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YCLOPEDIA OF THE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百科全书

［美］彼得·赖尔 艾伦·威尔逊著  

刘北成王皖强编译

序言

启蒙运动是西方历史上的转折点之一。尽管人们对启蒙运动毁誉不一但都把它视为现代的开端，因为启蒙运动揭示了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尽管没有给出圆满的答案。因此，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审视启蒙运动。一方面，启蒙运动的开创者和追随者对他们所继承的那个世界提出了广泛的批判。传统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科学知识、人际关系、人性、历史、经济学以及人类理解力的基础本身——都受到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另一方面，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试图为更清晰可靠地理解这些问题奠定充分的基础。总之，启蒙运动乃是在批判与创新的大破大立之中展开。无论是它的批判还是它的创新，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我们的文化。 

有关启蒙运动的种种定义通常都把上述活动归因于启蒙运动所尊崇的理性。事实上，启蒙运动常常被称作“理性时代”。这种说法会引起两种误解。首先，这种说法似乎暗示，启蒙运动的倡导者都是些天马行空的思想家，热衷于乌托邦的设想而不屑于脚踏实地的方案。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暗示，理性活动被推崇到了极致，其他一切都俯首称臣;激情、欲望和感觉基本上遭到冷遇。这两种推想都是错误的。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启蒙运动的设想，其中都贯穿着一种基本情绪，即极度蔑视建立在空洞逻辑之上的抽象答案。人们给自己的论敌最坏的评价，或许就是把他们说成是“体系精神”的殉葬品。

为了理解启蒙思想的实用倾向，我们需要考察启蒙运动直接面对的三个问题：司法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贝卡里亚在其划时代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大胆地抨击了酷刑、死刑以及偏袒有钱有势者、歧视贫苦无告者的司法体系。这部著作引发了一场广泛的运动，最终遏制了酷刑·限制了死刑，促成了监狱改革的兴起。在重农学派的纲领中，经济改革居于中心地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此作了全新的阐述，提出了一个至今广为流传的经济纲领。政治学说在18世纪最后30年所制定的新宪法中得到了直接的应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国和法国建立宪政的经验;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以及麦迪逊、杰伊和汉密尔顿为声援新联邦宪法而写的文章至今余音不绝、言犹在耳，法国革命期间诞生的《人权宣言》具有同样的、甚至更为深远的影响。美国人所珍爱的政治假设——政教分离、权力平衡以及《人权法案》（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所体现的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大多是启蒙学说的直接应用。 

启蒙运动不仅对抽象推理和空想方案持批判态度，而且还为重新发现人性的隐秘方面——情欲、欲望和情感——批判理性藉此奠定了基础。17世纪，人们把理性界定为人的最基本特征，从而断言人的理性的至高性（表现为笛卡儿的论断“我思故我在”）。这种论断很快遭到了批判。感觉和情绪取代了理性，成为全部人类认识和活动的基础。从洛克开始，经由孔狄亚克、休谟、里德和卢梭，最终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们可以看到把理性视为先天的普遍属性和独立自主的活动的观念，受到了全面彻底的重估。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人类经验领域成为思考的对象，其中包括文学中的崇高概念，为了理解绘画、雕塑和文学中的美而建立“美学”学科的努力、对自利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的评价、对地区性环境和历史传统在塑造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评估以及对性欲在人性中的作用和支配力的认识。由于上述这些对非理性领域的涉猎，有一位学者其至把启蒙运动说成是“非理性主义的古典时期”。所谓古典性是说，它承认非理性因素具有支配日常生活的力量，但拒绝屈从于这种支配。换言之，它认为，可以引导这些基本力量改变方向以造福人类。 

启蒙运动不是专注于抽象的理性，而是致力于批判的分析：借助于观察和想象，完全以经验资料为依据，不懈地对传统确定的事实提出质疑。这种做法被称作批判方法，它源自于牛顿对科学解释方法的概括。当时人们主张以科学（当时称“自然哲学”）为指南，实非偶然。启蒙思想的主要假设之一就是，“大自然”可以成为人类活动的一个大参照系。当时人们认为，人类社会应该与自然和谐一致。在关于启蒙运动的种种解释中，比较传统的说法是由于自然被当作大参照系，牛顿被视为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代言人，因此牛顿世界观基本上支配了那个时代。不仅他的许多原理很快就获得承认，而且牛顿本人也变成自然哲学改造世界能力的象征。亚历山大·蒲柏概括了这种说法：

道法自然，久藏玄冥（自然和自然规律隐没于冥冥暗夜之中）； 

天降牛顿，万物生明（上帝说“让牛顿出世”，于是便有了光）。

但是，牛顿的象征意义并不能确保牛顿或他的追随者（他们往往修饰或简化了牛顿的观点）的世界观能够一统天下。现代学者研究表明，启蒙时期的科学不是铁板一块。当时有各式各样的自然哲学，如莱布尼兹学说、笛卡儿学说、万物有灵论、生机论等。到18世纪末，还有各式各样被后人归入“伪科学”的观点。所有这些观点都在自然哲学领域中逐鹿争雄。

科学领域的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人类利益和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虽然可以说启蒙运动总体上具有某些共性，但是也因人、因时、因地而表现出各种差异。启蒙运动不是一场统一的运动，而是各种前无古人和与众不同的现象重叠交错而形成的。首先，以人为例，虽然伏尔泰和卢梭都被视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两人对启蒙运动的看法大相径庭。类似的分歧比比皆是，例如德国的门德尔松与雅可比之间，英国的休谟与里德之间都争执不下。其次除了个人之间的分歧外，地区性和国家间的差异也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们不应该把现代的民族观念强加给古人（众所周知，当时几乎谈不上什么“民族国家”），但是也不能否认当时有许多启蒙运动，它们可以被称作法国启蒙运动、英格兰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德意志启蒙运动、瑞士启蒙运动、意大利启蒙运动、美国启蒙运动等等。最后，与其他基础广泛的运动一样，启蒙运动不是值化静止的。它的表达方式和内容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不同的环境而变化。前面的成功与失败也导致后来对人类活动领域的重新界定。

现在有些人倾向于把启蒙运动分成早期、髙潮期和晚期。喜欢搞历史分期，是历史学家的一个通病。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但是，普遍认为，启蒙运动大体上是从17世纪末期开始的，通常都以1688年为标志。这一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英国光荣革命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这两个事件对以后的思想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是以法国启蒙运动那批伟人的活动为标志，当然他们在法国之外也有战友和同盟者。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休谟、莱辛和贝卡里亚代表了这个时期，时间大约从1730年到1780年（囊括了这些人最有创造力的时期以及美国革命）。启蒙运动晚期是在18世纪最后30年，通常都以法国革命作为结束。但是，也有一些主张“延长的18世纪”的学者，认为启蒙运动结束于19世纪之初的10年或20年。甚至还有人试图弥合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之间似乎存在的鸿沟，提出“浪漫启蒙运动”或“启蒙浪漫主义”。 

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给我们展示了一幅远比过去的刻板解释更为复杂多样、甚至令人眼花缭乱的启蒙运动画面。有时让人觉得根本没有什么真正把启蒙运动统一起来的东西。但是，在对待人类思想和活动方面，还是存在着可以看作是普遍的“启蒙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人们通过内省反思、自由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积极地承担责任，就能够在这个世界生活得更好;人们能够取得真正的进步，但是人类进步决不会自动发生（衰退是经常可能发生的危险），也不会理所当然地取得。只有在改善周围世界的意志驱动下，通过艰苦努力才能获得自由。康德在其著名论文《什么是启蒙?》中雄辩地宣示了这种观念： 

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箴言应该是：

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

这是一条律令。无论在康德写下这个箴言的1784年，还是在今天，这都是一条重要的律令。

彼得·赖尔 

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启蒙运动总论  

一、启蒙时代的政治与社会  

王朝国家（dynastic states）  

君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  

绝对主义（absolutism）  

开明绝对主义（absolutism，enlightened）  

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  

开明君主（enlightened monarchs）  

官僚机构（bureaucracy）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财政主义（Cameralism）  

18世纪的阶级和等级（class and rank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农奴制（serfdom）  

奴隶制（slavery）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1756年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 of 1756）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  

二、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the）  

启蒙世纪（Steècledes Lumières）  

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s）  

哈斯卡拉（Haskalah）  

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s of  the Enlightenment）  

共济会（Freemasons）  

科学院（scientifica cademies）  

大学（universities）  

博物馆（museums）  

出版（press）  

书刊审查制度（censor ship）  

读书俱乐部（reading club）  

租借图书馆（lending libraries）  

三、启蒙学说与学科  

哲学（philosophy）  

伊壁鸠鲁哲学（Epicurean philosophy）  

认识论（epistemology）  

理性主义（rationalism）  

经验主义（empiricism）  

怀疑主义（skepticism）  

皮浪主义（pyrrlionism）  

唯物主义（materialism）  

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  

机械哲学（mechanica lphilosophy）  

人学（science of man）  

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  

美学（aesthetics）  

伦理学（ethics）  

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经济学（economics）  

人口理论（population theories）  

社会学（sociology）  

历史学（history）  

人类学（anthropology）  

心理学（psychology）  

颅相学（phrenology）  

圣经评注（biblical criticism）  

四、启蒙学说的概念  

理性（reason）  

自然（nature）  

伟大的存在之链（great chain of being）  

自然法（natural law）  

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  

自由权（liberty）  

自由（freedom）  

平等（equality）  

财产（property）  

幸福（happiness）  

人性（human nature）  

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  

进步（progress）  

民主（democracy）  

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  

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s）  

宽容（toleration）  

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批判（criticism）  

关系（relations）  

分类（classification）  

同感（sympathy）  

感性（sensibility）  

崇高（sublime）  

天才（genius）  

直觉和想象（intuition and imagination）  

教化（Bildung）  

五、启蒙时代的教育、文学、艺术、建筑  

教育（education）  

童年（childhood，ideasabout）  

大旅行（grand tour）  

识字（literacy）  

阅读（reading）  

艺术与建筑（art and architecture）  

巴罗克风格（Baroque style）  

洛可可（Rococo）  

古典主义（classicism）  

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  

浪漫主义（Romanticism）  

文学（literature）  

游记文学（travel literature）  

感伤小说（sentimental fiction）  

哥特传奇（Gothicromance）  

音乐（music）  

古典主义音乐（classicism，musical）  

情感风格（empfindsamer Stil）  

华丽风格（style galant）  

交响乐团（symphony orchestra）  

钢琴（piano）  

中提琴（viola）  

单簧管（clarinet）  

曼海姆乐派（Mannheim school）  

谐歌剧论战（Battle of Buffoons）  

建筑（architecture）  

帕拉第奧风格（Palladian style）  

哥特复兴式（Gothicrevival）  

英式庭园（English garden）  

中国风格（chinoiserie）  

六、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  

科学（science）  

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  

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  

哥白尼革命（Copemican Revolution）  

地心说（geocentric）  

日心说（heliocentric）  

哥白尼（Copernicus，Nicolaus）  

《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 of the Heavenly Spheres）  

开普勒（Kepler，Johannes）  

伽利略（Galilei，Galileo）  

培根（维魯兰男爵）（Bacon，Francis，Bacon of Verulam）  

笛卡儿（Descartes，René）  

笛卡儿主义（Cartesianism）  

梅森（Mersenne，Marin）  

伽桑狄（Gassend，Pierre，Pierre Gassendi）  

牛顿（Newton，Isaac）  

《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天文学（astronomy）  

金星凌日（transit of Venus）  

数学（mathematics）  

数学与力学（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化学革命（Chemical Revolution）  

炼金术（alchemy）  

亲和力化学（affinity chemistry）  

燃素说（phlogist on theory）  

精细流体（subtle fluids）  

热质（caloric）  

医学（medicine）  

化学医学（iatrochemistry）  

物理医学（iatromechanics）  

接种（inocuiation）  

生物学（biology）  

万物有灵论（animism）  

生机论（vitalism）  

渐成说（epigenesis）  

预成说（preformation theory）  

精源论（animalculism）  

生殖（generation）  

退化（degeneration）  

技术设备（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ation）  

望远镜（telescope）  

太阳系仪（orrery）  

显微镜（microscope）  

气压计（barometer）  

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飞梭（flying shuttle）  

珍妮纺纱机（spinning jenny）  

水力纺纱机（water Frame）  

骡机（spinning mule）  

动力织布机（power loom）  

脱粒机（threshing machine）  

蒸汽机（steam engine）  

制陶工艺（ceramicarts）  

迈森工厂（Meissen works）  

塞夫尔（Sèvres）  

埃特鲁里亚工厂（Etruria works）  

戈布兰挂毯厂（Gobelins tapestry）  

新拉纳克（New Lanark）  

七、宗教  

宗教（religion）  

迷信（superstition）  

狂热（enthusiasm）  

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  

神学（theology）  

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  

自然神论（deism）  

物理神学（physico-theology）  

无神论（atheism）  

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  

耶稣会（Jesuits）  

本尼狄克十四世（Benedict ⅩⅣ ，Prospero Lorenzo Lambertini）  

克雷芒十三世（Clement ⅩⅢ  Carlodella Torre Rezzonico）  

克雷芒十四世（Clement ⅩⅣ Giovanni Vincenzo Antonio Ganganelli）  

庇护六世（PiusⅥ）（Giovanni Angelo Braschi）  

詹森主义（Jansenism）  

费布朗尼乌主义（Febronianism）  

新教（Protestantism）  

路德宗（Lutheranism）  

虔敬主义（Pietism）  

加尔文宗（Calvinism）  

胡格诺派（Huguenots）  

韦尔多派（Waldensians）  

卡米撒派（Camisards）  

圣公会（Anglicans）  

卫斯理宗（Methodism）  

卫斯理（Wesley，John）  

贵格会（Quakers）  

不从国教者（Dissenters）  

协会运动（association movement）  

犹太教（Judaism）  

异教（paganism）  

第二部分各国启蒙运动  

一、英国  

英格兰（England）  

苏格兰（Scotland）  

伦敦（London）  

爱丁堡（Edinburgh）  

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William Ⅲ and Mary Ⅱ）  

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Henry  St. John，Viscount）  

沃波尔（Walpole，Robert，1676—1745）  

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  

威尔克斯（Wilkes，John）  

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  

爱丁堡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伯明翰月亮社（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  

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学会（Manchester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  

格拉布街（Grub Street）  

霍布斯（Hobbes，Thomas）  

洛克（Locke，John）  

《政府论两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论宽容的信札》（Letters on Toleration）  

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Anthony Ashley Cooper，Third Earl of）  

曼德维尔（Mandeville，Bernard）  

贝克莱（Berkeley，George）  

哈特利（Hartley，David）  

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Sir William）  

哈奇森（Hutcheson，Francis）  

里德（Reid，Thomas）  

休谟（Hume，David）  

《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A）  

《人类理解研究》（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An）  

《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斯密（Smith，Adam）  

《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  

弗格森（Ferguson，Adam）  

罗伯逊（Robertson，William）  

米勒（Millar，John）  

卡德沃思（Cudworth，Ralph）  

蒂洛森（Tillotson，John）  

廷德尔（Tindal，Matthew）  

托兰德（Toland，John）  

伍尔斯顿（Woolston，Thomas）  

克拉克（Clarke，Samuel）  

柯林斯（Collins，Anthony）  

巴特勒（Butler，Joseph）  

吉本（Gibbon，Edward）  

《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普赖斯（Price，Richard）  

伯克（Burke，Kdmund）  

《法国革命感想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葛德文（Godwin，William）  

沃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Mary）  

《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an，A）  

马尔萨斯（Malthus，Thomas Robert）  

哈雷（Halley，Edmond）  

德萨居利耶（Desaguliers，John The ophilus）  

泰勒（Taylor，Brook）  

布拉德利（Bradley，James）  

赫顿（Hutton，James）  

库克（Cook，James）  

布莱克（Black，Joseph）  

卡文迪什（Cavendish，Henry）  

普里斯特利（Priestley，Joseph）  

赫歇尔（Herschel，WHIiam）  

班克斯（Banks，Joseph）  

扬（Young，Arthur）  

黑尔斯（Hales，Stephen）  

普林格尔（Pringle，John）  

卡伦（Cullen，William）  

尼达姆（Needham，JohnTurberville，Abbé）  

惠特（Whytt，Robert）  

亨特（Hunter William）  

亨特（Hunter，John）  

达尔文（Darwin，Erasmus）  

门罗第二（Monro，Alexander（Secundus）  

詹纳（Jenner，Edward）  

纽科门（Newcomen，Thomas）  

达比（Darby，Abraham）  

哈德利（Hadley，John）  

哈里森（Harrison，John）  

凯伊（Kay，John）  

亨茨曼（Huntsman，Benjamin）  

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James）  

博尔顿（Boulton，Matthew）  

韦奇伍德（Wedgwood，Josiah）  

阿克赖特（Arkwright，SirRichard）  

瓦特（Watt，James）  

戴尔（Dale，David）  

科特（Cort，Henry）  

卡特莱特（Cartwright，Edmund）  

克朗普顿（Crompton，Samuel）  

布拉马（Bramah，Joseph）  

麦克亚当（McAdam，John Loudon）  

德莱顿（Dryden，John）  

笛福（Defoe，Daniel）  

《鲁滨逊飘流记》（RobinsonCrusoe）  

斯威夫特（Swift，Jonathan）  

《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康格里夫（Congreve，William）  

艾迪生（Addison，Joseph）  

斯蒂尔（Steele，Richard）  

《旁观者》（Spectator，The）  

盖伊（Gay，John）  

《乞丐歌剧》（Beggar's Opear，The）  

蒲柏（Pope，Alexander）  

理查森（Richardson，Samuel）  

《帕梅拉，又名美德得到奖赏》（Pamela；or Virtue Rewarded）  

《克拉丽莎，又名一位年轻女士的经历》（Clarissa，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Philip Dormer Stanhope，Fourth Earl of）  

布莱克维尔（Blackwell，Thomas）  

菲尔丁（Fielding，Henry）  

《汤姆·琼斯》（Tom Jones）  

约翰逊（Johnson，Samuel）  

克莱兰（Cleland，John）  

斯特恩（Sterne，Laurence）  

《项狄传》（Tristram Shandy）  

格雷（Gray，Thomas）  

加里克（Garrick，David）  

沃波尔（Walpole，Horace，Forth Earl of Orford）  

斯摩莱特（Smollett，Tobias George）  

伯尼（Burney，Charles）  

哥尔德斯密斯（Goldsmith，Oliver）  

《威克菲尔德的牧师》》（Vicar of wakefield，The）  

《屈身求爱》（She stoops to Conquer，or the Mistakes of Night）  

柯珀（Cowper，William）  

麦克弗森（Macpherson，James）  

莪相诗（Ossian）  

博斯韦尔（Boswell，James）  

谢里丹（Sheridan，Richard Brinsley）  

《情敌》（Rival，The）  

布莱克（Blake，William）  

柯勒律治（Coleridge，Samuel Taylor）  

拜伦（Byron，George Gordon，Sixth Baron）  

贝恩（Behn，Aphra）  

蒙塔古（Montagu，Lady Mary Wortley）  

海伍德（Haywood，Eliza）  

蒙塔古（Montagu，Elizabeth[Robinson]）  

伦诺克斯（Lennox，Charlotte Ramsay）  

伯尼（Burney，Fanny）  

埃奇沃思（Edgeworth，Maria）  

贺加斯（Hogarth，William）  

《浪子生涯》（Rake's Progress，A）  

雷诺兹（Reynolds，Joshua）  

斯塔布斯（Stubbs，George）  

庚斯博罗（Gainsborough，Thomas）  

赖特（Wright，Joseph）  

罗姆尼（Romney，George）  

克鲁克香克（Cruikshank，George）  

雷恩（Wren，Sir Christopher）  

肯特（Kent，William）  

亚当兄弟（Adam，Robert）  

Adam，James  

二、法国  

法国（France）  

巴黎（Paris）  

旧制度（ancien régime）  

高等法院（Parlements）  

密札（Letters de cachet）  

贵族复兴（aristocratic resurgence）  

古今之争（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ms）  

古代派（Ancients）  

现代派（Modems）  

法兰西科学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  

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  

路易十四（Louis ⅩⅣ of France）  

波舒哀（Bossuet，Jacques Bénigne）  

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Nicolasde）  

费奈隆（Fénelon，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路易十五（Louis ⅩⅤ of France）  

蓬巴杜尔夫人（Pompadour，Jeanne-Antoinette Puisson，Marquise de）  

巴利夫人（DuBarry，Jeanne Béçu，Comtesse）  

劳（Law，John）  

密西西比泡沫（Mississippi Bubble）  

达尔让松（Argenson，Rene-Louis de Voyer de Paulmy，Marquis d'）  

达尔让松（Argenson，Marc-Pierre de Voyer，Comte de Weil）  

舒瓦瑟尔（Choiseul，Étienne-François，Comte de Stainville，Due de）  

莫普（Maupeou，René-Nicolas-Charles-Augustinde）  

达米安（Damiens，Robert-François）  

卡拉（Calas，Jean）  

路易十六（Louis ⅩⅥ of France）  

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Joséphine d'Autriche）  

钻石项链丑闻（diamond necklace scandal）  

杜尔哥（Turgot，Anne-Robert-Jacques，Baron de I'Aulne）  

内克（Necker，Jacques）  

卡龙（Calonne，Charles–Alexandre de）  

培尔（Bayle，Pierre）  

《历史批判辞典》（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  

孟德斯鸠（Montesquieu，Charles-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  

《论法的精神》（Spirt of Laws，The）  

伏尔泰（Voltaire）  

《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路易十四时代》（Siècle de Louis ⅩⅣ）  

《老实人》（Candide）  

卢梭（Rousseau，Jean-Jacques）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 on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新爱洛绮思》（Nouvelle Héloise，La）  

《爱弥儿》（Émile）  

《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  

《忏悔录》（Confessions）  

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sts）  

《百科全书》（Encycloédie）  

狄德罗（Diderot，Denis）  

达朗贝尔（Alembert，Jean Le Rond d'）  

爱尔维修（Helvétius，Claude-Adrien）  

霍尔巴赫（Holbach，Paul-Henri Thiry d'）  

杜克洛（Duclos，Charles Pinot）  

布朗热（Boulanger，Nicolas-Antoine）  

博尔德（Bordeu，Théophile de）  

马蒙泰尔（Marmontel，Jean-François）  

德马雷（Desmarest，Nicolas）  

巴特斯（Barthez，Paul-Joseph）  

孔多塞（Condorcet，Marie-Jean-Antoine-Nicolas Caritat，Marquis de）  

孔狄亚克（Condillac，Étienne Bonnot de（Abbé）  

拉美特利（La Mettrie，Julien Offray de）  

格里姆（Grimm，Friedrich Melchior，Baron von）  

重农学派（Physiocrats）  

魁奈（Quesnay，François）  

古尔奈（Gournay，Jacques-Claude-Marie-Vincent de）  

米拉波（Mirabeau，Victor de Riqueti，Marquis de）  

里维埃的梅西耶（Mercier de la Rivière，Paul-Pierre）  

杜邦（Du Pont de Nemours，Pierre-Samuel）  

朗贝尔夫人（Lambert，Anne-Thérèse de Marguenat de Courcelles，Marguise de）  

德芳夫人（Du Deffand，Marie de Vichy-Chamrond，Marquise）  

若弗兰夫人（Geoffrin，Marie-Thérèse Rodet，Madame）  

夏特莱夫人（Du Châtelet，Gabrielle-Émillie Le Tonnelier de Breteuil，Marquise）  

爱尔维修夫人（Helvétius，Anne-Cathérine  D' Autricourt，Madame）  

埃皮奈夫人（Épinay，Louise-Florence-Pétronville de la Live，Madamed'）  

莱斯皮纳斯（Lespinasse，Julie-Jeanne-Eléonore de）  

内克夫人（Necker，Suzanne Curchon de Nasse）  

斯塔尔夫人（Staël，Anne-Louise-Germaine Necker，Madame de）  

丰特奈尔（Fontenelle，Bernard Le Bovier de）  

布丰（Buffon，Georges-Louis Leclerc，Comte de）  

多邦通（Daubenton，Louis-Jean-Marie）  

拉马克（Lamarck，Jean 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de）  

居维叶（Cuvier，Georges）  

拉瓦锡（Lavoisier，AntoineLaurent）  

拉普拉斯（Laplace，Pierre-Simon，Marquis de）  

德利勒（Delisle，Joseph-Nicolas）  

莫佩尔蒂（Maupertuis，Pierre Louis Moreau de）  

诺莱（Nollet，Jean-Antoine，Abbé）  

布罗斯（Brasses，Charles de）  

克莱罗（Clairaut，Alexis-Claude）  

蒂里（卡西尼第三）（Cassinide Thury，César-Françcois，Cassini Ⅲ）  

拉朗德（Lalande，Joseph-Jérôme Le Français de）  

库仑（Coulomb，Charles-Augustine de）  

贝托莱（Berthollet，Claude Louis）  

加尔（Gall，Franz Joseph）  

傅立叶（Fourier，Jean-Baptiste Joseph）  

比沙（Bichat，Marie-François-Xavier）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Pierre，Jacques-Henri）  

蒙戈尔费埃兄弟（Montgolfier，Jacques-Étienne and Michel-Joseph）  

布朗夏尔（Blanchard，Jean-Pierre-François）  

西蒙（Simon，Richard）  

卡尔梅（Calmet，Antoine）  

布兰维里耶（Boulainvilliers，Henride）  

杜博（DuBos，Abbé Jean-Baptiste）  

雷纳尔（Raynal，Guillaume-Thomas-Françoisde，Abbé）  

巴泰·勒米（Barthelémy，Jean-Jacques，Abbé）  

布干维尔（Bougainville，Louis-Antoine de）  

沃尔内（Volney，Constantin François Chasseboeuf，Comte de）  

马里沃（Marivaux，Pierre Carlet de Chamblain de）  

普雷沃（Prévost，Antoine-François）  

达尔让（Argens，Jean-Baptiste de Boyer，Marquis d'）  

法瓦尔（Favart，Charles-Simon）  

巴托（Batteux，Charles，Ahbé）  

弗雷隆（Fréron，Élie-Cathérine）  

博马舍（Beaumarchais，Pierre-Augustin Caron de）  

德利尔（Delille，Jacques）  

梅西耶（Mercier，Louis Sébastien）  

萨德（Sade，Marquis de）  

拉克洛（Laclos，Pierre Amhroise François de）  

尚福尔（Chamfort，Sébastien-Roch-Nicholas）  

吉尔贝（Gilbert，Nicolas-Joseph-Laurent）  

库普兰（Couperin，François）  

拉摩（Rameau，Jean-Philippe）  

华托（Watteau，Jean Antoine）  

乌德里（Oudry，Jean-Baptiste）  

朗克雷（Lancret，Nicolas）  

凯吕斯（Caylus，Anne-Claude-Philippe de Tubières de Grimoard de Pestel de Levis，Comte de）  

夏尔丹（Chardin，Jean-Baptiste-Siméon）  

布歇（Boucher，François）  

拉图尔（LaTour，Maurice Quentin de）  

法尔康涅（Falconet，Étienne Maurice）  

格勒兹（Greuze，Jean-Baptiste）  

弗拉戈纳尔（Fragonard，JeanHonoré）  

大卫（David，Jacques Louis）  

乌东（Houdon，Jean Antoine）  

安格尔（Ingre，Jeaan-August-Dominique）  

苏夫洛（Soufflot，Jacques Germain）  

圣日耳曼（Saint-Germain，Comte de）  

圣马丹（Saint-Martin，Louis-Claude de）  

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  

《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 of Man and Citizen）  

西哀士（Sieyès，Emmanuel Joseph，Abbé）  

马拉（Marat，Jean-Paul）  

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Maximilien François Isadore）  

圣茹斯特（Saint-Just，Louis-Antoine-Léon de）  

巴贝夫（Babeuf，Francois-Noel）  

观念学派（Idéologues）  

观念学（Idéologie）  

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Antoine-Louis-Claude，Comte）  

卡巴尼斯（Cabanis，Pierre-Jean-Georges）  

三、德国  

德国（Germany）  

普鲁士（Prussia）  

勃兰登堡（Brandenburg）  

柏林（Berlin）  

慕尼黑（Munich）  

科隆（Cologne）  

法兰克福（Frankfurt）  

柏林科学院（Berlin Academy，Königliche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普鲁士皇家科学院（Preussische König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Royal 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哈雷大学（Halle，University of）  

哥廷根大学（Gottingen，University of）  

排特烈二世（大帝）（Frederick Ⅱ（theGreat）of Prussia）  

卡尔·威廉·斐迪南（Karl Wilhelm Ferdinand，Duke of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  

卡尔-奥古斯特（Karl-August，Duke of Weimar）  

德意志启蒙运动（Aufklärung）  

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s）  

光照派（Illuminati，Bavarian）  

普芬道夫（Pufendorf，Samuel）  

莱布尼兹（Leibniz，Gottfried Wilhelm）  

托马西乌斯（Thomasius，Christian）  

沃尔夫（Wolff，Christian）  

康德（Kant，Immanuel）  

莱辛（Lessing，Gotthold Ephraim）  

《拉奥孔》（Laokoon）  

《智者纳旦》（Nathan the Wise）  

门徳尔松（Mendelssohn，Moses）  

雅可比（Jacobi，Friedrich Heinrich）  

尼柯莱（Nicolai，Christoph Friedrich）  

维兰德（Wieland，Christoph Martin）  

弗兰克（Francke，August Hermann）  

赖马鲁斯（Reimarus，Hermann Samuel）  

厄廷格尔（Oetinger，Friedrich Christoph）  

泽姆勒（Semler，Johann Salomo）  

哈曼（Hamann，Johann Georg）  

施塔尔（Stahl，Georg Ernst）  

霍夫曼（Hoffmann，Friedrich）  

伯特格尔（Böttger，Johann Friedrich）  

华伦海特（Fahrenheit，Daniel Gabriel）  

马格拉夫（Marggraf，Andreas Sigismund）  

梅斯梅尔（Mesmer，Franz Anton）  

赖尔（Reil，Johann Christian）  

维尔纳（Werner，Abraham，Gottlob）  

布鲁门巴赫（Blumenbach，Johann Friedrich）  

阿诺德（Arnold，Gottfried）  

默泽尔（Möser，Justus）  

加特雷尔（Gatterer，Johann Christoph）  

施勒策尔（Schlözer，August Ludwigvon）  

福斯特（Forster，Johann Reinhold）  

福斯特（Forster，Johann Georg Adam）  

恕斯米尔希（Süssmilch，Johann Peter）  

阿德隆（Adelung，Johann，Christoph）  

沃尔夫（Wolf，Friedrich August）  

戈特舍德（Gottsched，Johann Christoph）  

鲍姆加登（Baumgarten，Alexander Gottlieb）  

温克尔曼（Winckelmann，Johann Joachim）  

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Georg Christoph）  

狂飙突进（Sturmund Drang）  

赫尔德（Herder，Johann Gottfried）  

歌德（Goethe，Johann Wolfgangvon）  

《少年维特之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浮士德》（Faust）  

席勒（Schiller，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威廉·退尔》（Wilhelm Tell）  

卡尼茨（Canitz，Friedrich RudolfLudwig，Freiherrvon）  

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Friedrich Gottlieb）  

克莱斯特（Kleist，Heinrichvon）  

泰勒曼（Telemann，Georg，Philipp）  

亨德尔（Handel，George Frederick）  

巴赫（Bach，Johann Sebastian）  

《勃兰登堡协奏曲》（Brandenburg Concerfos）  

《b小调弥撒曲》（Mass in B Minor）  

《马太受难曲》（Saint Matthew Passion）  

巴赫（Bach，Wilhelm Friedemann）  

巴赫（Bach，Carl Philipp Emanuel）  

巴赫（Bach，Johann Christian）  

阿贝尔（Abel，Karl Friedrich）  

贝多芬（Beethoven，Ludwigvan）  

阿萨姆（Asam，Cosmas Damian）  

阿萨姆（Asam，Egid Quirin）  

霍多维茨基（Chodowiecki，Daniel Niklaus）  

弗里德里希（Friedrich，Caspar David）  

诺伊曼（Neumann，Balthasar）  

居维利埃（Cuvilliés，Françoisde，The Elder）  

四、奥地利和匈牙利  

哈布斯堡帝国（Hapsburg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  

奥地利（Austria）  

维也纳（Vienna）  

匈牙利（Hungary）  

布达佩斯（Budapest）  

玛丽亚·特利莎（Maria Theresa of Austria）  

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 of Austria）  

约瑟夫主义（Josephinism）  

考尼茨（Kaunitz，Wenzel Antonvon，Princevon Kaunitze-Reitberg）  

索南费尔兹（Sonnenfels，Josefvon）  

埃斯泰尔哈吉（Esterházy，MiklósJózsef）  

施维滕（Swieten，Gerardvan）  

施维滕（Swieten，Gottfried Bernhard，Baronvan）  

格鲁克（Gluck，Christoph Willibald）  

《奥菲欧与尤丽狄西》（Orfeoed Eurydice）  

海顿（Haydn，Franz Joseph）  

《创世记》（Creation，The）  

莫扎特（Mozart，Wolfgang Amadeus）  

《费加罗的婚礼》（Nozze di Figaro，Le；The Marriage of Figaro）  

《唐·乔万尼》（Don Giovanni）  

《女人心》（Cosìfan Tutte）  

《魔笛》（Magicflute，The）  

菲舍尔·冯·埃尔拉赫（Fischervon Erlach，Johann Bernhard）  

普兰陶尔（Prandtauer，Jakob）  

希尔徳布兰特（Hildebrandt，Johann Lukas Von）  

孟斯（Mengs，Anton Raphael）  

五、意大利  

意大利（Italy）  

两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  

萨伏依（Savoy）  

皮埃蒙特（Piedmont）  

罗马（Rome）  

都灵（Turin）  

米兰（Milan）  

威尼斯（Venice）  

萨伏依的欧根（Eugène of Savoy，Prince）  

塔努奇（Tanucci，Bernardo，Marchese）  

意大利启蒙派（Illuministi）  

维柯（Vico，Giovan Battista or Giamhattista）  

贝卡里亚（Beccaria，Cesare Bonesana，Marchesedi）  

《论犯罪与刑罚》（Essay 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穆拉托里（Muratori，Lodovico Antonio）  

詹农（Giannone，Pietro）  

博斯科维奇（Boscovich，Ruggiero Giuseppe）  

杰诺韦西（Genovesi，Antonio）  

加利亚尼（（Galiani，Ferdlinando）  

菲兰杰里（Filangieri，Gaetano）  

斯帕兰扎尼（Spallanzani，Lazzaro）  

伽伐尼（Galvani，Luigi）  

拉格朗日（Lagrange，Joseph—Louis）  

伏打（Volta，Alessandro Giuseppe Antonio Anastasio）  

哥尔多尼（Goldoni，Carlo）  

阿尔加罗蒂（Algarotti，Francesco）  

韦里（Verri，Pietro，Count）  

韦里（Verri，Alessandro，Count）  

帕里尼（Parini，Giuseppe）  

马尼亚斯科（Magnasco，Alessandro）  

提埃波罗（Tiepolo，Giovanni Battista）  

卡纳莱托（Canalette，Giovanni Antonio Canal）  

隆吉（Longhi，Pietro）  

瓜尔迪（Guardi，Francesco）  

贝洛托（Bellotto，Bernardo）  

卡诺瓦（Canova，Antonio）  

维瓦尔第（Vivaldi，Antonio）  

《四季》（FourSeasons，The）  

斯卡拉蒂（Scarlatti，Giuseppe Domenico）  

佩尔戈莱西（Pergolesi，Giovanni Battista）  

《女佣作主妇》（serva padrona，La）  

卡尔扎比吉（Calzabigi，Ranieri Simone Francesco Maria de'）  

拉斯特内利（Rastrelli，Bartolomeo）  

皮拉内西（Piranesi，Giovanni Battista）  

卡萨诺瓦（Casanova，Giovanni Giacomo）  

卡摩斯特罗（Cagliostro，Alessandro，Contedi）  

六、荷兰和比利时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阿姆斯特丹（Amesterdam）  

比利时（Belgium）  

奥属尼德兰（Austrian Netherlands）  

布鲁塞尔（Brussels）  

斯宾诺莎（Spinoza，Benedictde）  

列文虎克（Leeuwenhoek，Antonivan）  

格拉弗桑德（Gravesande，William Jacob's）  

穆申布鲁克（Musschenkroek，Pietervan）  

布尔哈夫（Boerhaave，Hermann）  

坎珀（Camper，Pieter）  

因根豪茨（Ingen-houzs，Jan）  

范德肯普（Vander Kemp，Francis Adrian）  

七、瑞士  

瑞士（Switzerland）  

日内瓦（Geneva）  

哈勒（Haller，Albrechtvon）  

特朗布雷（Trembley，Abraham）  

博内（Bonnet，Charles）  

伯努利兄弟（Bernoulli，Jakob I and Johann I）  

伯努利（Bernoulli，Daniel）  

欧拉（Euler，Leonhard）  

布拉马克（Burlamaqui，Jean-Jacques）  

瓦泰勒（Vattel，Emmerich de）  

博德默尔（Bodmer，Johann Jakob）  

布赖丁格（Breitinger，Johann Jakob）  

富塞利（Fuseli，Henry，Johann Heinrich Füssli）  

拉瓦特尔（Lavater，Johann Kaspar）  

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Johann Heinrich）  

米勒（Müller，Johannesvon）  

八、瑞典  

瑞典（Sweden）  

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Ⅲ of Sweden）  

林奈（Linnaeus，Carolus;Carlvon Linné）  

贝格曼（Bergman，Torbern Olof）  

舍勒（Scheele，Carl Wilhelm）  

斯维登堡（Swedenborg，Emanuel）  

九、丹麦  

丹麦（Denmark）  

克里斯蒂安七世（Christian Ⅶ of Denmark and Norway）  

施特鲁恩泽（Struensee，Johann Friedrich，Graf von）  

十、西班牙  

西班牙（Spain）  

马德里（Madrid）  

西班牙的查理三世（Charles Ⅲ of Spain）  

戈雅（Goyay Lucients，Francisco Joséde）  

十一、葡萄牙  

葡萄牙（Portugal）  

里斯本地震（Lisbon earthquake）  

蓬巴尔（Pomhal，Sebastiano Joséde Carvalhoe Mello，Marquês de）  

十—、波兰  

波兰（Poland）  

瓜分波兰（Partitions of  Poland，1772，1793，1795）  

波尼亚托夫斯基（Poniatowski，Stanislaw Augustus）  

十三、俄国  

俄国（Russia）  

莫斯科（Moscow）  

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  

圣波得堡科学院（Saint Peters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PeterI，the Great）  

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Catherine Ⅱ，the Great）  

十四、美国  

美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费城（Philadelphia）  

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  

《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美国宪法》（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美国《权利法案》（United States Bill of Rights）  

马瑟（Mather，Cotton）  

爱德华兹（Edwards，Jonathan）  

富兰克林（Franklin，Benjamin）  

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亚当斯（Adams，John）  

杰斐逊（Jefferson，Thomas）  

杰伊（Jay，John）  

麦迪逊（Madison，James）  

汉密尔顿（Hamilton，Alexander）  

潘恩（Paine，Thomas）  

《常识》（Common Sense）  

《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The）  

《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The）  

克當夫科尔（Crèvecoeur，Michel-Guilaume-Jeande）  

巴洛（Barlow，Joel）  

里滕豪斯（Rittenhouse，David）  

拉什（Rush，Benjamin）  

启蒙运动大事年表  

第一部分启蒙运动总论

一、启蒙时代的政治与社会

王朝国家（dynastic states）

18世纪大多数君主国和帝国的统治形式。这些国家中有许多领地属于一个统治者，其身份是该地区的国王或女王、公爵或女公爵、大公或女大公。因此，一个王朝国家能否统一，取决于这些享有继承权的统治者个人。这些地区的统一仅仅意味着由同一个统治者来统治它们。例如，苏格兰和英格兰在17世纪成为一个王朝国家，当时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因此他也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在法国，享有继承权的统治者是中法兰西的国王，但他也以伯爵的身份统治着蒈罗旺斯。在哈布斯堡帝国，君主是奥地利大公兼匈牙利国王;在普鲁士，统治者是普鲁士国王兼勃兰登堡选帝侯。 

在一个王朝国家内，各个分散的领地保持着许多独特的法律、风俗和特权。这些决定了该地与统治者的关系。例如，法兰西中部的法律在普罗旺斯就不适用。因此，那些希望实现中央集权化和统一国土的统治者，在其疆域内必须应对各种纷杂的障碍。

在整个欧洲，18世纪的君主试图统一和整合王国内分散的地区。他们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又都受到传统的地方势力和特权的限制。较之以前，18世纪的王朝国家的确更加中央集权化了，但是它们仍然不是、也绝不应被认为是19世纪统一的民族国家。我们必须记住这种国家的特殊性质，这样才能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冲突，以及法国革命引发的欧洲激进的改革。

参见绝对主义

君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

17世纪时用来为绝对君主制辩护的政治理论。法国的天主教主教波舒哀对这一理论做了最清晰和最著名的阐释。他在一本教诲法国王位继承人的书中明白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这本书名为《以圣经为依据的治国之术》（1679）。书中把《圣经》、法律与传统政治理论的观点，与当时的绝对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融为一体。 

这一理论的基点是把宇宙的上帝比作王国的国王。根据基督教神学，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和万物之王。上帝广被四海，创造万物。上帝独享一切权力，却并不专横。上帝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同样，在一个王国之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王是神圣的，就像一家之主的父亲一样进行统治。他的统治也是绝对的。所有的权威，无论是立法、司法或行政，都出自于国王。他的权威不能被其他个人或团体分割或分享。这并不意味着国王可以专横。国王像上帝一样，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所束缚。

这样的话，法律的基础是自然法，即具有正确的理性和自然的衡平（不能与平等相混淆）。但是，自然法当然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的法律。就这样，波舒哀从上帝开始，又巧妙地将论证转回到上帝那里。他得出的结论是：国王的绝对权威来自上帝本身；国王通过法律进行统治，这体现出上帝创造的事物的自然秩序。

波舒哀用历史的论据来支持君权神授理论，并诉诸于实际的个人利益。例如，他宣称君主制是最古老、也是最常见的统治形式。而且，君主制是最好的统治形式，因为它是避免纷争的最佳保障。君主制确保臣民享有最大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不是参与统治，而是受到保护以免遭压迫和剥削。

波舒哀的君权神授理论支持了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统治。但是，随着18世纪的来临，以及有关自然和宇宙的世俗观念的发展，绝对主义开始需要其他形式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来自世俗的自然法理论，也来自功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想，从而把绝对主义的君权神授理论转变为开明专制。  

参见霍布斯

绝对主义（absolutism）

君主政体的一种特定形式，其理论和实践在17、18世纪的欧洲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绝对主义”一词是19世纪早期思潮的产物。它只是指一种政体形式，其中君主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它含有专制和暴政的意思。 

然而，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当主权（即所能诉诸的最终权威）和政体的不同形式被广泛讨论时，“绝对”这一术语有不同的含义，这可以追溯到亚里土多德和经院哲学家的政治理论著述。绝对主义的政体形式是纯粹的政体形式，不搀杂其他任何政体的成分。绝对主义的这层含义源自拉丁文“absdvere”，它的分词形式是“absolutus”，意指“纯粹的”或“不含有异质成分”。因此，绝对君主政体就是不含有任何民主政体或贵族政体成分的纯粹政体。在这样的王国中，主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是一个整体，但并不是由组成部分拼凑而成。绝对君主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立法者和审判者进行统治;议会、法院或其他法定机构都不具备参与行使主权的基本权利。 

然而，君主虽然拥有这样无所不包的权力，但在具体问题上，他或她并不能像暴君那样任意行事。相反，不管国家基本法的界定多么不确定，君主都要忠于这些法律。而且，国王或女王也要效忠于上帝的神圣律法。不考虑基本法而滥用权力不是绝对统治，而是专制主义。

在世纪，出现了几种为绝对君主政体辩护的学说。例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顾问波钎哀主教以君权神授为基础，论证了绝对君主政体的正当性。上帝是君主权力的最终来源，上帝在宇宙中的绝对权威为王权提供了样板。在英格兰，罗伯特·菲尔默（1588—1653）通过诉诸家长制（父权制）家庭的所谓神圣起源和优越性，为绝对主权的合法性辩护。他认为，绝对君主行使权力的方式类似于家庭里的男性家长。菲尔默的对手霍布斯则运用新机械哲学和社会契约观念，提出了绝对主义具有实用价值这一有力而又影响极大的主张。 

这些支持绝对主义的主张遭到了一些理论家的反对，他们认为王权必须受到其他群体限制，这样才能避免专制。洛克和夏尔-路易·德·塞孔达——以孟德斯鸠男爵而知名——沿着这一思路阐发了广为人知的理论，他们的观点在启蒙运动时期一直很有影响。 

历史教科书有时把路易十四在法国的统治（1660—1715）当作绝对主义最典型的实例;传统上，绝对主义的历史定义就是以路易十四的统治为原型的。这个较古老的历史原型——虽然它在现代教科书中已是司空见愤——很不恰当地将国王的主张与其统治时期的实际情况混淆在一起。考察路易十四漫长统治时期的政治斗争，不难发现，尽管他极大地扩展了王权的范围，但国王行事的自由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传统和固有的特权。 

路易十四死后，他对法国绝对控制的脆弱性很快就暴露无遗。原有权力遭到压制的社会和政治群体重新浮出水面，引发了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18世纪的贵族复兴，18世纪法国国王与高等法院之间无休止的争吵，以及王室财政改革的失败，所有这些都表明18世纪的君主根本无力行使绝对权力。最终，在法国革命的巨变中，法国的整个政治结构土崩瓦解。

不管绝对主义在实践中遭到什么样的失败，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路易十四作为绝对主义首屈一指的代表的说法，来源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政治著作，在启蒙运动时期，批评路易十四的人士沿袭了这种说法。例如，伏尔泰写作《路易十四时代》时，就采纳了关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这种说法，但对它的实际效果做出了独特的评估。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国家出现了绝对主义两个重要的变种——开明绝对主义和开明专制。例如，法国、葡莓牙、米兰和托斯卡纳的国王和大臣们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显示出启蒙思想的影响。在欧洲中部和东部，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统治体现了开明专制的力量和弱点。 

在整个启蒙运动时期，绝对主义这一主题在政治理论和实际的改革中占有重要位置。绝对统治的观念对于一些18世纪的开明政治观察家来说仍然具有吸引力，但大多数启蒙哲学家最终不再支持绝对主义，转而要求实现某种有限君主政体或代议制政体。 

开明绝对主义（absolutism，enlightened）

历史学家的常用术语，用来描述18世纪西欧国家改良的、中央集权化的、从理论上说是不受限制的君主制一些历史学家把开明专制也列入开明绝对主义这一宽泛的范畴。因此，他们把中欧、俄国及西欧的统治者都归人这一范畴。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坚决主张区分开明绝对主义与开明专制。 

历史学家对18世纪的开明绝对主义和17世纪的君权神授绝对主义给予区别对待。这两种类型的绝对主义都主张国家的主权只属于君主一人，不能分割或分享。但它们从不同的出发点来为这种主张辩护。在17世纪，人们对这一主题的探讨建立在一种隐喻基础上，即把主权和王权比作基督教上帝或家长制的家庭结构。国王或王公凭借神授权利进行统治。他的职责就是保护王国的神授秩序，这一点已在王国或公国的基本法律中写明。

18世纪的理论家把绝对君主政体与基督教宇宙观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解释更为世俗化：君主靠自然法进行统治，但这种自然法并不一定来源于天启神法。

启蒙运动中人道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的方案决定了开明的绝对统治者实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这些受到拥护的改革以改善个人生活，同时满足中央政府的需要为目的。总之，开明绝对主义者施行的方案意在改善臣民的生存环境，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确保宗教和社会安定。然而，具体的改革内容因国而异。

参见君权神授、开明君主

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

历史学家用以描述一种18世纪的政治实践和理论的术语。这个术语与开明绝对主义关系密切。实际上，历史学家还在争论这两个概念有无实际的区别。 

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奥地利，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普鲁士，以及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下的俄国，是开明专制最突出、最广泛认可的例子。这些统治者之所以被认为是开明君主，是因为他们制定国家政策时旨在实现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目标。他们又都是专制君主，因为在其王国内，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实体能够有效地制约他们的行为，18世纪时，以下这些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从理论上批判分析了专制或开明专制：孟德斯鸠、狄德罗、雷纳尔、米拉波、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杜尔哥、杰里米·边沁、达尔让松侯爵、里维埃的梅西耶、格里姆、腓特烈大帝、伏尔泰、施勒策尔和许多德国的财政主义理论家。

开明专制这个术语并非18世纪的发明，而是由研究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各国政府结构的历史学家提出来的。18世纪的政治理论家和批评家使用的词是“专制主义”或“开明专制君主”。他们看待这些政治现象的态度充满矛盾。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中写道，专制主义是一种腐败的政府形式，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手里。根据他的解释，任何形式的政府，不管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只要占支配地位的统治团体不尊重构成一个国家传统的基本法律、自然法或神圣律法，就可能变成专制。但是，18世纪大多数理论家认为，专制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君主制，它与绝对主义是有区别的。在专制主义下，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在绝对主义下，权力受到基本的自然法或神圣律法的制约。政治理论家将一些王公和君主描述为开明专制君主，尤其是中欧和东欧的二个统治者：约瑟夫二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彼得大帝。在18世纪中叶，这些统治者经常受到公众的广泛赞誉。例如，伏尔泰、狄德罗和雷纳尔就推崇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 

在整个启蒙运动时期，政治理论家承认开明君主理论存在矛盾。这种不受限制的统治者的概念，似乎触犯了他们珍爱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等理想，突显出个人自由与中央控制之间固有的张力。学者们这样回避这些矛盾：他们强调开明专制君主是在保守的人民中，以一种仁慈的、家长式的统治方式推行合理、进步的改革。而且，他们通过强迫臣民（采用义务教育）掌握基本的阅读技能和实用知识，来实现由“开明的”（即有文化的）人民来组成政治社会的目标。这些君主践踏了一些传统的权利，忽视了一些自由，但这是为实现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1762）中就为开明专制做了这种辩护。 

在18世纪的进程中，一些观察家开始质疑对专制主义的积极评价，他们或是体验了专制主义实践的负面影响，或是已经看到它作为一种有效的政府形式所固有的局限。伏尔泰和狄德罗都转变了观点，绝大多数学者开始呼吁建立一种有限的议会君主制。

参见开明君主、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政治理论

开明君主（enlightened monarchs）

历史学家用来描述18世纪一些欧洲统治者的术语，这些统治者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有自己的理解，并据以实行改革或制定政策。开明君主一词在讨论开明绝对主义和开明专制时已经出现过。能归为这类的君主有很多，其中包括：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査理三世，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法国的路易十五，波兰的波尼亚托夫斯基。还有一些君主得到了一些开明大臣的辅佐，这些大臣的作用实际上相当于君主。两西西里王国的塔努奇、丹麦的施特鲁恩泽和葡萄牙的蓬巴尔侯爵都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定义开明君主。那么这一时期的开明专制君主还包括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 

参见绝对主义

官僚机构（bureaucracy）

—群官员组成的体制，其职责是确保和维护政府的权力和权威。现代西方官僚机构的原初形式是17世纪后期伴随着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出现而形成的；在18世纪，这些官僚机构继续发展。开明的统治者及锐意改革的大臣越来越相信，建立由组织良好的官僚机构支持的绝对主义，将有助于推进理性的事业和提高政府的效率。 

官僚机构在西欧、哈布斯堡帝国和俄国都有所发展，但是其本质和复杂性在法国和普鲁士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些国家官僚化的过程各不相同。但是，共同的理想目标和相关实践等一致因素的存住，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这些差异。这些因素包括：建立永久性的官僚机构，任用领薪的、可撤换的专业人员；以才能而不是出身作为选拔、提升官员的依据;结果是世袭贵族日益排除在新官职之外，以便从平民阶层中选拔官僚。其他一致的因素有：重组官僚机制的职能，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合理化;建立普遍的管理规章，以克服个别地方利益和特权者的恣意妄为;扩展政府合法活动的概念，使其涵盖功利的、人道主义的目标，以提升中央政府的权威;最后，有意识地区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重新界定任职者的权利和义务。虽然这些理想并没有完全成为现实，却有助于促成开明的行政改革。 

官僚机构最初之所以产生，是为了对威胁、阻挠绝对君主实现自己利益的力量做出实际的回应。绝对君主宣称自己是无可置疑的最高统治者，集中掌握一切权力。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必须对国家的政治结构进行重大的改革。自然，顽固的世袭贵族和特权者不承认这些说法。为了推行改革，野心勃勃的绝对君主需要依仗可靠的行政管理者。

在当时的铨叙官员的体制下，中央政府几乎驾驭不了各级政府官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普遍存在卖官鬻爵的做法，这一点在法国的旧制度时期发展到了极致。买下的官职被视为合法的私人财产，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继承。许多时候，购买官职也使购买者获得了合法的贵族身份，因此拥有官职成为晋升上流社会的工具。官职还可以获利，因为官员可以随意地收取额外费用和收人;此外，官员们往往凭借正式的婚姻联盟和朋友关系巩固自己的政治关系网。实际上，高等法院在18世纪的法国权倾一时，部分就是由于官职带来的这些额外收益。

这种铨叙官员的体制使得政府内存在大量的庸才和冗员而无法免去他们的职务。一个希望在自己手中集中更多权力的锐意改革的统治者，很难依靠这些人。最好的方法是避开这些人，增设新的官职来执行旧的功能。然而，这一策略导致行政管辖权重叠、混乱，中央控制机制更加复杂。

面对这个错综复杂、笨拙低效的庞大体系，绝对君主试图实行合理化改革。他们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重组行政体系，另一方面实行选拔官员的新方法。在法国，路易十四采取了任命特别的领薪官员——总监（负责地区行政事务）——的方法。为了避开地方的权力关系网，贵族不得担任总监。总监职位严禁买卖。对总监的任命可随时取消。遗憾的是，由于其他官职仍可出售，所以这些早期的行政集权改革收效甚微。因此，在当时，顽固的世袭官员削弱了初期理性化的官僚政治的功效。这样的情况基本上一直延续到法国革命的爆发。 

普鲁士的情况与法国截然不同，在行政中央集权化方面，它取得了短暂却辉煌的成功。霍亨佐伦王朝的君主和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大帝）对普鲁士的官僚结构和实践进行了改革，为开明专制的建立和有效运作扫清了道路。普鲁士统治者创建起一种等级化、军事化的职业官僚机器，官员的提升标准是——从理论上说——政绩。 

这种官僚机构的目的是确保国王的利益;官员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公仆。最初，官僚机器的任务集中于狭义的军事和财政问题。到18世纪，其活动领域扩展到对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的管理和控制。公法在普鲁士王国疆域内渐次推行，有助于官员更好地履行职责。改革后的普鲁士中央管理机关聘用有才能的平民为工作人员。不过，各地乡村的行政事务却依然控制在容克贵族之手。这样，普鲁士形成了著名的中央绝对主义国家与传统乡村贵族的联盟。

虽然普鲁士的改革取得了胜利，但对于君主政体来说，新的官僚机构最终证明是一支脆弱、不可靠的支持力量。任人唯贤的体制无法抵御滥用权力。某些家族在官僚机构中建立起强大的关系网。这一体制变得越来越排外，而且表现出令人忧虑的独立性。腓特烈大帝承认，官僚政治的发展趋势威胁到了他的权力。为了对抗这些危险，他建立了秘密的监视网，对官员进行管制。他还采取了其他的限制措施。但是，事实表明，较之法国君主削弱有害的行政独立的举措，腓特烈的这些预防措施并未取得更大的成效。在拿破仑时代，普鲁士实际上经历了一场绝对官僚统治替代开明君主统治的变革。

以上对18世纪官僚机构历史的简短回顾，不仅揭示出旧制度的局限，还表明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理想固有的矛盾。官僚机构本来是君主为巩固权力而制造的工具，用于自上而下地进行开明改革。但是，这些官僚机器往往退化成滥用权力的工具。此外，在某些情况下，新官僚开始要求更多的权力，成为希望在本国建立代议制政府的自下而上改革的代言人。因此，官僚机构促进了欧洲绝对政体的衰落。显然，官僚政治体现的理性、效用、才能、政绩和专业化等开明概念，可以为许多政治事业服务。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启蒙政治经济学家斯密用来指代16、17世纪欧洲经济学说和准则的术语。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财政总监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尤其促进了象征着整个重商主义事业的政策。但是，各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实际上各有千秋，并不存在统一的重商主义学说。 

形形色色的重商主义政策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世界财富——即现有的金锭和其他贵金属——的总量并非一个变量，而是一个常量。鉴于这种世界经济观念，各国自然都力图使本国保有更大份额的黄金和贵金属。在当时，人们尚未形成通过增加贸易额、加速货币流通创造财富的思想。把大量黄金留在国内的方法之一是维持有利的贸易平衡。其他方法还包括组建特许贸易公司、建立国营工业和剥削海外殖民地。殖民地主要被视为廉价原材料和消费品市场的潜在源泉，换句话说，殖民地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为统治殖民地的欧洲国家带来财富。 

重商主义思想的发展伴随着中央集权化和建立统一国家的努力。17世纪，随着绝对主义王朝的出现，重商主义开始加速发展。绝对主义的理论与政策认识到国家实力与经济繁荣息息相关，坚决主张经济活动应当直接有利于国家。因此，人们支持国家控制和国家垄断。人们断定自由贸易、企业家的投机和竞争有害无益，尽可能地对其全面禁止。各种手艺和需要特殊能力的手工业受到严格控制，它们通常正式地组织成行会。 

重商主义主导了18世纪的经济政策，但在英格兰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重商主义逐步让位于更为开明的政策取向，至少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是如此。不过，重商主义继续左右着这些国家对海外殖民地的政策。重商主义还为财政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从而继续影响18世纪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经济政策。重农学派和斯密等法国和英国的启蒙理论家反对重商主义，支持自由放任政策。 

参见经济学、开明专制、《国富论》

财政主义（Cameralism）

17世纪晚期德国经济学家和官僚阐述的一种经济理论及相关行政管理实践。在整个18世纪，财政主义理论继续影响着德国和奥地利政府的活动。实际上，财政主义的主旨与奥地利的玛丽亚·特利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等开明统治者追求的目标极为吻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目标。哈雷大学是财政主义思想的中心。重要的财政主义者包括约翰·尤斯蒂、约翰·雅各·默泽尔和18世纪奥地利政治家索南费尔兹。 

财政主义从源于有机体隐喻的社会概念中发展而来。社会被描述为一个有机体，虽然社会各部分彼此相异，却能共同和谐地运转。国家行政管理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的和谐运行。这一理论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化、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保证。这样一种国家必须具备健康的、有生产能力的居民。因此，中央政府必须为全体人民的经济福利承担责任。

18世纪中期，开明的财政主义也关注保证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财政主义者认为，要实现社会的经济福利和生产力，就必须有道德高尚、受过良好教育的（即脱离蒙昧的）人民。因此，为了塑造、保护人民的道德，国家干预是必要的。

财政主义催生了许多国家导向的政策、改革和官僚控制。财政主义的经济政策类似于重商主义政策，如鼓励自足、保护本国工商业以免外部的竞争以及积聚贵金属等。在财政主义影响下，教育改革受到重视，公共和私人行为的许多方面受到规范和管制。财政主义政策有助于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形成独特的高度集权化的社会和政治模式。

社会（society，conceptof）见曼德维尔、孟徳斯鳩、政治理论、卢梭、斯密 

18世纪的阶级和等级（class and rank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欧洲旧制度的政治结构的基础是一种社会结构观。在这种观念中，人们根据不同的社会角色组成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被称为等级;等级是法律概念，而不是根据财富多寡所做的经济划分（阶级）。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与他或她的团体身份（某一特定等级的成员）紧密相连。最普遍的划分方法是将社会分成三个阶层，但有时也分成四个阶层。法国提供了经典的范例，三个等级按由高到低的社会地位排列，分别是僧侣、贵族和资产阶级。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某些地区（如士瓦本），第四个等级——农民——也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但在多数国家，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在政治上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 

与特定等级的成员身份相伴的是特权（称为“自由权”）。在理论上，等级成员还需履行某些责任。贵族通过提供军事服务保卫国家，僧侣照管灵魂，资产阶级促进商业、实业和经济活动。最底层的农民、工匠和其他穷人向国家和领主提供劳动、金钱和货物，反过来，从理论上说，国家和领主给他们提供保护。整个制度是等级制的，其基础则是把人类社会比作活生生的生物。 

理论和现实从来不会完全一致，但是，到18世纪，经济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现实相差甚远。根据财富划分社会等级，重视才能和个人而不是团体身份，这种趋势日益明显。在现实生活中，因经济差异形成的阶级开始变得比社会和法律等级更为重要。但是，政治结构和晋升机会依然基本上与等级和人们在社会上的等级角色相联系。 

理论和实践的背离——在法律地位、政治权力和经济现实领域内——导致了旧制度下尖锐的紧张关系。人们要求不看出身重才能，要求废除特权，这些主张表明了这种紧张关系。特权等级的成员与新的崛起者通婚，贵族头衔有时可以通过购买官职或因为杰出的贡献而获得。面对清晰可见的社会潮流，特权等级的成员通常抗拒放弃自身的特殊地位。实际上，在整118世纪，特权等级往往尽力限制向上的流动。 

欧洲各国采用不同的政策，试图缓和由于阶级与等级的背离引起的社会冲突和动荡。一种政策方向是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努力消除最恶劣的滥用特权。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法国沿着这一方向推行了改革。内克、杜尔哥和卡龙等朝臣试图推行普遍税制以取消财政特权，但收效甚微。

抵制来自于特权等级的各个方面，其形式包括贵族复兴、最高法院的反抗以及其他机构的抵抗。鼓吹用中央权力机构来限制君主制（比如，参见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抵抗的事业。

第二种基本的政策方向也是由中央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这种改革把新富和有文化者纳入一个特殊的新特权等级。这样，它就安抚了心怀不满的新阶级，使之支持旧的等级制度。这一方法虽然不乏革新之处，但归根结底只是为了强有力地维持原来的等级结构。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大帝）和俄国（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应用了这种解决方法，设立了国家的文职部门。在这两个国家，文职机构孕育出一个新的选贤任能的文职贵族等级，其地位与世袭的军事贵族平行。两个等级并行不悖，但具有相似的地位和特权。 

第三种解决旧制度下紧张关系的办法是革命，或者说对旧社会的秩序和等级实行根本的改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体制，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人在普遍的法律和税法下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个人聚合成政府，政府的职责是维护个人的自然权利，这种观点成为对社会起源和构成的解释。自由的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洛克和斯密）提出这一观点，当然，美国革命和早期阶段的法国革命试图将这个观点付诸实践。

农奴制（serfdom）

—种主要针对农民的继承性法律地位。农奴制起源于中世纪的封建庄园制。土地为领主所有，由农奴来耕种。这些农奴在法律上依附于土地，未获领主明确许可不能离开土地迁往别处。理论上说，领主不能强迫农奴离开他们出生的土地，也不能像奴隶制中的主人那样出售农奴。不过，倘若领主把土地卖掉，那么土地上的农奴就转到新业主的名下。 

农奴几乎没有个人权利。他们有义务每周在领主的土地上耕作一定的天数（强迫劳动，他们在波希米亚被称作"没有思想的人”）。除去为领主服役的时间，他们可以在其余时间里耕作属于自己的小块份地。他们必须为领主提供其他的一些劳役和实物租。没有领主的允许，农奴不能结婚或者学一门手艺。法律问题在领主主持的法庭内解决。因此，农奴在很大程度上是领主的臣民。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文艺复兴时期，农奴制开始从西欧的土地上消失。农民继续留在土地上，服从领主的司法，但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自由流动。劳动义务转变为支付货币。例如，在18世纪的法国，农民每年只需为领主工作10天（可憎的徭役）。领主保留了某些（庄园制）权利，如打猎权、对村中磨房、酒坊和面包店的支配权，同时也承担明确的治安和司法职责。所有这些权利和权力构成了法国革命时期进步贵族领导人于1789年8月宣布废除的“封建特权”。

大体上说，到16世纪末，农奴制已经在西欧（易北河以西的欧洲地区）彻底绝迹了。东欧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普鲁士（1412）、波希米亚（1497）、波兰和匈牙利（16世纪初）、俄国（1561）先后通过了农奴制法令，业已获得自由的农民受制于农奴制法令。事实上，18世纪普鲁士和俄国的君主专制和开明专制，强化了农奴制对农民的控制。例如，在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降低了农奴的法律地位，允许地主买卖农奴，允许工厂使用农奴的强迫劳动·从而使农奴沦到奴隶的地位。这一步骤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对地主所做的让步之一，目的是为了换取地主对中央权力的服从。 

整个启蒙运动时期，对农奴制的抨击属于对封建主义、封建特权的更为广泛的批判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农奴制的批判者是凭借平等，自由的理想以及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论点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例如，18世纪70年代，伏尔泰参与了旨在为束缚于天主教会土地上的最后一批法国农奴争取自由的辩论。重农主义者邦塞夫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谴责农奴制在经济上的危害，巴黎高等法院下令烧毁这本小册子。只是在杜尔哥（他是重农学派的信徒）的干预下，邦塞夫才免遭不测。博马舍的剧本《费加罗的婚礼》严厉抨击封建特权，当然披上了诙谐的外衣。它也受到巴黎官方的谴责，只是在莫扎特把它改编为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之后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俄国，亚历山大·拉季舍夫写了一篇慷慨激昂地声讨俄国农奴制的作品，被叶长捷琳娜大帝关进西伯利亚的监狱。 

18世纪，减少农奴制的负面影响或废除这种制度的努力几乎毫无成效。在哈布斯堡帝国，玛丽亚·特利莎制定了旨在保护农民免于过度强迫劳动的法律（在她的新法律通过之前，每周6天的强迫劳动是极为常见的现象）。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在哈布斯堡帝国控制的土地上彻底废除了农奴制。但约瑟夫的法令激起了片反对之声。他的继承人和兄弟、同样开明的利奥波德二世被迫恢复了这一制度。直到1848年·哈布斯增帝国的农奴才获得自由。同年，普鲁士也废除了农奴制。俄国则是在1861年才废除农奴制。 

参见政治理论

奴隶制（slavery）

主要用来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提供农业劳动力的一种合法制度。奴隶像有形财产一样被俘获和买卖。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法律权利以及个人自由，完全听命于主人的支配。

奴隶制度古已有之，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就基本上从欧洲消失了。不过，奴隶制在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教控制的国家依然存在。8到10世纪，斯拉夫人战浮被带到德国当作财产出售（因此，由斯拉夫人Slav一词派生出奴隶slave一词），奴隶制一度在中欧地区重现。随着欧洲殖民时代的开始，这一制度在西欧再度出现。 

1444年，葡萄牙探险家“航海家亨利”把第一批非洲奴隶带到欧洲；自此·奴隶制度在一些由欧洲殖民主义者统辖的亚洲、非洲和美洲殖民地建立起来。奴隶制为大地产、种植园和矿山劳动提供了廉价和可靠的劳动力来源。在英格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欧洲海外殖民地，奴隶贸易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18世纪，奴隶制在北美和南美已十分普遍。它还传播到非洲和亚洲殖民地。奴隶制与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据估计，1650年到1786年间，有超过200万的奴隶被卖到英国的各个殖民地。 

17世纪最后30年，英格兰首先出现了废奴运动。早期反对奴隶制的人士有：新教不从国教者罗伯特·巴克斯特、圣公会教徒摩根·古德温、贵格会创始人乔治·福克斯，启蒙运动初期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洛克以及女作家贝恩。斯蒂尔和蒲柏也谴责这一制度。

在整个18世纪，贵格会始终把废奴作为一项中心任务。1774年，英格兰贵格会决定开除任何参与奴隶贸易的会员。1833年英国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最迟于1839年彻底解放奴隶，最终废除了英国殖民地的奴隶制。

在法1788年成立的“黑人之友协会”等组织以及激进的共济会分会抨击罪恶的奴隶制。雷纳尔、狄德罗和格雷古瓦神父等怍家从人道主义和现实经济的角度谴责奴隶贸易制度。在法国革命期间，国民公会于1794年废除了海地的奴隶制，但拿破仑为了夺回对该岛的控制又恢复了奴隶制。在其他法国殖民地，奴隶制一直延续到1848年。

在德国，历史学家施勒策尔、作家利希腾贝格和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在哥廷根大学直言不讳地抨击奴隶制。

开明的美国领导人，如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也都指责奴隶制。1777年至1804年间，马里兰以北各州全部废除了奴隶制。南方各州坚持奴隶制，直到在内战中战败被迫废除了奴隶制。1863年的《解放宣言》和1865年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为废奴提供了法律依据。 

宗教与启蒙运动共同激发了废除奴隶制的最初号召。这种以残忍、公然的虐待为特征的制度与平等和博爱的理想背道而驰。总之，奴隶制违背了一切启蒙人士和宗教团体提倡的价值观。

参见平等、政治理论、农奴制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1740年因奥地利的玛丽亚，特利莎登上哈布斯堡帝国王位而爆发的欧洲战争。依照法律，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只能为男性，但玛丽亚·特利莎的父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査理六世没有男性后裔。他力图避免继承危机，颁布并使国会批准了《国本诏书》，这份文件賦予玛丽亚·特利莎继承主位的权利。虽然《国本诏书》得到批准，玛丽亚·特利莎的权利却受到其男性亲属的挑战。 

在玛丽亚·特利莎继承哈布斯堡王位前五个月，腓特烈大帝登上普鲁士王位，玛丽亚·特利莎登基后，腓特烈大帝突然发动对奥战争，以惊人的速度突如其来地进入和兼并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这种行为悍然违反了当时的各项条约和外交惯例，令全欧洲大为震惊。普奥之间的战争很快演变为主要欧洲国家之间的一场全面战争。战争一直持续到1748年。战争期间，玛丽亚·特利莎证明她能够在欧洲冲突中保全自身的利益，她作为哈布斯堡继承人的合法地位也得到承认。不过，她丧失了西里西亚。

奥地利主位继承战争暴露出腓特烈大帝外交政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性质，也表明普鲁士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欧洲强国。法国和奥地利对国际舞台上出现的这个新角色的反应，最终导致了重大的1756年外交革命，使欧洲的均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1756年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 of 1756）

用来描述18世纪中叶欧洲结盟关系急剧改组的历史术语。这些变化造成欧洲均势的重大转变。法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引发了这些变化。此前，欧洲旧有秩序的基本点是法国与奥地利世代为敌的体系。英国通常与法国结盟来对抗奥地利。但是，在18世纪的进程中，英国和法国在美洲殖民地发生冲突，两国关系愈益紧张。普鲁士此时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取代法国成为英国反对奥地利的盟国。普鲁士的兴起，意味着奥地利多了一个比法国更具威胁的新敌人。同时，曾在对奥战争中支持过排特烈大帝的法国，也为其傲慢及在战争和外交中的马基雅维利式策略所激怒。联盟关系的大逆转已势在必行。 

新的法奥联盟的主要设计师是玛丽亚·特利莎的顾问考尼茨。早在1748年，考尼茨就意识到同法国结盟的好处，想以此来保护奥地利免受普鲁土的侵袭，但当时与法国谈判的努力屡屡失败。1756年1月，事态出现了转机。当时，腓特烈大帝出人意料地与英国结盟。这违背了法国和普鲁士之间尚存的条约。法国人勃然大怒，很快就在1756年5月同奥地利结成联盟。

法奥的行动立即导致了一场新的战争——七年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法国被迫把加拿大的所有殖民地割让给英国，法国政府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偿还这些债务困难重重，实际上引发了一场全面危机，最终导致波旁王朝在法国革命中垮台。尽管“七年战争”引发了这些长期的后果，但战争结束后，欧洲享受到将近30年的和平。这种和平部分是在外交革命所达成的更稳定的新联盟体系的产物。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

1756—1763年间在欧洲、北美和印度爆发的战争普鲁士和英国成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尽管它们的敌人法国和奥地利拥有大量的资源。1756年，法国和奥地利签署条约使同盟关系大逆转，史称1756年外交革命。这项条约使法国波旁王朝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结成同盟，暂时消除了双方长期的敌对状态。此后不久，这场战争即在欧洲大陆爆发。 

七年战争开始于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冲突。腓特烈大帝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西里西亚战役后占领了西里西亚，玛丽亚·特利莎想收回这一地区。战争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法国和俄国想遏制普鲁士日益增强的势力和扩张。在北美，英国和法国殖民者虽然没有正式宣战，但在1754、1755年就已经开始交战。战事集中在加拿大的阿勒格尼河地区和魁北克等地。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东印度公司争夺沿海商业机构的控制权。 

长达7年的战争之后，《胡贝图斯堡条约》（1763）的签署结束了欧洲的战事。《巴黎条约》（1763）结束了北美战争，也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普鲁士在战争中的顽强表现贏得回报：《胡贝图斯堡条约》承认普鲁士为主要强国，确认了腓特烈占领西里西亚的合法性。《巴黎条约》使法国丧失了北美大陆的殖民地。英国获得了法国在加拿大的领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法国领地则割让给西班牙。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落人英国之手。 

法国虽然失去了这些殖民地，却保住了经济价值很高的西印度群岛。舒瓦瑟尔高超的谈判技巧使法国免逍战败后最糟糕的结局。匕年战争无可争辩地表明普鲁士已经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胡贝图斯堡条约》确立起欧洲新的均势。

七年战争使中欧地区遭受巨大的破坏。到战争末期，玛丽亚·特利莎和腓特烈大帝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减轻各自国家遭受的破坏。此后，欧洲维持了大约30年的和平，1792年，革命的法兰西共和国面临新组建的普奥联盟的威胁，再度向奥地利宣战。 

二、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the）

用来描述18世纪的一场重大思想、文化运动的术语，这场运动的特征是深信人类知识能够解决现存的基本问题。关于启蒙运动确切的起止时间，学者们一直存在争议。现在，大多数人同意把1680年作为一个大致的起点。一些学者认为启蒙时代结束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1789年，另一些学者将启蒙运动的下限推迟到整个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结束的1815年。另一种观点则把启蒙运动的下限延至1815年以后，至少应该把德国思想界的启蒙运动下限推到1815年以后。 

“启蒙”是法语lumières的英文翻译，意思是“光明”。lumières在18世纪的讨论中经常出现，它既指一种思想主张，又指那些正在阐发这一思想的人。每个人都有权拥有光明，这是一个由17世纪知识分子从古代哲学中借用来的象征，它指代的是智慧。德语中与lumières对应的单词是Aufkläung。启蒙知识分子在德语地区称作Aufklärer，在意大利半岛则叫illuministi。 

启蒙运动的内涵十分复杂，因此，自18世纪以来，学术界就形成了数种不同的关于启蒙运动的诠释。现在，学者们首先强调的是启蒙运动的国际规模。启蒙运动不仅盛行于其发样地英格兰和法国，而且遍市全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地区，哈布斯堡帝国的奥地利、米兰以及其他地区，瑞士、两西西里王国、俄国，波兰、瑞典、丹麦、葡萄牙、西班牙、苏格兰和北美殖民地。如果说巴黎是启蒙运动无可争议的中心的话，那么，其他城市也充分体现出巴黎具有的思想氛围：柏林、伦敦、维也纳、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爱丁堡、圣彼得堡和费城。

启蒙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几乎所有公认的欧洲传统。知识分子分析政治传统、社会和经济结构、看待过去的态度、人性思想、知识、科学、哲学、美学和道德理论，以及最重要的基督教的教义和机构。启蒙作家的目标是推翻旧有结构，重建人类社会、机构和知识，并用所谓的自然秩序为新社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批判性探究的精神并不是由埋头于尘封的书房里皓首穷经的学者来体现的。相反，研究工作是在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交往中进行的。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政府官员以及其他感兴趣的人，聚在沙龙、咖啡馆和科学院中共同交流思想。在法国和英格兰·大学发挥了较次要的作用；但在其他地区，像苏格兰和神圣罗马帝国，大学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中心。

各种形式的社交活动促进了伟大的启蒙事业，将知识传播到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之外的人群。专业杂志、报纸期刊以及书籍的大量出版，也促进了思想的传播。各地的科学社团、政治俱乐部、读者俱乐部和租借图书馆的活动，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一些秘密团体，比如共济会、巴伐利亚光照派、甚至包括玫瑰十字会，也在它们的仪式和组织中引人启蒙思想。这些秘密团体成为传播启蒙思想的另一种途径，在一些地区成为启蒙运动重要的组织基础。 

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为启蒙运动的诞生营造了基本的思想环境。自然秩序概念的重大转变》不但对科学，还对人类思想探究的其他领域提出了大量问题。机械哲学和理性主义解释了各种自然现象，它们甚至可以推而广之，用来解释人类的行为和官能。机械哲学从物质和运动的角度解释一切自然现象，还川数学语言来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理性主义赋予人类理性以极大的力量，但是理性的运作必须依据几何学所证明的逻辑演绎的法则。

17世纪末，牛顿的著作表述了一种令人信服的新机械哲学，理性主义也同与之竞争的经验主义哲学体系结合起来。经验主义声称，理性的运用产生知识，但是这种理性依靠的是归纳逻辑的推理。经验主义要求从经验和实验中观察客观事物，这种方法使人们能够秉承理性来推行秩序，并最终揭示出事物的基本结构。 

机械哲学、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三股思潮奠定了启蒙运动思想结构的基础。一旦人们力图赋予理性和自然等重要概念以实质内容，来自三股思潮的结论以及它们之间内在的张力就决定了启蒙运动的话语。

但是，为什么人们关注理性和自然这两个概念呢？理性不仅是获得知识的思维工具，也可用来比作基本的宇宙秩序。一个根据理性建构起来的世界，乃是一个自然法的世界，蕴涵各种有序、可见和可操纵的关系。自然成为一个基本的隐喻，所有人为建构的人类社会形式都以之为基础。自然是可以分折、理解和模仿的，因此人类领域也能建构起自然的形态。

如此一来，理性和自然就成为两种基本的模式、隐喻和标准，所有的理论和制度，无论是否开明，都要从理性和自然的角度来加以判断。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概念具备始终如一的定义绝非如此！事实上，理性和自然的含义千差万别，这些含义经常产生混淆和矛盾。1740年到1760年间，关于自然的一般定义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人们重新开始探寻理性的本质、局限和力量。事实上，到启蒙运动结束时，康德正在从事一项广泛的研究，再度探寻人类关于万物的知识的根本基础。

尽管18世纪中叶的转变在启蒙思想中造成了明显的分化，但是，张力和明显的悖论一直存在。事实上，一些学者喜欢这样来描述启蒙运动的特征：它是一个辩证的时代，即一些对立的思想概念存在着辩证关系。启蒙学者可以选择这种或那种极端立场，也可以在极端立场间寻找中间道路。启蒙运动的第一组对立矛盾是理性与情感。在启蒙运动时期，机械的物质模式与对感性的崇拜共存。洛克把感觉，即感官经验的结果，视为一切基本观念的源泉。启蒙运动详细阐释了这一基本概念，研究感觉及其更宽泛的含义——即感情，并时常把感觉与感情置于理性之上。启蒙运动的第二组辩证关系是理性与直觉的关系，这对概念在18世纪中叶非常重要。在分析一个问题时，理性会提出一系列有关的陈述，最终加以解决（推理思维）。相反，直觉能立刻抓住整个问题和它的各个方面，不需要分析的过程就得出认识。 

启蒙运动也把历史的概念引人许多学科，强调时间的流逝会相应地带来变化。地球、基督教、《圣经》、人种以及个人，所有这些都具有历史的层面，即有一种变化进程和方向性的发展（进步或倒退）。德国的教化概念与历史概念密切相关，用来表达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具体形态。教化不仅适用于生物学和地质学，还能应用于教育和人性。

启蒙知识分子还把批判性探究延伸到宗教领域。事实上，对于启蒙运动来说，常见的宗教教义和神学问题意义极为重大。基督教虽然面对深刻的分析和反教权主义的猛烈抨击，也得到一些启蒙人士的支持《理性和批判性探究既能用来摧毁宗教，也能用来稳固信仰的基础。它们还开创了检验《圣经》和教父著述的新方法，使《圣经》和教父的著述更符合开明信仰者的要求。

许多启蒙知识分寻找各种替代的宗教，来取代天启传统的基督教。他们求助于异教信仰，用伊壁鸠鲁哲学或非基督教化的斯多葛主义，来取代基督教的价值观。一些人试图阐发自然宗教的模式，如自然神论和物理神学，使宗教真理与人类理性相通，从而具有普世性，超越各种教义之争。最激进的启蒙哲学家接受了彻底的无神论及其在科学和伦理学上的对应物——唯物主义和决定论。 

自然宗教和机械哲学使启蒙人士否定了基督教上帝在宇宙中的显赫地位。上帝不再密切介人事物的发展方向和人类的生活，他变成一个身处远方、但非常强大和睿智的创造者。他至多偶尔去干涉一下自己的世界，调整一下宇宙的机械装置（宛如钟表匠的上帝）。 

这种观点对于那些厌倦了宗教冲突和党同伐异的人们颇具吸引力，它提出了大量关于世界的道德品质的严肃问题。在基督教世界中，上帝是道德标准的创立者和推行这些标准的最高法官。如果世界的概念中蕴涵了这种道德规范，那么，自然宗教就需要用自然的解释来代替道德规范。必须强调的是，对于大多数启蒙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是维护道德品质。真、善、美的品质与启蒙道德哲学相互交织、密不可分，人们探询真、善、美的性质。它们像真实的物体一样存在于外部世界，还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呢？道德行为缘何而来？哪一种自然的心理机理能够解释人类的道德抉择？在启蒙运动时期，所有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关注，得到了全新的答案。

道德哲学的问题揭示出启蒙运动的第三组辩证关系：自由与必然，或选择与决定论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们想知道：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行为，支配人类官能的自然规律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行为？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尤其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倘若不是出于自由的选择，道德行为就毫无意义可言。围绕这一问题，启蒙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产生了一些最尖锐的矛盾，而阐释这一问题又时常面临官方的审査。

如果说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有一种主导性的启蒙运动模式，那就是使启蒙时代成为坚信理性、进步、个人主义、普遍友爱和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时代的模式。但是，理性、进步等概念绝不等同于全部的启蒙思想。不仅如此，这些概念的定义反复无常，往往会造成偏差，形成相互排斥的理论和实践。

最重要的是，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相信并试图实践这样一种思想：知识应该为人类服务。他们希望知识产生实际的结果：新的机构、新的实践、新的技农，所有这些都应促进普遍的人类进步。作为启蒙运动的精华，《百科全书》充分体现出这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欧洲各地推动了社会、政治、教育、经济和思想的改革。

启蒙运动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引发了现实的改革。无论是由启蒙知识分子或其他社会团体自下而上推动的，还是由开明专制的大臣和君主自上而下发动的，这些改革都改变了人类的基本行为方式。工业革命、自由放任的经济、中欧的警察国家、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期间创立的政治共和国，所有这些都受到启蒙运动理想的激发。

尽管启蒙运动最终被浪漫主义所取代，它毕竟将欧洲世界带人了现代。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早期欧洲社会的旧制度消失了，或是改造为现代人所认可的制度。这个时代留给现代世界的是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上的遗产，我们正是在这些遗产的范畴中继续我们现代的讨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也由于它包含了如此众多富有启发性和迷人的资料，启蒙运动才值得我们去研究。

参见直觉和想象、文学、政治理论、出版、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启蒙世纪（Steècledes Lumières）

启蒙哲学家有意识地用来描述所处时代的法语名词，启蒙运动的同义语。“启蒙世纪”这个惯用语的字面意思是“光明的世纪”。启蒙学者在提到法国同仁时称他们为“才智出众的人”。

在使用这一名词时，启蒙哲学家从科学革命的先辈那里沿用了把光明等同于智慧的新柏拉图主义象征术语。他们相信自己的新哲学正引导人类更趋智慧和完美，完成17世纪先辈所开创的人类知识的伟大转变。

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s）

又译“哲人”，法语名词，意为“哲学家”。在谈及启蒙运动时，这个词通常是指积极参与这场18世纪运动的各类知识分子。虽然这个词是法语，而且显然是指伏尔泰、卢梭、狄罗德和其他百科全书派学者，它有时也可指其他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任何一位开明的评论家或作家都可称为启蒙哲学家。 

绝大多数启蒙哲学家并不是受过专业培训的思想自成体系的哲学家。相反，他们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的批评家。他们运用理性来分折、评估18世纪欧洲文明所面临的问题。

哈斯卡拉（Haskalah）

犹太人的启蒙运动。17世纪70年代，哈斯卡拉运动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北德意志诸邦、奥地利、东欧、俄国等拥有较多犹太居民的国家里发展起来。犹太作家和启蒙鼓吹者门德尔松通常被认为是这个运动的发起人。18世纪的哈斯卡拉运动领袖还有柏林的大卫·弗里德伦德尔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纳夫塔利·赫茨·韦塞利。 

哈斯卡拉运动鼓励犹太人融人生活其中的更广泛的欧洲文化，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于人类共通性的启蒙信仰。为了这个目的，哈斯卡拉运动的领袖鼓励犹太人社区改革教育计划，增加世界历史和数学这样的世俗科目，不再学习犹太法典，教授世俗国家的语言而不是意第绪语，学习犹太人的历史。不过，他们通常并不提倡犹太孩子在非犹太人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准确地说，他们是想为犹太人带来文化觉醒和某种同化，但避免犹太教文化的总体丧失。

第一个实行这种改革的新式学校是1778年建于柏林的“自由学校”。在中欧和东欧也随之建立起一些这样的学校。在哈布斯堡帝国，韦塞利鼓励犹太人社区建立新式学校，这样它们就不会被迫并入那些国立的义务教育学校。

哈斯卡拉运动的计划契合了一些开明君主的目标，例如约瑟夫二世·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总体说来，哈斯卡拉运动的发展和犹太人的解放联系在了一起。那些有哈斯卡拉运动的国家最终废除了歧视犹太人的法律。随着限定犹太人居住在犹太人区以及禁止犹太人公开礼拜的限令被取消，犹太人开始了接受普通文化的同化过程。

有时，这种过程旨在把犹太人整合进社会，事实上却造成了对言论自由的新限制。例如，约瑟夫二世发布命令，要求波希米亚（1781）、摩拉维亚（1782）、匈牙利（1783）、加里西亚（1789）的犹太人必须接受义务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并不包括学习犹太法典。违者被处以监禁。更有甚者，如果人们试图用不上学来规避这项法律，他们将在其他方面受到处罚。例如，没有学校毕业证书，结婚就属于非法。 

哈斯卡拉运动也有助于促进妇女教育事业。过去，女孩子只能在家里接受教育，哈斯卡拉运动鼓励她们进入社区学校就读。17世纪90年代，德国城市布雷斯劳、汉堡、德绍、柯尼斯堡建立了犹太女子学校。 

哈斯卡拉运动是平等和普遍性的启蒙信条的一次重要展示。德意志各邦国的哈斯卡拉运动促进了当地的同化和解放，其程度为欧洲其他地区所不能比。如果说这次运动最终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那至少部分是因为强调民族主义、语言和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分离主义运动，取代了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启蒙观念。

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s of  the Enlightenment）

朋友和熟人得以共同分享启蒙运动思想的各种场所和社会组织。虽然启蒙运动主要是一场知识分子运动，但是各国的启蒙运动都拥有强大的社会支持，这使得启蒙运动有别于以往的时代。投身启蒙运动事业的人们往往聚在一起讨论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思想。这类讨论活动形成的社会关系网成为欧洲和北美传播启蒙思想的主要途径。因此，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决定了这个时代的特征表现为知识在全社会的迅速传播。

沙龙和咖啡馆是最常见的会晤场所，在那里贵族可以公开地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打成一片。沙龙在私人住宅里举行，富有而有权势、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往往充当女主人。沙龙为知识分宇提供了从善如流而又百般挑剔的听众，沙龙还是重大交际的场所。巴黎沙龙的女主人曾为数位启蒙哲学家出面争取学术要职或其他显赫的地位。在欧洲，巴黎的沙龙最为著名，意大利半岛、神圣罗马帝国、英格兰也有无数的沙龙。

欧洲的启蒙沙龙不胜枚举，在此只能略举数例。巴黎的著名沙龙有：胡贝尔夫人、德·唐森夫人、若弗兰夫人、德芳夫人、莱斯皮纳斯小姐、霍尔巴赫男爵的沙龙，瑞士费尔内伏尔泰的住宅以及夏特莱夫人的公馆西雷，也定期举行聚会。在德意志地区，18世纪晚期的柏林有亨里埃特·赫茨和拉切尔·法恩哈根的沙龙;萨克森-魏玛女公爵安娜·阿梅莉在魏玛的住所里招待客人。英格兰的社会名流和知识精英，则在约翰逊，査尔斯·伯尼和他的女儿范妮·伯尼、玛丽·W.蒙塔古，蒲柏的家中聚会，一个称为“蓝袜社”的上流妇女团体也在她们的公馆里举行聚会。 

咖啡馆是18世纪嗜好咖啡因的人们所喜好的地方，也为乗持启蒙信念的人们提供了公共聚会的场所。17世纪中叶，伦敦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却因妨碍公共安宁而遭起诉。不过，到1715年，伦敦的咖啡馆数量已经超过3000家。艾迪生是巴顿咖啡馆的常客，他认为咖啡馆是使中产阶级养成美德和进行愉快、见识广博的谈话的场所。蒲柏喜欢去维尔咖啡馆，塞缪尔，约翰逊著名的文学俱乐部则在另一家咖啡馆聚会。在巴黎，伏尔泰常去普罗柯普咖啡馆。米兰的意大利启蒙运动者不是在佩德罗·韦里的家中聚会，就在咖啡馆聚会。他们甚至把自己那短命的进步杂志命名为《咖啡馆》，使咖啡与启蒙运动一道名垂青史。

英国的咖啡馆

咖啡馆成为人们交流思想、洌览最新流行杂志和报纸的集会场所，并且普遍带有成为启蒙运动核心特征的社交性。美国贝特曼档案馆供图。

读书俱乐部和借阅图书馆在欧洲各地大量涌现。成员们在这些会所里一起阅读和讨论启蒙书籍，私下传阅各种手抄本。这些会所是私人机构，使人们有机会了解各种启蒙观点，即使阐述这些观点的书藉遭到官方审査和删改。

这些非正式聚会常常会发展为正式的组织，致力于某种活动或目标，如政治改革、识字、农业、音乐、绘画、戏剧、公共卫生、废奴以及科学。其他一些团体，如各种秘密友谊社团和大最的用餐俱乐部，则有更为明确的社会目的。这些团体有：巴黎的政治社团“夹层俱乐部”、瑞士文化社团“赫尔维第协会”、巴黎的废奴团体“黑人之友协会”、爱丁堡普通知识分子的社团“精英俱乐部”、伦敦的“古代音乐之友”、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的“人道协会”、大学优秀学生的社团“联谊会”、以及费城的辩论组织“共读会”。在18世纪的欧洲，几乎每一个大城市和城镇都有数百个这样的组织。

除上述这些团体外，欧洲还有各种追求人类知识的正式互助组织。这些团体中最重要的是共济会、巴伐利亚光照会、玫瑰十字会。有些共济会和光照会分会积极投身于启蒙运动的激进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不过，玫瑰十字会和共济会的苏格兰圣餐礼拜分会大体上倾向于较为保守的政治纲领。

启蒙运动的其他重要的正式机构还有为数众多的科学院，这类机构中最有影响的是柏林科学院、伦敦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除了在苏格兰、某些德意志地区和意大利半岛外，大学所起到的作用不那么突出。

这些不同机构的涌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18世纪时的一个普遍信念：人类的进步需要交流思想。组成社团的行为（这意味着个人组成团体〉不仅在传播进步所必需的知识上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还极大地促进了人际交往和公民道德等公正社会的基石。因此，在这个启蒙世纪的各种戏剧性事件中，这些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扮演了主要角色。

共济会（Freemasons）

—个源于17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组织。18世纪，共济会组织遍及整个欧洲，十分活跃，极具影响。 

共济会的渊源始终被一团迷雾所笼罩，其分会的活动和记录也带有神秘气氛。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一些石匠行会由行业组织转变为思辨的哲学社团，由此产生了最早的一批分会。在苏格兰的爱丁堡，这种思辨性共济会的最早记录可以上溯至1641年，在英格兰，这个组织最早的资料见于一本1646年10月的日记，这本日记属于牛津大学的教授伊莱亚斯·阿什摩尔。

这个组织与启蒙运动相关的历史始于1717年，当时伦敦的4个共济会分会联合起来创立了伦敦总会。伦敦总会的早期领导人多为哲学家和牧师，他们致力于传播牛顿、机械哲学以及自然神论的观点。总会迅速确立了对英格兰各地分会的权威，但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分会拒绝承认其领导权。

伦敦总会最早的大师傅（最高领袖）之一是德萨居利耶，他是一位实验科学家，也是伦敦皇家学会的管理人员和演示人员。德萨居利耶和安德森一起起草了第一部共济会章程，并于1723年出版，名为《共济会章程以及古老的非常虔敬的兄弟会章程（包括历史、案例、管理等·供各分会使用）》。

《共济会章程》介绍了这个组织神化的历史，它向前追溯到第一个人类亚当，以及古代的埃及人和希腊人。这种“历史”表明了共济会与自然神论的密切关系，把上帝看作宇宙的设计师的观点尤其体现出共济会与自然神论两者的关系。

共济会一直寻求某些普遍的宗教信仰，这些信仰应该植根于最早的原始人类的自然感觉和思想。共济会希望这种自然宗教能够替代基督教的各种教条的形式。这套自然、普遍的信仰体系将使男人（最初不包括妇女）从相互冲突的宗教与社会经济的状态进人兄弟情谊的状态。英格兰共济会组织的训诫初步表达了启蒙运动的理想：宗教宽容、人类普遍的兄弟情谊、理性、进步、完美以及人道主义价值观。为了争取实现这些理想，这个组织还设计了各种仪式。 

共济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发展迅速，但是英格兰分会明显区别于苏格兰分会，两者不单持有不同的哲学观点，政治上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苏格兰分会是支持詹姆斯二世党人的组织基础。这些人支持斯图亚特王朝获取18世纪英国王权的要求。从流亡法国之日起，詹姆斯二世党人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王位觊覦者詹姆斯二世就得到了苏格兰共济会的鼎力支持。1700-1720年间，他们还在法国建立起第一批共济会分会，通过这个秘密组织宣传他们的政治要求。 

同时，在英格兰，忠于伦教总会（称为蓝会）的共济会分会已经与汉诺威王朝和辉格党的政治原则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它们抛弃了17世纪英吉利共和国的激进共和主义，转而支持一种受宪法严格限制的王权。它们还致力于慈善事业。

英格兰共济会的成员有一些地位较高的贵族、辉格党人及其同情者、自然神论者以及伦敦皇家学会的成员。其中有德萨居利耶、泰勒、托兰德、罗伯特·沃波尔等。

共济会在整个欧洲和北美传播。只要有英国人居住的地方，只要是英国启蒙思想受到赞赏的地方，就有共济会的组织。根特（1722）、巴黎（1726）、美洲殖民地和俄国（1731）、佛罗伦萨（1733）、海牙（1734）、波兰和里斯本（1735）、汉堡、曼海姆、日内瓦和瑞典（1737）以及哥本哈根（1743）等地，先后建立了共济会分会。共济会扩展到这些地方，标志着共济会成为一个联系松散的国际网络。 

共济会发展之时，独特的礼仪（仪式和教义）随之变得复杂。这种现象表明了开明共济会的庞杂。它还有助于解释欧洲各地对这一组织的五花八门的反应。 

在德语国家中，某些共济会分会吸纳了玫瑰十字会的教义，然而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共济会分会与巴伐利亚光照派结合在起。结果，既有保守的玫瑰十字会派的共济会，又有进步的积极主张革命的光照派的共济会。同样，在法国，进步的自然神论者的分会“九女神分会”与主张神秘仪式的分会共存。这些仪式包括圣日耳曼、圣马丹以及斯韦登堡等人所倡导的仪式，如苏格兰仪式、（法国）神选祭司仪式、神圣共济会仪式、（法国）爱真理会仪式、（英格兰）光照通神者仪式等。 

18世纪的法国共济会  

共济会是一个国际性秘密组织，其成员要努力使自己获得智慧和美德，支持启蒙运动事业，并积极支持当时的各项改革计划，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在德国和奥地利境内，进步的共济会有许多影响重大的人物，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索南费尔兹、莫扎特、海顿、莱辛、玛面亚·特利莰女大公的丈夫、哈布斯堡皇帝洛林的弗朗西斯一世等，也许还要加上格拉尔徳·范·施堆滕。

在巴黎，共济会与法国启蒙运动紧密相关，许多著名的启蒙哲学家都是会员。如孟德斯鸠、尚福、韦尔内、乌东、伏尔泰、拉朗德、孔多塞、布里索、丹东、西哀士以及富兰克林等人。最有彩响的开明分会是著名的“九女神分会”。

在美洲殖民地，共济会得以迅猛发展，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美国革命的领导人都是会员。富兰克林与欧洲共济会分会的关系对欧洲支持美国的独立亊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共济会分会的活动并不局限于会员。它们还成立了各类社团，致力于人道主义目的和教育目的，例如，“九女神分会”扶持“黑人之友社”（致力于废除奴隶制）和一个教育组织“阿波里耐协会”。许多共济会分会举办公开的科学或哲学讲演会，任何人，不分男女，只要对这一主题有兴趣，都可以参加。一些分会还赞助读书俱乐部。因此，通过教育活动和改革行动，共济会组织在传播启蒙运动思想的过程中起了自觉的决定性作用。 

在整个18世纪，共济会承受了来自政治、宗教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对手的攻击。他们被指责在一起搞同性恋、鼓励酗酒、保护无神论以及从亊政治颠覆活动。19世纪时，一个敌视法国革命的历史学流派认为是共济会策划了法国革命。 

如今，人们认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法国革命有其复杂的原因和社会根源，阴谋论的说法荒谬不经。不过，作为支持自由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机构，共济会的作用不能抹杀。结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共济会员在整个18世纪一直受到迫害。1736—1738年间，法国政府企图限制其活动，但是没有成功，1785年，哈布斯堡帝国宣布光照派的共济会非法。然而，支持启蒙思想的潮流远远超出了这个秘密组织的范围。在18世纪启蒙时代上演的人类伟大戏剧中，共济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角色。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科学院（scientifica cademies）

以促进自然科学研究为宗旨的正规学术机构。科学院的建立反映出组建学术机构以鼓励各种知识和艺术领域活动的普遍趋势。这一趋势开始于16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的科学革命又极大地推动了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院的建立。17世纪之前，曾有过昙花一现的几家科学院，17世纪组建起一些永久性的机构。启蒙时代延续了这一趋势，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成立了国立科学院。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著作和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科学院的发展。 

新兴的科学院从制度上支持了17、18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科学，在学术会议上，科学家可以宣读和自由讨论科学论文。一些论文还发表在全欧洲范围内发行的刊物上。在18世纪，一些科学院促成了一种观念：把职业科学家与受过教育、有兴趣的业余研究者区分开来。除不列颠诸岛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科学机构外，17、18世纪的科学院大多属于正式的国家机构，其职责与中央政府的权力扩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17世纪建立起两所著名的科学院。在法国，自17世纪30年代起，法兰西科学院就成为帕斯卡、笛卡儿、伽桑狄、梅森等人非正式的私人聚会场所。1666年，这个团体在世的成员获得一份皇家特许状，使他们的团体变成正在兴起的法国绝对君主政体的一个官方机构。法兰西科学院始终具备双重功能。一方面，它赞助方兴未艾的科学革命所激发出来的崭新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它明确划定了法国科学的范围，使其成为由国家控制的官方科学。在英格兰，伦敦直家学会是以不同于法兰西科学院的方式形成的。伦敦皇家学会的渊源可以上溯到1645年的私人聚会，1662年正式组建时，它仍然属于私人性质的组织。皇家学会从未承担过任何正式的官方职责，因而享有比法兰西科学院更大的独立性。

18世纪成立的科学院有：普鲁士科学协会（勃兰登堡的腓特烈三肚创办于1770年，后改称普鲁士皇家科学院，1744年腓特烈大帝予以重建）、慕尼黑的巴伐利亚科学院（马克西米连一世创办于1759年）、曼海姆的科学院（1755年成立）、丹麦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科学院（克里斯蒂安四世创办于1742年）、哥廷根科学院（哈勒创办于1751年）、布拉格的布拉格学者协会（伊格纳茨·冯·玻恩创办于1771年，后来成为波希米亚科学学会）、都灵科学协会（贝卡里亚、拉格朗日等人创办于1761年，1783年改为都灵皇家科学院）、那不勒斯科学与文学学院（塔努奇创办于1779年）、威尼斯科学院（1779）、荷兰科学院（1752）、葡萄牙皇家科学院（1779）、西班牙皇家科学院（1774）、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科学院（林奈创办于1741年）、俄国的圣彼得爱科学院（彼得大帝创办于1724年）。18世纪成立的私立学术团体有：爱丁堡皇家学会（1739）、都柏林皇家学会、费城的美国哲学协会（富兰克林创办于1743年）、波士顿的美国科学与艺术学会、瑞典乌普萨拉的科学学会（斯维登堡创办于1739年）和日内瓦艺术促进会（批准于1776年，创办人为H.B.索绪尔）。 

参见柏林科学院、科学、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大学（universities）

高等教育机构。12世纪晚期，意大利城市博洛尼亚出现了欧洲的第一所大学。当时，各所法律、医学和公证人专业学校的意大利学生自行组织了一个正式的协会，大学由此诞生。很快，欧洲其他城市仿效博洛尼亚的做法，纷纷建立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特许协会或社团的大学。 

“大学”一词实际上源自中古拉丁语的“行会"（imiversitas）。北欧大学的发展有别于欧洲的其他地方，教师协会产生于历史更为悠久的教堂学校。巴黎大学就是以这种方式于公元1200年前后组建的。 

中世纪的大学提供四个领域的教育：神学、法律、医学和人文学科。大学中使用拉丁语授课。文艺复兴时期，大学课程发生了变化，增添了新的学科，发生了概念的变化。不过，大学仍然附属于罗马天主教会、英国圣公会、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等官方教会，致力于培养主要行业的专业人员。大学不仅培养医生和律师，还培养神学家。在某些地区，大学还扮演官方出版审查员的角色，例如，索邦神学院，即巴黎大学神学院，就行使法国审査机构的职责。

启蒙运动时期，大学继续履行这些职能，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时法国和英格兰的大学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开始没落和受到挑战。不过，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邦国、在苏格兰、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以及意大利半岛的一些国家，大学在医学等学科中仍然是发展和传播启蒙思想的重镇。

一些例子可以说明当时的情况。卢万大学一度是创新研究的主要中心，却始终处于禁止讲授启蒙思想和方法的耶稣会的控制之下。著名教授布尔哈夫的大本营莱顿大学成为研究哲学和医学新观念的著名中心。18世纪，法国有18所设置完备的大学，却只有蒙彼利埃大学在启蒙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是生机论的大本营一生机论是一种18世纪后半期使生命科学焕然一新的医学研究方法。巴黎大学曾经是法国思想活动的领头羊，却顽固地抵制新思想的侵人，结果，启蒙人士纷纷转而投人其他机构。

英格兰的两所古老大学牛津和剑桥培养和雇用了一些启蒙运动的创始人，如牛顿、洛克、自然神论者和剑桥柏拉图学派学者。不过，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这两所大学退居幕后，沃灵顿、北安普敦和哈克尼等新教不从国教者的学院则取而代之。

不过，一些国家现有的大学通过改革一举成为启蒙思想的中心。苏格兰的两所老大学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对医学、道德哲学、心理学、化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改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意大利半岛，帕维亚大学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进行了重组，从而得以讲授一些新的学科。那不勒斯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也为启蒙知识分子提供了支持。此外，在格拉尔德·范·施维滕的领导下，维也纳大学成为专业医学培训的著名中心。

在中欧和东欧，新建的大学成为启蒙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例如，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汉诺威选帝侯领地于1734年建立的哥廷根大学，普鲁士于1694年建立的哈雷大学，促进了历史学、科学、人类学、教育学、法学和医学的发展。1810年，在威廉·冯·洪堡的领导下，柏林大学依照启蒙原则进行了彻底重组。德国的大学与代表启蒙思想的各种科学院和学会共同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俄国的情况与此类似，新建的圣彼得堡大学（1747）和莫斯科大学（1755）成为新思想的基地。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沙龙（salons）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博物馆（museums）

收集、保存、展览过去的人工制品的机构。17世纪晚期，欧洲建立了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到18世纪，博物馆的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公共收藏机构出现之前，各国的国王、玉后、主子和富人们就已经开始收集艺术品、碑铭、手稿及其他人工制品，并把这些物品陈列出来。向公众展出收藏品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它与识字的普及、人们对古代文物的浓厚兴趣，以及17、18世纪特有的历史著述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人们热切希望把大量人类知识和作品加以条理化和分类，促进了系统展示实物的愿望。在博物馆发展的同时，借阅图书馆大量涌现出来，人们可以从这些图书馆获得图书和期刊。 

1683年，欧洲第一座公共博物馆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开放。最初，该博物馆的馆藏由约翰·特拉德斯坎特和伊莱亚斯·阿什莫尔两人的私人收藏组成。直到1759年，欧洲才有了第二座博物馆，当时，汉斯·斯隆将其私人收藏卖给英国议会。议会接受了斯隆的报价，买下了他的藏品，用它们组建起大英博物馆。 

欧洲大陆各国君主也开始向公众开放私人收藏品。在法国，巴黎的卢森堡宫于1750年展出了宫廷的部分艺术收藏品。1781年，哈布斯堡王室在维也纳展览了一些收藏品。1734年，罗马的梵蒂冈组建了卡比托奈博物馆，1749年在艺术宫开办了一家画廊，1772年，收藏古代文物的克雷芒博物馆开放。在北美，马萨诸塞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费城的科学与历史博物馆、美国哲学协会以及南卡罗来纳的査尔斯顿，都有供公众参观的展览。 

《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以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为基础，拟定了在法国设立大型国立公共博物馆的计划。他的计划在法国革命期间部分付诸实施，法国建立了两座博物馆：植物园内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卢浮官的国立博物馆（1793）。 

参见出版、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出版（press）

从事出版、传播书籍或其他印刷品的行业。启蒙运动时期，虽然面临官方审查制度的种种禁令，欧洲的出版活动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阅读的新风尚以及新的识字人群的扩大，刺激了对书籍、杂志、报纸和小册子刊物的需求。出版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为欧洲传播启蒙思想和理想的工具。

欧洲各国的出版业都很活跃，但面对审查制度的障碍·一些地区的出版业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在绝对君主制的国家和罗马天主教控制的地区，出版往往受到最为严格的限制。世俗和宗教当局严格控制出版。天主教会公布了一份受谴责书籍的《禁书目录》。在允许宗教裁判所存在的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书籍要由宗教裁判所的法庭检查，以判断其可接受的程度。在法国，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承担类似的职能。遭到查禁的书籍往往被收集起来公开焚毁，作者一旦被辨认出来或被捕，就会遭受种种迫害。 

君主专制的世俗当局也行使各种审査职能。例如，法国的高等法院和御前会议有权审查书刊内容、下令烧毁书藉、处罚作者。更有甚者，法国建立起一种复杂的正式出版前的审査体制，责令作者和印刷商必须获得王室的许可方能出版，各种著作必须事先送交审查当局检查。

这些控制措施阻碍了西班牙、意大利半岛、葡萄牙、法国出版业的发展，却根本无法阻止书刊的秘密传播。人们用种种手段来规避管制。作者要么将自己的著作匿名出版，要么在评论时局时加以掩饰，伪装成对外国局势的评论。巴黎和其他地方的出版商公然挑战当局，在有问题的书中印上假的出版许可（即出版商和城市的资料）。审查官完全忽略了对某些书的审査，默许它们出版和传播，各种手稿则在私下里四处流传。 

要是上述所有的办法都行不通，作者还可以转而去找那些热衷于出版新的煽动性著作的外国出版商。事实上，法国启蒙运动的书籍大多是在法国之外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或瑞士出版的。作者一旦在本国面临危险，不仅可以到瑞士和尼德竺寻求避难，还可以前往英格兰或普鲁士。

对启蒙运动助益最大的出版社都设在那些新教城市，如伦敦、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日内瓦。这些出版社比巴黎、马德里、里斯本、罗马和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同行享有更大的自由。例如，在尼德兰，只要不批评尼德兰内政政策，出版社几乎可以出版任何书刊。但是，即使在这些自由的地区，出版依然受到种种限制，拉美特利及其出版商埃利·吕扎克在18世纪40年代就面临这样的情况。即便是荷兰当局，也会被那些过分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书籍所激怒。

不论是从现实角度还是象征意义上说，出版都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民众购买图书（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读过），各种借阅图书馆和书友会则使人们无需昀买也可获得印刷的书刊。杂志和报纸不仅通过借阅图书馆流通，还摆在咖啡馆里供顾客仔细阅读。

对于启蒙知识分子来说，出版自由具有最重要的象征意义。人类进步的信念是某些启蒙运动形式的核心，而进步的取得有赖于知识的获取。人们认为自由交流思想有助于这种进步。人们读到或得知一个观念，就会运用批判理性来加以评判，有效地在自身的言行中表达这个观念。

学术界近来非常关注出版在激发导致法国革命爆发的不满情绪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人们认识到，革命期间，小册子和短论等印刷品的数量有了惊人的增加，这些印刷品几乎涉及每一个主题。大体上说，随着君主制和教会的衰落，法国的审査制度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的出版商几乎可以出版他们想出的任何读物。不过，出版与大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仍有侍解决。很难通过历史方法证明阅读确实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不论在这个问题上得出什么结论，毋庸置疑的是，启蒙运动导致了或见证了旨在向广大公众传播思想的印刷品的激增。这一时期出版的杂志有数百种之多，著名的有艾迪生和斯蒂尔出版的《闲谈者》和《旁观者》，德斯方丹的《文学新闻》，《博学之士公报》、《哥廷根报导》、培尔主编的《文坛报导》，《莱顿杂志》、《知识分子杂志》、《瑞士杂志》以及纳沙泰尔印刷协会的出版物。出版商和书商还创立了为数众多的法语评论杂志，如《通用历史文库》、《古代与现代文库》、《公平文库》、《英国文库》、《德国文库》、《系列文库》、

《法国文库》。法语在18世纪是知识分子的国际性语言，这些评论杂志的读者遍布多个国家。 

路易十六与马尔泽布

路易十六任命致力于自上而下的合理、开明改革的国务大臣。在这些大臣中，克雷蒂纳-纪尧姆·德拉穆瓦尼翁·马尔泽布是启蒙哲学家的著名保护人和出版自由的鼓吹者，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出版业不仅确保重要的著作能翻译成其他文字，还为作者提供工作，维持了复杂的代理商网络，这些代理商能把禁书传人审査制度较为严格的国家，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启蒙事业的发展。

启蒙运动时期的大出版商有：鹿特丹的亨利·德斯伯德斯、巴黎的安德列·勒·勃雷东（《百科全书》的出版商）、埃利·吕扎克（拉美特利的出版商）、让·埃利·贝特朗和弗里德里希·萨姆埃尔·奥斯特瓦尔德（霍尔巴赫的出版商）、阿姆斯特丹的普罗斯佩·马尔尚（达尔让的出版商）、日内瓦的克拉默兄弟（伏尔泰的出版商）和阿姆斯特丹的马克·米歇尔，雷（卢梭、霍尔巴赫、米拉波、马拉的出版商）。 

除这些大出版商之外，巴黎、伦教和其他囝书贸易城市还有为数众多的小书商和出版商。伦敦格拉布街的出版社给很多年轻的启蒙作家以起步的机会，虽然他们所付的工资极其微薄。出版业在18世纪的环境里繁荣起来，作家逐渐脱离由贵族或宫廷庇护的传统体制。法国也有类似的出版社，虽然启蒙哲学家大都有一定的正式职业，并通过写作来摆脱贫困 

要想全面了解启蒙运动，就应该了解当时支持着知识活动的出版体制。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自由运作的出版业对于以获取知识的方式来实现进步的目标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开始呼吁推行保障出版自由的改革。在开始于美国革命、结束于法国革命的革命时代，这些呼吁大多在法律中得到落实，废除陈旧审査体制的改革也迈出了蹒跚的步伐。虽然改革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得以维系，但是它们毕竟见证了人们对人类知识的力量和益处所怀有的启蒙信念，并因此而栽入史册。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书刊审查制度（censor ship）

见旧制度、出版、政教分离

读书俱乐部（reading club）

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租借图书馆（lending libraries）

见启蒙运动、识字、出版、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18世纪初马盖特的租借图书馆  

识字的普及使人们需要越来越多的费用低廉乃至完全免费的读物。租借田书馆提供了这样的读物，而且本身还是交流思想的聚会场所。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三、启蒙学说与学科

哲学（philosophy）

见美学、经验主义、启蒙运动、伊壁鸠鲁哲学、认识论、幸福、历史、直觉和想象、机械哲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自然、启蒙哲学家、物理神学、政治理论、心理学、理性主义、理性、宗教、科学、怀疑主义

参见笛卡儿、康徳、莱布尼兹、牛顿、斯宾诺莎

伊壁鸠鲁哲学（Epicurean philosophy）

源自古希腊、基本以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及其后继者的著作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伊壁鸠鲁融合了原子论、唯物主义和基于经验的认识论（知识理论），以此来建构他的哲学。他认为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由微小、不可见、被称为“原子”的微粒组成。这些原子结合在一起，形成各种物质实体;它们的结合方式不仅产生了不同的形态·也形成了诸如颜色、味道等非本质的属性。原子自由运动，只有在发生直接接触时才会互相作用。没有接触的物体之间不存在相互作用。 

人是由肉体和精神组成，但精神和肉体同样是由物质的原子所组成：因此，伊壁鸠鲁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它否认有非物质的灵魂或精神独立存在。这种精神的原子好比那些形成风、空气和热的原子。精神的原子存在于整个肉体之中，它们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形成了感觉经验。

伊壁鸠鲁从感觉经验出发，建立起一种道德哲学。令人愉悦的感觉经验是善；使人痛苦的经验是恶，对人体有害。人类的目标就是要追求愉悦。但是，不能把这种愉悦简单地等同于沉溺于肉体的吃、喝或性行为的愉悦。这些行为虽有积极的价值，人类的首要目标却应该是追求持续时间更长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体内形成的一种稳定状态。

伊壁鸠鲁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获得善的生活，因为哲学家能将思想智慧和实践智慧结合在一起，这样就能正确评价任何行为所带来的相对的痛苦和愉悦

17世纪，伊壁鸠鲁哲学在英格兰和法国复兴，哲学家们重新熟知了伊壁鸠鲁的原则。这种哲学原则出自这样种愿塑，塑为人类知识和行为寻找一个基础，既远离唯心主义，又避免怀疑主义的缺陷。伽桑狄和霍布斯出于类似的认识论目标，运用伊壁鸠鲁哲学发展出17世纪的唯物主义和原子论的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

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伊壁鸠鲁哲学牛顿的微粒哲学、洛克的感觉心理学、爱尔维修的愉悦-痛苦心理学和道德哲学，以及以幸福和功利为基础的政治理论，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伊壁鸠鲁的思想。伊壁鸠鲁的思想实际上在18世纪得到了改造和重建。

认识论（epistemology）

哲学一个分支，探讨人类知识的本质、知识的哲学基础和经验基础、知识的局限性以及知识的有效性或真理。认识论一词源于希腊语epistanai，后者的意思是“理解”或“认识”传统讲，认识论属于哲学的范畴。但是，在启蒙运动中，心理学和科学成为知识理论的主要思想源泉。 

18世纪的启蒙运动继续研究17世纪以来有关知识局限性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关乎从天启宗教到自然科学的儿乎每一种人类知识。

17世纪初，欧洲人渴望得到某种和平、稳定以及有关世界的确定性的知识。他们经历过基督教从统一到分裂的过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已经不可挽回地分裂了），遭受着痛苦的宗教战争，发现了令人困惑、又激动人心的非西方文明和信仰，也凭借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医学家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的宇宙观念，哲学家已经意识到，每一种传统的知识形式，包括《圣经》中的天启知识，都可以受到质疑。他们面临一场人类知识有效性的认识论危机。 

一股强烈的怀疑主义哲学思潮兴起，促成了这些对原有知识的怀疑。但是，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官方机构，都不满于怀疑主义所给出的答案。因为如果人们感觉自己无法获取可靠的知识，就会无所适从。因此，在17世纪，哲学家形成了对待知识问题的几种新思路。

—种新的认识论是理性主义，它运用理性和数理逻辑创造出许多完整的知识体系。17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理性哲学是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开创的理性哲学。

第二种认识论是所谓温和的怀疑主义。它承认这一事实：人类知识在试图解释事物的终极原因时是有局限的。只有上帝才拥有那样的知识。但是，温和的怀疑主义宣称，人们可以把数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基础，由此可以获取可靠的知识。它倾向于融人经验主义，因为它强调观察自然是一种有效的科学活动。梅森神父在努力调和新的科学知识与天启宗教真理时，提出了这种温和的怀疑主义。

第三种认识论是经验主义。它在培根（1561—1626）的著作中得到有力的表述，并且促成了实验科学的兴起。17世纪，经验主义在英格兰特别盛行·伦敦皇家学会成为它的制度性基础。到17世纪末，经验主义在英格兰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知识理论。它以经验代替理性，把经验作为可靠的人类知识的基础。通过洛克的心理学理论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科学），经验主义进人启蒙运动的话语，发挥了强有力的影响。 

然而，尽管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有力回答了怀疑主义所提出的问题，那种认为人类的知识不可信赖的观念依然存在。事实上，启蒙运动就是以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部怀疑主义著作开始的，那就是培尔的《历史批判辞典》（1679）。休谟影响巨大的《人性论》（1739—1740）和《人类理解研究》（1758）继续表现出这种怀疑精神。 

休谟重新阐释了怀疑主义认识论，强调一切知识的主观性。他的著作既令人不安，又给人启发，尤其是在心理学领域激发出创造性的回应。例如，为回应休谟的怀疑主义，里德及其学生杜格尔徳·斯图尔特提出了常识哲学。康德这位启蒙运动晚期的认识论大师当然熟悉休谟的著作，称赞它们使他清醒地意识到理性主义哲学的不足。

培尔质疑已有的传统，无论是宗教、科学、哲学传统，还是文化传统。他在《历史批判辞典》中确立起批判精神。批判精神以对传统的怀疑态度为基础，成为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立场。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批判精神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致性因素。

批判需要运用理性，批判主要不是为了建构有关世界的信念体系，而是考察、质疑和推翻公认的欧洲文明观念。批判运用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促进了启蒙运动的伟大改革纲领的形成。

一旦批判的矛头转向其源头——理性，就在18世纪中叶的启蒙文化中产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变。理性主义不得不与洛克的经验主义和休谟的怀疑主义，以及常识哲学和感性文化一起分享舞台的中心地位，所有这些思潮都对认识论进行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在德语地区，对理性的批判孕育出一种浊特的认识论，直觉和想象等心智机能与理性同样受到关注。在美学这一新的领域，想象和直觉成为获得创造性思想或知识的主要思维方式。根据这种新理论，直觉和想象提供了有创造力的洞察和灵感，使得拥有天才的艺术家能够超越人类日常经验的普遍局限性。在创造性过程中，理性的角色退居其次。

康德的著作标志着对知识基础的开明考察达到巔峰。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和1787）、《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这三部论著中，康德考察了心智活动的各种主要形式。他提出了一种复杂而内涵丰富的认识论，试图消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鸿沟。康德的认识论成为启蒙运动批判精神的逻辑顶点。而对想象和直觉作用的全新强调，播下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种子。 

理性主义（rationalism）

一种把理性当作一切真正知识之源的认识论。启蒙运动时期，攻击理性主义以及建构知识体系的相关活动成为时尚。经验主义，即认为经验是一切知识源泉的认识论方法，成为另一种有吸引力的知识论。但理性主义依然提供了启蒙知识分子和改革家所赞同的关于自然和人类法则的分析方法和数学模型。 

17世纪理性主义的诞生是为了回应16世纪末的怀疑主义。与怀疑主义者相反，理性主义者断言，人类运用理性即能够获得关于世界的确定而正确的知识。

17世纪的理性主义最初起源于笛卡儿哲学，其理论依据是：理性产生于几何学这一数学学科。几何学遵循逻辑演绎的严密法则，从少数几条基本公理（假定）出发建立起整个知识体系。理性主义者断言，应用几何学模式可以揭示一切领域的真正知识。 

笛卡儿在《方法谈》（1634）一书中概述了著名的几何学方法，这种推论方法明确了理性主义与几何学之间的关系。按照笛卡儿的观点，严格地运用以几何学为模式的理性，就可以解决诸如上帝存在的证据之类棘手的哲学难题。笛卡儿从“我思故我在”这个固有（先天）观念着手论证。他考察了头脑中“我思故我在”这样一个真实性毋庸置疑的观念。笛卡儿从这一观念出发，通过几何学论证，试图得出上帝存在的结论。 

这种方法不但在法国，在整个欧洲和不列颠诸岛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它受到各种哲学和神学观的攻击，却依然融人欧洲关于知识问题的一般性论述。笛卡儿扩展了理性主义，建立起自然哲学体系。他在《自然哲学原理》（1644）中概述了这一体系，将几何学推论方法应用于科学，创立起机械哲学的完整体系。笛卡儿从一个单纯的公理，即一切自然现象都是运动中的物质粒子构成的，来着手构建自己的体系。 

笛卡儿体系受到一些同时代人的猛烈抨击，这些人赞成科学以观察为基础（经验主义）。怛是，并非只有笛卡儿一人试图构建理性的自然哲学体系。莱布尼兹和斯宾诺莎分别阐明了两种相互竞争的理性义体系，对德国启蒙思想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

启蒙运动前半期，知识分子往往抛宑抽象理性所构建的体系，转而拥护在经验积累和实验观察的基础

上形成的知识体系。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受惠于某些理性方法和原则。例如，如果没有理性主义，就不可能完成把宇宙数学化的重大课题，即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达科学定律。那些认为可以用数学表述宇宙规律的科学家奄无保留地认为，理性——受自然法则支配的有序的关系——支配着自然界。 

随着启蒙运动思想的发展，道德哲学、神学和心理学都设法解决斯宾诺莎一元论提出的间题。一元论提出，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最终具有同一性。莱布尼兹的单子论认力运动和现念是自然界的基本构成单位，这一复杂的体系影响到自然法、物理学、心理学和医学等不同领域的争论。

启蒙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它所继承的各种理性主义。启蒙知识分子效法培尔和其他17世纪晚期怀疑论者的榜样，他们同17世纪理性主义者一样把理性看成是知性的工具。但推论的目的已不再是构建体系而是批判，用理性仔细考察、分祈和质疑公认的知识，促进了知性活动的发展。启蒙运动时期，单纯运用理性意义上的理性上义与怀疑主义所提倡的质疑立场结合起来。如果说启蒙运动有什么东西能够打破国界和不同思想之间的限制，受到人们的广泛认，那就是这种批判精神。

因此，虽然启蒙话语包含了对理性主义的重大批判，理性主义的精神将披着批判的外衣继续存在下去。理性主义贯穿全部改革事业，事实上影响到各个学科的理论。

参见美学、数学与力学、科学方法

经验主义（empiricism）

—种主张所有知识都源于经验的理论，经验主义，尤其是以洛克的感觉心理学和牛顿的科学方法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成为启蒙运动思想大厦的主要基础之。 

在洛克和牛顿的时代之前一种被称作理性主义的知识理论支配着17世纪的思想探索，理性主义提出，人们只要发挥运用理性的能力，就能揭示世界的真理，根据这种理论，大脑天生就有思想，就像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一样。通过运用理性（即推理逻辑的法则），人们就能获取有关世界的广博真理。 

经验义否认人有天赋观念。洛克的解释最清晰地反映出经验主义的心灵观，洛克认为，人在出生吋，心灵是一张白纸（那个现在很著名的术语“白板”，实际上是由伽桑狄提出的〉。通过被称作归纳的过程，就形成了视念，心灵储存和改造那些通过感觉得到的信息。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是获取任何真理的关键，经验主义者则认为，理性只是智力活动的一种类型。理性能够提供一些真理，但是它永远是对凭借感觉经验获取的信息进行加工。 

经验主义为启蒙运动在心理学和大部分科学（自然哲学）的革新奠定了基础。洛克的感觉心理学把经验置T于一切人类知识的中心。这种观念是革命性的，即认为心灵借助于经验而发展和完善（也就是说，心灵有其历史）。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心灵在出生时就已基本成型了。 

经验主义提出，既然心灵随经验而发变化，那么也就能通过控制经验来影响人的发展。这一观念激发起人们对教育的兴趣，把教育看作是试图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知识。换言之，以洛克感觉心理学为形式的经验主义理论，使造就文明大众的目标有可能实现。孔狄亚克的心理学、孔多塞和观念学派的改革计划，以及各种教学法理论的迅速发展，所有这些都从经验主义中汲取了原动力。 

牛顿将经验主义运用到科学研究之中。和许午多同时代人一样，牛顿受到培根富有远见的观念的启发，赞成这样一种科学的方法，即把对自然现象的观察置于科研过程的中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观察等同于心理学中的感觉经验，收集对自然现象的观察结果，再通过归纳（一种特殊的推理形式）过程，就能推导出有关自然规律的恰当理论，牛顿说他不会提出假想，也就是说，他是抛弃了不首先搜集观察数据就对自然现象进行推理的方法。 

牛顿从未宣称推导出的科学理论就是终极真理，而是认为它们能被假定是正确的，直到进一步的观察证明它们是错误的为止。科学的目标变成获得有用的知识；对终极真理（一种只为上帝所知的知识）的追求，被排除在正确的科学研究之外。 

启蒙运动时期，科学经验主义主导了几乎所有的科学研究。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排斥理性主义。事实上，在启蒙运动的末期，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在理论力学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受到数学理性主：义的启发。因此，启蒙运动的科学研究涵盖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创造出对于人类进步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激动人心的新思想。

参见认识论

怀疑主义（skepticism）

关于人类知识发展前景和局限性的哲学认识论。怀疑主义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它有两种基本形式：学院派怀疑主义和皮浪派怀疑主义。学院派怀疑主义源自公元前3世纪的柏拉图学园。学院派怀疑主义的主要拥护者是卡涅阿德斯（约前213—前129）和阿瑞西拉斯（约前315—前241）、他们断然宣称不可能有知识，换句话说，他们相信，我们唯一能知道的就是我们一无所知。这些论点通过西塞罗、第欧根尼·拉尔修和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传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据说，皮浪派怀疑主义是由一位传奇人物埃利斯的皮浪（约前360—前275）及其学生提蒙（约前315—前225）所创立。皮浪派怀疑主义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切地表明任何事，因此，人类最明智的态度是不再对所有知识问题做出判断。皮浪派怀疑主义通过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约公元200年）的手搞残片流传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正是皮浪主义的观点，促成了自16世纪末的蒙田一直延续到17世纪的怀疑主义哲学大发展。 

16世纪末怀疑主义思想的原动力来自新教改革运动以及随后西方基督教会的分裂所造成的危机，因为人们不再把传统视为绝对无误的权威，迫切需要以某种方式把精神信仰建立在哲学确定性的基础之上。但是，人类心灵做不到这一点。信仰因而只能取决于信念，而无法依赖理性。17世纪初，望远镜之类的科学仪器开始表明，感官知觉是有可能产生错误知识的根源，从而使怀疑主义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知识和确定性问题的危机迫在眉睫，也促成了17世纪的理性主义、自然法以及把自然界的关系加以数学化的努力。在法国，笛卡儿、伽桑狄、帕斯卡、梅森都在苦苦思索如何获得确定性的问题。每个人都得出了独特的答案，其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思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笛卡儿发展出演绎推理方法。伽桑狄转向经验观察，梅森阐述了基于宇宙支配法则的数学本质的折衷立场，帕斯卡则转向数学概率和内在冲动所提供的确定形式。这些解答暂时缓解了知识危机。 

然而，到17世纪末，一种新的批判精神开始质疑理性和经验作为知识之源的可靠性。这一次提出的还是那个老问题，即人类是否能够获得任何确定的知识。培尔的著作集中体现了这种批判精神。他在《历史批判辞典》中用批判方法来检验一切公认的传统、制度和信仰，从而把批判方法提到一个新高度。到18世纪，休谟又在《人类理觯研究》中再度复兴了怀疑主义的态度。他的兴趣在于表明基于理性主义（理性）和经验主义（经验）的知识论的缺陷。他的观点为新的心理学和认识论铺平了道路，有助于把启蒙运动思想引向新的方向。启蒙运动末期，康德再度关注怀疑主义和人类知识问题，对已有的哲学传统作了一番新的综合与阐述。 

参见皮浪主义

皮浪主义（pyrrlionism）

—种怀疑主义哲学。皮浪主义在16世纪末的欧洲哲学占有核心地位，并影响到17和18世纪的怀疑主义。因此，它对解决两百年间学者提出的认识论二难推论起到一定的作用。 

皮浪主义是在古希腊哲学中形成的两种怀疑主义之一。两种怀疑主义都涉及人类知识的本质和范围。两种观点也都提出，哲学确定性，即其真实价值不容置疑的知识，超出了人类心智所能把握的范围。

皮浪派怀疑论认为，面对人类知识真实性问题上的莫大不确定性，人们应当暂缓做出判断。例如，真正的皮浪主义者会力求避免对某种观点的真理价值做出任何评判，不管这种判断是肯定还是否定的。皮浪主义信徒秉持一种好奇求知却又不受任何约束的态度。第二种怀疑主义是学院派怀疑论。它在基本立场上与皮浪主义一致，但乐于就人类知识做出一个肯定的声明：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即我们不能确知任何一件事。皮浪主义信徒甚至连这样的话都不愿意说。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知识分子重新发掘了这两种古希腊怀疑主义哲学„皮浪主义只是通过塞克斯都·恩披里柯保存下来的一些手稿残片才为世人所知。从这些手稿残片来看，皮浪主义的缔造者是传说中的哲学家埃利斯的皮浪（约前363—前275）。皮浪的学生、弗利奥斯的提蒙（约前320—约前230）提出了一系列新观念埃奈西德穆（约前100—约前400）则首次从理论上阐述了皮浪主义。 

16世纪学者所复兴的皮浪主义实际上旨在创立一整套不断置疑和延缓做出判断的心理习惯和态度。两部有影响的著作阐述了这种心理惯，一本是米歇尔·埃康·德·蒙田（1533—1592）的《为雷蒙·塞邦辩护》，另一本是蒙田的朋友与弟子皮埃尔·沙朗（1541—1503）所著的知识，两人都持皮浪主义立场，质疑宗教和传统。 

17世纪，皮浪主义怀疑论的启示促进了一种普遍的批判精神，为批判宗教教条主义提供了一个哲学框架。斯宾诺莎是17世纪以怀疑主义质疑宗教的最伟大的体系哲学家。但是，他实际上力图在认识论问题上回避怀疑主义。 

培尔的著作·尤其是《历史批判辞典》，提供了一个早期的例证，表明把怀疑批判精神运用于公认的知识会带来众多令人不安的后果。培尔及后来的休谟都认为，怀疑态度直接促成了令人信服的创造性新观点，但在其他哲学家看来，怀疑主义造成了有害的后果，是一种应当消除的观念。

虽然17世纪理性主义把怀疑主义视为敌人，值怀疑主义也是它的灵感源泉。在竭力把可靠的人类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诸多尝试中，笛卡儿的《方法谈》（1637）是最早和最具影响力的。笛卡儿的同时代人伽桑狄、梅森提出不同的思路。他们承认人类知识的某些局限，但竭力打破由流行的怀疑主义造成的思想僵局。因此，17世纪伟大的理性学说和普遍自然法学说把数学作为描述物质世界自然法则的手段，把经验观察作为获取实际知识的手段，以不同方式回应了皮浪主义最初提出的挑战。 

18世纪，皮浪主义仍不断激发批判活动，摧毁对理性思想体系的确定性的信念。休谟哲学中随处可见皮浪式怀疑主义的踪影，但大多数18世纪哲学家不再探究确定性·他们完全接受了在许多种人类知识中无法确保确定性的观念。他们转而用新的标准，如功利主义和人道主义，来评判一组观念的有效性。他们还发展出概率论等数学工具来处理偶然和随机的事件。他们重视理性，把它视为孕育出无数实际知识的人类心理能力，虽然那些知识并不总是绝对正确的。启蒙哲学家还逐步形成了—种习惯，即从比较的角度观察和描述不同的人类社会，详细说明这些社会彼此的差异，依照某些所谓真正的理想对之提出批评，但避免全盘否定，此外，一些学者还阐述了凭借直觉和想象能力获得优等知识的学说，并把天才作为人类超越自身固有知性局限性的例证。因此，启蒙运动的学者对怀疑主义提出的知性困境提供了不词的解决方案，大多数学者承认人类知识的局限性，力图最大限度地缩小这些局限的负面影响。 

参见数学与力学

唯物主义（materialism）

认为包括心理机能在内的各项身体机能均源于构成身体的物质实体的理论。唯物主义之名出自这样一种观念：生物完全是遵循自然物质法则的物质。唯物主义信奉这一基本观念，否认存在非物质（无形）的灵魂。 

启蒙运动时期，唯物主义对生命科学（生物学）、心理学、道德哲学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唯物主义思想是机械哲学的自然产物，也的确起源于身心关系哲学引发的特殊问题。生理学家、心理学家、解剖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力图阐述不同的身心关系理论，以期满足现代科学取向的需要，避免彻底的唯物主义。 

对于启蒙科学家来说，唯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极力辑驱逐，却又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幽灵。虽然在现代人看来，启蒙运动是一个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时代，但是，当时坚定信奉唯物主义的人士实际上极为有限。事实上，只有少数几位法国自然哲学家公开拥护唯物主义。他们包括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马拉以及成年时期的狄德罗。

大名数启蒙思想家强烈抨击唯物主义，各个不同宗教教派也谴责这信仰。拉美特利由于自己的信仰被迫逃离法国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他最终受到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庇护。

在18世纪，唯物主义信徒通常被视为无神论者，因为他们否认灵魂的存在，这就意味着抛弃基督教信仰。不过，研究启蒙运动时期的文献资料，应当审慎地看待当时的人们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谴责。唯物主义与无神论这两个词般同时出现，常常不加区别地用来表达对某人的抵触情绪。启蒙运动的反对者还用这两个词来诋毁启蒙运动。

店蒙运动时期，公开承认的唯物主义者寥寥无几，但他们关于生命物质属性和道德存在的观点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灵魂不但是个人情感、意志和道德行为的源泉，还是人类一切活动和决定性行为的根源。一旦把灵魂排除出人类观之外，就必须从特定的物质角度来阐述人的情感、意志和行动。这么一来就出现了几个棘手的问题。活人是如何体验一种情境，并决定采取相应行动的？何为调节身体机能的机制带有明显道德尺度的活动及自觉行为的根源何在？

生命科学提供了一组答案，生机论力图填补排除灵魂后形成的空当。生机论者提出，一切动植物都具备作为躯体活动和发育之源的活力。这些活力遵循自然法则，协调躯体与心灵官能，决定了道德行为。

联想心理学和功利主义理论提供了另一组答案。这些理论认为，一切人类行为都服从快乐-痛苦原则。人类自然而然地趋乐避苦。实现这些目标的经历决定了自然和道德领域的人类行为。快乐-痛苦原则因而取代灵魂控制着人的行为。 

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

旨在诠释自然界的哲学原理和根据的综合性学科。

在中世纪欧洲的大学，各学院层次分明，神学院占据首位，法学居其次，医学排第三。文科院系位居末席。大学文科包括七门课程，组合成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和三学科（语法、修辞、逻辑学）。 

自然哲学，即研究自然界的学科，主要属于“四艺”的范畴，这四门学科分别涉及数学的某些方面。算术研究离散的数字，几何专注于形状（点、线、平面，立体）。音乐事关比例和均衡，天文观测天体及其运动。

除了这种明显按主题分类的方法，还有反映出某些学科复杂性的其他分类方法。比如，在纯科学与综合性科学之间做出划分：四艺中的第四门学科天文学就属于综合性学科，因为天文学的理论阐释实际上运用了算术、几何和音乐。光学和力学也是综合性科学。物理学还未形成独立的学科，化学的研究课题则分属于医学和炼金术。

16、17世纪，课程分类开始调整，以反映数学日益加强的重要性。而各门综合性科学也趋向于按主题统称为自然哲学。

这种分类体系在科学革命期间依然在使用，之后一直沿用到启蒙运动时期。例如，牛顿就被认为是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其他在这些领域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重要科学家大多也都是自然哲学家，

因此，自然哲学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启蒙运动时期，当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探究从理性考察事物的本原转向对自然现象的经验主义观察，自然哲学的概念逐渐不再受人重视。

参见经验主义、数学与力学、理性主义、科学、科学方法

机械哲学（mechanica lphilosophy）

源自教学与力学的一种自然哲学。机械哲学发端于17世纪初的科学革命，在启蒙运动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一直支配着绝大多数科学学科。各种不同的机械哲学有两个基本的命题：一切自然现象都能归结为运动中的物质问题：一切自然现象均受制于单纯的因果关系。此外，机械哲学用机器来象征宇宙和生物的构造模式。 

在机械哲学中，物体披界定为占空间（具有广延性）的物质，由被称为微粒的粒子构成。大多数机械论哲学家认为，宇宙空间中物质无所不在;我们认为属于真空的领域里充斥着称作“以太”的不可见的细碎物质。只有极少数机械论哲学家认同一种激进而令人困扰的思想：存在虚空（空无一物）的空间。 

机械论哲学家认为，物体不具备自动力，也就是说，物体没有任何能使自身运动的活力。运动是外在推动力作用的结果，上帝是最高的外在推动力。但是，这种观点很难解释宇宙的运动形式。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机械论暂学家发明了惯性概念，即物体除非受阻于某些外部物体或外力，否则一直保持运动状态的趋势。

机械论哲学家争论一个问题：外在自然力（不包括上帝）是隔一段距离起作用，还是只能通过宇宙中无处不在的“以太”等物质实体来起作用，牛顿对引力作用有过两种自相矛盾的解释。他有时认为引力通过以太起作用，有时又推测引力能够隔一段距离发挥作用。 

在法国，笛卡儿的著作最早突显出机械哲学的重要性。重要的早期机械论哲学家还包括伽桑狄、伽利略、梅森、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和罗伯特·波义耳。

不过，后蒙运动的机械哲学有三个主要来源：笛卡儿和两位17世纪晚期杰出人物牛顿、莱布尼兹。这人分别逮构起各自不同的思想体系。启蒙运动时期，忠实于这三种机械哲学传统的不同派别不时展开著名的科学争论。例如，著名的“活力”之争就是莱布尼兹信徒与牛顿追随者之间的一场争论，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物质所受的各种作用力的基本性质。

从科学上反对机械哲学的主要是生命科学，生机论提出了另一种有影响的生命本质理论。在化学领域，机械哲学与基于炼金术和亲和力化学的各种传统理论一争高下。

机械哲学的世界观使这种哲学与宗教当局发生冲突，机械哲学的信徒也不时被指控为无神论者。传统神学家认为，这种新科学观描绘的宇宙由不受上帝干预的法则和力量支配。这种新科学观还与《圣经》和教父的教义直接抵触，其结论甚至针对基督教圣餐礼的核心教义。

许多机械论哲学家对这种状况做出反应，试图明确表明对基督教的忠诚。其他不满于传统天启宗教的机械论哲学家转而接受自然宗教观。例如，自然神论把道德和对上帝的信仰建立在自然的构造和法则之上。最后，最激进的机械论哲学家公开拥护唯物主义，无神论就是唯物主义在宗教上的反映。

因此，机械哲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它是启蒙运动基本观念的主要来源之一，只有理解了机械哲学，才能全面认识伟大的18世纪。

人学（science of man）

关于人的知识或智慧。启蒙运动时期采用“人学”概念，突显出一种流行的信念：考察基本的人性，就能够为建立关于人类行为和性格的可靠知识体系提供素材。人学概念还包含另一层含义：应当把对人类的研究与神学、宗教和形而上学区分开来》

18世纪中叶前后，尤其是在休谟把人学概念写人《人性论》一书之后，启蒙哲学家开始在上述新含义的基础上使用人学这一术语。当时人们普遍乐观地相信，人类理性足以揭示宇宙中合乎规律的安排，于是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苏格兰和法国的知识分子，渴望把人类行为研究纳人用数学语言表述的科学领域。这一概念成为法国革命时期现念学派的全部计划的基础。它还促进了对道德准则、政治活动和经济行为的自然基础的开明研究。 

启蒙运动时期，这样一种普遍的信念，即按照自然科学模式来研究人类的生存状态，推动了崭新的专门学科的形成。例如，心理学开始从认识论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类学从文化和自然科学角度研究人类，也发展成独立的学科。在孟德斯鸠和一些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出现了最终发展成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形成于19世纪。

参见卡巴尼斯、孔多塞、徳斯蒂·德·特拉西、经济学、弗格森、爱尔维修、历史学、观念学派、数学与力学、米勒、道徳哲学、政治理论、斯密 

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

研究道德知识之基础、道德行为之界定的学科。整个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知识分子力图解答无法回避的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问题。人们想知道，世间是否真有善恶之分，或者说，善恶之分是否属于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主观价值标准。人们不断自问，这种价值标准的源头何在，人类又如何认识这种价值标准。人们还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使人类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

从前，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属于神学家的关注范畴·他们的观点大多是源于基督教的上帝与宇宙之关系的假说。按照基督教的观点，上帝创造、统治世界。《圣经》的宇里行问向人类揭示了上帝永恒不变的训诫，这些训诫洋细阐明了道德所具有的普遍和特定内涵。上帝赋予人类决定是否服从其律法的自由（自由意志）。最后，那些服从或接受基督教后示者将因他们的善被赐予永生，其他的人则被宣告为有罪。因此上帝既是善的源泉，也规定了以道德方式行事的义务。 

科学革命时期，这种对于尘世道德基础的理解同欧洲其他的信仰体系一样遭受重大挑战。17世纪的数学家和然哲学家（科学家）为另外一种世界观奠定了基础，这种世界观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人们不再把上帝本身及其活动看作是宇宙日常运作不可或缺的因素。相反，以数学定律为模型的自然法决定了宇宙的正常运作。人类理性能够直接认知这些合理、机械的自然法则，人类无需上帝的启示即可认识这些自然法则。

在这种宇宙观中，上帝已经成为局外人，却仍然被确认为是宇宙法则的创造者。霍布斯等17世纪哲学家着手用机械的、唯物主义的术语描述人类心灵的活动，道德哲学开始面临真正的难题。

传统基督教的人性观是二元的：人不仅有肉体，还有非物质的或精神的灵魂。灵魂是人的本质，在肉体死亡后依然存在。灵魂指导人的行为，辨明上帝的训诫，决定是否遵从上帝的训诫。灵魂是意志、自由、选择的中枢，完全决定了使道德行为成为可能的人类存在。

机械论哲学家认为，灵魂是否真的存在值得怀疑，退一万步说，即使确有灵魂，灵魂也是多余的。身心关系唯以从物质角度来解释。如果人类躯体依据的法则与支配行星或地球上无生命物质的法则毫无二致，那么人类躯体就无需灵魂来做出决定。事实上，人们可能认为灵魂并不存在，一些哲学家乐于得出这种结论。

启蒙运动初期，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兹、马勒伯朗士、克拉克、卡德沃思等人的理性主义表明，哲

学家已经提出了一系列不确定、不充分、互相抵触的答案。霍布斯认为宇宙中并没有什么道德秩序，伹是，他承认人类社会必须要有道德规范。在霍布斯看来，不同的私利观决定了人类的一言一行。斯宾诺莎详细阐述了霍布斯的观点，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中，人类行为取决于人类的欲望，同样，人类欲望由自然、机械的法规决定。不论是霍布斯哲学，还是斯宾诺莎哲学，都把道德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这种自然基础使道德脱离了宗教范畴，却极大地限制了人类的行动自由。他们二人也都被宗教当局指控为宣扬无神论。对于所处的时代而言，他们二人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决定论是太过激进了。

卡德沃思及剑桥大学信奉柏拉图主义的同道赞同肉体与灵魂的二分法，倾向于把灵魂看作是理性的发源地。他们认为，这种理性的灵魂不但能认识自然界的自然规律，还能够揭示宇宙中不证自明的道德原则。克拉克赞同道德原则不证自明的观念，不过，他认为揭示这些原则的主要是直觉（直觉的、直接的感觉）而非理性。马勒伯朗士趋向赞同这些观点，但更关注说明使人们依照道德观念行事的动因。马勒伯朗士身为天主教奥拉托利会修士，希望维护上帝在这种合理、机械的新宇宙中的地位，把上帝看作一切人类行动的直接动因。 

启蒙运动大幕拉开之际，理性主义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英国的经验主义，尤其是洛克式的经验主义，却阐发出不同的理论。这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经验主义往往把灵魂与心灵相提并论，认为人类观念和行为都源于对肉体感觉的反应。洛克的观点有些类似于霍布斯、斯宾诺莎的观点。洛克与霍布斯都认为欲望是人类行为的动机，但洛克发展了这个观念，说明了人们是如何界定善恶观念的。洛克认为，人们倾向于把使人愉快的事物定义为“善”，把令人痛苦的事物或事件看成是“恶”。这么一来，洛克就从道德行为对于个人的效用或益处的角度来界定道德行为。

启蒙运动的道德哲学继承了理性主义、机械哲学和经验主义的道德哲学堆题。大多数启蒙学者意识到必须为道德寻求自然的基础，使道德脱离宗教的范畴。许多学者依然倾向于认为，存在判断行为之善恶的普遍而客观的标准。但是，他们的认识基础是心理学、认识论和生理学而不是神学。普遍的人性、人类心灵的运作、世界的自然构造，取代上帝成为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根源。

启蒙学者的观点具有两条共同的主线：一是探究人类善、恶观念的物质和自然起源，其次是力图解答人类行为的自由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

英格兰的哲学家对启蒙道德哲学的贡献最为卓著。他们已经意识到，对痛苦和处罚的顾虑并非总是足以阻止人们按某些方式行事，他们还注意到，人们做出的某些选择似乎小单纯是出于私利的考虑。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根据洛克的心理学断言，道德义务感起源于爱和温情的善意情感，这些情感同任何私利动机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巴特勒主教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充分论述了这种观点。曼德维尔驳斥了这种观点，在著名的《蜜蜂的寓言》中证明善意的行为使社会变得软弱无能。

在苏格兰，哈奇森把沙夫茨伯里所说的善意情感转化为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有些类似于视觉、触觉等基本感官，人们藉此依据事物带来愉悦程度的高低分出好坏。道德观把任何使人愉快的事物判定为善。道德观就这样为人类心灵判断行为的道德含义提供了依据。

休谟、哈特利和斯密详细阐述了哈奇森的道德观学说，但他们把道德观融入对行为动机的功利主义诠释，，这些苏格兰思想家强调同感和“无私的关心”在促成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中发挥的作用。另一批苏格兰人追随里德的足迹，创立了有助于识别和激发善行的内在道德义务观学说。

法国的道德哲学主要来源于英国的经验主义，把后者的唯物主义推到了极致。人类的头脑能够解释一切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狄德罗、霍尔巴赫男爵、爱尔维修以及《百科全书》的各位作者，极其清晰地却也不无争议地陈述了这种观点。他们企图用自己的理论抨击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和神学。

在神圣罗马帝国，道德哲学以一种颇为不同的方式发展起来，道德哲学转而把注意的焦点投向自出问题。莱布尼兹哲学以及由国家严密控制人们行为的德国传统都促成了这种关注。莱布尼兹提出，宇宙出称作单子的具有可完善性的个体单位构成。单子不断力求达到更高程度的完美，由于宇宙中一切物体（包括人类）都由单子构成，这些物体也就具有不断完善的性质。上帝安排了整个宇宙体系，宇宙的运转遵循预定的和谐法则，无须上帝的直接干预。由于完美与善的道德品质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追求道德纯洁对于整个宇宙结构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莱布尼兹认为单子构成的人类仍然有选择自身行为的自由，批评家却指出，单子的基本运动与预定和谐往往剥夺了自由选择。事物的结构和上帝的预定法则决定了人类的行为。

康德试图综合启蒙运动的不同传统，着手解决这些难题。他还阐述了与各种基于功利的学说相匹敌的道德哲学。康德区分了自然法的逻辑与道德法则的逻辑。道德法则或道德标准是每一个理性的人类都自愿服从的法则。道德法则支配了自由与责任的关系。理性使自由成为可能，而非决定论的源泉。理性的人类主动把道德法则应用于自身的行为，道德行为的回报不是幸福或愉悦，而是自由和尊严。

康德有力地重申了个人对人类同胞负有的责任和义务，标志着启蒙运动的结束。但是，康德把履行这些义务的行为转化成自由、理性的人类克服自身非理性的本能欲望的胜利。启蒙时代率先把世俗而非宗教作为道德法则和道德判断的基础。这一时代的人阐述了一些基本的构想，提出了时至今曰仍需注意的问题。

美学（aesthetics）

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对象是美以及创造和认识美的过程。该词源自希腊语“aisthelikos"，意指感官知觉。启蒙运动在这些领域创造出大量令人兴奋和新奇的东西。它的遗产包括把美学设立为哲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对人的创造活动的全新强调，对创造过程中理性、感觉和想象之间关系的反思，对崇高和天才概念的重新定义。“美学”这一术语实际上是启蒙运动时期普鲁士哲学家鲍姆加登发明的。 

不管美学这一学科有多么新颖，古希腊、罗马哲学以及后来的各种思想体系都探讨过它的基本主题。启蒙运动沿袭了17世纪两种不同的美学传统，一种传统源于法国理性主义，体现于各种形式的新古典主义之中。另一个传统源于英国经验主义，在心理学和道德哲学的领域内提出美学问题。两种传统都致力于发展基于自然的艺术形式理论，尽管双方对自然的界定显然不同。两者往往都认为美是外在于观察者个人经验的客观存在。然而，两种传统賦予这些重大主题的内容相去甚远，由此引发了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尽力要解决的冲突。 

启蒙运动的大幕在法国拉开之际，美学领域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思想争论。这场所谓的古今之争探讨的是如下这个问题：古代拉丁文学名著的严格形式是否优于结构较为松散的现代体裁。 

尼古拉·布瓦洛（1636—1711）在《诗艺》（1674）—书中，系统阐述了所谓的古代经典的美学理想。布瓦洛借鉴了认为客观法则依照数学理性安排宇宙万物的观念，阐述了一整套诗歌创作原则。由于美的标准来源于古代经典著作，因此，布瓦洛的体系被看作是法国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 

这种风格把笛卡儿学说的清晰、有序和简洁原则提升为诗歌创作的标准。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创造出效法自然的壮丽、恬静和合理结构的艺术作品。这么一来，美就与智力的运用以及类似于数学的有序结构联系在了一起。文学古典主义还把三一律（时间、地点和情节）提升为编剧的中心原则，强调好的作品必须有清晰的思想。最合适的题材应取自古代：因此，作家关注取材于神话和其他希腊和拉丁经典著作的主题。 

国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古典主义的美学理想得到了官方认可。路易十四遵循绝对主义理论，设立致力于古典原则的皇家学院，旨在将自己的权威扩展到艺术领域。

与此同时，英国经验主义也孕育出一些美学理论，这些理论认为·经验对领悟美至关重要。此外，英国经验论者认为·想象在创作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强调主观情感对于审美体验的重要作用。培根、霍布斯和洛克奠定了这种取向的基础。

培根认为，诗源于想象这一心理机能；与之相反，他认为哲学源于理性能力，历史源于记忆。霍布斯和洛克为一种心理学奠定了基础，这种心理学认为，感官经验是所有基本观念的源泉。感官经验很容易与情感划等号，这就为把我们的审美观念归结到情感因素的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18世纪头十年，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安东尼·阿什利·库珀提出了一种新思路。这种思路为日后莱辛、赫尔德和康德等德国作家的美学探讨奠定了基础。在沙夫茨伯里看来，美学的首要问题既不是理性分析现实的美，也不在于探讨我们审美经验的主观情感来源。相反，他强调，我们的美感来源于直觉这一心理机能。 

直觉直接而完整地捕捉现实，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世界的特殊知识。人们通过直觉过程认识美，从知性上理解了宇宙的内在结构，但获取这种知识的心理过程不同于运用理性分析和感觉经验的心理过程。

除了认为直觉在创造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外，沙夫茨伯里还引人了对启蒙美学来说至关重要的两个观念：他把美定义为无私的愉悦，他强调天才在艺术创造活动中的作用。

沙夫茨伯里提出，和谐是美和德行的基础;这样，美学和伦理学就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人们需要通过一种特殊的心智能力来理解和谐，沙夫茨伯里称这种能力为“道德感”。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哈奇森在《对于我们的美和德行观念的起源之探索》（1725）—书中汲取了沙夫茨伯里的观点。这本书推动了沙夫茨伯里的观点传播给更多的读者。哈奇森将沙夫茨伯里的“道德感”转化为“内在美感”。哈奇森的著作为道德哲学和美学的苏格兰学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该学派的主要人物有弗格森、卡姆斯勋爵和休谟。 

18世纪初，法国学者逐渐对新古典主义持批评态度。多米尼克·布乌尔在《清晰思考心灵作品的方式》（1687）—书中提出，美学价值并不存在于明确、独特的作品之中，而是存在于以大量奇异的心理联想为基础的作品。布瓦洛总是把美与正确或恰当联系起来，以陚予它道德色彩。布乌尔则坚持认为，敏感特质更重要。这种敏感察觉到的不仅是明晰，而且是明与暗的反差。它鼓励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思想，从而使艺术摆脱了新古典主义原则所施加的限制。 

在《对诗、绘画和音乐的批判反思》（1719）一书中，杜博发展了布乌尔的概念。他认为，对于创造和理解美來说，主观经验和反省至关重要。他还提出定的主题要求相应的艺术表达样式。任何单的形式都无法表达出人类获得的丰富的艺术洞察力。 

这些探询美学问题的取向推动了感性崇拜、世纪洛可可风格的审美形式及相关价值观的形成。洛可可风格在艺术（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文学（伤感小说）中都有表现，这一风格的艺术作品意在愉悦感宫，从而营造愉悦的情感。但是，感性崇拜也激发出另一种类型的创造，这种创造服务于功利或教育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激发情感是为了引发观察者的同情反应。例如，认同文学人物的境况，能使读者形成基于个人立场的强烈意识和敏锐洞察力，促进他们对一些道德问题的认识， 

18世纪20年代，在受德语语言传统影响的地区出现了一场围绕法国古典美学主导地位的争论。两位瑞十评论家和报人博德默尔和布赖丁格对德国权威评论家戈特舍德发动了一场批评，由此引发了这场争论。博德默尔和布赖丁格捍卫想象、情感和热情在创造性天才表达中的作用，反对戈特舍德对理性重要性的强调。 

18世纪中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美学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和观念。在这一时期，各种与新占典主义相关的理论仍不乏支持者，尽管这种艺术已遭到冷落;到18世纪后期，这些理论在美术和音乐领域重新活跃起来，但是，很多学者努力寻找思考创造过程和成果的新方式。 

普鲁士哲学家鲍姆加登着手将美学研究系统化，并将其转化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身为莱辛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弟子，鲍姆加登寻求建构关于想象力的逻辑。他认为想象力在创造过程中发挥一种核心作用，并试图解释想象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在《美学》（1750—1758）一书中，运用一系列精确的概念和逻辑命题展开分折。鲍姆加登保留莱布尼兹的这样一种观点，即与理性相比，想象力所形成的理解较为低级：但鲍姆加登賦予想象力一种新的真正价值：想象力是创造性活动的关键因素。想象孕育出直觉知识，即对整体的直接把握。这个整体无法运用推理分析（理性）分解成各个部分，否则将导致其精髓的丧失。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破坏直觉。艺术需要借助直觉、想象的知识，以传达理性真理和情感效果。 

在此之前，美学探讨的只是美的槪念问题。到18世纪中叶，美学理沦家从美的观念中区分出崇高的观念，用一种独特的理论来表述后者。在《关于崇高和美的观念之哲学探讨》（1757）书中，伯克磁早表述了这种新的崇高理论。伯克将美与崇高区分开来，因为我们对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感受是不同的。正如沙夫茨伯里最初设想的那样，美能激发起不受欲望影响的愉悦情感。崇高能激起恐怖感以及对痛苦和危险的强烈意识，，伯克认为，美和崇高通过在观察者身上激起生理上的反应来发挥作用。伯克认为，美使僵硬的身体放松，崇高则制造紧张。 

一些学者着手探究天才概念，认为天才对创造过程至关重要，这些学者有狄德罗、爱尔维修、歌德、席勒和赫尔德。他们努力从历史实例和人性两个角度来界定天才。爱尔维修认为，天才是教育和坏境的产物。狄德罗把它定义为遗传和心灵的物质过程所具备的一项功能。然而，对于赫尔德、席勒、歌德来说，天才是人类自由的保证，可以使个人摆脱传统智慧的限制。天才们的创造活动展现了人性神圣的方面：他们类似于上帝造物主。

在美学研究中确立自由现方面，莱辛功不可没。莱辛从那些已经流行的观念出发构建自己的立场。小过，他用一种极为有效和新颖的方式把这些观念结合起来，其影响得到了歌德和同代人的认可。作为一个批评家，莱辛认为自己起到了一种建设性的作用；他极力激励富于创造性的人士探求自身艺术形式的潜力。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拉奥孔，或论绘画与诗歌的界限》（1766），人们通常简称《拉奥孔》他在这木书中批评倍受艺术史家溫克尔曼称道的新古典主义。莱辛认为，温克尔曼关于高贵简洁和宁静庄严的理想，对绘画来说站站得住脚的，却不符合诗歌的要求。诗人必须充满激情，投身于由情感引发的活动。莱辛还研究了天才和规则之间的关系，考察了艺术分类中符号的重要性，提出了“多重感觉”学说。 

美和其他美的属性是否是存在于人类经验之外的客观实体。美学理论家在这一问题上意见各不相同。沙夫茨伯里、哈奇森以及新古典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倾向于认为美是客观的存在。休谟却认为，我们对美和道德的判断是主观的，受个人偏好、文化因素以及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不过，他也承认，人们总能在美的内涵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倘若审美体验是主观的，美学理论家就要面对一个挑战，即必须对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做出解释。狄德罗试图采取一项折衷态度，把主观性和客观性都归结为大脑的物质结构和运作。

启蒙运动结束之际，康德试图有效地综合18世纪众多彼此冲突的思潮。康德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探讨了美学问题。这部著作是康德考察人类知识基础的三卷本著作中的第三部。康德认为，审美体验是主观的，以美的对象所激发的愉悦情感为基础。但是，这些情感中蕴涵无私的喜悦（他从沙夫茨伯里那里借用了这个词），所以我们认为它们是普遍的，为所有人所共享。相反，如果这些愉悦之情伴有得到美的对象的欲望，那么，这些情感显然就会搀杂主观的自利;于是，我们就会认为无法与其他任何一个人共享我们的经验。 

如同其他学科一样，启蒙运动在美学领域孕育出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产生于理性与情感的冲突，产生于关于人类知识局限性的争论，产生于对自然和自然物的不同界定。最终，为了消除上述紧张关系，讨论转移到新的领域。直觉取代了理性和情感，成为核心的概念，艺术表达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仅仅从这些角度看具有合理性，因此，我们再也没有必要提及艺术表达与普遍真理和只有上帝方能掌握的整体知识之间的关系。最后，既然艺术是一种特殊的人类表达形式，艺术和艺术家也就不再受制于阻碍其前辈进行创作的那些规则和必然性。总之，启蒙运动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在浪漫主义时期继续得到探讨，最终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参见巴罗克风格、英式庭园、哈曼、直觉和想象、帕拉第奥风格

伦理学（ethics）

见道德哲学

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

关于政府及人类社会权力之基础的研究，启蒙运动面对的是17世纪的王权绝对主义、内战、宗教纷争造成的一系列现实和理论上的政治难题。这些难题集中体现于一些基本的问题：应：当如何组织一个国家中的权力？传统的公民美德在18世纪的社会是否具备可行性？人们想知道，主权（最高权力）究竟应该由一个人掌握，还是与其他既定团体共享？君主是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服从于法律？如果君主服从于法律，那么应该服从何种法律？应该如何界定世俗权力与神权、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政治社会的源头何在，又是如何形成的？何为确保政治生活的稳定，繁荣和进步的最佳社会组成方式？怎样才能维护公民美德——个人把共同体的利益置于个人欲望之上的自发性？ 

霍布斯、洛克、普芬道夫、雨果·格劳秀斯、莱布尼兹等人的思想奠定了启蒙政治理论的基础。这些17世纪的学者阐述了各自的观点，以回应令他们的生活震撼不已的种种剧变。英格兰、法国、神圣罗马帝国都发生了因政治不满和宗教纷争而引起的残酷战争。英国内战期间，霍布斯被迫到法国避难，洛克为躲避詹姆斯二世复辟王朝的政治迫害而逃亡。普芬道夫和莱布尼兹成长于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年代里，这场战争给神圣罗马帝国造成极大的破坏。格劳秀斯因宗教和政治信仰遭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当局囚禁。这些人根据个人的经历，认为当务之急是设法变革政治体系以防止暴力和混乱的重演。

17世纪的宗教纷争和教派倾轧造成了许多悲剧，这些学者因而颇为注意探讨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合宜关系。因此，他们即便积极认同某一基督教派，也有意识地区分政治权力的原则与宗教教义的基础原则。

这些学者甩一整套他们认为具有蒈遍有效性的法律和哲学原则来取代基督教上帝的天启法律。这些法律和原则出自于由机械哲学和科学革命构建起来的自然模式。植根于宇宙自然秩序的自然法取代了神性的天启法律。如此一来，同其他许多启蒙学科一样，政治理论和成文法也以自然世俗秩序作为其基础了。 

人们以自然法概念为出发点，创立了各种重要的人权学说。政府的宗旨和责任就在于保护这些权利免遭任何弊病的侵害。从某种意义上说，凡不能履行这种职能的政府都是不合法的。

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总是能够对社会中从属成员的活动加以控制、奖赏和惩罚。理论家们很早就认识到，要使权力得到尊重、具有合法性，就不能把权力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强权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正确，强权肯定无法孕育出可取的政府形式。17世纪的理论家及其启蒙时代的继承人坚信，拥有权力必须履行维护正义的责任， 

基督徒相信，宇宙是由一个公平、正义、颁行法律的上帝统治着。这种信念始终支撑着世间确有正义的思想。反过来，这一道德基础又为依据人类成文法来组织社会奠定了基础。如果把作为世间道德规范的创造者和保护者的上帝置于一旁，就有可能破坏建立公正政府的依据。17世纪的政治理论家为了使他们的信念不出现这种后果，转而提出-种新的道德哲学，强调人类美德的自然基础，从而提供一种世俗的伦理和道德尺度。 

17世纪和启蒙运动的社会契约论就在这种自然的世俗基础上发展起来。霍布斯、洛克、卢梭所阐述的社会契约论认为，人类要么是为了组成社会而自愿放弃最初的自由，要么在未来的激进社会改革中放弃最初的自由。按照契约论的说法，主权，即社会的最高权力，起初属于人民。在缔结社会契约时，人民把这项权力授予指定的权威，用与生俱来的自由来换取安全。在这种最初的授予行为中，究竟是把绝对主权让渡给了指定的权威，还是仍然把主权留在人民手中，理论家对此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都认为，社会最初之所以得以形成，乃是因为自由人自愿放弃某种独立，以换取由政府提供的保护。 

依照社会契约组成的政府有从绝对主义到民主政体的数种形式。在霍布斯看来，人民把全部个人权利都交给了绝对的统治者，这个统治者也就因此掌握了主权;卢梭同意个人放弃了一切权利，但强调君主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洛克则认为，人民拥有一些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即使在缔结社会契约之后，人民依然保有这些权利。实际上，如果统治当局践踏了这些权利，契约即宣告无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人民就有权反抗既定的权力机构，以新的权力机构取而代之。

这些理论全都或公开或含蓄地提及社会中个人自由的限度问题。社会中的个人拥有个人自由吗？如果个人确实保有这种自由，那么自由是否有个限度？如果自由是有限度的，那么何为自由的限度？政府又负有哪些特定的义务？自然法学说在这些问题上是相当灵活的。启蒙运动时期，自然法学说被用来支持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洛克、伏尔泰）、各种开明专制（财政主义）、集体民主（卢梭）。英国的理论家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解答，把个人权利视为自由的基石。德国理论家以最起码可以上溯到新教改革运动的各种传统为根据，强调为了社会利益必须限制个人自由。对人类同胞的责任要比个人自由更为重要。在康德看来，自由首先是一个思想领域的问题。个人应当“勇于求知”，同时要自觉遵守社会的各项法律。

除英国和德国理论家的这两种极端立场外，人们还秉持各种折衷立场。例如，孟德斯鸠认为，在一个存在法定等级（贵族，教士、资产阶级）的传统社会中，自由能够得到最为妥善的维护。按照他的观点，维护自由取决于能否协调绝对主义君主的要求与民主的要求。贵族可以充当这两股势力的中间人，保证使任何一方都不至于形成足以危及政治自由的势力。孟德斯鸠属意的政体形式是仿效他所了解的英国体制，即由国王与若干中间力量分享权力。这种分权确保了一种动态的政治制度，稳定且适应各种要求，又不致陷人无政府状态或专制政治。

启蒙学者并非全都用自然法学说来支持自身的观点。也有人用功利学说来进行雄辩的论证。功利学说提出，政府的义务不在于维护权利和自然法，而在于保障快乐和幸福，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人类组成社会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愿望。道德秩序完全是一种人为之物，只反映出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佳方式。

功利主义学说为英国自由主义代言人斯密、意大利法制改革的拥护者塞萨尔·博内萨纳、贝卡里亚、法国激进分子爱尔維修等人的著作奠定了哲学和道德基础。，功利思想在某些圈子里逐渐受到欢迎，却遭到狄德罗、卢梭等著名思想家的严厉批判。到19世纪，它在杰里米·边沁和詹姆斯·穆勒的著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启蒙政治理论是在广泛而有力的政治改革的压力下发展起来的。直到18世纪末，欧洲各国政权相对稳定，但也日益受到改革力量的挑战，这种改革力量不仅出自于启蒙运动，也出自于社会和经济的变迁。反抗绝对主义的压迫促成了多次要求改革的呼声。在如何对付绝对主义的问题上，启蒙运动不但要面对17世纪留下的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还要面对其本身引发的新难题。启蒙运动还接受了英国创造的有说服力的政治解决方案。

1688年光荣革命粉碎了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确立绝对土义君主制的企图。成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应邀登上英国王位时，同意在一种特定契约的框架内进行统治，此后，君主制不但受议会的制约，还受宪法（一种社会契约）的约束。洛克的《政府论两篇》为英国的这种局势提供了理论支持。这种理论被传播到欧洲各地和北美殖民地。 

在法国，1715年路易十四之死标志着绝对统治的终结，国王与高等法院围绕王权重新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场斗争以及高等法院试图获得英国议会所享有的那种宪法权力的努力，一直是法国政治史的中心。但是，法国高等法院是完全不同于英国议会的机构，高等法院的职位由律师和法官充任，他们把法院职位视为可世袭的私人财产。高等法院没有由选举产生的代表，而在1614— 1689年间，从未召开过传统上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咨询机构——三级会议。法国的政治制度已无法回应来自君主政体内部和外部的改革压力。到18世纪末，伟大的1789年法国革命摧毁了整个制度。

18世纪，只有中欧和东欧的普鲁士、俄国、奥地利，依然盛行名副其实的绝对主义。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创造出开明专制这一新现象，即把君主的绝对控制与人类进步和合理政府的目标紧密结合起来。

某些知识分子认为，开明专制似乎可以避免其他政体中出现的冲突和瘫痪。然而，到18世纪末，这种政体的缺陷日益明显，改革者遂寄希望于有限君主制或共和制。 

不论开明与否，绝对主义的统治者都宣称有权控制行政、立法、司法、财政、外交、军事等各项传统的政府职能。他们还企图控制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如音乐、文学、出版、艺术、戏剧、教育和宗教。他们不与任何社会团体分享权力，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开明专制君主通常奉行相同的政策，尽管他们的目标是促进国家的繁荣和臣民的教化。

在某些国家，如普鲁土和奥地利，统治者认识到，政教分离不但不会危及绝对统治，反而因限制了既定官方教会的制度化权力而强化了君主的控制。不过，绝大多数启蒙学者开始呼吁政教分离，是因为他们希望在欧洲实现宗教宽容。 

在18世纪的进程中，各种要求推行分权、克服君主制弊端的呼声此起彼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的分权学说对欧洲大陆和美洲殖民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人们可以把孟德斯鸠的主要理论概念与其在法国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区别开来。美国革命的领导人认识到这种可能性，把孟德斯鸠的理论当作新宪政体制的灵感来源，而不是一个精确的模式。

美国革命的榜样对随后的政治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的经验表明，彻底的改革确实有可能推行，滥用权力可以得到抑制，现实的政府体系也能够保障人权和民权。美国革命还确认了社会契约论所蕴涵的革命权思想。此外，它还使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得以从现代角度来界定共和政体，着手解决建立这样一种政治制度所涉及的各种现实问题。

18世纪80年代，政治和金融危机席卷法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各种流派的启蒙学说都汇聚一起，一争长短。在法国和其他国家早期的革命宪法中，平等、幸福、个人安全、财产、政治自由、政治参与等人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事实表明，保障这些权利乃至具体解释这些权利，都极其艰难。进步、自由、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等启蒙理想能够促进意义深远的社会和政治转型。随着革命时代由一种政治实验发展到另一种政治实验，各种反应表明了许多人——不论其开明与否——所不愿逾越的界限。 

参见：有关国家的条目，亚当斯、责族复兴、达尔让松、巴贝夫、博林布鲁克、布兰维里耶、官僚机构、伯克、布拉马基、卡龙、舒瓦瑟尔、18世纪的阶级和等级、孔多塞、《独立宣言》、《人权宣言》、民主、君权神授、王朝国家、萨伏依的欧根亲王、葛德文、赫尔德、历史、加尔文宗、胡格诺派、不从国教者、罗马天主教、新教、犹太教、路德宗、光照派、共济会、詹森主义、耶稣会、杰伊、杰斐逊、约瑟夫主义、考尼茨、密札、麦迪逊、曼德维尔、莫普、雅克·内克、潘恩、瓜分波兰、哲学王、重农学派、蓬巴尔、普里斯特利、雷纳尔、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席勒、农奴制、奴隶制、西哀士、索南费尔兹、斯特魯恩泽、格拉尔德·范·施维滕、塔努奇、杜尔哥、美国《权利法案》、《美国宪法》、范德肯普、瓦泰勒、罗伯特·沃波尔、七年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威尔克斯。 

另可参阅以下统治者的条目：叶卡捷琳娜大帝、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玛丽亚·特利莎、约瑟夫二世、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西班牙的查理三世、丹麦与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三世、波尼亚托夫斯基、本尼狄克十四世、克雷芒十三世、克雷芒十四世、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一种与政治学、经济学、正义和伦理学相关的哲学，其关注的焦点是作为个体的人。启蒙运动之前，欧洲的理论和实践大多更重视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人。法律特权、权利和义务都是依据一个人在特定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来界定。例如，贵族从法律上区别于资产阶级、教土和农民。法律和政府的职责就是保护这些群体的权利。 

启蒙运动提出，种相反的处理人类社会问题的方式，即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平等假说以及洛克心理学所蕴涵的关于人类普遍特征的信念，它还借鉴了机械哲学的原子论世界观。这些理论都强调必须维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它们还试图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来分析个人与个人必定身处其中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 

这些问题主导了启蒙政治理论、道德哲学、教育和心理学的若干分支。

经济学（economics）

见财政主义、开明专制、工业革命、自由放任、重商主义、重农学派、斯密、法国、英格兰、普鲁士、哈布斯堡帝国、两西西里王国、尼德兰联省共和国 

人口理论（population theories）

见马尔萨斯、数学与力学、恕斯米尔希

社会学（sociology）

见历史学、观念学、孟德斯鸠、人学

历史学（history）

又称历史，是一门致力于研究和再现人类过去的学科。“历史"（history）—词来源于拉丁文的“hisloria”，意思是“探究、学识、故事”。历史著述是一种古老的著述体裁，几百年来，历史著述的题材、研究方法、讲述过去的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事实表明，就历史学方法论而言，启蒙时代是一个创造性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公认最早的现代史学研究。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启蒙运动使许多研究领域历史化。启蒙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开始谈及时间长河中的变迁，开始谈论发展，致力于揭示促成、支配这种发展的机制，自然、地球、童年、繁殖、语肓、《圣经》、社会、政治结构和人类心灵，所有这些都具有了历史的维度。一旦开始把历史融人各自的概念体系，科学、教育、心理学、宗教、神学、人类学理论都发生了变革。

启蒙运动的学者继承了几种历史学研究传统：普世史观、实用史学、古文物研究以及关于法律的性质和原则的研究。波舒哀主教的著作为这个时代提供了一种影响重大的整体世界（欧洲和地中海）史，世间的一切现象都遵循上帝的意志和意图，根据波舒哀的这一体系，罗马天主教和国王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意味着文明发展到高峰，因为这两种制度充分体现出基督教上帝的法则和意志。

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著作是最受欢迎、被引证最多的实用史学的例证。李维援引历史事例，就什么是恰当的行为和明智的统治提供借鉴。摹仿这种形式的历史著述在，17世纪为欧洲许多年轻的王子提供了指导，并一直延续到18世纪。 

古文物研究详尽地描述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建筑遗迹、雕刻、硬币、碑铭和其他人工制品。在法国，古文物史著述受到官方的碑铭学院的资助。虽然启蒙哲学家往往轻视古文物研究，但在整个18世纪，它始终长盛不衰。

最后一种公认的历史著述传统来自法学领域，在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看来，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是让·博丹、雨果·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这些人研究各民族的风俗和道德，认为风俗和道德表明了法律的有效性。这种态度指导下的研究引人了一个观念：气候和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行为和风俗习惯。 

启蒙运动时期，历史学家把上述诸种模式与一些源于哲学的方法融为一体，形成了全新的史学观。在维柯、孟德斯鸠和休谟的著作中，神圣的普世史观让位于世俗化的哲学史观。法的精神和人类心理的因素等自然的原则取代了上帝，成为事件进程的首要推动力。在吉本的著作中，古文物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转变。在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笔下，围绕风俗、道德与法律之关系的相对有限的研究，也开始涉及广泛的人类社会制度和结构。加特雷尔等德国历史学家把实用史学中一个个孤立的事件紧密结合起来，使之形成因果相连的一系列有序的事件。事件A先于事件B，并导致事件B的发生。最后，苏格兰历史学家，如休谟、弗格森、罗伯逊、米勒等人，借鉴了自然史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一如生物体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社会也是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 

不论采取哪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启蒙的历史著述都不再讲述伟大的统治者及其军事业绩的故事，而是考察社会结构、经济组织和政策、政府的形式、宗教、法典、习俗以及其他-般性文化形式，从而创作出关于民族和人类集团的故事。

历史学家改变了看侍历史的方式，把目光转向新型的证据，探询历史理解力的特性。看来，人们无法用数学关系来表达历史事件彼此之间的关系，或是以过去为基础预测未来。可是，历史理解力却似乎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人类研究方法。当然，这种历史理解力所依据的人类理解力完全不同于科学家所运用的理解力。

根据加特雷尔及其哥廷根大学同事的理论，历史理解力形成知识的途径是直觉，而不是理性。历史学家凭借直觉，在想象和同感的基础上，与过去建立起联系„

总体说来，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学家仍旧相信历史可以为读者提供重要的教训和见识，但是这种教训已不同于早期实用史学所提供的教训。这些教训的焦点是消除普遍的无知以及狭隘偏颇的观念。换句话说，历史如今促进了普遍的启蒙和人类进步的事业。

常常有这样一种观点：在启蒙时代，人们相信人类是与时俱进的。但是，考察一下启蒙史学，就会发现有三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观。赫尔德和孔多塞等学者明确地相信人类历史是进步的另一些人对历史发展方向抱有复杂的态度。休谟和维柯指出了历史循环发展的模式，认为历史交替出现进步时期与倒退时期。他们的循环模式有时表现为螺旋式发展，极为缓慢地向上发展;有时则只是单纯的起伏，总体上看不出任何向上或向下运动的趋势。最后，还有一些学者，如吉本和卢梭，认为历史的发展事实上造成了人类的堕落。在卢梭看来，堕落的原因在于私有财产和人为的文明。吉本则认为，堕落的原因是作为一种国教的基督教的出现和制度化。

于是，历史学家把批判的目光转向自己的文明和过去，运用其独特的天陚和素养来阐明启蒙想象所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与心理学、科学以及其他学科一样，历史学也能够阐明人性与人类所创造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历史学似乎提供了一种方法，使人们能更深人地洞察经济、政治、社会、宗教等制度对人类特性的影响。最后，历史学提供了另一条实现人类进步目标的途径。 

参见培根、博林布鲁克、詹农、直觉和想象、默泽尔、米勒、穆拉托里、赖马鲁斯、施勒策尔、泽姆勒、斯宾诺莎、温克尔曼

人类学（anthropology）

—门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既注重人类的身体特征（体质人类学），又注重社会文化实践（文化人类学）。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领域，科学的人类学出现于启蒙运动时期，它认讥到人类特性的复杂性，希望寻找到能够解释观察所得的客观事实的理论。 

18世纪形成了几门新兴的社会科学，以回应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文化，人类学正是其中之一。人类学的诞生，适运用理性、历史、比较分析以及直接观察的方法研究世界的新潮流的必然结果。在扁蒙运动时期，人类学尚未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例如，大学没有开设人类学系，但这一术语已经出现在书名之中，而当时的人类学已经具备了19世纪人类学的大体轮廓。 

人类学研究从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所著的《人类自然史》（1749）一书汲取灵感，试图把人类存在的然（身体）与文化两方面统一起來，建立关于人类的全新理论和经验认识。人类学涉及的主要领域是本的人性、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社会的起源、“原始”社会和“原始”心理的本质、宗教的起源以及人种港异的性质和原因。 

实际上，人类学的这些研究论题来自于一些既定的学科，如解剖学、医学、宗教、政治理论以及自然法。但是，启蒙知识分子的特殊兴趣在于阐释所有人类生而具备的共同（普遍）特征，因而往往把这些论题从其原有学科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们整合成人类学这门新兴的社会科学。 

人类文化的比较人类学研究发展起来，以处理遍及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和传教士收集的各种非欧洲文化的资料。游记文学大量涌现，不管它们是纪实的还是虚构的，都有助于激发对异域文化的普遍兴趣。欧洲人认为这些文化是“原始”文化，因为它们没有形成西方的政治、技术、宗教和社会结构。

欧洲人对非西方文化的评价毁誉参半，既有极端的否定，也有绝对的肯定。争论的要点大致类似于文学上的古今之争和音乐上的谐歌剧论战。对原始文化的诠释往往取决于对当代文化的总体态度。相信时间会自然带来进步的人，通常认为18世纪的欧洲文化优于原始文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培尔、丰特奈尔、维柯、休谟、布罗斯、布朗热和霍尔巴赫。

相反，倘若学者相信历史的演进带来了衰败和退化（基督教中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故事的世俗版本），他们就常常赞颂“原始”文化的美德，希望能在现代文化中复兴这些品质。这一派的学者有卢梭、成年的狄德罗、德·拉翁唐男爵和雷纳尔。 

启蒙学者借助类比和想象，把非西方的“原始”文化改造成人类历史源头假想的自然状态。其他人把原始文化比作人类的幼年时期或者古希腊人。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比较，对古代和现存的原始文化的研究，逐步与围绕进步、自然道德、自然社会秩序、自然知识以及自然宗教等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实际上，启蒙运动一直苦苦思索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人类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人性（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与教养或历史（形成经验的社会和环境因素）哪一个更重要？

这场本性对教养之争从文化人类学延伸到体质人类学，后者注重对人种的研究。进步的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种族差异形成于社会和环境因素：种族差异只是表面的差异，与本质特征无关。

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的主要人物有：布丰、布鲁门巴赫、雷纳尔、德·布罗斯和康德。启蒙运动时期的众多人士也对后来归属于人类学名下的基本问题做出了贡献。

心理学（psychology）

试图解释人类心理活动以及心理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方式的学科。启蒙运动时期，心理学研究在概念上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发展。启蒙时代之初，对心理运作机制的研究分属于哲学的不同分支学科，如认识论和本体论。人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宗教和道德哲学的关注对象；反常行为乃至严重的心理疾病都被视为道德缺陷或精神失调的标志。在18世纪的进程中，从心理学和生理学角度研究身心关系的本质，在很多情况下补充——实际上是取代——了对心理的哲学研究。心理学最终取代认识论成为关于人类知识和心理活动的首要学科，心理机能失调则成为医学的研究对象。要理解18世纪形形色色的心理学理论的实质，尤其是英格兰、苏格兰、法国的心理学理论，认识上述这些转变至关重要。 

17世纪系统化的理性主义所提出的哲学问题造就了启蒙运动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心理的界限何在？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如何？人类理解力和认识的本质是什么？然而，到18世纪，为了支持关于身心关系的经验主义学说，人们不再对这些问题进行逻辑演绎分析。认识论与心理学逐渐相互渗透交叉。所以，对于理解启蒙运动哲学而言，掌握18世纪的心理学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17世纪理性主义形成了两套截然不词的体系，一是笛卡儿的体系，一是莱布尼兹的体系。一般而言，理性主义认为，有一种特定的逻辑既与人类理性能力相关，也支撑着整个宇宙的结构。因而，理性主义提出，人类理性能够正确地认识宇宙的结构，理性应用于一切存在领域就能够带来秩序和满足。除了这些一般性观点，人们在人类理性问题上的分歧远远大于一致。

笛卡儿的观点在17世纪下半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终促成英格兰和法国形成了对立的学说，如洛克概述的经验主义心理学。莱布尼兹的思想既得到发展和传播也时常遭到拒斥，预示着中欧的德意志启蒙运动涌现出来的心理哲学。

18世纪两种启蒙心理学的基本形式——英-法的心理学与德国的心理学——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两者关于心灵与世界的联系方式的基本观念截然对立。英-法的经验主义者吸收了洛克的观点，认为心灵从根本上说是被动的实体，只是单纯地记录来自外部现实和内部精神活动的印象。他们发展出一种被称作经验主义的一般心理学，集中于把观念细分（分解）为各个基本的组成要素。这些要素即来自感官体验的简单观念。两个或更多简单观念顺序相加即产生复杂观念。心灵对于上述这个过程没有任何作用，经验主义者完全从机械论角度去理解心灵。 

启蒙运动时期，英格兰和法国的经验主义启发了数种全新的心理学体系：哈特利的联想心理学，休谟的主观心理学，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孔狄亚克的感觉心理学，拉美特利、狄德罗、卡巴尼斯、爱尔雎修的唯物主义，以及拉美特利、爱尔维修以及其他许多18世纪思想家的快乐-痛苦心理学。 

追随莱布尼兹体系的心理学家采纳了完全不同的心灵观，这种心灵观以莱布尼兹的单子概念为理论依据。按照这种观点，心灵在认识世界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观念创造性地综合了单纯的感觉和知觉。换言之，心灵一旦形成一个观念，就创造出某种超越其基本成分简单总和的新事物。这种心理学从本质上关注关系概念，关系概念的定义成为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这种心理学还集中描述各种不同的心理模式。在德国心理学中，理性虽然仍占据核心地位，却已被认为仅仅是与特定逻辑形式相连的一种心理模式。人们还着手研究另外的心理模式，如直觉和想象。这种德国心理学观点也有助于促进美学等哲学研究新领域的发展。 

18世纪下半叶，德国学说开始更明确地集中研究判断力的功能，心灵凭借这种机能就能超越零散的知识碎片，形成完整的知识。德国学者热切地阅读苏格兰常识心理学派学者的著作，尤其是里德和弗格森的著作。他们还阅读休谟和伯克的著作，前者的著作正受到里德的批评，后者的美学理论植根于常识心理学。

康德是德国最渊博、最重要的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启蒙哲学家，他阐明了一种唯心主义观点，创造性地综合了来自英格兰-法国体系和德国体系的最新资料。一方面，康德哲学总结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另一方面，它阐明了此后许多争论的基本范围。德国的启蒙心理学通常称为功能心理学，它包含官能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对18世纪德国心理学做出重大贡献的有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约翰·尼古劳斯·特滕斯、门德尔松，当然还有康德。 

如果说可以从国别和文化流派的角度来把启蒙运动时期的心理学加以条理化，那么也可以依据研究的核心问题来梳理它。在启蒙运动的长期进程中，心理学形成了五个重大课题：理性的本质以及形成和运用理性的方式：肉体与精神的关系：支配身心互动关系的法则：感觉（神系统功能）与知觉（心理功能）、主观的思维或感官体验世界与客观的外部物质世界的关系：精神藉以控制行为的机制。 

17世纪杰出的哲学家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以及洛克，全都研究过上述这些问题。他们的著述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观点，这些观点的相对真实性成为整个启蒙运动时期争论和发展的主题。

关于第一个主题，即理性的本质及理性形成的途径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理性是固有的（天生的）还是通过经验获取的。笛卡儿认为观念，是固有的，其例证迻著名的格言“我思故我在”。笛卡儿的立场奠定了理性主义的主要基础。洛克则从另极端出发，宣称一切观念都来自我们对世界的感官体验。他的立场为经验主义心理学提供了基础。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肉体与精神关系的实质问题，争论围绕着二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展开，即肉体与精神截然不同（二元论）、万物都是镝神（唯心主义）、万物都是物质（唯物主义）。就17世纪的哲学家而言，笛卡儿、莱布尼兹和洛克都信奉二元论，哈特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二元论者;但英格兰-法国学派的成员或公开或含蓄地把大脑看成是心灵的中枢，从而回避了这个问题。随着启蒙运动的推进种与族学相关的激进唯物主义在法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美特利、爱尔维修以及卡巴尼斯是这一学派的主要成员。最后，到启蒙运动末期，开始出现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把观念和主观知识：当作根本真理。这一观点在19世纪德国哲学中尤为突出。需要指出的是，斯宾诺莎的观点独辟蹊径，这种如今称作一元论的观点认为，精神与物质完全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表现形式或表达方式。 

斯宾诺莎的一元论将我们带人启蒙运动时期心理学争论的第三个主题：支配身心互动关系的法则。接受身心分离观点的思想家讨论了四种普遍的身心关系模式。首先，笛卡儿倾向于认为精神与肉体的联系形成于大脑中的一个物质部位（松果体），许多经验主义者从不同角度采纳了这种观点，同时又不指明身心互动的具体部位。其次，莱布尼兹认为身心之间毫无联系，精神与肉体彼此独立，表现出由平行法则支配的、预定的和谐关系（心理学上的身心平行论）。第三，斯宾诺莎一元论认为，身心关系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精神与肉体实际上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一个实体的不同表现形式。第四，医学生机论理论家提出，精神遍布于生命机体的各个部分，但这种精神有别于有形的机体，按照这种观点，精神与肉体相互影响，两者相互间保持和谐的关系。 

大多数启蒙心理学家在理论上吸收了某种形式的身心平行论。不过，唯物主义者以及那些具有明显生理学或医学倾向的心理学家，往往去探究精神究竟处于肉体的哪个具体部位，他们通常确定为大脑的某处。一些人则直接把大脑视为心灵之所在。

第四个主题，感觉与知觉的关系问题，产生了在感觉与知觉两个极端之间各执一词的不同观点。一个极端是经验主义，认为知觉是感觉的精确复制品，复杂观念只是简单观念的总和。那些认为神经系统功能产生于笛卡儿机械哲学的理论支持这一观点，洛克和孔狄亚克都坚持这种立场。经验主义内部的另一种相反的极端观点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证明确实存在知觉。这种学说与休谟的怀疑主义和乔治，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密切相关。莱布尼兹的追随者持第三种立场，他们提出知觉源于感觉，知觉创造出新观念的时候，就有效地为感觉增添了新的内涵，也就是说，观念大于各部分的总和。

一些心理学家没有去研究个体官能的各个内在方面之间的关系，而是提出了个体与其生活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个体的主观知觉是如何反映我们的外在客观现实世界的，如同感觉与知觉的关系问题一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各执一词，关于感觉与知觉关系的讨论，决定了外部客观世界与内在主观存在关系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对于将人类理性视为认识和控制世界的手段的信念而言至关重要，几乎每一位启蒙心理学家和认识论哲学家都十分关注。

最后，第五个主题，即精神支配行为的机制问题，使人们彻底改变了对严重心理失调和其他变态行为的看法。心理失调从此被看成是一种心理疾病，精神病患者从监狱和救济院转到新的精神病医院和所。在法国，菲利浦·皮内尔对促成这一转变做出f巨大贡献·而在德国，赖尔阐述了相同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这种转变不仅源于心理学理论的转变，还来自启蒙运动时期普遍强调的解决社会问题的人道主义态度、道德哲学以及普遍的人学。进一步说，对原罪说等既定基督教教义的有力批判，以及教会对个人行为的控制的相对削弱，也促进了这一转变。 

心理学是启蒙运动的一门重要学科，虽然当时它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它奠定了哲学、道德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此外，它为理解人类认识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世俗的基础。因此，心理学为挑战神学权威提供了理论基础，令人信服地取代了神学和宗教对人类行为的解释。

颅相学（phrenology）

加尔首先阐述的一种心理学理论。加尔把这一体系称之为“颅骨检査术”。“颅相学”这一名称是由加尔的学生和信徒约翰·克里斯托夫·斯普尔茨海姆（1776—1832）发明的。 

颅相学提出了一种方法，把外表容貌与大脑内在结构和性质，以及主要的性格特征联系起来。因此，它试图把心灵的物质领域与人类行为的道德、社会领域联系起来。在启蒙运动的最后年代里，颅相学极为流行，似乎成为解开个性之谜的一把钥匙。 

加尔在创立颅相学的过程中借鉴了里德常识哲学的心理官能体系，把这一理论与神经系统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结合起来。颅相学认为，头部的某些具体特征，如大致的形状、特别的隆起，显示出某种特定智力的强弱。例如，加尔认为，前额突出的隆起是贪婪的表现。他还把这套理论加以扩展，以之评估相关性格特征和精神特质。这样一来，前额的隆起显现出心智的贪婪，被说成是小偷独有的特征。

法国科学研究机构和拿破仑对加尔漠然视之。例如，居维叶迫于拿破仑的压力，竟无法向法兰西研究院（即改组后的法兰西科学院）提交关于加尔理论的正面报告。颅相学之所以盛行，完全是因为它吸引了广大的民众，而不是由于它为科学家所接受。在这一方面，颅相学与梅斯梅尔的催眠术一样，表明18世纪末激进、普及的启蒙文化里对不可知事物的日益浓厚的兴趣。加尔的体系提供了一个扩展人类理性探究能力的途径，使人类理性能够探究一般的经验观察无法进人的领域。 

在把颅相学体系当作一种学说加以传播方面，斯普尔茨海姆比加尔本人出力更多。尽管遭到其他科学家的批判，颅相学仍然流行了一个多世纪。

参见道徳哲学

圣经评注（biblical criticism）

17世纪，古代语言学者开始运用语言学技能分析《圣经》文本，这门学科应运而生。启蒙运动特有的对理性分析的普遍热情推动了圣经评注的发展。启蒙运动时期，圣经评注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轮廓，从而在19世纪发展成一门成熟的学科。圣经评注的研究范围与神学不同，往往成为反对正统基督教教会教条主义的工具，虽然并非总是如此。它不仅借重语言学和哲学，也吸收历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新方法。 

最初的时候，圣经评注主要从事文本考订，即比较分析《圣经》的不同版本，揭示不同文本的差异。抄写或印刷过程中造成的误植、潦草不清的手稿、伪造的文献以及翻译上的困难，都是造成文本差异的根源。

然而，这种文本分析所涉及的语言范围相当狭窄，到17世纪晚期，文本分析开始更广泛地考证《圣经》的语言。人们通常将现代评注方法的开创之功归于法国奥拉托利会会士西蒙，他考证了通常认为是出自摩西之手的《旧约全书》各章，经过综合分析《圣经》的文本、历史和文体，他得出结论：摩西不是这些章节的作者。

《圣经》语言生成的背景也开始引起关注。学者们意识到，词汇或故事的含义取决于更为宽泛的文化背景，特定文本正是形成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此外，学者们猜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的变迁导致词汇和故事的含义变得不那么明显，从而使这些含义失去原义，或变得模糊不清。例如，斯其诺莎认为，《旧约全书》只是一部古代希伯来民族的历史。

一些学者拒绝接受这种背景考证，相反，他们开始认可《圣经》语言的字面含义。但是，他们的继续论证表明，依据常识的标准，《圣经》语言的字面含义毫无意义。英国自然神论者柯林斯和德国学者赖马鲁斯都持这种主张。赖马鲁斯提出了作为历史人物的耶稣这一令人备感困惑的难题。这个难题在19世纪的圣经评注中占有中心位置，至今仍令学者们感到着迷和沮丧。 

启蒙学者思考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提出了一个观点：“原始”（古代）人思考和言语的方式不同于“文明”人，这种观点认为，“原始人”运用隐喻和诗，“文明”人运用散文和逻辑。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旧约》中希伯来人的诗体语言反映出特定的思想发展水平，上帝有意识地启发人们用这种语言书写，因为它能为人所理解， 

这些方法往往使《圣经》成为一部历史形成的人类文献，因此，《圣经》所揭示的是相对而非绝对的真理。为了反对这种危险的倾向，一些启蒙学者开始把《圣经》语言解释成象征或寓言。他们认为，尽管《圣经》故事的表面含义源于历史背景，这些故事却传达了更深层次的普遍真理。18世纪德国圣经评注的两位领袖莱辛和泽姆勒都持这种立场。不仅如此，他们认为，由于历史的不断进步，18世纪的启蒙学者要比原始人更能理解这些深奥的真理。换句话说，历史的发展确实增加了关于上帝的福音和真理的知识，这有助于改善人类的境况， 

圣经评注不但批评了基督教和犹太教，也维护了这两种宗教。它倾向于把《圣经》看作纯属于人类的产物，出自受神灵启示的天才人士之手圣经评注的上述主张使得这样一种观点——《圣经》是一部关于上帝特定启示的知识的典籍——很难站得住脚，但圣经评注并没有全盘否定这种观点。实际上，圣经批注有助于鼓励采取其他的研究方法，凭借这些方法就能够认识天启宗教真理，从而能够证明《圣经》的独特性质以及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真理。 

参见培尔、自然神论、宗教

四、启蒙学说的概念

理性（reason）

头脑面对疑难问题进行的有序思维活动。启蒙运动常常以理性时代而著称，理性实际上成为衡贵一切观念、学说和现实计划的标准。不过，在启蒙运动时期，理性这一术语有多重不同的含义。因此，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学者必须谨慎地确定特定作者在使用这一术语时的确切含义，不然会引起混乱和误解。

早在启蒙运动之初，这个术语显然就已经具有了复杂的多重含义，早期的“启蒙运动之父”，如培尔，始终质疑笛卡儿、莱布尼兹、斯宾诺莎等17世纪理性主义者就人类理性揭示关于世界的真正知识的能力所作的论断。理性主义哲学家认为，世界以自然法体系为基础，上帝依照数学模式创造出世间万物，因此人类理性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他们宣称，人类能够识别出若干关于世界的简单假定，这些假定类似于几何学公理。正如几何学家从少数简单公理推导出可靠知识的完备体系一样。人们可以借助演绎推理完满说明世间万象。理性主义的批评者质疑基于理性的世界观的真实性，他们探讨理性的限度，对理性孕育的哲学体系持怀疑主义态度。 

然而，启蒙学者在恣意批判理性主义时，仍然声称是运用理性追求真理。但在这种情况下，理性意指一种普遍的探究和怀疑心态，理性成为一种知性工具，对分析问题大有裨益，从而转化为激发起大多数启蒙思想的批判活动。知识分子借助理性这一批判工具，仔细考察各种传统观念和信仰，摈弃那些错误的传统观念和信仰。

在批判和诋毁流传下来的传统的同时，其他一些启蒙运动鼻祖以另一种理性定义为基础，构建起称作经验主义的新知识体系。例如，培根、洛克、牛顿等人赞同理性主义关于世界遵循确定无疑的有序法则的观点，但他们认为，一种不同的理性方法——归纳法，才是人类认识这些法则的唯一现实途径。 

所谓归纳法，即人们把观察事物（经验）、做实验（也叫经验）以及收集观察结果和事实根据当作寻求知识的途径。一旦收集到充足的事实根据，即对这些事实根据加以批判性的检验，揭示它们之间的根本规律和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关系。这种归纳过程产生可靠的知识，据此即可做出进一步的预测，筹划下一步的行动。启蒙运动时期，这种经验主义（以经验为基础）的世界观成为最受欢迎的观点，至少在法国和英格兰是如此。它导致了新的关于人类理性能力的乐观主义：承认理性有局限性，但认为采取适当手段即可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局限性的负面影响。

在18世纪的进程中，启蒙运动不断引发批判，因此，就像经验主义曾把批判矛头指向理性主义一样，有关经验主义和归纳法的论断同样受到怀疑主义的抨击。理性再度采取守势，尤其是在休谟对理性做出精巧分析之后。 

为了回应批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理性的替代物，即人类藉以获取关于世界知识的其他方式。人们把感觉、知觉、狂热、直觉和想象、常识作为其他的认知途径和既定的辅助性学说。

启蒙运动似乎造成了一些完全矛盾的状况。理性主义体系不断吸引了大批拥护者，经验主义也是如此。知识分子奋力拯救对理性的信仰，不断发明新的学说和方法来反击批评者。数学家发明了微积分、微分方程和概率论等新方法，以期肯定藉理性获取的知识具有确定性。唯物主义者试图把所有的感觉经验都归结为机械运动，从而依然可以宣称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各种关系——进而理性——决定了世界的基本结构。 

18世纪末，孔多塞和观念学派关于理性力量的观点，与同样有力的反对理性力量的主张势均力敌，后一种主张主要出自莱茵河以东地区。启蒙运动结束时，康德综合各种不同的启蒙思潮，建立起全新的理性哲学体系，解决了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张力。康德的体系是创造力的卓越体现，划定了未来哲学争论的范围。但是，浪漫主义哲学家用普遍的欧洲文化掩盖了康德的体系。

启蒙运动时期理性概念的诸多含义，与启蒙学者的其他一些常用概念密切相关。这些概念包括理性主义、演绎法、几何学方法、归纳法、经验主义、自然法、科学方法、批判、分类、常识。几乎每一门启蒙学科都出现了关于理性概念及其含义的讨论，尤其是认识论、心理学、数学、宗教和科学。共济会、巴伐利亚光照派等启蒙团体把理性提升到近乎神圣的地位。自然神论及相关的物理神学等宗教表达形式则把理性概念作为信仰的支柱。圣经评注运用理性来挑战《圣经》的权威。最后，虔敬主义、卫斯理宗、贵格会等新的宗教教派以理性的名义奋起桿卫宗教。在所有这些现象和思想领域中，含义千变万化的理性始终起到了核心的作用，人们藉此可以深人了解各种错综复杂的启蒙思想。

参见数学与力学、责格会

自然（nature）

启蒙运动的基本概念之一，它为理性提供了评价其他观念、行为和志向的标准。开明的欧洲人试图使其社会观、教育计划、政治体系、艺术、音乐、文学与自然相吻合。

几乎人人都认同效法自然的重要性，可一旦从特定立场运用自然概念，人们的观点就千差万别了。人们为自然所下的许多定义，揭示出各种启蒙思想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也有助于为历史学家提供后知之明的有利条件去了解18世纪末阐明自然法则的方式。

从启蒙运动的历史看，17世纪科学革命期间，“自然”一词的含义首次出现重大变化。新型的科学不提倡探询事情的本质（属性）相反，新科学认为应当集中描述地球和天体现象。 

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科学家们尝试描述的自然只是人类能够观察到的现象。但是，这种自然——恒星、行星、太阳、彗星、森林、山脉、海洋、运动、物质、化学反应和生物的世界完全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哲学家熟知的自然。人们不再相信神秘力量（超自然性）和灵魂，至少认为它们并非科学研究的适当课题。科学理论中一旦重新出现超自然力和灵魂概念，人们就会惊呼超自然力和巫术再度威胁到人类的理性探索，牛顿提出万有引力理论时的情形就是如此。牛顿那样的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对巫术和炼金术的兴趣，常常隐瞒自己的研究工作，为现代学者留下了未出版的笔记、日记和手稿。 

机械哲学赞同一种崭新的自然观，把自然界视为一架巨大的机器或钟表，由上帝这位钟表匠精确制造而成。这种自然界是笛卡儿的世界，即使在牛顿模式取代了特定的笛卡儿学说之后，这种自然观仍然延续到启蒙时代。

在这个新世界中，上帝在创世之初制定的各种数学法则实际上规定了万物的进程。绝大多数理论家认为，上帝与尘世关系不大，只是偶尔介入，上紧发条而已。理性支配世界，确保人类理性的心灵能够理解世界自然的运作。

这种自然观认为，自然界有序而宽厚，鲜有冲突、灾难和激情。自然界合理、理性的基础确保人类取得进步，善良将最终获得胜利。

这种理性的自然观与以往的自然观并存，新旧两种自然观至少在某些思想传统中并行不悖。理性的自然观保留了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念，自然洋溢着力量，充斥着无实体的精神。精确的数学法则充分说明了这个世界的某些方面，却无法解释奇妙的生命现象。当生机论开始主导生命科学，这种自然观与生命科学、炼金术以及剑桥柏拉图学派的观点相结合，最终在18世纪中叶复活。

18世纪中叶，自然观还出现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变。1775年，造成悲剧性破坏的里斯本地震之后，人们不再认为自然是仁慈、理性、有序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强调自然界狂暴、破坏性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方面。

18世纪中期之后的绘画、文学以及崇高理论，反映出自然观的这种转变。一些学者把这种转变同浪漫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或是把这种现象称作前浪漫主义。但这种现象与启蒙运动有极深的渊源，可以说是启蒙运动基本原则的延伸。

启蒙运动的心理学和对感性的推崇表明，人们认识到情感和感觉对于人类经验形成的重要作用，启蒙运动很不自在地同各种非理性活动交织在一起。18世纪中叶，情感和感觉等非理性的方面再度成为意识的中心，迫使知识分子设法在自己的方案中加以体现。

在一些领域，启蒙学说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这项任务。例如，精神错乱开始被看成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而非道德缺失。某些令人恐怖的自然现象，如雷电，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但自然的威力依然令人敬畏不已，人们的想象中充斥着人性中狂热的、通常是不受控制的因素。这些因素与再度兴起的个人自由的要求相结合，形成了浪漫主义这一文化综合和潮流。

自然概念总是伴随着数个相关观念，它使研究者认识到自然是一种基本的象征这一事实。在众多相关概念中，最常见的有“天陚”、“原始观念”、“理性”。与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基本价值标准——理性相关的概念，大多也涉及自然概念。这一事实起因于启蒙运动之初自然与理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启蒙话语以多种方式表述自然概念，揭示出启蒙运动植根于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的深度。事实上，启蒙运动的几乎所有重大主题，即使是进步、幸福、可完善性、同感、分权等概念，都与自然这一象征相关。

伟大的存在之链（great chain of being）

关于自然的哲学理论，它把宇宙描述为一个统一体，一系列几乎难以察觉的细微阶段把无机物与有机物、地球生物与天国生灵连接起来。“伟大的存在之链”本是一个古老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概念，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以17世纪的方式重新表述了这一概念。通过莱布尼兹和瑞士博物学家博内的著作，这个概念流传至18世纪的自然史研究。

这一理论把各物种看作是微小的基础材料，全部物种构成一个统一体。在把这一观念概念化时，必须应用微积分（其发明者之一是莱布尼兹）来做类比。在微积分中，可以依据递减的差分绘成一条连续函数的曲线，这种方法从数学上表述了伟大的存在之链观念。伟大的存在之链理论不仅适用于机械的自然观，也适用于有机的自然观，在18世纪，两种自然观的支持者都运用这学说。 

在18世纪，伟大的存在之链理论暗示，有机物与无机物、动物与植物、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并没有巨大的差异。一些基督教神学家把伟大的存在之链理论视为异端邪说，他们坚持认为，上帝设定了人类与较低等动物（如大猩猩）之间存在重要的种别差异。其他一些人反感这一理论的反机械论观点，因为这一理论认为自然充满活力，这无异支持了泛神论。总之，神学家认为，这一理论公然挑战了基督教物种不变论以及造物主上帝与宇宙之关系的传统观点。 

参见宗教

哈特菲尔徳宅邸布置整齐的花园

18世纪中叶，这座花园所代表的正规几何布局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所谓的“英式庭园”风格，这种风格运用弯曲的线条，自然地放弃刻意规划的外观。庭园风格的转变反映出自然概念在18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基本改变。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自然法（natural law）

法律、道德、哲学和神学概念，理性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的核心。自然法理念蕴涵两个不同的概念：自然、法。这两个概念在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思想史中源远流长。它们本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以不同的方式整合成西欧历史上的多种自然法概念。因此，自然法学说片非一种统一的思想，任何把形形色色自然法思想家的思想纳入一个单一体系的做法，都会造成混乱。

格劳秀斯、普芬道夫、莱布尼兹、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斯宾诺莎建立起来的17世纪理性的自然法学说和道德哲学，为18世纪的自然法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些学说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信念：理性，即一组合理有序的数学关系（法则），决定了整个宇宙的基本结构，理性是宇宙中的“指令性法则理性法则驾御了自然界和人类行为领域。理性法则并不受制于人类权威的意志，不论是教会还是国家的权威。此外，即使是创造了这些法则的上帝，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遵循这些法则。因此，这种观点认为，自然与法两者密切交织，法是宇宙（自然）的秩序之源。 

支配自然的理性同样是人类心灵固有的（自然的、天生的）一种机能，人类心灵能够藉以洞察理性的自然法则。因此，谨慎地运用理性能力，就能够洞悉世间万物的自然秩序，根据自然法的规则和原理制定出（人类制定的）成文法。 

17世纪的自然法理论家从这些假说着手，推导出整个理性法则体系，他们认为理性法则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各种文化和环境。他们的自然法体系极为抽象，未必打算为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提供解决之道； 

他们的自然法概念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争先的概念截然不同。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自然法学说切断了中世纪形成的理性与上帝的启示之间的联系。

17世纪独立的包然法概念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关于人类社会起源和宗旨的学说。启蒙学者往往把自然法看成是人们组成社会之前的支配性法则。如此说来，自然法势必与自然权利和人性概念相联系。

人们从不同角度界定和诠释这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洛克和霍布斯的著作表明，这些不同的界定和诠释可以用来为从代议制政府到绝对君主制的各种政体辩护，但是，所有的学者都竭力回答一个相同的基本问题：人类社会和成文法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尊重自然法原则，保护人类的自然权利。 

18世纪的政治理论家，在此仅列举其中极少数几位：孟德斯鸠男爵、卢梭、康德、布拉马克，瓦特尔、沃尔夫，都未能超越17世纪自然法观念的基本框架，也都尽力解决文明社会如何保障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难题。他们认为，把人类制定的成文法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之上，就能够创造出比他们所处的政治制度更为优越的政治体制。因此，他们的著作集中探讨在现实政治社会的背景下，如何最大限度地阐明和尊重自由、平等、幸福、财产等自然权利。启蒙运动行将结束之际，美国《独立宣言》（1776）、美国《权利法案》（1971）、美国各州的宪法、法国《人权宣言》（1789）的制订者，有意识地吸收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学说，创立了新的政府形式和成文法典。 

参见政治理论

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

又译“天陚权利”，启蒙运动的核心概念，它源于17世纪的自然法学说，与个人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自然法学说提出，自然（自然法）蕴涵着有序、合理的关系，这种关系支配着物质世界，人类凭借与生俱来的理性能力能够推断出这种关系。植根于理性的自然法必然是真实、不证自明和普遍的。自然法规定了人类的某些基本关系和特权：个人自由与乎等这两项人类的自然权利。除了这两项基本权利，17、18世纪的理论家还增加了同样是自然的其他权利：财产和幸福。此外，他们还讨论了某些衍生而来的权利，如安全和免于压迫的权利。一切政治统治机构和社会都有义务保护和促进这些权利。 

人们认为数种政府形式潜在地与自然权利相适应，其中包括开明专制、有限君主制和共和制。洛克、霍布斯在17世纪、卢梭在18世纪阐发的社会契约论，主要想说明如何在组成社会时保护这些自然权利。这些思想家认识到，社会必须限制绝对的自由，但如何缓和对自由的限制，或者说如何把这种限制转化为一种更高程度的自由，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美国《独立室言》（1776）、美国《权利法案》、法国《人权宣言》（1789）把自然权利概念上升为现实的法律原则，美国和法国以此为基础创立了新的政治体制。 

参见政治理论

“美洲马将主人掀翻在地”，1779年的英国漫画  

美洲殖民地居民用自然人权观证明有充分的理由推翻英国的统治。美国芝加哥斯托克蒙太奇公司供图。

自由权（liberty）

见启蒙运动、自由、政治理论

自由（freedom）

自主的状态：没有强迫或强制。启蒙运动时期，自由问题成为有关权力、经济组织、道德论述的中心。对于许多启蒙哲学家而言，各种形式的自由是繁荣和进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8世纪的社会和法律结构制约着个人在职业、婚姻、居住地和工作地、宗教信仰、教育机会以及文化活动等方面的选择。在大多数国家，社会地位和宗教关系决定着个人是否享有法律权利或公民资格- 

例如，在法国，贵族由于出身地位享有某种免税权。婚姻由家庭决定，父亲禁止年轻人与相爱的人结婚。父辈可以任意监禁儿子，或是把女儿送进修道院。法国的加尔文宗信徒称为胡格诺派，他们不能公开奉行信仰，否则就会遭到监禁和迫害。整个欧洲都有类似的限制性法律。在英格兰，新教的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徒不得进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他们也没有圣公会教徒所享有的某些政治权利。

启蒙哲学家呼吁自由，要求废除这些基于社会地位的歧视性法律。他们希望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以取代这些法律。 

某些开明人士群体——重农学派和英国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要求更多的社会、政治以及职业自由，还呼吁废除关税、行会规章以及其他限制商品自由交换的条令。 

但是，启蒙哲学家并不满足于废除这些现实领域的法律限制。他们还想使欧洲的统治者支持思想自由的事业。他们认为，自由交流思想将使人们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的思想，从而推动普遍的教化。这种批判和交流有助于人类进步；反之，禁锢思想会妨害人类的美德。

阻碍进步的还有宗教上的不容异说以及限制表达不同宗教信仰的禁令，因为这种不容异说和禁令使权力落入占优势的教会团体，而这些教会团体很可能会滥用权力。只有剥夺正统宗教所具备的一切政治权力，自由和进步方能得到保障。 

绝大部分开明知识分子在把自由加以理想化的过程中，并不赞同无政府状态。自由包含道德成分;实际上，如果要维持世界的道德特征，自由意志——自由的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就是非常必要的。在那些认同自由意志观的人们看来，爱尔维修、拉美特利、狄德罗的激进观点体现出唯物主义，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哲学的唯物主义倾向表明人们对自身行为不负责任。绝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这种观点，对这种缺乏道德感的世界观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对形形色色的唯物主义理论家的消极评价。 

探究个人的行动自由，不可避免地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启蒙运动提供了各种答案，从葛德文的激进无政府主义和狂觚突进运动对个人自由的颂扬，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鼓吹的个人意志完全服从公意，不一而足。也有很多人士持中间立场，政治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力图找到一些概念来表述个人与社会的恰当关系。实际上，大多数启蒙理论家试图调和极端的立场。例如，洛克、霍布斯、孟德斯鸠、伏尔泰、吉本、杰斐逊、康德、赫尔德、席勒、歌德、莱辛、门德尔松、弟格森、斯密、休谟、米勒等人，都从各个不同角度论述了自由这一主题。

18世纪末，争取自由的斗争爆发为革命年代的政治行动。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新的政治结构包含了政治自由、宗教宽容、思想和出版自由以及经济自由。法国人还解放了殖民地的奴隶。

这些政治变革导致了各种复杂的实际后果，对自由的极端限制仍然如故。例如，在法国，投票权取决于财产和性别。就连启蒙运动时期的平等理想，也无法战胜某些固有的偏见。事实上，自由概念及其实践的实例令人鼓舞地表明，人道主义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但这些例证也明确显示出自由的限度。 

参见美学、自由放任、道德哲学、出版

平等（equality）

启蒙运动的基本概念，这一概念有助于打破欧洲古老的等级政治秩序。平等观念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具有多重历史形成的含义。这一观念包含伦理、本体论（即以生命和存在的哲学本质为基础）以及数学的成分。它主张，两个截然不同的物体基本上是相似的（当然，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各式各样），一旦形成了这种平等，两个物体应当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人类平等观可以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公理刚刚形成。犹太-基督教传统也促进了平等观念的形成，这种传统强调所有人类都出自上帝之手，因此，从某种根本性意义上说，人人都是平等的。 

然而，在19世纪之前，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社会是按照等级原则建立起来的，这种原则把所有人划分成各种不同的职能集团，并賦予每一个集团以不同的特权。这种特权被认为与每个集团对整个社会的贡献相称。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徒开始在不同的程度上主张所有虔诚的基督徒都拥有相同的地位，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平等观的发展。新教徒缩小、在某些场合甚至消除了教俗两界之间的差异。他们强调，无需教士或牧师的帮助，人人都能阅读《圣经》，理解上帝的真理。这种人类平等的宗教观念无疑引人到政治领域，德国农民战争（1525）、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再洗礼派运动、法国宗教战争（1560—1598）中的天主教极端激进主义、英国内战期间（1642—1649）以及共和国时期（1649—1660）的平等派、掘地派等清教团体，都是这方面的明证。然而，大体上说，直到形成了17世纪的理性主义、新兴的自然法学说、洛克的经验主义心理学、18世纪的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平等观念才获得足够的理论和情感的力量，支配了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 

理性主义和自然法最早促进了现代政治平等观的诞生。这两种相关的思想观念提出，理性依据普遍、不变的规律统治着宇宙。这些规律的作用公正而公平，不涉及任何人为的差异。所有人（这个概念通常不包括妇女）都具备一种自然的天陚理智能力，因此，从心理学上说，人人都是平等的，即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

17世纪晚期，英国人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1690）中提出了经验主义心理学，使平等主义理论具备了新的合法性。这部著作为平等观确立了全新的心理学基础。洛克反对那种认为人类生来就具备天赋观念的观点（这种天賦观念正是某些自然法理论的特征）。相反，洛克认为，出生时人的心灵是一片空白（白板），感觉和经验在心灵留下了内容，塑造了心灵的外观。因此，人人生而平等。任何心灵和境遇上的不平等都是个体历史和环境影响的结果。这种不平等的根源能够得到根除。 

在《政府论两篇》（1690）—书中，洛克将经验主义心理学的结论阐发为政治理论。他的社会契约观把基本的人类平等作为一切文明社会的基础。在洛克看来，人们自由地订立在法律管辖之下共同生活的契约，而且他们通过以多数为准的表决来确定契约的各项细节。他们并没有放弃属于自己的自然权利，只是出于维护整体利益，在必要的程度上对自然权利有所限制。 

洛克的天陚平等观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开明启蒙运动政治思想以及当时中央集权化政治改革的基础。人们不断努力，平等课税，制定普遍的（一视同仁的）法典，根除某些政治和社会特权。无论是有限君主制，还是绝对君主制，现有国家的统治者及其改革派大臣都奉行这些政策。但是，平等主义改革通常遭到传统社会集团的阻挠，这些社会集团出于私利，要求维护自身的政治特权。 

平等观念并非为洛克派自由主义思想家所独有。启蒙运动后期的激进思想家也从理论上阐释如何实现和维护平等。但是，他们建立和维护平等的观点迥异于洛克。这种激进取向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倡导者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书中，卢梭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状态只存在于原始的、自然状态的黄金时代。此后的全部历史，尤其是私有财产的形成和各种情欲的影响，共同促成了平等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不平等制度化的等级体系。卢梭认为，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但是，他希望恢复人类失去的平等。他在《社会契约论》（1762）一书中构想了一份契约性社会的计划，这个社会有点类似于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中描述的社会。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霍布斯主张所有的人服从一个绝对主权者（绝对主义），卢梭却认为个人自愿服从抽象的公意。公意高于个人意志，是一种保护共同体利益的善意力量，由此得以形成一个有机的社会。按照卢梭的观点，一位“立法者”将把公意付诸现实，这个具备最髙智慧的立法者制定出保障政治平等的法律。虽然卢梭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消除社会中的经济差异，却并不主张经济平等。与洛克式社会契约论所描述的聚合而成的个人主义社会不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的社会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这个社会整体中，个人主义趋于消失。 

法国革命见证了自由主义的平等哲学与激进的平等哲学之间的斗争。大多数温和的自由主义革命者主张确立法律上的平等，却回避直接或间接的民主。他们希望使财产所有权成为政治权利和平等的基础。相比之美国的自由派人士曾经考虑过确立财产资格，但最终放弃了这一观念。在这两次革命中，所有政治权利都只属于男性。只有极少的革命者呼吁把政治权利扩展到妇女。

罗伯斯比尔和巴贝夫等激进的法国革命者接受了卢梭的思想。他们热衷于在法国公民中推行平等，为此不惜压制个人自由，最终陷入恐怖统治。

一些启蒙运动理论家始终对奉行平等原则的政府抱有戒心。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一位是主张有限君主制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认为，特权贵族对于防止暴政至关重要;平等会产生腐败的民主政治，只会带来暴政。因此，那种认为启蒙运动的思想领袖一致拥护政治平等观的看法是错误的。无论他们抱有什么样的哲学观，一旦涉及平等主义政策的实际应用，许多启蒙运动领袖基本上回避了平等主义政策。

财产（property）

拥有或占有的某种事物。在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财产概念既是政治自由的保障，也是社会普遍幸福的保证。洛克阐明了上述立场，他在两重不同的含义上使用财产概念。洛克广义的财产定义不仅包括土地和个人财物，还包括个人的劳动。狭义的财产则严格限定于土地和物质财产。按照洛克的观点，人们出于维护私有财产的需要，以社会契约的方式联合起来，这种社会契约奠定了政治社会的基础。

卢梭这位于18世纪中叶发表著述的激进哲学家认为，私有财产这一偶然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堕落和邪恶之源。同洛克一样，卢梭认为私有财产导致人们建立政府，但卢梭认为这一新的发展对整个人类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两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美国《权利法案》和法国《人权宣言》的制定者都采纳了洛克的见解，他们承认财产权，还把拥有财产作为选举权的必备条件。卢梭的观点则激发了法国革命期间的平等主义思潮，这些思潮要求废除确定公民权利时的财产限制，发出了现代社会主义的最早呐喊。

启蒙运动时期对待财产的第三种态度，倾向于把洛克式财产概念与法国旧制度下法定等级结构联系起来。孟德斯鸠对这种观点所做的阐述最为著名。盂德斯鸠认为，与贵族的财产和地位相联系的特权制度，使贵族阶层成为君主与臣民之间天然的调解者。贵族利益集团不仅能缓和君主制的绝对主义倾向，还能扑灭民众中危险的民主趋向。尽管孟德斯鸠没有明确地把财产说成是政治自由的保障，但他也为法国显赫富有的有产阶级指派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大多数启蒙人士不能或不愿从平等主义的角度看待财产，这表明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护有产的中产阶级利益的。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经得起仔细推敲，无可否认的是，启蒙知识分子很少把他们所珍视的平等理想拓展到人类生活的物质层面。 

参见《论法的精神》、《政府论两篇》

幸福（happiness）

富足、安宁的状态，启蒙运动把幸福概念从基督教的来生转到尘世的日常生活。获得幸福成为一个目标，个人通过工作和娱乐等正常的人类活动，就有希望实现这一目标。从理论上说，政府和社会有责任确保人类的幸福。

在启蒙运动的进程中，幸福概念形成了几重不同的含义。在启蒙时代的最初数十年，这一概念通常由道德观念派生而来，因此，幸福即意味着个人形成较为完美的人格。幸福的人就是在同感机制的作用下服务于社会利益的人。

在盛行的感觉心理学的影响下，这种道德上的幸福逐渐转变为对于感官愉悦的认同。感性崇拜尤其鼓励了对幸福的这种诠释。早期功利主义道德哲学提出了一种更为成熟的解释。这种哲学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快乐不仅意味着幸福，还等同于道德品质的美德。

启蒙运动中叶，幸福明确地与社会功利联系起来，从而具有了一种明确的公共性，最大限度地维护和确保幸福的社会，就是能够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福利的社会。这么一来，幸福概念又恢复了其道德维度，但已被陚予了明确的社会性。 

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所包含的就是这种功利主义形态的幸福观。在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就是直接源于这种幸福观。当然，美国《独立室言》宣布“追求”幸福是人类的自然权利之一，从而把幸福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参见伊壁鸠鲁哲学

人性（human nature）

参见教育、机械哲学、道德哲学、自然、政治理论、心理学

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

不断完善的可能性。可完善性概念为启蒙运动某些分支所特有的进步观提供了哲学依据。但是，由于启蒙学者不同的偏好及其所处的主流思想传统的差异，这个概念的具体应用体现出因人而异的特征。

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概念只适用于人性，强调可完善性是指通过运用理性，或是在内心道德感的引导下不断完善知识的能力。洛克创立的感觉心理学强化了上述观点，这一学说认为人类心灵最初如同有待经验来刻写的白板。 

孔狄亚克、爱尔维修、孔多塞和年轻的伏尔泰等人以不同方式论述了可完善性主题。共济会、玫瑰十字会、巴伐利亚光照派在各自的仪式中融人了可完善性概念，沙夫茨伯里、里德、哈奇森等人的道德哲学认为，自然基本的仁慈属性和人类固有的道德感确保了人类能够不断臻于完善。

相反，开明的基督教人士在论述可完善性时强调受神启的内心开悟所起的作用。这种心灵之光形成的知识不同于凭借理性获得的知识。它来自于心灵凭借直觉和感觉来学习的能力。18世纪，贵格会、卫斯理宗，以及斯维登堡、圣日耳曼、圣马丁等人的宗教学说，展示了这种观点的各种表现。 

认为人性可渐臻完美的假说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出现趋向完美的上升运动。实际上，卢梭、施勒策尔等学者强调，可完善性和进步会出现倒退或反向运动。不论其潜力如何，人性都是可塑的，能够塑造成任何一种样式。因此，作为人类品格的主要塑造者，教育的内容和质量就显得至关重要，对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个人组成的社会也是如此。推行良好的教育，就能发掘可完善性的长处，既有利于个人，也造福于社会。明智地运用社会政策来增强教育的影响力，将赋予并保护臣民或公民个人的物质与精神幸福，从而有助于创造更为美好的社会。科学、技术和艺术将推动这个过程。此外，以支配着日常现象的数学定律为基础建立的真正的人的科学（人学），足以彻底把握可完善性，使之变为保障人类进步的工具。 

可完善性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实例有：开明专制纲领，虔敬主义的教育方案，重农学派和观念学派的理论，爱尔维修的学说和奠定《百科全书》之基础的整个概念体系。

不过，一些属于德国思想传统的启蒙学者反对上述方法，而是倾向于认为个人的可完善性与社会的可完善性互不相容。这些哲学家往往强调，个人需要必须让位于更广大的社会需求，政策和教育首先应以社会的总体利益为目标。康德哲学最完备地阐明了这一立场。

在启蒙运动的最后几十年，德国哲学家运用的可完善性概念源于17世纪莱布尼兹和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哲学。德国哲学家们提出，整个宇宙和创造出来的世界正在竭力趋向完美，从而把可完善性视为万物本质的一个基本要素。赫尔德、歌德最明确地阐述了这种观点。他们的思想最终转化成19世纪浪漫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

参见直觉和想象、贵格会

进步（progress）

—种与时俱进的有序变化过程。18世纪思想家所说的进步是指一种简单的概念，即通过一连串相关的阶段取得进展。进步可能是消极的、向后的衰退，也可能是积极的、向前的运动。进步甚至可能是循环的。因此，下面这样一种常见的观点歪曲了那个时代常见思想的实际上的宽泛性，即启蒙时代人们认为进步势不可挡地使人类和社会发展到更高的完美状态。一些学者确实相信向前的进步，但相当多的重要启蒙知识分子摈弃这种简单化的观念，他们从更为多元的角度，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角度，去阐述人类历史。 

相信进步概念的启蒙思想家认为，进步概念不仅有物质的层面，还有知性、社会、文化和道德的层面。结果，一旦学者明确了自己在人类发展方向问题上的立场，也就很自然地会对人性、文明以及未来做出积极或消极的评价。

向前进步的观念建立在人性可完善性假说的基础之上。人类一旦利用自身可臻完善的本性，人类状况就会在历史进程中得到改善。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相信，或许是上帝，或许是某种世俗的自然法，将确保人类向前进步。他们认可这样一种观念：宇宙的运行乃是依照某些确定无疑的法则，人类运用理性就能够揭示这些法则的结构。认识这些法则能进一步增进对宇宙和人性的了解，人们由此能更有力地控制自然和社会环境。这种观点指出，无知是进步最大的敌人。

培根爵士在理想化的著述中清晰表述了这种明确的期望。通过伦敦皇家学会以及信奉科学革命所确认的经脍主义的欧陆科学家的活动，这种期望传播给启蒙运动。17世纪理性主义的创立者笛卡儿、莱布尼兹也赞同这种观点。所有这些人士都认为，一旦科学知识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进步也就指日可待了。 

一些启蒙知识分子，如卢梭、休谟、维柯，否认曾经有过向前的进步。相反，他们断言人类历史往好里说是循环发展，往坏里说则是堕落了。这些批评者倾向于把当时的文化和社会视为堕落，认为单纯运用理性未必带来积极的变化。启蒙运动末期，康德试图综合这些相互冲突的观念。他提出，历史推动世界向更合理的和更道德的方向发展，但只是在人类社会的限度之内。对于个人而言，向前的进步可能被证明是短暂的，是一个美丽却又无法实现的梦。

18世纪的公共卫生工程  

启蒙运动时期，通过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来改善人类状况的理想与医学进步相结合，切实改进了欧洲城市的公共卫生，美国哈佛商学院贝克图书馆供图。  

虽然启蒙思想家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本质抱有不同的现点，但他们大多相信人类知识和活动能够影响历史。因此，他们开始关注思想和洞察力得以传播和应用的途径，把注意力转到改革教育、语言和语法。洛充、路德宗牧师、爱尔维修、卢梭、裴斯泰洛齐、约翰，伯恩哈德，巴泽多（1724—1790）以及观念学派，都提出了各自的教育改革方案。在整个18世纪，人们不断尝试构想新的语言，按照综合分类体系把知识条理化。各种现念的创立者旨在通过这些活动更加准确地把思想传播给社会广大的受教育民众。一些人士，尤其是狄德罗和歌德，还特别强调创造性天才、直觉和想象在促进人类智慧和完善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积极的开明改革者往往认为，各种现行制度阻碍了向前的进步。例如，伏尔泰致力于揭露迷信、宗教、战争如何阻碍人类进步。杜尔哥、索南费尔兹、施維滕之类的国务大臣，与腓特烈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约瑟夫二世等开明君主，推行了国家指导下的社会体制、教育制度和经济结构改革。实际上，在一些改革者看来，扩展中央政府权力、控制社会各个层面乃是取得进步的可靠保障。但是，这种方式在一些领域也遇到某些抵抗，人们要求增进思想自由，以便通过思想交流来促进人类向前发展。

因此，启蒙运动虽然常常被说成是一场由天真乐观的人士发起的运动，它实际上提出了各种关于进步的本质和改善人类状况的最佳手段的观点。人们认识到，无知、野蛮乃至滥用理性很容易使进步的成果化为泡影，这样一种认识不断修正着启蒙运动关于进步的信念。

参见虔敬主义

民主（democracy）

—种特定的政体形式，在这种政体中，所有被确定为公民的人都拥有就政治事件表决的权利，主权陚予全体公民，而不是某一个人或单一集团。“民主”（希腊语demokratia，由demos（人民）加上kratia（统治）组成）一词源于古希腊政治哲学家。在古希腊的政体类型学中，民主是几种普遍的政体形式之一。 

英格兰沃里克郡的牛津运河船闸

开凿运河的努力开始干17世纪·这一努力贯了整个18世纪，有助于实现培根的征服自然的理想。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在18世纪，政治理论和哲学论述中频繁出现“民主”一词。瑞士的一些州、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自治市被认为属于民主政体。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最小的主权国家才能推行民主（指的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投票）在启蒙运动的启蒙哲学家中，很少有人赞同直接民主。爱尔维修是一个突出的例外。达尔让松侯爵也赞同直接民主，尽管他认为民主制能以一种有效政治方式与君主制相结合。大多数法国革命者倾向于建立一种间接的民主制或共和制，推行代议制政体，选举权限定于男性财产所有者。但是，罗伯斯比尔和巴贝夫等激进革命者拥护民主。法国革命时期，民主一词与国民公会和恐怖时期的暴行联系在一起，这在法国强化了一种保守的、反民主的政治立场。 

“民主主义者”——意思是直接民主的拥护者——的概念是晚期启蒙运动的产物。据说在1世纪40年代，这个术语就已在英国出现，但在18世纪80年代之前，它在各种欧洲语言中并不常见，美国革命时期也没有使用这一术语。1784年荷兰起义中激进的爱国者被称为民主主义者。1789年在奥属尼德兰的起义中，最激进的左翼党喜欢被人称作民主主义者。在许多场合中，民主主义者与贵族相对立，以此来突出两者在理论观点上的差异。因此，民主主义者和贵族被用来表示政治党派之间的界线。 

“民主主义者”一词在欧洲各地广泛使用，其涵义褒贬参半，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个人政治态度。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民主主义者”几乎一直带有贬义，主要是反对法国革命的人使用它。

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

启蒙运动时期许多启蒙哲学家所赞同的一种理想化的王权。这个概念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在18世纪的知识分子看来，哲学王的化身是马可·奥里略，因为他既是罗马皇帝（公元161—180年在位），又是斯多葛派哲学家。启蒙运动时期哲学王理想的流行，淸楚地表明了18世纪对古代的兴趣是如何为变革提供启示和榜样的。 

如果真有所谓哲学王，那么他应当是个智慧、和善、强大的统治者，全面了解各种哲学思想传统。他会既注重政治权力，也追求哲学启蒙，将二者融为一体，为臣民带来繁荣与和平。 

启蒙运动时期，达朗贝尔、伏尔泰，莫佩尔蒂等启蒙哲学家称赞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实现了哲学王的理想。不过，他们做出这种评价更多是希望由此获取个人利益，而非出于真实的信念。腓特烈大帝确实一度声望颇高，且极为重视思想和艺术追求。他奉行开明专制，以此在普鲁士实现开明的目标。不过，他以军人的冷酷和严厉来控制普鲁士的思想和政治活动，最终疏远了绝大多数启蒙哲学家。其他的统治者，如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也试图实现哲学王的理想，却无法抵消启蒙哲学家对开明君主政体和开明专制日益加深的幻灭感。因此，在18世纪的进程中，哲学王概念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诸多事件表明，王权大大增加了滥用权力的可能性，这与真正的哲学智慧和启蒙格格不入。 

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s）

把最高权力分属于不同政府部门当作维护自由和政治安定的必要条件的政治理论概念。孟德斯鸠在极富影响的政治和历史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明确阐述了这个概念。分权概念与政府制衡观念息息相关。

孟德斯鸠的学说有两个灵感来源，一是英格兰的政治制度，另一个是生物学上的生机论学说。他曾在英格兰度过几年时光，亲身观察了那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像伏尔泰一样，他也是怀着钦佩的心情离开那个国家的„英国的君主政体受到议会权力的限制，这一点尤其给孟德斯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君主和议会分别掌握最高权力的原则，已经载入1688年光荣革命后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所签署的正式协定。议会凭借这份协定的条款充分行使制定法律和表决财政事务的权力。 

孟德斯鸠身为一名职业律师，认为英国制度的某些要素能够防止路易十四绝对主义统治下法国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从理论上阐述了对英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他提出把权力分配给行政机构（君主）和立法机关（议会），但并未把司法部门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力来加以讨论。他在论述分权时还主张，特权贵族阶层能够充当牵制国王，（君主政体）或民众（民主政体）过分行动的中间调解人。在法国，这个贵族阶层恰好包括高等法院（孟德斯鸠是其中的一员）的成员，他们渴望承担像英国议会那样的职责和权力。 

在波尔多高等法院担任律师的年代里，孟德斯鸠参加了波尔多学院的活动。他的主要兴趣之一是生物学，尤其是生机论，这种理论反对流行的机械哲学的生命观，认为生命机体中蕴涵各种活跃的生命力。生机论不是把有机体看成机器，而是视之为力求维持动态平衡的不断变化的实体。 

孟德斯鸠把动态平衡概念转化为政治理论中的制衡观念。按照他的观点，一个政府内部的分支机构彼此之间应当互相约束，形成动态的平衡体系。理想的制度生气勃勃、充满活力，能迅速回应各种需要和压力，同时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样一种制度下的政府要比僵化、瘫痪的法国绝对主义政府更为可取。

分权和制衡机制这组概念为《美国宪法》的缔造者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它们还促成了法国革命时期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实际上，孟德斯鸠的这两个概念是启蒙运动对现代政治理论的永久贡献。 

宽容（toleration）

允许个人选择并非国家认可的宗教信仰形式的政策。

启蒙运动的一个标志在于，人们广泛要求宗教宽容，并且形成了要求国家支持这种改革的政治理论。这场改革运动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启蒙运动结束时，欧洲主要国家及美国都正式实行了宽容政策。因此，启蒙运动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开创了一种政治理论和相关的博爱观，使各国不再把宗教迫害作为控制公民行为的手段。

启蒙时代开启之际，欧洲的宗教组织多半表现出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统治者通常力图确保其臣民只信奉一种信仰，要么是罗马天主教，要么是某个新教教派。宗教信仰的选择界定了个人的身份，统治者认为宗教信仰具有不容忽视的政治意义。拒绝遵奉国教的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某种不受欢迎的基督教教派的信徒，经常会遭到迫害。 

以法国为例，称为胡格诺派的法国加尔文教徒的婚姻往往被宣布为无效，这种婚姻所生的孩子被剥夺了继承权。胡格诺派牧师遭处死，普通的信徒被投入监狱或终生罚作苦役船工。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罗马宗教裁判所迫害非天主教徒。在哈布斯堡帝国境内，匈牙利和其他地区的新教徒被迫皈依天主教。波兰政府极力迫使境内新教徒皈依天主教。甚至像英格兰、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曰内瓦这样存在有限宗教宽容的国家和地区，少数派宗教的信徒也会受到社会歧视。在英格兰，天主教徒、犹太人、新教不从国教者，被剥夺了圣公会教徒拥有的某些政治和公民权利。他们被挡在著名大学门外，不能出任官职，被排除在构成英国政治生活基础的地方市镇自治机关之外。日内瓦不但拒绝授予非加尔文教徒公民权，有时还剥夺他们的居住权。唯有勃兰登堡推行了名副其实的宽容政策，信奉加尔文宗的霍亨佐伦家族统治着路德宗的臣民，出于现实原因把宽容当作一项国策。

启蒙时代紧跟在一个宗教骚乱和宗教迫害时代之后，因此，早期的启蒙政治理论与宽容问题联系密切。在早期启蒙运动发源地的英格兰，洛克撰写了《论宽容的信札》，以回应因宗教争端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动乱。洛克提出著名的国家契约论也与对宗教和睦的渴望密切相关。同时，早期自然神论的理论家尝试创立替代宗教教条主义的学说，逐步阐述了理性的自然宗教。此后的启蒙学者往往既抨击狂热，又主张宽容。

与英国对宽容问题展开的最初的思想探讨相呼应，作为光荣革命和解的组成部分，1689年英国颁布了有限的《容忍法案》。这个法案承认非圣公会新教徒（不从国教者）的信仰，却未取消对他们生活方式的其他限制。直到19世纪，英格兰才推行充分的宗教宽容，解除了对非圣公会教徒的权利限制。 

宽容问题在路易十四统治后期成为关注的焦点。路易十四断定，王国内存在的不同宗教威胁到王室的绝对主义。为改变这一状况，路易十四下令废除了《南特敕令》，从而剥夺了法国加尔文教徒自1598年以来就享有的有限宽容。胡格诺教徒被勒令皈依罗马天主教。许多人服从了，还有许多人逃到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柏林、英格兰等安全地区。

路易十四死后，政府对法国人生活和思想的控制大为放松。在这样的氛围中，早期的启蒙哲学家着手探讨宽容问题。18世纪，争取宽容的运动势头大增，反教权主义、改革呼声以及对宗教信仰的批判等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无疑声援了宽容运动。伏尔泰的名字通常与宽容问题联系在一起，重农学派和杜尔哥等重农主义追随者也拥护宽容思想。在法国革命前夕的危机年代，宽容运动终于贏得了官方的承认。1787年颁布的《宽容法令》授予法国新教徒公民权，废除了针对其婚姻的禁令。1784年，另一项法令取消了法国犹太人必须交纳的各种特别税。

法国革命最终切断了阻碍宽容事业的罗马天主教与世俗国家之间的联系。然而，在最激进的革命阶段，革命领袖以彻底的世俗化和最高存在崇拜——一种人为的国家理性宗教，来代替传统的宗教形式。这样，他们就以理性、人类进步的名义助长了对各种传统宗教信仰的不宽容。 

启蒙运动初期，中欧德语地区官方对于宗教多样性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除普鲁士外，大多国家以宗教归一为目标。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普鲁士的例子表明，并非只有推行宗教统一才能确保对国家的严密控制。对中央政府来说，宽容似乎还有很多实际的好处。与此同时，莱辛、门德尔松等德国作家不断呼吁以道德和理性为基础的宽容。德国境内星罗棋布的共济会强调人类普遍的手足之情，为宽容提供了哲学上的支持。 

1781年，宽容运动在奥地利取得进展，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二世颁布了《宽容法令》，授予所有非天主教徒公民权。法令条文同时适用于新教徒和犹太人。法令取消了犹太人在衣着方面的限制以及只能住在犹太人聚居区的规定。

美国建国后，宗教宽容及政教分离的原则载人《美国宪法》和《美国人权法案》。各州可自行决定是否支持官方的教会，到1833年，各州都决定推行政教分离原则。 

启蒙运动孕育出呼吁宽容的杰出文学作品：伏尔泰的《哲学辞典》、莱辛的《智者纳旦》、洛克的《论宽容的信札》。新的政治理论和道德哲学为政教关系的重大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普遍人权的呼声有助于营造出一种进行改革的道德紧迫感，经济繁荣和稳定的现实考虑也表明，推行宽容乃是明智之举。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启蒙时代成为激进变革的时代，要求人们把宗教多样性当作人类生存的一个正常要素。 

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防止宗教教义争端与世俗国家活动纠缠在一起的观念。

长期以来，欧洲的基督教组织就深深卷入国家事务。这种状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时期，当时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教，并确认基督教在帝国境内的国教地位。

罗马帝国瓦解后，基督教会为欧洲提供了一种松散的统一性，同时行使许多世俗的职能。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拥有土地和农奴，有权征税和执法，教会在这些方面与任何世俗权力机构毫无二致。大教堂和教区开办学校，保存了古代的古典学术，还为人们的出生、婚嫁和死亡提供正式的认可。

君主与基督教会首脑教皇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双方不时剑拔弩张。教皇既拥有世俗权力，又是最高宗教首领，教皇的利益使教会在数个世纪里不断卷人重大的政治冲突。君主竭力摆脱教皇的控制，却很少质疑他们的国家必须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观念。

即使在新教改革运动打破基督教的统一之后，教会与国家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依然如故。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有很多是围绕政治问题而展开的。人们始终认为，宗教事务上的统一是正常状态，是安全的保障。当然，这种信念势必导致犹太人、穆斯林以及其他被基督徒视为异端的各色人等不时遭受迫害。 

宗教迫害和战争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人们开始渴望获得宗教宽容。17世纪，欧洲饱受“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摧残，宗教教派的争端是引发这场混乱的国际冲突的原因之一。战争导致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领地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这些人要么死于战场，要么死于战争势必带来的疾病。英格兰也发生了内战和清教革命，这是宗教因素与政治事务相互交织的又一个例子。法国人也经历了数次带有宗教色彩的内战，后来，狂热的路易十四废止了《南特敕令》，导致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派教徒逃亡到尼德兰联省共和国避难。在欧洲各地，女巫被烧死或者遭到酷刑；她们通常是敢于质疑官方教义，或是以其他某种方式挑战既定秩序的妇女。 

这些事件令一些人士反思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健全的国家而言，宗教划一是否真的至关重要？洛克、伏尔泰、莱辛、门德尔松、牌特烈大帝、约瑟夫二世都倡导宗教宽容。与此同时，政治理论、科学和道德哲学提出的宇宙观以及上帝与宇宙的关系观念，使宗教划一变得毫无必要。宗教教条主义则越来越鼓励人们反对以批判、改革、思想进步为口号的启蒙理想。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讨论政教分离问题。开明的统治者认识到，政教分离政策将限制宗教势力干预世俗事务。世俗当局能够控制教育和婚姻这两个国家越来越感兴趣的领域。由此可以留住有技能的公民，不论他们抱有何种宗教信仰。总之，国家的现实利益似乎趋向于支持打破教俗两界的古老关系。

与此同时，政治理论家断言，要维护思想和人身自由就必须实行政教分离。健全的政治领域应当摆脱教会的干预，

所有这些因素使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的领导人把政教分离确立为一条宪法原则。宗教信仰不再属于公共领域，而是成为个人事务。然而，法国的改革势必触及罗马天主教根深蒂固的物质、政治和思想利益。这种改革只在革命的几年中得以推行，到拿破仑掌权结束。美国人的实验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虽然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

教会事务与世俗国家事务相分离的思想是启蒙运动最令人注目的新观念之它具体体现了那个时代所信奉的自山、政治平等、自然法和人类进步。

参见宗教

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些学者认为是重农主义者古尔奈发明的法文术语。这个术语的完整形式为laissez-faire，laissezpasser。在英语里，这个术语意味着“允许去做某事，听任事情的发生也可意译为“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缩写的术语逐步代表了18世纪自由主义经济观，即主张自由和不受约束的商业和贸易是国民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 

法国重农学派是最早按这些原则阐述经济行为和组织理论的经济理论家。他们反对当时正统的经济理论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信奉国家管制，把积蓄黄金作为获取国民财富的最佳途径。与之相反，自由放任学说认为，货物和劳动力的自由流通足以使国家富裕。英国人采纳了重农主义的观点，热切地将其付诸于商业、制造业和贸易。1776年，斯密出版了《国富论》，经典地阐述了英国自由放任学说。

批判（criticism）

见美学

关系（relations）

启蒙运动时期通常用来表示两个乃至更多自然或人类社会现象相互联系方式的术语。关系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规律密切相关。关系槪念假定：基本规律决定了宇宙万物的表现形式。按照相互对应的因果律，现象a导致现象b。 

a与b之间由规律决定的联系就叫做“关系”。18世纪上半叶，启蒙人士都是从相互对应的因果律角度来使用这一术语。但到18世纪中叶，一些更为复杂的关系开始变得突出，如天体物理中的三体问题、有机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一术语具有了极为复杂的含义，如果不考虑其含义的变化，将导致很大的混乱。 

在科学（物理学和化学）上，关系概念说明了时间与运动、作用力与运动路线、一种元素与另一种元素之间的关系;在心理学中，它表达的是感觉与观念之间的联系;在道德哲学中，人们用它来解释快乐和痛苦影响行为的方式;在社会科学中，它说明民族的普遍特征如何反映出所处的环境或气候的影响;在历史学中，历史学家用它来描述经济或社会因素与政治事件之间的联系，或是表明与特定文化表达方式相对应的人类心理发展阶段。

在启蒙人士的著作中，一旦出现“亲和力”、“同感”、“反感”、“规律”等术语，那么必定也包含关系概念。因此，关系概念不但应用于启蒙运动的各个领域，还以多种形式出现于人们力图有条不紊地说明世间万物发生方式的一切领域。

参见亲和力化学、数学与力学、自然法、同感

分类（classification）

根据事先确定的一套标准把各种物体进行系统的分门别类的行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主要促进因素之一，就是渴望令混乱的世界变得井井有条，这种渴望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形成了一股建立各种分类体系的显著趋势。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林奈的分类体系是现代动植物分类体系的萌芽;坎珀根据颜面角度的大小划分人种，从而简化了艺术作品中对不同人种的处理方法;人类学家围绕生物分类中人类的种群数目争论不已；医生根据疾病的症状、起源以及其他依据来区分各种疾病，建立起疾病分类体系;语言学家根据各种标准划分世界的各种语言;拉瓦锡和贝格曼等化学家阐述了元素和化合物的全新体系。 

在启蒙运动时期，这些新体系中渗透着理性主义精神，反映出这样一种信念：语言和人为分类确实能够准确反映世界的自然秩序。各种分类方法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手段，藉此可以令纷繁复杂的世界形成某种秩序，提供自然规律所支配的自然界结构的特定证据。分类方法使世间万物变得有条不紊，揭示不同物体相互关系的特性，简化重新获得资料的任务。因此，分类方法促成了一种乐观主义的期盼：有朝一日人类将彻底控制自然。 

鸟和鸟喙的变化

根据鸟喙的形状和功能对鸟进行非常细致的区分，表明了18世纪将分类体系和秩序强加于自然世界的热情，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同感（sympathy）

共同分享或体验的感觉。这一词汇来源于希腊语的sympatheia。启蒙运动时期，同感概念在生机论和道德哲学两大知识领域起到重要的作用。 

人们总是把同感当作一个解释性概念，但它是与以声学中的共振现象为基础的自然观相联系的拨动小提琴的一根琴弦，另外的琴弦会在没有直接触及的情况下产生振动，生机论者和道德哲学家试图解释某些生物和伦理现象，共振则为他们提供了个比喻说法。他们尤其喜欢把这个概念应用于有关个体（身体各部分或个人）与整体（有机体或人类社会）的关系等普遍性问题。那些认同基于和谐与有机统一自然现的人尤其乐于接受共振这一比喻。它强调任何整体都是由单个部分所组成，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合成幣体才能形成超越各部分简单总和的统一体。 

虽然这种整体观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关于声音的机械法则，但它已不再是机械哲学特别坚持的那种各部分总和意义上的整体概念。广泛使用同感概念的那些人通常都批驳机械比喻，提出科学学说和伦理学说。休谟、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道徳哲学学派用同感槪念来说明个人的道徳行为如何使他人产生类似的道德感应。看到另一个人经受情感或肉体的痛苦，观察者的脑海里就会浮现一连串引起类似痛苦感觉的记忆。观察者因而会对同胞产生同情之心，对导致痛苦的行为的效用和善良程度做出判断。这一连串的相互作用构成同感的作用机制。因此，个人能以同感的方式从史广泛的社会和道德背景来看待行为。 

生机论者以一种略为不同的方式使用同感概念。他们提出，神经纤维对某些特定感觉做出反应，形成共振。这种共振在大脑神经纤维唤起早先的记忆和联想，从而营造出能够对某一特定体验做出评价的历史背景。狄德罗采纳了这种心理行为模式，并在小说《达朗贝尔的梦》中对此做了淸晰的描述。

在科学和道德哲学领域，同感槪念的出现成为一个标志，表明了关于人类本能行为的启蒙概念在18世纪中叶以后所发生的转变。

感性（sensibility）

获得感觉或感受的能力。感性槪念是启蒙运动初期最流行的概念之一，频频出现于科学、宗教、文学、艺术和音乐的有关辩论中。

感性概念源于生理学和心理学。它把两门学科的观察结果融合成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复杂概念。为了说明神经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并将这些反应（感觉）输人大脑的方式和原因，研究人类神经系统的学者形成了一种神经敏感性理论。洛克通俗地阐释了人类观念源于经验的学说。洛克认为，经验完全是感觉和由感觉产生的简单观念的集合体。因此，感觉作为感性的一个方面，构成了人类理解和意识的基础。

道德哲学给感性概念增加了另一层含义。道德哲学认为，善行和恶行观念起源于特定行为所带来的快乐或痛苦的感觉。按照这种观点，自觉意识或良知均起因于生理和心理上的感觉。由于善恶的道德品质与美和真的观念密切相联，感性槪念因而具有了审美和精神的层面。这就为感性槪念的传播提供了基础，使之得以进人远远超出其最初意蕴的讨论之中。 

18世纪初，随笔作者回应感性的寓意，创造出旨在激发读者情感反应的感伤文学，又称感伤小说。小说渲染人物的处境，以期使读者同情人物的悲惨遭遇，并从中获取某种道德教益。艾迪生、斯蒂尔证实了感伤小说在社会改革和道德感化方面的功效及其潜在的大众性。感伤小说增强了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的吸引力。理查森的《帕梅拉》、《克拉丽莎》不仅在英格兰，而且在全欧洲都得到了广泛的阅读和模仿。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读书、表达情感、多愁善感等等成为一种时尚。虽然感伤的表达方式在当今与女性文化密切相关，但在18世纪初没有如此明确的性别限定。只是到18世纪晚期，感伤情绪才逐渐具有“女性气质”的含义，与“男子气概”的举止形成鲜明的对照。

对感伤文学的喜好同艺术与建筑上初现端倪的洛可可风格遥相呼应。洛可可作品旨在引发人们的情感反应，但这些反应并不像感伤文学那样与道德观念相吻合。在艺术与建筑中，艺术家只是尽力带来愉快的情感，创造出令人愉悦的形象、色彩、外形和结构。

音乐展现出另一类感性主题。意大利和法国的华丽风格身乐把画家愉悦视觉的目标转化为偷悦听觉。这种风格的音乐背离了巴罗克风格的传统，专心营造愉快而非热烈的反应。它用简单的伴奏衬托极富装饰性的旋律，更适于沙龙里的娱乐，而不是表达宗教的敬畏。 

沉思者，让-巴蒂斯特·格勒兹作  

启蒙运动初期，感性柰拜强调优雅的情怀和感受，质疑人类经验和理解中居首位的理性。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在英格兰和法国，新的感性概念发挥了不同的文化功能。英国人很早就把感性与道德联系起来，把它当作培育成功的商业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伦理和礼节的手段。例如，男性举止温和有助于开展商业业务，而强调女性感受则有助于强化家庭的美德。在法国，感性最初只是属于城市中产阶级的一种情趣，很快便为贵族圈子所接受。虽然感性使得他们的举止更为婉转，但法国人看待感性的态度往往不具有英国人的那种道德色彩。感性逐渐与贵族的安逸、奢华、闲散联系起来，因而在稍后几代启蒙人士看来具有消极的内涵。 

感性概念蕴涵某种革命性的社会含义：如果观念和道德是感觉的产物，如果经验塑造了所有人的心灵，那么，所有的人，无论其社会地位或性别如何，必定是生而平等的。这种平等主义的含义最终激发出一种相反的理论。这种理论强调男女两性在生理、心理和审美上的根本性差异。这种理论认为，女性的神经脆弱，容易被打动，女性意志薄弱，无法有力地控制自身的情感。相反，男性目标明确，注重理性，意志坚强。理想的人格和文化会兼容并蓄。女性将变得更加理性，男性则更为敏感。 

强调人类行为和本性的性别取向的理论，虽然颠覆了最初强调感性的文化，但突出了女性观念与感性概念之间的潜在联系。当启蒙运动逐渐式微，女性行为和女性逐渐退出公众舞台，专注于家庭事务。因此，感性固有的潜力发生了变化，促进了19世纪保守的浪漫主义。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同感

崇高（sublime）

通常因危险或强烈情欲而剌激出来的升华、高贵、热烈的情感。1750年后，美学理论开始形成崇高的概念，把它作为独特的艺术表现和艺术体验形式。以这一新理论的出现为标志，启蒙运动美学进人了新的时代。 

在18世纪50年代之前，有关艺术价值与艺术真实的讨论主要围绕美的概念展开。美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匀称是美，不对称也是美;整齐划一是美，弯曲变形也是美，全看理论家是偏爱新古典主义风格还是洛可可风格。在这两种风格中，美的表达都不涉及强烈的情感。即使真的激发起感情，也只是柔和恬淡的喜悦之情，而不是强烈狂暴的激情。 

借助于崇高概念，艺术能够再现各种激情——强烈的爱憎、深切的敬畏与恐惧，賦予激情特殊的创造性价值。不论是绘画、诗歌还是音乐，人们在描绘自然时都开始强调大自然所具有的狂暴、混乱和令人恐惧的一面。 

在《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起源之哲学探讨》（1757）一书中，伯克率先阐述了关于崇高的理论。伯克把崇髙与美区别开来，把两者的差异与各自造成的特定心理效果联系起来。美使人放松，崇高却令人紧张。崇高强调孤立和个性化的人类体验，美则使人向往文明社会的优雅生活。 

伯克的现存通过门德尔松的译介传播给德意志启蒙运动。在翻译伯克的著作之前，门德尔松已经写过《美术中的崇高与纯真之研究》（1757）。门德尔松在此书中区分了崇高与纯真（淳朴与优美），在这一点上门德尔松借鉴了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安东尼·阿什利·库珀的著作。稍后几代德国启蒙学者接受了啥曼、赫尔德的论述，崇高成为他们的一个核心理念。年轻的康德也在《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1763）中专门阐述了这个概念。 

与此同时，画家、作家、剧作家和一些作曲家也力图在作品中表现崇高这一主题。绘画作品倾向于表现自然狂暴的一面以及人类心理的非理性表现。绘画方面的例子有斯塔布斯的《受到狮子惊吓的马》、富塞利的《恶梦》、约翰·马丁的《吟游诗人》。文学则集中于哥特传奇之类的体裁、动人的挽歌和民谣。

崇髙对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人们常常把崇高概念与启蒙时代之后的浪漫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源自人们对人性中激情作用的研究。因此，崇高概念属于那种意义含糊不定的概念：尽管它孕育于启蒙运动，却能够移植到不同的思想与审美时代。

天才（genius）

拥有非凡才智或艺术天陚的人所具备的一种特质。现代意义上的天才概念最早出现在启蒙运动后半期。这个术语最初源于拉丁语的genius，意思是“某人或某个地方的守护神或精灵”。它的词源还与“精灵”或“元素精灵”等东方的概念有关。这个术语通过基督教箴言和占星术由古代传到现代。 

18世纪，英国和德国的学者和哲学家为了弄清艺术和人类创造力的实质，开始賦予这个词汇以新的意义。他们想了解创造性作品的创作过程·以及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本质。 

传统的艺术和艺术家概念是从技艺的角度来看待创造力：画家、音乐家或作家不过是受到良好训练的手艺人。天賦的才能得到承认，技艺娴熟的艺术家与其他熟练手艺人之间却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随着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样式让位于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这种艺术观开始转变。作家开始抛弃极其刻板、有严格程式的古典主义，转向采取强调个性和创作自由的文学表达方式。

与此同时，美学哲学家也逐步阐发了一种理论：在创作过程中，直觉和想象高于理性。理性完全主宰了古典主义，由此而来的各种样式强调秩序、对称、规则的线条以及其他与精确的理性模式相关的特征。理性分析事物，为理解唞物而剖析事物，在此基础上形成洞察力。

与理性相反，直觉和想象属于全面的顿悟。直觉和想象与数学无关，却与上帝所拥有的某种直接的、包罗万象的知识相关。这种联系对于天才概念來说至关重要，因为它表明艺术家能够超越于常人之上，能够理解和分享上帝才有的某种知识。艺术家以某种方式具备了一些超人的才能，成为上帝的工具和代言人。

认为艺术家拥有某些超人才华的观点并不新颖;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表述过这个观点。但是，这种观点长期以来始终被人遗忘，爱德蒙·扬的《关于创造性作品的猜想》首次把这一观点重新引人18世纪的哲学。扬是一位英国诗人，其作品推动了英国哥特体诗歌的形成，这种诗体形式以“墓园诗歌”著称，格雷的作品是这种风格的最佳代表。扬论述天才的文章在德国广泛传播，将这一术语引入德国文化。 

上帝，威廉·布莱克作  

《上帝》是《欧洲，一个預言》的扉页插图，代表了布莱克关于创造性天才和灵感的观点。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供图。  

天才概念有另一个相关的、稍有不同的源头，这一源头也是先出自英格兰，后来融入德国和法国的文化。英国作家——例如，布莱克维尔——到原始文学中探求天才的本质。大体上说，他们认为，古希腊诗人荷马和《圣经》的古希伯来作者拥有超凡的直觉和想象力，因而具有天才的洞察力和原创力。这些人凭直觉获知了只能用诗性的象征语言来表达的真理。根据这种解释，当代的天才就是拥有这类超凡天赋的个人。 

受神启的创造性天才观念非常符合德国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另一个核心主题：艺术家竭力冲破人类制度的种种束缚，以期获得自由。天才不但拥有超凡的洞察力，也承担了由此而来的种种责任，这种观念与真正的自由相结合，形成了完全成熟的天才观，从此我们一般把长于艺术创造的人士视为天才。 

在18世纪的背景下，这种天才观要求启蒙知识分子解答各种道德哲学问题。他们尤其需要对以下这样一个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天才之士是否有权、是否确实负有义务去挑战和打破社会规范和法律？例如，歌德和狄德罗倾其一生竭力解答这个问题，他们在各自的社会里不时扮演反叛的角色，承受由此而来的后果。

这种现代的天才概念与人类可完善性和进步的信念紧密相连。因此，天才有时被定义为达到比常人更髙的完美层次的那些人。这种对天才概念含义的曲解，促使爱尔维修提出通过正确教育民众来制造天才。爱尔维修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门德尔松和尼柯莱的认同，却并不是天才概念最常见的体现。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天才概念是指孤独地站在人类发展顶峰的人，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踏人了神的领域。在18世纪，天才凭借艺术的媒介促成人类与神联系的纽带。

天才的追随者借助于天才概念，在面对宗教狂热时不再焦躁不安，能够把信仰之类的表达当作灵感和天才的实例来接受。天才概念通常还重新认可了人类激情的合法性，这一概念表明，深情正是艺术天才超人地位的一个标志。

直觉和想象（intuition and imagination）

德语：AnschauungorVerstehen，andVorstei-lungskraft，根据现代英语的用法，直觉就是直接的理解，是指无需运用理性而直接获得知识的能力或天陚。想象是指脑海中形成某种未经过感官，或是过去未被感官所认知的事物的意象。在启蒙运动的后半期，这两个术语形成了现在的含义，对各种认识论、美学、科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通过直觉和想象获得知识的过程不同于运用理性获取知识的过程。直觉能力产生即时的顿悟，想象力孕育出全新的思想，这两种能力在理性无法发挥作用的场合创造出独特的人类知识。例如，在历史领域，研究者凭借直觉和想象，就能够身临其境般发古幽思，理解过去，洞悉过去;理性无法形成这种见识，无法产生关于过去的直接而深人的知识。在艺术和文学创作领域，18世纪的新理论将直觉和想象的地位置于理性之上。这两种理解方式能够形成鲜明而富于创意的见识，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理性进一步完善这种见识。 

直觉和想象的认识论强调，这两种心理能力能够形成全面、完整、有机的知识，这种知识难以分解、实际上是不可分解（分析）的。相反，理性产生的是线性的知识，是诸多部分知识的总和，能够轻易地用数学方法或演绎逻辑加以分析。直觉和想象还与冲动和情感密切相关。 

主张在创造性活动中运用直觉和想象的理论，往往也强调天才概念。所谓的天才无不拥有非凡的潜力、超人的素质，其出众的直觉和想象力部分体现出这些特质。

英国道德哲学家、美学理论家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安东尼·库珀以及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在各自的著作中，首次把直觉和想象置于突出的地位。布丰流传甚广的《自然史》一书普及了如下这一观念：直觉与想象这两种心理活动能够形成理想的知识。德国哲学家和理论家吸收了这种观念，认为它有可能替代理性。在德国学术界，博德默尔、布赖丁格、皰姆加登、雅可比、莱辛等人的美学，施勒策尔、加特雷尔、米勒、赫尔德等人的史学理论，都运用了直觉与想象概念。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考察了这两种知识形式的认识论基础。医生赖尔和哲学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在各自的研究中应用了这种理论。日内瓦启蒙哲学家卢梭认为，直觉近乎上帝所拥有的宇宙知识。最后，生机论学说在把生命机体概念化时利用了直觉和想象观念。 

简而言之，在启蒙运动的后半期，直觉和想象在人类理解学说领域有力地挑战了理性的主导地位。倘若没有这些观念，各种人类科学和美学将失去其作为真实有效的人类知识形式的认识论基础。

参见启蒙哲学家

教化（Bildung）

德语词汇，基本意思是“形状”或“形成”。不管用在何处，“教化”一词总是指一个与时俱进的变化或发展过程。例如，就这个词最常见的含义“教育”而论，教化概念是指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通过这一学习过程，一个人成长为成熟、理性的成人。

在德国启蒙运动（德意志启蒙运动〉时期，教化概念在众多学科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体上说，这个概念反映出启蒙运动时期的一种新意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和各种事物，不管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人与物都有历史;人与物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一般认为，自然力和人类的介人都有力地塑造、影响和培养了这种人与物的历史。

启蒙运动时创造的许多新词汇中多次出现一般性的教化概念。例如，布鲁门巴赫发明的“Bilding-strieb”（形塑力）一词指一种形成力量，它能决定生命成长发育的方式。“Bildungsroman”（教育小说）是歌德创造的一种小说体裁，描述小说人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走过的发展历程。最后，“Bildungsbűrgertum”（有教养的市民）是指有教养的德国城市居民阶层。 

五、启蒙时代的教育、文学、艺术、建筑

教育（education）

这一术语包含两方面的含义，既指获取知识、方法和理论的过程，也指维系学习过程的机构。启蒙运动时期诞生了沿用至今的教育理论、方法、课程内容和机构。 

启蒙知识分子对教育的关注，是与人性概念相连的科学、心理学和道德哲学的必然产物。启蒙运动继承了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人类系统地获取知识，并运用知识来满足人类的实际需要。洛克的感觉心理学为启蒙运动提供了这样一种观点：呱呱坠地的婴儿没有任何天生的（先天的）观念。他们的大脑就像白板一样，有待记录那些日后转变为各种观念的感觉体验。道德哲学为启蒙时代提供了一种进步观：人类个体和整个社会都有可能向前发展。人类的某些心理机力理性、情感和道德感——促进了臻于完善的进程。

这些关于人性和知识力量的信念，促使人们对童年的性质加以重新评价。如果对年幼、可塑的儿童加以管理和引导，就能够把儿童塑造成更为完善、更有见识（开明）的人。教育似乎成为一种介人的手段，引导个人向这些远大目标发展。 

在启蒙知识分子看来，童年是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年轻人在这个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要度过一系列不同的人生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儿童表现出特定的心理和精神能力。教育实践应当认识到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提供适当的课程教材。

许多启蒙运动人士和组织都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做出了贡献。孔狄亚克神父是公认的教学法专家。爱尔维修、孔多塞、德斯蒂·德·特拉西、卡巴尼斯等人在各自的著述中阐述了激进而极为乐观的教育理论。共济会和覌念学派把教育改革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卢梭则发挥想象力，在《爱弥儿》中描述了一种理想化的教育方法，既培养出举止优雅的年轻人，又保留他们身上纯粹的自然属性。

教育理论根据的转变与教育实践的改革齐头并进。虔信派教徒弗兰克和托马西乌斯开风气之先，在哈雷孤儿院进行教育改革实验。他们推行师资培训、经过审核的教科书、分组指导以及严格的纪律，培养学生的智力和道德品质。在其他地区，一些标新立异的学校的教学方法和课程教材直接受到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1774年，约翰·巴泽多创办德绍“泛爱学校”，试图推行卢梭的教育理论。这所学校获得了广泛的财政支持（康德帮助学校筹集资金），但是，由于缺乏有力的行政领导，它陷入了重重困境。在瑞士，裴斯泰洛齐在洛桑城外开办了著名的卢梭主义实验学校。它也在国际上贏得了广泛的支持，吸引了来自各国的参观者。在柏林和汉堡，还为穷人和犹太社区开办了免费学校。 

西欧的改革者，如法国重农主义者、财政总监杜尔哥，提议实行义务教育，但他们的计划直到18世纪末法国革命时期才得以付诸实践。然而，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中欧就形成了义务宗教教育的传统，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和奥地利的玛丽亚·特利莎及其儿子约瑟夫二世把普遍的世俗义务教育观念变成现实。他们颁布法令，规定儿童必须进入初级学校学习，以确保所有臣民都能掌握基本的实用知识。他们的举措获得了成功，也遭到对强行推行一种确定的文化和教育原则感到愤怒的团体的极力反对。

支持义务教育的理论不仅有洛克的“白板”说，还有与之相关的一个观念：在智力和道德上人人生而平等。下令让臣民接受教育的统治者认为，这种普遍的规定不仅更为开明，还将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这些统治者的动机是出自人道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也意识到，教育能够为中央政府控制臣民的思想和道德提供—条可行的途径。

启蒙运动时期，各国的官方国教依然掌管了大部分学校体系。例如，在英格兰，圣公会不仅开办小学和中学，还控制着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新教不从国教者和罗马天主教徒因为宗教信仰而被排斥在高等学府的门外。不从国教者创办了形式新颖的学院，除传统科目外，这些学院还开设了各门现代学科。它们培养出英国启蒙运动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在罗马天主教国家，地方教区掌握大部分的初级教育。耶稣会、奥拉托利会以及其他一些修道教团则控制了中等教育。与教会教士团密切相关的大学把持着髙等教育。

1773年，耶稣会解散，18世纪的教育界出现了一片真空地带。在欧洲天主教国家，耶稣会开办的中学最令人瞩目、最成功，声望也最髙。例如，1749年时，耶稣会在法国开办了8所中学，在意大利半岛有133所，西班牙有105所。在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以及东欧的其他地区，据称有200到300所耶稣会学校。在耶稣会学校，学生接受的是严格的老派教育，学习哲学、古典学和数学。耶稣会拒绝在18世纪的教学大纲中引人新的课程，尽管他们在16、17世纪曾是教育的改革者。 

教皇克雷芒十四世解散耶稣会之后，耶稣会的学校和其他财产都被世俗当局没收。在法国，其他一些天主教修会接替耶稣会承担教育之责，在德意志各公国和哈布斯堡帝国，世俗当局开始接管教育。法国革命引发了许多激进的教育实验，世俗当局彻底重组了法国的教育体系。

像其他问题一样，启蒙运动的教育思想也蕴涵着张力。人们相信洛克的人类心智学说所揭示的人类平等观，却又拒绝为一切宗教派别和社会阶级的男女提供名副其实的普遍教育。这种矛盾心理在英格兰表现得尤为明显，也令法国的教育改革努力付诸东流。中欧的开明专制君主对臣民强行推行这种改革，也遭到了抵制。 

因此，启蒙运动的遗产对日后的教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启蒙运动关于儿童发展阶段的思想以及相关的课程方案得以延续，虔信派的教学方法也保存了下来。义务教育观继续存在，但在绝大多情况下不再与平等思想相联系。启蒙运动的教育实验留给人类的最大遗产，或许是用教育推动人道主义进步的理想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童年（childhood，ideasabout）

见教育

大旅行（grand tour）

又译教育旅行，通常指18世纪的年轻贵族和有抱负的中层阶级成员游历欧洲的旅行。旅程通常总是包括意大利半岛、瑞士和法国，也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要城市。最受青睐的城市有巴黎、罗马、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等。其他城市包括日内瓦、柏林、阿姆斯特丹以及海牙等。 

大旅行通常是年轻人所受教育的“顶点”。大旅行使年轻人接触各种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变得见多识广，这是拥有上层社会地位的人士所孜孜以求的。虽然英国贵族和中层阶级极为热衷大旅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也去旅行。例如，彼得大帝遍游北欧和西欧，努力学习西欧的技术、科学和文化。 

虽然其他的乐趣往往掩盖了大旅行的教育意义，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旅行使年轻人接触到不同的外国思想和习俗。这些旅行有助于人们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出于商业、思想有时是政治的原因，这些社会关系变得非常有用。此外，众多有天赋的年轻人利用旅行之机向著名人士求学，直接了解某些科学实验方法和艺术表达方式。例如，许多年轻作曲家前往意大利，以便到米兰跟随帕德雷·乔瓦尼·巴蒂斯塔·马丁尼学习音乐理论，或是去研究意大利音乐风格，年轻的画师、建筑师以及雕刻家游历罗马，研究华丽的古代艺术品，

在18世纪，大旅行的旅程增添了一些新的目的地。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新发掘的庞培城遗迹以及赫库兰尼姆，参观者在那里可以看到古代意大利普通大众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人工制品。

18世纪末，旅行者们还开始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消磨时光，这些山脉曾经被视为天然屏障，但到18世纪后期，人们沉醉于自然的原始和粗犷，这使得情况发生了改变，阿尔卑斯山脉非同寻常的美丽及其带给旅行者的崇高体验，使之开始受到重视。 

大旅行成为在年轻人中传播思想的重要渠道，也使他们得以接触欧洲文化的方方面面。当然，大旅行并非启蒙运动思想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但是，它使众多本来会对启蒙文化一无所知的人群接触到更为广泛的启蒙运动文化。

识字（literacy）

阅读和理解文字材料的能力。启蒙运动时期正是欧洲识字人口显著增加的时期。在某些情况下，如在虔敬主义或开明专制很有影响的地区，识字的普及直接起因于在启蒙价值观和目标激励下所推行的改革。 

大体上说，新的大众群体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缓慢增加，这直接导致了阅读能力的提高。自16世纪创立伊始，新教就鼓励人们阅读《圣经》和其他祈祷材料。当然，只是简单地指出这些因素并不足以解释18世纪形成的读书热情或风尚。人们可以更容易得到书籍，不仅可以买到，甚至还可以借阅。读书不仅可以个人单独进行，还成为一种社会活动，各社会阶层的男子和妇女都沉浸在书籍之中。私人和公共的租借图书馆遍布欧洲的各个城市。

很难收集到有关18世纪识字的普及范围和程度的可靠统计资料。现代史学家运用一些借以判断识字普及情况的标准，如签署法律文书的能力、图书馆的藏书和借阅记录以及其他间接的评估因素。在英格兰、苏格兰和普鲁士等正式的新教国家，人口的识字率最高一些学者估计，这些地区的男性识字率达到90%，女性识字率接近60%。法国稍微落后一些，尽管各地区的数据存在显著的差异。欧洲其他地区的识字率较低，如意大利和哈布斯堡帝国。

各种杂志、报纸、小册子、小说和著名的廉价版本《蓝色丛书》等印刷品急剧增加，更多的公众因此能够接触到读物。读者能够接触到知识分子的思想，虽然他们被排除在作为创造性活动中心的沙龙、科学院和各种文学俱乐部之外。

各种启蒙运动的理想都强调知识在促进人类达到更高生存层次上所起的作用。读书当然是获取知识的途径。对于任何将被陚予选举权或代表国家的权利的个人而言，识字及其带来的教化都是必不可少的技能。因此，启蒙政治理论大多强调识字的重要性。启蒙运动之父洛克的论著既涉及政治理论，也论述教育改革，这并不是偶然的。

很少有学者会怀疑正是识字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启蒙思想对18世纪欧洲的显著影响。最终，识字居民的要求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变革压力，这种压力导致了羑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爆发。在这两场革命中，政治小册子、报纸和大幅印刷品向所有能够阅读的人传播思想和新闻，公众舆论成为决定政治行动和政治事件的重要因素。因此，阅读能力及其潜在的政治力量和影响奠定了现代代议制民主社会的基础。 

参见可完善性、出版、进步、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阅读（reading）

见识字、出版、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艺术与建筑（art and architecture）

见美学、巴罗克风格、英式庭园、新古典主义、帕拉第奥风格、洛可可

巴罗克风格（Baroque style）

—种音乐、美术和建筑风格，1600年前后在罗马形成，而后传遍全欧洲。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1750年，这一风格仍在一些审美艺术领域颇具影响。巴罗克风格风行的时间部分与洛可可风格相重叠，尤其是在音乐和建筑领域。 

启蒙运动后期。“巴罗克”一词进入艺术批评领域，这要归功于主张新近出现的新古典主义美学的温克尔曼、朱塞佩·马克安东尼奥·巴雷蒂和萨韦里奥·贝蒂内利等人的著述。这些批评家嘲笑巴罗克艺术，认为这种艺术不合常规，因而是“不自然的”;反之，他们认为新古典主义艺术是“自然的”，因为它们是规则和对称的，符合几何学的比例和透视定律，因此，启蒙运动的一个派别把巴罗克风格视为美学土的敌人，应该予以回避和拒斥。然而，巴罗克风格与启蒙运动的关系远比这种批评意见复杂。 

从词源上看“巴罗克”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两者都影响到它的含义和应用。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术语源于葡萄牙语barroco，指一种粗糙、不匀称的天然珍珠。18世纪法国批评家和词典显然采用的是这个含义。其他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术语的源头是中世纪形成的逻辑学概念baroco。到16世纪，baroco概念已经用来意指任何复杂、费解的观念或头绪繁多的思想。它与逻辑三段论式简单、有序的思想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巴罗克风格形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从艺术上反映出三种新的重大历史现象：早期科学革命的理论对宇宙观的修正、罗马天主教对抗新教、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发展。

哥白尼革命和伽利略的发现所勾勒的科学变革为人类描绘出一个广袤、或许是无限的宇宙，恒常的运动是宇宙万物的常态。

一方面是人类的自然观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会和世俗君主都发展成欧洲中央集权化的强大势力。天主教会重新控制了16世纪时落人新教控制的一些地区，作为教会的首脑，教皇想把新权力的象征布满教会世界的首都罗马。实际上，最早的巴罗克艺术作品的资金正是来源于教皇所付的佣金。

在这一时期，绝对主义君主制在理论上逐步成熟，在实践中逐步巩固。国王和诸侯企图将所有政治权力集于一身，用巴罗克风格的样式来代表他们的权力和世界观。

巴罗克风格涉及绘画、雕塑、教堂、纪念性建筑和音乐作品。不同领域包含的巴罗克元素差异很大，但彼此间具备少数几项共同的特征，从而形成了一种一致性，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存在一种普遍的巴罗克风格。

我们可以列举出四种普遍特征：第一，不管批评家怎么说，巴罗克艺术作品的基本结构大都是对称的；其次，它们试图运用对称的形式来表现运动而不是静止;第巴罗克作品普遍注重运用艺术表现手段来调动心理反应。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通常有两种：一是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有意识地运用宗教、政治、神话和社会的象征，二是刻画人类的各种激情，如恐惧、狂喜等强烈的感情，这些情感的力量在上一个世纪就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第四，巴罗克作品的思想内涵在于展现庄严、力量、无限性和普遍性等主题。

为实现这些总体目标，巴罗克艺术家采用了特定的技术手法。就单个作品而论，作品根据不同的宣传目的和审美要求，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法来加以表现。建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建筑领域，技术手法总是服从宣传的需要。

巴罗克风格建筑物的内部空间和正面大体上不再使用直线条，转而采用曲线，直线条使整个建筑物呈正方形或长方形，曲线则使建筑形状呈圆形和椭圆形。曲线主宰了建筑内部空间和正面的设计，使观察者的视线不断改变，营造出充满动感的视觉效果。

耶稣会教堂建筑突出体现了巴罗克建筑艺术的成就：教堂面向街道的正面弯曲成弧形，召唤路人步人教堂，注视教堂的内部，参加弥撒，体验宗教情感。教堂内部规模雄伟，气氛庄严，令人肃然起敬，印象深刻，然而，建筑物内部营造出一种显著的动感。圆柱或壁龛隔断了四周墙壁的线条。建筑物的线条引导视线向上注意教堂的穹顶。建筑师精心安排光源，营造出戏剧性的效果，这是巴罗克风格的一个特征。例如，穹顶几乎总是敞开式的，光线洒满教堂，象征上帝的光明及其给人类的启示。教堂内部装饰通常旨在传达一种相关的寓意，配有大量的绘画、雕刻和建筑元素。

巴罗克时代制订出有史以来第一份城市规划。在罗马，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首开城市规划的先河，委托多梅尼克·丰塔纳制订全新的街道规划。丰塔纳用长而直的街道把罗马城的7座主要教堂连接起来，使整座城市联成一体，位于城市中心的是基督教建筑而不是前基督教建筑。整个规划突出了教皇的权力，凸显出罗马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迸发出来的活力。

在法国，巴罗克风格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古典主义。实际上，法国人普遍不愿意用“巴罗克”这一术语来概括17世纪的法国艺术，而是倾向于“古典主义”、“路易十四风格”等术语。但是，17世纪法国艺术风格包含明显的巴罗克元素，成为欧洲众多巴罗克宫廷建筑的源头。最显著的例子是路易十四为了逃避住在巴黎而建造的凡尔赛宫。宮殿的设计体现出巴罗克建筑巧妙的空间处理手法，这种处理手法旨在象征性地展现法国君主的力量。凡尔赛宫是一座宏伟的巨大建筑，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凭高眺望，远处的地平线历历在目，这种设计是为了表明法国国王的权力无远弗届、广被四海。凡尔赛宫内部规模巨大，装饰富丽堂皇，处处暗示国王的权力。 

巴罗克风格的建筑、室内装饰和城市规划遍布欧洲各地。在罗马，巴罗克建筑数不胜数，应该提到的有：贝尔尼尼设计的带有流线型柱廊和教皇宝座的圣彼得教堂、圣伊格纳齐奥教堂、四喷泉圣卡洛教堂、圣阿格涅塞教堂及门前的拿沃纳广场。此外，西班牙台阶、特雷维喷泉、耶稣会教堂和信仰宣讲院，也是巴罗克建筑的杰出典范。都灵有一个巴罗克风格的城区，其中重要的建筑有：卡里尼亚诺宫殿、马达马宫殿、圣罗伦佐宫殿和圣殓教堂。都灵城外的苏珀佳教堂和斯杜皮尼基教堂也表现了这种风格的力量。在威尼斯，大运河上雷佐尼科宫殿的正面和圣玛利亚教堂是巴罗克建筑的代表。巴黎的巴罗克建筑有：美丽的浮日宮（最初称作“王宫”）、圣彼得教堂和圣保罗教堂、荣军院教堂、索邦教堂和卢浮宫的东厅。在奥地利，梅尔克修道院和圣査理·博罗莫斯教堂也是巴罗克风格。

巴罗克传统的重要建筑师和雕塑家有：意大利半岛的乔凡尼·洛伦佐·贝尼尼、弗兰切斯科·波罗米尼、卡洛·玛德尔诺、瓜里诺·瓜里尼、菲利波·尤瓦拉，法国的朱尔，阿杜万，芒萨尔和安德烈·勒诺特尔，哈布斯堡帝国的普兰陶尔和菲舍尔，冯·埃尔拉赫。 

巴罗克风格的绘画和雕刻具有很容易确认的技术手法。波浪形的斜线使作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令观赏者必须不断移动视线。作品的背景充满动感，有时甚至令人头晕目眩，作品普遍使用红、蓝和黄等高度饱和的基色。主题性的素材取自基督教传统、异教神话或故事，刻画人物的动作或情感活动；巴罗克艺术所描绘的，往往是故事发展到高潮的那一瞬间。白云、圆胖的婴儿天使以及明亮的光线随处可见。最后，巴罗克艺术采取了全新的明暗处理手法。艺术家用光线来反映激动人心的瞬间，表现内心的情感。作品暗含的光源时常来自于画面结构之外。实际上，巴罗克艺术往往表明，现实作品既不包括故事情节的开始，也不表现其结局。因此，巴罗克艺术极具戏剧性和震撼力，人木三分地挖掘出题材的深刻含义。 

除了这些共同的因素之外，巴罗克绘画可以划分为几种传统或类型。阿尼巴尔·卡拉齐和洛多维柯·卡拉齐开创的理想主义传统往往描绘神话题材或完美主题，突出表现崇高的道德或精神主题。这一流派的艺术家大都是运用色彩来营造效果的能手。相反，现实主义流派的艺术家遵循卡拉瓦乔创立的传统，集中描绘人类主题。他们注重揭示人类的内在情感和不完美，用明暗处理手法来营造预期的戏剧性效果。他们不时描绘日常生活的题材和主题：酒馆饮酒、劳作和娱乐的农夫、家庭场景。一些现实主义传统的画家还专注于风景画。 

著名的巴罗克画家有：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伦勃朗·范赖恩、弗朗茨·哈尔斯、扬·斯滕和雅各布·范·鲁斯戴尔，洛林公国的乔治·德·拉图尔·法国的尼古拉斯·普桑、路易·勒南和克劳德·洛兰，安特卫普和英格兰的安东尼·范·戴克，安特卫普的彼得·保罗·鲁本斯，西班牙的迭戈·委拉斯凯兹、弗朗西斯科·德·祖巴兰和巴特洛米·伊斯特班·穆里略。 

18世纪初，巴罗克绘画和建筑开始向洛可可风格过渡。洛可可风格与启蒙运动密切相关。不管洛可可与巴罗克风格有什么相似之处和渊源关系，现代学者往往认为洛可可是一种独立的美学风格。

如同巴罗克艺术和建筑一样，在1600年前后，巴罗克音乐首先出现于意大利半岛，其代表是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的作品。此后，巴罗克音乐迅速传遍全欧洲，1750年，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在莱比锡去世，这种音乐风格仍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到18世纪初，意大利形成了一种称作华丽风格或洛可可风格的新风格，并传播到法国，之后与巴罗克音乐并存于世。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70、80年代，古典主义音乐成功地确立为超越国界的欧洲风格。 

巴罗克音乐在处理音乐素材方面极其刻板。主题展示部的调式、调号的使用以及音乐表现的基调，都有明确的规则。音乐是复杂的;单一的和弦无法表现美妙的旋律，只有数个悦耳和弦相互交织，才能创造出精致、动感、有力的乐曲。基于音乐的复杂性，人们常常指责巴罗克音乐过于理智，启蒙运动后期的批评家尤其持这种批评态度。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所作的庄严的管风琴赋格曲，清楚地表明了巴罗克音乐的作曲技巧。

巴罗克音乐与皇宫和教堂关系密切，在宫殿、国家典礼、教会仪式和其他特殊场合，演奏的全是巴罗克音乐。这种音乐形式非常适于描绘庄严、展现权力或制造幻觉这些都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特征。 

这一时代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音乐理论传统，包括情感理论（为每一种情绪归定一个音乐调性）、数字低音的和声理论、旨在解决与音阶相关的调音问题的众多体系。

巴罗克作曲家吸收了平民百姓的音乐，把《阿勒曼德舞曲》和《萨拉班德舞曲》这样的乡村舞曲发展成适合正规乐曲的标准乐章。但是，巴罗克音乐也为音乐传统增添了一些独创的元素，如歌剧、清唱剧、协奏曲和奏鸣曲。

一些巴罗克乐器——长笛、双簧管、巴松管、圆号、小号和小提琴——与现代的管弦乐器有明显的不同。这些乐器音色丰富，有的极为悦耳，有的沙哑，最杰出的巴罗克作曲家充分发挥了乐器的这些特征。如果分别用巴罗克乐器和现代乐器来演奏维瓦尔第的《四季》这样的巴罗克乐曲，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羽管键琴和管风琴是当时人们偏爱的键盘乐器。

用巴罗克风格进行创作的重要作曲家有：17世纪的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吉拉洛莫·弗雷斯科巴尔第、亨利·普赛尔、让-巴蒂斯特·卢利和海因里希·许茨;18世纪的迪特里希·布克斯特胡德、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泰勒曼、安东尼奥·维瓦尔第、阿尔坎杰洛·科雷利、佩尔戈莱西、斯卡拉蒂、亨德尔、库普兰、拉摩。 

洛可可（Rococo）

表示与启蒙运动时期感官（感性）文化密切相关的一种艺术和建筑风格的术语。1700年前后，法国出现了可以确认为洛可可风格的元素，此后迅速传遍整个欧洲。到1760年，这种艺术风格主宰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艺术和建筑。洛可可风格与法国和意大利半岛的华丽风格音乐遥相呼应。 

作为感官文化的一部分，洛可可艺术并不追求巴罗克艺术家期望表达的敬畏、崇敬和沉思，而是力图唤起各种愉悦感受。洛可可风格的观点是：自然的事物简单而令人愉快，自然的事物带来的是愉快和温暖的感受。

洛可可首先是一种与室内装饰和艺术品相关的装饰风格。不过，在巴伐利亚、士瓦本、奥地利和瑞士，宫殿、剧院和教堂建筑体现出各种不同的洛可可基调，洛可可风格对建筑也颇有影响。

学者们对“洛可可”一词的来源尚无定论，最常见的看法是认为该词源于18世纪晚期的美学和艺术批评。按照这种说法，洛可可一词乃是揉合了法语的rocaille和葡萄牙语的barroco而成。Rocaille是指带有落下的流水、装饰性的贝壳图案、涡形装饰和岩石图案的“岩穴”风格。barreco常常也被认为是“巴罗克”一词的词源，其本意是指未经加工的不完美的珍珠。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意指一种不规则、不对称的装饰样式，用十分有趣的贝壳型和涡形图纹装饰出复杂精美的图案。 

姑且不论“洛可可”一词源出何处，早在1734年，金匠朱斯特·奥雷勒·梅索尼埃就在一本书中充分描述了这种最初以“别致风格”而著称的风格。这本书名为《论喷泉、瀑布、遗迹、洞穴、贝壳工艺品，论借助通常彼此无关的有趣而奇特的手法营造古怿、奇异和别致效果的建筑要素》，梅索尼埃实际上在书中列举了主要的洛可可装饰图案及希望营造出的效果。书中开列的目录表明，各种洛可可风格的图案取材于自然界。无论是建筑的内部装饰、装饰陶瓷还是绘画作品，洛可可风格都用这些图案来加以装饰。

但是，洛可可的内涵远不止于这本书所列举的内容。洛可可建筑更多地使用曲线，利用自然光源营造出不同的效果，打通建筑物的内部以构建几乎具有漂浮感的结构，从而拓展和改变了巴罗克式建筑风格。

S形曲线是营造更多动感的主要形式。英国艺术家、批评家賀加斯把S形曲线称作“美的线条”，像许多间时代的人一样，他认为这种造型体现出柔弱的特性。事实上，整个洛可可风格和感性文化都与18世纪美学理论中的女性特点紧密相关。人们喜爱的洛可可主题描述的是贵族在富饶的乡间嬉戏，也展示出对女性的看法：维纳斯和丘比特的形象，其主题是情爱。相反，新古典主义描绘上帝和君主的活动，构图严谨对称，多用平直的线条，其作品展现的是阳刚之美。 

受洛可可观念影响的建筑显得轻巧、空灵、宛如天上宫阙。要达到这种效果，建筑师必须打通建筑物的内部结构。诺伊曼在维尔茨堡建造的申博隆府邸的开放式楼梯最为充分地体现出这种特点。尽管楼梯既宽又高，整个结构却似乎有种飘浮感。

最后，洛可可建筑改变了典型的巴罗克建筑对自然光的应用。洛可可建筑不再利用光源来营造戏剧性效果。相反，光线本身就是一个要素。内墙、雕饰和石膏嵌上小块玻璃，组合成拼花镜子。阳光透过玻璃窗反射到玻璃上，整个屋内闪闪发光，仿佛光线在房间里翩翩起舞。洛可可建筑应用光学上的科学发明——这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营造出十分有趣的美感。洛可可建筑采用白色和浅色调的大理石、石音和涂料来装饰内部，巴罗克建筑则青睐基本色和深色大理石。

洛可可建筑师主要有：诺伊曼、热尔曼·布弗朗、朱斯特-奥雷勒·梅索尼埃、科斯莫兹，达米安，阿萨姆和他的兄弟埃吉德·克维林·阿萨姆、居维利埃、菲舍尔·冯·埃尔拉赫、彼得·苏姆、多米尼克，齐默尔曼、约翰·米夏埃尔·菲舍尔、K.I.丁岑霍弗尔、拉斯特内利。 

著名的洛可可建筑有：俄国圣彼得堡郊外的查斯科伊谢洛宫、德国维尔茨堡的申博隆府邸和宫廷教堂、班贝克与维尔茨堡之间乡村的波默斯费尔登别墅、德国慕尼黑的尼芬堡宫及其附属建筑物，如阿马林堡的狩猎小屋和中国式宝塔建筑、慕尼黑的官邸剧院、德国拜罗伊特的老歌剧院。在法国，洛可可风格的作品主要体现在室内装饰。巴黎洛可可风格的杰出典范有：现为国家档案馆一部分的苏斯比饭店、小卢森堡宫以及蓬巴杜尔夫人在凡尔赛装饰的许多房间。

在绘画领域，洛可可风格体现在艺术主题的转换、着色和构图的变化。洛可可艺术的主题不再是巴罗克式严肃的神话和宗教主题。洛可可绘画描绘田园生活的乐趣，如在溪流中沐浴和游泳，或是描绘普通的日常生活。画中的人物通常总是贵族，像夏尔丹这样的画家则更喜欢把资产阶级和农民作为绘画的主题。洛可可绘画一般都致力于表达愉悦的感受。为准确表达这种新的主题，洛可可艺术家采用浅色调颜料，使人物形象更加柔和、饱满。洛可可绘画充满动感，但鲜有戏剧性效果。

较之洛可可建筑而言，洛可可绘画在欧洲的分布更为广泛。不但法国、哈布斯堡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就连英格兰也有洛可可艺术家。间或以这种风格创作的画家有：夏尔丹、弗拉格纳尔、布歇、华托、雷诺兹、庚斯博罗、贺加斯。

洛可可风格还影响到装饰品和景观美化。18世纪的瓷器及其特有的装饰性中国风格，成为受欢迎的洛可可艺术品，事实表明，瓷器非常适于采用这种风格。银器、金器、挂毯和玻璃也完全可用这种风格来装饰。爱好装饰的人们制作出上好的中心装饰品、鼻烟盒、科学仪器和乐器。 

维尔茨堡府邸皇帝大厅，巴尔特萨尔·诺依曼设计  

这座大厅是德国洛可可室内装饰的最洼代表之一，表明了洛可可风格特有的自然光处理手法以及对装饰的热衷。德国维尔茨堡贡德曼图片社供图。

在景观美化方面，洛可可艺术家眼中的自然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富于曲线，他们创造出英式庭园这一全新的园林形式。设计和维护都极为注重细节的柔和景观代替了巴罗克经典的几何线条，但景观看起来似乎处于野外的森林和河滨。伯灵顿勋爵、肯特和诗人蒲柏都对这种极为流行的新园林风格做出了贡献。 

在洛可可的故乡法国，这种风格在新古典主义口益扩大的影响下很快就衰微了。洛可可风格在其他国家流行了更长的时间，但新古典主义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

古典主义（classicism）

17世纪的一种文学风格，形成于路易十四绝对主义统治下的法国。在许多欧洲国家，古典主义与巴罗克风格并存，但在法国和英格兰，古典主义广泛取代了后一种风格。在法国，尼古拉·布瓦洛（《诗艺》，1664）、弗朗索瓦·埃德兰（奥比尼亚克神父）和拉潘明确阐述了古典主义原则；在英国，古典主义的倡导者是蒲柏;在德国，戈特舍德于18世纪捍卫了古典主义理想。 

古典主义源于笛卡儿阐述的自然模式和几何学推理方法，其文学理想反映出自然与人类理性的关系。在笛卡儿理论中，几何学确定了自然和理性的模式，几何学是数学的分支，涉及二维和三维形式。几何学定理的证明方法是一种基于演绎逻辑推理的精确方法。

古典主义将几何学模式运用到文学之中，强调风格清新、内容明晰、形式匀称、简约，作品遵循普遍的规则，表达抽象的真理。古典主义旨在直接效法自然的合理秩序。它拒斥强烈的感情，厌恶任何不完美和非理性的迹象。

如此一来，文学创作必须遵循每一种文学体裁明确规定的法规。古典主义的主题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事物，作品中的人物揭示共同的人类特性，而不是个人的独特性。古典主义并不主张直接模仿希腊和罗马古典作品的形式，而是从古代题材中汲取灵感。

法兰西学院成立于路易十三统治后期，其活动把古典主义的法则和学说提升到了特殊的受保护地位。路易十四扶持法兰西学院，把学院当作将绝对统治延伸到文化领域的工具。

到路易十四统治末年，一些对更大的自由度和当代主题更感兴趣的作家开始批评古典主义的程式。17世纪80年代，在巴黎文学沙龙中，人人都在关注著名的古今之争，年长的布瓦洛与夏尔·佩罗及其他革新者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1715年路易十四死后，人们普遍抛弃了古典主义，取而代之的是18世纪初源于英格兰的感伤文学。 

参见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

—种出现于18世纪中叶、延续到19世纪头十年的国际性美学风格。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古典主义是对巴罗克和洛可可风格的形式与内容的反应。新古典主义的影响遍及艺术与建筑、音乐、文学的创作活动。 

新古典主义理想重申了启蒙运动的常见主题，賦予这些主题新旧元素交融的形式。这种风格的艺术家宣称要使创造性作品摆脱“不自然”的巴罗克和洛可可形式。持这种看法的艺术家们回归到17世纪关于自然和美的界定，强调朴素、有序和几何图形，他们认为这些元素体现出作为宇宙体系之基础的理性。

理性是自然的基础，现实的自然却远非尽善尽美。相反，艺术家必须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完美的形式。因此，艺术不应毫厘不差地仿效自然，而是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艺术必须辨明和表现自然体系背后完全抽象的形式。

这些一般观念转化为新古典主义创作的一套具体审美价值观和原则。它们提倡的是，纯粹、简单的线条，克制的情感和层次精细的色彩变化。绘画和雕塑的人物应该完美无瑕，不表露任何特定的情绪和感情。出色的艺术品应该诉诸知性而非愉悦感官。

这些价值观同样也是17世纪古典主义的特征，但新古典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古典主义的价值观和形式来源于古代文学和美学著述。新古典主义艺术家们则直接求助于古代纪念碑、雕塑和文献，在创作时效法古代的人工制品。一些现代评论家贬低新古典主义艺术，认为这些作品一味模仿过去，缺乏创造灵感，脱离了作品的创作背景。不论对其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是，新古典主义价值观源于某些启蒙运动流派。

新古典主义形成于18世纪四五十年代，当时对古代文物的普遍兴趣使得意大利成为游客向往的地方。赫库兰尼姆和庞培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前所未有地接触到罗马帝国时代的生活，助长了人们对古罗马文化的痴迷。

罗马是所有旅行者和有抱负的艺术家的必经之地，成为新古典主义的中心和这一风格的主要理论家孟斯、温克尔曼等人的大本营。孟斯的论文《论绘画中美与情趣》（1762）和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1763）系统明确阐述了这种新的风格。莱辛的《拉奥孔》以及雷诺兹、约翰·苏尔泽、萨韦里奥·贝蒂内利、佛朗西斯科·帕格诺等人，也从理论上探讨了这种风格。 

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主要有：苏夫洛建造的先贤祠、凡尔赛小特里亚农宫的花园纪念碑、埃尔门农维尔的卢梭墓。罗马的代表性新古典主义建筑有：卡洛·马尔奇奥尼设计的曼弗里尼别墅、乔瓦尼·斯特恩设计的奇吉宅邸的大会客厅、罗通达大厅的希腊式十字架大厅、梵蒂冈博物馆的缪斯大厅、波波罗广场。亚当斯在苏格兰和英格兰设计过这种风格的建筑。德国新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是腓特烈大帝在波茨坦无忧宮的卧室与书房、柏林著名的勃兰登堡门。最后，在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倡导下，俄国和波兰也建造了这种风格的建筑。 

罗马万神殿模型

古罗马万神殿是新古典主义建筑师雅兗·热尔曼·苏夫洛设计巴黎圣热纳维耶夫教堂（法国大革命时期更名为先贤祠）的灵感源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供图。  

卡诺瓦和乌东的作品表明新古典主义风格波及雕塑领域；大卫、弗朗索瓦·热拉尔、让-巴蒂斯特·勒尼奥、皮埃尔-保罗·普吕东、安格尔等人的作品是新古典主义绘画的典范。

在文学领域，新古典主义使源于古代题材的作品再度流行。新古典主义还在短时期内孕育出依据和谐、简洁、对称原则来处理结构的作品。歌德、席勒的剧作即体现出这种风格。

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音乐通常称作古典眘乐。在维也纳，格鲁克、海顿、莫扎特以及年轻的贝多芬的作品标志着古典音乐发展到顶峰。常见的乐曲形式有：为管弦乐团创作的交响曲、为钢琴伴奏的独奏乐器创作的奏鸣曲、歌剧、弦乐四重奏或三重奏。这些乐曲形字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决定乐章数目、基本和声关系以及其他乐曲内部结构因素的常规。古典音乐作品力求体现广泛性，避免出现与特定民族风格密切相联的特点。古典作品还力求表达自然，用相应的朴索技巧和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体现自然。

古典音乐的音乐样式并非源于古代典范。更确切地说，一些歌剧的主题获益于古代的经典作品。所以，音乐古典风格不同于文学、艺术、建筑上的古典主义。不过，与古典主义文学、艺术和建筑一样，古典主义音乐在19世纪让位于一种新的风格：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Romanticism）

通常是指据称因反对启蒙运动而形成的一场运动。一般认为，浪漫主义起源于德国，后迅速传播到英格兰，再传到法国。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和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兄弟、乔治，威廉·弗里徳里希·黑格尔、雅各布·路德维希，卡尔，格林与威廉·卡尔，格林兄弟、弗里德里希，恩斯特·丹尼尔·施莱尔马赫、贝多芬、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罗伯特·舒曼以及一大批德国诗人在英格兰，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威廉·华兹华斯、乔治·戈登·拜伦（拜伦勋爵）、珀西·比西·雪莱、约翰·济慈、威廉·布莱克、伯克和托马斯·卡莱尔等人通常被视为是浪漫主义者;在法国，最著名的浪漫派人物有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埃克托尔·柏辽兹、弗朗索瓦-奥古斯特-勒内·夏多布里昂。 

同启蒙运动一样，浪漫主义运动包含各种不同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成分，从赞美个人的非理性的自由，到强调共同体和集体凝聚力，不一而足。浪漫主义流派大多借用启蒙运动的观念，但使它们脱离其特定的思想和历史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消除了限制和决定这些观念的思想预设，从而使这些观念有可能彻底偏离它们的源头。因此，浪漫主义既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当然继承者，又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对立面。

为了条理分明地阐述浪漫主义的观念，有必要说明以下几个新颖的启蒙概念：共同体、独特性、发展、个人主义、直觉和想象，

共同体概念意味着，个人的生命只有置于有机的整体即共同体的背景中才有意义。浪漫主义认为，对共同体重要性的认识体现为对遥远的过去、尤其是中世纪遗产的挖掘，并且弘扬传统，把传统视为人类认同的依据。在这一领域，浪漫主义借用了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思想，却抹去了孟德斯鸠和卢梭对当代欧洲社会的尖锐批评。 

浪漫主义者认为，一切实体，不论是个人、特定的团体，还是一个民族，都是独特的。因此，在许多研究领域里，那种肢解实体、寻求其背后的共性的分析方法毫无可取之处。在这方面，浪漫主义沿袭了生机论对多样性的关注，不再探究调和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原则或机制。 

浪漫主义者认为，一切现象都具有时间性，都要经历各个发展阶段。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来源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之前，那种认为事物随时间而变化的新颖观点就已经出现了，历史——不论个人、民族、宗教，还是地球本身都有历史——的观念在各项知识方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启蒙学者的笔下，发展或历史的方向并非预先设定的，一些学者相信向前的进步，另一些学者认为衰落是人类历史的显著特征，还有一些人认为，发展是周而复始的，其特征是各种现象循环发生。到浪漫主义那里，启蒙运动时期对历史的多种态度消失了，说到“过去”就带有一种感伤、怀旧之情，总带有某种肯定的口吻。 

浪漫主义时代以涌现出一批反叛一切社会束缚的诗歌和艺术巨擘而闻名。在这一点上，浪漫主义依然明显得益于启蒙运动的天才概念、时个人的重视以及对艺术创造本质的关注。浪漫主义不再有启蒙运动对于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的那种矛盾心理。不论是画家、诗人，还是音乐家，创造性艺术家成为新的文化英雄，被视为沟通凡人与神灵的桥梁。

浪漫主义通常被说成是一场颂扬非理性主义的运动，这种概括有待商榷。浪漫主义者的确抨击理性和理性主义，延续了发端于启蒙运动的早期趋向。他们用直觉取代理性，把直觉的作用上升到突出的地位。他们认为，人类的直觉提供了一种理解力，藉此可以接近上帝掌握的那种知识。启蒙运动时期，已经有人转向用直觉和想象力替代有限的理性。启蒙学者业已开始形成重视直觉的取向，这种取向到浪漫主义时期臻于顶峰，但是启蒙学者一般没有像浪漫主义作家那样强调直觉的力量。同样，虽然启蒙运动认为感觉和情感在人类理解力中占有一席之地，浪漫主义者则迷恋强烈的、无法控制的激情，从而开拓了新的领域。

浪漫主义流派众多，因而无法与任何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相联系。浪漫主义的影响无远弗界，孕育出诸多流派：从雪莱那种极端激进的、世俗的、革命的个人主义，到以德·梅斯特尔为代表的保守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因此，考察浪漫主义必须像考察其前身启蒙运动一样，着眼于鉴别浪漫主义的微妙之处，辨明其中各种不同的含义和表现。 

参见美学

文学（literature）

诗歌或其他形式的作品。启蒙运动是一些男男女女的作家造就的：他（她）们以笔为工具，铸就了一种批判文化和全新的价值观。这个时代在虚构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方面有很多创新，这些创新与这个时代普遍的知识和社会理想直接相关。随着小说发展成极受欢迎的重要文学体裁，散文写作出现了最重大的革新。 

17世纪，法国出现了寥寥可数的几部小说，可这种体裁根本不适合古典主义强加于文学的要求。小说创作因此失去了活力。直到阅读习惯发生转变以及新美学的出现，由于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这种体裁的潜力和优势才突显出来。

这些重大的变化出现于18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此前的数十年中，文学依旧是古典主义的天下，蒲柏优雅的诗歌就是一个典型。尼古拉·布瓦洛在颇具影响的《诗艺》中阐述的严格创作法则不但在法国，在英格兰也被奉为写作的圭臬。影响很大的批评家戈特舍德凭借莱比锡大学教授的身份试图把古典体裁强加于德语作品。但是，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不断孕育出冲击这种程式化风格的潮流。 

18世纪，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率先有力地推动了文学革新。英国大众为艾迪生和斯蒂尔的随笔所吸引，开始要求有更为复杂的读物，而旦这些读物要涉及类似的主题：中产阶级的活动、面对的问题和道德感受，18世纪出现的对感性的推崇虽然不只限于中产阶级，却鼓励了这种中产阶级文学。这种时尚所产生的品味要求作品的情货和人物能够以情动人，古典主义的主旨，即以构思巧妙的形式表现具有普遍价值的高尚主题，业已失去了往日的哏引力。人们想读的是普通人在当代生活中的情感故事。 

1731年，普雷沃神父取得成功，为新文学体裁的作家开辟了道路。他的感伤小说《曼侬·莱斯科》在法国、神圣罗马帝国、丹麦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大受欢迎。理查森的第一部小说《帕梅拉》受欢迎的程度更胜于《曼侬·莱斯科》，使普雷沃的成功相形见绌。《帕梅拉》于1740年出版后，全欧洲的读者都开始要读感伤小说。 

相对社会批判而言，情感在小说中有时是次要的。例如，虚构的游记文学使作者在讲故事时可以用一种指桑骂槐的方式评点当代欧洲局势。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和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是这种风格的杰出代表。

人们越来越明显地喜好异国情调，这部分是出于欧洲最近接触到的世界文化和地区激发起的兴趣。不过，随着世纪的推进，异国情调也开始涉及以往被忽视的历史时代和文化。因此，到18世纪中叶，以中世纪为背景的哥特传奇与古代吟游诗人风格的民谣和抒情诗一争高下。

如同古典义时期一样，作家们开始回到过去以寻求文学灵感，但他们效法的典范并不局限于古代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经典著作，还包括莎士比亚、荷马和弥尔顿的著作。尤其是在麦克弗森假借莪相诗成功攫住了人们的想象以后，民谣流行开来 

作家和其他艺术家不仅描述普通的人类感情，还着手表现人类的恐惧、敬畏和崇高，关于天才和崇高以及艺术创造中直觉和想象的作用的理论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伯克发表了关于崇高的开创性评论，他的著作在德国文化界受到尤为热烈的欢迎。

18世纪，人们对德语文学传统的兴趣日益高涨。钻研中世纪德语著作有助于重新树立对德语的文学潜力的信心，关于天才、崇高和美学的新理论引入这种德语文学传统后，就与这种复兴的民族传统结合起来，孕育出具有巨大艺术表现力和独创性的运动。 

莱辛的美学理论、狂飙突进的一代拥护的棊于个人自由的青年反叛、歌德的“教育小说”（关于人物成长的小说）、席勒铿锵有力的《欢乐颂》以及《威廉·退尔》对自由的赞美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这一多产的文学骚动。 

启蒙运动的文学还有另外几种体裁，从萨德侯爵和布列塔尼的雷蒂夫的色情小说，到克莱斯特、拉克洛的心理小说，再到伏尔泰、吉本的历史著作。至少在识字已广泛普及的社会阶层，读书成为一种受人喜爱的消遣。人们光顾咖啡馆，仔细阅读出版界的许多期刊和报纸。他们加人读书俱乐部或是从借阅图书馆借书。他们读《百科全书》、辩论性的小册子、随笔、科学普及读物、鼓吹教育的论文以及最新的小说。总之，启蒙运动时期形成了文学消费者市场，它超越了传统的社会界限，创造出新的读物种类。

参见出版、历史、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古今之争。除本词条已提及的外，这一时期的作家还有：阿夫拉·贝恩、克里斯托夫·阿德降、弗朗西斯科·阿尔加罗蒂、巴泰勒米神父、皮埃尔·培尔、皮埃尔·德·博马舍、托马斯·布莱克维尔、威廉·布莱克、詹姆斯·博斯维尔、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査·伯尼，范妮·伯尼、拉涅利·卡尔扎比吉、卡萨诺瓦、约翰·克莱兰、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威廉·康格里夫、伊拉斯漠·达尔文、狄德罗、玛丽亚·埃奇沃思、査理-西蒙·法瓦尔、弗朗索瓦·费奈隆、亨利，菲尔丁、贝尔纳，丰特奈尔、弗雷隆、费迪南多，加利亚尼、威廉，葛德文、卡洛·哥尔多尼、托马斯·格雷、梅尔希奥·格里姆、伊莱扎·海伍德、塞缪尔·约翰逊、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弗雷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普斯托克、皮埃尔·安布鲁瓦兹·弗朗西斯·拉克洛、夏洛特·拉姆齐·伦诺克斯、伯纳德·曼德维尔、让-弗兰西斯·马蒙泰尔、伊丽莎白·蒙塔古、玛丽·沃特利·蒙塔古、朱塞佩·帕里尼、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安东尼·阿什利·库珀、理査德·谢里丹、托拜厄斯·斯摩莱特、斯塔尔夫人、劳伦斯·斯特恩、贺拉斯·沃波尔、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阿瑟·扬。 

游记文学（travel literature）

记录奇异的异域文化的一种文学类别。欧洲人自15世纪末开始的全球探险，到了18世纪仍不断带来新的发现。库克船长、约翰·格奥尔格·亚当·福斯特、约翰·莱因霍尔德，福斯特，布干维尔、拉翁唐男爵、克雷夫科尔等旅行家发现·欧洲读者渴望读到异域之旅的实录，这类书籍的出版也成为一种可靠的收人来源。其他一些旅行家，如査尔斯，伯尼、亚历山大，拉季舍夫、杨、约輪逊、J.G.A.福斯特、博斯维尔，在旅行实录中从不同侧面阐述了欧洲文化观。 

不过，游记文学并不仅仅局限于描述个人经历。实际上，不管作者是否公开承认，18世纪的文学作品大多是虚构的。笛福和斯威夫特的小说可以归人这类作品，两人都以异域作为文化和政治批判的背景。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是这类作品中的一部力作，它以旅行纪事为手段，批判性地论及当代文化，同时乂避免与审查官发生冲突。雷纳尔和狄德罗的作品也可以归人这类，

名副其实的游记文学有助于激发人们对所谓原始文化的极大兴趣。游记到了人类学家、一般作家和改革者手里，促进了文化批判和对人性的思考。这些游记提供了多种不同文化的素材，成为赞同或反对宇宙存在、然宗教、神学、人类知识和道德的论据。在雷纳尔这样的作家笔下，与所谓的原始民族接触还有助于提供反对奴隶制的论据。

游记文学推动了对人类社会的比较研究和人类学的发展。它还促使人们认识到诸如环境、气候及共同文化等因素对人类道德、社会和政治特征的影响。因此，它所提供的素材完全适应于作为启蒙运动核心的基本批判活动——包括文化批判、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的需要。 

参见美学、历史、道德哲学、政治理论

感伤小说（sentimental fiction）

18世纪中叶流行于英格兰的一种文学类别。感伤小说与情感（理性的对立面）、脆弱、微妙的感官美感等所谓的女性特质密切相关。妇女尤为爱读这种样式的文学作品，18世纪的许多女作家都凭借写作这类小说而获得了成功。感伤小说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帕梅拉》（1740），这是令理查森名声大噪的第一部小说。18世纪初思想和审美潮流的发展，为《帕梅拉》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感伤文学的基础在于主张人性本善的人性哲学。这种人性哲学主张，只要不人为地限制或扭曲支配人类行为和发展的自然法则，就能孕育出道德、和谐的行为。这一思想的灵感源于洛克和一群被称为剑桥柏拉图主义者的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心理学，柏拉图主义者驳斥了霍布斯哲学对人类形象所作的众所周知的消极描述。

洛克的学生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安东尼·阿什利·库柏，率先在《人群、风俗、舆论和时代的特征》（1711）—书中简要阐述了感伤主义美学。这部论著也属于对自然神论的最早论述之一。该书阐释了感伤主义美学与自然神论这一自然宗教之间的密切联系。沙夫茨伯里认为，人类的本能冲动产生了善意的行为，世间的美表明了仁慈的存在。 

在具体的文学领域，感伤主义作品与宣扬中产阶级道德的新文学同时出现，后者与艾迪生、斯蒂尔密切相关。《旁观者》用很多版面鼓吹这种新的道德观，斯蒂尔的《自觉的情人》（1722）等戏剧则通过舞台来表现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复辟时期的那种机巧诙谐和明显涉及性事的喜剧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极富道德色彩、毫无幽默感但引人深思的情节。 

感伤主义作品调动受众的感情，常常使他们潸然泪下。它们赞美友谊和仁慈的美德，树立榜样供他人仿效。因此，感伤小说成为促进创作者所赞同的道德进步和个人教化（教育）的工具它直接沟通艺术与生活，认为艺术能够塑造人们的现实行为方式。实际上，感伤小说是新兴的启蒙运动文化中最早的文学祥式之一。

感伤小说迅速与一般的感性文化相融合，改变了文学的主题和风格。早期的感伤小说源于这样一种信念：情感通过道德反思的过程对理性产生作用。后期的感伤小说用“感性（敏感性）”取代了“情感”感性是源于生理学的概念，意味着感觉这个概念把基本的感觉经验（感情）提升到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感性文化把这种时待感情的方式发展成一种审美，强调优雅的情感和对他人痛苦的敏感。文学样式反映出这种转变，突出人物情感上的悲惨遭遇，从而进一步调动读者的情感呼应。新型文学作品也保留了早期感伤主义作品特有的对道德观和美德的重视。 

感伤小说刻画了许多身处逆境、品德高尚的女主人公形象（有时是男主人公）。冲突的解决要么是通过幸福的婚姻，要么以死亡来求得解脱和救赎，小说的主角通常极为敏感和仁慈，甚至难以在当时英国残酷的商业化社会中立足。因此，这种文学体裁含蓄地批评了经济自由法义及其强调的资本积累和竞争关系。

以这类风格的作品而大受欢迎的小说家有：亨利·麦肯齐（《富于情感的人》）、理查森（《帕梅拉》《克拉丽莎》）、莎拉·菲尔丁、伦诺克斯、范妮·伯尼。 

拉克洛（《危险的关系》）之所以运用这种文学样式，部分是为了讽刺这类作品所描绘的那些虔诚、正直的女性形象。当然，菲尔丁在以《夏梅拉》闻名的讽剌作品《夏梅拉·安德鲁斯夫人生平的辩护》中，嘲笑了极受欢迎的《帕梅拉》，最后，简·奥斯汀在《理智与情感》（1811）中讽剌了在她年轻时代盛行一时的感性文化，她指出，运用理性比表达感情更能促进妇女捍卫尊严的斗争。 

哥特传奇（Gothicromance）

启蒙运动后半期的一种文学类别，与当时关于人类理性局限性的探讨有关。哥特传奇对应于建筑和园林设计领域通常所说的哥特复兴式。 

大部分评论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哥特传奇的风行始于贺拉斯·沃波尔的《奥特朗托堡，一个传奇故事》（1765）。沃波尔利用梦中获得的一个素材，编写出一个情节相当简单的故事，大意是一个邪恶腐化的贵族企图拆散一对情人。故事发生在一座古老的城堡，城堡里到处是穹顶和秘密通道，充斥着鬼魂、巨人以及栩栩如生的離像。 

小说中的城堡场景和怪诞的角色，使这个故事富有哥特色彩。然而，虽然“哥特”这个术语指的是中世纪风格，并与非理性联系在一起，但沃波尔在选择场景和组织故事情节时间接表达出更为丰富的内涵。实际上，沃波尔是把哥特元素作为一个象征，意指人类的心灵和自然。沃波尔没有像早期启蒙运动作家喜好的那样，单纯从理智能力的角度来描述人类心灵，相反，在他的笔下，人类的心灵充斥着非理性观念、情感、“女性特质”的思维和性欲，甚至带有邪念。这种对非理性的迷恋，以及把非理性描绘成费解、怪诞、令人困惑的领域，成为哥特传奇和其他哥特艺术的一个固有特色。

沃波尔讲述的故事反映出对人类非理性生存状态的迷恋，这种迷恋在启蒙人士的圈子里正日益普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对非理性的迷恋产生于早先风行一时的感觉心理学。例如，奥特朗托堡中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像直接源自孔狄亚克的思想，孔狄亚克在《感觉论》（1754）中，就用栩栩如生的雕像来比喻心灵形成的过程。 

然而，哥特传奇对心灵的探索开始于感觉心理学及相关的感性文化的止步之处。感觉心理学和感性文化强调优雅的情感，关注感官知觉（感情）与理性的关系。哥特传奇的创作者认识到，感情往往会变得强烈、粗俗、失去控制和令人恐惧。人们不能再忽视心灵的这些较为隐秘、不可预测的方面的力量。 

哥特小说不仅探付了非理性以及与“女性特质”相关的概念，还力图激发起崇高感，即人们在面临内心和自然界的非理性力量时油然而生的敬畏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哥特传奇成为围绕崇高概念展开的范围更广的美学潮流的一部分，这一潮流的形成标志着启蒙运动的顶峰和浪漫主义的开始。哥特传奇在英格兰极受欢迎，尤其是在妇女当中它也很快风靡欧洲大陆，最流行的英国哥持式小说是《奥特朗托堡》、夏洛特·斯密斯的《埃默林，或城堡孤儿》（1788）、安·拉德克里夫的《尤道弗的神秘事迹》（1794）、M.G.刘易斯的《僧人》（1796）、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1818）以及C.R.马图林《漫游者梅莫思》（1820）等。简·奥斯汀在小说《诺桑觉寺》中嘲讽了哥特传奇的泛滥，这本小说写于18世纪末年，作者死后于1818年由其家人出版。 

音乐（music）

18世纪的音乐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反映出启蒙运动的思想和价值观，世界主义、大众传播、个人主义和感性等观念的影响尤为广泛。音乐风格的创新、乐器的改进、新型演奏团体的出现，赞助音乐活动的机构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带有上述观念的印记。 

在音乐风格领域，启蒙运动时期的不同美学思想和实践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18世纪初，J.S.巴赫和亨德尔的作品成为巴罗克风格的典范。与此同时，洛可可风格开始崭露头角，在华丽风格和感伤风格音乐中表现出來。直到18世纪中叶，巴罗克风格与洛可可风格一直共存，之后，巴罗克风格基本上绝迹了，洛可可风格也开始为古典主义音乐所取代。18世纪末，古典主义全面走向成熟，涌现出海顿、莫扎特以及年轻的贝多芬等古典主义大师。

华丽风格和情感风格最早显示出启蒙运动的影响，这两种风格的思想基础与感性的普遍时尚毫无二致，它们放弃了巴罗克音乐对强烈情感的关注，转而把音乐作品作为表达细腻情感的载体。哥剧不再表现巴罗克严肃歌剧的神话主题，代之以熟悉的、完全反映人类境遇的题材、感伤小说的出现与音乐风格的这种转变遥相呼应，表明文学样式也发生了变化。

古典主义音乐部分脱胎于华丽风格和情感风格音乐，延续了单旋律音乐结构（有伴奏的主调音乐）的发展趋势。古典主义音乐力图表和谐，朴素的形式，和谐与朴素的理想也预示着艺术和建筑中的斯古典主义。古典主义音乐更富表现力，例如，乐曲中引入了渐强音、渐弱音的手法。古典主义时期还产生了奏鸣曲、交响曲等音乐形式，喜歌剧创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古典主义风格形成之前，欧洲的音乐风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风格尤为突出，法国的音乐风格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民族风格有时会产生强烈的民族情绪，法国的谐歌剧论战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古典主义风格强调的是全人类共同的普遍特征，最终把各种民族风格融合成一种真正的世界风格。 

作曲的创新向乐器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能把这些新乐曲传达给听众的新乐器。18世纪，音乐界发明了几种新乐器这些新乐器反过来又使作曲家得以不断探索全新的音乐风格与音乐技巧。在18世纪，钢琴取代了羽管键琴，提琴族乐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取代了以往的维奥尔六弦提琴，横笛取代了八孔直笛，首批名副其实的单簧管也加入了管弦乐队。 

卡塞尔的威廉殿下，约翰·埃莱察尔·蔡斯伊希作  

18世纪，在沙龙等私人场合逬行的音乐表演风靡全欧洲。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城市生活和宮廷圈子促进了启蒙运动音乐的发展。启蒙运动音乐完全不同于城市下等阶层和村民的音乐，但肯定借鉴了这些民间音乐形式的元素。例如，在洛可可时代，缪赛特笛是最受喜爱的法国宫廷乐器之一，它原本是地位低下的牧羊人吹奏的风笛。小提琴最初是意大利街头音乐艺人的乐器，但它令人难忘的表现力深深吸引了意大利作曲家，他们力图在乐曲中融人小提琴的音质。某些歌剧样式，如意大利幕间剧和德国小歌剧，更是直接发端于通俗的歌唱喜剧。 

启蒙运动时期，音乐创作与演出赞助者的文化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初，作曲家是效力于国王、王子、上层贵族或教会的雇员。作为获得薪水的条件，作曲家必须创作那些符合雇主需要和品位的作品。在整个18世纪，这种私人和官方对音乐的赞助一直存在，但其趋势是缓慢地减少直至彻底消失。作曲家越来越独立，靠向音乐出版商出售作品、开办私人音乐课堂、举办系列联票音乐会、接受委托创作专门的乐曲等维持生计。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以个人主义观念为基础，作曲家得以更为自由地探索新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技巧，不过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为生活而挣扎的作曲家和演奏者往往会发现，大众情趣产生的限制完全取代了赞助人的专横。这种转变造成的不安全感往往使作曲家对于独立怀有矛盾心理例如，莫扎特意识到效力于（萨尔茨堡）宫廷使自己的创作受到诸多限制。然而，他又时常因未能被任命为维也纳的正式宫廷作曲家一事，流露出失望和怨恨之情。 

欧洲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使作曲家的独立成为可能。贵族和中产阶级中有钱消费的群体越来越多。这些人购买瓷器、壁毯等小件奢侈品，还找机会听音乐会或歌剧。17世纪晚期，人们发明了联票音乐会，即预先出售一系列演出的门票，启蒙运动时期，这一形式日益普及开来。到18世纪末，这种预定演出模式已经成为公众音乐会的标准模式。

18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间，英国人发明了全新的音乐会保留曲目。演奏者开始上演所谓的经曲目。“经典曲目”一词表示某些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与古典主义风格并不是一回事。英国的联票音乐会不像18世纪通行的做法那样上演新创作的曲目，而是上演那些“已故大师”的曲目，如分别于1695、1759、1778年去世的亨利·普赛尔、亨德尔以及托马斯·阿恩的作品。

启蒙运动促使音乐家设法把专业的音乐语言和训练传授给音乐门外汉。结果，有关演奏技法的书籍和指南应运而生。为满足音乐爱好者的需求，音乐出版商出版了散页乐谱。不过，直到19世纪，印刷技术的落后仍使得乐谱的价格居高不下。各种杂志和专业刊物开始刊登音乐评论，这些评论使得公众情趣集中于某些音乐风格，也对作曲家的艺术自由产生了新的限制。评论家的见解往往会决定一部新作品能否获得成功，也就是说，评论家能影响作品的演出和出版，就歌剧而言则是公演后的受欢迎程度。18世纪晚期，演出、版税和佣金成为作曲家的收人来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必须创作出评论家所称道的音乐作品。早先时代赞助人的控制变成音乐评论家的控制。 

音乐在教会仪式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民间也上演了许多宗教题材的作品。例如，亨德尔和海顿的清唱剧在公众音乐会上定期上演。

城市往往是音乐活动的集中之地。城市不仅使作曲家和音乐家可以互相交往，还拥有观众群体。欧洲最重要的音乐中心有维也纳、巴黎、伦敦、柏林、曼海姆、米兰、威尼斯、莱比锡、德累斯顿和汉堡。柏林是C.P.E.巴赫、约翰·约阿希姆·克万茨、约翰·戈特利布·格劳恩、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1704—1759）和约翰·弗里德里希·赖希斯塔特（1752—1814）的故乡。德累斯顿养育了18世纪最多产的作曲家之一的约翰·阿道夫·哈塞（1699—1783）。曼海姆是约翰·斯塔米茨（1717—1757）的故乡，他创立了曼海姆乐派的风格，是享誉全球的曼海姆管弦乐团的指挥。 

意大利半岛的作曲家率先创造出交响曲这一音乐形式。有重要影响的意大利作曲家包括：乔瓦尼·巴蒂斯塔·萨马尔蒂尼、巴尔达萨尔·加卢皮和尼科洛·约梅里。阿勘琪罗·科莱里、维瓦尔第和斯卡拉蒂的作品至今依然流行。意大利自然成为青年作曲家们热切向往的地方，意大利作曲家对古典主义时期的美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巴黎始终是音乐之都和作曲家上演歌剧的首选之地。格鲁克和佩尔戈莱西都在这座法国都城贏得了赞誉。巴黎本地的音乐家包括拉摩、安德烈·埃内斯特·莫德斯特·格雷特里、甚至还有卢梭。伦敦为亨德尔、托马斯·阿恩、阿贝尔、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提供了庇护所。在18世纪，英国首都可能是欧洲音乐生活最丰富多彩的地方。它拥有众多富有而热切的音乐消费者，以及约翰·彼得·萨洛蒙等开拓音乐市场的承办人。伦敦还拥有数家室外游乐园，它们彼此争先恐后地举办音乐演出以吸引观众。 

维也纳的作曲家群体十分活跃，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天才人物使他们显得黯然失色。这些作曲家包括乔治·马蒂亚斯·莫恩（1717—1750）、乔治·克里斯托夫·瓦根赛尔（1715—1777）、弗洛里安·莱奥波德·加斯曼（1721—1774），米夏埃尔·海顿（1737—1806）以及安东尼奥，萨利埃里（1750—1825）。这些作曲家使维也纳成为古典主义音乐的中心，确保维也纳的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浪漫主义时代。 

较之世纪初的状况，到18世纪末，音乐的艺术内涵和滋养音乐的文化环境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和其他领域一样，启蒙运动给音乐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宣告了现代音乐新时代的到来。 

古典主义音乐（classicism，musical）

见音乐、新古典主义

情感风格（empfindsamer Stil）

德语中表示“有感情的”或“表达性的”音乐风格的术语。它起源于动词empfinden，意思是“感觉”。在关于启蒙运动时期音乐的英文文献中，人们常常使用这个术语。 

自1730年起，情感风格在德语地区兴起，尤其体现在威摩·弗里德曼·巴赫、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和约翰·约阿希姆·匡茨的作品中。情感风格成为开明的感性文化的音乐表现形式。情感风格想用音乐作品来表达感情和情绪，而不仅仅是呈现音乐的结构形式。音乐的基本目的不再是讴歌上帝或君主，而是力图触及内心世界，激发各种情感。从这点来看，情感风格是对巴罗克风格的否定。1770年以后，情感风格让位于格鲁克、海顿、莫扎特和年轻的贝多芬的古典主义音乐。

从风格上说，情感风格是巴罗克风格的复调音乐（许多声部在复杂的旋律中推进）向古典主义的单旋律乐曲（旋律用简单的和声伴奏）过渡的形式。高音部开始在这种乐曲中占据主导地位，最后转化为配有和声伴奏的名副其实的主旋律，成为成熟的古典风格的标志。

作曲家对乐器的偏好反映出创作发自内心的音乐的目标。例如。C.P.E.巴赫不仅喜欢羽管键琴，也喜欢翼琴，一种只适合在小房间演奏的琴声轻柔的乐器。他还喜欢古大提琴，这是一种声音安详、附有琴马的弦乐器。当情感风格让位于古典主义音乐，钢琴取代了羽管键琴和翼琴，大提琴这个提琴家族的成员也代替了古大提琴。 

与法国的华丽风格相比，情感风格较少装饰，但是，它仍然借助巴罗克演奏技法的装饰手法来促进音乐观念。情感风格抛弃了巴罗克情感理论，因为这种理论限定作曲家在某一首作品或一首较长乐曲的任意乐章里只能表达一种感情。情感风格为了同时表达多种感情，大量运用了半音阶和声，使用了轻柔和洪亮乐段的强烈对比，还关键性地运用“叹息旋律”（以一个弱节拍结束的旋律片断）或者突然休止的手法。 

这种风格的著名代表作是C.P.E.巴赫的《为鉴赏家和爱好者所作的奏鸣曲》（1779）和《六支弦乐交响曲》（Wq，182）。 

17世纪六七十年代，情感风格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有时被称为音乐史上的狂飙突进时期，以表明它与文学上的狂飙突进运动的相似点。情感风格作品令人愉快的杰出人门曲目是约瑟夫·海顿的第26、41、43、44、48和52号等六支交响曲，它们充分表明了这种成熟风格的特征。

华丽风格（style galant）

1720年后意大利、法国出现的一种音乐风格，有时也称作洛可可风格。“华丽”一词通常指时髦的、令人愉快的行为方式。华丽风格是感性文化理念在音乐上的体现，那一启蒙运动理想促进了洛可可审美情趣的形成。华丽风格音乐旨在表达情趣和感受，反对巴罗克时代的所谓学术音乐。它也总是区别于18世纪稍晚出现的情感风格。 

为了表达情趣和感受，华丽风格音乐对单一旋律加了大量装饰音。装饰音使这种音乐带有一种轻松的格调，最适合在开明沙龙里演奏。华丽风格音乐更适合在私人场合演奏，而不是在教堂、皇宫之类的大建筑物里演奏。批评者认为，这种音乐柔和愉快但空洞无物，只能给耳朵“搔痒”。

华丽风格音乐的著名代表有巴尔达萨尔·加卢皮（1706—1785）以及泰勒曼和约翰·约阿希姆·克万茨（1697—1773）。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交响乐团（symphony orchestra）

共同演奏音乐作品的演奏家组成的大型合奏团体。如我们现在所知，交响乐团在18世纪时发展起来，但即便在其鼎盛时期，当时的乐团也从未达到现代交响乐团的规模，，交响乐团的体制起源于巴罗克时期统治者的宫廷乐队。乐队的规模不大，最多包括八到十二把弦乐器、两支八孔长笛和双簧管、两支巴松管和无瓣长号、可能还有一把无瓣小号和一台羽管键琴，需要的话，另加一些打击乐器。羽管键琴手在自己的位置指挥乐队。在18世纪的进程中，古典主义音乐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特的风格，管弦乐队的规模有所扩大，音乐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乐队演奏的乐曲也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弦乐手的数量增加了；曼海姆拥有世纪最大的交响乐团之一，该乐团就有20名弦乐手。一键或两键的长笛取代了八孔竖笛，双簧管依然是两支，单簧管成为正式的乐队成员，取消了兼职演奏（一个人演突不止一种乐器）。总之，管弦乐队规模仍然比较小，大多不超过25—30人。18世纪末，羽管键琴退出管弦乐队，第一小提琴手负责领奏。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有一名指挥手持指挥棒站在乐队前指挥。为管弦乐队而作的大型作品交响乐、为独奏者和管弦乐队所作的序曲、清唱剧伴奏曲等在古典时期极为流行，至今依然很受欢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是18世纪最著名的管弦乐作曲家，还有很多人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如阿尔坎杰洛·科莱里、维瓦尔第、约翰·文策尔·安东·斯塔米茨、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C.P.F.巴赫、弗朗茨·克萨韦尔·里克特。 

18世纪出现了交响曲这一新的音乐形式，它完全是为交响乐团而作的大型乐曲。这类作品由三到四个不同调式和节拍的乐章组成。交响乐曲式是18世纪时从称为“管弦乐曲”的意大利歌剧序曲发展而来的。这些序曲通常以独立的协奏曲形式演奏。1730年前后，意大利作曲家开始按照序曲的结构（三个乐章分别是快-慢-快）创作单独的乐曲。在早期创作交响曲的意大利作曲家中，米兰的乔瓦尼·巴蒂斯塔·萨马尔蒂尼、巴尔德萨尔·加卢皮、里纳尔多·迪·卡普阿、尼科洛·约梅里尤为重要。斯塔米茨、里克特在曼海姆巴赫在伦敦，推动了交响曲的发展。到18世纪末·交响曲形式已经成熟，通常包括四个乐章。伟大的作曲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运用这一形式创作出卓越的作品，之后它一直是极富创造力的音乐形式。 

参见音乐

钢琴（piano）

18世纪初发明的键盘乐器。钢琴是18世纪出现的数种新乐器之一，其他几种新乐器包括单簧管、中提琴和长笛。从某种程度上说，钢琴的出现反映了18世纪变动中的审美观与新技术的潜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钢琴最初被看成是能够发出轻音与重音的羽管键琴。从整个18世纪到19世纪初，这种乐器通常称作“fortepiano”，有时也被称作“pianoforte”。fortepiano一词现在特指早期的钢琴，以区别于19世纪经过改良的钢琴。 

18世纪的钢琴结构小巧，琴弦很细，带有木质的共鸣板。因此，与现代钢琴相比，它们的声音显得小而干涩。钢琴的每一个琴键控制一个包毡的木槌，木槌敲击琴弦，发出特定的音调。演奏者只需改变敲击琴键的力量，便可弹奏出强弱明显不同的声音。这种乐器音域宽广，能清晰奏出最小的短音符或是连奏。踏板能够增强连奏的效果。

这些特征使得钢琴完全不同于其前身羽管键琴。羽管键琴的琴键带动的是木质的琴拨，琴拨则拨动琴弦而不是敲击琴弦。除了最简单的羽管键琴，其他羽管键琴都有苦干组完整的琴弦，可以发出不同音色的声音。通过组合敲击各组琴弦，羽管键琴手能够弹奏出不同音级的音色和力度。但这种乐器不能连贯奏出从高到低或从低到高的强弱变化。由于其琴弦是机械地拨动的，羽管键琴也无法奏出真正的连奏音，尽管高超的演奏者有时能创造出一种连贯音的错觉效果。

在18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里，除教堂是管风琴的天下外，羽管键琴是最主要的键盘乐器。但钢琴早在1700年就已经问世了。1700年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一份财产清册里提到了一架钢琴，这是已知关于钢琴的最早纪录。这架钢琴的制作者是巴托罗米奥·克里斯托夫·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钢琴也是由他在1709年前后制造的。目前尚存的早期钢琴在外观、结构和音域方面都接近于羽管键琴。但它们的发声原理都是用木槌装置敲击琴弦。在整个18世纪，钢琴制造者始终力图解决这种新的钢琴装置所产生的技术难题。与此同时，作曲家也发展出新的音乐美学：强弱变化、音色变奏以及明显的旋律。羽管键琴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羽管键琴和管风琴完全符合17世纪巴罗克风格音乐的要求。18世纪上半叶，华丽风格和情感风格音乐继续使用羽管键琴，当然，这些作品也大量使用了同属于钢琴家族、具备低沉、亲切声音的古钢琴。但是，随着古典主义音乐的出现，具备丰富表现力的早期钢琴崭露头角。18世纪末，钢琴已经取代了羽管键琴成为最重要的键盘乐器。 

18世纪，欧洲的重要钢琴工匠有安德烈亚斯·西尔伯曼和他的儿子约翰·亨利希·西尔伯曼、约翰·格奥尔格·安德烈亚斯·施泰因、约翰·布劳德伍德。作曲家和演奏者对钢琴的认可程度因年龄、个人偏好不同而不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就不喜欢钢琴，他认为这种乐器呆滞、迟钝。不过，他的两个儿子，C.P.E.巴赫和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都专门为钢琴创作乐曲。莫扎特和海顿的键盘音乐作品大部分是借助脑海中的钢琴创作出来的。钢琴很早就受到宫廷的青睐。腓特烈大帝除拥有几架羽管键琴和占钢琴外，还有两架西尔伯曼钢琴。 

中提琴（viola）

介于小提琴和大提琴之间的提琴家族弦乐器。它的四根弦的音高比小提琴低五度。在巴罗克时代，提琴家族的弦乐器已经开始取代维奥尔琴，后者在指板上有一套羊肠制的弦品。到18世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已经成为交响乐团的主要乐器。 

古典主义音乐兴起之前，中提琴通常与小提琴演奏相同的乐谱，从而为旋律增添了小提琴无法单独奏出的低沉音色。海顿、莫扎特、格鲁克认识到中提琴的独特音质与潜力，着手发掘它在交响乐作品中的表现力。

单簧管（clarinet）

单簧片木管乐器，最早出现于1690—1720年的欧洲。18世纪的乐器制造家对当时的许多乐器做了改进。他们努力提高乐器的可靠性，在某些情况下，争取用乐器发出不同的音色。单簧管由约翰·C.登纳、约翰·登纳父子改良而成。登纳父子改进了一种称作芦笛的乐器，增加了手指弹奏的键和一个使乐器更容易发出某些音调的键（扬声键）。芦笛是单簧、无键的乐器，有六个指孔。 

18世纪初的单簧管听起来更像双簧管而不是现代单簧管的声音在《音乐辞典》（1732）中，约翰·瓦尔特形容单簧管的声音听起来像小号。单簧管声音的这一特性表明了“单簧管”一名的由来。这一名称很可能是指演奏无阀键巴罗克小号的尖音风格，为了吹奏出髙亢、尖锐的音调，演奏者把管乐器吹得过响。 

在18世纪，作曲家既使用芦笛，也使用单簧管。格鲁克在歌剧《奥菲欧与尤丽狄西》中使用芦笛。巴黎的拉摩和曼海姆乐派的约翰·文策尔·安通·斯塔米茨（1717—1757）是首批在管弦乐队中使用单簧管的作曲家。到18世纪末，单簧管成为交响乐团的标准成员。 

曼海姆乐派（Mannheim school）

受莱茵-巴拉丁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1742—1799）年在位）保护，在曼海姆从事创作的作曲家群体。曼海姆是一座1609年建成的德国城市，坐落在内卡河与莱茵河交汇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莱茵-巴拉丁周边地区饱受战火蹂躏，1652年，巴拉丁选帝侯卡尔·路德维希（1648—1680年在位）重建曼海姆城，他明确表示要把该城建成与同时代的荷兰大城市相媲美的大商业中心。18世纪，该城是莱茵-巴拉丁统治者的首府。卡尔-特奥多尔文化教养很高，喜欢高雅的生活方式。他鼎力赞助美术、建筑、戏剧、歌剧和音乐。 

曼海姆乐派的作曲家，尤其是约翰·文策尔、安东·斯塔米茨（1717—1757）和弗朗茨·克萨韦尔·里希特尔（1709—1789），逐渐形成了新的音乐风格和形式，极大地促进了18世纪古典主义音乐的形成。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开创了一种惯例：为管弦乐队写的交响曲有四个而非通常的三个乐章。他们在长乐句引人长渐强音的演奏技巧。这种以曼海姆渐强音闻名的技巧明显不同于早期巴罗克和潇洒音乐的常规。早期的音乐风格中，音乐的力度变化是级进而非渐进的，即从一个音阶转到相邻的另一个音阶。例如，J.S.巴赫的作品中，一个响亮的短乐句后面紧跟着一个较为轻柔的重奏。曼海姆管弦乐队以规模大（有45名演奏者，大约是同时代乐队标准人数的两倍）和演奏技巧娴熟著称。海领、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莫扎特等古典作曲家都表示受益于曼海姆乐派的新观念。 

谐歌剧论战（Battle of Buffoons）

法语：Guerre des Bouffons）巴黎人关于音乐美学的论战。大众出版使争论的问题得以广泛传播和讨论。1752年，围绕法国音乐风格与意大利风格孰优孰劣，双方爆发了争论。意大利风格的支持者厌恶受到国家扶持的法国古老歌剧传统。 

这场争论的直接引因是：一家意大利歌剧团在巴黎演出的意大利喜歌剧大受欢迎。那不勒斯作曲家佩尔戈莱西创作的独幕喜剧《女佣作主妇》尤其引起了轰动。这种意大利风格被称作“谐歌剧”，谐歌剧论战之名由此而来。

谐歌剧论战极其生动地表明了启蒙运动中期所特有的文化躁动。争论的结果，法国派输给了意大利派。但是，直到1774年格鲁克创作的《伊菲姬妮在奥利德》大获成功，这场论战才有了定论。格鲁克的作品采用新的古典主义音乐风格，从而消除了争论的理由。这种风格融合了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歌剧传统的元素，形成了一种国际性风格。

在谐歌剧论战中，亲法国派的首脑是法国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拉摩，亲意大利派则以卢梭为首。参与《百科全书》出版的绝大多数启蒙哲学家站在卢梭一边。《百科全书》中关于音乐和音乐美学的辞条大体上反映出启蒙哲学家所偏好的风格。

谐歌剧论战在法国的定期出版物和《百科全书》公开进行。在法国首都，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参加了这场争论，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实例，表明了出版这一新手段对启蒙运动时期文化舆论的影响。

表面上看，谐歌剧论战是法国风格与新引进的意大利风格之争，但实际上，它表明了晚期巴罗克歌剧与最初的古典主义音乐之间的张力。争论双方从自然——绝大多数启蒙话语的核心概念——的角度表达各自的观点。双方信奉两种对立的自然观，两种自然观都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意大利歌剧的支持者宣称，意大利歌剧更为自然；他们把自然风格定义为质朴、悦耳、易于理解和优美的音乐。反之，法国晚期巴罗克歌剧生硬、刻板、极其程式化，换句话说，在批评家看来，它们不自然。然而，法国派坚持认为，巴罗克歌剧形式从本质上反映了庄严的和谐与秩序；意大利歌剧不守规矩，从而是不自然的。 

意大利派的支持者偏爱新的那不勒斯美声唱法，喜欢意大利语歌词。卢梭甚至在一次偏激的场合宣称法语不适于歌唱。相反，法国派为法语辩护，极力称赞法语的艺术表现力。

双方争论的内容不时表明，美学意识突然与民族语言和政治界定的文化概念联系在一起。当然，这种新情况与启蒙运动强调的普遍的人类手足情谊和超越国界的世界文化的优越性等趋势背道而驰。

谐歌剧论战只不过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众多思想争论之一。在文学上，有古今之争，在科学中，有莫佩尔蒂提出的最少作用原理之争、莱布尼兹的“活力”概念之争，这些争论与谐歌剧之争遥相呼应。这些论争反映出店蒙思想某种内在的张力，表明这个时代远不是和谐的。要有条不紊地全面描述启蒙运动的历史，就必须认识到这些张力的存在，用适当的方法来解释它们存在的原因和方式。

参见巴罗克风格

建筑（architecture）

见巴罗克风格、洛可可、新古典主义、英式庭园、帕拉第奥风格

帕拉第奧风格（Palladian style）

安德烈亚·帕拉第奥（1508—1580）创立的文艺复兴晚期的建筑样式帕拉第奥认为，建筑必须遵循理性和宇宙法则，应当仿效宇宙的合理构造，建造出比例完美的建筑物。帕拉第奥在《建筑四书》（1570）中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帕拉第奥力求再现古罗马建筑的布局和比例，他所设计的教堂和乡间住宅融人了神庙的柱廊结构。帕拉第奥设计建造的最有名的逮筑物当属维琴察附近的圆厅别墅和威尼斯的圣马焦雷教堂。 

17世纪初，英国建筑师伊尼戈·琼斯（1573—1652）造访意大利，对帕拉第奥风格倾心备至。他采纳了帕拉第奥论著中提出的若干原理，在伦敦的白厅修建了对称式宴会厅。琼斯推动了源自帕拉第奥风格的英国古典主义的发展，英国人对罗马古代文物的狂热爱好使这一风格在整个17世纪的英国建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英格兰在17世纪日渐流行巴罗克风格建筑，但是，到18世纪20年代，帕拉第奥风格又大规模地复兴了。这场复兴运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富有的业余建筑师伯灵顿勋爵，他以帕拉第奥的圆厅别墅为蓝本，设计了切斯威克宅邸。 

伯灵顿认为，帕拉第奥的设计风格最大限度地符合理性的要求，这种结构的线条呈几何形对称分布，因而是合理的;加之又符合理性的原则，因而也就比其他风格更加“自然”。这表明伯灵顿的思想是属于18世纪的。可以说，伯灵顿生动、自觉地表述了18世纪初把理性与自然相提并论的流行观点。伯灵顿明确把理性与自然这两个槪念并举，把帕拉第奥几何风格的宅邸建造在自然主义风格的大花园里，花园里还布置了一些小教堂和遗迹。这种崭新的景观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肯特设计的，日后以英式庭园著称于世。英格兰到处都在模仿这种将帕拉第奥风格与自然主义花园相搭配的设计。独树一帜的英式庭园还传播到欧洲大陆，尤其是德意志地区，成为18世纪下半叶极为流行的一种建筑样式。

虽然英国人是帕拉第奥风格最热心的倡导者，欧洲其他国家的建筑师也从帕拉第奥建筑的匀称造型中寻求灵感。例如，菲舍尔·冯·爱尔拉赫揉合了帕拉第奥式设计与巴罗克元素，创造出与英国式样完全不同的全新乡间宅邸风格。哈布斯堡帝国各地争相模仿他的建筑风格。菲舍尔·冯·爱尔拉赫还设计了源自帕拉第奥风格的新型城镇住宅外观。在整个17、18世纪，帕拉第奧风格在威尼斯和威尼托周边地区也一直非常流行。 

蒙蒂塞洛宅邸，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建于1770—1806年间  

托马斯·杰斐逊仿照英式帕拉第奥风格设计了蒙蒂塞洛宅邸。在美洲殖民地·这种风格称为佐治亚风格。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哥特复兴式（Gothicrevival）

18世纪中叶英格兰出现的一种建筑样式。它与文学上哥特传奇相辅相成。哥特复兴式建筑和哥特传奇文学的诞生，与贺拉斯·沃波尔、格當及其在英格兰特威克纳姆“草莓山”庄园的朋友密切相关。沃波尔在建筑的基本结构中融入中世纪色彩的室内装饰和外观设计元素，使草莓山庄园具有哥特式风格。 

从某种意义上说，哥特复兴式是对英国新古典主义帕拉第奥反格建筑的刻板、朴素、几何装饰美学的反应。哥特复兴式转而采用传统的中世纪岢特式建筑形式：尖角拱门、透雕细工花边装饰、窄小的支柱，这些传统形式主要是用作装饰性元素而不是结构设计。但是，哥特复兴式的灵感来源并非只有中世纪建筑。任何奇异的建筑都可以称为哥特复兴式。因此，约翰·纳什在布赖顿建造的皇家亭榭被称为印度哥特式。

哥特复兴式风格对英式庭园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整体效果，在设计中加人了人造遗迹（中世纪的遗迹，而非古代遗迹）、洞穴以及代表不受控制的自然的东西。对哥特式的嗜好从英格兰传播到欧洲大陆。

哥特复兴式是启蒙运动中期特有的文化、哲学、科学和美学转型的诸多表现之一。早期启蒙运动注重理性、几何形式、进步和秩序，启蒙运动中期开始形成新的兴趣：非理性、不规则形式、历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以及不仅蕴涵进步、也有衰败的周期性过程。 

英式庭园（English garden）

18世纪40年代英格兰形成的一种园林设计风格。这种风格是伯灵顿爵士、肯特及其朋友的创造，他们在伦敦切斯威克宅邸修建了一座英式庭园。不久，英式庭园就遍布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著名的英式庭园有：英格兰的斯托和斯陶尔布里奇花园，慕尼黑的英式庭园，拜洛伊特城外园林小舍的庭院。 

英式庭园在园林设计中吸收了洛可可审美风格，还直接借鉴了中国庭园的设计，游记文学和葡萄牙商人的正式报道将有关中国庭园的记载传入欧洲。典型的英式庭园由弯曲的小径、溪流、瀑布、洞穴、人工遗迹和植物组成，这些元素设计得浑然天成。这反映出一种新的自然观，以往那种把自然视为理性之体现的自然概念似乎不再完备而且束缚思想。新的自然观在自然概念中引入了不规则、情感，甚至是非理性的元素，将这些以前受轻视的特征转变为积极的理想。

中国风格（chinoiserie）

一种装饰风格。这一词汇源于法语，指这一风格受到中国灵感的激发。中国风格是18世纪洛可可艺术和建筑风格的一部分。它用中国瓷器的图案——鸟、花枝以及其他天然物——作为艺术品和室内设计的装饰元素。中国风格往往使用清淡柔和的色彩，装饰华丽，却又不失精致。 

洛可可风格的装饰师把中国风格的图案应用于瓷器、挂毯、乐器、钟表和室内装饰面料。墙面蒙皮和室内装饰也适于采用中国风格。实际上，18世纪中叶的一小段时期内，中国风格几乎出现于任何能够加以装饰的物体表面上。

华托运用中国风格装饰猎苑宫，布歇出版了一本图案集《中国图案汇编》，促进了中国风格在欧洲各国的传播。巴黎苏比斯饭店的客房装饰有精致的中国风格图案。在暮尼黑，诺依曼在宁芬堡府邸建造的阿马林堡猎场和潘各登堡，精湛地运用了中国风格图案。许多英式庭园也体现出中国风格的时尚，修造了宝塔和其他奇特的庭园建筑。

作为洛可可风格的一个方面，中国风格表明了开明的感性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人们用这些奇异的图案装饰物体，不但意在赏心悦目，也想激发起对欧洲之外异国他乡的遐思。 

参见英式庭园

六、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

科学（science）

18世纪，在启蒙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同时，人类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也有了巨大的发展。17世纪，人们关于物质世界和人类知识局限性的哲学观念发生转变，促进了18世纪的知识大发展。哲学上的这些转变孕育出一连串的观念变革，涉及宇宙的结构、人类心灵可能具备的知识类型以及获得这种知识的正确方法。人们有时把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转变统称为科学革命。不论“革命”一词是否恰当（这是当代科学史家所争论的问题），与17世纪初相比，科学到18世纪末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仅如此，18世纪启蒙运动的启蒙哲学家认为自身所处的时代正在完成17世纪的伟大革命。数学家达朗贝尔把18世纪科学领域的发展说成是“一场革命”，化学家拉瓦錫在1773年预言，他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将引发一场化学革命， 

启蒙运动继承了17世纪的一个观念：理性渗透、支配着宇宙万物的构造，理性体现于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述的自然物质法则。启蒙运动还沿袭了科学研究活动的新方法，即最初由牛顿概述的科学方法。不过，启蒙运动的一般观念与自然科学的重大进步之间表现出错综复杂的互为因果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科学革命蕴涵着根本性的哲学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改变了人们藉以描述世界的基本知性模式，还提供了能够应用于人类事务的比喻和方法。启蒙运动的三个核心槪念——理性、自然和自然法——都植根于当时描述世界的科学模式。 

我们不应不加区别地用现代的科学学科分类来衡埴当时那个时代，否则不仅误人歧途，还会犯时代错误。实际上，在18世纪初，人们只是偶然地用“科学”这个术语来表示研究自然界的各门学科。当时更为常见的名称是自然哲学，这种分类表明了一个事实：对自然界的研究被看成是与道德哲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研究密切相关的思想上的探索。此外，自然哲学与神学和宗教所关注的问题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当时的分支学科也不像现代学科划分这样有明确的界定和范围。例如，启蒙运动之初，物理学被视为一门讲授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实体存在原因的科学。一些现代物理学门类在当时都归人混杂的数学学科范畴，如天文学、光学、静力学、水力学、地质学、航行学、测量学、筑城学。18世纪末，实验物理学，即以定量、实验方法来研究支配无机界关系的学科，开始获得独立的地位。伴随着这一新发展，旧的物理学概念逐渐销声匿迹。化学同物理学的情况相仿，在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化学属于炼金术和医学这两个领域。18世纪末，化学的概念和方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门刚刚合理化的学科赢得了新的地位和认可。生物学也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披当作医学、化学甚或物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直到1802年，拉马克和戈特弗里德·赖因霍尔德·特雷弗里努斯才发明“生物学”这一术语。在18世纪，如果人们想区别生命物质的研究与其他学科，所使用的止确术语是生命科学。 

拉姆福徳伯爵本杰明·汤普森，弗朗茨·克萨韦尔·米勒临摹的一位身份不明的艺术家的版画  

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家往往担任正式的政府职务，他们把科学研究作为一项业余爱好。纽约艺术资料馆供图，原件藏干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国立肖像画廊。

在哲学概念、学科结构和科学方法发生转变的同时，科学实践的组织方式也出现了重大变化。科学革命的早期年代里，从事科学研究的个人是自然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们受雇于富裕的赞助人、皇家官僚机构、大学或者基督教各教派。到17世纪60年代，英格兰和法国成立了最早的专门研究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正式的科学院。各国的科学院在组织形式、自由程度和成员类型等方面各不相同，科学院的活动从整体上促进了科学的专业化。严肃的科学事业逐渐局限于那些把科学研究当作生活中主要工作的个人。业余爱好者日益退出科学研究领域，虽然在某些科学领域和一些国家（尤其是英格关），业余科学研究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伴随着科学的专业化进程，技术设备也呈现出日趋复杂和昂贵的发展趋势，支撑并促进了科学发现。 

启蒙运动的思想与科学紧密相关，因为自然是启蒙运动的基本概念之一。自然和自然物的定义千差万别，人们对人类存在的几乎所有方面的看法也就大相径庭。启蒙运动时期，几次重大的科学转变改变了普通欧洲人对宇宙的概念。在物理科学中，不论是在科学界还是普通人当中，伊萨克·牛顿所描述的宇宙观逐步占据了支配地位。几项国际性的科学项目和发现证明了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并由此形成了科学家着手寻求牛顿力学的其他表现形式的气氛。 

把物质世界的自然法则数学化（即用数学方式来表达各种关系）的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微积分和概率论等有效数学方法尤其促进了这一进程。由于发明了微积分和概率论，人们得以用数学方式来表述运动，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预测那些表面上不相关的随机自然现象。概率论还促进了社会科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发展，这些学科试图运用自然科学模式来研究人类行为。定量方法取代定性说明的趋势也推动了数学化的进程。定量方法为化学带来了重要的后果，成为化学革命的基础之一。

在生命科学领域，整个18世纪始终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有机体观点：源于笛卡儿机械哲学的机械模式以及基于生机论的有机模式。医生和研究者们接受了这两种极端观点衍生出的各种观点，创立了一大批形态各异的生命学说。不过，总体来看，在18世纪的进程中，生机论的基本要素融人对生命过程的理论阐释，从而产生出各种比18世纪初的流行模式要复杂得多的模式。 

与数学化和量化的普遍趋势相对应，18世纪出现了同样强大的把世界历史化的趋势，换言之，几乎每一个科学思想领域都引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结构和事物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因此，地球有了地质史，人们开始从胚胎发育的角度来描述胚胎，人们还认为，动植物物种自涎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以某种方式发生了改变。 

所有这一切反映出揭示支配世界体系的法则的普遍冲动，这种冲动肇始于科学革命期间，延续到整个启蒙运动。这种冲动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把自然现象加以归类的努力，导致科学家广泛深人地探讨如何有效地组织和分类的最佳方法。最后，无论他们表现出何种倾向性，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他们的成功将促进人类进步和启蒙的总体目标，为人类提供征服世界的知性工具。 

参见亲和力化学、精源论、万物有灵论、人类学、培根、班克斯、气压计、巴尔泰、贝格曼、柏林科学院、伯努利、贝托莱、比沙、教化、布莱克、布鲁门巴赫、博内、博尔德、博斯科维奇、布丰、卡巴尼斯、热质、坎珀、卡西尼、卡文迪什、克莱罗、哥白尼革命、哥白尼、库伦、卡伦、居维叶、达尔文、多邦通、退化、德利尔、德萨居利耶、笛卡儿、德马雷、狄德罗、夏特莱夫人、经验主义、渐成说、欧拉、华伦海特、丰特奈尔、傅立叶、富兰克林、法兰西科学院、伽利略、加尔、伽伐尼、伽桑狄、生殖、地心说、歌德、格雷夫森德、伟大的存在之链、黑尔斯、哈勒、哈雷、日心说、霍夫曼、约翰·亨特、威廉·亨特、赫顿、化学医学、物理医学、因根棄斯、接种、巴黎植物园、詹纳、康德、开普勒、拉格朗日、拉朗德、拉美特利、拉普拉斯、拉瓦特尔、列文虎克、莱布尼兹、林奈、伯明翰月亮社、马勒伯朗士、马尔萨斯、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协会、马拉、马格拉夫、唯物主义、数学与力学、梅森、梅斯梅尔、显微镜、穆申布鲁克、《天体运行论》、太阳系仪、物理神学、预成说、普里斯特利、《数学原理》、普林格尔、心理学、皮浪主义、理性主义、赖尔、里滕豪斯、爱丁堡皇家学会、伦教皇家学会、拉什、圣彼得堡科学院、舍勒、人学、科学院、怀疑主义、斯帕兰扎尼、斯宾诺莎、施塔尔、精细流体、恕斯米尔希、格拉尔德·范·施维滕、同感、望远镜、金星凌日、特朗布雷、维尔纳、惠特、沃尔夫

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

通常指源于17世纪初期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的系列变革，这些变革为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科学铺平了道路。与科学革命相关的思想、方法和新机构为启蒙运动思想的建构提供了一些基本要素。 

从某种程度上说，科学革命用被忽略的古希腊、罗马思想取代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思想，进而创造出新的方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在科学革命中具有尤为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未彻底被丢弃，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尤为明显。

科学革命最初起源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变革以及数学上的发明，这些变革包括创立机械哲学，把数学（几何学与后来的微积分）当作基本的科学专用语言。 

这两项新发展相辅相成。机械哲学关于自然的一般理论促进了把数学作为一种科学手段。这种理论的基本要素何在呢？首先，这一理论认为，自然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受理性和自然法的支配。如果说理性支配自然，那么人类的理性就能够揭示自然的活动规律。不仅如此，由于数学是一种理性的逻辑演绎形式，它就能够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表达方式：因为数学方程式只不过是用数字来表述a与b之间、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之间的规律性、受自然法则支配的合理关系。其次，这一理论界定了自然的基本状况，以便能够计量（量化）这些状况，再转化为能够用数学公式来处理的数字。第三，这一理论提出，少数几条自然规律具有普遍性，这些规律适用于天体现象和地球上的自然现象。最后，这一理论认为自然的作用是经济和有效的。总之，科学革命把数学当作科学的表达方式，把理性看成是自然界的生成属性。 

科学革命还造就了独特的理论创新，这种创新开始于天文学和力学（物理学），在启蒙运动时期扩展开来，形成了新的社会科学领域，涵盖了现存的所有科学门类。 

在天文学领域，16世纪的哥白尼最早迈出了科学革命的步伐。他阐述的宇宙日心说逐渐成为经过修正的科学世界观的基石。 

哥白尼的观点虽然蕴涵着激进的世界观，但同辈人基本上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焦尔达诺·布鲁诺、托马索·康帕内拉和伽利略的著作使罗马天主教的高层觉得这些观点具有危险性时，哥白尼的观点才成为争论的焦点。 

科学革命的一个标志就在于，尽管遇到神学的反对，哥白尼学说还是逐步为人们所接受。不过，这一学说的普及极为缓慢，只是到启蒙运动时期，传统天主教的地位大大削弱，不得不容忍对立的世界观存在，这一学说才得到广泛的认可。 

在物理学领域，一场同样重大的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这场革命最初以力学为中心。许多人士对这场革命做出了贡献，但必须特别提及伽利略、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布莱兹·帕斯卡、梅森、伽桑狄、霍布斯、笛卡儿。他们的研究为牛顿和莱布尼兹的自然哲学、力学和数学奠定了基础，启蒙运动则直接继承了牛顿和莱布尼兹的学说。

物理学上的根本变革可以归结为一点：从物质及运动的角度能够解释—切物理现象。这个简单的表述标志着一次彻底的观念变革。科学革命之前，物理学一直是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天下，这种学说认为，物体自然地趋于静止，运动是一种非自然状态。新的物理学体系则认为运动是世界的自然状态，宇宙是一个动态的实体。伽利略在自由落体和普通力学方面的研究，为重新界定物质和宇宙提供了实验证据和数学方程式。伽利略的观点提出，作用于物体的各种力——如摩擦力——导致物体趋于静止，一旦摩擦力消失，物体将永远保持运动状态。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认为一切物体都具有区别于其他物体的独特属性。这些属性构成了物体的本质，决定了物体的性质。新的机械哲学推翻了这种认为物体具有彼此相互区分的众多独特属性的观点。相反，机械哲学断言，一切物体都是由普遍实体（物质）的微粒组成。一切物体都具有广延性，也就是说，一切物体都具有能够辨认的几何形状，占有一定的空间。形状、大小和颜色等非本质属性就能够说明不同物体之间的差异。笛卡儿阐述并普及了这一观点，因而首次系统表述了正为同时代人所接受的物理和数学假说。 

科学革命是对哲学学科的认识论危机做出的反应。17世纪初的思想家认为，人类无法获得关于世界的真实而确定的知识。望远铣和显微镜证明感官知觉是不可靠的。欧洲人在所谓新世界（新大陆）的发现则表明，天启宗教（基督教）的真理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基督教分裂成新教和罗马天主教，把欧洲国家拖入围绕宗教教义展开的漫长而酷烈的冲突之中。 

如果人们无法依靠感性知识和启示（上帝的命令）来获得真理，那么怎样才能获得真理？科学革命提供了一系列的答案：理性及其产物——数学，两者都能揭示关于自然界和人性的真理，而且这种真理其备可信赖的充分确定性。 

最终，机械哲学甚至找到了信仰上帝的新理由：宇宙的设计及其有规律的秩序，表明存在一种更高的智慧和创造性力量。一种称作自然神论的自然宗教表达了这种信念，有助于消除那种认为新科学使人们不再信仰上帝的担心。

启蒙运动延续了科学革命的事业，把科学革命的观念应用于人口学、人学、人类学等新兴学科，改造了化学、生命科学（生物学）和电学研究，极大地拓展了数学作为科学表达语言的能力。此外，启蒙运动还推动科学实践转变为受过专业训练的男子（和极少数妇女）在科学院和实验室里共同从事的一项事业。最后，一些知识分子在向普通读者公众传播新哲学和新科学思想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没有伏尔泰、夏特莱夫人、莫佩尔蒂、德萨居利耶、富兰克林、诺莱、阿尔加罗蒂等人的努力，新科学就可能始终只是专家的事务，只能在专业圈子里交流。相反，新科学进人公众的视野，奠定了一种日益世俗化的新自然观的基础。因此，虽然科学革命不是启蒙运动创造的，但是启蒙运动明确支持新科学，奠定了新科学发展所必备的组织、文化和政治基础。

参见化学革命、数学与力学

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

人们藉以获取关于自然界的正确知识的方法。启蒙运动的科学方法（包括科学实践和科学假说体系）以某种经过修正的方式，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对待科学的基本态度。这种科学方法融合了经验主义、机械哲学和数学，标志着研究和解决科学问题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在17世纪上半叶的科学革命中，伽利略、笛卡儿、伽桑狄、梅森等人的研究标志着科学方法的诞生。但是，因为牛顿为启蒙运动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地表述了科学方法，所以人们最经常把他的名字与科学方法联系在一起。

任何科学方法都要对自然的基本特性做出某些假定。牛顿的方法运用了科学革命缔造者提出的关于自然的新假说。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假说所蕴涵的自然观与以往科学中盛行的自然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尽管新自然观部分是源自于以往的自然观。

牛顿科学方法的基础在于一项假定、一个观点、一种信念。一项假定是指：宇宙万物都有其存在价值，因而自然以最有效的方式运作，一个观点是指自然是绝对的，一种信念是说，可以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少数支配着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

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通称（《数学原理》）一书中，以上述关于自然的假说为基础，阐述了科学方法的四条准则。第一：“除那些真实而又足够说明现象的原因外，不必再去寻求自然界事物的其他原因。”依据这条准则，科学不再探求自然现象的终极原因，而是集中考察人类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关系。这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只有上帝才知道终极原因，人类的理性不论有多么深刻，都无法揭示这些原因。 

第二条准则提出：“对于自然界中同一类结果，必须尽可能归之于同一原因。”换句话说，由于自然在运动时是简单和经济的，科学家应认定相似的现象产生于同样的原因。例如，牛顿认为，太阳光和地球上的火光是相同物理运动的结果。

第三条准则提出：“物体的属性，凡是既不能增强也不能减弱者，又为我们试验所能及的范围内的一切物体所具有者，就应视为所有物体的普遍属性。”这条准则确立起牛顿的物质学说，详尽阐述了机械哲学观点。物体（物质）在我们观察时没有发生变化的特性，即为物质的基本属性。牛顿列举了这些属性：广延性（几何形状）、硬度、不可人性、移动性、惯性（物体继续保持运动状态的趋势）等。物体发生变化的方面，如颜色和声音，都属于次要属性，不构成物质的本质。

牛顿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理论：出于研究的目的，科学家可以把物体分割成细小的部分，他们能够断定这么做不会使物体的属性发生任何重大改变。这种分割（分解物体）既可以是实际的实验，也可以是在头脑中进行的实验。它类似于牛顿和莱布尼兹共同创立的数学微积分， 

牛顿的自然物质观与微积分这一数学学科关系密切。这一事实表明，机械哲学与把支配自然现象的规律加以量化或数学化的科学理想之间存在普遍的联系。两者都认为，分析（分解）问题能够产生真正的知识。两者还认为，一个问题或自然物体能够在解析后以同样真实、有效的综合方式重新组合。 

最后，牛顿的第四条准则提出：“在实验哲学中，我们必须把那些从各种现象中运用一般归纳而导出的命题当作完全正确的，或者是非常接近于正确的，虽然可以想象出任何与之相反的假说，但是没有出现其他现象足以使之更为正确或者出现例外以前，仍然应当给予如此对侍。”这条准则包含了现代学者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的元素。它断言，我们能够从对现象的观察和经验中发展出我们视为真实的普遍规律，除非新的观察提出了相反的证据。牛顿的这一准则通常称为实验方法，并因其经验主义倾向而备受称道。它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确是经验主义的，即为表述科学规律提供的素材是经验和观察而非抽象的推理。但牛顿并未提倡我们今日所说的有控制的实验，他只是说，我们必须把感性经验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集中注意能够观察到的自然现象。

参见数学与力学

哥白尼革命（Copemican Revolution）

历史学家用来描述自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的宇宙观大转变的术语。这场革命的意义不仅涉及天文学，也波及物理学、神学和哲学。这场革命是欧洲思想史上的根本性变革之一，奠定了现代世界的基础。哥白尼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17世纪的科学革命，而如果没有科学革命，就不可能有启蒙运动的科学以及18世纪思想运动的许多普遍概念。 

哥白尼革命得名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534年，哥白尼发表了一篇专业的数学论文《天体运行论》，提出了宇宙日心说（以太阳为中心）理论。传统的宇宙观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这一学说断定，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和其他行星都在透明的球面围绕地球转动。宇宙是一个有限的球体，所有恒星都位于其中。宇宙的结构由两部分构成。地层包括地球，天层包括月球、行星和恒星，天地两层有着本质的区别。地层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不完美世界，遵循的是基于直线运动的一系列自然法则。相反，天层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没有任何变化，呈现出自给、完美的圆周运动。千百年来，人们用这一体系来解释天文现象，建构天文学、物理学、宇宙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神学，但是，这一体系有缺陷，哥白尼认为这些缺陷是致命的。按照哥白尼的观点，这一体系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从地球上观察到的行星运动轨迹。这一理论复杂而零乱，这一点也为哥白尼所厌恶。 

哥白尼提出：倘若我们把地球看成是一颗行星，它与其他所有行垦一起围绕太阳运转，就能比托勒密体系更好地解释所观察到的行星运动。

这一观念上的转变成为一个起点，日后演变为一场哥白尼革命。哥白尼改变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定论，认为地球是运动的（实际上，哥白尼确定了三种地球运动方式）。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新的天文学难题。哥白尼学说提出了宇宙的范围和行星运动的原因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不仅影响了天文学，还影响到物理学。哥白尼学说还质疑古老的两分式宇宙观，即天地两层分别服从于不同的法则。哥白尼学说提出，唯一的统一法则支配着宇宙中的所有天体。 

然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有待解决，即哥白尼学说是否准确描述了宇宙的自然现实。《天体运行论》出版时，安德列·奥西安德尔在为其撰写的序言中断言，应当把这一学说看成是一个有益的假说。这个策略使得《天体运行论》得以顺利通过出版审査，并在世纪初之前一直保护了它。到17世纪初，伽利略用望远镱所得的观测结果使人们越来越难以否认——虽然本来根本不可能否认——哥白尼式宇宙的客观存在。不但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自然哲学家极其关注这一重大问题、基督教神学家也普遍关注这个问题。如果哥甶尼体系确实是正确的，那么，千百年来的神学信条，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信条，都将受到挑战，笛要进行修正。因此，哥白尼宇宙观挑战了诸多人类思想、信仰领域的基本问题， 

约翰·罗利制作的太阳系仪  

太阳系仪受到富裕的业余天文学家和公共演说家的青睞，这种机械仪器重现了哥白尼曰心说所描述的天体运动。美国贝特曼档案馆供图。

在哥白尼革命的道路上，哥白尼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作为一个科学现象，哥白尼革命主要是以后众多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的产物。18世纪以前，开普勒、伽利略、布鲁诺、笛卡儿、G.A.博雷利、罗伯特·胡克、当然还有牛顿，都为哥白尼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解决哥白尼学说提出的问题，这些人以及不那么知名的同时代人，逐步阐述了了一种新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把普遍的数学定律确定为宇宙秩序的直接源头。他们逐步阐明了机械哲学，以此来描述他们眼中的世界。他们创立了全新的科学，启蒙运动时期的启蒙哲学家欢呼这场伟大的革命，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科学革命。 

到18世纪初，无限的、以太阳为中心、恒星密布、服从于普遍机械数学定律的宇宙观，已经取代了以往那种有限的、以地球为中心、两分的托勒密宇宙观。

地心说（geocentric）

这一术语的字面意义是以地球为中心。从古希腊时代直至哥白尼革命开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地心说宇宙模式主宰畚欧洲思想界。

这种地心说模式最初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宇宙论以及托勒密的天文学。它断定，宇宙是一个有限的小球体，静止不动的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行星、太阳、月亮和恒星在不可见的同心球面上绕地球旋转。为了解释在地球上宥到的夜空中的行星运动轨迹，行星天有时被賦予各种圆心轨迹和本轮（小圆周在更大的圆周上运动）。恒星天位于宇宙的外层边缘。各天层以及包括月亮和太阳在内的所有天体，通常被认为是实心的，由一种纯净、完美、没有重量、透明、恒定的物质“以太”组成。宇宙中不存在空无一物的空间（真空）。“第一推动力”确保所有天层处于永恒的旋转运动之中。 

这种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分为天地两层。天地两层遵循互不相干的独特自然法则。在地层，直线运动占主导地位，一切物体力求达到静止状态。地层的特征是与时俱进的变化和物质的腐败（衰退）。相反，天层是一个完美、永不腐蚀的世界，表现为永恒的圆周运动。

地心说宇宙观与基于哥白尼学说的现代日心说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在哥白尼之前，虽然个别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曾挑战地心说观点，但欧洲科学直到16、17世纪才能够接受宇宙学和天文学概念上的哥白尼革命。

日心说（heliocentric）

这一术语的宇面意思是宇宙以太阳为中心。宇宙的日心说模式是由哥白尼提出的，17、18世纪的哥白尼革命发展了这一观念。它最终取代了自占希腊时代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生活的传统地心说观念。这种新宇宙模式把太阳置于宇宙的中心。包括地球在内的所有行星都围绕着太阳旋转，恒星则位于行星以外的浩淼空间。 

哥白尼最初提出的日心说模式依然保留了圆形轨道和透明的天球，宇宙的范围变得更大，却依然是有限的。后来，天文学家的理论和发现改变了哥白尼模式，在新的宇宙观看来，宇宙的特征是无限广袤、布满无数的恒星，行星沿椭圆形轨道运行，天体和地球上的各种自然现象遵循普遍的数学法则。 

17、18世纪，这种宇宙模式逐步取代了传统模式。在17世纪，哥白尼学说逐步渗入到各门科学及相关的哲学分支之中。然而，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初期，神学和大众的幻想才部分地让位于这种新观念。

哥白尼（Copernicus，Nicolaus）

波兰语：MikolajKopenik，（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天体运行论》（1543）的作者。《天体运行论》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但并非史无前例的观点：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一观点奠定了宇宙日心说（以太阳为中心）的理论基础，为其提供了详尽的观测数据和专业的数学论证。在出版后的半个世纪时间里，该书促成了天文学上的哥白尼革命。 

尼古拉·哥白尼由身为天主教主教的舅舅抚养成人，后者资助哥甶尼进人克拉科夫大学学习，并确保哥白尼当选为弗龙堡大教堂的司铎。这一职位为哥白尼提供了稳定的收人，他得以进入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教会法，发展自己对于天文学的爱好。大教堂还准许哥白尼到意大利游学，在帕多瓦大学学医，到费拉拉大学完成教会法研究。1503年，哥白尼返回波兰，此后终生在大教堂供职，进行天文学研究。1513年，哥白尼在教堂的支持下建造了一个小型观测台，他用这个观测台进行了一系列天文观测，观测资料为宇宙日心说奠定了基础。

哥白尼早就形成了日心说理论，他担心这一理论所蕴涵的异端结论，因而一直拒绝公开发表。推翻传统的托勒密宇宙地心说，即意味着挑战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哥白尼没有公开发表早期的思想和观测资料，而是以一部名为《天体运动假说短论》（1514）的手稿，在天文学家中传播他的理论。1540年，哥白尼的学生和最早的信徒乔治·约阿西姆·莱蒂库斯（1514—1576）出版了预先介绍哥白尼学说的报告《要释》，并于1541年再版。 

莱蒂库斯最终说服犹豫不决的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据说，该书1543年的第一版曾送到已是弥留状态的哥白尼的手中。《天体运行论》清楚阐明了宇宙日心说的基本理论。更重要的是，至少对于哥白尼的同代人来说，该书提供了大量有关行星位置的详尽数据以及相关的数学计算。

直到17世纪初年，这部开创了天文学革命的著作才释放出巨大的潜力。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着手致力于天文发现，这些发现不断巩固了哥白尼日心说的权威性。17世纪早期，哥白尼革命进人初期阶段。但是，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哥白尼革命才宣告结束，才完全展现出这场革命对于宗教、自然哲学以及关于人类与字宙之关系的一般性诠释的全部意义。 

《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 of the Heavenly Spheres）

（DeRevolutionibusOrbiumCoelestium） 波兰弗龙堡的哥白尼于1543年出版的天文学论著。《天体运行论》是一部专业的数学论著，旨在解决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一个难题：构建一种足以解释夜空里观察到的天体运行的完备天文学理论。这部著作为科学革命的促进因素——宇宙日心说模式——奠定了基础。反过来，科学革命也推动人们去重新阐述自然、理性主义、自然宗教、自然法等传统概念，倘若没有这些概念，启蒙运动的思想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哥白尼著作的思想成为启蒙运动的思想渊源之一。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发表之际，欧洲最权威的宇宙观是源于古希腊人托勒密和亚里上多德的宇宙观。这种观点认为，宇宙有限而完美，是个没有任何空隙、充满物质的空间。地球静止地位于宇宙的中心，太阳和行里围绕地球运转。所有的行星、太阳和月亮在完全透明的无形空间里绕地球运转。恒星则处于更为遥远的宇宙边缘的透明空间。宇宙分为截然不同的天与地两层，天地两层遵循完全不问的自然法则。地层（包括地球和月球以下的所有领域）充满变化和不完美，物质呈直线运动：天层（月球和月球以外的其他所有天体）是完美和永恒的领域，万物做自然的圆周运动。 

在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这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式的宇宙观支配着欧洲的科学。这一理论能解释大多数可见的天体运动，人们也能藉以预测行星的位置。但是，这一理论无法正确解释行星掠过夜空时划出的某些奇特的轨迹。一般而言，行星是由西向东穿过天空，但在行星轨迹的某些点上，它们似乎折回了，短暂地由东向西运动，然后再恢复原来的东向运动。这种现象即人们所说的行星逆行，几百年来一直令天文学家困扰不已，天文学家用带有小圆周的复杂圆周体系（本轮和均轮）* 来解释所观察到的天象。问题是，即使借助复杂的圆周体系，传统的理论仍不能充分解释行星轨迹的所有方面。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即着手解决这一行星运动难题。 

* 托勒密设想，各行星都绕着一个较小的圆周运动，每个圆的圆心则在以地球为中心的圆周上运动。他把绕地球的那个圆叫“均轮”，毎个小圆叫“本轮”。——译注  

哥白尼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激进但并非前无占人的观点：地球实际上是运动而非静止的。他进一步认为，地球有三种不同的运动方式：沿着圆形轨道绕太阳运动（周年运动）；每天绕着南北轴线运转一周（周日运动）；缓慢地围绕北极到北极星的轴线作圆锥形摆动。 

哥白尼的地动说把地球降到与其他行星同等的地位，令地球在宇宙中的独特地位不复存在。他还含蓄地质疑支配地球的法则不同于天体法则的信念。不过，哥白尼并未专门阐明这些结论。哥白尼眼中的宇宙与日后哥白尼革命时的成熟理论并不完全一致，后者是以太阳为中心、无限、弥漫着空间的宇宙。更确切地说，哥白尼的宇宙包含着源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宇宙模型的重要元素。因此，哥甴尼的宇宙是有限的、球状的、充满物质的空间。此外，在哥白尼宇宙观中，行星和恒星依然处于围绕宇宙中心缓慢旋转的同心、重叠、透明的天球。所不同的只是宇宙的中心变了：在哥白尼看来，宇宙的中心不再是地球，而是靠近太阳的某个地方。

哥白尼学说提出了一种几何学意义上和谐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同他所信奉的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相一致。但是，他的学说其实并未勾勒出较为简单的宇宙体系。事实上，由于哥白尼坚持认为地球和行星沿圆形轨道运行，他的学说使天文观测与理论预测之间的新偏差与以往的理论偏差同样突出。不过，哥白尼证明了之所以会出现行星逆行，完全是因为地球和行星都围绕共同的中心运动，从而在解决行星逆行这一棘手问题上迈进了一大步。至少对于同时代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哥白尼用大量专业的数学计算以及前所未有地精确的天文测量来支持自己的理论。 

人们最初对哥白尼的著作反应不一。除了职业的天文学家和新教神学家之外，绝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这部著作。罗马天主教会几乎没有注意到《天体运行论》的出版，未采取任何官方行动。路德宗、加尔文宗的新教领袖把哥白尼的观点看作是对《圣经》权威性的重大挑战，因为《圣经》有数节经文支持传统的地心说。新教的首要目标是使基督教恢复古代《圣经》的质朴纯洁，因此，对于《圣经》真实性的任何质疑，就不仅是质疑作为真理主要来源的《圣经》，还挑战了羽翼未丰的宗教改革运动。 

与新教神学家相反，欧洲各地的天文学家热切地欢迎哥白尼的著作。他们已经通过一部私下流传的早期手稿《天体运动假说短论》（1514）了解到哥白尼的观点。另外，哥白尼的学生乔治·约阿希姆·莱蒂库斯出版了预先介绍哥白尼研究结果的《要释》（1540—1541）。天文学家们想看到完整的哥白尼原著，主要是因为原著中有哥白尼著名的对行星位置的精确测量以及新的数学方法。大多数天文学家采纳了哥白尼书中的天球图和方法，却完全忽略了书中洋加阐释的日心说。 

只有少数16世纪天文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接受了日心说。他们包括前文提到的乔治·约阿希姆·莱蒂库斯（1514—1576）、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尔1498—1552）、托马斯·迪格斯（1546—1595）、乔达诺·布鲁诺（1548—1600）和迈克尔·马斯特林（1550—1631）。效力于哈布斯堡皇帝鲁道夫二世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1546—1601）提出了一种广为接受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借鉴托勒密和哥白尼理沦的基础上折衷了两人的学说。 

17世纪之前，人们大概还只是把哥白尼的宇宙日心说视为一个理论假说、一种有用的解释方法，认为它句现实的宇宙没有任何关系。但从1610年起·伽利略把望远镜对准天空，发现了月球表面的瑕疵、无数先前不为人知的星体以及金星的变相，人们很难再否认哥白尼宇宙观的真实性。伽利略在《论太阳黑子》（1613）中公开支持哥白尼学说。不仅如此，他还偏离主题涉足《圣经》的诠释，试图解决《圣经》教义与自然科学知识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这些活动及相关的著作引起了罗马天主教当局的注意，他们开始担忧哥白尼学说潜在的革命性、异端性。结果，1616年，即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73年之际，罗马天主教会禁止传授和信奉哥白尼学说。教会勒令禁止印制和阅读《天体运行论》，保罗·安东尼奥·福斯卡里尼试图调和《圣经》与哥白尼学说的书籍也被列入了天主教《禁书目录》。伽利略被禁止从事支持哥白尼学说的活动。 

教会的举措未能阻止哥白尼学说在欧洲科学界的传播。事实上，哥白尼学说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关键性科学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拓展了哥白尼革命的范围，着手阐述为科学革命以及日后启蒙运动科学奠定基础的各种观点。与此同时，哲学家、神学家以及欧洲其他知识分子力图阐明哥白尼体系蕴涵的人类观及人与宇宙的关系。否认地球具有特殊地位，预示着将推翻天主教把人类置于宇宙中心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存在其他天体的可能性，促进了证实上帝存在信仰的新方法„

即使到18世纪初，某些神学人士以及普通民众之中依然存在反哥白尼的思想。事实上，拥护牛顿思想的启蒙运动科学家和世俗学者最终使哥白尼学说贏得大众的普遍赞同。

开普勒（Kepler，Johannes）

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哥白尼日心说的早期支持者，对哥白尼革命和早期科学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开普勒在德国西南部的图宾根大学求学·从米歇尔·麦斯特林教授那儿了解到哥白尼学说。1591年，开普勒成为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教授。1597年，他开始与伽利略通信。1600年，他成为著名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助手，第谷是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皇帝鲁道夫二世的皇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1601年·开普勒继承了第谷的这两个职位。开普勒还担任上奥地利林茨宫廷的数学家（1612）。1626年，他移居乌尔姆，1627年完成了《鲁道夫星表》，这是一套由第谷发明的极为精确的天体表。1628年，开普勒移居西里西亚的萨冈。 

开普勒不仅是忠实的哥白尼信徒，还信奉广受欢迎的文艺复兴哲学。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被称作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从美学和哲学上推动了早期科学革命的发展。新柏拉图主义认为，宇宙是根据简洁优美的几何形式和定律和谐地建构起来的。在这一思想中，太阳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力量和神的象征。人们认为，新柏拉图主义是哥白尼决意把太阳置于宇宙中心的哲学源泉。新柏拉图主义还使哥白尼偏好简单的、几何构造的宇宙。无论新柏拉图主义是否真对哥白尼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约翰内斯·开普勒则是有意识地运用新柏拉图主义来指导自己早期的天文学研究。

开普勒着手解决哥白尼学说的两个相关难题。首先，行星并非如哥白尼描述的那样完全沿圆形轨道运行，开普勒决意发现正确的行星运行轨道。其次，行星运行的原因也需要做出更令人满意的解释，以往通行的观点认为，行星运动是单质的晶状天体的运动造成的恒定运动。开普勒在最早的论著《宇宙的奥秘》（1596）中提出，太阳发射出来的“活力”是一切天体运动的原因。他还表明，从五个彼此内切的规则几何体之间的确切关系，可以得出行星的数目（当时只知道五个行星）及其轨道的尺寸。 

《宇宙的奥秘》出版后的数年间，开普勒更精确地计算出行星轨道。他断定行星轨道为椭圆形，太阳位于椭圆轨道的一个焦点上。他还得出了精确说明行星轨道的数学方程式。这些被称为“开普勒定律”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新天文学》（1609）和《宇宙和谐论》（1619）中。 

除了了上述著作外，开普勒还发表过下列著作：《论新星》（1606）、《哥白尼天文学概要》（1618—1621）、《梦或月球天文学》在他死后于1634年出版。）他还撰有两部短篇著作，支持伽利略用望远铣获得的发现。这两部著作是发表于1610年的《论星际使者》和《对木星四颗卫星的观察》。 

参见天文学、科学

伽利略（Galilei，Galileo）

1564—1642，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对通称为科学革命的科学实践和科学理论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伽利略促进了曰心说理论的传播和接受，把数学方程式确定为表达宇宙自然规律的工具（宇宙的数学化），传播了针对特定科学问题的实验方法。伽利略是笛卡儿、开普勒、威廉·哈维、梅森、伽桑狄的同时代人，这些人中的每一位都对一种崭新的科学观的形成及相关实践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伽利略的父亲芬琴佐·加利莱伊是一个意大利音乐家和重要的音乐理论家。伽利略在比萨接受了初级教育，跟随一位家庭教师学习，后到佛罗伦萨跟随瓦隆布罗萨圣玛丽亚修道院的修士学习。1581到1585年间，他进入比萨大学学习医学，学医之余，他请人单独辅导学习数学，1585到1589年，他在佛罗伦萨为私人讲授数学，后获得比萨大学数学教席（1589—1591）。1592年，帕多瓦大学聘请伽利略担任数学教授。几年后，一个威尼斯女人玛丽娜·甘巴成为他的情妇。她为伽利略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维吉尼娅、利维娅，一个儿子芬琴奇奥。两个女儿年幼时就被送进了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家女修道院，儿子芬琴奇奥最终获得了合法地位。1633年后，伽利略长期被软禁在家，维吉尼娅与芬琴奇奥共同服侍父亲。 

1610年之前，伽利略一直担任帕多瓦大学的教授，1610年，他用望远镜获得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发现，从而使他获得托斯卡纳大公的特任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职位。同时，伽利略成为比萨大学的首席数学家。1611年，他前往罗马，演示用望远镜取得的发现，结果当选为林赛科学院院士。

1610年，伽利略把望远镜转向夜空，在天体观测上取得了惊人的发现。他观察到月球表面布满碗状凹陷和模糊的斑点，这个发现极大地挑战了认为月球是天层里一颗完美无瑕的天体的流行观点。他还发现了金星的不同相位、木星的四颗卫星以及许多肉眼看不见的恒星。

这些发现发表于1610年出版的《星空信使》一书中，成为证实哥白尼的日心说宇宙观的证据。当时，人们开始更多地公开讨论哥白尼学说，伽利略推动了讨论的进程，写下了《太阳黑子对话集》以及一封给学生贝内代托·卡斯泰利的私人信件，这封信最终落人罗马宗教裁判所的于中。1616年初，天主教会组织了一个官方委员会，调查地动说是否符合神学，结果否定了这一学说。1616年2月末，教会下令禁止虔诚的天主教徒信奉、传授哥白尼学说，伽利略被勒令停止宣传该理论的活动。此外，哥白尼1534年出版的论著《天体运行论》第一次遭到査禁。保罗·安东尼奥·福斯卡里尼试图调和《圣经》经文与哥白尼学说的著作也受到谴责，被列入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

伽利略公然反抗教会的一系列禁令。1632年，他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对话》用精妙的论证批评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宇宙观，尤其集中探讨了那些能够巩固哥白尼学说的领域。《对话》的序言表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一点至今令学者们围绕伽利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信奉哥白尼学说争论不休。伽利略在《对话》中大量运用了支持哥白尼学说的论据，内容涉及太阳黑子和潮汐一年一度的变化。《对话》还运用自由落体定律、运动的相对性、运动守恒以及各种运动的合成——所有这些概念都是伽利略首创的来捍卫日心说。

1632年，《对话》在佛罗伦萨面世。不久，伽利略被勒令赴罗马再度接受宗教裁判所审讯，但他把行期推迟到1633年2月。1633年3月，罗马宗教裁判所开始审讯伽利略，结果，伽利略宣布公开放弃《对话》的观点。这本书被列入《禁书目录》，伽利略则被判处终身监禁。伽利略出版的任何著作，不论新旧，一律査禁。 

尽管遭此厄运，伽利略的著作和手稿仍秘密地在全欧洲知识界广泛流传。天主教米曼修道院僧侣马兰·梅森为伽利略的一些手稿做了摘要，翻译成法语在巴黎出版，梅森曾得到一位法国外交官从伽利略家中偷偷带出来的一本手稿。莱顿的埃尔泽维尔家族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出版了伽利略的其他著作，如《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及数学证明》（1638），简称《两门新科学》。

伽利略的天文发现轰动一时，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同样著名，这使得伽利略声名远扬。但是，伽利略对物理学、尤其是力学和运动学（关于运动的科学）做出了同样卓著的贡献。《两门新科学》探讨了作为一门材料强度科学之基础的杠杆原理，考察了匀速运动和加速运动（斜面实验），提出了单摆周期与摆长关系的定律。伽利略运用数学方法来探讨这些课题，用数学方程式来说明各种现象。伽利略还对物理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试金者》（1619）中区分了物体的物理属性和感觉效果。在这部与耶稣会数学家奥拉奇奥·格拉西论战的著作中，伽利略还宣称，只有数学家才能解读“自然之书”（对抗《圣经》这部“启示之书”），因为自然是用数学语言写就的。最后，他声称，对于任何能够直接研究的问题，都必须否定公认的传统和权威。 

1634年初以后，伽利略一直住在佛罗伦萨附近阿尔切特里的郊区住宅，1642年去世。1638年，伽利略已经完全失明。伽利略的遗体埋葬于佛罗伦萨的圣克洛斯教堂，直到18世纪中叶，才修建了一座伽利略的墓碑，至今仍可供人凭吊。 

伽利略是科学革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启蒙运动时期备受尊敬的一位科学人物。启蒙运动初期盛行一时的机械哲学和自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伽利略的研究工作，哥白尼学说之所以能超越范围有限的科学界，也得益于伽利略的努力。上述两项新发展显然规定了自然哲学和科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天主教当局审判伽利略并将其监禁在家，这一事实向同时代人及后人表明，盘根错节的政教关系阻碍了自由的思想探索。简言之，伽利略是启蒙运动的伟大创始人之一，尽管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启蒙时代的大幕才徐徐拉开。就这一点而言，伽利略纪念墓碑不是建于17世纪的佛罗伦萨，而是建于佛罗伦萨的开明统治时期，乃是恰逢其时。 

参见数学与力学

培根（维魯兰男爵）（Bacon，Francis，Bacon of Verulam）

1561—1626，英国科学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父亲是英国掌玺大臣尼古拉·培根爵士。培根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582年进入法律界。凭借与英国宫廷的关系，1603年（詹姆斯一世登基），培根受封为爵士，1618年出任英国大法官。然而，1621年，培根被判犯有受贿罪，被免去大法官之职。他隐退到圣奥尔本斯附近的庄园，全身心地研究科学哲学。 

培根生活的年代要比启蒙运动的开端早近一个世纪，但他的著作却成为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源泉之一，培根以众多文艺复兴晚期人物的精神，设想在一种崭新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彻底改造全部人类知识。培根的方法是哲学归纳法。这种方法要求从经验和实验中精心收集观察资料（事实），然后把它们组成全新的知识体系。他认为博物学就是收集和说明所观察到的自然界现象，把博物学学科称为一切科学探索的“重要基础和源头”。 

新知识体系不仅包括哲学和数学这样的抽象学科，也涉及各种行业和工艺。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共同工作（合作），将创造出新的知识体系。一旦精心建构起新的知识体系，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种种现实问题。因此，知识有益于人类社会，将促进进步事业，在创造人类理想的完美境界——培根的“新大西岛”——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培根的方法与哲学中的演绎方法完全相反。演绎法的起点不是观察资料（事实），而是从某一哲学原则或公理着手。演绎法从那一原则出发，运用逻辑法则创造出整个知识体系。演绎法已经创造出庞大的中世纪经院哲学体系，笛卡儿运用修正的演绎法创立起几何学方法和机械哲学。 

培根在数部著作中概述了自己的方法和计划，最重要的著作是：《新工具》（1620，培根计划撰写的《伟大的复兴》的第一部分）、《知识的进步》（1623，《伟大的复兴》的第二部分）、《知识的进步》的一个早期英文版以及表明培根的乌托邦观念的《新大西岛》（1627），后者用英文出版，面向普通的读者。 

培根提出归纳方法，把科学视为以归纳推理为基础、旨在获得全部人类知识的一项合作工程，这些思想启发了17世纪英格兰、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法国的实验科学家。伦敦皇家学会的创建，从制度上把培根的科学观付诸实践。皇家学会的创始人有意识地效法培抿的科学观，在创建学会时强调合作与实验。

在皇家学会和欧洲各国致力于实验方法的科学家的努力下，培根的学说最终进入到启蒙运动的话语和视野之中，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向普通法国公众介绍了牛顿的实验科学和洛克的感觉心理学，把培根列为证明了获取知识必须进行实验的哲学家之一。狄德罗打算使《百科全书》全面展示科学、实业、工艺和艺术领域的人类知识。狄德罗不仅遵循培根的总体观念，还仿效培根关于人类知识的具体分类。此外，培根提高了博物学的地位，认为它在创造综合性知识上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促进了这门学科的迅速成熟和思想发展。 

简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启蒙运动试图把培根的“新大西岛”——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理想化人类社会一一变成现实。

参见历史

笛卡儿（Descartes，René）

1596—1650，法国数学家和建构体系的哲学家。笛卡儿出身于穿袍贵族（律师和官员）家庭，双亲是奥兰普-若阿基姆·笛卡儿和让娜·布罗夏尔。笛卡儿的中名杜·佩龙取自其父让给他的杜·佩龙庄园。1606年，笛卡儿进人著名的拉弗莱什中学，这所学校是耶稣会应国王亨利四世的要求建立的。笛卡儿潜心学习数学、哲学、物理和拉丁文古典著作。1612年毕业后，笛卡儿前往巴黎，花了几个月时间去学习他那个阶层必备的社交技巧。随后，他进人普瓦捷大学攻读法律学位。 

1616年，笛卡儿获得法律学位，自愿到拿骚的莫里斯公爵的部队服兵役。1618—1619年冬，他在布雷达要塞遇到了数学家艾萨克·贝克曼。在贝克曼的影响下，笛卡儿开始探讨数学问题，最早的研究成果成为解析几何的开端。他还写了一篇论述音乐理论的短论《音乐概论》在他死后于1650年出版。

1619-1620年冬，笛卡儿驻防在德国南部的乌尔姆周边地区，为巴伐利亚选帝侯服役。从军四年，笛卡儿应该参加了三十年战争的浴血战斗。对笛卡儿来说，在乌尔姆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军旅生涯，因为就在那个冬天，笛卡儿自认已经形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哲学见解。但是，笛卡儿直到1637年才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

1622年，笛卡儿回巴黎逗留了数月，后定居乡间。他逗留巴黎期间，正值“玫瑰十字会恐慌”达到高潮，法国首都四处流传着一个谣言：一个信奉激进宗教和政治哲学的秘密组织正在渗人这座城市。一些人指控笛卡儿已经加入那个秘密的颠覆性组织。笛卡儿否认自己与玫瑰十字会有任何关系，后来，他坚持说自己直到17世纪40年代才得知有这一组织。

1628年，笛卡儿离开了法国，其原因至今仍不得而知。他似乎担心受到迫害，要么因为其哲学观念，要么是因为不公开的宗教信仰。无论如何，1628到1649年间，笛卡儿一直住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只是在]644年7月、1646年11月和1647年的几个月中回过法国，1648年，他最后一次回法国逗留了几个星期。他在荷兰也频繁迁居，先后到过弗兰克伦（1628—1629）、阿姆斯特丹（1630）、代芬特尔（1633）、乌特勒支（1635）、莱顿（1636、1640）、桑德沃特和哈勒姆（1637）、恩德杰斯特（1641）、埃格蒙特（1643—1649）， 

在这些年中，笛卡儿逐步阐述了成体系的哲学体系，因而闻名全欧洲。笛卡儿听说过伽利略受罗马宗教裁判所迫害的逍遇，肯定害怕受到迫害，因此，他直到1637年才部分发表广自己的部分研究成果。但是，1637年以前，他的著作就以手稿形式流传开来。在巴黎，梅森神父监督这些手稿的传播，提出了各种批评意见。 

1637-1638年，笛卡儿最终出版了巨著《论世界》的部分内容，它们由四篇独立的论文组成：《方法谈》《屈光学》、《论流星》和《几何学》，此后，笛卡儿又出版了《沉思录》1641、《哲学原理》（1644）、《论激情》1647）和《灵魂的激情》1649）。两部著作在他死后出版：《论人》（1644）、《物理学和数学遗著》（1701）。 

笛卡儿死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1649年，他应邀担任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哲学家，移居斯德哥尔摩。他不仅为女王讲授哲学，还应她的要求创作诗歌和宫廷芭蕾。不幸的是，瑞典冬季的恶劣气候使他一不起。1650年2月，笛卡儿逝世，根据他的意愿，他的遗体葬于斯德哥尔摩的孤儿墓地。1656年，他的遗体被移送法国，但直到1819年才最终安放在圣日耳曼-德普雷。 

笛卡儿缔造了17世纪三大理性主义体系中的第一个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创造的另外两个体系是为了解决笛卡儿体系提出的难题。

17世纪初怀疑主义提出的知识确定性问题激发笛卡儿开始了最初的探索旅程。他决意批判性地审视每一个槪念，只保留那些“不证自明”的概念。这种做法孕育出几何学推论方法以及一个不证自明的基本事实：著名的“我思故我在”。这种几何学推论方法包括四条简单法则：从清晰确切的概念着手；为了简化（分析）疑难问题，把思考的对象分解成若千小问题;遵循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的有序思维方法：彻底、全面地评价疑难问题，务必考虑到问题的方方面面。 

笛卡儿运用这种方法和“我思”证明上帝的存在，从而展示了这种方法的威力。从本质上说，他提供的证明不过是坎特伯雷的安塞姆（1033或1034-1109）提出的中世纪经院哲学证明（哲学家称之为本体论的证明）的一个新形式。但是，对于17世纪的读者来说，笛卡儿的重新诠释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力，他的几何学方法也因此声名远扬。 

笛卡儿的机械哲学影响深远，堪与几何学方法的声望相媲美。笛卡儿机械哲学体系否定自然界中超自然（神秘）的作用，从物质微粒和运动的角度解释一切现象。笛卡儿的研究大多是假想的研究，其基础是所谓“纸上谈兵的科学'而不是实际研究各种现象。笛卡儿的方法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模式。例如，当时人们时常用磁力来证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但在笛卡儿的体系中，磁力却成为细小的螺旋形微粒的一种功能，这些细小的微粒沿相反的方向排成线状，围绕磁化的物体运动。 

笛卡儿极力消除自然界的超自然现象，坚决主张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绝对二元论。这一观点当然符合传统的基督教神学，但是，笛卡儿之所以倾向二元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產场使他能够摆脱文艺复兴的万物有灵论或超自然哲学，为一种无生命的自然界辩解。人们能像描述一台机器那样大致描述笛卡儿式的无生命物质世界。

如何解释肉体与灵魂的相互作用，这个难题始终困扰着笛卡儿二元论。二元论难题最终孕育出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剑桥柏拉图派、亨利·摩尔的哲学等一系列对立的学说，

惯性原理是笛卡儿机械哲学的基础之一。这一原理断定：运动是物体的状态，在没有外力介人的情况下，物体将始终维持运动状态。只有在两个物体发碰撞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运动方向的改变，物体的动量在碰撞中保持不变。卡儿必须解释圆周运动的原因。在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哲学中，圆周运动意味着自然、完美的运动。伽利略已经改变了这一观念，认为直线运动才是自然运动。笛卡儿接受了伽利略的观点，但必须解释圆周运动是如何形成的。笛卡儿试图凭借微粒彼此间的碰撞来解释圆周运动，还生动描述了充斥着旋涡的宇宙的形成。笛卡儿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却依然在整个17世纪乃至18世纪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牛顿潜心于圆周运动概念的难题，阐述了替代笛卡儿学说的万有引力学说以及相关的向心和离心运动概念。

笛卡儿还将机械的宇宙模式应用于人类。《论人》—文极大地影响了日后生理学和医学的发展。笛卡儿在《论人》中提出了一种机械的人类生理功能模式，从水力学、静力学和其他力学门类的角度加以解释。笛卡儿的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

笛卡儿的几何学方法受到广泛而热烈的支持，笛卡儿数学的重要性也很快得到公认。对于基督教神学而言，机械哲学包含着令人忧虑的结论，但是，经过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英格兰的各所大学的传播，机械哲学最终融入欧洲的主流思想。启蒙运动的大幕拉开之际，笛卡儿主义不但贏得了广泛的支持，也面临有影响的批评者。在18世纪，对笛卡儿主义各项原则的讨论，促使科学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人们最终超越了笛卡儿的许多思想，但这些思想无疑是启蒙运动科学的重要推动力量。 

参见数学与力学、科学

笛卡儿主义（Cartesianism）

见笛卡儿、认识论、机械哲学、理性主义、科学、科学革命

梅森（Mersenne，Marin）

1588—1648，法国数学家、医生、音乐理论家、神学家。马兰·梅森（人们大多称他为梅森神父）是伽利略以及通常称作科学革命的科学变革的重要早期拥护者之一。梅森是虔诚的天主教僧侣，他所在的米曼修道院正对着巴黎皇宫（法国革命后改名为浮日宫）的王后阁。梅森以天主教辩论家的身份开始了早期的文学生涯，他言过其实地宣称17世纪20年代巴黎受到无神论的威胁，一个多世纪之后，伏尔泰还为此嘲讽他。 

梅森潜心于把自然科学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他认为数学是弥合科学与正统天主教神之间重大分歧的关键他还赞同把实验当作获得新发现的方法，全力拥护当时形成的运用数学方程式阐明自然规律的机械哲学，此外，他与那个时代的重要知识分子书信往来，向他们提出问题，鼓励他们展开讨论，起到了沟通欧洲科学界与知识界的桥梁作用。梅森甚至提议设立一所科学院，使知识分子能够共同探讨和解决科学问题。直到梅森去世18年后的1666，这个著名的观念才得以付诸实现。 

梅森在鼓励许多科学家发表科学成果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这位米曼修道院僧侣帮助过的人士中，最出名的两位是伽利略和笛卡儿。梅森在巴黎修道院的地位使之极其适合为科学家提供这种服务，他本人认识皇家行政部门的要人，了解17世纪法国新闻审查制度下出版的可能性和限制。

除这些一般性贡献外，梅森还发明了关于弦振动的声学定律（梅森定律），和梅森素数，他著有三卷本巨著《宇宙的和谐》（1636）；1634年，他出版了三本旨在向法语读者介绍科学新观点、科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普及读物：《奇特的问题》《关于和谐问题》神学、物理学、道德和数学问题》1634年出版伽利略力学著作的译本《伽利略力学》；1639年出版《伽利略新思想》，这是1637埃尔泽菲尔版的伽利略《关于两门新科学的演讲和证明》的翻译和释义本。 

参见数学与力学

伽桑狄（Gassend，Pierre，Pierre Gassendi）

1592—1655）法属哲学家、天文学家。伽桑狄与霍布斯一道，在17世纪欧洲复兴唯物主义和伊壁鸠鲁哲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皮埃尔·伽桑狄先后在迪涅的耶稣会学校和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大学学习，1615年，他被任命为罗马天主教牧师他在迪涅讲授修辞学（1612—1614），在艾克斯大学讲授哲学（1617—1623），后当选为迪涅天主教牧师会的牧师和教长（1634—1655?）。1645到1648年间，伽桑狄在巴黎著名的皇家中学教数学，后回到法国南部，潜心于使他声名远扬的哲学著述。1653年，他返回巴黎，参加了由阿贝尔·德·蒙莫新成立的科学研究会。1655年，伽桑狄逝世于蒙莫的家中。 

伽桑狄是伽利略的早期支持者，尽管他态度比较谨慎，但支持宇宙日心说和机械哲学。他加入了以艾克斯的尼古拉-克劳德*法布里·德·佩雷斯克以及巴黎的梅森为首的科学家和学者的圈这些人士积极拥护最终被称为科学革命的那些哲学和神学观点。伽桑狄协助梅森反驳罗伯特·弗卢德的万物有灵论和神秘哲学，并批评笛卡儿的观点。 

伽桑狄的天文学和力学研究推动了这两门学科的逐步发展。但是，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综合的自然哲学、认识论等更为广泛的领域，这些贡献使其在启蒙运动的青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伽桑狄的研究工作支持了实验科学和伊壁鸠鲁哲学。伽桑狄实验上的支持，与培根、惠更斯、波义耳等人要求把科学建立在观察和归纳推论基础上的呼声遥相呼应。他的伊壁鸠鲁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原子论宇宙学说以及把幸福和功利置于人类存在之中心的道德观。

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观念促进了物理学（研究自然界）与形而上学（研究世界与上帝的关系）的分离伽桑狄意识到自己的观点与罗马天主教的教义相抵触，力图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基督教的全能上帝决定——如果上帝愿意——按照伊壁鸠鲁哲学模式来创造世界。 

17世纪，伽桑狄的研究通过他的朋友霍布斯的著述传入英格兰。如今，学者们已经知道，牛顿、伊萨克·巴罗和罗伯特·波义耳曾读过他的著作。1658年，伽桑狄的著作以《全集》之名在里昂出版，1727年在佛罗伦萨再版。他的著作中对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有：《运用悖论的方式反驳亚里士多德》（1624、1658，《全集》第3卷）、《对笛卡儿形而上学的沉思的诘难》，（1644、1658，《全集》第3卷）、《伊壁鸠鲁哲学大全》（1647、1658，《全集》第5卷）以及《哲学论丛》（1658年死后出版，《全集》第1、2卷）。 

牛顿（Newton，Isaac）

1642—1727，英国自然哲学家、数学家，启蒙运动的思想之父。牛顿重新系统阐述了17世纪的机械哲学，使之更具吸引力和理论说服力。他修正了色彩理论，在此过程中创立了新的光学理论。他发明了微积分，使人们能够用数学公式陈述运动定律，从而促进了宇宙数学模型的建立。牛顿还阐述了至今仍是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方法论。 

笛卡儿、培根的学说为牛顿的自然哲学和科学方法奠定了基础。笛卡儿的机械哲学试图从物质及其运动的角度说明一切自然现象。这种方法使自然哲学家面对许多科学、认识论和神学难题。但是，这种方法极具魅力，因为它旨在使人类理性能够掌握自然的真理。

特定的科学难题集中在笛卡儿学说的运动理论和动量守恒学说。笛卡儿力图创立无需上帝也能自我维持的宇宙，从而引发了相关的神学问题。笛卡儿依据理性主义和演绎推理，引发了认识论和科孪方法上的问题。培根倡导的科学研究传统与笛卡儿的传统截然不同。笛卡儿认为，人类理性能够从一些基本公理着手，依据演绎逻辑法则，揭示科学真理。笛卡儿的机械哲学即是运用他的方法研究宇宙及其规律的尝试。 

培根承认人类理性能够发现真理，但真理的昭示必须以经验为基础。在收集大量经验（实验）事实的基础上，人类理性能够运用归纳逻辑揭示科学真理和科学原理。因此，为自然哲学提供了基本方法的是经验主义而非理性主义。 

牛顿深刻思考了这些科学方法内在的难题和分歧，有效地综合了这两种方法。他仍然把经验主义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强调收集实验数据的重要性，同时也坚持理性主义的作用，论证了数学作为理论工具的意义。他还强调科学方法应当兼备分析（把一个问题分解为若干部分来加以解决）和综合（以几何学方式提供形式证明的答案）。 

牛顿赞同笛卡儿关于宇宙遵循极少数基本运动规律的观点。但是，牛顿不同意笛卡儿的以下主张：宇宙的运动完全是无生命实体在充满物质的空间中的相互运动。牛顿认为，物质受到各种外力的作用，其中之一是引力。引力造成宇宙中的各种运动，因而应该成为可以解释整个宇宙的普遍哲学原理。按照牛顿的观点，他的原理可以解释各种地球及天体现象;微观世界的现象与可见现象遵循相同的规律。 

从很大程度上说，牛顿关于物质本质和外力的信念是源于他的宗教信仰。牛顿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意识到，依据笛卡儿机械哲学，上帝只是造物主，在这个世界显得多余。牛顿认为上帝行于世上，因而厌恶笛卡儿的这一观点。牛顿认为，外力概念意味着上帝存在并作用于世间。

牛顿学说的遗产从两个不同的、不时交叉的层面影响了启蒙运动。牛顿的专业科学理论向其后的数代人提出了大量问题。后代科学家探索天体现象，确定地球的形状，力图寻找引力学说的证据。他们试图证明牛顿运动定律能够确切解释所有的现象。他们逐步形成了拓宽牛顿学说适用性的数学方法。他们就牛顿的时空概念展开讨论。他们不断探索牛顿在《光学》（1704）一书结尾的著名疑问中指明的极富吸引力的研究途径。总之，不论是否赞同牛顿的观点，物理学家都不得不专注于他的理论。 

牛顿思想的影响远不止于各国科学院的范围，而是更为广泛地惠及启蒙运动文化。伏尔泰和阿尔加罗蒂向全欧洲的读者介绍牛顿的学说。蒲柏的英雄体偶句使牛顿名垂千古。在伦敦皇家学会的主持下，德萨居利耶做了牛顿哲学讲演。牛顿学说的概念成为18世纪流行文化理论的一部分，同洛克、莱布尼兹的思想共同成为启蒙哲学和启蒙话语的主体。 

牛顿性格复杂，他的好学深思不仅体现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还涉及炼金术、神学、年代学以及圣经评注。3岁前，他在母亲汉纳·艾斯库·牛顿身边，之后由外祖母抚养。牛顿的父亲在他出世前三个月就去世了，母亲的再婚彻底改变了牛顿的生活。

牛顿一家是自耕农，年轻的艾萨克·牛顿却既没表现出务农的能力，对农事也不感兴趣。牛顿的老师和叔父都发现牛顿才智过人，便鼓励牛顿考大学。1661年，牛顿进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牛顿埋头攻读数学和自然哲学，1665年获得学士学位。1668年，牛顿获得硕士学位，1669年被任命为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 

1664年夏天到1666年10月是牛顿创造力的高峰时期，在此期间，他系统阐述了将指导日后专业研究的基本现点和思想。1665年，他阐述了二项式定理——（a+b）的二项式级数展开式——和万有引力的思想。他在这一时期还发明了流数法（微积分）。 

牛顿不愿发表自己的成果，这一事实导致了日后与莱布尼兹在微积分发明优先权上的争论。但是，牛顿乐于向伦敦皇家学会提交论文，他的许多论文最终都发表在《皇家学会汇刊》。1672年，牛顿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晚年一直担任学会的主席。他的朋友和通信者包括哈雷、罗伯特·波义耳、罗伯特·胡克、克里斯蒂安·惠更斯、莱布尼兹。

牛顿在剑桥大学的职责是在一学年内每周授课一次。他从事各项研究，也热心地为大学工作。在国王詹姆斯二世强迫剑桥大学接受一名天主教本笃会修道士为研究员时，牛顿加入了反对国王的行列。牛顿曾两度当选代表剑桥的下院议员（1689-1690、1701-1702）。 

在剑桥的岁月里，牛顿详细论述了自然哲学和数学。他发现万有引力能够解释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论证了万有引力定律的数学表达式。在朋友埃德蒙·哈雷的催促下，牛顿梳理了自己的观点，写成《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简称《数学原理》）。《数学原理》由皇家学会安排出版，印刷费用实际上是哈雷支付的。1687年，《数学原理》发行第一版，1713年又出了第二版。 

牛顿毕生津津乐道于炼金术、神学和相关领域。炼金术学说可能对牛顿自然哲学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过学者们对此还有争议。牛顿本人从未就炼金术公开发表过只言片语，尽管他的笔记中有大量证据表明他对炼金术感兴趣。

在神学和圣经评注领域，牛顿接受了《圣经》文本和神学教义在历史进程中出现讹传的常见观点。他曾撰文反对三位一体说，由于担心受到迫害没有公开发表。他认为新教改革运动时期导致基督教分裂的主要教义之争——基督教圣餐礼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许多世纪之前手稿翻译错误所致。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牛顿也认为古代人拥有业已丧失的真正的智慧（“古代智慧”）。

牛顿力图把科学方法应用于自然界以外的领域。他在天文观测的基础上阐述了新的年代学，后来成为巴黎古代文物研究者争论的焦点。他还试图破译《圣经》预言语言之谜，把不同的词汇制成系统的表格来加以比较，但这些尝试大都失败了。

1693年，牛顿显然患上了神经衰弱，有严重的抑郁症。数年之后他才复原。1696年，牛顿准备接受伦敦的皇家造币厂监督之职。他离开剑桥前往伦敦，但直到1701年他才辞去卢卡斯教席。

在伦敦，牛顿继续从事皇家学会的活动，利用造币厂的职位赞助许多科学家，出版了《光学》（1704），在17世纪80年代，曾卷人到与莱布尼兹关于微积分创立的优先权的著名争论。1705年，安妮女王封他为爵士。1727年，牛顿死于痛风和肺部发炎，享年85岁。 

参见莫佩尔蒂、克莱罗、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夏特莱夫人等18世纪牛顿学说信奉者的条目；另见宗教、科学、数学与力学

《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牛顿的一部概述全新的科学机械哲学的论著。该书的全名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全书分为三编，分别是《论物体的运动》、《论物体（在阻尼介质中）的运动》和《论（数学分析中）宇宙的体系》。 

《数学原理》的核心思想是牛顿长期思考的结果，但他做出最重大的发现并写下这部论著的主体部分的时间是在1679到1687年。在这些年间，牛顿远离剑桥大学的同事，逐渐从一场严重的情感危机中恢复过来。《数学原理》于1687年7月付梓，牛顿的朋友、天文学家哈雷提供了部分出版资金。 

《数学原理》建构起全新的牛顿力学体系，阐明了牛顿力学的运动三定律。第一运动定律阐明了牛顿得自伽利略、笛卡儿著作的惯性定律，第二定律把“力”这一有争议的概念引人力学理论。第三定律则阐明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牛顿演示了应用新的计算方法来精确地表述这三条定律。这部论著阐明了牛顿的科学方法。

牛顿曾向哈雷表明可以从精确的力学定律推导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在哈雷的请求下，他撰写了《数学原理》，他把这些定律推而广之，应用于地球和天体运动。他在阐明新观念的过程中提出了万有引力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宇宙中一切物体的运动都是万有引力造成的。

牛顿的新宇宙体系挑战并最终彻底推翻了笛卡儿在《论世界体系》中所描述的体系。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家成功收集到有力支持牛顿学说的天文学证据，笛卡儿体系与牛顿体系之间的对峙才宣告结束。

《数学原理》最终取代笛卡儿的著述成为启蒙运动的科学和科学方法的首要典范。书中的现点经过伏尔泰和阿尔加罗蒂的简化，成为法国和英国有教养阶层中最通行的宇宙观。这本书最初的拉丁文版本和夏特莱夫人翻译的法文版，通过国际性的科学团体广泛传播开来，彻底改变了力学和物理学所依据的基本概念。这本书同洛克的著作一道，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大厦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参见克莱罗、莫佩尔蒂

天文学（astronomy）

—门以太阳系（地球除外）和更广袤的宇宙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科。天文学是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最早得到改造的学科之一。16世纪，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34）为天文学的改造奠定了根基。这部著作断言，太阳位于我们太阳系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环绕太阳运行，在哥白尼时代之前，官方许可的主流宇宙观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他天体全都环绕地球运行。 

哥白尼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被同时代人所忽视，但到〗7世纪初，伽利略、开普勒以及其他旨趣相投的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开始接受哥白尼的假说，伽利略因为传授哥白尼假说，受到罗马天主教当局的指责（1633），他支持日心说的著述在欧洲的天主教地区秘密流传，在新教地区则公开传播。到18世纪，哥白尼学说主宰了天文学、物理学和大众的思想。 

尽管科学宇宙观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观，但是，与前几代天文学家相比，18世纪天文学家的许多日常活动并没有多大的改变。18世纪初，天文学仍被视为混合的数学（应用数学）的组成部分，主要研究宇宙物体的位置和运动。 

然而，到18世纪末，人们发明了许多功率更大的望远镜，天文学家凭借这些望远镜能够接收到遥远恒星发出的光线，观测到前所未知的各种现象。例如，恒星光谱的发现使天文学家开始重新思考宇宙天体的成分和结构。此外，数学的发展使天文学家能够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达观测到的各天体之间的关系。这些进展促使日后天文学能够卓有成效地加以解决的问题出现了重大转变。 

18世纪，天文学家完成了两项著名的合作项目：世界范围内观测金星凌日以及旨在测定一度经线的长度的探险。欧洲和美洲的科学家共同参与这些项目的观测工作。两个项目都表明了合作对于获取知识的益处，进一步证实了启蒙运动所珍视的科学理想。

18世纪的天文学家为证实牛顿万有引力学说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他们运用三个天文学疑难问题上的研究结果，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三个问题是：推算地球的形状、描述月球的运动以及预测哈雷彗星回归的日期。18世纪末，拉普拉斯侯爵皮埃尔-西蒙证明，太阳系是稳定的，尽管可以观测到行星运动的周期性变化——早期天文学家正是据此认为太阳系是不稳定的。拉普拉斯在五卷本《天体力学》（1799-1825）中总结了18世纪天文学家的工作。 

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对天文学做出贡献的主要人物有：哈雷、赫歇耳、莫佩尔蒂、卡西尼、克莱罗、拉朗德、拉格胡日、拉普拉斯。

参见哥白尼革命、地心说、数学与力学、里滕豪斯、科学、望远镜、技术设备

金星凌日（transit of Venus）

当金星沿轨道掠过太阳正面时，从地球观察到的一种明显的天文现象。18世纪出现过两次金星凌日，第一次是在1761年，第二次是在1769年。死于1743年的哈雷曾经预言：在地球的不同地点观测金星凌日，可精确计算出地球与太阳间的距离。法国天文学家德利尔与哈雷讨论过这些观点，为观测1761年的金星凌日做出了安排。英国天文学家在获悉德利尔的计划后也加人进来。最终，在1761年和1769年两次出现金星凌日时，天文学家在60多个地点进行观测和定位测量。从观测的结果计算出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是9500万英里，这是到当时为止计算出的最精确的数字。 

大卫·里滕豪斯  

美国政治家、天文学家大卫·里滕豪斯参加了1769年观测金星凌日的国际合作科学项目。美国国家独立历史公园供图。  

参见天文学、科学、技术设备

数学（mathematics）

见数学与力学

数学与力学（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数学，数字的科学：力学，物体运动的科学；两者共同成为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基本象征。按照理性主义观点，宇宙的构造遵循能够用数学方程式表述的规律。一切事物，不论是否属于生命物质，都可以理解为服从机械数学定律的机器。不仅如此，既然宇宙以数学方式构成，宇宙也就是有序、可预知并且受制于自然规律的，就能够为人类所理解。概言之，绝对有序的宇宙是理性统治的世界。 

启蒙运动的理性信念在很大程度上以18世纪数学与力学的体系和内容为基础。表面上看，数学、力学与理性之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关联，法语和拉丁语却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在法语中，Raison一词除意指“理性”之外，还表示“比率”这一数学上严格确定的数字关系。拉丁语的Ratio一词也同样具有上述双重含义。一旦人们能够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宇宙的构造表明了一种基本的数学法则，那么，相对简单的合理步骤便是把数学法则概括为关于理性的一般论述。 

17世纪科学革命的缔造者确立了以下的观念：可以用数学来表述支配自然和整个宇宙（自然之书）的法则。他们试图揭示这些数学法则，以期使人类心灵能够理解宇宙的运行方式。这种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著名的例子是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在这一早期阶段，几何学这门数学学科分支成为宇宙结构的模型。《方法谈》（1634）的作者、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认为，几何学还是正确运用普遍理性（思考）的规则的源头。 

在这种以几何学为中心的宇宙观兴起之时，还出现了被称为机械哲学的哲学体系。这种哲学以力学为模式，提出一切宇宙现象都可以从运动中的物体（被视为几何形式）的角度来加以研究。机械哲学的创立者不但有笛卡儿，还有一群致力于用数学方式表达机械原则的同时代科学家。他们包括伽利略、伽桑狄、波义耳、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以及后来的牛顿和莱布尼兹。 

机械哲学拓展了力学的范畴，在科学革命时期以各种方式影响了科学的方方面面。启蒙运动所继承并发展的，正是这么一种对于数学与力学的根本意义的信念。

然而，牛顿与莱布尼兹这两位自然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奠定了启蒙科学的基础一并非简单地依靠几何学来解答科学难题。他们各自独立地创立了一种新的有效数学方法：微积分。微积分提供了解决力学难题的方法，无论这些难题是属于地球现象还是天体现象。微积分尤其有助于解决沿曲线轨道运动的物体和作用力的难题，从而推动了启蒙运动时期力学的迅速发展。

莱布尼兹和牛顿的微积分也开始取代几何学成为正确推理和科学方法的普遍模式。这种建立在微积分基础上的新理性模式称为分析。分析问题的过程包括把问题分解（分析）成较为简单的部分，进行数学处理，得出最终的答案。牛顿认为，分析的过程与综合一道成为科学方法的基础。 

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微积分和其他分析方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欧拉、丹尼尔·伯努利、约翰·伯努利、拉普拉斯和拉格朗日等数学家，把分析方法应用于解决众多的地球力学和天体力学难题。复杂曲线的运动及万有引力的研究、振动或振荡的分析、对天体运行轨迹的了解和预测，都取得了进展。

但是，微积分无法解释自然界或人类行为领域的某些不规则的现象。事实上，到启蒙运动末期，数学无法解答的问题如此之多，以致伟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担心数学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倘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显然无法达到理性启蒙运动的目标——把宇宙加以量化或数学化。

不过，拉格朗日对数学的评价主要考虑的是微积分。他并未提及数学的第二个分支“概率论”的创立。这种理论最初是为了研究可能性的博弈而发展起来的。概率论的长处在于能够解释那些表面看来不规律和不可预测的现象。雅各布·I.伯努利、欧拉和拉普拉斯把概率论转变为一种方法，解决天体不规则运动问题，证明宇宙是一个稳定的动态体系。这种新理论也可实际应用于解答人类事务中的难题，如保险的风险、商业和人口增长。 

概率论使人们可以把比单纯的因果关系更为复杂的各种关系加以数学化。它重新启动了把数学应用于一切宇宙现象的启蒙计划，保全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宇宙是受自然规律支配、合理和有条理的。概率论似乎提供了一条途径，使人们得以回避人类观察和理解复杂现象能力的限度问题。

事实上，概率论是启蒙运动的伟大创造之一。它不仅扩大了数学对自然科学的影响力，还为启蒙运动创立的新科学——包括人类行为、政治经济学和人口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奠定了数学基础， 

因此，可以说，数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力学是促进启蒙运动发展的动力。必须强调的是，它们不仅有助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且，作为一种象征，它们为一切人类活动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模式。

参见人学

化学革命（Chemical Revolution）

描述1750年后欧洲在化学理论及相关实验活动和术语方面所出现的变革的术语。启蒙运动鼓励人们重新认识自然观，创造出清晰、精确、描述性的科学语言，这一大趋势指引了化学革命的进程。化学革命的主要缔造者有：拉瓦锡、普里斯特利、约瑟夫·布莱克、卡文迪什、黑尔斯、舍勒、诺莱神父、贝格曼、杜尔哥、卡伦。 

1750年前，研究化学现象的多为专门从事炼金术或医学的人士。布尔哈夫支持的机械哲学和施塔尔的燃素说主宰了化学领域。1750年后，这些以往的学说所带来的理论问题与启蒙运动科学的各种新发展相结合，推动化学研究出现重大的变化。到18世纪末，现代化学科学已初具规模。古老的元素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土、气、火、水四元素论以及炼金术士的各种三元素说——逐渐被包含多种元素的新体系所取代。基于物质定量（计量）的化学分析新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往的定性方法。几套新的术语体系已经形成，其中包括拉瓦锡发明的众所周知的术语以及不那么有名的托尔贝恩·贝格曼和路易·伯纳德·居托恩·德·莫尔沃（1737—1816）发明的术语。大体上说，新化学旨在精确、实证地描述各种现象，而不是假设原因或物质的根本属性。 

安东尼·洛朗·拉瓦锡与夫人玛厢·安妮·皮埃當特·波尔兹，1788年雅克·路異·大卫作  

拉瓦锡在妻子的帮助下，在巴黎兵工厂建立了一间精巧的化学实验室，他在此逬行了各种实验，为他宣市实现化学革命奠定了基础，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供图：1977年·为纪念埃弗里特·费伊·査理·赖茨曼·吉夫特夫妇购买了本画。  

启蒙运动后期的启蒙哲学家意识到化学领域内这变革的重要意义，将这些变革说成是酝酿中的一场革命。科学史家大多接受了这说法，虽然人们还在争论这场革命性转变的基础究竞是连续性的变化还是突然的变化，

三项关键的观念变革为化学革命的理论转型铺平了道路，首先，当时形成了这样一种理论：只要有足够高的温度，固体物质会变成蒸气，气态第二项关键性的观念变革是发现了几种新“气体”（气态的物质），并且意识到这些气体实际上不是纯净的物质，而是几种不同物质的混合体。第三项重大变化是形成了全新的燃烧理论。 

法国财政总监杜尔哥提出了质疑传统物质学说的观点，杜尔哥并不是一个化学家，却对诺莱神父和约翰·戈特沙尔克·瓦勒里乌斯的蒸发实验颇感兴趣。杜尔哥发明“膨胀系数”这一木语来描述气体的厲性，断定任何气化的物质均具有这些厲性。他还发明了“汽化”这一术语，指如今称为气态的物质存在状态。杜尔哥匿名为法国《百科全书》写了个关于"膨胀系数”的条目。

与此同时，苏格兰科学家正着手研究气体的属性，发现气体实际上是不同物质的混合物。斯蒂芬·黑尔斯首次收集到加热物体时释放出的气体，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他认为，这种气体是凝固在固体物质之中的，因此把它命名为“固定空气”，约瑟夫·布莱克辨认出这种同定空气（二氧化碳）实际上是一种与普通大气属性不同的物质。 

布莱克的发现激励了其他英国研究者寻找新的气体。结果，亨利·卡文迪什发现了“易燃气体”（氢气，1766），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分离出“含氮气体”（硝酸）、“海洋酸气”（氯化氢）、“碱性气体"（氨）、“硫酸气体”（二氧化硫）、“含有燃素的氮气”（一氧化二氮，笑气）和“不含燃素的气体”（氧气）。卡尔·威廉·舍勒在瑞典、拉瓦锡在法国也分别分离出氧气。 

18世纪70年代，拉瓦锡，舍勒和普里斯特利研究了各种气体的属性和燃烧过程。1772年和1774年，拉瓦锡在一系列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燃烧理论。当时流行的燃烧理论是德国化学家施塔尔提出的燃素说。燃素说断定，木炭燃烧时释放出一种称作燃素的物质，呼吸和煅烧的过程同样包含这种物质。 

燃素说令人满意地对上述三种过程做了定性说明。但是，拉瓦锡坚持在化学反应前后计量化学生成物。拉瓦锡嗜好计量，通过计量得出了质疑燃素说正确性的结论。释放燃素的过程有时导致化学生成物重量减轻，有时化学生成物的重量却增加了。拉瓦锡的计量表明，如果燃素确实是一种物质，那么，它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属性，其重量偶尔为负。 

这种反常现象——它产生于用定量方法检验一种基本属于定性的理论——促使拉瓦锡用系统的定量方法研究燃烧过程。拉瓦锡确定一种特殊的“气体”在燃烧过程中起作用，他分离出这种气体，最终将它命名为氧。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也独立地进行了相关的实验。两人的发现最终导致拉瓦锡提出氧化燃烧理论。 

拉瓦锡致力于计量化学反应前后的所有反应物和生成物，促成了定量方法在实验室的主导地位。在奠定定化学分析基础方面，瑞典化学家托尔贝恩·贝格曼也功不可没。强调定量描述化学实验，不仅有助于解决燃烧这一基本问题，日后还促使化学界再度接受曾一度受到轻视的原子论观念。 

人们对于实验的严密和精确性的追求，不仅推动了定量分析方法的发展，还促成了新的化学语言的诞生拉瓦锡根据孔狄亚克的语言理论，设计了一套全新的术语，以取代脱胎于炼金术和医学的化学语言。孔狄亚克曾经提出，能够合理地创造出一种语言，使这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清晰、精确地反映现实。他把代数的数学语言（也称为解析）视为这种完美语言的典范。他认为，运用一种精心构想的语言，将保证正确地推论。 

拉瓦锡试图创造一种分析化学语言，物质的名称应能揭示其基本成分和其他重要的化学特征。他把氧作为这套新术语的中心。毫无疑问，只要接受了他的新语言，就等于间接地接受了他的氧化理论。他把涉及燃烧的气体命名为“氧”。“氧”（oxygen）这一术语表明了拉瓦锡把代数解析概念应用于新语言的方式，如果把这个词分解成oxy和gen两个组成部分，那么，oxygen的含义就一目了然了。在希腊语中，oxy是“酸”的意思，gen来源于希腊语的后缀，意思是“产生”（形成）。拉瓦锡认为，氧参与了各种酸的形成，因此称之为oxygen，拉瓦锡根据其他物质的含氧量命名这些物质。例如：名称以ic结尾的酸（即硫酸（sulfuricacid）），其含氧量大于名称以ous结尾的酸（即亚硫酸（sulfurousacids））。化学盐类的名称同样反映了它们相对的含氧量。金属“氧化物”（以前称为金属灰）是含氧的金属。 

拉瓦锡并非唯一认识到需要新的化学术语的化学家。贝格曼和法国化学家居通·德·莫尔沃也阐述了各自的术语体系。 

化学革命显示出启蒙运动科学的两个重要方面。首先，从某种程度上说，拉瓦锡和其他科学家所得的实验结果，应归功于量热器等用来收集、称重并满足化学实验其他需要的新仪器的发明。倘若没有仪器和其他技术，就不可能获得精确的测量结果，也就无法为化学革命特有的观念上的彻底变革提供依据。第二，拉瓦锡的新元素理论和化学术语之所以得以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组织的协同宣传的结果。贝托莱、安托万·德·富尔克鲁瓦（1755—1809）和居通·德·莫尔沃等化学家认可了拉瓦锡的发现，联合起来传播新观点。他们还得到了拉普拉斯和加斯帕尔·蒙日（1746—1818）的帮助。他们共同出版了《化学命名法》（1787，主要作者是拉瓦锡）、理查德·柯万《论燃素》（1788）的法文注释本以及一份新杂志《化学年鉴》（第一卷，1789）。拉瓦锡在《化学纲要》（1789）中总结了这些工作。 

炼金术（alchemy）

—种古代医学和化学方法，在文艺复兴时期推陈出新，继而促成了18世纪的一些思潮。 

炼金术有形形色色、数不胜数的理论，但大体上说，炼金术可分为两大类。一种类型的炼金术注重寻找通用的化学药物（万灵药），成为文艺复兴晚期帕拉塞尔苏斯阐述的化学医学的基础。第二种炼金术注重探询物质的基本原理，其具体表现是寻求点金石，试图把贱金属点化成黄金。各种炼金术往往体现为秘密文化，因而招致官方的强烈厌恶以及对炼金术上的谴责。在现实中以及大众的心目里，炼金术常常涉及自然巫术或激进的宗教、政治、社会的世界观。因此，从事炼金术的人常常被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神学家指责为异端。 

炼金术-化学实验室  

启蒙运动时，炼金术已有几百年的历史，18世纪的化学革命后，炼金术在专业科学界最终被化学所取代。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在整个启蒙运动时期，炼金术促进了一些思维方法的形成。17世纪晚期，早期启蒙运动的各种思潮趋于汇合，炼金术对牛顿或许还有莱布尼兹等主要人物的科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化学家施塔尔年轻时曾相信炼金术，后来摒弃了它。

18世纪中叶，理性的启蒙运动形式开始丧失主导地位，炼金术所促成的对非理性传统的探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对科学的影响较小，对激进的政治和社会理论以及大众娱乐方式的影响较为显著。在18世纪，玫瑰十字会玄术和某些共济会开始运用炼金术概念。卡廖斯特罗、卡萨诺瓦、圣曰耳曼和圣马丹等冒险家和江湖骗子也利用炼金术。此外，有证据表明，德国小说家、诗人、科学家歌德、激进的开明路德宗神学家泽舞勒、虔信派教徒厄延格尔，都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炼金术理论和活动。简而言之，炼金术宇宙观在启蒙运动之后继续存在，有助于形成一些最为新奇的观点。

参见共济会、玫瑰十字会

亲和力化学（affinity chemistry）

18世纪一种有影响的化学学说，到18世纪末，化学革命的新发展最终使之声名扫地，亲和力化学是一种元素化学，认为元索的数童不止亚里士多德学说提出的土、气、火、水四元索。亲和力化学认为，各种元索彼此间本能地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吸引。元索之间的相互吸引能够解释为什么某些元索容易结合，其他元素却难以结合。18世纪亲和力化学家绘制出表示这些关系的亲和力图表。徳国小说家、科学家歌德在小说《亲和力》（1809）中把亲和力视为核心的有机力量。 

重要的亲和力化学家有：贝格曼、舍勒、艾蒂安-弗朗索瓦·日夫鲁瓦、纪尧姆·弗朗索瓦，鲁埃勒、皮尔-约瑟夫·马凯、约翰·乔治·格梅林、贝托菜。学界对于是否应把拉瓦锡算作亲和力化学家还存有争议。

燃素说（phlogist on theory）

施塔尔于18世纪提出的一种化学理论。燃素说提供了关于呼吸、燃烧、煅烧等化学过程的定性解释。不过，一旦化学家决定采用比重计置方法（即在化学反应的前后测量包括气体在内的所有成分的重量）燃素说就站不住脚了。燃素的重童有时增加，有时却减少了。化学家试图解决燃素说的这些偏差，最终导致了18世纪70到8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即所谓的化学革命。 

施塔尔提出的燃素概念意在综合元素化学与成分化学。施塔尔借鉴了德国化学家、医生约翰内斯·约阿希姆，贝歇尔（1635—1682）的元素概念和体系。元素有三种：土、水、气，土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分别对应于不同的化学成分。油质粘潮的土对应的化学成分是硫，贝歇尔称之为“粘稠土”，施塔尔则更名为“燃素”。燃素无疑是一种物质，有时以火的形式存在，有时表现为贝歇尔所说的第二种土或硫素，有时则是无形的粒子。所有物质都含有一定量的燃素，在加热（燃烧）或煅烧过程中，燃素会从物质中逸出。空气是燃素逸出的前提。 

18世纪50到70年代，燃素说在法国、德国、英格兰、瑞典的化学家当中风靡一时。重要的燃素说化学家有：法国的皮埃尔·约瑟夫·马凯、艾蒂安·弗朗索瓦·若弗鲁瓦、威廉·翁贝格、吉尧姆·弗朗索瓦·鲁勒埃，神圣罗马帝国的霍夫曼、约翰·亨利希·波特、卡斯帕尔·诺伊曼、约翰·特奥多尔·埃勒、马格拉夫，英格兰的约瑟夫·布莱克、卡文迪什、普里斯特利、理查德·柯万、威廉·希金斯，瑞典的贝格曼、约翰·戈特利德·加恩、舍勒。即使在拉瓦锡发现氧气，提出氧化燃烧理论之后，仍然有人坚持燃素说。实际上，普里斯特利和舍勒分别独立于拉瓦锡发现了氧气，却都依然笃信燃素说。其他一些化学家，如约瑟夫·布莱克，费了一番心力才抛弃了燃素说。事实上，直到比重计量方法的效力日益显著，拉瓦锡、贝托莱及其同事发明的新术语愈益简明，燃素说才被彻底抛弃。

参见启蒙运动、科学

精细流体（subtle fluids）

18世纪科学最基本的物质理论之一。这一理论从牛顿的“以太”概念发展而来。牛顿在手稿中使用了以太概念，但在世时从未公开发表。以太是种由极小微粒构成的流体物质，人们认为它弥漫于有形物体之外的全部空间。以太流体没有重量，至少是因为微粒太小而无法测出重量。牛顿有了以太理论，就用不着再假定自然界中存在空无一物的空间（真空），而且可以从力学角度解释太阳系的引力作用。以太理论使牛顿不会被人指责为支持物质作用穿越虚空的观点，因为后一种观点因与自然巫术的联系而受到怀疑。精细流体说同样可以解释和说明世间万物物质原子间的相互作用。 

18世纪40年代牛顿的“以太”理论首次发表后，18世纪科学家开始阐述各种不同的精细流体说。精细流体被用来解释热、温度、电荷、电压、热容量等现象，这些现象与亚里士多德学说中令人困惑的两元素火与气相关。

18世纪的精细流体理论具备牛顿“以太”概念的全部特征：它们是微小粒子构成的流体物质，其重量无法测知，因而被认为是无重量的。人们还认为精细流体的微粒自相排斥，如不加以限制，流体就会无限膨胀。

实际上，精细流体理论促进了化学和物理学的早期量化过程。拉瓦锡的热质说、富兰克林完善的单流体电流理论，都属于精细流体理论。

参见科学

热质（caloric）

拉瓦锡为明确阐释热现象而发明的一个术语。热质（即“热”）被视为一种由细小微粒构成的流体物质。实际上，与电一样，热质是18世纪科学家运用精细流体理论的著名例证。热质微粒极其细小，无法用比重测定法来称重。 

由于热质无法用称重方法计量，拉瓦锡便设计了一种名为量热器的实验仪器。量热器由双层容器组成，内层的容器中有一个装满一种化学物质的金属丝篮。内层容器直接用冰块包裹。外层的容器也包以冰块，使容器的外部温度保持在冰点。加热容器内的化学物质，周围的冰块开始融化。最后，收集、称量融化的水，计算融化过程所消耗的热量。

量热器是实验仪器的经典范例。这一仪器的发明和使用表明，科学革命的实验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科学家得以用某些可以计量的物质间接地测量物理现象。

医学（medicine）

研究和治疗人类疾病的学科和职业，启蒙运动时期，医学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变革。一方面，机械哲学促成的医学理论和传统充分发展起来。莱顿大学的布尔哈夫、哈雷大学的霍夫曼把这种传统带人启蒙运动。哈勒和格拉尔德·范·施维滕发扬了这一传统。不过，到18世纪四五十年代，医学理论明显转向生机论生机论传统把早先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加以改造，开创了新的重要医学方法，从而把机械哲学之前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带人启蒙运动。施塔尔的化学和医学率先开始了这种转变。 

不论是机械哲学、生机论的信徒，还是调和各种理论的折衷派，开明医生通常把经验和观察当作理论的首要源泉。他们的信念植根于洛克的经验主义心理学和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临床医学传统。洛克和希波克拉底以不同的方式把环境、气候和日常体验舂作影响人类健康的关键因素，两人的理论为完美融合启蒙运动关键要素的民学莫定f理论*础，极大地促进了经验主义与人道主义、进步与理性化的目标。 

始于17世纪的民学变革奠定了开明医学的基础。在17世纪这一科学革命的世纪里，医学体制源于一直受冷遇的古代理论家盖仑。盖仑是公元2世纪时培尔加穆姆的希腊人，他的医学哲学和理论融合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四元索（土、气、火、水）与物质的四种基本属性（热、冷、干、湿）学说。盖仑在亚里士多德四元素说的基础上发展出体液理论。这一理论提出，倘若人体的各种体液平衡，人就是健康的，体液失衡，即其中某一种体液不足或过剩，人就会生病。体液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形成了人类的不同气质和基本生理、心理趋向。盖仑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是心脏而非大脑。 

盖仑有意识地以前辈希波克拉底的理论为依据，因此，通常冠以盖仑之名的身体机能和疾病理论实际上就是希波克拉底的理论。17世纪医学的发展使人们抛弃了盖仑-希波克拉底的健康、疾病理论，至少在一些医学院是如此，但是，重视临床医学而非医学理论的希波克拉底医学依然有所发展。启蒙运动的医生求助于希波克拉底医学传统，他们涉足的临床医学实践领域涌现出许多重大的革新。事实上，启蒙运动时期临床医学的进步奠定了现代医学方法的基础。 

但是，从理论上说，盖仑-希波克拉底医学理论（日后被称作传统医学）是怎样被确实推翻的呢？ 

弗雷尔·雅克（1661-1714）在做会阴部膀觥切石手术  

启蒙运动时期，兼当外科医生和牙医的理发匠仍然做外科手术，手术示范室里通常挤满了年轻实习生和好奇的旁观者。美国贝特曼档案馆供图。

应该说，这个过程是逐渐完成的，许多科学领域的全面发展促进了这一转变过程，其中有两项新进展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

首先，约翰·哈维证明血液经由心脏循环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传统的盖仑理论坚信血液并不循环，把心脏视为体热的源泉而不是输送血液的泵。哈维的发现大大削弱了盖仑的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基础。

其次，作为机械哲学的早期创立者之一，伽利略提出了关于物质根本厲性和次要属性的理论。

他从机械论角度阐述了形状、重量等物质的基本属性;这些肩性无法独立存在，却完全表明了物质实体的各项参量。传统医学的次要厲性，如热与冷、湿与干，完全成为取决于人类感觉的主观现象，无法在哲学或物理学意义上独立存在。

哈维和伽利略的理论共同推翻了盖仑医学的理论基础。结果，17世纪的许多医生转而把机械哲学作为医学理论的基础。古老的体液理论和气质理论被这样一种理论所取代，即身体是由不同的运转部件组成的机器，依据不变的法则运转。新的医学理论强调大脑和神经系统是基本生理活动的源泉，盖仑学说则强调生命的核心是心脏和导管系统。启蒙时代的大幕拉开之际，医学研究者纷纷前往莱顿，师从伟大的布尔哈夫学习这种最先进的医学。 

布尔哈夫不仅把物理医学和化学医学引人启蒙运动，还追随希波克拉底的足迹，强调医学知识以通过临床实践获得的经验为基础的重要性。启蒙运动时期的医生完全采纳了布尔哈夫的方法。他们在观察病人的基础上，详尽描述各种特殊的疾病，编制出概述各种症状的表格，还对疾病做了系统的重新分类他们着手收集关于治疗、发病率、死亡率的统计资料，在医学中引人进一步分析量化临床经验的观念。这些医学新发展清楚表明了对于启蒙运动至关重要的经验主义态度以及有序分类的趋势。 

临床医学促进了各种新的治疗方法。一些医生在诊所和医院里直接观察病人，开始注意到环境、气候以及个人习惯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各种治疗方法包括改变外部环境、饮食和住所，或是采用矿泉水疗法。生机论尤为强调这样一种观念：自然界天然具备治疗功效，医学应当以这种天然治疗功效为基础。

18世纪，正当新的临床医疗实践似乎为医学进步提供了无限美好的未来之际，源于机械哲学的医学理论日益遭到批评。从运动的物质微粒的角度来描述生物实体，根本无法解释某些现象。此外，机械哲学很可能被用来支持唯物主义，也就是说，支持把灵魂排除在外的生命观。这一事实不但令许多医生和科学家苦恼，也使宗教当局困扰不已。启蒙运动虽然以世俗主义和无神论而闻名，它也是绝大多数人仍然信奉宗教的时代。因此，各种质疑灵魂存在的理论并不受欢迎。 

对机械哲学的不满产生了一个后果：18世纪40年代，生机论的新方法开始吸引一些著名的拥护者。生机论是一种难以精确定位的复杂理论方法，它产生于对17世纪晚期德国化学家、医生施塔尔的万物有灵论的诠释。但最早的生机论大本营是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

与机械哲学相反，生机论宣称，生命物质截然不同于无生命物质。生命物质包含藉由生理学法则支配躯体活动的活力。生机论试图调和（与机械哲学相关的）唯物主义与万物有灵论提出的截然对立的医学理论。启蒙运动时期的许多著名医生都公开承认自己是生机论者。他们包括比沙、斯帕兰扎尼、约翰·亨特、巴特斯、惠特。这种理论从蒙彼利埃传播到欧洲各个国家。

必须提到的最后一个理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菲利普·皮内尔和赖尔的研究。皮内尔拓展了器质性病变的概念，认为精神失调也属于器质性病变。这么一来，精神病患者得以从监狱和济贫院转到能够得到医治的医院。现代人热衷于抨击把精神失常视为疾病的观念，可重要的是，在18世纪，这个观念的发明使患者得到更为人道的治疗。

由于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的变化，人们建立起新的传授医学场所，并对以往的医学教育实行改革。大学仍然开设医学院，提供获得开业执照所需的科班训练。著名的大学医学院有莱顿、蒙彼利埃、爱丁堡、哈雷、巴黎、帕维亚、帕多瓦、布达、维也纳和哥廷根等大学。启蒙运动时期，莱顿、巴黎和伦敦在医学教学方面的主导作用让位于蒙彼利埃、哥廷根、爱丁堡和哈雷。

为了响应对临床医学的重视，欧洲各地的城市医院和珍所制定了众多医学训练计划。在格拉尔德·范·斯维滕的领导下，维也纳于1754年建立了第一所大学诊所。巴黎直到1794年才在改良派革命领袖的倡议下建立了一所大学诊所。 

医学教育大多由中央政府提供资金，医院属于教会或慈善团体管理的慈善机构，不过也开始出现私立医学院和企业家资助的系列讲座。年轻的开业医生为了谋生和贏得相应的声望，往往开办面向公众的收费系列讲座，例如，约翰，亨特及其兄弟威廉·亨特在伦敦开办了一所非常成功的解剖学校，巴黎也开办了类似的学校。

启蒙运动中晚期的著名医学教授有：爱丁堡大学的卡伦、罗伯特·惠特、门罗第二，哈雷大学的赖尔，斯图加特大学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基尔迈尔，巴黎大学的菲利普·皮内尔、马里-佛朗索瓦-扎维埃·比沙、维克·德阿兹尔、卡巴尼斯，蒙彼利埃大学的博尔德、保罗-约瑟夫·巴尔泰，哥廷根大学的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布鲁门巴赫。 

一列内容广泛的发明促进了改革事业的发展，这些发明有助于使医成为独立而受人尊敬的专业。不论是私人发起还是国家主持，各类考试的出现、行医许可证制度的建立、教学实践的管理，无不有助于提高医学院毕业生的整体素质，介绍临床观察资料和经验的医学专业刊物大量涌现，各主要欧洲语言的读者可以了解到医学研究和技术的最新进展。医生组成各种新团体，其内在目的往往是为了打破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和其他合法医生群体之间的严格界限。巴黎、伦敦、柏林、哥廷根、圣彼得堡等城市的科学院，也把医学研究当作严肃的科学研究来加以资助。 

在众多专业的医学进展中，特别应该提及少数几项。人们首次辨别并描述了糖尿病、伤寒、骨结核和水痘等疾病。欧洲引人接种技术，标志着对疾病的征服迈人了以往从未涉足的领域。欧洲人第一次能够用特定方法来预防特殊的疾病。当时形成的讲究清洁的文化促使人们采取普遍的预防措施。讲究清洁运动发端于爱丁堡，它改善了城市的环境卫生，提供无害的饮水，在维护公共卫生至关重要的街道、地区提供照明。与公共卫生运动密切相关的是，以往医院中的那种污秽、拥挤和不人道的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改革者力争提供洁净的病房、控制患者的人数、安装通风透气的窗户，从整体上改善医院的环境状况。

对于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关注与18世纪普遍的治安观念密切相连。这种观念意味着制定旨在达致社会目标的特定政策，建立推行这些政策的法律和机构。到18世纪末，整顿社区卫生的观念发展成为明确的公共卫生理论。在维也纳，格拉尔德·范·施维滕和约翰·彼得·弗兰克提出了公共卫生理论，认为中央政府有义务维护公共卫生。这种理论显然是脱胎于奠定了哈布斯堡帝国和普鲁士开明专制基础的德国财政主义。但是，全欧洲都认识到这种理论的功效，启蒙运动结束之际，公共卫生已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焦点。公共卫生理论清楚地表明启蒙运动晚期旨在提升生活水准的人道主义与强化国家控制的目标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启蒙运动结束之际，医学开始形成人们所熟悉的现代医学原则。医疗以经验为依据，建立在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在治疗方法、公共卫生计划和医院改革等方面，人们都认识到环境的影响;精神失常被界定为一种生理疾病;和当今医学界一样，医生在医院、大学和诊所受到日益严格的训练。然而，18世纪医学的这种常见形式掩盖了一个事实：当时的医学完全没有定型。众多彼此竞争的传统争相取得官方的重视和支持，一方面，病人服用最新的药物或接受电疗一类的特殊疗法，医生把病人送到矿泉疗养地治疗，劝告他们改变生活习惯，为他们开出顺势疗法的药物另一方面，医生仍用放血、拔火罐、泻药等方式治病，还用老办法提供危险的化学药品。新的疗法很多，有些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有些则被明智地放弃了。总而言之，启蒙时期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纷繁复杂，其中大多已被当今医学所放弃。 

参见生物学、狄徳罗、物理医学、化学医学

化学医学（iatrochemistry）

—种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为化学问题的生理学和医学方法。在希腊语中，前缀iatro的意思是“关于、有关”，历史上用于表示医生或医疗的复合词。化学医学产生于炼金术以及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闻名的医生菲利普斯·奥雷奥洛斯·特奥夫拉斯图斯·邦巴斯特·冯·翟恩海姆的化学药剂。化学医学家通常把各种生命机能都解释为化学过程，而且十分看重药剂的化学配方。 

启蒙运动之初，一些大学教授，如布尔哈夫和霍夫曼，把化学医学的方法与机械哲学相结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医学理论体系，但化学医学大体上已不再成为一种独立的医学方法。

不过，化学医学在18世纪仍不乏影响，表现为从化学角度解释生理机能以及对矿泉水疗效的广泛兴趣。18世纪中叶颇具影响的有机体理论生机论，也借鉴了一些化学医学元素。

参见物理医学

物理医学（iatromechanics）

17世纪源于机械哲学的一种生命科学方法。物理医学学说对生命科学和医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从未在这些领域占据显著地位。更确切地说，物理医学与化学医学、万物有灵论、生机论以及传统的盖仑医学一争高下。 

物理医学把各种机体现象都归结为力学原则。物理医学从大小、形状和物质微粒运动的角度解释各种牛命机能。它还注重把生命过程和机器运行加以类比。

笛卡儿的《方法谈》1637）一书为这种方法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这部著作中，笛卡儿用泵送的机械过程和阀门的机能来解释血液循环。在笛卡儿看来，心脏就是一台简单的泵送机器。在《论人》（1664年出版，此前已经以手稿形式流传了许多年）一书中，笛卡儿更进一步，描绘了能够充当一个人全部生命机能的机器。 

17世纪物理医学的主要支持者是乔瓦尼·阿方索·雷利（1608—1679）和布尔哈夫。博雷利研究了骨骼及其肌肉支撑系统，用杠杆原理来解释人的各种动作，布尔哈夫试图阐述一种基于力学的系统医学理论。布尔哈夫的著述和教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物理医学藉此得以传播给早期启蒙运动的科学家和医生。 

不过，到18世纪中叶，物理医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位于各种新形式的生机论，生机论保存了区分生物与无生命物质的独特属性。

接种（inocuiation）

一种使人免患天花的方法。接种就是皮下植人活体天花病毒。天花病毒使病人轻度感染，从而获得终生的免疫力，最终有效地预防天花。不幸的是，与接种的初衷相反，活体病毒有时候反而引发更为严重的天花症状。

因此，接种激起了极大的争议，18世纪的医生围绕这一疗法的优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丹尼尔·伯努利、达朗贝尔等数学家把接种的风险作为概率论应用于人类事务的素材。 

接种的风险促使人们寻求更好的免疫方法。最终，詹纳发现了取自牛痘病毒的牛痘疫苗。牛痘疫苗的发明使欧洲人成功地根除了天花这一损毁面容的危险疾病。疫苗是启蒙运动对实际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所做的重大贡献之一。

接种的倡导者有：最早把接种的消息从奥斯曼帝国引人欧洲的玛丽·蒙塔古夫人、伏尔泰及其朋友西奥多·特龙金、荷兰医生因根豪茨、法国探险家拉孔达明、英国医生丹尼尔·萨顿、奥地利女大公玛利亚·特利莎、英国国王乔治二世。 

生物学（biology）

研究生命机体的学科。这一术语不能用来指代18世纪的生命科学研究，那样的话就会犯时代错误。生物学这一概念出现在19世纪初，拉马克和特雷维拉努斯同时在1802年出版的再作中使用了这一概念。这一术语的出现，象征着18世纪关于生命机体的科学研究所发的转变。它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生物与无生命物质之间的根本差异需要用专门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 

18世纪初，生命研究大多属于医生的业务范畴。医生从不同的理论视角着手探讨这一学科。一些医生仍抱有源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观点。另外一些医生从化学（化学医学）或力学（物理医学）的角度诠释生命过程。在整个18世纪，医学方法始终主宰着各所大学的生命科学研究。

在医学和大学教学领域外，1670年后，一门称作博物学的生命科学重新焕发出生机。博物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业余爱好者的天地，这些业余爱好者大多受过神职、法律或其他非科学的职业训练。博物学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当时，它是一门阐释自然物质对于人类的益处的科学。17世纪科学革命期间，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的创造发明层出不穷，相形之下，博物学变得湮没无闻。然而，到1670年门新的博物学开始在英格兰赢得广泛的支持，它已不再关注人类，而是提供神学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物理神学）。奇妙的宇宙似乎证明了基督教上帝造物的智慧和意图。 

在18世纪的进程中，这种具有神学动机的描述性博物学转变为一门经验科学。自然具有了时间性这一基本元素：人们认识到，自然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蕴涵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这种认识是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转变之一。 

对博物学和自然发展过程的兴趣，孕育出各种分类方案和关于物种及地球演变（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的理论。这两项科学探索旨在使自然界具备某种秩序（当然是自然的秩序）。 

关于自然和生命的思想所发生的这些转变推动了科学蓬勃发展，生理学和比较解剖学贏得了作为独立的科学学科的地位。在法国，巴黎大学没有开设相关的研究机构，法兰西科学院也几乎从未触及相关研究。生理学和比较解剖学的研究中心是皇家花园和叛教的著名学府蒙彼利埃大学。在德国、苏格兰和意大利，大学更为顺利地接受了这些新的研究方法。然而，在英格兰，新观点的倡导者在传统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没有多大的声势。

18世纪的生命科学家集中探讨了几个重大的问题：生殖（繁殖）问题、物种的退化和不变性问题、生命的定型要素问题、自然的性质（活性的还是静态的）问题。科学家苦苦思索生殖过程，预成说与渐成说、卵源论与精源论各执一词，争论不已。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物种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改变。最后，生命物体与无生命物质之间的区别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8世纪中叶，生命科学的取向出现了显著的变化。1760年后，强调活跃的自然力的生机论开始与机械哲学和更为古老的万物有灵论一争高下，力争成为关于生命进程的主导性诠释理论。为了探究各种生命机体问题，生命科学家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实验方法和不同的观察形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执着于探究原因，也放弃了建构合理的先验体系的任务，而是满足于单纯地描述各种现象。最后，大多数科学家很反感那些实际上以上帝的作用为基础的阐释和理论。相反，他们尝试从自然进程的角度诠释一切生命现象。他们由此奠定了生物学这门新科学的基础。 

启蒙运动时期的主要生命科学家舍：布尔哈夫、巴特斯、比沙、博内、博尔德、布丰、卡巴尼斯、坎珀。其他重要的生命科学家有：居维叶、道本顿、狄德罗、加尔、歌德、尼科利·哈尔措克（1656—1725）罗伯特，胡克（1635—1702）、约翰·亨特及其兄长威廉·亨特、拉马克、列文虎克、拉瓦特尔、林奈、马尔皮坫（1628—1694）、奠佩尔蒂、门罗第二、穆申布鲁克、尼达姆、普林格尔、赖尔、斯帕兰扎尼、特朗布雷。此外，化学家普里斯特利、约瑟夫·布莱克、卡伦、黑尔斯也对理解生命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的研究中心有：蒙彼利埃大学、莱顿大学、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哥廷根大学、哈雷大学、巴黎皇家花园以及伦敦、爱丁堡、柏林、巴黎的科学院。

参见渐成说、巴黎植物园、数学与力学、医学、预成说、大学

万物有灵论（animism）

—种关于生命本质的理论，德国化学家、医生施塔尔是18世纪最重要的万物有灵论倡导者。千百年来，万物有灵论学说始终诠释着各种生命现象和天地万物的本质。万物有灵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尤为盛行。这些理论常常被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神学家斥为异端邪说。施塔尔的万物有灵论专门探讨生物问题，并在观察的基础上可信地解释各种生命现象。施塔尔的阐释切断了万物有灵论学说与文艺复兴时期万物有灵论特有的自然巫术的联系。 

施塔尔理论假定，生命与非生命截然不同，因为生命遵循整体的、有机的组织原则。生命机体的特征是各部分彼此紧密相连，相互依赖。某一部分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有机体其他方面出现相应的改变。相反，非生命体体现了机械组织原则，各主要部分彼此独立，可以互换位置。替换非生命体的某一部分，不会对其余部分产生影响。

万物有灵论主张严格区分心灵与物质。物质由静止的物质微粒构成，心灵不是物质，却是真实存在的事物。灵魂的作用证明了生命体具有心灵，灵魂是一切运动和有目的（目的论的）行为之源。运动和有意图的行为是区分宇宙生命体与无生命体的标志。

灵魂支配着生命机体的各种活动。如此一来，下面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引发了重大的理论困境：心灵这一非物质的实体怎么能够影响身体这一物质实体。施塔尔认为，运动为两者提供了必要的联系。他把运动看作是作用于身体器官的一种非物质实体。主要的生命运动是循环、分泌和排泄。在外部影响力的作用下，灵魂产生运动，这些运动以影响循环、分泌和排泄的方式作用于身体。 

18世纪下半叶，生机论日益壮大，万物有灵论则变得声名狼藉。生机论观点介乎机械哲学与万物冇灵论之间，一方面坚持生命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抛弃了把非物质的灵魂视为规定性的生命原则的信念。 

生机论（vitalism）

18世纪40年代发展起来的生命有机体（“有机物质”）学说。与源于机械哲学的生命理论不同，生机论学说断定，有机的生命物体与无生命的物质之间存在无法从机械论角度解释的本质区别。但是，生机论者摈弃了灵魂（精神）支配肉体的信念，从而使他们的理论有别于万物有灵论。生机论是调和机械哲学（尤其是物理力学）与万物有灵论这两种对立理论的产物。这两种理论都把生命简化为一组简单的原理。机械论哲学家认为，不论是生命体，还是非生命体，都能从物质（即大小和形态）和运动（即方向和速度）的角度来加以解释。他们把自然与任何有活力的精神或本原彻底剥离开来，试图用机械运动来说明一切生命现象，相反，万物有灵论者则是用有活力的精神或灵魂的支配作用来描述生命现象。 

早在17世纪初，人们就基于神学理由否定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的信奉者，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时常被指责为异端。机械哲学的出现也部分地是为了回应万物有灵论，试图消除万物有灵论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到17世纪后期，机械哲学已经成功地支配了欧洲的医学和生理学。不过，万物有灵论思想并未彻底消失;事实上，到18世纪初，德国化学家和医生施塔尔使万物有灵论再度流行起来。 

生机论者试图折衷万物有灵论和机械哲学这两个极端，他们抨击机械论自然哲学的基本原理，他们眼中的自然不再是机械哲学的那种“无生命”的自然，而是充满了各种活力。他们彻底区分了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认为生命物质洋溢着活跃的生命力，同感关系把这些生命力相互联系起来。生机论者反对把精神看作是生命机体中的支配性实体。相反，生机论者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折衷观点，对有机体这一古老的和谐比喻做了重新界定，进而对生命物质、人类理解以及自然做了新的阐释。

生机论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重新定义生命物体，使之不再是各组成部分的简单集合体（总和），而是密切联系的各部分的复杂统一体。关系概念取代集合体成为物质的规定性原则之一。

优先把生命物质而非“无生命”物质作为研究对象。

生殖（繁殖）过程对于了解生命过程与起源具有重要作用。

生机论在界定“科学体系”概念时，将它类比为有机存在物的内在关系。在科学的“自然体系”之中，共生关系把各组成要素彼此联系起来>把它们与其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

生机论拓展了“力”这一概念的定义，在生命机体模式中引人各种目标导向（目的论）的、活跃和自我激发的力量。生机论主张，生命物质具备一种自行活动的天性，这种天性产生于生命物质内部所蕴涵的活力。最著名的生机论活力概念是布鲁门巴赫提出的“形成冲动”，年轻的席勒所提出的“物质力量”、“形式冲动”等概念也蕴含了这种思想。

自然被陚予一种历史（被历史化），因此，人们可以把自然看成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朝着显而易见的方向改变，但这一“进程”并非必然沿着一条连续不断的线路。更确切地说，由于自由的创造与固定有序的发展之间持续相互作用，这种进程就表现出急剧变化与渐进发展相互交替的特点。18世纪这种把自然加以历史化的观点标志着与以往的世界观的决裂。

生机论提倡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既能够把各种单独的理念融为和谐的整体，又不破坏自然的统一性或多样性。实现这个计划的方法就是比较分析各种有机功能，用类比来进行推论。

生机论提倡把对经验现象的实验研究与创造性的科学想象融为一体。这种方法调和了单纯的经验主义和抽象的推理。

生机论者认为，当人们的理解活动往返于理性与经验主义之间时，就会经历一个隐秘的中间领域，这一领域构成了所有实体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这一领域还能够调和或消除理性与经验观察之间的固有张力。生机论者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这一中间概念：“内在模型”（布丰）、“原型”（罗比内特）、“原型”（歌德）、“先验图式”（康德）、“主体模型”（赫尔德）和“中间力量”（席勒）。

生机论者往往用代议制政体（各种独立的力量在一起“集会”，共同控制和统治）的政治术语来说明生命机体所具有的和谐。他们把自己的观点与万物有灵论所支持的观点加以对照，后者认为单一的生命本原或力量绝对地支配了有机体。

生机论的主要中心是蒙彼利埃大学、爱丁堡大学、哥廷根大学。巴黎、柏林、3内瓦、耶拿、圣彼得堡、柯尼斯堡和博洛尼亚的大学也拥护这种理论。生机论者的行列包括一批重要的生理学家、博物学家、启蒙哲学家和医生，如巴特斯、博尔德、布丰、狄德罗、特胡布當、博内、卡斯帕尔·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布鲁门巴赫、比沙、卡伦、惠特、约瑟夫·布莱克、普林格尔、门罗第二、年青的席勒以及威廉·亨特和约翰·亨特兄弟。

参见生物学、孟德斯鸠、科学

渐成说（epigenesis）

最早形成于17世纪的一种生疽（繁殖）理论。渐成论者认为，一切个体生命都源于一种同质的物质（卵细胞或卵子），这种物质按照预先确定的潜质孕育出各种器官和机体。关于这种生殖和发育过程的学说称为渐成说。这一学说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及希波克拉底的医学。 

威廉·哈维在1651年出版的《论动物的生殖》中首先阐述了17世纪的渐成说理论。哈维认为所有生命都源于“卵细胞”，并以上文概述的方式发育而成。

18世纪，渐成说更趋复杂和成熟。它与启蒙运动的方法论理想结合起来，不愿推测各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或是无法观察到的胚胎构造。渐成论者注重精心、直接的观察，他们的研究仅限于描述所观察到的肉眼可见的胚胎发育过程。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直接观察得到的领域十分有限，因为显微鏡技术仍然不太发达。直到1826年，人们才现察到哺乳动物的卵子，而目睹卵子的受精过程则要等到1875年。

17和18世纪更为常见的预成说的支持者反对渐成说。18世纪下半叶，渐成论者与预成论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促进了两种理论的转变。到18世纪末，预成说因论据不充分而遭到大多数人的抛弃，生物学研究者大多接受了渐成说。

18世纪渐成说的主要支持者有：莱布尼兹学派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追随者卡斯帕尔·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奠保尔蒂、尼达姆、蒙彼利埃大学培养的医生：巴特斯、博尔德、路易·鲁塞尔、威廉·亨特、约翰·亨特兄弟、布鲁门巴赫以及卡伦。哈勒在开始职业生涯时信奉精琢论，后转而相信渐成说，到18世纪中叶再度信奉卵源论预成说。

预成说（preformation theory）

在18世纪前70年始终支配着生理学和胚胎学的生殖理论。17世纪后期，荷兰科学家让·斯瓦姆默丹（1637—1680）提出预成说以取代渐成说。他宣称胚胎蕴含充分发育成熟的个体。之后，预成说者围绕这种预先成形的个体究竟存在于雄性精子还是雌性胚胎之中争执不已。18世纪20年代以前，预成说者倾向于认为这种个体存在于精子当中。他们被称为精源论者，精子被称为微生物，这一特殊的理论被称为精源论。列文虎克和尼古拉，哈尔措克（1656—1725）就是这种观点的著名代表。与之相反，那些认为雌性带有预成的个体的科学家则被称为卵源论者。哈勒、博内、斯帕兰扎尼均为著名的卵源论者，18世纪40年代以后，预成说者大多都是卵源论者。 

17世纪晚期萌生的预成说很自然地与被称作机械哲学的科学观完全一致。预成说的出现使得人们无需信奉自然发生说，后者与机械论哲学家所强烈反对的文艺复兴晚期的万物有灵论密切相关。预成说也能够被用来证明正统基督教的上帝造物说和原罪说。正如哲学家、神学家马勒伯朗士指出，上帝在混沌初开之际创造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个体生物的种子。之后，这些物种一代接一代地繁衍。这种预成说称为“神造预成说”，得到了像博内这样虔敬的科学家的支持。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认为，神造预成说实际上莫定了机械哲学的基础。

精源论预成说虽然具有这些引人之处，18世纪40年代后却变得声名狼藉。根据精源论预成说，在雄性的大量精子中，每一个精子的顶端都有预成的个体，这似乎太浪费了。科学家想知道，上帝或自然为什么会创造如此多的个体，却只让其中一个或极少数几个存活下来？不仅如此，精源论预成说无法解释一个新的个体是如何获得母体特性的。同样，卵源论预成说无法说明个体是如何获得父系特征的。显而易见的是，一切新个体都带有双亲的特性，预成说更难以自圆其说的一个问题是：何以会产生畸形体，即怎么会打畸形发育而且往往不能独立存活的新生命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人们想要知道，完美、全知的上帝怎么会打意让这种畸形的生物存在？ 

要解决这些难题，预成说必须有所发展，在概念上也须有所更新。热内-安托万·费尔绍·德·雷奥米尔、特朗布雷和博内等人相继发表了水螅和扁虫生殖方面的发现，尝试完善预成说理论。他们提出了关于预先形成的新解释，认为预先形成的是未完成的形态，是一种“胚芽”。例如，博内认为，胚芽已经预先形成了所介的器官，但这些预成的器官并不一定与充分发育成熟的胎儿的特定情况完全一致。这些生殖实验要求颅成说者必须以令人信眼的方式，说明每一个截取下来的水螅或扁虫断片是如何生成全新有机体的，答案似乎是，水螅或扁虫躯体的各部分必定都含有预成的胚胎，博内认为，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确实包含他所说的带有生物整体原型的胚芽。但是，精液和营养的影响也会使有机体形成特定的特征。 

在这一点上，博内的预成说开始接近于渐成说的原则，再坚持预成说与渐成说两种分立的理论就站不住脚了。18世纪末，渐成说观点占了上风，繁殖和再生都首先被视为有机体不断发育和转化的过程。

精源论（animalculism）

一种形成于17世纪晚期、于18世纪40年代遭到抛弃的理论。这理论提出，生命的生殖（繁殖）是由雄性精子头部完全发育成熟的预成的个体完成的。雌性哺乳动物的卵细胞或卵子——这一时期的显微镜观察不到，因而只是一个假定的实体——只为胚胎提供营养。 

1677年，列文虎克通过显微镜首先观察到精子。他将它们称做“微动物”或“精虫”。“精子”一词直到1827年才发明出来。列文虎克与尼古拉斯·哈尔措克（1656—1725）是最相信这种微动物具有生殖力的显微镜专家，其他研究者坚持认为，这种微动物是寄生虫，甚至只是一团无活动力的物质。 

早期的生殖实验削弱对精源论的支持，因为这些实验表明繁殖过程无需微动物。这些实验结果有力支持了正统堪督教神学家对精源论的批评。这些神学家驳斥精源论，因为它否认、损害了《圣经》中耶稣

基督是圣灵感动怀孕的传说。1746年，博内发现了雌性蚜虫的单性生殖（无性繁殖），极大打击了精源论。博内从完整的蚜虫中分离出一条单生的雌性蚜虫·结果繁殖出95个后代。显然，蚜虫的繁殖无需微动物和雄性精子。种种因素致使精源论学说在18世纪40年代失去了主导地位。结果，从18世纪40年代后期到18世纪80年代，预成说理论变成卵源论，卵源论预成说认为，雌性卵子蕴涵预成的胚胎，并把雄性精子在生殖中的作用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生殖（generation）

有关繁殖和修复过程的通用术语。首先应该指出，当时对现代意义上的遗传学，一无所知，卵细胞只是一种理论上假定，即使用显微镋也观察不到哺乳动物的卵细胞。

18世纪下半叶，预成说支持者与漸成说拥护者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使生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预成说者认为，混沌初开之际，一切个体生命就已经孕育;生物的精子或卵子中包含了缩微的个体。渐成论者认为，个体只是潜在地存在，单个机体在妊娠过程中发生了切实的变化。因此，人们要求渐成论者解释奸娠过程培如何孕育出完全成熟的个体的。渐成论者时常——但并不总是——赞同生机论的生命本质观，预成说者则倾向于认同机械论的生物观。 

18世纪下半叶。所有重要的生命科学家都在研究生殖问题，如布丰、博内、尼达姆、特朗布雷、莫佩尔蒂、哈勒、加斯帕尔·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以及斯帕兰扎尼。他们的研究建立在尼占拉斯·哈尔措克、扬·斯瓦默丹、马尔切洛·马尔皮吉以及列文虎克等科学家早先的生殖研究基础之上。通过狄德罗和其他百科全书派作家的著作，他们的论述全面融人了启蒙运动的话语。 

生殖问题涉及传统基督教神学的结论，一些生命科学家和世俗人士对此感到非常棘手。如果人们接受生殖过程以种方式孕育新生命的观念，那么，上帝就没有在混沌初开之际创造出宇宙万物，由此而来一个问题：上帝是否参与、又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个体生物的生殖？ 

參见精源论、生物学、生机论、机械哲学、退化

退化（degeneration）

18世纪晚期的博物学家和生命科学家用来描述生命机体变异过程的术语。这一术语在现代语言中有贬义，在18世纪却不一定有贬义。实际上，退化与完善相对应，但是，退化和完善的过程并未被老一套地赋予定性或道德的内涵。它们只是表示不同的发展方向。地质学既促进了退化理论的发展，又是这一理论的主要检验依据。化石遗迹提供了令人不安的证明，那些业已消失的物种曾经在地球上兴盛一时。 

一些物种已经消失，这种可能性提出了宇宙万物之本质的重大问题。退化观念意味着自然界有其历史，也就是说，自然界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如今，这样的观念已是司空见惯的常识，但在18世纪，情况远非如此。事实上，这一新颖的自然史观念是启蒙运动所促成的重大观念变革之一。

18世纪下半叶，退化观念在生命科学的论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744年出版的《地球理论》，一书中，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开始从理论上探讨退化问题。他运用退化概念来解释被视为在自然环境的影响下出现的物种变异。例如，布丰认为骡子完全是马的退化，数百年前，气候变化、营养以及地区性因素导致了这种退化。拉马克发展了这种方法，把退化（被认为是自然化学过程的结果）作为动植物物种演变和新物种形成的核心动因。人们在讨论繁殖时也用这一概念来解释先天畸形（用18世纪的话来说就是“怪胎”）。 

退化概念与同样广泛流行的伟大的存在之链概念紧密相关，后者认为，宇宙中的物种数不胜数，彼此之间只有几乎难以察觉的变异。

自然界中物种自然转化和生殖的可能性，使启蒙运动的科学家卷入激烈的神学和哲学争论。这种变化观表明，上帝不但没有在创世之初创造出一切物种，而且上帝创造的一些生物在千百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改变，甚至彻底消失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圣经·创世记》关于上帝造物的记载就不再是对实的精确记录。不仅如此，上帝与其造物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重新解释。退化理论的确要求彻底反思世界的本质以及上帝在世界日常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技术设备（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ation）

用来创造科学知识，并把这种知识实际应用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与精密仪器。在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进程中，科学理论的发展与技术革新以及用于实验测量的新式精密仪器密切相关。科学与技术、仪器彼此相互促进：有时理论促进仪器的发展，但更经常的是，新仪器的发明，或解决实际问题的新方法的出现，推动了新的科学思想的产生。 

17世纪科学革命期间，人们发明了几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新仪器，这些新仪器又反过来促进理论知识的发展。望远徒和篡微镜就起到了这种作用。它们都开辟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当科学家们力图收集充分的数据应用于数学方程式的演算，观测自然现象的精密仪器应运而生。温度计和气压计的发明，满足了实验科学的需要。

科学与技术的不同组织方式使理论与经验在技术革新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法国，理论对技术革新往往起主导作用，如在热力学领域就是如此。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情况正好相反。英同的发明家通常不是理论科学家，而是工匠、制造商或是仪器制造者，为解决实际需要和现实问题，他们发明了许多新的工业技术和公共卫生设施，如飞梭、动力织布机和抽水马桶。理论在这些新进展中所起的作用很小。 

因为仪器是介于观察者和实际现象之间的媒介，科学仪器的发明给实验科学带来了新的因素，所以人们围绕解释仪器带来的信息不断发生争执。例如，望远镜和显微镜收集到的资料就引发过这种件质的争论。罗伯特·波义耳的压力泵也使波义耳与霍布斯就如何正确解释数据进行了著名的争论。

同早期科学革命的先驱一样，启蒙思想家认为技术是打开人类未来幸福之门的钥匙。因此，许多启蒙思想家赞同运用技术来解决阻碍人类进步的难题。仪器和技术成为运用技能征服自然的工具。

法国《百科全书》的编纂者相信实践知识的力量和效用，把收集和介绍各种仪器与技术知识作为目标。他们不仅撰写了有关实用技术和科学仪器的大量词条，还在原版中专门用10卷（第18到28卷）篇幅收集关于科学、艺术、工艺以及实用机械技术的版画。结果，《百科全书》成为了解启蒙运动时期各种常用方法和仪器的丰富资料来源。 

农业耕作，选自《百科全书》的版画

狄德罗主編的《百科全书》包括几卷插图，介绍各种促逬人类物质进步的技术方法和机械。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参见阿克莱特、天文学、培根、博尔顿、布拉马克、卡特莱特、科特、克隆普顿、化学革命、戴尔、华伦海特、富兰克林、伽利略、哈德利、哈雷、哈格里夫斯、赫歇尔、杰斐逊、凯伊、拉瓦锡、马格拉夫、珍妮纺纱机、骡机、蒸汽机、水力纺纱机、瓦特、韦奇伍德

望远镜（telescope）

装有一组大光学镜片、用于远距离观测的天文学仪器。望远镜最早出现于16世纪末，但直到1609年伽利略第一次用简陋的镇远镜观测月球和行星，才显示出单远镜对于天文学的革命性意义。伽利略宣布，月球的表面高低不平而非平坦如镜，推翻了长久以来相信天体绝对完美的古老信念。后来，他发现了金星的变相，有力地支持了日心说宇宙观。在称为科学革命的17世纪自然科学转型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观取代了以地球为中心（地心说）的宇宙观。从某种怠义上说，这场革命起因于望远镜带来的发现，以及科学家和哲学家由此面对的新问题，望远镜的例子充分表明了科学理论、实验技术以及相应设备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17、18世纪，望远镜极大地支持了天文学研究，人们开始尝试绘制星图，解释观察到的天体运动，重新建立宇宙体系的模型。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提出的问题需要用更大型的仪器。人们制造出倍数更大的望远镜，赫歇尔这样的观测者得以从其他天体中分辨出双星、星团和星云。

赫歇尔制造了一架40英尺的反射望远镜，但使用起来极不方便，难以用来做定期观测，它的大镜面也使映象失真。在整个18世纪，望远镜的制造工艺始终未能超越赫歇尔望远镜的水平。

参见哥白尼革命、科学、技术设备

太阳系仪（orrery）

根据哥白尼学说展示太阳系运行模式的仪器。太阳系仪用于细致地演示日心说所描绘的行星运动以及哥白尼所说的地球三运动。1713年前，约翰，罗利在英格兰设计出一架早期的仪器。为了向委托制造这种仪器的英国贵族奥雷里伯爵表示敬意，这架仪器被称作“奥雷里”。罗利仪器的蓝本可能是托马斯，汤皮恩和乔治·格雷厄姆制造的一具更早的模型。 

大型的太阳系仪能够模拟太阳、地球、月球以及所有行星的运行。这种仪器价格昂贵，只有富人才买得起。18世纪，本杰明·马丁等仪器制造者设计了成本较低的太阳系仪。这些仪器使太阳系仪不再只是萬有的王公贵族的玩物，能够成为直观的大众教育设备。

公开讲演者和教育者用这些价格低廉的太阳系仪来证明哥白尼学说的主要原理。因此，这些仪器促进了哥白尼日心说的传播和普及，成为启蒙运动对现代世界观的一个重大贡献。

反射望远镜

数学家，自然哲学家伊萨克·牛顿创立了物理学和数学方法的理论框架，改进了一些科学仪器，为启蒙运动的科学活动划定了基本框架。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参见天文学、哥白尼革命、里滕豪斯

显微镜（microscope）

用磨制光学透镜装置放大被观察物体的科学仪器。显微镜大约发明于1624年，确切时间尚无法确定。弗兰西斯科·斯特鲁狄发表了已知最早的显微镜观察报告，他使用的是一台仅能放大5倍的仪器。17世纪，显微镜技术稳步发展，到世纪末，列文虎克的显微镜已能够把物体放大300倍。

早期通过显微镜获得的重要发现包括：罗伯特·胡克对植物细胞的观察，列文虎克发现微小的单细胞微生物、细菌和人类楮子（统称为“微生物”）以及活细胞。马塞罗·马尔菲吉做出了另一个重要贡献，他通过显微镜观察到胚胎的发育。就像伽利略把制作粗糙的望远铣指向天空时一样，显微镜骤然间急剧扩展了创造的领域。如果说望远镜极大延伸了天体世界的范畴，显微镜则表明地球上有着以各种方式活动的大量微小生物。

运用显微镜技术获得的发现不但震撼和鼓舞了欧洲人，而且对确定启蒙运动时期一些科学争论的基本范围起了重要作用。显微镜带来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对显微镜观察到的新物体进行分类。例如，在一滴水中见到的物体是植物还是动物，亦或是介于这两个类别之间的某种东西？如果它们既非植物又非动物，而是属于另外的生物，那么，伟大的存在之链理论就具有更高的正确性。显微镜尤其强化了生殖过程的研究，预成说的信徒与渐成说的拥护者为此纷争不已。对梢子的观察促进了精源论的创立，精源论学说认为雄性精子带有预先形成的新生命的萌芽。显微观察还提出了物种不变性问题，因为显微观察揭示出胚胎经历过酷似其他物种的发育阶段，不过，直到19世纪显微镜技术的新进展使人们能够更为精确地观察，才最终解决了这些领域内的问题与争论。 

参见生物学、分类、科学、技术设备

气压计（barometer）

测量大气压力的科学仪器。气压计促进了17世纪流体静力学的发展，对证实新的机械哲学和实验科学方法的合理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气压计成为推动科学革命的重要原动力。 

第一支气座计诞生于17世纪40年代初，它是一根顶部密封的玻璃管，开口端插入盛满水的容器里。1644年，意大利人伊万吉利斯塔·托里切利制成了第一支水银气压计。托里切利的实验表明，气压计的工作原理与简单的机械平衡原理相同。作用于一支水气压计的大气重力能产生34英尺高的水柱，而同样重量的空气仅能将水银（比水的密度大）气压计的水银柱抬升29英寸。机械论学说已经预测到这一结果，从而促使欧洲的研究者相信机械哲学蕴含正确的自然观。布莱兹·帕斯卡著名的多姆山实验最终证实了机械论的气压计理论。 

气压压计还有助于平息关于自然界中是否存在真空以及空气性质的争论。托里切利的实验表明，气压计管的顶端存在真空。但传统科学拒绝接受真空观念，基督教神学家也否认这一观念。托里切利和帕斯卡都研究了真空问题，竭力揭示实验结果的含义。后来，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用气压计和空气泵反复实验，最终断逛空气是一种有弹性的流体。 

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用来表示18世纪开始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技术、商品生产和劳动组织变革的术语。工业革命的影响随后扩展到欧洲大陆。直到19世纪，工业革命的影响才全部展现出来。

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乃是由于英格兰许多方面的发展交汇在起而促成的：资本（金钱）的积累、英格兰及其海外殖民地不断扩张的消费市场、在英国殖民地由奴隶劳动生产的大量廉价棉花以及英国对公海的控制。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把工作看成是一种荣誉，认为工作对人的道德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也荷助于商品生产和劳动组织的变革获得成功。这些态度的形成不仅应归因于加尔文宗，还应归因于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实际目标。事实上，工业革命即便不是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必然产物，也是这两场思想运动的合理发展。工业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实际要素都是在将科学和理性应用于经济问题以确保人类进步的背景下形成的。

工业革命的缔造者——纽科门、达比、卡特赖特、凯伊、哈格里夫斯、科特、瓦特——认识到新技术的发展能够提高工业品生产的效率。他们把实践知识与科学理论相结合，发明了各种增加产量、大大提高个人生产率的新设备。他们的发明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纺织业和钢铁制造业。 

工业革命给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混乱和苦难。珍妮纺纱机、动力织布机、蒸汽机等新机器的发明要求有新型的劳动组织方式。工作场地从家庭转移到大工厂，工人们被迫迁居城市，居住到工厂附近。劳动时间长，工资极其微薄;贫穷、疾病、酗酒四处蔓延。童工现象随处可见，家庭需要他们挣钱养家。

起初，新机器的采用导致了大量工人失业，随着生产加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在英格兰，18世纪农业组织和技术上的革新导致大量农民背井离乡，他们涌入城市，满足了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事实上，农业革命还从另一个重要方面促进了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人数较少的农民能够养活更多的城市人口。

工业化的积极效应弥补了它的负面后果。新技术使一些消费品如陶器、银器、棉布的价格降到更多居民能够接受的程度。其他的一些发明，如现代厕所（抽水马桶），使日常生活更为便捷，改善了城市环境卫生，从而提高了生活质量。 

工业革命在竞争的环境中崛起，资金的投入、英国中产阶级和富有进取心的乡绅的聪明才智为工业革命注入了活力。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试图从理论上全面论证这种社会环境的合理性。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旗手，他信奉基于个人主义、自由贸易、自由放任的经济力量，并将机械自然法则应用于人类社会，在他看来，生和工资领域不受限制的竞争所支撑的自由市场经济，最终将造福更多的社会群体。斯密的理论巧妙地融合了辉格党与中产阶级选民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

工业革命所创造的体制符合启蒙运动的理性价值观。但是，须强调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并非启蒙思想所奉行的唯一济理论。在18世纪的许多欧洲国家，经济自由主义受到同属启蒙思想的重商主义和财政主义的挑战，此外，经济自由主义的实际应用所导致的工业单命时期恶劣的工作环境，招致人道主义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的猛烈批判加利正尼神父等作家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无法造福两西西里王国那样的教会主宰一切的传统农业文化雷纳尔神父指出了欧洲殖民政策的非正义性，废奴主义者则呼吁废除奴隶制;启蒙运动行将结束之际，工业革命的人道代价最终产生了激进的经济民主主义和现代共产主义的最初表述。 

参见新拉纳克

采矿技术

这张图片出自狄携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描绘了提炼和加工工业矾矿的方法，扭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飞梭（flying shuttle）

英国人凯伊于1733年取得专利的机织装置。飞梭广泛应用于毛纺织业，是最终彻底改变纺织业生产的一系列最早的技木革新之、飞梭提高了织工生产呢绒的速度，进而剌激了对绒线的大量耑求，结果，它实际上造成了绒线短缺，绒线短缺义剌激了珍妮纺纱机、骡机、水力织布机等早期的纺纱机的发明。 

参见工业革命

珍妮纺纱机（spinning jenny）

哈格里夫斯于1764或1765年发明的纺纱机。1770年，哈格里夫斯为珍妮机申请了专利。珍妮纺纱机大幅度提高了棉纱产量。这种机器如同纺纱工用纺车纺纱一样，可以同时拉紧和编织纱线。早期的机器装有8只纱锭，可由一名工人手工操作，后期的型号装有纱锭多达80只。在一段时期内，珍妮机的纱线产量是纺车的24倍。此外，珍妮机纺出的纱线质量更好、更结实。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引起许多纺工对失业的恐惧。纱线产量的提高也造成棉纱供过于求，直到后来发明了动力织布机才解决了问题。因此，珍妮纺纱机在促进英国纺织业的变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迫使英国调整劳动力结构，预示着日后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巨大社会变革。到18世纪末，效率更高的骡机取代了珍妮纺纱机。 

水力纺纱机（water Frame）

水力驱动的棉纺机。它是由阿克莱特于1769年发明的。水力纺纱机的工作原理与珍妮纺纱机不同。水力纺纱机先从棉花中抽出纤维，再将它们纺成棉纱，而珍妮机和骡机都是两个步骤同时进行。水力纺纱机纺出的棉线比较粗糙，主要适合充当织物的经线。到1800年，水力纺纱机已废弃不用，但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动力织布机的广泛使用，需要结实的经纱，水力纺纱机再度投人使用。 

参见工业革命

骡机（spinning mule）

动力驱动的纺纱机，其操作原理兼具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紗机之长。骡机是克朗普镇于1779年发明的，从技术上对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纺织工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骡机的效率远远超过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每台机器装有200到300只纱锭。骡机能够纺出精细坚固的纱线，从而使一镑原棉中纺出的纱线根数增加了一倍。骤机大大增加了纱线的供应量，最终刺激卡特菜特发明了动力织布机。 

动力织布机（power loom）

卡特莱特于1785—1787年发明的织布机。由于机械缺陷以及需求波动，动力织布机投入生产花费了几十年时间。 

珍妮纺纱机和其他机器驱动的纺纱机械的问世，导致纱线产量激增，剌激了动力织布机的发明。动力织布机只是一系列纺织业技术革新之一，这些革新改变了劳动组织和一些商品的生产方式，从而彻底改变了英格兰纺织业的面貌。因此，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中，动力织布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脱粒机（threshing machine）

迈克尔·孟席斯于1732年发明的机器。它使分离谷粒与庄稼茎秆的工序实现了机械化，这个被称为脱粒的工序传统上是由繁重的手工劳动来完成的。 

脱粒机的发明使圈地有了现实可能性，英国的地主将古老的公用地圈占起来，作为私人农业用地。实际上，脱粒机降低了地主对农民体力劳动的依赖程度，同时提髙了生产水平。圈地过程随即导致佃农被迫离开土地，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

圈地是农业组织和农业实践领域的变革之一，既彻底改变了英国农村的面貌，又带来了可供有进取心的工厂主利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因此，所谓的农业革命与新兴的工业革命紧密交织在一起。这两场革命共同促成了18世纪英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

蒸汽机（steam engine）

英国工业革命中开创性的技术发明。技术史家认为，纽科门于1705年发明的原始蒸汽机是第一台可运行的现代发动机。它利用全新的机械动力源产生动力，把动力转化为机械运动。蒸汽提供的动力远胜过风力、流水、人和马所产生的动力。 

纽科门蒸汽机靠汽缸形成真空推动，大气压力将活塞推人。17世纪时·奥托·冯·居里克，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和丹尼斯·帕潘等人已经造出了依据这些原理运行的实验装置。但纽科门蒸汽机是第一台便于使用的蒸汽机。1712年，英格兰沃尔弗汉普顿附近一座煤矿装配了已知最早投人使用的纽科门蒸汽机。

18世纪制造业使用的主要是纽科门蒸汽机，即使瓦特发明了效率更高的双气缸蒸汽机之后情况依然如此。

参见技术设备

制陶工艺（ceramicarts）

—种装饰艺术形式，逐渐成为表现洛可可审美观的流行方法。自古以来，世界各地就出产烧制陶器。18世纪初，欧洲各国几乎全都生产称为马略尔卡陶器的上釉陶器。欧洲人知道并喜爱中国出产的精美硬质瓷器，但欧洲人无力仿制中国瓷器。中国人对瓷器化学成分的秘密守口如瓶。 

18世纪头十年，萨克森炼金术士伯特格尔最终破解了瓷器的化学配方。他使用萨克森地区发现的高岭土，为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强人奥古斯特烧制了欧洲第一批瓷器。1710年，奥古斯特在迈森建立了欧洲第一家硬质瓷工厂，伯特格尔是工厂的负责人。在整个18世纪上半叶·迈森工厂的产品一直主宰着欧洲市场。

欧洲的君主将拥有一家瓷器工厂视为身份的象征，纷纷建立各自的工厂，与迈森工厂一争高下。1718年，维也纳率先建立了瓷器工厂，1720、1735和1743年，威尼斯、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也先后建立了瓷器工厂。很快，欧洲主要的工商业中心都拥有了一家瓷器工厂。

法国在硬质瓷器生产领域相当落后，法国有生产软质瓷的悠久传统，尤其是1738年建立的樊尚皇家工厂。1758年，这家工厂搬至塞夫尔，直到1768年，圣伊里厄附近发现高岭土，才开始生产塞夫尔硬质瓷。路易十五的正式情妇蓬巴杜尔夫人对塞夫尔工厂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她不仅从经济上资助这家工厂，还影响了塞夫尔瓷器的风格。法国洛可可风格的塞夫尔瓷器很快排挤了迈森瓷器，在欧洲市场上独占鳌头。

18世纪末，新古典主义风格形成后，塞夫尔瓷器的优势不复存在。英国人韦奇伍德控制了18世纪末以后的欧洲瓷器市场。韦奇伍德的埃特鲁1亚工厂生产乳白色陶器和彩色碧玉炻器，饰以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线条和装饰图案。随着18世纪的结束和法国革命的开始，欧洲结束了精美陶瓷工艺的辉煌时期，虽然瓷器生产一直延续到今天。

陶艺之所以在洛可可时代风行一时，部分是因为人们能够很方便地用它们来美化私人居室，适应人们那种优雅而感性的品味以及洛可可审美观所特有的那种对装饰性的强烈爱好。各家工厂生产雅致、精美的瓷器人像、单独的陶瓷小雕像、陶瓷的自然物、普通的餐具、图案极为奇特的华美摆件。迈森瓷器的风格与塞夫尔瓷器稍有不同。与塞夫尔瓷器相比，迈森瓷器颜色更深，色彩更浓，装饰也更为华丽。韦奇伍德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瓷器图案主要是朴素的几何线条。

迈森工厂（Meissen works）

德国瓷器工厂，也是欧洲的第一家硬质瓷工厂。1710年，珠宝商和炼金术士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掌握了中国硬质瓷器的化学秘方，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建立了迈森工厂。迈森城原来就有陶瓷业，该城附近发现了制造优质瓷器所需的高岭土层，促使选帝侯决定把新工厂放在迈森。工厂为萨克森选帝侯所有，由于瓷器在欧洲极受珍惜，瓷器厂成为选帝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奥古斯特二世试图阻止瓷器制造秘诀外传，但素有“能工巧匠”之名的德国工匠使奥古斯特二世的努力付诸东流，他们掌握了瓷器制造的秘诀，用他们的知识效力于与萨克森选帝侯竞争的那些诸侯。结果，欧洲各国统治者纷纷在本国开设瓷器厂同迈森工厂竞争。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晚期塞夫尔瓷器牢牢吸引往欧洲人之前，迈森工厂的产品一直独步欧洲市场。 

在迈森，画家约翰·格雷戈尔·赫罗尔特（1696—1765）设计出一种新的瓷器款式。他设计了色彩丰富的微型雕像和作品。他还创作了中国风格的作品，表现出创造性的想象力。雕塑家约翰·约阿希姆·肯德勒接替赫罗尔特成为迈森工厂的主要设计师。肯德勒为装饰奥古斯特选帝侯的宫廷而设计的大型瓷塑像尤为出名，他的桌面雕塑装饰品和小瓷人也很受欢迎。1747年，肯德勒访问巴黎，布歇和华托的洛可可艺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瓷器设计中运用了布歇和华托的风格和田园风光主题。1770年之后，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在柏林建立的一家工厂占据了迈森在德国制瓷业的显赫地位。 

塞夫尔（Sèvres）

18世纪下半叶称霸欧洲瓷器市场的法国瓷器工厂。塞夫尔工厂最初足樊尚的一家私人工厂，起初生产软质瓷，使法国成为这一陶瓷领域的主宰。1756年，工厂迁到凡尔赛附近的塞夫尔。1760年，它成为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国家监管和支持的皇家工厂。 

蓬巴杜尔夫人为建立一家出色的皇家瓷器工厂出力最多。虽然她在1769年塞夫尔开始实际出产硬质瓷之前就已经去世，但是塞夫尔出产的精致、悦目的洛可可式硬质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她的品味，塞夫尔硬质瓷很快便占领了欧洲市场，排挤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迈森工厂的瓷器。塞夫尔瓷器的主题通常是田园风光，釉彩技术使得瓷器的颜色呈现出柔和的暖色调。为塞夫尔提供瓷器模具的艺术家包括克劳德-托马·迪普莱西、受布歇风格影响的法尔康涅、鲁路易-西蒙·布瓦佐和比·勒里什。法尔康涅和布瓦佐先后担任塞夫尔工厂的主管，布瓦佐管理工厂期间，产品的风格从洛可可转变为新古典主义。

埃特鲁里亚工厂（Etruria works）

韦奇伍德和托马斯，本特利于1769年建立的英国陶瓷工厂。这家工厂专门制造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装饰陶瓷。它注重传承古代遗产，工厂取名“埃特鲁里亚”，令人联想到古代埃特鲁里亚的手工艺品。在与本持利的交往中，韦奇伍德对古代文物产生了兴趣他依据古典观念来设计陶瓷式样和装饰。他的图案设汁简单明，讲究几何对称。独特的陶瓷品种有黑陶和碧玉细炻器，这两个陶瓷品种都利用了受古典主义启发的样式和图案。18世纪70年代，埃特鲁里亚工厂开始生产韦奇伍德的所有产品，包括著名的象牙色女王瓷器。 

参见新古典主义

戈布兰挂毯厂（Gobelins tapestry）

法国挂毯制造厂，奉国王路易十四之命于1662年创建于巴黎。18世纪，戈布兰挂毯主宰了欧洲市场。各地客户纷纷购买戈布兰挂毯，其他国家的工场则竞相仿制。

戈布兰家族精于染业和制衣业，15世纪就在巴黎市郊圣马塞尔开设了自家的工厂。让·戈市兰是这个古老商号的首位领导人，他发明了緋红色染料，并投入巨资，使商号赢得巨大的成功。让·戈布兰的后裔不仅继承了染业和制衣业，还开始购买王室和地方上的官职。到16世纪末，他们已经放弃了传统的家族行当，转而投身于王室机构和金融业。 

1662年，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持·柯尔贝尔买下了古老的戈布兰染厂和制衣厂，把它们改造成一家由国家主办的挂毯和家具厂，定名为皇家御用陈设品工厂这就是戈布兰织造厂，它是为实践重商主义理论而设的一家工厂。王室官员严密组织和控制工厂的生产，17世纪，工厂不仅生产挂毯，还生产家具和其他装饰品。产品大多直接送往皇家陈设品仓库。 

在欧洲，挂毯编织业可以上溯到12世纪，私人作坊在欧洲大陆星罗棋布，法国和佛兰德斯（现代比利时的一部分），工匠的产品最为著名。戈布兰织造厂之所以独树一帜，乃是因为它是国有工厂，欧洲其他国家仿照戈布兰织造厂的模式建立起国有工厂，私人工厂也仍然存在，不过，在整个18世纪，戈布兰织造厂主宰了挂毯编织业，夺取了布鲁塞尔和其他弗莱芒城镇的优势地位。 

戈布兰织造厂开业之时，其主管是法国艺术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夏尔·勒布伦。他不时绘制挂毯底图（图案的草图），即便其他人承担这一任务时，也是由他来决定挂毯的题材，戈布兰挂毯所描绘的故事取材历史，能够转化为路易十四权力的象征。这种选材手法是典型的巴罗克风格，在巴罗克时期，欧洲各国都促使美学风格服务于政治宣传，这类型的挂毯有亚历山大大帝的事迹、国王生活系列、王宫系列等。 

由财政困难困扰王室预算，戈布兰织造厂于1694年关闭，1697年又重新开业。重新开张后生产的首批挂毯延续了巴罗克传统，描述象征性的故事，但挂毯图案的重点裉快就转移了，更新潮的挂毯以纯装饰性的图案为特色，挂毯变小了，这反映出挂毯是挂在巴黎的市内住宅，而不是巨大的古老城堡。挂毯的设计注重装饰性和小型化，这不仅反映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兴起，还反映出一个事实：购买挂毯的是新兴的社会集团。织造技术的改进使产品更为廉价，从而扩大了潜在的购买者市场。

在18世纪，苏夫洛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掌管戈布兰织造广苏夫洛引进了新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戈布兰织造厂的生产能力，在这一时期，为织造厂提供底图的艺术家有：布歇、亚历山大-弗朗索瓦·德·波特、克洛德·奥特朗三世、乌德里以及夏尔·安托万·夸佩尔。乌德里和布歇选择的式样和主题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全欧洲的挂毯设计。18世纪末，挂毯采用了新古典主义所倡导的历史和说教的主题，可结果令人失望，法国革命爆发后，像其他许多与旧制度密切相关的机构一样，戈布兰织造厂关闭了，拿破仑时代，它又重新开始营业。 

在整个18世纪，戈布兰织造厂始终面临法国博韦和欧比松的私立挂毯厂的竞争。这些私人挂毯厂的产品质量上乘，堪与戈布兰挂毯相媲美，但戈布兰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因为它占据了国有企业的有利地位。那不勒斯挂毯厂几乎完全效法法国摸式。18世纪，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都灵和佛罗伦萨）以及德国（柏林和慕尼黑）等地也有繁荣的挂毯业。 

新拉纳克（New Lanark）

阿克菜特和戴尔于1785年在苏格兰格拉斯哥附近创办的家棉纺厂的厂址。这个工厂使用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和其他机械设备生产棉布，新拉纳克是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新经济生产方式——工厂——的突出例证。

工厂的建立使工业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厂出现的最初几十年里，工人的生活状状况急剧恶化。产业工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不再呆在家中生产商品，而是进入厂房从事长时间的劳动。

1799年，大卫·戴尔将新拉纳克卖给了改革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欧文深受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以及萨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担忧工业革命时期生产重组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他厌恶分工的观念，认为分工迫使工人从事不感兴趣的重复劳动。欧文在新拉纳克制定了旨在充分改善工人生活的一系列管理办法，他试图证明那些改进措施不会降低产量。 

欧文的改革主要包括：提供基础教育、缩短工作时间、为工人提供更好的住房和普遍生活条件。欧文为新拉纳克的儿童设立了一所学校“性格培养所”，让他们上学上到10岁。在此之前，年仅6岁的孩子就得在纺织厂做工了。

欧文认为环境决定道德品质的好坏。他的新拉纳克学校试图塑造儿童的心灵，让孩子们接触好的榜样，向他们介绍艺术、音乐以及其他理想的文化形式，新拉纳克的老师很少用书本来教育孩子。 

新拉纳克的改革处于启蒙运动的衰落时期。它们表明那个时代的人道主义理想——关心教育，强调用科学来促进人类繁荣和健康——是如何适应工业革命的需要的。它们还表明这些已完全融人启蒙话语的理想与斯密同样开明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所发生的尖锐冲突。因此，当经济政策、工业组织以及劳工状况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时，新拉纳克的例子就显示了启蒙运动的内在张力。

七、宗教

宗教（religion）

界定、指导人类与超自然的神祇世界之关系，通常与一种外在制度相联系的一整套条理化的信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宗教均为优太教-基督教传统的宗教：西欧的基督教一般有两种形式：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东欧的基督教则分为各种不同的东正教派：犹太教。欧洲已开始接触到各种非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宗教。 

事实上，早在16、17世纪，欧洲探险者和传教士踏上全球各个遥远的地域，欧洲的隔绝状态就已经显著地打破欧洲人开始获悉各种形形色色的宗教，从印度教、佛教、儒教，到太平洋岛屿的许多小部落宗教，，欧洲接触奥斯曼帝国奉行的穆斯林宗教已有数个世纪之久，这种接触不仅引起欧洲人的恐惧和憎恨，还激发起好奇和研究。 

与非基督教宗教的接触，在真理归属问题上引发了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而宣称真理在握已完全成为堪督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6、17世纪，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最核心的一点是，如果必要，即用武力支持一种观点相对于另一种观点的正确性。基督教欧洲抵御来自东方穆斯林的进攻，犹太人则周期性地遭受驱逐、暴力和其他形式的侵扰。

在整个16世纪以及17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督徒同新教改革运动带来的问题作斗争，基督徒内部爆发了严酷、血腥的宗教战争。这些战争破坏了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帝国、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

为结束宗教冲突，在法国、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以及德语国家，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达成了有限的宗教宽容，但没有多少人是发自内心地接受宗教宽容，人们更多是从实用角度来看待宗教宽容，以之作为维护政治安定的手段。

17世纪，罗马天主教和新教都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但是各种宗教立场也日益僵化。不论是天士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世俗统治者都信奉绝对主义思想，企图废止宽容政策，或是强迫臣民尊奉国教。1685年，路易十四实际上废除了赋予法国胡格诺派（加尔文教徒）有限宽容的《南特敕令》，这引发了法国胡格诺派信徒大规模移民国外，还激起了法国卡米撒派新教徒的起义。在英格兰，1688年光荣革命前，一直在酝酿使英格兰重回罗马天主教会的计划；在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二世不断强迫新教臣民重新皈依天主教。在尼德兰联酋共和国、美洲殖民地和其他地区，宗教偏执依然故我，宗教歇斯底里、对所谓异教徒的迫害和烧死女巫事件令人不安地频繁发生。 

18世纪的启蒙人士不满于对多样性宗教采取的不宽容、教条的解决办法，事实上人们越来越反感这种不容异说的态度。处死卡拉、18世纪卡米撒派的叛乱、对韦尔多派的迫害等事件令启蒙人士极为不安，促使人们不断探索对于宗教信仰领域多样性具有深远意义的回应。

欧洲对所谓“新世界”的探险和殖民，增进了对各种非基督教宗教的认识，同时，欧洲人的自然观也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以及科学革命的其他缔造者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宇宙观和诠释宇宙的新方法。上帝在这种新宇宙观中的地位并不明确，这一事实令人苦恼，也激发人们去探讨如何从宗教上做出恰当的反应。此外，洛克的心理学修正了对人类心灵的认识，这一学说似乎表明，人类的道德行为并非起源于《圣经》所揭示的上帝的律法，而是源自自然的过程。最后，圣经评注这一新学科认为，《圣经》是出自人类之手的历史文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错误和变化。这些思想质疑人类存在的意义、上帝在宇宙中的地位、道德规范的基础以及《圣经》作为上帝启示的有效性，从而动摇了基督教的基础。 

对传统世界观和人类观的怀疑所带来的骚动，使启蒙运动时期体现出一个显著的特征：人们热切地从各个层面来审视宗教信仰。虽然基督教在很多方面受到猛烈抨击，抨击者本身却潜心研究宗教信仰和神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宗教引发的问题在启蒙话语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人们考察宗教信仰的基础，运用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方法和观念来求得答案。宗教批判者和宗教学者充分运用了理性、比较分析和历史研究的方法。这些方法有助于剖析和摧毁传统，它们还是催生新生事物的手段。

例如，理性为自然神论者提出的普遍的自然宗教、被称为哈斯卡拉的犹太启蒙运动和自然的道德哲学新体系奠定了基础。但是，理性也推动人们批判宗教狂热，呼吁政教分离，理性还刺激某些人捍卫正统的基督教，或是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上帝的起源。无神论者则借助理性抨击一切宗教信仰。 

比较研究表明，各种非基督教民族能够形成道德高尚的文化。这些比较研究的结论非常适合辩论之需，可以用来支持或反对基督教真理观。不过，这些结论往往迫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宗教习俗的多样性，从而质疑基督教是获致真理的唯一途径的断言。

启蒙学者不仅洋细考察各种当代的“原始”文化，还转而比较研究古希腊和罗马世界的异教。一些人认为异教徒的各种宗教证明一切民族都有共同的自然宗教冲动，他们还指出异教信仰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相似之处。另一些人则对异教仪式、对古代宗教表现出来的盲目轻信和迷信惊恐不已。在这些宗教批判者看来，各种异教表明，宗教信仰源于恐惧和脆弱，宗教仪式往往令人反感地展现狂热和盲从。

后蒙运动时期，几位学者运用历史学和《圣经》文本评注的建设性方法，力图表明基督教与其说是静态的宗教，不如说是不断演变的宗教。某些学者认为，历史造就了宗教的进步；在另一些人看来，历史意味着堕落：还有部分人认为历史呈现出发育、成长和衰退的循环。历史还为把宗教信仰扎根于人类基本心理特点的学说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历史还有助于启发人们着手研究作为历史人物的耶稣和早期基督教。

面对宗教所引发的困惑和混淆，启蒙人士的反应不外乎以下四种：他们要么拒不考虑各种新观念，转而到传统、《圣经》或是制度化的权威那里寻求答案;要么维护自身的信仰，寻求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新发展提出的问题。倘若他们不那么忠实于基督教传统，他们就会为宗教信仰寻求新的基础，或许会创立新的宗教仪式和教义；他们也可能彻底摈弃基督教和一切宗教，秉持一种怀疑的、甚至是无神论的立场。上述四种反应在启蒙运动中都有所体现，使这一时期成为极富创造性的时代，尽管对于宗教和神学来说这也是个烦扰不已的时代。

启蒙运动与宗教之间的实际关系表明，那种认为这个时代倾向于支持无神论或怀疑主义的陈旧看法是站不住脚的。确实，18世纪下半叶，法国启蒙哲学家开展了使法国社会世俗化和非基督教化的运动，但他们对待宗教的态度只是启蒙人士所持的多种宗教观中的一种。人们发现，在众所周知的巴黎人圈子之外，启蒙运动实际上孕育出众多的新宗教和新神学：虔敬主义、自然神论、哈西德主义、寂静主义、贵格会、卫斯理宗等各种光照派教义和宗教狂热，斯维登堡、圣马丹和圣日耳曼等人的神秘主义宗教取向以及新教义。 

新宗教、新神学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回答了17世纪思想的发展对宗教信仰所提出的问题。自然神论和新神学不再固守传统的基督教教义，而是认为普遍的宗教本能乃是起源于人类的自然理性。相反，像贵格会教徒和虔信派教徒这样的光照派，依然信奉基本的基督教信仰，但极为强调人的直觉或神圣之光的作用，把它们视为宗教领悟和信仰的源泉。最后，卫斯理宗和“美洲大觉醒”体现出来的宗教狂热，其核心在于把自发的情感作为支撑宗教信念的主要力量。 

这些新宗教和新神学的内涵令既定的基督教会深感不安。诉诸理性威胁到以神迹和上帝的直接干预为基础的基督教神学的相关内容。求助于直觉和内心之光则孕育出高度个人化的宗教，这种宗教不受神职人员和其他宗教当局代理人的控制，宗教狂热则会形成极端的宗教献身精神，刺激人们从事颠覆性的社会活动，在某些情况下会发展成宗教偏执。

启蒙运动时期，不但对教义和仪式的特定忠诚成为宗教的支柱，功利的奋斗目标也对宗教起到了支持作用。人们认识到，宗教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反教权主义、拥护宗教宽容、批评宗教狂热而闻名的伏尔泰就注意到这一事实。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等中欧的开明君主也很清楚这一点，并有意识地以此来制定政策。只是到启蒙运动行将结束之际，霍尔巴赫及其同事才提出了一些批评，强烈质疑这种讲求实际的宗教价值观。 

启蒙运动的一个特点是，强烈要求实行宗教宽容。呼吁宽容的运动始于英格兰的洛克，在欧洲大陆受到伏尔泰、莱辛、门德尔松和其他哲学家的热情拥护。18世纪末，官方逐步把宗教宽容确立为国策，1781年，约瑟夫二世在奥地利颁布《宽容敕令》，为宗教宽容铺平了道路。 

启蒙运动时期，人们一方面为宗教寻求新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同样真诚地抨击一切形式的宗教。对宗教的抨击虽然相对较少，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法国的思想氛围孕育出几位公开声明的无神论者：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接、狄德罗和布朗热。他们的态度使整个《百科全书》披上了反宗教色髟，但他们所持的激进立场完全不能代表欧洲启蒙运动更为广泛的普遍状况。

人们不单考察基督教教义，还详尽研究教会组织及其作为-种社会、政治制度的作用。开明的政治理论尤其促进了教会的改革。例如，在天主教内部，低级教士开始要求在教会政治体制中享有更大的权利（黎塞留主义）。主教、大主教等高级教士试图限制教皇所要求的像绝对君主一样统治的权利，费布朗尼乌主义他们要求在教会政治体制中发挥重大作用，类似于法国高等法院向国王提出的权利要求。 

此外，启蒙运动还在教会内部造就出希望摧毁传统教会体制的改革者和批判者。基督教教义和体制都逍到尖锐的批判。在反教权主义方面，人们抨击教士和牧师的恶习，成功地解散了耶稣会，引入政教分离原则，呼吁宽容和不受教会审查的自由，使得启蒙运动截然不同于欧洲早先的历史时期。 

启蒙运动时期，既定的基督教会无论受到何种挑战和批判，却依然繁荣稳定。但基督教会与各种欧洲文化的关系正在改变，因为启蒙运动为人类的基本宗教问题提供了许多全新的答案。正教内部的新态度、新的信仰和倍念，以及宣称要消除一切宗教信仰的世俗化世界观，无不充实着传统的宗教。

参见旧制度、圣公会、阿诺德、培尔、波舒哀、布兰维里耶、布罗斯、巴特勒、加尔文宗、克拉克、柯林斯、哥白尼革命、卡德沃斯、爱德华兹、认识论、费奈隆、弗兰克、共济会、吉本、哈曼、休谟、光照派、詹森主义、约瑟夫主义、康德、莱布尼兹、路德宗、马勒伯朗士、物理神学、出版、普里斯特利、玫瑰十字会、赖马鲁斯、泽勒姆、沙夫茨伯里、西蒙、斯宾诺莎、迷信、蒂洛森、廷德尔、维柯、伍尔斯顿

迷信（superstition）

在现代用法中，迷信是指因无知、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以及相信巫术和偶然性而产生的信仰与仪式。启蒙运动时期，激进的宗教批评者把一切关于奇迹、启示、巫术和超自然现象的信念都称之为迷信。他们时常把多数基督教教义等同迷信。

17世纪，正统的基督教神学家，不论是属于天主教还是新教，就已经发起了反对巫术的运动。这些不受欢迎的活动被指为迷信，从事巫术者被当作异端而遭迫害。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宗教批评家指出了异端迷信与正统信仰之间的相似之处，例如，他们强调，所有的奇迹都不符合自然规律，违背了宇宙的普遍规律，他们特别抨击所谓耶稣基督和圣徒的奇迹传说。这些宗教批评家把基督教信仰中凡是仅凭理性不能理解的内容都归于迷信，这样一来，他们就成功地把17世纪基督教反对巫术和信的运动转变为反基督教的运动。 

人们把基督教与迷信并列，这往往暗含着对，宗教狂热、不宽容以及政教权力不分的抨击;，培尔、休谟、伏尔泰等都是抨击迷信的著名启蒙学者，

参见政教分离、宽容

狂热（enthusiasm）

—个涵盖启蒙运动时期常见的强烈宗教情感的各种表现形式的通用术语，启蒙哲学家通常对这种现象持批判态度，把任何基于情感、激情或自发行为的宗教习俗都称为狂热。他们认为，狂热表现了激情所支配的心灵，也是精神病的征兆，因此，在启蒙运动时期狂热”这一标签几乎一直含有贬义。

狂热在负时是指惊厥、呓语、预言、悲喜难禁以及热心劝人改变信仰的行为。不论是新教国家还甚天主教国家，狂热都被用来指所有强调与上帝之间的情感交流而非理性交流、从而偏离正统神学的宗教表现。18世纪典型的狂热实例有：贵格会、卫斯理宗、美洲的宗教“大觉醒”、巴黎圣-梅达尔的天主教詹森派惊厥者。 

对宗教狂热的批判最早出现在17世纪复辟时期的英格兰，这是对内战和清教共和国时期大动乱的反弹。英格兰圣公会的神学家惊恐于清教徒激进、严厉的立场，公开遣责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狂热的不容异说。他们认为，当时人们把激情伪装成宗教热忱，丝毫不加约束。

在英格兰，伴随着对狂热的最初抨击，人们尝试阐述理性的自然宗教。这种宗教以理性而不是以激情为基础。这种宗教由于具备了理性基础，就不会倾向于宗教狂热和不容异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神论这一种最常见的启蒙理性宗教是憎恶狂热的产物。

神学对狂热的回应也在其他文化领域中得到反应。在《独白：或给一位作者的建议》（1710）和《人的特征、风俗、见解和时代》（1714）中沙夫茨伯里伯爵二世安东尼·阿什利·库柏奠定了从心理学角度考察狂热的基础。哈特利和休谟发展了：沙夫茨伯里的思想，贺加斯用讽刺版画嘲讽了盲从和迷信——在他看来，盲从和迷信就是狂热。 

在整个启蒙运动时期，一直存在这种将宗教狂热与偏执的不容异说和肓从相提并论的倾向。这一思潮很快从英格兰传播到法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培尔《论狂热》、伏尔泰、拉美利特、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部对狂热进行了批判。

启蒙运动晚期些启蒙哲学家对狂热的否定态度有所缓和。他们认为，创创造性天才和崇高体验，都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参与狂热的能力，如同直觉和想象一样，狂热作为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使人类得以超越日常生活的诸般限制，达到创造力和理解力的新高度。

参见贵格会

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

这个术语的字面意思是“反对教士”，启蒙运动时期，人们不断公开抨击基督教教士，不管这些教士是罗马天主教的神父还是新教牧师，在大多数国家，教士代表教会和国家行使某种权力。不仅如此，在天主教地区，教士还是土地所有者，有相当大批人为他们劳动，并向佃户收取高额租金。大多数教士靠称为“什一税”的教会税供养，这种税收是强制性的，而且往往十分繁重。

教士有权有势、社会地位显赫，因而备受关注和挑剔。当人们开始质疑宗教传统和权威之际，情况尤其是如此。后蒙运动时期，人们不断公汗猛烈抨击教士私养情妇或强行与教区妇女发生性关系等淫乱行径。人们还指责教士生活铺张奢靡，不配当一个基督徒，不配传播上帝的旨意。人们还抨击教士因循守旧，刻板狹隘、鼓励迷信（启蒙人士对宗教奇迹的称呼），全面阻碍了人类知识和理性的进步。 

耶稣会大权在握，影响广泛，因而遭到了尤为猛烈的抨击。耶稣会的敌人有意大利和法国的詹森主义信徒、法国高等法院成员，百科全书派、开明大臣及开明统治者，反耶稣会情绪导致葡萄牙（1759—1761）、法国1761—1763）和西班牙（1767）先后驱逐了耶稣会教皇克雷芒十四世迫于压力，最终于1773年彻底解散了耶稣会。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又恢复了这一修道会。 

反教权主义在欧洲各地此起彼伏，各阶层知识分子充当了代言人。伏尔泰对“恶行”（指宗教）的攻击非常著名，令人准忘，但伏尔泰并不是孤军奋战参与《百科全书》编纂的法国启蒙哲学家大多表现出明显的反教权主倾向。如同法国一样，在英格兰，最激进的自然神论信徒猛烈抨击教士陋习，认为教士陋习表明了基督教的普遍堕落。 

作其他知识分子的笔下，对教士的枰击并不一定伴随若对宗教的全面批判，他们更多地呼吁教会推行内部改革。这种反教权主义倾向主要体现于意大利半岛、哈布斯堡帝国以及德国其他天主教地区，英国人廷德尔用自然神论来维护基督教，也表现出强烈的反教权主义倾向。

信徒对教士的不信任和厌恶促成了新的基督教取向。例如，就寂静主义和贵格会而言，信仰成为关乎个人与上帝的内心事务，神父和牧师不再主导信徒的宗教生活。

总的来说，反教权主义是启蒙运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启蒙运动改革的一个焦点。

参见贵格会

神学（theology）

—门提供有关上帝的知识的学科。参见认识论、道德哲学、宗教 

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

形成于17世纪并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宗教学说。为了回应怀疑主义、基督教教义之争及各种非基督教宗教的挑战，自然宗教应运而生。自然宗教理论家试图在宇宙自然秩序中找到宗教信仰和教义的基础。 

自然虐教并没有自成一体的教义，但是，人们对自然宗教的不同阐述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4例如，自然宗教大多假定：人类自降生伊始就具有某些宗教观念或宗教情感。由于这些观念是天生的，所以它们是自然的，是预先注定的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个人经验和教育的产物。这些自然的人类观念也是普遍的（每一个人所共有的），因为包括人类心灵在内的一切事物，都依照宇宙的法则构成和活动。因此，这些自然的、天生的宗教观念和情感作为人性的一般特征，就为一种能够把所有人凝聚起来、消弭宗教冲突的普世宗教奠定了基础。

启蒙运动兴起之际，关于普遍宗教观的信念同理性主义及其把理性视为全人类和宇宙万物之基础的信念息息相关。理性不仅是一切观念之源，还是认识真实现念的手段。人们运用理性就容易认识宗教真理。人们无需盲目冲动地接受信仰，或是把奇迹、巫术、神的启示和非理性现象当作宗教信仰真实性的证据。

自然宗教的发展同启蒙运动初期自然神论的成熟密切相关。自然神论与理性和批判精神相一致，理性和批判则是致力于人类进步的启蒙思想家所偏爱的两大手段。这么一来，自然神论受到那些不再信奉传统的基督教、又不愿彻底摈弃宗教的人们的欢迎。自然宗教在很多方面促成了启蒙运动特有的新发展：自然宗教激发人们去探询理性的、自然的伦理观，促进了功利主义的发展，支持宗教宽容事业，推动了道德哲学与神学的分离。

启蒙运动之初，自然宗教的基础是理性主义，稍后却出现了一种以感情和情绪为基础的自然宗教变体。后者与感性崇拜这一启蒙时期的世俗现象相辅相成。自然宗教与感性崇拜都出现于启蒙运动之初，并都在启蒙运动中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两者都认识到，感觉、感情和情绪在创造人类知识方面发挥了与理性相同的作用。某些自然的、普遍的人类情感可以说是宗教性的，可以代替理性和信条成为自然宗教的基础。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各种宗教狂热，最显著地体现出这种基于情感的自然宗教形式。

参见宗教

自然神论（deism）

源于拉丁语“神衹”（deus，意思是“神”）的术语。“自然神论”是指启蒙运动的萌芽时期兴起的、替代传统的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神学的一种自然宗教形式。自然神论强调上帝创世观。各种截然不同的自然神论试图将宗教信仰与人类理性融为一体，以此来维持宗教信仰，从而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然神论在英格兰和法国的影响尤为巨大，最终成为启蒙运动的一个国际性元素。 

像其他众多忠实的基督教徒一样，自然神论者对基督教所面临的科学革命、怀疑主义哲学以及17世纪的理性主义的挑战十分敏感。这些思想运动不仅创造出新的宇宙观，还促成了圣经评注、比较宗教学等威胁到传统基督教信仰的新学科的诞生

伽利略和牛頓证实了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这种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观与《圣经》描述的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地心说）截然对立。在新的宇宙观中，宇宙的运行遵循以数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法则，上帝并没有多少理由去积极干预宇宙的日常运作。从文本和语言角度分析《圣经》，削弱了它作为传达上帝对人间启示的媒介的权威性。而且，由于人们对多种世界性宗教的了解愈益深人，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基督教并非唯一蕴涵宗教和道德真理的宗教形式。

17世纪的这场思想躁动提出了令基督教徒惶惑不安的问题。例如，倘若理性是一种理解自然界和道德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那么，上帝的启示（基督徒确信都包含在《圣经》中）又将扮演什么角色呢？如果哥白尼关于宇宙结构的观点是正确的，《圣经》就必然是错误的，那么，这部伟大典籍还有其他的错误吗?：如果《圣经》中的证据不可信，那么，能不能通过其他途径来证明宇宙中存在上帝和道德？人们从哪里获得有关道德和宗教真理的知识呢？ 

自然神论试图对问题和忧虑做出回应，转而把理性——危及宗教信仰的真正原因作为宗教的主要依据。绝人多数自然神论者认为，科学革命所描述的理性以及受自然规律支配的有序、精确、理性的宇宙，实际上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宇宙的构造极为精确、简单，证明它出自睿智的上帝之手，宇宙的运有章可循，从而确保了上帝的道德、基本的美德和仁慈。不过，自然神论者眼中的上帝，并非基督教神学所说的裁决一切、宽恕一切的上帝，更像是制造出一台完美机器的钟表匠，这台机器基本上无需上帝的干预就能运转。

自然神论者认为宇宙是合理的，受制于上帝制定的法则，因而往往质疑那些无法用自然法则解释的基督教观点，他们通常不相信世上真有什么奇迹，也否认基督教的其他“超自然”见解，其中包括作为基督教核心信仰的基督复活。因此，尽管自然神论者往往自认为基督教徒，却被正统的基督教神学家视为无神论者或异教徒。

“自然神论者”一词最初带有贬义：加尔文宗信徒皮埃尔·维雷（1511—1571）写道，自然神论者信仰上帝，但是因为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也不相信奇迹和其他基督教教义，所以他认为他们是无神论者和妖魔。 

伟大的法国批评家培尔的怀疑主义直接促成了早期启蒙思想，把这种对自然神论的负面评价带人早期启蒙运动。他在《历史批判辞典》（1697，英文版于1710年出版）里通篇使用这一术语。尽管培尔从怀疑主义的角度探究了宗教的基础，他很可能依然赞同基于意志或信念的信仰（唯信仰论）。培尔对于自然神论者把理性作为信仰的基础不以为然，而且他反感自然神论者忽视人类必须通过耶稣基督获得救赎和拯救的教义。因此，在“维雷”、“索齐尼”（意大利宗教改革家）等词条中，培尔对自然神论持否定态度。他的《辞典》出版后，把自然神论与无神论相提并论以及把自然神论视为危险的自由思想的观点流行开来。 

17世纪英格兰和法国的思想土壤孕育出最终成为启蒙宗教话语组成部分的自然神论。自然神论为宗教信仰提供了理性的基础，使得正在分裂基督教社会的激烈教义之争变得毫无意义。

在英格兰，罗伯特·伯顿在《忧郁的剖析》（1621）—书中最早使用了“自然神论者”这一术语。切尔伯里的赫伯特勋爵（1583—1648）阐述了类似于自然神论的原理，但直到17世纪下半叶，自然神论概念才得到广泛使用。当时，英格兰汇聚了各种潮流：霍布斯的哲学、牛顿的科学、斯宾诺沙关于普世宗教的思想、宗教宽容的呼声、圣经评注的发展、国教的腐畋、剑桥柏拉图学派的著述以及洛克的哲学，推动了自然神论宗教观的形成和传播。 

英国的自然神论者主要有：査尔斯·布朗特、柯林斯、克拉克、托兰德、廷德尔、卡德沃思、博林布鲁克爵士。沙夫茨伯里伯爵和曼德维尔也被视为自然神论者。其他许多有创见的英国思想家，如托马斯·查布、托马斯·摩根以及彼得·安内特，也被他们的敌人称作自然神论者。

英格兰的许多自然神论者都接受过神学训练，并始终留在传统的英格兰基督教会，这一事实使他们有别于法国的自然神论者。英格兰的出版审查制度远比法国的宽松，自然神论者能够公开、直接地发表他们的观点。在英格兰，被起诉的危险也比法国小，尽管直到18世纪，自然神论者还不时因亵渎上帝的罪名受到起诉和审判。

在法国，天主教会和王室官员实行更为严格的审査制度，从而造就出一种独特的自然神论文学体裁——游记体或书信体，它们要么声称是出自非欧洲的观察者的手笔，要么声称所描述的是欧洲之外的社会。这种文学样式使作者得以回避审査，能够公开地从自然神论的角度抨击罗马天主教，阐述取而代之的自然宗教。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21）只是这类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一例。其他例子还有乔万尼·保罗·马拉纳创作的《土耳其间谍》（孟德斯鸠显然借鉴了这部作品）、克洛德·吉贝尔的《卡里雅瓦国或理性人岛的历史》、拉翁唐男爵的《奇异的对话》。 

重要的自然神论小册子也在法国秘密流传。许多颇具影响的作品都是匿名的，如《向马勒伯朗士神父所提的宗教难题》一书的作者就署名为“好斗的哲学家”，《宗教研究》和《宗教分析》也是匿名出版的，一些秘密流传的重要著作出自布兰维里耶之手。

法国自然神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反教权主义倾向，猛烈抨击教士的性虐待、教会的奢侈、天主教对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不宽容。伏尔泰在逗留英格兰期间皈依了自然神论，用自然神论思想抨击法国的罗马天主教权势机构。伏尔泰最著名的自然神论著作是1764年出版的《哲学辞典》。

更为激进的启蒙运动领袖以霍尔巴赫及其朋友圈子为首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沿袭了伏尔泰从自然神论角度抨击基督教的做法，出于批判的目的，这些启蒙哲学家出版了一些皁期内然神论者的手稿。

作为基督教的替代品，自然神论在法国后来采取了卢梭所賦予的一种新形式。卢梭接受了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设计论的论证（即用宇宙的有序性证明上帝的存在，把宇宙看成是上帝设计的产物——译注），但是他的信仰主要是基于自己面对这种奇妙设计时的情感。理性被搁置一旁，情感取代理性成为宗教灵感的生要来源。这种转变表明了卢梭是如何把激发出新颖的自然神论的理性主义传统与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感性文化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宗教信仰观的。在小说《爱弥儿》（1762）名为“萨伏依牧师”的那一章，卢梭再清楚不过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 

自然神论还对德意志启蒙运动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在赖马鲁斯的笔自然神论成为有力攻击宗教奇迹和启示的武器。在自然神论的鞭策下，赖马鲁斯着手研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的耶稣，极力清除《圣经》记载中的附会成分。门德尔松用自然神论来呼吁宗教宽容。最后，康德运用自然神论观点阐述一种宗教观，这种宗教观切实可行，首先关注的是道德行为和个人良知的塑造。

美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如杰斐逊、乔治·华盛顿以及富兰克林等人，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从自然神论的角度呼吁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另一方面，潘恩在名著《理性时代》（1794—1796）中，用自然神论原则猛烈抨击基督教。批判法国激进启蒙哲学家的人指责自然神论是无神论，潘恩则竭力维护自然神论思想。 

在整个启蒙时代，共济会将自然神论融入到教义之中。共济会以这种方式取代了各种国教：在这样一个正式组织和机构的支持下，普世的理性宗教、宽容和通过启蒙取得进步的目标传播到欧洲各地。

自然神论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分体现出启蒙运动的复杂性。自然神论以宽容、人道主义和普遍理性的名义抨击传统、教条的基督教。它用批判方法和怀疑主义去审视公认的宗教传统，斥责宗教与自然科学揭示的作为上帝精心杰作的有序、合理的宇宙结构背道而驰。自然神论还表明了启蒙思想在宗教问题上的矛盾态度，因为它使得开明而虔诚的人们继续相信上帝和精神世界。因此，它是用启蒙的工具来维护对上帝的基本信仰。如果说启蒙运动有时是宗教的敌人，那么，开明的自然神论就是宗教得以幸存下来的一个因素。

参见数学与力学

物理神学（physico-theology）

将自然概念与关于上帝的知识（神学）联系起来的术语。这个术语指的是—种基督教神学，它关于上帝的知识是源于物理学和自然哲学，而不是合理的证据和《圣经》的启示。

启蒙运动时期，物理神学家试图调和科学革命的思想及学说与传统基督教和形而上学。他们提供了独特的证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即物理神学证据，或者说“设计论”证据，把宇宙的精确秩序和美说成是一种设计，以此作为上帝存在的证据。

启蒙运动时期，物理神学为自然神论哲学和共济会的教义奠定了基础。那个时代的许多学者都有物理神学思想，牛顿、蒲柏、卢梭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启蒙运动行将结束之际，康德重新分析了物理神学的逻辑。康德对物理神学的分析表明，他忠实于物理神学的基本方法，尽管他怀疑物理神学作为知识源泉在哲学上的有效性„

参见宗教

无神论（atheism）

一种认为上帝不存在的信仰。欧洲的政治权力结构与基督教教会制度盘根错节地相互交织，被怀疑信仰无神论的人士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当局的迫害。对无神论的指控往往与对异端的指控如出一辙，任何公开表达不符合正统神学观点的人士，都有可能被指控为异端。不论是天主教地区还是新教地区，都普遍存在上述情况。

启蒙运动的批评者往往把这一时期说成是无神论盛行不衰的时期，但这种描述严重歪曲了事实。实际上，启蒙知识分宇即便在抨击基督教时，也鲜有名副其实的无神论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正统信仰的批评者，专心致力于怀疑主义、自然神论、生机论，或许还有泛神论。

毫无疑问，科学革命孕育的新科学观从各个方面暗示有可能存在一个无神的宇宙。启蒙运动时期的一系列新发展无疑又强化了这种恐惧例如，尽管牛顿——这位自然哲学家的物理学理论是启蒙运动的基石之一——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万有引力学说却最终孕育出一种无神论宇宙观。牛顿认为上帝

不但创造了宇宙，还会偶尔介入以使其正常地运转。他的学说需要这种外来干预，因为它们无法解决为什么，宇宙能够自行维持运动。然而，18世纪末，拉普拉斯和拉格朗日发展了数学方法和方程式，似乎消除了牛顿宇宙观对外来动力的需要。他们认为，宇宙能够自行调整，无需外来帮助就能维持稳定。宇宙并不需要一个积极的上帝，尽管它仍旧需要一个造物主上帝的作用并未彻底消失，但已大大打了折扣。 

唯物主义是启蒙运动时期另一种令人瞩目的哲学观点，它对上帝或诸神信仰构成了新的威胁。从逻辑上说，唯物主义产生于17世纪的机械哲学。它还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其源头是伊壁鸠鲁哲学的学者。唯物主义否认存在精神、灵魂或心灵，认为这类现象均为客观物质的表现方式，当然，基督教最终关注的是人类死后灵魂的命运。其他宗教倾向于把灵魂看作是神的精神世界的某种证明。如果灵魂只是物质的活动，那么整个上帝或神的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

然而，这些新发展仅仅是启蒙人士可能做出的众多反应之大多数启蒙人士竭力寻找某种新的宗教信仰形式，至少能够维持上帝或诸神存在的可能性。只有少数最激进的启蒙哲学家，如拉美特利、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狄德罗和布朗热，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

像许多温和的启蒙哲学家一样，公开的无神论者抨击各种维护教会政治和精神权力的制度，如书刊审查制度、特权教士、教会法庭以及强制性的教会陚税（什一税）。倘若无法彻底废除宗教，他们希望至少将教会与国家明确区分开来，公开的无神论者还希望推翻所有有关超自然存在的信仰，不管这种信仰是源于基督教还是异教。他们认为对超自然神衹的信仰阻碍了人类进步的进程，他们希望让世界摆脱宗教，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因此，他们对宗教的抨击与启蒙运动普遍的世俗人道主义结合在一起。

无神论为启蒙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适当的思想立场。但是，无神论从未成为启蒙思想的主流。然而，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批判者为了贬低启蒙哲学家的思想，总是指责他们信奉无神论：即使在相对宽容的时代，无神论这一术语也含有贬义。因此，倘若18世纪的人指责一个学者是鼓吹无神论的无神论者，我们必须谨慎对待，看看这种指责是否准确地反映了这个学者的思想， 

参见政教分离

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

基督教的主要分支教派，罗马是其行政管理中心。罗马的主教为罗马天主教会的首脑，称作教皇。按照完整的发展线索，罗马天主教可以上溯到公元1世纪基督教形成之初的时代。1054年，教会分裂为西方基督教（罗马教会）和东方基督教（东正教会），基督教原有的统，不复存在。直到16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始终保持了形式上的统一，宗教改革运动后，教会分裂为罗马教皇统治的教派和各种新教教派。罗马领导的教会逐步成为罗马天主教会，保持了教会的国际性。 

18世纪，罗马天主教控制着幅员广大的地区，尤其是在南欧、中欧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天主教国家主要有法国、奥地利、奥属尼德兰、西班牙、意大利半岛各国和葡萄牙。在神圣罗马帝国，巴伐利亚人笃信天主教。一些主权地区，如维尔茨堡、美因兹、班贝克、科隆，实际上是由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统治。教皇既是意大利半岛（教皇国）的世俗统治者，也是国际性罗马天主教教会的精神领袖。世俗政治与神圣的宗教事务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就埋下了政教关系激烈冲突的种子。 

罗马天主教与新教教派在几个重大神学问题上截然对立。在神启的渊源、牧师和圣徒的作用、不同的圣礼、对圣餐礼的特殊诠释等问题上，罗马天主教与新教教派争执不已，夫主教会主张，上帝的启示无时不在，神启不但蕴涵《圣经》和早期教会神父的著述之中，也体现于当代教会领袖阐发的教义之中。因此，天主教会极为强调其历史传统的神圣性。相反，新教团体往往认为，只有《圣经》和最初的极少数神父才有启示作用。新教谋求恢复质朴的早期教会，普遍认为教会的传统是各种信仰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融合发展而成。天主教神父充当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中间人这一重要的角色。因此，神父在各种圣礼上起到的作用就不止是一个教师;例如，倘若没有牧师的作用，便不会有圣餐——把面包和酒转化为耶稣基督的肉和血。圣徒也起到中介作用，帮助上帝与尘世的信徒沟通。 

新教徒认为，上帝与信徒的关系是一种更为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无需牧师和圣徒的特殊作用。天主教会有七种圣礼（洗礼、坚振、婚配、告解、圣体、神品和终傅），新教徒一般只保留两种（洗礼和圣餐）新教徒通常把天主教的圣体称作圣餐此外，天主教与各新教教派围绕圣礼或圣餐的实际性质发生了尖锐冲突。双方的分歧在于，面包和酒是否真的在领圣体仪式的奇妙时刻改变了原来的属性。 

罗马天主教会的政治体制是等级制和君主制，教皇是选举产生的教会统治者，教皇由枢机主教团选定。教皇的职能非常接近于世俗社会由选举产生的国王或皇帝。全体枢机（教皇册封的罗马城各教堂首领）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罗马教廷）就教义、教会管理和政治事务向教皇提出建议。在某些无主教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半岛各国、葡萄牙），建立了教皇法庭（恐怖的宗教裁判所法庭），但在法国、奥地利等强国家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地区，禁止设立教皇法庭。 

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天主教国家的教会体制划分主教区和大主教区，每个教区都有一所总教堂大主教和主教是这些教区的教会领袖。他们拥有土地、享有世俗地主的特权以及神职人员的豁免权。大主教和主教在总教堂教士的协助下，负责对所在地区天主教徒的生活给予精神帮助，他们还负责培养神父。神父及其助手掌管地方性的教区教堂，照料教区居民的精神生活，主持婚礼和葬礼等宗教仪式。大主教、主教和教区神父统称为教区教士。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满足天主教俗人（世俗公众）的精神需求。大量的天主教隐修修会也采取类似的体制。个人不论男女均可加人修会，有时是出于自愿，有时是在家庭的强迫下加入的。他们不再过常人的生活·而是全身心地伺奉上帝。他们的活动包括学木研究、教学和慈善工怍。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享有特殊的财政特权，往往是当地的大地主。农民耕种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的土地，为修道院院长和女修道院院长服役，还要交纳某些实物。最后，罗马天主教会保护像耶稣会、奥拉托利会这样的修会，这些修会按照修道院方式组成，不过其成员始终积极参与世俗事务。

要了解18世纪天主教，最重要的是记住：人们并不认为教皇是绝无谬误的，尽管事实上几位教皇自称绝无谬误，而且力图把这一主张强加于各国天主教教会。这些教皇如同世俗君主一样，希望获得绝对的权威。然而，在整个18世纪，教皇的这种主张不断受到挑战并遭到失败。事实上，直到1871年，信仰和道德问题上的教皇不谬说才成为正式的天主教教义。

围绕天主教政治体制的性质，主要出现了三类斗争。这三类斗争分别对应于围绕政治权力性质的三种世俗争论。第一类冲突使世俗统治者（国王、皇帝及其大臣）与教皇争斗不已。双方冲突的焦点集中在教会任命权（一些世俗统治者享有任命主教和大主教的有限权利）、教皇教令（教皇敕令和许可证）的承认和颁布、对婚姻和教育机构的控制权。法国王室的高卢主义、詹森主义、约瑟夫主义等宗教运动都体现出天主教国家政教关系的基本冲突。 

第二类冲突围绕天主教会的内部结构展开，主教、大主教同教皇相争斗。争论的焦点是教会内教皇体制的性质：教皇统治是绝对的还是有限的？教皇是尤可争议的领袖，还是应高级教土分享权力9这类冲突的两个主要实例是法国教士的高卢主义和费布朗尼乌主义。在这两个运动中，天主教教士都要求与教皇分享权力。 

第三类冲突大体上也属于教会内部的冲突。各地教区神父希望在履行职责时有更大的独立性。他们力图建立·种长老制的管理体制，由地方教会官员而非高级教士掌管教区。这种冲突最著名的例子是法国的黎塞留主义。这场运动与詹森主义以及法国高等法院反对王权形成中央绝对权力的斗争交织在一起。

17世纪，罗马天主教处于一个强大而富于创造力的繁荣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天主教的复兴是对新教兴起的反应，但是，在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天主教就已经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到18世纪，至少在天主教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天主教的影响力日渐衰退。受过教育的人士用自然神论等自然宗教槪念来取代正统的天主教信仰。他们不再把宗教信条当作公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主要依据。宗教信仰日益退出公共领域，被认定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因此，因宗教信仰对个人实施的政治迫害日渐减少。伏尔泰和其他启蒙哲学家对卡拉被处死一事十分愤慨，对政府镇压卡米撤派极为反感，抨击天主教上层教士的奢侈生活方式，痛恨对韦尔多教派的迫害，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天主教国家形成强烈的反教权主义，也促进了宗教宽容的启蒙理想在欧洲许多国家的传播。 

然而，天主教信仰在欧洲许多地区依然富有活力。例如，德语地区南部有大量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朝圣、各种公众礼拜形式和圣徒崇拜活动十分活跃。在整个德国南部、奥地利、瑞士中部和东部，与奇迹和圣徒有关的地方都兴建起洛可可和晚期巴罗克风格的朝圣堂，显示出强烈的天主教情感。在奥地利，天主教徒表现出强烈的虔城，对此约瑟夫二世觉得必须用世俗手段来加以控制，结果，他推行了十分严厉的约瑟夫主义改革。

在天主教国家，教皇的权力被视为对世俗统治者权力的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耶稣会因誓词中有服从教皇的内容而被怀疑从事颠復性活动。虽然对耶稣会的指控往往过分逭染，甚至完全是不实之词，世俗统治者却正确地认识到，在18世纪的政治环境中，效忠教皇的耶稣会成为王国政治混乱的根源。从葡萄牙开始，天主教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驱逐耶稣会。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最终不情愿地解散了耶稣会修会。耶稣会并未就此销声匿迹，因为非天主教的开明统治者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不愿解散普鲁士和俄国的耶稣会。这两位统治者的国策与教皇的政策并无密切关系，他们认为可以冒险保留国内的耶穌会，以利用耶稣会士作为学者和教育家的技能。

法国革命期间，罗马天主教的命运跌入低谷。牧师被迫宣誓效忠世俗国家，修道院和教会土地被没收，法国将一种最高存在崇拜确立为国教。不过，革命风潮过后，天主教的官方地位得到恢复，但是天主教的命运与世俗统治者的命运已经不再紧紧绑在一起了。

参见意大利、宗教

耶稣会（Jesuits）

巴斯克贵族后裔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于16世纪创立的天主教修道会。罗耀拉年轻时曾在西班牙军队里服役，时常出人阿拉贡国王斐迪南的宫廷。1521年，在法军围困潘普洛纳的战役中，罗耀拉腿部受伤，只得退役。在康复期间，罗耀拉开始钻研宗教问题，用军事来类推基督教所面临的挑战。1522年，他决定当一个修道士，遁人修道院沉思默想。罗耀拉在修道院待了10个月，期间他的信仰骤然改变，自称预见到一个新的修道会的轮廓以及一种新的精神训练方法的要点。罗耀拉的信仰手册《精神的操练》第一版就出自这次经历，为日后的耶稣会精神奠定了基础。1523—1524年，罗耀拉前往圣地（巴勒斯坦），后回到西班牙，进入阿尔卡拉大学学习。他在学生中发展了一批追随者，但他的活动招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法庭的怀疑。之后，他离开西班牙前往巴黎，在巴黎大学研究神学。 

1534年，罗耀拉和一小批追随者在巴黎宣誓创建一个新修道会，致力于维护和桿卫天主教信仰免遭异教徒（穆斯林）和新教“异端”的攻击。1538年，罗耀拉获准觐见教皇保罗三世，向教皇解释了那个小团体的目标。1540年，教皇保罗批准了这个新的修道会。耶稣会由此诞生。 

耶稣会有四项基本职责：听忏悔、布道、教学、传教。耶稣会以各种活动致力于保护和维持天主教。耶稣会的誓言除修道士通常的绝财、绝色、绝意等三愿外，还宣誓绝对效忠罗马教皇。这种誓言使耶稣会成为教皇推行政策和外交的手段以及天主教改革运动的主要捍卫者。

17世纪，耶稣会逐步建立起著名的中等教育（学院）和神学院体系，培养了欧洲各地重要的思想家。学院的学习课程遵循《学习方法》（1559）的基本原则。耶稣会极为重视人文学科，在向全欧洲传播人文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579年，耶稣会在欧洲开办了144所学院。到1749年，学院数目增加到669所。耶稣会上还创办了176所神学院。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和路易斯·德·莫利纳等学者加入耶稣会·对天主教神学做出了持久的贡献，出版了教父著述的重要版本。阿塔纳休斯·柯歇尔、克利斯托夫·克拉维乌斯以及世纪的博斯科维奇对自然哲学和数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耶稣会向整个美洲殖民地、印度和中国派出了天主教传教团。到18世纪中叶，22000多名耶稣会传教士遍布批界的各个角落。耶稣会士设法担任各天主教国家国王的忏悔神父，从而掌控了相当大的国家权力。例如，在法国，从亨利三世到路易十五的两百多年时间里，耶稣会士始终担任国王的忏悔神父。18世纪，耶稣会士还以同样的方式为西班牙王室效力。耶稣会凭借这些敏感的职务，对国王的良心施加道德影响，使之制定有利于罗马的政策。在整个17、18世纪，耶稣会士一直是詹森主义的死敌。 

在耶稣会的历史上，耶稣会士总是周期性地被指责犯有叛国罪或更为恶劣的罪孽。在法国，耶稣会士被怀疑参与了谋杀亨利四世。亨利四世曾经是一个新教徒，作为法国国王，他结束了16世纪严酷的宗教冲突。在18世纪的进程中，在中央集权化的世俗君主看来，效忠教皇的耶稣会越来越值得怀疑。在法国，蓬巴杜尔夫人和舒瓦瑟尔敌视耶稣会的势力。耶稣会树敌颇多，高卢主义的拥护者、各国的詹森主义者、翁森主义的同情者（法国高等法院），以及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都反对耶稣会。各世俗王国取缔耶稣会似乎已是势在必行。 

1758年，葡萄牙首先开始了世俗统治者取缔本国耶稣会的进程。在葡萄牙，大权在握的开明首席大臣蓬巴尔暗示耶稣会士企图谋杀国王约瑟夫一世，煽起了反耶稣会情绪。为了争取人们支持他的反耶稣会行动，蓬巴尔在全欧洲开展了一场深人的宣传活动。1759年，他最终发布一道法令，采取大胆步骤，宣布把耶稣会驱逐出葡萄牙。法国很快就仿效蓬巴尔的榜样。人们闪烁其辞地暗示——虽然没有明确断定——耶稣会参与了达米安企图行剌路易十五一事。

大约就在同时，一名耶稣会士卷入了财政丑闻，此事引起了巴黎高等法院对耶穌会的关注。卨等法院里有大量詹森主义的支持者，他们对耶稣会充满敌意，因为耶稣会奉行教皇至上论（亲教皇）的政策。所以，高等法院仔细审查了耶稣会的组织机构，认定耶稣会与法兰西王国的法律水火不容。1764，国王颁布法令驱逐耶稣会。西班牙的查理三世也采取了与法国相同的政策，不仅西班牙驱逐了耶稣会（1767），查理三世家族统治的那不勒斯（1767）、帕尔玛（1768）也驱逐了这一修道会。最后，1773年，面临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的波旁统治者的巨大压力，教皇克雷芒十四世不情愿地发布了一道通谕，宣布解散耶稣会。哈布斯堡女大公玛利亚·特利莎也勉强实行了这道禁令。 

普鲁士和俄国这两个非天主教国家位于教皇势力范围之外，未受这道教皇通谕的影响。两国的统治者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认识到耶稣会的专业教育技能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因而允许两国的耶稣会组织继续活动。他们的措施保护耶稣会免遭灭顶之灾。1814年，拿破仑退位后，教皇庇护七世正式恢复了耶稣会。

参见教育、数学与力学、罗马天主教

本尼狄克十四世（Benedict ⅩⅣ ，Prospero Lorenzo Lambertini）

1675—1758，天主教教皇，1740年8月17日一1758年5月3日在位。本尼狄克十四世原名普洛斯彼罗·洛伦佐·兰贝蒂尼。兰贝蒂尼家族是博洛尼亚的贵族世家。普洛斯彼罗最初跟随家庭教师学习，后进入罗马的克雷芒学院。他在罗马大学学习神学和法律，1694年获得博士学位。他进人罗马公职部门担任律师，先后担任过11个不同的职务。1727年本尼狄克十三世任命他为安科纳大主教。1728年，他成为红衣主教，1731年，他又被任命为博洛尼亚大主教。 

当选为教皇后，兰贝蒂尼成为本尼狄克十四世，潜心致力于教皇国的现实事务。他的举措类似于同时代的世俗君主所推行的改革措施。本尼狄克十四世支持建造乡村谷仓、整修道路、降低食物等必需品的出口关税。他还大力赞助学术活动：在他的教皇任内，建交了四座学院，梵蒂冈图书馆馆藏增加了大批新书和手稿;鼓励发现新的出版物；罗马大学变得更好。孟德斯鸠称本尼狄克十囲世为“学者们的教皇”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方面，本尼狄克十四世面对一系列棘手的谈判。例如，在法国，詹森派的高等法院挑战天主教主教的权威，本尼狄克十四世与路易十五政府达成妥协，以求解决旧制度的危机。在与18世纪精力充沛的欧洲绝对主义君主历次冲突中，本尼狄克十四世意识到教皇权力的局限性。本尼狄克十四世与法国的红衣主教皮埃尔·盖兰及许多意大利朋友有频繁的通信往来。 

参见罗马天主教、政教分离

克雷芒十三世（Clement ⅩⅢ  Carlodella Torre Rezzonico）

1693—1769，天主教教皇，1758年7月6日—1769年2月2日在位。克雷芒十三世原名卡洛·雷·雷佐尼科，其家族在威尼斯属于统治贵族阶层，未来的教皇克雷芒十三世起初在博洛尼亚接受耶稣会教育，后在帕多瓦大学学习神学和教会法（天主教会法规）。他前往罗马，打算进人教会的外交部门。1716年，他被委任为神父。在此后的10年里，他在教皇国的地方管理部门工作，后奉召回到罗马，进入教皇国的中央机构。 

教皇克雷芒十二世在位期间，卡洛成为红衣主教团的一员，1743年，他已是帕多瓦主教。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尽职尽责、正直、仁慈、慷慨的人。本尼狄克十四世死后，，卡洛随即在教皇选举中当选为克雷芒十三世。他是一位折衷的候选人，为教会各派所接受。 

克雷芒十三世即位之初，欧洲的绝对主义君主正着手在国内猛烈攻击教会特权和耶稣会，葡萄牙的蓬巴尔、法国的高等法院以及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强行将耶稣会驱逐出他们的国家。在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王国，教皇的权力进一步受到打压，如未获世俗当局的事先批准，神父不能在布道坛上宣读教皇训令（教皇的敕令，以信件的形式发布，信上盖有教皇的专用印玺）。

克雷芒十三世驳斥这些攻击，发布数道教皇训令，替耶稣会辩护，维护教皇的权利，但这些训令对世俗绝对君主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他还试图用书刊审查制度来控制局势。因此，启蒙运动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受到教会的谴责，被列人教会的《禁书目录》。这些受谴责的著作包括卢梭的《爱弥儿》、爱尔维修的《论精神》、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辑的《百科全书》。费布朗尼乌（约翰·尼古劳斯·冯·霍恩泰因，1701-1790）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拟定了费布朗尼乌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属被禁之列。克雷芒十三世还插手艺术领域，下令把米开朗琪罗所作西斯廷教堂壁画的人物裸露部分绘上衣服。 

克雷芒以一种较为积极的心态赞助了艺术家孟斯和皮拉内西的艺术创作。他购买东方的手稿，支持各种出版项目，扩充了梵蒂冈图书馆的馆藏。在1763—1764年的大旱灾期间，他为罗马提供食物，为成千上万从乡间涌人罗马的饥民修建了收容所。1769年，克雷芒十三世死于中风。 

参见绝对主义、开明专制、罗马天主教、政教分离

克雷芒十四世（Clement ⅩⅣ Giovanni Vincenzo Antonio Ganganelli）

1705—1774，罗马天主教教皇，1769年5月19日一1774年9月22日在位。克雷芒十四世原名乔凡尼，文森佐·安东尼奥·冈加内利。他出生于里米尼附近的一个城镇，其父洛伦佐是一位外科医生。他先后在里米尼的耶稣会和乌尔比诺的虔诚会接受教育。1723年，他以见习修道士的身份加人了方济各会，1724年成为方济各会牧师，此后，他开始用洛伦佐作为教名。冈加内利在罗马的圣波拿文图拉学院学习神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后在米兰、博洛尼亚和阿斯科利的方济各女修道会担任教职。他两次拒绝了方济各会会长的提名。 

在职务的晋升过程中，他得到耶稣会的鼓励和支持。1759年，克雷芒十三世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克雷芒十三世当时已经注意到冈加内利似乎是一位披着方济各会外衣的耶稣会士。担任红衣主教10年后，冈加内利当选为教皇。

虽然耶稣会有恩于冈加内利，作为教皇克雷芒卡四世的冈加内利却毫不犹豫地采取实用主义政策，缓和教会与反耶稣会的世俗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1773年，他发表教皇通谕《上帝和救世主》，彻底查禁耶稣会。这项通谕使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业已采取的驱逐耶稣会行动合法化。它宣布在意大利、波兰全境解散耶稣会，关闭耶稣会的众多女修道会、学院和神学院。但是，这道通谕实际上并没有根除耶稣会，因为腓特烈二世（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拒绝执行克雷芒十四世的敕令。在普鲁士和俄国执行教皇的敕令，意味着使教皇的举动合法化，这一点是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所不愿意看到的。此外，两位统治者颇为看重耶稣会的教育特长。因此，耶稣会只是在普鲁士和俄国这样的非天主教国家继续存在。 

与其前任一样，克雷芒十四世意识到启蒙运动著作对罗马天主教的威胁。他谴责拉美特利的著作以及伏尔泰的一些次要作品。他继续赞助罗马的艺术，委托孟斯装修梵蒂冈博物馆。他扩充了克雷芒博物馆的古代文物收藏，增加了教皇铸币藏品。他还聆听过14岁的莫扎特的钢琴表演，授予莫扎特金马刺勋章。克雷芒十四世死于1774年。当时谣传他是被毒死的，但随后的尸体解剖和历史研究表明，他是死于自然原因。

庇护六世（PiusⅥ）（Giovanni Angelo Braschi）

1717—1799，罗马天主教教皇，1775年2月到1799年8月在位。庇护六世原名乔凡尼·安杰罗·布拉斯奇，出生于教皇国领地之一的艾米利亚省的一个古老贵族家族。他曾学过法律，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进人罗马教廷。他在教廷晋升很快，克雷芒十三世在位时他已担任教廷司库（教皇国的财政大臣）。1758年他才授神职，1773年就被任命为红衣主教。 

克雷芒十四世死后，红衣主教团经过将近四个半月的反复斟酌，决定推选庇护六世为教皇。庇护六世即位之际，罗马天主教正面临启蒙运动思想所固有的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强劲挑战。教皇已无法再依靠耶稣会来代表他在欧洲各天主教国家的利益了，因为在世俗统治者的强烈要求下，克雷芒十四世已极不情愿地取缔了这一修道会。然而，这一举措并未平息教皇与各国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就连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西班牙的查理三世这样虔敬的天主教君主，也坚决反对教皇介人各自国家的内部事务。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正在推行如今称之为约瑟夫主义的一系列激进改革，削弱了教会的特权和权力。在费布朗尼乌主义的刺激下，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诸侯也正向教皇在天主教会推行绝对主义发起挑战。 

面对一波又一波势不可挡的反对浪潮，庇护六世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领地——教皇国。他投资兴建了一些公共工程，如排干孳生瘴气的庞廷沼泽，修葺罗马的朱庇特神殿，在梵蒂冈建造克雷芒博物馆。他还就领土和封建特权问题同毗邻的那不勒斯王国争执不下。

法国革命爆发后，庇护六世马上反对，认为革命威胁到基督教社会秩序，他谴责《人权宣言》和《教士公民法》（该法要求法国教士宣誓效忠于世俗国家），对这两份革命文献的政治原则更是痛加诋毁。他向法国流亡者——不论是教士还是贵族——慷慨提供财政援助和庇护。1791年，他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参加了第一次反法同盟针对革命法国的战争。最终，拿破仑侵人教皇国，庇护六世被迫逃亡。1799年8月，这位体弱多病的老教皇死于法国东南部的囚禁地，享年80岁。 

詹森主义（Jansenism）

罗马天主教内部的宗教运动，主要发生在低地国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

17、18世纪，詹森主义的教义涉及神学和政教关系。詹森主义最初形成于17世纪初，法国教土圣西朗神父让·迪韦吉耶·德·奥拉内开始积极传播伊普雷主教、佛兰德斯卢万大学教授科内利乌斯，詹森（1585—1638）的思想。詹森曾经写过一本探讨古代教父圣，奥古斯丁有争议的哲学观点的《奥古斯丁书》。圣西朗从詹森的学说出发，阐述了神学学说及相关的修行方式。圣西朗是巴黎郊外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忏悔神父，他凭借这一身份向修女和有关人士宣传自己的思想。早期的詹森主义者包括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皮埃尔·尼科尔、两位出身于著名的反耶稣会贵族家族的律师安托万·阿尔诺和罗伯特·阿尔诺·达安迪里，以及数位法国王室旁系亲属的著名成员。尼科尔、安托万·阿尔诺、帕斯卡是17世纪詹森主义的主要拥护者。 

詹森主义者很快就发现自己身陷争议的旋涡之中，因为他们奉行自由意志、命定论的观点，坚持必须经常举行圣餐礼。他们被指责是在重述加尔文宗的错误学说。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及其大臣黎塞留、马扎然则把他们视为潜在的颠覆分子。詹森主义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顾虑，既是由于詹森主义教义的含义，也因为身为高层贵族和王室家族成员的詹森主义者所持的政治立场。詹森主义者遭到法国教、俗当局的迫害，教皇也反对他们。耶稣会对他们敌意尤深。1643—1713年间，教皇乌尔班八世、英诺森十世、亚历山大七世、克雷芒九世和克雷芒十一世，先后谴责詹森主义的各种主张和著作。詹森主义信仰的大本营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也于1709年关闭，此前，王室官员曾数次强行把修女赶出修道院。

詹森主义之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一直持续到1669年，主要涉及到教义问题，教皇克雷芒九世和法国官员折衷解决了由此引发的神学问题和危机。争论的第二个阶段与启蒙运动明确相关，开始于奥拉托利会的学者帕基耶·凯内尔（1643—1719）出版《法文版〈新约〉及道德反思》（1692）。1713年，教皇免雷芒十世发布通谕谴责这本书的神学内涵。 

教皇通谕传到法国，必须在高等法院登记才能成为法国的法律，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这种情形在现代国家早期时常发生，由于政教关系盘根错节，乃至最简单的问题都会威胁到不稳定的权力安排。在教皇通谕之争中，詹森主义的观点（以凯内尔的著作为代表）巧妙地融合了黎塞留主义和高卢主义的观点。黎塞留主义的追随者力图陚予法国教会的低级教士以更多的权力，高等法院的高卢主义则表明高等法院试图确立对法国天主教会的世俗控制权。18世纪的詹森主义实际上融合了这些运动，形成了迥异于17世纪詹森主义的新詹森主义。不久，这种新兴的多元詹森主义就传遍了整个欧洲。

凯内尔的著作所论述的一些基本问题就是18世纪后蒙运动的核心问题。它涉及到自由（自由意志）问题、上帝恩宠的本质、教会权威的适当限度、树立和维持道德规范的条件。总体而言，凯内尔认为，天主教信徒能够发现和理解宗教真理，教皇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了解这些真理的人，教士的作用也没有传统天主教教义所说的那么重要。凯内尔断言人人都能获得真理，教皇或主教无权把教义强加给信徒，除非信徒愿意把这些教义作为真理接受下来。一旦凯内尔的思想受到严肃对待，无疑会极大地削弱教皇在教义问题上的绝对权威，倾向于支持建立代议制教会体制的观点。 

18世纪，詹森主义在意大利和一些德意志邦国尤为流行。在法国，这个组织日渐萎缩，而且表现出秘密组织的特征。詹森主义奠定了费布朗尼乌主义的基本原则，后者兴起于神圣罗马帝国，是一场旨在重组国际性天主教会核心结构的开明运动。詹森主义还助长了经久不衰的反耶稣会情绪，有助于反耶稣会势力的形成，最终导致1773年取缔了耶稣会这一秉持教皇至上论的修会。 

如今，詹森主义被视为17世纪天主教孕育的重要现代化力量之一。它促进了这样一种世界观的形成，即不仅强调上帝远离尘世的日常事务，还注重个人在解决宗教危机方面的作用。它还促进了合理、法律原则至上的处理古代基督教资料的方法。詹森主义的辩论家帕斯卡不但有力地阐述了信仰在信徒超越理性局限上的重要性，还对作为现代科学之基础的数学化宇宙观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詹森主义对天主教国家思想生活所起的作用，有些类似于新教在非天主教国家中的角色。

参见宗教

费布朗尼乌主义（Febronianism）

詹森主义在18世纪德国的翻版。约翰·尼古劳斯·冯·霍恩泰因在一部以朱斯蒂努斯·费布朗尼乌的笔名出版的著作中阐述了这一学说的立场。这部著作涉及天主教会的结构组织。这本书名为《论教会的地位和教皇的合法权力》，1763年出版。 

在罗马天主教的历史上，不时发生关于教会体制的性质及教皇、主教的作用问题的争论。各种争论可以归结为下面这个问题：教会应该推行绝对主义君主政体，还是实行由相当于贵族阶层的主教公会议管理的贵族政治？教皇竭力像绝对君主那样行使职权，但他们的主张常常遭到主教的反对。主教引证教会公会议传统，宣称教皇至多是个有限君主，应当对主教公会议负责。主教公会议是一种主教制组织，最高权力掌握在主教手中。显而易见，教皇与主教争论的要点类似于18世纪世俗国家中关于政府结构的争论。

费布朗尼乌仿效18世纪詹森主义，既呼吁建立教会主教制，又支持各国天主教会处理自己的事务。这种强调各国教会自我管理的观念与皇帝或君卞宣称的有权控制国内教会的主张完全吻合。完全成熟的费布朗尼乌主义呼吁由各国主教公会议管理本国教会，呼吁主教公会议和世俗统治者采取一致行动，保护本国教会不受教皇的控制。

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考尼茨公爵很快认识到费布朗尼乌主义对其宗教政策的益处。因此，他们支持这一运动，把詹森主义的教会政治观与启蒙运动的理性理想结合起来，形成了所谓的约瑟夫主义。 

新教（Protestantism）

基督教三大主要派别之一。另外两大教派是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每一主要教派之下又有各自不同的分支派别。“新教”词源自动词“反抗”，因此，新教徒就是挑战罗马天主教会教义和仪式的那些人。在英格兰，“新教”一词被用来特指那些非天主教的基督徒。

新教兴起于16世纪，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意识到必须改革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欧基督教会的结构、神学和宗教仪式。教会改革运动蕴涵着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潜流，成为欧洲内部的极富创造性却又导致动荡的因素。随着18世纪的到来，新教在欧洲形成了诸多分支派别。这些新教派别包括英格兰的国教会圣公会，长老会、清教以及有时被统称为不从国教者的一大批小教派，加尔文宗的追随者胡格诺派，称为荷兰归正会的另一支加尔文宗教派，路德宗，虔敬主义，摩拉维亚兄弟会以及再洗礼派。 

16世纪的新教运动称为“宗教改革运动”或“新教改革运动”。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运动称作“反宗教改革运动”或"天主教改革运动”。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新教改革运动，最终导致西方基督教世界无可挽回地发生分裂。路德的行动很快得到约翰·加尔文和乌尔利希·茨温利的声援。教皇为首的罗马基督教会软硬兼施地迫使这些改革者放弃新思想。为解决神学和教会组织方面的争端，教会召开了特伦托公会议（1545—1563）。但最终未能达成任何一致意见。特伦托公会议规定了那些依然忠于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徒的信仰和宗教仪式，新教诸派别则各行其是。 

基督教会的分裂对欧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1560-1598年的宗教战争）、神圣罗马帝国（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和英格兰（1642—1648年的内战）都爆发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战争。欧洲各国不得不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不同基督教观念的宽容。按照基督教会的传统做法，所有不遵从国教的基督徒：一概属于异教徒，不允许分裂出去的小教派留在基督教会内部。但是，新教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宽容问题也越发难以解决，因为各新教派别不仅声称代表了真正的基督教，而且确立起牢固的政治权力基础。例如，法国的宗教战争就极其错综复杂，因为胡格诺派诸侯不仅捍卫自身的宗教，还与天主教国王和贵族争夺对法国领土的政治控制权。 

16世纪，欧洲各国曾一度解决了新教崛起引发的问题。例如，《南特敕令》（1598）保障法国胡格诺教徒享有有限的宽容。不过，这一敕令日渐失效，最终被路易十四于1685年完全废止（废除《南特敕令》），法国正式恢复不宽容的立场。《奥格斯堡和约》（1555）在神圣罗马帝国确立起宗教信仰“仆从其首”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诸侯或其他君主可以决定臣民的宗教信仰。结果一些邦信奉路德宗，另一些依然信奉天主教。加尔文宗和其他新教教派遭到正式查禁，但也有一些邦实行了事实上的宽容，到18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地域格局形成了天主教占优势的南部和路德宗占优势的北部，天主教地区包括巴伐利亚、奥地利以及美因茨、特里尔、科隆、维尔茨堡和班贝格等大主教领地，路德宗则在普鲁士（虽然其国王为加尔文宗信徒）、不伦瑞克和萨克森（虽然其统治者为了获取波兰王位而信奉了天主教）占据优势;此外还有一些信奉加尔文宗的地区，如莱茵巴拉丁领地、黑森-卡塞尔以及拿骚。 

新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欧洲的批发商、实业家、零售商和工匠等新兴的中产阶级中具有尤为深厚的基础。新教促进了识字的普及，因为新教强调信徒通过直接查阅《圣经》而不是依赖牧师来加深宗教理解。新教认为人人都能够理解《圣经》经文，这使得新教具有潜在的激进意义。

早期的新教领袖都是人文主义学者，尤其是加尔文和路德。他们认为，直接诉诸基督教的源头《圣经》，方能最恰当地把握基督教的真理。他们反对天主教为回应新问题而不断创立新教义的做法。革新乃是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的事情，因此，新教领袖的目标是使教会恢复早期的质朴状态，恢复在他们看来已经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堕落了的古老教会。新教学者开始研究《圣经》及相关的古代典籍，天主教学者也仿效新教学者。到17世纪末，对基督教展开学术研究有助于历史学科的创新，开创了被称为圣经评注的新领域。 

18世纪欧洲的宗教地域分布如下：天主教控制了欧洲南部和西部，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克罗地亚、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以及波兰全境，路德宗在欧洲北部如瑞典、丹麦、挪威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北部占有优势。加尔文宗统治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日内瓦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西部地区。加尔文宗还在英格兰完全站稳了脚跟，在普鲁士也受到保护。在瑞士和波希米亚有一些其他的新教组织，俄国和大部分斯拉夫世界则分属东正教会的各个分支教派。 

18世纪初，新教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尤其是宽容和政教关系问题。在18世纪的进程中，宗教迫害逐渐停止，宗教宽容原则有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在新教国家设法划定国家行为的适当范围时，政教关系依然是引发冲突的根源。 

参见宗教

路德宗（Lutheranism）

信奉德国修道士马丁·路德（1483—1516）概述的宗教教义的基督教教派。路德本人属于奥古斯丁修会，该修会参与了15世纪末到16世纪天主教会内部的神学改革运动。路德在维滕堡大学任教，担任地方教区的传教士，1515年起成为区牧，负责管理十来个奥古斯丁修道院。1517年，路德将有关基督教教义的95条论纲贴在维滕堡教堂的大门上。他的做法本来很平常，任何想发起学术辩论的人都会这么做。然而，路德的论纲论及忏悔和补赎学说的敏感问题，不仅涉及教义，还涉及到关于牧师作用的传统观念。之后，路德呼吁罗马教皇利奥十世纠正兜售赎罪券（教会承认宽恕信徒罪过的证书）之类的弊端，推行广泛的改革。路德未得到利奥的答复，便公开请求召集一个教会委员会处理这些问题。这些举动也都属于天主教会内部解决教义之争的常见做法。 

不过，路德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立场是错误的，天主教当局出于多种原因同样不肯让步。最终，双方无法解决彼此的分歧。1521年，教皇将路德逐出天主教会。路德和日益壮大的支持者于是与罗马教会正式决裂，展开了一连串如今称为新教改革运动的活动。 

路德领导下兴起的新教教派称为路德宗。路德宗最初得到德国萨克森选帝侯的支持，选帝侯看到了支持新生的反叛教派的政治好处。在神圣罗马帝国、丹麦、瑞典和挪威，路德宗不断壮大，建立起牢固的根据地。

一般而言，路德宗教义抨击天主教传统和神职人员的权威。它强调拯救之道完全在于信仰，而非苦修或行善。路德的见解消除了牧师的传统作用，不再把牧师视为上帝与忏悔的罪人之间必不可少的中间人。相反，路德宗强调信徒与上帝建立直接关系的重要性，即使没有牧师和圣徒代为祈祷，这种关系也可以维持。路德宗鼓励牧师结婚，同时远离天主教上层神职人员的那种招摇的生活方式。修道院制度被废止。

路德修正了关于圣餐（最后的晚餐）这一圣礼的性质的传统教义，他宣称，酒和面包在仪式中既保持了酒和面包的本来面目，也变得有基督的血与肉的属性。这一立场折衷了天主教变体论和乌尔里希·茨温利的学说：变体论宣称酒和面包实际上变成了基督的血与肉，茨温利的学说则宣称酒和面包只是耶稣基督的血与肉的象征物。路德把圣礼限定为洗礼和圣餐两种，天主教则保留七种：洗礼、婚配、坚振、告解、神品、圣餐、终傅，路德还否认存在炼狱——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中间地带。最后，他鼓励信徒自己阅读《圣经》，还把《圣经》译成通俗的德文。 

在这个新教派建立后的数年内，路德关于《圣经》和牧师作用的学说的激进含义就显现出来。德国西南部的一群农民断定，路德的教义支持一种主张人人平等的民主的世界观。1525年，他们发动大规模的起义，路德很快对此加以谴责。一群独立的下级骑士得出不同的结论，用路德教义来为吞并邻近领地辩护。1534年，一个名叫“莱顿的约翰”的荷兰裁缝按照自己对路德原则的解释，在明斯特建立起激进的共产主义政权，运用恐怖手段统治了一年多时间。 

这次骚乱结束后，路德及其教会加强与世俗统治者的联系，在教义、社舍与政治事务上广泛采取更为保守的立场。路德声明自己所说的自由纯粹属于内心的、精神的自由，臣民应绝对服从既定的权威。结果，皈依路德宗的国家与地区形成了地方性的政教关系，教会当局（地方教会法庭）担负起整顿个人行为和普遍道德规范的职责。 

18世纪，路德宗控制了中欧、北欧的挪威、瑞典、丹麦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几乎整个北部地区。神圣罗马帝国的北部地区包括普鲁士（霍亨佐伦家族统治者是加尔文宗教徒·但路德宗是其国家的官方宗教）、不伦瑞克-荷尔斯泰因、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萨克森（18世纪的选帝侯，但以波兰闻王的身份皈依了天主教）以及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大多数帝国自由市。德国启蒙运动的许多重要人物，如莱布尼兹、莱辛、沃尔夫、普芬道夫、康德、歌德、赖马鲁斯、托马西乌斯，都具有路德宗背景。 

参见虔敬主义、新教、宗教、罗马天主教

虔敬主义（Pietism）

一种新教精神和宗教实践，最初起源于17世纪晚期德国路德宗内部的精神重生运动1675年，菲利普·雅各布·斯彭内尔（1635—1705）为约翰·阿恩特所著《真正的基督徒》写了一篇序言《虔敬的禀告》，提出了一些关于基督教精神重生的思想。斯彭内尔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路德素牧师团的领袖。他的思想很快在德国路德宗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并发展成一场被称作虔敬主义的运动。 

虔敬主义形成的背景是，人们对平息世界基督教化以及基督教内部教义纷争的前景极为悲观。因此，斯彭内尔及其追随者虔敬派教徒对内注重内心的主观精神生活，对外重视社区的慈善事业。虔敬的基督徒首先关注的，已不再是对神学和宗教律法的合理认识，而是对悔悟和基督徒重生的体验。虔敬派教徒组成团契（宗教集会），一起读《圣经》做祈祷、唱圣歌、交流各自的宗教体验。他们认为，除非信徒不断地祈祷、品行端正地生活以及真正无私地施爱，否则根本无法弥合基督教的分裂。在虔敬派教区内，他们为穷人开办了孤儿院、学校、济贫院等慈善机构。这些慈善行为成为虔敬派教徒内心重生和奉献的外在体现。 

欧洲和北美的各个新教教会感受到虔敬派教徒对灵性的态度所带来的影响。只要他们的宗教活动得到容忍，大多数虔敬派教徒仍会留在传统的新教教派之中。虔敬主义内部也产生了若干激进的派别，冯·齐岑多夫伯爵领导的萨克森摩拉维亚兄弟会就是一个有名的教派。通过这些激进的派别，虔敬派的习俗对卫斯理产生了影响，从而促成了英格兰、美国的卫斯理宗。虔敬主义与贵格会和寂静主义也有密切的联系。

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哈雷城成为虔敬主义的大本营。虔敬主义教义的中心是勃兰登堡选帝侯于1694年创建的哈雷大学。在弗兰克、托马西乌斯的影响下，哈雷大学的神学、哲学和法学教员表现出渊博的虔敬主义学识。不过，托马西乌斯后来脱离了虔敬主义，转向德意志启蒙运动的理性方面。1740年，腓特烈大帝登上普鲁士王位，启蒙运动学说从此得到官方的支持，虔敬派神学教员风光不再。作为虔敬主义的直接产物，教育、出版和慈善基金却依然兴盛如昔，虔敬主义在哈雷城仍然颇具影响。这种状况孕育的文化，往往是虔敬而颇为苛刻的，反对音乐和艺术表达方式，除非是用这些艺术表达方式来促进虔敬的生活方式。结果，哈雷的那些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如作曲家W.F.巴赫，往往因怀才不遇而远走他乡。 

人们常常把虔敬主义说成是与启蒙运动相对立的运动。然而，只有把启蒙运动概念严格限定为通常所说的理性、世俗思潮，这种说法才能成立。实际上，现代学者普遍把虔敬主义视为启蒙运动内部的一股重要而又异己的思潮，它重视个人主观的情感体验，对共同体的社会问题抱有实用主义的态度。虔敬主义对个人宗教体验的注重，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开明的自然科学和心理学对经验（实验）、感觉（感性）的关注。 

虔敬主义在促进历史学采纳自传体史学方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传体历史把个人的经历放在首位，不再像以往那样强调把个人经历纳人大的历史背景之中的通史。虔敬主义还为虔敬的学者彻底批判宗教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铺平了道路，观精神体验使他们得以超越基督徒在教义上的障碍。阿诺德的历史著作最为典型地体现出这一新的发展趋向。 

最后，对于启蒙运动时期新教育方法的发展，虔敬主义也功不可没。弗兰克率先倡导这场运动，在哈雷大学建立了一所教师培训学院，还在哈雷城开设了数所其他类型的学校。虔敬派教义手册通行神圣罗马帝国全境和哈布斯堡帝国的部分地区，强调在秩序井然的课堂环境中教授基本的识字技巧。此外，虔敬义的教育方法往往完全符合腓特烈大帝、玛丽亚·特利莎等开明君主推行义务学校教育的意愿。因此，在普及识字这一启蒙运动最重大的社会变革方面，虔敬主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见贵格会

加尔文宗（Calvinism）

法国人文主义者让，加尔文（本名让，科万，1509—1564年）创立的新教分支教派。加尔文先后在布尔日和巴黎大学学习法律、神学、拉丁文、希腊文。20岁出头时，加尔文经历了一次深切的宗教体验，从此致力于教会改革。1533年，加尔文因所从事的活动被指控为异端。结果，他到瑞士城市巴塞尔避难，躲藏了将近一年。 

1536年初，加尔文用拉丁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这部著作表明，加尔文所信奉的是普世的基督教教义，适用于希望改良罗马基督教（罗马天主教）习俗的所有基督教国家。 

1536年下半年，曰内瓦市民发动起义，驱逐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统治日内瓦的天主教主教，邀清加尔文到日内瓦建立一个新的基督教政府。结果，日内瓦成为组织严密的国际性加尔文宗运动的中心。 

在欧洲各国，加尔文宗信徒有不同的称呼：法国的加尔文宗教徒称作胡格诺派，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有荷兰归正会，苏格兰、英格兰和美洲殖民地有长老会派、不从国教者、清教徒。在匈牙利、波希米亚、波兰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某些领地，如莱茵地区的巴拉丁，加尔文宗也颇具规模。 

加尔文宗教学说的形成源于对罗马天主教公认习俗的抨击。与马丁·路德一样，加尔文宣称，拯救之道在于对上帝的信仰，而不是行善纪录的积累;但是，加尔文的教义还有新的内容：上帝预先选择了一批选民，只有这批人才得享永生（预定论）。加尔文遵循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惯例，要求重新回到古代文献，寻求教会改革的灵感。对于基督教而言，这无疑意味着主要以《圣经》作为神学观和教会体制的依据。 

加尔文教徒、路德教徒以及其他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争论的主要焦点之在于对圣餐（基督教的要仪式）的解释。加尔文认为，圣餐仪式是为了纪念耶稣及其门徒共进的“最后的晚餐”。按照卡尔文的解释，仪式上分发的面包和酒只在精神上、并未从物质上体现为耶稣的肉和血。关于基督教的这一核心仪式的其他重要解释还有：罗马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论，这一学说认为，面包和酒经过一个神奇的转化过程，真的变成了耶稣的肉和血;路德宗的耶稣血肉同在论，这一教义认为耶稣的肉和血的实体与圣餐中的面包和酒的实体同时存在;茨温利教义的符号象征，即面包和酒只是象征性地代表耶稣的肉和血。 

这些神学问题对于牧师而言极为重要，因为对圣餐的解释实际上源自有关上帝在世间的角色的基木观点。天主教坚持认为，世间依然有奇迹发生；否认存在奇迹即意味着否认作为宇宙绝对统治者的上帝能够促成任何不同寻常之事。新教往往相信《圣经》中记载的一些奇迹，却普遍否认现代世界常有奇迹发生。在新教徒看来，上帝无需以这种方式统治世界或展示权力。

认可还是拒斥奇迹，不同的态度显然会导致对圣餐的不同解释。对于天主教徒而言，每次举行弥撒时，都会出现奇迹（面包和酒真的变成耶稣的肉和血）。然而，新教徒无需借助圣餐仪式的奇迹，因为他们认为面包和酒的自然属性并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 

奇迹和圣餐之争显然暗示了神父与牧师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在天主教圣餐仪式中，神父行使尤为重大的职责，担当沟通信徒与上帝的中间人角色。在弥撒过程中，神父的言辞举止促使普通的面包和酒奇迹般地转化成耶稣的肉和血。按照天主教的世界观，必须维护神父的特殊角色（神父的特殊职责还体现在他们有权赦罪），天主教会之所以反对新教神学，在恨大程度上是因为新教神学危及神父的地位。 

圣餐仪式的不同解释，意味着人们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上帝在尘世的作用以及承担指导信徒之职的神父的角色，这一事实使得圣餐之争得不到根本解决。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波舒哀和莱布尼兹探讨天主教与新教再度统一的可能性，天主教与新教在这些问题上也未能达成任何妥协。 

大体上说，加尔文宗从理性、教法主义的视角看待神学何题。与此相应，加尔文宗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礼拜仪式，摈弃了大多数情绪化或纯审美的元素在这一方面，加尔文宗更接近于瑞士的茨温利教义，而不是路德宗、圣公会和天主教。加本文宗规定，教徒必须过一种自制、严肃、节俭、勤勉的生活方式。加尔文宗吸引光远大的果敢之士，尤其符合野心勃勃的商人和实业家的观念。它还吸引了工匠、贫穷的市镇居民和妇女这些人从加尔文宗的启示和习俗中获得了宗教领悟以及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灵感。 

与宗教领域时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加尔文的神学观有其政治含义，涉及权力问题和政教关系问题。加尔之反对国家凌驾于教会之上的观点。实际上，他表达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教会应当统治世俗国家，决定国家应该推行什么样的法律和习俗。教会主宰的政体称为神权政治。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政体正是典塑的神权政体。

在教会内部，加尔文主张代议制政体，官员由地方选举产生，实行由低到高的等级制代表体系选代及既以适神职人员，也可以是俗界人加尔文宗赋予俗人以地位从而在神权政治中引入了世俗主义元素。

凡是加尔文宗成为官方宗教的地方（日内瓦、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苏格兰），政府不时像所有天主教政府一样，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严厉压制其他宗教。在绝大多数国家，加尔文宗并未主宰一切，而始终是少数派宗教或非官方宗教。在这些国家，加尔文信徒往往赞同主张有限君主制或分权的政治理论，反对绝对主义君主制。实际上，从新教改革运动到法国革命的几百年间，加尔文宗的政治传统成为共和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 

自1336年诞生起，加尔文宗就令全欧洲的统治者和教会陷人了两难困境。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英格兰和法国，加尔文宗带来了尤为重大的挑战16世纪，日内瓦人主宰的加尔文宗组织严密、实力雄厚，以至于它在法兰西王国境内实际上己成为国中之国。血腥的宗教战争（1562—1599）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由天主教还是加尔文宗统治法国。作为一项妥协，《南特敕令》（1598）赋予加尔文教徒极其有限的宽容和公民权，暂时缓和了宗教紧张关系。 

17世纪，《南特敕令》令法国天主教国王和大臣苦恼不堪;他们逐渐缩小了其实施范围，最终，路易十四于1685年彻底废除了《南特敕令》。这一举措引发了一轮宗教镇压浪潮，成千上万的加尔文宗胡格诺派教徒逃离法国，前往英格兰、北美殖民地、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柏林。

在英格兰，17世纪的大内战（1642—1648）期间，加尔文宗的挑战达到顶峰。1649年，成立了加尔文宗的共和政体"英吉利共和国”，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颠覆了共和国。加尔文教徒、圣公会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到18世纪。 

在神圣罗马帝国，《奥格斯堡宗教和约》（1555）规定任何主权君主有权决定在其领地内奉行何种基督教（“教随国定”原则），勉强弥合了宗教分歧。然而，只有路德宗和夫主教才享有这种特权。加尔文宗并未被承认为合法的宗教形式，在整个16世纪、并一直延续到17世纪，加尔文宗始终是冲突和不稳定的源泉， 

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宗教紧张从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可怕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恢复了秩序，使宗教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帝国的某些领地得以实现事实上的宗教宽容。 

到18世纪初，欧洲人以宗教信仰界定权利和身份的强烈愿望开始消退。这个世纪发生了最后一波宗教迫害浪潮：野蛮镇压卡米撖派和处决让·卡拉，但有关国家已开始颁布宗教宽容的法令。 

加尔文宗不但促进了共和主义和宗教宽容事业，还鼓励重要的学术和普遍的阅读，从而促进了启蒙运动思想态度的形成。在18世纪，加尔文宗国家在书刊审查方面远比罗马天主教国家宽松。实际上，英格兰、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日内瓦出版了许多其他国家无法出版的书籍。

在英格兰，由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将加尔文宗不从国教者的子女拒之门外，加尔文教徒建立了各种学院，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大学水平的教育。这些学院开设了最新研究领域的课程，造就了一些著名的启蒙知识分子。从某种程度上说，苏格兰启蒙运动——如今被视为整个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应归功于加尔文宗（长老会派）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推动并付诸实践的世俗价值观、理想和生活方式。

在加尔文宗居主导地位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培尔相对自由地从事学术研究，其《历史批判辞典》成为运用理性的批评力量的早期范例。此外，机械哲学在天主教控制的巴黎大学不受欢迎，却在莱顿大学大行其道。

总之，加尔文宗有助于营造一种政治氛围，新颖而麻烦不断的启蒙运动思想得以保存，并有望付梓出版、传播到欧洲各地。不仅如此，加尔文宗鼓励采取务实、理性、批判的态度处理生活中的问题。这些特征使得加尔文宗成为启蒙运动的支持者，即使当启蒙思想严重损害了其宗教信仰的结构，加尔文宗依然是启蒙运动的拥护者。

参见识字、出版、政教分离、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胡格诺派（Huguenots）

通常用来表示法国加尔文宗信徒的术语，该词的起源不详。加尔文宗是16世纪法国神学家、人文主义者约翰·加尔文创立的新教教派，在16世纪，加尔文宗在欧洲各地信徒甚众。虽然加尔文宗的神学不同于罗马天主教神学，但是，中央政权之所以迫害法国信奉加尔文宗的胡格诺派，不仅仅是由于加尔文宗教义独有的宗教内涵，更多地是因为加尔文宗神学的政治含义，以及胡格诺派中央集权化体制对当局的威胁。 

皈依加尔文宗的法国臣民既包括有权有势、掌握了巨大资源、但往往难以控制的外省贵族，又有从事实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城镇居民、农民以及很多妇女。这些人基于代议制的政治原则组成了极为严密的胡格诺派组织，接受加尔文宗的国际总部瑞士城邦日内瓦的指挥。胡格诺派的组织从宗教和政治两个方面挑战了16世纪法国国王的权威。它不仅促进了共和主义的政治制度，事实上也成为法兰西王国境内一个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人们试图弥合胡格诺派与天主教的教义分歧，却毫无成效。同样，围绕教会体制（政府和结构）以及教俗之间的关系，各方也未能达成任何妥协。法国王室和法国天主教派别都把胡格诺派视为不可容忍的威胁。 

1560年，法国终于爆发了一场血腥的内战。当时，垂危的国王亨利三世没有直系男性继承人，而血缘最近的男性继承人是胡格诺派的首领纳瓦拉的亨利。天主教派别也拥有合法的继承人——尽管是亨利三世的远房亲属，他们不能容忍一个胡格诺派（在他们看来无异于异端）统治法国。他们以保护法兰西王国免遭异端之手的名义发动叛乱。天主教王位候选人吉斯公爵被提名为亨利三世的合法继承人，并且得到罗马和西班牙的支持。 

法兰西内战（宗教战争）从1560年一直持续到1598年。亨利三世和吉斯公爵先后遭到暗杀，退出了政治舞台。1589年，纳瓦拉的亨利宣布继承法国王位，史称亨利四世。亨利四世的军队一直战斗到1598年，降伏了王国境内的异议者，把西班牙军队赶出了法国领土。1593年，亨利正式皈依天主教，这个举动使他于1594年加冕为王，并且得到罗马教皇的祝福。 

战争结束后，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了《南特敕令》，这一法令賦予王国境内的胡格诺派以有限的公民权和宗教宽容。拉罗谢尔等城市被承认为胡格诺派的避难所，从而为胡格诺派保留了根据地。不过，法令禁止胡格诺派在距巴黎20英里的范围之内聚众礼拜或从事其他活动。在其他法国城市，胡格诺派获得了有限的信仰权利，法令还设立了专门的地区法庭来处理胡格诺派的法律诉讼。 

1610年，亨利四世被暗杀，虔诚的天主教徒路易十三登上王位。在有势力的大臣黎塞留的协助下，路易十三着手限制胡格诺派本已有限的政治权利。胡格诺派运用这些权利，尤其是保留某些城市作为胡格诺派的武装要塞的权利，作为贵族反抗国王的中央权威的重要根据。经过一系列小规模的内战，路易十三和黎塞留征服了胡格诺派的堡垒，消灭了胡格诺派的大部分独立根据地。

路易十四及其大臣卢瓦继续推行限制《南特敕令》条款的政策，但镇压更加残酷。路易十四认为，胡格诺派的存在是不能容忍的宗教分裂，而且威胁到他的绝对统治。龙骑兵强迫胡格诺派集体改变信仰，他们还随便地入住胡格诺教徒的住宅，给后者造成了经济困难。胡格诺派的礼拜权也受到进一步的限制。1685年，路易十四最终废止了《南特敕令》，从此，任何公开奉行胡格诺派礼拜的人都会遭到迫害、监禁或流放。18世纪初，法国发生了对胡格诺派的最后一轮迫害浪潮：攻击法国塞文山区的卡米撒派和萨伏依的韦尔多派，

《南特敕令》的废止给法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7世纪，胡格诺派教徒大多是成功的商人、实业家、律师和知识分子。他们纷纷从法国逃往宽容的国家：英格兰、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普鲁士、英属北美殖民地。这些东道国因他们的才能而受益匪浅。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胡格诺派的大批离去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严重阻碍了法国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这种后果被夸大了。

启蒙运动时期，一些启蒙哲学家把对胡格诺派的迫害视为宗教助长的偏狭和荒谬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胡格诺派问题激起了对宗教偏狭的厌恶，促成了最终孕育出了宽容呼声的思想讨论。 

参见绝对主义

韦尔多派（Waldensians）

一个起源于12世纪法国南部并于16世纪皈依加尔文宗的基督教派别。18世纪，这个教派的大部分信徒都居住在皮埃蒙特的山谷里。这个地区属于萨伏依王国，其统治者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二世为了保护自己的王国，时常与强大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结盟。 

1685年，路易十四下令废止《南特敕令》，从而结束了一个世纪以来对法国加尔文教徒胡格诺派的宗教宽容政策。胡格诺教徒要么离开法国，要么必须公开皈依罗马天主教。路易十四迫使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也对韦尔多派采取同样的政策。

韦尔多派不愿皈依天主教，发动公开反抗路易十四派军队进人皮埃蒙特，残酷地镇压了起义。韦尔多派教徒，无论男女老幼都遭到围捕和监禁。12000名韦尔多派教徒中，有超过8000人死于狱中或疾病。1686年幸存者被释放，送往信奉加尔文宗的日内瓦。 

路易十四的行为激怒了欧洲的新教徒。1688年光荣革命导致新教君主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登上英国王位，此后英国积极支持日内瓦的韦尔多派，旨在促成他们重返皮埃蒙特。1689年8月，他们闯入了从前生活过的山谷家园。最终，1690年6月，就在他们即将被打败的时候·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与他们达成了协议。他已经暗中决定解除与路易十四的同盟关系，转而与路易的敌人结盟。他向韦尔多派教徒保证，只要他们与他一道向路易十四开战，就可以重新和平地生活在皮埃蒙特。这个协定结束了对韦尔多派的迫害以及由此引起的叛乱。 

在启蒙哲学家看来，对韦尔多派的迫害乃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表明宗教狂热导致多么令人发指的恐怖;这个事例与其他近期的众多历史经验一起，足以支持宗教宽容的主张。

卡米撒派（Camisards）

法国塞文山区参加反中央政府起义的信奉加尔文宗的农民和工匠。“卡米撒”指的是这些农民统一穿着的白衬衫。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下令废除《南特敕令》，卡米撒派被迫改宗罗马天主教。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对法国的加尔文教徒实行有限的宽容。路易十四相信，在他的国家内，天主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威胁到了自己的绝对统治。因此，他决定强令全体法国人信奉天主教，即使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全副武装的士兵（龙骑兵）被派至塞文山区这样的新教地区，强迫当地人改变宗教信仰。 

许多胡格诺派教徒皈依了天主教，其他人则逃往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柏林或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新教

地区，或者逃亡英格兰。这场宗教迫害严重破坏了塞文山区的文化和经济。早在1688年，该地区的某联人士就开始宣扬世界末日、救世主的降临和教皇制度的崩溃。人们谈论着预言、显圣、奇迹，越来越多地出现宗教狂喜、惊厥和喃喃自语等现象。

与此同时，这一地区流传着流亡牧师皮埃尔·朱里厄致教徒的公开信。朱里厄竭力煽动新教徒发动反抗法国政府的起义。他以新教传统为依据，号召教徒起而反抗，宣称政府是人民与统治者签订的社会契约的产物，人民有权推翻任何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17、18世纪之交，宗教狂热逐渐升级。1702年，该地区爆发了一场酝酿已久的暴动。暴动的导火线是一位名叫亚伯拉罕·马泽尔的人杀死了谢拉神父，因为后者积极迫害被怀疑庇护胡格诺派的同情者。1702—1704年，卡米撒暴动达到高潮，但这一地区在18世纪头十年一直动荡不安。

暴动最终被法国军队镇压，许多卡米撒派教徒逃到英格兰，他们在那里被称为“法国预言者”。在英格兰，他们继续宣扬基督复临和世界末日。他们与18世纪其他激进宗教派别合流，最终聚集在卫斯理宗麾下。

卡米撒派暴动是导致法国启蒙运动形成独特的批判宗教倾向的几个事件之一。其他一些事件有：迫害韦尔多派、处死德·拉·巴尔骑士、绞死让·卡拉、詹森派惊厥者在巴黎圣梅达尔教区教堂公开展示。许多启蒙哲学家认为，这些现象突出表明了宗教对社会的危害。不管是批判基督教教义，还是抨击教会与国家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启蒙哲学家和其他宗教批判者把卡米撒派暴动作为必须推行教会改革的例证。他们呼吁宽容，反对流血，拥护把宗教信仰置于私人而非公共领域的政治观点。

参见政教分离

圣公会（Anglicans）

又译安立甘宗，特指英国国教会信徒的术语。处在圣公会教会外围的英国清教徒分成互有重叠的几大群体，统称为不从国教者或非国教徒。他们包括加尔文宗教徒，如长老派和独立派（公理会教徒和浸礼会教徒），也有卫斯理宗教徒和贵格会教徒。16到18世纪，圣公会信徒、非圣公会清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徒的关系对英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6世纪之前，英国的基督教会始终是罗马天主教的一部分。像其他天主教国家一样，罗马教皇与英国国王在司法和征税间题上一直存在紧张和冲突。英国国王企图最大限度地控制教会的行政事务。到14世纪，英国国王不顾教皇的反对，取得了任命主教辖区主教的权利。此外，数个教皇尊信罪法案（1353，1365、1393）禁止将罗马的教皇敕令（教皇训令或革除教籍公告）引入英格兰。违反这些法令要根据国王的意志受到惩罚。 

亨利八世（1509—1547）成功地让英国议会通过了使英国教会摆脱罗马管辖的《至尊法案》（1534），从很大程度上说，他只是把多年来的现实状况变成法律并使之正式化。王室逐步控制了英国教会的一切行政和管理事务。不过，教会依旧沿袭了教区、主教辖区和大主教辖区的组织体制。此外，在教义问题上，教会仍旧与罗马天主教保持着紧密的非正式关系。 

亨利八世公然蔑视教皇的控制，促使英格兰真正的新教改革运动愈演愈烈。然而，亨利本人无意支持这样一场运动，甚至吹嘘自己信奉正统教义。16世纪，英国的宗教改革者大多向瑞士苏黎世的乌尔里希·茨温利寻求灵感。少数人信奉路德宗或加尔文宗的教义。早期英国国教会实行了一些教义改革，却维持了一个本质上守旧的体制。罗马天主教会则作为一个独立的基督教组织继续存在。

虔诚的天主教徒玛丽一世统治时期（1553—1558）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日后英国历史上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玛丽女王企图强行在长老会控制的苏格兰复兴天主教。清教徒遭到迫害，将近300人被当作异教徒在火刑柱上烧死。 

玛丽女王统治时期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增强了圣公会的势力，促使圣公会在教义问题上采取坚定的新教立场。圣公会在教义问题上的立场最终形成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1558—1603）统治时期，1571年，圣公会在《三十九条信纲》中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教义观，这些信纲包含两项基本的新教教义：因信称义和《圣经》包含获得拯救所必需的全部知识。这么一来，圣公会或英国国教会就成为一种守旧的新教，仍保留了天主教礼拜仪式和行政管理的诸多方面。尤其是，教会的行政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大主教、主教、地方教区和两所官方大学（剑桥和牛津）负责处理教会的事务。修道院制度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就已经废除了，当然，英国国王成为以前由天主教教皇所把持的教会首脑。 

17批纪上半叶，英国国教会内部的紧张关系开始加剧。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加尔文宗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国教会。但是，有着浓厚民主内涵的加尔文宗激进派正在形成。在圣公会内部，加尔文派、温和的保守派与阿米尼乌斯派之间展开了一场神学争论，与此同时，英国政治体制内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17世纪初的这场冲突，导致了处决国王查理一世、英国内战、加尔文宗主导的英吉利共和国（1642-1660）以及克伦威尔的统治，

1660年，君主制复辟，英国国教会恢复、巩固了自身的官方特权地位。恢复后的教会比以往更为严密地划定了教会的范围：加尔文宗牧师必须由圣公会主教重新任命。许多加尔文派教徒拒绝服从，创立了一些独立的小圣会。这些圣会成为不从国教者运动的核心力量。大体上说，加尔文宗教派逐渐成为独立于圣公会之外的基督教分支教派。 

圣公会信徒把持了英国议会。他们通过法案，禁止英国国教会之外的人士担任政治职位，以此维护自身的最髙政治权力。这些法案如《遵奉国教法案》（1662）和《宗教考查法》（1673），建立起一个歧视加尔文教徒和天主教徒、剥夺其公民权利的体制。 

査理二世及其兄弟詹姆斯二世试图减少英国非圣公会信徒所遭受的歧视。两位国王都支持宽容政策，废止把天主教徒和不从国教者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法律，但是，为了推行其政策，两位国王运用国王特权，搁置议会通过的法律。他们企图以此在英格兰确立起更为专制的王权。这样一来，英国宗教信仰之争便具有了一层政治含义：这个国家究竟是实行有限君主制还是绝对君主制。 

国王詹姆斯二世（1685—1688）公开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维护天主教的利益，再加上普遍的宗教宽容观念，加剧了英国宗教结构及相关政治权力结构问题上的紧张关系。英国所有新教派別对一位天主教君主忧心忡忡，尤其是反宗教改革运动使天主教似乎正夺回对欧洲大陆的主导权。 

詹姆斯二世明确运用自身的国王特权——这本身就是有争议的——废止了《宗教考查法》以及其他维护圣公会最高政治权力的法律。他任命天主教官员，让大主教的教授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延长査理二世颁布的中止针对非圣公会新教徒之刑法的《宽容宣言》1688年4月，詹姆斯二世颁布了第二份《宽容宜言》命令圣公会教区牧师在礼拜日的讲坛上宣读这个宣言与此同时，他的王后生下一个儿子，从而令人担忧英国王位将有一个天主教继承人。这些大事同时发生，引发了1688年的政治叛乱，史称光荣革命。

出于对国王詹姆斯二世的不满，英国一群有权势的异议人士，包括一些圣公会主教，邀请新教徒（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奥伦治的威廉人主英国。威廉接受了邀请，并于1688年11月5日在英国登陆。詹姆斯二世被自己的女儿安妮和杰出的将军约翰·丘吉尔抛弃，只得逃出英伦。1689年1月，威廉及其妻子玛丽受邀登上英国玉位，并召开议会。玛丽是个新教徒，但她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儿，这一身份使她继承王位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议会与威廉达成一项协议，通过了削弱英国国王权力的《权利法案》。虽然英国政体仍旧是世袭的君主制，却采用了人民与国王达成契约的形式，这份协议的基本框架对18世纪英国政治冲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事件也激发洛克写下了《政府论两篇》，这部著作对早期启蒙运动的社会契约学说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光荣年命导致圣公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它促成了1689年《宽容法案》的出台，赋予除上帝一位论派之外的所有新教不从国教者做礼拜的权利。另一方面，它进一步强化了圣公会与王权的联系，禁止将英国王位传给天主教徒（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案》），英国非圣公会信徒（不从国教者）在法律上依然被排除在政治生活和公职之外。信奉上帝一位论（否定三位一体学说）仍旧属于犯罪行为。实际上，圣公会控制了英国王位和政治生活。 

然而，光荣革命也在圣公会内部制造了分裂，出现了所谓宣誓效忠者和拒绝宣誓者两派。威廉和玛丽登上英国王位时，要求所有教士向他们宣誓效忠。那些默许的教士称作宣誓效忠者。一些圣公会主教和低级教士（拒绝宣誓者）拒绝宣誓效忠，指出教会禁止公民不服从。虽然他们很反感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世曾将他们中的一些人关进伦敦塔），却认为他是合法的君主，因而必须效忠于他。在这些人看来，威廉和玛丽是篡位者。最终，许多拒绝宣誓效忠者退出圣公会，创建了独立的教派。 

与启蒙运动相关的新发展——追求宽容、寻求自然宗教的趋势——挑战了正统的圣公会教会。一些神学家和教士明确地贬低笃守圣公会教义和仪式的重要性。这些以宽和派著称的人士促成了宗教事务上普遍的宽容态度。此外，由于不服从国教的传统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卫斯理等改革者因而可以较为顺利地与国教会决裂。自然神论者也支持了宽容观念，质疑圣公会的正统性，提供了新颖的、剥去了基督教启示和奇迹的宗教形式。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圣公会的态度在启蒙运动期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它保留了传统的教义，维持了国教的官方地位。直到1828、1829年《解放法案》出台前，尽管不从国教者的礼拜已经受到宽容，法规中仍有限制非圣公会教徒权利的法律条款。可以说，虽然英格兰为启蒙运动贡献了一些根本性的思想，随之而来的改革压力却丝毫没有触及英国国教会。

参见自然神论、狂热、卫斯理宗、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

卫斯理宗（Methodism）

18世纪卫斯理在英格兰创立的新教教派。卫斯理宗是卫斯理努力获致内心安宁和得救感的产物。卫斯理最初并不打算创立独立的新教宗派，但英国圣公会当局始终敌视他的活动，最终导致他在1788年与英国国教会决裂。 

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査理·卫斯理在牛津太学创立了最初的“圣会”，批评者嘲笑它是“循规蹈矩者俱乐部”。1729年，约翰·卫斯理加人圣会，很快就成为圣会的领袖。圣会成员认为，祈祷、研究、善行是获得拯救的最可靠方法。他们从事各种慈善活动，如在监狱和贫民区里教人识字、分发食品和衣物。

圣会只是卫斯理宗的来源之一;卫斯理宗的第二个源头是摩拉维亚兄弟会，在兄弟会的影响下，约翰·卫斯理的宗教信仰发生了转变。这一宗教团体是德国虔敬主义的分支，强调救赎要通过内心建立起与上帝的个人关系而非通过外在的宗教仪式或善行。

卫斯理把上述两个方面揉合起来，创造出一整套以情感表达或狂热为基础的宗教仪式，善行仍然是评价个人美德的标准。卫斯理宗礼拜仪式的特征是以抽噎、哭泣或身体惊厥等方式表达感情。获得拯救的启示是内心体验到的，而不是借助于理性心灵发现的。 

卫斯理宗发展成为控制严密、等级森严和独断专制的组织。卫斯理任命的一名首领负责管理基本的成员小组“班”，其职责包括监督教友的行为和宗教状况。若干个班合为“组”，若干组又组成“社”。卫斯理凌驾于整个组织之上，如此严密的控制使得诋毁他的人称他为“约翰教皇”。

卫斯理宗，旨在通过灌输节制（卫斯理宗发起禁酒运动）、勤奋工作的价值观和《圣经》识字来改善，工人阶级大众的生活。卫斯理宗组织执着于政治保守主义，希望，帮助工人接受工业革命的变迁所造成的苦难而不是鼓励他们起而反抗。卫斯理及其伙伴认为，改变个人的行为就是改造社会的最佳方式。一些学者认为，卫斯理宗的这种态度使得18世纪的英格兰明显不具备革命的狂热。 

执着于社会和政治改革，进步与社会平等理想的启蒙人士憎恶卫斯理宗，。启蒙人士在批判狂热时也把卫斯理宗当作主要的目标，但是，卫斯理宗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它从宗教角度表达了对理性的批判，普遍的感性文化则从世俗角度抨击了理性。事实上，卫斯理宗是启蒙运动的伟大创造之一，清楚证明了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启蒙辩证关系。

卫斯理（Wesley，John）

1703—1791，英国传教士、新教卫斯理宗（中文又名：循道宗）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与弟弟查理在严谨的基督教家庭环境中长大。他们的父亲塞缪尔·卫斯理是一位牧师，曾一度是一名不从国教者，后来重新皈依了英国国教。他们的母亲苏珊娜·卫斯理是一个不从国教者牧师的女儿，她向儿子们灌输清教祈祷和勤奋工作的清教价值观。 

约翰·卫斯理入牛津大学学习，有三年时间在埃普沃斯和卢特教区为父亲做助手。1728年，他被任命为英国国教牧师。 

1729年，他回到牛津大学，加人其弟査理组织的“圣会”。圣会成员聚在一起研究《圣经》或祈祷。他们笃行苦修，还投身于慈善活动，探访监狱，教犯人识字，帮助犯人在出狱后找工作。他们还到济贫院探视，在济贫院办了一所学校，分发食品和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圣会成员被人嘲笑为“循规蹈矩者”。由于一名成员因苦修和在慈善工作中染病去世，他们遭到猛烈的攻击。

虽然参加了圣会的活动，约翰·卫斯理却并未获得内心的安宁。他对于善行、自省和沉思等救世之道大失所望，而且急于摆脱牛津知识界。他前往英属北美殖民地佐治亚，开始了向美洲土著的传教之旅。在佐治亚期间，卫斯理坠入爱河。他发现自己无法自控，心潮难平。他的行为导致佐治亚驱逐了他。

然而，佐治亚之行对卫斯理产生了长久的影响。这次传教不仅迫使他正视自己性格中热烈的一面，还使他第一次接触到虔敬派的摩拉维亚兄弟会。回到伦敦后，卫斯理参加了摩拉维亚教徒的聚会。1738年5月24日，一次神秘体验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突然感到心中涌起一股奇异的暖意，随即安详地意识到自己已获得拯救。 

在这种体验的激发和驱使下，卫斯理开始与他人分享这种体验。他开始在户外传教，因为没有一座圣公会的教堂欢迎他。他的足迹遍布整个英格兰和美洲。在传教过程中，他逐步阐述了后来被称之为卫斯理宗教义的宗教习俗和教义。査理·卫斯理和苏珊娜·卫斯理积极协助他发展新组织。

卫斯理从未打算从英国国教会分裂出去，但他希望卫斯理宗的习俗能够补充圣公会的教义。然而，圣公会拒绝接受他的思想，也不肯任命卫斯理宗教徒为传教士。结果，卫斯理于1784年与英国国教分道扬镳。

由于创立了卫斯理宗，卫斯理跻身于启蒙时代著名的宗教诠释者的行列。他的宗教学说反映了启蒙运动的一个分支思潮。这一思潮积极评价人类情感在知识和生活中的作用，反对过分夸大理性作为促进进步和人类完善的手段的作用。卫斯理的卫斯理宗是一种宗教狂热的表现，将宗教体验的情感表达置于崇拜的核心。卫斯理的卫斯理宗把感受和情感视为人们接近上帝的最佳途径，这一点类似于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基督教世界中起重要作用的虔敬主义和贵格会。 

卫斯理于1791年去世的时候，卫斯理宗在英国已经拥有了300名巡回传教土，72000多名教徒，另外还有500000名信徒。美国的卫斯理宗教徒占全部教徒人数的三分之二，美国为卫斯理宗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除了卫斯理宗的宗教组织外，卫斯理留下的遗产还包括对卫斯理宗团体的公开布道集《教规》（1743）以及一本名为《原始医学》的著作。他还编辑了收录基督教译著的50卷《基督教文库》，在1778年创办了一份卫斯理宗月刊。他的《日记》最终也出版发行。直到今天，约翰·卫斯理与其弟查理创作的著名圣诗依然受到新教徒的珍爱。 

参见认识论、心理学、责格会、宗教、感性

贵格会（Quakers）

公谊会成员的别称。公谊会是乔治·福克斯（1624—1691）创立的基督教组织，产生于英格兰的清教运动。在威廉·佩恩建立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作为受迫害的贵格会教徒的避难所后，贵格会传播到英属北美殖民地。英国1689年的《宽容法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贵格会教徒，但他们的宗教习惯在宾夕法尼亚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宗教宽容写人了该殖民地的宪章。 

贵格会的宗教修行强调由“内心的基督之光”指引的内在宗教体验。早期的贵格会没有正式的教义、有组织的神职人员和正规的礼拜仪式。贵格会教徒在宗教聚会时保持静默，除非一位成员自认受神灵启示对信众发表讲话。

贵格会“内心之光”观念产生的土壤与培育启蒙运动的思想温床完全相同。内心之光（开悟，译注：原文enlightenment）是一种直观知识，类似于在关子创造性天才和美学的德国启蒙学说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直观知识。德国虔敬主义和法国寂静主义这两种伴随着启蒙运动最初萌芽出现的宗教现象*都与贵格会信仰和教义相关。 

许多贵格会教徒是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很早就致力于废除奴隶制。1688年，德国贵格会教徒在宾夕法尼亚宣布，奴隶制与基督教信仰背道而驰。一般说来，贵格会教徒致力于改革既定的制度，他们强调教育与宗教在实现教徒目标方面共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贵格会教徒在他们聚居的主要的中心城市，即所谓的“爱之城”费城，建立了许多文化和教育机构。 

不从国教者（Dissenters）

未加入官方的英国国教会（圣公会）的英国新教徒。他们拒绝参加圣餐礼，因为不同意圣公会对这一基督教核心仪式的神学解释。他们还拒绝接受明确规定圣公会信仰的《三十九条信纲》。在18世纪，不从国教者包括加尔文宗（独立派和长老会派清教徒）、唯一神论者、贵格会、公理会和浸信会。不从国教者的成员大部分来自英国的工商业阶层。 

在18世纪，不从国教者有时也称为非国教徒。非国教徒这个术语可以上溯到16世纪的新教改革运动，当时人们试图确定新的英国国教的仪式和政治制度。非国教徒希望推进改革，超越亨利八世使英国教会摆脱了罗马控制时取得的微小成就。他们的立场促进了许多17世纪清教派别的发展，这些派别的成员就是不从国教者的祖先。

自1689年以来，不从国教者的信仰已经得到允许，但在18世纪，不从国教者仍然蒙受着诸多严格限制。这种处境部分是一些暴力事件造成的，其中包括偏激的清教徒在17世纪的内战（有时称作清教革命）中处死了査理一世。斯图亚特王朝在英格兰复辟后，对不从国教者施加法律限制，以防止革命的再度爆发。

《宗教考査法》（1673）和《市政法》（1661）等限制性法令把不从国教者排除在政府公职之外，禁止不从国教者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禁止他们加人作为英格兰代议制政治之基础的市政当局。不从国教者还不能在英格竺银行、南海公司、东印度公司和俄国公司任职。 

尽管面临诸多限制，或许就是因为有这般限制，不从国教者对启蒙思想在英格兰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不能进入牛津和剑桥，他们开办了自己的学院，这些学院成为传播启蒙运动新科学和哲学的堡垒。这些学院在英格兰率先教授历史学和经济学。杰出的英格兰不从国教者有普里斯特利、笛福、普赖斯。

协会运动（association movement）

英国新教不从国教者发动的-场政治运动，目的是争取拥有与正统圣公会信徒相同的公民权利。启蒙运动晚期的1787至1790年间，这场运动达到高潮，这场运动未能实现既定的目标，英国对法国革命的反应破坏了这场运动业已取得的进展。

尽管协会运动起因于宗教宽容问题，却借鉴了开明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和词汇。结果，这场争取与圣公会信徒平等的运动却用自然权利和政治平等的字眼来表达。这场运动有意对不从国教者的境况与法国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的处境加以比较。

守旧的英国人对这种表达方式反应消极，尤其是因为议会引人改革法案与法国革命爆发的时间刚好重合。1787、1789、1790年，三度尝试废除限制性的《宗教考査法》和《市政法》，但均遭惨败。在英国，独立于宗教教派的平等事业直到世纪才得到法律的认可。

犹太教（Judaism）

又译犹太文化，犹太民族的宗教和共同文化。犹太民族是犹太王国（古代的一个王国，疆域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南部地区）的希伯来居民的后裔。历史、摩西律法和犹太教的其他宗教典籍构成了《圣经·旧约》。《塔木德》（犹太教法典）是《旧约》的补充，注释和详尽阐述了犹太人的习俗和法律。公元1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从犹太教脱胎而成，拿撒勒的耶稣的启示成为一种独立信仰及相关制度的核心。 

公元70年，希伯来民族被逐出巴勒斯坦，散居在北非和南欧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作为基督教欧洲的居民，希伯来人在此后的历史上既经历过相讨宽容的时期，也曾受到严酷的迫害。

各种法律和社会限制使各王国的犹太人无法拥有土地，无从凭借对基督徒开放的途径贏得社会地位不过，犹太人可以从事商业和金融业。在欧洲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时期特有的经济增长中，犹太人家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犹太社区注重钻研犹太法典和其他典籍，从而形成了尊重学识的浓厚传统。中世纪犹太哲学和神秘学知识成为后世哲学家的宝贵源泉。犹太文明的语言技巧和知识还极大地促进了古代世界有关知识的失而复得，而古代世界的知识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创新。

1492年，天主教势力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站稳了脚跟，犹太人被逐出了西班牙王国，一些犹太人，如知名的马里斯科斯，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但其他人离开了伊比利亚半岛向东迁徙。

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意大利诸邦国都有永久性的拢太居民，他们的命运随着主流基督教社会的政治与宗教倾向而起伏不定。

到18世纪，犹太人遍布整个欧洲和俄国，尤其集中在一些商业中心，如尼德兰联合省和德国各自由市;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威尼斯、罗马等地形成了大规模的犹太社区。不过，犹太人口大多集中在中欧、东欧各国和俄国西部。当时形成了两大犹太文化群体：西班牙裔犹太人和德裔犹太人。 

大体上说，18世纪的犹太民族在个人生活、经济活动、教育机会和公共礼拜等方面受到特殊的限制。根据法律，维也纳和东欧的犹太人要住在犹太人聚居区，即城市或城镇中的隔离区。他们被迫穿着有识别标志的衣服（纳粹所采用的臭名昭著的黄色星符就是源于近代早期欧洲的限制性法律），而且遭受各种社会歧视。 

虽然这些措施十分严厉，却并未贯彻始终，在个别情况下还有例外。例如，在神圣罗马帝国，一些犹太人住在宫廷里（宫廷犹太人），另一些犹太人则被给予特权或保护（受庇护犹太人）。在法国，西班牙裔犹太人大多享有相对的自由，住在王国东部的德裔犹太人却没有相同的待遇。犹太人一般不能上大学，但有时可以上医学院，因为医生职业在传统的专门职业等级上地位较低。所以，学医成了18世纪犹太人进人职业阶层并最终升入较髙社会地位的一条途径。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有所变化。一些人士认为，宗教宽容不但适用于各教派的基督徒，而且应该包括犹太人。另外一些人出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呼吁废除歧视性的法律。洛克、孟德斯鸠、莱辛都旗帜鲜明地呼吁宽容。 

在门德尔松的鼓舞下，德意志诸邦形成了一场称作哈斯卡拉运动的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运动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现象，它鼓励犹太人融人更为广泛的民族文化，同时鼓励学习希伯来文和犹太历史。

18世纪末，启蒙运动所激发的改革运动结出硕果，数个国家颁布了宽容和解放犹太人法令，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格兰实行了有限的宽容，但英国犹太人直到19世纪才贏得全部公民权。在欧洲大陆，普鲁士率先采取行动，出于现实的考虑，普鲁士早在18世纪就实行了有限的宽容。1782年，奥地利也实行了宽容政策，皇帝约瑟夫二世颁发了一道法令，允许犹太人离开犹太人聚居区，废止歧视性的着装法令，允许犹太人进人公立学校。然而，约瑟夫及其大臣还颁布了义务教育法，规定持有国家颁发的教育文凭，才有权领取结婚证。这些法令进一步强化了世俗国家对犹太人个人生活的控制，激起了犹太社区的强烈反对。所以，约瑟夫的改革虽然使犹太人摆脱了最极端的社会限制，却把犹太人与其他居民一道置于新的国家控制之下。1787年法国政府颁布了一项宽容法令。 

拿破仑——受到启蒙运动理想的感召，革命战争又把他送上一个欧洲大帝国统治者的宝座——发布命令，在他控制的每一个地区，一切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异教徒均享有全部公民权。宗教信仰在决定公民的法律地位时不再有任何作用。在西欧和中欧，解放犹太人的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同化压力，将一直延续到19世纪，只是到19世纪最后数十年才发生逆转。 

异教（paganism）

以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上帝之外的神或女神为崇拜对象的宗教。18世纪的思想家认为，吊先时代司空见惯的那种把异教简单地贬斥为异端邪说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相反，他们把异教作为一个平台，展开对当代社会的评价。这样一来，异教——不论是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的宗教，还是同时代欧洲以外地区流行的其他教派-都对启蒙运动时期关于宗教和社会的批判性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世界的异教徒曾经创造出宏大的哲学体系，如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柏拉图主义、毕达格拉斯学派，当然还有亚里士多德学派。在欧洲观察家看来，当代的某些异教社会远比基督教欧洲运作得更为有效，道德规范也更严谨。承认这种情况似乎就是在质疑基督教信仰唯我独尊的真理。人们奇怪的是，上帝怎么会允许这些异教文化存在？这些异教文化又是如何孕育出道德如此高尚、智力如此发达、精神如此卓越的人类的？既然形形色色的异教文化和宗教对历史和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人们就应该以尊重的态度研究和评估它们。

欧洲人与异教的接触并非启蒙运动时期才有的新现象。例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就已经把亚里士多德哲学彻底基督教化了。文艺复兴时期新发掘出的大量古典著作迅速增加了关于古代异教文化的知识。18世纪的学者承继了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研究，但是启蒙运动人士在自己的研究中增添了一系列新的关注点。

这些新的关注点集中在对基本的人性、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性在揭示宗教真理中所起的作用、社会和政治文化的最佳形式等方面的追问。正统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批评家、怀疑论者、无神论者以及困惑的基督徒，都在探询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成为支持或反对进步、宗教宽容、合理的改革、普遍的启蒙等是否可行的证据。对异教的意义展开批判性研究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上述问题，从而冇助于确定关于人类潜能的启蒙话语的基本要点。 

大多数启蒙思想家认为，异教文化反映了人类文化早期发展阶段的状况。不过，对于这一发展阶段的评价却是人异言殊，主要取决于学者对自身所处时代的不同态度。一些学者认为18世纪文化反映了积极的文明价值，倾向于把异教文化视为低级、幼稚的文化，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化。另一些学者对当代文明持批判态度，以一种怀旧之情来追忆异教文化，认为异教文化反映出未受文明牵累的质朴人性。启蒙学者很少有人会不带情感地考察异教文化，只冷静地描述另一种人类社会形态。相反，他们把异教巧成自然宗教和人类自然状态的象征。

18世纪下半叶，人们幵始格外关注泛神论这-独特的异教，用以取代基督教的教义信条。泛神论者认为，上帝或神直接体现于宇宙万物之中；有些泛神论者甚至认为，宇宙不过是神之存在的衍生物，或是神之存在的一个方面。相反，基督徒和犹太人认为，上帝创造的宇宙是迥异于神性存在的物质实体。

17世纪，哲学家斯宾诺莎在系统的一元论哲学中融入了类似于泛神论的思想。他认为，肉体与精神、宇宙与造物主，不过是同一个上帝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些思想引起了莱辛、门德尔松等德国启蒙知识分子的兴趣，他们认为泛神论既能维护有关生命的宗教观念，也可避免导致基督教分裂的纷争和仇恨。随着德意志启蒙运动让位于浪漫主义，泛神论思想的重要性愈加突出。

研究异教的启蒙学者中，既有孟德斯鸠、卢梭、狄罗德、休谟、莱辛、门德尔松、吉本等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也有拉翁唐男爵、布干维尔等一大批不那么重要的学者。文学、评论、艺术与建筑、音乐纷纷表现异教或是源异教作品的主题。异教文化最终成为启蒙运动更具活力的创作源泉。

第二部分各国启蒙运动

一、英国

英格兰（England）

现代英国的一个地区，英格兰位于不列颠岛的南部。英格兰东濒北海，南抵英吉利海峽，接威尔士，北邻苏格兰。英格兰人有着从事经济活动的悠久传统，其经济以贸易和其他航海活动为主。 

英格兰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这一地区曾落人罗马人之手，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北方前哨基地。7世纪初，基督教传人英格兰，当时的教皇格列高利派出一批修道士，使盎格鲁-萨克逊人皈依罗马天主教。

中世纪早期，罗马人的势力在欧洲西部一蹶不振，英格兰君主国开始形成。英格兰政治史与其他欧洲君主国的历史相似；国王与贵族领主争权夺利，互不相让。1215年，约翰同意签署《大宪章》，被迫承认了英格兰臣民的一些基本自由权利。这份文献把某些活动置予王权的控制范围之外，确立了未经同意不得征税的权利，尽管《大宪章》涉及的范围有限，却为英格兰建立某种代议制立宪政府开创了一个早期的先例。

到13世纪，国王的顾问会议转变为议会机构。这种情形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发生，英格兰议会的特别之处在它顶住了王权的侵犯，扩展了自身的权力。

新教改革运动显著改变了英格兰的政教关系。围王亨利八世使英国教会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他自己取代罗马教皇成为新的英格兰国教会的最高首脑。从那以后，圣公会教会服从世俗政府的控制，虽然其教义与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脱离罗马天主教会之后，英格兰人开始创建众多分裂出来的新教团体。加尔文宗发挥了要的影响，导致了17世纪时起到重大作用的清教教派的诞生。

在英格政治体制中，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17世纪上半叶，这种紧张关系愈演愈烈，双方围绕税收、司法和政教关系问题争论不已。1642年，内战最终爆发。在之后的18年中，英格兰暴力肆虐，政局不稳。1619年，国五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以奥利弗·克伦威尔为首的清教政治和社会激进派控制了英格兰。克伦威尔试图在英格最确立立宪政体，保障新教各派——罗马天主教和圣公会教徒不在其列——的宗教宽容，但最终都未获成功。1660年，克伦威尔去世，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终结，查理二世复辟了斯图亚特王朝。 

査理二世决意确保英格兰不再出现类似的大动乱，极力将自己的统治延伸到英格兰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确立绝对主义统治成为其压倒切的目标。实际上，他掌握的权力远不及其父查理一世。议会由一批坚定的圣公会教徒组成，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都与查理二世唱反调。查理二世与法国天主教国王路易十四关系密切。查理试图取消对英格兰天主教徒的民事限制，但议会拒不接受，反而强迫他签署了《宗教考查法》，将圣公会信仰强加于英格兰的所有军事和文职官员。

国王与议会之间之所以关系紧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天主教重新统治英格兰的担忧。这种忧虑与税收问题上常有的冲突汇合到一起，导致英格兰举国民怨沸腾，反对国王之声充耳可闻。查理二世的弟弟、公开的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继位时，形势再度紧张到极点。詹姆斯允许天主教徒进人皇家枢密院，鼓励天主教徙担任军职，支持仟命天主教徒出任大学教授。他撤销限制新教不从国教者和夫主教徒权利的法令，试图以此扩大对其政策的支持。

反对詹姆斯的派别组织起来，在1688年发动了短暂的军事行动，最终迫使詹姆斯放弃王位。叛乱的领导者辉格党人邀请奥伦治的新教亲王威廉继承英格兰王位。威廉之妻、新教徒玛丽是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女儿，这就使威廉的继位带有合法的意味。威廉在接受邀请时被迫签署了一份《权利宣言》，该宣言最终成为英格兰《权利法案》。它对威廉提出了一系列先决条件，限制其作为君主的权力：他不能随意废除法律，必须定期召开议会。这份宣言明确建立起英格兰的立宪君主制，被后人视为英国政体的宪政宣言。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登上英格兰王位的整个事件史称“光荣革命”。 

17世纪英格兰的这段历史激发人们撰写出大量政治论著，这些论著奠定了启蒙政治理论的基础。内战和清教革命硝烟未散之际，霍布斯写作了《利维坦》，为绝对主义提供了合理的基础。洛克效力于光荣革命的主要策划者沙夫茨伯里伯爵一世，逐步阐述了《政府论两篇》的自由主义思想。通过拉丁文和法文译介，英格兰的政治理论顺利地传人法国思想界。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针对法国的形势，诠释了洛克的理论和光荣革命后英格兰的实例。在启蒙哲学家看来，洛克的学说和英格兰的状况极具说服力。 

事实上，英格兰成为众多启蒙学者心目中的理想模式。英格兰的政治结构、经济活力和相对宽松的出版业，似乎都证明自由与国内和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仅如此，英格兰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蓬勃发展，新发明层出不穷。英格兰为世界奉献了牛顿，他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阐述了科学方法，发明了数学微积分，发现了普遍运动规律。伦敦皇家学会为英格兰人的创造力提供了制度保障，它不受国家的控制，这一点不同于巴黎的法兰西科学院。

英格兰学者把培根、洛克和牛顿阐发的令人信服的经验主义传人欧洲。洛克的经验主义心理学改变了人们对人类心智的认识，促进了18世纪的认识论、道德哲学和心理学研究。

18世纪的英格兰经济繁荣昌盛，商业冒险、农业实验和工业革新欣欣向荣。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都发源于英格兰，英格兰自由的社会和政治氛围鼓励和保护私人企业。英格兰的独创性和繁荣似乎表明，运用人类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就能够促进人类的进步。

在启蒙运动初期欧洲大陆学者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找到对英格兰的理想化描述，这些学者很少涉及英格兰现实中的阴暗面。经济的转型导致了巨大的社会混乱。城市中到处都是来自农村的人，他们不得不离开祖先生活过的土地，因为地主为了开发地产而圈占了土地。城市里贫困现象十分普遍，英格兰的体制正面临挑战，必须寻找途径——在私人和公共领域——解决伴随着低工资和失业的社会、道德以及公共卫生问题。即使在农村，工业革命也改变了劳动的组织形式，人们被迫离开故土，走进压抑、有害健康的工作场所。 

宗教冲突和不容异说依然存在。天主教徒和不从国教者被排除在英格兰两所重要大学的门外，他们依然不能担任公职。自然神论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启蒙运动初期，引发了对基督教的各种批判。新教派别不断衍生，导致了一些派系冲突，也产生了像卫斯理宗这样生机勃勃的新教派。 

殖民地为英格兰带来了财富，也将其拖进耗资巨大的战争之中。事实表明，不同的殖民政策成为国内冲突的源头。对爱尔兰的政策就是如此。尽管英格兰和苏格兰于1707年正式合并，但苏格兰人周期性地发动起义，导致不列颠岛的北部地区频繁出现短暂的动荡。

18世纪英格兰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一直持续到19世纪。如同其他地区一样，形形色色的启蒙运动理想对英格兰的现实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启蒙运动理想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创造出进步和全面繁荣，但它们也促进了激进的政治观念和社会批判。自由主义理论倡导平等和教育，但许多人认为，把这两个观念普遍应用于社会和政治秩序是很危险的。实际上，启蒙运动的观念支持几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当启蒙运动在法国革命的巨变中走到尽头之际，英国仍是一个代议制的立宪君主国，成为固守社会分层体制的保守主义政策的堡垒。

苏格兰（Scotland）

现代英国境内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位于不列颠岛的北部地区。苏格兰居民传统上说各种盖尔语方言，到18世纪，受过教育的人也能用英语阅读和会话。苏格兰的南部边界与英格兰接壤，与英格兰政府的冲突贯穿了苏格兰的大部分历史进程。 

苏格兰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公元9世纪，苏格兰出现了今天所知的第一个王国。苏格兰与其近邻英格兰从一开始就关系紧张，多次发生冲突。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苏格兰不同程度地独立于英格兰（有时是法国）。同欧洲其他君主一样，苏格兰国王极力加强对贵族领主和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控制。有证据表明，苏格兰在14世纪初就有了议会议会有权向国王提出建议和表决拨款事宜。 

新教改革运动和些政治事件使苏格兰政坛发生了重大变化。詹姆斯五世死后，年幼的女儿玛丽·斯图亚特（1542—1567）成为苏格兰的女王。这种情形使苏格兰政局不稳，前途未卜，英格兰人和法国人开始争相控制苏格兰。最终，玛丽嫁给了未来的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二世。法国人通过这一联姻可以牢牢掌握对苏格兰的控制权。 

结果，反对法国统治的苏格兰领袖与早期新教传教士联合起来，共同展开了一场反对天主教女王玛丽的运动。1560年，苏格兰议会宣布废止教皇的权力，脱离罗马天主教的管辖。为取代天主教，议会发表了一项新的信仰声明，奠定了苏格兰加尔文宗即“长老会”的基础。从此以后，苏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加尔文宗堡垒之一。

玛丽·斯图亚特最终被迫退位，逃往英格兰。她的儿子、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六世登上王位詹姆斯六世凭借古老的王朝纽带，拥有继承英国王位的权利。1603年，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即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苏格兰和英格兰统一为一个王朝国家，王朝的合法性在于国王詹姆斯的斯图亚特家族血统。

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原封不动地保存了苏格兰的政治机构：苏格兰议会和法院继续行使苏格兰事务的管辖权。直到1707年，即詹姆斯七世（英格兰的詹姆斯二世）死后的第六年，苏格兰和英格兰才完全合并，建立起单一的英国政府。

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后，苏格兰的议会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威斯特敏斯特议会增设45个下院议席、增设16个上院议席给苏格兰的代表，合并使苏格兰享有与英格兰进行自由贸易的特权，最终为苏格兰带来了经济好处，不过经济上的改善是逐渐显露出来的。 

英国光荣革命后，詹姆斯二世（即苏格兰的詹姆斯七世）逃往法国，获得人身保护。他在法国聚集起一批忠实追随者。这些人被称作“詹姆斯党人”，他们的目标是恢复罗马天主教和绝对主义君主政体。在詹姆斯客死他乡以及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后，詹姆斯党人继续支持斯图亚特后裔的王位继承权，并致力于恢复苏格兰的独立。他们发动了两起叛乱次是在1715年，另一次是在1745年，但最终都遭到失败。

苏格兰形成了以爱丁堡为核心的繁荣而独特的启蒙运动中心。格拉斯哥和阿伯丁也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城市都有一所著名的大学，鼓励除无神论之外的各种新思想。爱丁堡拥有爱丁堡哲学学会、精英俱乐部和爱丁堡皇家学会以及许多支持各种思想与社会活动的俱乐部。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如休谟、斯密、哈奇森、里德、卡姆斯勋爵亨利·霍姆，对心理学、政治理论、道德哲学、美学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门罗第二、约翰·亨特、威廉·亨特和约瑟夫·布莱克等专业医师，改进了医学理论和实践。瓦特的蒸汽机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最后，弗格森、休谟、米勒、罗伯逊等人的著作使历史学科发展得更为先进。 

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遗产从苏格兰传遍全欧洲。他们的著作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各邦和新兴的美国尤为受到关注。总之，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大潮有力地推动了启蒙运动发展为一场广泛的国际性运动。 

伦敦（London）

英国首都。伦敦位于英格兰泰晤士河畔，距离北海泰晤士河河口大约40英里。考古证据表明，自史前时代以来，伦敦所处的地点就已有人居住，但人们对这些居住点知之甚少。罗马时代，伦敦已经建起一座横跨泰晤士河的桥梁，这座城镇由此具备了战略重要性。公元60年，反抗罗马统治的爱西尼人曾一度洗劫了伦敦。 

此后，城市进行了重建，到2世纪末，这座城市已拥有一道护城墙。4世纪时，它已成为不列颠诸岛重要的基督教中心。罗马人于5世纪遗弃了伦敦，人们对于此后直到6世纪初的伦敦历史所知不多。6世纪时，这座城市显然处于萨茫森人的控制之下，成为日益重要的基督教会行政中心。圣保罗大教堂是大主教的所在地，修建于7世纪初。 

自很早的年代开始，伦敦就是商业和统治中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14世纪中叶，它俨然已是英格兰的政治首都、议会的集会场所和重要法庭的所在地。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伦敦人口增长，城市面貌出现了显著变化。1530至1605年间，城市居民人数增加了两倍，达到225000人（包括城市和周边市郊的人口）。到1660年，城市人口约为460000人，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

16、17世纪，黑死病数次爆发。1665至1666年间爆发了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场黑死病。在其肆虐的15个月内，75000人被夺去了生命。 

17世纪的内战期间（1642—1649），伦敦站在议会党一边反对国王。但是，出于对战争和分裂的厌倦，它又在1660年欢迎斯图亚特国王复辟。1666年的伦敦大火摧毁了大半个城市，只有东北和最西边的城区幸免于难。在随后的重建中，城市兴建了更多的砖房，增加了一些较为宽直的街道，改善了一些市场。雷恩爵七设计了49个教区教堂和新的圣保罗大教堂。 

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伦敦对政治事务的影响力大为增强。18世纪上半叶，伦敦一般是支持王室的，但在国王乔治三世统治时期，伦敦与皇家政策的冲突不断加剧。伦敦鼎力支持威尔克斯的激进改革计划。 

18世纪，伦敦人口不断增长，1750年达到675000人，1800年时将近900000人。伦敦成为英国主要的启蒙运动文化中心。伦敦皇家学会在科学上优势显著，繁荣的出版业则使伦敦成为英国文学活动的中心。俱乐部、私人居所和咖啡馆成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聚会的场所。在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阿贝尔和亨德尔的灵感激励下，音乐创作日益繁荣。伦敦是现代预售联票音乐会的诞生地之一，所谓预售联票，即观众预先购买系列演出的戏票。在加里克等演员、导演的领导下，戏剧也繁荣起来。 

伦敦之于英格兰的重要性，类似于巴黎对于法国的重要性。其他一些城市的居民也不时组建俱乐部或科学院，其意图显然是支持本地中心城市，抵制首都的影响。但伦敦继续主宰着文化和知识生活，仍然是英国绝大多数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仍然是18世纪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的灵感源泉。

参见出版、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爱丁堡（Edinburgh）

苏格兰城市，苏格兰文化生活的中心，在启蒙运动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1世纪以来，爱丁堡就一直有人定居。爱丁堡位于福思湾南部，附近有利斯海港可供使用，从城市附近的一座山丘上可以俯瞰爱丁堡城，山顶有一座古城堡。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1437—1460），爱丁堡成为苏格兰的政治中心。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登基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世，王宮也从爱丁堡迁到伦敦。苏格兰保留了议会和法院。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完全统一，苏格兰议会随之取消。 

1707年后，爱丁堡的政治重要性一去不返，但是，到18世纪下半叶，爱丁堡出现了艺术、文学、科学和普遍的思想繁荣，成为影响深远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中心。一些正式机构，如爱丁堡大学、爱丁堡皇家学会以及爱丁堡哲学学会等科学社团，支持这场文化运动。牡蛎俱乐部则赞助各种非正式的集会。在启蒙运动时期，几位最重要的杰出人物曾先后在爱丁堡生活、研究、教学。如果要列出一份名单，肯定会包括卜面这些人：政治经济学家斯密、怀疑主义哲学家休谟、历史学家弗格森和罗伯逊、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和卡伦、地理学家赫頓、医生和生理学家门罗第一、门罗第二和惠特、诗人阿兰·拉姆齐、建筑师亚当。

18世纪，爱丁堡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展。北部新城的设计体现出合理的格栅状布局，主要街道汇聚到夏洛特广场。罗伯特·亚当为了美化爱丁堡，设计了两幢重要的纪念性建筑物：苏格兰第一座公共档案馆登记大楼（1772--1790）、老大学楼（始建于1789年，1834年竣工）。爱丁堡的地方议会集中实施了几项具有启蒙运动功利特征的公共工程和公共卫生项目。 

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1688年的叛乱，英格兰的托利党人，圣公会教徒和辉格党人联合拥戴新教徒成廉三世与玛丽二世，迫使天主教国王詹姆斯二世放弃英格兰王位。 

光荣革命为英格兰君主制度的契约性观念确立起牢不可破的先例。洛克的《政府论两篇》（写于1680年前后，但直到1689年才出版）从理论上为威廉三世与议会的和解辩护。《政府论》阐述了关于君主制的契约理论，国王的权力受到议会权力的重大制约。《政府论》证明了反抗政治专制的权利的正当性，促进18世纪启蒙运动的许多政治辩论。 

光荣革命还为以下两点奠定了史为坚实的基础：在英格兰，法治至高无上，就君主制度而言，英国的立法者议会议员取得了更大的权力。通过加强议会权力，光荣革命使绝对主义君主制更难以在英国政治体制中之足。英国国王放弃了搁置或废除议会通过的法律的权力。他们必须经常召集议会，批准举行自由选举。

光荣革命还使国家与英国各教派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光荣革命剥夺了非圣公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参与政治及公共生活的权利，正式从法律上确认了圣公会新教徒在英格兰的政治权力。光荣革命导致了1701年《王位继承法》的出台，规定英国王位继承人必须是新教徒。但是，光荣革命也催生了更为开明的1689年《容忍法案》，准许非圣公会新教徒（不从国教者或非国教徒）有礼拜的权利。 

正是这种英国政体激发了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哲学家的想象。他们对英国体制的阐释体现于《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和《英国通信或哲学通信》（伏尔泰）等著作，把英国体制说成是一种合理、合法、健全的理想政府模式，在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

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William Ⅲ and Mary Ⅱ）

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1650—1702）出身荷兰新教贵族，其父威廉二世是奥伦治亲王和执政，威廉三世之妻玛丽二世（1662—1694）也是新教徒，其父为坚定的天主教徒、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1672至1702年间，威廉一直是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执政。1688年光荣革命后，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格兰和爱尔兰。 

威廉二世于1650年去世，荷兰人拒绝任命新的执政。这一职位传统上由历代奥伦治亲王担任，在荷兰政府中象征贵族及部分王室权力。1650至1672年间，荷兰共和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没有元首。

1672年，法国路易十四进攻尼德兰，荷兰政府顺应民意，决定恢复执政职位。

威廉三世继承了威廉二世的奥伦治亲王头衔，被任命为执政，还被授予荷兰军队统帅之职。他凭借这些身份成功地使奥地利、西班牙、丹麦、勃兰登堡结成反对路易十四的联盟。威廉三世率领荷兰军队与法国进行了“荷兰战争”（1672—1678），1678年的《奈梅亨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担任执政期间（1672—1702），威廉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荷兰政府的中央集权，压制了各省的自由，按照绝对主义模式巩固了执政的权力。 

1688年，威廉三世的命运出现重大转折，他由此在英格兰未来的政治实践与理论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1688年，在史称“光荣革命”的叛乱中，托利党与辉格党联合邀请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就任英格兰国王。国王詹姆斯二世在叛乱中逃离英国，他的敌人将这一行动看成是逊位。1689年初，在对英国议会做出重大让步的前提下，威廉与玛丽作为联合统治者登上了空缺的英格兰王位。双方协议的主要原则体现于《权利宣言》（1689）、《容忍法案》（1689）以及后来的《王位继承法》（1701）。1690年，威廉在博因河战役打败詹姆斯二世，用军事手段巩固了王位。 

由于与议会签署了协议，威廉与玛丽接受了对王权的诸多限制。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同议会达成的协议，这就意味着倘若不兑现协议条款，他们就会被推翻。威廉和玛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接受了对英国王权

的限制，他们不反对禁止天主教徒继承英国王位（这一举措载入了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但他们主张对非圣公会的新教徒实行宗教宽容。

作为基于契约的统治的实例，威廉与玛丽的统治具有巨大的象征力量。它为早先围绕王权契约学说的讨论注人了新的活力，同时促成了新理论的诞生。光荣革命以及威廉与玛丽的遗产就这样影响到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

参见洛克、《政府论两篇》

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Henry  St. John，Viscount）

1672—1751，英国政治家、罗伯特·沃波尔直言不讳的反对者、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亨利·圣约翰是辉格党议员亨利·圣约翰爵士之子。几代圣约翰家族都为英格兰国王效力。亨利·圣约翰年轻时究竟是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还是在不从国教者开办的一所学院接受教育，学术界尚有争议。圣约翰到欧洲做了两年的大旅行（1698—1699），之后服从家长的安排，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妇弗朗西斯·温什科姆。 

老圣约翰设法让儿子当选为英国议会代表伍顿巴西特的下院议员。年轻的亨利不但与托利党联系密切，还在议会中严厉攻击辉格党，令身为忠实的辉格党人的父亲和叔父大为震惊。

亨利·圣约翰把自己的前途押在温和托利党人罗伯特·哈利的命运上，因而仕途一帆风顺。1704年，哈利出任国务大臣，圣约翰随即就任陆军和海军大臣之职。1708年，托利党下台，圣约翰便辞去了职务。不过，在随后的辉格党统治时期，他依然与安妮女王保持着秘密的联系，1710年，辉格党下台，托利党重新执政。圣约翰出任国务大臣，1712年，安妮女王封他为博林布鲁克子爵。

在国务大臣任内，博林布鲁克代表英国成功地签汀了《乌特勒支和约》（1713年4月3日签订）。这一成就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但是，这项和约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博林布鲁克成为从前的保护人罗伯特·哈利的政治对手，此时哈利已是牛津伯爵、英国首席大臣。就在安妮女王去世前四天，博林布鲁克设法解除了哈利的职务。 

安妮女王死后，德国的汉诺威家族（国王乔治一世）继承了英国王位。汉诺威王室受到辉格党的衷心拥护，却遭到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反对，后者拥戴被废黜的国王詹姆斯二世之子詹姆斯·爱德华·斯图亚特（“老僭君”）继承英国王位，斯图亚特坚持认为自己才是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政治上支持他，承认他是英国的詹姆斯三世。 

博林布鲁克在年轻时代环游欧洲时曾遇到过詹姆斯三世，在汉诺威家族继位前，博林布鲁克秘密支持詹姆斯二世党人的事业。乔治一世登上英国王位后，博林布鲁克的活动曝光。1715年，有人建议他逃离英国以避免遭受监禁乃至死刑的厄运。他离开英国，前往法国定居，并一度充当詹姆斯三世的国务大臣。 

博林布鲁克滞留法国期间，詹姆斯二世党人在英格兰发动了一场叛乱，但未能成功（1715）。博林布鲁克对詹姆斯世党人的幻想破灭了，他开始积极地与英国方面接触，为重返祖国做好准备。

流亡法国期间，博林布鲁克购买了奥尔良城外的一处地产索尔斯。他开始思考哲学、历史和数学问题。《致威廉·温德姆爵士的信》（1717年动笔，1753年出版）和《哲学的慰藉》都出自这一流亡时期，前者敦促托利党放弃詹姆斯二世党人的事业，后者是以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风格写成的斯多葛式的沉思录。 

1725年，博林布鲁克收到乔治一世的皇家赦免令，重返英格兰。1727年，国会发还了他的财产，恢复了他的贵族头衔，但禁止他进入上院和下院。博林布鲁克在米德尔塞克斯郡购买了一处乡间地产。他以乡村风格装点房屋，暂时纵情于乡村生活的乐趣和简单的消遣。

在斯威夫特、蒲柏、威廉·普尔特尼等朋友的帮助下，博林布鲁克创办了一份政治评论刊物匠人这份刊物刊登了博林布鲁克最重要的两篇政治论文：《英国历史评论》和《论党派》。博林布鲁克在文章中呼吁保护国家法律免受强权者的侵蚀。他指出，以往那种托利党与辉格党枏抗衡的政治分野已经过时，18世纪英国真正的政治分野是宫廷与国民的对变换句话说，他认为英国君主正在侵犯英国臣民的自由和权利。 

博林布鲁克很快又卷人到英国政治旋涡之中，不得不再度逃往法国1735年，他定居土伦地区的尚特卢普，潜心从事著述。《历史研究书简》（1752年出版）以及用法文写成的《致M.德·普耶的信》是这一时期的成果。两部著作接受了自然神论的观点，从批判、历史、哲学的角度探讨宗教问题。 

1738年，博林布鲁克一度回到英格兰，写下了《关于爱国君主的想法》。这部著作捍卫那位年轻的英国王位继承人的利益，后者当时与其父日益疏远。1739到1744年间，博林布鲁克住在法国。最后，他于1744年永久定居英格兰。1751年12月，他死于癌症，其时正在写作《对国家现状的反思》。 

博林布鲁克加人了夹层楼俱乐部，这个巴黎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俱乐部时常聚会讨论政治问题。博林布鲁兗的朋友孟德斯鸠和达尔让松侯爵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有关英国宪政的描述，部分受益于博林布鲁克对英国体制的诠释。两人都认为，必须由一个强大的贵族集团来制约国王的权力，因而，两人均成为18世纪贵族复兴的代言人。不过，博林布鲁克的思想极为复杂，就连拥护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制的达尔让松，也用博林布鲁克的思想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沃波尔（Walpole，Robert，1676—1745）

英国政治家。罗伯特·沃波尔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辉格党政治家家庭。他先后就读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准备在英国国教会供职。1698年，因长兄去世，他成为其父产业的继承人，便离开了剑桥大学。1701年，他进人议会，凭借与日后的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的妻子莎拉·丘吉尔的友谊，他在辉格党内的地位迅速上升。

汉诺威王朝的首位国王乔治一世登上英国王位（1714）后，沃波尔很快便大权在握。1715年，沃波尔领导了弹劾托利党领袖博林布鲁克勋爵的运动。 

在这一时期，英国君主原有的政治实权大部分转移到议会手里，而沃波尔在这一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沃波尔以乐于妥协而闻名，他还主张多数决定原则。在他担任大臣期间，议会下院的权力逐渐超过了上院。1723年，沃波尔认识到他无须贵族这一特殊头衔也能行使权力，便拒绝了王室册封他为英国贵族。 

沃波尔执政伊始，重商主义原则依然主导着英国的商业和财政。他决定推行自由贸易，改革英国的财政。他加强了英国海外殖民地的经济地位，认为殖民地是英国自身财富和权力的关键。但是，他改革英国税收制度的尝试招致了不同阶层的敌视。

沃波尔的朋友和支持者包括作家艾迪生、斯蒂尔、剧作家康格里夫等。不过，另外一些作家，如盖伊、菲尔丁、笛福，对沃波尔实用主义的政府观念和利用腐败和贿赂来维系权力的做法感到愤怒，发表讽刺作品攻击他的人格。盖伊的《乞丐的歌剧》（1728）明显是影射沃波尔及其政府。亨利·菲尔丁对沃波尔政府的抨击促使沃波尔于1737年通过了《审批法》。根据该法案在英格兰建立的戏剧审查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才被废除。 

参见出版、分权

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

1720年发生的南海公司金融投机风潮。南海泡沫的源头要追溯到英国政府试图为其难以维系的国债筹措资金的尝试。南海公司成立于1711年，宗旨是监督英国与南美洲的商业贸易。1720年，在首席财政大臣喿德兰领导下，英国财政部制订了一份计划，旨在减少赤字总量，逐步降低有待偿还的债务的利息，稳定政府的财政状况。南海公司提出，愿意按照一份利率稳步降低的时间表承担政府的债务。该公司还打算向许多持有政府债券的个人提供南海公司股票，以此来偿清政府债务。政府债券与南海公司股票的兑换比率将固定在这一投机开始时的水平，这样，一旦南海公司股票增值，公司就能以较低的赎买率获得政府债券。英国政府则保证按面值偿清债券。 

南海公司提出计划之时，正值欧洲走出一场衰退的低谷，股票投机开始升温。英国议会批准南海公司计划后，公司股票价格猛升至面值的10倍。议会对此做出反应，通过了禁止新公司发行可转让股份的“泡沫法案”公众的信心迅速崩溃，随即出现了抛售股票风潮。这威胁到中央政府的财政稳定性，因为政府的债务已经与南海公司的命运挂上了钩。危急时刻，著名的辉格党领袖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被召回执政。他采取措施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沃波尔把南海公司持有的国偾平均分摊给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 

南海泡沫给英格兰带来了政治和经济后果。它巩固了沃波尔的政治地位，削弱了其主要政敌桑德兰派的势力。此后，沃波尔政府及其政治同盟者多年左右18世纪的英格兰政局。南海泡沫的破灭延缓了为商业和工业企业筹措资金的股份制的发展。 

与南海泡沫类似，在劳短暂得势的时期，法国出现了1720年的密西西比泡沫。两起事件都起因于18世纪初政府的财政状况和财政运作。当时，人们正在修正正统的重商主义财富（积聚黄金即财富）学说，以便推行强调货币流通、信用和贸易量的方案久18世纪初，从事金融投机者制造、积聚了大笔财富。但中央政府却不能对这种财富课税，用以淸偿政府债务和支付各种活动费用。各项泡沫计划是试图解决政府财政危机和利用新的私人财富的产物。 

参见重商主义

威尔克斯（Wilkes，John）

1725—1797，英国激进报人、政治家。威尔克斯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酿酒商，他让威尔克斯娶了一个年长但富有的寡妇。威尔克斯才思敏捷、性格叛逆、放荡不羁。担任下院议员期间，他支持辉格党和威廉·皮持，直到国王乔治三世即位导致辉格党垮台。1762年，威尔克斯创办了一份自由主义报纸《北不列颠人》，该报成为猛烈批评时政的喉舌。他激烈抨击国王乔治三世于1763年所做的一次演讲，政府发出“泛指逮捕状”，授权逮捕所谓揋亵和煽动诽谤材料的作者、出版者及印刷者，结果威尔克斯与其他48人一同被捕。这份逮捕状未指明具体的逮捕对象，因而可以用来抓捕任何涉嫌这些活动的人。威尔克斯被关进伦敦塔，但很快获释。瞥察搜査了他的住宅，査抄了报社。他的敌人从查抄来的文件中摘录出一首淫诗《论女人》。威尔克斯此时又卷人一场非法的决斗，政治处境越发不妙。他逃往法国躲避迫害。四周后，在国王乔治的要求下，英国议会取消了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 

威尔克斯在巴黎住了四年，他在巴黎大受欢迎，被视为捍卫自由、反抗暴政的斗士。巴黎高等法院更是对他赞赏有加，因为当时巴黎高等法院正极力反对国王路易十五及其大臣侵犯法院的共同权利，绣有“W”（威尔克斯姓氏的首字母）字样的手帕在巴黎广为流行。 

1768年，威尔克斯回到伦敦，在有可能遭到逮捕之前，米德尔塞克斯郡推选他为下院议员，1769年他再次因煽动诽谤罪被捕，又被逐出了议会，此后，他又三次当选为议员，但国王乔治及其同党说服下院拒绝为他安排坐席。与此同时，英国法庭对那份为威尔克斯造成诸多麻烦的通行逮捕状的合法性做出裁决。法官裁定发放“泛指逮捕状”的做法为非法，从而确立对个人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的重要保障，禁止实施大规模的逮捕。 

威尔克斯成为深受爱戴的英雄，群众支持他，高举写有“威尔克斯与自由”一类口号的政治标语。国王乔治对此做出反应，试图压制民众的热情，解除威尔克斯的权力。经过在下院施展政治阴谋以及公然践踏司法，国王设法把威尔克斯关押了22个月。

威尔克斯的支持者发起反击，于1769年成立了名为“捍卫权利法案支持者”的团体。他们开始要求推行议会改革，增加选举次数，降低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取消由当地少数贵族控制的选区。他们为要求恢复威尔克斯一切权利的请愿书征集到6万个签名。威尔克斯还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支持。1771年，威尔克斯重获自由，当选为伦敦市长。威尔克斯及其支持者贏得了在伦敦报刊上登载议会辩论的利。这种新方式影响深远，议会事务开始变成公共事务。 

威尔克斯当选为伦敦市长后不久便再度当选为下院议员。这一次下院为他安排了座位。1776年，他提出一项议会改革议案，但未获通过。这项议案不仅呼吁进行改革以使议会更能代表英国国民，还明确谴责那些顽固反对美国革命的议员。威尔克斯在美洲殖民地拥有众多崇拜者，同时与不满的美洲殖民地领袖有通信往来。 

威尔克斯的个人经历及其拥护的事业生动地表明，个人的人权在英国的旧体制下缺乏保障。他的个人经历还表明，出版活动能够通过激发公众情绪来声援政治人物，进而引发政治危机。威尔克斯的改革呼吁得到普里斯特利和普赖斯等激进改革家的热烈响应，虽然这两个人都反感威尔克斯的个人操守。威尔克斯政治上的成功表明，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与18世纪末社会与经济的重组相结合，使欧洲的政治体制曲临要求重大改革的压力。 

参见英格兰、个人主义

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

1660年正式成立的科学学会，1662年获得皇家特许状，定名为“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皇家学会是18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团体之一，成为启蒙运动的重镇。学会鼓励应用和传播17世纪科学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和实验方法。在18世纪英国的科学活动中，皇家学会占有显著的地位，但一些规模不大却很重要的非正式学会也促进了科学活动的发展，如伯明輪月亮社、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爱丁堡哲学协会、精英俱乐部、皇家爱丁堡学会。 

皇家学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648年，当时住在格里沙姆学院里及附近地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有意识地致力于探讨培根在《学术的进展》（1605）和《新工具》（1620）中倡导的获取和整理知识的理想纲领。尽管皇家学会有崇高的目标，却始终没有严密的组织，也始终没有正式承担政府科学机构的职责。这一特点使皇家学会完全不同于法兰西科学院、柏林科学院、圣彼得堡科学院等欧洲大陆的官方科学机构。 

皇家学会定期举行会议，科学家在会上宣读论文或示范科学实验。学会还组织公开讲座和实验示范，有助于把新兴科学知识传播给有文化并感兴趣的大众。通过学会的正式刊物《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会报》，提交学会会议的论文传播到整个欧洲和美洲科学界。皇家学会的会员通过推选产生，并不限于职业科学家或英国公还包括业余科学家、国外学者和其他感兴趣的人士。当选为会员通常要由位会员提名推荐，因而一个人能否当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社会和专业联系。学会著名的英国会员包括：波义耳、牛顿、约瑟夫·布莱克、卡伦、哈雷、赫歇尔、卡文迪什、德萨居利耶、班克斯、普林格尔。 

爱丁堡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18世纪苏格兰爱丁堡的科学学会。它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支柱之一。经过苏格兰著名历史学家罗伯逊的积极活动，皇家学会于1783年成立。皇家学会的体制仿效柏林科学院等外国科学学会，其活动并不严格局限于科学研究。因此，爱丁堡皇家学会不同于英国南部著名的伦敦皇家学会。不过，18世纪90年代，爱丁堡皇家学会逐渐转变为研究范围更为狭窄的机构，专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爱丁堡皇家学会成员包括罗伯逊、弗格森和休·布莱尔。 

在爱丁堡皇家学会成立之前，爱丁堡还有两个重要社团：爱丁堡哲学协会和精英俱乐部。这两个社团的成员均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袖，包括休谟、卡伦、约瑟夫·布莱克以及一批不那么出名的人物，他们使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收获颇丰的思想运动。

伯明翰月亮社（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

英格兰伯明翰的一个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的非正式社团。它的名称源于如下这个事实：月亮社每月一次的聚会都是在满月的夜晚举行，以便成员在聚会后回家时能平安穿过没有照明的伯明翰街道。月亮社把制造商的兴趣与科学家的爱好结合起来，突出表明了18世纪英国地方性科学协会的创造力。参加这个社团聚会的有韦奇伍德、博尔顿、普里斯特利、伊拉斯漠·达尔文、瓦特。其他的人土还有赫歇尔、汽灯的发明者威廉·默多克、伯明翰的出版商约翰·巴斯克维尔、设计埃迪斯通灯塔的工程师乔恩·斯米顿。

月亮社创始于1760年前的某个时候，当时社团的两位发起人马修·博尔顿和伊拉斯谟·达尔文刚刚相识。他们两人都爱好科学，也都对富兰克林的研究很感兴趣。实际上，正是月亮社与富兰克林的联系令许多热衷研究的人士参加协会的聚会。协会成员着手解决有关电、运输、蒸汽能、地质、化学和热方面的问题。月亮社成员研究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都把科学知识应用于实际事务或城镇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就月亮社参加者而言，理论和工业实践的需要相互交织在—起，在两个领域都孕育出重要的发明。

月亮社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791年。在这一年，伯明翰发生了针对新教不从国教者和法国革命支持者的暴乱，一些月亮社成员属于被攻击对象。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房子、图书室和化学仪器都被反对进步思想的愤怒暴徒捣毁。这种气氛使聚会不再安全，协会随即解散。

参见科学院、技术设备

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学会（Manchester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

1785年创建于英格兰曼彻斯特的科学学会。该学会的体制仿效法国各首的科学协会。学会成员想通过举办地方性的讲座和会议，把科学新发现和新理论推广到英格兰各地。

参见科学院

格拉布街（Grub Street）

伦敦的一条街道，其名称被用来喻指17、18世纪的书刊出版业。大众出版业的发展是18世纪英格兰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伦敦的格拉布街是为生计挣扎的独立作家、新闻记者和出版商的传统聚居地。在17世纪的清教革命和内战（1647—1660）期间，这条街就已经声名远播，聚居此地的作家转而'创作政治小册子和讽刺性的配图海报，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60—1714）时期，这些自由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尤其是，1662年通过了一项书刊审杳法，从根本上压制了萌芽中的杂志出版业。 

1695年，形势发生了转变，议会宣布许可证法令到期，实际上恢复广英格兰的出版自由。结果，报纸杂志再次涌现，新闻业则成为作家们看好的职业。18世纪初，《绅士杂志》、《伦敦杂志》、《闲谈者》以及《旁观者》等期刊都处于全盛时期，尽管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格拉布街再度成为政治和社会新闻的中心。在格拉布街，任何领域的作家都能凭一己之长养家糊口。格拉布街的刊物旨在向英国普通读者传播政治争论和问题的有关消息，它们也刊登评论文章。这些刊物还是表达中产阶级习俗和道德规范的喉舌。

许多作家为格拉布街的出版业做出了贡献，其中包括笛福、哥尔德斯密斯、约輪逊、艾迪生以及斯蒂尔等人。 

格拉布街的出版业是启蒙运动时期社会、政治评论得以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格拉布街的出版社摆脱了传统庇护方式的种种限制，雇用作家写出高度敏感、甚至是耸人听闻的文章。尽管欧洲大陆国家的审査制度远比英国严格，它们也有自己的“格拉布街”。这些出版社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得益于大众对其出版物的需求，这种需求既是启蒙运动创造的思想文化的直接产物，也是世纪欧洲特有的识字水平普遍提高的结果。

霍布斯（Hobbes，Thoma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身为一个牧师的儿子，他由一个富有的叔父抚养成人。霍布斯的父亲卷入了本教区教堂门外的一场斗殴，被迫逃往伦敦躲避迫害。在叔父的监护下，年轻的霍布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最终进人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学习。 

1608年，霍布斯离开牛津，谋得一个职位，为德文郡伯爵威廉·卡文迪什的儿子做家庭教师。1626年伯爵去世以后，霍布斯被解职，很快从杰维斯·克林顿爵士那里得到了同样的工作。1629年后，他重新为卡文迪什家族效力。1640年，英格兰发生政治骚乱，他逃往法国。

担任家庭教师期间，霍布斯分别于1610年和1629年两度短暂游历欧洲大陆，1634—1637年间还做了一次长期旅行。在最后一次旅行中，他接触到以巴黎的梅森神父为首的自然哲学家和数学家圈子，他还前往佛罗伦萨，拜访了受罗马宗教裁判所谴责而软禁在家的伽利略。这么一来，霍布斯与一些重要人物建立起联系，这些人正致力于一场日后被称为科学革命的运动。 

1640年，霍布斯再次前往法国，重新加入了梅森的圈子，并成为伊壁鸠鲁哲学的拥护者伽桑狄的密友。在法国的这些年里，霍布斯出版了其自然哲学和政治理论领域的主要著作：《论公民》（1642）、《光学笔记》（1642—1616）、《论物体》（1650）《利维坦》（1651）。 

居留法国期间（1640—1651），霍布斯曾为流亡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做过几个月的家庭教师。1660年，斯图亚特工朝复辟，查理二世给予霍布斯一份年金，允许他随时参觐，然而，查理二世却无法使霍布斯免于逍受因所谓的无神论而起的迫害。1666年，议会禁止霍布斯再岀版任何作品。 

霍布斯信奉最彻底的机械哲学，把世间一切现象都解释为物质运动的结果。在霍布斯看來，就连人类的感觉和情感也是运动的结果，因此，心脏的运动带来快乐：幻觉，即兴奋时心灵所产生的意象，是外部物体的微粒与感觉器官内部的微粒相互作用的结果：思考则是头脑运动的产物。按照霍布斯的观点，人类就是机器，遵循支配着外部客观世界的数学法则，人类甚至没有灵魂，因为霍布斯认为机械哲学消除了人性中的精神成分。所以，在霍布斯的学说中，人没有灵魂，霍布斯的人性哲学是基于唯物主义的哲学。 

霍布斯的感觉理论包含经验主义——即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经验的知识学说——的元素。但是，霍布斯试图用自己的体系支持截然相反的一种知识理论-理性主义，即认为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产生于对运动物体进行演绎（几何学）推论。 

霍布斯的唯名论语言理论进一步表明，他并非是个名副其实的经验主义者。在他看来，单词仅仅是约定俗成的符号。人们用词汇命名物体，但所选定的名称与该物体的现实实体之间毫无关系。只要运用严格的几何学演绎逻辑法则来推论这些单词，就能够获得真正的知识。

霍布斯打算撰写论述物质物体、人和公民的三部曲，通过演绎推理过程可以从机械原则推导出人类生，活的这三个层面。他完成了三部曲的两个部分：《论物体》和《论人》第三个部分“论公民”未能完成，虽然《利维坦》和《论公民》都包含明显与机械哲学有关的推论。

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一书中阐述了绝对主义政治理论。直到霍布斯死后很久，这部著作仍令其声名狼藉。霍布斯理论的出发点是关于人性的两个假说，这两个假说是从其机械唯物主义的人类观很随意地推导出來的。人（像物质一样）受到两种情感的驱使：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对权力的渴望使人类变得“孤独、贫穷、下流、粗野和短命”。但是，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凭借社会契约组合成政治杜会或国家。霍布斯把这种国家称之为“利维坦”，即一台人造的机器（与人这种天然机器形成对比）。

霍布斯《利维坦》的卷首插图  

在英国人霍市斯看来，利维坦所象征的那种按照理性建构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是政治和平与杜会秩序的最好保证，纽约卡尔弗图片公司供图。

社会契约理论大多支持建立代议制政府，霍布斯却反其道而行之，用社会契约观念来证明任何国家都需要不可分割的主权（绝对主义）。换句话说，政治权力不应由国王与议会或者共和政体中的各党派分享。相反，为了杜绝彼此水火不容的党派，防止爆发内战，权力应该集中在某一个人的手中。

当然，霍布斯反对1640年爆发的内战，正是这场内战使他被迫流亡海外。他认为，中央集权的强大君主制是唯一能够保障国家和平与繁荣的政治体制。 

霍布斯的著作激起了强烈的批判和反感。对于英格兰乃至17世纪的所有国家而言，绝对主义的主张对其政治和社会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霍布斯谈到权力不可分割，他的意思是将正统的基督教会和各种代议制机构（英格兰的议会和其他国家的等级议会）排除在政府之外。因此，他的立场冒犯了这些权力集团的代表。 

再者，霍布斯的理论也令那些日益集权的君主感到不安，而他们似乎本该欢迎霍布斯的观点。他们的厌恶起因于这样一个事实：霍布斯直截了当地反对把君权神授学说作为绝对主义的基础。相反，霍布斯把自己的论断建立在人类心理学和世俗的道德哲学基础之上。在君主及其党羽看来，这无疑削弱了他们对权力的根本诉求。

除此之外，霍布斯还把全体人民同意的社会契约作为自身体系的基础。诚然，人民将主权全部让渡给绝对的统治者，但人们想知道，一旦人民对统治者感到不满，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事情呢？在这一点上，霍布斯为绝对主义所做的辩护似乎有缺陷。 

霍布斯还在其他方面挑战了公认的观点例如，他指出，宗教与迷信的区别实际上涉及政治权力和公共政策：公开允许的信仰称为宗教，迷信即是被禁止的信仰。

霍布斯是启蒙运动时期仍备受关注的口世纪哲学家之一。他阐述了令同时代人惊骇不已的机械唯物主义的人类感觉论，把人与野兽相提并论，否认生命具存精神的层面。但是，他在《利维坦中表述的政治理论吸引了启蒙思想家的关注。启蒙运动政治理论的伟大创立者和代言人普芬道夫、洛克、 

孟德斯鸠、卢梭，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都着眼于霍布斯的理论，

洛克（Locke，John）

1632—1704，英国道德、政治与自然哲学家：约翰·洛克在众多领域卓有建树，成为17此纪少数几位奠定了启蒙运动思想基础的人物之一。《论宽容的信札》（1689、1690，1692）、《人类理解论》（1690）、《政府论两篇》（1690）、《教育漫话》（1693）、《基督教的合理性》（1695）成为权威的启蒙读物，促进了18世纪主要的基础学科心理学、政治理论的发展。 

洛克在一个开明的消教徒家庭长大，其父亲是个律师，曾参加过反对国王杳理一世的英国内战，1646年，年轻的洛克进人威斯敏斯特学校，学校所处的位置离1649年处死国王查理世的地方咫尺之遥，但校长不许学生们去行刑的现场。 

1652年，洛克被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录取，1656年，他获得学士学位，便一边攻读硕士学位，一边讲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因不想当牧师而进人牛津医学院。1664年，他开始担任管理工作，任牛津大学的道德哲学学监。 

1666年，洛克在牛津认识了日后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一世的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当时，沙夫茨伯里到镇上取水，洛克则是一个医生的助手，被派去送别人订的矿泉水。两人旋即成为莫逆之交，洛克很快就为沙夫茨伯里效劳。洛克担任沙夫茨伯里的私人医生，1667年为沙夫茨伯里实施了肝脏手术，这可能救了沙夫茨伯里的命。

从此以后，约翰·洛克的命运与沙夫茨伯里及开明的辉格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洛克在辉格党政府担任教会圣俸委员会以及贸易与殖民委员会的秘书。1668年，他被接纳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但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把锖力转向著述。

1675至1679年间，洛克因健康原因居住在法国，他会晤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与伽桑狄的伊壁鸠鲁哲学的追随者建立起尤为重要的联系。

1679年，洛克回到英格兰，此时围绕王位继承问题的危机即将爆发。査理二世没有后嗣，只有一个兄弟詹姆斯，詹姆斯却是个公开的天主教徒。沙夫茨伯里领导的政党想把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排除在王位继承人之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发动叛乱，甚至剌杀詹姆斯。他们有意煽动一场恐慌，说教皇策划了一个使英国重归天主教会的阴谋，但他们的计划泄露了。1681年，沙夫茨伯里被关进伦敦塔，以叛乱罪受审，尽管被宣吿无罪，他还是于1682年逃往荷兰避难。

洛克再次回到牛津时，他被怀疑为沙夫茨伯里的同谋，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新国王詹姆斯二世正力图在英格兰建立绝对主义壬朝，所以把注意力转向英国大学里讲授的“危险”思想。1683年7月，詹姆斯二世下令焚书，这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焚书。洛克亲眼目睹了书籍扔进熊熊大火的场面。1683年秋天，他与沙夫茨伯里一道流亡荷兰。王室对此的反应是与大学官方串通，撤销了洛克在牛津的职位。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认为，洛克受到英国王室的不正当怀疑，但他的日记中有证据表明，他在那些年里与沙夫茨伯里密切合作，这使得他自愿流亡。此外，洛克与发动1688年光荣革命、随即在英国建立起有限立宪君主制的那些人过从甚密。1689年2月，他护送被废黜的詹姆斯国王的女儿、奥伦治公主玛丽回到英国。两天以后，玛丽和丈夫奥伦治亲王威廉被授予英国王位。他们登上英国王位，成为英格兰的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

洛克在英格兰度过余生。他仍然很有政治影响，他的著作以及一批积极拥护其观点的国会议员都发挥了作用。他们的保护人是约翰·萨默斯勋爵，有一批人像他这样把自身的政治命运与威廉三世和玛丽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洛克继续研究和写作。1695—1699年间，他专心教导沙夫茨伯里的孙子、沙夫茨伯里伯爵世安东尼·阿什利·库珀。洛克大多数时间住在弗兰西斯爵士和马沙姆夫人（卡德沃思的女儿）在奥茨的家中。他担任贸易与殖民部的专员，1700年他因健康状况恶化辞去了这一职务。他的晚年是在马沙姆的家里度过的。 

在1689年，即他57岁之前，约翰·洛克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此外，他坚持匿名发表《政府论两篇》（1690）、《论宽容的信札》（1689、1690、1692）和《基督教的合理性》（1695）。他只是私下里对少数推心置腹的朋友承认过自己是这些书的作者，当他与这些书的关系的传闻四处传播开来时，他十分恼火。洛克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匿名，但无论在英国还是欧洲大陆，人们一致认定这些书是出自他的手笔。

洛克是英国自由主义和立宪君主制的早期政治理论家之一，他关于政治社会的起源和政教关系学说包含了之后自由主义理论的各项基本原理：奠定了人类自由基础的基于理性的自然法假说、绝对的法治保障政治社会自由的观点、孕育出政治体系（经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的社会契约观念、人民有权发动革命反抗不适当的政府的主张、对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的呼吁、基于财产观的自然权利的主张以及对个人主义的极力推崇。

洛克毕生经历过许多次政治危机的严峻考验，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亲身见证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处死一位国王、激进的民主以及后来革命共和国的无政府状态、王政复辟及企图把绝对君主制强加给不情愿的人民、第二位国王遭废黜、以限制王室权力为前提接受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英国政治充分体现出圣公会、不从国教者和罗马天主教等宗教团体之间的冲突。洛克试图阐述一种允许不同宗教共存、又不致造成政治动荡的理论。

洛克的政治理论及同等重要的认识论（知识论）的背后，是以培根的思想为基础、并在伦敦皇家学会的研究中得到体现的经验主义哲学。《人类理解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不仅把经验当作知识的基础，还宣称使用的是“朴素的历史方法”，洛克想通过这一术语说明，他描述了在他看来属于人类感觉及其与观念的关系的客观事实。他把培根的自然史观念当作收集和说明客观事实的一个步骤。这一步骤得出基本的数据和主要材料，藉此构建（以逻辑归纳为基础的）新知识体系。洛克提出要创立关于人类知识和理解的学说。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出，人类的知识基于两个因素，经验和反省能力。所谓经验，洛克指的是感觉经验，即耳闻目睹、品尝触摸产生的各种感觉。所谓反省，他指的是人类运用理性的能力。

洛克把最初的心灵描绘成一张“白纸”、一间“空阁”。实际上，用“白板”一词来描述心灵的是把伊壁鸠鲁哲学传播到17世纪英格兰和法国的皮埃尔·伽桑狄。洛克解释说，降生时人的心灵中并没有刻下任何观念，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证明一切观念都不是先天形成，而是源自于后天的经验。这些论点矛头直指伟大的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儿，笛卡儿认为存在某些逻辑上的先天观念。 

感觉经验在最初的心灵白纸上刻写下简单的观念。观念的形成过程并不清楚，似乎是起源于机械哲学对感觉的描述，霍布斯就曾描述过各种感觉。但洛克并没有清楚地阐述自己的思想。

两个或更多简单观念相加即构成复杂观念（一个简单观念+另一个简单观念=一个复杂观念）。理性（反省）开始参与进来，制造出越来越抽象的观念。整个过程产生了一种知识，从哲学角度看，它不确定，也不真实，但就日常生活而言，它是可靠的、有用的。 

洛克的感觉心理学促进了启蒙运动时期认识论和心理学的新发展，贝克莱和休谟分别站在唯心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立场批评洛克。哈特利从《人类理解论》的一个不成熟的观点出发，创立了联想心理学。孔狄亚克神父在洛克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极端的感觉心理学。洛克的经验主义还成为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灵感源泉和理想。

洛克的教育观部分源自经验主义。他在几封致一位询问培养子女之道的英国友人爱德华·克拉克的信中概述了这些思想。后来，洛克根据这些信中的材料编撰了一本书，以《教育漫话》为题出版。他的教育理沦着眼于这样一个观点：心灵是一张记录经验的白纸。所以，在他看来，教育无疑是塑造孩子整个性格和心灵的一个发展过程。洛克提出，安排孩子的教育必须考虑到他或她的特殊要求和长处。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身体健康、为人正直、心理健全的人。教学不能死记硬背、生搬硬套，应当培养孩子的智力，开展各种游戏活动。学生获得基本的技能和语言能力后，教师要着手进行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培养学生综合的推理能力。课程设置应该重视现代语言而不是古代语言（拉丁语是可以开设的），此外还有地理、算术、天文、几何、伦理学和民法。学校还应该开设音乐、舞蹈课程，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会记账，掌握一门手工技艺。换句话说，洛克是在建议，应当修正以逻辑、修辞和古代语言为基础的传统人文课程，引入有助于培养性格、思想和实际技能的科目。 

这些观点在现代读者看来可能属子老生常谈，但在那个时代，它们意味着与传统的教育方法彻底决裂。在整个18世纪，教育改革家无一例外地吸收了洛克的观点。 

最后，洛克给18世纪留下了一整套令人信服的支持宗教宽容的论证。这些论证结合了各种基督教学说的既定理论与强调宽容对于各个国家的益处的实用主张。《论宽容的信札》蕴涵的思想最终与政教关系领域的其他新发展相融合，共同开创了积极争取宽容和自由的开明运动。

洛克阐述了政治理论、心理学、教育和宽容等四个领域的基本思想，奠定了日后启蒙理论的基础。不论今天的人们对他的思想是多么耳熟能详，但只要将其置于17世纪英国的思想氛围和政治骚动的背景中，就能发现他的思想具有崭新的意义。认清这些意义就能清楚地了解这些思想为何对早期启蒙运动产生了如此深刻的革命性影响。

《政府论两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洛克的政治理论著作，1690年首次出版，是启蒙运动政治理论的主要灵感和思想来源之一。截至1789年，《政府论两篇》分别于1690年、1694年、1698年、1713年和1764年出过五个英文版。此外，1713—1764年间，此书大约每五年就重印一次。1764年的版本旨在修订重印时出现的大量错误。 

1691年，即此书首度出版18个月后，荷兰出版了胡格诺派流亡者大卫·马泽尔翻译的法文译本。这个版本大量窜改了原著，《上篇》以及《下篇》的“前言”、“第一章”都不见了。这个译本定名为《论公民政府其微妙的变化在于强调了人民有权起义反抗君主。这个法文译本在整个欧洲大陆广为流传，并且引发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哲学家褒贬不一的反应。18世纪，这个法文译本重印了12次。洛克也收藏了一本法文译本，应该知道这种蓄意窜改的情况。

洛克写作《政治论两篇》是为了回击罗伯特·菲尔默的《父权制》以及霍布斯的《利维坦》中的某些论点。菲尔默的书出版于1680年，他在书中为绝对君主制辩护。它得到了斯图亚特君主及其托利党拥护者的高度重视。支持辉格党的洛克写成《下篇》的时间大约是1679—1681年间，而不是人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的1688年。《上篇》写于1683年洛克看到菲尔默的书之后。整部著作直到1690年才出版，当时所起的作用肯定是在理论色上为1688年光荣革命辩护。 

《上篇》逐一驳斥了菲尔默的观点。菲尔默认为，父权制以及绝对主义这一放大的父权制形式是建立在《圣经》教义基础之上，因而体现了天意。地球上的第一个人亚当被任命为统治全世界的君主，成为所有后裔的家长，菲尔默还试图诉诸于《圣经》和历史传统，来为17世纪绝对君主制提供合法化证明。洛克也和菲尔默一样从《圣经》中寻求论点，但用《圣经》的资料推翻了菲尔默的主张。 

《下篇》包含了洛克核心的政治理论，对启蒙运动而言具有重大意义。洛克在《下篇》一开头就断言，所有人（相对于他人而言）全都是自由的，并是（与他人）平等的。这种状况是上帝在人类历史发端之时规定的。然而，自由并非某人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的权利，而是通过基于理性的意志行为决定在上帝赋予的向然法则（自然法）的范围内生活。

在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都拥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利。洛克的意思是，任何人都有权运用自然法来反对那些违背了自然法的人。

洛克的这种观点似乎意味着，人类彼此之间总是不停地斗争和争吵（霍布斯的观点），但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类倾向于互相帮助，而且尽，力谋求和平。他有意识地把原初自然状态的人类与北美殖民地的印第安人进行类比。

洛克对人类自然状态做了田园诗般的描述。那么，是什么促使人们放弃这一状态，建立起社会和政府呢？洛克提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新答案：保护财产的需要使人们放弃了自然状态。

洛克的财产概念往往被误解成单纯指土地和动产等物质财富。这种误解在某种程度上是洛克本人造成的。在《政府论两篇》专门论及财产的一章中，洛克就是从这种物质的角度来讨论财产的。

不过，在把财产当作社会形成的动因加以讨论时，洛克对财产有一个宽泛的定义。他特别写道：“每一个人都拥有他本人这一财产，因此他身体的劳动和他双手的工作也是属于他的。”他进一步拓展了这个观点，认为个人的财产意味着生命、自由和产业（地位）因此，保护财产就是保护生活、自由、产业和物质财富。

人们一旦意识到需要组成某种社会，便聚集起来，同意将某种权力赋予专门指定的当局。这种协议就是社会契约，与之相伴的就是概述正式权力结构的宪法。国家的绝对主权永远属于人民，任何时候，只要受委托的领导人滥用权力，人民就可以用革命的方式推翻他们。

在解释了这种基于同意的政府的社会契约论之后，洛克详细阐述了政府的形式。在他看来，理想的政府是把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分开的政府。按照洛克的观点，立法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应由全体公民直接选出的代表来行使。洛克暗示了分权学说和相互制衡思想，孟德斯鸠在后期的著作中更为明确完整地阐述了这些思想。 

洛克学说包含了英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要素，确实为光荣革命提供了理论辩护。他的学说成为启蒙运动的主流，奠定了基于代议制政府、宪法和法治的政治改革的基础。《政府论两篇》的思想与孟德斯鸠的思想一道为美国革命和温和阶段的法国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论宽容的信札》（Letters on Toleration）

洛克分别于1689年、1690年和1692年发表的三封信。第一封信包含了洛克宗教宽容思想的精髓：宗教宽容是启蒙运动诸多代言，人为之不懈奋斗的一项事业。《论宽容的信札》最初是洛克应荷兰朋友菲力普·范·林博奇之请用拉丁文写成。1689年，它同时用英文和拉丁文刊印和出版。 

在洛克之前，人们就已经不时呼吁宗教宽容，但洛克为同辈及18世纪的追随者提出了一系列极为有力的论点。他把植根于神学和哲学的理论依据与基于效用和国家利益的现实理由结合起来。 

洛克断言，宽容的态度是真正的宗教的标志，因为信仰首先应该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情。他从这一立场出发反思了虔敬主义、寂静派和贵格会表现出来的倾向于更为独特的宗教形式的趋势，在洛克看来，任何真正的宗教的信仰者都会表达对人类同胞的爱，会笃守美德和虔诚。教义之争实属无益，尤其因为任何闭体都不可能宣称掌握了获得拯救的唯一途泾。

针对那些拒绝承认这种关于宗教性质的论点的人，洛克提出了现实的论据。强迫人们接受某些信仰是徒劳的：心灵总能保持独立，强迫人们遵奉某些信仰只会带来表面的服从和伪善。

洛克最后补充了基于政教关系的论据，这些论据来自于他的政治理论，教会是自愿结成的团体，其宗旨是为了处理精神事务。国家在这些领域不具备任何权力，因此不应当企图控制这些领域。

《论宽容的信札》捍卫良知自由和人身自由，规定自由的行使不得伤害他人或其他团体。但是，洛克并未构想彻底的思想自由，最终否认了无神论和罗马天主教的信仰自由。他在写下这些信时心里想到的是新教，〖目的是想使人们相信，17世纪时造成英格兰分裂的教派冲突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 

参见责格会

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Anthony Ashley Cooper，Third Earl of）

1671—1713，这里指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英囯作家、自然神论者、道德哲学家和早期美学理论家。沙夫茨伯里是洛克的主耍保护人沙夫茨伯里伯爵一世之孙。小沙夫茨伯里幼年时，洛克曾做过他的家庭教师。

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进入英国议会，先是于1695到1699年间任下院议员，继承伯爵头衔后，又于1699至1702年间任上院议员。由于体弱多病，沙夫茨伯里于1709年离开英格兰，在意大利度过余生。

沙欠茨伯甩质疑公认的基督教世界观，厌恶宗教狂热，对教会制度在英国所起的作用持批判态度。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开始寻求一种取代基督教的哲学和现实观点。他形成了一种把自然和自然事物与神和仁爱合而为一的基本观点。自然洋溢着神所具备的各种品质：和谐、美、真理与仁慈，人类借助道德感这一天赋的心理机能也能认识这些品质。道德感产生的是直觉，而不是关于和谐、美、仁慈、真理的理性知识。因此，想象而非理性或经验（感觉）在塑造人们对世界的知觉方面起了更大作用。 

沙夫茨伯里把真理、仁慈和美相提并论，因而势必关注美学和道德哲学问题。他给启蒙运动留下了第一个全面的美学理论，不仅论述了美的本质，还涉及创造美的活动。正是沙夫茨伯里把天才概念引人启蒙思想。他还使美学理论不再关注美的客体或美的体验，转而强调艺术天分如何主要在创造美的活动中展现：通过这种创造活动，人直觉地与自然的美、和谐、真理与仁慈融为一体。

沙夫茨伯里的思想在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美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促使知识分子去关注直觉和想象在人类知识创造中发挥的作用。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沙夫茨伯里的态度为蒲柏所采纳，他的观点还影响到巴特勒、弗格森、哈奇森、凯姆斯勋爵亨利·霍姆的思想。曼德维尔是沙夫茨伯里的第一个主要反对者，他有意地与沙夫茨伯里的“无私的快乐”观念针锋相对，把利己心作为推动人类社会的动力。 

沙夫茨伯里的著述包括一部三卷本的文集《人、风俗、舆论和时代的特征》（1711）、《道德家》（1709）、《独白，或对一位作者的建议》（1710）。 

参见自然神论

曼德维尔（Mandeville，Bernard）

1670—1733，荷兰裔英国医生、道德哲学家。曼德维尔出身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鹿特丹的一个医生世家，祖上三代都是医生。曼德维尔效法先辈，少时入鹿特丹伊拉斯谟学校，后被著名的莱顿大学录取，攻读医学和哲学。他的诊所主要治疗神经和胃部疾病。

获得医学学位后不久，曼德维尔定居英格兰。在行医之余，他开始从事写作。讽喻作品《蜜蜂的寓言》使他名声大噪。这部著作最初的版本是一部名为《怨声喧嚣的蜂房》的诗篇。1705到1729年间，曼德维尔用了24年时间重写这部作品，回应尖刻的批评，维护、拓展自己的某些观点。 

《蜜蜂的寓言》一开篇就与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安东尼·阿什利·库珀的道德哲学针锋相对。沙夫茨伯里提出了一种认为人性的核心是仁爱特性的人性论。他认为这种仁爱的特性是人类道德行为的天然源泉。 

曼德维尔反驳沙夫茨伯里的仁爱理论，强调人类的美德直接源于人类的恶习和追逐私利。例如，妒忌、虚荣以及性喜奢侈会刺激人们购买东西、挥霍钱财，从而促进特定产业和商业。就连小偷也有益于社会，因为他们使锁匠有事可做，还花掉他们偷来的钱。正如曼德维尔所说：“全体民众中之最恶者，也促进了公众之利益。”

曼德维尔主要关注国家及个人财富的创造问题。他抨击一般的美德观念，因为这种美德使人们不花钱，从而阻碍了财富的创造。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他用蜂群来类比人类社会。他认为，一旦蜜蜂也有美德，蜂群的生产活动就会突然停滞，蜂群连自身的生存也无法维持。

曼德维尔强调恶习、商业、消费和勤劳的积极效应，这似乎表明他赞同旨在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政策。但曼德维尔的主张恰恰相反。曼德维尔认为不应改变穷人的状况，穷人的工资只应维持在足以购买基本必需品的水平上，不能再给他们任何东西。为穷人提供教育，或是提高其购买力，将导致社会的瓦解和混乱。

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在很大程度上获益于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两人的著作表明，商业国家——如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英国——的特殊环境，在启蒙运动时期促进了强调个人主义、私利与社会利益相互依存的学说。

参见政治理论

贝克莱（Berkeley，George）

1685—1753，爱尔兰哲学家、教土、心理学家。贝克莱是英国经验主义这一启蒙运动时期主流心理学理论的重要人物。 

贝克莱的父母是定居爱尔兰的英格兰人，他进入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哲学。1707年，他成为都柏林大学研究员，后任图书馆员（1709）、神学、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讲师（1721—1724）。1713年，经斯威夫特引见，贝克莱进入英国宫廷。1721年，他担任德里的圣公会地方主教。1728年，贝克莱随身携带一份在百慕大创办一所大学的特许状横跨大西洋。由于缺乏资金，大学并没有建成。之后的三年时间（1728—1731）里，贝克莱一直住在罗得岛的纽波特。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城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734年，贝克莱成为都柏林克罗因教区的圣公会主教，他任这一职务直到去世前的1752年。 

贝克莱的哲学兴趣集中在心灵与物质的属性、两者的相互关系以及知识的确定性等问题。他阐述了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心理学，即众所周知的主观唯心主义。贝克莱还提出了一种相关的意义理论和视觉理论。

贝克莱在自己的著作中回应了洛克的经验主义心理学。洛克否定了笛卡儿学说的“先天观念”（与生俱来的观念）之说。洛克建立起一种新的经验主义心理学，这一学说断言，心灵的一切观念实际上起源于我们对客观物质、对外在于心灵的客观世界的感官经验。洛克指出，人类呱呱坠地时，心灵只是“一块白板”，有待经验的刻写。洛克认为，感官经验在心灵中形成的观念是确定而真实的。 

贝克莱赞成洛克反对先天观念之说，强烈批评过分的理性主义，在他看来，过分的理性主义无异于滥用数学。例如，他抱怨数学家认为直线可以无限分割的看法，他认为这种观点否定了感官经验，因而是荒谬的。

然而，贝克莱抛弃了洛克的这样一种主张：关于外在物质世界的经验能够产生某种关于真实物体的知识或真实观念。他认为洛克的学说实际上会把人们推向怀疑主义。洛克认为，心灵从其接受到的各种感觉中创造出客观真实的观念，可归根结底，有什么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证实这一主张呢？

贝克莱声称已经用一个更为精确的假说来解释观念与外部实在的关系。他称自己的新假说为“非唯物义的假说”。到18世纪，这一假说逐渐被人称作唯心主义。这个非唯物主义的假说主张，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实在是心灵的实体。我们无从确定我们关于心灵之外的客观世界的观念是否真实。拉丁文短语“esseestpercipi"（存在就是被感知）概括了贝克莱的这一假说。换句话说，有形的物体只有在被个人的心灵感知（感觉）时才存在。知觉的正确性有赖于这样一个事实：特定的感官经验会反复产生相同的知觉或观念。 

我们必须强调的重要一点是，贝克莱同洛克一样认为，观念是经验的产物。不过，与洛克不同的是，贝克莱否认这些观点必然反映客观世界的物质实体。

贝克莱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于两本重要的著作：《视觉新论》（1709）和《人类知识原理》（1710）。尽管贝克莱以心灵哲学而闻名，他还著有批评牛顿的文章《论运动》（1721）和一篇捍卫基督教和有神论的《阿尔西弗朗或渺小的哲学家》。 

参见数学与力学、心理学

哈特利（Hartley，David）

1705—1757，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哈特利是一位牧师之子，他自己也准备当牧师。但是，他无法违心地在正统圣公会教士必须签署的《三十九条信经》上签字。《信经》详尽说明了圣公会的正式教义，哈特利尤其反对关于永灭的学说。出于对圣公会的厌恶，他进人剑桥大学学习医学，此后终生行医。他在心理学领域对启蒙运动思想活动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试图把心理学完全建立在神经系统机能的生理学理论基础之上。他还将洛克的心理学与牛顿的物理学融为一体，阐述了一种称为联想心理学的心理学理论。 

在《人类理解论》的一个章节中，英国经验主义心理学的创立者洛克概述了联想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并不是洛克理论的核心。哈特利发展了联想观念，使之成为联想心理学的主导性概念。因此，哈特利被公认为联想心理学的创立者，尽管这个概念并非他的独创。作为经验主义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联想心理学不仅在启蒙运动初期与各种经验主义心灵学说和认识论同样受欢迎，还在18世纪下半叶主导了心理学领域。联想心理学为启蒙运动关于人类经验的塑造力信念提供了心理学和哲学基础。

联想论试图解释感官经验所形成的简单观念是如何组成并发展为更加复杂的观念的。二元论心理学（即心灵和肉体截然不同）认为心灵和肉体遵循相似的法则（心理学中的身心平行论）。针对一个外在对象的感官经验会造成神经粒子的振动（取自牛顿的观点）。伴随着肉体的这种振动，心灵也会产生类似的细微振动，观念由此诞生。肉体与心灵振动的比例关系是1：1，心灵的细微振动精确复制了身体神经的振动。因此，心灵中的观念成为肉体感官经验的精确复制品，同样，感官经验精确复制了外部客观世界。 

两组或更多不同的振动同时并反复出现，就产生了联想。这些彼此相关的振动及相应的观念根据严格的算术法则叠加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复杂观念。人们可以很轻易地把这些观念分解（解析）成各个组成部分。联想心理学清楚表明了科学革命时期机械哲学孕育出的分析方法。

与许多开明的同时代人一样，哈特利认识到，感觉心理学包含对人类自由和道德的认识。在他看来，响应一个复杂观念的行为胜于单纯对一种感觉所做的反应，它是负有责任的个人的自愿行为。他意识到，快乐或痛苦的感觉能够增强某些观念的力度，从而有助于塑造行为。他识别出其作用的各种感觉分别是知觉、想象力、野心、自利、同感、神意感应（对上帝的感情）和道德感。在哈特利看来，同感、神意感应和道德感等三种感觉具有尤为重要的道德价值。

哈特利在大部头的著作《论人及其结构、义务和期望》（1749）中阐述了自己的心理学理论。普里斯特利、达尔文、葛德文接受了他的思想，融入到各自有时截然不同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普里斯特利尤其促进了哈特利思想的传播，他出版了《论人》的节略本《哈特利基于联想观念的人类心灵学说》（1775）。 

参见伊壁鸠鲁哲学、道德哲学

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Sir William）

1723—1780，英国法官、法学家、作家。布莱克斯通的父亲查尔斯·布莱克斯通是伦敦的一个丝绸商。布莱克斯通在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接受教育。1741年，他进入中殿学院学习法律，1744年被选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1746年，他进入英国法律界，1753年后专心在牛津大学讲授法律。 

威廉·布萊克斯通像，托马斯·唐斯博罗作  

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写作了优美的《英国法释义》。这是一部研究英国法律传统的著作，被专家和业余爱好者广为传阅。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布莱克斯通在牛津大学颇为成功。1758年，他成为牛津大学首位瓦伊纳英国法讲座教授，1761年出任新律师学院院长。1763年，他被任命为夏洛特王后的法律顾问。1761—1769年，布莱克斯通担任下院议员。1770年起，他担任高等民事法庭的法官达10年之久。

《英国法释义》（1765—1769）奠定了布莱克斯通在英格兰启蒙运动史上的突出地位。这部题献给夏洛特王后的著作面向学者、专业律师和普通大众，用精美的散文体提供了英国法律汇编。 

布莱克斯通在《释义》中解释了英国政体的法律基础（宪法）。17世纪英格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内战和1688年光荣革命——已经促使人们广泛探讨这一问题。布莱克斯通认为，英格兰的主权以“王在议会”为基础。换句话说，国王与上下两院的结合形成了不可分割、无可争议的权威。 

《释义》力图阐明普通法、市民法或罗马法、自然法、神法或天启法等各种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布莱克斯通明显注重普通法，即英国数百年历史中形成的习惯法。不过，他并不满足于单纯地使普通法系统化，还试图表明历史形成的英国普通法与普遍的自然法之间的本质联系。为了证明独特的英国习惯（普通）法的绝对权威，他使用了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概念——源于宇宙万物自然秩序的万国法概念（即自然法）。在布莱克斯通的著作中，英国习惯法代表或等同于自然法。 

布莱克斯通宣称，必须遵从以普通法为基础的英国宪法。他的这一观点明显背离了英国传统，并与洛克学说直接对立。按照布莱克斯通的观点，宪法不再被视为习俗的反映或英国人民意志的表达，而是真实反映了英格兰基本的政治权力结构。普通法的权限并不在于它是由议会中的人民代表制定的，而是因为它反映了普遍、绝对的自然法。

在18世纪英国政治的背景下，布莱克斯通对普通法的诠释支持了现行秩序，并賦予其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是以历史或社会契约为基础，而是基于所谓宇宙万物的秩序。它不仅重新确认了1688年后确立起来的国王、议会与国家的关系，还重申了世俗政府与英国圣公会之间的正式关系。

传统的政教关系依据这样一种主张：自然法与神法都是出于上帝的创造。既然二者皆是上帝所创，彼此之间也就不会发生冲突。根据英国传统，神法判定英格兰国家与圣公会之间存在正式的联系。既然自然法不能与神法相抵触，那么，自然法也必须证明这种联系。布莱克斯通沿着这一思路宣称·既然英国普通法是自然法的对等物，自然法本身又等同于神法，那么，普通法就含蓄地反映了神法。所以，普通法也必然支持国家和圣公会之间的传统关系。如果用数学术语来表示，这一论证的逻辑显而易见：a代表普通法，b代表自然法，c代表神法，如果a=b，b=c，那么a=c。 

英国和美洲殖民地的新教不从国教者立刻理解了这一逻辑及其对他们在英国制度中的地位的意义，他们反对这推理方式。例如，在美洲殖民地，1771年《释义》的出版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小册子，反驳布莱克斯通关于政教关系的解释。一部题为《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的〈英国法释义〉的有趣附录》（1771）的小册子收录了激进的不从国教者普里斯特利的几篇评论文章。 

尽管争议不断，布莱克斯通的《释义》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晚期英格兰和美洲殖民地的政治争论。它成为英美法学研究者的标准读物。此外，许多大学把这本书定为文科基础课程的参考书，从而有助于促使公众重新思考法学。 

参见圣公会、政治理论

哈奇森（Hutcheson，Francis）

1694—1746，道德哲学家、美学理论家，许多学者认为他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最早的重要人物。哈奇森出生在爱尔兰，双亲是苏格兰人。哈奇森步祖父和父亲的后尘，先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神学，后成为长老会牧师。1719年，他f次担任牧师之职，在爱尔兰乌尔斯特一座长老会教堂当牧师。不久，他允诺帮助不从国教者在都柏林创办一所学院，并在1729年前一直在那里教书。自1730年起，哈奇森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直到1746年去世。哈奇森门生众多，年轻的斯密就是其中之一。当时，道德哲学涵盖了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政治理论以及基本的经济学。哈奇森的思想不仅促进了英国和欧洲大陆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形成，在北美殖民地也廠得了杰斐逊这样的崇拜者。 

哈奇森对伦理学、人权哲学和美学理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反对克拉克所主张的道德源于理性的观点。同样，他也反对自己的同亊里德的常识哲学，因为常识哲学认为合理的（以理性为基础的）常识能够揭示客观的道德真理。

弗朗西斯·哈奇森像  

哈奇森的道德惑哲学和美学理论界定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范围。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亨特艺术陈列馆供图。

哈奇森借鉴了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安东尼·阿什利·库珀的道德感观念，创立了一种道德感哲学，把关于特定行为之美德的主观感觉或感情作为伦理观念的基础。作为人类的一个普遍特征，道德感的运作机制类似于其他的人类官能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哈奇森认为，应当依据各种体验是否能够形成令人愉悦的观念，来评价这些体验。哈奇森提出，一项特定行为所产生的快乐体验使人们举止适宜、合乎道德相反，人们会避免将带来个人痛苦的恶劣行为。在第，部著作《关于美和美德观念起源的研究》中，哈奇森否认理性能给我们带来道德知识或道德洞察力，在后来的两部著作《论激情和爱情的性质与行为》与《关于道德意识的说明》（均于1728年出版）中，他对这一观点略有修正。他在后两部著作中提出，理性有助于人们区分良好行为与不良行为，从而对于人们判定道德真理起到了次要的作用。理性还有助于我们描绘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利益的行为，理解激发人类行为的动机。因此，理性深化了我们的道德知识，但是，如果没有道德感所带来的基本知识，理性亳无用处。 

哈奇森的美学理论大致上类似于其道德感学说。他认为美是能够带来某种快感——尤其是那些常见的、不变的、和谐的快感一一的特定感觉。 

除了已经提到的论著外，哈奇森的著述还包括：《道德哲学人门》（1747〉、《形而上学纲要》（1742）、《逻辑学概论》（1756）、《道德哲学体系》（1755）。 

里德（Reid，Thomas）

1710—1796，苏格兰哲学家，常识哲学的创立者。里德出生于一个长老会牧师家庭，像前辈一样进人神职界。他在阿伯丁学院当过十年的图书馆馆员，1737年起担任阿伯丁附近新马哈尔的长老会牧师。1751年，他受聘为阿伯丁国王学院教授，遂辞去了神职。1764年，里德接替斯密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1781年，里德从格拉斯哥大学退休，仍然是一位活跃的哲学家和作家，于18世纪80年代出版了常识哲学的重要著作。他死于1796年。 

里德系统阐述了常识哲学，以回应休谟在《人性论》（1739）、《关于人类理解的哲学论文》（1748）以及《哲学论文》得到更广泛阅读的一个版本《人类理解研究》（1758）中表述的怀疑主义。里德宣布，休谟错误地认为人类心灵只能确切地了解自身的主观活动。里德把常识作为人类心灵认识客观事物的证据。他认为常识，例如，“时代与民族的一致，博学者与未受教育者的一致，以及各种语言，的结构和语法的结论”，是人们普遍掌握的知识形式。1764，里德在《依据常识原则探讨人类精神》中发表了自己的学说。这本书确立起里德作为道德哲学家的地位，他也因此被聘请到格拉斯哥大学任教。 

里德着手研究感官体验是转化为有意识的观念（知觉）的方式。他不同意认为理性影响那一转化过程的观点。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他指出婴儿和儿童虽不具备理性却有各种知觉。按照里德的看法，上帝的意志决定了人类知觉的真实性，人类语言的性质和结构则保证了人类的知觉。换言之，人类共同的理解力和语言能力孕育出某种普遍适用的常识理解力。 

常识哲学深深植根于人类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共同的社会体验。这种对理解力共性的强调使里德的常识哲学完全处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流。

苏格兰和英格兰知识分子对里德的新哲学有不同的评价。詹姆斯·贝蒂使常识哲学在英格兰广为流行，爱丁堡的知识分子却相当冷淡，例如，1774年，化学家、医师普里斯特利出版了一本猛烈抨击里德著作的书《论里德博士关于人类精神的研究》。 

不过，1785年后，常识哲学开始以一种在某些学者看来是革命性的方式支配了道德哲学。里德为其学说寻求科学基础，从而回应了对其观点的批评。他借鉴了以往的心理官能心理学，详细阐述了常识藉以产：生知觉的机制。后来里德又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两部著作《论人的智力》（1785）和《论人的积极力量》（1788）。他辨别出心灵的24种积极力量和6种智力，这些力量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灵之中，共同产生出人人都具备的知识。 

里德的弟子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把这种分析的、科学的常识哲学加以通俗化。通过斯图尔特的通俗化，官能常识学说影响到加尔，加尔把它加以变通融人颅相学。

参见认识论、心理学

休谟（Hume，David）

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随笔作家，启蒙运动中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休谟研究了17世纪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都没有圆满回答的人类知识（认识论）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他也向启蒙运动中期的知识分子重新提出了怀疑主义问题他奠定了现代经验主义哲学得以发展的分析基础。

休谟的分析不仅涉及认识论，还涉及心理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他的盛名不仅源于对关系概念的开创性研究，尤其来自对因果观念（因果关系）的分析，他奠定了心理联想理论的基础，哈特利利用这一理论的素材创立了联想心理学。休谟还从认识论和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们的自我概念和个人认同的起源问题，随着18世纪哲学家抛弃了基督教的灵魂观念，这个问题已变得日益紧迫。

大卫·休谟像  

启蒙运动中期，休谟给怀疑主义遗产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怀疑主义祈的动力，使之成为批判性探究人类知识的工具，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除这些研究外，休谟还提出了一种完全以人类心灵的自然活动为基础的伦理和道德学说。休谟拓展了哈奇森、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安东尼·库珀等前辈所使用的道德感观念。

休谟在《人性论》（三卷，1738—1739）中概述了这些早期的思想。虽然日后他否定了这部著作，把它视为一项不成熟的研究，这本书却成为他最有影响的著作。休谟更喜欢后来写的两本书《人类理解研究》（1758）和《道德原理探究》（1751），前者是《人性论》前两卷的修订本，后者则是在《人性论》第三卷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休漠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类如何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他从感官经验着手，借鉴了洛克关于感觉印象和观念的思想。休谟认为，人类感官经验（印象）所形成的资料是人类科学的基本事实。严格地说，凡是不以这种经验为依据的信息，都不能称之为知识，而只是一种信念。 

但是，这种感官经验面临一个难题，举例来说，我看到一棵树，会说我看到一棵树，我摸到一棵树，会说这里有棵树。我做出这些陈述时，是在假定这个世界真实存在一棵树的实体。但是，除了对被称作“树”的东西的视觉形象和触觉之外，我其实并不知道关于这棵树的任何东西，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意象和感觉与世界上的那一真实物体有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归根到底，我们会受到各种感觉的误导。住沙漠里，我们看到海市蜃楼，夜空的月亮看起来比其他天体大得多。因此，在休谟看来，感觉是知识的基础，但这一基础与外在实体没有必然的联系。 

那么，我们关于世界及其秩序的知识从何而来呢？休谟解样说，知识源于基本的感觉印象，心灵把基本的感觉印象转化为简申视念（对印象的換糊复制），再把这些观念自由组合，形成复杂观念，虽然观念可能有无穷多种组合方式，但出于习惯，心灵倾向于根据三种基本的联想模式把观念结合到一起，这些模式是时空接近性，因果关系、相似性。休谟把这种联想模式称为“自然的关系”。 

休谟分析了关系问题，认为因果律（因果关系）涉及的是时间连续的过程，他论证道，我们假定事件X导致亊件Y（例如，火产生热），是基于我们的经验中第二个亊件（Y或者热）总是在第一个亊件（X或者火）之后发生。我们由此认为，这意味着X确实导致了Y（火确实产生了热），但是，我们无法以哲学的确定性断定，X再次出现，Y也必定随之发生。同样，太阳每天早上都会升起，可我们无法确定明天早上太阳是否会升起。我们假定太阳会升起，依据的是我们的经验，但这个假定实际上是基于信念或信仰，而不是确定的知识， 

休谟之所以把注意力集中于因果关系，乃是因为因果关系是建构经验主义知识体系的最重要的基础。他表明，这种体系，实际上包括所有以经验力基础的知识体系，关乎信仰或信念，而不是确定性。因此，他向所有经验科学的可榉性和基础提出了质疑。怀疑论者休谟有力地否定了英国经验主义从培根和洛克那里继承的建构综合性知识体系的汁划。

体谟对理性主义也持同样的批判态度，他表明了逻辑作为获取现实理解力的手段的局限性，根据休谟的观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无法产生关于外部世界的真正知识。人们在处理物质世界和日生活时，实际上是依据自身的信仰行事。所以，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而言，信仰至关重要，并且是对抗极端怀疑主义的唯一手段。因此，休谟决意研究信仰的基础。 

休谟把自己的认识论和心理学体系作为考察宗教信仰的基础。在《自然宗教对话录》（1779）和《宗教的自然史》（1757）中，休谟从心理学角度诠释了部分源于培尔的《历史批判辞典》所描述的各种宗教形式，休谟被指控为提倡无神论，1761年，罗马宗教栽判所把他的全部著作都列入《禁书目录》。 

休谟从自然的人类心理的立场考察信仰问题，必然会拓展其研究领域，涵盖宗教信仰和现实信念。他排除了是否存在非物质的灵魂问题，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无法理解的问题。他的意思适说，理性和经验都无法提供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知识，因而对其不予考虑。休谟同样不愿研究基督教和其他天启知识的内容。这些事物从本性上说来自于上帝，旨在增加人类的理解力，超出了人类的知识范畴，因此无法加以讨论。 

休谟把注意力转向信仰、宗教制度、习俗和仪式活动的现实表现形式。他完全抛弃了自然神论关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宗教本能的重大论断。他保留了认为上帝的存在出于设计的观点（物理神学），不愿把宇宙秩序体现出其智慧的存在物等同于以犹太教-基督教神祇为模型的造物主。

在休谟看来，神祇脱胎于原始人面对无法理解的世界时产生的恐惧。人类早期的初民把自身的恐惧归因于宇宙，把各种恐惧幻化成古代的众神。

各种文化的宗教历史遵循同样的发展过程，以多神信仰（信奉多个神祇）为开端，最后发展到一神教（信仰一个造物主）。休谟认为，这个过程并不等于进步。事实上，在休谟看来，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一神论宗教无异于致命的堕落，往往助长了教条的信仰、不容异说以及宗教狂热。人们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运用经验和深思熟虑所孕育的知识，才有望走出宗教荣枯盛衰的循环。因此，人类的信仰是个危险的东西，信仰对于生活必不可少，但必须时刻警惕，防止其形成有害的形式， 

休谟阐述了一种自然主义的伦理学说，把心灵的活动作为道德规范的基础，以此来取代源于宗教教义的伦理体系。与提出自然主义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者不同，休谟把道德行为的基础确定为情感而非理性。情感（或激情）起伏不定，或平静或强烈。强烈的感情，包括痛苦和快乐，直接激发了人类的行为。道德上的善使人快乐，道德上的恶令人痛苦。

平静的情感产生于更为复杂的根源，既包括痛苦或快乐之感，也包括对行为效用（有用性）的理性思考。不能仅仅从自利的角度来界定效用，还要考虑到对其他人的益处。

同感的心理机制使人们能够理解某一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人们拥有共同的道德情操，这有助于同感机制发挥作用。这些共同的情感构成了像其他生理感官（如视觉、味觉等）一样起作用的第六种感官，即道德感。这种第六感所带来的经验令人产生仁爱之心。 

道德感学说，尤其是休谟提出的道德感理论，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学术圈内招致广泛的批评苏格兰常识哲学就是直接针对休谟的理论发展起来的。这个学派的追随者，普赖斯、里德、乔治·坎贝尔、詹姆斯·奥斯瓦德和詹姆斯·贝蒂，提升常识的重要性，认为常识足以产生弥补理性和感官经验之不足的可靠知识。斯密以及德意志启蒙运动晚期伟大的普鲁士哲学家康德明确发展了体漠的某些思想。 

最后，在政治理论和历史领域，休谟也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思想。他出版了一部六卷本的《英国史》（1754—1763），涵盖了从恺撒入侵英伦三岛到1688年光荣革命的英国历史。他还有几篇探讨政治理论问题的论文：《论最初的契约》、《奇异的习俗》、《作为科学的政治学））。 

在休谟看来，正义、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成和法律都产生于其效用的情感印象。它们都不是基于事物的合理（以理性为基础的）秩序。因此，合法性并非产生于人民与其选定的领导人之间订立合理的社会协定或契约，而是源于领导人运用权力和维护安定的实际能力。例如，1688年光荣革命的合法性不在于一小撮密谋者为威廉三世与玛面二世提供了王位，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认可了它。 

休谟在诠释英国历史时，摈弃了辉格党的这样种观点：古代英国历史奠定了英国宪法所规定的有限君主制和代议制政府的基础。休谟指出，历史分析同样支持绝对主义君主制的主张。他坚持认为，要正确无误地描绘英国历史，就必须突出各种不同政治形态的冲突。 

休谟的著作贯穿着这样一个理想：创立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以对实际经验的深人观察为基础的人学。人们通过观察就可以揭示人类行为的事实，再经过归纳的过程，得出决定整个体系的少数几条原则。当然，休谟往往倾向于运用深人的观察来推翻建构体系的理想。但是，他逐渐不再坚持其逻辑立场所要求的彻底的怀疑主义。 

休谟出身于苏格兰乡绅家庭，是家中的次子。他进人爱丁堡大学求学，却发现正规教育令人生厌。于是，他转而博览群书，皓首穷经。1729年，由于过度劳累，他患上了神经衰弱。

在一次商业投机令人沮丧地失败后，休谟于1734年前往法国。在卢瓦尔河谷的小镇拉弗来什——笛卡儿和梅森曾在这里受过教育——休谟潜心撰写《人性论》。

1737年，他来到英格兰，渴望在学术事业上大展宏图。但是，《人性论》的反响令人失望。第二部著作《道德和政治论文集》（1741—1742）受到了一些好评。体谟向爱丁堡大学申请教授职位，但有人诬蔑他的哲学有无神论和异端倾向。 

1744—1763年间，休谟从事过多项工作：安南代尔侯爵的家庭教师，詹姆斯·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和助理，爱丁堡大学法律系的图书管理员，他在这些年里始终笔耕不辍1758年，《人类理解研究》出版*，之前的《政论集》（1752）和《英国史》（1754—1762）获得了成功。 

* 该书1748年首次以《人类理解哲学论》（Philosophical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为书名出版，未署作者名，1758年该书以《人类理解研究》为书名出版。——译注  

1763年，休谟又回到法国，担任英国驻法国人使赫待福德伯爵的秘书。在巴黎，休漠融入启蒙知识分子圈子，出席各个沙龙，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与卢梭成为朋友。1766年，卢梭与休谟一起前往伦敦，两人很快就发生了争执，像其他启蒙哲学家一样，休谟感到有必要在出版物上捍卫自己，反驳卢梭的攻击（见小册子《休漠先生与卢梭先生争端之真相》（1766），休谟在伦敦做了两年副国务大臣，1769年回到爱丁堡，并在这座城市度过余生。1776年，休谟去世。 

休谟是18世纪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其著述无疑影响了日后的启蒙运动思想。在英格兰思想界，他受到尖锐的批评和污蔑。但是，他在法国极受欢迎，被视为杰出的英国知识分子：德国启蒙人士也很推崇他的作品，英格兰、法国，德国对待休谟著作的不同态度，明显反映出各自启蒙运动的不同特点。无论这些国家的店蒙运动如何相互促进，它们仍然属于截然不同的运动。英格兰启蒙运动无法接受休谟著作中包含的激进哲学和对宗教的批判。法国人和德国人却承认休谟的著作对于他们的批判和改革纲领的价值。 

参见美学、启蒙运动的社会结构、斯宾

诺莎（比较两人的伦理学体系）

《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A）

苏格兰哲学家休谟的著作，1734至1737年写于法国，1739到1740年分三卷出版《人性论》表明休谟尝试“把实验推论方法引入道德领域”。 

休谟想构建起具有牛顿物理学的确定性和效用的人类行为科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休漠提出重新考察人类行为的基本事实，确定影响人类行为的三条主要原则。牛顿确立了运动三定律，藉此建立起地球力学和天体力学的完整体系。休谟仿效牛顿提出了心理联想的三项法则，即相似性、时空接近律、因果关系，认为这三项原则决定一切人类理解和知识的结构、相应地，这种知识又影响了人类对环境做出的反应，从而提供了道德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 

高贵的野蛮人

切罗基印第安人首领斯托金·图基的肖像，一些开明怍家认为，美洲土著居民的文化代表人类单纯，诚实的美德，没有受到塱落文明的玷污。美国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供图。  

休谟想克服前人论述的缺陷，使自己的理论能够对关于人的科学做出一种全面的观照。他借鉴了來自洛克、贝克莱、笛卡儿、斯宾诺莎的素材，但他的考察往往削弱了他们各自观点中特有的经验主义、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 

《人性论》发表后未能产生休谟所希望的反响。英格兰和法国都漠视这部著作;在这部著作受到关注的地方，人们批评它的所谓无神论和怀疑主义。休谟自己评论道，此书“一出版就夭折了”。

休谟对《人性论》的反响感到失望，又花了几年时间修改、压缩内容，重新阐述了某些观点。1758年，《人类理解研究》出版。与《人性论》不同的是，《人类理解研究》受到全欧洲启蒙人士的热烈欢迎。

随着年龄的增长，休谟作为哲学家的地位不断提高。《人性论》引起更多的关注，最终被视为启蒙运动的革命性里程碑。它对人类知识局限性的分析为现代经验主义心理学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大卫·哈特利把休谟的联想原则发展成颇具影响的综合性联想心理学。

《人类理解研究》（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An）

苏格兰哲学家休谟首次出版于1748年的论著。《人类理解研究》是休谟早先的巨著《人性论》第一部分的改写本。《人性论》篇幅宏大，但一开始并未得到世人的赏识。与《人性论》相比，《研究》要短小得多，旨在面向广泛的非专业读者。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读者众多，休谟在晚年潜心推敲书中的论点。在他的有生之年，休谟一共授权出版了十种不同的版本。

长期以来，《研究》都被贬低为《人性论》的通俗版本，如今，它已被视为休谟思想的重大发展。休谟本人一直很喜欢《研究》，公开宣称《人性论》只是不成熟的作品。不过，我们并不清楚休谟关于这两部著作的公开表态是否真正反映了他私下的观点和评价。

在《研究》中，休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创立某种人性科学的目标，也很少讨论作为《人性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三种基本心理联想模式。对人类潜能的更为有条不紊的适度评估取代了《人性论》中表露无遗的年轻人的乐观主义。

休谟在《研究》中继续探讨了系统化的理性主义的局限性。他指出，人类理性只能形成有瑕疵的世界知识。，不过，他小心翼翼地调和了自己的怀疑主义，因为他意识到，彻底的怀疑会使人们在信仰和行为何题上无所适从。他提出，适度的怀疑主义是人们的最佳思想立场，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习俗和常识，）可以作为行动的指南。 

休谟运用《研究》中的认识论证据，抨击基督教关于奇迹和其他超自然现象的信仰。他的批判矛头也指向古希腊罗马文献中记载的超自然现象以及当代的宗教狂热和痴迷现象。

简而言之，《研究》仔细考察了备受尊崇的基督教和古代典籍，要求开明的读者慎重对待公认的典籍所宣扬的观点。在这一方面，《研究》类似于培尔的名著《历史批判辞典》。但是，休谟并不满足于推翻公认的传统，因为他认为这种传统为道德行为提供了必需的指导。因此，他在《研究》的字里行间阐述了一种新的道德哲学，这种道德哲学把经验和习俗作为指导人类行为的指南。

参见狂热、认识论、心理学

《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苏格兰哲学家休谟的著作。从18世纪50年代起，休谟就开始写作：《自然宗教对话录》，但直到1776年去世那年才全部完成。1779年，该书作为休谟的遗著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的观点是对《宗教的自然史》（1757）的补充。两本著作都把宗教视为人类的创造物，而不是来自上帝的某种东西。 

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休谟考察了自然宗教和哲学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他没有着手解决天后宗教（比如基督教的启示）的教义。休谟以怀疑主义者斐罗、正统神学家德米亚以及持中间立场的克里安提斯等三人对话的方式展开分析。古希腊罗马文献中经常运用这种对话体来探究棘手的哲学难题。事实上，休谟明显模仿了西塞罗的《论神性》。休谟并非单纯地模仿备受推崇的古代作家，他之所以采用对话体，乃是因为这一模式为他提供了处理敏感论题的适宜载体，且无需公开表明自己的个人信仰。可以说，休谟借助对话体即可避开审查制度。 

休谟以《人性论》（1739—1740）和《人类理解研究》（1758）概述的知识哲学（即认识论）为基础，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考察了源自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道德哲学的各种证明上帝存在的传统证据。 

在《对话录》中，怀疑主义者斐罗首先展开了分析，他指出，与牛顿相关的流行的经验主义主张中存在着逻辑错误。他认为，即便我们找到了世界的设计和秩序的证据，也无法确定地知道我们的世界是如何创造的。世界可能是一个神灵创造的，也可能是通过某些未知的作用自行形成的。

针对理性主义主张所存在的疑难问题，休谟继续批判上帝存在的证据，这类证据以不证自明的命题为基础，与笛卡儿哲学联系在一起。接着，休谟考察了启蒙运动期间风行一时的第三类证据，这类证据以世间显而易见的仁慈为基础。斐罗再次扮演了主角，他证明，经验似乎表明这个世界是道德中立的。

休谟似乎要引导读者在神祇信仰的确定性问题上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但是，在《自然宗教对话录》的结尾，他不再坚持其观点中暗含的结论，而是通过斐罗之口承认：某些信仰即使不具备哲学上的确定性，实际上却可以证明是合理的。因此，人们可以认为，一个智慧的存在创造了我们每天体验到的井然有序的宇宙。斐罗最后的立场接近于唯信仰论（基于一念之间的信念而非合乎逻辑的知识的信仰），这一立场源于休漠早先关于信仰对于人类存在的实际价值的认识论观点。 

与《自然宗教对话录》不同的是，《宗教的自然史》考察了宗教的心理学基础，把宗教的形成与人性的基本特征以及人类心灵的非理性因素联系起来。尤其是，休谟把神祇的形成归结为人类的恐惧以及把这种恐惧人格化为神祇的倾向。神祇（或上帝）并未向人们揭示世间唯一完美的真正宗教。确切地说，在模仿尘世生活的未知层面的过程中，人们创造出自己的神。

《宗教自然史》从历史的角度论述宗教信仰问题，认为基本的宗教形式——多神论和一神论——彼此相关，自然地体现出盛衰消长的循环。

在这两部论述宗教的著作中，休谟不仅质疑了基督教（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这样的天启宗教，还分析了自然神论的基础。休谟的著作令威廉·沃博顿和理查德·赫德等英国新教神学家十分不安，两人都谴责休谟的危险思想。然而，启蒙运动时期也有人赞同休谟的观点。他把宗教狂热等同于盲从的观点借鉴了沙夫茨伯里、培尔、哈特利等人的著述。他从人类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神祇的形成，这在丰特奈尔、布胡热、哈特利、霍尔巴赫的著述中也有所体现。此外，他研究了人类理性的局限，认为理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为康德在启蒙运动晚期的开创性研究提供了素材。 

斯密（Smith，Adam）

1723—1790，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于苏格兰的柯科迪，从小由守寡的母亲带大。斯密先后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毕业后回家待了一年，1748年移居爱丁堡。1751年，他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次年他换了教职，改任道德哲学教授。

1759年，亚当·斯密出版《道德情操论》，受到广泛称赞，并应邀担任年轻的布克莱希公爵的家庭教师，享受终身津贴。他辞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职务，1764到1766年间陪同年轻的公爵做了一次漫游欧洲的大旅行。旅行途中，斯密在巴黎和凡尔赛会见了杜尔哥和其他重农学派人士。他还在日内瓦城外拜访了伏尔泰。 

回到苏格兰后，亚当·斯密退休回到柯科迪，在那里写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的简称《国富论》更为出名。1776年，《国富论》出版，提出一套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的学说，被公认为现代白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亚当·斯密像  

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成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定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亚当·斯密与休谟、亚当·弗格森、卡姆斯勋爵亨利·霍姆以及爱丁堡皇家哲学学会其他成员交往甚密。他还是“文学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是以约翰逊为中心的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在伦敦建立的。斯密在文学俱乐部的朋友不仅有约翰逊和博斯韦尔，还有演员加里克和政治理论家伯克。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把社会行为和道德规范立足于人类所具有的同感。按照斯密的看法，当我们肴到他人身上发生了某事，就会对他人的遭遇感到同情、忧伤或高兴。正是这些情感而非我们的理性所认识到的某种自然法，使我们形成了快乐与痛苦、善与恶的一般观念。因此，感觉经验就以同感（同情）的方式成为我们行为规范和是非标准的基础。 

人们对各种行为道德价值的情感认知产生于三种基本的德性原则：我们感到这种行为能够恰当地表达我们的情感（适宜）、我们感到这种行为有助于私利的平衡（审慎）、我们感到这种行为将保证他人的幸福（仁慈）。 

从表面上看，亚当·斯密对德行和同感（同情）的说明类似于哈奇森和休谟主张的道德感学说，但斯密实际上摈弃了他们的方法。斯密认为，无需预设这样的道德感来说明道德行为。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遗产对日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富论》提供了替代重商主义经济学说的新理论。斯密在此书中把财富界定为经济生产力，而非有形的金银。这本书清晰地描述了工业革命中英格兰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它勾勒出一个理论框架，用整体的社会经济进步来为这些历史发展辩护。

《国富论》还批评了队为农业是社会财富首要源泉的重农学派理论。亚当·斯密赞扬商业和工业活动对促进英国经济繁荣所起的作用，他力图证明这些活动对于创造国民财富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以启蒙道德哲学的基本原理为出发点，承认私利决定人类行为。他创立道德学说和经济学理论，证明追求受教化调节的个人私利有利于共同体的幸福。斯密认为·在道德领域，人类自然的仁慈和同感的力量将形成必要的保护，不会出现无限追求私利所导致的潜在伤害。在经济行为中“看不见的手”会实施约束。“看不见的手”是个比喻的说法，指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中维持均衡和共同利益的法则和力量。 

因此，亚当·斯密的学说构建起一个理论框架，拥护具备道德调节机制的个人主义，促进了作为启蒙运动一大创造的全新人学。 

《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

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该书的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斯密借鉴生命科学领域的观念，假定自然是一个自行调节的动态实体。他认为，日常生活表面的混乱背后，有某种力量，上帝或是自然法，创造了这个世界真正仁慈的秩序。 

斯密是从他的老师哈奇森那里获知这一模式的，但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大陆，这一模式已是众人皆知的常识。斯密把这一模式应用于经济学，为18世纪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资本主义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斯密在写作《国富论》时也大量借鉴了法国重农学派的学说。但是，重农主义思考的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斯密把他们的理论加以改造，使之适应商业和工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

斯密认为，经济利己主义的自由运作将最大限度地带来国家的繁荣。因此，他主张废除经济领域各种限制自由的法规。他进一步表明，分解某一特定产品的相关生产活动，把一项工作分成各种单一的任务，能够提高生产力。这种劳动分工——即在制造某种产品时一个人重复完成同一任务，而不是承担所有的工序——将提高生产率，从而降低成本。 

斯密描述和分析了不列颠诸岛的状况，以此说明英国投资者宁愿承担商业投机风险而不愿意投资农业的原因。他提议取消对土地自由使用与买卖的限制·促进国际自由贸易，取消对劳动力自由择业和流动的限制。

斯密旨在用他的新经济理论取代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在17世纪绝对主义君主制和殖民扩张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学原理和实践，用金银硬币的数量来界定一国的财富状况。它往往不支持用货币去交换商品，而且倡导对贸易和工业施加管制。

斯密认为，如果政府不干涉人们自由追求自身的私利，就能够维护社会的整体福利。按照他的观点，利己心是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它激励人们勤奋和创造。它能够促进共同利益，因为它将促使渴望获得利润的资本家生产出最大多数人所需要的产品。资本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必将促进整体的利益。斯密认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即确保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一致的善意力量或法则，将保证整个经济体制的运转。

由于与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关系密切，斯密的学说如今已是众人皆知，但在18世纪，斯密有众多的对手：法国重农主义者魁奈、古尔奈和杜尔哥、重农主义者的反对者加利亚尼、哈布斯堡帝国或普鲁士等中欧开明专制国家的财政主义者。这些人的理论方法全都以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为基础，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从彼此对立的角度提出不同的建议。一旦把这些理论应用于解决保障人类物质福利的难题，它们就共同展现出各种启蒙观点所蕴涵的复杂性。

参见个人主义、道德哲学、同感

弗格森（Ferguson，Adam）

1723—1816，苏格兰历史学家、道德哲学家。弗格森曾先后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和爱丁堡太学接受教育，后继承父亲的事业，进人苏格兰长老会担任牧师。他先后担住苏格兰“苏格兰高地警卫团”的副牧师和牧师，由于母系家族的血缘和婚姻，弗格森与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有亲属关系。

1757年，弗格森接替休谟担任爱丁堡大学律师图书馆的馆长。1759年，爱丁堡大学任命他为自然哲学教授，1764年又任命他为气体力学和道德哲学教授。弗格森一直在爱丁堡大学里讲授道德哲学，1785年，因健康状况恶化被迫退休。之后的30年间，他处于半退休状态，笔耕不辍，从事各种代表苏格兰知识界的活动。 

弗格森是爱丁堡皇家学会的创立者之一，其朋友包括大卫·休谟、卡姆斯勋爵亨利·霍姆、罗伯逊、斯密、吉本等人。他还是柏林科学院的名誉院士。

弗格森著有四部重要著作：《文明社会史论）（1767）、《道德哲学原理》（1769）、《罗马共和国进步与结局的历史》（1783）和《道德与政治科学原理》（1792）。在这些著作中，《文明社会史论》在启蒙运动时期影响最大，至今仍被视为弗格森最重要的著作。 

弗格森自认是人性研究者，从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宗教、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课题。他认为，理解人性的唯一途径是研究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个人。实际上，在弗格森看来，共同体界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因为人们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运用独特的语言天赋。

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有意效法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描述了人类社会的自然史，追溯了人类社会从野蛮状态经游牧、农业、商业等阶段的发展历程。弗格森依据这种发展过程提出一种社会理论，明确区分了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文化因素与生物因素。因此，他反对道德哲学家把道德行为简单归结为自然物质法则作用的倾向。

弗格森认为，社会充斥着两项原则——联合与“对抗”——之间的冲突，这两项原则相互作用，推动了社会发展。他还阐述了社会劳动分工问题，卡尔·马克思把他的观点视为这一问题上最早的现代表述。 

弗格森的著作很快从英文译为法文和德文。一些著作还译成意大利文和俄文。在德国，席勒、雅可比、赫尔德等人热衷于阅读克里斯蒂安·卡福的译本。霍尔巴赫男爵为代表的激进法国启蒙哲学家也对弗格森的著作赞赏有加。因此，虽然弗格森刚刚开始受到现代学者的重视，但在启蒙运动时期，他的著作享有很高的声望，发挥了重大的影响。 

罗伯逊（Robertson，William）

1721—1793，苏格兰历史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一位主要领袖之一。世人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三头政治”的典故，把罗伯逊与吉本、休谟并称为“三人同盟”。这三人都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直到19世纪，罗伯逊的作品依然深受读者的喜爱。

罗伯逊是长老会牧师、爱丁堡大学校董会成员之一、苏格兰长老会会主席。他还是“精英俱乐部”的成员，这是一个由开明的世俗人士组成的著名社团，成员包括亨利·霍姆（卡姆斯勋爵）、休谟、斯密、詹姆斯·伯内特（蒙博多勋爵）、大卫·达尔林普尔爵士（黑尔斯勋爵）、弗格森以及其他杰出的爱丁堡知识分子。 

罗伯逊的历史风格称做“哲学历史”。他认为历史上起作用的是各种自然原因，它们揭示出上帝关于人类的安排。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罗伯逊相信所有的社会都经历了一系列普遍的发展阶段。如果两个不同的社会有共同之处，这是因为两者处于相同的发展水平，而不是一个社会直接影响和塑造了另一个社会。罗伯逊尤以能够从特定历史观察概括出关于人类历史的一般理论而著称。

他的著作《国王查理五世统治的历史》开创性地把分析时间长河中的种种变迁与描述特定时期（时间确定的）内部关系和人物结合起来。他对查理五世时代欧洲文明的描绘，不仅启发了吉本对罗马的描写，还为伟大的美洲历史学家威廉·普雷斯科特树立了榜样。 

罗伯逊留下了四部主要的历史著作：《苏格兰史》（1759）《国王查理五世统治的历史》（1769）《美洲史》（1777）、《古代印度知识的历史论文》（1791）。 

参见历史学

米勒（Millar，John）

1735—1801，苏格兰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米勒是个律师，18世纪下半叶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法律课程。他是休谟、凯姆斯勋爵的好友，与斯密的关系尤为密切。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后，他接替了斯密的教席。米勒的专长是法律史和宪法史。启蒙运动时期，《等级差别的起源》（1771）、《英国政府的历史考察》（1787）等两部著作为他贏得了知名度。事实上，他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著名人物之一。 

米勒运用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主要思想家提出的基于自然史的诠释体系。这种史学风格倾向于认为过去的事件表明了人类特定的发展阶段，这种特定的阶段是一切社会发展的特征。米勒强调历史事件、经济组织与技术专长之间的关系。他的论述具有苏格兰历史方法的特征，并在德国“启蒙学派”（启蒙思想家）注重背景的历史著述中得到反映。 

在德国“启蒙学派”的史学著作中，社会并非神的造物，而是人类的产物，人们为了回应环境和社会的压力，在激情的驱动下形成了一套权利与义务的网络。与自然法理论家不同，苏格兰人认为人类本质上是社会动物，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构成了社会的基础。

米勒赞同这些见解，用独特的方法来解释这些见解。他认为，性吸引力是主导性的人类激情，其他各种社会激情（情感）都以性吸引力为原型。但是，他不肯对男女两性加以区别。按照他的解释，男女两性具有相同的感情，如取悦他人的愿望或喜爱自己子孙的脾性。性别差异起因于在严酷环境中生存下去的需要。米勒断言，各种家庭组织形式以及男子与妇女在家庭中的特定角色并非由神预先规定的，而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此外，早先社会中普遍存在使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倾向。

由于男女关系在建立会结构以及划定权利与义务中的核心地位，因此，米勒在《等级差别的起源》一书中用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来论述“妇女的地位”。他还用一些章节论述了父亲的权限、部落首领的权威、君主的权威、策略的变化导致的政府变革、主人与奴隶等问题。米勒在这些章节中提出，商业社会就像斯密描述的那样发展了妇女的天陚和能力，从而为妇女提供了获得解放的机会。这种机会与封建社会和原始社会强加于妇女的束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与此同时，米勒告诫说，任何造成基于经济不平等的过度富裕和差别的商业社会，都会使妇女重新处于屈从地位。他在自己的理论中融入了休谟关于历史变迁和逆流的观念，这表明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已认识到，人类的进步只是可能而非必然。人类始终存在回到野蛮状态的可能性。这种野蛮状态的回归比最初的野蛮更糟糕，因为人类已经掌握了更大的技术力量。米勒对性别关系及其起源的分析非常进步。事实上，他是那个时代论述妇女地位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时至今日，他的论述依然值得一读。

卡德沃思（Cudworth，Ralph）

1617—1688，英格兰哲学家、神学家，剑桥柏拉图学派的重要成员。卡德沃思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并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剑桥大学。在英国革命和内战期间（1647—1660），卡德沃思拥护宗教宽容事业。起初，他支持革命的共和国，随着清教派别的立场日益僵化，他转而反对共和国。1654年，卡德沃思出任剑桥大学基督学院院长，此后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688年逝世。 

卡德沃思对英格兰的理性神学、自然神论和理性的伦理学体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剑桥柏拉图学派中，他是最重要的建构体系的哲学家。他的代表作是《真正理性的宇宙体系》（1678）。

这篇论文批评了唯物主义哲学所蕴涵的无神论。卡德沃思不仅把矛头指向德谟克利特等古希腊伊壁鸠鲁派哲学家，还抨击霍布斯、斯宾诺莎等当代哲学家。卡德沃思阐述了取代唯物主义的体系，把文艺复兴的新柏拉图主义与笛卡儿的机械哲学融为一体。

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存在非物质的灵魂。唯物主义者把灵魂的活动视为物质机械运动的产物。与之相反，卡德沃思则认为，必定存在某种精神法则，才能为宇宙带来生命和运动。卡德沃思还反对笛卡儿二元论，这一体系把精神与肉体、灵魂与物质截然对立。他逐步形成了一种折衷立场，认为一种称为“可塑特性”的精神法则实际上存在：于所有物质之中，并赋予物质以生命。到启蒙运动时期，生机论的拥护者接受了这种“可塑特性”的概念。

卡德沃思认为，宗教信仰应当以人类理性为基础，但是，他反对把理性视为简单的物质机械运动的产物。他认为各种唯物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不合理、非理性的，因为它们未能认识到理性的精神属性。

卡德沃思还撰写了一部道德哲学论著，这部名为《论永恒不变的道德》的著作直到他死后的1731年才出版。卡德沃思把道德植根于自然法而不是上帝的天启律法。这种伦理学的形成，促进了道德行为领域与宗教信仰的分离，有助于奠定一种世俗的而非宗教的社会道德秩序的基础。

卡德沃思的理论不仅涉及神学，还涉及科学和心理学，因为这些理论探讨了有关物质、生命、精神和道德的本质等基本问题。卡德沃思的思想促进了18世纪各种启蒙思潮的成熟。牛顿在阐述万有引力概念时，尤其得益于卡德沃思的研究。

参见伊壁鸠鲁哲学、宗教

蒂洛森（Tillotson，John）

1630—1694，英国神学家。约翰·蒂洛森曾担任査理二世的私人牧师、坎特伯雷大教堂教长以及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牧师、教长。1691至1694年他逝世时为止，他担任圣公会的最高职务坎特伯雷大主教。

蒂洛森热切捍卫圣公会的神学和仪式，抵制来自罗马天主教的非难。但是，他是依据普遍的人类理性来反对天主教对传统和权威的诉求。蒂洛森的批评者正确地认识到，蒂洛森的论点可以用于针对一切基督教信仰。柯林斯等英国自然神论者时常援引蒂洛森的观点，利用他关于理性和理性主义的论述来批判既定的基督教。休谟甚至公开承认，自己的著作《论奇迹》就得益于蒂洛森对天主教关于圣餐礼的解释的批驳。

蒂洛森发表的著作包括《布道集》（1671、1688）和《信仰的法则》等论文，这些论著也曾为休谟所引证。

参见自然神论、宗教

廷德尔（Tindal，Matthew）

1657?—1733，英国律师，基督教自然神论的鼓吹者。廷德尔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讲授法学，是伦敦民事律师公会的律师。

廷德尔写过一部旨在捍卫基督教真理的自然神论论著。他试图把合理的信仰建立在理性以及人们通过经验获取知识之前就拥有的天赋观念基础之上，廷德尔认为，人类运用理性可以确定上帝的本质和特征，依据少数合理推导出来的观念就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宗教真理。这一过程并不需要上帝的特殊启示。进一步说，历史传统对这一过程毫无作用，身为任何一种宗教的信徒都会用传统来支持所主张的真理。 

廷德尔在《和宇宙一样古老的基督教》（1730）中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本书迫使自然神论的批评者无法再诉诸于理性而不得不另找依据，廷德尔的著作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其中尤以巴特勒主教所著《宗教的相似性》影响广泛。 

廷德尔的著作表明，在基督教面临诋毁者的抨击时，将理性视为通向真理之路的启蒙信仰是如何能够被用来支持基督教的。廷德尔证明，基于理性主义的启蒙话语既非宗教批判者独占的禁地，也不是正统宗教捍卫者的独占领域，它能够适应争论双方的多种论点。因此，理性表明其本身并非无可置疑的真理之源，至少在宗教领域，廷德尔的论述促使人们不再把理性，而是把历史和感受作为真理的源泉。 

参见自然宗教

托兰德（Toland，John）

1670—1722，英国哲学家、自由思想家，对英格兰自然神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员献。托兰德生于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家庭，大约在1687到1695年间皈依了新教。他先后求学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莱顿大学、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以及英格兰的牛津人学。

托兰德抨击关于奇迹和超自然现象的信仰，不论这些信仰是来自基督教还是异教传统。《基督教并不神秘》（1696）一书使托兰德名声大噪。他在书中提出，从理性角度可以解释各种基督教教义、奇迹和启示，因此，人类心灵能够理解这些教义、奇迹和启示。1701年出版的《弥尔顿传》提醒人们注意许多冒充耶稣基督或其门徒言论的著述。《阿敏托尔，或为弥尔顿的生平辩护》（1699）又使人们关注这一事实：圣经是历史的产物，教会当局决定了经书内容的取舍。《索齐尼主义的真实声明》（1705）为索齐尼主义辩护。索齐尼主义运动产生于16、17世纪，最终发展成唯一神教派。索齐尼派否认耶稣基督的神圣性，拒把绝承认基督教三位一体说，认为拿撒勒的耶稣只是一名博学的教师。托兰德维护索齐尼主义的立场，揭露反对这一立场的对于论据中的漏洞。托兰德还在这本书中把泛神论的概念引入启蒙运动。《泰特拉迪穆斯》（1720）对《旧约》中描述的奇迹做出了合乎自然规则的解释。 

托兰德不仅运用理性和自然法概念，还用圣经评注和历史研究方法来颠覆基督教真理断言的基础。在《不迷信的人》（1709）中，为了说明并非只有基督教才有奇迹，托兰德列举了身为异教徒的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报道的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犹太教起源》（1709）认为犹太人最初是埃及人，从而质疑《圣经》对犹太历史的记述。《拿撒勒人：犹太人、异教徒与伊斯兰基督教》（1718）使人们注意到伊比奥尼派在早期基督教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托兰德在抨击基督教的同时，试图建立一种基于理性和自然法的普遍的自然宗教。正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学者们称他为自然神论者。托兰德坚信宗教宽容原则。不过，他的思想对于同时代人而言太过极端。就连为宽容而奋斗的伟大斗士洛克也对托兰德的观点敬而远之。

托兰德支持汉诺威选帝侯继承英国王位。他在汉诺威和柏林住过数年，《普鲁士与汉诺威宫廷纪事》（1705）和《致塞琳娜书》（1704）记录了他的经历和观察。后者题献给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妻子、汉诺威的索菲亚·夏洛蒂。这两部作品推动了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 

托兰德的作品表明，启蒙运动不但促进了批判理性应用于宗教，还转而把理性和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宇宙秩序作为赞同上帝信仰的证据。自然神论者和共济会一类的激进自由思想家延续了托兰德对论证普遍理性基础的兴趣。

伍尔斯顿（Woolston，Thomas）

1670—1731，英国自由思想家、自然神论者，柯林斯的门徙。伍尔斯顿是启蒙运动初期最著名的自然神论支持者之一。伍尔斯顿毕业于剑桥人学，是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的研究员，他运用批判方法抨击奇迹信仰，揭露神职人员的堕落。他对基督教的攻击得罪了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的同事，他们取消了他学院研究员的资格。 

伍尔斯顿在《一个不信教者和一个背教者之间的调解人》（1721）和《给牧师的免费礼物》（1723—1724）中表达了反教权主义思想。他对奇迹的驳斥主要见于《为维护基督教真理，反对优太人及异教徙而作的旧的辩护》（1705）和《论奇迹》（1727—1730）。他宣称，基督复活这一最大的基督教奇迹是个骗局，各种奇迹都是魔鬼授意的。宗教论著在当时的英格兰还属于出版审查的范畴。《论奇迹》出版后，英国法庭于1729年判决伍尔斯顿犯有亵渎罪，伍尔斯顿遭罚款和监禁。1731年，他死于狱中。 

克拉克（Clarke，Samuel）

1675—1729，英国神学家、哲学家。克拉克是一位市府参事之子，毕业于剑桥大学，1695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697年，在英国神学家和数学家威廉·惠斯顿的引荐下，克拉克担任诺里奇主教约翰·穆尔博士手下的牧师。1698年，剑桥大学授予克拉克文学硕士学位， 

克拉克的讲道思路清晰、寓意深刻，深受好评。1704、1705年，克拉克应邀担任波义耳讲座主讲。罗伯特·波义耳是化学家、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他在伦敦设立了波义讲座，该讲座专注于阐述科学与神学的关系。他认为，科学革命孕育的以理性、数学和实验为基础的新科学，奠定了一门全新基督教自然神学的基础。

在剑桥大学求学时，克拉克就潜心钻研牛顿的《数学原理》。他成为牛顿科学的热心拥护者，将牛顿的著作翻译成国际通用的科学语言拉丁语，捍卫牛顿的观点，反驳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批评，从而推动了牛顿思想的传播。

克拉克之所以献身于牛顿学说，至少部分是起因于他希望捍卫一种基于自由和自由意志原则的宇宙观。他认为牛顿的自然哲学证明了他的观点，反对任何关于人类心灵或灵魂使行为遵循机械法则的理论。如果说魂或心灵完全像“机器”一样，那么人类的行为就是预先决定的，这样一来，选择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人类也就无需为自身的行为负责。

克拉克先后与圣公会唯物主义者利·多德韦尔、自然神论者柯林斯、莱布尼兹等三人交换意见，在这三次各有不同的交锋中，克拉克始终捍卫自由意志观念。 

对于启蒙运动而言，克拉克与莱布尼兹的交锋最为重要。克拉克捍卫牛顿的观点，反驳莱布尼兹的批评。莱布尼兹认为，牛顿哲学削弱了自然宗教的基础，使上帝变成一个必须定期给世界上发条以维持其运转的“钟表匠”。莱布尼兹还批评牛顿要么把引力变成一个超自然的（神秘的）原则，要么使之成为不可思议的现象：牛顿把空间和时间视为真实的（绝对的）事物，而不是在观察物体彼此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概念;牛顿误解了哲学上的充足理由原则。

克拉克捍卫源于牛顿的观点，反驳了莱布尼兹的观点。克拉克认为，实际上，牛顿与莱布尼兹两人哲学上的分歧涉及宇宙运行中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冲突。他认为，莱布尼兹提出的是一种必然哲学，这种哲学将把自由和选择排除在宇宙和人们的行为之外。在著名的“活力”之争中，克拉克也反对莱布尼兹的观点，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运动物体的力度大小。 

克拉克的兴趣完全在于调和科学与宗教，认为新科学的概念有力证明了基督教关于上帝活跃于尘世的传统观点。

克拉克的政治立场与神学观和自然哲学观一致：他拥护辉格党，因为它支持政治自由事业。

克拉克是早期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他所关注的问题充分说明了那个时代如何竭力处理新兴科学所蕴涵的哲学和宗教意义。他的神学和哲学著作，连同他与柯林斯、多德韦尔和莱布尼兹之间的通信，在18世纪收人《塞缪尔·克拉克全集》（4卷，1738）出版。克拉克的著述表明，他像许多启蒙人士一样，依然忠于传统的宗教。在启蒙时代，基督教和其他传统宗教确实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启蒙人士的观点实际上是千差万別的。 

柯林斯（Collins，Anthony）

1676—1729，英国法官、自由思想家，对自然神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安东尼·柯林斯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与已届耄耋之年的洛克成为密友，洛克请柯林斯担任自己遗产的三位受托人之一。柯林斯的主要的对手是克拉克，后者是一位神学家，在牛顿与莱布尼兹的争论中支持牛顿的自然哲学。 

柯林斯坚定信仰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逐步阐述并发表了关于宗教教义、教士以及人类意志与必然性二者关系的激进观点。他在《论自由思想》（1713）中阐述了自由思想权的观点。在早先的著作《论理性的效用》（1707）和《完美的教士权术》（1709）中，柯林斯已经形成了《论自由思想》的思路。 

柯林斯拥护思想自由，却拒绝接受自然神论者普遍信奉的人类自由意志信念。相反，他赞同限制意志在指导人类行为方面的作用的必然性学说。他在《人类自由的哲学研究》（1715）中表达了这一观点。为回应塞缪尔·克拉克的批评，他又在《论自由与必然》（1729）中捍卫了上述观点。 

柯林斯的著作引发了激烈的争议。神学人士广泛阅读和讨论这些著作。他重申了这样一种观点：圣经故事和预言旨在提供寓言而不是真实事件的历史记录。他的这些观点体现于《论基督教的根据和理由》（1724〉和《论书面预言的系统》（1725）。前一本书引起了人们尤为强烈的兴趣，在出版后的两年内，不下35人对此书做出评论。 

柯林斯还促进了已成为启蒙心理学、哲学和生命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灵魂属性问题的讨论。他认为，人们相信灵魂是一种物质实体，他还坚持认为，即使灵魂是无形的，它也不一定是不朽的。柯林斯在《致多德韦尔先生的一封信》（1707）中概述这些观点。 

柯林斯的著作表明，在启蒙运动的萌芽阶段，人们把理性作为人类知识的主要源泉是如何引发宗教争论的。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柯林斯和其他自由思想家的思想不仅得到扩充，还促成了反理性的宗教教义的形成。

参见圣经评注、自由、唯物主义、宗教、出版

巴特勒（Butler，Joseph）

1692—1752，英国道德哲学家、神学家。约瑟夫·巴特勒是一位退休的长老会派布商之子，在英国新教不从国教者开办的一所学院接受了中等教育。巴特勒年轻时皈依圣公会，进入牛津大学学习。1718年，巴特勒被任命为牧师，此后毕生致力于教会事业。1738年，他升任布里斯托尔主教，1751年成为达勒姆主教。在乔治二世统治时期，他还曾为皇室家庭效力。 

作为一个虔诚的圣公会教徒，巴特勒想维护自己的基督教信念、道德和对天启知识（直接源于上帝的知识）的信仰，反驳开明的神学家和知识分子批评者提出的众多批评。巴特勒试图表明，自然神论者和其他批评者反对基督教的论据也可以用来支持基督教。

巴特勒接受了自然神论关于自然的设计表明了上帝存在的观点，但他认为，从自然获取的宗教知识与源于上帝启示的知识极其相似。因此，自然宗教证明了天启宗教，从而也证明了基督教。

巴特勒还促成把道德哲学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他承认克拉克关于道德取决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论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同样赞同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安东尼·阿什利·库珀的观点，即道德源于人类天生的仁慈（行善的渴望）。巴特勒认为，道德行为是自利和仁慈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他又宣称，自利、仁慈等倾向（激情）以及其他在他看来同样有力的倾向，都必然受良知的支配。

巴特勒的这些观点推动了与启蒙运动相关的自然宗教、自然神学和道德哲学的发展，他还自相矛盾地维护备受启蒙人士抨击的靶子——基督教。他的著作生动表明启蒙思想所蕴涵的模棱两可的立场，表明启蒙运动并非始终如一地反基督教。

巴特勒的重要著作包括《15篇布道词》（1726）和《自然宗教、天启宗教与自然构造和进程的对比》（1736）。 

吉本（Gibbon，Edward）

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父亲是一个下院议员，家境富裕，无需为生计操劳。吉本却始终认为姨妈凯瑟琳·波滕对他的心灵塑造影响最大。童年的吉本疾病缠身，不能按时上学。不过，在少年时代，他嗜好读书，养成了对历史的强烈爱好。十几岁时，吉本的身体状况有了好转。1752年，他考人牛津大学玛格达伦学院。

吉本的家庭信奉圣公会教义，但他在研究了天主教神学之后，于1753年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他的父亲惊恐不已，急忙把他送到瑞士的洛桑，在加尔文宗牧师丹尼尔·帕维拉尔的监护下，他进一步接受教育，还重新皈依了新教。在洛桑期间，吉本参加了伏尔泰家中的聚会。他遇见并爱上了一位牧师的女儿苏珊·屈尔绍，即后来的苏珊·内克。吉本向她求婚，遭到她的拒绝，但两人从此成为终生的挚友。 

1758年，吉本回到英格兰，着手准备历史著述。七年战争期间，他在英国军队服役（1762—1763）。1763年，他离开军队，到法国、意大利做了历时两年的大旅行。在罗马逗留期间，吉本下决心撰写一部伟大的罗马帝国的兴衰史。1765年回到英格兰后，吉本与父亲住在一起，只是在1772年老吉本去世后，他才搬到伦敦， 

在伦敦，吉本很快结识了时笔的思想界人士。他参加了约輪逊领导的文学俱乐部，并担任议会下院议员。

爱德华·吉本像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宣称，基督教被确立为帝国的官方宗教，加速了帝国最终的分裂、堕落和衰亡。这一现点使他声名大噪喋，评论者对他毀誉参半。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1776年，吉本出版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人们对这部著作的评论毁誉参半。休谟和罗伯逊称赞这本书，而那些不喜欢吉本关于官方基督教导致了帝国衰亡观点的人士则诋毁它。1782到1793年间，吉本一直在老朋友乔治·戴弗尔顿在洛桑的家中从事撰述，1788年，吉本出版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最后三卷。1793年，吉本最后一次冋到英格兰，1794年逝世。

吉本表现出启蒙运动时期受教育人士常见的那种对古代的浓厚兴趣。他极其熟悉拉丁文古典史料，也非常了解后世对这些史料的评论。他的私人图书馆的藏书有6000到7000卷之多。他具备古文物研究者那种收集资料的深厚功力，也了解和喜欢重视发展及非政治因索的启蒙运动新“哲学”

历史学。结果，吉本创造性地糅合了古文物研究和哲学研究的方法：运用大量的事实叙述自由理想在罗马文明进程中的命运。 

吉本憎恶迷信和不容异说，致力于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坚信人类理性的力信奉温和的自然神论。这一切影响了吉本的叙述，并赋予整部作品以无尽的活力。吉本的上述观点与法国和英国启蒙运动的同时代人大体相近，但他背离了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进步信念。他认为，人类历史的普遍过程是自早期古典文明的辉煌时代开始的衰落之路。然而，他希望自己所处的启蒙时代能够扭转这一趋势。 

除《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外，吉本还著有《我的生活与写作》，在他死后作为《合集》（1796）出版， 

《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吉本撰写的一部古罗马帝国历史著作。第一卷出版于1776年，最后三卷出版于1788年。这部史书涵盖了公元前100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为止的漫长时期。与启蒙运动时期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相比，《罗马帝国衰亡史》在方法论上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但它拥有广泛的读者，因而具有很大的影响。 

《罗马帝国衰亡史》融合了两种历史研究方法：一是以往集中描述详尽事实的古文物研究方法，另一种是开明的历史哲学方法，即运用某种包罗万象的哲学原则来解释与时俱进的发展。

吉本关注自由原则，揭示了罗马历史上的诸多事件是如何涉及到自由原则的。他认为，罗马帝国的历史就是一个逐步抛弃政治、思想和宗教生活领域的自由的历史。在他看来，抛弃自由无异于走上了一条衰败和墮落之路，最终导致伟大的罗马帝国彻底覆灭。

吉本必须找出导致罗马历史出现这种消极发展的力量。他认为基督教就是这种消极力量。在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从而赋予基督教合法地位之前，宗教宽容在罗马帝国占据主流地位。基督教领袖逐渐变得野心勃勃，渴望获得权力。他们的宗教鼓励信徒传播耶稣基督的启示。按照吉本的描述，基督教领袖在罗马获得政治权力后，他们使世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命把基督教变成一种扭曲了的宗教，迫害任何不赞成其教义的人。基督教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就这样放弃了自由和宽容。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的第15、16两章中做出了上述阐释。他的观点受到启蒙史学家休谟和罗伯逊的赞赏。但是，他关于基督教的论述得罪了更为保守的读者，因而受到尖锐的抨击，吉本感到必须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出版了《对〈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5章和第16章一些段落的辩护》（1779）。 

在他准备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后几卷时，吉本的历史观发生了改变。这几卷论述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漫长历史，时间跨度从480年前后到1453年。吉本不那么熟悉这一主题的有关资料，而且这一时期错综复杂，吉本难以用处理罗马辉煌时期的历史哲学方法来加以论述。

吉本探讨了拜占庭历史的诸多方面，在一些著名章节中论述了查士丁尼皇帝和罗马法（成文法典）历史。但是，他始终认为整个罗马历史进程是“野蛮和宗教的胜利”。因此，这一历史进程绝非向前的进步，而是一个持续的衰落过程。

普赖斯（Price，Richard）

1723—1791，威尔士道德哲学家、数学家、政治小册子作者。从职业上说，普赖斯是一个不从国教者群体的牧师。成年后他一直住在伦敦。

作为一名数学家，普赖斯专攻概率论这一新兴学科。概率论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它运用统计方法分析一连串互不相关的事项，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出现的结果。普赖斯专门研究如何用概率来确定人寿保险和养老金的保险金额。

不过，普赖斯之所以广为人知，乃是因为他的政治理论和道德哲学。他出版了《论道德准则诸问题》（1758），构建起一种基于理性的新伦理学说。他认为，道德原理和形而上学原理的自明性质无异于数学真理。他相信世间肯定存在普遍的道德准则。 

普赖斯把道德哲学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态度。他支持1776年美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他与富兰克林在伦敦相见后就成了朋友。普赖斯发表了数本政治小册子，坚持人民有权反抗政府。小册子《论公民自由的性质、政府的原则以及对美战争的正义与政策：》于1776年2月出版，3个月之内在英国印行11版，并在美国重印，还被翻译成荷兰文、法文及德文。普赖斯在这本小册子中指出，实际上对于英国来说，支持美洲的反抗是符合现实的立场。

普赖斯的道德学说为这种立场提供了哲学基础。按照普赖斯的观点，一如单个的个人，任何一个社群也拥有肖治的自然权利，他把这种自治权利称之为“公民自由”原则。一个民族可以选择独立，或是成为一个联邦的加盟者。普赖斯还区分了其他三种形式的自然权利：普遍选择权（人身自由）、道德选择权和宗教自由权。由此可见，普赖斯的天賦权利概念奠定了政治原则的伦理基础。 

1777年，为了回应对第一本小册子的批评，普赖斯出版第二本小册子《再论公民自由的性质、价值以及对美战争》。最后，普赖斯于1784年出版了专门为美国人而写的小册子《论美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以及使之有益于全世界的方式》。普赖斯向美国人建议，建立民兵制度而不是职业常备军，加强国会对总统的控制权，创立帮助退休者偿债的基金，保护信仰和言论自由，促进启蒙教育和身份平等，崇尚朴素的生活。这部著作出版后，普赖斯被授予美国公民权，但他以年事已高为由拒绝离开英格兰。 

普赖斯认为，美国革命是耶稣降生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最重大的事件。他对法国革命抱有同样的热情。他于1789年11月4日在“英国革命（1688年光荣革命）纪念协会”发表长篇演说《论对我们国家的热爱》，赞扬了法国正在发生的事件，并重申了自由与选择的理由。在普赖斯的极力主张下，伦敦皇家学会——他自1761年起即为学会会员——向法国革命领袖发出一封贺倍。这些举动促使伯克写作了《法国革命感想录》。 

参见数学与力学

伯克（Burke，Kdmund）

1729—1797，英国政治家、政治哲学家、美学理论家。埃德蒙·伯克生于爱尔兰，其家族既有新教支系，又有天主教支系。在决定年轻的伯克接受何种教育时，父系的新教阵营占了上风。伯克在贵格会接受了基础教育，大学教育则是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完成的。

大学毕业后，伯克移居伦敦。他深人研究法律，却投身于文学生涯。到1759年，伯克已出版了两本著作《自然社会辩护》（1756）和《关于崇高和美的观念起源的哲学探讨》（1757），并在《纪事年鉴》担任编辑。他还是著名的文学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文学俱乐部的组织者是雷诺兹，成员主要是以约翰逊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

1766年，伯克当选为英国议会下院议员，从此不再为伦敦格拉布街的出版社做那些辛苦乏味的工作。伯克加盟了自由派的辉格党，他的政治哲学却综合了自由派的辉格党原则与保守的托利党观念。在一段时期内，他重申了有利于辉格党的政治主张。法国革命爆发后，他最终脱离了辉格党。

伯克极为注重传统的力量，否认进步的可能性和人类的可完善性。实际上，他不信任任何基于抽象概念的政治政策，而是倾向于脚踏实地、谨慎小心的政治策略。

伯克接受了保守派的观点，认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在于家庭而非个人。他坚持认为，社会中的不平等在所难免，贵族阶层具备了领袖的素质。他还拥护国教。

不过，伯克借鉴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冲淡了保守原则的守旧色彩。伯克坚持认为，应当谋求宗教宽容;必须保留人们向上流动跻身贵族阶层的可能性;传统的改变必须缓慢渐进；宗主国必须尊重殖民地独特的特性。

伯克理想的政府模式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前后历经艰难形成的英国宪法。君主制保证了延续性和稳定性，议会中土地和商业利益的代表则起到一种平衡作用。伯克认为，有产者方有权担任官职，议会代表的是某些社会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

伯克批评英国对北美和印度的殖民政策。他还遣责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他支持推行有关程序和改革，加强议会针对国王的权限，防止选举过程被人操纵。

爱德蒙·伯克像  

虽然埃德蒙·伯克支持美国革命，他却尖锐批评了法国革命，认为这场革命打破了法国的传统，把新的政治结构璉立在自由、平等等不明确而又崇高的原则基础之上。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伯克支持美国革命的反英事业，但反对法国革命。他认为美洲的反叛旨在确保传统的自由和权利，他之所以认为法国革命是危险的，是因为他认为这场革命诉诸抽象的原则。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中概述了对法国革命的批评。 

伯克的贡献并不限于政治理论，他还研究了美学问题。《关于崇高和美的观念起源的哲学探讨》（1756）首次论述了不同于美的崇高槪念。他反对新古典主义的形式和理想，强调创造性活动中未知、隐秘、令人恐惧的事物的力量。

伯克的观点为反讨启蒙运动的进步、平等和改革理想的人士指明了方向。他的著作表明，这些启蒙理想并非保全政治自由或建立代议制政府的必要组成部分。伯克在美学和政治学领域提出的新颖观点，直到19世纪依然影响了政治保守主义和浪漫主义。

《法国革命感想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伯克于1790年出版的政治评论著作。伯克在这本书中严厉抨击了法国革命。他反对革命，认为革命是由抽象原则而非现实必要性所支配的危险举动，预言革命将导致暴政。

伯克支持人民享有反抗的权利，但强调只有在捍卫传统的政治自由和权利时，才有反抗的权利。因此，伯克支持英格兰1688年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由于法国革命者试图摧毁整个旧制度的结构，而不是恢复传统，伯克便拒斥其行动和目标。

伯克抨击法国人建立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的新秩序的号召。伯克认为法国人对自由的含义一无所知，根本没有认识到社会无法实现平等的事实，而且上当受骗地相信了人类手足情谊的神话。法国人摧毁了按照社会地位和职业划分社会等级的旧有社会秩序，从而破坏了保障政治自由的最佳社会结构。

最后，伯克发出呼吁，要求组织反对法国革命的国际讨伐运动，并在不列颠诸岛压制法国思想。《法国革命感想录》谴责法国动乱体现出来的启蒙运动的某些方面，指明了此后保守主义理论化的发展方向。

参见政治理论

葛德文（Godwin，William）

1756—1836，英国社会哲学家、新闻记者，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二任丈夫。葛德文在一个严谨的加尔文教徒家庭长大，他本人日后也成为这一教派的牧师。他最终加人了一个名为桑德曼派的加尔文宗神学极端组织。

葛德文原先担任教区牧师，1782年他定居伦敦，开始从事写作。1796年，他认识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7年两人结婚，几个月后，玛丽死于分娩。他们的女儿玛丽是个作家，以小说《弗兰肯斯坦》而闻名，后来成为诗人珀西·比希·雪莱的妻子。1801年，葛德文再婚，开始从事出版业。他专门出版历史著作和儿童书籍，还出版了亡妻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回忆录以及他本人撰写的《乔叟生平》。葛德文一直经济拮据。1833年，葛德文做了财政部的门房，得到一小笔薪水和一套公寓。1836年，葛德文逝世。 

葛德文坚信进步的可能性和人类的可完善性。他毕生的活动与所撰写的小册子都专注于启蒙运动的两个理想：社会正义和追求真理。他认为现行的政府不可能实现这些理想。他反对把社会契约作为社会之基础的流行政治理论。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论政治正义及其对一般德行和幸福的影响》（1793）中，葛德文声称，不论政府如何组成，其权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和压制。因此，葛德文开始信奉无政府主义和原始共产主义的思想。 

除《政治正义论》外，葛德文还著有《伊莫金：一个田园浪漫故事》（匿名发表，1784）、《卡莱布·威廉斯历险记，又名事物的本来面目》（1794）、《对格伦维尔勋爵和皮特先生法案的意见》（1795）、《圣里昂》（1799）、《曼德维尔：一个克伦威尔时代的故事》（1817）、《论人口，对马尔萨斯的回答》（1820）。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回忆录名为《女权论作者的回忆录》（1798）。 

葛德文是启蒙运动最激进的代自人之一。他把自由、可完善性等启蒙理想的结论发展到极致，却又怀疑一般的人类机构实现这些理想的能力。因此，葛德文身上混合了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倾向，这反映出启蒙运动思想的内在张力。 

参见幸福、道德哲学、马尔萨斯

沃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Mary）

1759—1797，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论辩型作家。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祖父是个成功的织布工，留给她父亲的钱足够让他过乡绅的生活。但她父亲一生时乖命蹇，家中钱财大半耗尽。玛丽只得在家自学，时常抱怨家里把钱全花在长兄的教育上。 

19岁那年，沃斯通克拉夫特离开家庭，受雇照料巴斯的一个富有寡妇。为照顾病危的母亲，她回到家中，与姐姐及朋友范尼·布拉德一道于1784年创办了一所学校，学校于1786年倒闭之后，沃斯通克拉夫待在爱尔兰的金斯伯勒勒爵家中当过一年的女家庭教师。 

在爱尔兰期间，沃斯通克拉夫特完成了第一部小说《玛丽，一部小说》（1787）。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传性的，描述了自己的生活。之后玛丽又写了两本面向儿童的教育书籍《现实生活的新奇故事》（1791）和《女性读者》（1790）。

迁居伦敦之后，沃斯通克拉夫特担任《分析评论》杂志的记者和助理，她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更为激进的政治观和社会观。1792年，她发表了《男权辩护》，抨击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在这一年晚些时候，她最重要的著作《女权辩护》发表。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像，约翰·奥佩作  

作为一个杰出的女权捍卫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与其丈夫威廉·戈德文一道，为最激进的启蒙运动社会事业而斗争。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沃斯通克拉夫特对法国革命抱有极大的热情，并于1792年前往法国。她及时抵达法国，亲眼目睹了国王路易十六前往法庭受审的情形，逗留法国期间，她撰写了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历史著作《对法国革命起源和进程的历史与道德考察》（1790），批评了革命的暴力倾向，但颂扬平等，自由的革命理想，在法国时，沃斯通克拉夫特遇到了美国商人吉尔伯特·伊姆利，后来与他生了一个孩子。 

回到伦敦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与激进的自由派哲学家葛德文交往，后与葛德文结婚。在生下第二个女儿11天后，玛丽去世。这个女儿，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葛德文，后来嫁给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珀西·普希·雪莱。

葛德文为妻子出版了文集，其中收录了玛丽写给吉尔伯待·伊姆利的情书，文集公开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性行为，在当时成为丑闻，在法国革命后的反动年代里败坏了玛丽的名誉。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按照平等、自由，正义等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的逻辑，把它们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不分性别的所有人，她反传统的行为突显了这一逻辑外延的社会革命涵义。像其他启蒙运动末期的激进思想家一样，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描绘了一幅许多人希望避免的社会景象。人们对她的见解的不同反应构成了19世纪浪漫主义和中产阶级文化的组成部分。

《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an，A）

沃斯通克拉夫特于1792年出版的辩论性小册子。《女权辩护》是早先的《男权辩护》一书的姊妹篇，后者是对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的回应。 

沃斯通克拉夫特把《女权辩护》题献给塔列朗神父，因为后者主张在法国实行新的教育体制。教育上的性别平等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的主题。她抨击卢梭鼓吹的对男女儿童实行不同的教育方法和体制。她认为妇女生来就具备与男子相同的理性能力，把性别之间的差异归咎于教育和父母的影响。沃斯通克拉夫特进而相信源自洛克的一个观念：从根本上说人人乎等。启蒙运动的学者大都谈及乎等，但他们的平等概念通常仅限〗男子。沃斯通克拉夫特是要求把平等概念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女性的少数激进分子之一。

沃斯通克拉夫特面向男性读者来阐释自己的论点。她宣称，对女性进行一种合理的教育，会使她们成为贤妻良母，从而有利于父权制社会。虽然她并未公开质疑妇女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但她的文章里确实蕴涵了许多颠覆性成分。她指出，妇女倘若没能找到丈夫或者守寡，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能够更好地养活自己。启蒙运动的理想是她男女教育平等主张的出发点，这与她捍卫法国革命的理由如出一辙。 

马尔萨斯（Malthus，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在丹尼尔·马尔萨斯和亨里埃塔·凯瑟琳·格雷厄姆·马尔萨斯的七个孩子中，罗伯特·马尔萨斯排行第六，他在英国不从国教者开办的沃林顿学院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他在剑桥大学数学系就读，1788年毕业。按照英国绅士阶层的习惯，身为家中幼子的马尔萨斯当了一名圣公会教土。1792到1794年，他一直是个勤勉的本堂牧师。他很快当选为剑桥大学耶稣学脘的研究员，1793至180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住在学院，1799年，他遍游德意志北部诸邦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为人口增长理论收集资料。 

1805年后，马尔萨斯成为英格兰首位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在东印度公司设在海利伯里的一所学院任职。《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就是他在海利伯里讲授课程的讲稿。1819年，马尔萨斯被接纳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他还是法兰西研究院和柏林科学院院士，并且是1834年成立的统计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马尔萨斯反对重商主义认为人口增长总是有利的假说。事实上，他是最早断言欧洲并非人口稀少地区的人口学者之一。他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往往高于食物供应增长的速度。因此，他抛弃了恕斯米尔希和其他重商主义者提出的观点：人口与食物供应这两个因素稳定地保持平衡。

依据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观点，人类对于性行为的强烈爱好使人口的增长远远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这么一来，严重的食物短缺、饥荒和疾病肆虐将不可避免，从而导致高_死亡率。最终，人口与食物供应之间恢复一种不稳定的、暂时的平衡，直到下一次人口增长周期再度启动整个循环，人口变化的全过程往往表现出周期性，反复出现增长与下降的趋势。

马尔萨斯为改善这种状况提出的药方，只是婚前保持贞洁和婚后禁欲。他反对把计划生育和堕胎作为控制人口的可行之道。他把自己的人口理论同限制性道德规范联系起来，这种道德规范要求完全颠倒启蒙运动时期的各项行为准则。

马尔萨斯的观点显然是悲观主义的。他依据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便是善意的、理性的政策或统治者，也无法完全控制人类的情欲，无力消除食物供给的天然限制。他对济贫的实际效应同样持悲观看法。他认为，旨在缓解痛苦的济贫计划只会因为引发物价上涨而导致总体经济状况的恶化。不过，他从未要求废除英国《济贫法》，而是倾向于鼓励个人控制自身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的消极影响。

18、19世纪之交，马尔萨斯属于摈弃启蒙运动时期最为明确的乐观主义的少数英国学者之一，他们关于人类行为及潜能的限度的悲观看法取代了关于人类可完善性的信念。在马尔萨斯看来，恕斯米尔希、斯密、曼德维尔、葛德文、孔多塞等理论家此前的观点幼稚地曲解了决定人类生存状况的真正力童。

马尔萨斯在1798年匿名发表的《人口原理》一书中，首次概述了他的思想。1803年，他用真名出版了《人口原理》增补版。他还出版过《当前居高不下的供应品价格》（1800年），以及标志着其政治、经济和人口理论完全成熟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 

参见数学与力学

哈雷（Halley，Edmond）

1656—1743，英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哈雷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制造商和地主，哈雷是家中的长子，在伦敦的圣保罗学校和牛津大学接受了极好的教育。根据王室的指令，牛津大学授予哈雷硕士学位（1657），虽然他没有达到大学正常的住校学习要求。哈雷用查理二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新识別的南天恒星星座，引起了王室的注意。哈雷还献给那位国王一份南天恒星的星座图（一种专门的星图）。 

1678年，伦敦皇家学会选举哈雷为会员。1685到1699年间，他担任皇家学会名誉干事的带薪助手，与欧洲各地的科学家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还负责编辑学会的正式会刊《皇家学会哲学会报》。 

作为一名天文学家，哈雷面临英格兰首位皇家天文学家约翰·弗拉姆斯蒂德的竞争。后者是个老练的观测者，观测技巧胜过了年轻的哈雷。哈雷善于取长补短，长于把庞杂的实验数据条理化，从而弥补了观测领域的不足。弗拉姆斯蒂德和哈雷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哈雷的早期事业，不过，1720年，哈雷受命接替弗拉姆斯蒂德相任皇家天文学家。早些时候（1704），他已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几何学教授职位。1729年，巴黎的法兰西科学院也接纳他为院士。 

哈雷以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领域的观测和理论而著称。哈雷在天文学上主要贡献有：计算出著名的1682年彗星的轨道（这颗慧星后来命名为“哈雷彗星”），并准确预测出它回归地球的年份（1758）;建议在1761和1769年对金星凌日进行观测，以此计算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在地球物理学领域，哈雷绘制出世界上第一份季风和信风的气象图，完成了对英吉利海峡的勘查（1701），阐述了地磁理论。哈雷认为地球的年龄远比《圣经》记载的地球年龄古老，这一观点在当时并非闻所未闻，却实属难能可贵。 

哈雷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在几何学、三角学和社会统计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发表了《布雷斯劳死亡率表》（1693），并用拉丁文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家阿波罗尼斯的两篇论文。 

倘若没有哈雷的努力，牛顿可能不会发表《数学原理》。哈雷鼓励不情愿的牛顿把著作公开出版，并且出资完成印制。当罗伯特·胡克就某些发现的优先权向牛顿提出挑战的时候，哈雷鼓励牛顿继续自己的研究。在牛顿与莱布尼兹就发现微积分的优先权之争中，哈雷也站在牛顿的一边。

德萨居利耶（Desaguliers，John The ophilus）

1683—1744，生于法国的实验自然哲学家，牛顿的早期支持者之一，他使实验课在英格兰成为一种受欢迎的授课方式。德比的约瑟夫·怀特在两幅绘画中描述了这些实验课程。

德萨居利耶的父亲是一个胡格诺派教徒，1685年路易十四撤销《南特敕令》后，其父从法国移居到英格兰。德萨居利耶的基础教育得自父亲，后进入牛津大学求学。1709年，他获得学士学位，1712年获得硕士学位。攻读硕士期间，他就开始在牛津大学讲授实验哲学课程。到〗1712年，德萨居利耶住在伦敦，讲授课程，并获得数笔皇家津贴的酬金。他加入了共济会，1719年成为共济会总会的大师傅。1714年，伦敦皇家学会选举他为会员。 

德萨居利耶为伦敦皇家学会演示了许多实验，在皇室宫廷讲课，还在自己的家中授课。德萨居利耶为各类听众再现了牛顿的热力学实验，还展示了数不胜数的光学和电学实验。1734年，他的讲义以《实验哲学课程》为名出版。德萨居利耶改进了许多科学仪器和设备。他参与了法国笛卡儿主义者同英国牛顿主义者就地球形状展开的争论。这场争论中的双方都接受日心说宇宙观，即地球一年一度绕太阳运转，每天围绕地轴自转。德萨居利耶支持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认为地球自转会使地球的形状成为两极略微有点扁平的球体。笛卡儿主义者则持相反的观点：地球两极会有轻微的拉长。最后，考察队测量两极和赤道地区经度的地理长度，得出的数据证明了牛顿的预测。

德萨居利耶还力图解决物理学上的“活力”之争（围绕“力”这一概念的定义展开的争论），他认为这场争论属于语义学的范畴。他的这种解释在当时得到广泛的认同，如今照例受到科学史家的质疑。 

在传播牛顿学说的过程中，德萨居利耶将格拉弗桑德受牛顿学说启发而写的《物理学的数学原理》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

泰勒（Taylor，Brook）

1685—1731，英国数学家。泰勒毕业于剑桥大学，1712年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泰勒的数学研究不仅集中于力学问题，还涉及音乐声学（弦振动）和直线透视法。在数学领域，他以将函数展开为无穷级数的“泰勒定理”而著称。 

泰勒写过两本重要的数学著作：《增量法及其逆》（1715）和《直线透视》（1715），前者涉及微积分的有限差分演算，后者系统精确地阐述了透视中没影点的原理。 

年轻时，泰勒曾打算与牛顿合写一本音乐书籍，但两人从未把这一想法变为现实。泰勒晚年转向哲学和宗教研究，著有《哲学的沉思》（死后出版，1793）。 

泰勒的研究增强了数学解决和分析实际科学问题的能力。他的特定研究领域补充了约翰·I.伯努利和达朗贝尔等欧洲大陆数学家的研究，但有时也与他们的研究不谋而合。 

参见数学与力学

布拉德利（Bradley，James）

1693—1762，英国天文学家，继哈雷之后担任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皇家天文学家。詹姆斯·布拉德利是一名圣公会牧师，天文学研究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布拉德利通过一位亲戚认识了哈雷，他娴熟的望远镜观测技术给哈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合作多年，哈雷为布拉德利继任皇家天文学家铺平了道路。从1742年到1762年去世，布拉德利在20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皇家天文学家。

身为皇家天文学家，布拉德利说服英国政府提供资金购买最好的观测仪器。结果，在他任职期间，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天文观测树立起新的精确度标准。

布拉德利率先用观测结果直接证明了哥白尼关于地球绕太阳运动的理论。他用精良的仪器、娴熟的观测技巧记录到恒星的光行差，从而发现了恒星的平行位移（从地球上观察，恒星的位置发生了移动，这是地球绕太阳运动造成的）。哥白尼学说已经提出，应当能够观测到这种位移，但直到布拉德利的时代，还无法观测到恒星位移。布拉德利还测量了地球绕地轴的章动（摆动），这种运动是月球对地引力造成的。在地球章动问题上，他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 

除了这些贡献外，布拉德利还协助证明了科学革命孕育的各种理论的正确性，而科学革命进程为启蒙运动时期各种学说奠定了坚实的自然哲学基础。

参见天文学、技术设备

赫顿（Hutton，James）

1726—1797，苏格兰地质学家、农学专家。赫顿来自苏格兰的一个商人家庭，他曾经尝试从事法律和医生行当，最终决定研究农学和地质学。赫顿一生兴趣广泛，他的著述反映了这一点。

赫顿是爱丁堡皇家学会的一名积极分子，他的志趣反映出那一组织致力于把科学应用于实用的技术、经济、农业、工业的总体旨趣。约瑟夫·布莱克是他的密友，赫顿还广泛结交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些杰出人士，如斯密、弗格森、詹姆斯·伯内特（蒙博杜勋爵）。 

赫顿阐述了一种重要的地质学理论，与维尔纳的理论一争高下。当时，地质学家围绕岩石最初是形成于火山爆发还是海洋而争论不休。大多数地质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岩石形成于海洋的理论。这些地质学家承认火山活动也影响了岩石的形成，但他们总是坚持认为火山活动只是晚近的事情，在遥远的过去，岩石最初形成于海洋。

赫顿的理论较为复杂，认为岩石通常是海底沉积过程的产物。他先是在一本名为《一篇关于地球体系、存在时间和稳定性的论文的摘要》（1785）的小册子中概述了这一理论，后来又在《地球理论：证明和图解》（1795）中进一步加以阐释。赫顿与同时代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热是导致沉积物融合成不同矿物质的主要原因。他还断定，不断膨胀的热力使沉积物从海底升起，成为干燥的陆地。 

赫顿也承认火山活动对岩石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他把花岗岩列入火成岩（最初是火山爆发产生的灼热物质，随时间的推移冷却而成）。最终，坚持赫顿理论的地质学家被称为“火成论者”，维尔纳理论的支持者被称为“水成论者”。双方的争论对19世纪的地质学争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读过热特罗·塔尔写的《马力耕作法》后，赫顿对农业产生了兴趣。他花了14年的时间在苏格兰斯莱斯豪斯庄园从事耕作。他遍游英格兰、法国和低地国家，学习农业技术。赫顿撰写了一部长篇农业论著（这部著作的手稿有1045页，但未发表），显示出广博的农业知识以及对罗伯特·贝克维尔的动物饲养实验的兴趣。

最后，赫顿研究了与地质学相关的数个科学领域。1792年，他发表了一部包含三部分的论著《论然哲学的不同主题》。这部著怍探讨了燃素说和物质的本质。在物质本质问题上，赫顿坚持认为物体的基本元素（元素被认为具有不可分性）——用他的术语说就是“物质”——是非三维的。也是说，这些元素不占空间。他认为，如果它们占有空间，它们就可以进行分割。赫顿的这个观点非常接近于博斯科维奇所采纳、后来由拉普拉斯创造性地加以运用的观点。但是，赫顿显然是独立于这两位杰出的科学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赫顿相信自然神论，这种宗教和哲学观点主张，对上帝的信仰应以宇宙的绝妙设计为基础。他认为，地球无始无终，人类无法加以观察。但是，他认为整个地球是一台机器，依照人类能够理解的机械和化学原理构成。他否认《圣经》关于上帝造物的记载准确描述了地球的历史，相反，他断定《圣经》仅仅涉及相对短暂的人类历史。他的这些思想同公认的基督教教义相冲突。 

作为一个科学家和哲学家，赫顿反思了启蒙运动的重大主题。他把观测技术应用于经验主义的特定研究领域，注重阐述能够投人实际应用的知识。他的自然神论哲学表明科学理论依然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但是，他的思想还表明，新兴的科学能够促进对上帝的信仰。

库克（Cook，James）

1728—1779，英国探险家，众所周知的“库克船长”。在开始著名的环球航行之前，库克是英国海军和商业队的水手。他是一名优秀的海员和航海数学的研究者。

1768到1771年，库克乘“努力”号进行了第一次远航。根据公开的布告，这次航行的目的地是塔希提岛，目的是视测1769年的金星凌日。然而，库克还接到向南航行的秘密指令，以找寻传说中广袤的南方大陆。在这次航行中，库克绘制了新西兰（1642年欧洲人第一次到达那里）、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海图，到达了托雷斯海峡。“努力”号的乘客中有植物学家班克斯，他的搜集和观察极大地丰富了18世纪关于全球植物的知识。 

1772到1775年，库克指挥“决心”号和"冒险”号进行了第二次航行。他再次探寻南方大陆，在这次航行中“发现”了复活节岛、汤加、马克萨斯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岛、火地岛的一部分、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此次与库克一道航行的有约翰·乔治·福斯特和他的父亲约翰·赖因霍尔德·福斯特。 

库克的航海实践——他下令要求船上保持清洁，规定锻炼时间，食用橙汁或柠檬汁预防败血症——成为皇家海军的榜样，也证明了关注人的实际需求能使人们从中获益。为了表彰他的成就，库克被提升为船

长。伦敦皇家学会吸收他为会员，并因其预防败血症的论文而授予他科普利奖章。

库克记录下航行的见闻，1777年以《1772、1773、1774和1775年“决心”号和“冒险”号的南极及环球航行》之名出版。 

为了寻找传说中穿越北美洲的西北航道，库克开始了第三次探险航行。他率领“决心”号和“发现”号向东驶往阿拉斯加，途中曾在夏威夷岛登陆，绘制出白令海峡大部分地区的海图。在返回夏威夷过冬的途中，一艘船与夏威夷人发生冲突，库克被夏威夷人杀害。 

库克的探险充分表明，启蒙运动的科学精神所引发的技术和数学进步为欧洲国家带来了重大的发现和利益。如同他旅行家的回忆录一样，库克的航海回忆录在欧洲广为流传。不断发现的新文化和新世界促进了比较宗教学、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等广泛领域的研究。 

布莱克（Black，Joseph）

1728—1799，苏格兰化学家、物理学家、医生，他促进了现代化学特有的定量方法的形成。他识别出二氧化碳是一种独特的气态流体（气体），详细说明了潜热和比热等两个概念。约瑟夫·布莱克生于法国的波尔多，他的父亲是苏格兰人，从贝尔法斯特来到法国做葡萄酒生意。

小布莱克被送到贝尔法斯特上私立学校，然后进人格拉斯哥大学。1748到1752年间，他一直师从卡伦学习医学。后来布莱克转到爱丁堡大学，惠特、门罗第一、查尔斯·奥尔斯顿等人给他上过课。1754年，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756年，布莱克接替卡伦担任格拉斯哥大学化学教授，因为卡伦前往爱丁堡大学任职。在格拉斯哥任教十年后，布莱克再次接替了卡伦的职位，不过这次是在爱丁堡大学。此后，他一直在爱丁堡大学工作，培养出众多来自欧洲和北美殖民地的出色学生，拉什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瓦特曾就热的性能问题向布莱克请教，后来发明了冷凝蒸汽机。瓦特承认布莱克让他理解了热理论，但他坚持认为，冷凝器的设想——它是以布莱克的潜热理论为基础——是出于自己的创造。布莱克和他的学生对瓦特的说法提出质疑。

布莱克在爱丁堡开设了一家小规模的私人诊所。他在爱丁堡积极从事影响极为重大的思想活动，与斯密、赫顿、休谟、弗格森以及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著名人物过从甚密。布莱克出席爱丁堡哲学学会和爱丁堡皇家学会的会议，也频繁参加精英俱乐部、扑克牌俱乐部和牡蛎俱乐部等非正式俱乐部的活动。1799年，布莱克去世。

1760年，布莱克开始做热（热被视为由细小微粒组成的流体）的实验，观察物质从一种物理状态变为另一种物理状态时所发生的热的变化。他测算冰融化成水所需的时间（在实际的融化过程中，温度始终保持在32华氏度，尽管耗费了更多的热量）。他把这个时间与同样份量的水温度升高1度所需的时间做比较。他反复做把水转化为蒸汽的实验。在不断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他认识到温度和热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提出了潜热（冰转化为水的过程中吸收的热能）概念。之后，布莱克转而开始研究比率的变化，不同的物质被加热，并从一种状态转为另一种状态的比率是不同的。通过观察，他阐述了比热概念（一质量单位物质的温度升高1度所需的热量）。 

布莱克多年来一直信奉燃素说，反对拉瓦锡的新理论。不过，1790年，他写信告诉拉瓦锡，他正着手向爱丁堡的学生讲授新理论。布莱克讲授亲和力化学，但坚持使用“随意性引力”而不是大陆化学家所喜欢的“随意性亲和力”的术语。与其老师卡伦不同，布莱克没有把自己的理论与原子论或微粒论的化学物质理论联系起来。

1756年，布莱克在《爱丁堡哲学学会论文与观察报告》上发表《镁石、石灰石和其他碱性物质的实验》，这篇论文为他博得了化学家的声望。布莱克证明，某些物质中含有一种与普通空气不同的特殊气态流体。当这些物质被加热或在酸的作用下，这种“固定空气”（二氧化碳）就释放出来。以前，化学家认为化学反应中释放出的各种空气（气体）均属于同一种物质，并称之为“固定空气”。布莱克的实验表明，这种“固定空气”具有特殊的属性。他的发现令化学家认识到，或许存在着不止一种“空气”。布莱克的实验为启蒙运动晚期气体化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发现铺平了道路。他的研究成果是启蒙运动时期一系列关键性化学发现之一，促进了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化学革命。 

卡文迪什（Cavendish，Henry）

1741—1810，英国自然哲学家，拥有过人的实验设计才能。他的灵感源于牛顿的科学哲学和方法论。

亨利·卡文迪什生于法国尼斯，其父母是英国贵族。他的父亲查尔斯·卡文迪什勋爵是著名的实验科学家和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员。亨利·卡文迪什进人剑桥大学读书，但没有获得学位。因为家境富有，他从未接受过任何职业训练，而是终生从事自己爱好的科学事业。在这条人生道路上，他得到了父亲的鼓励和帮助。 

卡文迪什进行了无数次精细的实验研究，涉及领域包括化学、电学、力学、磁学、光学、地质学和工业技术。他仅仅发表了一小部分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气体化学、电学理论和物理状态的改变（凝固点）的研究。1766年，卡文迪什因气体研究获得了皇家学会的科普利奖章，他经过研究发现，自然界存在不止一种气体。1784年，卡文迪什报告了一项实验结果：他将易燃气体（氢气）和无燃素气体（氧气）混合，生成了水。卡文迪什对燃素说坚信不疑，因此，他断定，易燃气体实际上是与水混合在一起的燃素，无燃素气体则是燃素流失的水。普里斯特利及合作者以前也曾做过这个实验，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两种空气（气体）在遭受电击后形生的露珠实际上就是普通的水。卡文迪什在两组气体实验中的发现为拉瓦锡随后发动的化学革命提供了数据支持。 

卡文迪什还阐述了电的中流体理论（他由此得以把电力量化），确定了地球的密度（1798）。概言之，卡文迪什是18世纪融实验和数学为一体的牛顿科学的杰出代表。

普里斯特利（Priestley，Joseph）

1733—1804，英国化学家、自然哲学家、神学家。普里斯特利是最早分解出氧气并意识到其独特性质的化学家之。他还对理性神学做出了贡献，发展出一种有爭议的关于身心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论。

普里斯特利是一个约克郡布商之子，他基本上是由亲戚抚养大的。虽然他的家庭属于严格的加尔文宗公理会，年轻的普里斯特利却喜欢较为温和的英国长老会教义。普里斯特利自学了科学和数学课程，之后进入英国不从国教者在达文垂开办的一所神学院学习。在达文垂，他在老师的鼓励下研究洛克、剑桥柏拉图主义者亨利·莫尔和卡德沃思以及牛顿的著作。通过这些学习，普里斯特利掌握了奠定启蒙运动基础的英国经验主义、自然神学、自然哲学的扎实知识。他的神学和政治立场倾向后蒙，在科学上则趋向实用和还原论的方法。

在被委任为牧师后，普里斯特利尝试以本堂牧师的身份开展工作，但他所属的圣会并未完全接受他。他很快就改变了人们的看法，成为卓有成就、受人尊敬的教师。他先是在南特威奇开办了一所学校，之后又在不从国教者的沃灵顿学院谋得一席之地。1767年，他担任利兹的密尔希尔长老会的牧师职位。1780年后，他定居伯明翰，在自由的新会堂成为大受欢迎的讲道者。他参加了以伯明翰月亮社闻名的非正式知识分子俱乐部，他的朋友包括博尔顿、伊拉斯谟·达尔文、瓦特和韦奇伍德。 

普里斯特利半身雕像

化学家和神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支持革命者，因而他的家和教堂被一群高喊“教会与国王”的愤怒的英国暴徒捣毁。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多年以来，普里斯特利一直是英国“上帝一位论”宗教信仰的主要桿卫者，也是开明政治改革的直言不讳的斗士。他的著述、讲道以及对法国革命初期温和阶段的支持，使他受到圣公会及众多政治敌人的攻击。1791年，一群效忠“教会与国王”的暴徒不仅捣毁了普里斯特利的家和科学实验室，还捣毁了伯明翰新会堂。这一事件导致普里斯特利移居美国·在那儿他成为杰斐逊的朋友和支持者。1804年，普里斯特利在美国逝世。 

1773至1780年间，普里斯特利受雇于谢尔本伯爵威廉·佩蒂的家庭。1774年，谢尔本与普里斯特利到巴黎旅行。在那里普里斯特利见到了法国化学家拉瓦锡。他向拉瓦锡讲述了自己所做的水银锻烧后剩下金属灰的实验。普里斯特利收集了煅烧过程所产生的气体，他已经知道这种气体显示出不寻常的化学特性。普里斯特利相信燃素说的正确性，便把这种新气体称作“脱燃素气体”。最终，拉瓦锡着手用普里斯特利的气体做实验，并把它命名为“氧气”，在新化学学说中赋予氧气以重要地位。拉瓦锡与普里斯特利的会面使学术界围绕拉瓦锡在随后的化学革命中得益于普里斯特利之处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除了有关氧气的影响深远的著述外，普里斯特利还撰写了一系列物理学教科书。它们包括《电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新颖的实验》（1767）、《有关视觉、光和色彩新发现的历史与现状》（该书一个更有名的书名是《光学的历史》，1772）、《通俗电学研究入门》（1768）和《通俗透视理论与实验入门》（1770）。他所做的电学实验的结果发表在《皇家学会哲学会报》。 

普里斯特利还批评里德阐述的苏格兰常识哲学和哈特利创立的心理联想学说。普里斯特利借鉴了博斯科维奇与众不同的原子概念，以阐述自己的身心关系学说。

普里斯特利的宗教、哲学、心理学观点体现于下列著述：《基督教讹传教义史》（1782）、《有关耶稣基督的早期观念史》（1786）、《物质与精神的研究》（1777）、《插图本哲学必然性学说》（1777）、《论里德博士关于人类精神的研究》（1774）以及《论哈特利的人类精神学说》（1775）。 

普里斯特利还著有关于一般教育哲学以及语言、历史和法律方面的书籍，包括《语言理论讲义》（1762）、《英语语法入门》（1761）、《论文明与积极生活的开明教育》（1765）、《论历史与一般性政策》（出版于1788年）、《论政府的首要原则》（1768）、小册子《论布莱克斯通博士的英国法释义》（这本小册子批评了布莱克斯通的观点，1769）。 

赫歇尔（Herschel，WHIiam）

1738—1822，在英格兰工作的汉诺威裔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最初是汉诺威禁卫军的一名乐手，1757年前往英格兰从事音乐职业。他受雇在巴思的一座教堂里担任管风琴手。他对天文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凭借音乐行当挣了足够的钱维持自己的宇宙研究。 

赫歇尔设计、制造了当时最大的反射望远铣，这台仪器长40英尺，其镜片直径达4英尺10英寸。事实表明，这台仪器无法用于实际观测，因为镜片的重量导致成像严重失真，赫歇尔用一台较小的望远镜观测，着手绘制宇宙的天体图尝试确定宇宙的形状。他得到妹妹卡洛琳·赫歇尔（1750—1848）的帮助，后者后来凭自己的能力成为一个卓越的天文学家。在这项研究过程中，赫歇尔兄妹首次记录下对双星、星团和气态星云的观测结果。赫歇尔还在1781年发现了天王星，因此被接纳为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员，并被学会授予著名的科普利奖章，国王乔治三世还授予他一份丰厚的年金，以鼓励他全身心地献身于天文学研究。 

参见技术设备

班克斯（Banks，Joseph）

1743—1820，英国植物学家，曾随库克船长一道进行第一次环球旅行（1768—1771）。班克斯的家族是地位显赫的英国土地乡绅。他不但享有特权，还有稳定的收人。尤其是，这份收入资助了班克斯毕生的植物学研究。 

班克斯在牛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数年后没有获得学位便放弃了学业。他迁居伦敦，开始四处旅行，为班克斯植物标本室收集植物标本。班克斯和林奈的瑞典学生丹尼尔·卡尔·索兰德参加了库克的首次南太平洋之旅。

1766年，班克斯当选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他担任皇家学会主席长达41年之久（1778—1820）。班克斯有时被描绘成一个独裁者，这无疑表明他是皇家学会和伦敦社交界的一个主要人物。 

1771年，班克斯谒见国王乔治二世，结果，因双方共同的植物学兴趣，两人成为朋友。班克斯说服国王把丘园建成植物学研究基地。他还协助把西班牙人小心翼翼控制的美利奴羊引入英格兰帮助在澳大利亚建立殖民地。最后，在法国革命引发的战争时期，班克斯运用自己的影响保护英格兰和法国的科学家免遭监禁和骚扰。 

扬（Young，Arthur）

1741—1820，英国作家、农业科学家。扬出身于萨福克郡乡村的一个富裕家庭。父母把他送到当地的一所文法学校，后来送他到一个商人那里做学徒，扬本人更想上大学。

17岁时，扬开始写作，用自己的手稿跟出版商交换书籍。有一阵子他决定不了是从事文学还是农业。22岁那年，他在布拉德菲尔德租下了属于他母亲产业的一个农场。1788年，他在母亲死后继承了农场。

扬在自己的农场和其他农场进行试验，研究提高农业产量的新科学技术，从而促进了往往被称为农业革命的18世纪农业变革。扬及其追随者改进了农业生产，使英国能够用更少的人口生产更多的粮食。

结果，许多英国乡绅开始圈占庄园中传统上属于公用地的土地。他们假手议会把圈地行为合法化，强行通过《圈地法案》来支持圈地行为。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开始迁往城市，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圈地造成了严重而直接的社会后果，使传统的生活方式、家庭关系和职业关系分崩离析。到他30岁生日时，扬已经出版了七本农业方面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农场主的信札》（1767）。1784年，他创办《农业年鉴》杂志，在该杂志先后发表了400多篇文章，并在去世前一直担任杂志的主编。扬是伦敦皇家学会会员，而且在第一个管理农业发展的政府部门任秘书。他还漫游法国、瑞士、德国、俄国和美洲殖民地，与这些国家的主要农学家建立了联系。 

扬遍游英格兰、爱尔兰和法国各地，记下对当地政治社会状况的观察。他在《英格兰北部半年游记》（1770）、《一个农夫的英格兰东部游记》（1771）、《爱尔兰游记》（1780）和《法国游记》（1792）中报告了自己的发现，增进了城市读者对农村情况的了解。扬还出版了—本名为《政治计算》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774）。 

扬的活动无疑是一个绝佳的例证，说明启蒙运动促进了科学在实际生活问题中的应用。但他致力推行的农业改革也显现出启蒙运动改革目标蕴涵的矛盾。一方面，扬的技术革新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使英国的粮食供应更为稳定，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由于剌激了圈地进程，造成下层农民背井离乡，英国贵族得以从农业革命中获利，他的革新也造成了社会失调和社会疾苦。 

黑尔斯（Hales，Stephen）

1677—1761，英国生理学家、公共卫生专家。黑尔斯出身于肯特郡的一个显赫家族，在剑桥大学完成大学教育，随后进人英国国教会。他担任特丁顿教区的牧师，终生居住在那一教区，。在剑桥大学求学期间，部分是受朋友威廉·斯蒂克利的影响，黑尔斯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剑桥大学时，黑尔斯就听过一些课程，做过一些实验，参加过野外考察，但直到1712年前后，他才开始从事严肃的科学研究。1717年，在斯蒂克利的大力推荐下，他得以入选伦敦皇家学会。黑尔斯在晚年获得了众多荣誉。1733年，牛津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他还是北美佐治亚殖民地的托管人，美洲的一个新植物种类“银钟花属”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753年，法兰西科学院选举他为外籍院士。黑尔斯协助建立了伦敦皇家艺术学会。他还发明了一种用于医院、监狱和船舶的通风装置，因为这些地点空气混浊，死亡率很高。黑尔斯与蒲伯、贺拉斯·沃波尔以及当时的著名科学家都很熟悉。 

早在1719年，黑尔斯就着手定量研究植物汁液的循环机制。在伦敦皇家学会的资助下，他于1727年出版了《植物静力学》，报告了70种化学实验的结果。黑尔斯随即转而研究动物体内循环问题，继续他在剑桥时已经开始的研究。《血液静力学》总结了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结果。

这两本著作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力学能够为循环现象提供模式和解释。他还提出植物汁液循环类似于动物血液循环。后来，他把这两本书合为一，出版了《静力学论文集》（1731）。

《植物静力学》的第六章是“空气分析”。这一章报告了黑尔斯收集和测量各种化学反应生成空气（气体）的实验。黑尔斯把这些气体称为“固定空气”，因为它们曾经属于物质的一部分。他认为，所有物质都包含这种固定空气。黑尔斯没有意识到他在实验中实际上收集到几种不同的气体。在设计实验的时候，黑尔斯发明了一些装置，其中，集气槽为日后科学家的重大实验提供了便利。

黑尔斯在《植物静力学》第六章中报告的化学实验为约瑟夫·布莱克、普里斯特利以及拉瓦锡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他们的科学活动和理论根本改变了18世纪的化学。

参见化学革命、英格兰、数学与力学、科学

普林格尔（Pringle，John）

1707—1782，在爱丁堡和伦敦工作的苏格兰裔医生。普林格尔是约翰爵士和玛格达伦·埃利奥特·普林格尔之子。他先是进人圣安德鲁斯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学习，后在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莱顿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还曾在巴黎短暂学习过。他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过八年（1734—1742）形而上学（气体力学）和道德哲学教授，之后在军队服役（1742—1749），期间领导英国在弗兰德斯的野战医院。借助这种身份，普林格尔倡导把野战医院列为不受敌方攻击的避难所的观点。 

1749年，普林格尔迁居伦敦，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被任命为夏洛特皇后和国王乔治三世的医师。他还被授予男爵封号。1775年，伦敦皇家学会选举普林格尔为会员。他成为皇家学会颇具影响的会员，1772至1778年间担任学会的会长。他还是医师协会的荣誉会员，而且是哈勒姆、阿姆斯特丹、哥廷根、卡塞尔、马德里、巴黎、圣彼得堡、那不勒斯和爱丁堡等欧洲各大城市的科学协会的会员。 

普林格尔是现代军事医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主要著作《论军队疾病》（1752）在18世纪出过多种版本，并翻译成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荷兰语以及西班牙语。该书还出了由拉什注释的美国版。普林格尔在书中说明了疟疾、斑疹伤寒、痢疾和流行性脑膜炎等战地疫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普林格尔遵循生机论原理，认为环境对于疾病预防和治疗起到重要的作用。他的著作概述了改善野战医院和军营环境卫生的方法，强调医院保持良好通风的重要性。 

普林格尔在促进医疗活动和日常生活的普遍清洁方面也贡献良多。他为医学术语增添了“败血症病原体”和“抗菌剂”概念，认为某些疾病是由极为细小的微生物引发的。他论述新术语的数篇论文发表在《皇家学会哲学会报》（第46卷，第495、480、496、525和550号）。

卡伦（Cullen，William）

1710—1790，苏格兰医生、化学家。卡伦先后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和化学。1734年，他开始以私人医生的身份行医，1740年，他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711年以后，卡伦在格拉斯哥大学开设私人课程，并说服该大学为他提供资金，建立一座化学实验室以完善他的独立课程。1751年，卡伦正式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担任医学教授。1755年，他成为爱丁堡大学的化学教授，后于1766年担任医学理论教授。1773年，他又成为物理学教授。卡伦协助创立了爱丁堡皇家学会和爱丁堡皇家医学学会。1777年，伦敦皇家学会选举他为会员，但他似乎没有在那个组织中发挥什么作用。

卡伦在科学界的声望来自于观念创新、清晰易懂的教学。他讲课用英语而不是拉丁语，虽然拉丁语在当时仍然是正式的教学语言。他培养了众多学生，约瑟夫·布莱克是其中的佼佼者。卡伦和爱丁堡大学的同仁惠特都是机械哲学的早期批评者。卡伦的观点体现于一部疾病分类和诊断的著作《疾病分类学方法纲要》（1769）以及临床医学教材《医学入门》（1776）。《医学入门》在18世纪晚期被广泛使用，还翻译成数种语言。 

卡伦发表了一篇关于蒸发实验的重要研究论文，名为《液体蒸发引起的低温和其他产生低温的方法》。1756年，这篇论文发表在《在爱丁堡学会宣读并由学会发表的物理和文学论文和观察资料》。卡伦的研究与约翰·戈特沙克尔·瓦勒留斯、约翰·特奥多尔·埃勒尔·冯·布罗克豪森、诺莱神父、夏尔·勒鲁瓦、安托万·博姆的研究一道，为晚期启蒙运动的化学革命提供了某些基础材料。

尼达姆（Needham，JohnTurberville，Abbé）

1713—1781，生于英国的生理学家、显微镜专家。尼达姆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不从国教者（皈依罗马天主教的新教徒），父亲把他送到法国控制的佛兰德斯（杜艾和康布雷）接受教育。1738年，他被任命为大主教牧师，开始教授修辞学，并主持英格兰特依福德的一所天主教学校。尼达姆曾在葡萄牙里斯本的英国学院教授哲学。1745年回到伦敦。1746年，他前往巴黎，在巴黎他认识了布丰，之后与布丰合作研究，挑战一种特定的预成说：精源论。1751年起，尼达姆开始担任到欧洲大陆进行大旅行的年轻英国贵族的同伴和导师。从事这项工作几年后，他定居布鲁塞尔。1768年，他出任比利时一所学院院长之职。1773年，这所学院发展成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尼达姆一直住在布鲁塞尔，1781年去世， 

尼达姆是首位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的天主教牧师（1747）。他还是“祖国之友社”的皇家巴斯克协会和伦敦文物收藏者协会的成员。

尼达姆兴趣广泛，对生命科学、神学和哲学等学科均有涉猎，这表明了一个事实：在18世纪的科学家和启蒙哲学家看来，这些学科彼此间依然联系密切。尼达姆作为罗马天主教的辩护士，希望保护教会免遭唯物主义、自然神论、无神论的侵犯，这种愿望影响到他的科学研究。在这一点上，可以把尼达姆与瑞士新教生理学家博内做一个有益的比较，虽然他们两人捍卫的学说和宗教传统迥然不同。 

尼达姆拒斥物理医学理论提出的原子论、机械论的生命物质观。尼达姆的生命机体观是一种动态的观点，他认为物质的广延性（即物质占有空间）只是物质的表象而非本质属性，这一观点甚至比生机论更为激进。尼达姆认为，物质是由运动与阻力这两个简单、对立和非三维的成分构成。这两种成分或动因的相互作用与结合就形成了物质广延性的表象。尼达姆主张，只有这种把物质视为活跃成分相互作用的产物的物质观，才能解释生殖（繁殖）过程和现象。他认为，在雄性精液中运动和阻力的相互作用下，胚胎经过一系列渐次的演变发育成熟，因此，尼达姆支持渐成说，认为雄性精子在新生命的孕育中发挥了作用。尼达姆把胚胎发荇加以概念化，把胚胎发育看作是一个过程，胎儿在各个发育阶段呈现出伟大的存在之链中其他有机体的特征。他认为，并不存在预先成形的单个胚胎，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胚胎的最终厲性是预先决定了的。 

尼达姆的繁殖理论使之成为预成说和渐成说两派围绕生殖问题之争的主要参与者。布丰用尼达姆有关精液的实验结果来证明“有机微生物”学说，在《自然史》第卷详尽阐述了这一学说。博内是18世纪晚期预成说以及马勒伯朗士的“偶因论”（一种维护上帝在个体创造中的作用的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博内把尼达姆视为主要论敌。斯帕兰扎尼最终否认尼达姆宣称观察到自然发生实验的真实性。 

除生殖理论外，尼达姆还在诠释《创世记》圣经文句“一夜一昼为一日”的基础上阐述了一种自然历史观。尼达姆指出，宇宙万物及其自然史表明了积极与消极两种对立成分的相互作用。《创世记》描述的夜晚象征消极的成分，它先于白天这一积极的成分。《圣经》中上帝创造世界的每一天，都对应于自然向其终极顶点——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与合作者布丰一样，尼达姆也认为自然界历史漫长、饱经沧桑，这无疑是辩证的、目的论的宇宙观，尽管上帝依然被视为万物的创造者和统治者。过去也曾有过包含这种观点的思想，浪漫主义和德国“自然哲学”逐步取代各种启蒙运动世界观之后，这些思想将变得越来越常见。

尼达姆与伏尔泰就是否有奇迹展开过一连串的辩论，他维护正统天主教神学关于奇迹的信念。伏尔泰否认存在《圣经》记载的那种奇迹。伏尔泰宣称，上帝不会为了给少数选民以特殊的启示而违背自身的自然法则。此外，一个人若想看到世上的奇迹，那只需观察各种自然奇观即可。 

尼达姆的著述包括：《用显微镜检查枪乌贼及其神奇的管状生殖腺所得新发现的报告》（伦敦，1745）、《新显微观察报吿，以及关于有机体构成和分解的有趣发现》（巴黎，1750）、《关于自然和宗教的物理学与形而上学研究，以及一种新的地球理论》（1769）。 

惠特（Whytt，Robert）

1714—1766，苏格兰医师、神经病学家。他进行了用石灰和肥皂软化尿道结石的医学实验，这些实验激发了约瑟夫·布莱克的重要研究。18世纪50年代，惠特还与哈勒一道枳极参与了生理学家围绕应激性和敏感性问题的争论。他研究了脊髓的反射活动，首次确定了一种特殊的神经反射活动（瞳孔放大）。 

罗伯特·惠特是律师之子，6岁时沦为孤儿。他继承了家里的产业，这使他有条件接受完整的教育。他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学习四年，1730年获得人文学科学位，后被新组建的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录取。爱丁堡大学的四年学业完成后，惠特前往伦敦和巴黎，获得了临床治疗经验。他又前往莱顿，师从布尔哈夫。惠特获得了法国兰斯大学和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医学学位。1737年，爱丁堡皇家医师协会吸收他为成员。 

惠特在爱丁堡皇家医院讲课并从事研究。1747年，他收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两份任命。1752年，在朋友普林格尔的推荐下，惠特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1761年，他波任命为苏格兰皇家御医，1763年，当选爱丁堡皇家医师协会主席。 

惠持在神经官能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生命机体理论概念介于万物有灵论与正在兴起的生机论之间。惠特不同意施塔尔提出的灵魂意识支配躯体活动的万物有灵论观点，但他提出有一种剌激对之起作用的感觉本能。他把这种感觉本能等同于人的灵魂，但倾向于认为这种感觉本能存在于神经纤维。

惠特的主要著作有《动物的生命活动及其他无意识活动》（1751）和《生理学论集》（1755），这两部著作在敏感性-应激性之争中很重要。他的《论石灰水和肥皂在结石治疗中的优点》发表于1743年的《爱丁堡协会医学观察和论文集》。《论通常称作神经病、忧郁症或癔病的各种疾病的性质、病因和治疗》（1764）是英语国家对早期神经病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18世纪后期，两个版本的惠特文集《罗伯特·惠特文集》（1768）和《理论医学全集》（1770）就已经被翻译为德文。 

参见生物学、科学

亨特（Hunter William）

1718—1783，在伦敦行医的苏格裔解剖学家、外科医生，生机论的追随者。威廉·亨特是约翰·亨特的哥哥，其双亲是苏格兰农场主约翰·亨特和阿格尼丝·保罗·亨特。威廉·亨特开始在格拉斯哥大学接受神学教育。他发现神学研究令人反感，在格拉斯哥认识了化学家和内科医生卡伦，并且成为卡伦的助手。1739年，在卡伦的建议下，亨特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解剖学和医学。他的主要教师是门罗第一。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一年后，亨特前往伦敦，在解剖学家和助产士詹姆斯·道格拉斯的家里做家庭教师。亨特跟随道格拉斯学习，直到后者于1742年去世。1745年，亨特开设了一系列私人解剖学课程。1745年，理发师-外科医生同业公会改组，外科医生与理发师分立为两个行当，外科医生的势力相对较小，被迫放松了传统上对开设私人课程的限制。到18世纪60年代，亨特在最初的私人授课的基础上创办了一所完备的私立解剖学校，学校建有一所收藏标本的博物馆，创办了一份杂志《医学评论》。亨特去世后，他的收藏捐给了格拉斯哥大学。 

1747到1768年间，威廉·亨特嬴得了许多显耀的荣誉和学位。1747年，外科医生同业公会颁发给他一份执照。1750年，格拉斯哥大学年授予他医学博士学位。1752年，外科医生总会授予他解剖学大师的称号。1756年，医师协会也接纳他为会员。在加人医师协会后，亨特脱离了声望稍逊一筹的外科医同业公会。1767年，伦敦皇家学会选他为成员。1768年，国王乔治三世任命他为皇家科学院解剖学教授。

亨特做外科医生待遇优厚，接治的病人中有不少著名人士。在夏洛特王后怀孕期间，他一直精心照料，并为她接生了第一个儿子。他声誉日隆，包括雷诺兹在内的数位著名艺术家都曾为他画像。亨特发表了许多解剖学论文，最著名的著作是《人类妊娠子宮的解剖学》（1774），这部对开本著作附有34幅受孕子宫的木刻插图。 

威廉·亨特帮助弟弟约翰·亨特获得了解剖学家所必需的训练和经验，两人因为发现受孕子宫胎盘供血的优先权而发生冲突。兄弟二人关系疏远，始终未能和好如初。

亨特（Hunter，John）

1728—1793，在伦敦行医的苏格兰裔外科医生、解剖学家。约翰·亨特是农场主约翰·亨特与妻子阿格尼丝·保罗·亨特的第十个儿子，他的哥哥威廉·亨特也是解剖学家和外科医生。 

在小约翰1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他住在家里的农场里，一边协助母亲劳作，一边学习动物饲养。1748年，他来到伦敦，他的哥哥威廉让他接受解剖学和外科学教育。约翰·亨特的解剖学训练大多是在他哥哥主管的解剖室里完成的，他还到伦敦的圣乔治医院、圣巴塞罗缪医院、切尔西医院听有关的外科学课程。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亨特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因而直到40岁才获得外科医生同业公会颁发的执照。

约翰·亨特在接受正式外科学教育上遭遇的种种困难，使他决心帮助其他学生更容易地完成学业。他在家中开设外科学和解剖学的私人课程，还组织了一个学生协会“伦敦民学学园”。协会每周聚会一次，学生们宣读论文，讨论他们的发现。他们还可以利用亨特私人收藏的解剖标本和绘图。画家斯塔布斯应邀为亨特的陈列室绘制了四幅动物画。亨特培养的学生包括詹纳和另外一些成功的外科医生和医师。 

在他哥哥主持的考文特花园解剖实验室，亨特承担了繁重而又受益颇多的工作。在为哥哥工作11年之后，亨特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他担任外科军医之职（1760），并参加了七年战争中夺取贝尔岛之战以及葡萄牙的战役。他的重要论文《论血液、炎症和枪伤》（1794）记录了他治疗战斗创伤的观察和经验。1763年，亨特回到伦敦，在戈登广场开办了一家私人解剖实验室。虽然他已经作为外科医生行医数年，但由于他没有外科医生协会颁发的执照，亨待很难获得高级职位。1768年，他莸得外科医生执照，随后在圣乔治医院担任主任外科医生之职。他还开设家影响颇大、收益颇丰的大型私人外科诊所。 

很快，荣誉和认可接踵而来。在成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1767）之后，亨特还应邀加入皇家人道协会董事会（1776），被巴黎的皇家外科学会接纳为会员（1783），入选美国哲学学会（1787），被授予著名的科普利奖章（1787），被任命为英格兰陆军副总医官（1785）和总医官。他还一直担任乔治三世的御医。 

亨特是生机论这一生命机体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他认为血液是一种活跃的流体，将活力带入生命机体的各个部分。正是出于这一信念，他反对当时常见的放血疗法。他还认为动物和植物蕴涵活力，因而与无生命的物质截然不同。他反对源于机械哲学的医学理论，否定化学医学的基本原则。亨特对解剖病理学、动物解剖学和人类生殖系统进行了重要的研究。他把得自解剖标本的知识应用于外科手术。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论血液、炎症和枪伤》、《人类牙齿的自然史》（1771、1778）、《论性病》（1786）、《对动物形态某些部位的观察》（1786）。 

参见医学、苏格兰

达尔文（Darwin，Erasmus）

1731—1802，英国医生、植物学家、诗人、发明家，著名博物学家査尔斯·达尔文的祖父，英格兰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伊拉斯漠·达尔文不但运用理性的分析方法研究自然现象，还热情地把大自然作为一个审美对象来加以欣赏。他坚信人类进步的理想，并和其他人一样认为工业技术能够促进这一目标。他是伯明輪月亮社的创始人之一，该学会旨在推动启蒙哲学、科学和技术目标的实现。他信奉彻底的自然神论，并由此相信自然界的设计证明了一个智慧之神的存在。他抛弃了传统的英国新教教义，形成了一种融异教、科学和哲学为一体的个人信仰。他不光秉持这些信念，还推测物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进化，这使得思想保守的同胞称他为无神论者。 

伊拉斯谟·达尔文的父亲是个独立的律师。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获得剑桥大学的医学学位。他还在爱丁堡大学学过两年医学，还曾在伦敦跟随威廉·亨特学医。

作为一个内科医生，伊拉斯谟·达尔文致力于启蒙运动对医术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新的临床医学方法。他仔细观察病人，竭力找到针对病人特殊病症的特定治疗方法。他最早发表了用洋地黄治疗心脏病（浮肿）的报告，尽管发明这种新方法的荣誉通常归于威廉·威瑟灵的名下。达尔文高超的医疗技艺很快就得到承认，1761年，他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 

植物学是达尔文的第二大兴趣所在。达尔文热心支持林奈提出的全新分类体系，也关注一些实际问题，如植物病害的控制，肥料的使用，以及土壤改良和灌溉方法。

达尔文十分注重实效，创造出几项新发明。其中一项发明是带动研磨机的风车，韦奇伍德用它來生产陶器用的颜料。达尔文的其他发明都未付诸实用，其中包括说话机、模仿机等有趣的设计。

在发展这些兴趣的过程中，达尔文最早阐述了一种清晰的进化论。他认为，地球的年龄已有数百万年之久，物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以努力适应环境的变迁，获得性特征能够遗传给后代，一切生命可能都是从单一的源头发展而来。 

伊拉斯漠·达尔文出版了两部重要的科学论著，阐述其医学和自然科学思想的《动物生理学》（两卷本，1794、1796）、《植物学：农业和园艺哲学》（1800）。他还创作了一些长篇自然哲理诗，用诗人的想象力服务于科学。这些诗歌是达尔文的自然神论和一般的自然哲学的最佳佐证，第一部长诗是《植物园》由《植物的爱情》（1789）和《植物的组织》（1791）两部分组成。可能出于政治原因，皮特内阁的副外交大臣坎宁在其《三角恋爱》中恶意挖苦这首诗。由于持有激进的哲学和政治信念，达尔文及其伯明翰月亮社的同道引起了英国当局的憎恶和担忧。 

此外，伊拉斯谟·达尔文还创作了第二首吟咏自然的长诗《自然的殿堂》（在他死后于1803年发表）。他在诗中把古典的异教神话视为古人认识自然真理的典范。在忍受了一年的病痛之后，达尔文于l802年逝世， 

门罗第二（Monro，Alexander（Secundus）

1733—1817，苏格兰解剖学家、爱丁堡大学教授。亚历山大，门罗第二效法其父贬历山大，门罗第一的榜样，从事解剖专业。21岁那年（1754），门罗第二与父亲共同担任爱丁堡大学解剖学教授。这一任命是门罗第一安排的。1755年，门罗第二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学位。他的论文《论不同动物的睾丸和输精管》对于雄性生殖器官进行了独创性的比较解剖学研究（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门罗第二毕业后不久即前往伦敦，听他父亲从前的学生威廉·亨特讲授比较解剖学。1757年，他从伦敦出发到北欧各国大旅行。大旅行期间（1757—1758），他访问了巴黎、柏林和莱顿，会见了_著名的解剖学家，参加医学讲座和解剖。1758年，门罗第一患病，门罗第二回到爱丁堡讲授解剖学。之后，他一宣在爱丁堡大学教学，直到1808年健康状况恶化而被迫辞职。 

门罗第二是生气逢勃的爱丁堡启蒙运动知识界的活跃分子。他和休谟共同担任爱丁堡哲学学会的干事，（1760-1763）。哲学学会发展为爱丁堡皇家学会后，他又担任会唯一的干事达20余年（1763—1783）。他积极参与爱丁堡市的照明、街道清扫、公共场所管理等委员会，这表明启蒙运动晚期重视公共卫生。他还担任该市皇家医院的院长。他是哈维学会的会员，以演讲技巧和乐天派性格而著称。门罗第二也仿效其父的做法，为其子门罗第三在爱丁堡大学谋得解剖学联合教席。1787年，门罗第二死于一场严重的中风。 

门罗第二早期的著述大多涉及与亨特及其同事就解剖学发现上的优先权而展开的论战。例如，门罗曾在柏林同一个名叫梅克尔的解剖学家做过胸部穿刺手术，但门罗过去的学生、亨特的同事休逊先生公开声称自己率先施行了这种手术。如今，学者们认为，门罗第二进行了第一例胸部穿刺，休逊则享有最先公布实施这种手术的荣誉。

门罗第二的主要论著发表于18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们包括：《神经系统的构造和功能的观察》（1783年，德文版1787年），这篇论文率先鉴别出如今称为“门罗氏孔”的大脑通道：《从人和其他动物的角度对鱼类构造和生理的考察和比较》（1785）;《对各种粘膜囊的描述》（1788年，德文版1799年）;《神经系统的实验》（1793）;《关于脑、眼和耳的三篇论文》（1797）。 

门罗第二认为神经机能刺激肌肉收缩，还认为神经传递一种“动物电”或“活力流体”因此，他的观点仍是站在18世纪热和电的流体理论以及生机论的一边。在生殖（繁殖）的问题上，门罗第二支持预成说的“卵源论”，这种理论坚持认为雌性卵子是预先形成的胚胎之源，雄性精子不起任何作用。门罗第二的著作体现出开明医学和生命科学的一个共同特征：如今公认对现代医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发明，实际上是在完全不同的理论框架内取得的，对这一现象加以研究，就能扩展和加深我们对启蒙运动的认识。 

詹纳（Jenner，Edward）

1749—1823，英国医生。詹纳最初跟一个外科医生当学徒，后在伦敦医生约翰·亨特的指导下接受教育。詹纳致力于寻找一种比接种更为安全的预防天花的方法。

詹纳注意到，那些感染了一种称作牛痘的轻微疾病的挤奶女工不会得天花，他由此推断，接踵牛痘病毒也许能成为一种安全的预防天花方法。一个8岁的小男孩詹姆斯·费普斯成为实验对象，在他的皮下注射了采自挤奶女工身上的活体牛痘病毒。几个星期以后，这个小男孩又被接种了活体天花病毒，但他并没有感染天花。

1798年，詹纳在《对天花疫苗原因和结果的研究》中发表了这一实验结果，人们很晚才肯定他的发现，尽管疫苗接种大大降低了天花的死亡率。毕生致力于推广接种的因根豪茨严厉批评疫苗接种方法。然而，英国议会慷慨地奖励了詹纳，授予他一笔皇家年金。最终，詹纳的新疫苗根本改变了天花的防治方法，使欧洲消灭了这种可怕的疾病。

参见医学

纽科门（Newcomen，Thomas）

1663—1729，英国铁匠、发明家。1705年，他与约翰·考利（也叫“卡利”）共同发明了第一台名副其实的蒸汽机，日后蒸汽机成为推动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之一。纽科门蒸汽机有一个单缸气缸，当蒸汽凝结，在汽缸里产生真空。大气压力推动活塞压下，活塞运动带动机器运转。 

纽科门同托马斯·萨弗里合伙制造蒸汽机，后者曾制造出一台用于矿井抽水的简单水泵。1712年后，工厂和煤矿开始应用纽科门蒸汽机，即使在瓦特发明双缸蒸汽机之后，某些领域仍在继续使用这种蒸汽机。

参见英格兰

达比（Darby，Abraham）

1678?—1717，英国铸铁技师。1709年，他的布里斯托尔铁业公司改进了用焦炭熔铁的技术。这顶发明是最终引发以钢铁为基础的工业革命的最早技术进步之一。运用这种方法能够生产出质量更好的产品，使焦炭炼铁成为可行。达比的发明使英格兰的什罗普郡成为主要的产铁区。第一台纽科门蒸汽机（1712）就是用达比工厂生产的铁制造的。 

哈德利（Hadley，John）

1682—1744，英国仪器制造者。约翰·哈德利改进了制造反射望远镜镜片的方法，使反射望远镜的性能优于折射望远镜。他向伦敦皇家学会提交了自己的发明，1717年当选为学会会员。 

哈德利把自己的技术秘诀告诉了布雷德利和塞缪尔·莫利纽克斯。这两位天文学家制造了一台反射望远镜，布雷德利用这台望远镜测量了明显的恒星位移。这些测量数据为16世纪哥白尼提出的宇宙日心说提供了第一手的直接观察证据。

哈德利还发明了一台经过改进的象限仪（哈德利象限仪），它可以用来测量地平线上的太阳或恒星的地平纬度。这种仪器使海员可以更为准确地确定海上的地理方位。 

哈德利娴熟的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天文学的进步。启蒙运动时期科学理论与科学仪器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见技术设备

哈里森（Harrison，John）

1693—1776），英国钟表匠、发明家。哈里森运用荷兰数学家、机械师克里斯蒂安·惠更斯（1629-1695）的理论，制造出一台准确可靠的天文钟。这种装置的计时比普通钟表更为准确，便于海上航行时准确计量时间。借助于这种装置，环球航行更为安全、更为成功。 

约翰·哈里森的例子从两个方面表明，启蒙运动推动了人类技术进步的事业。首先，颇有创见地把科学理论应用于实际的技术难题，能够积极推进人类的商业、航海和工业。其次，像约翰·哈里森这样拥有实际技能和经验的工匠，代表了英国启蒙活动的典型模式。虽然缺乏正式的理论训练，英国工匠把修修补补、技能、灵感和知识结合起来，孕育出为数众多的重大技术革新。

凯伊（Kay，John）

1704—1764，英国发明家。凯伊是一个富裕农民之子，他本人是来自兰开夏的纺织工，接受过钟表匠的培训。他发明了可以提高织布速度的装置飞梭，1733年，凯伊申请专利，但直到18世纪五六十年代，飞梭才在工业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法国政府雇佣凯伊培训织工操作他发明的设备。凯伊的发明加剧了英国织工面临的纱线短缺的问题，刺激了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和骡机等纺纱机械的发明。 

参见工业革命

亨茨曼（Huntsman，Benjamin）

1704—1776，英国发明家、钟表匠和仪器制造商。1740，年前后，他发明了炼造弹簧钢的方法，后来又提出了生产铸钢的坩埚炼钢法。与其他方法炼出的钢材相比，亨茨曼用这种方法炼出的钢材更纯粹、更均勻。亨茨曼在设菲尔德开办了一家铸造厂，一度曾经垄断了英格兰的钢铁生产。

参见工业革命

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James）

?—1778，发明珍妮纺纱机的英国发明家。哈格里夫斯的职业是织工和技师。他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彻底改变了英格兰的棉纱生产。1770年，他的发明获得专利。珍妮纺纱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最早的技术革新之一。英国的纺纱工人意识到这个新装置威胁到他们的生计，一群纺纱工人捣毁了哈格里夫斯的房子和机器。哈格里夫斯搬到诺丁汉，建立了一座用珍妮纺纱机生产棉纱的小工厂。

博尔顿（Boulton，Matthew）

1728—1809，英国工厂主、工程师，伯明翰月亮社成员。马修·博尔顿凭借金融交易获得了大笔资金。他与瓦特在伯明翰建立的蒸汽机工厂是金钱和发明天赋相结合的范例，这种方式导致英国在18世纪工业革命期间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博尔顿本人的发明专利是钢嵌工艺和蒸汽动力铸币。1797年，他为英国铸造了新的铜币。 

韦奇伍德（Wedgwood，Josiah）

1730—1795，英国陶器、瓷器设计者和制造商。自17世纪以来，韦奇伍德家族一直从事制陶业。乔赛亚·韦奇伍德从9岁就开始学习陶艺，在陶轮上表现出超人的技巧。由于患上天花，这个年轻人有很长时间不能随意活动，他却利用这段时间学习陶艺的科学理论。结果，他掌握了相当多的技术和知识，这使他能够切实改进制陶工艺。韦奇伍德发明了利用蒸汽驱动陶轮和抛光机的新方法，这对制陶业的发展和消费市场的扩大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此外，韦奇伍德还在自己的工厂中率先引人分工机制，尽管当时许多制陶工序还需要手工操作。韦奇伍德不但勇于革新，更擅长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成为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他生产的优质普通家用陶瓷制品价廉物美、结实耐火，社会各阶层都能买得起。

波特兰花瓶，乔赛亚·韦奇伍徳制作的碧玉炻器，1790年  

韦奇伍德在伊特鲁里亚工厂制作碧玉炻器·在这些陶器上饰以取自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图案。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1754年，韦奇伍德与当时英国最重要的制陶业主托马斯·惠尔顿合伙经营。韦奇伍德制作出象牙般的奶油色陶器，这种陶器因王后夏洛特定购，又称为“王后陶器”。这种为一般家用而设计的陶器行销全世界。1768年，韦奇伍德又与利物浦商人托马斯·本特利合伙开了第二家工厂。两人开办了生产装饰陶瓷的伊特鲁里亚工厂。在伊特鲁里亚工厂，韦奇伍德生产出黑瓷器和饰有古希腊罗马图案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碧玉炻器。1771年前后，原先生产“王后陶器”的工厂也迁到伊特鲁里亚。 

韦奇伍德不仅是一位工业发明家，还坚决反对奴隶制。他是18世纪英国废奴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

参见新古典主义、技术设备

阿克赖特（Arkwright，SirRichard）

1732—1792，英国发明家、棉布制造商，对18世纪棉布制造业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理查德·阿克赖特原本是一位职业理发师。1769年，他发明了水力纺纱机，这种水力驱动的纺纱机的纺纱步骤不同于纺车和竞争对手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纺出的线要比珍妮纺纱机的粗糙、结实。强度更大的纱线成为一种有价值的产品，因为即使用于动力织布机，这种纱线也不易断裂。 

阿克赖特开办了棉布工厂，1773年开始生产纯棉印花布。 

瓦特（Watt，James）

1736—1819，苏格兰发明家、工程师。他拥有几项对纽科门蒸汽机做出重大改进的专利，成功地把早期蒸汽机改造成新式机器。詹姆斯·瓦特因而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纪念他在开发工业动力上的贡献，物理学的功率单位用他的名字“瓦特"来命名。

詹姆斯·瓦特的父亲和一位叔父的职业偶尔涉及精密仪器的制造。在当过一段学徒之后，瓦特只身来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成为一名仪器制造工。他很快就与格拉斯哥大学签订了修理仪器的合同。这使他得以对纽科门蒸汽机进行研究。1764年后，瓦特专心于修理、改进并制造蒸汽机。

1765年，詹姆斯·瓦特在纽科门蒸汽机上增加了一个凝汽器，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1769年，瓦特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了专利。这一改进使蒸汽机成为人们买得起的技术设备，从而推动了蒸汽机在整个工业领域的应用。瓦特继续研究蒸汽机，发明了双动蒸汽机，还发明了将蒸汽机的往复运转变为旋转的方法。

1774年，瓦特和博尔顿开始在伯明翰的索霍机器工厂生产蒸汽机。二人发明了“马力”一词作为衡量机器功率的单位。 

参见伯明翰月亮社

戴尔（Dale，David）

1739—1806，苏格兰实业家、慈善家，一个称作“老独立派”的宗教派别的教长。1785年，戴尔与水力织布机的发明者克赖特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创办了一家创新的棉纺织工厂。1799年，他将工厂卖给了19世纪著名的工业改革家和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 

科特（Cort，Henry）

1740—1800，英国铁器制造商。亨利·科特完善了搅炼技术（将生铁炼成熟铁的工艺），以及用槽型轧辊传送铁材的技术。这两项改进使生产可锻产品和成品铁的速度至少提高了15倍。科特的发明使炼铁厂能够使用便宜的煤作为燃料。槽型轧辊使铁材在精炼过程中预制成型，从而使横梁、型钢和铁轨等产品有了标准尺寸。这些钢铁产品的全新生产工艺成为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卡特莱特（Cartwright，Edmund）

1743—1823，英国发明家、牧师，一个英国乡绅之子。卡特莱特在牛津大学毕业后，成为英国圣公会牧师，在一个乡村教区供职。1781年，卡特莱特在参观一家水力纺纱广后，决定发明机器驱动的织布机。1785一1787年，他发明了第一台动力织布机。1787年，他开设了一家织布工厂，1789年发明了羊毛精梳机，后来，卡特莱特还取得了一种酒精引擎的专利。

以长时期的角度看，动力织布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不过，它并未立即取代手工织工。这种织布机存在某些机械缺陷，经常断线。

1793年，卡特莱特破产，但很快重新开始商业活动。1809年，英国闻会授予他10000英镑的奖金。

克朗普顿（Crompton，Samuel）

1753—1827，英国发明家寒缪尔·克朗普顿的父亲是个富裕农民，也生产棉布。1779年，克朗普顿发明了骡机，他付不起申请专利的费用，便仅以60英镑的价格卖掉了此项发明。骡机大大提高了纺纱质量和生产效率，促进了棉纺业的转型。1812年，英国议会奖励克朗普顿5000英镑奖金，以表彰他的发明。 

布拉马（Bramah，Joseph）

1748—1814，英国工程师、发明家。约瑟夫·布拉马发明了许多用于制造业和商业的实用装置。这些发明包括防盗锁（1784）、精密机床（与亨利·莫兹利共同发明）、水压机（1795）和纸币编号机。1778年，布拉马设计了现代厕所，从而有助于改善城市的卫生环境。 

麦克亚当（McAdam，John Loudon）

1756—1836，在英格兰和美国工作的苏格兰籍工程师。1770年，年轻的表克亚当移居美国，在纽约其叔父开的会计行里工作。他靠这个职位积聚起可观的财富，1783年回到苏格兰时已十分富有，他以苏格兰艾尔郡地区道路托管人的身份开始了公职生涯。1815年，他前往英格兰，被任命为布里斯托尔道路总监，1827年，他出任全英格兰的道路总监。 

麦克亚当发明了用碎石筑路（碎石路）的技术，从而使出行变得十分轻松。他发表了两部关于筑路的专著《论道路的科学修补和养护》（1819）、《道路修筑现状》（1820）。 

德莱顿（Dryden，John）

1631—1700，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英格兰第三位桂冠诗人，斯威夫特的堂兄。德莱顿在复辟时期（1660—1714）的英格兰文坛独领风骚。他开创的文体模式（讽剌）和全新的形式（偶联体）成为下一代英国作家常用的文学表达方式。 

德莱顿十分多产，作品涉及多种文学体裁。17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创作了许多古典主义的戏剧作品，如《一切为了爱情》（1677）、《秘密的爱，又名处子女工》（1666）和《专横的爱》（1669）。他创作的著名喜剧《时髦婚礼》（1672）后来由贺加斯绘制成广受欢迎的系列版画。 

17世纪80年代，德莱顿转而创作反辉格党人的讽刺作品。他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1681）中笔锋指向白金汉公爵及其政治阴谋家同伙，在《梅达尔》（1682）中嘲讽对沙夫茨伯里伯爵一世的审判，在《马克·弗莱克诺》（1682）中讥笑托马斯·沙德韦尔。他参加了当时的宗教论战，在《一个俗人的信仰》（1682）一书中探询宗教信仰的权威、合理的基础。数年之后，德莱顿皈依罗马天主教，他为自己这一行为辩护的理由是新发现的一个信念：唯信仰论（植根于信念而非权威或理性的信仰）能够解决对宗教教义的怀疑主义。他在《雌鹿与母豹》（1687）一书中概述了自己的新见解。 

德莱顿在晚年再度从事戏剧创作^他还用英文翻译和诠释了一些古罗马的经典作品，如尤维纳利斯和佩尔西乌斯的讽刺作品、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他还翻译了奥维德、乔叟和薄伽丘的寓言，晚年的德萊顿曾为圣西塞莉娅节写下--首颂诗《亚历山大的飨宴》。 

德莱顿出生于--个严谨的清教徒家庭。他获得一笔皇家奖学金，进入威斯敏斯特学校学习，后被剑桥三一学院录取。剑桥大学毕业后，德莱顿于1654年移居伦敦，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他最早的一首重要诗篇是《英雄之诗》，称颂已故的战士、革命者和政治家奧利弗·克伦威尔。 

除了在1688年光荣革命时期，德莱顿几乎不断转变政治立场，以此确保自己能够获得庇护。因此，在1660年后斯图亚特王朝重新上台的复辟时期，德莱顿不再拥护激进的清教，转而表现出一副托利派保皇党人的姿态。他发表的诗歌《正义女神复临》（1660）和《国王加冕颂辞》（1661）表明了他的立场转变，结果，他很快便获得渴望得到的王室庇护。1668年，他荣获桂冠诗人的称号，1670年成为皇家历史学家。 

光荣革命期间，德莱顿坚决支持天主教国王詹姆斯二世，拒绝宣誓效忠新教统治者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为此他丢掉了桂冠诗人的头衔。

德莱顿的作品表明他受益于英格兰早期启蒙运动的思想潮流。他在构思戏剧作品时遵循法国古典主义的风格，借鉴莫里哀、高乃依和基诺等人的典范。他的宗教小册子竭力解决16世纪末、17世纪初产生的怀疑主义和认识论难题。他所提出的解决宗教和政治危机的最终方案往往与启蒙运动时期的普遍趋势相抵触，这反映出受过教育的开明人士持有各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立场。 

参见认识论、文学、宗教 

笛福（Defoe，Daniel）

1660—1731，英国小说家、政治小册子作家。他深入观察了18世纪英国的社会状况，一些学者把他视为早期的社会历史学家。丹尼尔·笛福是佛兰德人（比利时人）的后裔，他的父亲是伦敦的蜡烛制造商。他的家人是不从国教的新教徒，因此遭受法律上的歧视。例如，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年轻的笛福无法进人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两所有影响的圣公会大学。针对这种情况，非国教徒和不从国教者创办了一些优秀的私人学院，笛福就在查尔斯·莫顿学院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笛福放弃了当长老会牧师的计划，转而选择了经商。他毕生对经商充满兴趣，尽管曾在数次商业冒险中损失惨重。 

笛福的商业兴趣促使他关注政治，从17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撰写政治小册子。他反对天主教国王詹姆斯二世，1688年光荣革命期间，他属于欢迎新教徒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即位为英国新统治者的一派。在整个威廉三世统治时期，笛福始终是他的忠实支持者，撰写了一些小册子为王室的种种立场辩护。 

笛福的政治立场和个人经历使得宗教宽容问题成为他关注的重点之一。因此，在18世纪初，他站在自由主义的辉格党人一边。他最著名的小册子是《成为不从国教者的捷径》（1702），用文学反讽来嘲笑那些赞成加大对不从国教者限制力度的圣公会托利党人。笛福因此被控犯有诽谤罪，被处罚款，还被判处上颈手枷示众三次。他有效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写下了《立枷颂》（1703）。这篇小册子将对他的公开处罚转变为对其事业的公开赞美。 

笛福最终还是选择成为政府的官方小册子作者，为托利党和辉格党领袖炮制小册子。他编辑了一些政治立场相去甚远的期刊，如《评论》（1704—1713）和《薄雾周刊》。笛福自认为，他为各种相互对立的事业写作，实际上有助于防止形成更为尖锐的对立和宗教冲突。 

1719年，笛福出版了《鲁滨逊飘流记》，从此获得小说家的声誉。这部小说通过主人翁鲁滨逊·克鲁索的故事，证明了自立、独立等启蒙价值观的力量。小说描述了克鲁索如何运用天賦的常识，发明有用的技术来协助自己劳动，从而驾驭了危机四伏的环境。在英格兰，这本书立即大获成功，受到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读者的欢迎。它也成为欧洲各地启蒙人士所钟爱的一本小说。

在随后的三年中，笛福创作了另外几部著名的作品。他把《鲁滨逊飘流记》扩展为三部曲，《鲁滨逊飘流记续》（1719）和《鲁滨逊的沉思集》（1720）。1720年，他创作了《邓肯·坎贝尔的冒险生平》、《骑士回忆录》和《辛格尔顿船长》。1722年，笛福创作了《摩尔·佛兰德斯》、《大疫年日记》、《杰克上校》。1724年，他出版了《罗克珊娜》。 

在这次小说创作的高潮后，笛福重新从事政治写作。他在晚年著有《地道的英国商人》（1725—1727）、《魔鬼的政治史》（1726）以及《海事及商业地图册》（1728）。 

笛福以深入刻画贫穷与犯罪的关系而闻名。《摩尔·佛兰德斯》和《杰克上校》都探讨了这类主题，尖锐批判了18世纪英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鲁滨逊飘流记》（RobinsonCrusoe）

笛福于1719年出版的小说。小说的全名是《鲁滨逊·克鲁索的生平和奇遇》。 

《鲁滨逊飘流记》的灵感来自笛福在当时杂志上看到的数起轮船失事海员的报道。这些报道中最有名的是亚历山大·塞尔扣克的故事：1711年，年轻的水手塞尔扣克在船只失事后登上远离智利海岸的一个荒岛，他在那个岛上生活了四年多时间，直到另一艘船发现并救了他。他在岛上捕鱼，采集食物，还驯养了当地的野山羊。

笛福把塞尔扣克经历的许多细节写进了《鲁滨逊飘流记》。克鲁索从最初决意出海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克鲁索的父亲要他经商或从事法律等中产阶级的稳定职业，但他一心只想出海，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克鲁索认为由己的不幸就起因于最初的这次违背父命，这就使小说带有宗教式自传体裁的特征。在整部小说中，主人公试图凭借诠释在周围世界中找到的“迹象”来确定上帝的意志。

克鲁索曾作为水手数次航行到非洲海岸，在一次前往非洲贩奴的航程中。船只在风暴中失事，他游到附近的小岛上。次日早上，他醒来后方知自己是船上唯一的幸存者。第三天，他游回船上，抢救出一些有用的东西，如衣服、工具、武器和火药。借助这些凝聚着欧洲技术的物品，克鲁索把这个岛屿上不适于居住的荒地改造成一个丰饶的王国。 

克鲁索在岛上生活了好几年。有一天他在离自己的居所不远的沙滩上发现了一行足迹。他发现那是附近岛屿的食人部落把他们的牺牲品带到了自己的岛上。他设法从食人者手中救出了一个年轻的土人。克鲁索把这个年轻人叫做“星期五”，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同伴和奴隶。克鲁索教“星期五”说英语，还使其皈依了基督教。克鲁索承认，他的新“奴隶”是比自己更虔诚的基督徒，而且天生就比自己具有更高尚的品格。

克鲁索在岛上的经历无疑是影射欧洲人对所谓“新大陆”的殖民。笛福凭借“星期五”这个人物来批评现代欧洲文明。“星期五”是一个黑人，却代表着自然、质朴、道德高尚的生活方式。启蒙运动晚期，高尚的野蛮人的概念、原始文明——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优于18世纪欧洲文化的观念，逐步为人们普遍接受。 

一般而言，笛福表达了与开明的批判思想家相同的几个主题：怀疑理性主义、抨击伴随技术革新而来的社会弊病、反对以不人道的方式对待殖民地人民。他的立场表明，在同时代人看来，启蒙运动的崇尚理性和追求进步，并不一定带来人道主义的结果。

《鲁滨逊飘流记》在全欧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卢梭在教育小说《爱弥儿》中宣称，笛福的这本书应当是成长中的孩子的首选读物。

参见游记文学

斯威夫特（Swift，Jonathan）

1667—1745，爱尔兰籍作家、牧师，英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讽刺文学大师。启蒙运动时期，讽刺作品成为受欢迎、有影响的政治和社会批判工具。斯威夫特是那个时代备受争议的文学人物，学术界至今仍围绕其复杂的性格争论不休。

乔纳森·斯威夫特是个遗腹子，几个叔父把他抚养成人。他是诗人德莱顿的表兄弟。斯威夫特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求学时，与康格里夫结成终生友谊。1688年，斯威夫特前往英格兰，担任威廉·坦普尔爵士的秘书。1694年，他回到爱尔兰，立誓加入教会，被任命为贝尔法斯特附近一个教区的牧师。1696年，斯威夫特回到英格兰萨里郡，重新为威廉·坦普尔爵士工作。1699年坦普尔死后，他再度回到爱尔兰，担任过圣公会爱尔兰分支教会的一些正式职务但是，他定期往返于爱尔兰和伦敦之间，他的文学生涯在伦敦大有进展。 

18世纪头10年，斯威夫特与作家艾迪生和斯蒂尔等辉格党支持者保持联系。他也同哈利法克斯伯爵一世査尔斯·蒙塔古结盟。1701年，他发表了条理清晰、令人信服的辉格党原则宣言《论雅典和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之争》。1710年，斯威夫特对辉格党的政策不再抱有幻想，转而投入托利党阵营。他对圣公会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政治转变。 

斯威夫特成为托利党的主要文学代言人。除了主编托利党杂志《考査者》外，他还为格拉布街出版社的杂志撰写政治小册子。辉格党掌权后，他离开英格兰回到爱尔兰，开始从政治上为爱尔兰反对英格兰的斗争辩护。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一些重要作品：观点尖锐的小册子《布商的信》（1724）迫使辉格党大臣罗伯特·沃波尔放弃了在爱尔兰发行新货币的计划；《格利佛游记》（1726）讲述一个正派的普通人如何历经危险但战而胜之；著名的《一个温和的建议》（1729）谴责英格兰经济政策给爱尔兰造成的后果。1713到1745年间，斯威夫特任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教长。 

《格利佛游记》插图

爱尔兰籍牧师和讽剌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写过抨击英格兰辉格党和托利党政策的政治评论。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斯威夫特的政治和讽剌作品不仅发表于托利党的《考査者》，还登载在《闲谈者》、《旁观者》和《智者》等杂志。他和蒲柏、盖伊、约翰·阿巴思诺特一起成立了著名的文学组织“涂鸦社”。斯威夫特与俱乐部其他成员合作创作了《马丁·涂鸦回忆录》。斯威夫特还著有《喜剧与娱乐作品集锦》（1720），书中收有《一只澡盆的故事》、《书战》、《论精神的机械作用》等作品。他写给亲密朋友埃丝特·约翰逊的信件结集为《致斯特拉的信》（1710—1713）。在他撰写的大量政治小册子中，《同盟者的行为》和《辉格党的公共精神》非常著名。 

斯威夫特以对英国社会生活的锐利观察和讽刺而闻名于世。这些观察和讽刺起因于他转向保守的托利党，反对辉格党推行的自由主义政策在英格兰导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迁。他的信仰完全植根于理性主义，不过，他的理性主义是基于常识的理性主义。

斯威夫特于1745年去世，去世前三年，他身体日渐衰弱，由监护人照管他的宗教和经济事务。他葬在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紧挨着斯特拉的墓地。

参见文学

《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斯威夫特首次出版于1726年的小说。在为托利党写作政治宣传和通俗作品多年之后，斯威夫特写就了这部讽刺游记故事。《格利佛游记》的写作受到他的朋友蒲伯、盖伊、约翰·阿巴斯诺特和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的影响。

斯威夫特把小说分为四卷，每卷展示主人公的不同冒险经历和发展阶段。主人公莱缪尔·格利佛开始首次旅行时，是一个天真无邪、富有理想主义气息的随船医生。随着情节的展开，斯威夫特将犀利的笔锋对准首相罗伯特·沃波尔及其领导的辉格党推行的各项政策。斯威夫特把沃波尔描绘成一个诡计多端、随机应变的杂技演员，他靠走钢丝的技巧攫取了政治权力。

格利佛最后在利立普特岛上岸，这个岛上的居民仅有10英寸高。我们很快会发现他们的渺小不仅表现在身高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气度上。利立普特人不断为一些琐碎小事与邻岛居民布来夫斯古人发生争吵。这两个岛屿之间的互相争吵象征着英格兰与法国之间的宗教争端。

格利佛又一次出海，到了布罗丁纳格人居住的岛屿，他们是一群巨人，由一个仁爱的哲学王统治。格利佛提出要向国王传授大炮、火药等欧洲的战争技术，令国王震惊不已。格利佛的价值观与布罗丁纳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斯威夫特对英国文化现代化趋向的批判。

格利佛在最后一次旅程中来到慧骃岛，在这个岛上，理性的马（慧骃）豢养一种在田地里耕作的猿人“耶胡'。格利佛震惊地发现自己与耶胡极为相似，还曾试图模仿他的慧骃主人，学习像马一样嘶叫。最后，慧骃还是把格利佛逐出了他新发现的天堂，他被迫回到妻子和家人的身边。种种经历使格利佛对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感到彻底绝望，结果，他以一种新的蔑视眼光看待自己的家庭。 

许多批评家认为，《格利佛游记》最后一卷的主题是赞美极为理性的慧骃，摈弃耶胡所代表的人性非理性层面。当代的学者则倾向于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斯威夫特讽刺的对象是慧骃，那些理性动物自认为是自然的完美造化。

根据这种解释，斯威夫特是借慧骃来讽刺把理性当作实现人类进步和完善的手段，不管这种理性表现为推理方式还是归纳方式。因此，他的观点与当时启蒙运动的科学主流相对立。

斯威夫特提出，朴素的基督教人道主义和慈善——而不是理性——将会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他通过对葡萄牙船长唐佩德罗性格和行为的刻画，表明了他的这种观点。唐佩德罗把格利佛从慧骃放逐格利佛的船上救了下来。

可以说，《格利佛游记》表明启蒙运动蕴涵对理性及其获得进步的能力的极度怀疑。斯威夫特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道，即重新诉诸朴素、自然的人类情感。像《历史批判辞典》的作者培尔一样，斯威夫特运用批判才能削弱了理性崇拜的基础。尽管他拒斥启蒙运动的一些被奉为神圣的理念，斯威夫特仍然属于启蒙人物的范畴，因为他所展现的批判精神为那个时代的各种思想提供了基本的一致性。

康格里夫（Congreve，William）

1670—1729，英国作家、剧作家，以杰出的王政复辟时期风俗喜剧而闻名。康格里夫生于英格兰，却在爱尔兰长大，他的父亲在当地一个英军要塞服役。康格里夫曾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大学期间，他与作家斯威夫特建立起终身友谊。他还获得了盖依、蒲柏、斯蒂尔的友谊和赏识。

康格里夫在伦敦中殿学院学习法律，却未进入法律界，反而决定以写作为职业。随着喜剧《老光棍》（1693）在德鲁利街剧院大获成功，康格里夫开始了剧作家生涯。1695年，他的剧本《以爱还爱》首演于新落成的林肯律师学院广场剧院。康格里夫成为该剧院的监制之一。 

复辟时期的喜剧集中演绎贵族的生活，专门以诙谐的语言来刻画浮华的年轻贵族，在私通的主题中寻找幽默的素材。康格里夫深谙此道，虽然其最后一部剧本《如此世道》（1700）开始从更严肃的角度探讨爱情。18世纪伊始，英国观众不再对王政复辟时期的喜剧題材感兴趣，需要那些取材自中产阶级生活和价值观的主题。 

1698年，批评家杰里米·科利尔发表了抨击康格里夫的《略论英国舞台上的伤风败俗和亵渎神圣》。 

科利尔的批评文章表明英国戏剧和文学消费者的价值观正在发生转变。这一事件显然令康格里夫意志消沉;无论如何，他在1700年以后便放弃了戏剧创作，转而进入英国政府文职部门。

除了王政复辟时代的喜剧之外，康格里夫还写有一部小说《隐姓埋名的女人》（1692），他还与德莱顿共同翻译了尤维纳利斯（1692）和佩尔西乌斯（1693）的讽刺作品，创作了一部无韵体悲剧《戴孝的新娘》（1697）。 

康格里夫终身未婚，但与他主要的女演员安妮·布累斯格德尔夫人保持了长期而亲密的友情。据说，他还是马尔伯勒女公爵二世的情人，并和她生了个女儿玛丽·戈多尔芬女士，他把自己大部分财产留给了这位女公爵。 

艾迪生（Addison，Joseph）

1672—1719，英国随笔作家、诗人、政治家，英国散文大师之一。约瑟夫·艾迪生与儿时的朋友斯蒂尔合作创办了两本颇具影响的文学杂志《闲谈者》（1709—1711）和《旁观者》（1711—1712、1714）。《旁观者》尤其成为启蒙运动的一种重要文学手段，欧洲各地知识分子纷纷效仿，创办了大量类似的刊物。 

艾迪生和斯蒂尔想通过向读者提供内容富于教益，有利道德发展，活泼、诙谐、讽刺、评论性和令人愉悦的随笔，培养出一个更为开明的读者群体。他们还打算普及和传播大学和高级知识分子创立的新哲学，用生活中的事例向大众介绍重要的概念。

艾迪生的父亲是利奇菲尔德圣公会的教长，艾迪生在利奇菲尔德和查特豪斯公学接受了初等教育。他在査特豪斯公学结识了理查德·斯蒂尔。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之后一直担任莫德林学院的研究员。1711年，艾迪生必须就担任神职还是过世俗生活做出抉择，他选择了后一条道路。结果，他辞去了莫德林学院的教席，迁居伦敦。

去伦敦之前，艾迪生就已经以技巧娴熟的诗人而闻名。1693年，他的诗作《献给德莱顿先生》收人德莱顿的《诗丛》发表。在伦敦，艾迪生结识了康格里夫，还贏得了大法官约翰·萨默斯爵士和查尔斯·蒙塔古（即后来的哈利法克斯伯爵）等辉格党领袖的友谊和庇护。在他们的帮助下，艾迪生获得了一笔每年300英镑的王室津贴。1699至1703年间，他作为蒙塔古之子爱德华·沃特利·蒙塔古的家庭教师，游历了欧洲大陆。 

艾迪生还担任过一系列职务：1704年接替洛克担任货物税诉讼（税收诉讼）委员，又先后担任副国务大臣（1705—1708）、爱尔兰总督的秘书（1708——1710）、议会议员（l708年第一次当选）、爱尔兰事务大臣（1715）、贸易委员（1716）、国务大臣（1717—1718）。 

艾迪生为庆祝英国在布伦海姆打败法国而写的诗作《战役》（1705）为其带来了文学上的最初成功。然而，他主要的文学创作时期是为《闲谈者》和《旁观者》撰稿的那些年。艾迪生定期为这两份刊物撰写随笔。他还创办了《辉格党检察员》杂志，并以《自由持有者》（1715—1716）为题写了一系列政治评论。此外，他还创作了一些剧本，其中包括两部成功的悲剧《加图》（1713）和《鼓手》（1716），两剧都在特鲁里街剧院上演。 

斯蒂尔（Steele，Richard）

1672—1729，爱尔兰籍随笔作家、剧作家、出版家，与艾迪生共同出版著名杂志《旁观者》。斯蒂尔在发展杂志随笔这一新文学体裁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他的作品促成了一种与复辟时期文学的贵族价值观相对立的新的文学品味。这种新文学倡导在英国中产阶级中间正在形成的理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理査德·斯蒂尔生于爱尔兰都柏林。1676年斯蒂尔父亲去世，他在叔父亨利·加斯科因的监护下长大。加斯科因供养斯蒂尔到査特豪斯学校和牛津大学上学。中学时代，斯蒂尔认识了艾迪生，两人成为挚友。斯蒂尔没有拿到学位就离开牛津参军服役（1692—1705），后定居伦敦，开始了杂志撰稿和出版生涯。 

1709年，他开始出版《闲谈者》，这份杂志旨在向英国读者宣扬礼貌与道德。《闲谈者》宣称刊物的稿件是撰写于伦敦的咖啡馆，专门报导这些启蒙运动社会团体的社会和思想生活。斯蒂尔的随笔以艾萨克·比克斯塔夫的笔名发表，这是斯威夫特早先一部讽剌作品中的人物。在杂志出到第18期的时候，艾迪生开始为杂志撰稿。虽然杂志办得有声有色，但1710年托利党在英格兰重新上台后，斯蒂尔被迫停止出版《闲谈者》。 

1711年，斯蒂尔和艾迪生开始出版《旁观者》（1711一1712，1714）。它马上大获成功，在欧洲的英语读者中风靡一时。

《旁观者》停刊后，斯蒂尔继续出版杂志。其中包括《卫报》（1713）、《英国人》（1713—1714，1715）、《情人》（1714），《读者》（1714）、《街谈巷议》（1715—-1716）、《舞台》（1720）。 

1713年，斯蒂尔作为辉格党下院议员步入政坛。1714年，他因不合时宜地支持汉诺威家族即位而被迫辞职。1714年末安妮女王去世，汉诺威家族的乔治一世真的登上英国王位，斯蒂尔得以恢复政治生涯，1715到1724年间担任议会议员。他还于1714年担任德鲁里街剧院的总监。 

除杂志随笔外，斯蒂尔还著有三部喜剧《葬礼》（1701）、《撒谎的情人》（1703）和《温柔的丈夫》（1705）;一部正剧《自觉的情人》（1722）。他还写过一本祷告手册《基督教英雄》（1701）。

斯蒂尔早年生活拮据。第一个妻子玛格丽特·斯特莱奇于1705年去世，给他留下每年850镑的年金。文学上成功后，他不再囊中羞涩。他的第二个妻子玛丽·斯科洛克——他在信里称她为“亲爱的普鲁”——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但只有一个比他活得长。

参见出版、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旁观者》（Spectator，The）

艾迪生、斯蒂尔撰稿并出版的英国期刊，每周出六期（171—1712，1714）。总体上看，18世纪出现了大量的读者人群。由于新教徒重视读经，在此带动下，识字相当普及。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开始养成阅读世俗文学作品的习惯，欧洲各国涌现出大量旨趣不同的期刊。《旁观者》是启蒙运动初期最有影响的期刊之一。 

艾迪生和斯蒂尔以《旁观者》为阵地，传播他们心目中中产阶级的得体习俗和道德观念。他们还试图把美德或“心地善良”等抽象概念具体化。“旁观者先生”及其朋友行为举止的特定事例，清楚地表明了这些概念的具体内涵。一般而言，《旁观者》的文章旨在——用艾迪生的话说使“哲学走出密室、图书馆、学校和大学，来到俱乐部和聚会，摆上茶桌，进入咖啡馆”。 

《旁观者》的文章据称是取自一位“旁观者先生”的日记，记录了这位先生所属的小俱乐部的各种活动。俱乐部的成员来自英国，社会各阶层。艾迪生和斯蒂尔刻画的所有角色中，最著名的是乡绅罗杰·德·科弗利爵士。《旁观者》尽管只出版了大约两年时间，却极大促进了新的杂志体随笔的发展和大众化。

参见出版、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盖伊（Gay，John）

1685—1732，英国诗人，歌剧脚本作者、民谣歌剧的创始者、涂鸦社成员。约翰·盖伊生于英格兰的巴恩斯特珀尔。他写作话剧剧本和歌剧脚本，除了少量私人委托，如亨德尔请他为歌剧《埃西斯与加拉提亚》撰写脚本，他未能找到更多的工作。据说，他因为未能获得英国宫廷的任命而深感失望和痛苦。 

盖伊把他的怨恨之情转化为对巴罗克歌剧的讽刺挖苦，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戏剧形式：民谣歌剧。这类歌剧的首个实例是《乞丐歌剧》（1728），该剧彻底推翻了歌剧的常规，颠覆了传统的道德观。这部歌剧的主角不再是以往歌剧中常见的神话英雄，而是小偷和拦路强盗等伦敦底层社会的人物。同时代人对盖伊笔下的场景所蕴涵的政治和社会讽刺一目了然。该剧音乐由一系列流行于苏格兰、英格兰和法国的著名民谣曲调组成，作曲家佩普施为这些民谣加上了伴奏。总之，《乞丐歌剧》是个绝佳的例证，表明下层阶级文化能够用来展现和批判上等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习俗和价值观。 

约翰·盖伊像  

盖伊的《乞丐歌剧》给英国公众带来了诙谐的社会讽刺，提洪了一种不同于当时正歌剧传统的通俗歌剧样式，纽约卡尔弗图片公司供图。  

《乞丐歌剧》在伦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明显的政治讽剌意味使盖伊与伦敦戏剧审查官发生了冲突。《波莉》（1729）是《乞丐的歌剧》续篇，被禁止在英国剧院上演，直到1779年，即盖伊死后47年，该剧才得以在英国上演。不过，这部歌剧的脚本和乐谱在盖伊生前就已出版，并给他带来经济回报。 

盖伊的其他作品有《乡间游戏》（1713）、《牧羊人的一周》（1714）和《寓言集诗》（两集·1727、1738），这些作品都是韵文体；《婚后三小时》是盖伊和蒲柏、约翰·阿巴思诺特共同创作的剧本，《阿喀琉斯》是盖伊去世前不久完成的民谣歌剧。 

《乞丐歌剧》（Beggar's Opear，The）

约翰·盖伊创作的民谣歌剧，配有英国民谣曲调。通常认为这部歌剧的音乐是由约翰·克里斯托夫·佩普施改编而成，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充足的证据。

1728年1月29日，《乞丐歌剧》首演于伦敦的林肯律师学院广场剧院。剧中的男女主角皮奇姆、皮奇姆太太、波莉、卢西·洛基特和马切特——是拦路强盗、小偷、妓女和醉鬼，一个乞丐（歌剧的“创作者”）和一个“赌徒”提供了关于这部歌剧文学结构的解说词。歌剧对罗伯特·沃波尔等著名的英国政治家和传统的社会道德大加讽剌，它调侃18世纪新兴的大众文学的主题，如为爱而结婚的观点以及对生活中隐秘、非理性和丑陋方面的迷恋。它用恶作剧的方式取笑18世纪意大利歌剧用奇迹般的大团圆来解决战剧冲突的陈规旧俗。它还嘲讽流行的感性崇拜和英国感伤主义。

按照当时的标准，《乞丐歌剧》享有很长的首演季（共演出了62场）。作为民谣歌剧的第一个典范，这部歌剧犹如一场暴风席卷了伦教，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伦敦剧院上演了许多类似的歌剧。作为一件文化作品，这部歌剧探讨了各种恶劣行径和社会边缘人群，因此，它属于与贺加斯的版画和菲尔丁的小说同一类型的18世纪作品。 

蒲柏（Pope，Alexander）

1688—1744，英国诗人，亚麻织品批发商之子。蒲柏的家庭信奉天主教，因而备受当时英国歧视性法律之苦。比如，年幼的亚历山大·蒲柏被主流英国学校拒之门外，他的教育是通过家庭教师、天主教学校和自学完成的。

蒲柏笃信天主教，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在政治上支持托利党，枰击思想更为自由、更富商业意识的同时代人。这种态度还决定了他乐于交往的文学圈子。蒲柏的托利党作家朋友包括同厲于“涂鸦社”成员的盖伊，斯成夫特，约翰·阿巴思诺特，以及托利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由于政治上的意见分歧和争执，蒲柏与艾迪生、斯蒂尔等辉格党友持者难以相处。蒲柏同蒙塔古夫人的关系众所周知，引起了公开的争议，他们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遭唾弃的爱情，尽管这种说法是否成立不得而知。 

蒲柏早年在温莎森林的宾斯菲尔德度过。1718年，他随母亲一起迁到特威肯汉姆，租了一所乡间房产，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在特威肯汉姆，他从亊创作，款待朋友，还热衷于设计英式庭园。在《致伯灵顿伯爵书》（1731）中，蒲柏概述了自己的景观美化现念。蒲柏以致伯灵顿勋爵的书信为体裁，把后者的乡间别墅誉为第一座全新的英式自然风格的庭园，为伯灵顿勋爵带来了荣誉。 

蒲柏是英国古典主义时代（亦称“全盛时期”）的杰出诗人之一。他以启蒙运动初期作家常见的方式，采用脱胎于古希腊罗马遗产的文学模式。他的许多作品，如《群愚史诗》（1728）、《仿贺拉斯作》（1733）、《新群愚史诗》（1742）等，都以改编古代体裁以适应当代英国社会和政治讽刺文学的需要而著称。蒲柏还致力于翻译古典作品，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蒲柏是十音节押韵偶句（英雄双韵体）和警句的太师。就警句而言，他为英语遗产宝库留下了“凡人多舛误，唯神能见宥”、“一知半解，为害不浅”等箴言。 

除了前面提及的作品外，蒲柏的重要作品还包括：《夺发记》（1714）、《人论》（1733—1734）、《道德论文集》（1732—1735）、《致阿巴思诺特医生书》（1735）、《讽刺文学的收场白》（1738）、《批评论》（1711）。 

理查森（Richardson，Samuel）

1689—1761，英国小说家。理査森是一个印刷商，在伦敦建立了一家出版社（1721），刊印英国议会下院演说和记录。 

理査森发展和普及了以人物之间的通信来展现故事情节的感伤小说。在18世纪中叶的数十年间，这种新体裁是支配着启蒙运动观念的感性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理查森的小说颂扬淳朴的美德，尤其是女主人公在性行为方面的美德。小说深刻描述了强烈而隐秘的情感。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都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下层阶级，理查森藉此提出这样一种主张：是这些阶级而非贵族培育了人性中的道德和伦理。

理査森的第一部感伤小说是1740年出版的《帕梅拉，又名美德得到奖赏》。该书在英格兰获得巨大成功，这使得菲尔丁起而反击正在形成的感伤主义或感性道德观。继《帕梅拉》之后，理查森又出版了《克拉丽莎·哈洛》（即《克拉丽莎，又名一位年轻女士的经历》，1747—1748），这部小说在整个欧洲大陆好评如潮。事实上，这部小说使感伤小说风靡一时，对这一体裁及其人性观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部小说《查理·葛兰狄生爵士》（1753）展现了理査森理想中的基督教绅士形象。除这些小说外，理查森还著有大量的通信，其中大部分是与其女性朋友的通信：他的小说不时流露出对妇女世界的熟悉，给予妇女世界很高的道德地位，这突出表明他对妇女的欣赏。 

《帕梅拉，又名美德得到奖赏》（Pamela；or Virtue Rewarded）

理查森于1740年发表的小说。这部书信体小说的生人公是15岁的女仆帕梅拉。小说以帕梅拉写給她父母的一封信开篇。她在信中告诉父母，她的女主人、位年迈的贵妇人刚刚去世，把家产留给了子b先生，B先生是个年轻绅士，以浪子或王政复辟时期那种浪荡子自诩，决意勾引帕梅拉。女主人公抵制了b先生狡猾的诱感，他便着手采取各种更为极端的手段来实现目的。他把贿赂放进女主人公的卧室，还企图用假婚姻来引诱她上钩，但最后都失败了，B先生最后向帕梅拉求婚。在小说倒数第三章，女主人公凭借自己的模范行为征服了B先生的贵族姐姐和朋友。 

理査森打算把这部小说写成一本教育小说。实际上，这部小说最初只是理查森编辑并打算作为书信范文出版的书信集。理査森对一位年轻女仆的通信很感兴趣，这个女仆的主人向她及她父母提出了不恰当的求欢要求，理查森把这些信件编纂成《帕梅拉》的第一卷。

小说获得极大的成功，引起了大量的回应、改编和续集。菲尔丁的《夏梅拉》（1741）要算当时最著名的模仿《帕梅拉》的作品。菲尔丁笔下的女主人公是个妓女，却装出一副操守贞洁、道德高尚的样子，企图诱使富有的B先生与她结婚。 

为了回应众多的批评和擅自出版的《帕梅拉》续集，理査森出版了《帕梅拉》第二卷，这一卷中的系列信件表现了帕梅拉身为妻子和母亲时的言谈举止。 

《帕梅拉》是启蒙运动道德教喻文学的范例，其目的是通过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素质，它还展现了18世纪英格兰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英国王政复辟时期宫廷和贵族放荡不羁的行为，正让位于更为严格、朴素的中产阶级新道德观。

英国社会的中等阶层，尤其是工厂主、商人和专业人员，正在逐步积累财富，并在辉格党中确立起强有力的政治势力。结果，贵族迫于压力，不得不降低本阶级成员与其他富有的英国人之间的社会障碍。 

洛克的著作提倡人人生而平等，从而为这些新现象奠定了哲学和心理学基础。帕梅拉表达了这种新立场，坚决主张她也享有同贵族妇女一样的尊严。这部小说表明，天赋的智慧与高尚的道德能够弥合英国社会不同阶层的隔阂，小说有力地鞭挞了贵族式的自命不凡和举止。

参见文学、感伤小说

《克拉丽莎，又名一位年轻女士的经历》（Clarissa，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英国八卷本信体小说，出版于1747—1748年，作者为理查森。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女继承人克拉丽莎·哈洛的故事。哈洛的家人想让她嫁给她厌恶的索尔默斯，以提高哈洛家族的社会和政治声望。这个家族最近从中产阶级爬上来。希望获得足够的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以获取一项爵位。他们还急切地想把克拉丽莎与年轻英俊的贵族浪荡子拉夫莱斯分开，此人原是作为克拉丽莎的姐姐阿拉贝拉的求婚者而进人哈洛家族的，似他很快就爱上了克拉丽莎。哈洛的家人惩罚克拉丽莎，将她锁在房间里，还拦截她的信件。当他们威胁要违背克拉丽莎的意愿强迫她嫁给索尔默斯时，拉夫莱斯劝说克拉丽莎离开家庭，在他的保护下前往伦敦。 

一到伦敦，拉夫莱斯就将克拉丽莎带到一家妓院，里面住的是他引诱来的其他妇女。拉夫莱斯哄骗克拉丽莎说这是一座体面的公寓，克拉丽莎信以为真地在妓院住下来，并试图与家庭和解，但遭到家人的拒绝。她不断抵制拉夫莱斯日益升级的威逼，但这种抵抗激发了拉夫莱斯的情欲。在遭到拉夫莱斯的肉体浸犯之后，克拉丽莎逃跑了、但他找到了她，并将她带回妓院。在房子里其他妇女的帮助下，拉夬莱斯下药迷倒了克拉丽莎，井强奸了她。他想借此制服克拉丽莎的反抗，向她表明她所坚持的贞操气节不堪一击。丧失贞操令克拉丽莎的身份感丧失殆尽。她在被强奸后不久写的信件表明，她已处于精神错乱状态，丧失了理性。 

当她恢复知觉后，她试图再次逃离拉夫莱斯的魔掌。这次，妓院的老板把她关了起来，以偿还债务。甚至在她的朋友把她解救出来后，她还拒绝离开这座监狱，宁愿日益衰弱，最终死于拉夫莱斯对她实施阴谋的肮脏房间里。拉夫莱斯本人死于与克拉丽莎的堂兄莫登上校的斗。这部小说的最后几封信件多是出自拉夫莱斯的朋友贝尔福德之手，小说的开头曾交代这位年轻人是拉夫莱斯的密友。克拉丽莎的故事劝导贝尔福德过一种品德高尚的生活，因此，可以把这部小说理解为复辟时期中产阶级道德规范对贵族放荡行径的胜利。 

《克拉丽莎》不但在英格兰轰动一时，还在欧洲大陆激起了巨大反响，很快就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一些

贵族阶层的成员，如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蔑视这部小说，斥之为中产阶级的情调，缺乏深度。不过，这部小说的读者实际上遍及各阶层的识字人群。《克拉丽莎》与理查森的前一部小说《帕梅拉》一道，确立起伤感小说的风格，这些小说的主人公袒露内心的情感和灵魂。这些小说成为感伤文化的文学表达形式，揭示出启蒙运动时期对于个人内心思想和感情的兴趣。 

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Philip Dormer Stanhope，Fourth Earl of）

1694—1773，英国政治家、作家。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贏得了死后的文学声誉，1774年（伯爵死后的第二年），他的遗孀出版了他的《给儿子的信》。《给儿子的信》不乏才智横溢的观察，旨在教导儿子掌握切斯特菲尔德家族所属的上流社会的礼仪和习惯。就这一目的而言，这些信件属于以社会和道德教育为目的的文学类型。不过，切斯特菲尔德的信件与《旁观者》刊登的文章有所不同，信中表露出来的是贵族而非中产阶级的礼仪和价值观。切斯特菲尔德写给自己正式收养的教子的另一组信件《给教子的信》，直到1890年才首次付梓出版。 

切斯特菲尔德同时出入文人社交圈和政界。他是蒲柏和斯威夫特的朋友。据说约輪逊曾在一封信中斥责过他，不过这事是否属实值得怀疑。约翰逊曾经受过切斯特菲尔德的赞助，拒绝将《英语词典》题献给自己的赞助人。切斯特菲尔德在约翰逊编写这部词典的八年中不管不问，直到词典有望成功时才向约翰逊提供赞助和金钱，这令约翰逊感到无比屈辱。约翰逊利用这一机会，表达了不依赖贵族赞助人提供的资金和庇护的愿望。这一事件生动地反映了文学界组织状况的一个重大进展：赞助人制度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虽然穷困潦倒却独立自主的艺术家。 

布莱克维尔（Blackwell，Thomas）

1701—1751，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学者。布莱克维尔生于苏格兰的阿伯丁，在阿伯丁大学马里查尔学院学习希腊语和哲学，其父在该校担任神学教授，后来被任命为校长。1718年，17岁的布莱克维尔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1723年，学院任命他为希腊语教授。与当时的学院管理者一样，布莱克维尔从未被任命为神职人员，但国王乔治二世还是于1748年任命他为马里査尔学院院长。同年，布莱克维尔与一位阿伯丁商人之女巴巴拉·布莱克结婚。 

布莱克维尔以关于古代文献的研究著称，匿名出版了《荷马生平和作品研究》（1735）和《神话学通信集》（1748）。《荷马生平和作品研究》是布莱克维尔影响最大的著作，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位欧洲诗人能与古希腊诗人荷马相媲美，更不用说超越荷马的成就;他还考察了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 

布莱克维尔从历史背景中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他提出这样的理论：只有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一个社会才有可能创造出伟大的诗歌。就欧洲文化而言，那一重大时刻发生在希腊人主导的古代。 

布莱克维尔进一步认为，诗歌是一种原始而基本的人类表达方式，完美优雅的语言丧失了诗情画意的表现力。因此，高度发达或极为有序的社会无法孕育出名副其实的诗歌。布莱克维尔的这种观点反驳了当时的主流——新古典主义艺术理论。布莱克维尔的新观点促使人们关注尚古主义，这种尚古主义很快就席卷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部分地区。在18世纪的晚期，这种新潮流促成了麦克弗森的莪相诗等作品的流行。

布莱克维尔论述荷马的著作促使瑞士美学理论家博德默尔从德意志文明的源头寻找诗歌的典范。博德默尔的研究又对中世纪德意志文化的重新诠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见美学

菲尔丁（Fielding，Henry）

1707—175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政治新闻记者、法官。菲尔丁的职业生涯开始于戏剧舞台。在早期成功的剧作中，讽刺罗伯特·沃波尔政府的剧本《历史记事》促成了一种政治气氛，最终导致沃波尔政府对英国戏剧实施书刊审査制度。结果，菲尔丁脱离戏剧界，转而从亊法律行当，此后他终生在伦敦法院供职。

菲尔丁继续他的文学追求，先后担任《斗士》（1739—1741）、《忠诚的爱国者》（1745—〗1746）、《詹姆斯党人杂志》（1747—1748）以及《考文特花园杂志》（1752）等刊物的编辑和撰稿。 

1740年，理查森出版《帕梅拉，又名美德得到奖赏》。这部小说颂扬朴素、严禁的道德情操，在欧洲各地获得了巨大成功。菲尔丁对这本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简单化道德观愤慨不已，便滑稽地模仿《帕梅拉》写了《夏梅拉》（1741）—书。之后，他又出版了《约瑟夫·安德鲁斯》（1742）和《大伟人江奈森·魏尔德传》（1743）。1749年，他发表了最成功的杰作《弃婴汤姆·琼斯的故事》，1751年，他出版了最后一部小说《阿米利亚》。 

菲尔丁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试图有意识地开创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散文体喜剧史诗”。他仿效古代的荷马史诗、米盖尔·德·塞万提斯的流浪汉小说《堂吉诃德》和《圣经》的典范。菲尔丁是早期的小说大师，他促使评论家和广大读者认识到小说这一新文学体裁所蕴含的潜力。他是一位令人信服、眼光独到的社会批评家，他的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来源于其贵族出身及在伦敦法院的经历。

菲尔丁是启蒙运动批判精神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反映出18世纪中叶启蒙知识界错综复杂的话语。

一方面，菲尔丁像同时代的许多启蒙人士一样，抨击教士以及不劳而获的社会、政治特权，这表明他同情英国中下层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反对这些阶层形成的开明审美观和道德价值观所特有的主导因素——感情脆弱的感伤主义，从而也否定这个时代的重大主题之一。 

《汤姆·琼斯》（Tom Jones）

菲尔丁于1749年出版的小说。小说的全名是《弃婴汤姆·琼斯的故事》。这部小说比菲尔丁的前一部作品《约瑟·安德鲁斯传》（1742）还要成功。菲尔丁不喜欢当时英格兰时兴的书信体小说，而是有意识地着手创造一种新体裁。他的小说以一个全知的叙述者来串起情节，评论人物的行为、动机和命运。菲尔丁还借叙述者之口表达对哲学问题、当代政治和美学理论的观点。 

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善良的绅士斯夸尔·奥尔沃西在自己的床上发现一个婴儿。身为鳏夫的斯夸尔决定抚养这个孩子，他猜测这个孩子的母亲是珍妮·琼斯，就为孩子起名汤姆·琼斯。不久，他的妹妹布里奇特·奥尔沃西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马斯特·布利菲尔。两个孩子一起接受教育。汤姆长大后成为心胸开阔、心地善良的年轻人，布利菲尔却成为一个思想狭隘、行为迂腐的学者，人们对收养的汤姆所表示的关心令布利菲尔嫉妒不已。

汤姆逐渐贏得了韦斯顿的喜爱。韦斯顿拥有附近的一座庄园，是18世纪英格兰乡村热衷于猎狐的粗俗乡绅的缩影。他欣赏年轻的汤姆驯马和打枪的本领。汤姆为了从失控的马下救出韦斯顿的女儿索菲亚而摔伤胳膊。韦斯顿执意让汤姆住在自己家中，但当女儿与汤姆相爱时，韦斯顿把汤姆赶出了庄园。 

尽管欣赏汤姆，韦斯顿却希望索菲亚嫁给布利菲尔，因为布利菲尔将继承奥尔沃西的大部分产业。索菲亚抗拒父命，逃到了伦敦。汤姆由于布利菲尔和家庭教师的陷害被赶出了奥尔沃西家，也沿着相同的路线前往伦敦。 

汤姆在前往伦敦途中帮助了沃特斯夫人，这位夫人不是别人，正是汤姆的养父认为的汤姆的生母珍妮·琼斯。珍妮告诉了奥尔沃西足以澄清汤姆姓名来历的情况，暗示了布利菲尔在庄园的所作所为。通过沃特斯小姐的讲述，奥尔沃西发现汤姆实际上是妹妹布里奇特的长子，也就是他的亲侄子。于是，奥尔沃西认汤姆为继承人，韦斯顿也不再反对索菲亚与汤姆的婚姻。

柯勒律治把《汤姆·琼斯》的情节称为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三个情节之一。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反映出菲尔丁的信念：虽然生活看似充满偶然性，但是一个神性的造物主实际上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想展现出种种复杂的现实生活和人性：善良与邪恶、丑陋与美好。不过，他并未沉溺于理查森和笛福小说中的那种细节描写，而是阐述了更为普遍的真理。这一特点使菲尔丁的小说贴近于蒲柏在《论批评》和约翰逊在《拉塞勒斯》中明确表达的新古典主义文学审美观。

参见文学

约翰逊（Johnson，Samuel）

1709—1784，英国随笔作家、传记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辞典编纂者。塞缪尔·约翰逊（以“约翰逊博士”闻名）是英国启蒙运动最有影响、最机智诙谐的文学人物之一，他的贡献备受学术界的推崇，18世纪下半叶通常被称为“约翰逊时代”。 

约翰逊坚信文学能够塑造人类的道德品质。他把这种信念传递给了众多启蒙同道。他的许多作品都反映出对这种教育目的的追求。这样的作品包括：诗作《人类欲望的虚幻》（1749）、刊载于《绅士杂志》的多篇文章、传记《理査德·野蛮先生传》（1744）、刊载于《漫游者》和《闲散者》的随笔、其主题源于洛克而以东方风格写成的一篇小说《拉塞勒斯：阿比西尼亚王子》（1759）以及被一些学者视为其最重要的文学作品的传记集《诗人传》（1779—1781）。约翰逊还发表了一部评注版莎士比亚全集，以及记载他与博斯韦尔游历苏格兰的游记《苏格兰西部岛屿旅行记》（1775）。 

约翰逊的父亲是个书商，收人一般。约翰逊年轻时，因贫穷无助，不得不从牛津大学退学。他尝试从事教学，在伊迪阿尔创办了一所学校，他的学生中就有加里克。这次办学尝试失败后，约翰逊前往伦敦，进入格拉布街的出版界，在《绅士杂志》当实习生。1740到1743年间，他（以小人国参议院议事录的名义）报道英国议会的演说和辩论。议会对这种侵犯其秘密辩论权的报道很不高兴。《绅士杂志》的发行人凯夫及其竞争对手《伦敦杂志》的发行人阿斯特利都因发表此类报道而被捕，还被迫在下院公开道歉。在随后的几年中，刊登议会辩论的报道变得更加危险。约翰逊之所以撰写议会辩论报道，部分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他是一个忠诚的托利党人，对当时主宰英国政坛的辉格党充满敌意。如今，学者们对约翰逊报道的准确性表示怀疑，他苛刻的政治观点决定了对材料的取舍。 

1747到1755年，约翰逊编撰了英格兰第一部《英语词典》。1755年，词典全部出齐。在词典出版过程中，他拒绝了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要求。后者提出，只要约翰逊把词典题献给他，就为词典提供资助。约翰逊给切斯特菲尔德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因粗鲁不堪而落下恶名，但清楚表明了约翰逊不依赖任何赞助的想法。这封信反映出启蒙运动时期所有艺术领域出现的一种明显的趋势：独立的艺术家抛弃了古老的王室和贵族赞助体系，以在市场出售自己的作品谋生。 

约翰逊在自己的家中主持各种社交和文学聚会，展示出非凡的辩才。18世纪60年代，他的朋友、画家雷诺兹为约翰逊组建了“文学俱乐部”。这是一个私人俱乐部，约翰逊及其出众的朋友能够在此展示其超群的交谈技巧。除了约翰逊和雷诺兹以外，俱乐部成员还有詹姆斯·博斯韦尔、哥尔德斯密斯、大卫·加里克、查尔斯·伯尼、盖伊、伯克。 

约翰逊终生行为怪诞，如身体痉挛、大声叫喊，时不时说一些奇特的话。他的一些同时代人很反感他的举止，其中就有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博斯韦尔写了一部很受欢迎的约翰逊传记，这部重要著作所描绘的约翰逊的状况至今仍引起研究约翰逊生平的学者和医学史研究者的争议。关于约翰逊行为怪诞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注重其所受教育的贫乏，有的论及心理疾病，如今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他患有一种称为“抽动秽语综合症”的神经失调症。

克莱兰（Cleland，John）

1709—1789，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语言学家。克莱兰的父亲可能是威廉·克莱兰（1674?—1741），没有任何关于其家世的记录保存下来。1721—1723年，克莱兰在威斯敏斯特公学学习。他年轻时四处游历，最后在印度孟买加入东印度公司。在发生了一次不知所以然的争吵之后，他离开了东印度公司，此后继续在欧洲各地旅行。 

1741年，克莱兰回到英国。此时他身无分文，也找不到任何正规职业。他数次被关进债务人监狱。1749年，在一次监禁期间，他完成了小说《范妮·希尔，又名一位追求享乐女人的回忆录》。他把这本小说卖给了一个名叫格里菲思的出版商，所得稿费只有区区20畿尼。这部作品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为格里菲思带来了一万英镑的销售收入。

《范妮·希尔》讲述了一个堕入青楼、后又恢复了中产阶级尊严的年轻女子的故事。范妮本人在一系列书信中讲述了这个故事，收信人是一位问及她过去羞辱生活的朋友。

范妮讲述了她在父母双亡后如何来到伦敦，本想找一份当女仆的体面职业。15岁的范妮误将一所妓院的老鸨当成贵妇人，老鸨答应范妮介绍她到上流人士家中当女仆。这家妓院的其他妓女很快就向范妮传授了作为其中一员的享乐。

范妮逃脱了妓院顾客的一次未遂强奸，与年轻英俊的绅士査理一起逃出妓院。査理一直把范妮当作情妇，在其家人出面干预下又遗弃了范妮。此后，她便开始从事卖笑生涯，沦为“放荡的女人”，直到命运再次把査理送回她的身边。

在这部小说中，克莱兰融合了18世纪感伤小说的传统手法与源于17世纪末法国、英格兰的浪子文学的哲学观点。《范妮·希尔》一出版，随即受到伦敦圣公会主教的谴责。克莱兰和出版商格里菲思也遭逮捕，但这反而刺激了公众对这部小说的需求。克莱兰受到盘问，他辩解说自己写这样一本书是贫穷使然，结果他被无罪释放。枢密院成员格兰维尔勋爵为克莱兰争取到了一笔100英镑的年金，希望这能使克莱兰把才华用到更富教益的文学事业上。 

《范妮·希尔》事件之后，克莱兰转而从事新闻业和戏剧。他创作了《女士的定金》（1755）、《提图斯·韦帕芗》（1755）、《延博-切奎，又名美洲野人》（1758）。他刊登在《公共广告报》上的文章署名为“谦和者”或“一位不列颠人”。他还著有《一个花花公子的回忆录》（1751）和《爱的惊讶》（1765）。 

18世纪60年代，克莱兰开始研究英语语言学，尤其关注英语与凯尔特语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结果见诸论文《词语与事物的相互指涉方式》（1766）。克莱兰的晚年在默默无闻中度过。 

斯特恩（Sterne，Laurence）

1713—1768，爱尔兰籍小说家。斯特恩是英国圣公会牧师，担任福雷斯特萨顿教区的教区牧师。后来，他转向写作，把担任教职的经历当作文学创作的素材。斯特恩的作品以批判风格见长，幽默之中透出敏锐的观察。他尤为质疑启蒙运动初期风行一时的关于理性和有序自然的信念。斯特恩强调自发的感情、仁慈和同感在巩固人际关系上的积极作用。他反对恪守刻板的理性或神学教条。他还分析了关于儿童、教育、怀孕、出生、成熟、死亡的一般观念。可以说，斯特恩是重要的社会批评家，认真探索人生与命运的基本问题。

斯特恩在多卷本小说《绅士特里斯川·项狄传》（1759—1767）里阐述了这些观点。这本书在欧洲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广泛仿效的样板。除了《项狄传》，斯特恩还写过一本记述一次游历欧洲大陆的大旅行的《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1768）、《优里克先生的布道》（1760—1766）、《致给伊丽莎白的信》（1766—1767）。 

参见圣公会、文学、宗教

《项狄传》（Tristram Shandy）

斯特恩于1759—1767年间发表的九卷本小说。该书的前两卷被伦敦的出版商退稿，因而是在约克印刷的。《项狄传》在伦敦一面世即获得极大的成功。直到去世前一年，斯特恩才出版《项狄传》的最后一卷，评论家们一直在争论他是否确实完成了最初的计划。 

《项狄传》提一部描述小说主人公生平的自传体小说，这种体裁在启蒙运动时期逐渐流行开来。小说从项狄呱呱坠地开始写起，叙述项狄的意识与生活缓慢曲折的发展历程。

斯特恩欣赏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把《人类理解论》关于人类意识发展的观点作为描述项狄生活的背景资料。

除了叙述者主人公之外，小说最令人难忘的人物是项狄的叔叔托比。托比是个退伍军人，他心地极为善良，甚至不愿打死一只苍蝇。在刻画托比这一人物时，斯特恩赞美和模仿了感伤小说。这部小说有大量篇幅描述托比向漂亮的寡妇沃德曼夫人献殷勤的经过，沃德曼夫人很想知道托比在一次最难忘的战斗中腹股沟受伤的确切位置。每当她提出这个问题时，托比就画一张伤口的具体位置图，却总是未能满足那个寡妇对他身体的好奇心。小说中像这样滑稽的误会场面比比皆是，表达了斯特恩的一个看法：书面和口头语言无法满足我们彼此交流的需要。这部小说表明，情感和体态语言更诚恳、更可靠。

参见教化、文学、心理学

格雷（Gray，Thomas）

1716—1771，英国抒情诗人、哥特复兴式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创作出18世纪最优美的英文诗。格雷是伦敦一位富有的公证人之子，他生性腼腆，喜欢独处。格雷的父亲从肉体上和情感上虐待他的母亲，因此他的童年饱受摧残。在伊顿公学，格雷结识了年轻的贺拉斯·沃波尔，二人随即成为好友。1734到1738年，格雷就读于剑桥大学彼得豪斯学院，但没有获得学位。1739年，他与沃波尔一起开始了漫游欧洲大陆的大旅行，游历了法国和意大利。在法国的査特大修道院，格雷写下了诗行“哦，你，面对一个朴素之地的敬畏”，以此来表达这座修道院对他心灵的震撼。

格雷回到英格兰后，定居彼得豪斯学院，开始学习法律课程，但他对法律毫无兴趣可言。在这些年里，他创作出一些优秀的诗篇，如《伊顿远眺》、《逆境颂》以及《思想原则》（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开始创作）。1742年，格雷开始创作著名的《墓园挽歌》（1751年发表）。1757年，贺拉斯·沃波尔用草莓山的私人出版社出版了格雷的一卷抒情诗。其中，《诗歌的进程》和《吟游诗人》受到评论家的冷遇。 

格雷对这些抒情诗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失望，其后他很少写诗。相反，受苏格兰游吟诗人莪相的“古代抒情诗”（如果约翰逊的话可信，那么，莪相诗的作品实际上是苏格兰诗人麦克弗森）的启发，格雷转而研究凯尔特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诗歌传统。1768年，他获得剑桥大学现代史教席。他很少上课，1771年突发疾病而亡。 

许多学者把格雷和哥特式复兴式视为浪漫主义的先驱。当然，浪漫主义发展了格雷独具特色的主题和文学基调。不仅如此，他的诗歌得到拜伦勋爵、威廉·华兹华斯等英国浪漫派诗人的高度赞扬。但是，格雷的诗歌实际上反映的是18世纪末年启蒙运动的文化潮流。这些文化潮流表现为作品倾向性的转变，对大自然黑暗面的关注，以及对源于传统而非古典时代的历史题材的兴趣。 

加里克（Garrick，David）

1717—1779，英国剧作家、戏剧导演。大卫·加里克是那个时代的享有盛名的演员，也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英国演员之一。加里克的父母是英国军官彼得·加里克和阿拉贝拉·克拉夫。加里克家族原是胡格诺派教徒，1685年国王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重新实行宗教迫害，加里克家族逃离法国。小加里克进入约翰逊在伊迪阿尔开办的学校就读。办学尝试失败后，约翰逊带着加里克前往伦敦。 

从孩提时代起，加里克就表现出戏剧天分和兴趣。在伦敦，加里克例行公事地进人法律学校，后来当了一个葡萄酒商人，同时继续从事戏剧这一真正的爱好。1740年，他的第―部喜剧《忘川》在德鲁里街剧院上演，一年之后，加里克首次登台亮相，担任哈乐根一角的替补演员。1741年，他在莎士比亚的悲剧《理查三世》中出色地饰演了理查三世，之后，他的演艺事业大有进展。他随即被著名的德鲁里街剧院雇用，并于1747年当上了该剧院的导演。在他的领导下，剧院日益兴旺。 

加里克给伦敦戏剧界引人了一种新颖的表演风格，这种风格比当时主宰英国戏剧界的刻板的法国表演风格更为自然。在德鲁里街剧院，加里克潜心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不过，他对剧本做了修改，使之适应时下的品味。他也演出当代戏剧和其他的英国经典作品。 

加里克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酷爱。由于加里克的努力，莎士比亚这位16世纪晚期的吟游诗人成为英格兰卓越的民族诗人和剧作家。加里克举办了最早的几次莎士比亚节，并在莎士比亚的家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举行纪念会议。相传莎士比亚葬在一棵大橡树下，加里克甚至把这棵大橡树上的小树枝作为纪念品来出售。 

1749年，加里克与在伯灵顿勋爵家中认识的威尼斯舞蹈家爱娃·玛丽娅·法伊格尔结婚。这场婚姻显然是幸福的，加里克夫妇的热情好客十分出名。加里克是文学俱乐部的一员，这个俱乐部的中心人物是塞缪尔·约翰逊。许多艺术家都曾为加里克画过肖像，如庚斯博罗、雷诺兹、贺加斯等。1779年，加里克死于肾病并发症。他的妻子一直活到1822年。

沃波尔（Walpole，Horace，Forth Earl of Orford）

1717—1797，英国文学家、英国哥特复兴式建筑与文学的创始人之一，贺拉斯·沃波尔是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四子，先后就读精英学校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739年到1741年间，他与好友、诗人格雷一道进行了周游欧洲大陆的大旅行。回到英格兰之后，他成为代表卡林顿、莱欣和林恩的下院议员。1765年，沃波尔第二次前往法国，成为德芳夫人沙龙的常客，从而与启蒙运动的著名领袖交往甚密。

1747年，沃波尔在特维肯汉姆附近购置了一座名叫草莓山的庄园，他以源自中世纪哥特建筑的基调改建了庄园。哥特审美观的复兴标志着启蒙运动的文化品味在18世纪中叶发生了重大转变。草莓山成为这种转变的一个象征，也是那一时期英国艺术家和作家聚会的场所。

沃波尔在草莓山建造了一所印刷厂，1757至1789年间，他印制出版了自己的小说、古文物研究著作、历史著作以及托马斯·格雷的诗歌。沃波尔创作了第一部哥特传奇小说《奥特朗托堡》（1764）。他的其他著作还有《有关国王査理三世的生平与统治的历史疑问》（1768）和《英格兰的绘画轶事》（1762—1771）。他的文学声望主要来自他诙谐的书信。19世纪，他的两部关于那个时代政治事件的回忆录最终出版。 

斯摩莱特（Smollett，Tobias George）

1721—1771，苏格兰小说家。斯摩莱特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学医，但没有得到学位就离校前往伦敦闯荡。他得到一份工作，在一艘驶往西印度群岛的船上当外科医生（1741—1743）。斯摩莱特娶了一个富有的牙买加女人南希·拉塞尔斯之后，在伦敦定居下来。 

斯摩莱特忠于托利党，是一个坚定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和伦敦一批杰出苏格兰人的领袖。

斯摩莱特发表了《罗德里克·蓝登历险记》（1748）和《佩里格林·皮克尔历险记》（1751）。这两部小说的成功表明文学道路切实可行，斯摩莱特便转而从事文学事业。他创作过小说、政治评论、游记和历史等多种文体的作品。他的代表作包括小说《斐迪南伯爵》（1753）、《英国通史》（1757—1758）、《法、意游记》（1766）、讽刺作品《原子历险记》（1769）以及小说《亨弗利·克林克的出游》（1771）。斯摩莱特编辑了两份托利派期刊《评论》（1756）和《不列颠人》（1762—1763）。他还把16世纪晚期的西班牙小说《堂吉河德》和伏尔泰的38卷文集译成英文。 

斯摩莱特是18世纪众多尖锐的社会和政治批评家中的一个。他擅长撰写流浪汉小说。他在小说中生动描述了年轻时在巴斯和商船上经历的各种可怕的事情。他形成了高超的滑稽风格、笔下的种种无赖人物栩栩如生。斯摩莱特憎恨菲尔丁，部分是因为菲尔丁是流浪汉小说创作上的主要竞争者。

因写作《英国通史》时过度劳累，斯摩莱特的身体变得很差。此后他再也未能彻底康复。1768年，他因病退休，住在意大利。1771年斯摩莱特在里窝那去世。 

参见文学

伯尼（Burney，Charles）

1726—1814，英国作曲家、音乐史家、管风琴演奏家、羽管键琴演奏家。查尔斯·伯尼与其双胞胎姐姐是詹姆斯·麦克伯尼20个孩子中最小的两个。麦克伯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肖像画、舞蹈、小提琴无所不精。查尔斯·伯尼在什鲁斯伯里学校和自由学校（今天的坎特伯笛国王学校）接受了正式教育。他学习管风琴演奏，在18岁时认识了托马斯·阿恩（1710—1778），后者收他为徒。在阿恩的引荐下，伯尼进入伦敦音乐界，出人沃克斯霍尔公园、拉尼拉夫公园和其他剧场或游乐场。 

1746年，格兰维尔勋爵聘请伯尼当自己的音乐教师和陪伴。凭借这一职位，伯尼进人了伦敦上层社会，学会了优雅的礼仪，这大大有利于他日后的职业活动。1749年，他与埃塞尔·斯莉普结婚。为了在伦敦从事音乐事业，他辞去了格兰维尔勋爵家的工作。在这段时间，他与加里克合作在德鲁里街剧院演出，他还在各种演奏会组织主办的音乐独奏会上演奏羽管键琴。1761年，伯尼夫人去世。1767年，伯尼与以前的朋友斯蒂芬·艾伦的遗孀艾伦夫人成婚。1769年，他获得牛津大学的音乐博士学位。 

不久，他产生了撰写一部音乐史的念头。为了收集资料，他进行了两次不同寻常的旅行，以英国富有的年轻人大旅行的方式遍游欧洲各主要都城。伦敦的熟人为他提供了引见信，使他得以进入欧洲音乐界和贵族沙龙。伯尼两次远游的时间分别是在1770年和1772年。第一次旅行期间，他访问了巴黎、里昂、日内瓦、都灵、米兰，帕多瓦、博洛尼亚、成尼斯、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第二次旅行时，他经由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奥属尼德兰到达包括柏林在内的德意志各城市，接着又前往维也纳。他会见了那个时代的众多著名音乐家、作曲家、学者和作家。

伯尼利用旅行收集的资料，写出了两卷出色记述欧洲同时代人的音乐和个性的作品。《法国和意大利音乐现状》（1771）和《德国、尼德兰和联省共和国音乐现状》（1773）不仅奠定了伯尼文学生涯的基础，至今依然为研究那个时代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之后，伯尼出版了多卷本《音乐通史》（1776—1789）。这些著作表明，伯尼坚定地支持那个时代的新音乐潮流，尽管他在书中表达了对某些早期作曲家的敬意。在18世纪，从历史角度记录音乐的观念还是个新鲜事物。伯尼是18世纪晚期出现的几位音乐史家之一，令他一直懊丧不已的是：在《音乐通史》最后几卷出齐之前，他在文学俱乐部的朋友约翰·霍金斯就已经出版了《音乐科学与实践通史》（1776）。 

伯尼在伦敦的住宅（从前曾是牛顿的住所）是音乐家、作家、政治家和艺术家聚会的沙龙。伯尼与约翰逊、雷诺兹、休谟、伯克和大卫·加里克过从甚密。乔舒亚·雷诺兹曾为伯尼画过大幅肖像。伯尼的几个子女靠自己的能力贏得了社会的认可：范妮·伯尼是位小说家；埃塞尔是羽管键琴演奏家；查尔斯·伯尼牧师是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海军少将詹姆斯·伯尼是库克船长的朋友，为库克的环球航行编写了记事。 

哥尔德斯密斯（Goldsmith，Oliver）

1728/30—1774，爱尔兰剧作家、小说家、诗人。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先后在爱丁堡和莱顿的大学学习医学，他的青年时代充斥着一连串生意和职业上的失败与冒险。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冒险行动是，他随身只带一支长笛，徒步游历欧洲大陆的大旅行。26岁时，他终于在伦敦定居下来，决定投身文学事业，他在格拉布街开始了雇佣文人的生涯，但他的才华很快就引起了约翰逊等成名作家的注意。哥尔德斯密斯进入约翰逊最亲密的朋友圈子，成为在索霍区的土耳其人头像咖啡馆毎周聚会一次的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除了约翰逊和哥尔德斯密斯之外，俱乐部的成员还有加里克、雷诺兹、谢里登、伯克以及査尔斯·伯尼。

哥尔德斯密斯创作出一些启蒙运动中叶最受喜爱的文学作品。他批评18世纪文学中形成的感伤风格以及更为广泛的感性崇拜。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个流浪者和浪荡子，因而以一种讽刺的眼光看待当代文化，揭示其缺陷和非正义。哥尔德斯密斯不时也借鉴孟德斯鸠、马里沃、达尔让等欧洲大陆作家的索材和评论手法。 

哥尔德斯密斯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喜剧《屈身求爱》（1773）、广为流传的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1776），重要诗篇《荒村》（1770）。他还著有《地球和生物界的历史》（1774）、）、《关于欧洲高雅学术现状的探讨》（1759）以及《中国人信札》（先发表于《大众商情》，后来以《世界公民》之名出版，1762）。 

《威克菲尔德的牧师》》（Vicar of wakefield，The）

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斯的小说，由密友约翰逊于1766年代为出版。 

该书主要讲述主人公普罗姆罗斯博士的故事，普罗姆罗斯是一个牧师，他与妻子及六个孩子住在乡间。小说一开头描述了田园诗般的乡间生活。当与普罗姆罗斯共词投资的商人破产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他们变得一贫如洗。

普罗姆罗斯搬到位于乡绅桑希尔庄园的一个贫穷的教区。桑希尔与牧师的女儿奥利维亚举行了假婚礼，之后很快抛弃了奧利维亚。牧师交不起房租，邪恶的桑希尔就把他投入债务人监狱，使得这个家庭的命运雪上加霜。

不过，在狱中，牧师的仁慈和理性的虔诚激发其他囚犯改过自新，家庭的命运也开始好转。最后，桑希尔的善良叔父威廉·桑希尔爵士娶了牧师的二女儿索菲亚，人们也获悉桑希尔与奥利维亚的假婚姻成了一桩庄真正的合法婚姻。小说就在这种幸福的氛围中结束。

《威克菲尔德的牧师》沿袭了18世纪下半叶极为流行的感伤小说的常规。它用情感来吸引渎者，通过描述不同人物的悲惨遭遇来打动读者。作者希望以此激励读者在生活中达到更高的目标。这部小说生动地表明了人性中固有的善良以及启蒙运动所宣扬的道德进步的信念。感伤小说旨在表现和促进这些品质。 

参见文学

《屈身求爱》（She stoops to Conquer，or the Mistakes of Night）

哥尔德斯密斯的剧本。

《屈身求爱》（1773）的剧情主要围绕害羞的青年査尔斯·马洛与聪明而有进取心的年轻女子凯特·哈德卡斯尔两人的关系展开。小马洛的父亲查尔斯·马洛爵士打算让儿子与老朋友之女凯特结婚。小马洛在接新娘的途中迷了路，剧情就此展开，他找到了哈德卡斯尔家的房子，却误以为是家客找，便决定在那甩住一个晚上。 

小查尔斯·马洛在“客栈”里遇到凯特·哈德卡斯尔，误以为她是仆人，便开始向她求欢此时，凯特已经从查尔斯的朋友黑斯廷斯——他爱上了她的表妹内维尔小姐——那里得知，査尔斯在与自己同一阶层的女人面前非常害羞。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她决定不向查尔斯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让他继续错误地以为她是仆人。最后，马洛的父亲査尔斯·马洛爵士赶到，澄清了误会，查尔斯与凯特、黑斯廷斯和内维尔小姐顺利地结了婚。 

哥尔德斯密斯把《屈身求爱》作为“谐趣喜剧”的典范来写，想以此取代18世纪极为流行的泪汪汪的“感伤喜剧”。哥尔德斯密斯的剧本广受次迎，促进了风俗喜剧的全面复兴。哥尔德斯密斯用《屈身求爱》来反对“市民阶级”感伤戏剧中常见的中产阶级的人物、场景和情感。哥尔德斯密斯的态度至少部分反映出约翰逊周围一群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观点，

参见文学

柯珀（Cowper，William）

1731—1800，英国诗人，18世纪晚期英国文学的重要人物。威廉·柯珀出身于英格兰一个显赫的法官世家，完成法律学习后，他于1754年进人法律界。此后不久，他汗始患上将终生折磨他的精神抑郁症。柯珀在英国政府文职部门工作了几年（1759—1764），担任破产审查专员，1763年，由于担心自己不能当上英国上院的职员，他企图自杀。柯珀曾先后两次到纳撒尼尔·科顿博士的精神病院进行长期治疗：第一次从1763到1765年，第二次从1773到1774年。柯珀受到好友昂温夫妇的保护和照料。他与昂温夫妇的女儿玛丽·昂温同居了几年。1796年玛丽去世，柯珀从此一蹶不振，直到1800年撒手人寰。 

柯珀是虔诚的宗教信徙，其诗歌创作多为与信仰有关的主题。他与约翰·牛顿共同创作的《奥尔尼赞美诗》（1779）成为新教赞美诗的典范，柯珀的宗教诗包括《错误的检阅》、《真理》、《希望》、《慈善》、《对话》、《退隐》。他还创作了《约翰·吉尔平的民谣》（1782）和《任务》（1783）。 

柯珀善于写作无韵诗，而他的信札为英国文学的书信体艺术确立起新的标准。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都很推崇柯珀的作品。他的文学活动涉及浪漫主义所特有的许多领域——荷马、弥尔顿以及忧郁，这些主题已经是英国哥特复兴式的主要元素。 

麦克弗森（Macpherson，James）

1736—1796，苏格兰诗人、翻译家、历史学家。麦克弗森以苏格兰的古代史诗“莪相诗”著称。麦克弗森是一个农夫之子，在爱丁堡大学和阿伯丁大学求学。〗1758年，他出版第一本诗集《苏格兰高地人》。受到苏格兰民族主义和新兴的原始文化热的激发，他漫游苏格兰乡村，收集素材，创作了《古诗片断：搜集于苏格兰高地，译自盖尔语或埃尔斯语》（1760）。 

这部选集的成功促使麦克弗森出版了一部完整史诗《芬歌尔，六卷本古代史诗》（1762）。它是由古诗片断合编而成的。麦克弗森声称该作品译自芬歌尔之子莪相所著的一部完整史诗，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苏格兰历史的远古时代。一年后，他又出版了另一部史诗的“译本”《帖莫拉》。上述两部作品在苏格兰和全欧洲备受欢迎。休谟、斯密、克洛普斯托克、席勒、歌德、拿破仑等著名人物都对这两部作品赞美有加。歌德极为欣赏莪相诗，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大段大段地摘录这些诗歌的片断。 

不过，莪相诗几乎自发表之日起就陷人争论的旋涡。约翰逊等批评家公开质疑这些诗歌的真实性，要求麦克弗森交出他加以伪造的手稿原件。麦克弗森死后，以苏格兰律师、小说家亨利·麦肯齐为主席的委员会判定，麦克弗森意译和修改了古代诗歌片断，把古诗与他本人的诗行糅合在一起，因而莪相史诗的作者应为麦克弗森本人。

莪相诗（Ossian）

见麦克弗森

博斯韦尔（Boswell，James）

1740—1795，苏格兰律师、随笔作家、编年史家、传记作家。博斯 

韦尔生于爱丁堡，其父是苏格兰法官亚历山大·博斯韦尔勋爵（奥欣莱克勋爵）。他自小受到严格的加尔文宗教育，青年时代屡屡与父亲就职业和个人选择问题发生冲突。1760年，博斯韦尔离家出走，前往伦敦，但很快就被其父送回苏格兰。博斯韦尔终生苦于轻微抑郁症的折磨，这一病症至少部分是其家庭问题导致的。 

博斯韦尔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但最终还是顺从父亲的意志，进入苏格兰的法律界工怍。不过，他直到1786年才获得英格兰法律界的认可。18世纪60年代，他前往欧洲各地进行大旅行，游历了法国、柏林、瑞士（他在瑞士拜访了伏尔泰和卢梭）和意大利。博斯韦尔还到过科西嘉岛，并与科西嘉岛爱国者保利将军建立了友谊。 

1768年，博斯韦尔出版《科西嘉岛纪实：周游那座岛屿的日记以及帕斯卡·保利传略》，开始从事文学生涯。这本书很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徳文和荷兰文，博斯韦尔在书中掲露了英国和法国对科西嘉的政策，使得两国的外交大臣大为尴尬。

1773年，博斯韦尔当选为文学俱乐部会员，这是伦敦的一个私人俱乐部，系英国画家雷诺兹为其朋友、作家和批评家约翰逊而组织的，博斯韦尔在1763年第二次前往伦敦时曾见过约翰逊。在担任律师的工作后，博斯维尔依然几乎每年都要前往伦敦，以拜访约翰逊。这些拜访的日记材料为其著名的传记《塞缪尔·约翰逊生平》（1791）提供了素材。关于这部传记是否准确描述了这位著名的人物，至今仍激起热烈的争论。 

博斯韦尔活着时还发表了著名的杂志随笔《忧郁症患者》（1777—1783）以及记录与约翰逊一起游历那些苏格兰岛屿的《游赫布里底诸岛日记》（1785），人们原以为博斯韦尔的许多私人文件已经佚失，实际上在他的家中一直保存到20世纪20年代。1927和1928年间，他的家人卖了第一批文件以供出版，1930到1940年间，又发现其他的文件。著名的《伦敦日记》收录了这些文件。

谢里丹（Sheridan，Richard Brinsley）

1751—1816，爱尔竺剧作家、政治家，生活和工作在英格兰。谢里丹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其父托马斯·谢里丹是一个爱尔兰演员和剧院经理。谢里丹在英格兰的巴斯（精英俱乐部的度假胜地）长大。他与一个名叫伊丽莎白·安·林格利的女歌手私奔到法国，两人结婚之后在伦敦安顿下来。谢里丹后来成著名的剧作家、伦敦德鲁里街剧院的经理（自1776年以后）。他还曾担任下院议员。1777年，他当选为文学俱乐部的成员，这是雷诺兹为约翰逊组织的俱乐部。 

启蒙运动中叶占支配地位的是感性文化。这种文化孕育出充斥着哭泣，悲叹的感伤小说。谢里丹的作品反对这种文化。同文学俱乐部里的朋友哥尔德斯密斯一样，谢里丹复兴了17世纪英国王政复辟时期诙谐的风俗喜剧。他以康格里夫和17世纪伟大的法国剧作家莫里哀为榜样。谢里丹以喜剧为手段，嘲笑英国精英俱乐部的各种社交与思想上的虚荣。

谢里丹的著名作品有：《情敌》（1775年，剧中塑造了一个典型人物：用词不当的马拉普罗普夫人）、《造谣学校》（1777）和《批评家》（1779）。另外，他还写了一部闹剧《圣帕特里克节》（1775），一部喜歌剧的脚本《少女的监护人》（1775）、讽剌海水浴这一新时尚的《斯卡巴勒之行》（1777）以及改编自德国剧作家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费迪南德·冯·科策布作品的情节剧《皮扎罗》（1799）。 

1780到1812年间，谢里丹一直是下院的辉格党议员。他是詹姆斯·福克斯的政治盟友。他曾先后担任主管外交事务的次长（1782）、财政大臣（1783），还是威尔王子、未来的国王乔治四世的亲密顾问。谢里丹还担任过海军司库（1806—1807），并反对爱尔兰与英国的合并（1799）。法国革命初期，谢里丹支持法国不受外来干涉、自主决定国家的政府形式。不过，他反对通过战争來输出革命。1794年，在回应莫宁顿的一次演说时，他生动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1798年，谢里丹出版了五卷本议会言论集。 

参见文学

《情敌》（Rival，The）

谢里丹创作的剧本，他宣称仅用三周时间就完成了该剧。谢里丹创作于1775年的几部剧本，其情节都取材于他本人向著名歌唱家伊莱扎·林利求婚及结婚的经过。此事在当时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关注，在向林利求婚时，谢里丹还曾与林利的另一位热烈爱慕者马修决斗。《情敌》一剧的题是决斗和竞相求爱，该剧在伦敦和巴斯的精英俱乐部大受欢迎。 

女主人公莉迪亚·兰格韦什是马拉普罗夫人的侄女，她必须征得姑母的同意后方可结婚，否则将失去一半的财产。莉迪亚深受感伤小说的影响，期望自己的生活充满活力、情感丰富。她决意像感伤小说的女主人公-样为爱而结婚，不惜为此放弃金钱和家庭的利益。年轻的贵族卡普坦·厄卜瑟鲁特得知莉迪亚不愿奉媒妁之命而结婚，便假扮成身无分文的下级军官恩赛因·比弗利，向莉迪亚求婚。 

麻烦的是，厄卜瑟鲁特的父亲对儿子的行动一无所知，已经决定与马拉普罗夫人安排莉迪亚和卡普坦·厄卜瑟鲁特的婚事。化名恩赛因·比弗利的厄卜瑟鲁特担心一旦揭穿真相便会失去莉迪亚，就说出了白己正是马拉普罗夫人安排与莉迪亚结婚的人。莉迪业的另一位求婚者鲍勃·阿克斯根本不知道比弗利实际上是自己的好友卡普坦·厄卜瑟鲁特，因而在得知比弗利向莉迪亚求婚的消息后向比弗利发出了决斗书。由于莉迪亚不愿接受包办婚姻和厄卜瑟鲁特的欺骗，剧中角色全都陷入一连串肤浅而不诚实的关系。 

谢里丹用乔装和18世纪流行的假身份的戏剧手法，讽刺了感伤小说所拥护的价值观和以伊丽莎白·蒙太古为首的开明女性知识分子（“蓝袜社”）的文化。谢里丹嘲笑了本质上浅薄的感伤情感，大声疾呼真诚面对激情，认为应当冋归传统的婚姻形式。和哥尔德斯密斯一样，谢里丹哀叹肤浅的18世纪喜剧取代了莎士比亚和17世纪剧作家创作的真正的“笑剧”。 

凭借《情敌》一剧，谢里丹为17世纪王政复辟时期流行的风俗喜剧注人了新的活力。他同其他一些作家一样要求摈弃感性文化的价值观。他的作品还含蓄地批评了整个启蒙运动的文化，转而到启蒙运动之前的时代去寻求灵感。18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这种回到过去的冲动愈益强烈，最终迎来了浪漫主义的新时代。

布莱克（Blake，William）

1757—1827，英国诗人、版画家、宗教神秘义者、幻想家。威廉·布莱克经常被视为后启蒙时代浪漫主义的重要人物。一些学者认为他可能有点心理失常。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他与晚期启蒙运动关系密切：尽管这一新观点并未彻底否定他精神错乱的可能性，却有助于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布莱克的影响。

布莱克对理性持批评态度，抛弃了与开明的自然神论相关的自然宗教学说。他在论文《没有自然宗教》中概述了自己的观点。作为一个极为虔信的宗教信徒，布莱克信奉以神秘的启示而非理性为基础的然的基督教。他的观点与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有组织的教派——卫斯理宗、贵格会、虔敬派或寂静派并不一致，但他与那些教派同样强调内在的、自然的、直观的宗教体验，而不是遵循教义和法规。布莱克的父亲是斯维登堡的热情追随者，布莱克肯定在关于人类与神圣的造物主之关系的观念中融人了斯维登堡学说的观点。

《尤利壬书》（1794）、《阿罕尼亚书》（1795）和《罗斯书》（1795）表达了布莱克引申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宗教寓言。布莱克在寓言中诠释了理性、直觉和想象对当代人类状况的影响。布莱克的寓言重申了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堕落）的圣经故事，把堕落的责任归咎于尤利壬（理性）。尤利壬虽然控制了人类的心灵，却无法提供对宇宙的全面理解。只有尤利壬与罗斯（想象）和卢瓦（爱，或同感的纽带）重新结合在一起，才能全面理解宇宙万物。理性一旦与想象、爱重新结合，人类心智就能够分享神的智慧，并得以解脱痛苦。 

布莱克的宗教信仰与其创新的艺术观、社会观和政治观密切相关。他加入了一个激进艺术家和作家圈子，其中包括富塞利、沃斯通克拉夫特、葛德文、普里斯特利、潘恩，这些人都得到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的资助。

布莱克的重要作品包括《诗的素描》（1783）、《天真之歌》（1789）以及包括“老虎”一诗在内的《经验之歌》（1794）。此外，他创作了几首长篇预言诗：《塞尔书》，《天堂与地狱的婚姻》（1793）、《亚美利加：一个预言》（1793）、《欧罗巴：一个预言》（1793）、《弥尔顿》（约1808）和《耶路撒冷》（约1818）， 

布莱克曾经受过版画的专业训练，并终身从事这一职业。他的妻子凯瑟琳·布歇协助他进行创作。布莱克是个技艺精湛的插图画家，他用极为出色的手工着色的铜版画（他称之为“彩色印刷术”）装点他本人及其他作家的作品。他既为《圣经》的《约伯记》作插图，也为沃斯通克拉夫特、格雷、扬、弥尔顿（《失乐园》）和但丁（《神曲》）等人的作品绘制插图。他本人出版的作品中也有亲手绘制的插图。 

布莱克最著名的图画有：《当启明星一起歌唱》、《神创亚当》、《利亚》、《耶稣诞生》、《聪明和愚蠢的贞女》、《怜悯》、《纳尔逊的灵魂引导海中怪兽》和《皮特的灵魂引导巨兽》。

布莱克的身上表现出18世纪用来表示天才这一概念的许多特征，他目睹过神秘的幻象，难以容忍理性的局限性，他想象力纵横驰骋，情感饱受磨难，更具过人的天赋，凡此种神，都使他得以跻身于“天才”这一特殊人群之列。不过，不论布莱克具备何种特质，他显然融入启蒙运动后期形成的审美和思想文化潮流之中。简言之，他既是一位幻想家，又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柯勒律治（Coleridge，Samuel Taylor）

1772—1834，英国诗人、批评家、哲学家。柯勒律治是德文郡一位乡村牧师的幼子，在伦敦的基督慈善学院求学期间，他结识了查尔斯·兰姆。1791年，他进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他觉得自己的心智在剑桥大学没有得到什么提高。1794年，他没拿学位就离开了剑桥大学。他与罗伯特·骚塞成为朋友，两人共同计划在宾夕法尼亚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民主社区。为了给这项计划筹款，柯勒律治和骚塞发表了一些激进的政治演讲，共同创作了一部诗剧《罗伯斯比尔的垮台》（1794年）。美洲的冒险失败后，柯勒律治认识了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的友谊使他们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搭档之一。他们共同出版了《抒情歌谣和其他诗歌》（1798），这部诗集为英格兰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这部诗集第一版的开篇是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讲述了一次经常出现奇特而无法解释的现象的海上航行。这本诗集还收录了《夜莺》、《午夜的霜》和《法兰西颂》。《忽必烈汗》和《克丽斯特贝尔》也完成于这一时期，但直到1816年才出版。

大约在17、18世纪之交，柯勒律治开始尝试吸食鸦片。1803年后，他力图戒毒。他不时遭受抑郁症之苦，以至无力供养家庭。

柯勒律治毕生试图创立一种能够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的哲学体系，这项工程与其所受的严格的基督教教育背道而驰。他在垂暮之年出版了《文学传记》（1817），这是一部记录自身文学哲学观和思想发展历程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柯勒律治概述了自己与华兹华斯围绕诗歌创作中想象力的作用而展开的争论。柯勒律治把想象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直接想象（理解性智慧）和间接想象（创造性智慧）。他把创造性智慧与上帝的力量等量齐观。 

像其他浪漫派哲学家一样，柯勒律治批评一些启蒙运动哲学家所颂扬的理性的力量。柯勒律治认为，与人类想象力的无限潜力相比，人的理性极其有限。可以说，他所表达的信念最初形成于启蒙运动最后数十年间，当时，思想家极力弥补理性主义日益突出的局限性。 

参见直觉和想象、文学、崇高

拜伦（Byron，George Gordon，Sixth Baron）

1788—1824，英国诗人。在10岁之前，拜伦一直住在苏格兰的阿伯丁，严厉而又守旧的母亲负责对他的教育。他的父亲死于1791年，在他的叔祖父于1798年死后，乔治·戈登成为拜伦男爵六世。拜伦与母亲移居英格兰，先后就读于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剑桥时，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闲暇的时刻》（1807）。

1809平，拜伦和一位朋友开始进行为期两年的欧洲大旅行，先后访问了葡萄牙、西班牙、马耳他、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小亚细亚。在这次旅行期间，拜伦着手准备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1812、1816、1818）。返回伦敦后不久，他出版了这首长诗的前两章，诗作的成功令他声名鹊起。

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塑造了一位理想中的英雄形象，一位不受任何习俗和社会规范的羁绊、热情洋溢而又难以捉摸的人物。他在诗剧《曼弗雷德》（1816）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形象。他描写了一位寻找神的知识的英雄，与浮士德不同的是，这位英雄不屑于与黑暗势力订立协议。 

《曼弗雷德》写于日内瓦，当时拜伦住在朋友、诗人佩西·雪莱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萊家附近。雪莱夫人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后来写作了《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一书。 

拜伦对新科学发明为其所有者带来的力量很感兴趣，他是雪莱夫人塑造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原型之一。拜伦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诗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拜伦是浪漫主义时代唯一享有国际声誉的英国诗人。他的诗作对包括歌德、普希金和司汤达在内的众多欧洲同时代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拜伦的作品以清晰的形式展示了浪漫主义的主题。他的诗作表明，浪漫主义——它往往被视为对启蒙运动的一种反动——实际上从晚期启蒙运动的主题中汲取了素材并加以改造。

贝恩（Behn，Aphra）

1640?—1788，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阿芙拉·贝恩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位职业女作家。关于她的早年生活我们所知甚少。学者们认为，她生于1640年，在十几岁时与家人一起前往苏里南殖民地旅行。在苏里南，她亲眼目睹了由一个叫奥罗诺的非洲人领导的一场奴隶起义。返回伦敦后，她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因而取得了“贝恩”这一姓氏。 

阿芙拉·贝恩生活贫困，便转而用不同寻常的方法维持生计。例如，1666年，她在安特卫普为国王査理二世当间谍。贝恩结交了很多与国王查理及其宫廷有关的朋友，如桂冠诗人德莱顿，罗彻斯特伯爵约翰·威尔莫特和国王的宠妇内尔·格温。数年后，贝恩开始通过写作赚取收入。 

贝恩汗始文学生涯之际，英国宫廷对文学的庇护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文学市场。当时最有利可图的文学体裁是戏剧，英国王政复辟时期对剧本的需求量很大。

1670年，贝恩创作了第一部喜剧《逼婚》。这部喜剧采用了贝恩在之后的16部剧本中反复出现的题材：抨击以谋求家庭财产和地位为目的的包办婚姻。她认为爱或肉体激情的力量远胜于社会习俗和家庭纽带的力量。贝恩的这些主题源于自由观点，作为17世纪的价值观和准则，自由观点的灵感部分来源于怀疑主义，部分源自霍布斯的哲学。 

贝恩最有名的作品是《奥鲁诺科，又名高贵的奴隶》，这是她于英国光荣革命发生的1688年出版的小说。这部小说叙述的是一位非洲王子受贪婪的英国船长欺骗而沦为奴隶的故事。小说抨击殖民地行政官员和商人阶层成员的价值观，他们靠盘剥奥鲁诺科这样的非洲人获利。尽管这部小说主张仁慈地对待殖民地人民——日后的启蒙运动吸收了这一主题——它也是一本保守的政治小册子，拥护绝对主义及相关的君权神授学说。奥鲁诺科是一个寓言人物，象征着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詹姆斯二世，他的权力受到赞成有限君主政体的政治团体的挑战。当然，就在小说出版的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詹姆斯二世被迫逃离英格兰，取而代之的是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

蒙塔古（Montagu，Lady Mary Wortley）

1689—1762）即玛丽夫人，金斯顿公爵一世伊夫林·皮尔庞特的长女。她的父亲把她许配给一个门当户对的年轻贵族，她反对这门亲事。1712年，她与桑维奇伯爵一世的孙子、爱德华·蒙塔古的堂兄爱德华·莫特利·蒙塔古先生私奔。爱德华·莫特利·蒙塔古是下院议员，著名的辉格党领袖。爱德华·莫特利·蒙塔古认识艾迪生和斯蒂尔。事实上，斯蒂尔把杂志《闲谈者》第二卷题献给蒙塔古。 

1716年，爱德华·蒙塔古受命出使君士坦丁堡。玛丽夫人随夫赴任，在阿德里安堡，她获悉了预防天花的接种方法，成为这种方法的坚定支持者。她让儿子接种疫苗，还把接种的消息传回英格兰。不过，英国医生直到18世纪50年代才普遍接受这种控制天花的新方法。 

回到英格兰后，蒙塔古一家住在蒲柏住所附近的特威克纳姆。蒲柏被哄骗公开了对玛丽夫人的爱恋，朋友之间的关系随即恶化了。她对蒲柏的爱恋报以嘲笑，蒲柏则在《群愚史诗》中讽刺她。斯威夫特也卷入这场冲突，在《阉鸡的故事》（1727）中攻击玛丽夫人。玛丽夫人写了《一位女士致一位贺拉斯模仿者的诗篇》（1733）来报复斯威夫特，不断在各种出版物上与斯威夫特争吵不已。 

1739年，玛丽夫人离开丈夫，住在意大利和瑞士，1762年去世。 

玛丽夫人从意大利写给女儿布特伯爵夫人的一批信件十分出名。这些信件充实了她在君士坦丁堡时期所写的《东方来信》。她的文学作品还有《城镇牧歌》（1716）和剧本《单纯》（约1735）。伏尔泰认为她的信件堪与17世纪著名的法国书信体作家塞维尼夫人的作品相提并论。玛丽夫人以智慧和学识渊博著称，是那个时代著名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一。 

海伍德（Haywood，Eliza）

1693?—1756，英国小说家、剧作家、翻译家、杂志编辑。海伍德早年的生活鲜为人知，她大概算得上是18世纪初英格兰最多产、最受欢迎的小说家。1715年，她在都柏林首次登上戏剧舞台。她未能在舞台上大获成功，或许这个原因促使她转而从事写作。

海伍德的第一部小说《过度的爱》（1719—1720）一出版即轰动一时，在她的有生之年，该书共发行了五个单行本，还收入几部选集之中。在这部小说及其他早期作品中，海伍德颂扬战胜了理性的纯粹、自然的感情，在她的笔下，在大自然的巨大威力面前，理性这一手段显得软弱无力。 

18世纪20年代，海伍德发表了十几部中篇爱情小说，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她的声望和知名度招致了蒲柏、斯成夫特等强劲对头的嫉恨。蒲柏在《群愚史诗》中指名道姓地攻击她。

18世纪30年代，海伍德转向戏剧创作，她与菲尔丁在草市剧场共同抨击罗伯特·沃波尔的辉格党政府。1737年的《审批法》恢复了政府对戏剧的审查制度，海伍德转而写小说。像菲尔丁一样，她发表作品攻击理査森获得巨大成功的小说《帕梅拉》（1710）。海伍德的这部攻击之作名为《反帕米拉，又名洞悉假纯真》（1742）。

在她事业的这一时期，海伍德抛弃了早期中篇小说的爱情主题。在注重教育的启蒙运动的感召下，她开始强调小说的道德感化和教育作用。结果，海伍德创办了英国第一份完全由妇女撰稿并且面向妇女的杂志《女性旁观者》（1744—1746）。海伍德仿效《旁观者》的先例，她的刊物不仅名称来源于《旁观者》，还仿效《旁观者》的做法，出版了《女性旁观者》的各种专辑，并在18世纪结集出版了数个版本。 

海伍德最成功、最著名的作品是《白希·少了思小姐的历史》（1751），在这部小说里，她描绘了一个天真、轻佻的年轻女子成长为具有严肃道德感、心智健全的成熟女性的故事。教育对白希的性格塑造过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8世纪后期的几位女作家，伦诺克斯、范妮·伯尼、简·奥斯丁，都认识到教育对于根本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所起到的作用，并且借鉴了《白希·少了思》的有关情节。

蒙塔古（Montagu，Elizabeth[Robinson]）

1720—1800，英国评论家、书信作者和沙龙女主人。伊丽莎白是家中的长女，其父母十分富有，她在罗宾逊家族在英格兰的庄园里接受私人教育。1712年，伊丽莎白嫁给桑维奇伯爵一世富有的孙子、爱德华·莫特利·蒙塔古的堂弟爱德华·蒙塔古。这么一来，通过各自的婚姻，伊丽莎白就与同时代另一位活跃的女作家玛丽·莫特利·蒙塔古夫人成了亲戚。1775年爱德华·蒙塔古死后，伊丽莎白接手了丈夫的庄园和煤矿，但大多数时间呆在伦敦，她的沙龙成为男女知识分子聚会的场所。 

约翰逊是蒙塔古沙龙的常客，称她为“蓝色女王”。蓝袜社是一个出身名门的富有贵妇人团体，她们举办热衷于愉快而睿智交谈的晚会。英国人的聚会仿效法国的沙龙，却从未获得法国沙龙的那种知名度和影响。蒙塔古圈子里的著名成员有赫斯特·思雷尔、范妮·伯尼、汉纳·摩尔、约翰逊、伯克和雷诺兹爵士。 

启蒙运动时期，蒙塔古最有名的著作是《论莎士比亚的著作和天才》（1769），她在这部著作中反击伏尔泰，捍卫莎士比亚的风格。蒙塔古赞许地把莎士比亚比作古希腊和拉丁剧作家。约翰逊等同时代人交口称赞《论莎士比亚的著作和天才》。该书还被翻译成法文和意大利文。时至今日，人们更重视她的书信，这些书信在她去世后由她的侄儿出版。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伦诺克斯（Lennox，Charlotte Ramsay）

1720—1804，英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翻译家、杂志编辑。拉姆齐是英属纽约殖民地代理总督詹姆斯·拉姆齐上校之女，青少年时代即被送回英格兰与姨母一起生活。这一安排的结局令人失望，因为其姨母显然颇有些精神失常，不可能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直到詹姆斯·拉姆齐于1743年去世之前，夏洛特才得到父亲的资助。此后，她不得不自谋生路。1747年，她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大概就在这一年前后，她嫁给了出版商的助手亚历山大·伦诺克斯。这次婚姻失败后，为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计，夏洛特·伦诺克斯开始撰写剧本和各式各样的作品。她还从事翻译工作。 

从事文学生涯之初，伦诺克斯即成为约翰逊的朋友，约翰逊称她是同时代最聪明的女性。她与理查森和哥尔德斯密斯也有深厚的友谊。约翰逊对伦诺克斯的第一部小说《哈丽雅特·斯图亚特传》（1750）赞不绝口，在小说出版之际为她举办了一个通宵晚会。约翰逊还与伦诺克斯合作翻译了《布吕穆瓦神父的希腊戏剧》（1760）。约翰逊还鼓励她出版《莎士比亚诠释》（1753—1754），这部作品翻译和讨论了有关莎士比亚的意大利文原始资料。伦诺克斯至少翻译了五部法文著作，包括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1752）、《叙利公爵马克西米连·贝蒂纳回忆录》（1755）、《曼特农夫人历史回忆录》（1757）。 

诺克斯最著名的小说当属《女堂吉河德，或阿拉贝拉历险记》（1752），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年轻妇女，在与世隔绝的城堡里读着17世纪法国英雄冒险故事长大。像塞万提斯《堂吉诃德》（1605、1615）的主人公一样，阿拉贝拉成了幻想的牺牲品，错把这些冒险故事里的逸事当作真实的历史。同时代的菲尔丁称赞伦诺克斯的情节比塞万提斯的原怍更贴近现实。菲尔丁认为，这一优点使伦诺克斯的作品更胜一筹。这部小说表明了虚构的文学作品在启蒙运动的新用途：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评论来教育、启迪读者。 

伯尼（Burney，Fanny）

1752—1840，英国小说家。范妮·伯尼的教名是弗朗西丝，父亲是英国著名的音乐学者和旅行家査尔斯·伯尼。她与父亲共同生活了很多年，常与父亲一道参加约翰逊周围的文学聚会。1778年，范妮·伯尼匿名出版了她的早期小说《埃维莉娜》。这部小说的情节是以一位年轻敏感的未婚女子在第一次游历伦敦时写下的一系列信件。范妮·伯尼推出这本书时宣称其目的是夺取针对男性文学的“阵地”。《埃维莉娜》表明范妮·伯尼对伦敦社交生活和妇女地位的观察既敏锐又挑剔。这部小说还流露出她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和文化的厌恶之情。

《埃维莉娜》的成功令范妮·伯尼有信心宣布自己是作者。随后，1786年，夏洛特王后召她进宫，担任宫廷女侍。她在王宫一直呆到1791年。1793年，范妮·伯尼嫁给了一位法国王室流亡者、前将军亚历山大·达尔布莱。1802年，夫妻二人移居法国，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一直住在法国。滑铁卢战役后，两人又移居英国。

范妮·伯尼的小说包括：《埃维莉娜》（1778）、《塞西莉亚》（1782）、《卡米拉》（1796）和《漫游者》（1814）。1832年出版的《査尔斯·伯尼回忆录》也是她的作品。 

埃奇沃思（Edgeworth，Maria）

1767—1849，英裔爱尔兰小说家、教育作家。玛丽亚·埃奇沃思是家中的长女，其父理査德·洛弗尔·埃奇沃思是一位富有的英裔爱尔兰地主、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朋友，他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点和对实验科学的兴趣极大地影响了女儿。玛丽亚与父亲志趣极为相投，协助父亲完成了各种项目。他们共同完成的工作之一，是对理査德·埃奇沃思的20个孩子进行一系列的教育实验。玛丽亚记录下孩子在面对新教学法时的反应和进步。依据这些记录和经验，父女两人出版了《实用教育》（1798）一书，这本教学法著作对当时的英国和法国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玛丽亚·埃奇沃思还为儿童创作了一系列道德教育故事，取名为《父母亲的助手》（1796—1800）。不过，她更多地是以多部小说和其他成人虚构作品而闻名。她最著名的作品是《拉克伦特堡》（1800〉，这是为数不多的爱尔兰语小说中的第一部。在这部小说中，她讲述了一个与自己家庭类似的英裔爱尔兰家庭的生活。这部小说受到世人的称道，认为它敏锐地描写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期间爱尔兰不同的地区和社会方言。 

在下一部小说《贝林达》中，埃奇沃思讽剌了那些在她看来属于极端的关于妇女角色和妇女教育的信念。她的批判矛头指向两位启蒙运动作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卢梭。她对鲁莽而又男性化的哈里奥特·弗里克的逼真描绘，令同时代人联想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8年，葛德文出版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回忆录》，曾引发了一场丑闻。《贝林达》中的男主人公是个误入歧途的卢梭门徒，他找到一个漂亮的小孩，依照《爱弥儿》中苏菲的榜样来教育她成为自己的妻子。埃奇沃思小说的主要冲突在于：这位主人公爱上了更世故、更聪明的贝林达，却又感到与他亲手培养的“理想”妻子结婚才是荣耀的。 

埃奇沃思的其他小说有《莉奥诺拉》（1806）、《时髫生活的故事》（1809--1812）、《缺席者》（1812）、《奥蒙德》（1817）和《海伦》（1834）。 

参见教育

贺加斯（Hogarth，William）

1697—1764，英国雕刻家、画家。贺加斯是伦敦一位校长的儿子，1720年前，他为一个银版雕刻家当学徒，后进入圣马丁的莱恩学院学习绘画。他才华出众，对18世纪英国社会众生相的观察和评论入木三分，因而很快就赢得了书刊插图画家和讽刺画家的良好声望。 

贺加斯创作了数套著名的系列版画，如《妓女生涯》（1732）、《浪子生涯》（1735）、《时髦婚姻》（1745）、《残忍的四个阶段》（1751）、《勤劳与懒散》（1751）、《议会贿选》（1755—1758）、《啤酒街与杜松子酒巷》。另外，贺加斯还发表了批评和关注英国社会冲突的单幅版画。这些作品包括：《愤怒的乐师》（1741）、《巡回女演员在谷仓中梳理》（1738）、《昏睡的人群》（1736）。贺加斯还以政治家威尔克斯为题创作了一幅讽刺版画，当时威尔克斯正因诽谤罪而等待审判。他还绘制了一些历史和肖像画。 

贺加斯拥有敏锐的视觉记忆能力，不仅如此，他还养成了一种即时记忆方法，记下剧场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场景。他在版画中描绘这些场景，把它们作为杜会批判的载体。贺加斯是洞察心理的大师，擅长描绘人物的感情。他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自传和一部备受推崇的美学理论论著《美的分析》（1753）。 

《美的分析》拥护一些洛可可风格的元索，如不对称、优美的弯曲线条以及其他令观众的视线充满动感的构图形式。贺加斯也喜爱某些巴罗克风格的元素，尤其是把宏大主题作为作品的主题。

贺加斯并不仅限于讽刺英国社会众生相，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认为个人性格的形成，乃是社会原因造成的。他担任圣巴托罗缪医院的终生董事，还赞助伦敦弃婴医院。他的绘画作品就挂在这两家医院。贺加斯的版画作品曾遭盗版，他便积极支持以“贺加斯法案"闻名的1735年《雕刻师版权法》。这项法案为版画作者的版画提供某种保护，从法律上确立起有关个人的艺术、文学、音乐作品属于一种私有财产的观念。 

贺加斯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十分出名、广受赞赏。贺拉斯·沃波尔在《英国绘画趣闻录》中绐予他很高的评价。德国的康德，莱辛和利希縢贝格等人都欣赏贺加斯的作品。有人把贺加斯与法国的格勒兹和意大利的隆吉相提并论。 

时髦婚姻：婚姻协议，1745年威廉·贺加斯作  

在系列版画《时髦婚姻》中，贺加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英国贵族的婚姻。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浪子生涯》（Rake's Progress，A）

讽剌画家贺加斯于1734年以早期绘画作品为蓝本创作的系列铜版画。贺加斯一直等到1735年《雕刻师法案》通过，确保自己的作品免遭盗版之害，才公开出版了这套版画。由于贺加斯枳极推行该法案的条款，这一法案常常被称为“贺加斯”法案。 

《浪子生涯》包括八幅铜版画，描绘了放浪形骸的年轻贵族汤姆·瑞克威尔的经历。瑞克威尔继承了父亲的财产，从此恣意挥霍，沉溺于那个时代贵族惯有的放荡行径：嫖娼、赌博、狂欢作乐。坐吃山空的瑞克威尔为了与一个年长的富有女人结婚，抛弃了一位出身中产阶级，勤勉而忠实的年轻姑娘。在把妻子的财产挥霍一空后，瑞克威尔放荡的生活最终使他被关进偾务监狱，瑞克威尔还染上了梅毒，饱受梅毒造成的精神错乱的折磨，最后死在伦敦的贝德拉姆精神病院。 

浪子生涯：玫瑰洒馆的纵酒作乐，威廉·贺加斯作  

这个场景出自贺加斯抨击懒惰、平庸、道德堕落的英国贵族的系列版画，钮约卡尔弗图片公司供图。 

《浪子生涯》是贺加斯早先的一套铜版画《妓女生涯》（1732）的姊妹篇。那套版画描绘了莫尔·哈克鲍特的生涯：这个天真少女从乡间到伦敦找工作，结果落入一家妓院老鸨之手。贺加斯描绘了她从骄奢淫逸的情妇到普通的妓女，最后沦为布里奇维尔监狱的犯人的堕落过程，再现了与充满敌意、弱肉强食的世界相抗争的个人的命运。 

贺加斯是个敏锐的社会观察家，十分乐于评论自己的所见所闻。《浪子生涯》抨击了英国复辟时期放荡的价值观，提出贵族的生活方式只会导致非理性和疯狂。贺加斯含蓄地赞同节制和克己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可以说，贺加斯的版画在特殊的教化内容背后隐藏着对英国社会阶级分化的评价。贺加斯是英格兰启蒙运动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他通过艺术的媒介传播了理性的信念，呼唤美好的道德。

雷诺兹（Reynolds，Joshua）

1723—1792，英国肖像画家，庚斯博罗的主要竞争者。雷诺兹对美学也颇有贡献，成为约翰逊的伦敦文学和知识分子圈子的一员。

雷诺兹出身于一个牧师和学者家庭，但他并不想追随父亲或祖先的足迹。1740年，他师从朴利茅斯的肖像画家托马斯·赫德森。1749年，他进行了一次异乎寻常的大旅行，搭乘海军上将奥古斯特·凯佩尔的军舰游历了欧洲和北非。雷诺兹游览了里斯本、加的斯和阿尔及尔，最后抵达梅诺卡岛，在梅诺卡他从马上摔了下来，嘴转留下了明显的伤疤。

受伤后，他前往意大利旅行，但不再搭乘凯佩尔的军舰。他在罗马逗留了两年时间，与定居该城的英国艺术家过从甚密，在返回英格兰的行程中，雷诺兹还游览了佛罗伦萨、博洛尼亚、摩德纳、曼图亚、威尼斯和巴黎，1752年回到伦敦。

雷诺兹相对轻松地贏得了杰出肖像画家的声誉。他接受了上百宗私人肖像委托，收人颇丰，生活舒适。请他绘制肖像画的有许多著名的人士和家庭，其中包括国王乔治三世和夏洛特王后。 

让雷诺兹画过肖像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有霍拉斯·沃波尔、约翰逊、斯特恩、加里克、哥尔德斯密斯、査尔斯·伯尼和班克斯。他还为挚友安吉丽卡·考弗曼画过像，也让对方为自己画像。

1768年，国王乔治二世成立皇家美术学院，雷诺兹被任命为首任院长。雷诺兹有众多的学术职责，其中一项是每年一次的公开演说。笛诺兹在这些演说中阐述了关于美、效法自然和其他启蒙运动核心主题的观点。

雷诺兹爱好俱乐部活动，为了给朋友约翰逊提供施展高超谈话技巧的场所，他建立了著名的伦敦文学俱乐部。除约翰逊和雷诺兹外，这个俱乐部的早期成员还包括哥尔德斯密斯、约翰·霍金斯爵士、贝内特·兰顿、托珀姆·博克拉克、纽金特医生和伯克。后来，加里克、博斯韦尔和査尔斯·伯尼也被接纳为会员。1778年，雷诺兹认识了査尔斯·伯尼的女儿范妮·伯尼。雷诺兹还深受“蓝袜社”成员的喜爱，蓝袜社是一个女作家团体，成员包括玛丽·蒙塔古夫人、维西夫人、泰尔斯夫人、奥德夫人、沃尔辛厄姆夫人和乔姆利夫人。 

西顿夫人扮演悲剧女神，乔舒亚·雷诺兹作  

雷诺兹是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演员大卫·加里克等英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圈子的一员，他的作品深刻描述了这些人物的性格。加利福尼亚圣马利诺亨利·E.亨廷顿图书与艺术陈列室供图。  

雷诺兹的最重要作品有《婴儿塞缪尔》（1776）和杰作《西顿夫人扮演悲剧女神》（1783）。他还为博伊德尔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绘制了《麦克白中的女巫场景》、《红衣主教博福特之死》、《小妖精》等插图。雷诺兹的作品还有《德文郡公爵夫人及其女儿》、《史密斯夫人与孩子》、《希斯菲尔德勋爵像》以及《辞呈》（题献给哥尔德斯密斯）。除绘画外，雷诺兹还著有多种关于艺术和美学的文章和演讲词。 

笛诺兹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刻画出人物更为微妙的情感和气质。他以一种不冋于早期肖像画家的方式来描绘人物的内心性格和日常生活。

斯塔布斯（Stubbs，George）

1724—1706，英国画家。斯塔布斯是利物浦一个制革工人之子，曾作为学徒跟随哈姆雷特·温斯坦莱学过儿周的绘画，之后便独立发展自己的禀赋。他成为杰出的动物画家，尤以擅长画马而闻名。斯塔布斯贴近观察活生生的动物，参加解剖实验，仔细研究动物解剖。除了动物画和解剖索描，他的一些著名作品描绘了乡间的活动。他还尝试创作历史题材的叙事性作品，但未获多大的成功。 

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塔布斯笔下的自然开始出现变化。早期的画作，如《乡村景致中的牝马和马驹》（约1760），以一种与洛可可风格相吻合的笔触展现田园诗般的温和一面。但后期的作品，如《受到狮子惊吓的马》（1770），展示了自然暴烈和凶猛的一面，其风格表明斯塔布斯转向晚期启蒙运动特有的一种更为复杂的自然道德观。 

除绘画外，斯塔布斯还创作铜版画和书籍插图版画。他为约翰·伯顿医生的《论全新的产科学体系》（1751）画了18幅插图。他出版了《马的解剖》（1766）一书，并为此书制作了铜版画，此书成为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主要参考资料。步入生命终点之际，他正忙于绘制和雕刻《人体与老虎和普通家禽的解剖结构比较说明》。他于1806年去世，未能完成这件作品。 

庚斯博罗（Gainsborough，Thomas）

1727—1788，英国肖像画家、风景画家。庚斯博罗是一个毛织品制造商之子，少年时即显示出风景画方面的天赋。因此，他的父亲同意把他送往伦敦，跟随法国画家、雕刻家于贝尔·格拉沃洛当学徒。格拉沃洛使庚斯博罗掌握了法国洛可可绘画的审美观和绘画技巧，这种审美观和绘画技巧，加上17世纪荷兰风景画家的构图方法和技巧，对庚斯博罗早期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较之肖像画，庚斯博罗更喜欢绘制风景画。他只是把肖像作一种赚取收入的手段，而且常常把田园风光作为绘制人物的背景。庚斯博罗的肖像画淸新自然，人物逼真，因而广受好评，也很快就收到伊普斯威奇时尚圈的众多高层人士的订单。 

庚斯博罗与博福特公爵的私生女玛格丽特·伯尔结婚后，于1746年定居伊普斯威奇。

1759年，庚斯博罗一家迁往旅游胜地巴斯。庚斯博罗在巴斯得以接触到许多富有的英国家庭，此后这些家庭时常请他画像。18世纪60年代开始，

庚斯博罗定期在伦敦举办画展，1768年当选为皇家艺术院院士。

1774年，庚斯博罗移居伦教，收到了王室和贵族的订单。1781年，国王乔治三世的订单使他得以 加里克夫人，托马斯·庚斯博罗作为国王和复洛特王后作画。1788年，庚斯博罗在伦敦逝世。  

加里克夫人，托马斯·庚斯博罗作  

庚斯博罗在伦 庚斯博罗善于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为研究杰出的18世纪人物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庚斯博罗著名的肖像画有：《忧郁的男孩》、《安德鲁斯夫妇》、《西顿夫人》、《威廉·伍拉斯顿先生》、《格雷厄姆夫人》、《C.F.阿贝尔》以及《塞夫顿伯爵夫人伊莎贝拉》。他还创作了大量的风景画，《康拉德森林》、《赶集归来的农民》、《赶集的马车》、《伐木工向挤奶女工求爱》、《柴扉》等作品展示出这位両家的观念和天赋。 

赖特（Wright，Joseph）

1734—1797，英国画家，最早转向工业革命题材的艺术家之一。赖特生于德比，以德比的约瑟夫·赖特而闻名，他决意留在家乡而不是去伦敦开创绘画事业。赖特生活的地区属于正因早期工业革命而日新月异的英格兰地区之一。他笔下的工业场景与自然界及其他人为领域的景致形成鲜明对比。他还在作品中描绘了科学仪器，如《气泵》（1768）、《太阳系仪》（1763—1765）。他的风格融写实的描绘和浪漫的想象为一体。 

1773到1775年，赖特在意大利待了两年，大部分时间在罗马。他还游览了那不勒斯，亲眼目睹了维苏威火山的喷发，那壮观场景令他心驰神往。除了工业和技术主题的作品外，赖特还创作充满想象力的风景画和神话题材的作品。当时的一些工业和科学界巨头成为他的描绘对象，其中有阿克莱特和伊拉斯谟·达尔文。碧玉炻器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创始人韦奇伍德向赖特定购了许多古典寓言和神话主题的绘画。 

罗姆尼（Romney，George）

1734—1802，英国画家。罗姆尼是兰开夏郡一个细木工匠之子，曾跟随旅行艺术家克里斯托佛·斯蒂尔学习肖像画和风俗画。罗姆尼追随老师的足迹，遍游英格兰北部地区，用绘制肖像画来换取少量收人。他用这种方式攒够了钱前往伦敦，成为一名成功的画家。罗姆尼数次到巴黎旅行，还在意大利待过两年。 

罗姆尼是继雷诺兹和庚斯博罗之后最受欢迎的肖像画家。罗姆尼与雷诺兹关系冷淡，都分原因在于他们二人总是互争长短。罗姆尼长于驾驭结构，色彩感上则稍逊一筹。罗姆尼的肖像画风格一如其杰出的洛可可风格的竞争者雷诺兹和庚斯博罗，但他处理人物的方式更接近新古典主义而非洛可可风格。罗姆尼的大量作品中，必须提及的有以下几幅：《耶茨夫人与悲剧女神》（1771）、《威廉·林道夫妇像》（1772）、《卡沃丁夫人与儿子》（1775）、《克里斯托夫先生与塞克斯夫人》（1786）、《沃伦·黑斯廷斯》（1795）。此外，罗姆尼在多幅作品中描绘了汉密尔顿夫人——“亲爱的埃玛”，她以卡珊德拉、喀耳刻、卡吕普索、酒神女祭司、圣女贞德、玛利亚等多种面貌出现于画中，不仅表现出他对朋友的迷恋，也反映出女性神话题材和历史题材对他的吸引力。 

克鲁克香克（Cruikshank，George）

1792—1878，英国艺术家、插图画家、讽刺画家。克鲁克香克生于伦敦的一个艺术世家，虽然他从未接受正规的专业训练，却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家庭环境的熏陶使他很早就成为父亲伊萨克的助手，他的父亲以绘制铜版画为生。快满20岁的时候，乔治·克鲁克香克的天賦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克鲁克香克目光敏锐，智慧过人，悟性甚高，用铜版画辛辣讽剌英国政坛的种种现象。克鲁克香克的创作手法延续了贺加斯的传统。他的作品为现代学者研究19世纪初的英国政治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这些作品既有单独发表的，也包括为各种书籍绘制的插图。1878年，克鲁克香克死于伦敦。他被安葬在圣保罗大教堂。

克鲁克香克的政治讽刺画见于《杰克修建的房子》（1819）、《滑稽故事和杂录》（1827）。其他诙的插图见于《幽默家》（1818—1821）、格林的《德国民间故事集》、《本特利杂录》（包括为《雾都孤儿》和《盖依·福克斯》所作的插图）、《安斯沃思杂志》（第一至六卷）和《1798年爱尔兰叛乱史》。克鲁克香克出版过自己的画集《乔治·克鲁克香克精选集》、《乔治·克鲁克香克精装画册》、《宇宙年鉴》以及《约翰·福斯塔夫爵士生平》克鲁克香克的作品面向大众消费，在没有任何公共或私人赞助的情况下独立创作而成。他的作品表明了艺术创作的目标和模式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所发生的持久性转变。 

雷恩（Wren，Sir Christopher）

1632—1723，英国建筑师、科学家。雷恩是一个牧师之子，生于英格兰维尔特郡，在伦敦威斯敏斯特中学受过教育。他在牛津大学时学习天文学。他曾任格雷斯哈姆学院天文学教授，1661年起任牛津大学天文学教授。雷恩研究彗星、日食和带有光环的行星——土星。他是伦敦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681到1683年间任学会主席。雷恩两次当选为英国议会下院议员，还是哈德逊湾公司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据称他还是共济会分会的成员。 

雷恩设计了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小教堂（1663—1665），从而幵始了建筑设计生涯。此后他还设计过牛津的一座剧院（1664—]669）。两幢建筑都属于古典风格。1665年，雷恩前往巴黎研究天文学和建筑，路易十四下令建造的法国“古典”（巴罗克）风格的建筑对他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1665年，伦敦遭受黑死病的沉重打击。1666年城市又毁于大火。雷恩进人负责重新设计和建设城市的委员会。1669年，他被任命为国王查理二世的工程总监。

雷恩设计了圣保罗大教堂和50多座教区教堂。圣保罗大教堂的设计方案在最终确定之前多次修改，1675年获得通过，其设计遵循了英国帕拉第奥风格的常规。圣保罗大教堂直到1741年才竣工。雷恩还为英国王室、大学和私人设计了大量建筑。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包括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切尔西医院、汉普顿宮的附属建筑以及肯辛顿宫。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结构和众多教堂建筑的尖塔使雷恩成为国际公认的一流建筑师。

肯特（Kent，William）

1685—1748，英国建筑师、园艺师、画家。肯特的巴罗克和洛可可风格作品使刻板的英国古典主义充满活力。据说他最初是一个私人画师的学徒，后来在三位富有的英国主顾的慷慨资助下到罗马研究艺术、收集画作。在罗马，肯特遇见了伯灵顿伯爵三世理查德·博伊尔，他为肯特提供了大笔佣金和其他帮助。在博伊尔的干预下，肯特获得了对位于肯辛顿的英国皇家宫殿进行内装修的工程。1726年，肯特再次在博伊尔的帮助下获得王室工程的首席木匠之职。1735年，他担任首席泥瓦匠和王室工程副主管。肯特最为人称道的是确立起以英式庭园著称的随意的庭园设计风格。

肯特设计和修建的庭园有：伯灵顿伯爵在米德尔塞克斯的奇斯威克府邸、萨里郡的伊色尔大宅和克莱蒙特大宅、萨描克郡的欧斯顿府邸、白金汉郡的斯托府邸以及牛津郡的罗沙姆府邸。他的主要建筑都是英式帕拉第奥风格，包括皇家马车房（毁于1830年）、白厅的财政部大楼、霍顿的斯通大厅，格罗斯特郡的沃斯特旅馆和巴明顿府邸、北安普顿郡的韦克菲尔德旅馆。肯特还设计和完成了伯灵顿米德尔塞克斯的奇斯威克府邸和皮卡德利的德文郡府邸等两处宅邸的室内布置。 

亚当兄弟（Adam，Robert）

（1728—1792） 

Adam，James

（1730—1794）苏格兰建筑师、室内设计师。亚当兄弟创造了建筑和室内装饰的新古典风格——亚当风格，1770年后，这种风格取代了流行的帕拉第奥风格。 

亚当兄弟的父亲是当时苏格兰最重要的建筑师威廉·亚当。罗伯特·亚当在爱丁堡大学完成了高等教育，后前往罗马（1755—1757）。他获准进入罗马的圣-卢克学院学习，跟随法国古文物研究者和建筑师C，克莱里索学习古典建筑和考古学。他与克莱里索一道遍游意大利半岛，研究古罗马时代的艺术制品。1758年，罗伯特·亚当回到英国，定居伦敦。1760年，他接受了第一份重要委托，为英国海军部设计一道屏风。1761年，他被任命为皇家建筑师。 

詹姆斯·亚当效法兄长的做法，在1760至1763年间跟随克莱里索游历了意大利半岛。后来，詹姆斯与罗伯特一同住在伦敦，两人在事业上的合作极为成功。最小的弟弟威廉协助两人的事业，担任他们的商业经纪人。 

罗伯特与詹姆斯兄弟共同创造了以品质精致著称的新古典风格。他们在建筑物内墙拉毛粉饰上融合了洛可可风格的图案，采用源于古代经典图案的直线条和对称手法改造了洛可可风格。在18世纪70年代，亚当兄弟设计的天花板、壁炉架、银餐具和家具广为流行。 

法国凡尔赛宫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把凡尔赛宫设计建造成象怔绝对权力的建筑。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罗伯特·亚当改建了几座英国乡间宅邸，其中有塞恩宅邸、凯德尔斯顿府邸和肯伍德府邸。卢顿胡和默复姆-勒哈奇完全按照他的设计方案建造而成。他还为伦敦的一些市内建筑做室内设计，如内政部大楼的正门休息室（1772—1773）。他承担的伦敦阿德菲工程（开始于1768年）是一片坐落在由罗马式拱门和穹隆支撑的堤坝之上优美市内建筑。那项工程中的皇家艺术学会大楼（1772—1774）至今完好。爱丁堡注册大楼是至今尚存的由罗伯特设计的公共述筑之一。 

罗伯特·亚当出版了两部建筑学著作《斯帕拉特罗的戴克里先皇帝宫殿遗址》（1764）和与兄弟詹姆斯合著的《亚当兄弟作品集》（1773）。 

参见意大利、新古典主义

二、法国

法国（France）

西欧的一个重要王国，北临英吉利海峡，南濒地中海。18世纪，它与西班牙、萨伏依、日内瓦、瑞士联邦、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奥属尼德兰接壤。 

在18世纪，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其经济却落后于英格兰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农业是法国的主要经济活动，普通的耕作方法生产出来的粮食无法满足需求。制造业相对较为薄弱，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控制在残存的手工业行会手中。在重商主义学说的影响下，路易十四及其波旁王朝继承者组建了一些国家工厂。这些机构——例如，戈布兰工厂和塞夫尔瓷器厂——生产专供富人消费的奢侈品。 

18世纪法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是巴黎郊外的一个小镇凡尔赛，路易十四把他的宫廷设在这里。贵族和王室官员对宫廷趋之若鹜，凡尔赛宫廷充斥着阴谋和权术。

在法国，权力始终没有集中在一个地方。贵族传统上居住在各自的庄园，到省城聚会，偶尔也拜访一下王室宫廷。在16世纪宗教战争以及17世纪投石党运动期间，这些贵族纠集他们的地方资源，发动一连串挑战国王权力的军事行动。路易十四暂时平息了这场贵族反叛，想方设法把贵族召集到王宫，使之脱离外省的权力基础。 

如果说凡尔赛是法国的政治权力中心，那么，法国实际上的首都巴黎则主宰了文化领域。在17世纪，巴黎推动了科学革命，巴黎的知识氛围孕育出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同伦敦皇家学会一样，法兰西科学院为新兴科学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启蒙运动时期，巴黎成为启蒙哲学家、重农学派和百科全书派的活动基地。巴黎的沙龙、官方的皇家学院以及读书会为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作家、出版商、科学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提供了聚会的场所和赞助。毫不奇怪，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不论他们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大多都曾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

路易十四的统治留给法国的遗产成为围绕政治理论、经济和社会改革、政教关系等问题展开的开明讨论的基本背景。路易十四很想在法国建立起绝对主义王权，这不但影响到他的内政外交政策，使法国陷人耗资巨大的战争，也使他看不到法国税收体制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对负相过重、终日劳累的法国农民的痛苦视而不见，还导致他企图全面控制从宗教到艺术、文学、科学等文化生活。

路易十四着手以绝对的中央集权统治法国，但从未真正实现这一目标。两位继承人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虽然竭尽全力，也无法继续推行路易十四的政策。在路易十五尚未成年的摄政时期，一度受到压制的贵族和官员开始重新确立起自己的权力，这一现象史称贵族复兴。王室的中央控制面临多方挑战，国家发起的改革，即便是开明、理性、进步的改革，时常受到不愿放弃权力和特权的集团的顽固阻挠。结果，法国的财政和行政改革始终步履维艰，通常难以实现既定的改革目标。 

启蒙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改革法国基本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启蒙哲学家把英格兰视为理想政府的典范。另外一些启蒙哲学家，至少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赞赏他们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看到的开明专制。

最终，法国成为进行开明政治试验的实验室。在法国革命的一系列事变中，法国从君主制渐次演变为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政治、专制共和国及帝国，最终导致君主制的复辟，建立起一种有所改良的旧秩序。

法国世俗政府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政教关系问题上的冲突。在18世纪，国王、高等法院、天主教僧侣和教皇围绕法国教会应当享有的自治程度争吵不休。法国的官方宗教是罗马天主教，在启蒙运动初期，仍偶尔发生对新教徒的迫害。启蒙运动时期，宗教宽容的热烈呼吁不绝于耳，法国革命者事实上——即使只是暂时地——切断了罗马天主教与世俗政府之间的正式联系。 

法国在许多方面主宰了18世纪的欧洲，即使在法国的政治经济实力日渐衰落之际也是如此。因此，要想深入地了解启蒙运动，就必须熟知18世纪法国所特有的权力结构、思想争论以及系列重大事件。 

参见旧制度、古典主义、洛可可、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巴黎（Paris）

塞纳河畔的法国首都。巴黎是启蒙运动的主要中心，启蒙哲学家汇聚于此，生活、写作、传播新思想。巴黎还是伟大的法国革命的诞生地。

罗马时代之前，一个名为帕里斯的高卢部落定居此地，并以他们的名字为它命名。罗马帝国时期，巴黎已成为行政城市，自那以后一直是法兰克诸王国和王朝的首都。12世纪，巴黎出现了商业行会。13世纪初，巴黎大学获得了成立特许状。中世纪晚期，巴黎的思想和文化生活繁荣起来。宗教战争（1562—1598）虽然阻碍了思想活动，却决不可能彻底消除思想活动。实际上，信仰冲突、内战、王朝危机的可怕经历，以及巴黎人反抗国王的壮观场面，促进了某些思想及相关实践活动的发展，从而为日后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18世纪，巴黎始终是法国的正式首都，但已不再是法国国王的主要驻地。路易十四把宫廷迁到巴黎城外数英里之遥的凡尔赛，经历过1648—1652年投石党人叛乱时期巴黎的骚乱之后，路易十四再也不相信这座变幻无常的城市了。 

即使国王不在城中，巴黎仍然是旧制度首要的思想、文化、外交和行政中心。法国贵族在城内拥有宅邸，举办著名的沙龙，促进了思想家思想的传播。歌剧、戏剧、音乐、绘画、雕塑和装饰艺术都得到大力赞助。万多姆广场和协和广场等公共场所的修建改变了城市的面貌。直到今天，巴黎仍有17世纪古典主义、18世纪洛可可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精美建筑。 

在政治和思想领域，18世纪的巴黎经历了巨大的骚动和动荡。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再加上其他因素，巴黎成为各种反对王权绝对主义和社会、政治、财政特权的观点的发源地。一方面，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代表了旧制度和启蒙运动的巅峰，另一方面，这些文化生活也催生了推翻旧秩序的力量。 

法国革命爆发后，巴黎在一连串的事件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国民议会在这里颁布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宣布废除旧制度。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这座城市聚集了所有政治派别的发言人，从而使得这些人围绕法国新政权的理想结构展开了长时间的对抗。巴黎政治小册子作者的活动无可争辩地表明，启蒙运动时期识字的普及改变了政治权力与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此外，下层民众的暴力事件不时把法国革命推向更为激进的阶段，向欧洲表明了现代城市下层社会的潜在力量。因此，启蒙运动结束时，这座孕育出强大思想和文化运动的城市，还造就了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反对这种运动的或保守或激进的敌对势力。

参见新古典主义、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旧制度（ancien régime）

特指法国革命前法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法文术语。旧制度是一种君主制，其基础则是法团式的社会结构。法国法律所承认的并非个人权利，而是组织明确的团体（法团）的权利和特权。法国的旧体制中并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法团包括三个法定等级（僧侣、贵族和资产阶级）、法院、行会和大学等组织以及其他的许多团体。 

毎一个团体都享有特定的法律特权，从理论上来说，这些特权对应于所承担的义务。但是，到18世纪，义务与特权之间的对应关系事实上业已彻底瓦解，许多启蒙哲学家把法团体制视为政治公正和进步的障碍。

在整个17世纪，法国国王及其大臣牢牢把持了大多数政治权力，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是这种中央集权过程的顶峰。在君权神授的政治理论支持下，路易十四企图把法国君主政体转变为名副其实的绝对主义体制。但是，他扩充权力的努力遭到多方的抵制。即使在其统治的鼎盛时期，路易十四也无法完全控制高等法院（皇家法院）的律师和法官，也无力在王国内实行某些税制改革。他的继承者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遇到更大的阻力。

绝对主义所遭遇到的反抗部分出自旧制度的各种法团群体。各地的高等法院起到主导性的作用，在阻挠王室推行的旨在强化中央控制、提高中央控制的效率和合理化的改革方面，高等法院并不是孤军奋战。

对国王政策的成功抵制至少部分是起因于王国官僚机构卖官鬻爵的习俗。在这种称作“捐纳”的体制中，官吏用大笔的金钱购买官职，官职成为一种私有财产，可以持有和出让，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传给合法继承人。“捐纳”最初是增加王室财源的一项措施，法国国王却得面对由此产生的大量政治问题。除非是出于特殊的情况，否则不能将官吏免职，他们因而享有很大的政治和法律独立性。

法国国王不断试图废除捐纳制度，由于势力强大的官吏群体的抵制，这些改革尝试往往无功而返。为了架空顽固的官僚，国王有时扶植新的官僚群体。这项措施通常能带来新的财源，但形成了新的官僚阶层，使整个体制更为臃肿。 

财政问题始终困扰着旧制度下的王室政府。旧制度的税收体制存在大量免税的特殊群体。贵族就可以免交法国最令人痛恨的税种“人头税”。许多资产阶级成员通过购买贵族的田产或购买授予爵位的官职来获得贵族身份，从而也可免于最为苛重的赋税。除了某些商品税外，政府不能直接向僧侣征税。相应地，僧侣公议每年向国王捐献一定数目的金钱。这种无偿赠礼是造成国王与僧侣之间关系紧张的根源。

一群富有的财政代理人负责征收赋税，这批人被称作包税人。他们负责征税，承诺向王室金库上缴一定数额的金钱。不过，他们可以合法地向平民百姓榨取尽可能多的额外钱财。许多包税人富可敌国，成为法国最为人憎恨的群体之一。由于曾做过包税人，法国杰出的化学家拉瓦锡在法国革命期间被送上断头台。

旧制度的基础完全在于罗马天主教与国家之间的联盟。教会成为国王政令上传下达的一条渠道，教区教堂的讲道坛上正式宣读国王的政令。传统的天主教传教修会——耶稣会和奥拉托利会——直接担当起教育的责任。天主教会还拥有书刊审査的权力，并可对教士实施法律制裁。简而言之，教会控制或至少参与了一些重要的行政职能。在许多情况下，僧侣阶层成为王权的有力而棘手的反对派。

1598到1685年间，法国的新教徒——他们大多信奉加尔文宗——享有有限的宽容。但是，1685年后，他们就可能进监禁，被送上苦役船服役，或是禁止公开奉行他们的信仰。在启蒙运动时期，宗教迫害仍时有发生，虽然迫害事件的发生频率有所降低。然而，直到法国革命彻底切断了教会与国家的正式联系，新教徒所遭受的社会歧视才得以正式消除。

法国的法律体系不仅区别对待不同的法团组织，不同的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法国并不是推行同一法律体系的统一国家。相反，国王根据历史悠久的习惯法统治不同的地区。举例来说，朗格多克的法律就不同于布列塔尼的法律。但这种法律上的差异并不是普遍原则或封建结构导致的。这些差异纯粹是偶然形成的，这种状况源于国王与某个并入法国的省份之间煞费苦心达成的协议。

法国农民所面临的境遇不尽相同。他们在许多年前就已经获得了人身自由，但一些地区依然存在旧封建体制的残余。一些农民成为富有的农场主，拥有巨大的农场。但大多数农民靠小块土地谋生，当佃农和临时工。农民承受着繁重的赋税，法律却不承认他们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地位。

启蒙运动时期，作为旧制度根基的基本原则遭到彻底的批判。人们呼吁宗教宽容、政教分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才干而不是继承和捐纳获得官职、有限君主制、税制改革、建立代议制咨询或立法机构，这些要求既源于开明改革者的理论或哲学信念，也产生于对旧制度弊端的认识。

参见18世纪的阶级和等级、出版

高等法院（Parlements）

法国王室法院。在18世纪，巴黎高等法院是旧制度中最有权势的机构之一。巴黎高等法院的管辖范围已扩展到属于法国王室领地的中部地区。自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到法国革命爆发前，外省的雷恩、图卢兹、鲁昂、麦茨、波尔多、贝桑松、阿拉斯、杜埃、格勒诺布尔、艾克斯、波城、第戎等地，也都设有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的律师和法官负责执法，承担上诉法院的职责，登记国王颁布的王室法令。与英国议会不同，法国高等法院没有立法权和征税权。两者的另一个区别在于，高等法院的职位并非选举产生，而是像私有财产一样可以买卖和继承。一旦获得高等法院的职位即可跻身贵族之列，这一事实使富有而又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对高等法院的职位趋之若鹜。

17世纪中叶起，高等法院开始力争获得名副其实的立法机关的各项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投石党运动而闻名的内战就是因这个问题而引发的。投石党运动（1648—1653）结束后，路易十四试图把高等法院置于绝对控制之下。他成功地限制了高等法院的某些传统权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是抗辩权。高等法院凭借这一权利可以拒绝登记王室法令和教皇通谕，因此，在决定法国法律方面，高等法院的作用虽小但意义重大。 

虽然高等法院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遭受了挫折，但在路易十四于1715年死后不久，高等法院便再度反对王权绝对主义。他们重新获得抗辩权，还在一些重要的个案中成功挫败了王室的企图。

高等法院的成员自诩为自由的捍卫者，反对君主推行绝对主义;后者通常表现为在税收问题上的不正当行径。在整个18世纪，高等法院贏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在缺乏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构的情况下，高等法院确实是能够对法国国王有所限制的主要机构之一。

不过，高等法院的成员享有旧制度的大量特权：贵族地位、免税权以及其他好处。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一些启蒙哲学家批评高等法院沦为只热衷于维护自身特权的一个集团。高等法院的确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来阻止国王和大臣为废除法国的法定特权制度所做的努力。由于阻止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些改革本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建立起法律面前的平等——高等法院实际上妨碍了启蒙运动目标的实现。法国革命期间，高等法院被废除，代之以委任法官的法院体制以及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制立法机构。

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莫普

密札（Letters de cachet）

法国皇家司法执行机制。密札（有国王封印的信）是皇家的命令，藉此可以立即将某人囚禁、流放或送进修道院，无须任何公开说明的理由，也没有到法庭申诉的机会。在18世纪的法国臣民看来，这种机制是专制君主制的缩影，很多人视之为滥用权力。使用这种密札通常是相当谨慎的。愤怒的家族元老有时会请求国王发出一封密札来惩戒不守规矩的儿子。政府有时也利用它来囚禁那些惹麻烦的政治反对派。18世纪，法国国王开始更频繁地利用这种方式来压制法院（高等法院）对中央权力日益增强的反抗。一个臭名昭著的使用密札的例子是，首相莫普用它来对付为了维护自身特权抵制王室税收改革计划的高等法院官员。高等法院的成员被流放到法国的偏远地区，莫普直接任命的法官和律师占据了其职位。人们抗议这些密札所代表的司法权力滥用。 

参见绝对主义、旧制度

贵族复兴（aristocratic resurgence）

历史学家用来表示促成1789年法国革命的一种社会变迁状况的概念。这种观点认为，在18世纪，法国贵族最后一次试图遏制资产阶级的上升势头并限制国王的权力。

1589年宗教战争结束后，法国贵族阶层大势已去。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权力，法国国王不惜削弱地方贵族的势力。为达此目的，国王从上层资产阶级中提拔部分大臣和行政官员，并赋予其贵族身份。旧贵族感到自身被剥夺了所亨有的正当权力。更有甚者，虽然贵族仍旧享有免税特权，但特权概念不断受到实行改良的国王和大臣的攻击，他们把特权视为国王行使权力的障碍。 

许多贵族很富有，更多的贵族则因18世纪物价的稳步上涨而变得日益窘迫。贫穷的贵族再无在军队服役的指望，因为贵族必须供养一个团的部队。除了最富有的贵族，绝大多数贵族根本无力支付这笔花销。贵族感到失去了在政府和军队晋升高级职位的机会。而这两者正是贵族的传统职业。 

持贵族复兴观点的历史学家认为，在18世纪，贵族越来越多地获得晋升政府和军队高级职位的机会。法律规定，只有具备数代贵族血统的人，才能进入军队直接担任军官（炮兵部队除外）。否则，必须一级一级晋升。一些地区法院（高等法院）只准许从父系继承了贵族身份的人担任法官。教会的高级职务也由贵族成员出任。实际上，在1789年时，所有法国主教都是贵族。这种状况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迥然不同。这位“太阳王”照例挑选有权势的富有平民出任不同类型的高官。 

因此，到18世纪末，贵族阶层的地位实际上超过了17世纪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但是，贵族集团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优势。他们不满于中央集权化君主制对其财政特权的侵蚀，渴望在权力机制中正式发挥作用。

高等法院的成员越来越多地由世袭贵族充任，高等法院成为反对君主推行的改革和中央集权化努力的中心。贵族既求助于所谓的法国传统，也诉诸人类自然权利等启蒙概念。贵族反抗的目标更多地集中于维护免税权这样的贵族特权，而不是发展一种赋予王国全体臣民以政治权力的体制。 

18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需要开辟更广泛、更可靠的资金来源。两位财政总监内克和卡龙先后试图推行税制和其他财政改革。但是，现存的旧制度体制阻碍任何实质性的变革。结果，卡龙在取得路易十六批准后，决定召集显贵会议以应对危机。

1787年2月，显贵会议召开。卡龙抨击显贵（教士和贵族）的免税特权，从而直接疏远了他们。会议指责卡龙倾向中央集权化的专制统治，但勉强接受了赋税平等的原则。不过，会议拒绝接受卡龙的具体建议，也反对建立一个所有代表不论出身哪一等级一律平等的代议制机构。这么一来，到1787年5月散会之际，显贵会议唯一的成果是激化了贵族与国王的敌对关系。 

法国的财政困境丝毫没有好转。高等法院重新成为抵制王室改革的中心。国王企图征收印花税，这激起了巴黎高等法院的反叛。国王对此的回应是采取惯用的手法把高等法院成员放逐到特鲁瓦（1787年8月）。这一举措遭到法院、省议会（法国的某些省份召开这种会议）、法国的贵族和公爵以及教士会议的普遍抗议。资产阶级，尤其是巴黎的资产阶级，把遭放逐的高等法院成员看作是步入歧途的绝对君主制的栖牲品。1787年10月，高等法院成员被召回巴黎。然而，他们继续反对国王的政策，结果，1788年5月，高等法院遭到取缔。 

法国历史学家把这些事件称作“贵族反叛”。这个术语突显出这样一个事实：自称有权限制国王行动的穿袍贵族（有爵位的治安法官）开始公开、有效地反对法国王权。 

为了缓解日益恶化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国王和卡龙的接替者洛梅尼·德·布里耶纳同意于1789年5月在凡尔赛召集三级会议。三级会议是法国传统的咨议机构，由法国三个法定阶层的代表组成。自1614年后，历届法国国王从未召集过这个会议。因此，决定召开1789年三级会议意味着，君主政体已经意识到无法达到其绝对主义的目标。

不同贵族阶层成员的联合反抗导致了三级会议的召开，三级会议的召开也标志着贵族复兴运动的势力达到顶峰。然而，随着法国革命的推进，革命的领导权很快就转移到了中产阶级手中。 

历史学家围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确实存在贵族复兴这一问题展开了争论。关于它在引发革命的重大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历史学家也有不同看法。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尽管法律有利于贵族谋取高位，但事实上，非贵族的资产阶级始终可以向上流动。贵族阶层很可能并不像法律所表明的那样占据了主导地位。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贵族意识到法国的局势正日益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和经济特权。贵族成员回应国王的举措，至少部分引发了最终导致三级会议召开的政治动荡。从这个意义上说，贵族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为法国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古今之争（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ms）

1685至1694年间巴黎知识界就文艺美学展开的一场争论。同17、18世纪的多次著名的知识争论一样，古今之争的后果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美学范畴。这场争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古典主义所代表的植根于希腊罗马的传统与现代方式孰优孰劣？争论的参加者加入不同阵营的原因，既有他们对各自代表人物的忠诚，也有他们对现代文明及其知识权威以及现代文明历史的不同评价。因此，古今之争实际上触及到将于18世纪展开的启蒙运动所关注的核心思想问题。 

这场文艺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尼古拉·布瓦洛和夏尔·佩罗。前者推崇古人，后者则桿卫今人。古代阵营是古典主义形式和法则的支持者。丰特奈尔参与的现代阵营则抨击古代的形式和文明，力图建立起新的文学作品评价标准。巴黎的沙龙里随处可见有关的争论，尤其是朗贝尔夫人家中的聚会。争论于1694年结束，当时法国詹森主义领袖安托万·阿尔诺个人出面，调解了双方代表人物之间的争论。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古代派（Ancients）

见古今之争

现代派（Modems）

见古今之争

法兰西科学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

1666年路易十四及其财政总监柯尔贝尔创建的研究和传播自然科学的正式官方机构。它最初称作“皇家科学院”。科学院每周在巴黎的皇家图书馆（现今的国家图书馆）召开一次会议。院士是在个人提交有关科学领域里的研究论文后经选举产生。院士享有皇家津贴，数额根据所属的不同类别而有所不同。1699年，科学院把会议地点迁到卢浮宫。虽然仍处于皇家控制之下，皇家科学院更名为法兰西科学院。科学院出版记录当年活动的正式刊物《学会纪要》以及有影响的《学术杂志》。 

科学院的作用相当于法国科学思想的官方权威。它协助法国绝对主义君主在各个文化艺术领域建立国家指导和控制。结果，科学院往往压制了法国科学生活中更富创新力的方面。然而，在其建立之初，科学院汇聚了令科学思想发生彻底改观的全新机械哲学的拥护者。机械哲学家难以在法国大学获得教职，科学院为他们提供了会议场所和赞助。

启蒙运动的许多重要科学家都是科学院的活跃分子。他们的身份和经历表明科学研究活动与法国政府的联系。他们中有达朗贝尔、巴特斯、贝托莱、布干维尔、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卡西尼·德·蒂里、克莱罗、马里-让-安托万-尼古拉·卡里塔、孔多塞伯爵、库仑、居维叶、多邦通、德利勒。其他成员包括德马雷、丰特奈尔、爱尔维修、朱西厄家族的四名成员、拉格朗日、拉朗德、拉马克、拉普拉斯、拉瓦锡、莱布尼兹、莫佩尔蒂、加斯帕尔·蒙日、诺莱、菲利普·皮内尔、魁奈以及费利克斯·维克·达齐尔等人。 

法国革命期间，法兰西科学院和其他旧制度时期的研究院因其组织形式和成员的精英身份而遭解散。1792年11月，革命政府针对各科学院采取了第一项举措，当时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选举新的院士来接替已经去世的院士。许多科学院院士为了免遭监禁而逃离巴黎，其他一些院士则忙于从事革命活动，根本无暇出席科学院会议。这么一来，科学院的活动近乎停顿。

1793年8月8日，尽管拉瓦锡和孔多塞竭力使反对者相信科学院服务于实用和进步事业，国民公会还是取缔了所有的研究院。三类不同的机构承担科学院的职能：专门指定的个人或委员会承担向政府提供咨询的职能，科学院的教育职责转给了自然博物馆和公立学校等新兴机构，私人的自愿组织，即所谓的“自由社团”负责科学研究工作。这种新体制旨在反映共和理想，把科学发展成大众而非精英的事业。罗伯斯比尔垮台及雅各宾派领导的恐怖统治结束之后，这种新体系难以继续维系。1795年8月22日，国民公会批准了一项法令，决定建立一所新的一流科学院——法兰西研究院。新的研究院划分为数个部门或学部，每个学部致力于一个特定学科。这一体制受到观念学派的激进思想的启发，也承认旧有的研究院体系在创造和传播文化知识方面具有可取之处。艺术、科学、文学都属于法兰西研究院的管辖范围。1830年，拿破仑·波拿巴改组了法兰西研究院，其体制延续至今。

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

法国皇家植物园，坐落于巴黎塞纳河左岸。巴黎植物园拥有18世纪欧洲最丰富的动植物收藏品。路易十三的御医居伊·德·拉布洛斯创建了这座植物园，把它当作收集稀有药用及观赏植物的场所。这座植物园逐渐成为公开讲授植物学、博物学、化学课程的场所。巴黎大学的教授强烈反对这些讲课，认为这侵犯了他们特殊的教育特权。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柯尔贝尔大力扶持植物园。植物园在植物收集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收集动物标本和化石，整个机构成为一个重要的博物学中心。 

18世纪，布丰、多邦通、居维叶、若夫鲁瓦·圣-伊莱尔等博物学家和比较解剖学家都曾在植物园里讲过课。作为植物园的负责人，布丰、多邦通、居维叶等人根据18世纪形成的全新分类理论，增加并重新编排了收集品。 

植物园开展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了围绕物种生殖和退化问题展开的争论。例如，植物园收到杰斐逊送来的一具北美猛犸象的骨骼。杰斐逊之所以把这具骨骼送给植物园，是为了反驳布丰关于新世界物种退化的理论。布丰把退化归结为几项生理特征，其中包括个体变小，所以巨大的猛犸象骨骼足以否定布丰的这一理论。

法国革命期间，在椬物园及其收藏品的基础上组建了国立自然史博物馆。

路易十四（Louis ⅩⅣ of France）

1638—1715，法国波旁王朝的著名国王，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学者看来，他的长期统治（1643—1715）是绝对主义的典型。作为绝对统治的象征，路易十四既遭人憎恨，又为人所钦佩。一些学者奉之为效法的榜样，另一些学者却视之为弊端的化身。在其有生之年，路易十四被称为“大帝”和“太阳王”。即便在当今，法国人仍把留下了他不可磨灭印记的17世纪称为“黄金时代”或“古典时代”。 

1643年，未满5岁的路易继承了父亲路易十三的王位。由于路易太过年幼，其母奥地利的安妮（西班牙腓力三世之女）担任摄政，掌握了国家的实际统治权。奥地利的安妮与权势熏天的大臣、红衣主教马扎然一道带领法国度过了一段极为动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高等法院和皇族亲王等各派系乘摄政统治软弱之机发动反叛。一场称为“投石党运动”的内战随即爆发，这场骚乱从1648年一直持续到1653年，路易十四在疲于奔命中度过了五年的童年时光。为了躲避战争的危险，路易十四被迫不停地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一挥之不去的经历深深困扰着他，他因此决意铲除国内一切可能导致叛乱的根源。

一俟成年，路易十四就接管了全部权力。不过，红衣主教马扎然直到1661年去世前仍有相当大的势力。此后，路易十四不断巩固王权，最终使法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绝对君主政体。他得到几位大臣的辅佐，如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1619—1683）、米歇尔·勒泰利耶（1603—1685）和卢瓦侯爵弗朗索瓦-米歇尔·泰利耶（1639—1691）。 

身为绝对君主，路易十四为统治之道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给继承人的所谓“遗嘱”中概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在这份文件中指出了各项改革措施的总体目标，向效法他的后人提出了建议。

路易十四有一句名言“朕即国家”，这句话概括了他的根本目标：独揽一切最高权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路易十四制服了独立自主的法院（高等法院），抛弃了由一位强力首相辅佐的惯例，与天主教神父和教皇争夺法国教会的控制权，企图重新恢复宗教统一，建立了一支常备军，扩大他父亲统治时期确立的王室监督制度（总监），整顿了中央官僚机构。他还试图对法国财政体制实行合理化改革。根据柯尔贝尔的建议，他建立了数个皇家学院以充实法兰西学院（语言和文学），这些皇家学院涉及科学、美术、雕刻、建筑和音乐。学院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标准、提供指导，确保一切知识和艺术追求都服务于国家利益。在17、18世纪的欧洲各国，统治者一旦试图加强中央集权或使自己的权力强化为绝对统治，就会仿照路易十四的这些举措进行改革。 

在外交政策方面，路易十四孜孜以求地致力于使法国冲破哈布斯堡家族领地的包围圈。举例而言，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了法国西南的西班牙以及法国北部边境、地域范围相当于现今比利时的大部分领土。不仅如此，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了法国东部的神圣罗马帝国。面对这种危机四伏的局势，路易十四发动了数场战争。战争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也促成了重要的军事改革。除创建职业常备军外，路易十四的大臣们还征募贵族入伍，从而削弱了贵族的军事独立性。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普雷斯特尔·沃邦（1633—1707）为法国的重要城镇设计了一系列坚固的要塞。最后，在柯尔贝尔的指导下，新的道路和运河网不仅提高了法国军队的快速机动能力，还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无论取得了多么显赫的军事成就，路易十四的战争——即便按照现代的标准来衡量——无不以野蛮残暴而闻名，尤其是1672和1673年在尼德兰、1689年在阿尔萨斯的一系列行动。这些残酷的事实激发起人们对和平的渴望，促进了启蒙运动时期国际战争规则的改进。 

路易十四死后，他所推行的改革举措绝大多数未能延续下去，不论这些举措在路易十四在位时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这些举措的推行几乎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强悍个性。到路易十四的继承人统治时期，已经被驯服的各个政治派系，高等法院、贵族和皇族亲王，再次形成势力，开始威胁业已中央集权化和合理化的绝对君主政体。

另外，在关键的财政领域，路易十四未能推行重大的改革。他未能取消特权阶层的免税制度，政府依然依赖卖官鬻爵所得的收人，这最终阻碍了他的全部改革努力。雪上加霜的是，这一时期法国的纳税居民负担过重、积贫羸弱、时遭饥荒，交不出更多的税，几次战争积累起来的债务使法国的财政预算陷于瘫痪状态。以一种冷静的眼光来看，路易十四无法推行对所有臣民一视同仁的合理陚税制度，反映出旧制度的结构性弱点。到其继任者统治时期，财政问题日益恶化，最终导致了激发法国革命的危机。 

路易十四还深刻地影响了艺术、建筑、戏剧、舞蹈和音乐。他憎恶巴黎，因为那个城市对他而言意味着反复无常的反叛，以及由此导致的恐怖的投石党运动。因此，他迁出卢浮宫，搬到凡尔赛的一座宏伟的新宫殿。凡尔赛距巴黎约25英里，它集中体现了巴罗克艺术的宏伟风格。全欧洲大大小小的王国、公国的绝对君主，在建造宫殿时纷纷仿效象征着国王绝对权力的凡尔赛宮的风格和空间运用技巧。路易十四深谙象征和运用寓言之道，以此向臣民暗示并强化其权力的象征。因此，他把太阳——宇宙的中心、光与热的源头——作为权力的象征。路易十四的这些活动表明他是运用宣传艺术的专家，这也是巴罗克时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 

路易十四热衷于跳舞，曾在许多芭蕾舞剧中扮演角色，这助长了法国人对这种古典舞蹈形式的热情，在他统治时期，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全面繁荣，出现了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让·拉辛（1639—1699）和让-巴蒂斯特·莫里哀（1622—1673）等文学大师。路易十四时代末期，法国出现了古今之争，争论的双方是古典美学的拥护者尼古拉·布瓦洛和现代风格的捍卫者夏尔·佩罗。歌剧本是意大利巴罗克艺术的发明，在让-巴蒂斯特·吕律的指导下，法国形成了主宰18世纪法国歌剧创作的独特歌剧形式。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的思想活动十分活跃，詹森主义者布莱兹·帕斯卡和安托万·阿尔诺的著作，波舒哀主教与费奈隆的宗教辩论，梅森、伽桑狄、笛卡儿等自然哲学家促成的机械哲学的流行，以及丰特奈尔的科学普及读物，无不体现出文化生活的繁荣。因此，多种思潮在这一时期发展成熟，或积极或消极地影响到启蒙运动早期的思想。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这位“太阳王”在1643到1715年间统治着法国。开明的政治改革家认为，他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象征着绝对专制主义的长处，也代表了它可惜的一面。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在宗教事务上，围绕非天主教的少数教派问题，路易十四顽固秉持路易十三的不容异说立场。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认为王国里存在多种宗教会威胁到自身的绝对权力，二是受到弗朗索瓦丝·奥比涅的影响、弗朗索瓦丝·奥比涅即著名的曼特农夫人。长久以来曼特农夫人一直是路易十四的伴侣，人们认为两人曾秘密结婚，时间要么是在1683年，要么是1697年。目前尚无法确知两人间这种关系的实情。曼特农夫人鼓励路易十四改掉年轻时的任性作风（1683年时他45岁），在路易十四后30年的统治中影响了他的看法和行动。 

为了整顿他认为成问题的法国宗教状况，路易十四镇压了詹森主义信徒，追捕神秘的寂静主义者，1685年又撤销了亨利四世的信仰自由法令（《南特敕令》），之后开始大举迫害胡格诺派、卡米撒派、韦尔多派。路易十四的政策迫使胡格诺派新教徒要么皈依罗马天主教，要么离开祖国。许多人选择离开法国，移民到普鲁士、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北美殖民地或英格兰，成为当地有用的建设性人才。 

总之，路易十四的统治为18世纪初的法国留下了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和文化遗产，成为法国启蒙运动早期思想发展的背景。这种遗产长久地影响着18世纪，不仅指明了改革的方向，还突显出绝对主义体制的弊病。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人的思想——尤其洛克和牛顿的思想——对于早期法国启蒙知识分子的巨大吸引力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提出了替代这种太阳王体制的方案。

波舒哀（Bossuet，Jacques Bénigne）

1627—1704，法国莫城主教、历史学家、君权神授理论家、法国天主教会自主特权的捍卫者。波舒哀出身于一个律师和民政人员家庭。在耶稣会的监护下，他在巴黎的纳瓦尔学院研究教父哲学（古代基督教教父的著作），1652年加人神职。 

波舒哀精彩的布道引起了路易十四的注意。1669年，他接掌了第一个主教管区（孔东）。1670年，他应邀担任年轻的法国皇太子的导师。1671年，他成为著名的法兰西学院的一员。1681年，他被授予莫城主教之职。

波舒哀希望实现基督教的重新统一，与德国路德宗哲学家莱布尼兹围绕引发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争端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波舒哀认为，只有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主持下，才有可能实现教会的统一；莱布尼兹却认为，这一前提条件无法接受。结果，双方未能达成共识。 

17世纪80年代，法国国王、高等法院、教皇和法国主教就法国天主教会的控制权问题展开了多次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波舒哀始终是重要的理论家。法国主教反对教皇所宣称的最高统治权，依据是早期的基督教会并非由仅仅是罗马城主教的教皇统治，而是由主教会议统治的。他们坚持认为只有他们才应该是法国教会的主导。他们的这种教会自主论被称为主教制的教会自主论。与此同时，法国国王和高等法院认为，世俗当局应该有权决定教会的任免，并对涉及教士的案件行使司法权。但是，他们在究竟由国王还是高等法院行使最高权威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他们的观点称为王室教会自主论和高等法院教会自主论。 

路易十四的举措使教会自主论问题的争论成为法国和教皇关注的焦点。1681—1682年，为了解决面临的危机，法国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宗教会议（专门解决法国教士一般性事务的会议）。波舒哀受命起草一份概述危机对策的宣言。他提出了各方分享权力的一系列折衷办法——一种较温和的教会自主论。

波舒哀的宣言贏得了法国宗教会议和路易十四的赞同，但遭到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的反对。英诺森十一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八世和英诺森十二世坚持这种反对立场，波舒哀为此起草了《为高卢教士宣言辩护》（写于1683—1685年），全面捍卫教会自主论的立场。 

为了教导皇太子，波舒哀写下了两本重要的著名著作：《世界史教程》（1681）和《根据经文论政治》（1679）。前一本书把人类历史描述为上帝的意志在尘世的实现，将路易十四的统治置于历史发展的顶点。后一本书详细阐释了君权神授学说，这一学说成为路易十四试图在法国建立绝对主义君主制的主要理论支柱之一。 

波舒哀是正统天主教神学的坚定捍卫者。笛卡儿、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的著作中所蕴涵的宗教观令他惊恐不已。他领导了对寂静派这一奉行神秘灵性的天主教派别的攻击，还挑战寂静派的首要支持者费奈隆。波舒哀认为，寂静派强调灵魂的内在主观状态，这将损害正当的宗教习俗，削弱对教会神秘性的信念。

波舒哀还谴责圣经评注的主要奠基人西蒙。西蒙把《圣经》作为一种文献来进行历史的、文本的分析，从而促成了现代圣经评注学科的诞生。在波舒哀看来，西蒙的做法不仅冒犯了《圣经》作为上帝的天启真理的权威，更直接威胁到基督教及其世界观。

因此，波舒哀清楚认识到17世纪晚期思想运动所蕴涵的革命性潜力。他在著作中流露出来的传统倾向，使这些著作成为启蒙运动时期现成的抨击对象。尽管如此，即便是伏尔泰这样最为直率的宗教反对者，也欣赏波舒哀的风格以及他的看来误入歧途的大历史观。 

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Nicolasde）

1638—1715，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生于巴黎，在耶稣会的拉玛什公学求学。1660年，他加入法国奥拉托利会（这个宗教改革派的天主教修道会于17世纪初在法国成立）。1664年，马勒伯朗士被委任为牧师。 

马勒伯朗士独恃地综合了笛卡儿机械哲学和源于奥古斯丁-新柏拉图主义的正统天主教神学。他始终不想越过正统宗教学说的界限，《论天性和神赐》（1680）却仍于1689年被列入天主教《禁书目录》。马勒伯朗士从不同角度桿卫自己的哲学，回应来自17世纪詹森主义代言人安托万·阿尔诺、正统神学和王权神授学说的维护者波舒哀主教、寂静派的主要阐述者费奈隆等人的批评。 

马勒伯朗士认为人类理性能揭示宇宙和上帝的真理，也承认人类的理解会出现谬误和曲解。他试图解释这些谬误产生的原因，认为谬误源于人性的两重性（肉体与心灵）和人类意志的软弱性。

马勒伯朗士借鉴了笛卡儿的身心分离观念，但否认心灵和肉体有直接的互相作用。例如，一个人在头脑中想“我要抬起手臂”，并不会使手臂抬起。心灵不能控制身体。那么是什么使手臂抬起的呢？马勒伯朗士给出的答案是：宇宙中无所不在的上帝。上帝的全能作用使“我要抬起手臂”的念头肯定会导致手臂抬起。无所不在的上帝使身心做出一系列平行的协调动作。

马勒伯朗士采纳了这种称作“偶因论”的观点，部分是为了回应那些来自笛卡儿哲学阵营的批评者。笛卡儿哲学认为，上帝与世界的关系是：上帝创造了遵循数学法则和理性运转的世界后，便处于一种毫无意义的地位，世界无须上帝的作用自行运转。世界就像一台机器，上帝应做的事情类似于某种不时的维护工作。

马勒伯朗士想维持这样一种基督教观念：上帝无时不在，宇宙和人类历史的演化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他认为偶因论能够维护这种基督教观念。但批评家抱怨说，偶因论贬低了上帝的形象，使上帝成为相当拙劣无能的设计者。

此外，以上帝的意志为世间万物之因的观点，往往剥夺了人类决定自身命运的一切自由。即使对于正统基督教来说，这也是可悲的。因此，马勒伯朗士想阐述关于人类自由与自由意志的哲学，这种哲学与他关于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及作用的观点相一致。他因而断言，人类意志将自由地决定究竟是关注普遍的善还是贪图转瞬即逝的一时之快乐。

马勒伯朗士还力图解决怀疑主义提出的哲学和认识论难题，即我们怎样才能确切地了解外部世界？这个问题将继续困扰下一个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马勒伯朗士认为，我们的观念完全来自于上帝，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来自于上帝的观念是纯粹的观念或原型，只是不能由这个世界完备地体现出来。例如，一棵树的观念就属于完美的观念，任何特定的有生命的树木只是部分体现出这一观念。我们得自上帝的观念可以矫正我们凭借自身感官获得的有缺陷的知识。这种纯粹观念还使我们得以了解事物之间的真正关系（自然规律支配的事物的相互作用和秩序）。 

马勒伯朗士的这种新颖见解体现于以下几部著作：《真理的探索》（1674—1675）、《对真理的探索的说明》（1768）、《论天性和神賜》（1680）、《道德哲学论》（1684）、《形而上学对话录》（1688）、《论运动的传递》（1692）。 

1694年，《真理的探索》被译成英文，从而加入了英国的认识论讨论。洛克在《对马勒伯朗士的“从上帝的角度看待一切事物”观点的考察》（写于1694年，出版于1706年）中，对偶因论做了否定性的评价。莱布尼兹阐述了预定和谐观，以摈弃上帝和宇宙关系的偶因论观点。在与克拉克围绕牛顿思想的辩论中，莱布尼兹还指责牛顿的偶因论。《百科全书》关于马勒伯朗士的条目称赞他的独创性和天才，同时贬低偶因论哲学。一般来说，启蒙思想家拒斥偶因论，认为它毫无必要，而且不足以表述上帝与其创造物之间的关系。 

参见道德哲学、理性主义

费奈隆（Fénelon，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1651一1715，法国天主教大主教，寂静主义及其主要信徒居永夫人的支持者。费奈隆出身于法国西南部佩里戈尔地区一个没落的贵族世家。在家中的15个孩子中，费奈隆排行第13。费奈隆进入了巴黎圣稣尔比斯神学院学习，年仅24岁时就成为一名教士。他在圣稣尔比斯教区当了三年牧师，后被任命为新天主教女修道院院长，这所女修道院是为那些新近由加尔文宗皈依罗马天主教的少女设立的一所学校。1678至1689年间，他一直领导这所女修道院。

1687年，费奈隆出版了《论女子教育》，很快便引起路易十四的伴侣曼特农夫人的注意。1685到1686年，费奈隆参加了一个派往胡格诺派聚居的法国西南部地区的天主教传教团。这个天主教传教团是波舒哀主教在撤销《南特敕令》（1685）后设立的，目的是使法国胡格诺派教徒重新皈依天主教。 

费奈隆坚持把所有新教教派与天主教会重新统一的理想，但是，他不赞成以往使用的强迫皈依或其他军事手段。他对明显的宗教分裂问题持温和态度，因而即使在他死后，仍然得到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敬重。他建议把法国变成对胡格诺教徒更有吸引力、更容易生存的国度，令其不至于产生必须移居国外的感觉。不过，他本人对待胡格诺教徒的态度是既厌烦又轻蔑。他的容忍更多地是出于实用主义而非道德信念。 

1689到1699年间，费奈隆担任路易十四之孙，法国王储、勃艮第公爵路易的导师（家庭教师），他把这个任性淘气的孩子教育成一个忠诚的宗教敬慕者。，他还在法兰西学院贏得了一席之地（1693），并被任命为康布雷大主教。1695年7月10日，波舒哀主教授予费奈隆康布雷大主教之职。 

费奈隆为勃艮第公爵写了哲学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1699）。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这位未来的年轻国王担起国王的责任做准备。小说描述了忒勒马科斯寻找其父奥德修斯的经历。在忒勒马科斯的整个旅程中，女神密涅瓦（智慧之神）乔装成曼托尔始终陪伴着他。年轻的忒勒马科斯在旅程途中观察各地的风土人情，也经受了挫折和过失，最终获得了智慧。他目睹了邪恶的国王皮戈马利翁的可悲结局，也在人间乌托邦“贝提克”尽情享受到喜悦之情。他还在赛兰特王国遭遇到更多的现实处境。赛兰特王国影射的是法国。赛兰特国王伊多梅尼奥喜爱宏伟的巴罗克风格，他从善如流，乐于接受改革的建议。他采纳了曼托尔的建议。曼托尔概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实际上，费奈隆认为法国应当推行这些政策。 

费奈隆认为，赛兰特推行曼托尔的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法国实行改革后会出现的情况：农业在国家的扶持下兴旺发展，贸易和商业行为不受限制，王国欢迎外国人的到来。结果，国家蒸蒸日上，人民富足。但是，人们生活朴素，没有炫耀和奢侈消费。

赛兰特表明了重农学派所倡导的改革将带来的经济利益。它也意味着一个王国的统治者为了避免绝对主义的弊端，转而选择有限君主制。不仅如此，这个王国把战争视为邪恶，竭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

早在1694年的一份手稿《呈交路易十四的一封信》中，费奈隆就已经提出了他的改革建议。不过，我们不清楚这封信是否曾送达路易十四的手中。达朗贝尔在写于1774年的《费奈隆颂》中提到过这封信，目前已知这封信第一次公开发表是在1785年出版的达朗贝尔的遗著《法兰西学院院士履历》。

费奈隆还为勃艮第公爵写了另外两部明确阐述改革计划的著作《对王室义务之良知的考察》和《政府计划》。他本人并未出版这两部著作，1746年，伦敦出版了《考察》一书的法文版和英文版。1775年，路易十六下令在法国出版这本书。

1688年，就在出任王储路易的导师之前，费奈隆结识了一位宗教神秘主义者、寂静派信徒居永夫人。在她的影响下，费奈隆成为奉行主观、内心的基督教虔敬行为的寂静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费奈隆向曼特农夫人介绍了寂静主义，后者一度曾允许费奈隆在她为少女开办的学校圣西尔学校讲授寂静主义的原则。

波舒哀主教反对寂静派，认为它所主张内省、个体化的虔敬行为对现行天主教制度构成了威胁。波舒哀与费奈隆围绕寂静主义的利弊展开了场激烈的公开争论。这场争论导致了两人的友谊从此决裂，也使费奈隆失去了法国最有势力的教士的支持。

路易十四在这场争论中站在波舒哀一边。在他的这段统治时期，路易十四往往把一切宗教争执——不论是出自新教还是天主教阵营——视为对自身绝对统治的威胁。结果，路易十四把费奈隆逐出凡尔赛，勒令其终身不得走出康布雷。费奈隆此后的确再未回到法国宫廷，始终致力于大主教辖区的宗教和行政事务。

然而，寂静主义之争的影响逐渐波及开来。1699年初，在法国使节的压力下，教皇不情愿地谴责费奈隆关于寂静主义的杰作《释众圣关于内心生活的语录》（1697）。不过，费奈隆本人倒是既没有受处罚，也未遭监禁。教皇发表谴责后，费奈隆公开宣布完全服从教皇的权威。

总而言之，费奈隆富有创新的思想观念。历史学家把他视为18世纪初责族复兴的关键人物。在文学和美学的古今之争中，他支持现代派。他赞成寂静主义，这种态度使他坚持一种新兴的宗教虔敬行为，这种虔敬行为强调对上帝的主观、个人和直接的体验，把这种体验视为最有效的基督教灵修方法。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谴责强制性的宗教皈依，他认为詹森主义的宗教观是错误的，但对其信徒采取温和的处置方式，从而促进了宗教宽容思想在法国天主教人士中的传播。简言之，费奈隆倡导改革，支持某些令人联想到启蒙运动时期所提纲领的主张。可以说，他是一位重要的过渡性、创造性人物，促使法国知识分子从17世纪迈人启蒙世纪。 

参见虔敬主义、贵格会、宗教

路易十五（Louis ⅩⅤ of France）

1700?—1774，法国国王，1715至1774年在位。路易十五是路易十四的曾孙，被称为“受爱戴的路易”。1725年，路易十五娶了流亡的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之女玛丽·莱什琴斯卡。这对夫妻生了八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但只有一个活了下来。那个儿子就是未来的国王路易十六的父亲。 

路易十四去世时，路易十五年仅5岁。于是，奥尔良公爵菲利普摄政。1723年路易十五亲政。在旧制度下，摄政时期往往表现出政治动荡的特征，奥尔良的菲利普摄政时期也不例外。菲利普当政时期，许多被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压制的特权集团再度起而维护自身的地位。尤其是，法国高等法院的成员开始自称是已遭废止的三级会议的合法继承人，而三级会议一度是法国国王和王后的代议制咨询机构。高等法院重新开始了以往围绕法国君主制的适当形式的斗争，而在路易十四时期这种斗争几乎销声匿迹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得寸进尺地要求同国王分享立法权。

路易十五让红衣主教弗勒里担任首席大臣，听任弗勒里在1726至1743年间掌管政府的大多数活动。1745年，路易十五终于亲政。他统治时面对的是对绝对君主政体的反对之声以及不稳定、债台高筑的财政体系。他却想当一个既开明又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进一步推进法国政府的中央集权化进程，这就决定了他的得失成败。 

在路易十五统治下，法国彻底调整了对外政策。国王及大臣企图与举止异常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较量一番，其结果以1756年外交革命载人史册。路易十五知道他的王国必须进行税收和财政改革。红衣主教弗勒里尚能维持王国的稳定并对税收有所控制，他的继任者接手时面临更为艰难的局面。法国卷入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丧失了大半个殖民帝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 

1758至1770年间，舒瓦瑟尔公爵担任路易十五的首席外交大臣，恳求路易十五建立有限君主制，满足髙等法院对代议制政体的日益高涨的要求。但路易十五决定听从另一个大臣莫普的建议。莫普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方案：驱逐难以控制的高等法院成员，强化绝对君主统治。结果，莫普、泰雷神父和艾吉永公爵组成的“三人集团”试图凭借专制法令在法国推行改革。他们强有力地推行改革，明确着手改造妨碍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财政和社会结构。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在18世纪后期的旧制度下推行自上而下的开明改革的真正限度。最终，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改革往往是刚刚起步即遭废止。旧制度的基本结构顽强抵抗，似乎报绝任何变革。

在历史上，路易十五一直备受中伤，因为他把正式的情妇蓬巴杜尔夫人和巴利夫人留在凡尔赛宫，还听任蓬巴杜尔夫人决定某些国家政策，但是，这种做法在法国宫廷里相当普遍，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就有先例。

路易十五时代标志着18世纪法国精英俱乐部文化达到繁盛的顶点。沙龙成为精英俱乐部大多数活动的中心，宮廷依照既定的传统一如既往地赞助音乐、戏剧和舞蹈。这些艺术形式获得大笔资助，随即繁荣起来。蓬巴杜尔夫人及其朋友的资助尤为慷慨。这一时期的艺术体现出洛可可风格的那种愉快的轻浮和优雅的好色特征。其他潜流正在涌动，启蒙哲学家继续阐述对法国政府和社会的观察和批判。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文化史既体现出旧制度的缩影，也呈现出将加速旧世界灭亡的思想运动的概貌。1774年，路易十五死于天花，他的孙子、倒霉的路易十六继承了王位。

参见开明专制、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蓬巴杜尔夫人（Pompadour，Jeanne-Antoinette Puisson，Marquise de）

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正式情妇，1745—1764年间是法国事实上的王后。蓬巴杜尔侯爵夫人虽不能在肉体上永久留住薄情的路易十五的爱慕，却成功地维持了他们之间的友谊，直到去世前她一直有力地影响着法国的政策，1745年，路易十五册封她为蓬巴杜尔侯爵夫人。 

让娜·安托瓦内特·普瓦松的父亲是成功的金融家弗朗索瓦·普瓦松，通过军事合同和各类投机活动积聚起可观的财富。1725年，弗朗索瓦·普瓦松与巴黎的兄弟卷入了几桩见不得人的可疑交易，为逃避追捕被迫逃离法国。他的妻子普瓦松夫人出身屠户，但年轻漂亮，在丈夫逃亡之后觅得一个富有的保护人C.F.勒诺尔芒·德·图内昂。图内昂安排让娜与自己的侄儿C.G.勒诺尔芒·埃蒂奧尔结婚。 

普瓦松夫人对女儿和自己的前途都抱有厚望。她把女儿带到巴黎富有的资产阶级社交圈，让女儿接受至少按当时的标准看是与众不同的一流教育。

她还使让娜接触到美术，让娜从此终生喜爱美术，可以说，在1745年的一场假面舞会上遇到路易十五之前，让娜·安托瓦内特（此时的身份是埃蒂奥尔夫人）就频繁光顾巴黎的沙龙，表现出对艺术、音乐、歌剧和戏剧的爱好。 

蓬巴杜尔侯爵夫人让娜·安托瓦内特·普瓦松，弗朗索瓦·布歇作  

身为国王路易十五的正式情妇，篷巴杜尔夫人权倾一时，她在赞助艺术和建筑上犮恽了重要作用。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在凡尔赛的岁月（1745—1764）里，如今已是蓬巴杜尔侯爵夫人的让娜·安托瓦内特收集了满满一屋子光彩夺目的古玩、绘画和雕刻。她图书馆的目录共有3528本藏书，大部分是法文或意大利文的书籍。她典好精致、优美、雅致的浅色调室内布置，这种戽好决定了法国洛可可风格的特色。她最赏识的画家是布歇，认为布歇的油画作品捕捉到当代审美旨趣的精髄。侯爵夫人喜爱瓷器，决心建立一家法国企业，与萨克森的梅森工厂和中国的陶瓷产品一争高下，著名的塞夫尔瓷器工厂由此建立。她还常常资助戏剧和歌剧。 

在凡尔赛，蓬巴杜尔侯爵夫人（人们也常常称她为蓬巴杜尔夫人）极为老到地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她也因自己的言行四处树敌，声名狼藉。有时很难分清楚什么是她的真正影响，什么是围绕她的各种谣传。普遍认为，蓬巴杜尔夫人支持法国在结盟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1756年外交革命。 

在法国取缔耶稣会问题上，她似乎也起过一定作用。她对外交大臣舒瓦瑟尔青睐有加。她1764去世，或许这并不是导致舒瓦瑟尔失宠的主要原因，但她的死确实使舒瓦瑟尔在特别易受到攻击的时刻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蓬巴杜尔夫人还保护和资助过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伏尔泰、魁奈以及《百科全书》的出版者狄罗德、达朗贝尔。最后，蓬巴杜尔夫人安排自己的兄弟阿贝尔·普瓦松（1754年被册封为马里尼侯爵）担任王室建筑总管之职（1751），巴黎的新建筑工程因而有了得力的保障。在她的支持及其兄弟的监督下，巴黎建造了巴黎军事学校、协和广场（当时称为路易十五广场）。在凡尔赛，蓬巴杜尔夫人安排修建了小特里亚农宮作为休养所。 

蓬巴杜尔侯爵夫人是个难以盖棺定论的人物。从成为路易十五的正式情妇伊始，围绕她的生平就不断产生离奇古怪的故事和神话。不计其数的伪造作品假冒她的名字，但只有极少几封信函确定是出自她的真迹。她虽然在政治上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往往被夸大了，人们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她在美术领域的所作所为。妇女史学者正着手对其生平的公认诠释进行重新评价。这项工作早就该进行，尤其是她的政敌编造了许多广为接受的负面看法。不过，不管当今学术界会形成何种观点，不容否认的是，在18世纪的法国人眼里，“蓬巴杜尔”乃是旧制度衰落和滥用权力的象征。作为这样一种象征，蓬巴杜尔夫人、继她之后充任国王情妇的巴利夫人以及年轻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表明了消极的妇女观念对18世纪人们思想的影响。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巴利夫人（DuBarry，Jeanne Béçu，Comtesse）

1743—1793，原名让娜·贝屈，1768—1774年间路易十五的正式情妇。让娜·贝屈是女裁缝安妮·贝屈与圣方济会托钵僧让-巴蒂斯特·戈马尔·德·沃贝尼耶的私生女。3岁到15岁时，她一直住在一个孤儿院，此后回到母亲身边。安妮·贝屈有亲属是巴黎的上层资产阶级。她把自己年轻漂亮的女儿引入巴黎社交界，让娜的社交生涯从此汗始。1768年，让娜·贝屈遇见了路易十五，并成为他的正式情妇。

让娜貌美如花，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娇媚可爱，而且还很仁慈。她并没有过多地卷入宫廷里接连不断的阴谋。然而，主要是担心她会过于影响路易十五，外交大臣舒瓦瑟尔以及包括皇储路易十六及其年轻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内的虔诚派（这是一个宗教虔诚的宫廷派系，与罗马天主教联系密切，长期介入法国政治），反对巴利夫人（让娜·贝屈）。 

在舒瓦瑟尔因军事政策上的失误而地位岌岌可危时，巴利夫人可能加速了他下台。巴利夫人所青睞的一个三人同盟取代了舒瓦瑟尔，这三个人是莫普、埃马纽埃尔·阿尔芒·德·里舍利厄·德·艾吉永和约瑟夫-马里·泰雷神父。但有证据表明，巴利夫人并未策划广泛的阴谋。

巴利伯爵夫人在美术、时装、室内装饰和建筑上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她轮流住在凡尔赛宫、卢弗香纳（路易十五作为礼物送给她的一座城堡）和巴黎的许多豪宅里。

1774年路易十五死后，巴利夫人立即搬出王宫。但是，两个星期后，她就被新国王软禁起来。她被非正式地软禁了13个月，直到1775年6月才重获自由。1776年10月，她获准回到卢弗香纳。她成为路易-埃居尔-蒂莫莱翁·德科兹·布里萨克公爵的情妇。1785年，为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利益，她同意在钻石项链丑闻中指证让·德·拉莫特夫人。 

法国革命期间，巴利夫人和布里萨克都是坚定的保皇党人。布里萨克在皇家卫队服役。1792年5月29曰，他在凡尔赛宮被一群愤怒的民众处死。为了强调他们的仇恨，暴民们把他的头颅插在长矛上，带到12公里以外的卢弗香纳，扔进巴利伯爵夫人的客厅。从1791年初起，巴利夫人就往返于法国与英格兰之间。她可能是流亡伦敦的王党的密使。1793年春天返回巴黎时，她受到卢弗香纳当地一个爱国市长的指控，遭到拘捕和关押。在当地居民的请愿下，她被释放，但不久又受到指控，被关押到其他地方，并被判处死刑。1793年12月8日，她被公开绞死。 

劳（Law，John）

1671—1729，苏格兰籍财政家、改革家，在法国创立了“劳体制”（1716—1720）。约翰，劳是一个来自爱丁堡的苏格兰金匠和银行家之子。他提出一种财政理沦，认为可以通过普及信用和发展贸易来创造财富。1705年出版的《论货币和贸易》概述了银行改革计划。劳热衷于赌搏，为了打牌嬴钱他还曾发明过一种数学方法。 

劳引起了在路易十五年幼时担任法国摄政的奧尔良公爵菲利普的注意。在菲利普的支持下，劳获准于1716年开设一家私立中央银行。该银行成为一家皇家银行，劳还得到印制纸币的权利以促进法国经济的货币流通。此后，劳于1717年创立西方公司（以密西西比公司而著称），获得了路易斯安那，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垄断权。西方公司很快就兼并了其他的法国殖民贸易公司，对法国贸易的控制扩展到整个远东，美洲和非洲。 

劳以银行和西方公司为后盾，提出承担路易十四留下来的巨额皇家债务。他建议用贸易公司的利润来偿还债务。他还提出自己的银行应该获得征税垄断权。这种方式可以铲除麻烦不断的包税制（包税商私人征税，把榨取自老百姓的利润中饱私囊）。征税仍然是有利可图的行当，但由于征税权集中到银行手中，所以从理论上说征收将更有效率，政府的收益也将增加。 

这个计划即所谓的劳体制，这一体制自1716年开始实行，到1720年方告结束。与制造了南海泡沫的英国同辈一样，劳的计划引发了金融投机狂潮。他用西方公司股票的股权兑换政府证券和债券。西方公司股票的证券价格上涨到面值的将近40倍。当一些主要的投资人变得谨慎而出售股票时，投机泡沫（密西西比泡沫〉就破灭了。被劳体制取代的包税商本身就是富有的金融家，他们四处传播对劳体制的怀疑。1720年10月，股票市场突然崩溃。劳从法国逃到布鲁塞尔，后在伦敦住了四年。1729年，他在贫困交加中死于成尼斯。

参见旧制度

密西西比泡沫（Mississippi Bubble）

1720年法国爆发的金融投机危机，约翰·劳的各项计划在此次亊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危机在很多方面类似于英国的南海泡沫危机。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法国政权落入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之手。他在路易十五成年前一直担任摄政。路易十四留下的是一个财政状况一团糟的国家。政府的需要远远超出了特权体制一统天下的旧制度的征税能力。路易十四手下的财政大臣多次试图一视同仁地向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农民以及教士和贵族课税，却受到强烈反对。政府曾拒付王室债务，强迫法国金融家来承担损失，却同样收效甚微。

约翰·劳加冕为荒唐之王，1721年的一幅荷兰漫画  

约翰·劳的財政计划引发了投机狂潮，泡沐的破灭最终加剧了法国王室的财致危机。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在这种情况下，苏格兰人约翰·劳的想法引起了奥尔良公爵菲利普的注意。约翰·劳提出推行一系列重大金融改革。劳认为，在货币不断流通的前提下，运用信贷方式即可摆脱金融困境。约翰·劳于1716年开设了一家私人银行，贏得了资金雄厚的信誉，之后取得北美路易斯安那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权，建立了“西方公司”（通称“密西西比公司”）。他还扩大贸易垄断权，取得西印度群岛和加拿大的类似权利。与此同时，他的银行成为皇家机构。1720年，劳出任法国的财政总监。 

为了给西方公司提供资金，劳采用银行发行纸币的办法，还登广告渲染路易斯安那的巨大金融机会。劳企图削弱法国的包税人制度（这是一种由私人负责征税的制度，包税人保证向国库上缴一定数额的税收，可以毫无约束地大肆搜刮、中饱私囊）以及包税金融家的权力。他承担了王室的债务，用西方公司的股票偿付私人持有的国债。法国投资者一拥而上，想乘机大赚一笔，从而刺激西方公司股票的票面价格急剧上涨。一些关键的投资者对前景日益担优，撤走了资金，整个计划便失败了。1720年10月，劳的体系彻底崩溃，纸币变得一钱不值，劳逃往伦敦。密西西比泡沫和劳体系的破灭，使摄政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名声扫地。他最终于1723年下台。路易十五手下有权势的大臣、红衣主教弗勒里接手掌管了政府。

密西西比泡沫破灭后，约翰·劳的各项财政改革措施均遭废止。这一事件表明，法国财政体制顽固抵制变革，信贷与中央银行业务存在巨大的风险。但是，市场刺激投机的因素并未完全消失，密西西比公司的失败产生出新的富人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说，密西西比泡沫和劳体制引发了法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达尔让松（Argenson，Rene-Louis de Voyer de Paulmy，Marquis d'）

1694—1757，法国政治家、律师、政治理论家。他举止粗野，因而得到一个绰号“野兽”。他出身于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这个家族数代以来一直效力于法国君主。他的父亲达尔让松伯爵马克-勒内是路易十四朝著名的改良派警察首脑。他的弟弟达尔让松伯爵马克-皮埃尔·德·瓦耶在路易十五内阁中任陆军大臣。热内-路易·达尔让松本人则曾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出任外交大臣。在年轻时，他先后担任了一系列低级职务：巴黎高等法院（皇家法院）的推事、行政法院成员（1720）、派驻埃诺省的皇家监督官（1721）、奥尔良公爵的幕僚、御前会议成员。1744年11月他出任外交大臣。

达尔让松出任外交大臣之际，正值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造成的军事和外交大变动时期。法国沿袭传统，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结盟，对抗奥地利的玛丽亚·特利莎。事实证明，腓特烈大帝并非一个可靠的盟友，一旦与奥地利讲和有利于普鲁士的特殊利益，他便两度抛弃了与法国的联盟。

达尔让松仍然争取与腓特烈大帝结盟，尽管事实表明必须采取全新的政策方针。他墨守成规，以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局势来看侍欧洲的权力格局。结果，他于1747年1月被免去大臣职务。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潜心著述。 

达尔让松留下了几部关于政治改革及相关社会改革的手稿。这些著述使他在启蒙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曾就读于耶稣会在巴黎开办的著名的路易大帝中学。他在那里结识了与伏尔泰，两人在思想上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1725年，达尔让松加入了阿拉里神父在巴黎举办的夹层楼俱乐部。俱乐部成员想把俱乐部办成具有伟大的法兰西学院风格的非官方政治学院。俱乐部每周聚会一次，阅读外国报纸，宣读指定主题的论文，无拘无束地讨论政治问题。由于审查制度禁止公开出版和公开讨论，俱乐部成员在自己的圈子里私下传阅手稿。几位法国著名贵族、英国流亡者博林布鲁克子爵、伏尔泰以及孟德斯鸠，都参加过俱乐部的聚会。

在夹层楼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达尔让松宣读了手稿《君主政体何以能采纳民主》。在他死后，这部手稿作为遗著出版，但名称已改为《关于古代和当今法国政体的思考》（1764）。他的其他手稿也传播开来，以《达尔让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的形式传至后世。 

在这些著作中，达尔让松借鉴了西欧传统的政治理论。但是，针对这些理论所提出的费解问题他给出了一种独特的解决办法。他认为，不应把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看作是必然对立的两种政体。相反，可以把两种政体的长处糅合成一种政体，从而创造出能够捍卫自由和平等的真正有益的政体。他设想了这样一种国家，由众多小规模的地方民主政府组成，统合这些地方政府的是最高的单一主权——世袭君主。这样的国家尤需要限制绝对君主，绝对君主将依据道德、理性和正义的指令进行统治。直到晚年时，达尔让松有过在法国政府的从政经历后，他才像孟德斯鸠一样开始认为必须有一个发挥调解作用的贵族政治机构，以此来保证国王有良好的行为。达尔让松的著作还提倡改革，要求落实新的自由放任经济学说。 

达尔让松（Argenson，Marc-Pierre de Voyer，Comte de Weil）

1696—1764，法国政治家、律师、朝臣、知识分子，达尔让松侯爵（勒内-路易·德·瓦耶）的弟弟。达尔让松伯爵马克-皮埃尔·德·瓦耶娶了出身于巴黎显赫的穿袍贵族（受封为贵族的地方法官和朝廷官员）家族的安妮·拉尔谢。他们育有两子马克-勒内和路易-奥古斯特，两人都成为军官。达尔让松集天赋、训练、社会关系和及社交魅力于一身，年纪轻轻就在政界平步青云。他先后担任巴黎夏特莱的律师、巴黎高等法院（皇家法院）推事、图雷纳和巴黎地区的监督官，后子承父业任巴黎警察副总监（1720）。马克-皮埃尔还在王位继承人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和路易的府邸任职。他成为国王的顾问，任职于大参议会和商务署。 

1743年，达尔让松受命出任陆军大臣。在陆军大臣任上，他改组军队，力图消除旧制度下买卖军职的陋习。他下命修整防御工事，创办了一所军事学院（巴黎军事学校），监督扩建了巴黎的军事医院（巴黎荣军院）。与其兄长一样，达尔让松任政府大臣期间，正值18世纪四五十年代军事和外交的大变动时期。以蓬巴杜尔夫人为首的宮廷派在这一时期掌握了足够的权力，对法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这个派别向路易十五施加压力，要求放弃法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敌人的传统联盟。马克-皮埃尔·达尔让松反对这一新的外交政策，结果丢掉了陆军大臣一职（1757）。他隐退到奥尔梅的城堡，直到1764年蓬巴杜尔夫人死后，他才返回巴黎。 

马克-皮埃尔·达尔让松思想活跃，频繁出入于启蒙哲学家光顾的巴黎社交圈子。1722年，他人选法兰西科学院，1749年成为碑铭学院的成员。他担任过图书馆视察员，其私人藏书之丰富令人难忘。达尔让松是伏尔泰的朋友。狄德罗和达胡贝尔把伟大的《百科全书》题献给他，令他至今仍为人们所铭记。

参见1756年外交革命

舒瓦瑟尔（Choiseul，Étienne-François，Comte de Stainville，Due de）

1719—1775，法国政治家、军官、启蒙哲学家的保护者，蓬巴杜尔夫人是他的后台。舒瓦瑟尔出身行伍，1746年晋升准将军衔。1750年，他与已故情人贡托夫人富有的姐妹路易丝-奥诺兰·克罗扎·迪夏泰尔结婚。 

舒瓦瑟尔结识了蓬巴杜尔夫人，帮助她免遭宫廷里竞争对手的排挤。作为报答，她运用权势设法为他争取了第一项外交任命——驻罗马梵蒂冈的大使（1753—1757）。，在任职期间，舒瓦瑟尔劝说教皇本尼迪克十四世修改阻止法国詹森主义的教皇通谕《克雷芒通谕》（1713）。 

舒瓦瑟尔的成功为自己贏得了驻维也纳哈布斯堡帝国宫廷大使的要职（1757—1758）。他的新任务之一是巩固1756年的外交革命中形成的法国与奥地利之间脆弱的同盟。他协助达成了第二项凡尔赛条约（1757年5月1日），法国和奥地利由此结成针对普鲁士的进攻性同盟。 

1758到1761年间，舒瓦瑟尔担任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他在任期内设法解决了七年战争引发的问题，并试图用第三项凡尔赛条约（1759）来缩小战争对法国财政的影响。他还谈判签订了所谓的家族公约（1761），这一条约使同属于波旁家族的法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统治者结成联盟。 

1761—1766年，舒瓦瑟尔任海军大臣，1766—1770年任陆军大臣。1762年，他将耶稣会驱逐出法国，他扩充了法国海军，对陆军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尤其是军事训练方面。他还协助达成了奥地利的玛丽亚·特利莎之女玛丽-安托瓦内特与皇太子、未来的路易十六的婚姻。 

在内政方面，舒瓦瑟尔秘密支持高等法院反对绝对主义的斗争。因而，他通常支持旨在在法国建立有限君主制的政策。他是伏尔泰的朋友，赞助《百科全书》的出版，经常保护启蒙哲学家免受王室官员的侵扰。1770年，巴利夫人和遭流放的耶稣会士策划了一场宫廷阴谋，舒瓦瑟尔随之失去了大臣职位。此后，舒瓦瑟尔有时待在尚特卢的庄园（1770—1774年他被放逐于此），有时待在巴黎的住所。他死于1785年，他与妻子的大量财产丧失殆尽。 

莫普（Maupeou，René-Nicolas-Charles-Augustinde）

1714—1792，法国律师、巴黎高等法院院长、路易十五时期的掌玺大臣。他的父亲勒内-夏尔·莫普曾担任巴黎高等法院院长、副大法官和掌玺大臣。勒内-尼古拉-夏尔-奥占斯丁·奠普子承父业，进入法律界，1743年10月成为巴黎高等法院法宫，1763年11月出任巴黎高等法院院长。1768年，莫普接替其父出任大法官，而其父亲担任大法官的时间仅有区区的24小时。 

1749年，法国国王与髙等法院的斗争拉开序幕。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君主制的性质问题：国王是否合法拥有绝对权力？高等法院等依法组建的团体是否有权限制王室的权力？高等法院的法官和律师声称有权拒绝注册国王的各项法令。几个世纪前，高等法院曾享有这种权利，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统治时期，他们丧失了这种权利。1749年，高等法院的势力复苏，开始公然挑战王室的权威。路易十五试图压制高等法院，限制高等法院的活动范围。  

莫普的父亲以巴黎髙等法院院长的身份，密切参与了高等法院同王室的谈判。在斗争过程中，高等法院成员越来越不满于老莫普的领导，强迫他放弃了院长之职（1753）。国王为了补偿老莫普，向他提供了一笔王室津贴，1763年又任命他为掌玺大臣和副大法官。

勒内-尼古拉-夏尔-奥古斯丁目睹了高等法院同事及父亲同国王的冲突，开始效忠于绝对主义王权，1768年，他出任大法官，随即表现出对国王推行的绝对主义的忠心。1757年，达米安企图剌杀路易十五的事件发生后，国王与高等法院的冲突暂时平息了。达米安暗示，他行刺国王的原因之一是高等法院与王室的对立。由于受此事牵连，巴黎高等法院的成员不得不缓和了立场，审判、处决了达米安，以此向公众表白对国王的忠诚。 

1770年，雷恩高等法院与驻布列塔尼省皇家军队的指挥官艾吉永公爵发生冲突，标志着高等法院与国王的和解宣告终结。雷恩法院将事件提交巴黎高等法院审理。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巴黎高等法院处处与国王作梗，反对国王的意志。国王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发出密札，放逐为首的反对派法官，召开“审判会议”（国王亲临巴黎高等法院）。这场冲突暴露出国王在面对高等法院要求时的弱点，表明法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全面失衡。 

外交大臣舒瓦瑟尔大体上支持高等法院，至少是试图安抚高等法院的成员。但是，一连串的外交困难、金融危机和宫廷阴谋接踵而至。1770年，舒瓦瑟尔失宠。国王为了嘲弄高等法院，特意任命艾吉永来接替舒瓦瑟尔。

舒瓦瑟尔的失宠和艾吉永的任命，促使大法官勒内-尼古拉-夏尔-奥古斯丁·莫普采取强硬立场。他着手向高等法院进攻，说服国王颁布一道敕令，禁止高等法院行使拒绝注册国王敕令的传统权利。当然，这道敕令要想成为法律，必须由高等法院注册。高等法院成员拒绝注册这道敕令，还宣布罢审，除非国王撤销这道令人不快的敕令。 

莫普借助一连串阴险的挑衅，成功地诱使巴黎高等法院的成员公开背叛国王。他随即迅速采取行动。1771年1月19、20日，莫普用密札把巴黎高等法院成员放逐到偏远之地。尽管人们在期刊杂志上表示强烈抗议，他还是着手废除巴黎高等法院出售职位（职务受贿）和向当事人收取私人费用的做法。法庭审理不再收费。莫普组建了六个地区法院来取代陷入瘫痪的巴黎高等法院。他还取缔了巴黎的其他两个法院，顺带打击了对手克雷蒂安-吉约梅·德·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布，解除了后者的职务。最后，莫普还想改革法国的整个司法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简化司法权，编撰、统一法典，革新审判程序。这一宏伟计划直到拿破仑时代才最终得以付诸实施。 

莫普打击巴黎高等法院，推行一系列十分必要的改革，也招致公众的强烈抗议。法国各社会团体逐步认识到，巴黎高等法院在抵制王权、捍卫他们的利益与权利。伏尔泰对时局另有看法，而且站在大法官的一边。新的法院被称为莫普的髙等法院，一直延续到1774年，这一年路易十五去世，莫普失宠。莫普从此退隐政坛，1792年，莫普去世，享年78岁。

莫普的举措引发的连串戏剧性事件生动地表明，反对法国开明绝对主义的势力正在日益壮大。这些事件的细节还清楚表明，那些声称捍卫某些自由权免遭国王侵犯的特权集团怎样挫败了致力于推行合理、开明统治的改革家。对立双方都运用常见的启蒙运动学说来阐述自身的观点。因此，这场冲突表明了启蒙运动的张力和矛盾。

达米安（Damiens，Robert-François）

1715—1757，法国仆人，1757年1月，他企图剌杀国王路易十五。达米安在所从事的各项职业中总是麻烦不断，他的情绪也相当反复无常。1756年·在偷了雇主的钱后，达米安从法国逃到奥属尼德兰。1756年12月，他回到巴黎。1757年1月5日，他在凡尔赛宫企图用一把匕首刺杀国王。行刺失败后，达米安没有试图逃跑，而是束手侍擒。 

警方逮捕达米安后，对其进行了审讯和拷问，试图找出其潜在的同伙。当时，达米安提到了詹森主义和红衣主教诺阿耶（1651—1729），这位巴黎主教据说是个詹森主义者。达米安还提到高等法院（皇家法院）及其对国王绝对权威的抵制。但是，警方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两个团体与本案有关。

尽管如此，高等法院的法官因自身卷人这场弑君图谋而惊恐不安。1757年5月，他们把处决达米安的刑场安排成盛大的公开展示，试图以此证明自己对国王的忠诚，震慑图谋不轨的臣民搞类似的举动。 

路易十五本可以借此机会对高等法院加以限制，他却解除了反对高等法院的大臣达尔让松伯爵和马绍的职务，任命舒瓦瑟尔公爵来代替他们，舒瓦瑟尔支持高等法院，背后的靠山是蓬巴杜尔夫人。这一决定被认为是路易十五在试图稳定其统治时犯下的几个关键性错误之一。他的这一举措默许了高等法院继续其活动，从而使绝对主义王权的重要反对力量得以继续发展。

拷问和处决达米安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法国。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用这一事件作为反对拷问和死刑的证据。

卡拉（Calas，Jean）

1698—1762，信奉新教的图卢兹布商，被判谋杀了其子而被处决。卡拉案件在法国臭名昭著，成为旧制度不公正的象征。

一天晚上，让·卡拉的长子马克-安托万被发现吊死在家中。让·卡拉被控谋杀了儿子，被带到图卢兹地方官面前接受审讯。这个案件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该案件包含了能够激起公众好奇心的全部因素：身为新教徒的父亲与一个既想放弃家族的传统职业，又想改宗罗马天主教的忤逆儿子；儿子在与家人度过一晚后却遭神秘的谋杀;家人先是向警察报告儿子被杀，第二天又宣称他们撒了谎，为的是掩盖可耻的自杀丑闻；市政官员作证，在发现尸体的地方根本无法上吊自杀。事件的真相模糊不清，更主要的是，这一案件触及了业已被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宗教紧张关系所撕裂的社会敏感神经。 

公众舆论倾向于这样一种说法：死去的儿子沦为报复心重的胡格诺派父亲的牺牲品。天主教地方官员把死去的儿子提升到殉教者的地位，公开举行了有50名天主教教士参加的隆重葬礼，从而很轻易地把这案件变成针对桀骛不驯的新教徒的宣传工具。在这种先入为主的气氛下，卡拉案件上诉至图卢兹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判定卡拉犯有罪，判处用刑车拷打和死刑。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卡拉始终坚持自己是无辜的。1762年3月10日，他被公开执行了绞刑，尸体在火刑柱上被烧毁。卡拉的家人被遣散，财产被没收。

伏尔泰在日内瓦遇到让·卡拉的小儿子后介入此案。他们讨论了案情，伏尔泰逐步确信卡拉之死乃是冤案。卡拉案件突出暴露了司法体系的弊端。伏尔泰以此案为突破口，发动了一场要求推行刑法改革的公众运动。这一案件还成为他猛烈抨击宗教不容异说的“恶行”的有效手段。

伏尔泰发动了一场为卡拉家族平反的运动。最终，通过私下向蓬巴杜尔夫人（路易十四公开的情妇）、大法官拉穆瓦农和舒瓦瑟尔申诉，伏尔泰成功地把此案提交到王室会议。王室法庭推翻了图卢兹高等法院的判决，恢复了让·卡拉的名誉，并付给其家人赔偿金。 

参见加尔文宗、胡格诺派、高等法院、宽容

路易十六（Louis ⅩⅥ of France）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至1792年在位。路易十六是路易十五和玛丽·莱什琴斯卡的孙子。1770年，路易十六与奧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利莎之女、约瑟夫二世之妹玛丽-安托瓦内特结婚。路易十六统治法国的时期，正值旧制度行将寿终正寝的年代。他登上王位的时候，法国正陷人财政危机和政治骚动之中。1778年，法国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站在美洲殖民者一边对英格兰作战。这场战争的巨额开支进一步加剧了法国政府的财政困难。

路易十六虔诚、和善、相当迟钝，他想改变在他看来属于颓废的宫廷习俗。他满怀良好的愿望，却不具备治理法国宫廷的能力。他宁愿狩猎和做锁匠活计，也不愿去对付宫廷阴谋和棘手的政治问题。玛丽-安托瓦内特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她既不愿、也无法下决心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符合既定的礼仪。她的行为常常招致批评，这慢慢损害了王室制度的可信度。1785年的钻石项链丑闻清楚地表明，国王夫妇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已一落千丈。 

无论他有何缺点，路易十六认识到必须在法国推行财政改革。他得到杜尔哥、卡龙、内克等连续几位精明而有改革意识的财政总监和财政大臣的支持。他们的不同见解或许能克服王国面临的财政危机，但法国社会的一些政治派別极力反对国王发起的任何变革，致使自上而下的改革努力不大可能成功。此外，强人的特权势力，尤其是高等法院，继续要求获得在政府立法中发挥作用的权利，因而阻止不能满足其要求的改革计划。

随着政治和财政危机加剧，杜尔哥和卡龙都被迫下台，新任财政总监内克被迫召集三级会议这一传统的咨询机构。上一次三级会议还是1614年召开的。

1789年5月，三级会议的代表齐聚巴黎。法国革命的时局自此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演变。1789年6月，一些开明贵族和教士组成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代表宣布召开国民会议。1789年7月14日，一群民众攻陷了被视为王室滥用司法权之象征的巴士底狱。1789年8月4日夜间，新的制宪会议以自由、平等的名义废除旧制度的社会和财政体制。王室显然已无法控制巴黎。 

路易十六仍然住在凡尔赛，半心半意地与巴黎的叛乱领袖合作。1789年10月，一群巴黎市民列队行进到凡尔赛，迫使国王和玛丽-安托瓦内特随他们回到巴黎。1790年7月，制宪会议起草了一部大大削弱国王权力的君主制宪法。但法国的政治秩序已荡然无存，温和的政治改革已无从谈起。 

法国的政治气氛和革命者的行动不断朝更极端的立场发展。1792年4月，立法会议满腔豪情地向奥地利宣战，此举既是出于输出革命的理想，也是为了抵御敌方的进攻。此后，1792年8月10日，巴黎民众与外省民兵一道进攻、占领了国王所在的杜依勒利宫。路易十六虽然没有受到伤害，但立法会议勒令中止其君主职责。这一举动宣告法国的君主制被推翻，1792年9月，革命的国民公会正式废除了法国的君主制。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像，迪普萊西作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法国“旧制度”的最后几十年。法国革命期间，他于1793年死在断头台上。在保守的批评家看来，他的死象征着启蒙运动政治原则隐藏的危险。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国民公会宣布废除君主制之后，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遭囚禁。1792年12月，路易以叛国罪受审，被判有罪并判处死刑。1793年1月21日路易被公开斩首。9个月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遭到同样的命运。 

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Joséphine d'Autriche）

1755—1793，法国王后（1774—1792）、国王路易十六之妻、哈布斯堡女皇玛丽亚·特利莎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一世之女。 

玛丽-安托瓦内特生于1755年11月2日，即里斯本地震的次日。她的母亲一手操持她的教育，安排她接受各种语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绘画和音乐训练。格鲁克曾给她上过音乐课。舒瓦瑟尔公爵和奥地利驻法大使安排了玛丽与未来的路易十六的婚姻。

当她离开奥地利前往法国的新家时，玛丽-安托瓦内特还只是个15岁的小姑娘。到达凡尔赛后不久，她就麻烦不断，因为她的举止达不到人们对于一位法国公众人物的期望。她对应尽的责任相当不耐烦，宁愿同闺中密友（波利尼亚克夫人和朗巴勒公主）一起消遣，还和情夫、瑞典的费尔森伯爵一道消磨时光。结果，宮廷里权势熏天的派系都对她怀有敌意，其中包括路易十五的正式情妇巴利夫人的小集团。玛丽-安托瓦内特似乎没有意识到，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在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的法国宫廷，她的行为举止并不单单是她个人的事。 

1774年，路易十六八继承法国王位。其时正值多事之秋，法国王室本应格外警惕。身为法国王后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正在震撼其王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却毫不知情。她的冷漠已载人史册，有一个很可能适杜撰出来的著名事例：她在听说法国民众没有面包后竟然说：“他们可以吃蛋糕。” 

法国国内反对王室和贵族政治的声浪日益高涨，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行径却不仅败坏了她本人在挑剔而直率的法国民众心目中的名誉，还助长了对整个王室制度的怀疑。钻石项链丑闻（1785年）造成的损害尤其巨大，尽管王后的全部不正当行为最后都得到宽恕。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整个王室家族被卷入他们很快就无力控制的事态之中。革命的第一阶段，针对国王本人的负面情绪并不是很浓厚，但批评家严厉谴责玛丽-安托瓦内特。1789年10月5—6日，一群巴黎妇女和民兵向凡尔赛进军，玛丽-安托瓦内特首当其冲，成为民众漫骂的对象，这部分是因为数星期前她曾敦促国王拒绝制宪会议关于废除封建权利、封建特权以及帝王特权的要求。王室家庭被强行护送至巴黎，他们住在杜伊勒里宫，但已无法再随意行动。 

与此同时，制宪会议着手建立极大限制国王权力的立宪君主制。支持和领导温和派革命者的贵族米拉波伯爵希望防止法国君主制的覆灭，开始与国王夫妇磋商。但路易与玛丽-安托瓦内特不肯听从米拉波的忠告。1794年6月20日，国王夫妇秘密逃出巴黎。他们一直逃到瓦伦，被当地一个爱国者认出并被扣留，他们被迫返回杜伊勒里宫，俱这一次的身份是囚犯。 

1791年9月14日，路易十六签署了法国新宪法。新宪法保留了有限的君主制，增设了由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国家的统治权大多由这个立法会议掌握。在这段时间里，玛丽-安托瓦内特自始至终同她的兄弟、1790年登上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王位的利奥波德二世秘密联系。她怂恿利奥波德二世武力干涉法国局势。1791年8月，利奥波德二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在皮尔尼茨签署宣言，宣布支持法国君主政体。巴黎的革命者开始担心遭到武装入侵，以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和纳尔蓬伯爵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法国最终于1792年4月向奥地利宣战。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满心希望法国革命军队被打败。 

同时，巴黎的气氛越来越激进。1792年8月10日，一群民众突袭了杜伊勒里宫，杀死了瑞士禁卫军。城市居民的暴乱导致立法会议解散，宪法也被废止，之后举行了国民公会选举。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通过的首批法案之一就是宣布法国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国。 

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立即被关进丹普尔监狱的塔楼（丹普尔监狱从前是中世纪法国圣殿骑士团在巴黎的发源地）。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在路易十五广场（当时叫革命广场，即现今的协和广场）被送上断头台。9个月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带上革命法庭受审，此前她被转移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的一间阴喑的单身牢房。除了叛国罪外，针讨她的指控还包括挥霍无度、举止轻浮以及关于她“奇异”、邪恶行为的传闻。她还被指控是一个不可挽救的恶妻。审讯结束后，这位前王后被押回巴黎裁判所附厲监狱。翌日，1793年10月16日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与她的孩子  

路易十六年轻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许多开明的批评家把她视为法国王室和贵族社会轻浮、浅薄和堕落的象征。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钻石项链丑闻（diamond necklace scandal）

1785年8月发生在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宮廷中的一桩小丑闻。尽管与这一时期的其他重大亊件和争端相比，这桩丑闻无关紧要，它却使玛丽-安托瓦内特显得极为轻浮，严重损害了她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它对公众舆论所造成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其实际的严重程度。拿破仑把这一事件视为法国革命爆发的起点，因为它影响了公众对待法国王室的态度。 

这一亊件的大致经过是：一伙宫廷密谋者出于各种原因，想扳倒红衣主教罗昂。这伙人主要有玛丽-安托瓦内特、国务大臣布里杜依以及被认为是此次阴谋的主要策划者让娜·德·拉莫特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劝说倒霉的红衣主教罗昂为皇后赊购一条价值不菲的项链（项链共镶有600多颗钻石，总重量达2800克拉，标价160万里弗）。罗昂同意这样做，想借此弥合与王后之间时好时坏的关系。罗昂拿到项链后，伯爵夫人让自己的一个代理商佯装成皇后的信使，拿走了这条项链。很自然，项链始终没有送到王后手中，而是被拆零卖掉。与此同时，布里杜依逮捕了罗昂，指控后者冒用皇后的名义购买项链。受骗的红衣主教被告上了法庭。他被判定无罪，却被逐出了宮廷。拉莫特伯爵夫人被判鞭刑和监禁，两年的监禁后，她设法逃往英格兰。 

公众舆论把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归咎于玛丽-安托瓦内特，人们一致认为，她曾经许诺只要得到那条项链，就支持红衣主教罗昂，但她后来又拒绝付钱。事实上，历史学家已经査明：玛丽-安托瓦内特认为这条项链华而不实，令人联想起路易十五朝的奢华，因而明确地枏绝接受它。 

这个小小的阴谋玷污了王后的声誉，这一事实表明她没有得到多少法国公众的尊敬和信任。现代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这个小插曲表明了启蒙运动晚朗人们日益排斥女性左右政治的心态。 

杜尔哥（Turgot，Anne-Robert-Jacques，Baron de I'Aulne）

1727—1781，法国政治家，重农学派的追随者。杜尔哥曾就读耶稣会路易大帝中学。后来他想当一个天主教神父，便进入索邦神学院研究神学。在索邦神学院，他与作家安德烈·莫雷莱（1727—1819）过从甚密。1751年，杜尔哥从索邦毕业，但放弃了从事神职的计划，转而研究法律。 

1752年，他谋得巴黎高等法院推事之职。1753年，高等法院反抗路易十四，拒绝执法，杜尔哥站在国王一边。他认为，高等法院已经超越了自身的法律权限，法国高等法院成员只是在维护个人的狹隘利益和特权。 

杜尔哥渴望获得高级政府职位。1761年，他被任命为利摩日地区的总监。他还保留了巴黎高等法院的职位，参与审刑卡拉一案。杜尔哥强烈呼吁恢复卡拉及其家庭的名誉。

在这些年中，杜尔哥结识了重农学派经济理论的创立者魁奈和古尔奈。杜尔哥发现两人不同的经济学方法具有基本的相似之处，便着手把两人的观点融为一种统一的学说。启蒙哲学家发觉杜尔哥支持启蒙运动后，开始在出版物上呼吁任命他为王室大臣。达朗贝尔、孔多塞、马蒙泰尔、孔狄亚克，莫雷莱都认为杜尔哥是使法国摆脱政治和财政僵局的唯一人选。杜尔哥最终在海军部谋得一个职位。1774年，他获得了财政总监这一实权职务。

在财政总监任上，他推行以重农主义学说为指导的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计划。他保护谷物市场的自由贸易，废除徭役（强迫农民修筑道路），取缔限制进入某些行当和工业部门的行会，征收普遍的财产税来为道路养护提供资金。他建议在法国制定一部普遍、统一的民法典，保障宗教宽容，抑制封建庄园制的弊端，还向神职人员征税。法国一些省份的高等法院拒绝注册他的法令，国王不得不召开称作“审判会议”的特别会议，强迫巴黎高等法院注册法令。王宫里的对手成功地使路易十六转而反对杜尔哥。1776年5月，杜尔哥被解职。1781年，杜尔哥死于痛风引起的并发症。 

杜尔哥对科学、数学、哲学以及人文学科都很感兴趣。他把瑞士诗人所罗门·格斯纳（1730—1788）和德国诗人克洛普施托克的诗作翻译成法语，他还把莪相诗从英语翻译成法语。杜尔哥还写了几篇文章批驳布半和莫佩尔蒂提出的某些科学理论。他还为《百科全书》撰写了有关经济问题的条目。1782年，杜邦出版了杜尔哥的选集。 

阿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  

法国财政总监社尔哥是重农学派学者、启蒙哲学家的朋友，他推行了基于启蒙原则的一系列政府改革。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参见旧制度、数学与力学

内克（Necker，Jacques）

1732—1804，瑞士银行家，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任法国财政大臣和首席国务大臣。1764年，他与苏珊·屈尔绍·纳斯结婚，他们的女儿热尔梅娜·内克即历史上有名的斯塔尔夫人。内克生于日内瓦，其父信奉加尔文宗，是从勃兰登堡选帝侯领地迁到日内瓦的律师。雅克年轻时学习哲学、文学和贸易，后顺从父亲的意愿，成为巴黎的银行家。他很快就积聚起一笔财富，赢得了金融奇才的美誉。1768年，日内瓦共和国任命他为驻法国宫廷的代表。内克凭借这一职位，与舒瓦瑟尔公爵等法国宫廷高官建立起业务和社交联系。 

内克反讨法国财政总监杜尔哥和重农学派支持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内克更倾向于以往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这种经济政策主张中央政府应在决定和调节经济活动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内克写了《赞颂柯尔贝》，称赞17世纪拥护重商主义政策的财政总监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内克还发表了一篇论文，直接抨击杜尔哥的谷物自由贸易政策。杜尔哥失势后，内克的从商经历和著述上的名望，使之成为财政总监一职的合适人选。1776年，他首次被起用担任宫廷司库，但他的妻子苏珊·内克似乎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内克身为加尔文教徒，依照法国法律的规定无法出任财政总监一职。结果，1777年，国王决定任命内克担任这一职务。国王下令设立财政大臣的新职位，让财政总监一职空缺。 

内克的任务是使法国政府摆脱不断加深的财政危机。内克在任职期间（1777—1781）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个为政府借钱的能手。他还推行了一些代表农民利益的重大改革，废除了永久管业权——这是一项中世纪庄园制的残余，它允许庄园所有者（地主）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农民土地在传给其合法继承人时征税。内克还废止对被告刑讯逼供的做法。 

1781年，人们围绕内克的各项举措争论不休，内克一怒之下辞去了财政大臣之职。内克声称已经控制了预算赤字，其他官员却表示怀疑，此后的调查表明法国的债务实际上大幅增加了。例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内克不是通过增加税收，而是借更多的钱来为法国与英国的战争筹措资金。不幸的是，事实表明，在消除法国财政危机的结构性因素方面，内克的继任者卡龙并不比前任高明多少。 

财政危机大大加剧了法国政府的政治动荡。在日益动荡的局势下，路易十六同意召开最终将引发法国革命的三级会议，又重新起用了内克，各方围绕三级会议的形式多次协商，内克支持所谓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双倍代表名额。这个方案提出，在级会议的表决中，第三等级的一票算作两票，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仍是一人一票。第三等级的双倍代表名额将增强法国资产阶级抗衡僧侣和贵族等特权阶层的力量。它是革命爆发的导火索之一。 

1789年7月11日，内克被解职，仅仅六天之后又官复原职。他一直效力于路易十六，1790年9月离开法国回到故乡日内瓦。他站在路易十六一边发表了呼吁书《致法兰西民族的感想》。法国革命政府因此将其列入流亡叛国者名单，没收了他在法国的财产。1802年，内克出版了一部批评拿破仑的著作，这使得仍在巴黎的女儿斯塔尔夫人同法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内克于1804年去世后不久，斯塔尔夫人出版了她对这位杰出而有争议的父亲的个人生活的回忆录。 

雅克·内克留下了15卷著述。1820到1822年间，《内克全集》陆续在巴黎出版。 

参见旧制度、加尔文宗

卡龙（Calonne，Charles–Alexandre de）

1734—1802，1783—1787年的法国财政总监。卡龙学过法律，依靠在佛兰德斯的阿图瓦市议会购买的律师职位步入政坛。1759年，他成为阿图瓦议会派驻佛兰德斯高等法院的法律代表。长久以来，法国各地高等法院律师对卡龙怀有敌意，因为他曾协助国王路易十五镇压布列塔尼高等法院的反抗。这一事件之后，卡龙不断支持王室攻击法国的特权阶层。 

布列塔尼高等法院事件很可能对卡龙仕途上的升迁大有裨益。1766年，他成为梅斯地区的总监，后又担任佛兰德斯这一重要省份的总监。在佛兰德斯，他致力于处理工商业问题。他还密切注意巴黎的政治局势，匿名撰写了一本尖锐批评财政总监雅克·内克的财政政策的小册子《为什么？》，1783年，卡龙在内克下台后出任财政总监。

卡龙上任后采取了几项措施，缓和了法国所面临的财政危机。但是，卡龙认识到，除非对财政体制进行重大结构性改革，否则不可能取得任何持久的成效。因此，1786年，他向路易十六呈送了一份旨在使王室有合理、可靠的收入来源的改革计划。计划的中心内容是采取一致行动着手解决特权问题。他提出，全体法国国民平等分担赋税，废除贵族、僧侣和其他特权阶级所享有的名目繁多的免税权。他还建议实行重农学派所提倡的经济政策：废除阻碍自由贸易的内部关税壁垒和法规。 

卡龙清楚地知道，他的计划需要特权阶级做出个人牺牲。他希望召开立法会议，解释计划的基本理由，呼吁立法会议成员照顾国家利益的大局，以此赢得特权阶级的支持。在当时的情况下，召开三级会议——自1614年以来，法国国王从来没有召集过这一全国性的代表制咨询机构——对于绝对主义君主制来说隐含着危险，而求助于桀骜不驯的高等法院又只能是徒劳无益。因此，卡龙提议召开一次范围有所限制的显贵会议。1787年2月，显贵会议召开。显贵会议证明贵族不愿屈从。实际上，法国抵制卡龙建议的风潮如此激烈，以至于国王免去了他的职务。这一事件清楚地表明，旧制度的社会问题难以根治。法国无法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1787年显贵会议未能启动改革，卡龙也被革职。他离开了法国，定居英格兰。在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妇之后，他得到了温布尔登的一处美丽的庄园和伦敦的一所气派的住宅。法国革命爆发后，他为流亡的法国亲王和贵族效力。他代表法国流亡者在欧洲各地谈判，试图制定拯救路易十六的计划。他还倾囊资助流亡的王党。他死于1802年，死前一个月收到了法国革命政权同意他回国的许可。

参见绝对主义、开明专制、贵族复兴

培尔（Bayle，Pierre）

1647—1706，法国文学评论家、怀疑主义哲学家。培尔的家庭属于法国胡格诺派，居住在邻近西班牙边界的富瓦县。他的父亲让·培尔是个加尔文宗牧师。皮埃尔·培尔接受的是古典教育，学习过拉丁文和希腊文。他进入新教徒开办的皮洛朗学院继续深造。他曾一度皈依罗马天主教，在阁卢兹的耶稣会学习，但最终重新信奉加尔文宗，并于1670年前往日内瓦学习神学。他在色当的新教学院谋得了一个职位，讲授哲学，但学院在胡格诺派受政治迫害期间关闭，他也失去了工作。

培尔应邀到奉行加尔文宗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鹿特丹大学教授哲学和历史，他曾把《论1680年慧星》一文送给这所大学的官员。之后，他潜心阅读、写作和讨论。他开始从事新闻业，创办了深受法国知识分子欢迎的《文学界新闻》。

培尔很快成为捍卫新教的斗士，他为新教辩护，反驳法国路易十四日益严酷的攻击。他反对在良知问题上实行任何强制。培尔思考和重估所有的观念，使之服从理性的指令，以评价其正确性。随着培尔思想日益成熟，他成为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认为，一切道德事务的评价都应参照自然的公正概念，都应服从理性的审查。

这种思想上的信念使培尔把批判的矛头既指向新教同道，也针对天主教对手。1690到1692年间，他与恶毒的胡格诺派牧师皮尔·朱里厄之间展幵一场小册子论战。朱里厄最终成功地促使鹿特丹太学解雇了培尔。培尔也无法再领取荷兰政府的津贴。

1690年，培尔开始构思他的巨著《历史批判辞典》。1697年，《历史批判辞典》出版，法国的书刊审杳官禁止在法国销售这部著作，罗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把它列入《禁书目录》。然而，1702、1715、1730和1734年，这部著作在荷兰相继出版了数个新版本。不仅如此，这部著作在18世纪被翻译成英文和德文。

《历史批判辞典》深人而敏锐地评价了各种当代及历史观念和信仰。培尔认识到，新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打破了确定的知识以感官经验为基础的观念，有理性的人将不可动摇地信奉皮浪式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不再对一切理性事物做出判断，而是假设我们无法确知任何事物为真实。

培尔本人倾向于这种观点，却又极力与之斗争。他概述了一种兼具笛卡儿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知性判断方法。但是，当考虑到实际运用这种方法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时，培尔又退缩到怀疑主义的立场。他指出，采取一种特定的理性思路，会使思想家直接面对矛盾（哲学上的二律背反）。最终，培尔只愿意确定一点：除了怀疑一切，我们一无所知。

培尔抨击所有关于奇迹的信仰，因为奇迹违背了自然理性和自然法则。他坚持认为，如同其他领域一样，人类无法发现宗教事务上的真理知识。他告诫信徒不要仅仅因为理性证明了一种特定的教义为真理，就轻言接受这一教义。根据培尔对人类知识局限性的认识，这种断言是错误的。他批评天主教徙、新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信徒和自然神论者错误地断言自己信仰的真实性。

尽管培尔的立场体现出压倒一切的怀疑主义，他本人始终赞同这样一个观点：人类可以避免重蹈过去错误的覆辙。培尔热切希望人类能够、也必将结束可怕的宗教纷争。作为一个胡格诺派教徒，他对宗教纷争的后果有切身的体会。《历史批判辞典》超出学术论争的领域，呼吁宗教和解，并向广大读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培尔被视为孕育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宗教宽容主张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培尔的要著作有：《历史批判辞典》、《论1680年彗星》（1682）、《对曼堡神父的（加尔文宗的历史）的全面批判》（1682），、《笛长儿哲学散论》（1684）、创刊于1684年的《文学界新闻》、《对再度回到法国的难民的忠告》（1690）、《荒诞不经的阴谋》（1691）。 

《历史批判辞典》（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

培尔的多卷本著作，1697年在鹿特丹首次出版。到1740年，该书已经出版了五个法文版。18世纪40年代，戈特舍德指导将该书翻译成徳文。

《历史批判辞典》（法语书名为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是启蒙运动早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培尔是一个法国加尔文宗信徒，为了躲避路易十四政府的迫害，他住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他亲身径历的宗教不容异说使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不论这些教条是来自宗教方面还是世俗方面。他接受了以皮浪主义而闻名的极端怀疑主义，并决意撰写一部批判分析一切公认知识的著作。《历史批判辞典》即由此而来，这部著作最早有意识地把理性作为打破传统的手段。 

培尔的箸作不但成为启蒙运动许多特定观念的源头，还成为这一时代普遍批判态度的典范。这部著作的基本主题是攻击各种理性的知识体系。培尔否认人类的理性可以揭示存在的根本真理。培尔相信理性的力量，但认为其力量仅在于它是一种批判的手段。他以辞典的形式来组织自己的著作，把词条按照字母顺序从A到Z排列。这些词条的主题包括斯宾诺莎（培尔攻击他的思想）、朱庇特、皮浪、伊壁鸠鲁学派的芝诺以及其他许多人。 

在许多启蒙思想家的眼中，培尔无异于一个英雄。他的崇拜者不胜枚举，包括吉本、腓特烈大帝、杰斐逊、富兰克林、休谟、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  

执政当局就不那么喜欢培尔的著作了。他的著作在阿尔萨斯（科尔玛）被公开烧毁，遭到耶稣会的抨击以及宗教正统派学说支持者的全面攻击。

孟德斯鸠（Montesquieu，Charles-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1689—1755，法国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讽刺作家，最博学、最重要的启蒙哲学家之一。孟德斯鸠的著作《波斯人信札》（1721）、《论法的精神》（1748）批判当代法国社会，促进了英国君主立宪思想在全欧洲的普及。不仅如此，他在政治理论、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遗产无疑是启蒙运动为现代西方文明留下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也肯定是启蒙运动最广为人知的贡献之一。 

孟德斯鸠（他本名夏尔-路易·德·塞孔达）生于法国西南部波尔多附近的拉布雷德城堡。他的曾祖父是法国加尔文教徒，曾效力于亨利四世国王，被册封贵族头衔。他祖父重新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凭借买得的波尔多高等法院（皇室法院）职位跻身于“穿袍贵族”（司法贵族）的行列。 

在法国，卖官鬻爵的做法司空见惯，有官职者在某些场合可以把官职当作私有财产传给继承人。1716年，夏尔-路易·德·塞孔达就凭借这种方式，从已故叔父那里继承了高等法院庭长（法院一个部门的首席法官）之职。伏尔泰常常以其特有的辛辣嘲笑孟德斯鸠用这样一种方法获取社会地位。 

孟德斯鸠担任波尔多高等法院（图内尔）刑事庭首席法官达11年之久。他获得波尔多学院法学学位，还去巴黎求学。他之所以潜心研究法律在政治社会中的作用，部分是因为所处的环境和经历。 

孟德斯鸠与公开笃信加尔文宗的让娜·德·拉蒂格结婚。1685年，路易十四颁布法令，撤销《南特敕令》（1598年颁布的一项宗教宽容法令），在这种情况下，让娜面临丧失公民资格、被起诉和监禁的危险。孟德斯鸠亲眼目睹了无益的宗教迫害，毕生公开支持宗教宽容事业。 

孟德斯鸠既承担司法职责，又是酿酒商和商人，还抱任波尔多学院的院长。他生活中的这些方面——法律、商业和科学——有助于形成自己的政治理论。事实上，人们不时批评孟德斯鸠过于露骨地替所属的社会集团说话。他确实为这些利益辩护，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打消其思想的影响、独创性和重要性。

1712年《波斯人信札》出版，孟德斯鸣极其引人注目地进入文学界。该书一出版即大获成功。它不但是-部有趣的消遣和诙谐讽剌作品，还富有洞察力地抨击了摄政时期（1715—1723）的法国社会。 

《波斯人信札》出版后不久，孟德斯鸠决定迁居巴黎。孟德斯鸠在巴黎积极参与社会和思想活动，多在德芳侯爵夫人在巴黎的沙龙、文学和政治俱乐部“夹层楼俱乐部”及其他地点。1728年，法兰西学院接纳他为院士。孟德斯鸠很喜欢巴黎的生活，便辞去波尔多高等法院的职务，卖掉了官职。不过，孟德斯鸠终生保留了“庭长先生”的头衔。 

孟徳斯鸠像

孟德斯鸠男爵夏尔-路易·德·塞孔达是大受欢迎的《波斯人信札》和《论法的精抻》的作者，他普及了由一种相互制衡制度加以保障的政治均衡观念。美国图片档案馆供图。  

1728年，孟德斯鸠与英国朋友沃尔德格雷夫勋爵一道开始长途旅行，遍游哈布斯堡帝国（奥地利、匈牙利）、神圣罗马帝国的各德意志公国、意大利。这次旅行途中，他开始收集资料，着手研究一些问题，最终写成两部富于哲理的历史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和《论法的精神》（1748）。穆拉托里、詹农和其他意大利人提出的新史学方法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729到1731年间，孟德斯鸠旅居英格兰。在伦敦，他加入共济会，旁听议会辩论，追踪政治亊件的发展，还入选伦敦皇家学会。伦教的几年改变了孟徳斯鸠的生活和观点，他认识到现实的人类社会确实能够推行法治、维护政治自由。在孟德斯鸠看来，英国的立宪君主政体体现了自由、宽容、节制和理性的理想。

回到巴黎后，孟德斯鸠开始撰写两部富于哲理的历史著作。1734年，《罗马盛衰原因论》在荷兰匿名出版，受到客气的欢迎，但并未广泛流行开来。不过，它肯定直接启发了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罗马帝国的描述。1748年，《论法的精神》在日内瓦出版发行，该书大受欢迎，在全欧洲引起轰动。到1750年，该书以欧洲各种主要语言出了22版，

孟德斯鸠探讨了开明读者认为他们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他想把握法律对政治社会的影响，寻求从哲学上和现实中对抗专制主义幽灵的途径。孟德斯鸠认为，专制主义是一直困扰着法国的真正的梦魇，其最近的表现是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的绝对主义。路易十四重新对胡格诺派实行宗教迫害，发动邪恶的战争攻击邻国，削弱高等法院的权力，还把国家的财力消耗殆尽，使国家陷入相当严重的财政困境。孟德斯鸠渴望找到一种办法，确保法国不再出现这种滥用权力的现象。他在著作中探讨了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之道。 

孟德斯鸠融合了源于生命科学的生机论的理论模式与对英国政治制度的经验主义描述和理性分析。他沿着这个思路探讨了英国之外的其他各种政治制度：当时的欧洲各国，古希腊（稚典和斯巴达）和罗马的古典社会，美洲土著人社会以及各种东方文化。他比较研究这些文化，分析其行为准则，评价其成败得失。

孟德斯鸠理想的政治文化可以用人体健康来加以类比。政治实体的健全在于各组成部分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状态。一但某一方面过于突出的话，要么恢复平衡，要么整个体制衰退，陷入不健全的状态。就政治社会而言，这种衰退造成权力的滥用。

如同人体一样，精心安排的政治体制具备自动校正的内在机制。孟德斯鸠认为，以国王与议会的联合统治为基础的英国立宪体制就属于典型的自我调节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权力分属于行政和立法部门，从而实现了自我调节。这种分权形成了一系列的相互制衡，整个体制得以保持平衡或均衡。 

孟德斯鸠阐述了关于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复杂理论。他认为，一个特定国家的法律是否行之有效，要看它们是否以国家公民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是否特别体现出把这个国家的公民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的环境和社会因素。只有首先提高公民的精神境界，才有可能成功地革新国家的法律。因此，中欧和东欧开明君主时常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会收到什么成效。

孟德斯鸠批评了那些认为18世纪的法国能够恢复古代罗马共和国的公民道德的启蒙学者。他坚持认为，公民道德，即甘愿为共和国牺牲个人幸福和生命的意愿，是18世纪商业社会生活所不容的过时的东西。孟德斯鸠认为，支配现代政治行为的是某些原则而非美德。在孟德斯鸠看来，一个必然的原则是荣誉概念，他把荣誉定义为为贏得公众尊敬而去做那些显得品德高尚的行为的意愿。在这一问题上，孟德斯鸠关于现代人行为动力的观点，更接近于曼德维尔而非卢梭等的理想主义作家。

孟德斯鸠确信，正确构想和制定的成文（人类制定的）法可以保护人类的自由。他还强调，社会和政治活体现出法律观念所蕴涵的两组对立原则——自由与强迫、必然与自由——之间的张力。 

孟德斯鸠强调社会和环境因素对国家政治前景的影响，一些学者因此称他为现代社会学之父。他还以推动了重视事件来龙去脉的史学方法的发展而著称。

孟德斯鸠对欧洲国家历史的诠释，显然意在反驳波舒哀主教的世界史观。波舒哀是法国基于君权神授的绝对主义的官方辩护士。他的著作拥护路易十四的政策和主张。孟德斯鸣想削弱波舒哀史学方法的基础，使历史不再是关于神的意志和上帝的旨意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故事。同时，他想代之以彻底的人的历史，描述人类历史进程中人性与世界的相互影响。他的历史是世俗的历史、哲学的历史，而不是神学的历史。

孟德斯鸠的理论是启蒙运动时期诞生的著名政治模型之一。在整个18世纪，他的思想，尤其《论法的精神》表达的思想，激起了人们的批评、赞扬、深人研究和模仿。在英格兰，北美殖民地和德国，孟德斯鸠是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例如，他启发了麦迪逊、杰伊、汉密尔顿构建起结构合理的美国联邦制度。尤其是，对于美国新制度来说至关重要的分权概念至少部分是源自孟德斯鸠。孟德斯鸠的著作还启发了年轻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尽管赫尔德后来认为孟德斯鸠未能提出充分的理由证明环境、传统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法国观念学派学者德斯蒂·德·特拉西极为喜爱《论法的精神》，1808年出版了《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试图根据法国革命的经验来修正孟德斯鸠的思想。孟德斯鸠去世后，人们不止一次地将他与牛顿相提并论：达朗贝尔在法兰西科学院宣读的一篇颂文中就做了如是评价;瑞士生命科学家博内、柏林科学院院长莫佩尔蒂也都持这种观点。

在消极评价方面，伏尔泰批评孟德斯鸠关于气候和环境影响民族性格的观点，认为宗教和政府才是更为重要因素。伏尔泰也不赞同孟德斯鸠关于专制主义的论述，以及英国的自由和宪政习俗起源于古代日耳曼人（盎格鲁-萨克逊人）部落遗产的观点。伏尔泰同样反对孟德斯鸠关于法国君主制起源于法兰克人的看法，认为其源头在于占领高卢的罗马人。伏尔泰倾向于认为法国只能由国王及其大臣来推动现实的改革（罗马模式）；伏尔泰认为，高等法院和其他对于盂德斯鸠方案（法兰克模式）来说至关重要的中介团体，只对维护自身的特权地位感兴趣。 

另一位批评者爱尔维修指出，孟德斯鸠完全是替所属的社会阶级辩护。爱尔维修还反对把英格兰视为好的政治榜样。卢梭发展了这条思想线索，认为代议制政府不过是拙劣地模仿真正的自治：卢梭还轻视英国模式。法国革命的两位早期领导人孔多塞和西哀士神父也抵制孟德斯鸠提出的法国政府的理想模式，因为它把贵族阶层当作君主与人民之间的中间团体。

耶稣会、詹森派信徒和罗马天主教宗教法庭都反对孟德斯鸠的思想。他被指控拥护斯宾诺莎哲学从而支持无神论。《论法的精神》被列入宗教法庭的《禁书目录》，这并未阻止人们阅读和重印的热情。

孟德斯鸣死于1755年，他的鼎鼎大名使耶稣会与启蒙哲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展开了场公开争论。耶稣会宣称，孟德斯鸠同意由天主教神父主持他的临终祈祷，他对所持的异端观点感到后悔，已经重新回到天主教会的怀抱。启蒙哲学家对此予以否认，坚决认为他们这位同仁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仍忠于反教权和反宗教思想。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故事生动表明了孟德斯鸠的巨大影响。

参见博林布鲁克、达尔让松侯爵

《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

孟德斯鸠的一部讽刺小说，1721年在法国境外匿名出版。这部小说使作者声名鹊起，因为虽然小说是匿名出版，但作者的真实身份已经众所周知了。该书走私进入法国，没有受到官方出版审査当局的阻挠。

《波斯人倍札》是一部书信体小说。书信体是18世纪最为流行的小说体裁之一。小说假称收录了两位造访巴黎的波斯人与远在家乡的妻子和朋友之间的往来书信。孟德斯鸠通过两位波斯人乌兹别克和里卡之口，发表了对巴黎社会的敏锐而机智的评论。假借“外国人”之名评论时事，是当时用来规避严厉的出版审查的惯常做法。

乌兹别克是一个波斯的暴君，后宫里妻妾成群，阉人众多。他观察敏锐，理解力强，毫不费力地看出了法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荒谬之处。他谈及巫师、路易十四和教皇，说他们让人们去做和相信他们本人通常不信的事情。他抨击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1685）导致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派教徒逃离法国，宣称路易十四此举意在“通过减少臣民的数量来增加信徒的数量”。 

孟德斯鸠还质疑基于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关于理性力量的信念的常见假说。他把对现实的批判寓于法国摄政时期（1715—1723）几乎毫无约束的社交界的有趣故事中。 

孟德斯鸠在小说中数次提及乌兹别克在波斯的后宫。在孟德斯鸠看来，后宫显然是个荒谬的场所，他用后宮的事例来指斥人类的荒谬行径。后宫也是法国宫廷和天主教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宗教生活的象征。这些地方都允斥着压迫、残酷和不合理。

孟德斯鸠的思考触及将在《论法的精神》中更为深入地探讨的主题：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不公正、进行刑罚改革和废除酷刑的必要性、自杀权的问题，使妇女屈从于男子的压迫性制度、宗教不宽容的罪恶、神职人员的弊病、防止专制的必要性。

《波斯人信札》还涉及一个普遍性主题：幸福，更确切地说是可以避免的不幸。从小说中的信件来看，大多数不幸的源头似乎是不合理的人类制度和法律。例如，乌兹别克后宫中的一个妻子写道，她现在不快乐，怀念他们两人的性生活：她却无法改变自身的处境。后宫的规矩禁止任何別的男人看到或探望她。有时，乌兹別克似乎是个当理智的人，能够免受这些人类制度的束缚。但他还是深为人类激情所苦，到头来丧失了理性。当他得知最恭顺的一个妻子竟然找了情人，顿时妒火中烧，跑回波斯，他在后宫里闭门谢客，决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当然，这么做等于否定了他自己，使自己永远过上了不幸的生活。虽然不乏幽默和色情成分，《波斯人信札》对人类未来的估计却是阴郁、悲观的。只是在造访英格兰之后，孟德斯鸠的观点才有所转变，于是就有了《论法的精神》。 

《论法的精神》（Spirt of Laws，The）

孟德斯鸠男爵的政治理论著作，1748年在日内瓦首次出版。与《波斯人信札》不同，《论法的精神》得以在法国自由传播，尽管它从未获得审查官的正式批准，该书一出版即大获成功，两年之内印行了22版，也被列入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

《论法的精神》卷帙浩繁，共分31个章节，表面上看有些杂乱。其实·孟德斯鸠力图把这本书写成一部政治社会的逼真历史，他在着手研究时效法培根提出的自然史（又称博物学）观念。他收集人类生活的客观事实，记述有史以来不同状态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孟德斯鸠从收集到的客观事实中推导出某些原则，在他看来，这些原则的影响决定了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孟德斯鸠的这一尝试成为最大限度地运用科学、实验和归纳方法的例证，只不过其研究对象是人而非自然现象。 

孟德斯鸠旨在批评时下流行的几种政治社会分析方法：波舒哀的普遍历史观、霍布斯，普芬道夫基于自然法的理性史观、洛克基于财产观的自由主义学说、各种形式的社会契约论，以及常见的经验主义史观。后者以功利为评判标准，仅仅依据政治秩序的运行状况来判断其价值。

孟德斯鸠从收集到的大量观察资料中推导出关于政体形式的体系，把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以及专制政体。共和政体可以是民主制（由多数人统治），也可以是贵族制（由少数人统治）；君主政体只有一个统治者，其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专制政体则由一不受法律和其他任何人类制度限制的人统治。孟德斯鸠还赋予每一种政体形式以一种基本的激励原则，这种激励原则支配着各种政体的运作，其作用机制一如灵魂或意志对于人体的作用。道德激励共和政体，荣誉激励君主政体，恐怖则是专制政体的基础。 

孟德斯鸠依据这种分类模式，试图阐明（部分是因环境和气候而形成的）民族性格与政体形式的关系。他认为，民族性格不但规定了政体形式，还决定了各个社会通行法律的特殊性质。

孟德斯鸠在书中大量论及自由问题：自由如何表达，又如何加以维护。他认为，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崎岖的山区，人们比较容易保护自由权。他还认为，法律形式和政治结构也能促进或阻碍个人自由的表达。

孟德斯鸠的一个目的是，表明共和政体在法国和其他大国并非可行的政体形式。共和政体在没有复杂的社会经济分化的简单社会最为兴盛。相反，法国社会错综复杂，其特征是农业、商业和其他各种利益并存。在法国，行为的动机完全是出于利己主义观念，这种状况不利于形成传统的共和制美德。孟德斯鸠认为，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一种能够基于人的自利而造就公民美德的政体形式。这一问题也是洛克、斯密、曼德维尔等政治理论家所关注的问题。

实际上，孟德斯鸠认为，大国最佳的政体形式是他在英格兰亲眼目睹的有限君主制。在这种政体中，统治者（国王）的权力受到中间团体的限制（调节）。孟德斯鸠认为，在法国，穿袍贵族（有贵族称号的律师、法官、官员）能够起到这种中间团体的作用。他们介于国王及其臣民之间，制订协调各种社会利益的法律。他们的荣誉感将保证他们摆正个人得失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孟德斯鸠在描述英国的体制时提出了分权概念。在英国的体制中，行政和立法责任分别赋予了不同的个人或团体。他认为，这样一种分权既能建立起监督和制衡机制，又能形成一种动态平衡，从而减少权力的滥用，维护人们的自由。

一些同时代人认为，盂德斯鸠只是替所属阶级（他是穿袍贵族的一员）的主张辩解。这种批评并不妨碍孟德斯鸠的观点对启蒙运动政治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全欧洲的开明改革家都把《论法的精神》视为灵感的源泉。美洲的反叛者和法国的革命者也都从孟德斯鸠那里汲取思想灵感，《美国宪法》则把分权原则作为这个新生国家政治体系的基础。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法国启蒙哲学家、作家，法国启蒙运动创始人之一。伏尔泰本名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其父弗朗索瓦·阿鲁埃是孔蒂法院的公证人和皇室官员。他的教父是巴黎的一位自由思想家沙托纳夫神父。官方档案中阿鲁埃的出生日期为1694年11月21日，不过，他本人始终声称自己确切的出生日期为1694年2月20日，还称自己的父亲是个名叫罗什布吕纳的巴黎诗人和歌词作家。少年阿鲁埃十分依恋教父，正是这位教父把他引入法国首都进步和自由思想的社交圈。他进入耶稣会开办的著名的路易大帝中学。未来的达尔让松侯爵是他的同学之一，达尔让松后来成为他终生的朋友和保护者。1711年，阿鲁埃毕业，获得了哲学学位。

阿鲁埃很快就决定从事文学事业，虽然他已被正式录取为法律系的学生。他经常参加文学沙龙，还曾作为M，德·沙托纳夫（他教父的兄弟）的秘书在法国驻海牙大使馆待了四个月。1713年他定居巴黎。 

青年时代，阿鲁埃曾数度与法国司法制度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例如，逗留海牙期间，他狂热地迷上了胡格诺教徒迪努瓦耶小姐，为此被解除了秘书之职，父亲也威胁要剥夺他的继承权。1715年，阿鲁埃发表了嘲讽法国新摄政、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二世乱伦的讽刺诗，结果被流放到卢瓦尔河的叙利。1717年，由于再度用文学攻击摄政，阿鲁埃遭到逮捕，在巴士底狱囚禁了11个月，然后被放逐到沙特奈。 

骚动的年代刚刚过去，阿鲁埃便开始了一个大获成功的时期。以1718年发表《俄狄浦斯》为开端，阿鲁埃使用“伏尔泰”这个笔名，贏得了公众的认可，获得了一笔年金，成为王后玛丽·莱斯琴什卡庇护下的宮廷诗人。伏尔泰圆熟地周旋于巴黎的各个沙龙;到博林布鲁克勋爵在法国的流亡寓所泉宫拜访了博林布鲁克：为了阅读洛克的著作，伏尔泰还开始学习英语。

伏尔泰由于与罗昂骑士的一个仆人打架，再次触犯法国法律，结果被驱逐出境。1726到1729年初的数年间，伏尔泰居留英格兰。英国之行成为伏尔泰人生的转折点，他亲身体验到英国的经验主义、宗教的多样性、思想、商业、文学的自由以及英国的政治体系。他阅读洛克和牛顿的著作，会晤了蒲柏、斯威夫特、贝克莱、克拉克，观看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了解了英国的自然神论，甚至参加了1727年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牛顿葬礼。 

伏尔泰认为，英国的思想和制度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成就。1729年回到法国之后，伏尔泰决定致力于把英国文化介绍给法国。伏尔泰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把悲剧重新引入法国舞台，撰写哲学史，介绍自由的英国政治制度的实情。

伏尔泰的第一项努力，即仿效莎士比亚创作一系列悲剧，遭到惨败。但1732年的《扎伊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731年出版的《査理十二史》奠定了伏尔泰作为勇于创新的历史学家的地位，《哲学书简》（1734）则引起了毁誉参半的评价。法国当局被《哲学书简》所激怒，于1734年5月发出拘捕令要逮捕伏尔泰。结果，伏尔泰与朋友兼情妇夏特莱夫人一道逃往香槟地区的西雷城。 

伏尔泰在夏特莱夫人陪伴和保护下度过了15年。事实表明这15年是伏尔泰备受激励和多产的时期。夏特莱夫人才思敏捷，对思想问题求知心切，拥有那个时代妇女中罕见的文化水平。甚至在激情消失之后，他们两人仍然在一起工作。伏尔泰在西雷着手准备《牛顿哲学原理》，开始撰写两部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他协助夏特莱夫人把牛顿的《数学原理》翻译成法文，还与夏特莱夫人合作研究《圣经·旧约》的《创世记》。 

夏特莱夫人和伏尔泰在布鲁塞尔、西雷和巴黎三地之间行走居住。在巴黎，伏尔泰凭借在法国金融市场的谨慎投机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在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尔夫人的有力保护下，他的文学事业也走向成熟。他创作了两部颇受好评的剧本《穆罕默德》（1741）和《梅罗珀》（1743）。他还创作了一首庆祝1745年法国军队丰特努瓦大捷的诗歌，因此而被任命为皇家史官、国王寝宫侍者和法兰西学院院士。 

不论取得了多大的成功，伏尔泰仍面临权势熏天的敌人——国王路易十五本人和效忠宫廷的党派。1747年，伏尔泰和夏特莱夫人被迫逃离巴黎，以躲避新的迫害。隐居索城期间，伏尔泰转而创作小说。1747到1749年间，伏尔泰创作了一些颇受好评的小说：《査第格》、《巴布克的幻觉》、《门农》，可能还有《米克罗梅加斯》（一些学者认为这部小说写于1739年，但直到1752年才出版）。

1748年，伏尔泰和夏特莱夫人在波兰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在科梅尔西的邸宅安顿下来。伏尔泰在那里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悲剧：伏尔泰钟爱的伴侣夏特莱夫人在生下与新情人、年轻的军人冒险家圣朗贝尔的孩子后，死于产褥热（1749年9月）。伏尔泰伤心地回到巴黎他们曾经居住过的房子。

在他一生中的这个重要时刻，伏尔泰终于接受了腓特烈大帝长久以来的遨请，前往柏林。1750年，他离开巴黎。最初伏尔泰很喜欢柏林的生活，因为腓特烈的宫廷热情地接待了他。他终于完成了研究国王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统治的巨著《路易十四时代》。不过，到1752年时，伏尔泰爱争论的举止导致了一连串的冲突，尤其是围绕老朋友、柏林科学院院长莫佩尔蒂的观点而出现的争执。

莫佩尔蒂虽然是牛顿物理学最早的拥护者之一，但是也在自己的物理学理论中吸收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哲学思想，伏尔泰在讽剌小册子《阿卡基亚博士的谩骂》中嘲笑了莫佩尔蒂。腓特烈大帝被这种对他最重要的院士的攻击所激怒，下令公开烧毁这本小册子，并当面申斥了伏尔泰。

伏尔泰对此的回答是离开柏林，但腓特烈成功地把伏尔泰软禁在法兰克福，伏尔泰已无处可去。路易十五禁止他返回法国，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也都不愿意给他提供庇护。他在阿尔萨斯的科尔马城住了一年，最终于1755年获准在日内瓦定居。 

在日内瓦，伏尔泰把自己的家称作“乐庐”，开办了一个大受欢迎的沙龙，有日内瓦的进步牧师、妇女和年轻人参加。他得到有权势的特龙钦家族的保护。伏尔泰私下里在快乐之家演出戏剧，并完成了他的世界史著作《风俗论》（1756）。 

伏尔泰像，由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临摹尼古拉·德·拉吉利埃所作的肖像  

伏尔泰才华横溢，热情洋溢的文学和政治著作，加上其个人生活中的种种喧嚣事件，使他跻身于法国启蒙运动著名人物之列。法国凡尔赛博物馆供图。  

1757年，伏尔泰又与官方发生纠纷，这次是与日内瓦官方，他不得不再度离开。麻烦的源头是伏尔泰的私人戏剧演出，日内瓦当局不仅竭力阻止演出，而且拒绝在城市建造一座公共剧场。1757年末，当《百科全书》第七卷问世时，因为其中有达朗贝尔撰写的批评性的“日内瓦”词条，而伏尔泰当然是该词条观点的来源，所以伏尔泰与日内瓦当局的矛盾爆发了。卢梭也卷人这场冲突，他维护故乡日内瓦，攻击伏尔泰。结果，伏尔泰和卢梭的友谊彻底破裂。最后，伏尔泰离开日内瓦，在法国边境附近的费尔奈庄园安顿下来。他还购买了位于法国边境内的图尔奈庄园。这样一来，他可以在必要时，往返于两个国家之间。 

1758年，伏尔泰完成了最著名的小说《老实人》（赣第德），这部小说反映出伏尔泰所经历的种种幻灭。赣第德为思想苦闷和世间烦恼所开出的药方是，从世间退隐，与朋友一起侍弄花园。其实这也是伏尔泰对自身处境的一种解答。生活在费尔奈的20年间，伏尔泰接待了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与朋友和知识界的熟人书信往来，继续致力于支持改革、进步和宽容的活动。 

在这些年中，伏尔泰积极呼吁复审让·卡拉案（1762）和德·拉巴尔骑士案（1766）。他的行为表明了反对罗马天主教以及任何基于宗教迷信和教义的不宽容行为（在伏尔泰看来这些都属于“丑恶”现象）的斗争的激烈程度。伏尔泰在这些年还撰写了《哲学辞典》（1764），创作了《巴比伦公主》和《白色的公牛》等小说，研究斯宾诺莎和马勒伯朗士哲学，写成《无知的哲学家》（1766）和《一切归于上帝》（1769），另外创作了剧本《唐克雷德》（1760）。 

1778年初，为了指导剧本《伊蕾娜》的排演，伏尔泰在时隔28年之后重返巴黎。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家庭招待会的首日就接待了300名访客。1778年5月18日，伏尔泰肾病发作，5月30日，这位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代言人去世。人们为他在寒利雷修道院匆匆举行了一个秘密的基督教葬礼：伏尔泰刚刚下葬，就传来了禁止举行葬礼的命令。不过，法国革命期间，伏尔泰的遗骸被重新安葬于巴黎先贤祠。 

毫无疑问，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热切地信奉思想自由、宗教宽容、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司法改革和经验主义，并为此奋斗终生。与同时代的孟德斯鸠一道，伏尔泰依据英国模式塑造了前半期的启蒙运动。例如，通过生动通俗的《哲学书简》，伏尔泰最先向法国识字阶层介绍了英国的制度和思想。在介绍牛顿思想方面，他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他的《牛顿哲学原理》展示了那位英国人的自然哲学的精华。如果说科学界是直接从《数学原理》中汲取养分，那么有文化的公众则是从伏尔泰那里了解到牛顿思想。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伏尔泰促成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他的兴趣不在于历史上大人物的活动，而在于更为广泛的各民族的文化、社会以及政治史。

伏尔泰是无人能比的辩论家。他出众的机智，辛辣的讽剌，从现象中提炼出哲学含意、娴熟运用语言技巧使之充满活力的能力，直到今天还令人叹为观止。伏尔泰拥有罕见的活力和热情、高超的社交技巧与好斗性格以及深刻而广博的智慧，成为后人仰慕的启蒙哲学家典范。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伏尔泰的一部著作，1752年动笔，最后于1764年以《袖珍哲学辞典》之名匿名出版。《辞典》在日内瓦出版时，伪称是由伦敦的出版商出版。它在出版后立即大获成功，同时也令教会和世俗当局大为震惊。格里姆男爵在《文学通讯》杂志上宣布该书的问世，指出坊间已经难觅其踪影。该书出版后不久，日内瓦市就宣布予以没收。从1764年12月到1765年7月，海牙、巴黎和罗马当局也相继对该书予以查封。 

官方的作难并未阻碍该书的成功，在1764年12月、1765、1767和1769年，该书不断出新版本。最重要的1769年版以《按字母排列的理性》为名出版。它还曾以《哲学辞典》为名数次重印。

《哲学辞典》是一部论战性、宣传性的著作，辞条按字母顺序排列，涉及各种主题。举例来说，辞典包括以下辞条：狂热、修道院、伟大的存在之链、宽容、奇迹、迷信、弥撒、奢侈、盲从、宗教裁判所、思想自由。伏尔泰运用这些论题来攻击他的主要敌人基督教。在伏尔泰看来，基督教不仅鼓吹迷信，还助长了不容异说、肓从、狂热、教士陋习以及政治权力的畸变。他尤其憎恶法国的官方宗教罗马天主教。伏尔泰所倾向的世界观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世界观，他支持英国的经验主义和自然神论，以及洛克、牛顿、休谟和伍尔斯顿等人思想中体现出来的世界观。

伏尔泰文笔出众，机智风趣，讽剌手法老到，思路别出心裁，热切地信奉宗教宽容、牛顿科学和英国经验主义，所有这一切使得《哲学辞典》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一部杰作。

参见宗教、政教分离

《路易十四时代》（Siècle de Louis ⅩⅣ）

伏尔泰关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批判性历史著作，1752年在柏林出版。1753年，拉博姆埃勒在法国出版了该书的盗版。为了对付后一个版本，伏尔泰在1753年出版了《路易十四时代补编》。 

伏尔泰处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手法标志着历史认识的重大转变。伏尔泰在书中生动描述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的社会、经济、法律、政治结构和文化制度。这本书既没有编年记载国王的重大活动，也未以波舒哀式的风格把这一时期视为上帝意志在历史中的体现。

伏尔泰把这本书作为批判法国现行制度的论坛。较之路易十四的军事成就，伏尔泰更看重的是路易十四的一些有益的活动，如建造朗格多克的运河。

不论他如何批评路易十四，当时的伏尔泰依然认为，启蒙运动把绝对主义改造为开明专制，有助于人类进步的事业。若干年后，伏尔泰的观点有所改变，不再那么热衷于开明专制，因为在法国、日内瓦和普鲁士的亲身经历使他明白：倘若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某个机构手中，那么不论这个人或机构多么开明，势必导致弊端丛生。

《老实人》（Candide）

又译《赣第德》，伏尔泰的一部讽剌小说。1759年，该书首次出版，同时在巴黎、日内瓦、阿姆斯特丹推出。这部小说的全名是《老实人或乐观主义》，该书一出版立刻获得了成功，不到一年之内出了20个法文版，两个英文版，一个意大利文版。

1757年，伏尔泰着手写作《老实人》，整个1758年一直在写作这本小说。他借男爵森窦顿脱龙克的私生侄儿赣第德的故事，讽刺在他看来阻碍了人类启蒙的观念和制度。他尤其批评了德国思想传统的两位杰出人物莱布尼兹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哲学。他还嘲讽了耶稣会和罗马天主教的制度。最后，他质疑了启蒙运动关于进步和人性之善的真诚信念。 

小男孩赣第德受到潘葛洛斯博士的教育，这位博士天真地赞同沃尔夫的观点，认为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年轻时，赣第德被迫服兵役，在一次野蛮的战役后开了小差。他逃到荷兰避难，遇到了从前的老师潘葛洛斯，老师告诉他一系列不幸的事情：赣笫德家的庄园毁于战争，表妹屈妮宫德被杀，潘葛洛斯本人也染上了梅毒。

听到这些不幸情况后，赣第德决定周游世界，寻找一处人间天堂。在接下来的旅行中，他遭遇到许多自然或人为的不幸。在葡萄牙他经历过一次地震，与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发生了冲突，被迫出逃。潘葛洛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处死，要么是宗教裁判所下令把他处死。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是，赣第德找到屈妮宮德，她奇迹般地逃脱了企图杀她的士兵的毒手。 

赣第德接下来前往新世界，他认为自己找到了完美的国度“黄金国'。虽然黄金国令人愉悦，赣第德还是决定离开，临走时带走了一笔巨额财富。贛第德遇到了屈妮宫德的哥哥，后者是一位贵族，拒绝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赣第德，因为赣第德是私生子。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赣第德在决斗中杀死了他。

回到欧洲后，赣第德在巴黎遭遇了更多的麻烦。他背叛了屈妮宫德，与巴黎一位贵妇私通，不久又身陷囹圄，成为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的牺牲品。他与屈妮宫德失去了联系。 

最后，赣第德在一位聪明人马丁的陪同下前往威尼斯。马丁是他在从新世界回欧洲的船上认识的朋友。在威尼斯，两人不仅找到了屈妮宫德，还找到了潘葛洛斯、年轻的森窦顿脱龙克男爵以及赣第德从前的男仆卡肯波。赣第德和朋友们隐居到他用黄金国带回来的最后一颗钻石买下的一所小农场。他不再思考宇宙的真谛，而是在朋友的陪同下，过着培植花园的简单而愉悦的生活。 

从赣第德及其同伴所遭遇的众多不幸中，人们可以窥见伏尔泰毕生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天主教僧侣的陋习、宗教不容异说、贵族的决斗习俗、巴黎社会的虚伪以及战争的残酷。小说反映出伏尔泰新近形成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产生于一系列个人经历，如里斯本地震，在柏林与腓特烈大帝之间的不愉快。这本小说是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小说之一。在才华横溢、智慧风趣的字里行间，伏尔泰热忱呼唤宽容、和平以及简单却令人满足的人类生活方式。

参见文学、游记文学

卢梭（Rousseau，Jean-Jacques）

1712—1778，瑞士作家、启蒙运动最富独创性的思想家之一。让-雅克·卢梭性格复杂、感情脆弱、焦躁不安，有时还心理失常，最终同大部分支持者和启蒙同仁反目成仇。但是，不论是敌是友，即便批评他的著作，也服膺卢梭思想的原创性和感染力。卢梭在政治理论、教育和文学上的卓越贡献成为启蒙运动的不朽成就，同时也表明了启蒙运动的潜力、危险和局限。 

卢梭生于瑞士日内瓦共和国，幼年时深受加尔文宗文化的熏陶。卢梭的母亲在他出生几天后就死了，父亲伊萨克·卢梭把他抚养成人。伊萨克是个钟表匠和叛逆者，他不但引导儿子读书，还全面督导儿子的早期教育。由于与日内瓦当局发生纠纷，老卢梭被逐出日内瓦，那一年让-雅克·卢梭10岁。

13岁时，年幼的卢梭去给一个雕刻师当学徒。看来他也未能免于学徒常见的命运：待遇不好，工作时间长。1728年卢梭16岁时，一桩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的一生。在一个星期天，卢梭到日内瓦城外散步，返回时夜幕降临，城门已关，他无法进城。卢梭当即决定离开日内瓦，取道阿讷西前往萨伏依王国的首都都灵。

卢梭在都灵根本找不到工作，此时他已皈依罗马天主教，住在阿讷西的华伦夫人家中。在阿纳西，他继续自学，还成为女保护人的情人。1742年，他离开萨伏依，但他一直怀念在华伦夫人家的日子，认为那是自己一生中唯一真正幸福的时期。

1742年秋，卢梭来到巴黎。他带着一套简单易懂的音乐记谱法，希望以此打动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科学院反应冷淡。卢梭仍然留在巴黎，进入启蒙哲学家和百科全书派的社交圈。 

1744年，卢梭开始与泰蕾兹·勒瓦瑟尔同居，此后终生与她共同生活。他们生了好几个孩子，却无力抚养。所以，他们按照当时的习俗任由孩子被人作为孤儿领养。 

1744到1751年间，在迪潘家族的庇护下，卢梭在巴黎做过秘书、家庭教师和乐谱誊写员。1750年是卢梭时来运转的一年，《论科学与艺术》赢得了第戎科学院发起的征文比赛的奖金。这次征文的主题是“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于道德淳化?”卢梭在征文中批评了现代文明社会。他把当代社会的道德沧丧与原始人类的淳朴善良加以对比。这一主题贯穿了他后来的著作。

《论科学与艺术》成功之后，1752年的歌剧《乡村卜师》也大受欢迎，1755年，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再度获奖*。卢梭在这篇论文中把对当代社会的批判扩展到政治、文化领域，指出私有财产和奢侈是政治不平等和腐败之源。 

*原文有误，这篇论文并没有获奖。——译注  

18世纪50年代初，卢梭还为《百科全书》撰写了音乐和政治经济学条目。音乐条目提出了他发明的记谱法，主张音乐应该直接愉悦听众。政治经济学条目则在政府、公共教育和国家财政等问题上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1754年，卢梭决定返回日内瓦。他被恢复了日内瓦公民权，重新皈依了出生地的加尔文宗。他并未在日内瓦逗留多久，因为他很快就同住在附近的伏尔泰以及有权有势的特隆尚家族发生了纠纷。1756年，他再一次离开日内瓦城，住在莱米塔热庄园，这是埃皮奈夫人的一处地产，位于蒙莫朗西大森林的边缘。卢梭与埃皮奈夫人的弟媳索菲·杜特托夫人有了暧昧关系，这使他的处境有些尴尬。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同女主人和狄德罗反目成仇，因为他认定这两人发觉了这桩风流韵事的秘密。卢梭离开了莱米塔热庄园，1762年前一直住在蒙莫朗西附近的镇上。他在《致达朗贝尔先生的信》（1758）中公开宣布与狄德罗绝交。 

在蒙莫朗西的几年中，卢梭写下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一部极受欢迎的小说《新爱洛绮思》（1761），教育小说《爱弥儿》（1762），论述政治社会之基础的开创性论文《社会契约论》（1762），《爱弥儿》中“一位萨伏依牧师的信仰自白”一章的内容犯禁，巴黎高等法院谴责其中表述的自然神论，下令缉捕卢梭。他为免受牢狱之灾而不得不逃离法国。他打算重回日内瓦。日内瓦当局也审查了他的著作，指斥《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有害而危险。为此，卢梭于1763年宣布放弃日内瓦公民权。 

1762到1770年间，卢梭数度迁居以躲避各国当局的侵扰。他曾在瑞土纳沙泰尔和伯尔尼短暂居留。苏格兰哲学家休谟邀请卢梭去苏格兰，但两人很快就发生龃龉。之后卢梭在英格兰住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1767年回到法国。最后，他于1770年得到保证，可以重新定居巴黎而不会有遭受迫害之虞。 

种种经历使卢梭出现情感危机，他天性中疑神疑鬼的倾向日益加深。他转而自我反省，努力理解自己与外部世界麻烦不断的关系，并为自己辩护。结果，他写下了《忏悔录》和名为《卢梭——让-雅克的审判者》的对话录。直到他死后，这两部作品才于1781和1788年出版。他为寻求内心安宁而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也在他死后于1782年出版。 

1778年，应吉拉尔丹侯爵的邀请搬到埃尔门农维尔后不久，卢梭猝然离世。他的遗体先是葬在埃尔门农维尔，法国革命期间迁葬巴黎先贤祠。

卢梭在几乎所有的著述中都孜孜以求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在文明社会的限度内维护个人自由。这一主题当然与卢梭的经历密切相关，也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卢梭赞美自然人的美德，但也认识到人们必须组成社会以发展道德本性和理性能力。不过，社会形成后并未促进人类的普遍进步，相反，社会使人堕落，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相互争斗。

让-雅克·卢梭的遗言，莫罗·勒热纳作  

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卢梭不断探寻现代人摆脱这种两难处境的途径。同大多数启蒙知识分子一样，他认为教育改革和政治社会体制改革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卢梭独辟蹊径，提出特殊解决方案，从而也使他以激进思想家著称。

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儿童与成人的差异类似原始的自然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关系。儿童以独特的方式去看、去感觉、去思考。正确的教育方法不仅应该认识到这种差异，而且应据此来安排活动和课程。教育应提供全面的训练，使年轻人能够适应将来有可能选择的任何一种成人职业。教育还应保全人性的良好一面，使之适应社会文明的要求。教育应当使人能够保护自己的认知个性，同时使人能够在社会中自在而充实地生活。

卢梭认为，保障政治自由的必由之路是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建立新社会。当然，社会契约是合法政治社会之基础的观念并非卢梭的首创。启蒙运动时期常见的社会契约论源出于洛克，卢梭的独创之处就在于他从根本上抛弃了洛克的观点。在洛克看来，维护自由、财产等这些特定的个人权利，就是对自由权的保障。卢梭则认为，这些特定的权利造成腐败和不平等。他认为社会契约能够维护绝对的平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人们必须放弃自身的个人权利，把它们转交给社会契约的保证人：“公意”。一个正直的立

法者将把公意——一个模糊的实体——转化成一系列成文法。卢梭认为，这些法律是绝对不可侵犯的，将

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一旦这种平等受到侵犯，人们就有权推翻现行的政治制度。

让-雅克·卢梭的各种学说受到启蒙运动晚期几代人的热烈欢迎。约翰·伯恩哈德·巴泽多（1724—1790）和裴斯泰洛齐采纳了他的教育改革思想。狂飙突进的一代把卢梭视为反抗权威、维护个人自由的斗士。法国革命中一些领袖用公意概念为激进民主和极权统治辩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仔细研究和讨论卢梭的思想，竭力破解卢梭思想中似非而是的论点。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 on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日内瓦启蒙哲学家卢梭的一篇论文，1755年卢梭用它来参加第戎科学院主办的征文比赛。卢梭在这篇文章中拒绝采纳那些被开明的同时代人视为老生常谈的结论，表现出独创性思想家的深邃。但是，卢梭抛弃同吋代人关于人类平等及其与文明的关系的独特观念，并不意味着否定启蒙运动的基本价值观。 

像同时代的开明人士一样，卢梭把自然作为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最佳源泉。但他认为，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很唯揭示出这样的知识。他断言，文明实际上业已使人类丧失了阅读“自然之书”的天赋本领。

卢梭从人类历史中找到了这种困境的根源。在卢梭看来，人类历史并非趋向完美的不断进步过程，而是一种衰退的过程。

人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18世纪欧洲社会落入不幸的境遇之中。在人类的蒙昧阶段，人们与动物相差无几，过着一种野蛮的生活。他们比动物优越的地方，仅仅在于拥有自由意志及相关的决定自身行为的能力。人类还有其他三种基本特性：可完善性、同感和自私。这些基本特性推动了人类向前发展，这一进程必然把人类带入第二个历史阶段。 

第二阶段是原始或野蛮阶段，在卢梭看来，这一阶段是人类的理想状态。人类最初的特性有所改良，但并未变得面目全非。在原始状态中，人的自然属性与更大群体的需求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被私有财产这一真正悲剧性的不幸发明所打断。某个人划出某块土地，然后说：“这是我的财产。”这样一来，就为形成基于物质财富及其带来的社会地位或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敞开了门。卢梭认为，人类的某些更早期的发明为私有财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家庭等社会制度、冶金术、农业以及自尊观念。 

财产创造了第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个社会阶段，不平等发展成制度化的不平等。财产必须加以保护，由此，法律以及实施法律的法官和法院应运而生。接下来，立法权力逐渐变得腐败，转变为独裁专制。在第三个历史阶段，人类缓慢地堕入无政府的野蛮原始状态。

这种悲观主义的历史观蕴涵着对艺术、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批判。卢梭还公开抨击奢侈，宣称奢侈使人堕落，因为它源于财产观念。

与洛克一样，卢梭认为财产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但是，洛克把财产视为政治自由和平等的保证，卢梭却认为财产产生了不平等以及主人与奴隶之分。在卢梭看来，同时代人从18世纪的发展中所看到的人类的可喜进步不过是一种幻觉。

可以说，卢梭严厉批判自身所处的那个时代，对直到那时为止的历史发展进程持悲观态度。不过，总的来说，他的著作显示出对人类潜能的信念，而这一信念同样体现于其开明朋友及故交的著述之中。读者要把握卢梭的这种积极的观念，就不能仅限于阅读《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还必须读一读《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通过阅读后两部著作，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卢梭，不然的话，很容易对这位思想复杂、富有创见的伟人产生误解。

《新爱洛绮思》（Nouvelle Héloise，La）

日内瓦哲学家卢梭的书信体小说。1761年，这部作品以《居住在阿尔卑斯山麓的一个小城中的两个情人的书信，编纂和出版者让-雅克·卢梭》之名出版，随即在全欧洲取得巨大的成功。

卢梭想把这部小说写成笔调平实的文学作品，而不使用18世纪法国小说中常见的技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小说展现了两条平行且相互呼应的情节主线：第一条主线讲述了朱莉与家庭教师圣普乐的爱情故事，第二条线索描述了朱莉在一桩包办婚姻中与德·沃尔玛先生之间平静而乏味的关系。

家庭教师圣普乐爱上了朱莉，悬殊的社会地位却使两人不可能结婚。在朱莉的表妹克莱尔的帮助下，两人依然相爱了。克莱尔是个孝顺的女儿，接受了父亲安排的旨在保全家庭地位的婚姻。朱莉觉得自己必须和克莱尔一样，便同意嫁给父亲所中意的德·沃尔玛先生。 

悲伤欲绝的圣普乐在爱德华·博姆斯顿的陪伴下，做环游欧洲的大旅行。圣普乐于数年后返回时，天真的德·沃尔玛先生邀请他到自己和朱莉在克拉朗的家中做客。圣普乐亲眼目睹了他们夫妇生活的种种乐趣。但朱莉与圣普乐重燃过去的感情之火，这造成了一系列最终导致朱莉死亡的麻烦。 

《新爱洛绮思》是典型的书信体感伤小说，它运用当时极为流行的文学手法，从道德角度考察了爱情与家庭、无神论、自然神论、传统的孝道以及自杀。卢梭在小说动人的字里行间探讨了社会习俗与个人的渴望、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张力。这部小说以这种方式从文学角度描述了启蒙运动进程中日益加剧的社会与个人、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对立。

参见启蒙哲学家

《爱弥儿》（Émile）

日内瓦启蒙哲学家卢梭的一部教育小说，该书全名为《爱弥儿或论教育》。1762年，《爱弥儿》出版，卢梭的政治理论巨著《社会契约论》也于同年问世。

《爱弥儿》受到启蒙知识分子的热情欢迎，却遭到教会审査官的强烈反对。巴黎大主教公开谴责这部著作;巴黎高等法院为了表明自身的天主教正统信仰，不但把该书列为禁书，还发出对卢梭的拘捕令。卢梭设法在拘捕令执行之前逃走。日内瓦的25人委员会下令公开焚毁《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谴责它们诽谤和亵读神圣，威胁到宗教和政府。

《爱弥儿》的插图，1779年  

在这本广为传阅、备受推崇的著作中，卢梭阐释了因人施教的思想。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爱弥儿》之所以激起如此轩然大波，不是因为其教育理论，而是由于该书的一个章节“一位萨伏依牧师的信仰表白”。卢梭在这一章中主张，宗教的基础应当是奇异的自然界所引发的敬畏之情。因此，卢梭所提倡的是某种自然神论，但这种自然神论主要不是基于理性，更多地是基于从情感上对宇宙之美和秩序做出反应的能力。 

《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应该放在一起来读，因为它们都涉及文明对人类天性的影响这一普遍性问题。《爱弥儿》从个人品质塑造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社会契约论》则论述社会的形成。两本书都描绘了理想的完美社会，也都对启蒙运动晚期的改革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卢梭教育观的基础是两个新颖的假说：首先，在最终成年之前，童年和青春期都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次，情感和情操的培养应该先于理性的训练。卢梭提出儿童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而挑战了对待儿童的传统方式，即简单地把儿童视为年幼的成人。他把理性或知性的训练推迟到童年晚期，也推翮了惯常的教育方式。 

在卢梭看来，儿童的发育类似于人类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婴儿就像动物，既不会说话，也缺乏自我意识，，从2岁到7岁儿童掌握了语言，形成了自我观念，之后心灵开始形成情感元素。从7岁到12岁，理性能力开始发育。到青春期，这一过程完成，心智成熟·出现了性欲，理解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卢梭描述了主人公爱弥儿的成长历程，概述了一份教育计划，其教育活动适应经历童年各发展阶段的青年的能力和需要。 

《爱弥儿》概述的理论和方法成为启蒙运动时期教育概念化的转折点。在卢梭思想的启发下，瑞士的裴斯泰洛齐进行了教育改革，约翰·伯恩哈德·巴泽多（1724—1790）也在德绍创办了模范学校。 

《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

日内瓦启蒙哲学家卢梭的政治理论著作《社会契约论》和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都出版于1762年。在日内瓦，两本书都被认定威胁到宗教和政治秩序而遭焚毁。法国审查人员禁止在法国传播《社会契约论》，但他们没有进一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探讨人类在文明社会中的问题，开出了克服18世纪社会弊病的理想处方，《社会契约论》侧重革除政治弊端，《爱弥儿》致力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教育问题。

卢梭厌恶普遍的文明进程及其对个人权利的强调，认为两者表明了淳朴人类的堕落，而非人类的进步。在他看来，历史进程并非无休止地向前进步的过程，而是一个堕落过程，从原始人的淳朴状态堕落到18世纪欧洲的可悲状态。在早先发表的《论科学与艺术》（1750）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中，卢梭就已经概述了这种对当代文明黯淡前景的评价。 

《杜会契约论》描述了一种政治社会模式，人们可以自觉建立这种模式以取代现行的堕落秩序。这种新秩序将用人为的政治美德取代旧秩序堕落的自然美德。新社会将具备同早已沦丧的原始状态相同的人际关系，但这种人际关系将建立在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基础之上。

卢梭既反对与洛克学说相联系的自由主义政治观，也摈弃因霍布斯、普芬道夫的著述而形成的自然法学说。他不相信单纯追求自身利益能够形成统一的社会，也不相信所谓的自然法则能够回答个人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

在卢梭看来，要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道德政治社会，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从一群个体中形成真正的统一体（意味着不再有个体部分）。卢梭并非唯一提出这一难题的人，早在半个世纪前，莱布尼兹就已经阐述了单子论，试图用单子论从哲学上解决这一难题。不过，卢梭从特定的政治结构角度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卢梭认为，要解决建立一个美德社会的难题，当务之急是制定真正的社会契约，一旦全体人民一致同意联合成一个政治单位，道德社会也就诞生了。每一个人都欣然把所有财产权和其他个人权利让与新的政治单位。在此过程中将形成“公意”，它体现出社会的共同愿望，赋予社会的成文（人为的）法律以合法性。卢梭并不认为这一过程让渡了个人自由权，因为他把自由权定义为在自愿接受的法律下生活的自由。在他所设想的社会中，法律得以产生的过程将保障这种自由。 

按照卢梭的观点，社会契约一旦制定，社会就形成了共同的“公意”，这种意志势必体现于一系列成文法之中。这些成文法将由一个正直的“立法者”制订，这个极其敏锐的立法者既能理解人民的感情，也超越于人民之上。这个立法者将把人类的激情转化为公正的法律。

卢梭所说的公意是一个抽象概念，他力图清晰地加以界定，但自《社会契约论》首次出版以来，人们就不断对这个概念做出各种互相矛盾的诠释。

卢梭认为，要建立他理想的政治社会，必须具备一些外部条件：人民必须已经由某种共同的纽带联合成一个整体：他们不再迷佶，不至遭受侵略，能够在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生存。不仅如此，还必须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平等，从而消除贫富悬殊造成的分化。

在《社会契约论》出版的1762年，卢梭认为只有一个国家能建成他所说的理想化政治社会，那就是科西嘉岛。科西嘉人刚刚发动起义，脱离了殖民主子热那亚人。在许多启蒙知识分子看来，科西嘉人是政治改革和人类进步的潜在象征。到1770年，卢梭开始相信，波兰王国也有可能建立起他理想的新制度。与他的美好愿望相反，卢梭亲眼见到臭名昭彰的瓜分波兰事件，而且波兰最终被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彻底吞并。 

《社会契约论》在启蒙运动晚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评论。时至今日，它仍是争论的焦点，。一些人认为它勾画了纯粹民主的蓝图，其他人则认为它提出了集权统治的方案。围绕本书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法国革命期间的一系列事件。这本书成为罗伯斯比尔和雅各宾派的主要灵感来源，他们掌权的时期以恐怖统治著称，其间的各种事件表明，公意及其代表“立法者”在精神上和现实中有成为极权主义者的趋势。

不论以何种方式来诠释其中心思想并付诸政治实践，《社会契约论）都是启蒙运动时期孕育的杰出政治学说之一。卢梭质疑个人主义的枳极作用，批判了把私有财产视为自由之保障的观点，驳斥可以在传统的自然法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理想社会的观点。这样，卢梭的政治观就以自由、进步的启蒙理想的名义推翻了启蒙时代初期形成的政治模式。

《忏悔录》（Confessions）

日内瓦启蒙哲学家卢梭的自传，该书突出展示了卢梭的主观经历和启蒙运动时期的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忏悔录》共有12章，叙述了卢梭从孩提时代到1765年的经历。这本书在卢梭去世后出版，1782年出版了第一至六章，1789年出版了七至十二章。 

与世纪的众多回忆录作家不同，卢梭打算在《忏悔录》中揭示自己的心路历程，而不是单纯地叙述那个时代的各种事件。卢梭毕生生活艰难，其中既有热烈的友谊、激烈的争论，又有与当局的冲突及公开的批评和迫害。他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独到而新颖，很容易招致各种出版物的恶毒攻击。例如，在一本匿名发表的小册子《一位市民的多愁善感》中，伏尔泰指控卢梭疯癲、下流、反宗教、妄自尊大、忘恩负义、煽风点火、道德堕落。

《忏悔录》不仅是个人的自我展示，而且是卢梭对敌人的反击。他极力洗刷自己的污名，在书中描述了格里姆、狄德罗、埃皮奈夫人和休谟等人制造的--个“大阴谋”，他认为正是这个阴谋导致了公众对他的攻击。

卢梭仿效圣奥古斯丁（354—430）的《忏悔录》，表达了对自己从孩提时代到成人的发展历程的看法。他谈及自己所犯的错误，以及本可以走上的更为适宜的人生道路。奥古斯丁的著作不仅是为了揭示个人的罪过，而且要向人们表白他的信仰。上帝是他生活的最高法官和获得拯救的源泉。相反，卢梭把读者作为自己的法官，他向同时代人袒露灵魂，以寻求拯救、理解和认可。 

如果说忏悔和拯救构成了这部著作的一对主题，那么，另一组主题则涉及自我认识与快乐的关系。17世纪，笛卡儿把自我认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当作一切关于上帝和世界的知识的基础，从而改造了认识论。启蒙运动发展了这一获得知识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卢梭在表达主观的自我观念时完全延续了这一主题，他把自己的生活视为关于人性和行为的普遍知识的来源。不过，他也迁就自己，重温过去那些激情澎湃的愉快时光，用这种回忆来平衡同样强烈的痛苦记忆。 

卢梭的《忏悔录》与他著名的教育小说《爱弥儿》（1762）极为类似，不过，《忏悔录》描述的是个人的、主观的、有缺陷的生活经历，而不是勾勒一种理想的成长道路。 

虽然《忏悔录》完成于1770年，但卢梭并不希望这本书在他生前出版。实际上，他要求出版商到1800年再出版这本书。正如卢梭希望的那样，这本书在他死后出版，时间却是在1800年之前，并引起了毁誉参半的反应。许多法国读者震惊于卢梭的自白：他的性行为、小偷小摸、抛弃孩子。在仰慕者看来，通过这本书他非但没有挽救、反而无可挽回地葬送了自己的名誉。在英国，人们的反应颇为冷淡，伯克斥责这本书是“空虚与愚蠢的无与伦比的典范”。歌德、席勒和维兰德等德国作家最为欣赏《忏悔录》，他们热情地谈论它大胆的内容。

虽然人们最初对《忏悔录》的反应好恶不一，它无疑是现代文学的一部重要文本，也是反映出启蒙运动重要趋势的不朽杰作。通过叙述个人人格的内在发展过程，它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它把童年作为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形成期，反映出启蒙运动对童年特殊性的“发现”。它令人难堪的坦率突出表明了18世纪思想对私人生活领域的重视。因此，这部著作体现出启蒙运动的几个重要特征，是理解这个时代的有趣而富于教益的人门书。 

参见教育、历史、启蒙哲学家

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sts）

与狄德罗、达朗贝尔共同编纂《百科全书》（1751—1772）的学者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包括卢梭、杜尔哥、伏尔泰、巴特斯、德马雷、布朗热、莫雷莱、霍尔巴赫以及其他众多学者。

《百科全书》（Encycloédie）

1751到1772年间在巴黎出版的28卷本（17卷正文，11卷图片）《百科全书》，全名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分类辞典》。这部著作正式献给“达尔让松伯爵阁下”。不论从形式、内容还是创作手法来看，《百科全书》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一部杰作。 

《百科全书》工程始于一个英国银行职员约翰·米尔斯和职业翻译家G，塞利乌的一项计划，他们打算把埃弗莱姆·钱伯斯的1728年英文版《百科全书，艺术与科学万能辞典》翻译为法文。这两位翻译家把这项计划提交给出版商安德烈·勒布雷东，后者于1745年得到皇家许可，开始筹备该书的出版工作。 

勒布雷东与米尔斯发生了争执，便放弃了原来的出版计划。1746年，勒布雷东获得一份新的皇家许可状，着手扩大这项出版计划。1754年，达朗贝尔加入该项目，与他一道的第二位数学家是让·保罗·德加·德·马尔韦神父。1746年，狄德罗以顾问身份加入进来，1747年后担负起主编之责。达朗贝尔仍然负责数学部分的编纂。

狄德罗和达朗贝尔把《百科全书》视为汇集全部人类知识的大型汇编。他们的这种模式是受到培根在《知识的进步》（增补本）（1623）中概述的综合性人类知识体系的启发。但是，狄德罗特意向评论者指出了一个事实：《百科全书》并未亦步亦趋地照搬培根的模式。在1751年出版的第一卷中，达朗贝尔撰写了著名的《绪论》，详细说明了《百科全书》的规划及其背后的理念。

《百科全书》不仅涵盖了认识论、自然哲学和数学等抽象学科，也包含各门实用科学，如力学、音乐、医学、视觉艺术及各种艺术和工艺技巧。读者能从实用性的词条中找到设计一架高质量的羽管键琴所需的适当尺寸和图案，再转而研读有关人类知识的真实性和确定性的条目。换言之，《百科全书》提供了范围广泛的知识，事实上它包罗了那个时代的大部分知识。

《百科科全书》体现了法国启蒙哲学家的一个重要信念：人类具有可完善性，通过不断扩充知识能够实现人类的进步。《百科全书》的作者希望让普通读者获取大量人类知识，推进普遍的启蒙事业。它的内容偏重于实用科学、技术、贸易和工艺，反映出启蒙运动对知识实用性的重视。 

为《百科全书》撰稿的不仅有18世纪几乎所有著名的启蒙哲学家，还有大批不太出名的学者。它的作者阵营包括：伏尔泰（他一直对这个项目抱有矛盾的心理）、狄德罗、达朗贝尔、马蒙泰尔、莫雷莱、布朗热、巴特斯、魁奈、德马雷、卢梭、内克、孔多塞、博尔德和杜克洛。编纂者还得到M.德·若古和M.布歇·达尔吉等两位通才作家的鼎力支持。 

尽管与法国的官方审査机构有几次微妙的较量，《百科全书》依然陆续出版。耶稣会在其正式刊物《特雷武杂志》和《特雷武辞典》中攻击了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内容简介。詹森主义信徒不满于“确定性”词条对洛克经验主义的推崇，他们认为作者的错误在于不承认上帝的启示同样是人类知识的有效源泉。

1752年，路易十五的行政法院表决通过禁止该书出版的议案，下令警察没收手稿。但挫败没收计划的不是别人，正是皇家出版总监克雷蒂安-纪尧姆·马尔泽布（1721—1794）马尔泽布拥护改革，支持启蒙哲学家的计划。他不仅把没收的命令告知狄德罗，还把《百科全书》的全部手稿藏匿在自己家里。

与此同吋，皇家政府开始意识到这个项目给法国带来的声望，遂下令恢复出版。1753年出版了第三卷，在1757年底之前，整个出版计划进行得相当顺利。1757年，达朗贝尔撰写的“日内瓦”词条以一种令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大为恼怒的方式，从正反两面评价了这座重要的加尔文宗城市。当时还在日内瓦的卢梭公开谴责达朗贝尔，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启蒙运动时期十分常见的公开论战。与此同时，爱尔维修于1758年出版了进一步动摇既定当局权威的唯物主义论著《论精神》。启蒙哲学家已经超出了允许的界限，宫方迫害的威胁日益临近。 

1762年与《百科全书》一道出版的12部木刻图集第一卷的扉页  

这些版画与《百科全书》同时出版，描绘了实用工艺和科学中使用的机器、工具、设备和工艺技术。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达朗贝尔在整个编纂过程中始终受到侵扰和恐吓，他于1758年辞去《百科全书》编辑之职，留下狄德罗一人独自应付种种难题。1759年2月，一项法令把《百科全书》列为具有危险性的禁书。但是，狄德罗仍然留守巴黎，设法以一种更为小心的编纂方式继续出版《百科全书》。

官方机构的审査并不是《百科全书》所面临的唯一困扰。1764年，狄德罗得知出版商勒布雷东一直在擅自审査和修改条目。因此，许多条目没有反映出作者的原有观点，读者在阅读时必须牢记这一缺陷。

《百科全书》绝非欧洲出版的第一部大型知识汇编。18世纪，在《百科全书》之前出版的此类著作有：约翰·哈里斯编纂的《技术辞典，或艺术和科学的万能英文辞典》（1704）、约翰·胡布纳为之撰写了著名前言的《实用政府与报纸辞典》（1704）、埃弗莱姆·钱伯斯编纂的《百科全书，或艺术与科学万能辞典》（1728）、约翰·海因里希·泽德勒编纂的《万用辞典》（64卷本，1732—1750）以及琼弗朗西斯科·皮瓦提编纂的《科学与奇异事物新辞典》（1746—1751）。 

鸟，《百科全书》的插图

对自然界的好奇激发启蒙枓学家搜集和描述地球上的各种生物。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法国的《百科全书》从两个重要方面打破了传统：一是增设了艺术、工艺和贸易的词条，二是依靠广大的作者群体，体现出名副其实的集体智慧。它把法国启蒙运动开创者的梦想付诸实现，成为研究那个时代的现代学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参见旧制度、数学与力学、出版、政教分离

狄德罗（Diderot，Denis）

1713—1784，法国启蒙哲学家、百科全书派成员、小说家、剧作家、文艺评论家。德尼·狄德罗是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齐名的法国启蒙运动领袖。在这个知识分子的圈子中，他以“万事通”而著称。

同卢梭（他起初是狄德罗的朋友，后來却成为狄德罗的尖锐批评者）一样，狄德罗出身于工匠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刀剪匠——并且表达了中产阶级集团的不满和抱负。但是，狄德罗的思想深邃宽广，远远超越了其社会经济出身可能造成的狹隘性。狄德罗垦一个思想上的叛逆者，完全献身于唯物主义、无神论，主张彻底变革美学和政治理论。 

狄德罗年少时在朗格尔接受了耶稣会学校的中学教育，举行了削发仪式，通过了加入该修会的预备步骤。16岁时（1728），狄德罗前往巴黎，被巴黎大学录取，1732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他放弃了从亊神职的计划，也拒绝攻读法律或医学学位，这些举动激怒了他的家人。1728到1740年间，狄德罗可能一度当过法律书记员，但他肯定一直在从事范围广泛的独立研究。他靠当家庭教师和从事翻澤（英译法）为生。我们对他在1740年以前的生活所知甚少。1740年，他的文学亊业开始步入髙峰期。

徳尼·狄徳罗像  

德尼·狄德罗是巴黎启蒙哲学家的领柚、《百科全书》的主编。为了确保《百科全书》的出版，他甘冒入狱和经济拮据的风险。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在家人的眼中，狄德罗的所作所为缺乏责任感。他的父亲断绝了对他的所有经济支持，1743年还不同意狄德罗与安妮-图瓦内特·尚皮翁的婚事。为了表示不满，让儿子服从自己的意志，老狄德罗采用了当时常见的一种做法：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特鲁瓦附近的修道院中禁闭了一段时间。重获自由之后，年轻的狄德罗返回巴黎，与尚皮翁小姐秘密结了婚。 

在18世纪40年代早期，狄德罗流连于巴黎的各个小餐馆和咖啡馆，结识了卢梭（1742年在摄政咖啡馆）、孔狄亚克等众多启蒙哲学家。1742年，他的英文翻译作品开始出版，但是，他在事业上真正站住了脚是在1745年。1745年，他出版了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安东尼·阿什利·库柏的《论长处与美德》的法文译本。 

这部译作使狄德罗被出版商安德列·勒布雷东确定为钱伯斯《万能辞典》的翻译人选。尽管钱伯斯《万能辞典》并未完成，此项翻译计划却促成了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伟大的《百科全书》的诞生。1747年，狄德罗担任该书的主编，达朗贝尔负责编辑数学和科学部分。

在之后的25年里，狄德罗全身心投人到《百科全书》的编纂之中。他也幵始独立发表文章，文中的观点很快就使他受到审査官员的监视。《给明眼人读的论肓人的书简》因其唯物主义思想而被列为禁书，结果，1749年7月到11月，狄德罗被囚禁在樊尚的地牢中。1759年，书刊审查制度还曾一度迫使《百科全书》的编纂暂时搁置。 

有过这些经历之后，狄德罗没有出版他的那些更为激进的哲学著作，如《达朗贝尔的梦》（写于1769年）和《驳爱尔维修的作品》。这些著作直到19世纪才得以出版。小说《拉摩的侄儿》、《修女》和《宿命论者雅克》也是在法国革命时期作为遗著出版的。 

当然，狄德罗不愿发表他的思想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为人所知。他参加各个启蒙沙龙，与霍尔巴赫身边的无神论集团的公开联系，以及早年出版的《哲学思想录》（1746）、《对自然的解释》（1754），都披露出他的观点。除此之外，他为《百科全书》撰写的众多辞条、格里姆出版的《文学通讯》以及《沙龙》（1759—1781）所收录的许多著名的艺术与文学评论文章，也展现出狄德罗的那些通过了审查官审查的观点。 

狄徳罗的活动使他得以接触到那个时代所有的重要知识分子。格里姆编辑《文学通讯》、霍尔巴赫撰写《自然体系》、雷纳尔神父编写《两个印度的历史》、埃皮奈夫人编写《蒙布里朗夫人的经历》，都曾得到狄德罗的帮助。他定期参加在内克夫人、埃皮奈夫人、霍尔巴赫男爵以及其他人家中举行的开明沙龙。

狄德罗与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保持了多年的通讯联系。1773年，他到圣彼得堡逗留了几个月。他当选为圣彼得堡科学院的成员，柏林科学院也授予他此项荣誉。叶卡捷琳娜赞助狄德罗，买下了他的图书馆，用一笔终生年金请他担任图书馆馆长。但是，她并没有采纳狄德罗在《致叶卡捷琳娜大帝陈情书》中提出的法律改革建议，而且严厉禁止它们在俄国传播。

1774年，狄德罗回到法国，在休闲和著述中度过了余生。在他的情人、朋友和通信者索菲·沃兰过世几个月后，他于1784年死于巴黎。

狄德罗阐述了一种植根于唯物主义的哲学观，这种观点奠定了其心理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基础。他广泛借鉴当时的亲和力化学和生机论，也利用布丰、多邦通、莫佩尔蒂、哈特利、博尔德等人的著作，最终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机械哲学观点的物质理论。按照机械哲学的解释，物质是一种占有空间（三维）的实体，物质不具备运动能力，只有施加某种外力物质才能运动。然而，狄德罗认为，物质是一种动态的实体，具有内在的动力，运动是物质的本质。这种运动的源头是化学活动。所有的物质，不论是生命物质还是非生命物质，都具有应激性，即神经系统对外界剌激做出反应的特性。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有机体，由活跃的生命物质微粒组成。 

狄德罗眼中的世界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转化之中。降生、生存和死亡只是形式上的改变，类似于使物质从气态转变为液态、固态的化学变化。

在狄德罗看来，那种认为世界出于某种设计而井然有序的观点不过是个幻想。相反，他相信世界始终处于随意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可能孕育出无限多的新物种。狄德罗认为，物种并非恒常不变，把生物分为不同群体的整个分类概念是武断的。

狄德罗用物质的基本性质解释一切现象：宇宙的形成、物种的出现、甚至包括出生缺陷这类反常现象。在他看来，世界无需一个造物主上帝来使之获得某种形式或有序的运转方式。这么一来，狄德罗推翻了自然神论的基础，公开地支持无神论。

狄德罗宣称其物质观能够解释世上的一切现象，包括心灵的活动。他抛弃了笛卡儿机械哲学体系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用神经纤维束的活动来解释所有的心理功能感觉、知觉、记忆、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

狄德罗利用音乐声学的同感与和声概念，使洛克和孔狄亚克神父的感觉心理学适应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以此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狄德罗认为，大脑是由物质纤维束组成，这些纤维束的作用机制类似于小提琴的琴弦。一组纤维在接收到外部感觉后开始出现振动。它的振动引起附近神经纤维的交感共振，从而形成观念的联想。其他各种和声现象形成其他类型的联想，从而在大脑中形成大量互相关联的观念。

大脑是身体的核心器官，控制着所有器官的活动。在清醒状态下，大脑仍然支配着其内在振动的性质，从而调节所形成的观念的类型。但是，在梦中，或是精神错乱时，大脑的这种控制就会放松。联想开始随意出现，产生出梦境和精神错乱时的奇异意象和观念。

狄德罗用这种心理学理论去考察美学和道德哲学。与沙夫茨伯里——狄德罗年轻时曾翻译过他的作品一样，狄德罗认为，情感是我们真、善、美观念的源泉。那些产生强烈渴望的现象和事物，就被视为真、善、美。而那些引起强烈反感的东西，就被定义为假、恶、丑。

创造性天才既能体验强烈的情感，又能完全控制这些情感。在创作美术、文学或音乐作品时，艺术家首先体验到一种激发其想象力的强烈情感。艺术家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面对的挑战在于：如何把这种洞察力传达给其他人。成功的传达体现为一种模仿活动，它意味着艺术家狂热地发掘自我表达的途径。这样，狄德罗与狂热的批评者分道扬镰，赋予狂热在创造过程的中心地位，从而为狂热恢复了名誉。他还反对爱尔维修提出的适当教育造就天才的观点。狄德罗认为，天才并非一种后天获得的特质，而是某种天生的、与个人生理机能相关的特质。 

狄德罗把他的美学思想发展成一种重视各种艺术形式差异性的理论，他成为一位杰出的艺术批评家，为两年一度的卢浮宫画展（巴黎美术展览会）提供鉴定意见。他支持既包含审美价值又体现某种道德感的艺术。他所喜爱的艺术家——格勒兹、夏尔丹和韦尔纳——描绘了中产阶级活动和环境的简单场景。

由于狄德罗在《百科全书》出版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他对启蒙运动思想走出巴黎沙龙、传播给更广泛的读者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不过，他为《百科全书》撰写的许多条目并未充分体现出他的独创性。狄德罗阐明的启蒙话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同于其启蒙哲学家朋友的论述。他把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发展到极致，又融合了德国启蒙运动（德意志启蒙运动）的元素，从而使之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狄德罗还致力于把这些观念引入法国思想生活的主流。在这一过程中，狄德罗着手考虑和探索最后被证明是启蒙运动边界的各种领域。

参见旧制度、直觉和想象、数学与力学、出版、政教分离、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达朗贝尔（Alembert，Jean Le Rond d'）

1717—1783，法国启蒙哲学家、数学家、作家，与狄德罗共同编纂了《百科全书》。让·勒龙-达朗贝尔是沙龙女主人唐森夫人与德图什-卡农骑士路易·加缪的私生子。按照当时的风俗，唐森夫人把她不想要的婴儿遗弃在巴黎圣母院洗礼池的台阶上。由于这个洗礼池叫作圣-让勒龙教堂，这个婴儿也就取名为让·勒龙。日后，他自己取姓为达朗贝尔。 

德图什-卡农骑士把他的儿子交给一位玻璃工匠的妻子卢梭夫人抚养。因此，达朗贝尔在时髦的玛莱区工匠聚集地米歇尔-勒-孔泰街这样卑微的环境中长大成人。他终生保持了与这种社会环境的联系，还阐述了一种哲学观点，把朴实清贫的粗陋生活转化成知识分子的积极社会品质。

唐森夫人始终疏远达朗贝尔，德图什骑士却一直关心他，供养他接受教育，并留给他一笔可以提供适当年金的遗产。

达朗贝尔就读于耶稣会创办的著名的“四国学院”。1738年，他获得了法学学位，但并未从事法律职业。相反，他潜心研究教学与力学，很快便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1741年，巴黎的科学院接纳他为天文学部助理院士。1745年开始，科学院向他提供一份令人羡慕的津贴。

达朗贝尔早年致力于研究微积分和地球与天体力学。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成为科学院的一位令人瞩目的人物，这些著作包括：《动力学》（1743）、《论流体的平衡和运动》（1744）、《对气流形成的一般原因的思考》（1747）、《弦振动研究》（1747）和《岁差和地球章动研究》（1749）。他最终成为年轻数学家的有力保护者，帮助孔多塞、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动力学》用数学式表述了达朗贝尔提出的三大运动定律。第一定律与牛顿的第一定律相同（惯性定律）。达朗贝尔第二和第三定律分别涉及运动分析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以及平衡问题。这部著作还提出了运动和动量概念，并阐述了以达朗贝尔名字命名的分析方法“达朗贝尔原理”。

《动力学》一书还着手讨论了著名的“活力”之争。在这场科学争论中，牛顿派与莱布尼兹派就力的量度的恰当数学式展开了争论。达朗贝尔试图平息这场争论，他指出牛顿与莱布尼兹的数学式是等价的，分別应用不同的场合，力的概念并不涉及真实的事物，它只是指物体之间可观察到的关系。 

18世纪40年代中叶，达朗贝尔开始参加若弗兰夫人的沙龙。他凭借对法兰西喜剧院演员的滑稽模仿和诙谐的谈吐，立即赢得了众人的欢心。他也频繁出入德芳夫人主持的聚会。1754年，他在那里结识了莱斯皮纳斯小姐，达朗贝尔与莱斯皮纳斯小姐终生爱慕如初，其中有几年时间住在一起。1760年，德芳夫人与莱斯皮纳斯小姐发生争执，达朗贝尔与他的朋友一起离开了德芳夫人的沙龙，并帮助莱斯皮纳斯小姐组织了另一个聚会。莱斯皮纳斯小姐患天花期间，达朗贝尔寸步不离地照看她。1776年莱斯皮纳斯小姐之死令他悲痛万分。 

德芳夫人的庇护令达朗贝尔获益匪浅。例如，1754年，她设法使达朗贝尔入选著名的法兰西学院。当时，达朗贝尔已是柏林科学院院士（1747），最终又成为瑞典科学院的通讯院士（1756）。 

1750年，达朗贝尔应狄德罗的遨请担任《百科全书》的联合主编，他多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担心遭到法国审杳机构的迫害而去职。他为《百科全书》第七卷（1757年10月出版）撰写的“日内瓦”词条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导致了他的突然辞职（确切日期不详）。狄德罗在1758年2月写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中提到了此事。 

达朗贝尔像

让·勒龙·达朗贝尔，数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与德尼·狄德罗共同编纂著名的《百科全书》。达朗贝尔为《百科全书》撰写了著名的《绪论》，概述了《百科全书》的目标和思想体系。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在《百科全书》开始筹备的时候，狄德罗要达朗贝尔负责写一篇前言。在1751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第一卷的《绪沦》中，达朗贝尔概述了人类的思想史，提供了一份出自培根著作的图表，说明各门科学与艺术的关系。达朗贝尔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思想表现出进步的特征，并预言随着新科学的发现，人类思想将持续取得进步。

达朗贝尔在《绪论》中还介绍了由洛克提出、孔狄亚克加以完善的感觉心理学理论。达朗贝尔遵循这种心理学理论的基本原则，认为科学知识和道德真理源于自然的感觉、情绪和感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达朗贝尔开始对人类知识无限增长的前景表示怀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质疑人类心灵具有确切认知能力的怀疑主义。他还着手研究认识论（知识哲学）问题，把理性作为真理的基础，但他后来断定，人类对某些真理的认识需要有某种由灵感而来的体验。

达朗贝尔探讨了各种美学问题，尤其是文学和音乐美学，他再度提出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法则完全以理性为基础。他崇尚古典作品的形式，因为它们忠实于特定的创作法则。然而，在音乐领域，他希望看到和声体系摆脱他的朋友拉摩所阐述的严格限制。可以说，达朗贝尔的观点充满矛盾，他希望艺术既有益、真实，又能使感官愉悦。 

1752年，《百科全书》出版过半，达朗贝尔接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请他出任柏林科学院院长的遨请。达朗贝尔谢绝了，不过，腓特烈大帝给了他一笔每年2000里弗的津贴。他在柏林出版了《文学与哲学散论》（1753）的第一版。1755年，他在韦瑟尔见到了腓特烈大帝，随后于1763年前往柏林做长期访问。 

1762年，达朗贝尔拒绝前往圣彼得堡担任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大帝儿子的家庭教师，作为对这—邀请的回应，他把1763年版的《文学与哲学散论》和1762年版的《音乐理论与实践的原理》（1752、1762、1766、1772和1779）题献给叶卡捷琳娜大帝。达朗贝尔始终与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保持着通信联系。 

1772年，达朗贝尔开始担任法兰西学院的常任秘书，为故世学院院士写下了一系列悼词。这些悼词结集出版为六卷本的《学院院士传略》（1785—1787）。 

达朗贝尔的活动涉及众多领域，持久地影响了启蒙运动。他在数学与力学上的贡献扩展了微积分表述物理定律的能力。他大力保护其他数学家，为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百科全书》带有他个人的烙印，尤其是他的《绪论》向读者介绍了《百科全书》的总体规划。最后，作为法兰西学院的常任秘书以及巴黎沙龙的常客，达朗贝尔参与了启蒙运动时期巴黎重要的社交生活，通过交谈和著述，他阐述并传播了自己的思想。 

除了已经提到的茗作和文章外，达朗贝尔的下列著作也很重要：讨论贵族庇护对思想自由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的《论文人与大人物的交往》（1753）、研究三体问题（相互吸引的三个天体之间的数学关系问题）的《世界体系几个要点研究》（1754—1755）、《哲学基本原理》（1759）、运用概率论评估接种风险的《关于接种的数学理论的报告》（1761）、《对耶稣会覆灭的说明》（匿名出版，1765）。 

参见法兰西科学院

爱尔维修（Helvétius，Claude-Adrien）

1715—1771，法国启蒙哲学家。爱尔维修是法国王后的医生之子，曾就读于耶稣会主办的著名的巴黎路易大帝中学。爱尔维修担任包税人之职，收入丰厚，因而可以赞助其开明朋友的各种活动。1751年，爱尔维修辞去包税人职务，又买到了一个更大的肥缺：法国王后的膳食总监。他越来越多地投入启蒙运动事业的活动。爱尔维修与妻子爱尔维修夫人在巴黎主持了一个重要的激进启蒙沙龙。1771年，爱尔维修死后，他的夫人继续主持这个沙龙。 

1758年，爱尔维修出版《论精神》。这部著作给法国启蒙哲学家带来了一场危机，因为爱尔维修的极端心灵理论导致审查机构迅速采取行动。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神学院）和巴黎髙等法院都谴责这本书，并下令由刽子手公开焚烧所有印成的书。伏尔泰等其他启蒙哲学家的作品也遭焚毁。索邦神学院的审査官痛陈这本书包含了18世纪现代性所特有的各种有害于社会的学说。他们尤其把《论精神》与斯宾诺莎、柯林斯、霍布斯、曼德维尔、拉美特利、达尔让等“无神论者”的著作相提并论。爱尔维修被迫在三个不同的场合声明放弃自己的立场，他所参与的《百科全书》的出版也被延误。 

《论精神》提出一种伊壁鸠鲁哲学及功利主义的人类心理动机观。这种观点以洛克和孔狄亚克的感觉心理学为基础。在爱尔维修看来，人类世界观的建构以感觉为基础，这一事实意味着，人们根据快乐-痛苦原则做出了基本的选择。人们竭力趋乐避苦。一切人类行为，包括道德行为在内，都是基于趋乐避苦的原则，因而其根源在于自利。

爱尔维修提出了利用这一人类道德和动机的基本原则来组织政治社会的方法。他认为，要营造一种良好的政治文化，就必须塑造个人的自利观念，以使自利观念符合社会的总体利益。他并不主张牺牲或者压制自利，因为他认为人们并不愿意做出这种牺牲。反之，他提倡巧妙地控制个人对于自身利益的界定。教育和立法吋以实现这一目标。通过教育，确定的价值观得以植入年轻人的心灵。立法对特定的行为施以惩罚（痛苦），从而约束人们的行为。人们会避免做出将遭致惩罚的行为，意识到招致惩罚并不符合自身的自利。 

爱尔维修的观点太过极端，就连他的那些开明朋友为了避免遭到审查和骚扰，也不得不批评他的著作。卢梭、狄德罗、杜尔哥和伏尔泰等人不仅反驳他的功利主义的人类行为观，还反对他所提出的形成改良的政治文化的各项组织原则。就连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他在柏林为爱尔维修提供了保护——也批评《论精神》的观点。

1764年，爱尔维修离开法国，在短暂游历英格兰之后定居柏林。在柏林期间，他被接纳为柏林科学院院士，并完成了第二部重要的著作《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直到爱尔维修去世一年后的1722年，这部著作才得以出版。爱尔维修在书中提出了一种教育理论，认为所有的人拥有同等的学习能力。他尤其批评了卢梭在教育小说《爱弥儿》中所提出的观点。卢梭反戈一击，严厉批评爱尔维修的无神论观点。

爱尔维修献身于促进人类进步的社会改革事业。爱尔维修是共济会成员，1766年，他建立了名为“科学”的共济会巴黎分会。爱尔维修的研究代表了基于理性、进步、人类可完善性和感觉心理学的启蒙观念的极端发展。爱尔维修超越了他那个时代表达方式的界限，因此，他的研究有助于界定启蒙思想的范畴。 

参见旧制度、伊壁鸠鲁哲学、唯物主义、道德哲学、政教分离、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霍尔巴赫（Holbach，Paul-Henri Thiry d'）

1723—1789，法国启蒙哲学家、小册子作者。霍尔巴赫原名为保尔·迪特里希，出生在莱茵巴拉丁地区兰道附近的埃德斯海姆城。他后来把迪特里希改成法语的蒂里。小蒂里7岁丧母，一个名叫霍尔巴赫的舅舅收养了他，把他带到巴黎。他进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著名的莱顿大学学习，成为威尔克斯以及其他进步英国学生的朋友。 

他的舅舅死后，霍尔巴赫继承了男爵的头衔和一笔可观的财产。按照当时法国盛行的做法，霍尔巴赫花钱买了一个王室顾问兼秘书的职位，并跻身于巴黎的知识界。 

霍尔巴赫在两个方面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关键性人物。首先，他提供了相当可观的资金资助狄德罗和《百科全书》计划。其次，通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圈子“霍尔巴赫小集团”的活动，霍尔巴赫成为捍卫无神论的主要斗士。

1750年，霍尔巴赫结识了狄德罗，后者当时正在组织编写《百科全书》的第二卷。霍尔巴赫为这一卷撰写了数条未署名的词条。以后的几卷都有他撰写的署名词条，其主题从化学到宗教批判，不一而足。除了那些作者尚有争议的词条外，霍尔巴赫大约为《百科全书》撰写了438个词条。

霍尔巴赫身边聚集了一批启蒙哲学家，其中包括狄德罗、布朗热、雅克-安德列·奈容。这些人尤其热衷于提倡无神论，以取代宗教信仰。他们认为，基督教——实际上是所有的宗教——阻碍了人类的进步和普遍的启蒙。基于这种信念，他们撰写了不计其数的署名或不署名的小册子、传单和大部头著作，这些著述的宗旨是推翻宗教信仰的基础。这个团体的一些出版物，包括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1770），是原创性的作品，他们还将以手稿形式在法国流传多年的无神论小册子付梓发行。一些重要的作品由此得以问世，如《好斗的哲学家或向马勒伯朗士神父提出的宗教难题》、《三个冒名顶替者的论文》、《色拉希布洛斯的信》。这个团体还从英国怀疑论者和自然神论者——如休谟、托兰德、柯林斯、伍尔斯顿、约翰·特朗沙尔、托马斯·霍普——的著作中摘取材料出版。霍尔巴赫在1765年访问英格兰时，把这些作品偷运到法国。 

霍尔巴赫发表了从各种角度抨击基督教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包括：《常识，或自然观念与超自然观念的对立》（1772）、《重申j，布律诺斯，或论普遍的错误》（1771）、《论成见，或论舆论对人类道德和幸福的影响》（1770）、《圣徒名录，或对基督教所尊崇并树为典范的人的思想、行为、格言和美德的研究》（1770）、《袖珍神学》（1768）、《神圣的瘟疫，或迷信的自然史，一部译自英语的著作》（1768）、《基督教的真相，对基督教信仰原则和影响的研究》（1767，以布朗热的名字出版，实际上是霍尔巴赫的作品）。 

这些小册子把宗教与各种各样的反面因素联系起来，令宗教名声扫地。霍尔巴赫宣称，宗教是儿童般幼稚和轻信的产物，形成于恐惧以及人们把自身的心理需求投注于想象中的神祇的脾性。这些神祇，包括基督教的上帝在内，个个反复无常和残忍，人类的宗教冲动是一种传染病。更有甚者，宗教并没有孕育出道德行为，反而增加了罪恶，助长了迫害，并把宗教狂热合法化。 

《自然的体系，或自然界与道德世界的法则》（1770）以古代伊壁鸠鲁哲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关于宗教起源的新颖观点。霍尔巴赫宣称，宗教冲动产生于人类消除痛苦的需要。事实上，在霍尔巴赫看来，消除痛苦的欲望是人类探究世界的动力。这些探究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快乐。宗教信仰消除了某些心理上的痛苦，如面对不可控制的未知存在时出现的焦虑。 

霍尔巴赫把科学和世俗权威作为对抗这种痛苦的手段。科学能够解释未知的世界，帮助人们控制自身所处的环境。世俗权威能够提供必需的政府体制，确保安定宁静的生活，避免宗教狂热和轻信带来的罪恶。霍尔巴赫认为，这种克服人类焦虑和痛苦的方法远比宗教迷信所造成的无知可取。

霍尔巴赫及其同道公开表明了启蒙思想所隐含的世俗化趋势。他们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最为激进的思潮，并代表了晚期启蒙思想所达到的极限。

参见幸福、道德哲学

杜克洛（Duclos，Charles Pinot）

1704—1772，法国作家。杜克洛是个孤儿，直到最终定居巴黎并致力于文学和思想追求时，他才结束早年混乱不堪的生活。他成为以国务大臣斯塔特·莫勒帕为首的小圈子的一员，这些人通常在巴黎的普罗科普咖啡馆聚会。这些关系对杜克洛十分有利，在他单独出版文学作品之前，莫勒帕于1739年为他在碑铭学院谋得一个职位。到1742年，杜克洛已经出版了两部获得好评的小说《吕兹夫人的经历》（1741）和《伯爵的忏悔》（1742）。 

莫勒帕随后又数次保护和提拔了杜克洛，为他争取到撰写《路易十一朝史》的委托（1745—1746）。这部著作使杜克洛得以进人法兰西学院，并使他接替伏尔泰担任皇家历史学家。 

杜克洛是《百科全书》作者的朋友。他著有《18世纪道德史论文集》（1751），为启蒙运动的批判文化做出了贡献。他还写有《法语语法》（1754）和一系列有关他在意大利旅行见闻的《回忆录》（1790年出版）。 

布朗热（Boulanger，Nicolas-Antoine）

1722—1759，法国工程师、启蒙哲学家。虽然尼古拉-安托万·布朗热受过工程师训练并以此为业，他在启蒙运动史上的地位却是作为《百科全书》的合作者和热心的宗教批判者。他与爱尔维修、爱尔维修夫人和霍尔巴赫关系密切。

布朗热计划撰写一本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相呼应的《论宗教的精神》。为此，他试图找出人类宗教本能的根本起因。他认为，人类的一切宗教信仰都源于历史形成的创伤，他特别探讨了《圣经》记载的大洪水，把它作为宗教形成的最初动因。按照布朗热的观点，人类遭受了大洪水的悲剧，对宇宙的毁灭性力量充满恐惧。他们把这种恐惧投注于宇宙，化为上帝或神祇。随着时间的推移，复杂的信仰体系发展起来，之后开始衰败。总之，宗教史呈现出一连串的循环周期，每个周期都包括创伤、信仰萌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 

布朗热认为他的著作是一部基于事实的原始宗教史，他蔑视宗教史研究的象征方法或自然神论方法，而是采用了经验主义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接近于同为宗教史家的维柯、布罗斯、霍尔巴赫、休谟和赫尔德。 

布朗热死时年仅37岁。在霍尔巴赫的敦促下，他的著作在阿姆斯特丹和瑞士出版，其中包括由激进派威尔克斯译成英文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研究》（1761）、《从古代习俗或通过对主要宗教、政治仪式与制度的批判性考察揭示古代》（1766）。、《揭开基督教的面纱，或对基督教的原则和影响的考察》（1767）是以布朗热的名义出版，但实际上是出自霍尔巴赫及其同伴之手。上述著作的内容以及布朗热与霍尔巴赫的启蒙哲学家圈子的关系，使同时代的保守派和日后的历史学家把布朗热视为一个无神论者。 

除了这些宗教史著作外，布朗热还为《百科全书》写了三个条目：《大洪水）、《徭役》和《社会》。

博尔德（Bordeu，Théophile de）

1722—1776，法国医生、生理学家、启蒙哲学家，生机论的早期主要倡导者之一。生机论在18世纪下半叶促进并主导了生命科学。博尔德家族祖孙三代都是医生，博尔德曾在蒙彼利埃大学学医，1743年获得学位，并发表了一篇引起法国知识界关注的论文。这部论著《关于贝亚恩地区矿泉水志的论文的信札》部分属于他父亲的成果。

1746年，博尔德前往巴黎。在巴黎的数年间，他积累了临床经验。1749年，他返回故乡贝亚恩地区。在接受了阿基坦矿泉水总监的职位后，他移居该地。他继续研究矿泉水的疗效。1747年，博尔德向法兰西科学院提交了一篇论述面部骨骼联结的论文，被接纳为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1752年，博尔德重返巴黎。他按照法国法律，从巴黎医学院又拿到一个医学学位，从而获得了私人开业行医的资格。他成为一名大受欢迎的医生，吸引了众多著名人物前来诊所就医，其中包括国王路易十五及其正式情妇巴利夫人。博尔德的观点对狄德罗影响很大，他在小说《达朗贝尔的梦》中把博尔德作为一个主要人物的原型。狄德罗在小说中大量借鉴了博尔德的生机论思想，并公开承认从这位朋友和同道那甩受益良多。 

博尔德阐述的生命过程观以主导蒙彼利埃医学教育的生机论为基础。但他的观点不同于施塔尔，后者的思想是生机论得以形成的主要来源。施塔尔认为，灵魂赋予一切生命物质以生命，这种观点即人们所熟知的万物有灵论。

博尔德抛弃了生命机体受制于中枢灵魂的观念，坚信生命机体与无生命物质截然不同他认为，两者之间的趋异在于生命机体拥有感受性（感觉）和应激性（组织一经碰摸即发生收缩）的特征。感受性和应激性成为博尔德的主要研究课题，他尤其推敲了感受性概念。围绕感受性和应激性的功能及区别，他与著名的生理学家哈勒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博尔德试图在机械论生命观和万物有灵论之间提出一种折衷观点。他认为，身体各部位的器官是彼此独立的活体，复杂机体内部众多器官的总和构成了这个机体的生命。中枢神经系统把有机体各组成部分连接成一个极为复杂的和谐整体。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用音乐常识来加以类比：整个有机体类似于小提琴这样的能产生大量和谐泛音的弦乐器。像琴弦一样，机体的神经、肌肉和其他组织纤维的长度、宽度各不相同，以多种方式颤动，形成协调或共鸣关系。博尔德的描述融合了以往的机械论（整体等于各部分之和，各部分仅在大小、形状和运动方面有差别）与强调生命机体富有活力的独特属性的生机论。 

博尔德为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写了几个条目。他的主要科学论文有：《论感觉》（1742）、《乳糜形成的历史》（1742）、《腺的部位及作用的解剖学研究》（1752）、《慢性病研究》（1775）和《遇险时的脉搏》。博尔德的《全集》（1818〉收录了这些论文与其他文章。 

参见同感

马蒙泰尔（Marmontel，Jean-François）

1723—1799，法国作家。马蒙泰尔生于利穆赞省，家境平平，他本人在耶稣会接受过教育。马蒙泰尔的父亲打算让儿子经商，马蒙泰尔却钟情于哲学和人文科学。他追求这些爱好，教授一些私人课程以求自立，后来他接受神职，打算当耶稣会士。母亲反对他当教士，蒙泰尔打消了终生从事神职的念头，开始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1743年，马蒙泰尔的诗歌《论大炮火药的发明》在当地文学界受到冷遇，他为此烦恼不已，开始与伏尔泰通信。 

马蒙泰尔在图卢兹住了几年，后定居巴黎。1746、1747年，他两度贏得法兰西学院的诗歌奖。他很快就融入正在筹备《百科全书》的启蒙哲学家圈子，与狄德罗和达朗贝尔成为朋友，还是若弗兰夫人沙龙的座上常客。马蒙泰尔最终与莫雷莱神父的侄女结婚。

马蒙泰尔写一首庆祝巴黎军事学校成立的诗歌，引起了国王路易十五的正式情妇蓬巴杜尔夫人的注意。她为马蒙泰尔谋得一个职位，到她兄弟马里尼侯爵手下当营造官。1758年，她又设法使马蒙泰尔出任《法兰西信使》杂志的编辑。之后，马蒙泰尔放弃了营造官之职，搬出凡尔赛的公寓，住进若弗兰夫人在巴黎的家中。

马蒙泰尔为了编写《百科全书》的条目，系统研究了古代和近代文献。他在文学创作中常常改写古代的故事和题材。马蒙泰尔的作品深受大众的欢迎，他的短篇小说集《道德故事》被翻译成各种主要的欧洲语言。1763年，他被任命为声望极高的法兰西学院院士。 

1767年，马蒙泰尔出版小说《贝利萨留》。这部小说敏锐地探讨了宗教宽容等敏感的政治和神学主题。结果，法国天主教会的官方审查机构索邦神学院公开谴责这部小说。然而，巴黎高等法院和御前会议并未进一步把教会的谴责变为实际的行动，这部小说在王室的准许下得以继续印行。

这一事件之后，马蒙泰尔成为启蒙哲学家和法国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奥地利、普鲁士和瑞典的宫廷也对他赞赏有加。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把书中论述宗教宽容的一章译成俄文。杜克洛死后，马蒙泰尔于1771年成为法国宫廷史官。任职期间，他编写了诗体历史《印加人》，还把这部著作题献给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 

在这一时期，他与拉摩、安德列-埃内斯特-莫德斯特·格雷特里合作创作喜歌剧。他还与意大利作曲家尼科洛·皮契尼合作，把《阿蒂斯》、《罗兰之歌》、《阿玛迪斯》、《马车夫》等法国歌剧改编为意大利式的抒情歌词和风格。与皮契尼的合作使得马蒙泰尔卷入了与格鲁克拥护者的一场争论，双方在报刊上就格鲁克与皮契尼两人的作品孰优孰劣争论不休。

1783年达朗贝尔死后，马蒙泰尔出任法兰西学院的常务秘书。法国革命初期，马蒙泰尔出版了《新故事》。1792年，他担心自己会被捕，便逃出巴黎，定居于埃夫勒附近的乡村。1797年，新政权上台后，他被任命为资深顾问，但几个月后，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政变导致政府改组，他失去了这一职位。此后，马蒙泰尔回到乡间，1799年死于中风。 

除已经提及的著作外，马蒙泰尔的著述还有《一个父亲的回忆录》（他死后于1804年出版）、《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史》（他死后于1805年出版）。 

德马雷（Desmarest，Nicolas）

1725—1815，法国地质学家、工业技术专家，达朗贝尔和杜尔哥的朋友，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思想家中的一员。尼古拉·德马雷起初在巴黎当编辑，后来成为法国王室官僚机构中的制造业督察员。法国革命爆发后，他的官职被废除。他曾担任过几个低级职位，最后任教于新建的师范学校。

成年后，德马雷对地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自学地质学，还旁听纪尧姆-弗朗索瓦·鲁埃尔开设的地质学公开课程。他的地质学实地考察大部分是担任政府督察员出差的途中进行的。

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德马雷阐述了一种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争论的复杂理论观点。他基本上属于水成论者，认为大部分陆地是由海底的沉积物堆积而成。他反对对立的火成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火山爆发是地球的基本形成力量。

不过，德马雷认识到，在地质构造的形成过程中，火山运动也发挥了次要的作用。事实上，在有关玄武岩的争论中，德马雷即主张玄武岩是一种火山运动形成的岩石。他反对维尔纳在这一问题上的水成论观点。

1771年，德马雷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他为《百科全书》的第七卷撰写了两个词条《喷泉》和《地质物理学》。《百科全书补遗》第六卷刊载了他关于奥弗涅地区玄武岩报告的主要内容。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后，他还发表了一篇有关地震的论文《有关地震震动传播和震感地区分布的物理学、力学猜想》（1756）。

巴特斯（Barthez，Paul-Joseph）

1734—1806，法国生理学家，他认为生机论学说完美诠释了生命机体的构造和功能。保罗-约瑟夫·巴特斯的父亲纪尧姆·巴特斯·德·马尔莫里埃是朗格多克的总工程师。16岁时，巴特斯进入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学习。三年后，他获得了学位，此后迁到巴黎，与宫廷医生法尔科内建立了联系。巴特斯频繁出人于巴黎的沙龙和知识分子圈子，成为数学家达朗贝尔的朋友，并为《百科全书》撰稿。 

在法国陆军服役两年后，巴特斯开始担任巴黎的皇家书刊审査官。他还当上了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学者》杂志编辑。1760年前后，巴特斯回到蒙彼利埃，成为蒙彼利埃大学医学教授，最终出任医学院院长。巴特斯支持临床研究和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学，这两项事业在那个时代属于新生事物。他调整了蒙彼利埃大学的医学课程，在课程中融入自己的思想信念。巴特斯生性好斗，多次卷入大学的权力之争，结果，他于1781年辞去蒙彼利埃大学的所有职务。他回到巴黎，再度活跃于知识分子圈子。他被任命为皇家科学院和皇家医学协会的成员。法国革命期间，巴特斯失去了这些荣誉，但在督政府时期，他的地位得以恢复。巴特斯入选新组建的法兰西研究院（这个机构是把所有的旧学院合并重组为一个机构），并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他还担任过拿破仑的私人医生，为政府提供医学咨询。 

巴特斯是法国生机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以这种身份参与了18世纪中叶关于自然和人性的讨论，这场讨论改变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巴特斯强调指出，生命不同于物质和灵魂，因此必须用独特的方式来加以研究和描述。他反对机械哲学（尤其是博雷利和布尔哈夫的观点）和万物有灵论（施塔尔和范·海耳蒙特）的立场。他的生机论介于上述两种极端取向之间的折衷立场。 

巴特斯推翻了“灵魂”作为机体控制者的主导地位，他力图另辟蹊径，以不同的方式来考察生命机体所特有的相互作用。巴特斯用支配生命体活动的活力本能概念来取代灵魂。他把这种活力本能——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一种神秘力量——比作牛顿的引力概念。活力本能支配了两项机能：同感与协同，这两种机能促成了机体的各项功能。协同掌管大范围、综合性、常态的身体机能，同感则支配特化的器官系统（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等）对外在和内在的剌激做出反应。 

与哈勒不同的是，巴特斯拒绝明确区分感受性与应激性。根据生机论学说，这两种特性把生命实体与无生命实体区分开来。在整个18世纪，生机论者一直围绕这两种属性之间的关系争论不已。

巴特斯出版了四部主要著作阐述自己的学说：《论人类的活力本能》（1773）、《人性作用新论》（1774）、他最重要的著作《人类科学新基础》（1778）、《人与动物运动的新力学》（1798）。 

孔多塞（Condorcet，Marie-Jean-Antoine-Nicolas Caritat，Marquis de）

1743—1794，法国数学家、社会科学家、启蒙哲学家。孔多塞的家庭属于奥伦治公国的一个古老贵族家庭。16世纪，其祖先皈依加尔文宗，后迁居加尔文宗胡格诺派的根据地多菲内。17世纪，路易十四对法国新教徒进行镇压，孔多寒家族又重新皈依了罗马天主教。

孔多塞年幼时，其父死于一场战，他的一个叔父是奥塞尔的主教，成为他的监护人。孔多寒的母亲圣费力克斯夫人玛丽-马德莱娜-卡特林·戈德里是一位苏瓦松地区财政官员之女。依据传统做法，她为儿子营造出一种浓厚的天主教氛闱，将他献给圣母玛丽亚（所以他的名字叫马里），并强迫他在8岁前一直穿白色衣服。 

11岁时，孔多塞进入兰斯的耶稣会学校就读，迈出了摆脱外省文化的第一步。之后，他就读于耶稣会开办的纳瓦尔中学。我们并不知道孔多寒少年时的感触，但他成年后的思想中包含着狂热的反教权主义倾向。他彻底否定耶稣会的教育传统，宣称教会主办教育的习俗肯定会把儿敢童智力降低到野兽的水平。

1758年，孔多塞违背家庭的意愿，选择了到巴黎学习数学而不是从军。1765年5月，他向法兰西科学院提交了一篇关于积分的论文。1769年，他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四年之后，他担任科学院常务秘书的助手。1775年，他被任命为常务秘书，1793年前他—直担任这一职务。在法国革命期间，他的政敌迫使他躲藏起来避难。1773—1793年，孔多寒为故世的科学院院士撰写官方悼词。这些短篇文学作品使他于178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孔多塞半身像，J.A.乌东作  

孔多塞侯爵马里-让·卡里塔是一位数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社会科学家、革命者。他认为理性和人类的可完善性将保证文明的进步。凡尔赛博物馆供图。  

孔多塞相信人类心灵的可完善性以及人人享有自然权利，因而拥护公共教育、财政改革和立宪政府等革命观点。不过，他认为变革应当逐步展开，变革的步伐不能太大，并把1789年召集三级会议视为不明智之举。在他看来，法国公民的开化程度还不足以明智而审慎地投票。随着法国革命的迅猛发展，孔多塞加入了国民自卫队，之后一度在巴黎附近地区（公社）工作。他先后加入了1789年协会、雅各宾俱乐部等革命派俱乐部。他还曾为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效力。

孔多塞投票赞同宣判国王路易十六犯有叛国罪，但反对判处国王死刑。他毫不犹豫地批评1793年7月24日国民公会通过的宪法。在革命汪热逐步升级的气氛中，法兰西学院的一位同事沙博利用孔多塞批评宪法的机会，指控孔多塞是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敌人。孔多塞担心自己的自由和生命会受到损害，便躲藏在朋友韦尔内夫人的家中。后来，他担心被原告发现自己的藏匿地点，从而牵连韦尔内夫人，便逃出了巴黎。在克拉马尔镇，一位爱国者告发了他，他遭逮捕并被关押在王后堡监狱。1794年3月29日，他在狱室中服毒自杀。

孔多塞是伏尔泰、达朗贝尔和杜尔哥的追随者。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影响了18世纪末法国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活动。他拥护并协助创立了形成了晚期启蒙运动的全新社会科学。他认为，理性法则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运用理性就能够揭示这些法则，并将它们应用于人类事务。他想建立一门具备代数学、几何学、微积分学的确走性和可预测性的社会数学。 

孔名塞的一位朋友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首次使用了“社会科学”这一术语。通过观念学派的活动，这一术语得到广泛的使用。1795年，观念学派主持建立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孔多塞著作启发的全新法国公共教育体系。19世纪初期社会学的创立者克洛德-亨利·德·鲁弗鲁瓦·德·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把孔多塞奉为自己的先驱。拉普拉斯、普瓦松和古尔诺致力于把孔多塞建立一门理性的决策科学的梦想变为现实。最后，孔多塞就“科学研究”的组织方式阐述了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他把科学视为一种天职，认为科学家必须把科学研究当作首要事业。他所阐发的观点最终使科学不再是业余爱好者的领域，而成为专业人士的职业。

孔多寒的主要著作如下：《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5）、《关于普通公共教育组织的备忘录》（1792）、《英国政体考察》。他为《百科全书补遗》撰写了许多辞条，此外还出版了《论积分》（1765）和《论三体问题》。孔多塞与潘恩、阿希尔·迪沙特莱共同编辑《共和国公民》杂志。他还协助编辑了《巴黎记事》。孔多塞还编辑出版了《帕斯卡的思想》、《伏尔泰全集》和《欧拉先生就物理学与哲学的不同致一位德意志公主的信》（1795）。孔多塞的遗孀编辑了他的21卷法文版全集（巴黎，1804）。 

参见数学与力学、欧拉、启蒙哲学家

孔狄亚克（Condillac，Étienne Bonnot de（Abbé）

1714—1780， 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理论家。孔狄亚克是家中的第三子，其父马布利子爵加布里埃尔·德·博诺是多菲内的法官。孔狄亚克的哥哥让·博诺·德·马布利与父亲住在巴黎。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利是一位有名的启蒙哲学家，尤其对经济问题感兴趣。

孔狄亚克少年丧父，随后搬至巴黎，由长兄监督他的教育。孔狄亚克就读于圣苏尔皮斯神学院，在巴黎大学的索邦神学院获得了神学学位。他被授于低级神职，后当上了修道院院长。孔狄亚克这姓氏取自多菲内的一处家族庄园。

孔狄亚克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支撑着法国启蒙运动的社交界。他每周出席唐森夫人、埃皮奈夫人、莱斯皮纳斯小姐和拉绍小姐的沙龙活动。卢梭引见孔狄亚克认识了狄德罗。

孔狄亚克极大地推动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他的理论有两个来源：牛顿的物理学和洛克的联想心理学。他的心理学抛弃了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后者为早期的法国理论注入了活力，推动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孔狄亚克觉察到洛克感觉心理学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洛克区分了对物体的生理知觉与关于物体的观念（意识），从而含蓄地表明了先天观念的存在。孔狄亚克致力于把先天观念逐出心理学领域，力图证明一切知识均来源于外部的感觉经验。 

孔狄亚克试图把洛克的感觉心理学置于一个更为合理的基础之上。为此，他重新考察了心灵将对物体的生理感觉（知觉）转化为对物体的观念（意识）的过程。他认为，语言成为这一过程的介体。实际上，他认为语言是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直觉力、理性以及反射作用等所有高级心智功能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 

孔狄亚克带着这些基本的信念和观点，着手研究语言的形成。他提出了一种断言知觉与观念之间存在同一性的理论。孔狄亚克的理论没有为心理分折观念形成过程中的知觉、知觉的变化以及先天观念留下任何空间。

在阐释语言槪念时，孔狄亚克把代数学（数学分析）作为榜样。代数学涉及一组毫无疑义的符号和严格的法则，产生出关于数学和物理关系的确定知识。孔狄亚克认为语言学与代数学存在相似性，语言也具备一组类似的符号（字母和单词）和法则（语法），它们也产生确定的知识。机械哲学为他提供了一种感觉理论，可以解释对物体的知觉与物体的观念之间的同一性是如何实现的。这种理论提出，知觉——一种有形的映象——实际上映入了神经系统，再机械地传达给大脑。

孔狄亚克在《论人类知识的起源》（1746）中槪述了这些观点，后又在《感觉论》（1754）一书中详细地加以阐述。他在后一部著作中做了一个著名的假设：赋予一座塑像如同人类一样的内部构造，这座塑像会通过个体感觉的积累而获得了复杂的知识。他在书中提出，快乐和痛苦的经验帮助雕像决定如何应对各种外部刺激。这种快乐和痛苦的经验日后成为功利主义道德哲学中道德的本源。 

孔狄亚克像

艾蒂安·博诺·德·孔狄亚克使约翰·洛克的感觉心理学发展成为启蒙运动时期关于人类理解力的最有影响的学说，他在《论感觉》一书中诠释了这些心理学原理。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孔狄亚克在后来的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把语言学视为代数学的观点，这两部著作是《逻辑学》（1780）和《计算语言》（在他死后的1798年出版），他主张，一切科学都应以结构严密的语言为基础。在晚期启蒙运动中，出现了数种这样的语言——拉瓦锡发明的全新化学术语和拉马克、林奈发明的物种分类法。此外，孔狄亚克的著作直接促进了威廉·冯·洪堡（1767—1835）在语言科学上所取得的进展。 

拉美特利（La Mettrie，Julien Offray de）

1709—1751，法国哲学家、医生，启蒙运动最著名和最有争议的唯物主义倡导者之一。年轻时，拉美特利学习神学，对詹森主义情有独钟。后来他转向自然哲学，最终转学医学，在兰斯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在兰斯短期行医之后，拉美特利前往莱顿，师从年迈的布尔哈夫。 

1734年，拉美特利出版了的布尔哈夫《春药》的译本，并且大胆地在这位杰出医师的著作后附加了一些新颖的文字。这一举动冒犯了那位著名医师的情感，由此拉美特利声名狼藉，最终被迫逃离法国。为了回应这些最初的批评，拉美特利出版了挑衅性的第二本出版物，这次依然是一部译著，并且附上了他自己的作品。反响同样是消极的。 

1743年，拉美特利移居巴黎，当上了格拉蒙公爵卫队的医生。他以这一身份到过七年战争的前线。他患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神志不清。

患病期间，拉美特利断定，心灵和理性的功能完全依赖于肉体活动，实际上心灵与物质毫无二致。结果，他转向唯物主义哲学立场。

1745年，拉美特利在《灵魂的自然史》中公开了最初的想法。法国反对这本书的呼声不绝，拉美特利不得不从祖国逃到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避难。1748年，他出版《人是机器》，这次就连相对较宽容的荷兰人也被激怒了。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向拉美特利伸出援手，邀请他到柏林担任宫廷教师。1748年，拉美特利移居柏林，在柏林度过余生。在腓特烈大帝的坚持下，他被柏林科学院接纳为院士。

拉美特利的唯物主义把精神归于物质，将笛卡儿的“动物实际上是机器”的观点延伸到人类。他否认灵魂的存在，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除非无神论支配人类的信仰，否则世界将永远不会幸福。 

拉美特利不但将笛卡儿的观点延伸到人类，还采纳了有别于典型的笛卡儿机械哲学的物质概念。和笛卡儿一样，拉美特利认为物质是广延的（占有空间），但拉美特利进一步提出，物质具有运动和体验感觉的内在机能。可以说，他的立场接近于生机论。拉美特利在描述由这种活性物质创造的人类时，把人说成足“不停运转的机器”，这一观念显然远远偏离了笛卡儿模式。

在柏林的几年中，拉美特利形成了源自古代伊壁鸠鲁哲学的快乐主义学说。他宣布快乐是一切生活的目标，一切动机从本质上说都是自私的。拉美特利在1751年出版的《快乐的艺术，或感官满足学派》和《形而上学的维纳斯》两书中阐述了这些观点。这两部著作还收录在题献给瑞士哲学家哈勒的《哲学著作集》（1751）中。 

1751年，42岁的拉美特利死于柏林。腓特烈大帝撰写了颂词，并在柏林科学院的会议上宣读。 

格里姆（Grimm，Friedrich Melchior，Baron von）

1723—1807，长期居留法国的德国评论家，外交家，冯·格里姆男爵弗里德里希·梅尔希奥，也被称作梅尔希奥·格里姆，是神圣罗马帝国雷根斯堡城一位新教牧师之子。格里姆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明确了从事文学事业的目标。他与德国著名评论家戈特舍德達立了联系。1743年，戈特舍德在自己创办的颇具影响的杂志《德国戏剧》刊载了格里姆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剧本《亚细亚的巴尼萨》。这部剧本搬上舞台上后并不成功，格里姆从此转而从事文学评论。

1748年，格里姆前往巴黎，受雇于-个定居在法国首都的德国贵族家庭。1755年，他在奥尔良公爵家中当家庭教师。数年后，格里姆成为萨克森-哥达公爵派驻巴黎的特使，他还曾被派往圣彼得堡与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谈判各种问题。

格里姆居留巴黎期间，正值启蒙运动的鼎盛时期，他经常去启蒙哲学家聚会的沙龙和咖啡馆。他所到之处很受欢迎，这不单是因为他的地位，更因为他的机智和诙谐。1753年，他为谐歌剧论战写了两篇著名的文章《波希米亚-布罗达的小预言家》（1753）和《关于法国音乐》。他最亲密的朋友有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男爵、卢梭、埃皮奈夫人、伏尔泰等人。 

格里姆对启蒙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长达40年（1753—1792）的时间里编辑了一份私人时事通讯《文学、哲学和评论通讯》。直到法国革命期间的一系列事变迫使他逃离巴黎，他才停止出版这份通讯。 

《文学通讯》报道所有与启蒙运动相关的最新出版物、新闻和流言蜚语。实际上，在18世纪下半叶，它成为向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传播启蒙思想的最重要的媒介。不仅如此，时事通讯属于私人刊物，因而能够刊载正规出版物所无法刊登的评论和意见。因此，格里姆为启蒙运动的现代研究者留下了一笔无与伦比的遗产。

参见出版、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重农学派（Physiocrats）

一批以魁奈为首的法国经济理论家和改革家，他们阐述了一种取代重商主义的学说，这种学说有时被称为重农主义。“重农主义者”一词虽然是魁奈发明的，但直到19世纪它才成为常用的术语。18世纪，魁奈的学生和信徒喜欢别人称他们为“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成员有杜尔哥、米拉波侯爵、古尔奈、里维埃的梅西耶、杜邦。 

重农学派的思想是在批判官方支持的陈旧的重商主义学说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新理论建立在一个基本观念之上，即世间存在一种基于自然法的自然秩序。这种普遍而永恒的法则超越了人类活动领域，反映出构成宇宙的终极理性。人类与其说创造了这一法则，不如说是发现了这一法则。明智的统治者和管理者会努力揭示这一法则，然后按照这一法则的基本原理和规定来安排各自的社会。

重农学派认为，魁奈揭示了作为社会基础的自然法和与之相连的经济原理。他们认为一国的基本财富是土地而非黄金。土地出产了维持生计所必需的粮食，以及人类劳动得以创造额外财富的原材料。为了维护一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人们必须能够不受阻碍地从事土地产品和工业产品的贸易，换句话说，应当推行贸易和商业上的自由放任政策。

魁奈及其追随者从这些原则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要求对所有土地一视同仁地征收同等的赋税，取消国内关税壁垒（自由贸易）。实际上，这种方案是建议彻底改革旧制度时期重商主义特有的特权、免税权、地方税、国家法令和私人贸易壁垒体制。但是重敢农学派并不提倡革命和起义。相反，他们寄希望于开明统治者发起自上而下的改革。

重农学派在18世纪的欧洲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狄罗德、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收录了他们的文章。伏尔泰盛赞他们关于贸易和税收改革的思想。以《国富论》而闻名的斯密早年曾经在法国与重农学派共同从事研究。他以他们的经济理论为出发点，阐述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则。

不论其思想得到多么广泛的讨论，重农学派的方案要付诸实施面临重重困难。重农学派的方案极大地启发了普鲁士和俄国的开明统治者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杜尔哥在法国推行的命运多舛的改革也是以重农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成熟的自由放任学说也是脱胎于重农主义理论。但除了英格兰之外，大多数欧洲国家要到19世纪方才推行由贸易政策。 

魁奈（Quesnay，François）

1694—1774，法国外科医生，医师、经济学家。他创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其门徒被称作重农学派。魁奈创造了“重农主义者”这个新词，却始终更喜欢称自己的追随者为“经济学家”。魁奈的父亲是个受过良好训练却一文不名的律师，喜爱乡村生活更其于城市生活。因此，魁奈一家居住在一座农场里，这个农场为他们提供了部分家庭收入和生活费用。魁奈少年时，母亲带他初步了解了农业耕作。他毕生保持着对农业活动的尊重，并把农业置于自己经济学说的中心位置。 

弗朗索瓦·魁奈像  

魁奈犮明了“重农主义者”一词，领导这个法国经济学派批判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美国贝特曼档案馆供图。

年轻时，魁奈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并且显然是通过自学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他最后决定前往巴黎学习医学和外科学。他很快就有出色的表现，掌握了熟练的治疗创伤技术。他热爱治疗法，对医学问题的思考新颖独到，所有这些使他应邀担任新成立的外科学会的秘书。魁奈的痛风反复发作，这妨碍了他从事外科行业的前景，但他成功地获得了穆松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魁奈在1744年的战役中为国王路易十五及其军队提供医疗服务，还当上了国王在凡尔赛的医生。路易十五习惯地称魁奈为“思想家”，授予他贵族头衔以示奖赏。

在从事这些职业活动的同时，魁奈开始形成并公开发表自己的经济学说。他吸引了一批学生和追随者，其中包括协助他出版著作的德·米拉波侯爵、杜尔哥、古尔奈以及里维埃的梅西耶。魁奈于80岁时去世，直到最后一刻他始终思维活跃。 

魁奈的所有著作都表现出对宗教和君主制的尊重。不论他的观点多么新颖，魁奈所设想的是源于既定制度内部的改革。魁奈最重要的著述包括为《百科全书》（1756-1757）撰写的论文《佃农》和《谷物》、《重农主义或政府的自然宪章》（1768）、《经济表》（1758〉以及一篇早期的外科学论文《对放血疗法效果的观察》（1730）。 

古尔奈（Gournay，Jacques-Claude-Marie-Vincent de）

1712—1759，法国重农主义者、商人、政府官员。古尔奈是魁奈的信徒，坚信自由贸易原则，但他反对把农业视为一切财富之源泉的重农主义观点。他认为，工业与商业同样是财富的首要源泉，因此应当放松对工业的控制。一些18世纪经济学家，如杜尔哥、莫雷莱神父等人，接受了他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古尔奈发明了著名的短语“自由放任”，这个短语概括了自由主义的经济理想：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 

古尔奈出版的著作有《东印度公司实录》（1769）和《对商业的思考》（1758）。

古尔奈是家中的次子，父亲克洛德-樊尚·德·古尔奈是个商人、王室官员，母亲是弗朗索瓦-泰雷莎·德·塞甫。古尔奈年轻时即经商，在西班牙工作了15年（1729—1744）。他还游历了神圣罗马帝国、 

荷兰和英格兰（1745—1746）。在这些与经商有关的旅行中，他收集商业、海军以及法律的相关资料。1746年，他继承了以前的合伙人雅梅·德·维勒巴尔的财产，便退出商界，移居巴黎，在巴黎获得了古尔奈侯爵的头衔。他用旧制度时期盛行的纳捐方式，购买了皇家委员会的一个职位，还用钱当上了立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商务监督。1759年6月27日，古尔奈死于巴黎。杜尔哥在他的葬礼上发表了纪念演说。 

参见自由放任、重商主义、重农学派

米拉波（Mirabeau，Victor de Riqueti，Marquis de）

1715—1789，法国重农主义者、学者。米拉波的父亲强迫他走上军旅生涯。他14岁时就参加法国军队，后晋升为上尉，1743年荣获军功章。父亲一死，他立即退伍并迁居巴黎，打算在王室中央部门谋职。 

米拉波侯爵像

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米拉波逐渐成为魁奈的追随者，开始出版重农学派理论的著作。他还写过抨击路易十五政权的著作。《税收理论》（1760）导致他被关进监狱五天，也使他声名鹊起。《人类之友》（或《人口论》）（1756—1758）洋溢着热烈的人道主义，米拉波因此赢得了“人类之友”的绰号。然而，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上，米拉波的独断专行与其父如出一辙。他同妻子不和，没完没了与妻子打官司，由于不满儿子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凯蒂的行为，他用密札（皇家密令）把儿子送进监狱。米拉波侯爵死于1789年7月13日，其时正是攻陷巴十底狱的前一天。 

《人类之友》是米拉波最重要的著作。它在英格兰极受欢迎，1784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译本。《经济学》（1769）题献给托斯卡纳的哈布斯堡开明统治者利奥波德二世，米拉波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重农主义学说。像许多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一样，米拉波也编辑杂志，与杜邦共同出版《农业、商业和金融杂志》和《公民年鉴》。米拉波的各种著述达20卷之多。 

参见旧制度、密札

里维埃的梅西耶（Mercier de la Rivière，Paul-Pierre）

约1720—约1793/94，法国重农主义者一个富有的金融家之子。里维埃的梅西耶出钱买下了巴黎高等法院的一个职位，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不久，他被任命为法国殖民地马提尼克岛的皇家总监。回到法国后，他着手研究魁奈的理论，逐步成为重农主义者。1767年，里维埃的梅西耶出版《政治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秩序》，引起广泛的反响。他在书中清楚阐述了基于自然法观念、绝对主义理论和人道主义理想的合法开明专制的政治哲学。他提出的实际主张类似于杜尔哥的计划和重农学派其他出版物中的主张。 

俄国驻巴黎大使戈利钦认为里维埃的梅西耶的著作远胜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伏尔泰、加布埃尔·博诺·德·马布利、加利亚尼等人却批评这部著作的内容，讽刺它的作者。戈利钦对里维埃的梅西耶赞赏有加，叶卡捷琳娜大帝邀请他访问俄国。叶卡捷琳娜认为里维埃的梅西耶能够协助自己改革俄国的制度，尤其是他在书中阐述了开明专制理论。里维埃的梅西耶接受了邀请，但在游玩了柏林之后才前往俄国。他的姗姗来迟使叶卡捷琳娜的计划难以铺开，叶卡捷琳娜对里维埃的梅西耶愤怒不已。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就返回了巴黎。

里维埃的梅西耶因俄国的经历而心境不佳，又担心公众批评他的著作，便过起了隐居生活。之后他仅发表过一份公开声明，即1789年致国民公会财政委员会的信件，这封信警告要避免革命可能带来的弊端，提出了克服这些弊端的办法。 

杜邦（Du Pont de Nemours，Pierre-Samuel）

1739—1817，在法国和美国居住和工作的法国重农主义者、实业家。杜邦来自一个新教家庭。他的父亲萨米埃尔·杜邦是一个皇家制表工匠。皮埃尔-萨米埃尔·杜邦未成年时，母亲安妮·德·蒙沙南就去世了。杜邦在少年时代相当不安分，曾打算从事多种职业，其中包括牧师、军官、医生和演员。成年后，杜邦最终决定研究经济学。

杜邦关于农业效用的著作引起了魁奈的注意，魁奈邀请他去凡尔赛。从那时起，杜邦就成为一个重农主义者，结识了那个经济学家圈子的朋友和赞助人。米波拉侯爵维克托·德·里凯蒂成为杜邦长子的教父。杜尔哥在财政总监（1774—1776）的任上，为杜邦提供了贸易总督察官之职。 

法国革命期间，杜邦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非常活跃。他先后参加过卡龙主持的显贵会议、1789年三级会议和国民议会，见证了旧制度被推翻的全过程。不过，在更为激进的革命阶段，杜邦躲了起来（躲在天文学家拉朗德的天文台），曾两度遭到逮捕。斯塔尔夫人参与了第二次营救他的行动。1796年果月政变前，杜邦一度受到重视，成为新的法兰西研究院的院士。这个组织把旧有的各所皇家学院合并成一个学院，承担起发扬原有学院思想传统的责任。 

18世纪末，杜邦把注意力转向新生的美国，那里的政治制度似乎体现了他的许多理想。他设法离开法于1800年1月到达美国，打算在美国建立一个农业企业。但是，他最终放弃了那项计划，转而从事制造业。杜邦为计划中的火药工厂选定了厂址，他的儿子埃勒泰尔购买了那块土地（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附近），建立了称作“埃勒泰尔工厂”的企业及附属社区。 

应杰斐逊的要求，杜邦于1802年回到法国，与拿破仑就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的相关事宜进行了预备谈判。1803到1814年间，杜邦住在巴黎，担任巴黎商会干事。1815年，他决定永久移居美国。1817年，他死于埃勒泰尔工厂。 

杜邦留下了一部重要的重农主义理论著作《重农主义，人类政府最好的天然结构》（1767）。其他著作包括：《论一门新科学的起源和发展》（1768）、《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系统阐释》（1773）、《英国政体与美国宪法的比较研究》（1789）、《宇宙哲学》（1796）、《论美国的国民教育》（1812年第二版）以及多卷本的《杜尔哥文集》（1801—1811）。杜邦与杰斐逊的通信也有英文版。 

参见重农学派

朗贝尔夫人（Lambert，Anne-Thérèse de Marguenat de Courcelles，Marguise de）

1647—1733，法国作家和沙龙女主人。年轻时，未来的朗贝尔侯爵夫人就博览群书，对文学产生了兴趣。不过，直到丈夫朗贝尔侯爵去世后，她才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她的作品涉及幼儿教育以及妇女的作用和地位。

1710年，朗贝尔侯爵夫人在巴黎的居所内韦尔公馆开办了一个沙龙。启蒙运动初期，她家的聚会成为贵族与知识分子交往的场所。周二晚间文学沙龙的客人包括丰特奈尔、马里沃和达尔让松侯爵。人们还会在沙龙里见到画家华托、音乐家拉摩等人，或是与精英俱乐部所回避的男女演员交往。最后，沙龙还吸引了一些热心参与文学和知识界活动的妇女。

朗贝尔侯爵夫人的沙龙成为古今之争的场所。她的沙龙逐渐成为批评法国摄政时期（1715—1723）犬儒主义、纵情声色的大本营。当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遭到批评时，朗贝尔侯爵夫人公开支持他，并在1727年帮他获得法兰西科学院的职位。

朗贝尔侯爵夫人的著作包括《一位母亲给儿子的建议》（1726）、《一位母亲给女儿的建议》（1728，这两部作品都受到费奈隆的《泰雷马克历险记》的启发）、《对妇女的新思考》（1727）、《老年人》（1732）和《论友谊》（1732）。 

德芳夫人（Du Deffand，Marie de Vichy-Chamrond，Marquise）

1679—1780，法国沙龙女主人，她在支持启蒙运动的巴黎社交界与若弗兰夫人一争髙下。玛丽·德·维希-尚伦是加斯帕尔·德·维希与安妮·布吕拉尔的女儿。父母把她送到一座女修道院接受基本的教育，但她从小就具有叛逆性格，成为一个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1691年，她嫁给军官让-巴蒂斯特-稚克-夏尔·杜·德芳，德芳曾担任新布里萨克的阿尔萨斯城总督以及奥尔良地区的皇家代理人。这场婚姻并不幸福，这对夫妻最终于1722年分居。德芳夫人成为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菲利普的情妇，她从公爵那里得到一笔丰厚的津贴。她有时住在博林布鲁克勋爵在法国的庄园拉苏尔斯，她在此结识了伏尔泰和唐森夫人。她还经常参加曼恩公爵夫人在索镇家中举行的聚会。她与高等法院院长夏尔·埃诺关系密切，但争吵不断，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770年埃诺去世。 

住在巴黎时，德芳夫人每周都举办一次沙龙，沙龙汇集了当时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丰特奈尔、伏尔泰、莫佩尔蒂、莫雷莱、尚福尔、孟德斯鸠、埃诺、达朗贝尔、杜尔哥。她庶出的侄女莱斯皮纳斯小姐帮她操持这些聚会。

最终，两个女人发生了争执，莱斯皮纳斯小姐不再为德芳夫人效力，并带走了令她爱慕的让·勒龙·达朗贝尔。莱斯皮纳斯小姐和达朗贝尔经常参加若弗兰夫人的沙龙，这个沙龙逐渐以百科全书派的沙龙而闻名。这么一来，德芳侯爵夫人成为百科全书派的死敌，而她的沙龙也反映出这种情绪。

德芳夫人与伏尔泰、路易丝·奥洛里娜·德·克鲁扎、舒瓦瑟尔公爵夫人以及贺拉斯·沃波尔都有定期的书信往来。她的书信措辞巧妙，经常是才华横溢、妙语连珠，从中可以窥探启蒙运动的社会文化。临终前，德芳夫人把文件和宠爱的小狗冬冬托付给沃波尔。 

德芳夫人像

德芳侯爵夫人在巴黎举办的沙龙是最具影响力的启蒙沙龙之一。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若弗兰夫人（Geoffrin，Marie-Thérèse Rodet，Madame）

1699—1777，法国沙龙女主人，德芳夫人争夺巴黎沙龙主导权的主要对手。若弗兰夫人是一个资产阶级商人弗朗索瓦·若弗兰的妻子，开办了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著名的文学和艺术沙龙。她寡居的女儿费尔泰-安博伯爵夫人玛丽-泰雷莎·若弗兰帮助她主持这些聚会。 

《若弗兰夫人的沙龙》，P.L.徳比古作  

若弗兰夫人（前排右数第三位）是启蒙哲学家的女赞助人之一。她为《百科全书》等项目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援助。纽约卡尔弗图片公司供图。

若弗兰夫人聪明、美貌、坚强而务实，她不但把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吸引到她设在著名的朗布依埃旅馆中的家，还为他们提供津贴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支持。实际上，若弗兰夫人挽救了《百科全书》的出版。1759年，由于资金困难和审査制度，《百科全书》出版一度中断。若弗兰夫人私下里送钱给印刷商，从而使该项目得以为继。 

若弗兰夫人在周一下午和晚上举办艺术家聚会。她的常客有著名的画家和违筑家，如苏夫洛、布沙东、法尔康涅、布歇、格勒兹、范·卢、拉图尔以及韦尔内。此外还有古文物收藏家凯吕斯以及大权在握的建筑总监马里尼伯爵（蓬巴杜尔夫人的兄弟）。 

周三是文学聚会。若弗兰夫人会遨请马里沃、马蒙泰尔、莫雷莱神父、孟德斯鸠、丰特奈尔、伏尔泰、达朗贝尔以及圣朗贝尔等法国名人参加。其他客人有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雷纳尔、狄德罗、杜尔哥等。造访巴黎的一些外国人也满怀热情地出席聚会，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年轻的波尼亚托夫斯基、伽伐尼、贺拉斯·沃波尔以及休谟也曾参加聚会。简言之，若弗兰夫人的沙龙定期将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聚在一处，表明了妇女作为思想和艺术追求的强有力的保护人在当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法国革命爆发后，富有的妇女在启蒙运动时期所起到的这种作用彻底消失，因为革命要求取消所有与旧制度相关的社交方式和制度。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夏特莱夫人（Du Châtelet，Gabrielle-Émillie Le Tonnelier de Breteuil，Marquise）

1706—1749，法国作家，长于注释牛顿和莱布尼兹的科学。她的父亲是皇室家族的一名贵族军官，让女儿接受了文学、科学和音乐教育，这在那个时代相当罕见。1725年，她嫁给弗洛朗-克洛德·杜·夏特莱侯爵，但正式的婚姻生活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侯爵是一个军人和皇家总监，只是偶尔去探望自己的妻子。

1730年，复特莱夫人定居巴黎，积极参加开明沙龙的活动。1733年，她与伏尔泰相识后成为伏尔泰多年的情人，甚至在激情消逝之后，两人还保持着终身友谊。她还是克莱罗和奠尔佩蒂的朋友，这两人像伏尔泰一样支持牛顿科学。她与克莱罗、莫尔佩蒂一道着手研究牛顿的思想。 

1734年，伏尔泰因出版《哲学通信》而面临被捕的危险，夏特莱夫人设法让他躲藏到自己的庄园西雷。在西雷，夏特莱夫人开始与伏尔泰合作，向法国公众介绍牛顿的自然哲学，他们的这一想法来自于他们的客人何尔加罗蒂，后者正准备普及牛顿的光学。1738年，他们以伏尔泰的名义出版了《牛顿哲学原理》一书。 

在此期间，夏特莱夫人潜心研究牛顿科学学说，并开始准备独立撰写一部物理学书籍。她不仅研究牛顿的思想，还研究莱布尼兹的理论。

1740年，夏特莱夫人出版了《物理学原理》，书中有一个章节支持莱布尼兹的活力概念，抛弃了牛顿的相关思想。这本书的出版激化了一场酝酿已久的科学争论（活力之争），使之演变为启蒙运动时期一场著名的科学争论。夏特莱夫人与欧拉、莫佩尔蒂、克莱罗、穆申布鲁克、格拉弗桑德，以及其他试图解决这场复杂争论的人士书信往来。 

加布里埃尔-埃米莉·勒通利耶·德·布勒特伊·杜·夏特菜侯爵夫人像  

夏特莱侯爵夫人以伏尔泰的情妇和莫尔佩蒂的辩护人而闻名。她本人是个自然哲学家，曾把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翻译成法文，是启蒙科学界的一位重要人物。美国图片裆案馆供图。

1745年，夏特莱夫人着手把牛顿的《数学原理》翻译成法文，它最终在她死后的1756和1759年出版。直到今天，它仍是牛顿的这部开创性著作唯一的法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夏特莱夫人在波兰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什琴斯基的吕勒维尔宫住过几个月，这位前国王也是洛林和巴尔的公爵。在宫廷里，她认识了一位名叫J.F.德·圣朗贝尔的年轻军官，两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结果，她怀孕了。1749年，在顺利生下一个婴儿后，夏特莱夫人死于产褥热。 

伏尔泰对她的死悲痛欲绝，以至于朋友都为他的生命担忧。夏特莱夫人去世后，伏尔泰在写给达尔让塔的信中表达了对她的依恋和挚爱：“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一半，那是我的灵魂所赖以存在的灵魂……”

夏特莱夫人是少数虽然被排斥在正式的机构之外，却积极参与启蒙运动科学研究的妇女之一。她事业上的成就和缺陷揭示出欧洲大多数地区（意大利的博洛尼亚除外）流行的人类平等观念的界限。虽然妇女得以积极参与思想生活，却没有正式的职业，无法获得科学院的成员资格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

爱尔维修夫人（Helvétius，Anne-Cathérine  D' Autricourt，Madame）

1722—1800，爱尔维修的妻子，一个重要的开明沙龙的女主人。她的父亲是洛林公爵手下的一个军官让-雅克·德·利尼维尔，她是家中21个孩子之一。15岁那年，安妮-凯瑟琳·德·利尼维尔·多特里古被送到一座女修道院里接受教育。大约在1738年（确切日期不详），她随姑母格拉菲尼夫人搬到巴黎，开始协助这位老妇人开办开明沙龙。在这样的环境中，利尼维尔小姐认识了杜尔哥、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布丰、莫雷莱神父以及年轻的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

1751年，利尼维尔小姐与爱尔维修结婚。这对夫妻有时住在巴黎（圣安妮大街），有时住在沃雷的一座城堡。在巴黎的时候，爱尔维修夫人主办了周二晚间沙龙，客人包括马蒙泰尔、丰特奈尔、孔多塞、圣朗贝尔、杜克洛、格里姆和孔狄亚克，还有原来她姑母沙龙里的朋友。 

1771年，爱尔维修夫人在丈夫死后搬到了欧特伊，在那里继续举办沙龙。她的客人富兰克林称她为欧特伊的圣母，并向她求婚。杰斐逊、卡巴尼斯、孔狄亚克、德斯蒂·德·特雷西、乌东以及其他一些年轻一代的启蒙哲学家也都是沙龙的客人。法国革命期间，欧特伊沙龙还曾为导致拿破仑上台的政变提供了密谋场所。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埃皮奈夫人（Épinay，Louise-Florence-Pétronville de la Live，Madamed'）

1726—1783，法国作家、沙龙女主人。埃皮奈夫人是埃皮奈侯爵德尼-约瑟夫·德·拉利夫·贝勒加德的妻子，由于丈夫经常不在家，并有许多风流韵事，她投身于巴黎文学和知识分子圈子。她经常参加若弗兰夫人和德芳夫人的沙龙。

埃皮奈夫人在埃皮奈-圣德尼附近的庄园“隐庐”举办沙龙。她收留过卢梭，在那几年中卢梭正创作《新爱洛绮斯》。卢梭与埃皮奈夫人后来发生了争执，最后变成公开的敌人。埃皮奈夫人的朋友还有狄德罗、达朗贝尔、杜克洛和伏尔泰。她与格里姆保持了超过25年的私情，在这些年中她与关系疏远的丈夫发生过许多财产和感情上的纠纷。

作为一位颇具天赋的作家，埃皮奈夫人为启蒙运动的研究者留下了几部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这些著作包括：《某夫人的肖像》（1755）、为教育她的孙女所写的《与埃米莉的对话》（1774）以及《回忆和书信》（1818），后者是一部以浪漫小说形式写成的自传，在她死后出版。 

在经受长期病痛折磨之后，埃皮奈夫人去世，死时处境艰难。

莱斯皮纳斯（Lespinasse，Julie-Jeanne-Eléonore de）

1732—1776，法国沙龙女主人。莱斯皮纳斯是一位法国伯爵夫人的私生女，1754到1764年间担任德芳夫人的女伴和助手。在此期间， 

她成为达朗贝尔的亲密朋友。他们的友谊显然属于纯精神恋爱式的，完全是以精神和知识的沟通为基础，这在启蒙哲学家的圈子里十分少见。

1764年，莱斯皮纳斯与德芳夫人之间的竞争公开化，莱斯皮纳斯小姐和达朗贝尔离汗了德芳夫人的沙龙。莱斯皮纳斯小姐在圣多米尼克街与贝勒夏斯街拐角处开了一个与之竞争的沙龙。她家的聚会很快成为激进启蒙文化的中心，沙龙的常客有孔多塞，达朗贝尔、马蒙泰尔、杜尔哥，安德烈·莫雷莱（1727—1819）、图卢兹大主教、洛梅尼·布里耶纳以及罗什富科公爵、克里永伯爵这样的贵族。其他的一些启蒙哲学家也不时出席沙龙，如狄德罗、格里姆、霍尔巴赫、孔狄亚克、杜克洛、富纳尔和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 

莱斯皮纳斯小姐身为女主人颇具影响力，与若弗兰夫人争相为自己青睐的知识分子争取法兰西科学院的交椅。她写给吉贝尔伯爵的信直到1809年才出版，这些信函使人们得以管窥18世纪后期极具影响的巴黎开明沙龙文化。

朱莉·莱斯皮纳斯像  

朱莉·莱斯皮纳斯小姐主持着巴黎的一个重要沙龙，是让·勒龙·达朗贝尔的亲密朋友和精神伴侣，纽约库尔沃图片公司供图。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内克夫人（Necker，Suzanne Curchon de Nasse）

1739—1794，稚克·内克之妻，18世纪晚期巴黎一个重要沙龙的主持人。内克夫人出身于法国南部一个古老的胡格诺教徒家庭，路易十四取消对法国新教徒的宗教宽容之后，这个家庭定居于瑞士。她的父亲是瑞士沃州的加尔文宗牧师，他让自己的女儿接受了通常只有男子才有的文学和科学教育。苏珊·内克一生笃信宗教，同许多开明朋友探讨宗教问题。年轻时她有很多求婚者，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英国历史学家吉本。1764年，她嫁给了雅克·内克。婚后她放弃了当作家的打算，但一直在给通信者的长信中记下自己的思想。 

内克夫人在巴黎的沙龙为布丰、圣朗贝尔、马蒙泰尔等启蒙运动杰出人士提供了聚会场所。她把大量时间花在医院和监狱的改革上。雅克·内克公开称赞她的这些工作，因而招致了巴黎人的强烈批评，内克公开表示对妻子的自豪使他们深感不快。内克离开法国后，内克夫人出版了《论离婚》（1794）。1794年内克夫人去世后，雅克·内克把妻子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新文集》。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斯塔尔夫人（Staël，Anne-Louise-Germaine Necker，Madame de）

1766—1817，稚克·内克与苏珊·屈尔绍·内克之女。雅克·内克是一个瑞士银行家，转任法国财政总监。安娜-路易丝-热尔梅娜·内克年少时，父母经常在巴黎和日内瓦郊外的家中举办沙龙，她从小耳濡目染了启蒙思想。20岁时（1786），她嫁给一个瑞典男爵、瑞典驻巴黎大使埃里克-马格努斯·德·斯塔尔-霍尔施泰因，这桩婚姻一直持续到1797年。 

斯塔尔夫人（人们一般这么称呼她）献身于自由、人类进步和自由主义政治改革的理想。她的主要灵感源泉是卢梭，她尤为赞赏卢梭的真正虔诚的表达方式。

她在法国革命期间的活动反映出这些信念的影响。她利用大使夫人这一受保护的身份，帮助法国知识分子和朋友逃过牢狱之灾。直到恐怖时代政治危机加剧，她才被迫逃离巴黎。罗伯斯比尔垮台后，她于1794年回到法国，主持了一个知识界名流荟萃的沙龙。她还与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有过一段感情强烈的爱情，后者是有影响的作家、政治理沦家和政治家。拿破仑·波拿巴开始独揽法国一切权力之后，斯塔尔夫人公开反对他。1802年，由于拥护立宪君主制和代议制，她被逐出法国。 

斯塔尔夫人既是小说作家也是文化批评家，她在这两个领域的著述使我们得以了解她对启蒙运动理想的独特理解。她的《论德意志》一书（1810—1813）颇具影响，她在书中借助环境和社会条件决定民族性格的观念，突出法国人与德国人之间的差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最有力地表述了民族性格问题，赫尔德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一主题。斯塔尔夫人的书为法国读者介绍了康德、费希特（1762—1814）、谢林（1775—1854）和弗里徳里希·冯·施莱格尔（1772—1829）的思想。 

《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1800）是斯塔尔夫人的早期作品，研究了文学与宗教、道德规范、法律制度的相互关系。 

斯塔尔夫人的小说包括《黛尔菲娜》（1802）和《柯丽娜》（1807）。此外，她还写了《论J.J.卢梭的性格与作品》（1788）、《论激情对个人和民族幸福的影响》（1796）以及《十年的流亡生活》（1821）。 

参见美学、幸福、道德哲学、政治理论、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丰特奈尔（Fontenelle，Bernard Le Bovier de）

1657—1757，法国科学作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丰特奈尔的父亲是律师弗朗索瓦·勒·博维耶，母亲是玛尔特·高乃依。他的舅舅是法国作家皮埃尔·高乃依和托马·高乃依。高乃依家族的舅舅引导丰特奈尔进入巴黎的文学界、知识界和社交圈。

丰特奈尔在鲁昂的耶稣会中学接受教育，决定效法舅舅的榜样，从事文学创作。他定居于巴黎，在17世纪晚期的沙龙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1678年后特奈尔开始思考科学革命所引发的哲学问题，他的事业也日益发达。丰特奈尔是笛卡儿哲学的坚定支持者，甚至在大多数法国科学家转而支持牛顿学说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1686年，丰特奈尔因出版《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而声誉鹊起。丰特奈尔通过一位贵族妇女与一位科学家之间的一系列极富乐趣的晚间对话，解释了各种宇宙模式：哥白尼的日心说、第谷和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心说。丰特奈尔推测其他天体可能有人居住，认为宇宙可能是广阔无垠的，探讨了许多吸引了17世纪天文学家的重大问题和发现。

《对话》立即获得了成功，在全欧洲迅速得到翻译和传播。它在传播字宙日心说知识方面发挥了歌要作用，推动了日心说的普及。丰特奈尔使科学革命的某些关键观念能够为受教育的大众接受和理解，从而促进了这些观念的普及。这样一来，他就培养出一个日后将接受各种启蒙运动观念的读者群。

《对话》的出版使丰特奈尔于1691年入选著名的法兰西学院。1697年，他又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并担任科学院的常务秘书。在之后的50年里，他一直负责起草学院的年度学术报告和悼词（纪念去世院士的文章）。

1741年，84岁高龄的丰持奈尔从法兰西科学院退休。丰持奈尔长期担任常务秘书，因此在向普通读者介绍院士的研究成果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757年1月9日，丰特奈尔逝世，距他百岁生日仅有一个月零两天。在90多岁的时候，他仍积极参加巴黎的各个沙龙。在漫长的一生中，他在尼侬·德·朗克洛、朗贝尔侯爵、德·唐森夫人以及若弗兰夫人的聚会中体验了沙龙文化。

除了大力传播新兴科学之外，丰特奈尔还写了有关宗教起源的著作。他认为，宗教信仰基于人类的恐惧和无助，因此成为人类心理的一种表达方式。羊特奈尔在论证这一观点时，比较了古希腊罗马人创造神话的活动与游记文学所描述的当代“原始”民族的行为。他从这些时空相距遥远的群体中发现广某些共同特征，认为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如同幼儿。 

丰特奈尔认为，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进步，逐渐获得运用理性的能力。理性为人类提供了另外一种认识宇宙的方式，最终将使人类摆脱对宗教信仰的心理依赖。

可以说，丰特奈尔是现代性和启蒙运动的早期代言人之一。他认为当代欧洲人比其祖先优秀。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文学上的古今之争中，丰特奈尔站在“现代派”的一边。 

丰特奈尔著述颇丰，其中对启蒙运动而言最重要的著作有：《关于世界多元性对话》（1686）、批评马勒伯朗士偶因论的《对偶因论的自然体系的质疑》（1686）、《M，D，F，的田园诗，论田园诗的性质，兼论古代派与现代派》（1687）、探讨宗教信仰的心理基础的《神谕史》（匿名出版，1686）以及进一步研究宗教与神话的《论寓言之起源》（1724）。多卷本的《皇家科学院史，1699—1741》汇集了丰特奈尔关于法兰西科学院的研究成果，1733年，他还出版了《皇家科学院史，从1666年建立至1686年》（第一卷）。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布丰（Buffon，Georges-Louis Leclerc，Comte de）

1707—1788，杰出的法国博物学家，启蒙运动的重要科学人物之一。布丰是18世纪最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之一。他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是邦雅曼-弗朗索瓦·勒克莱尔和安妮-克里斯蒂纳·马兰。他的父亲用妻子家族的钱购买了一个贵族头衔“布丰和蒙巴尔爵爷”，并在第戎的勃艮第高等法院买了一个推事职位。小布丰在第戎的耶稣会中学学习，后进人第戎大学攻读法律（1723—1726）。他在昂热度过两年时间（1728—1730），但不清楚他学习了哪门科目。1730年，布丰参加了一次非法决斗，不得不离开昂热。在两位英国人的陪同下，他开始进行游历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的大旅行。 

布丰像，C.巴隆作，1761年  

市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是广为流传的《自然史》一书的作者和巴黎植物园总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亨特植物文献研究所供图。  

1732年回到法国后，布丰不顾父亲的反对，继承了已故母亲的财产，并开始出入巴黎的科学界和政界。他在金融界相当成功，同时着手开展植物学和森林学的研究。到1734年，他已经成为法兰西科学院力学助教。1739年，他当选为科学院副院士，并转入科学院植物学部。

1739年，布丰担任皇家植物园总监之职。他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他于1788年去世。他住在巴黎和蒙巴尔附近的庄园。

任职皇家植物园期间，布丰得到了另一位蒙巴尔人多邦通的协助。两人合作完成了巨著《自然史》（1749—1767）。布丰先后当选为欧洲各国科学院的院士，其中包括法兰西学院、伦敦皇家学会、柏林科学院和圣彼得堡科学院。国王路易十五封授予他伯爵头衔。 

与同时代人一样，布丰完全抛弃了自然科学中形而上学的推论。他否认上帝直接干预自然，反对自然发展的目的论（朝着一个事先规定的目标发展）。虽然布丰特别关注生命的多样件和表面上的无序性，他最终还是认为自然受制于一些基本的法则。他还认为，科学理论应该直接源于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一种经验主义）。 

布丰批评了林奈创立的人为生物分类方法。在早期的研究中，布丰反对林奈关于“科”（由相关的“属”组成的庞大群体）的概念，他认为把相似性作为分类的标准是错误的。针对林奈的分类法，布丰提出了物种的自然分类法，他宣称这种分类法反映了自然界的真正秩序。这种分类法从繁殖力的角度出发，只承认物种是唯一正确的分类。属于某一特定物种的生物能够共同繁殖有生育能力的后代。 

围绕生殖（繁殖）性质问题的争论主宰了18世纪晚期的生命科学，布丰在这场争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早年的著作中阐述了渐成说理论，提出存在一种决定了个体生物发育的内在模型。内在模型维持物种的完整性，阻止物种之间的杂交以及现存物种演变成新物种。 

随着生殖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人，布丰开始倾向于认为物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他把这一变化过程称为退化。他还断定，属和科的概念在自然分类体系中是有效的。布丰认为退化是环境作用的结果。他在《论动物的退化》（1766）一文中提出了这一理论。 

布丰花了相当大的精力研究地质学和化石。他认为地球存在的年代要比《圣经》中的记载久远得多。他算出地球的年龄约为75000年，远远超过当时公认的6000到8000年的年龄。

布丰还认为，地球及其养育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他强调这些变化的渐进性，坚决否认曾发生过诸如《圣经》所说的大洪水之类的灾变。他断言，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始终是自然的因素而非上帝之手。布丰的天体演化学（创世论）反映出这些根本性的信念。他指出，太阳系是彗星撞击形成的，一颗彗星撞击了太阳，将太阳上的一些物质投射到宇宙空间。这些物质作旋转运动，缓慢地凝结成行星及其卫星。这些观点表明，布丰对那个时代的科学做出了极富独创性的贡献。在他的有生之年，布丰数次改变自己关于地球历史理论的具体内容。他的这些转变体现于《地球的历史和理论》、《自然的纪元》，这两部著作均收入巨著《自然史，》之中。 

最后，布丰还研究了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关系。他坚信人类的同一性，否认白人与其他有色人种之间存在任何重大的差异。他还断言，理性这一将人类与其他生物区别开来的心理机能，可能形成于生理组织和感觉器官的正常发育。在这一点上，布丰继承了洛克的观点。法国感觉心理学家孔狄亚克则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洛克和布丰观点的基础之上。

布丰强调指出，只有掌握并运用语言，理性才得以形成，而语言源于人类的社会交往，这一特征是童年的长期积累形成的。

布丰是晚期启蒙运动最富影响的科学家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凭借在皇家植物园的地位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和任命权，还因为他的写作风格深具说服力，这使他深受大众的欢迎。《自然史》涉及的知识包罗万象，配有大量的图表，成为法国最受欢迎的科学图书，在18世纪被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欧洲广为流传。布丰的各种理论尽管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存在许多缺陷，却为直到19世纪中叶一直主宰着思想界的博物学奠定了基本框架。

多邦通（Daubenton，Louis-Jean-Marie）

1716—1800，法国医生、博物学家、动物驯养专家（畜牧学家）。他和同时代的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都是蒙巴尔人。多邦通的父亲让·多邦通是个公证人。小多邦通在第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也曾就读于多明我会教士创办的学校。他在巴黎的索邦神学院一开始学的是神学课程，不久就转向医学这一让他更感兴趣的领域，到皇家植物园学习解剖学和植物学课程。直到父亲死后，他才开始正规的医学训练。1741年他获得兰斯医学院的学位。

多邦通一度回到家乡蒙巴尔行医，后接受布丰邀请，担任皇家植物园的自然史收藏馆馆长和示范人。他一直在皇家植物园工作，直到1800年去世。他曾担任过皇家植物园的几项不同职务。

法国革命期间，多邦通协助设计和创办了国立自然史博物馆（建于1793年）。多邦通出任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到首任馆长任期结束时主动不再续任。除了在巴黎皇家植物园任职外，多邦通还是著名的法兰西学院的博物学教授，并在阿尔福的兽医院讲授农业经济学。在布丰的提携下，1744年多邦通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副院士。之后，他在科学院植物学和解剖学部多次获得提升。法国革命期间，科学院改组成为新的法兰西研究院的组成部分，多邦通被任命为解剖学和动物学学部的正式院士。1800年，多邦通死于中风，死后被葬在巴黎植物园（法国革命时期给皇家植物园起的新名称）。 

多邦通和布丰合作编撰了著名的《自然史》（15卷，1749—1767）第一版。在这部重要著作的许多卷中，多邦通绘制了数百幅解剖学的图解。他被视为技艺熟练的比较解剖学家，尽管他不具备那位杰出而专断的合作者的理论胆识。1766年，布丰在《自然史》随后的版本中拒绝采用多邦通的图片，两人的合作宣告结束。 

此后，多邦通集中精力解决动物饲养的技木难题，出版了论述羊群词养和管理问题的《给牧羊人和畜群业主的建议》（1782）。这部著作令多邦通声名远播，在恐怖统治时期的1793年，革命政府颁发给他一份证书，确认他是身份为“牧羊人”的优秀公民。多邦通还出版了《矿物分类表》一书（1784），促进了矿物学知识在法国的传播。 

1754年，多邦通与自己的堂妹马格丽特·多邦通结婚。多邦通夫人是个作家，她的小说《沙漠中的泽利》（两卷本，1786—1787）有一定的名气。空闲时，多邦通与妻子一道阅读文学作品。这对夫妻没有子女。 

参见生物学、历史

拉马克（Lamarck，Jean 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de）

1744—1829，法国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和物种演变的早期理论家。1802年，他发明了“生物学”这一术语，呼吁建立一门研究一切生物的完备科学。拉马克的父亲本指望他当牧师，他却跑去参军，参加了七年战争。他因身体原因退伍，在巴黎一家银行谋得一份差使，开始研究医学。拉马克的自然科学生涯开始于18世纪70年代。1779年，博物学家布丰成功地使拉马克入选法兰西科学院，1829年去世前，拉马克一直在法兰西科学院及后来的国立科学与艺术学院（法兰西研究院）工作。 

1788至1793年间，巴黎植物因为拉马克提供了额外的低级职位。1793年，巴黎植物园重组为国家自然博物馆。拉马克在新的机构内担任动物学教授，研究重点是无脊椎动物。 

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开始相信地球在漫长时期内发生演变的新观念（即自然有其历史）。布丰和其他博物学理论家宣传这一新观念，但是，出土的化石没有任何现代同功异质体，这表明了一种可能性，即一些物种已经灭绝或至少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拉马克从地质研究和化石研究提出的基本问题入手，最终创立了一种动植物物种转化理论。换句话说，他提出，生物如同地球本身，有表明自身在漫长时间内演变的历史。拉马克从化学和环境影响的角度解释了这些变化的形成机制。他偏好同时从化学和自然环境两个角度来说明生物现象。在拉马克看来，传统的（土、气、火、水）四元素化学（火是生命的核心力量）尤为充分地说明了自然变化的趋势。他相信大环境同样要求单个生物做出某些适应性改变。拉马克部分仿效卡巴尼斯的观点，提出“内在感觉”是髙级动物的标志，它使高级动物的骨骼或器官发生改变，从而促使高级动物对环境的要求做出反应。这些获得性改变通过繁殖过程遗传给后代。

拉马克用这种物种转化观念（他没有使用“进化”一词，按照18世纪的用法，进化只是指未出现根本性变化的初步发展）对现存的生物体进行自然分类。这一分类体系旨在准确反映现存生物体假定的历史和繁殖关系，把现存生物体纳入一整套有序的关系之中。总而言之，拉马克认为，生命形式经历过漫长的时期，从最简单的形式发展到最复杂的形式。

1800年，拉马克首次公开披露物种转化观点，此后三年中他详尽地发展了这一理论。拉马克在《无脊椎动物的系统》（1800）—书的导言概述了最初的思想，之后又出版了《活体组织研究》（1802）、《动物哲学》（1809）、《无脊椎动物自然史》（1815）和《人类实际知识的分析系统》（1820）等著作。 

拉马克重要的著述还有《法国植物志》（1779）、《植物学辞典》（第一至三卷，第四卷的一半，1783—1795）以及《物种图解》（1791—1800）。后两部著作是C，J，庞库克编辑的《方法论百科全书》（193卷，1782—1832）的一部分。 

拉马克为许多科学家所忽视，还遭到尖锐的批评。他死于1829年。 

居维叶（Cuvier，Georges）

1769—1832，阿尔萨斯博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动物学家，尤以在分类理论和比较解剖学上的贡献闻名。居维叶的父亲是个贫穷的退伍军人，居住在符腾堡公爵控制的阿尔萨斯地区。居维叶年轻时就表现出非凡的天赋。作为青年才俊，居维叶得以进人斯图加特附近新建的卡尔学院。1784到1788年，他一直在卡尔学院学习，因成绩优异荣获骑士金十字勋章。这一荣誉使他得以和贵族血统的学生共同生活。居维叶从中掌握了社交技巧，这对他日后在巴黎的事业大有裨益。1788年，居维叶从卡尔学院毕业，他学习了行政学、司法学和经济学，这一系列课程包含了浓厚的博物学成分。居维叶主要师从卡尔·弗里德里希·基尔迈尔。

1788年到1795年初，居维叶在诺曼底担任新教徒埃里希一家的私人教师。1795年，他前往巴黎。此前，他己经与自然史博物馆的艾蒂安·若弗鲁瓦·圣蒂莱尔教授通过信。两人合作了一年。居维叶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始终与该博物馆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大大扩充了博物馆搜集的标本数量，并根据他自己的分类标准对比较解剖学的标本进行了重新编排。

居维叶很快成为巴黎社交界中的头面人物。他被任命为中心学校（法国革命时期建立的取代旧式大学的学校）的动物学教授。1796年，他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物理学部）院士。1800年，他在著名的法兰西学院任职。1803年，他出任法兰西研究院物理学部的常任干事。拿破仑统治时期，居维叶仍不断茯得各种荣誉和职位，特别是在中学组织领域。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居维叶出任国务委员。1819年开始，居维叶一直主持行政法院的内务部，直到他于1832年去世。1818年，他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819年，居维叶成为法国的男爵，1824年成为荣誉军团的军官。1831年，居维叶被授予贵族头衔。 

在自然科学领域，居维叶对物种分类理论贡献卓著。在分类之争的背后，隐含着关于地球年龄的问题以及最初的创世（《圣经》中的术语）之后是否还有新物种诞生。此外，争论还集中在是否存在将所有物种联系起来的伟大的存在之链，以及区分生物物种的依据究竟是形态学（形状和结构）还是功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威胁到源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也使博物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居维叶在伟大的存在之链问题上摇摆不定。他在年轻时反对这一观念，1792年后转而持赞同态度，1802年后，他又回到最初的立场，并用宗教、科学和政治论据来加以证明。居维叶反对物种随时间推移发生改变的观念。1802年后，他同以前的朋友拉马克和若弗鲁瓦·圣蒂莱尔就物种演变问题展开了众人皆知的争论。 

大体上说，居维叶的分类方法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动物的生理结构与其生存方式保持一致。他坚持一种有机论和整体论的生命观。他的观点强调，生命并不仅仅意味着物理和化学法则，每一个有机体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由组织严密、彼此相关的各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的变化会引发整个有机体的改变。除了个体有机体概念外，他还构想了一个相关的概念，认为存在一个将所有物种联系起来的庞大网络。这一模式与18世纪60年代前主宰启蒙运动科学的机械论生命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除了博物学上的贡献外，居维叶在法国革命后期的教育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协助重组了巴黎大学，而且在各省建立了中学，在革命战争期间法国占领的欧洲领土上推行中学教育改革。

居维叶著述颇丰，其中最著名的有《论地球的旋转》（1812）、《巴黎郊区地质》（1822、1835）、《动物自然史基本图表》（1797）、《比较解剖学讲义》（1800、1805）、《动物王国》（1817）、《鱼类的历史》（1828—1832）、《比较解剖学，肌肉学图片集》（1849—1856）。 

拉瓦锡（Lavoisier，AntoineLaurent）

1743—1794，法国化学家、农业改革家、地质学家、政府官员，启蒙运动晚期化学革命的主要开创者。拉瓦锡的父亲让-安托万·拉瓦锡是巴黎高等法院的律师。年轻的安托万·拉瓦锡在巴黎的马扎然学院攻读人文科学和法律，1763年获得法学学位。在选修了巴黎植物园开设的课程以后，他开始学习化学和博物学。 

18世纪60年代，拉瓦锡开始科学研究和写作。1768年，他凭关于液体比重测定的论文获准进人法兰西科学院。同年，拉瓦锡成为法国政府的包税商。包税商为皇室政府征收盐税之类的间接税。他们保证向政府上缴一定数额的税款，恣意从老百姓那里榨取额外的收人中饱私囊。由于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私下征收额外的税金，包税商的行当极为有利可图，拉瓦锡因而积聚起一笔财富。包税商是法国社会中最遭人痛恨的群体之一，法国革命期间，包税商的身份最终导致拉瓦锡于1793年被捕，1794年被送上断头台。 

1775年，拉瓦锡被任命为皇家火药总监。他和妻子玛丽·安妮·皮埃雷特·波尔兹搬到巴黎兵工厂，拉瓦锡在那里建立了一间设备先进的科学实验室。他在毕生的职业生涯中始终把官员的职责与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 

在地质分层研究、巴黎的供水稳定问题、矿泉水的化学分析以及研制更好的火药等方面，拉瓦锡建树颇多。但他的声望主要来源于两大贡献：他不仅制定了新的化学命名法，还建立起以对氧气的新颖分析为标志的化学理论。拉瓦锡想把化学建立在量化基础上，使化学奠定在他认为更为理性的基础之上。为测定化学反应形成的化学生成物，他发明了新的实验方法和量热计等专门设备。他还阐述了关于热的理论（热质说）以及化学元素的—般理论。

氧气学说是在解决煅烧、燃烧和普通气体化学问题的实验过程中形成的。并非只有拉瓦锡一人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他的同时代人，英格兰的普里斯特利和瑞典的舍勒，也在研究这些问题。这几位化学家分别独立地离析出氧气，认为它是一种属性有别于其他气体的独特“空气”（气体）。拉瓦锡肯定知道普里斯特利和舍勒的成功实验，尽管他从未认可两人的研究工作。他证实了氧气在燃烧过程中的确切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全新的化学理论，从而拓展了普里斯特利和舍勒两人的基本推论。拉瓦锡的氧气学说挑战燃素说在化学中的支配地位，虽然它未能令18世纪所有的著名化学家心服口服。 

拉瓦锡的燃烧实验往往被当作显示定量科学研究方法之威力的典范。但是，正如18世纪反对他的人常常指出的那样，拉瓦锡的发现既不是无可争辩，也非绝对客观。

拉瓦锡想彻底地改造化学科学，时常谈及他正在进行的“化学革命”。在那个时代，化学依然主要属于定性的科学，难懂而随意的术语妨碍了化学的发展。同许多启蒙运动同时代人一样，拉瓦锡认为，结构合理完备的专门语言将孕育出正确的推论。因此，在同事贝尔托莱、富克鲁瓦和德·莫尔沃的协助下，他为化学制定了全新的专门语言，其术语能说明元素的特性及复杂物质的构成。例如，他创造了“氧”（成酸素）这一术语，这一名称表明他认为氧在化学作用中起到核心的作用。 

拉瓦锡的化学学说指明了现代定量化学的方向，他的命名法也一直沿用至今。但他的化学依然深深地植根于公认的知识传统。因此，他论及化学成分的方式使人联想起早期的化学和炼金术。拉瓦锡认为自己发现了可经实验证实的新成分，这些成分在各种化学现象中始终起作用，决定化学反应的结果。比如，氧（成酸素）是成酸成分，氢（成水素）是水性的易燃成分。

拉瓦锡发表了大量科学论文。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化学术语命名法》（1787）和《化学纲要》（1789）。 

参见技术设备

拉普拉斯（Laplace，Pierre-Simon，Marquis de）

1749—1827）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拉普拉斯至今仍被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数学物理学家之一，享有“法国的牛顿”之美誉。他的研究促进了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目标：创立认识宇宙（把宇宙数学化）的数学语言。

拉普拉斯年轻时曾打算当天主教神父，进入卡昂大学后不久，他决定转而研究数学。1768年，他离开卡昂前往巴黎，很快就获得著名数学家和百科全书派学者达朗贝尔的青睐。在达朗贝尔的帮助下，拉普拉斯获得巴黎军事学校的教职。

法国革命期间，拉普拉斯协助设计了公制度量衡制度，入选法兰西研究院，在新建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培训数学物理学家。拿破仑统治时期，他当过很短时间的内政部长，很快就被降职，在参议院担任低级职务。拿破仑最终封他为法兰西帝国的伯爵。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拉普拉斯成为侯爵。 

拉普拉斯年纪轻轻即显露出过人的数学才华。1773年，他被任命为法兰西科学院的副院士，1785年成为有经济报酬的正式院士。他是伦敦皇家学会和其他外国科学院的成员。 

拉普拉斯发明了微积分和概率论领域的有效数学工具，并随即用来解决重大的科学难题。他从事的大量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领域：天体力学（研究太阳系的力与运动）、概率论以及普通物理学。他的研究领域与欧拉和拉格朗日的研究密切相关，欧拉和拉格朗日这两位杰出竞争者的研究也激励了拉普拉斯。他与拉瓦裼合作研究热，与孔多塞同在一个委员会研究人口问题，在他协助创建的知识分子俱乐部阿居埃协会与贝托莱密切合作。

在天体力学领域，拉普拉斯潜心研究太阳系天体运行的偏心率难题。木星、土星和月球的运行随时间推移变化之大，使人怀疑牛顿创立的天体物理学理论。牛顿本人也力图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使万有引力定律受到质疑。他想知道，恒定的万有引力作用如何导致观察到的天体运行发生这些令人费解的变化？牛顿试图解决这一难题，宣称宇宙之神的作用必然使天体准确地沿轨道运行。这一回答保留了神在精确设定的宇宙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藉以修正天体越轨运行的方法。

拉普拉斯发明了计算天体运行偏心率的数学方程式。1773至1787年间他在科学院宣读的论文表明，行星和卫星在长时段内的平均运行偏心率是恒定的。他证明天体运行变差具有周期性，因为行星和卫星不仅受太阳引力的作用，还受到其他行星引力的作用。

拉普拉斯发表了五卷本巨著《天体力学》（1799—1825），总结了三代科学家关于引力的科学研究。他还出版了一部通俗著作《宇宙体系论》，使普通读者也能接触这些资料。 

在概率论方面，拉普拉斯着手解决人类知识的限度问题。拉普拉斯认为，一切现象的发生都有其规律。他认为，偶然性起因于人类知识的不完备，其实只是表面上无规律现象的代名词。偶然性并非宇宙中确实存在的一种力量，而是表明了我们的无知。在拉普拉斯看来，数学概率论和统计学使人们能够借助数学工具揭示表面无规律的复杂现象所隐含的秩序。

拉普拉斯最初把概率论当作天文学和物理学研究的数学工具，只是到后来才认识到它对于人学的潜在用途。他出版了概率论的研究成果《概率分析理论》（1812）。他还发表过《概率的哲学导论》（1814），以使一般读者也可以了解概率论知识。 

在拉普拉斯发明或推广的大量数学方法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几项：奠定其概率论基础的生成函数、作为一种积分法的“拉普拉斯变换”、二阶偏微分方程“拉普拉斯方程”。

德利勒（Delisle，Joseph-Nicolas）

1688—1768，法国天文学家、制图员。约瑟夫·尼古拉斯·德利勒曾就读于马扎然中学。1708年，20岁的德利勒开始频繁前往巴黎天文台，协助卡西尼家族的成员从事研究工作。1709年，他获准在卢森堡宫的穹顶建造一座小观测台。此后几年，他一直在那里工作。1715年，奥尔良公爵的长女贝里女公爵迁入这座宫殿，下令他离开。1718年，德利勒在著名的法兰西学院得到一个教职。1714年，法兰西科学院接纳他为院士。 

1724年，德利勒前往英格兰，他在英格兰结识了哈雷、牛额以及伦敦皇家学会的其他成员。1725年，他接受彼得大帝的遨请（遨请早在1721年就已发出）前往俄国。他负责为圣彼得堡科学院建立一座天文台和一所天文学学院。1725到1747年，德利勒一直在圣彼得堡科学院任教，他的同事包括杰出的数学家欧拉。1747年，德利勒返回法国，成为法国海军部的地理天文学家，同时继续在法兰西学院任教。1768年，他死于一次中风。

德利勒协助制定了观测金星凌日现象的国际性科学项目。他为该项目确定了全球各地观察这一现象的最佳地点。此外，在俄国工作期间，德利勒还提出了一项绘制巨大的俄罗斯帝国地图的计划，但未能付诸实现。他改进了最早由哈雷提出的测定地区经度的技术，并且校正了哈雷的行星图。

德利勒出版的著述有：《供俄罗斯皇帝陛下御览的数学概要》（1728）、《俄国土地测量计划》（1737）、《为帮助解释金星凌日时的世界地图而送呈国王陛下的备忘录》（1760）。1738年，他出版了《天文学、地理学和物理学的沿革》。他的许多科学论文收录在《彼得堡帝国科学院备忘录》。 

参见天文学、技术设备

莫佩尔蒂（Maupertuis，Pierre Louis Moreau de）

1698—1759，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牛顿科学理论在法国的早期拥护者之一。莫佩尔蒂最初打算从事哲学和音乐，后来才转而研究数学。25岁那年，他以一篇关于乐器结构的论文玻接纳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1728年，他前往伦敦，接触到牛顿学说，之后便成为牛顿新科学方法的公开拥护者。在18世纪关于地球形状的著名争论中，莫佩尔蒂支持牛顿的观点，认为地球是个两极扁平的球体。笛卡儿哲学持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地球是两极突出的球体。

莫佩尔蒂参加了1735年的科学考察，这次考察旨在通过比较不同纬度上地球子午线每一度的长度来探明地球的形状。笛卡儿学说预言，两极地区相邻两纬度线之间的距离要比赤道小，牛顿学说的观点则正相反。莫佩尔蒂前往处于北半球高纬度的拉普兰，另一组科学家则来到赤道附近的秘鲁。考察得出的数据证明了牛顿的观点，从而用实验证明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1732年前后，莫佩尔蒂遇到伏尔泰及其情妇夏特莱夫人。莫佩尔蒂为两人讲解牛顿哲学，三人遂成莫逆之交。后来，受莫佩尔蒂的保护的瑞士科学家萨穆埃尔·克尼伊希的行为使莫佩尔蒂与这两位著名朋友发生争执，这种友谊才吿结束。 

1738年，两人的友谊丝毫未减之际，伏尔泰向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推荐莫佩尔蒂出任改组后的柏林科学院院长之职。腓特烈大帝明确答应了此事，但莫佩尔蒂犹豫了好几年，直到1745年才走马上任。在奠佩尔蒂的领导下，柏林科学院发展成为中欧重要的开明科学机构。 

莫佩尔蒂提出了一种形而上学的物理学原理，他称之为“最小作用原理”。他认为，事实上可以从这原则推导出各种运动和静止规律。从纯数学角度来说，这一原理断定一切运动本质上都是经济和简单的。

“最小作用原理”成为莫佩尔蒂与其良师益友伏尔泰公开争论的主题。两人的这次争端依旧是萨穆埃尔·克尼伊希挑起的。克尼伊希拥护莱布尼兹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哲学，他在柏林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宣称莱布尼兹最先提出了最小作用原理。一直扶持克尼伊希的莫佩尔蒂对此大为愤慨。在随后的争论中，腓特烈大帝支持莫佩尔蒂，伏尔泰支持克尼伊希。结果，伏尔泰不断恶意地挖苦莫佩尔蒂，断送了伏尔泰与莫佩尔蒂和腓特烈大帝的友谊。 

克尼伊希事件后，莫佩尔蒂于1752年离开柏林，1754到1756年间又回到柏林。此后，他移居法国图卢兹。1759年，当他前去拜访老友伯努利时，死于瑞士巴塞尔。 

除物理学外，莫佩尔蒂还研究生物遗传。当时，人们正热烈争论新生命的生殖问题。预成说与渐成说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生命科学家无法确定究竟是雄性还是雌性在繁殖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莫佩尔蒂属于渐成说阵营，他认为父本、母本都促成了后代的特征。一旦雄性和雌性生殖液中的遗传粒子以亲和力化学定律结合在一起，就孕育出新的生命。 

莫佩尔蒂在启蒙运动科学史上留下了许多有趣而重要的著作。人们认为他的理论试图调和牛顿与莱布尼兹的两种对立的自然哲学。莫佩尔蒂的大部头理论著作包括《自然界的维纳斯》（1745）和《自然体系》（1751），这两部著作论述了生物生殖问题。他在提交柏林科学院的就职演说《运动与静止定律》（1746）中提出了最小作用原理。另外两部著作《关于科学进步的通信》（1752）和《书信集》（1752）思考了科学的未来以及不同领域的特定观念。伏尔泰涉及莫佩尔蒂的讽刺作品是《阿卡基亚博士的漫骂》（1952）和《马可百万》》。1756年，莫佩尔蒂的著作结集为《莫佩尔蒂全集》在法国出版。 

参见数学与力学

诺莱（Nollet，Jean-Antoine，Abbé）

1700—1770，法国实验物理学家，长于电学研究和公开演示电物理现象的专家。诺莱出身于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家庭，接受的是法国天主教会的教育。他在克莱蒙学院学习人文学科，后到巴黎攻读神学。他一度当过教堂执事，1728年后放弃了神职。不过，他一直使用神父的头衔。 

诺莱转而从事应用艺术和科学，1728年加入艺术协会。这个团体致力于向工匠传授科学知识。法兰西科学院把艺术学会视为威胁，1730年艺术协会解散。 

诺莱得到勒内-安托万·费尔绍·德·雷奥米尔和夏尔-弗朗索瓦·德·西斯泰内·迪费等两位院士的指导和支持，获益匪浅。诺莱曾随同迪费前往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游学，结识了牛顿学说的两位主要拥护者格拉夫桑德和德萨居利耶。返回巴黎后，诺莱决心遵循牛顿实验方法，不过依然潜心于笛卡儿机械哲学。 

诺莱开设的公开物理课程以精巧、有趣的电学演示而著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现代学者认为，诺莱的课程生动表明，为了向业余爱好者传播科学知识，启蒙运动时期的严肃科学教学采取了公开演示形式。

诺莱把的讲稿加以整理，出版了有趣而有益的16卷本概要《物理学教程》（1743—1748）。他还出版《实验技巧》（1770），向非专业人士概要介绍各种实验技巧。 

1739年，诺莱的才华得到承认，他获得法兰西科学院的一个助理职位。他最终获得享有盛名的巴黎纳瓦拉学院新设立的物理学教席，成为科学院的正式院士，还担任法国王室成员的导师。

与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诺莱认为电是一种流动的物质。诺莱在综合笛卡儿哲学、德国学说、迪费的著作以及亲身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精巧有趣的电学理论。他的理论立足于当时流行的双流体理论，双流体理论认为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电流，它们同性相吸、异性相斥。这么一来，双流理论就可以部分解释吸引和排斥现象。诺莱的理论体系更加复杂，他把这两种电流视为“炙热物质”内部的两股不同的流体，就像电流通常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两种流体流动的方向和速度取决于观察者所观察到的电现象的类型。诺莱的理论在一段时期内是对电现象的著名解释。他在这个领域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人富兰克林，后者提出的单流质电理论最终取代了诺莱的理论。

不过，最终的事实表明，富兰克林和诺莱的理论都无法充分解释观察到的现象，实验者不再尝试解释电现象的原因。反之，他们开始测定电效应。例如，诺莱提出了电荷测量法：通过测定两根丝线在刻有数学量角器刻度的墙壁上投下的阴影来测量电荷。电荷越大，两根丝线分得越开。诺莱的仪器时常被称作是第一台验电器，但是其新颖之处并不在于用丝线间的距离来显示电荷量，而在于它把丝线间的距离转化为可测量的参量（量角器的度）。他因而促进了对于启蒙科学而言至关重要的处理实验数据的量化方法。 

布罗斯（Brasses，Charles de）

1709—1777，法国法学家，古文物学、人类学、地理学学者。德·布罗斯接受过耶稣会的教育，1730年进入第戎高等法院（皇家法院）担任推事。闲暇时，德·布罗斯发展了自己的学术兴趣。他是休谟的密友，曾将休漠的《宗教自然史》的部分内容改写成自己的《物神崇拜》（1760）。1739至1740年，德·布罗斯与朋友一道游历了意大利。回到第戎后，他重操律师和法官的旧业。 

在莫普担任大法官期间，德·布罗斯与第戎高等法院的同事遭到流放。莫普下台后，他们于1775年官复原职，德·布罗斯成为高等法院的第一院长。在院长任期内，他与伏尔泰因为40考得*木材的付费问题发生了争执。两人在勃艮第的庄园相邻，按照伏尔泰的说法，德·布罗斯原本同意为木材付款。这场争论使伏尔泰大为恼火，据说他进行了活动，让法兰西学院拒绝接纳德·布罗斯为院士。 

* 考得（cord），木材或木柴层积单位，常为4x4x8=128立方英尺，约合3，6立方米。——译注  

作为一个学者，德·布罗斯为增进关于古希腊罗马文物的知识做出了贡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赫厍兰尼姆古迹报告，兼论维苏威火山的状况》（1749）和《被掩埋的城市赫库兰尼姆的现状》两部著作中提及了赫库兰尼姆的遗迹。德·布罗斯还写下了一组《关于意大利的私人信札》，生动描述了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为现代学者研究18世纪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德·布罗斯对地理学有浓厚的兴趣，收集了当时印行的关于南半球的游记文学，编入《南方大陆航行史》（1756）出版。 

启蒙运动时期，许多学者着迷于人类社会、宗教和语言的起源问题。德·布罗斯也不例外。通过对古埃及的动物崇拜与所谓的原始拜物教的比较研究，他在《物神崇拜》（1760）中阐述了一种引起争议的理论。这本书提出了以往的拜物教研究者所回避的解释，指出动物崇拜实际上涉及神化动物的过程。这些动物神祇既非人类意愿和道德品质的象征，也不是古代重要人物的寓言化身。它们就是动物，除此之外别无他意。不仅如此，在任何一种文化的宗教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物神崇拜这一自然阶段。 

德·布罗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理论会触怒法国天主教当局，因为它表明人类会在动物面前俯首帖耳。对于传统的基督教神学来说，这样一个命题无疑推翻了上帝所创立的万物秩序。因此，为了避免与法国书刊审查官发生冲突，德·布罗斯安排《物神崇拜》在信奉加尔文宗的日内瓦出版，然后秘密运回法国。 

人们对此书的反应毁誉参半，这既因为它大胆的内容，也由于伏尔泰公开的嘲讽。前文提到的伏尔泰与德·布罗斯之间的争执愈演愈烈，伏尔泰攻击布罗斯贬低人类。不过，在19世纪的社会科学家看来，德·布罗斯的著作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将拜物教视为人类意识的一个普遍阶段，卡尔·马克思（1818—1883）在读过德·布罗斯的著作后发明了“商品拜物教”概念。 

德·布罗斯还研究过语言起源问题，出版了《论语言的机械形式和词源学的自然原理》（1765）。启蒙哲学家、路易十五时期锐意改革的财政总监杜尔哥在撰写《百科全书》语言方面的辞条时，采用了德·布罗斯论著的一些资料。 

参见启蒙哲学家

克莱罗（Clairaut，Alexis-Claude）

1713—1765，法国数学家。克莱罗是牛顿物理学的早期法国支持者之一，为法国早期启蒙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克莱罗的著作全部是证明如何运用牛顿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发展可行的科学理论。

1736年，克莱罗随同莫佩尔蒂前往拉普兰测量子午线（地球表面穿过南北两极的大圆）。这一实验旨在测量任意一度经线的长度。在拉普兰地区的测量结果与赤道的测量结果比较，就可以判定地球是否为一个两极略微扁平的球体。牛顿理论预测地球的两极是扁平状的，笛卡儿学说则认为地球是一个两极拉长的球体。这次考察的结果有助于确立起牛顿物理学对笛卡儿学说的优势。 

这次考察结束之后，克莱罗出版了《地球形状理论》（1743）。

在伏尔泰的引见下，克莱罗结识了夏特莱夫人，协助她把牛顿的《数学原理》翻译成法文，据说还成为了她的情夫。克莱罗为夏特莱夫人写了《几何学原理》，夏特莱夫人则在他的指导下写了《关于世界体系主要问题的分析对策》。

克莱罗还着手研究三天体之间的引力作用问题，精确预测了1759年哈雷彗星的回归，从而为牛顿物理学和天文学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圣彼得堡科学院两度授予克莱罗年度大奖：1752年因为他发表的一部在牛顿引力原理的基础上完整地阐述月球运动理论的《月球理论》；1761年因为他发表的论文《1531、1607、1682和1759年彗星研究》。

参见笛卡儿、牛顿

蒂里（卡西尼第三）（Cassinide Thury，César-Françcois，Cassini Ⅲ）

1714—1784，法国天文学家、绘图师，著名天文学家雅克·卡西尼（卡西尼第二）之子。卡西尼一家住在巴黎天文台内。 

卡西尼·德·蒂里协助父亲进行确定地球形状的测量。在地球形状问题上，牛顿物理学的追随者与仍然忠于笛卡儿主义的人士争执不休。笛卡儿派，包括卡西尼第二在内，宣称地球是一个两极拉长的球体，莫佩尔蒂、克莱罗和德萨居利耶等牛顿派则坚持认为，由于地球的旋转，地球的两极必定为扁平状。双方的争执起因于笛卡儿和牛顿的两种不同的物理学理论。最终，关于地球形状的争论以有利于牛顿物理学的结果而告终。研究结果证明了牛顿万有引力学说的正确性。在研究过程中，卡西尼第三放弃了其父亲坚持的笛卡儿主义，转而支持牛顿的观点。 

卡西尼第三推动了法国第一幅现代地图的绘制。他提出了三角测量法，培训了从事实际测量工作的专业人员。地图的绘制得到了王室和私人的赞助。卡西尼第三死于1781年，他的儿子雅克-多米尼克·德·卡西尼（卡西尼第四）完成了这项工程。1793年，该地图出版。 

拉朗德（Lalande，Joseph-Jérôme Le Français de）

1732—1807，法国天文学家。拉朗德曾在里昂中学跟随耶稣会会士学习。他想加人耶稣会，但父母决意让他到巴黎学法律。在学生时代，他认识了天文学家德利勒，听过德利勒在皇家中学的讲座，还协助德利勒进行天文观测。拉朗德也曾选修皮埃尔-夏尔·勒莫尼耶的数学物理学课程。在勒莫尼耶的帮助下，拉朗德在柏林谋得一个职位。 

拉朗德在柏林住了一段时间。他被接纳为柏林科学院院士，与莫佩尔蒂、欧拉和达尔让侯爵共事。1753年，他被任命为法兰西科学院的助理天文学家。 

拉朗德参与了18世纪的几场重大的天文学争论。他与导师勒莫尼耶就如何把月球视差测定法正确应用于月球运行问题展开争论，协助克莱罗发明了精确预测哈雷彗星回归的测量方法。此后，在达朗贝尔、欧拉和克莱罗围绕物理学三体问题的确切解决方法的争论中，拉朗德坚定支持克莱罗的观点。太阳系提供了三体问题的丰富例证，太阳、地球与月亮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三个天体相互作用，因此影响到彼此的运行，但数学家无法用特定的方程式来表述这种关系。人们不得不借助于间接的方式来寻求答案。为了观测1768年的金星凌日，拉朗德协助组织了科学考察。

拉朗德受命提髙天文测量的准确性。他还致力于传播最新的科学理论，亲自撰写天文学教材。1776至1794年，以及1794年到1807年去世前，他编辑一份名为《时间的知识》的天文学年鉴。1760年，他接替德利勒成为法兰西学院的天文学教授。 

拉朗德同情保皇派，却安然地度过了法国革命。当杜邦和加尼耶神父在恐怖时期受到追捕时，拉朗德把他们藏在巴黎天文台。罗伯斯比尔垮台后，拉朗德致力于重建科学机构，但拿破仑因其自由思想家的名声而敌视他。 

拉朗德是共济会成员。他创立了著名的巴黎九姊妹兄弟会。兄弟会成立于1777年，拉朗德和爱尔维修把它看成是已通过其作品充分展示天赋的启蒙作家和科学家的组织。伏尔泰和许多启蒙哲学家受遨加入兄弟会。拉朗德为《百科全书》补遗撰写了题为《共济会》的条目以及《共济会历史实录》。

拉朗德的主要著述包括《天文学论文集》（1764年，随后在1771和1792年再版）、《1759年彗星的历史》、《历史的、理论的和实用的航海概要，附时刻表》（1793年，时刻表由其侄媳拉朗德夫人计算）、《天文学文献目录》（1802）、《适于妇女阅读的天文学》（1785、1795、1806）以及由让-艾蒂安·蒙蒂克拉（1725—1799）主编的《数学史》的最后两卷（1802）。 

库仑（Coulomb，Charles-Augustine de）

1736—1806）法国物理学家。库仑出身于一个卓有成就的法官家族，却立志当一名军事机械师。他曾在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岛待过了一段时间，协助修筑波旁要塞。回到法国后，他先后在罗什福尔和瑟堡一带逗留，最后于1781年被派往巴黎。 

1774年，库仑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通讯院士。1781年，他被任命为助理机械师，1784年，升任副机械师。1781年，他以论文《简单机械原理》赢得了一项奖金。1795年，他当选法兰西研究院院士。法国革命爆发之际，库仑已从军事机械师的岗位上退休，定居在布卢瓦地区。19世纪初，拿破仑任命他为公共教育督察员，但库仑死于1806年，未能很好地完成其使命。 

库仑以电学领域的研究而闻名。他推导出一些定律，解决了令前几代科学家困扰不已的电磁现象难题。库仑尤其提出了说明电荷与引力或斥力的关系的数学定律，这定律以他名字命名为库仑定律。他证明了电荷聚集在导体的表面，创立了电磁引力和斥力的平方反比定律。在现代物理学中，电量的单位就叫做“库仑”。

库仑在几个重大领域影响了启蒙运动。他提出了电磁现象的方程式，推动了科学的数学化进程。他还改良了一种灵敏的仪器——扭秤，促进了与数学化过程相辅相成的计量工作。这种设备使他能够迸行最终得出库仑定律的各种计量。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了技术设备与理论创新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关系成为启蒙运动时期促进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推动力。 

贝托莱（Berthollet，Claude Louis）

1748—1822，法国化学家。他曾接受过医学训练，花费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阐述一种融合燃素说、亲和力化学和拉瓦锡的新学说的理论。在从事这项事业的过程中，贝托莱创立了一种新的化学体系，他先在《亲和力定律研究》（1801）中概述了这个新体系，后在《论化学静力学》（两卷本，1803）—书中加以展开。他的新体系认为，各种元素之间的引力（亲和力）并不是一个恒量。引力的大小随温度以及反应物质的相对参量而变化。与其新的亲和力理论相关，贝托莱提出了"有效质量”或“化学质量”概念。 

贝托莱是法国人，其祖辈于17世纪迁居萨伏依。他先后在阿讷西学院和尚贝里学院就读，曾获得都灵大学医学学位，他在皮埃蒙特行医四年，1772年迁到巴黎。在特龙尚的庇护下，贝托莱被任命为蒙特松公爵夫人夏洛特-让娜·贝罗·德·拉艾·德·里乌的私人医生。蒙特松公爵夫人是路易十五之子奥尔良公爵的妻子（他们的婚礼是秘密举行的，但实际上尽人皆知），住在巴黎的：王宫里。她允许贝托莱进入王宫里的私人化学实验室，贝托莱正是在那里着手做一系列重要的实验。1784年，贝托莱成为染色工厂的督察员和戈布兰挂毯厂的主管。 

法国革命期间，贝托莱设法免遭株连。他先后在法国货币体制改革委员会（1792）、战时生产科学委员会（1793）以及农业和技术委员会（1794）任职。他还担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协助创办了巴黎综合工科学校。这些创办于法国革命期间（1795）的学校成为启蒙运动所激发的改革的组成部分，这些改革把教育变成世俗国家的一项职责。 

拿破仑统治时期，贝托莱前往埃及做为期两年的科学考察。他随同一个委员会前往意大利半岛为法国挑选绘画作品。拿破仑授予他贵族称号和荣誉勋位，任命他为元老院议员。1807年，贝托莱与朋友拉普拉斯创立了阿居埃协会，每周聚会一次讨论科学问题。

贝托莱最初从事化学研究时，相信燃素说。他批评拉瓦锡定量实验中有前后矛盾之处，但促进了拉瓦锡新颖的化学理论和术语的传播。除了理论上的贡献之外，贝托莱对应用化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他提出了一种用氯漂白纺织品的方法，发明了一种新的黑色火药，还写了一篇关于染织工艺理论与实践的论文。

参见化学革命

加尔（Gall，Franz Joseph）

1758—1828，主要在维也纳和巴黎工作的德裔心理学家、神经解剖学家，颅相学的倡导者。加尔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医学，并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他开设了一家诊所，曾为许多知名人士看过病。最初他在维也纳工作，1807年移居巴黎。1819年，他成为法国公民，1828年死于巴黎。

加尔认为，基于法国观念学派和孔狄亚克所主张的感觉心理学的心理和大脑理论，不能充分解释个性和人格的起源。如同启蒙运动时期的众多科学学说一样，加尔的理论不仅涵盖了心理学和生物学，还涉及认识论和本体论（对存在本质的哲学研究）。加尔的观点反映出晚期启蒙运动出现的彻底的反机械论哲学。他的观点部分源于赫尔德和早期德国自然哲学。

加尔的身心关系学说吸收了比较和发育理论以及有机的整体观。他重提大脑器官这一古老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比照其他人体器官提出来的），力求说明头颅构造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关系。加尔列举了各种官能及与之相关的大脑器官，其范围既包括消化这样公认的生理过程，言语和思考等传统的大脑功能，还涉及性欲、感情、激情以及宗教。 

在确定大脑器官的位置时，加尔认为，大脑功能的特质对应于可以观察到的身体结构。换句话说，从外表的身体特征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和人格。加尔因而断言，道德和智力的天赋是与生俱来的，就某个特定的个人而言。它们取决于身体的生理结构。这种信念使得加尔的观点与感觉心理学截然不同，后者认为经验决定了人格和智力。加尔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创立了颅相学。这种理论颇受欢迎，但争议很大，遭到传统的心理学家、科学家和教会神学家的猛烈抨击。1808年，加尔未能人选法兰西研究院（法国革命期间取代法兰西科学院的组织），主要就是由于这些人反对他“不科学的”研究。 

1791年之前，加尔就形成了自己的大脑理论，并在《关于人类患病和健康状态下自然和艺术的哲学-医学研究》（1791）中阐述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在研究助手约翰·C.施普尔茨海姆的协助下，加尔后来提出了一项神经解剖学研究方案，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对后世的解剖学理论影响很大。加尔把神经系统视为一种等级结构，高级的组织由低级组织发展而来。这种理论使他得以区分大脑的活性组织（较高级的灰色质）和联动组织（较低级的白色质）。加尔和约翰·C.施普尔茨海姆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一般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兼论根据颅相认识人类和动物的几种智力和道德特质的可能性》（1810—1819），该书包括四卷正文及一部有1000幅图版的图册。 

参见拉瓦特尔

傅立叶（Fourier，Jean-Baptiste Joseph）

1768—1830，法国数学家。傅立叶9岁时成了孤儿，奥赛尔大主教成为他的监护人，把他送入当地的军事学校学习。傅立叶进入卢瓦尔河畔圣伯努瓦的一所本笃会学校继续深造。法国革命爆发后，他进大学攻读数学的计划落空。他回到家乡奥赛尔，在曾经就读的军事学校当了一名教师。

大革命期间，傅立叶积极参与当地政治事务，由于公开为恐怖统治的受害者辩护，他于1794年被捕。罗伯斯比尔倒台后，他被释放并移居巴黎。他曾在短命的师范学校里学习过一段时间，1795年，他成为拉格朗日和加斯帕尔·蒙日（1746—1818）所开课程的助教。1798年，蒙日在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大军中为傅立叶争取了一个随从职位。傅立叶在埃及一直待到1801年。 

之后，拿破仑指定傅立叶回法国担任行政管理工作，派遣他担任伊泽尔省的省长。傅立叶实施了几项公共工程项目，如排干沼泽地、修筑道路等。1808年，拿破仑因其成绩斐然授予他男爵头衔。

1815年后，傅立叶与拿破仑的密切关系曾一度导致他的事业陷人低谷，但他最终还是获得了一个新的行政职位，并入选重组后的法兰西科学院。1822年，傅立叶成为法兰西科学院的常务秘书，1827年又人选享有盛名的法兰西学院。他还是伦敦皇家学会的外籍会员。1830年，他死于逗留埃及期间患上的一种慢性病。

傅立叶在数学与力学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逐步阐述了微分方法，使微积分得以运用于科学分析的新领域。特别应提及的是，他发现了把微积分运用于热流（扩散）问题的方法，提出了今天所称的傅立叶级数和傅立叶积分的数学方法。他还归纳了笛卡儿提出的符号法则，研究了动力学和数学的其他各种问题。 

傅立叶拓展了数学分析（微积分）的应用范围，用启蒙运动早期形成的理性方法来解决先前无法解决或理解的间题。与同时代的拉普拉斯不同，傅立叶坚持认为，每一项数学陈述都具备切实的物理意义，能够通过真实的运动和直接测量加以证明。他反对拉普拉斯的那些被他视为猜测性的理论。

傅立叶主要的科学著述有：《热的分析理论》（1822）和《行列式分析》（1831）。他以自己在埃及的经历为基础作并出版了《埃及见闻》（1808—1825）。他还协助翻译了普林尼的《自然史》。 

比沙（Bichat，Marie-François-Xavier）

1771—1802，法国生理学家、外科医生、解剖学家，医生让-巴蒂斯特·比沙之子。小比沙最初在里昂的圣-伊雷内修道院学习哲学，1791年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钻研外科学和解剖学。在里昂学习三年后，他于1794年前往巴黎，在仁慈济贫院（主宫医院是其前身）师从皮埃尔·德索，并担任德索的助手。德索去世后，他承担了出版《外科日志》的任务。他开设了私人解剖学课程，在课上演示动物活体解剖。他还建立了一所私人实验室，并在亨利·于松和纪尧姆·迪皮特朗的协助下创建了医学竞赛协会（1796）。这个新协会旨在把巴黎的年轻医生团结在一起。这个组织的早期成员有卡巴尼斯和菲利普·皮内尔。 

1799到1801年间，比沙出版了令他声名鹊起的三部著作《论膜》、《生命与死亡的生理学研究》、《普通解剖学》。他死于1802年7月，年仅31岁。 

比沙的生理学吸取了法国南部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所讲授的生机论的某些内容。生机论学说对晚期启蒙运动的重要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尤其是狄德罗）影响很大。比沙始终支持生机论，反对与布尔哈夫的研究相联系的传统医学。比沙高度赞扬18世纪初万物有灵论的创立者施塔尔，认为施塔尔使生物学研究摆脱了对机械哲学的错误依附。比沙的组织解剖学研究从菲利普·皮内尔的著作中获得了灵感和指导。

比沙认为，不能把有机体的生命属性降格为机械的物理原则和法则，从根本性质上说，“生命”就是独特的。他把源于化学元素的异体同功概念与生机论式的生命认识融为一体，开创了组织解剖学。比沙主张，组织病理学研究应该基于各种隔膜的基本结构，而不是内脏器官的位置。根据各种组织的构造、敏感度（或缺乏敏感度）以及因接触引起的收缩能力，可以区分各种组织的基本结构。比沙区分了组织的生命属性（死后即消失）与物理属性（死后仍然保留）。他的研究推动了研究组织结构的生物学分支——现代组织学的诞生。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Pierre，Jacques-Henri）

1737—1814，法国工程师、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出生于法国的勒阿弗尔，12岁时随家庭迁往马提尼克岛的法国殖民地。他亲身感受的马提尼克岛的土著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观。 

返回法国后，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最初打算当一个耶稣会传教士，但很快便放弃了那个计划，转而攻读工程学学位。七年战争期间，他担任军队的工程师，后在印度洋的毛里求斯岛上担任工程师。他游历了欧洲各地，曾在俄国和波兰逗留过一段时日。 

1769年，他回到法国，在巴黎附近地区（法兰西岛）担任土木工程师，并开始从事写作。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很快便与卢梭结下了牢固的友谊。他时常参加若弗兰夫人和莱斯皮纳斯举办的沙龙，与领导法国启蒙运动的启蒙哲学家往来密切。

1773年，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出版《法兰西岛游记》，开始了文学生涯。1787年，他的第二本书《保尔和薇吉妮》问世，这是一本理想化的爱情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理想社会观脱胎于其年轻时所接触到的土著社会。他也表达了所珍视的简朴、自发和自然的理想。

除小说外，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还写过自然史方面的著作，促进了生物学这一新兴科学的诞生。他在《自然研究》（1784—1788）—书中提出了生命机体构造的思想以及把自然视为上帝善行的主要证据的总体哲学观。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批评强调理性和进步的启蒙观点，在这一点上，他与其朋友卢梭的观点很相似。两人都认为人类的情感优于理性。他们还认为，人类历史进程是一部从田园诗般的古代逐步堕落的历史。此外，他们的自然观与理性的捍卫者的自然观截然不同。这些观点表明他们属于晚期启蒙运动的成员。日后的浪漫主义作家采纳和改造了他们的观点。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蒙戈尔费埃兄弟（Montgolfier，Jacques-Étienne and Michel-Joseph）

1745—1799，1740—1810，率先发明热气球的法国发明家和技术专家。蒙戈尔费埃兄弟出身于一个造纸商家庭。 

蒙戈尔费埃热气球，1783年9月19日  

蒙戈尔费埃兄爷把科学转化为实际用途，他们的活动具有大受欢迎的轰动效应。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雅克-艾蒂安·蒙戈尔费埃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建筑师，曾在巴黎师从苏夫洛学习建筑。1772年接管其父的造纸厂之前，他一直从事建筑业。米歇尔-约瑟夫·蒙戈尔费埃子承父业，在距自家商行50英里外的地方新建了一家造纸厂。

蒙戈尔费埃兄弟对于氢气等新发现的气体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意识到充满气体的气球足以载人升空。1782年，他们发明了第一个小热气球，此后，他们有条不紊地改进技术，最终成功制造出一个直径35英尺的气球，这个用纸和布做的气球升到6000英尺的高度。

他们试验热气球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一些发明家开始重复蒙戈尔费埃的试验。1783年11月20日，J.F.皮拉特尔·德·罗齐耶和达朗德侯爵实现了首次气球载人升空。 

气球的发明为蒙戈尔费埃兄弟在法兰西科学院赢得了一席之地。他们家的造纸厂也因被指定为皇家工厂而获益。

稚克-艾蒂安此后专心经营造纸厂，他的兄长米歇尔-约瑟夫则继续发明各种实用装置。米歇尔-约瑟夫发明了非常实用的压力扬吸机，这是用来提升运河船闸水位的机器。米歇尔-约瑟夫最后不再独力经营造纸厂，他移居巴黎，1800年供职于巴黎国立工艺博物馆。 

热气球的发明清楚表明了启蒙运动的一个特点：科学理论与实用发明密切相关。此后，乘气球飞行及其戏剧性表现形式的历史进一步表明气球属于启蒙运动特有的冒险事业。

布朗夏尔（Blanchard，Jean-Pierre-François）

1753—1809，法国发明家、气球驾驶者。布朗夏尔是一位家具制造商和修理工的儿子，他乘坐自己制造的一辆机械马车从莱桑得利走到鲁昂，第一次展示了作为发明家的才能。在目睹了皮拉特尔·德罗齐埃的一次气球飞行后，他决心致力于热气球飞行亊业（1784年第一次升空）。1785年，布朗·尔和美国医生约翰·杰弗里斯一道乘热气球第一次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他随身带着一个送到英格兰的包裹，因而成功完成了首次航空邮递。 

布朗夏尔是个深受大众欢迎的熟练表演者，他将每一次升空都变成愉悦大众的表演。他在欧洲各地进行表演，足迹遍及柏林、维也纳、巴黎，这种现象在18世纪非常典型，人们乐于通过公开的表演普及科学思想和技术。富兰克林、梅斯梅尔、诺莱等人都做过著名的表演。

布朗夏尔是共济会支部的成员。法国革命期间，奥地利人以传播激进学说的罪名将他投入监狱。获释后，布朗夏尔前往美国（1792—1798）。1793年，他进行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气球飞行。1798年，布朗夏尔离开美国，回到欧洲继续他的表演，直到1808年2月。1809年，他可能死于中风引起的并发症。布朗夏尔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娶维克多·勒布伦为妻，后与著名的气球驾驶者玛丽-玛德莱娜-索菲-阿尔芒结婚。 

西蒙（Simon，Richard）

1638—1712，奥拉托利会的法国神父、古希伯来语学者、圣经评注的创始人之一。里夏尔·西蒙是迪耶普一个铁匠之子。他从迪耶普的奥拉托利会修道士那里接受教育。他决定加入奥拉托利会，于是以见习修道士的身份前往巴黎。西蒙曾一度放弃从事神职的打算，但是1662年他重新开始当神父的准备工作。1670年，他被任命为神父。西蒙学习过希伯来文，读过多语种《圣经》，对各种《圣经》版本评论了如指掌。1678年，他出版了《〈旧约〉评注史》。这本书使他于1678年5月21日被逐出奥拉托利会，御前会议也将此书列为禁书。此书的所有印本都遭查抄。1683年，此书乂被列入天主教会正式的《禁书目录》。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止此书在巴黎和其他地区流传开来。1685年，西蒙在一家荷兰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此书。之后，他又着手对《新约》材料进行评注研究。 

1702年，西蒙出版了《我主耶稣基督的〈新约〉，译自古拉丁文版本，附注释》。他本意是原原本本地翻译《圣经》文本，删除歪曲原意的附会和解释。但是，他的译本和他的其他著作一起备受指责。

西蒙运用语言学手段，通过研究字词、追溯字词的渊源和历史来分析《圣经·旧约》，判断哪些《圣经》文字是真实的。西蒙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对《圣经》进行评注的学者，斯宾诺莎也曾把《圣经》作为记录人类历史的文献来研究。但西蒙进一步对《圣经》进行批判性分折，制订出处理古代文本的严谨方法。他还用法语出版自己的著作，使普通读者也能够阅读。罗马天主教当局指控他为异端，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立场和信仰才是正统派学说。

在西蒙看来，虽然可以证明《圣经》文本写作、修订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圣经》文本是受神灵启示形成的。因此，他对《圣经》的评注并非要推翻《圣经》的权威性，而是想更好地理解其内容。西蒙还希望自己的评注能使新教徒回到罗马天主教的怀抱。如果能够证明《圣经》是历史的产物，在时间的长河里发生变化，却依然蒙受神灵启示，那么可以断言，传统的天主教典籍亦是如此。西蒙希望这能使新教徒相信，寻求神学真理不必仅仅拘泥于《圣经》。由于希望劝说新教徒回归天主教会，西蒙与艾萨克·沃西厄斯（一名温莎教士）、雅克·巴热那（鲁昂和鹿特丹的胡格诺派牧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虽然西蒙的著作是17世纪法国天主教狂热的产物，西蒙的态度却使他与自己献身的宗教发牛冲突。他勇敢地涉猎未知的知识领域，促进了作为启蒙运动特征的批判性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形成。

参见宗教

卡尔梅（Calmet，Antoine）

1672—1757，《圣经》研究者、历史学家，来自洛林省的本笃会修士。安托万·卡尔梅，或者神职界所称的奥古斯丁师，受圣职前曾在本笃会的莫尔会和耶稣会学习。修道院院长派他前往圣埃普维尔学习笛卡儿哲学，去阿尔萨斯的明斯特学习神学、希腊语、拉丁语和圣经研究。

卡尔梅在本笃会担任过多种职务，先后在穆扬穆捷、莱圣克里斯托夫、圣利奥波德和塞诺纳修道院任职。他担任了首席巡视员这一重要职务，巡查本笃会的各种圣会，还担任过本笃会的总会长。

卡尔梅遍访法国北部各地的图书馆，为圣经研究和历史论著收集资料。他曾在巴黎逗留过一段时间，住在受詹森派影响的勃朗-芒托修道院。1748年，他为了收集学术资料还访问了瑞士。

卡尔梅是早期从事圣经评注的学者。他运用文本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考察《圣经》。他出版了四部重要的圣经研究著作：《旧约与新约文字考订》（1715）、《旧约与新约的历史》、《耶稣基督的生平和神迹史》（1737）、《圣经历史、考订、编年、地理与文学辞典》（1722年以法文、拉丁文、德文、英文和荷兰文出版）。 

卡尔梅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希望维持《圣经》作为神启之源的权威性。然而，伏尔泰却从卡尔梅的深入研究中找到了充足的理由来反对天启宗教。实际上，在撰严厉枰击基督教的《哲学辞典》时，伏尔泰把《圣经辞典》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这个事例清楚地表明，形成于17世纪、在启蒙运动时期成熟的思想批判方法能够用于支持反宗教的立场。 

卡尔梅还受洛林公爵之托撰写了《洛林史》，但书刊审查官把他的原始手稿删改得面目全非。卡尔梅还著有《普隆比耶尔的矿泉和温泉浴场的历史》（1748）及《瑞士日记》（1756）。 

布兰维里耶（Boulainvilliers，Henride）

1658—1722，法国历史学家、作家，与法画的自然神论、唯物主义和贵族复兴联系密切。亨利·德·布兰维里耶来自于法国北部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弗朗索瓦·德·马纳维勒与苏珊之子。他的父母长期分居，因为其父与另一个女人长期保持着关系。这一状况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布兰维里耶曾短暂在军队服役，后在家乡（圣塞莱）定居下来，潜心研究早期法国制度和家庭史。他极为推崇封建体系和习俗，因而反对路易十四在法国推行绝对君主制。布兰维里耶逐渐成为贵族政治的拥护者和贵族复兴的文学领袖之一。他阐述了法国贵族封建起源论，为贵族反抗绝对主义改革辩护，因为他认为这些改革破坏了法国的古老体制。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布兰维里耶与费奈隆、德·圣皮埃尔神父（1658—1743）、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尔·德·沃邦（1633—1743）及路易·德·鲁弗卢瓦、德·圣西万公爵（1675—1755）一起，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王室行政管理体制建议。布兰维里耶为这项改革方案撰写了两部作品《法兰西国家》（1727—1728年）和《致奥尔良公爵的报告》（1727）。 

传统上认为，布兰维里耶是一个自由思想家和自然神论者的非正式组织的领袖，法国知识界秘密流传着这些人抨击传统宗教的手稿。现代学者依然提及布兰维里耶集团，但不能肯定布兰维里耶是否真的是这个集团的首脑。许多以布兰维里耶的名义流传的手稿不可能出自他的手笔。一个著名的例证是《布兰维里耶伯爵的晚餐》，这篇猛烈抨击罗马天主教的文章实际上是伏尔泰的作品。

现代学者认为自然神论小册子《三个冒名顶替者》可能并不出自布兰维里耶的手笔。充满异端思想的《世界史纲》可能是他的作品。此外，他还可能写了《论法兰西贵族，论其起源和衰落》（1732）、《法兰西贵族传略》（1732）和《法兰西贵族与巴黎高等法院史》（1747年）。 

布之维里耶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娶玛丽-安妮-亨丽埃特·于罗·德·马雷，第二次与克洛德-卡特琳·达莱格尔结婚。他有一个儿子（死于战争）和两个女儿。 

杜博（DuBos，Abbé Jean-Baptiste）

1670—1742，法国作家，以对无神论、艺术评论和历史学的理论贡献而闻名。杜博神父交游广泛，学识渊博，多年为法国政府效力，承担过多项外交使命。杜博对法国早期启蒙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伏尔泰对他赞赏有加，孟德斯鸠却对他持批评态度。他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数年间一直担任学院常任秘书这一实权职位。

杜博著述颇丰，其中有两部著作对启蒙理论的贡献最大，一部是美学著作，另一部是史学著作。在《对诗歌与绘画的批判性反思》（1719）—书中，杜博借鉴了培尔的怀疑主义批判方法，从全新的角度提出了美的定义。杜博认为，美并非如法国古典主义理论所宣称那样产生于墨守预定的规则，美是相对的事物，取决于民族文化、气候和风俗。可以说，杜博很早就表述了启蒙运动的一个重大主题：质疑理性和规则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肯定总体背景和主观想象对创作过程的影响。 

《对诗歌与绘画的批判性反思》不仅阐述了美学理论，还含蓄地表达了关于人类心理结构和功能的观点。在现代学者看来，杜博的观点突出表明了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得启蒙思想迥然不同于前代的思想。杜博在论著中提出的心理学说不仅集中探讨了观念的形成，还涉及理性领域之外的整个心理功能。 

1734年，杜博出版了一部法国历史著作《法国君主制的历史考证》。像同时代的其他几部作品一样，这部史著探讨了法国政治结构的历史基础。它尤为深入地研究了古罗马统治时期法国国王与世袭贵族的关系问题。杜博认为，法兰克人的第一位国王克洛维并未征服罗马高卢，而是以罗马皇帝的盟友和代理人的名义进入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克洛维从而拥有了与罗马皇帝相同的绝对权威。因此，绝对主义君主制就成为古代法国的真正传统，贵族和资产阶级所宣称的在早期法国政体中合法地分享最高权力的说法是伪造的。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明确驳斥杜博关于法国君主制起源的王室论点，他也反对布兰维里耶著作中表述的贵族论点。孟德斯鸠力图超越这场争论。与杜博相反，孟德斯鸠认为，克洛维确实征服了高卢，但受制于古老的罗马法体系。因此，法国最初的“政体”是一种古代法兰克和古代罗马政治传统的混合物。

参见古典主义、政治理论

雷纳尔（Raynal，Guillaume-Thomas-Françoisde，Abbé）

1713—1796，法国历史学家、作家，政治宣传家。雷纳尔进入耶稣会在罗德兹开办的中学，抱着献身罗马天主教的目的加入耶稣会。在耶稣会任教数年后，雷纳尔退出了耶稣会，在巴黎定居下来，开始了作家的生涯。

1750到1754年间，雷纳尔担任《法兰西信使》杂志的主编。凭借这一地位，雷纳尔进入到启蒙哲学家的社交圈。他的朋友包括孟德斯鸠、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

雷纳尔为晚期启蒙运动文化奉献部重要著作：《欧洲在两个印度的殖民地和商业的哲学与政治史》（1770年版，1774年和1780年两度再版）。狄德罗和亚历山大·德勒伊尔两人为这部书撰写了大量章节。 

这部殖民地史涉及历史、政治理论、经济学，猛烈抨击奴隶制和天主教会在法国殖民地的政策。它坦率讨论了惨无人道的奴隶制，理想化地描述了身处奴隶制枷锁中的土著人的性格。它对奴隶制的批判既出于普遍的人道主义观点，也有这一制度负面经济后果的现实论据。它还肯定奴隶拥有反抗压迫者的权利。

该书在罗马受到天主教会审査官的指责，被列入《禁书目录》（1774）。巴黎高等法院也谴责这本书，下令将此书于1781年公开焚毁。

雷纳尔本人遭到流放。他先是居留普鲁士，日益多疑的腓特烈大帝冷淡地接待了他。雷纳尔接着前往瑞士，后于1784年被允许返回法国。他不得不等到1790年被许可重新住在巴黎后，才回到法国。 

雷纳尔的殖民地史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它突出表明了启蒙运动时期的主要思潮和价值观——人道主义、反教权主义以及对社会和政治不公的慷慨激昂的批判——是如何在18世纪末孕育出激进改革计划的。 

参见人类学

巴泰·勒米（Barthelémy，Jean-Jacques，Abbé）

1716—1795，法国考古学家、古文物研究者、作家。他的《公元前4世纪中叶年轻的阿纳克西斯的希腊之旅》一书对于促成和领导法国革命的年轻一代人形成古代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泰勒米生于卡西斯，是约瑟夫·拉斯蒂斯与马德莱娜·拉斯蒂斯之子。他进入神学院，打算当个神父，结果却成为古代近东——希伯来、叙利亚和阿拉伯——语言专家。他还研究考古学和基督教古代文物。他离开神学院后不久就声明正式放弃神职身份，却又始终自称为“神父”。巴泰勒米成为格罗·德·博泽的助手，后者是皇家圣章和硬币收藏的管理人。巴特勒米为大部分王室收藏品编制了详细目录1747年，他人选碑铭学院。1753年，巴特勒米接替博泽成为圣章收藏的管理人。 

舒瓦瑟尔公爵艾蒂安-弗朗索瓦任驻罗马大使期间（1753—1757），聘请巴泰勒米担任助手，巴泰勒米由此得以为王室购买收藏品，之后，巴泰勒米终生住在舒瓦瑟尔的家里，即使在这位大臣在1770年失势后也没宥离开。他回绝了出任著名的《信使》杂志总编的邀请，推掉了皇家图书馆馆长的任命，拒绝接替失宠的马蒙泰尔在法兰西学院的席位。 

巴泰勒米著有多篇知识渊博的钱币学和古代文物研究文章。他的部分论文收入著名考古学家凯吕斯伯爵编辑的《古文物汇编》，其他文章发表于《学者》杂志。但巴泰勒米主要以《年轻阿纳克西斯的希腊之旅》而闻名（写于1757到1787年间的闲暇时间，1788年出版）。这本书叙述了一次虚构的古希腊之旅。该书促使法兰西学院接纳巴泰勒米为院士。这部著作在18世纪晚期广为流传，直到1859年它仍是法国学校的指定读物。 

布干维尔（Bougainville，Louis-Antoine de）

1729—1811，法国探险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布干维尔是巴黎一个公证人之子，他曾学过数学，最初的职业是数学家。在达朗贝尔的影响下，他写作了两卷本的《论积分》（1751—1756），这部著作充实了18世纪的微分学，也阐述了积分学科。该书出版后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赞扬。1756年，布干维尔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员。

为了避开父亲所要求从事的公证人职业，布干维尔加入了法国军队（1754）。英法争夺北美控制权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期间，他于1756到1759年在加拿大服役。1764年，布干维尔决定在南美洲东南海岸的福克兰群岛定居，他在那里自费建立了一个法国殖民地。他希望为阿卡迪亚人——法国把加拿大殖民地割让给英国后背井离乡的法裔加拿大人——提供一个居住地。1767年，布干维尔被迫将殖民地的控制权交给西班牙人，与此同时，他受法国政府的委托，开始环球航行。在三年的航行中，布干维尔勘探了南太平洋诸岛屿，到过塔希提岛（八个月前，英国人塞缪尔·沃利斯已经"发现”了这一岛屿），勘定了数个以前不为欧洲人所知的岛屿，几乎到达了澳大利亚附近的大堡礁。他“发现”了属于特雷热里岛的两个岛屿，之后继续前往所罗门群岛，在那里勘定了一个地图上未标明的岛屿，如今该岛被称为布干维尔岛。 

在旅行期间，布干维尔记录了各地动植物资料。他还系统记录和观测了经度，绘制出为日后航海者提供了极大便利的海图。1771年，他出版了记叙探险经历的《环球航行》。

布干维尔返回巴黎后，重新在法国陆军和海军服役，在美国革命期间协助北美殖民地居民。虽然美国人和法国人最终赢得了战争，布干维尔还是受到了严斥。由于他对1782年桑特海峡战役的失利负有责任，他被逐出法国宫廷。

法国革命期间，布干维尔站在国王一边。1792年，他遭到监禁。罗伯斯比尔下台、恐怖统治结束后，他被释放。随后，他当选为新成立的法兰西研究院（前身是以往的法兰西皇家学院）的院土。拿破仑任命他为元老院议员，授予他荣誉勋位勋章。布干维尔死于1811年，随即被葬在巴黎先贤祠，备极哀荣。

布干维尔的《环球航行》在启蒙运动时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报导强化了这样一种趋势，即认为“原始”民族代表着未受文明腐蚀的人类自然状态。在《环球航行》的启发下，狄德罗写下了《布干维尔环球航行续编》（1773），將南太平洋描述成人类合乎道德而又无拘无束地生活其间的世外桃源。 

参见游记文学

沃尔内（Volney，Constantin François Chasseboeuf，Comte de）

1757—1820，法国文化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沃尔内就学巴黎期间常常光顾霍尔巴赫男爵和爱尔维修夫人的沙龙。在交往中，他了解到观念学派的原理、信念和目标。观念学派成为沃尔内毕生思想灵感的源泉。

大学毕业之后，沙瑟伯夫·沃尔内前往埃及和叙利亚旅行（1782—1785）。回到法国后，他进入政治新闻界，创办并主编了以布列塔尼为基地的共和派杂志《人民的哨兵》。这份杂志在法国革命早期成为吉伦特派的喉舌。法国革命期间，沙瑟伯夫参加了三级会议和国民公会。作为一个吉伦特党人，他在罗伯斯比尔领导的恐怖统治时期被捕，但免于一死。1794年罗伯斯比尔垮台后，他重获自由，在新成立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历史学教授。1795年他前往美国，1798年被当作法国政府的间谍遭驱逐。 

沙瑟伯夫在科西嘉逗留期间认识了拿破仑。最初他支持拿破仑，后来却批评拿破仑的独裁倾向以及拿破仑帝国。不过，他的观点并没有妨碍其政治前途。他进入法国参议院，1808年被授予沃尔内伯爵的头衔。1814年，他跻身法国贵族之列。 

沙瑟伯夫的著述涉及地理学、语言学和社会科学，他的著作反映出观念学派的倾向，致力于创立合理、系统的人类科学，以启迪并最终解放全人类。1781年，沙瑟伯夫以《论希罗多德的编年史》一书在文坛崭露头角，这是一部研究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学著作。他记录利凡特之旅的《埃及和叙利亚游记》（1787）成为地理学科的开创性著作。这部著作系统地记录了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环境状况，从而有别于数十年前流行的叙事体游记文学。后来，沙瑟伯夫发表了《美国的气候与土壤》（1803），提供了美国的类似资料。沙瑟伯夫还出版了《科西嘉现状》（1793）。 

法国革命期间，沙瑟伯夫撰写了题为《论毁灭，或关于各帝国革命的沉思》（1791）的批判性著作。晚年，沙瑟伯夫试图把人类语言表示法加以系统化，潜心编制一套通用字母表。他在这个学科发表了三本独立的著作：《东方语言的简化》（1795）、（（适用于亚洲语言的欧洲字母表》（1819）、《简化希伯来语》（1820）。他在遗嘱中设立了奖励通用语言研究的奖金。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马里沃（Marivaux，Pierre Carlet de Chamblain de）

1688—1763，法国报人、剧作家、小说家，朗贝尔夫人和若弗兰夫人的开明文学沙龙的常客。马里沃交往的学者和赞助人有马蒙泰尔、达朗贝尔、莫雷莱神父、格里姆、爱尔维修、霍尔巴赫、休谟、加利亚尼。

年轻时，马里沃同法国公众一样对路易十四之死感到莫大的解脱。马里沃年轻时代的作品，如《仿忒勒马科斯》（大约作于1714年，但直到1736年才出版），不但带有那个时代无忧无虑的气氛，还表明他是一个观察力敏锐的社会批评家。马里沃的小说和戏剧通常涉及爱情、幸运、背叛等洛可可时代艺术作品的主要题材。他最著名的小说当属《玛丽安娜的生活，又名某伯爵夫人的奇遇》（连载小说，发表于1731—1741年），小说借女主人公玛丽安娜之口叙述了作者年轻时代的故事。玛丽安娜是个孤儿，按照当时的习惯，她被托付给一所女修道院。马里沃借玛丽安娜这个人物批评法国人的虔诚和宗教习惯，并且探索更富于冒险精神和情感的女性角色。玛丽安娜的性格有些类似于英国作家理査森的两部小说《帕梅拉》和《克拉丽莎》中的人物。这三部小说都是18世纪上半叶感伤小说的典范。 

除了写小说外，马里沃还涉足新闻业，出版过一份仿效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旁观者》的短命期刊。这份杂志恰如其分地命名为《法国观察家》（1722—1723）。他为法兰西喜剧院和意大利喜剧院创作的戏剧作品并非总能嬴得广泛好评，但至今仍在法国的常驻剧团上演。这些戏剧作品包括《爱与真理》（1720）、《爱之惊奇》（1722）、《不诚实的轻浮》（1723）、《爱情使小丑变成雅人》（1723）、《理性之岛》（1727）、《爱情与偶遇的游戏》（1730）和《错误的自信》（1737〉。 

普雷沃（Prévost，Antoine-François）

1697—1763，法国小说家、报人。安托万-弗朗索瓦·普雷沃（又称“流亡者普雷沃”或“普雷沃神父”）是一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人物，他的一生动荡不安，与他通俗小说中的人物很相似。他出生在阿图瓦的厄斯当镇，是一位效力于国王的律师的次子。他进入当地的耶稣会中学，随后又前往巴黎学习，准备在天主教会谋得神职。1713年，他以见习修道士的身份加入耶稣会，但他逃离修道院去参了军。他在军队短暂服役后回到耶穌会，但为时更短，之后又返回军队当上了军官。22岁时，为了从一桩不幸的恋爱事件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加入本笃会，成为本笃会修士。1721年，他被委任为牧师，以优秀的教师和讲道者而闻名。 

1728年，普雷沃再次厌倦了修道院生活的清规戒律。他当时正在协助本笃会编写开创性的历史著作《高卢的基督徒》，同时也写作世俗小说。他未经许可就离开了修道院，教会当局威胁要把他抓起来，他便逃往英格兰，后又逃到荷兰。

居留荷兰期间，普雷沃开始陆续发表《一个贵族的回忆录与历险记》。这部著作的第七卷于1731年出版，此书确立了他在文学上的声望。该书全名是《骑士格里欧与曼侬·莱斯科的故事》，后来有许多剧本和歌剧即以该书为基础改编而成。该书通常称作《曼侬·莱斯科》。在这本书中普雷沃把18世纪的感伤小说与哥特传奇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混合型的文学体裁。小说讲述了骑士格里欧对曼依·莱斯科的热情似火并最终导致悲剧结局的单相思恋情。 

除《曼侬·莱斯科》外，普雷沃还写了其他一些哥特小说。他还把当时的一些英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法文，促进了英国文学的普及。他创办了一份名为《争鸣》的杂志，艾迪生和斯蒂尔模仿该杂志创办了《旁观者》杂志。在获得红衣主教比锡和孔蒂亲王的庇护后，普雷沃的生活安定了下来。普雷沃是启蒙运动时期法国最早以卖文为生的作家之一，其文学遗产影响了18世纪晚期的法国小说。

达尔让（Argens，Jean-Baptiste de Boyer，Marquis d'）

1704—1771，法国作家。达尔让出生于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城，他的父亲是艾克斯高等法院总检察长。达尔让家族在当地法律界很受尊敬。达尔让颇为叛逆和放荡。他违背父亲的意愿参加军队，在男女关系方面名声不佳，在短暂效力于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期间，他还闹出了一些小小的外交丑闻。他在宗教问题上持公开的怀疑主义立场。达尔让曾学习法律，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哲学和文学。他丑闻不断的生活方式导致他的父亲剥夺了他的继承权。结果，达尔让离开了法国。

1734年前后，达尔让在荷兰定居，幵始从事文学创作，他撰写小说、历史回忆录和自传。到1740年，他已写出大量的著作。他出版了一系列的信札：《犹太人信札》（1738）、《中国人信札》（1739—1740）和《秘法家信札》，还著有《文坛秘录》（1737—1739）和《常识哲学》（1737），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培尔式怀疑论者的名声。腓特烈大帝和伏尔泰尤其喜欢《犹太人信札》。 

1740年，腓特烈大帝刚刚登上普鲁士王位，便邀请达尔让前往柏林。他任命达尔让为侍从及柏林科学院文学部主任。此后达尔让一直住在柏林，直到1766年，他违背腓特烈大帝的意愿，回到家乡普罗旺斯。他死于1771年。腓特烈大帝出资在艾克斯的小兄弟会教堂为他制作了一块精美的墓碑。 

法瓦尔（Favart，Charles-Simon）

1710—1792，法国剧作家、戏剧监制、轻歌舞剧大师。法瓦尔家族有从事轻歌舞剧的传统，复尔-西蒙·法尔的父亲却背弃了这一传统。他当上了一名点心师，他的儿子也从事这一行当。不过，小法瓦尔用自己的积蓄涉足戏剧舞台，最终重操祖先的传统职业。

法瓦尔凭着一系列歌舞杂耍节目开始自己的事业，但直到1741年，他才因制作《精神的女探索者》而名声大噪。他的创新之一是正确使用各种历史服装。1743年，法瓦尔成为巴黎喜剧院的舞台监督，他制作的剧目极为成功，乃至他的竞争对手——意大利喜剧院和法兰西喜剧院的导演——联合起来迫使巴黎喜剧院停业。

1752年，剧院重新开张，但法瓦尔直到1758年才当上剧院的导演。1752到1758年间，他的天赋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制作了《巴斯蒂安与巴斯蒂安娜的情事》（1753，后由莫扎特谱曲）以及《中断的婚礼》，前者滑稽地模仿卢梭的歌剧《乡村卜师》，后者模仿基诺的剧作《阿尔切斯特》。 

法瓦尔重新在喜剧院工作，发现巴黎公众的品味已经由歌舞杂耍转向了轻歌剧。法瓦尔从未真正掌握轻歌剧的形式，可他的事业依旧兴旺发达。在他的监督下，巴黎喜剧院与意大利喜剧院合并。在这些年里，法瓦尔撰写了《与杜拉佐伯爵的通信》，这是为启蒙文学沙龙创作的戏剧评论和诗歌。他还在凡尔赛、枫丹白露、马尔利为王室制作剧目。法瓦尔死于1792年。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巴托（Batteux，Charles，Ahbé）

1713—1780，法国作家、教育家。巴托出生在武济耶附近，其父母是让·斯泰弗南和让娜·斯泰弗南。他进入兰斯的神学院就读，后成为兰斯大学附属中学的修辞学教师和兰斯大教堂的司铎。他迁居到巴黎，先后在利西厄中学和纳瓦尔中学任教。他最后任教于著名的法兰西学院。碑铭学院和法兰西科学院都选举他为成员（分别在1754年和1761年）。 

巴托出版了许多旨在传播古希腊罗马哲学和文学的著作。他见解独到，被载入1769年的《美学家辞典》。他的著作有：《美术原理》（1747）、《文学概论》（伊壁鸠鲁的道德观》（1758）、《贺拉斯》、《造物主的历史》（1769）。他还曾担任两部多卷本著作的主编，一部是关于中国风俗和历史的著作，一部是为巴黎军事学校的学生编写的理论课程。 

弗雷隆（Fréron，Élie-Cathérine）

1719—1776，法国评论家、报刊编辑、诗人，启蒙哲学家的公开对手。埃利耶-卡特林·弗雷隆是坎佩尔地区一个银匠之子，曾跟随耶稣会学习，1735年加入耶稣会。1739年，他脱离耶稣会，成为评论家德方丹的学生，德方丹自认是伏尔泰的对手。弗雷隆延续了这一传统，成了狄德罗、达朗贝尔以及《百科全书》事业的主要对头。弗雷隆为人特立独行，甚至曾撰文攻击蓬巴杜尔夫人。结果，他被关进万塞讷监狱。 

弗雷隆起初与德方丹和格拉内合作出版期刊，如《现代作品评论》、《新书评》等。1745年，他创办他自己的刊物《女士文学，匿名伯爵夫人论现代作品》。

1746年，弗雷隆从万塞讷监狱获释，创办了一份新刊物《论作品》，这份刊物猛烈抨击马蒙泰尔和伏尔泰。伏尔泰对批评者从不宽恕，设法令该刊停刊，并阻止弗雷隆成为腓特烈大帝的笔友。

波兰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为弗雷隆提供保护，使之得以继续报刊编辑工作。《文学年代》（1754—1775）和《外国杂志》赢得了普遍的成功和赞誉，《外国杂志》最初是由普雷沃神父编辑的。弗雷隆死于1776年，在他去世的当天，《文学年代》遭到王室法令的查禁。 

博马舍（Beaumarchais，Pierre-Augustin Caron de）

1732—1799，法国剧作家。博马舍最初当过钟表匠，后经营商业。他支持美国革命事业，出钱购买供应品援助殖民地的革命者。

博马舍出版了四卷本《回忆录》，为自己在一起法律诉讼中的立场辩护，这部回忆录首次令他作为作家和社会批评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因两部剧本《塞维利亚的理发师》（1775年首演）和《费加罗的婚礼》（1784年首演）而得到毁誉参半的评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费加罗的婚礼》被禁演，但1785年获准成书出版。 

作这两部剧本中，贵族主人都敌不过他们仆人的计谋，现存的特权社会秩序在剧本中被颠覆。不过，这些剧本清楚地表明，仆人是在进行自我保护，不愿再受贵族老爷的虐待。博马舍成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剧本简洁、诙谐地表达了晚期启蒙运动所特有的对现行社会秩序的尖锐抨击。 

奧地利作曲家莫扎特和脚本作者洛伦佐·达·庞特把《费加罗的婚礼》改编成同名歌剧，获得了巨大成功。19世纪初，贾科莫·罗西尼也曾把《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改编成歌剧。

德利尔（Delille，Jacques）

1738—1813，法国诗人、古代拉丁语诗歌研究者，他推动了启蒙运动时期拉丁文经典著作的传播。德利尔曾在外省的两所中学任教，后来成为巴黎赫赫有名的法兰西学院的拉丁语诗歌教授。他还是天主教圣塞弗兰修道院的荣誉院长，这一职务使他能从修道院那里获得收人，却无需住在修道院。 

德利尔以其诗体《使徒书》而在文坛崭露头角。他翻译的维吉尔《农事诗》（1770）流传甚广，他也因此于1774年入选法兰西学院。法国革命初期，德利尔一度被捕，不久以后获释，这样，他得以用自己的诗歌才华效力于革命事业。德利尔写了《灵魂不朽赞》，歌颂罗伯斯比尔统治时期的最高存在崇拜。罗伯斯比尔垮台后，德利尔移居英格兰，直到法国政治局势不再危及其生命和生活的1802年，他才回到法国。他重操旧业，在法兰西学院任教，继续写作，直到1813年逝世。 

除了上述作品以外，德利尔还以翻译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和弥尔顿的《失乐园》而闻名，他还创作了《自然三界》（1808）。 

梅西耶（Mercier，Louis Sébastien）

1740—1814，法国作家，法国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出身于工匠家庭，在四国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年轻时，他就开始频繁参加在巴黎普罗科普咖啡馆聚会的启蒙知识分子团体的活动。他深信作家在反对滥用权力的斗争中能够并且应当发挥关键作用。

《2440年》（1770）为梅西耶赢得了公众知名度，这部作品以未来主义手法描述在哲学王统治下实现了社会公正的巴黎。此后，他在《论戏剧》（1773）中概述了一种理论，提出重视戏剧的说教功能。他创作了几部剧本，其中包括《热内瓦尔》（1770年发表，1781年首演）、《逃兵》（1770年发表，1782年上演）、《假朋友》（1772）。《醋商小车》（1775）和《同盟的瓦解》（1782）直到法国革命结束后才上演。 

1781年，他开始发表《巴黎风情》。1788年，该书第12卷出版。这部作品描述了巴黎生活的众生相，字甩行间夹杂着开明的批判性评论。《巴黎风情》拥有大量的读者，如今人们认为它在向普通读者传播启蒙思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782年，《巴黎风情》遭法国当局查禁，梅西耶为躲避迫害逃到日内瓦。他在日内瓦认识了雅克-皮埃尔·布里索、艾蒂安·克拉维埃、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凯蒂等将在法国革命中扮演领导角色的人士。1786年，梅西耶回到巴黎，更加坚定地投身于改革事业。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梅西耶开始协助让-路易·卡拉出版《爱国者年鉴》。虽然他在革命中支持注定要倒霉的吉伦特派，但由于长期以来反对绝对主义的资历，梅西耶设法躲过了“恐怖统治”时期。他反对拿破仑的观点，在拿破仑掌权之后便退出了政坛。 

梅西耶的其他著作包括攻击17世纪古典主义美学的《我的睡帽》（1783）、政治小册子《关于政府的明确观念》（1791）、《论被看作革命缔造者的让-雅克·卢梭》（1791）。他还留下三部对于法国革命史家來说具有极大文献价值的晚期作品：《新巴黎》（1798）、《新语》（1801）、《我的字典》（这部著作未能完成，1802年出版了一卷）。 

萨德（Sade，Marquis de）

1740—1814，法国小说家。多纳西安-阿方斯-弗朗索瓦·萨德伯爵，或他自称的萨德侯爵，与法国王室孔代家族有姻亲关系。他得到贵族才有的教育和事业机会，进入著名的耶稣会路易大帝中学，后在军界任职。七年战争结束后，他放弃了军旅生涯。

18世纪60年代，萨德侯爵生活放荡，性丑闻不断，曾三次因性虐待罪人狱（1763、1768、1777）。第三次入狱直到1790年4月才获释，其中有一年被关在夏朗通精神病院。萨德的获释为时短暂，他在法国革命恐怖时期帮助一些法国贵族出逃，因而再度而被捕。在妻子和岳母的要求下，萨德被正式宣布为精神病人，到死一直被囚禁于夏朗通，她们因此而获得了他的财产。在漫长的囚禁期间，萨德侯爵撰写了描述各种性行为方式的色情小说。它们包括《美德的厄运》（1787）、《朱斯汀娜·又名美德的厄运》（1791）和《朱利埃特·又名朱斯汀娜新传》（1797）。“虐待狂”（sadism）一词就源自萨德的姓氏，意思是通过施加身体和精神的痛苦获得满足的性行为。 

萨德是一个反叛者，其作品揭示出一颗致力于把启蒙运动的阴暗方面推至极端的心灵。他攻击一切宗教信仰，宣称如果有上帝，人们应当痛恨上帝创造出这个邪恶的世界。萨德质疑启蒙运动宣扬的人性善假说，也不相信有什么正确和普遍的道德标准。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决定遵循社会标准，只能是出于赤裸裸的利己心，而不是什么道德责任感。他摈弃那种由道德规范来约束的社会，希望建立基于全人类自由的世界。他抨击财产概念，认为财产纯粹是偷窃。简言之，萨德用启蒙运动的主要论点来反对这些论点意欲支持的价值观和目标。作为这种阴暗观点的基础，萨德提出了一种建立在自然（人性）邪恶论上的激进的唯物主义。 

萨德赤裸裸的观点表明，他是那些其态度将最终结束启蒙时代的个体反叛者之一。他的看法后来促进了激进浪漫主义的发展。虽然萨德是个心智失常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我们却不能仅仅把他视为失常者而不予理会。他的思想与启蒙运动有直接的必然联系。这些思想以令人不安的力量表明了伟大的光明世纪里有可能存在的阴暗结局。

参见道德哲学、宗教

拉克洛（Laclos，Pierre Amhroise François de）

1741—1803，法国小说家、职业军人，1778年获上尉军衔。1786年，拉克洛发表《关于表彰沃邦元帅给法立西学院诸公的信》，批评了法国军队，他因而丢了军职。 

法国革命之初，拉克洛与一帮人图谋以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埃加里特取代路易十六。像革命时期的许多法国人一样，拉克洛不断改变政见，以适应政权更迭。国民公会时期（1792—1795），拉克洛成为共和党人，再度在军队中服役。雅各宾政权和罗泊斯比尔被推翻的时候，他刚刚被任命为法属印度殖民地的总监。结果，拉克洛不似但有去成印度，反而在监狱里呆了13个月。后来，他在拿破仑的军队服役，因患疟疾死于意大利的塔兰托。 

小说《危险的关系》（1782）奠定了拉克洛作为作家的声望，它是18世纪来法国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和理查森的《克拉丽莎》一样，该书由贵族人物之间的一系列信件构成。这些人在彬彬有礼的背后干着诱奸和通奸的龌龊勾当。该书还深刻评论了性别角色，观察了起到性表达作用的权力。拉克洛在书中让一个虔诚、正直和感情丰富的女性勾引男人，最后死于心脏病，从而彻底推翻了《帕梅拉》之类的通俗感伤小说的道德观念，，该书批评了贵族式的荣誉法则，这些法则使男人容易陷人因自尊心受伤引发的激情不能自拔。这部小说还严坊地抨击了理性，揭示出理性主宰人类行为时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

《危险的关系》的女主人公梅特伊尔夫人聪明漂亮，她意识到通过操纵情感和自尊可以控制他人的行为。她态度冷酷而理智，不去面对自己的情感，却热衷于这种态度在传统社会里带来的权力。梅特伊尔夫人冷酷地要求以前的情人瓦尔蒙先生引诱一位以虔诚著称的已婚妇女。拉克洛巧妙地把梅特伊尔夫人的挑战转化为对瓦尔蒙荣誉的潜在侵犯。倘若瓦尔蒙拒不接受她所提出的挑战，那么他就是与其声塑和高贵地位不相称的懦夫。于是，瓦尔蒙接受了挑战，成功地实施了引诱，还回过头来接受奖赏，但梅特伊尔夫人抵御不了自身狡诈理性的力量，因而说服瓦尔蒙去接受第二个挑战。两个主角之间的搏斗不断继续，直至必然的结局使两人全都失去控制。最终，梅特伊尔夫人和瓦尔蒙先生都沦为牺牲品，梅特伊尔夫人是因为忠于理性，瓦尔特先生则是要维护荣誉。瓦尔蒙死于决斗，梅特伊尔夫人被社会抛弃。拉克洛凭借敏锐的心理洞察力就道德和人类心理问题给读者上了一课。他的小说是社会批判的杰出典范，突出体现了启蒙运动晚期新的道德观念。 

参见文学、道德哲学、感性、感伤小说

尚福尔（Chamfort，Sébastien-Roch-Nicholas）

1741—1794，法国作家。尚福尔加入了天主教的方济各会，但从未从事神职。相反，尚福尔致力于文学创作，写作喜剧、诗歌、随笔，并为报刊撰写文章。1769年，法兰西学院因他的《莫里哀赞》而颁给他一笔奖金。1781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的收人不仅来自稿费，还来自于所担任的各种王室书记职务。

尚福尔尤以才华横溢、辛辣机智而闻名。他经常出席爱尔维修夫人举办的沙龙，这个沙龙是巴黎激进的启蒙哲学家的聚会场所。

法国革命爆发后，尚福尔公开支持温和的革命者米拉波和塔列朗，但他也玩笑似地对待更为激进的观点，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会议，并担任俱乐部的秘书。他与人合作创办革命派刊物，筹划出版《革命文献》，1792年起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尚福尔始终坚持温和的政治立场，在恐怖统治时期，执政的公安委员会把他监视起来。他企图自杀，被人救下后，他做了手术，但未能奏效，他死于自戕造成的创伤。

尚福尔的文学作品包括在法兰西剧院上演的喜剧《年轻的印度人》（1764）、《抱孙子的父亲写给儿子的信》（1764）、一组抒情诗《人之伟大》（1767）、悲剧《穆斯塔法与泽安吉尔》（1776）。他写作了两篇获奖的颂词《莫里叙赞》和《拉封丹赞》。在他死后的第二年，他的著名作品《箴言、警句和趣闻》出版。 

吉尔贝（Gilbert，Nicolas-Joseph-Laurent）

1750—1780，法国作家，启蒙运动的公开批评者。吉尔贝祖籍是法国东部的洛林地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在当地天主教会的资助下，他接受了古典文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教育。吉尔贝对自己的老师始终怀有感激之情。完成学业之后，他定居洛林的首府南锡，开设私人及公共文学课程。 

吉尔贝的创作领域包括诗歌和散文。他在南锡文学界贏得了一席之地，但对自己的作品在巴黎受到冷遇颇感失望。他开始直言不讳地批评巴黎启蒙文学，把百科全书派作家视为首要的对头。吉尔贝之所以会有这种态度，部分原因是他曾在法兰西学院的一次诗歌比赛中落败。

吉尔贝对启蒙运动的公幵攻击结集成两本讽剌文集：题献给弗雷隆的《18世纪》（1775）和《我的辩护》（1778）。这些作品得到巴黎大主教、路易十六以及《法兰西信使）杂志的青睐和资助。1780年，吉尔贝因骑马坠地身亡，时年30岁。 

库普兰（Couperin，François）

1668—1733，法国作曲家、管风琴家、羽管键琴家，被称为“大库普兰”。库普兰出身于一个音乐世家。他是夏尔·库普兰和玛丽·盖兰的独子。他在圣雅克-拉布舍里教区教堂跟随雅克-德尼·托梅兰学习管风琴、羽管键琴和作曲。父亲去世后，年轻的库普兰接替其位置，成为圣热韦尔教堂的管风琴师。1693年，25岁的库普兰接替从前的老师成为皇家教堂的管风琴师。王室成员，包括路易十四在内，都十分尊敬库普兰：他被邀请在宫廷举办羽管键琴演奏会（著名的皇家音乐会），并为宫廷的各种场合作曲。1694年，他获得羽管键琴教师之职，并担任勃艮第公爵和王室亲王的作曲家。1717年，他成为宫廷羽管键琴师。他的学生既有王室成员，也有许多显赫贵族的子女。 

库荇兰促进了18世纪初华丽风格音乐的形成，这种风格与视觉和建筑艺术上的洛可可风格密切相关。他的音乐揉合了法国传统的巴罗克风格元素与取自同时代意大利作曲手法。这种音乐欢快活泼，有大量优雅的装饰音。

库普兰出版了几部作品集，其中最著名的有：四卷本的《羽管键琴作品》、《皇家音乐会曲目》、《新协奏曲》、《融合的品味》、《崇拜》、《三重奏》、《小提琴奏鸣曲》。库普兰著名的宗教合唱曲有为圣周最后三天的天主教弥撒而作的《熄灯礼拜》。库普竺还出版了一部羽管键琴演奏技法《羽管键琴的演奏艺术》，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出可以用拇指来弹奏羽管键琴。 

库普兰促成了管风琴家、羽管键琴家和作曲家摆脱行会组织的限制。1696年，一项王室敕令允许500名杰出人士“加封”为贵族（即购买爵位），库普兰花钱买了一个贵族头衔。1733年9月12日，库普兰在巴黎去世。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安托瓦内特（1705—1778）继承了父亲的宮廷羽管键琴师之职。她还担任法国王室贵妇的羽管键琴教师。她是第一位担任这种荣誉职位的女性。

拉摩（Rameau，Jean-Philippe）

1683—1764，法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拉摩的父亲是第戎的管风琴乐师，对他进行了最初的音乐教育。1701年，拉摩曾到意大利做短期旅行，后来几年在克列蒙-费朗当过管风琴乐师，1706年，他前往巴黎。在出版了一部为羽管键琴而写的短曲集之后，拉摩离开了巴黎，我们至今对他在此后数年间的活动一无所知。1715年后，拉摩回到克列蒙费朗，仍然担任管风琴乐师。1722年，拉摩出版了《论和声》，确立起作为音乐理论家的声望。1723年，拉摩再度前往巴黎，但一直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直到1731年赢得一位重要的赞助人拉波普利尼埃的赞助，情况才有所改观。拉摩在拉波普利尼埃位于巴黎附近帕西的庄园里当管风琴师、常驻作曲家和指挥。 

在赞助人的慷慨资助下，拉摩开始创作和导演歌剧。50岁时，他创作了首部完整的歌剧《易波利与阿利希》，1733年在巴黎首演。《殷勤的印度人》（1735）与杰作《卡斯托与波鲁克思》（1737）奠定了他在歌剧界的重要地位过，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激起了争议。 

18世纪30年代中期，拉摩派（拉摩的党徒）与吕利派（拉摩的前辈吕利的追随者）的重大争论占据了巴黎舞台的中心。吕利派指责拉摩的创新损害了法国歌剧。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在1752年著名的谐歌剧论战期间，拉摩再度身处批评风暴的中心。不过，面对意大利歌剧支持者的攻击，这一次拉摩扮演的是法国歌剧捍卫者的角色。在谐歌剧论战中，对拉摩的批评来自他的朋友达朗贝尔、狄德罗和卢梭，曾在上一次争论中支持拉摩的人，这次全都认为他的风格已经过时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年代里，拉摩导演了一系列风格轻快的作品。最杰出的是芭蕾喜剧《一盘菜》（1745）和系列歌剧《琐罗亚斯德》（1749）。拉摩晚年与卢梭和百科全书派就和声理论和乐曲风格争论不休。 

拉摩的歌剧是巴罗克晚期歌剧-芭蕾舞剧的典范。在拉摩的歌剧中，情节已无足轻重，宏大的场面则日益重要。作品通过芭蕾以及用音乐营造出来的扣人心弦的气氛和想象来再现宏大的场面。例如，拉摩再现暴风雨的场景，令听众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也使他成为法国巴罗克音画风格的大师。

拉摩与时代一致，坚持用作品表现自然，但如何实现这一理想，拉摩与日后的批评者抱有大相径庭的观念。《论和声》对作为古典主义音乐特色的全音阶主音音乐风格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拉摩的理论使三音和弦成为乐曲结构的基本单元，而在早期的理论中，乐曲结构的基本单元是单音旋律。拉摩的理论还利用了不同音调和声的特殊音质，提供了从和弦结构中得出旋律的方法。

华托（Watteau，Jean Antoine）

1684—1721，法国画家。华托在18世纪初领导了法国艺术由巴罗克风格向洛可可风格的转变。他摒弃了巴罗克艺术的宏大主题，转而描绘具有更明显的人性色彩和情感诉求的主题。他善于表现中国风格的精致优雅。华托是精于技巧的大师，曾铃在巴黎卢浮宫研究杰出的巴罗克色彩画家彼得-保罗·鲁本斯为玛丽·德·梅第奇绘制的作品，因而深受鲁本斯的影响。华托把鲁本斯的技法和精湛的配色法加以改造，使之适于展现新风格。华托进人皇家画院一事，被视为法国鲁本斯画派（主张绘画应当诉诸感觉和情感的色彩画家）对普桑画派（主张作品的思想、理性内涵在价值上高于感官吸引力的艺术家）的重大胜利。 

华托从小生活在节俭的家庭环境之中，全家依靠当瓦匠的父亲维持生计。华托在家乡小镇瓦朗西安纳为一个画家当学徒。1702年，他前往巴黎，为一家批发店绘制宗教题材的图画。1704年，擅长绘制舞台布景的艺术家克劳德·吉洛收他为徒。师从吉洛的这段经历使华托毕生都迷恋演员和戏剧。1708年，华托转到克劳德·奥德朗在卢森堡宫的画室。1709年，他参加皇家画院举办的“罗马大奖”比赛，但未获成功。1712年，作品《嫉妒者》使他成为那一著名机构的会员。1717年的作品《发舟西苔岛》为他赢得了荣誉。皇家画院将华托的作品归为一个新的种类“游乐画”，即描绘华丽的嬉戏场景的绘画。 

1715年，华托结识了金融家、艺术鉴赏家和赞助人皮埃尔·克罗扎。这使华托有机会直接研究克罗扎丰富收藏品中大量的意大利和佛兰德素描。1719年，华托到英格兰旅行。1720年他返回巴黎，参加好友兼赞助人让·德·朱利安娜的婚礼。后者后来出版了《朱利安娜收藏集》，收集了华托摹仿欧洲著名艺术家的素描和油画作品的版画。这部作品集成为那些致力于借鉴前辈艺术风格的欧洲艺术家的一个重要灵感源泉。1721年，华托因患肺结核在巴黎去世。 

吉勒·让-安托万·华托作  

华托融戏剧与现实生活为一体，创作出一系列描绘洛可可式游戏和幻想的迷人绘画作品。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华托的游乐画作品捕捉了摄政时期（1715—1723）法国贵族中盛行的嬉戏风气。这些作品也淸楚地表明了正在形成的感性文化是如何进入视觉艺术的。 

乌德里（Oudry，Jean-Baptiste）

1686—1755，法国洛可可艺术家，作品包括肖像画、动物画、挂毯设计。乌德里是巴黎一个画家和艺术品商人之子，曾跟随尼古拉斯·德·拉吉利埃学艺，获益匪浅。1719年，乌德里被接纳为法国皇家学院成员。1734到1736年，他主持改组了博韦挂毯工厂，之后出任戈布兰挂毯厂总监。乌德里雇佣布歇担任戈布兰工厂的设计师。

国王路易十五委托乌德里描绘王室狩猎的场景，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也向他订购作品。他还为一些书籍画插图，包括拉方丹的《寓言集》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朗克雷（Lancret，Nicolas）

1690—1743，法国洛可可风格画家，曾师从皮埃尔·迪兰和克劳德·吉洛。在吉洛的工作室，朗克雷遇见了洛可可大师华托。他也曾得到华托的点拨。朗克雷的油画展现出奥尔良的菲利普摄政时期（1715—1723）巴黎精英阶层的生活，尤以“游乐画”著称。他接受大量的私人委托，为巴黎精英俱乐部的居室提供绘画和装饰。1719年，他入选皇家学院。 

朗克雷的大量作品中，著名的有《火腿午餐》和《音乐课，爱情的对话》。后一幅画显示出18世纪洛可可艺术与华丽风格音乐之间的密切关系。

凯吕斯（Caylus，Anne-Claude-Philippe de Tubières de Grimoard de Pestel de Levis，Comte de）

1692—1765，法国贵族、业余古物收藏家、画家、版画家、作家。凯吕斯的父亲凯吕斯伯爵让-阿内是个军人，在宫廷里不受欢迎，因为他酒后乱性，粗鲁无礼。凯呂斯的母亲勒维莱特侯爵夫人马尔泰-玛格丽特·勒瓦卢瓦是曼特农夫人的外甥女，而曼特农夫人是路易十四在位最后20年出身较低的妻子。阿内-克洛德17岁参军，曾参加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为了追求在古物收藏、艺术和文学上的爱好，他放弃了军职。年轻时，他曾游历意大利、小亚细亚、奥属尼德兰和英格兰。他曾在小亚细亚搜寻过特洛伊城的遗迹，但未能成功。

旅行结束后，凯吕斯在巴黎定居，此后一直生活在巴黎。他一度住在其母亲在卢森堡宫附近的房子里，经常参加基诺-迪弗雷纳小姐和若弗兰夫人举办的沙龙。

凯吕斯制作了数百幅彼得·保罗·鲁本斯、列昂纳多·达·芬奇、安东尼·凡·戴克、卡拉奇兄弟、巴米贾尼诺（吉罗拉摩·弗朗斯斯科·马佐拉）、拉斐尔和华托作品的版画复制品。1731年，皇家绘画与雕塑学会为表彰他的这项工作，授予给他荣誉会员称号。1742年，他当选为碑铭学院院士。

凯吕斯在学术界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他是个业余艺术家，所以他颇具影响的地位招致了同行的不满。凯吕斯扶植了艺术家维安，维安又影响了大卫和法国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发展。

凯吕斯出版过几本著作，但人们怀疑这些书并非全都出自他的创作。《马车夫吉约姆先生的故事》被认为是凯吕斯的作品，它大量描述了普通巴黎人生活的细节。他的七卷本目录《埃及、伊特鲁里亚、希腊、罗马、高卢古物汇编》（1752—1767）提供了宝贵的分类资料。不过，百科全书派，尤其是狄德罗，极为厌恶凯吕斯。他们认为他的古文物研究毫无用处，蔑视他的业余爱好者身份。百科全书派的评价表明，他们不能容忍以博学强记为基础的洋尽、分类的知识。新的启蒙思想家很少关注系统、详尽的知识，他们更乐于在常识分析和直接现察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和领悟。 

夏尔丹（Chardin，Jean-Baptiste-Siméon）

1699—1779，法国画家。夏尔丹主要绘制静物画，取材自中产阶级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粗陋物品。他是一位热诚的现实主义者，忠实再现他所描绘对象的精致细节。他目光敏锐，能辨明无生命物体的视觉结构和特征。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肖像画家，只创作了为数不多的几幅肖像画。狄德罗非常尊重夏尔丹、赞赏他对艺术的态度及对题材的选择。 

夏尔丹的父亲让·夏尔丹是巴黎的一位木匠和家具匠，主要工作是为国王供应台球桌。他的母亲名叫让娜-弗朗索瓦-达维德·夏尔丹。他还有两个兄弟和两个姐妹。一家人过着朴素的生活。

夏尔丹先后在皮埃尔-雅克·卡泽、诺埃尔-尼古拉·夸佩尔和让-巴蒂斯特·范洛的画室中学习绘画技巧。此后，夏尔丹进人圣-吕克学院学习。1728年，他在一次学生画展上展出了一些绘画作品。由于这些作品受到好评，夏尔丹决定争取进入皇家画院。在新学期即将开始之际，他在学院的庭院中支起画布展示自己的作品。学院的各位成员注意到其作品的出众之处，当天就决定接纳他进入学院。他们同意以《风筝》和《碗橱》作为他的入学作品。 

夏尔丹每年在卢浮宫举办的卡雷美术展览会上展出作品。他接到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列支敦士登王子以及其他外国人的订单。在蓬巴杜尔夫人的兄弟马里尼侯爵的帮助下，他获得了一笔相当不错的皇家津贴。1755年，他成为皇家画院的司库，之后他一直担任这项职务，直到1774年因病被迫辞职。由于患有肾病，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极为痛苦。1779年，他死于肾功能衰竭。 

复尔丹创作了许多优美的静物画，这些作品显示出他运用光线效果的精湛技艺。他最著名的作品有《厨房静物》、《装橄揽的玻璃罐》、《银质高脚杯》、《画画的猴子》、《古物猴》、《桃篮》、《兔》。叶卡捷琳娜大帝定购的作品是《艺术的特性及其奖赏》，收藏于圣彼得堡冬宫的贺米塔兹博物馆。夏尔丹的许多家庭生活场景画也很有名，如《勤劳的母亲》、《睡衣》以及《感恩祷告》。 

夏尔丹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玛格丽特·圣塔尔很年轻就死了。第二任妻子弗朗索瓦-玛格丽特·普热不时充当他的模特。他唯一的儿子活到成年，但死在他之前。

布歇（Boucher，François）

1703—1770，法国画家、版画家、挂毯、瓷器和歌剧服装设计师。布歇是法国洛可可时期的一位重要艺术家。他是那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国风格设计师。1734年皇家画院接纳他为会员。布歇的主要赞助来源是他的学生蓬巴杜尔夫人及其兄长马里尼侯爵。路易十五数次委托他为凡尔赛宫、舒瓦西宫和枫丹白露宫作画，还给他提供了一笔丰厚的皇家津贴。1755年，布歇接替乌德里担任戈布兰挂毯厂的总监。1765年，他被任命为首席皇家画师。1769年，他应邀加人圣彼得堡科学院。布歇的父亲尼古拉·布歇是一个装饰画家、花边设计者、印刷商。弗朗索瓦早年跟随父亲学习艺术。画家弗朗索瓦·勒·穆瓦纳注意到布歇富于朝气的作品《审判苏珊》，并收这个年轻人为徒。布歇在版画家让·弗朗索瓦·卡尔的画室进一步深造，巴黎的皇家画院的绘画课也令他受益良多。1723年，布歇赢得了著名的罗马大奖，这一奖项为他提供了在罗马学习的费用。由于奖金没有及时发放，他不得不推迟行程，1727—1728年才得以到罗马学习。 

布歇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作品。著名的绘画包括《日出》、《日落》、《午餐》、《维纳斯的胜利》、《蓬巴杜尔夫人肖像》、《阿多尼斯的生与亡》。布歇为凡尔赛宫王后卧室天花板绘制了四幅绘画，分别是《慷慨》、《忠贞》、《审慎》、《仁慈》。巴黎的苏比斯饭店（现为国家档案馆）藏有布歇装饰的橢圆形会客室以及古代神话题材的绘画《围绕爱神的美惠三女神》、《黎明女神与刻甫斯》、《墨丘利施与爱的教育》、《倚着丘比特的维纳斯》、《勒达与天鹅》。国家图书馆的纪念章收藏室藏有布歇制作的四枚奖章，分别为《历史》、《悲剧》、《雄辩》和《天文学》。布歇为枫丹白露宫装饰了一间名为《狄安娜的两位宁芙女神猎后归来》的餐厅。

布歇还为拉摩的一部歌剧芭蕾《殷勤的印度人》设计了服装。他为博韦挂毯厂设计了几个著名的挂毯系列，包括《灵魂的历史》、《众神的爱情》、《田园风光》、《歌剧片断》以及一组受中国艺术影响的图案。布歇为塞夫尔瓷器设计的最精美的模型有《神灯》、《翩翩起舞的狗》和《朱庇特与勒达》。 

布歇的绘画以色彩清淡柔和、人物线条匀称以及理想主义的处理手法而闻名。在他的晚年，洛可可风格已不再受到人们的喜爱。布歇力图在某种程度上适应新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新风格，但晚期的作品并未得到好评。狄德罗曾尖锐批评他在1765年巴黎美术展览会上的作品。1770年5月，布歇死于卢浮宫的公寓。他的妻子玛丽-让娜·比索和两个儿子朱斯特-纳唐和朱斯特-弗朗索瓦比他活得长。布歇的妻子是位版画家，经常充当他的模特，次子朱斯特-弗朗索瓦创作了数百幅素描及不少版画，他的作品不时被错误地列入其父的名下。 

拉图尔（LaTour，Maurice Quentin de）

1704—1788，法国粉彩画家。早在1723年，拉图尔就在巴黎接受绘画训练，后旅居伦敦三年（1724—1727）。从伦敦回到巴黎后，他以英国人自居，以示有别于其他的艺术家。人们对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况知之甚少。 

拉图尔全身心绘制粉彩肖像，其风格与法国洛可可风格一样强调感官效果。他的肖像画以对人物性格的敏锐心理洞察而著称。他为之作画的人物包括皇室成员、形形色色的贵族和达朗贝尔、伏尔泰、卢梭等启蒙哲学家。最著名的画作有《蓬巴杜尔夫人》、《菲利贝尔·奥里》和几幅自画像。

1746年，拉图尔进人法兰西学院，但始终未能担任高级职务。不过，肖像画的成功使他生活舒适无忧。他兴趣广泛，以诙谐、睿智、健谈而为人称道。老年时，拉图尔在故乡圣康坦开办了一所免费的绘画学校。他还在亚眠的科学院设立了一项科学奖。他在遗嘱中要求在遗产拍卖中出售自己的画作，所得收入捐给慈善机构。1788年，他在圣康坦去世，据说，由于健康的原因他在去世前已不能直接掌管自己的事务。 

法尔康涅（Falconet，Étienne Maurice）

1716—1791，法国雕塑家。法尔康涅曾经当过木匠，后跟随J.R.勒莫安学习雕塑。1744年，他当选为皇家画院成员。 

法尔康涅成为著名的洛可可雕塑家，蓬巴杜尔夫人尤其对他青睐有加。在她的支持下，法尔康涅成为新建的塞夫尔陶瓷厂的雕塑总监（1757—1766）。1766年到1778年间，法尔康涅定居俄国，后回到巴黎，1791年死于巴黎。 

法尔康涅为塞夫尔瓷器设计了不少模型。精美的“美惠三女神时钟”尤为著名。其他有名的作品有《米隆·德·柯罗托内》（1754）、《浴女》（1757）、《皮格马利翁与加拉提亚》（1763）、《冬》（1765）等。应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委托，法尔康涅创作了圣彼得堡的彼得大帝骑马铜像。法尔康涅还著有一些关于艺术和美学的文章，结集为《文集》出版（1781—1782）。他与狄德罗书信往来，讨论罗马的一尊马可·奥勒留皇帝雕像。这些信件直到20世纪才公开发表。 

格勒兹（Greuze，Jean-Baptiste）

1725—1805，法国画家。格勒兹出身于勃艮第的个贫寒家庭，老格勒兹很反感儿子对于绘画的兴趣，但同意儿子到里昂跟随夏尔·格朗东学习绘画。1750年，格朗东带着小格勒兹前往巴黎，格勒兹在美术学院学习课程。1755年，格勒兹在美术学院主办的巴黎美术展览会上展出了他的第一批绘画作品。他的作品《父亲向孩子解释圣经》贏得了评论家的称道。同年，格勒兹得以迸人皇家画院。不久，他前往意大利游学两年，但与许多同时代人不同的是，他在接触古代文物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巴罗克时期的艺术时，并未受到多大的触动。

回到巴黎之后，格勒兹潜心创作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绘画。1759年，格勒兹结识了狄德罗，后者鼓励他形成属于自己的、注重情感、道德教育和教化的风格和题材。格勒兹的绘画以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场景为主题，风格类似于贺加斯“哑剧”式的叙述故事作品，但格勒兹缺乏贺加斯那样辛辣敏锐的观察力，不过，格勒兹的作品极受欢迎。他的主要作品有《乡村新娘》、《被妻子哄骗的肓人》、《瘫痪病人之死》、《少女与一只死金丝雀》、《父亲的诅咒》以及《受罚的儿子》等。虽然格勒兹名气很大，但始终经济拮据、贫病交加，最后死于卢浮宫为艺术家提供的一间公寓里。 

打碎的鸡蛋，让-巴蒂斯特·格勒兹作  

袼勒兹摆脱了洛可可风恪的传统，其作品描绘了质朴的下层民众的生活。美国大都市艺术博物馆供图，威廉·K.范德比尔特遗赠。  

弗拉戈纳尔（Fragonard，JeanHonoré）

1732—1806，法国画家。弗拉戈纳尔是法国普罗旺斯地区格拉斯的一个手套商之子，他的父亲希望儿子成为一名公证人。然而，弗拉格纳尔的第一个雇主发现了他的绘画天赋并鼓励他改变自己的职业安排。他到巴黎跟随布歇和夏尔丹做学徒。20岁时，弗拉戈纳尔赢得了法兰西美术院的罗马大奖。他又花了三年时间在皇家艺徒学校学习艺术。最终，他于1756年游历了罗马，在那座充满灵感的城市度过了多产而富有创造力的五年。1761年，他途经威尼斯回到巴黎。

1764年，弗拉戈纳尔以画作《科列苏斯舍身拯救卡里尔荷》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国王路易十五买下了这幅画，但拖延了数年才付清画款。1767年之前，弗拉戈纳尔向卢浮宫举办的年度沙龙提交画作，其后他专心为富有的金融家和上流社会妇女作画。他更看重这些赞助人能够提供给为生计挣扎的展览艺术家的那种生活保障。结果，弗拉戈纳尔丧失严肃艺术家的声望。不过，他依然非常活跃，为蓬巴杜尔夫人、吉马尔小姐和巴利夫人作画和设计室内布景。1773年，弗拉戈纳尔随同一位富有的赞助人漫游了意大利、维也纳、曼海姆等地。

读书的少女，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作  

这幅画描绘了人物沉浸于流行的读书活动的一瞬。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法国革命期间，弗拉戈纳尔深深卷入其中的社交界成为攻击的对象。由于他曾经照顾过年轻的激进画家大卫，他受到保护，没有因一生攀龙附风而倒霉，甚至还被任命为革命者新组建的艺术博物馆的委员。1806年，弗拉戈纳尔死于巴黎。 

弗拉戈纳尔的主要作品有卢浮宫珍藏的为巴利夫人听作的板面油画，如《少女心中爱的历程》、《私吻》、《被偷的内衣》以及《秋千》。这些作品描绘了欢快，有时甚至是轻浮的主题。这些绘画缺乏早期洛可可大师华托作品中的那种情感力度。不过，这些作品色彩清淡柔和，人物形象优美，体现出洛可可美学特有的纵情声色之风。 

大卫（David，Jacques Louis）

1748—1825，法国画家，法国革命时期的重要艺术家。大卫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1766—1774年间，他在巴黎的皇家画院学习绘画。1775年，大卫获得罗马奖学金，有机会去歹马学习，他在罗马深受温克尔曼、孟斯和加文·汉密尔顿的影响。大卫对古代文物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绘画风格具有新古典主义的特征。回到法国后，他的绘画作品推动了这一新艺术风格的普及。 

大卫创作了带有道德教益的历史题材作品，旨在提高法国中产阶级的思想和道德素质。这种题材的代表作有：《求乞的贝利萨里》、《贺拉斯兄弟之誓》、《苏格拉底之死》。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大卫很快就用自己的才华为革命服务他创作了多幅纪念重大革命事件的作品，如《网球场宣誓》、《马拉之死》等。这些作品标志着大卫的艺术风格开始从新古典主义转向现实主义。

苏格拉底之死，雅克·路易·大卫作，1787年  

大卫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领袖，其作品取自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主题。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供图。卡特林·洛里亚尔·沃尔夫收藏。  

大卫是罗伯斯比尔的朋友，曾当选为1792年国民公会的代表。他担任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事务总监，直到1794年罗伯斯比尔垮台。与罗伯斯比尔的其他同党一样，大卫在热月9日（罗伯斯比尔被推翻之日）后遭到监禁，但最终获释。他的事业日渐哀落，尽管他仍然从亊绘画创作。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萨宾女人》就创作于这一时期。 

1799年拿破仑掌握政权后，大卫重新获得了声望和威信。在整个帝国时期，，他始终是拿破仑的首席画师。法兰西第一帝国覆灭后，大卫被复辟王朝流放到布鲁塞尔，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九年时光（1816—1825）。 

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以外，大卫还创作了大量重要的肖像画。这些人物肖像以准确刻画人物性格而著称。大卫曾为拉瓦锡夫妇、教皇庇护七世、雷卡米耶夫人和塞里西亚夫妇画像。大卫的作品极大地影响了包括泰奥多尔·热里科、欧仁·德拉克洛瓦、安格尔以及A.J.格罗在内的年轻一代画家。 

乌东（Houdon，Jean Antoine）

1741—1828，法国雕塑，其作品使晚期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至今音容宛在。乌东出生在凡尔赛，在皇家画院接受了科班的雕刻训练。1761年，他获得罗马大奖，得以于1764—1768年间在罗马的法兰西学院学习。 

乌东最终放弃了洛可可前辈的装饰性雕刻风格，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的风格，他认为这种风格反映了古罗马的艺术美学。

他成为人像雕塑大师，萨克森-哥达（德国）公爵恩斯特二世、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杰斐逊等人都委托乌东制作雕像。他定期在卢浮宫艺术沙龙双年展上展出作品。 

乌东的创作并没有因法国革命而中断，他在整个拿破仑时代依然很活跃。他创作了一座拿破仑雕像，为此被授予法国荣誉勋章。他是法兰西研究院的院士，并在美术学院任教。

乔治·华盛顿纪念碑，安托万·乌东作  

乌东创作了众多18世纪领袖的全身雕象、半身胸像和头像，为启蒙运动的研究者留下了珍赍的遗产。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图书馆档案馆供图。  

他创作的著名人像雕塑作品包括乔治·华盛顿、伏尔泰（四种不同的姿态）、狄德罗、格鲁克、叶卡捷琳娜大帝（不是依据真人雕塑）、拉法耶特、内克、米拉波伯爵。另外，乌东还根据卢梭死后面容的石膏模创作了著名的卢梭头像，还创作了巴黎法兰西喜剧院的伏尔泰坐像以及著名的摩尔甫斯卧像。他创作的神话题材的雕塑有《维斯塔女祭司》、《米涅瓦》、《狄安娜》、《阿波罗》。 

安格尔（Ingre，Jeaan-August-Dominique）

1780—1867，受18世纪末新古典主义风格熏陶的法国画家。安格尔的父亲让-马里-约瑟夫·安格尔精通艺术、建筑和音乐。他训练小安格尔学习绘画，1791年，他把儿子送到图卢兹学院学习。十几岁时，安格尔就在图卢兹管弦乐队拉小提琴以养活自己。安格尔在图卢兹学院师从罗格学习绘画，1797年，安格尔前往巴黎，大卫同意他进入自己的画室。1799年，安格尔考入美术学院。1801年，他的作品《阿伽门农的使者》获得了令人羡慕的罗马大奖。1806年，欧洲政局稳定下来，安格尔得以领取罗马大奖，并且前往罗马旅行。他亨受法兰西学院的津贴，因而他在此后的四年时间一直住在罗马的梅第奇别墅，他在罗马一直住到1820年。1820到1824年间，他住在佛罗伦萨，后回到巴黎，担任美术学院教授，并最终承担了学院的行政职务，1834年他又成为罗马的法兰西美术院院长。此后他一直住在“永恒之城”罗马。1841年，他又因工作回到了巴黎。之后他一直住在巴黎，直到1867年去世。

安格尔把法国新古典主义绘画传统带人19世纪。他始终坚信艺术具有超越历史的永恒价值，并力求达到一种纯正的形式。所以，他拒绝新浪漫主义提倡的题材和风格，即描述非理性的力量、再现强烈的情感、幽暗的色调、借助曲线唤起动感。安格尔与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欧仁·德拉克洛瓦彼此抱有很深的敌意。 

安格尔的重要作品包括：《阿伽门农的使者》、《瓦平松的浴女》、《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路易十三的誓愿》、《皮布拉克的圣热尔梅娜》和《东方博士围看耶稣》。

参见新古典主义

苏夫洛（Soufflot，Jacques Germain）

1713—1780，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师。他先攻读法律，后转学建筑。放弃法律之后，苏夫洛立即前往罗马，罗马的法兰西研究院为他提供了参加培训课程的机会。

完成法兰西研究院的课程后，苏夫洛去了里昂，他得到几项重要的建筑工程委托，其中包括新的里昂迪厄饭店。他还成为里昂学院的成员。他的作品引起了蓬巴杜尔夫人的兄弟马里尼侯爵的注意。马里尼遨请苏夫洛随同自己和让·贝尔纳·勒布朗、夏尔·尼古拉·科尚于1750年前往意大利旅行。四个人参观了赫库兰尼姆新发掘遗址和帕斯图姆的多利斯神庙。马里尼鼎力支持苏夫洛，使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得以发展自己的思想，日后这些思想发展成法国新古典主义。 

苏夫洛从极为理性的理论角度来对待建筑设计，这种做法使之与从经验和实际需要出发进行设计的建筑师发生争执。苏夫洛与皮埃尔·帕特之间就爆发了这种性质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苏夫洛设计的圣热纳维耶夫教堂。法国革命期间，圣热纳维耶夫教堂更名为“先贤祠”。先贤祠的设计效法了以“万神殿”闻名的罗马古代神庙。在设计教堂穹顶的建筑支撑时，苏夫洛不是根据有关经验而是依据他的理论来设计，结果支撑物不足以承受所承担的负荷。设计方案必须做出调整，据说，因此产生的设计上的困难给苏夫洛造成极大的压力，最终使他心力交瘁而死。

除了里昂的迪厄饭店和巴黎的先贤祠之外，苏夫洛最重要的建筑是为马里尼设计的城镇和乡间住宅，位于梅纳尔的一所住宅至今保存完好。苏夫洛把自己的建筑理论写成两本书《论哥特式建筑》和《帕斯图姆三座古代神庙的设计》。苏夫洛的设计和著作有助于提升法国人对罗马古代建筑的鉴赏力。

圣日耳曼（Saint-Germain，Comte de）

1707?—1784，18世纪冒险家，以过人的魅力、惊人的记忆和奇特的世界知识而闻名的说谎者。在当时，无人知晓他的实际身份和财富来源，至今这些问题仍未弄清楚。一些原始资料表明他有葡萄牙-犹太血缘：另外一些资料则证明他是西班牙国王査理二世的遗孀、新堡的玛丽·安妮之子，一些同时代人，如伏尔泰，含沙射影地说，圣日耳曼伯爵是舒瓦瑟尔、考尼茨或皮特手下的秘密间谍。无论真相如何，圣日耳曼伯爵的古怪性格和神秘故事使巴黎人大感兴趣，为之着迷。 

圣日耳曼伯爵沉迷于各种毫无理性可言的知识。他声称已活了两千岁，能预测未来，正从事灵魂预测，通晓方士的点金术，甚至还见过耶稣基督。在某些不满的同时代人看来，圣日耳曼伯爵的奇谈怪论无非证明巴黎精英俱乐部好奇无聊，容易上当受骗。就连路易十五和蓬巴杜尔夫人也喜欢同他一道消磨晚上的时光。 

自1748年到1760年，圣日耳曼伯爵在巴黎活动。由于参与了反对外交大臣舒瓦瑟尔的阴谋，他被迫逃离法国。他先在伦敦安顿下来，加入了共济会，之后到过圣彼得堡、汉堡，后又回到巴黎（1770—1774）。他最后受雇于秘学和炼金术学者、黑森-卡塞尔的查理伯爵。当圣日耳曼伯爵于1784年去世时，查理伯爵烧毁了他的文件，拒绝透露关于这位前雇员和宾客的任何信息。后来，卡廖斯特罗自称是圣日耳曼伯爵的门徒。 

圣日耳曼伯爵、卡廖斯特罗和卡萨诺瓦等人的相似经历揭示出18世纪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理性主义和自然法的强调，并未根除迷恋非理性的潜流。随着18世纪的推进，这股潜流对艺术、科学和文学产生了显著而重大的影响。 

圣马丹（Saint-Martin，Louis-Claude de）

1743—1803，法国神秘主义者、作家，以“无名哲学家”之名而广为人知。圣马丹是17世纪初德国神秘主义者稚各布·伯麦（1743—1803）的门徒。伯麦的思想和学说源于炼金术，尤其是16世纪医师帕拉切尔苏斯的著作。除圣马丹外，伯麦的著作还影响了剑桥柏拉图主义者、贵格会、虔敬主义教徒、歌德和德国浪漫主义。伯麦的思想通过这些途径融入晚期启蒙运动的相关话语。大体上说，圣马丹的学说与斯维登堡、拉瓦特尔、梅斯梅尔、圣日耳曼伯爵等人的教义一样，反映出那个时代形成的一股重要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这一思潮有时称为光照派教义。这些思想不是去寻求理性形式的智慧，而是寻求融合非理性的洞察力、直觉和精神意识为一体的内心之光的指引。 

圣马丹写了几本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790年出版的《欲求者》。他是最早从保守立场批评法国革命的人之一，认为法国革命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这一立场意味着拒斥作为启蒙运动某种基本特征的世俗理性主义。圣马丹提出，为了救治法国革命的弊病，人类应回到所谓田园诗般的自然道德状态。圣马丹的这种观点与许多把人类历史进程看成是一种堕落过程的启蒙人士如出一辙，卢梭则是他们中最显赫的一位。 

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

1789年法国爆发的政治和社会剧变。法国革命时代从1789年一直持续到1815年，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恢复了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在这些年的时间里，法国人民推翻了旧制度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他们先是建立起君主立宪制，随后是共和制（其间行政领导体制数次更迭），最后是拿破仑帝国。 

路易十六与巴黎民众在杜伊勒里宮

民众的行动数次促使法国革命者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在法国革命的进程中，法国政府和政策出现了多次更迭。历史学家通常把革命时代划分成如下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1788年7月—1789年6月）：三级会议选举，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反对第一和第二等级（教士和资族）的冲突开始。 

第二阶段（1789年6月—1789年10月）：第三等级宣布组成国民议会，举行网球场宣誓（1789年6月20日），废除了封建特权（1789年8月4日），颁布了《人权宣言》。国民议会宣称其目的是改良政府，在法国建立君主立宪制。攻占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和其他形式的民众暴动。 

第三阶段（1789年10月—1791年9月）：要求教士宣誓拥护一项新的《教士公民组织法》（1790年7月12日）。这项法令重组了法国的天主教教区和主教辖区，把教士转变为由世俗国家付给薪金的公务员，并没收教会财产。制宪会议制定了1791年9月宪法。这部文献依据分权思想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政体。选举产生的“积极”公民（拥有一定数量财产的公民）组成一个代议制立法机关。在这一阶段，商业和手工业行会也被废除。 

第四阶段（1791年10月—1792年8月）：立法议会时期。吉伦特派雅各宾党人控制了立法议会。1792年4月，法国向哈布斯堡帝国宣战。1792年8月10日，在经济萧条的压力下，工人阶级民众发动了一场城市起义，攻占了杜伊勒里宫，国王路易十六及其家人被监禁起来，在巴黎新的革命“公社”推动下，选举出一个新的立法机构，称为国民公会。这个名称取自1787年在费城举行的美国制宪会议。 

“到凡尔赛去，到凡尔赛去!"  

法国革命期间，成群结队的巴黎下层妇女把传统的城市面包骚动转变为带有政治色彩的行动。1789年10月，在一群革命领袖的率领下，巴黎妇女向凡尔赛进军，迫使国王路易十六及其家人回到巴黎。纽约公共图围书馆供图。  

第五阶段（1792年9月—1795年）最激进的革命阶段。国民公会已经建立起革命共和国。在巴黎，工人阶级“无套裤汉”要求实行更激进、更民主的改革。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宣布废除法国君主制，指控路易十六犯有叛国罪，并于1793年1月將其处死。1793年4月，获胜的革命军队领导人迪穆里埃將军叛投奥地利。反革命幽灵的威胁日益增长。在无套裤汉的压力下，1793年5月，吉伦特派领导人遭逮捕。雅各宾党山岳派控制了国民公会。巴黎的局势一触即发，对外国干涉的担忧日益加深。1792年9月初，愤怒的民众在巴黎杀害了1300多名被怀疑同情王室的囚犯。国民公会为制止这种无政府状态，成立公安委员会管制国内事务。公安委员会成员有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在他们的领导下，恐怖统治开始了。监禁和处决成为对付政治反对派的手段。大约40000人被送上断头台，成千上万的人遭监禁。公安委员会制订了限价等经济管制措施，其目的是救助下层民众。农民彻底摆脱了对领主庄园所承担的封建义务。实施了一项非基督教化计划，把理性崇拜确定为法国官方的世俗化信条（1793），这两项措施均是激进的巴黎公社领导人雅克·勒内·埃贝尔提出的。最后，1794年7月27日（热月9日），政治反对派推翻了罗伯斯比尔和公安委员会的统治。最激进的革命改革措施均遭废止。这一时期即通常所说的“热月反动”，制订了共和三年宪法（1795），组建了一届新政府，称为督政府。 

第六阶段（1795年—1799年）：督政府时期，第一个正式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成年男子投票选出选举人（拥有财产的男子），选举人再选举国家立法机构的所有成员和高层政府官员。成立了两院制立法议会，包括五百人院和元老院（由250名40岁以上的男子组成）。1797年9月4日，督政府的一些领导人在拿破仑·波拿巴将军的军事支持下，发动果月18日政变，推翻了1797年的选举结果。督政府堕落成一个毫无效率可言的专制政府，被拿破仑的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政变推翻。 

第七阶段（1799年11月—1804年）：执政府时期。拿破仑自命为法国第一执政。虽然共和国的形式依然存在，事实上权力已高度集中于拿破仑一人手中。法国与教皇达成和解，1801年的政教协定在法国恢复了罗马天主教。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和其他改革措施试图保留某些革命成果。执政府结束了法国内部的革命，但国际战争一直延续到帝国时期。 

第八阶段（1799年—1815年）：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將其控制范围扩展至意大利和德国莱茵河地区，并企图征服整个欧洲。神圣罗马帝国最终解体。普鲁士在耶拿（1806）和奥尔施泰德遭受毁灭性的惨败，拿破仑得以自由控制北欧。1812年，俄国人在寒冬的帮助下打败了拿破仑并迫使其撤军。莱比锡战役（民族之战，1813年10月）和巴黎之战（1814年1月）的失败，导致拿破仑被放逐到厄尔巴岛。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拿破仑戏剧性地逃离厄尔巴岛，率领一支大军重现欧洲（1815年3月），最后败北于滑铁卢战役（1815年6月18日）。1815年，《维也纳条约》恢复了欧洲的和平。 

迄今为止，有关法国革命的种种解释都涉及启蒙运动，而且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影响了对启蒙思想的评价。但是，后蒙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了革命？历史学家对此众说纷纭。现代历史学家大多更倾向于认为，财政危机、社会压迫、政治瘫痪以及经济动荡是造成革命的主要原因。但是，启蒙运动的某些理想和价值观肯定为各种革命团体阐述其目标和要求提供了灵感和意识形态外衣。

法国革命期间的种种政治冲突表明了启蒙运动对革命的显著影响。在每一个阶段，革命领袖都依据启蒙政治理论来提出普遍的理想。“自由、平等、博爱”的著名口号就直接源于普遍人性的启蒙观念。例如，洛克的哲学表明，人人生来智力平等，不平等源于不同的个人历史环境。因此，平等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在革命者看来，人类政治制度应当维护这种状态。

一旦人们开始努力把这些价值观付诸现实，便遭遇种种棘手的问题。他们无法就具体的改革措施和政治结构达成一致意见。政治平等意味着什么？平等观念是否应当超越政治领域？平等包括社会和经济平等吗？妇女真的与男子平等吗？

最初，法国革命是一场温和的革命，只是谋求废除旧制度下法律、财政和政治结构所包含的封建特权残余。1789年8月4日，三级会议的一群贵族和资产阶级代表宣布废除一切封建特权。由此，法国人（不包括妇女）将享有法律上的平等：不论社会地位和财产如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如此广泛的变革必定会遭到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集团的反对。不仅如此，另外一些集团希望推行更为激进的变革，以平等的名义进行更广泛的改革。结果，1789年8月4日的宣言使法国的政治危机逐步升级，它不仅为公开讨论变革敞开了大门，还为激烈的造反铺平了道路。

早期的革命者不但憎恶法国的法律体系，还希望废除绝对主义王权。然而，事实证明，人们不可能就新政府的形式达成共识。温和派希望保留君主制，将其改造成以英格兰为榜样的有限君主立宪制。更为进步的集团赞成共和制，由民选官员管理国家。最后，少数激进的改革者希望法国确立起直接民主。

启蒙运动在政治理论上的思想探索和辩论为法国革命时期的种种争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使英国模式深人人心，美国革命则直接鼓舞了温和的共和派。激进民主主义者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作为他们的理论论据。从某种层面上说，法国革命见证了这些不同理论在现实中的交锋。

虽然政治领域是人们尝试把启蒙观念付诸实践的最激动人心、最显而易见的舞台，这些努力也改变了法国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从一开始，革命者就集中精力致力于法国教育改革。关于进步和理性力量的信念激励着孔多塞、观念学派以及其他改革者制定在法国实行义务和免费教育体制的方案。公立学校取代教会学校，提供各种层次的教育。皇家学院也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新组建的综合性法兰西研究院。

革命者还摧毁了旧制度所特有的世俗国家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联系。他们把政教分离视为政治自由的关键，希望使国家摆脱那种导致政治忠诚摇摆不定的等级体制。 

开明人士对理性的热情转化为整顿和统一法国货币体系的尝试。公制度量衡体系取代了旧有的计量单位，以自然农业周期为依据的新历法取代了过去的儒略历。

同大多数现实的革命形势下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些全新的政治制度均无法长久地维持自身的合法性与权威。社会不满、国际战争与政治反对派、严峻的经济形势以及众多其他因素，令时局雪上加霜，极不稳进。罗伯斯比尔领导的山岳派（激进的雅各宾派）掌权后，开始诉诸恐怖和集权措施，以努力推行更为激进的变革，压制现实和假想的敌人，保护革命成果。然而，这些行动引发了进一步的动荡以及对革命价值观的强烈反对。 

最终，拿破仑上台，先后建立了开明专制的政府和帝国。拿破仑的改革试图融合旧制度与革命组织，显示出与启蒙运动的密切关系。公职不再是私有财产，官员领取国家薪金，实行因才录用。《拿破仑法典》是法国的第一部通用的成文法典，适用于每一位公民。这部法典还为私有企业和保护私有财产提供了清晰的法律框架，它也包含旨在压制法国工人组织起来反抗剥削的可能性的法律条文。因此，拿破仑的法典最终极大地限制了启蒙运动的平等概念在法国制度化的程度。

总之，法国革命为法国留下了一笔复杂的遗产，这笔遗产至今影响着历史学家对于启蒙运动的评价。法国革命不但为探讨思想与行动的关系，还为社会史研究、经济状况与政治态度之关系的考察，以及探询引发国家剧烈动荡的普遍状况提供了资料。

《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 of Man and Citizen）

法国革命初期起草的一份宣告革命原则的宣言，全称为《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8月26日，国民议会把它作为宣告废除法国旧制度的1789年8月4日法令的前言。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启蒙运动的哲学原则为指导方针，据此在法国建立崭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法国的启蒙哲学家、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一直为这些原则而斗争。《宣言》尤其倚重自然权利、平等、自由、功利、社会契约、分权、财产等概念。它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并且列出了这些普遍的自然权利：“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它还坚持主权在民原则，公民享有同意赋税和立法、言论自由、免遭非法逮捕或处罚的权利，免受出于私人利益而滥用警力造成的伤害。

《宣言》的内容明显类似于早先的美国《权利法案》和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的《权利宣言》（1776）。它还从美国的《独立宣言》汲取了灵感。但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一份带有鲜明法国特色的文献，它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反映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在旧制度下，这份《宣言》所关注的权利——尤其是安全、免遭非法拘捕、言论自由以及反抗压迫——得不到任何保护，而且在法国革命爆发前夕成为激烈争论的主题。 

参见密札、高等法院、政治理论

西哀士（Sieyès，Emmanuel Joseph，Abbé）

1748—1836，除恐怖时期之外法国革命各阶段的著名领袖。西哀士是弗雷朱斯镇一个小官吏的儿子，在耶稣会接受初等教育。他立志要作一个教士，后进人索邦神学院学习神学。获得神学学位后，西哀士于1775年成为特雷吉耶主教J.B.德·吕贝萨克的教堂执事。西哀士还当上了国王路易十六的姨妈索菲夫人的牧师。1780年，德·吕贝萨克调任夏特尔大主教。西哀士随他担任副主教，1783年成为夏特尔教堂执事，1788年任吕贝萨克主教的执法官。1788年，西哀士作为神职人员的代表进人奥尔良省议会，涉足教会政治。各省议会负责准备“陈情表”（倾诉不满和问题的清单），以便参加1789年5月召开的三级会议。 

1788年到1789年，西哀士凭借两本小册子，《论1789年法国代表将要采取的手段》（1788年11月）以及著名的，《第三等级是什么？》（1789年11月），贏得举国上下的一致赞许。在第二本小册子中有一段著名的话：“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迄今为止，它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都不是。它想做什么？想取得某种地位。”尽管从法律上说他属于第一等级（教土），但是在反对法围旧制度内贵族政治和社会特权的斗争中，《第三等级是什么？》确立了西哀士充当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热情拥护者的地位。结果，他当选为巴黎第三等级的代表，出席1789年三级会议。 

西哀士是法国革命初期的著名领导人，事实表明他是个高明的政治家，能够平安度过日后的数次政治风暴。他既参加了国民议会，也参加了国民公会（1792—1795）。在罗伯斯比尔掌权和恐怖时期，西哀士十分明智地保持低调，甚至不去出席国民公会。罗伯斯比尔一垮台，西哀士就立即于1794年11月重新参政，进入新的公安委员会（1795），担任1795年成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后被选入五百人院（1795—1799）。在把拿破仑推上第一执政宝座的政变中，西哀士是主要的组织者。拿破仑后来任命西哀士进入元老院，授予他“帝国伯爵”的头衔。 

西哀士除担任大量政治职务之外，还曾出任驻普鲁士大使（1798），并协助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地区革命的巴达维亚共和国制定了宪法。西哀士是法兰西研究院（取代原有各个皇家学院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政治和道德科学部成员。1804年，新的法兰西科学院取代了法兰西研究院，西哀士再度当选为新机构院士。波旁王朝复辟后，1816年西哀士被驱逐出国，1830年革命后获准回国，1832年入选道德科学院。西哀士还是法国共济会的活跃分子。 

法国革命的年代里，西哀士赢得了宪法专家的美誉。1789年，他的宪政观是赞同选举平等原则（成年男子每人一票，妇女无投票权）。他从这个原则出发断定，法国倘若实行英格兰或新生的美国那样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和行政否决权，就只会延续旧制度下不公正的政治状况。1789年，以世袭权利继承王位的国王当然是法国的行政首脑。如果把行政否决权的宪法权利赋予国王，他就会保留已经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引发诸多困境的权力。法国的两院制议会将使社会分化转化为合法的社会秩序，从而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上院由极少数贵族组成，拥有阻止人数较多的下院之意志的宪法权力。西哀士认为，这无疑会延续法国传统的政治安排。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他主张建立没有行政首脑的一院制体系。 

在法国君主政体覆灭和恐怖统治造成无政府状态之后，西哀士开始希望在法国政治体制中引入一个羸弱的行政首脑。正是这种愿望导致他参加了使拿破仑·波拿巴在一部新宪法的名义下夺取政权的政变。1814年，同样的信念又使西哀士决定协助起草拿破仑皇帝的退位诏书。在拿破仑退位造成的各种可能后果中，西哀士并不赞成波旁王朝复辟。因此，在波旁王朝复辟的15年里，他流亡布鲁塞尔。直到1830年一场新的革命后，西哀士才回到法国。88岁时，西哀士在巴黎去世。

参见政治理论

马拉（Marat，Jean-Paul）

1744—1793，激进的法国革命家、医生、科学家，主流启蒙运动的批评者。马拉生于瑞士纳沙泰尔的布德里。马拉的父亲让·马拉是一个西班牙医生，曾在撒丁岛行医。马拉的父亲脱离了罗马天主教，转而皈依加尔文宗，又迁居瑞士，在日内瓦开设了一家诊所。在日内瓦，让·马拉与路易丝·卡布拉尔结婚。马拉是家中五个孩子中的长子。马拉在图卢兹、波尔多和巴黎学习医学。完成学业后，他广泛游历欧洲新教地区，到过乌特勒支、阿姆斯特丹、海牙、伦敦和爱丁堡。他在伦敦开设了一家诊所，1775年获得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授予的荣誉医学学位。

1776年，马拉迁居巴黎，此前一直担任阿图瓦伯爵的私人医生。法国革命爆发前，马拉已经发表过数篇科学论文，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论文的反牛顿物理学观点。这些论文包括《论人，或论灵魂影响肉体的原理或规律》（1775）、《关于火的物理学研究》（1780）、《关于光的发现》（1782）和《电学研究》（1782）。后三篇论文被C，E，魏格尔译成德文在莱比锡发表（1782—1784）。马拉的其他科学著述还有牛顿《光学》的法译本《光学的基本概念》（1787）和《现代庸医，或关于庸医术的信札》（1791）。 

马拉住在巴黎圣安德烈区。法国革命爆发后，他立即拥护激进的民主改革事业。1789年，他出版了两本小册子《献给祖国》和《宪法，或人类和公民权利宣言》。1789年9月，他开始出版一份名为《人民之友报》的期刊。1789到1791年间，这份刊物共出版了1000多期。 

马拉成为平民大众事业的斗士。他呼吁推行进步改革，如开征累进所得税，提供职业训练。他还认为，要推行激进变革，必须摧毁法国的君主政体，鼓吹用暴力实现革命目的。他的信念成为现实，1792年8月10日的群众暴力行为导致了君主制的崩溃，他对此持赞同态度。1792年，马拉参加了国民公会的选举，作为巴黎的代表赢得了一个议席。他促成了吉伦特派的下台，支持吉伦特派的对手山岳派，但他只享受了11天胜利的滋味。1793年7月13日，马拉被吉伦特派支持者夏洛特·科尔黛刺死，当时他正坐在浴盆里以减轻慢性皮肤病的痛苦。 

马拉之死，雅克·路易·大卫，1793年  

让-保罗·马拉是一名医生，法国革争时期激逬的雅各宾派领导人，被夏洛特·枓尔黛刺杀在浴盆中。市魯塞尔皇家美术馆供图。  

像许多法国革命家一样，马拉的遗体数次安葬和迁葬。有时是因为墓地遭破坏必须迁址。在另一些时候，把遗骸迁出荣耀的地点反映出对这个人物所做贡献的评价发生了改变。马拉最初葬在科德利埃公墓。1793年末，政府下令把他的遗体迁葬到享受革命家最高荣誉的先贤祠。但是，由于罗伯斯比尔的反对，他的遗骸直到1794年9月罗伯斯比尔垮台后才得以迁葬。一周后，在热月党反动的迅速变化的政治气氛中，马拉的遗骸再次迁葬于圣热纳维耶芙公墓。大卫所绘的《马拉之死》使马拉遇刺的场景名垂千古。 

马拉以革命活动而闻名，人们几乎完全忽视了他在科学上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相信生机论。尽管生机论在18世纪下半叶显赫一时，并推动了日后一些重要的科学理论新发现，但这一学说总体上受到轻视，马拉对此深有感触，他本人的著作就曾遭到伏尔泰的嘲讽。马拉对知识权威的愤怒主要是出于他的医学理论受到冷遇。马拉的生机论立场因此而促成了他的社会革命取向。

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Maximilien François Isadore）

1758—1794，法国律师、演说家、政治家、激进民主主义者，法国革命时期山岳派（雅各宾派的一个派别）领导人。罗伯斯比尔出身于阿拉斯城的一个律师和贵族家庭。他的父亲马克西米连·巴泰勒米·弗朗索瓦·德·罗伯斯比尔是效力于阿图瓦市议会的律师。他的母亲名叫雅克利娜·玛格丽特·卡罗。罗伯斯比尔的兄弟奥古斯丁也参加了法国革命。他的姐姐玛格丽特·夏洛特也参与了两兄弟的政治活动。在阿拉斯，罗伯斯比尔跟随奥拉托利会会士学习，后到巴黎声誉卓著的耶稣会路易大帝中学求学。他学业出众，具有突出的修辞学天赋。他在路易大帝中学的课程包括研读启蒙运动学者的作品，如孟德斯鸠、孔狄亚克、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利、洛克、杜尔哥和卢梭等人的著作。 

1781年，罗伯斯比尔获得法学学位。1782年他进入阿拉斯法律界，很快在法律界和社会上获得一席之地。1783年，他成为阿拉斯学院成员，后获得代表阿拉斯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出席1789年三级会议的资格。1791年，他离开阿拉斯前往巴黎，此后只在1791年回过一次故乡。

在巴黎，罗伯斯比尔加入布列塔尼俱乐部（后改名为雅各宾俱乐部）。1790年当选为俱乐部主席。1789到1791年间，罗伯斯比尔担任制宪会议的代表。他在当时的整个权力体系中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他因支持废除死刑和支持成年男子普选权出了名。立法会议（1791—1792）期间，他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向奥地利宣战（1792年3月）。 

国民公会开幕后，罗伯斯比尔成为雅各宾山岳派的领袖之一。随着事态的发展，他越来越反对雅各宾派中温和的吉伦特派推行的各项政策。他并未计划和与导致吉伦特派领导人垮台的1792年8月10日起义，但欢迎激进的山岳党掌握权力。他还支持废除法国君主政体（1792年9月），投票赞成审判和处死国王路易十六。 

巴黎和整个法国的无政府状态和叛乱愈演愈烈之际，山岳派领导人控制了国民公会。法国在欧洲的战争中陷人困境。1793年4月上旬，革命军的一位重要将领迪穆里埃投奔了奥地利。山岳党领导人认为局势岌岌可危。他们達立了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公安委员会，以恢复政府管制和秩序。公安委员会由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等其他11人组成。为了从暴民手中夺回起诉反革命敌人的控制权，公安委员会在法国各地设立法庭。这些法庭支持闻名的“恐怖统治”（1793年8月到1794年6月），数以千计的人被处决，更多的人遭监禁。 

1794年7月，罗伯斯比尔垮台，按照共和历，时间是在热月9日。当时的欧洲战局已经对法国有利，人们的危机感有所缓解，也不那么愿意继续忍受政治恐怖。巴黎工人阶级痛恨以他们的名义实行的经济管制。丹东被送上断头台后，国民公会开始对罗伯斯比尔的一些举措感到恐惧。最终，国民公会的一个派别成功地通过一项宣布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及其伙伴为罪犯的法令，下令逮捕他们。1794年7月27日（热月9日），罗伯斯比尔被捕，次日即被送上断头台。 

罗伯斯比尔的政治和经济计划是基于源自卢梭和洛克的平等、自然权利等启蒙观念。罗伯斯比尔从这两人的著作中得出激进的结论。他认为，国家主权在民，而非由君主或任何既定的团体掌握。正义和人性原则要求承认一个国家的公民人人平等。反之，公民平等势必要求人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因此，罗伯斯比尔始终要求实现普选权（仅限于成年男子）、加入国民警卫队以及担任公职的平等权利。罗伯斯比尔把“法国宪法”视为主权人民普遍意志的体现。

罗伯斯比尔还从平等概念引申出“生存权”观念。这项权利无疑转化为旨在保障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生计的经济政策。罗伯斯比尔反对解除管制工业、商业、贸易和投资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过，他也反对任何服务于特定经济利益的组织，不论是行会、特许的业主、制造商的同业商会还是工人工会。

罗伯斯比尔设想，有朝一日法国公民民智开化，足以通过地方的直接民主和全国性代议制机构来行使自身的各项权力。但他认为，目前人民并不具备履行这项职责的能力。因此，他和公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将充当人民最高权力的监护人（类似于卢梭所说的“正直的立法者”）。罗伯斯比尔着手改革教育体制，以实现教化法国公民的目标。 

同大多数启蒙哲学家一样，罗伯斯比尔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启蒙、培养现代公民道德，必须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因此，他支持用一种新的世俗崇拜——最高存在崇拜——来代替基督教。

最后，罗伯斯比尔怀疑人性中守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又急于加速变革的步伐，加上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影响，种种因素使他在恐怖统治时期采取了过激行动。他的统治结束后，法国革命进入较为保守的阶段。因此，可以把罗伯斯比尔的经历看成是对启蒙运动的一个证明，他的经历促进了政治平等主义和人道主义计划，表明了义无反顾地承诺推行这些计划的欧洲政党将面临的困难和隐患。

参见道德哲学、政治理论

圣茹斯特（Saint-Just，Louis-Antoine-Léon de）

1767—1794，法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恐怖时期的公安委员会12名领导人之一。圣茹斯特被人称作“死亡天使”。他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其父是骑兵上尉。11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和祖父母把他抚养成人。他进入奥拉托利会教徒在苏瓦松创办的中学学习。他是个很有天分但不服管教的学生，认为学校的气氛令人窒息。1786年，圣茹斯特与家人大吵一场，拿了家中的--些银器跑到巴黎。他卖掉了银器，很快就花光了这笔钱，立即要求家里寄更多的钱。他母亲对此的反应是设法弄到家长用来管束不守规矩子女的声名狼藉的密札。结果，圣茹斯特被保护性监管六个月，监管期间，他写了一首色情讽刺诗（《奥尔刚》），尖刻地讽剌法国政治和宗教制度。监管结束后，他前往兰斯学习法律。 

法国革命爆发前夕，圣茹斯特来到巴黎。革命开始后，他支持下层阶级的事业，但是他拥护渐进的改革而非暴力。他相任皮卡尔第省革命议会的地方代表。随着革命的发展，圣茹斯特无法忍受缓慢的变革步伐和不彻底的改革，转而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支持以暴力作为达到目的的必要手段。1792年9月，他入选国民公会，以慷慨激昂的演说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圣茹斯特在审讯、宣判和处死路易十六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还曾在莱茵河畔的法国军队中任职五个月。

1793年6月，圣茹斯特成为罗伯斯比尔领导下的公安委员会成员。他因此参与法国新宪法的制定。圣茹斯特集理想主义、年轻人的急躁和坚定的原则性于一身，这使他在恐怖统治时期热衷于使用死刑。被他送上断头台的政治对手不但有激进的雅各宾党内的吉伦特派（温和派）领袖，还包括丹东派和埃贝尔派。圣茹斯特当选为国民公会主席，1794年2至3月间，他颁布了所谓《风月法令》。这些激进的法令宣布没收革命公敌（贵族、教士以及批评革命的人〉的财产，分配给穷人。6月，他率领法国军队在奥属尼德兰打败了奥地利军队。不过，到7月的时候，政治潮流已转向反对他和其他雅各宾领导人。热月9日（7月27日），圣茹斯特、罗伯斯比尔和恐怖统治时期其他领导人被逮捕，次日被送上断头台。 

除了《奥尔刚》一诗外，圣茹斯特还著有一部颇有见地的革命论著《法国革命和宪法的精神》（1791）。 

巴贝夫（Babeuf，Francois-Noel）

1760—1797，法国新闻记者、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巴贝夫的父亲克洛德·巴贝夫是一名士兵，1738年开小差逃离法国。1752年，克洛德·巴贝夫得到特赦，返回法国，当上了征收盐税的小官吏。他后来丢了这份工作，在圣康坦的防御工事做工。巴贝夫的母亲玛丽-卡特琳·安塞里是个纺纱工人，她的劳动是全家的主要收人来源。

小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显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靠自学学会了识字。他12岁开始工作，最终当上了土地测量员。他在皮卡第省的鲁瓦开办了一家测量所，但顾客常常不付账。由于其个性、背景以及明显同情下层社会等级，他还遭受到某些社会歧视。 

在做测量员期间，巴贝夫掌握了封建法律和农业经验。他开始形成重新分配土地和改良耕作方法的思想。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尤其是卢梭、马布利和里维埃的梅西耶的著作。他渴望重新建立起公有土地制度，或者平均分配土地，每块土地供养一个家庭。他认为生存权是基本的人类权利。他把财产拥有权与同样正当的工作权都归于生存权的范畴。巴贝夫思想中包含19世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有的一般性特征。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巴贝夫出版了名为《永久地籍》的小册子，呼吁实行税收平等、对穷人提供公共救助以及普及教育。他在革命早期阶段还创办了几份短命的刊物《欧洲信使》、《联盟报》和《皮卡尔通讯》。 

在巴黎和鲁瓦周围地区，巴贝夫很快成为下层工匠和工人阶层的领袖。他曾担任过各种地方行政职务，1793年1月被控伪造官方文件。他设法躲藏在巴黎，但1793年11月遭逮捕，一直到罗伯斯比尔垮台后才获释。 

不久，他开始编辑《人民论坛报》。他仿效著名的古罗马民主派领袖盖约·格拉古，取名盖约·格拉古·巴贝夫。巴贝夫开始参加选举俱乐部的集会，说服俱乐部会员制定更为激进的革命纲领。这些活动导致他第二次遭到逮捕和监禁（1795）。获释后，巴贝夫继续出版《人民论坛报》。

巴贝夫周围聚集了一小群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们自称为“先贤祠俱乐部”。1796年3月，这个俱乐部内形成了一个秘密委员会，称“秘密公安督政府”。这个委员会逐渐发展成一个更大的密谋组织，并为起义做准备。

委员会纲领要求把平等的革命理想从单纯的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它主张实行商业国有化的社会制度，彻底废除货币流通。它还提出，废除财产继承及相关特权，工作应当成为一项义务，公共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

委员会运用小册子、布告、歌曲等当时常见的宣传手段来传播自己的纲领。六个星期以来，这个组织煽动推翻正式的政府（也称作“督政府”）。然而，1796年5月10日，密谋者的身份暴露，巴贝夫及其同伴被捕。经过三个月审讯，巴贝夫和一个同伴被判处死刑。1797年5月26日，巴贝夫被送上断头台。

巴贝夫提出的纲领使他成为19世纪社会主义的直接先驱。这份纲领从新的角度界定了启蒙运动的两个核心概念——平等和自然权利。巴贝夫对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平等的呼吁遭到抛弃，这一事实极为清楚地表明，18世纪最为常见的平等概念并未延伸到财产和财富领域，而主要是限定在合法的政治权利方面。

观念学派（Idéologues）

一个法国教育改革者团体，他们的观念学理论是晚期启蒙运动社会思想最典型的范例。观念学理论奠定了法国革命期间法国公共教育体制课程的基础。观念学派的著名成员有德斯蒂·德·特拉西、卡巴尼斯、约瑟夫-多米尼克·加拉。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5）简明扼要地向观念学派阐述了启蒙运动的社会目标和观点。 

观念学派促进了全新的社会科学或人学概念的形成，尝试推行一项把那门科学付诸实践的计划，以造就出完全有能力行使政治权利的开明、理性的国民。他们的理论融合了洛克的联想心理学和孔狄亚克神父的感觉心理学及语言理论。他们的具体改革措施在拿破仑时代遭到废止，但是他们的活动却促进了实验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发展。他们的思想还直接促进了19世纪初实证主义的形成，而实证主义是与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紧密相连的社会学理论。 

观念学（Idéologie）

源于启蒙运动心理学、医学、语言学的社会科学与教育学说。观念学理论是由一个称作观念学派的群体提出来的，该学派成员包括德斯蒂·德·特拉西、卡巴尼斯、约瑟夫-多米尼克·加拉（1748—1833）和皮埃尔-路易·然格内（1748——1815）。这些人与孔多塞联系密切，也同孔多塞一样致力于改革法国的教育体制。观念学派的教育计划实行于法国革命时期，那些敌视这场巨大变革的政治和社会遗产的学者往往贬低和忽视这一学说。然而，这一学说实际上表明了启蒙运动的观念与特定政治、社会目标及相关实践紧密结合的一种方式，尽管这并非唯一的方式。在许多方面，观念学派只是把百科全书派所表达的启蒙运动理想付诸实践。 

观念学派亲历了法国革命初期的一些重大事件，但直到1794年7月（共和历的热月9日）罗伯斯比尔垮台后，他们才获得必要的权力来推行他们的教育计划。卡巴尼斯、德斯蒂·德·特拉西、加拉、然格内等人都入选新组建的法兰西研究院，还在新成立的公共教育委员会中任职。他们的教育改革成果体现为法国在1795—1797年间实行的中心学校体制。但是，他们的教学计划遭到拿破仑·波拿巴的反对，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大多被取消。 

从本质上说，观念学属于一种语言心理学理论。这一理论从分析感觉着手，认为观念形成于感官经验。因此，它把经验而不是先天观念或形而上学置于知识形成过程的中心。观念学的这种取向融合了孔狄亚克神父和洛克的心理学理论与形成过程的生机论原刚。观念学按照孔狄亚克的方式，从基本观念的形成推演到语言的形成。这一理论强调形成一套有序、合理的语法及相关词汇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观念学派认为，语言和心理学是理解和塑造人类行为的关键因素。因此，他们的理论促成了一项教育计划，开设专门的心理学、逻辑和语法课程和教材，主张运用人们的意志來实现理想的目标。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出有教养、理性、开化的法国公民，这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浓厚功利主义色彩的极为务实的目标。 

参见教化、法兰西科学院、生机论

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Antoine-Louis-Claude，Comte）

1754—1836，法国启蒙哲学家，在法国革命期间与朋友卡巴尼斯共同发起了现念学派运动。德斯蒂·德·特拉西出身于一个长期为王室效力的军人家庭。从斯特拉斯堡大学毕业以后，德斯蒂·德·特拉西成为国王卫队的一名火枪手，后晋升为庞蒂耶夫尔公爵辖下的团长。1789年，他作为第二等级（贵族）的代表参加了三级会议。然而，在三级会议最初的几次会议上，他同情改革事业，加人了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的代表团，并在1783年8月4日晚投票赞成废除旧制度的社会头衔和特权。 

德斯蒂·德·特拉西加入了拉法耶特领导的革命军队。拉法耶特迁出法国后，德斯蒂·德·特拉西遭到监禁（1793年11月—1794年10月）。他在狱中研究了洛克和孔狄亚克的心理学理论。在这两位理论家的影响下，德斯蒂·德·特拉西开始形成自己关于语言、心理发展与普遍道德教育之关系的观点。这些观点成为观念学派阐述的观念学理论的核心。 

罗伯斯比尔垮台后，德斯蒂·德·特拉西获得自由。他进入新组建的法兰西研究院，成为道德与政治科学部院士。1799年，他被任命为公共教育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依据国民公会时期提出的计划建立了一个普遍的公共教育体系。观念学派的计划基于一个功利主义的观念：正确的语言训练能够造就出理性、开化的国民，这一计划在新的课程设置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德斯蒂·德·特拉西受命编写供各地新的中心学校使用的普通语法和法规教科书。到1805年，他已经完成了三部教科书：《观念学原理》（1801）、《普通语法》（1803）和《逻辑学》（1805）。这些著作阐述了构成观念学理论基础的感觉与观念分析、语言原理以及科学推理方法，第四卷《论意志及其作用》于1815年出版。它概述了观念学这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声称这门科学将帮助个人有效地指导自身的行为。 

德斯蒂·德·特拉西还出版过《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评注》（1807），他在书中自称阐明了孟德斯鸠杂乱无章的《论法的精神》中隐含的整个社会科学体系。杰斐逊赞同观念学派的计划，在他的赞助下，德斯蒂·德·特拉西的《评注》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英文版的《评注》附有杰斐逊撰写的前言。 

参见哲学、心理学

卡巴尼斯（Cabanis，Pierre-Jean-Georges）

1757—1808，法国医生、心理学家、哲学家、医学社会学家，医疗改革者。卡巴尼斯的父亲是个地主，曾试验18世纪引进的新农业方法和农作物。老卡巴尼斯是重农主义者杜尔哥的朋友。皮埃尔·卡巴尼斯在家乡科什纳克镇附近念小学和中学，1771年前往巴黎。他受命担任维尔纳主教马沙斯基亲王的秘书，并与主教一同前往波兰。1773—1775年，他在波兰任职两年。 

回到法国后，卡巴尼斯在圣日耳曼昂依学习医学（1777—1783）。1785年，他已在巴黎郊外的欧特伊定居。卡巴尼斯是爱尔维修夫人沙龙的常客，凭借沙龙里建立的社交关系，他被引见给法国革命初期阶段的一位领袖米拉波伯爵。卡巴尼斯担任米拉波的私人医生。1792年，孔多塞移居欧特伊，卡巴尼斯与孔多塞成为密友。传说孔多塞在恐怖统治时期被捕后自杀用的毒药就是卡巴尼斯提供的。 

法国革命期间，卡巴尼斯致力于医皖改革和教育事业。他在医院改革委员会任职（1791—1793），在国民公会组建的中心学校担任卫生学教授，还在改组巴黎医学院后成立的卫生学校担任各种教学工作。1795年，他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道德科学部院士。1797年，卡巴尼斯入选五百人院，他支持导致拿破仑上台的政变。虽然拿破仑任命他为元老院议员，但卡巴尼斯很快就怀疑这位野心勃勃的新领袖，逐渐退出公职生活„1808年，在数度中风之后，卡巴尼斯与世长辞。 

卡巴尼斯更多是从哲学家而非临床医生的角度研究医学。与观念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卡巴尼斯认为，只有运用理性指导自身的行为和制度，人类才能取得进步。他相信，通过改善卫生、教育等外部条件，将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理性。因此，他致力于改革法国的医疗制度和教育方法。卡巴尼斯建议把临床训练引入医学教育，为医学院学生提供更好的医学课程，从而培养出更多知识渊博的医生。他借鉴了维也纳的格拉尔德·范·施维滕创立的医院临床教学模式。卡巴尼斯的改革还涉及治疗和康复的适当环境，他建议在城市以外的地区开设一些规模较小的医院，以取代以往的大医院。

卡巴尼斯对身心关系问题尤感兴趣，他与许多开明的同时代人一样，试图解释观念的起源。如果这一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将大大提高人们的推理能力和开化程度。卡巴尼斯反对孔狄亚克感觉心理学的身心关系学说，因为这种心理学把观念降格为由神经传递给大脑的各种感觉经验的简单总和。卡巴尼斯认为，要透彻理解观念的形成过程，就必须考虑活体组织的有机需要和应激性（自动对刺激做出反应）特征。

卡巴尼斯出版过几部著作，其中包括《医院观察》（1790）、《关于公共教育的报告》（1791）、《人类肉体与道德之关系》（1802）、《论医学确定性》（1798）、《略论革命与医疗改革》（写于1795年，1804年出版）。 

参见孔狄亚克

三、德国

德国（Germany）

中欧国家，濒临波罗的海，其边界与现今的法国、瑞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荷兰、丹麦接壤。现代德国直到1871年才形成。因此，除非是讨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历史，否则谈论政治意义上的德国是不确切的。本书使用这个概念只是为了表述的简洁、方便。在18世纪，现代德国的国土上分布着343个主权王国、公国、主教辖区、大主教辖区、自由市以及其他独立领地，它们松散地组成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庞大、垂死的神圣罗马帝国。18世纪德意志的主要公国有：普鲁士（首都柏林）、萨克森（首都德累斯顿）、巴伐利亚（首都慕尼黑）、莱茵巴拉丁（首都海德堡）、汉诺威。 

在18世纪的进程中，这些国家表面上的统一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一些主要公国推行独立的、往往是相互抵触的外交政策。普鲁士崛起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与法国、哈布斯堡帝国、俄国并驾齐驱。 

德意志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宗教阵营。北部公国和城市往往信奉新教路德宗。南部和莱茵地区仍属于天主教的控制范围。在某些极为分散的地区，如西南部地区，宗教的地域分布呈现出犬牙交错的状态。在其他地区，如普鲁士，出于实际目的推行了宗教宽容。但大部分国家希望其臣民信仰统治者所选定的官方宗教。

在文化领域，德意志诸国创造出一种有别于法国启蒙运动的特殊启蒙运动，史称德意志启蒙运动。德意志主要的文化中心有柏林、哈雷、柯尼斯堡、魏玛、哥廷根、莱比锡以及慕尼黑等。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德语世界最伟大的作家和哲学家，如歌德、席勒、克里斯蒂安·沃尔夫、莱辛、莱布尼兹、门德尔松、普芬道夫、赫尔德、康德。德意志南部经历了一场伟大的天主教复兴运动，留下了不少优雅的洛可可式教堂和宫殿。音乐繁荣，尤其是在北部，巴赫家族、泰勒曼以及众多不那么有名的作曲家创作出大量作品。贝多芬和亨德尔都出生在德国，在德国接受过教育，在其他国家发展事业。德意志迸发出来的音乐创造力将一直延续到19世纪，尽管届时的音乐之都是奥地利的维也纳。 

19世纪初，法国革命引发的战争即将结束，德意志各邦国组成了几个较大的王国，并建立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史称德意志邦联。1871年，奥托·冯·俾斯麦领导普鲁士统治全德意志，德国才最终实现彻底统一。 

普鲁士（Prussia）

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地区，其统治者勃兰登堡的霍亨佐伦王朝定都柏林。普鲁士大部分版图位于欧洲大陆的东北部，北抵波罗的海，南接萨克森选帝侯领地和哈布斯堡帝国。18世纪，霍亨佐伦君主把普鲁士公国改为王国，建立起作为其标志的军事传统和组织。在腓特烈（二世）大帝（1740—1786年在位）主持下，普鲁士王国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最终推动了欧洲的再结盟，即所谓的1756年外交革命。普鲁士人口从1763年的361.7万人增长到1780年的501.5万人。 

我们必须详尽地界定18世纪的著述或那一时期的大事记中出现的“普鲁士”一词。在政治、法律术语中，普鲁士仅指位于波罗的海沿岸、首府为柯尼斯堡的东普鲁士地区。在18世纪的官员和行政人员看来，这个术语乃是指东普鲁士。不过，在欧洲外交家的眼中，普鲁士往往也是指霍亨佐伦家族勃兰登堡支系所统治的地域分散的诸多领地的聚合体。本辞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普鲁士一词。这种“大”普鲁士的地域范围包括勃兰登堡、东普鲁士、（1742年后的）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马格德堡（1772年后的）、西普鲁士、哈尔伯施塔特、明登、马克以及拉文斯堡。同18世纪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普鲁士的政治架构实际上是王朝体制，因为所有的普鲁士领地均是霍亨佐伦统治者继承而来。普鲁士国王以选帝侯的身份统治勃兰登堡，以公爵身份统治波美拉尼亚、马格德堡和克利夫斯，以伯爵头衔统治马克和拉文斯堡，以亲王身份统治哈尔伯施塔特和明登。在每一个领地内，法律和特权依照各地不同的历史传统而有所不同。18世纪伟大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的儿子腓特烈大帝倾全力加强中央控制，颁布通行的法律，力图统一这个聚合体。 

普鲁士统治者追求绝对的权力，腓特烈大帝的统治则是18世纪开明专制的突出典范。当然，与18世纪其他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一样，普鲁士国王充分行使权力。他们成功的原因部分在于找到了平息贵族反抗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之道是著名的王权与贵族联盟，即通过改造普鲁士国家结构，使贵族阶层的利益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利益取得一致。这使得普鲁士同法国等西欧国家迥然不同，却类似于俄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等东欧国家的国家结构。 

在整个18世纪，普鲁士基本上是一个贵族统治的农业国。普鲁士王国的少数几个城市中，官方鼓励发展贸易、工业和文化事业。不过，除柏林之外，这种中产阶级的事业不能像从军和拥有土地那样带来社会地位。但是，只要在国家官僚机构谋得的一官半职，中产阶级子弟就能够向上升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农民处于在社会的底层，在农奴制的重压下劳作。在拿破仑时代的大变动中，开明的普鲁士大臣施泰因成功颁布了一项废除农奴制法令。但是，1816年后旧有社会秩序复辟，农奴制再度死灰复燃。此后普鲁士一直存在农奴制，直到1848年才彻底废除。 

如上文所述，普鲁士的政治制度依靠以特权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虽然这个国家的君主跻身于欧洲最强大和最专制的君主之列，他们却既无法也不愿改变这种结构。事实上，他们的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维护以特权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

参见王朝国家，另参见旧制度

勃兰登堡（Brandenburg）

北德意志公国，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都城和主要城市是柏林。勃兰登堡公国没有出海口。公国西部涵盖了当今属于德国的一个地区。公国的东部自1945年后成为波兰的一部分。在18世纪，勃兰登堡北部与梅克伦堡-什未林和波美拉尼亚接壤，西部与汉诺威和布伦瑞克-沃尔芬比持尔接壤，南部与萨克森和萨克森-安哈尔特接壤，东部与普鲁士王国接壤。勃兰登堡属于霍亨佐伦家族的领地。统治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七位选帝侯之一，选帝侯的职责和权利是选举皇帝。 

三十年战争（1618—1648）之后，在接连数位精力充沛、锐意改革的君主领导下，勃兰登堡与霍亨佐伦领地东普鲁士一道经历了巨大的变革。1701年，勃兰登堡选帝侯、普鲁士亲王腓特烈三世称普鲁士国王。他合并了勃兰登堡和普鲁士政府，建重了以柏林为首都的普鲁士王国。在腓特烈的继承人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二世（大帝）的统治下，新兴的普鲁士王国不断扩张，成为18世纪欧洲的一个主要强国。 

参见王朝国家

柏林（Berlin）

历史上曾是普鲁士首都，今为德国首都，位于施普雷河畔德国东北部平原。一连串运河穿城而过，把施普雷河与奥得河连接起来。13世纪以来，人们不断地迁徙到这座城市，但直到17世纪末，该城居民仍旧很少。1648年，该城仅有8000人口。 

勃兰登堡的霍亨佐伦统治者把柏林定为首府。他们信奉加尔文宗，但其臣民始终是路德宗教徒。因此，霍亨佐伦家族在宗教事务上推行宽容政策。他们欢迎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派，这些人在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后为躲避迫害而流离法国。胡格诺派移民导致柏林人口的增加，他们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大量财富和熟练工匠。到18世纪中叶，柏林人口达到10万，18世纪末更增至17万。 

柏林在18世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霍亨佐伦家族已经获得了普鲁士领地的主权，1701年，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自命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他把柏林选为新王国的首都。为了使这座城市拥有与其新地位相符的标志性建筑，腓特烈一世着手实施建筑工程。18世纪初，他为妻子索菲·夏洛特修建了夏洛滕堡宫。夏洛滕堡宫的建筑师是安德烈亚斯·施吕特，日后他又装饰了俄国的新城市圣彼得堡。在腓特烈三世的继任者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柏林增添了不少巨大的城市广场，如莱比锡广场和巴黎广场。沿着老城城墙建立了一座新的城镇腓特烈施塔特。之后，腓特烈二世（大帝）继续了腓特烈·威廉一世的事业。他修建了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和倍倍尔广场上的腓特烈花园。他为自己在波茨坦建造了迷人的洛可可风格的无忧宫。柏林的歌剧院也采用洛可可风格。18世纪末，新古典主义建筑出现，其最佳典范是勃兰登堡门。 

在腓特烈大帝的开明专制统治下，柏林成为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启蒙运动的相关的文化和思想活动也得到扶持。莱布尼兹所创建、欧洲历史上第兰古老的科学院柏林科学院也进行了改组，增拨大笔资金，引进了多名院士。后来，它更名为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在这位热爱音乐的国王的赞助下，室内乐和歌剧繁荣起来。事实上，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柏林成为北欧思想文化的中心。

慕尼黑（Munich）

伊萨尔河畔的德国城市，坐落于阿尔卑斯山山麓北部平原。18世纪，慕尼黑是德意志巴伐利亚选帝侯领地的首府。慕尼黑最初是供养特格尔恩湖畔本笃会修道院的一个小村庄。“慕尼黑”之名就是得名于附近修道院的修道土（德语“慕尼黑”一词源宁“修道士”）。1156年，伊萨尔河上架起了桥梁，这座城镇发展为贸易中心，此后不久，它又获得了举办集市的权利（1157—1158）。1180年，维特斯巴赫家族成为巴伐利亚的统治者。从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维特斯巴赫家族始终控制着巴伐利亚。1255年，慕尼黑成为该家族正式官邸的所在地。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维特斯巴赫使巴伐利亚成为忠实的天主教地区。在现代，这座城市依然是巴伐利亚的主要都市。 

18世纪，慕尼黑成为南德天主教启蒙运动的中心。城市的艺术和建筑享有盛名，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德国巴罗克风格的宗教和世俗建筑物。18世纪的建筑有：尼姆彭堡宫、花园和附属建筑物（阿玛林堡、帕戈登堡、巴登堡），特亚廷斯教堂的正面，圣灵教堂，阿萨姆教堂（阿萨姆兄弟为圣约翰·内波穆克修建的礼拜堂）以及官邸剧院。在慕尼黑工作的建筑师和室内装饰家包括居维利埃、埃吉德·阿萨姆与科兹莫斯·阿萨姆兄弟、约翰·巴蒂斯特·齐默尔曼。慕尼黑著名的英式庭园是18世纪自然景观设计风格的典范。 

参见神圣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

科隆（Cologne）

莱茵河下游的德国城市。科隆的历史悠久而丰富，且与罗马天主教密切相关。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科隆定为天主教主教辖区的首府。8世纪查理曼大帝在此设立了大主教辖区，进一步提升了这座城市的地位。 

中世纪，科隆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城市之，也是德意志地区最大的城市。科隆的居民将近有400000人。作为罗马天主教重要的思想中心之一，这座城市庇护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老师大阿尔伯阁斯、埃克哈特会长和邓斯·司各托，这些人都是富有独创性的杰出中世纪哲学家。座城市濒临莱茵河这一重要的河流，因而经济十分发达，可以与当时汉萨同盟最大的城市吕贝克相媲美。1475年，科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帝国自由市，但科隆大主教依然有力地控制着城市的事务。在19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之前，科降大主教始终是帝国选帝侯。由于科隆本身是个自由市，科降大主教、选帝侯的首府实际上是波恩。 

15世纪晚期，科降成为先于新教改革运动的天主教复兴和改革运动的中心。到18世纪，维特斯巴赫家族始终把持科隆大主教之职，与世俗统治者几乎毫无二致。最后一位维特斯巴赫家族的大主教、选帝侯克莱门阁斯-奧古斯特·冯·维特斯巴赫（1723—1791）是路易十五的忠实盟友，还仿效那位法国国王的生活方式。他在科隆几英里外修建了布吕尔城堡（1724—1728）。这座宫殿的主体部分出自洛可可艺术大师居维利埃之手，诺依曼设计了宮殿中央的楼梯。 

1784年，哈布斯堡女大公玛丽亚·特利莎的幼子马克西米连·弗朗茨被选为科隆大主教。他仿效其兄约瑟夫二世皇帝的做法，试图在大主教辖区推行改革。天主教正统教派的堡垒科隆大学形成了相当强大的保守势力。为了对抗科隆大学的势力，马克西米连·弗朗茨把波恩的一所学院改造成一所新大学，致力于传授启蒙运动的改革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隆遭受到巨大的破坏（90%的旧城区被夷为平地）。城市经过重建部分恢复了旧貌，但18世纪的风貌已不复再现。

法兰克福（Frankfurt）

美因河畔的德国城市，位于美因河与莱茵河交汇处上游不远处。18世纪，法兰克福是帝国自由市（自治市），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地。 

这座城市最初是凯尔特人的一个定居点。罗马帝国时期，它位于帝国与法兰克蛮族地盘的交界处。法兰克福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6世纪初，意思是“法兰克人的渡口”。中世纪，法兰克福发展成重要的贸易中心。法兰克福的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水路和陆路贸易的交汇处。16世纪，它成为一个金融中心，有权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铸造硬币。它还是图书出版和贸易中心。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为欧洲各地的出版商和购书者提供了一个图书集散地。书展至今仍在举办，并对现代国际图书贸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8世纪时，法兰克福成为欧洲的一个主要银行业中心。金融家罗思柴尔德（1744—1812）是一个犹太大家族的成员，以此地为活动中心。后来，他的五个儿子向外发展·在伦敦、巴黎、维也纳以及那不勒斯等地相继建立了罗思柴尔德银行。伟大的德国作家歌德出生于法兰克福·并在这座城市长大。他曾亲眼目睹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在这座城市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仪式。 

柏林科学院（Berlin Academy，Königliche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最初由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于1700年创建的科学院。哲学家莱布尼兹为草创时期的科学院草拟了一份规划。腓特烈·威廉二世统治时期，这个新型的机构没有受到重视。1744年，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大帝）把“新文学协会”并入老科学院，使其重新焕发出生机。他把合并后的新机构称为科学与文学学院。后来，它更名为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重组后的科学院成为18世纪晚期一个重要的科学机构。 

在伏尔泰的建议下，腓特烈大帝遨请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奠佩尔蒂担任科学院院长。莫佩尔蒂任期到期后，法国数学家和百科全书派成员达朗贝尔被提名为院长。他婉言谢绝了邀请，但通过书信指导学院的活动。

在腓特烈大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院成员极为偏爱法国科学和启蒙文化。例如，科学院的官方出版物使用的是法语，而不是德语或拉丁语。

从学院花名册中不难看出，科学院院士不仅来自德意志地区，也来岛欧洲其他国家。学院的著名成员有：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爱尔维修、丰特奈尔、霍尔巴赫、伏尔泰、莫佩尔蒂、拉美特利、拉格朗日、达朗贝尔和达尔让侯爵让-巴蒂斯特·德·布瓦耶，这些人全都与巴黎的启蒙运动有关联。其他成员有：欧拉（接替莫佩尔蒂担任院长）、丹尼尔·伯努利、约翰·格奥尔格·祖尔策、萨穆埃尔·柯尼希（伏尔泰和莫佩尔蒂之间那场剧烈争论的煽动者）、约翰·海因里希·兰贝特。把莱布尼兹哲学介绍给德意志启蒙运动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戈特舍德、鲍姆加登等人属于不在任所的德国籍院士。

普鲁士皇家科学院（Preussische König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Royal 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见柏林科学院

哈雷大学（Halle，University of）

1694年勃兰登堡选帝侯、普鲁士的统治者腓特烈二世在哈雷创办的德国大学。在这所新大学中出任教授的有弗兰克、托马西乌斯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

在弗兰克的影响下，哈雷大学成为德语世界虔敬主义的学术中心，并且对那些不接受虔敬派信仰和习俗的人士持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例如，大学当局无法容忍克里斯蒂安·沃尔夫讲授的成体系的理性主义哲学，他被勒令离开大学和哈雷城。

1740年后，腓特烈大帝成为普鲁士国王，由此成为哈雷城的统治者。他大力支持德意志启蒙运动（德国启蒙运动），沃尔夫因此得以恢复在哈雷大学的教职。 

18世纪下半叶，哈雷大学一直是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中心，大概只有新建的哥廷根大学可以与之并驾齐驱。哈雷大学尤其以医学、自然科学、法律和哲学等实力雄厚的院系著称。

哥廷根大学（Gottingen，University of）

英格兰国王、下萨克森选帝侯乔治二世在哥廷根城组建的大学。哥廷根大学正式创建于1737年，但实际上教授们早在三年前的1734年就已经开始授课。哥廷根大学是18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现代德国）最现代的大学，为德国启蒙运动（德意志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持。

哥廷根提供了大学组织和课程设置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与现代的研究型大学非常接近，威廉·冯·洪堡及其支持者日后在柏林大学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模式。在美国，18世纪后期哈佛大学的管理者也按照哥廷根大学的模式改造哈佛大学。

实际上，哥廷根大学的教育实验拓展了哈雷大学早在40年前就已经着手实行的改革。大学改组了传统的四个院系（法律、医学、神学、哲学）的教学组织，把哲学提升到与神学相同的地位。神学院的审查权被取消，从而使大学脱离了教会。宗教宽容成为大学的一项正式政策，罗马天主教、犹太教、加尔文宗的信徒能够与路德宗教徒一样听课和举行非正式的礼拜仪式。

德国大学传统上生源主要是来自中产阶级各个阶层。哥廷根大学继续招收这些阶层的新生，同时积极吸引年轻贵族入校。实际上，大学建造的第一座建筑物就是个马术厅;教授在自己的家中讲授课程。

哥廷根大学开设哲学和语言学研究班。学校不仅鼓励教授从事教学，还鼓励他们进行原创性研究。一些教员创办了专业刊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哥廷根学报》和《国家杂志》。这些出版物流传于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瑞士、奥地利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意大利地区。

德意志启蒙运动期间，哥廷根大学在一些领域发挥了重大影响。数学、生命科学（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社会科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文献评注（《圣经》和《荷马史诗》）等学科的实力尤为强大。大学还关注应用科学，设立一些从事应用研究的机构，其中著名的机构包括一所妇科临床诊所、一座植物园、一所解剖实验室以及一座天文台。 

哥廷根太学的重要知识分子有：哈勒、利希滕贝格、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施勒策尔、加特雷尔、约翰·达维德·米夏埃利斯、乔治·福斯特、布鲁门巴赫以及塞穆埃尔·佐默林。18世纪，哥廷根大学培养出许多著名的学生，如亚历山大·冯·洪堡及其兄弟威廉·冯·洪堡、米勒、赖尔、施勒格尔兄弟以及19世纪早期普鲁士改革家卡尔·奧古斯特·哈登贝格亲王、弗里德里希·冯·根茨以及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施泰因男爵等。 

最后，哥廷根大学许多教授的女儿在德国开明沙龙的文学和文化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多萝茜·施勒策尔是第一个在德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非医学学位）妇女，特丽莎·海涅·福斯特是著名的作家，卡罗琳纳·米夏埃利斯成为奥古斯特·威廉·施勒格尔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的伴侣和妻子。 

排特烈二世（大帝）（Frederick Ⅱ（theGreat）of Prussia）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在当时的欧洲以开明专制的成功典范而著称。腓特烈又称“老弗里茨”，不仅是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精力充沛、富于才干的治国者，还是艺术和科学的赞助人。他还是业余哲学家、诗人、长笛手、作曲家、音乐评论家。他作为普鲁士的统治者留下了重要的遗产，在业余爱好领域也留下了许多作品。直到今天，他仍然被视为普鲁士军人——国王的典型以及18世纪哲学王理想的化身。 

腓特烈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与汉诺威公主索菲娅·多罗特娅的儿子。腓特烈父子关系异常紧张，其原因主要是他们具有迥然不同的气质、价值观以及统治观点。腓特烈·威廉代表传统的德国新教国王的理想，即对于臣民而言，国王是仁慈而拥有绝对权力的父亲。他是个虔诚的加尔文教徒，对待自己的使命事必躬亲，容不得任何轻浮之举。小腓特烈的所作所为似乎正是他的父亲所鄙视的，因为小腓特烈更愿意把时间花在阅读哲学和文学书籍、吹长笛或是写诗上，而不是狩猎、操练军队和喝酒。

但是，个性上的冲突并不是两人之间关系紧张的全部原因。小腓特烈还参与了汉诺威母亲和宫廷里的英格兰-汉诺威小集团的各种阴谋活动。这个小集团想使普鲁士与英格兰和汉诺威结盟，而不是与传统的盟友奥地利结盟。为了争取想得到的盟友，他们背着腓特烈·威廉进行了谈判。小腓特烈本人也进行了一些接触，并明确赞成与一位英国公主结婚的意见。

个性不和再加上政治阴谋，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一触即发。1730年，末来的腓特烈大帝甚至企图逃离普鲁士，结果被暴怒的父亲抓了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和监禁。这一事件之后，父子达成了至少是表面的公开和解。腓特烈潜心学习如何治理国务。他开始发挥出日后作为普鲁士国王所特有的政治智慧。

1740年5月31日，国王腓特烈·威廉去世。腓特烈随即登上王位，为攫取西里西亚突然向奥地利开战（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1744—1745）。这一行动导致了一场更大范围的欧洲战争，史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夺取西里西亚的目标表明了腓特烈对普鲁士在欧洲所处地位的看法：普鲁士应当成为制约哈布斯堡帝国的一支主要力量。他还表明，必须扩充领土以确保普鲁士边界的安全。人们开始称腓特烈为“大帝”。1748年，《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条约确认了普鲁士作为新兴欧洲大国的地位。谈判及其结果也促成了史称1756年外交革命的欧洲同盟关系大逆转。 

西里西亚战争甫定，腓特烈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事务。1746—1756年间，他启动了其统治期间的几乎每一项重大改革。这些政策在随后的岁月里不断发展成熟。腓特烈继位时，普鲁士国家已经具备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政府的雏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扩大和发展其父留下来的政府体制的潜力，强化对普鲁士的控制。然而，在数个领域他很快表现出他对国家政策的独到思考。首先，他迅速召集启蒙运动的一些著名人物到首都柏林。伏尔泰是这批人中的佼佼者，也是更难驾驭的一位。腓特烈制定了振兴柏林科学院的计划，法国天文学家莫佩尔蒂应遨出任院长。流亡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里在普鲁士得到庇护。一些音乐家获得王室职位。他们中有C.P.E.巴赫、约翰·约阿希姆·匡茨以及卡尔·亨利希·格劳恩等。C.P.E.巴赫是J.S.巴赫最具独创性的长子。匡茨是一位著名的长笛手，教腓特烈吹奏长笛。格劳恩是歌剧作曲家，以寓言歌剧《蒙特祖马》使得腓特烈对西里西亚的马基雅维利式的侵略永载史册。 

腓特烈还着手推行一项大规模的柏林建设计划。歌剧院（1743）、菩提树下大街沿线的政府大楼、腓特烈广场（今为倍倍尔广场）以及科学院工厂等著名建筑都建于腓特烈统治时期。腓特烈还扩建了夏洛滕堡宮，增加了东翼楼，下令建造波茨坦的夏宫无忧宮。 

腓特烈把司法改革押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早在1746年，他就大致确立定改革的四项主要目标：在每一个普鲁士省份设立一所国家法院，减少司法权相互抵触的法庭数量;削减法官人数，法官领取高薪，同时禁止私自收费和罚款;私人领地的领主法庭必须任用国家承认的法官：制定一部适用于普鲁士全部领土的统一法典。前两项改革很快付诸实行。统一的法典直到1795年才制定出来。在统治早期，腓特烈放松了国家对出版的控制，颁布了实行宗教宽容的正式法令，这条法令从法律上确认了普鲁士的既定做法。 

1756年，腓特烈采取行动反对萨克森选帝侯，再次令欧洲陷人一场战争——七年战争。作为拿破仑战争之前欧洲最后一次重大冲突，这场战争导致了大规模的毁灭和混乱。战争结束后，腓特烈又着手重建和恢复国家。1766年，他改组中央政府，用规模较小的枢密会议取代以往的财政、军事和王室土地总署，设立了分管采矿、林业、铸币、国家银行以及烟草和咖啡专卖的部门。外交和司法此前已经成立了独立的部门。腓特烈试图通过这项改革使政府官僚机构现代化、合理化，同时维持个人对国家事务的控制。他直接控制各个部门，各部门官员不得进行部门间的磋商。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像

腓特烈二世，开明专制君主、军事天才、音乐家、作家、艺术与科学的赞助人，某些哲学家认为在他身上体现了哲学王的理想。

腓特烈推行各种广泛的重商主义政策，希望以此振兴贸易、工业和农业。他制定出一个方案，在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以及奥德河的沼泽地进行移民和开垦土地，引进英格兰先进的耕作方法和马铃薯之类的新作物。他甚至考虑减轻普鲁士农民所承担的农奴制义务，最终，这类改革只是在他大量的私人领地推行，就连腓特烈也认为不能损害强大的农奴主贵族阶层——容克的特权。在制造业领域，腓特烈鼓励私人所有制，虽然他接管一家经营不善的陶器厂并把它转为国有企业。 

随着腓特烈年事日高，普鲁士的治理事务也日益繁杂，他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和多疑。为了彻底控制政府事务，他建立了一种内部监视制度，使每个官员秘密地互相监视和告发。绝对统治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强迫观念，表明曾经推动改革的理念——理性主义、君权在君主政体中的地位、“政治理由”，所有这些都是启蒙运动思潮的核心——已经扭曲得面目全非。 

尽管其晚年有所改变，我们还是必须把腓特烈视为开明专制的典型代表。像他父亲一样，腓特烈认为一个国王的首要义务是尽心治理国家，恪守时间、积累财富，确保军队的高效率。但是，腓特烈·威廉的观念源自于尽心尽则这一加尔文宗教规，腓特烈的灵感则是应用启蒙哲学的结果。理性主义及相关的自然法概念、功利主义、人道主义等启蒙观念，促使腓特烈试图成为“国家第一公仆”，使外交政策、司法、国家官僚机构、艺术以及文化服务于国家利益。如果说腓特烈的理论（他早期的政治理论和道德哲学颇存说服力）与他作为普鲁士国王的实践之间有相互矛盾之处，那么这些矛盾至少部分是源于启蒙运动的内在张力。 

除了作为统治者所取得的成就外，腓特烈还留下了一些令研究者和学者颇感兴趣的著作，他的政治著作有《反乌基雅维利》（1740，发表于1767）、《我的时代的历史》（1740—1745）和《政治信仰声明》（1768）。他还写下了大量的信函。腓特烈是一个热心却又不是特别熟练的长笛手，曾创作过100多首长笛奏鸣曲，其中一些奏鸣曲有现代演奏版本。他还写过一些音乐评论。 

参见绝对主义、开明专制主义、重商主义

卡尔·威廉·斐迪南（Karl Wilhelm Ferdinand，Duke of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

1735—1806，1780—1806年间，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国的统治者。联姻使不伦瑞克诸侯与普鲁士结为同盟，从而为他们提供了强大的盟友和保护者。年轻时，卡尔·威廉·斐迪南曾对启蒙运动思潮和国家的改革抱有兴趣。他研究法国启蒙哲学家的论著，还到费尔内拜访过伏尔泰。他阅读德国理性哲学家莱布尼兹、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著作以及莱辛等德意志启蒙运动作家的作品。卡尔·威廉·斐迪南把莱辛带到公国的首府沃尔芬比特尔，让他担任颇具规模（至今尚存）的公国图书馆的馆长和保管员。

作为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统治者，卡尔·威廉·斐迪南在国际上贏得了干练、精力充沛和开明的声望。他推行财政和教育改革，改善道路，放松对出版的限制，虽然他本人是路德宗信徒，但对犹太人实行宽容政策。

卡尔·威廉·斐迪南还是高超的军事指挥家，参加了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军队。在法国革命导致的战争中，法国革命政府曾考虑让他来指挥法国的军队，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相反，卡尔·威廉·斐迪南于1787年成为普鲁士陆军元帅，1792年率领德国军队入浸法国。他在瓦尔密被打败，交出了指挥权，但在1806年又重新指挥普鲁士军队。卡尔·威廉·斐迪南的部队在奥尔萨德被法军打败，就在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打败另一支普鲁士部队的同一天，他在一场战斗中受了致命伤。数周后，卡尔·威廉·斐迪南去世。 

卡尔-奥古斯特（Karl-August，Duke of Weimar）

17S7—1828，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小小的魏玛公国的统治者（1775—1828）。1815年，在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和谈期间，卡尔-奥古斯特成为扩大的德意志公国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的大公。 

1758年，卡尔-奥古斯特的父亲恩斯特-奥古斯特公爵二世去世，此时卡尔-奥古斯特刚满周岁。结果，在卡尔-奥古斯特年满18岁前，他的母亲，腓特烈大帝的侄女、普鲁士的安娜·阿玛利娅公主统治魏玛公国。安娜·阿玛利娅开办了一个沙龙，欢迎形形色色的启蒙思想领袖来公国，从而将启蒙运动思想引入魏玛文化圈。她为年轻的卡尔-奥古斯特找来一位优秀的家庭教师：诗人维兰德。 

1775年，卡尔-奥古斯特一俟成年就执掌了政府的统治权。他立刻邀请歌德加入自己的私人顾问班子，歌德对魏玛公国的政策发挥了广泛的影响。在歌德的敦促下，卡尔-奥古斯特邀请赫尔德进入政府。1775到1785年间，卡尔-奥古斯特发起多次改革，将启蒙运动价值观应用于公国的实际问题。这些措施涉及财政、税收、采矿、道路和农业。改革的灵感大多来自重农学派的学说，歌德则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拥护改革。 

无论这些行政改革多么重要，卡尔-奥古斯特对德国18世纪遗产的最大贡献却在于对艺术和思想生活的扶持。在他统治时期，尤其是歌德、赫尔德和维兰德的到来，魏玛成为一个辉煌的文化中心。耶拿大学吸引着席勒、戈特利布·费希特（1762—1814）以及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谢林（1775—1854）这样杰出的年轻学者和学生。魏玛和耶拿成为外国知识分子的向往之地。 

卡尔-奥古斯特并未局限于小小公国的政治活动。1783—1790年间，他热心参与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务。他竭力复兴以“国会”（德意志帝国国会）而闻名的传统代议机构，试图以此重振帝国，但最终未取得任何成果。他还参加了腓特烈大帝组织的“帝国诸侯宪法协会”，该协会旨在维护普鲁士的地位，以抵御哈布斯堡势力在帝国境内的扩张。然而，1790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在赖兴巴赫会议上达成一致，对帝国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希望化为泡影。卡尔-奥古斯特在所作的威尼斯隽语诗中留下了改革思想的挽歌。歌德在《赠辞》的开篇同样表达了梦想的“消逝”。 

在法国革命导致的大动荡期间，卡尔-奥古斯特担任对法作战的普鲁士军队将军，参加了重要的耶拿战役（1806）。1814年，他率军把比利时和尼德兰联合共和省从拿破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随着欧洲恢复和平，卡尔-奥古斯特把注意力转向在魏玛制定一部宪法，此时他统领着新的德意志邦联（1816）托管的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公国。卡尔-奥古斯特的改革活动包括提倡出版自由、参加耶拿的“学生社团”（一些教授和知识分子支持的大学生组成的激进运动）、在公国建立选举产生的代议制立法机构，这些举措超出拿破仑时代初期大多数德意志统治者的接受限度。保守派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泽布（1761—1819）被全德学生联盟的一名成员刺杀后，主要的德意志诸侯通过了《卡尔斯巴德敕令》（1819），在德意志邦联各公国实施严格的审查制度。结果·卡尔-奥古斯特的改革活动于1819年戛然而止。 

德意志启蒙运动（Aufklärung）

德语中表示启蒙运动的术语。在历史教科书中，Aufklärung特指在德意志各邦国发展起来的启蒙运动。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宗教信仰，德意志启蒙运动形成了两种显著的不同类型：新教为主的北德各公国的启蒙运动与南德天主教地区的启蒙运动。 

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德意志启蒙运动类似于法国和欧洲各地的启蒙运动。德意志各邦都有启蒙运动的核心机制：咖啡馆、沙龙、读书俱乐部、科学院和定期出版物。德国的共济会尤为强大，他们得到巴伐利亚光照派的支持。德国的大学也在创造和传播启蒙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特征使德国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法国和英格兰的启蒙运动，在法国和英格兰，大学往往是保守的机构，致力于捍卫旧有的秩序。

德国启蒙思想家称为“启蒙学派”。他们研究和借鉴法英两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他们相信理性具有促进人类进步的力量：呼吁实行宗教宽容，这种宽容不仅涉及各种形式的基督教，也针对犹太教;他们渴望实现思想自由、人道主义改革、普及教育以及其他与启蒙运动有关的改革。但是，启蒙思想家汲取了本国特殊的哲学、政治和宗教遗产，令德国的启蒙运动独具特色。

较之英法两国的启蒙运动，德意志启蒙运动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受益于莱布尼兹及其弟子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哲学。这种哲学所形成的系统的世界观不同于以理性主义和机械哲学为基础的世界观。这种哲学观与牛顿和笛卡儿的哲学体系有显著的不同，而牛顿哲学与笛卡儿哲学分别奠定了英法两国启蒙思想的基础。从科学、心理学到政治理论，莱布尼兹-沃尔夫哲学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促进了德国思想的发展。

德意志启蒙运动的各种观念还混合了四种德国特有的宗教习俗和政治惯例：虔敬主义、财政主义、开明专制和各邦独立自主原则（神圣罗马帝国有数百个独立的小邦国）。这几种传统都倾向于关注使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服从社会的共同利益。个人思想自由的价值得到承认，但在公共行为领域，这一价值必须服从共同体的需要。 

因此，德意志启蒙运动普遍缺乏晚期法国启蒙运动所特有的有力政治反抗和革命潜能。启蒙思想家往往是政府官僚机构的成员，任职于政府部门以及哈雷大学、哥廷根大学等国立大学。总体上说，他们在促成改革方面要比法国或英格兰的开明官僚更为成功。他们的活动得到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魏玛公爵和美因茨的达尔贝格选帝侯等开明君主的支持和赞助。

最后，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启蒙运动一样，德意志启蒙运动赞美理性在获得自然界真理上所起到的作用，但明确提出，单靠理性的力量无法达到创造性艺术的高度，也无法获得宗教真理。德国思想家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美学新理论，认为直觉和想象的心理活动发挥了最为重要的创造性作用。启蒙思想家还认为内省、直觉和情感对宗教实践产生了一定作用。他们通常尊重宗教信仰，避免伏尔泰及其他法国启蒙哲学家所倡导的极端反教权主义。

18世纪，德国人围绕启蒙运动展开了公开的热烈讨论。他们想知道，启蒙运动这一术语应该如何界定，德国是否存在启蒙运动，什么样的观念和行为可以算作是“启蒙”。

“什么是启蒙?”这一根本问题有多种答案。康德做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回答，他认为，启蒙基本上指的是道德和思想自由，并不一定伴随着政治自由。门德尔松提供了另一种答案，他把德意志启蒙运动转变成获得理性的过程，从而把启蒙运动与教化（通过教育得到发展）概念联系起来。像同时代的大多数德国人一样，门德尔松担心完全独立而开明的个人会对社会构成威胁。 

这两种启蒙运动的定义体现出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基础：重视过程、教育或教化;对不受限制的自由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导致明确否认政治平等的目标。结果，德意志启蒙运动致力于推动改革、提高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但坚持改造而不是摧毁现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若谈及德国新教地区与天主地区启蒙运动的差异，必须注意一个尤为重要的区别：在德国天主教地区，政教关系问题成为启蒙运动争论的令焦点。在这个问题上，南部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灵感更多地是来自于意大利启蒙思想家（光照派），而不是法国的反教权主义。 

总体上说，南部德国的改革旨在重新界定教会干预的适当范围。国家的世俗统治者试图维护对教育、婚姻以及其他曾属于教会管辖范围的事务的控制权。例如，耶稣会解散后，各大学进行了重组，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大学课程得到重新修订，列入了世俗统治者认可的启蒙学科。

天主教地区的启蒙运动也引发了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例如，费布朗尼乌主义要求改组天主教会的行政管理体制，由主教和教皇分享权力。18世纪的詹森主义呼吁回归简朴教义和笃守教规。

尽管天主教地区的启蒙运动生机勃勃，但北部新教启蒙运动为后人留下了最为丰富的启蒙运动遗产。德国新教的土壤孕育出摩西·门德尔松和莱辛对宽容的大声疾呼，莱辛提出的颇具影响的美学新理论，约翰·伯恩哈德·巴泽多与哈雷大学虔信派教徒的教育改革，赖尔的医学改革以及年轻的歌德在科学和文学上的创新。

在以往的学术著作中，德国天主教和新教启蒙运动被视为一种微弱的、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的现象，狂飙突进文学运动和浪漫主义很快就使之相形见绌。如今，这种观点已遭到抛弃，德意志启蒙运动因其对启蒙思想的丰富多样的贡献而备受称赞。

参见政教分离

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s）

一个秘密社团，其名称源于两个单词：玫瑰和十字架。1614—16166年，欧洲出版了三本以玫瑰十字会宣言而闻名的小册子，这是玫瑰十字会可能存在的最早证据。这三本小册子分别为《兄弟会的传说》（1614）、《兄弟会的信条》（1615）和《基督徒罗森克洛兹的化学婚礼》（1616）。这个团体托称其创始人是基督徒罗森克洛兹，其身份却从来无人知晓。大多数学者认为，罗森克洛兹是一个神话人物，或许是出自路德宗神学家约翰·瓦伦丁·安德列亚斯的创造。

玫瑰十字会宣言从千禧年的角度论及新“光明"（illumination，17世纪表示“启蒙”的说法）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时代，不再有宗教冲突，人与人之间洋溢着手足情谊。玫瑰十字会的知识将促进这一进程。 

至今我们并不知道，除了创立者的想象外，17世纪是否确实存在过玫瑰十字会的组织。至今没有发现切实的证据，当时的人们对这个问题也含混其词。 

1614—1616年间冒出来的怪异的玫瑰十字会宣言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人们对此反应各异，有的恐惧，有的好奇。有关玫瑰十字会的消息传入正处辛政治动荡之中的法国，引发了人们切实的恐慌。许多人（包括哲学家笛卡儿）都被怀疑支持玫瑰十字会。梅森和其他批评家接二连三地出版了大量著作，以打消人们对这一神秘组织的兴趣。

玫瑰十字会不到十年时间就销声匿迹，其原因在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在神圣罗马帝国造成了可怕的劫难。但18世纪初，德意志地区又出现了玫瑰十字会兄弟会组织“黄金与薔薇十字会”。在德国启蒙运动（德意志启蒙运动）的思想冲突中，这一复兴的组织作用虽小，但意义重大。 

18世纪的玫瑰十字会会员宣称掌握了使男子（妇女不能成为玫瑰十字会员）驾驭自然、达到完美境界的神秘知识。这种知识混合了炼金术、古埃及神秘学、文艺复兴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基督教教义。玫瑰十字会会员自诩拥有“点金石”，掌握了把金属变为贵重黄金的秘诀。 

玫瑰十字会的知识提供了不经过理性也能达到智慧和完善的另一条途径。它还提供了一整套取代传统基督教的仪式和知识。因此，玫瑰十字会的教义同启蒙运动一样，相信人类具有可完善性以及人类知性能够获得上帝的智慧。事实上，一些共济会分会的仪式吸收了玫瑰十字会的仪式和“知识层次”。 

不过，与共济会不同的是，玫瑰十字会的思想并不把理性当作达到崇高目标的手段。相反，玫瑰十字会寻求理性之外的方式，即基于直觉来理解神秘而隐秘的世界结构的认识方式。它抵制机械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阐发的原子论、机械论世界观，玫瑰十字会教义因而成为一种极端的启蒙思想：抨击理性，寻求获得真理的其他途径。

在德意志的社会政治环境下，玫瑰十字会兄弟会汇集了启蒙运动的批评者和希望保全德意志各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保守派。启蒙运动的激进、进步派别巴伐利亚光照派等，猛烈抨击玫瑰十字会把炼金术当作获取知识的途径。反之，玫瑰十字会强烈反对光照派倡导的改革，而且很可能在促成1785年镇压光照派一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8世纪玫瑰十字会的主要作家有：贝尔纳德·约瑟夫·斯莱斯·冯·勒文费尔德（笔名费比隆）、约瑟夫·威廉·施罗德（1733—1788）、乔治·冯·韦林（笔名格里高历乌斯·安格鲁斯·萨尔维格）、卡尔·韦希特（笔名卡尔·胡伯特·洛布赖希·冯·普卢门内克）和约瑟夫·弗里德里希·戈赫龙（笔名赫吕索菲隆）。 

参见直觉和想象

光照派（Illuminati，Bavarian）

教会法教授亚当·魏斯豪普特于1776年创立的一个秘密革命组织。光照派的总部在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城，魏斯豪普特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教会法教授。“illuminati”这个术语表示“开明”或“启迪”的意思。魏斯豪普特仿效共济会的模式建立自己的组织，草创时期的光照派最终与名为“保持警觉”的慕尼黑共济会支部合作。借助于共济会的帮助，光照派组织扩大了成员队伍和影响范围。 

巴伐利亚光照派代表了德意志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派別。它诞生的背景是，保守的卡尔·特奥多尔·维特斯巴赫取代了进步的选帝侯马克西米连三世约瑟夫·维特斯巴赫（1745—1777年在位），这导致了巴伐利亚开明人士的觉醒。 

巴伐利亚光照派的成员认为，开明专制——由强大进步的君王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是最可能推行开明改革的政治体制，而马克西米连三世约瑟夫·维特斯巴赫的统治似乎验证了他们的信念。但是，卡尔·特奧多尔·维特斯巴赫登上巴伐利亚的王位，他们的信念发生动摇。卡尔·特奥多尔极力支持天主教教士，甚至还聘请了一个前耶稣会士做自己的私人神父。

光照派还认为，耶稣会、玫瑰十字会以及其他保守势力策划的阴谋对巴伐利亚构成了威胁，所有这些保守势力都反对启蒙运动思想的传播。事实上，这些组织全都反对光照派的目标，也都参与了日后对光照派的镇压，并且到19世纪仍把光照派视为威胁性的阴谋集团。 

光照派致力于政治、社会和教育改革，对巴伐利亚转向保守痛惜不已。他们的教义既融合了斯密、莱辛、卢梭、马布利、霍尔巴赫男爵、爱尔维修等启蒙人士的思想，也有来自于古代罗马和希腊经典著作的灵感。新入会者需经历四个阶段，只有达到最髙阶段，方能获悉革命和颠覆性的目标。

一些著名人士加人了光照派组织，每个人都有一个内部的名字，取自古代历史或近代的科学革命以及早期启蒙运动的一些人物。光照派的成员（及其内部名字）包括魏斯豪普特本人（斯巴达克斯）、他的学生弗朗茨·克萨维尔·冯·茨瓦克（加图）、美因茨大主教-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安东·马里亚·冯·达尔贝格（维鲁南男爵培根）、哥廷根历史学家路德维希·托马斯·斯宾特勒（培尔）。其他的成员有：为这个团体做了重要的思想阐述的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约翰·乔治·海因里希·费德尔（马可·奥勒留）、阿道夫·冯·克尼格男爵（斐洛）、雅可比（苏利）、尼柯莱（吕西安）、裴斯泰洛齐（阿尔弗雷德）、玛利亚·特利莎与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的奥地利大以索南费尔兹（费边-努马·庞皮利乌斯）。有证据表明，歌德、赫尔德和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也足光照派的成员，但学者对这个问题并朱形成最终的定论。光照派组织致力于革命目标，所以一个特定的地方团体或小组的成员并不知道其他小组成员的名字。小组所在的城市或国家用古代的名称作为代码：埃及代表奥地利，伊利里亚代表法国，雅典代表慕尼黑，古罗马代表维也纳，因戈尔施塔特的代码是依洛西斯——这个地方与古希腊神秘仪式有关。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媿斯豪普特、克尼格（在1784年与魏斯豪普特发生争执之前）和茨瓦克。

巴伐利亚当局获悉了光照派活动的有关消息，或许是玫瑰十字会的成员报告的。1784年和1785年，卡尔·特奥多尔·维特斯巴赫颁布法令，镇压光照派和其他秘密组织。1785年，约瑟夫二世也颁布了取缔光照派和限制共济会活动的法令，到1787年，光照派的组织已经瓦解。 

普芬道夫（Pufendorf，Samuel）

1632—1694，德国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哲学家，瑞典（（1677—1688）和普鲁士（1688—1694）的宮廷历史学家，普芬道夫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路德宗乡村牧师，普芬道夫本人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三。在一位认识他父亲的贵族的慷慨资助下，普芬道夫接受了古典中学教育。中学（大学预科）毕业后，普芬道夫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家人希望他延续家庭传统，去当一个路德宗牧师，但他很快就放弃了神学研究，转而攻读法律、语言学、哲学、历史学和数学。他转学到耶拿大学，通过数学家艾哈德·维格尔的介绍，他开始接触笛卡儿哲学以及霍布斯和雨果·格劳秀斯（1583—1645）的著作。 

普芬道夫曾当过瑞典驻丹麦公使的家庭教师（1658—1660），像当时知识分子十分普遍的做法那样，普芬道夫还允当业余间谍。他一度被丹麦人监禁，后被释放。之后，他在海德堡大学（1660—1668）和瑞典的隆德大学任教（1668—1676）。他成为瑞典王室的国务秘书和宫廷历史学家（1677—1688），最后他回到德国，作为普鲁士宫廷历史学家居住在柏林（1688—1694）。 

在恐怖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普芬道夫在德国度过了16年。他的注意力转到战争创伤所产生的思想问题。他在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方面的著述旨在建立起一种普遍的理性法则，他希望后代能避免宗教仇视情绪和政治排他主义造成的恐怖。普芬道夫尤其致力于割断法律与正统宗教教义的联系。为此，他发展了格劳秀斯的自然法观念，给格劳秀斯的概念增添了一种规范性道德成分。按照普芬道夫的观点，支配宇宙万物的理性表明，必须尊重某些自然权利，必须履行保护人类社会的义务。他用谢韦林·德·蒙扎姆巴诺的笔名发表了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著名分析《论神圣罗马帝国的政体》（1667），在书中坚决主张德国统一。普芬道夫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方法，证明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畸形的政治怪物，不可能生存下去。这本书在神圣罗马帝国遭到查禁，但在欧洲其他地方出版。普芬道夫撰写的瑞典和普鲁士王朝史都是辩护性的偏袒描述，只是按照编年记录事件，没有做出像《论神圣罗马帝国的政体》那样的深刻分折。 

除了《论神圣罗马帝闻的政体》外，普芬道夫还著有《法学要义》（1660）、《论自然法和族类法》（1672），以及后一本著作的单行本导论《论人和公民在自然法中的义务》（1673）。这些著作在18世纪和19世纪翻译成了各种主要的欧洲语言，成为启蒙运动时期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观的主要来源。

参见数学与力学

莱布尼兹（Leibniz，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外交家，17世纪为启蒙运动奉献的三大理性主义体系之一的创始人。莱布尼兹生于萨克森选帝侯领地内的莱比锡城，两岁那年，毁灭性的七年战争宣告结束。他父亲是莱比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母亲是教授之女。

年轻的莱布尼兹整天泡在父亲的书房里，阅读古代的古典著作、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神父的著作。莱布尼兹在莱比锡大学接受传统的哲学教育，1663年又考入耶拿大学，师从艾哈德·魏格尔攻渎数学。1666年，他在阿尔特多夫大学完成正规教育。 

阿尔特多夫大学提出让他留校任教，莱布尼兹拒绝了，之后前往纽伦堡。他加入当地的玫瑰十字会，遇见了帮助他开创事业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约翰·克里斯蒂安·冯·博伊内堡。在博伊内堡的建议下，美因茨选帝侯、大主教约翰·菲利普·冯·申博恩请莱布尼兹担任法律研究员和文书。莱布尼兹以这一身份协助修订了美因茨的法典。 

莱布尼兹与博伊内堡一道拟定了一份外交汁划，该计划旨在转移国王路易十四的注意力，使之不再盯住神圣罗马帝国莱茵河地区的领地不放。1671年冬到1672年，两人前往巴黎推行这一计划。他们的外交使命未能成功，莱布尼兹却借此机会结识了一些著名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如皮埃尔·卡尔科维和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他还结识了詹森主义的代表人物安托万·阿尔诺。

1673年，莱布尼兹到伦敦执行第二次外交使命，此行进一步扩大了他与国际文坛的交往。他被接纳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他在皇家学会与约翰·佩尔、亨利·奥尔登堡、罗伯特·胡克和罗伯特·波义耳进行了极富启发性的讨论。

从伦敦回到巴黎后，莱布尼兹在巴黎一直住到1676年。他在巴黎居留期间阐述了无穷小微积分，1684年发农了自己的成果。牛顿此前已就这一课题写有著述，但从未发表过。莱布尼兹并不知道牛顿的发现，实际上，直到莱布尼兹的成果发表三年后的1687年，牛顿才同意出版自己的有关著作。这一连串的事件使人们围绕莱布尼兹和牛顿究竟谁先发明了微积分争论不已，最后，人们承认两人分别发明了微积分，这场争论才得以平息。

1676平，莱布尼兹最终回到汉诺威，受聘于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约翰·弗里德里希。他在回国途中在海牙停留，拜访了伟大的犹太体系哲学家斯宾诺莎。

在汉诺威，莱布尼兹着手编撰不伦瑞克家族的家谱和正史。为了这个项目，他花了三年时间在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各地游学。这项计划未能完成，但莱布尼兹发掘到宝贵的资料，日后，在一场成功地把汉诺威公爵提升为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的运动中，这些资料派上了用场。莱布尼兹一直为汉诺威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和恩斯特·奥古斯特效力，乔治·路德维希即位（1698）后，他就离开了汉诺威。 

在索菲娅·夏洛蒂的帮助下，莱布尼兹于1700年应邀前往柏林。索菲娅·夏洛蒂是汉诺威公爵恩斯特·奥古斯特的女儿，又是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的妻子。莱布尼兹向腓特烈递交了一份组建科学机构的计划，依照该计划成立了最初的柏林科学院。莱布尼兹出任科学院首任院长，在1716年去世前一直主持科学院的研究工作。不过，自1711年起，他实际上并不住在柏林，因为他担任了彼得大帝的私人顾问，不得不前往圣彼得堡。1712—1714年间，他成为哈布斯堡皇帝查理六世的私人顾问，他的家又搬到维也纳。1714年，乔治·路德维希登上英国王位成为乔治一世，莱布尼兹最终回到柏林。莱布尼兹要求到英格兰去，但未获乔治批准，乔治要他继续留在汉诺威完成期待已久的不伦瑞克家族史。 

莱布尼兹才思敏捷，知识渊博，涉猎广泛。在大学求学期间，除了正常的课业学习外，他就已经独立研究了培根、笛卡儿、伽桑狄、霍布斯、开普勒、伽利略等近代自然哲学家的思想。因此，他不仅具备传统哲学的坚实基础，还对当代哲学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饱学之士，在数学、认识论、自然科学、历史学、神学和法学等广泛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像笛卡儿、斯宾诺莎和其他17世纪的理性主义斗士一样，莱布尼兹认为，数学中的逻辑（理性）提供了世界的结构模式。他发展了早期的语言符号系统，以便能够像数学公式那样处理逻辑陈述（命题）。他还渴望创制一套新的字母和语言，为建构百科全书式的世界知识提供必需的知性工具。 

莱布尼兹想创立基于精确逻辑定律的综合性知识体系，却又急于避免他所认为的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式机械哲学蕴涵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他试图在笛卡儿思想的身心关系二元论和斯宾诺莎的一元论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莱布尼兹的哲学综合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机械哲学的概念。

莱布尼兹哲学的基础在于区分推理的真理与事实的真理。两种真理的区别之处在于不同知识类型导致的不同确定性程度;推理的真理是绝对的，事实的真理则不是绝对的。重要的是认识到，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完全是人类心灵的局限性所致。如果人们能够从上帝永恒的有利地位来认识和理解世界，就能以同等的确定性充分认识全部真理，无论是涉及理性法则的真理，还是涉及实际现象的真理。 

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命题”，是不证自明明的命题，可以先验地加以演绎推理。这些真理依倨的是“矛盾律”，即判定一个事物不能既是“A”又是“非A”。然而，推理的真理（除上帝的存在之外）并未揭示任何实际存在的东西。 

事实的真理来源于归纳。它们是存在的事实或历史的事实。在莱布尼兹看来，事实的真理依据的是“充足理由律”。这些真理在逻辑上不是必然的，有可能出观与之对立的情况。例如，“太阳在早上升”这一陈述道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凭经验都会承认的一个真理。但是从逻辑的角度看，即便自太阳系形成以来每天都会升起太阳，太阳也并非必然会在明天升起，也可能明天不升起太阳。

充足理由律构成了我们生活其间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也就是说，世界之所以呈现出当前的面貌，是因为上帝决定就这样来创造它。然而，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时并非別无选择：上有可能把世界创造成其他的样式，但上帝之所以创造出这个现实世界，是因为逻辑无矛盾律决定了现实世界的总体结构体现出最大限度的多样性和完美性。正是这一复杂的论点使莱布尼兹断定，现实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莱布尼兹对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说明，与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的观点在关键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莱布尼兹把完美原则引入依据理性构建起來的世界。这一原则引发对完美的不断追求，从而将道德因素引入事物的基本物质结构。莱布尼兹的世界是一个存在的庞大统一体（伟大的存在之链），这个统一体中的所有事物——无生命物质、植物、动物、人类乃至神都依据“连续性法则”联系在一起。自然不存在任何骤变或突变。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像  

莱布尼兹是17世纪晚期伟大的理性主义体系哲学家之一，他的一些观点成为德国启蒙运动（德意志启蒙运动）的独特特征。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萊布尼兹以上述原理为基础，在应萨伏依的欧根亲王之请而写的著名的《单子论》（1714）中概述了一种物理学。莱布尼兹认为，自然物质世界由称为单子（“单子”源自希腊文monas，意思是“一”或单一）的单纯元素构成。这些单子并非笛卡儿描述的基本粒子，它不是广延物质中的原子。单子更像是具有知觉和欲望（内在冲动或力量）的精神实体。因此，字宙的基本元素是极微小的点（无广延，不占空间），具有精神而非物质的属性。

每一个单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以某种方式区別于其他任何一个单子。一连串单子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广延的物质或有形的物体，这就好像无广延的数学点组合起来构成一幅图表的二维图形。这些包含单子的物体在字宙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宇宙充满知觉以及活动的倾向（自然倾向）。 

世界由无数单子构成，每个单子都是独特的，又与其他所有单子相联系。由于这种联系无穷无尽，一个单子的变化会影响到其他所有单子。莱布尼兹说过，单子没有可供事物出入的窗子：它们并不需要客观地观察世界（就像我们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一样），因为它们彼此相互联系，这种相互联系的状态意味着它们体验到宇宙间发生的一切，对于它们而言，一切事物都对自身的个体状态造成了影响。 

单子论引发了几个问题，首 先，莱布尼兹认为每一个单子都独立活动。在前文所述的相互联系体系中，单子并非如互相碰撞的台球那样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但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就必须对单子相互联系状态的原因做出解释。莱布尼兹对此的回答是提出了所谓预定和谐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上帝已经创立了宇宙的法则，因此，每一个单子独立运作，同时还与宇宙中其他任何一个单子和谐相处。 

莱布尼兹之所以提出这种独立性观念，意在避免落入法国笛卡儿主义者马勒伯朗士和荷兰哲学家阿诺尔德·海林克斯（1624—1669）阐述的偶因论的窠臼。在偶因论看来，上帝直接对宇宙施加影响，上帝的直接干预导致每一个细微现象的发生。这种上帝观似乎尊崇上帝在宇宙中的影响力，但它并未赋予上帝创造一个有效体系的无上荣光。莱布尼兹提出预定和谐概念以修正偶因论。 

不过，预定和谐说引发了道德哲学和神学上的新问题。它提出，上帝赐予的和谐实际上预先确定了人类行为。如果果真如此的话，人类就被剥夺了根据善恶原则决定自身行为的自由。在《论上帝的仁慈、人的自由和恶的根源》（《神正论》，1710年，拉丁文本1719年）一书中，莱布尼兹试图说明他的体系是如何维护自由和道德的。他提出的理由未能解答预定和谐观所引发的问题。 

莱布尼兹的活动表明，他毕生渴望实现宗教和平与国际和平。他的外交活动以及贯穿于其哲学著作的统一与和谐的主题，都体现出这种根本性的愿望。身为虔诚的基督徒，莱布尼兹积极追求基督教的重新统一。他先是与波舒哀主教通信，试图确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意见一致的领域，以促进两派的重新统一。这一做法碰壁之后，他转而推动新教内部路德宗与加尔文宗领袖展开讨论。追求和平的愿望还促使他提出创立联合的欧洲的计划。

莱布尼兹在所有著作中力求阐述蕴涵于无限多样性之中的统一性，他认为这种统一性体现出宇宙的特征。按照莱布尼兹的观点，人类世界反映了这种更为广阔的体系，政治活动的任务就是在一个统一国家或一批国家的范围内保护个性。他认为神圣罗马帝国具备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潜力，如果把帝国改造成为某些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的自愿联盟，帝国就能获得新生。

同时代的人很少注意到1716年的莱布尼兹之死。在18世纪上半叶，他的思想也往往因极端的理性观点和系统性而受到批评。无论莱布尼兹的体系在同时代人看来有什么问题，它的某些基本原理对启蒙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莱布尼兹的学生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所说，莱布尼兹的知识体系深刻影响了早期的德意志启蒙运动。不仅如此，1765年《人类理智新论》出版后，莱布尼兹的认识论思想直接融入启蒙运动的主流。 

在18世纪力学领域著名的“活力”之争中，莱布尼兹关于力的观念与牛顿的观点相冲突：大多数18世纪思想家最终接受了达朗贝尔提出的解决方案：两种观念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述了同一个基本概念。

莱布尼兹认为物体是趋向某个目标的单子的集合体，通过生机论学派的诠释，生命科学吸收了这一观点。在那些不满于笛卡儿哲学生物观的人看来，莱布尼兹的观点不啻为一种新观点。笛卡儿生物观把活的生物看成是依据机械法则运作的简单机器，莱布尼兹的观点则重新引入了这样一个观念：活的生物有其目的，它们活跃在宇宙之中，总是追求某个目标，无论那一目标如何界定。

康德曾在柯尼斯堡大学接受莱布尼兹-沃尔夫学派哲学的训练，他在启蒙运动晚期卓越地重新阐述了认识论。在阐述自己的立场时，康德既批判又采纳了源自莱布尼兹的观念。

最后，莱布尼兹把宇宙视为活跃、争斗的整体，是由无限多样的独立且相互联系的单子组成的统一体。到启蒙运动晚期，这种宇宙观成为对自然界的基本描述。认为世界是充满斗争的世界观有助于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世界和人类随着时间的流逝朝一个趋于完美的方向发展。

因此，尽管伏尔泰在《老实人》中把莱布尼兹哲学描绘得滑稽可笑，莱布尼兹哲学思想促进了全欧洲——包括伏尔泰的法国——的启蒙思想在1760年后的重大转变。

参见教化、数学与力学、可完善性

托马西乌斯（Thomasius，Christian）

1655—1728，德国哲学家、律师、教师。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一样，托马西乌斯是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德意志启蒙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托马西乌斯生于莱比锡，父亲是莱比锡大学的法学教授。年轻的托马西乌斯进入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学习。1679年获得法学学位。托马西乌斯接触到普芬道夫的自然法学说，这一学说极大地影响了托马西乌斯的法律观和社会观，促使他抛弃了父辈信奉的正统路德宗教义。 

1682年，托马西乌斯开始在莱比锡大学讲课。1688年，他公开挑战大学的传统，在讲课时用德语而不足是惯上所用的拉丁语。1689年，他开始出版第一份德文文学月刊。 

1688年，托马西乌斯出版了《神圣法学概要》和《宮廷哲学导论》，公开表明了新的哲学取向。托马西乌斯受到普芬逍夫思想的影响，在《神圣法学概要》中断言，法律知识来源于人类理性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是上帝的启示。上帝是自然法的终极來源，但上帝并未把这些自然法直接传达给人类。《宫廷哲学导论》提出了哲学对人类教育的作用的新颖观点，他认为，较之哲学所揭示的真理，哲学作为人类发现真理的方法起到了更为重要的普遍作用。托马西乌斯主张，哲学研究者应当是入世的，远离尘世的神学家和学究成不了哲学学者。他提倡新的教育方法，以使学生冲破狭隘的教条思维，达到思想开放、兼收并蓄。 

托马西乌斯的行为和思想触怒了莱比锡当局，1690年，当局禁止托马西乌斯教学和写作。托马西乌斯逃往柏林躲避追捕。选帝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欢迎他，请他在哈雷的里特兹学院担任一个职位。1694年，甩里兹学院发展成新的哈雷大学，哈雷大学有一个特定的目的：为普鲁士行政和军事部门培养官员。托马西乌斯出任哈雷大学的首任校长和法学教授。

1691—1694年间，托马西乌斯撰写了四部逻辑和伦理学论著，前三部论著继续乐观地探索替代传统哲学的新哲学。这些论著包括《逻辑学导论》（1691）、《逻辑习题》（1691）和、《伦理学导论》（1692）。这些著作的核心是探讨如何把哲学实际应用于生活，并且探讨了人类谬误之源。托马西乌斯强调人类的谬误既源干社会，也来自于个人。社会往往助长偏见，使人们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事物，个人则顽固地沉溺于一种奄毫理性可言的嗜好：渴望获得他人的认可。知性谬误与世间的邪恶产生于相同的根源。 

托马西乌斯提出，要防止邪恶蔓延，必须积累实践知识。通过社会的相互作用，通过对历史与文学的探讨，人们能够形成各种判断能力，进而克服自身理智上的和情绪上的弱点。

托马西乌斯始终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支持当时并未受到广泛认同的宗教宽容思想。他是最早反对迫害所谓女巫的人士之一。他根本不相信所谓女巫的巫术能够对人或自然界施加影响。他不但批评人们对巫术的信念，而且劝说德意志官方和民众不要告发或迫害所谓的女巫。

1691年，在撰写《伦理学的运用》（1694）前后，托马西乌斯转而信奉一种极端的虔敬主义。他开始怀疑人类观性战胜缺陷（罪恶）的能力，着手在讲座中探讨这些问题。他的思想中开始出现来自于雅各布·伯麦和塞巴斯蒂安·弗兰克早期学说的神秘主义的成分。1699年发表的《论精神的本质，或自然科学与伦理学的基础理论》表明了托马西乌斯的这一思想变化。 

实际上，托马西乌斯所持的那种虔敬主义包含了对正统虔敬主义的严厉批判。结果，他与信奉虔敬主义的哈雷大学当局发生了冲突。托马西乌斯尤其抨击了哈雷孤儿院制度化课程体现出来的流行教育方法。哈茁孤儿院实际上是他与朋友弗兰克协助建立的，但他认为孤儿院的教育方式僵化，培养出来的孩子心胸狹窄、顽固偏执。托马西乌斯与弗兰克发生了公开的激烈争吵，两人分道扬镳，托马西乌斯被勒令不许再讨论教育问题。

晚年，托马西乌斯重新研究法律问题，著有《从常识推导而来的自然与国家法基础》（1705）。这本书主张彻底区分上帝与自然法，认为上帝既不是自然法的创造者，也非自然法权威的源泉。这就于基道德哲学而非神学的彻底世俗化的法律观奠定了基础。

1710—1750年间，只有少数哈雷和莱比锡的教授拥护托马西乌斯的思想和原理。但是，1740年后，柏林和哥廷根的所谓大众哲学家接受了他的思想，托马西乌斯对于德意志启蒙运动的重要性愈益突显出来。

沃尔夫（Wolff，Christian）

1679—1754，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先驱之一。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出生于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曾在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和数学。 

1702年，沃尔夫获得硕士学位。1706年起他担任哈雷大学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

沃尔夫能获得哈雷大学的教职，乃是由于莱布尼兹的大力推荐。两人在数年中一直保持通信往来。沃尔夫最终阐述了一种修正的莱布尼兹哲学，德国人借助沃尔夫的学说得以了解莱布尼兹这位杰出的17世纪先驱的著作。

沃尔夫用德语（当时拉丁语是规范语言）写了三部教科书，以补充自己的讲稿。在努力将拉丁文概念翻译为德语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套徳语的哲学专业同汇。以往的哲学研究全都使用拉丁文，如今更多的读者可以借助德语接触到哲学问题。 

在人类行为的问题上，沃尔夫所喜爱的莱布尼兹哲学包含着决定论的倾向。沃尔夫因此受到哈雷大学校方的刁难。1723年，他被大学解职，到信奉加尔文宗的马堡大学工作。最终他还是回到哈雷大学，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像J.M.贝尔尼格罗特作，1775年  

沃尔夫诠释了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的哲学，并把它传播给德国最早的几代开明知识分子。德国柏林艺术史档案馆供图。  

沃尔夫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折衷主义的体系，融合了源自苏格拉底哲学、莱布尼兹哲学以及现代数学和科学的槪念。沃尔夫反对莱布尼兹把真理区分为推理的真理与事实的真理。他试图赋于事实的真理以更大的哲学确定性。在他看来，事实真理的基本哲学原理（来自于莱布尼兹）实际上与孕育出推理真理的原则相互衔接。因此，较之莱布尼兹的宇宙观，沃尔夫眼中的宇宙更多地取决于逻辑法则。

沃尔夫还把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律上升到中心地位——日后伏尔泰借《老实人》中的人物潘葛洛斯之口把充足理由律庸俗化，潘葛洛斯坚持认为“现有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在强调充足理由律的同时，沃尔夫极力贬低莱布尼兹复杂而有争议的单子（宇宙的基本元素，由活跃的知觉而非物质实体组成）概念的重要性。沃尔夫在美学研究中独辟蹊径，提出了复合情感的槪念，即理性与感情相交融的感受。沃尔夫哲学提问题的方式成为德国哲学讨论的焦点，直到康德最终用一种新的术语和概念体系取而代之。 

沃尔夫的主要德文著作包括：《关于人类理解力的理性思考》（1713）、《数学基础概论》（1717）、《关于上帝、宇宙和人类灵魂的理性思考》（1729）、《关于自然作用的理性思考》（1723）、《关于自然物目的的理性思考》（1724）以及《关于人类、动物、植物各部分效用的理性思考》（1725）。用拉丁文写成的著作有《理性哲学，或逻辑学》（1728）、《第一哲学，或本体论》（1729）以及《普通宇宙学》（1731）。 

参见数学与力学、理性主义

康德（Kant，Immanuel）

1724—1804）德国哲学家。康德是柯尼斯堡一个马具商之子，自幼在充满虔敬主义氛围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虽然康德反对虔敬派的某些外在制度，这一路德宗的支系却对其道德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德进人柯尼斯堡大学，随后在东普鲁士做过几年家庭教师，然后于1755年在柯尼斯堡定居。他在柯尼斯堡幵设私人讲座，1770年起担任柯尼斯堡大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此后他一直生活在柯尼斯堡，接侍来自欧洲各地的尊贵客人，准备讲搞，从事各种撰述。那些著述构成了他对激发启蒙运动的各种哲学传统的权威性综合。 

康德以日常生活有规律著称。例如，他每天晚上在固定的时间散步。通常的说法是，康德一生中只有两次打破这一规律，一次是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另一次是获悉法国革命爆发。 

伊曼努尔·康徳像，汉斯·施诺尔·冯·卡诺斯菲尔德作  

18世纪末，柯尼斯堡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创立了新的哲学体系，将17，18世纪的不同哲学传统融入到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系，德国马尔堡艺术品查询处供图，原件藏于德累斯顿国立艺术品收藏馆铜版画陈列室。  

康德的思想生涯通常分为两个时期：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前批判时期系指1770年以前的时期。就在这一年（1770），他抛弃了在大学里掌握的莱布尼兹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哲学传统，着手构建新体系。康德的早期著作包括自然哲学著作《自然通史及天体理论》（1755）、《证明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的证据》（1763）、美学论著《论美感与崇高感》（1764），以及《论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1770）。

1770年后为康德的批判时期，其标志是发表了批判研究理性及道德哲学基础的系统成果。1781至1797年间，康德发表了一系列开创性著作，其中包括《纯梓理性批判》（1781）、《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年）、《道德形而上学基础》（1785）、《科学的形而上学的首要原则》（1786）、《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1787）、《实践理性批判》（1788）、《理性范围内的宗教》（1793）、《论永久和平》（1795）、《道德的形而上学》（1797）以及《实用人类学梗概》（1798）。 

康德的观点一度导致他与普鲁士审査当局发生冲突。《理性范围内的宗教》（1793）得到柯尼斯堡和耶拿神学院的赞同;腓特烈大帝的继承人、虔敬的腓特烈·威廉二世却攻击这本书敌视基腎教和《圣经》。威廉二世威胁康德，如果继续出版宗教论著就会受到起诉。康德没有再出版有关著述，直到国王死后才发表最后一部著作《学院之争》（1798）。 

康德以品行端正和尽心尽责箸称，这些性格可能源于自小养成的虔敬主义教养。他算不上是虔诚的教徒，除非某些特殊场合，他很少出席宗教仪式。他献身于欧洲建立共和政体的事业，热烈欢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他渴望看到和平在欧洲扎下根，在《论永久和平》（1795）中概述了一份保障和平的计划。他毕生对博物学和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 

在批判时期，康德潜心研究和解决启蒙运动哲学传统的两种基本张力。首先，他集中解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知识观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变得尤为剧烈。其次，他力图解决科学描述的自然界与人类行为的道德领域之间的张力。康德把这种张力转化为对人性的决定论与自由的关系问题的研究。

康德不赞同那种认为我们的全部观念最终來源于感官经验的洛克式经验主义心理学理论。他也反对那种认为自降生伊始人类心灵便具备固有观念的理性主义信念。康德不赞间理性主义者的立场，却认为心灵的理性活动为得自外部世界的基本感觉增添了某些内涵。康德把这些来自心灵的增加物称作“先天”（先于亊实的）观念，认为它们产生于心灵的形式结构。

休谟也认为存在先天的观念，但认为它们来源于相关观念的心理习惯。康德反对休谟对认识起源的心理学解释，转而重新审视关于人类理性的基本哲学观。启蒙运动末期，康德再度提出启蒙时代初期人们就已经提出的一个认识论问题：何为人类心灵产生知识的条件？

康德说明了逻辑命题（判断）的可能类型，以此着手开始研究。他同意莱布尼兹划分的两种判断类型，即先天的分析和后天的综合。分析判断是必定真实和普遍有效的。除了主体定义已经包含的相关信息，分析判断未提供任何关于主体的信息。康德以一个命题为例来说明问题，即“一切物体都具有广延性。”机械哲学——康德即是从机械哲学的角度来界定“物体”——认为，广延性（占据空间）是物体概念固有的根本属性。不具备广延性的物体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综合判断是经验的产物。它们的真实性视情况而定，并非必定真实。在康德看来，“一切物体都有重量”这一命题就属于综合判断。他认为，“物体”一词的基本定义并不包括重量概念。物体有一定重量的观念源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真实物体的经验。综合判断就这样把来自感觉经验世界的两个概念组合在一起。 

康德创造了第三种判断：先天综合判断。这种判断一如综合判断那样建立在感觉材料基础上。但是，这种判断依据心灵中受感觉材料激活的先天观念来处理这些材料。康德以因果律为例做了说明。我们可以看到接连发生的两个现象：台球A撞击台球B。这种经验激发了我们心中先天的因果律观念，使我们认识到下列事实：台球A撞击台球B，使B朝某一方向移动。 

康德认为，先天综合判断蕴涵于数学、物理学和伦理学。简而言之，先天综合判断使我们能够根据心理结构中包含的某些观念改造并拓展取自感觉材料的知识。

康德最终把关于先天观念的一般看法发展成一种心理范畴体系。这些范畴分为量、质、关系和样式四组。《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章“概念的分析”论述了这些范畴。

这些范畴赋予所有感觉材料特定的形式或内在关系。如此一来，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并不是对世界的如实认识。我们的全部感觉信息都要经过这些范畴塑造和改造。因而我们的心灵实际上积极参与了知识的创造。

康德认为，自己创立的新知识论无异于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康德宣称已经以类似于哥白尼改造天文学的方式彻底改变了认识论的基本假设。他提出，不是我们的知识必须与客体一致，而是（我们认知中的）客体必须与我们的知识一致。

勾勒出这一人类理性活动的体系后，康德继续探讨了四个基本的认识论问题：纯粹的科学和数学怎样才能成为可能；自然科学和物理学怎样才能成为可能：人类怎样才能思考形而上学问题（如上帝的存在等超出尘世范围之外的问题）;形而上学怎样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在探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康德证明了牛顿自然统一性观念的真实性。他还阐明了引导我们进入超出人类知识范畴的领域的“先验理念”概念。我们能够假设先验理念的真实性，因为事实表明它们存在，但我们永远无法彻底证明或理解这些理念。康德认为有三大先验理念：上帝、自由和永恒。

与先验理念相关的是二律背反概念，即四组逻辑命题，每一组都包含一个命题和与之相对的反题。所谓二律背反，即命题和反题都可以用逻辑方法证明为正确，从而得出自相矛盾的荒谬结论。任何人企图证明上帝存在或某一先验理念为真，都将落人二律背反的陷阱。 

康德的二律背反来源于传统哲学，他把取自理性主义体系的命题与源于经验主义体系的命题组合成对，他认为二律背反实际上起源于人类智力的基本性质。康德列举了四组律背反，其命题和反题涉及空间、时间、偶然性和自由。一旦人们试图思考宇宙的终极统一性，就会形成二律背反。尽管我们可以模糊地设想这种统一性，理性的限度却使我们无法充分用逻辑来表达，从而陷人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显然，自由问题既涉及政治理论，又与道德哲学有关。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康德试图认识人类道德的起源。他不相信有所谓天生的道德，而是强调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控制本能欲望和冲动。人类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有选择是否按照道德规范行事的自由。 

康德阐述了绝对命令的概念，以解释道德的起源和性质。绝对命令是无条件的命令，人们必须永远遵行不渝。不仅如此，绝对命令是普遍的，适用于全人类。道德即由绝对命令组成，要求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以某种方式行为处事。一条著名的绝对命令要求：不以他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必须始终承认他人的独立、完整和价值。道德禁止人们去询问一项特定的行为能否在既定条件下带来渴望达到的实际结果。相反，道德要求我们始终自问，我们是否希望特定的行为成为普遍的法则。

启蒙运动时期，道德问题与人类意志问题息息相关。在康德看来，善意是人性中唯一绝对的好东西。他认为，只有与善意联系在一起，幸福这一为众多启蒙思想家孜孜以求的特性才是有价值的。不过，康德进一步提出，只有出自责任感的行为才具备道德价值。换句话说，人类必须有意识地把道德律令奉为行动的指南。 

康德认为，人性中有两种彼此对立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融入社会或共同体的本能冲动，第二种倾向是不受约束地生活的冲动。这两种本能相结合，就使人类具有“反社会的社会性”特征，产生了无法化解的矛盾，使幸福变得遥不可及。然而，恰恰是反社会的社会性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原动力，使人类从早先原始的自然状态进化到理性昌盛的终极文化状态，自然与文化、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张力引发了文明的许多问题，什么时候非自然的人类文化变得异常强大、根深蒂固，乃至成为人类的第二天性时，这些问题就将最终消失。 

康德特别关注保护自由权，他认为这是一项基本人类权利。不过，他并未把自由界定为没有强制，相反，他相信只有在公共法律体系构建的公民社会中才有自由。卢梭的政治理论，尤其是源于《社会契约论》的“公意”概念，为康德提供了一个平台。康德接受了社会是以原始契约为基础的观念，把公意看成是指导现实立法的“理念”。因此，社会由个体集合而成，每一个个体都能够自由做出决定，同时又都对公意负责。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保护行动自由，同时又承认他人的需要。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对启蒙运动的积极意义做出了18世纪最重要的论断。但是，就连门德尔松等同时代人也认为康德最终成为启蒙运动的终结者。康德否认存在单一的知识来源，否认存在形而上学证明的可能性，否认自然道德和唯物主义。他构建起伟大的理性学说体系，不仅揭示出理性的限度，也表明了理性的潜能。因此，康德哲学在许多方面刷新了启蒙运动，阐明了一系列重大的现代哲学问题。然而，在他去世后的数年间，康德的思想要么被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首的唯心主义者改造，要么为那些转而服膺于浪漫主义的德国知识分子所抛弃。

参见人类学、德意志启蒙运动、两位康德的反对者哈曼和赫尔德、数学和力学、崇高

莱辛（Lessing，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德国戏剧家、批评家、神学家。莱辛算不上德意志启蒙运动最富创造力的思想家，但肯定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戏剧、散文和论文以令人信服的动人风格提出了重大的哲学问题，把有关这些问题的知识传播给德意志境内的普通受教育民众。

莱辛的出生地在属于萨克森选帝侯领地的卡门茨，他曾在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攻读神学和莱布尼兹-沃尔夫传统的哲学。莱辛逐步在柏林组织起一个进步朋友圈子，其中最著名的成员有门德尔松和尼柯萊。这些人将成为他在德国各个文化领域传播启蒙运动精神的盟友和支持者。

1769年，莱辛在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的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此前他一直靠撰写文学和艺术评论维持生计。莱辛捍卫德语的艺术表现力，发表了一系列题为《关于当代文学的通信》（1759—1765）的书信，抨击矫揉造作的法国古典主义。他宣称德国作家应当转而到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里寻找灵感。 

莱辛在《拉奥孔，或论绘画与诗歌的界限》（1766）中阐述了自己的文艺美学。《拉奥孔》突出了莱辛主张的写作样式和风格，把这些样式和风格与绘画的要素加以对照。莱辛在书中批评温克尔曼提出的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这种理论规定的普遍模式将限制艺术家的自由，莱辛认为，单一的美学法规和模式不可能对所有的艺术创作形式都有效。 

在沃尔芬比特尔安定下来之后，莱辛把注意力转向启蒙运动时期基督教面临的基本问题：宗教宽容以及信仰的认识论基础。与同时代的一些启蒙学者不同，莱辛并未因为支持世俗的世界观而简单地放弃宗教信仰。但他也没有接受基督教各教派固执僵化的神学教条。有段时间他试图到共济会开明的自然神论和理性主义中寻找一种替代教义，结果未能如愿。

莱辛不同意《圣经》是直接来自上帝的启示的观点。他认为《圣经》完全属于一部人类文献，是希伯来人和早期基督徒的历史。莱辛逐一考察了《新约》四部福音书的渊源，以此证明自己对《圣经》的这种诠释。他还发表了自然神论者和《圣经》学者赖马鲁斯的未完稿的节录。他在《论历史与文学》（1774，1777—1778）中以《沃尔芬比特尔片段》为题发表了这些手稿节录。 

莱辛的雇主、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急于平息莱辛的神学著作激起的争论。他禁止莱辛出版关于福音书的研究成果。莱辛绕过公爵的禁令，创作了剧本《智者纳旦》（1779）。《智者纳旦》热情洋溢地呼吁宗教宽容，强调真正的宗教信仰不会拘泥于教条，而是认可全人类普遍的手足情谊。 

莱辛采纳了一种历史学的解释，从而最终解决了理性和天启在揭示宗教真理中的作用问题。他把人类宗教信仰的表达视为人类向更为完美状态进步的整体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莱辛在题为《人类的教育》（1780）的论著中表述了这一论点。 

莱辛在晚年转向斯宾诺莎的一元论哲学，以探求人类自由意志的思想。他赞同斯宾诺莎的观点，即自由意志不过是幻想，宇宙的体系决定了人类行为。莱辛不仅不为这种状况感到悲伤，反而从中找到了慰藉。

斯宾诺莎哲学本已因支持决定论和泛神论（或无神论，这是敌视泛神论的人对它的典型称呼）而受到怀疑和蔑视。1785年，雅可比发表了《关于斯宾诺莎学说致摩西·门德尔松的信》，使德国公众了解到莱辛对斯宾诺莎学说的迷恋。雅可比透露，莱辛曾经向他吐露过赞同斯宾诺莎的观点。在当时的环境下，雅可比的这种做法等于是在中伤莱辛的名声。门德尔松觉得必须为己故的朋友辩护。随之而起的“泛神论之争”虽然没有彻底洗刷对莱辛的指责，却在德国开明人士中传播了斯宾诺莎学说。结果，众多人士不理会对莱辛的指责，年轻一代德国知识分子则对斯宾诺莎的思想大为倾倒，把它融人到自己的思想之中。

莱辛是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人物，其成果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他向同时代人传播了启蒙运动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提供了一种对斯宾诺莎和泛神论的同情式理解。他支持发展德国的语言和文化，促进民族文学的形成。他的贡献不仅激起了争论和骚动，而且提供了使德国启蒙运动独具特色的批判性要素。

《拉奥孔》（Laokoon）

莱辛的美学和文艺批评论著。该书首次发表于1766年，全名是《拉奥孔，或论绘画与诗歌的界限》。希腊離橡描绘了拉奥孔及其双生子与无法抵抗的大蛇激烈搏斗时极度痛苦的死亡，它为莱辛提供了批评一般美学理论的参照点。莱辛反对诗即画的主张，特别批评温克尔曼提出的新古典主义美学理论。温克尔曼认为古代作品显示出诗歌与绘画的相似性，提出一种包含普遍合理法则的复杂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拉奥孔

这座古希腊雕塑是公元前2世纪罗德的阿盖桑德尔、雅典诺多罗斯和波律多洛斯的作品。此雕塑捕捉拉奥孔和两个儿子与即将来临的死亡搏斗的壮烈时刻。受这一作品的启发，戈特霍尔德·埃弗莱姆·莱辛写成探讨审美价值和哲学的名著《拉奥孔》。美国图片档案馆供图。  

莱辛既反对古老的古典主义美学主张，也反对新古典主义美学观。他断言每一种不同的艺术形式都以独特的法则和基本原理为指导。他把绘画、

雕塑与诗歌加以比较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各种艺术形式运用不同的手法来把物体或亊件融人时空背景，这就为莱辛的分析提供了参照系。空间关系不具备时间维度，特定空间的一切事物是同时呈现的。相反，时间关系展现的是顺序或连续发生的事件，这往往意味着那些事件以因果关系相联系。要把握那些事件的整个前后次序，可能在某一特定时刻，而是必须等事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展开。在莱辛看來，绘画和雕塑利用空间关系来体现一种创造性的领悟，诗歌则是利用时间关系。因此，不能把造型艺术和文学艺术降格为单一的普遍法则。 

《拉奥孔》提出的美学理论桿卫艺术家凭灵感创作的自由。莱辛认为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相关规定性法则不必要地限制了创造性想象。连柯莱辛的许多其他文艺批评论著一道，本书启发了歌德等德国年轻艺术家探索创造性艺术的新途径。莱辛的著作完全立足于德意志启蒙运动，但最终在锻造孕育浪漫主义的文化大熔炉中起到了重大的象征性作用。

参见戈特舍德、直觉和想象

《智者纳旦》（Nathan the Wise）

莱辛创作于1779年的一部关于宗教宽容问题的诗体剧本。莱辛的雇主、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禁止他发表宗教主题的作品，莱辛便创作了《智者纳旦》。这一禁令起因于莱辛与有权有势的路德宗牧师约翰·梅尔希奥·格策之间的争论。莱辛借助《智者纳旦》绕过公爵的禁令，继续探讨宗教问题。 

《智者纳旦》的故事发生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90—1192）时的耶路撒冷，纳旦是一个品行美的犹太商人，他出行归来后，发现自己的房子被烧掉了，多亏了十字军的圣殿骑士库尔德·冯·施陶芬的搭救，纳旦的女儿莱霞才没有被烧死。库尔德本人是萨拉丁的俘虏，萨拉丁是一位撒拉逊勇士，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饶了库尔德的性命。纳旦找到库尔德，感谢他搭救了莱霞。一开始，库尔德对这个优太人很粗鲁，在认识到纳旦的善良品质后，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 

这时候，萨拉丁也听说了纳旦，他召见了纳旦，强迫纳旦提供一笔贷款。在两个人的交谈中，萨拉丁问纳旦，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哪种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纳旦担心这个问题是个陷阱，就讲了有关三枚戒指的寓言（这个寓言受到薄伽丘《十日谈》中一个故事的启发）。从前有位长老，他有一枚戒指，这枚戒指不仅赋予他统治的权力，还保证他会以仁爱、公正和智慧来统治。这个国家的习俗是把戒指传给最宠爱的儿子，但这位长老对自己的三个儿子一样地疼爱。他不忍心让一个儿子去统治另外两人，就命人打造了两枚几可乱真的假戒指。然后将三枚戒指分给三个儿子。长老死后，三个儿子都要求继承王位，彼此之间打了起来。争端被提交给一位法官来裁决，法官认为，三个人的举止都不像合法拥有那枚戒指的明君。法官建议三人都深入社会，表现出明智、仁爱，才有望成为那枚真戒指的合法继承人。他还告诉他们，在一千年之后的未来位更睿智的法官会根据他们以及他们的继承人的行为，来判定谁是那枚真戒指的拥有者。 

纳旦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告诉萨拉丁，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应当倾心于各自宗教的基本理想，应该完全依照这些理想行为处事。历史——最终是上帝——将会依据是否具备仁爱、宽容和明智来裁定哪种宗教是真正的宗教。纳旦在此暗示这三种宗教最终会成为同一种宗教，和谐和手足情谊必将获胜。 

纳旦讲述三枚戒指的寓言成为莱辛剧本的高潮。接下来的结局令人联想起博马舍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也体现出启蒙运动的理想：各个民族亲如手足，渴望一种基于爱和人道情感的宗教，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持宽容态度。事实上，莱霞是个孤儿，纳旦在她父母去世后收养了她。更多的真相揭示出来；莱霞是库尔德的妹妹。库尔德和莱霞后来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萨拉丁的哥哥阿萨德，他曾到欧洲旅行并起了个基督徒的名字沃尔夫。这部戏的结局是全家人重新团聚，纳旦得到所有人的钦佩与尊重。

纳旦这个人物的原型是莱辛的挚友、犹太哲学家门德尔松，门德尔松不但协助创立了哈斯卡拉运动（犹太启蒙运动），还是宗教宽容的捍卫者。莱辛是从斯宾诺莎哲学观点来看待宗教的，在他看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相似之处——它们都受神的启示追求终极真理——远胜于其分歧。莱辛提出，容忍不同的观点，高尚地生活，宽厚待人，就能实现上帝对人类的安排。 

参见德意志启蒙运动

门徳尔松（Mendelssohn，Moses）

1729—1786，德国犹太哲学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门德尔松生于德绍，原名摩西·德绍（18世纪中叶之前，许多德国犹太人用出生城市的名称作姓氏），其父门德尔·海曼在当地犹太学校当抄写员和教师。门德尔松从小就对智力活动感兴趣，由于双亲承担不起正规教育的昂贵费用，他主要是靠自学成才。他不但自学德语（他们家讲意第绪语），还掌握了拉丁语、法语、英语和希腊语。在德绍，他进入研究《塔木德经》的学校，这种学校提供犹太宗教典籍方面的基本训练。年轻的门德尔松尤其着迷于12世纪著名犹太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 

1743年，门德尔松的老师、德绍的大拉比达维德·弗伦克尔受命前往柏林担任这个普鲁士首都的大拉比，门德尔松随同前往以继续研究《塔木德经》。门德尔松在柏林一直过着极为拮据的生活，直到1750年受聘担任丝绸商伊萨克·伯恩哈德的家庭教师，他的经济状况才有所好转。伯恩哈德对门德尔松的工作很满意。于1754年清他担任丝绸商行的总记账员。1762年，门德尔松已经掌管了全部业务。1768年伯恩哈德死后，他与伯恩哈德的遗孀共同经营丝绸生意。

1762年，门德尔松与弗罗梅特·古根海姆结婚，古根海姆的父亲是来自汉堡的贫穷犹太商人。两人的婚姻不同寻常，因为他们是因相爱才结婚，而爱情观念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比较普及。当时的婚姻大多仍由父母安排，目的是获得对方的财产和地位。门德尔松和妻子的通信记录下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些信件后来以《致未婚妻的信》之名出版。1763年，在达尔让侯爵的协助下，门德尔松夫妻获得“受保护的犹太人”身份，从而拥有生活在普鲁士的特权。他们要求给予他们的孩子同样的身份，却遭到腓特烈大帝的拒绝。1786年门德尔松死后，腓特烈大帝的继承人才把这种特权授予门德尔松的孩子。 

总的看，门德尔松的一生成为凭借认真工作、天赋、意志力和自我栖牲来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绝佳例证。门德尔松毕生结下了几段深厚持久的友谊，尤其是与莱辛、尼柯莱、托马斯·阿布特的友谊。当然，门德尔松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极高的天赋才智。他成为享誉全欧的著名人物，不时被称作“德国的苏格拉底”。莱辛的剧本《智者纳旦》使门德尔松作为纳旦的原型而永垂青史。不论是从事写作、翻译还是出版，门德尔松主要关注四个主要领域：形而上学、美学、文学批评和犹太研究。

自年轻时接触到莱布尼兹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哲学，门德尔松就热衷于研究形而上学和美学。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哲学讲话》（1755）探讨了莱布尼兹形而上学所提出的问题。随后他又出版了两部著作《论感觉》（1755）和《玄学家蒲柏》（1755），后者是与莱辛合著的评论作品。这三部著作试图在莱布尼兹-沃尔夫哲学学派开辟新领域。这些著作修正了该学派明确的理性主义，肯定感觉在知识创造中的作用。它们还严厉批评“现有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观点。门德尔松和莱辛正确地指出，这种观点最早是蒲柏在《人论》一书中提出的。伏尔泰在小说《老实人》中无情地嘲讽的正是这个观点，尽管他错误地把它归咎于莱布尼兹和沃尔夫。 

门德尔松在哲学领域更为突出的成就是题为《论形而上学科学的证明》（1763）的获奖论文。柏林科学院举办征文比赛，论题是形而上学是否具备数学上的确定性。德意志启蒙运动的许多主要人物都提交了论文，门德尔松拔得头筹（康德名列第二）。门德尔松背离了沃尔夫和莱布尼兹哲学，明确区分了形而上学与数学，认为形而上学和神学包含的主题预示着数学证明中的形式证明。 

门德尔松的美学著作也修正了沃尔夫的观点，尤其是《论感觉》。他试图调和两种美学，一种是以关于美的普遍法则和标准为基础，另一种则把美与美对人类情感的影响联系起来。他断言人类具有一种活跃的内驱力（心灵的力量），它把美感与强烈的情感感受联系起来。 

门德尔松、尼柯莱和莱辛均为德国最重要的政论家。他们共同创办了三份重要评论杂志《科学与美术交库》、《关于当代文学的通信》和《德意志万有文库》。门德尔松为这些杂志撰写了大量艺术、美学和文学文章。

门德尔松最重要的贡献之是对开明新教神学家斯波尔丁的《对人类命运的观察》所作的评论。门德尔松用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概括了启蒙运动的信仰：“人类的命运在于：竭力寻求真理，热爱美，渴望幸福。”门德尔松用类似的风格写作了《斐多——论灵魂不死》（1767）。这部著作模仿同名的柏拉图对话录，赋予柏拉图命题以现代含义。该书先是意译了柏拉图的对话录，接着讨论了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洛克和沃尔夫等现代哲学家提出的问题，门德尔松断言灵魂不死，但谨慎地避免使这一问题带有任何教条的宗教含义。他和莱辛都认为，宗教涉及的是心灵和人类的行为而非任何特殊的教义。 

门德尔松对犹太研究的兴趣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望：净化犹太教，维护犹太教作为一种主要宗教的地位，同时也使犹太教融入欧洲和德国的普遍文化运动。门德尔松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在“大屠杀”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些批评家遗责同化所带来的危险影响，其他批评家则称赞门德尔松的人道主义灵感。无论怎么评价门德尔松，不可否认的是，门德尔松因为宗教研究领域的巨大贡献而成为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的主要人物之一。门德尔松从两个方面着手研究犹太传统。首先，他力求拓展圣经评注的领域。通过翻译和评论来传播《旧约》的知识。其次，他用现代观点诠释了犹太信仰，其观点深受17世纪犹太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的影响。 

门德尔松首先翻译了《旧约》的前五卷，即所谓《摩西五经》，人们认为这五卷是出自摩西的手笔。门德尔松认为自己的翻译有助于犹太靑年学习纯正的德语。之后，他撰写了《摩西五经》经文的希伯来语梗概，还把《诗篇》翻译成德语。门德尔松的翻译受到路德的德文本《圣经》的影响，但更接近《圣经》的原文及含义。门德尔松的著作受到正统派教友的强烈批评，但很快就在德国犹太社区广泛传播开来。一如路德的《圣经》在16、17世纪向新教徒介绍了文雅的德语，门德尔松的翻译使讲意第绪语的犹太人接触到正规的德语。

除了这些翻译活动外，门德尔松还积极支持宽容和犹太人解放事业。他劝说威廉·多姆撰写了论述犹太人解放的名著《论犹太人的公民改良》，还说服朋友马库斯·赫兹翻译《犹太人的得救》，该书是梅纳西·本·伊斯雷尔拉比于17世纪在英格兰写成的。在为赫兹的译本所写的序言中，门德尔松强烈谴责宗教偏执。

门德尔松向18世纪的读者解释犹太教，为此撰写了两部广泛涉及宗教问题的重要著作。第一部是《耶路撒冷——论宗教权威和犹太教》（1783），它着手解决国家对宗教的控制权问题。门德尔松认为，国家无权强行号令臣民遵奉国教，也不能妨碍和平地信奉宗教的宗教团体。他也抨击任何试图强迫信徒接受对宗教经文的特殊解释的宗教团体。任何教会都无权因神学争端或会众内部的分歧对教友施加惩罚和革出教门，门德尔松把手足之情的观念当作出发点，主张不但要有宽容的宗教，还应当有一种心灵和感情的宗教，这部作品也成为启蒙运动重要的宗教小册子一。米拉波侯爵、克里斯蒂安，加夫、赫尔德、康德等思想家都对这部著作赞赏有加；那些想维护天启宗教的人士则攻击它。哈曼写了猛烈批评该书的《戈尔加塔与舍布利米尼》。 

摩西·门德尔松像  

门德尔松是哈斯卡拉运动（犹太启蒙运动）的領袖之一，他呼吁宗教宽容，支持犹太社区融入普通的德国文化和生活，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门德尔松的第二部重要宗教著作是著名的《晨更——关于上帝存在的讲话》（1785）。这部著作独特的书名直接源于门德尔松的个人经历。门德尔松的神经系统有严重的问题，几乎完全停止了各项活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他只能在清晨时分才能思考写作，这本书即由此而得名。门德尔松在书中竭力调解和斯宾诺莎思想与莱布尼兹思想的冲突。门德尔松首先着手解决证明上帝存在的难题。这个问题与认识论和心理学息息相关，因为它要求表明人类心灵能够获得何种知识。 

上帝存在问题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启蒙运动时期，尤其是休谟再度从怀疑主义哲学出发得出否定上帝存在的论点之后，它重新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门德尔松的证明修正了宇宙设计论（世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创造物，因而势必出自一个睿智的创造者之手）。按照门德尔松的观点，一个有理性的本体或实体必定首先思考过一切真实的事物，因而必定存在无限的知性。《晨更》还探讨了全能的上帝与世界的关系（神正论），他从尘世生活努力实现的目标着手探讨这一问题。门德尔松未能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卷入了“泛神论之争”，他同雅可比之间围绕莱辛所谓的斯宾诺莎主义和泛神论展开争论。 

雅可比发表《关于斯宾诺莎学说致摩西·门德尔松先生的信》（1785），挑起了这场论战。这本书收录了门德尔松与雅可比二人关于莱辛及其接受的斯宾诺莎体系的所有信件。在当时，人们把斯宾诺莎学说等同于无神论，雅可比因而认为莱辛是无神论者。雅可比在未征求门德尔松的同意的情况下就发表了这些信件，门德尔松对这些信件的披露感到震惊和羞辱，担心人们认为他企图合谋诋毁最亲密的朋友莱辛。门德尔松马上做出回应，发表了《致莱辛的朋友们》一文，提出莱辛在自己的著作中融合了斯宾诺莎思想的诸多方面，但并未全盘接受斯宾诺莎的整个体系。这是门德尔松最后的著作，在该文付印之前他就去世了。 

门德尔松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伟大人物之一。在晚近对于这个时代的描述中，康德、莱辛、赫尔德、歌德等人物往往占有比门德尔松更为重要的地位，但门德尔松阐述了一种新颖的哲学和对宗教的全新诠释，其基础则是启蒙运动全盛时期的一些基本假说：宽容、尊重人性、致力于批判性研究、深刻地关怀人类的改善。

参见数学与力学

雅可比（Jacobi，Friedrich Heinrich）

1743—1819，德国小说家、作家、哲学家、翻译家。雅可比的父亲是杜塞尔多夫的一个富裕商人，坚持让自己的儿子子承父业。小雅可比了解到冯·齐岑多夫伯爵尼古拉·路德维希（1700—1760）宣扬的虔敬主义，尤其对宗教、存在的意义以及信仰的基础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他深思敏学，他还是顺从了父亲的意愿，在法兰克福当了三年商铺学徒。之后，他在日内瓦度过了三年时光，掌握了四海为家的本领，并逐渐着迷于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著作。他对卢梭和博内的著作尤其感兴趣。在日内瓦，雅可比开始认真学习自然科学。他希望到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医学院继续深造，但是父亲坚持让他回到杜塞尔多夫继承家族事业。1764年，雅可比遵从了父亲的意愿，回到杜塞尔多夫。同年，他与一个成功布商的女儿贝蒂·冯·克莱蒙特结婚。 

尽管家族业务十分繁忙，雅可比仍继续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尤其潜心思考关于上帝存在证据的哲学问题。他越来越认为表面的证据无法令人满意，他力图阐述一种存在主义的宗教：人类能够由直觉感知上帝的存在，但无法从逻辑上加以证明。

1774年，雅可比结识了歌德，歌德的思想对雅可比思想的进一步成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启发下，雅可比创作了两部小说。第一部是《爱德华·阿尔维尔的书信》，连续刊载于《彩虹》和《德意志信使》（1774—1779），后者是雅可比与朋友维兰德创办于1773年的一份杂志。1777年，他的第二部小说《沃尔德玛尔：自然史中的奇事》问世。这些小说从哲学和文学角度批判了不加克制地表达天才和情感。之后，雅可比不断修改、扩充这两部小说，个人出资出版了修订版本。 

雅可比和妻子住在杜塞尔多夫附近彭佩尔福尔特的雅可比家族的庄园里，并把它变成德意志启蒙运动（德国启蒙运动）的中心之一。雅可比的妻子很有教养、富于情趣，在她的主持下，彭佩尔福尔特成为当时多位名噪一时的文人墨客的会晤场所，这些人包括歌德、维兰德、赫尔德、狄德罗、洪堡兄弟、乔治·福斯特和哈曼。不仅如此，雅可比生前一直与德国思想界的领袖保持广泛的通信联系。可以说，雅可比在启蒙运动晚期成为这些人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的中间人。

雅可比发表了《论斯宾诺莎学说的书信》（1785），确立了他作为哲学思想家的地位。这部著作包含雅可比与门德尔松讨论莱辛的所谓斯宾诺莎主义的书信以及雅可比本人对这些书信的评论。雅可比断定，莱辛接受了与斯宾诺莎的一元论理性哲学相关的宿命论和泛神论。事实上，雅可比认为，所有基于理性以及服务于理性的论证逻辑的哲学，最终必然导致宿命论。雅可比提出了另外一种认识论以取代上述见解，他的新观点维护人类的行动自由，主张为了理解某些特定见解的真实性，必须有意使信仰不可捉摸。 

雅可比在发表了这些书信之前并未征得门德尔松的同意，这部著作引发了一场重要的思想争论——所谓的泛神论之争。门德尔松自称是一个修正的斯宾诺莎主义者，他有力而令人信服地桿卫了莱辛和斯宾诺莎主义，但他的评论也表明了他对斯宾诺莎的敏锐认识。雅可比的分析和整个泛神论之争，影响了随后几代德国知识分子对斯宾诺莎的看法。

雅可比在批判斯宾诺莎之后，又把矛头指向康德的哲学体系和弗里德里希·威廉·谢林（1775—1854）、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1762—1814）的唯心主义哲学。在反对这两种哲学的过程中，雅可比阐述了一种体系，认为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关系就可以获得知识和理解。他认为感觉和直觉在知识的获得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随着拿破仑战争的战火蔓延到德国境内，雅可比不得不逃离彭佩尔福尔特以躲避不断挺进的法国军队，后又因糟糕的战时投资而几乎倾家荡产，就在他的财政状况陷人窘境之时，他应巴伐利亚教育大臣的邀请，协助重组巴伐利亚科学院，使之符合现代的需求。他出任新科学院的首任院长，他的就职演说《论学术团体的精神和目标》（1807）激怒了当时就任慕尼黑艺术学院院长的谢林。两人之间的分歧不断加深，另一场公开争论导致这种分歧进一步加剧。这场争论中发表的主要著作有谢林的《论视觉艺术与自然的关系》、雅可比的批评著作《神圣事物及其启示？》（1811）以及谢林的尖刻反驳《关于神圣事物著作的摘要》。到1812年，两人之间的争论已发展到令人不堪的地步，雅可比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立场。此后，他致力于编辑和修改自已的文集。 

雅可比代表了启蒙运动的一股思潮，即试图在经验与实体，在感觉、想象与直觉的基础上建立起关于存在和行为的哲学。他不仅批判大多数正式的思想体系，而且极为留意绝对主义的政府体制，不论这种政府是否是由开明的领导者领导的。因此，他认为，无论是思想上、文化上还是政治上的绝对主义，都有碍于自由和负有道德责任的人类的发展。

参见直觉和想象、理性主义

尼柯莱（Nicolai，Christoph Friedrich）

1733—1811，德国政论家、出版家、编辑、文学批评家，作家。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尼柯莱（人们通常称之为弗里德里希·尼柯莱）是一位书商和出版商之子。为了尽自己的本分，尼柯莱接管了父亲的生意，却着迷于启蒙运动思想活动的更为理想化的乐趣。他主要靠自学成才，精通莱布尼兹-沃尔夫的哲学语言。为了直接阅读弥尔顿《失乐园》的原文，他学会了英语。通过阅读培尔的《历史批判辞典》自学掌握了法语。他还学习希腊语。 

尼柯莱在德国出版界的地位再加上他的思想兴趣，使他成为德意志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年轻时，尼柯莱即与莱辛和门德尔松成为好友，与明友一道创办了三份重要刊物：《关于德国美术近况的信》（1755）、《关于悲剧的通信》（1756—1757）、《关于当代文学的通信》（1759）。这三份刊物成为传播莱辛、门德尔松倡导的新美学的重要工具和捍卫德国启蒙运动理想的主要阵地。 

尼柯莱在出版和编辑上最重要的事业是1765年创办的名为《德意志万有文库》的“文学通信”刊物。《德意志万有文库》逐步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评论杂志，在40年（1765—1805）的时间里，它评论了80000多本书籍。400多位作家为刊物撰写旨在引导德国读者阅读好书的评论文章。这份杂志想培养出有文化、有判断力、超越地域和宗教差异的庞大德国读者群。如果说传播知识、鼓励批判性讨论是启蒙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那么《德意志万有文库》名副其实地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当时的许多德国人看来，这份杂志是德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标志。 

尼柯莱始终致力于反对过分玄思的推论以及过分情绪化的主观性。因此，他厌恶康德的先验哲学，认为康德是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者。他同样批评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1762—1814）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1775—1854）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尼柯莱还反对崇拜歌德轰动一时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创造的那位痛苦的年轻天才。 

尼柯莱的观点体现于《德意志万有文库》和三部讽剌小说：《少年维特之欢乐》（1755）、《阿德尔海德B致朋友尤丽叶B的密信》（1799）抨击天才崇拜，《一位德国哲学家塞姆普龙尼乌斯·贡迪贝尔特的生平与思想》（1798）则嘲讽了康德及其追随者的先验哲学。 

除这些讽剌作品外，尼柯莱还写了一系列在当时大获成功的小说。《塞巴尔杜斯·诺坦克尔大师的生平与思想》（1773—1776）描绘了一位新教牧师的困境，这部著作使他得罪了正统的教会官员而被免职，并经受了被一位评论家称为“普鲁士的奥德赛”的一连串磨难和考验。按照启蒙运动的全新鉴赏标准，这部作品语言朴素，书中人物都是“普通人，有好有坏”，情节真实如同日常生活切实发生的”。可以想见，这部小说处处抨击当时的社会，尤其是贵族和新教正统派。小说还颇为深刻地反思了（尼柯莱致力于推动的）大众出版的危险。小说的—个重要部分是塞巴尔杜斯同一位持怀疑论的地方法官的讨论，当时的人们倾向于认为尼柯莱借这个地方法官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位法官提醒人们注意出版的商业化、作者更关心名利而不是公众幸福，以及出版物日益明显的哗众取宠等倾向。这些倾向导致人们渴望读到“故事、传奇、对谋杀的歪曲描述，可信地记述那些无人知晓之事，证实那些无人相信之事，思考那些无人能解之事”。 

尼柯莱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出版商之一、在柏林和普鲁士社交界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名为“星期三协会”的秘密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由最高层的普鲁士文官和知识分子组成。协会每星期三开会讨论普鲁士面临的重要问题，制定各项重要改革计划呈交国王。星期三协会旨在克服绝对统治的弊端，等于是政府内的政府。尼柯莱还参加了由重要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组成的“星期一俱乐部”，俱乐部每星期一聚会，交流思想，互相结交。星期一俱乐部突出表明启蒙运动的交际活动有助于打破严格的等级界限，促进了批判性的社会思想。

尼柯莱代表了与莱辛和门德尔松的思想相关的德国启蒙运动的现实派别。尼柯莱表现出种种优秀品质：致力于增进知识，反对神秘和玄思，渴望借助改革手段改善全社会，提倡从美对观察者的影响界定美的审美理想。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维兰德（Wieland，Christoph Martin）

1733—1813，德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政论家、翻译家。维兰德是当时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和最重要的政论家之一，创办和编辑了两份著名的杂志《德意志信使》（仿效《法兰西信使》）和《古典博物馆》。像许多德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一样，维兰德是一个新教牧师之子。起先，维兰德本来要步其父亲的后尘当一名牧师，但在读了培尔的《历史批判辞典》、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哲学和伏尔泰的著作后，他放弃了神学。维兰德还成为博德默尔和布赖丁格的美学理论的忠实信徒。他曾在瑞士苏黎世花了数年时间研究这两人的著作。 

在作为一名临时教师奋斗数年之后，1769年，维兰德被任命为埃尔福特大学哲学教授。1775年，他担任魏玛公爵子女的家庭教师，获得一笔终身养老金。当时，魏玛正逐步成为德国启蒙运动的文化中心之一。维兰德的名声帮助魏玛公爵和公爵夫人把歌德、席勒、赫尔德吸引到这个公国。维兰德在《德意志信使》发表的文章中宣布，魏玛正成为德国文学广阔天地的重要中心。 

维兰德的诗歌和小说结合了希腊哲学与诗歌、现代哲学、自由的启蒙思想、爱国情怀以及情感强烈的性爱主题等诸多元素。他最喜爱的作家包括柏拉图、贺拉斯、沙夫茨伯里、莎士比亚、索福克勒斯和塞万提斯。他勤于笔耕，涉猎广泛，亲自编辑并出版的文集有42卷之多，这还不包括他的主要译著、晚期的小说和一些重要的政论文章。维兰德最重要的作品有小说《阿伽通的故事》、《金镜》和《阿里斯特里普》，莎上比亚剧本的（第一个）德文译本与贺拉斯作品的最佳译本，神话故事集《德申尼斯坦，或鬼神故事选集》（1786—1789）（席卡内德为莫扎特的歌剧《魔笛》编写的脚本即取材自这本书中的故事），政论文章《宇宙秩序的秘密》，歌唱剧《阿尔刻提斯》。 

维兰德力图在作品中再现古希腊精神，但他不是亦步亦趋地仿效古希腊人，而是旨在借助古人的智慧创造出融现代与古典精神与一体的作品。从这一意义上说·维兰德可以说是德国古典风格（一种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这种风格在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中臻于顶峰。 

维兰德始终忠于博德默尔和布赖丁格的理想，他们认为，民族诗歌传统的熏陶将孕育民族的新生，全面提升德国文化。不过，维兰德的民族再生和走向完善的纲领毫无狭隘民族主义的成分。相反，它植根于开明的世界主义信念，认为友谊和理性将约束狭隘的利己主义。 

这个由理性调节的友善世界在理论上适合于所有男性和女性。维兰德毕生支持妇女权利。他帮助女作家发展事业，与当时的一些杰出女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维兰德作为出版家和编辑，当然对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文学和文学知识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德意志信使》发表了歌德、席勒的作品、索菲亚·拉罗什的小说，以及大量针对同时代最重要著作的评论。

维兰德加入当时特有的情爱潮流，卷入几起风流韵事，这也促成了他的文学创作。不过，他总是兼备丰富的感情与强烈的现实感和务实感。当他最终结婚后，维兰德笃守家庭责任，在妻子和14个孩子身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像其作品表现出来的一样，维兰德在婚姻问题上显然信奉人类普遍进步的观念。

维兰德禀持世界主义的人道主义，希望把理性的澄明和有节制的情感结合起来，而且他占据启蒙运动理想的公共代言人的重要地位，这一切使得他成为以施莱格尔兄弟为首的年轻德国浪漫主义者的绝佳靶子。他们对维兰德的抨击成为德国文学史上最具恶意的批评之一。他们大获全胜。很快，维兰德的名字就从“经典的”德国作家的行列中消失了。尼采对维兰德的评价颇具代表性，他说，维兰德“比任何人更善于用德文写作，但是他的思想没有给我们任何值得思考的东西”。如今，维兰德的声誉得到恢复，学者们认识到，他的开明人道主义思想对于现代世界仍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见美学、浪漫主义

弗兰克（Francke，August Hermann）

1663—1727，德国虔敬派神学家，哈雷大学教授。年轻时·弗兰克曾先后就读于基尔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在莱比锡，在虔敬主义创立者菲利普·雅可布·斯彭内尔的影响下，弗兰克积极筹建了《圣经》研究组织（圣经团契或虔诚团契）。1687年，弗兰克在经历了一次精神重生后成为虔敬主义的坚定支持者。1690年，弗兰克被迫离开莱比锡大学，因为这所大学不愿容忍离经叛道的虔敬主义思想。 

1694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在哈雷新组建了一所大学，虔敬派也受到选帝侯的庇护。他招聘弗兰克及其朋友托马西乌斯到新大学任教。这两人使哈雷大学成为虔敬派教学和出版的中心。弗兰克组建了大学的神学院。他还成立了许多慈善组织，想通过这些机构来证明虔敬派所享有的精神上的新生。这些慈善组织包括一所为贫穷儿童开办的学校（1695）、一座孤儿院（1698）、一个印刷所、一家药店以及一个国外传教组织。

弗兰克的出版社出版个人宗教虔诚和公共礼拜所需的辅助资料，如赞美诗、廉价的德文《圣经》和祈祷手册、祷告书籍等。弗兰克发行的祷告书籍有米格尔·德·莫利诺斯关于寂静主义的重要著述《精神向导》。弗兰克所在的哈雷大学各院系修订了课程编制，提出了创造性的教学法，发展出一种新的教育方法。

莱布尼兹理性主义的倡导者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来到哈雷大学后，弗兰克成为他的死对头。结果，哈雷大学成为虔敬主义与早期德国启蒙运动（德意志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哲学之间的学术争论场所。若干年之后，沃尔夫实际上不得不离开哈雷大学，但是，当这一地区的统治者腓特烈大帝扶持这所大学时，沃尔夫得以重返哈雷大学。弗兰克和沃尔夫之间围绕虔敬主义唯灵论与理性主义的冲突间接表明了德国启蒙运动内在张力的一个主要根源。这种张力最终将有助于促成作为德国对这个时代的特有贡献的全新认识论和美学。 

赖马鲁斯（Reimarus，Hermann Samuel）

1694—1768，德国学者、神学家。赖马鲁斯生于汉堡，曾在耶拿大学学习，在维滕贝格大学和魏玛大学担任讲师，1727年重新回到汉堡定居，在当地的大学预科（高级中学）教授希伯来语和其他东方语言。

赖马鲁斯生活的时代，正逢哈雷大学路德宗虔敬主义领袖与理性主义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展开激烈思想斗争的时期这一经历使他疏远了正统的路德宗神学。赖马鲁斯毕生笃信珞德宗教义，内心的怀疑和不信却使他趋向自然宗教和自然神论。

赖马鲁斯在有生之年出版的著述中探讨了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宗教真理。他研究的课题涉及生命的本质以及精神与肉体的关系。他的学说体现于《论自然宗教的主要真理》（1754）、《理性学说》（1756）和《对动物本能的一般考察》（1760）等三部著作。 

赖马鲁斯拒绝出版一部重要的著作《为上帝的有理性的崇拜者辩护》，因为他担心该书的论点会与当局发生冲突。不过，莱辛在《论历史与文学》（1774，1770）一书中把赖马鲁斯著作的片段以《沃尔芬比特尔片段》为题发表。莱辛非常清楚谁是手稿的作者，却宣称《片段》是在沃尔芬比特尔的图书馆里发现的，其作者可能是一位匿名的17世纪德国哲学家。直到19世纪，公众才知道《片段》的作者即为赖马鲁斯。 

《片段》的发表在德国各界激起极大的混乱和矛盾的反应。神学家和正统派信徒悲叹《片段》对天启宗教的抨击，许多启蒙学者则认为，《片段》实际上认同经过改造、剥去了全部奇迹和神秘成分的天启宗教。赖马鲁斯汲取了自然神论的基本要素，否认存在任何奇迹、神秘或其他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但是，赖马鲁斯的取向偏离了成熟的自然神论，因为与自然神论不同，他力求为启示存在的可能性辩护。赖马鲁斯的观点通常称作新教义。这一观点断言，只要运用自身的能力思考世界和生命的意义，人人都能理解宗教的基本真理（上帝的存在、灵魂不朽）。 

许多《圣经》学者赞扬赖马鲁斯率先探询作为历史人物的耶稣，这是令现代研究者至今仍困惑不已的难题。赖马鲁斯在《片段》中否认耶稣的神性，主张耶稣是一位失败的革命者，使徒把耶稣最初的启示改造为一种神秘宗教。因此，赖马鲁斯明确区分了耶稣的教义与使徒的学说，认为绝大多数既定基督教会的教义都是来自于后者的著述。

赖马鲁斯是德语地区启蒙运动的一位主要代表。他同许多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一样，相信人类理性力量足以揭示宗教真理。他对发表著述的担心反映出一个事实：18世纪的世界依然存在某些禁止涉足的领域。相对而言，抨击有组织、制度化的基督教要容易一些，但敢于犯难质疑《圣经》权威的作者，不管是狂热的基督徒，还是持怀疑态度的怀疑论者或自认的无神论者，都要冒失去工作甚至遭到监禁的危险。

参见圣经评注、宗教

厄廷格尔（Oetinger，Friedrich Christoph）

1702—1782，德国虔敬派教徒、通神论者。厄廷格尔生于符滕堡的格平根，曾在图宾根大学学习神学，1738年授神职，任教于图宾根大学神学院，1752年起担任穆尔哈特的牧师。厄廷格尔的神学独特地融合了路德宗虔敬主义、神秘主义的唯灵论和神秘直觉说。他借鉴雅各布·伯麦（1575—1624）、莱布尼兹以及哈雷大学虔敬派教徒著作，形成了道德的、理性的、神秘的宗教信仰。由于这种混合的精神取向，厄廷格尔用“通神论”一词来表述他的信仰。厄廷格尔在德意志境内广泛游历，走访过贝勒堡的神秘主义唯灵论村落、黑尔恩胡特和耶拿的摩拉维亚兄弟会、哈雷的虔敬派教徒。年老时，他又结识了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的神秘主义者斯维登堡。

厄廷格尔认为，精神和物质世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神灵始终与尘世保持着联系，精神能够、并且不时物化为有形的实体。他倾向于否定这样一种神学和认识论观点：人类理性知识与天国神灵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相反，他认为人类最终能够掌握一切知识。厄廷格尔的神学教义对士瓦本虔敬派教徒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似乎还影响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

厄廷格尔的著作包括《常识和理性研究》（1753）、《源于生命观的神学》（1765）。 

参见认识论、宗教

泽姆勒（Semler，Johann Salomo）

1725—1791，德国路德宗神学家，以“新教义”闻名的圣经评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约翰·萨洛莫·泽姆勒是一个路德宗牧师之子，从小在虔敬主义的浓厚宗教环境中长大。在自传《约翰·泽姆勒自撰生平》（1781—1782）中，泽姆勒描述了自己与兄弟在成长时期所受的家庭环境的影响。泽姆勒长期厌恶肓目的虔敬主义，但是他后来的事业却显示出虔敬主义的影响。 

泽姆勒进入虔敬主义思想的大本营哈雷大学，师从西格蒙德·J.鲍姆加登学习神学。1735年，哈雷大学聘请他担任教授之职。1757年，泽姆勒继从前的老师和导师鲍姆加登之后出任神学系主任之职。泽姆勒毕生在哈雷大学工作和讲学。他出版过几部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培养有益地阅读和运用〈新约〉的新尝试》（1786）和《对教会解释学和教义的修订》（1788）。 

作为一名《新约》学者，泽姆勒协助创立了以“新教义”闻名的神学流派。泽姆勒与同时代的约翰·奥古斯特·埃内斯蒂一道，从历史和圣经评注中发展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不仅挑战正统的信念，还会导致更为深刻的宗教领悟。他赞同把耶稣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考察《圣经》从产生直至18世纪的演变过程。他的研究直接启发了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和19世纪著名的《圣经》学者弗里德里希·恩斯特·丹尼尔·施莱尔马赫。

泽姆勒认为，宗教是不断发展的，环境和普遍的文化条件在任何特定时期都有力地影响了宗教理解。不论在《圣经》产生的时代，还是在随后基督教历史各个时期，情况都是如此。要想获得真正的信仰就必须理解影响宗教观念的历史背景，必须认识到宗教随时间推移发展变化的事实。

泽姆勒想通过自己的研究来促进对基督教的信仰，因此并不否认《圣经》是受神启的文献。同德意志启蒙运动的其他重要学者一样，他确信，《圣经》蕴涵的独特宗教惯例和教义反映的是历史状况，而非永恒不变的绝对法则。他认为，有关基督教历史的知识使信徒能够更为确切地了解这种不完善、变化着的信仰和惯例背后的普遍本质。不过，这种立场并未使泽姆勒成为一个理性神学家。泽姆勒认为，单凭理性不足以支撑宗教信仰，因为并非所有的宗教领悟都属于理性范围。信仰还需要用信仰行为来支撑。

在这一问题上，泽姆勒与赖马鲁斯截然不同，后者所持的是更接近于无神论的理性主义立场。泽姆勒写了《对无名作者专论耶稣及其门徒之宗旨的随笔的回应》（1779），抨击匿名发表的《无名作者的随笔》（1774—1778），后者是赖马鲁斯所著（只有莱辛知道这一点）、由莱辛发表的。 

泽姆勒区分了宗教与神学、宗教的外在形式（机构、教义）与内在形式（个人的宗教领悟）。在他看来，宗教的这两个方面都必不可少，宗教的外在或内在形式都无法单独反映整体的宗教体验。这种观点使他既强调公幵崇拜或仪式的重要性，也重视个人宗教冥想或虔诚的重要性。 

像中欧地区的许多幵明人士样，泽姆勒认为，外在的宗教形式服务于公共秩序的目标。因此，必须对宗教施加某种控制，以防止宗教破坏国家的内部和谐。泽姆勒出于这种思想，拥护普鲁士1788年颁布的《宗教敕令》，该法令取缔普鲁士境内各种具有搅乱人心的开明倾向的教派。

泽姆勒运用理性、批判、历史等启蒙运动方法，来考察正统宗教，质疑正统宗教的某些主张。在这方面，他成为一个典型。不过，和大多数同时代的开明人士一样，他坚持基本的宗教信仰，并试图把这种信仰与更为世俗化的新世界观结合起来。

哈曼（Hamann，Johann Georg）

1730—1788，普鲁士哲学家。哈曼直言不讳地批判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被同代人称为“北方智者”德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歌德和赫尔德都称赞哈曼对自已思想的影响。其他不少人士也从哈曼的思想中汲取灵感，其中包括德国哲学家、作家雅可比，瑞士牧师拉瓦特尔以及有“德国伯克”之称的弗里德黾希·卡尔·冯·莫泽尔。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生于古老的汉萨同盟城市柯尼斯堡，其家庭信奉路德宗虔敬主义。他的父亲是柯尼斯堡公共浴室主管，据称是一位专业的理发匠兼外科医生。哈曼的早期教育既不正规也不严格，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进入柯尼斯堡大学学习。他学习历史、哲学、神学、数学和希伯来语，但是他对古代文学和法国开明文学尤其感兴趣。他在大学时就已经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追随者以及中产阶级商人、实业家的代言人。 

完成大学教育以后，哈曼游历了当时俄国利沃尼亚的首府里加。他为富有的贝伦兄弟效力，1756年被派往伦敦执行一项秘密外交使命。人们认为，哈曼前往伦敦是为了联络俄国大使，争取他支持波罗的海国家脱离俄国。这项使命未能成功，但伦敦之行引发了一场最终改变了哈曼一生的精神危机。 

哈曼回到普鲁士后，专心致志于挑战启蒙运动标志性的主流思想——理性信念。他带回普鲁士的是英国千年至福论者的著作和牛顿的神学著作·而不是英国理性主义者和自然神论者的作品。

他开始阐述一整套复杂、甚至时常显得费解的观点，攻击法国和英国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他的著述涉及语言理论、美学、宗教的起源、心理学和道德哲学。他抨击自然神论、洛克和孔狄亚克的感觉心理学以及法国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美学。他反对把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人类道德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合理基础。他还抨击这样一种开明信念，即通过社会性教育能够取得进步乃至创造天才。

哈曼毕生在腓特烈大帝创建的柏林科学院丄作，他的研究大多致力于维护宗教，回应理性主义、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对宗教的毁灭性打击。哈曼坚持认为，天启乃是宗教唯一的源头。按照他的解释，宗教以及人类得以交流宗教真理的语言能力，都是拜上帝所賜。不论是宗教真理还是语言能力，都并非完全脱胎于自然物质法则的作用。哈曼借助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宗教置于理性和自然法领域之外，从而使得关于宗教的人性基础的讨论失去了意义。

哈曼的思想引申出一种看待《圣经》的新思路：赞美《圣经》的诗意力量，坚持《圣经》作为神启之典范的地位。哈曼反对把《圣经》简单地视为一个古代民族的历史。在他看来，希伯来语的《圣经》展示了天才所具备的特定人类品质，其他古老史诗和神话也体现出这种特定的品质。哈曼坚持认为，《圣经》讲述的犹太人的经历实际上象征着世上每一个人内心的心路历程。 

哈曼对《圣经》的诠释立足于他的人类心理观和美学观。他抨击理性的作用，重新评价直觉和想象在人类知识创造过程中的重要性。他的观点类似于鲍姆加登、博德默尔以及其他德国语言学和美学理论家。

在哈曼看来，《圣经》里的具体情节，如伊甸园中夏娃与蛇的故事，约书亚让太阳静止不动以及约拿在大鱼腹中的故事，是书写真理和世界的最自然的方式。这种生动而形象的表述铿锵有力，却又并未流于粗野。相比之下，基于理性的著述所特有的抽象解释软弱无力，矫揉造作（因而是不自然的）。

这种特定的形象化描述并非是为了向未开化的、愚昧的原始人简化真理，而是以一种有说服力、神授的方式展现真理，理性的抽象语言根本无法与之相比肩。在哈曼看来，上帝的语言绝非数学方程或抽象的术语，而是形象的语言。

因此，哈曼反对英国和法国理性主义赋予抽象理性的首要作用和地位。哈曼认为，抽象的诠释意味着退化。实际上，哈曼完全颠倒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按照他的界定，进步意味着恢复原始的感受力和诗意表达方式，而不是人类理性缓慢地繁荣起来。

这种对抽象观念的反感，驱使哈曼从事各个领域的研究，他拒斥那种认为人类是符合理性自然法则的理性动物的开明人性观。他重申了一个更为古老的人类形象：人是有情绪和感情的动物，人类最真实的体验植根于想象和感觉。

哈曼公开抨击德意志启蒙运动文化中理性的捍卫者，包括莱辛、门德尔松、尼柯莱、爱尔维修（当时正住在柏林）、约翰·达维德·米夏埃尔、甚至还包括他的老朋友康德。他还攻击德国诗人维兰德和英国小说家斯特恩。哈曼钦佩才华横溢的伏尔泰，但指责伏尔泰的学说。他赞赏狄德罗对严格规则的态度，但对卢梭的评价褒贬不一。 

哈曼常常被视为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他是启蒙运动孕育的极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哈曼的思想错综复杂，表明他毕生竭力解决理性与情感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总之，他的思想不仅丰富了德意志启蒙运动的遗产，还推动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发展。

哈曼著述颇丰，其中包括《关于我的生活的思考》（1758—1759）、《苏格拉底言行录》（1759）、《一个语言学家的圣战》（1762）和《各各塔与舍布利米尼》（1784）。 

参见圣经评注

施塔尔（Stahl，Georg Ernst）

1659或1660—1734，德国化学家和医生，他所提出的理论成为启蒙运动晚期科学家关注的焦点。直到化学革命的新理论起而代之之前，他的燃素说一直主宰着18世纪后期的化学界，在对生命机体的理论分析方面，施塔尔的万物有灵论有助于创立取代广为流行的机械哲学的新学说。

施塔尔早年的生活仍是个未解之谜。就连他的出生日期也成为学者争论的问题。施塔尔在耶拿大学攻读医学，1684年获得学位，1687年应邀前往魏玛担任宫廷御医。他在魏玛呆了七年，然后前往新建的哈雷大学，1694到1715年间在哈雷大学讲授医学和化学理论。17155年，他迁往柏林，担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御医，，此后施塔尔一直住在柏林，1734年去世。 

施搭尔是一个虔诚的虔敬主义教徒。有些学者推测，这种宗教背景可能对其科学理论产生了影响，施塔尔从未系统表述过自己的理论：相反，人们不得不从施塔尔费解而浩繁的著述中拼凑出他的理论。施塔尔坚持认为，无生命物质与生命机体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他断言，活的生物之所以成为有机体，关键在于一种协同作用的整体机制，也就是说，躯体的各个独特部分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有机联系。按照这种观点，某一部分躯体的变化会影响其他的部分；施塔尔还认为，精神有别于物质：精神是非物质的，而物质占据空间（广延的）。施塔尔反对莱布尼兹提出的否认精神影响物质的预定和谐说，他认为精神能够直接作用于物质。精神首先体现为“活力”，这种非物质的实体把有机体的活动引导向确定的目标。，施塔尔把有机体与无生命的物质加以对比，认为无生命物质的各部分是独立的，彼此之间只是按照简单的机械法则相联系。 

施塔尔借助这一理论阐述了自己的医学观点，反对化学医学和物理医学把医学现象降格为化学原理或机械法则的趋向。他强调健康和生病有各种不同的复杂状态，提出保持循环、分泌和排泄正常对于维护健康的重要作用。施塔尔还断定，人的意志也对疾病的治疗起作用，这一观点直接起因于他坚持精神或灵魂影响物质。因此，他认为，就治疗过程而言，病人的精神状态与药物治疗或外科手术同样重要。他反对放血和过量使用泻药的方法，也从不使用鸦片这样的麻醉药。 

施塔尔认为，机械哲学证明的化学反应的原子（微粒）论观点是错误的。为取代这种观点，他致力于综合元素概念和活性化学成分概念这两个传统的定性化学概念，创立新的化学学说。施塔尔追随早先的德国化学家J.J.贝歇尔，认为存在土、水、气三种元素。土有三种不同存在形式，使物质体现出不同的属性，即挥发性、油质和固态。土的这三种形式中，每一种形式都包含了三种活性化学成分中的一种。土的第二种形式，即产生湿滑感的那种形式，包含了传统上称之为硫的化学成分，，施塔尔称之为“燃素”，认为燃素会从物体中逸出，而且是燃烧过程的主要“参与者”。 

18世纪末，大多数欧洲科学家已经放弃了施塔尔的化学理论。普里斯特利、舍勒、拉瓦锡发现氧气，从而奠定了现代氧气燃烧理论，取代了燃素说。此外，18世纪下半叶，生机论医学学说全面质疑万物有灵论，只保留了施塔尔对生命体整体原理的强调。尽管出现了这些新发展，18世纪末的许多医学学者还是认为施塔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医学家之一。 

虽然现代科学史家常常忽视施塔尔，把他视为误入歧途的科学家的典型，可实际上他是18世纪化学和生命科学领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施塔尔的重要著述有《医学理论要义……生理学与病理学的成因》（1708）、《发酵法原理》（1697）、发表于贝歇尔的《隐秘的物理现象》（1703）中的《贝歇尔的模型》、《偶然的念头……关于所谓硫的争论》（1718），最后这部著作由霍尔巴赫男爵以《论硫》为名翻译成法文出版（1766）。施塔尔的学生合编了一本著作《教条与实验化学基础》（1723），由彼德·肖于1730年翻译成英文，以《通用化学的哲学原理》为名出版。 

霍夫曼（Hoffmann，Friedrich）

1660—1742，德国医生、化学家，哈雷大学的第一位医学教授。间布尔哈夫一样，霍夫曼是向启蒙运动最初几代人传播物理医学（以机械哲学为基础的医学）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教师，霍夫曼认为新旧两种医学理论各有可贵之处，试图在汲取物理医学、化学医学和盖伦医学理论有用成分的基础上，创立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医学体系。 

霍夫曼融合了笛卡儿和莱布尼兹机械哲学的原理。他赞同笛卡儿把身体看成机器的观点。但是，霍夫曼的活力理论试图解释精神影响身体的方式，从而超越了笛卡儿二元论。一些学者认为他的理论借鉴了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但这种说法尚有争议。霍夫曼还坚持认为特定器官与体液之间存在同感，虽然这一观点出自于古老的医学传统，最终对开明医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霍夫曼邀清医生、化学家施塔尔到哈雷大学医学院任教，施塔尔的万物有灵论后来促成了生机论的诞生。两人所认同的医学理论迥然不同，施塔尔最终离开哈雷大学去了柏林。施塔尔一直把雀夫曼当成最主要的对手。

霍夫曼年轻的时候曾在以医疗矿泉而闻名的萨克森小城哈尔伯施塔特学习化学，并在那里当医生。他终生对化学有强烈的爱好。霍夫曼反对施塔尔的万物有灵论医学和燃素说，但接受了施塔尔化学理论的主要内容，他的研究也基本上没有超出施塔尔的理论框架。他分离出矿泉水所含的某些成分，发明了霍夫曼矿物镇痛液，俗名霍夫曼滴剂。

1740年，霍夫曼的著述结集为《物理医学全集》在日内瓦出版。这部文集收入了他的重要著作《论系统、理性的医学》，该著作最早是在1718到1720年间在哈雷出版。18世纪，霍夫曼的著作还出版了法文和英文译本，拉丁文译本也曾数次再版。

伯特格尔（Böttger，Johann Friedrich）

1682—1719，德国炼金术士。伯特格尔受雇于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从事炼金术。在18世纪头十年，伯特格尔利用炼金术知识和技巧破解了中国优质瓷器的秘方。在伊·冯·契尔恩豪斯的协助下，伯特格尔开始生产优质白瓷。他还生产一种名为伯特格尔的红褐色炻器。

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随即利用新发现的瓷器秘方，在首府德累斯顿建立了欧洲第一家瓷器工厂。

伯特格尔负责指导工厂的生产。1710年，奥古斯特在迈森开办了第二家工厂，直至18世纪下半叶，迈森工厂的瓷器一直主宰着欧洲市场。

炼金术士很快就盗用了保密的瓷器配方，卖给急于在自己的领地开办瓷器工厂的其他欧洲国家的统治者。

参见迈森工厂、塞夫尔

华伦海特（Fahrenheit，Daniel Gabriel）

1686—1736，仪器制造者、实验物理学家。华伦海特祖籍德国，定居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阿姆斯特丹。华伦海特借鉴了不为人知的丹麦实验者奥劳斯·罗伊莫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发明了华氏温标。罗伊莫曾发明一种酒精温度计和温标，但没有公布自己的成果。1708年，华伦海特在哥本哈根结识了罗伊莫，获悉了后者的发明。华伦海特制成了两种温度计，一种是酒精温度计，另一种则为水银温度计。他对罗伊莫的温标加以修改，制定了华氏温标。华氏温标的特点在于以212度为沸点、32度为冰点，这个特点起因于他对罗伊莫温标的分析。 

华伦海特认识到水的沸点随着气压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他发明了测高温度计，用这种温度计可以从水的沸点直接测出气压值。他还发明过比重计。他的工作生动表明了启蒙运动时期仪器制造技术与实验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华伦海特的仪器使对自然现象加以量化成为可能。

华伦海特入选伦敦皇家学会，他本人曾与布尔哈夫、格拉弗桑德以及穆申布鲁克等著名荷兰科学家一起工作过。

参见技术设备

马格拉夫（Marggraf，Andreas Sigismund）

1709—1782，信奉施塔尔燃素说的普鲁士化学家。马格拉夫曾先后在柏林、斯特拉斯堡和哈雷等数所大学攻读化学。1754到1760年，他领导柏林科学院的化学实验室。他的论文大多发表于柏林科学院的论文集。这些论文博得同时代法国化学家的交口称赞。

1717年，马格拉夫研发出种从甜菜中榨搪的方法。这种方法使甜菜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是18世纪农业革命的重大事件之一。马格拉夫还是率先在化学研究中使用显微镜的先驱者之一。

马格拉夫的绝大多数论文结集为《化学著作》（1761—1767）出版。 

梅斯梅尔（Mesmer，Franz Anton）

1734—1815，发明催眠疗法的德国医生。梅斯梅尔生于（德国西南部）士瓦本的一个村庄，其父是效力于康斯坦茨大主教的护林人。年轻的梅斯梅尔先后在巴伐利亚迪灵根的耶稣会和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求学。1759年，他被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录取。梅斯梅尔很快就转入医学系，1776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成为维也纳大学教师。 

梅斯梅尔在写作博士论文《行星流的物理医学》时开始思考动物磁性问题。让·巴蒂斯特·冯·黑尔蒙特（1577—1644）最早提出动物磁性说，认为有磁流穿过生物躯体。梅斯梅尔认为这种磁流或活力可以解释星辰对人类的影响。

梅斯梅尔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最终得出结论：整个宇宙弥漫着一种活跃而有效的成分，其作用就像电流或磁力一样。这种成分依照磁性规律对人体中的生命流体产生作用。

梅斯梅尔着手开始做试验，在病人身上放置金属磁铁，结果发现磁力引导病人进入催眠状态。1774年，梅斯梅尔治疗一个患有如今称为神经官能症的病人。梅斯梅尔发现用言语同样能对病人产生催眠效果，便最终放弃了使用磁铁。

梅斯梅尔在维也纳获得了巨大成功。他娶了一个富有的女人，过上了颇为悠闲的生活。他尤其喜爱音乐，是莫扎特的朋友。事实上，莫扎特的歌剧《巴蒂斯安与巴蒂斯安娜》就是在梅斯梅尔的花园里首演的。莫扎特晚期的歌剧《女人心》中提到过梅斯梅尔。

梅斯梅尔在维也纳用戏剧性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疗法，冒犯了维也纳医疗当局。双方的敌意日益加剧，1778年，梅斯梅尔最终决定移居巴黎。 

梅斯梅尔在巴黎大受欢迎，却再一次受到当地医师的攻击。催眠术闹得满城风雨，坊间出现了大量渲染催眠术威力的小册子和证据。梅斯梅尔的门徒仿效共济会，组织了名为“宇宙和谐社”的秘密团体，该组织在法国绝大多数主要城市设立了分会。

梅斯梅尔为关于动物磁力的争论撰写了两本小册子：《动物磁力发现实录》（1779）、《关于动物磁力事实的历史概要》（1781）。

这种新式疗法的流行使医疗当局和法国政府大为恐慌。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査催眠术，成员包括拉瓦锡和富兰克林。委员会得出结论，梅斯梅尔所说的磁流纯属子虚乌有。此后，梅斯梅尔在法国的声望下降，他决定迁居瑞士，并在瑞士度过了最后的30年。梅斯梅尔的医学方法在19世纪的德国仍然极富影响，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神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恩斯特·丹尼尔·施莱尔马赫、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等人，全都找催眠术医生看病。

虽然梅斯梅尔的做法一反传统，催眠疗法也富于戏剧性，他的疾病理论却受到一些开明医学人士的尊敬。他认为疾病起因于磁流在身体里的流动受阻。催眠疗法消除了这种阻碍，恢复磁流在体内的循环与调和。对梅斯梅尔的反对意见大多是针对其浮夸的风格。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反对把巫术再度引入医学的医生也敌视他。因此，梅斯梅尔既是启蒙运动的经验主义科学精神的牺牲者，也突出表明了这一知性时代激进的晚期阶段特有的对非理性事物的迷恋。

赖尔（Reil，Johann Christian）

1759—1813，德国医师、生理学家。赖尔的思想从生机论转变为与德国浪漫主义相连的“永恒自然法则论”。赖尔是一个路德宗牧师之子，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哈雷大学学习医学。1782年，他从哈雷大学毕业，在德国的诺登开办了一家医疗诊所。1787年，赖尔成为哈雷大学的临床教员。1788年，他接替从前的老师约翰·F.G.戈尔德哈根担任临床医学教授和大学临床研究所负责人。赖尔一直担任上述职务，直到1806年普鲁士向拿破仑投降（耶拿战役），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迫使哈雷大学关闭。赖尔参与了1807—1808年间哈雷大学的高等教育重组，1808年出任医学院院长。1810年，他前往柏林，应威廉·冯·洪堡之邀协助组建柏林大学医学院。 

1813年，普鲁士重开反对拿破仑的战争，赖尔自愿执行战地医疗任务。他担任了易北河以西各家传染病医院的首席巡视员。他在一次斑疹伤寒的大流行中受到感染，1813年11月去世。

赖尔在哥廷根大学求学时师从布鲁门巴赫，吸收了布鲁门巴赫关于有机体的生机论观点。赖尔认为，生命力在有机体的实体与外形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形成了生命物体特有的和谐。他还认为，一切生命过程——生殖、发育、营养和繁殖——都遵循化学定律。赖尔把这一学说发表于自己创办的专业杂志《生理学刊》的第一期。

赖尔逐渐感到这种方法缺乏说服力。实体与外形的关系似乎无法充分说明身心关系和有机过程的独特性。赖尔借鉴了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1775—1845）的永恒自然法则论，以之作为医学学说的更为完备的基础。赖尔认为自然界存在某些基本的观念，必须把这些观念作为理解身心互动关系的准则——从本质上说，肉体与精神是同一个基本统一体的不同表现形式。 

赖尔特别留意组建向德国各地区输送训练有素人才的医学教育体系。他还致力于研究各种心理失调症，把心理问题看成是大脑活动失灵（波动）的表现。赖尔是创立精神疾病医学模式的18世纪重要先驱之一。他的著作堪与法国的菲利普·皮内尔的著作相媲美。 

参见心理学

维尔纳（Werner，Abraham，Gottlob）

1749—1817，德国地质学家。维尔纳生于当时属于萨克森、现位于波兰境内的上卢萨蒂亚。维尔纳家族长久以来一直经营铁厂，维尔纳也按照家族传统到铁厂当学徒。他还进入新成立的弗赖堡采矿学校学习，后担任该校教授达42年之久。

维尔纳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地质学家之一。他的地球形成理论广为流传，成为19世纪地质学争论的一方。他的理论强调海底岩石的沉积作用（水成论学说）。按照他的理论，地球形成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漫长阶段，其间平静与猛烈的阶段交替出现。每一个阶段都会在海洋中形成特定的岩层。

维尔纳还阐述了系统的矿物分类法，这种分类法部分按照矿物的外观，部分依据其化学成分。他主张玄武岩形成于海洋，从而引发了18世纪著名的“玄武岩争论”。他的反对者认为玄武岩是火山作用形成的。

维尔纳以启蒙运动时期的典型方式，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避而不谈《圣经》中有关创世的描述，从而避开了当时围绕有关地球历史的地质学理论而展开的宗教争论。不过，他的理论暗示，自最初形成之时起，地球存在的时间早已大大超过了《圣经》文本中所声称的4004年。这就含蓄地否定了基督教对地球历史的解释。 

维尔纳与德意志启蒙运动的大多数思想领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与歌德有书信往来，他在采矿学校的学生中有亚历山大·冯·洪堡、弗朗茨·冯·巴德尔和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等杰出人物。维尔纳还与著名的瑞士博物学家奥拉斯-贝内迪克特·德·索叙尔保持密切的专业联系。

布鲁门巴赫（Blumenbach，Johann Friedrich）

1752—1840，德国体质人类学家、博物学家、生理学家、比较解剖学家。布鲁门巴赫是科学的比较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布鲁门巴赫生于一个有教养的富裕新教家庭，很早就接触到文学和自然科学，并受到良好的中学教育。他先后在耶拿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他在大学学习了博物学及相关的化石矿物学。1776年，他的论文《论人种的自然变种》为他在比较人类学领域赢得了国际声誉。 

布鲁门巴赫毕业后即担任哥廷根大学自然史收藏馆馆长和助理教授之职。1778年，他成为哥廷根大学医学教授。1778年，他与一位显赫的大学主管的女儿结婚，这无疑有助于他在学术上迅速获得成功。他一直在哥廷根大学任教，1816年获得了哥廷根大学医学院首席教授的荣誉职位。布鲁门巴赫桃李满天下，19世纪初德国的一流生命科学家（生物学家）大多出自他的门下。 

布鲁门巴赫享有巨大的国际声望。欧洲七十多所科学院和科学机构推选他为会员，其中包括法兰西研究院（前身是法国革命前的法兰西科学院）、伦敦皇家学会、柏林科学院、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以及美国哲学学会。他与博内、哈勒和坎珀等欧洲各地的重要科学家通信往来。他所撰述的生理学、比较解剖学和骨骼学著作在德国、英国和法国广为流传。 

布鲁门巴赫的声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人种比较人类学，二是“形塑力”概念。在比较人类学领域，布鲁门巴赫提出，把人类划分成若干人种既无根据，也不科学，人类特征的所有变异构成了各人种内部连续不断的存在之链。不过，他也认为，把人类划分成少数变种有助于某些人类学研究。他不赞同伟大的存在之链这一流行的概念，这个概念把上帝创造的一切生命视为某种连续统一体。他确信人与猿有着本质的区别。

布鲁门巴赫与瑟默林就黑色人种的特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瑟默林宣称，黑人是最接近于类人猿的人种。布鲁门巴赫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人与类人猿截然不同。他还进一步提出，不同人种之间并无重大的精神或智力上的差异。

布鲁门巴赫是预成说在德国的主要反对者。他逐步阐述了形塑力概念，以支持一种相反的生殖理论——渐成说。预成说提出，人类胚胎包含完全发育成熟的个体，这种个体带有成年人的所有特性。渐成论者否定这种论点，认为胚胎在妊娠过程中会有所改变，变得更为复杂。布鲁门巴赫认为，形塑力是共同支配妊娩期及出生后的机体活动的数种生命力之一。形塑力决定了胚胎的发育方式。婴儿降生后，形塑力成为一种稳定的力量，塑造人的身休，支配人体的营养，弥补受伤、疾病或出生畸形所造成的损失。

布鲁门巴赫明确指出，形塑力概念融合了两项往往彼此对立的关于生命特性的基本原则：机械原则和目的论原则。他认为，通过观察繁殖或生殖现象，或运用正确的推理，都能形成形塑力概念。

布鲁门巴赫是生机论在德国的主要支持者。他的形塑力概念就直接源于生机论学说。布鲁门巴赫关于自然和生命存在的一般概念体现出启蒙运动最后几十年所特有的那种思想转变的要素。这些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在个体存在的一般概念中引人历史观（也就是说，事物随时间的推移发展和变化）：坚持生命机体与无生命机体属于本质上不同的存在类型：强调动态的自然观。

参见教化

阿诺德（Arnold，Gottfried）

1666—1714，德国激进的虔敬在义教徒、历史学家。阿诺德曾在维滕贝格大学接受路德宗牧师的训练。他的灵感主要来自各种非传统的基督教思潮和实践：玫瑰十字会教义、斯彭内尔与虔敬主义、稚各布·伯麦与神秘主义、莫利诺斯与寂静主义。毕业后，阿诺德放弃了从事神职的打算。1697年，他在受虔敬主义影响的吉森大学谋得一个学术职位。他对这一职位的幻想很快破灭了，同年（1697）便辞去了职务，按照他个人的理解过种更为贴近现实的基督徒生活。 

1699到1700年，阿诺德出版《教会与异端的信史》，确立了作为重要的虔敬主义教徒和教会史家的地位。之后，他又于1700年推出《超凡智慧的奥秘》。

阿诺德把基督教的历史看作是不断衰落的过程。他认为，理性神学、教义以及基督教制度化的发展，尤其是教会与国家密切关系的确立，成为基督教衰落的根源。唯一名副其实的基督教教会是基督教诞生之初的使徒教会。基督教的衰落始于早期的教会会议以及基督教信条之争。最具破坏性的事件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因为君士坦丁皈依后便把基督教确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中世纪，基督教的衰落过程并未得到遏止。16世纪，马丁·路德发动了新教改革运动，基督教获得了新生。但新的衰退过程很快又开始了。如同罗马天主教一样，改革后的新教教会也出现了神学纷争、崇拜的原则以及外在的各种宗教仪式。 

为了弥补基督教历史上的衰落，阿诺德根据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提出了一种理想化的、普世的教会观。阿诺德的理想教会与那个时代教会的惯例截然不同。在他看来，真正的教会无需神职人员，没有神学、教义、周日礼拜仪式、宗教训示和政治依附。教会完全是精神彻底获得新生的信徒所组成的无定形、非制度化的集合体。因此，真正的基督教属于个人事务的范畴，取决于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这种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使人的心灵乐于接受真正的智慧——来自上帝的内心开悟。

虽然阿诺德从个人以及内心的精神生活角度来界定真正的基督教会，但他要求忠实的信徒必须笃守高尚的道德。实际上，他认为个人的内心与外在生活密不可分：传统的正直行为反映出真正开化的基督徒的内在精神，因此，阿诺德的观点与宗教事务上的自由思想背道而驰。

阿诺德痛斥理性神学，因而被看作是理性主义的敌人。但是，他的思想仍然属于启蒙运动的范畴。阿诺德对基督教历史进程的诠释包含一种非常悲观的观点，在启蒙运动时期对人类历史的评价中，这种悲观观点极为常见：卢梭和吉本的观点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此外，阿诺德使用了内心之光和直觉知识等概念，这表明他的思想属于一个重要却鲜为人知的启蒙思想流派。这个思想流派孕育了德国的启蒙运动（德意志启蒙运动），并对歌德等重要的德国文化精英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思潮在德国和欧洲启蒙运动的后期不仅影响到宗教，还影响了美学和哲学。 

参见直觉和想象、路德宗、玫瑰十字会、政教分离

默泽尔（Möser，Justus）

1720—1794，德国评论家、历史学家。默泽尔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奥斯纳布吕克度过的。他曾效力于奥斯纳布吕克城及周边地区的统治者奥斯纳布吕克主教，担任过几项行政职务。默泽尔勤奋写作，出版过《爱国梦想》（1774—1786）和内容翔实的《奥斯纳布吕克史》（1765）。 

《爱国梦想》透彻分折了当代的各种事件，表明默泽尔认识到社会和经济结构对于人类步的重要性。但是，默泽尔并不打算全面详尽地诠释各种材料。相反，他从独特的视角来提出和评价相关主题。默泽尔还涉足当代现实问题，讨论了人口过剩、技术和手工艺行会以及农村生活水平等问题。

与《爱国梦想》相反，《奥斯纳布吕克史》提出了普遍的历史诠释模式，试图表明奥斯纳布吕克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与政治体制之间的联系。默泽尔从奥斯纳布吕克统治者世系的传统历史着手，从自由和私有财产发展的角度描述了奥斯纳布吕克主教辖区的历史。他考察了气候、农作物、农业劳动组织和农业技术是如何切实促进社会分裂为特权阶级和等级的。默泽尔的著作对于后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提出德意志的自由起源于萨克森的森林地带。他认为，日耳曼武士所立的基本封建誓言包含了现代西方的自由和自由权概念。这种誓言明确了领主与附庸基于双方同意的一系列相互权利和义务。

像孟德斯鸠一样，默泽尔并不认为现代自由概念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古罗马传统的法律和法理学。他认为，对于那些希望贯彻启蒙运动目标的人士来说，基于尊重传统和文化的“局部理性”比普遍理性更值得信赖。

默泽尔关于社会和历史的分析启发了德意志启蒙运动的两位关键人物赫尔德和歌德。

参见旧制度、18世纪的阶层和等级

加特雷尔（Gatterer，Johann Christoph）

1729—1799，德国历史学家，生于阿尔特多夫。在加特雷尔及施勒策尔的共同努力下，哥廷根大学成为18世纪德语世界专业历史研究的首要中心。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加特雷尔认为，以人类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都可以转化为真正的科学。 

加特雷尔有志于这个目标，力图阐述一种历史认识论以及能够提供可靠科学知识的相关方法。他潜心界定历史研究的对象，拓展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不但关注政治事件，还对人类活动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加以考察。为了促进历史学的职业化，加特雷尔创办了哥廷根人学历史研究所（1764）以及《普通历史杂志》（1761—1771）、《历史杂志》（1772—1781）等刊物，可以说，加特雷尔推动了启蒙运动的一种重要的思想发展，即把历史学研究转变为植根于科学经验主义的受人尊敬的职业。 

在建构科学的历史学科概念时，加特雷尔并未把历史学等同于抽象的尚然科学或数学。相反，他认为历史知识有赖于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历史学家为了理解过去，就必须直觉地、投入感情地认识过去。历史学家与物理学家一样致力于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能单纯地在数学推论的基础上运用理性。在加特雷尔看来，直觉的理解至关重要，实际上也是一种更好的理解方式。 

加特雷尔的这种知识观完全属于德国后蒙运动（德意志启蒙运动）的范畴。加特雷尔证明了德国式认识论、语言学和心理学方法的创造力，运用这些方法详细阐述了有所修正的历史理论和史学实践。

参见直觉和想象，数学与力学

施勒策尔（Schlözer，August Ludwigvon）

1735—1809，德国历史学家、政论家、语言学家、政治理论家，哥廷根大学教授，米勒的老师。奧古斯特·路德维希·冯·施勒策尔是一个牧师之子，他先

在维滕贝格大学学习神学，后转到哥廷根大学学习语言学、东方学和医学。大学毕业后，施勒策尔在瑞典和俄国圣彼得堡当过几年家庭教师和讲师，他是圣彼得堡科学院的院士。施勒策尔最终回到哥廷根，长期担任哥廷根大学历史学和政治科学教授。

施勒策尔与哥廷根大学同事加特雷尔一道，把历史学改造成一门研究人类过去的批判性科学。他们的目标是把启蒙运动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应用于历史编纂学。

施勒策尔认为，历史研究不仅涉及政治事件，还应当涵盖这些政治事件发生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他批评传统的历史编纂只不过是堆砌（汇集）各种政治事实。施勒策尔希望用系统的方法撰写历史。他的意思是，学者应与分析各种事件，把这些事件置于广泛的背景之中加以考察，再对促成事件逐渐展开的各种因索做出说明。换句话说，应当把各种孤立的事件置于一个体系之中，以某种方式使它们互相关联。施勒策尔认为，借助于一系列的革命，即人类社会在政治、社会、文化、技术和经济组织上的根本性变革，历史才得以不断进步。 

施勒策尔在促成俄国史学术研究体系方面贡献卓著。他编辑了涅斯托尔的编年史，这是记录俄国早期历史的文献。他还著有《北方诸国史》（1771）。《北方诸国史》是施勒策尔研究语言发展沿革的一个例证。他认为俄语和其他北方国家语言属于同一个语系，有着相同的背景和起源。他运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近东语言，在研究过程中创造出“闪米特语”这一术语。与强调某一特定民族历史文化独特性的开明学者不同，施勒策尔始终坚持撰述人类整体历史的理想。《世界通史》（1772）体现了这一观点，颇为深入地研究了《圣经》年代学与当时地球自然史学说之间的抵触所带来的问题。这本书遭到民族独特性的早期桿卫者之一赫尔德的尖锐批评。 

施勒策尔主要是凭借创办政治杂志而成为德意志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通信》（1776—1782）和《哥廷根报导》（1786—1794）介绍德意志地区各国的基本状况（按照施勒策尔的说法是统计资料），抨击各种政治弊端，提供从西红柿栽培到美国革命的各种讯息。《哥廷根报导》还于1791年登载了法国《人权宣言》的第一个德译本。由于枳极报道法国革命，《哥廷根报导》于1794年遭到审查。 

施勒策尔从政论文章到史学理论的众多活动无不洋溢着启蒙运动的理想。他对待女儿的态度最充分地体现出这一特点。施勒策尔亲自监督她的教育，从孩提时代起就向她介绍启蒙运动的作品，充分培养她的全面学术能力。结果，多罗特娅·施勒策尔成为德国首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女性。

福斯特（Forster，Johann Reinhold）

1729—1798，德国牧师、旅行家、作家。约翰·赖因霍尔德·福斯特及其儿子约翰·格奥尔格·福斯特随库克船长参加了库克的第二次环球航行（1772—1775）。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环球航行见闻录》—书出版。 

与其儿子，约翰·格奥尔格不同，约翰·赖因霍尔德·福斯特并不支持法国革命。事实上，约翰·赖因霍尔德宣布，一旦他的儿子格奥尔格回到德国，应被当作叛徒处死。

福斯特（Forster，Johann Georg Adam）

1754—1794，德国博物学家、作家，启蒙运动政治理想的积极拥护者。约翰·格奥尔格·亚当·福斯特（他知名度更高的名字是格奥尔格·福斯特）与他的父亲约翰·赖因霍尔德·福斯特广泛游历了英格兰和俄国。1772—1775年间，父子二人还曾参加库克船长的第二次环球航行。库克探险归来之后，格奥尔格·福斯特撰写并出版了《环球航行》（1777年英文版，1778—1780年德文版），确立起细致的观察家和有天赋的作家的名声。 

之后，福斯特先后在卡塞尔的加罗林学院（1779—1784）和维尔纽斯大学（1784—1788）讲授自然科学。 

1788年，他移居美因兹，担任大学图书馆馆长。在1789年法国事变之后的革命骚动中，福斯特在政治上积极支持自由、平等、宽容的理想。他作为美因兹的代表在巴黎工作，后成为法国公民，1794年死于巴黎。 

除了对库克探险队的报道外，福斯特还著有美学、文学评论、政治学、博物学以及科学的有关论文。在与康德关于人种分类的争论中，福斯特持一种开明态度，认为所有人类在智力和能力方面完全相同。他概述自己观点的《关于人种的某些问题》刊载于《德意志信使》（1786）。福斯特还写了另本享有盛誉的游记《莱茵河下游的景致》（1791—1794）。 

福斯特与晚期德国启蒙运动两位主要人物歌德和席勒往来密切。他的同事和朋友圈子还包括巴伐利亚光照派的支持者、美因兹大主教卡尔·特奥多尔·安东·玛丽亚·冯·达尔贝格（1744—1817），这位主教投身于该组织更为激进的目标。此外，福斯特还是语言学家、外交家威廉·冯·洪堡的朋友，洪堡的著述维护了启蒙思想，并将启蒙思想带入19世纪的德国文化。福斯特的妻子特利莎·海涅·福斯特是哥廷根语言学家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海涅的女儿，她本人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作家。 

参见德意志启蒙运动、游记文学

恕斯米尔希（Süssmilch，Johann Peter）

1707—1767，德国人口学家。恕斯米尔希生普鲁士首都柏林，父母送他到哈雷大学攻读拉丁文和法律。他决定去当牧师，便去耶拿大学学习新教神学、哲学、数学和物理学。

1736年，恕斯米尔希得到了第一个职位，担任普鲁士军队的随军牧师。他参加了腓特烈大帝发动的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战争结束后，恕斯米尔希定居柏林，在担任牧师的同时从事他感兴趣的人口理论研究。1745年，柏林科学院选举他为院士。

恕斯米尔希写了第一部系统全面的人口学论著《人种变化的神圣秩序》。此书于1741年初版，18世纪共出过四个德文版本，1798年再版。

恕斯米尔希认为，研究人口趋势可以为制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宝贵的信息。他接受了经济重商主义的一个共同信念：人口增长是繁荣的最好保证之一。他还认为开明君主制定的国家政策应以促进人口增长为目标。

恕斯米尔希用数学统计方法分析了普鲁士新教教会登记簿的人口资料，他最感兴趣的是从分析中推导出理论结果。他借助物理神学和机械哲学的概念，详细阐述了上帝法则影响人类人口的观点。上帝法则类似于数学定理，依据的是各种平衡力的动态力学原理。上帝保持人口规模与食物供应的平衡。这种平衡决定了出生与死亡的比率，还调节着人类的繁衍。 

恕斯米尔希认为，饥荒、疾病和战争等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会扰乱这些法则。他批评城市化，断言人口迁移到城市实际上妨碍了人口的增加。

恕斯米尔希的著作在德意志各邦拥有众多的读者，但未能翻译成其他文字在国际上传播。在英格兰、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法国等地，马尔萨斯的悲观看法使恕斯米尔希的理论黯然失色。不过，他的著作是早期运用数学统计方法研究人类问题的一个典范，在启蒙运动史上意义重太。

参见财政主义、数学与力学

阿德隆（Adelung，Johann，Christoph）

1732—1806，德国语言学家，语法学家。在哈雷大学修完神学后，约翰·克里斯托夫·阿德隆到哥达当图书馆管理员。1787年，在出版商布赖特科普夫的帮助下，阿德隆谋得了颇有声望的德累斯顿图书馆主任一职。 

阿德隆倾注全力编纂一部综合性词典《高地德语语法及批判词典》（1774—1786），这部词典展现了德语发展和结构的不词侧面：历史、语法、字词构成、文体及拼写法。他还著有开创性的文化历史著作《人种文化史》（1782）。阿德隆去世时正在写作《米特里达第、或通用语言科学》（1806—1817年出版）。这部著作收集了500多种语言的主祷文的译文。阿德隆对这些译文加以比较，总结出人类语言形成和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则。这部著作最终由约翰·泽韦林·瓦特尔完成，巴斯克语言部分出自威廉·冯·洪堡之手。 

阿德隆的研究和著述在推动德语成为一种文学语言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德语发展成文学语言标志斿德国启蒙运动（德意志启蒙运动）达到顶峰，日后的浪漫主义文学就在这种新发展的背景下繁荣起来。

沃尔夫（Wolf，Friedrich August）

1759—1824，德国学者、现代古典语言学的创立者之一。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毕业于哥廷根大学，是克里斯蒂安·戈特勒布·海涅（1729—1812）的同学。1783年，他受聘为哈雷大学语言学与教育学教授，着手研究被认定出自荷马之手的古希腊古典著作的起源问题。1759年，他发表了研究成果《荷马引论》。 

沃尔夫在《荷马引论》中指出，《荷马史诗》并非某一个人所作，而是体现出作为古代口语文化组成部分的丰富多彩的神话传统。在沃尔夫之前，圣经评注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艾希霍恩（1752—1827）就曾以这种方式研究过古代典籍，指出《旧约》是兼具多种口语传统的圣诗，沃尔夫力图证明，那些冠以荷马之名的史诗早于成文文化，史诗包含了彼此对立的不同故事线索，体现了不同的口述诗歌传统。根据沃尔夫的解释，荷马是天才的收集者而非作者，他把不同的口语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沃尔夫的论著一经问世即引起轰动，至今人们对荷马的身份以及《荷马史诗》文本的结构仍有极大的争议。 

1810年，沃尔夫到新成立的柏林大学任教，帮助柏林大学发展成19世纪研究历史古典语言学首屈一指的中心。虽然同时代人认为沃尔夫对荷马的解释过于偏激，他的方法却是基于启蒙运动时期克里斯蒂安·戈特勒布·海涅、泽姆勒和约翰·奥古斯特·埃内斯蒂（1707—1781）等人阐释的理论。同其他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样，沃尔夫转而研究通俗文学、口语传统以及对诗歌与神话传统进行重新评价。沃尔夫的成就表明了启蒙运动在塑造现代人的历史观与古代观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戈特舍德（Gottsched，Johann Christoph）

1700—1766，德国文学评论家、美学理论家。戈特舍德生于东普鲁士，曾在柯尼斯堡大学求学。1730年，他被聘为莱比锡大学诗歌教授，定居莱比锡。1734年，戈特舍德又担任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他和女演员、剧院老板卡罗利妮·诺伊贝尔一道发展了莱比锡表演和评论学派，并组建了致力于推进德国文化的德意志协会。戈特舍德凭借各种文学评论刊物，逐步成为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年轻一代的德国作家则对他很反感。1766年，戈特舍德死于莱比锡。

戈特舍德维护尼古拉·布瓦洛所阐述的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想，把这种高度规范和合理的文学模式引入德国。他有力地反驳对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模式的批评，在18世纪40年代，他与有影响的瑞士理论家博德默尔、布赖丁格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戈特舍德在《德国戏剧》（六卷，1740—1745）中把法国戏剧作品翻译成德文，并编纂了一部德国戏剧的编目《德国戏剧诗歌史保留剧目》（1757—1765）。他因此为德国戏剧界制订了一份正式的保留剧目。戈德舍德的剧本《弥留之际的加图》系根据艾迪生的作品改编而成，使德国观众有机会了解英国古典戏剧风格。除了在舞台保留剧目和诗歌方面的贡献，戈特舍德的理论著作阐释了适合于德国诗歌和戏剧文学的古典美学。他的理论著作有《论批评诗学》（1730）和《创立一门德语语言学》（1748）。 

尽管他潜心工作，但是到18世纪中叶，戈特舍德在德国文学界的地位已大不如前。18世纪中叶，博德默尔、布赖丁格、莱辛以及门德尔松等理论家所提出的基于直觉和想象的创造性力量的美学，取代了戈特舍德以恪守理性和文学创作原则为基础的规范的古典风格。

鲍姆加登（Baumgarten，Alexander Gottlieb）

1714—1762，专攻美学理论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在普鲁士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潜心钻研莱布尼兹及其学生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哲学体系。鲍姆加登分析严谨细致，对哲学问题的界定清晰明了，备受人们的推崇。康德在讲授形而上学时即依据鲍姆加登的形而上学著作。私下里，鲍姆加登几乎天天都写诗。他通过这种方式集中体验创造过程，并尽力把创作过程引入哲学领域。

鲍姆加登逐步阐述了系统的美学哲学（研究美和艺术创造的学科）。他发明了“美学”这一术语，把它定义为关于感性或感性知识（即无需运用理性，直接源于感官的知识）的学说。 

鲍姆加登区分了理性的逻辑与想象力的逻辑，这一区分如今已成为经典的标准。这两种类型的逻辑不能合而为一。它们是两种独立的、完全不同的认知方式。理性逻辑（效法几何学）把事物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可以从基本原理的知识推导出关于特殊事物的知识。理性的逻辑假定，一种观点或一个物体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如在科学实验中那样），物体的属性维持不变。相反，想象的逻辑不涉及分解，而是如实地从整体上感知事物。倘若把一部文学作品或一件艺术品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无异于破坏了它的美和精髓。同样，如果出于了解一种颜色的构成而把它分解为各种物理成分，实际上也就破坏了那种颜色。 

鲍姆加登进而探讨艺术创作所必需的那种语言，从而把语言研究与美的研究联系起来。他指出，语言——在传统观念中被视为人类理性最重要的工具——也具有美学特征。理性的语言探索客观真理，要求形式清晰，以正确性为最高标准，而诗歌的语言涉及感性的力量，必须具备深刻的洞察力，追求的是生动的表达。不论是诗的语言还是杰出的视觉艺术作品，都能唤起鲜活的直觉，这种直觉能够激发灵感，令人愉悦。

鲍姆加登是启蒙运动时期最早将理性主义与感觉主义、理性与感性两种哲学传统加以综合的哲学家之一。在他看来，想象力孕育出一种独特的经验和知识，这种经验与知识同理性知识结合起来，促进个人发挥自己的全部潜能。他赋予美的探索以哲学的内涵，把对美的感知与愉悦的体验联系起来。后一种联系提供了一种把新兴的快乐主义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从趋乐的角度说明人的动机——与美学合为一体的机制。这种联系使美学在人的道德和伦理形成中占有一个重要位置。

鲍姆加登的重要著作有：《关于诗的哲学思考》（1735）、《形而上学》（1739）、《美学》（1750—1758）、《普遍哲学》（1770）。 

参见直觉和想象、心理学、洛克

温克尔曼（Winckelmann，Johann Joachim）

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新古典主义美学理论家。温克尔曼出生于勃兰登堡的施滕达尔，父亲是一个贫穷的皮匠。他在哈雷大学（1738—1740）和耶拿大学（1741—1742）攻读神学和医学，后担任海因里希·冯·比瑙伯爵在德累斯顿附近庄园的图书馆馆长。 

温克尔曼对古代文物有浓厚的兴趣，赞同师法古希腊罗马艺术与建筑的美学原理。1754年，他皈依罗马天主教，次年，他搬到罗马并在那里度过余生。他研究佛罗伦萨、庞培、那不勒斯以及意大利半岛其他地方的古代文物。18世纪60年代，温克尔曼成为梵蒂冈文物总管和图书馆馆长。 

在前往希腊和罗马之前，温克尔曼就已发表了第一部论著《希腊绘画雕塑沉思录》（1755）。1764年，他的巨箸《古代艺术史》以德文发表，并被翻译成法文（1766）、意大利文（1779、1783）和英文（1850）。1768年，温克尔曼在一次抢劫案中被劫匪剌伤，死于的里雅斯特。

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中明确阐述了新古典主义思想。他尤其提倡质朴与宁静的庄严，这与巴罗克风格浓墨重彩的富丽堂皇截然对立。温克尔曼的新古典主义思想源于自身的观察及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在罗马，他与包括孟斯在内的一群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共同工作。温克尔曼对孟斯评价甚高，称之为200年来欧洲最杰出的艺水家。在德国，莱辛和歌德等作家对温克尔曼的著作推崇备至，两人都通过自已的著述宣传温克尔曼的审美思想。

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Georg Christoph）

1742—1799，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艺术评论家、作家。他曾在哥廷根大学就读，后任数学教授，为这所大学奉献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作为教师极受欢迎，声名远扬德意志各地。他的学生包括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和数学家克里斯蒂安·高斯。

利希滕贝格与其说以数学上的专业贡献为人称道，不如说因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而闻名。利希滕贝格对英国艺术表现形式赞赏有加，这种形式体现于贺加斯的讽刺版画、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18世纪的莎士比亚诠释者、演员加里克的演出风格。与之相反，他尖锐批评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利希滕贝格的评论文章大多发表于《哥廷根袖珍日历》和《哥廷根科学与文学杂志》等两份杂志。 

利希滕贝格阐述了关于数学哲学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认识论，严格区分了理论数学形式和实用数学形式。例如，概率论宣称能够预测实际掷出的一枚硬币正面朝上着地的几率。利希滕贝格注意到，有时一枚硬币落地时，既不是正面朝上，也不是反面朝上，而是棱边着地，他断定这些所谓的或然律法则只是接近于事实。也就是说，这些法则在实际经验中不具备理论上的哲学确定性。利希滕贝格试图凭借这独特的数学哲学——现在称作散射场理论——来解决理论与实际的差异导致的人类知识学说难题。

利希滕贝格还着手探讨其他知识领域的哲学问题。比如，他注意到自然界的不同方面在其相互关系上显示出类似的模式，但他认为应，把这些模式（样式〉看成是相似性，而不能当作证明某种普遍自然法则的证据。他也反对拉瓦特尔自称能透过容貌特征可靠地揭示内在性格的观相术学说。利希滕贝格认为，事物的外部特征与内在特性、看得见的事物与神秘（隐蔽）的事物之间的这种联系并不符合自然法则的确定性要求。 

利希滕贝格赞同斯宾诺莎的身心关系一元论。他将一元论应用于感觉心理学，进而提出了自我观念和他人（非我）观念得以形成的方式。他还倾向于认为某些哲学问题主要起因于语言习惯和结构。

19世纪初，利希滕贝格的论著以《论文汇集》（1800—1803）和《物理学与数学文集》（1803—1806）之名结集出版。在早先年代里，他主要是通过教学对思想发挥影响。不过，他在私人日记里以箴言的形式记下了许多极为深刻的见解、这些日记以《箴言集·根据手稿整理而成》为名在20世纪出版（1902—1908），这些私下的沉思表明利希滕贝格是一个不容异说、学术上自负却又难免出错的严厉评论家。如今，这些日记被视为启蒙运动在德国孕育出的杰出成果之一。 

参见德意志启蒙运动、数学与力学

狂飙突进（Sturmund Drang）

18世纪七八十年代启蒙运动晚期的文学运动。狂飙突进运动主要集中于德意志地区，如普鲁士、魏玛、萨克森。“狂飙突进”的名称直接来源于弗里徳里希·马克西米连·冯·克林格尔（1752—1831）的关于美国革命的剧本《狂飙与突进》（1776）。 

狂飙突逬运动起因于一批年轻的德国作家和知识分子起而反对和谐有序的自然观。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限制，无论这种限制是来自美学规律、自然法，还是来自社会习俗乃至政治权威的规定。汪飙突进的拥护者把门德尔松和莱辛的美学观点发挥到极致，热情洋溢地用它们来桿卫人类的创造性自由。狂飙突进运动作家强调自由与个人主义，强调创造性天才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天才，比一般凡夫俗子更接于神。

歌德、席勒和赫尔德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创始人。歌德写了剧本《铁手骑士葛兹·贝利欣根》（1773），反对新古典主义的体裁和规则。他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为对社会不满的狂飙突进一代人提供了心目中的主要英雄和典范。席勒的剧本《强盗》中的人物与歌德笔下的主人公维特齐名。狂飙突进运动的其他参与者是一群知名度稍低的作家，如H，L，瓦格纳、M，R，伦茨、威廉·海因泽，以及哥廷根“林苑派”诗人。

一些历史学者认为，狂飙突进运动在音乐上体现为情感风格。这种风格有意识地展现人类的情感，以狂飙突进作家的叛逆风格打破传统的作曲规则。

参见文学、浪漫主义

赫尔德（Herder，Johann Gottfried）

1744—1803，德国历史哲学家、美学家。赫尔德曾在柯尼斯堡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大学期间成为哈曼的忠实门徒和崇拜者。赫尔德被授予神职，成为路德宗牧师，开始了集教学、传教和著述于一体的职业生涯。他先后在里加（1764—1769）和比克堡（1771—1776）工作，之后在魏玛定居，成为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属下的一名官员。1803年，他在魏玛去世。 

赫尔德的历史理论体现于其主要著作《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1784—1791）和早期的《关于人类发展历史的另一种哲学》（1774）。他独特的灵感来自于莱辛、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哈曼的著作。他的历史观和维柯的历史观极为接近，但至今没有证据表明赫尔德读过维柯的著作。 

赫尔德融合了法国人提出的以理性的胜利为前提的进步观与德国人的一种信念——世界的内在动力引发变化。他还不断地强调这样一个观念：世界是一个植根于多样性的统一体。以“一”与“多”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为特征。

赫尔德借助这些普遍观念，阐述了一种以各种矛盾冲突为基础的人类进步观，把冲突视为推动历史进程的力量。赫尔德认为，历史展示了人类逐步战胜自然力的一系列必经阶段。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发展以及自由的逐步获得代表着人类的胜利。

虽然赫尔德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普遍的诠释，但他断然反对下述观点，即各种独特的文化可以简化为某种共同的内涵。相反，他强调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断言人类社会的组织类似于生命机体的形态。不同的社会无法等量齐观，也不能简化为某种抽象的普遍理想。相反，必须根据不同社会的具体情况，把它们看成是独特的人类表达形式。

赫尔德进而提出了民族性的概念。赫尔德的这一概念既受到孟德斯鸠的影响，又与他本人在里加的经历有关，其主要内容是，一个特定民族深层的一系列独特特征赋予了本民族文化以独特的天才、语言和思想形式。“远祖民族”（任何一个民族的原始祖先）把神圣、真理、美、诗、音乐和艺术和谐地融为一体。 

历史学家的职责并非是讲述重要领袖人物的故事，而是描述一种普遍文化的经历。在这一点上，赫尔德与伏尔泰、孟德斯鸠、休谟、施勒策尔、加特雷尔等启蒙运动的主要历史学家观点一致。但是，在对历史的理解方面，赫尔德与上述历史学家的观点并不相同。在赫尔德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并不是分析文化，不是用科学方法把一种文化加以解析，相反，历史学家应深人探询一个民族的文化表达方式，以一种设身处地的方式来理解“民族”。

按照赫尔德的观点，历史学家的方法论必须借助直觉和想象的心理机能，而不是依靠理性。历史著述的价值在于捕捉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不是把各种人类表达方式简化成普遍的法则。

约翰·戈特弗雷德·赫尔德像，G.冯·屈格尔根作，1809年  

在赫尔德及其同代人的努力下，德国启蒙运动（德意志启蒙运动）达到顶峰，并开始走向浪漫主义。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图书馆供图。

赫尔德的历史观与其他启蒙历史学家的世俗化世界观背道而驰。他倾向于用泛神论——世间万物体现出上帝的存在——来解释感悟神意的远祖民族与其历史之间的关系。

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包含一种相关的美学理论，其核心是创造性艺术家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赫尔德认为，绘画、雕塑、文学、音乐等艺术表达方式，最为完备地表现了人们的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艺术家的使命就在于真实地表现这种存在和体验状况。

赫尔德进而从对艺术家作用的关注深人到美学的其他领域。他倡导把德语作为一种传神的文学创作语言，从而延续了马丁·路德、普芬道夫、莱布尼兹、托马西乌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哈曼、莱辛等杰出前辈的传统。

赫尔德尤为同情18世纪的受压迫群体：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人、受奴役的人民以及受欧洲和美洲殖民者奴役的土著群体。他拥护开明绝对主义，认为这将确保各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进步。

不过，虽然赫尔德支持开明绝对主义，他也认为人民有权反抗压迫，革命乃是取得进步的一种途径。在《关于人类进步的信札》（1792—1797）中，他对法国革命的初期阶段持肯定态度，但处死路易十六以及雅各宾专政的恐怖政策令他感到震惊。 

赫尔德捍卫了启蒙运动的一些最具影响力的观念，但另一方面，他拒斥启蒙运动的某些观点。例如，他拥护政治自由和人类进步的事业，但猛烈抨击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他的思想中融入了莱布尼兹的理性主义系统哲学，却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力量持怀疑态度。他吸收了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和泛神论的一元论，却对雅可比著作中把那一体系说成是无神论十分敏感。

赫尔德还尖锐批评柯尼斯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康德，但赫尔德和康德都致力于阐述能够解决公认的人类理性局限性难题的认识论。康徳力图通过重新阐述理性这一理念来维护启蒙运动，赫尔德却更多地削弱那一核心理念的基础。他的著作启发了狂觝突进运动的作家和艺术家，极大地促进了浪漫主义的发展。赫尔德无疑是启蒙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一位站在启蒙运动的分水岭，正开始迈向新的领域的人物。

歌德（Goethe，Johann Wolfgangvon）

1749—1832）德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德国最伟大的作家，迄今为止最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虽然歌德在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多方面的天赋，他的父亲却说服他学习法律。歌德想去哥廷根大学学习，但他的父亲认为哥廷根大学过于激进，坚持要他去莱比锡大学。歌德在莱比锡度过了三年时光，一场重病迫使他离开大学，于1768年回到法兰克福。回到法兰克福后，歌德结识了苏珊娜·卡特琳娜·克莱滕贝格，后者向他推荐了一位虔敬派医生，这位医生治好了歌德的病。在克莱滕贝格的帮助下，歌德研究犹太神秘哲学和文艺复兴时期医生菲利普斯·奥雷奥鲁斯·特奥弗拉斯图斯·邦巴斯特·冯·霍恩海姆（帕拉切尔苏斯）的著作。这些研究为歌德日后对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打下了基础。 

身体康复之后，歌德前往斯特拉斯堡完成学业。斯特拉斯堡是一座一度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阿尔萨斯城市，18世纪时正式属于法国版图。斯特拉斯堡大学吸引了众多德国学生，因为这所大学赋予学生奉行各自宗教的特权。在斯特拉斯堡，歌德结识了赫尔德，赫尔德引导歌德接触到荷马、莎士比亚以及莪相的作品。歌德被美丽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所吸引，开始相信大教堂的“哥特”建筑风格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的天才特征，他在《论徳国建筑》（1773）中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新观点。歌德还爱上了一位牧师的女儿弗雷德里克·布里翁。与他的多次热恋一样，这次恋爱最终没有任何结果，但激发他创作了几首情诗。其中的几首诗，如《五月歌》、《欢迎与离别》、《小花、小叶》等，都属于上乘之作。 

1771年，歌德完成了法学学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回到法兰克福，开办了一家法律事务所。他先在韦茨拉尔待了一段时间，研究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重要法院“帝国最高法院”的机制。在韦茨拉尔时，歌德遇到了一位名叫卡尔·威廉·耶路撤冷的年轻人，后者在法院供职，也是一位有前途的作家。耶路撒冷由于爱情受挫而自杀，歌德以这事件为素材创作出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这部作品批判性考察了社会百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爱情、天才、挫败以及自杀的问题，小说一出版即大获成功，整整一代人为之痴迷不已。歌德把这个故事讲述得极为震撼人心，乃至许多年轻人纷纷模仿维特最后孤注一掷的行为（自杀）。这部小说也成为攻击、嘲讽和模仿的对象，此后出现了众多这类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尼柯莱的《少年维特之欢乐》和雅可比的两部小说《爱德华·阿尔维尔的书信》、《沃尔德玛尔：自然史中的奇迹》。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影响十分巨大，乃至维特式装束成为歌德一代年轻人的必备装束。

1775年，歌德谋得了魏玛公爵宫廷的一个职位。18岁的公爵卡尔·奧古斯特看重的是歌德的法律经验而不是他的文学声望，力排众议任命歌德为魏玛政府的髙级文官。此后，歌德一直在魏玛宫廷供职。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徳像，约瑟夫·卡尔·施特德勒作，1828年  

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歌德引导德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探求生命中的创造力。德国巴伐利亚州慕尼黑国家绘画陈列馆供图。

馱德没有辜负年轻公爵的信任，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位精明强干的行政官员。歌德掌管矿业部，改革了矿山开采方式，后成为陆军部门的首脑，最后还当上了财政大臣。在这些国务活动中，歌德协助平衡魏玛公国的预算，缩减军队规模，改善国家经济。与此同时，他继续写作，发展自然科学方面的兴趣。他在附近的耶拿大学选修比较解剖学课程，着手大量收集植物和矿物。他还协助魏玛公爵夫人安妮·阿梅莉把启蒙运动文化引人魏玛。歌德与维兰德一起组织了一个松散的艺术家和文学家圈子，这个团体日后在德国的文化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776年，馱徳说服公爵遨请赫尔德担任魏玛的教堂主管。正是由于歌德的种种努力，魏玛和耶拿在启蒙运动晚期和浪漫主义初期崛起为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 

但是，到18世纪80年代末，歌德感到自己陷人了僵局。他经历过数次不成功的恋爱，包括一次婚约破裂，这些经历孕育出一些重要的诗篇，但对他的情感幸福而言毫无益处。他断定自己必须重新开始文学亊业，便请求卡尔·奥古斯特允许他带薪离职游历意大利。公爵同意了。

歌德的大旅行为时两年，意大利之行成为他一生中最電要的经历之一。他接触到古代古典文化的遗迹，游览了意大利的乡村风光，这一切使他感受到自然、天才与多样、宏大的人类精神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意大利期间，歌德结识了一群新朋友，他们多为艺术家、建筑师和诗人，歌德还构思了新的文学作品，深人钻研了博物学。他还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天赋主要是在文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歌德正式告知魏玛当局想专职写作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打算。 

卡尔·奥古斯特获悉歌德的这一决定，便决意让歌德掌管螝玛公国各个文化机构，这样既尊重歌德的新决定，也使他得以留任。于是，歌德接受了任命，负责管理耶拿大学、魏玛宮廷剧院、魏玛绘画学校以及数个图书馆和公园。

1788年，歌德间到魏玛开始了新生活，不仅全心投入各项官方职责，还潜心创作。他在魏玛修建了一家新剧院，还发表了几篇游记。其中一篇游记《罗马狂欢节》描绘了大众节日的激动人心的场景，令随后的几代人为之神往。例如，赫克托·柏辽兹创作了《罗马狂次节序曲》（1844），力图用音乐表达受歌德游记激发出来的情感。歌德还爱上了一个23岁的女工克里斯蒂安娜·弗尔皮乌斯。两人很快就共同生活在一起，1790年，克里斯蒂安娜生下歌德的孩子，取名奥古斯特。两人最终于1806年结婚。 

歌德在魏玛生活的第二阶段极其多产，歌德与席勒之间新建立的友谊也是激发歌德创造力迸发的因素之一。1787年，席勒来到魏玛，虽然他被视为当代最富想象力的诗人之但未能与歌德建立良好的关系。席勒请求歌德定期为自己创办的新刊物《时序》撰稿，改善了两人的关系„席勒创办的这份刊物旨在提供美学教育，从而提升德国的文化和社会。他认为这种美学教育将逐渐引导人类走向自由。席勒向歌德发出邀清，两人由此进行会晤、书信往来，两人之间的友谊随之日益加深。对歌德来说，与席勒的友谊使他经历了“第二春”。

许多学者认为，这两位文学巨匠的合作造就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德国古典主义，这种古典主义力图把古典的过去（尤其是古希腊）作为崭新德国文学风格的灵感来源。事实表明，德国古典主义这一文学模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至少部分是因为这一模式的创立者席勒与歌德从不同角度实现了升华人性的目标。

一方面，席勒强调写作的主观性，重视思想和艺术自由所蕴涵的解放作用„另一方面，歌德着迷于客观性知识，按照他的理解把自然科学作为文学和知识的典范。不过，席勒更乐于研究基本的哲学问题，歌德却是一位更富于直觉的思想家和天生的诗人。歌德的德国古典主义风格见之于两部剧本《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1787）和《托夸多·塔索））（1790）。

在与席勒友好交往的年代里，歌德撰写了论文《植物的变异》、第一部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包括《魔法师的学徒》（1897年，保罗·杜卡把它改编成音诗《巫师的学徒》）在内的一些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温克尔曼及其时代》（关于古典文化的权威论著》、大量的抒情诗，以及从地质学到气象学等诸多科学门类的论文。 

歌德越来越确信，自然为人类的思想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宏大的类比对象。但是，歌德的自然观并非是概述启蒙运动初期流行的牛顿机械哲学。相反，歌德接受的是启蒙运动晚朗形成的有机生命理论：生机论。按照歌德的观点，自然不断经历着变异（变化），但这些变化并非随机地发生。变化有着非常明确的范围，歌徳认为若干组对立的因素划定了变化的范围。歌德所偏爱的对立因素是雄性与雌性、呼出与吸入、膨胀与收缩、正电荷与负电荷。变化的过程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发展过程，总是以一种螺旋式上升运动向前推进。例如，他在《植物的变异》中提出，植物的生长就是植物从“雄性”形态到“雌性”形态的一系列变化，直到长成成熟的植物。整个自然界以及人的成长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歌德认为，各种形态实标上随时间的推移反复出现，但某种形态的每一次重现都代表了一个更高的发展水平。形态之所以重复出现，乃是因为生气勃勃的自然界的一切都依据少数简单的方案，用歌德的话说，这种简单方案就是“原型”。这些原型作为自然界的调节原则起作用，使自然界呈现出一致性，同时仍允许各种原型实际表现为多样化的形式。

席勒的评论和建议启发和激励了歌德形成其自然观。1805年，席勒去世，歌德非常悲痛。不久，法国与普鲁士重新开战，双方的这场战争最初爆发于法国革命之初。作为普鲁士的盟国，魏玛公国也卷入这场冲突。法国数次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占领了耶拿和魏玛，并对战败者施加了苛刻的条件。席勒去世，战火再起，这两件事使歌德开始怀疑关于人类能够征服自然的阴暗面的乐观信念。

1809年的中篇小说《亲和力》反映了歌德的这种优郁的感受。小说的标题取自于18世纪的亲和力化学，这种理论提出，不同的化学元素之间不同程度地相互吸引（亲和性）。在亲和力的作用下，一些化合物分解，另一些新的化合物形成。《亲和力》讲述了两个陌生人的介人是如何毁了一段貌似幸福的婚姻，这两个陌生人都是无意间吸引婚姻配偶中的一方：，听有当事人都是面临灾准性的结局，从而表明了不受意志或理性的控制的自然冲动的力量。 

歌德不但用文学探讨人类生活的阴暗面，还深刻反思自身的生活。他创作了一部重要的自传体著作《诗与真》（1811—1812年间分三部分出版）。这本自传详细记录了歌德整个青年时代的成长历程。《诗与真》的书名表明歌德着迷于对立性及其在更高层次上转化。这部著作结构完美，遵循他的螺旋式自然发展的观点。《诗与真》、歌德的其他自传体著作（《意大利游记》、《法国战役》）以及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为再现歌德的生活和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晚年，歌德对远东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把远东文化和文学视为在希腊人到达地中海地区之前古代文明的代表。歌德与玛丽安妮·冯·维勒默尔的恋情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东方的兴趣。他写出了《西东合集》（1820），这部作品既是对东方的颂歌，也是写给玛丽安妮的情诗。如今我们知道，这部作品中还包括玛丽安妮写给歌德的两首诗。 

歌德虽然年事渐高，却依然很多产。他不仅编辑了自己的文集（总数超过40卷），还继续写诗，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和诗体剧本《浮士德》（1831，这是他最伟大的文学成就）。歌德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来创作《浮土德》这部最伟大的德语文学作品。 

《浮士德》的第一部受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1640）的影响很大，主要讲述了浮士德与魔鬼的约定。浮士德有能力获得上帝才有的无限知识，作为交换，他答应一旦对所得的一切感到满意，就把自己的灵魂交给梅菲斯特（魔鬼）。第一部还讲述了格蕾琴的故事，浮士德爱上了格蕾琴并使她怀孕。孩子出生后，格蕾琴杀死了婴儿，因为他是私生子，不可能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她本人也因为杀婴而被处死，但上帝宽宥了她，允许她进入天堂。 

《浮士德》第二部较少涉及浮士德，主要探讨了美学（现代文化能否与古希腊文化融合）、政治理论以及社会中受教育者的成长等重大问题。这一部分内容极其复杂，显示出歌德熟谙各种文化传统的知识，拥有超凡的诗歌天赋。第二部中有描写浮士德遇见特洛伊的海伦的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描述了女巫聚会。在第二部的尾声，浮士德终于声明对所获得的知识感到满意。他已经利用这些知识为自己的祖国带来财富、安全与和平。他实现了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理想：用知识促进人类的进步，浮士德谨守约定，向梅菲斯持交出了灵魂，來到地狱。然而，格蕾琴在这个时候现身，她成功地向上帝求情，拯救了浮士德的灵魂。 

浮士德之所以得到拯救，乃是因为他的生活中女性与男性动因的作用。在歌德看来，女性在这个世界上担当领导力量，男性则代表人类向着目标的不懈努力。歌德用《圣经》的一句名言“凡人不断努力，我们才能济度”来说明这一点。完成《浮士德》后，歌德评论说这部诗作是他留给世界的遗产。《浮士德》出版一年后，歌德去世，终年83岁。 

歌德成长于启蒙运动时期，他力图实现启蒙运动的许多理想，达到启蒙运动的自标。如同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歌德赋予启蒙运动的遗产以一种极富独创性的形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歌德有时被视为启蒙运动的批评者、浪漫主义的创始人，或是所谓德国古典主义的开创者。进而言之，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他对纯粹主观性和过分浪漫主义的批判，对自然与人类发展的密切关系的信念，对人类幸福的世界主义的追求，无不表达出启蒙运动的最髙理想，尽管他用的是无与伦比地华美、诗意的语言。

参见德意志启蒙运动、教化、文学、麦克弗森

《少年维特之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歌德在25岁时写成的短篇小说，18世纪最后25年里最具争议和流传最广的书籍。小说的情节来自一个真实的事件。当歌德完成法律学习，参加韦茨拉尔的帝国法院庭审时，他的一个熟人卡尔·威廉·耶路撒冷因为爱情受挫而自杀。

歌德把这个事件编成构思巧妙的故事，描写年轻人的单纯、着迷、自我克制以及最终导致自杀的绝望。这部小说的结构为书信体，这一文学样式避免了无所不知的第三方叙述者插入，使读者与主人公的情感丝丝相扣。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年轻的维特旅居乡间，他热情洋溢，热爱自然。他喜欢并爱上了绿蒂，绿蒂却已和殷实而平庸的阿尔伯特订婚。绿蒂和维特之间显然有了亲密关系，绿蒂无意为了维特而离开阿尔伯特。 

为了克服挫折感，维特离开了绿蒂，试图在宫廷（伯爵府邸）取得事业成功。但是，宫廷生活的种种限制、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及人们的卑微反应，使维特的生活彻底失败。受挫的维特冋到绿蒂身边，与她在一起时维特越来越难以自控。小说的高潮出现在绿蒂和维特的一次会面，绿蒂似乎真的爱维特，但她还是坚决不肯放弃阿尔伯特。沮丧和绝望之中，维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歌德在构思小说情节时提出了启蒙运动的根本问题，尤其是他这一代人的根本问题。社会规则同个人创造力与愿望的自由表达之间的张力成为这部箸作的核心。在小说开头部分，维特与自然的密切关系成为这主题的象征。但是，天赋的自由与创造性的天性之间固有的和谐因社会的要求和限制而遭到麻烦。宫廷情节突出了这一主题：由于传统和不自然的特权与社会等级观念，维特一次又一次受到公开侮辱。绿蒂的拒绝同样深化了上述主题，她不愿放弃公认的未婚夫，不愿违反社会规范，最终使维特成为社会习俗的受害者。书中还提到一个次要主题，即自杀是反抗社会的行动，是反抗人人都身居其中的监狱的最高革命。维特绝望自杀的最后一幕把人类进退维谷的困境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行为是正当的，还是一个丧失了现实感和辨别轻重缓急能力的过分激动者的反应？

很多读过这本书的人认为，维特的举动是正当的，尤其是歌德那一代人，他们在启蒙运动原则的熏陶下长大，却自认受制于传统社会。很多遭受单相思之苦的青年重演了维特蔑视社会的举动。整整一代人模仿维特随意而不拘礼节的装束：开领衬衫、头发自然松散地扎起来（不戴假发）、黄马甲、蓝夹克。在他们的眼中看來，维特是自由、创造力、个人自由权以及自然创造力的典范。除了这系列积极的反响外，这本书也招致了众多的攻击和嘲讽，其中最著名的是尼柯莱的《少年维特之欢乐》。

鉴于这本书引发的巨大争论，歌德被迫写了一个说明。他否认自己提倡以自杀作为遭遇情感困境时的反应。按照他的说法，维特的故事表明了任由情感支配行为的危险。同时，这个故事也提醒人们，不要把生活建立在无益的思考和不自然的传统之上。总之，虽然歌德尖锐地批判现存社会及其习俗，他却主张努力改革社会而非抛弃社会。最终，人类行为必须协调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参见德意志启蒙运动、文学、道德哲学

《浮士德》（Faust）

德国作家歌德的诗体剧本，首次出版于1808—1832年间。全剧的名称是《浮士德，一个悲剧》。1838年，出版了首个英文版《浮士德：诗体英文译本》。

《浮士德》反映出歌德毕生对知识、权力、男性和女性、神性真理之关系的思考。剧本情节以16世纪上半叶德国炼金术、占星术实践者约翰·浮士德博士的传奇为基础。如同许多占星家、炼金术士一样，浮士德以善施魔法而闻名。

1580年，浮士德的传说被辑录成《约翰·浮士德博士逸事》出版。这些故事讲述了一个学者如何与魔鬼订约，用自己的灵魂来交换知识和权力。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根据这些传奇写成了剧本《浮士德博士》（1604），19世纪浪漫派作曲家赫克托·柏辽兹和查尔斯·古诺以此创作出著名的歌剧。 

在歌德的笔下，浮士德探求一种超验的知识：人类通常难以获得的关于事物之本质以及整个历史进程的知识。这种知识只有上帝才掌握，那些具备崇高感的天才人物才偶尔得以略窥一斑。它不是那种凭借感觉和理性便可获得的日常生活的简单知识。浮土德与魔鬼梅菲斯特达成一项约定，后者答应给浮士德所向往的超验知识。但是，梅菲斯特警告浮士德，一旦获得这种知识，他必死无疑。 

对浮士德和歌德来说，剧中的一个女性角色玛格丽特（又叫格蕾琴）代表了他们可望不可及的完美形象。一旦从肉体上占有了玛格丽特，浮士德也就玷污了她，破坏了他所向往的那种完美。不过，浮士德与她发生了肉体关系。玛格丽特怀孕了，孩子出生后她杀死了婴儿，因为这个孩子是私生子。为此，她被世俗当局处死，上帝宽宥了她，允许她死后升入天堂。浮士德却不能进入天堂，因为他与梅菲斯特的交易把他禁锢在尘世。 

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使他掌握了常人所不具备的权力，他也不时乐于滥用这些权力。然而，在走向生命的终点之际，浮士德开始懂得自己所犯错误的原因，这些错误始于他试图超越人类生存其间的自然界的知识和法则。他开始认识到人类关系的价值（他没有从人的角度看待玛格丽特），彻底突破了原有的束缚，获得了更高的智慧。浮士德死时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遭到谴责，相反，由于玛格丽特（完美的女性）的求情，他获得拯救，由此达到更髙的存在层次。 

在16、17世纪，浮士德传奇的读者把这个故事看作是意在告诫超越人类局限性所面临的危险。歌德及其同代人则认为，这一传说代表着人类追求进步和完美时所面对的固有困境。在他们看来，浮士德象征着英雄般的个人，义无返顾地挣脱权威的束缚，开始走上通向完美的漫漫征程。

浮士德成为18世纪最后几十年间不懈奋争的德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象征。歌德在改写浮士德传奇时融入了德意志启蒙运动的一些重大主题，创作出一部催人奋进、令人信服的剧本。浪漫主义时代最终延续并改造了歌德的主题，但歌德的灵感和独特形式的源头却是启蒙运动。 

席勒（Schiller，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1759—1805，德国剧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与歌德同为德国最伟大的文学巨子。席勒的戏剧和诗歌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追求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启蒙运动的象征。他的作品激情洋溢，充分体现出对人类最髙理想的追求。他的文学评论对现代美学和文化观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席勒的双亲并不富有。他的父亲是军人，在符滕堡公爵的军队中历尽艰辛晋升到上尉军衔（1761）;他的母亲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客栈老板之女。席勒童年时体弱多病，不断遭受多种疾病的折磨，这最终导致了他的早逝。年轻时，宗教狂热令席勒心劳神疲。他想当一个路德宗牧师，但由于他表现出极大的培养前途，符滕堡公爵卡尔·欧根吩咐他进入新建立的卡尔学校学习，这是一所以公爵名字命名的军事学院。卡尔学校的目的是培养未来的官员，同时与图宾根大学争夺符滕堡最出色的青年才俊。学院纪律严格，学习课程极富条理。学生（仿效法国的“见习军官”，称作“见习生”）必须穿制服、戴假发。他们自始至终要受校方的监督。这种高压的体制使得席勒终身向往自由。 

席勒最初学习人文学科，并不是一个特别出色的学生。直到决定转而攻读医学之后，他的求学热情才开始迸发出来。除医学著作外，他广泛阅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莱辛、维兰德、哈勒等18世纪德语作家的作品。席勒还沉迷于启蒙运动的哲学，阅读了克里斯蒂安·加尔弗、约翰·苏尔泽、门德尔松、弗格森和赫尔德等人的著作。当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他所称的“哲学医学”，即关于人体的学科，希望了解人体的功能及其与精神或心灵的关系。简言之，席勒的哲学医学探究了关于人类存在的两个基本问题：精神与肉体的关系以及自由与必然的联系。这两个主题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贯穿于席勒的全部作品。

席勒在博士论文《生理哲学》（1779）中首次尝试分析这些问题，这篇论文由于观点太过激进未获通过。直到1780年第四次申请时，他才最终获得卡尔学校的医学学位。毕业后他被任命为军医，薪水极低。

在之后的两年里，席勒凭着剧本《强盗》赢得了文学声望。《强盗》是狂飙突进运动初期的一部杰作。它首演于符滕堡公国境外更为开明的曼海姆，赢得了热烈称赞。席勒的这部作品拥护极端的个人主义，抨击专制、道德败坏和思想狭隘。剧中的主角卡尔·莫尔与歌德笔下的维特都是德国狂飙突进的一代极富天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们憎恨社会的约束以及在他们看来已彻底过时的贵族阶层的社会优势。

大权在握的卡尔·欧根公爵，对席勒的剧本极为不满，下令不准这个充满反叛精神的青年居留曼海姆。当席勒未经允许回到了这个城市和剧院，卡尔·欧根判处他14天禁闭，还禁止他写作除医学论文外的任何作品。结果，席勒与朋友安德烈亚斯·施特赖歇尔逃离了符滕堡公国，用化名四处游历。

1783年，席勒在曼海姆谋到戏剧作家的职位，每年负责写三部剧本供演出之用。他创作了《菲爱斯柯》、《路易丝·米勒林》和大获成功的《阴谋与爱情》。1785年，他迁居莱比锡，在那里一直住到1787年。他在莱比锡期间创作了诗歌《欢乐颂》，这可能是席勒最著名的单篇作品，贝多芬把它用在了《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席勒还着手钻研历史，开始写作第一部著名的历史剧《唐·卡洛斯》。

1787年，席勒搬到魏玛，在那里度过了短暂的余生。他谋得一个法院职位，薪水依旧很低。他开始结交魏玛的杰出人物，允其是维兰德和赫尔德。1789年，魏玛公爵任命他为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他的就职演说《什么是世界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的目的何在》获得极大的成功。席勒追随施勒策尔的观点，提出了一种开放的人格发展观，声称研究历史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世界和自我，从而提升枳极的个人品质。

由于获得了历史学教授席位，席勒平生第一次有了一份体面的收入，并因此可以结婚。但好录不长，一场大病（1791）很快就打乱了这种稳定的生活，病后的席勒极度虚弱，竟至无法继续从事教学。陷入赤贫的席勒得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的救济，公爵答应五年内每年给他1000塔勒（相当于他大学教职薪水的一半）。 

与此同时，席勒的兴趣愈加广泛，开始着手深入研究康德哲学。为响应康德，席勒写了两篇著名的理论著作《审美教育书简》（1794）和《论质朴诗与感伤诗》（1795）。这两篇著作虽然是在康德著作的激发下撰写的，但大量吸收了席勒本人早期的哲学研究心得。《审美教育书简》表明，席勒试图在不受约束的自由与人类行为决定论之间探索一条中间道路。他提出，由于艺术活动表达了真正的人类自由，美学领域——美与艺术的世界——就在自由与决定论两者之间建立起必不可少的联系。在《论质朴诗与感伤诗》一文中，席勒继续探索可行的途径来避免非混乱即控制、要么理想主义要么现实主义、纯心灵或纯肉体等非此即彼的极端立场。他主张现代诗歌应当力求兼备古人的淳朴情感（说它质朴是因为它并非是刻意的）与现代的理性情感（说它多情善感乃是因为它基于感觉）。就启蒙运动的梢神实质而言，席勒并不提倡回到古典时代，而是希望创造出新的、更高形式的诗歌和人类情感。

弗里德里希·席勒像，魏奇教授作  

在根据威廉·退尔的故事改編的剧本中，诗人、戏剧家弗里德里希·席勒捍卫人类的政治自由。柏林国立博物馆、普魯士文化遗产图片档案馆供图。  

席勒写作这些论文之际，逐渐与从前的对手歌德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歌德不喜欢席勒的作品，认为它们过于感情脆弱;席勒则认为歌德是一个所得太多的精英俱乐部势利小人。自然科学成为两人密切交往的媒介。一开始，两人讨论观察自然的方法，进而发展到探讨艺术和文学。他们很快就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两人的友谊成为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友情之一。席勒与歌徳交换、评论彼此的作品，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还吸引了一群极富天赋的青年，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廉·洪堡与亚历山大·洪堡兄弟。

席勒在歌德的影响下重拾已搁笔十年的戏剧，创作出他最著名的戏剧作品，包括《华伦斯坦三部曲》、《玛丽·斯图尔特》、《奥尔良姑娘》和《威廉·退尔》。他为创作这些历史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撰写出历史著作：《尼德兰独立史》和《三十年战争史》。他还写了一些极受欢迎的民谣和诗歌，创办了一份名为《时序》的杂志，他希望杂志能够成为改造德国文学和文坛的工具。虽然杂志在财政上始终困窘不堪，但是对德国文学报刊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席勒的作品，尤其是戏剧作品，成为德国自由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每部作品都以独特的方式考察了由与责任、发挥影响力与被动接受、传统型与超凡魅力型统治之间的张力，其语言反映出席勒调和两个极端的愿望。他的最后一部剧本《威廉·退尔》最充分地体现出上述特征。退尔是席勒虚构的一个质朴的思想者，他面对的是理性这一自我本位的对手。在一个著名的场景中，退尔被命令去射一只放在他儿子头上的苹果，这时的退尔身兼双重身份，不但是具备自我意识的个人，还是民族领袖。因此，席勒在退尔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个人与民族和谐统一的理想。

席勒的最后十年是最多产、工作最繁重的时期，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患有各种疾病。1805年，他写信给四个孩子，祈祷能够“活到50岁”，但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他死于1805年，年仅46岁。尸体解剖发现他的内脏损坏极为严重，医生甚至说，他能够活这么长时间简直是个奇迹。歌德对席勒去世的反应概括了席勒的重要地位：“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一去不返，却将对未来产生持久的影响。” 

《威廉·退尔》（Wilhelm Tell）

席勒的剧本。《威廉，退尔》（1804）讲述的是一个男子汉面对政治压迫，奋力维护个人自由和气节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4世纪的瑞士，那时瑞士各州还处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威廉·退尔的故事最早是瑞士历史学家埃吉迪乌斯·丘迪在《赫尔维蒂编年史》中记载下來的。丘迪的这部著作虽然写于16世纪，首次出版却是在1734到1736年间。 

席勒把这个故事加以改编，来展现启蒙运动的主题。它生动地表明了人类如何献身于自由、公正以及追求完善的进步事业——这是此后几代德国启蒙人士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故事情节的背后隐含着席勒的信念：人们不仅应该表达自己对压迫的由衷憎恨，而且应该正视个人的道德责任感，从而达到提升觉悟的目标。在他看来，个人需求可以与共同体的整体需要协调一致，相得益彰。

席勒剧本的故事情节是：弓箭手退尔为了表示对暴政的痛恨，拒绝向奥地利领主克斯勒的帽子致敬。那顶帽子象征着压迫。为了报复退尔的反抗，克斯勒命令退尔用箭去射一只放在退尔儿子头上的苹果。退尔因此面临痛苦的选择：要么向克斯勒屈服，忍受政治压迫，要么用儿子的生命冒险。这种两难的困境使退尔到达觉悟的第二个层次，即所谓的道德层次。退尔从自身的遭遇想到民族的命运，决定领导一场革命，反抗克斯勒所代表和象征的制度。这一举动标志着退尔达到了觉悟的第三个层次，也是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层次：美学层次。退尔用一个行动超越了凡夫俗子的极限：他射杀了克斯勒，从压迫者手中解放了瑞士。

《威廉·退尔》表现了一个主题：为自由、正义而战的责任要求人们付诸行动，即使这一行动可能给个人带来痛苦。与莱辛的《智者纳旦》一样，席勒的剧本代表了德意志启蒙运动理想的最高境界。

参见美学、直觉和想象

卡尼茨（Canitz，Friedrich RudolfLudwig，Freiherrvon）

1654—1699，德国诗人、外交家。卡尼茨出身于普鲁士的一个世代为国效力的贵族家庭。他先后在莱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和治国艺术。1675—1677年，他前往意大利、法国、英格兰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等地大旅行。他为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二世效力，担任驻维也纳和汉堡的外交官。 

卡尼茨创作诗歌，并在公开场合朗诵自己的作品。他的创作主题和写作风格成为一种美学标准，日后成为18世纪抒情诗的共同特征。卡尼茨的诗歌简洁、明晰、优雅。他创作了个人风格突出的讽刺诗和打油诗。卡尼茨最著名的诗作是《哀悼第一位妻子的挽歌》（1700）。这首诗体现出斯多葛式的世界观，卡尼茨还把这种世界观应用在其宗教诗中。1700年，他出版了一组诗作《杂诗集》。

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Friedrich Gottlieb）

1724—1803，德国诗人、虔诚的路德宗信徒，其文学作品揭示出德国启蒙运动（德意志启蒙运动）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克洛普施托克接受的是传统的宗教和古典教育，后当过两年家庭教师（1748—1750）。1751年，他移居哥本哈根，此后的20年中，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一直向他提供津贴。1770年，克洛普施托克回到德国，定居于汉堡。 

年轻时代，克洛普施托克效法瑞士文学批评家博德默尔笔下的人物，意气风发地想当伟大的吟游诗人。博德默尔尤其敬慕约翰·弥尔顿，曾把《失乐园》翻译成德文。克洛普施托克尝试仿效弥尔顿风格写作，创作了一部长达20章的宗教史诗《救世主》（1748—1773）。这部史诗在启蒙运动主流圈子之外的瑞士和德国获得巨大的成功。克洛普施托克还创作了其他著名作品，如《抒情诗集》（1771）、宗教剧《亚当之死》（1757）和《大卫》（1772）、历史三部曲《赫尔曼的战役》（1769）、《赫尔曼与公爵们》（1784）以及《赫尔曼之死》（1787）。他还以评论作品《德国文坛》（1774）为人所称道。 

克洛普施托克的诗歌洋溢着那个时代罕见的激情。在德语表现诗情画意的能力还未得到承认的时代，克洛普施托克的诗歌表明了德语在诗歌表现力上的发展前景。德意志启蒙运动对欧洲文化生活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使德语成为一种文学语言，而克洛普施托克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早期作用。

克洛普施托克虽然对文学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但他太过保守，不赞同康德、歌德和席勒领导的哲学和文学运动。他反对普鲁士的排特烈大帝拥护的强调理性、反对基督教的法国启蒙运动。然而，他欢迎法国革命，因为它预示着把德国从小诸侯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克洛普施托克多样化的个性充分展示出德国启蒙运动的复杂性和张力。

克莱斯特（Kleist，Heinrichvon）

1777—1811，启蒙运动晚期德国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贝尔恩德·亨利希·威廉·冯·克莱斯特出身于一个普鲁士家庭，1792—1799年间，他遵循家族传统以军官身份进入普鲁土军队服役。他不愿再继续军旅生涯，转而研究自然科学、哲学和戏剧作品。 

在德累斯顿，克莱斯特尝试从事新闻业，创办了一份名为《太阳神》（1808）的短命杂志。拿破仑战争期间，他成为小册子作者，批评拿破仑。他经历过欧洲的动荡年代，因而反对过分的理性主义。1810至1811年，他编辑《柏林晚报》并亲自撰稿。报纸批评普鲁士首相、哈登伯格亲王的改革政策，结果哈登伯格于1811年查封了报社。在贫困和沮丧的重压下，克莱斯特和恋人亨里埃特·福格尔相约自杀。1811年，两人自杀身亡。 

克莱斯特在学生时代曾研究过康德哲学，日后却深信人类不可能确知任何事物。这一信念使他被视为晚期启蒙运动的成员，在这个时期，人们抛弃了对理性力量的信奉，转而依赖主观、直觉和有关世界的不确定的知识。克萊斯特的这种观点以及对拿破仑的否定性评价，使他明显倾向于标志启蒙时代结束的浪漫主义。

克莱斯特的剧作包括《海尔布隆的小凯蒂》（1810）、《汉堡王子弗里德里希》（1810）、《赫尔曼战役》（1810）、《破瓮记》（1812）。他还写过小说，其中最重要的是《米歇尔·科尔豪斯》和（O地的侯爵夫人》，这两篇小说与其他六部作品一道结成《短篇小说集》（1810—1811）。 

泰勒曼（Telemann，Georg，Philipp）

1681—1767，德国作曲家。泰勒曼极大地促进了音乐华丽风格的发展，被同时代人视为杰出的德国作曲家。泰勒曼出身于一个神职世家。他的父亲是新教牧师，希望他能够子承父业。历史形成的家族传统不允许年轻的泰勒曼学习音乐。他先后在马格德堡的老城高级中学和多姆舒莱中学上学。

1693年秋到1694年初，守寡的母亲把泰勒曼送到策勒费尔德的学校，希望环境的改变能进一步打消他对音乐的喜爱。然而，与泰勒曼同住在策勒费尔德的卡斯珀·卡尔福尔准许泰勒曼钻研音乐理论以及数学与音乐的关系，从而使泰勒曼有机会发展对音乐的爱好。策勒费尔德的四年学习毕业后，他进入希尔德斯海姆的大学预科学校。泰勒曼在希尔德斯海姆求学期间创作歌曲，游历汉诺威和布伦瑞克，开始了解法国器乐和意大利歌剧。

泰勒曼在莱比锡大学完成了正规教育。他打算学习法律，很快就参加了学生的音乐活动，于1702年组织了一个音乐协会。同年，泰勒曼成为莱比锡歌剧院的音乐监督，着手为圣托马斯教堂每月两次的演出创作清唱曲。1705年，泰勒曼离开莱比锡前往下卢萨蒂亚的索劳（现在波兰境内），担任普罗姆尼茨伯爵埃德曼二世的宫廷乐队指挥。1708年末，泰勒曼被任命为爱森纳赫宫廷音乐演出的总监。他在爱森纳赫必定认识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因为后来巴赫请他当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的教父。 

教父要对教子负起某些财政及精神上的责任，所以人们总是请有地位的人当教父。J.S.巴赫请年轻的泰勒曼当孩子的教父。这件事表明，巴赫在世时，这两位杰出的音乐家中更有势力、更为成功的是泰勒曼而非巴赫。 

1712年，泰勒曼受邀担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的音乐总监。1721年，他应邀担任汉堡市五座主要教堂的音乐总监。1722年，泰勒曼担任汉堡歌剧院总监。此后他一直待在汉堡，只是为了到巴黎开音乐会，才在1737—1738年间离开过几个月。1767年，泰勒曼在汉堡去世。汉堡歌剧院总监之职由教子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接任。 

泰勒曼是18世纪最多产的德国作曲家之一。按照18世纪的通行做法，他担任的各种职务要求他必须定期创作出声乐清唱曲和器乐作品。泰勒曼对面向公众的音乐会尤其感兴趣。早在莱比锡求学时，他就组织音乐协会定期公开演出。在法兰克福时，他依然举办各种公开演出活动，为弗劳恩施泰因协会每周一次的音乐会创作室内乐、管弦乐和清唱剧。在汉堡，泰勒曼主持的音乐会和歌剧演出都演奏他本人的作品。除了这些正式演出活动外，泰勒曼还创作了大量公开出版的作品，受过训练的业余爱好者也能演奏这些作品。泰勒曼有意识地极力避免巴罗克时代的那种结构复杂的“学术音乐”。他的音乐体现出18世纪初华丽风格的特征，作品大多旋律简洁、结构与和声部清晰可辨。

除了作曲，泰勒曼还热衷于研究音乐理论，他系统地发表了旨在使业余爱好者掌握实际演奏和作曲技巧的论著。这些论著包括《奏鸣曲技巧》、《新音乐体系》以及《歌唱、演奏与数字低音》。

泰勒曼的作品目录包括大约40部歌剧、12部完整的清唱曲组曲（数量超过3000首）、44首耶稣受难曲、大量的清唱剧以及数以百计的管弦乐和室内乐作品。他的歌剧乐谱大多都已佚失。他创作的众多作品中还有宴会音乐、科莱里风格的奏鸣曲和12首幻想曲。

参见数学与力学

亨德尔（Handel，George Frederick）

1685—1759，德国籍作曲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英格兰工作。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1715年前，他的名字一直拼写为GeorgFriedichHandel）生于萨克森的哈雷，父亲是外科医生，外祖父是路德宗牧师。小亨德尔的音乐天赋受到家庭的培养，他学习键盘乐器、小提琴、双簧管的演奏，还有机会聆听各种音乐演出。亨德尔11岁时失去了父亲，但他的教育已经做好了安排，因而得以进入哈雷大学学习。亨德尔学习法律，闲暇时在哈雷的归正（加尔文宗）天主教堂弹奏管风琴以贴补费用。在哈雷大学仅一年后，亨德尔就前往有更多音乐机会的汉堡。亨德尔加入汉堡歌剧院乐队，担任小提琴手，很快又担任羽管键琴手。1705—1706年，他创作并上演了四部歌剧：《阿尔米拉》、《尼禄》、《弗洛琳达》和《达芙妮》。除了《阿尔米拉》之外，其他三部乐谱都佚失了。 

在汉堡，亨德尔结识了托斯卡纳大公的继承人美第奇家族的费尔南多，后者邀请这位有天赋的年轻作曲家访问佛罗伦萨。盛情难却之下，亨德尔前往意大利做了一次大旅行，游历了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威尼斯以及罗马。在意大利的这些年里（1707—1710），亨德尔创作的许多作品以动人的和声和美妙的音色而著称。他的歌剧《罗德里格》和《阿格里皮娜》获得巨大成功，清唱剧《耶稣的复活》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像，J.班克尔根据C.雅各的作品所作  

亨德尔是晚期巴罗克音乐的大师之一，他定居英格兰，极受欢迎。美国图片档案馆供图。

1710年，在朋友阿格斯迪诺·斯特凡尼的帮助下，亨德尔担任汉诺威选帝侯宫廷的音乐总监。1710—1716年间，亨德尔一直都在名义上担任此职，虽然大部分时间他在英格兰生活和工作。随后几年，他数次造访欧洲大陆国家，英格兰却成为他永久的家。1715年，亨德尔正式把德文姓氏Händel改成英文的Handel。 

从一开始，亨德尔就广受英国观众的欢迎。早在1711年，他的歌剧《里纳尔多》就在伦敦上演，获得了极大成功。1713年，他创作了庆祝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乌特勒支和约》签订的曲目，受到安妮女王的青睐。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亨德尔的雇主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路易继承了英国王位，成为国王乔治一世。此后，亨德尔即使在英格兰也能履行在汉诺威宫廷的职责。 

1718年，亨德尔正式成为钱多斯公爵的音乐总监。1726年，他成为英公民，这一举动使他获得了皇家礼拜堂作曲家之职。1720—1728年，亨德尔一直担任皇家音乐学院的院长。在这段时间里，音乐学院上演的歌剧大多是亨德尔的作品。1741年以前，亨德尔一直创作意大利歌剧。1741年后，伦敦已不时兴歌剧，亨德尔转而创作清唱剧，偶尔也创作器乐曲。 

亨德尔的主要清唱剧有《亚历山大的宴会》（1736）、《弥赛亚》（1741）、《参孙》（1741）、《伯沙撒》（1745）、《耶弗他》（1751）。他还创作了广受欢迎的《水上音乐》（1717）和《皇家烟火音乐》（1749），后者是为沃尔斯豪花园举办的一个庆祝西里西业战争结束的大型公共展览而作。 

1751年，亨德尔双目失明。一个外科医生为他做了手术，症状有所缓解，但是这种状况阻碍了亨德尔的咅乐创作。1759年，亨德尔去世，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有3000人参加葬礼。

亨德尔在英国是一个家喻户晓、备受爱戴的人物。他创作了伟大的清唱剧，使大型合唱曲成为英国音乐的一个重要传统。清唱剧的创作与当时英国人的思想潮流相吻合，也抨击了18世纪下半叶英格兰特有的道德松弛。清唱剧也与慈善事业有联系，亨德尔为伦敦育嬰堂医院创作的《弥赛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清唱剧与慈善事业的关系。亨德尔是改变了音乐界的18世纪伟大先驱之一，他扩大了音乐的受众群体和支持渠道，使音乐从贵族和王室的小圈子走向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众。 

巴赫（Bach，Johann Sebastian）

1685—1750）德国巴罗克作曲家，管风琴家、羽管键琴演奏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出身于音乐世家，这个家族禀承“手艺人行会”的优良传统，孕育出多位称职而著名的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是音乐家约翰·安布罗西乌斯·巴赫与伊丽莎白·莱默希特的幼子。他10岁那年，父母先后亡故。他与哥哥约翰·稚各布·巴赫由新婚不久的长兄约翰·克里斯托弗·巴赫抚养。他先后在爱森纳赫高中和奥尔德卢夫学院就读。他成绩优异，有出色的章声高音，常在学校和教会的唱诗班唱歌。 

1700年，15岁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开始自谋生路。凭借学校音乐教师的推荐，他在吕纳堡的梅滕许勒教堂唱诗班谋得一个位置。巴赫学习管风琴和小提琴演奏。他前往汉堡聆听管风琴家约翰·亚当·赖因肯的演奏，还去克勒参加克勒公爵主办的深受法国音乐影响的宫廷管弦乐队的音乐会。巴赫成人后的首份工作是担任魏玛公爵外甥的管弦乐队的小提琴手。他任职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于1703年担任了阿恩施塔特的博尼法斯教堂的管风琴师。 

1705年10月，巴赫获准短期前往吕贝克，聆听管风琴弹奏家迪特里希·布克斯特胡德的演奏。巴赫被这位伟大的管风琴大师的魅力所折服，竟在吕贝克待了四个月的时间。当他返回阿恩施塔特时，他受到市镇教会法庭的严厉申斥，因为如此长时间的缺席违反了阿恩施塔特的法律。教会法庭还抱怨巴赫所采用的崭新作曲技巧，他们认为他的声乐作品对于会众来说太艰深了。 

1707年，巴赫得到了一个更为体面的职位，担任帝国自由市米尔豪森的管风琴师。他在米尔豪森只工作了一年时间。该城的路德宗与虔敬派教徒发生了一场神学争论，其中牵涉到巴赫的作品。虔敬派反对在礼拜活动中使用精美的音乐，巴赫认为这遏制了自己的创造力。在这一时期，他娶母系一支的表妹玛丽亚·巴尔巴拉·巴赫为妻。

1708年，他到魏玛担任宫廷管风琴师和室内乐手，1717年，他迁居科滕，担任安哈尔特-科滕亲王管弦乐队的指挥。1720年，玛丽亚·巴尔巴拉突然去世。1721年12月，巴赫娶了第二个妻子安娜·玛格达勒娜·维尔肯。1723年，他任职于莱比锡的圣托马斯学校，便离开了科滕。他之所以离开科滕，部分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正规的路德宗教育，而科滕城信奉的是路德宗。

巴赫在莱比锡圣托马斯学校担任音乐教师（合唱指挥家）。他为这座城市的各所教堂创作和演出作品。圣托马斯学校负责为这些教堂提供唱诗班和乐曲。1749年，巴赫的眼睛几近失明。英国眼科医生谢瓦利尔·约翰·泰勒——后来成为国乇乔治三世的眼科医生——试图治疗巴赫的眼疾，但没有成功。1750年7月，巴赫死于中风引起的并发症。他被葬在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墓地紧挨着德国著名诗人克里斯蒂安·菲希特戈特·格勒特的墓地。 

关于巴赫的个人生活，我们所知不多。他有12个孩子，其中四位是著名的音乐家：威廉·弗里德曼·巴赫、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巴赫、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从有关巴赫的记载和教会法庭的卷宗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趣、俭朴、特立独行的人。约翰·塞巴斯蒂安不止一次被召到城市教会法庭解释自己的行为。1717年11月，他被监禁了一个月，原因是他在请求辞去魏玛的职位时举止缺乏应有的尊敬。巴赫是虔诚的路德宗教徒，把音乐事业看作是侍奉上帝的天职。 

在他的有生之年，巴赫就已经以杰出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即席演奏家而闻名全德。然而，在宫廷和他所居住的城镇之外，他的作品并不为人所知。巴赫音乐的流行始于约翰·尼古拉斯·福克尔所写的一部巴赫传记（1802），巴赫在哥廷根时曾拜访过福克尔。福克尔把自己的著作题献给奥地利政治家和音乐赞助人戈特弗里德·范·施维膝。在柏林，柏林合唱协会的创始人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着手传播巴赫的音乐。策尔特使成年的歌德认识到巴赫作品的价值。最后，1829年，费利克斯·门德尔松（1809—1847）在柏林合唱协会指挥了《马太受难曲》的演出。1830年，这部作品正式出版。这些事件表明巴赫开始成为一位受欢迎的音乐人物。1850年，巴赫协会成立，开始系统出版这位大师所有已知的作品。巴赫协会出版的这些乐谱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权威版本，直到1954年才被音乐出版商巴伦布雷特推出新版巴赫作品集所取代。时至今日，巴赫协会仍在出版巴赫作品。 

巴赫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其作品代表着复调音乐的最高成就。他的作品几乎完全是巴罗克风格的创作手法，这一风格在他在世时就已经开始过时了。然而，他的某些作品，尤其是有意识地模仿同时期法国或意大利风格的作品，其灵感来自洛可可风格。总而言之，巴赫的音乐精湛地融合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不同民族风格。他的复调音乐以华美的主旋律而著称。 

从巴赫庞大的作品目录中可以看出，他的声乐作品大多是宗教音乐，其中包括五部完整的声乐康塔塔，其中一部是为礼拜日而作。其他重要的宗教作品有：《b小调弥撒曲》（为申请宫廷作曲家一职而献给萨克森和波兰的奥古斯特三世）、《马太受难曲》（受范·施维滕委托而作）、《约翰受难曲》、《圣母颂歌》和《圣诞清唱剧》。巴赫为教堂礼拜创作了大量管风琴乐曲。这些作品包括出色的合唱前奏曲、精美的管风琴前奏曲、赋格曲、狂想曲和帕萨卡利亚舞曲。在科滕及后来的岁月中，巴赫接受私人委托创作出杰出的世俗音乐作品。科滕时期的作品有：《勃兰登堡协奏曲》（为勃兰登堡的马格雷夫·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而作）、长笛奏鸣曲、管弦乐组曲、为键盘乐器而作的半音幻想曲和赋格曲、为羽管键琴而作的英国组曲和法国组曲、《平均律钢琴曲集》的第一部（为儿子威廉·弗里德曼·巴赫而作）、二声部与三声部创意曲、几部为小提琴或羽管键琴而作的协奏曲、为小提琴而作的六部变奏曲、为大提琴而作的一流的无伴奏组曲。1747年，按照腓特烈大帝所定的主题，巴赫撰写了令人愉悦的《音乐的奉献》。巴赫也为婚礼、加冕礼或葬礼等特定的正式场合创作世俗的康塔塔。最著名的是两部婚礼康塔塔《农夫康塔塔》和《咖啡康塔塔》，前者使用地道的低地德语歌词，后者嘲弄了同时代人对咖啡这一新药物的杞人之忧。

J.S.巴赫是欧洲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和表演家之一。他的作品时常上演，深得人们的喜爱，并且可以改编成多种不同的演绎风格。 

《勃兰登堡协奏曲》（Brandenburg Concerfos）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六首管弦乐队伴奏独奏组曲。1721年，巴赫将《勃兰登堡协奏曲》题献并呈交勃兰登堡大公马格雷夫·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希望能够得到后者的庇护。现代学者认为，这些协奏曲实际上是巴赫在魏玛和科滕时期所作。

《勃兰登堡协奏曲》是18世纪音乐风格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部作品完全用巴罗克风格写成，但脱离了标准的协奏曲曲式（一首乐曲由一种独奏乐器演奏，辅以管弦乐队伴奏），而是使用两种或更多的独奏乐器，整个管弦乐队则在不同的乐段切人。这部作品的演奏需要有很高的专业水平、演绎技巧和诠释手法。在5号协奏曲中，巴赫第一次使用横笛取代传统的八孔直笛。这首协奏曲以长笛和羽管键琴作为独奏乐器，标志着羽管键琴协奏曲开始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3号协奏曲具有不同寻常的三段式对称结构，显示出巴赫对复杂而又均衡的结构的偏爱。从整体上看，各首协奏曲融合了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音乐风格。 

参见巴罗克风格

《b小调弥撒曲》（Mass in B Minor）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管弦乐队伴奏的大型合唱曲。这部作品是巴赫大型宗教合唱曲中的杰作。整个《弥撒曲》部分仿效传统拉丁语天主教弥撒的主要步骤，《信经》和《悔罪经》两乐段则把格利高里圣歌作为旋律的基础。

实际上，《b小调弥撒曲》的各个不同部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分别创作出来的。1724年，巴赫在莱比锡首先完成了一个完整的部分《圣哉经》。1733年，他完成了《求主怜悯颂》和《荣耀颂》两个乐段，把它们献给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巴赫随乐谱附上了申请宫廷职位的信函。《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乐段是巴赫根据自己早先在科滕那几年（1717—1723）写的一首康塔塔改写而成。人们对于其他乐段的创作时间所知甚少，据推测，我们如今所见到的各个版本都是改编自早期手稿，但这些手稿后来佚失。1747到1749年间的某个时刻，巴赫完成了弥撒曲的最终版本。 

《b小调弥撒曲》并不是为教堂礼拜仪式而写的。确切地说，它是为公共音乐会的演奏而创作的作品。我们并不知道巴赫本人是否完整地听过这部乐曲的演奏。除了对位法和极为成熟的匀称结构之外，这部作品还体现出明显的巴罗克音乐风格的特点。例如，象征性的旋律成为一些乐段结构的基础，决定了是否需要重复乐谱中的某一特定乐段。《信经》乐段是巴赫运用对称性的突出范例。乐曲的其他部分展现出巴赫驾驭巴罗克音乐调式的娴熟技巧。例如，整个《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乐段始终保持e小调，只是在最后四个小节才变至G大调的结束和弦。借助这种手法，巴赫使听众感受到《第三日复活》乐段最初儿个音符之后迸发出来的欢乐情感。乐曲的基调使听众的情感从钉十字架的悲观绝望转到一份希望，这种希望又预示着听到耶稣复活消息传来时的欢乐。简而言之，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突出表明了巴罗克时代匀称的音乐结构所蕴涵的戏剧性力量。 

《马太受难曲》（Saint Matthew Passion）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气势磅礴的合唱作品。皮坎德（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亨利希的笔名）根据《新约》《马太福音》里的素材创作了歌词，并按照当时的常规加以编排。1729年4月15日（耶穌受难日），《马太受难曲》首演于莱比锡的托马斯教堂，如今，这部作品已公认是一部杰作，标志着巴罗克风格音乐中清唱剧受难曲的巅峰，但当时莱比锡居民对它评价很低。他们更喜欢戈特弗里德·弗罗伯的耶辣受难曲，就在《马太受难曲》演出的同时，弗罗伯的作品在新教堂公演。 

《马太受难曲》是一部著名的巴罗克清唱剧作品，展示了巴罗克式的音画（借助声音描绘形象）和数字象征手法（作品结构依赖于有象征意义的数字，比如数字3）。它还深受晚期巴罗克音乐“情感”理论的影响。演出这部作曲需要两支唱诗队和管弦乐队，外加上一台管风琴和一台羽管键琴。两支合唱队扮演对话的双方，一支合唱队代表耶稣、“天国的女儿”（—个最受欢迎的巴罗克式角色）和《福音书》的作者，另一支合唱队代表信徒。两支合唱队的齐唱象征着彼拉多审判耶稣时面对的愤怒人群。两支合唱分列教堂的两侧，突出了这部作品歌词的对话性质，也使听众处于演出的中心，营造出全方位环绕的声音效果。这部作品是传达宗教启示的巴罗克戏剧风格的杰出典范。 

巴赫（Bach，Wilhelm Friedemann）

1710—1784，以“哈雷巴赫”闻名的德国管风琴家、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与第一个妻子玛丽亚·芭芭拉的长子。威廉·弗里德曼·巴赫从父亲那里接受了最初的音乐教育，老巴赫为他创作了《为威廉·弗里德曼·巴赫而作的钢琴小曲集》、《二声部与三声部创意曲》和《平均律钢琴曲集》。小巴赫就读于科滕的路德宗学校，他父亲到莱比锡的托马斯学校（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合唱指挥）后，他随之转入圣托马斯学校。1729年，威廉·弗里德曼·巴赫进人莱比锡大学，他研修了数学、哲学和法律课程，同时继续学习音乐。在大学求学时，他在哈雷结识了亨德尔（1729年）。 

1733年，威廉·弗里德曼·巴赫成为德累斯顿的索菲亚教堂的管风琴师。在履行演奏任务之余，他有充裕的时间从事作曲和教学，并继续学习数学。巴赫成为德累斯顿音乐界的名人。然而，他想得到更高的薪水，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并希望在新教教堂而不是天主教教堂任职。结果，1746年，他在虔敬派控制的哈雷谋得一个职位。这份工作要求巴赫担负更多的职责。他既是管风琴师，乂是唱诗班的伴唱指挥。在哈雷时期，巴赫贏得了德国最杰出的管风琴家的声望。 

在哈雷时，W.F.巴赫与启蒙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建立起联系。沃尔夫的思想以及他与柏林的联系对巴赫影响很大。他逐渐对哈雷的乏味氛围感到不满，与雇主哈雷城政务会的关系也日益紧张。在哈雷城政务会看来，巴赫越来越不负责任了。 

1770年，W.F.巴赫辞去了职务，在卖掉妻子的一些财产后，举家迁往不伦瑞克。尽管他未能找到一份固定工作，但通过举行独奏会、应接作曲委托、出售父亲的手稿等方式维持全家的生计。1774年，他迁往柏林，开始过一种自由艺术家的生活，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然而，1784年巴赫去世后，他的妻子和女儿陷人了贫穷之中。她们因亨德尔在柏林演出《弥赛亚》获得了一小笔捐赠。 

W.F.巴赫最重要的作品是为两台无伴奏羽管键琴而作的协奏曲以及《F大调器乐曲》。这两部作品均表现出他的音乐风格摇摆于父亲的巴罗克风格与新兴的情感风格之间的特点。W.F.巴赫未能真正地综合这两种风格，也没有放弃老派的巴罗克风格。他的作品还包括大量为键盘乐器而作的独奏奏鸣曲、为小组乐器而作的室内乐、宗教清唱剧、为羽管键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协奏曲以及一些管弦乐奏鸣曲。马丁·法尔克整理出版了W.F.巴赫的主要音乐作品目录。 

巴赫（Bach，Carl Philipp Emanuel）

1714—1788，德国作曲家、羽管键琴和古钢琴演奏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S.巴赫）与第一位妻子玛丽亚·芭芭拉·巴赫的次子。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是威廉·弗里德曼·巴赫（W.F.巴赫）的亲弟弟，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J.C.巴赫）和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巴赫的同父异母兄长。他有两位教父，其中一位是泰勒曼。 

C.R.E.巴赫在莱比锡的托马斯学校接受初等教育。他进入普鲁士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法律，1735年获得法学学位。C.P.E.巴赫幼年时期就表现出音乐天才。他的父亲教他作曲，他在托马斯学校求学期间就已经完成了几部作品。进入大学后，他继续从事音乐活动。 

J.S.巴赫究竟打算让儿子从事法律还是进入普鲁士官僚机构，历史学家对此尚有争议。最终是音乐赢得了这场争论。1740年，C.R.E.巴赫受命担任腓特烈大帝宫廷管弦乐队的羽管键琴演奏家。腓特烈大帝是一个着迷的业余长笛手，每周举办三场宫廷音乐会。腓特烈亲自选定曲目，并常常自任长笛独奏。 

C.P.E.巴赫起初对自己的职位很满意，但最终发现陪伴腓特烈大帝的差事苦不堪言，尤其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即使在演奏方面，腓特烈大帝也要求音乐家惟命是从。巴赫着手寻求一个新的职位。但离职必须获得腓特烈大帝的首肯，而腓特烈不愿意让这样一位杰出的音乐家离开自己的乐队。最后，1767年6月，当泰勒曼的去世空出了汉堡的一个重要职位时，腓特烈大帝发了慈悲，准许C.P.E.巴赫离开宫廷。 

C.P.E.巴赫接替了泰勒曼的职位，此后他一直在汉堡工作。他去世后，留下他的妻子约翰娜·玛丽·丹内曼和一双儿女（儿子死于1789年在汉堡期间，巴赫承担起照顾同父异母弟弟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之责。在他们的父亲，J.S.巴赫于1750年去世后C.P.E.巴赫一直教弟弟学习音乐，为弟弟提供生活必需品。 

C.P.E.巴赫的作品突出表明他是，J.S.巴赫的巴罗克风格与海顿成熟的古典风格之间承上启下的一代。这种过渡的德国音乐风格有时被称作情感风格。一些音乐学者把这种风格比作标志着德国文学向浪漫主义过渡的狂飙突进运动。其他一些音乐学者认为这种风格不同于狂飙突进，把它归入法国和意大利的华丽风格。 

直到他不再为腓特烈大帝效力后，C.P.E.巴赫作品的独特思想性才充分展现出来。腓特烈的音乐爱好相当守旧（他尤其喜欢约翰·约阿希姆·匡茨和格劳恩兄弟华丽风格的作品）。巴赫的作品不得不满足腓特烈的这种爱好，但已经显现出成熟的情感风格的雏形。 

C.P.E.巴赫早期的情感风格作品使用单旋律，乐曲线谱只有一行是旋律，其他几行是从属的伴奏。相反，在他父亲的对位法作品中，多行乐谱同等重要。他的作品展现了细腻的情感和形式，间时代人通常把这些特征与自然联系在起。他在一首乐曲或一个乐章中探索多种情感，从而打破了巴罗克风格的传统手法。 

C.P.E.巴赫的早期作品极为适合在沙龙或私人房间等环境中演奏。它们尤其利用了古钢琴、古大提琴、单键和双键长笛恬静的音色和音乐表现力。他的著名作品包括为古钢琴或其他键盘乐器而作的六首普鲁士奏鸣曲、六首符滕堡奏鸣曲、数首为长笛而作的协奏曲、为小提琴和键盘乐器而作的奏鸣曲以及为大提琴和键盘乐器而作的奏鸣曲。 

C.P.E.巴赫的成熟作品完成于相对自由的汉堡，这些作品将情感风格发挥到极致。它们运用鲜明的力度对比、惊人的和声以及突然的静音乐段来突出不同的情感状态。在他的晚期作品中，最著名的当属受奥地利大臣戈特弗里德·范·施维滕委托而作的六首弦乐序曲。由沃特肯编纂的C.P.E.巴赫作品全集列出了700多首单件作品。 

除了作曲外，C.P.E.巴赫还著有两本重要的教学用书：《键盘乐器艺术的真谛》（1753—1762）和《通奏低音入门》。前一部著作首次系统探讨键盘乐器技巧和装饰音处理。莫扎特和海顿都承认受益于这本手册。时至今日，它成为对18世纪错综复杂的演奏技巧感兴趣的音乐家的主要资料来源。 

巴赫（Bach，Johann Christian）

1735—1782，有“伦敦巴赫”之称的德国音乐家、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S.巴赫）与第二个妻子安娜·玛格达勒娜·巴赫的幼子。关于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J.C.巴赫）的早年教育，我们所知甚少。他的几位哥哥都就读于莱比锡的圣托马斯学校，但找不到杰出的巴赫家族这位最年轻的成员到过那所学校的记录。1750年，他父亲去世，这使他没有上成大学。他前往柏林，与两个同父异母兄威廉·弗里德曼·巴赫和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共同生活，并在后者的辅导下继续学习音乐。 

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J.C.巴赫曾游历意大利半岛，既为谋职，也继续接受音乐教育。在米兰，他得到阿戈斯蒂诺·利塔伯爵的庇护，得以跟随著名的乔瓦尼·巴蒂斯塔·马丁尼（帕德瑞·马丁尼）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在这一时期，年轻的巴赫放弃了原来的路德宗，皈依罗马天主教，潜心创作教会音乐。 

1760年，在利塔伯爵的不断支持下，巴赫谋得了令人羡慕的一个职位，担任米兰大教堂的管风琴师。但他的艺术兴趣已使他放弃了宗教音乐，转而创作世俗的歌剧作品。因此，1762年有机会前往英格兰任职时，巴赫立即接受了邀请。他在伦敦国王剧院上演的歌剧作品广受好评。这些作品的成功使他得以被任命为王后夏洛特及其子女的音乐教师。此后，巴赫做了20年的作曲家、演奏家、教师和乐队指挥。他46岁时去世，葬在伦敦的圣·潘克拉斯教堂。

在音乐史上，18世纪中叶是一个重要的躁动和转变时期。要证明这种说法，最简洁的说明莫过于这样个场景：伟大的巴罗克艺术大师J.S.巴赫的儿子J.C.巴赫，在向未来的古典主义大师莫扎特传授交响曲创作艺术。J.C.巴赫的作品极为鲜明地表现出18世纪音乐发展的大多数主要特征。他的音乐典雅、风趣，淳朴可亲的旋律与流行的意大利华丽风格极为相似。这些作品不但本身清新悦耳，而且在巴罗克音乐与古典主义音乐之间架起了一座重要的桥梁。 

J.C.巴赫创作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声乐和器乐作品。它们包括歌剧、歌曲、弥撒曲、康塔塔、交响乐和室内乐。他对后世音乐发展最重要的贡献当属交响曲。当时，交响曲式刚刚出现，还处于萌芽阶段，巴赫扩展了这种曲式的发展前景。他檀长解决这种曲式存在的结构难题。单簧管和钢琴等新乐器激发了他的创造力，他逐渐成为配乐法大师。 

J.C.巴赫工作勤勉，既是作曲家，又担任乐队指挥。在整个18世纪，音乐已经开始普及，音乐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音乐风格的简化增强了音乐的吸引力，随着音乐演出方式和赞助方式发生变化，平民大众也有机会出席音乐会。宫廷、教堂和沙龙依然举办音乐会，但户外花园和音乐厅的公共演出则更为频繁。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任何人只要付极少的一点费用就能观看演出。这样的公共音乐会使音乐事业摆脱了与教会或贵族的限制严格的关系，有助于打破贵族对演奏家和作曲家提供赞助的旧有体制。到18世纪末，作曲家尽管生活艰难，却已无需仰仗传统的赞助也可以维持生计。J.C.巴赫并未以这种方式生活，但他与阿贝尔在伦敦举办了极为成功的系列联票公共音乐会，对旧体制的转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参见巴罗克风格、古典主义、钢琴、交响乐团

阿贝尔（Abel，Karl Friedrich）

1723—1787，德国古大提琴演奏家、作曲家、乐队指挥。阿贝尔生于科滕，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S.巴赫）一家在阿贝尔出生的那一年迁离这座城市。阿贝尔家族是音乐世家。J.S.巴赫是阿贝尔姐姐的教父。据说阿贝尔曾在莱比锡的圣托马斯学校跟随J.S.巴赫学艺，但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1748年，阿贝尔在德累斯顿宫廷管弦乐队谋得了一个职位。 

1759年，阿贝尔迁到伦敦，被视为古大提琴演奏大师而大受好评。1762年，J.C.巴赫到达伦敦后，两人往在同一住所里。1763年，他们举办每周一次的预售联票音乐会，由杰出的音乐家演奏他们创作的曲目。这种系列音乐会极受欢迎，一直持续到1782年巴赫去世。 

J.C.巴赫死后，阿贝尔继续组织系列音乐会，但效果并不理想。1783年，他返回德国，1785年再度回到伦敦。他参加了“专业音乐会”，这是开始于1785年的系列音乐会。阿贝尔一直坚持演出，直到1787年死于酒精引发的疾病。 

18世纪伦敦的音乐编年史家查尔斯·伯尼称赞J.C.巴赫和阿贝尔通过展示欢快的新古典主义风格音乐，改变了英国人的音乐品位。在他们举办系列音乐会之前，英国观众更喜欢亨德尔、弗朗西斯科·格扎维罗·杰米尼亚尼（1687—1762）和阿尔坎杰洛·科雷利（1653—1713）的巴罗克风格的作品。 

阿贝尔是最后一位古大提琴艺术大师，此后，大提琴在室内乐和管弦乐演奏中取代了古大提琴。阿贝尔的作品受到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这些作品包括交响乐、三重奏、四重奏、协奏曲和奏鸣曲，其中大部分在他生前都已发表。他最有趣的作品是为古大提琴而作的奏鸣曲。阿贝尔的朋友、画家庚斯博罗曾为阿贝尔画过两幅肖像。 

贝多芬（Beethoven，Ludwigvan）

1770—1827，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家族素有为科隆选帝侯的波恩宫廷效力、提供音乐服务的传统，贝多芬不仅延续、而且集中体现了这一传统。他从父亲那里接受了音乐教育，11岁时为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内弗担任宫廷的助理管风琴师。内弗赏识这个孩子的天赋，将他收人门下，鼓励他前往波恩之外的地方寻求发展。 

1787年，贝多芬游览了哈布斯堡帝国的音乐之都维也纳。他大概结识了莫扎特，可能还听过莫扎特的几堂课。

返回波恩后，贝多芬作为一家之长，领到了更多的薪金。他的母亲死于1787年，父亲嗓子坏了以后，酗酒的恶习日益严重。在波恩的最后几年，贝多芬在宫廷管弦乐队演奏中提琴。他周旋于开明的波恩上流社会，获得某些贵族家族的有力支持。

1792年，贝多芬从科隆选帝侯那里领取到一笔津贴，前往维也纳跟随海顿学习钢琴和作曲。海顿很看重贝多芬，但两人似乎关系紧张。海顿离开维也纳到伦敦后，贝多芬曾先后师从约翰·申克、约翰·格奥尔格·阿尔布雷希布格尔和安东尼奥·萨列里。

作为音乐史上承先启后的人物，贝多芬继承了海顿和莫扎特的完全成熟的古典主义音乐形式。他的早期创作体现出这种风格，之后逐步对这种风格加以改造，为浪漫主义奠定了基础。

与海顿和莫扎特不同，贝多芬作曲时并非一蹴而就，因此，他的作品数量远不及海顿和莫扎特。然而，他在欧洲音乐史上留下了最丰富、最重要的一笔遗产。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贝多芬始终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 

乌特奎恩编纂的贝多芬作品总目开列有9部交响曲、11首序曲、5部钢琴协奏曲、1部小提琴协奏曲、16首弦乐四重奏、9首钢琴三重奏、30首钢琴奏鸣曲、10首小提琴奏鸣曲、5首大提琴奏鸣曲。此外，他还创作了一部歌剧《菲黛里奥》、一部清唱剧、两首弥撒曲以及为室内乐写的大量乐曲。

音乐学者通常把贝多芬的创作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古典主义为标志的第一个时期（1802年之前），创造力处于巅峰状态的中期（1802至1815年），沉思与情感深厚的晚期（这一时期从1815年延续到他去世前）。在最后一个阶段，贝多芬不仅要尽力克服对法国革命后启蒙运动结局的失望情绪，也与身体疾病和耳聋相抗争。 

贝多芬最著名的作品大多创作于中期阶段，其中包括《第三交响曲》（英雄）和《第六交响曲》（田园），《拉祖莫夫斯基四重奏》（作品第59号）、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克罗采奏鸣曲》（作品第47号）、钢琴奏鸣曲《月光》、《悲怆》和《华尔斯坦奏鸣曲》、《莱奥诺拉序曲》。《第一交响曲》和为弦乐器和管乐器而作的《降E大调七重奏》（作品第20号）是第一时期的代表作。后一首作品极为流行，以至贝多芬都不喜欢它最后一个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当属著名的《第九交响曲》及其反传统的和声结构与席勒作词的合唱曲《欢乐颂》。这部作品最后一次激情洋溢地表达了贝多芬对人类博爱的信念。 

1824年5月7日，《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然而，耳聋的贝多芬此时已听不到台下座无虚席的观众发出的热烈掌声。直到一个独唱演员拉着他的胳膊让他转过身，他才转过身向观众致谢。

贝多芬最后一个时期的音乐个性突出，表现手法独特。在这一方面，它与激发德国狂飙突进作家的价值观完全一致。然而，日后几代作曲家更多地是从贝多芬的中期创作而非晚期作品中吸取营养。贝多芬的中期作品为浪漫主义留下了一种摆脱程式化的古典主义的方法，发展了和声结构和乐曲样式，把古典主义改造为一种新的风格。在贝多芬的推动下，音乐明确摆脱了启蒙运动的风格，走向一种我们如今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不确定的未来风格。

参见新古典主义

阿萨姆（Asam，Cosmas Damian）

1689—1739，德国洛可可画家，18世纪初最重要的德国壁画家。阿萨姆是埃吉德·克维林·何萨姆的哥哥。他的父亲汉斯·格奥尔格·阿萨姆是位画家，母亲是巴伐利亚宫廷画家尼古拉斯·普鲁格尔的女儿。阿萨姆最初与父亲一道工作，1707年开始独立承揽工程。1713年，他前往罗马，荣获了圣卢克学院的绘画奖。1714年，他到德国上巴拉丁地区工作。

德国南部、上莱茵地区、波希米亚、奥地利和西里西亚等地的许多天主教堂都是由阿萨姆装饰的。在现在德国的魏因加藤、魏尔藤堡和曼海姆，捷克共和国的布拉格（老城中的圣尼古拉教堂），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以及瑞士的艾因斯登等地，至今可以看到他的一些重要代表作。他最后的作品是内波穆克的圣约翰礼拜堂的装饰工程，这座礼拜堂位于慕尼黑，由他的弟弟设计建造。阿萨姆兄弟合作建造了这座礼拜堂以及其他许多工程。1739年，阿萨姆在慕尼黑去世。

阿萨姆（Asam，Egid Quirin）

1692—1750，德国洛可可画家、雕塑家、建筑师、粉饰师。他是画家汉斯，格奥尔格·阿萨姆之子，科斯马斯·达米安·阿萨姆之弟。这一家人住在慕尼黑与阿尔卑斯山丘陵地带之间的湖区。阿萨姆从父亲那里接受了最初的艺术教育。1711到1716年，他在慕尼黑师从巴伐利亚宫廷雕塑家安德烈亚斯·法伊斯滕贝格尔学艺。

阿萨姆与兄长科斯马斯·阿萨姆曾装修过巴伐利亚和康斯坦茨湖地区的各所教堂。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德国洛可可风格的最高水平。阿萨姆的主要作品是他在慕尼黑住所的内波穆克圣约翰礼拜堂以及在罗尔、魏尔藤堡及阿斯特霍芬的祭坛装饰。1750年，他死于曼海姆，当时他正在装修耶穌会教堂。

霍多维茨基（Chodowiecki，Daniel Niklaus）

1726—1801，波兰裔普鲁士画家、雕刻家。霍多维茨基生于波兰的但泽，从艺则是在普鲁士首都柏林。霍多维茨基少年时到柏林，为经商的叔父当学徒。他基本上是靠自学掌握了素描和油画技巧。1743年，他上过几次伯恩哈德·罗德的私人素描课。

霍多维茨基先是作为微图画家成名，尔后转向雕刻创作。到1758年，他已赢得了公众的认可。1764年，柏林艺术学院接纳他为院士，1790年，他成为学院的副院长，1797年，他接替罗德担任院长。

《柏林艺术学院日历》收录了霍多维茨基的系列微型画《耶稣基督的生平》，使他的作品得以面向更多的受众。之后，他成为流行书籍插图画家，为歌德、斯特恩、莎士比亚、莱辛和拉瓦特尔的作品绘制插图。他还创作了大量全面反映18世纪柏林生活的铜版画。他对日常生活的诙谐描绘可与贺加斯的作品相媲美。他的绘画作品包括描绘卡拉被处死场景的《卡拉向家人告别》和一幅班克斯的肖像。1801年，霍多维茨基死于柏林。

弗里德里希（Friedrich，Caspar David）

1774—1840，德国浪漫派画家。弗里德里希来自普鲁士控制的波美拉尼亚地区的格雷夫斯瓦尔德。他在波美拉尼亚的格雷夫斯瓦尔德大学跟随约翰·戈特弗雷德·奎施托普学习艺术，1794年到哥本哈根的皇家艺术学院继续深造。1798年，他离开哥本哈根，在柏林短暂停留后定居于德累斯顿。虽然他的居所在德累斯顿，但弗里德里希经常外出旅行，游历过哈尔茨山、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及巨人山脉。

德累斯顿城聚集了一批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拥护后来人们所说的浪漫主义运动。弗里德里希加入这个群体，结识了诺瓦利斯（弗里德里希·冯·哈登贝格）、约翰·路德维希·蒂克和克莱斯特。

弗里德里希性格颇为腼腆，喜欢独处，却为一些同时代人所赏识。正在魏玛工作的歌德发现了他的天赋，并在1805年因弗里德里希的一幅乌贼墨画向他颁发了奖金。1810年，柏林科学院选举弗里德里希为院士，德累斯顿科学院也于1816年接纳他为院士。1824年，德累斯顿科学院聘请弗里德里希为教授。1825年，弗里德里希患病，1835年的一次中风使他瘫痪在床，1840年去世。

弗里德里希的绘画和素描表明他是孟斯等德国新古典主义画家的18世纪写实主义与成熟的浪漫主义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弗里德里希著名的作品有《“希望”号残骸》、《雪中墓地》、《阿尔卑斯山风景》、《月下的两个男人》以及《草地小憩》等。

诺伊曼（Neumann，Balthasar）

1687—1753，德国建筑师，民用和军事工程师。诺伊曼是神圣罗马帝国晚期巴罗克、洛可可建筑的大师之一。诺伊曼在德国巴伐利亚的美因河地区设计的两幢建筑闻名全欧洲，维尔茨堡府邸、朗海姆的朝圣教堂“十四圣者教堂”独到地解决了空间问题。诺伊曼为维尔茨堡府邸设计了一座开放式中央楼梯，它通向饰有提埃波罗所绘宏伟壁画的巨大穹顶。十四圣者教堂是洛可可建筑的杰作。诺伊曼把大圣坛置于教堂的中央，上方的穹隆设计成交叉的拱顶，从而在视觉上营造出空间上的动感，使人感觉曲线趋于消失，四壁起伏不平。在晴朗的日子里，整个教堂内部阳光明媚，令极其华美的内部装饰黯然失色。诺伊曼的接班人J.J.M.屈歇尔设计的圣坛像一件精美的瓷器，是一座巨大而优美的建筑。 

诺伊曼生于波希米亚，当布商的父亲把诺伊曼送到当地的一家铸造厂当学徒。1709年，他已是熟练工人，开始了漂泊的岁月，1711年来到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独立教会领地的中心维尔茨堡。维尔茨堡有一家有名的铸造厂，诺伊曼想在那里找份工作。他的才能很快就显露出来，随后接受了民用和军事建筑的训练。1714年，诺伊曼任职于军队，担任维尔茨堡主教卫队的炮手。1716年，他成为水利专家，之后又担任维尔茨堡工兵部队的长官， 

在当时，申博恩（不要与“申布伦”混为一谈，后者是维也纳一座皇宮的名称）家族把持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几处重要的教会领地，包括维尔茨堡主教辖区、美因兹和特里尔的大主教-选帝侯领地、班贝格主教辖区。弗里德里希-卡尔·冯·申博恩不仅是班贝格、维尔茨堡主教，还兼任维也纳的帝国副首相，在长达15年（1729—1746）的时间里，他是诺伊曼最重要的资助人。诺伊曼设计的大部分重要建筑都是受申博恩家族委派设计的。诺伊曼为这个家族设计的建筑包括：维尔茨堡府邸（主教官邸）、维尔茨堡府邸内的礼拜堂、为施佩耶尔红衣主教申博恩设计的布吕赫扎尔府邸。诺伊曼本来要为女皇玛丽亚·特利莎及其丈夫弗朗茨一世皇帝在维也纳建造一座新皇宫，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后计划搁浅，诺伊曼为朗海姆修道院设计的十四圣者教堂名扬欧洲。诺伊曼设计的主要建筑还有格斯魏因施泰因的一座动人的朝圣教堂、维尔茨堡城外古老的要塞山丘上的圣母教堂、未完工的内勒斯海姆教堂。科隆大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待让诺伊曼重新设计了布吕尔夏宮的内部。

时至今日，诺伊曼被认为是德国巴罗克、洛可可建筑的重要改革者，与长久以来公认的大师菲舍尔·冯·埃尔拉赫和希尔德布兰特齐名。诺伊曼的儿子弗朗茨·伊格纳茨也是一个建筑师。

居维利埃（Cuvilliés，Françoisde，The Elder）

1695—1768，在德国工作的建筑师、室内装修师。居维利埃来自在埃诺地区，该地如今属于比利时的一部分。1720到1724年间，居维利埃在巴黎跟随雅克弗朗索瓦·布隆代尔学艺。居维利埃是一位洛可可风格的大师，这种法式风格引入南德意志地区，应主要归功于他。 

居维利埃的首个重要委托来自科降大主教克莱芒图·奥古斯都·冯·维特斯巴赫，他雇居维利埃重新设计在布吕尔的夏季行宮（始建于1782年）。居维利埃改造了整个宮殿，设计了附属违筑物，布吕尔宮的黄色房间显示出居维利埃驾驭法国洛可可风格的高超技巧。后来，布吕尔宫增加了由诺伊曼设计的中央楼梯。 

府邸剧院，慕尼黑

弗朗索瓦·徳·居维利埃设计，1751—1753年府邸剧院是洛可可风格建筑和内部装修的杰出代表。在18世纪的慕尼黑，它是戏剧和音乐演出的中心，德国马堡图片档案馆/纽约艺术资料馆供图。  

居维利埃还是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贝特·冯·维特斯巴赫的首席建筑师。居维利埃为卡尔-阿尔贝特设计了慕尼黑选帝侯府邸以及慕尼黑城外优美的阿马林堡狩猎小屋（1734—1739）。阿马林堡的明镜房间堪称巴伐利亚洛可可风格宫殿建筑的最高成就。慕尼黑的府邸剧院（1750—1753）和圣卡耶坦教堂的正面（1765—1768）成为居维利埃最后的代表作。弗朗索瓦·德·居维利埃有一个儿子，也叫（小）弗朗索瓦，是洛可可传统风格的建筑师。 

四、奥地利和匈牙利

哈布斯堡帝国（Hapsburg Empire）

18世纪主要的王朝国家之一;1685年最终击败了土耳其人以后，它成为18世纪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帝国的疆域主要在欧洲的中南部和东部，但也包括散布很广的其他属地。维也纳是帝国的王朝所在地，但是布达佩斯、布拉格、米兰和布鲁塞尔也是重要的权力中心。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支系依据继承权而统治哈布斯堡帝国的大部分领土。然而，在匈牙利他们是作为当选的国王或者女王进行统治。依据惯例，他们也是神圣罗马帝国当选的皇帝。 

区别开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很重要，它们不能互相替换;虽然它们的统治者可能碰巧是一个人，但是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政治实体。因此，它们的存在明显地体现了18世纪欧洲政治体系令人困惑的复杂性。

在18世纪初期，《乌特勒支和约》（1713）签订以后，哈布斯堡帝国或者哈布斯堡的领地还名副其实，其中包括奥地利；波希米亚（包括西里西亚）；匈牙利王国（包括克罗地亚、北塞尔维亚、特兰西瓦尼亚）；加里西亚的一些部分;瓦拉几亚;奥属尼德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西西里、米兰、托斯卡纳；面积虽小但是战略地位很重要的莱茵河公国的布赖斯高和松德高;撒丁王国。在18世纪的进程中，哈布斯堡永久地失去了一些领土诸如那不勒斯、塞尔维亚以及西里西亚的波希米亚岛。但是因为瓜分波兰，它也获得了一些领土。哈布斯堡以一种典型的王朝国家的形式，以不同的身份统治不同的领地。例如，他们在奥地利称为大公或者女大公，在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称为国王和女王。 

哈布斯堡领土的纷杂向统治者提出了许多挑战，他们决心强化权力，集中行政权，或者把启蒙运动的理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运用于实际的政府运作。但是，这正是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玛利亚·特利莎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开始取得成功的原因。哈布斯堡帝国转向一个军事官僚政治国家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玛利亚·特利莎统治下的中庸务实的阶段，该阶段确定了整个18世纪改革的基本框架;随后是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较为激进和意识形态气息较浓的阶段。

玛利亚·特利莎的大部分改革活动是出于她想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的愿望，旨在防止再出现诸如普鲁士吞并西里西亚所造成的屈辱。为了达到目标，她决定从各个领地的议会手中夺过税收控制权;改进军队的教育、训练和生活条件；由于军队需要壮男，她提高为军队提供基本兵源的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考尼茨亲王的建议下，她在国际事务中孤立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大帝。由此，哈布斯堡促发了1756年外交革命，并因之引发了七年战争。七年战争之后，玛利亚·特利莎日益把注意力转向了国内改革。她日益注意到农奴的困境、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教育以及人民基本需要的供给。

约瑟夫二世继续他母亲的改革。但是，他的个性以及他对于某些开明理想的强烈忠诚的信仰使他具有一种强硬的、毫不妥协的态度，这种态度既有助于切实地推行改革，但是也招致了强烈的仇视和反对。约瑟夫像腓特烈大帝一样，身怀人道主义理想，不信任行政官员，而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限制特定的自由上。

1787年，在玛利亚·特利莎刚刚去世七年，奥属尼德兰爆发起义，约瑟夫二世于1790年去世后，匈牙利、伦巴第（米兰）、瓦拉几亚（现在的罗马尼亚）也发生了起义。各地的议会（等级会议）表达他们的不满，并希望限制绝对王权。约瑟夫的弟弟和继承人利奥波德二世一上台就屈服于这些议会的要求。他想要继续进行改革，并希望得到议会的支持而不是排斥它们。1792年利奥波德二世去世，结束了短暂的统治。他的儿子弗朗西斯二世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再进行先辈的改革。法国革命使整个欧洲都处于混乱中，随后的拿破仑战争又变成了头等大事。最后，已进行过改革的哈布斯堡帝国（这是欧洲蒙运动各种潮流的产物）又回复到约瑟夫二世统治以前的状态。

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

由众多主权的德意志邦国和一些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地区组成的庞大政治实体。在18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包括现代德国、比利时、奥地利、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现代波兰、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的部分地区。神圣罗马帝国西与法国接壤，东邻奥斯曼帝国、波兰王国和匈牙利，南抵瑞士及意大利的一些邦国，北与丹麦和瑞典王国交界。神圣罗马帝国形成于中世纪，长期主宰欧洲事务，直到残酷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使其人口锐减并实际上瓦解。《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赋予帝国的诸侯极大的行动自由，包括加入与皇帝脱离的外部联盟的权利。这使得一些较大王国的君王可以完全无视皇帝而壮大自身的力量，从而加速了帝国的衰落，帝国不再是欧洲舞台的一支强大势力。 

18世纪，神圣罗马帝国仍然存在，但已无法再支配欧洲的势力均衡，相反，帝国内部各五国，尤其是奥地利、普鲁士、萨克森，从各自的特殊利益出发各行其是。

神圣罗马帝国实行选举的、有限的君主制。18世纪初，八个德意志诸侯和大主教——选帝侯——有权选举皇帝。在18世纪，巴伐利亚的维特斯巴赫家族绝嗣，选帝侯的数减少到七个。帝国议会设在累根斯堡，享有就征税进行表决以及向皇帝提供立法咨询的特权。议会成货由帝国境内贵族、教土和城镇居民等三个法定阶层的代表组成。几个世纪以来，皇帝之位一直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把持，以至几乎成为一个世袭职位。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一定程度上确立了中央政府对议会的控制，但他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世袭以及哈布斯堡帝国的其他领地。神圣罗马帝国与哈布斯堡帝国这两个名称不能互换，确切地说，两个帝国虽然有共同的统治者，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治实体。

1806年，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继承了弗朗茨一世的皇位，放弃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神圣罗马帝国不复存在。拿破仑时代结束后，维也纳会议（1814—1815）对欧洲政治结构做出了重大调整，神圣罗马帝国随之正式解体。包括普鲁士、奥地利在内的原帝国39个邦国组成了短命的德意志邦联，巴伐利亚、符滕堡、汉诺威以及萨克森则分别成为独立的王国。 

奥地利（Austria）

地跨阿尔卑斯山东部地区和多瑙河平原部分地区的中欧王国。奥地利的首都是维也纳。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祖传领地，奥地利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的中心。1683年，约翰第三·索别斯基在维也纳城外的卡伦山战役中大获全胜，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对奥地利的严重威胁，土耳其人在卡伦山之役后撤退，此后再也未能直接威胁奥地利版图。但是，战争仍时有发生，使奥地利民不聊生，土地荒芜。 

18世纪中叶，奥地利人口约为6135000人。和平年代以及七年战争结束后的繁荣带来了人口的迅猛增长。这个国家大约增加了250万人口，1800年时估计人口总数达到8511000人。

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推行的行政、财政、经济、教会和教育改革，使奥地利在18世纪下半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家昌盛，各种文化活动繁荣。奥地利是重要的德国巴罗克和洛可可艺术和建筑的中心，如今的参观者可以在维也纳、因斯布鲁克和萨尔茨堡找到那个时期精美的作品。乡间庄园和修道院也保留至今，显示出那一时期有力的艺术表现力。

音乐对于奥地利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莫扎特、格鲁克、海顿等杰出的古典主义作曲家为奥地利及邻近的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宫廷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直到20世纪初，维也纳一直在音乐界占据着支配地位。

奥地利为启蒙运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产生了加尔和一批天主教改革家。它还造就了一位重要而有争议的皇帝约瑟夫二世。格拉尔德·范·施维滕和索南费尔兹等帝国颐问的思想和活动使他们无可质疑地跻身于启蒙运动人物的行列。以约瑟夫主义著称的教会政策即受惠于启蒙思想。共济会在奥地利非常活跃，他们融合了巴伐利亚光照派的思想和传统的共济会教义，创造出新教义。简而言之，启蒙运动的潮流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奥地利与奥地利文化。

维也纳（Vienna）

多瑙河畔的奥地利城市。古代凯尔特人和罗马人曾占据过维也纳城的所在地，这个城市的现代历史可以追溯到1147年的一份中世纪特许状。1278年，哈布斯堡家族被推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把维也纳定为王朝的中心。1558年，维也纳正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常设罗马教廷大使（外交官）制度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维也纳作为罗马天主教大本营的重要性。 

18世纪，维也纳成为繁荣的国际性中心城市，反映出哈布斯堡领地复杂的文化和语言。土耳其人不再威胁城市的安全。维也纳已成为东欧最大的城市，人口从1700年的10万人左右发展到1800年的20多万。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建筑规划下，维也纳的建筑明显体现出晚期巴罗克建筑风格。建筑师菲舍尔·冯·埃尔拉赫和希尔德布兰特建造了宏伟的宫殿，如为玛丽亚·特利莎设计的申布伦宫和为萨伏依公爵欧根亲王设计的观景楼宫殿。著名的巴罗克建筑还有：纪念天主教改革运动首位圣徒查理·博罗梅奥的优美的圣査理教堂，金斯基、施瓦茨岑贝格、申布隆等宫殿，波希米亚大臣官署以及科学宫。到18世纪中叶，维也纳还成为欧洲的主要音乐中心。莫扎特、格鲁克、海顿等著名的古典作曲家以及年轻的贝多芬都在这座城市从事创作。维也纳的共济会充满活力，极富影响，致力于传播启蒙运动的思想。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维也纳众多政治家、知识分子、艺术家和音乐家。 

参见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因根豪斯、约瑟夫二世、考尼茨、梅斯梅尔、格拉尔德·范，施维滕、戈特弗里德·范·施维滕

匈牙利（Hungary）

东欧的重要王国，18世纪时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匈牙利的首都是佩斯，布达和佩斯（即后来的布达佩斯）这两个主要的城市分跨多瑙河两岸。匈牙利的领土位于奥地利、波兰与奥斯曼帝国之间。18世纪初，由于与奥斯曼土耳其人连年战争造成的损失，匈牙利人口锐减。1718年签订的《帕萨罗维茨和约》，最终消除了土耳其对匈牙利的威胁。哈布斯堡统治者鼓励人们到匈牙利定居，到18世纪末，匈牙利人口已经回升到6468000人。匈牙利是一个多语言、多民族的王国，居民包括马札尔人、斯洛伐克人、罗塞尼亚人、特兰西瓦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奥地利人和南德意志人。 

匈牙利的国王或女王传统上由一个名为“议会”的代议制机构选举产生。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通常把持了匈牙利王位。不过，1687年，在土耳其人被逐出布达后不久，哈布斯堡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强迫匈牙利议会放弃推选匈牙利君主的权力，只要哈布斯堡家族有男性继承人，匈牙利必须接受哈布斯堡统治者。18世纪20年代，这项规定在匈牙利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当时奥地利的玛利亚·特利莎成为哈布斯堡的假定继承人。由于哈布斯堡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匈牙利议会就可以重新合法地恢复选举君主的权利。最后，匈牙利议会同意接受玛利亚·特利莎为匈牙利女王，但作为承认她继承权的交换，匈牙利议会从她的父亲査理六世皇帝那里得到了一些让步。查理六世特别承诺自他以后的历届统治者都将尊重匈牙利特殊的自由和权利。玛利亚·特利莎的加冕使匈牙利议会得以从哈布斯堡帝国取得更多的让步。所以，在哈布斯堡帝国内，匈牙利一直保有许多特权和独立的机构。

玛利亚·特利莎在就任匈牙利女王之初避免推行改革。但是，她也拒绝召集匈牙利议会，以免匈牙利提出危及其统治的新要求。1764年，她想增加税收，不得不召开了一届议会。事实表明，匈牙利议会难以驾驭，只同意增加些许税收，而且宁愿解散也不同意进行其他改革。玛利亚·特利莎解散了议会，继续推行改善农民状况的改革计划，并着手派遣王室专员监督匈牙利贵族庄园的情况。

约瑟夫二世继续直接打击匈牙利的特权阶层，为征收土地税下令实行土地普査，废除阻挠其改革的组织机构，推行特利莎式的行政官僚机构。

1790年约瑟夫死后，匈牙利发生了反对哈布斯堡统治的贵族叛乱。但是，农民却在哈布斯堡的支持下反抗他们的贵族主人。从帝国其他地方调来的军队平息了匈牙利王国的叛乱。匈牙利一直与奥地利连为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瓦解。

布达佩斯（Budapest）

现代匈牙利首都，多瑙河穿城而过，现代布达佩斯城由两座老城组成：多瑙河右岸的布达和左岸的佩斯。直到1873年，两座城市合而为一。在18世纪，布达是哈布斯堡帝国最大的领地之一匈牙利王国的首都。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布达佩斯地区就已有人定居。公元前70年左右，在这一地区定居的是属于伊利里亚文化的凯尔特人的一个支系埃拉维斯奇人。公元前9年，这一地区落入罗马人之手。罗马人把这座城市称作阿昆库姆，并以此城作为防卫帝国外围地区的屏障。罗马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人口大量丧失，到公元9世纪，马扎尔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又来此定居。佩斯的贸易和商业很繁荣。到14世纪时，布达已成为匈牙利国家的首都。1542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了这一地区，布达成为土耳其人征服地区的中心。土耳其人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686年，基督教军队于这一年攻克了布达。布达之战令这座城市大半成为废墟。 

在18世纪，布达依照巴罗克风格进行了重建。自那以后，重要的建筑名胜有圣安妮教堂（1740—1770）、伊丽莎白修女曾经居住的教堂（1731—1741）、三一修道院（1745—1760）、兹奇家族城堡（1746—1757）以及城堡山的皇家宫殿（1715—1770）。 

玛丽亚·特利莎（Maria Theresa of Austria）

1717—1780，1740—1780年间的哈布斯堡帝国女皇，她在哈布斯堡领地推行改革，促进了绝对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的

基础。玛丽亚·特利莎的父亲是身兼哈布斯堡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两个帝国君主的查理六世。

查理六世没有男性后裔，两个帝国的法律都明令禁止女性继承王位。查理六批意识到这些限制，预料到自己死后会出现王位继承危机。查理六世在其个人领地（哈布斯堡帝国）避免了麻烦，他让国会通过了称为《国事诏书》的法令，该法令规定把王位传给玛册亚·特利莎。然而，在幅员更广大的神圣罗马帝国，查理六世无权更改继承法或推选皇帝的选举程序。结果，查理六世死后，巴伐利亚选帝侯査理·阿尔贝特继承了王位，从1742年到1745年去世为止，阿尔贝特作为査理七世统治神圣罗马帝国。之后，玛丽亚·特利莎成为帝国事实上的统治者（1745—1780），但在1745—1765年间，她的丈夫、洛林的弗朗茨·斯特凡以弗朗茨一世的身份拥有正式的王位，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则在1765—1790年间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尽管查理六世采取了预防措施，玛丽亚·特利莎继承哈布斯堡王朝王位还是使欧洲陷人了一场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普鲁士、法国、西班牙与玛丽亚·特利莎及其盟国英国、荷兰交战。1748年，《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恢复了欧洲的和平。 

奧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利莎像  

精力充沛、意志坚决的玛丽亚·特利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巩固自己的权力，促进国家的繁荣。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玛丽亚·特利莎意识到，形势使她不可能掌握神圣罗马帝国的实权。她转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个人领地，企图建立绝对统治下强大、繁荣、统一的国家。

为实现这些目的，她批准推行范围广泛的激进改革纲领。但是，严格说来，玛丽亚·特利莎并非一位开明君主。不过，她的顾问豪维茨、考尼茨、格拉尔德·范·施维滕和索南费尔兹都十分熟悉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他们的改革试图使政府和税收合理化，由皇帝或女皇统一掌握全权，限制大主教会干预世俗政府管辖范围内事务的权力。

为此，他们必须采取行动来打破特权制度，废除代表会议（三级会议）在征税事务上的投票权，限制贵族阶层的权力。他们还要改善大多数哈布斯堡臣民凄苦无助的生活状况。

改革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体系，对全部土地征税（尽管贵族土地的纳税额远低于平民土地的纳税额），三级会议不再参与军事和外交事务的决策，创办了一所新型军事院校（著名的特利莎军事学院）以培养军官。其他的改革成果还有：建立了新的法院体系，制定了统一的民事和刑事诉讼法典，支持旨在孤立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全新外交政策（1756年外交革命），向天主教教士征税，最后，解散了耶稣会这一罗马天主教修会，没收了其财产，用耶稣会的房屋和资产建立起世俗的教育体系。在统治末期，玛丽亚·特利莎还计划推行更为激进的改革，包括废除农奴制、改革农村古老的庄园制。 

当政之初，玛丽亚·特利莎还是个年少无知、毫无历练、四面楚歌的女子。到统治终了时，她已经奠定了强大统家的基础。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登上王位成为唯一的统治者，打算实行更为激进的改革。但过了不到十年，欧洲大陆进入法国革命时代，哈布斯堡帝国将同欧洲绝大部分国家一样毁于动乱。 

参见财政主义、开明专制、政治理论

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 of Austria）

1741—1790，哈布斯堡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年在位。约瑟夫二世的父母是奥地利的玛利亚·特利莎与洛林的弗朗茨·斯特凡。1740年，玛利亚·特利莎继承了哈布斯堡帝国的王位。1745年，弗朗茨·斯特凡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一世。1765年，约瑟夫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还与母亲在1765—1780年间共同统治哈布斯堡帝国，1780年，玛利亚·特利莎去世，约瑟夫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唯一统治者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直统治到1790年去世。 

约瑟夫作为一名开明君主统治着哈布斯堡的领土。他信守财政主义以及两项相关的基本原则：一是把人道主义关注作为国家政策的指南，二是必须由皇帝和中央政府官员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进程。他在哈布斯堡的版图内延续了其母亲实行的各项基本改革政策。约瑟夫与其母亲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完全致力于启蒙运动，而且性格专横。他迫不及待地想加大改革的力度和步伐，便开始滥用权力，其举动令帝国臣民难以容忍。在他统治的末期，国家充斥着纷争和反叛。一方面，他的改革体现出启蒙运动激进的极端思想，另一方面，这些改革也表明启蒙理论内部固有的张力在极端的情况下导致了与启蒙理想截然相反的政治实践。从这一点上说，约瑟夫二世的统治和腓特烈大帝的统治非常相似。 

约瑟夫二世为人固执，却又极富理想主义气质。以平等、人道主义、宗教宽容、全民教育、经济保障为基础的开明世界观激励他推行众多激进改革。他相信变革的动力只能出于拥有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统治者。他认为，任何与等级议会、行会、罗马天主教会或土地贵族等中间势力分享最高权力的做法只会令改革陷人僵局，因为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彼此争吵不休，忽视了共同的利益。一旦约瑟夫决意推行某一方面的改革，他就直接打击任何试图阻碍的组织或个人。他不是推行耐心的渐进改革或进行温和的说服。相比之下，他的母亲就懂得为了有效地实行统治，必须尊重米兰、奥属尼德兰等哈布斯堡边缘领地的传统。

约瑟夫直接冲击米兰和奥属尼德兰的传统权力和特权结构，仿效他母亲在奥地利的行政管理体制，在米兰和奥属尼德兰用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取代旧的体系。在哈布斯堡的毗邻地区，约瑟夫二世着手处理行会的特权，没收天主教会的土地，根据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按比例征收统的土地税。相比之下，他母亲实行的土地税是把法定的社会等级而不是财产当作确定税率的基础。

约瑟夫二世的宗教政策被同代人称作约瑟夫主义。约瑟夫的个人信仰部分来自于两种植根于自然宗教观的开明精神取向：自然神论和共济会教义。在歌剧《魔笛》中，莫扎特以约瑟夫为原型，塑造了一个睿智、开明的统治者萨拉斯特罗的形象，令约瑟夫从此留名青史。约瑟夫认识到宗教作为社会道德的塑造者的重要性，但希望限制天主教会对世俗事务的影响力。他还想把政府的控制延伸到教育和婚姻（准许结婚）等传统上属于宗教管辖范畴的领域。他攻击天主教会的财政特权和财富，尽力削弱天主教会在民众中的威望。他支持费布朗尼乌主义，从而与罗马教皇在国内教会的管辖权问题上发生争执。但是，约瑟夫还规定持不同宗教信仰者（路德宗教徒、加尔文宗教徒、希腊正教徒）享有法定的宽容和公共礼拜的权利，废除了针对帝国境内犹太人的社会歧视政策。至少在他统治的初期，他还放松了对出版的书刊审查制度。 

毫不奇怪，所有这些举措招致了来自保守的教士和贵族的反对，他们认为约瑟夫的改革破坏了他们所享有的传统特权。宗教少数派团体也反对约瑟夫旨在实现文化整合的改革。例如，他们担心通过教育进行同化会威胁到自身的存在。约瑟夫二世在国内增强警察力量，以此压制各种反对意见。他采取内部监视、限制学术自由、恢复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他害怕巴伐利亚光照派及相关的共济会分会提倡的彻底变革计划，宣布这两个组织为非法。可以说，像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一样，伟大的开明改革者约瑟夫二世最终走向压制自由，建立起一个初具规模的早期警察国家。到1790年约瑟夫二世去世之际，他的大部分改革都废止了，尽管他的弟弟和继承人利奥波德二世也信奉支撑这些改革的启蒙理想。

参见加尔文宗、开明专制、索南费尔兹、犹太教、路德宗、罗马天主教

约瑟夫主义（Josephinism）

18世纪奥地利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发明的一个术语，，最初，这一术语是指约瑟夫二世与考尼茨亲王推行的开明宗教政策。约瑟夫颁布的这批法令深刻改变了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政教关系。约瑟夫主义逐渐发展成一种松散的理论，其信徒称作约瑟夫主义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术语的涵义进一步引申，泛指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世俗、理性的官僚机构推进开明绝对主义利益的现象。

约瑟夫二世的宗教政策兼具开明与权威的特征。这些政策的出台起因于现实问题而非宗教信念。第一个实际问题在于，教会对皇帝的绝对权威构成了挑战，约瑟夫二世为解决这一问题着手限制天主教会的权力。第二个问题是，要扩大税收的基础必须增加人口，为此，约瑟夫二世欢迎那些受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进入哈布斯堡领地。

在天主教会问题上，约瑟夫力求禁止教会干涉世俗事务，从而限制教会在个人信仰和社会道德上的合法职权，最大限度地区分教会事务与国家事务。约瑟夫的母亲玛利亚·特利莎女大公虽然是个不容异说的虔诚天主教徒，但她也曾考虑过实行这样的政策。她意识到天主教会对她的权力构成了真正的限制，希望把天主教会的职权限定在《圣经·新约》所概述的范围之内。约瑟夫决意实施这一计划。

在奥地利推行这一计划，无疑要解决天主教会所享有的重大独立性和财富。彼得大帝在处理俄国东正教会时即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但他的策略无法应用于奥地利。约瑟夫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增加教士的纳税义务，压制在天主教德语地区导致宗教信仰大复兴的大众虔敬活动，取缔虔奉宗教的世俗组织和隐修修会；政府接管教会的财产，改造成粮仓、收容院或监狱；控制公开祈祷、仪式和布道，设立国立神学院培养神职人员;在与罗马教皇的关系上，扩大奥地利主教的权力（费布朗尼乌主义），除非获得皇帝的明确许可，禁止教皇与奥地利天主教会联络。约瑟夫二世不仅剥夺天主教会的自由和权力，还赋予以前受迫害的异议者以宗教自由。他保障了加尔文宗信徒、路德宗信徒、希腊正教信徒礼拜的权利。他扩大了犹太人的公民权，使之在居所和职业上有更多的选择。约瑟夫认为，宽容政策将吸引民众前来帝国人口稀少的地区定居。事实上，他实行的对宗教少数派的宽容政策往往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尽管守旧的教士阶层提出抗议，约瑟夫二世的宗教政策直到他死后依然延续下来。

约瑟夫主义把宗教视为一个政治问题。约瑟夫的政策融合了詹森主义信仰与开明信念，前者注重宗教的内心之源，后者认为世俗、理性的社会组织方能孕育出道德行为。如此一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教关系概念：不论在原则上还是实践中，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责任均由政府承担。教会继续对个人的道德塑造发挥重要作用，但应当从精神上引导人们的宗教本能为国效力。

参见财政主义、罗马天主教

考尼茨（Kaunitz，Wenzel Antonvon，Princevon Kaunitze-Reitberg）

1711—1794，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奥地利国务大臣。考尼茨是18世纪的杰出政治家，哈布斯堡王朝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1764年，玛丽亚·特利莎授予他考尼茨-里特伯格亲王的头衔以表彰他的贡献。考尼茨的父系，包括父亲马克西米连·乌尔里希·考尼茨-里特伯格伯爵（1679—1746），素有为哈布斯堡皇帝充当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传统。1736年，年轻的考尼茨与玛丽亚·欧内斯廷·冯·斯塔伦伯格结婚，从而与另一个政客世家结盟。考尼茨接受过完整教育，在莱比锡大学拿到法律学位。正规教育结束之际，他开始环游欧洲的大旅行，游历了柏林、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罗马、那不勒斯和巴黎。 

1734年初，考尼茨回到故乡维也纳，担任低级的政府职位。1740年，他进入奥地利外交界，随后代表玛丽亚·特利莎女皇出使都灵和布鲁塞尔。考尼茨协助签订了结束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亚琛和约》（1748）。此后，他出任奥地利驻巴黎大使（1750—1753），在巴黎，他结合外交活动主持沙龙并与启蒙哲学家密切交往。1753年，玛丽亚·特利莎将他召回维也纳，任奥地利国务大臣。1792年前，考尼茨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考尼茨是1756年外交革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是《亚琛和约》（1748）和《巴黎和约》（1763）的主要谈判者。他还代表奥地利参加了与普鲁士和俄国就第一次瓜分波兰（1772）举行的谈判。在国内政策方面，考尼茨嬴得了税收和地方财政改革设计师的声望。考尼茨了解启蒙运动作家和哲学家拥护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也认识到任何企图将这种理论应用于哈布斯堡国家的人所面临的臣大障碍。因此，他从启蒙学说中汲取基本原理，使之适应哈布斯堡领地的独特局势，以此制定特利莎改革的各项措施。考尼茨还推动了重塑哈布斯堡领地政教关系的改革。他在重组美术和科学机构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监督成立了布鲁塞尔科学院（1772），把维也纳的绘画、雕塑、建筑和雕刻学院合并为综合性的美术学院。考尼茨还协助格拉尔德·范·施维滕对大学实行重大改革，但未能实现建立维也纳科学院的梦想。 

玛丽亚·特利莎死后，考尼茨继续担任约瑟夫二世的国务大臣，但他强烈反对约瑟夫的专制统治风格。考尼茨在给约瑟夫的兄弟和继承人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的建议信中陈述了这些批评意见。1792年，考尼茨辞去奥地利国务大臣之职，1794年在维也纳去世。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索南费尔兹（Sonnenfels，Josefvon）

1733或1734—1817，奥地利政治家、改革家。索南费尔兹是一个犹太人，其家庭在宗教上属于称为“安息日派”的犹太教神秘派别。他出生的城镇——哈布斯堡帝国聚德梅赫伦地区的尼科尔斯堡——是这个教派的中心。索南费尔兹的父亲叫利普曼·佩尔林，在加入迪特利希施泰因亲王的军队后，佩尔林于1733年举家迁离尼科尔斯堡。此后不久又举家定居维也纳。利普曼·佩尔林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并被晋升为贵族。 

1745—1749年间，年轻的索南费尔兹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和语言。他在军队里服役五年（1749—1754）后，于1754年回到维也纳攻读法律。他的授课教师中有两位改革家——卡尔·安东·冯·马蒂尼和保罗·约瑟夫·冯·里格尔。 

索南费尔兹获得法律学位后，进入哈布斯堡帝国行政机构，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他还逐步成为剧作家和音乐评论家。数年间，他的评论文章发表在《知己》、《无偏见者》、《维也纳新闻》等杂志上。德语地区古典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戈特舍德，索南费尔兹拥护优雅的古典主义，他认为清晰明确、结构严谨的语言能成为进一步教化的载体。

1762年，索南费尔兹被任命为公共管理教授。1780年，他开始成为哈布斯堡帝国帝国政务会的正式顾问。他特别关注经济、教育和立法改革。

索南费尔兹是共济会会员，属于维也纳分会。这个分会将巴伐利亚光照会的教义和革命性目标融人自身的结构和纲领。

索淹费尔兹是一种称作财政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忠实支持者，致力于在哈布斯堡帝国实现开明专制的目标。国家的目的在于提高公民的物质、知识和道德水平，以此来增进公民整体福利。从这些普遍理想出发，索南费尔兹迫使女皇玛丽亚·特利莎废除了酷刑。他主张推行义务教育，宣称如果父母来能让孩子得到充分的教育，政府有权把孩子送进学校。

索南费尔兹力图领导哈市斯堡政府推行开明改革。他信奉孟德斯鸠概述的法律观，认为法律体现了足以划定一部新帝国宪法基本框架的自然法则。索南费尔兹的大多数同事都不赞成这种立宪主义，但他所推行的其他开明政策赢得了支持。

在索南费尔兹涉猎的各个领域中，最突出的贡献是致力于独特的中欧启蒙运动，他也作为18世纪哈布斯堡帝国的伟大公共官员而载入史册。

埃斯泰尔哈吉（Esterházy，MiklósJózsef）

英文名：NicholasJoseph，1714—1790，匈牙利贵族、哈布斯堡帝国公爵，海顿的赞助人。埃斯泰尔哈吉公爵生活奢华，人称“豪阔公爵”。他的家族是热忱的业余音乐家和音乐赞助者，先后有四个人帮助过海顿：米克洛什本人、其子、其孙、其弟。米克洛什的曾祖父帕尔（保罗）公爵是个作曲家。像许多匈牙利贵族一样，埃斯泰尔哈吉家族把他们的哈布斯堡领主的语言德语作为自己的宫廷语言。16世纪，这个家族的一员费伦茨·泽尔哈吉（1563—1594）获得贵族头衔，从此家族更名为埃斯泰尔哈吉。这个名字取自埃斯泰尔哈扎，即该家族在诺依齐德勒湖的夏季别墅。米克洛什·约瑟夫公爵在埃斯泰尔哈扎建造了一座豪华宅邸，拥有两间音乐室，一座歌剧院以及一个木偶剧场。这座庄园的设计模仿路易十四壮观的凡尔赛宫的巴罗克风格。完工之后，米克洛什在仆从、管弦乐队以及歌剧歌手的陪伴下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自己演奏大提琴、古大提琴和中音提琴。 

弗朗茨·约瑟夫·海顿最初于1761年受雇于米克洛什公爵的哥哥帕尔·安东公爵，1762年，米克洛什继承了他哥哥的爵位，仍然雇用海顿。海顿指挥埃斯泰尔哈吉的管弦乐队，创作歌剧，还谱写了数百部乐曲，其中包括82首交响曲以及近200首中提琴三重奏。1790年米克洛什死后，海顿不再担任公爵家的职务，移居维也纳。埃斯泰尔哈吉家族的后几代人延续了赞助音乐的传统，先后赞助过莫扎特、弗朗茨·彼得·舒伯特（1797—1828）以及弗朗茨·李斯特（1811—1886）等音乐家。 

施维滕（Swieten，Gerardvan）

1700—1772，移居维也纳的荷兰医生。格拉尔德·范·施维滕出身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天主教贵族家庭。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是加尔文宗的堡垒，因而施维滕长大后面临种种职业上的障碍和不利条件。他进入天主教的卢万大学，后被著名的莱顿大学医学院录取。 

施维滕是布尔哈夫的忠实学生，获得医学学位后，他仍定期去听这位著名老师讲课。范·施维滕保存了21年时间里上这些课的笔记。

布尔哈夫很赏识这个年轻人，认为他能够接转自己在莱顿大学的教授职位。但是，范·施维滕的天主教信仰是一个不利条件，因为莱顿大学是虔诚的新教大学。结果，当哈布斯堡女皇玛丽亚·特利莎第二次邀请其担任宫廷医生时，范·施维滕欣然应允，1745年迁居维也纳。 

范·施维滕很快受命改组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在他的指导下，医学院引入了莱顿大学的组织形式，建造了植物园和一所化学实验室，逐渐发展成为出类拔萃的医学院。

作为开业医生，范·施维滕发明了治疗性病的新方法，支持因根豪斯劝说维也纳医生把接种作为预防天花的措施。

范·施维滕把讲课的笔记和自己的评论结集为《赫尔曼·布尔哈夫行医语录评注》（五卷，1742—1772）出版，促进了布尔哈夫学说在欧洲的传播。这些评注本很快被译成荷兰文、德文、法文和英文。 

布尔哈夫的研究为启蒙运动时期的医学奠定了基础。范·施维滕对布尔哈夫学说的忠诚、在医学院体制方面的举措以及《赫尔曼·布尔哈夫行医语录评注》，极大地促进了布尔哈夫思想的传播，进而影响了18世纪的医学理论、实践和教学。

施维滕（Swieten，Gottfried Bernhard，Baronvan）

1733—1803，奥地利官员、重要的音乐赞助人、歌剧脚本作者。戈特弗里德·范·施维滕生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莱顿。其父格拉尔德·范·施维滕是著名的医生，后来成为玛丽亚·特利莎女皇的改革顾问和宫廷医生。在信奉加尔文宗的尼德兰， 

一些职业和领域禁止天主教徒涉足，因此格拉尔德·范·施维滕举家迁居奥地利。年轻的戈特弗里德在特利莎中学接受教育，这是耶妹会在维也纳开办的一所学校。他在奥地利行政部门工作一段时间后进入外交界。他先后任职于布鲁塞尔（1755—1757）、巴黎（1760—1763）、华沙（1763—1764）和英格兰（1769）、他担任奥地利驻普鲁士大使，在柏林住了七年（1770—1777），并负责奥地利与普鲁士、俄国就第一次瓜分波兰进行的谈判。

范·施维滕被召回维也纳，在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联合统治的政府中供职。他担任教育和审査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实施约瑟夫二世所热衷的教育和审查制度的激进改革。1784年，他试图劝说约瑟夫二世通过版权法，以打击盗版书，约瑟夫二世以妨碍商业繁荣为由拒绝了。总体上讲，范·施维滕毫无保留地拥护启蒙运动的理想。由于约瑟夫二世越来越保守，范·施维滕和他之间出现了摩擦，怛是直到1791年，约瑟夫的继承者、一度进步的利奥波德二世才解除了范·施维滕的职务。 

范·施维滕毕生鼎力支持音乐事业。J.S.巴赫、C.P.E.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都曾得益于他的帮助和关心。1773年，范·施维滕委托C.P.E.巴赫写了《六首弦乐奏鸣曲》（作品第182号）。18世纪80年代，范·施维滕在维也纳组织了贵族赞助人团体“联合会”。这些富人赞助私人演出。在他们的赞助下，莫扎特排演了亨德尔的《弥赛亚》、《埃西斯和加拉提亚》、《圣赛西里亚日颂》和《亚历山大之宴》。海顿的宗教剧《基督的临终七言》、《创世记》和《四季》也在联合会的赞助下首次公演。范·施维滕协助海顿为这些杰作撰写脚本，帮助海顿与音乐出版商打交道。年轻的见多芬也曾得到他的赞助。范·施维滕甚至尝试作曲，按照18世纪的流行时尚，他可算是个活跃的业余音乐家。就目前所知，他写过三部喜歌剧和十部交响曲。其中有三部交响曲最初是以海顿之名发表的。J.S.巴赫的首位传记作者约翰·尼古劳斯·福克尔把自己的书题献给范·施维滕，以赞扬其为保护音乐和音乐家所做的杰出贡献。 

格鲁克（Gluck，Christoph Willibald）

1714—1787，波希米亚籍作曲家，主要在奥地利从事音乐创作。格鲁克的父亲亚历山大·格鲁克是个事业有成而富足的林务官，总是压制儿子对音乐的兴趣。13岁时，小格鲁克为了挣脱父母的阻挠而离家出走。他前往布拉格，凭着一位教士的推荐信找到了一份乐师的工作。后来，他终于与父亲和解，父亲同意为他提供某些经济支持。格鲁克基本上属于自学成材的音乐家，他从未受过正规、系统的教育，后世评论家不时利用这一点来攻击他。

1734、1735年的某个时期，格鲁克移居维也纳，他在维也纳结识了米兰的安东尼奥·玛丽亚·梅尔奇亲王。1737年，格鲁克应亲王的遨请前往米兰，他的歌剧《阿尔塔瑟思》（1741，脚本作者为梅塔斯塔西奥）在米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初战告捷之后，格鲁克接到一系列合同以及在意大利各地的巡演。 

1745年底，格鲁免来到英格兰，结识了查尔斯·伯尼和亨德尔。英国声乐作品力图以自然的方式表达人类情感和激情，格鲁克很喜欢这种风格，便花了一段时间学习这种风格的技巧和曲式。然而，英国观众并不欣赏他的作品，六个月之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在之后的六年时间里，格鲁克遍游欧洲各地，观摩歌剧演出，上演他自己的作品。1747年，他凭借《塞米拉米德》一剧在维也纳一炮打响，这部歌剧起初是为布拉格市官方庆祝玛丽亚·特利莎加冕而作。

1750年，格鲁克定居维也纳，与玛丽娅·安娜·佩尔钦结婚，玛丽娅是一个富裕商人之女，是玛丽娅·特利莎的侍从贵妇之一。玛丽娅·佩尔钦与维也纳宫廷的关系帮了格鲁克的大忙。考尼茨伯爵、杜拉佐伯爵等控制维也纳文化事业的帝国顾问对格鲁克的作品很感兴趣。杜拉佐伯爵雇用格鲁克对法国喜歌剧加以改编，在维也纳城堡剧院上演。格鲁克开始在这些法国作品中加入自己创作的咏叹调和序曲。1758—1762年间，格鲁克一直在城堡剧院指挥管弦乐队和演出。1761年，他与卡尔扎比吉共同创作了《唐璜》，开始了两人之间的成功合作。 

卡尔扎比吉与格兽克共同开创了意大利“改革”歌剧——代表性作品有《奥菲欧与尤丽狄西》、《帕里德与爱莱娜》，这种崭新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歌剧形式融合了独特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民族风格元素。这种新的世界性风格表达了古典主义音乐的诉求，是格鲁克对启蒙运动文化所做的主要贡献。当时，评论家和奥地利帝国大臣索南费尔兹注意到格鲁克的许多创新之处，但观众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毁誉参半。在巴黎，他的歌剧在出版界引发了一场争论，令人联想到早先的谐歌剧论战，即格鲁克风格的拥护者与意大利作曲家尼克洛·皮契尼的支持者之间的争论。 

除了上述三部意大利改革歌剧之外，格鲁克还创作出一些法国歌剧，多亏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赞助，这些歌剧才得以在巴黎上演。这些歌剧有《伊菲姬尼在奥利德》（1774）、《伊菲姬尼在陶里德》（1779）、《埃科与那喀索斯》、《阿尔米德》。格鲁克还根据P.L.奠林的法国脚本对《奥菲欧》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一些芭蕾间奏曲，以迎合法国人对芭蕾歌剧的喜爱。格鲁克的创作主要集中于歌剧，很少涉及其他音乐门类。如今，人们对他为克洛普施托克的抒情诗谱写的歌曲颇感兴趣，这些歌曲于1774—1775年发表于《哥廷根音乐年鉴》。 

格鲁克没有亲生孩子，收养了外甥女玛丽亚·安娜·罗西娜（南妮特），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罗西娜身上。她成为一名歌唱家，与养父一起在家庭音乐会上招待客人。格鲁克为安东尼奥·萨尔耶利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赞助，后者是年轻的莫扎特在维也纳的主要竞争对手。数度中风之后，格鲁克于1787年逝世。萨尔耶利在葬礼上演奏了格鲁克创作的曲目《深情》。 

《奥菲欧与尤丽狄西》（Orfeoed Eurydice）

格鲁克作曲、卡尔扎比吉撰写脚本的意大利歌剧。1762年10月5日，这部歌剧首演于维也纳城堡剧院。哈布斯堡王朝国务大臣考尼茨推行改良维也纳艺术的计划，指派贾科莫·杜拉佐伯爵赞助城堡剧院。杜拉佐想使维也纳歌剧摆脱传统的正歌剧风格及其高度程式化的情节和严格的音乐形式。因此，他大力赞助格鲁克和卡尔扎比吉的创作。《奥菲欧》是歌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表现了严肃的主题，却又摈弃了正歌剧特有的概念化音乐形式和人物。《奥菲欧》融合了法国抒情悲剧传统与意大利戏剧型歌剧传统。 

1600年，雅各布·佩里和朱利奥·卡奇尼创作了第一部以俄耳甫斯神话为题材的歌剧《尤丽狄西》，之后俄耳甫斯的神话一直是最受欢迎的歌剧主题。基本的故事情节围绕俄耳甫斯试图让爱妻尤丽狄西重生展开，俄耳甫斯进入死亡之地（极乐世界），从冥王哈得斯手中救出了尤丽狄西。哈德斯同意尤丽狄西跟俄耳甫斯回到人间，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俄耳甫斯带领尤丽狄西离开冥府，但在回到人间之前他决不能回头看她，二是两人在离开哈德斯之前决不能讲话。 

格鲁克的歌剧在主要人物的处理上超越了此前的同类歌剧。早先的歌剧强调角色的神话色彩，剧中人物高居于凡人之上。在那些歌剧中，俄耳甫斯的使命悲惨地失败了：在尤丽狄西完全离开冥府之前，俄耳甫斯忍不住回头去看尤丽狄西是否跟在后面。哈德斯禁止讲话的命令在悲剧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在格鲁克和卡尔扎比吉的歌剧中，尤丽狄西要对使命的失败负责。她不理解俄耳甫斯为什么不肯看自己（她不知道冥王的指令），因而打破了必须的沉默，出声呼唤俄耳甫斯。结果，她不得不重回冥府。这种处理神话的方式与18世纪对待人类热情天性的态度一脉相承，突出了剧中两个角色的人性。失败的责任从男主角转到女主角，也反映出18世纪下半叶对男女不同天性的重新界定。俄耳甫斯和尤丽狄西都极富同情心，表现出自然的欢乐、恐惧、疑虑和悲伤。 

卡尔扎比吉的脚本和格鲁克的音乐令观众完全沉浸在剧情之中，彻底打破了传统正歌剧的羁绊，情节紧凑洗练，感情充沛。专门的配乐增强了脚本的诗意。格鲁克在配器时使用了全套管弦乐器。为了1774年在巴黎的演出，格鲁克又做了修改，增加了著名的“圣灵的小步舞曲”，以迎合法国观众对芭蕾的热爱。人们对《奥菲欧》的评价不一，但伦敦、斯德哥尔摩、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博洛尼亚、圣彼得堡、里斯本、华沙、巴黎等欧洲各大城市均上演了该剧。

参见音乐

海顿（Haydn，Franz Joseph）

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被同代人亲切地昵称为“海顿爸爸”。海顿和莫扎特同为18世纪晚期最伟大的作曲家。两人都拓展了那个时代主流古典主义音乐的发展前景。他们两人是朋友，海顿对1791年莫扎特的英年早逝深感悲痛。

弗朗茨·约瑟夫·海顿生于下奥地利的罗劳，是车轮匠马蒂亚斯·海顿与第一个妻子安娜·玛利亚·克勒尔所生的12个孩子中的次子。音乐在海顿的家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约瑟夫之外，约翰·米夏埃尔也成为一位作曲家。6岁时，小约瑟夫·海顿就离家前往海恩堡上学。他除了学习一般的学校课程，还接受一些乐器训练，参加了少儿唱诗班。1740年，8岁的海顿加入了令人羡慕的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少儿唱诗班。在随后的20年里，海顿一直住在维也纳。他变声以后，不能再在少儿唱诗班唱歌，便开始自谋生计，当过乐手、教师和应时作曲家。海顿偶然在维也纳霍夫堡入口对面的米夏埃勒公寓租到了一间房子。这座公寓里有两位重要的房客，一位是宫廷脚本作者梅塔斯塔西奥，另一位是寡居的埃斯泰尔哈吉公爵夫人。经梅塔斯塔西奥引见，海顿结识了住在维也纳的意大利作曲家尼古拉·安东尼奥·贾钦托·波波拉（1686—1768），海顿从波波拉那里学到很多作曲技巧。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埃斯泰尔哈吉公爵夫人的儿子帕尔·安东·埃斯泰尔哈吉公爵及其弟弟米克洛什·约瑟夫·埃斯泰尔哈吉先后成为海顿的赞助人。 

海顿曾在波希米亚的莫尔钦伯爵家中担任过不长时间的音乐指挥，1761年开始效力于埃斯泰尔哈吉公爵府。埃斯泰尔哈吉家族是匈牙利最富有、最有势力的贵族世家之一，在艾森施塔特拥有传统领地。1762年，米克洛什·约瑟夫·埃斯泰尔哈吉成为家族首领，他特别热衷于举办招摇的庆典。他在埃斯泰尔哈扎修建了一座华丽的新庄园，1766年后这里成为公爵及其家族的主要居住地。海顿的任务就是在公爵的管弦乐队中演奏、指挥乐队、为两周一次的音乐会创作新交响曲和其他作品。海顿还创作三重奏、弦乐四重奏曲以及雇主想听到的任何其他作品。海顿专门创作了超过125首中音提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因为埃斯泰尔哈吉公爵特别喜欢演奏中音提琴（中音提琴是一种大型弦乐器，它有两组琴弦，一组为弓型肠线，另一组为共鸣的金属弦）。在埃斯泰尔哈扎的这些年里，海顿一共谱写了92首交响曲，其中大部分是应公爵的要求而作。 

1776年后，海顿越来越多地从事歌剧创作，他开始在埃斯泰尔哈扎的歌剧院指导歌剧演出。海顿的知名度逐渐扩大到全欧洲，因为埃斯泰尔哈吉公爵的豪华庄园里贵客不断。随着声望的不断提高，海顿的许多作品得以发表。他也开始收到来自欧洲各地的作曲委托。六首《巴黎交响曲》（1785—1786）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它们是应巴黎的一个音乐演出机构奥林匹克音乐共济会支部的委托而作。 

1790年，米克洛什·约瑟夫·埃斯泰尔哈吉去世，他的弟弟米克洛什二世继承了公爵头衔。埃斯泰尔哈吉家族继续雇佣海顿，但新公爵对音乐不那么感兴趣，海顿得以迁居维也纳。海顿在维也纳安顿下来，只是偶尔到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举办系列音乐会。例如，海顿曾两度与剧院经理约翰·皮特·萨洛蒙合作，在伦敦举办了极为成功的音乐节（1791年1月—1792年7月，1794年2月—1795年8月）。伦敦之行使海顿有机会观看亨德尔创作的大受好评的清唱剧《弥赛亚》。这次观摩激发了海顿的灵感，回到维也纳之后便创作了两部重要的合唱作品《创世记》（1798）和《四季》（1801）。这两部作品的词作者是戈特弗里德·范·施维滕。 

晚年的海顿潜心创作弦乐四重奏。海顿发表这些作品，偶尔亲自指挥作品的演出。1803年12月26日，海顿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指挥自己的作品《基督的临终七言》。1809年5月，海顿目睹了维也纳落入拿破仑军队之手。这位法国征服者命令一支仪仗队守卫在老作曲家的房子外，不久后海顿于1809年5月31日去世。在1809年6月15号的大型悼念仪式上演奏了莫扎特的《安魂曲》。 

海顿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他与玛利亚·安娜·阿洛伊西亚·阿波洛尼亚·科勒的婚姻生活乏善可陈，两人没有子女。海顿自己也承认很容易为其他女人的魅力所吸引。1779年，他结识了埃斯泰尔哈吉公爵府乐队的歌手、19岁的路易嘉·波尔泽里，两人保持了长期的关系。至少在1800年之前，海顿对她的爱慕始终如一，他的妻子于这一年去世，他宣称除了路易嘉之外绝不再娶。海顿还与玛利亚·安娜·冯·根青格尔保持了亲密的友谊。自1789年开始，海顿与她书信往来不断，这些书信展示出海顿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海顿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值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晚期巴罗克风格音乐经过华丽风格和情感风格向成熟的古典主义音乐过渡。他对交响乐、弦乐四重奏、键盘奏鸣曲等三种音乐形式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事实上，人们通常认为，主要是海顿而非其他作曲家促成了18世纪晚期完美的古典主义音乐。海顿的早期作品节奏轻快、旋律悦耳、结构清晰，显露出华丽风格的某些特点。

与间时代人一样，海顿把音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方式，他的音乐涉及从轻松欢娱到忧郁悲伤的种种情感，似他的作品尤以机智幽默箸称。一些音乐学者认为，1766年后，海顿的创作堪与文学上的狂飙突进相媲美。另外一些专家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是，人们一致公认，1766到1775年间，海顿作品的特有基调、曲式和配器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交响曲通常有四个乐章，而不是早期的三个乐章。他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使用羽管键琴，转而使用钢琴这一更富表现力的新乐器。总体上说，这一阶段是海顿的音乐风格完全成熟的时期。 

即使在今天，海顿作品的真实数目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暂时的海顿作品存目包括106部交响曲、68首弦乐四重奏、60首钢琴奏鸣曲、20—25部歌剧（现存15部）和4部清唱剧。此外，海顿还创作了大量的室内乐作品。海顿著名的交响曲包括部《巴黎交响曲》（作品第82—87号）、作品编号为88—92号的交响曲、12部《伦敦交响曲》（作品第93—104号），以及所谓的《狂飙突进交响曲》（作品第26、41、43、48、52号）。晚期的弦乐四重奏曲（18世纪80年代的作品，作品第12、50、54、54、64号）也是出色的作品。最后还应提到海顿的声乐作品《创世记》、《纳尔逊勋爵弥撒曲》（1798）和《战争年代弥撒曲》（1796）。海顿的歌剧在他生前名噪一时，今天却鲜为人知。 

参见新古典主义、钢琴

《创世记》（Creation，The）

海顿为唱诗班和管弦乐队而作的一部气势宏大的清唱剧。海顿创作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于在伦敦听到的亨德尔的《弥赛亚》。《弥赛亚》的超大型合唱团（有将近1000名歌手）和大型管弦乐队，令海顿震惊不已。“哈里路亚合唱”更使海顿感动落泪。观摩了这次演出后，海顿决意也要创作一部这样的作品。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伦敦的经纪人约翰·彼得·萨洛蒙，萨洛蒙为他找到了一个脚本。脚本的原作者至今无人知晓。海顿请自己的赞助人和朋友戈特弗里德·范·施维滕男爵对脚本做了修改，并将它翻译成德文。这部清唱剧完成以后，于1798年4月29日到4月30日首演于维也纳施瓦岑贝格公爵府的一场私人音乐会。以范·施维滕为首的贵族音乐赞助人团体“联合会”支付这场演出的费用。1799年3月，《创世记》在维也纳的城堡剧院正式公演。《创世记》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很快便名满全欧洲。 

《创世记》的歌词洋溢着启蒙运动的自然神论和乐观主义。这部作品赞美上帝创世的宏伟构想。作品消除了基督教对人类的矛盾心理，丝毫没有提及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或相关的原罪观念。作品的音乐带有鲜明的标题音乐元素（合唱团用C大调庄严地唱出“要有光”的歌词），其风格与海顿独到的交响曲创作手法极为接近。 

莫扎特（Mozart，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羽管键琴、钢琴、小提琴演奏家。莫扎特生于萨尔茨堡，洗礼时命名为约翰尼斯·克利斯托穆斯·沃尔夫冈古斯·特奥菲卢斯·莫扎特。他的姐姐玛丽亚·安娜（娜内尔）·莫扎特很有天赋，见证了莫扎特早年的音乐奇遇。莫扎特的父亲莱奥波德·莫扎特是萨尔茨堡大主教宫廷的小提琴手、指挥家和作曲家。 

莫扎特自幼表现出罕见的音乐天赋。父亲着手培养莫扎特的音乐天赋，系统、严格地教他掌握键盘技巧、即兴创作法和作曲技能。6岁到15岁期间，莫扎特大半时间在欧洲各主要音乐中心巡回演出。他精湛的演奏和作曲技巧受到广泛的赞杨。

莫扎特本人似乎就是天才的化身，因而成为德国狂飙突进一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英雄。

除巡回演出外，奠扎特在1781年前一直住在萨尔茨堡。他为萨尔茨堡大主教效力，担任风琴手和首席小提琴手。在萨尔茨堡期间，莫扎特曾做过几次巡回演出。1763到1766年间，莫扎特举家旅居巴黎和伦敦，其间结识了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J.C.巴赫）。 

1768年，莫扎特的目的地是维也纳。1770到1773年，莫扎特到意大利半岛演出。莫扎特每到一处都会晤当地的著名作曲家，研究他们的风格，将其他作曲家的风格融入自己正在形成中的古典风格。

1781年，莫扎特不顾父亲的忠告，辞去萨尔茨堡的职务，移居维也纳。他在维也纳生活了十年，1791年过早地离世。他枳极参与共济会等致力于启蒙运动理想的组织。到维也纳之初，小歌剧《后宮诱逃》以及几场键盘乐器演出都获得了成功。但是，短短两年之内，薄情的维也纳人就掉头他颐，莫扎特受到冷遇，还背上了日益沉重的债务。

尽管遭遇重重困难，莫扎特的绝大部分杰出作品都是在维也纳创作的。莫扎特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1782年，莫扎特在戈特弗里德·范·施维滕家中的音乐演奏会上听到J.S.巴赫的作品，之后便开始尝试对位法技巧。

7岁的莫扎特与父亲和姐姐，路易·卡罗日·德·卡蒙泰勒作，1763年  

孩提时代，沃尔夫冈·阿玛丢斯·莫扎特与姐姐娜内尔·莫扎特，在父亲莱奥波德·莫扎特的监督下在欧洲主要文化之都举办了一系列演奏会。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莫扎特在维也纳时期的重要作品包括：《哈夫纳交响曲》（K385）、《布拉格交响曲》（K504）、《林茨交响曲》（K125）、《降E大调交响曲》（K543）、《g小调交响曲》（K550）、《C大调“朱庇特"交响曲》（K551）等6部交响曲、17首钢琴协奏曲、6首“海顿”弦乐四重奏（K387、421、428、458、464、465）以及钢琴幻想曲，这些作品表明了莫扎特驾驭各种音乐体裁的娴熟技巧。他的歌剧有：不顾当局对博马舍同名剧本的审査，毅然创作的《费加罗的婚礼》，体现共济会和自然神论启示的《魔笛》、《唐·乔万尼》和《女人心》，这些歌剧广受好评，时至今日仍然观众如潮。 

L.冯·克歇尔编辑的莫扎特作品目录有600多首曲目。莫扎特6岁即开始创作小步舞曲，9岁时完成了第一部交响曲。莫扎特早期的重要作品包括数首钢琴奏鸣曲、《D大调长笛四重奏》（K285）、《双簧管与弦乐四重奏》（K370）、《哈夫纳小夜曲》和几首小夜曲。令人愉悦的作品还有《D大调长笛协奏曲》和《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莫扎特去世时年仅35岁，可能是死于风湿热，当时，他正受瓦尔泽格伯爵的委托创作一首《安魂曲》。莫扎特的学生弗朗茨·克萨韦尔·恕斯马尔续完了这部作品，并在戈特弗里德·范·施维滕的赞助下首演，演出收入用来救助莫扎特贫困的遗孀康丝坦査。莫扎特是欧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莫扎特，浪漫主义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为后人留下了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音乐遗产。

《费加罗的婚礼》（Nozze di Figaro，Le；The Marriage of Figaro）

莫扎特的一部意大利谐歌剧。脚本由洛伦佐·达·庞特改编自博马舍的剧本《费加罗的婚礼》（1784）。1786年5月1日，这部歌剧首演于维也纳城堡剧院。该剧演出了九场，这在当时属于常见的连演场次。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之际，该剧又极富象征性地重演，结果大获成功。后来，莱比锡、格拉茨、法兰克福、（德国西南部的）多瑙厄申根和布拉格等地也先后上演了这出戏。在布拉格，人们更是对这部戏如痴如狂。莫扎特承认，他完全是因为这部歌剧的成功，才能获得《唐璜》一剧的创作委托。《费加罗的婚礼》确立了莫扎特作为歌剧大师的地位，虽然他的歌剧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远逊于今天。 

《费加罗的婚礼》是意大利谐歌剧的典范。谐歌剧是18世纪的一种滑稽歌剧，以宣叙调来表现剧中人物的对话。歌剧的情节用生动、诙谐的诗句来展现，这些诗句有多重不同的含义，使故事体现出尖锐的社会评论意义。博马舍的原剧严厉抨击了特权贵族阶层，因此在维也纳及其他地方均遭禁演。莫扎特和达邦特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这些因素，但同时代人很容易辨认出来。约瑟夫二世皇帝相当关注该剧蕴涵的颠覆性，在该剧上演后下令禁止额外的重演。 

歌剧在爱与调情的背景下集中展现了主仆之间的关系。莫扎特的音乐辉煌灿烂，补充、拓展了歌词的含义。在其私通行径被揭穿的许多场合，阿玛维瓦伯爵显得可笑而没有道德顾忌。妇女（他妻子和迷人的女仆苏珊）和仆人（费加罗、切鲁比诺、苏珊）的诡计揭穿了阿玛维瓦伯爵。不过，阿玛维瓦伯爵表现出的怜悯和悔恨，冲淡了对他的举动和特权的抨击。歌剧中有很多因假身份而起的令人忍俊不禁的场景，以及由此引发的可笑场面。全剧的效果引人发笑又非常感人。最后一幕的结局洋溢着对启蒙运动特有的关于人类普遍手足情谊的乐观主义。 

参见旧制度、音乐

《唐·乔万尼》（Don Giovanni）

莫扎特创作的意大利语两幕滑稽剧（兼具喜剧和戏剧特征的歌剧）（K，527）。脚本作者为洛伦佐·达·庞特，脚本部分是原创的，部分借鉴了早期的唐璜题材。该剧全名为《受罚的浪子，又名唐·乔万尼》，1787年10月29日首演于布拉格的国家剧院。《费加罗的婚礼》（1786年12月）大获成功之后，布拉格的剧团经理瓜达尔索尼委约莫扎特创作了《唐·乔万尼》。 

这部歌剧中把唐·乔万尼（唐璜）描绘成一个严肃的角色。他是个引诱女性的高手，自诩热爱“全体”妇女，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悔意。他绝非一个滑稽或令人反感的人物。相反，他是一个大胆的叛逆者，甚至在落入（以塑像形式出现的）复仇幽灵之手即将死去之际，他也毫不后悔。他算得上是19世纪浪漫主义英雄的早期典型。莫扎特的音乐凸显出唐·乔万尼恶魔般的性格。莫扎特用带有诡计和伪装的典型滑稽剧方式展开剧情结构。但是，该剧的结局却与滑稽剧的手法截然不同，不是那种大团圆结局。大胆的唐·乔万尼的死才使其他人物得到解脱，但这样一样个结局失去了剧中的英雄，这个英雄既邪恶又为人所爱。唐·乔万尼的角色深深吸引了一些19世纪和20世纪的作家，其中包括司汤达、恩斯特·特奥多尔·阿马德乌斯·霍夫曼、萧伯纳和瑟伦·克尔恺郭尔。 

《女人心》（Cosìfan Tutte）

莫扎特的两幕滑稽歌剧（对话以宣叙调表现的喜歌剧）（K588）。脚本作者为洛伦佐·达·庞特。1789年，莫扎特接到创作该剧的委托，此时《费加罗的婚礼》已经大获成功。1790年1月26日，《女人心》首演于维也纳的城堡剧院。该剧仅仅演出了五场，便因约瑟夫二世之死而停演。1790年6月到8月，它重新上演。之后，该剧很快在布拉格、莱比锡、德累斯顿、法兰克福、美因茨和阿姆斯特丹上演。 

《女人心》的剧情涉及到晚期启蒙运动所钟爱的主题：妇女忠贞、爱情以及两性本质问题。该剧通过一场打赌来探究这些问题。莫扎特借助深受18世纪观众喜爱的乔装和复杂的喜剧冲突手法来展开情节。随着剧情的一步步展开，男女两性的反复无常暴露无遗。不过，一个不忠的女人朵拉的行为最为引人注目。许多晚期启蒙运动的作品把女性描绘为无知、非理性，与基于理性的开化截然对立，《女人心》就是其中之一。然而，该剧也表明女性是人类忠贞关系的源头之一，因为剧中二号女主角菲奥迪丽吉是唯一没有背叛自己爱人的角色。

参见音乐

《魔笛》（Magicflute，The）

莫扎特根据埃马努埃尔·席坎内德的脚本创作的德国歌剧。《魔笛》是莫扎特最后的作品之一。1791年9月30日，莫扎特亲自指挥，《魔笛》首演于维也纳的维登剧院。席坎内德的脚本改编自J.A.利贝斯金德的童话《魔笛》。维兰德的童话故事集《德申尼斯坦》收录了这个童话。莫扎特这部歌剧绝大部分是在首演前的六个月之内创作的。 

《魔笛》运用称为“小歌剧”的维也纳音乐喜剧手法，表现关于启蒙运动的神话寓言。《魔笛》讲述了一个复杂的传说，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其动人的魅力至今长盛不衰。

《魔笛》讲述了塔米诺王子通过一连串考验，成功赢得夜后之女帕米娜公主爱情的故事。这对恋人卷入了夜后与萨拉斯特罗之间的冲突。夜后要塔米诺王子从邪恶的萨拉斯特罗的魔掌中救出帕米娜。塔米诺用魔笛作武器，与滑稽可笑的捕鸟人帕帕格诺出发执行任务。

到达萨拉斯特罗控制的地盘后，塔米诺和帕帕格诺发觉上了夜后的当，邪恶的是夜后而不是萨拉斯特罗。萨拉斯特罗已经使帕米娜脱离了她母亲的控制，用智慧、爱和善良培养她。

萨拉斯特罗答应，如果他们两人经受住三重考验，塔米诺就可以娶帕米娜为妻，帕帕格诺也可以得到帕帕格娜。这些考验将证明他们的价值和高尚品行。经历许多可怕而可笑的奇遇后，两人最终达到了目的，萨拉斯特罗兑现诺言，奖赏了他们。与此同时，夜后试图插手干预，但萨拉斯特罗把她永远逐出了领地。整个故事情节表明，爱和智慧战胜了憎恨和不理智。

《魔笛》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寓意丰富的寓言，包含着几个不同层面的意义。在最高的哲学层次，萨拉斯特罗代表理性、全人类的手足情谊以及光明力量（启蒙运动）的胜利，夜后代表人类不受控制的激情、非理性和盲目力量。从第二个层面上说，萨拉斯特罗代表的是共济会的开明教义，夜后则是天启宗教、尤其是罗马天主教的象征。第三层寓意表现了男性特征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冲突，男性力量在这场冲突中取得胜利。这种象征主义反映出启蒙运动后期的性别概念。女性气质与非理性、强烈的情感、欺骗相联系，男性特征却体现着理性和智力。最后，这部歌剧展现了一个政治寓言：夜后象征着女皇玛丽亚·特利莎，萨拉斯特罗则代表她开明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皇帝。 

塔米诺、帕米娜、帕帕格诺和帕帕格娜代表人类，他们中既有贵族也有平民。他们接受了萨拉斯特罗代表的启蒙运动的力量，获得了救赎和满足。

莫扎特的歌剧不但向维也纳观众介绍了启蒙运动的普遍学说，还使人了解到共济会仪式是如何体现这个世界的。塔米诺和帕帕格诺经受的考验就是以共济会仪式为原型。此外，萨拉斯特罗花园的象征意义以及他所代表的理想，也反映出共济会这一秘密结社的教义。最后，歌剧中赞美萨拉斯特罗的颂歌直接来源于共济会圣歌。

《魔笛》上演后即大获成功。1791年10月，维也纳演出了20场。1792年，该剧在布拉格成功上演，1793年，在奥格斯堡、莱比锡和布达佩斯等城市同样大受欢迎。《魔笛》奇特而睿智，至今深受现代观众的喜爱。

菲舍尔·冯·埃尔拉赫（Fischervon Erlach，Johann Bernhard）

1656—1723，奥地利建筑师、雕塑家、建筑史学家，他借鉴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元素，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奥地利巴罗克风格。他尤其借鉴了古典建筑、文艺复兴建筑以及巴罗克建筑的传统。菲舍尔·冯·埃尔拉赫在他父亲的作坊学艺，他的父亲是雕刻师和车工。16岁时，他前往罗马，在罗马生活、学习、工作了16年左右。著名的巴罗克雕塑家、建筑师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1598—1680）邀请菲舍尔·冯·埃尔拉赫到自己的工作间工作。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1626—1689）逗留罗马期间，菲舍尔·冯·埃尔拉赫结交了她身边的考古学家和文物收藏家。菲舍尔·冯·埃尔拉赫学习建筑史和建筑理论，最终创立自己的独特风格。 

1683年，维也纳打破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包围，菲舍尔·冯·埃尔拉赫移居维也纳。哈布斯堡帝国的皇帝和显赫贵族制定了庞大的建造和修复汁划，以恢复土耳其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菲舍尔·冯·埃尔拉赫先后成为三个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约瑟夫一世、查理六世——的宫廷建筑师。他还为萨尔茨堡大主教以及萨伏依的欧根设计建筑。

在菲舍尔·冯·埃尔拉赫设计建造的所有建筑中，他设计的乡村庄园和城市宫殿正面对后世建筑师的影响最大。他设计的乡间住宅融合了帕拉第奥风格的元素与法国巴罗克风格的某些元素。这些房屋有巨大的弯曲线条以及椭圆形的中央楼阁，楼阁还带有较低的侧厅。著名的例子有维也纳附近的诺依瓦尔德格宫以及下奥地利的恩格尔哈特斯特滕宫。他设计的城市宫邸从不同的角度融合了相同的建筑元素，建筑的正面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线条清晰有力。萨伏依的欧根亲王在维也纳的冬宫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除上述建筑外，菲舍尔·冯·埃尔拉赫还建造了维也纳的申布伦宫、波希米亚总督府的正面以及特劳森宮、萨尔茨堡郊外的圣三一教堂、萨尔茨堡大学教堂以及萨尔茨堡大主教的夏季宅邸克莱斯海姆宮。1712年，菲舍尔·冯·埃尔拉赫出版了建筑史比较研究著作《建筑史概要》。这是欧洲的第一部比较建筑学著作。

菲舍尔·冯·埃尔拉赫死于1723年，当时他正在设计一座巨大的巴罗克艺术的纪念性建筑——维也纳的卡尔教堂（又称波洛米奥的圣查理教堂）。这座教堂旨在彰显皇帝的无限权力及其作为天主教守护者的作用。这座教堂最终由菲舍尔·冯·埃尔拉赫的儿子约瑟夫·埃马努埃尔·菲舍尔·冯·埃尔拉赫完成。后者还把其父为维也纳帝国马房和帝国图书馆设计的方案付诸实施。 

普兰陶尔（Prandtauer，Jakob）

1660—1726，奥地利建筑师，最早设计巴罗克风格建筑的奥地利人之、雅各布·普兰陶尔是在奧地利乡间，而非维也纳或其他城市从事建筑设计。他生于奥地利的蒂罗尔，接受过雕刻训练。当时，很多蒂罗尔人迁往人烟稀少的下奥地利，普兰陶尔也于1689年迁居圣波尔滕。尽管没有他是否受过正规建筑学训练的记载，但他在1695年已开始使用“建筑工程师”的头衔。1701年，他获得一项重要的委托，重建多瑙河畔宏伟的梅尔克修道院。据说，梅尔克修道院院长贝特霍尔德·迪特马尔曾协助普兰陶尔设计梅尔克修道院。梅尔克修道院重建成功之后，普兰陶尔接替已故的卡尔罗·安东尼奥·卡洛尼担任林茨附近圣弗洛里安修道院的建筑师。普兰陶尔还接到修建杜恩施泰因的奥斯汀小修道院的委托书，但他显然将这项工程的大部分工作交给了自己的侄子约瑟夫·蒙格纳斯特（1680—174l）。 

希尔徳布兰特（Hildebrandt，Johann Lukas Von）

1668—1745，热那亚籍建筑师，他的巴罗克风格的作品主要在奥地利，室内装饰则融入了一些洛可可元素，迁居维也纳之前，希尔德布兰特曾在热那亚学习军用和民用建筑，并作为名要塞专家在皮埃蒙特为萨伏依的欧根亲王工作。哈布斯堡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冲突结束后，希尔德布兰特前往帝国的首都，以抓住维也纳兴起的城市建设热潮的有利时机。希尔德布兰特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菲舍尔·冯·埃尔拉赫，虽然与那位杰出的竞争者相比，希尔德布兰特更多地是一个设计者、装饰者和改建者。

希尔德布兰特至今最为人称道是设计了把房屋与花园融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乡间和郊区夏季住宅（lustgebäude，在德语中，1ust的意思是“愉快”）。现存的最著名的建筑包括：维也纳的百乐宫和施塔申姆堡官（为萨伏依的欧根亲王设计）、在如今德国的巴伐利亚的波莫斯费尔登和戈勒斯多夫的乡村庄园（为权势显赫的申博恩家族设计）、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郊外改建的米拉贝尔宫（为萨尔茨堡大主教设计）。 

孟斯（Mengs，Anton Raphael）

1728—1779，波希米亚画家、教师、美学理论家。孟斯生于如今在捷克共和国境内、18世纪时属于波希米亚与萨克森交界处的乌斯季（德语中的名称为“奥伊希”）。孟斯在父亲的德累斯顿画室接受初步的绘画训练，后到罗马师从马可·本尼菲尔学艺三年（1741—1744）。1744年，孟斯返回德累斯顿，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提供的一笔津贴使他得以于1746年回到“永恒之城”罗马，继续学艺三年。在此期间，为了与一个意大利女子玛格丽塔·瓜齐结婚，他皈依了天主教。1749年，他最后一次回到德累斯顿，很快成为萨克森选帝侯宫廷的首席画家。17世纪50年代的某个时候（确切年份仍有争议），他离开了萨克森，再度旅居罗马，成为圣卢卡学院的成员，与著名的艺术批评家温克尔曼建立起工作关系，开始接受重要的绘画委托，包括为阿尔班尼别墅创作的装饰壁画《帕纳萨斯》。1761年，孟斯应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的邀请前往马德里，在马德里工作了八年。1771年，他返回罗马，担任圣卢卡学院院长，在梵蒂冈效力于教皇克雷芒十四世。1773—1777年，孟斯再度到马德里为查理三世工作，后回到罗马，两年后在罗马去世。 

孟斯和温克尔曼一道发展了新古典主义理论，他的教学、绘画和著述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新美学做出了贡献。1762年，他出版了重要论著《论美》。

五、意大利

意大利（Italy）

意指延伸到地中海的一个长靴状南欧半岛的地理名词。直到19世纪晚期，如今的意大利国家才最终得以形成。18世纪，意大利半岛分布着众多具有不同政治社会结构的小国家：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卢卡共和国、圣马力诺共和国，撒丁王国和两西西里王国，帕尔玛公国和摩德纳公国，皮翁比诺公爵领地，教皇国，奥地利统治的米兰、托斯卡纳、曼图亚等公国，萨伏依王朝控制的皮埃蒙特地区。 

1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成为欧洲列强一争高下的战场。随着1756年外交革命以及法国波旁王朝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结束敌对状态，意大利半岛进入相对长期和平阶段。各国的统治者把注意力放在加强中央集权和推行改革上。然而，地方特权和势力有效地阻挠了当权者的努力。只有萨伏依、托斯卡纳、伦巴第确立起开明绝对主义。在这三个地区，效法法国和奥地利的榜样推行了中央集权化及相关改革。教皇驻跸在罗马的梵蒂冈，并以世俗领主的身份统治教皇国，这一状况对意人利的开明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政教关系成为文学作品、思想讨论和改革活动的重要主题。 

意大利诸邦出现了独具特色的启蒙运动。在米兰、那不勒斯、托斯卡纳，一些生气勃勃、极富创造力的小群体潜心探讨当代政治理论、历史学、经济学、法哲学的重大问题。此外，意大利形成了独特的天主教启蒙思想。意大利半岛为欧洲思想界奉献出穆拉托里和维柯等卓越历史学家的开创性著作。但是，就总体而论，意大利思想家和改革家关注的重点远比法国启蒙哲学家的理论著作切合现实。意大利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杰诺韦西、伽伐尼、贝卡里亚、菲兰杰里、塔努奇、佩德罗·韦里、亚力山德罗·韦里、詹农、哥尔多尼。

在米兰等城市，出现了沙龙、咖啡屋、读书会等典型的启蒙机构，一些地区还出版了拥护启蒙事业的刊物。但是，这些开明因素在意大利各国的普及程度比不上法国。事实上，许多杂志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境地。最著名的开明杂志《咖啡馆》仅仅维持了两年时间，欧洲北部的游客全都注意到意大利的沙龙相对较为偏狭。

意大利的开明改革者通常没有超越既定的体制，他们在国家官僚机构担任官职，并借助这些官职推行改革。与普鲁士或哈布斯堡帝国皇帝领地的改革相比，意大利改革者取得的成果显得相形见绌。

在18世纪的欧洲人看来，意大利与其说是启蒙运动的中心，不如说是辉煌的艺术、建筑和音乐中心、政治和艺术典范的源头和旅行的目的地。巴罗克建筑和艺术诞生于意大利，传播到全欧洲。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米兰等城市，深深吸引了欧洲北方有抱负的年轻作曲家，他们学习意大利音乐特有的音色与和声手法。意人利歌剧最终席卷18世纪的巴黎。威尼斯共和国不仅保留了过去辉煌的遗迹，也激发人们从政治上探讨共和国衰落的原因。罗马及意大利其他地方保留了古代文物的遗迹，其风格样式主导了18世纪晚期兴起的新古典主义艺术。最后，对于家道殷实的欧洲北方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弟来说，虽然意火利较为落后，但可以养成获得优雅的社交礼节、精致的文化品位以及老于事故的处事之道。因此，意大利成为游客的向往之地和大旅行必到之处。

参见意大利启蒙派、两西西里王国、新古典主义、罗马天主教、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两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

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亚平宁半岛南部）两个王国组成的意大利国家。这两个王国时分时合。两西西里王国最初是11世纪的诺曼征服者创立的（1072—1091）。13世纪，王国一分为二，由各自的统治者统治。16世纪到18世纪初，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这两个王国。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末代统治者死去，又没有具备法定资格的继承人，随即爆发了围绕王位继承问题的欧洲战争。《乌特勒支条约》（1713）把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划给了要求西班牙王位的法国波旁家族。那不勒斯和米兰划归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西西里则归萨伏依王室。1720年，萨伏依公爵为了换取撒丁，将西西里的控制权转让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此后，哈布斯堡一直统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1735年，这两个王国再度转归西班牙控制。西班牙波旁亲王查理（后成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登上了两王国王位。查理想使国家集权化和现代化，与主要顾问塔努奇律师一道，在启蒙运动学说激励下推行了系列宗教、财政和司法改革。 

查理继承了同父异母兄弟斐迪南六世的西班牙王位，于1759年离开了那不勒斯，塔努奇仍留在那不勒斯，在查理的继承人斐迪南四世幼年时期（1759—1767）担任摄政。塔努奇一直主持国务活动，1776年因与玛丽亚·卡罗琳王后不和而遭解职。1767—1825年间，除革命的那不勒斯共和国存在的六个月（1799年1月至7月）之外，斐迪南四世一直统治着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维也纳会议（1815）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正式统一，他也更名为两西西里王国的斐迪南一世。斐迪南在19世纪几乎拥有专制的权力。 

18世纪，开明的那不勒斯君主及其顾问特别关注政教关系问题。为了维护王室对强大的天主教会的世俗控制权，整顿政教管辖权发生冲突的领域，他们拒绝任命新主教来填补空缺的主教职位（主教教区）。结果，到18世纪末，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许多主教教区始终是空缺的。这实际上削弱了教会的管理能力。对教会另一个方面的进攻是1767年开始在王国内取缔耶稣会。

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下的那不勒斯市成为那不勒斯政治和文化启蒙运动的中心。杰诺韦西的教学和著述涉及哲学、神学、伦理学和经济学。他的学生菲兰杰里和格里马尔迪兄弟继续他的事业，潜心于更为激进的启蒙思想。加利亚尼曾作为那不勒斯大使的秘书到过巴黎，为塔努奇提供有关法国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及其两位创立者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信息，那不勒斯形成了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的小团体，他们将启蒙学说推而广之，应用于那不勒斯的特殊环境，他们的作品也为欧洲其他地区的读者所了解。

尽管实行了开明改革，而且出现了有所限制却充满活力的思想活动，18世纪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仍然极其贫穷，经济停滞。社会结构也相对简单，少数贵族家族拥有绝大多数土地，农民大众贫困不堪。中产阶级的力量微不足道，受过教育的开明阶层主要是贵族。国家虽然想方设法控制天主教，但天主教的势力和影响仍然很广泛。所有这些事实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与意大利其他地区分隔开来，限制了各种启蒙运动的影响范围。 

萨伏依（Savoy）

位于阿尔卑斯山西麓的公国。萨伏依的官方语言是法语，现在法国的萨瓦省和上萨瓦省所处的地理位置涵盖了历史上萨伏依公国的大部分版图。在18世纪，萨伏依是萨瓦王朝国家的组成部分，其政治和经济中心是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的城市都灵。1560年前，萨伏依一直统治这个国家。到18世纪，萨伏依成为行政管理上的落后地区，但是，由于境内商路纵横交错，它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萨伏依在18世纪欧洲始终是一个战略要地，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关隘扼守住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军队调动和物资供应的必经之路。正是由于握有这一有利地位，萨伏依的统治者萨伏依公爵能够运用大胆灵活的外交手段与主要欧洲列强讨价还价。

公国本身并未从穿越境内的贸易或军队中获得多少好处。公国的经济停滞不前，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和畜牧业。小规模的工业出产丝绸和铁钉。这个地区崎岖多山，人口稀少。阿尔卑斯山麓的尚布里是萨伏依的大城市，是当地的行政中心。卢梭是日内瓦人，曾在萨伏依度过几年时光，《爱弥儿》中有一章名为《一个萨伏依牧师的信仰自白》的著名章节，使萨伏依名垂青史。 

1792年，在法国革命引发的战争期间，法国兼并了萨伏依。1815年，该地区重归萨伏依王国，但1860年再度为法国兼并。

皮埃蒙特（Piedmont）

位于阿尔卑斯山东麓、波河上游河谷的意大利北部领土。皮埃蒙特的首府是波河河畔的都灵。皮埃蒙特地区位于古老的萨伏依王国的中心。那个王朝国家的版图还包括萨伏依公国、奥斯塔公国、蒙费拉托公国和尼斯伯爵领地。18世纪，西西里（1713—1718）和撒丁（1720—1861）也曾属于萨伏依王朝。1861年，萨伏依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首位国王。 

萨伏依国家居于南欧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因为其境内拥有连接意大利与法国的阿尔卑斯山主要关隘。因此，萨伏依的统治者得以施展带有浓厚投机性质的娴熟外交谋略，周旋于各个列强之间，以国家利益来决定与哪个强国结盟。

皮埃蒙特是富庶的农业地区，葡萄是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在有瘴气、多沼泽的韦尔切利地区，水稻是主要收入来源。其他谷物养活了萨伏依王国，但其产量尚不足以供应出口。都灵当时是这一地区最大的城市。都灵拥有规模不大的丝织业和制衣业，但产品质量上乘。金属加工业，尤其是军需品制造，也为这座城市提供了经济来源。

在皮埃蒙特地区，萨伏依王朝的首领拥有国王的头衔。18世纪的国王有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二世（1675—1730年在位）、査理·伊曼纽尔三世（1730—1773年在位）、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三世（1773—1795年在位）。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二世将萨伏依王国改造成一个绝对主义国家的典型。他在行政体制上推行中央集权化，税收足以应付预算支出，平息了潜在的贵族叛乱。维克多·阿马戴乌斯的儿子守住了这些遗产，维持了萨伏依的国力。天主教会在国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实际上，天主教会的宗教法庭——宗教裁判所——权势熏天，以致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等启蒙学者为了躲避迫害，纷纷逃离了萨伏依。 

罗马（Rome）

意大利城市，古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天主教会教皇驻在地。罗马城坐落在台伯河上游的七座小山上，离意大利西部地中海沿岸不远。罗马的考古废墟和人工制品表明，公元前10世纪，罗马城故址已有人定居。 

公元1世纪，罗马成为早期基督徒的活动中心。早期基督徒受到罗马当局的迫害。直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教，在帝国境内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情况才有了改观。罗马的基督教主教称为教皇，他被说成是使徒彼得的传人，因而自基督教之初，他就享有某种首席主教的最高权利，但直到很久之后，他才成为无可争辩的教会领袖。

公元5世纪，在经济状况、政治危机和气候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罗马帝国陷入严重的衰落之中。帝国在“蛮族”的大潮面前脆弱不堪，公元410年，罗马陷落。公元476年，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西罗马帝国不复存在。

帝国崩溃后，基督教教皇制度却延续下来，教皇开始在罗马行使世俗统治者和精神领袖的双重职能。教皇还控制了意大利的一些重要地区，称作教皇国。在中世纪，教皇统治的罗马只是古代城市的遗存。罗马城屡遭动乱，处境艰难，但是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教皇制度仍然在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受人尊敬。在14世纪的几十年时间里，教皇被迫从罗马迁到阿维农。1378年后，罗马教会有两位教皇统治，一个在罗马，一个在阿维农。教皇返回罗马后，罗马的局势并未立即改观。1415年，罗马城的命运跌入历史低谷，当时，狼群在教皇府邸（梵蒂冈）的墓地里随意出没。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受益于文艺复兴运动的活力和创造力，很快开始复兴。但直到16世纪初，接连几位教皇大兴土木工程，罗马城的面貌才有了显著的变化。罗马的名门望族大规模修建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也对城市的复兴做出了贡献。梵蒂冈恢复了生机，城市的主要街道变直了，街道布局也重新调整，新的输水道把水引入城市。罗马人口从中世纪晚期的数千人增加到文艺复兴时期的13万人。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洗劫了罗马，罗马人口下降到４万。16世纪末，罗马人口再度增加到10万人。

16世纪晚期，天主教会回应新教改革运动对天主教会基督教观的挑战，罗马城的面貌也显著改观。巴罗克风格的艺术和建筑在罗马发展起来，体现出天主教对新教挑战的回击。这种风格的原则不仅是满足天主教会的宣传之需，而且用宏伟的建筑美化城市，这些建筑从空间利用到内部装饰无不突显教皇的广泛权力。17世纪，罗马建造了一批大广场：巴尔贝里尼广场、纳沃拿广场、圣彼得广场、斯帕格纳广场以及非凡的贝里尼广场。进人18世纪，巴罗克风格依然兴盛，代表性的建筑有：西班牙式台阶、特里维喷泉以及拉特教堂、马焦雷的圣玛丽亚教堂、圣克罗齐教堂。18世纪后期，一些艺术家和建筑师不满于巴罗克风格的凝重、华丽，一种新古典主义风格应运而生。 

作为国际性天主教会的中心，18世纪的罗马在欧洲依然地位显赫，但教皇不再像以前几个世纪那样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相反，教皇逐渐把世俗控制权拱手交给各国君主。尽管如此，罗马继续统治着意人利的教皇国，保护它们免受南部那不勒斯王国的侵犯。本尼狄克十四世等教皇大兴土木，改善城市状况，赞助博物馆和大学，促进了文化活动。 

启蒙运动时期，罗马成为欧洲的主要文化中心之一。事实上，这个曾经是伟大的罗马帝国首都的城市，如今激发起人们复兴古代世界理想的想象。艺术家、建筑师、作家和音乐家纷纷到这座城市求学，年轻富有的欧洲人几乎总是把罗马纳入他们大旅行的行程。总而言之，罗马对思想开放的人们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它是好与坏两个方面制度和事件的象征，从正反两面为理想主义改革者提供了榜样。

都灵（Turin）

位于波河上游皮埃蒙特平原的意大利城市。都灵是萨伏依王国的首都，又是最大的城市，萨伏依王朝国家的统治者不时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3世纪以来，都灵一直是萨伏依王朝在意大利的势力中心，但直到1563年才成为王国的首都。17、18世纪，在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二世（1675到1730年在位）及其18世纪继承人的保护下，都灵逐步发展起来。18世纪初，都灵已建成日益坚固的要塞，成为欧洲防御最好的城市之一。18世纪，都灵的城市人口翻了一番。 

都灵的格状城市布局体现出巴罗克时代特有的合理城市规划。那一时期的许多遗迹突出表现出使城市规划适应宣传目的的巴罗克风格。例如，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二世把一些建筑物建造于令人联想起权力和庄严的位置，这些建筑物要么在城市中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风貌，要么俯瞰四周由萨伏依王朝统治的乡村。都灵建有著名的巴罗克建筑，如各式贵族府邸、皇家宫殿、瓜里诺·瓜里尼设计的圣施鲁德礼拜堂以及长方形大教堂。 

都灵拥有小规模的工业经济、主要出产丝绸和其他奢侈品。为满足军需品的需求，金属制造业也发展起来。这些工业得益于城外一连串的运河，它们为工业提供了水源和带动机器的动力。都灵城的犹太少数民族颇具影响，其人数在１8世纪初大约占总人口的1，8%，其中大多数人是工匠或小商人，少数人从事银行业和商业投机而十分富有。

米兰（Milan）

坐落于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平原的城市，米兰公国首府。公元前194年，米兰成为罗马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公元2世纪，米兰建立起基督教会。罗马帝国有四个主要地区，米兰是其中一个地区的首府。313年，康斯坦丁—世皇帝承认米兰天主教会独立，354—404年，米兰是西罗马帝国的首都。 

安布罗斯主教担任米兰大主教期间（374—397），米兰在基督教世界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 

罗马帝国崩溃后，各蛮族部落先后统治米兰，其中包括伦巴第人部族，米兰周边地区因此得名“伦巴第”。在中世纪，米兰纳入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1183年，米兰赢得独立，《康斯坦茨和约》承认数个意大利城市为自由市。同其他意大利城市一样，13、14世纪，归尔甫派与吉伯林派之间的家族冲突破坏了米兰的安宁。吉伯林·维斯孔蒂家族最终赢得了米兰的控制权。15世纪，斯福尔扎家族又控制了米兰。他们积极赞助艺术，支持莱昂纳多·达·芬奇和多纳托·布拉曼特。

米兰的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伦巴第平原正处于阿尔卑斯山南麓通往瑞士的隘口。这些隘口及其控制的通向瑞士的山谷是意大利与奥地利之间仅有的便利通道。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帝认为，要确保繁荣与安全，就必须控制米兰公国。16世纪（1535），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征服并一直统治这一地区。1713年这一地区转到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手中。除开拿破仑统治时期（1796—1814），1859年前这一地区始终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因此，启蒙运动期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控制着米兰，在玛丽亚·特利莎及其儿子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米兰推行了国家指导下的改革。 

18世纪，米兰成为重要的艺术和音乐中心，富有的私人赞助者急切地赞助新作品的创作。哈布斯堡统治者以及考尼茨等忠于开明专制理想的大臣也公开鼎力支持艺术。

在音乐领域，米兰的歌剧和管弦音乐会十分兴盛。1717年，雷吉奥公爵剧院落成，成为歌剧中心。1776年，它毁于火灾。1778年，一座新的歌剧院斯卡拉歌剧院开放。管弦音乐会拥有大量热心听众。1758年，米兰组建了爱乐乐团，这个大型管弦乐队要经过严格任职考试方能加入。米兰还是作曲家乔瓦尼·巴蒂斯塔·萨马尔蒂尼和音乐理论家乔瓦尼·巴蒂斯塔·马蒂尼（以马蒂尼神父而闻名）的故乡。两人都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如格鲁克、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从而使18世纪音乐深受意大利曲风的影响。

18世纪，米兰的建筑开始体现出新的特色。洛可可式的教堂和广场有：玛丽亚·德拉·撒尼塔（1708）、圣托·弗兰西斯科·迪奥帕拉（1728）和特里瓦尔齐奥广场（1707—1713），18世纪晚期，米兰又兴建了贝尔齐奥伊奥索广场（1770）、维拉·里尔勒（1790—1796）等新古典主义建筑。1782年，米兰修建了大型的公共花园。 

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米兰的文化全面扩展。米兰成为繁荣的思想中心，孕育出意大利启蒙运动的一些重要人物。贝卡里亚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在欧洲各地引发了刑法改革的讨论，皮耶罗·韦里、亚历山德罗·韦里兄弟是贝卡里亚的重要支持者，史学家穆拉托里促进了历史学科的转型。

威尼斯（Venice）

位于亚德里亚海环礁湖诸岛屿的意大利城市。18世纪，威尼斯城始终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中心，但以往的那个强大国家在政治上已经退居幕后。不过，威尼斯仍是繁荣的音乐和艺术中心，作为政治和文化的象征始终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欧洲游客。 

5世纪初，这些位于威尼斯环礁湖上的岛屿开始成为意大利本土居民躲避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的临时避难所。然而，公元568年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之后，威尼斯才有了连续的历史。当一波又一波的侵略者洗劫意大利本土城市的时候，一些勇敢的人一再逃到近海的岛屿上寻求安全。他们不再返回故乡，在环礁湖岛屿的安全地带建造起永久性定居点。拜占庭皇帝是威尼斯这个新城镇的名义上的领主。由选举产生的总督行使君主般的权力。到１2世纪，一系列的管理委员会几乎彻底取代了总督的政治和行政权力，委员会的成员由全体威尼斯公民选举产生。从此，这个城市逐步发展成共和国。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14、15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统治着东地中海地区，成为欧洲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威尼斯共和国的成功取决于贸易和商业冒险，亚得里亚海的地理位置使之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世界”的发现，使商业活动的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威尼斯无法与西班牙和其他大西洋贸易国相抗衡。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已成为东地中海地区难以对付的强国。威尼斯不仅向土耳其人割让国土，还收缩了东方贸易线。16世纪，威尼斯开始走向衰落，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到18世纪的时候，从前那个强大的威尼斯已是徒有其表。不过，在大旅行中游览过这座城市的人无不对城市的运河、完美的建筑和美术啧啧称奇。威尼斯在大斋节前举行的狂坎节在全欧洲闻名遐迩。一些观察家，如孟德斯鸠，对这座城市政治文化的评论十分苛刻，认为共和国已经堕落为颓废、暴虐的寡头政治。

无论威尼斯在政治领域多么衰微，它在文化上始终生气勃勃。伟大的威尼斯壁画家提埃波罗为全欧洲的宫殿做装饰。卡纳莱托和瓜尔迪的油画表现出了这座城市的基本情绪和象征意义。亨德尔等年轻的作曲家、音乐家前往这座城市求学和寻求赞助。维瓦尔第在这里创作出大量的作品。威尼斯的歌剧也十分繁荣。查尔斯·伯尼等到此一游的观察家注意到，音乐渗透到从运河到教堂的威尼斯城市文化的方方面面。此外，哥尔多尼和阿尔加罗蒂为首的知识分子致力于把当代思想传入这座城市。因此，这座城市以自身的方式经历了启蒙运动的各种新事物。

参见巴罗克、意大利、政治理论、洛可可

萨伏依的欧根（Eugène of Savoy，Prince）

1663—1736，著名陆军将领、奥地利哈布靳堡军队总司令、哈布斯堡帝国陆军部大臣、米兰摄政、奥属尼德兰总督（１716—1724）、著名的艺术与建筑赞助人。欧根亲王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著名的军事领导人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大帝）和萨克森的莫里斯自认是欧根亲王的学生。 

从本质上说，弗朗索瓦-欧根·德·萨瓦-卡里南（萨伏依的欧根亲王）是一个雇佣军。他的父亲苏瓦松伯爵欧根-莫里斯·德·萨瓦-卡里南是萨伏依统治家族在法国支系的领袖，是萨伏依的查理·伊曼纽尔二世的堂兄。他的母亲奥林匹娅·曼奇尼是法国最后一位伟大首相马扎然红衣主教的侄女。欧根亲王在凡尔赛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学习各项军事技能及那个时代的亲王所必备的其他技能。路易十四不肯在法国军队中给他安排一个位置，欧根亲王便效力于正在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卡伦山大捷（1683）令欧根一战成名，他以无报酬的志愿军身份参战，而这场战斗彻底击败土耳其人，维也纳就此解围。 

卡伦山之战展示了欧根亲王杰出的军事才能，之后，他担任库夫施泰因龙骑兵团司令，开始了辉煌的军事生涯。1685年，他晋升为少将，1688年升任副陆军元帅，1706年更成为哈布斯堡帝国副陆军元帅。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0—1713）期间，他被任命为帝国陆军部大臣，此后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欧根亲王先后取得了森塔（1697）、布伦海姆（1704）、都灵（1706）、奥登纳尔德（1708）、马普拉凯（1709）、彼得瓦尔代因（1716）、贝尔格莱德（1718）等战役的大捷，赢得了极高的军事威望。1713年，他建议哈布斯堡皇帝查理六世接受在乌特勒支提出的和平条约，1714年他参与了《拉施塔特条约》的谈判。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多次打败对手，为哈布斯堡王朝争得了意大利的米兰公国和西属尼德兰（随后被称作奥属尼德兰）。他在欧洲东部的一系列胜利彻底消除了奥斯曼帝国对哈布斯堡帝国的长期威胁，把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北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和小瓦拉几亚并入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1699年的《卡洛维茨条约》和1718年的《帕索洛维茨和约》）。可以说，萨伏依的欧根亲王为18世纪初巩固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雇佣军，欧根可以为任何一位欧洲王公效力。维持一支常备军的做法在当时刚刚出现，各国统治者纷纷向杰出的独立军人提供军队和指挥权。欧根之所以决定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效力，并不单纯是因为这个家族向他提供了法国所未能提供的机会，也因为他认为哈布斯堡王朝是基督教欧洲的主要保护者。

欧根亲王为人率直，极其虔诚，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艺术鉴赏家。菲舍尔·冯·埃尔拉赫和希尔德布兰特为他设计了维也纳城的宫殿，希尔德布兰特还为他在维也纳郊区设计了美丽的百乐宫。这两幢建筑都是18世纪晚期维也纳巴罗克风格建筑的杰出代表。

欧根亲王也是缔造了早期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的重要赞助人。他保护并赞助过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后者把《单子论》一书题献给他以示感谢。欧根亲王担任奥属尼德兰总督期间，保护詹森主义信徒，促进了詹森主义教义传播到德语地区。欧根亲王将他的法国血统和教育、奥地利和德国的政治事业以及意大利和法国的艺术品味集于一身，这使得他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位国际性的、世界主义的重要人物。

塔努奇（Tanucci，Bernardo，Marchese）

1698—1783，原为托斯卡纳的律师，后来成为在那不勒斯王国推行自上而下的开明改革的政治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查理三世统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时期（1734—1759），塔努奇是查理的首席顾问。查理三世继承西班牙王位后，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让给了次子斐迪南，塔努奇依然在幕后施加影响。1759—1767年间，塔努奇作为摄政之一控制了政府。1768年，斐迪南任命他为首相。 

在那不勒斯王国，凡是致力于政治、社会或经济改革的人都面对难以克服的重重挑战。天主教会和贵族组成的封建阵营控制了那不勒斯国家。塔努奇成功地对教会的财产进行征税，并且削减了20%的神职人员。他还改革法律制度，减少残暴的刑罚，限制封建贵族对领地内农民拥有的法律权限。但他未能制订一部统一的法典，那不勒斯王国依然实行11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塔努奇设法推行统一的土地税，加强中央对税收的控制。但那不勒斯王国的贫穷，再加上封建土地集团的抵制，使塔努奇改革的范围十分有限。

18世纪60年代，塔努奇的改革步骤就开始充分显露出局限性。塔努奇执政时间越长、改革的性质越激进，面临的反对越强硬。1776年，由于玛丽亚·卡罗琳娜王后和一伙贵族的反对，塔努奇被迫辞职。塔努奇的困境及其改革计划的夭折，刺激了加利亚尼、菲兰杰里、杰诺韦西等许多那不勒斯启蒙运动的年轻思想家和改革者。他们提出了与阻碍变革的那不勒斯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进行斗争的新思想和新方法。

意大利启蒙派（Illuministi）

有时用来指意大利启蒙运动思想领袖的单词。它来源于意大利语的illuminare，意思是“照亮，启蒙”。意大利各邦国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结构使意大利启蒙运动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意大利启蒙运动绝非一场单线的、统一的运动。意大利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体现出各自地区和城市的特定背景和传统，从而为研究者留下了丰富而多元的文化遗产。例如，米兰的启蒙思想不同于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成尼斯、都灵的启蒙思想。 

意大利也有法国启蒙运动的那些文化机构：读书俱乐部、沙龙、咖啡馆、杂志和政治协会。传统的那不勒斯、帕维亚和博洛尼亚等大学的教授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特征使得意大利启蒙运动不同于法国启蒙运动，更接近于德意志启蒙运动。

18世纪意大利的观察家常常注意到，启蒙思想并未广泛深人意大利半岛，占主导地位的是对启蒙思想的肤浅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参与启蒙运动的人士相对较少。尽管如此，意大利启蒙运动仍然孕育出许多极为重要的著作，对意大利乃至许多欧洲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谈到意大利的贡献，我们必须提及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穆拉托里和维柯的历史著述，杰诺韦西和加利亚尼的政治经济学，伏打、伽伐尼和斯帕兰扎尼的科学，提埃波罗、卡纳莱托、隆吉、皮拉内西、贝洛托的绘画，维瓦尔第、科雷利、斯卡拉蒂、佩尔戈莱西、加卢皮、萨马莱丁尼的音乐。

特殊的环境使得意大利启蒙思想带有这一地区特有的内涵。举例来说，政教关系成为法学、历史学和政治理论的主题。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权力广泛深入地渗透到意大利各邦国的政治体制之中。启蒙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重新界定宗教的合法领域，为限制教皇权限寻找一种合法的、历史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学者阐述了一些理论，促进了意大利乃至巴伐利亚（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的世俗化进程。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意大利南部地区农业的独特结构使经济学家创立了一种独特的理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观念——重农学派和斯密提出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不符合意大利的情况。为取代自由贸易主张，意大利思想家阐述了一种开明的重商主义，主张中央政府不断控制经济活动以维护全民族的利益。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意大利对歌剧的贡献，对交响乐的形成、洛可可风格以及艺术与建筑的贡献。意大利各地遍布古代的人工制品，成为教育大旅行的最终目的地。凡此种种，无不为启蒙运动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养分。

参见菲兰杰里、哥尔多尼、阿尔加罗蒂、两西西里王国、塔努奇、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出版

维柯（Vico，Giovan Battista or Giamhattista）

1668—1744，那不勒斯历史学家、哲学家、法学家。由于对现代史学方法论的贡献，詹巴蒂斯塔·维柯在当今闻名遐迩，但在启蒙运动时期，他很少为意大利之外的人所知。他是那不勒斯人，几乎毕生都在那不勒斯度过。维柯的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书商，维柯在耶稣会接受基础教育，后毕业于那不勒斯大学。1699—1742年间，他在那不勒斯大学担任修辞及演说术教授，但生活一直很拮据。他在那不勒斯大学相对与世隔绝，但历史学家、法律学者穆拉托里、法学家G.V.格拉维纳等同时代意大利人赏识他的成果。尽管如此，维柯对未能在欧洲赢得更多的追随者深感失望。

年轻时，维柯就开始探索超出其相当有限的教育程度之外的思想领域。他把柏拉图、塔西陀、培根和荷兰法学理论家雨果·格劳秀斯当作主要灵感源泉。

维柯尤为沉迷于历史知识的真实性问题。不论是他的历史研究方法，还是历史学理论，都表明他为解决这认识论难题所做出的努力。他怀疑抽象地运用理性得来的知识（理性主义），更倾向于凭借经验获取的知识（经验主义）。维柯认为，人类唯能够确知的是自己做过或经历过的事情（真实的事实）。其他一切人类知识，尤其是与神有关的知识，不过是人类心灵投射到宁宙之中而形成的神话。从本质上说，维柯认为，人类的文化和过去事件的历史并非客观事实，而是人类心理学的产物。因此，他把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力与正常的心理活动联系起来。 

维柯认为，人类心灵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孕育出独一无二的特定文明形态（语言、表达方式、社会制度、宗教、哲学、政府）。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对应于一种特定的心理机能，产生出独特的人类世界观。第一个历史阶段为众神时代，人类受制于感觉经验;第二阶段为英雄时代，想象和幻想控制了类;第三阶段凡人（诸民族）时代，人类信从智慧和理性。

许多启蒙思想家认为历史发展是持续进步过程。但是，维柯认为，文明的变迁并不一定是向前发展的。他倾向于把历史看作循环往复的过程，类似于有机体生长、成熟、衰退、再生的过程。

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经历上述三个“时代”后发展到某一界限，即自由与理性局限性之间的张力所设定的某界限。文明便步入动乱或危机时期，始终开始衰落和重生。不过，重生阶段缓慢地转化为新的成长，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历史周期。 

维柯的著作包括杰作《关于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理》（有1725、1729、1744年三个版本）、《修辞的艺术》（1716）、《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1709）以及《论从拉丁语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1710）。 

由于其研究在启蒙运动时期大多为人们所忽视，维柯通常被视为天才，被认为是“超越时代的人”。不过，他的主题反映出那个时代普遍的思想旨趣：探究知识的基础（认识论）、赋予经验（事实）资枓以哲学确定性、引入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即自然界、文明、人类心灵、宗教的历史性）的观念、思索发展方向（进步的前景）、民族或文明的精神。 

罗马圭斯蒂齐亚广场的詹巴蒂斯塔·维柯雕像  

堆柯的影响在启蒙运动时期很少扩展到意大利之外，如今，他的历史哲学因其处理过去资料的创造性方法而受到推崇，纽约阿利那里艺术资料库供图。

在原始精神和宗教问题上，丰特奈尔、布罗斯、布朗热、休谟、培尔和霍尔巴赫男爵等启蒙思想家与维柯的观点相似。维柯坚持认为，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某一特定时代或文明的整体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与孟德斯鸠、伏尔泰、加泰雷尔和施勒策尔等历史学家完全相同。尽管如此，维柯仍有新颖独到之处，他认为各种文明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彼此完全不具可比性，这对于那个时代而言是一种极端的思想。这种说法与卢梭和赫尔德的观点一致，但后两人已是启蒙运动后期的人物了。 

贝卡里亚（Beccaria，Cesare Bonesana，Marchesedi）

1738—1794，米兰（意大利）改革家、法学家、经济学家。贝卡里亚侯爵出身于米兰贵族家庭，毕生竭力挣脱他所认为的家长制贵族社会的束缚。1761年，他违背父亲的意愿结婚，但很快发现难以承受失去家庭在道德和金钱上的支持。于是，他与父亲和解，但此后终生对家长制怨恨不已。 

贝卡里亚就读于帕维亚大学，1758年获得学位。他出版了《论犯罪与刑罚》（1764），并承认了作者身份，但直到1768年他才真正在事业上站稳了脚跟。贝卡里亚凭借这部著作赢得了声望，得到米兰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的庇护。他获得米兰大学法律和经济学教授职位（1768—1770），后又被任命为米兰最高经济委员会的成员（1771—1794）。 

贝卡里业属于米兰启蒙运动社交界和思想界的成员。他参加了由佩德罗·韦里及其兄弟亚里山德罗·韦里组织的一个改革俱乐部“拳头学会”。在韦里兄弟的影响下，贝卡里亚阅读了休谟、孟德斯鸠、爱尔维修、狄德罗、布丰、达朗贝尔等法国和英国启蒙运动主要思想家的著作。 

最终，贝卡里亚在佩德罗·韦里的建议下撰写了《论犯罪与刑罚》。他担心受到米兰当局迫害，便匿名出版了这本著作。然而，米兰政府采纳了这部著作的意见，认为它所提议的刑法改革符合开明统治之需。《论犯罪与刑罚》主张调整刑罚制度，量罪处刑。贝卡里亚反对死刑，指出残酷的惩罚并不具备威慑力。 

在确定《论犯罪与刑罚》没有惹怒米兰当局之后，贝卡里亚承认了自己的作者身份，并于1766年10月动身前往巴黎。贝长里亚受到热情的欢迎，被邀请参加各个开明沙龙。然而，他并不具备在巴黎社交界如鱼得水的社交技巧。三个星期之后，他丢下了旅伴亚里山德罗·韦里，离开巴黎返回米兰。

贝卡里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韦里兄弟的鼓励和支持。他们为《论犯罪与刑罚》提供了许多材料和观点，但一直坚持贝卡里亚的著作权。不论贝卡里亚和韦里兄弟对《论犯罪与刑罚》一书起到了何种作用，这部著作促成了欧洲各国刑事司法领域的革命，因而成为启蒙运动奉献给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礼物之一。

参见意大利、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论犯罪与刑罚》（Essay 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意大利文书名：Dei delitti e dellepene，—部刑事司法论著，1764年由托斯卡纳的一位印刷商匿名出版。该书的作者是米兰贵族贝卡里亚侯爵。贝卡里亚并非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完成这部著作。他是一个米兰知识分子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定期在彼德罗·韦里与其弟亚历山德罗·韦里开办的咖啡馆聚会讨论。经过反复讨论，贝卡里亚逐渐形成了关于法制改革的思想。彼德罗·韦里鼓励贝卡里亚出版这部论著，并承担了编辑和推广人的丄作。贝卡里亚之所以决定匿名出版，是担心受到米兰当局的政治迫害。没想到当局称赞此书，贝卡里亚便公开承认了自己的作者身份。 

《论犯罪与刑罚》出版后立即引起了热烈的公开讨论。在短短的18个月时间里，该书就拥有六个意大利文版本、众多法文版本，英文版也即将面世。1766年莫雷莱神父的法文本问世后，此书在全欧洲广泛传播。支持改革的君主热情接受了这部著作，其热情不亚于启蒙哲学家。贝卡里亚成为启蒙人士的英雄和宠儿。

贝卡里亚按照笛卡儿的几何学方法来组织《论犯罪与刑罚》的论点。他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普遍的功利义原则着手展开讨论。按照贝卡里亚的观点，人类的法律出于维护社会契约的需要，因而必须以这一功利主义原理为基础。更进一步说，倘若法律侵犯了社会契约，那么，法律从本质上说就是不公正的。接下来，贝卡里亚从他的普遍原理引申出若干关于法制的推论。首先，他强调分权的必要性：立法和司法职能绝不能归于同一个人或机构。立法者不能决定一项罪名是否成立，那属于地方行政官员的职权范围。同样，法官不能以解释法律或实施惩罚的方式越权行使立法职能。在庭审时，不能由一个证据推导出另一个证据。相反，必须综合各种独立的证据来确定一项罪名是否成立。判决应当由陪审团做出，陪审团的成员则由抽签产生。只要法律明晰、证据确凿，再运用“普通的机智”这一人类固有的天性，便可以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普通人完全能够做出公正的判决。

贝卡里亚在这部论著中着重探讨了犯罪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他在这一部分仍然按照几何学推论方法来组织结构，指出了犯罪与刑罚关系的一般特征，再补充具体的细节。贝卡里亚划分了罪行及相应刑罚的类型，强烈抨击死刑。

贝卡里亚基于洛克的政治理论和感觉心理学、历史经验以及功利义原则，阐述了反对死刑的论据。他把死刑比作战争，宣称死刑无异于一个国家对误入歧途的本国公民发动战争。他指出了把自杀定为犯罪、却允许政府杀死本国公民的法律体制的荒谬。他还认为，死刑几乎没有什么威慑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死刑还不如痛苦的长期监禁更令人感到恐怖。最后，他指出，把处决死刑犯变成一种公开展示，实际上破坏了人们对法律、法律制定者以及司法体系的尊重。 

在论述犯罪与刑罚关系的这一部分的结尾，贝卡里亚强调了预防犯罪的重要性。明晰的法律、教育、奖赏美德以及适当控制地方行政官员，都将有效地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在结尾部分，贝卡里亚以笛卡儿式的态度简洁明了地陈述了本书开篇提出的普遍功利主义原则所引申出来的法则。贝卡里亚宣布，刑罚必须是“公开、及时、必要、按罪量刑的，在既定情况下最少不确定性，且法律已有明文规定”。

《论犯罪与刑罚》借鉴了18世纪思想的各种基本理论。社会契约概念、强调法律形成于人类习俗而非神性的启示、利用心理学的情感理论解释法律对行为的影响、运用几何学的推论方法以及把功利作为支配人类关系的核心原则，所有这些无不表明这部著作属于启蒙运动的成果。以这一点而论，它成为18世纪思想信念的创造力的典范。然而，《论犯罪与刑罚》并不仅仅是18世纪的遗物。对于现代世界而言，贝卡里亚对欧洲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的批判仍然富有启发，言中肯綮。实际上，《论犯罪与刑罚》是启蒙运动对现代世界的永久贡献之一。

穆拉托里（Muratori，Lodovico Antonio）

1672—1750，意大利历史学家、图书馆馆长、档案管理员。穆拉托里生于摩德纳附近地区，在耶稣会接受早期教育。1688年，他成为天主教神职人员，担任低级教士。同年，他获得民法和教会法学位，1695年成为神父。1695到1700年间，穆拉托里担任米兰安布罗斯图书馆馆长。1700年，他成为摩德纳宫廷档案总管，在去世前直担任这一职务。 

在摩德纳宮廷，穆拉托里的职责包括针对教皇的领土要求，维护里纳尔多一世公爵的利益。教皇与里纳尔多公爵的领土争端涉及到天主教会法律（教会法）与民法的冲突。穆拉托里开始竭尽所能地收集意大利法律史和教会史的档案文献。他运用这些文献材料编撰了意大利半岛的详尽历史。

《意大利史料集》（1723—1751）和《意大利编年史》（1744—1749）描述的意大利历史不仅包括各种政治事件，还涉及地理、社会和经济因素对社会的影响。 

1738— 1742年，穆拉托里撰写、出版了最重要的著作《意大利中世纪文物研究》（六卷）。穆拉托里阐述了一种意大利历史观，不是集中探讨半岛的政治分裂，而是强调把意大利半岛联系起来的诸种因素。

穆拉托里还著有一些宗教著作，试图把启蒙运动的观念与罗马天主教教义融为一体。这些著作包括《论基督徒的博爱》（1723）和《论基督徒有节制的虔诚》（1747）。他还转而研究政治理论，写下了《论公众幸福》，把幸福这一核心的启蒙主题置于联系统治者与臣民两者的相互义务的背景下加以探讨。 

穆拉托里是启蒙运动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为自己的著作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穆拉托里与欧洲各地的历史学家通信往来。伟大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是穆拉托里的主要灵感来源，莱布尼兹的历史观和建立欧洲学者的国际性网络的理想，都使穆拉托里受益匪浅。

詹农（Giannone，Pietro）

1676—1748，意大利历史学家，意大利南部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的经历揭示了启蒙运动时期意大利错综复杂的政治权力关系。他的生平还极为突出地表明，源于把政府建立在健全的法律基础之上这一启蒙目标的改革计划，必然会引发政教关系问题。

彼德罗·詹农在那不勒斯学习法律，并运用自己的法律技能研究两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与罗马天主教的关系。詹农力图从法律的角度质疑那不勒斯教会的世俗权力。 

詹农研究那不勒斯法律史，出版了两部重要的著作《那不勒斯王国内政史》（1723）和《三重王权，又名天堂、尘世和教皇的王国》（直到1895年才出版）。他的《内政史》被天主教会列人禁书目录，且詹农本人也被革除教籍。 

詹农逃到维也纳，哈布斯堡皇帝查理六世向他提供了一份皇室津贴。1734年，意大利由西班牙而非奥地利统治，詹农便迁居烕尼斯。在威尼斯，他的海洋法的观点与威尼斯当局发生了冲突。结果，1735年，他决定逃到安全的日内瓦，但在途中遭当时处在萨伏依王国控制之下的撒丁政府的一个密探绑架。詹农在切瓦和都灵的监狱中度过了余生。

参见旧制度、意大利启蒙派、政教分离、出版

博斯科维奇（Boscovich，Ruggiero Giuseppe）

1711—1787，自然哲学家、数学家。博斯科维奇生于杜布罗夫尼克，父母分别是塞尔维亚人和意大利人。鲁杰罗·朱塞佩·博斯科维奇（塞尔维亚语作鲁杰尔·约瑟普·博斯科维奇）长于数个自然哲学领域：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大地测量学（数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地球的大小和形状）。他兴趣广泛，涉及领域众多，使得他成为18世纪最后一批名副其实的博学者（众多研究领域的专家）之一。 

1725年，博斯科维奇加入耶稣会。他在罗马的罗马学院接受高等教育，后担任该学院的数学教授。与上司发生冲突后，博斯科维奇离开了罗马学院，开始进行为时四年的欧洲之旅。在这些年里（1759—1763），他曾几度执行外交任务。 

回到意大利后，博斯科维奇在米兰公国新近重组的帕维亚大学（1765年）谋得一个职位，并负责管理布雷拉的一座天文台。1769年，他转到米兰任职。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解散耶稣会修会，博斯科维奇移居巴黎，担任海军光学器件总监。1783年，他重返米兰，在那座城市度过余生，1787年死于肺病。 

博斯科维奇的兴趣集中在牛顿提出的几个中心问题上。他研究光学问题和彗星的轨迹，潜心思考地球的大小和形状。他抱有一种独特的启蒙信念：科学仪器的改进将极大促进科学研究。

但是，博斯科维奇之所以至今仍没有被人们所遗忘，主要是因为他的物质理论和万有力法则。博斯科维奇赞同物质由细小微粒构成的观点，但他把这些微粒视为小质点，认为它们实际上没有广延性（即不占据任何空间）。这些基本的物质质点与几何学上的点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们具有相互作用的倾向和惯性。并非只有博斯科维奇一人把原子构想为点，莱布尼兹、康德、斯维登堡和维柯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博斯科维奇是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坚定拥护者，他在融合牛顿和莱布尼兹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物质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物质源于一对质点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受到各种力的支配，力对质点的作用并非恒常不变，而是有时吸引，有时排斥质点。力的作用导致质点发生细微的震动，从而导致物质不停地运动。

1758年，博斯科维奇的理论发表于《自然哲学理论》，这部著作不是以实验为基础，而是一部纯理论的著作，但其中蕴涵的创造力很快便得到了承认。1801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用长达14页的篇幅介绍博斯科维奇的这一理论。像康德的新哲学体系一样，博斯科维奇的著作综合了牛顿学说和莱布尼兹学说这两种启蒙运动时期主要的自然哲学传统。博斯科维奇通过这种综合，阐述了一种新的自然观，促进了19世纪的科学创新。 

杰诺韦西（Genovesi，Antonio）

1712—1769，意大利哲学家、经济学家，意大利启蒙运动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杰诺韦西生于萨莱诺附近的卡斯蒂廖内，1737年进入神职界，定居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大学讲授形而上学。杰诺韦西从英格兰和法国流行的启蒙运动观念中寻求新的哲学索材。他的主要思想源泉是牛顿、洛克、伏尔泰、托兰德等人的思想。他还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思想中寻求灵感，试图从总体上调和理性主义（体系哲学）与经验主义。不过，当他的新思想与天主教当局发生传统时，杰诺韦西便放弃了哲学研究，转而研究经济学。1754年，他在那不勒斯大学讲授商业和力学（政治经济学）。 

作为经济理论家，杰诺韦西借鉴了英国和法国经验主义及重农学派所提倡的实用主义方法，并把这种方法与重商主义结合起来。由此形成的一种新重商主义尤为关注那不勒斯农业传统得以形成的独特社会和经济状况。

杰诺韦西强烈反对天主教会的世俗权力。他主张由世俗政府接管教会在那不勒斯王国的土地，得到了塔努奇政府的支持。杰诺韦西的经济观点主要体现在两本主要著作《农业论集》（1753）和《有关商业的演讲》（1765，1768年第二版）。 

杰诺韦西的哲学观点收录在《形而上学原理》（1743—1752）和《对宗教和道德哲学的哲学思考》（1758）。 

参见意大利启蒙派、两西西里王国、道德哲学、宗教、罗马天主教

加利亚尼（（Galiani，Ferdlinando）

1728—1787，反对法国重农学派经济理论的意大利那不勒斯经济学家，加利亚尼是那不勒斯一位绅士和王室官员之子，曾就读于那不勒斯大学，其时杰诺韦西正在这所大

学任教。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任命加利亚尼为阿马尔菲教堂司铎。1751年，加利亚尼匿名出版了一本论述货币流通问题的著作《论货币》。

费迪南多·加利亚尼像，勒菲弗、伊尔贝里作  

意大利经济学家费迪南多·加利亚尼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重要批判者，协助把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和著怍传播到意大利半岛。德国柏林普魯士图片档案文化馆供图。  

1759—1769年，加利亚尼担任那不勒斯驻巴黎大使的秘书。在这十年间，他始终定期与那不勒斯首相塔努奇通信。加利亚尼进入巴黎各大沙龙，结识了尔哥、伏尔泰、狄德罗以及安德烈·莫雷莱等启蒙哲学家。1769年，加利亚尼奉王室之命冋到那不勒斯，担任商务部秘书和财政部顾问，协助制定和执行那不勒斯的经济政策。1787年，他死于那不勒斯。 

加利亚尼在《关于谷物贸易的对话》（1770）中阐述了自己的商业观。他在书中批评自由贸易和相关的经济改革，在法国出版界引起了重农学派的支持者与赞成加利亚尼观点的人士之间的激烈争论。狄德罗最终站到加利亚尼一边，发表了《就加利亚尼神父的观点致某先生的一封信》，公开表明对加利亚尼的支持。狄德罗还写了《为加利亚尼神父辩护，兼冋应奠雷莱神父对〈关于谷物贸易的对话〉的批驳》，但没有发表。 

《关于谷物贸易的对话》一书源于加利亚尼对1764年意大利饥荒的痛苦经历。他当时在巴黎任职，给塔努奇写信出谋划策，但政府的干预未能防止成千上万的那不勒斯人死于饥饿和疾病。这场饥荒之后，加利亚尼产生了一种浓重的悲观情绪，促使他批评法国在1763—1764年间试图实行谷物自由贸易的做法。旧制度特权集团顽固反对经济改革，最终迫使改革措施被废除。加利亚尼从法国的这些事件中得出了对自己国家政治前景的教训。 

加利亚尼在《关于谷物贸易的对话》中详细阐述了一种实用主义政治观，反对僵化地运用理论或原则处理特殊的问题。他认为，谷物乃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因而不能像对待其他非必需品一样对待谷物贸易。他进而指出，重农学派所谓的自由放任是基于不受约束的自然界能够保持均衡和谐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并不适用于人类社会。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自然的确能够形成完美的平衡，但个人根本无法长寿到获益于这种长期的趋势。个体的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干预事件的进程，其生活状态不是与自然相和谐，而是与自然相冲突。

参见意大利、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菲兰杰里（Filangieri，Gaetano）

1752—1788，那不勒斯经济学家、政府顾问。终其一生，菲兰杰里主要是个经济学和法学学者。1788年，菲兰杰里在去世前曾一度出任那不勒斯财政委员会委员。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菲兰杰里一直在乡间庄园里养病，与包括富兰克林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通信。 

菲兰杰里借鉴了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重农学派强调农业是经济的根本，这种观点看来非常适于农业占主导地位的那不勒斯王国。1780年，他开始出版多卷本《法的科学》，，它的成功使菲兰杰里被世人赞誉为意大利的洛克和孟德斯鸠。这部著作先后译成德文、法文和英文。菲兰杰里公然抨击那不勒斯的各种体制和惯例，如酷刑、政府监视公民、封建权利等。他呼吁实行全民公共教育，系统阐述了刑法改革的启蒙观点。他抨击欧洲君主对战争（“杀人”）的嗜好，呼吁建立服务于人道主义目标的政府。

菲兰杰里的这部著作成为意大利启蒙派运动的里程碑，成为继贝卡里亚的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之后的又一极富价值的力作。罗马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都谴责菲兰杰里这部著作的前几卷。1790年，法国革命引起的动乱威胁到那不勒斯政府，那不勒斯的官员公开焚毁菲兰杰里这位他们从前同事的著作。

斯帕兰扎尼（Spallanzani，Lazzaro）

1729—1799，意大利博物学家、生理学家。斯帕兰扎尼以知识广博闻名，对18世纪关于生殖起因和过程的科学争论贡献良多。

斯帕兰扎尼是意大利艾米利亚地区一位律师之子，兄弟姊妹众多，其中一个姐姐玛丽安娜是博物学家。他的堂兄弟劳拉·巴锡是博洛尼亚大学的物理学和数学教授。年轻的斯帕兰扎尼在艾米利亚雷焦的耶穌会学校学习，后进入博洛尼亚大学攻读法律课程。在劳拉·巴锡的鼓励下，他还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和博物学。巴锡教授和小安东尼奥·瓦利斯内里劝说斯帕兰扎尼的父亲同意让斯帕兰扎尼从法学转到自然哲学。1753或1754年，斯帕兰扎尼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又修完了一些神学与形而上学课程，之后在罗马天主教会担任低级神职。数年后，他被任命为牧师，前往摩德纳就任圣职。他毕生都在教会任职，但他似乎并未恪尽职守地履行牧师职责。

大学毕业后，斯帕兰扎尼除了参加宗教活动外还一直从事教学。他讲授的课程跨度很大，从希腊语、逻辑、形而上学到哲学、数学和博物学。他的教学生涯开始于艾米利亚雷焦，在摩德纳时教授哲学（1763—1769），后迁居帕维亚（1769—1799），担任帕维亚大学博物学教授。 

斯帕兰扎尼好奇深思，广泛涉猎了那个时代的一些重要科学研究领域。他使用显微镜的本领堪称一流，观察细致人微，擅长进行缜密的逻辑演绎推理，所有这些能力都有助于他参与科学辩论。在一次辩论中，斯帕兰扎尼驳倒了天主教牧师尼达姆提出的自然发生说，从而名声大噪。斯帕兰扎尼证明，人们之所以在各种哟机培养液的试管中观察到微生物（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生物）的所谓自然发生，其实是因为试管没有正确地密封。1765年，他把这些发现写成名为《显微镜的观察实验》的论文送交博洛尼亚科学院。继这些实验之后，斯帕兰扎尼又撰文参与了预成说者同渐成说者围绕繁殖问题的争论。他特别集中批驳了布丰的渐成说观点。同他的朋友博内一样，斯帕兰扎尼倾向于预成说，尤其是卵源论。他认为精子和卵子都是繁殖过程必不可少的，但他认为精子不提供形成胚胎的任何基本要素。精子只是激活了卵子中预先形成的个体。斯帕兰扎尼还研究了低等动物的繁殖过程，大大拓展了有关繁殖能力的知识。他断定这种能力随生物年龄的增加而降低。

除了从事生殖问题研究，斯帕兰扎尼还对循环和消化的研究做出广贡献。为解决德国生理学家哈勒提出的问题，他做了循环系统的实验。他关于消化的研究提出了胃在消化过程中的作用的新见解。斯帕兰扎尼发明了“盐酸”一词来指代胃酸。他就自己的发现与约翰·亨特展开过争论。

斯帕兰扎尼热衷于旅行，热心地为帕维亚大学公共自然博物馆收集标本。他还在火山、淡水喷泉，蝙蝠飞行导航研究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他很早就接受了苏格兰和英格兰化学家提出的有关气体的化学学说。

1799年，斯帕兰扎尼死于长期膀胱感染引起的并发症，他要求把自己的膀胱作为展品保存在帕维亚大学自然博物馆。

斯帕兰扎尼的著作包括《论循环现象》（1773）、《动植物物理性质的研究》（1776）、在18世纪译成英文和法文的关于自然发生说的论文、《论动植物的物理性质》（1780）、同在18世纪译成英文和法文的关于消化的论文、《两西西里和亚平宁部分地区旅行记》（1792、1797年，18世纪时译成法文、德文、英文）。斯帕兰扎尼把夏尔与·博内的两卷本《自然沉思录》译为意大利文，并多次印刷。 

伽伐尼（Galvani，Luigi）

1737—1798，博洛尼亚解剖学家、生理学家。伽伐尼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博洛尼亚度过的：学习医学，开办诊所，做外科手术，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博洛尼亚科学院教书和研究。 

路易吉·伽伐尼像  

在用青蛙粗织进行实验时，伽伐尼发现了“动物电”，这种现象现在称为静电。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伽伐尼之所以为现代科学史家所称道，是因为他在用青蛙的神经和肌肉组织做实验时发现了静电（流电）。需要指出的是，他本人从未用这些术语来描述他的发现。伽伐尼设计靑蛙实验方案，是想研究动物组织中的应激性特征。这一课题是生机论的支持者与更为传统的机械论观点的拥护者争议的焦点。伽伐尼认为，自己的实验证明存在种特殊的“动物电”。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伽伐尼为这一概念辩护，反驳同时代的科学家伏打的评。1791年，伽伐尼发表了《论肌肉运动的电能》，报道了自己的实验和发现。他的其他科学论文于1841年结集为《已刊和未刊著作》。

拉格朗日（Lagrange，Joseph—Louis）

1736—1813，擅长把数学应用于力学的意大利数学家。拉格朗日曾在都灵、巴黎和柏林居住和工作。他的家庭有法国血统，他因而常常被看成是法国人。不过，他的曾祖父离开法国效力于萨伏依公爵，随后的几代人都延续了这一传统。拉格朗日生于萨伏依王国的首府都灵。 

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拉格朗日最初攻读法律，后在有影响的老师和天资的引导下放弃法律，转学数学和物理学。早在1754年，他就开始撰写数学论文，还与欧拉和达朗贝尔等数学领域的著名领袖通信。

拉格朗日的突出才华很快就得到都灵著名数学家和权威的承认。1755年，他被任命为都灵皇家炮兵学校的教授。拉格朗日进入都灵的知识阶层，协助建立了日后成为都灵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协会。

1763年，拉格朗日因观察月球天平动的论文获得巴黎的法兰西科学院的奖金。1766年，他因对木星的卫星运动的研究第二次获奖。1763年，拉格朗日前往巴黎，后到伦敦担任那不勒斯王国驻英大使。1765年，他回到都灵，为了担任柏林科学院数学部主任之职，他于1766年移居柏林。此后的12年间拉格朗日一直住在

柏林，1787年在米拉波伯爵的催促下移居巴黎。他在巴黎度过余生，与拉普拉斯、孔多塞、加斯帕尔·蒙日和拉扎尔·卡诺一道工作。 

法国革命期间，与同事拉瓦锡和孔多塞不同，拉格朗日避免了任何政治指责。他参加了负责制定统一度量衡的委员会，在经度局工作，还任教于国立中央工程学校（后来成为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法兰西科学院遭取缔并重组为法西研究院时，拉格朗日当选为院士。拉格朗日死于1813年，此前拿破仑已授予他元老院议席和荣誉军闭成员的荣誉。 

拉格朗日的主要贡献是将数学微积分应用于力学。他发明了变分法，促进了素数理论的发展。他还发明了微分学和积分学的新方法。拉格朗日的数学极大地推动了拉普拉斯日后在天体力学领域的研究。不过，拉格朗日本人偶尔也表示，他担心作为一种科学工具的微积分已经达到其能力的极限。

拉格朗日许多重要的早期论文发表在都灵皇家科学院、柏林科学院和法兰西科学院的论文集和文献集。这些重耍论文涉及微积分的最大、最小概念、声的传播以及太阳系的稳定性。他的一篇论文解决了棘手的三体问题（怎样用数学表述三个天体，如太阳、月亮和地球，彼此之间的作用力及其运动）。他的另一篇文章综合了莫佩尔蒂概述的最小作用原理（宇宙中任何变化所需的作用是一个最小量）和莱布尼兹提出的“单子”（宇宙中存在的防止宇宙消耗殆尽的活力或参量）概念，奠定了动力学的新基础。 

晚年，拉格朗日着手整理众多已发表的论文，按照便利教学的方式加以编排。《分析力学》（1788）尝试构建天体力学和地球力学的数学解释体系。这部著作力图把力学理论转化为一般的数学方程式，表明力学的各个方面是如何互相联系和相互依赖的。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还有《代数方程的解法》（1798）、《包含微分原理的解析函数论》（1797）。19世纪后期，出版了拉格朗日的著作集《拉格朗日全集》（14卷，1867—1892）。 

拉格朗日晚期的几部著作构成了启蒙运动后期科学界状况的一个例证，表明经验主义支配的科学界依然存在着建构理性体系的潮流。实际上，启蒙运动后期的科学是实验和经验主义传统与系统的理性主义方法有效融合的产物。

参见数学与力学、科学

伏打（Volta，Alessandro Giuseppe Antonio Anastasio）

1745—1827，意大利物理学家、化学家，世界上第一个电池（伏特电池）的发明者。亚历山德罗·伏打的家庭素有担任天主教神父的悠久传统，父母强迫他加入耶稣会。他拒绝了，尽管他极为虔诚而且有很多僧侣朋友。年轻的伏打与朱利奥·塞萨尔·加托利（1741—1809）建立起密切的工作关系。加托利为伏打提供实验室、书籍、仪器，还让伏打参观自己的私人珍品贮藏室。两人还联合做了一些实验。 

1774年起，伏打在一所位于科摩的新建高级中学任教。这所中学是由统治米兰公国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建立的，属于大学预科学校。1777年，哈布斯堡大臣卡罗·迪·费尔米安伯爵雇请伏打到重组的帕维亚大学担任实验物理学教授，伏打担任这一职务将近40年。伏打极受学生的欢迎，学校专门为他修建了一间新的大教室以容纳蜂拥而至的学生。帕维亚大学为伏打的课程和实验室添置了大批科学仪器。1815年，伏打成为帕维亚大学哲学系主任。

拿破仑占领伦巴第省之后，册封伏打为伯爵（1801）和新的伦巴第王国参议员。伏打获得多种学术荣誉，先后被接纳为伦敦皇家学会（1791）、柏林科学院（1786）和法兰西科学院（1803，外籍院士）成员。在与伽伐尼就动物电问题展开辩论后，伏打被伦敦皇家学会授予享有很高声望的科普利奖章。 

伏打的科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普遍关注而又难以解决的电流现象问题。他发现了电泳现象（1775）和大气电物理现象，发明了伏特电池（1800），这些发现与发明促进了晚期启蒙运动关于电物理现象概念的根本性变革。 

易燃气体研究（气体化学）是当时的热门领域，拉瓦锡、普里斯特利、舍勒等人都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因此也引起了伏打的关注。直到19世纪初，伏打与普里斯特利、舍勒一样支持燃素说，反对拉瓦锡的理论。1776年，伏打在研究沼气成分时分离出甲烷。他还在实验室实验了混合各种气体的方法，运用对氢气、氧气和水银瞬间放电的方法生成了水。在巴黎一道工作的拉瓦锡、拉普拉斯和加斯帕尔·蒙日成功地重复了伏打的实验。

伏打是一个精细的实验科学家，尽管忠于现有的理论，却也坚持对化学现象和电学现象进行量化测定的观念。他发明了一些重要而富于想象力的装置，如起电盘、伏特电池，精确校准的静电计、精确的空气纯度测定管，从而拓展了科学实验仪器的功效。

参化学革命、技术设备、科学

哥尔多尼（Goldoni，Carlo）

1707—1793，意大利剧作家，人们通常把他视为现代意大利喜剧之父。哥尔多尼是成尼斯人，进入耶稣会中学学习，后在里米尼学习哲学。然而，对喜剧的强烈爱好很快就成为他生活的中心。尽管如此，哥尔多尼依然获得了法律学位，并在1745—1748年的三年间以法律行当作为谋生的手段。 

哥尔多尼协助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意大利喜剧形式。他在喜剧里引入了不戴面具的人物，从而改变了以往意大利即兴喜剧的传统手法。他为剧中人物写好全部台词，废除了作为早期意大利喜剧传统的即兴表演。

哥尔多尼创作了大约150部喜剧，其中包括《贝利萨留》（1734）、《古玩收藏者之家》、《咖啡馆》、《受人尊敬的少女》（1759）、《帕梅拉》（1750）和《客栈老板》（1753）。后期作品有《乡巴佬》、《乡村假日》三部曲。他还写有283部滑稽歌剧的脚本，如《乖女儿》、《护身符》等。为哥尔多尼的脚本谱曲的作曲家有巴尔达萨尔·加卢皮（1706—1785）、海顿、乔瓦尼·帕伊谢洛（1740—1816）、尼克洛·皮契尼（1728—1800）、弗洛里安·利奥波德·加斯曼（1729—1774）、安东尼奥·萨列里（1750—1825），他的歌剧脚本成为18世纪晚期欧洲喜歌剧主要的保留节目。哥尔多尼还留下了几部严肃歌剧、一些独幕的幕间剧（通常在严肃歌剧幕间演出的喜剧）以及《回忆录》（1787）。 

1748—1758年间，哥尔多尼一直在威尼斯工作。1762年，他移居巴黎，担任国王路易十五之女阿德莱德公主的意大利语教师。哥尔多尼得到一笔政府年金，在1793年去世前一直生活在法国。他的戏剧促成了法国人对现代意大利风格喜剧的爱好。他在巴黎的作品有《足智多谋的女人》和《仁慈而乖戾的人》。

阿尔加罗蒂（Algarotti，Francesco）

1712—1764，意大利作家。他的职业生涯表明了向广大读者传播出代哲学和艺术知识的通俗作家在启蒙运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弗朗西斯科·阿的加罗蒂生于威尼斯，曾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数学和哲学，后到罗马、巴黎、伦敦和圣彼得堡继续深造。

阿尔加罗蒂支持牛顿的物理学，对牛顿思想在欧洲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他的普及本《向女士介绍牛顿学说，又名关于光与色的对话》（1737）引起了伏尔泰的注意，后者帮助他在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手下某得了一个职位。阿尔加罗蒂与腓特烈成为密友，1742年阿尔加罗蒂离开普鲁士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定期通信联系。 

阿尔加罗蒂在萨克森待了五年时间（1742—1747），为艺术展览和歌剧演出撰写评论，之后他返回意大利半岛。阿尔加罗蒂死于1764年，腓特烈大帝为他在比萨立了一块墓碑。碑文的墓志铭写道：“奥维德的模仿者和牛顿的追随者安息于此。” 

参见意大利

韦里（Verri，Pietro，Count）

1728—1797，意大利米兰政治经济学家、作家、改革家。佩德罗·韦里伯爵出生在米兰，曾在七年战争期间短暂服役，后进入米兰市政部门。1761年，在其弟亚历山德罗·韦里的帮助下，佩德罗·韦里组建了一个非正式的知识分子俱乐部“普格尼协会”。普格尼协会仿效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交往和思想方式，成为意大利半岛启蒙运动的主要中心。1746年到1766年间，协会主办了一份刊物《咖啡馆》，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这个协会经常在米兰咖啡馆里聚会。

1771年，佩德罗·韦里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沉思录》。这本书探讨了国家导向的改革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张力。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取得米兰和周边公国的最高领主权之后，米兰经历过一个国家积极改革的时期。

韦里的其他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学、法律改革和意大利史等领域。他的著述包括《论限制谷物贸易的法律》（1769）、《论快乐与痛苦的本质》（1773）、《对酷刑的观察》（1777）、《米兰史》（1783—1799）。他为《咖啡馆》杂志撰写的文章包括《有关意大利文学精神的思想》、《无知的殿堂》以及《亚麻的种植》。他的书信集保留了有关意大利启蒙运动的丰富资料。 

佩德罗·韦里力劝贝卡里亚撰写著名的《论犯罪与刑罚》。贝卡里亚是普格尼协会的成员，在协会聚会的讨论中形成了自己的见解。韦里促成了该书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出版和传播。

参见光照派、道德哲学、政治理论、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韦里（Verri，Alessandro，Count）

1741—1816，米兰小说家、改革家，佩德罗·韦里伯爵的弟弟。18世纪60年代，亚历山德罗·韦里协助出版了《咖啡馆》杂志，并帮助其兄在米兰建立了“普格尼协会”。他后来搬到罗马，在那里度过余生。

亚历山德罗·韦里创作的小说有《萨珀的奇遇》（1780）、《埃罗斯特拉托的一生》（1793）和《罗马西庇诺里墓地夜晚》（1792—1804）。他把莎士比亚的著作翻译成意大利文，还出版了古老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意大利文本。亚历山德罗·韦里协助其兄佩德罗撰写了《对一篇名为〈关于一本论述犯罪与刑罚的著作的评论和观察〉的文献的答复》，韦里兄弟在这篇文章中为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辩护，该书受到费迪南多·法奇内的尖刻抨击。 

参见光照派、意大利

帕里尼（Parini，Giuseppe）

1729—1799，米兰诗人、意大利启蒙运动的重要文学人物。帕里尼曾接受牧师的训练，不过并未从事那一职业。相反，他曾当过多位年轻的米兰贵族的私人教师，后任教于布雷拉学院（1769—1799）。帕里尼还曾短暂地担任过米兰一份刊物《米兰报》的主编。 

他的代表作是诗歌《一天》，对米兰贵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研究。米兰贵族家族乐于迎合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这尤其令帕里尼愤怒不已。

除《一天》之外，帕里尼还著有《里帕诺·埃乌比利诺诗选》（1752）和《颂歌集》（1757—1791）。他还写有散文体讽剌作品《何谓高贵》（1771）和剧本《阿斯卡尼奥晨曲》，后者由莫扎特作曲。 

参见光照派、意大利

马尼亚斯科（Magnasco，Alessandro）

1667—1749，意大利画家，热那亚画家斯蒂法诺·马尼亚斯科之子。1760到1762年*，马尼亚斯科在米兰学数学，又跟菲利波·阿比亚蒂学习绘画技巧。后来他又跟塞巴斯蒂亚诺·里奇学习绘画。画过一阵肖像画后，马尼亚斯科不再绘制那种让画中人物赫然突出的作品，转而创作以画中人物微小而著称的作品。他曾在米兰、佛罗伦萨（任托斯卡纳大公的宫廷画师）和热那亚工作。

* 此处原文有误。马尼亚斯科第一次随父去米兰是在1680年前后，后又于1705—1735年间在米兰生活和工怍。——译注  

马尼亚斯科画中的人物不论尺寸大小，都以夸张的姿态传达了讥讽、怜悯和阴郁的情绪。这些人像轮廓模糊不定，似乎从背景色彩中显露出来。人们常把马尼亚斯科的作品与16世纪风格主义大师格列柯的人像相提并论。马尼亚斯科描绘生活中的非理性及愚昧无知：赌徒、饥饿的乞丐、葬礼、痛苦和酒徒。他还涉足宗教题材：修女、修道士、遁世者以及一些《圣经》主題。他是18世纪最富想象力的画家之一。

马尼亚斯科异常多产，现代学者认为其中有400多幅作品值得留意。它们包括《埃玛伊奥斯的晚餐》、《玛丽·马格达伦的圣餐礼》、《老妪与吉普赛人》、《驯服的乌鸦》、《堂·吉诃德》、《犹太会堂》、《修道院饭厅》、《进餐》、《米兰大教堂宣讲基督教教义》。 

参见数学与力学

提埃波罗（Tiepolo，Giovanni Battista）

1696—1770，意大利壁画家。提埃波罗生于烕尼斯，其父是一个商人和船主。孩提时代，提埃波罗就在画家格列高利·拉扎里尼的画室当学徒。1717年，提埃波罗已成为威尼斯画家团体的一员。1719年，他娶了画家弗朗西斯科·瓜尔迪的妹妹玛丽亚·塞西莉亚·瓜尔迪。他们一共有九个孩子，两个儿子乔瓦尼·多米尼科和洛沦佐·巴尔迪塞拉成为父亲的助手，后来开始从事各自的艺术生涯。

1725年，提埃波罗离开威尼斯前往乌迪内，受命为乌迪内大主教的邸宅绘制壁画。此后，他开始收到来自米兰、贝加莫、维琴察等意大利城市的大量委托合同。

1750年，维尔茨堡主教请提埃波罗前往维尔茨堡装饰新官邸的房间。提埃波罗在诺伊曼设计的巨大拱顶上绘制了一幅名为《奧林匹斯》的宏伟壁曲。他还装饰了主教官邸的大厅。这个大厅及其石膏艺术品和天顶壁画《婚礼寓言》，被认为是德国南部和奥地利最著名的洛可可装饰风格的房间。提埃波罗的作品成为奥地利和德意志天主教地区洛可可画家的典范。1753年，提埃波罗回到意大利，继续在意大利北部的许多邸宅绘制壁画。

1761年，西班牙国王査理三世邀请提埃波罗前往马德里。1762年到马德里后，提埃波罗在王宫正殿用比喻和象征手法绘制了一幅巨大的《西班牙君主国的顶峰》。此后，提埃波罗一直留在马德里从事创作，但基本上不受赏识。当时人们的艺术品味在发生改变，而且同在马德里的德国新古典主义者孟斯很有势力，吸引了一些富有的赞助者。1770年3月27日，提埃波罗去世，死前犹在画架上工作。

占领迦太基，乔瓦尼·巴蒂斯塔·提埃波罗作  

洛可可大师提埃波罗不但创作描绘古代场面的油画，还用宏伟的壁画装饰洛可可建筑。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供图。  

在那个时代，提埃波罗被视为欧洲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的作品体现出戏剧性和辉煌的巴罗克风格：寓言题材、运用光线的高超技巧。提埃波罗的作品还融入了洛可可式的感性，尤其是浅色颜料的运用以及充满兴致而富有想象的内墙拉毛粉饰。

提埃波罗的作品既有华丽的装饰性壁画，也有普通的油画和版画。以下这些保存下来的壁画尤为值得一提：乌迪内大教堂的《反叛天使的倒下》、《拉结掩藏神像》、《所罗门的审判》;威尼斯耶稣会教堂的《圣多米尼克制定玫瑰经》、《有光环的圣多米尼克》、《圣母聆听圣徒的祈祷》;拉比阿宫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饮宴》；《奥林匹斯》；维罗纳卡诺莎宫的《赫拉克勒斯的胜利》;马德里的《西班牙君主国的顶峰》。提埃波罗的几幅重要壁画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埃波罗还绘制了许多油画，值得一提的是由阿尔加罗蒂伯爵为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三世而委托提埃波罗创作的几幅作品，包括《劫持欧罗巴》和《花神的胜利》。提埃波罗还创作了大量肖像画和素描，但很多已遭损毁。

卡纳莱托（Canalette，Giovanni Antonio Canal）

1697—1768，威尼斯画家、蚀刻师。卡纳莱托生于威尼斯，其父贝尔纳多·卡纳尔是剧院布景画师。安东尼奥·卡纳尔·卡纳莱托少年时跟随父亲学艺。1719年，他前往罗马，开始着迷于荷兰风格的古典遗迹绘画。他靠绘制歌剧布景谋生，但很快便绘制建筑风景画和风景画。回到威尼斯后，卡纳莱托靠为新兴的旅游业创作威尼斯风景画维持生活。他的主顾大多是英国游客，他也受到英国驻威尼斯领事、商人、艺术收藏家约瑟夫·史密斯的庇护。

1746年，卡纳莱托前往英格兰，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755年。他创作了许多伦敦风景画。1763年，英国王室购买了史密斯收藏的卡纳莱托的感人画作。1755年，他回到威尼斯，1763年当选为威尼斯艺术院院士，1768年死于他出生的这座城市。

卡纳莱托在绘制画作草图时使用“暗箱”。这一装置将大型物体的轮廓投射到一个平面上。所以，卡纳莱托的绘画有点类似于摄影，他笔下的威尼斯经典建筑透光、强调线条、极为精确。卡纳莱托偶尔也放弃明确的写实主义，描绘印象中的奇异场景。除了绘画外，他还曾创作31幅系列铜版画。贝洛托是卡纳莱托的侄子和学生。瓜尔迪可能也在卡纳莱托的画室工作过一段不长的时间。

卡纳莱托绘制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包括描绘威尼斯风景的《圣马可广场》、《从拱廊看圣马可广场》、《大运河》、《耶稣升天节》。他绘制的伦敦风景画有《白厅景象》、《沃克斯霍克花园》和《巴德明顿庭院》。

隆吉（Longhi，Pietro）

1702—1785，威尼斯画家。佩德罗·隆吉之父亚历山德罗·法尔卡是—个银匠，其子亚历山德罗·隆吉也是画家。佩德罗·隆吉（“隆吉”之名的起源不详）曾在威尼斯、博洛尼亚学艺，分别师从安东尼奥·巴莱斯特拉和朱塞佩·玛里亚·克雷斯皮。隆吉一生都在威尼斯从事艺术创作。1756年，他被选为在提埃波罗的主持下建立的威尼斯学院的首批成员之一。1756—1780年间，隆吉隔年轮流在学院任教。 

年轻时，隆吉力图在作品中展现成熟的巴罗克雄伟风格。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圣佩莱格里诺殉难》（约1730）和《巨人的倒下》（标明的日期为1734年，但创作于早些时候）。18世纪40年代，隆吉放弃了巴罗克风格，成为洛可可艺术风格绘画大师。他的作品凭借这种18世纪的感受能力，以细腻亲切的描绘见长。 

像同时代哥尔多尼的戏剧一样，隆吉的绘画作品记录了18世纪威尼斯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生活。18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与精英俱乐部人士意气相投，也不时流露出微妙的讽刺。18世纪60年代，隆吉逐步形成了一种更坦率的讽刺手法。总的来说，隆吉的作品虽然与法国洛可可大师华托、朗克雷或英国讽刺画家贺加斯的作品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显示出极为独到的素材处理手法。 

隆吉著名的作品有：《音乐会》、《醒来》、《拜访勋爵》、《信》、《犀牛》、《跑腿的黑人》、《圣礼》、《假面酒会》、《狮房》、《山谷中的狩猎》、《泻湖边花园中的午餐》和《猎鸭》。

瓜尔迪（Guardi，Francesco）

1712—1793，威尼斯画家。瓜尔迪家族在18世纪造就出数位画家，弗朗西斯科的姐姐寒茜利亚嫁给了著名的威尼斯壁画家提埃波罗。弗朗西斯科·瓜尔迪及其兄弟尼克洛在大哥乔瓦尼·安托尼奥·瓜尔迪的指导下接受绘画训练。小兄弟俩建立了一间画室，接受教会的绘画订件。《托拜厄斯的故事》（威尼斯安吉洛·拉菲尔教堂）就是完成于这间画室。 

1750年前后，弗朗西斯科·瓜尔迪开始以一种明显的浪漫风格绘制威尼斯的风景和场景。瓜尔迪年长的同胞卡纳莱托的威尼斯风景画色彩明亮，注重建筑的细节，瓜尔迪的风景画则笼罩在一层模糊的阴暗之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瓜尔迪创作了许多作品，其中包括《总督的节日》和《圣母玛丽亚教堂》等。1784年，瓜尔迪入选威尼斯学院。

参见浪漫主义

贝洛托（Bellotto，Bernardo）

1720—1780，威尼斯画家，卡纳莱托的侄子，有时被称作卡纳莱托·贝洛托或小卡纳莱托。艺术史家认为，他师从叔父学艺，曾游历过罗马、佛罗伦萨和都灵等意大利城市。同卡纳莱托一样，贝洛托创作了许多威尼斯风景画，偶尔也绘制虚构场景。 

1747年，贝洛托前往萨克森的德累斯顿（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再也没有回过意大利半岛。1748到1763年间，他担任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三世的宫廷画师。1767年洛托动身前往俄国，但途中收到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邀请，便决定留在波兰。 

贝洛托此后一直接受王室的委托作画。他绘制了烕尼斯、华沙、都灵、慕尼黑、德累斯顿和维也纳的历史景观、虚构场景和现实风光。他最重要的作品集《华沙风景》展示出日后于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这些作品表明贝洛托公开放弃了其叔父纳莱托的风格。许多绘画作品被认为是贝洛托未署名的作品，但鉴定起来确实相当困难。《德累斯顿风景》（1747）和《都灵风景》（大约1745）是贝洛托的两幅署名作品。 

卡诺瓦（Canova，Antonio）

1757—1822，意大利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雕塑家。卡诺瓦出身于威尼斯附近波萨格诺镇的一个石匠家庭，年轻时就在威尼斯艺术界站稳了脚跟。1779年，卡诺瓦游历了罗马、那不勒斯以及赫库兰尼姆和庞培古城的遗迹，这次经历引发了他对古代文物的兴趣。

1782年，卡诺瓦定居罗马，开始创作新古典主义的雕塑。他接连接到罗马天主教会的几宗重要订单，包括教皇克雷芒十三世和克當芒十四世的墓碑。1798年，法国革命的浪潮波及罗马，卡诺瓦移居维也纳。1802年，他应拿破仑之邀定居巴黎。他成为宫廷雕塑家，对法国艺术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创作了几尊拿破仑雕橡。

拿破仑倒台后，卡诺瓦领导了一个教皇委员会，索还被法国掳走的意大利艺术珍品。作为对其工作的奖励，他被授于伊斯基亚侯爵封号。英国人支持这项收回事业，卡诺瓦有机会前往英国。抵达伦敦后不久，他看到英国人从雅典帕特农神庙掠走的额尔金大理石雕像。1822年诺瓦死于威尼斯，其在波萨格诺的墓地模仿罗马万神殿的设计。

卡诺瓦的主要作品包括《忒修斯和弥诺陶洛斯》（1781—1782），他的第一件重要的新古典主义作品）、《带着美杜萨头颅的珀尔修斯》（1801）、《拳师》（1802）以及《胜利的维纳斯》（1805—1807，模特是拿破仑之 妹玛丽·波利娜·博盖斯）。

维瓦尔第（Vivaldi，Antonio）

1678—1741，威尼斯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师，以“红发神父”而闻名。维瓦尔第的父亲是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首席小提琴手。维瓦尔第打算从事两种职业，一是天主教神父，二是音乐。他做了一年的神职工作（1703），侣是糟糕的健康状况使他不得不放弃神职，转而从事音乐创作。 

在威尼斯，维瓦尔第既是作曲家、小提琴家、音乐指挥，又担任城市女孤儿院（慈爱音乐学校）的负责人。音乐学校为女童编制了完备的音乐教学计划。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也有一个类似的机构，也制订了极好的音乐训练计划。维瓦尔第为孤儿院女童的各种公开演出谱曲。他还接受委托合同创作歌剧，委托合同来自各地，不仅有威尼斯，还有罗马、佛罗伦萨和维罗纳。

人们通常认为维瓦尔第的风格是18世纪末意大利巴罗克风格与早期古典主义音乐之间的过渡。他的音乐节奏有力，具有浓厚的标题音乐色彩。他还专门为独奏乐器谱写作品，他往往采用单旋律乐曲手法来处理主旋律与和声（这是古典主义的一个特征），同时也保留了巴罗克音乐对位结构的元素。维瓦尔第是首位同样重视独奏协奏曲的中间慢板乐章与前后两个较快乐章的作曲家。 

维瓦尔第的全部作品包括49部歌剧、为独奏乐器和管弦乐队伴奏谱写的450首协奏曲、23首器乐曲（交响曲的早期形式）、75首独奏或三重奏奏鸣曲、清唱剧、经文歌、宗教剧等大量声乐作品。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供管弦乐队演奏的四首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作品第8号，第1—4首）。 

参见交响乐团

《四季》（FourSeasons，The）

维瓦尔第的四首小提琴独奏和弦乐协奏曲（作品第8号，No，1—4）。这部作品有意识地采用标题音乐的形式，藉以唤起某种印象、体验和情感。它是1〗8世纪描写田园风光的管弦乐作品的早期代表。之后出现了许多类似作品，其中包括贝多芬著名的《田园交响曲》（第六交响曲）。1725年，维瓦尔第在《和声与创意的实验》的协奏曲集中发表了《四季》协奏曲，并带有致波希米亚伯爵文策尔·冯·莫尔岑的献词。他在献词中指出，他在总谱和各个声部增加了特殊的记谱法以标明音乐的标题性。维瓦尔第在为音乐提供主要背景的十四行诗上加注这些记谱法。公开出版的乐谱也包括这些十四行诗。 

《四季》描绘了生命和自然在一年四季的不同风貌。每个协奏曲对应于一个季节。四首协奏曲独立成篇，可以分别演奏。音乐描绘了田园风光，令听众身临其境地体验乡间春日的奇妙美景、夏季的倦怠（以苍绳恼人的嗡嗡声结束）、金秋欢庆的收获场面、冬雨中在温暖的火炉旁的温馨安逸。维瓦尔第是发掘弦乐器潜在音色的大师。维瓦尔第用不同的方式混合各种弦乐器，要求演奏者运用不同的弓法使曲调和乐段多样化，从而营造出令人浮想联翩的效果。 

斯卡拉蒂（Scarlatti，Giuseppe Domenico）

1685—1757，那不勒斯作曲家、键盘乐器演奏家、教师。朱塞佩·多米尼克·斯卡拉蒂出身于一个著名的音乐家族，这个家族产生过好几代杰出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多米尼克的双亲是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和安东尼娅·安扎罗尼·斯卡拉蒂。他们共育有十个子女，多米尼克排行第六。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是重要的作曲家，被誉为“那不勒斯歌剧之父”。人们对多米尼克·斯卡拉蒂的早期音乐训练听知甚少，只知道他大概得到过家中长辈的指导。弗朗西斯科·加斯帕里尼、贝纳尔多·帕基尼和加埃塔诺·格列柯等音乐家和作曲家也指导过他。

斯卡拉蒂凭借父亲的帮助谋得生平第一个职位。老斯卡拉蒂似乎支配了儿子的早期职业生涯。1701年，16岁的多米尼克获得那不勒斯王室礼拜堂风琴演奏者和作曲家之职，他父亲则是这里的音乐总监。之后的三年中，斯卡拉蒂随父亲移居佛罗伦萨。1705年，他听从父亲的吩咐，随阉歌手格里马尔迪游历了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直到1717年初，年轻的斯卡拉蒂才获得自立的法律证书，最终摆脱了父亲的控制。不过，斯卡拉蒂此后仍不得不与试图从感情上控制他的父亲相抗争。

1709年之前，斯卡拉蒂曾经在罗马住过一段时间。1709年他开始效力于流亡的波兰女王玛丽亚·卡齐米拉。1713年，他成为圭里亚长方形教堂的管弦乐队领队。1714年初，玛丽亚·卡齐米拉离开罗马以后，他受雇于葡萄牙驻罗马大使丰特侯爵。1714—1719年间，他还在梵蒂冈圣彼得教堂担任音乐总监。在这些年中，斯卡拉蒂创作了歌剧、宗教音乐和世俗器乐作品。他开始频频参加每周一次在皮埃特罗·奥特博尼红衣主教宅邸举办的聚会，他在那里认识了作曲家阿康吉罗·科萊利和亨德尔。斯卡拉蒂还遇到了托马斯·罗辛格雷夫，后者极大地促进了斯卡拉蒂的声乐和键盘乐在英格兰的传播。 

1719年，斯卡拉蒂来到葡萄牙，担任里斯本大主教礼拜堂的管弦乐队领队。他直到1728年才离开葡萄牙，但这些年的活动记录没能保留下多少，可能在1755年11月1日的里斯本地震中散失了。我们知道斯卡拉蒂是葡萄牙国王约翰五世之女、天分颇高的玛丽亚·巴尔巴拉公主的音乐教师。1728年，巴尔巴拉嫁给了未來的西班牙国王、王储费迪南，斯卡拉蒂随同前往马德里。此后，斯卡拉蒂在相对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演奏音乐作品，监督舞台音乐演出，从事音乐教学和作曲。1738年，他成为圣地亚哥爵士团的一名骑士。 

斯卡拉蒂的作品风格独特，据说是借鉴了伊比利亚半岛的音乐元素。由于缺乏原始材料，我们无法确定斯卡拉蒂音乐风格的渊源，难以了解斯卡拉蒂的生平。斯卡拉蒂最著名的作品是大量的羽管键琴奏鸣曲（称为练习曲）。

佩尔戈莱西（Pergolesi，Giovanni Battista）

1710—1736，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佩尔戈萊西生于杰西，其父是一个土地测量员。佩尔戈莱西在故乡接受了启蒙音乐教育，后考入那不勒斯波韦里音乐学院继续学习小提琴和作曲。佩尔戈莱西短暂的创作生涯是在那不勒斯度过的。在结识了斯卡拉蒂后，他于1732年开始品尝成功的喜悦。1732年，他担任那不勒斯的斯蒂利亚诺公爵的管弦乐队领队（唱诗班指挥）。1734年，他升任那不勒斯国王的管弦乐队副领队。

佩尔戈莱西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的作品并不多，但这些作品表明他具备成为18世纪最伟大作曲家的潜质。《女佣作主妇》起初是一部幕间喜剧（幕间剧），在歌剧《高贵的囚徒》的幕间演出。佩尔戈莱西死后，该剧于1752年在巴黎上演，引起巨大轰动。此事在挑剔的法国新闻界引发了被称为谐歌剧目论战的争论，双方围绕法国与意大利歌剧风格孰优孰劣争论不已。佩尔戈莱西创作的著名歌剧有喜歌剧《爱僧》和三部正歌剧《高贵的囚徒》、《阿德里安在叙利亚》、《奥林匹亚》。1736年，佩尔戈莱西在完成清唱剧《杀母悼歌）后不久去世，年仅26岁。 

参见意大利、音乐

《女佣作主妇》（serva padrona，La）

佩尔戈莱西创作的意大利歌剧。1733年8月28日〗，该剧首演于那不勒斯的圣巴托罗缪剧院。这原本是一部轻快、简短的两幕幕间剧，在正歌剧《高贵的囚徒》各幕之间演出。《女佣作主妇》极为成功，甚至在1736年佩尔戈莱西英年早逝后仍在上演。德累斯顿（1710）、维也纳（1746）和巴黎（1746）相继上演了该剧。巴黎人对1746年的演出反应冷淡。不过，1752年，一个意大利歌剧团在巴黎重新排演了这部作品，受到热烈欢迎，还在巴黎评论界引发了一场被称为谐歌剧论战的激烈争论。这场“战斗”推动了法国歌剧的一场革命，不仅孕育出全新的法国喜歌剧，还为格鲁克在巴黎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女佣作主妇》包含着对那不勒斯人生活的尖锐批评。该剧把两个主要人物——富有的贵族主人及其鲁莽的女仆——置于基本相同的地位，反映出启蒙运动的平等主义。佩尔戈莱西的作品以类似于约翰·盖伊的《乞丐的歌剧》的方式挑战了严肃歌剧的惯例，他把女仆当成女主人公来加以刻画，这点类似于莫扎特在《费加罗的婚礼》中对仆人费加罗和苏珊娜的处理手法。 

参见音乐

卡尔扎比吉（Calzabigi，Ranieri Simone Francesco Maria de'）

又名Raniero da' Calzabigi，1714—1795，意大利诗人、歌剧脚本作者、编辑、冒险家。拉涅利·德·卡尔扎比吉生于托斯卡纳的里窝那市。他曾在巴黎待过几年，与卡萨诺瓦合伙经营彩票。最终他因可疑的财务交易被驱逐出法国。1761年，他移居维也纳，成为审计署的枢机顾问，负责处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事务。卡萨诺瓦极为生动地描述了卡尔扎比吉的畸形外表、超常智慧、商业头脑、理财的能力和敏捷的才思。 

在巴黎文化界，卡尔扎比吉支持卢梭和百科全书派。这一立场使得他在18世纪中叶的过渡时期完全支持艺术改革。他所赞赏的文学和歌剧形式彻底消除了巴罗克风格和严肃歌剧特有的复杂结构，具有自然、完全人性化的人物和匀称、对称的情节。

卡尔扎比吉为格鲁克创作的三部歌剧编写了脚本，它们分别是《奥菲欧与尤丽狄西》（1762年）、《阿尔寒斯特》（1767年）和《帕里德和埃莱娜》（1770年）。格鲁克-卡尔扎比吉创作的歌剧在巴黎引起轰动，有助于平平息拉摩与卢梭围绕歌剧风格展开的谐歌剧论战。在巴黎，卡尔扎比吉还出版了梅塔斯塔西奥创作脚本。 

拉斯特内利（Rastrelli，Bartolomeo）

1700—1771，意大利血统的建筑师，他在为俄国女皇叶利扎维塔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建造的工程中创造出独特的俄罗斯巴罗克风格。拉斯特内利生于巴黎，其父是一名定居在巴黎的意大利雕刻家。1716年，彼得大帝邀请拉斯特雷利一家来到圣彼得堡。年轻的拉斯特内利很快就赢得了建筑师的名声。他回到西欧接受一些训练，但无法确知他在何处、师从何人学习建筑学。

拉斯特内利吸取了晚期巴罗克风格的形式，形成了极富个人特色的建筑风格。他偏好使用蓝色、白色和绿色，从而使建筑物的外形在时常是冰雪覆盖的圣彼得堡的冬日阳光下闪闪发光。拉斯特内利的主要作品有斯莫尔尼女修道院、（重建）彼得霍夫宫（1〗746—1758）、查斯科伊谢洛宫（1749—1756）、系彼得堡的冬宮（1754—1768）以及基辅的圣安德鲁大教堂。 

皮拉内西（Piranesi，Giovanni Battista）

1720—1778，意大利建筑师、铜版画家。皮拉内西最初在威尼斯跟着父亲和叔父学习。1740—1744年，他到罗马学习铜版画技法。174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建筑学著作《建筑学初步》。1745年，他在罗马定居。 

皮拉内西以铜版画见长。他作品中最常见的对象是古罗马的遗迹以及较为晚近的巴罗克风格的建筑。这些铜版画不求精确逼真地复制古迹，而是个性化、充满想象力地再现以往的时代。如同现代招贴画一样，皮拉内西铜版画的复制品行销欧洲。除创作铜版画外，皮拉内西还致力于考古发掘和修复古代遗迹。他最著名的工程是修复阿文丁山的圣玛丽亚修道院（1764—1765）。他还于1769年出版了关于室内设计的著作《居室装饰》。该书中的图样促进了19世纪初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形成。皮拉内西著名的作品有铜版画《怪诞》、画册《监狱》和铜版画《罗马景色》。 

参见新古典主义

卡萨诺瓦（Casanova，Giovanni Giacomo）

1725—1798，威尼斯冒险家、牧师、外交官、间谍、作家。卡萨诺瓦是威尼斯一个演员之子，早年就曾因不光彩的行为被赶出圣西普里安神学院。他在维也纳以演奏小提琴维生，并效力于一位罗马天主教红衣主教，四处周游。1750年，他在前往法国里昂的途中加入了共济会。

1755年，卡萨诺瓦在威尼斯被指控为巫师，随即遭到逮捕，被关押在总督府。1756年，他设法逃到巴黎，在巴黎以金融奇才和投机家的身份扬名。他在巴黎成为国家彩票总监。然而，他负债累累，1760年不得不再次出逃。他化名德·塞恩加尔骑士漫游欧洲各地，先后游历了瑞士、德国南部、萨伏依、罗马、佛罗伦萨、柏林和伦敦。他在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逗留期间酿成了更多的丑闻，最后依然是以出逃而告终。1774—1782年间，威尼斯政府允许他回国，晚年的他却去了波希米亚效力于冯·瓦尔德斯泰因伯爵（1785—1789）。 

卡萨诺瓦拥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令轻信的贵族和上层中产阶级为之倾倒，就连腓特烈大帝这样的领袖人物也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71—1782年，卡萨诺瓦为威尼斯宗教法庭充当间谍。 

卡萨喏瓦留下了一部名为《德·J.卡萨诺瓦·德·塞恩加尔回忆录》的自传，首版于1826—1838年，1960—1962年以《我的生平》之名重新出版了全本。这本书详尽、生动地描绘了18世纪的城市、城镇和社交聚会。书中对卡萨诺瓦胡作非为行径的描述——无疑有些言过其实——表明作者属于在启蒙运动末年遍游欧洲的骗子和冒险家中的一员。 

卡摩斯特罗（Cagliostro，Alessandro，Contedi）

1734—1795，卡廖斯特罗伯爵亚历山德罗出生于西西里岛的巴勒莫，本名朱塞佩·巴尔萨莫。18世纪80年代，卡廖斯特罗在巴黎时髦的沙龙里举办颇具戏剧效果的招魂会，轰动一时。卡廖斯特罗自称有魔力，曾在埃及亚历山大学习过炼金术。他通晓共济会学说，还会施展催眠术。他昙花一现的成功充分展示出启蒙运动末年人们对神秘事物和非理性的狂热迷恋。卡廖斯特罗的成功以及圣日耳曼和梅斯梅尔的经历表明，非理性的吸引力与同样为启蒙文化所特有的对现场演示和公开展示的热衷密切结合起来。

卡廖斯特罗在巴黎的活动得到红衣主教路易·德·罗昂的赞助，后者是1785年钻石项链丑闻的受害者之一。这一丑闻破坏了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名声，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同时，它也令卡廖斯特罗在法国前程无望。1786年，他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

随后，卡廖斯特罗和妻子定居罗马。1789年，卡廖斯特罗的妻子向大主教宗教法庭告发他是异教徒。宗教法庭判定卡廖斯特罗犯有所指控的罪行，判处他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1795年，卡廖斯特罗死于圣莱奥监狱。

参见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六、荷兰和比利时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荷兰、乌特勒支、泽兰、上艾瑟尔、海尔德兰、弗里斯兰、格罗宁根等七个讲荷兰语的省份组成的北海沿岸国家。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定都海牙，阿姆斯特丹是其主要的商业城市。联省共和国（也称荷兰共和国）的领土有限，一位18世纪的游客声称，从乌特勒支大教堂的塔上可以看遍整个国家。

17、18世纪，商业、造船业和银行业使荷兰人异常富足。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西印度公司控制了重要的殖民地和公海的商贸。不过，到1740年时，贸易上的优势已经转到英国公司的手中。尽管遭此挫折，西印度、好望角、爪哇、锡兰富庶的殖民地以及对日本的贸易垄断权，仍使货物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荷兰。荷兰资本为许多国家提供了资金，与英国的关系尤为密切。结果，荷兰与英国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虽然两国曾在18世纪爆发过战争。 

直到16世纪末，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与现代比利时各省均属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西属尼德兰。1579年，未来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各省组成了乌特勒支联盟。1581年，联盟宣布独、摆脱西班牙的控制。1609年，联盟的要求正式得到承认，《十二年停战协定》正式承认七个荷兰省份（联和国）脱离原來的十个西属尼德兰省份。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的1648年，欧洲国家大多正式承认了荷兰的独立。 

在新生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中，奥伦治亲王的势力最大，他把这个小国变为加尔文宗的堡垒。18世纪，加尔文宗荷兰归正教会始终是正式的国教，其他宗教团体享有事实上的宽容。不过，联省共和国直到1795年才正式确立宗教自由。18世纪，联省共和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天主教徒，另有十分之一是犹太人。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在政治上实行共和制，等级会议（代议制的立法机构）掌握最高权力。为首的亲王（奥伦治亲王）称为执政，既是最高行政长官，也是军队的统帅。市民组成的地方议会管理各个城镇的有关事务。同威尼斯和日内瓦共和国一样，荷兰的市政府实际上是贵族寡头政体，极少数家族完全控制了地方议会，以至于议会席位近于世袭的职位。 

法国开明人士对荷兰共和国抱有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把它视为共和制公民道德的典范，认为它与苏格拉底时期的雅典、共和国时期的罗马、费城或年轻的卢梭所描述的日内瓦一脉相承。达尔让、狄德罗、伏尔泰等学者盛赞这个国家是宽容的摇篮、自由的卫士、法治的维护者。他们所创造的这种神话般的形象，既表现了启蒙哲学家的理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联省共和国的现实。不幸的是，当启蒙哲学家直接面对荷兰的现实时，神话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愤世嫉俗的观点。例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刻薄地抱怨亲眼所见的荷兰：荷兰人的价值观堕落成惟利是图，他们看重利润更甚于产品的质量，他们惯于敲诈外国人，他们毫无想象力可言，他们的勤劳令人窒息而且举止粗俗。 

有证据表明，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实践中，荷兰都有独特的启蒙运动。宗教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开明学者向自然神学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哲学以及其他早期德国启蒙知识分子寻求灵感。荷兰公开出现了理性的、世俗的启蒙运动。像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荷兰城镇也出现了与启蒙运动有关的社会机构，尤其是读书俱乐部、政治俱乐部、期刊出版业。荷兰的图书出版商在向欧洲传播启蒙运动方面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

较之其他国家，联省共和国的审查制度相对比较宽松，荷兰能够出版其他地方禁止出版的书籍。尽管如此，危害宗教和国家内部安宁的书籍同样禁止出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以及狄德罗的《哲学思想录》都遭査抄并由刽子手公开焚毁。

荷兰思想家专注于探讨政府的形式和法律的本质，美国革命激励和启发了许多改革者，最终引发了以“爱国者”运动而闻名的流产的起义。在18世纪80年代联省共和国的革命浪潮中，涎生了“民主派”和“贵族”这两个词汇。

阿姆斯特丹（Amesterdam）

位于北海海湾的荷兰主要城市，当时为北荷兰省省会。这座城市实际上是建造在填海工程拓展出的陆地上，市区有多条环线运河相联。城市的运河是17世纪重要的合理城市规划的产物。 

18世纪初，阿姆斯特丹居民已接近十万人。与大多数欧洲城市一样，阿姆斯特丹受益于18世纪特有的相对长时间的和平及由此带来的繁荣。到18世纪末，该城居民增长到221000人。

航运、金融和商业使阿姆斯特丹成为繁荣的经济中心。实力雄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总部均设在该城。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主宰着世界贸易和金融，到18世纪，它的这一地位逐渐地被伦敦所取代。

宗教宽容和相对宽松的审查制度使阿姆斯特丹成为书籍出版的中心。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禁止出版的著作在阿姆斯特丹找到了赞助者和出版商。这座城市以印刷品的形式向广人读者介绍各种思想，对启蒙运动思想在欧洲的传播发挥了关键作用。

1685年，法国路易十四废除了给予法国加尔文宗教徒（胡格诺派）有限宽容的《南特敕令》，成千上万的加尔文宗教徒逃离家园，定居在加尔文宗占主导地位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阿姆斯特丹市接纳了一批能干而富有的商人和实业家。

阿姆斯特丹市是规模不大但独特的荷兰启蒙运动的中心，也是荷兰爱国者革命运动的中心。 

参见出版

比利时（Belgium）

与北海、尼德兰和法国交界的北欧王国，首都布鲁塞尔。直到1830年，比利时王国才成立。1714年到18世纪末，它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十个独立的省份，史称奥属尼德兰。 

比利时地区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中世纪，布鲁塞尔、布鲁日和安特卫普是繁荣的经济中心，以极度富庶和丰富的文化传统闻名于世。16世纪末的荷兰起义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结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地区丧失了通往北海的最大港口安特卫普。结果，这一地区经济日渐衰落。

在18世纪，这一地区相对稳定。18世纪80年代，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二世开始推行改革。在启蒙运动理想的激发下，约瑟夫二世废除了酷刑，确立对新教徒的宽容政策，强迫卢万大学实行教育改革，关闭修道院，限制行会的权力，放开手工业和商业。许多有权势的比利时人反对这些举措，认为它们危害了他们的传统自由。约瑟夫二世在这个顽固抵制的地区颁布了一部新宪法，以回应他们的反对。新宪法重组了司法和行政管理体制，废除了司法职务属于私人财产、司法与行政相混淆的旧体制。 

1789年初，最初的抗议最终演变为一场革命。反叛者声称保卫宪政自由，反对自上而下的专制改革。这种情形与法国的局势很相似，在法国，高等法院挑战推行改革的王室大臣。

1789年末，统治未来的比利时国家的哈布斯堡政府垮台。这一地区很快形成了两个政治派别，一个由H.范·德·努特领导，主张恢复传统宪法，以J.F.冯克为首的党派则主张推行温和的民主改革。两派无法达成妥协，这个地区在整个法国革命时期陷入政治动荡之中。这一连串的事件表明，一旦改革者尝试把启蒙运动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及其内在矛盾付诸实践，将带来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 

奥属尼德兰（Austrian Netherlands）

18世纪的一个名称，指位于法国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之间毗邻北海的北欧地区。这个地区即今日的比利时。 

16世纪末之前，比利时地区纳入荷兰版图，组成低地国家或尼德兰。自16世纪中叶起，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了这个地区。

1572年，低地国家起义反对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宗教政策。这一地区既有天主教徒，也有加尔文宗新教徒。最终，北部七个以新教徒为主的省份脱离西班牙统治，1579年成立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南部十个信奉天主教的省份仍旧附属于西班牙，称作西属尼德兰。 

18世纪初，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绝嗣，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导致西班牙王位落入波旁王朝路易十四的孙子之手。在争夺领土的战争中，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得到了西属尼德兰诸省。因此，自1714年到18世纪末，这些省份称作奥属尼德兰，正式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奥属尼德兰诸省在哈布斯堡帝国享有特殊的地位。一部传统宪法规定该地臣民享有免受极端君主绝对主义之苦的大量特殊权利。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控制这一地区后，他们不得不继续保护这些特殊的“比利时自由权”。然而，约瑟夫二世对这种状况很不耐烦，把这些传统特权视为开明、理性、中央集权化行政管理的障碍。他在这些省份强行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约瑟夫的举措在1787年引发了反叛，并很快发展成一场全面革命。这场革命所包含的要素和矛盾成为日后法国革命的特征。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欧洲实现了和平，奥属尼德兰的局势暂时稳定下来。当时，奥属尼德兰诸省与荷兰北部省份联合成尼德兰王国。1830年，南部诸省发生叛乱，根据1831年和1839年签订的协议，最终被承认为独立的比利时王国。

布鲁塞尔（Brussels）

现代比利时首都，使用两种官方语言（法语和佛兰芒语），但主要讲法语。《乌特勒支和约》（1713）将布鲁塞尔及周边地区（当时称西属尼德兰）的统治权从西班牙人转到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因此，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布鲁塞尔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行政当局的所在地，周边地区称为奥属尼德兰。18世纪末，布鲁塞尔成为比利时爱国者政治活动的中心，这一组织发动的1787年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启蒙政治理论的启发。这一地区在18世纪末出现了全面的革命动荡：1789年12月—1790年12月，它赢得了短暂的独立，1792—1814年间受法国统治，1815—1830年，它与北方信奉新教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合并为尼德兰王国。1830年，一场革命孕育了两个独立的国家：以布鲁塞尔为首都的比利时王国和荷兰。 

作为一个壮丽的城市，布鲁塞尔光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它拥有艺术、贸易、文化和行政中心的悠久传统。即使在启蒙运动时期，其居民和政府也坚定地信奉天主教。18世纪末，该城大约有80000居民。

如今，布鲁塞尔向游客展示着18世纪城市规划和建筑的典范。城市大广场的外表虽然是中世纪的风格，实际上建造于启蒙运动早期（17世纪末）。广场的设计受到巴罗克风格的影响，旨在令人联想起这座早期中世纪城市的辉煌，当时它是勃艮第公爵宏伟而强大的国家的首府。南部老城中心在1695年的一场大火中毁于一旦。重建忠实地恢复了历史布局和建筑。在大广场的北部，随着圣米歇尔教堂（今天的殉道者教堂）的修建，饱经沧桑的南城也现代化了。虽然这些建筑的正面模仿中世纪晚期的哥特式风格，广场整齐划一的建筑结构表明了它是晚近的建筑。18世纪60年代，这座城市建造了称为皇家广场的公共广场和公园，城市的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参见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巴罗克风格

斯宾诺莎（Spinoza，Benedictde）

1632—1677，荷兰哲学家，他是17世纪主要的理性主义体系哲学家之一。不论是他在世时，还是整个启蒙时代，本尼狄克·德·斯宾诺莎的著作都激起了正反两方面的巨大反响。

斯宾诺莎生于阿姆斯特丹一个葡萄牙裔犹太人家庭，这个家庭是16世纪时移民到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斯宾诺莎接受了传统的犹太希伯来语教育，潜心钻研《摩西五经》（《旧约》的前五卷）、犹太法典和中世纪犹太哲学。他还在私人家庭教师弗朗西斯·范登恩德的指导下研究数学和笛卡儿哲学。斯宾诺莎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但他还能说葡萄牙语、荷兰语和德语，能读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和一些古希腊文。

斯宾诺莎不愿接受正统的犹太教教义，因此于1656年被逐出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他成为磨制光学镜片的磨工，业余时间则潜心哲学研究和著述。

1660年之前，斯宾诺莎一直住在阿姆斯特丹，1660至1663年间住在莱顿附近，后居住在荷兰首都海牙。他从未担任过任何学术职位，虽然他确曾拒绝了德国海德堡大学的一个职位。他于1677年死于结核病（肺结核）。 

斯宾诺莎逐步形成了一个极富独创性的哲学体系，其体系涵盖形而上学（上帝及其与世界的关系）、认识论（知识论）、道德哲学（伦理的哲学基础）、圣经评注和政治理论。他在世时只出版过两本著作《勒内·笛卡儿哲学原理》（1663）以及《神学政治论》（〗1670年匿名出版）。1677年，他的其他著作以《遗著》的形式出版。这部著作包括《理智改进论》、《伦理学》以及《政治学》。 

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基础是由笛卡儿方法得出的几何模型。他最重要的著作《伦理学》分为若干节，每节都包含着一个一般命题，接下来是具体的逻辑证明。全书的理论体系从关于整个宇宙体系的一般命题着手，然后从这一命题推导出知识、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理。 

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基础是一元论哲学。他断言宇宙中只存在一种实体：神性的实体。这种神性实体有无限多的属性（特征或特质），每种属性又都可以具有宇宙中的特定真实形式。斯宾诺莎认为，那种把神与自然、精神与肉体截然分开的二元论宇宙观是错误的。神与自然仅仅是神性实体的不同形式，精神与肉体同样是一个神性实体的不同表现形式。斯宾诺莎把这一观点概括为著名的“神或自然”。

正是由于斯宾诺莎的这一观点，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指责他鼓吹无神论或泛神论。基督教上帝观把上帝与自然做了鲜明的区分，强调上帝创造了自然，如同一个人创作了一件艺术品。斯宾诺莎提出，上帝即自然，而且体现于整个自然界，这种观点与基督教会的上帝观有根本性的抵触。

斯宾诺莎在一元论基础上建立起知识体系和理性的世界秩序体系。按照他的观点，精神与肉体的关系、肉体感觉经验与观念之间的关系这些棘手问题都不复存在了。如果精神与肉体都属于同一实体的表现形式，那么两者相对应的经验（肉体的感官知觉与心灵的观念）就必然源于同一决定性法则，也因此必定相一致。这就是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法则，这一法则不仅保证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与我们关于世界的观念真正相互关联，还保证了我们关于世界的观念是正确的。

斯宾诺莎的一元论哲学为伦理和道德提供了完备的自然哲学基础，使之取代植根于宗教启示的伦理体系。斯宾诺莎认为，人性依据的适不变的然法则，人性对一切经验的反应体现为被动的快乐与痛苦的自然情感。快乐的经验被确定为好，痛苦的经验为坏；对经验的自然反应因而孕育出道德观念。

一旦人们不再不由自主地听凭激情的摆布，道德进步就起步了。人们可以通过培养积极的情感来达致这种自由，在斯宾诺莎看来，枳极的情感就是由知性或理性驾驭的情感，这种情感将孕育出勇敢（旨在促进个体行为者的利益）和高尚（旨在保护共同体的利益）的举动。 

17和18世纪的批评家常常指责斯宾诺莎剥夺了人类的个人自由，批评者认为，斯宾诺莎的道德哲学体系彻底限定了人的行为，没有给自由意志留出发挥的空间。这也是他们对唯物主义者霍布斯、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的批评。

斯宾谘莎坚信人类的可完善性以及个人进步达致尽善尽美的可能性。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类颇为接近古代斯多葛学派的理想：理性驾驭生活，摆脱了对激情的肓目屈从。因此，理性确保人类挣脱激情的决定论，使人类进步得以实现。

斯宾诺莎在其政治理论中反复强调自由和理性法则。《神学政治论》论证了政治社会的社会协议或社会契约的基础。斯宾诺莎关于政治社会形成的先行条件的观点类似于霍布斯，他读过霍布斯的《论公民》和《利维坦》。但是，《神学政治论》对政教关系的阐述与霍布斯迥然不同。

两人都憎恨战争和宗教迫害，也都希望消除这些现象。霍布斯认为，解决之道在于使教会完全从属于国家。斯宾诺莎则支持宗教宽容，只要某一个团体的活动未威胁到更大的社会利益。实际上，霍布斯原则上主张由国家总体控制人类制度和表达（绝对主义），而斯宾诺莎强调必须维护自由。斯宾诺莎心目中的理想国家是民主政体，他认为这是最自然的政体形式。 

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阐述了对《圣经》的激进态度，他把《旧约》完全看作是古代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与上帝的约定与那一古老时代相关，怛与现时代无关。斯宾诺莎把《圣经》视为历史著作的看法，令同时代人感到愤怒和不安，因为这无疑冒犯了把《圣经》看成是来自于上帝的永恒普遍真理的启示的观点。但到18世纪，天启宗教的批判者和虔诚的圣经学者都吸收了斯宾诺莎的观点。

18世纪下半叶之前，欧洲人基本上敌视斯宾诺莎的哲学。实际上，“斯宾诺莎主义者”这个名词往往被当作贬义词，用于中伤那些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这种负面评价的传统始于培尔，他在《历史批判辞典》中抨击斯宾诺莎的体系。法国启蒙哲学家延续了培尔的评价，他们即便钦佩斯宾诺莎的独创性，也普遍抵制他的体系。《百科全书》里有一条关于斯宾诺莎的条目，该条目出自狄德罗之手，基本上重复了培尔的否定观点。伏尔泰赞赏斯宾诺莎的政治理论，却嘲笑他“受到自身几何学态度的愚弄”。

在德国，莱布尼兹折服于斯宾诺莎的智慧，但对其哲学暗含的决定论感到不安。莱布尼兹试图建构一种体系，取斯宾诺莎观点之所长，同时消除斯宾诺莎哲学中所谓的决定论和唯物主义。1780年前后，德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评价斯宾诺莎，雅可比与门德尔松两人发生了一场争论，即所谓的“泛神论之争”。雅可比指责莱辛的泛神论和斯宾诺莎主义，门德尔松觉得这个指责有侍商榷。在争论过程中，讨论了斯宾诺莎主义的内容，使年轻的德国知识分子了解到这个体系。结果，歌德和赫尔德成了斯宾诺莎的热心追随者，而斯宾诺莎主义则为此后浪漫主义时期德意志的“自然哲学”新观念奠定了思想基础。 

参见数学与力学、心理学、理性主义

列文虎克（Leeuwenhoek，Antonivan）

1632—1723，荷兰自然科学家，发明显微镜的磨镜工。显微镜打开了微小生物的未知世界，它的发明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宇宙万物的范围和性质的认识。凭借这一新仪器取得的新发现使流行的亚里士多德生物学观念受到严重质疑，新发现提出的理论问题则在整个启蒙运动时期令自然科学家忙碌不已。

范·列文虎克的父亲是德尔夫特的一个编篮工，他去世时列文虎免年仅6岁。列文虎克被送到莱顿附近的语法学校，后在阿姆斯特丹当布店学徙。他从未进过大学。列文虎克是一个小商人，1660年成为德尔夫特市的行政人员。对生命科学的浓厚兴趣促使他独立学习科学箸作。他虽然缺乏正规的训练，却终身亨有国际著名科学家的声望。荷兰解剖学家赖尼尔·格拉夫（1641—1673，发现了名为“囊状卵泡”的卵巢组织）帮助他与伦敦皇家学会取得联系。1680年，皇家学会接纳列文虎克为会员。1699年，法兰西科学院任命他为通讯院士。

1671年，列文虎克决定用布匹检查中常用的磨制透镜组装一种科学仪器，结果他发明了显微镜。直到19世纪，他发明的显微镜才有所改进，因此，显微镜为生殖（繁殖）和微解剖学等启蒙运动时期生物学重要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技术基础。 

列文虎克用新显微镜发现了肉眼无法看见的微生物体。他认为自己用显微镜观察到的移动物体是活的生物。1676年10月，他在信中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伦敦皇家学会。这封信引起了轰动，还导致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显微镜观察到的物体是否真的是动物。 

1677年后，列文虎克开始用显微镜研究动物的繁殖。他认为当时称为微动物的精子是精液的一般组成部分，它们最终担负起繁殖的责任。在列文虎克的生殖理论中，雌性的作用局限于养育。他在这个问题上与威廉·哈维的观点截然不同。哈维认为，孕育新生命的源头是雌性的卵子而不是雄性的精子。 

在物质腐败问题上，列文虎克反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发生说。他认为所有生命形式都有类似的官能，便着手研究动物和植物的同功结构组织。他的研究对了解显微植物解剖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列文虎克因其发明和发现在欧洲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他不仅接侍过重要的科学家，还接待了来访的俄国彼得大帝、英格兰的詹姆斯二世、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和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三世。他的信件和科学研究成果发表在《皇家学会哲学会报》、法国的《起因于物体混合的竞争的试验和观察》（1679）以及《学者杂志》。1715—1722年间他的信件和论文的拉丁文版本出版。 

参见精源论、生物学、科学、技术设备

格拉弗桑德（Gravesande，William Jacob's）

1688—1742，荷兰自然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牛顿自然哲学和英国经验主义在欧洲大陆最早的拥护者之一。格拉弗桑德与同胞布尔哈夫、穆申布鲁克一起，通过各种讲座和教科书向欧洲的莘莘学子传播这些新科学方法。

格拉弗桑德由一位家庭教师启蒙。1704—1707年间，他在莱顿大学学习法律，以一篇关于自杀的毕业论文获得学位。毕业后，他在海牙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1713年，他协助创办了《海牙文学杂志》，为这份杂志撰写文章和书评。格拉弗桑德被任命为荷兰驻英大使的秘书，在英格兰待了整整一年（1715—1716）。在朋友吉尔伯特·伯内特的太力推荐下，他入选伦敦皇家学会。在皇家学会的会议上，格拉弗桑德结识了德萨居利耶和约翰·基尔，这两人都是坚定的牛顿学说追随者。格拉弗桑德本人可能也认识牛顿。 

1717年，格拉弗桑德就任莱顿大学数学和天文学教授。他成为一名有影响的著名教师，与同事布尔哈夫一样，吸引了来自欧洲许多国家的学生。1734年，莱顿大学授予格拉弗桑德第二份教席，聘请他担任哲学教授。从此，他同时兼任两份教席，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现象。

格拉弗桑德把在莱顿大学的讲义整理成三部教科书：《实验物理学的数学原理，以及牛顿哲学导论》（1720—1721）、《普通数学原理》（1727）、《哲学导论，包含形而上学和逻辑学》（1736）。这三部著作由拉丁文译成了荷兰文、英文和法文。《实验物理学的数学原理》流传最广，介绍了牛顿学说的基本观点，在18世纪50年代之前，此书始终是这一领域的基本教科书。 

格拉弗桑德赞同牛顿的重力、物质和光学理论。格拉弗桑德尤其批评笛卡儿及其信徒对先验假说及理性化体系的依赖。在18世纪喧嚣一时的关于自然力的恰当概念的“活力”之争中，格拉弗桑德也持一种反笛卡儿主义的立场。格拉弗桑德认为，科学方法必须以经验为依据，借助仪器和数学从实验中获得真理。格拉弗桑德是早期传播基本科学观念的重要人物之一，倘若没有这些科学观念，就不可能有18世纪的启蒙运动。

参见数学与力学

穆申布鲁克（Musschenkroek，Pietervan）

1692—1761，荷兰实验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范·穆中布鲁克（又名佩特鲁斯·范·穆申布鲁克）出身于一个著名的仪器制造商家庭，曾在莱顿大学攻读医学。1715年获得学位后，他前往伦敦继续深造，之后返回莱顿。他曾任神圣罗马帝国杜伊斯堡大学数学和哲学教授（1719—1723）、乌特勒支大学自然哲学和数学教授（1723—1740）。穆申布鲁克职业 

生涯的最后一站是莱顿大学（1740—1761），他在莱顿讲授实验物理学。他的学生中包括让-安托万·诺萊，即后来的诺莱神父。诺莱促进了物理学和电学课堂演示在法国的普及。 

穆申布鲁克以萊顿瓶的实验而著称，莱顿瓶是德国科学家埃瓦尔德·格奥尔格·冯·克莱斯特（约1700—1748）发明的一种仪器。在18世纪，莱顿瓶是演示电学现象的通用设备。用现代术语宋说，莱顿瓶实际上是一个电容器，它是一个里外都涂有金属箔的玻璃瓶，其内部涂层通过绝缘瓶塞与传导棒相连。 

在用莱顿瓶做实验时，穆申布鲁克和一名助手发现莱顿瓶能够释放出巨大的电震。穆申布鲁克把实验情况写信诉了法国科学家勒内·安托万·费尔绍·德·雷奥米尔（1683—1757），他的助手则写信告诉了诺莱神父。诺莱将莱顿瓶实验报告给了法兰西科学院（1746）。 

穆申布鲁克出版了讲稿和实验结果：《简明物理学、数学原理》（1726）、《物理学原理》（1734）、《物理学方法》（1748）以及《自然哲学导论》（在他去世后于1762年出版）。 

参见数学与力学、自然哲学、科学、技术设备

布尔哈夫（Boerhaave，Hermann）

1668—1738，荷兰医学、植物学和化学教授，与施塔尔、霍夫曼并称为早期启蒙运动的位伟大的医学理论家和医学体系创立者。布尔哈夫试图依据笛卡儿和中顿机械哲学的规则来诠释生命过程。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化学革命之前，他还是主流的化学家之一。他将机械哲学的化学理论运用于疾病诊治，协助创立了物理医学和化学医学的医学方法。

布尔哈夫是一位杰出的教师，他在莱顿大学开设的课程名扬全欧洲。他是最后一位采用国际教学体系的名师。在布尔哈夫之后，医学训练往往是用本国语言教授，与医院和诊所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这些新情况使得欧洲的医学教育和实践形成了各种语言和民族的分野。不过，医学杂志的出版抵消了这种分裂带来的负面影响，医生们可以根据杂志的内容追踪其他国家的医学进步。这样一来，医学杂志往往取代了大学，成为国际范围内医学教育的源泉。 

布尔哈夫的父亲雅各布·布尔哈夫是一个荷兰牧师，亲生母亲是哈嘉·代尔德。他是由父亲和虔诚的继母埃娃·杜布瓦抚养成人。雅各布·布尔哈夫照管儿子身体、精神和智力上的发育。1684年，赫尔曼·布尔哈夫顺从父亲的意愿，进入莱顿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690年获得哲学学位。之后，他转而学医，参加公开的解剖课，1693年从哈尔德韦克学院获得医学学位。他定居莱顿，开始行医，为私人讲授数学。1701年，布尔哈夫首次被正式任命为莱顿大学的医学讲师。1709年，他担任莱顿大学植物学和医学教授，1718年成为化学教授。布尔哈夫同时兼任这三项教职，1729年因病被迫辞职。他先后入选法兰西科学院（1728）和伦敦皇家学会（1728）。从大学退休后，布尔哈夫继续在莱顿为私人授课，1738年去世。 

布尔哈夫致力于用无生命的机械论原理（物理医学原理）解释生命现象。比如，在阐释溶血和血液循环问题时，他论及血液微粒的大小和形状、血液流动的速度、血管的角度和直径。这些基本概念均源于将一切自然现象归结为物质的作用（大小和形状）和运动的笛卡儿机械哲学。布尔哈夫赞同物理医学原理，反对把生命现象简化为化学原理的化学医学。他也反对颇具影响的化学家和医生施塔尔提出的万物有灵论。不过，只要化学方法和其他观点有用，他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方法融入他的机械论观点因此，从某种有限的程度上说，他的医学观是折衷主义的。

布尔哈夫极为重视对病人进行系统的检查，强调临床观察的重要性。他改组了莱顿大学的医学课程，建立起新的课程模式，为18世纪哥廷根、爱丁堡、维也纳的医学院所效仿。

虽然布尔哈夫是专业的医生，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也致力于医学研究，但现代学者对他在化学方面的贡献更为熟悉。他强调量化方法的长处，在研究热和水银时进行了精确的计量。他分离出一种称作尿索的生化物质，发现了它的一些特性。

布尔哈夫担任植物学教授之职，潜心收集世界各地的植物标本并加以分类。他以实际行动支持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提出的全新动植物分类体系。布尔哈夫在莱顿城外的私人庄园建造了一座著名的私人植物园。他还监督1727年版的寒巴斯蒂安·瓦扬的《巴黎植物志》的出版。

在其生前及去世后不久，布尔哈夫的学生就出版了他的众多讲义、演说和警句。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从未提及的可怕疾病的历史》（1724）、《化学基础》（1724）、《医学原理》（七卷，死后由哈勒出版）、《警句集》（五卷，由格拉尔德·范·施维滕出版）、关于水银实验的多篇论文发表于1734—1736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会报》。 

坎珀（Camper，Pieter）

1722—1789，荷兰解剖学家、外科医生、产科医生、眼科专家、人类学家。坎珀是一位富有的朝臣之子，童年时即在数个领域表现出过人的天赋，不仅接受过学术训练，还学过艺术、绘画和木器活。12岁时，坎珀进入莱顿大学，12年后（1746）毕业，获得科学和医学学位。格拉弗桑德和穆申布鲁克都曾教过他。 

坎珀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备受尊重的科学家。他不知疲倦，四处游历，在欧洲各地广交朋友。坎珀频繁地改变自己的职业。他曾短暂地做过开业医生，1749年被任命为弗拉讷克大学的哲学教授。1751—1774年间，他在四年时间里一直担任那一教职，之后前往阿姆斯特丹的雅典娜学校任解剖学和外科学教授。1758年，他还担任雅典娜学校的医学教授。自1761年起的两年时间里，他不再从事教学，而是到妻子在弗拉讷克附近的乡村庄园隐居写作。之后他担任格罗宁根大学解剖学、外科学、理论医学和植物学教授。1763年后的十年里，他一直在格罗宁根工作，1773年再次退休，回到妻子的庄园。 

1776年他的妻子去世后，坎珀日益活跃于荷兰政坛。他当选为弗里斯兰省等级会议的代表，作为该省的代表被派往海牙参加全国三级会议。坎珀是奥伦治派的忠实支持者。在18世纪晚期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政治动乱中，坎珀受到其他党派的猛烈攻击。他死于1789年。

坎珀对晚期启蒙运动的比较解剖学和体质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论证动植物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他还详细而精确地描述了人类解剖构造。他的颜面角理论提出，通过测量从牙齿到耳孔的一条线与从牙齿到前额最突出部分的另一条线之间的夹角，便可推断各物种及物种内部的差异。按照他的观点，夹角越小，人种的兽性越强。

坎珀并非唯一位根据头盖骨的特征判定人种的科学家。在皇家花园工作的巴黎著名解剖学家多邦通提出了类似的理论，他以鼻子为最高点划出的夹角来区别不同的物种。苏格兰解剖学家约翰·亨特提出了头盖骨渐变理论，拉瓦特尔在观相术中运用了颜面角理论。对于其创立者而言，这些方法不仅提供了区分人种的可靠测量标准（多邦通、亨特和坎珀），还形成了将外表与内在的、隐秘的品质结合起来的机制（拉瓦特尔和坎珀）。 

坎珀认为，不同的人种拥有不同的颜面角。到19世纪，他的观点被误解为支持白人至上主义。但是，坎珀实际上并不认为人种之间存在重要的本质差异，他侧重证明各个人种与类人猿和猩猩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从而维护基督教神学赋予人类在尘世的独特地位。坎珀认为，所有人种从本质上说是平等的，最早的人类夫妻（亚当和夏娃）可能是黑人。 

坎珀还发现了鸟骨中的气穴，研究了鱼的听觉和青蛙旺盛的生殖力。他与威廉·斯梅利共同研究了英国的助产术，后来为斯梅利论述助产术的书籍绘制解剖插图。

坎珀的著作和正式演说中应提及的有：《病理解剖学示例》（1761—1762）、《论动植物的相似性》（1763）和《论眼球的局部构造》（1746）。他的某些著作在18世纪被翻译成英文、德文出版，包括《与医学、治疗和自然史相关的短作集》（1784—1790）和《已故坎珀教授论解剖学与素描、油画、雕塑艺术之关系的著作》（1794年）。 

因根豪茨（Ingen-houzs，Jan）

1730—1799，荷兰医生、生理学家。因根豪茨出身于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1740—1748），英国军队驻扎在他的家乡布雷达附近，他结识了苏格兰医生普林格尔。因根豪茨在卢万天主教大学结束学业后就读于莱顿大学，他在莱顿大学曾听过穆申布鲁克开设的课程。在普林格尔的劝说下，因根豪茨前往英国，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中心爱丁堡大学颇有影响的医生学术圈的一员。因根豪茨的朋友包括卡伦、门罗第一及其儿子门罗第二、威廉·亨特、约翰·亨特兄弟、普里斯特利、富兰克林。 

因根豪茨支持用接种来对付致命的天花，从而在医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接种方法要在病人皮下注入活体病毒，因而备受争议。但是，1798年，詹纳成功地提取牛痘疫苗之后，接种成为当时预防天花的唯一方法。 

因根豪茨开办了接种诊所。他在伦敦工作，同时应邀到荷兰首都海牙做接种医生。1768年，他受命前往维也纳为皇室成员接种。玛利亚·特利莎女大公邀请因根豪茨留在维也纳做宫廷医生。他接受了这一职位，在维也纳一直工作到1789年。 

在维也纳，因根豪茨与格拉尔德·范·施维滕一道致力于改革奥地利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他还发现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出版了一部论述光合作用的著作《植物实验，发现棺物在日光下净化空气，在阴凉处及夜间损害空气的巨大作用》（1779）。尽管因根豪茨出版了这部著作，但人们通常把光合作用的发现权归于普里斯特利及其同事化学家J，塞纳比耶。启蒙运动时期，光合作用发现优先权之争只是数次类似争议中的一次，最著名的是莱布尼兹与牛顿在发明数学微积分上的优先权之争。 

因根豪茨还为英国农业委员会的作物追肥研究做出了贡献。他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朋友，热心支持富兰克林独特的单流体电理论。这一理论利用精細流体的概念解释电现象。富兰克林认为，电是种单一的流体，吸引或排斥的效果产生于电压的变化。因根豪茨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富兰克林的理论优于占优势的双流体理论。

1789年，维也纳发生了响应法国革命的骚乱，因根豪茨回到英格兰。他在英格兰度过余生，轮流住在伦敦和一位女赞助人兰斯当侯爵夫人的庄园。1799年，他死在侯爵夫人的家中。 

范德肯普（Vander Kemp，Francis Adrian）

1752—1829，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门诺宗牧师，以“荷兰爱国者”著称的荷兰革命运动领袖，范德肯普生于荷兰坎彭，他的双亲信奉加尔文宗，起初打算让他去当兵。自格罗宁根大学（1770—1773）毕业后，他违背双亲的意愿进入阿姆斯特丹的门诺会神学院。1774年，他皈依门诺宗，先后在会岑（1775—1777）和莱顿（1777—1787）担任牧师。范德肯普越来越关注政治，逐渐成为荷兰爱国者的热心成员。他投身于旨在激发荷兰人支持美国革命的文学宣传运动，还成为在荷兰担任联络官的约翰·亚当斯的亲密朋友。范德肯普出版了一本包括马萨诸塞州宪法在内的美国公共文件集。这些文件多半是从亚当斯那里得到的。 

“荷爱国者”是一个不稳定的联盟，成员包括批评荷兰政治体制和政府政策的不同团体。它的纲领包括：建立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武装公民，削减执政的权力。虽然荷兰对宗教少数派实行宽容政策，但国家官员和其他实权职务只能由加尔文宗荷兰归正会教徒担任。身为门诺宗牧师，范德肯普就不可能在国家事务中发挥决定作用。

范德肯普组织大批人在联省共和国的各个城市散发小册子。他加入了民兵（自由军团）——这是爱国党中最激进的民主派别的核心组织。1787年，腓特烈大帝迅速镇压了爱国者暴动，范德肯普被监禁。范德肯普于1787年11月获释，条件是离开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范德肯普同许多追随者一样前往美国，在美国从事农业，后成为美国公民。此后，他致力于在纽约北部开展门诺宗传教活动，发表过神学论文和祈祷文。

七、瑞士

瑞士（Switzerland）

地处阿尔卑斯山的中欧小国。18世纪时瑞士与法国、巴伐利亚、奥地利、萨伏依王国、日内瓦共和国和米兰公国接壤，瑞士是由13个独立邦出于自保目的而签署共同誓约所形成一个松散联邦。当时瑞士的主要城市是苏黎世、巴塞尔和伯尔尼。日内瓦没有加入联邦。瑞士联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291年，当时，乌里、施维茨、翁特瓦尔登等三个山区州成功地摆脱了哈布斯堡的统治。每个州都保持高度的独立，拥有各自的宪法。瑞士联邦成为18世纪的观察家们实地研究民主政体、城市贵族政体和寡头政体等不同政府形式的实验室。 

瑞士境内拥有具有战略意义的峡谷和阿尔卑斯山口，为了避免卷入接连不断的战争，瑞士于17世纪宣布中立。自1712起，瑞士的中立得到充分的尊重。但是在1798年，革命的法国与瑞士的改革者联合建立起短命的海尔维第共和国。

瑞士主要城市的居民信奉新教，东部、中部山区的居民大多是天主教徒。瑞士有一些城市商业中心，但即使有这些城市，整个国家也无法养活全部人口。所以，瑞士的年轻人通常参加外国军队雇佣军。瑞士卫队为法国国王、教皇和欧洲的其他统治者提供私人保护。

瑞士人为争取政治自治而斗争的历史和传说激发了启蒙时期欧洲人的想象力。席勒的剧本《威廉·退尔》（《威廉·退尔传奇》）使瑞士人为自由而战的精神名垂千古。瑞士的启蒙运动独特而且极富创造性，对教育、数学、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贡献尤为卓著。瑞士当地居民，如伯努利家族、欧拉、裴斯泰洛齐、博德默尔、布赖丁格、哈勒、戈特舍德、米勒等人，使伯尔尼、巴塞尔、苏黎世和洛桑成为重要的启蒙思想活动中心。 

参见数学与力学、新教

日内瓦（Geneva）

法语Génève;德语Genf，日内瓦湖西南端讲法语的城市，隆河从该城流入日内瓦湖。如今，日内瓦是瑞士的一部分，18世纪时它是自由邦，实行共和制。有证据表明，日内瓦城所在地是凯尔特人的早期定居点。公元379年，它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城市和日内瓦主教所在地。 

16世纪，这座城市成为新教的一个分支加尔文宗的中心，天主教主教被驱逐，加尔文宗的创立者约翰·加尔文应邀领导该城。他把日内瓦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神权政治，制定了延续至18世纪的体制。16世纪，这座城市为那些因受到迫害而逃离祖国的加尔文教徒提供了避难所。

17世纪，日内瓦人开始怨恨新来者，虽然并没有加以驱逐。他们干脆不给新来者公民资格，从而使后者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这一政策粗暴地伤害了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后逃入日内瓦的许多法国胡格诺派移民。 

18世纪，日内瓦仍不时被世人看成是理想共和国的典范。但若是仔细加以考察，人们便不会再这么认为。日内瓦的共和制名存实亡。在理论上，这座城市的制度是共和制，日内瓦公民可以参加议事会和市议会。实际上，公民权受到严格限制，城市控制权落人一小撮寡头统治精英手中。派系之争损害了政治关系。18世纪60年代，日内瓦爆发了一场小规模民主革命，但总的来说这场革命并不成功。 

日内瓦的寡头统治集团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严密监视个人行为。这令决定居住在日内瓦城内外以躲避其他更为恶劣的环境的启蒙哲学家举步维艰。例如，桀骛不驯的卢梭时常与市镇当局发生冲突，他的著作遭到封杀和焚毁。虽然他是日内瓦本地人，却两度离开该城以避免麻烦。又如，伏尔泰早先曾赞美过日内瓦，移居该城以躲避法国官吏的骚扰。然而，当他在费尔内小城的家中为客人演出戏剧时，遭到日内瓦审查官的责难。审查官勒令伏尔泰停止活动，声称这些戏剧危及日内瓦公民的道德观。

在伏尔泰的建议下，达朗贝尔公开捍卫日内瓦的戏剧事业。达朗贝尔的相关文章刊载于《百科全书》，结果不仅激怒了日内瓦官员，还令卢梭大为恼火，卢梭与伏尔泰和达朗贝尔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尽管日内瓦当局造成了种种困难，日内瓦地区还是成为瑞士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中心。除了伏尔泰和卢梭之外，邦雅曼·贡当斯、查尔斯·伯尼、杳尔斯·特龙金、斯塔尔夫人、特朗布雷以及奥拉斯-本尼迪特·德·索叙尔等人也曾栖身于此。 

哈勒（Haller，Albrechtvon）

1708—1777，瑞士解剖学家、生理学家、植物学家、诗人。冯·哈勒是18世纪主要的生理学家，其研究促成了18世纪的几场重大生理学争论。

哈勒在生理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他把生理学定义为“活体解剖学”（属于解剖学的一个分支）。他区分了动物组织的感受性和应激性，成为机械论者与生机论者围绕生命本质展开的科学争论的焦点。哈勒的思想奠定了生机论的基础，虽然哈勒本人并不是生机论者。实际上，他的灵感得自于他在莱顿大学的教授布尔哈夫的物理医学。哈勒赞同布尔哈夫关于纤维组织是机体的基本构成要素的观点，他提出组织纤维的概念，用以指身体的结构组织。 

哈勒还对18世纪的生殖研究做出了贡献。他起初信奉渐成说，最终改变了观点，转而支持预成说。哈勒研究出生畸形，试图解答物种的恒定性。他认为，畸形个体是独特的生命形式，而非偏离常态的畸变，畸形证明了随意创造新生命形式的神性力量。

哈勒还开展了心脏和循环系统的重要研究。他证明心脏在脱离人体后仍能继续搏动。这一发现被用来驳斥认为灵魂驱使心脏运作的施塔尔及其他万物有灵论信徒。

哈勒幼时早熟，在语言和科学上天赋过人。他一生都写诗，却把解剖学作为正式的职业。哈勒先后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莱顿大学学医。1727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后，即前往伦敦、牛律、巴黎、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游学。1729—1736年间，他在瑞士伯尔尼当内科医生和私人教师，后担任新建的德国哥廷根大学解剖学、外科学和内科学教授。他在哥廷根一直任教到1753年，后回到故乡伯尔尼当了一名民选的市政官员。在他的余生，哈勒把政治服务与科学和文学追求结合起来。 

哈勒的主要著述有：《人体生理学原理》（1757）、刊于《哥廷根学术杂志》（1747—1753年间由哈勒主编）上的许多书评、布尔哈夫讲稿抄本《赫尔曼·布尔哈夫学术讲义》（七卷，1739—1744）、《生理学要义》（1747）和《瑞士本地植物起源史》（1768）。哈勒最有名的诗作是《阿尔卑斯》，这首诗是最早颂扬令欧洲北方到意大利半岛之旅困难重重的这座大山的美丽与宁静的作品之一。这首诗预示着日后的崇高概念所包含的某些元素。哈勒在三部虚构作品《乌松》（1771）、《阿尔弗雷德》（1773）、《费边与加图》（1774）中概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特朗布雷（Trembley，Abraham）

1710—1784，日内瓦动物学家、作家。特朗布雷是一个日内瓦军官之子，在日内瓦学院接受高等教育后去了荷兰，担任本廷克伯爵之子的家庭教师。1756年，特朗布雷从另一个学生、年轻的里奇蒙德公爵处得到大笔钱。这笔赏赐使特朗布雷得以退休，在日内瓦附近的小萨科内克斯庄园度过余生，并在闲暇时从事科学研究和其他爱好。 

在荷兰期间，特朗布雷与莱顿大学的著名科学家建立了联系，并用一种叫水螅的简单动物做了著名的再生实验。特朗布雷把水螅切成片，发现每一部分都再生为一个完整的机体。他不能确定水螅是植物是动物，最终还是把它归入动物范畴。 

本廷克伯爵和里奇蒙德公爵把特朗布雷的发现提交给伦敦皇家学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伏尔泰在好几年时间里始终不相信有关的报道。但是，特朗布雷的发现足以使皇家学会的成员信服，1743年，特朗布雷入选皇家学会。

与此同时，特朗布雷继续水螅实验，把两种动物进行移植，还用已彻底切断的水螅再生出一只正常的水螅。特朗布雷与法国博物学家热内-安托万·费尔绍·雷奥米尔（1683—1757）就有关实验通信，还与朋友、日内瓦同胞博内讨论这些实验。博内用淡水蠕虫做实验，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所有这些再生实验一度巩固了預成说所支持的生殖（繁殖）学说。 

特朗布雷在配插图的《淡水水螅》（1744）中报道了他的实验发现。 

博内（Bonnet，Charles）

1720—1793，瑞士博物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査理·博内对生物生殖实验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还潜心研究生命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等理论问题。宗教信仰对博内在18世纪关于生殖（繁殖）的大争论中的立场影响很大。例如，他之所以反对渐成说，既是出于他的科学观察，也是由于他对该学说的神学意义的认识。更有甚者，他的宗教信仰经常影响他对实验数据的解释。尽管如此，他还是做出了重大的发现，为欧洲各国科学家所尊重，即使他们并不赞同他的观点。 

博内的父母皮埃尔·博内和安妮-玛丽·鲁兰住在日内瓦附近。童年时，他部分失聪，这妨碍了他接受学校教育。35岁那年，他又几乎彻底失明。私人教师拉热博士负责教育童年的博内，培养这位年幼的学生养成对自然科学兴趣。虽然博内视力不佳，他还是上了大学，为了取悦父亲而学习法律。1744年，他获得博士学位。

1756年，博内与让-玛丽·德·拉里夫结婚，与妻子在日内瓦附近根托德庄园度过了大部分光阴。他终生独立从事研究工作。他与欧洲各地的科学家通信，在丰特奈尔的推荐下，他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通信院士。

博内坚定地信仰预成说，这是用来解释生命繁殖过程的两种主要理论之一。他捍卫这一理论，回应支持渐成说的科学家的攻击。博内坚持认为，雌性的卵子（蛋）包含着完全成熟的个体，雄性精子与新生命实体无关。他认为，蕴涵成熟个体的生殖细胞存在于身体的各个部位，并不仅限于卵子和精子。他引证自己早期的实验结果以证明预成说观点。这些实验研究了生殖与再生问题。例如，博内发现了蚜虫的单性繁殖现象。他还证实，如果将软水虫切成许多段，每一段都会再生为一条完整的新虫。

随着视力的下降，博内无法再进行实验观察，便着手研究生殖和再生现象形成的哲学和理论问题。他在《哲学的重演》（1769）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重演"（palingénésie）—词是博内的发明。它表示完整的有机体得以繁殖和再生的各种形式。它不包括部分再生过程，如组织在受伤后的痊愈。 

博内广泛研究植物叶子吸收养分和蒸发功能。他还研究昆虫，1745年出版了包罗万象的《论昆虫学》。他通过研究植物学、昆虫学和生理学，反对那种认为物种会演变或转化为另一物种的观点。但是，他接受了这一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种为适应环境会发生变化。博内使用了“进化”这一术语，但其涵义并非现代遗传学理论意义上的进化。博内的观点类似于拉马克数年后提出的观点。博内还推测，地球在其发展历吏中经历过几次“大变革”，从而导致物种发生变化。他提出，《圣经》记载的创世故事或许不是对地球历史开端的描述，而是关于地球最近一次大变革的记录。 

通过阅读莱布尼兹的著作，博内形成了伟大的存在之链的概念。这一链条将所有物种连接成有着细微渐变的连续阶梯。存在之链条从最低级的形式一直延伸到上帝。博内认为，一切创造物相互交织。他的这一观点吸引了生机论和有机论的支持者，尽管他们反对博内的预成论。

博内在《论心理学》（1754）和《关于灵魂功能的分析论文》（1759）等论著中探讨了心理学问题。他还著有一篇论述基督教真理的论文《关于基督教证据的哲学研究》（1771）。 

伯努利兄弟（Bernoulli，Jakob I and Johann I）

JakobI，1654—1705;JohannI，1667—1748，瑞士一对数学家兄弟。其中约翰第一·伯努利是丹尼尔·伯努利和约翰第二·伯努利的父亲。兄长雅各布第一·伯努利违背父亲的意愿学习数学和天文学。他获得的正式学位是哲学和神学学位。他在日内瓦当过几年私人家庭教师，后开始大旅行，其间他在法国待了两年时间学习笛卡儿学说，此后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英格兰待了将近两年时间。1687年起，他担任瑞士巴塞尔大学数学教授。

雅各布第一·伯努利是较早将微积分用于解决教学与力学难题的专家。1690年的一篇论文表明他精通莱布尼兹微积分，并首次使用了“积分”这一术语。

弟弟约翰第一·伯努利也学习数学。1695年，他被任命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格罗宁根大学教授。1705年，他担任巴塞尔大学数学教授。起初，雅各布第一与约翰第一合作研究微积分。他们共同探讨几个难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变得十分疏远。兄弟失和的原因似乎是职业上的猜忌和性格差异。通常认为，约翰第一更有数学天赋，但雅各布第一概括性的理论阐述对18世纪数学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稚各布第一·伯努利认为，自然界的所有过程都是连续的（如一道曲线），而不是断续的（分阶段的）。因此，微积分这一专门研究曲线的数学分支是解释这些过程的合适手段。雅各布第一·伯努利解决了吊桥难题（用来表述吊桥绳索所承受重量的变化曲线的方程式），证明了微积分对于工程学的价值。 

雅各布第一·伯努利的兴趣扩展到超出微积分应用范围的其他现象。他的《猜度术》（1713）对概率论、组合理论和数学级数——所有这些理论均可应用于所谓的“离散（不连续）现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推导出的“伯努利数”有利于解决展成级数的指数级数难题。 

1744年，雅各布第一·伯努利的全集出版。约翰第一·伯努利撰写了兄弟二人合著的《级数理论》（1682—1704）的最初几卷。伯努利兄弟的论文发表于专业刊物《学术公报》。 

伯努利（Bernoulli，Daniel）

1700—1782，瑞士数学家、物理学家、医生，约翰第一·伯努利的次子，雅各布第一·伯努利的侄子。丹尼尔·伯努利跟随父亲学习数学，在巴塞尔大学学习物理学和逻辑学，在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海德堡大学学习医学。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丹尼尔承受着父亲的敌意和竞争。

伯努利获得医学学位后，在威尼斯待了一段时间，出版了《数学练习》（1724）。伯努利因此得到俄国圣彼得堡的圣彼得堡学院的邀请。他在俄国待了八年（1725—1733），与数学家欧拉一道工作。伯努利收到巴塞尔大学教授植物学和解剖学的邀请（1732），离开圣彼得堡（1733），回到瑞士。他先后讲授过植物学、生理学（1743）和物理学（1750）。 

虽然伯努利热爱数学，其主要科学贡献却是与数学密切相关的力学和物理学。在研究这些学科时，伯努利通常遵循牛顿所阐释的物理学原理，但在天文学和磁学研究中，他仍忠于早期的笛卡儿机械哲学。 

伯努利著有论述流体动力学和振动物体力学的专著。他的一大贡献是“伯努利定理”，该定理证明，流体压强与其速率成反比。换句话说，如果流体受到约束，流体压强变小，速率增大。伯努利将数学概率论和统计学应用于政治经济学、公共卫生（天花病发病率）和人口问题，这意味着用数学关系来表达各种反复无常的现象。

伯努利先后有十篇论文荣获法兰西科学院的大奖。他不仅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还是圣彼得堡、柏林、伦敦、都灵、博洛尼亚、苏黎世和曼海姆等科学院或科学协会的成员。如今，人们把伯努利看作是首位把牛顿思想与莱布尼兹微积分联系起来的数学家。

伯努利著有大量科学论文和著作，以下成果必须提及：《流体动力学》（1738）、《数学练习》（1724）和《估量天运的新理论样本》（发表于《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评论》）。 

欧拉（Euler，Leonhard）

1701—1783，瑞士数学家，他对启蒙运动时期数学的发展，以及在把西欧的科学发现传播到俄国、普及物理和数学哲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拉普拉斯认识到欧拉的巨大作用，称他是那个时代所有数学家的导师。

莱昂哈德·欧拉在瑞士巴塞尔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里长大，其父是一位新教牧师，曾是雅各布第一·伯努利的学生。他从父亲那里接受了初步的数学指导。在巴塞尔大学，欧拉除了学习数学外，还学习人文科学、哲学及神学。他一生都保持着广泛的知识兴趣和宗教信仰。

1730年，欧拉开始在圣彼得堡科学院讲授物理和数学，即使在一只眼睛失明之后，他仍是一位活跃的教师。他的同事有丹尼尔·伯努利、约翰第二·伯努利以及德利尔等人。1741年，由于担心俄国的政治局势，欧拉移居柏林，腓特烈大帝任命他为柏林科学院数学部主任。欧拉是科学院首任院长莫佩尔蒂的朋友，因而也担任了一些行政职务，协管图书馆和出版事宜。

由于两人的个性和哲学观点上的差异，腓特烈大帝与欧拉的关系变得冷淡。1766年，欧拉回到圣彼得堡继续从事积极的科学研究。他猝死于1783年的一次严重中风。

欧拉是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在数个领域证实了运用数学方法认识宇宙的可行性：他利用数学解决神学和实际科学难题。然而，他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阐述了数学。

尤为重要的是，欧拉把微积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在数论领域卓有建树，引入了许多至今仍在使用的符号：e代表自然对数，f和圆括号表示函数，i表示—1的平方根。他关于固体运动以及月球或行星轨道的理论对力学和天文学做出了贡献。他还发表过抛物线理论（弹道原理）的研究成果，编写了一本附有图表的保险数学著作以及一部关于航海和造船的论著。 

欧拉还致力于向普通读者普及数学和自然哲学的启蒙事业。他的《物理学和哲学散论：致一位德意志公主的信》（1765）在18世纪有法文、英文、德文、俄文、荷兰文和瑞典文等多种版本。此外，他在定居柏林的25年间仍然与圣彼得堡科学院保持通信联系，从而推动了把西欧科学知识传播到俄国的过程。 

欧拉在启蒙运动一些重大科学争论中发挥了作用。这些争论不仅涉及科学原理的分歧，还不可避免地引发具有更为广泛的宗教、神学和哲学意义的问题。启蒙运动的科学并不仅仅是一项世俗事业。

在围绕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的单子论之争（1747）中，作为忠于笛卡儿哲学的机械论哲学家，欧拉站在反对莱布尼兹的一方。在关于莫佩尔蒂最小作用原理的争论（1751）中，欧拉为莫佩尔蒂辩护，反驳伏尔泰及莱布尼兹信徒的批评。 

欧拉著述众多，一生共有500多种著作和论文行世。其中，特别重要或令人感兴趣的有：《无穷大分析引论》（1748）、《微分学方法》（1755）、《固体运动理论》（1765）、《对物体基本原理的思考》（1746）以及《关于莱布尼兹先生信函的陈述》（1752）等。其他著名的著作有《月球运动理论》（1772）、《积分学原理》（1768—1770）、《船舶科学》（1773）以及《有关公共机构的说明》（1776）。欧拉还与欧洲各地约300多人保持通信联系，其中包括约翰第一·贝努利、丹尼尔·贝努利、J-N·德利尔、克莱罗、达朗贝尔、拉格朗日、J.H.朗伯以及M.V.罗蒙诺索夫等。 

参见数学与力学

布拉马克（Burlamaqui，Jean-Jacques）

1694—1748，日内瓦法学家。布拉马克生于日内瓦，是信奉加尔文宗的日内瓦中产阶级公民。布拉马克毕生为市议会服务并教授法律。他撰写了三部著作：《自然法原理》（1747）、《政治法原理》（1751）和《自然法与人类法原理》，这三部著作在18世纪多次重印。布拉马克及其日内瓦同胞卢梭都是瑞士启蒙运动中传播自然法概念的主要人物。 

瓦泰勒（Vattel，Emmerich de）

1714—1767，瑞士法学家。1743年瓦泰勒离开瑞士，任职于萨克森选帝侯在德累斯顿的行政机构。他的法学著作《万国法，即适用于行为以及国家和君主事务的自然法原则》（1758），建立起融自然法和均势原则为一体的国际法体系。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能与瓦泰勒的学说媲美的，只有雨果·格劳秀斯（1583—1645）在《论战争法与和平法》中开创性地阐述的国际法理论。 

瓦泰勒认为国际法的基础并不在于各国就习惯法的有效性所达成的一致（共识）。相反，他认为，国际法起源于政治国家本身的性质。国家依据普遍的自然法建立起来，这一事实保证了各国间的平等以及各自享有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但是，各国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共和国的各个组成部分一样，各国必须与他国和平共处，有责任联合起来维护共同的利益和彼此的自由。因此，国际法的目标是维持国与国之间的势力均衡，防止一国支配其他国家的事务。 

瓦泰勒学说的出发点基于两个假定：人人生而平等;个人的自觉行动最终孕育出自然法。他认为，这两个假定无论对个人，还是对（视为个体的）国家，都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从本质上说，普遍有效的基本单位是个体而非共同体。瓦泰勒对个体的强调，破坏了以普芬道夫、莱布尼兹、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为代表的早期德国自然法学说的共同体取向。 

瓦泰勒的观点来源沃尔夫的哲学。同沃尔夫一样，瓦泰勒强调个人对自我负有道德和伦理义务，也就是说，个人有责任根据自身的天赋来发展自我。但是，在这一点上存在一个悖论：履行对自我的义务的一个方式就是承认他人的权利。换句话说，只有为了他人利益而进行某种自我否定，才能实现自我。 

这种矛盾提供了使个体的权利服从于集体利益的机制。这种机制类似于总是围绕平衡点上下移动的天平。就个体组成的共同体，乃至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共同体而言，这一机制将平衡不同个体的需要，维护和谐与和平。

参见平等、个人主义、自然权利、道德哲学

博德默尔（Bodmer，Johann Jakob）

1698—1783，瑞士作家、文学批评家。约翰·雅各布·博德默尔是瑞士启蒙运动的杰出人物，而这场独特的运动深刻影响了德意志启蒙运动。作为苏黎世凯洛琳学院的教授，博德默尔培养了拉瓦特尔、富塞利、裴斯泰洛齐等学生。博德默尔与布赖丁格是凯洛琳学院的同事，也是苏黎世州立法机关的成员。

博德默尔在向欧洲德语区传播和普及英语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把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翻译成德语（1732）。他对于唤起对弥尔顿、但丁和荷马的兴趣发挥了作用。他与伏尔泰就上述三位作家与莎士比亚孰优孰劣展开了争论。

在布赖丁格的帮助下，博德默尔介绍了《尼布龙根之歌》（1757）的一个版本，研究了（1758—1759年）游吟诗人（12、13世纪在德意志漫游的诗人一音乐家），重新唤起了对中世纪高地德语文学的兴趣。博德默尔还协助布赖丁格编辑《艺术家谭》周刊（1721—1723），并为其撰稿。两人仿效艾迪生和斯蒂尔创办的颇有影响的英国出版物《旁观者》。 

博德默尔提出了一种重要的美学理论，以反对颇具权威的批评家戈特舍德支持的源于法国的古典主义。戈特舍德从总体上称赞人类心灵产生的理性、分析的产物，期望优秀文学证明这些特征。他贬低想象力的作用，认为与理性相比，想象力属于较低的层次，想象力在文学创作中毫无作用。博德默尔接受了莱布尼兹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思想，阐述了一种理论，把想象力的地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博德默尔看来，想象力对于艺术创作必不可少，它弥补了理性在创造力方面的不足。想象力和理性在艺术创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博德默尔和布赖丁格促使人们思考美的本质，为抛弃法国审美标准奠定了基础。博德默尔还第一次界定了艺术上的“奇妙”概念。

博德默尔的主要论著包括《关于诗意体验的通信》（1736）、《对诗画的批评性反思》（1741）、《论想象力的影响与运用》（1727）和《论诗之奇异》（1740）。 

参见直觉和想象

布赖丁格（Breitinger，Johann Jakob）

1701—1776，瑞士文学批评家，博德默尔的同事，他在苏黎世凯洛琳学院教授希伯来文。在博德默尔的帮助下，布赖丁格创办了一家周刊《艺术家谭》。这份杂志受到艾迪生和斯蒂尔创办的颇有影响的英国杂志《旁观者》的启发，但更强调共同体价值的重要性。实际上，布赖丁格和博德默尔希望通过他们的周刊强调瑞士文化的独特性。 

布赖丁格和博德默尔在艺术批评和美学领域多次合作。他们共同发起了削弱德国批评家、法国古典主义拥护者戈特舍德权威的运动。古典主义认为，理性是最重要的创作元素。布赖丁格和博德默尔则认为，那项荣誉成归功于想象力。他们的新美学理论促进了德语在18世纪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繁盛。

布赖丁格对新文学理论的贡献包括介绍德国诗歌史的《批判诗学》（1740）和《论想象力的性质、目的和运用》（1740）。他还出版过《吟游诗人时代的寓言》（1757）。 

布赖丁格还把历史考证方法运用于《圣经》，协助出版了《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基督教诞生之前《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版本）的新版，还协助撰写了《瑞士历史百科全书》（1735）。 

参见直觉和想象

富塞利（Fuseli，Henry，Johann Heinrich Füssli）

1741—1825，瑞士画家。富塞利祖籍苏黎世，其父约翰·加斯珀尔·富茨利（1706—1782）是一个肖像画家、理论家、艺术史家，其教父则是画家、作家萨洛蒙·格斯纳。小富茨利进入苏黎世卡罗林学院师从博德默尔学习美学。他还选修了神学和英文，毕业之后，他进入神职界（1761），成为茨温利派传教士。1762年，苏黎世官员因政治原因驱逐了富茨利和他的朋友拉瓦特尔。 

富茨利移居柏林，结识了瑞士同胞约翰·格奥尔格·苏尔泽。两人合作出版了《美术概论》。1764年，富茨利把温克尔曼的新古典主义论著《论效法希腊艺术》译成英文。同年，他得到一个职位，充当德国和英国的美学理论家的联系人，他前往英格兰，取了个英国化的名字亨利·富塞利。 

在新朋友乔舒亚·雷诺兹的建议下，富塞利在1768到1778年间在意大利研究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以及大量的古典名作。他对人类的英雄品质充满景仰之情。像许多艺术家一样，富塞利遍游意大利半岛各地。在威尼斯逗留期间，他高烧一场（1772），右手从此受到损害。 

1778年，富塞利离开罗马，从此定居英格兰。画家和诗人威廉·布莱克成为他的朋友，富塞利帮助布莱克找到一个出版商出版了部分作品。1778年，皇家艺术院接纳富塞利为候补院士，1780年，他当选为正式院士。1799—1805、1810—1825年间，他两度担任皇家艺术院的教授。他死于1805年，死后葬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 

富塞利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画家虽然他属于新古典主义画家的一员，他本人的观点却接近更为新颖的浪漫主义美学。他尤其着迷于描绘人类心灵中非理性、完全个性化却又英勇无畏的层面。他的艺术灵感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的风格主义画家，尤其是米开朗琪罗。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梦魇》（1781）。其他重要的作品有《卡迪纳尔·博福特之死》（1778）和《吕特利草场之誓》（1778）等。 

拉瓦特尔（Lavater，Johann Kaspar）

1741—1801，瑞士神秘主义者、作家、观相术的创立者，在世时以“新教教皇”而著称。拉瓦特尔是一个新教牧师，活动在以瑞士苏黎世为中心的地区。18世纪60年代末，拉瓦特尔与门德尔松就宗教信仰的基础发生了争论。为了抨击对手，他出版了博内的一本法文书的德译本（1769年），书中还附有一封致门德尔松的公开信。博内的书中包含反对无神论和自然神论的论点，拉瓦特尔斥责门德尔松不接受博内观点的美妙之处与真实性。1770年，尼柯莱与其他出版商把拉瓦特尔致门德尔松的公开信及门德尔松的答复一并出版，题为《就博内关于基督教的哲学证明致柏林的摩西·门德尔松的公开信，以及摩西·门德尔松致苏黎世的拉瓦特尔先生信》。 

拉瓦特尔最初为路德宗虔敬主义所吸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超自然现象、神秘主义和通神论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在他看来，试图将可见的表面特征与隐蔽（神秘）的心理特征联系起来的观相术，不啻重新表述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有序关系。他的兴趣点也正是梅斯梅尔以及启蒙运动后期卡巴尼斯等医生的关注点：他们希望重新界定心灵和肉体、自然物质世界与人类心理世界之关系的性质。 

拉瓦特尔在18世纪晚期极受欢迎，大批来访者蜂拥而至，到苏黎世拜访他，聆听他的观相术。

拉瓦特尔在《展望永恒》（1768—1778）、《自省者秘行记》（1772—1773）、《论利用观相术促进人类知识和人类之爱》（1775—1778）等著作中记录了自己的观点。他的哲学和神学思想也体现于抒情诗、叙事诗和剧本之中。 

参见宗教

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Johann Heinrich）

1746—1827，瑞士教育理论家、改革家。裴斯泰洛齐生于瑞士苏黎世，他创立了专门的儿童教育方法和课程。他的教育模式借鉴了卢梭在小说《爱弥儿》中阐述的思想。

裴斯泰洛齐提倡在教育中融入具体的经验，他和卢梭一样，主张课程设置必须适合儿童的不同成长阶段。在裴斯泰洛齐的教学方案中，学生不仅学习常见的正式课程，还接受艺术、音乐的训练和体育锻炼。学生分班的依据是能力而不是年龄。

裴斯泰洛齐曾研究过神学，后来决意投身于卢梭著作所描绘的理想化朴素生活。在经营农业和棉纺织业失败后，裴斯泰洛齐退隐诺霍夫庄园，转而从事写作。《一位隐士的夜晚时刻》（1780）阐述了教育必须顺乎自然的信念。第二部论文《我对人类发展中自然进程的探讨》（1797）提出，教育是塑造个人道德品质和独立思想的途径。 

法国革命期间，法国人在瑞士建立了海尔维第共和国，裴斯泰洛齐有机会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他在柏格多夫创办了第一所学校（1800—1804），后将学校迁往纳沙泰尔附近的伊弗东（1805—1825）。伊弗东学校是一所闻名全欧洲的寄宿制学校，吸引了众多的来访者，许多学校纷纷仿效伊弗东学校的办学模式。 

18世纪下半叶，启蒙运动思想开始带有明显的历史色彩。人们认为，发展与变化这些历史特质是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类现象的基本特征。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童年概念发生了改变，逐步具备了类似于当今观念的基本要素。

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儿童并非小大人，必须经过一系列情感、心智和社会的成长阶段才能步入成熟。人们往往把儿童的成长阶段与整个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阶段相提并论。

教育逐渐被视为引导儿童朝理想目标成长的手段。恰当的教育能够培养出充分运用自己情感和理性的个人，从而促进人类的全面进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裴斯泰洛齐发展了他的理论，留下了至今令人敬仰的精神遗产。

米勒（Müller，Johannesvon）

1752—1809，瑞土历史学家，启蒙运动时期最受欢迎的德语历史学家之一。米勒是瑞士沙夫豪森的一个牧师之子，年轻时离开故乡前往哥廷根大学求学。他师从施勒策尔学习历史学，牢固掌握了启蒙运动形成的新历史观和史学方法。除施勒策尔之外，米勒还深受卢梭、孟德斯鸠、博德默尔、约翰·洛伦茨·冯·默谢姆和托马斯·阿布特的影响。 

米勒未能在瑞士谋得大学教席。他在日内瓦当过七年的私人教师（1774—1780），最后才在神圣罗马帝国找到式的工作。他先在卡塞尔任教（1781—1786），后担任美因茨选帝侯大主教的图书管理员和顾问（1786—1789）。法国革命爆发后，米勒离开美因茨，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大臣公署当差。19世纪头十年，他住在柏林，是柏林科学院院士和普鲁士宫廷史官。1807年，米勒被拿破仑任命为威斯特伐里亚王国文化部长。1809年，他死于卡塞尔。 

米勒推动了历史编撰方式从干巴巴地罗列政治事件的古老编年体转变为对广泛主题的生动描述。他率先创立了叙事体历史，借鉴哥廷根学派的批判历史方法，体现出18世纪德国文学风格的重大进步。例如，《瑞士邦联史》（1786—1808）》修订了埃吉迪厄斯·丘迪（1505—1572）和其他人编撰的16世纪瑞士编年史，改写成研究深入同时更具可读性的新颖历史。米勒改写的威廉·退尔的故事，启发了席勒的同名剧本创作，促进了瑞士民族自豪感的形成和独立意识的萌生。 

米勒在《世界通史》（1809）一书中用全新的方式叙述人类历史，他的叙述随事态的发展层层展开，令人感到这些事件难以捉摸，尚不明确，总是变动不羁。

米勒还著有《教皇的游历》（1782）和《诸侯同盟》（1787），这两部著作探讨了启蒙历史学家和人学学者偏爱的主题：自由和制衡的历史影响。 

八、瑞典

瑞典（Sweden）

路德宗占主导地位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其版图横跨波罗的海，直抵日德兰半岛。18世纪瑞典王国的疆域包括现代瑞典和芬兰。北方战争结束之前，瑞典的领土面积更大。根据1721年条约，瑞典把波罗的海南岸领土割让给彼得大帝，从而沦为欧洲外交舞台上的二流国家。在18世纪其余的时间里，瑞典一直享有和平。 

1718到1772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瑞典历史上的“自由时代”。这一时代以一次王朝危机为开端。当时国王查理十二世去世，他既没有直系后裔，也未指定继承人。瑞典国王是由名为“国会”的代表机关正式选举产生，但国会通常尊重前任国王的意愿，通常推举前国王的直系后裔。由于查理十二世没有留下任何特别的愿望或指示，国会得以自由选择所中意的人选。1718到1720年间，查理十二世的妹妹乌尔丽卡·埃莱奥诺拉成为女王。她于1720年退位，把王位让给丈夫腓特烈一世，国会抓住这一时机强行通过一部宪法，对君主权力实行严格的限制。按照新宪法，国会获得了广泛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实际权力超过了君主。两个主要政党礼帽党和便帽党控制了国会的选举。它们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治着瑞典，导致无休止的政治争论和政府瘫痪。 

尽管困难重重，自由时代确实推行了一些重大改革。瑞典农民在法律上解除了原来在农奴制下那种对土地的依附关系，有机会通过赎买获得自由，成为纳税的正式公民。农民有了较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几乎没有多少改善。官方鼓励发展农业。例如，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林奈考察了瑞典全境，为农业改革出谋划策。1749年，瑞典政府建立了欧洲第一个统计部门。 

1772年，瑞典政局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査理十二世的直系后裔古斯塔夫三世被选为国王。他通过不流血政变颠覆了原有的政治秩序，使国会从属于国王，在王国重新确立起绝对主义。在此后的20年中，古斯塔夫三世作为开明专制君主统治瑞典。尽管王国内不断有反对派活动，但他在1790年前始终设法保住并扩大了绝对权力。1792年，他在斯德哥尔摩歌剧院的假面舞会上被刺杀。

参见开明绝对主义、政治理论

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Ⅲ of Sweden）

1746—1792，瑞典国王，1771—1792年在位。古斯塔夫的父亲是瑞典国王阿道夫·弗里德里克，母亲是腓特烈大帝的妹妹路易莎·乌尔里克。瑞典国会监督着古斯塔夫的教育。国会与他的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给古斯塔夫造成了很大的压力。1766年，他开始参政，1768年表现出对绝对主义的认同。当时，他协助筹划了他父亲的暂时退位，意图迫使瑞典国会把一些权力让与国王。 

1771年，古斯塔夫的父亲去世，古斯塔夫继承王位，国会则分裂成各个派别。1772年8月，古斯塔夫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迫使国会对王权做出重大让步，此后，只有在国王的召集下国会才能集会。如此一来，国王可以通过拒绝召集开会来控制国会，但国会仍然保留立法权并控制着税收。所以，即便是在髙度中央集权的时期，瑞典君主仍与国会分享权力。君主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摆脱国会，单独实行统治，但最终政治压力将迫使其召集国会。

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古斯塔夫拒绝召开国会，实行绝对主义统治。在这一时期，他推行一系列的改革，保障更多的贸易自由，对居住在瑞典的非路德宗新教徒实行宽容政策。虽然新的书刊审查法律加强了控制，倂瑞典的出版业仍旧比欧洲其他国家有更大的自由。

古斯塔夫对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曾亲自撰写剧本，参加宫廷演出。他慷慨赞助文学和艺术，1786年建立了瑞典科学院，旨在促进瑞典语文学事业（古斯塔夫本人主要用法语写作）。最后，他在斯德哥尔摩修建了歌剧院。 

1778到1789年间斯塔夫的统治始终近乎一个绝对主义君主，虽然他在1778到1786年间曾定期召集国会。1788年，他使瑞典陷入了一场不得民心的对俄战争。1789年，他被迫再次召集国会。不过，这一次他设法使国会批准了宪法修正案，赋于他几乎绝对的权力。贵族被剥夺了出任官职和占有土地的特权。 

这些变革自然会遭到反对。1792年，贵族雇佣的一名剌客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化装舞会上枪杀了古斯塔夫（19世纪末朱塞佩·威尔第的歌剧《化装舞会》就是为纪念此事而作）。国王死后几天，他的儿子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继承了王位。 

参见开明君主、科学院

林奈（Linnaeus，Carolus;Carlvon Linné）

1707—1778，瑞典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医生。林奈创立了沿用至今的动植物分类的双名命名法基本体系，无论植物还是动物，每一物种都用一对拉丁或拉丁化的名称确定其在分类学上的位置，首名为属名，次名为种名。例如，白灌木玫瑰是英国玫瑰战争中一方的象征，按照林奈的体系，它被命名为Rosaalba。其他薔薇属植物有法国攻瑰，大马士革蔷薇和百叶蔷薇。 

林奈把生殖器官作为首要的分类依据。布丰和其他生机论拥护者攻击这种性别分类体系，认为它属于人为分类。哈勒虽然不是生机论者，也认为林奈的体系是人为的。虽然出现了这些早期的否定性评价，林奈的双名命名法最终还是成为动植物生物学分类的标准。不过，他的性別分类体系后来让位于法国学者阐述的以总体构造和功能为依据的体系。

林奈体系的灵感大多来源于启蒙运动。围绕其体系的人为性和性别分类体系的正确性的争论，以及寻求以更为自然的关系作为分类的依据，所有这一切都源自对于这个时代的科学家而言至关重要的慨念问题。林奈的双名命名法清楚表明了早期启蒙运动热衷于整理、命名、分类，进而以这种方式使自然变得有条理。

林奈出身于一个乡村牧师家庭，自孩提时代就对植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林奈在一所拉丁语学校接受了早期教育，1727年进入隆德大学攻读医学。次年，他转到乌普萨拉大学求学。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对植物学的兴趣上，直到1735年后的某个时候，他才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哈德威耶克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林奈很快赢得了一流植物学家的名声。1735到1738年的三年内，他获得了其他荷兰科学家的支持和实际帮助。在这几年中，他开始发表植物学方面的发现和有关命名法的观点。1735年，《自然系统》出版，接着是《植物学基础》（1736），随后又加以扩充，1751年以《植物哲学》为题发表;还有《克利夫蒂安花园》（1737）、《拉普兰植物志》（1737）、《批判的植物学》（1737）、《植物属志》（1737）和《植物种志》（1738）。 

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林奈当时却无法获得大学职位或其他正式职务。他只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开设了一间诊所。终于，林奈于1741年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临床医学教授的职位。1742年，他担任植物学、营养学和药物学的教授。此后他一直住在乌普萨拉，在大学里教书，修整、扩建和管理大学的植物园。林奈及妻儿的家就在棺物园中的一座房子里。 

林奈参加了对瑞典的一系列考察，以便把国内所有的植物、动物和具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编目分类。他于1745、1747和1751年用瑞典文发表了这些考察之旅的报告。 

林奈在有生之年即在瑞典和其他国家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在担任多年的宫廷医生之后，他于1762年被授予贵族头衔（因此才有“冯·林奈”之名）。他协助创建了瑞典科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1762年，法兰西科学院接纳他为外籍院士。 

参见生物学

贝格曼（Bergman，Torbern Olof）

1735—1784，瑞典化学家、物理学家、博物学家、天文学家，他因化学领域的成就享誉世界。贝格曼的研究从数个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化学的认识、实践和教学。

贝格曼是亲和力化学的主要支持者，也赞同燃素说的基本原理。亲和力化学是施塔尔和艾蒂安-弗朗索瓦·若夫鲁瓦创立的。这两人都不是牛顿生义者，但18世纪的一些化学家用牛顿万有引力（物体彼此相互吸引）学说来支持亲和力化学的论点。根据这种化学观，不同物质具有对其他物质的内在吸引力。引力的大小可以编制成选择性亲和力的图表。

贝格曼撰写了一部亲和力化学的重要论著《论选择性吸引力》（1775），其中包括各种亲和力图表。1783年，他发表了经过修正的图表，其中囊括了更多的物质。 

1767年，贝格曼接替J，U，瓦勒留斯担任乌普萨拉大学化学教授，并着手修正化学教学方式。他强调化学的实际应用，尤其是在矿业和工业中的应用。他把收集到的矿石加以整理，说明其地理分布和化学属性。他还制作化学仪器和工业设备模型。 

贝格曼为化学分析奠定了基础。他尤其重视使用溶解方式（湿法）分解各种物质的方法。贝格曼在《论水的分析》（1778）、《矿物的湿法分析》（1780）和《论金属沉淀物》（1780）等三部综合性论著中阐述了自己的方法。 

18世纪70年代，贝格曼提出了新的化学分类体系和相应的术语表。他在《矿物投影法》（1782）中公布了最初的改革方案。《关于自然化石体系的思考》（1784）提出了最后成型的体系。贝格曼的分类体系依据林奈提出的动植物分类模式，把所有的无机物质分为纲、属、种。贝格曼的术语力图通过创立揭示物质内部结构的名称来适应现实之需。 

贝格曼从事化学研究的动因类似于促使拉瓦锡提出新的化学元素和术语理论的动因。两人创立的体系不同，却都致力于创造一种大体上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有序体系。此外，两人都信奉18世纪的一个重要信念：语言对理性思维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两人的研究重心表明格曼和拉瓦锡既是启蒙运动科学的创立者，也是启蒙思想的产物。

贝格曼年轻时曾研究博物学、物理学和天文学。1761年6月，他观测到金星凌曰这一天文现象，通过观测得出金星有大气的结论。贝格曼研究过一些电学问题。他提出了电的双流体理论，以反驳富兰克林提出的单流体理论。贝格曼很早就支持富兰克林的下述观点：避雷针可以保护建筑物免遭雷击造成的危害。贝格曼还收集本地的昆虫，其中包括连林奈都不知道的一些种类。他把收集到的昆虫送给林奈，还发现林奈称之为“水生球菌”的生物其实是水蛭的卵。

1764年，贝格曼入选瑞典皇家科学院。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邀请贝格曼到柏林加入柏林科学院。贝格曼婉言谢绝，留在瑞典。贝格曼一生疾病缠身，1784年去世时年仅49岁。 

舍勒（Scheele，Carl Wilhelm）

1742—1786，瑞典药剂师、化学家，他为启蒙运动晚期的化学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舍勒受过初等教育，但缺乏18世纪一流学校所特有的严格的数学和语言学教育。自孩提时代起，舍勒就对药剂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后到哥德堡为药剂师马丁·包奇当学徒。1756年，他离开了哥德堡，在此后的十年间他到过许多地方当工匠。在马尔默，他的实验技能得到认可和提高。1768年，舍勒前往斯德哥尔摩，1770年又到了乌普萨拉。在乌普萨拉，他进入一家实验所，遇见了著名的瑞典化学家贝格曼，贝格曼协助推广他的实验结果。1775年，舍勒成为克平镇的药剂师，此后一直住在克平，1786年去世。1775年，舍勒入选瑞典科学院，1777年成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当时燃素说是从化学角度解释燃烧、呼吸和锻烧过程的权威理论，而舍勒对燃素说中的矛盾之处感到困惑。他深入考察了以往所做的火与气体的化学实验，试图解决燃素说存在的问题。但他从未完全放弃这个理论。1774年初，舍勒分解出氧气，从时间上看显然早于普里斯特利和拉瓦锡的实验。下述事实证明了舍勒发现氧气的时间：舍勒向化学家托贝恩·贝格曼报告了自己的发现，贝格曼在《乌普萨拉皇家科学学会新公报》上摘要发表了舍勒的这一发现及相关的热理论。普里斯特利的发现是1774年8月公布的，而几个月前贝格曼即已发表了这篇评论文章。1774年9月30日，舍勒给拉瓦锡写了一封信，概要说明了发现氧气的过程，详细介绍了获取纯氧的方法。他告诉拉瓦锡这些消息是为了感谢这位法国化学家寄给他《论物理和化学》。在公布发现氧气的论文中，拉瓦锡根本未向舍勒表示感谢，虽然拉瓦锡直到1775年初才做了氧气分离实验。直到19世纪末，人们才在拉瓦锡的手稿中找到舍勒写给拉瓦锡的信。 

时至今日，舍勒对化学革命的贡献仍未得到广泛的承认。人们通常把氧气的发现看成是多人同时独立发现的例证。确实，那个时代化学家的兴趣、燃素说带来的问题以及设计实验的思路，都使得氧气的成功分离指日可待。但是，有关舍勒的资料表明，在氧气的发现过程中，科学家之间的资料交流要超出我们通常认识到的范围。

舍勒还有其他几项重要发现。他分解出氯气，指出它具有漂白能力。他发现了几种有机酸，如苹果中的苹果酸以及粘酸和草酸。他还发明了甘油和一种保存醋的方法，即把醋装进容器，然后放到开水里加热。

舍勒发表了《关于空气和火的化学论文》（1777）。两所瑞典科学院的正式刊物收录了他的许多实验成果，他的其他研究成果则是手稿。 

斯维登堡（Swedenborg，Emanuel）

1688—1772，瑞典科学家、哲学家、神秘主义者、神学家。斯维登堡生于斯德哥尔摩。其父杰斯伯·斯维德堡原是一个路德宗牧师，最后成为路德宗主教。1719年，斯维德堡家获得贵族头衔，开始使用斯维登堡这姓氏。伊曼纽尔·斯维登堡在乌普萨拉大学求学，打下了笛卡儿主义、古典学、自然科学和数学等方面的基础。1710—1714年间，他四处求学，足迹遍及英格兰、荷兰、法国、德国。他掌握了牛顿的自然哲学、洛克的心理学、莱布尼兹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理性哲学。回到故乡后，国王査理十二世任命他为皇家矿务局技术顾问。

人们通常以1747年斯维登堡一次神秘幻觉的强烈宗教体验为标志，把他的一生分为两个主要时期：此前的科学研究时期和此后的宗教探索和活动时期。事实上，就涉及的问题、主题和哲学思想而言，前后两个时期明显具有延续性和一致性。斯维登堡对精神与肉体、宗教存在与世俗存在的关系尤其感兴趣。他毕生致力于建立将基督教神学、古典思想、17世纪理性主义和现代经验主义科学熔为一炉的哲学体系。 

斯维登堡首先从科学与哲学角度研究自然物质与精神或灵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数学中的点乃是将精神与物质这两个世界连接起来的一环、，在数学上，点没有广延件，也就是说，点不像一般物体那样占有空间。但点在空间内移动构成线，线在空间内移动构成平面。斯维登堡把这些几何概念转化为物理学与神学概念。他把点看成是类似于精神或灵魂的东西，认为点的运动实际上产生了自然物质或物体。

斯维登堡把这种理论应用于人类生理学，他认为血液中最细微的成分相当于他所说的数学上的点，这些成分实际上把人类的精神和肉体联系起宋。他还把这一理论应用于哲学与宗教，建立起一种精巧的创世理论。

斯维登堡接着阐述了第二种核心理论：和谐说。这一学说综合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和莱布尼兹单子论的基本原理，主要坚持两个信念：宇宙万物，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都是和谐的：一条完整的伟大的存在之链连接起各种层次的存在，植物、动物、矿物、人类、精神。斯维登堡认为，尘世的存在物和谐地对应于精神领域的存在物，研究人类言辞及其含义即可证明这事实。

1747年斯维登堡从科学转向神学，相应地修正了自己的哲学观。同许多同时代人样，斯维登堡认为基督教神学体现了古老、纯洁的普世宗教的腐败。斯维登堡与志趣相投的同辈认为，虽然这种古老的宗教知识失传了，但开明人士通过适当的研究能够重新找回这种知识。斯维登堡认为自己的独特哲学提供了一把钥匙，人们可以藉此重获古老质朴的智慧，再度以之指导人类的生活。 

斯维登堡的著作有《哲学与矿物学著作集》（1734）、《论对上帝的敬畏与爱》（1745）、《动物王国的组织》（1740—1741）、《动物王国》（1744—1745）、提出一种语言学理论的《象形文字释义》（1784）以及概述新神学的《天界秘密》（1749—1756）。 

斯维登堡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怪人乃至疯子。但是，他的哲学清楚地反映了启蒙运动后期的思想探索和学说的主流。他的宇宙诞生学说接近于拉普拉斯、康德、布丰等人的理论。他与共济会、玫瑰十字会和自然神论信徒一样，认为现代人凭借理性能够恢复古代的纯洁宗教。此外，同很多启蒙知识分子，尤其是德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想把古老的知识与最新的成果融合为现代的体系。可以说，斯维登堡是启蒙运动后期一位有趣却重要的代表人物。根据其哲学思想可以窥见那个时代蕴含的创造性潜力。

参见数学与力学

九、丹麦

丹麦（Denmark）

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的北欧王国。18世纪，丹麦奥登堡王朝统治的范围包括现在的丹麦、挪威以及讲德语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一部分。当时人们把这一广大地区称为“兼君制王国”。北方战争（1700—1721）结束后，丹麦、瑞典、神圣罗马帝国的北德公国与俄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均势一直维持到18世纪末。但是，围绕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冲突继续主导着丹麦对瑞典和俄国的外交政策。 

18世纪长期的外部和平造就了丹麦的繁荣。奥登堡王朝的国王及朝臣集中精力重建早先战争中遭到破坏的王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以重商主义理论为指导。政府采取措施剌激造船业、商业和工业发展，鼓励人口增长，支持农业发展。在18世纪的进程中，丹麦政府受重农主义者及相关的英国经济理论的影响，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和农业改革。

在启蒙运动理性批判精神鼓励下，丹麦改革者集中关注丹麦社会和经济结构改革。虔敬主义信徒也为改革做出了贡献。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丹麦法律规定：农民从出生后就被束缚在土地上，直到年满35岁才能获得自由。这一体制无疑是一种变相的农奴制，它形成于1733年，旨在阻止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保障军队有稳定的兵源。18世纪晚期，人们猛烈抨击这一制度对待农民的不人道方式，以及对人类尊严的严重侵犯。但是，直到18世纪末，丹麦才开始实行广泛的土地改革，农民的自由才得以保障。

18世纪的丹麦以政治安定而著称。与邻国瑞典不同，丹麦人接受了奥登堡王朝在1660年的一次政变后实行的绝对主义和开明专制。这种绝对主义君主制一直持续到1848年。1770—1772年间，国王（精神不稳定的克里斯蒂安七世）与国务顾问发生了冲突。在启蒙运动理想的鼓舞下，枢密院大臣施特鲁恩泽实行了政治改革的实验，与资议院的传统特权集团发生冲突。这些集团迫使施特鲁恩泽辞职，丹麦恢复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体制始终支配着丹麦政府的政策。

克里斯蒂安七世（Christian Ⅶ of Denmark and Norway）

1749—1808，丹麦和挪威国王，1766—1808年在位。克里斯蒂安七世是丹麦的腓特烈五世之子，儿时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反而受到粗暴对待。成年后，他开始表现出精神失常的迹象，这妨碍了他有效地统治国家。在他统治时期，宫廷御医和枢密院首席大臣施特鲁恩泽掌握了政府的实权。

1771年，施特鲁恩泽以开明专制方式实行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但与王后卡罗琳·玛蒂尔达的私通削弱了他的权威。克里斯蒂安七世屈从于反改革派的压力，签署逮捕令，并在1772年以通奸罪将他处死，施特鲁恩泽死后，丹麦政府的实权几乎完全落入克里斯蒂安的顾问之手。 

克里斯蒂安七世变得越来越疯癫，1784年已无法再统治国家。他在御前会议上将权力让给儿子腓特烈皇太子，从1784年起到1808年克里斯蒂安七世去世，后者一直担任摄政王。腓特烈以腓特烈六世的头衔在1808—1839年间统治丹麦，1808—1814年间统治挪威。 

施特鲁恩泽（Struensee，Johann Friedrich，Graf von）

1737—1772，丹麦和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的宫廷御医，后成为枢密院首席大臣、王后的公开情人。由于克里斯蒂安七世精神状态不稳定，1771年3月—1772年1月，身为枢密院首席大臣的施特鲁恩泽事实上篡夺了绝对权力。他发起以开明专制为特征的一系列改革，旨在实现启蒙政治理论的重大目标。他着手处理皇室预算问题，推行了一连串紧缩经济的措施，裁撤了一大批宮员。日后这些人起来反对他，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施特鲁恩泽改革了丹麦的法律体系，废除酷刑，修改刑法。他允诺，实现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政府部门的擢升依据业绩而不是地位，实行宗教宽容。他着手废除长期存在的限制劳动力和贸易的法令。他还创建了18世纪独一无二的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系统。 

施特鲁恩泽彻底、无情地推行改革，全然不顾特权阶层的利益，使那些人感到岌岌可危。施特鲁恩泽的政敌成功地使无能的克里斯蒂安七世相信这位大臣已经逾越了正常的权限范围。克里斯蒂安七世以施特鲁恩泽与王后私通为借口，于1772年1月签署命令逮捕了这位大权在握的大臣。两个月后，施特鲁恩泽被公开处决，他的改革实验就此终结。

十、西班牙

西班牙（Spain）

主要领土位于伊比里亚半岛的王朝国家。在中世纪，伊比里亚半岛曾落入阿拉伯人之手。结果，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三种宗教文化在此创造性交汇在一起。中世纪晚期，基督教力量复兴，几位基督教君主的军队将阿拉伯人赶出了伊比里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和卡斯蒂利亚的女望伊莎贝拉联姻（1469），从而于1479年缔造了名为西班牙的王朝国家，定都马德里。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一次代表西班牙的探险航行中登上美洲大陆。就在这一年，虔诚的天主教统治者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发市了一道敕令把犹太人驱逐出境。西班牙军队还占领了格拉那达，把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统治者彻底逐出了伊比利亚半岛。

15和16世纪的探险使西班牙成为一个巨大殖民帝国的主宰，其领地广及美洲、西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群岛。16世纪，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之子腓力一世与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之女、西班牙的胡安娜结婚，从而使西班牙的政治命运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命运连为一体。1520年，腓力一世与胡安娜之子——西班牙的查理一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査理五世。查理五世在位期间，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了西班牙、奥地利、低地国家（现代比利时和荷兰）、独立的伯爵领地勃艮第、西属美洲、撒丁王国、西西里以及那不勒斯王国。直到1555年，查理五世把西班牙、低地国家、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殖民地让给儿子腓力二世，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1556年，查理又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让给他的兄弟费迪南德一世。查理的这些举动使哈布斯堡家族从此分成西班牙和奥地利两个支系。 

美洲殖民地的金银使西班牙在16世纪变得难以置信地富有和强大。不仅如此，它还成为罗马天主教的堡垒。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查理五世与忠于教皇的地区结盟，支持宗教裁判所（负责反对异端的天主教会宗教法庭）和耶稣会。17世纪，西班牙形成了同所谓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相联系的文化，其君主则继续奉行旨在保护天主教免遭新教侵犯的政策。

17世纪，虽然西班牙继续对外交和国际关系发挥重大影响，但是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却已经开始缓慢地下降。北部沿海国家——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英格兰——开始主导欧洲的经济活动，法国、英格兰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逐渐成为欧洲的主要政治强国。

18世纪，路易十四的孙子登上西班牙王位成为腓力五世，西班牙王冠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转人波旁家族手中。在这场王位继承危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导致的混乱中，西班牙被迫将一些欧洲领地拱手让给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结果，西属尼德兰变成奥属尼德兰，米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也都划归奥地利统治。1734年，西班牙重新夺得那不勒斯。

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国王，尤其是腓力五世和查理三世，贯彻一种受开明绝对主义影响的路线，试图强化国王对地方世俗利益和天主教会的权力。查理三世最终与欧洲其他统治者联手驱逐耶稣会。他还尝试改革某些宗教仪式并重建教育。腓力五世和查理三世推行兼具重农学派和重商主义特征的政策，以求改善西班牙的财政状况，促进经济发展。从总的意图上看，这些18世纪西班牙国王及其顾问的政策类似于欧洲各地的开明君主及顾问推行的政策。例如，国王査理三世鼓励创办期刊出版物，支持大学和称为“民族之友”的经济学俱乐部的各种活动，从而使启蒙运动的一些思想得以在西班牙传播。西班牙王室还赞助马德里的文化活动，作曲家斯卡拉蒂和大画家戈雅都在那里生活和创作。

虽然西班牙未被视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它却收留了一批从启蒙运动获得灵感和指导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比如，卢梭的著作虽然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列入《禁书目录》，却赢得了广泛的追随者。历史研究促进了对当代制度的批判，有助于实现改革的要求。不过，从总体上说，西班牙开明改革的范围终究有限，尤其是与葡萄牙、普鲁士和奥地利发生的巨大变化相比。 

参见王朝国家、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马德里（Madrid）

西班牙首都，位于伊比里亚半岛腹地高原。1727年，马德里的人口约为13万人。到1797年，人口已经增加到17万左右。中世纪之初穆斯林大扩张期间，马德里落入阿拉伯人之手。1083年，基督徒收复了这座城市。1561年，腓力二世定都马德里。 

18世纪，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开始在马德里兴建公共工程和城市美化工程。早在1755年，这座城市就已经拥有一座美丽的植物园，査理三世又修建了带有巴罗克喷泉的林阴大道等公众散步场所、一座气象台和一所新式医院，还修缮和扩建了自然科学博物馆（1781）。托莱多桥（1719—1731）是至今尚存的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 

18世纪的马德里为戈雅、提埃波罗、孟斯等杰出艺术家提供了庇护所。管风琴家、羽管键琴演奏家、作曲家斯卡拉蒂也曾担任马德里一座教堂的艺术大师达19年之久。

马德里成为启蒙运动所引发的各种思想活动的中心。期刊（《思想家》、《马德里合唱》、《马德里日报》）在向受教育公众传播思想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优秀日报的精神》这份杂志以拥有杰伊和富兰克林这样的订户而自豪。不过，除了期刊之外，西班牙的出版业仍为天主教会所把持，出版物大多为祈祷用书和神学小册子。

参见罗马天主教

西班牙的查理三世（Charles Ⅲ of Spain）

西班牙语：CarlosⅢ，卡洛斯三世，1716—1788，西班牙国王，1759—1788年在位。査理三世是国王腓力五世与其第二任妻子帕尔马的伊莎贝拉·法尔内塞之子。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曾孙。1734年，査理三世成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两西西里王国）的国王。 

在那不勒斯，査理得益于一位精力充沛的律师塔努奇的建议。两人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王室对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控制的改革。改革削弱了那不勒斯贵族的封建特权，打击了顽固的罗马天主教会的特权，强制推行司法、行政和财政改革。査理三世鼓励科学复兴，大力扶持艺术。在他的统治下，那不勒斯成为南意大利启蒙运动的著名中心，孕育出加利亚尼和杰诺韦西等佼佼者。那不勒斯大学繁盛一时，音乐学院提供的专业训练堪与威尼斯媲美。

1759年，腓力五世去世，査理继承西班牙王位。于是，他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位传给第三个儿子斐迪南，自己前往马德里。他信赖的大臣塔努奇留在那不勒斯辅佐斐迪南。

査理是西班牙波旁王朝最杰出的国王。他的政策具有开明专制的典型特征，尽管这些政策主要是出于实际需要，而非致力于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想。查理推行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他渴望加强西班牙的军事实力，增加臣民的财富，促进中央集权化统治，强化对天主教会和贵族阶层的控制。査理的政策与腓特烈大帝、玛丽亚·特利莎、约瑟夫二世、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政策很相似，怛他们所面临的不同国情导致各自的改革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査理三世的早期改革极不得人心。1766年，他下令禁止在公开场合穿戴某些传统服饰，结果引发了一场史称“帽子和斗蓬骚动”的叛乱。査理星夜逃离马德里，以躲避愤怒民众的攻击。他曾考虑把首都从马德里迁往塞维利亚，最终没有付诸实行。1766年末，他回到马德里。1767年，査理将耶稣会逐出西班牙及其殖民地，没收了耶稣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没收土地获得的一部分收益被用于维持学校、医院和孤儿院。耶穌会士的离去导致西班牙教育体系失去了教师。查理利用这一机会，在以前的耶稣会大学实行一系列的课程改革，引进现代数学和科学课程。

査理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打破国内贸易壁垒，废除某些熟练行业的不合理法规，建立了官办制造业工厂。他修建道路和运河，以此推动商业发展。他还建立邮政体系，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开放西班牙殖民地港口从事自由贸易，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实行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査理的改革力度大，变化也很明显，却受到几方面因素的制约。尤其重要的是，西班牙贵族保留了经济特权。虽然实行改革需要征收重税，贵族的土地却依然免税。虽然政府干预工业以促进发展，工业仍不发达。最后，西班牙改革者对开明专制君主实行重大的有效变革的能力失去了信心。查理三世颇为昏庸的儿子査理四世继位后，改革者的失望情绪日益浓厚。西班牙开始陷入18世纪末欧洲政治生活所特有的骚动不安之中。 

査理三世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精明统治者。他生活简朴，不事奢华，唯一的嗜好是打猎。他积极赞助艺术，把画家戈雅、提埃波罗、孟斯带入宫中，并资助了马德里美化工程。

戈雅（Goyay Lucients，Francisco Joséde）

1746—1828，西班牙画家、雕刻家。戈雅生于萨拉戈萨，先后在萨拉戈萨、马德里、罗马学艺。他的第一份重要艺术合同来自家乡，应邀为萨拉戈萨教堂绘制壁画。戈雅的画作体现出提埃波罗引入西班牙的洛可可风格。

1775年，戈雅成为马德里圣巴巴拉皇家挂毯厂的底图设计师。他在德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孟斯的指导下工作，后者在提埃波罗死后成为马德里首屈一指的画家。尽管受到这些影响，在谈及自己的主要艺术典范时，戈雅总是提及17世纪画家伦勃朗、委拉斯开兹以及自然。

1792年前，戈雅一直在圣巴巴拉工作，1780年，他入选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院。1785年，他被任命为副院长，1795年出任院长，1799年成为宫廷旨席画师。即使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占领西班牙以及1814年王政复辟之后，他始终保有这些职位。1824年，一场起义试图在西班牙建立自由主义的有限君主制，起义失败后，戈雅逃离西班牙。日后，他绘制了一些作品，把国王费迪南德七世描绘成一个暴君。戈雅死于流亡法国波尔多时期。 

戈雅生活的时代正值启蒙运动向浪漫主义转变的时期。他的艺术反映出这些变化，显示出高度的个性化和创新。

拿破仑战争的经历令他极为困扰。一方面，拿破仑代表着启蒙理性主义的高峰。拿破仑不但制定了成文法典，还推行了教育改革和许多启蒙运动倡导的其他改良措施。另一方面，他发动了征服全欧洲的战争，野蛮地进攻和压迫其他民族。戈雅感到被拿破仑这个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出卖，在著名的系列铜版画《战争的灾难》中他捕捉了拿破仑战争的恐怖。这些作品直到1863年才得以发表。 

戈稚不仅是讽刺画大师，还创作严格的现实主义绘画。他的风格逐渐成形，最大限度地减少细节描绘和色彩，作品简朴有力。他毕生热烈反对政治、宗教和社会弊端，通过娴熟运用讽刺艺术抨击这些弊端。

戈雅留下了大量名作，其中包括：《战争的灾难》、《查理四世一家》、《查理三世狩猎图》、《疯人院》、《鞭笞者的行列》、《宗教裁判所法庭》、《处决马德里保卫者》、《5月3日》以及《谚语》等。

十一、葡萄牙

葡萄牙（Portugal）

大西洋沿岸伊比利亚半岛的小王国，首都里斯本。葡萄牙东与西班牙接壤。著名的1755年里斯本地震中，里斯本城遭到巨大破坏，随后的重建完全体现出晚期巴穸克风格。葡萄牙王国最早出现于12世纪，即基督教军队开始从穆斯林手中收复伊比利亚半岛之后。这个地区的航海家开创了发端于15世纪的欧洲探险时代，最终在巴西和东印度群岛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在这一时期，葡萄牙文化繁荣。特伦托会议（1545—1563）后，葡萄牙王国成为天主教势力的堡垒。宗教裁判所和耶稣会 

在这个国家取得了稳固的地位，可因布拉大学是欧洲富有创造力的学术中心。16世纪末，西班牙王室通过王朝联姻取得了对葡萄牙的统治权。1643年，葡萄牙王国重新赢得独立。虽然葡萄牙的经济实力已无法称雄伊比利亚半岛，却仍能从巴西殖民地源源不断地获得巨额财富。

18世纪上半叶，葡萄牙陷入相对停滞状态，周边欧洲国家的变革丝毫未能触动葡萄牙。葡萄牙人口不断减少，个人消费和海外投资浪费了从巴西殖民地流入的可观财富。1750年，蓬巴尔登上政治舞台，这个国家进入到政治改革和教会改革的时代。在18世纪的政治理论家和改革者看来，蓬巴尔治理下的葡萄牙是开明专制理论付诸实际的绝佳例证。他们赞赏蓬巴尔把矛头直接对准耶稣会和罗马教廷的明显弊端并取得了成功。然而，葡萄牙基本社会结构和经济体系盘根错节，开明专制理论本身包含不可解决的矛盾，这些都侵蚀了蓬巴尔所建立的体制。葡萄牙随之也经历了类似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动荡。 

里斯本地震（Lisbon earthquake）

1755年11月1日在葡萄牙里斯本发生的一次大地震。地震摧毁了大半个城市，大约有30000人死于地震导致的房屋倒塌、大火和洪水。地震爆发时，许多死难者正在参加作为万圣节庆祝仪式组成部分的纪念死者亡魂的宗教仪式。 

法国启蒙运动主要代言人之一伏尔泰闻讯后，对这一悲剧深感不安，，他试图平息这次地震带来的不安情绪和问题，为此写了《里斯本灾难的诗篇》（1756）、《自然法的诗篇》和著名的小说《老实人》（《赣第德》）（1759）。这些作品全都反映出这次灾难对18世纪宇宙观的影响。这些作品质疑和嘲笑相信仁慈的自然或上帝的乐观主义哲学。当里斯本地震这样的大毁灭降临到无数无辜生灵身上的时候，伏尔泰再也不可能相信仁慈了。 

这种感触并非伏尔泰一人独有。事实上，里斯本地震即便不是最重要的起因，也是导致启蒙自然观在18世纪中叶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直接原因。这次可怕的事件之后，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开始竭力寻求一种世俗化的恰当途径来认识易受自然灾害侵袭的世界。

蓬巴尔（Pomhal，Sebastiano Joséde Carvalhoe Mello，Marquês de）

1699—1782，葡萄牙政治家、改革家。1750年之前，蓬巴尔侯爵曾出任葡萄牙驻伦敦、维也纳的外交官。他在这两座城市亲身了解到为英格兰和哈布斯堡帝国带来勃勃生机的政府政策。相比之下，葡萄牙是一个只会挥霍海外领地财富的停滞落后的殖民帝国。1750年，懦弱的葡萄牙国王若昂五世去，王后担任年幼继承人的摄政，召蓬巴尔回国担任国务秘书。蓬巴尔很快就完全控制了年幼的国王约瑟夫一世，在此后的27年里，这位雄心勃勃的国务大臣以绝对权力统治着葡萄牙。在这段不长的时期里，他推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葡萄牙一举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和开明专制的典范。

蓬巴尔的改革从放松天主教会对葡萄牙的束缚着手。他是费布朗尼乌主义的信徒，费布朗尼乌主义是来源于詹森主义的一种理论，而詹森主义支持各国建立由世俗政权控制的强大天主教会。宗教裁判所（天主教教会法庭）和耶稣会在葡萄牙造成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蓬巴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宗教裁判所法庭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使之不再是为教会所控制的独立司法体制。蓬巴尔还着手挑战耶稣会的权威。他辞退了国王的耶稣会忏悔神父，因为按照忏悔的传统惯例，这位神父能够通过控制国王的良知来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蓬巴尔发布命令，禁止耶稣会士进入宫廷。蓬巴尔掌握了耶稣会士企图刺杀国王约瑟夫一世的证据，宣布在葡萄牙王国取缔这一修道会，没收了耶稣会在葡萄牙的全部财产。驱逐令于1759年9月3日下达，葡萄牙成为第一个驱逐耶稣会的国家。蓬巴尔的行动引发了欧洲天主教国家接二连三地采取类似行动，最终，教皇克雷芒十四世被迫于1773年解散耶稣会。 

在这一连串的行动中，蓬巴尔还把矛头对准贵族阶层，逮捕、囚禁了一批参与刺杀国王阴谋的贵族。在制服了教会和贵族后，蓬巴尔得以畅通无阻地在葡萄牙王国推行改革。他改组、精简司法和行政机沟，创建工业，推动葡萄牙同美洲的自由贸易，强化军队，组建海军，恢复犹太人的公民权。灾难性的1755年里斯本地震发生后，蓬巴尔火速调集军队，向被夷为平地的城市的流离失所者和伤员提供医院和收容所。他随即着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里斯本城重建计划。

蓬巴尔精力旺盛，冷酷无情，堪与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相媲美。同约瑟夫二世一样，蓬巴尔也借助监视系统来确保政令的执行。但他的保护者葡萄牙国王约瑟夫一世一死，蓬巴尔即遭免职。他惨遭放逐，1782年痛苦地死去。 

十—、波兰

波兰（Poland）

东欧大国。18世纪初，波兰边境绵延一千多英里，东邻俄国，西接神圣罗马帝国，南达匈牙利和德涅斯特河，北抵波罗的海。18世纪的波兰版图涵盖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现代国家。波兰地域辽阔，边境线上却没有任何自然屏障，因此易遭受外来入侵。 

早先在亚盖沃王朝统治时期，波兰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强大国家。15世纪末，君主政体开始衰落，国王的至高地位最终让位于名为“议会”的代议团体。纵使有这些变化，波兰在16世纪仍盛极一时，一度还是欧洲最大的国家。波兰有过文化和思想的大繁荣时期，产生出哥白尼这样杰出的思想家。然而，到18世纪，波兰陷入政治孱弱的境地。 

18世纪，波兰国王是由选举产生的。波兰也因而被称为共和国。国兰由代表各地区的贵族推选，这些贵族会聚于称之为“中央议会”的立法机构。中央议会有权就国家的政策、法律、税收事务进行磋商和表决。中央议会定期召开，依据大约60个地方议会的指令行事。议会成员所享有的权利使波兰的政体与欧洲所有国家的政体都迥然有别。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一票否决票即可阻止一项动议成为法律。这项权力即“自由否决权”。自1652年起，这种一票否决权就使议会陷人瘫痪状态，因为各行其是的波兰贵族根本无法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样一来，共和制度日益无望地衰颓下去，波兰成为权力的真空地带，其地理位置却又使之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结果，波兰王国仿佛是东欧的意大利，成为欧洲列强权力角逐的竞技场。

境外各国出于各自的目的控制波兰的内外政策，公开操纵波兰国王的选举，纷争不已的波兰贵族又不大可能一致接受波兰本土的候选人。于是，各个政治派别通常推出中意的外国候选人来争取议会成员的选票。18世纪上半叶，来自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选帝候萨克森公国的君王先后登上波兰王位。但奥古斯特三世死后，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把自己确定的候选人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强加给波兰人（1764）。在18世纪的其余时间里，俄国一直控制着波兰。这个国家完全丧失了独立，并且三次屈辱地遭到三个东欧列强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瓜分。波兰不复存在，在所谓瓜分波兰的外交伎俩中，波兰的全部领土被瓜分。1795年的最后一次瓜分，在俄国吞并的波兰领地引发了一场武装反抗，大批波兰人以法国革命为榜样，奋起推翻残暴的俄国异族统治。

波兰的政体以及自由否决权，对启蒙政治理论家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大多数学者认为，波兰政体象征着贵族统治的弊端，有时人们也把它视为误入歧途的民主的典型。唯有卢梭的评价与这些否定性评价相反，他认为波兰政体为波兰民族复兴、抵御俄国侵略奠定了基础。

瓜分波兰（Partitions of  Poland，1772，1793，1795）

18世纪，波兰王国因独特的政体陷入国力孱弱、政治瘫痪的境地，成为欧洲均势中巨大的真空地带。结果，波兰王国不断遭受外来干涉。俄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等欧洲列强悍然干涉波兰国王的选举，争相对这个王国的内政外交施加影响。在三次瓜分波兰的过程中，普鲁士、俄国、奥地利未经宣战就彻底消灭了波兰，清楚表明了18世纪晚期外交活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性质。三个列强为了满足各自的私利进行瓜分，彻底破坏了波兰的完整。

1772年，列强第一次瓜分波兰。这次瓜分的起因是，面对俄国日益增强的扩张和优势，普鲁士和奥地利试图维护东欧的势力均衡。当时，俄国因黑海出海口问题正在南欧与奥斯曼帝国作战。俄国大胜，似乎有可能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这一形势令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和奥地利的玛丽亚·特利莎极为不安。两国的外交官与叶卡捷琳娜大帝接洽，提出只要她放弃黑海地区的征服地，就把大片波兰领土割让给俄国。叶卡捷琳娜同意了这个方案。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割占了波兰领土。波兰总共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领土。普鲁士控制了从易北河至立陶宛的广大地区。 

波兰贵族掀起了民族复兴运动。但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取得多少实效，在没有任何现实选择的情况下只好默认了瓜分的结局。1793年，俄国和普鲁士再度侵犯波兰，割占了更为广大的波兰领土。1795年，奥地利也加入了俄、普瓜分波兰的行列，作为独立国家的波兰已不复存在。结果，普鲁士、俄国、奥地利三国成为相互接壤的国家。东欧的均势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是，由于消除了波兰占据的真空地带，这种均势实际上更为稳定了。三次瓜分最终在波兰激起了一场普遍认为是开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之先河的政治运动。 

波尼亚托夫斯基（Poniatowski，Stanislaw Augustus）

1732—1798，波兰国王，1764—1795年在位。波尼亚托夫斯基当选波兰国王之前担任过各种外交职务，曾在英格兰和巴黎待过一段时期。在巴黎时，他经常光顾若弗兰夫人的沙龙。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资聪慧，精力充沛，充满魅力。1755年，波尼亚托夫斯基以英国使节助理的身份前往俄国。他在那里遇到俄国王储彼得三世年轻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叶卡捷琳娜与波尼亚托夫斯基双双坠入爱河，有过短暂的恋情。1756年，叶卡捷琳娜生下女儿安娜，谣传这个孩子是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在叶卡捷琳娜的众多情夫中，波尼亚托夫斯基是唯一留下关于叶卡捷琳娜的记录的，他描述了叶卡捷琳娜的魅力和夺人魂魄的气质。

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死后，波尼亚托夫斯基成为俄国青睐的王位候选人，叶卡捷琳娜大帝——现在已是俄国的女沙皇，且不再是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情妇——保证俄国将在波兰国王选举期间派兵进人波兰。波尼亚托夫斯基随后当选波兰国王，波兰处于俄国的牢牢控制之下，可这并不能消除围绕波兰的外交紧张关系。波尼亚托夫斯基不幸在瓜分波兰时期统治波兰，百般无奈之下，他只得在瓜分条约上签字，普鲁士、俄国、奥地利瓜分了波兰王国。1795年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瓜分时，叶卡捷琳娜大帝吞并的波兰领土上爆发了一场起义。1796年11月，波尼亚托夫斯基被迫逊位。 

波尼亚托夫斯基曾想在波兰推行改革，为波兰垂死的政治制度注入新的活力。首先，他试图废除自由否决权，代之以简单多数制。实际上，在他统治期间，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雏形正在缓慢地形成，逐步取代濒临灭亡的共和体制。

波尼亚托夫斯基参与制订了1791年5月3日宪法。该宪法在波兰建立起全新的立宪君主制。宪法规定君主制为世袭而非选举，明确规定波尼亚托夫斯基之后将由萨克森王朝统治波兰。这部宪法把最高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它还废除了议会中只要有一张反对票就能阻止法律通过的自由否决权。但是，这部宪法并未触及波兰传统的社会秩序，只是从法律上确认了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出现的某些变化。 

波尼亚托夫斯基在位期间大力支持经济改革，推动工业的发展，却大多半途而废。他还鼓励复兴波兰思想和文化，结果，出国游历重新盛行，波兰语的开明期刊广泛流通，社会和教育日益世俗化，文学创作繁荣。为了纪念喜好文化的波尼亚托夫斯基，人们把这一文化和思想复兴时期命名为“斯坦尼斯瓦夫时代”。

波尼亚托夫斯基深知自己的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也明白要在波兰这样一个国家采取行动的现实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他处理问题的现实态度和他对渐进改革的支持没有得到波兰同胞的普遍理解。他们反而认为他孱弱无能。

十三、俄国

俄国（Russia）

见叶卡捷琳娜大帝、莫斯科、彼得大帝、圣彼得堡、圣彼得堡科学院

莫斯科（Moscow）

莫斯科河畔的俄国城市，18世纪初俄罗斯国家的首都。俄罗斯编年史首次提及这座城市是在1147年，有考古证据表明，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这一地区就已有人居住。1156年，苏兹达尔公国君王尤里·多尔戈鲁基在该地区修筑了第一座城堡（克里姆林）。鞑靼人入侵期间，鞑靼人占领、劫掠、焚烧了莫斯科。1367年，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建筑和君主宫殿在内的克里姆林城堡地区，才首次修建了石头城墙。15世纪下半叶，莫斯科已是日益繁荣兴旺的莫斯科公国的中心。14到16世纪，莫斯科发展成为行政、教疗、图书出版、商业、工业、贸易以及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中心。16世纪，数次大火烧毁了大半个城市，石质建筑开始取代传统的俄罗斯泥木建筑。 

18世纪初，莫斯科成为俄国无可争议的权力、商业、贸易和文化生活中心。但是，宗教、社会和政治冲突始终困扰着这座城市。它成为老贵族全面反对俄国统治者（沙皇）建立中央集权国家、获取绝对权力的大本营。沙皇彼得大帝不愿再应付这座桀骛不驯的首都的种种异议。为了摆脱困境，他干脆把国家的行政和权力中心从莫斯科迁往新址，这一点同法国路易十四的做法非常相象。路易十四把宮廷搬到距巴黎数英里之遥的凡尔赛。1712年，彼得把权力中心迁到莫斯科西北400英里的新城市圣彼得堡。 

因彼得大帝离去，莫斯科丧失了以往的权力和重要性，但它在整个18世纪始终是俄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中心。莫斯科成立了各种传授数学、航海科学、医学、外科学的机构，建立了俄国的第一所大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繁荣。城市的许多新建筑体现出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巴罗克时代古典主义风格。18世纪重要的建筑遗迹包括克里姆林军火库、大天使教堂、顿斯科伊修道院、诺沃斯帕斯基修道院的钟楼、圣克里门特教堂、前莫斯科评议会、莫斯科大学和戈利钦医院的建筑。 

1812年9月14日至10月19日，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莫斯科居民断然焚烧城市，起而反抗征服者。拿破仑最终不得不放弃莫斯科，开始了著名的悲剧性冬季大撤退。莫斯科人反击拿破仑成为法国在欧洲扩张的转折点，导致了成千上万人丧生。 

参见数学与力学

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

俄国城市，彼得大帝于18世纪初建立的新首都。圣彼得堡是巴罗克建筑风格的卓越典范，完美地在三维空间里象征性展现了中央权力。至今，圣彼得堡仍保持了18世纪的风貌，游客在此能够看到18世纪的美学风格在欧洲最北部地区从巴罗克转变为洛可可的演变脉络。圣彼得堡的建筑风格迥异于俄国旧都莫斯科，莫斯科是在漫长时间里无规则地发展起来的，建筑具有浓郁的亚洲风格。

圣彼得堡位于涅瓦河和波罗的海汇合处，彼得大帝开始兴建工程时，这里还是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圣彼得堡的建设始于1703年，1712年正式成为俄国的首都。据估计，在整个工程中，将近有10万名劳工因劳累过度而丧生。彼得大帝想把这座城市变成新俄国的象征。圣彼得堡位于波罗的海海岸，突出了彼得大帝面向西方的政策取向，实际上，这座城市常常被称为俄国的“欧洲窗口”。圣彼得堡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广泛借鉴了欧洲各国首都的格局和样式。圣彼得堡的多条运河令人联想到阿姆斯特丹，以致有些游客称之为“北方的阿姆斯特丹”。运河两岸的民用房屋和官方建筑令人想起同时代的欧洲城市。彼得大帝的继承者叶丽扎维塔（彼得大帝的女儿）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继续建设圣彼得堡。

最初的巴罗克建筑时期的主要建筑师是多米尼克·特伦齐尼和安德烈亚斯·施吕特。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拉斯特雷利引入了洛可可风格的建筑。最后，瓦兰·德·拉摩特和安东尼奥·里纳尔迪运用新古典主义的纪念性建筑物美化了这个城市。18世纪的宏伟建筑典范至今犹存，巴罗克式建筑有彼得与保罗大教堂，洛可可风格则体现于冬宫、査斯科伊谢洛宫、斯莫尔尼女修道院和涅夫斯基林阴道，新古典式的建筑则有赫尔米塔格馆和圣凯瑟琳教堂。

参见新古典主义

圣波得堡科学院（Saint Peters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于18世纪20年代设立的机构。彼得打算以莱布尼兹创立的柏林科学院为榜样建设圣彼得堡科学院。组建这个新机构的初衷是监督俄国知识分子引进欧洲科学，它也促进了俄国历史和博物学知识的收集整理。彼得大帝去世一年后，1726年，圣彼得堡科学院正式开展活动。 

彼得大帝把许多外国人引进俄国充实新科学院。科学院的成员包括著名的数学家欧拉、丹尼尔·伯努利、历史学家施勒策尔和格哈德·米勒、地理学家德利尔、博物学家约翰·格姆林。外国人发现在俄国的生活困难重重，到1750年，科学院已没有多少非俄国籍的著名科学家。

科学院从一开始就不但要为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提供聚会和报告的场所，还要监督按照德国模式建立起来的圣彼得堡大学和一所中学（大学预科）。圣彼得堡大学和附属中学的发展举步维艰，需要国家给予重大的支持以说服俄国家庭把孩子送入学校。

在整个启蒙运动时期，圣彼得堡科学院始终是启蒙思想进入俄国思想界的主要渠道。

参见科学院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PeterI，the Great）

1672—1725，俄国沙皇，1682—1725年在位；彼得一世的世系属于1613—1917年间统治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1682年，彼得大帝继异母兄费多尔之后登上俄国王位。彼得是已故沙皇阿历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两个儿子中的次子。王室内部的权力纷争，迫使彼得一世在1682—1689年间与另一个异母兄伊凡五世共享王位。由于彼得一世和伊凡五世继承王位时尚在年幼，伊凡的姐姐索菲娅·米洛斯拉夫斯基担任摄政，掌握实权。1689年，彼得强迫索菲娅退隐女修道院，这两个异母兄弟才算完全控制了俄国。伊凡五世于1796年去世，彼得从此成为俄国唯一的君主。彼得大帝强制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着手把俄国带入18世纪初的西欧世界。同哈布斯堡帝国的玛丽亚·特利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一样，彼得也是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化的绝对君主和改革家。后来，名副其实的开明专制君主叶卡捷琳娜大帝继承了彼得的事业。 

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没有自然的分界线。首都莫斯科的位置助长了一种东进取向，目标是中亚各王国。但是俄国也与西方接壤，并有过一些接触。例如，彼得即位之际，瑞典就时常威胁到俄国的安全。彼得决定扩大同欧洲的交往，尽可能地学习西方以巩固俄国在欧洲的地位。为了确保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定，建立健全的财政基础，彼得推行了最初的改革步骤。

1697— 1698年，彼得到西欧各国做了一次皇家版的大旅行，获得了关于西欧的第一手知识。彼得在荷兰和英格兰逗留了很长时间，还访问了哈布斯堡帝国、普鲁士和意大利。在出访期间，他招募了千余名技术专家为其改革计划效力。

彼得的改革规模巨大，影响深远。通过招募外国人担任高级军官，彼得把俄军从纪律松弛的乌合之众改造成效法瑞典、普鲁士、法国模式的职业军队。他压制一切反对西化举措的势力；就俄罗斯东正教会而言，彼得在牧首（教会首脑）一职空缺时，拒绝任命新的牧首。相反，他设之了由主教组成的委员会“圣会”，充当教会的最高行政首脑，还把一名王室官员（检察官）安插进这个新机构。这样一来，教会成为世俗政府的一个分支。

彼得着手削弱威胁到他对国家的中央控制的封建特权。他命令贵族要么在军队中服役，要么到新设立的文职官僚机构任职。不仅如此，他还制定法律，规定军官与文职官员地位平等，以使这两种职业在社会上同样具有吸引力。为了安抚贵族，彼得强化了贵族对农民的控制，俄国农奴的处境因此接近于美洲的奴隶。彼得允许贵族把农民从世代耕种的土地上赶走，或是像奴隶一样买卖。最后，彼得征收一连串的新税：人头税、土地税、客栈税、磨坊税以及各种商品税。他在俄国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农奴及其后代遭受的近乎奴隶般的严格控制，使得有进取心的工厂主建立工厂，使用被强迫的劳工。彼得本人也依靠成千上万被强迫的劳工来建设俄国美丽的新都城、通向西方的窗口——圣彼得堡。最后，彼得在王位继承问题上掌握了绝对的控制权，他颁布并成功地推行了一项法令，规定在位沙皇有权指定王位继承人。因此，自1722年起，俄国王位既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也不是世袭的职位。 

为了推行和监督这些改革，彼得组建了新的国家官僚机构和等级制的行政委员会，他把大批亲信安插进这些机构。这种政治体系的观念源自瑞典模式。

从某种程度上说，彼得之所以能推行这些激进的变革，是因为他以独裁者的方式统治俄国。与西方的绝对君主不同，18世纪的俄国沙皇不受任何法律或不成文法规的束缚。沙皇的意志就是法律。彼得大帝遇到过一些抵抗，如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以及俄国教会内旧礼仪派的抵制。但总体而言，彼得只遇到有限的反对，因而能够推行西方改革者梦寐以求的政治改革。

参见绝对主义、开明专制、重商主义、农奴制、奴隶制

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Catherine Ⅱ，the Great）

1729—1796，德国公主、俄国女沙皇，俄国沙皇彼得三世的妻子和远房表妹。彼得三世是彼得大帝之孙。1762年，叶卡捷琳娜通过宫廷政变从丈夫手中篡夺了俄国王位，随后又暗杀了他。1762—1796年间，她以女沙皇身份统治俄国。叶卡捷琳娜在早期统治时期的活动表明她是18世纪的开明专制君主之一。 

叶卡捷琳娜大帝本名索菲·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冯·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其父克里斯蒂安·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是一个德国小诸侯，出身于安哈尔特家族的一个穷困潦倒的旁系。克里斯蒂安曾效力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他娶荷尔斯泰因-戈特普的约翰娜·伊丽莎白为妻，其妻的家族与瑞典和俄国的统治王朝有联姻关系。他们的女儿索菲在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巴伯特·卡德尔的指导下接受了简单的教育。在这位教师教导下，聪明的索菲学习法国文化的礼仪、语言和优雅，但索菲似乎对少女通常爱玩的游戏不感兴趣，更喜欢种种精力充沛的顽皮游戏。 

1744年，索菲的母亲带她去俄国，希望确定索菲与俄国王位继承人彼得之间的婚姻，这项计划成功了。年轻的索菲公开皈依俄国东正教，改名凯瑟琳（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从此开始了在俄国的生活。1745年，叶卡捷琳娜与彼得的婚姻关系开始恶化。双方各觅新欢，叶卡捷琳娜与优雅、聪明的波兰伯爵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关系最为有名。作为一个年轻、不幸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开始发展自己的智力兴趣。伏尔泰、孟德斯鸠、培尔、重农学派的箸作和法国伟大的百科全书派的鸿篇巨著成为她的伴侣。盂德斯鸠的著作尤其指引她思考俄国的政治改革。

彼得直到1761年12月25日才登上俄国王位，史称彼得三世。他在位仅仅只有六个月时间。叶卡捷琳娜对王位觊觎已久，在俄国军队的支持下，她自命为女沙皇。彼得三世不得不退位，被关押起来。1762年7月9日上午，在叶卡捷琳娜的默许下，彼得三世被杀。

叶卡捷琳娜一上台便立即着手巩固孱弱的政治地位，继续推进彼得大帝开创的大规模西化进程。为了推进这些任务，她组建了一系列的官方委员会，审査以往的宗教和军事政策。1767年，她召集立法委员会，委员会向她提供国家形势信息，协助她评估改革的可行度。随后，她下令起草法典，限制最恶劣的酷刑，实行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

1773年，普加乔夫大起义在俄国乌拉尔地区爆发，并迅速传播到俄国东南部和中部。这次哥萨克、农奴、煤矿和工厂工人起义是18世纪欧洲最严重的一次大规模民众暴动。叶卡捷琳娜以严厉的镇压应对危机。她开始把贵族地主视为维护中央政府统治的同盟。她这一思想转变导致了著名的1785年诏书的出台，史称《贵族宪章》。诏书使俄国贵族享有了欧洲国家贵族的特权地位。宪章的条款包含：免除彼得大帝强加给贵族的服兵役和为行政部门服务的义务；保障贵族的世袭地位：赋予贵族某些司法和税收豁免权，如免除个人税和体罚；授予贵族经济特权；最后，货族有权举行地方会议。总之，叶卡徒琳娜与腓特烈大帝非常相似，为争取贵族支持自己的统治而对贵族做了一些让步，她凭借这份宪章将俄国贵族改造成西方式的贵族，为贵族日后要求得到更大的政治权利铺平了道路。不过，叶卡捷琳娜在位期间始终是一位绝对君主，其个人统治扩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俄国叶卡提琳娜大帝像

作为开明绝对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统治的初期引入了一些重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制度。美国华盛顿特区希尔伍德博物馆供图。

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对外政策深刻影响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她推行领土扩张，俄罗斯帝国版图不断扩大，向南延伸至黑海海岸，向西扩展到波兰边境。在西方，叶卡捷琳娜与奥地利、普鲁士一起三次瓜分波兰，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均势格局，令全欧洲为之震惊。

18世纪俄罗斯的高雅文化从西欧的启蒙运动借鉴良多，叶卡捷琳娜枳极鼓励在俄国传播西方思想。她本人热切地阅读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启蒙著作。她推行的多项改革的理论基础来自百科全书派、德国财政主义的著述和实践，来自布莱克斯通、孟德斯鸠和重农学派的论著。她与伏尔泰和格里姆长期维持书信往来。1762年，她邀请达朗贝尔前往俄国担任其儿子的老师，虽然最后没行成功，但她与达朗贝尔的通信往来一直持续到1772年。她买下了狄德罗的图书馆，以帮助狄德罗为女儿准备嫁妆，还为他提供一笔丰厚的年金，邀请他访问俄国。1773年，狄德罗接受了邀请，在圣彼得堡呆了六个月（1773年10月—1774年3月），每周秘密与女皇会面数次。狄德罗高度称赞叶卡捷琳娜，称她为“北方的塞米勒米斯*”。叶卡捷琳娜很欣赏狄德罗，却拒绝了他提出的大部分改革建议，认为这些建议脱离现实。 

*古代传说中的亚述女王，以美丽、聪慧和淫荡著称。——译注  

叶卡捷琳娜鼓励将18世纪欧洲的重要作品翻译成俄文，她密切关注出版，却并未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她改革俄国的教育体制，关闭私立学校，组建新的国立公共教育机构。1764年，她创办了俄国第一所女校——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她还为第三等级（中产阶级）女子创办了诺沃捷维切学院，改革了士官生的军事训练计划。她颇有兴趣地效法德国儿童教育者约翰·巴泽多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她邀请巴泽多的学生沃克到圣彼得堡，按照巴泽多的模式建立一所学校（称为慈善院）。

不论叶卡捷琳娜对启蒙运动多么热忱，她还是拒绝启蒙运动中比较激进的事物。例如，在俄国城市中，共济会和玫魂十字会非常兴盛。他们的成员控制了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在他们的主持下，出版了启蒙运动的理性著作和神秘主义和超自然主题的书籍。叶卡捷琳娜起初对共济会感到好笑，后来越来越蔑视共济会。不过，共济会在俄国幸存下来，对19世纪初革命知识分子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叶卡捷琳娜大力扶持艺术、戏剧、建筑和音乐。她收集了大量欧洲著名绘画作品，为现代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丰富的馆藏奠定了基础。她购买的私人收藏品包括舒瓦瑟尔和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作品。叶卡捷琳娜赞助了众多戏剧演出，甚至尝试亲自创作剧本。她下令修建迷人的帕拉第奥风格的爱尔米塔什剧院，在那里上演她本人创作的戏剧。1762年，她设立了一个建筑委员会，监督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公共建筑，俄国贵族争先恐后地建造欧洲贵族风格的府邸，俄国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私人建筑。 

与大多数开明专制统治者一样，叶卡捷琳娜意识到艺术对于中央政府政策所起到的支持作用。她组织各种盛大游园会和戏剧比赛，意在突显其政治权威。叶卡捷琳娜安排的最著名的公开展示是在1787年冬，当时，她陪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波兰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以及来自欧洲各主要国家的使节前往她新近夺取的南方做一次大旅行。这次旅行的目的是想使造访者看一看她从前的情夫和终身伴侣、这一新地区的总督波将金的殖民和建筑成就。成就的确不小，叶卡捷琳娜的贵客也给予了充分的恭维，但沿途安排的景观明显是出于宣传目的。更有甚者，一些新村庄尚未完工。叶卡捷琳娜的一位贵客德·利尼公爵嘲笑了这些虚伪的成就，讥讽地称之为“波将金村庄”。这个短语至今仍用来指那些浮夸、虚假的宣传。这次精心策划的政治展示做得实在过火，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徒然落下笑柄。

叶卡捷琳娜见到了法国革命最为狂暴的阶段，目睹了革命思想通过暴力传播到欧洲各地。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她对革命满怀恐惧，在18世纪90年代开始采取镇压措施，以抵制任何激进的影响。1793年，她建立了严格的书刊审查制度，开始逮捕持不同政见者和作家，其至公开谴责启蒙运动。亚历山大·拉季舍夫因为写作并出版了抨击俄国农奴制的《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年）而遭逮捕，被关押在彼得和保罗城堡，后被判处死刑。叶卡捷琳娜的这些镇压措施导致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破裂、日益疏远，为俄国19世纪革命运动的发展做了铺垫。 

十四、美国

美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以1776年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为标志诞生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宣告独立和争取独立的过程称为美国革命。18世纪美国的主要城市包括费城、纽约、波士顿、查尔斯顿和萨凡纳。在这些城市当中，费城的环境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氛围最为相似。

美国的建国元勋，如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托马斯·杰斐逊，大多接受过古典教育，他们不但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也研究牛顿、孟德斯鸠和洛克的现代论著。

在创建新国家的过程中，开明的领导人拥有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来把启蒙思想付诸实践。他们把新政府建立在自然权利、平等、幸福、宽容、分权、自由、政教分离等观念的基础上，而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欧洲启蒙运动政治理论的核心观念。

对于欧洲启蒙思想家而言，北美发生的这件大事唤醒了他们对人类社会确实能够推行根本性变革的希望。它树立了革命和宪法的榜样，其影响不仅波及初期的法国革命，还扩展到荷兰爱国者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进行的流产的改革尝试。美国还成为检验启蒙原则最佳实现途径的各种彼此冲突的观点的实验场。由此也导致欧洲人对美国革命毁誉不一。

如今，启蒙运动的遗产依然渗透于美国所面临的宪法问题，为当代关于政府的作用、政教关系、行政、立法、司法部门的恰当制衡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参见杜邦、汉密尔顿、杰伊、潘恩、普里斯特利、里滕豪斯、拉什、奴隶制、美国《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卫斯理

费城（Philadelphia）

18世纪北美最大的城市，位于宾夕法尼亚州。1681年，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把宾夕法尼亚地区的所有权转让给威廉·佩恩，以偿还欠其父亲的一笔债务。1682年，费城建城于特拉华河与斯库尔基尔河交汇处的一块长方形地区。最早在这里定居的是印第安人的一支——特拉华人。到17世纪40年代，一些瑞典人也迁居到这里。威廉·佩恩打算使其成为贵格派躲避迫害的乐土，把这块地方命名为“费拉德尔菲亚”，在希腊语中是“兄弟之爱”的意思。 

费城是宾夕法尼亚的首府（1683—1799）。1701年，费城已发展成一座城市。费城的繁荣和宗教宽容 

吸引了来自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德意志的大量移民。费城很快就成为繁华的港口、制造业中心和北美殖民地最大的城市之一。 

1723年，富兰克林由波士顿迁往费城。他成立了容托辩论协会（共读社）和后来的美国哲学学会（1743），标志着费城成为殖民地重要的文化和思想中心。富兰克林还创建了殖民地第一座流通图书馆。1751年，费城学院成立，后来发展成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早期的重要建筑有卡彭特厅（1724）和日后被称为独立厅的政府大楼（1732—1741）。1765年，费城开办了殖民地第一所医科学校。费城不仅是富兰克林的家，还拥有拉什和里滕豪斯等思想和文化领袖。1751年时，就连伏尔泰这样著名的启蒙运动领袖都考虑过迁居费城的可能性。 

18世纪中期，费城的人口已超过纽约和波士顿。费城的商人参与了同英国和西印度群岛之间活跃的贸易活动。费城出口木材、小麦和其他粮食作物，从西印度群岛进口蔗糖和朗姆酒，从英国进口工业制成品。费城还组建了早期的股份公司，包括数家火灾保险公司。费城拥有众多造船厂，还是木炭和铁制品的中心。

美国革命前夕，费城是英国殖民地中最大的城市;在英帝国的各个贸易中心中，费城的地位仅次于伦敦和利物浦。18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费城是反对和抵制英国政策的中心之一。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的卡彭特厅召开。次年，第二届大陆会议在政府大楼举行，美国《独立宣言》（1776）就是在那里签署的。美国革命期间，费城召开过多届大陆会议，尽管英国军队曾一度占领过这座城市（1777—1778）。 

制宪会议是在费城举行的（1787），国会也在这里通过了《美国宪法》和后来的美国《权利法案》。1790—1800年间，费城是美国的首都。费城一直是重要的金融中心，1791年，美国第一银行将总部设在这里，同年，该城非正式地组建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

1775—1783年间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为脱离英国、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战争。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等欧洲国家在战争中支持美洲殖民地人民。战争以英国承认新生的美国而告终。 

英国的政策造成北美与英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日益紧张，殖民地越来越渴望获得独立。18世纪30年代之前，殖民地在政治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几个殖民地有权选举总督和立法机关成员。然而，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开始强化对殖民地的控制。英国政府废除了旧的特许状，代之以取缔选举总督权利的新特许状。1763年，英国取得法印战争的胜利，10000名英国士兵驻守边界要塞，其费用则由殖民地居民支付。更有甚者，英国政府还把殖民地作为偿还战争期间欠下的巨额债务的额外税收来源。 

这就是著名的殖民地抗税事件的背景，抗税事件始于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印花税条例》。殖民地居民反对不经同意而征税，并爆发了骚乱。英国议会废除了《印花税条例》，却通过了声称对殖民地拥有广泛权力的《权利申明法案》（1766）。1767年，议会企图通过对殖民地进口的铅、玻璃、油漆、纸张和茶叶征税的《汤森法案》来行使这些权力。殖民地居民联合抵制这些货物，并继续政治抗议。所谓的“波士顿惨案”（1770）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起事件对于殖民地居民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性意义。英国议会再次妥协，废除了《汤森法案》。1773年，英国议会又授权东印度公司对殖民地进口的茶叶征收新税。随即发生了一系列的反抗和骚乩，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像

乔治三世于1760—1820年在位，他所支持的对美洲殖民地的政策最终引发了美国革命。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英国议会决定更换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特许状，限制该地桀骜不驯的殖民地居民的自由。英国议会通过了《加强对马萨诸塞湾政府控制法案》，限制殖民地代表会议的权力，强化总督的权力。殖民地居民与英国在政治权利和自由权问题上的冲突逐步升级。

就在此时，美洲殖民地居民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1771）。大陆会议要求废除所谓强制性或无法容忍的法案《茶税法》和《马萨诸塞政府法》。殖民地与英国的紧张关系持续升温，最终，1775年4月，在马萨诸寒的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打响了美国革命的第一枪。 

在走向美国革命的这些年代里，美洲殖民地领袖借鉴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和原则。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普芬道夫、格劳秀斯、瓦泰勒和布拉马克的宪政思想，与共和政体中公民人道主义传统、自然权利理论、布莱克斯通爵士对法律的诠释以及英国不从国教者（美洲清教徒）的理想，共同培育出一份政治纲领。休谟，斯密、里德、弗格森、哈奇森等人的著作，为美洲殖民地居民提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关于人性、经济活动和历史的新观点。富兰克林、潘恩、亚当斯、杰斐逊、杰伊、塞缪尔·亚当斯，理查德·普赖斯、普里斯特利等作家的著作融合了上述这些思潮，为现实的政治主张提供了理论支持。 

1775年，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将殖民地组织起来与英国进行持久的战争。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罗伯特·R.利文斯顿和罗杰·谢尔曼组成的委员会起草了（独立宣言》。1776年7月，这份文件正式采用。 

美国革命的一系列战役在北美各殖民地打响。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打赢过几场重要的战役。1777年，美洲士兵在霍拉肖·盖茨将军的领导下取得了纽约萨拉托加战役的胜利，法国从此作为美国人的盟友公开参战，这使得力量对比朝有利于反叛者的一方倾斜。

1778年，法国舰队抵达北美海域。1781年，法国舰队与法美士兵联合行动，在弗吉尼亚的约克城取得胜利。1781年10月19日，英军总司令查尔斯·康华里将军向美国人和法国人投降。1782年11月签订了初步的和平协议。随着《巴黎条约》（1783）的最终签署，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 

革命后期，美国领导人着手将启蒙运动的原则融入这个新生国家的宪法之中。《美国宪法》根据分权、宗教宽容等原则组织政府。它正式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美国《权利法案》中载入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启蒙理论所预设的不能剥夺的人权。这样，美国革命成为第一次成功的广泛政治变革，启蒙运动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灵感源泉。

美国革命的一系列事件在欧洲激起巨大的骚乱和震动。在沙龙、咖啡馆、读书俱乐部、共济会地方分会以及大学，人们都在讨论和分析美国所进行的这场实验。定期出版物也刊登了由欧洲和美国作家撰写的评论和报道。

布里索、孔多塞、休漠、斯密和狄德罗等启蒙哲学家积极声援美国，潘恩、巴洛和富兰克林则协助宣传这项事业。以“爱国者”闻名的荷兰改革者在设计宪政改革时积极借鉴美国的经验。即使是伯克这位日后法国革命的敌人，也支持美洲的反叛。对于这些观察家来说，美国革命似乎正在将他们的启蒙理想以及实现人类潜能的愿望变成现实。可以说，美国革命不仅造就了美国，也是对启蒙运动力量的象征性和现实的证明。

参见平等、伊壁鸠鲁哲学、自由、政治理论、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北美13个殖民地——不久后成为美国——宣告脱离宗主国英国的文件。《独立宣言》起草于1776年在费城举行的第二届大陆会议。 

1776年初，美国革命的枪声已经打响了几个月，潘恩出版了名为《常识》的系列论文。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潘恩建议殖民地应该准备一份宣布独立的书面宜言。一些殖民地的领导人怀疑是否有必要起草这样一份正式文件，但潘恩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

弗吉尼亚殖民地率先采取行动，指示它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提出独立的动议。1776年6月7日，理査德·亨利·李提出独立动议。四天后，大陆会议任命了一个五人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宣布独立的文件，委员会成员有亚当斯、富兰克林、杰斐逊、罗伯特·R，利文斯顿和罗格·谢尔曼。 

《常识》一书的封面

托马斯·潘恩的《常识：致美洲居民》支持了美国革命。美国贝特曼档案馆供图。  

《独立宣言》的绝大部分内容出自托马斯·杰斐逊的手笔。宣言首先简要论述了美国革命的基本观点，然后列举出对英国国王和议会的一系列不满，最后一部分宣告了殖民地获得自由的权利和意图。

《独立宣言》以启蒙运动的常见观念作为它的哲学和理论依据。《独立宣言》开篇就宣告了人类普遍的自然权利（其真理性乃是基于所有人都能理解它这一事实）：“我们相信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亦即人生而平等，而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宣言》接下来借鉴社会契约论，宣称政府是人民为了保障这些权利而建立起来的，一旦政府未能尽到这责任，人们就能合法地推翻它。这些观点的理论来源不仅有洛克的《政府论下篇》，还有普里斯特利、理査德·普赖斯、詹姆斯·伯格和托马斯·潘恩等激进的不从国教者对洛克式自由主义的诠释。社会契约论则源于约翰·洛克、霍布斯、卢梭的思想。 

《宣言》不仅诉诸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在解释英国政治体制时还强调议会和习惯法保护自古以来英国自由权的作用。这种解释与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有关，为反对乔治三世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签署《独立宣言》爱德华·萨维奇作  

美国《独立宣言》在政治上体现了启蒙运动的一些原则。美国文物协会供图。  

总而言之，虽然这些论证中不乏自相矛盾之处，却强化了殖民地的主张：英国政府正在滥用其权利和特权，因而殖民地有理由进行反抗。

《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主要依赖这些欧洲思想他们也将其加以改造，以适应美国的观念和背景。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对自然权利的改造。洛克把生命、自由和财产视为人类不可让与（天赋）的权利，《独立宣言》却把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作为人类的自然权利。用追求幸福来代替财产作为第三项自然权利，表明《独立宣言》的起草者非常熟悉启蒙运动时期进一步发展的伊壁鸠鲁哲学。 

大陆会议在收到委员会提交的《独立宣言》草案后，通过了宣布独立的决议（1776年7月2日）。经过两天的讨论，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美利坚合众国十三个殖民地的一致宣言》。8月2日，宣言正式签署。 

参见《人权宣言》、政治理论

《美国宪法》（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美国的第二部宪法，1788年批准通过。美国革命期间，中央政府就已经依照《邦联条例》开始运作，《邦联条例》是大陆会议于1777年通过的，最终于1781年获得必要多数州的批准。《邦联条例》的条款规定了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

邦联议会要求于1787年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修改存在明显缺陷的《邦联条例》。制宪会议的代表决定起草一部新宪法。1787年，39个州的代表批准了这一新宪法。 

麦迪逊和新宪法的其他制订者希望这部新文献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同时，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奠定基础。这部文献至少需要9个州的批准方能成为法律。举国上下围绕宪法批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了替这部新文献辩解，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共撰写了85篇文章，并在1787—1788年间结集为《联邦党人文集》出版。这些文章是启蒙运动时期政治理论的经典之作。它们促成了宪法生效所必需的各州批准。

《美国宪法》依照分权原则在美国建立起联邦制共和国。行政、立法、司法等三个政府机关各司其责，每一个机关被有意识地赋予了制衡其他两个机关的权力。各州保留的某些权力进一步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整个体系由一系列相互制衡机制组成，旨在既体现出灵活性，又保持国家政治构架的动态平衡。和美国立国的其他文件一样、1787年宪法吸收了启蒙运动强调并赋予特定内涵的观念：自由、正义、法治、分权、制衡以及共同幸福。新兴的美利坚国家过去和现在一直深深扎根于欧洲18世纪伟大的启蒙运动。

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美国《权利法案》（United States Bill of Rights）

1791年颁布的《美国宪法》的前10条修正案。1787年，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起草了《美国宪法》，但这份文件并未规定美国公民所享有的具体政治权利。大多数代表认为，各州将在州宪法内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不过，一些州虽然同意批准宪法，但提出前提条件是必须保证在稍后补充一项专门的权利法案。 

1789年，新生的美国联邦政府开始运作，国会把修宪列入议事日程的首位，以期把美国公民的一系列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载入宪法。政府不得干涉这些权利。麦迪逊最初不愿在联邦政府这一级来制定修正案，后来却领导了这份权利条款的草拟工作，力促其获得批准。1789年，国会批准了《权利法案》，之后该法案送交各州批准。麦迪逊领导了一场争取必要多数的州批准修正案的运动，把《权利法案》纳入宪法。

为了阐明《权利法案》的权利概念，麦迪逊和其他制定者借鉴了“英国人的权利”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最早起源于《大宪章》，在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权利法案》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麦迪逊等人还吸收了启蒙运动的自然权利学说。洛克的《政府论两篇》所开创的这一传统已经为美国《独立宣言》提供了人生而平等以及拥有生存权和自由权的语言。但是，美国人所主张的“追求幸福”的权利却背离了洛克的意旨，洛克是把财产权作为整个政府契约理论的核心。 

美国《权利法案》试图把《独立宣言》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的政治权利。受到特別保护的权利包括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法案保护个人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受同一犯罪处分者，不得令其受两次生命或身体上的危险;不得对个人施加残酷或非常之刑。法案还保障了受陪审团审理的权利，以及遵守适当的法律程序等。

参见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自由、政治理论

马瑟（Mather，Cotton）

1663—1726，美国公理会牧师、作家、业余科学家。马瑟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其父英克里斯·马瑟是波士顿北（第二）教堂颇具影响的公理会牧师，其母玛丽·科顿是清教牧师之女。1678年，科顿·马瑟毕业于哈佛大学。他继续攻读医学和神学，1685年获得硕士学位。 

1685年，马瑟被委任为牧师，与父亲一道任职于波士顿北教堂。马瑟年轻时着迷于各种超自然现象，多方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以撰写一部有关书籍。1689年，他出版《新近关于巫术和着魔的值得注意的天意，明确表明世间不但有巫婆，而且这种撒旦的邪恶傀儡能使好人（或其他人）折寿》。1691年，该书印行了第二版。马萨诸塞州塞勒姆村的一些年轻姑娘得到一本。她们指控一个受奴役的女仆是女巫，从而引发了一场大恐慌，最终导致1692和1693年臭名昭著的塞勒姆巫师审判。在这场审判中，14名妇女、5名男子被当成巫师绞死。人们往往把科顿·马瑟看成是这场审判的煽动者，他的书也确实明显促成了这场大恐慌的爆发。但他一直担忧审判程序，指出认定为犯罪迹象的某些证据并不可靠。 

马瑟毕生致力于清教徒的宗教实践。他写下了近500篇（册）布道词、书籍和小册子，从各个方面探讨清教徒的虔诚和生活方式，把这些思想传播到整个美洲殖民地。可以想见，马瑟身为清教牧师，势必会强调虔诚的基督徒必须勤奋、诚实、熟练、知足、虔诚地工作。不过，他的思想并不仅限于简单的训示，还全面评价了商业、技术活动、应用科学等各项实际活动。实用发明能手富兰克林承认，正是受到马瑟论著的激发，他才着手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

马瑟之所以着迷于超自然现象，不仅是出于神学上的原因，也出于对医学的兴趣。《美洲志异》（1721—1724）记载了美洲的超自然现象和自然现象，他凭这部著作得以入选伦敦皇家学会。 

马瑟关于女巫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塞勒姆审判，但这次审判往往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对女巫的兴趣背后，马瑟关注的是范围更广的科学和哲学问题。事实上，马瑟探讨了自然与超自然、理性与非理性、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马瑟的《基督教哲学家》（1721）力图揭示这些关系，正确界定自然的界限和性质，阐明各种关于上帝在尘世的作用的观点。可以说，马瑟反思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自然神论的些核心问题。 

马瑟足最早支持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天花的人士之一，尽管这方法尚有争议，不时引发人们的恐惧。他认为这一方法虽然有风险，却能够促进人类的进步。在这个问题上，马瑟一以贯之地致力于改善人类的命运。 

很显然，马瑟在很大程度上枳极投身于早期启蒙运动的知识界。他作为严谨、守旧的清教徙的声望往往掩盖了一个事实：他始终全力以赴地思索非常现代的棘手问题，这些问题在那个时代有多种可能的解决之道。

参见宗教、科学

爱德华兹（Edwards，Jonathan）

1703—1758，美国公理会牧师、神学家，“大觉醒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爱德华兹是一个公理会牧师的独子，在家中11个孩子中排行第五。1720年，爱德华兹毕业于耶鲁大学。随后，他继续学习了两年神学，在纽约担任过一年牧师，1723年获得硕士学位。爱德华兹的祖父是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教区的牧师，起初，爱德华兹与祖父一道工作，祖父去世后，他被任命为该教区的牧师（1729）。

爱德华兹相信预定论（加尔文宗的主要神学教义）。这种理论宣称，上帝作为宇宙的最高权威，预先决定了哪些人将获得拯救，哪些人将遭到惩罚。虔诚的基督教徒做各种圣事，在思想上准备接受上帝的恩宠，但这些行为本身并不能确保他们能够得到永恒的拯救。

爱德华兹的布道和著作融合了预定论和其他加尔文宗信条、牛顿的自然哲学、洛克的心理学以及剑桥柏拉图主义的思想。他接受了洛克关于一切人类知识都源于感觉经验的观点。他认为，感觉是上帝与人类交流的方式，得自于感觉经验的知识就是来自上帝。上帝颁布了宇宙运行的法则，只有凭借上帝的恩宠和意志，我们才能像获得拯救那样获得这种知识。

爱德华兹阐述了一种宗教虔诚，强调一种源自直觉的特殊知识的重要性。直觉使人们直接体验上帝，带有特定的情感属性，帮助人们接受上帝的恩宠以确保获得拯救。

在北安普顿的讲坛上，爱德华兹开始公开指责道德败坏的新英格兰社会，尤其遗责该地区许多居民特有的宗教和道德自立态度。1731年，他出版了《神在救赎中得到彰显》。1734年，他发表了《因信称义》的布道，在康涅狄格河谷掀起了一场宗教复兴运动（1734—1735）。《对神之伟业的忠实叙述》（1737）对北美殖民地和英国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爱德华兹的布道为“大觉醒运动”铺平了道路，“大觉醒运动”是18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场宗教复兴运动。这场运动的兴起是为了回应圣公会牧师乔治·怀特菲尔德的露天巡回布道。怀特菲尔德与其朋友约翰·卫斯理最终创立了卫斯理宗，这一新教派别对待宗教的态度直接反映出启蒙运动的一些特征。

怀特菲尔德在布道中宣称，任何体验过真正的宗教狂喜的人都能得到上帝的恩宠，为激起强烈的情感反应，他精心设计布道。爱德华兹在著名的布道《落入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中也采用了这种策略，但他最终批评了信仰复兴运动的过分行为。他出版了几部著作，如《关于宗教复兴的思考》（1742）和《论宗教感情》（1746），批判了“大觉醒运动”，并指出了净化这一运动的方法。 

1749年，爱德华兹在北安普顿教区参与了一场围绕参加基督教核心仪式圣餐礼的资格要求的神学争论。爱德华兹的祖父已经允许那些已接受洗礼、但尚未彻底皈依基督教的人领圣餐（不完全的圣约）。爱徳华兹摈弁了这一做法，坚持认为必须完全信仰基督教教义和准则方能参加圣餐仪式。

到1751年，这场争论迫使爱德华兹辞去了北安普顿的职务。他定居当时的一个边疆市镇马萨诸塞的斯托克布里奇，担任教区牧师，兼对土著印第安人传教，在这些年中，他完成《意志自由》（1754）。 

1757年，爱德华兹担任新泽西学院院长，这所学院后来发展成普林斯顿大学。1758年，他出版了最后一部作品《伟大基督教教义的原罪说辩护》，同年死于天花。

参见狂热、直觉与想象

富兰克林（Franklin，Benjamin）

1706—1790，美国印刷商、出版商、外交家、科学家、发明家、作家、政治领袖。本杰明·富兰克林生于波士顿，在家中的17个孩子中排行第十五。他的父亲是制造肥皂和蜡烛的英国移民，母亲是一个契约奴与其主人所生的女儿。富兰克林只接受过两年的正规学校教育，但他痴迷于各种书籍。他阅读兴趣广泛，从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记等希腊典名著到马瑟的《行善文集》等当代著作，都有所涉猎。富兰克林把艾迪生和斯蒂尔出版的杂志《旁观者》当作提高写作水平的范本，他先是抄写其中的文章，继而进行改写。富兰克林进入长兄的印刷所当学徒，并发表了第一部文学作品，化名为他哥哥的报纸撰写了一系列讽刺信札。 

1723年，富兰克林离开波士顿，在费城找到了一份印刷工的工作。1724—1726年，他前往伦敦从事一项商业投机，还在伦敦当印刷工。回到费城后不久，富兰克林组织了“共读社”（容托）（1727），这是一个探讨政治、哲学及实际业务的工匠的辩论俱乐部。 

1728年，富兰克林开办了一家印刷所，在一年之内开始出版《宾夕法尼亚公报》，这份报纸很快成为美洲殖民地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他还开始为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印刷纸币，最终成为特拉华、新泽西和马里兰殖民地的官方承印商。另一项利润丰厚的业务是每年出版的《穷人査理历书》（1732—1757），它是为普通读者提供各种信息和受欢迎的知识的历书。

凭借“共读社”的影响，富兰克林得以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计划以改善费城的生活。他在费城建立了一座流动图书馆，组建了警察、民兵队以及义务消防队。他还协助改造费城街道的照明。

1743年，富兰克林组建美国哲学学会，以促进殖民地之间的哲学和实用信息的交流，学会强调其宗旨是传播光明（知识），增强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提高生活质量，增进生活乐趣。这表明学会根源于启蒙运动。1751年，甯兰克林组建了费城科学院，它最终发展成宾夕法尼亚大学。 

富兰克林曾担任过许多重要的公职。他曾担任宾夕法尼亚州立法机关的秘书（1736—1751）、费城邮政局局长（1737—1753）、英属北美殖民地邮政局副局长（1753—1754）。1754年，英国贸易委员会召集各殖民地代表开会，讨论迫在眉睫的英法战争所需的防务费用，富兰克林在会上提出了阿尔巴尼联盟计划，建议美洲殖民地建立一个松散的邦联，但这项计划未获批准。 

本杰明·富兰克林像，沙佩尔作  

本杰明·富兰克林不但是美洲殖民地的重要思想和政治领袖，也是一位备受欧洲开明思想界尊敬的著名业余科学家，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1757年，富兰克林前往伦敦，首次担任宾夕法尼亚殖民地驻英国代办（1757—1762），后任宾夕法尼亚、佐治亚和马萨诸塞殖民地的驻英代办（1764—1775）。他在伦敦工作了近20年。在这期间，他出版了《致富之路》（1758），这本书以充满智慧的箴言向那些想自立的人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在伦敦，富兰克林逐渐对英国殖民地政策大失所望。1773年，他出版了讽剌性的《大帝国衰落成小帝国的规律》，公开表达了一些看法。 

美国革命之初，富兰克林就当选为第二届大陆会议（1776）的代表，并是协助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的委员会成员，1776年，大陆会议任命富兰克林代表美国出使法国。富兰克林在任上协助谈判与法国的结盟（1778）和签订《巴黎和约》（1783），前者对于美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后者标志着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法国人热情款待富兰克林，他积极参加作为启蒙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交活动。他常常在沙龙里探讨各种观点，公开做科学演讲或聆听他人演说，出席巴黎著名的开明共济会中心“九女神分会”的聚会。在从事大量活动之余，富兰克林仍挤出时间发明了双焦点镜片（1784〉，继续撰写在英格兰动笔的《自传》。

1785年，富兰克林回到美国，出席了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1787），并参加签署新的《美国宪法》。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富达克林积极支持废除奴隶制，担任宾夕法尼亚废奴促进会的主席。甚至在1790年去世前三周，他还发表了名为《反对奴隶贸易》的文章。 

富兰克林是著名的业余科学家，不但发明了实用的富兰克林火炉和双焦点透镜，还以电学研究而著称。在18世纪，人们把电看作自然界中存在的一种精细流体。以太（牛顿用来解释重力现象的流体）和热也属于精细流体。在电学研究中，实验科学家力图找到某种理论来解释吸引和排斥现象。富兰克林赞同电的单流体理论，不赞同更为流行的双流体理论。他认为，可观察到的电现象起因于一种单一的电流体在各种压力下的变化。相反，双流体理论断言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电流体。同类流体相遇产生相互排斥，从而产生电的相斥现象。一种流体遇到另一种流体就产生吸引。

富兰克林着迷于电学研究，最终发明了避雷针。避雷针也使他得以用实物进行通俗演示，这些讲座既是娱乐表演，又带有科学性。他的活动成为一个著名的范例，表明启蒙运动时期技术发明与科学理论相互促进，形成新的发现。他还是在活动中注重实用性的科学家的精彩范例，他们为了人类进步的目的探索和利用自然。

富兰克林把他的电学观点提交伦敦皇家学会，《电学实验和观察》的论文发表于1751年学会刊物《哲学会报》。

总之，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各项活动使他成为启蒙运动的杰出代他广泛的兴趣、实用主义的科学取向和献身于人类进步的热忱，无不体现出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从而深受美洲及欧洲人的敬仰。此外，对于法国人来说，富兰克林象征着把启蒙运动的思想付诸实现的伟大的美国实验。不仅如此，法国人把他看作是乡下人的象征，认为他丝毫没有品质恶劣的文明社会的种种偏见和污浊，能够运用天赋的理性发现自然的真理。富兰克林热衷于扮演这一角色，经常穿着简朴而得体的服装出席优雅的巴黎沙龙。简言之，在启蒙哲学家看来，富兰克林是一个象征和灵感之源，是启蒙运动晚期在巴黎最受欢迎的外国人之一。参见出版、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743年富兰克林在费城创建的科学协会，1780年合并为美国哲学学会。对欧洲人来说，美国哲学学会是公认的美国科学活动的中心。

这个组织的前身是富兰克林于1727年创办的一个辩论协会“共读社”（容托）。“共读社”的成员多为关心与自身业务和社会地位相关的政治问题的工匠。 

美国哲学学会的主要成员有富兰克林、杰斐逊、里滕豪斯。

参见科学院

亚当斯（Adams，John）

1735—1826，美国政治家、政治理论家，曾任美国首任副总统和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生于马萨诸塞的布伦特里。他的父亲也叫约翰·亚当斯，是一位农场主，曾在殖民地民兵组织服役。他的母亲苏珊娜·博伊尔斯顿·亚当斯出身于富有的医生和商人家庭。

约翰·亚当斯像  

约翰·亚当斯是一位杰出的美国革命领导人，他捍卫启蒙运动的政治理想，促成了这些理想在制宪时付诸实践。美国国家独立历史公园供图。  

1755年，小亚当斯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校期间他学习了古希腊和罗马文学，研读了洛克、孟德斯鸠和休谟等18世纪作家的著作。毕业后，亚当斯获得法学学位，1758年获准进入波士顿法律界。他成为马萨诸塞州最重要的宪法律帅。 

在引发美国革命的政治斗争中，亚当斯脱颖而出。作为美国辉格党的领导人，他反对1765年的《印花税条例》，在与马萨诸塞总督和参事会会晤时，他指责该条例是未经同意而征税的一个实例。

亚当斯捍卫个人权利，致力于维护宪政原则，从而不会盲目地附和殖民地的民众舆论。他负责为所谓的波士顿慘案（1770）中被控谋杀的英国士兵辩护。这一举动虽然有违公众情绪，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亚当斯的政治生涯，一年后（1771），他当选为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 

1774到1778年，亚当斯当选为大陆会议的代表。他与杰斐逊、富兰克林共同参加了负责起草《独立宣言》（1776）的委员会，协助出使欧洲的几个外交使团工作。他先后在法国（1778—1779、1792），尼德兰联省共和国（1780）和英国（1785—1788）工作过。 

亚当斯设法为美国向荷兰政府借得一笔贷款，促进了美国的独立事业。荷兰也正式承认这个新兴的国家。在巴黎，亚当斯与杰伊一道与英国签订了结束独立战争的和约（1782）。

亚当斯先后于1789、1792年两度当选美国副总统，后又当选为第二任总统（1797—1801）。他与联邦党人的关系以及《外侨及惩治叛乱法》（1798）等不得人心的政策，导致他在1800年选举中败给杰斐逊。选举失利后，亚当斯从政界引退。

在其事业生涯中，亚当斯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些观点表明他熟悉启蒙运动的核心政治理论和现实问题。在《论教会法和封建法》（1768）中，他从新兴的个人主义与旧制度的法团主义传统之间的斗争的角度，探讨了北美殖民地对英国政策不满的原因。 

《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申辩》（1787—1788）一书考察历史上的各种共和政体，分析其长处和不足。麦迪逊、杰伊和汉密尔顿合写的《联邦党人文集》（1787—1788）以及亚当斯的这部著作共同阐明了联邦主义的基本理论。

亚当斯的著作体现出他对为防止专制实行分权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在这部著作中为新生美国的联邦制体制辩护，回应法国启蒙哲学家、前财政总监杜尔哥的批评。

亚当斯认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分权将防止权力的滥用，但他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他还支持建立强有力的行政部门，防止立法机关滥用权力。亚当斯认为，在立法机关内部建立两院制（上、下两院）体制，就可以彻底防止权力的滥用。为富人单独分设一个立法机关（参议院），便可以保护中产阶级（众议院）的政治权威。这些观点很容易遭到误解，乃至一些美国人认为亚当斯是贵族政治论者。实际上，亚当斯希望防止美国建立由贵族把持权力的体制。 

亚当斯虽然在著作中强调权力制衡对于共和政体的重要性，却摆脱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表述的经典观点。孟德斯鸠认为，法国高等法院等贵族中间闭体是防止绝对主义君主推行专制统治的必要制衡力量;亚当斯则认为这种中间团体很可能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亚当斯主张建立强有力的行政机构，以此防范权力的滥用。 

亚当斯是美国诞生的关键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理论家。他的著作阐明了作为开明政治理想必然产物的一种政治模式。

杰斐逊（Jefferson，Thomas）

1743—1826，美国律师、政治领导人、哲学家，美国《独立宣言》的首要起草人，第三任美国总统。

杰斐逊的父亲彼得·杰斐逊是个农场主和土地测量员，母亲简·伦道夫·杰斐逊出身于弗吉尼亚最显赫的家庭之一。杰斐逊自幼受到古典拉丁文的教育，还学过法语。他就读于威廉与玛丽学院，在来自苏格兰爱丁堡的威廉·斯莫尔的指导下学习哲学和数学。1762年，杰斐逊从威廉玛丽学院毕业，后学习法律，并开始了公职生涯，在弗吉尼亚阿尔伯马尔县担任民选的土地测量员。1767年，他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进入弗吉尼亚法律界。 

托马斯·杰斐逊像，C.W.皮尔作  

杰斐逊促使新生的美国牢固建立在启蒙运动诸原则的基础之上。美国国家独立历史公园供图。

1769到1775年，杰斐逊任弗吉尼亚州下议院议员。随着英国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对抗升级，杰斐逊成为殖民地联络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英国严厉对待波士顿茶会，杰斐逊便开始作为小册子作者，发表《英厲美洲权利槪述》（1774）。 

18世纪60年代末，杰斐逊开始设计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附近联邦式风格蒙蒂塞洛宅邸。工程始建于1770年。1775年，宅邸的第一部分完工。这座建筑与仿造帕拉第奥风格建造的英格兰庄园非常相似。但是，宅邸也有一些杰斐逊本人发明的技术装置，如一座日历钟，一张可旋转的桌子。 

1775—1776年间，杰斐逊是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他领导一个委员会（1776）负责起草《独立宣言》，这份文献的绝大部分内容出自他的手笔。宣言为美洲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统治、夺取政权的正当性提供了基本的哲学观念。宣言著名的开篇——宣称不言自明的真理和“人人”平等，把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界定为人的自然权利（不可剥夺的权利），关于政府的社会契约理论——直接源于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它们反映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政治理论、心理学、道德哲学的重大主题。 

同政治理论家洛克一样，杰斐逊认为，拥有财产的权利是人类的自然权利之一，但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一个国家若有大量失业的穷人和荒废的土地，就表明这种自然权利已经受到财产所有者的侵犯。在当选为新的弗吉尼亚州首届立法议会议员后，杰斐逊促成了财产法的通过，财产法废除了英国习惯法的长子继承制（只有长子才能继承全部财产）和限定继承权（只有财产所有者的直系后代方有继承权。

杰斐逊还尽力改革弗吉尼亚教育体制。他再次借鉴了启蒙运动的一个观念：精心设计的普及教育体系将促进社会的繁荣和进步。1796年，杰斐逊的议案得以通过，为弗吉尼亚州任何愿意学习的儿童提供三年普及基础教育。但是，他的其他议案——在全州范围内兴建学校建筑、建立中等教育体系、创办一所大学和一座州立图书馆——均未获通过。

杰斐逊像大部分富有的南方殖民地局民一样拥有非洲奴隶，但他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反对奴隶制。《弗吉尼亚纪事》（1782）不仅描述了美国革命期间弗吉尼亚所遭受的苦难，还呼吁废除奴隶制。 

杰斐逊的妻子玛撒·维里斯·斯凯尔顿·杰斐逊死于1782年，杰斐逊黯然神伤，一度无心工作。但他最终振作起来，重任公职，1783—1785年任职于大陆会议。在法国革命爆发前的危机年代（1785—1789），他任美国驻法大使。任职法国期间，他收到新的《美国宪法》（1787）的草案。他主张在宪法中加入一项权利法案，以进一步明确美国公民的公民权利。数年后，美国《权利法案》附入新宪法之中。 

法国革命爆发后，杰斐逊回到美国，出任乔治·华盛顿政府的首任美国国务卿（1790—1793）。在这一时期，他与美国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政治与哲学上的分歧日益加深。汉密尔顿主张建立基于“富人和出身名门的人”统治的强大的中央政府，希望美国实行促进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与汉密尔顿不同，杰斐逊认为在代议制政府中普通公民都可以投票选举，而且希望美国以农业立国。这两个人的立场反映出启蒙政治理论固有的张力，他们的论点在欧洲各地的讨论引起了共鸣。最终，汉密尔顿成为联邦党人的领袖，杰斐逊则领导了美国第一个政党共和党（这个党不是如今美国同名政党的直接前身）。 

杰斐逊在联邦党人总统约翰·亚当斯政府中担任美国第二届副总统，这一状况使美国政府行政体制出现了尖锐的紧张关系。杰斐逊公开批评亚当斯的中央集权制政策，起草了针对《外侨及惩治叛乱法》的《肯塔基州决议案》。《外侨及惩治叛乱法》试图部分地限制思想自由，而这正是杰斐逊毕生捍卫的启蒙事业。

杰斐逊在美国总统任职期间（1801—1809），从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1803），并派遣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队前往探测广袤的西北地区。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美国与北非诸国发生冲突，在英国与法国的冲突中保持中立。 

1809年，杰斐逊卸任，回到蒙蒂塞洛。1796到1809年间，他扩建了原先的宅邸，之后一直在庄园里进行各种建筑和农业实验。他还全身心投入，把长期以来在弗吉尼亚兴建一所大学的梦想付诸实现。1819年，弗吉尼亚大学在夏洛茨维尔成立，1825年开始招收新生。杰斐逊毕生忠于追求真理、面对真理的启蒙理想，因此他希望他的大学成为保护和鼓励思想自由的场所。

创办弗吉尼亚大学是杰斐逊对新生的美国所做的最后一项重大贡献，它再次表明他忠于启蒙运动的理想。纵观杰斐逊的一生，他始终致力于出版自由、宗教宽容、政治自由、基本的人类平等。但是，他的奋斗并不仅仅限于这些事业。杰斐逊还认同关于人类可完善性和人类理性力量的启蒙信念。像他的欧洲同道启蒙哲学家一样，杰斐逊认为，用科学和技术来解决实际人类所面临的难题，就可以取得进步。他在蒙蒂塞洛的种种活动均源于这种态度，在这种态度的指导下，他从事农业实验，收集各种植物，从事发明创造，不懈追求思想。毫无疑问，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杰斐逊依然是美国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之一。

杰伊（Jay，John）

1745—1829，美国法学家、外交家、政治家，美国首位首席法官。约翰·杰伊生于纽约贝德福德，1764年毕业于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除了学习古代经典著作外，他还阅读洛克、孟德斯鸠、霍布斯、休谟等人的启蒙运动的重要著作。他后来学习法律，进入纽约殖民地法律界。 

杰伊参加了导致反对英国统治的美国革命的重大事件。作为费城第一届大陆会议（1774）的代表，他支持与英国和解，宣称从英国人历史权利的角度界定殖民地的地位，就可以平息殖民地对英国的不满。按照杰伊的观点，无需一部新宪法，因为传统的英国体系包含有结束这场冲突的所有权利和保障。日后，英国的伯克用这样的论点来说明他对美国革命的支持。杰伊在大陆会议通过的《告大不列颠人民书》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杰伊还是第二届大陆会议的成员，在与英国的战争爆发后，他继续在大陆会议任职。1778—1779年间，他担任大陆会议的议长。他还在纽约州议会任职，协助起草了该州的第一部宪法。1777—I778年间，他出任纽约的大法官。 

美国革命期间，杰伊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虽然西班牙与法国联合反对英国，但作为美洲的一个殖民列强，西班牙并不希望看到英属美洲殖民地取得浊立。杰伊既没有获得西班牙的财政援助，也未获准接近由西班牙控制的南密西西比航道。 

美国与法国的军队在约克镇之围打败了英军之后，杰伊与富兰克林一道代表美国缔结了1782年的初步和约。1783年，最终签署了《巴黎条约》。1784—1789年间，杰伊出任外交事务秘书。 

在围绕批准新的《美国宪法》（1787）的全国性大讨论中，杰伊与汉密尔顿、麦迪逊共同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1787—1788）。这85篇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吸收孟德斯鸠和洛克的观点，敦促各州议会批准宪法。该文集成为美国启蒙运动的经典著作之一。 

1789年，乔治·华盛顿总统任命杰伊为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1795年前，杰伊一直正式担任此职，但1794年时，杰伊实际上在英国谈判一项贸易协定以及英国军队撤出美国领土的计划。虽然1794年签订的《杰伊条约》有利于美国，在美国人当中却不得人心。民众发生暴乱反对这项条约，还把杰伊的模拟像吊起来，不过这并未阻止美国参议院于1795年批准了这项条约。

为了担任纽约州长（1795—1801），杰伊辞去了最高法院的职务。1799年，他签署了一项法案，在纽约州逐步废除奴隶制。 

麦迪逊（Madison，James）

1751—1836，美国哲学家、政治家、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生于其母亲的家族在弗吉尼亚的一座种植园蒙彼利埃。表迪逊在家中接受私人教育，后入新泽西学院（即今天的普林斯顿大学）。他只用了两年而非通常的四年就完成了大学教育。

1774年，麦迪逊进入公职部门，担任县里治安委员会的委员。他协助起草了1776年弗吉尼亚宪法，该宪法把政府的基本体制确定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方分权。弗吉尼亚州宪法随即成为其他各州宪法的蓝本。麦迪逊还参加了新组建的弗吉尼亚代表会议。1776年末，弗吉尼亚会议废除了英国议会颁布的将某些宗教信仰和仪式视为犯罪的法令。他与杰斐逊共同努力，永久废除了授权政府向神职人员发放薪水的法律。1779年，经过麦迪逊、杰斐逊和其他革命人士的不懈努力，弗吉尼亚正式实现政教分离。 

美国革命之初，麦迪逊担任弗吉尼亚议会议员和州长政务会成员。他当选为弗吉尼亚参加大陆会议（1780—1781）的代表，随后又成为邦联国会（1781—1783）的议员。 

《邦联条例》把新生的美国各州联合成松散的联邦，但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麦迪逊已经认识到这个新国家必须协调各州的特殊利益与建立强有力中央政府的需要，他力图使中央政府获得征税权，但未能成功。之后他回到弗吉尼亚，打算好好读一读杰斐逊从法国寄给他的书籍，研究科学、历史和法律。麦迪逊的计划提前结束，因为他再度当选为弗吉尼亚议会（众议院）议员（1784—1786）。他领导人们反对一项规定州政府向基督教教师发放薪水的法案，获得了成功。 

1787年，麦迪逊作为弗吉尼亚的代表参加了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麦迪逊在这次会议上脱颖而出，一举成为领袖人物，他在决定《美国宪法》的主要原则上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最终赢得了“宪法之父”的美誉。

虽然制宪会议只是为了修订最初的《邦联条例》，麦迪逊却领导会议代表制定出全新的宪法。他支持建立联邦政府，由各州政府和中央政府分享权力。他还赞同划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权力。麦迪逊依据的是法国政治理论家孟德斯鸠提出的分权槪念，但在把分权概念转化为现实政府结构时，他实际上背离了孟德斯鸠的观点。

麦迪逊认为联邦体制足以防止任何个人或团体滥用权力。他确信，较之由特殊利益支配的政府，一个协调各种不同集团利益的政府要有力得多。在他看来，多样性不论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多样性，还是政治观点的多样性是新兴的美利坚国家的长处而非弱点。

制宪会议的各次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仅限与会代表参加，但麦迪逊保存了会议记录的文本，该记录于1840年出版，成为记录制宪大辩论的重要文献。

就在宪法文本提交各州批准之时，这个年轻国家的新闻界爆发了一场争论。麦迪逊、杰伊和汉密尔顿为各种报刊撰写了一系列信件，这些信件后来结集为《联邦党人文集》（1787—1788）出版。《联邦党人文集》共有85篇文章，详细解释了这部宪法依据的政治理论，以有力的论据来支持批准宪法。文集中，麦迪逊的文章最具独创性。《联邦党人文集》中最著名的大概要数第五篇，这篇文章精辟分析了赋予地方性团体过多权力的危险;麦迪逊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将导致社团中最有势力的那些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凭借贿赂或权势令其他所有人屈从于他们的意志。因此，腐败的危险要远远超过强大的中央政府可能导致的危险。地方势力不但不会促进民主的目的，相反将导致寡头政治，与18世纪英国贵族和富有的中产阶级在英国酿成的弊端很相似。

在最初的制宪会议上，麦迪逊反对给这部新文献附上权利法案。后来，他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通过宪法的前10条修正案，即美国《权利法案》（1791）。这些宪法修正案保护的权利包括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由陪审团审理以及享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换言之，美国《权利法案》把启蒙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转化为维护合法权利的切实可行的纲领。

18世纪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麦迪逊在美国社会权力分配问题上出现分歧，两人最终分道扬镳。汉密尔顿认为，权力的获得应以拥有财产为前提，从而明确排斥了成功的商人、工厂主、银行家和土地所有者之外的所有群体。他领导的联邦党致力于宣扬这种美国观。与汉密尔顿相反，麦迪逊和杰斐逊维护工匠和小农场主等财产较少者的权利，创建了民主共和党以抗衡联邦党。 

1801至1809年间，麦迪逊担任国务卿。他当选为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至1817年任总统。他领导了1812年的抗英战争，签署了成立美国第二银行的法案，批准了1816年《关税法案》。辞去公职后，他回到弗吉尼亚种植园蒙彼利埃，潜心从事农业实验。他还是促进改良作物、改进农业技术的团体阿伯马尔农业协会的负责人。在他的朋友杰斐逊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校长任上，麦迪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1826-1836）。 

参见政治理论

汉密尔顿（Hamilton，Alexander）

1755—1804）美国军人、政治家、政论作家、国务活动家，他支持在新生的美国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个私生子，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尼维斯岛。亚历山大10岁左右时，他的父亲抛弃了母子二人。小汉密尔顿为了挣钱养活自己和母亲，开始在圣克罗伊乌的一个账房工作。1772年，即母亲死后的第四年，他被亲戚送到纽约。

汉密尔顿进入纽约的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他通过撰写小册子来支持大陆会议和殖民地反抗英国的斗争。美国革命期间，汉密尔顿先是在纽约炮兵连担任上尉，后来成为乔治·华盛顿将军（1777—1781）的副官和秘书。在关键性的约克镇战役中，汉密尔顿指挥部分军队包围英军。 

在战争岁月里，汉密尔顿给《纽约杂志》写了一系列的书信，抨击发战争财的奸商。他支持废除奴隶制，甚至向约翰·杰伊建议武装美洲黑人奴隶投入战斗，战争结束后解放他们以奖励他们的服役。1780年，汉密尔顿与富有的伊丽莎白·斯凯勒结婚，他解放了所有陪嫁的奴隶。他还协助成立了致力于废除奴隶制的纽约解放协会。汉密尔顿与乔治·华盛顿发生了短暂的争执，便退出了军界。

退役后，汉密尔顿开始学习法律，1782年获准进入纽约法律界。他进入邦联议会（1781—1782），发表了一些文章呼吁建立更强大的中央政府。汉密尔顿反对严厉处置“亲英分子”——战争期间支持英国的那些美洲殖民地居民。作为一名作家，他的成功之处部分在于他有意识地采用了《旁观者》的文风，《旁观者》是在18世纪初艾迪生和斯蒂尔出版的一份极为成功的英国杂志。

汉密尔顿代表纽约出席了费城制宪会议，是新的《美国宪法》的签字者之一。在围绕制宪的争论中，汉密尔顿继续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主张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享有较大的权力。汉密尔顿的理论来源之一是孟德斯鸠的思想，他与孟德斯鸠一样认为，富裕阶层人士能够作为一种中间力量发挥作用，保护政府不受民主可能导致的过分行为的威胁，遏制行政部门滥用权力。 

1787— 1788年间，在宪法提交各州立法机构批准之际，汉密尔顿和杰伊、麦迪逊共同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1787—1788）。这部由85篇文章组成的论著向读者概述了新政府的轮廓，清晰地论证了支持宪法的理由。这些文章对宪法最终获得批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宪政理论的经典之作。这些文章重复了洛克以及孟德斯鸠的思想，并使之适合于美国的环境。可以说，这些文章的基本政治理论来源于启蒙运动。 

美国第一任当选总统乔治·华盛顿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1789—1795）。汉密尔顿协助制定了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汉密尔顿尤其致力于解决国债问题，建议按照债券面额筹集外债，取消过去发行的战争债券。他制订了成立美国第一银行的计划，该银行于1791年成立，为中央政府提供短期贷款，增加可用于商业周转的资本。麦迪逊还支持对蒸馏酒征收联邦消费税，以此降低债务，显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效力。 

1791年，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他依照重商主义的基本惯例，提出联邦政府应该在促进和规范工商业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还建议投资建设公路、运河等基础设施。但这份报告的大部分建议未受到重视。

这些经济建议构成了后来所谓的“汉密尔顿体系”，遭到一些人士的攻击。他们认为汉密尔顿的建议超越了联邦政府的宪法权限。汉密尔顿断言，宪法含蓄地授权联邦政府发挥积极的经济和财政作用，他组建了联邦党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许多反联邦党人——斐逊和麦迪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支持建立一个农业社会而不是工业社会，也倾向于支持更为民主的政府观。

1795年，汉密尔顿辞去了内阁职位，但仍然是华盛顿总统的亲密顾问。事实上，汉密尔顿起草了华盛顿著名的《告别演说》（1796）的大部分内容，它并未作为一篇演讲稿发表，而是刊登在一家报纸上。当美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汉密尔顿被任命为少将军衔的陆军监察长（1798—1800）。 

联邦党内部派系错综复杂，汉密尔顿在1800年的总统选举中转而反对联邦党人的总统约翰·亚当斯。当两位总统候选人杰斐逊与亚伦·伯尔的选票不相上下之际，汉密尔顿劝说众议院议员支持往日的政敌杰斐逊，而不是联邦党人所支持的伯尔。 

在1804年纽约州长选举中，汉密尔顿成功地使伯尔遭到失败。伯尔因选举失利恼怒不已，而传闻汉密尔顿在一次宴会上的评论更让他感到羞辱，他向汉密尔顿提出决斗。汉密尔顿在决斗中中弹身亡。 

潘恩（Paine，Thomas）

1737—1809，英裔美籍政治理论家、宣传家、作家。托马斯·潘恩发表了《常识》（1776）、《美国危机》（1776）、《人的权利》（1791—1792）以及《理性时代》（1794—1795）等激进小册子和著作，其发行量超过任何一位18世纪学者的著作。美国革命期间，他清晰地阐述了源自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的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北美殖民地居民反抗英国的斗争。这些著作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也备受欢迎。似是，他的著作在英格兰受到审查当局和精英阶层的敌视，他考察宗教信仰之基础的晚期著作在英国和美国都遭到漫骂。

1737年，托马斯·潘恩生于英格兰的萨伏托德，父母是贵格会教徒，为他取名托马斯·佩因。39岁时，他才改名为潘恩。潘恩的父亲是一个专门制作妇女紧身胸衣的紧身褡制造商，拥有足够多的土地，跻身于萨伏托德极少数享有投票权的人之列（该镇人口21000人，仅31人有投票权）。潘恩的母亲出身于该镇的上流家族。尽管如此，这个家庭却供不起他们的幼子上中学，潘恩只好跟父亲当学徒。 

18世纪50年代末，潘恩住在伦敦，旁听一些数学讲座。他于1759年结婚，可婚后不到一年妻子就死了。此后，他谋得一份差使，在英格兰沿海城镇征收货物税。1771年，潘恩再婚，开了一家烟草店，仍继续担任税务员之职。他发表了第一本重要的政治小册子《货物税征收员的实情》（1772），主张提高货物税征收员的薪水，以防止腐败，提高效率。1774年，潘恩被解除了税务员之职，他的商店也破产了，还与第二任妻子离了婚。潘恩听从在伦教结识的富兰克林的建议，带着这位大名鼎鼎的费城人的介绍信，启程前往美洲殖民地。

潘恩抵达美洲之际，恰逢引发美国革命的紧张局势逐步升级。潘恩在《宾夕法尼亚杂志》工作过一段时间，写过一篇有一定影响的反对奴隶制的文章。不过，他与杂志老板发生争吵，被解雇了。从此他开始专心致志编写小册子。

潘恩第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实际上是由一系列论文组成，他的朋友拉什博士鼓励他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1776年初，这些论文以《常识》之名出版，为殖民地反抗英国提供正当理由。《常识》大获成功后，他又出版了《美国危机》，这本小册子收录了1776—1783年间撰写的一系列宣传论文，期间他参加了美国军队抵抗英国人的战斗。1782—1783年间的数篇文章是按照与美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签订的合同而写的，其他文章则得到国会提供的一笔秘密基金的资助。

1777年，潘恩进人政府部门，担任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秘书。他揭发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结果被迫辞职。潘恩又另找了一份工作，担任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秘书。1781年，他奉命赴法国为大陆军募集款项和补给，这次使命获得了成功。

战争结束后，潘恩在一处小农场安家，生活清贫。他花了大量时间学习各种知识，尤其是科学技术知识。他设计了可以分段建造的单拱铁桥方案，还制作出模型。潘恩未能在美国为自己的方案争取到财政支持，便再次带着富兰克林的介绍信前往欧洲。 

托马斯·潘恩像，W.夏普作  

潘恩毕生致力于启蒙运动，他捍卫美国革命，认为美国革命象征着启蒙运动的力量和潜力。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1787年，潘恩抵达法国，很快便介入政治活动。1791年，他出版了《人的权利》，成为法国革命的著名捍卫者。《人的权利》是为了回应伯克保守的《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潘恩在书中探讨了自然权利的槪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英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潘恩认为，法国革命是建立基于人类自然权利的全新共和制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尝试。

《人的权利》在英国、美国和法国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使潘恩成为那个时期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漫画家把他的激进共和思想绘制成“疯子汤姆”的漫画。潘恩随即于1792年写了《人的权利，第二部》（1792），提出了进行政治、社会、经济改革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该书仅在英国就令人吃惊地售出了150万本。这本小册子在没有选举权的工匠、非熟练工人、穷人和小业主等阶层尤其大受欢迎。英国政府审讯并判处潘恩犯有煽动叛乱罪，他逃往革命的法国寻求庇护。审判是缺席进行的。

从踏上法国土地的那一刻起，潘恩就受到热情群众的欢迎。他成为法国的荣誉公民，当选为法国国民公会的代表。虽然潘恩想看到法国结束君主政体，他却在国民公会上公开反对处死国王路易十六。结果，国民公会中最激进的派别把他视为敌人。在恐怖时期（1793—1794）这些最激进派别掌权，潘恩遭到监禁。 

由于新任美国驻巴黎大使麦迪逊出面干预，潘恩于恐怖统治末期获释（1794）。不久，他出版了《理性时代》的第一部。这本小册子剖析了宗教信仰的种种根据，结尾部分拥护自然神论。1795年，该书的第二部出版，潘恩把批判方法的矛头直指《圣经》。该书在美国被视为鼓吹无神论，但在欧洲没有激起那么大的反响。

潘恩对在法国监狱里度过的那段时光充满怨恨，觉得自己被从前的美国朋友抛弃了，认为他们没有及早出面解救他。1796年，他出版一本小册子，攻击乔治·华盛顿的领导能力和品格，发泄心中的不满。1802年，他最终牢骚满腹地返回美国，在白宫他受到老朋友杰斐逊的欢迎。在一次中风之后，他湮没无闻地死于纽约。

潘恩的著述生涯异常清楚地表明，如果学者把启蒙运动的思想内涵发挥到极致，他们常常会遭到毁誉不一的评价乃至露骨的敌意。18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潘恩的著作如同一块试金石，揭示出美国与法国之间以及美法两国与英国之间不同政治和宗教观念的微妙差别。

参见宗教

《常识》（Common Sense）

潘恩于1776年1月发表的革命小册子。1775年，美国革命的战斗已经打响，但美洲的反叛者还没有发布与英国彻底决裂的宣言。美洲殖民地的领导人在费城召开了第二届大陆会议。两年前从英格兰到达美洲殖民地的潘恩决定撰写一系列文章，为独立事业辩护。在朋友拉什博士的敦促下，潘恩将他的文章结集成小册子出版，书名采用拉什建议的《常识》。 

《常识》立即引起轰动，两个月之内在殖民地共售出15万多本。潘恩将价格从2先令降到1先令，使非熟练工人和穷人也能买得起。

潘恩在《常识》的字里行间中抨击君主统治的基本观念，呼吁从英国统治下独立，指出打败英国将成为人类进步的一个阶梯。他把殖民地描述成人民躲避社会和宗教迫害的避难所。他断言，正是由于英国政府的倒行逆施，殖民地居民才起而反抗。他的观点引发了亲英分子的大批小册子，但没有哪部作品能像潘恩这部杰作那样深得人心。

最终，以杰斐逊为首、负责起草正式的《独立宣言》的委员会采纳了潘恩的建议。

《常识》只是成百上千本小册子之一——虽然它的影响特别大。这些小册子的出版促进了启蒙运动末期欧洲和美洲的革命行动。由于识字率在18世纪大大提高，这些小册子拥有超越了通常的社会和经济界限的读者群。它们不仅提供了有力的宣传武器，还使广大民众参与政治对话，从而促进了政治文化的民主化。

参见识字、出版

《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The）

激进的英裔美籍政治哲学家、宣传家潘恩所著的两卷本小册子（第一部，1791年;第二部，1792年）。《人的权利》拥护法国革命，分析了18世纪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潘恩写作《人的权利》第一部是为了回应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伯克批评法国革命，认为法国革命以抽象的观念为基础，而非植根于历史传统，无疑是危险的行为。潘恩反驳了伯克的观点，抨击伯克极为珍视的英国制度。潘恩对比了英格兰的有限选举权和宗教歧视与革命法国建立起来的普遍选举权和宗教宽容。潘恩的立论基础是自然权利和平等概念，通过洛克的有关著述，这两个概念已经出现于启蒙运动时期的各种文本。

潘恩的小册子在英国、美国和法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使潘恩成为18世纪晚期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1792年，潘恩发表了《人的权利》第二部。潘恩在这一部分系统地研究了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方能推行把富人的特权和穷人所受的压迫降到最低限度的进步社会政策。潘恩建议对土地和其他财产征收累进税，所得收人用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贫苦儿童的教育。他还建议建立针对失业者的公共就业制度，向穷人和流离失所者提供资助和住房。潘恩指出，即使有这些计划，只要政府的钱不再花在无益的战争和向贵族发放津贴上，税收依然会降低。

潘恩并未满足于提出激进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方案，进而号召发动政治革命。“在美国燃起的星星之火，已经形成永不熄灭的火焰……如果说普遍的和平、文明和商业事关许多人的幸福，那么只有在政府制度上的革命才能实现。”

《人的权利》第二部单单在英国就售出了150万本。英国政府对此惊慌不已，下令査禁该书。英国官员担心这本小册子会影响英国那些没有投票权的工匠、不熟练工人、穷人和小业主。英国政府审判了潘恩，判他犯有煽动诽谤罪，即通过著述煽动暴力变更和反叛政府。政府宣布潘恩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不过，潘恩在审判前已逃到法国，在那里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并作为荣誉公民被选人国民公会。

参见政治理论

《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The）

英裔美籍政治哲学家、宣传家潘恩对宗教进行剖析的两卷本小册子（第一部，1794;第二部，1795）。潘恩是法国革命温和阶段的支持者，他住在巴黎，在恐怖统治时期遭到囚禁。他在监牢里写成了《理性时代》的第一部。美国诗人和作家巴洛把手稿偷带出监狱，将其在法国出版。 

《理性时代》第一部提倡自然神论，这是一种流行于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宗教。潘恩运用常见的理性论据攻击天启宗教，尤其基督教。他也怀疑奇迹，认为基督教狂热激起了历史上的许多暴行。潘恩更倾向于建立在理性和法则基础之上的理性宗教。这种宗教承认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但否认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积极作用。潘恩倡导宗教宽容，把宽容视为唯一合理的政府政策。

这些主张在法国或美国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在英格兰却受到敌视。美国人刚刚制定了一部将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宪法来保护宗教自由。法国人刚刚割断了他们的国家与罗马天主教的关系。但是，英国人仍然固守圣公会教义，结果，英国政府审査官査禁了《理性时代》第一部，宣布出版和拥有该书为非法。

1795年，潘恩出版了《理性时代》第二部。他继续把理性作为批判宗教的手段。这时，《圣经》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逐卷考察了《圣经》，指出其故事和观点中的异议。《理性时代》第二部在美国引发了轩然大波，潘恩被指控宣扬无神论。

参见圣经评注、政教分离

克當夫科尔（Crèvecoeur，Michel-Guilaume-Jeande）

1735—1813，生活在北美殖民地的法裔作家。米歇尔-纪尧姆-让·德·克雷夫科尔，又称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也以“美国农夫”而闻名，出生在法国的康城附近。七年战争（法国与印第安战争）期间，他在加拿大的前线服役。此后，他前往了英属殖民地的西部地区（俄亥俄和大湖地区），1759年在纽约定居。1765年、他在纽约获得公民身份。 

美国革命期间，克雷夫科尔的个人效忠问题使他在对立两派之间进退两难。他在纽约被囚禁了几个月，后于1780年回到欧洲，定居伦敦。1784年，他被任命为派驻新生美国三个州的领事，前往美国。1790年，克雷夫科尔完成外交使命后再次回到欧洲。此后他一直住在法国和德国。

在伦敦，克雷夫科尔以J.赫克托·圣约翰之名出版了《一位美国农夫的信》（1782）。该书为欧洲启蒙人士提供了美国这一新兴的社会政治实验的第一手资料。它也使克雷夫科尔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克雷夫科尔还曾出版《上宾夕法利亚和纽约州旅行记》（1801）。 

克雷夫科尔创作了另一组有关美国的随笔，但直到1925年才以《18世纪美国见闻录——一位美国农夫的信续编》为名出版。这些随笔深人考察了美国的宗教生活，勾勒出这个年轻国家的民族“熔炉”理论，为人们了解美国生活的复杂性和张力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巴洛（Barlow，Joel）

1754—1812，美国诗人、商人、作家、外交官。巴洛出身于康涅狄格的一个农场主家庭，先后在达特茅斯和耶鲁学院就读。1778年，巴洛在耶鲁学院毕业典礼献上了一首诗《和平的展望》。美国革命期间，巴洛于1780至1783年间担任大陆军的牧师。战争结束后，他在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城定居，成为有着“康涅狄格才子”或“哈特福德才子”之称的年轻作家群体的一员。他与伊莱沙·巴布科克一道在哈特福德创办了《美国信使》周刊。1786年，巴洛进入律师界。 

1787年，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为新生美国起草一部宪法。巴洛公开赞扬制宪会议的成就，告诫人们美国革命事业尚未完成。虽然美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但仍需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政府。为了唤起启蒙运动的理想，巴洛宣称“当今是哲学的时代，美国是理性的王国。”

1787年，巴洛发表史诗《哥伦布的远见》，确立起在文坛的地位。这首诗叙述了发现美洲的故事，把美洲描绘成后代的希望之地。

1788年，巴洛前往法国，代表塞欧托土地公司同意出售美洲的土地。虽然巴洛的正式使命未能完成，他却利用这次机会结识了法国的主要启蒙知识分子。他投身于法国政治，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他与吉伦特派领袖结为同盟。

鉴于大革命导致的政治动荡，1791年，巴洛认为有必要迁往英格兰。他很快与普里斯特利、潘恩等激进改革者走到一起。他发表了《对特权阶层的忠告》（1792），这篇文章拥护政治平等、为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以及政教分离等革命理想，因而遭到伯克的公开指责。这篇文章受到审査，巴洛于1792年逃回法国，住在萨伏依地区的尚贝里。他协助在萨伏依设立革命机构，并竞选这一地区出席国民公会的代表，但未能成功。在尚贝里期间，巴洛写下了他最受欢迎的诗作《玉米粥》（1796年发表），这是一首关于新英格兰玉米粥的讽剌叙事诗。 

1792到1795年期间，巴洛一直住在法国。当他住在巴黎时，他的家成为潘恩、罗伯特·富尔顿、伦福德伯爵、孔多塞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等人的聚会地点。在潘恩被监禁期间，巴洛为他提供帮助，确保他的《理性时代》付梓出版。1792年，他把《致法国国民公会的信》献给国民公会的代表，并被授予法国荣誉公民称号。

1795至1797年，巴洛任美国驻北非阿尔及尔的领事。他与北非诸国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设法营救出遭绑架的几名美国人。

1805年，巴洛返回美国，住在华盛顿特区外的一处带有大片花园的庄园克洛拉玛。他是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政治盟友。1807年，他出版了《哥伦布的远见》的修订版，1811年返回法国与拿破仑谈判商务条约。这是他最后一次远行。巴洛在波兰的维尔纳等待与拿破仑会面。1812年法军从莫斯科撤退的混乱状况令他大为震惊。他写下了一首攻击拿破仑的诗《一只俄国乌鸦的忠告》，几天后，他死于肺炎。

参见《美国宪法》

里滕豪斯（Rittenhouse，David）

1732—1796，美国天文学家、发明家、测量员、政治家。里滕豪斯生于宾夕法尼亚的日耳曼敦附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费城地区。他是一个职业钟表匠，也制作圆规、测量设备、气压计，他制作了美国有名的几具望远镜和太阳系仪。里滕豪斯率先用天然蛛丝来制作望远镜目镜中的十字丝。

里滕豪斯认识富兰克林和美国哲学学会的其他一些会员，1768年人选该学会。1791到1796年间，他接替富兰克林出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

1769年，里滕豪斯参加了观测金星凌日的国际科学计划，他是最先注意到金星大气的天文学家之一。他能娴熟使用各种测量仪器，是一位令人钦佩的测量员。他协助划定了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纽约、新泽西和马萨诸塞各州的法定边界。 

美国革命期间，里滕豪斯担任过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议员（1779—1789）、安全委员会主席（1777）和宾夕法尼亚州司库（1777—1789）。乔治·华盛顿总统任命他担任美国造币厂首任厂长（1792—1795）。杰斐逊称赞里滕豪斯的才华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里滕豪斯，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参见天文学、气压计、太阳系仪

拉什（Rush，Benjamin）

1746—1813，美国医师、教育家、政治领袖和哲学家。拉什出生于费城附近，就读于普林斯顿的新泽西学院。毕业之后，他前往苏格兰，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他在爱丁堡接触到各种启蒙运动思想，尤其是苏格兰知识分子阐发的思想。1768年，拉什获得医学学位后回到美国，1769年开始在费城大学教授化学。1770年，他出版了美国第一本化学教科书《化学大纲》。1791年前，拉什一直在费城大学讲授化学和医学。他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课，同时还是北美最成功的医师之一。

拉什赞同欧洲启蒙哲学家的许多观点，其中包括一种启蒙信念，即相信能够找到切实可行的途径解决各种道德和政治问题。他是美国哲学协会的早期会员，直言不讳地批判奴隶制，协助建立了英属殖民地第一个反奴隶制协会。拉什反对死刑，赞成女子受教育，而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只有男子才需要接受正规教育。他支持改革课程模式，主张农业技术、植物学等实用学科应该和古典希腊语、拉丁语同样受重视。

美国革命期间，拉什参加了大陆会议，并在《独立宣言》上签了字。他还支持潘恩，鼓励潘恩出版名为《常识》的论文集。

拉什担任大陆军总医官之职，1778年与乔治·华盛顿属下的战地医院管理者发生争吵之后辞职了。后来，拉什又批评华盛顿的军事指挥——这也是美国学术界不重视拉什的一个原因。 

1778年，拉什出版《士兵健康保护指南》，这本书收录了他在独立战争时期的实践经验。战争结束后，他继续从事医学实践和教学，1786年建立了美国第一家免费的诊疗所。美国各地的医生经常以他的《医学调査和观察》为指导。1812年，他出版《精神疾病的研究及观察》，同法国的菲利普·皮内尔和德国的赖尔一样，拉什认为心理失调并非一种道德状况，而是一种病症。

1797年起，拉什一直担任美国造币厂司库，1813年死于任上，为自己的公职生涯画上了句号。 

启蒙运动大事年表

1674—1678 马勒伯胡士：《追求真理》 

1677 斯宾诺莎：《伦理学》（遗著） 

1678 西蒙：《〈旧约〉评注史》 

1685 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波茨坦敕令》欢迎法国胡格诺信徒前往勃兰登堡-普鲁士 

1685—1694 古今之争 

1686 丰特奈尔：《论宇宙多元性》 

1687 牛顿：《数学原理》 

1688—1689 英国光荣革命 

1689 洛克发表《论宽容的信札》第一封信 

1690 洛克：《人类理解论》；洛克：《政府论两篇》 

1693 洛克：《教育漫话》 

1695 洛克：《基督教的合理性》 

1697 培尔：《历史批判辞典》；俄国彼得一世（大帝）游历欧洲 

1700 莱布尼兹拟定柏林科学院的规划 

1702—1704 卡米撒派起义 

1703 俄国圣彼得堡城奠基 

1704 牛顿：《光学》 

1705 哈雷预测1785年彗星回归 

1709 巴托罗米奥·克里斯托福里（1655—1731）在佛罗伦萨制造了现存最早的钢琴。 

1710 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莱布尼兹：《神正论》 

1711—1714 艾迪生与斯蒂尔出版《旁观者》 

1711 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人的特征、风俗、见解和时代》 

1714 莱布尼兹：《单子论》；华伦海特发明水银温度计；希尔德布兰特为萨伏依公爵欧根设计的夏宫动工 

1715—1723 法国处于路易十五幼年的摄政时期 

1716 菲舍尔·冯·埃尔拉赫在维也纳动工建造圣巴托罗缪教堂 

1717 亨德尔的《水上音乐》首演 

1719 笛福：《鲁滨逊漂流记》；诺伊曼在维尔茨堡动工兴建主教官邸 

1721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首演 

1721—1723 博德默尔和布赖丁格出版《艺术家谭》 

1722 拉摩：《论和声》 

1724—1749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b小调弥撒曲》 

1724 彼得大帝成立圣彼得堡科学院 

1725 维柯：《新科学》 

1726 斯成夫特：《格利佛游记》 

1729 哈勒发表诗歌《阿尔卑斯山》 

1730 德芳侯爵夫人的沙龙在巴黎独占鳌头；马里沃：《爱情和命运的游戏》 

1732 贺加斯：《妓女生涯》 

1733 佩尔戈莱西：《女佣作主妇》；蒲柏：《人论》 

1734 伏尔泰：《哲学通信》；哥廷根大学成立 

1734—1735 贺加斯：《浪子生涯》 

1738 伏尔泰：《牛顿哲学原理》 

1738—1740 休谟：《人性论》 

1739—1740 布罗斯：《意大利家书》 

1740年代 欧洲开始流行英式庭园 

1740 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大帝）：《反对马基雅维利》 

1740—1786 腓特烈大帝在位 

1740—1780 哈布斯堡帝国玛利亚·特利莎在位 

1740—1748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1 亨德尔：《弥赛亚》 

1743 达朗贝尔：《力学原理》 

1745 斯维登堡：《动物王国》；尼达姆：运用显微镜取得的一系列发明 

1745—1764 蓬巴杜尔夫人的鼎盛时期 

1746 孔狄亚克：《人类知识的起源》 

1748 欧拉：《无穷小分析引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1749 狄德罗：《供明眼人参考的论盲人的书简》 

1749 布丰：《自然史》开始出版 

1750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 

1750—1777 蓬巴尔侯爵成为葡萄牙国务大臣 

1751 提埃波罗绘制维尔茨堡主教官邸大厅拱顶的壁画 

1751—1754 富兰克林：《电的实验与观察》 

1751—1772 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出版 

1752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 

1753 考尼茨公爵成为奥地利国务大臣 

1755 欧拉：《微分学原理》；里斯本地震（11月1日）；格勒兹：《一家之主》；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温克尔曼：《希腊绘画雕塑沉思录》；门德尔松：《哲学讲话》；约翰逊致函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拒绝后者赞助《英语词典》的建议。 

1755—1792 苏夫洛：建造巴黎先贤祠 

1756 外交革命夏特莱夫人的遗著——牛顿《数学原理》法译本出版 

1756—1763 七年战争 

1757 达米安试图剌杀路易十五；伯克：《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起源之哲学探讨》 

1757—1766 哈勒：《人体生理学原理》 

1758 林奈：出版《自然系统》第10版；爱尔维修：《论精神》；魁奈：《经济表》；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庚斯博罗：《画家的女儿们在追一只蝴蝶》 

1759 伏尔泰：《老实人》（《赣第德》）出版；葡萄牙驱逐耶稣会；斯密：《道德情操论》 

1759—1767 斯特恩：《项狄传》 

1759—1788 西班牙査理三世在位 

1760 麦克弗森：莪相诗 

1760—1820 英格兰乔治三世（1738—1820）在位 

1761 卢梭：《新爱洛绮思》 

1761—1769 观测金星凌日 

1762 卢梭：《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卡拉在图卢兹被处死；格鲁克：《奥菲欧与尤丽狄西》 

1762—1796 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在位 

1763 伏尔泰：《论宽容》 

1764 伏尔泰：《哲学辞典》；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1770年获得专利 

1765 弗拉格纳尔：《沐浴》；莱布尼兹：遗著《人类理智新论》出版 

1765—1769 布莱克斯通爵士：《英国法释义》 

1765—1790 奥地利约瑟夫二世统治哈布斯堡帝国 

1766 杜尔哥男爵：《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思考》；莱辛：《拉奥孔》；哥尔德斯密斯：《威克菲尔德牧师》 

1767 西班牙驱逐耶稣会；霍尔巴赫以尼古拉·布朗热的名字出版《袖珍神学》；格鲁克：《阿尔塞斯特》 

1768 卢梭：《音乐辞典》；魁奈：《重农主义》；库克船长起程前往南大西洋 

1769 狄德罗撰写《达朗贝尔的梦》 

1769—1790 雷诺兹：《艺术演讲录》 

1770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加利亚尼：《关于小麦贸易的对话》；雷纳尔：《两印度史》；庚斯博罗：《蓝衣少年》；瓦特获得蒸汽机专利 

1770—1784 杰斐逊建造蒙蒂塞洛宅邸 

1772 歌德：《葛茨·冯·伯利欣根》 

1772—1775 库克船长第二次环球航行 

1773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法兰西岛纪游》；狄德罗：《布干维尔游记补遗》 

1774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普里斯特利离析出氧气 

1774—1776 杜尔哥任法国财政总监 

1774—1779 雅可比：《爱德华·阿尔维尔书信集》 

1775 美国革命爆发 

1776—1779 库克船长最后一次航行 

1776 斯密：《国富论》；美国《独立宣言》；潘恩：《常识》 

1776—1788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1779 莱辛：《智者纳旦》；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 

1780 乌东：《伏尔泰》 

178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奥地利废除农奴制；奥地利和瑞典颁布宽容法；令席勒：《强盗》 

1782 拉克洛：《危险的关系》 

1783 蒙戈尔费埃兄弟的气球首次升空；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首演；门德尔松：《耶路撤冷：论宗教权威和犹太教》；雷诺兹：《西顿夫人扮演悲剧女神》 

1784—1791 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大纲》 

1785 门德尔松：《晨更》；雅可比：《论斯宾诺莎的学说》；大卫创作《贺拉斯兄弟之誓》；康德：《什么是启蒙》 

1786 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首演 

1787 莫扎特：《唐璜》 

1787—1788 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 

1788 康德：《实践理性批评》；拉格朗日：《分析力学》 

1789 拉瓦锡：《化学纲要》；法国革命爆发 

1790 康德：《判断力批判》；伯克：《法国革命感想录》 

1791 美国《权利法案》；莫扎特《麾笛》首演 

1791—1792 潘恩：《人的权利》 

1792 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 

1793 法国处死路易十六；葛德文：《政治正义论》 

1794 威廉·布莱克：《经验之歌》 

1795 孔多塞侯爵：《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席勒开始出版杂志《时序》 

1796 詹纳用牛痘接种天花疫苗；拉普拉斯侯爵：《宇宙体系论》 

1798 海顿：《创世记》；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1799 拿破仑（1769—1821）推翻法国督政府 

1799—1825 拉普拉斯：《天体力学》 

1800 拉马克：《无脊椎动物的系统》 

1804 拿破仑称帝席勒：《威廉·退尔》 

1808 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1808—1832 歌德：《浮士德》 

1810—1814 戈雅：《战争的灾难》 

Table of Contents

序言

第一部分启蒙运动总论

一、启蒙时代的政治与社会

王朝国家（dynastic states）

君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

绝对主义（absolutism）

开明绝对主义（absolutism，enlightened）

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

开明君主（enlightened monarchs）

官僚机构（bureaucracy）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财政主义（Cameralism）

18世纪的阶级和等级（class and rank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农奴制（serfdom）

奴隶制（slavery）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1756年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 of 1756）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

二、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the）

启蒙世纪（Steècledes Lumières）

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s）

哈斯卡拉（Haskalah）

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s of  the Enlightenment）

共济会（Freemasons）

科学院（scientifica cademies）

大学（universities）

博物馆（museums）

出版（press）

书刊审查制度（censor ship）

读书俱乐部（reading club）

租借图书馆（lending libraries）

三、启蒙学说与学科

哲学（philosophy）

伊壁鸠鲁哲学（Epicurean philosophy）

认识论（epistemology）

理性主义（rationalism）

经验主义（empiricism）

怀疑主义（skepticism）

皮浪主义（pyrrlionism）

唯物主义（materialism）

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

机械哲学（mechanica lphilosophy）

人学（science of man）

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

美学（aesthetics）

伦理学（ethics）

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经济学（economics）

人口理论（population theories）

社会学（sociology）

历史学（history）

人类学（anthropology）

心理学（psychology）

颅相学（phrenology）

圣经评注（biblical criticism）

四、启蒙学说的概念

理性（reason）

自然（nature）

伟大的存在之链（great chain of being）

自然法（natural law）

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

自由权（liberty）

自由（freedom）

平等（equality）

财产（property）

幸福（happiness）

人性（human nature）

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

进步（progress）

民主（democracy）

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

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s）

宽容（toleration）

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批判（criticism）

关系（relations）

分类（classification）

同感（sympathy）

感性（sensibility）

崇高（sublime）

天才（genius）

直觉和想象（intuition and imagination）

教化（Bildung）

五、启蒙时代的教育、文学、艺术、建筑

教育（education）

童年（childhood，ideasabout）

大旅行（grand tour）

识字（literacy）

阅读（reading）

艺术与建筑（art and architecture）

巴罗克风格（Baroque style）

洛可可（Rococo）

古典主义（classicism）

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

浪漫主义（Romanticism）

文学（literature）

游记文学（travel literature）

感伤小说（sentimental fiction）

哥特传奇（Gothicromance）

音乐（music）

古典主义音乐（classicism，musical）

情感风格（empfindsamer Stil）

华丽风格（style galant）

交响乐团（symphony orchestra）

钢琴（piano）

中提琴（viola）

单簧管（clarinet）

曼海姆乐派（Mannheim school）

谐歌剧论战（Battle of Buffoons）

建筑（architecture）

帕拉第奧风格（Palladian style）

哥特复兴式（Gothicrevival）

英式庭园（English garden）

中国风格（chinoiserie）

六、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

科学（science）

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

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

哥白尼革命（Copemican Revolution）

地心说（geocentric）

日心说（heliocentric）

哥白尼（Copernicus，Nicolaus）

《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 of the Heavenly Spheres）

开普勒（Kepler，Johannes）

伽利略（Galilei，Galileo）

培根（维魯兰男爵）（Bacon，Francis，Bacon of Verulam）

笛卡儿（Descartes，René）

笛卡儿主义（Cartesianism）

梅森（Mersenne，Marin）

伽桑狄（Gassend，Pierre，Pierre Gassendi）

牛顿（Newton，Isaac）

《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天文学（astronomy）

金星凌日（transit of Venus）

数学（mathematics）

数学与力学（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化学革命（Chemical Revolution）

炼金术（alchemy）

亲和力化学（affinity chemistry）

燃素说（phlogist on theory）

精细流体（subtle fluids）

热质（caloric）

医学（medicine）

化学医学（iatrochemistry）

物理医学（iatromechanics）

接种（inocuiation）

生物学（biology）

万物有灵论（animism）

生机论（vitalism）

渐成说（epigenesis）

预成说（preformation theory）

精源论（animalculism）

生殖（generation）

退化（degeneration）

技术设备（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ation）

望远镜（telescope）

太阳系仪（orrery）

显微镜（microscope）

气压计（barometer）

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飞梭（flying shuttle）

珍妮纺纱机（spinning jenny）

水力纺纱机（water Frame）

骡机（spinning mule）

动力织布机（power loom）

脱粒机（threshing machine）

蒸汽机（steam engine）

制陶工艺（ceramicarts）

迈森工厂（Meissen works）

塞夫尔（Sèvres）

埃特鲁里亚工厂（Etruria works）

戈布兰挂毯厂（Gobelins tapestry）

新拉纳克（New Lanark）

七、宗教

宗教（religion）

迷信（superstition）

狂热（enthusiasm）

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

神学（theology）

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

自然神论（deism）

物理神学（physico-theology）

无神论（atheism）

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

耶稣会（Jesuits）

本尼狄克十四世（Benedict ⅩⅣ ，Prospero Lorenzo Lambertini）

克雷芒十三世（Clement ⅩⅢ  Carlodella Torre Rezzonico）

克雷芒十四世（Clement ⅩⅣ Giovanni Vincenzo Antonio Ganganelli）

庇护六世（PiusⅥ）（Giovanni Angelo Braschi）

詹森主义（Jansenism）

费布朗尼乌主义（Febronianism）

新教（Protestantism）

路德宗（Lutheranism）

虔敬主义（Pietism）

加尔文宗（Calvinism）

胡格诺派（Huguenots）

韦尔多派（Waldensians）

卡米撒派（Camisards）

圣公会（Anglicans）

卫斯理宗（Methodism）

卫斯理（Wesley，John）

贵格会（Quakers）

不从国教者（Dissenters）

协会运动（association movement）

犹太教（Judaism）

异教（paganism）

第二部分各国启蒙运动

一、英国

英格兰（England）

苏格兰（Scotland）

伦敦（London）

爱丁堡（Edinburgh）

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William Ⅲ and Mary Ⅱ）

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Henry  St. John，Viscount）

沃波尔（Walpole，Robert，1676—1745）

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

威尔克斯（Wilkes，John）

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

爱丁堡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伯明翰月亮社（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

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学会（Manchester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

格拉布街（Grub Street）

霍布斯（Hobbes，Thomas）

洛克（Locke，John）

《政府论两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论宽容的信札》（Letters on Toleration）

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Anthony Ashley Cooper，Third Earl of）

曼德维尔（Mandeville，Bernard）

贝克莱（Berkeley，George）

哈特利（Hartley，David）

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Sir William）

哈奇森（Hutcheson，Francis）

里德（Reid，Thomas）

休谟（Hume，David）

《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A）

《人类理解研究》（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An）

《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斯密（Smith，Adam）

《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

弗格森（Ferguson，Adam）

罗伯逊（Robertson，William）

米勒（Millar，John）

卡德沃思（Cudworth，Ralph）

蒂洛森（Tillotson，John）

廷德尔（Tindal，Matthew）

托兰德（Toland，John）

伍尔斯顿（Woolston，Thomas）

克拉克（Clarke，Samuel）

柯林斯（Collins，Anthony）

巴特勒（Butler，Joseph）

吉本（Gibbon，Edward）

《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普赖斯（Price，Richard）

伯克（Burke，Kdmund）

《法国革命感想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葛德文（Godwin，William）

沃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Mary）

《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an，A）

马尔萨斯（Malthus，Thomas Robert）

哈雷（Halley，Edmond）

德萨居利耶（Desaguliers，John The ophilus）

泰勒（Taylor，Brook）

布拉德利（Bradley，James）

赫顿（Hutton，James）

库克（Cook，James）

布莱克（Black，Joseph）

卡文迪什（Cavendish，Henry）

普里斯特利（Priestley，Joseph）

赫歇尔（Herschel，WHIiam）

班克斯（Banks，Joseph）

扬（Young，Arthur）

黑尔斯（Hales，Stephen）

普林格尔（Pringle，John）

卡伦（Cullen，William）

尼达姆（Needham，JohnTurberville，Abbé）

惠特（Whytt，Robert）

亨特（Hunter William）

亨特（Hunter，John）

达尔文（Darwin，Erasmus）

门罗第二（Monro，Alexander（Secundus）

詹纳（Jenner，Edward）

纽科门（Newcomen，Thomas）

达比（Darby，Abraham）

哈德利（Hadley，John）

哈里森（Harrison，John）

凯伊（Kay，John）

亨茨曼（Huntsman，Benjamin）

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James）

博尔顿（Boulton，Matthew）

韦奇伍德（Wedgwood，Josiah）

阿克赖特（Arkwright，SirRichard）

瓦特（Watt，James）

戴尔（Dale，David）

科特（Cort，Henry）

卡特莱特（Cartwright，Edmund）

克朗普顿（Crompton，Samuel）

布拉马（Bramah，Joseph）

麦克亚当（McAdam，John Loudon）

德莱顿（Dryden，John）

笛福（Defoe，Daniel）

《鲁滨逊飘流记》（RobinsonCrusoe）

斯威夫特（Swift，Jonathan）

《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康格里夫（Congreve，William）

艾迪生（Addison，Joseph）

斯蒂尔（Steele，Richard）

《旁观者》（Spectator，The）

盖伊（Gay，John）

《乞丐歌剧》（Beggar's Opear，The）

蒲柏（Pope，Alexander）

理查森（Richardson，Samuel）

《帕梅拉，又名美德得到奖赏》（Pamela；or Virtue Rewarded）

《克拉丽莎，又名一位年轻女士的经历》（Clarissa，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Philip Dormer Stanhope，Fourth Earl of）

布莱克维尔（Blackwell，Thomas）

菲尔丁（Fielding，Henry）

《汤姆·琼斯》（Tom Jones）

约翰逊（Johnson，Samuel）

克莱兰（Cleland，John）

斯特恩（Sterne，Laurence）

《项狄传》（Tristram Shandy）

格雷（Gray，Thomas）

加里克（Garrick，David）

沃波尔（Walpole，Horace，Forth Earl of Orford）

斯摩莱特（Smollett，Tobias George）

伯尼（Burney，Charles）

哥尔德斯密斯（Goldsmith，Oliver）

《威克菲尔德的牧师》》（Vicar of wakefield，The）

《屈身求爱》（She stoops to Conquer，or the Mistakes of Night）

柯珀（Cowper，William）

麦克弗森（Macpherson，James）

莪相诗（Ossian）

博斯韦尔（Boswell，James）

谢里丹（Sheridan，Richard Brinsley）

《情敌》（Rival，The）

布莱克（Blake，William）

柯勒律治（Coleridge，Samuel Taylor）

拜伦（Byron，George Gordon，Sixth Baron）

贝恩（Behn，Aphra）

蒙塔古（Montagu，Lady Mary Wortley）

海伍德（Haywood，Eliza）

蒙塔古（Montagu，Elizabeth[Robinson]）

伦诺克斯（Lennox，Charlotte Ramsay）

伯尼（Burney，Fanny）

埃奇沃思（Edgeworth，Maria）

贺加斯（Hogarth，William）

《浪子生涯》（Rake's Progress，A）

雷诺兹（Reynolds，Joshua）

斯塔布斯（Stubbs，George）

庚斯博罗（Gainsborough，Thomas）

赖特（Wright，Joseph）

罗姆尼（Romney，George）

克鲁克香克（Cruikshank，George）

雷恩（Wren，Sir Christopher）

肯特（Kent，William）

亚当兄弟（Adam，Robert）

Adam，James

二、法国

法国（France）

巴黎（Paris）

旧制度（ancien régime）

高等法院（Parlements）

密札（Letters de cachet）

贵族复兴（aristocratic resurgence）

古今之争（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ms）

古代派（Ancients）

现代派（Modems）

法兰西科学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

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

路易十四（Louis ⅩⅣ of France）

波舒哀（Bossuet，Jacques Bénigne）

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Nicolasde）

费奈隆（Fénelon，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路易十五（Louis ⅩⅤ of France）

蓬巴杜尔夫人（Pompadour，Jeanne-Antoinette Puisson，Marquise de）

巴利夫人（DuBarry，Jeanne Béçu，Comtesse）

劳（Law，John）

密西西比泡沫（Mississippi Bubble）

达尔让松（Argenson，Rene-Louis de Voyer de Paulmy，Marquis d'）

达尔让松（Argenson，Marc-Pierre de Voyer，Comte de Weil）

舒瓦瑟尔（Choiseul，Étienne-François，Comte de Stainville，Due de）

莫普（Maupeou，René-Nicolas-Charles-Augustinde）

达米安（Damiens，Robert-François）

卡拉（Calas，Jean）

路易十六（Louis ⅩⅥ of France）

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Joséphine d'Autriche）

钻石项链丑闻（diamond necklace scandal）

杜尔哥（Turgot，Anne-Robert-Jacques，Baron de I'Aulne）

内克（Necker，Jacques）

卡龙（Calonne，Charles–Alexandre de）

培尔（Bayle，Pierre）

《历史批判辞典》（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

孟德斯鸠（Montesquieu，Charles-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

《论法的精神》（Spirt of Laws，The）

伏尔泰（Voltaire）

《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路易十四时代》（Siècle de Louis ⅩⅣ）

《老实人》（Candide）

卢梭（Rousseau，Jean-Jacques）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 on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新爱洛绮思》（Nouvelle Héloise，La）

《爱弥儿》（Émile）

《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

《忏悔录》（Confessions）

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sts）

《百科全书》（Encycloédie）

狄德罗（Diderot，Denis）

达朗贝尔（Alembert，Jean Le Rond d'）

爱尔维修（Helvétius，Claude-Adrien）

霍尔巴赫（Holbach，Paul-Henri Thiry d'）

杜克洛（Duclos，Charles Pinot）

布朗热（Boulanger，Nicolas-Antoine）

博尔德（Bordeu，Théophile de）

马蒙泰尔（Marmontel，Jean-François）

德马雷（Desmarest，Nicolas）

巴特斯（Barthez，Paul-Joseph）

孔多塞（Condorcet，Marie-Jean-Antoine-Nicolas Caritat，Marquis de）

孔狄亚克（Condillac，Étienne Bonnot de（Abbé）

拉美特利（La Mettrie，Julien Offray de）

格里姆（Grimm，Friedrich Melchior，Baron von）

重农学派（Physiocrats）

魁奈（Quesnay，François）

古尔奈（Gournay，Jacques-Claude-Marie-Vincent de）

米拉波（Mirabeau，Victor de Riqueti，Marquis de）

里维埃的梅西耶（Mercier de la Rivière，Paul-Pierre）

杜邦（Du Pont de Nemours，Pierre-Samuel）

朗贝尔夫人（Lambert，Anne-Thérèse de Marguenat de Courcelles，Marguise de）

德芳夫人（Du Deffand，Marie de Vichy-Chamrond，Marquise）

若弗兰夫人（Geoffrin，Marie-Thérèse Rodet，Madame）

夏特莱夫人（Du Châtelet，Gabrielle-Émillie Le Tonnelier de Breteuil，Marquise）

爱尔维修夫人（Helvétius，Anne-Cathérine  D' Autricourt，Madame）

埃皮奈夫人（Épinay，Louise-Florence-Pétronville de la Live，Madamed'）

莱斯皮纳斯（Lespinasse，Julie-Jeanne-Eléonore de）

内克夫人（Necker，Suzanne Curchon de Nasse）

斯塔尔夫人（Staël，Anne-Louise-Germaine Necker，Madame de）

丰特奈尔（Fontenelle，Bernard Le Bovier de）

布丰（Buffon，Georges-Louis Leclerc，Comte de）

多邦通（Daubenton，Louis-Jean-Marie）

拉马克（Lamarck，Jean 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de）

居维叶（Cuvier，Georges）

拉瓦锡（Lavoisier，AntoineLaurent）

拉普拉斯（Laplace，Pierre-Simon，Marquis de）

德利勒（Delisle，Joseph-Nicolas）

莫佩尔蒂（Maupertuis，Pierre Louis Moreau de）

诺莱（Nollet，Jean-Antoine，Abbé）

布罗斯（Brasses，Charles de）

克莱罗（Clairaut，Alexis-Claude）

蒂里（卡西尼第三）（Cassinide Thury，César-Françcois，Cassini Ⅲ）

拉朗德（Lalande，Joseph-Jérôme Le Français de）

库仑（Coulomb，Charles-Augustine de）

贝托莱（Berthollet，Claude Louis）

加尔（Gall，Franz Joseph）

傅立叶（Fourier，Jean-Baptiste Joseph）

比沙（Bichat，Marie-François-Xavier）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Pierre，Jacques-Henri）

蒙戈尔费埃兄弟（Montgolfier，Jacques-Étienne and Michel-Joseph）

布朗夏尔（Blanchard，Jean-Pierre-François）

西蒙（Simon，Richard）

卡尔梅（Calmet，Antoine）

布兰维里耶（Boulainvilliers，Henride）

杜博（DuBos，Abbé Jean-Baptiste）

雷纳尔（Raynal，Guillaume-Thomas-Françoisde，Abbé）

巴泰·勒米（Barthelémy，Jean-Jacques，Abbé）

布干维尔（Bougainville，Louis-Antoine de）

沃尔内（Volney，Constantin François Chasseboeuf，Comte de）

马里沃（Marivaux，Pierre Carlet de Chamblain de）

普雷沃（Prévost，Antoine-François）

达尔让（Argens，Jean-Baptiste de Boyer，Marquis d'）

法瓦尔（Favart，Charles-Simon）

巴托（Batteux，Charles，Ahbé）

弗雷隆（Fréron，Élie-Cathérine）

博马舍（Beaumarchais，Pierre-Augustin Caron de）

德利尔（Delille，Jacques）

梅西耶（Mercier，Louis Sébastien）

萨德（Sade，Marquis de）

拉克洛（Laclos，Pierre Amhroise François de）

尚福尔（Chamfort，Sébastien-Roch-Nicholas）

吉尔贝（Gilbert，Nicolas-Joseph-Laurent）

库普兰（Couperin，François）

拉摩（Rameau，Jean-Philippe）

华托（Watteau，Jean Antoine）

乌德里（Oudry，Jean-Baptiste）

朗克雷（Lancret，Nicolas）

凯吕斯（Caylus，Anne-Claude-Philippe de Tubières de Grimoard de Pestel de Levis，Comte de）

夏尔丹（Chardin，Jean-Baptiste-Siméon）

布歇（Boucher，François）

拉图尔（LaTour，Maurice Quentin de）

法尔康涅（Falconet，Étienne Maurice）

格勒兹（Greuze，Jean-Baptiste）

弗拉戈纳尔（Fragonard，JeanHonoré）

大卫（David，Jacques Louis）

乌东（Houdon，Jean Antoine）

安格尔（Ingre，Jeaan-August-Dominique）

苏夫洛（Soufflot，Jacques Germain）

圣日耳曼（Saint-Germain，Comte de）

圣马丹（Saint-Martin，Louis-Claude de）

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

《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 of Man and Citizen）

西哀士（Sieyès，Emmanuel Joseph，Abbé）

马拉（Marat，Jean-Paul）

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Maximilien François Isadore）

圣茹斯特（Saint-Just，Louis-Antoine-Léon de）

巴贝夫（Babeuf，Francois-Noel）

观念学派（Idéologues）

观念学（Idéologie）

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Antoine-Louis-Claude，Comte）

卡巴尼斯（Cabanis，Pierre-Jean-Georges）

三、德国

德国（Germany）

普鲁士（Prussia）

勃兰登堡（Brandenburg）

柏林（Berlin）

慕尼黑（Munich）

科隆（Cologne）

法兰克福（Frankfurt）

柏林科学院（Berlin Academy，Königliche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普鲁士皇家科学院（Preussische König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Royal 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哈雷大学（Halle，University of）

哥廷根大学（Gottingen，University of）

排特烈二世（大帝）（Frederick Ⅱ（theGreat）of Prussia）

卡尔·威廉·斐迪南（Karl Wilhelm Ferdinand，Duke of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

卡尔-奥古斯特（Karl-August，Duke of Weimar）

德意志启蒙运动（Aufklärung）

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s）

光照派（Illuminati，Bavarian）

普芬道夫（Pufendorf，Samuel）

莱布尼兹（Leibniz，Gottfried Wilhelm）

托马西乌斯（Thomasius，Christian）

沃尔夫（Wolff，Christian）

康德（Kant，Immanuel）

莱辛（Lessing，Gotthold Ephraim）

《拉奥孔》（Laokoon）

《智者纳旦》（Nathan the Wise）

门徳尔松（Mendelssohn，Moses）

雅可比（Jacobi，Friedrich Heinrich）

尼柯莱（Nicolai，Christoph Friedrich）

维兰德（Wieland，Christoph Martin）

弗兰克（Francke，August Hermann）

赖马鲁斯（Reimarus，Hermann Samuel）

厄廷格尔（Oetinger，Friedrich Christoph）

泽姆勒（Semler，Johann Salomo）

哈曼（Hamann，Johann Georg）

施塔尔（Stahl，Georg Ernst）

霍夫曼（Hoffmann，Friedrich）

伯特格尔（Böttger，Johann Friedrich）

华伦海特（Fahrenheit，Daniel Gabriel）

马格拉夫（Marggraf，Andreas Sigismund）

梅斯梅尔（Mesmer，Franz Anton）

赖尔（Reil，Johann Christian）

维尔纳（Werner，Abraham，Gottlob）

布鲁门巴赫（Blumenbach，Johann Friedrich）

阿诺德（Arnold，Gottfried）

默泽尔（Möser，Justus）

加特雷尔（Gatterer，Johann Christoph）

施勒策尔（Schlözer，August Ludwigvon）

福斯特（Forster，Johann Reinhold）

福斯特（Forster，Johann Georg Adam）

恕斯米尔希（Süssmilch，Johann Peter）

阿德隆（Adelung，Johann，Christoph）

沃尔夫（Wolf，Friedrich August）

戈特舍德（Gottsched，Johann Christoph）

鲍姆加登（Baumgarten，Alexander Gottlieb）

温克尔曼（Winckelmann，Johann Joachim）

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Georg Christoph）

狂飙突进（Sturmund Drang）

赫尔德（Herder，Johann Gottfried）

歌德（Goethe，Johann Wolfgangvon）

《少年维特之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浮士德》（Faust）

席勒（Schiller，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威廉·退尔》（Wilhelm Tell）

卡尼茨（Canitz，Friedrich RudolfLudwig，Freiherrvon）

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Friedrich Gottlieb）

克莱斯特（Kleist，Heinrichvon）

泰勒曼（Telemann，Georg，Philipp）

亨德尔（Handel，George Frederick）

巴赫（Bach，Johann Sebastian）

《勃兰登堡协奏曲》（Brandenburg Concerfos）

《b小调弥撒曲》（Mass in B Minor）

《马太受难曲》（Saint Matthew Passion）

巴赫（Bach，Wilhelm Friedemann）

巴赫（Bach，Carl Philipp Emanuel）

巴赫（Bach，Johann Christian）

阿贝尔（Abel，Karl Friedrich）

贝多芬（Beethoven，Ludwigvan）

阿萨姆（Asam，Cosmas Damian）

阿萨姆（Asam，Egid Quirin）

霍多维茨基（Chodowiecki，Daniel Niklaus）

弗里德里希（Friedrich，Caspar David）

诺伊曼（Neumann，Balthasar）

居维利埃（Cuvilliés，Françoisde，The Elder）

四、奥地利和匈牙利

哈布斯堡帝国（Hapsburg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

奥地利（Austria）

维也纳（Vienna）

匈牙利（Hungary）

布达佩斯（Budapest）

玛丽亚·特利莎（Maria Theresa of Austria）

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 of Austria）

约瑟夫主义（Josephinism）

考尼茨（Kaunitz，Wenzel Antonvon，Princevon Kaunitze-Reitberg）

索南费尔兹（Sonnenfels，Josefvon）

埃斯泰尔哈吉（Esterházy，MiklósJózsef）

施维滕（Swieten，Gerardvan）

施维滕（Swieten，Gottfried Bernhard，Baronvan）

格鲁克（Gluck，Christoph Willibald）

《奥菲欧与尤丽狄西》（Orfeoed Eurydice）

海顿（Haydn，Franz Joseph）

《创世记》（Creation，The）

莫扎特（Mozart，Wolfgang Amadeus）

《费加罗的婚礼》（Nozze di Figaro，Le；The Marriage of Figaro）

《唐·乔万尼》（Don Giovanni）

《女人心》（Cosìfan Tutte）

《魔笛》（Magicflute，The）

菲舍尔·冯·埃尔拉赫（Fischervon Erlach，Johann Bernhard）

普兰陶尔（Prandtauer，Jakob）

希尔徳布兰特（Hildebrandt，Johann Lukas Von）

孟斯（Mengs，Anton Raphael）

五、意大利

意大利（Italy）

两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

萨伏依（Savoy）

皮埃蒙特（Piedmont）

罗马（Rome）

都灵（Turin）

米兰（Milan）

威尼斯（Venice）

萨伏依的欧根（Eugène of Savoy，Prince）

塔努奇（Tanucci，Bernardo，Marchese）

意大利启蒙派（Illuministi）

维柯（Vico，Giovan Battista or Giamhattista）

贝卡里亚（Beccaria，Cesare Bonesana，Marchesedi）

《论犯罪与刑罚》（Essay 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穆拉托里（Muratori，Lodovico Antonio）

詹农（Giannone，Pietro）

博斯科维奇（Boscovich，Ruggiero Giuseppe）

杰诺韦西（Genovesi，Antonio）

加利亚尼（（Galiani，Ferdlinando）

菲兰杰里（Filangieri，Gaetano）

斯帕兰扎尼（Spallanzani，Lazzaro）

伽伐尼（Galvani，Luigi）

拉格朗日（Lagrange，Joseph—Louis）

伏打（Volta，Alessandro Giuseppe Antonio Anastasio）

哥尔多尼（Goldoni，Carlo）

阿尔加罗蒂（Algarotti，Francesco）

韦里（Verri，Pietro，Count）

韦里（Verri，Alessandro，Count）

帕里尼（Parini，Giuseppe）

马尼亚斯科（Magnasco，Alessandro）

提埃波罗（Tiepolo，Giovanni Battista）

卡纳莱托（Canalette，Giovanni Antonio Canal）

隆吉（Longhi，Pietro）

瓜尔迪（Guardi，Francesco）

贝洛托（Bellotto，Bernardo）

卡诺瓦（Canova，Antonio）

维瓦尔第（Vivaldi，Antonio）

《四季》（FourSeasons，The）

斯卡拉蒂（Scarlatti，Giuseppe Domenico）

佩尔戈莱西（Pergolesi，Giovanni Battista）

《女佣作主妇》（serva padrona，La）

卡尔扎比吉（Calzabigi，Ranieri Simone Francesco Maria de'）

拉斯特内利（Rastrelli，Bartolomeo）

皮拉内西（Piranesi，Giovanni Battista）

卡萨诺瓦（Casanova，Giovanni Giacomo）

卡摩斯特罗（Cagliostro，Alessandro，Contedi）

六、荷兰和比利时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阿姆斯特丹（Amesterdam）

比利时（Belgium）

奥属尼德兰（Austrian Netherlands）

布鲁塞尔（Brussels）

斯宾诺莎（Spinoza，Benedictde）

列文虎克（Leeuwenhoek，Antonivan）

格拉弗桑德（Gravesande，William Jacob's）

穆申布鲁克（Musschenkroek，Pietervan）

布尔哈夫（Boerhaave，Hermann）

坎珀（Camper，Pieter）

因根豪茨（Ingen-houzs，Jan）

范德肯普（Vander Kemp，Francis Adrian）

七、瑞士

瑞士（Switzerland）

日内瓦（Geneva）

哈勒（Haller，Albrechtvon）

特朗布雷（Trembley，Abraham）

博内（Bonnet，Charles）

伯努利兄弟（Bernoulli，Jakob I and Johann I）

伯努利（Bernoulli，Daniel）

欧拉（Euler，Leonhard）

布拉马克（Burlamaqui，Jean-Jacques）

瓦泰勒（Vattel，Emmerich de）

博德默尔（Bodmer，Johann Jakob）

布赖丁格（Breitinger，Johann Jakob）

富塞利（Fuseli，Henry，Johann Heinrich Füssli）

拉瓦特尔（Lavater，Johann Kaspar）

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Johann Heinrich）

米勒（Müller，Johannesvon）

八、瑞典

瑞典（Sweden）

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Ⅲ of Sweden）

林奈（Linnaeus，Carolus;Carlvon Linné）

贝格曼（Bergman，Torbern Olof）

舍勒（Scheele，Carl Wilhelm）

斯维登堡（Swedenborg，Emanuel）

九、丹麦

丹麦（Denmark）

克里斯蒂安七世（Christian Ⅶ of Denmark and Norway）

施特鲁恩泽（Struensee，Johann Friedrich，Graf von）

十、西班牙

西班牙（Spain）

马德里（Madrid）

西班牙的查理三世（Charles Ⅲ of Spain）

戈雅（Goyay Lucients，Francisco Joséde）

十一、葡萄牙

葡萄牙（Portugal）

里斯本地震（Lisbon earthquake）

蓬巴尔（Pomhal，Sebastiano Joséde Carvalhoe Mello，Marquês de）

十—、波兰

波兰（Poland）

瓜分波兰（Partitions of  Poland，1772，1793，1795）

波尼亚托夫斯基（Poniatowski，Stanislaw Augustus）

十三、俄国

俄国（Russia）

莫斯科（Moscow）

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

圣波得堡科学院（Saint Peters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PeterI，the Great）

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Catherine Ⅱ，the Great）

十四、美国

美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费城（Philadelphia）

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

《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美国宪法》（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美国《权利法案》（United States Bill of Rights）

马瑟（Mather，Cotton）

爱德华兹（Edwards，Jonathan）

富兰克林（Franklin，Benjamin）

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亚当斯（Adams，John）

杰斐逊（Jefferson，Thomas）

杰伊（Jay，John）

麦迪逊（Madison，James）

汉密尔顿（Hamilton，Alexander）

潘恩（Paine，Thomas）

《常识》（Common Sense）

《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The）

《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The）

克當夫科尔（Crèvecoeur，Michel-Guilaume-Jeande）

巴洛（Barlow，Joel）

里滕豪斯（Rittenhouse，David）

拉什（Rush，Benjamin）

启蒙运动大事年表

Table of Contents

序言

第一部分启蒙运动总论

一、启蒙时代的政治与社会

王朝国家（dynastic states）

君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

绝对主义（absolutism）

开明绝对主义（absolutism，enlightened）

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

开明君主（enlightened monarchs）

官僚机构（bureaucracy）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财政主义（Cameralism）

18世纪的阶级和等级（class and rank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农奴制（serfdom）

奴隶制（slavery）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1756年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 of 1756）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

二、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the）

启蒙世纪（Steècledes Lumières）

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s）

哈斯卡拉（Haskalah）

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s of  the Enlightenment）

共济会（Freemasons）

科学院（scientifica cademies）

大学（universities）

博物馆（museums）

出版（press）

书刊审查制度（censor ship）

读书俱乐部（reading club）

租借图书馆（lending libraries）

三、启蒙学说与学科

哲学（philosophy）

伊壁鸠鲁哲学（Epicurean philosophy）

认识论（epistemology）

理性主义（rationalism）

经验主义（empiricism）

怀疑主义（skepticism）

皮浪主义（pyrrlionism）

唯物主义（materialism）

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

机械哲学（mechanica lphilosophy）

人学（science of man）

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

美学（aesthetics）

伦理学（ethics）

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经济学（economics）

人口理论（population theories）

社会学（sociology）

历史学（history）

人类学（anthropology）

心理学（psychology）

颅相学（phrenology）

圣经评注（biblical criticism）

四、启蒙学说的概念

理性（reason）

自然（nature）

伟大的存在之链（great chain of being）

自然法（natural law）

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

自由权（liberty）

自由（freedom）

平等（equality）

财产（property）

幸福（happiness）

人性（human nature）

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

进步（progress）

民主（democracy）

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

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s）

宽容（toleration）

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批判（criticism）

关系（relations）

分类（classification）

同感（sympathy）

感性（sensibility）

崇高（sublime）

天才（genius）

直觉和想象（intuition and imagination）

教化（Bildung）

五、启蒙时代的教育、文学、艺术、建筑

教育（education）

童年（childhood，ideasabout）

大旅行（grand tour）

识字（literacy）

阅读（reading）

艺术与建筑（art and architecture）

巴罗克风格（Baroque style）

洛可可（Rococo）

古典主义（classicism）

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

浪漫主义（Romanticism）

文学（literature）

游记文学（travel literature）

感伤小说（sentimental fiction）

哥特传奇（Gothicromance）

音乐（music）

古典主义音乐（classicism，musical）

情感风格（empfindsamer Stil）

华丽风格（style galant）

交响乐团（symphony orchestra）

钢琴（piano）

中提琴（viola）

单簧管（clarinet）

曼海姆乐派（Mannheim school）

谐歌剧论战（Battle of Buffoons）

建筑（architecture）

帕拉第奧风格（Palladian style）

哥特复兴式（Gothicrevival）

英式庭园（English garden）

中国风格（chinoiserie）

六、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

科学（science）

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

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

哥白尼革命（Copemican Revolution）

地心说（geocentric）

日心说（heliocentric）

哥白尼（Copernicus，Nicolaus）

《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 of the Heavenly Spheres）

开普勒（Kepler，Johannes）

伽利略（Galilei，Galileo）

培根（维魯兰男爵）（Bacon，Francis，Bacon of Verulam）

笛卡儿（Descartes，René）

笛卡儿主义（Cartesianism）

梅森（Mersenne，Marin）

伽桑狄（Gassend，Pierre，Pierre Gassendi）

牛顿（Newton，Isaac）

《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天文学（astronomy）

金星凌日（transit of Venus）

数学（mathematics）

数学与力学（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化学革命（Chemical Revolution）

炼金术（alchemy）

亲和力化学（affinity chemistry）

燃素说（phlogist on theory）

精细流体（subtle fluids）

热质（caloric）

医学（medicine）

化学医学（iatrochemistry）

物理医学（iatromechanics）

接种（inocuiation）

生物学（biology）

万物有灵论（animism）

生机论（vitalism）

渐成说（epigenesis）

预成说（preformation theory）

精源论（animalculism）

生殖（generation）

退化（degeneration）

技术设备（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ation）

望远镜（telescope）

太阳系仪（orrery）

显微镜（microscope）

气压计（barometer）

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飞梭（flying shuttle）

珍妮纺纱机（spinning jenny）

水力纺纱机（water Frame）

骡机（spinning mule）

动力织布机（power loom）

脱粒机（threshing machine）

蒸汽机（steam engine）

制陶工艺（ceramicarts）

迈森工厂（Meissen works）

塞夫尔（Sèvres）

埃特鲁里亚工厂（Etruria works）

戈布兰挂毯厂（Gobelins tapestry）

新拉纳克（New Lanark）

七、宗教

宗教（religion）

迷信（superstition）

狂热（enthusiasm）

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

神学（theology）

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

自然神论（deism）

物理神学（physico-theology）

无神论（atheism）

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

耶稣会（Jesuits）

本尼狄克十四世（Benedict ⅩⅣ ，Prospero Lorenzo Lambertini）

克雷芒十三世（Clement ⅩⅢ  Carlodella Torre Rezzonico）

克雷芒十四世（Clement ⅩⅣ Giovanni Vincenzo Antonio Ganganelli）

庇护六世（PiusⅥ）（Giovanni Angelo Braschi）

詹森主义（Jansenism）

费布朗尼乌主义（Febronianism）

新教（Protestantism）

路德宗（Lutheranism）

虔敬主义（Pietism）

加尔文宗（Calvinism）

胡格诺派（Huguenots）

韦尔多派（Waldensians）

卡米撒派（Camisards）

圣公会（Anglicans）

卫斯理宗（Methodism）

卫斯理（Wesley，John）

贵格会（Quakers）

不从国教者（Dissenters）

协会运动（association movement）

犹太教（Judaism）

异教（paganism）

第二部分各国启蒙运动

一、英国

英格兰（England）

苏格兰（Scotland）

伦敦（London）

爱丁堡（Edinburgh）

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William Ⅲ and Mary Ⅱ）

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Henry  St. John，Viscount）

沃波尔（Walpole，Robert，1676—1745）

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

威尔克斯（Wilkes，John）

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

爱丁堡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伯明翰月亮社（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

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学会（Manchester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

格拉布街（Grub Street）

霍布斯（Hobbes，Thomas）

洛克（Locke，John）

《政府论两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论宽容的信札》（Letters on Toleration）

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Anthony Ashley Cooper，Third Earl of）

曼德维尔（Mandeville，Bernard）

贝克莱（Berkeley，George）

哈特利（Hartley，David）

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Sir William）

哈奇森（Hutcheson，Francis）

里德（Reid，Thomas）

休谟（Hume，David）

《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A）

《人类理解研究》（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An）

《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斯密（Smith，Adam）

《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

弗格森（Ferguson，Adam）

罗伯逊（Robertson，William）

米勒（Millar，John）

卡德沃思（Cudworth，Ralph）

蒂洛森（Tillotson，John）

廷德尔（Tindal，Matthew）

托兰德（Toland，John）

伍尔斯顿（Woolston，Thomas）

克拉克（Clarke，Samuel）

柯林斯（Collins，Anthony）

巴特勒（Butler，Joseph）

吉本（Gibbon，Edward）

《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普赖斯（Price，Richard）

伯克（Burke，Kdmund）

《法国革命感想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葛德文（Godwin，William）

沃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Mary）

《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an，A）

马尔萨斯（Malthus，Thomas Robert）

哈雷（Halley，Edmond）

德萨居利耶（Desaguliers，John The ophilus）

泰勒（Taylor，Brook）

布拉德利（Bradley，James）

赫顿（Hutton，James）

库克（Cook，James）

布莱克（Black，Joseph）

卡文迪什（Cavendish，Henry）

普里斯特利（Priestley，Joseph）

赫歇尔（Herschel，WHIiam）

班克斯（Banks，Joseph）

扬（Young，Arthur）

黑尔斯（Hales，Stephen）

普林格尔（Pringle，John）

卡伦（Cullen，William）

尼达姆（Needham，JohnTurberville，Abbé）

惠特（Whytt，Robert）

亨特（Hunter William）

亨特（Hunter，John）

达尔文（Darwin，Erasmus）

门罗第二（Monro，Alexander（Secundus）

詹纳（Jenner，Edward）

纽科门（Newcomen，Thomas）

达比（Darby，Abraham）

哈德利（Hadley，John）

哈里森（Harrison，John）

凯伊（Kay，John）

亨茨曼（Huntsman，Benjamin）

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James）

博尔顿（Boulton，Matthew）

韦奇伍德（Wedgwood，Josiah）

阿克赖特（Arkwright，SirRichard）

瓦特（Watt，James）

戴尔（Dale，David）

科特（Cort，Henry）

卡特莱特（Cartwright，Edmund）

克朗普顿（Crompton，Samuel）

布拉马（Bramah，Joseph）

麦克亚当（McAdam，John Loudon）

德莱顿（Dryden，John）

笛福（Defoe，Daniel）

《鲁滨逊飘流记》（RobinsonCrusoe）

斯威夫特（Swift，Jonathan）

《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康格里夫（Congreve，William）

艾迪生（Addison，Joseph）

斯蒂尔（Steele，Richard）

《旁观者》（Spectator，The）

盖伊（Gay，John）

《乞丐歌剧》（Beggar's Opear，The）

蒲柏（Pope，Alexander）

理查森（Richardson，Samuel）

《帕梅拉，又名美德得到奖赏》（Pamela；or Virtue Rewarded）

《克拉丽莎，又名一位年轻女士的经历》（Clarissa，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Philip Dormer Stanhope，Fourth Earl of）

布莱克维尔（Blackwell，Thomas）

菲尔丁（Fielding，Henry）

《汤姆·琼斯》（Tom Jones）

约翰逊（Johnson，Samuel）

克莱兰（Cleland，John）

斯特恩（Sterne，Laurence）

《项狄传》（Tristram Shandy）

格雷（Gray，Thomas）

加里克（Garrick，David）

沃波尔（Walpole，Horace，Forth Earl of Orford）

斯摩莱特（Smollett，Tobias George）

伯尼（Burney，Charles）

哥尔德斯密斯（Goldsmith，Oliver）

《威克菲尔德的牧师》》（Vicar of wakefield，The）

《屈身求爱》（She stoops to Conquer，or the Mistakes of Night）

柯珀（Cowper，William）

麦克弗森（Macpherson，James）

莪相诗（Ossian）

博斯韦尔（Boswell，James）

谢里丹（Sheridan，Richard Brinsley）

《情敌》（Rival，The）

布莱克（Blake，William）

柯勒律治（Coleridge，Samuel Taylor）

拜伦（Byron，George Gordon，Sixth Baron）

贝恩（Behn，Aphra）

蒙塔古（Montagu，Lady Mary Wortley）

海伍德（Haywood，Eliza）

蒙塔古（Montagu，Elizabeth[Robinson]）

伦诺克斯（Lennox，Charlotte Ramsay）

伯尼（Burney，Fanny）

埃奇沃思（Edgeworth，Maria）

贺加斯（Hogarth，William）

《浪子生涯》（Rake's Progress，A）

雷诺兹（Reynolds，Joshua）

斯塔布斯（Stubbs，George）

庚斯博罗（Gainsborough，Thomas）

赖特（Wright，Joseph）

罗姆尼（Romney，George）

克鲁克香克（Cruikshank，George）

雷恩（Wren，Sir Christopher）

肯特（Kent，William）

亚当兄弟（Adam，Robert）

Adam，James

二、法国

法国（France）

巴黎（Paris）

旧制度（ancien régime）

高等法院（Parlements）

密札（Letters de cachet）

贵族复兴（aristocratic resurgence）

古今之争（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ms）

古代派（Ancients）

现代派（Modems）

法兰西科学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

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

路易十四（Louis ⅩⅣ of France）

波舒哀（Bossuet，Jacques Bénigne）

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Nicolasde）

费奈隆（Fénelon，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路易十五（Louis ⅩⅤ of France）

蓬巴杜尔夫人（Pompadour，Jeanne-Antoinette Puisson，Marquise de）

巴利夫人（DuBarry，Jeanne Béçu，Comtesse）

劳（Law，John）

密西西比泡沫（Mississippi Bubble）

达尔让松（Argenson，Rene-Louis de Voyer de Paulmy，Marquis d'）

达尔让松（Argenson，Marc-Pierre de Voyer，Comte de Weil）

舒瓦瑟尔（Choiseul，Étienne-François，Comte de Stainville，Due de）

莫普（Maupeou，René-Nicolas-Charles-Augustinde）

达米安（Damiens，Robert-François）

卡拉（Calas，Jean）

路易十六（Louis ⅩⅥ of France）

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Joséphine d'Autriche）

钻石项链丑闻（diamond necklace scandal）

杜尔哥（Turgot，Anne-Robert-Jacques，Baron de I'Aulne）

内克（Necker，Jacques）

卡龙（Calonne，Charles–Alexandre de）

培尔（Bayle，Pierre）

《历史批判辞典》（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

孟德斯鸠（Montesquieu，Charles-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

《论法的精神》（Spirt of Laws，The）

伏尔泰（Voltaire）

《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路易十四时代》（Siècle de Louis ⅩⅣ）

《老实人》（Candide）

卢梭（Rousseau，Jean-Jacques）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 on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新爱洛绮思》（Nouvelle Héloise，La）

《爱弥儿》（Émile）

《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

《忏悔录》（Confessions）

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sts）

《百科全书》（Encycloédie）

狄德罗（Diderot，Denis）

达朗贝尔（Alembert，Jean Le Rond d'）

爱尔维修（Helvétius，Claude-Adrien）

霍尔巴赫（Holbach，Paul-Henri Thiry d'）

杜克洛（Duclos，Charles Pinot）

布朗热（Boulanger，Nicolas-Antoine）

博尔德（Bordeu，Théophile de）

马蒙泰尔（Marmontel，Jean-François）

德马雷（Desmarest，Nicolas）

巴特斯（Barthez，Paul-Joseph）

孔多塞（Condorcet，Marie-Jean-Antoine-Nicolas Caritat，Marquis de）

孔狄亚克（Condillac，Étienne Bonnot de（Abbé）

拉美特利（La Mettrie，Julien Offray de）

格里姆（Grimm，Friedrich Melchior，Baron von）

重农学派（Physiocrats）

魁奈（Quesnay，François）

古尔奈（Gournay，Jacques-Claude-Marie-Vincent de）

米拉波（Mirabeau，Victor de Riqueti，Marquis de）

里维埃的梅西耶（Mercier de la Rivière，Paul-Pierre）

杜邦（Du Pont de Nemours，Pierre-Samuel）

朗贝尔夫人（Lambert，Anne-Thérèse de Marguenat de Courcelles，Marguise de）

德芳夫人（Du Deffand，Marie de Vichy-Chamrond，Marquise）

若弗兰夫人（Geoffrin，Marie-Thérèse Rodet，Madame）

夏特莱夫人（Du Châtelet，Gabrielle-Émillie Le Tonnelier de Breteuil，Marquise）

爱尔维修夫人（Helvétius，Anne-Cathérine  D' Autricourt，Madame）

埃皮奈夫人（Épinay，Louise-Florence-Pétronville de la Live，Madamed'）

莱斯皮纳斯（Lespinasse，Julie-Jeanne-Eléonore de）

内克夫人（Necker，Suzanne Curchon de Nasse）

斯塔尔夫人（Staël，Anne-Louise-Germaine Necker，Madame de）

丰特奈尔（Fontenelle，Bernard Le Bovier de）

布丰（Buffon，Georges-Louis Leclerc，Comte de）

多邦通（Daubenton，Louis-Jean-Marie）

拉马克（Lamarck，Jean 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de）

居维叶（Cuvier，Georges）

拉瓦锡（Lavoisier，AntoineLaurent）

拉普拉斯（Laplace，Pierre-Simon，Marquis de）

德利勒（Delisle，Joseph-Nicolas）

莫佩尔蒂（Maupertuis，Pierre Louis Moreau de）

诺莱（Nollet，Jean-Antoine，Abbé）

布罗斯（Brasses，Charles de）

克莱罗（Clairaut，Alexis-Claude）

蒂里（卡西尼第三）（Cassinide Thury，César-Françcois，Cassini Ⅲ）

拉朗德（Lalande，Joseph-Jérôme Le Français de）

库仑（Coulomb，Charles-Augustine de）

贝托莱（Berthollet，Claude Louis）

加尔（Gall，Franz Joseph）

傅立叶（Fourier，Jean-Baptiste Joseph）

比沙（Bichat，Marie-François-Xavier）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Pierre，Jacques-Henri）

蒙戈尔费埃兄弟（Montgolfier，Jacques-Étienne and Michel-Joseph）

布朗夏尔（Blanchard，Jean-Pierre-François）

西蒙（Simon，Richard）

卡尔梅（Calmet，Antoine）

布兰维里耶（Boulainvilliers，Henride）

杜博（DuBos，Abbé Jean-Baptiste）

雷纳尔（Raynal，Guillaume-Thomas-Françoisde，Abbé）

巴泰·勒米（Barthelémy，Jean-Jacques，Abbé）

布干维尔（Bougainville，Louis-Antoine de）

沃尔内（Volney，Constantin François Chasseboeuf，Comte de）

马里沃（Marivaux，Pierre Carlet de Chamblain de）

普雷沃（Prévost，Antoine-François）

达尔让（Argens，Jean-Baptiste de Boyer，Marquis d'）

法瓦尔（Favart，Charles-Simon）

巴托（Batteux，Charles，Ahbé）

弗雷隆（Fréron，Élie-Cathérine）

博马舍（Beaumarchais，Pierre-Augustin Caron de）

德利尔（Delille，Jacques）

梅西耶（Mercier，Louis Sébastien）

萨德（Sade，Marquis de）

拉克洛（Laclos，Pierre Amhroise François de）

尚福尔（Chamfort，Sébastien-Roch-Nicholas）

吉尔贝（Gilbert，Nicolas-Joseph-Laurent）

库普兰（Couperin，François）

拉摩（Rameau，Jean-Philippe）

华托（Watteau，Jean Antoine）

乌德里（Oudry，Jean-Baptiste）

朗克雷（Lancret，Nicolas）

凯吕斯（Caylus，Anne-Claude-Philippe de Tubières de Grimoard de Pestel de Levis，Comte de）

夏尔丹（Chardin，Jean-Baptiste-Siméon）

布歇（Boucher，François）

拉图尔（LaTour，Maurice Quentin de）

法尔康涅（Falconet，Étienne Maurice）

格勒兹（Greuze，Jean-Baptiste）

弗拉戈纳尔（Fragonard，JeanHonoré）

大卫（David，Jacques Louis）

乌东（Houdon，Jean Antoine）

安格尔（Ingre，Jeaan-August-Dominique）

苏夫洛（Soufflot，Jacques Germain）

圣日耳曼（Saint-Germain，Comte de）

圣马丹（Saint-Martin，Louis-Claude de）

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

《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 of Man and Citizen）

西哀士（Sieyès，Emmanuel Joseph，Abbé）

马拉（Marat，Jean-Paul）

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Maximilien François Isadore）

圣茹斯特（Saint-Just，Louis-Antoine-Léon de）

巴贝夫（Babeuf，Francois-Noel）

观念学派（Idéologues）

观念学（Idéologie）

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Antoine-Louis-Claude，Comte）

卡巴尼斯（Cabanis，Pierre-Jean-Georges）

三、德国

德国（Germany）

普鲁士（Prussia）

勃兰登堡（Brandenburg）

柏林（Berlin）

慕尼黑（Munich）

科隆（Cologne）

法兰克福（Frankfurt）

柏林科学院（Berlin Academy，Königliche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普鲁士皇家科学院（Preussische König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Royal 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哈雷大学（Halle，University of）

哥廷根大学（Gottingen，University of）

排特烈二世（大帝）（Frederick Ⅱ（theGreat）of Prussia）

卡尔·威廉·斐迪南（Karl Wilhelm Ferdinand，Duke of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

卡尔-奥古斯特（Karl-August，Duke of Weimar）

德意志启蒙运动（Aufklärung）

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s）

光照派（Illuminati，Bavarian）

普芬道夫（Pufendorf，Samuel）

莱布尼兹（Leibniz，Gottfried Wilhelm）

托马西乌斯（Thomasius，Christian）

沃尔夫（Wolff，Christian）

康德（Kant，Immanuel）

莱辛（Lessing，Gotthold Ephraim）

《拉奥孔》（Laokoon）

《智者纳旦》（Nathan the Wise）

门徳尔松（Mendelssohn，Moses）

雅可比（Jacobi，Friedrich Heinrich）

尼柯莱（Nicolai，Christoph Friedrich）

维兰德（Wieland，Christoph Martin）

弗兰克（Francke，August Hermann）

赖马鲁斯（Reimarus，Hermann Samuel）

厄廷格尔（Oetinger，Friedrich Christoph）

泽姆勒（Semler，Johann Salomo）

哈曼（Hamann，Johann Georg）

施塔尔（Stahl，Georg Ernst）

霍夫曼（Hoffmann，Friedrich）

伯特格尔（Böttger，Johann Friedrich）

华伦海特（Fahrenheit，Daniel Gabriel）

马格拉夫（Marggraf，Andreas Sigismund）

梅斯梅尔（Mesmer，Franz Anton）

赖尔（Reil，Johann Christian）

维尔纳（Werner，Abraham，Gottlob）

布鲁门巴赫（Blumenbach，Johann Friedrich）

阿诺德（Arnold，Gottfried）

默泽尔（Möser，Justus）

加特雷尔（Gatterer，Johann Christoph）

施勒策尔（Schlözer，August Ludwigvon）

福斯特（Forster，Johann Reinhold）

福斯特（Forster，Johann Georg Adam）

恕斯米尔希（Süssmilch，Johann Peter）

阿德隆（Adelung，Johann，Christoph）

沃尔夫（Wolf，Friedrich August）

戈特舍德（Gottsched，Johann Christoph）

鲍姆加登（Baumgarten，Alexander Gottlieb）

温克尔曼（Winckelmann，Johann Joachim）

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Georg Christoph）

狂飙突进（Sturmund Drang）

赫尔德（Herder，Johann Gottfried）

歌德（Goethe，Johann Wolfgangvon）

《少年维特之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浮士德》（Faust）

席勒（Schiller，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威廉·退尔》（Wilhelm Tell）

卡尼茨（Canitz，Friedrich RudolfLudwig，Freiherrvon）

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Friedrich Gottlieb）

克莱斯特（Kleist，Heinrichvon）

泰勒曼（Telemann，Georg，Philipp）

亨德尔（Handel，George Frederick）

巴赫（Bach，Johann Sebastian）

《勃兰登堡协奏曲》（Brandenburg Concerfos）

《b小调弥撒曲》（Mass in B Minor）

《马太受难曲》（Saint Matthew Passion）

巴赫（Bach，Wilhelm Friedemann）

巴赫（Bach，Carl Philipp Emanuel）

巴赫（Bach，Johann Christian）

阿贝尔（Abel，Karl Friedrich）

贝多芬（Beethoven，Ludwigvan）

阿萨姆（Asam，Cosmas Damian）

阿萨姆（Asam，Egid Quirin）

霍多维茨基（Chodowiecki，Daniel Niklaus）

弗里德里希（Friedrich，Caspar David）

诺伊曼（Neumann，Balthasar）

居维利埃（Cuvilliés，Françoisde，The Elder）

四、奥地利和匈牙利

哈布斯堡帝国（Hapsburg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

奥地利（Austria）

维也纳（Vienna）

匈牙利（Hungary）

布达佩斯（Budapest）

玛丽亚·特利莎（Maria Theresa of Austria）

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 of Austria）

约瑟夫主义（Josephinism）

考尼茨（Kaunitz，Wenzel Antonvon，Princevon Kaunitze-Reitberg）

索南费尔兹（Sonnenfels，Josefvon）

埃斯泰尔哈吉（Esterházy，MiklósJózsef）

施维滕（Swieten，Gerardvan）

施维滕（Swieten，Gottfried Bernhard，Baronvan）

格鲁克（Gluck，Christoph Willibald）

《奥菲欧与尤丽狄西》（Orfeoed Eurydice）

海顿（Haydn，Franz Joseph）

《创世记》（Creation，The）

莫扎特（Mozart，Wolfgang Amadeus）

《费加罗的婚礼》（Nozze di Figaro，Le；The Marriage of Figaro）

《唐·乔万尼》（Don Giovanni）

《女人心》（Cosìfan Tutte）

《魔笛》（Magicflute，The）

菲舍尔·冯·埃尔拉赫（Fischervon Erlach，Johann Bernhard）

普兰陶尔（Prandtauer，Jakob）

希尔徳布兰特（Hildebrandt，Johann Lukas Von）

孟斯（Mengs，Anton Raphael）

五、意大利

意大利（Italy）

两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

萨伏依（Savoy）

皮埃蒙特（Piedmont）

罗马（Rome）

都灵（Turin）

米兰（Milan）

威尼斯（Venice）

萨伏依的欧根（Eugène of Savoy，Prince）

塔努奇（Tanucci，Bernardo，Marchese）

意大利启蒙派（Illuministi）

维柯（Vico，Giovan Battista or Giamhattista）

贝卡里亚（Beccaria，Cesare Bonesana，Marchesedi）

《论犯罪与刑罚》（Essay 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穆拉托里（Muratori，Lodovico Antonio）

詹农（Giannone，Pietro）

博斯科维奇（Boscovich，Ruggiero Giuseppe）

杰诺韦西（Genovesi，Antonio）

加利亚尼（（Galiani，Ferdlinando）

菲兰杰里（Filangieri，Gaetano）

斯帕兰扎尼（Spallanzani，Lazzaro）

伽伐尼（Galvani，Luigi）

拉格朗日（Lagrange，Joseph—Louis）

伏打（Volta，Alessandro Giuseppe Antonio Anastasio）

哥尔多尼（Goldoni，Carlo）

阿尔加罗蒂（Algarotti，Francesco）

韦里（Verri，Pietro，Count）

韦里（Verri，Alessandro，Count）

帕里尼（Parini，Giuseppe）

马尼亚斯科（Magnasco，Alessandro）

提埃波罗（Tiepolo，Giovanni Battista）

卡纳莱托（Canalette，Giovanni Antonio Canal）

隆吉（Longhi，Pietro）

瓜尔迪（Guardi，Francesco）

贝洛托（Bellotto，Bernardo）

卡诺瓦（Canova，Antonio）

维瓦尔第（Vivaldi，Antonio）

《四季》（FourSeasons，The）

斯卡拉蒂（Scarlatti，Giuseppe Domenico）

佩尔戈莱西（Pergolesi，Giovanni Battista）

《女佣作主妇》（serva padrona，La）

卡尔扎比吉（Calzabigi，Ranieri Simone Francesco Maria de'）

拉斯特内利（Rastrelli，Bartolomeo）

皮拉内西（Piranesi，Giovanni Battista）

卡萨诺瓦（Casanova，Giovanni Giacomo）

卡摩斯特罗（Cagliostro，Alessandro，Contedi）

六、荷兰和比利时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阿姆斯特丹（Amesterdam）

比利时（Belgium）

奥属尼德兰（Austrian Netherlands）

布鲁塞尔（Brussels）

斯宾诺莎（Spinoza，Benedictde）

列文虎克（Leeuwenhoek，Antonivan）

格拉弗桑德（Gravesande，William Jacob's）

穆申布鲁克（Musschenkroek，Pietervan）

布尔哈夫（Boerhaave，Hermann）

坎珀（Camper，Pieter）

因根豪茨（Ingen-houzs，Jan）

范德肯普（Vander Kemp，Francis Adrian）

七、瑞士

瑞士（Switzerland）

日内瓦（Geneva）

哈勒（Haller，Albrechtvon）

特朗布雷（Trembley，Abraham）

博内（Bonnet，Charles）

伯努利兄弟（Bernoulli，Jakob I and Johann I）

伯努利（Bernoulli，Daniel）

欧拉（Euler，Leonhard）

布拉马克（Burlamaqui，Jean-Jacques）

瓦泰勒（Vattel，Emmerich de）

博德默尔（Bodmer，Johann Jakob）

布赖丁格（Breitinger，Johann Jakob）

富塞利（Fuseli，Henry，Johann Heinrich Füssli）

拉瓦特尔（Lavater，Johann Kaspar）

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Johann Heinrich）

米勒（Müller，Johannesvon）

八、瑞典

瑞典（Sweden）

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Ⅲ of Sweden）

林奈（Linnaeus，Carolus;Carlvon Linné）

贝格曼（Bergman，Torbern Olof）

舍勒（Scheele，Carl Wilhelm）

斯维登堡（Swedenborg，Emanuel）

九、丹麦

丹麦（Denmark）

克里斯蒂安七世（Christian Ⅶ of Denmark and Norway）

施特鲁恩泽（Struensee，Johann Friedrich，Graf von）

十、西班牙

西班牙（Spain）

马德里（Madrid）

西班牙的查理三世（Charles Ⅲ of Spain）

戈雅（Goyay Lucients，Francisco Joséde）

十一、葡萄牙

葡萄牙（Portugal）

里斯本地震（Lisbon earthquake）

蓬巴尔（Pomhal，Sebastiano Joséde Carvalhoe Mello，Marquês de）

十—、波兰

波兰（Poland）

瓜分波兰（Partitions of  Poland，1772，1793，1795）

波尼亚托夫斯基（Poniatowski，Stanislaw Augustus）

十三、俄国

俄国（Russia）

莫斯科（Moscow）

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

圣波得堡科学院（Saint Peters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PeterI，the Great）

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Catherine Ⅱ，the Great）

十四、美国

美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费城（Philadelphia）

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

《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美国宪法》（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美国《权利法案》（United States Bill of Rights）

马瑟（Mather，Cotton）

爱德华兹（Edwards，Jonathan）

富兰克林（Franklin，Benjamin）

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亚当斯（Adams，John）

杰斐逊（Jefferson，Thomas）

杰伊（Jay，John）

麦迪逊（Madison，James）

汉密尔顿（Hamilton，Alexander）

潘恩（Paine，Thomas）

《常识》（Common Sense）

《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The）

《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The）

克當夫科尔（Crèvecoeur，Michel-Guilaume-Jeande）

巴洛（Barlow，Joel）

里滕豪斯（Rittenhouse，David）

拉什（Rush，Benjamin）

启蒙运动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