聊天的信息。而且我对他们的影响不止于此。

具有引导性的访谈

在X村，我需要关键报道人在场，帮我访谈和翻译。但是关键报道人帮我提问的问题，却让我哭笑不得。他问那些访谈对象：“你们那时候的生活苦吧？”有时他还代替我的访谈对象进行总结：“哎哟，您那时候受了多大的罪。”这样具有引导性的对话，会诱使访谈对象回忆起当年苦痛的经历；苦痛恰好是我研究分析的重点，这就给我的研究结果带来不可预知的偏误。

这或许是因为我的研究目的过于明显了吧？我的研究重点是，特殊历史时期妇女坐月子的体验和回忆。这就使得关键报道人和受访对象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希望他们诉说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受到的苦难的经历。换句话说，历史与苦痛记忆之间的联系，其实可能是由我的在场造成的，而不一定是他们的真实感受。

我的研究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那些妇女为何将自己体验到的身体疾痛归结为月子病，又是如何在历史经历中找到自己的病因的。可是，这就很可能形成了一种潜在的诱导：她们之所以认为她们身上的疾痛是月子病，可能恰恰是因为我研究的主题是坐月子。同样，她们之所以把疾痛的原因部分地归结为在集体化时期的历史经历，也可能是因为这恰好就是我在访谈中想要了解的。

遗憾的是，即便我现在能够将当时的情境通过文字呈现出来，我却再也没有机会重新回到访谈发生的情境，无法再去探寻她们“本真”的回答了。

简护士的请求

我访谈了我父亲的朋友简护士（50多岁）。每次结束访谈后，她都嘱咐我：“这段掐了别播，别让你爸听到啊。”在访谈中，究竟有什么信息不能让我父亲知道呢？我希望下面这一段话会有助于理解：“阿姨说话没有水平。你看看你多好啊，在北京上大学，将来还要读博士，读博士后。你看你爸也是大学生。阿姨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初中毕业就去下乡了，哪有什么文化？希望你们都好好的，将来大有作为。”

简护士怕自己访谈说得不好，可能会被我们这个“有文化”的家庭嘲笑。简护士想要表达的是，自己在集体化时期受到荒唐政策的影响，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青春，不能像我与父亲那样，把握机会上大学，受到良好的教育。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这一辈人，就这样了。你们孩子要好好努力，为国家做贡献。”在时代的对比下，简护士的无奈与她对年轻人的期待更加凸现出来。

这些感悟，都是我反复地阅读访谈材料、互相对比以及持续反思后得到的。这个插曲出现在刹那之间，现在我无法重新回到那个情境中，去深入探寻当时简护士所要表达的意义。但无论如何，简护士的请求是受到了我和家人的影响。即便我是一个与她当年的生活毫无瓜葛的人，我的在场仍能勾起她对于历史经历特定的回忆。

苦难的倾诉

在我结束对张淑芬的访谈，准备离开时，她跟我说：“你看你还愿意听我唠叨。我们家那小子，一听我说这个都不乐意了，‘妈，你还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干啥啊？’”

张淑芬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些？绝不是因为我是她的客人，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晚辈，而是因为我是一个愿意倾听，也愿意努力去理解她故事的人。我并没有经历过张淑芬故事中的集体化时期，没有亲眼见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张淑芬的眼中，我们这些年轻孩子“都没受过那罪”。可是，如果我仅仅是一个冷静的研究者，是一个不愿理解她故事的旁观者；那么，她还会愿意向我倾诉她当年受过的罪吗？

张淑芬受过什么罪？1966年，D城决定，每户走一个知青，其他孩子给安排城市工作。张淑芬选择了自己下乡。乡下劳累的工作以及少得可怜的工分，让她时刻盼望着回城。她因怕一辈子留在乡下，拒绝与大队书记儿子结婚，赌气嫁给了人丑脾气差的知青老钱，却因为这个错误决定，在两个月后丧失了第一次回城的机会。

没有城市户口，她的第一个月子在婆婆家受了委屈，不仅没受到照顾，反而要给人家洗衣烧饭，沾风见水，还哭了一场。在她的理解中，这些都会使她患上月子病。在张淑芬看来，她在最艰苦的时候生儿育女，勉力维持家庭，还坐了一个不称心的月子，这是自己对苦苦维持家庭做出的贡献。她身体上的月子病，就是她经历过的苦难的表征。

她的痛苦还来自于她的苦难不能被理解。对于她来说，坐月子已经与她的生命历程交织在一起，是她的生命意义之所在。所以，当她过去经历过的苦难被自己的儿子当作“陈芝麻烂谷子”的时候，不仅是她的人生故事，连同她对家庭的贡献都一起被否定了。

那时那刻的我，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研究者，而是她故事的倾听者。很可能，她也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理解者，去体会一下她对坐月子的叙述里，掺杂了多少她对家庭的情感。

尾声

何处是田野

并非所有的调查地点都能成为田野。我以熟悉人和陌生人的身份进行的失败访谈，以及我成功地通过关键报道人以客人的身份进入田野，都说明了这一点。研究初期，我曾经请母亲帮我联系一些刚刚分娩的妇女，对她们的坐月子进行参与观察。母亲的拒绝让我非常恼火。但仔细想来，谁愿意在坐月子期间，让一个莫名其妙的所谓“人类学者”进进出出，问这问那？

田野不仅仅是我有意地进行访谈和观察的地方。田野也意味着对直观经验的反思。因此，凡是能够给人类学者带来可以感悟的直观体验的地方，皆可作为田野。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正式访谈外的亲身体验也可以长久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日后书写的重要素材。

在我进入D城和X村前，偶然一次与邻居聊到了我的研究主题。邻居反问我：“那个年代的女的，还能坐月子吗？你看那么多老太太得月子病。”这启发了我日后分析的重点：坐月子与历史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疾病能够成为没能坐上好月子的证据？这段对话，就是既发生在田野之外，又在田野之中。也就是说，生活中的点滴线索皆能成为田野。

随后，我到X村之后，首先看到了挂在村民家墙上的毛泽东诗词；然后，张淑芬向我展示了下乡知青的照片，还有计划经济时期的票证和粮本；再往后，我与几位知青的丈夫一起剥栗子时，他们讲起当年D城领导如何想尽办法“动员”年轻人到“广阔的天地”去“大有作为”的故事。这些，都汇聚成为我对于集体化时期记忆的最初印象，对我后来的访谈和写作助益多多。

田野，还意味着我对资料收集过程的反思。在X村，刚开始访谈的时候，往往不得不在村头或者人家的门槛上进行，周围围了五六个人，大家七嘴八舌地参与我的访谈。这使我非常郁闷。但是我很快就意外地发现，这些老年妇女在集体聊天的时候，给我讲的故事更加丰富生动。对于她们来说，只有大家一起聊天，而不再是我一个人奇奇怪怪地跑到别人家里要求单独对话，聊天才会更自在。于是，在那五六把小凳子和一个门槛之间构成的空间，就成了比室内更好的田野。

真实还是意义？

人类学家能够获得研究对象真实的回答吗？

我对李爱莲的访谈结束后，一家人坐在桌子边吃饭。李爱莲对家人说：“我还有好多丢人的事儿没告诉他呢。”那么，她说的“丢人的事儿”是什么呢？我永远无法知道。也就是说，我从她那里听到的故事，都是她价值偏好的结果，不能将之当作完全真实的事情。

她们不仅会给我一些选择过的信息，而且可能“骗”我。当我在X村第一次问那些老年妇女，月子里有没有人伺候，她们告诉我“嗯”。我觉得那是“有”的意思。可是随后，在她们描述自己坐月子的经历时，却又告诉我：“那时候人都在地里，谁来伺候你？都是自己下地洗衣服做饭，连热水都没有。”我恐怕永远也确证不了这两个答案孰真孰假。

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在口述史的方法论上。

起初，我想要研究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妇女坐月子的差异。但所有信息都来自于这些妇女自己叙述的故事，绝大部分内容都不曾被文字记载，别人也不大可能知道，简直就像“死无对证”。那么，她们当年坐月子的经历，真的如她们今天所说的那样吗？她们今天告诉我的坐月子的那些讲究，她们当年真的意识到了吗？她们讲述的内容，有多少是真实发生过的，有多少受到今日观点的影响，有多少是从今天的生活经历出发对历史的想象？无论如何，将访谈对象所报道的内容不加批判地当作是真实发生的，肯定是行不通的。

我觉得，与其把她们的故事当作真实发生的事情，还不如当作她们内心世界的意义表达。

狄尔泰将意义视为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妇女有关坐月子的故事中，生活片段并不是完全互相独立的，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通过某种生命逻辑加以理解。例如知青李爱莲认为，自己坐月子不讲究也不会出问题，因为自己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可是，这其实与她热爱下乡时建设兵团的军旅生活有关。再如，张淑芬的故事可以通过她对返城的渴望和对婚姻的不满得到解释。X村的几位老年妇女，则是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生活条件的对比和自己的身体疾病，来重塑她们所经历过的历史。就这样，历史通过主体的叙述表达了出来，经过了主体的意义建构；而研究者也通过对历史的叙述，表达出自己对生命意义的理解。

然而，将研究对象的报道完全当作意义的表达仍是有问题的。这些意义是一种生命潜在的逻辑，无法被研究对象“言说”出来，只能被感悟。这种感悟只能通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表述内容的理解才能完成，进而被书写。但是，这种感悟无法避免研究者对分析结果的影响。那么，研究者在研究中的作用是什么？这就需要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在的情境中进行探讨。

身处共境

在田野中，我具有多重身份（毛头小子、陌生人、熟人、客人和闯入者），影响着我是否能够成功地进入田野，也影响着我收集到什么样的信息。

如果我是一个女性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跟着一个男性关键报道人去他的家乡。同样，我的一位女性朋友也拒绝我跟她回家做研究。她告诉我，她所在的村子不能接受村里的女性随便将男人带回村。简护士如果不是我父亲的朋友，那么她也不会请求我不要向我的父亲展示访谈内容。如果换一个身份，我的研究可能会变成另外一副模样。

此外，我提问的方式，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不经意间的小举动，都有可能即时地影响研究对象给我的反馈。这些影响是人类学家的身体在场造成的，既无法避免，也不能通过计算加以消除；而我能意识到的影响，仅仅是凤毛麟角。

伦理问题也是我在寻觅田野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事情。

在X村，我路过一群老人，本想上前跟他们打个招呼，却被我的关键报道人拦住了。他告诉我，那里面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不能让她知道我的研究，因为她一辈子只生了女儿，这在村里被认为是晦气。这位老太太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对我讲，但我不能为了研究，让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再次遭到村里人的冷眼。我更不愿意揭她的伤疤，于是我们安静地走开。

人类学家和研究对象，同时处在一个变化着的互动情境之中，这使得被研究者的生活不再是一个静态的文化他者。未经人类学家影响的生活状况是不存在的，这种影响复杂、多变且富有情感。当我的研究对象告诉我她们曾经的苦与乐的时候，我不曾报以同情的伤感和愉悦的微笑吗？如果没有，对方还愿意和我聊下去吗？如果有，这会不会鼓励她们把情感放大呢？

人类学家需要反思自己的“在场”。人类学家为何不能成为他田野的一部分呢？人类学家与他的访谈对象富有情感的互动，正是我们在田野中体验到的最真实的生活。人类学家不应自欺欺人地忽略自己在田野中的影响，或者仅仅将自己的身体在场视为麻烦，进而拒绝对这种情境中的互动进行分析。

正像我在前面的故事中所讲到的，这种共境的分析，不仅能够帮助呈现研究进行时的情境，有助于我们反思研究者在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被研究者在什么情境中、说出了什么、出于什么目的、想表达什么意思，有助于我们理解出现在被研究者叙述故事中的事件及其对他们的意义，以及他们对整个生命历程的理解。

共在的情境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建构的，那么研究就不仅是对研究对象的研究。将人类学家自身以及他所处的情境纳入到研究中，将启发人类学更多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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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冰，巨蟹男，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中国时期农村妇女和女知识青年的生活体验和历史记忆、民族医学和疾痛叙述、医疗实践者的日常生活等领域，并主要通过口述史与文献档案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目前，我将集体化时期妇女坐月子的经历作为研究的重点。我根据田野调查撰写的题为“Subjective Construction of Yuezibing：III-ness Narratives of Two Elderly Women Who Once Lived in China's Collective Past”一文，即将发表在由日本京都大学主办的Poceedings of the 7th Next Generation Global Workshop：Gender and Care上，为本文的姊妹篇。

由于特殊的研究话题，我特别受到学术圈里中老年妇女的青睐。

研究，浸透在日常生活中

鲍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题记：研究的学识和生活的经验共同积累，才是田野调查的魅力所在。

靠信任进入田野

记得我在北大旁听一门人类学的课时，大家曾在课堂上讨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社会距离问题。有人说到一个中国留学生能够很容易地总结出各个国家人的国民性，但是问他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什么，他却回答不上来；然而如果让他长时间与某一个国家的许多学生生活在一起，他最后也无法总结出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是什么。

也就是说，当你与你的研究对象的社会距离远时，得出的结论多是归纳性的统一理论，例如那些仅靠数据分析而不直接接触研究对象的定量研究；可是如果能够深入到每个研究对象的个人经验和日常生活中去考察，就会发现每个人是如此不同，以至于难以得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来概括所有人面临的状况。

定性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深藏在研究对象背后的个人经验和主观叙事，那么如果你田野中的研究对象对你不信任，在陈述一些事件时对你有所隐瞒，害怕你将他们的信息透露出去而受到伤害，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地使用一套你不懂的行为方式和语言，导致你无法拉近与他们的社会距离，那势必会妨害你获得更多更真实的信息，最终也就会影响到你在研究中理论建构的信度和效度。

我将我的田野定为家乡的一座截瘫疗养院，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的理论兴趣在于身体、疾病与残疾的关系，可以被我选择为研究对象的群体有许多，截瘫者亦可成为我潜在的研究对象。我最重要的考虑是我与他们在同一座城市，进场应该并不困难。

我首先找到了在当地电视台工作的一位记者，他答应带我拜访一位他曾经采访过的截瘫者，又通过这位截瘫者了解到有一所专门供截瘫者居住的疗养院。我又通过作为关键人的记者联系到了疗养院院长，因为疗养院与电视台有长期合作关系，我很顺利地受到了院长的接待。结果，我的入场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力。

如果说披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可以迅速拉近访谈者和被访者的关系，那么在访谈过程中，我能够享受到共同的知识背景给我工作带来的红利。我们说着一样的方言，他们会马上知道我是本地人，他们问我家住在哪里，我如实回答，他们一般都会清楚大概的位置。在整个访谈过程中还会有意无意地提到二三十年前的事件、人名、地名，而这些，就算是发生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代，但凭着共有的社会记忆，我也能够知道一二。正是这样，保证了我的思维不被中断，访谈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考虑田野的可进入性和可行性，不是取巧，而是保证田野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

虽然田野工作不会遇到如西尔维尔·托尔尼（西尔维尔·托尔尼在《“你，母狗……”及其他挑战：对高风险民族志的探讨》中提到如何在匪帮研究中面对危险问题。载于《人类学家在田野》，林恩·休谟、简·穆拉克编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笔下那么惊险的枪战等场景，但是缺乏信任是我们进入田野所要克服的首要困难。如果选题涉及法律的灰色地带，或者一些敏感的、被访者认为不便于对外人诉说的内容，田野工作会变得困难重重。所以当确定选题时，最重要的不是试图探索新奇领域，而是先评估自己有什么资源与关系可以利用，寻找一个和自己研究取向相契合，又可以进入的田野。等待确认能够顺利地进入田野，再开始利用自己手头的资料和理论知识建构研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理论兴趣，屈从于现实（相反，正是我们头脑里已有的理论兴趣驱使着我们将一个社区或人群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说在一个自己熟悉并且具有一定资源的社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信任，得到更多真实的、意想不到的信息。所以先不要找难啃的骨头来啃，这对于缺乏资源与关系的年轻学者，尤为重要。

依托社区还是寻找个人

如果有两个选题：中国已婚女性的婚姻生活研究，以及中国女性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性生活研究，哪类研究对象寻找起来更容易一些？有人会说已婚妇女的人数众多，而女性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太少，所以已婚妇女研究更容易一些。但是，我给出的答案正好相反。虽然人口中有一半是女性，她们中多数处于或即将进入婚姻生活，但是她们并不具有组织性，也就是说虽然人数众多，却弥散在社会之中。那么，究竟是从自家亲戚还是女性朋友开始呢，还是搞个随机抽样？中国女性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虽然所占人口比例极少，但恰恰是这些小众的群体有自己的组织。如果将组织定位，即使人数极少，也能够通过她们之间已有的关系，获得相当数量的被访者。所以，从策略性的角度来看，选择人数少但富有组织性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比选择人数庞大但缺乏组织的群体，能够更快入场与控制。

在将截瘫者的日常生活作为选题之前，我面临过同样的问题。那时我想把我的研究选题定为老年人慢性病研究。这不仅和我之前做过的慢性病研究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延续性，也考虑到老年人人数众多，寻找研究对象较为方便。但是实践的过程却不尽如人意。

首先是因为寻找研究对象缺乏目的性，只能通过广撒网的方式寻找，通过转折的人际关系找到的对象，不一定适合你的研究目的。这种困境在我做的一项中国海外移民的研究中也曾经遇到过。限于自己的人际关系与社会阶层，寻找到的被访者同质性较高，必然会面临诸如代表性问题等质疑。

随后我把目光转向截瘫者研究。虽然笔者田野工作所在的城市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符合我研究目标的人群仅有1000余人，但是却有一个专门的截瘫疗养院为他们提供服务。与机构合作，可以快速掌握所要研究群体的基本信息，既避免了自己收集的概况信息不完全、时间消耗大等问题，又可以利用机构的资源寻找被访者，使研究者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关乎研究本身的访谈技术与内容，以及理论建构等问题。

熟人社区的挑战

就这样，我得以在截瘫疗养院和截瘫者组成的生活社区开展我的田野工作。进入一个熟人社区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当你获得了一个人的信任之后，可以请求他将你介绍给他所认识的社区中的其他人，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寻找可能的被访者。这与我2011年在某公园内做的乳腺癌患者研究相比，省去了很多尴尬。乳腺癌患者的患病经验研究虽然也是依托机构，但是在机构内人员的流动性大，就算是工作人员也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熟悉；癌症患者聚集的公园只是为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潜在被访者密集的空间，而寻找被访者的工作还需要研究者一人去做。而熟人社区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内部形成了一个人际关系网，这有利于研究者寻找被访者。

他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彼此相互了解。当一个被访者提到了某一事件可能会因为记忆含混而产生偏差，那么通过基于同一事件访谈其他被访者，可以得到相互印证与补充，共同构成事件的全貌。例如，我在访谈截瘫生活社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时候，就综合了大家的记忆。一个人的记忆有可能产生偏误，而几个人都回忆大概在同一段时期发生了相同的事，那么可以确认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了。

被访者相互熟识的好处还有一点，就是可以相互测谎。例如一位截瘫者A向我抱怨：民政对象待遇差，每月仅有500多块钱，需要省吃俭用，问我能不能跟领导反映一下，提高他们的待遇。但是我在访谈其他截瘫者的时候却听到他们抱怨说，A在截瘫者社区有一套房子，但是她自己并不住，而是租出去，每月有1500元收入，让其他人感到很不公平。

尤其在收入调查方面，被访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收入说得更少。单独调查他们每个人的收入都好像是入不敷出的，但是在访谈其他人的同时，他们总会将自己与其他人比较，从而说出他人的收入情况，所以事实上发现，他们的经济情况并没有他们自己说的那么糟糕。熟人社区使得信息可以相互印证，这在其他单独寻找被访者的访谈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熟人社区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挑战。首先就是关键人困境。当你要求关键人向你介绍下一位被访者时，他们会按照自己的亲疏远近把可能的被访者推荐给你，或者按照他认为适合的人来左右你寻找被访者。我由院长带入到疗养院病房之中，她按照自己的标准为我安排了几个“典型”的截瘫者：一位喜欢文学的知识分子、一位驰骋运动场的冠军、一位既盲又瘫的二胡演奏家。院长认为我需要找的是“身残志坚”的典型，其他的人因为太普通，可以忽略（事实上曾有几次记者来访，我发现院长总是把他们带到具有“典型性”的这几个人面前）。但是这与我的预期并不相符，我需要了解的是平常人的日常生活，而非寻找典型。

还有一个例子是，我在截瘫者社区之中有一位关系较为亲近的Z阿姨，她虽然不是我第一个访谈对象，但是性格开朗，也很热心，一直问我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的被访者，她来帮我寻找。有一次我问她能不能访谈一下她旁边屋子的那位女性（暂称为B），B是一个截瘫者的妻子，也是那个社区内为数不多的健全人之一，但是却遭到了社区几乎所有人的排斥。Z说：“你要是访谈她的话，就不能让她看到你从我的屋子里出去。”但是，我在社区访谈已久，也经常能够遇到那位女性B。我说：“我让她看见了好几次了。”Z说：“那就完了，她肯定不会好好理你。”后来我才了解到：Z与B交恶，B曾经拿刀子抵在Z的脖子上并将她划伤。Z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她的态度是不愿意让我去访谈B，如果我不顾Z的感受而去B家，可能的结果是B没有接受我的访谈，而我和Z的关系也不复当初。经过再三考虑，我放弃了访谈的想法。

研究者身处熟人社区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他们的人际关系之中。研究者跟谁走得近，在谁家吃饭，给谁买了东西，都会成为他们议论的内容，也会成为他们接受和排斥研究者的依据。与一个被访者关系好，有时反而会成为接近其他被访者的障碍。

我在访谈过程中经常可以听到涉及他人的评价和小道消息等，他们在接受完访谈之后会特意嘱咐我：“不要和别人说是我跟你说的。”一些人看到我跟谁关系好，再做访谈的时候就会有所顾虑，怕我把他在访谈中提到的内容跟与我关系好的人说。为了避免这一状况，基于做人的诚信和研究的伦理，我访谈之前会声明，访谈的内容我会严格保密，不会告诉其他人，并且我也不会将其他人说的信息透露出来。这样一来就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有一次，我在G阿姨处做访谈，她听说院长向我推荐了A做访谈对象后，向我抱怨说：A喜欢和她“争宠”，所有的记者采访、新闻报道都要先去她那儿，如果被A知道我先来了G这里，她一定会不高兴，背后说G的闲话。

同样的，我让G帮助我介绍几个被访者，但是她婉拒了我的请求，她认为我是院长带来的人，要再由院长介绍才好。她说，如果是她把我介绍到别人那里，好像是她背地里和我说了别人的事情。另外G也为我考虑，怕别人觉得我和G关系好，而在访谈过程中心存顾虑，不愿意和我说实话。

后来在访谈A的过程中，我首先声明：院长是先带我来你这儿，但是你没在，才带我去的别人那里。虽然访谈A的整个过程得以顺利进行，但是事实证明G的顾虑不无道理。而另一个阿姨Q在接受我的约访之后，曾经去找过G，问她是不是将自己的信息透露给了我。G说我是院长介绍来的，不是因为她和我说了什么。（事实上并不是院长介绍我去访谈Q，而是我通过其他被访者知道Q的故事，并想了解一下。）

在几次和被访者的谈话中，他们都不经意间提到类似“我知道你哪天去了谁那儿，待了多长时间”等话语，让我感到，我作为一个研究者，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并且给他们社区带来了无数闲聊的话题。

同时，在这个熟人社区，如何实现公平对待每一个被访者，也是一个难以拿捏的事情。

我曾经想直接给被访者现金，作为访谈补贴，这是我在之前做过的其他项目访谈中一直采用的方法。但是在这个社区内，首先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了我的访谈，如果我给接受我访谈的那部分人而没有给其他人，那么会使其他人感到不公平。虽然不会对研究者产生直接的损害，但是却有可能对被访者产生流言的困扰，毕竟他们还要一直生活在这个社区。其次，由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不能确切地分辨研究者和记者的访谈过程有何不同，所以当我直接给被访者现金的时候，会被认为是在可怜他们残疾人，从而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我在进入田野之初遇到过的一个被访者就是如此，尽管我一再解释：接受访谈的每个人都有补贴并且是应当的。他坚持认为自己虽是残疾人，但“人穷志不短”“没听说过聊天还能拿钱的”，生气地拒绝了补贴。后来我采取的形式是，在谁家吃饭，就给谁买些水果、食材、点心之类的礼物，因为我在他们家中吃饭，作为交换买些礼物也是应当的。虽然我无法直接证明这个办法是否真正有效地避免了被访者受到伤害（不管是来自他人的不满还是自尊心受损），但是他们都欣然接受了我的礼物。

记者、研究者和活生生的人

由于我的第一个关键人是一位记者，被访者接触得最多的也是记者，所以在我接下来的每一个访谈中，都要花一些时间来解释：我不是记者，而是一个研究者。从一开始我就明确我的研究者身份，我从学校来，是个研究者，要做一个截瘫者日常生活的研究，目的是要写一篇论文；我不照相，不写被访者的真实姓名，参加与否凭您自愿，我想听最真实的声音，而不只是歌颂。这样一来，虽然少数几个比较喜欢接受电视台采访的被访者表示些许失望，但是绝大部分人表示乐意接受我的访谈。

被访者对于记者的抱怨是有根据的。一次我推开被访者L家的大门，表明来意之后，她对我说，如果我是记者，她绝对不会让我进门。L和她的丈夫都是截瘫者，抱养了一个小女孩，有一个记者知道这个消息后希望能够采访她，还给她的女儿买书。取得她的信任之后，她把自己收养和抚养孩子的经过都告诉了记者，记者承诺不把她的真实姓名写在文章中。但是等到报道出来时，她发现自己的照片和姓名跃然纸上，她的女儿当时10岁，知道了自己是抱养的事实后受到很大打击。L认为，自己会在适当的场合和时间告诉女儿这个事实，但绝不是以这种方式。记者的行为使得他们一家在那段时间承受了巨大的煎熬。此后她对记者一直抱有成见，不接受任何采访。当我表明我不是记者，并且承诺对访谈内容匿名处理之后，她才放下包袱，接受我的访谈。

正是不同于记者的身份，使我获得了更为全面的信息。在我面前，他们褪去了新闻报道里充满正能量的、身残志坚、对社会充满感恩的“瘸子超人”（贝斯·豪勒在《新闻是如何建构残疾的报道框架的——平面媒体对〈美国残疾人法案〉的报道》中认为，大众媒体中残疾人除了以弱势群体的形象示人之外，很大一部分是以一种超人的形象存在。贝斯·豪勒将这种对残疾人的想象称为“瘸子超人模型”。载于《拓展社会科学对残疾问题的研究》，芭芭拉·奥尔特曼、沙龙·巴尼特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光环，留下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喜怒忧惧。他们会为了健康地度过一天而高兴，也会为病痛折磨而想过自杀；会为政府发了慰问品而感激，也会为残疾人津贴太少而恼怒。他们常人的这些方面，是新闻中所看不到的。他们对待记者会有一整套模式化的应对方式（我曾全程跟随一次记者采访，证实了这一点），用他们的话来说，面对记者“没有一句实话，说了实话他们也不会写上去”。

在田野工作中，最大的心理挑战是作为研究者和作为活生生的人的矛盾。作为研究者，应该是价值中立的，不涉入感情，不因为研究者的到来而改变社区的生存状态。可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就不可避免地会与研究对象产生一定的情感联系，久而久之，会与被访者产生友谊。当被访者有一定的需求，而研究者又不能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时候，最容易产生无力感和挫败感。

一次我在Z阿姨家做访谈，另一位截瘫者Y为她送来了一辆新电动车。Z阿姨想测试她的新车，但是由于车座旁边的挡板太高，导致她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移动到电动车上。我拽着她的裤腰带，喊着“一二三”，把她拽上了车。她说她需要将挡板改低一点，但是我却站在旁边无能为力，最后她又麻烦Y为她改装。

此外，Z阿姨和我说她需要在床前安装一个不锈钢的杆子，她说由于她的年纪一天天大了，胳膊越来越没劲儿，往轮椅上挪动时，胳膊没有力量撑起整个身体。她向疗养院反映她的需求，领导也答应帮她解决，但是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来人。她怕别人嫌她烦，也不好意思再去问。Z阿姨把我当成她的朋友，每次我过去她都会给我做饭吃。但是，我却仍然觉得，我们的关系处于一种极不对等的状态。我在Z阿姨那里获得了很多帮助，她告诉我关于截瘫者的各种信息，为我想办法介绍其他被访者，但是在她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却无法帮助她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虽然只是一些生活中的琐事，但是我却不知道如何做。她更需要一个会做手工活计的朋友，而不是我这种连螺丝刀都不会拿的朋友。

当被访者将研究者作为朋友时，就会按照朋友的预期对研究者产生要求，而研究者没法满足他们的预期时，双方都会产生挫败感。经常有人在和我说了很多需要改变的现状后问我：“你的文章会发表吗？会为我们呼吁吗？”我如实说：“会发表，但是能不能被领导们看到而产生影响，我也说不好。”有些人会感到失望：“那我跟你说了也白说啊。”他们的预期是通过我来实现一些生活上的改变，但是我却无法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

一次，我在社区中遇到我曾经访谈过的一个被访者W。他说：“明天你一定要来我家，我给你做饭吃。”我因为第二天也约了社区中的其他被访者，就答应他会去拜访。然而第二天我在其他被访者家中做访谈，竟然忘记了和W的约定，直到下午6点多我从被访者家中走出，看到W坐在院子里望着我。他对我说：“你怎么没来我家呢？我一天都在等你，中午做了饭，你也没来。”那一刻我感觉很抱歉，但也很无奈，因为我为了完成作为一个研究者的任务，却没有履行作为一个朋友的承诺。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学者对一个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研究越深入，越无法避免价值观的涉入，转而为这个群体奔走呼号。在国际学术界，与客观中立的研究态度有别，以促进改变为目的的行动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与截瘫者相处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他们的生活状况不仅仅需要描述与呈现，更需要在社会模式的框架内将很多现象加以问题化，并寻求改变的途径。例如，截瘫者普遍存在神经痛问题，需要最新的药物和有手术经验的大夫帮助他们免除疼痛；再例如，他们的出行问题也急需解决，很多超市、银行、饭店都没有无障碍坡道，或者坡道不符合规格，客观上把残疾人拒之门外。这就需要通过呼吁加强人们的意识来为轮椅使用者提供合理便利。

这一切工作，貌似我这个小小的研究生无法胜任，但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与被访者的互动以及尴尬情境的处理

访谈者引导被访者说出研究所需要的内容，是整个访谈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但是却没有现成的技巧可以学习，一切都存在于访谈者和被访者的互动之中。

在访谈中，研究者总是期待着，被访者能够把自己的故事和对自己经历的反思完整地表述及呈现出来。但事实上，在访谈中，尤其当问到和苦痛有关的经历时，被访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避免直接叙说这段经历，或者把一些态度性的话语加以简略，并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访谈者虽然可以意会被访者的意思，但是更希望被访者自己表达出来。这样，双方对于访谈的预期就会产生矛盾。

我的一位被访者M阿姨，是一位高位截瘫者。她本是高干之家出身，截瘫之后和一个外地农村户口的退伍军人结婚了。我非常想了解她的情感生活。当她提到她和丈夫两个人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时，我说：“农村人也挺好的啊。”她马上反问我：“你愿意跟着吗？”我无言以对。我知道她想表达的意思是：当时农村户口的军人退伍之后都要回到农村去，因此很少有女孩愿意跟他们。可是自己截瘫之后，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所以不得不嫁给一个社会经济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她认为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不用再问。

我在做乳腺癌患者疾病经验研究时，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问一位被访者：“您得了乳腺癌之后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但是她对我说：“你不应该这样问，你应该安慰我。”这表明，当问到被访者痛苦的经历时，确实会触发他们的心理防御机制。她觉得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应该知道她患乳腺癌之后的痛苦，不应该再揭她的伤疤。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总是希望材料出自被访者之口，而不是来源于自己的揣测，尽管这种揣测是彼此的共识。

总之，在与被访者的互动中要充分考虑对方的感受，使对方能够在最大限度不受伤害的同时将访谈继续下去。如果感觉到对方有反感，就马上停止这一部分的提问。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女孩，比我大两岁，因为手术失败导致下肢瘫痪。与其他截瘫者相比，她瘫痪的时间比较短。在跟她聊天时，我作为活生生的人，总是害怕勾起她的伤心往事，所以不敢问她致残后的经历。她好像看出了我的顾虑，反而主动和我讲一些那段时间的经历。

当然也有许多失败的例子。我和一位中年女性截瘫者谈论夫妻关系问题，说到夫妻间是否有性生活，她变得警惕起来，马上否认，随后摇着轮椅走动到其他地方。我知道这是给我下了逐客令。我的问题问得太生硬，而被访者又是比较保守的女性。

录音设备的使用也要考虑到被访者的感受，访谈开始前要征得被访者的同意，证明录音仅供研究使用。在一次和被访者W的访谈中，我将录音笔放在我们之间。他虽然没有正面拒绝，但是可以明显感觉到，录音笔的存在让他感到非常不自在。整个过程几乎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当我感觉访谈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关掉录音笔准备离开，他突然又表现得非常乐意和我聊天。以至于我们在关掉录音笔之后又聊了三个多小时。

在田野工作中，尽量不要打扰被访者的正常生活。尤其对截瘫者或其他残障或慢性病患者来说，通常都有一些异于他人的特殊生活习惯和护理方式，所以最好提前约好访谈时间，让他们有充分的准备时间。

例如在访问M之前，我的关键人也曾经和我说过，她脖子以下不能动，但是本人又非常爱干净，如果要约访，必须提前联系，以便她提前一天让保姆将她的一切个人卫生都打理好。此外，我和被访者G聊天时她告诉我，因为截瘫者不能控制大小便，所以为了避免在他人面前尿裤子的尴尬，在有事外出或者有人拜访的时候，要提前一天不进水，连粥也不能喝。所以她说如果访谈要提前一天告诉她，以便她做好准备。

虽然提前约访，但是有些尴尬还是避免不了的。由于大小便不能控制，经常要面对被访者暂停访谈，要求方便和换尿布的情况。除了男性被访者一般要求我回避之外，女性被访者一般都告诉我不用离开。一开始面对这一情况时，我都免不了尴尬，但是当理解她们特殊的身体状况后，我把这当成被访者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尴尬的情绪才得以克服。当然，对我来说最煎熬的并不是这种尴尬，而是面对被访者们的艰难处境自己却无能为力的那种痛切之感。在常人看来最自然的大小便，在她们的生活中却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首先要上床，把尿盆放在床上，滚来滚去地把裤子脱了，把尿盆放在下面，然后用力。整个过程下来，她们的脸都是通红的，“出了一身的汗”。而我就在她们身边，不能解决她们生理上的任何痛苦，甚至连搭把手都不知道该如何做。

意义对于研究者和被访者

这里所说的意义并不是现象学中表象背后的所指，而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某人眼中一件事物的价值。访谈对于研究者与被访者来说意义是不同的。对于研究者来说，需要通过访谈收集到有用的信息，为论点提供证据或者建构新的理论，以便完成论文，而这一切仅仅对于研究者是有意义的。可是对于被访者来说，他不关心研究者所建构的理论，访谈的意义在于你陪伴他度过了一个下午，在于他感到自己对他人有帮助。

一次我在疗养院的病房内做访谈，被访者的室友S回来后，了解到我是一位研究者，就兴致勃勃地和我聊起我的论文。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一直在为我规划着整篇论文的写法，很用心地告诉我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内容应该放在前面，什么内容应该放在讨论部分。他还嘱咐我：要着重写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弘扬正能量，多写感谢社会的话，少写负面的东西。这样论文才会出彩，领导才会喜欢。

这就是说，对于被访者来说，访谈具有另一种意义。S为我规划论文写作，同时也告诉我，他帮助过很多记者写报道。被访者H是一位截瘫和视障双残者，他也与我谈起，一位记者连续半个月拍摄关于他的日常生活的纪录片，片子获得了大奖，记者本人也获得了副高职称。他说，纪录片的拍摄过程非常累，但是他帮助了这位记者，感到高兴，仿佛获奖的是他而不是别人，也为能够激励那些纪录片观众而感到快乐。所以访谈对于研究者来说是获得材料的方式，对于被访者来说则是向研究者提供材料来帮助他完成论文，从而体现自己的价值。

所以当被访者S在为我规划论文时，尽管他教我的东西更像是一篇新闻报道的写法，而没有办法用在一篇学术论文里，但是我并没有打断他。因为被访者为我提供的一切是我无以为报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成为他的听众，让他享受帮助别人带来的满足感。被访者并不是必须接受访谈，研究者也没有提供给他们任何意义，他们本可以拒绝你的邀请，却还是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接受你的询问。所以研究者要抱着感恩的心去对待每一个被访者。

结语

研究者作为活生生的人，应该用一种人文关怀来看待你的研究对象，寻求相互之间意义建构的平衡点。反之，活生生的人作为研究者，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去认识、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与人际关系。研究的学识和生活的经验共同积累，才是田野调查的魅力所在。

请了解我＞＞

鲍雨，“直女”，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土鳖硕士、博士。

虽然外表温和，但内心火热，遇到生人脸红，遇到熟人则百无禁忌，从高中起就开始为同学、朋友们解答情感与性方面的问题与疑惑，被小伙伴们称为“鲍老师”。后来误打误撞进了潘门学习性社会学，并被这一领域吸引，跟随老师开展一些研究。

虽说受了这么多年应试教育，基本上是废了，但幸运的是后来跟着潘门的各位老师、同门学了一些人情练达的道理，算是扳回来一局。目前只希望单纯地多做些自己喜欢的研究，少一些“被套路”。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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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中前行：走进未婚人流女青年

王晨娜（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题记：人类学应该肩负起对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书写来自弱者的话语和声音。

这是一篇关于“如何进入田野”的文章，它描述的是一个看似轻描淡写、顺理成章的田野准备过程。

在既往的人类学研究中，人类学家很少将他们在田野前的琐碎准备和心理挣扎付诸文字，好像中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在人类学式的描述方式中，我们被要求“努力地变成一个当地人（即我们的研究对象），去参与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思维”。同时，我们又被要求“要尽可能客观中立、不含杂质地展现我们在田野里的观察，再现当地人的生活。”

但是作为一项真实的调查，我们的研究从来都不是那么浪漫，更不神秘。我们很少能顺利地进入田野地点，找到访谈对象并搜集到所需数据凯旋而归。我们很可能从调查的酝酿阶段开始，就频繁遭遇困难、痛苦、打击、挫折与怀疑。我们也可能折腾了很久以后，却发现自己疲惫至极、无力思考，更有可能遭遇调查毫无进展，甚至是半途夭折。伴随着研究成果的不确定性，我们在多次想放弃的冲动中挣扎。

在此过程中，我们既需要有“当地人”的观点，又不能完全“本土化”。在方法论上，我们被要求尽可能像个当地人一样去参与他们的生活，但是在书写民族志或者调查报告的时候，又被要求不能夹杂太多暗含个人价值判断的东西。这个标准被称之为“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

但在实际的调查中，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真空般的价值无涉，难免会有意无意地暴露自己的情感。比如，一个刚接触人类学的男生，很可能在他第一次听到阿拉伯世界可以合法实行“一夫四妻”制的时候羡慕不已。每每此时，他会瞪大眼睛流露出些许惊讶、羡慕。但是，当他知道在有些条件艰苦、资源有限的异文化中，同样存在“一妻多夫”时，又会不经意地表现出那不可一世、“世界怎么可以是这样”的神情。

再比如，当我第一次接触到愿意与我面对面聊人流话题的受访者时，对于受访者向我披露的一些知识盲点，我恨不得在每个毛孔里都写下惊诧。尽管我极力掩饰，表现出“哦，原来是这样”的淡定，但是，我还是不能确定，我细微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是否会影响到我和访谈对象后续的谈话。每每此时，我都不得不重新检视我的访谈技巧，并无限怀念那些不需要与访谈对象进行面对面眼神交流的虚拟访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篇文章试图将人类学者自己的研究轨迹嵌入到对他者生命的叙述中，以求书写那些看似浪漫神秘和冒险刺激的田野调查前期准备阶段的琐碎与挣扎，并试图反思“他者”与“自我”在田野调查中界限的模糊性与文化震撼的不可忽视性。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涉及选题的具体内容及调查结论的详细阐释，仅着力于书写“田野前”的准备及遇到的种种困难，力求描述出一幅具有自我体验性的、与调查对象多元共建的“如何进入田野”的图画。

“田野”之前：“小残腿”与人工流产

2014年暑假，我正准备完成一篇关于人工流产的研究报告，恰巧我的左脚第五趾骨意外骨折。整个夏天，我的思绪始终被骨折的痛苦所困扰。虽然后来专家的诊断让我松了一口气，但是石膏却从脚底一直打到膝盖。我一直觉得医生小题大做，只是一个趾骨，为什么给我打这么多石膏？

感谢那位耐心的医生，至少没有因为我鄙夷的语气对我恶语相加，反而耐心地向我说明：“你要是现在不好好养伤的话，以后走起路来可能会像个跛子！”

现在回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充满了深深的无礼、怀疑与不信任。因为我实在不能理解，就一个小骨折，怎么会这么严重？而且是在医疗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这就好像我不能理解，在现代社会，为什么会有孕妇在生产时丧失生育能力或者失去生命一样。

这段打石膏、拄拐棍、坐轮椅的经历，让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疾病和伤痛对生活、身体及心理的影响。同时，我总是想到那些同样遭遇了身体损伤，却不像骨折这样有显而易见包扎痕迹的人工流产。那些经历了人工流产的女性会不会也被告知“如果你不好好休息，未来可能生不了孩子”“紧张会导致宫外孕，宫外孕可能会胀破你的输卵管”“你要是流产（刮宫）不当，会导致瘢痕子宫，这种子宫可能仅仅只是在电动车上颠了一下，就会大出血”“在人流的时候，你可能打了麻药就再也醒不过来”？此类善意却又十分冰冷的警告是否真的引起她们的注意？

无聊养病的日子，总让我觉得身体要发霉了，我时常神经质地担忧我的石膏腿会不会长毛。我同样好奇，那些经历人流的女性，会不会也时刻担忧自己的子宫，然后慢慢担忧起与之相连的一切。

后来很多受访者都表示，人流经历确实影响了她们的月经，如流量、颜色、周期稳定、经期长短以及痛经程度等。更有一些女性将自己的腰疼病、头疼病、身体虚、易感冒、易出汗、骨盆酸等“疾病”归因于“都怪我人流的时候没有多注意，现在落下病根了”。

此外，通过对医务人员的访谈发现，人工流产虽然是一种“小”手术，但由于传统的人流手术大多在不能直视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往往会因操作不慎而引起一些并发症。同时，由于人流手术是经过阴道操作的，这就非常容易引起感染，使得经历过人流手术的女性患妇科炎症的概率，明显高于没有经历过人流的女性。这些妇科炎症通常包括：子宫内膜炎、附件炎、盆腔炎、宫腔积血等，偶尔也有月经异常、术后闭经及术后超过15天的阴道长期出血等症状。青春期人流的女生，由于各种器官没有发育成熟，后果则更为严重。

访谈中我们还发现，人流后能按期来复查的女性比例并不高。部分未婚人流女孩甚至为了省钱，连必要的术后消炎也不做。其中原因，除了人流的损伤往往不容易引起注意和重视外，担心被发现、怕花钱、不敢请假等原因也不容忽视。许多受访者都表示，经历人流后，通常不会刻意请假休息，少数在校、在职的女孩甚至术后当天就去上课、上班。至于人流手术所带来的危害，则更鲜有考虑。只是多年后，在经历不易怀孕、极易流产、腰酸疲劳、月经不调后，才会隐隐想到，这些很难根治的“疑难杂症”可能与多年前的人流手术有关。

所以，关于人流的损伤，我们应该将其纳入到更广阔的时间维度去考虑。因为，身体永远不会忘记。

那些与人流有关的数据

作为一个被迫待在椅里的“残疾人”，网络成为我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方式。此时一篇《大学生情侣同居2年做8次人流》的文章跃入我的眼帘，于是开始广泛搜索与“大学生人流”相关的信息报道。诸如《女大学生产子身亡》《21岁女生40多天做2次人流》《大学生已经成为人流主力军》《人流者近半数为未成年人》《暑假成为学生人流月》等文章给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让我沉重得喘不上气。

我开始讨厌自己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选题。特别是那条《21岁女生40多天做2次人流》的文章，让我难以想象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小残腿”上，40天内伤上加伤断两次，我这个主人会做何感想？同时那条《女大学生产子身亡》也让我情不自禁地一联想起这幕惨剧，内心便久久不能平静。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希望能够搜索到一些具有说服力的官方数据，虽然对人类学研究来说，要做到审慎和严谨，就应该摒弃带有数字的论述。但我还是觉得，需要借助宏观数据，来让我的研究看起来更“骇人听闻”一些。可是，当那些数据赫然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却深深击碎了“让我的研究看起来具有说服力”的虚荣心。

如果说，之前看到的个案震撼人心的话，那么宏观的数据则让人瞠目结舌。国家人口计生委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人工流产人次多达1300万，位居世界第一。25岁以下妇女占一半以上，约有600多万，女大学生成为人流高发人群。其中很多人还没发育好，就要面对流产给稚嫩的身体造成的伤害。但根据曹泽毅主编《中华妇产科学》的数据显示，在这1300万的人流案例中，并不包括1000万药物流产和在未注册的私人诊所做的人流数字。此外，根据医药企业提供的数据推测，我国每年的人流数目实际高达4000万人次。

此外，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14）发布的《女性生殖健康计划》数据显示，在已有性经验的年轻人中，没有采取避孕措施或未能采取有效避孕方法的比例很高。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青少年的性观念越来越开放，首次性行为平均年龄正在逐年降低。陈一筠老师通过十余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在同一所医院做人流手术的女性中，未成年人的比例竟达40%-50%，且近年来出现低龄化愈演愈烈的趋势。还有数据显示：最小的人流者竟然只有9岁，而表示对此“负责”的则是一个13岁的男孩。

自以为是——遍地都是访谈对象

看着这样的统计数据，我自以为是地觉得，人流少女会无处不在。作为一个在校学生，我又自以为是地觉得，研究大学生群体理所当然应该比较便利。为了让我的调查更具操作性，我将调查地点限制在北京地区，并进一步缩小调查范围至1-2所高校。与此同时，开始大肆搜罗相关文献。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现有对女大学生人流现状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社会、文化、教育、法律、女权、历史、伦理、宗教、政治等视角，很少有人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以连续的个体化过程为切入点，从人流女大学生的主体建构的视角去分析。

区别于传统的医学角度对病因的研究，医学人类学普遍认为病因不仅仅是生物性的、医学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同时，对于身体的疾痛叙述，医学人类学不仅仅关注于寻找疾痛的病因，而更多开始强调主体建构病因的心理过程与知识结构。

文献检索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我这种毫无根源的自以为是。我每天都像打了鸡血似的设计问卷，搜索资料，并深信我可以轻松进入田野，顺利锁定访谈对象。还大方地决定自掏腰包，请我的访谈对象下馆子，以便我们能像多年未见的好朋友一样，好好促膝聊聊“那些与人流相关的故事”。

迷藏的访谈对象——全面失败

人流是一个人人皆知的问题吗？大家可能会这样认为。尤其按照官方数据，每年都有1300余万人流案例出现在我们身边。但是当我一切准备就绪，计划进入田野展开调查时却发现，根本无法找到这1300万个样本究竟在哪里。这个看起来“人人皆知”的话题，忽然变得虚无又缥缈。

为了使我的问卷看起来“合法”一点，我还专门找来了学生会的朋友帮忙。当我拿着设计好的问卷试图在某高校自习室发放的时候，却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女同学会在这样一份打着“匿名”旗号的问卷里“自我交代”。尤其是当这份问卷里赫然写着如下这类话题：“你人流过吗？”“你对人流有什么感受？”“你觉得人流对你的身体造成了哪些损伤？”“人流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不仅如此，我还被学生会的朋友严重质疑做这个调查的目的。在诸多质疑下，我当即决定未来再也不找来自“官方”的帮助，以免遭到他们善意的“白眼”。

参加研讨班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举办的“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讨班，可以说这是我这篇文章得以继续的关键。让我有点沮丧的情绪和被周遭质疑的选题，瞬间变得海阔天空。在研讨班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我首先将研究对象从“女大学生”扩展到“未婚女青年”。

由于这个调整，我的访谈对象在年龄上就有了延展性，身份上有了包容性，样本上有了可取性，信息上也就有了多元性。受访者也从有人流史的女大学生，扩大到妇产科医生、学校老师、NGO组织成员、社区阿姨、纪录片创作者、未成年人流者、成年未婚者、大学生人流者及其亲朋好友等。此时在心理上，也不再担忧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访谈的对象，但她却不是女大学生的尴尬。

其次，研讨班让我对定性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按照“信息饱和原则”，我将挖掘数据的范围从个人深挖扩展为群像聚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不爱说话个案信息的有效性以及爱说话个案信息的丰富性。同时，这个标准也让我不再担心访谈数量的问题，转而更加关注信息的全面问题。

最后，会议培训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展开，我被分在“孕产育”小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我对整个人流事件所涉及的其他环节的理解。同时，一位来自“玛丽斯特普”（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生殖健康公益组织的医生，还对我们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生殖健康基础知识培训。这对我重新修改问卷帮助非常大，让我的访谈提纲和提问方式也比之前看起来更加“接地气”。而我之前的问卷，因为太过“理想化”而基本全部被否定。

再次失败

人类学要求研究者必须学会当地人的语言，然后努力用他们的语言交流，用他们的思维思考，并力图理解我们与他们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对于人流话题呢？我又该如何设身处地地用她们能接受的方式与之交谈？

在经历了问卷设计脱离现实、校园调查失败、研讨会重树信心后，我在朋友的陪伴下，兴冲冲地冲进医院，准备先参与再观察，然后深度访谈。但是，我却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去问一个刚刚经历了人流手术的女性，“请问您是刚刚流产吗？”“请问您的人流感受是怎样的？”这样的问题。同时，尽管我在准备阶段已经看了不少相关文献，但我还是没有底气。这也让我为数不多的几次问话听起来非常令人生厌。

于是我又陷入深深的迷乱中……

田野的不易进入、相关知识的匮乏、问话时常令人生厌等问题，让我开始深刻地反思：当真的有这样一个访谈对象大方地站在我面前，准备与我聊天的时候，我该怎么和她聊？又如何持续？这个本来不存在的问题，瞬间变成我田野准备阶段迫不及待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

“崩塌”的自我形象

自从进行人流研究后，我便不断地骚扰身边的朋友，逢人便问：“哎，你身边有朋友人流吗？”每每此时，我都是勇敢且话痨的，这与我面对陌生访谈对象时简直判若两人。以至于其中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悄悄问我：“你怀孕了吗？”因为按照惯常逻辑，如果你没有怀孕，你老是谈人流做什么？

这事也引起我爸妈深深的不满，他们本来已经觉得，我老大岁数不找对象就非常揪心了。加上我常常跟陌生人聊人流，这让他们深感不悦，开始阻碍我的工作。至少在亲戚朋友面前，我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地发问。整个人流研究的准备过程，也由于我一直拖着一瘸一拐的“小残腿”，更加强化了我剩女的悲怆形象。

这种剩女的悲怆情结，让我更加大胆地投入到更猛烈的“自毁形象”的深渊里。由于我一直张不开嘴向一个陌生女性问“请问您人流过吗？”“请问您的人流感受如何？”这样的话题，所以经过百次捶胸顿足的纠结后，我准备放弃传统人类学面对面的访谈方法，转而向一直陪伴“小残腿”的网络求助。虽然心理上非常惊慌，担心论文会被全盘否定，但是由于实在找不到其他能让我自然而然开口与访谈对象深入交谈的渠道，于是我写下了下面这则“小广告”，并借助网络发布：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准备写一篇关于“人工流产”的文章，欢迎大家多多帮助普及知识，分享身边故事、信息、健康知识及误区等。只要相关就行！这些信息无论心理、精神、医疗、器械、家庭、亲情、广告、网络、商业、情感、社区关系、身体感知、主体建构、社会角色、性别分工、男女差异、经济地位、黑诊所、小广告，任何你能想到、听到、看到、见到的，只要是与“人工流产”相关的信息，都欢迎大家分享，并提供意见和帮助指导！

在“小广告”发布之前，我专门找来在世界卫生组织从事多年艾滋病及小姐研究的师姐，帮助修改这条“小广告”，以便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它对我生活的影响。这个举动却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人流少女所面对的外界压力、背后议论，以及莫名的鄙夷与嫌弃——其实她们比我们任何人都需要得到关心、照顾和帮助。

虽然自认为“小广告”已经被师姐修改得比较客观中立，且颇有“做研究”的味道，但还是没能剔除“广告”内容——“人流”这个敏感词汇对我的影响。“广告”发布后，时不时地有一些非常关心我的朋友和老师悄悄地、隐含地、怕伤害我又不放心地询问：“你没事吧？”“真的没事？”“说实话，你是不是怀孕了！”

与此同时，我老妈开始暴跳如雷，并义正词严地要求我把这条“小广告”给删了。然后她老人家有点愤恨地诅咒式地警告我：“你要不删，你就嫁不出去了！”这让我有点哭笑不得。

“小广告”效应

在跟我亲娘的拉锯战下，我的访谈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进展。原本只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没想到这条“小广告”发布完，立刻有朋友通过微信和QQ来联系我。还有好多热心朋友推荐他们的妇产科朋友或者身边有人流经历的朋友联系我。

还有一位热心的解剖学老师，不厌其烦地通过邮件、QQ文件的方式给我发来她上课用的教学片。这位体贴的老师还专门从“优酷”找来一部叫作《人体的奥秘》的纪录片，向我这个完全不具备基本常识的“研究者”进行初期的科普教育，以避免我那不具技术含量的提问每每将她逼得不知如何是好。

更加没有想到的是，还有一些男生也会推荐一些他们看过的比较有针对性和代表性的书籍、新闻报道、网络链接、研究文章给我。这让我大为意外，同时心里却五味杂陈。一方面，我在思考怎么向我的老师交代这种“虚拟”场域里信息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每天都会被访谈对象“主动骚扰”的局面却让我分外开心。随后我将这条“小广告”发布到微信圈，希望获得更多信息和帮助。

“小广告”很快扭转了我的调查局面。我甚至不用跟他们讲“您好，我们的访谈全部都是匿名的……”等一系列力争让受访者减少不适与不安全感的“套话”，就自动获取了一种虚拟空间下的“信任感”。在网络的作用下，面对面访谈时的尴尬和戒备被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我几乎不用再担心该如何提问和问什么。因为主动加我QQ或者微信的人，通常都是愿意与我分享他们故事的人。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抓住那些愿意和我“滔滔不绝”分享自己相关经历的“自投罗网者”反复“轰炸”，并在情感上大受鼓舞，完全忘记了我老妈“暴跳如雷”的警告。

一来二去，我和其中几个访谈对象建立了可以随时提问的虚拟式访谈关系，访谈并不局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经常是我在写文章遇到困难时，会在微信上向他们“求救”，他们也基本都有问必答。后来我经常想，这些从未谋面的虚拟受访者之所以会如此大方地“不忌讳”，除了好心帮助我完成作业外，也深深藏着一种隐忧和使命感，那就是希望其他女孩不要重蹈覆辙。

当然，虚拟访谈也会遇到很久才回信或者没有回复的情况，这就好似面对面访谈的冷场、拒绝或者不被待见。因为采取了“信息饱和”原则，所以在等待消息的时候，我并不十分急躁。此外，几位比较健谈的受访者，还会在访谈结束后主动补充一些遗漏信息。

进田野前的交代：关于访谈对象

截至这篇文章写作时为止，我一共对7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未婚人流女性进行了较为长期、持续、深度的虚拟访谈。其中，年龄最大的33岁（人流时28岁），最小的21岁（人流时19岁）。在这7位受访者中，还有2位已婚（人流时尚未结婚）。

此外，我还深度访谈了10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与此研究间接相关的受访者。他们中，有医学院老师3位，妇产科医生2位，NGO工作人员2位，女性纪录片创作者1位以及对此话题感兴趣的男性2位。本文还得到了若干热心“联络人”的帮助，他们中大多数我都在线下见过。就如何看待“未婚人流”这件事我还访谈了26个人，他们大多来自身边。此外，我还采纳了互联网和微信圈上的一些看法和评论。

而在未来的田野调查中，我将以这些已经建立了“基本信任”的17位主要受访者和若干热心“联络人”为基础，进一步扩大面对面的线下接触机会，并试图通过他们及其他热心的“联络人”进一步深入挖掘信息，以保证我的调查不要被认为太过网络化而不够人类学。

调查对象的扩展

当调查对象扩展后，“未婚人流女青年”成为我选择访谈对象过程中具有能动所指功能的一个符号。然后，遵循信息饱和原则，我不再死死抓住某一个曾经人流过的女性，企图“榨取”所有的信息。毕竟这样剥皮式地深挖她们的流产感受，很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此外我还意识到，调查对象之外的声音也是值得被认真考虑的。那么，当我把这些“外面的声音”拉进我的访谈时，我的调查对象就在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不可否认，这种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对选题的理解。

作为进入田野的准备，不知这些努力能否保障我在进入田野时，更加贴近受访者的内心，尤其是当涉及这样一个令常人难以启齿的话题的时候。但至少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多次虚拟式“演练”，在与访谈对象实际面对面时，我能尽量减少问话的无礼和对受访者无形中造成的伤害。

是田野？还是“field”？

在调查手段的选择上，网络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让我几近夭折的选题又重获新生。通过网络，那些敏感的受访者可以在非面对面的情形下，以模糊虚拟的身份免于尴尬地出现。他们所分享的信息往往是相对来说客观的，至少我假设那些愿意主动联系我，并“上门”与我交谈的陌生人，没有必要骗人。

同时，虚拟访谈在时间上的灵活性、地点上的不受限制性，也让我的田野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加有条不紊。当然，我们也需要承认，虚拟访谈缺少那种“面对面”的视觉检视。我也不能否认在这种“豁然开朗”的虚拟访谈下我的纠结与困惑。因为，按照传统人类学标准，这篇文章以及后续的研究，只要没有融入深入的参与观察与面对面访谈，那它一定是不合格的！

但是，按照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我们所熟知的田野“field”，除了被翻译成“调查的地点”之外，还可以被翻译成“场域”。那么，什么是场域呢？让我们来看看布迪厄的解释：在研究实施空间里的“田野”存在着两种场域的交融和碰撞——研究者置身的场域和研究参与者所在的场域。布迪厄在其研究中指出：这两个场域的动力关系形塑了田野以及立足于田野的知识生产。那么，按照这样的说法，似乎虚拟的网络也可以算作“field”（场域）的一种，因为它确实不仅产生了关系，同时也生产了知识。

按照布迪厄的“field”概念，人类学家的田野，就不仅仅局限在开展调查的实地本身，而应该包括所有开展研究的场合，以及在这个场合中产生的关系和生产的知识。这样，人类学的“field”概念在得到进一步拓展的同时，我们的研究也变得更加丰满多元。

结语

随着这篇文章临近截稿，我对已经写成的文字却越发不满。

文章的写作过程里，曾有多个日夜，睡下又爬起，满脑子晃着那些“与人流研究”有关的故事。于是起身、更衣，通常这个时候衣服穿得都非常凌乱，配着我那个睡梦中变成绝世模样的“菜花爆炸头”，思考着并准备一气呵成地书写。伴随着“我是开电脑，还是记笔记”的踌躇，却突然发现脑袋又短路了，写不出半点有逻辑的文字。每每此时，我都在一种“我是不是被田野逼疯了”的困扰中怀疑自己。

同时，每次想到我们究竟该如何去面对这些具有私密性、二次伤害性，但又需要被了解的边缘群体时，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想想自己是不是被“蛊惑”了？或瞬间兴奋不已，或再也不能安睡，一刻不停歇地在脑子里盘算着：我到底该如何走进她们？

这篇文章所展现的，恰恰是这样一个进入田野前期的纠结过程。我不仅作为一个调查者，更作为一个无知的介入者、一个不太会搭讪的聆听者，是如何一点一点接近我的调查对象——未婚人流女青年的心路历程。

希望在这样多次想放弃的冲动和想崩溃的懵懂中，描述出了一幅具有自我体验性的与调查对象多元共建的“如何进入田野”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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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娜，1987年生人，人类学博士，喜闻艺术，酷爱行走。曾不靠谱登珠峰、游丝绸之路、踩北极圈、望哈利法塔，也曾在波斯湾忘情玩帆板，地中海胆战学跳水。人生最大的梦想不是腰缠万贯、富甲一方，而是感受世间万物的生长、存在与凋零，像三毛一样走遍万水千山、看繁花似锦、寻碧海蓝天。

曾记得老师说，学人类学不仅该看看世间的繁华颜色，看看散布在世界角落2000多个民族的流光溢彩，更应该肩负起对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书写来自弱者的话语和声音。感谢潘绥铭老师和黄盈盈老师，让我这个视野只在游走世界的小姑娘，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边缘群体中弱势的未婚人流女青年，并深刻地反思自己既往学习生活中的不足。

从叙事看自我：“性”的解释功能

王小平（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题记：我们应该提倡一种社会学研究的转向，那就是侧重于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究竟是怎样进行主体建构的。

性，不仅是一些具体的动作或者行为，更是人们的一种解释；既可以用自己的性来解释人生，也可以用人生来解释自己的性。

我有一位朋友“桑”，同时也是我的调查对象。他一生的性经验，包括了避孕套、性知识的获得，以及个人的性行为经历。他的自我叙述，呈现出“性”不仅是一种概念及行为，在其背后，更多地折射出社会背景，及背景中的个体的“建构”过程。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性取向的高速流动。

从何谈起？

赵汀阳先生为《走在乡土上》一书所作的序里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虽然深刻，但像‘性’这样的‘小题’恐怕难以成为解释社会的大作。”然而，福柯在其著作《性史》中对于性却是这样描述的：“欲望并不是一种先验存在的生理实体，而是在特殊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

两位学者代表了两种态度：一种是“性”对于描述、解释宏观社会无关紧要，甚至不可能，那些研究“性”的人是小题大做；另一种则认为，“性”不单单是生理现象，而是能够从个体或群体的性经验中，解读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此外还能够解释旧“我”何以成为今天的新“我”。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一直处于主宰地位的社会结构分析范式和社会网络分析范式，往往容易忽视一个事实：行动者作为行动主体，作为意义的积极加工者，在其日常生活情境中，会建构出五彩缤纷的行动策略、行动目标及行动后果。也就是说，这两种主流的研究范式，对于理解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具体“经验事实”和现实情境，其实是苍白无力的。我们应该提倡一种社会学研究的转向，那就是侧重于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究竟是怎样进行主体建构的。

潘绥铭先生研究性社会学多年，认为性社会学尽管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但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因此，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他主张：性的“主体建构视角”，就是把现象作为主体自己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天然存在或者仅仅环境决定的），以主体的感受和体验（而不是研究者的认知）为基础，更加侧重去研究主体自己建构过程（而不仅仅是建构结果及其作用）的诸方面。在此定义中，潘先生特别强调对于“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解构，尤其重视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在我看来，个体“欲望”在建构过程中，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背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讲，他人或社会眼中的“欲望”反馈于“我”，而“我”又被“社会”与“我”自身不断地强化，最终成为现在的“我”。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我”对“性”的叙述，即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具体“经验事实”，折射叙述者所在那个时期社会的文化及文化背后的经济、政治背景。

与社会建构论一样，自我叙事视角也强调语言、情境对于自我建构的重要性；然而不同的是，它还重视自我的一致性和行为的连续性，并且认为这种一致性是建构的、依赖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与此同时，它还用时间这根主线，串起了社会建构中零散的、各种特定情境下看似杂乱无章的事件。因此，采用自我叙事的研究方法不失为阐释社会与自我的一种较好的研究视角。

“桑”的故事

桑，1970年出生，男，东北人。

桑和我是在新浪博客上认识的，他经常光顾我的博客，后来发信息给我，要我的QQ号码。桑知道我的研究者身份，关于他的姓名、工作单位等情况，我根本就不去询问。在我们师门里，这是为对方保密的最可靠方法。

我们通过QQ聊天，避免了面对面谈话的某些尴尬。聊到后来，他说，当他闲下来的时候，总想找我聊天，每次聊天他都很愉悦，总有说不完的话，恨不得全部倾泻而出。因此，聊天的内容相比较而言还是较为真实可信。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说：“……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党和政府已经决定采取一系列具体政策。……有关部门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生产高质量的避孕药具，满足群众需要。”随后，“计划生育”又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写进了1982年宪法。当时卫生部门发放免费的避孕套，老百姓似乎并不使用，随便放在家中或者让孩子拿去玩儿。

桑说，他以前对于避孕套没什么概念，“直到上大学，才知道小时候整天玩的气球原来是避孕套。白色的，吹得大大的绑起来，拿着在大街上跑来跑去，不亦乐乎”。他还感叹道：“现在的孩子是享受不到那种快乐了。”

桑觉得，在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互联网、媒体又非常不开放的情况下，没人告诉过他，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同龄的孩子们大多是听过小伙伴们胡说八道，几乎没人曾经听父辈们说过他们的经验。当时的他，仅仅是模模糊糊地觉得，性与快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他一无所知。桑叙述道：

改革开放初期，报纸是不可能有人买的，电视在一个村里也就那么几台，几乎与外界隔绝。更多的谈资就东家长西家短，谁的媳妇和哪个男人一起走路了，都会被议论好多天，当新闻来传。在农村，信息闭塞，谈性，会被认为淫荡或品行不端，甚至想想都会脸红！那时除了把那些打扮漂亮的女人叫作“骚”，或者四处传播某某人生活不检点之外，好像就没有其他关于性的话题了。

那时候，有个年轻女人，在家和老公做爱时可能没忍住，声音比较大，被人听了墙根，很快就传开了。所有人，大人小孩都满村嚷，把那个女人推到风口浪尖，被当作荡妇的典型。那个女人含羞自杀，喝了农药。那以后，别人就更加小心翼翼了，有夫之妇尚且如此，别人还敢怎么样呢？对象都是介绍的，自己处对象是大逆不道的、放荡的。

小孩们过家家，那是在小学，班长A人比较凶，常常强迫我们做事。他让一个女生躺在桌子上，撩起裙子，他一个人看，说是了解人体构造。我们在场的其他人，都没有看的权力。

这可真是“权力无处不在”，就连在小学生群体中，在“性”这个领域，也彰显了权力的意义。

这刺激了桑的强烈的欲望探求：“到底人体的构造怎样，就成了我心中的谜。或许这就是最早的被压抑的性，以至于那时，每次看到漂亮的性感姑娘或带有情色的电影，总是要打那么几个饱嗝，然后遗憾着手淫。”

可是，桑的“初性”却没有发生在异性之间。他说：

我的第一次性行为，居然发生在小学五年级。是一次在看露天电影，一个小我两岁的男孩子B，他没有拿椅子，就坐在我大腿上，我居然勃起了，感觉很是舒服。

初中时，一个很要好的朋友C，叫我去他那儿住。黑夜里他脱掉了我的衣服，让我给他手淫，他也给我手淫。至今具体情节不记得了，可是那种感觉还真是不错。

当然，除了客观的物质和文化影响之外，情境有时也成了建构自我的偶然中的必然因素。

20世纪80年代，学校由于经济问题，住宿条件不像现在这么优越，桑提到：

中学阶段住的是集体宿舍，几十个人挤在大炕上，晚上睡觉前总要打闹一番，在炕上窜来窜去，或者两个人在一个被窝里玩。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互相抚摸与拥抱，成了许多人公开的秘密，但又乐于互相猜测。大学就不像先前那么无所顾忌，也没有那种条件，每人一张床。你就是有那样的需要，道德与矜持也会阻止你去那样做。

童年时朦胧的性，到中学那种嬉戏性质的同性性行为，对桑的性观念和性行为起了建构的作用。性的“无知”与“快感”的体验，使得桑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并没有产生所谓的“罪恶感”。对他来说，无论是与同性相互手淫，还是看到女性的性欲勃发，都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在桑的叙述中，欲望除了被道德约束之外，家庭经济状况也会压抑个体的性欲。突然降临的意外事件，使得原本的正常秩序发生变化，伴随的是为了生存而艰难地生产生活。此时欲望便不是那么强烈或者消失殆尽。

或许是因为我个人经历原因吧，父亲去世，剩下母亲一人。我帮助母亲干活养家，而且对学习以外的东西都不怎么感兴趣，脑子里只想着一定要努力学习，上好大学，找好工作，赚更多的钱来孝敬母亲。

录像馆也成了桑在大学期间消遣及满足性欲的物质载体，而且每天晚上的“卧谈”也是意淫的“必修课”。至于学校开设的性教育课程，那只不过是在机械地照本宣科，对于桑的性启蒙和教育意义不大。

大学期间，周围的录像厅成了我们真正了解性及性交方面知识（的地方）。每个礼拜六都要光顾，以至于有个笑话成为我们的笑料，还向陌生人传播：小李有一次去看录像了，他问老板认识他么，老板说：烧成灰也认识！（言外之意他是常客）

还有一个笑话是：小张刚脱光了睡下，小郭就叫道：“小张，走，看录像去！”小张飞快地穿好衣服，可是小郭却说：“逗你玩呢！”引来大家一阵大笑。

在宿舍里卧谈，除了聊班里的女生之外，我们已经涉及“阴道窄，是不是干起来很舒服”这样的话题。那时候大家都乐此不疲。

此外，桑在下面的故事里，叙述了两个中国人身在异国他乡的同性经历。这是由于孤独、寂寞、痛苦导致二人情感的萌发，还是本质主义所说的天生如此？二者都可解释。但其经历表明了建构论所强调的个体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

因为所学专业是俄语翻译，经亲戚介绍，我去了俄罗斯做木材采购。很艰苦的，人生地不熟，经常被人欺负。也就在那段日子第一次过起了男男生活。

那是在国外的办公室，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多居室的民宅，我和F在一个卧室。有年生意不好，冬天好多同事都回中国过春节了，就我和他在那里值班。冬天格外冷，我们除了必要的事情外都不出去。

春节那天我们都喝了很多酒，之后F开始哭，说想家，说工作不如意，说感情不开心。我也想家，但我不习惯哭，而且长期的压抑生活会让一个人心如止水，对什么都表现不那么激情，包括想家的时候也没他那么激烈。

F哭，我就安慰他，可是他越哭越厉害，趴在我肩膀上哭，抱着我哭。我平时对人都很友好的，这个时候当然不好拒绝什么了，由他抱吧。然后F开始吻我，我没拒绝，我有点意外，有点乱，唯独没有害怕，也没有喜欢或者不喜欢。当时想，我拒绝他会不好意思吧，而且都是男人，吻一下能怎么的？他平时也喜欢和我勾肩搭背的，只是一直把他当小孩子了。

可能是见我没拒绝吧，他就更进一步了，几乎是撕掉了我的衣服，疯狂地吻全身。我开始变得亢奋，就与他发生了性关系。后来F走了，我也彻底结束了男男生活。

现在再想，不后悔，不庆幸，不怀念。不知道他是不是同性恋，我不觉得他是，可能只是寂寞而已。

之后我认识了H，还不到25的她，有点傻乎乎，感觉就像一块原玉。我们很少言语，更多的是眼神、身体的交流。我爱上了她，我们就结婚了。

恋爱与结婚还是不同的，恋爱是没有生活的爱情，我们只谈感情与性，当然快乐。结婚就不同了，随时都有摩擦与矛盾，更多的是她的工作与经济条件很差，我们过了很长时间的紧张生活。但在性方面我们绝对是最快乐的，在性中，可以忘记彼此的怨恨，可以忘记生活的艰辛，哪怕就那么几分钟或几个小时。

桑，我不去评价他到底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这个毫无意义。同性恋的“污名”本身就是人为建构出来的。

桑的访谈还是比较愉快的。这或许与其性格特征有关，桑本人大大咧咧，而且30多年的坎坷经历，使得他把什么都看得很开。我小心翼翼的问话反而好像有点多余。他也问我一些尖锐的关于个人的性经验，仿佛是在考验我是否真诚，我没什么顾虑，一一真实地回答。

启示

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提出一种理论构想：

关于个体的研究，可以从倾向性特质、个体关注、人生故事三个层次来进行。那些去情境的、无条件的、可比较的人格维度，都属于倾向性特质。

个体的关注与特定的情境相关，是指每个个体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个具体的领域当中，期望得到的那些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内容；以及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逃避不愿意面对的，而采取的各种措施。

个体关注与倾向性特质，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情境性。个体关注有着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角色。然而要达到对个体的全面理解，除了个体关注与倾向性特质，还需要一个能够把二者统一起来的大框架，这就是人生故事。

人生故事是一个由对过去的重构、现在的感知、未来的期盼整合而成的内化的、发展的自我叙事。其中充满着对以往生活经验的体验、表达和理解，具有对自我的建构功能，也具有展现给他人让他人认识自我的功能，并使隐藏在故事情节后的历史背景及意义显现出来。

从桑的性经验的自我叙述来看，我们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启示。

性，从禁欲主义到20世纪90年代的宽容，甚至今天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无疑是一种进步。

桑接受性教育有两条途径：

一是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童年时期所在的农村环境，禁欲主义与人类本能渴求并存。这从那位遭受舆论攻击的自杀妇女，从老百姓对于房事津津乐道，或者从小孩子拿着吹大的避孕套（当时叫气球）到处飞奔，都可以看出来。

二是自身的体验。不论是玩过家家，还是恋爱时的性行为，或者是在特定场合的同性行为，都只是起了积累与摸索经验的过程。

对于桑，我还想说，他的经历是独特的，我们许多人不会像他那样苦难艰辛地生活，可是又伴随着短暂而快乐的性经验。幼年时父亲去世，母亲多病，让他坚信唯有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个信念支撑着他坚持，就像他所说的，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去想性欲与如何满足，一切顺其自然。童年时期的同性之间偶然的性经历，中学时期特定环境下的自然的性行为，这无可厚非。包括在国外的经历，在他看来也是那样自然地降临。这些都源自于他所在的环境。

从桑的经历也可以看出，性行为、性取向及我们对性的态度，在整体上都出现了高速流动性的特点，即非固定化、漂移化和弥散化。观念的变化实际上源自于实践与体验，但都要回到“性快感”这个个体内心的渴望，而且需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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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名字中性，女性使用较多。记得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会务组根据常识，把我和一位女教师安排在同一个房间。

曾因讲授宪法，被冠以“四大金刚”之一的名号。也曾因外表忠厚，看似保守，但言谈举止给人以“内心狂热”之感，而被冠以“王骚”之称号。

大学读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法学方向），硕士、博士转为社会学专业。打过几个月零工，当过短暂的小学教师，目前从事大学教学、管理工作，兼职期刊编辑。

说来惭愧，对于小姐，曾经幻想过种种，但既没有与她们直接的、面对面的“厮杀”，也没有对小姐做过任何调查。学术水平犹如名字：平平，但一直在努力研究的路上。

很幸运，认识了潘绥铭老师及同门诸位，进入性研究的圈子。一是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读到潘绥铭老师关于艾滋病、研究方法的文章，被他的学术魅力深深地吸引；二是因为“性”，最初受性本身的吸引，后来“入圈”与潘老师多次接触，被他的人格魅力、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精神深深地吸引。

因研究“艾滋病”，有一段时间被污名化，大家一提到我，就直呼“做艾滋病的”。因研究“性”，朋友们都想从我这儿获得性资源或性解释，朋友圈越来越广，促使我继续下去的信心更坚定了。

人生短暂，有限的岁月里，能加入到潘绥铭老师的学术大家庭，做自己喜欢的职业，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结语

正是社会调查中这种“主体建构”的视角，要求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切实地贯彻伦理原则。

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方法论层次的反思

黄盈盈　潘绥铭

一、问题的提出

（一）社会调查中研究伦理的缺失

作为研究社会的一种实践方法与技术手段，社会调查是社会科学界使用最多的研究方式之一，也是人们认识社会现象、探索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

我国学术界围绕着社会调查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各种方法与具体的技术，对于研究伦理在社会调查中的重要性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尤其是对于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尊重、保护被研究者，以及研究伦理的贯彻与否如何影响调查质量这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没有详细的讨论。

在国际上，对于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的关注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以“塔斯克基梅毒实验”（Tuskegee Syphilis Study）为一个关键性的事件。从1932年起，美国政府资助的塔斯克基梅毒实验在持续40余年的连续研究中，对黑人进行梅毒试验、检验却不给予治疗。这一实验使得美国政府臭名昭彰，也成为医学伦理史上的一个负面例子。这之后，国际上对于研究伦理的问题开始关注。尊重、受益、公平被规定为三个基本的研究伦理原则。

在中国，与伦理相关的讨论集中在四个方面。

首先，在哲学的范围内讨论伦理的问题，即我们通常所认识的“伦理学”或者道德学，被定义为研究人际关系中人的行为规范的科学。尤其是近年来的若干社会现象，比如克隆人、脑移植、人工流产等社会热点话题引发了“生命伦理学”的相关讨论。

其次，围绕着“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问题，社会科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了十余年的争论。尽管这场争论几乎没有直接涉及研究伦理的范畴，但是研究者的立场以及研究者对于调查研究的影响开始引起关注。

再次，在社会调查的方法书尤其是译介性质的教科书中，有一些关于研究伦理原则的介绍。

最后，千禧年世纪之交在中国兴起的艾滋病干预与防治项目，第一次在实践的层面上推进了公共卫生领域伦理研究的讨论与培训。国际合作项目的增加也促使中国的相关机构（比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一些大学院校）建立了伦理审查委员会。

以上这四个方面都多多少少涉及研究领域内伦理的问题。但是，国际上通用的伦理学在中国的情境中是否适用、如何变通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基于国际压力、为了应付合作项目的通过而做的伦理学审查中，流于表面文章的相当多；研究伦理的讨论主要还是局限在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医学、公共卫生与生殖健康领域。因此，尽管在中国的人文社科领域，伦理学也是一门专门的学科，被不少哲学家和社科研究者所讨论，尽管不少学者在实际操作中有意无意地会考虑到研究伦理问题，但是普遍而言，社科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作为一个显性话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讨论。而且，已有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在“道德”层面上展开，在社会调查领域尚缺乏认识、推广和贯彻。

（二）我们的调查经验与反思

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伦理问题，还与我们自己的调查研究背景紧密相关。

首先，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底层社会与边缘人群。以小姐为例，其所处的非法地位以及道德上的受歧视不仅使她们处于社会意义上的弱势地位，而且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势关系中也处于明显的弱势。因此，为了“自我保护”，她们对于任何“调查”的抵触与敷衍心态也就更加明显。这种情况促使我们在做社会调查的时候不得不随时注意并反思研究方法和研究伦理的相关问题。

其次，研究主题的敏感性（与“性”相关）也促使我们在与被调查者交谈的过程中要时时思考如何让被调查者开口，如何取得比较真实的信息，如何让被调查者减轻心理负担，如何落实保密原则，以及如何努力化解社会学调查过程中的“隐私屏障”。

此外，性社会学研究本身的边缘地位也使得我们在动用调查资源方面处于一定的弱势，例如无法借助现存的社会管理系统，很难进行调查前的必要宣传解释，等等。这使我们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平等的互动和交换与被调查者打交道。这种经历使得我们对于社会调查过程中的“权势地位”、平等关系的重要性更为敏感，也更容易“移情地理解”被调查者的地位与处境。

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做性社会学方面的调查研究，二十余年的调查实践经验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无论是定量调查，还是定性调查，研究伦理的考虑都非常重要。早期我们在大学生、已婚者和工人中的问卷调查，从方法技术上可以说是失败的，当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说服对方接受我们的调查，根据他们自己的情况真实地回答这些敏感问题？这个问题一直督促我们不断地从被调查者的角度来调整我们的调查方法。在1999-2000年以及2006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开展了两次针对中国人的性行为、性关系与性观念的综合调查，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两次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电脑辅助调查方法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在这两次调查中，我们充分考虑了如何动员、如何进行知情同意、如何在调查过程中切实地落实尊重、平等、无伤害等伦理原则，无论是在有效应答率还是数据质量上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

除了问卷调查之外，自1996年开始，我们借鉴民族志的方法陆续在不同地区的15个“红灯区”做多点社区考察，深度访谈了逾千位小姐以及186位男性客人和若干其他相关人群。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如何通过平等的交往与小姐们建立信任关系，以及这种信任关系对于研究的重要性。所有这些调查经历促使我们不停地总结、反思社会调查过程中的各种方法论问题与研究伦理问题，尤其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待研究伦理的问题。

尽管我们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主题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其中所内含的方法论思考和研究伦理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本文期望基于自己的研究经验和体会，提出可以应用于更为广泛的各类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问题，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的重视和进一步讨论。

二、研究伦理的讨论：从道德层次到方法论层次

在社会调查中，道德层面上的伦理学探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认为研究伦理的讨论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层次上的认识和提倡。我们还可以也需要从方法论以及更为具体的方法操作层次上，探讨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问题。其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道德层次的伦理探讨往往容易“泛泛而谈”，缺乏约束力和可操作性，而方法论和具体操作方法层面的讨论有利于在社会调查中切实地贯彻和落实伦理原则；第二，道德层面的伦理比较倾向于“约束”，即约束调查者以避免对被调查者造成损害，而方法论层次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认识伦理原则的贯彻如何能促进我们的社会调查，提高研究质量。本文正是从这两点意义出发，着重从方法论的角度谈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

（一）社会调查过程中的“互动”与“交换”

以“人”为对象的社会调查不应该把被调查者纯粹看作“客观对象”，而是一种人际互动，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过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势关系，包括研究的资助方和背景对于调查过程和调查质量的影响都要被纳入到研究之中。

首先，“互动”需要一种平等的态度来维系。但是，在社会调查的互动过程中，调查者是互动的发起者、控制者与评判者（在付酬的调查中尤其如此），往往具有先决的优势地位，很容易造成与被调查者的不平等关系。如何促进一种“平等”的互动，就需要有研究伦理的考虑。这不能仅仅“想当然”地依赖于研究者的“良心”，还需要学术规范的限制；不能仅仅以“调查有利于社会发展”这样的大道理来忽视被调查者拒绝的权利，抹杀在微小的互动中可能对被调查者造成的伤害（可能是直接的、即时的伤害，也可能是间接的、长远的伤害）。这种伤害可以大到影响被调查者的生活，也可能仅仅是让被调查者感到不舒服；更直接的影响还有调查研究的过程和质量问题。研究者（包括如资助方之类的第三者，我们把这些影响都体现在“研究者”这个概念中）应当将整个研究对被研究者的影响（不管是显在的还是潜在的）纳入分析和反思中，乃至最初的设计之中。

其次，任何互动都需要相互“交换”来维持下去。换言之，我们应该把社会交换理论应用到社会调查过程中。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利，也不可能要求被访者无偿付出，哪怕是用“有利于社会”这种借口。平等的人之间，没有什么单向的“请您配合”，而只能是交换。“配合”式的问话只能得到一些表面的、敷衍的回答。那么，我们在调查之初就应该充分考虑：我们拿什么去交换对方的信息？这种交换对对方来说有价值吗？这就涉及研究的伦理问题。

这种“互动”与“交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定性调查，同样适用于定量的问卷调查，只是互动的程度有所不同。尽管定量调查要求尽量降低调查员的影响，达到“标准化”和“客观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影响是抹不掉的。问卷调查之初调查员如何动员、说明问卷情况，调查员的性别、年龄、身份、举止、言行等都会被带到调查的互动之中产生影响。

可以说，研究者的权势、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这种互动关系，构成了任何针对“人”的社会调查中研究伦理考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如果社会调查的研究者不具有这样的伦理敏感性，或者没有把这种考虑纳入设计之中，而是被动地在事后进行反思（尤其是后悔），那么，这项社会调查本身就会受到质疑。这种质疑除了发生在道德方面之外，还包括从方法论角度对调查质量的质疑。试想，一个调查研究如果让被调查者感到不舒服，或者受到侵犯，被调查者对你的信任能有多大？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如何有效地进行？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和资料的可信度会有多高？研究者对于被调查者的“理解”能有多深？调查本身的质量又如何得到保证？

（二）研究伦理的贯彻有利于提高调查质量

社会调查过程中的“互动”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到中国人的国民性，小到某个访谈者、被访者个体的性格特征，等等。研究伦理的考虑是促进社会调查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动、提高调查质量的必要条件。

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或许具有“不善于拒绝”的特点，而且深受“表态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可能碰到应答率高但是数据质量低的情况。如何让被访者尽量减少顾虑，贴近真实地来表现自己？如何尽可能地减弱“表态文化”对于互动的影响？这首先需要分析“表态文化”在方法论意义上的表现。

在我们看来，“表态文化”主要是指在公开或者公众的场合里，凡事都表示一种顺从主流文化的态度，而且仅仅是表明顺从态度而已，与自己的实际行为往往没有关系。这已经在当今中国成为一种文化。它不仅是被访者基于对调查风险的评估而做出的自我保护举动，更是被社会长期形塑出来的一种非自觉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对于任何话题的调查研究，被访者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我的（真实）回答不符合主流社会，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可能需要负什么责任？”，等等。这种影响大到可以被标为“反动”（比如政治敏感话题），或者是有经济问题（比如过多灰色收入、逃税漏税），或者有个人道德问题（比如性方面的话题），或者仅仅是自己觉得有顾虑（比如研究者会拿这些问卷的调查结果来干什么），感到在公共空间（哪怕只有两个人）中“说话”的一种责任负担。这些顾虑和负担不见得“果真如此”，而更多是被访者自己对于“潜在风险”的构建和对于“个体责任”的想象。针对不同的个体，这种风险的构建和想象可能是相似的（即具有群体特征），也可能是不同的（具有较大的个体性差异）。在这种风险的构建下，被访者会不同程度地进行“表态式”的表述，尽可能地给出主流社会所“期望的回答”，从而降低自己的暴露风险，消除自己的责任。

而研究者通过知情同意的过程、通过平等对待等伦理措施，期望得到的结果则是：了解被访者担心什么，他们认为的风险有哪些，哪些是主要的风险，即了解被访者所构建的风险的差序格局；然后再想方设法去破解这些风险，尽量客观地去分析研究可能给被访者带来的风险以及告知被访者研究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比如保密），从而降低被访者的风险评估和责任负担（以及实际的风险），促使被访者能够尽量地打开心扉。

换言之，研究者需要通过伦理的考虑和实施，尽可能地了解被访者的社会心理特征和生活状态，了解潜在的研究屏障以及被调查者对于调查风险的自我评估，然后采取一定的措施降低风险以及帮助被访者贴近实际地来分析这些风险，尽量让被访者在没有心理负担和压力的情境下参与研究，促进调查/访谈的进一步开展和深入，从而更进一步贴近被研究者的“真实”主述。而且，也只有通过这种情境下的互动，研究者才可能做到对被研究者的“移情式理解”，更加深入地从被研究者主体的角度来解释所获得的信息。

比如，针对小姐人群的研究（任何人群的研究都是如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尽量地去了解她们的生活。通过多年的观察了解，她们的群体特征是：非法、被社会标定为“不道德”、处于边缘状态的生活方式。其最大的风险则在于：被抓、被暴露，以及受歧视。因此，她们对于调查的可能反应是：逃避、拒绝、岔开话题、职业性撒谎及故意撒谎，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首要应该消除被研究者的顾虑和威胁感，拉近人际关系。我们是平等的双方，不能因为我是教授，是社会主流，就持着“我们在帮助和关心你们”的姿态，更不能居高临下地审视被访者。只有这样，一个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才成为可能。

再把此例子具体化。大多数人都喜欢问“性工作者”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干这行？”大多数被访者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接受调查（比如项目有访谈费、被关押在妇教所不得不回答等），其回答很可能是“家里穷，没办法”。这种回答首先是小姐们认识到“家里穷”这种说法符合主流社会对于小姐的想象，而且容易博得同情。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把“家里穷”当作一个“真实”的回答，就肤浅了。如果非得要问“原因”，至少应该分析：这种回答背后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势关系和社会背景是什么；如果真想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则需要通过平等的交往，逐步建立比较信任并且能够谈心的关系，深入地了解她们的生活和心理，从琐碎的生活观察和碎片化的言语中分析所谓的“从业原因”。小姐人群和性工作这个话题可能比较敏感，但即便是一些非常不敏感的社会调查，被访者也会有自己的一些风险顾虑，只是风险顾虑的大小和性质不同而已。

三、研究伦理具体应用的方法论来源

以人为研究/试验对象的科学研究应该遵循的三个基本伦理原则是：尊重个人、对方受益和公平原则。这三个原则被国际医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广泛应用。结合中国的现状，我们把这些原则稍微调整和综合一下，运用到实际操作中，认为社会调查至少要做到：知情同意、尊重与平等、无伤害与受益。

（一）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是近年来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在任何以人为研究/试验对象的科研领域，研究者必须获得研究对象/参与者的同意。具体是指在潜在研究对象/参与者获得了关于该项研究的所有必要信息，并充分理解了这些信息后，在没有强迫、不正当压力和引诱的情况下，自愿做出是否参与科研，以及在科研过程中是否退出的决定。研究者提供信息、对方完全理解、对方完全自愿，这是知情同意的三大要素。

定量调查和定性研究都有一个知情同意的过程。知情同意可以是以签字的书面形式确认，也可以采用口头同意的形式。书面形式的知情同意不仅是保护被研究者，也是为了保护研究者，是一种比较理想和正规的形式。但是，取得书面的签字同意并不容易。首先，从文化上讲，中国人对于签字（哪怕仅仅是留下笔迹）都比较谨慎。其次，尤其在涉及社会边缘群体、敏感话题时，签字的同意书更是不容易获得；即便获得了，也存在增加被研究者顾虑和心理负担的风险。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只要做到实质意义上的知情同意，口头形式也是可以的。但是，研究者必须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加以说明。

知情同意首先是尊重和保护对方的“隐私敏感”

几乎所有的问卷在扉页都会有一段“朋友，你好……”的自我介绍，但是很多人只是知道“应该这么做”，而不清楚这么做的伦理学和方法论背景。

社会调查虽然不太容易对被访者造成直接的人身伤害，但是却很容易使被访者感到不舒服、焦虑，或者感觉失去自尊，或是激发被访者做“表态式”表达。这时候，除了在调查设计时需要告知被调查者基本信息之外，了解被访者的心态、让被访者感到舒适和安心就非常重要。

就我们自己的研究经验而言，在调查之初，我们通常会有一个“介绍”或者“邀请”，说明：我们是谁、研究的主题和目的是什么、如何进行保密、对被调查者有什么潜在的伤害和益处等。只不过，根据主题和研究人群的不同，介绍的详略和侧重点会有所差异。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知情同意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精心地设计。比如，在性社会学调查中，一般人的“隐私敏感”主要是：你为什么要调查这个？你有什么资格调查我？你为什么专门找我？你究竟要调查什么？你怎么才能保密？你怎么让我相信你？

下面是我们在2000年进行《中国人的性行为和性关系》调查中进行的自我介绍和知情同意。

朋友，您好！我们正在进行一次社会调查，目的是了解中国人的健康与家庭生活，以便更好地预防疾病的传播（用科学和社会责任作为主要的感召力量）。这次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性社会学研究所进行的（证明研究者的信誉和责任心）。我是根据居民的户口名单，每隔数十人选中一人，才找到您的。我绝不是故意找您，也没有把此事告诉任何人。跟您一起被选中的，还有其他许多人（详细说明抽到对方的机制）。我们将请您回答一些您的个人情况，包括性生活、性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给对方足以做出选择的信息）。您的回答，将帮助我们的国家与疾病做斗争（用科学和社会责任作为主要的感召力量）。如果您愿意，我们将赠送您感谢金（尊重对方的付出）。

这次调查是完全保密的。我们不会问您的姓名和地址。在我们的调查结果里，不仅不会有您的姓名、地址，而且就连居委会或者村的名字也没有。这是因为，我们的调查仅仅是为了表明全中国的情况。我们不想，也不会把调查结果与您本人联系起来（详细说明保密措施和保证）。根据我国的《统计法》，我们将对您回答的一切情况严格保密（承担泄密的责任）。

对于这次调查，如果您有什么问题，请打电话给以下两个人：×××教授，他负责解决社会调查方面的问题。他的电话号码是……×××老师，她负责维护您在回答问题过程中的正当权益。她的电话号码是……（给对方提供可质疑与投诉的渠道）

在现场操作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语言进行日常化和口头化处理，并且根据被访者的特征和反应来进行调整，在与被调查者的互动和对话中完成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第一步互动，对于调查的顺利进行与否以及调查的质量非常重要。

知情同意需要多层次的贯彻与执行

被调查者愿意参与到调查之中，并不意味着他/她就有义务、乐意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强调，被调查者在调查的过程中可以随时退出调查，或者在某些题目上可以拒绝回答。严格来说，“知情同意”除了在问卷调查开始之前需要进行，还应该贯穿到整个问卷调查过程之中，即针对每道题目，都应该做到“知情同意”。尤其是针对有些敏感或者容易唤起被调查者伤痛记忆的问题，即有必要在回答这些具体问题之前再次征求被调查者的同意。例如，在问卷调查中，进行到性的隐私方面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再次提示：下面我们将问您一些有关性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什么顾虑请告诉我们。反思我们的调查，有一个教训就是在问到“童年性经历”（童年是否遭遇过性骚扰）和“性暴力”相关题目的时候，没有再一次地进行知情同意，即我们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题目可能会给被调查者带来伤痛记忆，以及这种可能的心理会如何影响回答的真实性和数据的质量。如果我们能够较早地意识到这一点，就会针对类似的题目，进行再次知情同意的确认过程，了解被访者的顾虑，进而尽可能地降低这种顾虑，甚至考虑是否合适问这些问题。这些经验教训至少告诉我们，知情同意的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需要有多层次的考虑与贯彻。

知情同意需要其他具体措施的配合与强化

除了“知情同意”的过程之外，我们在时间、地点、访谈者的选择上都慎重地考虑了会不会影响到被调查者的知情同意。比如，被访者在方便的时间来、设立独立封闭的访谈空间（附近居民熟悉的宾馆，或者居委会及附近学校的空房子）、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等等。被访者来了之后，我们会让座倒茶，尽量通过这些情境的设计来创造一个适合于被访者与访谈者互动的空间。此外，态度、眼神等肢体语言的平等互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知情同意伦理原则的方法论来源

首先，只有研究者自己才会仔细琢磨自己所研究的问题，而被访者往往从未思考过。因此，“知情”其实就等于促进被调查者更好地了解我们究竟要调查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互相合作。

其次，只有我们自己才会认为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很重要，而在被调查者的生活中，它往往根本不重要或者毫无意义。同意就是激发被调查者对于调查主题的认同及参与积极性。

最后，“知情”加上“同意”的过程，其实就是最好的动员被调查者“心甘情愿”地参与到调查中来的过程。

（二）尊重和平等

尊重和平等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伦理原则，且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切实地得到体现。这种态度不仅是书面上的承诺，还包括眼神、言语和肢体动作上的平等，最为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平等。尤其是对处于边缘地位人群的研究，更需要如此。最重要的是培养我们自己的多元平等、平常心（不是自上而下的、“我帮助你”性质的、猎奇的）的心态。

我们不需要故意表态或者关照，而需要用一种平常心，将心比心地来对待被研究者，在处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态度上，尽量做到“移情地理解”。这就是说，恰恰因为我们是研究者，理应知道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不同权势地位，因此才更应该主动去尽量打破这种不平衡的关系。

性和艾滋病研究领域的研究伦理问题非常显眼，不仅仅因为性涉及个人的隐私，还在于它最容易跟道德评判联系在一起，这就更加需要研究者时刻审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更需要用一种“尊重”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认同的一些观念和现象，否则研究者的先验价值和道德判断难免会渗透到研究中。这不仅会影响被访者的应对态度和主体表述的真实性，而且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没有办法再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基于材料来分析，也无法从主体的视角出发来解读材料。试想，一个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小姐的人怎么可能深入地了解和理解这个人群？一个眼睛里写着“变态”或者“病态”的研究者如何去移情地理解同性恋、跨性别人群？只有用“平常心”，我们才有可能试着站在跟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经验不一样的她们的立场上看问题，也才可能首先以一种分析的眼光展开研究社会现象，而不是停留在道德评判的层次。

尊重和平等也有其方法论的来源。在任何一个社会调查中，我们的角色都仅仅是研究者，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道德评判者，更不是侦察与审讯的警察。只有在这样的相互关系之中，社会调查的双方才可能进行有效果与有意义的交流。如果调查者不执行尊重和平等的研究伦理，那么双方的关系就变质为强者对于弱者的强制。这样就无法进行任何具有学术意义的社会调查。

（三）无伤害，然后是受益

无伤害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最基本原则。首先要做到的是对被调查者无伤害，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伤害，然后才能谈到受益。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无伤害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是“保密”，即不泄漏被访者的信息，包括文字性的和声音影像的。要做到保密，通常的做法是：不留名字，资料中不出现能够辨认出被访者的个人信息。如果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录音，则需说明且保证录音资料只供研究者使用，并且在使用后妥善保存或者销毁。就录音而言，研究者还需要意识到，针对边缘人群的敏感性问题调查的时候，录音机这种机器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谈话和互动的深入开展，被研究者在意识到（甚至强化）自己在“被录音”的情境下更加容易进行“表态式”表述。

进一步的考虑是如何使被调查者受益的问题。受益，包括物质意义上的报酬（钱、小礼物、请吃饭等），还有一些信息上或者情感上的交换。比如，有关艾滋病方面的研究，在访谈完之后，给被访者介绍一下相关的知识；跟小姐聊天的时候，不仅谈“她们的世界”，也要谈“我们的世界”，等等。“受益”要与“交换”挂钩，这是最基本的人际互动准则，需要被运用到社会调查方法之中，而不是一味地要求被访者合作和贡献。

在一般的调查中，无伤害原则相对比较容易贯彻。但是，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权势关系悬殊的调查中，尤其涉及边缘人群的时候，这个原则就变得尤其显著和需要三思，对于“风险”的评估则尤为重要，也更加困难。研究者需要更多地考虑被研究者的处境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从方法论的高度来看，调查者实行无伤害与受益的研究伦理的程度，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该调查者的学术深度与研究能力。如果不是非常深入地了解被调查者，如果调查的整个方案不是经过精心设计与恰当的预试验，那么调查者就根本无法知道究竟什么可能伤害被调查者，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才会真的使被调查者受益；也就根本无法真正执行研究伦理。

因此，需要强调的是：执行研究伦理的好坏，与其说是一个道德意愿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学术水平的问题。

四、研究伦理的方法论研讨：举例说明

（一）报酬问题对于样本选择与数据“真实性”的影响

报酬牵涉诱导被研究者的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来说，钱数过大，在研究样本上会更容易出现偏差，即为了得到钱的人更容易参加进来。钱数影响了被调查者的样本分布。根据我们的了解与经验，在中国的艾滋病研究与防治领域里出现了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不少人（例如小姐、吸毒者与男男性接触者）知道接受访谈可以拿钱，就多次接受不同项目的访谈，甚至主动去寻找被访谈的机会，因此成了“被访谈专业户”，以一套“成熟”的“表态式”论述应对所有来访者。一次被访谈的报酬也许不算多，哪怕只有50元，但是这样的“专业户”现象严重影响了访谈的质量和可靠性。

（二）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亲密度对于调查质量的影响

在我们所亲历的一些性社会学培训项目中（尤其是涉及男同性恋人群时），在讲到方法论和伦理部分时，培训者都会强调：不要与被调查者发生性关系，这在伦理上构成问题。我们的思考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研究进行期间发生亲密关系（性关系只是极端现象，更多的是经济往来关系、人情关系等），这是两个人的私人问题与个人权利，还是研究伦理的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对于研究带来的影响是否一定是负面的？

从分析的角度看，这不是一刀切的问题。我们还是从道德层面和方法论层面分别进行讨论。在道德和权利的层面上，讨论的焦点应该是：研究者是否为了各种便利利用研究者的身份来发起这种亲密关系，即以“权”或“利”来谋“性”；研究者有没有强制被研究者；这种亲密关系是否给对方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危害与损伤。

从方法论和方法的层面上看，我们认为分析的重点应该是：亲密关系是否和如何影响调查研究的质量。这种影响是存在的。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双方发生亲密关系之后，甚至在准备结成这种关系的时候，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变化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的质量。但是这种影响需要分析，未必就一定是好的，或者是坏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有亲密关系，并不代表被研究者就一定是被迫的或者不情愿的，也不代表该研究会受很大的影响，更不排除研究可以更加深入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亲密关系也不必然会增加研究的真实性与深度，否则，我们是不是可以推论，只有夫妻之间的相互研究才是最好的？这些都要看研究者的学术修养和所采取的具体研究方法。人们之所以简单地排斥这种研究中的亲密关系，其实是因为它被认为违反了社会的主流道德，未必损害研究伦理的“知情、平等与尊重、无伤害”原则。

（三）研究者的伪装问题对于调查互动过程的影响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最经常引发讨论的还有：能不能假装成该人群中的一员对该人群进行研究呢？在预防艾滋病的研究与社会工作中，有不少人实际上是假装成嫖客，先接触小姐，然后再表明身份，甚至有人一直伪装到底。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中国的研究者是以得意的口吻津津乐道的，而国外的学界则相当忌讳。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也需要讨论：我们是否可以隐瞒身份进行研究？隐瞒，除了从道义上讲不那么“光明磊落”，有没有造成实际伤害？是否违背了“无伤害”原则？如何影响了调查过程和数据质量？

很多人首先，而且仅仅是从研究伦理的角度来批判“伪装嫖客”。如果从方法论角度分析，假装成嫖客来接触小姐，首先碰到的是调查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这个身份如何影响了双方关系的建立和资料的获取？研究者的身份不同，则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就会不一样。在分别面对一个嫖客、一个大学男教授、一个女学生的时候，小姐们的反应和回答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伪装嫖客比研究者的身份更容易第一次接近小姐，但是，面对嫖客这种身份，小姐们会把“互动”首先从“做生意”的角度进行定位，所给出的回答通常是只言片语的、虚虚实实的、敷衍了事的“职业化回答”；或者了解在最后一刻，小姐是否会提出使用安全套。而很难真正做到“深入”地了解这个人群的生活和文化。而如果伪装的身份一旦“被动”地被揭穿，互动双方的“不信任感”就会加剧，社会调查互动就难以再进一步维系下去。

扩展到其他社会调查中，“伪装”的问题也需要从方法论角度去分析研究者身份的变化对于调查互动过程带来的影响，以及“伪装”可能造成的对于“互动”的破坏性。身份与年龄、社会性别等因素一样，都会影响被调查者的表达。

五、研究伦理的刚性贯彻与认识上的局限性

在已有的或者将有的讨论中，对于研究伦理的贯彻程度很容易出现一种误解：似乎越是不涉及边缘或者弱势群体的，越是不涉及敏感话题的，也就越不需要贯彻那么多的伦理原则。例如有人会认为，医学研究这样的直接涉及健康安全的研究，当然需要贯彻一切研究伦理；但是调查主流人群对于某种商品的喜好程度这样最一般的社会调查，大概就可以少贯彻一些伦理原则了，因为这种普通调查几乎不可能伤害到被调查者。这种误解恰恰是仅从调查者的单方面道德来讨论研究伦理的结果。如果从研究的方法论、从互动与交换的视角来看，研究伦理则必须在任何形式与任何主题的社会调查中都毫不动摇地贯彻到底，这是因为，没有什么社会调查不是在互动与交换中完成的；如果不能把研究伦理进行到底，那么调查研究过程中的互动就无法有效地、深入地进行下去，其调查结果的质量就必定要打折扣。如此这般，被调查者即便接受调查，也倾向于给出表态式的回答；研究者即便很有学识，也很难在这种缺乏真诚的互动中“移情地理解”被研究者（的陈述），而高质量的研究也就会成为奢谈。

因此，任何社会调查都要贯彻研究伦理，这是一种刚性要求。但是，贯彻的程度如何则受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认知的约束。接下来的问题是：社会调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贯彻研究伦理呢？我们以“知情同意”为例来进行分析。

知情同意是受到时空限制的，是受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作为“人”的认知限制的。我们能够预测到多久远的风险？被访者今天同意了，明天后悔了，怎么办？

我们认为，针对某些处于非法、非道德、遭受严重社会歧视的人群（比如性工作者、感染者、吸毒者等），在被访者的“自主性”和“权利意识”还没有达到善于自我保护、勇于说“不”的社会背景下，我们作为研究者尤其需要慎重，不要把可以辨识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公布出来（比如姓名、照片）。应尽量周全地考虑种种可能对被研究者不利的情况，并把这些风险告诉给被研究者。

这是研究者的责任，而不是被研究者的责任。因为有时候研究者自己都不知道研究作品发表后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即便只是在学术圈内使用，我们也无法完全保证被调查者的信息不会被外传，同时不会干扰到被调查者的生活。以我们自己针对小姐的研究为例，尽管我们意识到照片的社会影响力，也有性工作者愿意被拍照，但是，考虑到她们的非法和受社会歧视的边缘地位，考虑到照片公布可能会对其以后的生活造成的影响，我们的选择是“保守”的，即在出版物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类照片。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若干个真实例子，比如我们认识的某位女性，介绍一些小姐到国外从事性工作，她自己则是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她同意接受某个著名电视台的面谈式采访，但是在采访播出后，她的生活遭遇了自己远远没有预料到的破坏，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而想尽办法要起诉节目制作者。

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要贯彻研究伦理，但是根据研究的性质和特点，贯彻的程度和过程则可以不一样。比如，医学的调查研究不仅关系到被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权势、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关系到可能带来的身体伤害。因此，充分的知情同意，以及对于风险的评估就尤为重要。针对边缘群体的敏感问题研究，首先要解决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权势和研究者的态度问题：如何培养研究者的平常心，如何消除被访者接受调查、表达真实想法的顾虑，如何做到保密则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针对边缘群体的非敏感问题研究，则首先要考虑互动的权势关系以及对待被研究者的态度，然后是知情同意。针对一般主流群体的敏感问题研究，如何消除被研究者的隐私屏障，强调保密原则是首要的。针对一般主流群体的非敏感问题研究，则首先要侧重如何以平等交换的原则来建立信任关系，强调被调查者参与的重要性和意义。

因此，我们所主张的研究伦理的刚性贯彻，并不是要树立一个完美主义的理想状态来挑剔研究者，而是主张“贯彻研究伦理”必须成为社会调查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尤其是，无论调查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贯彻之，研究伦理的考虑都不应该仅仅是一个需要事先审查的环节，而应该是调查者高度的、始终如一的学术自觉。

相应的，我国社会科学界应该尽快地建立起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规范，即在任何一篇调查报告或者学术论文中，都必须包含这样的清晰表述：作者是如何贯彻研究伦理的，又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实现之，以及为什么认为自己达到这个程度就足够了。

这不仅仅应该是对于调查者的要求。我们希望，作为学术规范的促进者与评判者之一的学术刊物的编辑和出版社，在评审稿件的时候也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

六、高于伦理原则的道义责任

前文所分析的“知情同意”“尊重与平等”“无伤害与受益”，偏向于从尊重和保护被研究者的权利出发，促进调查过程中的互动，提高调查的质量，但是尚未明确地论及研究者的价值介入与道义责任的影响。后者在我们看来也不纯粹是道德与权利层次的伦理问题，它同样会具体地卷入到调查的具体方法和过程之中。尤其是在面临一些带有冲突性质的伦理问题时，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会直接地影响被调查者的心理、调查的互动过程，直至调查的结果。

（一）调查过程中职业道德与公民道德之间可能的冲突

研究者既是“做研究的人”，也是“普通的人”，这就引发了社科研究领域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当个人伦理原则和职业伦理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研究者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在研究一些与道德和犯罪相关现象（例如贩毒、组织卖淫、拐卖妇女，等等）的时候，研究者究竟应该采取中立立场，还是应该去告发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研究者与作为一个守法公民的角色应该如何协调？

一方面，人们会觉得研究者首先也是“人”，尤其是一个守法的人，所以做人的伦理、守法是首要的，因此当然要揭发类似贩毒、组织小姐卖淫这类现象。但另一方面，研究者既然是要对这类现象进行研究，则首先要遵守职业伦理原则，揭露和举报本身就有悖于研究伦理；从这个角度讲，研究者首先要讲的是职业伦理，这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伦理。这种例子在生活中经常碰到。类似的争议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上也都发生过。例如，美国有位记者，因在法庭上拒绝举证告他的被访者而被判入狱，但是他的职业道德操守受到了业内的尊敬；又如一部电影所展示的，一个神父，面临一个杀人犯的坦白，一直对是该告发前来忏悔的这个人，还是遵循一个神父的职责为忏悔者保密而犹豫不决。

某些违法行为并不一定违背伦理，但是，有一些问题如果挑战了人的某些基本准则，或者说你的被研究者严重违背了他人的意志，则是相当棘手的，比如：当碰到你的被访者拐卖妇女儿童，怎么做？

当作为“研究者”的职业道德操守和作为“人”的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抉择？这绝对不是一个伪问题。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个具有普适性的、优先于一切其他伦理准则（包括职业道德）的元准则？我们在这里无法得出一个明确与简化的结论。但毋庸置疑的是，面临这些伦理冲突的时候，不管研究者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种选择过程、价值介入对研究者的心理、行为和互动过程都会产生影响。

（二）“红灯区”调查：我们对于道义责任的思考与选择

我们在实地研究中所遇到的最大困惑，其实还不是如何执行这些保护被访者的伦理原则，而是我们自己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道义责任。

我们在“红灯区”进行“入住式社区考察”期间，屡次看到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例如小姐被旁人歧视、被老板欺压，还有客人或者社会的混混来闹事，甚至是女孩子被骗来当小姐，等等。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实际上也爱莫能助；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研究者”，作为研究者首先是为了了解和分析社会问题。可是我们常常不得不审视自己：我们是不是在“使用”这些小姐？我们从她们那里获得资料，却无法给予她们感谢金之外的任何切实帮助。这怎么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那些小姐和妈咪呢？这是更为根本的道义问题。

对此，我们的思考与选择可以从三个层次展开：

第一，我们究竟应不应该去研究她们，这本身就是一个道义问题。

不能否认，像我们这样大谈性产业和“红灯区”的情况，有可能使得小姐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所需要和期盼的，其实只是像小草那样默默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环境中，过度的关注就可能危害到她们的现实生活质量。

虽然我们并不认为研究小姐就一定会损害她们，但是也不想更多地打扮自己。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一位被访者就曾一语道破：你是教授，总要找些事情做嘛。

不过，我们仍然承担着道义上的责任。因此我们只能遵守中国人的两条古训：在精神上坚持“将心比心”；在行动上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研究道义的第二个层次是：我们能不能为了研究的需要，就去挖掘对方所不愿意暴露的隐私呢？

例如：萍姐（一个被访者）回家乡结婚了，这是研究小姐“转业”和“退役”的罕见好机会。可是，我们还能无所顾忌地再追去找她聊天吗？甚至，在公开场合如果我们再遇到她，还能表示我们曾相识吗？显然不能。哪怕我们的个案记录极不完整。

我们坚信，任何社会调查都不能搞“逼供、诱供”，哪怕是使用最温柔的手段。尊重对方的“隐私屏障”，就是尊重对方的整个人格，也就是尊重调查者自己。

第三个层次是：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上去帮助她们呢？

我们是否了解她们是否需要我们的“某种”帮助？她们所切实希望的帮助（比如免于被抢劫、被抓、遭受暴力），我们又能做到多少？

最终我们所能找到的存身夹缝往往是：除了一定的访谈报酬（或者以礼物的形式），更多的是一些生活中琐碎的事情。比如一起逛街，陪着一块去看病买药，在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陪着聊天解闷，为今后生活一块出谋划策，过年过节时一块打牌，等等。而这些，我们认为恰恰是小姐们最需要的，也是最贴近她们生活的东西。只有通过这样的“交换”，一种平等的互动关系的建立才成为可能，深入的研究才成为可能，一种主体的、移情的理解也才成为可能。

这三个层次道义的思考和选择无疑直接影响到研究者的调查心理和行为，影响到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如何对待被调查者，以及被调查者的回应。我们认为研究者的这些道义责任的思考对于调查来说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意识到、没有思考这种道义责任，则很难做到平等互动，也很难认识到这种“漠视”对于被调查者所带来的伤害以及对于研究质量的影响。研究者对于道义责任的选择则关系到如何影响调查过程的问题：有利的促进还是阻碍。我们基于自己的经验给出了我们的思考与选择，其他社会调查领域的研究者可能会面临其他的道义责任问题，希望能够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一起探讨。

七、讨论：研究伦理的自觉，源于“主体建构”视角的确立

本文强调，任何以“人”为对象的社会调查研究（包括定量调查和定性调查）都要关注和贯彻研究伦理的问题，而且，不仅仅是从道德权利的角度谈论研究伦理对于调查者的制约作用，更需要从促进调查过程、提高调查质量的方法论角度来阐明研究伦理的建设性。

社会调查的“互动”和“交换”性质要求我们把被研究者视为“信息的主体”，被调查者所提供的信息不再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客观事实，而是被调查者作为主体对于自己的想法、行为、意义的建构结果。而调查者也是一个主体，研究者的主体性首先表现为他/她是一个带有价值判断的主体，这种价值判断的介入、道义责任的选择对于调查过程的影响需要有意识地加以分析与反思。同时，研究者的主体性还表现为其对于所获得信息的主观性解读（而非客观性再现）。调查过程其实就是这两个主体之间的人际互动，而调查的结果则是双方共同建构出来的。我们把这种认识归纳为“主体建构”视角。

扩展开来讨论，“主体建构”的视角针对的是科学主义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客观化”的影响。“主体”的视角反对研究的客观化，主张从“主体”出发。它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首先，强调被研究个体的“主体性”和体验性；其次，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以及对于资料的再次建构；再次，在自己的文化中，侧重的是个体之间（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为主体的互动机制；最后，在多文化中，我们所处的文化就是一个主体。

“建构”的视角反对把社会现象视为“天然的静态存在”，把被调查者视为“不变的客观存在”或者独立于社会情境的纯粹个体，强调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对于被调查者的形塑。

综合起来，“主体建构”视角可以集中表述为：在认识到研究者于调查过程和研究成果的影响和主观性解读之外，尊重被调查者对于自己经验的主体性建构，把现象作为这种互为主体性的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天然存在的或者仅仅环境决定的）；以被研究者的感受和体验（而不是研究者的认知）为基础，更加侧重去挖掘被研究者的声音，研究被调查者自己建构过程的诸方面。

“主体建构”视角的确立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和深入地理解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对于社会调查的影响作用，促进调查过程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促进被调查者给出“主述性真实”（区别于故意的欺骗或者隐瞒），促进研究者对于所获资料的“移情式理解”，从而提高调查的质量。

正是社会调查中这种“主体建构”视角要求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切实地贯彻伦理原则，做到“知情同意”“平等与尊重”“无伤害与受益”，只是不同类型的社会调查研究在贯彻伦理原则的侧重点与程度上会有所差别。越是难以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下获得贴近主体“真实”表述的研究，对于研究伦理的要求也就越高，所需要的考虑也就越充分。不管贯彻的程度如何，任何社会调查中伦理原则的贯彻过程和局限性都需要结合到调查过程之中呈现给读者，以促进学术监督与讨论。对于研究伦理的充分考虑与切实贯彻，以及对于研究伦理在方法论上的意义的充分认识，可以提高社会调查的数据质量和整个学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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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第一部 身处小姐之中

我在“红灯区”

“你要自甘堕落”：记小姐研究中的朋友们

疏离与亲密：性社会学调查随笔

非典型“性”调查

真实的“谎言”

她们的纠结与纠结的我

激情的投入与焕发：性研究之乐

义行江湖：警察、兄弟、小姐之间的学术游走

透过酒杯的霓虹

可以抱抱你吗？姐姐

生活世界的碰撞与视界的融合：性研究的断章

小姐主体之性问题：兼论敏感问题社会学研究之困与思

第二部 融入他们的生活

与“同志”们相处：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

身处共境：我与大妈聊“月子”

研究，浸透在日常生活中

怀疑中前行：走进未婚人流女青年

从叙事看自我：“性”的解释功能

结语

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方法论层次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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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第一部 身处小姐之中

我在“红灯区”

“你要自甘堕落”：记小姐研究中的朋友们

疏离与亲密：性社会学调查随笔

非典型“性”调查

真实的“谎言”

她们的纠结与纠结的我

激情的投入与焕发：性研究之乐

义行江湖：警察、兄弟、小姐之间的学术游走

透过酒杯的霓虹

可以抱抱你吗？姐姐

生活世界的碰撞与视界的融合：性研究的断章

小姐主体之性问题：兼论敏感问题社会学研究之困与思

第二部 融入他们的生活

与“同志”们相处：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

身处共境：我与大妈聊“月子”

研究，浸透在日常生活中

怀疑中前行：走进未婚人流女青年

从叙事看自我：“性”的解释功能

结语

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方法论层次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