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骗局之王：查尔斯·庞兹自传／〔美〕查尔斯·庞兹著；周旭译．--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5

ISBN 978-7-5142-1721-6

Ⅰ．①骗…　Ⅱ．①查…②周…　Ⅲ．①查尔斯·庞兹-自传　Ⅳ．①K837.1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4943号

骗局之王：查尔斯·庞兹自传

著　　者：〔美〕查尔斯·庞兹

译　　者：周　旭

出版人：赵鹏飞

策划人：一　晨

责任编辑：尚　蕾

责任校对：岳智勇

责任印制：孙晶莹

排版设计：赵　菲

出版发行：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100036）

网　　址：www.wenhuafazhan.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170千字

印　　张：15.25

印　　次：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ISB N： 978-7-5142-1721-6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010-88275710

19世纪80年代的奈尔斯大厦

国际回信券

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

大萧条时期的银行

20世纪初的华尔街

1909年的秣市广场

出版说明

《骗局之王：查尔斯·庞兹自传》是查尔斯·庞兹的自传，从当事人的角度回顾了历史上那一场举世皆惊、从某种意义上说余波在今天仍未平息的金融骗局。庞兹开创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庞氏骗局”。“庞氏骗局”利用高额回报吸引投资者，将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利息支付给老投资者，不断骗取更多的投资。自始作俑者庞兹以来，“庞氏骗局”不断以各种形式在全世界各地重演，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金融动荡。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够通过对第一个造成巨大影响的“庞氏骗局”的回顾，提高读者的防范意识，提醒读者警惕人性中的弱点，避免“庞氏骗局”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再重演。由于本书是庞兹以第一人称进行的陈述，其中是非曲直，还请读者正确把握。

导读

人不能两次迈进同一条河流，却可以两次、三次乃至无数次被同一个骗局欺骗。

从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到第三世界的城乡结合部，从全球闻名的金融投资机构，到手里攥着几个养老金的老人，似乎没有谁能够在高额回报面前保持镇定。于是似曾相识的一幕不断重演：可观的回报带来第一批“吃螃蟹”的投资人，有了“口碑”之后，金字塔形式的推广带来越来越多的参与者，随着金钱和人数的膨胀，逐渐造成躁动和狂热的气氛，于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一切都戛然而止。背后的操控者锒铛入狱，绝大部分人血本无归。那么这一切都是怎么开始的呢？

1903年11月15日，一艘名为“范库弗峰”的轮船驶入了波士顿港，和其他船一样，“范库弗峰”号上也塞满了各国的移民，在衣衫不整的人群中，查尔斯·庞兹更像个穿着光鲜的富家子弟，实际上他浑身上下只有2.5美元。怀着一夜暴富的梦想来到美国，庞兹的运气看起来不怎么好，他对英语一窍不通，干过许多工作：跑堂的、收款员、推销员……他去过美国很多地方，还曾到加拿大蒙特利尔谋生。虽然有那么几次，眼前的“事业”似乎可以让他安稳下来，但很快他又回到动荡流浪的生活里，还进了一次监狱，至于发财致富的“美国梦”，看起来永远也没有实现的希望了。

1919年，庞兹已经是一个快四十岁的人了，他结了婚，有了家庭，虽然财务状况一如既往的窘迫，但他还是辞职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一开始办公室是租的，办公用的桌子、椅子、打字机、文件柜，甚至一台旋转式排字印刷机都是靠分期付款置办的。没过多久，他就花光了自己仅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注意到了国际回邮代金券的买卖，从此开启了一个著名的骗局。利用票面价值6美分的代金券，庞兹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聚集了1500万美元，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1.8亿美元。

巨额金钱为他带来了银行董事的头衔、华尔街的兴趣、政治人物的关注，不间断地收购企业、房产，穷奢极欲的生活，也带来了检察官和警察的调查，如蚁附膻的掮客和骗子、蜂拥而至的记者。他甚至开始介入国际政治，插手波兰的公债。当时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不管庞兹是一个百万富翁还是最终被证实是一个金融骗子，我们也必须承认他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人物，不管他玩的是什么游戏，他的确玩得很好。

骗局没有永远的赢家，很快，庞兹就迎来了此后所有“庞氏骗局”玩家共同的结局：他被逮捕入狱，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局面瞬间崩盘。面临多达86项诈骗罪行的指控，庞兹被判入狱9年。1934年获释之后，庞兹回到意大利。两年之后，他写出了自己的自传，从操盘者的角度写出了这一项“大事业”的全部真相，以及他自己究竟如何从身无分文“奋斗”到拥有亿万资产，最后又“堕落”到身无分文。在家乡庞兹再没有在美国的“好运”，他只好去南美谋生。1949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一家慈善医院里，庞兹孤独地去世，身上没有一分钱。

虽然庞兹的入狱和自传出版已经将骗局的全部“秘密”曝露在阳光下，但“庞氏骗局”并没有随着庞兹的入狱消失，它就像一个幽灵，顽强地一次次从坟墓中探出头来，变幻成不同的样子，捏造出种种好听的名字，一次次利用人性的贪婪和轻信来满足自己的胃口。对自己的欲望估计过低，对自己的理性估计过高，似乎从庞兹的时代开始，人们就不断重复这两个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庞兹的这份几十年前的“自供状”，仍然值得今天的读者一观。毕竟，几十年时间并不足以改变我们的人性，无论是优点还是弱点。

前言

初识庞兹，美国沃林福德地区一夜暴富的典范

1920年7月底，尼尔·欧哈拉在为《波士顿邮报》撰稿时这样评价庞兹：他在金融领域掀起了一股风暴，凭借仅仅两分钱的邮票积累了数以万计的财富，如果将5块钱的钞票比作一片小雪花的话，庞兹积累的财富堪比下了整整三天三夜的暴雪。

“如果你相信他，他就会在45天内付给投资者50%的利息，就像殖民地的地主们曾经承诺过的那样。而他兑现承诺凭借的仅仅是一张小小的邮票，在这一点上，他比伯利森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像变戏法似的摆弄着手中花花绿绿的邮票，美国邮政局在他眼里就像是小孩子玩的游戏。当其他人忙着在欧洲买明信片留作纪念时，他的注意力却全部放在邮票上面。但尽管邮票含有附加值，但它的票面价值也就两分钱而已，而且就连最愚蠢的人都知道，如果你不需要它的话，这张邮票将一无所用。”

“相比于你用自己的六全张印报轮转机来辛苦赚钱，庞兹的方法要省钱得多。他用来赚钱的邮票，各国政府已经帮他印好了。他卷起衣袖，1块钱在他手里就能变成100万，你向庞兹的项目投资1美元，当他返还你的时候后面就会增加六个零。他似乎有把任何存折上的数字的小数点变为逗号的魔力。庞兹在波士顿和欧洲之间赚钱的方式似乎证明，这个世界一半住着松鼠，一半长满坚果，唯一让人焦虑的事情是，他们不知道哪一半长满了坚果。”

玛格丽特·穆尔斯·马歇尔小姐是《纽约世界晚报》的特约撰稿人，他们曾疯狂地追访庞兹，听听她对庞兹的看法吧。

“在查尔斯·庞兹出现之前，只要说到自负的新英格兰本地人，所有人都会用无可置疑的口气评价他们保守。如今，所有梦想着一夜暴富的波士顿人都因庞兹而疯狂，这位财富的创造者、现世的迈达斯王 [1] 承诺在90天内让你的钱翻番。我前面说波士顿？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我应该说从缅因州的卡利斯到尚普兰湖，从新泽西延伸到加拿大边境的广大新英格兰地区。”

“在每一个角落，从有轨电车到百货商场的柜台，从豪华的客厅到逼仄的厨房，从繁华的闹市到荒凉的郊区，庞兹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希望，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渴望。就连玛丽·璧克馥、托马斯·李普顿以及在加拿大边境走私酒水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因为庞兹迎合了所有人一夜暴富的渴望，把你的钱交给他，不管是50美元还是5万美元，180天之内，他会返还你双倍的钱。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兑现着这个承诺，而且现在还在继续。”

“在仅仅了解庞兹的个人记录，没有任何其他保证的情况下，所有的波士顿人都争先恐后地将他们毕生的积蓄送进庞兹的口袋。对这个意大利银行家投资项目的狂热像海啸一般席卷了波士顿的每一个角落，而且仍有大批潜在的投资者准备放弃银行，转而投资庞兹的项目。他们穿过走廊，奔下楼梯，将街道堵得水泄不通，波士顿不得不出动一半的警力来维持秩序。”

在马歇尔看来，庞兹属于美国，属于这片渴望在一年内获得520%的回报的国度，属于那些囤积小麦的人，属于那些渴望一夜暴富的沃林福德人。

有人认为，庞兹的做法是正当且合法的。根据庞兹自己的说法，他在6个月内狠捞了一笔，用投资者自己的钱为他们支付了50%的利息，拥有一家只有两个房间、12位职员的公司，经营着神圣的邮票生意，对各国的邮政条例和国际汇兑规则如数家珍，他的计划宏伟、简洁，而且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他把所有的勇气都倾注到这项事业上。即便如此，马歇尔认为，所有人都无法否认，除了美国，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会浪费庞兹的才华。

《华盛顿邮报》撰文称：庞兹是这个时代渴望一夜暴富的金融者的典型代表。

《罗彻斯特联合时报》发表评论称：一个从未接受过金融教育的人向世人表明，华尔街以及全世界最伟大的金融者们都是胆小鬼，不管庞兹制造的金融泡沫是否会破灭，美国人都应该向这个天才般的人物脱帽致敬。亚瑟·B·里夫这样解释道：“尽管有人认为，庞兹的出现不过是时势造英雄，他的成功也仅仅是因为他非凡的个人魅力，但即便是承诺每年给予投资者400%的回报，也并非所有人都能走上街头，成功说服成千上万的路人将他们的工资拿出来。”《华盛顿星晚报》也承认，不管庞兹是一个百万富翁还是最终被证实是一个金融骗子，我们也必须承认他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人物，不管他玩的是什么游戏，他的确玩得很好。

[1] 希腊神话中能够点石成金的国王——译者注

目　录

出版说明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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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波士顿时，庞兹先生只有2.5美元，后来却成为身家1500万美元的富翁，书写了美国金融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1903年11月15日是个星期天，对于濒临大西洋的新英格兰地区来说，这是极具秋季特色的一天，寒冷刺骨的东风从一望无际的海洋上刮来，天空中飘起了绵绵细雨。这样的天气实在让人烦躁，只有从马萨诸塞州运送过来的昂贵鳕鱼，才能使这里的人们不顾恶劣的天气出现在特里蒙特街和波士顿广场附近。

在港口和海边，风雨似乎比其他地方更加猛烈。刺骨的东风裹挟着绵绵细雨从茫茫大海上呼啸而来，一路上积攒着力量，这种力量似乎在卡斯尔到和加弗纳斯岛之间到达了顶点。暴风雨拍打着狭窄的航道，在混浊的海面上掀起层层白浪。

星期天早上刚过8点，“范库弗峰”号轮船就沿着弗吉尼亚航线驶入了波士顿港。它以高贵的姿态缓慢地行驶着，只有在水深和有暗礁的地方才略微有点倾斜。这些天来，就没有载重超过一万吨的渔船驶过，所以，从这艘船的外观上，人们很容易认为它是一艘丘纳德公司制造的新式游轮，而这艘船上的人也认为自己乘坐的是一艘游轮。

距离港口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这艘船沿着波士顿东部的码头停靠了下来，跳板被放下之后，那些一直在甲板上等候的形形色色的乘客，都迫不及待地跳到码头上来。

这些乘客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移民，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意大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乘坐统舱，只有寥寥无几的人有钱乘坐头等舱或二等舱。不管男人、女人还是孩子，也不管他们打算暂时留居还是在此长久居住，他们远离故土千里迢迢来到美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挣更多的钱，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以及争取经济独立。

我是这些移民中的一员，跟随着人群走下跳板，我的身材短小精悍，穿着当时欧洲最昂贵时髦的衣服，身后跟着两个扛着大大小小行李的服务生，所有的行李上都带有“上等舱”的标志。

说真的，我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一个移民，从我的外表上看，怎么都不像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人，任何人都不会把我和体力劳动者或者类似的工作联系起来，我看上去也不像一个经济拮据的人。从脖子上的领带到脚上的高筒靴，我看上去就像一个刚从铸币厂走出来的百万富翁，像一个生活安逸富足的年轻绅士，或者像一个家世显赫的富家子弟，刚刚完成了一次愉快的旅行。

这足以说明外表并不能显示事情的真相。实际上，当时我正陷入困境，不仅经济上十分窘迫，就连处境也非常危险。在这个距离我的家乡5000多英里，距离我最终的目的地500英里——甚至更远的奇怪的城市里，我没有朋友，没有钱，这就是我当时的状况，一切都得重新开始，我浑身上下只有2.5 美元。

两周之前，我带着母亲的祝福、十足的信心以及200美元离开意大利，登上驶往美国的船只，我带着明确的任务和目标来到美国，那就是抓住一切飞黄腾达的机会。

我的长辈们时常怂恿我，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打消我的疑虑：“你不能错失这次衣锦还乡的机会！”就像在美国飞黄腾达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样。“在美国，街道都是用黄金铺就的，你要做的就是弯下腰，把钱捡起来。”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情证明，长辈们所说的并非都是臆想之语，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根本不需要弯下腰捡钱，1920年，黄金自己就跑到了我的口袋里，而且不是用小茶匙就能舀起来的小块黄金，而是用蒸汽铲才能铲起的大块黄金。

尽管如此，当我站在码头上，踏上美国的土地的那一刻，我的处境非常窘迫。就像刚启程时一样，我依然拥有母亲的祝福，但这就是全部了。来时带的200美元现在只剩下2.5美元，在旅途中，一个赌场骗子骗走了我绝大多数身家，剩下的用来付小费和买饮料。我不再踌躇满志，而是变得意志消沉。实际上，长辈们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我准备好了弯下腰去捡钱，但眼前的事实让我意识到，我被骗了。我的脚下并没有黄金，这里的道路也不是用金子铺成的。从我登陆的港口到马杰诺大街都是黏糊糊的黑泥。不管我站到哪里，泥土都足有一英尺厚。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泥土。我千里迢迢从意大利来到美国，跨越了5000海里深邃的、湛蓝的海洋，除了漫天飞舞的灰尘和破碎了的、一夜暴富的梦想之外，什么东西都没看到。

那时，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我没有在波士顿逗留绝不是因为我势利，而是因为我的计划在我离家时就已经提前制订好，而且我不能改变这个计划。按照我的某位三表哥的第五个表兄弟的安排，我应该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烟城”匹兹堡，据说他是一位铁路承包商，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在大型盗窃案中都不敢顺手牵羊的老实人。这个谣言表明，无论在法庭上还是其他地方，对于任何人的陈述我们都要持保留态度。

不仅我的目的地已经被提前确定好，而且我的长辈们为了不让他们的计划流产，已经为我准备了前往匹兹堡的一切必备的东西。我的长辈们真是有先见之明啊！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已经想到在到达大洋彼岸的那一刻，我也许会身无分文。之前我在比这次旅途短得多的旅行中也干过这样的事。因此，他们为我购买了一张途经纽约前往匹兹堡的预付车票。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的话，早在那个阴雨绵绵的星期天，我就要和波士顿结下不解之缘了。

所以我和其他等待前往纽约的移民一样，没有离开码头。大约晚上9点的时候，我们坐上了一列特殊的火车，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看着满天飘舞的灰尘，没有吃一点东西。

毋庸置疑的是，这列火车的确非常特殊。我非常希望能够强调这一点。它是迄今为止我坐过的最不舒服的火车，非常不舒服！这列火车就像战时的火车一样，40节车厢里只有8节是卧铺车厢。而且它竟然取道南太平洋地区或圣达非前往纽约，除非它整个晚上都在绕圈，或者每个十字路口都作停留，抑或绕过了沿途中所有的电线杆，否则无法解释它为什么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到达纽约中央车站。途经堪萨斯州的火车是出了名的慢，但这列火车竟然像一道闪电一样在我们旁边飞驰而过。

当到达纽约车站的时候，我已经饿得想吃人了。我已经这么长时间没有进食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如果现在能给我什么东西吃，不管是一块牛排、一块皮革，还是一块臭鼬肉，我都愿意拿自己的灵魂来交换。所以火车到站的轰鸣声一响起，我就找到最近的车门，跌跌撞撞地想要下车。

值班的巡警看到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跨越列车栅，他非常不满，急忙伸出手来抓我，我们撞了个满怀。虽然他给了我一个拥抱，但我知道他并不是我失散多年的兄弟，而且对他这种不合时宜的“热情”非常厌恶。我们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但他的爱尔兰口音的确让我头疼，同样他也听不懂我的意大利语。好吧，我们彼此彼此，但这也是一个僵局。无奈之下，我们只好请旁边的擦鞋匠来调停。事情很快就搞明白了，巡警被告知我只是非常饿，想先吃点东西再和他解释，巡警了解完我如此匆忙的原因之后就离开了。我和擦鞋匠一起前往最近的餐馆用餐。我想，我们在用餐的时候，他和我一样，只顾看我的饭菜而没有注意他的。他付了餐费，照理说应该我来付这个钱，但口袋中仅有的2.5美元已经不允许我如此客套了，于是我缩到一边任由他付了账。有了这次经历之后，我相信这位擦鞋匠再也不会热情地对待来到这里的移民了，对于任何人来说，这样的经历一次就足够了。我的这一餐至少花费了他一套衣服外加两条裤子的钱。

我接下来要解决的难题是找到宾夕法尼亚车站。那个时候，这个车站还没有迁入纽约，仍然需要穿越一条河流，我当然对此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自己不得不乘坐有轨电车，当我需要改变方向时，我就要换乘其他电车，接着穿过右侧的两三个街区，然后……哦，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不得不去那个车站，但对于那个车站的位置和如何才能到达却一无所知。我想泰迪·罗斯福在他的自传《暗流长征》中追忆他在亚马孙丛林中的经历时就是这种感觉。

寻找宾夕法尼亚车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难的事情，包括追女孩子在内。无论何时打听它的位置，它好像都在附近的拐角处，就像胡佛总统制造的虚假繁荣一样。在我知道它的确切位置之前，我已经绕过了几十个街角，走了几十英里的路，穿过了几十个街区。最终我找到了它，然后我得知自己必须乘坐渡船前往河对岸的新泽西，但我到达那儿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双腿麻木，累得快要死了。在那个美好的下午，我背着所谓很“轻”的行李来回地走冤枉路。从行李的大小和所占的空间来看，它的确很轻，但如果从重量上衡量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因为里面就像灌了千斤重的铅一样。当宾夕法尼亚车站终于出现在眼前时，我已经对那趟火车没有任何兴趣了，我不再计较自己能否前往匹兹堡，也不在乎自己是否从未和卡内基家族、弗里克家族、梅隆家族过从甚密了，我想要的只是一副柔软、舒服的棺材，好让我疲惫的身躯得到永久的休息。

02

庞兹先生想利用1美元在蒙特利尔东山再起，却招致了许多麻烦

比登陆美国时身无分文更糟糕的事儿就是我对英语一窍不通，正因为如此，我找不到一份办公室里的工作。我学习的其他语言没能为我提供任何帮助，我平时接受的教育在这里也一无所用。我当时还是一名学生而且体格孱弱，根本不适合从事体力劳动。尽管如此，我必须生存下去，为了谋生，我必须找一份工作。

在到达美国以后的四年时间里，我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从事着卑贱的工作。我非常厌恶和憎恨这些工作，我的付出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的薪水寥寥无几、入不敷出。这只是我谋生的手段，除了从事这些工作之外，我别无选择。结果四年过去了，我的事业没有任何起色，我只是在活着，这就是我全部的生活。但是活着是为了学习，每天我都会学习一点英语知识。

从杂货店伙计到路边推销员，从机器维修工到保险推销员，从工厂小工到厨房餐厅的跑堂，只要能干的活儿我基本都干过了。但每份工作我都干不长，有时候我被辞退，有时候因为厌恶这份工作而辞职，有时候为了避免被炒鱿鱼，我自己主动辞职。我在各个城市之间游荡，有时候乘火车，有时候徒步行走、居无定所。匹兹堡、纽约、帕特森、纽黑文、普罗维登斯，然后……我来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我不知道这里的什么东西促使我成长，或许是酷暑和骄阳，或许是命运吧！1907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只身一人带着仅有的一美元在波那文都码头登陆，无论何时，不管金本位制有没有实行，一美元都不是什么大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这点钱显得尤为可怜，但无论如何，这都足以让我做些事情。

我开始付诸行动，在距离火车站不到两个街区的圣詹姆斯街上，我发现了一家名为“扎罗斯”的意大利银行。我径直走了进去，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就成了这家银行的一名职员，这是四年内我找到的第一份满意的工作。

在这家银行里，我和路易斯·扎罗斯一见如故，他心胸宽阔，平易近人，不拘泥于小节，颇有幽默感。我敢以自己的人格担保，他还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我之后见过许多衣着光鲜、从事体面工作的人，扎罗斯比他们要可靠得多。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确是扎罗斯人生中的污点，但依我看——以一个了解内情的人的角度来看——这是由于大环境和他身边不好的合伙人造成的，并不代表他是一个邪恶、狡诈的人。

那段时间，扎罗斯腰缠万贯，他的意大利银行生意兴隆，拥有良好的名声和信誉，但是，他太容易被误导了。

这时，就有一群推销商和寄生虫一样的人聚集在他周围，整天在他身边怂恿他。如果总是和颜悦色地对待他们，任何一个成功人士的周围总是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即便相隔很远，他们也总能找到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比秃鹫发现尸体时的动作还要敏捷。他们鼓动他参与某些业务，而这些新业务的运作需要资金，于是他开始打起储户的主意，这是很多银行主管的习惯做法，有些人的手法不如其他人高明，所以被抓了，有些人因为精明或者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而侥幸获得了成功。

长话短说，扎罗斯的财政状况很快就变得捉襟见肘，他非常信任我，将他的窘况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当然，他还没有到破产那一步，但一些公司的确没有盈利，他需要一些资金，或者说是一些新鲜血液。

就在那时，我的一个老同学来到了蒙特利尔，他来加拿大寻找新的商机，我们在街上碰到，互相客套寒暄，我把扎罗斯的情况告诉了他并介绍他们认识。很快他们就达成了一项协议，我的老同学回意大利筹集和扎罗斯合作所需要的资金，并在几周之内返回蒙特利尔。

一切暂时有了转机，但很快又有了不祥的预兆，接着事情发生了逆转，扎罗斯的一些公司破产了，各种谣言随之而起，他彻底陷入了困境，银行拒绝贷款给他，储户们纷纷取走存在他的银行里的钱。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灾难，但基本上无计可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做点什么，而且得尽快做。维护自己的利益是每个人的本能反应，每一个牵涉利益的团体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人类邪恶的本性在事情后来的发展中暴露无遗，就像最近发生的海难一样。除了可能丢掉工作之外，我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只能静观事情的发展，不错过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

一个紧急委员会由此成立，接连召开了数次秘密会议，希望能想办法拯救扎罗斯。委员会成员包括扎罗斯、我的老同学和一个名为萨维亚蒂的人，这并不是他的真名，而是化名，我们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只有他本国的警察局才知道。由于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我当然也得到允许出席所有的会议。

我的这位老同学的确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伙伴，虽然大字不认识几个，但他却能够筹集到一大笔钱，但这些钱的确来路不正。如果关于他的所有传言都是真的，那他应该在监狱里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我和他失去联系之后，或许他真的遭到了囹圄之灾，我并不清楚，也不关心。

他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扎罗斯的信任，其实这并不需要花费太大力气，扎罗斯总是会热情地接纳任何人，即便是一条响尾蛇，他也会张开双臂欢迎。或者，他曾偶尔借给扎罗斯少许钱，反正无论扎罗斯去哪里，他都会形影不离，就像玛丽的小羊羔 [1] 。

在紧急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我的这位老同学马上就了解了真实情况。

“路易斯，”他告诉扎罗斯，“你必须马上离开加拿大，如果你继续待在这里，不到一周，他们就会以非法挪用的罪名将你关进监狱，而且你永远都出不来了。”

“但是我不能走，”扎罗斯反驳说，“我不能抛弃我的妻儿，我不能放弃我苦心经营的事业！”

我的同学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别傻了路易斯，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你在监狱里不会对你的家庭有任何帮助。”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扎罗斯打断他的话，“我只需要少许钱就能渡过难关。”

“不管多少，眼下你都无法凑齐这笔钱。”他反驳道。

“怎么会这样？”扎罗斯大吃一惊。“你不是告诉我能借给我钱吗？难道不是吗？”

“我说过吗？我不记得了，”我同学回答说，“不管怎么样，我现在一分钱都不能给你，因为我也没有任何闲钱，我认为现在你除了离开别无选择。”

扎罗斯在最后一刻失去了财政支持，不得不选择屈服。他同意离开。临走前，他和我的同学达成协议，由我的同学担任他的主要债权人，在他离开之后向法院申请破产，之后以2%的利息清偿其他债权人的债务。以扎罗斯当时的资产计算，如果管理得当，采用适当的偿还方法，偿还2%的利息之后绝对还有剩余。我的那位同学就是想以这种方式控制扎罗斯的财产，借助其他债权人大捞一笔。

“你放心走吧，不要担心，”他对扎罗斯说，“一旦我能够处置你的资产，所得利润我会和你五五分成。”扎罗斯相信了他，但他却一直都在欺骗扎罗斯。

事实上，一两天之后，我们三个人在圣詹姆斯街上的一间酒吧内饮酒时，他就要求扎罗斯为他提供一张伪造的票据。

“为我开一张小额的支票，在上面写上某某人的名字。”他对扎罗斯说。

“但那是伪造！”扎罗斯不同意。

“是的，我就是要伪造，”他坦承道，“在我完全接手你的资产之前，我不希望你因为获得豁免权而回到加拿大，我得保护我自己，我会拿着这张票据，如果你不会主动返回，破坏我的计划，我也不会拿这张票据来指控你。”

扎罗斯按照他所说的做了，给了我同学一张票据，我不记得扎罗斯写的什么名字了，也不记得具体数额是多少了。几天之后，他离开加拿大前往墨西哥，在临走之前，他将银行在西部拥有的一些流动资产委托给了我的老同学，这些资产足以偿还他投资欠下的债务。至于我……他交代我照顾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要不然就是四个？我记不清了，我只知道，他们的确比我得到的要多得多。

[1] 《玛丽的小羊羔》是美国广为流传的一首儿歌，讲述玛丽收养了一只被妈妈抛弃的小羊，小羊将玛丽视为自己的妈妈，总是不停地跟着她——译者注

0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庞兹先生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一开始，扎罗斯的逃跑的确引发了人们的焦虑，一些储户也实在让人厌烦。他们四处散播消息，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们威胁扎罗斯的家人，甚至还妄言要杀了我。但事态很快就平息下来，他们通常如此，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将会有更多的银行高管自杀，他们再也无法开着劳斯莱斯兜风，也不能在红木书桌前悠闲地抽着昂贵的雪茄了。这是银行变相支付给他们的保险金，他们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把腊肉带回家。“但愿不会如此！”

扎罗斯的家人搬离了他们豪华的住宅，跟着我住进了一所带有家具的房子里。为了省钱，我们不得不和房东太太共用厨房、洗澡间、客厅和餐厅。我偶尔干一些并不稳定的工作，扎罗斯的两个比较大的女儿也出去工作，他的妻子待在家里做饭，照顾家庭。

我们过着一种非常平静、近乎隐居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我们基本上哪儿都不去，晚上就呆坐着，直到哈欠连天的上床睡觉，但这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我当时26岁，血气方刚，很容易受到女孩子的吸引，而扎罗斯的长女年方二八，长得非常漂亮，我们很自然地爱上了彼此，晚上再也不用只打哈欠了。

我的老同学常来家中拜访，他和我年纪相仿，同样容易拜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他和我爱上了同一个人，不过我略胜他一筹，他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

虽然我俩爱上了同一个姑娘，但在我看来，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因为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也喜欢扎罗斯的长女，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但已经太迟了，这件事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据我推测，情场失意可能导致我的这位老同学近乎疯狂，否则，除非是背信弃义，要不然任何一个神志健全的人都不会像他那样对我。

这是1908年夏天发生的事儿。有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他想清算一下扎罗斯银行在西部支行的利息和债务，扎罗斯银行在西部有三个支行，一个在安大略省的萨德伯里，一个在亚伯达省的卡尔加里，还有一个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弗尼，我参与创建了这些分行，当然对它们了如指掌。

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去，因为他对英语一窍不通，对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以及银行的业务也所知甚少。他希望我先去，他随后就到。我告诉他我无力承担这次旅途的费用，他告诉我会为我支付这笔旅费，并且还会给我一些佣金，我答应了他的请求。

按照之前的约定，我们星期六在圣詹姆斯街会面。我们一起走进了霍查拉加银行，他在那家银行开了一个账户，然后提供给我一张支票作为担保，那时应该已经临近歇业时间，或者已经停止营业几分钟了。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告诉我，那时已经没有办法将支票兑现了，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是真话。

我本来打算下个星期一就出发的，无法将支票兑现就意味着我无法成行。因为去那么远的地方，可能要在那边待上一两个月，我必须准备一个旅行箱、一些衣服和其他必需品。我本来计划当天下午去购买这些东西，不过他说也许能在别处兑现。

到了晚上，他来到我家，手里仍然拿着那张支票，看来并没有兑现成功。

他说：“还有机会，霍查拉加银行的一些支行在星期六晚上也会营业，你怎么看，我们要不要再试试？”

我同意尝试一下，于是我们走出家门来到圣凯瑟琳大街，那里有一家霍查拉加银行的支行，他走过去和出纳员说了几句话，随后拿到了大约400美元的现金。

我们离开银行后购置了一些旅行必备的东西，我的行李还没有装满半个箱子。

“明天我把我的一些行李装进这个箱子。”说完他就离开了。

第二天他来的时候，带来了他想让我捎带的东西，主要是一个装着文件的大信封，他还给了我200美元现金，告诉我他一早就会去买车票然后带过来。

星期一上午，我又出去买了一点东西，回到家的时候大约11:30，我刚踏进家门，两个便衣警察就把我逮捕，冲进楼上我的房间内。他们从我身上搜出了那200美元，还将旅行箱翻了个底儿朝天，在我老同学的文件袋里发现了一些空白票据。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把我带到了警察局，在那里，我被指控犯有伪造罪，被单独监禁。

我茫然不知所措，完全摸不着头脑，根本不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更糟糕的是，我不能见任何人，也无法和任何人交谈。

很快，警察局就把我转移到了监狱，在那里，我可以和外界通信，但是我寄出去的信件全部石沉大海，也没有人来探视我，我读不到任何报纸，好像被活埋了一样，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

监狱里的状况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里面肮脏污秽、蛆虫横生。当我看到监狱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自己肯定忍受不了24小时，所以我绞尽脑汁想摆脱这种境遇。我蜷缩在床的角落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墙壁，把手里的毛巾嚼成碎片，在我身边经过的狱友把我的情况报告给了警卫，他过来查看了一下，然后把我转移到了监狱医院。

在医院里，我故意模仿印第安人战斗时发出的呐喊声，并且爬上墙去抓窗户上的铁栏杆。两个看护架着我，给我穿上了束身衣，一连几个小时我都一动不动。随后我又假装自己好像得了癫痫病，他们不仅脱下了我身上的束身衣，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床位，这小小的诡计使我能继续待在医院里。

我待在监狱里的那些日子，情况虽然不容乐观，但还可以忍受。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通过监狱中惯用的消息通道，我得知扎罗斯前天晚上也被关进了这间监狱。美国警方将他从墨西哥引渡回来。我请求见他并得到了允许。

很显然，我的老同学出卖了他，由于没能和其他债权人达成协议，也无法接管扎罗斯的财产，我的那位同学将这一切归罪于他。他本来想敲诈扎罗斯夫妇，但是没能成功，于是便掉转枪头，凭借扎罗斯一开始给他的那张伪造的票据，要求警方将扎罗斯引渡回来。

我和扎罗斯凑在一起，在分析了眼前的局势之后发现，只有我才能证明他有罪，我的老同学并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我现在身陷囹圄，不能逃脱这个国家的管辖。所以，现在事情的关键在于我的选择，是和我的老同学同流合污，做一个卑鄙无耻的骗子，还是支持我的老朋友——我女友的父亲。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我也不能犹豫，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扎罗斯。

几天之后，法庭要求扎罗斯接受审讯，我作为证人也被传唤。我的老同学首先出庭做证，控告扎罗斯伪造了票据。我在他之后出庭，在回答了一些基本的问题之后，他们向我出示了那张票据。

他们问我：“你之前见过这张票据吗？”

我回答道：“是的，我见过，法官。”

下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你在什么情况下见到的？”我回忆了当时的场景，说我是在圣詹姆斯街的酒吧里见到的。

那位皇家检察官接着问道：“当时有谁在场？”

我说我和我的老同学在场。

检察官进一步问：“还有其他人吗？”

我说：“没有了，先生，只有我们两个！”

那个检察官有一点恼怒地问道：“难道扎罗斯没有在场吗？”因为我被认为见到了他在现场。

“没有，先生，扎罗斯没有在场。”我坚持道。

那位检察官又从另一个角度向我发起攻击。

他直截了当地问：“你知道谁写了这张票据吗？”

“我知道！”我平静地回答。

“谁写的？”他步步紧逼，认为我已经无路可退。

“我写的。”我回答道。

“你写的？你写了这张票据？”检察官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答案后大吃一惊。

“是的，先生，我写的！”我想站在樱桃树下的乔治·华盛顿也不过这么淡定吧。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干的。”我回答道。

审讯就此结束，我的老同学一怒之下离开了法庭，像个疯子一样。法官宣布结束庭审，他们放了扎罗斯，但要求他在20个小时之内离开加拿大，而我又回到了监狱里。

在我离开法庭之前，那位法官，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向我走来。

“你自己知道你撒谎了。”他用意大利语小声对我说。

“当然，我撒谎了，但是你并没有证据啊。”我微笑着对他说。

“我不会责怪你，查尔斯！扎罗斯虽然可恨，但也比那个原告要好。”

回到监狱，除了等待对我的审讯，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扎罗斯已经离开了蒙特利尔，他的家人不久之后也离开了，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去了哪里，我的那位老同学，当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记得我是10月份接受的审讯，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对我的那些控告的确切性质。我被指控伪造了那张我同学作为担保提供给我的支票，但那张支票上的钱已经被他取走了，我压根儿不记得他伪造了谁的名字，我记得好像是一个轮船经纪人，金额大约是400美元。

我坚称自己无罪，法庭好像传唤了四个证人出庭做证。一个是被伪造了名字的轮船经纪人、两位侦探以及那位银行出纳员。那位轮船经纪人说他认识我，说我处理扎罗斯银行的事务时偶尔会到他的办公室去，这倒是真的。他还说那张支票是我从他的支票簿的背面撕下来的，毋庸置疑，肯定有人从他的支票簿上撕下过支票，但他无法证明是我做的，因为在那个时间，他并没有亲眼看到我出现在他的办公室。

那两名侦探证明在我的旅行箱里发现了许多空白支票，还有在我的口袋里搜出了200美元。

法官问：“那200美元呢？在这儿吗？”

“没有，阁下！”一位侦探说。“我们已经将钱还给银行了。”

“还给银行了？”法官吃惊地问。“这是谁的命令？”

其中一个侦探解释道：“很显然那是银行的钱，我们没理由拿着它。”

“问题是，”法官打断了他的话，显然有些生气，“难道警察局自行判断这些钱是不是关键证据吗？如果这是一位穷人的钱，他肯定无法这么轻易地拿回来，但这是大银行——霍查拉加银行的钱，警察局就要为了方便银行而违反常规，甚至触犯法律吗？”

“我将停止对这一案件的审判，并重新审理这一案件，我想知道，到底谁应该为毫无根据地归还那笔钱负责任。因为那笔钱被合法地辨认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被告有没有罪，他有权利看到那所谓的不利于他的证物，除非那笔钱在这个法庭上被确认是某个人的财产，否则他有权持有那笔钱。”

这次休庭被蒙特利尔当地的报纸大肆报道，这次休庭之后，我兴高采烈地回到了监狱，理所当然地认为法庭会拒绝受理此案，这个想法表明，我对当时的法官是多么一无所知啊！

事实上，当庭审再次开始时，法官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他绝口不提钱的事情，最后一位证人，也就是那位银行出纳员出庭做证。

法官指着我问他：“是这个人提供了支票并且取走了钱吗？”

那位银行出纳员说他“推测”我就是那个人。他承认，他已经三个月没有见过我了，但是他说提供支票的人高高瘦瘦，剃光了胡子，头发锃光发亮，显然那并不是我，他的描述更符合我的老同学。

接下来的身份鉴定是一个弥天大谎，但却得到了认可，一切都在那一天尘埃落定。那一天我不能开口说话，因为我有辩护律师，我并没有要求请辩护律师，但他自愿免费为我辩护，因为我使他的委托人免遭牢狱之灾。

他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沉默的律师，坐在这位律师旁边的卡尔·柯立芝却一直在喋喋不休。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从未反复盘问过一位证人，从未提出过一次反对，从未看过我一眼，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代表我粗略地进行了如下陈述：

“如果法官大人允许，我希望法庭能够宽恕我的委托人。”

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站立不稳，实际上在法庭还没有宣判我有罪之前，他就已经承认了我的罪行。不过我很庆幸他没有说更多的话，要不然法庭得判我绞刑！

最终，法官做出了如下判决：

“尽管律师为被告做了精彩的辩护，但铁证如山，我不得不宣布，被告犯有被指控的伪造罪……”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法律的不确定性。

“现在，你没听错吧？律师为被告做了精彩的辩护！”其实，他这样说也无妨：“由于律师失败的辩护，迫使我和律师团都不得不相信，被告的确犯下了被指控的罪行……”一切就到此为止吧，换另外一种方式情况也不会好太多！

几天之后，我被判三年监禁，服刑的地方在圣文森特·保罗监狱。同一天下午我就被转移到了那里。一个小时之后，我敢说就算我亲妈都不认识我了。我洗了澡，刮干净了胡子，头发被剃光，穿上丑陋无比的囚服，他们给我拍照、编号，采集了我的指纹，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是一个有自己名字的公民，而是一个只有编号的罪犯。

04

一系列事情的发生，使庞兹先生拥有了一个善于分析的头脑，最终，关键的时刻终于来了

圣文森特·保罗监狱里没有供罪犯学习的地方，犯人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儿——坐牢。这个监狱简直就是中央刑事法庭、巴士底狱以及大名鼎鼎的、关押基督山伯爵的监狱的复制品！

我睡在一张麻袋片做的床垫上，里面装着玉米叶和谷物壳儿，牢房在一个地下室里，暗无天日，这个监狱绝对是苦修和忏悔的好地方。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能说自己见到的都是无情和残忍，虽然这里的规定很严格，极度残忍的行为随处可见，但罪犯不会无缘无故受到虐待，也不会遭受惨无人道的惩罚。

徇私枉法在这里并不奏效，不管你是银行家还是工厂小工，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你能凭借的只有自己的实力。所有人都不得不从头做起，凭借自己的勤勉和良好的表现获得更好的机会。监狱外面所谓的影响根本越不过那道高墙，但仍有晋升的机会。这里的工作有好坏之别，你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特权，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去一个逼仄的工棚，那里只能“身材矮小的进去，大个子根本进不去”，把大石块敲碎成小砂砾，一天七八个小时做着重复的工作，我坚持下来了。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我一直待在那个工棚里。我计算过，我敲碎的石块可以铺遍整个黄石国家公园了。我对这份工作已经驾轻就熟，我想他们为了让我继续干这份工作，肯定将落基山脉中的好几座大山都挖空了。自从我干了这份工作之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我眼里都不一样了，如果他们让我再干久一点，我都能把那个省弄得比锅饼还要平整！

最后，我的能力得到了认可，被提升到监狱铁匠铺里当记录员，从那里又去了首席工程师的办公室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典狱官的办公室。至此，除了出狱之外，我已经没有升职空间了。

作为典狱官的帮手，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到监狱的任何地方，而不需要警卫的陪同。我有权和其他囚犯谈论公务，当然，一个距离我40英尺开外的警卫根本不知道我是在谈公务还是私事儿，所以我经常和他们聊天，和一位前银行家聊得尤为频繁，因为我非常想知道，一张伪造的支票在上个周六晚上刚刚兑现，我怎么能够在星期一就被抓了呢？

首先，伪造的签名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发现，其次，我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那张支票上，银行和警察局也对我一无所知，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内，我怎么就和那张支票扯上关系了呢？这是怎么想都不可能的事情。

神探勒考克 [1] 和夏洛克·福尔摩斯都不可能在48小时之内查到那张支票和我有关，就算是魔术师和预言家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即便是一个天赋异禀、具有超强想象力的人，也应该先去那家船运公司，接着他们可能才会联系到我身上。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两个目光短浅的侦探，虽然他们搞错了，但竟然比勒考克、夏洛克·福尔摩斯，甚至比预言家还要神速！

当我把这些情况都告诉那位前银行家时，他说，很显然，有人向警察和银行泄露了消息。

“你看，”他对我说，“这张支票是银行总部开出来的，然后星期六晚上在支行兑现，星期一早上10点之前，这笔账目根本不可能从支行转到总部。”

“一般情况下支票总要在银行保留一段时间，有时候为两三天。总部一般没有办法检测出支票是不是伪造的，因为在鉴定的时候，他们一般不会检测伪造的签名。写在支票上的那个人当时根本无法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当月底银行给他寄送报表时他才可能知道此事。”

“我相信，除了我和我的老同学之外，没有人知道这张支票的存在。”我赌气地说。

他用毋庸置疑地口气说道：“很明显，是他向银行泄露了消息。”

我像被穷凶极恶的事情吓得毛骨悚然一样，“不可能，”我大声地喊道， “我不相信会是他，另外，他也不可能给我招致这么大的麻烦而自己置身事外。”

“真的是这样吗？”那位银行家一脸嘲讽地说，“醒醒吧，可怜虫！现在的事实是你麻烦缠身，而人家却逍遥自在。”

“是的，但那是因为我在法庭上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依然在为他辩护。

“就是这样，他可能就是算准了你不会出卖他。”他反驳道。

“为什么我不会？”我问道。

“因为即便你最终明白是他在幕后策划了整件事情，但你不可能为了洗脱自己而指控他。”这位银行家回答道。“指控他的证据和指控你的证据一样有力，你们两个或许都犯了罪。顺便问一下，”他问，“他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

“从那之后你见过他吗？他给你写过信吗？他给你提供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吗？”这位银行家抛出一系列问题来诘问我。

“没有。”我垂头丧气地承认道，不得不佩服他的逻辑思维能力。

“看在上帝的分上，醒醒吧，你做的这一切都毫无意义！”那位银行家大声吼道，“报复他，向银行写信告发他，他们会帮助你摆脱这个鬼地方的。”

“哦，我不能那样做！”我拒绝了他的建议。“如果我和他有什么恩怨的话，我也会当面和他解决，总有一天，我会抓住他的。”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打听一个不想让你找到的人是多么困难。实际上，我打听到他一直就在西海岸活动，我听说他买了几个电影院，这几年来他一直都在从事这份工作，然后，我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最可能的原因是，在当时，他并不是这个国家唯一从事电影行业的人，肯定还有其他人在从事一样的工作，比如阿道夫·楚克尔。 [2] 一些人做得很好，而一些人就没落了，例如楚克尔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获得了这个行业的垄断权。但是我的老同学就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如果他没有死，那他一定是成功地隐姓埋名，让所有的人都认不出来了。但从那以后，我们的确没有再见过面，也许再见面时已经物是人非了。

我之所以知道他的行踪，完全源于我在蒙特利尔的女房东的一次来访，在我和那位银行家交谈后不久，她来到监狱探视我。我非常想知道外面的消息，关于我女朋友、扎罗斯，以及所有我认识的人的消息。

“扎罗斯应该还在美国，”她告诉我，“但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儿，我也再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

“也没有安吉丽娜的消息吗？”我问道，安吉丽娜是我的女朋友。

“没有，你呢？有没有她的消息？”她反问道。

“没有，”虽然极不情愿，但我也必须得承认，一想到她如此绝情地抛弃了我，我就非常难过。“她也认为我犯罪了吗？”

“我也不知道，关于这一点，她并没有说太多。只是有一次，她提到了你的老同学，说他知道的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要多得多。”房东回答我说。

“她这样说吗？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一脸疑惑地问。

“我也不知道，”她说，“可能是他一直骚扰她，让她不胜其烦。”

“他一直骚扰她吗？”我大惊失色地问，“什么时候，在我入狱之后吗？”

“不是，当然是之前啊！”房东对我的失察似乎有点失望。“你怎么了？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他也深深地迷恋着安吉丽娜。”

“当然没有，”我说，“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

“哦，你们男人都一样！”她懊恼地责备我，而我也哑口无言。“当男人迷恋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从来都不会注意她身边发生的事情。”

我一脸羞愧地说：“也许你是对的，不过再告诉我一些消息吧，我老同学现在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她回答道。“自从你被捕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听说他去了西部。”

“他没有写过信吗？”我问道。

“没有，”她说，“但是我曾经和一位在那边见过他的人聊过天。”

“他在做什么？”我打破砂锅问到底。

“他好像结束了扎罗斯支行的业务，如今在做自己的生意。”她回答我说。

“什么生意，在哪儿？”我想一探究竟。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好几个地方呢，我想，可能到处都有，”她告诉我，“我听说他在西海岸不是买了就是建了几个电影院。”

“他一定做得很好。”我说。

“他们说是这样的。”她对我的话表示赞同。

她的这次来访让我知道了想知道的所有消息，我清楚地知道了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毫无疑问，肯定是我的老同学陷害了我，由于自尊心作祟，他策划并实施了这次犯罪，然后嫁祸给我，把警察引到我家里来。现在他过得风生水起，而我在……坐牢！

幸运的是，所有的事情都有结束的时候，也包括刑期。我出狱的日子也在一天天临近，的确不是很快，但也在慢慢临近。事实上，比我想象的要快一些，因为我没有将意外情况计算在内。不要紧，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提前出狱。

事情果然如愿以偿，1910年7月13日，我正坐在办公室的打字机前，典狱长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

“查尔斯，”他将那张纸递给我说：“马上给我复印一份。”

“好的，阁下！”我接过他手中的那份文件，把纸放进打字机里。我把那份文件放在我面前，开始打字。这是一封从总督办公室发出的信函，我打过无数份这样的信件，它们的开头大同小异，这好像是一封赦免令。

我机械地打着字，直到看到同狱犯人的名字，典狱官站在我身后望着我。当写到一个名字的时候，我都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使劲揉了揉眼，又仔细看了看那个名字，是的，它在上面，这次像外面明媚的天气一样清楚了，不需要有任何怀疑，我已经有20多个月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那是我的名字。

典狱长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查尔斯，这是你应得的。”他的话语里充满了父亲的关爱。“一开始，你入不入狱由不得我决定，但恭喜你，刑期终于结束了。赶紧走吧，换身衣服，应该还能赶上下午去蒙特利尔的火车。”

他不需要再提醒我一次，我的心里乐开了花儿，飞奔到监狱里的服装店，穿上他们递给我的第一身衣服就走。谁在乎到底合不合身？谁关心形象好不好？我关心的只有一件事——自由！几个小时之后，我走在了街上，虽然穿得有点怪异，浑身上下只有5美元，但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我重获自由了！

[1] 1863年，埃米尔·加博里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侦探小说《血案》，里面塑造了侦探勒考克先生的形象，可谓是欧洲侦探形象的开山鼻祖——译者注

[2] 阿道夫·楚克尔，40多年来一直从事电影行业，被誉为“美国电影之父”——译者注

05

一个美国移民检查员，用卑鄙的手段对付庞兹先生

当天晚上我就回到了蒙特利尔，和我的朋友住在一起。我兜里只有区区5美元，根本不能入住温莎酒店，实际上我哪儿也去不了，因为在找到工作之前，我还得靠着这点钱生存下去。我也不能睡在大街上，所以接受了朋友的热情招待，告诉他我几天之内一定会找到工作。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我实在是太乐观了，我打电话给那些认识的人，那些可能需要我为他们工作的人，但他们让我意识到，我到底面临着多么大的困难！我是一个有案底的人，我是一个囚犯，他们不会雇用我，也不愿意与我为伍。

我把自己的窘境告诉了一位同窗，他在当地开设了一家银行，还代理劳动力和轮船业务，几年前我们曾有过合作，他建议我离开蒙特利尔前往美国。

“他们不知道你在这儿的不良记录，你在那边找工作要容易得多！”

“我倒是愿意去，”我告诉他，“但我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旅费。”

“你想去哪儿？”他问道。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前往纽约，”我回答他说。“但是其他地方也可以，布法罗、罗切斯特、锡拉丘兹……任何地方都可以。”

“为什么不去一些小地方呢？”他劝我说。“靠近边境，你还可以在一些移民营里找到像计时员或解说员这样的工作。”

几天之后，他告诉我在纽约州的诺伍德或奥格登斯堡周围有这样的移民营。

“所需要的费用不是很多，”他说，“钱的问题你怎么解决？”

我回答说：“我手头不是很宽裕，但我可以在这里打一天零工。”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一定回去，”他继续鼓动我。“在那里你可能会遇到我们认识的人，在与扎罗斯共事的时候，我们向美国输送了很多劳动力。”

这个理由打动了我，扎罗斯向美国运送了成千上万的劳动力，这些人遍布于铁路部门和各个承包商那里。在两国的边境线上，他们有的在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有的在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有的在修建大干线铁路。我是扎罗斯以前的职员，那些承包商和工头肯定认识我。

1910年7月30日清晨，我打算离开蒙特利尔，当我买好车票准备上车时，我的同学带着五个从意大利来的移民来到车站，显然，他们要和我同行。他拜托我照看他们。

“帮帮忙，查尔斯，”他说，“他们要在诺伍德转车，到该下车的时候，提醒他们一下。”我相信他一定提到过诺伍德，或者诸如此类的地名。

这列火车是那种每站皆停的慢车，基本上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就要停一次。整个上午它都在慢吞吞地向边境进发，直到中午才快要到达目的地。到达加拿大这边的最后一站时，这趟车停了下来，按照惯例开始午休。

一个美国的移民检查员上了车，在各个车厢里穿梭。时不时地停下来盘问每个旅客。最后，他在我和五位意大利移民的座位前停了下来。他首先盘问他们5个，但他们听不懂英语，于是，他开始询问我。

“这些人是和你一起来的？”检查员问我。

“不是这样的，”我说，“他们只不过和我同路，我只负责提醒他们下车而已。”

“他们去哪儿？”他盘问道。

“我并不清楚确切的地点，”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想可能是靠近诺伍德的某个地方吧。”

“他们去那儿干什么？”检查员进一步盘问。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得先问问他们。他们说他们是去工作的，甚至还拿出了一些信件表明他们的目的地。

“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检查员想知道。

“蒙特利尔。”我回答说。

“好的。”问完我们之后他就去了另外一节车厢。

五分钟之后，火车又开动了。下一站是纽约州的莫尔斯，这是进入美国的第一站。我们面无表情地看着车窗外每一列火车经过时都会出现的情景。突然有一个人大喊：

“喂！你们几个。”

我们转过身，看到站在车厢门口的移民审查员指向我们，这一点毋庸置疑。

“你们几个跟着我下车。”他命令我们。我将他的命令传达给其他5个人，我们按照他的命令下了车，他把我们带到一间小办公室，在那里，他告诉我们，我们被捕了，原因是我们违犯了美国的《移民法》。

同一天下午，我们被带到纽约州的劳西斯波因特监禁起来，几天之后，我们又被转移到普拉茨堡监狱，在那里等候秋天的审判。我被指控偷运外国人进入美国，而那5个意大利人是重要的证人。

整件事情让我如坠云里，我想弄清楚来龙去脉，但却因太过烦琐而放弃了。最后，我有机会见到了美国助理律师，我向他陈述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耐心地听着。

“你带外国人进入美国，触犯了美国的《移民法》。”他说。

我反驳说：“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他们是自行来到美国的，我只是和他们坐同一趟车而已！”

“但你已经帮助了他们，你做了他们的翻译。”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我不能帮他们翻译？”我冲他大声吼道。“无论如何，我帮助了他们双方进行沟通。”

“不管怎么样，”他继续说道，“你们已经构成了非法进入美国的犯罪事实，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被允许进入。”

我辩解道：“我并不知道还需要获得允许，因为三年前我去了加拿大，我也已经进进出出美国多达六次，从来没有请求过许可，从未在火车上碰到过移民检查员。在边境上，我唯一碰到的公务人员是报关员，他们只是上来检查一下包裹。”

“这也改变不了你们这次非法进入美国的事实。”他仍然这样说。

“我无法接受您的看法，”我告诉他，“我们在边境线的另一侧——加拿大已经接受了询问，那时火车还没有开动，如果我们因为任何原因不被允许入境，那时就应该拒绝我们入境，检查员那时候应该告诉我们。”

那位律师打断了我：“检查员不需要你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我认为，他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做了。”我像机关枪一样反驳他，完全失去了理智。“不管我们知不知道这条法律，他都应该警告我们，而他却耍了我们，误导我们去触犯法律，好让自己立功。我不知道这样的公务人员有什么用，是他，而不是我，带外国人进入美国！”

“几个月之后你肯定不是这种态度了。”他略带威胁地看着我。

“也许我会，也许我不会。”我很快便恢复了理智，在心里默默地咒他下十八层地狱，虽然我没有告诉他，但他显然看透了我的想法，然后结束了会谈。

我和其他五个人在普拉茨堡监狱一直待到了10月份，受尽了煎熬，而且不能提出保释。幸运的是，我可以有一间单独的牢房，而其他犯人都被强制挤在一起。我平时就用睡觉和看旧报纸来打发时间，但是狱中的生活绝望而无聊，我的精神近乎崩溃，两个月已经让我不堪忍受，只要能结束这种生活，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

很明显，那位助理律师是一位心理学家，我这样评价他，心理学家并没能准确表达我对他的定位，但心理学家听起来要好一些。他只是稍微想了想，就知道或感觉到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这个人究竟拥有多么神秘的直觉啊！在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里工作实在是浪费！他是一个天生的骗子！在哄骗和玩弄容易受骗的人方面，他绝对是一个行家里手！

他主动来找我，告诉我他对整件事情都感到很抱歉，处理这一案件自己也觉得很棘手，但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因为他发过誓，要维护宪法的尊严……那时，我从来没想到应该告诉他，虽然宪法被维护了这么久，但已经败絮其中了。当时的我竟然对他的窘境感同身受，难过得眼泪就要掉下来了。导致这么好的人陷入如此这般困境，我怎么能这么蠢，真是羞愧难当！

情况已经变得很紧急，我真的希望他能够竭尽全力帮我，当着他的面大哭了一场，我非常害怕！但我穿的制服未经过缩水处理，眼泪让衣服缩了水，我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穿着短裤的服务生。

“查理，”（当他们想哄骗我的时候，通常叫我查理）他说，“我非常想帮助你，你是个非常棒的家伙，但是你肯听我的建议吗？”

还不知道他的建议是什么，我就迫不及待地说：“当然了，我一切都按你说的做，朋……”我本来想说“朋友”的，想了想觉得不妥，改成了“先生”。

“那么服罪吧！”他一脸诚恳地催促我。

“让我服罪？哪有这种事？”我激动地跳了起来。我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仁慈的人，没想到并没有那么仁慈。

“别激动，查理，”他接着说，“我是你的朋友，我提出这样的建议完全是为了你好。如果你坚持要审判的话，你一定会被判有罪。所有的证据都不利于你，法官会支持检查员的说法。别忘了你是个有案底的人，法官不会相信你的，还没有审判，你就已经被判刑了。”

虽然我嘴上没说，但我的确同意他的看法。从那时起我就明白，如果没有钱或者有影响力的朋友，和政府对抗是多么无望。但我也没有马上屈服。

“如果我被判有罪，也不会比我主动服罪差到哪里去。”我说。

“哦，当然有差别！”他解释道。“不要以为法官多么仁慈，他可能会将你长期驱逐出境，偷运一个外国人入境将会被判两年徒刑和1000美元罚款，那么法官会判你10年徒刑和5000美元罚款。

“如果我主动服罪呢，会面临什么处罚？”我问。

“我想应该轻得多，”他耸了耸肩膀，“可能最多罚款50美元。”

“但是这个罚款我也交不起，”我告诉他，“我没有50美元。”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得不蹲一个月的监狱。”他解释道。

“你确定吗？”我有点不太相信。

“当然！”他的语气不容置疑。“怎样量刑完全取决于我，法官通常会听从地方检察官的意见。”

“如果我服罪的话，在交了50美元罚款之后，你保证他们会把我放了？”我又问了他一遍。

“是的，”他说，“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给法官说的。”

是的，他说了，但是只有他自己、法官和上帝知道，他究竟说了什么。我信守了诺言主动服罪，他站起身来将一些文件交给了法官，他们两个窃窃私语，法官浏览了一下文件，斜视了我一眼。然后说：

“哦，有什么用呢！……服刑两年加500美元罚款！”说完他将那些文件递给了身边的助手。

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之前，一个人，我猜是副检察官，就架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出了法庭。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我一定还会被指控暴力伤人和藐视法庭，我实在太气愤了。

几天之后，我和另外四名罪犯在几名检察官的押解下，前往位于南部城市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服刑。

在我被宣判之后，那五名意大利人马上就被无罪释放了，而且作为政府的证人，他们还领取了两个多月的津贴。他们也被允许继续留在美国！读者们，你们能搞清楚整件事情吗？我不能，从那时起，我就绞尽脑汁地想要搞清楚这件事，但至今没有成功。

06

庞兹先生从2英尺×4英尺的囚室转移到了美国价值1000万美元的监狱里

我们是乘坐卧铺车前往亚特兰大的，可以在餐车里用餐，像普通旅行者那样懒洋洋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在华盛顿停留期间，我们还在车站旁边一家豪华的餐厅里吃了午餐，用完餐，我们甚至还前往国会大厦广场散步，我们本来想进去参观一下，但因害怕打扰到别人而作罢。

我们也没有去白宫，塔夫脱总统找借口离开了，他很忙，也许忙着计算在下一届总统选举时，如何打败泰迪·罗斯福，不过数字有时也是会骗人的。

在亚特兰大，几名检察官把我们带到一间酒吧进行最后的狂欢，在备受折磨的监狱生活开始前，这样的狂欢还能给我们打一针强心剂。那里最烈的酒是一种近乎于啤酒的饮料，实际上，它的味道和啤酒截然不同，而且远不如啤酒好喝。我们一边抱怨一边饮酒，几乎醉倒在地！

我们发现，美国的监狱实在是太舒适了，和我们之前见过的监狱截然不同，至少和我之前坐过的监狱有天壤之别。那个时候，有人将它比作巴尔特摩庄园或丽思卡尔顿豪华酒店。它值得这样的赞美？为什么不值得呢？这座监狱是城中所有大人物的潜在居所，这个“大”所指的就是钱财、权力和头脑。包括从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到国家银行的公务人员、邮政人员，从偷漏个人所得税的人到走私犯、窃取邮件的所有人。很显然，这些家伙认为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所以借用新威拉德酒店的模式来修建他们的监狱。他们可能算计着，即使要把它建成一个笼子，也要把它建成一个镀金的笼子。

我轻而易举就获得了一份在洗衣店里当店员的工作，我发现这份工作就是为我而设的。不过，娴熟的意大利语、英语、法语让我很快获得了晋升，我被调到邮件办公室做职员，顺便说一句，我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个监狱的典狱长。除了写信封和封信封外，如果遇到用我熟悉的外语写成的来往信件，尤其是那些迪尼亚奇奥·卢普和他那所谓的同伙来往的信件，将它们翻译成英语也是我的工作。

卢普被认为是另一个版本的阿尔·卡彭 [1] ，他因为印制假钞而被判30年徒刑，而卡彭因为没交所得税被判11年徒刑。实际上，卢普坐牢是因为数罪并罚，其中，最严重的一项是奉命在西西里岛谋杀纽约警察中尉佩特罗斯诺。

我决不支持谋杀或任何形式的犯罪，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因他的罪行受到惩罚，但我也认为他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也就是说，他要为自己真正做过的事情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应该轻罪重罚，或者为他根本没做过的事情受到惩罚。即便这个人应该受到十倍的惩罚，只要证据不足，就不能做出判罚。

关于他其他所谓的罪行，我毫不知情。我不关心，也不想知道。这是他和他的指控者之间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一天在操场打完球之后，卢普来到我身边。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同住一间牢房，他说监狱的管教人员派一个接一个的密探来监视他，这让他忍无可忍，他希望找一个一定不会伤害他的人做室友。

他的处境非常悲惨，尽管一个被判30年徒刑的人不会是一个好室友，但我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和他住在一起之后，我发现他身上有好多我喜欢的品性，他非常仁慈、诚恳、坦率、无所畏惧。

当我进一步了解了他的案件后，我开始相信，他和美国联邦情报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问我有什么证据，我也是从亚特兰大出狱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向卢普保证，出狱之后一定会打电话给《亚特兰大宪法报》和《亚特兰大日报》的记者，将真实情况披露出来。我遵守了我的诺言，但情报局收到了我们谈话的风声，一天，两个人把我堵在了桃树街的墙角处，警告我不要再插手卢普的案子。

“如果你不停手的话，在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就让你回去陪他，而且可以长久地陪他。”他们威胁我并且真的打算这么干。

情报局特工的活动遍布各处，即便是监狱里也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在我工作的邮件办公室里有一位意大利人，他身穿制服，在协助处理日常事务的同时，也担负警卫任务。

然而，他最主要的任务是检查我翻译的信件，尤其是卢普的信件，然后把这些信件的复印件寄往华盛顿。情报局想要得到的是卢普其他的犯罪证据，他们认为，如果卢普确实犯了罪，总有一天他会露出马脚。因为我是他的室友，所以他们也一直认为我在帮他写信，也帮他翻译信件来帮他们牟利！若要论愚蠢，他们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由于工作原因，我在假日和星期天可以不用待在牢房里。不过并不是去工作，而是和其他职员在一起抽烟、玩国际象棋和西洋棋，其中有一个叫查尔斯·摩尔斯的人，他在入狱前曾和华尔街上的大人物交往甚密，据说一家知名的轮船公司为了营救他出狱已经花费了上百万美元。

查尔斯·摩尔斯是一个很好的家伙，他家财万贯、不拘小节，是个社交能手。他尤其精通华尔街的资金运作手法，证券交易所的汇率表他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有一天，他走进典狱官莫耶的办公室，希望能给他的经纪人发一封密电，典狱官经过反复掂量权衡，答应了他的请求，但告诉他只能占用一条线路，并且下不为例。摩尔斯按照他的要求做了。

几天之后，他再次走进典狱官的办公室，递出一张2000美元的支票，典狱官想知道这张支票是给谁的，以及给这张支票的原因。

“这是给你的，”查尔斯说道，“这是您允许我发出那封密电的分红。”

他好像因为这次股票交易大赚了一笔，典狱官莫耶并不满足得到这么一点儿，他痛骂了摩尔斯一顿，甚至威胁要将摩尔斯关起来。面对典狱官的暴怒，摩尔斯一点儿都不在乎，这种威胁丝毫影响不到他。但是，典狱长再也没有允许他发过密电，至少在这间美国监狱里是这样的。

也许，这对摩尔斯的影响微乎其微，只要他想挣的钱，没有挣不到的。据传，他拥有700多万美元的身家，不过，他也没有在监狱里待多久，他被判15年，然而，他并没有打算把刑期服满。

众所周知，他雇用了总统哈定的内阁成员哈里·M﹒多尔蒂担任他的律师，没有人知道他花了多少钱，但几年之后，多尔蒂还在报纸上宣称，摩尔斯依旧欠他5万美元。

在多尔蒂的运作下，摩尔斯的案子上诉到了白宫，摩尔斯也开始吃肥皂沫和一些其他东西，很快，他就呈现出脊髓痨或布赖特氏病的症状，我忘了究竟是哪一种病了，其实哪一种病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医院证明了他严重的病情，并宣称他时日无多。他们将他转移到了佐治亚州的福特·奥格尔索普，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获得了总统塔夫脱的特赦令。虽然被判了15年，但他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才蹲了两年多的监狱。毫无疑问，一旦被释放，他又变得生龙活虎，再活个十来年也没有问题。

我在亚特兰大的监狱服满了刑期，不仅如此，因为我交不起500美元的罚款，还多服了一个月的刑期，我没有获得假释，实际上，因为一些我不太记得的原因，尽管表现良好，我也没有申请假释。1912年7月，我无条件获释，也没有被驱逐出境。

[1] 阿尔·卡彭，美国黑帮，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因黑帮火并被对手打伤脸部留下疤痕，之后以“疤面”的绰号行走黑道，于1925—1931年掌权黑手党——译者注

07

效仿英萨尔先生，庞兹先生在亚拉巴马州布洛克顿成立水电公司

在桃树街碰到的那两个情报局的家伙让我相信，亚特兰大是一个钳制言论的地方，即便是世家子弟，也没有办法在这里待下去。实际上，亚特兰大和佐治亚州的其他地方一样，除了当地的地头蛇之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下去。三K党的活动非常猖獗，玛丽埃塔街上还流着利奥·弗兰克的鲜血。 [1]

我想马上离开亚特兰大，一刻也不想逗留了。当午夜前往亚拉巴马州的火车启动的轰鸣声一响起，我就跳到了车上。为什么在众多地方中选择了亚拉巴马州？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它在西部。“到西部去，年轻人，到西部去！”

几年之后，占星家告诉我当时的选择大错特错，我不应该去西部，因为我的星象指向东方。我恍然大悟，他们是对的，一个人本来就应该追逐太阳的方向，连笨蛋都知道这一点。不过，向东走的线路上挤满了人，旅客要花费一整晚的时间，才能在窗口买到一张火车票。

不管怎么样，我到达了伯明翰，除非有人从火车上把我扔下去，否则我不会错过这座城市。不过如果我错过了这座城市，我也不会有什么遗憾。我在那里发现的，唯一有趣的是一个“冒牌医生”，他是我在普罗维登斯认识的一位旧相识——巴纳姆。

这位冒牌的医生开设了一家医院，他是否具有行业资格是另一码事儿。也许他有，也许他没有，反正很久以前，在普罗维登斯的时候他没有，他之所以匆忙离开普罗维登斯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不过在伯明翰，或许他取得了行业资格。如果他有，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取得的。

因为据我所知，他从孩提时代开始，只认识蓖麻油一种药。

看到他签字转让这家医院的消息，我颇感兴趣，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由于好奇心作祟，我想看看这家医院是不是挂着一两块完全相同的营业招牌，只有两个实习生和一位所谓的“医生”，当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彼此认出了对方。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对自己从事的事情非常坦诚，难道所有的事情不是顺风顺水吗？医院只是一个工具，他解释道，一个很好的工具，他利用这家医院伪造的医学诊断证明来控告煤炭公司，并因此大捞了一笔。

这就是这家医院的运作方式。每个采矿基地都有它的代理机构，以抽取佣金为生。一旦有矿工在事故中受伤，特别是微不足道的事故，这家医院的代理机构就会教他夸大伤势，让伤势看起来很严重，并凭此拒绝煤炭公司提出的所有解决方案。

受伤的矿工会根据自己的情况马上或在适当的时候离开医院，他或许会在这家医院卧床几周或几个月，医院会给他提供安逸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再好不过了。医生伪造一份医学诊断证明书，证明所有的伤势都是真的。最终，受伤的矿工会从煤炭公司得到一笔可观的赔偿，这里面肯定包括医疗费用和医生的提成，这笔费用甚至连约翰·霍普金斯和梅奥的病人都会大吃一惊。此外，还包括给矿工本人的赔偿，医院也要抽取一半作为报酬。

这家医院生意兴隆，生意怎么会不兴隆呢？真正的事故根本寥寥无几，伪造的事故就常常诉诸这家医院的帮助。经常有矿工让他的同伙拿小煤块砸自己的肩膀，或者故意堆起散的煤渣，然后请求医院的帮助，这起事故就会被定性为一起严重的坍塌事件。然后由矿工出面索赔，医院开具书面证明并收集证据。事情的发展证明巴纳姆是对的，每天都有骗人的矿工出现，他们委托他担任理赔人和煤炭公司交涉，如果你的良心不会受到谴责的话，这绝对是一种伟大的生活方式。

我有一个极好的机会进入这家医院，巴纳姆提供给我一份工作，并不是因为我对医学略知皮毛，而是因为我对他的方法和过去了如指掌。我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绝不会利用这一点来敲诈，而且在我看来，这家医院会导致我再次误入歧途，看着那些在亚拉巴马州做苦力的囚犯，我还是和他们保持安全距离为妙。

我坐上了前往布罗克顿的火车，这是一座因采矿而兴起的城市，那里聚集着相当多的意大利人，我认为自己娴熟的英语在那里迟早会有用处。实际上，我有时充当翻译，有时兼职图书管理员，偶尔也会充当护士照顾受伤的矿工，勉强可以度日。

小镇上的生活并不无聊，洗礼、婚礼和其他庆祝活动让这里的生活比大城市还要热闹。整个矿区就像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我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奋斗目标，这里充满了真正的兄弟情谊和邻居般的友爱。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因为同样的希望和对雇主——反复无常的煤炭大王同样的恐惧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个社区快乐与否取决于雇主的想法，取决于他慷慨与否，他可以挖掘出数千吨优质的煤矿，也可以摧毁数千人的生命！

在担任护士期间，我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社区的缺陷。这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所有的水都要从井里提上来或者用泉水，照明则依靠蜡烛和煤油，这些不利因素导致急救变得困难重重。另外，必须为这个社区提供水电还因为医院在两英里开外的地方，去那里的唯一方法就是步行。

我下定决心要为这个社区提供电和自来水，对我来说，决定了就要马上行动。即便在那段时间，我也没有忘记提升自己。最好的理由是，钱总是我最后考虑的因素，而不是最先考虑的因素。我为什么要担心钱的问题呢？钱总是会有的，关键问题是要有想法，一个可行的想法可以被巧妙地设计并出售。

要想为这个社区提供自来水和电，我需要一台汽油机、一台抽水机、一台发电机和一个水槽。这个社区位于一个斜坡上，山顶和另一侧的斜坡上还有一个由当地人组成的社区，虽然人数很少，但具有很强的排外性。山底有一条小溪缓缓流过。整个社区是在一定的规章制度下建立起来的，而且拥有一个类似于城镇委员会的机构。

召开社区会议并没有花费太大精力，我张贴了布告，将为社区提供水电的消息散播出去。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在城镇大厅中集会，他们推荐我上台发言。

“先生们，”我说，“我就开门见山、有话直说了，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讨论为社区里的每家每户提供电和自来水的方法、途径和计策的，我做了一个大概的调查，发现从小溪中抽水，储存在山顶的水槽内，然后分配给各家各户是可行的，带动抽水机的发动机同样可以带动发电机发电。现在，对于整套设备、管道系统和线路的花费，我还没有具体的预算方案，我没有钱支付这笔费用。

“我提议做一个预算方案，随后我将成立一间公司，社区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购买一份或多份优先股，以此筹集足够的钱来支付这笔费用，为了补偿我的辛苦劳动和提供的服务，我必须拥有这家公司普通股的控股权，并且出售剩余的股票来支付公司的日常花费和紧急开支。

“水电的价格由城镇委员会来制定，在这个基础上，我就能提交公司的运营成本和每股优先股的价格。我希望制定的这个价格可以给普通股保留合理的利润空间。在我努力提高社区成员福祉的同时，我也希望自己付出的时间、精力和劳动能够得到一定的回报。

“现在，我希望这次会议对这项决议进行投票表决，认可我的行动和努力，敦促城镇委员会授予土地使用权，以修建发电厂和水槽，另外，还要赋予我铺设管道和线路的权利，谢谢大家。”

这项决议获得了全票通过，几天之后，在一次特别会议上，委员会委托我全权处理此事。电力设备公司就此建立起来，我派遣了一些工程师安排这件事儿，每天给我提供一些数据。也许再过几个月，这两项公共事业就能够顺利运转。

不过……一些事情的发生扰乱了我的计划，总有一些事情发生！这总是屡试不爽。总有一些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发生，而这些事情总是出其不意地发生在我身上，就像从三楼的窗户上掉下一个花盆，正好砸到一个人的头上一样。

那次发生了一次意外，但那次意外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一个名为珀尔·戈塞特的女孩身上，她是采矿公司医院的一名护士，在她用汽油炉子给一位病人做饭的时候，炉子爆炸了，她的整个左臂、肩膀和胸部都被严重烧伤。

这次意外发生几天后，公司的医生托马斯来到社区，我们两个过从甚密，不管他什么时候来到社区，总会约我见面，这次也不例外。他来到我住的地方，喝了一瓶啤酒之后，我们谈到了那位护士。

“珀尔怎么样了？”我问，“她好些了吗？”

“她的情况不容乐观，”托马斯医生说，“甚至可以说没救了，因为软组织已经开始腐烂。”

“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吗？”我问道。

“皮肤移植或许还有点儿用。”医生回答道。“我想尝试进行移植手术，然而没有人肯为她捐献自己的皮肤，哪怕是一英寸。”

他告诉我他已经问遍了矿区的每一个人，但所有人都拒绝了他。

像珀尔这样年轻的姑娘死于如此可怕的伤痛，对她来说太不公平了。她对她的病人那么好，但却遇到这么多忘恩负义的人，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让我心痛至极，浑身热血沸腾，我想，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自私，如此胆小懦弱，竟然放任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样逝去，也不肯捐献自己几英寸的皮肤。

“医生，你总共需要多少英寸的皮肤？”我问道。

“我想四五十英寸，”托马斯医生回答说，“但在一个2000多人的社区里，我竟然连10英寸的皮肤都找不到。”

“你错了，医生，”我说，“你已经找到了，我将捐献你需要的所有皮肤。”

“你？你要捐出需要的所有皮肤？”他的语气像是害怕自己听错了一样。

“是的，医生，”我坚定地说道，“我会的，你什么时候需要？”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耽误，”医生回答说，“不过，我也不想催你，也许你需要做一些准备，比如再下一下决心，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我告诉他说，我现在就已经准备好了。

在给我答复之前，托马斯医生上下打量了我一通，以确定我的确没有退缩，显然，我坚定的眼神让他下定了决心。

“那么好吧，跟我来吧，”托马斯医生说，“不过最好穿上你的外套。”他两眼放光，注意到了我的渴望，我穿上了我的衬衫。

那天晚上我就躺在了手术台上。

在他们为我麻醉之前，我想知道他们从我身体的哪个部位切取皮肤。

“从大腿上，”托马斯医生说，“不过，我们从哪条腿上切比较好呢？”

我告诉他：“哪条腿都行，如果需要的话，两条腿都可以。”

他的确这样做了。当我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从屁股到膝盖都缠满了绷带，而且剧痛无比！哦，可怜的人啊！不过，和朋友相比，两条剧痛的腿又算得了什么呢？简直微不足道！实际上，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一直待在医院，渐渐康复？并没有，反而又被割去了一些皮肤，这些皮肤足以制造两个手提箱！但我想说我并不后悔，至少我挽救了那位护士的生命。在任何情况下，即便不是她的生命，哪怕是她的一条胳膊，我都愿意尽全力帮助我的朋友，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毋庸置疑，我忍受着身体上的剧痛，确实非常痛，而且我面临着例如肺炎等并发症的危险，但其实最严重的是胸膜炎。我的发电厂变成了泡影，这使我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我还是要说，一个发电厂对于英萨尔 [2] 来说算得了什么呢？微不足道！太微不足道了！他没有放弃，我也不会！没有关系，大不了重新再来。

[1] 1913年4月27日，佐治亚铅笔厂犹太厂主利奥·弗兰克被黑人清洁工吉姆·肯勒指证前一天谋杀了13岁的工厂女工玛丽·菲安。肯勒的证词在审问中改变了多次并有许多漏洞，虽然庭审期间有许多其他证据证明了弗兰克的清白，然而在当时黑人普遍受歧视的社会环境中，别有用心的检察官，愤怒的陪审团，狂热、仇恨的围观群众却放过了这个行为一贯不端的黑人嫌疑犯，反而依据其证词宣判了有名望的白人弗兰克有罪，1915年8月16日，弗兰克被人阴谋劫出监狱用私刑处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弗兰克案件”——译者注

[2] 塞缪尔·英萨尔，爱迪生的助手，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成立时，他担任副总。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只身一人前往芝加哥，这个当时人眼中的蛮荒之地在他看来处处都是机遇。他投资建设发电厂，钱不够了就用股份去融资，最后他建设的发电厂的发电量占到了全美的八分之一——译者注

08

一位大学校长突然中断了庞兹先生在莫比尔医学院的工作

1914年春夏之交，我乘坐一艘名为“大海鲢”的近海汽船从彭萨科拉来到了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地区，但这次不是以乘客的身份，而是和雇主签订合同的油漆工，负责舱面建筑的油漆工作。

我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但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工资。我和船长大吵了一架，我让他见鬼去吧！结果他返回了彭萨科拉，而我留在了莫比尔。

在那段时间里，我毫无目的地闲逛，所有城市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我发现自己在油漆方面还或多或少的有点儿天赋，尤其擅长油漆各种指示牌。不过，我更倾向于室内的粉刷工作，这样我在任何地方都能生存下去，而且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

一开始，我在莫比尔做得非常好，随后便遇到了一些麻烦，正当我准备离开之际，当地报纸上的一则广告吸引了我。

“医学院招聘图书管理员，有意者请咨询。”我提出了申请，这个岗位要求懂得希腊语，我并非对那些斗大的医疗术语一窍不通，还是略懂皮毛，所以我获得了这份工作。这份工作的报酬很微薄，不过却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而且可以说很适合我，也很少有人像我一样珍视这次机会。我每天都在医学院的解剖室里用午餐，里面都是用甲醛溶液浸泡的尸体，时不时就可以从地上捡起某个大腿的切片，而不是一块煎火腿。

虽然这份工作很适合我，但我也见识了医学院学生的各种恶作剧，一些男孩子的方式实在是太鬼马了，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儿不是在我的汤里面加入满满一试管伤寒病菌，就是故意让一笼子注射了霍乱病毒的豚鼠在图书馆里乱窜，每一次恶作剧都能引发一场笑话。有一天晚上风雨大作，电灯也坏掉了，我就早早地摸黑上了床，我的卧室在一楼，当我盖上被子的时候，我发现床上还有一个人。我一开始认为是喝醉酒的学生，但并不是，而是一具涂满了防腐剂的黑人的尸体。因为单凭我一人之力无法将它搬到二楼它应该待的地方去，所以我把它扔在了地板上，那一夜我们都睡得很香，相安无事，但我起得比它早。这就是在医学院的生活，恶作剧总是一个接着一个，虽然有苦恼，但也充满了欢乐。

作为一名图书管理员，我的工作很轻松，只需要将一万多种图书和期刊分门别类。除了按时上班之外，我还负责发行图书和协调学院的出版物，将所有的图书记录在册，带着来访者四处参观，即使晚上也不例外，每天忙于为门诊和产科的病人提供免费的服务。

正因为如此，如果有待产妈妈打电话来，派两名学生带着药箱赶往病人家中也是我的职责。顺便说一下，这两名学生可能在任何地方，可就是不在自己家里。偶尔会发生找不到两名学生，或他们故意不让我找到的情况，这时我就变身助产士，独自一人赶赴病人家中。我基本上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产妇们基本能顺利分娩，很少遇到特殊情况。其实，通过参加课程、阅读教材、观察手术和解剖过程，我关于分娩的知识并不比医学院的学生少。毕竟，这只是个需要等待的问题，我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分娩总是需要一个过程，或早或晚一切都将结束，相比于产妇来讲，我所承受的煎熬还没有她们的一半。

将所有的因素考虑在内，我认为这份工作还是很适合我的。我和这里的老师和学生都相处得很好。我喜欢莫比尔，喜欢著名的莫比尔海湾，喜欢这里的气候，喜欢这里的一切。然而，惬意的生活也没有超过一年。我本该知道这样的生活不会持续太久，如果我一直待在那里，我的霉运之旅那时就结束了。

在讲述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我必须说明一点：这所医学院隶属于亚拉巴马大学，亚拉巴马大学位于塔斯卡卢萨，医学院位于莫比尔，没有和大学本部在一起。因为一所医学院必须靠近大一点的医院，而莫比尔作为比塔斯卡卢萨大一些的城市，拥有更好的医院设施。

我不记得这所医学院为什么选择建在莫比尔而不是伯明翰了，我只知道它建在了那里，而且我在的那段时间，一群来自伯明翰的医生竭尽全力地四处游说，希望这所医学院能够迁到伯明翰去，而莫比尔的医生也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希望保住这所学校。

从我进入这所医学院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忠于这里的老师，我选择支持他们。不过，积极参加这场辩论并不是我的职责所在，但和我合作发行大学出版物的老师却可以参加这场辩论，鉴于此，我选择支持其中的一位老师。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是真正的合作“伙伴”，自始至终，他都激烈地反对来自伯明翰的医生，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依赖他，轻信了他所谓的忠实和真诚，直到一些事情发生，我们对他的信心才有所动摇。

那是他准备过暑假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两人在他的办公室，他在整理一些文件，和往常一样和我聊着天，安排一些事情，当准备离开的时候，他递给我两封信拜托我寄出去。

“请今晚一定要寄出去，”他告诉我，“因为明天一早我要坐火车去同一个地方，我希望它们在我之前到达。”

我当然不想违背他的意愿，他前脚一走，我就准备前往邮局。但是，我在不经意间瞥了一眼信封，其中一封信是寄给一位伯明翰医生的，众所周知，这名医生为将医学院迁往伯明翰而四处奔走。另外一封寄给医学院的校长，我们一直怀疑这位校长和莫比尔的老师们对立。我当时就如五雷轰顶一般，我们可能是最后知道这位老师秘密支持伯明翰的勾当的人，一直以来，我们都把他当成同一个战壕中的战友。

一时间，我茫然不知所措，我知道眼前的事情有点不太对劲儿，不过，由此断定他背叛了我们，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最后，出于对学院的忠诚，我决定打开这些信看一看，如果确定这位老师没有和对手勾结，我就把信重新封好寄出。

我打开了信，眼前的证据足以证明，他一直在干出卖学院的勾当，他正在和伯明翰的医生们联手搞阴谋。

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很清楚了，我对学院始终保有一份忠诚，我没有任何理由隐瞒这份证据。因为他是个骗子，我也无须为偷看信件而自责，他必须承担后果。

我叫学院的执行院长弗雷泽马上到学校来，然后把信交给了他。他让我复印了一份，然后把原件带走了。第二天一早，这个两面派的老师被要求辞职，在那种情况下，他没有也不能在学校待下去了。

几天之后，这件事被上报给了校长，发现他原来和伯明翰的那伙人相互勾结，老师们当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他们认为他至少应该保持中立，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答复老师们的，反正他直接下令炒了我的鱿鱼。

弗雷泽将他的命令传达给我，我淡然一笑，告诉弗雷泽不用在乎这些事情，写这封信的人一定是六神无主了。

“不过，在学校里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弗雷泽说，“我必须服从他的命令。”

“不要这样，但如果你非要这么做就随你吧，”我告诉他，“不过，你最好警告他，如果我被解雇了，我会提起上诉，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被解雇的原因。”

“我不能这样说，”弗雷泽抗议道，“他只是想让我告诉他，你被我解雇了。”

“好吧，如果我没有被解雇或者不会被解雇，对他来说将是多么大的坏消息啊！我仔细思考了一下，我可能会给你惹不少麻烦，明天一早，麻烦你将一封信转交给校长，如果他还是坚持解雇我的话，你那时候再执行命令也不迟。”

我给这位两面派的校长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什么？侮辱吗？当然不是，只是一些客套话。是我造成了他目前的困境，给他招致了如此多的麻烦，但这都是他自找的。结果是我没有被马上解雇，但他用另一种方式来对付我，拒绝支付给我工资。因此，在那个夏天结束之前，我还是丢掉了那份工作。

09

庞兹先生和新奥尔良的市民开了个玩笑，然后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离开莫比尔之后，我去了新奥尔良，正好目睹了1915年9月那场可怕的飓风。目睹并不是说说而已，我的确身处其中！除了鸟儿，所有的东西都飞起来了，商店的招牌、卵石、砖头、树干、铁皮屋都在空中飞舞，滨海大道两旁的树木就像杂草一样弯曲着，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飓风，以后也未曾目睹，在休伊·皮尔斯·朗 [1] 来到这座城市之前，它一直是史上破坏性最强的飓风，相比之下，他那滑稽的动作让这场大飓风看起来就像是一阵和煦的微风。休伊掀起的那阵政治旋风，任何人或自然力量都无法让他败下阵来。

位于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不需要图书管理员，他们希望我能做记分员。但我自己都不能集中精力，更别说记录全场的分数了。我根本不可能两边兼顾，当这半场打着的时候，我根本无暇顾及另一个半场。

于是我又重操油漆工的旧业，这是一份传统的、值得依靠的好职业，唯一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甚至比稳定波还要持久。

一场袭击巴吞鲁日，然后向北移动的飓风把商店的招牌都刮倒了，对于商店的老板来说，重新制作一个招牌比修复以前那个要便宜得多。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也在不分昼夜地工作，大家齐心协力，到四月斋前的狂欢节，新奥尔良浴火重生，看起来像过去几个世纪一样繁华，而且因为重新粉刷了的缘故，看起来更加干净整洁，是我让这些招牌变得像克里奥尔语一样光鲜亮丽。

除了整座城市焕然一新之外，整个春季都像往常一样。只是一场飓风似乎激起了滨海区和市场周边地区的矛盾，一个星期之内，总有几起枪杀或刺杀事件发生，到处血流成河。新奥尔良的生活就是一场谋杀接着一场谋杀，情况越来越糟糕，以至于一些人都卖掉了房子去买墓地。

在蒙特利昂大酒店门前发生大规模杀戮事件之后，我和一位意大利牧师在他家中的餐桌前对时局进行了评论。我们都义愤填膺，事态这样发展下去会对意大利移民非常不利。像往常一样，报刊对可怕的谋杀的报道铺天盖地，要求当局采取行动。市长都愁得掉光了头发，希望市民在选举进行之前能够保持克制，警察就抓住那些虚构的线索不放，整天做白日梦，结果一无所获，除了犯人之外，他们能抓住任何东西，杀人犯还在有恃无恐地擦拭他们的枪支，打磨他们的刺刀。

我和这位意大利牧师一致同意应该做一些事情，但是谁去做呢，那时候休伊·皮尔斯·朗还没有出现。除了安葬死者之外，没有人知道从哪里做起和应该做什么。每天死亡的人数都在激增，在股票交易所，棺材公司的股票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飙升，保险公司处于破产的边缘，殡仪馆的从业人员却在大量购置公寓。我们决定介入当前的局势并阻止争执者的杀戮行为。

若论个头和体重，我们两个贴几张邮票就会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也没有照相机，不过，虽然我们缺乏发达的肌肉，拳击技术也不怎么样，但我们拥有灵活的头脑和实用心理学的知识。我们知道杀人犯之所以这么胆大妄为是因为他们知道警察逮不住他们。他们为什么不大胆啊？那些警察即使从篝火旁走过都感受不到烟味。密探更是比飞象还要稀少，即使警察也不敢提供情报。不过，如果杀人犯被不明身份的人秘密揭发，那么他们就会害怕，肯定也就不会那么嚣张了。这就是我和那位牧师的想法，因为掌握一个人犯罪的确凿证据或重大嫌疑，并将其公之于众，是阻止罪犯犯罪最有效的手段。

可以说，那位牧师和我简直就是两个疯子，我们两个待在一块儿满脑子都是疯狂的想法。我们年龄相仿，有太多一样的地方。他知道自己说教的本事和我油漆的功夫一样好，我也知道，我油漆的功夫不可能比他说教的本事差。我们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任何冲突，他是一名新教徒，而我笃信天主教，不过，他从来不会对我的信仰说三道四，我也不会试图改变他的信仰，总的来说，我们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虽然拥有不同的身体，却有同一个灵魂。

在对目前杀戮不断的原因达成一致看法后，我们决定采取行动。我们设计出了一个有史以来最疯狂的方案，实际上，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千万不要质疑这一点。如果像传言说的那样，我们的所作所为将我们紧紧地拴在一起，那么我们也将患难与共。

我们成立了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委员会，假设我们是这个新成立的秘密组织的发言人，但其实这个组织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午夜的钟声刚刚响起，我们就偷偷溜进《新奥尔良日报》的编辑的办公室中，故弄玄虚地要求他找一个秘密的地方，我们有事关生死的重大新闻要告诉他。他相信了我们，看着我们两个严肃的表情，他甚至可能认为这是一件事关他自己生死的大事儿。所以，他认为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以便最快地确定我们两个到底是疯人院跑出来的神经病，两个杀人犯，还是两个背后有故事的好人。

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小屋里，让我们坐下。

“来吧，”他用了一种命令的语气，这两个字可以全方面地概括目前的状况。我们来到这里当然是要干点什么，但他不知道我们是要说一个故事，还是要他的命。他认为最快的方式就是用一种命令的语气，迫使我们表明自己的目的。

“别着急，阁下，”我警告他说，“在我们说之前，你必须发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我们的身份，如果有人知道我们来找你了，我们马上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你能发誓吗？”

“会的，我会遵守诺言，我发誓不会向任何人揭露你们的身份，”他承诺道，“但是你们要告诉我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我告诉他，“意大利移民中的一些好人决定自己来处理当前的事情，结束现在的杀戮。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保证每一个成员都致力于收集和任何一桩谋杀案有关的人员的信息，这些信息每天都会上报给行政长官，然后整理出来交给警察局，这个秘密组织的间谍会遍布各个角落。”

“这个组织有哪些成员？”这个编辑问道。

“这个恕我不能透露，相当一部分意大利移民参加了这一组织的成立大会并且做出了保证。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他们是陆陆续续分头来的，与领导人进行了商议并做出了保证。他们用暗号进行联络，走的时候也像来的时候那样，陆续分头离开的，我们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我回答他说。

“你们俩负责干什么？”他询问道。

“我们被委托担任这个社团的代言人，专门负责和媒体、政府以及警方打交道。我们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你了，之后我们还会和市长以及警察局长见面。我们带来了一份该社团在首次会议上提出的解决方案，这是方案文本。”我一边说一边把文件递给他，实际上，这份方案是我和牧师两个人吃完晚饭后草拟出来的。那位编辑接过来看了一下。

“太棒了，”他说，“我要把这份文件刊登在明天早报的头版头条。”他看着文件最后面的签名问道：“这是谁的签名？”

“是我们的，”我回答道。“这位牧师是我们社团的执行秘书，我是执行董事。不过，你一定不要公开我们的名字。”

“当然不会，”他承诺说，“在付印之前，我会将签名删掉！”

我们在编辑的办公室里逗留了很久，他不停地恭维我们勇于承担公民义务，当然，其间我们也做了一些安排。我们告诉那位编辑，如果能与市长和警察局长见面的话，我们会备感荣幸，但我们不会出现在市政厅或警察总署，因为那太危险了。

“你可以明天早上打电话给我，”他提出了一项建议，“我来通知市长和警察局长，你可以在任何你认为合适的地方和他们见面。”

第二天早上，《新奥尔良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午夜时分发生的事情，并在文章中将我们描述成了一心维护法律和秩序，但却功成不居的殉道者。虽然，他们没有使用能让卡尔·柯立芝和密尔沃基出产的啤酒一样出名的词汇，但也产生了几乎相同的效果，用大量的篇幅赞扬了意大利移民的守法精神。他们全文刊登了那份方案并删掉了签名，谢天谢地他们遵守了承诺！我们两个一晚上彻夜难眠，直到买了一份报纸，确定报纸上没有透露我们的名字，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如果我们的名字被印到报纸上，天不亮我们就得溜之大吉了。

这篇报告是独家新闻，《皮卡尤恩时报》以及其他报纸的编辑们只能坐在椅子上干瞪眼，那个早晨，从他们办公室内传出的咒骂声比从无神论者的集会上传出的咒骂声还要大。

记者们从睡梦中爬起来，纷纷赶往意大利人聚集的社区。报社做出承诺，如果他们能带回特大新闻，就给予他们丰厚的奖金，如果带回一个故事或只言片语也可以。不过，他们怎么能得到什么故事呢？就算他们来到海边进行访问，那些意大利移民也会三缄其口。通常来说，意大利人的口风是非常紧的，在那种情况下尤其如此。首先，他们无话可说，因为关于整件事情，他们知道的并不比记者们多；其次，他们怕言多必失，招致灭顶之灾。

实际上，我们使他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无法否认自己是这个秘密社团的一员，因为如果他们否认了，人们就会认为他们和犯罪分子是一伙儿的；他们也不能承认自己是这个秘密社团的成员，因为如果他们承认了，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不管怎么做他们都会陷入困境。

让情况更加糟糕的是，每一个意大利移民都认为这个凭空捏造出来的社团是存在的。是的，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被排除在这个社团之外。如果一个人平时表现良好，他一定很焦虑。他认为之所以自己被排除在外，是因为在别人眼里他是个坏人。如果一个人平时行为恶劣，他一定认为自己遭到了大家的怀疑，他不仅很焦虑，而且还很恐惧。

我和那位牧师直到像往常一样走进意大利人聚集的社区时，才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看到这些人时，马上就心生怜悯。平时那些滔滔不绝、善于社交的人现在都变得沉默寡言，而且还粗俗无礼；或者他们就窃窃私语。他们不时地回头张望，当熟悉的人在大街上相遇时，他们的脸上可能目无表情，但暗地里会做手势，手势就代表了他们心中的疑问和给出的答案。不过居住在南部的意大利人却是个例外，他们不停地谈论着，谈论着这个莫名其妙的局势给他们带来的恐惧和焦虑。

牧师和我没有在这个地方待太久，我们也不能待很久。因为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强忍着不笑出来实在是太难受了。然而，在这里笑一声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我们就会在劫难逃。这个地方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欢愉，我们决定回家放松一下，顺便打电话给那位编辑朋友。

我们打电话给那位编辑，他告诉我们，市长和警察局长想见我们，感谢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们非常急切地想和我们商讨一下目前的局势。我们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那位编辑开车载着我们去了城郊的某处地方，我们改乘警察局长开的一辆车，市长也在车上。

车子行驶了一段距离后在路边停了下来，我们下车后互相介绍，这次会谈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主要是和警察局长进行交流。我们必须和他协商，以便日后每天上报收集来的情报。他给了我们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些专用的暗号。他说会安排人随时接收我们提供的情报，他还想派警察来保护我们，当然，我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们绝不能让警察发现，我们实际上是两个骗子。

市长除了表示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之外，并没有多说什么，我们希望谈话到此为止，但那位编辑却意犹未尽。他提议，政府应该拨出一部分资金来协助这个秘密社团的侦察工作。市长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不管怎么样，都不会花他自己一分钱。他说，他可以马上拨款3万美元，想想就觉得兴奋！他准备好了3万美元扔在我们脚下！我们两个热情洋溢地对他的慷慨表示了感谢，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些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接受这笔钱将会招致巨大的危险。

会议结束后，我们马上回家商议现在的形势，他们太入戏了，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不想接受这笔钱，也不想要任何钱。

我们只是两个行为有些鲁莽的人，并不是骗子。但我们如何才能拒绝接受这笔钱，而且看起来又非常诚恳呢？

我们对局势的讨论越深入，就越感觉到这件事充满了危险，只要一着不慎，我们就会满盘皆输。

“我们罢手罢，”我说，“如今这种状况太让人不安了。”

“我们一起走？”那位牧师问道。

“绝对不行！”我说，“我喜欢和你在一起，但我们两个就像硝酸和甘油 [2] 一样，如果我们不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危害。但如果我们待在一起的话，就要吃大苦头了。”

我们就此分道扬镳，那位牧师立刻申请前往偏远地区担任教职，我前往得克萨斯州北部城市威奇托福尔斯，在一个汽车公司担任外贸业务员。新奥尔良的市长、警察局长以及《新奥尔良日报》的编辑自己去收拾残局吧！我从来不在乎他们如何看我，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发现自己上当了。如果他们没有，那他们现在肯定知道了。但我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一场恶作剧，而不是出于恶意，我希望他们能开得起这个玩笑。

[1] 休伊·皮尔斯·朗：1932年在罗斯福参加总统选举时给予大力支持，但因他认为罗斯福的改革措施不彻底而关系破裂。之后，他在全国提出了“分享财富”计划，获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被富人们称为“美国的法西斯”。1935年8月宣布参加下届总统选举，被利益集团派出的杀手暗杀——译者注

[2] 硝酸和甘油经加热后会产生硝化甘油，属化学危险品，少量吸入即可引起剧烈的头痛，伴有恶心、心悸等——译者注

10

在美国这座繁花似锦的大花园里，庞兹先生选择了最漂亮的一朵玫瑰作为他的人生伴侣

在威奇托福尔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外贸业务员和通讯员，我任职的公司专门生产运载汽车，然后装船运往世界各地，除了德国和它的同盟国之外，这个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代理处和产品使用者。

我们所有的海外业务都是通过邮件或电报来完成的，这些邮件或电报一般是由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写成的。除了语言上的要求之外，这份工作还要求我们熟悉外汇、汇率、航线、关税以及邮政和电报税率等，后来，在美国创立辉煌事业的过程中，我学到的这些知识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威奇托福尔斯的生活比较无聊，我们的工厂离小镇大概有两英里，位于一片牧场的边缘，具有典型的美国西南部特征，和俄克拉荷马州毗邻。我的办公室和住处只有一墙之隔，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通常在下班之后还在办公室里工作。

这个地方唯一有趣的就是一头大熊，我指的当然不是马克斯·贝尔 [1] ，只是一头真正的大熊。我不记得这头熊是看门人还是经理的了，只记得办公楼前面有个大笼子是专门为它准备的。每次下班后，看门人都会放它出来，在院子里遛弯儿。这只熊每每都会进入我的办公室，悄悄地上楼，我的魂儿都被它吓没了。它好像穿着胶鞋一般，每次进来都悄无声息的。突然，我就听到背后有它的呼吸声，或者偶然间抬头的时候，发现它蹲在我桌子的角落里，我吓得赶紧跳起来，嘴里还不停地骂着。

我不能和它争吵，也不能发出声音把它赶走，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关上门躲在一边。我对这种体形庞大、一巴掌能把我从屋子的一边拍到另一边的动物很是无可奈何。这类动物其他地方也无任何可爱之处，在这一方面，一只大熊足以让12只北美臭鼬汗颜。

威奇托福尔斯的这家汽车公司归肯普和凯尔所有，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见过他们俩长什么样。虽然未经核实，但我也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两个就是威奇托福尔斯的代名词，这个小镇上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是他们俩的，不属于肯普的，一定就属于凯尔，反之亦然。我不能确定他们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构出来的，因为我们从未谋面，就像我从未见过“遍地黄金的美国”一样。虽然这样说，但这座小镇处处都有他们存在的痕迹，比如加油站、便利店以及国家城市银行等。每当你口袋里的硬币寥寥无几时，你就可以确定他们就在你身边。这个人就像在督促铸币厂加班加点地铸造货币，就像分发纪念品一样给大家发钱，不过每给大家发一分钱，他都要装一美元进自己的口袋。

说到百万富翁，在威奇托福尔斯，我曾有机会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富翁，那的确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离开之后，这个地区创造了几百万美元的财富，这里发现了油田，一口口油井被打出来，其实我在那儿的时候就已经有油田了，只是我没有注意到那些迹象。

实际上，我们那时经常去一个地方度周末，这个地方如今叫伯克·伯内特油田。每到星期六下午，我们这些工厂的员工都会开着货车拉着瓶装啤酒和一些吃的东西去那里。晚上我们就在大草原上露营，白天就去捉白尾灰兔和牛蛙来丰富食谱。

草原上到处都是水洼，而青蛙就藏身于这些水洼当中。这些水面上都漂着浮油，就像闪光的缎带一样。这些油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地下油田里渗出来的吗？我没有接着往下想，如果我能够再深入地想一想，我就能让这片地区每英亩土地的价格飙升至5美元！是的，这片土地下面藏着一个巨大的油田，它的价格足以比肩纽约市中心土地的价格。

失去了这次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我离开了威奇托福尔斯。1917年1月，我前往波士顿的一家出口公司担任外贸通讯员。这份工作是我美好未来的一个赌注，因为这份工作的薪酬不是很高，但前景看上去还不错。这家公司蒸蒸日上，也给雇员们许下了慷慨的承诺。唯一的问题是承诺虽然美好，但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生活问题。我几乎每天都饿得要死，而明天比今天吃到的东西还要少。公司的员工或多或少地债务缠身。

虽然在你眼中，我在这家公司的工作不能算是有前途，不过我还是很满意的。在美国漂泊了13年之后，我确信自己已经不再是干体力活的小工了，为了能够获得一份在办公室的工作，特别是我现在的公司还涉及国际业务，我努力在各方面充实自己。所以，虽然我的工作薪水很微薄，但为了获得丰富的经验，见识更多的人，建立更广泛的人脉，我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等一切成熟之后，我打算成立自己的公司。

那时我35岁，和一些朋友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但时常会感到寂寞。我意识到虽然生活无忧无虑，但我没有一个自己的家。我那时偏爱相貌姣好的女孩子，我喜欢她们每一个人，出于朋友的情谊，每天都祈祷上帝保佑她们。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同一个社区，在和我的居所隔着仅几条街的地方住着一位姑娘，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对我来说，她就是我命定的爱人……

那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前一天的午夜时分，我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欣赏完流行音乐会后，前往波伊斯顿街车站乘坐有轨电车。

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在一位青年的陪同下，就像我们这样，在等同一辆车。我知道她并没有在那里待太久，我好像能感受到她的存在，我一来到车站就转过身望向她站的地方。

只看了她一眼，我就感受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魅力、仁慈、纯真和活泼——就被她那双深邃、明亮、带着笑意的眼睛吸引了——看到了漂亮的圆脸以及波浪般的鬈发——感受到她全身散发出的迷人气质——她的一切动作都左右着我的视线，出于暗恋和仰慕，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盯着她，我可能表现得有点无礼。

我不知道自己站在那里看了那个女孩儿多久，或许只有几秒钟，或许几个小时。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除了那个女孩儿，时间、空间、整个世界以及其他一切东西似乎都不存在了。

和我同行的那位太太一定感受到了我沉浸在喜悦的幻想当中，她想看看我在看什么，当她看见那位姑娘时，发现她们原来认识。

“怎么，那不是罗斯吗！”她说道，“我来介绍你们认识，庞兹先生，她是我的一个学生。”

我们走向了他们两个。

“罗斯，”她冲着那个女孩说道，“我来给你介绍，这是庞兹先生。”随后她转身对我说：“这位是涅科小姐。”

“你好！”那位姑娘听完介绍后说，声音和她的长相一样甜美。

“你好！”我也向她打了一声招呼，我根本不想掩饰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也不在意别人知道我的想法。实际上，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遇到了灵魂伴侣，我甘愿不顾一切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她住在萨默维尔市，离我住的地方不太远，所以我们有幸乘坐一辆电车。她和她的同伴坐在前面几排，在我们的右手边。在前往萨默维尔的20分钟车程里，我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她。

当我们到家时，与我同行的那位太太问，“你觉得她怎么样？”

“我觉得她简直完美，”我回答道，“我要和她结婚！”

“天哪！庞兹先生！”她惊讶道，“你一定是疯了！”

“是的！我为那个女孩儿而疯狂！”我毫不掩饰并且没有丝毫夸张。

8个月之后，罗斯和我在萨默维尔万安街“角落里的一个小教堂”中举行了结婚仪式。从此之后，她就成了我的伴侣。即使在那些痛苦和不幸的日子里，她也依然忠贞于我，没有半点退缩。我们之间的爱支撑我用钢铁般的意志面对人生中出现的严重挫折。

罗斯是美国给予我的最珍贵的礼物，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一直生活在波士顿。我很高兴，也很感激美国赐予我的这份礼物。在美国的31年中，不管我遭遇的事情公平与否，我的妻子就足以将这一切抹杀。这个国家对我如此慷慨，如此宽容，我不会对这个国家再有任何抱怨与恶意。如果说美国是一座花园，美国的姑娘们是里面盛开的鲜花，我已经获得了其中最娇艳的一朵！美国丽人！我的罗斯！

[1] 马克斯·贝尔，世界拳击冠军，被“铁拳男人”詹姆斯·J.布拉多克击败。

11

全世界都听到了波士顿学院街上金融泡沫破灭的声音

连接康科德和莱克星顿的桥上爆发的枪声“让全世界都听到了”。一些枪声！我更愿意将它描述成一些枪声！如果这颗子弹发出的声音被全世界四面八方的人都听到的话，那么开枪的这个人也会被自己的子弹从背后打死。一个传播甚广的时事评论广播节目也是如此。“你敢吗，沙利？” [1] 不敢，男爵，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并不在场，而且没有在附近。

莱克星顿的枪声和我要讲述的故事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莱克星顿的枪声很早以前就发生了。那时保罗·里维尔早上还能跑步，忙着削减从北端角到莱克星顿之间城市或乡镇官员的随从；那个时候，道斯县的男孩子们抽烟用的还是玉米芯儿，而不是法国石楠；他们用的烟草也不是来自复兴金融公司。

不过，虽然莱克星顿的枪声和我讲述的故事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声音传播的距离方面，它们还是有一点儿关系的。因为，我所制造的“金融泡沫”破灭时发出的声响，全世界的人也都听到了，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地震仪都记录了这次震动。它创造了学院街的历史，就像那声枪响创造了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的历史一样。

学院街是波士顿最古老的地标之一，从街道两旁修建起房屋开始，这条街就已经存在了，直到几年前，这条街依然又短又窄，还非常拥堵；现在，这条街也非常短，拥堵的状况也没有丝毫改善。值得庆幸的是没有那么窄了，在通往特里蒙特街的中段开始逐渐变宽了。那些从市政厅进进出出的、大腹便便的政治家们不得不从这条街上挤过去，而政治家们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拥挤。

曾经有一段时间，学院街因为它的历史建筑而闻名遐迩。例如坐落在特里蒙特街一角的帕克大厦，因在这里举办的波士顿茶话会而名噪一时。就在不远的过去和现在，那里依然举办茶话会，不过原来的茶话会真的只是喝茶，而现在会喝纯正的威士忌，或者两者都有。

到科普利广场酒店转让之后，帕克大厦就成了大波士顿地区政治活动的中心，不管波士顿繁华还是衰落，甚至在一些可恶的政治团体身上，你都可以看到共和党和民主党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学院街上其他庄严的建筑还有小教堂，在帕克大厦对面的拐角处；五美分储蓄银行大厦以及不得不提的市政大厅。对于那个小教堂，我没有多少可以说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进去过，这座教堂禁止外人进入，八成是因为修建它的教派，仿佛自己拥有一万美元一样。

现在，五美分储蓄银行已经不在那里了，我在那儿的时候它就位于学院街的临街位置。如今，它搬到了普罗维登斯街附近，有人说，它搬到那里是为了让生意更好一点儿，因为学院街上的流氓实在太多了。我在这条街上办公，这家银行的经理们看到人们成群结队地把钱从银行取出，然后存到我这里来，他们几乎要心力衰竭了！后来，他们关掉了学院街这一侧的大门，把银行的大门开到了另一侧。

市政厅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争论的焦点是民主党。市政厅应该为民主党因政治背景获得更多的高薪职务以及在这一地区的压倒性优势负责。通常情况下，会有12个或20个人参与市长竞选，一名民主党候选人要么和11个人竞争，要么和19个人竞争。共和党候选人在这一地区就像一个孤独的勇士，他一般会在初选当中获得提名，但是在选举日当天，他胜利的希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不过，偶尔也会有奇迹发生，前市长尼克尔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他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力量，也没有倚仗共和党。他打着民主党的旗号闯进了选举，而那些嬉笑打闹的年轻人选谁都可以，撒旦用邪恶的眼神看着这一切。除了尼克尔斯，还有一位共和党人通过伪装成功当选市长，他本来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却把自己伪装成一名民主党人。结果引发了一场大游行，参加游行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

在我的印象当中，担任波士顿市长时间最长的当属詹姆斯·迈克尔·科里先生，他就像流感一样赶都赶不走。通常的四年任期在他那里就是七年，不过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除了打破常规之外，比起他的前任和后继者来说，他还算是个很有前瞻性的市长，也是一个可爱的家伙，唯一的缺点就是在任时间太长了。如果他当州长的时间和他当市长的时间一样长的话，笔架山附近的人们一定会祈祷着爆发一次地震或类似的灾难，好让他卸任州长一职。

如果过去学院街非常辉煌的话，那么最近一系列事情的发生让这条街变得声名狼藉。古老建筑上的光环已经逐渐消失，观光车也不会在它们周围停留，甚至也不会在市政厅门口停留，这些观光车会往华盛顿大街的方向再走一点，在波斯纳的店和铂塞尔街的店之间停下来，奈尔斯大楼就坐落在学院街27号。

实际上，游客们只需要参观奈尔斯大楼就不枉此行了。因为奈尔斯大楼虽然看上去毫不起眼，但它也有辉煌的历史。它的历史足以让人惊叹，而且更让人惊讶的是，它曾经还是埃文·D.乔丹的地产。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历史，什么样的过去？旅行车上的导游会告诉你的，他会用崇拜的眼神看着这座大楼，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奈尔斯大楼。”他会拿着扩音器对他的游客说，“这个小铸币厂为英格兰地区的人们铸造的货币，比《国家工业复兴法》为人们带来的所有福利还要多。相比于沃德面包店，你们眼前的这座大楼是更多人的衣食来源。比起1933年1月和2月的混乱，这座大楼令国家第一银行和道富银行的人们更心痛。”

“女士们，先生们，看着这幢大楼，映入你眼帘的这幢大楼是世界的第八大奇迹。这是查尔斯·庞兹先生以前公司的总部，他是一位在短短的九个月间，利用仅6美分的票据就赚到了1500万美元的金融奇才。想想吧，先生们，女士们！货真价实的1500万美元啊！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会赚这么多钱！你能想象，在萧条时期一个孩子拿着1000美元，而不是6分钱的票据，他会为那些被遗忘的人做些什么吗？即便他们的债务不断地积累，他也能偿还好几次。他能眼都不眨地清偿他们的债务，而且剩下的钱比摩根、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家族加起来的钱还要多。”

“再看最后一眼吧！先生们，女士们，然后我们就离开这里了，我感觉有点晕。”

导游接下来要告诉游客的，肯定是我是如何机缘巧合搬到学院街的，这并不重要，但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却是从这里开始的。特别是如果我没有搬到学院街，我可能还会继续待在特里蒙特信托公司拥有的那座写字楼上，这座写字楼位于法院街，而西蒙先生收取我的租金足以让他买1001套制服了！

这就是1919年春天发生的事情，几个月前，我辞去了工作。我每日辛勤地工作，但得到的报酬还不足以支付房租和日常的食品开支；另外，我也厌烦了整日为雇主赚钱，而自己一无所有的生活。

我身上的钱已经寥寥无几，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的家庭开支。我还没有决定是再找一份周薪20美元或25美元的工作，继续为别人工作，还是孤注一掷成立自己的公司。最终，我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我在清教徒信托公司对面租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

这个房间里有一张带盖的办公桌和一把手扶椅，如果我有生意可做的话，这个房间还可以叫作办公室，可是我并没有什么生意。每天我都独自坐在那里，一思考就是好几个小时。我每天都在纸上写满了数字，很大的数字！这颇有点儿道威斯制订德国赔偿计划时的架势，唯一的区别就是我计算时用的单位是美元和美分，他用的是马克，是的，那是一项让人上当的计划。

很难说，我在纸上写的这些数字是切实可行的还是只是幻想。但就在那段时间里，特里蒙特信托公司接管了这座写字楼，西蒙决定将这座写字楼装修并以高价转让。所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我对一个雇主来说是有价值的，那么我肯定能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价值，而且我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间办公室里的家具不是我的，所以我拿着纸和笔搬进了位于学院街的奈尔斯大楼，租用了第五层两间昏暗肮脏的小屋。

办公所必需的家具和设备，例如桌子、椅子、打字机、文件柜，甚至一台旋转式排字印刷机都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的。书籍、目录本等日常用品有些是从家里拿的，有些是从二手书市买来的。我购买了一些信笺，安装了一部电话。一切安排就绪之后，我在门上油漆上了几个字，向世人宣告查尔斯·庞兹进出口公司成立了。

这就是我搬到学院街的整个过程，没有提前计划，也没有什么恶意的预谋。我也无意窥探从市政厅进进出出的那些人的隐私。如果从我的窗户那儿能看到他们，我既不是侦探 [2] ，也不是财务委员会要查他们的账目。说来奇怪，这些家伙要调查的人没有一个是清白的，相比于蒸汽挖土机，他们更习惯于挖掘那些污秽的东西。

[1] “你敢吗，沙利？”这句广为流传的话来源于杰克·珀尔连载的广播剧中的闵希豪生男爵所说的话。

[2] 以前在英格兰地区，侦探主要负责抑制恶习。

12

庞兹先生想让《商人指南》马上就发行300万册

我租用了学院街的办公室之后，一开始的打算是做一个拿佣金的进出口代理商。尤其是那些想做进出口贸易，但又请不起类似代理的公司，我认为他们急需我的帮助，而且我敢说，我绝对可以为他们提供一流的服务。不过，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我都没有自己的客户，所以必须先通过发信函的方式来联系客户。在采取行动之前，我必须先计算一下公司的管理费用、信纸以及邮费的开支。他们给我的预算是寄到国内的公司需要五美分，寄到国外的公司则需要八美分。这的确是笔不小的开支，照这样计算的话，在我收到第一笔佣金之前，我那有限的资源就消耗殆尽了。

我希望找到一种更便宜的方式来实现我的目标，于是把目光投到了广告领域，特别是在外贸杂志上做广告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然而很快我就发现，外贸杂志覆盖的资源并不是很多。在那个时候，即便是发行量最大的外贸杂志，每月的发行量也仅有5万份。与它收取的广告费相比，它提供的服务显然不尽如人意。很明显，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发行量更大、成本更低的杂志。我决定亲力亲为，策划这样一份杂志，并为它取名《商人指南》。为了提高它的销量，我在办公室门上和信笺的信头上加印了新的名字——波士顿广告和出版公司。

首要的问题是扩大发行量，我要让它成为世界范围的出版物，免费发放是促销的好办法。人们都不会拒绝免费的东西，这是所有人的天性。不过，如果他们看不懂的话，发给他们对我们一点帮助也没有。所以这份出版物必须拥有多种版本，不需要把人类所有的语言都印上，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常用语言就足够了。

至于邮寄的名单，这个很好解决。美国对内对外贸易商务部和美国领事服务处就提供了我所需要的所有国内外公司的名单，而且分类也很齐全。不过，我不可能每份杂志都邮寄几百万份，需要的成本和工作量太大了。因此，我决定每6个月邮寄10万份，这样每一次都会拥有新的读者，直到名单上的公司都收到我的出版物为止。不过，这也是一条“去蒂伯雷利的漫漫长路” [1] ，因为这份名单上有300多万个公司的名称。

我不得不苦心经营、绞尽脑汁，首先，我得保证已经分发出去的《商人指南》能够获得一定的利润。其他类似的出版物基本上每月出一期，不过，订阅者通常是固定的一批人，而我的杂志则是面向所有的读者。

其次，《商人指南》不仅包括一些可供阅读的东西，还包括一些只适用于某些地方的广告。所以，我得想办法分门别类地把这些杂志寄送到相应的地区。比如说，爱斯基摩人不会对冰箱和电扇感兴趣，而刚果的黑人对于皮毛外套和加热设备也兴味索然。

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我的杂志装订成活页，其实，我已经想到了一种便宜的方法，那就是利用活页螺状装订夹，我打算只将其中可供阅读的部分和他可能感兴趣的广告邮寄给他们。如果出版了新内容，我也会寄给他们，让他们夹在原有的出版物后面，时刻保持更新。每10万名读者都会收到以前出版的内容，以及增加的最新内容。按照这个计划分发下去，第一年就会有20万读者收到内容全面的、最新版本的《商人指南》，而且从那以后，每年都会增加20万新读者。

如果这份杂志免费发放的话，我如何承担这部分费用呢？这太简单了！靠收取广告费啊！这本杂志阅读的内容和广告所占的篇幅1:3，也就是说，我每发出一页阅读内容，就会收取三页的广告费。我能得到广告吗？当然可以！如果别的出版物可以获得广告，为什么我的杂志不可以？我用同样甚至更低的价格，提供了同样的服务。

那时候，最畅销的杂志每一页的广告费用是500美元，虽然它只有5万份的发行量，但它还是能卖出这个价钱。《商人指南》将以同样的价格，将同样的广告放在10万读者面前，而且《商人指南》的活页设计，方便了广告商把广告精准地寄送到他们的目标读者那里，而排除了其他无关的读者。

另外，一本月刊的有效期只有30天，在下一期出版物出版之后，它就不在市面上流通了。人们会将它扔在一边，或者卖给收垃圾的人。因此，为了让同样的5万名订阅者在一年中读到相同的广告，广告商需要花费6000美元。但是，《商人指南》不会过时，它是一本永久的参考书，如果你想保存新出版的单页，将它们分门别类地放置在一起，就必须永久地将这本杂志保存下来。我们的读者是对方的两倍多，花500美元投放30天的广告还是投放永久性的广告，我想广告商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们的杂志。因为我们的性价比是别的杂志无可比拟的，至少能与其他杂志平分秋色。

显而易见，一本《商人指南》的封面、50页的阅读内容，150页的广告，再加上邮资，一份的成本大约是35美分，10万份的成本就是3.5万美元，150页的广告能盈利7.5万美元，封面上的广告还能再增加5000美元的收入。除去费用，我前六个月估计能盈利1.5万美元，以后会逐渐增多。

我认为策划《商人指南》是一个好主意，而且现在我也这样认为。当时周围的每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但就是没有人提供财政支持。

其中有一位马萨诸塞州的前政府官员，他的话说得十分动听，也不断地鼓励你，不过，真正行动的时候却表现得像个铁公鸡。我好说歹说，他都不肯拿5000美元购买《商人指南》一半的股权，我想，他肯定恨不得将波士顿公园每英亩土地的价格降至5美元！

我四处筹集资金但却一无所获，但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放弃，典当了我的家传珠宝，抵押了家里的家具，但我没有将我的灵魂出卖给恶魔，如果它等得时间足够长，它就会发现，拿去我的灵魂对它毫无用处。

在绝望的时候，我决定向银行贷款。我一定是孤注一掷了，否则我会考虑得更清楚一些。我向汉诺威信托公司提出了2000美元的贷款申请。几个月来，我一直在那里保有一个活期账户。但比起开户来说，贷款实在是一项太艰巨的任务。银行是这样认为的，但我并不甘心。于是每隔一天，我都会在上午九点准时到达银行出纳员的窗口，支付那些我在银行营业时间之外签署的支票。虽然我能够及时处理我的支票，然而，银行的会计员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处理它们。

在申请贷款时，我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冷静自若。我提出2000美元的贷款申请，不过，神情和声调就像要求找五美分零钱一样。我的申请根本没有送交贷款委员会，银行经理用抽两三口雪茄的工夫就驳回了我的申请。我抵押财产的事实让他拒绝了我，于是，我告诉他，我是他们银行的存款人。

“不好意思，”他面无表情地说，“我不能批准您的贷款申请，虽然我们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方便存款人，但您的账户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利益，反而是一个负担。再见，先生。”

他的话让我怒火中烧，看着他转身进入私人办公室，我恨不得往他身上泼毒液。离开银行时我暗自发誓：“总有一天，我会让这个可恶的家伙乖乖地听我的话。”

几个月之后，这个梦想就变成了现实。那时，我完全掌握了整个汉诺威信托公司。我在这家银行有500万美元的存款，我是唯一的、最大的股东，同时还兼任董事会的主席和执行委员会的永久性成员。

在银行每周举行的例会上，一位财务主管提出要提高这位经理的薪水。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现在都是我的心腹，他们驳回了这项提议。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那位主管有点不高兴，提出要投票决定这个事情。我们根据各自持有的股份决定投票权的大小，那位主管认为，他们俩再加上那些保持中立的人持有的股份加起来足以通过这项决议，然而我拥有1625票，决定着最后的结果。最后，他们获得了600多张赞成票，不过我的意见是不予通过。

“我受打击了。”那位经理在投票结束后大喊道。

“你当然受打击了！”我告诉他，“六个月前，当你拒绝我那2000美元贷款的时候，你注定今天要受打击，你还记得吗？”

“你或许不记得了，但我并没有忘记！”我继续说道，“那个时候，你告诉我，我的账户没有给这个银行带来利润，反而是一个负担。作为一名银行经理，你显示出你是多么缺乏应有的机智。那个你看不上眼的账户里现在有500万美元的存款，比所有其他账户里的钱加起来还要多。因为你六个月前的那番话，我可能会取消在这个银行的账户，那么银行今天就会失去我这样一个存款人。今天，我驳回了你提升工资的要求，是因为我认为你对这个银行一无所用。”

“那么，现在除了递交辞呈之外，我没有别的选择了。”他说。

“你要辞职？”我反驳道，“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不过，你有什么可以辞去的吗？我是这家银行的老板，你是我的员工。现在，你还可以担任经理一职，什么时候，我不想看见你在我面前晃荡了，我自然会辞退你。”

言归正传，从汉诺威信托公司回到办公室之后——我的办公室现在已经搬到了二楼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我把我的助手——两个速记员和一个邮差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到这个星期六，我不得不辞退他们，因为我已经支付不起他们的工资了。他们要求留下来，为了我的希望而奋斗，虽然我没有也不能接受他们的好意，但还是被他们的忠诚深深地打动了。

接下来，我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转租我的办公室，或诸如此类的内容。这则广告倒是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就有了好几位租客，他们可以分担我的租金。那扇玻璃门上原来写着：查尔斯·庞兹进出口贸易公司、波士顿广告与出版公司。现在，这扇门上又增加了新的名字，看上去就像字典一样。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一些打击，不过虽然我失去了尊严，但我的内心获得了平静。

从此，我就打消了策划《商人指南》的念头，又一个因筹划不周而无法实行的计划破产了，不过没有关系。我已经习惯了追逐雨后彩虹的日子，一个消失了，我就会去追逐另一个。作为一个梦想家，我当然要不屈不挠，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商人指南》失败之后，我又将注意力放到了国际回邮代金券上，一个新的彩虹出现在我面前。我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以前所未有的精力和热情来追逐它。我努力地追逐并最终获得了成功，我由此赢得了1500万美元的收入。那个时候，我应该见好就收，在合适的时候全身而退，然而我没有，故事就是这样。

[1] 《去蒂伯雷利的漫漫长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风靡一时的歌曲，表达路途艰辛——译者注

13

为了获得财富，庞兹先生找到了一条无人踏足的捷径，而且获得了成功

实际上，国际回邮代金券就像一个熟透的苹果一样落到我的脚下，我根本无须摇晃那棵树。我只是在它掉落的地方把它捡了起来。它看上去甘甜味美，没有任何瑕疵。我咬了一口，如果我不吃，那就太不符合人的天性了。

一天，我在翻阅邮件的时候，发现了一封来自西班牙的信件，一张国际回邮代金券用针别在了信件的一角。这封信已经在我的书桌上躺了好几天了，写这封信的人只是想订阅一份《商人指南》，这张代金券是放在信封里预付回邮的邮费的。在这之前，我也见过并使用过这种代金券，我知道它们的具体作用。

这张代金券和我之前使用的那些没有任何区别，由一家西班牙邮局签发，和其他国家签发的代金券在细节上也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就是在这张代金券的底部印着“西班牙”字样，同样的，在这张邮票的顶端，用西班牙语写着“30分”字样。

这张代金券的正面印着主要的图案，背面则印着几国语言：只要在属于万国邮政联盟的国家，这张国际回邮代金券可以在任何一家邮局兑换价值25分的邮票或者等价物。

这张国际回邮代金券不经意间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的头脑非常活跃。我所知道的关于代金券和外汇汇率的知识派上了用场，我在这里面找到了投机的机会，一条通往财富的、从未有人涉足过的捷径出现在我面前。这条路看起来有些奇怪，但的确让人兴奋，直到那时，华尔街的金融奇才们也没有注意到这条路。现在，这条捷径被我发现了，那些家伙从此之后永远记住了我，因为我让他们措手不及。当你略胜他们一筹时，你可以把自己最后的本钱都赌上，华尔街的那些家伙一定会蜂拥而至，因你的创意而受惠的也大有人在。

我的发现并没有多少科学含量，说实在的，它和科学及理论完全不搭边，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简单多了。真的特别简单，我花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在便笺本上计算出了这种可能性。

这张国际回邮代金券本身就包含了简单的理论。在西班牙邮局购买需要花费30分，在美国大概相当于六美分。它可以兑换一张价值25分或5美分的邮票。其实，这张邮票到底能不能在美国兑现还有待确定，只要一个电话，波士顿邮局就可以告诉你答案，但是，这个事情不着急去做。

我考虑的是，一比塞塔——西班牙货币单位——能兑换15美分，而不是票面价值20美分。经过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知道，1美元能够兑换六又三分之二个比塞塔，一个比塞塔能够换100分，六又三分之二个比塞塔相当于666分。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我们就可以得知，像我面前的这种国际回邮代金券，我用1美元在任何一个西班牙邮局都可以购买22张。在美国，一张代金券可以兑换5美分，22张全部兑换我就可以获得1.1美元。通过这一交易，我可以获得10%的利润。

对于投机买卖来说，10%的利润实在不算多，但想法总是一个接着一个。还有一些外国货币比比塞塔贬值还要严重，比如意大利的货币。那时，一个里拉才能兑换5美分，而不是之前的20美分。一个里拉是100分，一美元可以兑换20个里拉，也就是2000分。以30分一张代金券计算的话，1美元可以购买66张，66张代金券在波士顿的邮局可以兑换3.3美元，总利润率可达230%。

那个时候，我只是在理论上进行计算，但我十分确定我的计算和结论。如果当时我拥有几百美元，我会毫不犹豫地单干，但我的财政状况不允许我单干。和往常一样，我拥有了一个好主意，但却没有办法实施。

我必须向别人借钱，相比于我的理论和信念，我需要一些更加实际的东西。直到我找到毋庸置疑的证据来证明我的断言绝对正确之前，我都没有发现任何愿意借给我钱的人。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确定，纸币的贬值是否对国际回邮代金券的出售产生了任何形式的影响。为此，我寄出去了三封信，在每封信中都附上了一美元，一封信寄往西班牙，一封信寄往法国，还有一封信寄往意大利。我要求收信人将这一美元兑换成他们国家的货币，全部用来购买国际回邮代金券，然后邮寄给我。几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回信以及他们寄回来的代金券，结果证明了我的设想。

同时，在波士顿邮局的实验也让我颇为满意，这种代金券可以在邮局中毫无障碍地兑现。

《美国官方邮政指南》以及报纸上刊登的最近的外汇汇率完善了我的证据链条，证明了我的结论。我一共花了不到4美元就做好了成立一个企业之前的调查工作，从那开始的九个月里，这个公司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盈利高达1500万美元。

整件事情最显著的特征是，用来规范代金券购买和兑换的规章和协定是用来维护使用者的利益的，各国政府没有牵涉其中。即便他们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人进行投机活动，政府会因此而遭受损失，但他们在没有得到提前通知的情况下，也不能阻止购买和兑换代金券。

这种国际回邮代金券是一种类似于邮票的商品，它是由政府控制的邮政服务的一部分，由政府提供担保，政府必须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不管邮局是盈利还是亏损，任何国家的邮局都不能拒绝卖给我邮票，它们也不能限制我购买或兑换代金券的数量。如果对这种代金券的需求持续增加，它们也不能拒绝增加市场上的流通量。也就是说，遵守规则的压力全部在政府那边，而不在我这边。我需要做的就是筹集购买代金券的资金，然后把代金券兑换成邮票，至于之后我如何处理这些邮票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了。

就像在这里描述的一样，从事代金券的交易我不会触犯任何法律，违反任何规章制度。他们最多会说，这种交易是不道德的。违反道德不是触犯法律，不管怎么说，我所处的这个环境已经让我对道德问题麻木了。那个时候和现在一样，没有人会在乎道德，万能的美元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只要能够获得美元，即使你违反了道德，人们也不会批评你的。

一开始，我借钱的努力算是彻底地失败了，因为人们想详细地知道我的计划，然而，透露太多是不安全的。如果我将整个计划的细节全部披露，一些人就会自己将它付诸实施，而把我晾在一边。所以我说的话只要能激起其他人的欲望和好奇心便可，我不会再多说什么。

14

庞兹先生组建并独自经营证券交易公司

成立证券交易公司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那个年代，《蓝天法案》 [1] 还没有出台。至少在马萨诸塞州是没有的。因为所谓的《证券管理条例》直到1921年才颁布。顺便说一下，在我看来，这就是一项亡羊补牢的措施。

虽说简单，但公司组建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小麻烦。采用正常的公司形式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不会草拟公司章程，我也不太信任那些律师。那些我信任的，我支付不起他们的律师费，那些我可能付得起的，我又不相信。另外，公司的附加费用我也承担不起。

因为我不想这家公司注册在我的名下，所以寻找合伙人就成为最佳选择。但在对形势进行略微评估之后，我认为这个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理想的人选我接触不到，不符合心意的人选我又不想要。除了设计一种新的公司形式之外，我好像别无选择了。想要符合要求又不花钱，“没有合伙人”的合伙企业是唯一的选择。

这种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但是直到我的事业一败涂地，遭到起诉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才得到关注。证券交易公司一直被看作“独自经营的公司”，很明显，从技术上来看，法律是允许一个人独自经营公司的。说实在的，法律界的怪胎比那些低级廉价的娱乐场所中的还要多，还有一些并未出现在法庭上。

当波士顿市政厅里一位热心的职员递给我一张注册表要我填写时，我才发现，我被要求提交公司各个部门员工的姓名。我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并在职务一栏填写了“经理”两个字，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赢得一些时间，快速地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如果我表现得很迟疑，那位职员会怎么想呢？

我想到了约翰·S.唐德罗的名字，他是我妻子的叔叔，一位颇受尊敬的人。毕竟注册只是一种形式，我没有考虑任何后果，所以我假装他是我的合伙人，把他的名字填在了表格里，我相信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件事，万一他知道了，我也会向他解释，为什么会未经他同意而使用他的名字。

我脑海中闪现的第二个名字是我在意大利认识的一个人。我一直认为这个人已经过世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死亡公告其实“有点夸张”，就像马克·吐温数次被报道死亡一样，其实他活得好好的。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于是我窃笑着写下了他的名字，至少，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也不会介意。

这就是我关于“没有合伙人”的合伙企业的构想，这是最完美的公司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丝毫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又符合法律的要求。如果我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得更完美一些，用另一个死去的人代替我妻子的叔叔，这样就不会为他招致不必要的麻烦，也会让我更安全一些。死人不会引起任何纠纷，法院即使发传票也找不到他们，他们也不必遭受别人的蔑视。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证券交易公司就开业大吉了。是的，公司没有钱，但是也没有丑闻，出乎意料的，它竟然没有负债。注册这家公司的花费很少，只相当于三又三分之一包香烟和一张代金券的价钱。

注册完成之后，我的公司就正式存在了。它有了一个固定的地址，一些家具和设备，但也仅此而已了，甚至连信头和一些基本的办公用品都没有。实际上，要开展业务我还需要50美元，然而公司的预算总是入不敷出，就像这个国家的预算一样。照这样下去，我50个月也攒不了50美元。实际上，我的公司可能撑不了那么久就破产了。

我的处境看起来很糟糕，也许，除了在一些大银行，你经常会看到有些人手里至少拿着50美元之外，好像在整个波士顿你都借不到50美元。使情况更加糟糕的是，我的一些债权人开始因为那些分期付款、拖欠以及逾期未还的债务来找我，这让我很是烦恼，通常是一笔债务还没有还清，下一笔债务就在等着我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焦头烂额的时期。

其中一个债权人频繁造访，他是北角区的一位家具经销商，他的专长是为新婚夫妇推销家具用品，从没有声音的弹簧床到擀面杖，他那里一应俱全。我拖欠了他一批办公家具的钱，他卖给我的那些白色橡木桌椅其实是用松木做的。

那天他进来的时候脸色阴沉，要不是他的身高，他看起来一定很可怕。他和我一样有着短小精悍的身材，所以我一点儿都不害怕他，我请他坐下来，他迟疑着不肯。

“看在上帝的分上，坐下来吧！”我热情地说，“这把椅子还是你的，坐在上面不会为你带来任何债务。”

他刚一坐下就开始从口袋里掏出一堆纸，票据、账单、抵押证明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不需要他掏出这些东西，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提醒我，因为我并没有忘记我还欠他钱。

那天，他决意要我还一部分钱，要不然他就把家具搬走。钱的问题我并不担心，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有钱，而且事情已经这样了，他也不能从萝卜里挤出血来。但我不想让他把家具搬走，我一点都不想坐在窗台上，想想那个画面就觉得搞笑。

我不得不让步，没有现金，我只能给他另一样最好的东西——期票。

“你的期票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他的语气中充满了蔑视，“现在你抵押的东西就要归我了。”

“我知道归你了，”我告诉他，“但这是另一码事儿，你听我说。”我试图让他相信我。“我给你提一些建议，不过你得先回答我几个问题，你肯定有银行账户，是吧？”

“是的，我有。”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你在银行的信誉是不是很好，足以让你偶尔把期票兑现？”

“是的。”他回答道。

“如果现在让您将200美元的期票兑现，您会遇到麻烦吗？”我接着问道。

“我想不会。”他说。

“好的，现在，”我接着说，“我给您一张200美元的期票，60天之后，您能不能拿到银行将它兑现？”

“我能。”他承认道。

“好的，那时，如果您能够得到这笔钱，或者这笔钱的一部分来抵销我欠您的债，钱是怎么来的，对您毫无影响，不是吗？”我进一步问道。

“是的，当然没有影响，只要这张期票能够到期支付。”他承认说。

“就是这样，现在，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我说，“我会给您一张60天期限的200美元期票，您可以在银行里兑现100美元，作为我欠您的家具钱，另外100美元您任由我处理，我需要的时候自行支取。”

“你得先向我保证这张期票能到期兑现。”他说。

“当然了，”我承诺道，“我现在就做。”

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我都在给他讲国际回邮代金券，从1907年的《罗马条约》一直到现在。我给了他一张代金券并让他去邮局兑现。我特别提醒他读一读《美国官方邮政指南》第37页，然后我又向他讲述了外汇行情，也就是说，我在让他了解我的计划。当我讲完之后，他显然对我的提议很感兴趣，接受了那张期票。

顺便说一下，我当时只保证这张期票在到期时能够按照当时的利率兑现，我遵守了约定，不仅兑现了那张期票，而且还清了所欠的债务，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

五个月之后，这个家伙竟然把我告上法庭，凭借这张期票要求我赔偿100万美元，他认为证券交易公司应该按照50%的利率支付给他利息。我花了5万美元赎回了这张期票，再拖下去他会索要更多。

有了足够的钱来购买信纸和支付较小的费用，我开始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我意识到应该从大众那里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只要拿出10美元以上，就可以持有证券交易公司开具的本票，我用筹集来的钱来购买国际回邮代金券，而投资者将会在90天内获得50%的利润，实际上，我每45天就会支付给他们利息，也就是说，投资者一年能获得400%的回报。

当发现这个商机的时候，我就开始寻找投资者。我整日奔走呼号，向别人兜售我的公司、我开具的本票以及国际回邮代金券，但实际上，并没有吸引任何投资者。不过，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他们的好奇心会把他们带到我的办公室的。

果然不出所料，一个人造访了我的办公室，这是我的第一个来访者，他听说了我的计划，想了解更多细节。我几乎向所有头脑清晰的人都讲述过我的计划。

我不敢说他对我的话心悦诚服，但我确定把整件事情讲清楚了。他麻木地听着我整个计划的运作过程，直到我说到50%的利息时他才变得精神抖擞起来。很明显，他的一切想法都写在了脸上，我看到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心里计算着钱数，也许正在像金字塔一样累加投资的数目。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还是觉得小心谨慎一点，不要受诱惑才好，他告诉我自己没钱投资。

我意识到自己将要失去第一个客户，出于自信，我提出了让他担任我们公司销售代理商的建议。这是一个全新的想法，是我在情急之中想出来的，却比深思熟虑的结果更好，几乎我的全部资产都是靠冲动和勇气获得的。

我告诉他，如果他能把我的提议告诉他的朋友，不管他们投资多少钱，他都能从中抽取10%的佣金，他接受了这个建议。我没有给他任何凭证，他也不需要。我只是教给了他一些推销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尤其是我在这一领域的心得，他需要的正是这些。

我的想法是好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作为一个好主意，根本不需要高压销售策略，也不需要过度宣传投资能获得的好处，投资者每投资66美分都能获得1美元的收益，而且这些美元都来路正当，说这些就足够了。任何强迫未来投资者投资的企图都会招致怀疑，而不是信心。所以，我告诉他要想获得成功，就不能过分宣传美好的预期，不能透露太多代金券交易的细节，只要抓住这两点，不愁没有人投资。

他们的确没有失败，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我的看法。我了解人类的天性，我天生是一个好推销员，比那些经过训练的还要强。那时候，任何和外汇扯上关系的提议比淘金还要热门，就是这些知识为我赢得了关注，他们想要进一步了解详情的好奇心为我提供了开始的机会，而50%的利润率搞定了其余的事情。每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在心里算一笔账。的确是这样的，我们都是投机者，渴望天上掉馅饼，而且多多益善。如果人的本性不是如此，那些快速致富的计划就不会成功。

我的提议具有致命的诱惑力，而且显然也十分安全。不相信的话可以拿10美元来试一试。作为一项投资计划，或许听起来有些荒谬，但对于那些投机者来说却十分诱人。

我认为人们一定会和我冒这个险，他们拿出10美元来尝试一下，当他们在45天后拿到15美元的回报时，所有的疑虑都消失了。他们把所有的积蓄都交给了我，还把朋友也介绍过来。我的投资者突飞猛进地增长，每一个感到满意的投资者都自发变成了推销员。这是他们集体推销的结果，整个计划得以实施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原因，我承认是我从山上滚下了一个雪球，但它自己发展成了一场雪崩。

我的第一个经销商就是这个雪球，到1920年1月，他已经为我的公司吸引了18名投资人，共筹集到1770美元。这个雪球开始从山上滚了下来，到2月的第二周，它开始发展迅猛。我一共为这1770美元的早期投资者支付了2478美元。

从那时起，投资者的数目一直持续快速地增加，到7月底，投资者的数目增长为30219人。他们持有证券交易公司大约1500万美元的本票，小雪球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雪崩，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期。要不是我对人们和命运过分自信，那么故事可能就会改写。

[1] 《蓝天法案》是指规范证券交易的法律，旨在防止欺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15

庞兹先生成为警察和邮务督察的梦魇

世界上最好的推销员没有从事这份职业，反而成了一个金融家。我本应该成为一名传教士，替上帝传播福音。我所进行的活动并不能用我的成功来衡量，看看那些受我影响的人就知道了。还不到一周，州政府的一名官员就听说了我的宣传，很荣幸，我得到了其中一个人的正式拜会。

他戴着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具体年龄看不出来，但已经老态龙钟，一看就知道是从那种专门负责养老的机构中走出来的。这样的人遍及波士顿的大街小巷，祝福他吧！在以海关大楼为中心的半英里内，你会看到很多像木乃伊一样的人，甚至比图坦卡蒙坟墓里的还要多。

我的拜访者并没有浪费太多时间闲谈，他直接切入主题。他说他的机构接到举报，经过调查发现，我承诺在90天内支付给投资者40%～50%的利息。他说，那些乘坐“五月花”号来美国的清教徒们在他们的坟墓里都开始躁动不安了。我认为他说的是“坟墓”，但也有可能是“不义之财”。他们当然要躁动不安了，因为当时道富银行才支付给他们4%的利息。

我冲这位老绅士善意地微笑着，准备告诉他毕竟这个世界在过去三个世纪里已经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给他看了一眼国际回邮代金券，告诉他这是什么。他仔细地上下打量着，好像在寻找李将军或斯通威尔·杰克逊 [1] ，当他发现没有时，他长舒了一口气，至少他可以确定，这不是内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墙纸。

当我告诉他国际回邮代金券是万国邮政联盟的一款产品时，他表现得迷惑不解。他不知道这个邮政联盟是邮政电报公司还是西部电报联盟公司的一个分支，或者只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一部分。让我来拯救他吧，于是我告诉他万国邮政联盟是1907年在罗马成立的，不过，直到我翻开《美国官方邮政指南》第37页指给他看时，他的疑虑才全部打消。他站起身来向我致敬，就像在演唱美国国歌一样。

一旦他认为我的生意有了美国政府印章的保证（或许是英国的哪个印章让他印象深刻？），他就消除了一切疑虑。我轻而易举就让他知道了外汇的秘密，他眉飞色舞地跟着我进入了数字的王国，最后，他仿佛长出了翅膀，凝望着一个阳光普照的世界！

他任职的机构再也没有打扰过我平静的生活。实际上，我认为，在交了200美元入会费之后，我已经成了这个机构的“荣誉”会员。有一段时间，他们经常会为入会的价格来烦扰我，这也算是一种荣幸吧。不过，这个机构的调查刚结束，其他机构的调查就开始了。

很快，在波士顿的警察局和邮局，我都拥有了几个泛泛之交。在我的事业达到巅峰的那段时间，很多邮务督察和警察不是在为这座城市工作，而是在为我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我面前晃荡，弄得我的办公室就像警察总部在点名一样。

实际上，我认为正是因为我，警察局的总部才没有那么早从彭伯顿广场迁到伯克利大街。新址离学院街太远了，只有警监柯蒂斯和警司克罗利清楚，如果搬到新址，他们那里就永远达不到法定人数了。他们大概认为，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把警察总部的招牌从彭伯顿广场搬到学院街，扔进我的办公室里，这样也能节省不少费用。

你不能因此认为，是我邀请那些警察来我办公室的，我不是那种人，他们是主动前来的。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他们，也不能表现出对他们的厌烦。我只能和他们开着玩笑，可以说就像和死人开玩笑一样，因为我没有办法避免。

一天下午，我懒散地坐在转椅上，双脚放在暖气片上。这时，电话响起来，我刚一接听，便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查尔斯，”他说，“你已经被批准逮捕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他说的其他话并不重要，就这一句话就足以让我把脚从暖气片上拿下来。面临着被逮捕的危险就像是五雷轰顶。一个人早上起来在镜子面前端详自己，如果发现昨天一晚上的时间自己突然生了天花，他也许会坦然接受，但是如果告诉同一个人他马上就要被逮捕了，我想他的第一反应是满世界地转圈，找一个藏身之地。

电话那边的声音让我忐忑不安，家里还有丰盛的晚餐在等着我，看来要浪费了。我也不知道位于查尔斯街上的监狱里的饭菜怎么样。我甚至想马上打电话给治安官凯利赫，让他把监狱里收拾得暖和一些。不过，我马上就转过弯儿来了，我要坐在办公室里等别人来抓我吗，还是有其他选择？不，我绝不能坐以待毙。

我戴上帽子，穿上外套，走向位于彭伯顿广场的警察总部。我询问了一下逮捕令的问题，他们把我带到了一间地下室。我一点也不惊慌，因为我是从一家百货商店进来的，而且记得路线。我想，也许他们正在打折出售那些逮捕令，说不定我还能把价钱谈下来。

在下面，我来到了出售逮捕令的“柜台”，也许那是一张桌子。负责收银的“女售货员”是一名……警察，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十分礼貌地问我需要些什么。

“我来要一张逮捕令。”我说。

“好的，”他说，“告诉我你的理由，你想让哪个人被逮捕？”

“我不想逮捕任何人。”我开始解释。

“然后呢，你究竟想要干什么？”他有点恼怒地问道。

“我想要那张你们想要逮捕我的逮捕令。”我解释道。

“你的意思是，你是主动送上门的？”他惊讶地问道，“你是来自首的？”

“差不多是这样吧，”我承认道，“让你们大费周章地到处找我有什么用呢？而且我来这儿也很方便。”

“我不知道事情的经过，”他坦诚道，“不过，您的态度值得赞扬。来，您叫什么名字？”

“查尔斯·庞兹。”我回答道。

“您的姓怎么拼的？”

“P-o-n-z-i。”我给他拼写了一遍。

他拿出了记事簿，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他告诉我，没有我的逮捕令。

“本来我们应该逮捕你的，”他说，“但是你自己来自首了，这是一件好事儿。你介不介意在这里坐一会儿，我联系一下负责你的案件的邮务督察。”

“不介意，您请便。”我温顺地说。知道没有逮捕令存在，我立刻变得心情大好。

几分钟之后，我见到了一名督察，和他一起来的还有约瑟夫·梅伦达，我不知道后者的来意是什么，或许是充当翻译吧，但我并不需要。他、督察和我走到桌前坐了下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警察局想勒索金钱，他们通常对此感兴趣。

这个督察对邮政事务和外汇知识一无所知，我也要向他解释，万国邮政联盟并不是“当地”的一个组织，而是由多个国家协议组成的；国际回邮代金券也不是我从爱国公债上剪下来的。不过，我发现他对外汇怀有很深的成见，只是因为那是“外国的”。他那榆木疙瘩似的脑袋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移民法案里面没有排外的条款。十年或者更久之后，我那愚笨的脑袋也没法理解，某些时刻，那些话可以说言犹在耳。

总而言之，这位督察对我的计划印象深刻，他宣布我的生意是合法的（这是邮政当局的论断）。实际上，这件事情的几个关键点他都不是很清晰，但他和我站在一起反对那些不理解我的人。

与此同时，从圣诞节过后，到圣帕特里克节 [2] 奥兰治党人在南波士顿游行这段时间，我的第一个推销员很少露面了，他不再来找我，不给我带任何的投资人，甚至也没有打电话给我。

现在我知道他躲起来了，并且知道其中的缘由。在介绍了几个朋友前来投资之后，他认为明智之举是先躲起来，等到我的承诺兑现之后再露面。如果他们没有收到利息，他也好重新开始。就像在赛跑比赛中，他总想超过其他人一段距离一样，我也不能因此而责怪他。

实际上，我的日子也并不安逸，我的一个朋友 [3] 在一艘横越大西洋的邮轮上工作，我需要把钱给他，让他帮我购买代金券。我并不担心他的诚实，不过，我担心他可能会发生什么意外，比如说，他可能会生病，可能会落水，或者发生其他意外。到时候，全世界就只有“两个”坏人。是的：我和他。

随着时间一天天地流逝，我也变得越来越焦虑。2月的第一周，他未事先通知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讲述的情况让我非常满意，这种代金券到处都能买得到，甚至连最小的邮局都有充足的供应。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能够购买到更多代金券。我们明智地贿赂了一小笔钱，意大利官员邮政也同意为我们提供大量代金券，为什么我听到的音乐如此动听呢？

带着满腔热情，我开始支付第一笔投资者的款项。能按时偿还每一张本票，这着实让我兴奋，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高中女生献出了初吻一样。所有的投资人都撤资也没有关系，我知道他们会回来的，而且还会介绍他们的朋友给我。他们会吗？当然，他们肯定会，在一两周之内，他们一定会回来的。到那个月底，我又收到了5290美元的新一轮投资，我的公司运转起来了。

[1] 李将军和斯通威尔·杰克逊都是南北战争期间南方的著名将领。

[2] 圣帕特里克节：每年的3月17日——译者注

[3] 这位朋友是指莱昂内洛·萨蒂，曾经有人质疑过这个人的存在。参见1922年11月28日的《波士顿环球日报》。

16

庞兹先生反驳了有盈利就有损失的理论

我的公司每天进账1000美元，我的朋友也回欧洲去了，一切都顺风顺水，直到某些人来破坏我的整个计划。

麻烦是从北角区开始的，我给了一个意大利投资者两张代金券，让他去邮局兑现。那两张代金券是美国发行的，他带着那两张代金券来到了一家分局，这家分局位于汉诺威街和北班尼特街的街角处。他拿出代金券要求兑现，但值班的人拒绝接受它们，那个意大利人回来找我，一口咬定我在欺诈他。

形势危急，需要马上采取行动，而不能只靠娓娓动听的言辞了。我的声誉岌岌可危，我不能对这件事置之不理。于是，当着那位意大利人的面，我拿起电话就打给了邮局。在电话中，我一直都在强调后者的利益，希望能表现得考虑周全，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邮局的答复是，在美国发行的回邮代金券只能在其他国家兑现。我的观点是，不管代金券是在哪里发行的，只要这个国家属于万国邮政联盟，那么这张代金券就可以在任何邮局中兑现。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但是除了邮政部部长的第三执行助理发布的公告之外，任何人都无法说服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通话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那位意大利人就此断定我是对的，他感到很满意。

这件事情并没有随着那通电话的结束而结束，我忘记了这件事情，不过，那位邮局的职员还记得。他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他的上级，所以，我又遭到一次意想不到的造访。

当他们来到公司的时候，我正在私人办公室和一位投资者交谈，我太太的叔叔唐德罗和我的太太在接待室等着我过去。一阵“扁平足”发出的脚步声提醒我有人来访，我不知道他们在经过接待室时有没有露出他们的徽章，他们很可能会这样做。从我坐的位置上看不到他们，但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我们想见庞兹先生。”其中一个人傲慢地说。

我的叔叔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脸色因害怕而变得惨白，这个可怜的人肌肉因恐惧而变得僵硬。他用意大利语告诉我，外面有三个监察员来访。当他开始嘟囔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就表明他再害怕不过了。

“告诉他们等一会儿，”我告诉他，“我正在和这位先生交谈，一会儿就去见他们。”

我的叔叔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他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如此放肆，竟然敢让警察等在外面。他特别安分守己，他看到警察就像看到了穿着盛装的腓特烈大帝。

事实上，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倨傲无礼，只是因为我太了解那些警察了。粗鲁地对待别人是他们的习惯，他们喜欢维护自己的权威。如果能侥幸成功的话，他们最热衷的办法就是首先进行恐吓。如果这个方法不奏效的话，他们自然会换一种更明智的方式。

我让那几个警察等了几分钟，我利用这点时间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我知道接下来的会面将考验我的智慧，所以我想准备一下。

我的投资人离开的时候，我把他送到了门口。他一离开，我就去招待室见那三位警官，询问他们是谁，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这个问题其实根本不需要问，其中的一个人我之前见过，他代表其他两个人询问我。

“我们是警察总部的警员，”他说，“我们来问你几个问题。”

“哦，我明白了，”我说，“你们是因为公事而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出示你们的逮捕令。”

“我们没有逮捕令，”一位邮务督察插嘴说，“我们不是来逮捕你的，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请你们注意，你们在我的房间里，一切将以我的意愿为主，我只回答那些我想回答的问题。”

“但是，你不能拒绝回答我们的问题。”他说。

“我不能吗？我当然可以！”我提醒他，“你不能在我的办公室里用这种态度和我说话，而且还若无其事地离开。如果有合法的逮捕令，你们可以逮捕我。我不会抵抗，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不欢迎你们来到这里。”

那位邮务督察一定意识到他们恐吓不了我，于是便改变了策略。他表示尊重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权利，提议说如果用协商和友好的口吻进行交流，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同意他的看法，邀请他们进入我的私人办公室。

我们的对话开始时就像击剑的双方，经历了好几轮的佯攻和躲避。很显然，警察虽然想让我讲讲和位于汉诺威街角处的邮局里职员的对话，但他们对此一点也不关心。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是我在买卖代金券活动中的诈骗证据。我也是严防死守，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我认为，我们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我催促道，“邮政职员提供的我们两个对话的报告，并不能证明那些对话真的发生过。如果能够证明我们真的进行了那番通话，并且我说的话触犯了法律，你们可以在法庭上控告我，事情总会审理清楚，但你们这样闯进我的办公室，试图让我说出不利于自己的话，实在是太无礼了！”

“我们无意针对您，庞兹先生，”其中的一个邮务督察说道，“不过，我们对您告诉那位职员的一些事情很感兴趣。”

“等一下，警官先生，”我打断了他，“您的意思是，从那个职员口中，您得知我说过了一些令您感兴趣的话？不过，没有证据证明我和他说过什么话。”

“哦，好吧，”他无奈地耸了耸肩膀，说道，“按照您的说法，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其实对国际回邮代金券一无所知？”

“您又错了，警官先生，”我说，“如果您认为这对您有帮助的话，我不介意将我知道的有关代金券的知识全部告诉您。”

从这里开始，我们对这个特殊的话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们从各个角度分析了这件事，最后一致认为，进行代金券贸易是有利可图的，但那三位警官却依然认定，大批量地购买和兑现代金券是不可能的。

“我不同意您的观点，警官先生，您知道，一个人可以随意从邮局购买邮票，并没有数量限制，嗯，然后，”在他同意我这一观点后，我继续说道，“您能说出一些禁止人们购买邮票的合理理由吗？”

他说不出任何理由，他也不能说出，一张代金券可以兑现而大批量的代金券不能兑现的原因。

“它们有可能是仿冒品。”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并没有讨论那种代金券，警官，”我加重了自己的语气，“我们讨论的是确定无疑的、真实的代金券。”

“好吧，”他坚持说，“政府可能会拒绝兑现它们。”

“不会的，”我强调说，“只要美国还是万国邮政联盟的成员国。”

“我对国际法一窍不通。”他坦诚地说。

“我也不懂，”我说，“我是根据常识得出这个结论的。”

“你知道的比我一开始预想的要多得多。”他不禁脱口而出。

“不要这样说，我会不好意思的，警官先生，”我诚恳地说，“实际上，我并不太懂得保护自己。”

这个警察依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争辩道：“如果利用代金券可以为某些人获得利益的话，那么肯定就意味着一些人遭受了损失。”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不知道谁遭受了损失，”我告诉他，“实际上，我认为每个人都是盈利者。”

“这太荒唐了。”这位警察喊道。

“本来就是如此。”我鼓足了勇气反驳道。

“你还记得那个没有见过任何人的老乡巴佬的故事吗？当一个人来到他面前时，他会说，‘原来有人啊！’警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来给你计算一下。”

我是这样告诉他的：“假设，法国需要价值1500万的法郎，我以50%的利息借入100万美元，然后将这100万借给了这个国家。我现在所做的生意就是这个的缩小版。100万美元，以现在的汇率计算可以兑换1500万法郎，我和法国政府达成协议，法国政府可以用5000万张国际回邮代金券来抵销这部分费用。法国可以通过万国邮政联盟来获得代金券。收到代金券之后，我会把它们换成邮票，然后把这些邮票以10%的折扣卖出。至于那些帮我从众人那里筹集资金的人，假设我还要支付给他们10%的佣金。”我认为，这次交易就计算如下：

每张邮票价值5美分，卖掉5000万张所得的现金是250万美元

扣除10%的折扣 | 225万美元
持票人的本金 | 100万美元
50%的利息 | 50万美元
给推销商10%的佣金 | 10万美元
我获得的利润 | 65万美元

“也就是说，在万国邮政联盟的账本上，联盟欠美国250万美元，而法国政府欠联盟300万美元。为什么是300万美元呢？因为法国政府以金币支付1500万法郎，以现在的黄金平价，5法郎可以兑换1美元。不过以现在的外汇汇率，兑换1500万法郎只需要花费我100万美元。至于法国支付钱款和美国收到的钱款的差额，就是万国邮政联盟因自己的服务而获得的报酬。”

“现在，我来假设法国要清偿这笔钱款，因为它只收到了100万美元，而需要支付300万美元，这就意味着它可能遭受了200万美元的损失。不过，只要仍保持15法郎兑换1美元的汇率，这种损失就不可避免。如果汇率下降，法国遭受的损失也会随之减少，直到法国按照黄金平价，以5法郎兑换1美元的时候，法国就不会再遭受损失了。然而，按照一般规律，货币贬值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逐渐恢复。”

“法国不能拖欠万国邮政联盟钱款，必须马上支付。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法国政府以3%的利率发行期限为21年的债券，总额为300万美元。在20年内，分期付款的利息总额是180万美元。”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法国政府因为卖给我代金券已经获得了1500万法郎，如果法国政府将这1500万法郎贷给那些自偿性的私企或国企，期限为20年，假设年息为5%，那么1500万法郎到时候就会变为3000万法郎，也就是600万美元。这笔钱足以支付300万美元的债券以及由此产生的180万美元的利息，不仅如此，法国政府还会获得120万美元的收入。”

“你们能看到，公众在我这里投资了100万美元，他们在六个星期之后获得了50万美元的利息；我的推销商因为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劳动而获得了10万美元；万国邮政联盟因提供服务而获得了50万美元；美国邮局卖了250万美元的邮票，肯定会获得一部分利润；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他们在我这里以10%的折扣购买邮票，意味着他们节省了25万美元的费用；法国政府获得了 120万美元的收入；购买债券的法国民众获得了180万美元的利息；获得法国政府1500万法郎贷款的公司，也许会获得盈利；不仅如此，公司在获得发展之后，还会为一部分人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维持生计；还有最后一点，在这次交易过程中，我还获得了65万美元的利润。如果你能告诉我，在这个交易过程中，有谁遭到了损失，我会为你们一人购买一顶斯泰森毡帽。”

那位警察变得目瞪口呆，在我的计算面前，他甚至没有准备反驳，但他也算是一个努力的失败者。

“根据我的判断，庞兹先生，”他问道，“你是不是外国政府在这座城市里的非官方代表？”

“警官先生，我不是，”我用一种戏谑的方式回答他，“庞兹除了代表自己之外，不会代表任何人，另外，请记住，我们讨论的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实。”

这次会面结束了，我的访客疲惫不堪地离开了，我感到非常满意。我已经赢得了三轮企图破坏我计划的审查，我感到高兴并自豪。我转身去看我那娇小的太太，她看起来非常烦躁，甚是惹人怜爱。对于她来说，同人见面交谈就是一种莫大的折磨。

“没关系，亲爱的，”我对她说，“笑一笑，高兴起来吧！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让你发愁的事儿啦！让我们忘掉生意上的事情，轻松一下，我们俩去什么地方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吧，像孩子那样无忧无虑。”

17

庞兹先生认为，如果投机是一种罪恶的话，那他最好在身边修建一座教堂

普通人永远不会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满意，当飞黄腾达的时候，他不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他有一件衬衫，他就想要两件；如果他单身，他就想要个妻子；如果他结婚了，他就想要妻妾成群（希望我那可爱的妻子没有看到这一段）。人总是想摘天上的月亮，并想用脚步丈量宇宙，我当时就是如此。

我的事业那时候发展势头迅猛，我不是那个意思，其实也是危机四伏，我像一颗发射的炮弹一样走向破产，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不过无知是福。

无论如何，情况也没有那么糟，不过也不能再恶化下去了。我有很多钱，而且很明显我有机会大捞一笔。那时的我丧失了判断力，也不再像平时那么谨慎，一直认为自己可以得到更多。我的目光太短浅了，没有做长远打算，就算我有这个意识，也没有看到即将到来的危机。我一定是被野心和自负冲昏了头脑。

那时，我在波士顿的事业蒸蒸日上，就像一首激昂的鼓乐一般。我的收益远远超过预期，形势非常讨喜。但这繁荣的背后也潜伏着危机，我开始变得自负和鲁莽，梦想得到财富、名气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哦，我们凡人是多么愚昧啊！

我决定扩展我的业务，建立分公司。在我看来，我的公司当然要扩张，就像其他所有的企业一样，我有真真切切的商品，光明正大地挣着钱，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市场，所有人都是我的客户。

我之所以决定扩展业务，完全是受一位老相识的影响，他现在为我做事，十分可恶地出现在了我的办公室。表面上我们是朋友，但实际上我却受他的摆弄。我非常怕他，他是我最可怕的敌人，我怕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对我做什么，而是他好像在引导我为他做事。是的，他应该被“贬谪”，我当然愿意为他出路费。

我和他之前见过面，那次会面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骄傲或快乐。我们是在圣文森特·保罗监狱认识的，那时他正在服三年的刑期。

我们再次在波士顿相遇是几年之后的事情了，他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也记起了他。他突然来找我，当时我已经走上正途，而他还迷途未返，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做出让步，在公司里给他安排了一个职务。

他抓着我的把柄，整件事情的发生没有任何预兆。他很知道分寸，没有公开我的过去，甚至没有丝毫威胁的意思，不过他对我的生意非常感兴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让他有机会表明自己的目的，我实在是太愚蠢了。他不相信我能获得如此辉煌的成绩，所以我表现得像个慈善家，又像一个拯救灵魂的神灵，给他提供了一些建议还有一份工作。其实，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一笔钱把他打发走，但那样就好像我怕他一样。

我的这位雇员的追求和爱好就是诈骗，他就是一个整日游荡、鬼鬼祟祟、心胸狭隘的贼，用土狼或豺狼形容他再恰当不过了。他甚至可以把盗窃的手伸进教会的济贫箱，伸进醉汉的口袋，一切能搬得动的东西都逃不过他的手掌，有时候还会伙同作案。他还曾经用信封和手帕耍花样，欺骗那些不明所以的外国人。

我为他提供这份工作的时候，他刚从新泽西州回来。在那里，他刚对一名波兰移民进行了“诈骗”，这件事儿怎么看都有点自作自受。事情一直进行得很顺利，直到准备分赃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伙立刻傻眼了。当他们打开那个装有受害人钱财的信封时，映入眼帘的的确是各种面额的钞票……但不是德国的马克、俄国的卢布，就是奥地利的克朗，一堆花花绿绿的钞票总值才25美分！而他们用来替换的那个信封里却的确装着少量的美钞。

他非常恼火，在我安静的办公室里，像连珠炮一样不停地咒骂，咒骂受害者，咒骂战争，咒骂外国的造币厂，咒骂一切能够诅咒的东西，除了他自己。他身无分文，烦躁而又沮丧，这时候他最容易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但我仍对他抱有一丝希望，我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和不错的薪水。针对他犯下的错误，我还像父亲一样提供给他一些意见，不管怎么样，这打乱了他继续行骗的计划。

自从接受了这份工作和薪水，他的难题或许解决了。但让我痛苦的难题才刚刚开始。我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办法让他离办公室越远越好。和他认识是我最不愿意的事情，我宁愿被高压电电死。

我想，如果让他像傻瓜一样做一些徒劳无功的事情和奔波，也许会把他的注意力从学院街转移到别处。有一次，我甚至派他去给我买一种法国生产的轩尼诗三星级白兰地，这是“贵族”才能喝到的酒。 [1] 我的酒窖里没酒了，非常希望能够存储一些酒；但我更希望的是，他能够因此被逮捕，关进监狱，但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我甚至送给他一辆车，希望他能够出车祸，但这也没有发生。但他的确经常把车弄坏，我还要为他支付修理费用，他简直就是我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实在不想让他在我身边晃悠，在各种方法都用尽之后，我决定让他作为“先遣人员”到别处去。他走得越远、越久，我就越高兴。所以我派他去开分公司。

人们经常抱怨我的办公室肮脏，没有任何陈列物，显得特别质朴。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我的愚蠢，也有人认为超级推销员必须保持低调，还有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但他们都大错特错，他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不需要开设分公司，我也不想开设分公司，但我更不想让他在我身边晃荡。开设分公司为我提供了一个让他离开学院街的绝佳借口，不过，我并不想为这个借口付出太多的成本，所以，我的办公室都很肮脏昏暗，就像两个核桃壳一样。

出乎意料的是，公司的所有分支机构就像“喷油井”一样，它们的肮脏反而有助于它们的成功，从心理学上讲，毫不起眼的外表真是神来之笔。不过，我从来没有想到它们会取得这样的成功，我也不会将功劳据为己有，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就像其他事情一样。

我的策略当然让道富银行的人眼红不已，一些金融“强盗”至今仍愤愤不已，认为我抢先了他们一步。为了购买设备仿造“糊墙的纸” [2] ，他们已经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现在不得不为那个“该死的，身材矮小的意大利人”打工，而这个意大利人曾经潦倒到用仅10便士的钉子来修理自己的衣帽架。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有些分支机构从一开始就“惊艳亮相”，有一些则慢慢才有起色。我根本不在乎自己能否获得回报，但由于虚荣心作祟，我不容许自己失败。如果一个分公司一直毫无起色，我就得给它增添点助力了。

有一天，那个我最讨厌的人进入办公室告诉我，他要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具体地点还没有确定。在以波士顿为中心的商业圈里，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大的公司，如果可以的话，那就干吧！

一家分公司就这样开业了，附近的人都知道这家公司开业了，但却没有一个客户上门，所有的雇员都一筹莫展，我只得亲自和他去处理这家公司的业务。

我去了几趟就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几个推销员借机敲诈而已。他们想要插手公司的业务，认为如果我的生意是非法勾当的话，那他们也应该采取点防范措施。这些人都是热那亚人，在我们意大利有一句谚语：七个非犹太人才能击败一个犹太人，而七个犹太人才能战胜一个热那亚人。也就是说和其中一个人交涉，我也只有1/49的胜率，但是我做到了。他们不过是想插手公司的业务，我就以5%的佣金给他们每人配备了一个助手，我记得他们马上就变得干劲儿十足，整个交易花费的钱财简直是九牛一毛。

在拜访完一个客户之后，我和我的推销员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们始终在不停地说话，两个人都口干舌燥。“没有人知道我到底有多渴！”我比一个参加完秘密集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还要渴。

“我们去喝杯软饮料吧！”他建议道。

“不行，”我耸了耸肩膀说，“我可是十分尊重自己的味觉。”

“要不然，咱去找个地方喝杯水吧！”他说。

“水？”我一脸惊恐地望着他，“还是不要了，我想想就知道，每到周六晚上是个什么情形。我想喝啤酒。”

“去密尔沃基吧！”他打趣道，“这是我知道的最近的地方。”

“去死吧，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你在这里待了整整一个月，都没有去过‘私酒铺’ [3] 吗？”

“好吧，”他说，“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我的确没有去过任何‘私酒铺’。”

“那这段时间你一直都喝什么？”我追问道。

“咖啡。”他回答道。

“哦，是吗？”我嘲讽道，“说的好像真的一样，另外，你以后发誓我也不会相信你了，你一定对我隐瞒了什么事情。”

“我绝无任何隐瞒，”他委屈地说，“我在这儿喝的唯一的一杯酒，还是从教区长手里接过来的。”

“你是说从牧师手里？”我问道。

“当然了，在教区长的辖区里还能有谁呢？”

“听着，伙计，”我告诉他，“如果你知道怎么做对你有好处的话，带我去见他，总之，他是谁？”

“神父……”他提到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马上让我联想起自己的少年时光。

我们前往那个教区见到了那个牧师，我们俩一见如故。实际上，我们张开了双臂，热情地拥抱了对方。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一说起双方各自的家族，竟然发现我们还有亲戚关系。从那以后，我们一直相处融洽，为了庆祝这个事情，我们开了一瓶上等的酒。

在谈话过程中，我很明显感觉到，神父×（我们暂时这样称呼他）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即便神父也无法抵制诱惑，他不能！他渴望获得更多细节，我一一讲给他听。我告诉了他1美元漂洋过海的旅程，当它六个星期之后回来的时候，不但结了婚，而且还会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牧师×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别人一窍不通的事情，对他来说，一点就透。实际上，在我为他讲述的时候，他的思路总是比我快一步，总是能说一些意想不到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实际上，在三个月之后就是1350美元。”他清楚地说出了这个数字。

“将会是多少钱？”我并不知道其实他一直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

“1350美元。”他重复了一遍。

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不清楚他的意图，紧盯着他，但他的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

“等等，神父，”我打断了他，“我有点跟不上您的思路，您说到哪儿啦？”

“我在你前面一英里的地方，”他笑着回应我，“我一直在计算，如果我一开始投资600美元，三个月之后，我就能获得750美元的利润。”

我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几乎无言以对。

“您……您的意思是计划进行投资？”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那爱惹麻烦的雇员悄悄地踢了我一下，但这也没能让我回过神来。

在我努力想要理清思路的时候，神父×一脸温和地说：“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不参与投资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我忙不迭地向他保证，“我们的投资人遍布各个领域。”

通过进一步的交谈我才知道，其实神父×手中一点现金都没有，但是，他所在的教堂大概有600美元的储蓄金。募集这笔钱的目的主要是修缮教堂，三四个月内应该不会用到。所以精明的神父，干吗白白放着呢？反正庞兹先生正在到处兜售他那面包和鱼的奇迹。 [4]

“你知道，我不能拿这些钱冒险，”神父×对我说，“我只能投资一些比较保险的项目。”

“当然了！”我安抚他说。

“不过，还有，”他继续说道，“如果我急需用钱，而票据还没有到期，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在任何一家银行或我的任何一家公司，只要您拿出票据，我立刻把本金给您，”我信誓旦旦地对他说，“这是我们和持票人不变的协定。”

神父×相信了我的保证，拿出了那600美元。他不应该因此而受到责备，即便对一个牧师来说，这个诱惑也太大了！Errare humanum est！ [5]

那笔钱后来怎么样了……我不会说的，也许升值了，也许贬值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无论如何，教堂迟早都会得到修缮，如果不得不推迟的话，那教堂也会等的。顺便说一句，我和神父×至今仍是好朋友，阿门！

[1] 庞兹指的是禁酒令，在那时，走私者偏爱轩尼诗。

[2] 此处指某种骗术，骗子们先开具假支票，在银行识穿骗局之前把钱提走。

[3] 此处指美国禁酒期间非法卖酒的商铺。它们的运营模式是提供一些新奇的表演，比如说动物表演。在观看表演期间，会“免费”为顾客提供一些酒精饮料。

[4] 面包和鱼的奇迹，取材于《圣经》中的一个故事，门徒跟随耶稣传教，肚子饿了，但大家只有五个面包，两条干鱼。耶稣便仰望天祝谢。结果五个面包和两条干鱼就让5000多人全部吃饱了，还有剩余——译者注

[5] 这是一句拉丁语，意思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译者注

18

庞兹先生不费吹灰之力就控制了几家银行

很多年之前，甚至现在，如果想从我身上赚钱，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不要忽视我的自尊。我并不傲慢，但我也不喜欢与人太亲密。我就是这种人，如果有人装腔作势或是让我脸红，我就会火冒三丈。

发怒并不一定意味着我爱惹麻烦。除了偶尔捅一下马蜂窝之外，我不怎么惹麻烦。我也并不恶毒，但我也有一条像刺头一样的舌头，被它刺到会很痛的。如果让我随心所欲地说，任何人都会感到自己好像被骂了。“一针见血！”他们经常如是说。

说到尊严，我想起了一位从马鞍上摔下来的年轻太太，摔下来的时候她衣服凌乱，她马上站起来，很欣慰自己没有大碍，而且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哦，感谢上帝！没有让我出丑！”她轻松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想不是这样的，夫人。”一个农夫说道。他在干草堆后面看到了这一幕，“你的裤子后面肯定扯了！”

有一天，一家远离市中心的银行一定要我提供证明，才肯为我开户，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我怒火中烧，最后，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先生，你要的证明很明显，所以我必须拒绝你们。显而易见的是，当我们公司的代理商告诉你们存款的金额时，他并没有忽视或误解你们的规定。我们只和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打交道，我们开户的习惯是不会将全部资产委托给银行，我们的资产里面还包括建筑物，所以，我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卷着钱跑掉。

敬启

最终，我还是冷静下来，不得不去筹备银行所需要的各种证明，我的确拥有各种各样的证明，但没有一样是真实的，你懂我的意思。

我的确在特里蒙特信托公司拥有大量的存款，差不多有50万美元。不过，这些存款就像是当铺橱窗里10克拉的戒指，并没有待在该待的地方。

作为借鉴，特里蒙特信托公司希望能够取悦一般的平民，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这家公司在上层社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公司的老板西蒙·斯威格是一个犹太人，那些乘坐“五月花”号前来美国的清教徒后裔都瞧不起他。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州街和萨勒姆街一样，两者势同水火，不可调和。但糟糕的是，西蒙·斯威格坚持要染指清教徒的生意，并设法让他们属意自己的银行。一切都源于他那强大的政治背景。

总而言之，西蒙·斯威格本人却势利得很。他总是认为，犹太人比移居美国的南欧人要强得多，我当然不会认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人比移居美国的南欧人还要好，但是，两个南欧人在一起就没那么好了。很明显，比起我，他更喜欢我在这家银行的大量存款。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在乎他是否喜欢我，我只是想得到他的服务，而不是他的亲吻。我的确没有得到过亲吻，但我也没有获得多少服务。每当我将他的信托公司定性为目空一切的投资者时，他脸上的表情总是像在告诉我，“咱们是一丘之貉”。我总是设法避开这家信托公司。不过现在我厌倦了躲避，我开始四处寻找讨我欢心的银行。

如今，向我索要证据的这家银行是一家颇具贵族气派的银行，具有很强的排外性。和特里蒙特信托公司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资产。但同样表现得非常贪婪。它几乎涉足了马萨诸塞州的各个领域，控制了该州的政治和经济。

我把目光投向了这家银行，在表达自己的渴望和意向的时候，我总是表现得非常冲动和突然。常言道：“懦夫难获美人心。”我难道就不能和这家一流的银行合作吗？一天，我兜里揣着25000美元来到了这家古老的银行，希望能够获得它的认可。外界流传，这家银行从不接受陌生人的存款，但我发现，面对未来的存款人，它却使出浑身解数“卖弄风情”。

一个穿着整整齐齐、一尘不染，留着像骆驼毛一样铅笔胡子的大堂经理，注意到我在银行大厅漫无目的地闲逛。

“您需要帮助吗？”他慢吞吞地用一口牛津腔说道。

“现在还不需要。”我对他说。

“有什么能够帮您的吗？”他主动提议说。

“我想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只是想在这里开个账户。”我向他解释。

“很荣幸能够为您服务！额……我想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他说。

“我叫查尔斯·庞兹。”我一边说一边递上了名片。

他低下头看了好一会儿，试图将这个名字和世家大族或豪门新贵联系起来，但都失败了。他就此认定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您想开设什么样的账户呢，庞兹先生？”他问道：“储蓄账户还是支票账户？”

“支票账户。”我回答他说。

“企业账户？”他问道。

“不是，只是个人的小账户而已。”我回答道。

那个“小”字让他愣了一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我悠闲地抽着烟，他却焦躁不安地用铅笔敲着桌子。

“庞兹先生，我必须坦白给您讲，”他加重了语气，“我们银行的政策是只接受数目可观的账户，我们的宗旨是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但我们是一个针对上层社会的组织。因此，客户开户的时候需要存入大量的资金。您确定您符合我们的要求吗？”

“我当然希望能够符合你们的要求，”我回答道，“顺便问一句，你认为多少存款才算符合要求？”

“至少要两三百美元吧。”他说。

“哦，听起来很合理……”我松了一口气，“你吓了我一跳，我开户的存款金额是25……”

“2500美元？”他问道。

“不是，25000美元。”我回答说。

“25000美元？”他重复了一遍。“为什么……您不是说，您只是想开设一个个人的小账户吗？”

“是的，的确如此啊！”我坦诚地说，“在我开设的银行账户里，这是最小的一笔。”

“您是否能够提供一下，您在哪几家银行开设的户头？”他提出了要求。

我顺应了他的要求，说出几个银行的名称。他拿着我的存款离开了，表面上是去给我办理一张存折，实际上是去进行一些调查。他回来的时候，我知道他一定已经打了几个电话，脸上堆满了笑容，一脸殷勤。他一定给特里蒙特信托公司打过电话，了解到我在那里有50万美元的存款。

“这是您的存折，庞兹先生。”他说，“您是否需要一本印有您名字的支票簿呢？我们很乐意寄给您一本，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效劳的，请随时告诉我们。”

如果手边有刷衣服的小扫帚，这个人肯定愿意为我刷衣服。这件事足以证明，钱才是最好的通行证。

这件事就这样完美地解决了，我脑海中开始筹划一些别的事情。从早到晚地赚钱并不能让我满足，是的，它不能。看着职员们在抽屉里都装满之后，把一摞摞的美钞扔进垃圾桶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金钱对我来说无足轻重，我要做的只是测试它的影响力。借助金钱来完成一些所谓不可能的事情通常会让我兴奋不已。

我决定购买一家银行，对我来说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我在数家银行拥有数量可观的存款，这些银行遍布英格兰地区和海外。对一些人来说，这些存款当然有利可图，能为他们赢得利息，那么，我为何不自己拥有一家银行赚取利润呢？

我把目光投向了汉诺威信托公司，并不是因为这家银行比其他银行好，而是我和这家银行的经理还有一笔账要算，购买这家银行可以取得一石二鸟的效果。

仅仅依靠外交手段并不能控制汉诺威信托公司，我也不想付出太大的代价来控制它。这家公司每股股票不会超过它的市场价值，也就是125美元。我只能暗中采取手段实现对它的控制。

首先，我在这家银行存入了6万美元，而且每天都会存入一些钱，直至在这家银行的存款达到500万美元以上，而且只存不取。我的目的就是要造成我在这家银行开设了一个“休眠”账户的印象，这样银行的职员们都会安心，认为我不会突然撤出大量的资金，关闭账户。如此一来，他们就会拿着我的存款去借贷，在短时间内拿不出这样一大笔钱。

与此同时，我开始用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从汉诺威信托公司的雇员查尔斯·皮兹等人手中购买这家银行的小额股份，有125股。我购买这些股票并非意在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而是希望获得股东们的支持，获得他们的投票代理权。

接下来，我和这家银行的意大利籍股东斯塔比莱、洛卡泰利、巴达拉科、迪彼得罗以及另外一两个人会晤，实际上，我那时成功地将那些他们仍支持的银行管理人员排除在外。我告诉他们我想获得这家银行的控制权，他们那时并不全都支持我的决定。不过，选择支持我对他们更有利。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即不管在任何事情上，我们的投票必须保持一致。这就意味着，如果我做出某项决定，都会拥有600股以上的控制权。

等一切准备就绪，我才向这家银行的职员亮出了我的王牌。一天，将近下午三点的时候，我走进了这家银行，直奔私人办公室。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坐下，询问可以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是的，我想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我说，“我想购买汉诺威公司的股票并成为这家公司的董事。”

“我相信我们很容易就能满足你。”一位银行职员回答，“你是否愿意购买100股？”

“100股好像并不能让我满意，”我回答说，“我想至少购买2500股。”

“但是，整个公司总共才发行了2500股股票。”一位职员打断了我的话。

“你指的是2000股原始股，”我纠正道，“你为什么不说那2000股新发行的股票呢？”

“不过，我们还没有计划出售，”我对股票预计发行情况的了如指掌让一个职员颇为惊讶，他说，“我们已经准备这样做了。”

“好吧，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些股票都卖给我呢？”我问道。

“我们不能那么做，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等于把整间银行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您。”一位职员说。

“这正是我想要的。”我坦承。

“对不起，”一位职员说，“我们绝不允许类似的事情发生。”

“但我们很乐意您成为这家银行的一名董事。”一位职员补充道。

“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问道，“一个持有少量股份的董事在这家银行里根本无足轻重。”

“您真的希望让我们把辛辛苦苦获得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吗？”一位职员问道。

“这家银行的控制权是我的投资人委托我来管理的，你希望我将控制权未经审视就授予你吗？”我反驳道，“这家银行的控制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数百万美元的存款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什么。我的财务状况足以让你将这家银行的控制权授予我。”

我的反驳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他们决意保有这家银行的控制权，而我也下定决心要把它夺过来。我看了一下表，大约还有十分钟银行就要停止营业了，是时候亮出我的底牌了。

“对于我来说，我们之间的分歧好像无法弥合了，”我说，“我们先别谈论这个话题了，我可以从你们银行撤资，再另外寻找一家。”

我拿出了支票簿，准备填写支票。

“请告诉我到今天为止，我账户上的存款是多少。”说出这句话之后，他们马上就明白了我到底想干什么。

“您要撤资，庞兹先生？”职员们用焦躁的声调询问我。

“当然了，我要撤资，”我回答道，“马上！”

“您这样做是不公平的，”一位职员喊道，“您的存款数额巨大，您应该事先通知我们。”

“为什么？我的钱存在支票账户上，为什么我不能填写支票将所有的存款都取出来呢？”我反问道。

“你当然有权力这么做，”他们说，“但是，一家银行通常不会放置这样一大笔备用资金，我们需要时间卖掉一些有价证券，暂时不能将您的支票兑现。”

“那和我无关。”我坚持道。

“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商量一个折中的办法呢？”一位职员提出了建议。

“你们能做出什么让步呢？”我问道。

“我们可以卖给您1000股新发行的股票。”他回答道。

“不可能，”我说，“这样我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以此为基础谈判的话，我们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

“但是，我们自己拥有的股份也就这么多了。”一位职员回答说。

“事实并非如此吧，”我问道，“你们控制的股票绝对比1000股多。”

“我们乐意将自己控制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你，”一个职员说道，“全部，不多也不少。只要他们认为合适，独立股东可以投票支持任何一方。”

“你们到底控制了多少股票？”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

“总计不会超过1500股，”他说道，“我们会卖给您1500股。”

他们都将希望寄托在意大利籍股东的身上，这些股东过去的确经常支持这些银行职员，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股东现在已经转而支持我了。我知道，1500股已经足以让我控制这家银行绝大多数的股份。

“你们同意选举我为董事吗？”我问他们。

“这是肯定的，”他们回答说，“我们将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推举您成为执行委员会的永久性成员。”

“我希望我的几位朋友也能列席董事会。”我进一步提出要求。

“好的，这也没有问题。”

“太好了！我要买下这1500股。”

半个小时之后，我拿着1500股股票的授权书离开了汉诺威信托公司，我现在成为这家银行的主人了！所有冠有汉诺威名称的财产，包括位于瓦特大街和华盛顿大街拐角处的那幢多层建筑——有12层到14层——现在都是我的了！

我用了200多万美元的代价，控制了那时市值大约为500万美元的财产。不仅如此，我还可以随意支配银行的员工。几个月之前，这家银行的职员以“我的账户只是一个负担，而不能带来任何利润”为由，拒绝了我仅仅2000美元的贷款。哦，伙计！如果现在告诉你我控制这间银行的真正目的，你会不会感到很美妙？

19

庞兹先生疯狂购物，并且购买了一个价值1000万美元的包裹

收购一家银行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即便是像汉诺威信托公司这样的小银行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是普通人的话，当他收购了一家银行，他就会就此罢手。当然了，杰出的人物是不会停止的，他们从来都不会就此收手。他们不能被称作平凡人，他们从来就不同凡响。他们具有专业敏感性，他们收购一家银行的速度比一只火鸡喝粥的速度还要快，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有知足的时候。

在我购买汉诺威信托公司之前，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欲望到底有多大。我的欲望好像非但没有得到满足，反而越来越强烈。我的欲望仿佛一个无底洞，实际上，它变得越来越可怕，只要我能看到的东西，我都想把它买下来。

我又把目光投向了保诚信托公司，这家银行的经理坚持，只有拿出足以将海关大厦买下来的钱才能把这家银行让给我，当然他没有成功。我知道他这是自取灭亡，我需要做的只是在他破产的时候将银行收购过来。尽管如此，我还是为他提供了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不过他拒绝了。最终，他确实破产了，只是他破产的时候我并没有接手他的银行。

很快，我就购买了劳伦斯信托公司位于特里蒙特街的卡内大厦，以及其他一些财产，我在温斯洛普和莱克星顿都购置了房产。除此之外，我还在伦敦西区购买了一栋小户型的房产。我到处办理抵押贷款，购买了C&R建筑公司的控股权益，此外，我还购买了富达信托公司和特里蒙特信托公司的一点儿股票，为了不让我家的通心粉被吃光，我甚至还购买了那不勒斯通心粉公司的股票。

买得越多，我就越想买，简直陷入了一阵狂热。我差一点儿就将办公室所在地——奈尔斯大楼买了下来。好像其他的租客一直都在抱怨他们连办公室的门都进不去了，因为我的投资者堵住了各个入口，无论是电梯、楼梯还是楼道里都挤满了人。奈尔斯大楼的负责人奥布莱恩把我请了过去。

“实在抱歉，庞兹先生，”他说，“不过，如果你不能采取措施控制来你办公室的人的话，我可能不得不建议你搬走了。”

“我也很抱歉，奥布莱恩先生，”我对他说，“但是我不能搬走。”

“你一定不希望我因为你而失去其他租客吧？”他提出了抗议。

“我当然很担心他们，”我回答道，“让他们搬走吧，我把整个楼层买下来。”

“不过，你的人同样堵住了大楼的路口和楼梯。”他依旧向我诉苦。

“哦，那好吧，那我们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你出个价吧，我把整幢大楼买下来。”

那位负责人无话可说了，他知道我有实力买下整幢大楼，也知道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做成这笔生意。不过，我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安抚其他租客的，但我也没有搬走。

如果一天没有买什么东西，我就会很失落，一天下午，正当我失望的时候，一位汽车销售员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已经有一辆车了。”我告诉他说。

“是一辆好车吗？”他的语气中带有一丝嘲讽。

“你认为呢？”我反击道，“你觉得我会开着一辆独轮手推车招摇过市吗？”

“我听说你有一辆哈德逊汽车。”他说。

“的确如此，”我承认道，“而且我开着非常舒服。”

“但是，您需要一辆更昂贵、更宽敞的汽车。”这个销售员争辩道。

“比如说什么车？”我问道，“总之，你卖的是什么车？”

“洛克莫比尔汽车，”他边说边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份折叠的汽车说明书。

我浏览了一下那份说明书，那辆汽车的图片马上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多少钱？”我指着一辆自己中意的汽车问道。

“如果送货上门的话，12600美元。”他回答道。

“好的，”我说，“现在就送过来吧，我买下了。”

“但是，我无法现在就为您送过来。”他说。

“你什么时候能送过来？”我迫切地想要知道。

“差不多得三个月。”他告诉我。

“太晚了，”我告诉他，“我现在就想得到这辆车。”

“这辆车还没有组装完成，”他说，“这个车型是专门为纽约的百万富翁订做的。”

“什么时候能组装完成？”我问道。这辆车越难得到，我就越想要，只是为了和纽约的百万富翁平起平坐。

“大约需要两个星期，”他说，“7月1日肯定能到货。”

“好极了！”我说，“7月1日把这辆车停在楼下门口处。”

“不过，这辆车已经卖出去了。”他希望能够劝我改变主意。

“听着，小伙子，”我警告他说，“我就要这辆车，只要我看中的东西，不管多少钱，我都愿意出。7月1日下午一点钟之前，你如果能让这辆车准时停在楼下，我会另外给你再加1000美元。”

那辆特别的汽车按照我的吩咐停在了楼下门口处，1920年7月1日，差15分钟到下午一点的时候。

像这样的事情太平常了，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东西很便宜，还有一些东西就很贵，就像这辆汽车或其他什么东西。每当这种事情发生时，我就幻想自己是基督山伯爵。我可以在大街上闲逛，然后告诉售货员：“把它包起来，我要了。”不管那东西是一包糖果还是一座大厦。

一天，我走到了一个不到两年前曾工作过的市场，我走进去，想要拜访一下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们。我停下来和他们每个人交谈，随后我走进了普尔的私人办公室。他没有想到我会来，更不用说我会到他的商店登门拜访。他不知道我现在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只是听说我做得很好。

“请坐，查尔斯，”他说，“他们告诉我你在做生意，好像是某种外国的证券。”

“做得怎么样？”他问道。

“非常好！”我回答说，“这就是我今天来这里的原因，我想咨询一下你的意见，因为我手里有一些资金，想要进行投资。”

“你为什么不买一些我的优先股呢？”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个股票能获得7%的收益。”

“我更愿意买一些普通股，”我说，“这样能多买一些。”

“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他说，“我可以一次性卖给你25股。”

“就这些？”我抱怨道，“这点股票根本不值得我为此费心。”

普尔看起来颇为困惑，他不知道我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你想要多少股份？”他问道。

“我想要买你持有的所有股份。”我面无表情地说。

普尔被逗乐了，他认为这是自己以前雇员说的天大笑话，同时他也有点怜悯我，认为我一定是疯了。

“听着，查尔斯，”他试图在不伤害我自尊的情况下打破我的幻想，“买下这家公司需要花很多钱。”

“我知道需要很多钱，”我承认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拜访你的原因，我担心自己的钱不够。”

“现在你的钱可能依然不够，”他一脸狐疑地说，“不过，如果你愿意买的话，可以花477500美元购买500股优先股，花35200美元购买200股普通股。”

“如果我买了这些股票，我能否控制这家公司呢？”我问道。

“是的，你可以控制这家公司。”他嘴里这样说，但心里依旧认为我只是开玩笑。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开具凭证吧！”我告诉他。

“钱在哪儿？”他问道。

“就在这里。”我一边说一边拿出了支票簿。

我签好支票之后递给了他，他一脸羞愧地拿了过去，他知道这张支票是可以兑换的。

“我并不认为你想收购这家公司。”他说。

“普尔先生，我绝不是开玩笑，”说着便从兜里掏出了6张保付支票，每一张的金额都是20万美元，我在他眼前晃了晃。

“天哪！”他说，“这足足有120万美元呀！”

“是的，除了这些，我还有好几百万美元。”我向他保证。

几天之后，我又从普尔手中收购了剩余的550股普通股，花费了20600美元。另外，我还借给这家公司15500美元。我和普尔还决定，将这家公司的资本总额增加至100万美元，并在数个国家开设分支机构。

这一单生意让我涉及的领域大为扩展，我在缅因州拥有了一家沙丁鱼工厂，堪萨斯城郊区的一家肉类加工厂现在也归我所有，原来这都是普尔公司的下属公司。我有一种本能的预感，大萧条马上就要来了。当我接管了这些财产之后，我也随时准备好处理掉它们。

我不但四处购物，而且到处开设分支机构。我在新英格兰有35家分支机构，还在45家银行开设了大数额的账户。我简直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人们一定认为我发现了印第安人埋藏在地下的宝藏，或者发现了阿拉丁神灯。其实，他们只要想一想就知道，我需要多少代金券才能证明我所做的一切是合法的，那个数额一定会让他们感到眩晕。那时，我账面上的资产就已经超过了500万美元，假设一张代金券可以为我带来2美分的利润，我至少需要2.5亿张代金券。全世界都没有那么多代金券，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代金券，只是把这些代金券印制出来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不管时间是否充足，我都没有再购买过代金券，实际上，在第一次购买之后，除了少量购买之外，我也买不到更多的代金券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代金券的供应实在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这些代金券是由万国邮政联盟发行的，当越来越多国家的邮政主管部门发觉，有人在利用代金券从事不寻常的活动时，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他们纷纷开始限制代金券的出售。

我很快就得知了这一消息，实际上，比华盛顿当局还要快，但我却没有迅速地摆脱困境。我一直相信自己所需要的代金券马上就能买来，用公司的承兑凭证换取新储户的投资，同时用新储户的钱来偿还老储户的利息。当代金券确定无法购买时，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足额偿付那些未兑换的凭证。我不仅不能支付之前承诺的50%的利息，甚至连75美分以上的本金也无法归还。

我该怎么办？宣告自己破产接受法律的指控，还是继续骗下去，等待自己时来运转。我决定将骗局继续下去，希望最后也许能够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案来清偿所有债权人的债务。但是，上天再也没有眷顾我，我没能逃避责任。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我就不会像之前那样，被人称作该死的傻瓜。

幸运的是，这个该死的傻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是孤身一人，他总是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许多同伴。这就是我能够操控这个骗局长达数月却未被发现的原因。

一天早上，邮务督察又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这只是一次例行拜访，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总是时不时地来我的办公室。只要一看到他们，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我就知道，他们的袖口上一定有袖章，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有些人甚至还有肩章。无论如何，他们轻松的表情总是让我充满警惕。

“庞兹先生，”一个人说，“我们发现，你的一些声明和我们警察局得到的消息不一致。”

“也就是说，因为你没有质疑你所得到的消息的准确性，所以，我一定在说谎。”我抗议道。

“不，不，”他赶忙向我澄清，“我们前来只是想听听你的解释。”

“有关哪些方面？”我问道。

“关于你所购买的那些代金券，”他回答说，“你从哪里购买的这些代金券？”

“这我不能告诉你，”我回答道，千方百计地拒绝留下犯罪的口实，“我只能说，这些代金券在任何货币贬值的国家都可以买到，而且利润丰厚。”

“比如说哪些国家？”他盘问道。

“比如说，意大利、法国、罗马尼亚、希腊等。”我回答说。

“正好，”他说，“我们刚刚得知，意大利、法国、罗马尼亚已经退出了那个邮政联盟，从3月31日开始，已经停止售卖代金券了。”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我反驳道，“一段时间之前，你们警察局不就通知了各大邮局，而且我已经看到了这份公告的副本。”

“那你是否承认，已经无法从这些国家购买代金券了？”他试图要我承认自己说谎了。

“不，我不能承认，我或许应该承认，这些国家已经停止向公众出售代金券了，但我有理由相信，我的订单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受到影响。”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否意味着你的行为并没有得到这些国家的许可？”他步步紧逼。

“或许是这样的，”我承认道，“但这和我无关，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获得代金券。”

“假设你现在依然能够购买代金券，你如何将它们兑现呢？”他仍不放弃。

“和往常一样，”我回答说，“把它们拿到邮局去兑换。”

“但是，从3月31日开始，所有的邮局负责人都接到通知，不再兑换这些国家发行的邮政代金券。”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争论道，“只要在这些国家能够买到代金券，我们可以忽视任何相关禁令，把邮票上的日期改为3月31日之前。”

“你的意思是说，你和一些故意违反政府命令的邮局暗地里有联系吗？”他继续盘问，步步紧逼。

“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回答说，“我只是向你表明，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你可以得出任何你想得出的结论。”

就在那时，阿尔·西尤罗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真是我的朋友，上天派他来到这里。他不知道和我交谈的那两个人是邮务督察，也不知道我们之前谈论了什么。

“查尔斯，”他打断了我们的对话，递给我一个装有300张国际回邮代金券的信封，“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从意大利寄来的包裹。”

我从信封里取出那些代金券，微笑着看那两个督察员，那两个督察员像闪电一样转向了他。

“你从哪里得到这些代金券的？”他们问道。

“我在意大利的叔叔寄给我的。”西尤罗回答道。

“你叔叔是干什么的？”这位督察继续盘问。

“他是一个小镇上的邮局局长。”西尤罗告诉他们。

“你什么时候收到这些代金券的？”督察员继续向他开火。

“今天早上。”他回答道。

“怎么收到的？”督察员接着盘问。

“通过邮局邮递的。”西尤罗回答说。

“让我们看一下信封吧！”这位邮务督察问我。

我把那个信封递给了他，他仔细地检查了一番，他看了一下邮戳日期，这是5月份刚刚从意大利寄来的。

“好啦，”我略带嘲讽地对这两位督察说，“事实证明，除了我之外，还有别人可以从意大利买到国际回邮代金券，尽管距离3月31日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真该死！”督察咒骂着，和他的伙伴离开了，他已经看到了他想看到的。

尽管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我也没有完全放弃购买代金券的想法。我了解人性的本质，知道公职人员的弱点，明白钱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挥作用，我也想让它发挥威力。

据说，汉诺威信托公司的老板是波兰政府在美国的非官方代表，我不知道这个传言是否真实。不过，他好像对波兰的事务非常熟悉，能够接触到那个国家的官员。在一次和他的谈话中，他提到波兰正在和美国谈判，希望能够向美国贷款1000万美元。

我灵光一现想到一个主意。

“亨利，”我告诉他，“这是你人生中大赚一笔的好机会。”

“怎么赚一笔？”他问道。

“和波兰的右翼党派联系，”我告诉他，“确保他们能够用波兰的货币购买价值1000万美元的国际回邮代金券。我可以在两周之内付给他们1000万美元，我也同意他们在六个月之内交付所有的代金券。”

“我会将这个建议告诉他们，”他说，“但是，我不确定自己能否成功。”

“听着，亨利，”我说，“全世界的政客几乎都一样，去做吧，我自认为不是个胆小鬼。”

当亨利着手和华沙方面谈论这笔交易的时候，我也密切关注着华盛顿方面的动向。将代金券兑现和购买代金券一样重要。但是，这笔交易涉及的数额太大，只有邮政大臣能够操作。

献给波兰共和国的大额支票

波兰共和国发行了1000万美元的自由公债，新英格兰地区号召积极购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最大的一笔购买额来自位于波士顿的汉诺威信托公司，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兼会计亨利·H.赫梅林斯基是个荷兰人，赫梅林斯基先生在一次直播的评论节目中说：

我希望每一个生活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波兰人都能购买波兰共和国发行的债券，波兰现在正在努力成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除了爱国的因素之外，我认为购买波兰政府发行的公债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整个国家会承担这笔债务，而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它的负债比欧洲任何国家都要少。对我而言，作为一项投资，波兰政府发行的公债既安全又可靠。

《罗尔太阳报》1920年6月19日，波兰联络处

我让律师去联系波兰的邮政大臣，律师通过国会议员彼得·塔格联系上了他。几天之后，国会议员发来电报，称邮政大臣伯利森声称，这项交易完全合法。不仅如此，不久之后，我和这位国会议员在帕克大厦见了一面，他告诉我邮政大臣伯利森同意在一个月之内向我提供价值1000万美元的代金券。

20

庞兹先生遇到了暗礁，但暂时成功避开了它们

与波兰的这次交易失败了，因为波兰政府没有办法提供数量如此巨大的代金券。我就像一只在岸上搁浅的船，没有代金券，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任何利润，没有办法兑现公司发行的票据。唯一的出路就是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老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么沉底，要么继续游下去。我承认自己并不想沉底，不止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沉底。我相信，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我仍抱有希望。

正因为如此，我被人们称为乐天派、梦想家、空想家，甚至还有人称我为骗子。或许是因为我没有侥幸获得成功，没有像我所了解的某些银行家和大公司一样逃避惩罚，如果我成功了，他们就会称我为天才、奇才。

抱有希望意味着我要继续战斗，为生存下去而战斗！我处在崩溃的边缘，这种压力并非来自政府、利益集团，也不来自任何个人，而是我试图挑战事物存在的某种秩序。毫不讳言，尽管我在真心实意地经营着我的生意，但除了我自己，任何人都不需要为我目前的困境负责任。

我的困境在于，我每清偿一份票据，就要发行另一份票据，我所承担的债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又增加了75%。也就是说，如果我在1919年12月借了100美元，每六个星期我都要承担另外75%的债务，到1920年8月的时候，我就要为这100美元付出2000美元的代价。虽然我只借了100美元，却要偿还一大笔钱。

我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但有四五百万美元在手，还有意大利多变的引渡条例，其实形势也不算严峻，而是非常理想。不过，我固执地想要坚持到最后，形势就不只严峻那么简单了，而是没有任何希望。

另外，四个世纪之前，哥伦布从西班牙出发，沿着他认为正确的路线向西航行，去寻找通往亚洲和印度的新航线。他最终发现了美洲大陆，他并不知道那是美洲大陆，除了生活在这里的印第安人之外，没有人知道，然而他就是发现了这片新大陆。

我有同样的感觉，如果我就此罢手，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是什么，但如果我继续进行下去，或许会有好运降临。我有无穷的信心相信自己的运气，也认为自己有无限的开拓精神。我无所畏惧地前行，就像一头闯进了瓷器店的公牛，猛烈冲击着华尔街那些华而不实的先例和原则。

除了死亡，我认为自己可以处理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死亡是我最不担心的事情，我最关注的事情是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我的投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购买生命险。我打算为所有的未偿债务购买一份统保单，不断地增加保额，以便随时了解最新的情况。

像之前一样，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我马上给保险公司打了个电话，一个职员在10分钟内就赶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告诉你我的想法，”我对他说，“我要为我自己购买一年的生命险，保额要超过我所有的未偿债务。我也希望能够不断增加保额，续保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份保单必须由某些银行来支付，比如说可以将第一国家银行作为我的票据持有人的托管人。”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职员问道。

“我的目的就是，如果哪天我死了，我的投资人可以凭借这份保单获得全额赔偿，那么，我的财产就会原封不动地留给我的家人，不会受到什么阻碍。所以，这份保单的数额总是要超过我拥有的负债额，因为我的负债额在不断地增加，所以这份保单的保额也要随之增加。”

这位职员在离开时向我承诺马上采取行动，同时，我也拜访了一下主管第一国家银行信托部门的副经理，和他谈论了一下我的建议。他非常赞同我的意见，我们一起前往律师布洛杰特的办公室，签订了一份正式的协定。

除了其他正式文件都有的前言之外，这份文件表明：证券交易公司的经理庞兹先生正在从事与国际回邮代金券相关的生意，为了推进生意的发展，他从公众手中借钱，许诺在45天内给予投资者50%的利息。如今，庞兹先生委托波士顿第一国家银行开具一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生命险保单，一旦庞兹先生去世，将由上述银行清偿证券交易公司的未了债务。

解决了身后的问题之后，我开始处理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我必须时常接受调查，这的确是件麻烦事，但我对此无可奈何。邮务督察们锲而不舍地调查我，他们总是出其不意地拜访我，拿出大量难以辩解的数据来为难我。但他们也并不好过。即便我从事的代金券生意是违法的，我偿还债务的方式并没有问题，在我拒绝清偿债务之前，他们也无法对我发起公诉。无论如何，我也得时常处于戒备状态。

通常而言，这个权力机关并没有那么爱好管闲事，也不是那么招人讨厌，不过，他们时不时就会寻找点存在感，给你制造一点“惊喜”。

比如说，一天早上，我接到了曼彻斯特代理人的一通电话，他告诉我，在获得许可证之前，该地的保险专员已经禁止他从事相关活动了。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甚至会影响到我的整个生意网络。我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都开设有分支，新罕布什尔州的失败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我跳上一辆租用的汽车就赶往了曼彻斯特。

我一到达曼彻斯特，那位代理人就向我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随后我们就赶到了处理公司业务的银行总部，和那里的主管人员进行交涉。

“很高兴你能来，”他对我说，“因为现在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必须谨慎处理。”

“除了布鲁诺已经告诉我的那些，还有什么其他内幕消息吗？”布鲁诺是我在曼彻斯特的代理人。

“是的，”他回答说，“实际上，主要是内讧。”

“和政治有关？”我试探性地询问。

“有点关系，”他承认说，“但压力主要来自金融界，而非其他领域。”

“你知道来源吗？”我问道。

“并不十分确切，”他回答说，“据我猜想，相比于其他竞争团体，应该是银行间互相猜忌引发的。众所周知，你是我们的储户，你在我们这里有一大笔存款。”

“不过，你一定有好办法来处理当前的局势吧？”我问道。

“我有，”他说，“应该和其他人的办法差不多。”

“依你看，我应该怎么做呢？”我问道。

“我的建议是聘用一个律师帮你处理法律和其他事宜，”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可能有点儿贵，但最终证明这是值得的。”

“你那里有什么杰出的律师可以推荐一下吗？”我询问道。

“是的，”他说，“你可以见见这座大厦里的这位律师，到时候提我的名字就行，可以让布鲁诺和你一起去，他们认识。”

我和布鲁诺上楼拜访了那位律师。

在听了我的叙述后，那位律师说：“我的看法是，你从事的生意并不属于《蓝天法案》管辖的范围。”

“是的。”我对此表示同意。

“保险专员要求布鲁诺提供一份许可证的申请，”他继续分析这一事件，“但提交申请需要填写你公司的账目细节，我敢确定，其中有许多商业秘密是你不想泄露的。因此提交申请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借此驳回这一要求。”

“这件事今天能有个了结吗？”我问道。

“我希望如此，”这位律师说，“我们马上前往康科德，和那位保险专员进行协商。”

那位律师也是一位好司机，驾驶着自己的施图兹飞驰在路面上。不管是拐弯还是直行，我都没有像那天一样，差点被甩出车窗外，他可能已经打破了代托纳比奇的所有行车纪录。

在康科德，那位保险专员立刻接见了我们，他和我的律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只要是会议，总有结束的时候，那位保险专员同意仔细思考这件事。

那位保险专员和我们一起返回曼彻斯特，在回程的路上，我一直和他坐在后座。我们相谈甚欢，这位专员对证券交易公司的业务非常感兴趣，了解了相关的运营细节。我抓住这次绝好的机会向他描绘了一幅利益蓝图。我们在曼彻斯特分开了。

晚上，我和布鲁诺按照约定和律师见了一面。

“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我问他。

“在你离开之后，我和那位保险专员进行了长谈，”他告诉我，“他似乎有意承认，他并没有这个权限。”

“太好了！”我欢呼道，“他什么时候宣布这个决定呢？”

“也许明天，”我的律师回答说，“他告诉我，你在从康科德返程途中给他的解释让他印象深刻。”

“真的吗？”我说。

“是的，”他坚定地说，“我个人认为，不久之后，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在你那里进行一小笔投资。”

“这简直难以置信！”我说，“你能安排一下这件事吗？”

“我想不能，”律师回答，“因为他一分钱都没有。”

“真该死！不过没关系，”我告诉他说，“他可以一分钱不出就获得我公司的票据，很荣幸他能成为我公司的持票人，这比投资更让我高兴。”

“你真的这么需要他吗？”律师问道。

“我需要他吗？”我重复道，“听着，我需要他吗？我太需要他了，没有他我简直活不下去！”

“我想我会处理这件事的，”这位律师承诺道，“不过，是否让他持有票据还需要慎重考虑，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

公告

总部位于波士顿的证券交易公司决定在朴茨茅斯普莱斯特街13号2楼4号室开设办事处，旨在为多佛、罗切斯特、法明顿、索姆斯沃斯、基特里、纽马基特、朴茨茅斯、埃克塞特、汉普顿、拉伊和埃平的居民提供服务。

证券交易公司由查尔斯·庞兹先生创立，总部位于波士顿学院街27号。该公司不仅经营一般的外汇生意，还专门从事国际回邮代金券的业务。根据意大利和美国的货币汇率，在意大利购买一张代金券需要1.5美分，而在美国可以兑换5美分，每张代金券大约可获得3.5美分的利润。

所有的投资人都会得到证券交易公司的一张票据，许诺他们在 90天内获得50%的利润。迄今为止，所有的持票人都在45天内获得了50%的利润。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相关信息，欢迎咨询公司在当地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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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公司在曼彻斯特的分公司发布的广告

1920年7月9日

布鲁诺

“我听着呢。”我说。

“你和布鲁诺商量一下，让那个保险专员在银行里借一些钱，”他建议道，“让他用借来的钱投资，当他把钱从你这里取走时，保证他能清还银行的贷款。”

“这太容易了，”我说，“我让他投资多少比较合适呢？”

“2000美元怎么样？”我的律师说。

“没问题，”我回答他说，“我马上就去银行处理这件事。”

银行在得知布鲁诺为这笔贷款担保时，很爽快地就同意了那位保险专员以个人名义借贷的2000美元。

“结果怎么样了？”一位银行职员问道。

“我想我们取得了胜利。”我告诉他。

“那位保险专员会给布鲁诺颁发许可证吗？”他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想他不会的，不过，他应该承认自己没有这个权限。顺便问一句，这个保险专员在你们银行的信誉好吗？”

“我觉得不怎么样，”这位银行职员回答说，“他的财务状况非常差。”

“好吧，这无所谓，”我告诉他说，“由布鲁诺为他做担保，你能以60天为限，让他以个人名义借贷2000美元吗？这样是否符合要求？”

“当然了，”他说，“如果你开口的话，我可以借给他一万美元。”

“不用，2000美元就够了，”我告诉他说，“如果他的这笔贷款到期不能归还的话，可以找布鲁诺要，或者记到我的名下。”

“我可以问一下这笔贷款的用途吗？”这位银行职员仍不甘心地问。

“当然可以，”我回答说，“他要将这2000美元投资给我。”

“他确实太富有了！”这位银行职员笑着说。

当天晚上离开曼彻斯特时，我取得的成果比预想的还要多。那位保险专员宣称我的机构不需要任何许可证。之后不久，他就去了银行，我的律师也去了银行，取出了1500美元，那是他自己的钱，他用这笔钱参与了布鲁诺的投资。

曼彻斯特的事情发生后不久，我又被邀请参加在一位马萨诸塞州银行专员的办公室举行的会议。我本可以拒绝这次“邀请”，因为这位银行专员没有任何理由强迫我参加。但另一方面，我又不能拒绝参加，好像我心里有鬼一样。毕竟，他提出的问题根本难不倒我，他对于代金券和外汇知识一无所知，需要看的书也许一个大型图书馆才能装满。

我到达会议地点后直接就被带进了这位银行专员的办公室。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拜访别人的办公室。那位银行专员热情地欢迎了我，他的热情甚至让我有点受宠若惊。那个架势就像一个食人者在欢迎一位传教士，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晚餐有着落了。他会把他剁成小块，然后像匈牙利炖牛肉一样把他煮了。我甚至听到了牙齿咯咯作响和吞咽口水的声音。当然，我说的是这位专员，不是食人者。

桌子摆好之后，各位嘉宾一一就坐。这并不是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聚会，参会人员有两名检察官助理和一名波士顿银行的外汇专家。我感觉，那位银行专员对于外汇知识一无所知，那两位检察官助理知道的法律知识并不比他们协助的检察官多。那位外汇专家的表现和其他专家一样，他似乎具有一种把他不知道的知识说得天花乱坠，让所有人都如坠云里的天赋。这就是他为什么每次一开口都会赢得掌声的原因。

看了一眼整个会场之后，我就知道应付他们再容易不过了。让自己屈尊来迎合他们的智商，我甚至感觉无比羞愧。这就像从一个婴儿口中偷走糖果一样，不过他们好像很乐意向我提出挑战，而我不能总是让他们吃不到糖果。

这次会议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也无法持续太长时间。甚至在我辩论正酣，还没使出一半功力的时候，他们就缴械投降了。那位外汇专家不得不承认，我关于外汇方面的知识是正确的，那两位助理不得不同意，我的行为并没有触犯任何州政府的法律，那位银行专员也被迫承认，我的公司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

我们像最好的朋友一样互相告别，但很抱歉，其实我们并不是经常聚会。

其中的一位检察官助理完全被我征服了。他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他会私下前去我的办公室拜访，并拿出一些钱来进行投资。另一位银行专员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

我记得他说的是，“你为什么不抽时间来看看我呢？”也或许是类似的话。无论如何，他的皮肤黝黑，相貌英俊，恐怕梅·韦斯特都要认为他是一个模仿者了。

21

庞兹先生付出了100万美元的代价，平息了一场挤兑风潮

办公室里的事情总是一件接着一件，人们都挤在我的办公室里。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我没有一点私人空间。生活中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有一些令人愉快，另一些令人沮丧，但大部分事情都很有趣，因为我最不缺乏的就是幽默感，现在依旧如此，虽然我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但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幽默感没有丧失。

一天早上，我正在浏览邮件，马萨诸塞州的一名参议员前来拜访，我请他来到我的办公室。

“我是代表一群朋友来的，”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聚在一起凑了一大笔钱，希望能购买你公司一半的股份。”

“但是，我并没有意向出售公司的股份，八分之一都不想卖。”

“我们想到这一点了，”他强调说，“我被授权先付给你100万美元，为了证明我们的诚意，这笔钱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你能说出你公司运作的秘密，我们会陆续将余款支付给你。”

“尊敬的参议员先生，你所出的价钱一点都不会让我动心，”我告诉他说，“我每周收到的存款就有200多万美元，相比之下，你那可怜的100万美元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另外，我怎么才能确定，你不是想不付出任何代价，就窃取我的秘密，然后为自己盈利呢？”

“凭借我们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他回答我说，“我们都是品行兼优的人。”

“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一点，”我安抚他说，“但是，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不要太过相信一个人的品格。很抱歉，参议员先生，你那可怜的100万美元不会在这里买到任何东西，在我眼里，这并不比100万美元的贷款更有吸引力。再见，参议员先生！”

他刚一离开，一位从警察局总部来的巡视员就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说自己接到了坎贝尔夫人的投诉。

“投诉的内容是什么？”我问他。

“她投诉你引诱她出钱投资你的生意，她的朋友告诉她，她将血本无归，因此她想把这些钱拿回来。”他说。

“从法律上讲，在票据到期之前，她不能要求我退还本金，”我告诉这位巡视员说，“你也不能强迫我做什么，但我的宗旨是，如果投资人感到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退还本金，你可以告诉她来我办公室取回她的钱。”

“你会把钱还给她吗？”他问道。

“当然了！”我向他保证说，他听完之后就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陪着坎贝尔夫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将票据递给我，我吩咐秘书给了她一张支票，当坎贝尔夫人看到她能够将自己的钱拿回来时，便改变了主意。

“庞兹先生，”她说，“我对你的看法有失公允，对此我非常抱歉！不过，那都是我朋友蛊惑的，我想等这些钱到期后再取出来。”

“什么？”那位巡视员打断了她的话，“在忙活了这么一阵子，给我招来这么多麻烦之后，现在你说不想拿回你的钱了？你想怎么办都随意，但我现在不想管你的事情了！”说完之后他就想离开，我喊住了他。

“在事情结束之前请留步。”我对他说。接着我对坎贝尔夫人说：

“对不起，现在您必须拿走您的钱，我不需要这些钱，我也不需要一个对我毫无信心的投资者。拿着这些钱去见您的朋友吧，谢谢他们提供给您的建议。再见，夫人。”

“庞兹先生，”那位巡视员握着我的手说，“如果我的到来给您带来任何不便的话，我很抱歉。我已经目睹了您是怎么做生意的，从今往后，如果还有人跑到我面前投诉您的话，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很高兴您能来，”我对他说，“您没有给我带来一点麻烦，您已经看到我是怎么对待坎贝尔夫人了。实际上，我会这样对待所有的投资人。不过，我一直希望，也祈祷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

不过，如果说坎贝尔夫人很有胆量的话，一位马萨诸塞州小镇上的警察局长也一点儿都不畏惧，他的脸皮甚至比铜猴子还要厚。一天，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想投资，不过他一分钱都没有。

“好吧，那么您想拿什么投资呢？”我问，“您的徽章？”

“不是，”他回答说，“我打算给你一张500美元的票据，你可以拿着它在你的银行贴现。”

“好主意！”我惊呼道，“你所希望的是，不管你有钱与否，我的银行都要把钱借给你，另外还要付给你50%的利息？”

“哦，这不会给你造成任何损失，不管是从银行里拿到这笔钱，还是从我手里取得这笔钱，对你来说没什么区别。”

“听着，长官，”我告诉他说，“我不想浪费时间和你争论，因为我可以利用这些时间赚更多的钱。但是你能来到这里，把我当成容易上当的傻子，这让我感到很好笑。我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在这里签好你那500美元的票据，我会给你一张我们公司的票据。”

几天之后，一些女记者像泼妇一样在我的私人办公室门口破口大骂，义愤填膺地说她的几个朋友被我骗了。“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问他，哦，不好意思，是她。“你心知肚明，”她回答说，“你从警察局局长那里拿走了500美元，我来这里是要告诉你，如果你不立即把这500美元拿出来的话，我就马上揭发你。”“警察局局长是谁？”我迷惑地说，“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她说出了马萨诸塞州一个小镇上警察局局长的名字，听完之后我不禁哑然失笑。“所以，你要控告我骗了他，是吗？”“是的，”她说道，“我知道你骗走了他的钱。”“既然你这么聪明，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情。”我告诉她，“你的朋友用来投资的这些钱是从我这里借走的。”

“我不相信。”她说。

“你相不相信我根本不在乎，”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怒气，“这是他的票据，至于你，你对此毫不知情，请你从我的办公室出去！”

“记住，你在和一个女人说话。”她警告我说。

“你的行为举止完全不像一个女人，”我告诉她，“赶紧出去，要不然我会叫人把你赶出去，你爱怎么揭发就怎么揭发吧。”

在我一天的工作里，总会发生类似的插曲。基本上没人知道的是，其实这些投诉并不经常出现，而且这些投诉没有一件是合理的。但不管合理与否，我绝不允许投资者因为区区几百美元带着不满离开我的办公室，这也是我能够维持这么久的原因。如果因为一个抱怨被送上了法庭，我的整盘生意就会大受影响。

比如，有一天，一个银行信差拿着五张证券交易公司的票据来到这里，每张的价值是150美元。他要求一位工作人员将这些票据兑现。这位工作人员把票据递给了我，一看这些票据，我就知道是伪造的。我知道这些票据是怎么从我的办公室流出去的，我也知道幕后的主使者是谁。我本可以拒绝支付，但是我没有。我给了那位银行信差750美元，收回了那些伪造的票据。对于我来说，损失这些钱总比让银行相信我拒绝支付要好。如果银行知道我拒绝支付的原因，这位信使就会被逮捕，甚至可能会被定罪。但我必须要站在证人席上，接受连番的调查。当然，这件事情是我最不想让它发生的。

除了投资人之外，还有各种人想见我，比如捐赠处派来的律师，他们比新泽西州的蚊子还要多。如果他们致力于有价值的事业，我对他们是非常慷慨的。如果是工人或士兵的慈善组织，我会毫不犹豫地捐款。不过，如果是为残疾的小猫建窝，我不会捐一毛钱；我也不会为一些顽固的改革者和反酒吧联盟捐款。如果能让那些“改革者”留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的话，我很乐意为他们提供一张单程票。

在这些捐献处派来的律师中，我记得有一位俄亥俄州的律师，他从马里昂辗转而来，一直没有争取到任何捐献。他要求见我的那一天非常不巧，我特别忙。没有能够见到我对他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或许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如若不然，5万美元就会捐赠给俄亥俄州的政治集团。

无论如何，为无法挽回的事情懊恼有什么用呢？一位工作人员走进了我的私人办公室，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扫了一眼，忘了上面的名字是什么了，只记得这个人来自俄亥俄州的马里昂。

“他是谁？想要什么？”我问那位工作人员。

“我不认识他，”那位职员回答我说，“他说他来自俄亥俄州的马里昂，找你有重要的事情。”

“告诉他我很抱歉，”我命令那位工作人员，“我太忙了，任何人都没空见。”

“那位先生说他有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见您。”那位工作人员提醒我。

“不管有多重要，”我已经手忙脚乱，“我不会去见他的。”“梅利小姐，”我对我的秘书说，“你去见见他，让他把事情告诉你，我能为他做的就这么多了。”

在和那个人谈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梅利小姐非常兴奋地回到了办公室。

“他坚持要单独和您见面。”她说。

“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固执地想要见我的人，”我说，“如果我说我不能见他，那他即便是俄国沙皇，我也没空见他。”

“不过，他告诉我他是参议员哈定的专使，”梅利小姐催促说，“哈定派他来有非常机密的任务。”

“是吗？”我反驳道，“好吧，告诉他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参议员哈定，我不会见他的，我不想被任何参议员打扰，整个州有96名参议员，我不能开这个头。”

或许那天我有点儿缺乏经验，但谁会想到，参议员哈定会成为后来的美国总统？这就好像我要把赌注放在罗金厄姆或纳拉甘塞姆身上，却没有多少成功的机会。但这的确是一个回报甚大的赌注，我可以不需要任何外交手腕就能和新政府建立联系，或许还能取代辛克莱石油公司获得茶壶山油田的租赁权。

如果那天我显得毫无经验，那也是有原因的。我被告知自己在法庭上遇到了一些麻烦，虽然案件还没有审理，但它带来的麻烦是可想而知的。我如坐针毡，想提前知道事情的进展。当俄亥俄州的律师到来的时候，我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记者给我透露来自彭伯顿广场的内幕消息。

那个记者一来，我们就一起驱车前往法院。我们交换了一下各自的信息，在交了1000美元罚款之后，我争取到一个小时暂缓执行的时间，这的确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交易了！如果没有这一小时，证券交易公司就会提前倒闭。

这起案件是由一位家具商发起的，几个月前，我曾在他的家具店里买过家具，他当时为我提供了200美元的贷款。现在，他宣称自己有权获得证券交易公司一半的所有权。这个案件我并不担心，但随之而来的冻结令几乎牵涉了我所有的银行存款，这让我颇为头疼。实际上，我在世界信托公司400万美元的存款、在特里蒙特信托公司70万美元的存款、在波士顿国家商业银行的4.9万美元的存款、在第一国家银行1万美元的存款、在汉诺威信托公司20万美元的存款都被冻结了。

那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可以打电话给银行来处理这些事情，希望冻结令涉及的资金越少越好。我不担心那两笔小额的存款，最后，我取出了特里蒙特信托公司四分之三的存款以及汉诺威信托公司90%的存款。在世界信托公司，我被告知自己来晚了，我没有时间争论这件事了，在报纸报道冻结令这一事件之前，我必须回到办公室，报道出来之后，一定会出现挤兑现象，我必须准备好万全的应对措施。

在波士顿，我有300万美元的现金，在其他地方，我还有300多万美元，这让我能够从容地应对困难。但挤兑现象只持续了两天，在这两天内，我一共退还了100万美元。如果等到这些票据到期的话，我还得多付50万美元的利息。投资者在48小时内恢复了对我的信心，这100万美元还没有兑换完，我就又收到了100多万美元的投资。

22

一些“放款人”惹恼了庞兹先生，庞兹向他们宣战，开始进行报复

这次挤兑风潮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在普通民众那里，我没有受到一点儿负面影响，相反，我每天收到的存款反而越来越多。

在金融界，过多宣传会引起别人的妒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银行家们讨厌竞争，也害怕竞争，特别是我引发的这场竞争。他们能够提供给存款人最高的利率是每年4%，而我的投资者在45天内就可以获得50%的利息，或者能在一年内获得400%的利息，我不是在搞噱头，而是如数支付了。

我吸收的存款越多，从银行取走的钱就越多。我得到的存款越多，银行需要支付的钱就越多。只要得到了这些钱，我就会存到我拥有账户的那些银行，特别是汉诺威信托公司。我的目的就是将一些银行的流动资金全部取走，最终迫使这些银行的负责人接受我出的价格，把银行转卖给我。情场、战场都要不择手段。

我把所有的账目都计算得很清楚，一些银行已经无力再付款了，还有一些银行勉强能支撑一段时间。不过，它们迟早都会面临这样的结局，不是卖给我就是关门大吉。

银行如果关门大吉的话，银行的股东将会遭受莫大的损失。他们不仅会损失股票的票面价值，而且通常情况下，他们还得损失额外的、和股票的票面价值同等的钱。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花125美元购买了一股银行股票，如果银行倒闭的话，他不仅会损失这125美元，通常他还会遭受另外125美元的损失。

据我推断，如果真到了那样的紧要关头，如果能以50美元一股的价格将股票卖给我，他们一定高兴死了。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他们一定是傻瓜。我要做的就是这件事，如果能以50美元一股的价钱买入的话，那么，每投资50美元，我就会获得75美元的利润，利润率达150%，比杰克·鲁滨逊用的时间还要短。

怎么操作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人们那时对我很有信心，他们宁愿把钱存到我名下的银行，也不存到别人开设的银行里。但是，即便没有新的存款，我也能凭借手中现有的钱让一个银行的形势好转。而我手中现有的这些钱也是储户从银行里取出来投资给我的。因为我已经放弃购买代金券了，因为我没有经营任何生意，因为相比于支出的钱，我每天收入的钱要快得多，也多得多。不管多长时间，我这些钱都无处可用，存到银行里至少每年能获得4%的利息。

我的收益来源是多种多样的，在我用既定的价格买下银行的股票后，我可以从股价升值中获利，这是十拿九稳的事儿。我今天用50美元一股的价格买下这家银行，一个星期之后，我就可以增加49%的利润，或者以每股125美元甚至更高的价钱将它卖掉。只要是我拥有的东西，人们都非常乐意购买，并不是因为这件东西值更多的钱，而是因为我的名字和我的信誉，就像他们购买我发行的票据一样。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摆脱目前的困境，那就是抓住机会，逐渐放弃购买代金券这桩冒险的生意，转做一些相对保守的行业，慢慢地降低每年400%的利润率，最后摆脱目前的困境，带着几千万金盆洗手。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就不一一详细分析了。

总之，过去的那场挤兑风波竟然在我的投资者那里起到了宣传之效，对此我也很是吃惊。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不管是在电话中还是在柜台旁，他们到处都能听说我的名字；不管是在邮件中还是在电报里，他们总能看到我的名字，好像我和他们如影随形。

事实上，不管什么人、什么时候要求我提供证明，我都会提到这家银行，有时候，我甚至会提到细节，不仅告诉他们我是怎么在这家银行拥有大量存款的，还会告诉他们我是怎么选择这家银行作为我生命险保单的托管人的。

从经理到信童，银行里的每个人都疲于回答关于庞兹先生的问题，因为他们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所以，一天他们把我请了过去。

我去了之后被带入一间私人办公室，我不记得那是谁的办公室了，不管里面的人是谁，但他见到我之后就直奔主题。

“庞兹先生，”他说，“我们总是被要求提供关于你的证明，很抱歉，这一点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对你的生意一无所知。”

“你当然不知道，”我对他说，“我也不希望你告诉他们你不知道的事情，不过你可以告诉他们我在这家银行有大量的存款。”

“问题就在于他们可能会因此认为，这家银行和你的生意有什么关系。”他向我抱怨说。

“他们产生这种想法我也无可奈何，”我解释道，“我无法控制别人的想法和看法。”

“那是当然，”他妥协了，“但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为了保护自己，我希望你能撤销在我们银行的账户。”

“我没有问题，”我说，“我们来算一下我在你们银行有多少存款。”

“谢谢你，庞兹先生，”他说，“我现在就写一张支票给你。”

“支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要现金。”我说。

“你这句话是在暗示，你不接受我们的支票吗？”他大惊失色地问。

“我就不一一叙述了，”我不置可否，“如果你想让我关闭账户的话，你应该乖乖地给我45000美元。”

他一点都不喜欢我的态度，但他也无法回绝我的要求。他把现金给我之后我就离开了。虽然在这家银行的账户取消了，但我依然拿这家银行作为炫耀的资本，因为它是我的那份保单的收款人。然而不久之后，我也不再需要将它作为炫耀的资本了，我已经将那份保单转投邓恩与布雷兹特里特公司，他们为我估计的保额是800万美元！

引发挤兑风波的那场官司还在按照正常程序进行，我聘用了阿瑟·H.希尔作为我的律师，我很有信心可以打赢这场官司，但与此同时，因为这场官司，我还有75万美元被冻结了，顺便说一句，这期间是没有任何利息的。

这引发了我的思考，银行可以利用这些被冻结的款项，却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这场官司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得到的好处就越多。不管这场官司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是实际受益者。

这其中有一家北角区的小银行，银行的名字都记不清了。我在那里存了1万美元，这家银行的老板苦苦哀求我，我也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所以我把钱存在那里，希望能帮助他。我本来再也不会去那个地方，但我还是在那里开设了一个账户。不过，其他人可以凭借我的支票从这个账户上取钱。如果我没有提前通知，突然要求取出这笔存款，那么这家银行就会倒闭。这场官司为它提供了全面的保护。

还有一家大一点的信托公司，我还有19万美元冻结在那里，但他们同意我在官司期间取出50万美元，这家银行也是这场官司的受益者，不过它获得的利益比它本来应该获得的利益要少一些。

在另一家信托公司，我有19万美元被冻结了。这家银行的经理不允许我取出一分钱，我知道他需要这笔钱，就在前不久，这个经理还亲自跑到我的办公室，求我在这家银行开设一个账户。

“庞兹先生，”他告诉我，“有你在，我简直活不下去了。”

“怎么回事儿？”我问他。

“我的储户都把钱从我那里取出来，投资给你了。”他解释道。

“我很抱歉，”我安抚他说，“但我认为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

“怎么没有？”他坚持道，“在过去的一周内，因为你的原因，我们每天都会流失10万美元的存款。”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我问他。

“在我的银行存点钱吧。”他哀求道。

“可是我有自己的银行。”我回绝了他。

“我知道，”他气急败坏地说，“难道你想因为这件事儿让其他人都活不下去吗？”

“并非如此，”我只好安慰他说，“我不想让任何人活不下去，我会在你那里开设一个账户，我的投资人从你的银行里取出来的钱，我都会再存回去。”

我的确这样做了，不过他却是一个毫无原则的人。当然了，在我将钱存到他的银行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我把他和一个我一直怀疑的人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我并不是诽谤，起诉我的那个人聘请的律师和这位银行经理是好朋友。

当我逐渐把零星的证据和线索拼凑在一起时，一位总部来的警察拜访了我。

“一家信托公司的经理昨天到警察总部去了。”他通知我。

“是吗？他去干什么了？”我问道。

“他去揭发你的罪状了。”他说。

“我的？”我问道。

“是的。”他肯定地说。

“我认为他是我的朋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好吧，其实他并不是，”这位警察告诉我，“他控告你毁了他。”

“真是大言不惭！”我大声喊道，“我有40万美元冻结在他的银行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取出来，而且没有任何利息，他还想怎么样？”

“他想把你抓起来。”他告诉我。

“真是这样吗？”我感到莫名的惊讶和心痛。

“是的，”这位警察继续说道，“他昨天在警察总部咆哮着要求我们把你抓起来。”

“你是怎么回复他的？”我问他。

“我们告诉他，我们不能逮捕你，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逮捕你。”他回答说。

“他怎么说？”我继续询问这个警察。

“他说你应该被抓起来。”他回答道。

“你说的这些是事实吗？”我想最后确定一下。

“你知道我的为人，查尔斯！”这位警察回答。

“好吧，”我说，“让我来对付这个卑鄙小人。”

“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出卖我。”他恳求道。

“别担心，”我向他保证，“在我这里，你没什么好怕的。”

“我相信你，”他说，“总部的伙计和我都肯为你赴汤蹈火，因为我们认为你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

这个警察告诉我这些之后，我就需要立即行动了。尽管我非常不情愿，但我还是派人去请了那位起诉我的人。我和他讨价还价，最后我付给他50万美元来了结这场官司，他签字同意解除冻结令，办完这些事之后，我就去拜访了信托公司的那位经理。

“我来是要取走我的存款。”我向他出示了那张解禁令。

“现在太晚了，”他说，“银行已经歇业了，你明天早上再来吧，我会让我的律师检查这张解禁令。”

“我不会那么做的，”我向他咆哮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拿回我的钱，我一定要拿回！那个起诉我的人在这里，我的律师也在这里，这份文件一点问题也没有。拿不到我的钱我绝不离开，外面有2000多个人，他们都在看着你如何履行自己的义务。”

“但是，银行现在已经停止营业了。”他坚持道。

“就算是该睡觉了，我也不管那一套！”我向他喊道，“要么给我钱，要么明天早上就等着关门大吉吧。”

“好吧，”他妥协道，“我会给你一张支票。”

“让你的支票见鬼去吧，”我回敬他说，“你的签名在我眼里一文不值，我要现金，一共37.5万美元。”

为了拿到这笔钱，我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内，我一直在和他以及帮我打官司的律师开着玩笑。当我走出银行时，我拿到了这笔钱。第二天早上，我直接去了特里蒙特信托公司，准备取回另外的19万美元。我的到访在他们的预料之中，我想知道原因，总之，他们已经为我准备好了19万美元的现金，我把这些钱放进口袋里，此外，口袋里还有昨天取出的37.5万美元。我回到了办公室，我为抢劫者提供了多好的机会啊！你能想象吗？我裤兜里装着56万美元，我的钱包里还有六张保付支票，每张支票价值20万美元！另外我还装着足以购买一套公寓的小额支票和金币，在背心的口袋里，还装着一块海洋自动腕表。

即便把我的钱从这些银行里全部取出来，我依然觉得怒气难消。还没等我平静下来，一家银行又不知趣地掺和进来，这次是一家国家银行，我变得怒不可遏。

“到底有什么事儿？”我问他们。

“我们的提款银行已经通知我们，如果你把账户上的钱全部取走，就不能为我们结算。”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

“他们负责为我们清算账目，”一位职员解释道，“你可能要从我们这儿取走几百万美元，他们负责清算，他们说，这件事他们做不了。”

“哈哈！我明白了，”我嘲讽地说，“所以说，这一群自诩清高的人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我的支票，是吧？我为什么不拒绝他们处理我的支票，我为什么不把他们挂在树上风干？我很乐意这样做！告诉他们去死吧，我要向传媒披露此事。”

“不，不，我们不能这样做！”他说。

“为什么？难道你们不能自己结算吗？”

“还不能，”他回答说，“我们需要参加……”

“需要参加什么你就参加什么！”我告诉他。

“但是同时，就没有人为我们结算了，请不要把我们置于那种境地！”

“但是你们禁止我动用全部资金，”我反驳道，“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随时都有可能用钱。”

“你不需要把所有的存款都放在这里，”他说，“只需要留下一部分就行，大概150万美元吧。”

在和他们辩论了一会儿之后，最终我还是妥协了。那时，我好像没有别的选择。离开银行时，我手里拿着一张150万美元的存折。我比刚进去时还要生气，于是决定将这股怒气发泄在整个银行体系上。

一回到办公室，我就打电话给一位银行专员，我们约定在州议会大厦见面。

“艾伦先生，”我说，“我想增加在汉诺威信托公司的存款，但在做这件事之前，我必须寻求您的支持。”

“你的计划是什么？”他问道。

“我计划搞一场竞赛，”我向他解释，“每个月我都会拿出1000美元，来奖励那些为汉诺威信托公司吸引最多存款的人。”

“你如何来推行这一计划呢？”他问道。

“我将印制几百张卡片，”我告诉他，“就是类似于名片的卡片，参与竞赛的人可以将这些卡片分发给他的朋友，每一张卡片上都会写有新储户和竞赛者的名字。”银行会将这些卡片和开户存款的数额交给我，或者将它们整理归类。每到月末，我们就会计算卡片的数量，拥有卡片最多的人就会赢得那1000美元的奖励。”

“我不觉得这个计划有什么不合规的地方，”这位银行专员承认，“作为一名公民，你有权自由支配你的钱。但你不能用汉诺威信托公司的钱来搞这次竞赛，你也不能以银行的名义来推广这次竞赛。”

“我会按照您说的做。”我向他保证后就离开了。

我派人去找了一个印刷工，告诉他我的意图。

一两千张卡片马上就印刷了出来，我在办公室里张贴了两张公告，列出了竞赛的规则。我和银行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我已经扔掉了长手套，准备打出第一枪。

23

为了他的航运船队，庞兹先生支付给美国政府两亿美元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邮务督察了，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我一度在想，他们是不是遇到什么意外了，这是我一直希望的；或者已经放弃了令人讨厌的调查工作，但我的运气实在没有那么好，他们其实一直在暗地里调查我。

有一天，电话铃响了。一位职员接起了我办公室外面的电话分机。随后，他走进来告诉我，这通电话是联邦地方助理检察官打来的，我接起了电话，首先介绍了一下自己。

“庞兹先生，”我听到一个声音说，“我是美国的地方助理检察官。”

“你好，”我和他打了一声招呼，“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我想和你谈一下，”他回答说，“你方便和我见一面吗？”

“这是我的荣幸，”我回答说，“我们在哪里见面？”

“你能来我波士顿的办公室找我吗？”他问。

“可以，阁下。”我回答道。

“什么时候？”他问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马上过去。”我回答他。

“实在不好意思打扰你，庞兹先生。”他向我表达了歉意。

“您没有打扰到我，”我对他说，“我随时准备好接受美国联邦检察院的调查。”

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我就要去见那个恶魔，但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彬彬有礼。

“很感谢你，”那位助理检察官说——我不是说那个恶魔，“你说你现在就能来？”

“是的，先生，我十分钟之后就会到您的办公室。”我向他保证。

“那我在这里恭候你的到来，”他说，“谢谢你。”

“别客气，我马上就到。”我告诉他。

我马上动身去了他的办公室，需要强调的是，我是一个人去的。我被带入了他的办公室，我发现办公室里还有他的一个助理、一名速记员和我的“朋友”——两位邮务督察。我们像往常一样互相致意。

“你的律师呢？”那位助理检察官问。

“我没有律师。”我回答说。

“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你独自一人来参加这个会谈？”

“难道我会遭到什么危险吗？”我反击道。

“不是，”他说，“只是我认为你可能想维护自己的权益，众所周知，根据宪法，如果你不想说，任何人都无权逼迫你。”

“但是我无意使用宪法赋予我的权利，”我向他保证，“我猜想，你是想知道关于我的商业活动的事情，我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庞兹先生，我很高兴你能有这样的态度，”他长舒了一口气，“你是否介意这两位邮务督察在场？”

“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表现，”我略带幽默地说，“在我的办公室，他们曾强迫我提醒他们，那是我的地盘，他们没有什么特权。不过，如果他们能遵守规矩的话，当然可以留在这里。”

“他们来到这里仅仅是旁听的，”他向我保证，“主导这次会谈的是我。”

“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当然同意，让我们直入主题吧。”

这次会谈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一直在重申之前所做的有关代金券的说明，所阐述的内容和我在之前的会谈中所说的相差无几。当会谈结束时，那位助理检察官好像很满意。他并没有怀疑我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如果他真的怀疑了，那他也很快意识到，即便我的处境非常艰难，但我并没有犯罪意图，而且在竭尽全力地做正确的事情。

和美国地方助理检察官的这次会谈并没有为我敲响警钟，这次会谈和之前我与其他政府官员的会谈并无不同。实际上，它怎么会为我敲响警钟呢？在九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接受调查。他们询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也总是对答如流。他们没有采取攻击我的行动，我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我一直按时清偿票据，他们就无法针对我。不管怎么样，我想就此罢手也为时太晚了。

我很快就忘记了这次会谈，生活一如既往，我每天都在处理各种事务，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情况。

一天，我接到了一通来自信托公司的紧急电话，银行的工作人员不肯在电话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好亲自跑一趟。

“又有什么流言蜚语了？”一到银行我就劈头盖脸地问。

“我们为你的办事处物色到了一个得力的人才。”这位工作人员说。

“看在上帝分上！”我无比愤恨地说，“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重大消息？”

“是的，”他没有丝毫愧疚之意，“他是别人强力推荐的，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的。”

“那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到办公室，和梅利小姐谈这件事儿呢？”我想知道。

“他已经去过你的办公室了，”他回答说，“而且你已经见过他了，不过你好像没有给他什么希望。”

“他究竟是谁？”我十分好奇地问。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是……让我们叫他史密斯吧。”他说。

“如果我记得他那才奇怪呢！”我说。

“难道你不记得，曾有一个伐木工向你申请在霍利约克办事处的职务了吗？”他问我。

“哦，好像有这么回事儿。”我回答说，“我想我记起来了，不过我好像告诉他，霍利约克已经不需要人了。”

“是的，就是这个人，”他肯定地说，“你必须提供给他那个职位。”

“你说什么？”“必须”这两个字让我听了很不舒服。

“我说你必须提供给他那个职位。”他又重复了一遍。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迫切地想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给我施压？”

“你就听我们一次，把霍利约克办事处的职务给他吧。”另一个职员也极力推荐。

“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我必须得承认，“你们如此热心有什么企图？在那里，我有自己的心腹，而且我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

“好吧，把他炒了。”一个人建议道。

“我真是见鬼了！”我向他吼道。

“给他安排其他职务吧。”另一个人提出了建议。

“看这里，”我说，“那个年轻人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他说了实话，“除了我曾被要求帮助他获得那个职位。”

“向你的朋友说明现在的情况。”我告诉他。

“不可能，”他说，“我必须按照他说的做。”

“但我没有理由按照他说的做。”我争辩道。

“哦，有的，一定有的。”他反驳道。

“说吧，你是在开玩笑吗？”我问，“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命令我做什么，不做什么。”

“听着，查尔斯，”他哄我说，“我们没必要拐弯抹角，‘老板’想要你把霍利约克办事处的职务给他。”

“‘老板’，到底这个该死的‘老板’是谁？”我想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他吃惊地问我。

“是的，我不知道！”我不得不承认。

“哦，天哪！这段时间你是怎么混的？”他提到了一个州负责人的名字，对于我对政治的无知，他感到非常惊讶。

“什么？”我又问了一遍，生怕自己听错了。

“就是他，”他用肯定的语气说了一遍，“这一带有名的大人物。”

“好吧！……好吧！……好吧！……”我喃喃自语地说，“所以，他想让他的朋友来做这份工作。”

“好吧，我本来不喜欢被人指挥，但既然这位大人物已经对我的生意有了足够多的了解，想通过他的好友和我建立联系，那么，我想我应该答应这个请求。”

“太好了！”他说，“那么事情解决了？”

“是的，”我向他保证，“你可以告诉那位‘老板’，我会马上执行他的命令。你也可以告诉那位年轻人来我的办公室，和梅利小姐安排一些细节问题。至于我在霍利约克的心腹，我会打电话给他，并给他安排一个新的职务。”

这位“老板”对我的生意太过于有信心了，我猜想，除非他经过调查，认为我在经营合法的生意，否则他不会让我给他的朋友安排职务。所以，我又恢复了信心，希望政府所有针对我的行动能很快停止。

这件事儿过去后不久，我又被一则广告，或者说是某种公告吸引了。美国政府要卖一批客运轮船，这批轮船数量巨大，大约有3000艘，当时建造它们花费了惊人的30亿美元。美国政府的出价是每一载重吨20美元，但每一载重吨至少值200美元。这些船的总吨位约为1000万吨，也就是这些船的成交价大约是两亿美元！

政府关于售卖1800艘舰船的广告

华盛顿，6月23日，全国范围内的广告活动——今天，广告商的代表和航运局局长举行了一次会谈，在会上，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商业船队法案，根据这一法案的条款，政府希望能够出售其名下的商业船队。

参会人员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了一份计划书，申请拨款5万美元来调查航运局的船只和相关器材，以便国家在大规模售卖之前，制订出一份完善的广告计划。

我专门抽出一天时间，收集整理关于对外贸易和船队的数据，经过大量复杂的计算，我认为自己应该买下这支船队，不能让机会在我眼皮子底下溜走。一旦下定决心，我就开始行动了。我派了一个心腹带着我的投标价两亿美元前往华盛顿，同时还给了他一张200万美元的支票，以此来显示我希望达成这次交易的诚意。

与此同时，就像以往所有的事情一样，如果上天能赐予我这支船队的话，我也要开始计划如何筹集所需要的资金，以及如何使用这支船队。

在我的标书中，我提到，如果标书能够被接受的话，我会在30天之内支付200万美元的现款。其实没必要那么着急，因为政府为了这笔钱甚至愿意等十年以上的时间，而实际上它等待的时间比十年还要长，最终却从其他人手中拿不到一分一毫。

在30天内筹集200万美元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儿，我每天的进账几乎就达到100万美元，而且这只是我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收入，现在，美国各地都要求我开设分支机构，在48小时之内，我的生意就会像无线电波一样散布全国各地。

不仅如此，我还接到了印度国君发来的电报，询问我的这项投资需要几百万卢比；中国也发来了用汉字写成的电报，愿意提供几百万两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淘金者也愿意为我提供几百万英镑；南美洲发来的电报也乐意投资几百万比索、密尔雷斯 [1] 、玻利维亚诺或苏克雷 [2] 。一位加拿大的银行行长发来了一封长电报，通知我一位名为莱图尔的先生以我的名义在他们银行存了70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筹集两亿美元是十拿九稳的事儿。

为了这支船队我绞尽脑汁，我应该怎么处理它呢，我应该怎么处理这 3000艘各种型号的舰船呢？怎么处理遇到的海盗，怎么安排船长，怎么规划这些货船、油轮以及不定期航行的客船呢？

除了倒手卖掉它们我好像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因此我好几个夜晚不眠不休，来计算销售参数，研究这些船的用途以及成立附属公司的方法和途径，以便把这些船从我手中卖出去。

这支船队最终要花费我3.2亿美元，光是购买这支船队就需要我以50%的利率向证券交易公司借贷两亿美元，此外还要付给代理人2000万美元的佣金。

我设计成立两家公司，其中一家名为“查尔斯·庞兹船舶公司”，拥有这支船队，另一家公司名为“国际航运与商贸公司”，负责出租和经营这些船只。查尔斯·庞兹船舶公司的总资产为100万美元，以每股1000美元的价格发行1000股普通股。这家公司将以每年12%的利润发行总量为3.5亿美元的债券，为期10年。

国际航运与商贸公司将以350万份普通股兑换查尔斯·庞兹船舶公司500份普通股，用即期票据购买，除了现金之外，公众也可以凭借证券交易公司的到期票据进行购买。这些股份的出售，不管是用现金还是用证券交易公司的票据，最终都会减少证券交易公司的债务，清偿完毕之后，证券交易公司就不会再存在了。

下一步就是要找到一个方法，清偿这两家新成立公司的债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际航运与商贸公司会向查尔斯·庞兹船舶公司租用整支船队，一年支付给查尔斯·庞兹船舶公司8000万美元，支付十年。查尔斯·庞兹船舶公司会利用这8亿美元支付发行债券的利息以及分期偿还本金。这家公司十年的利息是4.2亿美元，剩下的用来每年分期偿还本金的3.8亿美元，在十年内轻而易举就能获得3%的纯利润，也就是1200多万美元。在偿还所有的本金之后还剩下4200万美元，可以作为普通股的红利，也就是每股能获得4.2万美元的红利。

国际航运与商贸公司再以每年1.5亿美元的价格将这支船队转租给其他公司，为期十年。这样公司每年就会盈利7000万美元，用来支付优先股的利息和分期偿还本金。十年的利息是2.8亿美元，剩下的用来每年分期偿还本金的4.2亿美元，至少会盈利3%，也就是1500多万美元，在偿还了本金之后还盈余8500万美元，可以作为普通股票的分红，也就是每股大约分红12美元。

从金钱的角度来讲，十年之后，这支船队会变成什么样，已经不在我的规划范围之内了。这支船队会为我和我的公司带来一切我想让它为我赚取的东西。不过，为了能让我的十年规划顺利实施，我需要组建并控制一些附属公司。

这些公司将根据需要筹集资本，它们的资本由优先股和无票面价值的普通股构成。国际航运与商贸公司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留51%的普通股，优先股和剩下49%的普通股将提供给生产商和进出口商，一部分对公众售卖。如果这些分公司要租用船只的话，每年都要按15美元每载重吨的价格向国际航运与商贸公司交租金。

我所有的计算都是以船只的载重吨位为单位的，整支船队的载重吨位为1000万吨，国际航运与商贸公司从查尔斯·庞兹船舶公司租用，每年每载重吨要付8美元，国际航运与商贸公司再转租出去，每年每载重吨的租金是15美元。

因此，举例来说，附属公司每年要为一艘载重为1万吨的轮船支付的租金是15万美元，这艘船的经营费用我无法估算。不过，即便是到世界上最遥远的港口，这艘船每年至少也能环球航行四次，这样就可以运载8万吨货物。

假设经营费用为每吨为8美元，那么每吨的运费总计为10美元，即便是这样，费用也只是其他船只的一半。

为了便于实际操作，也为了保证每只船往返都能满载货物，每个分公司都可以独立经营它们租用的船只，当然我指的是货船。其他分公司无法经营的船只，可由国际航运与商贸公司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的经营费用加上租金，就要在载货吨数的基础上按照比例计算。

我还计划在客轮上为美国货物开辟样品间，客轮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装载着那些愿意四处走动的游客，特别是美国的售货员和购买者，各种各样的样品，以及一船的货物。这些货物可以直接卖给那些有购买意向的外国人。在返程途中，这些船只可以收取适当的运费，或者获得船上的美国购买者购买的货物。

很显然，整个计划是一个赚钱的计划，我十分自信地认为，自己凭借这个规划可以大捞几百万美元。不仅如此，我也相信，凭借这一计划我能摆脱目前的困境。但在这件事情中，赚钱并不是我首要考虑的问题，我的首要目标是树立自己在美国航运界的威望。

那时，我相当爱国，我深深地爱着美国的一切，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因为我所有的证件都还没有到期，我比许多纯正的美国人还要像美国人，其中包括华尔街和华盛顿的一些人。他们正在竭尽全力让美国的船舶在港口上停泊腐烂，为的只是保持英国在国际货运中的霸主地位。

那时候，最让我高兴的事，莫过于在英国国旗飘扬的地方也能看到美国的星条旗。就像所有国家所期望的那样，我希望美国的货物和金钱能够极大丰富，美国依赖其他国家的航运是不可行的。除了那些要为这种情况负责的人之外，任何人都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有人认为这一点可行的话，其中必然涉及金钱利益，他们一定收取了大量美元，哦，请原谅我的错误，是英镑。就像本尼迪克特·阿诺德 [3] 一样。

[1] 1942年之前巴西的货币单位。

[2] 拉美地区的货币单位。

[3]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的著名将领，曾在独立战争初期立下汗马功劳，后为金钱出卖革命，最后客死伦敦——译者注

24

庞兹先生捷足先登，获得了1500万美元，但却没有就此罢手

我下定决心购买航运局的船队，在这件事泡汤之后，我又四处张罗着收购银行。不管做什么事情，我希望得到的只是钱，而且多多益善。一天100万美元的进账远远不够，只是九牛一毛，我需要更多的钱，赚钱的唯一途径就是开设更多的办事处。

那时，在新英格兰地区，我拥有180名代理人和分代理人，但却只有35家办事处。结果就是有些办事处有6～12个人。在大波士顿地区，我的50多个代理人和分代理人都在学院街的办公室里办公，他们整天都进进出出迎接客户。

情况已经变得很糟糕，我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拥堵。即便我已经雇用了10～12个警察在街道和走廊中维持秩序，但拥堵的情况并没有任何好转！那种拥挤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简直难以置信！只有曾经见过的人才会相信。

开设办事处的目的有两个：让我的办公室不那么拥挤以及赚钱。我命令波士顿的50个代理人和分代理人在大波士顿的其他地区开设分支机构，以此来分流拥挤的人群。在控制局面的同时赚更多的钱。

随后，我把目光转向了银行，我已经在一些银行里拥有大额存款。比如，在劳伦斯的劳伦斯信托公司，我存了150万美元；在莱克星顿的莱克星顿信托公司，我有15万美元的存款。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国家商业银行，我存了90万美元；在罗得岛的文索基特国民银行，我也存了50万美元；此外，我还在数家小银行有5万元以上1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我决定将自己在汉诺威信托公司的方法如法炮制，收购上面提到名字的那些银行。我会亲自上门拜访，提出要控制银行的大多数股份，如果遭到拒绝，我就立刻取出自己在这家银行的存款。

一般情况下，这些银行都感受到了资金大规模撤出产生的影响，为了增加汉诺威信托公司的存款，我曾经发起过一场竞赛，那场竞赛已经引发其他银行严重的恐慌，但我觉得还不够，于是决定再给它们一次更大的冲击。

在一次汉诺威信托公司执行董事召开会议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银行的储户一般情况下得不到公平的待遇，他们的利益被董事会操纵，而董事会的成员有的诚实，有的却不诚实。在我看来，董事们都是窃贼，而储户们，相比于承担的风险，他们并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

因为这些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所以我并没有关注会议的内容，而是计划着在银行进行一次新的改革。因此，在会议结束之前，我站起身来对各位董事发表了讲话。

“先生们，”我说，“我想提出一个建议由你们来投票。我突然想到，对于储户交给我们的数百万美元，这个委员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我们或许能够做出明智而审慎的决定，或许不能。如果我们能，我们就能获得额外的股票红利，如果我们不能，我们最多也只是损失了所持股份的两倍，最多也就是80万美元，而我们的储户则损失了好几百万。他们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和损失。当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我们每年才支付给他们4%的利息。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我希望能够给予储户们更大的权利和更多的回报。比如说，我建议给予储户们选举一定数量董事的权利，他们有权知道这些会议上做出的决定。此外，既然储户们每年固定得到4%的利息，那么我建议董事们每年得到的红利也固定为7%，银行的净收益应该平等地按比例分给储户和股东，换句话说，我赞成银行业的利润分享。我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这项措施可能是革命性的，但我肯定它是公平合理的。接下来的几个问题，我希望能够获得你们的支持。首先，汉诺威信托公司是否应该采取主动，掀起这样一场改革，其次，庞兹先生是否可以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通知媒体？”

委员会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投票，他们支持了我的决定。我咨询了我的法律顾问，一般而言，我在采取什么行动之前都要咨询他的建议。我们决定和波士顿所有的金融记者召开一次见面会，见面会的地点就安排在杨格酒店。他们到来之后，我把我的建议告诉了他们。但是，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我就知道，他们绝对不敢将这个计划抛出，因为这将扰乱波士顿的银行体系，他们只知道他们吃的面包哪一面涂满了黄油。实际上，第二天他们就通知我，在和主编商量之后，他们不能公开支持我的计划。

“那好吧，朋友们，”我告诉他们，“即使不通过你们的报纸，我也能将自己的计划公开。我将成立一个宣传处，为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储户分发传单。”

“这将耗费你大量的金钱。”一个人提醒我说。

“钱？钱对我来说算什么？钱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我回答说，“只要有充分的理由，我可以随时拿出100万美元。”

第二天，在我的法律顾问和银行职员的建议下，我雇用了一个宣传经理。在雇用他的同时，我还给了我的法律顾问7000美元，让他租用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宣传处，并支付其他杂项的费用。

根据我的宣传经理的策划，我将向新英格兰地区的所有银行储户分发传单，宣传我的利益分享计划。所有人都知道这一计划意味着什么。所有反对这一计划的银行都会被记录在册，并遭到民众的联合抵制。这些银行将会面临一场挤兑风潮，任何一家银行都不能应对一场超过48小时的挤兑潮，它们要么破产，要么选择卖给我。

就在我的宣传经理和法律顾问推行我的计划的同时，一家名为“老殖民地外汇公司”的机构的活动吸引了我的注意。成立这家公司的几个人曾向我寻求工作，但却不当。这家公司宣称，他们经营的业务和我一模一样，每个人都相信他们，因为所有人都相信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我不能站出来指证他们撒谎，因为那样就说明我自己也在撒谎。他们抓住了我的软肋，我能做的就是在他们手心里挣扎。这家公司做得太过分了，除了公司的名称之外，甚至连承诺付款的票据也设计得和我的一模一样。一般的投资者都不会注意到公司名称的差异，相反，大部分投资给老殖民地外汇公司的人都认为，他们在投资给我。实际上，他们的活动并没有对我的现金收入产生多大影响，但是，让我烦恼的是，当局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针对他们。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和智慧来应对这一切。他们可能马上就要暴露，如果他们暴露了，我也同样难逃厄运。

我曾告诉他们，让他们就此罢手，我也曾威胁过他们，但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他们对我的警告视而不见，并不是因为他们勇敢，而是因为他们愚蠢。他们甚至和我在同一个楼层租了一间办公室，随后他们宣称，他们和我是一家公司，将投资人从我的办公室吸引到他们的办公室。

我对这种情况感到厌烦，即便是要为此付出代价，我也决定给他们一些教训。我雇用了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的侦探，追踪任何一个和老殖民地外汇公司有关系的人的行踪。

我告诉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波士顿分公司的经理穆雷：“找出一切你能找到的关于他们的资料。不管是什么地方，你都要知道他们的行踪，如果有需要的话，去中国也可以。我要你昼夜不停地监视他们，然后每天都给我一份报告，并将这份报告的副本寄给地方检察官佩勒蒂埃，不要在乎花多少钱，我想让你把这些人送进监狱！”

我无法让他们停止现在的活动，他们对我造成的威胁，比所有政府机关加起来对我形成的威胁还要大。也许我的行为并不是完全合法，而他们的行为简直令人厌恶。不过，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从事这一生意完全出于机缘巧合，而且我无意去做错事。虽然我现在仍在从事这一生意，但我一直在竭尽全力金盆洗手，而且尽量不损害投资人的利益。为了尽快从这个无底洞里出来，我依靠的方法可能没有那么光明正大，也可能不是完全合法，但我觉得只要目的是好的，方法并不重要，而我的目的不带半分欺诈。正因为如此，我无法忍受这个机构，我也无法忍受他们危害我和我的投资人的利益。

在把老殖民地外汇公司那伙人交给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后，我开始和我的宣传经理和法律顾问商谈，据他们所说，宣传处的组建进展很顺利。就像一个放在阴凉处，体温高达105华氏度 [1] 的病人一样，护士通常会告诉你一切都很“顺利”，病情有所好转。如果你相信了护士的话，那完全是错判了方向，直到他死去，也不会有人发觉。

我一直认为，我的命令被执行或即将被执行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接受了马斯特斯的建议，认为报纸的宣传有利于生意的开展，实际上，我委托他负责宣传业务，当他告诉我，《波士顿邮报》要为我和我的证券交易公司做专题报道时，我高兴极了。

1920年7月24日，《波士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鼓动人心的文章，那一天是星期六，像往常一样，人们在中午就停止了工作，这一天他们通常会离开城市前往乡下或沙滩。然而，那一天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星期六，好像所有人都提前约好了来到学院街27号！所有人都在那里！大波士顿地区所有200万居民都在那里！如果实际上没有200万的话，但看上去的确有那么多。

接下来的星期天，《波士顿邮报》认为，他们能够节约出更多的版面给庞兹先生，所以，他们给了我两个版面。《波士顿先驱报》《波士顿环球报》《广告日报》不能让《波士顿邮报》因为这样一条独家新闻而大卖，他们纷纷加入了竞争的行列，那天这几家报纸不只是头版，而是从头到尾都在介绍我和我的证券交易公司。报道铺天盖地，在拿到所有的报纸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这么出名的人物。

对我来说，那个星期天是异常忙碌的一天，天刚刚破晓，电报和电话就像雪花一样飘进我的住宅。这些电报和电话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有声名卓著的人，也有默默无闻的人，每一个人都迫切地想要了解真实的我，因为我是一个百万富翁。我收到的祝贺比当选总统还要多！一天来我住宅拜访的人，比三天能在波士顿市中心见到的人还要多！在我门口经过的车辆，比福特公司和通用公司六个月生产的汽车总量还要多！我参加的访问，摆好姿势拍的照片，比一个一线电影明星还要多！一言以蔽之，那个星期天是我一生当中最忙的一天，但实际上我又没有做任何事情。

然而，相比于接下来的星期一来说，那个星期六和星期天的场面已经不算热烈的了！报纸仍在铺天盖地地宣传，它们仍在添油加醋！当驱车前往学院街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场面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

交通已经完全瘫痪，我和市长彼得的车是唯一两辆获准驶入学院街的车辆。整条街道成为攒动的人群和草帽的海洋！在奈尔斯大楼门前，六个骑马的警察在拥挤的人群中维持秩序，至少有十四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在大楼内值班。投资者们排了四条长长的队伍，从市政厅附属大楼，经过市政厅大街和学院街，一直延伸到奈尔斯大楼的入口处，楼梯上、走廊上……所有通往我办公室的通道都挤满了人！

人们被错误压抑的激情释放出来，空气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希望和贪婪，我看着他们紧紧地握着大量的钱，以及那些伸出来的、数以千计的挥舞的拳头，就可以猜出他们内心的渴望！狂热，对金钱的狂热，一种最糟糕的狂热，从人们的眼中流露出来！他们完全抛弃了冷静和谨慎判断的原则，尽情展示了大众鲁莽的心理，这种心理太易受误导，或被不正当的领导所控制！

我刚一下车，这个场景就展现在我面前，那种场面任何人都难以忘怀！对于聚集在这里的人们来说，我是他们的造梦人，是他们的偶像，是他们的英雄！我是他们的命运的主导者和引领者，是他们的希望，是他们的运气！我是财富和幸福的发现者，是一个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乞丐变为百万富翁的“巫师”。

这个场面没有其他含义，只是代表着我的成功。聚集在学院街上的这些人绝对是成千上万个人的代表，他们准备做同样的事情——把钱投资给我！一旦我给予他们机会，让他们接近我，他们就会把手里的钱给我，把他们毕生的积蓄给我！任何人都无法阻挡我最终成功实现自己的抱负和雄心，我胜利了！

星期一一早，我收到的现金存款就达到了历史新高！仅在位于学院街的办公室一处，我在三个小时的时间内就收到了100万美元，比波士顿所有的银行在那三个小时内收到的存款总额还要多！我不知道其他办事处收到了多少现金，但只要设立办事处的社区，投资者的狂热出奇的相似！那天早上，前来投资的超过了3000人，他们持有的证券交易公司票据的票面价值已达1500万美元！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表现得颇为豪爽，美国佬和清教徒根本就不是什么胆小鬼！我的那张票面价值仅为6美分的国际回邮代金券，竟然吸引了他们1500万美元的投资！就像我认为的那样，他们的确这样做了！即便他们没有从中获得什么东西，但这个价钱已经很便宜了，没有提前规划，我让他们在美国领土上观看了一场自清教徒登上这块新大陆之后，有史以来最精彩的演出！我无所顾忌地向他们展示了世界金融界从未出现过的狂热！我成功地将这些变为现实，这当然值1500万美元！

[1] 105华氏度约为40摄氏度——译者注

25

激战正在上演，胜利的天平偏向庞兹先生

我打算卖的那些国际回邮代金券已经卖出去了！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些代金券不仅卖出去了，而且我还卖了一个好价钱。用1500万美元购买一件单价为6美分的商品在任何地方都不是一件小事，更别说在新英格兰了。在这个地方，一美元从印出来到投资赚钱比豚鼠繁殖的速度还快！但是，我的工作远没有结束，我得确保那些代金券始终卖得出去，但事实证明，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实际上，从表面上看，情况还是很乐观的。对我来说，至少一切暂时还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势头。我下车走进我的办公室，10分钟之后我前往汉诺威信托公司。我静静地坐在银行经理的办公室里，仔细地阅读着早上的报纸，特别是《波士顿邮报》，这才意识到，情况实际上已经相当严峻。

这些报纸众口一词地批评政府的不作为，不过，他们没有公开指责我的行为具有欺诈性，因为他们很聪明。但是媒体如此不按常理出牌，如此夸张的描述，让它们显得莫名其妙。报纸纷纷谴责政府官员没有核查我开展业务的依据是否合法。

情况变得非常危险，因为当一个公职人员变为媒体批评的对象的时候，他通常会失去理智。在他认为的所谓民意的刺激下，他绝不会保持冷静，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他会毫不犹豫地滥用权力、曲解法律，他宁愿铸成大错、出尔反尔，也不愿意直接站出来承认，他之所以行为失当是因为当时的情况自己已经无法控制。

在我读报纸的时候，一想到这些我就不寒而栗。也许就在今天，也许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或什么时候，就有人提出针对我的诉讼了，我不知道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不管公平与否，这些诉讼也许会招致一纸让我暂时或永久歇业的禁令。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斗争到底，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我伸手拿起了电话。

我命令汉诺威信托公司的接线员：“打电话给美国联邦检察官和州检察官，告诉他们我想和他们谈谈，一联系到他们就给我回电！”

首先回电的是美国联邦检察官。

“我想，您已经读了那些报纸，”我告诉他说。

“是的，我已经读过了！”他说。

我继续说道：“我认为他们批评公职人员所谓的不作为是非常不公平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讨厌这种批评是因为我认为他在指桑骂槐。我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摊开来说，我十分欢迎您和其他公职人员能够来调查我的公司，我想召开一次有司法部长和检察官参加的会议，安排这次调查的细节问题，您愿意参加吗？”

这位检察官欣然同意，美国州检察官带话给我，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他有事儿要告诉我。司法部长表示，他不适合参加这样的联合会议。

“但是，司法部长阁下，”我争辩道，“我也很忙，不能一整天都在开会。我认为，既然我为当局着想，那么当局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毕竟，您应该知道的一点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行这样的调查。”

和他争论简直是对牛弹琴，我无法说服他改变主意，我甚至马上就要脱口而出让他下地狱。但是，至今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同意进行调查。我只好同意那一天晚些时候再到他的办公室去。

“大约什么时候？”他问我说。

“说不准，”我回答他说，“和州以及联邦官员协商好之后我马上就来。”

“那我等你，”他说，但他不知道我会让他等多长时间。既然他这么令人讨厌，我也有意让他白等，如果他从未尝过这种滋味，我会让他尝一尝的。

电话很快就打完了，我必须快速地思考一下整件事。既然我已经下定决心组织这样一场调查，那我就必须完成它，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这场调查必须不能揭露我的真实情况，还得让公众和当局满意，这些对我至关重要！经过一系列筛选，我想到了一个看起来很好的办法。

像往常一样，在这股冲动的驱使下，我立刻驱车去法院，向地方检察官提出了我的建议。我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发现，一开始他并不高兴。

他说：“外界一直盛传，我在你那里投资了两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应该去调查一下你的生意，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我参与了投资。”

“是的，”我同意他的看法，“作为一个投资者，您有权利进行调查，在投资之前，您可以在任何适当的时候来调查。但不巧的是，您并不是我的投资人，因此，您应该对这件事儿没什么兴趣。”

“我有，”他强调说，“我是萨福克郡的地方检察官，我有责任保护这一地区民众的利益不受侵犯。”

“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您辖区内民众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我争辩道，“在没有接到任何投诉的情况下，您不能采取行动。”

“的确是这样，”他承认道，“但报纸上已经公开暗示，你正在欺诈这一地区的民众。”

“如果我真的欺骗了民众，”我说，“那么我认为您应该欢迎我的到来，因为我来就是要建议您调查我的生意。”

“这是你来的目的？”他问道。

“当然了，”我强调说，“如果不是如此，我干吗要来呢？如果我不想与您合作，在你采取第一步行动的时候，我就会请几位最好的律师来抵制您的调查。”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我会虚心听取你的建议，你有什么建议？”

“我将为你们提供一个机会，调查一下我是否有偿还能力，”我回答说，“政府现在最感兴趣的，不就是我是否有足够的钱偿还全部未偿还的债务吗？”

“你怎样证实这一点呢？”

“挑选一位能让所有官员都满意的审计员，让他来评估我的负债情况。”我解释道。

“你会让那位审计员检查你的账簿吗？”他继续问道。

“我会向他提供所有的一切账簿、文件、记录，只要能够评估我的负债情况，我随时配合。”我强调说。

“他怎么才能核实你有没有偿付能力呢？”他询问道。

“我会加入这次调查，”我回答说，“当我所有的债务核实清楚并公布之后，我会公布我所有的资产，这样你满意了吗？”

“好的，”他说，“但是，什么人负责挑选这位审计员呢？”

“你和其他官员，”我告诉他，“我不在乎审计员是谁，我只是想让他知道，这是一次所有官员都非常关注的调查，而不是某个人发起的单独的调查。”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问道。

“因为我和司法部长通过一次电话，我有理由相信，他想单独进行调查。”

“就我个人而言，”他说，“我同意进行一次联合调查。”

“美国助理检察官也是这么想的，”我说，“因此，除非司法部长赞成大多数人的意见，否则他就要倒霉了，仅此而已。”

就在这时，我感觉表明自己的态度，扰乱敌人计划的最佳时机到了。

“地方检察官阁下，”我说，“刚才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在调查期间继续发行票据，对一个审计员来说，评估我的负债情况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想是的，”他表示同意，“你可以停止发行债券吗？”

“我可以，”我承认说，“但我没有时间思考，这是不是一个对我有利的决定。不过，这个建议还是很吸引人，因为我有机会可以回击媒体对我的暗讽。我会这样做的。”

“你会停止发行票据？”他问，“什么时候？”

“马上就可以，”我回答他说，“我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当然了，”他说，“请便！”

我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我的秘书梅利小姐接通了电话。

“梅利小姐，”我命令她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停止接收投资者的钱，等待后续的通知。在办公室周围张贴几份通告。打电话或发电报通知各处的代理商和分代理商。不过，像往常一样，到期的票据要本息俱付，不到期的票据必须放弃利息。”

“庞兹先生，”在我放下电话之后，那位地方检察官对我说，“在你进入这间办公室之前，我错怪了你的意图。你的坦率让我深受感动，我相信你在做正确的事情，谢谢你配合我的工作，我向你保证，除非必要，我一定不会给你招惹任何麻烦。”

从他的办公室出来之后，我去拜访了美国联邦检察官，向他叙述了发生的事情，他好像对此非常满意。他说他会和地方检察官商议，然后告诉我审计员的事情。

我离开了美国助理检察官的办公室之后，才前往州议会所在地，司法部长在那里已经等了我至少三四个小时了。但在路上，我想到了要去办公室处理一些事情。我不再接受投资的消息散布出去之后，引发一场挤兑风潮。我发现好多投资者已经准备要撤回他们的投资了，只是警察没有在这里维持秩序，拥挤的人群也不像往常一样有秩序。我已经料想到，明天早上会有更多的人挤在公司门口。

我刚一走进办公室，就有职员告诉我说，值班的警察被招回去了。我打电话给警察局局长，但并没有找到他。最终，我通过电话联系上了负责人，他告诉我，之所以要撤回警察，是因为在私人办公楼门前维持秩序违背了法律的规定。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火冒三丈地对他说，“如果我在骗钱，比如说偷窃并犯下重罪，警察都可以为我提供保护。现在我遵纪守法，按照规定清偿债务，法律竟然拒绝为我提供保护！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过，我没有时间去麻烦你们了，你可以告诉你们局长，我不需要他手下的警察了，我会自己组建一支力量。”

在我说完这番话之后，已经撤离的警察一直希望我门前能够发生暴乱，这样他们就有理由请求政府允许他们介入，维持秩序。我不能确定这道命令究竟是谁下达的，但我知道，政治和金钱利益导致了这一命令的发布。我对他们非常失望。

我把办公室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才去拜访司法部长。

为了以防万一，我带了律师和我一同前往。我有一种直觉，等待我的绝对不是仅仅两个人的会谈。实际上，当进入司法部长的办公室后，我发现有六个人坐在一张长桌子旁，大概是助理和速记员之类的，唯一不在场的就是死刑执行员！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一群人当中，没有一个才智出众的人！

除了时间有点长之外，这次会谈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特别痛苦的体验。这次会议比其他会议都要长，因为我的听众好像天生愚钝，他们对事情的领会要比平常人慢得多。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不需要扯更多的谎来搪塞他们。其中一些人实在是可恶，这次会谈结束之后，他们还是对我的生意一无所知，就像这次会谈没进行一样。只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无知是福啊！

晚上，在回家的路上，我用了二三十分钟回想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掌控着局面，美国助理检察官已经指定一位著名的会计——埃德温·L.普莱德列出我的债务清单，地区检察官宣布他承认普莱德的调查结果。司法部长已经遭到了冷落，他不可能制造任何麻烦，因为两位地方检察官都站在我这一边，不管是在法庭上还是在公众面前，他都不可能获胜。

虽然我依然掌控着局面，但事实依旧是我没有足够的钱或资产清偿我的债务。虽然除了我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但好像全世界的人不久之后都会知道。除非……是的！除非我早上在自己的袖筒里面恰好藏有两张百搭牌。

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引起的这场挤兑风波其实对我很有利。即便是一天出款50万美元，我也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支撑两个星期。事实上，我每天好像只需要支出那个数额的一半，因此我还能支撑四周而不是两周。另外，如有必要，我还能变卖其他资产再支撑一周。但是，挤兑风潮最有利的一点是，由于那些胆小的投资者没有耐心等到他们的票据到期，所以我可以在不付利息的情况下赎回那些票据。每一次退还给他们本金，我就会节省50%的利息。

经过粗略的计算，我那时有1500万美元的债务，其中5000美元是利息。我所有的资产加起来大约有800万美元，也就是说我还有700万美元的缺口。不过因为那些未到期的票据，我只需要偿还本金，而不需要偿还利息，所以我用800万美元就能收回1200万美元的票据，我又减少了400万美元的债务。是的，我的确还有300万美元的债务，不过，第二张百搭牌能够解决这些债务。

第二张百搭牌就是汉诺威信托公司，那时，这家银行至少有500万美元的有价证券以及大量的流动资金，这些钱不属于我，属于这家银行，但我可以拿到它们。

现在，汉诺威信托公司位于华盛顿大街和瓦特大街的拐角处，美国检察官的办公室位于德文希尔大街和瓦特大街的拐角处，两者仅距离半个街区。我的计划是在检察官的办公室里和那位审计员对账，只要他一准备宣布我的负债情况，我就带着我所有的票据、银行账簿以及其他资产，不管是契约还是股票——来应对他的盘问。在前往检察官办公室的途中，我会在汉诺威信托公司稍作停留，从银行取走足够的有价证券和现金来弥补账目亏空。整个对账过程需要一个小时，我会将暂时取走应急的证券和现金放回原处，不会有人发现什么异样。

整个调查就会在那个时刻、那个地方完全停止，政府不得不证实，我是有偿付能力的。在取得这张官方认证的无罪证明书之后，我会重新开展我的业务。

26

哦，伙计，战斗还在继续！在胜负未分之际，不能妄下定论

第二天，又一件比较刺激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律师向法院申请了一纸禁令，这位律师代表的是我的一位投资人，这位投资人持有我公司发行的500美元的票据，不管是他还是他的要求都是不合理的。

我找遍了波士顿所有的债权人，即便我不得不付出10倍的代价，我也想尽快平息此事。不过，我没有找到他，也联系不上他的律师，所以我告诉我的一位律师萨姆·拜伦出庭，驳回这位投资人的请求。

同时，我开始打算雇用丹·科克利，我需要一个像他那样有才干的人来应付州议会的那帮人。

然而，雇用丹·科克利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一个政治错误。丹是一个互惠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一些政府官员非常讨厌丹，丹也不喜欢这些政府官员，在他们看来，这是相互的。我认为，这扰乱了我的正常规划，可以说，这让我进退两难，很难确定谁是恶魔。

当时我应该做的不是雇用丹，而是去州街上溜一圈，选择一个纯正的 “五月花”号的后裔作为我的律师。他必须是血统高贵的波美拉尼亚人或西班牙人，性情像丹麦猛犬或圣伯纳犬。那样的话我就能逍遥法外了，甚至还能带上几百万美元。我的一个同龄人就不像我这么傻，他为自己雇用了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律师，这可能花费了他不少钱，但没有像我一样失去自由。

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不是错误，即便这位学识渊博的人让我陷入了困境，但我一点也不遗憾雇用了他。能够结识他，和他成为朋友，我的一切经历也就值得了。他为我提供的建议是整个马萨诸塞州最好的建议，无人能出其右。看着他在工作中展现出敏锐的思维，能够和他并肩作战，对抗同一个机构，这个机构里的人都是些专业的海盗，他们获得尊敬仅仅因为他们掌握着权力。他们过着舒服的生活，仅仅因为他们甘于做金钱的奴隶。

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来处理那个投资人的事情，我依然在寻找他，但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寻找他的希望的时候，他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看起来心烦意乱并愤愤不平，他在波士顿报纸上的公告栏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但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宣称自己是被诱导才签下了那份请愿书。我冲进律师的办公室，要求那位投资人签署了一份宣誓书，不到一个小时，他的律师就撤销了那份请愿书。

相比其他挤兑风潮来说，这次挤兑一切都比较顺利，秩序也很井然，平均每小时要签发200张支票。普莱德忙着根据我提供给他的票据存根列出我的债务清单，外地的银行账户在逐渐减少，所有的钱都慢慢集中到汉诺威信托公司。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喜欢用汉诺威信托公司的支票来清偿投资人的票据，他们不得不去那家银行把支票兑现。其中的一些人就想在汉诺威信托公司开一个新的账户，然后把钱存在那里。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我从一个口袋中拿出去的钱又存到了另一个口袋。这种情况就是“我赢得了脑袋”，而“你丢掉了尾巴”。

波士顿一家报纸的本地新闻记者仍盯着我不放，依然追踪着我的行迹，只是比以前更小心，但一点也不比之前松懈。他从来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好像只有一阵大号铅弹才能阻止他，我真的希望他是一头“野兽”，而不是一位“美女”。就在那时，他的一位同行——地方财务小报的出版商分散了我的精力。在所有人中，他站出来辱骂我，这是我无法忍受的。

他突然在自己的小报上大肆报道我，甚至比给他朋友的版面还要多。他是一个善于开空头支票的人，当然了，他也没有放过我，在他的报纸上肆意攻击我，他唯一忘了做的一件事儿是雇用一个律师推敲他编写的内容，正因为如此，他把自己置于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境地，我向他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我上诉要求他赔偿500万美元，此外还申请扣押他的一切财产，包括他在附近的一个乳牛场，我把他的财产都冻结了，在扣押财产令下达后的那天早上，他的奶牛甚至都不产奶了。

当时，一切都好像死气沉沉，一封来自纽约的电报让事情有了一丝转机。这封电报上说，一个名叫约瑟夫·赫尔曼的人正在来波士顿的路上，他想和我谈一笔重要的生意。不久之后我就接到了一通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到了，我安排在帕克大厦和他见面。

这次会谈相当简短，他宣称自己是纽约和巴黎的大资本家派来的代表，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可以收购我的证券交易公司。我对他的建议没有什么反应，因为我不认为他说的是真的。但我还是详尽地和他谈论了这件事情，因为我想看看他在玩什么把戏。

“你了解证券交易公司的状况吗？”我问他。

“我也只了解报纸上报道的那些。”他回答我说。

“好吧，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我说，“这家公司的资产就是现金，所有的债务都以票据的形式出现，当我偿还完所有的票据，剩下的钱就是我的利润。此外，公司还有相当好的办公器具、附属装置、设备以及一份详尽的邮寄名单，你真的准备收购它吗？”

“是的，”他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好吧，那么，”我说，“我们就不必浪费精力计算这些办工器具、附属装置以及设备的钱了，我可以放在办公室里面赠送给你们。但是，我们必须商量一下，你肯为我们公司的邮寄名单和招牌支付多少钱？”

“我们会让你先说说你心仪的价钱，”他强调说，“我们将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他表现出出乎意料的乐观，我无法相信他的话，我感觉他在设计一个骗局。所以我说出了一个天价，想借此逼他亮出底牌。

“我想要1000万美元，”我告诉他说。

“这不是个小数目，”他说，“不过我们还是准备接受你的出价，我个人接受这个价钱。但我必须返回纽约和我的合伙人商量一下，后天我们会一同前来和你商量具体细节，你是否方便在后天上午9点到10点在科普利广场酒店与我们见面？”

“我会准时到那里的，”我说，“但是，我要求当场付现金，如果因为不必要的事情耽误了我的时间，这个价钱还要上涨。”

我们在约好的时间再次见面了，我们谈了将近两个小时，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资金，坊间一直流传，他们背后是美国的一个大银行家，我一直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传言，但我越来越怀疑他的目的，所以我对条款进行了变更。

“我不知道你们收购我的公司有什么目的，”我告诉他们，“我想你们可能想利用它增强自己企业的实力。我可以把这家公司卖给你们，放手让你们随意处理，之后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我应该担心的。但我认为，我在道德上应该为我的投资者和公众负责，我必须保护他们远离危险的投资。因此，我只能把这家公司卖给那些不会从事违法勾当的人。先生们，我对你们一无所知，即便我很熟悉你们，我也没有义务完全相信你们。如果你们能在你们的公司为我安排一个行政职位的话，我就把公司卖给你们。我不需要任何薪水，也不要分红，我只是想要你们提供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了解一下你们的目的，在我感到满意之后，我就会退出。”

“我们同意你的条件。”赫尔曼代表他自己和其他人说。

即便我设置了一个障碍，但那些人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但他们也没有打算当天就达成协议，所以建议择日再进行商议。

“我认为没有什么必要再进行会谈，”我强调说，“你们已经知道了我的条件，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让你们的律师起草一份正式的合同，由我来签字，我们可以在15分钟之内达成协议。你们什么时候准备好了达成协议，我就什么时候来见你们。在我同意和你们进一步会谈之前，希望你们能提供给我一张保付支票。现在我太忙了，不可能为诸如此类的会谈浪费时间。”

如果我有心利用他们，不在乎道德谴责的话，赫尔曼等人的来访应该能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但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我都没有因此而被人感激。当时，我的思维的确跑偏了频道，当海难发生的时候，其实我面前有好多救生器具，但我执着于自己疯狂的观念，没有伸手去抓这些救命稻草。

我很肯定自己是一个目光如豆的人，曾经有大大小小的政客围在我身边，他们主动向我示好，但我却都视而不见。

比如说，一天早上，曾有两位政客在早饭前来我的住所拜访我，其中一位是《纽约日报》的代表，我穿着睡衣在阳光充足的客厅里和他们见了面。

“庞兹先生，这是我们的证明文件，”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几封信，这些信中阐明了他们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关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领袖派我们前来，希望您能够为我们的竞选活动捐款。我们久仰您的大名，也听说了您的成功和慷慨，冒昧请求您资助我们。”

“你们可能进入了正确的教堂，”我告诉他说，“但你们好像坐错了座位。”

“为什么这么说？”他问道，“你难道不认为哈定将成为美国下届总统吗？”

“也许吧，”我说。“如果考克斯没有获得成功的话。”

“考克斯不可能成功，”他回答我说，“民主党注定要失败！”

“好吧，你希望我给你们多少钱？”我问道。

“您想捐多少都可以，”他回答说，“但我想，以您现在的地位，您的捐款怎么都不能少于1000美元吧。”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我回答他说，“从我这里获得1000美元完全没问题，你曾说过我很慷慨？”

“当然了，”他说，“您愿意捐多少就捐多少，您给我们的越多，我们就越高兴。”

“如果遂我的心意的话，我能捐的可不止1000美元。”我告诉他。

“我们洗耳恭听，”他说，“您想捐多少？”

“我想捐多少？”我重复了一下他的话，“整整100万美元。”

“100万美元？”他惊愕地问道。

“是的，”我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道，“先生，整整100万美元……来绞死整个共和党！”

“很明显，您的言辞暗示您对我们的党派有诸多不满。”他说。

“不满？千万不要这么说！”我回答他说，“当你在这里要求我为你们的党派捐款时，看看他们是怎么害我的，他们都是共和党人，当你们正在密谋害我的时候，我却拿出钱来资助你们在竞选中获得成功，你们当我是傻子吗？”

“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向我道歉。

“这次你知道了，然后，”我建议他说，“通知你的朋友，让他们停止那些卑鄙的勾当，然后再来和我提捐钱的事儿，处理好之前不要再来了！”

“我们一定看一下有什么能做的，”他回答我说，“我们是否能约个时间再见面？”

“我现在不会和你约什么时间，”我告诉他，“但如果你准备好了，可以和莱韦罗尼法官谈一谈，我会接受他的建议。”

我再一次冷落了共和党，这个在竞选中获胜的党派。我总是想方设法地进行错误的估计，我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投机者。

27

一些夸夸其谈的人为庞兹先生喝倒彩，他彻底失败了

挤兑风潮进行到第一周末尾的时候，我支出的钱就逐渐减少，每天只需要几千美元。我的投资者已经下定决心，手中的票据不到期的话，他们是不会兑现的，他们一定要赚到那50%的利息。波士顿一家报纸的编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他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事情，一个“银行家”竟然能经得住挤兑风潮，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然而，他依然没有放弃战斗，周末的时候他忙了整整两天，准备对我进行新的攻击，不仅如此，他还找到了一些盟军。其中有一个叫基亚拉蒙特的人，我和他是在蒙特利尔认识的，他告诉那位编辑，我曾在加拿大服过刑。

8月2日星期一早上，这份报纸在醒目的位置写了大大的标题——“庞兹先生无可救药地破产了”。这篇文章中包含许多不正确的内容，其中有一些简直是胡说八道！这对我来说是个严重的打击，如果我在这次攻击中全身而退，那简直是个奇迹。而且这篇报道还引发了多米诺骨牌反应，挤兑风潮又一次高涨起来，在接下来的两三天内，我支出了将近200万美元。

挤兑风潮并不是我唯一要应对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我被所有的人出卖。我的一位职员看到有机可乘，就趁乱大发其财。他用伪造的名字发行票据，然后成功地将票据的存根和其他存根混在一起。工作人员能做的就是拿着票据和存根比对，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是否收了这笔钱，因此我们只能支付，这些钱到底有多少，我并不知道确切数字，据我粗略计算，至少有25万美元。

除了他之外，我的其他职员也至少从我这里骗走了10万美元，方法很简单，对于已经支付的票据他们不在上面做记号，然后伙同同谋者再把这些票据拿出来兑现，对此我都有详细的记录。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自己或亲戚的投资，凭借修改票据上的日期，在票据到期很久之前，就连本带息支付了。

偷窃行为本身并不严重，还没有分散我对其他事情的注意力。我只是注意到，有人在掠夺我的财产。由于各种消耗，导致我的银行账户余额急剧减少，这才是最严重的事情。我的现金急剧减少，我想应该减少了500万美元，而挤兑风潮仍没有消退的意思。

第二个星期，我用大部分的时间来恢复投资者对我的信心，但是，到星期五的时候，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波士顿的报纸对我穷追不舍，再一次置我于险境。我有点不知所措，我充分意识到，这可能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那家报社已经派遣他们那里最有能力的人前往蒙特利尔。真相浮出水面只是时间问题。曝光是不可避免的，而曝光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肯定意味着我整个事业的崩溃。关于审计员普莱德对我的支付能力的调查，我还是很有信心能够在最后的摊牌中获得胜利，赢得政府和公众的信任，我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把曝光拖到摊牌之后，这一点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对前往蒙特利尔的那位记者的行踪了如指掌。我有办法和途径知道那家报社的编辑室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能够在这份报纸发行之前知道关于自己的新闻，但我需要的不仅如此。我想在报社做某件事情之前就得知消息，因为我不想让它引诱我招认一些对我不利的事实。在这些事情未经证实之前，或许还没有那么危险。当我知道报社已经证实了某件事情之后，我能够提前一步采取行动。不过，除非万不得已，我不想走那一步。

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通过拦截电报来获得那位记者的进展，包括他发来的电报和报社发给他的电报。他发给报社的电报，只要和庞兹先生有关，甚至在电报发到报社之前，副本已经到了我的手中。报社发给他的电报，在发给他的同时就发给了我。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不间断，甚至连报社的办公电话也已经被窃听。我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好吧，这我不能透露，因为涉及其他人，我唯一能说的是，我为每一封电报都支付了极高的价格，我甚至为此支付了100万美元，或者可能高于这个数目。

当这一切进行的时候，一位负责调查我的官员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他时常激怒我，就像一个恶魔一样不断地咒骂我。我办公室的人都非常厌恶他，我的一个助手——一个“害群之马”——决定让他“离开”。

这位助手通过和黑社会的联系，前往纽约找到了一名持枪歹徒。只要歹徒同意杀了那位官员，他就支付给他15000美元。不管是刺杀任何官员，这些钱也不少了。但对这名官员来说，他甚至不值那些送他去见阎王的钱。

当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之后，这名助手前来见我，一脸冷漠地告诉了我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想让我前去观看这次枪击。

“你到底认为我是什么人？”我急得差点蹦起来，“一个杀人犯？你认为我会支持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敢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这样做了，我会亲自把你送进警局！”

“但是那位枪手已经准备行动了，他想得到那笔钱。”他说。

“你给我惹了一个大乱子。”我告诉他。

“我以为我帮了你一个大忙。”他向我道歉。

“我不需要这样的帮忙！”我告诉他说，“如果那位官员阻碍了我，我自己会处理，我不必把他杀了，我可以花50万美元让他颜面尽失，这件事我来处理，现在，你把那个枪手找来见我。”

他找来的那位调停人在过去就是一名“黑帮暴徒”，他负责劝阻那位枪手，然后把他送回纽约。但他向我索要了4500美元才肯为我做这件事。我让他签了一张正规的收据，只是在上面胡乱写了一个日期，这是为了把事情掩盖过去。

在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看来，这是我生平最窝囊的一次投资。我为了救敌人的命支付了一大笔钱。即便那位官员知道了我为他做的一切，依然执着地追踪我。因为后来在一个场合，当他拽着我的衣领告诉我，我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时，我也不失时机地告诉了他，我为他做的一切。

然而，我一点儿也不后悔这次投资，我为他支付的价钱远远大于他对公众的价值。他的命45美分都嫌多。但是那毕竟是一条生命，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做这样的计算。

整个周末我都在寻找现金，我竟然又找到了50万美元，这简直难以置信，再加上股票和其他资产，总共又能凑100多万美元。

我想让银行把我的存款凭证变为现金，为此而到处奔波，甚至也去过纽约，但没有成功。大的银行都下令歇业，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工作。我想到了汤姆·劳森，他是唯一一个可能帮我的人，我去找过他，但他没有答应，或者他根本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我不知道哪一个说法是真的。

形势看起来一片黯淡，在那位审计员发布我的负债报告之前，我必须把所需要的钱准备好。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发布那份报告，他或许四五天就能准备好，或许还需要好几周的时间，我必须准备好下周一需要的钱，因为50万美元顶多撑过这个周末。

我和汉诺威信托公司的董事们商量兑现存款凭证的事情，他们建议我签发18张即期票据，每张8万美元，此外还有一张6万美元的票据。但我必须签署“假名”，用这家银行职员或其他人的名字都可以。随后，我必须把我的存款凭证放在汉诺威信托公司作为抵押，银行将为这些票据贴现，并把账记在我的名下，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8月9日星期一早上，我开始凭借这些票据支取款项，大约一共支取了45万美元，我不记得为什么这么多了。从我的账户上支取的钱可能很少，但一些外地的支票未经核实就兑现了。总而言之，根据存款凭证支取的45万美元在星期一就用完了。随后，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灾难从州街开始向外蔓延。银行经理下达命令，宣称这种交易违反了银行法，这种行为可能违反了法律，也可能没有，现在讨论这个已经毫无意义。我在那家银行有150万美元的存款，但是，那位银行经理拒绝我将其取出。毋庸置疑，如果这的确是法律规定的话，实在让我有点莫名其妙，如果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那位经理肯定搞错了。他要求我立刻将透支银行的钱补回来，否则……

我把最初的存款凭证变为三张小额的凭证，两张50万美元的，一张57000美元的，我成功地利用差额清偿了透支的款项。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已经顾不上合法与否了。

但我依然没有流动资金，与此同时，我又不能停止签发支票，我们在签发支票的同时，希望能够在他们将这些支票兑现之前，筹集到一些现金，但没有成功。我的几张支票已经被汉诺威信托公司拒绝支付了。我的几位投资人雇请了一位律师，这位律师在一周之前就想联合我的投资人对我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布我破产，现在他看到了机会，于是他向破产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一石激起千层浪，汉诺威信托公司马上拒绝支付我的所有支票，我所拥有的一切现在自动移交给美国法院。

一个本地新闻的记者在半夜偷偷进入我位于莱克星顿的住宅，我认为这再寻常不过了。他拿着一张从蒙特利尔来的电报在我面前晃了晃，但是不允许我看电报的内容。不过这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早已看到了这份电报的副本。他拿着那份报纸得意扬扬地告诉我，他已经掌握了我在加拿大的犯罪证据。他们明早就要披露这件事，想知道我还有什么要说的。

“是的，我有，”我告诉他，“你尽管去披露吧，但我保证，这将是你们发行的最后一份报纸。你心里很清楚，你根本不敢披露这件事。”

他没有披露这件事，也不能披露这件事。那个前往蒙特利尔的记者发电报告诉他，在他最后确定我和在蒙特利尔犯罪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之前，不要武断地披露这件事，他还要对比一下照片。因此我获得了一两天的缓冲期，但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报纸报道之前，最好由我自己来披露这件事，以便把这根刺拔出来。我派人去请乔·托伊，后来又找了《波士顿档案》的编辑，随后又和《波士顿旅行报》的本地新闻编辑交谈。我告诉他，如果他得到消息，报纸将要披露这个事情的话，我允许他首先报道这件事。他的确率先报道了这件事，大约是在8月11日。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证明自己有能力赚到钱来清偿债务，审计员普莱德马上就要披露我的债务报告了，我要为最终的摊牌做好一切准备。我动身去汉诺威信托公司，拿出一切我能用的资产，而且还安排暂时挪用汉诺威信托公司的资产。我用了一切能想到的办法，但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我得到消息说汉诺威信托公司的经理要宣布一些决定，我急忙跑到汉诺威银行，发现这个银行的董事都站在一位律师面前，这位律师告诉他们，银行经理决定关闭这家银行。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宣称银行现在的情况不是很理想。”他回答说。

“不是很好？”一位银行董事打断了他的话，“我们银行的情况从未这么好过，在过去两个月内，我们银行的存款翻了一番。”

“好吧，或许是这样，”那位律师无奈地说，“不过，银行经理坚持说银行的账面上有太多不良贷款。”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他错了，”我插嘴说，“这家银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不良贷款。”

“为什么？”这位律师问道。

“因为，”我回答说，“当我收购了这家银行的控制权之后，我曾和这家银行的董事召开过会议，告诉他们我将独自负责这家银行的贷款。我曾为这家银行签署了一份文件，授权这家银行的董事，只要被银行经理认定为不良贷款，就可以把这些贷款归入我的账户。”

“千真万确！”一名董事证实说，“我们见过那份文件，我们银行经理也知道这份文件。

“此外，”我继续说，“当我购买汉诺威信托公司的控制权时，那位银行经理告诉我，这家银行的情况非常理想，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银行现在的情况应该更好才对，你去州街告诉他们我说的话，提醒他们，我在这家银行还有100万美元存款，足以应付那些不良贷款。”

“我会去见他，”那位律师同意我的看法，“在听了你的话之后，我决定去和他们理论。”

说完他就走了，还不到半个小时又回来了。

“你见到他们了吗？”我问他。

“我见到了。”他回答我说。

“他们怎么说？”我问。

“他们没说什么，”那位律师说，“他们没什么好说的，他让我去见州长。”

“你去见州长了吗？”我进一步追问。

“我去了，”他强调说，“这是他们的原话，‘汉诺威信托公司必须关闭’。”

汉诺威信托公司在同一天歇业了，随后，他们通知了我。

8月12日早晨，我待在家里，现在我对一切都无能为力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发生，而且事情的确发生了。

首先到访的是赫尔曼，我接待了他。他向我展示了一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这张支票填写完之后交给我，这张支票是由纽约哈里曼国家银行开具的。一看到这张支票，我又燃起了希望。我问赫尔曼是否和这家银行联系过。

“没有，”赫尔曼回答说，“我没有和这家银行联系过，而且我们也不会因此改变决定。但事态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迟几天再决定是否收购你的公司。”

“哦，我明白了，”我用尽量镇静的语气对他说，但我的言下之意是，我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他的恐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待在一起聊了一会儿。

一会儿，电话铃响了。这通电话是美国联邦检察官打来的，他让我马上去他的办公室，因为普莱德已经准备公布他的调查报告了。我问赫尔曼能不能等一会儿，他说能，我立刻驱车前往检察官的办公室。

在美国检察官的办公室，我看到了美国地方检察官，审计员以及其他一两个人。

“庞兹先生，”美国地方检察官说，“审计员的报告显示，你的债务总额为700万美元，你是否准备好了足够的资产来清偿这些债务？”

“我的债务没有700万美元，”我回答说，“我甚至不相信，我的债务有这个数额的一半。“但是，你不是同意接受审计员公布的数字吗？”他提醒我说。

“是的，”我承认说，“我同意接受他的数字，那是因为当我准备接受时，我认为他审计出的数字至多比我预计的数字多25万美元。不管怎么样，既然我同意接受，那么我就应该履行这一协议。”

“你是否准备好了足够的资金？”地区检察官坚持问道。

“是的，我准备好了，”我回答说，“但我的总资产大约只有300万美元。”

“也就是说，你还有400万美元的缺口。”

“是的，”我妥协道，“根据审计员的数字，我肯定无法履行这一协议。”

“如果这样的话，很抱歉，庞兹先生，但我必须履行我的职责，”他宣称，“我必须逮捕你。”

一个美国警官走了进来。

“庞兹先生，”他说，“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你被捕了。”

“好的，警官，我现在是您的囚徒了。”我回答道，随后，我准备在他的押解下前往邮局，并准备安排保释。

我那不切实际的计划失败了，梦幻的泡影破灭了，我被击败了，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几百万美元、信誉、幸福，甚至我的自由，除了勇气之外，我失去了一切！我需要勇气活下去，迎接新的未来。毋庸置疑，我暂时失败了，但除非一个人甘于失败，否则他不会被击败。只要生活还有一点希望，我就不会甘心一直失败！就像那时候一样，现在依然如此！只要生活仍在继续，只要还有希望与勇气，一个人就不会被击败。虽然会遇到暂时的挫折，但永远不会被彻底打败，永远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