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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命运/（苏）格罗斯曼著；严永兴，郑海凌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

书名原文：ЖизньиСудьба

ISBN 978－7－5086－5348－8

Ⅰ.①生… Ⅱ.①格…②严…③郑… Ⅲ.长篇小说－苏联 Ⅳ.①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6562号

HOUSE OF DEBT by AtifMicun and Amir Sufi

CopyrightⒸ2014 by AtifMian and Amir Suf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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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命运

著者：[苏]瓦西里·格罗斯曼

译者：严永兴 郑海凌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生存与命运

[苏] 瓦西里·格罗斯 著

严永兴，郑海凌 译

中信出版社

世界的命运、历史的劫难、国家的愤怒、斗争的荣辱无法改变那些真正的人。无论等待他们的是劳动的荣光还是孤独、绝望和贫穷，是劳改营还是死刑，他们仍然像人一样地生，像人一样去死，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也死得不失人格。他们悲惨的、永恒的、人性的胜利正在于此，他们以此战胜这世界上过去和将来的，已经来临和即将逝去的，宏伟而非人的一切。

——瓦西里·格罗斯曼

译者序 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严永兴

一

今天，当一个新世纪来临之际，回首二十世纪，人们不禁赞叹：那是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纪。但是，不能忘记，二十世纪亦是灾魔肆虐、战火频仍的世纪。

半个多世纪前一场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战争，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令全世界生灵涂炭，社稷丘墟。但经受巨大创伤和苦难的世界各国人民，不屈不挠，奋起抗击，经历上千个日日夜夜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史学家们为我们记录了这一功彪青史、名垂千古的不朽业绩，文学家们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动人故事。

一如十九世纪拿破仑的一场侵俄战争，使托尔斯泰日后创作出不朽名著《战争与和平》，二十世纪的一场卫国战争，亦使托尔斯泰的后人们在反法西斯战争这片混合着爱与恨、血与泪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战争题材作品，引起千万读者心灵上的强烈震颤和共鸣，亦造就了苏联战争文学的辉煌。

二战后苏联战争文学的辉煌，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这场长达1481天、牺牲2700万人的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痛，英勇战斗、为国捐躯的业绩，同仇敌忾战胜法西斯的胜利喜悦，苏联每个家庭都曾经历过，都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原野犹应厌膏血，风云长遣动心魂”。一部优秀之作足以打开他们的心扉，引起强烈的共鸣。

对作家们来说，四年的战争，残酷血腥而富悲壮正义，征战乱离更添酣歌芳菲，这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战争使人置身于极端恶劣的环境，去经受生与死、灵与肉的严酷考验。战争中有统帅、英雄、勇士，亦会有暴君、庸官、懦夫、逃兵和叛徒。战争中既有平凡枯燥的日常生活，也有最广阔的舞台，最雄壮的场面和最富智慧的军事谋略、外交斗争、谍海风云。因此，作家若能恰当把握战争中的各种细节、事件和人物，若能将战争与和平、人性与兽性、宽容与暴戾、爱与恨、生与死、善与恶等诸如此类的永恒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便可以落笔惊风雷，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催人泪下，发人深省。

不过，苏联作家中，除了庸才和天才，还有一种不安分者，他们除了追求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寻求新的艺术视角，探索与内容相适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外，还想去挖掘人在战争中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力量，去探索战争本身所包含的道德内涵和人道主义力量。说白了，就是去做本该由文艺学家、哲学家、军事家、战争史家来做的事情：探索人面对屠杀和死亡时的复杂心理，探讨战争初期苏军一溃千里的社会历史原因，追究谁该承担战争失利的责任，以及非英雄化、极权主义、社会主义的未来道路等严肃而敏感的政治问题。

但是，他们似乎忘了，在苏联，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文艺作品固然离不开政治，然而有时却是必须退避三舍的。否则，突然不知哪句话讲错了，或者什么地方有违政策，立刻就会被一群批评家甚或意识形态的主管按倒在地，打得皮开肉绽。显然，战争题材的作品在官方眼里，不单是文艺作品，更是弘扬军事爱国主义、以英雄人物教育下一代、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武器。因此，表面上看，战争文学像是一艘豪华巨轮，可掌舵的并非文人。战争文学不能自由自在游弋在辽阔的文学海洋，而是被迫驶入一条狭窄的航道。它亦像一棵碧绿葱茏的参天大树，不过常常会有园丁来给它修枝，东修西剪，修剪得那些不安分者没了脾气，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行荆棘。但亦有“修”成正果者，他们不追慕虚名浮利，对时髦不趋之若鹜，不看别人的脸色，甚至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以自己的文化意识和独立人格写作，用思辨剖析战争，以理性面对政治，将文学看作人学，终于成就超凡脱俗的战争名篇，觅得生命、人道、人性的真谛。格罗斯曼的巨著《生存与命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在中国几乎是个陌生的名字，他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只小四岁，名气却比奥氏小多了。不过论才气和作品的艺术水平、思想深度，格罗斯曼则不知要高出几许。

格罗斯曼1905年生于受犹太文化影响极深的乌克兰的别尔季切夫，母亲为犹太人。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后他在著名的顿巴斯矿区任工程师。1932年他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格柳卡乌夫》寄给高尔基，征求大师意见，很快便收到高尔基的回信。高尔基指出，他必须克服描写顿巴斯矿工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自然主义，删除多余的情节，更合理地组织素材。格罗斯曼似乎茅塞顿开，花费一年工夫进行修改，1934年这部中篇小说在《文学顿巴斯》上发表。同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别尔季切夫城》在《文学报》上发表，高尔基读到后，邀他见面。格罗斯曼回忆道，这次会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今后的生活道路。

无独有偶，瘫痪在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亦于1932年至1934年发表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人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同时起步，一个经高尔基点拨，一个由编辑加工润色，但格罗斯曼刚刚起步，奥氏已经在飞跃了。

格罗斯曼急起直追，一连发表了几部短篇小说集《幸福》（1935）、《四天》（1936）、《短篇集》（1937）和中篇《厨娘》（1937），可依然是名文坛小卒。四卷集长篇小说《斯捷潘·科尔丘金》（1937——1940）才使他一举成名，跻身文坛。这部作品描写青年工人斯捷潘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过程，但这种题材和手法的作品，当时在苏联多如牛毛，算不得上品。

卫国战争期间，作为《红星报》军事记者的格罗斯曼一直活跃于前线，写了《主突方向》《特雷布林的地狱》等名篇。中篇《人民是不朽的》1942年发表在《红星报》上，成为苏联战争文学的经典作品。从卫国战争到战后初期，苏联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讴歌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精神。这些作品无疑极大鼓舞了在战争中殊死搏斗、保卫祖国和战后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的苏联军民。包括《人民是不朽的》在内，这一时期战争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对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英雄主义的张扬，充满万众一心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坚定信念和阳刚之气。这体现了面对灭绝人性的凶恶敌人和国破家亡的严峻局面，作为文学家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政治、军事、社会复杂背景下文艺政策使然。谁也不会在这种时刻写离经叛道的作品，只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毛头小伙，才会不知深浅从前线给友人写信，暗骂斯大林，使自己受缧绁之苦。

1943年，格罗斯曼开始构思并创作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长篇小说，第一部《为了正义的事业》于1952年在《新世界》第四期上发表。这部作品历时九年完成。这期间世事剧变，战争文学亦不例外。如果说，二十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初的战争文学，单凭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便能满足浴血奋战、获得解放并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大众的情感共鸣和时代需要的话，那么此时的读者已经开始了对战争的反思，他们要求了解战争的真实、人民所受苦难的真实、人类心灵所受创伤的真实。也就是说，要求作家讲真话，写真实。因为唯有在真实平凡中，才能发现深邃哲理。他们活下来了，不是因为有太多的欢乐，而是因为有许多苦难，这些苦难在他们的挣扎下，都过去了，且从记忆中升华，成为面对未来的泰然和企盼。

九年磨一剑的格罗斯曼，敏锐地感受到了读者的这种心态和需要，在《为了正义的事业》中，他展示了惊心动魄的斯大林格勒车站防御战，一个营的战士血战到最后，无人动摇退却，无人生还。作品还描写了希特勒空军对斯大林格勒疯狂的八月轰炸和保卫城市的红军战士、工人民兵、全体居民的坚韧不拔与悲惨命运。作品一经发表，好评如潮。同年七月，乌克兰诗人巴让去信，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创作了这样一部富有人性、思想深邃、不说恭维话的作品。1953年初，一位列宁格勒读者给他写信说，最近十年没有一部作品能像《为了正义的事业》那样深深打动她的心。但对格罗斯曼的批判亦接踵而至，1953年2月13日，评论家布宾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小说“除了几个章节外，完全是失败的”、“苏维埃人的形象在长篇中是苍白的、顺从的、没有特色的”、“作者力图证明，是平凡的人们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缺乏对这次胜利的组织者——党的评价”。

同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后的第十九天，苏联作协理事会举行会议，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在题为“作家协会工作的某些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格罗斯曼的《为了正义的事业》宣扬“善恶循环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和“无冲突论”。1954年，作品出版时，格罗斯曼不得不进行了大量修改，但依旧难逃厄运。1956年以后，他的作品不准出版和再版，一个名声并非十分响当当的作家，从此淡出江湖。要不是政治上的际遇，也许，他真的会永远在文坛上销声匿迹。

三

苏联的文化机制非常奇特，一方面愿意颂扬一些人的声誉，哪怕其作品虚假苍白得令人咋舌，另一方面也把一些作家视为异类，打入另册，贬损之，批判之。摇旗呐喊式的颂扬和狂风暴雨般的贬损，都源于一个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某些人卑劣狡黠、趋炎附势的心态，与正常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遭此劫难的不止格罗斯曼一人，然而他既不愿从此搁笔、停止创作，也不愿改弦更张、随波逐流，等待他的只能是更悲惨的结局。

四年的残酷战争，母亲及其他亲属在战争中遭受悲惨命运，战后辛勤笔耕却遭贬损封杀，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是最痛苦的，格罗斯曼陷入精神上深深的孤独无助之中。但亦正是这难言的孤寂，使他能彻底洗涤人生的喧闹与浮名，去与长眠地下的亲人和战友对话，探寻真理，挖掘历史、战争、生存和命运中深层次的蕴藉。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对个人迷信的揭露，使苏联文学开始“解冻”气候，亦使格罗斯曼那颗冰冷孤寂的心充满希望和新的活力，他下定决心，要再次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他重新形成的历史哲学观。因此，虽然他着手创作的《生存与命运》是两部曲的第二部，虽然作品的情节线索依然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主线，虽然《为了正义的事业》的主人公除了为国捐躯者，不少人物仍在小说世界中继续生活和战斗，受着生存与命运的煎熬和拨弄，但作品从构思、观念、手法到整体的思想艺术水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完成了一次飞跃，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果说，作家在《为了正义的事业中》所要表达的最高思想，是为正义而战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那么在《生存与命运》中，一切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深邃得多。作家已经不是单纯地描写历史事件，描写人物的生活和命运，而是在对现实生活和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根本现象的叙述之中处处绽放着自己的思想之光，以及自己对社会、战争、民族、人类命运的独特见解之光。

1953年至1961年，格罗斯曼在孤独苦寂中，用这八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七十余万字的巨著。四周万籁俱寂，身边除了一堆倾注了他全部才华和心血的厚厚的文稿，连个朋友也没有。他轻轻吁口气，苦涩地摇了摇头，闭上疲惫的双眸。他不知道，明天到编辑部，他的《生存与命运》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他更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部日后将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经典之作，他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伤痕累累的文化突围。

第二天，他惴惴不安地来到《旗》杂志编辑部，把沉甸甸的手稿交给接待他的编辑，接着便是战战兢兢的等待。他何曾料到，即使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即使是在许多“出格”作品纷纷破土而出的“解冻”气候条件下，编辑部的编辑、主编们，读了他的《生存与命运》，还是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唯恐受到牵连和指控，急忙将全部手稿交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令苏联人谈虎色变的克格勃。格罗斯曼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克格勃官员的搜查，所有与书稿有关的东西，甚至包括打印纸和打印色带均被收缴，他的书也再次被禁。

格罗斯曼又一次惊呆了，他的心再次战栗不已，平日里才华横溢、文辞滔滔的大作家，面对陌生而权重的政府系统，变得笨拙而毫无防护能力，无法调动他的言辞，做像样的辩驳。直至后来我们才得知，格罗斯曼一病不起，他在病中给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哆哆嗦嗦写了一封信，试图拿点儿正当理由顶顶嘴：

为何要封禁我这部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能满足苏维埃人精神需求的书，这部没有谎言和诬蔑，只有真理、痛苦和对人们的爱的书？为何要对我这部书稿采取行政暴力手段加以没收，并将它当作一个杀人犯那样予以关押？……倘若我这部书满纸谎言，那就让想读到它的人们，让我三十年来为之创作的苏联读者来评判吧，让他们来说说，在我的书中，有的是真理还是谎言吧。但是，读者被剥夺了用世界上最严正的法庭（我指的是心灵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来评判我和我的著作的可能性。过去和现在我都希望有这样一种法庭。

（《文学问题》1988年第十期，第28页）

上诉书似泥牛入海，格罗斯曼本应该想到的，但是他在《生存与命运》上实在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他对赫鲁晓夫实在抱有太大的希望。面壁八年，他在淡泊和灭寂中使自己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升华，亦使自己有了一份不理会别人颐指气使的勇气和从容，他甚至敢于在自己的书中指出，苏联人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抗击法西斯，并非为了斯大林，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民族，为了战后能有更大的自由、更美好的生活。既然如此，那他还怕什么？在苏联，在俄罗斯，有许多文人决不怕为真理、为百姓而捐躯，但他们却怕出不了书。格罗斯曼未遭逮捕，他也不怕被逮捕，却在诚惶诚恐、揪心地等待赫鲁晓夫的批复中度日如年。1964年，他因癌症在莫斯科溘然长逝，留下了遭禁的作品和永久的遗恨。

亦有消息说，格罗斯曼生前已经得知他作品的命运。据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忆录透露，赫鲁晓夫当时要么没有阅过格罗斯曼的来信，要么没有弄清它的实质，总之，没有给格氏回信。但他透露，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曾接见过格罗斯曼，并声称：“别再想那部长篇小说，二百年后也许可能出版它。”

另据苏联《文学报》1988年7月6日报道，著名作家巴克拉诺夫在第十九届全苏党代会上的发言透露，苏斯洛夫曾表示，“《生存与命运》这部长篇小说二百年后也不可能出版”。两人的说法不完全相同，但意思是明确的，即掌握生杀大权的重要官员实际上宣判了作品的无期徒刑。不过历史跟苏斯洛夫开了个极大的玩笑，不到二十年，《生存与命运》便于1980年在瑞士出版了俄文本。1982年，苏斯洛夫本人未能摆脱自然规律，撒手人寰。1984年作品被译成德文，1986年英文版在美国发行，所到之处，都引起轰动和强烈反响。英文版译者罗伯特·钱德勒在“前言”中称：“这是本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沃尔夫·贝克尔在1984年12月3日的《明镜周刊》上撰文说，“作品令人感动”。格罗斯曼“那种无畏的勇敢精神值得钦佩”。罗德纳·欣利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1986年3月9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生存与命运》的成功在于作家对“重大主题的高度严肃性和他那令人信服的对历史、道德和政治的思考”。

1988年，《生存与命运》漂泊二十余年之后终于回到了它的祖国，同苏联读者见面。作品刚在《十月》杂志第一期上刊出第一部分，就引起轰动和读者的强烈兴趣，人们迫不及待地等待刊登它的下一期杂志。作品共分四期连载，每期印数近三十万册，均不到两天便被抢购一空，买不到杂志者只得复印或手抄，真可谓“洛阳纸贵，万流景仰”了。读者纷纷给报刊写信，赞誉这部令人“潸然泪下”又“激动万分”的巨著，称它是这些年来读到的“最为出色的作品”。图拉市一位领退休金的老者给《文学报》写信说：“我记得，当时我怎样读完了格罗斯曼的长篇《为了正义的事业》，怎样等待着它的续篇……幸运的是，我等到了，可令人痛苦的是，为此竟需要三十余年的时间。”（《文学报》1988年第九期）

一场政治旋涡使格罗斯曼沉入了海底，戈尔巴乔夫的一场不成功的政治改革又使他浮上水面。是金子总会发光。历史是公正的，真正的艺术是埋没不了的。

四

生前冷落，死备哀荣，对笔耕终生、孜孜以求真理和理想的文学家来说，这种截然相反大起大落的命运在苏联并不罕见。倒是文艺学界和评论界对《生存与命运》的评价之高，令人侧目。不妨引鲍恰罗夫与阿纳尼耶夫的两段评论。

鲍恰罗夫1922年生，莫斯科大学教授，著述甚丰，有关苏联文学的研究和评论专著近二十部，1973年更因一部《人与战争·战后军事散文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闻名遐迩。此次他为《生存与命运》撰写了几万字的后记，并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他说：

我们的评论家们经常叹息，哪儿有类似《战争与和平》，描写1941年至1945年战争的史诗作品？《生存与命运》以及它那强有力的历史哲学观点，就是这种规模的作品。

（《十月》1988年第一期，第129页）

阿纳尼耶夫1925年生，著名战争题材作家，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十月》杂志主编，他撰文道：

格罗斯曼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家，《生存与命运》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作。

（《文学报》1988年8月24日）

可见，学界对格罗斯曼和《生存与命运》的评价异乎寻常之高。当然，这里所引只是几段结论性的意见，评论家们自有他们对作品的详细阐述，无须笔者赘述。

当年，初读《生存与命运》，我就曾被作者大胆的思想、犀利的笔触、主人公们催人泪下的悲惨命运和作品史诗般的规模所震撼。作为研究苏联文学现状的学者，我曾读过大量新出版的，甚或“回归”的苏联文学作品，但没有一部作品能如《生存与命运》具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具有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规模。激动之余，我迫不及待欲将格氏的这部作品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但由于某个环节上的疏漏，未能将本人在清样上对译文所做的详细校订予以勘正，以致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十年后，译林出版社购得此书的版权再版，给了我一个“改正错讹”的机会。

同样，这些年来风云际会的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和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获益匪浅，也明白了许多道理，回过头来，再重读《生存与命运》，那感受和体会，真可谓“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年，作品之所以在它的本土苏联引起轰动和巨大反响，首先因为它是一部“禁书”。是一部被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判处过“死刑”的作品。如今，斯人已逝，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他的名字亦早被忘诸脑后，但广大读者，就是要看看当年被他“枪毙”的这部书究竟写了些什么，会让他如此暴跳如雷。

这也许就是逆反心理。但是，读完全书他们才发现，原来书中充满强烈的反思意识，格罗斯曼对历史，对历史事件，对战争，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对千百万人的命运和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缘由进行了深刻反思，大胆而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这些见解和看法并不是作家在当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情况下才提出来的。于是乎，作家非同凡响的历史哲学观点，他那正直的作家良心和勇气，他完成作品后的不幸遭遇，都激发起读者对他的崇敬之情和对长篇的“狂热”兴趣。

实际上，光有这两条还远远不够，它依旧可能如夜空中的焰火，五彩缤纷，轰动一时，随即烟消云散，无法光耀人间，无法在俄罗斯广袤大地上长存和平文明的火种。只有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优秀的文艺作品，才能让历史成为一面镜子，才能让道德价值在文化中积淀，才能让人民产生凝聚力去争取和平、追求更美好的明天。

那么，格罗斯曼如何呢？他能不能将1941年至1945年的那场战争，写成类似《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作品？可以说，他做到了。《生存与命运》是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结构宏大，线索细腻，人物丰富，气势恢宏，具有真正的史诗规模，“最接近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坚持的俄罗斯史诗传统”（鲍恰罗夫），堪称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五

本书的基本情节框架，是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一场九十天的保卫战和一百小时的大反攻，悲惨壮烈，艰苦卓绝，使不可一世的希特勒保卢斯兵团，从疯狂进攻，到被迫防御，最终全军覆没，成为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

在这场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战争面前，敌我双方，与其说是兵力、武器、装备的较量，不如说是人心、士气、精神的较量。作品充分显示了苏联人民在这场反对法西斯暴力和奴役的生死之战中，表现出的英勇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种气概和精神是胜利的源泉，每位战争题材作家必得大书特书，格罗斯曼自然也不例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是人人都懂得的。但是，在为谁而战的问题上，过去战争小说中常见的那种苏军将士振臂高呼“为斯大林而战”。冲向敌阵的场面，在《生存与命运》中却荡然无存。九十天的巷战，在斯大林格勒的街垒上杀得天昏地暗。一座孤楼，四面被围，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坚守孤楼的是一支“杂牌军”。有上了年纪的工人民兵，有突出重围的散兵游勇，有刚毕业的军校学生。领队的是个上尉，但大伙儿都叫他“楼长”。这里管理松懈，没有上下级的尊卑，不做战斗动员，不记战斗日志，不向上级汇报，吃的是烂土豆，喝的是锅炉水。他们都曾经历过种种悲惨命运，带着生活的创伤，心里却装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憧憬，默默忍受着死亡的威胁，打退德军一次又一次的突袭，最后在总攻开始时，被疯狂突围的德军坦克和重炮连人带楼一起摧毁。幸免于难的只有一老两少和一个侦察员。“楼长”在总攻前夕，以战时不合时宜地谈情说爱为由，命令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通过新挖的地道去团部接受处分。老民兵想念这对青年，“楼长”同意他去探望并让他跟侦察员一起去，实则让他们走出了死亡。

在托尔斯泰看来，拿破仑就是战争，而俄国士兵则是和平。在格罗斯曼看来，希特勒是战争，千百万普通苏军战士是和平，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战争的反对者和拯救祖国及俄罗斯民族的中流砥柱。而他们的精神支柱，不是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战斗条令、行政命令等社会性的行为模式，恰恰是最不显眼最平凡不过的人的情感与品德，是父母兄弟子女间的亲情，是纯真的友谊和爱情，是正义感，是爱国心，是良善，是乐于助人和勇于献身。他还相信，这一切似乎不是任何经济体制、政治理论、社会变革、宗教信仰所能替代的。某种程度上，这恰恰与托尔斯泰的思想不谋而合。

从前方到后方，从斯大林格勒到莫斯科，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到卢布扬卡监狱，从乌克兰农舍到喀山，凡是有人的地方，格罗斯曼都在演绎一段段动人心扉的故事。

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老厂长，将一批批工人疏散到后方，自己却日夜守卫着被炸得只剩下一堆断垣残壁、废铜烂铁的厂房，始终在地下室里与女儿为伴。女儿已有身孕，但就是不愿撤离，天天冒着危险上大路口，望穿秋水等待她朝思暮想的孩子的父亲，而她的伴侣早已在空战中阵亡。

战前与妻子离异的营政委克雷莫夫，在斯大林格勒身受重伤，转入后方后却遭逮捕，原因是战争初期他曾在乌克兰森林和白俄罗斯沼泽地奇迹般率领部分战士突出德军重围生还。前妻得知消息后义无反顾、不怕牵连，赶到卢布扬卡监狱探望他。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复杂，夫妻不和，可以离异，但当一方受到冤屈，身陷囹圄时，另一方却忙不迭地去看他，想分担他的痛苦，在常人眼里岂非不可思议。

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女军医，人到中年，依然单身，在前线负重伤被俘，送往纳粹集中营，一路上呵护一个素不相识、孤苦伶仃的犹太男孩。毒气室里，两人相互拥抱，虽几度被惊慌的人流冲散，但最终小男孩还是得以在女军医的怀中安然死去。弥留之际，她感到无比幸福，因为她终于当上了母亲。灾难，对常人来说也许只是灾难，但对女军医来说就不一样，在孩子面前，她像慈母般安详。那甜丝丝的杀人毒气终究无法阻止她去寻求生命的底蕴。

这样的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远非我的一支秃笔所写的那样简略、粗粝。但是，我们即将看到，作者对善和恶有着超乎常人的深刻理解，他说：

人的历史不是一场善极力战胜恶的大战，人的历史是一场强大的恶极力把人性的种子碾成齑粉的大战。但如果今天人性没有被扼杀，那么恶已经不能取胜。

是的，在人类历史上，恶常常显得十分强大，相比之下善总是那么纤弱。血流成河也好，生灵涂炭也罢，最终失败的总归是恶，因为它太过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人性的力量，人的情感和品德的力量。而恰恰是这些亘古不变的因素的存在，恰恰是人类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人类的历史才得以延续，社会才得以进步和发展。

六

格罗斯曼不是从斯大林格勒城里的激烈战斗，而是从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的腥风血雨开始他的《生存与命运》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最黑暗的一章，希特勒法西斯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世界变成了人类的大屠宰场。军用列车昼夜不停开往死亡营和集中营，大批大批的战俘、犹太人和老弱妇孺被驱赶进一座座欧洲的新城市，那里有自己的街巷、广场、棚屋，有自己的市场、工厂、火葬场、焚尸炉和毒气室。作者写道：与这些集中营相比，与焚尸炉上方令人触目惊心的深红色反光相比，那些局促地坐落在城郊的古老监狱显得多么幼稚，甚至带点温和而淳朴的味道。

格罗斯曼以颤抖的手，写下了法西斯灭绝人性、令人发指的种种暴行和主人公们悲惨痛苦的命运，真可谓“满纸伤心泪”。但是，更令他心痛的，是在集中营的审讯室里，纳粹小头目居然大言不惭，将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称为“同类”。面对纳粹分子恶毒之极的攻心，老布尔什维克却显得理屈词穷，一度惶惑。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纳粹分子道出了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有相似之处。

借纳粹之口，提出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格罗斯曼的胆子也忒大了点。但关注民众和社会，关注他们的生存与命运，热爱生活与艺术，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为人生而追求艺术，不怕流放，不怕掉脑袋，这恰恰是俄罗斯优秀作家的优良传统和独立人格的表现。借用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中郭靖的一句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么，为国为民，亦当是作家之大者。问题是，有没有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如没有，那格罗斯曼的麻烦就大了。

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格罗斯曼的《生存与命运》没有咄咄逼人的霸气。他仿佛站在历史的巅峰俯瞰人类的命运，认为革命和战争铸就了二十世纪前半期的辉煌与沉重。希特勒的暴虐和独裁阻碍人类的进步，摧毁世界的和平。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率领苏军将士和苏联人民浴血奋战，正是为了粉碎纳粹的暴虐和奴役，保卫家园，维护世界和平。但是，他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曾滥杀无辜，消灭富农，清除政敌，进行党内大清洗和镇压异己。广袤的冻土带、极寒地带和西伯利亚边陲，布满大大小小的劳改营，关押着千百万刑事犯和政治犯。这是不争的事实。

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在《生存与命运》中虽没有被大书特书，仅寥寥数笔而已，但作家还是揭示了他战争期间的复杂心态。当斯大林格勒战役转入反攻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紧张地等待着前线的报告。他注视着沉默不语的电话机，想到战争初期他曾产生过一种可怕的感觉：很可能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将会是他的对手希特勒，那时失败者和胜利者都将受到人民的惩罚和历史的审判。但是，当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他报告斯大林格勒胜利的消息时，他半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因为，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清楚，这不仅是他对敌人的胜利，而且是他对过去的胜利。作为胜利者，他是不受审判的。格罗斯曼认为，这恰恰就是苏联社会和人民的命运悲剧之所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为斯大林过去的错误和失误、为他的极权和个人崇拜，找到了最好的挡箭牌。

格罗斯曼在作品中，既肯定卫国战争的正义性，也不怀疑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这是战争胜利的保证。但令他痛苦的是，难道为了崇高的目的，就可以采取残酷手段吗？胜利者就真的不受审判吗？当功过集于一人之身，就能以军事上的功绩掩盖或取代政治上的过错吗？作者没有直截了当做出回答，而是调动艺术手段，通过各色人物的生活与命运，通过他们的回忆与争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道德批判，并将作家本人对历史的评价和思维渗入到各色人物的意识中，最终让历史和读者来评判。

七

格罗斯曼一改以往战争题材小说人物与情节单线发展的特点，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他小说世界的中轴，创造了一个宏大而又自然的史诗般艺术结构，展现出更为广阔的画面。他通过众多人物战前和战时的悲惨命运，通过他们的对话、争论、活动和遭遇，揭示人们对无所不在的怀疑与告密、肆意逮捕与审讯的恐惧，对农业集体化、大清洗、劳改营的反感，表达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对战争胜利和战后幸福生活的憧憬。

在格罗斯曼看来，暴力和极权都是可憎可怖的。他描写一列车一列车的犹太人和战俘被希特勒死亡营中的毒气室所吞噬，“成千上万人排着长队等待处死，母亲们还预先为孩子们准备了面包和水”。他们在鼓乐声中默默走向毒气室，留下自己所有的首饰细软，脱下自己的破衣烂衫，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他亦描写斯大林曾发起过一场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的运动，发起过一场捕杀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运动。“成千上万无罪的人，预感到将要被捕，事先打点好行装，同亲人们告别，走进了他们亲自建造和守卫过的集中营。”格罗斯曼问，这说明了什么？他认为，“这种绝对服从说明了影响人们的新的恐怖力量。极权主义的社会制度的超暴力，使整个大陆上的人们麻木不仁”。

格罗斯曼还认为，除了群众性的绝对服从，超暴力亦造就了一群“小人”。他们不是英雄豪杰，也非罪魁祸首，他们的文化水平、社会地位、智商阅历均各不相同。但他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他们心狠手辣、阴险狡诈，他们欺上瞒下、诬陷告密，他们如一股四处弥漫又了无痕迹的腐蚀之气、毒气、芥子气，令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由于他们的存在，原本需要动用百万军队看管的集中营被整治得井井有序、服服帖帖，千百万人丧生于各种残酷的刑罚和杀戮之下；英勇善战，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坦克军军长受到诬告而被解职；突破重围、坚持战斗的指挥官遭逮捕；在理论核物理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的核物理学家，其理论被当作异端邪说遭贬责和批判；为了夺取集中营地下组织的领导权，有人不惜将自己的同胞送上断头台……

格罗斯曼很痛苦。从动物进化成人，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可为何由人退化为动物，却只需短短几年，甚或几天，而且比动物更凶残。战争与暴力何时才能不再与人类为伴？和平与人道何时才能降临地球的每个角落？

格罗斯曼痛恨一切类似动物本性的残暴、残虐和残忍，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善与爱、自由与幸福。他的笔在二战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空间中驰骋，揭示人们生存与命运的痛苦现实，他的思想亦在这现实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中纵横驰骋，探讨和寄托自己沉重的思考。

在希特勒集中营的一个棚屋里，关押着来自不同国度、有着不同身份和经历的囚犯。其中有西班牙士兵、意大利神父、孟什维克老头、美国上校、托尔斯泰主义者、老布尔什维克、苏联将军、炮兵少校和旅级政委。面对暴力和死亡，他们不分上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但在共同遭遇和命运面前，他们的表现却各不相同。在一场有关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的激烈争论中，托尔斯泰主义者、瘦骨嶙峋的沙皇时代遗老受到同胞的痛斥，被称为“不切实际的人道主义者”和“毫无意义的善的宣扬者”。因为他居然宣称，真正意义上的善，并不存在于传教士和先知们的布道中，不存在于伟大的社会学家、哲学家、领袖们的学说中。因为在这些杰出人物高举的“善”的旗帜下，人类历史充满血腥和残暴。真正意义上的善是普通百姓在自己心中怀有的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人人对他嗤之以鼻。但是，当全体囚犯被押送到建筑营地，修建令人毛骨悚然的毒气室时，抵死不从、被当场枪毙的，竟然就是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白发老人。难友们震惊了，正统的老布尔什维克震惊了，他们从“善的宣扬者”身上发现了弥足珍贵的东西。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收听广播，编写传单，偷盗武器。战后，在盖世太保档案室里，发现了该集中营地下抵抗组织的名单，他们经审讯后，被集体枪决，名单中亦包括那位因争夺领导权未果而出卖自己同胞的奸细。

物理学家斯特拉姆随同研究所疏散，从莫斯科来到喀山，他的研究工作毫无进展，晚上他不待在家里，却喜欢上熟人和同事家里下棋听音乐，而更多的是聊天。他们聊的经常是战前谁都噤若寒蝉的话题。但妻子不愿意，儿子已经在前线牺牲，她的哥哥1937年因将斯大林的姓打错了一个字母，至今还在劳改营服苦役，因此叮嘱他千万不要乱说，不要毁了自己，毁了妻子和孩子。每次交谈后，斯特拉姆既兴奋不已，又惊恐万状，觉得逮捕、流放甚或枪决的厄运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怀着这样矛盾的心情，他闭门谢客，醉心于自己的核理论研究。结果，令他惊奇的是，苦心研究几十年，他竟然是在痛苦之中，在进行过危险、大胆、尖锐、同工作毫无关联的交谈之后，突然找到了解决的途径，取得了高度的科学成就。

格罗斯曼通过他们的谈话，概括表达出他关于生命与暴力、自由与奴役的形而上思考：

自由是生命的基本原则。这里有一条界限——自由与奴役、无生命物质与生命……整个有生命世界的进化是从自由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运动。这便是有生命形式进化的本质。

人死了，从自由的世界来到奴隶的王国。生命便是自由，因此死亡便是自由的逐渐消亡。生命只有当人作为一个世界存在时才能产生幸福和自由。

评论家鲍恰罗夫认为，必须对这场谈话进行仔细而从容不迫的研读，“以便认识到格罗斯曼是何等深刻地理解了作为整个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必要属性的自由的实质”。

八

生命就是自由！

可以看出，格罗斯曼在《生存与命运》中所要表现的，并非单纯的善与恶、生与死的问题，而是自由与暴力的抗争。突然落在犹太人和战俘们身上的并非厄运，而是法西斯的暴力。千百万人在法西斯暴力下的死亡，更激起苏联人民抗击暴力、争取自由、打败法西斯侵略者的决心。

在作品结尾，一对不知名的夫妇携手来到林中，格罗斯曼写道：在凉爽的半昏暗中，在雪地下，躺着逝去的生活，躺着强壮的和瘦弱的、勇敢的和胆怯的、幸福的和不幸的人们。但是，在林中的严寒中，比在被太阳照耀的平原上，更强烈地感受到春意。在无言的寂静中，听到了对死者的哀号和对生活的猛烈的喜悦……

这是一个对未来的生活和命运、对自由和幸福充满憧憬和向往的结尾。逝者如斯夫，人的生命真是短暂。多少人物，伟大的和平凡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逝去，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和争取幸福的精神是不朽的。

战后，苏联人民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他们等得实在太久太苦，每个领导人上台都曾燃起他们一分新的希望和憧憬。但是，青山依旧，他们曾用血肉捍卫过的强大的苏联已然解体。

夜阑人静，仰望星空，我默默祝愿俄罗斯人民将盼来柳暗花明的明天，我亦为格罗斯曼祈祷，不知他的灵魂是否已在天国觅到归宿。

第一部

1

雾霭笼罩着大地。公路旁边的高压电线上，不时闪烁着汽车灯的反光。明明是无雨的天色，但黎明时分的大地却变得潮湿起来，禁止通行的交通信号灯亮起时，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便隐约呈现一个微微发红的斑点。人们在几公里以外就感觉得到集中营的气息，因为通向这里的电线、公路和铁路愈来愈密集。这是由一排排火柴盒似的棚屋整齐排列的区域，棚屋之间形成一条条笔直的通道，上面是秋季的天空，地面上大雾蒙蒙。

远方传来漫长而低沉的汽笛声。

这条公路紧靠着铁路，一队汽车满载纸袋包装的水泥在公路上疾驰，有时几乎与长长的载货军用列车同速行驶。身穿军大衣的汽车司机们从不回头望一眼并排行驶的列车车厢，也不曾留意车厢里人们灰白的面孔。

浓雾中显现出一道道架在钢筋混凝土柱子上的铁丝网，这便是集中营的围栏。一座座棚屋排列成行，形成宽阔平直的街道。这些样式单调的棚屋，透着这座庞大集中营的惨无人道。

在上百万座俄罗斯木屋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相同的木屋。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不可重复的，难以想象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两株完全相同的野蔷薇……在那些企图以暴力抹杀生命独特性的地方，生命便逐渐衰亡。

头发花白的火车司机用一只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从身旁闪过的一根根混凝土柱子，安装着旋转探照灯的高高的塔架和一座座混凝土岗楼，岗楼上亮着一盏镶着玻璃罩的电灯，隐隐能看见一名卫兵站在旋转式机枪旁边。火车司机向助理递了个眼色，机车立刻发出警告信号。一座亮着电灯的岗亭闪过，只见一队汽车停在放下的条纹栏木前，禁止通行的交通信号灯照射着，如瞪着火红的牛眼。

远处传来汽笛声，列车迎面驶来。火车司机对助理说：“这是楚克尔，我听这大嗓门就知道是他来了。他刚刚卸了货，现在空车驶往慕尼黑。”

空空的列车轰轰隆隆地迎面驶来，从开往集中营的军用列车旁边驶过。撕碎的空气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车厢之间的灰暗空隙闪烁着，忽然间，支离破碎的空间和秋日早晨的亮光又融成一片，形成一幅徐徐奔跑的画面。

助理司机从衣袋里掏出小镜子，照了照自己脏兮兮的面颊。火车司机向助理打了个手势，示意要用一下他的小镜子。

助理司机用激动的声音说：“喂，阿普菲尔同志，请相信我，要不是给车厢消毒，我们可以赶回来吃午饭，绝不会拖到凌晨四点钟才回来，弄得筋疲力尽。好像在我们车站就不能消毒一样。”

人们没完没了地谈论消毒，老头儿有些厌烦。

“拉一下长笛。”他说，“不准我们进备用站台，就直接驶进卸货总站吧。”

2

在这座德国集中营里，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外语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第一次真正派上了用场。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很少有机会同外国人交谈。现在，他回忆起在伦敦和瑞士侨居的年代，那时他同外国革命家过从甚密，经常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聊天、争论、唱歌。

住邻床的意大利神父加丁告诉他，这座集中营里关押着五十六个不同民族的囚犯。

数万人居住在这座集中营的牢房里，他们有着同样的脸色，同样的衣着，同样的命运，走路时发出同样的沙沙的脚步声，喝着用俄国囚犯们称之为“鱼眼”的人造西米和冬油菜做的同样的稀汤。

集中营的头头们按照编号和缝在衣服上的布条的颜色来区分不同类的犯人：红布条的是政治犯，黑布条的是怠工者，绿布条的是小偷和撬门贼。

由于语言不通，人们无法相互交谈，但相同的命运将他们系在了一起。分子物理学家和古文献专家，同意大利农民和不会签自己名字的克罗地亚牧民睡在相邻的简易板床上。当年天天向厨师订早餐、常因胃口不好让女管家大为不安的人，同天天吃腌鳕鱼的人一起去上工。他们穿着嗒嗒作响的木底鞋，以忧郁的目光张望着，看挑桶送饭的来了没有。

虽说这些囚犯出身不同，但他们的遭遇却有一些相似之处。当他们头脑里出现往昔生活的幻觉时，不知是联想到了尘土飞扬的意大利公路旁的小花园、北海阴郁的喧嚣声，还是博布鲁伊斯克市郊的干部宿舍里橘黄色的纸制灯罩，所有囚犯都觉得自己往昔的生活是美好的。

囚犯进入集中营之前的生活越苦，就越热衷于吹牛。

他们吹牛并不是为了骗人，而是为了颂扬自由：集中营外面的人无疑是幸福的……

在战前，这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

于是出现了一种由国家社会主义制造的新型政治犯——不曾犯罪的罪犯。

许多人被关进这座集中营，是因为同朋友谈话时批评了希特勒的制度，或者说了一个带政治内容的笑话。他们既没有发传单，也没有加入秘密政党。他们的罪名是——有可能进行这些活动。

战争期间，在这座政治犯集中营里关押战俘，也是法西斯当局的一项新措施。这里关押着在德国领土上被击落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以及盖世太保感兴趣的苏联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法西斯分子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同他们合作，提供咨询，逼迫他们在各式各样的声明上签字。

这座集中营还关押着一些怠工者。这些人故意旷工，企图擅自放弃在军事工厂和军事工地的工作。把不好好工作的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新发明。

集中营里还关押着一些衣服上缝着淡紫色布条的人，他们是从法西斯德国出走的德国侨民。这也是法西斯当局采取的一项新措施。离开德国的人，不管他在国外表现得如何忠诚，自然也成了政治敌人。

那些衣服上缝着绿布条的人，即小偷和撬门贼，在这座政治犯集中营里享受着特殊优待。警备队依靠他们监视政治犯。利用刑事犯来控制政治犯，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发明。

这座集中营里还有一些犯人由于命运与众不同，以至于当局设计不出与他们的身份相符的布条颜色。他们中有一个耍蛇的印度人，一个从德黑兰来的研究德国绘画的波斯人，一个学物理的中国大学生。然而国家社会主义在集中营的简易床上为他们留好了位置，为他们准备了盛菜汤的饭盒，每天让他们在工地上干十二个小时的活。

军用列车昼夜不停地开往死亡集中营。

空气中充斥着车轮的轰隆声、机车的咆哮声和数十万衣服上缝着五位数蓝色号码的囚犯们上工时的脚步声。这些集中营成了新欧洲的城市。它们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它们有自己的设计方案，有自己的街巷、广场和医院，有自己的集市、旧货市场、火葬场和体育场。

与这些集中营相比，与焚尸炉上方令人触目惊心的深红色反光相比，那些局促地坐落在城郊的古老监狱显得多么幼稚，甚至带点温和而淳朴的味道。

表面看来，管理这样一大批囚犯似乎需要一支上百万人的庞大监视者大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穿党卫军制服的人一连几个星期都不在囚犯的牢房里露一次面。在这些集中营里，囚犯们自己担负着警察和警卫职责。

他们自己维护集中营里的内部秩序，自己监视自己的厨房，他们只能吃霉烂的冻土豆，而把那些又大又好的土豆挑选出来，送到军队的食品供应站去。

囚犯们担任集中营医院和实验室的医生和细菌学家，担任清扫集中营人行道的清洁工，他们还担任向集中营供电、供暖和供应汽车零件的工程师。

集中营警察严厉而凶残，十分猖獗。警察左胳膊上系着宽宽的黄色袖标，此外，集中营的区段和班组还设有各自的头目。他们自上而下地把集中营的生活控制得严严实实，从整个集中营的动态到夜间囚犯们在床上的举动，全都处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一些囚犯可以参与这座庞大集中营的秘密事务，甚至可以参与制订培育良种人员名单，可以参与审理被关押在暗室——混凝土禁闭室里的正在受审的囚犯的案件。看来，假如长官走开，囚犯们并不会中断铁丝网中的高压电流，不会四处逃散，而是会继续干活。

这些巡警和区段警为警备队长效劳，但却时常叹息，有时甚至为那些被送往焚尸炉的人流泪……不过这种二重性是无法坚持到底的，他们从不把自己的名字列入良种人员名单。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看来，最令人不安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并没有以那种戴着单眼镜装腔作势、傲气十足、与人民格格不入的面目来到集中营。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在集中营里，他们没有脱离普通人民，他们用人民的方式开玩笑，他们的玩笑也逗得人们哈哈大笑。他们就是平民百姓，他们举止随便、平易近人。对于那些失去自由的人的语言、心态和智慧，他们再熟悉不过。

3

八月的一天夜里，莫斯托夫斯科伊在斯大林格勒城郊被德国人俘虏。同时被俘的有阿格里平娜·彼得罗夫娜、女军医莱温托恩和司机谢苗诺夫。他们被俘后立即被送往德军步兵师司令部。

阿格里平娜·彼得罗夫娜在审讯之后获释。根据战地宪兵队一名工作人员的指示，翻译发给她一个豌豆面大面包和两张红色的30卢布钞票。谢苗诺夫被编入俘虏行列送往韦尔佳契村地区的非军人集中营。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被送往德军集团军群司令部。

在那里，莫斯托夫斯科伊最后一次见到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当时她站在落满尘土的院子中央，没有戴军帽，领章被揪掉了，她那阴郁而凶狠的眼神和表情令莫斯托夫斯科伊大为赞叹。

第三次审讯之后，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徒步押往火车站。一列运载粮食的军用列车正在装货，拨出十节车厢运送被迫去德国做工的男女青年。军用列车开动时，莫斯托夫斯科伊听见女人的喊叫声。他被关在一节硬席车厢的狭小的公务包厢里，押解他的一名士兵待人并不粗暴。但是当莫斯托夫斯科伊向他提问时，他脸上却露出聋哑人的表情。这时莫斯托夫斯科伊才意识到，士兵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他就像动物园里有经验的职员，经常全神贯注地默默监视着乘火车外出旅行的野兽在箱子里的动静。列车驶经波兰领土时，包厢里出现一个新乘客——一个波兰主教，他头发花白，高个子，很漂亮，有一双悲剧演员的眼睛和年轻人的丰满嘴唇。他立刻向莫斯托夫斯科伊谈起希特勒对波兰宗教界的镇压。他的俄语带着浓重的波兰口音。莫斯托夫斯科伊严厉批评了天主教和教皇之后，他便沉默起来，对莫斯托夫斯科伊提出的问题，他用波兰语做了简短的回答。几个小时之后，他在波兹南下了车。

途经柏林，然后莫斯托夫斯科伊被送进这座集中营……他仿佛已在这个管辖区里生活多年，这里关押着盖世太保特别感兴趣的囚犯。这个管辖区里的生活比劳改营里好一些，但这是类似供实验用的动物的轻松生活。有时值班员把一个犯人叫到门口，原来是一个朋友要以优惠价拿一份烟叶换一份口粮，那犯人微笑着满意地走回自己的床铺。有时他们又叫了另一个犯人。犯人中止谈话，向门口走去，同他谈话的人再没有听到他说完自己的话。一天后，一个警察走到床前，吩咐值班员把那个犯人的破烂东西收拾好。这时有人讨好地问棚屋的头目凯泽：能否占用这张空床？在这里，各种谈话奇怪地混在一起，人们已习以为常。囚犯们谈论选择良种，焚化尸体，集中营的足球队：最好的是“沼泽地上的士兵队”，“管辖区队”阵容强大，“厨房队”前锋勇猛，波兰“普拉采菲克斯队”没有后卫。在这里，经常流传着几十种甚至几百种关于新式武器、纳粹头目发生内讧的传闻。这些传闻美好而虚假，是集中营囚犯们的精神鸦片。

4

天快亮的时候下了一场雪，地上的雪一直到中午才开始融化。此时，俄国囚犯们悲喜交集。这是来自俄罗斯的气息，这雪就像祖国母亲把洁白的头巾抛在他们可怜而疲惫不堪的脚下。集中营棚屋的屋顶一片银白，从远处望去，仿佛家乡的村舍。

然而，转瞬即逝的喜悦夹带着忧伤，最终被忧伤淹没。

担任值日员的西班牙士兵安德烈亚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用蹩脚的法语对他说，他一位当文书的朋友看见一份关于某个俄国老头的公文，但是文书还没来得及把这份公文看完，办公室主任就把它带走了。

“这份公文就要剥夺我的生命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并为自己的镇静感到高兴。

“不要紧，”安德烈亚低声说，“还可以打听一下。”

“向集中营警备队长打听？”加丁问道，他那双大眼睛在昏暗中忽闪了一下，“还是向保安总局的代表利斯本人打听？”

白天的加丁与夜间的加丁判若两人，这使莫斯托夫斯科伊颇为惊诧。白天这位神父谈论菜汤，谈论新押解来的犯人，同邻床们商量交换口粮，回忆放了大蒜的带辣味的意大利食物。

苏军战俘们知道他有个口头禅——全都完蛋了”。每次在集中营的操场上遇见他，老远就向他喊道：“帕德烈老爹，全都完蛋了。”他们高兴地叫着，仿佛这句话给人以希望似的。他们以为“帕德烈”是他的名字，就叫他帕德烈老爹。

一天夜里，居住在特种棚屋里的苏军指挥员和政委们同加丁开起玩笑来，问他是否真的会恪守独身生活的誓言。

加丁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专注地听着一些支离破碎的法语、德语和俄语。

然后他开口说话了，莫斯托夫斯科伊把他的话译成俄语。他说，俄国革命家们为了理想去服苦役，上断头台，为什么他就不能为了宗教信仰而终身不娶？与牺牲生命相比，这算什么。

“得了，您可别这么说。”旅政委奥西波夫说。

夜里，囚犯们快要入睡的时候，加丁却变成了另一副模样。他跪在床上祈祷起来。他那双怒气冲冲的眼睛，以及突起的温柔的黑眼珠，仿佛可以隐没这座苦役之城的一切苦难。他那深棕色脖颈上的血管绷得紧紧的，仿佛在从事一项吃力的劳作。淡漠的长脸上带着忧郁、幸福而又固执的表情。他祈祷了很久，莫斯托夫斯科伊听着他那匆匆的低声祈祷昏昏睡去。莫斯托夫斯科伊往往睡一两个小时就醒了，这时加丁已经睡了。这个意大利人睡觉响声很大，仿佛在梦中把自己白天和夜晚的能量加在一起，忽而鼾声大作，忽而津津有味地咂着嘴唇，吱吱地磨牙，打雷似的释放着胃中的滞气，接着又突然拖着长长的声调念起美妙的祈祷词，赞美上帝和圣母的仁慈。

他从不责怪这位俄国老共产党员不信仰上帝，并且经常向他详细打听苏维埃俄国的情况。

听着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回答，加丁频频点头，似乎对苏维埃国家关闭教堂和修道院、没收主教公会的大量耕地表示赞同。

他望着这位老共产党员，黑眼睛带着忧伤，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生气地用法语问道：“Vous me comprenez？（您明白我的话吗？）”

加丁像往日谈论辣汁焖肉丁和番茄酱时那样平淡地笑了笑，用法语答道：

“Je comprends tout ce que vous dites，je ne comprends pas seulement，pourquoi vous dites cela.（您说的话我全都明白，我只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关押在特种牢房的俄国战俘并没有被免除劳动，莫斯托夫斯科伊只有夜晚才能同他们见面和交谈。古济将军和旅政委奥西波夫不去干活。

经常同莫斯托夫斯科伊交谈的是一个看不出多大年龄的、古怪的人，姓伊孔尼科夫-莫尔日。他睡在棚屋里最差的位置，紧靠着房门，饱受寒冷的穿堂风的折磨，那只带着哗哗作响的盖子的双耳大马桶有时也摆在这里。

俄国囚犯们管伊孔尼科夫叫“伞兵老头儿”。认为他是个疯子，对他既厌恶又怜悯。伊孔尼科夫有着惊人的耐性，单凭这种耐性，人们也会把他当成疯子和白痴。他睡觉时也不脱下被秋雨淋湿的外套，但从不感冒。他说话嗓门特大，吐字特别清楚，看起来的确只有疯子才这样说话。

他是这样同莫斯托夫斯科伊认识的——有一次，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面前，一言不发，久久地注视着他的脸。

“这位老兄有什么善意的话 [1] 要说呢？”莫斯托夫斯科伊问道，同时微微一笑。这时伊孔尼科夫拉长声调说：

“说善意的话？那么什么是善呢？”

莫斯托夫斯科伊听了这话，不禁笑了笑。这句话突然让他想起童年时代，有一天，从宗教学校回来的大哥就神学课的问题同父亲争论起来。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佛教徒和最初的基督教徒早就思考过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动了不少脑筋。”

“解决了吗？”伊孔尼科夫用引人发笑的语调问道。

“苏联红军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请原谅，您的语调有某种说教的意味，不知是属于僧侣的，还是属于托尔斯泰主义的。”

“的确是这样的，”伊孔尼科夫说，“我曾经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

“真没料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这个怪人引起了他的兴趣。

“您要知道，”伊孔尼科夫说，“我深信，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对宗教界的迫害对传播基督教的思想是有益的，因为宗教界在革命之前的处境就很可怜。”

莫斯托夫斯科伊温和地说：

“您简直是个辩证论者。我终于在垂暮之年看到了福音书所教化出来的奇迹。”

“不，”伊孔尼科夫愁眉苦脸地说，“对于你来说，你们的目的可以原谅你们的手段，但你们的手段是残酷无情的。你不要把我看作奇迹，因为我不是辩证论者。”

“是这样。”莫斯托夫斯科伊突然生气地说，“那么您找我有什么事呢？”

伊孔尼科夫以军人姿势立正站好，说道：

“请不要嘲笑我，”他的声音充满哀伤，听起来让人心生怜悯，“我不是来找你开玩笑的。去年9月15日我亲眼看见两万犹太人被杀害，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天我才明白，上帝不会允许这种罪行，我这才明白没有上帝。在今天的黑暗中我看见了你们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同可怕的恶搏斗？……

“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我们聊一会儿吧。”

伊孔尼科夫在集中营附近的沼泽地里干活。在那里铺设粗大的混凝土管道系统，以便排出河水和低洼地里的污水。在这里干活的人被称作“沼泽地上的士兵”。被派到这里干活的往往是不讨长官喜欢的犯人。

伊孔尼科夫的手很小，细细的手指上长着孩童般的指甲。他每次从工地回来，身上都糊着泥巴，浑身上下湿漉漉的。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床前，问道：

“可以在您这里坐一会儿吗？”

他没有看对方一眼便坐下来，脸上带着笑容，用手抹了抹额头。他的额头长得有些奇特，虽然不算宽大，却高高地突起，油亮油亮的，看上去仿佛独立存在似的，与他那脏兮兮的耳朵、深棕色的脖颈和长着断指甲的双手很不协调。

在那些人生阅历不足的苏联战俘看来，他似乎来历不明，惹人怀疑。

伊孔尼科夫的祖先从彼得大帝时代就世世代代当神父，只有最后一代人走了另一条道路：伊孔尼科夫兄弟多人全都依照父亲的愿望接受了非宗教教育。

伊孔尼科夫曾在彼得堡工艺学院读书，但却迷上了托尔斯泰学说，他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自动退学，到彼尔姆省北部当了一名乡村教师。他在乡下住了将近八年，然后到了南方，在敖德萨一艘货轮的技工班里当了一名钳工。他随船去过印度、日本，曾在悉尼住过一段时间。革命后他返回俄国，加入集体农庄。这是他的理想，他向往已久，他相信，农业共产主义的劳动将会建立地上的天国。

推行全盘集体化时期，他看见一列列军用列车满载着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家属驶向远方。他看见那些虚弱不堪的人一旦倒在雪地上，就再也站不起来。他看到那些“封闭的”乡村十室九空，房屋的门窗被钉死。他见过一个被捕的农妇，穿得破破烂烂，脖颈上青筋突起，押解人员惊恐不安地望着她那双黑黢黢的勤劳的手——她饿疯了之后，竟吃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在这段时间，他没有离开公社，开始传播福音书，祈求上帝超度死者的亡灵。此事竟以他被捕入狱而宣告结束，然而30年代的灾难刺伤了他的神经。在监狱的精神病医院做了一年强迫治疗之后，他获得释放，在白俄罗斯的大哥家里住了下来。大哥是个生物学教授，在大哥的帮助下，他在一所科技图书馆里找到了工作，但那些阴森可怕的事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战争开始时，德国人占领了白俄罗斯，伊孔尼科夫目睹了战俘们的苦难，目睹了在白俄罗斯城镇和乡村屠杀犹太人。他又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状态，开始哀求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人把犹太人藏起来。他曾试图营救犹太儿童和妇女，很快就遭人告发，却奇迹般逃避了绞刑，被关进了集中营。

这个衣服褴褛、脏兮兮的老头儿脑子里乱糟糟的，他坚决主张采用荒唐可笑的、超阶级的道德标准。

“哪里有暴力，”伊孔尼科夫向莫斯托夫斯科伊解释道，“哪里就充满痛苦，就要流血。我目睹了农民的特大苦难，而推行集体化是为了善本身。我不相信善，我相信人有善心。”

“照您的说法，人们为了善而绞死希特勒和希姆莱时，我们会感到害怕。您自己害怕吧，不要管我。”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

“您去问问希特勒，”伊孔尼科夫说，“他一定会向您解释说，设立这座集中营是为了善。”

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同伊孔尼科夫争论时，自己的逻辑思维变得像一把同水母搏斗的刀，努力都是徒劳的。

“世界没有超越公元六世纪的一个叙利亚基督教徒说出的真理，”伊孔尼科夫重复道，“谴责罪恶，宽恕罪人。”

这座棚屋里还住着一个俄罗斯老头切尔涅佐夫，他只有一只眼睛。看守打碎了他那只玻璃做的假眼珠，他那张苍白的脸上留下一个空空的红眼窝，看上去有点古怪。与人谈话时，他就用手捂着空空的红眼窝。

他是个孟什维克，1921年他逃离苏维埃俄国，在巴黎住了二十年，在一家银行当会计。他被关进集中营是因为号召银行职员罢工，对抗新建立的德国行政当局的命令。莫斯托夫斯科伊尽量避免同他接触。

看来，大家对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好感使得这位独眼孟什维克深为不安。那个西班牙士兵，那个挪威人、文具店老板，以及那个比利时律师，都愿意接近这个老布尔什维克，经常向他问长问短。

有一次，俄国战俘的领头人叶尔绍夫少校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床沿坐下来。他把身子向莫斯托夫斯科伊靠了靠，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急促而热烈地说着什么。

莫斯托夫斯科伊突然回头望了一眼，只见切尔涅佐夫正从远处的床铺上望着他们。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他那只好眼睛里流露出的忧伤表情，比那只被打掉了眼珠的红红的空眼窝更可怕。

“看来，老兄，你心里不痛快。”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并没有幸灾乐祸。

当然，大家都需要叶尔绍夫不是偶然的，而是合情合理的。

“叶尔绍夫在哪里？”“没看见叶尔绍夫吧？”“叶尔绍夫同志！”“叶尔绍夫少校！”“叶尔绍夫说过’……去问叶尔绍夫吧？……其他棚屋里的人也来找他，叶尔绍夫的棚屋四周经常有人走动。

莫斯托夫斯科伊给叶尔绍夫起了个绰号，叫“思想主宰”。过去曾经有过各种思想主宰，那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进步的思想活动家。曾经有过民粹派，有过著名的米哈伊洛夫斯基 [2] 。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也有自己的思想主宰，那个独眼人的孤独就像是这座集中营的悲剧象征。

自莫斯托夫斯科伊头一次蹲沙皇的监狱算起，已有几十年了。那还是另一个世纪的事，是在十九世纪。

现在他时常想起，当时党的某些领导人对他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表示怀疑，他心里很不高兴。现在他感到自己是个强有力的人物，他的话对古济将军、对旅政委奥西波夫、对那个老是伤心沮丧的基里洛夫少校，具有何等的力量。

在战前，他常常感到宽慰的是，由于远离实践，他较少涉足那种可能会让他反对、拒绝的问题：斯大林在党内独揽大权，对反对派的血腥镇压，对久经考验的党的老前辈不够尊重。布哈林被杀害，使他感到非常痛心。他十分了解布哈林的为人，非常爱戴他。但他知道，假如在这些问题上与党对抗，就是不由自主地对抗自己为之献身的列宁事业。偶尔他也产生过怀疑，并且为之苦恼。也许由于软弱、胆怯，他保持沉默，对自己不赞成的东西没有表示反对。然而在战前的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非常可怕的！现在他经常怀念已故的卢那察尔斯基，很想再次见到他。卢那察尔斯基平易近人，同他谈话很轻松，用不着拐弯抹角，一开口他们就能互相理解。

现在，在德国人阴森可怖的集中营里，他感到坚强自信，只是有种痛苦的感觉时时折磨着他。那就是在这座集中营里，他难以恢复青年时代那种明确而完整的感觉：自己人在自己人中间，敌人在敌人的阵营。

他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并不是因为那个英国军官向他提出的那个问题——有一次，一个英国军官问他，在俄国禁止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会不会妨碍他研究哲学。

“这也许会妨碍别人，但不会妨碍我。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莫斯托夫斯科伊答道。

“我提这个问题，恰恰是注意到您是个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英国人说。尽管对这句话的反感使莫斯托夫斯科伊皱了皱眉头，但他有办法对付这个英国人。

他之所以产生痛苦的感觉，也不是因为奥西波夫、古济、叶尔绍夫等人有时使他感到不快，尽管他们与他关系密切，情同手足。不幸的是，他自己精神上的许多东西逐渐使他感到陌生。在和平年代常常有这种情况，有时他高高兴兴地同老友会面，但会见结束时却感觉老友有些陌生。

然而，今天他感到陌生的东西在他心里扎了根，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他该怎么办呢……他无法同自己断交，无法不再同自己见面。

每次同伊孔尼科夫谈话，他都气呼呼的，语气粗鲁，夹带着讥讽，管他叫小老头儿、窝囊废、草包、笨蛋。尽管经常嘲笑他，但有时好久见不到他，莫斯托夫斯科伊又很想念他。

他年轻时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与当今时代的主要不同就在于此。

在青年时代，朋友之间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相互理解。敌人的任何思想和观点都是格格不入、难以接受的。

现在，他突然发觉敌人的思想观点有弥足珍贵之处，他几十年前就有此共鸣，而敌人的观点有时以一种无法理解的方式出现在朋友们的思想和言论中。

“这大概是因为我在世上生活得太久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

5

一名美国上校住在特种棚屋的一个单间里。他在这里享受特殊待遇，晚上可以自由走出棚屋，吃特种伙食。据说瑞典政府出面查问过他的情况，罗斯福总统曾通过瑞典国王为他求情。

有一次，美国上校送给生病的俄国少校尼科诺夫一大块巧克力。在这座特别棚屋里，他对俄国战俘最感兴趣。他试图同俄国人谈谈德国人的战术和战争头一年俄国人失利的原因。

他经常主动同叶尔绍夫攀谈，望着俄国少校那双智慧、严厉而又快活的眼睛，他忘记了对方不懂英语。

他似乎感到奇怪，一个长相看上去如此聪明的人居然听不懂他的话，也听不明白他谈到的是可以使他们两人大为激动的话题。

“难道您一点也不明白？”他伤心地问道。

叶尔绍夫用俄语回答他：

“我们尊敬的中士精通所有语言，就是不懂英语。”

然而，集中营里的俄国人毕竟可以通过微笑、目光示意、拍打脊背，以及十几个被歪曲含义的俄语、德语、英语和法语单词，同分别属于几十个不同语言的民族的犯人交谈。他们谈论友谊、同情、帮助，谈论对家庭和妻子儿女的爱恋。“同志”、“好”、“面包”、“马桶”、“孩子”、“香烟”、“干活儿”。再加上十多个产生于集中营的词汇——管辖区”、“区段长”、“警察”、“恶棍”、“集合号”、“操场”、“值班室”、“飞机场”、“卫兵”。足以表达囚犯们既简单又复杂的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事情。

有些俄语词汇如“同伴”、“烟叶”、“同志”。已被许多民族的犯人所运用。俄语单词“弱不禁风的人”已成为囚犯们的通用词语，他们用来表达濒临死亡的囚犯的身体状况，这个词已成为五十六个民族的囚犯们的共同词汇。

伟大的德国人凭借着十多个单词闯进伟大的俄国人民居住的城市和乡村，数百万俄国村妇、老人、孩子和数百万德国士兵运用一些单词来表达彼此的意思：“母亲”、“先生”、“举起手来”、“母鸡”、“鸡蛋”、“完蛋？……这种交谈往往得不到任何好结果。

苏军战俘们之间同样无法达成协议：一部分人宁死不愿背叛祖国，另一部分人则打算加入弗拉索夫 [3] 的叛军。他们交谈和争论得越多，就越不能互相理解。后来他们都沉默下来，彼此之间充满了仇恨和轻蔑。

这种哑巴式的沉默和盲人式的谈话，这些被恐惧、希望和忧伤连在一起的稠密混杂的人，这些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之间的互不理解和相互仇恨，都悲剧式地展现了二十世纪的灾难。

6

下雪那天晚上，俄国战俘们的谈话显得特别悲伤。

就连一向精力集中、意志坚强的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和旅政委奥西波夫，也变得愁眉苦脸，沉默寡言。大家被忧伤笼罩着。

炮兵少校基里洛夫坐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床上，耷拉着双肩，轻轻地摇着头，那双乌黑的眼睛，甚至连那庞大的身躯，都充满忧伤。

毫无希望的癌症病人往往流露出这样的眼神。望着这样的眼睛，甚至最亲近的人也会同情地盼他早些逝去。

面孔焦黄、爱出风头的科季科夫指着基里洛夫，小声对奥西波夫说：

“他要么上吊自杀，要么投向弗拉索夫叛军。”

莫斯托夫斯科伊轻轻揉了揉长满花白胡子的面颊，说：

“听我说几句吧，哥萨克好汉们。形势的确不错，难道你们不明白？对法西斯分子来说，列宁缔造的国家存在一天，他们心里就难受一天。他们别无选择——要么吃掉我们，消灭我们，要么他们自己被消灭。要知道，法西斯分子仇恨我们，恰好可以验证列宁事业的正确性。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验证——你们要知道，法西斯分子对我们仇恨愈大，我们愈要坚信自己的正义性。我们一定会胜利。”

他突然转过身来面向基里洛夫，说：

“您这是怎么了，啊，还记得高尔基遇到过的一件事吧？当他在监狱的院子里散步时，一个格鲁吉亚人向他喊道：‘你怎么走起路来像母鸡，要抬起头来走路！’”

大家都笑了。

“对，对，让我们抬起头来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你们想一想，幅员辽阔的、伟大的苏维埃国家正在捍卫共产主义思想！让希特勒对付这个国家和这种思想吧。斯大林格勒在挺立着、在坚守着。在战前，我们有些螺帽有时是否拧得太猛了，有时是否太残酷无情了？不过，现在的确连瞎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只要目标对头，手段是可以谅解的。”

“是的，我们有些螺帽的确拧得太紧。您这话说得对。”叶尔绍夫说。“拧得还不够紧，”古济将军说，“要是再拧紧一些，就不至于让德国人打到伏尔加河。”

“我们无权教训斯大林。”奥西波夫说。

“是啊，”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要是死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和潮湿的矿井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不应该想这些。”

“那么应该想什么？”叶尔绍夫大声问道。

坐在这里的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回头望了望，沉默不语。

“喂，基里洛夫，基里洛夫，”叶尔绍夫突然说，“我们的父亲说得对，法西斯分子仇恨我们，我们应该为此高兴才是。我们仇恨他们，他们仇恨我们。明白吗？你好好想一想，要是进了自己的集中营该多痛苦啊。自己人进自己人的集中营，那才叫倒霉呢。在这里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是身强力壮的人，将来还要收拾德国鬼子呢。”

7

第六十二集团军指挥部同部队失去联系整整一天了。司令部的无线电接收机有不少已经损坏，许多地方的有线电话也被切断。

岸边的土地在不停地抽搐、颤抖，人们望着翻着细浪、缓缓流淌的伏尔加河，有时感到河水仿佛静止不动。部署在扎沃尔日耶镇的数百门苏军重炮一齐开火，马马耶夫岗 [4] 南部山坡下的德军驻地附近不断飞起土块和泥巴。

像云团一般不断升起的泥土，经过地球引力的无形的奇特筛子的筛选，沉重的石块和土块落在地上，重量较轻的尘土飞向了天空。

红军战士们被震得头昏脑涨、眼睛红肿，在一天之内他们已多次迎击德寇的坦克和步兵。

对于同部队失去联系的指挥部来说，这一天长得似乎熬不到头。

为了打发这一天的时光，崔可夫、克雷莫夫和古罗夫什么办法没试过呢。他们曾制造工作繁忙的假象，坐下来写信，争论敌军调动的可能性，彼此开开玩笑，就着小菜喝伏特加，或者不吃小菜只喝酒，或者沉默不语，倾听隆隆的轰炸声。猛烈的轰炸像旋风似的在掩蔽部四周吼叫着，地面上的生物稍一抬头，顷刻间便化为灰烬。司令部已陷于瘫痪。

“我们来玩一会儿‘傻瓜’ [5] 吧。”崔可夫说罢，把一只塞满了烟蒂的容量很大的烟灰缸向桌角移了移。

就连集团军参谋长克雷莫夫也失去了镇定，他用手指敲着桌子说：“情况简直糟糕透了——就这样坐在这里等待挨炸。”

崔可夫把扑克牌分开，宣布说：“红桃当王牌。”然后又把扑克牌混在一起，“我们像兔子似的在这里坐着，在这里打扑克。不，我不能玩牌！”

他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他的脸色看上去十分可怕，流露出极大的仇恨和痛苦。

古罗夫仿佛在预测自己的命运，若有所思地重复道：

“是啊，等这一天结束了，我们也许会因心脏爆裂而死的。”

然后他笑起来，又说：

“在师部，最可怕的是白天上厕所，简直不可思议！有人对我说，柳德尼科夫的参谋长在外面解过手，闯进掩蔽部，大声喊‘乌拉，同志们，我拉过？……这时他定睛一看，只见他爱着的一位女军医正坐在掩蔽部里。”

夜幕降临以后，德国航空兵停止了空袭。假如有人在夜间来到炮声隆隆、枪声不断的斯大林格勒岸边，也许会认为自己活该倒霉，竟在发起冲锋的关键时刻鬼差神使地来到斯大林格勒。然而，对于久经战阵的老兵来说，此时正是刮脸、洗衣服、写信的时间，部队里的钳工、车工、焊工和钟表匠便利用这段时间制作打火机、烟嘴，用弹壳和军大衣布条制作油灯，修理闹钟。

这时，爆炸声此起彼伏，忽明忽暗的炮火照亮了岸边的斜坡、城市的废墟、石油库和工厂的烟囱。在这些短促闪光的照耀下，沿岸一带和整个城市显得阴森恐怖。

在黑暗的夜色中，集团军的通信枢纽部又恢复了工作，打印战报的打字机噼噼啪啪地响着，野战发动机发出嗡嗡的响声，莫尔斯电报机嘀嘀嗒嗒地响着，电话员们向各通信线路呼叫着，各师、团、炮兵连、步兵连的指挥所的通信网络已经接通……刚刚赶到集团军司令部的通信员们举止得体，不时咳嗽几声，通信参谋们在向作战值班员报告情况。

此时，上了年纪的集团军炮兵司令波扎尔斯基，强渡处处长、工程兵少将特卡琴科，身穿草绿色士兵大衣、刚调来不久的西伯利亚师师长古尔季耶夫，斯大林格勒的老住户、率领全师驻守在马马耶夫岗附近的巴秋克中校，都急忙赶来向崔可夫和克雷莫夫报告。在给集团军军委委员古罗夫的政情通报中，出现了守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人物的名字：迫击炮手别兹季季科、狙击手瓦西里·扎伊采夫和阿纳托利·契诃夫、中士帕夫洛夫。在他们之后，还有那些在斯大林格勒初次出现的人的名字——绍宁、弗拉索夫、布雷辛，他们到斯大林格勒第一天便建立了赫赫战功。在前沿阵地上，人们把一只只等腰三角形信封交给邮递员：“飞吧，鸿雁，从西飞向东……带去我的问候，带回佳音……一路平安，也许晚上就能回来？……在前沿阵地上，人们埋葬了牺牲者。战死的将士们在掩蔽部和避弹所旁边度过了第一个安息之夜，他们的战友们正在掩蔽部和避弹所里写信、刮脸、吃面包、喝茶，在自造的澡堂里洗澡。

8

斯大林格勒守军迎来了最艰苦的日子。

城内展开激烈的巷战，冲锋和反冲锋混成一团，双方在争夺“技术人员之家”、面粉厂、国立银行大楼，争夺一些地下室、院落、广场，但德军逐渐在战斗中占据优势。

德军插入斯大林格勒南部拉普申花园、库波罗山谷和叶利尚卡镇的楔形攻势不断扩大，隐蔽在河边的德军机枪不断朝赤镇南部的伏尔加河左岸扫射。作战参谋们天天在地图上标示战线的位置。他们看到，蓝色铅笔标示的战线在持续推进，红色铅笔标示的苏军防线与浅蓝色的伏尔加河之间的条状地带在逐渐缩小，愈来愈窄。

这几天，德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气焰十分嚣张。他们不断向前推进。苏军多次发起猛烈的反冲锋，仍然阻挡不住德军缓慢却毋庸置疑的推进。

德军俯冲轰炸机不停地在空中划来划去，从日出到日落，发出低沉的吼叫，连续不断地用爆破弹轰炸着悲惨的大地。数百人的头脑里，都转动着一个令人痛心的残酷念头：苏军条状防御地带在明天或一周之后会变成一条细线，会断裂，会被德军进攻的钢牙利齿咬碎，那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9

夜深了，克雷莫夫将军在掩蔽部里的一张小铁床上躺了一会儿。由于一连抽了几十支烟，克雷莫夫感到鬓角微微发酸，喉咙隐隐作痛。他用舌头舔了舔干燥的上颚，转过身面壁而卧。睡意向他袭来，他神志模糊，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的战斗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疯狂地喊叫着发起冲锋的罗马尼亚步兵，铺着石板、长满常青藤的庭院和塞瓦斯托波尔漂亮的水兵混在一起。

恍惚间他看见自己又出现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指挥所里，彼得罗夫将军的夹鼻眼镜在模模糊糊的雾气中忽闪忽闪的；一块玻璃闪烁了一下，化作数千块碎片，开始闪闪发光。海水轻轻摇荡着，德寇的炸弹劈开岩石，灰色的石头粉尘在水兵和步兵们头顶上飘浮了一会儿，最后向萨朋山峰上方升腾而去。

耳边传来海浪拍打船舷的毫无生气的噼啪声，那个潜艇艇员粗暴地喊着：“快跳下来呀！”他似乎纵身跳入了水中，但他的脚立刻触及潜艇的船体……他最后望了望塞瓦斯托波尔，望了望空中的繁星和岸边的大火……

克雷莫夫睡着了。在梦中，战争继续支配着他。潜艇从塞瓦斯托波尔驶往诺沃罗西斯克……他蜷起浮肿的双腿，胸部和背部被汗水湿透了，发动机的轰鸣震耳欲聋。突然，发动机停了，潜艇停留在柔和的海底。用一排排铆钉钉成了许多方块的金属船舱令人感到压抑，闷得难以忍受……

他忽然听见许多人的号叫声和海水的拍溅声，一颗深水炸弹爆炸了，海水猛烈地冲击了他一下，把他从小铁床上掀下来。克雷莫夫睁开眼睛，只见周围火光冲天，大火汇成的洪流经过敞开的掩蔽部门口向伏尔加河流去，远处传来人们的呼喊声和冲锋枪的嗒嗒声。

“用大衣，快用大衣蒙着头！”一个陌生的红军战士冲克雷莫夫喊道，同时递过来一件大衣。但克雷莫夫推开那个战士，大声问道：

“司令员在哪里？”

他突然明白了：德军炮火炸毁了石油库，燃烧的石油正在向伏尔加河流去。

看来，要从这场流动的大火中逃生是不可能的。大火奔腾着，呼啸着，有时脱离流动的石油，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一路上，石油灌满了许多弹坑，沿着交通壕向远方流去。浸润了石油的土地和石头也开始冒起烟来。石油不断从被燃烧弹打穿的油库里涌出来，化成一股股闪闪发光的乌黑细流流向远处，看上去好像封闭在大型储油罐里的巨大烟火卷在逐渐展开。

数百万年前在地球上取得胜利的生命，凶残的原始怪兽粗野而可怕的生命，从厚厚的坟岗下冲出来，重新咆哮起来，踏着巨足横冲直撞，贪婪地吞食着四周的一切。熊熊烈焰蹿到数百米高的空中，卷走了一团团像烟花似的在高空中闪烁着的可燃性气体。由于火势太猛，大气的涡流竟来不及向燃烧的碳氢分子供氧，一层徐徐浮动的黑烟充斥苍穹，把秋夜的星空和燃烧的大地分隔开来。仰望这充满乌黑浓烟的天空，真令人毛骨悚然。

一道道带着滚滚浓烟、腾空而起的烈焰忽而呈现出充满绝望和暴怒的生物的轮廓，忽而变为微微颤动的白杨和山杨树林的形状。一片片大火连在一起，黑烟和火舌旋转着，宛如一群披散着黑发和棕红头发的村妇在翩翩起舞。

燃烧的石油在水面上向四处蔓延，咝咝地冒着黑烟，曲折蜿蜒，逐渐覆盖了整个河面。

说来奇怪，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不少战士已经懂得如何向伏尔加河岸边撤退。他们高声喊着：“往这儿跑，往这儿跑，沿着这条小路！”有些人已三番两次爬上山坡上熊熊燃烧的掩蔽部，帮助司令部的参谋人员逃往岸边的突出部。流向伏尔加河的大火在这里岔开，突出部上已站着一群死里逃生的人。

一些穿棉袄的人搀扶着集团军司令员和司令部的军官们，他们走下高坡，来到岸边。这些人把克雷莫夫将军从大火中抱出来，以为他已在火中丧生。然后，他们眨了眨被烧焦的睫毛，又钻进浓密的野蔷薇丛中，艰难地向司令部的掩蔽部爬去。

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在伏尔加河岸边这块狭小的突出部上一直站到天明。他们用手捂着脸遮挡灼热的空气，拍打着衣服上的火星，一边回头看集团军司令员。只见司令员披一件红军战士的大衣，一绺头发从帽子下面露出来，垂在额头上。他那副愁眉不展、郁郁寡欢的样子，看上去倒显得心平气和、若有所思。

古罗夫望了望站在身旁的人们，说：

“我们在大火中居然没被烧着？……他说完用手摸了摸热乎乎的大衣纽扣。

“喂，带铁锹的战士，”工程勤务主任特卡琴科将军叫道，“赶快在这里挖一道小沟，不然大火还会从那座高岗上流过来！”

他对克雷莫夫说：

“全乱套了，将军同志，大火像水一样流着，伏尔加河在燃烧。幸亏没有刮大风，否则我们就全被烧焦了。”

微风不时从伏尔加河上吹来，铺天盖地的火舌徐徐摇动，微微倾斜，人们慌忙躲避从四面涌上来的火龙。

有几个人走到水边，在水里浸了浸皮靴，灼热的皮靴筒上立刻冒出一股水蒸气。有些人沉默不语，眼睛盯着地面，另一些人不停地左顾右盼，还有一些人克制着心头的恐慌，开玩笑说：“在这里倒用不着带火柴，可以向伏尔加河和微风借火。”还有一些人感觉到皮带的金属扣在发热，便在身上摸索起来，脑袋微微摆动着。

几声沉闷的巨响传来，是司令部警卫营掩蔽部里的手榴弹爆炸了。接着传来机枪子弹带里弹药的噼啪声。德军的一颗迫击炮弹呼啸着穿过熊熊大火，在远处的伏尔加河里爆炸。透过黑烟隐隐看得见几个人影在河岸上闪动，大概有人企图把大火从指挥部旁边引开，可是转瞬之间一切又消失在浓烟和大火之中。

克雷莫夫仔细察看在四周流动的大火。他既没有回想起什么，也没有去比较……德国人会不会想到趁着大火发起进攻？德国人不知道集团军的处境如何，昨天抓到的一个俘虏还不相信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右岸……显然是局部战役，看来有机会活到天明，只要不起风就行。

他回头望一眼站在身旁的崔可夫。崔可夫正注视着呼呼作响的大火，他脸上满是烟灰，看上去黑里透红，像铜铸的一般。他摘下帽子，用手抹了抹头发，那副模样像一个汗流满面的乡村铁匠，火星在他那鬈曲的头发上方跳动着。这时，他抬头望了望呼呼作响、大火弥漫的苍穹，然后回头望了望伏尔加河。那边，在蜿蜒移动的大火中，时而露出黑暗的夜空。克雷莫夫心想，大概集团军司令员同他一样，正在紧张地思考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德国人会不会连夜发起大进攻……如果能活到天明，那么司令部要设在什么地方……

崔可夫察觉到参谋长的目光，便朝他笑了笑，抬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圆圈，说：

“见鬼，漂亮极了！”

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驻扎的扎沃尔日耶镇上，从红色花园可以清楚地看见这场大火的火光。方面军参谋长扎哈罗夫中将一接到有关大火的消息，便报告了叶廖缅科。司令员要求扎哈罗夫亲自去通信站一趟，同崔可夫通话。扎哈罗夫气喘吁吁地沿着一条小路跑去。一名副官打着手电筒为他开路，不时地提醒他：“当心点儿，中将同志。”一边用手拨开悬在小道上方的苹果树枝。远方的火光照亮了一棵棵树干，在地上映出许多玫瑰色斑点。这模模糊糊的亮光使人们心头不安。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哨兵们的低声喊叫偶尔打破这里的寂静气氛，这种寂静使那些无声的苍白火光产生某种令人忧虑的独特力量。

在通信站里，一个值班的女话务员望着气喘吁吁的扎哈罗夫，报告说，同崔可夫的通信联络中断，无论是有线电话、电报还是无线电话，都无法接通……

“同各师有联系吗？”扎哈罗夫的声音断断续续。

“刚刚同巴秋克师取得联系，中将同志。”

“快接通，快点！”

女话务员不敢抬眼看扎哈罗夫，她深知脾气古怪、易怒的中将随时可能发火。她突然高兴地说：

“是，请讲话，中将同志。”

同时，她把话筒递给扎哈罗夫。

同扎哈罗夫通话的是师参谋长。扎哈罗夫同女话务员一样，怯生生地听着方面军参谋长粗重的喘气声和威严的声音。

“你们那里出什么事了，快报告一下。同崔可夫有联系吗？”

师参谋长报告说，石油库被炸，猛烈的大火淹没了集团军司令部的指挥所，师部同集团军司令员失去了联系，看来那里的人并没有全部牺牲，透过大火和浓烟可以看见一些人站在岸边。但是无论是从陆地，还是从伏尔加河上乘小船，都无法接近他们，因为伏尔加河上也着火了。巴秋克带领司令部警卫连沿河岸赶往火灾现场。他试图把流动的大火引开，帮助站在岸边的人们从大火包围中突围出来。

扎哈罗夫听了师参谋长的报告，说：

“请转告崔可夫，如果他还活着，请转告崔可夫？……

他说着，最后沉默下来。

长久的停顿使女话务员颇为惊异，她等待着将军那断断续续的嘶哑声音，这时她小心翼翼地抬眼望了望扎哈罗夫，只见他站在那里，用手帕擦拭着泪水。

这天夜里，有40名司令部指挥人员在坍塌的掩蔽部里被大火烧死。

10

克雷莫夫是在石油库发生火灾后不久来到斯大林格勒的。

崔可夫在伏尔加河岸坡下面设立了新的集团军指挥所。这里本来是巴秋克师一个步兵团的驻地。崔可夫察看了团长米哈伊洛夫大尉的掩蔽部，仔细看了看这间用多层盖木构筑的宽敞的窑洞，满意地点了点头。集团军司令员望着红头发大尉那张长着雀斑的忧伤的脸，愉快地对他说：

“大尉同志，您这座掩蔽部修建得不大合乎您的身份啊。”

于是团司令部带着简单家具，迁到伏尔加河下游几十米外的地方去了。在那里，红头发大尉米哈伊洛夫如法炮制，坚决果断地把自己下属的一个营长挤走了。

这位营长无处安身，却没有打扰自己的连长们（他们的住所已十分拥挤），而是派人在一片高坡上给自己重新挖了一间掩蔽部洞。

克雷莫夫来到第六十二集团军指挥所时，工兵们正紧张地工作着。司令部各处之间挖掘了交通壕，开辟了一些街道和小巷，以便政治部军官、作战参谋和炮兵参谋们相互联系。

克雷莫夫两次见到自己的指挥员。这时指挥员来外面察看工地。

恐怕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居民都没有如斯大林格勒的将士们这般严肃认真地对待住房建设。不过他们构筑掩蔽部既不是为了保暖，也不是为了给后代留作示范。一般说来，将士们能否迎接黎明，能否安稳地住到午餐时分，取决于掩蔽部盖木的厚度，取决于交通壕的深度、厕所的远近，取决于从空中能否看见掩蔽部。

人们谈论某个指挥员时，会不由自主地谈到他的掩蔽部。

“今天巴秋克在马马耶夫岗打了一阵迫击炮，炮打得也挺准……不过话说回来，他的掩蔽部真不错，门是橡木做的，厚厚的，像参议院的大门。他真是个聪明人？……

有时人们这样议论某个指挥员：

“怎么样，今天夜里他被迫撤退了，丢失了主要阵地，同各分队失去了联系。从空中看得见他的指挥所，用篷式雨衣代替房门，可以说，只能挡苍蝇。一个毫无用处的人，我听说，他老婆在战前把他给甩了。”

斯大林格勒的掩蔽部引出了不少精彩的故事。有人说，罗季姆采夫的司令部驻扎在一条下水管道里，流水突然涌入管道，司令部全体人员都被冲到了伏尔加河岸边。爱开玩笑的人们在地图上标示了罗季姆采夫的司令部流入伏尔加河的地点。还有一个故事，说巴秋克的掩蔽部那两扇著名的橡木门被炸掉了。还有人说，在拖拉机厂，若卢杰夫和司令部人员一起被埋在坍塌的掩蔽部里。

克雷莫夫觉得，布满稠密的掩蔽部的斯大林格勒岸坡像一艘巨大的战舰，战舰的一侧是伏尔加河，另一侧是敌军炮火织成的密集的火墙。

克雷莫夫受方面军政治部的派遣，来解决罗季姆采夫师一个步兵团团长与政委之间的纠纷。

他出发前往罗季姆采夫师驻地，打算给师司令部的指挥人员报告目前形势，然后再着手解决那件纠缠不休的案子。

集团军政治部一名通信员把他领到一条粗大管道的石砌的出口处，罗季姆采夫师司令部就设立在这条管道里。哨兵报告说，方面军司令部来了一名营级政委，接着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快叫他进来吧，要不然他不习惯，还会拉在裤裆里呢。”

克雷莫夫走进低矮的拱门，感觉到司令部指挥人员的目光在打量他。师政委很胖，穿一件普通士兵的棉袄，坐在盛罐头的木箱上。克雷莫夫向他作了自我介绍。

“啊，非常高兴听一听形势报告，这是件好事。”师政委说，“听说马努伊尔斯基和另一个同志到了左岸，不打算来我们斯大林格勒了。”

“此外，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委托我办一件事，”克雷莫夫说，“解决一下步兵团长同政委之间的纠纷。”

“我们这里确实有过这种纠纷，”师政委说，“不过，昨天已彻底解决了。步兵团指挥所挨了一颗一吨重的炸弹，18个人被炸死，其中包括团长和政委。”

接着他用笃定的口气坦率地说：

“他们两人好像一切都截然相反，连外表也不例外：团长人很朴实，是农民的儿子；而政委却戴着手套，还戴着戒指。现在两人躺在一起了。”

他显然是个善于控制自己和他人情绪且不受情绪影响的人，他突然改变了语调，愉快而爽朗地说：

“我们师驻扎在科特卢班附近的时候，我曾经用自己的汽车送一个从莫斯科来作形势报告的人去前线。此人名叫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军委委员对我说：‘他要是掉一根头发，我就要你的脑袋。’一路上，我同他一起吃了不少苦头。飞机一露面，我们就立刻扑倒在路旁的排水沟里。我要好好保护他，我不想掉脑袋，但尤金同志也很注意保护自己，在这方面他倒是很主动。”

留心听他们谈话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克雷莫夫又察觉到师政委故作大度的嘲讽语气，心中不免感到气愤。

克雷莫夫平时同作战部队的指挥员关系很融洽，同参谋人员的关系也不错，而同自己的同行政工军官们的关系却很紧张，有时不能坦诚相见。这一次，师政委又让他大为不悦：他刚到前线没几天，便以老将自居起来，实际上应该是战争爆发前刚入的党，连恩格斯他都不放在眼里。

看来，克雷莫夫也不大合这位师政委的口味。

无论是副官给他安排住处时，还是请他喝茶时，他始终有这种感觉。

几乎每个部队都有不同于其他部队的独特的上下级关系。在罗季姆采夫师司令部里，人们常常为自己年轻的少将师长感到自豪。

克雷莫夫作完报告之后，大家开始向他提问。

坐在罗季姆采夫身边的参谋长别利斯基问：

“报告员同志，同盟国什么时候开辟第二战场？”

师政委半躺在紧靠石砌的管道壁的一张狭窄板床上，这时他坐起来，用手翻腾着铺在床上的干草，开口说：

“着什么急呀。我最关心的是我们的指挥部打算如何行动。”

克雷莫夫不满地瞥了他一眼，说：

“既然你们的政委这样提问题，这个问题也就不该由我来回答，而应该让师长来回答。”

大家的目光转向罗季姆采夫。罗季姆采夫说：

“高个子在这里是直不起腰来的。一句话，这是在管道里，打防御战不可能建立最高功勋。但是又无法从这条管道里发起进攻。我们愿意进攻，但在管道里无法储备后备部队。”

这时，电话铃响了，罗季姆采夫拿起话筒。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

罗季姆采夫放下话筒，俯下身来低声对别利斯基说了几句。别利斯基探身去打电话，但罗季姆采夫把手放在电话机上，说：

“何必呢，难道您没听见？”

在这条石砌的管道里，外面的动静都听得清清楚楚。悬挂在管道拱顶上用炮弹壳制成的油灯冒着黑烟，闪烁不定；稠密的机枪射击声在人们头顶上发出隆隆声响，仿佛大车驶过桥面的辘辘声；偶尔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声在管道里引起响亮的共鸣。

罗季姆采夫不时把这个或那个参谋人员叫到自己面前，然后又将急不可待的电话听筒贴在耳根上。

在这一瞬间，他挡住了坐在近处的克雷莫夫的目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亲切地笑了笑，对他说：

“伏尔加河上天气放晴了，报告员同志。”

这时电话铃声连续不断。克雷莫夫仔细听了听罗季姆采夫的谈话，大致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年纪很轻的副师长鲍里索夫上校走到将军面前，朝一只摊着斯大林格勒平面图的箱子姿势优美地俯下身来，他突然用蓝铅笔画了一道粗大的直线，直插伏尔加河岸，劈开用红色虚线标示的苏军防线。鲍里索夫用那双乌黑的眼睛意味深长地望了望罗季姆采夫。罗季姆采夫突然站起来，只见一个穿风衣的人从昏暗中向他走来。

留心一下此人的步态和面部表情，便会立刻明白他从哪里来。他身上裹着一层无形的热浪，当他匆匆走进来时，仿佛不是他的风衣在沙沙作响，而是他身上充满的电流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

“将军同志！”此人用抱怨的口吻喊道，“我被迫退了下来。这帮狗东西，钻进了峡谷，正向伏尔加河逼近。我需要增援！”

“要不惜一切代价挡住敌人，现在我这里没有后备部队。”罗季姆采夫说。

“不惜一切代价挡住敌人！”穿风衣的人重复道。当他转身走向出口时，大家已经明白，他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就在这附近吗？”克雷莫夫指了指地图上弯弯曲曲的河岸，问道。

但罗季姆采夫没有来得及回答他。管道出口处传来手枪射击声，闪烁着手榴弹爆炸的红光。

接着传来指挥员吹出的刺耳的哨声。参谋长急急忙忙向罗季姆采夫奔来，喊道：

“将军同志，敌人朝您的指挥所冲过来了！”

此时，往常那个喜欢炫耀自己沉着的声音，喜欢用彩色铅笔在地图上标示战局变化的师长突然消失了。往常，人们觉得，战争是在布满乱石的废墟上和杂草丛生的峡谷里进行的。人们总把战争和镀铬的钢铁、指示灯与无线电报话机连在一起，现在这种感觉消失了。这个薄嘴唇的汉子不顾一切地喊道：

“喂，师司令部全体人员！检查一下自己的武器，带上手榴弹，跟我来，坚决击退敌人！”

他用威严的目光匆匆扫视克雷莫夫一眼，声音和目光充满冰冷而炽热的战斗激情。克雷莫夫刹那间感到，此人的主要力量不在于经验，不在于熟悉地图，而在于他那颗残酷的、不可遏制的不羁心灵！

过了几分钟，司令部的军官、文书、通信员、电话员们急急忙忙从司令部的管道里拥出来，脚步凌乱，推推搡搡。罗季姆采夫迈着矫健的步子跑在前面，在闪烁不定的炮火映照下，奋不顾身地向不断传来爆炸声、枪声、喊声和骂声的峡谷冲去。

克雷莫夫是头一批抵达峡谷边缘的人员之一。一路上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当他向峡谷底部回望时，一股混杂着厌恶、恐惧和仇恨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他内心颤抖不已。谷底晃动着一群模模糊糊的身影，射击的闪光忽明忽灭，一会儿闪亮一只绿眼睛，一会儿闪亮一只红眼睛，空中不断响起子弹的呼啸声。克雷莫夫仿佛觉得他在窥视一个巨大的蛇窝，只见千百条受了惊的毒蛇咝咝地叫着，眨巴着亮闪闪的眼睛，在干枯的杂草丛里迅速爬行。

他心中充满愤怒、厌恶和恐惧，他拿起步枪，朝着黑暗中闪烁不定的亮光和峡谷的慢坡上迅速爬动的身影开枪射击。

德国人出现在距离他几十米的山坡脊上。稠密的手榴弹爆炸声震撼着空气和大地。德军突击队急速向管道出口处冲去。

黑夜中人影晃动，射击的闪光忽明忽暗，呼喊声、呻吟声此起彼伏。这里仿佛一只沸腾的大黑锅，克雷莫夫的全副身心都沉浸在这咕咕作响、冒着气泡的沸水里，他已经无法像以往那样思考和感觉。他忽而好像感到自己在控制着把他往下拉的旋涡，忽而感到一种被毁灭的感觉笼罩着他，忽而感到有种黏稠的黑暗流进他的眼睛、鼻孔，已经没有可供呼吸的空气，没有高悬在头顶的星空，只有黑暗、峡谷和在杂草中沙沙作响的古怪爬虫。

仿佛已不可能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同时他又确定无疑地感觉到自己同那些在斜坡上爬动的人的关系，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那些与他并排射击的人息息相关，并且为罗季姆采夫在他身旁不远的地方而感到高兴。这是一种在三步以外便分不清敌我的夜间战斗中产生的奇特感觉。这与另一种相当奇特而又无法解释的感受连在一起，能感受到战斗的整个进程，使士兵们有机会判断战斗中真正的力量对比并预测战斗的进程。

11

一个被硝烟和炮火包围、同战友们失去了联系的被震聋的士兵对战斗最终结局的预感，往往比在司令部的地图旁对战斗结局所作的判断更准确。

在战况转折的一瞬间，有时会发生惊人的变化，一个正在进攻、似乎已达到目标的士兵仓皇回顾，却看不见那些同他一起冲向目标的战友，而对他来说一直孤立、虚弱而愚蠢的敌人则逐渐增多，让他无力抵抗。在这个凡是能感受到战况转折的人都十分明确的一瞬间（对那些试图从表面上预测和理解它的人来说，这一瞬间是神秘而无法解释的），人们的认识能力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勇猛而机智的“我们”变成了胆怯而脆弱的“我”。而屡遭挫败、被当作唯一的攻击目标的敌军却变成了可怕而威严的“他们”。

最初发起进攻并顺利克服抵抗的士兵，对战斗中的各种事件的感受往往是零碎的：炸弹爆炸，机枪扫射……你看，掩体后面的这个人正在射击，马上就要逃跑，他不可能不逃，因为他孤身一人，只有唯一的一门炮，或者唯一的一挺机枪。旁边一个正在射击的士兵也孤身一人，这就是我，就是我们，我就是一支正在发起冲锋的步兵部队，我就是正在支援我的炮兵部队，我就是正在支援我的坦克部队，我就是照亮我们整个战斗事业的照明弹。我突然落得孤身一人，而原来那单独而虚弱的一切，变成了一个由敌人的火炮、机枪和炮兵组成的可怕火力网，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帮助我战胜这个统一体。我唯一的出路便是逃跑，把我的头藏起来，遮住肩膀、额头、下巴。

那些在黑暗的夜色中遭到突袭，起初感到自己虚弱、孤单的人，开始分割对他们发起突袭的敌人的统一体，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团结统一，这种团结统一中包含着胜利的力量。

对这种转变的理解，常常包含着那种使军事有权称为一门艺术的因素。在孤军作战和人多势众的感觉中，在孤单作战向人多势众的意识转变的过程中，不仅有连队和营夜间发起攻击时各种事件的联系，而且有军队和老百姓团结一致、并肩战斗的意识。

有一种感觉参战者们几乎完全丧失了，那就是时间的感觉。一个在新年舞会上跳到天明的少女，却回答不出在舞会上对时间的感觉——时间很长还是很短？

一个在施吕瑟尔堡 [6] 监禁了二十五年的囚犯可能会说：“我觉得我在要塞里住了无限久，但同时又觉得我在要塞里只住了短短几个星期。”

那个少女度过的新年之夜充满许多转瞬即逝的印象——注视的目光、一首首乐曲、微笑、轻触，每个印象都是一闪而过，没有在意识中留下时间的持续感。但这些印象的总和却让人持续地感受到，这可以容纳人生全部的快乐。

施吕瑟尔堡的那个囚犯的情形却与此相反。他在监狱度过的二十五年，是由一些令人压抑的漫长而独立的时间元素组成的，从早点名到晚点名，从早饭到午饭。但这些痛苦事件加在一起，便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在凄凉而单调的岁月交替中，时间紧缩了，简化了……这就同时产生了短促感和漫长感，因而度过新年之夜的人们与度过几十年牢狱生活的人们感觉相类似。在这两种情况下，事件的总和使人们同时感到漫长和短促。

人们在战斗中感受到的时间的漫长和短促的变形过程更复杂一些。在战斗中，事情是向前发展的，那些单一的初步感觉被歪曲，发生变形。在战斗中，几秒钟可以拖得很长，而几个小时也可以压缩得很短。漫长感是与闪电般的事件相联系的——炮弹和航空炸弹的呼啸，射击和爆炸的闪光。

短促感是在与漫长的事件对比中产生的。人们在炮火之下，在新翻耕的田地里行进，从一个掩体爬向另一个掩体时，往往感到时间短促。肉搏战是超然于时间之外的。在肉搏战中，单一感表现出模糊性，结果整体感和单一感都发生了变形。

在肉搏战中，每个单一的个体都是一个无比强大的整体。

整体看来，战斗的持续感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形，以至于成为一种完全模糊的感觉，无论同漫长还是同短促都没有关系。

在这场混战中，令人目眩的亮光和令人目眩的黑暗混杂在一起，喊叫声、爆炸声、冲锋枪的嗒嗒声混在一起。在被撕成碎片的混乱的时间感中，克雷莫夫异常清晰地知道，德寇被压下去了，被击退了。和那些与他并肩射击的文书、通信员一样，他是凭内心的感觉明白这一点的。

12

黑夜过去了。战死者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烧焦的杂草丛里。缓缓流动的河水在岸边喘息着，一派凄凉。望着这片弹痕累累的土地，这些被烧毁的房屋空空的骨架，人们不免生出一股悲伤。

新的一天开始了。战争为这天准备了丰厚的馈赠，准备让这天充满硝烟、碎砖、弹片和带血的脏绷带。过去的日子天天如此。除了这片被炸弹翻耕的土地和大火笼罩的天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克雷莫夫坐在一只箱子上打瞌睡，头靠着管道的石壁。

他听着司令部参谋们模糊的声音，听见茶碗的叮叮声——师政委和参谋长在喝茶，无精打采地交谈着，昏昏欲睡。他们谈到，抓获的那个俘虏是工兵，他所在的营是几天前从马德堡乘飞机空投到这里的。克雷莫夫脑海里闪过儿童教科书里的一幅图画：两匹臀部肥大的比秋格马，被几个戴尖顶帽子的赛马人驱赶着，试图拉开两个吸在一起的半球。这幅画在儿童时代曾使他感到苦闷。此时这种苦闷感再次触动了他的心。

“这很好，”别利斯基说，“这就是说，后备队已经到了。”

“是啊，当然很好，”瓦维洛夫赞同道，“师司令部可以发起反冲锋。”

就在这时，克雷莫夫听见罗季姆采夫低沉的声音：

“花儿开，花儿落，养殖场里生酱果。”

看来，克雷莫夫的精力在这场夜战中消耗殆尽了。虽然只要扭一下头就能看见罗季姆采夫，但克雷莫夫没有扭头。他心里空落落的，他心想，一口被抽干了水的枯井大概就是这样，感觉自己空空荡荡的。他昏昏欲睡，那些低语声、枪声和爆炸声汇成一片单调的嗡嗡声。

就在这时，一种新的感觉进入克雷莫夫的脑海。他恍惚间看见自己躺在一间关着护窗板的房子里，两眼注视着晨曦投射在壁纸上的光点。光点一直爬到壁间镜的边缘，旋即化成一道彩虹。小男孩的心颤抖起来，一个两鬓斑白、腰带上挂着沉甸甸手枪的男人睁开眼睛，四下里望了望。

只见一个身穿破旧军便服、船形帽上佩戴着草绿色军需徽章的音乐家，站在管道中央，微微垂着头，在拉小提琴。

瓦维洛夫看见克雷莫夫睡醒了，便向他俯下身来，说：

“这是我们的理发师鲁宾奇克，是个大专家呢！”

时而有人用粗鲁的玩笑无礼地打断他的演奏，时而有人用压倒琴声的粗嗓门说：“请允许我向您报告。”接着便向参谋长报告，同时传来汤匙敲打铁制杯子的声音，有人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噢呵——呵——呵？……接着开始把干草拍松一些。

理发师留心观察他的演奏是否会妨碍指挥员们工作或休息，随时准备中断演奏。此时，克雷莫夫记起扬·库贝利克 [7] ，可是穿着黑色燕尾服、满头白发的库贝利克为什么向后退了退，朝司令部的理发师鞠躬呢？小提琴演奏着一支简单的乐曲，琴声如泣如诉，宛如潺潺流水，为什么它在此刻产生了比巴赫和莫扎特更大的魅力，表达了深邃博大的人的心灵呢？

克雷莫夫又无数次感到孤独的痛苦——叶尼娅抛弃了他……

他又伤心地想到，叶尼娅的出走意味着他的生活结束了：他留下来，但他等于不存在了，她走了，抛弃了他。

他又想到，有许多可怕而残酷的事情应该对自己说说……用不着胆怯，不必用手套捂着脸……

音乐仿佛激发了他对时间的理解。

时间是一种透明的媒介，人们在时间中出现、运动，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批城市在时间中出现，又在时间中消失。时间带来城市，又带走了城市。

但他此刻对时代的理解却十分奇特，与众不同。这种理解像在低落：“我的时代……不是我们的时代。”

时代流入一个人体内，流入一个王国，在他们中间扎根。现在时代要离去了，渐渐消失了，而人和王国留下来……王国留下来，它的时代却离去了……人还在，但他的时代消失了。时代去哪里了？这就是那个人，他在喘息，他在思考，他在哭泣，而那种唯一的、独特的、只与他有联系的时代离去了，漂走了，流逝了。他却留了下来。

做另一时代的儿子是件极艰难的事。生活在他人的时代的人，其命运再悲惨不过了。另一时代的儿子会立刻被人认出来——在干部处里，在区党委会上，在军队的政治部里，在编辑部里，在大街上……时代只喜欢它自己的亲生儿女——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英雄人物，自己的劳动者。它永远不会喜欢旧时代的儿女，女人也不喜欢旧时代的英雄人物，后妈不喜欢他人的孩子。

时代就是这样，一切都在消失，它本身却留了下来。有时一切都留了下来，只有时代在消失。时代离去时脚步多轻啊，悄无声息。昨天你还满怀信心，高高兴兴，强壮有力，还是时代的宠儿；然而，今天另一个时代来临了，你还被蒙在鼓里呢。

在战斗中被撕碎的时间从理发师鲁宾奇克的胶合板小提琴里流淌出来。小提琴告诉一些人，他们的时代来临了，也告诉另外一些人，他们的时代过去了。

“过去了，过去了。”克雷莫夫心想。

他望着瓦维洛夫政委那张安静而和善的脸。瓦维洛夫一小口一小口地嘬着杯子里的茶，认真而慢条斯理地嚼着面包夹香肠，那双神秘莫测的眼睛转向管道出口处一个闪光的斑点。

罗季姆采夫怕冷地耸了耸披着大衣的肩膀，表情安详而明朗，神情专注地凝视着音乐家。脸上有些麻点的白发上校、师炮兵主任皱了皱眉头（他的脸因此显得不大和善），望着摆在他面前的一张地图，不过从他那双忧郁而和蔼的眼睛可以看出，他不是在看地图，而是在听音乐。别利斯基在匆匆忙忙给集团军司令部写报告。他好像在专心致志做自己的事，但写字的时候，却垂下头，把耳朵转过来冲着小提琴师。几个红军战士坐在稍远的地方，他们中有通信员，有电话员，有文书。他们充满倦意的脸和眼睛都带着严肃的表情，咀嚼面包的农民脸上常带这种神情。

克雷莫夫突然记起了一个夏夜，记起了那个年轻的哥萨克女人乌黑的大眼睛、热烈的悄悄话……生活毕竟是美好的！

小提琴师停止了演奏，此时听得见潺潺流水声，似乎水在木头垫板底下奔流着。克雷莫夫觉得，他的心，那口变得空空荡荡的无形的枯井，此刻正在悄悄汲水。

半小时之后，小提琴师给克雷莫夫刮了脸。他用一副常使理发的顾客心慌的故作严肃的表情，问刮刀刮得疼不疼，还用手掌抹了抹克雷莫夫的脸，问他颧骨刮得好不好。在这片被炸弹翻耕过的阴沉的土地上，扑鼻的香水味和香粉的气息显得古怪荒唐，令人悲伤。

罗季姆采夫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洒过香水、扑过粉的克雷莫夫，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好，理得毫不含糊。现在好好给我理一理吧。”

小提琴师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充满幸福。他仔细打量着罗季姆采夫的脑袋，抖了抖洁白的围巾，说：

“看来，鬓角总得稍加修理吧，近卫少将同志。”

13

石油库发生那场大火之后，叶廖缅科上将做好了准备，要去斯大林格勒看看崔可夫。

这种危险的巡视实际上毫无意义。

但叶廖缅科却认为，这次巡视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道义上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花了三天时间等待渡河。

设立在红色花园的掩蔽部的粉墙看上去十分宁静，每天早晨散步时，苹果树的阴影也令人赏心悦目。

远方的斯大林格勒的炮声和火光，与这里树叶的喧哗和芦苇的诉怨融成一片，给人一种无法言传的沉闷。司令员早晨散步时唉声叹气，不断骂娘。

早晨，叶廖缅科把自己决定去斯大林格勒的想法告诉了扎哈罗夫，吩咐他暂时担任方面军的指挥员。

早饭前，他同正在铺桌布的女服务员开了一会儿玩笑，批准副参谋长乘飞机前往萨拉托夫，在那里停留两天；然后他接受草原集团军之一的集团军司令员特鲁法诺夫的请求，答应他轰炸罗马尼亚集团军强大的炮兵集结部。“好了，好了，我给你派远程轰炸机。”司令员说。

副官们在猜测司令员今天的好情绪由何而来，崔可夫那边有了好消息？是同莫斯科通了一次愉快的电话？还是收到了家信？

但这类消息和事件一般都瞒不过副官们。他们知道，莫斯科没有给司令员来电话，崔可夫那边来的消息也不乐观。

早饭后，上将穿上棉衣出去散步。副官帕尔霍缅科跟在他后面，距离他十来步远。司令员像往常那样步态从容，他挠了几下大腿，不时朝伏尔加河方向眺望。

司令员朝正在挖基坑的基建营的战士走来。这些战士都上了年纪，后脑勺被晒成了深褐色。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闷闷不乐、一声不响地忙着，时而用生气的目光打量一下站在基坑边上这个戴草绿色军帽、游手好闲的肥胖汉子。

叶廖缅科问：

“同志们，请问你们这里谁干活最差劲？”

基建营的战士们觉得这个问题挺对他们胃口，他们都干腻了这种挥舞铁锹的活计。战士们不约而同地朝一个战士斜睨了一眼，只见他把口袋翻过来，把一些马合烟末和面包渣撒在手掌里。

“恐怕是他。”两名战士回头望了望其他人，异口同声地说。

“嗯，”叶廖缅科严肃地说，“这么说是这位啰。就是这位瘦子。”

那个身板瘦弱的战士不失尊严地叹了口气，抬起头，用严厉而温和的眼睛从下面望了叶廖缅科一眼，大概他看出提问的人并非真的关心这件事，只是随便问问，要么出于偶然，要么是为了增长见识，因此，他没有插话。

叶廖缅科又问：

“你们中间谁的活儿干得最好？”

大家不约而同指了指一名头发花白的战士。他的脑袋被晒得黑乎乎的，稀疏的头发遮不住头皮，犹如稀疏的杂草遮不住被阳光照射的土地。

“特罗什尼科夫，就是他，”一名战士说，“他干活特别卖力。”

“他干活干惯了，不干活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其余的人证实，像在替特罗什尼科夫表示歉意。

司令员把手伸进裤兜里，掏出一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金表，吃力地弯下身子，把手表递给特罗什尼科夫。

特罗什尼科夫莫名其妙地望着叶廖缅科。

“收下吧，这是给你的奖励。”叶廖缅科说。

他继续望着特罗什尼科夫，对副官说：

“帕尔霍缅科，签发一份授奖令。”

司令员继续朝前走，只听见背后传来低沉而兴奋的声音。营建战士们惊叹着，欢笑着，对干惯了活儿的特罗什尼科夫意想不到的幸运表示祝贺。

方面军司令员等待渡河已整整两天了。这两天同右岸的通信联络几乎全部中断。几只汽艇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抵达崔可夫部队的营地，短短几分钟航程便被射穿了六七十个弹孔，驶抵右岸时已灌满鲜血。

叶廖缅科心情郁闷，怨气难消。

六十二号渡口的指挥员们听得见德国人的枪炮声，他们畏惧的不是德国人的炸弹和炮弹，而是司令员叶廖缅科的暴怒。叶廖缅科似乎觉得，德国人的迫击炮、加农炮和航空兵的狂轰滥炸，应该怪罪于那些玩忽职守的少校和动作迟缓的大尉。

这天夜里，叶廖缅科从窑洞里走出来，在河边的一个沙丘上伫立良久。

此刻，红色花园掩蔽部里那张作战地图仿佛展现在方面军司令员面前，远方传来隆隆炮声，弥漫着滚滚硝烟，呈现出一幅生死搏斗的壮烈场面。

他似乎认出了他亲手在地图上标示的前沿阵地的红色虚线，认出了保卢斯集团军向伏尔加河突进的粗大的楔形，认出了他用彩色铅笔标示的防御枢纽部和火器集结点。然而，当他察看摊在桌子上的作战地图时，他感觉自己有能力控制整条战线，迫使战线向前推进，他可以命令左岸的重炮齐鸣。那时他感觉自己是主人，是神机妙算的专家。

此刻，他心中却充满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斯大林格勒上空的火光，天空中迟缓的轰鸣，这一切都充满着强大的激情和力量，它不以司令员的意志为转移，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工厂区那边传来隆隆炮声和爆炸声，夹杂着隐约可闻的呼喊声：啊——啊——啊——

这是发起反冲锋的斯大林格勒步兵部队的呐喊声，这漫长的呼喊声不仅显得威严恐怖，而且流露出悲伤和忧愁。

“啊——啊——啊——”伏尔加河上空杀声震天，寒冷的秋夜，星斗满天，步兵反冲锋的呐喊越过寒冷的伏尔加河，逐渐发生着变化，忽然流露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实质——不是热情，不是勇猛，而是心灵的忧伤，仿佛在同一切珍贵的东西告别，又仿佛在呼唤亲人们快点醒来，从枕头上抬起头，最后一次听听父亲、丈夫、儿子或兄弟的声音……

上将心头充满忧愁，顿感苦恼万分。

此刻，习惯于督战的司令员突然亲自投身于战争之中。他站在松散的沙丘上，像一个被强大的炮火震惊的孤独的士兵，他站在那里，感到他身后的河岸上站立着千千万万个士兵。他感到，人民战争的威力高于他的才能、他的权力和意志。也许，这种感觉包含着最崇高的思想，叶廖缅科将军对战争的理解注定要达到这种高度。

清晨时分，叶廖缅科渡河前往右岸。事先接到电话通知的崔可夫来到河边，注视着急速驶来的装甲快艇。

叶廖缅科缓慢地走下快艇，他那沉重的身躯压弯了舷梯。他步履笨拙地踏着多石的河岸向崔可夫走来。

“你好，崔可夫同志。”叶廖缅科说。

“您好，上将同志。”崔可夫答道。

“我来看看你们这里生活得怎么样，石油库失火时你居然没有烧着。瞧你这副蓬头散发的模样，一点也没瘦。看来我们的伙食供应还不错嘛。”

“我昼夜蹲在掩蔽部里，哪里会瘦呢。”崔可夫答道。他觉得司令员说他伙食不错那句话带有挖苦的意味，于是他又说：“想不到我在岸边接待客人！”

叶廖缅科见崔可夫称他是斯大林格勒的客人，心中颇为气恼。当崔可夫说“请光临寒舍”时，叶廖缅科答道：“我觉得这里很不错，空气新鲜。”

此时，扎沃尔日耶镇那边传来高音喇叭播送的声音。

大火在岸边熊熊燃烧，信号弹和炸弹的闪光此起彼伏，火光映照下的河岸呈现一派荒凉肃杀的景象。火光忽而黯淡，忽而明亮，瞬间散发出雪白耀眼的光芒。叶廖缅科仔细打量着布满交通壕和掩蔽部的岸坡，打量着岸边层层叠叠的岩石，只见一堆堆乱石时而出现在炮火的闪光里，时而又迅速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一个洪亮的嗓音缓慢而低沉地唱道：

义愤填膺，如波涛汹涌，

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由于河岸上和斜坡上看不见人影，由于周围的一切——大地、伏尔加河和天空都被火光照亮，所以似乎战争本身在唱这支迂缓的歌曲，仿佛沉甸甸的歌词在空寂无人的战场上滚动播放似的。叶廖缅科觉得，他对展现在自己面前的这幅图画很感兴趣，并且为此感到难为情，因为他的确像是到斯大林格勒的主人家做客来了。他感到生气的是，崔可夫明明知道他精神上的不安，这种不安迫使他冒险渡河，他明明知道方面军司令员在红色花园干枯芦苇的沙沙声中散步时大为苦恼。

叶廖缅科开始向遭受了这场大火灾的主人询问后备部队的机动情况，步兵与炮兵的相互配合以及德国人在工厂区集结的情况。他提了几个问题，崔可夫按照回答上级首长问题时的有关规定一一对答。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崔可夫很想问问方面军司令员：“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防御战，但到底什么时候发起进攻呢？”

但他始终没敢提这个问题，叶廖缅科会以为斯大林格勒的守卫者缺少耐心，要求减轻自己的负担。

叶廖缅科突然问：

“你父母好像是住在图拉州乡下吧？”

“是在图拉州，司令员同志。”

“老父亲常给你写信吗？”

“是的，司令员同志。他现在还能干活儿。”

他们彼此打量了一眼，叶廖缅科的眼镜片在大火映照下闪烁着淡淡的红光。

他们似乎马上就要谈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关键所在，因为这才是他们两人共同关心的唯一问题，但叶廖缅科却说：

“你所关心的问题大概就是人们平常向方面军司令员提的问题，要求补充人员和弹药，对吗？”

在此时此刻唯一有意义的问题却终究没有被提及。站在岸坡高处的一名哨兵不时朝下面望着。崔可夫聆听着炸弹的呼啸声，抬眼向上望了望，说：

“那个红军战士大概在想，这两个怪人站在河边干什么？”

叶廖缅科重重叹了一口气，用手指掏了掏鼻孔。

分别的时刻来临了。军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处在炮火之下的首长往往是在部属的请求之下才离开火线。但叶廖缅科临危不惧，安之若素，这些规矩也就与他无关了。

他漫不经心而又极其敏锐地扭过头去，聆听着从空中飞过的一发迫击炮弹的尖叫声。

“好吧，崔可夫，我该走了。”

崔可夫在岸边站了一会儿，目送着渐渐远去的快艇，艇尾泛起的浪花使他想起洁白的头巾，似乎一个女人在挥舞头巾向他告别。

叶廖缅科站在甲板上，向伏尔加河中下游放眼望去，只见河岸在斯大林格勒模糊的亮光映照下波浪似的摆动着，快艇急速驶过的伏尔加河如石板般岿然不动。

叶廖缅科心情很是懊恼，从快艇的一侧来到另一侧，几十个念头浮上他的脑海。方面军面临一些新任务，目前主要是积蓄坦克部队，最高统帅部命令他准备在左翼发起反攻。关于这一点他对崔可夫只字未提。

崔可夫回到自己的掩蔽部。站在门口的自动枪手，过道里的公务员，奉命前来的古里耶夫师参谋长，以及闻声站起来的所有人，都听出崔可夫步态沉重，看见集团军司令员情绪不佳。他们知道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各师部队在不断减员，冲锋和反冲锋混在一起，德军楔形攻势不断切割着斯大林格勒每一寸珍贵的土地。德军两个满员的精锐步兵师从德国后方运到这里，集结于拖拉机厂地区，虽然暂时没有什么举动，但却令人不安。

的确，崔可夫在方面军司令员面前没有说出自己的全部担心、忧虑和一些不大乐观的想法。

然而，无论是叶廖缅科，还是崔可夫，都不知道他们对这次会面不满的原因所在——主要是他们这次会面未能倾心交谈，他们两人都不善于直抒胸臆。

14

十月的一天早晨，别列兹金少校醒来之后，便想到妻子和女儿，想到大口径机枪。他仔细听了听在斯大林格勒驻扎一个月来已习以为常的隆隆炮声，然后把自动枪手格卢什科夫叫过来，吩咐他打洗脸水。

“用冷水，像你往常吩咐的。”格卢什科夫微笑着说，他似乎能感受到别列兹金早晨洗脸的惬意。

“老婆和女儿在乌拉尔，那边大概已经下雪了。”别列兹金说，“她们母女不给我写信，你明白吗？”

“会来信的，少校同志。”格卢什科夫说。

在别列兹金洗脸和穿衣服的间隙，格卢什科夫向他报告了一大早发生的几件事。

“炊事班遭到敌人的炮火袭击，仓库管理员牺牲了；在第二营，副参谋长出来解手，肩部被流弹擦伤；工兵营的战士们打捞了一些被炸弹震昏的梭鲈鱼，约莫有五公斤。我去看了看，他们给营长莫夫绍维奇大尉送了点礼物。政委同志来过一趟，嘱咐等您醒后给他打个电话。”

“明白了。”别列兹金说，他喝了一碗茶，吃了点牛犊肉冻，接着便给政委和参谋长打了电话，说他要到各营去看看，然后穿上棉衣向门口走去。

格卢什科夫抖了抖毛巾，把它挂在钉子上，摸了摸别在腰间的手榴弹，拍拍自己的口袋，看看烟荷包在不在口袋里，然后从墙角里拿起自动枪，跟着团长走出来。

别列兹金从昏暗的掩蔽部里走出来，白昼的亮光刺得他微微眯起了眼睛。一个月来，展现在他面前的这幅画面已十分熟悉。褐灰色的乱石堆，棕红色岸坡上密密麻麻的斗篷式雨衣遮盖着士兵的掩体，自制火炉的烟囱不断升起缕缕烟，岸坡上方呈现出一排排黑乎乎的炸掉屋顶的厂房。

左边靠近伏尔加河的地方，耸立着红十月工厂的烟囱。一节节货车车厢拥挤在翻倒的机车旁边，犹如迷失了方向的羊群，聚集在被打死的领头羊的尸体周围。再远一些的地方，可以看见这座庞大死城那高低不平的废墟似的轮廓。秋日的天空透过那些残缺不全的窗口，呈现出无数闪烁不定的蔚蓝色斑点。

工厂的车间腾起一团烟雾，不时有火光闪动，清新的空气忽而充满漫长的簌簌声，忽而充满干巴巴的细碎的嗒嗒声，似乎工厂里的人正在紧张地工作着。

别列兹金仔细察看了本团守卫的三百米阵地。防线从工人新村的房屋中间穿过。面对这乱七八糟的废墟和纵横交错的街巷，他本能地意识到，红军战士正在哪座房子里煮粥，德军狙击手正在哪座房子里吃腌猪肉、喝烧酒。

别列兹金稍稍低了低头，骂了一句，紧接着一发迫击炮弹呼啸着从空中飞过，发出咝咝余响。

在峡谷对面的斜坡上，一团白烟遮盖了一座掩蔽部的入口，立刻传来响亮的爆炸声。友邻师的通信主任从掩蔽部里探出身子朝外望了望，他没有穿军衣，只穿一条背带裤。他刚朝外迈了一步，马上又响起爆炸声。他连忙后退，砰地一下关上门，迫击炮弹在距离他十米远的地方爆炸了。这座掩蔽部坐落在峡谷与伏尔加河交会处的角落里，此时师长巴秋克正站在门口观看刚刚发生的爆炸场面。

当通信主任试图向前迈步时，巴秋克忽然大喊一声：“开火！”德国人仿佛听从了他的命令，立刻发射了一枚迫击炮弹。

这时巴秋克发现了别列兹金，向他喊道：

“你好，邻居！”

在这条空寂无人的小道上行走是十分危险的，实际上等同于去送死。德国人吃饱睡足之后，密切监视着这条通道，不惜弹药，不放过任何一个行人。别列兹金在小道转弯处的一堆废金属旁边停了一会儿，用目光测量了一下这片似乎沉思着的空地，说：

“格卢什科夫，第一个跑过去！”

“您说什么呀，跑得过去吗，这里有他们的狙击手。”格卢什科夫说。第一个跑过危险地带被认为是长官的特权，德国人往往来不及向第一个跑过的人开枪。

别列兹金回头望了望德国人占领的房屋，向格卢什科夫递了个眼色，第一个向前跑去。

当跑到德国人视野不及的一段土堤时，他背后响起清晰的枪声，德国人发射了一枚爆破弹。

别列兹金站在土堤下面抽起烟来。格卢什科夫迈着大步飞奔过来，一枚子弹射在他的脚下，仿佛一群麻雀从地面上冲天飞起。格卢什科夫向旁边一跳，绊了一跤，迅速爬起来向别列兹金跑去。

“差点被他干掉。”格卢什科夫说，他喘了一口气，接着又解释，“我以为恰好可以跑过来，他让您漏网了，一定会抽支烟来消消气，看来这个讨厌鬼不会抽烟。”

格卢什科夫摸了摸参差不齐的棉衣下摆，把那个德国鬼子咒骂了一通。他们走近营指挥所时，别列兹金问：

“负伤了吧，格卢什科夫同志？”

“他把我的鞋后跟啃掉了，完全脱落了，狗东西！”格卢什科夫说。

营指挥所设在工厂的一家食品商店的地下室里，潮湿的空气里散发着酸白菜和苹果的气味。

桌子上燃着两盏用炮弹壳制作的高大油灯。门楣上方钉着一块标语牌：“售货员与顾客，相互尊重，礼貌周到。”

地下室里驻扎着两个营——步兵营和工兵营的司令部。两位营长波丘法罗夫和莫夫绍维奇正坐在桌旁吃早饭。别列兹金打开门，便听见波丘法罗夫兴致勃勃的声音：

“我不喜欢加水稀释的酒精，它一点也不合我的口味。”

两位营长站起来，立正站好。参谋长把一小瓶伏特加酒藏在一堆手榴弹后面，炊事员用自己的身体遮住一分钟之前莫夫绍维奇刚同他谈过的梭鲈鱼。波丘法罗夫的通信员蹲在那里，正准备按照营长的指示把《中国小夜曲》的唱片安放在留声机盘上。他飞快地抽身站起，只来得及摘掉唱片，而留声机的转盘则继续在呜呜地空转。通信员像队列中的战士那样，两眼平视正前方，只是用余光留意首长的表情，此时该死的留声机不识趣地呜呜空转着，他发现波丘法罗夫的目光中夹杂着生气的情绪。

两位营长和其他几个与这顿早餐有关的人十分了解首长们的偏见：上级首长总认为，营级军官的职责要么是作战，要么是用望远镜观察敌军动静，要么是俯在地图上思考。可是人们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总是射击，总是同上级或下级通电话，因为人还要吃东西的。

别列兹金朝呜呜作响的留声机斜了一眼，微微一笑。

“好吧。”他又补了一句：“请坐下，同志们，继续玩吧。”

这句话也许是句反话，并不具有直接的意义。波丘法罗夫脸上流露出一丝忧郁和后悔，而莫夫绍维奇脸上却只有忧郁，没有后悔，因为他指挥的是独立工兵营，与团长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他们两人的下属脸上的表情也大致可以如此区分开来。

别列兹金用不太高兴的声调继续说：

“你们那五公斤梭鲈鱼在什么地方，莫夫绍维奇同志，这件事全师都知道了。”

莫夫绍维奇依旧带着忧郁的表情说：

“炊事员，把鱼拿出来给团长看看。”

炊事员是唯一在执行自己直接职责的人。他直来直去地说：

“大尉同志吩咐照犹太人的方法做夹馅儿鱼，有辣椒、桂皮，可是没有白面包，也没有生姜。”

“嗯，明白了，”别列兹金说，“我在博布鲁伊斯克吃过一个叫萨拉·阿罗诺夫娜的女人做的夹馅儿鱼。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喜欢。”

地下室里的人们突然明白过来，团长甚至根本没想到要生气。

别列兹金仿佛知道波丘法罗夫夜间击退了德国人的进攻，知道他接近早晨的时候被埋在泥土里，多亏了那个播放《中国小夜曲》的通信员把他从泥土里刨出来。当时通信员大声喊道：“请放心，大尉同志，我来救你！”

他仿佛知道，莫夫绍维奇同工兵们一起爬过一条受敌人坦克威胁的小巷，用泥土和碎砖掩埋了纵横交错的反坦克地雷……

这些年轻的官兵们为他们迎来一个新的早晨，为他们能够再次举起白铁杯子祝酒，为他们能够嚼酸白菜、抽烟而感到陶醉。

其实什么事也没发生。地下室的主人们在上级指挥员面前站了一分钟，然后请他同他们共进早餐。他们愉快地望着津津有味地嚼着酸白菜的团长。

别列兹金常常把斯大林格勒会战同去年的战役相比。他去年参加过不少战役，他明白，他之所以能够经受住这样的考验，仅仅是因为他自身的冷静。在那些人们只能感受到绝望、恐惧和疲倦的日子里，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时刻，红军战士可以喝汤，可以修鞋，可以谈论老婆，谈论拙劣的和优秀的长官，可以制作汤匙。他看见，那些不具备坚定的思想信念的人不能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不管他们在战争中如何不顾一切，如何狂妄。在别列兹金看来，怯战、贪生怕死是一种暂时的心理状态，像一个人患了感冒一样，可以治愈。

什么叫勇敢或胆怯呢，他一直不太清楚。战争爆发不久，有一次，上级首长责骂他贪生怕死，因为他自作主张把他的团从德寇炮火下撤了下来。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前不久，为了使他们不至于白白挨德寇流氓迫击炮手的射击，他命令一位营长把部队撤往高地背后的斜坡。师长曾为这件事指责他：

“这是怎么回事！别列兹金同志，我听说您是一位勇敢沉着的人。”

别列兹金一言不发，叹了口气，好像那些说他好话的人高看了他。

波丘法罗夫有一头鲜红的头发，一双炯炯有神的蔚蓝色眼睛，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忽而哈哈大笑、忽而怒气冲冲的习惯。莫夫绍维奇是个瘦子，长脸上布满雀斑，乌黑的头发上带有些许白发。他用嘶哑的嗓子回答了别列兹金的问题，然后掏出一个小本子，开始画他提出的在受敌坦克威胁的地段布雷的新方案。

“撕下这张草图给我留作纪念吧。”别列兹金说着在桌上俯下身来，低声说，“师长叫我去了一趟。根据集团军侦察处的情报，德国人正在从城区抽调部队，集中力量对付我们。坦克很多，明白吗？”

近处传来爆炸声，地下室的墙壁颤抖了一下，别列兹金仔细听了听，然后微微一笑。

“你们这里很安静。在我那条峡谷里，肯定有两三个从集团军司令部来的人待在那里。各种工作组往来不断。”

这时，又有一枚炸弹爆炸，建筑物摇晃了几下，一块块泥皮从天花板上掉下来。

“这里的确安静，无人打扰。”波丘法罗夫说。

“问题就在于这里无人打扰。”别列兹金说。

他用信任的口吻低声说着，的确忘记了自己是首长。之所以忘记这一点，是因为他习惯当下属，而不习惯当首长。

“你们知道什么叫上级首长吗？你为什么不进攻？为什么不占领高地？为什么有伤亡？为什么没有伤亡？你为什么不去报告？你为什么睡觉？为什么？”

别列兹金站起身来。

“我们走吧，波丘法罗夫同志，我想看看你们的防御阵地。”

工人新村里这条狭窄的街道呈现一派悲惨景象，贴着花花绿绿壁纸的墙壁裸露着，一座座小花园和菜园被坦克履带轧得乱七八糟，有的地方还残留几株秋天的天竺牡丹，孤零零地开放着鲜艳的花朵。

别列兹金突然对波丘法罗夫说：

“波丘法罗夫同志，我老婆好久没来信了。我是在途中找到她的，现在又没消息了。我只知道她带着女儿到乌拉尔去了。”

“会来信的，少校同志。”波丘法罗夫说。

在一座两层楼房的半地下室里，一些等待夜间撤离的伤员躺在用砖头堵住的窗户下面。地板上摆着一桶水和一只水杯，正对房门的两个窗户之间贴着一张美术明信片《少校求婚》。

“这里是后勤分队，”波丘法罗夫说，“再往前走就是前沿阵地了。”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吧。”别列兹金说。

他们穿过前厅来到一间顶棚塌陷的房子，立刻有一种从工厂管理处来到车间的感觉。空气中散发着令人不安的火药味，凌乱的空弹壳在脚下咯吱作响。一架淡黄色儿童小推车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反坦克地雷。

“那座摇摇欲坠的房子夜间被德国人占领了。”波丘法罗夫走到窗前说，“太可惜了，这座房子地理位置好极了。窗户面向西南，我们整个阵地的左侧都可以控制在我们的炮火之下。”

窗户用砖头堵死了，只留下一些狭窄的枪孔。窗户旁边摆着一挺重机枪，机枪手没戴帽子，头上缠着沾满尘土、被硝烟熏黑的绷带。他正在往机枪上装新的子弹带，而一号射手露出洁白的牙齿，嚼着一块香肠，准备过一会儿再次射击。

中尉连长走过来。他的军便服口袋里插着一枝白色翠菊花。

“勇士。”别列兹金微笑着说。

“能见到你太好了，少校同志。”中尉说，“情况正像我夜间对您说的，他们又进攻‘6-1’号楼了。进攻是九点钟开始的。”他说着抬手看了看表。

“团长就站在这里，快把情况向他报告一下。”

“对不起，没认出来。”中尉迅速举手敬礼。

六天以前，敌人包围了这个团防区内的几栋楼房，开始逐个蚕食它们。苏军防线逐渐瓦解于楼房的废墟之下，连同坚守防线的红军战士的生命一起消失。但在一栋带有深深的地下室的工厂大楼里，苏军防御部队继续顽强抵抗。坚固的墙壁经受住了炮火的轰击，尽管不少地方已被炮弹击穿。德国人试图从空中炸毁这座大楼，携带鱼雷的飞机曾三次向它发射威力强大的鱼雷。楼房的墙角已被全部摧毁，但废墟之下的地下室完好无损，守卫部队清除了残砖断瓦，安放了机枪、轻野战炮和迫击炮，不让德国人靠近一步。这座楼房幸运地屹立在那里，因为德国人无法通过隐蔽途径接近它。

向别列兹金报告情况的那位连长说：

“夜间我们曾试图进入这座孤楼，但没有成功。牺牲一人，回来的两人都负了伤。”

“卧倒！”此时，红军观察哨用可怕的声音喊道。有几个人直挺挺地扑倒在地板上，连长的话还没说完，便两手一扬，像是要扎猛子似的，便啪的一声扑倒了。

刺耳的尖叫声渐渐逼近，忽然间轰隆隆一阵巨响，震撼着人们的心脏和大地，沉闷的爆炸声中散发出难闻的火药味。一段黑乎乎的粗大圆木咕咚一声掉在地板上，旋即向上一跳，滚到了别列兹金脚下。别列兹金以为这是被炸弹炸断的一段木头差点砸在他的脚上。忽然，他发现这圆滚滚的东西其实是一颗尚未爆炸的炸弹。在这一秒钟，紧张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

但炸弹没有爆炸，它那吞没天空和大地、遮蔽过去、斩断未来的黑色阴影消失了。

连长站起身来。

“原来是条蛇。”不知是谁用走了调儿的声音说。

而另一个人笑道：

“嘿，我以为这下彻底完蛋了。”

别列兹金擦了擦额头上突然冒出的汗珠，从地板上捡起那朵白色翠菊，抖掉菊花上的砖头粉末，把它别在中尉军便服口袋上，说：

“这算是礼物？……

接着他向波丘法罗夫解释道：“你们这里的确很安静，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首长不到这里来。要知道，首长总是想向你索取东西。你有一个很好的炊事员，我要把你的炊事员抢走；你有一个高级理发师，或者高级裁缝，把他交给我吧。他们是些以权谋私的人！你开辟了一座很好的掩蔽所，请把它交出来吧；你有好吃的酸白菜，把它送到我这里来。”

他突然问中尉：

“那两个人为什么回来了，没有进入那座被包围的孤楼？”

“因为他们负了伤，团长同志。”

“明白了。”

“您很幸运。”波丘法罗夫说。这时他们从屋里走出来，沿着一片菜园走去，二连的战壕和窑洞就分布在这片焦黄的马铃薯地里。

“天晓得我幸运不幸运呢。”别列兹金说着跳进战壕里，“这是在野战条件下。”他接着说，语气极为轻松。

“这片土地用来打仗是再合适不过的，”波丘法罗夫说，“它已经习惯了。”接着他又回到团长刚才提到的那个话题上来，补充道：“不光是抢走炊事员，有时连女人也被上头抢走。”

整个战壕喧声震耳，充满着激动的呼喊声，噼噼啪啪的步枪射击声，冲锋枪和机枪短促的嗒嗒声。

“连长牺牲了，现在是指导员索什金担任指挥。”波丘法罗夫说，“这就是他的掩蔽所。”

“明白，明白。”别列兹金说着，朝掩蔽所半开半闭的房门看了一眼。政治指导员索什金在机枪旁边追上了他们。索什金脸膛红红的，眉毛粗黑，他用特大的嗓门一字一顿地报告说，连队正在朝德寇开火，目的是扰乱他们的集结，使他们无法对“6-1”号楼发起冲锋。

别列兹金接过他的望远镜，仔细看了看机枪射击的短促火光和迫击炮吐出的火舌。

“瞧，第三层第二个窗户，我觉得狙击手就躲在那里。”

话音刚落，他刚刚指过的那个窗户便闪出一道火光，子弹啾的一声打在战壕的墙壁上，恰好在别列兹金和索什金两人的脑袋之间。

“您真幸运。”波丘法罗夫说。

“天晓得我幸运不幸运呢。”别列兹金答道。

他们沿着战壕来到本连发明的新式武器跟前，只见一挺反坦克枪用支架固定在一个车轮上。

“这是本连的高射炮。”一个胡须上沾着尘土，眼睛不安地转来转去的中士说。

“坦克距离100米，在那座绿顶小房子旁边！”别列兹金用教练员的语气喊道。

中土迅速掉转车轮，反坦克枪长长的枪口移向地面。

“德尔金那里有一名战士，”别列兹金说，“在反坦克枪上装了一副狙击瞄准具，一天之内打掉敌人三挺机枪。”

“德尔金他们舒服得很，整天蹲在车间里。”

他们顺着战壕往前走去，别列兹金接着巡视开始时提到的话题说下去：

“我给她们寄了个包裹，寄了点好东西。您要知道，老婆不给我写信，老不回信，我甚至不知道包裹能否送到她们手里。也许她们病了，在疏散途中很容易生病的。”

波丘法罗夫突然记起，很久以前那些去莫斯科做工的乡村木匠，他们回到村里，给老婆、孩子和老人带回不少礼物。对他们来说，乡下家庭生活的温暖和谐，总比莫斯科的喧闹和灯红酒绿更有意义。

过了半个小时，他们又回到营部指挥所，但别列兹金没有进地下室，便在院子里同波丘法罗夫道了别。

“要尽一切可能支援‘6-1’号楼。”他说，“不要再做进入孤楼的尝试了，这个任务等到夜间由团里组织力量来完成。就这样吧……我不喜欢你们对待伤员的态度。你们指挥所里有长沙发，可伤员们却躺在地板上。没有派人去领新鲜面包，大伙儿只好啃面包干，这是第二点。你们的指导员索什金有一次喝得烂醉如泥，这是第三点。就这样？……

波丘法罗夫听着，心中颇为惊异，团长到防御阵地上走了走，便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副排长穿的是德国人的裤子，一连连长手上戴了两块手表。

别列兹金用教训的口吻说：

“德国人要进攻了，明白吗？”

他说罢朝工厂方向走去，已经钉上了鞋后跟，缝好了棉衣下摆的格卢什科夫问道：

“回团部去？”

别列兹金没有回答他，只对波丘法罗夫说：

“给团政委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到德尔金那里去一趟，去工厂三车间。”他说着意味深长地挤了挤眼，“叫人给我送点酸白菜，你们的酸白菜很好吃。不管怎样，我是首长嘛。”

15

托利亚好久没来信了……早晨，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照常送母亲和丈夫去上班，送娜佳去上学。第一个离开家的是母亲，她在著名的喀山肥皂厂的实验室里当化验员。走过女婿的房间门口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往往要重复一下从工友们那里听来的笑话：“当家的六点钟上班，而仆从九点钟上班。”

她走后娜佳才去上学，确切地说，她不是走到学校去，而是奔跑着去上学，因为无法及时把她从床上叫起来。她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从床上爬起来，抓起袜子、上衣、教科书和练习本，匆匆吃完早点，喝几口茶，便跑下楼梯，边跑边系围巾，穿外套。

娜佳走后，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才坐下来吃早饭。这时茶壶里的茶已经凉了，只好重新加热。

每当娜佳说“快点离开这鬼地方”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都很生气。娜佳不知道，杰尔查文 [8] 曾在喀山居住过，阿克萨科夫 [9] 、托尔斯泰、列宁、济宁 [10] 、罗巴切夫斯基 [11] 都在喀山住过；马克西姆·高尔基曾在喀山的一家面包铺里干过活儿。

“像老年人一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气呼呼地说。老太婆对未成年的外孙女的指责听来令人奇怪。

柳德米拉看得出，母亲虽然年迈，但仍旧对大家很关心，对新的工作也很感兴趣。在赞美母亲的精神力量的同时，她心里却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在忧患之中，怎么能对油脂的氢化作用、对喀山的街道和博物馆感兴趣呢？

有一次，斯特拉姆对妻子谈起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心灵的青春，柳德米拉忍不住答道：

“这不是妈妈的青春，而是老年性利己主义。”

“外婆不是利己主义者，她是民粹主义者。”娜佳说，接着她又补了一句：“民粹主义者是好人，但他们不大明智。”

娜佳总是坚决果断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不容辩驳，这也许因为她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她说话带有大量的卷舌音。她留心听苏联情报局公布的战报，熟悉战争中的重大事件，别人谈论政治她也插话。夏天她到集体农庄短期旅行，回来后向母亲解释了集体农庄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原因。

她从不给母亲看她在学校的考分，只是有一次心慌意乱地说：

“知道吧，给我的品行打了个四分。要知道，数学老师把我赶出了教室。我走出教室的时候，扯开嗓子喊了一句‘古德拜依’，全班同学哄然大笑。”

像许多在战前吃穿不愁的富裕人家的孩子一样，娜佳在疏散期间经常谈论定量供应的口粮、凭票供应商店的优缺点，她懂得了植物油比牛油好，碎米的长处和缺点，块糖比砂糖好。

“你知道吧，”有一次她对母亲说，“我已经拿定主意，从今天起，我开始喝加蜂蜜的茶，不要再让我喝加炼乳的茶了。我认为这对我有好处，可你却满不在乎。”

偶尔娜佳变得忧郁起来，她会带着轻蔑的笑容对长辈说一些粗鲁的话。有一次，她当着母亲的面对父亲说：

“你是个傻瓜。”她恶狠狠地说，弄得斯特拉姆不知所措。

母亲有时看见娜佳一边看书一边流泪。娜佳认为自己落后于人，运气不佳，四处碰壁，命中注定要过这种枯燥困苦的生活。

“谁也不愿同我交往，我傻里傻气的，任何人也不会对我感兴趣，”一天吃饭的时候她说，“谁也不会娶我，药剂班毕业后我就到乡下去。”

“偏僻的农村里没有药店。”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关于嫁人的事，你预想得过于悲观了，”斯特拉姆说，“近来你变漂亮了。”

“管它呢。”娜佳说着，狠狠地望了父亲一眼。

到了夜里，母亲看见娜佳一只胳膊露在毯子外面，纤细的小手拿着一本小书——她在读诗。

有一次，娜佳从科学院的内部商店买了两公斤奶油和一包大米回来，说：

“人们，其中包括我自己，坏蛋、下流无耻的人，都要吃这些东西。爸爸无耻地拿才华换取奶油。好像那些病人、知识不多的人和身体虚弱的孩子就得过半饥半饱的生活，因为他们不懂物理学，或者不能百分之三百地完成计划……只有上等人才能吃奶油。”

吃晚饭的时候，她用挑衅性的口吻说：

“妈妈，我要吃双份的蜂蜜和奶油，因为我早晨睡过头了，没吃早点。”

娜佳许多地方像父亲。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时常发现，最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感到气恼的，恰恰是女儿身上那些同他相似的特点。

有一次，娜佳模仿父亲的语调谈到波斯托耶夫：

“骗子、平庸之辈、滑头！”

斯特拉姆气愤地说：

“你中学还没念完，怎么敢对院士如此妄加评论呢？”

但柳德米拉记得，维克托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常常评论科学院的许多名人：“微不足道的人、平庸之辈、老顽固、野心家！”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心里明白，女儿过得很不顺心，她性格孤僻，敏感，很难与人相处。

娜佳走后，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开始喝茶，吃早点。他一边斜着眼看书，一边饮茶，同时急匆匆地吃着早点，并且做出一副愚蠢的吃惊表情，用手指触摸着茶杯。他两眼盯着书本说：“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倒一杯更热一点的茶。”柳德米拉懂得他各种动作的含义：他一会儿开始挠头，一会儿鼓起嘴唇，一会儿歪着嘴剔起牙来。这时柳德米拉对他说：

“天哪，维佳，你什么时候去治疗牙病呀？”

她知道，他挠头和鼓嘴唇是为了集中精力思考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因为头痒了或者鼻子发痒。她知道，如果她说“维佳，你甚至没听见我对你说的什么话”。他会继续斜眼望着书本回答说：“我全听见了，我可以重复一遍，‘维佳，你什么时候去治疗牙病呀’。”接着他又露出吃惊的表情，喝一口茶，像精神分裂症患者似的紧皱眉头。这一切都意味着他在阅读一位熟悉的物理学家的著作，有些观点他表示赞成，有些地方他不同意。然后，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将一动不动地独坐很久，然后他开始不停地点头，看样子很温顺，带着老年人的郁闷表情，大概患脑瘤的人面部常常带有这样的表情。这时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明白了：斯特拉姆在想念母亲。

他喝茶的时候，心里想着自己的工作，有时唉声叹气，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柳德米拉望着这双她亲吻过的眼睛，望着她抚摸过的鬈曲的头发，望着她亲吻过的嘴唇，望着他的睫毛、眉毛，望着他那双长着细细指头的无力的手——她曾帮他剪过指甲。她常常说：“唉，瞧你，我的邋遢鬼。”

她了解丈夫的一切：入睡前他躺在被窝里看小人书，他去刷牙时的表情，他穿着礼服做有关中子辐射的报告时略微颤抖的响亮声音。她知道，他喜欢吃菜豆做的乌克兰红菜汤，知道他在梦中低声哼哼，辗转反侧。她知道他左脚上的皮鞋后跟磨损得快，衬衫的袖子容易脏；知道他喜欢枕着两个枕头睡觉；知道他穿过城内的一些广场时心中怀着隐隐的恐惧；知道他皮肤的气味以及他袜子上的破洞的形状。她知道，他感到饥饿等候吃饭时就低声唱歌；知道他的大脚指头上的指甲的形状；知道他两岁时用过的一个小名，当时他母亲用这个名字称呼他；知道他走路不抬脚，鞋子沙沙地蹭着地面；知道他在高年级预备班读书时同他打过架的那些男孩子的名字。她知道他好嘲笑人，喜欢拿托利亚、娜佳和一些同事开心。即使在现在，斯特拉姆几乎一天到晚心情沉重，但他依然逗着她寻开心，说她的好朋友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索科洛娃很少读书，在一次谈话中竟把巴尔扎克同福楼拜弄混了。

他逗柳德米拉很巧妙，她每次都被他逗得愤愤不已。这时她气呼呼地认真反驳他，为自己的女友辩护：

“你总爱嘲笑那些亲近我的人。玛丽亚的趣味丝毫没有错，她不需要读很多书，她对书一向有审美感。”

“当然，当然，”斯特拉姆说，“她坚信，《马克斯与莫里茨》是阿纳托尔·法朗士 [12] 的作品。”

她知道他喜欢音乐，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有一次她看见他泪流满面，看见他发疯地撕烂自己身上的衬衣，被长衬裤绊了腿，用一条腿一蹦一跳地向她逼近，举起拳头要打她。她了解他刚直不阿的性格，经常发现他的灵感；她知道丈夫是一位诗朗诵高手；知道他是个经常服用泻药的人。

虽然她同丈夫的关系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她感觉得到丈夫现在在生她的气。不过变化也是有的，表现在他不再同她谈自己的工作。他同她谈论熟人的来信，谈论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的限额。他有时谈到研究所和实验室里的一些事，谈到讨论工作计划，讲述一些研究人员的情况：萨沃斯季亚诺夫夜间喝酒后去上班，在班上睡着了，一些实验员在实验室里煮土豆，马尔科夫正在准备一系列新的实验。

但是关于他自己的工作，关于那些他以往只同柳德米拉一个人谈的内部情况，现在他只字不提了。

过去他有时向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抱怨说，他把自己尚不成熟的一些想法记录下来，念给几位亲近的朋友听，结果第二天便心生不愉快。现在他觉得工作枯燥无味，所以他不愿再提到它。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曾是他唯一信得过的人，他可以向她倾吐自己的疑虑，念几段手稿，谈谈自己不切实际的过分自信的设想，之后没有任何不快。

现在他不再同她谈这些了。

现在每当他感到忧郁的时候，他便抱怨柳德米拉，以便从中寻求一种轻松解脱。他常常一刻不停地思念母亲。他开始考虑他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考虑法西斯分子迫使他思考的问题，他想到自己的犹太血统，想到他母亲是犹太人。

他心中暗暗责怪柳德米拉，怪她对母亲态度冷淡。有一次，他对妻子说：

“假如你同妈妈处好关系，她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住在莫斯科。”

她也把丈夫对待托利亚的种种粗暴和不公正暗暗记在心里，有些是无论如何也忘不了的。

她的心变得冷酷。因为他对待她前夫的儿子太不公平了，他在托利亚身上总能发现很多毛病，不肯原谅他的缺点。作为父亲，他对娜佳却一再迁就，原谅她的粗鲁、懒惰、不修边幅，以及不愿帮助母亲做家务。

她有时也会想到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母亲，也就是她的婆婆，她婆婆的遭遇太悲惨了。然而，维克托怎么能要求柳德米拉同婆婆和睦相处呢，要知道，安娜·谢苗诺夫娜对托利亚很不好。正因为这点，她寄来的每一封信，她每次来莫斯科，柳德米拉都觉得不可忍受。娜佳、娜佳、娜佳！娜佳的眼睛像维克托，娜佳老是心不在焉，娜佳爱说俏皮话，娜佳爱沉思默想。安娜·谢苗诺夫娜对儿子的温柔、钟爱，是同她对孙女的温柔和钟爱连在一起的。要知道，托利亚握刀叉的姿势同她的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大不相同。

说来奇怪，近来她比以前更多地想起托利亚的父亲，也就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她很想找到他的亲人，找到他的姐姐，他们会为托利亚的眼睛感到欣慰，阿巴尔丘克的姐姐会从托利亚的眼睛、弯曲的大拇指、宽宽的鼻翼上辨认出弟弟的影子。

正如她不愿回忆丈夫对托利亚的好一样，她原谅了阿巴尔丘克对她的冷酷无情，甚至原谅了他抛弃她和吃奶的孩子，原谅了他禁止儿子托利亚使用他的姓氏。

上午，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独自留在家里。她等待着这个时刻，因为亲人们在身旁对于她来说，是一种妨碍。世界上的一切事件，战争、姐妹们的命运、丈夫的工作、娜佳的性格、母亲的健康、对伤员的怜悯、对死于德国战俘营的人们的痛惜，这一切都与她对儿子的苦苦思念，与她对儿子的担忧息息相关。

她认为母亲、丈夫和女儿的感情，完全是由另一种矿石熔炼出来的。她觉得他们对托利亚的眷恋并不深。在她看来，世界是托利亚的一部分，而在他们看来，托利亚仅仅是世界的一部分。

时间一天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托利亚仍旧没有来信。

广播电台天天播送苏联情报局公布的战报，每天的报纸都满是有关战争的报道。苏军部队在撤退。战报中和报纸上有时提到炮兵的情况，托利亚在炮兵部队服役，没有来信。

她觉得，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她的痛苦，那就是索科洛夫的妻子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不喜欢同教授们的妻子来往，因为她们爱谈论丈夫的科研成就，谈论服装和保姆，这类话题常常使她感到气恼。然而，也许因为腼腆的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温和的性格同她的性格截然不同，也许因为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对托利亚的态度感动了她，所以她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非常依恋。

柳德米拉觉得，同她谈论托利亚的事，比同丈夫和母亲谈论要自如一些，并且更能让她感到心安。虽然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几乎每天都到斯特拉姆家里来，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仍然时常焦急她的女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来。她不时地朝窗外张望，希望看到玛丽亚·伊万诺夫娜那瘦弱的身影，看见她那张可爱的脸。

托利亚依旧没有来信。

16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柳德米拉和娜佳坐在厨房里。娜佳偶尔把几页揉皱了的练习本上的纸添在火炉里，黯淡的红光又亮堂起来，欢乐的火苗在火炉里跳动着。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斜眼望了望女儿，说：

“昨天我到一个女实验员家里去了一趟，天哪，那才叫拥挤，一贫如洗，全家人都饿着肚子。我们住在这里，日子过得像国王。她们几家邻居聚在一起，谈到在战前谁最喜欢吃什么，一个女邻居说她最喜欢吃牛犊肉，另一个女邻居说她最喜欢吃腌黄瓜做的肉汤。而这位女实验员的女儿却说：‘我最喜欢解除警报。’”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没说什么，而娜佳说：

“外婆，您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已经超过一百万了。”

“可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没有朋友也好。”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现在维佳动不动就去找索科洛夫。在那里聚会的什么人都有，我真不明白，维佳和索科洛夫怎么能同这些人在一起聊天，并且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没完没了地抽烟，居然不感到厌烦。他们也不会怜惜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她需要安静，而当着他们的面，躺着不好，坐着也不好，而且他们还拼命抽烟。”

“我喜欢那个鞑靼人卡里莫夫。”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令人讨厌的家伙。”

“妈妈像我，她谁也不喜欢，”娜佳说，“她就喜欢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一个人。”

“你们都是怪人，”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你们在莫斯科有自己的小圈子，你们把这种小圈子也带到这里来了。在火车上，在俱乐部里，在剧院里，在这些地方还不算你们的小圈子，你们小圈子里的人都是同你们在一个地方修建别墅的人，我看得出叶尼娅也是这种情况……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特征，你们就根据这些特征来确定自己小圈子里的人。‘唉，她这人没什么意思，不喜欢勃洛克 [13] ，而他是个见识贫乏的人，不懂得毕加索……她赠送他一只水晶花瓶，这太缺乏审美感？……维克托是民主主义者，他瞧不起这些颓废派的东西。”

“胡说！”柳德米拉说，“这和别墅有什么关系！有些小市民有别墅，有些没有，不应该同他们聚会，他们令人讨厌。”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发现，女儿常常冲她发火，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时常给丈夫出主意，有时批评娜佳几句，一方面责备她的过错，同时又原谅她的过错，平日里娇惯她，同时又不承认自己娇惯她。她察觉到，母亲对她的行为有自己的看法。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虽然没有说出自己的这种态度，但它却是客观存在的。有时斯特拉姆同岳母对视一眼，他们眼睛里流露出会心的嘲笑，似乎他事先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讨论过柳德米拉的古怪脾气。然而，不管他们是否讨论过，现在都毫无意义了。问题在于这个家庭出现了一股新的力量，这股力量一出现便改变了那些既定的人际关系。

有一次，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对柳德米拉说，假如他处在她的位置，他就把家庭的主导地位让给母亲，让母亲感觉自己是主人，而不是客人。

柳德米拉觉得丈夫的话并非发自内心，她甚至以为，他想强调自己对她母亲特别亲热，无意中以此对比柳德米拉对安娜·谢苗诺夫娜的冷淡态度。

她有时会忌妒丈夫对娜佳的爱，但她没有勇气向他承认这一点，她会觉得自己荒唐可笑，感到惭愧。然而，现在这已经不是忌妒，即便她也不愿承认，失去了家园、暂时住在她家的母亲会使她感到气恼，感到碍手碍脚。然而这种气恼又十分古怪，它常常同爱恋同时存在，如果需要，她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最后一件衣服奉献给母亲，同她分享最后一片面包。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突然感到，她忽而想无缘无故地大哭一场，忽而想死去，忽而想晚上不回家，留在同事家的地板上过夜，忽而又打算到斯大林格勒去找谢廖扎、薇拉、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对女婿的举动和主张多半表示赞成，而柳德米拉几乎总是同他作对。娜佳发现了这一点，对父亲说：

“去告诉外婆，妈妈老是欺负你。”

这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你们的日子过得像猫头鹰，而维克托是个正常的人。”

“这全是空话，”柳德米拉皱着眉头说，“等到回莫斯科那一天，您和维克托会感到幸福的。”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突然说：

“你知道吧，我亲爱的，当返回莫斯科的日子来临之际，我是不会同你们一起去的，我要留在这里。在莫斯科，在你家里没有我的容身之所，你明白吗？我要说服叶尼娅搬到这里住，或者我去古比雪夫，到她家里去住。”

这是母女关系中的痛苦时刻。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拒绝回莫斯科，表达了她心中的一切痛苦，而集聚在柳德米拉心头的种种苦恼也因此变得明朗起来，仿佛她亲口说出的一般。不过柳德米拉也很委屈，似乎她在母亲面前没有一丁点儿过错。

望着柳德米拉那副难过的样子，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感到自己的话说得不对。每天夜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想得最多的人是谢廖扎，她一会儿回想他发火和与人争吵的样子，一会儿想象他穿着军装，也许他的眼睛变得更大了，他一定瘦了，面颊下陷了。她对谢廖扎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是她不幸的儿子留下的独苗。她爱自己的儿子，她觉得儿子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有时她对柳德米拉说：

“你不要为托利亚过分伤心了，你要相信，我对他的挂念并不比你少。”

她这番话含有某些虚假成分，有损于她对女儿的钟爱，因为她并不特别挂念托利亚。这时两人都直率到了残酷的地步，又都为自己的直率大为吃惊，于是两人都变得含蓄起来。

“‘真理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新剧作。”娜佳在一旁嘀咕。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狠狠地，甚至带着几分惧怕地望了外孙女一眼。这个正在读十年级的女孩子，居然能够明白连她自己还没有弄明白的问题。

过了一会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回来了。他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突然出现在厨房里。

“你的突然到来令人高兴，”娜佳说，“我们还以为你要在索科洛夫家里待到很晚呢。”

“啊，全在家里，大家守着火炉，太高兴了，好极了，好极了。”他说着，向炉火伸出手来。

“快擦擦鼻子。”柳德米拉说，“什么东西好极了，我不明白！”

娜佳忍不住扑哧一笑，模仿母亲的语调说：

“喂，快擦擦鼻子，不是对你说得清清楚楚的吗！”

“娜佳，娜佳！”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以警告的语气说，她不允许任何人共享她教育丈夫的权利。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

“是啊，是啊，外面寒风刺骨。”

他朝自己的房间走去，通过敞开的房门可以看见他在桌前坐了下来。

“爸爸又在书皮上写字呢。”娜佳说。

“这不关你的事。”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又向母亲解释道：“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呢？是因为大家都在家里？他有些精神变态，如果有人不在家，他就会惶惶不安。他现在有些问题还没考虑成熟，他很高兴，不必打扰他，分散他的精力。”

“轻点儿，我们的确在妨碍他。”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恰恰相反，”娜佳说，“你大声说话，他不会留意，要是你窃窃私语，他会走过来问：‘你们在这里低声说些什么？’”

“娜佳，你谈论父亲像导游讲述动物的本能。”

她们同时大笑起来，彼此对视了一眼。

“妈妈，你怎么能这样不公正地对待我呢？”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母亲默默地抚摩一下她的头。

后来他们在厨房里吃晚饭。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觉得，这天傍晚厨房里暖烘烘的，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构成他生命基础的活动在继续着。近来他在不停地思考，如何对实验室积累的一些相互矛盾的实验结果作出出人意料的解释。

他在餐桌前坐下来，感觉到一种古怪而又幸福的急躁情绪。他很想拿起铅笔写点什么，但又克制着自己，他的手指不由得麻木起来。

“今天的荞麦粥好极了。”他说着用汤匙敲了敲空菜碟。

“这是暗语？”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问。

他把菜碟向妻子面前移了移，问：

“柳达，你大概还记得蒲劳脱 [14] 的假说吧？”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莫名其妙地举起汤匙。

“是关于元素起源的假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噢，我记得，”柳德米拉说，“一切元素都来源于氢。可是这和麦粥有什么关系呢？”

“麦粥？”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反问，“蒲劳脱曾遇到这样一件事：他提出这个大致正确的假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他的时代，在确定原子量方面存在着不可容忍的谬误。假如在他的时代准确地确定了原子量，并且其精确度达到杜马 [15] 和斯塔斯 [16] 的水平，那么他就不会假设元素的原子量是氢的整数倍了。结果他的假说是正确的，正因为他在这方面出过差错。”

“这到底和麦粥有什么关系呢？”娜佳问。

“麦粥？”斯特拉姆吃惊地反问道，他忽然想了起来，“这和麦粥毫无关系……这麦粥很难研究明白，要把它研究明白需要一百年。”

“这是您今天讲课的课题？”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问道。

“不，只是随便说说，我今天没有讲课，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他捕捉到妻子的目光，并且感觉到她很理解他，知道他在为自己的论文兴奋不已。

“过得好吗？”斯特拉姆问，“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来看你了吗，大概她又给你读《包法利夫人》了吧？她一定说这是巴尔扎克的作品，对吧？”

“去你的！”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夜里，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等候丈夫同她谈谈自己的论文，但他一直沉默不语，她也没有问他。

17

斯特拉姆觉得，十九世纪中叶的物理学家的思想以及亥姆霍兹 [17] 的观点都是十分天真的。亥姆霍兹曾把物理学的任务归结为研究仅仅取决于距离的引力和排斥力。

力场是物质的灵魂！联结能量的波和物质微粒的统一体……光的粒度……它是簇射还是稍纵即逝的光波？

量子理论把一些新的定律——概率定律以及抛弃了个性的概念，只承认总体的特殊统计定律，置于支配物理个性的定律的位置。十九世纪的物理学家常常使斯特拉姆想起那些染着胡须，穿着带浆硬的立领和硬袖口的服装，聚在台球桌周围的人。带着直尺和怀表的洞察秋毫的科学家们紧皱浓眉，在测量速度和加速度，确定那些占满了铺着绿呢的世界著名实验场的弹力球的质量。

然而，用金属棒和直尺测量的空间，用最完美的钟表计量的时间，突然被扭曲了，渐渐地被拉长或压扁。它们的稳固性原来并非科学的基础，而是科学牢狱的铁窗和大墙。最后审判的时刻来临了，亘古不变的真理被宣布为谬误。真理像蚕蛹似的，在古老的偏见、错误、失真的茧壳里沉睡了数百年。

世界变成非欧几里得的世界，质量和速度形成了它的几何本质。

爱因斯坦使世界摆脱了绝对时间和空间的桎梏，世界科学的运动正在以不断增长的速度迅速发展。

两大潮流背道而驰，但彼此保持着联系，尽管一个奔跑在秒差距的天地里，另一个以毫微米单位来计量，一个潮流在同宇宙万物同步奔跑，另一个潮流在努力研究原子核。物理学家对原子的奥秘钻研得愈深，确定星体微光的定律对他们来说就变得愈加明显。在对远方星系的光谱分析中，沿视线的红移产生了在无穷的空间中奔跑的宇宙的概念。一旦认定了终极的、被速度和质量弯曲的荚状空间，便可以想象，吸引银河系随之运动的空间本身扩大了。

斯特拉姆从不怀疑，世界上再没有比科学家更幸福的人了……有时在早晨，在他去研究所的路上，有时在他晚间散步的时候，正如今天夜间的情形一样，他一想到自己的工作，心中便充满了幸福、宁静和喜悦。

静静的星光充满了宇宙，这种微妙的力量在氢转变为氦的过程中释放出来……

在战争爆发前的两年之内，两名德国青年用中子实验引发了重原子的裂变。苏联物理学家们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类似的实验结果时，突然有十万年前穴居的猿人点燃第一堆篝火时所体验的感觉……

当然，物理学确定了二十世纪的主要潮流，正如1942年世界大战各战场的主攻方向是斯大林格勒一样。

然而，怀疑、忧患和不信任紧紧追随着斯特拉姆，一刻也不放过。

18

维佳，我现在住在敌占区，在犹太人隔离区带刺的铁丝网里面，但我相信这封信能送到你手里。你的回信我永远也收不到了，因为我很快就不存在了。我想让你知道我最后几天的生活，带着这样的念头离开人世我会感到轻松一些。

维佳，真正理解人是很困难的……7月7日那天，德国人冲进了城。我在门诊部接诊完病人，正在街上走着，听见街心花园里的无线电收音机正在播送最新消息，我停下来听了听，女播音员在用乌克兰语播送一篇战地报道。我听见远处在放炮，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些人匆匆跑过街心花园。我朝家里走去，心里感到奇怪，我怎么会没听见空袭警报的信号呢。这时，我突然看见一辆坦克，有人喊了一声：“德国人冲进来了！”

我说：“不要扰乱人心。”头天晚上我到市苏维埃秘书家里去过，问他有关撤退的事，他生气地说：“现在谈论这个为时过早，我们连名单还没确定呢。”然而，德国人的确是进了城。这一整夜邻居们都在相互串门，最沉着的要数小孩子和我了。我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别人遇上什么情况，我也会遇上什么情况。起初我非常害怕，因为我心里明白，我再也见不着你了，我多么想再看你一眼，再吻一下你的额头、眼睛，后来我转念一想，只要你平安无事，也算是我的福气了。

快到早晨的时候，我睡着了，醒来时我感到痛苦万分。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躺在自己床上，却感觉自己是在异地他乡，孤身一人，无依无靠。

这天早晨，我又记起自己是个犹太人，在苏维埃政权年代，这件事我早已遗忘了。站在行驶着的大卡车上的德国人大声呼喊：“Juden Kaputt（犹太人完蛋了）！”

后来我的几位邻居也让我想起这一点。管院子的工人的老婆站在我的窗户外面，对一个女邻居说：“谢天谢地，这回犹太人完蛋了。”这话从何说起呢？她儿子娶了一个犹太姑娘，老太婆去儿子家里做过客，还给我谈起过她的几个孙子。

我有一位邻居是个寡妇，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儿，名叫阿廖努什卡，她有一双漂亮的蔚蓝色大眼睛，我过去给你写信提到过她。这位女邻居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安娜·谢苗诺夫娜，请您傍晚之前把东西收拾一下，我要搬到您的房里来住啦。”“好吧，那么我就搬到你的房里去。”“不，您搬到厨房后头的小储藏室里去。”

我拒绝了她，那间小屋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火炉。

我到门诊部去了，等我回来一看，我房间的门被撬开了，我的东西被扔进了那间储藏室。那位女邻居对我说：“长沙发我留下自己用了，反正也无法把它放进您的新居里去。”

说来奇怪，她毕业于中等技术学校，她已故的丈夫很文静，是个非常好的人，曾在乌科波斯皮尔卡当会计。“您不受法律保护。”她说。听她那口气，好像这对她大有好处。而她的阿廖努什卡在我房里坐了一个晚上，我一直在给她讲故事。这就算是庆贺我乔迁新居吧，她不想去睡觉，母亲过来把她抱走了。

亲爱的维佳，后来我们门诊部又开始接诊病人了，而我和另一名犹太医生却被解雇了。我要求他们发给我上月的工资，但新来的主任对我说：“您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挣的工钱，让斯大林发给您吧，您往莫斯科给他写信吧。”

护理员马鲁夏拥抱了我，低声哭着对我说：“天哪，我的天哪，您将来怎么办呢，你们这些人将来怎么过呢？”特卡乔夫医生握了握我的手。有人同情我，有人幸灾乐祸，我不知道是幸灾乐祸令人难过呢，还是人们打量奄奄一息的病猫时的怜悯目光更令人难过。我设想到这一切会落到我的头上。

有许多人使我感到吃惊，不仅仅是那些愚昧无知、生性凶狠、没有文化的人，就连那个老教师也不例外。他已经75岁了，领了退休金，他经常打听你的情况，叫我向你问好，一谈到你就说“他是我们的骄傲”。可是在这些倒霉的日子里，他遇上我也不打招呼了，扭头就走，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警备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说：“这下空气变清新了，不再有大蒜味了。”他真不该说这话，这句话玷污了他的身份。在那次会议上，散布了多少诽谤犹太人的言论……当然了，维佳，不是所有人都出席了那次会议，许多人拒绝参加。你要知道，据我所知，自沙皇时代以来，反犹太人运动是与“米哈伊尔天使长同盟” [18] 的人们盲目排外的爱国主义有联系的。现在我看得很清楚，那些高喊驱逐犹太人、拯救俄国的人，在德国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为了一点微小的利益随时准备出卖俄国。住在郊区的一些无赖开始抢占房子，抢掠被褥和衣服，当年霍乱病人闹事，有些人亲手杀死医生，大概就是这样的。有些人精神空虚，不敢主持正义，他们对坏人坏事唯唯诺诺，唯恐违背了当局的意愿，引起他们的怀疑。

不断有一些熟人跑到我家来传递新闻，他们的眼睛里充满疯狂的神色，仿佛神经错乱了，在说胡话。比如有一个古怪的说法：“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似乎藏在邻居家里可靠些，我觉得让我们藏东西是个骗局。

不久就公布了迁移犹太人的命令，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得超过十五公斤。不少楼房的墙壁上张贴着黄色的告示：“所有住户必须在1941年7月15日傍晚六点钟以前移往老城区。不愿搬迁者统统枪毙。”

就这样，亲爱的维佳，我也打点好了行装。我随身带了一个枕头，几件衣服，还有你送给我的那只小茶碗，一只汤匙，一把餐刀，两只碟子。一个人需要多少东西呢？我带了一些医疗器具，又带了你的来信，已故的妈妈和达维德舅舅的照片，还有你和爸爸的那张合照，一本普希金选集，一部都德的《磨坊书简》，一部莫泊桑的《一生》，一本小字典，带了一本收录《没有意思的故事》和《黑衣教士》的契诃夫选集。就这样，我把自己的小提篮塞得满满的。在这座住所里，我给你写过多少信，夜间我哭过多少回啊，现在我要向你谈谈我的孤独。

告别了房屋和小花园，我在一棵树下坐了几分钟，然后同邻居们道了别。有些人做事怪得很，两位女邻居当着我的面争吵起来，为的是谁要我的椅子，谁要我的小写字台。然而我同她们道别的时候，她们两人都哭了。我请求邻居巴桑尼科夫妇，等战争结束了，你回来打听我的情况时，让他们讲得详细一些，他们答应我了。那条看院子的小狗托毕克使我深为感动，最后一个晚上它对我特别亲热。

你要是回来了，一定要好好喂喂它，为了它对一个年迈的犹太人的友好态度。

我打点好行装准备上路的时候，心里又发起愁来，我实在没有力气带着提篮走到老城区。这时我的一位患者意外出现在我面前，他一向神色忧郁，我曾觉得他是个缺少同情心的人。他动手帮我提行李，还给了我300卢布，对我说，他以后每周给我送一次面包，叫我在围墙边等他。他在一家印刷厂工作，由于眼睛有病没有让他上前线。在战前他曾找我看过病，那时候假如让我列举一些富有同情心、心地纯洁的人，我可以列举十个人的名字，但不会提到他。你要知道，维佳，他来了之后，我又感觉自己是个人了，可见不仅仅是看院子的狗对我报以同情。

他对我说，在本市的印刷厂里，正在印一份禁令：禁止犹太人在人行道上行走，犹太人必须在胸前佩戴一个用黄布做的六角星；犹太人无权坐公共交通工具，无权上澡堂，无权上诊所看病，无权进电影院；禁止他们购买黄油、鸡蛋、牛奶、浆果、白面包、肉食，以及除土豆以外的各种蔬菜。只有在晚上六点钟以后，农民们离开集市的时候，才允许他们到集市上去买东西。老城区的四周要围上带刺的铁丝网，任何人不得走出铁丝网以外，被强迫做工的人在哨兵押送下方可出城。只要在俄罗斯人家里发现犹太人就枪毙主人，以窝藏游击队员论处。

舒金的岳父是个上了年纪的农民，从邻近的楚德诺沃小镇来到此地。他亲眼看见当地的犹太人提着包袱和皮箱，全部被赶进森林，整整一天，森林里不断传来枪声和惨叫声，无人生还。住在他岳父家里的德国人晚上很晚才回来，喝得醉醺醺的，又接着喝到天明。他们喝酒、唱歌，当着老头的面分胸针、戒指、手镯。我不知道，这是偶然的胡作非为，还是等待着我们的命运的前兆？

亲爱的孩子，我去往极端落后的犹太人隔离区的时候，一路上的景象凄惨极了。我走在我曾经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的城市，起初我们沿着空寂无人的斯韦契纳雅大街走去。但是，当我们来到尼科尔大街时，我看见数百人向那个可怕的犹太隔离区走去。由于挤满了包袱和枕头，街道上望去一片苍白。病人们被人搀扶着，马古利斯医生瘫痪的父亲被人用毯子抬着。一个年轻人抱着一个老太婆向前走去，背着包袱的妻子儿女跟在他后面。食品杂货店经理戈顿是个胖子，他穿一件毛皮领大衣，气喘吁吁地走着，汗水顺着他的脸流下来。一个年轻人使我大为惊讶，他没有带行李，两手捧着一本打开的书，昂首阔步地向前走着，脸上带着高傲而又安静的表情，但他身边走着许多丧失了理智、饱受惊吓的人。

我们沿着马路向前走，人行道上站着一些观望者。

有一段时间，我同马古利斯一家走在一起，听着妇女们同情的叹息。有人嘲笑穿着冬季大衣的戈顿，真的，尽管他吓得要死，却并不可笑。我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有些人轻轻地向我点头道别，有些人没有理睬我。我觉得，在这群人里，没有一双漠不关心的眼睛，有些人的眼睛充满好奇，有些人的眼睛缺少怜悯，但我多次看见带着泪痕的眼睛。

我朝四周望了望，行人基本上分成两拨，犹太人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妇女们系着暖和的头巾，而另一拨人走在人行道上。他们都穿着夏季服装，妇女们穿着浅色的短衫，男人们没有穿西服，有些人穿着绣花的乌克兰式衫衣。我觉得，对于犹太人来说，太阳已经不再发光，他们行走在十二月的寒夜里。

在犹太人隔离区门口，我同陪伴我的舒金告别，他向我指了指铁丝网旁边的一个地方，我们约定以后在那里会面。

亲爱的孩子，你知道我走过铁丝网时的心情吗？我原来以为我会感到害怕。但是，你想象不到，在这座牲畜圈里我反而感到轻松。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一颗奴隶的心灵，千万别这样想，绝非如此。我周围都是一些命运相同的人，在犹太人区，我用不着像马一样走在马路上，这里没有凶狠的目光，熟人们都正视我的眼睛，见面时并不回避我。在这座牲畜圈里，大家身上都带着法西斯分子打下的烙印，因此，在这里，这种烙印并不使我特别痛苦。在这里，我感觉自己不是一头无权的牲畜，而是一个不幸的人。这一点使我感到如释重负。

我同自己的同事——内科医生斯珀林，住在一座有两个小房间的土坯房里。斯珀林有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儿子，男孩十二三岁了。我望他那张瘦瘦的小脸和那双悲伤的大眼睛，他叫尤拉，可我两次称呼他维佳，他纠正我说：“我叫尤拉，而不叫维佳。”

人的性格差别多大呀！斯珀林58岁了，精力还很旺盛。他设法弄来床垫、煤油、一大车木柴。夜里他又带回一袋面粉，半袋菜豆。他像新婚男子似的，为自己取得的每个成就感到高兴。昨天他在屋里挂起了壁毯。“没关系，没关系，一切都会熬过去的。”他重复道，“主要的是储备食物和木柴。”

他对我说，在犹太人区应该开办一所学校，他甚至请我给尤拉上法语课，上一堂课给我一盘汤作为报酬。我同意了。

斯珀林的胖妻子范妮·鲍里索夫娜却常常唉声叹气地说：“一切都完了，我们也完了。”但尽管如此，她却留心监视着大女儿柳芭，生怕她送给别人一撮菜豆或者一小片面包。柳芭是个善良可爱的姑娘，而小女儿阿利娅最受母亲宠爱，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妖精，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又多疑又吝啬，经常向父亲和姐姐大喊大叫。战争爆发前不久，她从莫斯科来这里做客，滞留在这里回不去了。

我的天哪，周围的人们是怎样的贫穷！如果有人谈论犹太人的财富，说他们一直在积攒钱财以便应付倒霉的日子，让他看一看我们的老城区就知道了！现在倒霉的日子来临了，再没有比现在更倒霉的了。要知道，老城区不光住着仅带十五公斤行李的犹太移民，这里还一直住着不少年迈的手工业者、工人和护理员。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拥挤不堪。他们吃些什么东西呢，看看这些半坍塌的、陷进泥土里的小茅屋就知道了。

亲爱的孩子，我在这里见到许多坏人，一些贪婪、狡猾，甚至随时准备卖身投敌的人。这里有一个可怕的人物，姓爱泼斯坦，他是从一个波兰小城镇迁到这里来的。他戴着袖标，同德国人一起去搜捕，参加他们的审讯，经常同乌克兰伪警察一起喝得醉醺醺的。他们派他去挨家挨户地勒索伏特加酒、钱财和食品。我见过他两次，他长得很魁梧，外表很漂亮，穿一套时髦的淡黄色西服，一枚黄色的星章缝在上衣上，看上去像一朵黄黄的春菊花。

但我想对你说说另一件事，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个犹太人，从童年时代我就生长在要好的俄罗斯女孩中间。在所有的诗人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在俄国乡村医生代表大会期间，观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参加演出的《万尼亚舅舅》，我同全体观众一起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亲爱的孩子，当我还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时，我们全家打算迁居南美洲。当时我对爸爸说：“我哪儿也不去，宁可投河自尽，我也不会离开俄国。”我的确没有走。

在这里，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我内心充满了犹太人母亲般的柔情。以前我不懂这种爱，它使我想起我对你的爱，亲爱的孩子。

我经常到病人家里去出诊。狭小的房间里往往挤进来几十个人，有半瞎的老人，有吃奶的孩子，有孕妇。我习惯于从人们的眼睛里寻找症状：青光眼、白内障。现在我却不能这样打量人们的眼睛，因为现在我在人们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心灵的反映。美好的心灵，亲爱的孩子，悲伤而又善良的心灵，含笑的心灵，不幸的心灵，被暴力征服同时又战胜了暴力的心灵，强大的心灵，维佳！

那些老头和老太婆带着何等关切的神情向我打听你的情况，你要是能见到这种情景该多好啊。人们亲切地安慰我，其实我并没有向他们诉苦，这些人的处境比我还惨。

我有时觉得，不是我去给病人看病，恰恰相反，是人民——这位善良的医生在医治我的心灵。为了感谢我的医治，他们送给我一片面包，一只葱头，一撮菜豆，这太令人感动了。

真的，亲爱的孩子，这不是出诊的报酬！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握着我的手，往我的提包里塞了几块土豆，连声说：“唉，唉，医生，我求您收下。”泪水止不住涌上我的眼窝。他的举动包含着某种纯洁、善良和慈父般的情感，这些东西我是无法用言语向你表达的。

我不想安慰你，说这段日子过得很轻松。你会感到奇怪，我的心脏为什么没有因痛苦而破裂。不过你也不要以为我在挨饿，并且为此感到难过，在这段时间里，我一次也没有挨饿。还有，我也没有感觉孤独。

关于这里的人们的情况，我该对你说点什么呢？人们的善良和丑恶使我大为惊讶，虽然大家遭受着共同的命运，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不过你可以想象，雷雨来临之际大多数人都设法躲避暴雨，这还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每个人避雨的方式各不相同。

斯珀林医生坚信，迫害犹太人只是战争期间的偶然现象。像他这样的人为数不少，我看得出，人们的乐观情绪愈多，他们就变得愈吝啬、愈自私。如果在吃午饭的时候有人进来，阿利娅和范妮·鲍里索夫娜会立刻把饭藏起来。

斯珀林一家待我很好，况且我吃得很少，带来的食物是吃不完的。但我还是拿定主意离开他们，因为我讨厌他们。我打算另找一个栖身之处，一个人处境越悲惨，活下去的希望越小，他就越慷慨大方，越善良，越好。

面临绝境的贫民、白铁工人、穷裁缝，远比那些挖空心思储藏各种食物的人高尚、大方，并且聪明。那些年轻的女教师，那个古怪的老教师和象棋手施皮尔贝格，那些文静的女图书管理员，那个工程师列伊维奇（他比孩子还软弱，却幻想自制手榴弹，把犹太人区部武装起来），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人。他们缺乏生活经验，忧郁苦闷，但心眼好，讨人喜欢。

在这里我常常看到，希望几乎都是脱离实际的，它往往毫无意义，我想，这是由本能产生的希望。

维佳，照这里人们的生活来看，好像他们还要活好多年。无法理解这是愚蠢还是聪明，反正他们都这样活着。我也只好听命于这种规律。这里有两个从一个小镇上来的妇女，她们谈到我的那位朋友对我说过的那件事。德国人要把全区的犹太人杀干净，孩子和老人也不放过。德国人和伪警察时常开着汽车到这里来，抓走几十个男人到野外去干活，逼着他们挖沟。过了两三天以后，德国人就把一些犹太居民赶到这些壕沟跟前，把他们统统枪毙。我们老城区周围许多地方出现了这种犹太人的坟岗，并且越来越多，比比皆是。

隔壁房子里住着一个从波兰来的姑娘，她告诉我，那边经常进行大屠杀。他们要把犹太人统统杀光，只有华沙、罗兹、拉多姆的几个犹太人区还有一些犹太人。我仔细想了想这些情况，心里就完全明白了，他们把我们集中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把我们保存起来，像比亚沃维扎密林区 [19] 里保存野牛那样，而是为了供他们屠杀。根据他们的屠杀计划，也许再过一两个星期就会轮到我们头上。但是，我虽然明白了这一点，但仍然继续给病人治病，对他们说：“如果你按时用这种药水冲洗眼睛，再过两三个星期就会痊愈的。”我认真观察着一个老人的病情，再过半年到一年，就可以给他切除白内障了。

我经常给尤拉上法语课，但他的发音不准确，这使我颇为苦恼。

现在德国人经常闯进犹太人区来抢劫，哨兵们为了取乐，从铁丝网后面向孩子们开枪射击，越来越多的人证实，任何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

现在这件事正在进行中，生活也在继续，这里不久前还举行了婚礼。这时出现了大量传闻。一会儿一位邻居高兴地、气喘吁吁地通报说，我军已转入反攻，德国人逃跑了；一会儿又传来一个消息，苏联政府和丘吉尔向德国人提出最后通牒，于是希特勒命令不准杀害犹太人；一会儿又有消息说，他们要用犹太人交换德国战俘。

看来任何地方也不像犹太人区里那样，有那么多的希望。世界充满了各种事件，这些事件的意义和起因总是只有一个：拯救犹太人。人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啊！

这些希望的源泉只有一个，那就是求生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顾一切逻辑，反抗着一种可怕的必然性，试图使我们摆脱突然消亡的命运。我望着这里的一切，怎么也不相信：难道我们都被判处了死刑，在这里等死？理发师、鞋匠、裁缝、医生、修炉匠——大家都在工作，甚至开办了一家产院，确切些说是类似产院的设施。院子里晾晒着衣服，人们正在洗衣服、做饭，孩子们从9月1日开始上学，母亲们不断向教师们打听孩子的学习成绩。

施皮尔贝格老头把几本书送去装订。斯珀林的小女儿阿利娅每天早晨做体操，睡觉之前都把头发卷上卷发纸，为了索取两块夏装布料，她多次同父亲争吵。

我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给病人看病，给孩子上课，织补衣服，洗衣服，准备过冬的衣物，往秋季大衣里加棉絮。我不断听到种种惩治犹太人的故事。我熟悉的一个女人，是某法律顾问的妻子，因为给孩子买了一只鸭蛋被打得失去了知觉；药剂师西罗塔淘气的儿子钻到铁丝网下面去取一只滚到那里的皮球，结果肩膀上挨了一枪。后来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闻。

这件事可不是传闻。今天德国人驱赶了80名青年男子去干活，好像是挖土豆。有些人很高兴，以为可以给亲人们带回几块土豆，但我心里明白，他们所说的挖土豆指的是什么。

维佳，在犹太人区，夜间是一段特殊的时间。我的朋友，你要知道，我总是教育你对我说真话，儿子应该永远对母亲说真话，但母亲也应该对儿子说真话。亲爱的孩子，你不要以为你妈妈是个坚强的人。我很软弱，坐在牙科医生的椅子上，我害怕疼痛，心里直发怵；小时候我害怕打雷，害怕黑暗；到了晚年我害怕生病，害怕孤独，害怕病倒了无法再工作，成为你的累赘，怕你让我感到这一点；我害怕战争。维佳，一到夜里，我心里就充满恐惧，常常吓得心里发凉。死亡等待着我，我多么想向你呼救。

当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常常跑到我面前来寻求保护。现在，在我虚弱无力的时刻，我多么想把头藏在你的两膝中间，让你这个聪明、坚强的儿子遮住我，保护我。维佳，我坚强，但我也很软弱。我常常想自杀，但我不知道是软弱还是力量，或者是毫无意义的希望阻止了我。

不再提它了。我现在一睡着就做梦，常常梦见已故的母亲，同她谈话。今天夜里我梦见了萨申卡·沙波什尼科娃，还是在巴黎同她住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我想你，在害怕和着急的时刻惦念着你，但我在梦中却一次也没有见到过你。我常常醒来，突然看见这间泥屋的顶棚，才想起德国人侵占了我们的土地，想起我被命运捉弄，被隔离起来。我觉得我没有睡醒，恰恰相反，我睡着了，又在做梦。

但是过了几分钟，我听见阿利娅在同柳芭争吵，为的是该轮到谁到井里去打水。我听见有人谈话，说夜间在邻近的一条街道上德国人打穿了一个老头儿的脑袋。

我熟悉的一个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来找我，叫我去出诊，原来她掩护了一名肩部负伤的中尉，中尉的一只眼睛被烧伤。这位来自伏尔加河畔的小伙子很可爱，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他夜间爬过铁丝网，在犹太人区找了个藏身之处。他那只眼睛损伤并不严重，我给他作了治疗，防止化脓。他讲了许多战斗的情形，谈到我军败退，他的讲述使我感到愁闷。他想休息一下，然后穿过战线去追赶队伍。有几个青年决定同他一起走，其中一个是我的学生。唉，亲爱的孩子，我要是能同他们一起走该多好啊！能够为这个青年提供帮助，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觉得我也在参加反法西斯战争。

人们给他送来了土豆、面包、菜豆，一个老奶奶还给他织了一双毛袜子。

今天这一天充满了戏剧性。昨天晚上阿利娅通过她熟悉的一个俄罗斯女人弄到了死在医院里的一个俄罗斯少女的身份证，今天夜里阿利娅就要走了。今天，一个熟识的农民打犹太人区围墙旁边经过，我们从他那里得知，那些被派去挖土豆的犹太人，正在离城四俄里的飞机场附近挖一些深沟，就在通往罗曼诺夫卡的公路旁。记住这个地方吧，维佳，你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座公墓，那就是你母亲的葬身之地。

连斯珀林也明白了，这一整天他脸色苍白，嘴唇发抖，惶惶不安地问我：“还有没有希望让技术人员活下来？”据说在有些地方，优秀的裁缝、鞋匠和医生的确没有遭受杀害。

晚上，斯珀林还是把炉匠老头叫来了，请他在墙上砌了一个存放面粉和食盐的暗室。我晚上同尤拉一起读《磨坊书简》。还记得吧，我们朗读我喜爱的短篇小说《老人们》时，我同你对视了一眼，我们俩都笑了，泪水涌上我们的眼窝。后来我给尤拉布置了后天的功课。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我望着我的学生那张悲伤的小脸，望着他往练习本上抄写语法章节符号的手指，我心里多么难过呀。

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啊！他们生着漂亮的眼睛，乌黑的鬈发，他们中间将来也许会出现学者、物理学家、医学教授、音乐家，也许会出现诗人。

我望着他们每天早晨跑着去上学，脸上带着孩子不应有的严肃神色，瞪着一双悲伤的眼睛。有时他们开始胡闹、打架、哈哈大笑，我没有因此而感到愉快，心中反而充满了恐惧。

人们都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但你说这些孩子算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机会成为音乐家、鞋匠、剪裁师，昨天夜里，我清晰地感受到，这个纷扰的世界将永远消失于地下，这些留着胡须的忧心忡忡的老爷子、爱唠叨的老婆婆、制作蜜饯饼干和“鹅脖儿”点心的老太太，连同那些婚嫁习俗、谚语以及礼拜六的节日统统都会消失。战后生活将重新喧闹起来，不过那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就像阿兹特克 [20] 人一样，永远消失了。

带来挖墓穴的消息的那个农民告诉我，他妻子夜间哭着说：“他们会缝衣服，又会修鞋，会制革，会修理钟表，开药店卖药……要是他们全被杀害了，将来怎么办呢？”

我非常清晰地看到，有人从废墟旁边经过，他会说：“记得吗，这里过去住着犹太人，砌炉匠博鲁赫，星期六晚上他的老太婆坐在板凳上，孩子们在她身边玩耍。”另一个谈话人会说：“那棵老山梨树下常常坐着一位女医生，她姓什么我记不得了，我曾经在她那里治过眼睛，下班后她总是搬出一把藤椅，坐在那里看书。”这是将来的情形，维佳。

仿佛有一种可怕的气息迎面吹来，大家感到期限临近了。

亲爱的孩子，我想告诉你……不，不说了。

亲爱的孩子，这封信就写到这里吧，我还要把它送到城外去，交给我那位朋友。我多么不愿中断这封信啊，因为这是我同你的最后一次谈话。送走这封信，我就要永远离开你，你再也无法得知我最后几个小时的情况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离别。在永别之前，我该对你说些什么呢？这些天像过了一辈子，而你一直是我的欢乐。每天夜里我都在想念你，回忆你儿时的服装，你最初读的几本小人书，回忆你的第一封信，你上学的第一天，回忆你的一切，从你出生的最初几天到你的最后一次消息——6月30日收到的电报。我闭上眼睛，我觉得，庇佑着我，使我避开了即将来临的恐惧，我的朋友。我想到周围正在发生的灾难，我又感到高兴起来，因为你不在我身边。让可怕的命运从你身边绕过去吧。

维佳，我总是孤身一人。在那些不眠之夜，我曾忧伤地哭泣，可是这一点无人知晓。一想到我可以向你谈谈自己的生活，我心里便得到些许安慰。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同你爸爸离婚，我为什么独自生活这么多年。我时常在想，当维佳得知他妈妈做过错事，得知她也曾做事任性，也曾有过妒意，当他得知妈妈也曾被人忌妒，妈妈也曾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一定会感到奇怪。但我命中注定孤苦伶仃地结束自己的一生，无法同你在一起。我有时觉得，我不应该住得离你这么远，我太爱你了，我以为母爱会给予我这种权利，使我在晚年同你在一起。有时我又觉得，我不应该同你住在一起，因为我太爱你了。

唉，再见了……祝你永远幸福地同那些爱你、围绕着你、那些比母亲更亲近你的人在一起。原谅我吧。

街上传来妇女们的哭声、伪警察们的骂声，我却望着这几页信纸，觉得自己被保护了起来，与那个充满苦难的可怕世界隔绝了。

我该怎样结束这封信呢，该从哪儿汲取力量呢，亲爱的孩子。人世间有没有一种语言，可以用来表达我对你的爱？吻你，吻你的眼睛，你的额头，吻你的头发。

要记住，无论是幸福的日子还是痛苦的日子，母爱永远与你同在，任何人也无法伤害它。

亲爱的孩子，这是妈妈给你的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行。一定要活下去，永远活下去……

妈妈

19

在战前，斯特拉姆从来没想过自己是犹太人，没想过他母亲也是犹太人。母亲从来也没有同他谈过这件事，无论在童年，还是在大学时代。他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从来没有一个大学生、教授或班主任同他谈起过这件事。

在战前，无论是在研究所里，还是在科学院里，他也不曾听人谈论过此事。

他从来也不曾产生过同娜佳谈论此事的欲望，更不想向女儿解释——她母亲是俄罗斯人，而父亲是犹太人。

爱因斯坦和普朗克 [21] 的时代是希特勒的时代，盖世太保和科学复兴产生于同一时代。同二十世纪相比，物理学尚不发达的十九世纪倒是富有人道的，因为二十世纪杀害了他的母亲。法西斯主义的某些原则同现代物理学的某些原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法西斯主义拒绝承认个性概念和人的概念，它运用大量的总体概念。现代物理学讲的是在这种或那种物理个体的总体中，各种现象的大大小小的可能性。就其可怕的手段而言，难道法西斯主义不是以量子政治、政治概率的规律为基础的吗？

法西斯主义提出了消灭居民中的某些阶层，消灭一些民族和种族联盟的思想，其依据是，在这些阶层和联盟中，暗藏的和公开的反抗行为发生的概率高于其他阶层和联盟。这显然是玩弄概率和人的总和的花招。

这当然是荒谬绝伦的！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必然灭亡，是因为它试图把原子和卵石的规律运用于人类。

法西斯主义同人类是不能共存的。一旦法西斯主义战胜了，人类就无法再存在，留下的只是灵魂被扭曲的人形物体。但是，一旦具有理智和善良的人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必然灭亡，那些屈服的物体又重新变成了人。

这是否意味着承认切佩任关于发面的那些见解呢？今年夏天他们曾进行过争论，他坚决反对切佩任的观点。他觉得，同切佩任的谈话已成为无限遥远的往事，今年夏天在莫斯科度过的那个傍晚似乎和今天已相隔几十年。

似乎当时走在特鲁勃纳亚广场上的不是斯特拉姆，而是另一个人，他激动万分地听着，热烈而自信地争论着。

母亲……玛鲁夏……托利亚……

他有时觉得科学是一场骗局，妨碍他看见生活中的疯狂和残酷。

也许科学成为这个可怕的世纪的旅伴并非偶然，它是这个世纪的同盟者。此时他感到万分孤独，没有人能够同他分忧解闷，切佩任距离遥远。而波斯托耶夫会觉得这是古怪的念头，他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索科洛夫容易陷入神秘主义，他对统治者的残酷和不公正往往表现出某种古怪的、宗教式的顺从。

他的实验室里有两名优秀科学家——实验物理学家马尔科夫和行为放荡却绝顶聪明的萨沃斯季亚诺夫。但是，如果斯特拉姆同他们谈论这些事，他们会认为他精神变态。

他从抽屉里取出母亲的信，重新读起来。

“维佳，我现在住在敌占区，在犹太人隔离区带刺的铁丝网里面，但我相信这封信能送到你手里……我该从哪儿汲取力量，亲爱的孩子？……

寒冷的刀锋再一次刺痛了他的喉咙……

20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从信箱里取出一封部队来信。

她大步走进房间，把信封拿到灯光下，撕开信封的粗糙边缘。

刹那间，她恍惚觉得信封里会飞出托利亚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儿时的照片，那时他还抬不起头来，光着身子躺在枕头上，抬起小熊般的双腿，噘起嘴唇。

她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读着这封信。她似乎并没有认真阅读，而是通过粗通文墨的代笔人漂亮的字迹吸取着字里行间的含义。她立刻明白了：活着，他还活着！

她读了这封信，知道托利亚胸部和肋部负了重伤，流血过多，身体虚弱，自己不能写信，四周来一直在发烧……但幸福的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在这一刹那之前她是何等的绝望啊。

她来到楼梯上。读完信的开头几行，她平静下来，便朝堆放木柴的草棚走去。在寒冷而又昏暗的草棚里，她读完了信的中间和末尾部分。她心中暗想，这封信也许是儿子临死前同她的告别。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开始往布袋里装木柴。她曾在莫斯科加加林胡同的科学家生活改善中央委员会附设的门诊部看过病，医生嘱咐她不得搬运三公斤以上的重物，只能做一些缓慢柔和的动作。尽管如此，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却像农民似的呼哧呼哧地把装满湿木柴的布袋背到自己肩上，一口气爬上二楼。她咚的一声把木柴放在地板上，桌子上的餐具颤抖了一下，发出叮叮的响声。

柳德米拉穿上外套，系上头巾，朝街上走去。

人们从她身旁走过，又回头看她一眼。

这时她横穿街道，有轨电车急剧地打铃，女乘务员伸出拳头来威吓她。如果向右转弯，顺着这条胡同就可以走到母亲上班的工厂了。

托利亚要是死了，也无法通知他的父亲，到哪个劳改营去找他呢？说不定他早已死了……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到研究所去找斯特拉姆。路过索科洛夫家的小房子，她走进院子，敲了敲窗户，但窗户上拉着窗帘。看来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不在家。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刚才回自己办公室去了。”有人对她说。她向那人道了谢，尽管她不知道同她说话的人是谁，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她沿着实验室的大厅走，这里像往常一样，似乎很少有人在认真工作。平时在实验室里，男人们要么聊天，要么抽烟，要么心不在焉地望着书本，而妇女们总是忙着：用曲颈瓶煮茶，用化学溶液洗指甲，织毛衣。

她看见一些小物件，有几十种，还有实验员用来卷烟的纸片。

在斯特拉姆的办公室里，人们大声地向她问好，索科洛夫疾步（几乎是跑步）走到她面前，挥动着一个洁白的大信封说：

“我们有希望了，已经制订了迁回莫斯科的计划，零碎物品、仪器设备和家属统统迁回莫斯科。前景在望，不错吧，啊？当然，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但毕竟有希望啊！”

她觉得他那张神气活现的脸和那双眼睛特别可恨，难道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会这么兴高采烈地跑到她面前？不会，不会的，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会立刻明白一切，她会从柳德米拉的表情里看出一切。

她要是知道在这里会看见这么多幸福的面孔，她肯定不会来找维克托。维克托也很高兴，他的喜悦晚上会飞回家，娜佳也会感到幸福，因为他们不久就要离开这可恨的喀山了。

所有的人加在一起（不管他们有多少人），能抵偿换取这个喜讯的年轻的鲜血吗？

她抬起眼睛望了望丈夫，带着一丝责备。

他们双目相对，一个充满理解和不安，一个满是忧郁。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时，他对她说，她一进屋他就明白发生了不幸。他看完信，连声说：

“这该怎么办呢，天哪，这该怎么办呢？”

斯特拉姆穿上外套，他俩一起向门口走去。

“我今天不来了。”他对站在杜边科夫身旁的索科洛夫说。杜边科夫是不久前新任命的人事处长，圆圆的脑袋，高高的个子，那件宽大的时髦西服套在他宽宽的肩膀上显得有些狭窄。

斯特拉姆暂时松开柳德米拉的手，低声对杜边科夫说：

“我们本想商量制订迁回莫斯科的人员名单，但今天我不能参加了，原因我以后再解释。”

“用不着担心，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杜边科夫用低沉的声音说，“暂时没有必要着急。这是远景规划，初步方案由我来做好了。”

索科洛夫摆摆手，连连点头，斯特拉姆看出索科洛夫猜到了他所遭遇的新的不幸。

街道上刮着寒风，尘土不断扬起。寒风一会儿吹卷着尘土旋转，一会儿又突然把尘土抛开，让它像无用的糠皮似的纷纷扬扬地散落下来。街道上寒气逼人，摇晃的树枝发出敲打骨头的笃笃声，电车轨道闪烁着冰冷的蓝光。这一切都显得冷酷而严厉。

妻子向他转过脸来。由于痛苦的折磨，她这张脸显得消瘦了。她用哀求的目光凝视着丈夫。

他们过去曾养过一只年轻的母猫，这只猫初产时难产，怎么也生不下那只小猫。它在临死前爬到斯特拉姆跟前，凄惨地叫着，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望着他。然而，在这广阔的、空空荡荡的天空下，在这毫无怜悯气息的尘土飞扬的大地上，她该去求谁，去哀求谁呢？

“这就是我过去工作过的那所部队医院。”她说。

“柳达，”他突然说，“快到这个部队医院去一趟吧，也许他们可以帮你弄清楚那个战地邮局在什么地方。我原来怎么没想到这个呢！”

他看着柳德米拉走上医院门口的台阶，向门卫解释起来。

斯特拉姆走到街角，又走回那所部队医院门口。行人们从他身旁匆匆走过，他们有的提着网兜，有的提着玻璃罐，玻璃罐里盛着灰溜溜的菜汤，上面漂浮着灰色的通心粉和土豆块。

“维佳。”妻子喊住了他。

从妻子的声音可以听出来，她已经镇静下来。

“事情是这样的，”她说，“那所医院在萨拉托夫，一位副主任医师不久前刚从那里回来。他给我写下了街道和门牌号码。”

一下子出现了许多事情和问题：轮船什么时候起航，怎样弄到船票，需要打点行装，准备食品，还要借钱，还得设法弄一张出差证明。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没有带行李和食品便出发了。她几乎身无分文，趁着乘客上船时的拥挤和慌乱登上了甲板。

这是一个秋天的黄昏，阴暗而潮湿，她只带走了同母亲、丈夫和娜佳告别时的记忆。黑乎乎的波浪在船舷外面喧嚣着，下游突然吹来一阵寒风，呜呜地吹卷着河水飞溅的浪花。

21

被德寇占领的乌克兰一个州的州委书记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格特马诺夫，被任命为在乌拉尔组建的坦克军的政委。

去往服役地点以前，格特马诺夫乘道格拉斯号飞机飞往乌法市，他的家眷疏散后住在那里。

同事们和乌法市委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家眷关怀备至，生活设备和住房条件都很不错。格特马诺夫的妻子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在战前就因代谢机能减退而急剧发胖，现在也没有瘦下来，甚至还长胖了一些，两个女儿和一个还没上学的小儿子看上去也很健康。

格特马诺夫在乌法市住了五天，临行前几个亲友前来向他道别：有他的妻弟，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有格特马诺夫的老同事，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基辅人马舒克；还有格特马诺夫的连襟，乌克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萨盖达克。

萨盖达克赶到他家已十点多钟了，孩子们已经上床睡觉，他们不得不低声交谈。格特马诺夫说：

“我们不喝点酒吗，同志们，来点莫斯科伏特加酒吧！”

单独来看，格特马诺夫的一切都是大的：一颗硕大的脑袋，乱蓬蓬的头发已经发白，宽大的脑门，多肉的大鼻子，宽大的手掌，粗大的手指，宽宽的肩膀，粗壮的脖颈。但这些粗大的肢体连在一起却并不伟岸。格特马诺夫个子不高。令人奇怪的是，一双小眼睛生在他那张大脸上，特别引人注目，往往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一双细细的眼睛藏在肿眼泡下面几乎看不出来。眼睛的色调也很模糊，分不清它们是灰色调多呢，还是蓝色调多。但他的目光却显得锐利而又生动，富有很强的洞察力。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轻轻扭动自己肥胖的身躯，从房间里走出来，男人们立刻安静下来。无论在乡村木舍里还是在莫斯科上流社会，常有这样的情形，席面上开始上酒时，客人们便安静下来。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很快就端着托盘走了回来。令人奇怪的是，她那双肥胖的大手居然在短短几分钟内打开了那么多罐头，且准备好了餐具。

马舒克望了望挂着乌克兰方格花壁毯的墙壁，又瞅一眼宽大的沙发、殷勤飨客的美酒和罐头，说：

“我记得这张沙发摆在您原来的住所里，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您真是好样的，居然能把它运到这里来，您有一定的组织天才。”

“你要考虑到，”格特马诺夫说，“疏散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家了，全是她一个人干的！”

“不应该把它扔给德国人，同乡们！”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说，“季马用它用习惯了，从州委办公室回来，立刻躺在沙发上看文件。”

“当然啦，看文件，睡觉。”萨盖达克说。

她又到厨房去了，马舒克朝格特马诺夫转过脸来，用狡猾的口吻低声说：

“哎呀，我想象得出，我们的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即将认识一位女医生，女军医。”

“是的，他会舍命相陪。”萨盖达克说。

格特马诺夫挥了挥手说：

“别逗了，难道您是残废？”

“当然了，”马舒克说，“在基斯洛沃茨克是谁常常夜间三点钟才回病房？”

客人们哈哈大笑起来，格特马诺夫凝神地匆匆瞥了妻弟一眼。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走进来，望了望哈哈大笑的男子们，说：

“妻子刚出去，你们就开始给我可怜的季马出什么坏点子了！”

格特马诺夫开始往酒杯里斟酒，大家带着忧虑的神色选择自己爱吃的小菜。

格特马诺夫望了望挂在墙上的斯大林像，举起酒杯说：

“好吧，同志们，这第一杯酒为我们的父亲干杯，祝愿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他说这话的语气有点随意，不大庄重。实际上，这不大拘礼的语调，说明斯大林的尊严是人人皆知的，但聚在桌前的人们为他干杯，首先是热爱他那朴实、谦逊和富有同情心的品格。肖像上的斯大林微微眯起眼睛，打量着酒席和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丰满的胸脯，仿佛在说：“孩子们，我现在就点上烟斗，坐得离你们近一点。”

“说得对，让我们的老爹好好活着。”女主人的弟弟尼古拉·捷连季维奇说，“要是没有他，我们大家该怎么办呢？”

他把酒杯举到唇边，又回头望了望萨盖达克，看他是否要说点什么，但萨盖达克望了望斯大林肖像，仿佛在说：“还说什么呢，父亲，你什么都知道。”他说完把酒喝了，大家也喝干了杯中的酒。

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格特马诺夫出生在沃龙涅什州的利文市，但他同乌克兰的同事有着多年的交情，因为他长期在乌克兰从事党的工作。同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结婚后，他同基辅的关系更加牢固了，因为她有许多亲戚在乌克兰党政机关里身居要职。

格特马诺夫的生活阅历相当平淡、贫乏。他不曾参加过国内战争，没有遭受过宪兵们的追捕，沙皇的法庭也从来没有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在专业性会议和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他往往是照本宣科。虽然报告的稿子不是他亲自动手写的，但他却念得很好，流畅自然，表情丰富。当然，念报告并不难，这些报告都是用头号铅字排印的，字大行稀，斯大林的名字用的是红色的特殊字体，格外醒目。他本来是个精明能干、守纪律的小伙子，想报考机械学院，但他被调到安全部门工作，很快就成为区委书记的贴身警卫。后来受到表彰，被送往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党的机关工作。起初在区委组织训导处，后来调到党中央干部局，一年后他当上了领导干部处的训导员。1937年以后他很快就当上了党的州委书记，正如俗话说的，“成了一州之主”。

他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人们的命运，大学教研室主任、工程师、银行经理、工会主席、集体农庄主席和剧院经理的升降去留全操控在他的手中。

党的信任！格特马诺夫懂得这些词句的伟大意义。党信任他！他虽然没有写过伟大的著作，没有过惊人的发明，没有指挥过胜利的战役，但他的全部活动是一种巨大而顽强的劳动。这种劳动目的明确，与众不同，并且总是紧张的，伴随着不少不眠之夜。这种劳动的主要崇高目的和意义在于，它是因党的需要、为了党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这种劳动的最高嘉奖只有一条，那就是党的信任。

他在任何情况下所作的决定都应充满党性精神，符合党的利益，不论是决定某个准备送进孤儿院的孩子的命运，还是决定重建大学的生物教研室，或是决定把塑料制品车间从属于图书馆的房子里迁出来。党性精神还应该渗透到领导者对事业、对图书、对绘画的态度中去。因此，如果领导者的个人爱好与党的利益有矛盾，他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习惯的事业，放弃自己喜爱的书，不管这样做有多大的困难。但格特马诺夫懂得，还有更高度的党性：它的实质在于，一个人根本不应有任何可能与党性精神相抵触的个人志趣和爱好。对党的领导者来说，一切亲切、珍贵的东西之所以使他感到亲切、珍贵，就是因为它表达了党性的精神。

格特马诺夫为了党性精神所作的牺牲有时也是残酷的，严峻的。对那些早年提携和帮助过他的同乡和老师们，他也从来不留情面。他为人做事既不考虑爱也不考虑怜悯。在这里“绝交”、“不支持”、“坑害”、“背叛”一类的字眼不会使他感到不安……然而，在那些需要表现出党性精神的地方，恰恰不需要作出牺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人感情——爱情、友谊、同乡情谊，如果同党性精神相抵触，那么它自然也就不应该保留了。

享有党的信任的人们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但这种劳动是艰巨的，需要慷慨大方、毫无保留地耗费智慧和心灵。党的领导者并不需要学者的才能、作家的天赋，他是置于才能和天赋之上的。成百上千个具有研究、唱歌和著书立说才能的人，贪婪地听着格特马诺夫带有指导意义的决定性的报告，尽管格特马诺夫不仅不会唱歌、不会弹钢琴、不会导演戏剧，而且也不会兴致勃勃地深入理解科学著作、诗歌、音乐和绘画……他的决定性言论的力量在于，党把自己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利益托付于他。

他作为一个州的党组织书记拥有的权力是巨大的，人民的代言人、思想家未必能够拥有这么大的权力。

格特马诺夫觉得，“党的信任”这个概念的最深刻的本质在于斯大林的意见和态度，在于斯大林的喜恶。党的路线的实质在于斯大林对自己的战友、人民委员以及元帅们的信任。

客人们主要谈的是格特马诺夫面临的新的军事工作。他们明白，格特马诺夫有希望晋升更高的职务，在党内有地位的人改行做军事工作，往往会成为集团军甚至方面军的军委委员。

格特马诺夫接到担任军政委的任命后，心中惶恐不安，颇为苦恼。他通过在党中央组织局任职的一位朋友，打听上头有没有人对他心怀不满。结果虚惊一场，没什么值得恐慌的。

这时格特马诺夫为了安慰自己，开始思索这个任命的好处：要知道，将来决定战争的命运要依靠坦克部队，他们将来要在决定性的方向上发起进攻。坦克部队的政委不是每个人都能担任的，宁可派他到次要地段担任一个不甚重要的集团军的军委委员，也不会随便派他担任坦克军的政委。这一点反映了党对他的信任，但他心中仍旧感到闷闷不乐，他特别喜欢穿上军装照着镜子说：

“集团军军委委员，旅级政委格特马诺夫。”

不知为什么，军长诺维科夫上校经常使他产生一种遏制不住的气恼。格特马诺夫一次也没有见过这位上校，但据他所知道和打听到的有关诺维科夫的种种情况，此人实在不能获得他的好感。

同他一起坐在桌前的朋友们明白他的情绪，他们谈论的有关他新的任命的种种情况都使他颇为开心。

萨盖达克说，坦克军很可能被调往斯大林格勒，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将军是斯大林同志的老熟人，在国内战争期间斯大林同志就认识他，还是在第一骑兵军认识他的，斯大林同志经常通过高频电话同他谈话。他每次去莫斯科，斯大林同志都接见他。不久前，司令员去过莫斯科近郊斯大林同志的别墅，斯大林同志同他的谈话长达两个小时。斯大林同志对司令员如此信任，在他的指挥下作战实在太好了。

后来他们谈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22] 会记得格特马诺夫，因为他们都在乌克兰工作过。对格特马诺夫来说，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担任军委委员的方面军工作是非常幸运的。

“斯大林同志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斯大林格勒不是偶然的。”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方面军，不派他去派谁去呢？”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激动地说：

“难道斯大林同志派我的丈夫到坦克军去任职是偶然的？”

“得了吧，”格特马诺夫直来直去地说，“我到坦克军任职，就像从州委第一书记提升为区委书记，算不得什么大喜事。”

“不，不！”萨盖达克严肃地说，“这一任命体现了党的信任。区委，不是一般的区委，不是农村区委，而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区委，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区委。不是普通的军，而是坦克军！”

马舒克说，格特马诺夫去当政委的这个军的军长是不久前刚任命的，他以前没有指挥过兵团作战。这是不久前来过乌法市的方面军特别处的一个工作人员对他说的。

“他还对我说过一些事呢，”马舒克说着，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何必对您说这些呢，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您对他的了解，大概比他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还多吧。”

格特马诺夫把那双本来就小的锐利而聪明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抽动一下肥厚的鼻孔，说：

“的确如此。”

马舒克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但坐在桌前的人都察觉到了他的笑容。令人奇怪的是，马舒克虽然是格特马诺夫的连襟，虽然他在自家人相会时表现得谦逊、可爱，喜欢开几句玩笑，但格特马诺夫夫妇听着他那温和悦耳的声音，望着他那双乌黑安详的眼睛和那张苍白的长脸，仍旧不免有些紧张。格特马诺夫察觉到这一点，但他并没有感到奇怪，他知道马舒克背后有强大的靠山，他所知道的事情，有时连格特马诺夫也不知道。

“他这个人怎么样？”萨盖达克问。

格特马诺夫故作宽容地答道：

“战争期间提拔起来的，在战前没有什么出色之处。”

“他没有列入上级任命的干部名单吗？”女主人的弟弟微笑着说。

“他哪里能进入干部名单！”格特马诺夫挥了挥手，“不过他倒是个有用的人才，据说是个很好的坦克手。军司令部参谋长是涅乌多布诺夫将军，我是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同他认识的。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人。”

马舒克说：

“涅乌多布诺夫·伊拉里翁·因诺肯季耶维奇？当然了，我曾在他手下工作过，后来命运使我们各奔前程。战争爆发前不久，我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 [23] 的会客室里同他见过一面。”

“的确是各奔前程。”萨盖达克微笑着说，“你要辩证地看待此事，要看到事情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而不是看它的对立性。”

马舒克说：

“战争期间的一切都是古怪的，一个上校居然当了军长，连涅乌多布诺夫也得听他调遣！”

“没有战争经验，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格特马诺夫说。

马舒克仍然感到奇怪：

“简直开玩笑，涅乌多布诺夫资格多老啊，只要他说一句话，什么事都办得到！他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老党员，具有丰富的军事工作和政府工作经验。有一段时间，人们以为他会成为部务委员会的委员。”

其他客人都赞同他的看法。

他们对涅乌多布诺夫的深切同情恰恰也是对格特马诺夫的同情。

“是啊，战争把一切都搅乱了，但愿它快点结束。”女主人的弟弟说。格特马诺夫向萨盖达克抬起一只叉开手指的手，说：

“您认识克雷莫夫吗？莫斯科人，曾作为中央讲师团的成员在基辅作过国际形势报告。”

“战争爆发前不久来过这里？是那个过激分子？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

“正是他，我的这位军长准备同他过去的老婆结婚。”

虽然谁也不认识克雷莫夫过去的妻子，也不认识准备同她结婚的军长，但这个新闻却不知为什么把大家全逗笑了。

马舒克说：

“是啊，姐夫在我们安全机关受的第一流训练没有白费，对人家的婚姻了解得如此清楚。”

“老实说，他的确有本事。”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

“当然啦，最高统帅部是不赏识马大哈的。”

“是啊，我们的格特马诺夫不是马大哈。”萨盖达克说。

马舒克似乎在想象中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像往常那样严肃地说：

“我记得这个克雷莫夫，还在他来基辅的时候，政治态度就很暧昧。他很早就同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有不少联系，的确值得？……

他直言不讳，说话简单明了，犹如针织厂的厂长或者技术学校的教师在叙述自己的工作。但大家明白，说话随便、谈吐直率仅仅是他给人们的一种感觉，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格特马诺夫也常常在大胆、随便而又诚恳的谈话中，使对话人大为吃惊，但他清楚地懂得，在表面生动直率的谈话背后隐藏着秘而不宣的东西。

往日显得比其他人更繁忙、更忧郁和更严肃的萨盖达克，今天却不愿放弃轻松愉快的情绪，他愉快地向格特马诺夫解释道：

“因为他不够忠实，妻子抛弃了他。”

“要是因为这个就好了。”格特马诺夫说，“但据我所知，我这位军长要和一个志趣完全不同的女人结婚。”

“让他去结婚吧，你还是多关心关心我吧。”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说，“主要的是彼此相爱。”

“爱情当然是主要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并且牢记着。”格特马诺夫说，“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某些苏维埃人却忘记了。”

“这话说得对，”马舒克说，“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切。”

“人们总是大惊小怪，为什么中央没有批准，为什么批准了这个而没有批准那个，但人们自己却不珍视党的信任。”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突然吃惊地拉长声调说：

“你们的谈话真令人纳闷，好像没有发生战争，世界上只有你们操心的这些事情：这位军长同谁结婚，谁是他未婚妻过去的丈夫。你这是准备同谁打仗，季马？”

她用嘲笑的目光望了望男人们。她那双漂亮的栗色眼睛似乎同丈夫那双小眼睛有些相似，并具有同样的洞察力。

萨盖达克用愁闷的声音说：

“哪能忘记战争呢！我们的兄弟和儿子从各地奔向战场，从基层集体农庄的茅屋到克里姆林宫，正在展开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斯大林同志的儿子瓦西里是歼击机飞行员，此外，米高扬同志的儿子也在空军作战。我听说，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儿子也在前线，不过我不知道他属于什么兵种。此外，铁木尔·伏龙芝中尉好像是在步兵部队，那个多洛列斯·伊巴露丽 [24] 的儿子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牺牲了。”

“斯大林同志有两个儿子在前线，”女主人的弟弟说，“另一个儿子雅科夫指挥一个炮兵连。确切地说，他是大儿子，瓦西里是小儿子。这个不幸的小伙子被俘虏了。”

他沉默下来，感觉自己正提及一个在年长的同志们看来不该说的话题。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想要打破沉默，直率而又随便地说：

“顺便提一句，德国人经常撒一些造谣的传单，说雅科夫·斯大林主动向他们提供供词。”

然而，他四周的沉默更加令人难堪。他提到一个无论是开玩笑还是当真都不应提及的话题，人们对这个话题只能保持沉默。假如有人打算对有关斯大林同妻子关系的传闻表示愤怒，那么这个好心的辟谣者便会犯下并不比传谣者更小的错误，因为谈话本身就是不被允许的。

格特马诺夫突然朝妻子转过脸来说：

“我的心在斯大林同志运筹帷幄的地方，但愿他牢牢掌握住大方向，让德国人不得安宁。”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用负疚的眼神捕捉着格特马诺夫的目光。

当然，坐在桌前的人都是有理智的，他们聚在一起并不是想将一时的尴尬演变成严重的事件——案件。

萨盖达克在格特马诺夫夫妇面前为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开脱，他用温和而友善的语气说：

“这是对的，让我们提高警惕吧，千万不能在自己负责的地段上干蠢事。”

“千万不要说多余的话。”格特马诺夫补充说。

他几乎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指责，并没有保持沉默，这说明他原谅了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萨盖达克和马舒克赞同地点了点头。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知道，这个微不足道的过失将会被遗忘，但他也知道，他不会被人彻底忘记。将来一旦要考察干部，涉及提升，谈到某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当提到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的名字时，格特马诺夫、萨盖达克和马舒克会点头，但同时也会露出一丝微笑，对某个办事认真的对话者提出的问题，他们会伸出小指头说：“思维敏捷，但可能有点儿草率。”

大家在灵魂深处都明白，德国人散布的有关雅科夫的谣言纯属捏造，然而正因为如此，更不应该谈论这个话题。

萨盖达克特别善于处理这类事件。他长期在报社工作，起初担任新闻处长，后来负责农业处的工作，最后当了近两年《共和国报》主编。他认为，他办报纸的主要目的是教育读者，而不是不加选择地刊登各种偶然事件的乱七八糟的新闻。如果主编萨盖达克认为应该回避某个事件，应该对严重的歉收、思想性不高的诗歌、形式主义的绘画、牲畜病死、地震、战列舰覆没保持沉默，应该对突然从岸上冲走数千人的巨浪或者矿井里发生的大火视而不见，那么这些事件对他来说就是毫无新闻价值的。他认为，不应该让读者、新闻记者和作家去为这些事件耗费脑力。有时他不得不以一种特殊方式解释生活中的某个事件，那么这种解释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大胆且不同寻常的，并与人们的日常观念相抵触。他觉得，主编的力量、经验、本领就在于使读者了解那些有用的、为教育目的服务的观点。

在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期间，曾出现过一些极端的过火行为。萨盖达克在斯大林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发表以前写道，全盘集体化期间发生饥荒的原因是，富农们把粮食埋藏起来，使人们吃不饱，因此才饿得浮肿。一些村庄整村整村的人饿死，其中包括儿童和老人，是故意与国家作对。

后来他立刻刊登了一些资料，说集体农庄的托儿所里，孩子们天天喝鸡汤、吃馅饼和米粉饼，实际上孩子们却消瘦了、浮肿了。

战争开始了，这是千年的俄罗斯有史以来所遭遇的最残酷最可怕的战争。在经受严酷考验的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头几个月，毁灭性的炮火把如实报道现实的关键性战局进程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战争决定着所有人的命运，甚至决定着党的命运。现在，这段决定命运的时期过去了，剧作家柯涅楚克马上就在他的剧本《前线》中解释，战争失利与那些愚蠢的将军们有关，他们不善于执行一贯正确的最高统帅部的指示。

这天晚上，并不是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一个人命中注定要遭遇难堪。马舒克翻看着一本皮革封面的大相册，相册厚厚的硬纸页上贴着各种照片。马舒克突然意味深长地扬起眉毛，于是大家不由自主地向相册探过头来。这张照片是战前格特马诺夫在自己州委书记的办公室里照的，他坐在宽大无比的写字台后面，穿着半军事化的军便服，他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斯大林像。这幅肖像大得出奇，看来只能挂在州委书记的办公室里。斯大林脸部被人用彩色铅笔涂得乱七八糟，下巴底下画了一撮蓝色的山羊胡子，耳朵上戴着蓝色耳环。

“这孩子太淘气了！”格特马诺夫喊叫起来，甚至像老娘儿们似的拍了一下手。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十分难过，打量着客人们连声说：

“要知道，昨天晚上睡觉前他还说：‘我像热爱爸爸一样热爱斯大林伯伯。’”

“这是小孩的淘气行为。”萨盖达克说。

“不，这不是淘气行为，这是蓄意的流氓行为。”格特马诺夫叹了一口气。

他用探询的目光望了望马舒克。此刻，两人都记起了战前发生的一件事：他们的一位同乡的侄子，工学院的大学生，他在宿舍里用气枪朝斯大林像开了一枪。

他们知道，这个愚蠢的大学生纯粹是胡闹，并没有任何恐怖主义的政治目的。那位同乡是个非常好的人，是拖拉机站的站长。他恳求格特马诺夫救救侄子。

州委会议之后，格特马诺夫同马舒克谈到这件事。

马舒克说：

“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我们可不是小孩子。至于他有没有罪过，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不追查这个案件，那么也许明天就会有人向莫斯科、向拉夫连季·帕夫诺维奇本人报告，说马舒克对待向伟大的斯大林肖像开枪的事件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我今天坐在这间办公室里，而明天我就成了劳改营的犯人。您愿意承担责任吗？人们会这样议论您：今天朝肖像开枪，明天就不仅是射击肖像了，格特马诺夫究竟是对这个小伙子有好感呢，还是喜欢他的这种行为呢？啊？您承担这个罪责吗？”

过了一两个月，格特马诺夫又向马舒克问起这件事：

“那个朝肖像开枪的小伙子怎么样了？”

马舒克用平静的目光望着他，答：

“他的情况不必问了。他是个坏蛋，富农残余，他在审讯中都承认了。”现在，格特马诺夫用探询的目光望着马舒克，重复道：

“不，这不是淘气行为。”

“不过，”马舒克说，“这孩子不满五岁，年龄还是应该考虑的。”

萨盖达克的态度最为热诚，以至于大家都感到暖洋洋的。他说：

“说句心里话吧，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孩子们坚持原则。应该对他们坚持原则，可是我于心不忍。我希望他们健康？……

大家同情地望了望萨盖达克。他是一位不幸的父亲，他的大儿子维塔利还在九年级念书时就表现不好，有一次因为在饭馆里打架被警察抓了起来。父亲亲自给副内务人民委员打了电话，才平息了这个由一些名将和院士的儿子、作家和农业人民委员的女儿参加的丢脸的事件。战争爆发后，维塔利本打算志愿参军，父亲安排他进了两年制的炮兵学校。后来维塔利因不守纪律被学校开除，并有可能同增补连一起被送往前线。

现在，年轻的维塔利进入迫击炮学校已经一个月了，没有再出什么事，父母亲颇为高兴，并且充满了希望，但他们心里仍然存留着不安。

萨盖达克的二儿子伊戈尔两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这场病留下了后遗症，伊戈尔不幸残废，走路离不开双拐，萎缩的细腿软弱无力。伊戈尔无法进学校读书，教师们就到他家里来上课，这孩子倒也刻苦好学。

萨盖达克夫妇为了给儿子治病，到处求医问药，不仅在乌克兰，还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托木斯克，求遍了所有的神经病学专家。萨盖达克还通过商务代表处或者大使馆弄到了外国的各种新药。他知道，人们可能而且应该责备他对孩子过分溺爱，但他同时也知道，他的过错并不是不可饶恕的。因为他经常遇到州委某些领导干部溺爱子女，他注意到，新型领导人往往特别宠爱自己的孩子。他知道，人们会原谅他用飞机从敖德萨接一个巫婆来给伊戈尔看病，会原谅他使用机要邮袋把一包草药从远东的一个神父那里寄往基辅。

“我们的领袖都是特殊人物。”萨盖达克说，“我不是指斯大林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确没什么可说的。不过，他那些亲密的助手们……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总是把党置于父爱之上。”

“是的，他们懂得，这种事不会追究个人的责任。”格特马诺夫说，他暗示某个中央书记对自己犯错误的儿子过分严厉。

于是他们又重新谈起孩子，气氛也变得亲切自然起来。

似乎这些人的精神追求和喜怒哀乐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他们的儿子或者女儿面颊是否红润，在学校里是否取得了好成绩，能不能顺利升级。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谈起自己的女儿：

“斯韦特兰娜在四岁之前身体很不好，老生结肠炎，小姑娘变得憔悴不堪。只有一样东西对她最有效，那就是碾碎的生苹果。”

格特马诺夫说：

“今天，她去上学之前对我说：‘在班上，有人管我和卓娅叫将军的女儿，而卓娅却不怕难为情地笑着说：你以为将军的女儿是很大的荣誉呀！我们班里还有元帅的女儿呢，这才是真了不起！’”

“您瞧，”萨盖达克愉快地说，“很难使他们感到满意。伊戈尔一连几天向我声明：‘要知道，第三书记算不得什么大人物。’”

米科拉也可以谈谈自己孩子的许多可笑和快活的瞬间，但他知道，当人们谈论萨盖达克的伊戈尔和格特马诺夫的女儿们如何机灵时，他就不应该讲述自己的孩子如何机灵了。

马舒克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的父辈在乡下对待孩子很随便。”

“他们同样喜欢孩子。”女主人的弟弟说。

“喜欢归喜欢，但他们打孩子，至少我挨过打。”

格特马诺夫说：

“我还记得父亲生前于1915年出发去打仗时的情景。请别见笑，我父亲到最后才升到士官，得过两枚乔治勋章。母亲为他打点行装，把包脚布、绒衣放在什物袋里，还放了几只煮老的鸡蛋、几片面包。我同姐姐躺在木板床上，望着他在黎明时分最后一次坐在桌旁。他往过厅里的木桶里打满了水，劈了一些木柴。后来母亲老是回忆起这件事。”

他抬手看了看表，说：

“唉？……

“这么说，明天就走。”萨盖达克说着站起身来。

“七点钟的飞机。”

“从民航机场起飞？”马舒克问。

格特马诺夫点了点头。

“这样更好，”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着也站起来，“否则到军用机场还有十五公里的路呢。”

“这对一个士兵来说算得了什么！”格特马诺夫说。

他们开始告别，又喧闹了一阵，大笑，拥抱。客人们穿好大衣，戴上帽子站在走廊里。格特马诺夫说：

“士兵对一切都是可以习惯的，士兵可以用硝烟取暖，可以用锥子刮脸。不过，这种与孩子分离的生活，士兵却是无法习惯的。”

从他的声音、表情以及客人们望着他的目光来看，他们此刻不是在开玩笑。

22

这天夜里，一身戎装的格特马诺夫坐在桌前写了几封信。妻子穿着睡衣坐在他身边，注视着他那只写信的手。他把信折起来，说：

“如果你需要专门治疗和外出会诊，就把这封信交给边区卫生局局长。他只是给你开一封转诊介绍信，通信证由弟弟给你办理。”

“领取限额供应品的证明信你写好了吗？”妻子问。

“这不需要。”他回答说，“你给州委办公室主任打个电话就行了，直接找普齐钦科本人更好，他会给你办理的。”

他查看了一沓写好的信、委托书、便条，说：

“喏，好像是全都安排好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我真为你担心，亲爱的，”她说，“你这是去打仗啊。”

他站起来说：

“要保重身体，爱护孩子。白兰地装进皮箱了吗？”

她说：

“装进去了，装进去了。还记得吗，两年前你飞往基斯洛沃茨克，出发之前也是这样在黎明时分给我写委托书的。”

“现在基斯洛沃茨克被德国人占领了。”他说。

格特马诺夫在房间踱了一会儿，仔细听了听，说：

“睡着了？”

“当然睡着了。”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说。

他们走进孩子们的房间。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个庞大的身躯在昏暗中走动，居然能不发出一点儿声音。熟睡的孩子枕着洁白的枕巾，乌黑的头发显得格外醒目。格特马诺夫仔细聆听他们的呼吸。

他把手掌按在胸前，以免咚咚的心跳声惊扰了孩子的睡眠。此刻，在昏暗之中，他心中惆怅万分，充满了对孩子的一腔柔情和怜悯，同时又对他们放心不下。此刻，他多么想拥抱自己的儿子和两个女儿，吻一吻他们睡意蒙眬的眼睛。一种无能为力的温柔和丧失理智的爱令他手足无措，他站在那里局促不安，软弱无力。

其实，他面临的新的工作并没有使他恐慌和激动。他经常着手于新的工作，总是能毫不费力地找到那条指导工作的正确方针。他知道，在坦克军他也能够如鱼得水。

然而此时此刻，如何把铁面无情、坚定不移同温柔和既不懂得法律也不懂得方针的父爱融为一体呢？

他回头望了望妻子，只见她像村妇似的一手托腮站在那里。昏暗中她的脸显得瘦了一些，似乎很年轻。他们婚后第一次去海边，在岸边悬崖上的“乌克兰疗养院”休假时，她就是现在这副模样。

窗外响起彬彬有礼的汽车喇叭声，这是州委的汽车开来了。格特马诺夫又向孩子们转过身去，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这个动作表明他对无法克制的父爱无能为力。

同妻子吻别之后，他在走廊里穿上外套，戴上帽子，然后站在那里等候司机把皮箱提出来。

“好吧。”他说着突然摘下帽子，向妻子跨近了一步，又紧紧抱住了她，于是他们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吻别。此时，街道上潮湿的寒气透过半敞的房门吹进来，同家庭的温暖交杂在一起。格特马诺夫短皮袄上粗糙的皮革轻触着妻子芳香的丝绸睡衣，两人都感觉到，他们连在一起的生活突然被劈开了，深深的忧伤刺痛了他们的心。

23

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沙波什尼科娃来到古比雪夫后，住在德国老太婆珍妮·亨利霍夫娜·亨利松家里。珍妮很久以前曾在她家当过家庭女教师。

叶尼娅 [25] 从斯大林格勒来到这里，同德国老太婆住在这间寂静的小房子里，心中不免有一丝陌生。老太婆见到当年扎两条辫子的小女孩成了中年妇女，也感到惊奇不已。

这里原是一个商人的一套宽大的宅邸，珍妮住的这个光线很暗的小房间早先是仆人在住，现在这套宅邸变成了地道的公寓，每个房间都住着一家人。他们用屏风、布帘、壁毯、沙发靠背把房间隔开，有的地方用来睡觉、吃饭和接待客人，有的地方供护士给瘫痪的老头儿打针。

一到晚上，公用厨房里就响起住户们嗡嗡的交谈声。

煤油炉闪着黑烟的红火苗，叶尼娅对这间拱顶被熏黑的厨房颇为中意。扯得横七竖八的绳子上晾着衣服，穿着长罩衫、棉袄和军便服的住户们在晾干的衣服之间喧闹着，切菜刀闪闪发光。妇女们俯身在热气腾腾的洗衣盆上洗衣服。宽大的壁炉从未生过火，壁炉镶着瓷砖的侧面闪烁着寒冷的白光，犹如积雪覆盖的旧地质世纪熄灭的火山的山坡。

这套房子里住着一个上了前线的装卸工的家属，一个妇科医生，某保密工厂的一个工程师，一个单身母亲——某内部供应商店的会计，有在前线牺牲的理发师的爱人，还有邮政总局的一位军事代表，而最大的房间里住着一家门诊部的主任。

在这套宽敞得如处城市的住宅里，甚至有自己本住宅的疯子——一个安静的小老头儿，长着一双漂亮而和善的小狗似的眼睛。

人们虽然住得相当拥挤，却很少往来，不大和睦，有时闹点别扭，不久又言归于好，彼此隐瞒着自己的生活，有时又大声地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生活状况向邻居和盘托出。

叶尼娅想画的不是这里的物品，不是这些住户，而是这些物品和住户在她心中唤起的某种情绪。

这种情绪是复杂的，难以言状的，恐怕大画家也无法将它表现出来。由这间阴暗的厨房、这里的贫穷、流言蜚语、鸡毛蒜皮联想到人民和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由厨房里的铁锅、土豆皮联想到数量惊人的军事钢铁，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情绪。

表达这种情绪会有损主旨，歪曲表象，会将现状变成一些支离破碎的形象和毫无意义的外部联系。

珍妮老太太是个胆小怕事、温和而又热情的人。她穿一件带白领的黑色连衣裙，虽然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她的面颊却总是红扑扑的。

她头脑中还保留着对叶尼娅姐妹儿童时代的记忆。她记得柳德米拉上一年级时如何淘气，幼小的玛鲁夏说的话如何可笑，还记得两岁的米佳穿着围裙走进餐厅，拍着手喊道：“开饭了，开饭了！”

现在珍妮每天到一个牙科女医生家里当用人，照料女主人生病的母亲。她的女主人有时根据市卫生局的安排到区里巡诊五六天，于是珍妮就在她家里留宿，以便帮助不久前因中风而行动不便的老太婆。

珍妮对自己的私有财物满不在乎，她经常向叶尼娅表示歉意，请求允许她打开通气小窗，为的是让她那只老花猫活动方便。她的主要心思都用在那只老花猫身上，生怕邻居们欺负它。

同一住宅的一位邻居——工程师兼车间主任德拉金，常常带着恶毒的嘲笑打量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打量她那少女般苗条的虚弱身段和她那副系在黑色线绳上的夹鼻眼镜。他常常以贫民的心理揣度别人，每当老太太回忆往事，带着甜蜜的痴笑讲述她在革命前领着自己抚养的孩子乘坐豪华马车兜风，陪伴女主人前往威尼斯、巴黎、维也纳时，他便开始愤愤不平。她抚养大的“小不点儿”不少人参加了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白匪军，被红军战士打死了。不过老太婆最感兴趣的是回忆猩红热、白喉和小孩易患的结肠炎。

叶尼娅有时对德拉金说：

“我从未遇见过这么和善、这么温顺的人。请您相信，她是这套住宅里最善良的人。”

德拉金以男人的直率厚颜无耻地凝视着叶尼娅的眼睛，答道：

“唱吧，小燕子，唱吧。您为了住房卖身投靠了德国人，沙波什尼科娃同志。”

珍妮似乎不喜欢身体健康的孩子。她时常向叶尼娅谈起自己抚养的一个虚弱多病的孩子，这孩子的父亲是一家工厂的厂主，是犹太人。她至今还珍藏着这孩子画的画和一些练习本，每当她讲到这个文静的孩子临死前的情景时，都禁不住流泪。

她在沙波什尼科夫家当家庭女教师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但她还记得所有孩子的名字和绰号。她得知玛鲁夏死去的消息，竟伤心地哭起来。她的字歪歪扭扭的，她一直在给住在喀山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写信，但她这封信怎么也写不完。

她管狗鱼鱼子酱叫“卡维阿” [26] ，并且对叶尼娅说，在革命前，她带的孩子每天早餐要喝一碗浓鸡汁，吃一片鹿肉。

她把自己那份口粮都喂了心爱的花猫，总是把这猫唤成“我亲爱的，我的宝贝孩子”。老猫也非常爱她，它虽然生性粗鲁、阴郁，但一看见老太婆便心花怒放，变得温和而愉快。

德拉金老是追问她对希特勒持什么态度：“恐怕是拥护他吧？”但狡猾的老太婆却宣称自己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称元首是杀人魔王。

老太婆是个完全不居家的人，既不会洗衣服，也不会做饭。她每次去商店买一包火柴，售货员必定会在仓促之余，从她的购货卡片上划掉一份按月供应的食用糖或肉食。

当今的孩子们完全不像她当年带的那些孩子，她管那时叫“和平年代”。现在一切都变了，甚至儿童游戏也与过去不同了。“和平年代”的小女孩喜欢玩掷环游戏，用带线绳的漆木棍抛掷橡皮圈，玩的是装在白网兜里的彩色软球。现在的小女孩却喜欢打排球，喜欢划臂游泳，冬天穿着滑雪裤打冰球，高声喊叫，吹口哨。她们对抚养费、堕胎、用不正当手段得到劳动卡片，以及那些从前线给他人的妻子带来脂油和罐头的上尉和中校们，了解得比珍妮还清楚。

叶尼娅喜欢听这位年迈的德国女人回忆她的童年时代，回忆她的父亲和哥哥德米特里。珍妮对德米特里记得特别清楚，她在叶尼娅家里的时候，德米特里得过百日咳和白喉。

有一次，珍妮对她说：

“我时常想起1917年我的最后几位主人。有一位老爷是财政部长的同事，他经常在餐厅里踱来踱去，生气地说：‘全完了，庄园烧了，工厂停工了，货币不顶用了，保险柜被撬了。’就像现在你们家一样，好好的一个家庭弄得七零八散。老爷、太太和小姐去了瑞典，我带的那个孩子到科尔尼洛夫将军那里当了志愿兵，太太哭着说：‘这些天我们都在道别，末日来临了。’”

叶尼娅听了苦笑一下，什么也没有说。

一天晚上，地段民警来了，交给珍妮一张传票。这个年迈的德国女人戴上那顶带一朵小白花的帽子，请求叶尼娅喂她的老花猫，说她要到警察局去一趟，再从那里去牙科医生的老妈妈那儿去干活。她答应过一天就回来。等到叶尼娅下班回来，发现房间空空荡荡的，邻居们对她说，珍妮被警察局抓走了。

叶尼娅前去打听她的下落。在警察局里，有人告诉她，老太婆同一列车德国人一起被送往北方去了。

过了一天，地段警察和房屋管理员又来了，拿走了一个被查封的提篮，提篮里装满了破烂衣服，还有一些泛黄的老照片和旧信件。

叶尼娅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打听，问如何给老太婆送一条厚头巾。在窗口值班的人问叶尼娅：

“您是谁，是德国人？”

“不，我是俄罗斯人。”

“请回去吧。用不着查问，别打扰人啦！”

“我是问问如何给她送冬天用的东西。”

“您还不明白吗？”小窗里的人压低嗓门，叶尼娅听了吓一大跳。这天晚上，她听见住户们在公用厨房谈话。他们在背后议论她。

一个声音说：

“她的做法毕竟不光彩。”

另一个声音答道：

“我认为她是个聪明人。先插进一只脚，然后向有关方面告发了老太婆，把老太婆挤出去，现在她就成了房间的主人。”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什么房间呀，一间不值钱的小房子。”

另一个声音说：

“是啊，这种女人是不会上当的，同这种女人在一起你不会吃亏的。”

老花猫的命运也很悲惨。它睡眼蒙眬地坐在公用厨房里，神情沮丧，这时人们为如何处置它而争吵起来。

“让这个德国佬去见鬼！”几个女人嚷道。

德拉金突然宣布，他准备同大伙儿一起喂养这只猫。然而珍妮走后，老花猫没活多久。一个女邻居不知是无意还是因为气恼，泼了老花猫一身开水。老花猫很快就死了。

24

叶尼娅独自一人住在古比雪夫市，她很喜欢这种独身生活。

似乎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自在。虽说生活相当艰苦，但她却感觉轻松、自在。她好长时间没有报上户口，领不到食品供应卡，每天只能凭午餐券在食堂吃一顿饭。她从早上就想着开饭的钟点，等待到食堂去喝一盘汤。

在这段时间里，她很少想起诺维科夫，对克雷莫夫她却想得较多，几乎经常想念他，不过这些隐藏在心底的念头不太强烈。

对诺维科夫的思念时隐时现，并没有使她感到烦闷。

可是有一次，她在街上远远看见一位穿军大衣的高个儿军人，在最初的一瞬间，她恍惚觉得此人就是诺维科夫。于是她感到气喘，两腿发软，一阵狂喜冲上她心头，使她感到手足无措。过了一分钟她才明白自己认错了人，那股激动情绪也随即被她忘却了。

这天夜里，她突然醒来，心想：

“他为什么不来信呢？他明明知道我的地址。”

她一个人住在这里，身边既没有克雷莫夫，也没有诺维科夫，更没有什么亲人。她觉得，这种自由自在的独身生活也是一种幸福，然而这仅仅是她的感觉而已。

此时，莫斯科的许多人民委员部、机关、报社迁到了古比雪夫，这里成了临时首都。各国外交使团、大剧院、著名作家、报幕员、外国记者也都从莫斯科疏散到这里。

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住在一些狭小的房间里、旅馆里、集体宿舍里，从事着他们的日常工作；处长们、局长们、总局局长们和人民委员们领导着所属机关的人员和国民经济部门的工作；特命全权大使们乘坐着豪华汽车，去出席苏联外交领导人的招待会；乌兰诺娃、列梅舍夫 [27] 、米哈伊洛夫 [28] 在为芭蕾舞观众和歌剧观众演出；合众国际社常驻代表沙皮罗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向苏联情报局局长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 [29] 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作家们在为国内外的报纸和广播电台撰写简讯；记者们正根据在部队医院里采访的材料写军事题材通讯。

然而，在这里，莫斯科人的日常生活与往常就大不相同了。英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夫人克里普斯女士，凭餐券在旅馆的餐厅就餐后，将吃剩下的面包、方糖卷在报纸里带回房间去；世界各国通讯社的代表们经常上集市，挤在伤员们中间，久久地评论着自种烟叶的质量，卷一支烟品尝一番，或者轮换着脚站在那里，排队上澡堂；慷慨好客的著名作家们喝着自酿酒，就着定量供应的面包，谈论世界上的种种问题以及文学的命运。

庞大的机关挤在古比雪夫狭小的办公楼里。苏联各大报社的领导人不得不在办公桌前接待来访者，下班后孩子们就在这些桌子上做功课，妇女们在这些桌子上做针线活。

在疏散地，庞大的国家机关的这种散漫生活富有某种魅力。

为了报户口，叶尼娅颇费周折，忍受了长久的焦虑不安。

叶尼娅在一所设计院找到了工作。院长利辛中校身材魁梧，嗓门不高，一开始他就忧心忡忡，叹息院长责任重大，不便录用一个没有正式户口的工作人员。利辛吩咐她到警察局去一趟，把设计院的录用证明交上去。

区警察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接过叶尼娅的身份证和证明信，叫她三天后来听取答复。

叶尼娅在指定的日子走进这条光线很暗的走廊。坐在这里等候接待的人，脸上带着一种独特的表情，只有到警察局办理身份证和报户口的人才会有这种表情。她走到一个小窗口前，一个涂着深红色指甲的女人把身份证递给她，用平静的声音对她说：

“您被拒签了。”

她又重新排队等候，打算同户籍科的科长谈一谈。排队的人一边低声交谈着，一边打量从走廊上走过的涂着口红、穿着棉制服和皮靴的年轻女办事员。这时，随着一阵咯咯吱吱的皮靴声传来，一个身穿夹大衣，头戴鸭舌帽，围巾下面露出军便服领口的人不慌不忙地走过来，他用钥匙打开那个不知是英国制造还是法国制造的门锁，这就是格里申，户籍科的科长。接待开始了。叶尼娅发现，轮到的人并不像往常经过长久的等待终于轮到自己那样高兴，他们走近门口时不停地左顾右盼，仿佛打算在最后一分钟逃跑似的。

叶尼娅在排队等候时听到不少议论。有些女儿无法在母亲家里登记户口，一个要在哥哥家报户口的中风的女人遭到拒绝，一个前来照料残废军人的妇女也没有报上户口。

叶尼娅走进格里申的办公室。他默默地向她指了指椅子，然后看了看她的证明信说：

“您已经被拒签了，您还要做什么呢？”

“格里申同志，”叶尼娅说，她的嗓音有些颤抖，“您要知道，这段时间我一直没有领到食品供应卡。”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他那张宽大的年轻面容上流露出冷漠的神色，若有所思。

“格里申同志，”她说，她的嗓音仍在颤抖，“您想想，这算怎么回事。在古比雪夫市，有一条以沙波什尼科夫的名字命名的大街，沙波什尼科夫就是我父亲。他是萨马拉 [30] 城革命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您居然拒绝给他的女儿登记户口。”

那双安详的眼睛望着她。她说的话他听得清楚明白。

“需要有调令，”他说，“没有调令我无法给您登记户口。”

“我是在军事机关工作。”叶尼娅说。

“从您的证明信上看不出这一点。”

“这一点有用吗？”

他很不乐意地回答说：

“可能有用吧。”

第二天早晨，叶尼娅来上班时对利辛说，警察局拒绝给她上户口。他两手一摊，嘟哝道：

“唉，简直是胡闹，难道他们不明白，您一开始就是我们这里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您正在从事一项具有国防性质的工作吗？”

“我也这么说，”叶尼娅说，“他说需要开一封介绍信，证明我们机关属于国防部领导。我恳求您，给我写个证明吧，我晚上带上证明信到警察局去一趟。”

过了一会儿，利辛走到叶尼娅面前，用带有负疚情绪的嗓音说：

“需要警察局给我们发一封查询公函，没有查询公函我无权写这类证明。”

晚上她又到警察局去了，坐在那里排了半晌队，终于来到格里申的办公室，她痛恨自己不该流露出讨好的微笑。她请求格里申向利辛发一封查询公函。

“我不打算写任何查询公函。”格里申说。

利辛听说格里申拒绝发公函，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若有所思地说：

“这么办吧，请他打电话问问我也行。”

第二天晚上，叶尼娅去看望她父亲的一位老相识——莫斯科来的文学家利莫诺夫。下班后她立刻赶到警察局，请求坐在那里排队的人，允许她直接去见户籍科长，只占用一分钟，仅提一个问题。排队的人们耸了耸肩，把眼睛移向一旁。叶尼娅生气地说：

“唉，这么不通情理，好吧，谁是最后一个？”

这天警察局给叶尼娅的印象特别糟糕。一个腿部浮肿的女人在户籍科长的办公室里突然歇斯底里地发作，高声叫道：“我求求您啦，我求求您啦！”一个缺一只胳膊的残废在格里申房间里用脏话骂娘，他后面的一个人也叫嚷起来，房间里传出他的喊叫声：“我不走！”但他很快就走了。在喊叫嘈杂时唯独听不见格里申的声音，他一次也没有提高嗓门，仿佛他不在屋里，人们在向自己喊叫，在自己吓唬自己。

她坐在那里排了一个半小时，才走进格里申的办公室。格里申轻轻点了一下头，说了声“坐吧”。她对此报以温柔的表情，匆匆说了句“非常感谢”。为此她暗暗憎恨自己。她又请求格里申给她的院长打个电话，因为利辛起初怀疑没有带编号和印章的公函他是否有权开证明信，但后来他同意了，答应写一封证明信，说明这是对“您某月某日的口头查询”的书面答复。

叶尼娅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白纸摆在格里申面前，白纸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利辛的电话号码、名字、父称、军衔、职务，而括号里用小字写着“午休前后”。但格里申对摆在他面前的白纸看也没有看一眼，说：

“我不作任何查询。”

“这是为什么？”她问道。

“没有这个规定。”

“利辛中校说，没有查询公函，哪怕是打个电话也行，否则他无权开证明信。”

“既然无权开，那就不开呗。”

“可我该怎么办呢？”

“我怎么知道。”

他平静的语气使叶尼娅感到手足无措，假如他听了她毫无条理的陈述表示气愤、恼火，她心里也许会好受些。但他半侧着身子坐在那里，连眼皮也不动一下，全无神色。

往常同叶尼娅谈话时，男人们会发觉她长得很漂亮，她也总能察觉这一点。但格里申望着她，好像望着一个眼泪汪汪的老太婆，或者望着一个残废。一进他的办公室，她便不是人了，不是一位美貌少妇，而仅仅是一个请求登记户口的活物。自身的软弱和格里申强大的理智使叶尼娅感到慌乱。她沿着大街急急忙忙地向利莫诺夫的住所走去，她已经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她虽然走得很急，但并没有为即将见到父亲的老友感到高兴。她身边似乎还有警察局走廊的气味，那些排队的人们的面孔，那幅被昏暗的电灯照亮的斯大林像以及它旁边的格里申，这些时时浮现在她眼前。格里申神态自如、举止随意，他把这个坚如磐石的国家的无限权力吸入自己平凡的心灵。

利莫诺夫身高体胖，大脑袋，光秃秃的头顶四周留着年轻小伙子一样浓密的鬈发。他高兴地迎接叶尼娅。

“我怕您今天不来了。”他边说边帮叶尼娅脱大衣，并开始详细询问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的情况。

“早在大学时代，您母亲便成了我心目中俄罗斯妇女的典范，她有一颗坚强的心。我的作品中总有她的形象，当然，不是专指她个人，而是泛指她这种典型，这您是知道的。”

他回头望了望房门，压低嗓门问：

“德米特里有消息吗？”

后来他们谈起绘画，两人尖刻地抨击了列宾。然后利莫诺夫亲自在电炉上煎荷包蛋，并且说他是国内一流的煎饼专家，民族饭店的一位厨师曾向他求教。

“怎么样？”他请叶尼娅吃煎蛋，不安地问道，然后他叹了一口气，“贪吃是我的恶习。”

警察局的种种使叶尼娅苦恼万分，利莫诺夫的房间很暖和，室内摆满了书籍和杂志。不一会儿，又来了两位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也都很幽默，喜欢艺术，但她却一直感觉格里申就在身旁，寒冷的感觉如影随形。

然而，毫不拘束的充满智慧的话语魅力无穷，叶尼娅有时忘记了格里申和那些愁眉苦脸的排队者。似乎除了谈论鲁布廖夫 [31] ，毕加索，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布尔加科夫的戏剧，生活中再无其他。

然而，她一来到街上，便立刻忘记了那些充满智慧的谈话。

格里申，格里申……在这套住宅里，谁也不曾问过她是否报上了户口，谁也没有要求她出示带有户籍印章的身份证，但是几天来她一直觉得居民小组长格拉菲拉·德米特里耶夫娜在注视着她。格拉菲拉有着长长的鼻子，待人亲切，八面玲珑，甜甜的嗓音显得极不自然。每次遇见格拉菲拉，望着她那双亲切而又阴沉的乌黑眼睛，叶尼娅都有些害怕。她觉得，她不在家的时候，格拉菲拉时常用配好的钥匙打开她的房间，翻腾她的稿纸，抄写她向警察局写的申请，偷看她的信件。

叶尼娅开门时尽量不发出声响，在走廊里踮起脚走路，生怕遇见这个讨厌的女人。假如遇见她，也许她马上就会对叶尼娅说：“您怎么违反法律规定呢，难道让我替您负责？”

早晨，叶尼娅走进利辛的办公室，把自己在户籍科再次碰壁的事对他讲述了一遍。

“请帮我弄一张去喀山的船票吧，否则他们会因我违反户籍制度把我赶到泥炭开采场去。”

她再没有求他开证明信，言语中带着嘲弄和挖苦。

这位身材魁梧、嗓音低沉的美男子默默地望着她，他为自己的胆怯而羞愧。她经常感到他那忧郁而温柔的目光在注视她，他时常打量她的肩膀、双腿、脖颈和后脑勺，她的肩膀和后脑勺也察觉到了他那久久不肯离去的赞美的目光。但是，支配着收发公文制度的法令显然具有非同寻常的力量。

这天上午，利辛走到叶尼娅面前，默默地把那封极为宝贵的证明信放在制图纸上。

叶尼娅也没有吭声，默默地望了他一眼，泪水止不住涌上她的眼窝。

“我通过保密室请示了一下。”利辛说，“我本来没抱什么希望，想不到上级首长同意了。”

同事们纷纷向她表示祝贺，都高兴地说：“您的苦难终于结束了。”

她立即前往警察局。排队的人们向她点点头，有些人已经同她处熟了，关切地问：“事情怎么样了？”

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您进去吧，用不着排队了……您的事情很简单，何必再等两个小时呢。”

叶尼娅觉得，那张办公桌和漆着粗糙的棕色木纹图案的保险柜也显得不那么阴沉和呆板了。

格里申望着叶尼娅急匆匆地把需要的公文放在他面前，轻轻点了一下头，满意地说：

“好吧，把身份证、证明信留下来，三天后在接待时间来领取户籍证明。”

格里申的声音听来依旧很平淡，但叶尼娅觉得，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总算露出了亲切的神色。

在回家的路上，她心想，看来格里申是同大家一样的人，他也会做好事，也会莞尔一笑，看来他不是那种冷酷无情的人。想到这里，她又感到难为情起来，因为她过去把户籍科长想得太坏了。

三天后，一只涂着深红色指甲油的女人的大手从小窗里把整整齐齐地夹着证明文件的身份证递给她。叶尼娅把字迹工整的批示读了一遍：

“鉴于申请人与该住房毫无关系，不准登记户口。”

“狗杂种！”叶尼娅高声说，她再也无力克制自己，“故意折磨人，没心肝的东西！”

她在空中挥舞着没有登记户口的身份证，大声向坐在窗前排队的人们诉说着，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她发现人们都扭过脸去，没有理睬她。在这一瞬间，她心中燃起造反者的怒火，同时感到绝望和疯狂。1937年在布蒂尔吉监狱昏暗的大厅里，在马特罗斯卡娅·季什纳，在索科利尼基，排队等待查问无权通信的犯人下落的妇女们有时因绝望而发疯，也发出过这样的喊叫。

站在走廊里的一个民警抓住叶尼娅的一只胳膊，把她向门口推去。

“放开我，别碰我！”她突然抽出胳膊，用力把他推开。

“女公民，”那民警声音嘶哑地说，“别闹了，当心判十年徒刑！”

她觉得那个民警的眼睛里闪现一种深表同情的、怜悯的目光。

她急匆匆地向门口走去。街上行人来来往往，不断有人挤着她。他们都是有户口的人，有在限额供应商店里使用的食品供应卡……

夜里她梦见发生了火灾，一个负伤的人趴在地上，面部紧贴着地面。她俯在他身上，想把他背走，虽然她看不见他的脸，但她知道这人就是克雷莫夫。

她从梦中醒来，感到疲惫不堪，精神很压抑。

“但愿他能快点来。”她心想。她一边穿衣服，一边嘟哝道：“帮帮我吧，帮帮我。”

她极想见到的不是她在睡梦中救过的克雷莫夫，而是诺维科夫。夏天她在斯大林格勒曾见过诺维科夫一面，她想他想得心中隐隐作痛。

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太难熬了，她感到痛苦不堪，没有户口，没有购货卡，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生怕遇见管院子的杂工，还有房屋管理员和居民小组长格拉菲拉·德米特里耶夫娜。她总是等大家都睡了才到公用厨房里去，早晨她尽量在邻居们醒来之前刷牙洗脸。邻居们同她谈话时，她的语气亲切得令人讨厌，声音完全变了调，活像一个女浸礼派教徒。

上午叶尼娅写了一份辞职申请。

她听说，她的落户申请被户籍科拒签之后，地段警察来过了，送来一张通知，限她三日内离开古比雪夫。通知的正文中写道：“凡违反户籍制度的人必须？……叶尼娅并不想赖在这里，她顺应命运的安排，打算离开古比雪夫。这时的她马上冷静下来，想到格里申、格拉菲拉以及她那双像发霉的橄榄果似的温柔的眼睛，她不再感到苦恼和害怕。她放弃了这种不合法的生活，甘愿接受法律的约束。

她写好辞职申请，打算把它交给利辛院长。这时有人叫她接电话，电话是利莫诺夫打来的。

他问她明天晚上是否有空，还告诉她，一位朋友从塔什干来，十分可笑地讲述了当地的生活，带来了阿·托尔斯泰对利莫诺夫的问候。她心中又充满了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

叶尼娅本来不打算把自己上户口的事告诉利莫诺夫，最后她还是把自己的遭遇向他讲了一遍。

利莫诺夫认真听着，没有打断她的话，然后说：

“这叫什么事啊，简直令人奇怪。在古比雪夫市有一条以她爸爸的名字命名的大街，女儿却无权在这里居住，不给她上户口。有趣，有趣。”

他沉思片刻，说：

“这么办吧，叶尼娅，您今天先别递交辞职申请，我晚上去州委书记那里开会，顺便谈谈您这件事。”

叶尼娅道了谢，但她心想，利莫诺夫放下电话就会立刻把她忘掉的。不过她到底没有向利辛院长递交辞职申请，只是问他能否通过军区司令部给她弄一张去喀山的船票。

“这事非常简单，”利辛说罢两手一摊，“糟糕的是警察机关。有什么办法呢，古比雪夫现在实行的是特别制度，他们是按照特别指令行事。”

他问叶尼娅：

“您今天晚上有空吗？”

“不，没空。”叶尼娅气呼呼地答道。

她走回家去，心里想着，很快就能见着母亲、姐姐、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和娜佳了，在喀山她会感到比在古比雪夫愉快一些。她奇怪的是，为什么她每次走进警察局都那么提心吊胆、忧心忡忡。不给上户口就算了……要是诺维科夫来了信，可以求邻居帮忙转寄到喀山去。

第二天早晨，她刚上班就有人叫她接电话，一个十分客气的声音请她到市警察局户籍处去上户口。

25

叶尼娅渐渐同一位姓沙尔戈罗茨基的邻居熟悉起来。沙尔戈罗茨基的样子很特别，仿佛一转身，他那颗雪花石膏般灰白的大脑袋就要从细细的脖颈上掉下来，咚的一声掉在地板上。叶尼娅发现，老头儿苍白的面皮浮现出柔和的淡蓝色，这淡蓝的皮肤和他那双冷淡的蔚蓝色眼睛十分协调，叶尼娅对此很感兴趣。老头儿出身显贵，她觉得应该把老头儿画成蔚蓝色的，这个念头使她感到好笑。

战争爆发后，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沙尔戈罗茨基的生活倒比战前好些，现在他总算有了工作。苏联情报局邀请他撰写有关德米特里·顿斯科伊 [32] 的文章，写苏沃罗夫、乌沙科夫的生平，写俄国军官的传统以及有关十九世纪诗人丘特切夫、巴拉丁斯基生平的短文……

沙尔戈罗茨基对叶尼娅说，就母系而言，他是比罗曼诺夫皇族更古老的公爵世家的亲戚。

他年轻时在省地方自治局任职，曾在地主子弟、乡村教师和年轻的神父中间宣传伏尔泰思想和恰达耶夫的学说。

沙尔戈罗茨基向叶尼娅谈起自己同省城首席贵族的一次谈话，这是四十四年前的事了：“您作为俄国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的代表，居然试图向农民证实您的祖先是猿猴，农民会问您：那么大公呢？皇太子呢？皇后呢？皇上本人呢？”

沙尔戈罗茨基继续“蛊惑”人心，结果被流放到塔什干。一年后他得到宽恕，便去了瑞士，在那里他遇到许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都认识这个有点古怪的公爵。他经常参加辩论会和各种晚会，同一些人过从甚密，但他不附和任何人的观点。那时他同一个犹太大学生，留着黑色大胡子的崩得 [33] 分子利佩茨交上了朋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回到俄国，住在自己的田庄里，偶尔在《下诺夫哥罗德报》上发表一些有关历史和文学问题的文章。

他从不料理家业，庄园由他的母亲来管理。

沙尔戈罗茨基是唯一的庄园没有受到农民毁坏的地主，贫农委员会甚至分给他一大车木柴和四十颗白菜。他坐在家里唯一生着炉子、装着玻璃窗的房间里读书、写诗。他给叶尼娅朗诵过一首题为“俄罗斯”的诗：

无忧无虑，自在逍遥。

辽阔无垠的平原上，

乌鸦在不祥地聒噪。

纵酒。隐私。大火。

愚蠢而又冷漠。

到处有她独特的格调，

雄奇的庄严动人心魄。

他读得很认真，留心每个词的发音，注意使用标点符号。他高高地扬起长长的眉毛，但他那宽大的额头并没有因此而变窄。

1926年，沙尔戈罗茨基心血来潮，居然讲授起俄国文学史来。他批判杰米扬·别德内 [34] ，颂扬费特 [35] ，在当时流行的有关美与生活真实的讨论会上发表演说，他宣称自己是一切国家的反对者，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学说，谈论俄罗斯精神的悲惨命运。这些言论和论争最终给他带来灾难，他又被流放到了塔什干。他住在那里，常常感到地理环境比理论演说更有说服力，这一点是他始料未及的。直到1933年底，他才得到许可移居萨马拉，投靠他的大姐叶连娜·安德列耶夫娜。他大姐于战前不久去世了。

沙尔戈罗茨基从来不邀请任何人进他的房间，但有一次叶尼娅偶然到这位公爵的住所里看了看。一摞摞书籍和旧报纸高高地堆在墙角，一些古旧的圈椅摞在一起，一直堆到天花板下面，镶在镀金框子里的肖像摆在地板上，红色天鹅绒蒙着的长沙发上放着一条露出了棉絮的皱巴巴的棉被。

沙尔戈罗茨基为人和善，对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常常束手无策。人们谈起这种人总说他们像孩子一般天真，像天使一般善良。但他可以吟诵着自己心爱的诗歌，从伸手向他乞讨一片面包的挨饿的孩子或衣服褴褛的老太婆面前走过，丝毫不为所动。

听着沙尔戈罗茨基的讲述，叶尼娅常常回想起自己的第一任丈夫。这位费特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 [36] 的热诚崇拜者与共产国际工作者克雷莫夫的志趣大不相同。

她感到惊讶的是，克雷莫夫与沙尔戈罗茨基老头同样是俄罗斯人，但他却对美丽如画的俄罗斯风光，对奇妙的俄罗斯童话，对费特、丘特切夫的诗歌无动于衷。克雷莫夫从青年时代起所珍视的俄罗斯生活中的一切，以及那些他所崇拜的名人（他认为没有这些名人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所有这一切，沙尔戈罗茨基都感到无所谓，有时他甚至流露出敌意。

沙尔戈罗茨基认为，费特便是上帝，首先是俄罗斯的上帝。对他来说，好男儿菲尼斯特的故事、格林卡的《困惑》都是奇妙的作品。不管他怎样赞美但丁，但他总觉得但丁缺少俄国音乐和俄国诗歌般的奇妙魅力。

克雷莫夫不善于区分杜勃罗留波夫和拉萨尔，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恩格斯。他认为，马克思能在所有俄国天才中脱颖而出，对他来说，单单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便可压倒俄国音乐。恐怕只有涅克拉索夫对他是个例外，他认为涅克拉索夫是世界一流诗人。叶尼娅有时觉得，沙尔戈罗茨基不仅在帮助她认识克雷莫夫，而且在帮助她理解她同克雷莫夫之间的关系，理解这种关系所遭受的曲折命运。

叶尼娅喜欢同沙尔戈罗茨基交谈。他们往往是从令人不安的战报谈起，然后沙尔戈罗茨基开始谈论俄国的命运。

“俄国贵族是对不起俄国的，”他对叶尼娅说，“但他们却热爱俄国。在上一次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没有得到宽恕，每个细小的错误都不放过，我们这帮傻瓜、蠢货、好吃懒做的人，拉斯普京 [37] 、米亚索耶多夫上校、椴树林荫道，无忧无虑、黑魃魃的木舍、草鞋，都有罪责……我姐姐的六个儿子牺牲在东普鲁士和加利茨亚，我大哥年老多病，也在战斗中牺牲，但他们却得不到历史的承认……应该承认他们。”

叶尼娅经常听他发表一些与当代人不同的文学见解。他把费特置于普希金和丘特切夫之上，他对费特非常了解。在俄国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了解费特，恐怕费特本人在临终之前也不曾记得沙尔戈罗茨基所讲的有关他的那么多轶事。

他认为列夫·托尔斯泰是个过于注重现实的人，承认他有诗情，但对他评价不高。他对屠格涅夫评价不错，认为他有才华，但不够深刻。在俄国小说史上，他最喜欢果戈理和列斯科夫 [38] 。

他认为，扼杀俄国诗歌的罪魁祸首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

他对叶尼娅说，除了诗歌，他喜欢三样东西：糖、阳光和睡眠。

“难道我至死见不到我的任何一首诗作发表？”他常常这样问道。

有一次，叶尼娅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利莫诺夫。他拄着木头拐杖行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穿一件冬季大衣，色彩鲜艳的方格围巾在脖颈后面摆动着。这个头戴高贵的海狸皮帽子的高大男人走在古比雪夫的人群中，显得有点古怪。

利莫诺夫一直把叶尼娅送到家。她请他进屋坐了一会儿，喝了点儿茶，利莫诺夫看了她一眼，说：“那好吧，谢谢，帮您报上了户口，您真该买半公升酒来酬谢我呢。”他说罢气喘吁吁地登上楼梯。

利莫诺夫走进叶尼娅狭小的房间，说：“是啊，对于我这肥胖的身躯来说，这房子有些狭窄，也许在这里思路更宽广吧。”

他突然以一种不自然的语调同她解释起自己的恋爱观来，同时谈到他对男女关系的一些见解。

“维生素缺乏症、精神维生素缺乏症！”他气喘吁吁地说，“您明白吧，这是一种难以克制的饥渴，像公牛、母牛、鹿渴望吃到盐一样。我身上缺少的东西，我的亲人和我妻子身上缺少的东西，我就在我情人身上寻找。妻子是维生素缺乏的原因，男人渴望在自己情人身上找到那种在自己妻子身上多年甚至几十年都找不到的东西。您明白吗？”

他拿起她的一只手，抚摩一会儿她的手掌，然后开始抚摩她的肩膀，触摸她的脖颈、后脑勺。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讨好地说，“非常简单，精神维生素缺乏症！”

叶尼娅有些不好意思，笑眯眯地望着他那只长着闪闪发光指甲的洁白大手，它从她的肩膀摸到她的胸部。她说：

“看来，维生素缺乏症不仅有精神上的，而且有肉体上的。”

接着她用一年级老师教训学生的口吻补充：“您不应该摸我，真的，不应该。”

他不知所措地望了她一眼。他没有发窘，反而放声笑起来，她也跟着他一起笑了。

他们开始喝茶，谈论画家萨里扬 [39] 。沙尔戈罗茨基老头敲了敲门。

原来利莫诺夫在某人的笔记中和档案馆保存的某人的信件中，见到过沙尔戈罗茨基的名字。沙尔戈罗茨基没有读过利莫诺夫的书，但听说过他的名字。报纸上列举军事历史题材作家时常提到他的名字。

他们谈得很投机，情绪激动，兴致勃发。他们在谈话中不时提到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 [40] 、罗扎诺夫 [41] 、吉皮乌斯 [42] 、别雷 [43] 、别尔嘉耶夫 [44] 、乌斯特里亚洛夫 [45] 、巴尔蒙特 [46] 、米留可夫 [47] 、叶夫列依诺夫 [48] 、列米佐夫 [49]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 [50] 的名字。叶尼娅心想，这两人仿佛把一个沉没的书籍、绘画、哲学体系、戏剧演出的世界从海底打捞了上来……

利莫诺夫突然说出了她的念头：

“我们俩仿佛把大西洲 [51] 从海底打捞了出来。”

沙尔戈罗茨基忧郁地点点头，说：

“是的，是的，但您只是俄国大西洲的考察者，而我是俄国大西洲的居民，同它一起沉到了海底。”

“怎么说呢，”科莫诺夫说，“战争从大西洲上打捞出来一些人。”

“是的。”沙尔戈罗茨基说，“看来，共产国际的创建者们在战争爆发之

后想不出任何好主意，只会反复唠叨‘神圣的俄罗斯大地’。”

他说罢莞尔一笑。

“等着瞧吧，等战争胜利结束了，那时国际主义者们会宣称：‘我们的母亲俄罗斯是全世界之主。’”

奇怪的是，叶尼娅察觉到，他们谈得这么热烈，滔滔不绝，妙趣横生，不仅仅因为这次相逢，也不仅仅因为找到了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她心里明白，他们两个老人，一个老态龙钟，一个接近老年，两人一直感到她在听他们谈话，他们俩都喜欢她。不过她仍旧感到奇怪，她感到奇怪的是，她对此完全无所谓，甚至觉得可笑，同时她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而是由衷高兴。

叶尼娅望着他们，心中暗想：“真是无法理解自己，我为什么为过去的生活感到痛心，为什么这么可怜克雷莫夫，为什么老是想着他呢？”

正如她一度对克雷莫夫在共产国际的德国和英国同事感到反感一样，现在听到沙尔戈罗茨基以嘲讽的口吻谈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她便感到悲伤，甚至流露出敌意。看来，利莫诺夫关于维生素缺乏的理论也无法帮她解开疑团，再说这种事是没有理论的。

她突然觉得，她之所以老是想着克雷莫夫，对他放心不下，是因为她思念着另一个人，她似乎把这个人完全忘却了。

“莫非我真的爱他？”她暗暗诧异。

26

夜间，伏尔加河上空乌云消散，岗峦起伏的河岸和浓雾弥漫的峡谷在星光下缓缓向远方飘去。

偶尔有几颗流星划过天空。柳德米拉无声地向天空祈祷着：

“但愿托利亚能活下来。”

这是她唯一的愿望，她对苍天别无所求。

还在数学物理系读书时，她一度担任天文研究所的计算员。那时她就得知，流星在不同的月份成群地迎着地球流动，有英仙流星群、猎户流星群、双子流星群、狮子流星群。她已经不记得在十月和十一月什么流星群与地球相遇……只要托利亚活下来就好！

丈夫责备她不喜欢帮助别人，对他的亲人态度冷漠。他认为，假如柳德米拉愿意，他母亲会同他们住在一起，不至于留在乌克兰。

维克托的一个表弟从劳改营放出来，改为流放，她也不愿留他在家里住宿，害怕房管所得知此事。她知道，母亲至今记得，父亲临终前，柳德米拉住在加斯普列，没有中断休假，下葬后的第二天她才回到莫斯科。

母亲有时同她谈起德米特里，为他身上发生的事担惊受怕。

“他小时候就很诚实，一向为人忠诚老实。突然从事起间谍活动来了，准备暗杀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多么野蛮、多么可怕的谎言，这是谁造的谣？谁在坑害忠诚老实的人呢？”

有一次她对母亲说：

“你也不能完全替米佳打保票，无罪的人是不会坐牢的。”现在她又回忆起母亲当时注视她的目光。

有一次她对母亲谈起德米特里的妻子：

“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她，我坦率地告诉你，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原谅她。”

现在她回想起母亲的回答：

“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妻子因不告发丈夫要判十年徒刑！”

接着她又想起一件事：有一次她在街上捡了一只狗崽带回家来，维克托不愿收养这只狗，她便向他大喊：

“你这个冷酷无情的人！”

而丈夫回答说：

“好吧，柳达，我不希望你年轻漂亮，我只希望一点，那就是希望你不单单对猫和狗发善心。”

现在，她坐在甲板上，第一次讨厌自己，不愿指责别人，第一次认真回想一生中听到的一次次责备。

有一次，丈夫在电话里笑着对她说：

“自从我们收养了那只小猫，我开始听到妻子温柔的声音了。”

有一次母亲对她说：

“柳达，你怎么能拒绝给乞丐一点吃的呢？你想想，这是饥饿者在向你这个温饱者乞求啊？……

但她并不吝啬，她喜欢招待客人，她的烹调技艺在熟人中间是颇负盛名的。

谁也没有看见她在这天夜里坐在甲板上痛哭的情景。就算她变得冷酷无情，就算她把学业忘得干干净净，就算她已经一无是处，谁也不会再喜欢她，她已经发胖，头发变得花白，患有高血压，丈夫不爱她，觉得她是个冷酷的人……但只要托利亚活着就行！她准备承认一切错误，改正亲人们归咎于她的所有过错，只要托利亚能活下来就行！

她为什么老是想起第一任丈夫？他在哪里，怎么找到他？她为什么没有给住在罗斯托夫的他的姐姐写信呢？现在无法通信了，那里被德国人占领了。姐姐本来可以把托利亚负伤的事转告他。

轮船上机器轰鸣，甲板不时颤抖，河水拍溅，天空中的星星忽明忽暗，这一切交杂在一起，融成一片，柳德米拉昏昏入睡。

临近黎明时分，雾霭在伏尔加河上徐徐浮动，仿佛一切生命都隐没在雾中。过了一会儿，太阳突然升起来，仿佛突然迸发了希望！水中映出天空的倒影，秋季乌黑的河水喘息起来，太阳似乎在浪涛中喊叫。岸边的斜坡被夜间的严寒浸透了，棕红的树木蒙上了薄薄一层霜，看上去似乎显得特别愉快。起风了，雾霭随之消散，世界变得晶莹透亮。明亮的太阳、蔚蓝的河水和辽阔的天空都没有一丝暖意。

大地多么辽阔啊，地面上的森林虽然辽阔，但毕竟看得见它的边缘和尽头，而大地却一直向远方迁延、伸展。

她的忧伤也像大地一样漫无边际，无休无止。

她看见一些乘坐头等舱去古比雪夫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他们穿着防护色大衣，头戴灰色羊羔皮上校帽。二等舱里坐的是领导干部的夫人和岳母，她们都穿着与丈夫或女婿的官衔相匹配的服装，似乎这些家属都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服装。夫人们都穿着毛皮大衣，系着洁白的绒毛头巾，岳母和母亲们都穿着黑色羔皮领蓝呢大衣，系着棕色头巾。与她们同行的孩子们显得很寂寞，流露出不满的目光。透过舷窗看得见这些乘客随身携带的食品，富有经验的柳德米拉一眼便看出那些大包小包里装的什么东西，蜂蜜和熟油装在密封罐里和带火漆封印的深色大瓶里，沿伏尔加河运往古比雪夫。不时有一些高等乘客在甲板上散步、交谈，柳德米拉从他们谈话的只言片语中听出，从古比雪夫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使他们焦急不安。

柳德米拉觉得，那些妇女漠不关心地望着坐在过道上的红军战士和中尉们，仿佛她们的子弟都没有上过前线。

早晨，广播里播送苏联情报局的战报时，红军战士和轮船上的水手们都站在扩音器下听广播，她们却睡眼惺忪地望望扩音器，若无其事地去办自己的事了。

柳德米拉从水手们那里得知，这艘船整个包给了经古比雪夫返回莫斯科的领导干部的家属，根据军事当局的命令安排一些军人和文职人员在喀山上船。法定的乘客们大吵大闹，坚决不让军人们上船，并且给国防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打了电话。

去往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们负疚的脸上带着难以形容的古怪表情，他们感到自己给这些高等乘客们带来了不便。

柳德米拉觉得，这些妇女们平静的目光令人无法忍受。祖母们把孙子叫过来，一边继续同他们谈话，一边用习惯性的动作往他们嘴里塞饼干。一个身穿黄鼬皮大衣的矮小的老太婆偶尔从前舱里走出来，领着两个小男孩到甲板上散步，妇女们便忙不迭地向她点头，微笑，领导干部们脸上则露出亲切而不安的神色。

如果这时广播里宣布第二战场已经开辟，列宁格勒的围困已被粉碎，她们谁也不会为之振奋。但如果有人说，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取消了国际车厢，她们会争先恐后地抢购软卧和硬卧车票，而把战争事宜统统置之脑后。

说来奇怪，从装束来看，柳德米拉很像头等舱和二等舱里的乘客，她穿一件灰色羊羔皮大衣，系着绒毛头巾。不久前，她也曾为一张软卧车票而着急、愤怒，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去莫斯科出差，居然弄不到一张软卧车票。

她对一个炮兵中尉说，她儿子也是炮兵中尉，在战斗中负了重伤，现在住在萨拉托夫的部队医院里。她同一个生病的老太婆谈到玛鲁夏和薇拉，谈到在沦陷区失踪的婆婆。同那些在甲板上叹息的人们一样，她心中充满了痛苦。从部队医院、阵亡将士公墓到乡村木舍，到坐落在无名空地上的没有编号的棚屋，这种痛苦蔓延着。

她从家里动身时没有带水杯，也没有带面包，仿佛她一路上既不吃东西，也不喝水似的。

但在轮船上，她一大早就感觉饿得难受，这才明白，她这一路上处境窘困。航行的第二天，几个红军战士得到司炉的同意，在机房里煮了一锅小米汤，把柳德米拉叫去，给她盛了一饭盒米汤。

柳德米拉坐在一只空箱子上，用别人的饭盒和别人的汤匙大口地喝着烫嘴的热米汤。

“这汤好极了！”煮汤的战士对她说。

他见柳德米拉没有吭声，便用挑衅的口吻说：“怎么，不好吃？上面没带一层浮油？”

红军战士请她喝米汤，很想得到她的夸奖，这咄咄逼人的语气中恰恰流露出质朴憨厚和开朗豪放的气质。

她帮一位战士装上了损坏的自动枪上的弹簧，这个弹簧连那个佩戴着红星勋章的准尉都没能装上。

柳德米拉仔细听了听几个炮兵中尉的争论，拿起铅笔帮助他们推算出一个三角公式。

这件事之后，那个称呼她“女公民”的中尉突然问她，如何称呼她的名字和父称 [52] 。这天夜里，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在甲板上徘徊了很久。

河面上散发着冰冷的寒气，黑暗中从下游吹来凛冽的寒风。悬在高空的群星闪烁着，这严厉的、冰与火交融的天空笼罩着这个不幸的女人，既不能给人以慰藉，也无法给人以宁静。

27

轮船驶抵战时临时首都古比雪夫前，船长接到命令，延长航程至萨拉托夫，接运萨拉托夫医院里的伤员。

船舱里的旅客开始准备上岸，他们搬出箱子、包袱，放到甲板上。

工厂的轮廓、铁皮屋顶的小屋、板棚已经清晰可见，船尾河水的哗哗声和汽轮机的碰撞声仿佛响得异常，使人心神不定。

萨马拉那座灰色、棕红色、黑色的，无数玻璃闪闪发光的庞然大物，开始慢慢地在工厂和轮船冒出的团团烟雾中爬行。

在古比雪夫登岸的旅客站在船舷旁。

上岸的旅客没有互相道别，没有朝留在甲板上的人点头示意，一路上他们并没有结识。

那个穿黄鼬皮大衣的老妇人和她的两个小孙子等到了一辆吉斯101型小卧车。一个穿将军呢老式大衣的黄脸汉子向老妇人行了个军礼，又拉住小男孩们的手向他们问好。

几分钟后，旅客们领着孩子、拎着皮箱和包袱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他们本来就不曾出现过。

轮船上只留下些穿军大衣和棉衣的人。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以为，现在她将处在以共同的命运、劳动和痛苦联结在一起的人群中间，可以轻松自由地呼吸了。但她想错了。

28

在萨拉托夫，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面对的只有粗暴和冷酷。

她在码头上遇到一个穿军大衣、醉醺醺的汉子，他被绊了一下，撞在她身上，一串难听的脏话脱口而出。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开始攀登鹅卵石铺就的陡坡。她停下身，吃力地喘着气，回头张望。下面，在码头灰突突的仓库间，轮船变成一片白色，仿佛很理解她的心情似的，时断时续，轻轻拉响了汽笛，好像在说：“走吧，走吧。”她继续上路。

上电车时，年轻女人急急忙忙、不声不响地把老人和其他弱者推到一边。一个戴红军帽的盲人大概刚出院，不能独自承受自己的失明，他不时用小棍敲打身前的地面，犹豫不决地迈着碎步。他孩子般拼命抓住一个中年妇女的袖子，中年妇女急忙缩回手，往前走，钉着鞋掌的靴子在鹅卵石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可是盲人一边抓住她的袖子不放，一边急急忙忙解释道：

“请把我领上车吧，我刚出院。”

女人骂了一句，猛地把盲人推开，盲人失去平衡，跌倒在马路上。

柳德米拉盯着女人的脸。

这种非人的表现从哪里来的，是怎样产生的，是因为她儿时经历过的1921年的大饥荒？是因为1930年的瘟疫，还是因为极端贫困的生活？

盲人很快站了起来，用尖细的嗓音大叫大嚷。也许，他怀着无法忍受的刺激，用自己的一双盲眼看到了帽子歪在一边、毫无意义地挥舞着棍子的本人。

盲人挥动棍子在空中打着，在这些弧形的挥打中表达出他对这个毫无同情心的视力正常的世界的憎恨。人们挤上车厢，而他站着、叫喊着、哭泣着。柳德米拉满怀希望和爱想把他们团结在一个勤劳的、贫困的、善良的和痛苦的家庭中的那些人，全像商量好了似的表现得不合常情。他们全像商量好了似的，推翻了认为可以坚定不移的预先断定，推翻了在那些身穿油污衣服、双手在劳动中变得漆黑的人身上，有着一颗善良的心的观点。

某种痛苦阴郁的情感袭扰着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使她感到在这片贫瘠广袤的俄罗斯土地上，满是寒冷和黑暗，在这片冻土地上生活充满着无能为力。

柳德米拉又问了一遍女售票员，她该在哪站下车，女售票员有气无力地说：

“我已经说过了，你聋啦？”

站在车门口的乘客不回答他们是否下车，像石头般挡着道，不愿挪动一下。

柳德米拉曾经就读于萨拉托夫女子中学预备班。冬天的早晨，她坐在桌子后面，晃着脚喝茶，她所崇拜的父亲替她在烤热的白面包片上抹黄油……灯光映在茶炊的粗把上，她真不愿离开父亲那温暖的手，离开那热乎乎的面包和茶炊。

那时，仿佛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十一月的寒风和饥饿，没有自杀者和在病院里死去的儿童，只有温暖、温暖、温暖。

这里的墓地，安葬着她那死于假膜性喉炎的姐姐索尼娅·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给她起名索尼娅是为了纪念苏菲娅·利沃夫娜·佩罗夫斯卡娅 [53] 。看来，外祖父也葬在这块墓地上。

她走近一所中学的三层楼，如今这里是所医院，托利亚就住在这里。

大门旁没有哨兵，她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她感觉到医院的空气那么浓郁、那么黏滞，甚至使受严寒折磨的人们对它的温暖也高兴不起来，而是想离开医院重新回到严寒中。她从厕所边上经过，那里还挂着“男孩”、“女孩”的木牌。她穿过走廊，走廊上散发出饭菜的香味。她继续往前走，透过蒙上水汽的玻璃能看清楚放在里院的一口口长方形棺材。此刻，她又像站在自己家的前厅里，手中拿着封没有拆开的信那样想：“天哪，要是现在像个死人那样倒下该多好。”但她还是迈开大步往前走，踩着长条灰地毯，经过放有她熟悉的室内花卉天门冬和蓬莱蕉的花架，走到一扇门旁。门上钉有“四年级”的木牌，边上还挂着一块手写的牌子：“挂号处。”

柳德米拉抓住门把，阳光透过乌云照到窗户上，四周的一切变得明亮起来。

几分钟后，健谈的文书逐个翻阅着沐浴在阳光下的长抽屉里的卡片，对她说：

“是的，是的，就是说，沙波什尼科夫·阿。沃……阿纳托利·韦……是的，您很幸运，没遇上我们的管理主任，没脱外衣，穿着大衣，他会痛骂您一顿。是的，是的，瞧，就是说，沙波什尼科夫……对，对，是他，中尉，对。”

柳德米拉望着在胶合板长抽屉里翻弄卡片的手指，仿佛觉得她正站在上帝面前，上帝将随意说出是生或是死这样的词，可眼下他却迟疑不决，下不了决心，是让她儿子生还是死。

29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是在托利亚动完第三次手术后一星期才乘船来到萨拉托夫的。二级军医迈泽尔给托利亚动的手术，手术又长又复杂，托利亚在全麻状态下躺了五个多小时，不得不两次静脉注射安眠朋纳。医院里的军医和医学院的临床外科医生们谁也不曾在萨拉托夫施行过这类手术，这种手术只在文献资料上听说过，1941年美国人在军事医学杂志上对它有过详细描述。

由于这种手术尤为复杂，迈泽尔博士在中尉再次做了X光检查后，同他进行了一次坦率的长时间谈话。他向中尉解释重伤之后在中尉身体内发生的病理学过程的特点，同时坦率讲述了手术的风险。他说，他的决定有人表示质疑，老资格的临床医生罗季奥诺夫教授就反对手术。沙波什尼科夫中尉向迈泽尔博士提了两三个问题，经过短暂思考之后，当即在X光检查室同意施行手术。手术准备了五天。

手术上午十一时开始，下午三时才结束。手术时院长兼军医季米特鲁克也在场。根据观摩手术的医生们的评语，手术做得相当出色。

迈泽尔站在手术台旁，正确解决了当时突然出现的、在文献记述中未曾预见到的困难。

手术过程中病人的状况令人满意，脉搏正常有力，没有停搏过。

下午两点左右，迈泽尔博士因年老体胖，开始感到不舒服，不得不中断手术几分钟。内科医生克列斯托娃博士给他服用了戊酸薄荷脑脂，此后迈泽尔不停顿地施行手术直至结束。但做完手术不久，刚把沙波什尼科夫中尉送进隔离病房，迈泽尔博士便心绞痛剧烈发作，反复注射樟脑剂和服用硝化甘油才使血管痉挛在晚间消失。显然，心绞痛发作是由于神经过度紧张和心脏负担过重引起的。

在沙波什尼科夫身旁值班的护士捷连季耶娃，按照指示留心观察着中尉的状况。克列斯托娃走进隔离病房，给处于昏迷状态的中尉量了脉搏。沙波什尼科夫的状况令人满意，克列斯托娃博士对护士捷连季耶娃说：

“迈泽尔给了中尉一张生存许可证，自己却差点送了命。”

护士捷连季耶娃回答说：

“噢，只要托利亚中尉能脱离危险就好！”

沙波什尼科夫的呼吸微弱，他的脸一动不动，手臂和脖颈细瘦得像孩子，苍白的皮肤上勉强可见野外作业和草原行军留下的黝黑痕迹。沙波什尼科夫所处状况介于不省人事和昏昏欲睡之间，由于麻药不可抗拒的效力和心灵、体力上的困惫，他处于极度昏迷之中。

病人含含糊糊说出个别单词，有时是整个句子。捷连季耶娃觉得他说得很快，好像在说：“太好啦，你没见到我这副样子。”此后他静静躺着，嘴角耷拉着，仿佛昏厥了过去，可又像在抽泣。

晚上八时许，病人睁开眼睛，声音清晰地说要喝水，这使护士捷连季耶娃既高兴又吃惊。她告诉病人，他不能喝水，并且补充说手术进行得相当顺利，康复在等待着他。她问他感觉如何，他回答说腰和背部痛，但不厉害。

她又检查了一次他的脉搏，用湿手巾擦了擦他的双唇和前额。

这时卫生员梅德韦杰夫走进病房，传达说外科主任、军医普拉东诺夫打电话找护士捷连季耶娃。护士走进同一层楼的值班室，拿起话筒，向军医普拉东诺夫报告：病人已苏醒过来，对一个经受过大手术的病人来说，他的状况一般。

护士捷连季耶娃请求换班，她必须上市兵役局去一趟，因为她丈夫寄给她的军属领款单由于邮政地址改变而出现了差错。军医普拉东诺夫保证准许她去，但吩咐她继续观察沙波什尼科夫，直到普拉东诺夫亲自来给他作检查。

护士捷连季耶娃回到病房。病人还是以她离开时的那种姿势躺着，但他脸上呈现出的痛苦表情已经不那么明显，嘴角抬起了一点，面容挂着笑意，似乎显得安详了些。长久没有变化的痛苦表情明显使沙波什尼科夫的容颜显得苍老，而此时这面露笑容的脸庞反倒使护士捷连季耶娃大吃一惊。他面颊瘦削，丰满苍白的嘴唇稍稍噘起来，高高的额头没有一丝皱纹，好像这些并非成年人的，甚至也不是少年的，而是属于婴儿的。护士捷连季耶娃问病人感觉如何，他没有回答，大概是睡着了。

护士捷连季耶娃对他的脸部表情有些警觉。她抓住沙波什尼科夫中尉的一只手，没有摸到脉搏，手还有微温，但那是头天早晨生了炉子并且早已烧得只剩余烬的炉火保存在他体内的，了无生气、勉强可以感觉得到的微温。

虽说护士捷连季耶娃一直住在城里，但她还是轻轻地跪下来，免得惊扰生者，按农村的习俗呼号起来：

“我的宝贝人儿啊，你可是我的心肝肉儿啊，你抛下我们要上哪儿啊？”

30

医院里人人都知道了沙波什尼科夫中尉的母亲到来的消息。中尉的母亲受到医院政委、营教导员希曼斯基的接见。希曼斯基是个美男子，说话带有证实他波兰血统的口音。他皱着眉，等待着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在他看来，她的眼泪，也许还有昏厥是不可避免的。他用舌头舔了舔不久前刚长成的小胡子，为去世的中尉和他的母亲感到惋惜，同时也生中尉和他母亲的气，如果为每个去世中尉的母亲安排一次接待，他的神经怎么受得了！

希曼斯基请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坐下，在开始谈话前，他把一个装着水的水瓶往她跟前移了移，可她说：

“谢谢，我不想喝水。”

她听他叙述关于手术前的会诊（营教导员并不认为有必要对她讲有人反对这次手术），关于施行手术的难度和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外科医师们认为，对于像沙波什尼科夫中尉这样的重伤员必须采取这种手术。他说，沙波什尼科夫是死于心脏麻痹，并且正如病理解剖学家、三级军医博尔德列夫的鉴定书所证实的那样，医生对这种猝发性死亡的预见和排除是无能为力的。

接着营教导员谈到，有几百名病人住过院，但很少有谁能像沙波什尼科夫中尉这样受到医院全体工作人员喜爱的，他懂事、有修养，有几分腼腆，经常羞于提出请求，经常为给工作人员增添麻烦而感到不好意思。

希曼斯基说，母亲应当为培养出这么一个奋不顾身、忠贞不渝地为国捐躯的儿子而自豪。

后来希曼斯基问她对医院领导是否有什么要求。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请求原谅她占用了营教导员的时间，并且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张纸，开始念自己的请求。

她请求他们告诉她儿子的安葬地。

营教导员默然点点头，记在便笺本上。

她想同迈泽尔博士谈谈。

营教导员说，迈泽尔博士知道她的到来，也想同她见见面。她请求同护士捷连季耶娃见面。

营教导员点点头，在自己的便笺本上作了记录。

她请求保存儿子的遗物留作纪念。

营教导员又作了附注。

最后她请求把她为儿子捎来的小礼品转交给伤员们，并且把两筒油浸熏鲱鱼罐头和一盒糖果放在桌上。

她的目光同营教导员的目光相遇。看到她那双闪光的浅蓝色大眼睛，他不由自主地眯缝起双眼。

希曼斯基请柳德米拉明天上午九点半到医院，她的所有要求都将得以实现。

营教导员瞥一眼关上的门，瞥一眼柳德米拉·沙波什尼科娃转交给伤员们的礼物，摸摸自己手上的脉搏，没有找到，便挥了下手，喝起交谈伊始他请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喝的水来。

31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似乎没有闲着的时候。晚上她在街上徘徊，在城内花园的长椅上歇息，到车站去取暖，又迈着急速的步履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彷徨。

希曼斯基实现了她提出的全部请求。

上午九点半，护士捷连季耶娃见到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请她讲述她所知道的有关托利亚的一切情况。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穿上白衣衫，同捷连季耶娃一起登上二楼，穿过人们曾把她儿子送往手术室的那条走廊。她站在单人隔离病房的门旁，注视着这天上午依然空着的那张单人床。护士捷连季耶娃一直同她并排走着，不时用手帕擦擦鼻子。她重新下到一楼，捷连季耶娃才同她告别。不久，一个头发花白、黑眼睛下带着黑眼圈的胖子吃力地喘着气，走进接待室。外科医师迈泽尔那件硬挺洁白的工作服同他黝黑的脸庞和那双瞪得大大的黑眼睛相比，显得更为洁白。

迈泽尔告诉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为什么罗季奥诺夫教授反对手术。他仿佛已经猜到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想向他提出的所有问题。他向她叙述了自己在手术前同托利亚中尉的谈话，他明白柳德米拉的精神状态，以极度的率直叙述了手术的全部过程。

后来他讲到，他对托利亚中尉有着一种几乎是父亲般的温情。外科医师那低沉的嗓音使玻璃仿佛也诉怨似的尖细地响了起来。她第一次朝他的手瞥了一眼，这是一双特别的手，它们同那个目光悲戚的男子分开而单独存在着，它们粗糙、厚实，黝黑的手指粗壮有力。

迈泽尔把手从桌上移开。他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喃喃地说：

“我尽了一切可能，但结果却是我的双手加速了他的死亡，而未能战胜它。”说着又重新把手放到桌子上。

她明白，迈泽尔所说的一切都是实话。

她所热切希望听到的关于托利亚的每句话，令她激动和痛苦。但谈话本身又有一种令人压抑的沉重感，因为她感到外科医生想见她并不是为她，而是为自己。这引起了她对迈泽尔的反感。

同外科医生道别时，她说她相信为拯救她儿子的生命他尽了一切努力。他喘不过气来，于是她感到，她的话给他带来了轻松感，并且再度明白，他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权从她那里听到这些话，才想与她见面的。

她心生责备地想：“难道还应该从我这里得到宽慰吗？”

外科医生走了，柳德米拉向戴羊皮高帽的管理主任走去。他给她行了个军礼，干哑地报告说，政委吩咐领她乘坐轻便汽车去墓地，汽车耽搁了十分钟，因为往票证供应处送了趟编外人员的名单。中尉的遗物已经收拾好，从墓地回来后它们便被妥善收好。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提出的请求都按部队的方式认真准确地完成了。但从政委、护士、管理主任对她的态度上可以感觉到，这些人想从她那里得到的是某种安慰、宽恕和平静。

政委为医院里有人死亡而感到有愧。在柳德米拉到来以前，这并没有使他困扰不安，因为医院也处于战争时期，对医疗卫生勤务的安排不会招来上级领导的责难，他经常受到训斥，是因为组织政治工作不够，通报伤员情绪不力。

部分伤员对胜利缺乏信心，部分落后伤员含有敌意的暗中攻讦和对集体农庄制度的敌对情绪，他都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医院里伤员泄露军事秘密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军区卫生部政治处曾把希曼斯基找去，暗示如果再从特别处那里收到有关医院思想状况混乱的报告，就将把他送往前线。

而现在，政委在死去的中尉母亲面前感到有愧，是因为昨天有三个病人死亡，可他昨天还洗了个淋浴，吩咐炊事员用炖烂的酸白菜给他做了个他爱吃的酸味汤，喝了桶在萨拉托夫市商业管理局搞到的啤酒。护士捷连季耶娃在中尉的母亲面前心生愧意，是因为她丈夫——一个军事工程师，他在集团军司令部服役，连前线都未去，而比沙波什尼科夫大一岁的儿子又在飞机厂的设计处工作。管理主任的愧疚则是因为他——一个基干军人，却在后方医院服役，他往家里捎的是上等华达呢料子和细毛毡毡靴，而死去的中尉留给母亲的却是套棉布制服。

主管死亡病人安葬工作的厚嘴唇、胖耳朵的司务长，也感到自己在那个同他一起去墓地的妇女面前深有愧意，因为棺材由不合格的薄板钉成，死者身上只穿了件内衣便被装进棺内，普通棺木一个紧挨一个安放在阵亡将士公墓里，墓碑上的题词字迹潦草，用的是不经久的颜料，木牌都未曾刨光。不错，在师部卫生营甚至只给死者挖个坑，连棺材都没有，题词用化学铅笔书写，禁不住头场雨淋。而那些在战斗中，在丛林、沼泽、冲沟、旷地上牺牲的人们，他们甚至连个安葬人都没有，掩埋他们的是沙土、枯叶和暴风雪。但司务长还是因为木材质量的低劣，而感到自己在那个同他并排坐在小车上的女人面前是有愧的。她正向他询问，他们将怎样安葬死者，是把他们埋在一起吗，给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在坟头上是否还致悼词。

他感到难堪，还因为临行前他还曾跑到朋友的军需仓库里，喝了罐兑水的药用酒精，吃了小面包和蒜头。他觉得不好意思的是，小车里全是他呼气吐出的酒味和蒜味。但是无论他觉得多么不好意思，他不能不呼吸。

他愁眉苦脸地瞥一眼挂在小车司机前面的小镜子，四方形的小镜子里映出司机那令司务长窘迫的嘲笑目光。

“嘿，司务长，你吃得也太饱了。”司机那双玩味的眼睛似乎在残酷无情地说着。

所有人面对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母亲都是有愧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面对失去儿子的母亲试图证明自己无愧是徒劳的。

32

劳动营的几名战士从卡车上卸下棺材。在他们无声的从容中显示出熟练的劳动技能。一个人站在卡车车厢里，把一具棺材移到边上，另一个把它扛在肩上，抬在半空中。这时第三个人默默走过来，把棺材的另一头扛在肩上。皮鞋在冻硬的土地上咯吱作响，他们抬着棺木走向宽广的阵亡将士公墓，把它放在墓穴边，又回到卡车旁。当卸空的卡车驶回城里，战士们在棺木上坐下，开始用大张的纸搁上少许烟草卷烟。

“今天好像稍空闲些。”一名战士说着。他开始从制作精巧的火镰上敲石取火，样子像根细绳的火绒穿在铜弹壳内，打火石插在套子里，战士挥动火绒，便散发出一缕飘忽不定的青烟。

“司务长说，就这一辆车，不再来别的车了。”第二个说着，一边借火点烟，喷出好些烟雾。

“那就可以把坟给封了。”

“当然，他把名单带来，检查一下，立刻就利索多了。”第三个没有抽烟，从口袋里掏出片面包，抖了抖，又轻轻吹了吹，开始咀嚼起来。

“你去告诉司务长，让他给我们发铁钎，寒气把地差不多全冻上了，明天我们还得挖新坑，这样的土难道用铁锹对付得了？”

取火的那个战士用手掌使劲拍了一下，从木制烟嘴里敲出烟头，又轻轻把烟嘴在棺材顶上敲了敲。

三个人都开始默不作声，仿佛在聆听什么。一片寂静。

“听说，要给劳动营发份干粮当午餐？”嚼面包的战士放低声音问，不想用棺木里的死者不感兴趣的谈话来影响他们。

第二个抽烟者从熏黑的芦苇制长烟嘴里吹出烟头，对着光看看烟嘴，摇摇头。

又是一片寂静。

“今天天气还不错，只是有风。”

“听，车来了，这样我们吃饭前就能干完活了。”

“不，这不是我们的卡车，是辆小汽车。”

车上下来的是他们熟悉的司务长，司务长后面跟着个系头巾的女人，他们往铁栅栏方向走去。那里上星期进行过安葬，后来因为没有地方就停了。

“他们埋得太多了，谁也不去送行。”一个战士说，“和平时期你知道这里什么样吗，一具灵柩后面差不多就有一百人举着鲜花。”

“所以他们哭泣，”另一个战士用被劳动磨光的厚指甲轻轻敲着木板，“只是我们见不到这些眼泪罢了……瞧，司务长一个人回来了。”

他们又开始抽烟，这次是三个人一起抽。司务长走到他们跟前，温厚地说：

“伙计们，我们都在抽烟，那谁来替我们干活？”

他们默然吐出三团烟云，然后那个有打火石的战士说：

“你也来抽支吧，你听，卡车来了，我根据发动机声音就能认出它来。”

33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走近坟丘，读着胶合板上自己儿子的名字和他的军衔。

她清楚地感到，她头巾底下的头发开始颤动，谁的冰凉的手指在慢慢地抚摸它们。

旁边、右面和左面，直至栅栏边是一大片这样灰秃秃的坟头，没有青草，没有鲜花，只有根从坟丘土中拱出的细直的木杆。细杆顶端有块写着人名的胶合板。胶合板多极了，它们千篇一律，密密麻麻，让人记起那一行行在田野上抽苗的庄稼……

她终于找到了托利亚。多少次，她拼命猜测，他在哪里，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她的孩子靠在战壕的墙上会不会打盹，他是否在行军，是否一手拿缸子一手拿糖块在一口一口地喝茶，他是否在炮火下顺着田野奔跑……她想紧靠着他，他需要她，她要往缸子里给他倒茶，要对他说“再吃点面包吧”。她要替他脱鞋，洗净他磨破的脚，要把围巾围在他脖子上……但每次他都消失不见，她无法找到他。如今她找到了托利亚，但他已经不再需要她。

远处可见革命前带十字架的花岗石坟墓。墓碑耸立着，有如一群谁也不需要、对所有人都无动于衷的老人。有的往一边倒塌，有的软弱无力地靠在树干上。

天空仿佛变成了真空，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它那里抽走了空气。头顶是一片充满干燥尘埃的旷宇。从天空中抽走空气的那无声无息、威力强大的抽气机一直工作着，工作着。对柳德米拉来说，不仅天空不复存在，信心和希望也不复存在。在没有空气的巨大旷宇中只剩下一座冻成一团的灰土包。

所有有生命的东西，母亲、娜佳、维克托的眼睛、战报，都已不复存在。

有生命的变成无生命的，整个世界上活着的只有托利亚，但四周多么寂静。他是否已经知道，她来了……

柳德米拉跪下，轻轻地，免得惊扰儿子，她扶正写有他名字的木牌。每当她送他去上学，理一理他上衣领子时，他总是不高兴。

“我来了，可你大约在想，怎么妈妈不来啊？……

她小声说着，害怕被墓地栅栏后面的人听见。

卡车在公路上疾驰，低空的雪卷扬升腾，沿着柏油路盘旋飞舞……提着牛奶桶卖牛奶的女人走着，扛着布袋的人们走着，把军靴踩得咯吱直响，穿着棉衣、戴着士兵棉帽的中学生们跑着。

但这似乎充满生机的白天，在她看来恰似模糊不清的梦境。

多么寂静。

她与儿子说着话，回忆着他以往生活的种种细节，这些只存在于她意识中的回忆使整个空间都充满了孩子的声音、泪水、带插图书本的簌簌声、小匙敲击白色盘子边缘的当当声、自制收音机的嗡嗡声、滑雪板的吱吱声、船桨在郊外池塘上的咿呀声、糖果纸的沙沙声，还有孩子的脸蛋、肩膀、胸膛那模糊的轮廓。

他的眼泪和伤心事，他好的与坏的举动，被她的绝望所唤起，显得清晰突出，触手可及。

攫住她的不是对逝者的回忆，而是对现实生活的躁动不安。

干吗要在这么糟的灯光下成宿读书，这是怎么回事，年纪轻轻就戴上了眼镜……

瞧他穿着单薄的粗平纹布衬衣光脚躺着，怎么能不给他一床被子，要知道大地完全冰封，夜晚总是严寒。

突然柳德米拉涌出鼻血。头巾变得沉甸甸的，完全湿透。她头晕目眩，一瞬间仿佛失去了知觉。她眯起眼睛，当她睁开眼时，被她的痛苦所唤起的那个世界业已消失，只有被风卷起的灰蒙蒙的尘埃在坟丘上空盘旋，一会儿坟丘开始升起烟雾。

涌出冰面，把托利亚从黑暗中推出的活水流淌着消失了，那个曾在一瞬间砸碎镣铐、企图成为现实的世界，那个由母亲的绝望所创造的世界，重新冰消瓦解。她的绝望，像上帝那样，把中尉从坟墓中托起，用无数颗新星把旷宇填满。

在这回忆的时刻，只有他一人活在世上，因为他，所有其他东西才在眼前闪现。

但母亲那巨大的力量，无法留住强大的人群、大海、道路、土地和城市，让没有生气的托利亚管辖。

她把头巾移到眼前，眼睛是干涩的，而头巾却因鲜血而湿润。她感到，她脸上沾满黏糊糊的血。她弓着背，安顺地坐着，身不由己地对意识到托利亚的离去作出了第一个小小的反应。

在医院里，人们对她的平静和提出的问题无不感到惊讶。他们并不理解，她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托利亚已经不在活着的人们中间。她对儿子的感情，是那么强烈，使一切得以发生的力量，都对她那种认为他依然活着的感觉无能为力。

她已经失去理智，但谁也没有看出这一点。她终于找到了托利亚。有如母猫找到了自己死去的小猫，舔着它，为它感到高兴。

她的心灵还将经受长期的痛苦，直至几年，甚至几十年，石块复石块，慢慢地她也将为自己建起一座坟茔，在自己身上产生永恒的失落感，她才会在使一切得以发生的力量面前屈服顺从。

劳动营的战士结束工作离去了。太阳也打算落山，坟堆上胶合板的影子拉得越来越长。四周只剩下柳德米拉孤单的身影。

她想，得把托利亚的死讯通知亲人们，通知在劳改营的他的父亲。一定得通知他的父亲，通知他的亲生父亲。手术前托利亚想到了什么？怎么喂他吃东西、使小匙？他是否侧身或仰面哪怕稍微睡了一会儿？他喜欢喝柠檬水还是糖水？他现在是怎么躺着的，给他理发了吗？

也许，由于无法忍受的心灵上的痛苦，四周的一切变得越来越黑暗。

她将经受无限期痛苦的想法突然向她袭来，维克托将死去，她女儿的儿孙们将死去，而她将一直感到痛苦。

当忧愁的感觉变得如此无法忍受，使她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了时，现实世界和活在柳德米拉心中的世界间的界限重新消失，永恒在她的爱面前退却。

她想，为什么要把托利亚的死讯告诉他的亲生父亲，告诉维克托和所有亲人，要知道也许有些事情还不明朗。最好再等等，也许一切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她悄悄对自己说：

“你对谁都别说，一切将好起来。”

柳德米拉用大衣下摆遮住托利亚的脚，她摘下头巾盖住儿子的肩。

“天哪，不能这样，为什么不给床被子，哪怕把脚盖上也好啊。”

她处于昏迷状态，在昏迷中继续与儿子说着话，责备他信写得那么简短。她醒来，理一理他身上被风掀开的头巾。

多好呀，他们俩在一起，没有谁来打扰他们。谁也不爱他，大家都说，他长得不帅，他的厚嘴唇老噘着，他行为古怪，脾气暴躁，心胸狭窄。谁也不爱她，所有亲属在她身上看到的只是缺点……我不幸的孩子，羞怯的、笨拙的、善良的儿子……只有他一人爱她，如今，在夜晚，在墓地，他一人同她在一起，他永远不会丢下她不管，当她成为一个谁也不需要的老太婆时，他还爱着她……他对生活是多么的不适应，他从来不会提什么要求，他腼腆，令人好笑。女教师说，他在学校里成了大伙取笑的对象，大伙戏弄他，使他忍无可忍，于是他哭了，像个小孩子。托利亚，托利亚，别把我一个人抛下。

后来天亮了，通红冰冷的反光在伏尔加河左岸的草原上空明亮起来。一辆卡车怒吼着驶过公路。

神志不清的感觉消失了，她坐在儿子的坟丘旁。托利亚的身子埋在土里，他不在了。

看见自己肮脏的手指和乱扔在地上的头巾，她双腿麻木。她感到她的脸弄脏了，嗓子眼儿发痒。

她对一切都很冷漠。要是现在有谁告诉她，战争结束了，或是她女儿去世了，她都无所谓。要是现在她身旁有杯热牛奶和一片温热的面包，她都不会动弹一下，不会伸出手去。她坐着，没有惊慌，没有思想。一切都无关紧要，什么都不需要。只有一种漠然的痛苦揪着她的心，压迫着她的太阳穴。医院里的人和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在说着关于托利亚的什么事情，她看到的只是他们那大张着的嘴，但听不见他们说的话。地上扔着从大衣口袋里掉出来的那封她在医院收到的信，她不想捡起它，不想掸去信上的灰尘。她不再想，两岁的托利亚如何笨拙地摇摇晃晃地走着，耐心而固执地追赶跳来跳去的螽斯。她不再想，她没问问护士，他早晨动手术前，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是怎么躺着的，是侧身，还是仰着身子。她见到了白昼的光亮，她无处可逃。

她突然记起，托利亚满三岁那天，晚上大伙喝茶，吃甜馅饼，他问：“妈妈，为什么天黑了，今天不是过生日吗？”

她见到树枝，见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光滑的墓碑和写有儿子名字的胶合板，“沙波什”几个字母写得很粗大，可紧挨着的“尼科夫”却是几个小字母。她不再想，没有希望了。她什么也没有了。

她站起身，把信捡起来，用冻僵的双手抖掉大衣上的土块，把它掸干净。她擦干净便鞋，把头巾抖了好久，直到它不再有灰白的脏点。她系上头巾，用头巾边儿擦掉眉毛上的灰尘，擦干净嘴唇和下巴上的血迹。她不紧不慢朝大门方向走去，没有回头。

34

回喀山后，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渐渐消瘦，变得像自己大学时代照的那些年轻时的相片。她在凭票供应商店采购食品，准备午饭，生炉子，擦地板，洗衣服。她觉得秋天的日子太长，什么都无法填满这些空虚的日子。

从萨拉托夫返回的当天，她向亲人们讲述自己的旅行，讲述她在他们面前想到的自己的过错，讲述她到了医院，打开包有儿子那件被弹片撕烂的沾满血迹的军衣的小包。在她讲述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喘不过气来。娜佳哭泣着。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双手发颤，无法抓住桌上的茶杯。跑来看望她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脸色苍白，嘴半张着，眼睛里露出痛苦的神色。只有柳德米拉一人十分平静，瞪得大大的明亮蓝眼睛显得精神百倍。

她现在同谁也不争吵，过去她一直是最好抬杠的女人。过去只要谁说上车站该怎么走，柳德米拉立刻就会激动起来，大为恼火，千方百计证明完全不该走那条街、乘那趟无轨电车。

有一天维克托·帕夫洛维奇问她：

“柳德米拉，每天晚上你是同谁在说话呢？”

她说：

“不知道，也许，总觉得看到了什么。”

他没再多问，但告诉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几乎每天晚上柳德米拉都打开箱子，在放在角落的那张沙发上铺被子，关切地小声说话。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她白天同我、同娜佳、同您都是在梦中，只有到了夜间她精神饱满的声音还同战前一样。”他说，“我觉得，她病了，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不清楚，”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我们大家都经受着痛苦。大家都一样，每个人又各不相同。”

他们的谈话被敲门声打断。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站起身，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在厨房里大声说：

“我去开。”

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家里人却发现，自打从萨拉托夫回来后，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一天好几次检查信箱里有没有信。

每当有人敲门，她总是急忙跑去开门。

如今，听着她几乎跑着的急匆匆的脚步声，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相互对看了一眼。

他们听到柳德米拉激怒的声音：

“没有，今天什么也没有，别来得这么勤，我前两天已经给过您五百克面包了。”

35

维克托罗夫中尉被召到司令部去见扎卡布卢卡少校，少校是预备队歼击航空兵团团长。司令部值班员韦利卡诺夫中尉说，少校乘Y-2型教练机前往加里宁地区的空军集团军司令部，晚上才能回来。对维克托罗夫提出的为何召他来的问题，韦利卡诺夫挤眉弄眼地说，可能同在食堂里聚饮闹事有关。

维克托罗夫看一眼雨布做的帘幔和蒙在帘幔上的棉被，从那里传来打字机的嘀嗒声。办公室主任沃尔孔斯基见到维克托罗夫，抢在他的问题前头，喃喃地说：

“没有，没有信，中尉同志。”

女打字员、编外人员列诺奇卡回头看一眼中尉，对着从被打落的德国飞机上缴获的小镜子（这是已经牺牲的飞行员杰米多夫送给她的礼物），整理了一下船形帽，挪了挪放在需要打印的那份报表上的直尺，接着敲打打字机的键钮。

这个总是向办公室主任提出同一个单调问题的长脸中尉，使列诺奇卡感到十分厌烦。

维克托罗夫往机场返回，拐进了林地。

航空兵团退出战斗，补充器材和飞行人员已经有一个月了。

一个月前，这个维克托罗夫很不熟悉的北部边远地区使他感到极不平凡。那生机勃勃的森林，那富有活力、在陡峭的丘陵中缓缓流淌的河流，那腐烂味、蘑菇味和林涛声，日夜围绕着他，令他心情激动。

飞行时，大地的气息仿佛钻进了歼击机的座舱。这森林和湖泊充满维克托罗夫战前读到过的古罗斯生活的气息。条条古道在这里的湖泊和森林中间蜿蜒。人们用这些树干挺直的林木砍制过船桅，建造了一座座房舍和教堂。生活早在灰狼出没、阿廖娜 [54] 在湖岸上哭泣的年代就沉寂下来，如今，维克托罗夫就是顺着这条道去的军人食堂。他感到，这一逝去的古代生活是那么的质朴、简单和充满活力，不仅那些生活在闺房里的姑娘，还有那些白胡子商人、助祭和大牧师们，都比日常生活中阅历丰富的飞行员小伙子们年轻百岁，尽管飞行员们来自高速汽车、自动火炮、柴油机、电影和收音机的世界，它们随着扎卡布卢卡少校的航空团也来到了这森林里。伏尔加河便是这已逝青春的标志，它迅猛、贫瘠，在各种色彩斑斓的河岸中，在郁郁葱葱的森林中，在春华秋实中，奔流不息……

多少中尉、军士和简直如个孩子且没有军衔的战士行进在战争的道路上。他们抽着限额供应的烟卷，用白色小勺敲打洋铁盆，在列车上玩“捉傻瓜”。在城里吃好吃的冰激凌，咳嗽着喝自己那份少得可怜的白酒，写规定数量的信，在军用电话机里大声喊叫，用小口径火炮射击，用大口径加农炮开炮，大声吼叫着踩动T-34坦克的加速器……

大地在脚底下咯吱作响，它软绵绵且富有弹性，犹如一床旧褥垫。它上面覆盖着无数松软脆弱、腐烂死亡、千姿百态的树叶，树叶下面是多少年前已经干硬发脆、混成一片的褐色灰土层，原先它也曾充满生机，也曾钻出嫩芽，在雷雨中喧哗，在雨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完全腐烂、几乎毫无重量的干树枝在脚下碎成屑末。微弱的光亮透过阔叶林的巨伞稀稀疏疏散射到林中土地上。森林里空气凝滞、浓重，对于习惯了空中旋风的歼击机飞行员来说，这种感觉尤为明显。晒热的、蒙上水汽的树木散发出湿润的清新空气，但死树和枯枝的气味盖过了生机盎然的森林那清新的气息。在那些长满云杉的地方，八度音中混合着松节油的高音符，山杨散出腻人的甜味，赤杨满是苦涩味。森林远离其他世界独自生存。维克托罗夫感到，他如进入了一座楼房，这里的一切，无论是气味，还是透过放下的帷幔照射进来的阳光，都与大街上的迥然不同。他感到，在这密不透风的树林中，就连各种声响也与众不同。在你没有走出森林之前，周围的一切都使你感到异乎寻常，仿佛置身于一群毫不相识的人当中，宛若透过林中空气高高的厚层从底下往上看，树叶哗哗作响，粘在船形帽绿色星标上的蜘蛛网使人觉得这是些悬浮在池塘底部和水面之间的藻类。他感到，无论是动作敏捷的大头苍蝇，还是无精打采的小蚊蚋，或是像母鸡那样在树枝中穿来穿去的黑琴鸡，都是在用翅膀扑腾，永远也无法登上树顶，正如鱼儿不能跃出水面一样。即使喜鹊振翅飞上山杨树梢，它也会立刻重新落到枝丫间，正如鱼儿白色的身子在阳光下突然一闪，又咕咚一声掉入水中一样。他感到，在森林底部的昏暗中，在逐渐消失的蓝晶晶、绿莹莹的露珠里，青苔显得十分古怪。

从这静悄悄的半明半暗中突然来到阳光明媚的林中空地，又多么令人心旷神怡，一切立刻变成另外一种样子：那暖洋洋的土地，那被阳光晒热的刺柏的气味，那流动的空气，那仿佛用紫色金属浇铸的低垂的大风铃草，那在黏黏茎上开放的石竹花。内心变得无忧无虑。林中空地就犹如贫苦生活中那幸福的一天，好像黄粉蝶、蓝黑色的金龟子、在草丛里沙沙爬行的蚂蚁，都不是在为自己忙碌，而是全体一起在从事一项共同的工作。布满小叶的桦树枝触拂着脸庞，蝈蝈蹦跳着，撞在人身上，却好似撞在树干上，蝈蝈攀住他的腰带，绿色大腿不慌不忙地一使劲，瞪着又圆又鼓的眼睛，带着困惑莫解的嘴脸坐在了上面。温暖袭来，草莓的花朵迟开，纽扣和腰带上的扣环被阳光晒热。也许，在这林中空地上空从未飞临过IO-88型轰炸机和亨克尔夜航机。

36

夜间，他经常记起在斯大林格勒医院里度过的几个月。汗津津、湿漉漉的衬衣和微带咸味令人恶心的饮用水，那些令他苦恼的难闻气味，仿佛在记忆中被抹去。住院的这些日日夜夜使他感到幸福。在这里，在森林里，听到林涛声，他便会想：“难道我听到了她的脚步声？”

难道曾经有过这一幕？她拥抱他，抚摸他的头发，哭泣着，他吻着她湿润的、带咸味的眼睛。

有时维克托罗夫真想驾着雅克机飞往斯大林格勒。一共也就几个小时，可以在梁赞加满油，飞抵恩格斯城，有个熟悉的小伙子在那里当总值班员。咳，让他们以后把他枪毙好了。

他一直还记得在一本旧书里读到的故事：一位元帅的两个儿子——财主舍列梅季耶夫兄弟，他们把自己十六岁的妹妹嫁给了多尔戈鲁基公爵，少女好像在婚礼前只见过他一面。兄弟给新娘一份丰厚的嫁妆，所赠的银子堆满了三间屋。婚后两天，彼得二世被杀。多尔戈鲁基作为他的亲信被捕，押到北方，囚禁在木塔里。年轻的妻子本可以解除这个婚约，因为她只同他在一起生活了两天。但她不听劝阻，动身去找自己的丈夫。她迁居到森林里一个偏僻的地方，住在农舍里。十年间，她天天来到多尔戈鲁基关押的塔楼前。一天早晨，她见到塔楼里的一扇小窗户大敞着，大门没有上锁。年轻的公爵夫人跑到街上，朝每个遇见的人下跪，不管他们是农夫还是火枪手。她哀求着询问她的丈夫在哪里。人们告诉她，多尔戈鲁基被押解到下诺夫哥罗德。她长途跋涉，在艰难的步行途中历尽千辛万苦。可在下诺夫哥罗德她得知，多尔戈鲁基给砍掉了四肢和头颅。这时多尔戈鲁卡娅决心进修道院，她来到基辅洞窟修道院。落发这一天，她在第聂伯河岸上久久徘徊。多尔戈鲁卡娅不是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而是因为当修女的她必须从手指上摘去订婚戒指，但她不能同它分离……她在堤岸上久久徘徊，夕阳西沉时，她摘下戒指，把它扔进第聂伯河，往修道院大门走去。

这位空军中尉，保育院的孩子，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机修车间的钳工，一直记着多尔戈鲁卡娅这位公爵夫人的经历。他在林子里徘徊，想象自己已经不在人世，人们已经把他埋葬。那架被德国鬼子击中、倒栽葱似的掉进地里的飞机已经锈蚀不堪，散了架，长满了野草。于是薇拉·沙波什尼科娃来到这里徘徊，她停下，攀着悬崖朝伏尔加河俯下身子，望着河水……二百年前，年轻的多尔戈鲁卡娅也曾在这儿徘徊，她来到林中空地，在野麻丛中穿行，用手拨开长满红色浆果的灌木。他感到伤心、痛苦和绝望，又感到甜蜜。

穿一身旧军装的窄肩膀中尉在森林中徘徊，在那难以忘怀的时代，他们有多少人被遗忘。

37

维克托罗夫还没有走进机场，便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加油车一辆接一辆在夏日的田野上来回穿梭，机场勤务营的技师和机械兵在装有伪装网的飞机旁忙碌。平时沉默无声的无线电台小型发动机嘟嘟响着，清晰而又专注。

“全明白了。”维克托罗夫思忖着，加快了步伐。

一些情况立刻得到了证实，他遇见了索洛马金上尉。颧骨上留着烧伤的玫瑰色斑点的上尉说：

“我们得退出预备队，有命令。”

“上前线吗？”维克托罗夫问。

“还能上哪儿，上塔什干？”索洛马金反问，往村子方向走去。

显然，他心情不佳，他同女房东之间出了点麻烦，现在也许正着急上她那儿去。

“索洛马金要分家，房子归婆娘，母牛归自己。”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维克托罗夫身旁嘟哝道。这是顺小道走来的叶廖明中尉，维克托罗夫曾同他配过双机。

“派我们上哪儿，叶廖明？”维克托罗夫问。

“可能赴西北战线投入进攻。现在师长已经乘艾尔五号回来。我有个熟人在空军司令部当道格拉斯驾驶员，可以问问。他全知道。”

“问什么，他们自己会说的。”

感到焦急不安的不仅是司令部和机场上的飞行员们，还有村子里的人。团里最年轻的飞行员——黑眼睛肿嘴唇的科罗利少尉正顺着街道走来，手里捧着洗净熨过的内衣，内衣上放着些蜂蜜小甜饼和一包风干的浆果。

大伙开科罗利的玩笑，说是女主人（两个寡妇老太太）居然还赐给他甜蜜饼吃。每当他去执行任务时，两个老太太也上机场，在半道上迎接他。一个高个，腰板挺直，另一个驼着背。他走在她们中间，那样子就像个腼腆、娇惯、气冲冲的小男孩。飞行员们说，科罗利同惊叹号和问号编成了一个小分队。

航空中队长瓦尼亚·马丁诺夫穿着军大衣走出屋子，一只手拎着小手提箱，另一只手拿着顶隆重场合才用的大檐帽，他怕把帽子压皱了，因此没把它放进手提箱里。红头发的房东女儿，没系头巾，露出一头自己做的卷发，她望着他的背影，那眼神像在说，要是再议论她和他的事显然已经是多余的了。

一个跛腿小男孩向维克托罗夫报告说，同他住在一起的政治指导员戈卢布和沃夫卡·斯科特诺伊中尉带着东西走了。

维克托罗夫几天前才搬到这家来住，这之前他同戈卢布住在一家坏女房东家里，那女人有着高高突起的前额和一双鼓起的黄眼睛。见到这双眼睛，人就觉得不痛快。

为了撵走房客，她把烟放进屋子，有一次给他们往茶里撒上了草木灰。戈卢布劝维克托罗夫给团政委写报告汇报这个女房东的情况，但维克托罗夫不想写。

“让虎列拉把她整死。”戈卢布同意道，又补充一句小时候从母亲那里听来的话：“这种人我们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

他们搬到另一家，这家给他们的印象恰似进了天堂。可他们在天堂里没待上几天。

很快维克托罗夫就背着背囊，拎着压皱的手提箱从那些两层楼房高的灰秃秃的农舍旁走过。跛腿小男孩在边上蹦跳着，用维克托罗夫给他的缴获的手枪皮套朝母鸡和在森林上空盘旋的飞机瞄准。他经过那幢叶夫多基娅·米赫耶夫娜用烟把他熏走的农舍旁，发现不很透明的玻璃后面她那张一动不动的脸庞。每当她从井台旁挑着两木桶水停下歇息时，谁也不同她说话。她既没有母牛和绵羊，屋顶下也没有雨燕。戈卢布曾打听过她的情况，试图搞清她的富农家谱，却发现原来她出身贫农家庭。妇女们说，自打丈夫死后，她好像精神失常。她在寒冷的秋季钻进湖里，在那里待了一昼夜，男人们费好大劲才把她从那里拽出来。不过妇女们说，她就是在丈夫死前和出嫁前也是沉默寡言的。

维克托罗夫就这样在森林小村落的街道上走着，再过几小时他就将永远飞离此地，所有这一切——嗡嗡作响的森林、有麋鹿在菜园里走动的小村庄、蕨类、松香的黄色渗集、杜鹃，对他来说都将不复存在。老人、姑娘、关于如何进行集体化的谈话、关于熊抢去婆娘们盛马林果篮子的闲聊、关于顽童用光脚跟踩住蝰蛇脑袋的谈天……都将消失不见。将消失的还有这个对他来说古怪而不寻常的小村落，它所关注的一切便是这座森林，犹如他出生和成长的工人新村关注的是工厂一样。

然后，歼击机将着落，一瞬间将出现一个新机场，将出现新的村落或工人新村，那里有自己的老太太和姑娘，有自己的泪水和玩笑，有因为伤疤而鼻子上留有秃斑的公猫，有自己关于过去、关于全盘集体化的交谈，有自己的坏房东和好房东。

美男子索洛马金在新的环境中空闲时将戴上大檐帽，到街上溜达，伴着吉他歌唱，将姑娘们迷得神魂颠倒。

有着古铜色脸庞和剃着光光白脑袋的团长扎卡布卢卡少校，把胸前的五枚红旗勋章弄得叮当响，立着两条罗圈腿，向飞行员们宣读有关退出预备队的命令，并且说，他命令全体飞行员在掩蔽部里过夜，飞行次序将于起飞前由他在机场宣布。

接着他说，指挥部禁止任何人离开机场掩蔽部，违者将严惩不贷。

“为了不在空中睡大觉，飞行前还是好好睡一觉。”他解释道。

团政委贝尔曼开始讲话，大家因为他傲慢自负而不喜欢他，尽管他善于有条有理地讲出点飞行业务的道道来。尤其是飞行员穆欣事件之后，大家对贝尔曼的态度变得更坏。穆欣同漂亮的女无线电报务员莉达·沃伊诺娃有段恋爱史。他们的罗曼蒂克大伙都很感兴趣。一有空闲，他们就相会，到河边散步，而且总是挽着胳膊。大家甚至不取笑他们，因为都明白他俩的关系。

突然一条传闻不胫而走，而这条传闻就出自莉达本人。她告诉了她的女朋友，又从女朋友那里传遍了全团，说是在如往常一样散步时，穆欣用手枪相威胁，强奸了沃伊诺娃。

贝尔曼得知此事后，暴跳如雷，并且显得精力充沛，用十天时间对穆欣进行了法庭审讯，并判处枪决。

执行枪决前，空军集团军军委委员、空军少将阿列克谢耶夫飞抵团里，进一步查明穆欣罪行的情节。谁也没想到莉达竟然使将军窘态毕露，她对他下跪，恳求他相信，整个穆欣案件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她向他叙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那天她同穆欣躺在林中空地上亲吻，后来她打起盹来，穆欣想同她开玩笑，悄悄把左轮手枪塞到她膝盖中间，朝地上打了一枪。她醒了，大叫了一声，穆欣又开始与她接吻。莉达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女朋友，可在女朋友的转述中事情却变得相当严重。这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相，那就是她同穆欣是相爱的。一切顺利解决，判决撤销，穆欣被调往别的团。

从那时起，飞行员们一直不喜欢贝尔曼。

索洛马金有一次在食堂里说，俄罗斯人是不会干这种缺德事的。

飞行员中好像是莫尔恰诺夫回敬说，所有民族中都有坏人。

“就拿科罗利来说吧，他是个犹太人，可同他配对飞双机棒极了。你去执行任务，知道机尾有这样一个可信赖的朋友，真好。”斯科特诺伊说。

“科罗利算什么犹太人！”索洛马金说，“科罗利是自己人，我在空中对他的信任胜过对我自己。在尔热夫城下，他在我边上把一架梅塞机从我屁股后面给打发掉了。我两次多亏科罗利才摆脱那个被打伤的倒霉蛋德国鬼子。你们是知道的，我一投入战斗，连亲妈都忘了。”

“那就是说，如果是个好犹太人，那他就不是犹太人。”维克托罗夫说。大伙哄笑起来，可索洛马金说：

“行啦，贝尔曼要强行枪毙穆欣时，谁也没觉得好笑啊。”

这时，科罗利走进食堂，飞行员里有人关切地问：

“听着，鲍里亚，你是犹太人？”

科罗利有点发窘，回答说：

“对，是犹太人。”

“这属实？”

“完全属实。”

“受过割礼？”

“去你的！”科罗利回答说。大伙又哄笑起来。

飞行员们回村子的路上，索洛马金同维克托罗夫走在一起。

“我说，你瞎掺和什么。要知道，我在肥皂厂工作那阵，我们那里这样的土皇帝多得是，全当头头。我对这些个萨穆伊尔·阿布拉莫维奇之流见得多了。请你放心，一个个全横行霸道，互相包庇。”

“你唠叨些什么？”维克托罗夫耸耸肩，“你把我往他们那边扯干什么？”

贝尔曼开腔道：“全体飞行人员生活的新纪元开始了，预备队的生活结束了。”

他不说大家也全知道，不过大伙还是投入地听着，他的话里会不会偶尔露出一点迹象，他们团会不会留在西北战线，或是仅仅转场到尔热夫城郊，或是调往西线、南线？

贝尔曼说：

“这样，战斗飞行员的素质首先是熟悉技术装备，熟悉到得心应手的程度。第二是要爱自己的飞机，爱它如同爱姐妹、爱母亲一样。第三是勇敢，勇敢就是冷静的头脑和火热的心。第四是同志的情感，它由我们苏维埃生活习惯养成。第五是战斗中的舍生忘死。胜利在于双机的编队飞行技能。留心长机！一个真正的飞行员即使在地面也经常思考分析上次战斗，作出评价：‘嘿！这样更好些！哎！这样不行！’”

飞行员们一面带着假装出来的饶有兴致的表情望着政委，一面交头接耳。

“也许是给道格拉斯护航，往列宁格勒运送食品？”在列宁格勒有个相好的索洛马金说。

“去莫斯科方向？”亲属在昆采沃的莫尔恰诺夫说。

“可能到斯大林格勒城郊？”维克托罗夫说。

“得了吧，未必。”斯科特诺伊说。

他对团队往何处开拔无所谓，他所有的亲人都在被占领的乌克兰。

“鲍里亚，你往哪儿飞？”索洛马金问，“上自己的犹太人首府——别尔季切夫？”

突然科罗利那双黑眼睛被激怒成墨黑色，他粗野地破口大骂起来。

“科罗利少尉！”政委叫道。

“是，政委同志？……

“别说话？……

但科罗利已经沉默下来。

扎卡布卢卡少校在团里以骂娘行家和爱好者著称，一个战斗飞行员当着领导的面骂娘，他本来是不太在意的。他自己就每天早晨冲着自己的通信员嚷嚷：“马久金……操你妈？……又完全平和地结束道：“给我拿条毛巾来。”

但是，知道政委那股子纠缠挑剔的脾气，团长不敢当场饶过科罗利。贝尔曼会打报告，说扎卡布卢卡如何当着全体飞行员的面破坏政治领导人的威信。贝尔曼已经给政治部写过报告，说扎卡布卢卡在预备队添置个人财产，同参谋长一起喝伏特加，和当地居民中的畜牧员叶尼娅·邦达列娃有不正当关系。

因此，团长绕着弯子说起来。他嘶哑着嗓子严厉地嚷嚷：

“怎么还站着，科罗利少尉？向前两步走！为什么破坏纪律？”

接着他继续查问：

“政治指导员戈卢布，向政委报告，科罗利为何破坏纪律？”

“少校同志，请允许报告，他与索洛马金争吵，可至于为何争吵，我没听见。”

“索洛马金上尉！”

“是，少校同志！”

“报告吧。不是向我！向政委同志！”

“允许报告吗，政委同志？”

“报告吧。”贝尔曼点点头，没有朝索洛马金看一眼。他感到，团长在自行其是。他知道，扎卡布卢卡的特点是无论在地面还是空中都异常狡猾。在空中，他比所有人都更善于识破对手的目的和战术，以巧智胜过敌人的诡计。在地面，他懂得领导的能力在于他的软弱无能，下属的弱点在于他们的争胜好强。当需要时，他善于伪装，仿佛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会对说蠢话的蠢人热情地打哈哈，他善于把一帮天不怕地不怕的空军飞行员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预备队，扎卡布卢卡表现出对农业，主要是对畜牧业和家禽业的浓厚兴趣。他还关心水果栽培技术，用马林浆果制造果子露酒，腌制和晒制蘑菇。他的午宴备受称赞，许多团长喜欢在空余时间乘Y-2到他那里喝上几杯，吃些东西。不过少校反对无益的吃喝。

贝尔曼还了解少校一个很难同他相处的本性：很会算计，小心谨慎，狡猾的扎卡布卢卡同时几乎是个疯子，一旦他勇往直前，便不惜自己的生命。

“同上级争论就像……逆风行船。”他一面对贝尔曼这么说，一面突然就做出疯狂的、同他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行为来，使得政委只有唉声叹气。

遇到他们俩心情好的时候，他们聊天，互相挤眉弄眼，一个拍拍另一个的肩膀或是肚子。

“嘿，我们的政委是个狡猾的农夫。”扎卡布卢卡说。

“嘿，我们的英雄少校是个强者。”贝尔曼说。

扎卡布卢卡并不喜欢政委，因为他假积极和勤奋过了头，他常常“勤奋”地在报告中记下每句冒失话和过头话。扎卡布卢卡嘲笑贝尔曼对漂亮姑娘的嗜好，嘲笑他对炖鸡的偏爱（他常说“给我来条鸡腿”）和对伏特加的毫无兴趣，指责他对别人生活的漠不关心和善于为自己创造基本的生活条件。少校赞赏政委的聪明，钦佩他乐意为事业的利益同头头上级冲突的精神和他的勇气，有时候，好像连贝尔曼自己也搞不明白，一个人怎么那么容易就送了命。

这两个准备率领航空团去作战的人，如今互相斜视着，听索洛马金说着些什么。

“我必须直截了当地说，政委同志，科罗利破坏纪律，这全是我的过错。我嘲笑他，他忍住了，可后来，当然忘了。”

“您对他说了什么，回答团政委。”扎卡布卢卡打断说。

“伙计们猜我们团上哪儿、上哪条战线，我对科罗利说：你也许想上自己的首府，上别尔季切夫吧？”

飞行员们望着贝尔曼。

“我不明白，上什么首府？”贝尔曼说，但突然就明白过来。

他有点发窘，大家都察觉到了这点，尤其使团长吃惊的是，像把双面刮脸刀片的政委竟然会有发窘的时候。但下面的事情同样令人吃惊。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贝尔曼说，“如果您，科罗利对索洛马金说（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索洛马金出生于诺沃鲁斯基地区的多罗霍沃村），他想在多罗霍沃村外作战，难道他就可以为此打您一记耳光吗？真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小家子气的道德标准，这同共青团员的称号是不相称的。”

他说的话经常以一种令人入迷的力量直击人的心灵，猝不及防。大伙明白，是索洛马金想欺负科罗利，而贝尔曼却坚定不移地向飞行员们解释，科罗利没有根除民族偏见，他的行为是对各民族友谊的藐视。科罗利不该忘记，正是法西斯分子在利用和玩弄民族偏见。

贝尔曼所说的一切本身是公正和正确的，革命和民主产生了眼下他用激动的声音所说出的思想。但此刻，贝尔曼的力量在于不是他在为思想服务，而是思想在为他服务，为他今天不好的用心服务。

“同志们要明白，”政委说，“没有明确的思想，便没有纪律。科罗利今天的行为就说明了这一点。”

他思考了一下补充道：

“科罗利的行为是不成体统的，是非苏维埃的行为。”

这下扎卡布卢卡当然无法干涉，因为政委已经把科罗利的行为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扎卡布卢卡知道，从来没有一个战斗指挥员敢过问政治机关的行动。

“瞧，这是什么问题，同志们。”贝尔曼说毕，沉默片刻，让大家对自己的话加强印象，“直接肇事者应该对这件不成体统的事负责，但作为团政委，我也有责任。我未能帮助飞行员科罗利根除自己身上落后的、极其恶劣的、民族主义的东西。问题比我原先想的严重，因此现在我不为科罗利破坏纪律而处罚他。我承担对科罗利少尉进行再教育的任务。”

大家动弹起来，调整了下更舒服的坐姿，他们感到事情解决了。

科罗利望着贝尔曼，他的目光里满是某种意味，使得贝尔曼微微皱了皱眉头，扯动肩膀，把脸转了过去。

晚上索洛马金对维克托罗夫说：

“瞧见了吧，廖尼亚，他们总是这样，一个包庇另一个，十分隐蔽。要是你或斯科特诺伊摊上这档子事情，那就得关禁闭，你放心，贝尔曼会把你送进惩戒营的。”

38

夜晚，飞行员们在掩蔽部里没有入睡，他们躺在床上，抽烟，聊天。斯科特诺伊吃晚饭时喝了告别酒，如今小声唱道：

飞机在螺旋中打转，

吼叫着朝地面落下，

宝贝儿，莫哭泣，放开心，

请永远，永远把我忘怀。

韦利卡诺夫还是忍不住泄露了秘密，于是大家已经知道，全团将转场至斯大林格勒城郊。

一轮明月在森林上空升起，令人心烦意乱的光斑在树林中闪烁。坐落在离机场两公里处的小村庄仿佛浸埋在灰烬中，黑暗而沉寂。坐在掩蔽部门边的飞行员环顾着奇妙的地标世界。维克托罗夫望着雅克机的机翼和机尾上朦胧的月色，轻声随着歌手唱道：

一双双手抬起残骸，

从机身下把我们拽出，

无数鹞鹰腾空而起，

伴我们踏上最后归途。

那些躺在床上的飞行员聊着天，半昏暗中看不清说话者的脸庞，但他们互相十分熟悉，不用指名道姓，就直接回答问题和提出问题。

“杰米多夫亲自请求任务，他不上天人就见瘦。”

“你记得吗，在尔热夫城下，我们给佩特利亚科夫轰炸机护航，八架梅塞机向他发起攻击，他应战，一直坚持了十七分钟。”

“是啊，用一架歼击机换一架容克轰炸机，也算划得来。”

“他一上天就唱，我每天都记起他唱的歌，他有时还唱韦尔京斯基。”

“他很有见识，是莫斯科人！”

“是啊，在空中他抛弃搭档，总是盯着掉队的飞机。”

“你对他并不了解。”

“我了解。你在飞行中看得见僚机。是他向我展现的。”

斯科特诺伊唱完歌曲的最后一段，大家安静下来，等着他重新唱。可斯科特诺伊不再唱。

他重复了一遍机场上谁都知道的，把歼击机飞行员的生命比作小孩短衬衣的闲话。

大伙聊起了德国人。

“你同样立刻就能对他们作出判断，哪架勇猛顽强，哪架专拣软的欺，从后面咬住，守候掉队的飞机。”

“一般来说，他们的双机配合得并不那么密切。”

“那可不一定。”

“德国鬼子咬住受伤的不放，遇到猛打猛冲的就溜之大吉。”

“一对一，哪怕他有两副盔甲，撞我也能把他撞下来！”

“你别见怪，要是我，是不会因为你打下容克机而给你什么称号的。”“冲撞是俄罗斯人的天性。”

“我干吗见怪，你抢不走我的称号。”

“对了，说到冲撞我倒早有这个念头……我还想用螺旋桨打他哩！”

“追击时冲撞，这才叫冲撞呢！把他往地上赶，冒着浓烟，加大油门！”

“真有意思，团长要把母牛和老母鸡都随身带上道格拉斯吗？”

“已经把它们全宰了，腌了起来！”

有人拖长声音若有所思地说：

“我若是现在带着姑娘上一个好的俱乐部，会难为情的，完全不习惯了。”

“不过，索洛马金是不会难为情的。”

“你眼红了，廖尼亚？”

“我眼红事实，而不是对象。”

“当然，没错。”

然后大家开始回忆尔热夫城下的战斗，那是转为预备队之前的最后一次战斗，当时七架歼击机遇上由梅塞机护航、去进行轰炸的容克大编队。看上去，每个人都在说自己，但显然大家是在说整个集体。

“它们以森林为背景，所以未能发现。可一爬高，立刻就给发现了。它们呈三梯次飞行。我立刻认出一架容克-87轰炸机，架脚撅起，机头蜡黄。我马上坐稳当，心想，嗬，有事干了！”

“可我在左面还以为是高射炮火呢。”

“当然太阳也有利于这次战斗！我直接从太阳方向朝它猛扑下来。我在长机的左侧飞行，这时立刻同他拉开了三十米。我想这下可糟了，不过还好，飞机声还听得见！我用所有武器朝容克猛烈开火，把它打得冒起了浓烟。这时有架梅塞像条黄嘴狗鱼朝我袭来，我来了个紧急盘旋，可是已经晚了。只见一道蓝色弹迹冲我飞了过来。”

“可我见到，弹迹消失在它的黑色机翼里。”

“你倒来劲了！”

“小时候我就放过风筝，父亲把我揍了一顿！进工厂以后，下了班我就徒步走上七公里去航空俱乐部，特别累，可没误过一次训练活动。”

“你别打岔，听我说下去。它把我打着了火，油箱、油管全着了，从里面着了起来。忙得我焦头烂额！这时我的防护板又给打中了，风镜打碎了，玻璃从挡板上飞了出去。我眼泪直流，怎么办，我索性猛力朝敌机冲了过去，把风镜也摘了下来！索洛马金掩护着我。你知道，我烧着了，但一点也不害怕，哪有工夫害怕！我端坐着，身上没烧着，靴子烧着了，飞机烧着了。”

“我见到他们打中了我们的小伙子，来了两个盘旋，可他向我连连摆手，意思说：走吧！我不是双机，只好急忙去撵那些需要追击的梅塞机。”

“唉，我这时驾着满身窟窿的飞机飞行，他们把我打得就像一只老山鹑。”

“我同这个德国鬼子转了十二回合，打得它直冒烟！我看到它摇头摆尾，就像一条忠实的看家狗！在二十五米的距离上一炮就把他打中了。”

“说真的，德国人不喜欢在水平线上作战，极力想转移到垂直线上去。”“这话说得可不恰当！”

“为什么？”

“这谁不知道？连村子里的姑娘们都知道，他想摆脱急盘旋。”

“嘿，这时候更需要掩护的是‘小海鸥’，那里可全是些好人。”

接着开始安静下来，有谁说：

“我们明天差不多天一亮就走了，可杰米多夫一个人却留在了这里。”

“行了，伙计们，各奔东西吧，我上储蓄所，得上村子里去一趟。”

“去临别拜访？”

夜晚，四周的一切，河流、田野、森林，是那么的寂静、美丽，仿佛世界上不可能有各种怨仇、背弃和不和，而只有幸福的爱情。云彩遮住月亮，月亮在灰色的烟雾中穿行，烟雾覆盖着大地。这天晚上，很少有人在掩蔽部里过夜。在林中空地，在小村的板墙旁，闪烁着白色的头巾，响彻着欢乐的笑声。被夜间的梦境所惊扰的树木在寂静中颤动，有时河水含糊地低语几句，又重新无声无息地流淌。

爱情那痛苦的时刻来临，这是别离的时刻，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有的人为别离哭哭啼啼，可第二天就把它忘怀。有的人生离死别，但命运却赐给他们忠贞和相会。

清晨来临。发动机开始怒吼，飞机掀起的气流把惊恐万状的野草吹得紧贴住地面，千万颗水珠在阳光下颤动……战斗机一架接一架爬上蓝色的山巅，把大炮机枪举上天空，盘旋着，等待着自己的战友，组成一个个飞行分队……

昨晚那个显得如此广阔无垠的世界渐渐消失，隐没在蓝天白云之中……灰色的农舍，长方形的菜园，依然清晰可见，它们轻快地移动着，在机翼下离去……已经见不到野草丛生的小径，见不到杰米多夫的坟茔……前进！森林在颤抖，在机翼下缓慢移动。

“你好，薇拉！”维克托罗夫说。

39

清晨五点，值日员开始把囚犯们唤醒。一片漆黑，被残酷无情的灯光照亮，这光亮也照着监狱、铁路枢纽站和城市各医院的急诊室。

几千人吐着唾沫，咳嗽着，束紧棉裤，往腿上缠上包脚布，在腰上、肚子上、脖子上抓挠着。

当从木板床二层铺上放下的腿碰到正在底下穿衣服人的头时，他们并不破口大骂，只是默然把头挪开，用手把碰着自己的脚推开。

当许多人夜间被叫醒时，在那包脚布的闪动中，在那背部、头部的扭动和马合烟烟雾的氤绕中，在那炽热明亮的灯光中，存在着一种极为不正常的现象：几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凝结在严寒的寂静中，而劳改营却塞满了人群，充满着躁动、烟气和灯光。

整个前半夜一直下着雪，雪堆堵住了棚屋的门，封住了通往矿井的路……

矿井上的强音雾笛慢悠悠地呼号着，不知原始森林中什么地方的狼群随着那嘹亮凄惨的声音，也低声嗥叫起来。劳改营的旷野上警犬嘶哑着嗓子狂吠，拖拉机清扫着通往矿区楼房的道路，传来它的轰鸣声和卫兵们的互相呼应声……

被探照灯光照得雪亮的干雪发出柔和的闪光。劳改营宽阔的操场上，伴着警犬连续不断的吠叫，开始了点名。卫兵们恼怒的声音颤抖着，像得了感冒……庞大的人流开始潮水般朝矿井的井架方向涌去，皮鞋和毡靴吱吱地响个不停。担任警卫的塔楼睁大自己的独眼，使劲地盯着。

远处和近处的雾笛一直呼号着，犹如一支北方的混合乐队。它奏响在严寒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地上空，科米自治共和国上空，马加丹上空，苏维埃港上空，科雷马河地区的雪地上空，楚科奇冻土带上空，摩尔曼斯克北部和北哈萨克的劳改营上空……

采挖索里卡姆斯克的钾盐、里杰尔和巴尔喀什的铜、科雷马的镍和铅、库兹涅茨克和萨哈林的煤的人们，建设穿越北冰洋岸边永久冻土带铁路和科雷马无接缝线路的人们，砍伐西伯利亚和北乌拉尔、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木材的人们，在雾笛的呼号声和铁轨声中行进着。

在这大雪纷飞天还未亮的时刻，原始森林中劳改营居民点和北部边远地区建设总局劳改营大村社的一天开始了。

40

夜晚，劳改营犯人阿巴尔丘克烦闷大发作。这不是劳改营那种习以为常的、愁眉苦脸的烦闷，而是坐卧不安的烦闷，有如发疟疾，迫使人大声叫喊，从床上滚下来，用拳头打自己的太阳穴和头顶。

清晨，当囚犯们急急忙忙同时又极不乐意地准备去上工时，阿巴尔丘克的邻床、瓦斯班长、国内战争时期的骑兵旅长、长腿的涅乌莫利莫夫问：

“昨晚你那么晃动干什么？梦见婆娘了？甚至还放肆地大笑。”

“你就知道婆娘！”阿巴尔丘克回答说。

“我还以为你在梦中哭了呢。”傻头傻脑的第二个邻居莫尼泽说，他曾是青年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我想把你叫醒来着。”

阿尔巴丘克在劳改营的第三个朋友阿布拉沙·鲁宾医士什么也没发现。当他们来到严寒的黑暗中时，他说：

“你知道吗，我今天梦见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仿佛他来到了我们的红色教授学院，笑眯眯的，生气勃勃，对恩奇曼的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阿巴尔丘克来到工具库干活。他的助手巴尔哈托夫因为抢劫而杀死了一家六口，当他在用雪松劈柴——锯下来的下脚料生炉子时，阿巴尔丘克把放在箱子里的工具重新放了放。他觉得，凉飕飕的锉刀和车刀那尖刃传递出他晚上体验到的感觉。

这一天同以往毫无区别。会计一早就派人送来经技术科批准的远处几个劳改营居民点的领料单。得把材料和工具挑出来，装箱，列一张随同发出的清单。有些不配套的，还需要开特别交接单。

巴尔哈托夫像往常一样什么活也不干，强迫他干活是办不到的。他上库里来，关心的只是饮食问题。今天一早起他就忙着在手提饭盒里用土豆和圆白菜叶熬汤。一会儿哈尔科夫药学院的拉丁语教授、第一行政区的通信员就跑来找巴尔哈托夫，用颤抖发红的手指往桌子上倒出一点脏黄米。巴尔哈托夫因为一些什么事情从他那里捞取外快。

下午，阿巴尔丘克被叫到财务科，报表上有些数字对不上。财务科副科长朝他大声嚷嚷，威胁要给领导打报告。因为这通威吓，阿巴尔丘克变得十分烦闷。没有助手，他一个人无法胜任工作，但又不敢告发巴尔哈托夫。他疲惫不堪，但又怕失去仓库管理员的差使，只得重新回到矿井里去干活或是去伐木，他已经头发花白，全身乏力。也许就为这件事，烦闷攫住了他，让他感觉生命已经埋进了西伯利亚的冰层底下。

当他从财务科回来，巴尔哈托夫把头枕在毡靴上睡着了，显然那毡靴是哪个刑事犯给他送来的。他脑袋旁放着空饭盒，脖颈上粘有进贡的黄米粒。阿巴尔丘克知道，巴尔哈托夫有时从仓库里偷走工具，很可能，毡靴就是用仓库的物品交换的。当阿巴尔丘克有一次查出短缺三把锉刀时，便说：

“在卫国战争时期偷紧缺的金属怎么就不害臊？”

巴尔哈托夫回答说：

“你这头虱子，闭上你的嘴，要不然就让你尝尝厉害！”

阿巴尔丘克不敢直接叫醒巴尔哈托夫，便弄出响声。他移动带锯，咳嗽，把锤子往地上摔。巴尔哈托夫醒了，用平静而不满的目光盯着他。

接着他小声说：

“昨天到的一列军用列车上有个伙计说，有些劳改营比湖泊区的还惨。犯人带着镣铐，剃光半个脑袋。没有姓名，号码缝在胸口上、膝盖上，背上还缝上块红布。”

“胡扯！”阿巴尔丘克说。

巴尔哈托夫想入非非地说：

“应当把所有法西斯分子政治犯集中到那里，首先得把你弄去，免得来吵醒我。”

“对不起，巴尔哈托夫公民，我扰乱了您的宁静。”阿巴尔丘克说。

他非常怕巴尔哈托夫，但有时又无法控制自己的不忿。

交班时，被煤灰弄得浑身漆黑的涅乌莫利莫夫走进仓库。

“哎，竞赛怎么样？”阿巴尔丘克问，“有人参加吗？”

“已经开始了。每一小块煤都用作军需，这大伙全明白。今天给劳改营的文化教育部门捎去幅海报：我们用突击劳动支援祖国。”

阿巴尔丘克叹口气说：

“你要知道，得写写劳改营的忧愁。一种忧愁使人感到压抑，第二种往人身上猛扑，第三种让人喘不过气，没法呼吸。可还有这样一种特别的忧愁，既不使人感到压抑，也不让人喘不过气，也不往人身上猛扑，而是从心里把人撕碎，就像大洋的压力把深处的巨大动物撕碎一般。”

涅乌莫利莫夫忧郁地微微一笑，但他的牙齿并没有闪闪发白。他长了满口坏牙，颜色上同煤融成一片。

巴尔哈托夫走到他们跟前，阿巴尔丘克回头说：

“你总是这么不声不响地走路，我甚至都让你吓得直哆嗦，突然间你已经站我边上了。”

没有一丝笑容的巴尔哈托夫关切地说：

“我去趟给养库，你不反对吧？”

他走了，阿巴尔丘克对自己的朋友说：

“晚上我想起了前妻的儿子。他可能上前线了。”

他朝涅乌莫利莫夫俯下头。

“我想让小伙子成长为一个好党员。我想，同他相会时，我要对他说：记住，你父亲的命运是偶然的，小事一桩。党的事业才是神圣的！合乎时代的最高规律！”

“他姓你的姓吗？”

“没有。”阿巴尔丘克回答说，“我认为，用我的姓将使他成长为一个小市民。”

前天夜里，他思念着柳德米拉，想见到她。他找到一些残缺不全的莫斯科报纸，说不定会突然读到“阿纳托利·阿巴尔丘克中尉”。于是他便会明白，儿子想姓父亲的姓。

他这辈子头一次有些可怜自己，他想象自己走到儿子跟前，停止了呼吸，于是他用手指着喉咙说：“我不能说话。”

托利亚会拥抱他，他会把头搁在儿子的胸前，哭泣起来，没有羞惭，只有痛苦，痛苦。他们就那么久久地站着，儿子比他高一头……

儿子经常思念着父亲。他找到父亲的战友们，了解到父亲怎样为革命参加过许多战斗。托利亚会说：“爸爸，爸爸，你的头发全白了，你的脖颈那么细瘦，有那么多的皱褶……这些年你一直奋斗着，你进行着一场伟大而孤独的斗争。”

侦讯时，给他吃了三天咸得要命的东西，不给水喝，打他。

他明白，问题并不在于逼他写出有关进行破坏活动和从事间谍活动的供词，也不在于让他诬陷别人。主要是要让他怀疑他曾为之献身的事业的正确性。侦讯时，他感到自己落到了一帮匪徒的手里，只要他得以见到部门首长，土匪侦讯员们就将被捕。

但随着时间的推延，他发现，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这些暴虐者。

他了解到军列的规矩和流放犯人的轮船船舱的规矩。他见到刑事犯打牌时输掉的不止是别人的东西，而且是别人的生命。他见到可鄙的道德败坏和变节行为。他发现刑事犯们的“新大陆”——他们歇斯底里、血腥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见到“狗杂种”（干活的人）和“恶棍”（拒绝干活的实权派）之间可怕的血战。

当他说“他们不该关押人”时，他认为只有一小部分人，其中包括他自己是关错了的，而其余人都该被镇压，伸张正义的剑必须惩罚革命的敌人。他见到阿谀奉承、背信弃义、俯首听命、残酷无情……他称这些是资本主义的遗毒，认为它们是那些失势的人、白匪军官、富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所固有的。

他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他对党是无限忠诚的。

涅乌莫利莫夫打算离开仓库，他突然说：

“哦，忘了，有个人在打听你。”

“他在哪儿？”

“乘昨天的军用列车来的，把他们分到了作业班。有个人向我问起你，我说：‘我正好认识，我同他凑巧在一个铺上睡了三年多。’他把名字告诉了我，可我给忘了。”

“他长得什么样？”阿巴尔丘克问。

“哦，你知道吗，长得极丑，鬓角上有道刀疤。”

“嘿！”阿巴尔丘克叫道，“难道是马加尔？”

“正是，正是。”

“这是我的一个老同志，我的老师，他介绍我入的党！他问什么了？说了些什么？”

“随意问问，你判了几年？我说判五年，结果是十年。我说，你现在开始咳嗽，将提前释放。”

阿巴尔丘克不听涅乌莫利莫夫絮叨，重复道：

“马加尔，马加尔……他有段时间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这是个很特别的人，你知道吗，很特别。他可以把一切都献给同志，冬天可以从自己身上脱下军大衣，可以把最后一片面包给同志。但能干，有学问。纯粹的无产阶级血统，刻赤半岛的渔民。”

他回头张望，朝涅乌莫利莫夫俯下头。

“你还记得吗，我们说过，劳改营里的共产党员应该建立组织，帮助党，可阿布拉什卡·鲁宾却问：‘谁来当书记？’瞧，就让他来当。”

“可我投你的票，”涅乌莫利莫夫说，“我不了解他。你到哪儿去找他，十辆汽车满载着人上劳改营居民点，大概他也在车上。”

“没关系，我们能找到他，咳，马加尔，马加尔。就是说，他问起我了？”

涅乌莫利莫夫说：

“差点把上你这儿来的正事给忘了。请给我几张干净纸。瞧这记性。”

“写信？”

“不是。给谢苗·布琼尼的申请书。我要求上前线。”

“不会放你的。”

“谢苗记得我。”

“政治犯不让入伍。我们的矿工多出煤，战士们将为此说声谢谢，这才是你的命运。”

“我想参军。”

“这时候布琼尼也帮不了忙。我给斯大林都写过信。”

“他帮不了忙？开玩笑，他可是布琼尼！也许你舍不得给纸吧？我最好不求你，可是劳改营文化教育部门是不会给我纸的。我自己的那份配给额又用完了。”

“行啦，给你一张。”阿巴尔丘克说。

他找到一些不需报销的纸。在文化教育部门，给纸都是上账的，日后得讲明这些纸的用处。

晚上，棚屋里仍是往常的生活。

老近卫重骑兵团军官通古索夫眨巴着眼睛，在讲述他那没完没了的浪漫故事。刑事犯专心听着，不时轻轻地搔搔痒，摇头晃脑以表赞许。

通古索夫编造着他那杂乱无章、别出心裁的故事，在里面加上许多熟悉的芭蕾舞演员、著名的劳伦斯、三个火枪手的生平事迹和儒勒·凡尔纳关于鹦鹉螺号的航行。

“打住，打住。”一个听众说，“她怎么又穿过了波斯边界，你昨天不是说，密探把她毒死了吗？”

通古索夫沉默了一会儿，温和地望着叫喊者，然后机敏地说：

“纳蒂的情况只是看似没有希望了，但藏医往她半张着的嘴里灌了几滴名贵的汁液，那是从蓝色的高山草本植物里提炼出来的。由于他的努力，她起死回生了。清晨她的健康已经恢复，不用别人搀扶便可以在屋子里走动。她的体力又恢复了。”

他的解释令听众很满意。

“明白了……接着吹吧。”他们说。

在叫作集体农庄地段的角落里，人们正在哈哈大笑着听老傻子、当过德国人工长的加修钦科拖长声调唱风流的坊间小调。

接下去的句子更使听众们笑得不亦乐乎。患疝气的莫斯科记者兼作家，一个善良、聪明、畏怯的人，慢慢嚼着妻子前天寄来的白面包干。面包干的味道和酥脆的响声，显然使他记起了过去的生活，他眼睛里噙着泪花。

涅乌莫利莫夫同一个出于卑鄙动机而杀人的坦克手发生了争执。坦克手为了取悦听众，正在嘲笑过去的骑兵。涅乌莫利莫夫气得脸色煞白，对他大声嚷嚷：

“你知道我们用自己的马刀在1920年做了什么吗？”

“知道，宰偷来的母鸡。一辆克伏坦克 [55] 就能把你们的第一骑兵师打得人仰马翻。您别拿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相提并论。”

年轻的小偷科利卡·乌加罗夫缠着阿布拉沙·鲁宾，劝他用皮鞋换他那双掉了后跟的破便鞋。

鲁宾觉得倒霉，神经质地打着哈欠，朝邻床张望，想寻求支援。

“你瞧瞧，吝啬鬼，”像头机灵的淡眼珠野公猫的科利卡说，“你瞧瞧，僵尸，你把我最后几根神经都挑起来了。”

科利卡接着说：

“为什么你不签字免除我的工作？”

“你身体健康，我无权这么做。”

“你签不签？”

“亲爱的，我向你发誓，我非常乐意，可我不能。”

“你签不签？”

“唉，请你明白。难道你以为，要是我能签的话？……

“行啊，就这样。”

“等等，等等，请搞明白我的意思。”

俄罗斯化的瑞典人施泰丁（有人说他是真正的间谍），正于文化教育部门在他的硬纸板上作画，突然把目光从画上移开，瞥一眼科利卡和鲁宾，摇摇头，重新关注起他的画来。画题名为“原始森林——母亲”。施泰丁不怕刑事犯，他们不知为什么不招惹他。

科利卡走开后，施泰丁对鲁宾说：

“你的态度极不明智，阿布拉沙·叶菲莫维奇。”

不怕刑事犯的还有白俄罗斯人科纳舍维奇，进劳改营之前他曾是远东的一名航空机械师，在太平洋舰队获得过重量级拳击冠军。刑事犯都尊敬科纳舍维奇，但他从不为那些受小偷们欺负的人打抱不平。

阿巴尔丘克慢慢地在两层床铺之间的狭窄通道里走着，烦闷重新袭扰着他。远处百米长的棚屋的尽头浸在马合烟的烟雾中，每次都使阿巴尔丘克觉得，当他走到棚屋的那头，仿佛将见到新东西，但一切依然如故：囚犯们在洗脸木槽下洗包脚布的外部，靠在灰泥墙上的拖把，油漆水桶，床铺上露出刨花的褥垫，闲聊时那平和的嘈杂声，囚犯们相同颜色的枯瘦的脸庞。

大部分等待着夜间终止号的囚犯，坐在床上，聊着汤、女人、切面包师傅的不老实行为、自己给斯大林的信和给苏联检察院的申诉书的命运、落煤运煤的新定额、今天的严寒和明天的寒流。

阿巴尔丘克慢慢走着，听着只言片语的闲聊，觉得成千上万名犯人在羁押站、在军列、在劳改营的牢房里进行的是千篇一律、没完没了、持续许多年的交谈，年轻人聊的是女人，老年人聊的是食品。尤其令人不快的是，老人们贪婪地谈起了女人，而年轻小伙子们谈起了可口的没有限额的食品。

经过加修钦科坐着的床铺旁，阿巴尔丘克加快了脚步，这个儿孙成群，都管他妻子叫“妈妈”和“奶奶”的老人，竟会有如此可怕的变化。

很快就将响终止号，到时往床上一躺，用棉衣把脑袋一蒙，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阿巴尔丘克往门那边瞧了一眼。马加尔将要上这儿来，他要说服领班，把他们俩安排在一个铺上，晚上他们两个共产党员，老师和学生，将坦率真诚地交谈。

在一张安置牢房头头们的床上，采煤队队长佩列克列斯特、牢房领班扎罗科夫和巴尔哈托夫正在举行聚餐。替他们跑腿的是佩列克列斯特的走狗——编制生产计划的热利亚博夫。他在床头柜上铺上毛巾，摆上腌猪油、鲱鱼、蜜糖饼干，这些都是佩列克列斯特从在他队里干活的人们那里捞来的外快。

阿巴尔丘克从头头们的床铺旁走过，觉得心脏仿佛完全停止了跳动，似乎他们突然会把他叫住，邀请他入席。真想吃点好吃的东西。巴尔哈托夫这个下流胚！要知道他在仓库里做了他想做的一切，阿巴尔丘克可是知道，他偷走了钉子和三把锉刀，不过阿巴尔丘克并没有在值班时吭过一声……他也许会打招呼：“喂，管理员，跟我们一起来坐会儿吧。”阿巴尔丘克一面鄙视自己，一面感到激动不已。令他激动的不止是想吃点东西的愿望，而是一种别的感觉，一种能在强者的圈子里待一会儿，同那个使整个劳改营战战兢兢的佩列克列斯特随便聊会天的庸俗下流的感觉。

阿巴尔丘克觉得自己是行尸走肉，同时觉得巴尔哈托夫也是行尸走肉。他们并没有叫他，叫的是涅乌莫利莫夫。这位骑兵旅长、两枚红旗勋章获得者正露出一排褐色的牙齿，微笑着往他们的床铺那边走来。这个满脸笑容，来到小偷桌子跟前的人，二十年前曾率领骑兵团投入战斗，去获取和平的公社……

为什么他今天要对涅乌莫利莫夫讲托利亚，讲自己的道路？

但他参加战斗是为了公社，而自己离开库兹巴斯建设工地的办公室却是去向斯大林汇报。当他低垂眼睛，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从铺着肮脏绣花毛巾的床头柜旁走过时，他还在激动不已，不知他们会不会把他叫住。

阿巴尔丘克来到莫尼泽床边，正在补袜子的莫尼泽说：

“今天佩列克列斯特对我说：‘记住，俄国佬，我要用拳头揍你脑袋。我只要值班时一报告，就会有人感谢我的。因为你是最后一名叛徒。’”

阿布拉沙·鲁宾坐在邻床说：

“这还不算最糟。”

“对，对，”阿巴尔丘克说，“你看，当他们邀请旅长时，他多高兴。”

“可你因为他们没邀请你伤心啦？”鲁宾说。

阿巴尔丘克愤懑至极，这种愤懑同因为受到公正的指责和猜疑所产生的痛苦是一样的，他说：

“还是摸摸自己的内心吧，别忙着往我的心里钻。”

鲁宾像公鸡那样半闭着眼睛说：

“我？我甚至都不敢伤心。我是最低档次的人，谁都敢碰我。听到我与科利卡的谈话了吗？”

“不完全是，不完全是。”阿巴尔丘克不耐烦地挥了下手，站起身，重新穿过床铺，往床头柜方向走去，那些漫无边际、没完没了的闲聊又传到他的耳边。

“无论平时还是节日都是红甜菜汤加猪肉。”

“她有乳房，你别不信。”

“可我简单，羊肉稀粥，我干吗要你们的沙拉凉拌菜，公民们？……

他又转身回到莫尼泽床边，坐下，留心听他们的谈话。

鲁宾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说‘你可以成为一个作曲家’，可他这指的是告密者，那是专给刑事部门和侦缉人员写告密信的。”

莫尼泽继续补袜子，同时说：

“去他的吧，告密是最不光彩的事情！”

“怎么会告密？”阿巴尔丘克说，“你是个共产党员。”

“同你一样，过去是。”莫尼泽回答说。

“我不是过去的共产党员，你也不是。”阿巴尔丘克说。

鲁宾又用猜疑惹怒了阿巴尔丘克，这种猜疑比不公正的指责更令人感到受了侮辱，更让人心情沉重。他说：

“问题并不在是否是共产党员。一天三顿玉米泔水令人腻烦，这种汤我看都不想看，但谁都喝，没人说个‘不’字，谁也不愿晚上给人做手脚，就像奥尔洛夫那样早晨在厕所里被发现，给人推进了下水孔里。你听到我同科利卡·乌加罗夫的谈话了吗？”

“头朝地，脚冲天！”莫尼泽说着便笑了起来，也许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笑的了。

“你怎么，你以为支配我的是动物本能？”阿巴尔丘克问，他有一种想揍鲁宾的歇斯底里的冲动。

他突然离开坐的地方，在棚屋里走起来。

当然，玉米稀糊是令人讨厌的。多少天来他一直在猜测十月革命节那天吃什么：辣汁菜丁，舰队上的那种通心粉，露酒？

当然，许多事情都取决于侦缉人员，当个澡堂管理员、切面包师傅，这样一条通往生活之巅的道路神秘莫测、烟雾弥漫。要知道他是可以在化验室工作的——白大褂，编外的管理员，不再受刑事犯们支配。他也可以在计划科工作，管理矿井……但鲁宾太不仗义。鲁宾想贬低他。鲁宾动摇人的力量，专在人身上寻找从潜意识中偷偷出现的东西。鲁宾是破坏分子。

阿巴尔丘克这一生对机会主义者毫不妥协，他憎恨两面派和社会异己分子。

他的精神力量，他的信念，在于司法和法律。他怀疑妻子，便同她断绝了关系。他不相信她会把儿子培养成一个不屈的战士，他不许儿子用自己的名字。他痛斥那些不坚定分子，鄙视爱发牢骚和意志薄弱、缺乏信心的人。他曾把那些在库兹巴斯怀念莫斯科家庭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交法庭审判。他把四十名在社会上有欺骗行为、从建设工地跑回农村的工人定了罪。他宣布与小市民父亲脱离关系。

做个毫不动摇的人是幸福的。作出判决时，他坚信自己的内心力量，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纯洁。这就是他的乐趣，他的信念。他从不回避党的各种动员。他自愿放弃1934年前的党员最高月薪。在他的忘我精神中有他的自我肯定。他穿着自己一成不变的军便服和靴子去上班，去参加人民委员部委员会议，上剧院，在党送他去治病的雅尔塔堤岸街散步。他想与斯大林相似。

失去审判的权力，他便失去了自我。鲁宾察觉到了这一点。几乎每天他都要暗示悄悄潜入那个劳改营囚犯灵魂里的软弱、怯懦和可悲的愿望。

前天他就说：

“巴尔哈托夫把仓库里的金属提供给罪犯，可我们的罗伯斯庇尔 [56] 却沉默不语。鸡雏同样想活命啊。”

阿巴尔丘克想指责某个人时，他感到自己也是被告，便开始动摇，绝望困扰着他，他失去了自我。

阿巴尔丘克停在一个床铺旁，老伯爵多尔戈鲁基正在那里同经济学院的青年教授斯捷潘诺夫说话。斯捷潘诺夫在劳改营显得十分傲慢，当牢房里进来哪位首长时，他拒绝起立。他公开说明自己的非苏维埃观点。令他自豪的是，他与那帮政治犯不同，他被关押，是因为他撰写了一篇题为“列宁——斯大林的国家”的论文，并且让大学生们传阅，不知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读者告发了他。

多尔戈鲁基是从瑞典回到苏联的。去瑞典前，他长期寄居巴黎，苦苦思念着祖国。回到祖国一周后他被捕了。他在劳改营里祈祷，同教徒们交朋友，写带有神秘主义内容的诗篇。

现在他正在给斯捷潘诺夫吟诗。

阿巴尔丘克把肩膀靠在钉在一层和二层床铺之间的十字形木板上，听他朗读。多尔戈鲁基半闭着眼睛，用冻裂口子的、颤抖的双唇吟着。他那不大的声音也颤抖着，像冻裂口子似的咔吧咔吧地响着：

是我自己选择了出生的时刻，

年代，地点，朝代和人民，

为的是去经受所有的苦难，

经受良心和水与火的洗礼。

我被投入黑魃魃的陷阱，

坠落到无尽的深渊，

在脓血与恶臭中，依旧，

对启示录式的野兽深信！

我信最高权力的无比正确，

它给古老的大自然解除了锁链，

从被烧焦的俄罗斯深处。

我说：你如此审判是公正的！

就该把生命的整个厚层，

锤炼得如金刚石那般坚韧。

倘若冶炉中缺少劈柴，

上帝啊，瞧，还有我的肉体！

朗读完，他依然半闭着眼睛坐着，嘴唇依然无声地颤动着。

“胡诌！”斯捷潘诺夫说，“颓废派。”

多尔戈鲁基用没有血色的苍白的手指指着自己的周围。

“你们看，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把俄罗斯人领到了何处。你们记得恰达耶夫在自己第三封哲学书信中写了些什么吗？”

斯捷潘诺夫用教训的口吻说：

“您那神秘主义的蒙昧，同这个劳改营的组织者一样令我厌恶。无论是您还是他们，都忘了俄罗斯第三条最必然的道路——民主自由之路。”

阿巴尔丘克已经不止一次同斯捷潘诺夫发生争论，但此刻他不想干扰他们的谈话，不想给斯捷潘诺夫扣上敌人和国内侨民的帽子。他走到浸礼派教徒正在祈祷的角落里，听了一会儿他们含糊不清的嘟哝声。

这时传来领班扎罗科夫刺耳的声音：

“起立！”

所有人都从座位上跳起来，牢房里有首长光临。阿巴尔丘克斜着眼睛，看到双手贴着裤缝站着的精疲力竭的多尔戈鲁基那苍白的长脸。他的嘴唇颤动着，大概还在重复自己的诗篇。斯捷潘诺夫坐在边上，同往常一样，出于无政府主义的动机，他不服从明明白白的内部规章。

“搜查，要搜查。”囚犯们喃喃地说。

但没有进行搜查。两个戴红道蓝底大檐帽的年轻卫兵穿过床铺，四下打量囚犯们。

他们中有人走到斯捷潘诺夫边上说：

“坐着吧，教授，既然你怕着凉。”

斯捷潘诺夫扭过自己长着翘鼻子的大宽脸，用鹦鹉般的大嗓门回答刚才那套做作的漂亮话：

“首长公民，请对我称‘您’，我是个政治犯。”

晚上，棚屋里发生了非常事件，鲁宾被杀害了。

凶手在鲁宾熟睡时用一根大钉子顶着他的耳朵，然后猛一击把钉子砸进了他的大脑。五个人，其中包括阿巴尔丘克，他们被召到侦缉人员那里。看来，刑事部门感兴趣的是钉子的来源。这样的钉子前不久才入库，生产部门还没有填写过钉子的请领单。

洗脸时，巴尔哈托夫同阿巴尔丘克并排站在木槽边上。巴尔哈托夫把自己湿漉漉的脸扭向他，抹掉嘴上的水滴，轻声说：

“记住，要是你向刑事部门告密，我无所谓。可今晚我就把你打死，这样全劳改营都将震动。”

他用毛巾擦干脸，用自己平静的、洗净的眼睛瞥视阿巴尔丘克的眼睛，在他的目光里探寻到自己想弄清的东西，然后握了握阿巴尔丘克的手。

阿巴尔丘克在食堂把自己的那盆玉米稀汤给了涅乌莫利莫夫。

涅乌莫利莫夫颤抖着嘴唇说：

“瞧，这头野兽，把我们的阿布拉沙给杀了！什么人哪！”他把阿巴尔丘克的稀汤移到自己跟前。

阿巴尔丘克默默地从桌子后面站起身。

人群从食堂出来时让开了道，佩列克列斯特走进食堂。跨过门槛时，他弯下腰，劳改营的顶棚没有考虑到他的身高。

“今天我过生日。大伙去尽情高兴一番。伏特加管够。”

真可怕！几十个人听到了晚间的迫害，看见了走到鲁宾床前的人。

坐起来，用警报集合全棚屋的人有什么难的？上百个身强力壮的人团结一致就能在两分钟内制服凶手，拯救同志。但谁也没有抬起头，没有叫喊。一个人就像绵羊一般被杀害了。人们躺着，假装睡着了，把棉衣拉过来盖住脑袋，极力不咳嗽，不去听死者在失去知觉时如何拼命挣扎。

多么可鄙的行为，多么绵羊般的驯顺！

但是，要知道他也没有睡着，要知道他也沉默来着，也用棉衣蒙住了脑袋。但他十分明白，俯首听命不是因为不屑理睬，而是出于经验，出于对劳改营规矩的了解。

即使他们晚上起来，把凶手制服，带刀子的还是强过没刀子的人。棚屋的力量是一时的力量，可刀子永远是刀子。

阿巴尔丘克思考着即将面临的审问，侦缉人员要的是证词。今晚他不能在棚屋里睡，他不能到外屋洗脸，不能把背放到易受攻击的位置，不能到矿井的纵面去行走，不能上棚屋的厕所，那些地方都突然会有人猛扑过来，把布袋套在人的脑袋上。

是的，是的，他晚上见到一个人朝熟睡的鲁宾那边走去。他听到鲁宾怎样发出呼哧的响声，临死前手脚怎样踢打着床铺。

侦缉员米沙宁大尉把阿巴尔丘克叫到自己办公室，关上门说：

“坐下，犯人。”

他开始提出头几个问题，这些问题经常能从政治犯那里得到迅速准确的回答。

接着他朝阿巴尔丘克抬起疲惫的眼睛，他早就明白，经验丰富的囚犯害怕棚屋里不可避免的惩罚，永远不会说出钉子是如何落入凶手之手的。他盯了阿巴尔丘克好一阵儿。

阿巴尔丘克同样盯着他，端详着大尉年轻的脸庞，端详着他的头发、眉毛和他鼻子上的雀斑，心想，大尉比他的儿子大不了两三岁。

大尉提出了那个之所以把囚犯召来的问题，在阿巴尔丘克之前已经有三个受审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阿巴尔丘克沉默了一阵儿。

“您怎么啦，聋啦？”

阿巴尔丘克继续不吭声。

他多么希望侦缉员哪怕不能坦诚相见，但只要采取规定的侦讯方式说：“听着，阿巴尔丘克同志，要知道你是个共产党员。今天你在劳改营，明天我们就将在一个组织里交党费。请帮帮我，就像同志帮同志，党员帮党员。”

可是米沙宁大尉却说：

“您怎么啦，睡着了，那么现在我就把您叫醒吧。”

但阿巴尔丘克并不需要叫醒。

他嘶哑地说：

“钉子是巴尔哈托夫从仓库偷走的。此外他还从库里拿走了三把锉刀。我认为，杀人是尼古拉·乌加罗夫干的。我知道，巴尔哈托夫把钉子转交给了他，乌加罗夫已经几次威胁要杀死鲁宾。昨天他又起誓，如果鲁宾不准他因病免除工作的话？……

他接过递给他的烟卷说：

“我认为向您报告这些情况是自己党员的职责，侦缉员同志。鲁宾同志也是个老党员。”

米沙宁大尉让他对上火，开始默默地迅速写起来。然后他用柔和的声音说：

“您必须明白，犯人，您不应当谈什么党员的资格。您被禁止用同志的称呼。我对您是首长公民。”

“请原谅，首长公民。”阿巴尔丘克说。

米沙宁对他说：

“当我没有结束初步调查之前，您在这里还将待几天。然后您知道的，可以把您转移到另一个劳改营去。”

“不，我不怕，首长公民。”阿巴尔丘克说。

他来到仓库，知道巴尔哈托夫不会问他什么。巴尔哈托夫将一个劲儿地盯着他，注视他的一举一动，留意他的眼神和不时的咳嗽，逼他说出实话。

他感到幸福，他战胜了自己。

他重新获得了审判权。想起鲁宾，阿巴尔丘克懊悔自己没能对他说出昨天想到的有关他的坏印象。

三天过去了，马加尔并没有出现。阿巴尔丘克在矿井管理处打听过他，所有阿巴尔丘克熟悉的文书都没能在花名册里找到马加尔的名字。

晚上，当阿巴尔丘克明白，命运已经把他们分开时，棚屋里来了满身雪花的卫生员特留费列夫。他一边抖掉睫毛上的小冰花，一边对阿巴尔丘克说：

“听着，我们卫生所进了一个囚犯，他请您到他那里去一趟。”

特留费列夫补充说：

“让我最好现在就领你去。你跟领班请个假，否则你知道，我们犯人没有什么觉悟，他转眼就会把自己连头蒙上的，他想寻短见时，你劝劝他。”

41

卫生员领着阿巴尔丘克来到医院的过道，那里散发着一股同棚屋不同的、特有的难闻气味。他们在半昏暗中走着，边上是堆在一起的木制担架和显然在等待消毒的打成包的旧棉衣。

马加尔躺在隔离室里。那是一间原木墙的小屋，里面紧挨着放着两张铁床。隔离室一般不是安置传染病人，便是停放极度虚弱的垂死病人。床腿细得像根铁丝，但它们并不弯曲，胖人是从来不躺在这些床上的。

“别上这儿，别上这儿，往右转。”传来的声音是那么熟悉，使阿巴尔丘克觉得似乎没有华发，没有被囚禁，他又回到了那为之献身、幸福地生活过的岁月。

他凝视着马加尔的脸庞，狂喜而又缓慢地说：

“你好，你好，你好？……

马加尔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情绪，故意平淡地说：

“哦，坐吧，坐到我对面的床上。”

看到阿巴尔丘克打量邻床的神色，他补充说：

“你别惊动他，谁也不会去惊动他。”

阿巴尔丘克俯下身子，想更好地看看战友的脸，然后又回过头瞥一眼蒙着的死尸：

“他早死了吗？”

“两小时前死的，卫生员们暂时没去管他，等着医生，这样更好，要不然安置个活人，就不让说话了。”

“那是。”阿巴尔丘克说，并没有提出令他极感兴趣的问题，“呶，怎么样，你是同布勃诺夫一起进来的，还是因为索科利尼科夫案件？判了几年？你被关在弗拉基米尔还是苏兹达利的政治监狱？特别法庭还是军事法庭？你签字画押了？”

他回头望一眼蒙着的尸体问：

“他是谁，怎么死的？”

“死于劳改营，一个被没收了财产和土地的富农分子。叫什么纳斯佳，一直想到个什么去处？……

阿巴尔丘克终于在半昏暗中辨清了马加尔的脸，他简直认不出他来了，那变化实在太大，他竟成了一个快要断气的老头！

感到死者僵硬的曲臂触着他的背，察觉到马加尔盯着自己的目光，阿巴尔丘克心想：“可能他也认为，我无论如何认不出他来了。”

可是马加尔说：

“他好像一直在嘟哝什么‘咻……咻……咻……咻’，我现在才明白，他在请求‘喝水，喝水’，缸子就在边上，哪怕实现他最后的愿望也好啊。”

“看来，死了同样还有干扰。”

“这可以理解。”马加尔说。阿巴尔丘克听到了一直让他激动的那熟悉的语调，马加尔平常就是用这样的语调开始严肃的谈话的。

“要知道我们说他，其实也是在议论自己。”

“不，不！”阿巴尔丘克抓住马加尔发烫的手掌，紧紧握住，又搂住他的肩，颤抖起来，暗自哭泣着，喘不上气来。

“谢谢你，”他喃喃地说，“谢谢你，谢谢，同志，朋友。”

他们沉默着，沉重地喘息着。他们的喘息声合二为一，阿巴尔丘克仿佛觉得融为一体的不只是他们的呼吸。

马加尔先开口说：

“我多么不想让你经受巨大的痛苦，但我必须说。你听着，”他指着死者说，“这个纳斯佳同你有关系。这是我最后的革命职责，我要把它完成！你，阿巴尔丘克同志，是个特殊的人。我们曾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相逢，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时期。我想告诉你……我们错了。我们的错误造成了什么后果，你看……我同你必须请求得到他的宽恕。给我一支烟。悔过已经晚了。那是不能用任何悔悟来弥补的。这是我想对你说的第一点。现在我说第二点。我们不懂得自由，我们压制了它。马克思没有认清它的价值，它是根本，是目的，是基础的基础。没有自由便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这是第二点。你听着，第三点。我们经受着劳改营、原始森林的考验，但我们的信念无比坚定。意志薄弱，自我保全，这不是力量。那里，在铁丝网的后面，自我保全命令人们改变一切，否则他们就将死亡，就将投入死亡营。共产党人们创造了一个偶像，他们戴上肩章，穿上制服，信奉民族主义，向工人阶级进攻，并将达到黑色百人团 [57] 的地步……可是在这里，在劳改营里，同样的求生本能却命令人们别改变一切，如果你不想自寻短见，那么就毫无变化地在劳改营里待上几十年……一个铜币的两面？……

“别再说了！”阿巴尔丘克叫喊道，把握紧的拳头举到马加尔的脸旁，“他们把你摧垮了！你挺不住了！你所说的一切，全是谎言，是呓语。”

“那才好呢，但我并不是在说胡话。我可是在重新呼唤你！就像二十年前呼唤过你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像革命者那样活着，还是死了好，这样活着更糟。”

“行啦，够啦！”

“原谅我。我明白，我好像一个为失去的美德而哭泣的老艺妓。可我要对你说：记住！亲爱的，原谅我？……

“原谅？我和你最好像这个死尸一样躺下，不必活到见面的时刻？……

阿巴尔丘克已经站在门槛上，喃喃地说：

“我还会来看你的……我要扭转你的思想，如今我将是你的老师。”

翌日早晨，卫生员特留费列夫在劳改营院子里遇上阿巴尔丘克，他用爬犁拉着一桶捆上绳子的牛奶桶。在波利亚尔内这样严寒的地方竟然有一个人满头大汗，真令人奇怪。

“你的朋友不用喝牛奶了，”他说，“昨天半夜他上吊死了。”

乐意用新闻使人大吃一惊的卫生员，洋洋得意而又友善地望着阿巴尔丘克。

“他留下字条了吗？”阿巴尔丘克问，吸进一口冰冷的空气。他觉得马加尔一定会留下字条，他们会在他身上找到些什么。

“还有什么字条，不管他写了些什么，都进了刑事部门。”

这个夜晚是阿巴尔丘克一生中最沉重的一夜。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咬紧牙关，大睁着眼睛望着满是压扁的臭虫留下的那黑色污迹的墙。

他想起不让姓自己姓的儿子，呼唤着他：“现在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只有你一人是我的希望。你看，我的朋友和老师马加尔想扼杀我的智慧、我的意志，并且自己上吊死了。托利亚，托利亚，你一个人，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见到我没有，听到我没有？你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得知，在这个夜晚你父亲没有屈服，没有动摇？”

劳改营里的人都睡着了，在污浊窒闷的空气中，打着鼾，发出含混不清的嘟哝声，睡梦的尖叫声，咬牙的咯吱声，拖长的呻吟声和突然的喊叫声。

阿巴尔丘克突然在床上欠起身子，感到身旁似乎有个黑影在微微动弹。

42

1942年夏末，克莱斯特 [58] 高加索集团军群的部队占领了迈科普附近的第一个苏联油田。德军来到北角 [59] 和克里特岛 [60] ，来到芬兰北部和拉芒什海峡 [61] 的岸边。人民的元帅，光辉的士兵欧文·隆美尔站在离亚历山大港八十公里处。山地职业猎手在厄尔布鲁土山 [62] 顶升起了带德国纳粹党党徽的旗帜。曼施泰因奉命调动大炮和最新式火箭炮朝布尔什维克的堡垒列宁格勒挺进。怀疑主义者墨索里尼制订了进军开罗的计划，用阿拉伯马进行训练。雪地军人迪特尔站在没有一个欧洲侵略者曾抵达过的北纬度地带上。巴黎、维也纳、布拉格、布鲁塞尔成了德国的外省城市。

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旨在反对人类及其生存与命运的最残酷纲领的时候到了。法西斯主义的领袖们恬不知耻地断言，斗争的紧张局势迫使他们残酷无情。相反，危险使他们清醒，对自己力量的缺乏信心强迫他们坚持下去。

在法西斯主义完全相信自己会彻底胜利的那一天，世界将窒息在血泊中。如果法西斯主义在世界上没有敌手的话，刽子手们更将肆无忌惮，漫无节制。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敌手就是人。

1942年秋，帝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特别残酷、惨无人道的法令。尤其是1942年9月12日，正值国家社会主义的军事胜利达到顶峰之时，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被完全剥夺了司法权，移交给了盖世太保。

党的领导和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作出了彻底消灭犹太民族的决议。

43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有时候想到的，首先是苏黎世大学的五年学生生活，夏天到巴黎和意大利的旅游，音乐学院的音乐会和到中亚山区的考察，1932年进行的医疗工作，最喜爱的菜肴，在艰难和愉快的日子里把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朋友们，习惯的电话铃声，熟悉的话语——你想……去散会儿步吗’……打牌和留在她莫斯科房间里的东西。

她还记起斯大林格勒的那几个月——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叶尼娅、谢廖扎、薇拉、玛鲁夏，对她越亲近的人们，如今离她却越发遥远。

傍晚前，军列在离基辅不远的一个小站备用线上停驻，被关押在上锁货车车厢里的索菲娅在自己军上衣的领子上发现了虱子。身边两个上了年岁的妇女匆匆用犹太语小声说着话。此刻，她异常清楚地意识到，一切都在她，索涅奇卡 [63] ，松卡 [64] ，索菲 [65]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少校军医的身上发生了。

人们的主要变化在于他们对自己特殊气质和个性的感觉减弱了，而对自己命运的感觉却增强了。

“哪个人才确确实实是我，我，我呢？”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思忖着，“是那个个子矮小、爱流鼻涕、怕爸爸和奶奶的小姑娘？还是那个胖乎乎、脾气急躁、戴领章的军医？还是那个长着癣和虱子的战俘？”

渴望幸福的愿望已经消失，但出现了许多幻想：消灭虱子……艰难地爬到缝隙跟前，吸一口空气……解个手……洗洗脚，哪怕就洗一只脚……而最最迫切的是喝口水。

她被推进车厢，她在比她最初想象的还要黑的半昏暗中四下打量，听到窃窃的嬉笑声。

“是疯子们在这里发笑吗？”她问。

“不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说，“这里在讲笑话。”

有人忧郁地说：

“又一个犹太女人落到了我们不幸的军列上。”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站在门旁，眯起眼睛，以便习惯黑暗，回答各种可能的问题。

她立刻被哭泣声、呻吟声、恶臭和从小就忘却了的语言语调所吞没。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想往车厢里面挪一挪，但不可能。她在黑暗中摸到一条穿着短裤的细腿，于是说：

“请原谅我，孩子，我把你碰疼了吗？”

但小男孩不发一言。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在黑暗中说：

“大娘，您能不能让那个哑巴年轻人挪动挪动？我不能总这么站着呀。”角落里一个男演员般的嗓子歇斯底里地说：

“应该事先发封电报，好让人给准备个带浴缸的房间。”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一字一顿地说：

“混账！”

一个在半昏暗中已经可以辨认出脸庞的妇女说：

“您坐到我边上来吧，这里地方大些。”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感到她的手指抖得很厉害。

这是她从小就熟悉的世界，犹太小镇的世界，但她感到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车厢里有劳动组合的工人、无线电装配工、师范学校的女学生、工会学校的教员、罐头厂的工程师、畜牧员、兽医姑娘。过去，小镇上并没有这些职业。但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可没有变化，她还是那个害怕爸爸和奶奶的小姑娘。也许，这个新的世界同样没有什么变化，而一般来说，犹太小镇新也好，旧也罢，不都一样吗？不都在铁路的斜坡下，往深渊里滑行吗？

她听到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现代的德国人都是野蛮人，他们甚至连海涅都没听说过。”

另一个角落里一个男人的声音嘲笑着说：

“可是野蛮人像拉牲口似的把我们运走。海涅能帮我们吗？”

大家向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打听前线的局势，由于她没有讲什么好消息，大家说她的消息不可信。于是她明白，货车车厢里有自己的战略，这种战略是以热切渴望在地球上生存为基础的。

“难道您没听说，已经给希特勒发了释放所有犹太人的最后通牒？”

是的，是的，当然是这样的。当母牛般的驯顺、忧虑和无可幸免的感觉被灼人的恐惧感所替代的时候，无补于事的鸦片——乐观主义，便前来帮助他们。

很快，人们就失去了对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的兴趣，她变成了一个同其他人一样的同路人，不知为何要把她运往何处。谁也不问她的名字和父名，就连她的姓也无人记住。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甚至感到吃惊，把一个人重新变成肮脏不幸、失去姓名和自由的牲口只需要几天的时间，而由动物变成人的道路却何其漫长，需要千百万年。

在这遭受巨大灾难的人群中，一些日常生活琐事依然令他们愤愤不平，他们常常为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而大动肝火，互相反目。这使她深为震惊。

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悄悄对她说：

“大夫，你看看那个阔太太，她坐在门缝边上，好像只有她的孩子需要呼吸氧气。太太去的是咸湖。”

列车夜间停了两次，所有人都仔细听着警卫队吧嗒吧嗒的脚步声，捕捉每一句听不真切的俄语和德语。

在夜晚俄罗斯的小车站上响起歌德的语言固然可怕，而更使人惊恐不安的是那些在德国警卫队效劳的人所说的俄语家乡话。

凌晨，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同大家一起被饥饿和想喝水的愿望折磨得痛苦不堪。她的愿望是残缺的、畏葸的，她想起那带温汤的肉罐头。她用迅速短促的动作挠痒痒，那样子就像狗挠跳蚤。

现在，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仿佛觉得，她明白了生命和存在之间的区别。生命结束了，猝然停止了，可存在继续着、延续着。哪怕生存是微不足道的、毫无意义的，但强迫致死的想法还是使内心充满了恐惧。

下雨了，一些雨滴落到带栅栏的小窗口里。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从自己衬衣下摆上撕下一片细布条，把身子挪近有条小缝的车厢壁上，塞上布条，等着雨水把它浸湿。然后她拽出布条，开始吸吮那清凉湿润的碎布。靠着墙和坐在角落里的人们也开始撕布条，这使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感到自豪，因为是她想出了收集雨水的方法。

被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晚上碰到过腿的那个小男孩在她不远处坐着，注视着人们如何把布条塞进门和地板间的缝隙里。昏暗的光亮下，她看清了他那长着尖鼻子的瘦削脸庞。他看来有六七岁。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心想，自打她上了这节车厢，没有人跟这个小男孩说过话，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也不同谁说一句话。她把湿布条递给他说：

“拿着吧，小家伙。”

他默不作声。

“拿着，拿着。”她说。于是他犹豫地伸出一只手。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他小声回答说：

“达维德。”

邻座穆夏·鲍里索夫娜告诉她，达维德从莫斯科到外婆家去做客，战争切断了他与母亲的联系。外婆在犹太人区被杀害，而达维德的亲戚，同有病的丈夫一起乘车的列韦卡·布赫曼甚至不许小男孩坐在自己边上。

晚上，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听到许多谈话、故事和争论，她自己也说话和争论。她对自己的邻座们说：

“犹太人兄弟，听我给你们讲。”

许多人满怀希望等待旅途结束，认为他们将被送进集中营，在那里将按自己的专长得到一份工作，病人们将被安置到残疾人收容所。所有人几乎不停地讲这件事，而把隐含的恐惧和无声的嗥叫深埋在心底。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从人们的交谈中了解到，人身上不单是人道和同情。有人给她讲了一个女人，她把瘫痪的妹妹放在洗衣盆里，在严冬的夜晚拉到街上，把妹妹活活冻死。有人给她讲了杀死自己孩子的母亲，并且告诉她这样的女人车厢里就有。有人给她说了一些人像老鼠一样长期住在排水管道里，靠吃垃圾维持生命，打算忍受一切苦难，只要能活着。

法西斯主义下的犹太人的生活是极其凄惨的，但他们既不是圣徒，也不是歹徒，他们是人。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的同情心，在她见到年幼的达维德之后越发强烈了。

他一直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地坐着。偶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揉皱了的火柴盒，看上一眼，然后重新把它塞进口袋里。

好几个昼夜，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一点也睡不着，她不想睡。这天夜里她毫无睡意，坐在臭气熏天的黑暗中。“叶尼娅·沙波什尼科娃现在在哪儿？”她突然想。她听到嘟哝声和叫喊声，心想在那些熟睡的口干舌燥的人的脑子里，现在正充满着一幅幅语言无法形容的可怕画面。如果有人得以在地球上活下来，并且想了解过去的一切，怎样才能把这些图景保留和描绘出来呢……

“兹拉塔！兹拉塔！”一个男子号啕大哭，拼命叫喊着。

44

……四十岁的瑙姆·罗森贝格正在自己的大脑里进行他已游刃有余的会计工作。他边走，边计算：前天是一百一十，昨天是六十一，前五天一共是六百一十二，这样共计是七百八十三……可惜，他没有清点男人、孩子、女人的数目……女人容易火化些。有经验的焚尸工总是把骨骼粗大、出骨灰多的老头们的尸体放在女尸边上一起焚化。眼下来了命令，让他们从公路上拐进森林。一年前也是这样命令那些焚尸工的，现在他们将刨开坟坑，用带钩的绳索把被埋的尸体从坟坑里拽上来。老练的焚尸工看一眼没刨开的坟丘，就能断定坑里有多少具尸体，是五十、一百、二百、六百，还是一千……埃尔弗队长要求把尸体叫作家伙，一百个家伙，二百个家伙，可是罗森贝格暗自把他们叫作人，被打死的人，被处死的小孩，被处死的老头。他只能私下里这么叫叫，否则队长就要把一颗九克重的枪子射进他的体内。但他还是经常嘟哝：瞧你从坑里出来了，被处死的人……别抓住妈妈的手，孩子，你们会在一起的，你离她并不远？……你在这里嘟哝什么？”“没有啊，这是您的感觉。”他就这样嘟哝着，作为他小小的反抗。前天有个坑，里面埋了八个人。队长叫道：“这是嘲弄人，一个二十名焚尸工的小队就烧八个家伙！”他没错，但那有什么办法，要是一个小村子里只有两家犹太人呢？命令就是命令，得刨开所有坟墓，烧掉所有尸体……这不，他们撤离公路，来到草地上，在第一百一十五次以后，又在绿色的林中空地里遇上了这么个灰秃秃的土坟。八个人刨坑，四个人砍橡树，把它们破成一人长的劈柴，两个人用斧子和木楔把它们搭成架子，两个人从公路上搬来旧的干木板、引火柴和汽油桶，四个人准备点篝火的地方，挖出落灰膛用的沟，还得考虑到风向。

森林的腐烂味立刻便消失了。卫兵们笑着、骂着，捂住鼻子。队长吐了口唾沫，跑到林边。焚尸工们扔掉铁锹，拿起钩子，用破布蒙上嘴和鼻子……您好，姑娘，您不得不再次见到阳光；您多沉啊……被打死的母亲和三个孩子，两个小男孩，一个已经是中学生，而小女孩1939年才出生，有佝偻病，没关系，现在病没有了……别抓住母亲的手，孩子，她哪儿也不去？……多少个家伙？”队长从林子边喊道。“十九个。”并且轻轻地暗自说’……被打死的人。”卫兵们骂了起来，已经半天过去了，才十九个。可是上星期挖出的一个坟里有二百个女人，全是年轻的。当掀开最上面的土层，坟包上面弥漫起一股灰色的蒸气，卫兵们笑着说：“娘儿们还热气腾腾的！”空气流通的沟渠上面放了层干劈柴，然后再放上橡树条和烧得很热的炭块，然后是被打死的妇女们，又是橡树条，然后是被打死的男人们，又是劈柴，然后是无法辨认的尸体碎块，再浇上一桶汽油，中间放上一枚引火炸弹，最后队长下达命令，卫兵们早就微笑起来，焚尸工开始合唱，点着篝火，然后把骨灰往坑里扔。又是一片寂静。这里曾经是静悄悄的，如今又变得静寂无声。接着他们被领进森林，绿荫中他们见不到一座坟丘。队长命令挖坑，四个人挖两个。大家明白，他们完成了任务：八十九个村庄，共计十八个镇子，四个市镇，两座地区小城和三个国营农场，两个产粮食，一个产牛奶，共计一百一十六个居民点，焚尸工挖了一百一十六个坟……会计罗森贝格一面为自己和别的焚尸工挖坑，一面统计：最后一周是七百八十三，这之前三十天共计是四千八百二十六具被焚烧的尸体。他计算着、计算着，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他得出家伙的平均数，哦不，不是家伙，是人的尸体，五千六百零九除坟丘数一百一十六，得一座坟共四十八点三五具尸体，四舍五入，平均每座坟丘四十八人。如果以二十名焚尸工工作三十七天计算，那么一个焚尸工？……整队！”警卫班长大声叫道。队长埃尔弗刺耳地下达口令：“目标土坑，走！”但会计不想往坑里跳。他跑了起来，跌倒，又跑。他跑不快，他不会跑，但他没有被打死。他躺在林中草地上，躺在寂静中，既不想头顶的天空，也不想被打死的怀孕六个月的妻子兹拉托奇卡。他躺着，继续计算他未来得及在坑里计算完的数字：二十名焚尸工，三十七天，平均一个焚尸工每天……这是第一；第二，该算出一个人该用多少立方劈柴；第三，该算出一个家伙平均焚化多少小时，多少……

一周后他被警察逮捕送到了犹太人区。

如今在这里，在车厢里，他一直嘟哝着，计算着，除着，乘着。年度报表！他必须把它交给国家银行总会计师巴赫曼。晚上在梦中，覆盖在他大脑和心脏上的疮痂突然发作，滚烫的泪水如泉涌。

“兹拉塔！兹拉塔！”他叫唤着。

45

她房间的窗户正对着犹太人区的铁丝网围墙。晚上图书馆女管理员穆夏·鲍里索夫娜醒来，稍稍掀起一点窗帘的边，看到两个士兵拉着一挺机枪，机枪磨光的机身上闪烁着月光的蓝色斑点，走在前面的一名军官的眼镜也闪着光亮。她听到马达隐约的轰鸣声。关着前灯的汽车一辆辆驶近犹太人区，夜晚黑压压的尘土泛着银光，在车轮四周翻滚旋舞，有如上帝在云彩中缓缓飘动。

在这月色如银的时刻，当党卫队和保安处的小分队、乌克兰警察中队、帝国保安总局的附属部队和后备队的汽车，纵队来到熟睡的犹太人区大门跟前的时候，一个女人看到了这场二十世纪的浩劫。

月光下，武装小分队那富有节奏的傲慢举动，一辆辆黑色的大卡车，墙上简易挂钟胆怯的嘀嗒声，搭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的女短上衣、胸衣、长袜，住所温暖的气息——所有无法结合的东西都连在了一起。

46

1937年被捕和牺牲的老大夫卡拉西克的女儿娜塔莎在车厢里不时试着唱歌。有时她晚上也哼曲子，大家都没生她的气。

她很腼腆，说话总是细声细气，低着头，只上亲近的亲戚家做客，见到那些在晚会上跳舞的姑娘，对她们的勇气大为惊叹。

在对那些必须加以消灭的人进行挑选时，她没有被归入可以保存有用生命的手艺人和医生之列。衰弱的、头发变白的姑娘是没有必要存在的。

警察把她推到布满尘土的市场小土丘旁，土丘上站着三个喝得醉醺醺的人，一个眼下是警察局长，她战前就认识他。他曾是某个铁路仓库的管理员。她甚至不明白，这三个人竟然掌握着生杀大权。一名警察猛地把她推进被认为是无用的孩子、妇女、男人的上千人的嗡嗡作响的人群中。

然后，他们顶着对他们来说是最后一次的八月骄阳，经过路旁落满尘土的苹果树往机场走去。人们最后一次大声尖叫，撕自己身上的衣服，祈祷。娜塔莎默默走着。

她从没有想到，鲜血在阳光下会是如此刺眼的殷红。当叫喊声、枪声、呼哧声一瞬间消失时，坑那边传来汩汩的血流声，她踩着白色的尸体跑了起来，有如踩在白色的石头上。

后来，自动枪轻轻的咔嚓声和刽子手都不再显得可怕。刽子手有着一张普通、温和且为自己的营生搞得疲惫不堪的脸庞，他不慌不忙地等待着她胆怯地向自己那边跑近，等待着她站到血流成河的坑边上。

晚上，她拧干湿透的衬衣，回到城里，死人不能从坟坑里走出来，就是说，她还活着。

当娜塔莎吃力地穿过一座座院落来到犹太人区，她见到人们在广场上散步，管弦乐队正在演奏她喜欢的华尔兹那忧伤而又令人向往的旋律。一对对舞伴在忧郁的月光下，在尘土飞扬的广场那忧郁的背景下，翩翩起舞。姑娘们、士兵们那轻轻擦着地面的脚的沙沙声，同音乐声混合在一起。容颜早衰的姑娘在这瞬间内心感到喜悦和充满信心，在幸福的预感中她轻声哼了一曲又一曲。有时，要是谁也没有看见的话，她甚至还试着跳起了华尔兹。

47

达维德对战争爆发后所发生的一切都记不清楚了。但有一天夜晚在车厢里，小男孩的脑海中却出现了不久前所经历过的事。

黑暗中外婆领他上布赫曼家。天空布满了小星星，它的边缘呈现明亮的浅黄色。牛蒡叶触拂着面颊，宛若谁的清凉湿润的手掌。

人们躲在顶间、防空洞里和砖砌的夹墙后面。洋铁瓦的黑色薄板白天被晒得发烫。有时，顶楼的避难所充溢灯油的气味。犹太人区充满着恐惧。白天大家在防空洞里一动不动地躺着。布赫曼的女儿斯韦特拉诺奇卡单调乏味地哭泣着。布赫曼有心脏病，白天大家都以为他是个死人，可一到晚上，他又吃又喝，同妻子拌嘴。

突然狗吠起来。传来非俄罗斯的声音：“Asta！Asta！Wo sind die Juden？（阿斯塔！阿斯塔！这个犹太女人在什么地方？）”头顶上响起隆隆声，德国人通过天窗爬到屋顶上。

后来德国人钉铁掌的靴子在洋铁盖上发出的巨响声中停息下来。墙根底下又传来狡猾的轻轻的敲击声，有人在敲墙。

防空洞里一片寂静，可怕的寂静，人们双肩和面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眼睛紧张地瞪得圆圆的，嘴张得大大的。

小斯韦特拉娜在轻柔的敲墙声中加紧自己无言的哭诉。蓦地，小姑娘的哭声猝然停止。达维德朝她的方向回过头去，见到的是斯韦特拉娜的母亲列韦卡·布赫曼那双疯狂的眼睛。

这以后，他在短短的瞬间只有一次或是两次，想起这双眼睛和小姑娘如布娃娃那样仰着的脑袋。

但战前的那些事情，达维德记得却很详细，经常回忆。在车厢里，他恰似一个老头，全部精力都放在对过去的回首中，珍惜它，爱它。

48

12月12日达维德生日这一天，妈妈给他买了本童话书。林中空地上有头灰色小山羊，边上，森林的黑暗显得特别令人惊恐不安。在那黑黝黝的树干、蛤蟆菌和毒菌中间可以看到狼的血盆大口和泛着绿光的眼睛。

只有达维德一人知道这场无可幸免的残杀。他用拳头猛击桌子，用手掌遮住林中空地挡着狼，但他明白，他无法使小山羊免受伤害。

晚上，他大声叫喊：

“妈妈，妈妈，妈妈！”

被吵醒的母亲走到他跟前，恰似一朵黑夜中的云彩。他怡然自得地打了个哈欠，感到世上最强大的力量在保护着他免受夜晚森林黑暗的侵袭。

当他大一些时，被《丛林之书》中的红狗吓怕了。夜间，屋子里好像满是红色的猛兽，达维德光着脚吃力地爬过抽出来的五斗柜的抽屉，爬到母亲的床上。

每当达维德发起高烧时，便出现相同的梦魇：他躺在海边的沙滩上，小指头大小的浪花刺得他身上痒痒的。突然地平线上升起一座蓝色的浪峰，它静悄悄地不断扩大，极力向达维德靠近。达维德躺在温暖的沙子上，墨蓝色的浪峰朝他扑来。这比狼和红狗更可怕。

白天妈妈去上班。他爬上杂物间的梯子，往螃蟹罐头盒里倒进一杯牛奶，这件事只有那只有着长长的细尾巴、苍白的鼻子、泪痕满面的瘦叫花子猫知道。有一天女邻居说，清晨来了一帮人，带着箱子，天哪，终于把那个难看的叫花子猫带走，送进了研究所。

“我上哪儿去找这个研究所，它在哪儿？要知道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忘了这头不幸的小猫吧。”妈妈说，望着他那央求的目光，“你以后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啊？不能这么脆弱。”

母亲想把他送到儿童夏令营，他哭着央求她，绝望地举起两手轻轻一拍，叫道：

“我答应你去姥姥家，只是别让我上夏令营！”

母亲送他上乌克兰的姥姥家，一路上他几乎什么也不吃，他好像羞于吃煮熟的鸡蛋或是从油渍斑斑的纸上取肉饼。

母亲在姥姥家陪达维德住了五天，打算回去上班。他同她告别时没有掉泪，只是那么紧紧地用手搂住她的脖子。妈妈说：

“你要把我憋死啊，小傻瓜。这里的草莓多便宜啊，过两个月我来接你。”

萝扎外婆家附近有个从城里开往制革厂的公共汽车站。乌克兰语把汽车站叫作停车处。

已经去世的外祖父曾是个崩得分子，一个著名人物，在巴黎居住过。姥姥为此很受人尊敬，但也经常因此失去工作。

从打开着的窗户那边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注意，注意，基辅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白天街道上空荡荡的，每当制革厂技校的男女学生们从街上走过时，它才显得活跃起来。他们穿过街道互相喊着：“别拉，你考及格了吗？雅什卡，快走，去复习马克思主义！”

晚饭前，制革厂工人们、售货员们和城里无线电中心的电工索罗卡纷纷回家。姥姥在一家门诊部的工会基层委员会工作。

姥姥不在时达维德并不感到寂寞。

屋子附近有个无主的老果园，果园里长着一些不结果的老苹果树，一头老山羊在那儿吃草，涂上记号的母鸡在里面觅食，不出声的蚂蚁在草茎上忙碌。乌鸦、麻雀这些城市居民在果园里叽叽喳喳，显得镇定自若。达维德叫不出名的田野上的小鸟也飞临此地，那怯生生的样子就像腼腆的农村姑娘。

他听到了许多新词：格列奇克（瓦罐）、季克特（三合板）、卡柳扎（水洼）、黑亚热卡（酸奶）、里亚斯克（长袍）、普扎洛（鞭杆）、利亚达切（顶盖）、科舍尼亚（小猫）。他在这些词里发现了他熟悉的俄罗斯语言的痕迹。他听到了犹太语，并且在妈妈和外婆当着他的面说起犹太语时，感到大吃一惊。他从没有听到母亲用他听不懂的语言说过话。

外婆带达维德到自己的外甥女——胖胖的列韦卡·布赫曼家里做客。令达维德吃惊的是，屋子里有那么多的手工编织的白色窗帘。穿着军便服、足蹬靴子的会计戈斯班卡·爱德华·伊萨科维奇·布赫曼走进房间。

“海姆，”列韦卡说，“这就是我们的莫斯科客人——拉娅的儿子。”并且立刻补上一句：“来，向爱德华姨夫问好。”

达维德问总会计师：

“爱德华姨夫，为什么列韦卡姨妈叫您海姆？”

“哦，这倒是个问题。”爱德华·伊萨科维奇说，“难道你不知道在英国所有人都管海姆叫爱德华？”

小猫抓挠起来，当它终于用爪子推开门时，大家看到屋子中央一个长着双忧郁眼睛的小姑娘坐在尿盆上。

星期天，达维德同姥姥一起上市场。路上走着包黑头巾的老太太和睡眼惺忪、愁眉苦脸的女列车员，走着挎着蓝色、红色手提包的区委领导们傲气十足的老婆和穿着高筒靴的农村妇女。

一些乞讨的犹太女人用可怕的粗嗓门大声喊叫着，看来人们施舍她们并不是出于怜悯，而是由于害怕。鹅卵石路面上驶过集体农庄的吨半卡车，上面装着一袋袋土豆、麸子和柳条编的鸡笼，母鸡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颠得咯咯直叫，有如患病的犹太老太太。

最吸引人的是一排肉摊，但也最令人感到绝望和可怕。达维德见到小贩把宰杀的小牛犊尸体从大车上搬下来，小牛犊半张着苍白的嘴，满是血污的脖颈上带着卷曲的白色短毛。

外婆买了只杂色壮母鸡，用白布条捆上它的腿倒提着。达维德走在边上，想用手掌帮母鸡抬起它那无力的脑袋，他心里感到十分吃惊，外婆身上哪来的这样不人道的残忍。

达维德记起他听妈妈说过的让他困惑的话，说是外祖父那边的亲戚都是知识分子，而外祖母那边的亲戚都是小市民和小商贩。也许，姥姥因此不可怜这只母鸡。

他们走进一个小院子，一个戴顶小圆便帽的老头朝他们走来，外婆用犹太语同他说起话来。老头把母鸡提在手里，开始嘟哝，母鸡信赖地发出咕咕声。然后老头做了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但显然很可怕的动作，把母鸡抛过肩头。母鸡叫着跑了起来，扑打着翅膀。小男孩发现它没有了脑袋，用没有头的身子跑着。是老头杀死了它！跑了几步，母鸡的身子倒了下来，用有力的爪子抓着地面，不再是有生命的东西。

晚上，小男孩仿佛觉得屋子里透着一股从被杀死的母牛和它们那被屠宰的小牛犊身上散发出来的潮味。

生活在画中森林里（在那里，画中的狼偷偷走近画中的小山羊）的死神这一天离开了童话书。他头一次感到，他也死了，不是童话里说的死，而是事实上绝对无疑的死。

他明白，他妈妈也在某个时刻死了。死神不是从童话里那个在半昏暗中耸立着云杉的森林来到他和她身边的，而是从这片天空、从生活、从无法躲藏的故土里走来的。

他那么清晰、那么深切地感觉到了死神，这种感觉只有年幼的孩子和伟大的哲学家才会有。哲学家的思维能力同孩子质朴的感觉力是相近的。

一种像从外祖母的头发和衣服里散发出来的好闻的、令人心静神宁的气味，从带坐垫的、放着胶合板的椅子里，从大衣柜里飘散开来。周围是一片温暖、虚假、宁静的夜。

49

这个夏天，生活离开了儿童拼图方块和看图识字课本。他看到公鸭的黑色翅膀显得那么的蓝，在它的笑容和嘎嘎声中含有多少幸灾乐祸的嘲讽。白色的甜樱桃在树叶中变得亮晶晶的，他顺着粗糙的树干往上爬，勉强够到颗浆果，把它摘了下来。他走近一头拴在空地上的小牛犊，递给它一块糖，高兴得目瞪口呆，因为他见到那个巨大的婴儿长着双可爱的眼睛。

红头发的佩奇克走到达维德跟前，发音非常不清楚地建议道：

“抓——抓住！”

犹太人和乌克兰女人们到外婆的院子里互相串门。帕尔滕斯卡娅老太太来找外婆，拖长声音说：

“您乐什么呢，萝扎·努西诺夫娜，索尼娅上基辅去啦，又同丈夫和好啦？”

外婆两手轻轻一拍，笑着回答说：

“哟，让您看笑话啦。”

达维德觉得这个世界比基洛夫大街显得可亲可爱。在基洛夫大街，铺上一层沥青的喷泉那里，一个姓德拉科-德拉古的浓妆艳抹的鬈发老太婆常常牵着条卷毛狗溜达。在基洛夫大街，每天早晨大门口总是停着一辆吉斯-101小卧车。在基洛夫大街，领退休金的女邻居抹口红的嘴上叼着烟卷，对着公用煤气灶忿忿然地唠叨：“女托洛茨基分子，你又把我的咖啡壶从炉盘上挪开啦。”

妈妈晚上领着他从车站回家。他们顺着被月光照亮的鹅卵石路面，经过白色的天主教堂，教堂的壁龛里站着个瘦削的、俯着身子、戴着荆冠、个子有十二岁小男孩那么高的耶稣基督。他们经过妈妈曾经就读过的师范学校。

几天后，一个星期五的傍晚，达维德见到许多老人在光脚足球运动员从空地上扬起的金黄色尘土中，走进犹太教堂。

乌克兰雪白的农舍，咯吱作响的水井吊杆，令无家可归的圣经老人头晕目眩的黑白相间的祈祷衣上的古老图案，这些东西结合起来产生了无穷的魅力。这里还有《科勃扎歌手》 [66] ，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作品，物理学教科书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有从国内战争战场返回的鞋匠和裁缝的儿子，区委指导员，区工会理事会惹是生非的家伙和宣传员，卡车司机，侦讯处的侦查员，马克思主义的讲演员。

来到外婆家，达维德才知道，他的妈妈是不幸的。头一个把这些告诉他的是胖姨妈拉希尔，她的面颊绯红，好像总是很难为情。

“为了不跟着倒霉，把像你妈妈这样好的女人给抛弃了。”

一天后，达维德已经知道，他爸爸娶了个比他大八岁的俄罗斯女人，他在音乐厅一个月挣二千五百卢布。妈妈不要抚养费，只靠自己每月三百一十个卢布的工资生活。

达维德有一天把收藏在火柴盒里的蚕茧拿给外婆看。

但外婆说：

“哎哟，你要这脏东西干什么，快把它扔了。”

达维德去过两次货运站，看怎么把公牛、公绵羊和猪装上车厢。他听到公牛大声哞叫，不知是在抱怨，还是在请求同情。小男孩的内心充满恐惧，车厢边上走着穿破烂油污上衣的铁路工人，根本不朝大声哞叫的公牛那边扭过自己疲惫瘦削的脸庞。

达维德来后过了一星期，外婆的女邻居——集体农庄汽车制造厂钳工拉扎尔·扬克列维奇的妻子杰博拉分娩了个头生子。去年，杰博拉上科雷马她姐姐家做客，大雷雨时被雷电击中。人们把她救活，撒上一层土，她死人般躺了两小时。可今年夏天她却生了孩子，十五年来她一直没有孩子。外婆把这件事告诉了达维德，并且补充说：

“大家都这么说，除此以外，去年还给她动过手术。”

外婆带着达维德上邻居家。

“呶，鲁贾，呶，杰芭。”外婆说。她打量一下躺在放内衣篮子里的两条腿的小东西。她说这句话时声音十分严厉，好像在预先警告父母亲千万不要轻率对待这件意外的怪事。

铁路旁的一间小屋里住着索尔吉娜老太婆和她两个又聋又哑、当理发师的儿子。所有邻居都怕他们，老帕尔滕斯卡娅告诉达维德：

“他们挺老实，不喝酒。可是喝上一点，他们就互相猛扑，顺手操起刀子，大声叫喊，那尖叫声就跟公马一般！”

有一次外婆带达维德给图书馆女管理员穆夏·鲍里索夫娜送去一罐酸奶油，她的房间很小，桌上放着只小碗，墙上钉着块小搁板，上面放着几本小书，小床上方挂着张小照片。相片上照的是妈妈和包着襁褓的达维德。达维德打量相片时，穆夏·鲍里索夫娜红着脸说：

“我同你妈妈是同桌同学。”

他给她大声朗读蜻蜓和蚂蚁的寓言，她也轻声给他念了一首诗的起首：

“萨沙为森林被伐而哭泣？……

早晨，院子里嚷嚷起来——所罗门·斯列波伊夏天做的那件皮大衣昨晚给偷走了。

当外婆得知斯列波伊的皮大衣丢了，便说：

“谢天谢地，这个强盗总算得到了惩罚。”

达维德知道，斯列波伊是个告密者，没收外币和金卢布那阵，他出卖了很多人。1937年他又出卖了不少人。他出卖的人当中，有两个被枪毙，一个死在监狱医院里。

夜晚可怕的沙沙声，无辜者的鲜血，小鸟的啾啼，乱成了一锅滚烫的稀粥。达维德要许多年后才能理解，但是他幼小的心灵日夜感受着那烫人的诱惑和恐怖。

50

为了屠宰受疫牲口而实行的预备措施是运输，在屠宰场集中，对屠宰工进行指导，挖堑壕和土坑。

居民们或是帮助当局把受疫牲口运到屠宰场，或是帮助抓住四散奔逃的牲口。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对牛犊和母牛的憎恨，而是出于一种自我保全感。

在对人进行大屠杀时，居民们同样没有对必须加以消灭的老人、孩子和妇女产生极度的憎恨。因此，大屠杀运动必须按特殊方法准备。这时居民们光有自我保护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必须煽起他们身上极度厌恶、极度憎恨的情绪。

消灭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犹太人，正是在这样极度厌恶和憎恨的气氛中准备和实行的。斯大林曾在这块土地上动员和激起群众的愤怒，推行了一场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的运动，推行了一场消灭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败类和破坏者的运动。

经验表明，大部分居民在这些运动中对当局的所有命令变得像施催眠术似的顺从。大量居民中有小部分人制造了运动的氛围。他们是一些嗜血成性、兴高采烈、幸灾乐祸的人，是只对报私仇、算老账、掠夺财物和住房、找空缺感兴趣的思想上的白痴。大部分人内心对大屠杀十分恐惧，他们不仅对亲属，而且对本人也隐藏起自己的内心状态。这些人挤满了正在召开肃反运动会议的大厅，不管这些会议多频繁，不管这些大厅多宽敞，几乎没有这样的情况——会有谁出来破坏全体一致默然通过的表决。当然更少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人见到有疯癫嫌疑的人时，不会把自己的目光从他那哀求的目光下移开，反而把这个狗崽子收留到自己有妻室儿女的家里。但这样的事毕竟还是有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将以一个伟大科学发现的时代、革命的时代、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为标志。

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也将作为一个以社会和种族理论为基础，普遍消灭犹太居民各阶层的时代，进入人类历史。当代现实以不难理解的谦逊对此保持沉默。

这个时期暴露出的人的本性最令人吃惊的特点之一，便是顺从。竟然有这样的情况，人们在刑场前排起一列列长队，而且牺牲者秩序井然地自动调节队伍的运动。竟然有这样的情况，人们忍受着长时间的酷暑，从清晨直至深夜等待着处死，知道这一情况的母亲们还预先为孩子们准备了饮水和面包。千百万无辜的人们感受到了逮捕的命运临近，事先打点好装有内衣毛巾的小包，事先同亲人们作了告别。千百万人生活在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而且是他们自己守卫过的巨大的集中营里。

已经不是一万，而且甚至不是千万，而是无数的人曾是杀害无辜的驯顺的目击者。但当他们亲自下令或举手杀害无辜的时候，当他们纷纷表示赞同大屠杀的时候，他们便不光是驯顺的目击者。在人们这种巨大的顺从中，出现了某种出乎意料的东西。

当然有过反抗，有过必遭杀害者的勇敢和顽强，有过起义，有过自我牺牲。为了拯救一个疏远的、不熟悉的人，另一个人也曾拿自己的生命和全家的生命冒过险。但毕竟群众性的顺从是不容置辩的！

它说明了什么？说明这是人的本性中突然发生和出现的新特征？不，这种顺从说明影响人们的新的恐怖力量产生了。极权主义社会体制的超暴力是有能力使人类精神麻痹的。

为法西斯主义效劳的人宣称，使人遭殃、灭亡的奴性是唯一的真正的善。出卖灵魂的叛徒们，一面不否定人道的感情，一面宣称法西斯主义所犯的罪行是人道的最高形式，同意把人分为纯种的、高贵的和非纯种的、劣等的。自我保全的贪欲就表现在求生本能和良心的妥协中。

借助人的求生本能，产生了富有催眠力的举世闻名的思想。这种思想号召为了达到最伟大的目的，为了祖国未来的强盛，为了人类、民族、阶级的幸福和世界的进步，不惜作出任何牺牲和采取任何手段。

面对强大国家无休止的暴力，面对成为国家日常生活支柱的屠杀，第三种势力——恐惧，便利用生存的本能，同时也利用富有催眠力的伟大思想运转起来。

极权主义国家的暴力如此强大，最终使暴力不再是一种手段，而变成神秘的宗教狂热和崇拜的对象。

否则何以解释某些善于独立思考的犹太知识分子的论断，他们认为，为了人类的幸福屠杀犹太人是必要的，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准备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屠宰场，为了祖国的幸福，他们准备作出亚伯拉罕 [67] 曾经作出过的牺牲。

否则何以解释一个富有理智和天才的农民诗人，竟然以真诚的情感创作诗歌去歌颂使农民备受痛苦的血腥时期，去歌颂吞食他正直忠厚的劳动者父亲的那个时期！

法西斯主义控制人的手段之一是完全地或是几乎完全地使他丧失理智。人不相信杀戮在等待着他。已经站在坟边上的人们所满怀的乐观主义，强烈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在丧失理智的，有时不纯、有时卑鄙的希望基础上，出现了与这种希望相适应的顺从，这种顺从是可怜的，而有时是卑鄙的。

华沙起义 [68] 、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暴动 [69] 、索比堡集中营的暴动 [70] ，以及各种小规模的暴动和焚尸工的起义，都是由于极度的绝望才发生的。

但是，彻底的、明显的绝望所产生的当然不仅仅是起义和反抗，它还产生一种令精神正常的人神秘莫解地对经受死刑的向往。

人们为排队去杀人坑的先后次序而争吵，露天里传来激昂的、丧失理智的，甚至是兴高采烈的声音：

“犹太人，别担心，没什么可担心的，五分钟就齐了！”

一切一切都可以产生顺从，无论是绝望，还是希望。要知道命运相同的人，性格上是迥异的。

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人需要经受和体验到什么，才会使他意识到面临的死亡是幸福的。关于这一点，许多人应该思考，尤其是那些喜好教训别人该怎样在某些条件下斗争的人，幸亏喜好空谈的教导者自己对那些条件也毫无概念。

在搞清人在无止境的暴力面前的顺从的同时，必须得出最后结论。这对理解人及其未来很有意义。

人的本性是否发生了变化？它在极权主义暴力的大锅炉里是否变成另一种东西？人是否丧失了固有的对自由的向往？这一答案中包含有人的命运和极权主义国家的命运。人本性的变化本身预示着国家专政取得全世界的胜利和永恒的胜利。而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坚定不移，则是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判决……

人所固有的对自由的向往是无法消灭的，它可以被压抑，但无法把它消灭。极权主义不可能放弃暴力。放弃暴力，极权主义便将覆灭。长期存在的、永无止境的、直接的或隐蔽的超暴力是极权主义的基础。人不会自愿地放弃自由，这一结论中有着我们时代的光明和未来时代的光明。

51

电脑进行数学运算，记住历史事件，下棋，把著作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它在迅速解答数学题的能力上优于人，它的记忆力是无可比拟的。

按人的模样制造机器人所创造的进步有无极限？似乎没有这种极限。

可以设想未来许多世纪和几千年后的机器。它将听音乐，鉴定绘画作品，亲自作画，作曲，写诗。

它的完美无缺有无极限？它比得上人吗，能胜过人吗？

机器对人的一切模仿将需要电子元件的不断发展和重量、体积的不断改进。

回忆童年……幸福的泪水……别离的痛苦……对自由的热爱……对病狗崽的怜悯……多疑……母亲的温柔……死的念头……悲伤……友谊……对弱者的爱怜……意外的希望……幸福的猜想……忧郁……无缘无故的喜悦……骤然的慌乱……

一切的一切，机器都将再现！但是，倘若它要再现普通人的理智和心灵的话，其体积和重量必将愈益增加，全球的面积将容不下它。

法西斯主义消灭了几千万人。

52

在乌拉尔林区小村一间宽敞、明亮、整洁的屋子里，坦克军军长诺维科夫和政委格特马诺夫终于把得到退出预备队命令的旅长们的报告全部浏览了一遍。

最近几天工作废寝忘食，终于要迎来寂静的时刻。

诺维科夫与他的下属们和往常一样，在类似的情况下常常觉得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全彻底掌握教学大纲。但是，掌握发动机和传动部分运转状态、火炮技术、光学和无线电设备的学习阶段结束了。射击指挥，目标的判断、选定和分配，射击方法的选择，射击开始时机的确定，炸点的观察，修正量的校正，目标变换的教练全结束了。

战争这个新的教员，将迅速使战士们掌握得更好，将督促后进，填补所有的空白点。

格特马诺夫往窗间墙上的小柜探过身子，用手指敲了敲说：

“喂，朋友，到前沿来走走吧。”

诺维科夫打开小柜门，取出瓶白兰地，往浅蓝色厚玻璃杯里倒了两杯酒。

军长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该为谁干杯？”

诺维科夫应该知道该为谁干杯，因此格特马诺夫问：

“是啊，为谁干杯呢？”

诺维科夫犹豫了一下说：

“来吧，军政委同志，为那些由我们率领投入战斗的人干杯，愿他们少流血。”

“对，首先得关心由我们负责管理的干部们，”格特马诺夫说，“为我们的半大小伙子们干杯！”

他们碰杯，一饮而尽。

诺维科夫以他无法掩饰的匆忙，又斟上酒说：

“为斯大林同志！为不辜负他的信赖！”

他发现在格特马诺夫热烈专注的目光里隐含着嘲笑，他只能生气地暗想：“唉，太匆忙了。”

格特马诺夫和善地说：

“好吧，就为老爷子，为我们的父亲干杯。在他的指挥下顺利抵达伏尔加河。”

诺维科夫望一眼政委，但在这个机敏的四十岁男人那颧骨突起、长着双笑眯眯的令人不快的眯缝眼的宽脸庞上，你又能看出什么呢？

格特马诺夫突然说起军参谋长涅乌多布诺夫将军：

“一个可爱的好人，布尔什维克，真正的斯大林分子。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坚定沉着。我因为1937年而记得他。叶若夫派他到军区进行清洗，可我，您知道，那时连个托儿所还都管理不好呢。但他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不是条大汉，而是把斧子，按照名单一个个枪毙，不比乌尔里希差，没有辜负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71] 的信任。应该，应该现在把他请来，不然他会见怪的。”

他的语调里好像有一股对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的谴责，而这场斗争，诺维科夫知道，格特马诺夫是参加过的。诺维科夫重新瞥一眼格特马诺夫，表示无法理解。

“是啊，”诺维科夫慢吞吞地、不乐意地说，“那时有些人是做了蠢事。”

格特马诺夫挥了下手。

“今天收到一份总参谋部的综合报告，情况严重。德国人已经抵达厄尔布鲁土山，在斯大林格勒他们把我们的部队挤下了伏尔加河。我想坦率地说，在这些事情上有我们的责任——朝自己人开枪，残害我们的干部。”

诺维科夫突然对格特马诺夫有了一种强烈的信任感，他说：

“是啊，这帮人糟蹋了那么些优秀人才，政委同志，他们在军队里干了许多坏事。审讯时把克里沃鲁奇科军长的眼珠都打掉了，军长也用墨水瓶打伤了侦查员的脑袋。”

格特马诺夫同情地点头说：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 [72] 很器重我们的涅乌多布诺夫。他是不会看错人的，脑瓜子聪明，啊，可真聪明。”

“是啊，是啊。”诺维科夫心想，没说话。

他们沉默起来，仔细听着邻屋小声发出的唏嘘声。

“你胡说，这是我的袜子。”

“怎么是您的，中尉同志，您怎么啦，糊涂啦？”并且立刻补充，已经改用“你”称呼：“你往哪儿放？别动，这是我的白衬领。”

“什么？初级政治指导员 [73] 同志，这怎么会是您的？看看吧。”这是诺维科夫的副官和格特马诺夫的公务员在整理自己为首长洗过的内衣。

格特马诺夫说：

“我一直在观察这俩鬼东西。我同您一走，他们就跟在后面，无论去射击，还是去法托夫营。我踩着石头过河，您跳了过去，还蹬蹬腿，把泥甩掉。我看到我的公务员也踩着石头过河，您的中尉却跳了过去，而且也蹬蹬腿。”

“喂，斗士们，轻些吵。”诺维科夫说，隔壁立刻静下来。

屋子里进来的是涅乌多布诺夫，脸色苍白，大脑门，一头浓密的白发。他打量一下酒杯和酒瓶，把文件夹放在桌上问诺维科夫：

“我们怎么办，上校同志，第二旅参谋长米哈廖夫一个半月才能回来，我已经收到区医院的书面鉴定。”

“他没有了肠子，胃也切除了一块，还当什么参谋长？”格特马诺夫说，倒了杯白兰地递给涅乌多布诺夫，“干了吧，将军同志，趁肠子还在其位。”涅乌多布诺夫微微扬起眉毛，探询地用明亮的灰色眼睛望着诺维科夫。“请，将军同志，请。”诺维科夫说。

格特马诺夫那副觉得自己永远是当家人的派头令诺维科夫不快，他总是相信自己有权在会议上啰里啰唆说一通他一窍不通的技术问题。格特马诺夫还会大模大样用别人的白兰地招待客人，把客人安置在别人的床上休息，看别人桌上的文件，同样自信他有这种权限。

“那就暂时任命巴桑戈夫少校为旅参谋长，”诺维科夫说，“他是个精明能干的指挥员，还在沃伦斯基新城城下就参加了多次坦克战。没反对意见吧，政委？”

“反对意见当然没有，”格特马诺夫说，“我能有什么反对意见……不过有点自己的想法。二旅副旅长，上校是亚美尼亚人，他的参谋长将是个卡尔梅克人，再加上三旅参谋长利夫希茨中校也是卡尔梅克人。也许我们没有卡尔梅克人也能对付过去？”

他望了望诺维科夫，然后又瞥一眼涅乌多布诺夫。

涅乌多布诺夫说：

“在日常生活中，平心而论，这没错。不过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重要的是，这个同志将如何同德国人作战，我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此。”诺维科夫说，“至于他的爷爷在什么地方祈祷过上帝，是在教堂还是在清真寺？……他想了想又补上一句：“或是在犹太教堂？我都无所谓……我这样认为：战争中最主要的是射击。”

“那是，那是，正是这样。”格特马诺夫高兴地说，“我们坦克军干吗要去建个犹太教堂或是再来个什么祈祷室？我们毕竟是在保卫俄罗斯。”

他突然沉下脸，恶狠狠地说：

“我跟您老实说，够了！简直让人讨厌！我们经常打着各民族友谊的旗号牺牲俄罗斯人。少数民族的人刚刚搞清楚字母表，我们就把他提拔为人民委员。即使我们俄罗斯人绝顶聪明，他也得靠边站，给少数民族的人让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倒变成了少数民族。我赞成民族友谊，但不赞成这样的民族友谊。够了！”

诺维科夫思忖着，盯着桌上的文件，用指甲敲着酒杯说：

“我，怎么，出于对卡尔梅克民族的特殊好感来压制俄罗斯人？”他朝涅乌多布诺夫转过身子说，“好吧，请下令让萨佐诺夫少校暂时代理二旅参谋长。”

格特马诺夫小声嘟哝道：

“萨佐诺夫是个出色的指挥员。”

于是，想学会做个粗鲁的、好用权势的、严厉的人的诺维科夫又一次感到自己在政委面前缺乏信心。“算啦，算啦，”他边想，边安慰自己，“我不懂政治。我是个无产阶级军事专家。把德国人打得粉碎就行了，别的事与我无关。”

尽管他打心底里瞧不起对军事业务一窍不通的格特马诺夫，但还是恼火地意识到自己在他面前的怯懦。

这个有着大脑袋、头发蓬乱、个子不高，但宽肩膀、大肚子、好动、大嗓门、笑眯眯的人是个不知疲倦、活动能力很强的人。

尽管他从未上过前线，旅里人们都说他：

“嘿，我们有个坚定勇敢的政委！”

他喜好召开红军大会，他的语言很吸引人，他讲得简单明了，充满幽默，有时引用十分地道的粗话。

他走路迈着蹒跚的步子，通常拄着棍子，要是马虎的坦克手不向他敬礼，格特马诺夫会停在他面前，拄着人人皆知的棍子，摘下制帽，像个乡下老头那样朝他深深鞠躬。

他脾气暴躁，不喜欢听反对意见。当有人同他争论时，他阴沉着脸，呼哧呼哧直喘气。有一次他恼恨极了，便挥起手，给固执己见、被人叫作“原则性强得可怕”的重炮团参谋长古边科夫大尉来上一拳。

格特马诺夫的公务员用责备的口吻议论固执的大尉：“真见鬼，把我们政委惹到这种地步！”

格特马诺夫并不敬重那些经历过战争初期艰难日子的人。他有一次说起诺维科夫特别喜欢的人，也就是第一旅旅长马卡罗夫：

“我要从他身上把1941年的那套哲学打掉！”

诺维科夫沉默不语，虽然他喜欢同马卡罗夫议论战争初期那被某种东西拽着走的可怕日子。

在自己论断的果敢和尖锐方面，格特马诺夫好像同涅乌多布诺夫正相反。

这两个人虽然在许多方面各不相同，却被某种牢固的共同性联系在一起。

诺维科夫被涅乌多布诺夫那毫无表情但专注的目光，被他那圆滑的言辞和经常不变的平静的语调弄得十分烦闷。

而格特马诺夫却哈哈大笑着说：

“我们真幸运，德国人一年工夫就让老百姓厌恶得比共产党人二十五年还要厉害。”

有时却突然冷笑道：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老爷子还是喜欢人们把他叫作天才的。”

这种胆量并没有使交谈对方受到感染，反倒引起了惊慌不安。

战前，格特马诺夫领导一个州，就黏土耐火砖的生产和在煤炭研究所分所组织科研工作等问题发表演说，就市面包厂烤面包的质量和发表在地方不定期刊物上的不真实中篇小说《蓝火》，就汽车修理厂的工作和州商业局供应站商品贮藏的低质量，就集体农庄养鸡场鸡瘟病的流行发表讲话。

如今他又坚定地就燃料的质量、发动机的磨损标准、坦克战的战术、步兵、坦克、炮兵在突破敌人永备防御工事时的协同作战、行进中的坦克、战斗中的医疗工作、无线电密码、坦克手的士气和心理、每个乘员组内部和乘员组彼此间关系的特殊性、坦克的抢修和大修、损坏的坦克从战场的撤离等问题发表讲话。

有一次，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来到法托夫大尉的坦克营，在一辆获军射击第一名的坦克旁停下。

坦克车长一面回答上级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面不易察觉地用手掌抚摸着坦克的装甲。

格特马诺夫问坦克手，他获第一是否很吃力。坦克手忽然活跃起来，他说：

“不，没什么吃力的。我十分喜爱那玩意儿。刚从乡下来到学校，一见到它就马上爱上了，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一见钟情！”格特马诺夫说，笑了起来。但在他那宽厚的笑声里，有对小伙子那可笑的坦克之爱的某种不赞同的成分。

这时诺维科夫感到，也太糟糕了，只会愚蠢地去爱。但关于这种愚蠢地去爱的天分，他不想与格特马诺夫谈。这时，格特马诺夫变得严肃起来，教训坦克手说：

“好样的，对坦克的爱，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因此你取得了成就。”

诺维科夫听后嘲笑说：

“说实在的，那玩意儿有什么可爱的？它目标大，击毁它是最容易不过的，它轰隆轰隆乱响，像个大傻瓜，自己暴露自己，乘员组被轰鸣声吵得神志迷糊。它行进时东颠西簸，既无法清楚地观察，也不能准确地瞄准。”

格特马诺夫冷笑着朝诺维科夫看了一眼。如今，格特马诺夫斟满酒，也像那次那样冷笑着朝诺维科夫看了一眼，说：

“我们的路线要经过古比雪夫。我们的军长可以有机会同谁会会面了吧。来，为会面干一杯。”

“只不过我可没那福分。”诺维科夫心想，感到自己像小男孩那样脸红起来。

战争爆发时正赶上涅乌多布诺夫将军在国外。他只是1942年初才回到莫斯科、回到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他这才看到了莫斯科河南区的街垒和防坦克的菱形拒马，才听到空袭警报。

涅乌多布诺夫同格特马诺夫一样，从来不向诺维科夫问起战争，可能为自己对前线的一无所知感到不好意思。

诺维科夫一直想搞明白，涅乌多布诺夫是靠什么样的素质得以当上将军的，并思考着这个像湖边小桦树一样反映在履历表上的军参谋长的一生。

涅乌多布诺夫比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年长，早在1916年就因参加布尔什维克小组蹲过沙皇的监牢。

国内战争后，听从党的动员，他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边防部队服役，又被派往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任年级党组织书记……后来他在中央军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作。

战前，他曾两次出国。他是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进行过特殊登记。过去诺维科夫不太明白，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和优越性。

通常，从呈报军衔到获得军衔这中间的周期相当长，但涅乌多布诺夫的周期却快得出奇，仿佛人民委员正等着涅乌多布诺夫的呈报，以便立刻签署呈文。档案材料具有奇怪的特性，它们解释人生的所有秘密和成功失败的原因，但一分钟过后，在新的情况下，原来它们什么也说明不了，相反，还把实质弄混了。

战争按自己的方式重新修改履历表、自传、鉴定和奖状……因此上级任命的涅乌多布诺夫变成了诺维科夫上校的属下。

涅乌多布诺夫很清楚，战争结束，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才能结束。

他到乌拉尔随身带着猎枪，军里所有爱好狩猎的人都惊呆了。可诺维科夫说，也许尼古拉沙皇当年就是用这样的火枪打猎的。

这支枪是涅乌多布诺夫1938年凭某种证件获得的，正如他凭证件从某些特殊仓库里获得过家具、地毯、瓷器、餐具和别墅一样。

关于战争、关于集体农庄、关于德拉戈米罗夫 [74] 将军的著作、关于中华民族、关于罗科索夫斯基 [75] 将军的优点、关于西伯利亚的气候、关于军大衣呢子的质量，或是关于金发女郎的美貌胜过黑发女子的谈话，他的见解从不越雷池一步。

很难搞清楚，这不知是他的持重，还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

有时，吃完晚饭，他变得很健谈，讲起被揭露的破坏分子和在最出乎意料的地方进行破坏的反革命的故事。他们在医疗器械厂、部队制靴厂、糖果点心厂、州少年宫、莫斯科赛马场、马房和特列嘉柯夫美术馆进行破坏活动。

他有极好的记忆力，显然他读过很多书，研究过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争论时他常常说：“斯大林同志还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并引文为证。

有一天格特马诺夫对他说：

“引文与引文不一样。书上说过的难道还少吗！曾经说‘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土地，自己的土地也寸土不让’，可如今德国人在何处？”

但涅乌多布诺夫耸耸肩，好像在说，把站在伏尔加河上的德国人同“寸土不让”这句话相比毫无意义。

蓦地，一切全消失了，坦克、战斗条令、射击、森林、格特马诺夫、涅乌多布诺夫……叶尼娅！难道他将重新见到她？

53

诺维科夫觉得奇怪，格特马诺夫读家信时说：

“夫人真可怜我们，我给她描述了我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

在政委看来十分艰苦的生活，却以它的奢华令诺维科夫深感不安。

首先他自己挑选了住房。有一次他来到旅里说，他不喜欢房东的沙发，当他返回时，代替沙发的是一把带木靠背的安乐椅，他的副官韦尔什科夫惶恐不安，也不知道这把安乐椅军长是否中意。

炊事员问：

“红甜菜汤怎么样，上校同志？”

从童年起他便喜爱动物，眼下他床底下就养着一只刺猬，晚上小东西不时像主人似的用脚后掌轻轻敲打着在屋子里面满处跑。小花鼠在修理工们做的那只带坦克图案的笼子里偷吃核桃。小花鼠很快就对诺维科夫熟悉了，有时坐到他膝盖上，用孩子气的、又信任又寻根问底的目光东张西望。大家对小动物都十分关心，满怀善良，无论是副官韦尔什科夫、炊事员奥尔列涅夫，还是“威力斯”牌吉普车司机哈里托诺夫。

所有这一切在诺维科夫看来都是不起眼的小事。战前他往干部楼里带进一条小狗，小狗咬坏了邻居上校妻子的一只鞋，半个小时撒了三泡尿，把公用厨房搞得一团糟，使诺维科夫只得立刻同它分了手。

出发的那天到了，坦克团长和他的参谋长之间复杂的争执依然无法理清楚。

出发的那天到了，他还在忙着张罗燃料和路上的食品，安排装运上车的次序。

一想到那些未来的友邻部队，他心里就感到焦急不安，这些步兵团和炮兵团今天才退出预备队，往铁路线开进。而想起一个人他又感到无比激动，诺维科夫将按照“稍息”的口令站在他面前说：“上将同志，请允许报告？……

出发的一天到了，已经无法见哥哥和侄女一面。来到乌拉尔，心想哥哥就在附近，却抽不出时间去看望他们。

人们已经向军长报告旅队开始行动，重型坦克装上平车，刺猬和小花鼠送进了郊外的林子。

当个家真不容易，要为每桩小事负责，检查每个细节。坦克已经装上平车，但制动器没忘了安吧，一档是否挂上了，炮塔是否向前固定好，舱口盖是否关严？固定坦克、防止车厢晃动的木垫块是否预先准备好？

“喂，最后摆一副朴烈费兰斯牌吧。”格特马诺夫说。

“我不反对。”涅乌多布诺夫说。

但是诺维科夫想上室外，一个人待一会儿。

在这寂静的黄昏时分，空气具有惊人的透明度，连最不易发觉的小目标都清晰可见。烟囱里冒出的烟不是盘卷弥漫，而是袅袅青烟笔直升起。劈柴在野战炊车里噼啪作响。街道中央站着个长着浓黑眉毛的坦克手，一个姑娘搂住这位青年，把头埋在他的胸前，哭泣着。人们从司令部的住所里搬出箱子、手提箱和罩着套子的打字机。通信兵拔出架旅司令部的杆子，收回油污的电线。停在棚子后面的一辆坦克咝咝地喷着气，不时发出啪啪的响声，冒出烟来，准备上路。司机往“福特”牌新卡车里灌油，从顶盖上拉下绗过的覆布。而周围的世界都凝固了。

诺维科夫站在台阶上，朝四周打量，一团乱麻和满心忧虑离他而去。

傍晚前，他乘坐“威力斯”驶上通往车站的公路。

坦克从林子里开出。

冻透的土地在坦克的重压下咯咯直响。傍晚的太阳照在远处云杉林的树梢上，卡尔波夫中校的坦克旅就从那里驶离。马卡罗夫的几个团行进在年轻的白桦林中。坦克手们用树枝装饰装甲，仿佛云杉枝梢和桦树叶同坦克的装甲、马达的轰鸣声，还有履带清脆的咯咯声，长在了一起。

军人们望着开赴前线的预备队说：“要办喜事哪！”

诺维科夫驶离公路，望着从他身边疾驰而过的坦克。

多少戏剧性、多少奇怪和可笑的故事曾在这里发生！什么非常事故人们不向他报告……有次吃早饭时参谋大队的汤里发现了蛤蟆。受过十年制教育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少尉，擦冲锋枪时走火打伤了战友的肚子，后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少尉竟开枪自杀了。摩托化步兵团的一名红军战士拒绝宣誓，说：“我只在教堂起誓！”

灰蒙蒙的青烟袅缭在路旁的灌木丛后面。

戴着皮盔的脑袋里有着许多不同的想法，有些想法对所有人是共同的，那就是战争的灾难和对自己土地的爱恋。但也有使人们身上的共同点显得美好的令人惊讶的不同点。

啊，天哪，天哪……有多少腰系宽皮带、身穿黑色连衫服的小伙子呀。领导挑选出这些宽肩膀、个子不高的小伙子，为的是钻进坦克舱容易些，在坦克里好活动些。在他们的履历表上，关于父母、出身年代、中学毕业和拖拉机手培训班有多少相同的回答。扁扁的T-34绿色坦克，带着同样打开的舱盖，带着同样系在绿色装甲上的防水布，连成了一片。

一个坦克手低声唱着；另一个半闭着嘴，充满恐惧和不祥的预感；第三个想着老家；第四个嚼着夹香肠的面包，想着香肠；第五个张着嘴，尽力识别树上的小鸟，看是不是鸡冠鸟；第六个忧心忡忡，他昨天的粗话别把战友得罪了；第七个满怀阴险和极不冷静的愤恨，想用拳头揍那个走在前头的仇人T-34车长的嘴；第八个把一首与秋林告别的诗搁在心头；第九个想着姑娘的那对乳房；第十个可怜那只小狗，他知道小狗被留在了空无一人的掩蔽部中间，刚才它还往坦克的装甲上扑，安慰坦克手，可怜又急促地摇着尾巴；第十一个想着到森林里去一个人住在小木屋里，吃浆果，喝泉水，光脚走路，这该有多好；第十二个盘算着，是不是该称病赖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医院里；第十三个重复着儿时听到的童话；第十四个回忆着同姑娘的交谈，不为久别而痛苦，反而感到高兴；第十五个想着未来，战后最好能当上个食堂主任。

“哦，小伙子们。”诺维科夫思忖着。

他们望着他。也许，他在检查部队的状态是否良好；他在听着马达声，通过声响来判断机械师兼驾驶员们是否有经验；他在留意他们是否保持坦克和分队规定的距离，是否互相追逐开英雄车。

他也像他们那样看着，头脑里也像他们那样有着各种想法，他又想起格特马诺夫自作主张打开的那瓶白兰地，想到涅乌多布诺夫是个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人，想到再也不能在乌拉尔打猎了，而最后一次狩猎并不顺利，又是冲锋枪嗒嗒嗒，又是那么多的伏特加，又是那么多愚蠢的笑话……想到他将见到爱了多年的女人……六年前当他得知她结婚了，他写了一个简单的报告：“我要休长假，附上10322号左轮手枪一支。”他那时在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基服役，但他倒没有扣动扳机……

胆怯的、忧郁的，令人发笑的和冷若冰霜的，若有所思的和爱追逐女人的，不得罪人的利己主义者，流浪者，吝啬鬼，冷眼旁观者，古道热肠者……正是他们如今为共同的正义事业开赴战场，去投入战斗。这一真理是那么简单，毋庸置疑。但是把这一最简单的真理遗忘的，恰恰是那些似乎应该从这一真理出发的人。

人是为星期六而活着吗？这个老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其答案何在呢？

考虑一双靴子、一条被扔掉的小狗、一间偏僻小村的小木屋，憎恨一个夺走女友的同事……那些想法是多么渺小。但是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人们的团结及其意义，只是由一个主要目的决定的，那就是人们应该获得做人的权利，他应该成为一个独特的，按自己的方式感觉、思维和在世上生活的人。

为了获得这个权利，或是为了捍卫它，或是为了扩大它，人们团结在了一起。而这时就产生了一种可怕但强大的偏见，认为在这样一种打着种族、上帝、党和国家旗号的团结中就包含有生活的意义，而不是手段。不，不，不！在人身上，在人那微不足道的特殊性中，在人对这种特殊性的权利中，包含有为生存而斗争的唯一的、真正的、永恒的意义。

诺维科夫感到，他们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将在战斗中打败敌人，以机智胜过他们、赢过他们。这种巨大的智慧、勤劳、勇敢、节俭、劳动技能和愤恨，这种人民的孩子们（大学生、十年制中学生、旋工、拖拉机手、教师、电工、汽车司机，凶狠的、善良的、专横的、爱笑的、爱唱的、拉手风琴的、谨慎的、慢性子的、大胆的）的精神财富将连在一起，融为一体。他们必将团结一致，他们必将取得胜利，因为他们已经强大无比。

不是这条线线，便是另一线线；不是在中央，便是在翼侧；不是在最初时刻，便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获得胜利，他们将用全部力量打败敌人，摧毁敌人。战斗中的胜利正是来自于他们，他们将在尘土飞扬中，在硝烟弥漫中夺取胜利。当他们善于彼此协调、展开、猛打猛冲，当他们善于比敌人早一秒钟进行打击，善于比敌人打得更精确一厘米，善于打得更自如、更坚决，他们便将获胜。

谜底就在他们身上，就在驾驶着带大炮机枪的坦克的小伙子们身上，他们是战争的主力。

但关键在于，所有这些人的精神财富能否凝在一起，能否拧成一股力量。

诺维科夫望着他们，可内心却充满对一个女子那毫不动摇的幸福情感：

“她将是我的，必将是我的。”

54

这是些多么令人惊奇的日子。

克雷莫夫仿佛觉得，历史课本不再是一本书，它已经流入生命，同生命混合在一起。

他敏锐地感觉到天空和斯大林格勒云彩的颜色，感觉到阳光在水中的粼粼反光。这些感觉使他忆起儿时，那时初雪的景色、夏雨那急促断续的淅沥声和一道彩虹使他充满了幸福感。这种奇异的感觉渐渐随着岁月，留下了几乎所有使他领略到人世生活之美妙的活的本质。

当代生活中所有使克雷莫夫感到错误的和不真实的东西，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是感觉不到的。他想：“列宁时代曾经就是这样的。”

他感到，这里的人是按另一种方式对待他的，比战前人们对待他要好得多。他感觉不到自己是时代的弃儿，就像被围时期那样。不久前在扎沃尔日耶，他以浓厚的兴趣准备报告，并且认为政治部调任他做演讲工作是很自然的。

可如今他心里不断升起一种沉重的且受了很大委屈的感觉。为什么免除他政治委员的职衔？他觉得，他工作能力不比别人差，甚至比许多人更好些……

在斯大林格勒，人们的关系很好。在这个用鲜血浇灌的黏土质的斜坡上有着平等和尊严。

在斯大林格勒，人们几乎普遍关心战后集体农庄的体制和将来伟大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红军战士们的战斗生活和他们带着铁锹和削土豆的菜刀或鞋匠用的制靴刀的工作，仿佛都同战后人民的、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善将在战争中取胜，不惜流血牺牲的正直的人们将能够建设起一个正义的美好生活。说出这种令人感动的信念的，是那些认为他们自己未必能活到和平时期的人，是那些天天对从早到晚还能活在世上感到惊讶的人。

55

晚上，克雷莫夫作完例行的报告，他来到师长巴秋克中校的掩蔽部。该师部署在博内伊冲沟的马马耶夫岗斜坡上。

巴秋克个子不高，有着一张被战争折磨得困顿不堪的士兵的脸庞，他见到克雷莫夫很高兴。

吃晚饭时，巴秋克的桌上放着上好的肉冻和热气腾腾的家常馅饼。给克雷莫夫倒上杯伏特加，巴秋克眯缝起眼睛说：

“我听说，您上我们这儿来作报告，就想您会先上谁那儿，是上罗季姆采夫那里还是上我这儿？看来您还是先上了罗季姆采夫那里。”

他扑哧着笑了一阵。

“我们在这里，就像住在乡下。晚上一安静下来，你们就开始同友邻彼此通电话：你中饭吃什么，谁在你那里，你要上谁那儿去，上级对你说了些什么，谁的澡堂更好，报纸上都写了些什么？没有写我们，写的全是罗季姆采夫，从报纸上看，好像斯大林格勒只有他一个人在打仗。”

巴秋克拿好东西招待客人，而自己只喝茶就面包，看上去他对饮食并不讲究。

克雷莫夫发现，动作的慢条斯理和说话那乌克兰式的不紧不慢，同巴秋克正在思考的那些令人痛苦的想法很不协调。

令克雷莫夫伤心的是，巴秋克不向他提出任何同报告有关的问题。报告仿佛同巴秋克实际进行的事情毫无关系。

巴秋克所说的那些关于战争初期的情况，令克雷莫夫吃惊。在从边境线大撤退的时候，巴秋克率领自己团往西，夺回了被德国人占领的渡口。正沿着公路撤退的上级领导认为他打算向德国人投降，立刻在公路上对他进行审讯，经过一通骂娘和歇斯底里的大叫大嚷之后，便下令枪毙他。他已经站在一棵树旁等候命安排，在最后一刻，红军战士们把自己的团长夺了过来。

“是啊，”克雷莫夫说，“问题很严重，中校同志。”

“虽然没有心脏破裂，但毕竟引起了心脏病，还算不错。”巴秋克回答说。

克雷莫夫用有点儿做作的语调说：

“听说在雷恩卡的那次枪决了吗？戈罗霍夫现在在干什么？”

巴秋克斜睨了他一眼。

“他能做什么？也许在玩‘傻瓜’牌吧。”

克雷莫夫说，有人事先告诉他，说巴秋克这里将有个特等射击手会议，他很有兴趣参加。

“那当然很有意思，不会没意思的。”巴秋克说。

他们谈到前线的形势，令巴秋克不安的，是德军夜间在北部地段悄悄集结。

当特等射击手们聚集在师长的掩蔽部时，克雷莫夫才弄明白这些大馅饼是为谁烤的。

靠墙和在桌子四周放着的长凳上坐着穿棉衣、十分羞怯、拘谨而又充满自尊心的人们。后面进来的人竭力不发出声响，像放铁锹和斧子的工人们那样把自己的冲锋枪和步枪放在角落里。

著名特等射击手扎伊采夫的脸庞就像在家里似的，显得十分可爱，他是个招人喜欢的镇静自若的农村小伙子。但当扎伊采夫扭过脸，眯缝起眼睛时，他脸庞的刚毅便突显出来。

克雷莫夫记起战前的一个偶然印象：有一次他在会议上见到自己过去的一个熟人，突然发现一向显得十分严肃的熟人，那脸庞完全变了一个样子，老是眨巴的眼睛，低垂的鼻子，半张着的嘴和不大的下巴组成一幅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画面。

坐在扎伊采夫身旁的是迫击炮手别兹季季科（一个窄肩膀、一双栗色眼睛总是笑眯眯的人）和年轻的乌兹别克人苏莱曼·哈利莫夫，小伙子像小孩子似的噘着厚嘴唇。用手帕擦去额上汗珠的炮兵——特等射击手马采古拉是个多子女的人，他的性格同狙击手的可怕营生毫无共同之处。

而其余来到掩蔽部的狙击手——炮兵中尉舒克林、托卡廖夫、曼茹拉、索洛德金，他们看上去完全是些腼腆、羞怯的小伙子。

巴秋克低着头向到会的特等射击手们详细询问各种情况，那样子像个求知欲很强的学生，而不是斯大林格勒最有经验、最聪明的指挥员之一。

当他把脸转向别兹季季科时，所有在场的人的眼睛里都露出等待看好戏的愉快神情。

“呶，好像他们行动了，别兹季季科？”

“昨儿个俺同德国人进行了激战，中校同志，这您已经察觉到啦，早晨起俺打死了五个德国鬼子，用了四发迫击炮弹。”

“是啊，那还不及舒克林能耐，用一门炮击伤十四辆坦克。”

“他用一门炮打，那是因为他连里只剩一门炮啦。”

“他往德国人的酒糟堆里开炮。”美男子布拉托夫说，并且脸红起来。

“俺把它当作普通掩蔽部哩。”

“是啊，当作掩蔽部了，”巴秋克说，“今天有发迫击炮弹把门给轰了下来。”说着朝别兹季季科转过身子，用乌克兰语责备道：“我说，别兹季季科你这个狗崽子，你干什么吃的，是我教你打得那么没准头的吗？”

最腼腆的瞄准手曼茹拉拿起一张馅饼，轻声说：

“面和得好极了，中校同志。”

巴秋克用步枪子弹敲着杯子说：

“怎么回事，同志们，严肃点。”

这是类似在工厂和田间宿营地里召开的一次生产会议，但坐在这里的不是织布工，不是面包师，不是裁缝师傅，人们谈的也不是面包和脱粒。

布拉托夫讲述，他发现一个德国人搂着女人在路上走。他强迫他们趴在地上，在打死德国人之前，让他们从地上爬起来三次，然后又强迫他们趴下，打出一梭子弹，在离德国人腿部二三厘米远的地方扬起一股尘土。

“当他俯身站在她上面时，我打死了他，让他们十字交叉躺在路上。”

布拉托夫讲得有气无力，但他的讲述令人震惊，这在士兵的交谈中从未有过。

“行了，布拉托夫，别信口胡诌了。”扎伊采夫打断他说。

“我信口胡诌？”布拉托夫不解地说，“今天我的总数为七十八个。政委同志不允许撒谎，瞧，这是他的签字。”

克雷莫夫想插话说，要知道在被布拉托夫打死的德国人中间可能就有工人、革命者、国际主义者……这点必须牢记，否则便会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但克雷莫夫没吱声。这种想法对战争来说是不需要的，它不能鼓舞士气，而只能从思想上解除武装。

发音不清、头发灰白的索洛德金讲他昨天怎样打死八个德国兵，然后补充说：

“就是说，俺是个取人性命的农庄庄员，法西斯分子在我们村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俺自己也流过血，受过三次伤，于是俺就由一个农庄庄员变成了狙击手。”

郁郁寡欢的托卡廖夫解释如何更好地在德国人去打水和上厨房的路边选择狙击地点，并且顺便说：

“老婆写信说，许多在莫扎伊城下被捕的人给打死了，他们也杀死了我儿子，因为我把他叫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哈利莫夫激动地说：

“我从来不鲁莾行事，如果把我惹急了，我就开枪。我来到前线，我的朋友是古罗夫中士，我教他乌兹别克语，他教我俄语。他被德国人打死后，我干掉了十二个德国佬。我从一名军官身上摘下望远镜，挂在自己脖子上说：您的命令完成了，政治指导员同志。”

狙击手们这些创造性的汇报毕竟让人感到可怕。克雷莫夫这辈子一直嘲笑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嘲笑为在集体化时期遭受苦难的富农分子唉声叹气的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和斯特拉姆。他对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说起1937年的事件：“算了吧，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

直到现在他还想说，他始终毫不动摇地准备消灭白匪军的恶棍们，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帮败类，消灭那些富农分子。他想说，他从来不会对革命的敌人抱有任何怜悯和同情，但当人们把德国的工人同法西斯分子一起打死时，他高兴不起来。狙击手们的交谈毕竟让他感到可怕，尽管他们知道，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是为了什么。

扎伊采夫开始讲述自己在马马耶夫岗旁同一名德国狙击手所进行的长时间的较量。德国人知道，扎伊采夫在盯着自己，而他也在盯着扎伊采夫。他们两人势均力敌，谁也无法摆布谁。

“这天他撂倒了我们三个人，而我守在活动小屋里，一枪没发。他打了最后一枪，射得非常准，一个战士倒下，侧卧着，伸开手臂。这时从他们那边走来一个带公文包的士兵，我守着，望着……他知道，有个狙击手守在那里，会朝那个士兵开枪，把他打死。这点我心里也很清楚，他准保会趁此机会挪动一下。我知道，那个被他打死的战士他没看清，很想看上一眼。静极了。又一个德国人提着桶跑了过去，我还是沉默着。又过了十六分钟，他开始欠起身子，站了起来。我一下子挺直了身子？……

重新体验着这场经历的扎伊采夫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在他脸上偶尔显露的那种特别刚毅的表情，此刻变成了他唯一的、主要的表情。他已经不是那个温厚的阔鼻子小伙，在他那鼓得大大的鼻孔里，在那宽宽的前额上，在那可怕的、充满必胜信念的眼睛里，有着某种狮子般强大的、预示不祥的东西。

“他知道是我，也看清了我。于是我开了枪。”

一瞬间寂静无声。也许静得如同昨天响起短暂枪声后那样，仿佛又听到人的身体倒下时的响声。巴秋克突然朝克雷莫夫扭过脸问：

“怎么样，感兴趣吗？”

“了不起。”克雷莫夫说罢，再没有多说什么。

克雷莫夫在巴秋克那里过夜。

巴秋克嘴唇微微颤动着，往酒杯里倒了几滴强心剂，往玻璃杯里倒上水。

他一面不断打着哈欠，一面对克雷莫夫讲师里的事情，不是关于战斗，而是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情。

巴秋克所说的一切，在克雷莫夫看来，都同巴秋克本人在战争初期的那段经历有关，他的所有想法都是由这段经历引申开来的。

从斯大林格勒的最初时刻起，克雷莫夫身上没有出现过什么奇怪的感觉。

有时他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非党的王国，有时正相反，他感到自己呼吸到了革命初期的那种空气。

克雷莫夫突然问：

“您早就入党了吗，中校同志？”

巴秋克说：

“怎么，您不是认为我在歪曲那条路线吧？”

克雷莫夫没有立刻作答。

他对师长说：

“您知道吗，我算是个不坏的党的演说家，在许多大型的工人集会上发表过演说。可那时我始终有一种感觉，有人在领着我作报告，而不是我在作报告。多么奇怪的玩笑。是的，谁歪曲路线，路线也歪曲谁。我本想在你们的狙击手们谈话时插话，修正一下。可后来想，这是班门弄斧。不过，说实话，不只是因为这才不吭声的。政治部指示作报告者要使战士们认识到，红军是为民复仇的军队。于是这时我开始想到国际主义和阶级立场。要知道，主要是动员起民众对敌人的愤怒！否则就会出现像童话里的傻瓜那样的情况，去参加婚礼，却念起了安魂辞？……

他沉思一下说：

“而且还有习惯……党动员民众的怒气和愤怒，指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方向。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对我们的事业是不适宜的。我们苏维埃的人道主义是严酷无情的……我们不知道温良恭谦让？……

他沉思一下说：

“自然，我不是指您被不体面地枪毙的那种情况。1937年我也曾杀害过自己人。这些问题上有着我们的苦衷。可现在德国人闯进了工农的国家，那好吧！战争就是战争！他们活该。”

克雷莫夫等待巴秋克的回答，可巴秋克沉默着，不知是对克雷莫夫的话感到疑惑不解，还是因为睡着了。

56

“红色十月”工厂的马丁炉车间里，穿棉衣的人们在半昏暗中来来往往，密集的枪声引起很响的回声，迅速燃烧的火焰突然炽烈起来，分不清是尘土，还是硝烟，弥漫在空气中。

师长古里耶夫把各团的指挥所安置在马丁炉车间里。克雷莫夫心想，那些坐在不久前还在炼钢的炉子里的人是一些特殊的人，他们的心是钢铁炼成的。

这里已经听得见德国人皮靴的脚步声，听到的不仅有口令的喊叫声，还有轻轻的噼啪声和叮当声，那是德国人在给自己的叉状冲锋枪上子弹。

当克雷莫夫紧缩着脖子，爬进当作步兵团团长指挥所的炉口时，当他的手掌感觉到包有耐火砖的炉膛几个月来未曾完全冷却的余温时，一种胆怯感攫住了他，仿佛到现在他才发现伟大抵抗的秘密。

他在半昏暗中分辨出一个蹲着的人，看到他宽宽的脸膛，听到他动听的声音：

“瞧，有客人到我们的多棱宫 [76] 来做客了，敬请光临，有伏特加一百克，一个烤熟的鸡蛋当下酒菜。”

在落满尘土、不通风的昏暗中，克雷莫夫想起他再没有机会同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讲述，他怎样在斯大林格勒马丁炉那又黑又小的地方想起了她。过去他一直想离开她，把她忘掉。但如今他可以容忍她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这不，即使老巫婆爬进炉子你也无法避开她。

当然，一切都显得极其简单。谁还需要时代的弃儿？让他当个残疾人，让他滚蛋，去领退休金！她的离异证明是正确的，说明他的一生是毫无希望的，甚至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也没有他真正的、战斗的事业……

晚上，就在这个车间，克雷莫夫作完报告同古里耶夫将军聊了起来。古里耶夫坐着，他没有穿制服，不时用手帕擦拭红通通的脸庞，嘶哑着嗓子大声地请克雷莫夫喝伏特加。他就这样嘶哑着嗓子大声地斥责不会按规矩烤羊肉串的炊事员，就这样给自己的友邻巴秋克打电话，问他是否在马马耶夫岗宰了头山羊。

“我们的人民，总的来说是好样的，性格开朗。”古里耶夫说，“巴秋克是个聪明的乡巴佬，在拖拉机厂的若卢杰夫将军是我的老朋友。在‘街垒’工厂的古尔季耶夫上校也是个非常好的人，但他清心寡欲，滴酒不沾。这当然不对。”

后来他开始向克雷莫夫表白，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剩下那么少的可以主动进攻的步兵，一个连就剩下六至八个人。谁也没有像他那样遇到那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要知道从汽艇上卸走的伤员占了全师三分之一的兵力，难道只有在雷恩科的戈罗霍夫才遇到那么多的麻烦？

“昨天崔可夫召见我的参谋长舒巴上校，在确定前沿方针时他在某些方面有不同的意见，结果我的上校舒巴就这样郁郁寡欢地回来了。”

他瞥一眼克雷莫夫说：

“您以为，他骂娘了？”说着笑了起来，“骂娘算什么？我每天都在骂娘呢。整个前沿我都骂遍了。”

“是啊。”克雷莫夫拖长声音说。这声“是啊”表明，显然一个人的尊严在斯大林格勒这片斜坡上不总是占上风的。

然后古里耶夫开始抱怨，为什么报纸作者对战争状况写得那么差。

“这帮狗崽子们躲着，自己什么也没看见，待在伏尔加河后面，待在大后方，就动手写。谁招待得好些，就写谁。列夫·托尔斯泰写了《战争与和平》，人们读了一百年，还将再读上一百年。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亲自参加过，亲自打过仗，于是他知道，该写什么人。”

“对不起，将军同志。”克雷莫夫说，“托尔斯泰没参加过卫国战争。”

“这‘没参加’怎么说？”将军问。

“那很简单，就是没参加过，”克雷莫夫喃喃地说，“要知道，同拿破仑打仗时，托尔斯泰还没出生呢。”

“没出生？”古里耶夫反问道，“这怎么可能，没出生？是吗？您这么认为？”

他们突然激烈地争论起来。这是克雷莫夫作完报告后发生的头一次争论。令克雷莫夫惊讶的是，他竟然没能把对手驳倒。

57

第二天，克雷莫夫来到“街垒”工厂，在那里坚守的是古尔季耶夫上校的西伯利亚步兵师。

他越来越怀疑他的报告人们是否需要。有时候他觉得大家是出于礼貌在听，犹如不信教的人在听老神父布道。不错，大家对他的到来常常感到高兴，但他明白，他们高兴是出于对他的同情，而不是对他的报告。他是集团军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这帮人干的全是纸上谈兵的营生，到处闲逛，妨碍那些正在作战的人。只有那些不提问、不作解释、不作冗长的工作总结和报告、不作宣传鼓动，而进行战斗的政工人员，才是真正称职的。

他记起战前在大学的马列主义课程，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听众，都拼命像钻研教义手册那样枯燥无味地钻研《简明党史》。

在和平时期，这种枯燥乏味是理所当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这种枯燥乏味就变得荒谬而毫无意义。所有这一切是何苦呢！

克雷莫夫在司令部掩蔽部门口遇上了古尔季耶夫，却没有认出穿着充革布高筒靴和显得很短的不合身的士兵军大衣的瘦削的师长。

克雷莫夫的报告是在天花板很低的、宽敞的掩蔽部里进行的。在斯大林格勒的这段日子里，克雷莫夫还从没有听到过像今天这样猛烈的炮声，整个过程中他不得不大声喊着。

师政委斯维林在报告开始前，用响亮流畅的言辞和俏皮愉快的语言说：

“何必要让上级来限制我们的听众？呶，让地形测绘员、空闲的警卫连战士、不值班的通讯兵和通信员们，都来听听国际形势报告吧！报告完了放电影。舞会一直到天亮。”他朝克雷莫夫挤挤眼，好像在说：“瞧，今天为了这场报告还有一条吸引人的措施哩。”

古尔季耶夫乐呵呵地望着大声叫喊的斯维林，斯维林整了整披在古尔季耶夫肩上的军大衣，克雷莫夫由此明白，在这个掩蔽部里充满着友谊精神。斯维林眯缝起小得不能再小的眼睛，回头瞧一眼参谋长萨夫拉索夫，萨夫拉索夫带着满脸不满的神色生气地瞥一眼斯维林，克雷莫夫由此明白，在这个掩蔽部里笼罩的不只是友谊精神和同志间的情感。

师长和政委在报告结束后立刻被集团军司令员紧急召去。克雷莫夫同参谋长萨夫拉索夫聊了起来。显然这是个脾气暴躁、心情忧郁、虚荣心重、委屈爱抱怨的人。他身上的许多东西，都通过他对人们的议论暴露出来，无论是虚荣心重、急躁生硬，还是厚颜无耻的讥讽，都是很不好的。

萨夫拉索夫望着克雷莫夫，滔滔不绝地说道：

“在斯大林格勒，无论你上哪个团，都可以看出，团里最有权势、最具决定性的人物是团长！这是明摆着的。现在人们并不看一个人有多少头母牛，就看一条，有没有头脑？有，那就好，来不得虚的。可是和平时期情况怎么样？”他用自己那双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克雷莫夫的脸庞，微微冷笑着，“您知道吗，我现在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些人全是右的、‘左’的机会主义者和空谈家。我忍受不了这帮好吹捧的家伙。但他们却多少次想不讲政策地把我吃掉。好在我是个非党群众，他们一会儿硬给我安上酗酒的罪名，一会又说我原来是个好色之徒。难道让我假装不成？我不会。”

克雷莫夫想对萨夫拉索夫说，在斯大林格勒，他，克雷莫夫的命运并没有好转，没有正经事，无聊地待在这里。为什么是瓦维洛夫，而不是他当了罗季姆采夫师的政委？为什么党更信任斯维林，而不是他？要知道事实上他又聪明，看问题又全面，党的工作经验又丰富，有足够的勇气，如果需要，也有足够的残酷心，毫不手软……而且要知道，实际上同他相比，他们只是些扫盲对象！您的时代已经过去，克雷莫夫同志，滚吧。

这个黄眼睛的上校使他激动，使他愤懑，使他心慌意乱。

天哪，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他的个人生活算是完了，整个儿走下坡路了……当然问题并不在于叶尼娅看出了他物质上的贫乏。这她无所谓，她是个纯洁的人。问题是她不再爱他了！人们不会去爱那些落魄的人、被打翻在地的人、一个没有荣耀的人。是的，是的，他已经被从官职表上除名。不过，纯洁归纯洁，物质的东西对她还是很重要的。她决不会去嫁给一个穷画家，哪怕他会胡乱涂上两笔，使她把他当成个天才……

克雷莫夫本可以拿这些想法跟黄眼睛上校聊上好多，但他只是对上校的一个观点进行了批驳，而这个观点其实他是赞同的。

“您怎么啦，上校同志，您可是变得太随便了。战前人们也不光看一个人有多少头母牛，挑选干部单凭一项业务上的表现可不行。”

战争不让他们进行有关战前情况的议论。猛烈的爆炸声响起，烟雾和尘土中出现了被从团里召到司令部来的忧心忡忡的大尉。一辆德军坦克朝团司令部开炮，跟在坦克后面冲锋的德国自动枪手占领了重炮营行政管理人员所在地的石头楼房。行政管理人员在二楼同德国人展开了战斗。坦克烧毁了邻近的一幢木屋，从伏尔加河吹来的强风把火焰带到恰莫夫团长的指挥所。恰莫夫和自己的团部开始喘不上气来，并且决定转移指挥所。但是，重机枪的点射和大炮的射击使恰莫夫完全处于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指挥所的转移相当困难。

这一切也同时出现在师的防御地段上。有些人请示指示，另一些人要求炮火支援，又有一些人请求允许撤离，有人详细报告战况，有人急需战况通报。每个人都有特殊情况，所有人都面临一个共同的生与死的问题。

当嘈杂声稍稍平息时，萨夫拉索夫问克雷莫夫：

“我们是不是该趁首长们还没有从集团军司令部回来，吃点午饭？”

他不受师长和师政委制订的规矩的约束，可以不拒绝伏特加，所以他认为单独吃饭更合适。

“古尔季耶夫是个优秀的沙场老将，”有点微醉的萨夫拉索夫说，“有文化，为人正直。但糟就糟在可怕的清心寡欲！制订一套修道院的清规戒律。可我对姑娘有狼一般的兴趣，喜欢这种事，就像蜘蛛那样，粘住就不放。古尔季耶夫在场的时候千万别讲什么趣闻轶事。但是我们同他一起打仗，一般说来还算称心如意。政委压根就不喜欢我，尽管按本性他当修士并不比我次。您以为，是斯大林格勒使我逐渐变老了？瞧这些朋友，我在这里反倒养胖了。”

“我同这个政委倒是一种类型的。”克雷莫夫说。

萨夫拉索夫摇摇头。

“是一种类型，但又不是。问题不在伏特加，而在这个。”他用手指敲敲酒瓶，然后又敲敲自己的脑门。

当师长和师政委从崔可夫的指挥部回来时，他们已经吃完午饭。

“有什么新情况？”古尔季耶夫朝桌子打量一下，严厉而又急速地问。“我们的通信主任受了伤，德国人在我们与若卢杰夫的接洽点上乱撞，恰莫夫和米哈列夫接洽点上的一座小楼给烧着了。恰莫夫打了一阵喷嚏，吞了许多烟，不过总的来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萨夫拉索夫回答说。

斯维林瞥一眼萨夫拉索夫通红的脸庞，亲热地拖长声音说：

“上校同志，我们总是伏特加呀、伏特加呀喝个不停。”

58

师长向团长别列兹金少校询问“6-1”号楼里的情况：是否把人从那里撤出来更好些？

别列兹金建议师长不要把人撤走，尽管包围威胁着这座孤楼。楼里有扎沃尔日耶的炮兵观测哨，可以转达有关敌人的重要情报。楼里有一个工兵分队，可以使德国人在坦克威胁方向上的活动瘫痪。在没有消灭这个抵抗基点之前，德国人未必会发动总攻，他们的那套规律已经被摸清楚了。只要得到某些支援，“6-1”号楼是可以坚持很长时间的，并可以此来打乱德国人的计划。由于通信员只有在个别夜晚可能勉强接近受围困的小楼，有线通信又经常被切断，最好是派去一名配备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无线电报务员。

师长同意了别列兹金的建议。晚上政治指导员索什金率领一小队红军战士来到“6-1”号楼，转交给它的保卫者们一些子弹和几箱手榴弹。同时，索什金还带来了一位无线电女报务员和一台从通信枢纽部领来的无线电收发机。

黎明前返回的政治指导员讲，楼里的支队长拒绝写总结报告，并且说：

“我从来不干乱七八糟又纸上谈兵的事，我们只在德国鬼子面前写工作报告。”

“总之，你无法理解他们那里的任何事情，”索什金说，“所有人都怕这个格列科夫，可他同他们称兄道弟，全横七竖八躺着，他就躺在他们中间，大家对他以‘你’相称，并且叫他‘万尼亚’。请原谅，团长同志，那不是个军人分队，而是某个巴黎公社。”

别列兹金摇摇头问：

“干吗拒绝写汇报？这个乡巴佬！”

后来团政委皮沃瓦罗夫说起一些有游击作风的指挥员。

别列兹金和解道：

“这算什么，是游击作风吗？这是主动精神，是独立行动。我自己有时候也想，最好落到包围圈里，摆脱所有这些拖拉的办事作风。”

“顺便说说，关于拖拉的办事作风，”皮沃瓦罗夫说，“您写个详细报告，我转交师政委。”

师里对索什金的报告却持严厉态度。

师政委命令皮沃瓦罗夫获取有关“6-1”号楼里情况的详细报告，并且扭转格列科夫的思想。师政委立刻向军委会委员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报告了孤楼里存在的道德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

集团军里对政治指导员的报告采取比师里更为严厉的态度。师政委得到命令，不得拖延，立即着手处理被围困楼房的事情。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给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写了紧急报告。

无线电女报务员卡佳·文格罗娃是深夜到的“6-1”号楼。早晨她向楼长格列科夫作自我介绍，格列科夫一面听着有点拱肩的姑娘的报告，一面望着她那双惊慌失措、惘然若失，同时又满含讥笑的眼睛。

她嘴大，嘴唇苍白，没有血色。格列科夫在回答她的问题“我可以走了吗”之前，稍稍等了几秒钟。

这瞬间在他当家人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些与公事无关的想法：“真的，挺招人喜欢……两条腿挺美……有点怕生……显然是妈妈的宝贝女儿。她有多大，最多十八岁。我的小伙子们可别同她胡搞？……

所有这些在格列科夫脑子里转悠的想法，突然以这样的想法而告结束：“谁是这里的主人，谁在这里把德国人打得兽性大发的，啊？”

然后他回答姑娘的问题：

“您上哪儿，姑娘？请留在自己的机器旁。我们来把什么东西给拧上。”

他用手指敲了敲无线电收发报机，斜眼瞟一下天空，那里传来德军轰炸机的呻吟声。

“您是莫斯科人，姑娘？”他问。

“是的。”她回答说。

“您请坐，我们这里很随便，是乡下式的。”

无线电女报务员往一旁走去，砖块在她的靴子下咯吱作响，阳光照在机枪枪筒上和格列科夫缴获的手枪那黑色的枪身上。她蹲下，望着堆在被摧毁的墙根底下的那堆军大衣。一瞬间她感到奇怪，这幅情景对她来说已经丝毫不令人吃惊。她知道，对着墙上缺口的那几挺机枪是杰格佳廖夫式轻机枪。她知道，在缴获的“瓦尔德”式手枪的弹夹里装着八发子弹，“瓦尔德”杀伤力很强，但准头差。她知道，堆在角落里的军大衣是那些被打死的人的，并且知道这些人埋得并不深，因为有一股焦糊味同另一种她开始习惯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昨晚交给她的那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同她在科特卢巴尼使用过的那台机器很相似，同样的接收机刻度，同样的转换开关。她记起，她如何在草原上盯着安培表上落满尘土的玻璃，整理从船形帽里露出的头发。

谁也不同她说话，好像楼房那剧烈的可怕生活同她毫无关系似的。

但当她从人们的交谈中了解到是个花白头发的迫击炮手用脏话骂人时，格列科夫说：

“大爷的，这是怎么回事？这里有我们的姑娘。得规矩点。”

卡佳瑟缩起来，不是由于老头的骂人话，而是因为格列科夫的目光。

她感到，虽然大家都没有同她说话，楼房里却由于她的到来而显得骚动不安。她觉得，似乎她的皮肤都感觉到了出现在她四周的紧张气氛。甚至当俯冲轰炸机呼号起来，炸弹就在近处爆炸，砖头的碎块开始发出碰撞声时，这种紧张气氛还在继续。

她毕竟稍稍习惯了轰炸和弹片的呼啸声，并不显得那么惊慌失措。可是当她感到男人们那令人难堪的专注的目光正盯着自己的时候，原先出现过的感觉重新使她不知所措起来。

昨天傍晚，通信兵姑娘们就怜惜地对她说：

“哦，那可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夜晚，通信员把她领到团部。那里已经能明显感到敌人的临近和生命的脆弱。人们一个个显得那么的不坚韧，他们刚才还在吃东西，一会儿就不在人世了。

团长难过地摇摇头说：

“难道可以把孩子们派去打仗吗？”

然后他说：

“别害怕，亲爱的，如果有什么不该发生的事，直接通过无线电报话机向我报告。”

他说这番话时声音是那么的和善和亲切，卡佳好不容易才忍住泪水。

然后另一个通信员把她领到营部。那里正在放留声机，红头发的营长请卡佳喝酒，请她随着唱片里的《中国小夜曲》和他一起跳舞。

在营里，卡佳感到特别可怕，并且想，营长酗酒不是为了取乐，而是想减轻无法忍受的恐惧不安，忘记自己玻璃似的脆弱。

而现在她坐在孤楼的砖堆上，不知为什么并没有感到恐惧，却想着自己战前童话般美好的生活。

被围困在楼房里的人特别坚定有力，正是他们这种自信使她平静下来。著名医生、轧钢车间吃苦耐劳的工人、裁剪贵重呢子的剪裁师、消防队员、在黑板前讲课的老教师们，都具有这种令人敬佩的自信心。

战前，卡佳觉得她应该经受苦难的生活。她曾把乘坐公共汽车的女友或熟人都视为挥霍者，从低级餐馆里出来的人在她眼里都是些特殊人物。有时，她跟随那些从地铁“达里亚尔”或是“捷列克”站拥出的人群，留心听他们的谈话。从学校一回到家，她便激动地对母亲说：

“你知道今天出了什么事吗？一个女孩请我喝了果汁汽水，是天然果汁，有股真正的黑穗醋栗味！”

她们靠母亲四百卢布的薪水过日子，再扣除所得税和文化税，扣除公债，所余的这些钱她们是很难安排收支计划的。新鲜东西她们不买，旧衣服缝缝补补，打扫住宅公用地方的扫院子女工玛鲁夏的报酬她们不分摊，只要轮到该她们打扫的日子，她们就自己动手。卡佳擦地板，倒脏桶。她们不从卖牛奶的女人那里买牛奶，而到排着长队的国营商店去买。但这样她们一个月也只能节省六个卢布。当国营商店没有牛奶时，卡佳的母亲就晚上去市场，那里卖牛奶的女人急着收摊，牛奶价钱比白天便宜些，不过也几乎同国营商店一个价。她们从不乘公共汽车，这实在太贵。如果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她们就乘电车。卡佳从不上理发店，都是妈妈给她剪头发。她们当然自己洗衣服。她们点盏很暗的小灯，只比公用地方点的灯稍微亮一点儿。她们三天准备一次午饭。午饭无非是汤，有时是加素油的粥。有一次卡佳吃了三盘汤后说：“瞧，今天我们这顿饭有三道菜。”

母亲从不提及父亲在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而卡佳已经记不起这些事情了。有时，母亲的女友薇拉·德米特里耶夫娜看到母女俩在准备午饭，便说：

“是啊，我们曾经也过过好日子。”

可是妈妈一生气，薇拉·德米特里耶夫娜就不再多说那时卡佳和母亲是怎样过好日子的。

有一次，卡佳在柜子里找到一张父亲的相片。她头一次在相片上见到他的脸，立刻好像有人在悄悄告诉她，这是父亲。相片背面写着：“赠莉达，我来自贫瘠的亚速尔群岛上的小屋，我们心相爱，并默默地死去。”她什么也没对母亲说，但放学回家，她就掏出相片，久久望着父亲那双同她一样忧郁的黑眼睛。

有一天她问：

“爸爸现在在哪儿？”

母亲说：

“不知道。”

卡佳参军时，母亲才头一次同她讲起了父亲。卡佳才知道父亲在1937年被捕，才知道他第二次结婚的事。

她们一晚上没睡，聊着。一切混杂在一起，平时持重克制的母亲同女儿讲到丈夫如何遗弃了她，讲到自己的醋意、屈辱、委屈、爱情和怜悯。令卡佳感到惊奇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原来是那么强大，在它面前连隆隆作响的战争都往后退缩。早晨她们互相道别，母亲把卡佳的头搂在自己怀里，把背囊套在卡佳的双肩上。卡佳说：“妈妈，我来自贫瘠的亚速尔群岛上的小屋，我们心相爱，并默默地死去？……

后来母亲轻轻推一下她的肩：

“到时候了，卡佳，走吧。”

于是卡佳走了，犹如此刻千百万青年和壮年一样，她离开母亲的家走了，也许永远不再回家，也许回来已经变成另一个永远告别自己不幸而又可爱的童年的人。

如今，她同斯大林格勒的楼长格列科夫并排坐着，望着他的大脑袋，望着他的厚嘴唇和阴沉的丑脸。

59

头一天，只有有线通信是畅通的。

整日无所事事和对“6-1”号楼生活的不习惯，使无线电女报务员苦恼得无法忍受。

但在“6-1”号楼里所度过的这头一天，为她接近所面临的生活作了许多准备。

她得知二楼的瓦砾堆上设有炮兵观测哨，向扎沃尔日耶镇传递情报，这层楼领头的是个穿身脏军衣的中尉，一副眼镜架在翘鼻子上，经常往下滑。

她搞清楚那个脾气暴躁好说脏话的老头原来是个民兵，对自己那个迫击炮编组长的称号十分得意。高墙和砖堆之间驻扎着工兵，那里掌权的是个胖子，一走路就咯咯几声，皱起眉头，好像脚上长有鸡眼似的。

指挥楼房里唯一一门加农炮的使用者是个穿海魂衫的秃子。他叫科洛梅伊采夫。卡佳听到格列科夫嚷嚷：

“喂，科洛梅伊采夫，我看你又睡过头了，把世界大事给耽误了。”

步兵和机枪手的头头是浅色胡子少尉。他的脸庞衬上胡子显得特别年轻，可少尉可能以为他那胡子能使他显得老成些，看上去有三十岁的样子。

白天，给过她吃的，她吃掉了面包和羊肉灌肠，后来记起军上衣口袋里还有一颗糖，便偷偷塞进了嘴里。吃完东西她就想睡觉，尽管近处还在射击。她睡着了，梦中还在吮那颗糖，还在继续苦闷和忧郁，等待食物。突然间耳畔传来拖长的朗读声，她没睁开眼，仔细听着：

……昔日的痛苦在我心里

犹如陈酒越放越烈……

石头坑被琥珀色的落日余晖照亮，一个头发蓬乱、脏兮兮的年轻人拿着本书站在里面。红砖堆上坐着五六个人。格列科夫双拳支着下巴俯卧在军大衣上。一个像格鲁吉亚人的小伙子露出一脸不信任的神色在听，仿佛在说：“不，别想用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哄我，拉倒吧。”

近处的一次爆炸扬起一团砖尘，仿佛旋起一片童话里的烟雾。坐在红砖堆上的人们和他们那红雾中的武器，犹如处在《伊戈尔远征记》所描写的严酷的一天中。姑娘的心突然颤抖起来，莫名其妙地相信幸福在等待着她。

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惊动了对楼房里的一切已习以为常的居民们。巴特拉科夫中尉是二楼负责人。一个计算员和一个观测员为他的部下。卡佳一天里要见到他们好几次，有闷闷不乐的兰帕索夫、机智浑厚的本丘克和一直暗自发笑的戴眼镜的古怪中尉。

安静时，透过楼板窟窿，上面常常传来说话声。

兰帕索夫战前同养鸡场打过交道，他与本丘克聊起了母鸡聪颖和奸诈的癖性。本丘克把眼睛贴在炮队镜上，唱歌似的拖长声音用乌克兰腔报告：

“哦，你看，从卡拉奇方向驶来一列德国鬼子的汽车纵队，中间是辆坦克，后面跟着德国鬼子的步兵，将近一个营的兵力。同昨天一样，有三个地方行军灶冒炊烟，德国鬼子带着军用饭盒行军？……他的某些观察并无战略意义，普普通通，不足为奇。

这时他一个劲地叨叨：“哦，看哪！德国鬼子一名军官带着狗遛弯，小狗在闻小柱子，想撒尿。是什么玩意儿，他娘的，是树干，那个军官也站着撒尿哩。瞧，两个城里姑娘在同一帮德国兵说话，哈哈大笑。有个士兵掏出烟，一个姑娘接过烟卷，喷出烟。另一个姑娘摇摇头，他娘的，好像是说‘俺不抽’……

突然，本丘克还是用那唱歌似的声音报告说：

“哦，你瞧！操场上集合了一队全副武装的步兵，还有一个乐队。操场正中央好像有个什么看台，不，那是垛起的一堆木柴。”接着他沉默了很久，然后用充满绝望、依旧拖得长长的声音说：“哦，你瞧，中尉同志，他们押来一个只穿件衬衣的妇女，那女人不知在叫喊什么。乐队吹奏起来，他们把女人绑在柱子上，哦，中尉同志，你瞧，女人身旁还有个男孩子，把他也绑了起来。中尉同志，别是俺的眼睛看错了吧，两个德国鬼子浇上了一桶汽油。”

巴特拉科夫通过电话把发生的事情转告给扎沃尔日耶。

他贴在炮队镜上，以自己卡卢加人的方式模仿本丘克的声音喊叫起来：

“哦，你瞧，伙计，一切都在浓烟中，乐队在演奏！开炮！”他用可怕的声音大叫着，朝扎沃尔日耶方向转过身子。

但是，扎沃尔日耶沉默着……

几分钟后，刑场被重炮团的密集炮火所覆盖，操场隐没在烟云和尘土中。

几小时后，通过侦察员克利莫夫了解到，德国人打算烧死那两个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茨冈女人和男孩。前天，克利莫夫给一个在地窖里同小孙女和一头山羊住在一起的老妪留下了脏内衣和包脚布，并且答应第二天来取走洗干净的衣服。他想从老妪那里打听茨冈女人和男孩的情况，想知道他们是给苏军炮弹打死的，还是被德国人的大火烧死的。克利莫夫在瓦砾堆中沿着一条熟悉的小径爬行，但在地窖所在地既没有老婆子也没有小孙女，既没有山羊也没有克利莫夫的衬衣和包脚布，苏联夜航轰炸机在这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他在炸碎的原木和泥灰堆里只找到了一只肮脏的小猫。小猫太不中用，既不抱怨也不请求，在它看来，这隆隆声、饥饿和大火就是人间的生活。

克利莫夫自己也不明白，为何突然把小猫塞进了衣袋里。

“6-1”号楼里人们的关系令卡佳吃惊。侦察员克利莫夫向格列科夫报告时不是立正站着，而是坐到他边上，随便聊着，就像同志与同志。克利莫夫借格列科夫的烟对火。

谈完后，克利莫夫走到卡佳跟前说：

“姑娘，世上的事情常常多么可怕。”

她叹了口气，感到他锐利灼人的目光正盯着自己，不觉脸红起来。

他从口袋里掏出小猫，把它放在卡佳身边的砖块上。

这天有十来个人走到卡佳跟前，跟她聊小猫，但谁也不提茨冈女人，尽管这件事使大家惶惶不安。凡是想同卡佳多情坦诚地聊天的人，同卡佳说话都显得粗俗而好挖苦人；而想老老实实同她睡觉的人，说起话来则装腔作势，满是甜言蜜语。

小猫哆嗦着，浑身抽搐，看来受了震伤。

迫击炮手老头皱起眉头说：

“把它打死得了。”立时又补充一句：“你还是给它捉掉身上的跳蚤吧。”

另一个迫击炮手，皮肤黝黑且长得挺精神的民兵琴佐夫劝卡佳：

“把这只脏猫扔了吧，姑娘。养只西伯利亚猫该多好。”

只有脸色凶狠阴沉、薄嘴唇的工兵战士利亚霍夫一人真正喜欢小猫，而对无线电女报务员的姿色无动于衷。

“我们在草原驻防那阵儿，有个什么东西猛地落在我身上，我以为那是一发流弹。其实是只兔子。它一直同我待到天黑，战斗平息下来，它才跑了。”

他说：

“虽然您是个姑娘家，毕竟明白，这是108毫米口径加农炮在开炮，这是‘万纽沙’在射击，那是侦察机在伏尔加河上空飞行。可兔子这个笨蛋什么也分不清，迫击炮和榴弹炮也分不清。德国人打照明弹，它也打哆嗦，难道你跟它解释得清？因此这些小东西才可怜哩。”

她感到对方说话一本正经，因此自己也严肃地回答：

“我不完全同意，比如说狗就分得清飞机。我们曾驻扎在一个村子里，那里有条克尔松看家狗。我们的伊尔飞机来了，它躺着，甚至连头都不抬一下。可只要一响起容克机的声音，这条克尔松便跑进掩壕里。分得可清楚啦。”

空气被可恶的咝咝声震得颤抖起来，十二个炮管的德国“万纽沙”开始射击。铁鼓轰响，黑烟混杂着红砖的尘埃冲天而起，纷飞的石块轰然落地。过了片刻，烟尘落下后，无线电女报务员同利亚霍夫若无其事地继续交谈。显然，被围困在楼房里的人们的自信也感染了卡佳。他们仿佛深信，在残壁断垣的楼房里一切都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无论钢筋和巨石，只有他们除外。

一串机枪点射从他们所待的裂缝旁呼啸而过，接着又是第二串点射。

利亚霍夫说：

“春天我们在斯维亚托戈尔斯克城郊驻防。只觉得头顶上有什么声音呼啸着，但听不到射击声，真令人莫名其妙。原来是椋鸟学会了模仿子弹的呼啸声……我们的指挥员是个上尉，听到椋鸟的呼啸声，便发出战斗警报让我们全体集合。”

“在家里，我想象战争是这样的：孩子们大喊大叫，一片火海，猫儿乱窜。来到斯大林格勒，原来一切就是这样的。”

少顷，留胡子的祖巴列夫走到无线电女报务员文格罗娃跟前。

“哦，怎么样？”他关切地问，“长尾巴的年轻人还活着吗？”他掀了掀盖住小猫的包脚布，“哎哟，这么可怜，这么瘦弱。”他说，目光中闪烁着色迷迷的眼神。

夜间，经过一场短暂的战斗，德国人得以稍稍推进到“6-1”号楼的侧翼，用机枪火力封锁了楼房和苏军防线之间的道路。同步兵团司令部的有线通讯中断。格列科夫下令打通地下室至离楼房不远的地下巷道的通道。

“有炸药。”身材高大的司务长安齐费罗夫对格列科夫说。他一手拿着茶缸子，另一只手拿着块吃剩的糖。

楼房居民分散在弹坑里和基墙旁，他们聊着天。茨冈女人之死令大伙躁动不安，但依旧谁也不提这件事。看来被包围并未使他们惊慌不安。

这种镇定自若令卡佳感到奇怪，但它在起作用，面对孤楼居民的坚定自信，“被包围”这个最令人胆战心惊的词她也不觉得害怕了。机枪在她附近的某个地方嗒嗒作响，格列科夫大叫“射击，射击，他们爬上来了”的时候，她并不害怕。格列科夫说：“各用各的，手榴弹、刺刀、工兵铲。教会你们的是杀人。给我打，狠狠地打！”此时，她也不觉得害怕。

战斗暂时平息，孤楼的居民们不慌不忙地认真讨论起无线电女报务员的外貌来。看上去像个近视眼和空想家的巴特拉科夫，对卡佳身上的美妙之处却显得十分熟悉。

“对我来说，年轻姑娘身上的那对乳房是最主要的。”他说。

炮兵科洛梅伊采夫同他争论起来，按照祖巴列夫的说法，他是给“不加掩饰的词儿烫着了”。

“哎，你们把话题扯到公猫身上干什么？”祖巴列夫问。

“那还用说，”巴特拉科夫回答说，“甚至老爷子也喜欢扯这个。”

迫击炮手老头啐口唾沫，用手比画着胸脯。

“少女理应有的一切她有吗？我倒是问您！”

他最生气的是听到有人暗示格列科夫看上了无线电女报务员。

“当然，我们这种条件下，卡佳就算过得去啦。她走路摇摇晃晃，像个洗衣婆，两条腿细长得像只鹤，后面都没有屁股，眼睛大得像头母牛。这难道是少女？”

琴佐夫反驳道：

“你就喜欢大乳房女人。这是革命前的观点，早过时了。”

科洛梅伊采夫这个最爱说下流话、在自己那颗开始谢顶的大脑袋里集中了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和毛病的人，眯缝起浑浊的灰眼睛，讪笑说：

“姑娘倒是货真价实的，但比如我就有自己的喜好。我喜欢机敏、灵巧、短头发、大眼睛、身子娇小的亚美尼亚女人和犹太女人。”

祖巴列夫沉思地望着被探照灯照得色彩缤纷的夜空，声音不大地问：

“倒想知道这事情该怎么办呢？”

“会给谁呢？”科洛梅伊采夫问，“当然是格列科夫啦，这明摆着。”

“不，还不明朗。”祖巴列夫说。他从地上抓起块砖头，使劲朝墙上扔去。

朋友们看了看他和他的小胡子，哈哈大笑起来。

“你用什么使她上钩，凭小细毛？”巴特拉科夫打听说。

“凭歌喉！”科洛梅伊采夫纠正道，“无线电播音室的麦克风旁站着位步兵战士。他唱歌，她往太空进行无线电转播。多好的一对儿！”

祖巴列夫扭过脸对昨晚念诗的小伙子说：

“你怎么啦？”

迫击炮手老头气冲冲地说：

“他不吭声，就是不想说话。”并且用父亲因为儿子听大人们聊天而训斥他的口气补充：“趁情况允许，你还是到地下室去睡一觉吧。”

“安齐费罗夫正在那里用炸弹挖坑道呢。”巴特拉科夫说。

这时，格列科夫正在向文格罗娃口授报告。

他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告：各种迹象表明，德国人准备突击。根据种种迹象，这次突击的目标将是拖拉机工厂。只不过他没有报告，依他看，他同自己的战友占据的孤楼将处于德军突击的中心位置。但望着姑娘的脖颈，望着她的嘴唇和半垂的睫毛，他想象并且十分逼真地想象出这瘦削的脖颈将被折断，从撕裂的皮肤下露出珠母般白皙的颈椎骨，睫毛下将是一双玻璃般呆滞无神的眼睛，嘴唇将变得如灰色的橡胶似的，毫无生气可言。

他想搂住她，感受她的温馨，领略她的生机，趁他和她还没有离开，还没有消失，趁这个年轻的生命还充满魅力。他仿佛觉得，他想搂抱她只是出于对姑娘的怜惜，可是，难道怜悯就能使他耳朵嗡嗡作响，热血在太阳穴里沸腾？

司令部没有立刻给予答复。

格列科夫舒服地伸了个懒腰，弄得全身骨骼咯咯作响，又大声叹了口气，心想：“算啦，算啦，夜还长着哩。”

他温和地问：

“克利莫夫带来的那只小猫怎么样了，复元了吗？健壮了吗？”

“健壮什么啊！”无线电女报务员回答说。

卡佳一想起火堆里的茨冈女人和小男孩，她的手指就直打战，她斜眼瞟一下格列科夫，看他是否觉察到了。

昨天她觉得“6-1”号楼里谁也不会与她说话，可今天她在喝粥时，一个手提冲锋枪留胡子的人从她身边跑过，像碰见老熟人似的冲她喊：

“卡佳，好好活着！”并且用手比画了一下，该如何把匙子伸进饭盒里盛粥。

她见到昨天念诗的小伙子正在雨布上搬迫击炮弹。后来她回过头来，又看到他，他站在一锅水旁。她明白他在望着她，因此又回头望了一眼，只见他匆忙扭过脸去。

她已经猜到，明天将会有人给她看信和相片，将有人叹着气默默注视她，将有人给她带来礼物——半军用水壶水和白面包干，将有人对她说，他不相信女人的爱情，因此再也不谈情说爱了。而那个留胡子的步兵可能会爬过来抚摸她。

司令部终于回电了。卡佳把回电转告格列科夫：“我命令您每天十九点整作详细报告？……

突然格列科夫朝她手上打了一下，把她的手掌从开关上打掉，她吓得惊叫起来。

他冷笑着说：

“迫击炮弹片落在无线电发报机上，格列科夫需要时，再恢复通讯。”

无线电女报务员张皇失措地望着他。

“请原谅，喀秋莎。”格列科夫拉住她的手说。

60

黎明前，别列兹金团向师司令部报告，在“6-1”号楼里被围困的人们挖了条通道，同拖拉机厂混凝土巷道打通，并进入到工厂的一个车间。师司令部值班员把此情况报告了集团军司令部，司令部参谋人员又报告了克雷莫夫将军，克雷莫夫命令带一个从孤楼里出来的人来他这里报告情况。联络军官将一个由师司令部值班员挑选的小伙子送往集团军指挥所。他们顺着沟朝河岸方向走着，一路上小伙子绕着弯子提出各种问题，显得十分不安。

“我得回楼去，我只是为了运送伤员才出来侦察巷道的。”

“没关系，”联络军官回答说，“你要见到的指挥员只比你那个职务稍高些，他们怎么命令，你就怎么做！”

路上，小伙子告诉联络军官，他们在“6-1”号楼里待了三个星期，吃的是乱堆在地下室里的土豆，喝的是暖气锅炉里的水，却打得德国人派出军使表示愿意让被围困人员进入工厂。当然，指挥员（小伙子叫他“楼长”）命令所有武器开火作为回答。当他们来到伏尔加河畔，小伙子趴下饮水，喝了个痛快，小心翼翼把棉衣上的水滴抖落到手掌上舔干净，犹如一个饿得发慌的人舔光面包屑那样。他说暖气锅炉里的水都变了质，头些天他们喝了都闹肚子，楼长命令把水在锅里煮开，这才不拉稀。他们又默默走着。小伙子仔细听着夜航轰炸机的轰鸣声，抬头望一眼被红色绿色照明弹、曳光弹及炮弹的光迹照亮的天空。他打量尚未熄灭但已萎靡不振的城市大火，打量火炮的白色闪光和重磅炸弹在伏尔加河上爆炸的蓝色光亮。他的脚步迈得越来越慢，直到联络军官朝他叫喊：

“快走，快走，打起精神！”

他们走在河边的石子上，迫击炮弹呼啸着掠过他们的头顶，哨兵把他们叫住。接着他们顺堤坡的小径攀登而上，穿过野草丛生的小路和在土山上挖出的一个个掩蔽所，时而沿土阶拾级而上，时而脚后跟踩得木桥咔嚓咔嚓响，最后来到挡着铁丝网的通道前，那就是第六十二集团军的指挥所。联络军官整了整皮带，顺交通壕朝军委会的掩蔽部走去。与众不同的是掩蔽部的原木特别粗。

一名哨兵去报告副官，一瞬间半掩着的门后闪出遮着灯罩的台灯柔和的灯光。

副官打着手电，问过小伙子的姓名后，命令他等候。

“那我怎么找回楼里去啊？”小伙子问。

“没关系，有嘴还怕不认得路？”副官说，并且严厉地补上一句：“进外屋等着，要不迫击炮弹会打着的，我得对将军负责。”

半昏暗的过道屋挺暖和，小伙子坐在地上，侧身靠着墙，睡着了。

谁的一只手使劲摇晃着他，他在做着乱七八糟的梦，前些日子残酷战斗的哀号声和早已不存在的亲人平和的喃喃细语声混杂在一起。

一个恼怒的声音闯入他的睡梦：

“沙波什尼科夫，快上将军那儿去？……

61

谢廖扎·沙波什尼科夫在司令部警卫队的掩蔽部里度过了两个昼夜。司令部的生活令他十分苦恼，人们从早到晚都好像在无所事事中苦熬日子。

他记起，他同祖母一起在罗斯托夫待了八个小时，等候开往索契的列车，心想他目前的等待恰似那次战前的转车。继而，他又因将“6-1”号楼与索契疗养地作比较而感到可笑。他请求司令部少校警卫队长放他走，但少校拖着——将军那里没有命令下来。将军把沙波什尼科夫召去，刚向他提了两个问题，谈话就被打断了——电话分了指挥员的心。于是警卫队长决定暂且不放小伙子走，也许将军又记起他了呢。

警卫队长走进掩蔽部，发现沙波什尼科夫在盯着他，就说：

“行啦，我记着呢。”

有时小伙子请求的目光令他恼火，他就说：

“你待在这里有什么坏处？吃得不错，暖暖和和的。在那边说不定还会把你给打死哩。”

当一个人完全陷入炮声隆隆的战火之中时，他无法理解和看清自己的生活，他需要往边上哪怕跨出一步。这时，他仿佛从岸边看清了河流的伟岸，难道它就是在这汹涌狂暴的河流中漂流着的一朵浪花？

谢廖扎觉得民兵团里的生活是平静的：黑沉沉草原上的夜间站岗，天空中映出的远处反光，民兵们的聊天。

只有三个民兵来到拖拉机厂的工人新村，不喜欢琴佐夫的波利亚科夫说：

“整个民兵部队就剩下一老一少和一个蠢货。”

“6-1”号楼里的生活压倒了原先的一切。虽说这生活是难以置信的，但它却是唯一的现实，原先的一切都是虚的。

唯独在夜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那斑白的头发和叶尼娅姑妈那嘲讽的眼睛有时出现在记忆里，充满爱怜的心便感到无限惆怅。

在“6-1”号楼里的头些日子，他曾想，如果在他的家庭生活中突然闯进格列科夫、科洛梅伊采夫、安齐费罗夫等人，该是多么奇怪而又令人吃惊呀。即便是现在，他有时想，他的两个姑妈、表妹和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姑夫见到他目前的生活也还会觉得是荒诞不经的。

唉，倘若奶奶听说谢廖扎学会了骂娘……

格列科夫！

真不明白，进到“6-1”号楼里的原本就是些令人惊奇和与众不同的人呢，还是他们原先也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只是进了这座楼后才变得与众不同……

民兵克里亚金要是在这里，他别想再指手画脚。可是瞧那个琴佐夫，尽管人们不喜欢他，但他却站住了脚。他已经不是当民兵时隐藏起行政管理才能的那个人。

格列科夫！他把力量、勇敢和权势多么令人惊讶地同平平常常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战前儿童皮鞋多少钱一双，清扫女工或是钳工领多少工资，他叔叔工作的集体农庄一个劳动日给多少粮食和钱，他全记得清清楚楚。

有时，他谈到战前的部队生活，谈到清洗和考试评语，谈到走后门得到住房，谈到一些1937年获将军衔的人，写告密信和声明、揭发子虚乌有的人民的敌人。

有时，他的力量似乎表现在狮子般的勇敢和令人钦佩的天不怕地不怕上。他常常不顾一切地从墙上的缺口处跳出去，大吼道：

“别跑，狗杂种！”说着便朝突然袭来的德国人扔出一枚枚手榴弹。

有时，他的力量似乎表现在心情愉快、不拘礼节的交情和同楼里居民的友谊上。

他的战前生活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他在矿上当过工长，后来是建筑技师。成为驻明斯克城郊一个部队的步兵大尉后，他在野外和营区从事作业，到明斯克学习班进修，晚上看书，喝伏特加，看电影，和朋友们一起玩纸牌，同妻子吵架。他妻子根据十足地因为他同区里的许多姑娘和有夫之妇相好而吃醋。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于是在谢廖扎的心目中，并且岂止是谢廖扎一个人的心目中，他突然间成了一个为真理而战的勇士。

新结识的伙伴把谢廖扎置身于他们中间，他们在他的心灵中甚至取代了他最亲近的人。

炮兵科洛梅伊采夫曾是名基干水兵，在军舰上航行，在波罗的海沉没过三次。

谢廖扎对科洛梅伊采夫很感兴趣，他经常鄙夷地谈论那些谁也不敢鄙夷地谈论的人，但他对科学家和作家却表现出极大的尊敬。依他看来，所有长官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务，有什么军衔，在谢顶的罗巴切夫斯基 [77] 和干瘪的罗曼·罗兰面前都毫无意义。

科洛梅伊采夫有时谈论文学。他的言论完全不像琴佐夫对劝喻性爱国主义文学的议论。他喜欢的不知是某个美国作家，还是哪个英国作家。尽管谢廖扎从未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而且科洛梅伊采夫也忘了他的姓名，但谢廖扎相信，这个作家一定写得很好，因为科洛梅伊采夫那津津有味、兴高采烈、充满淫秽语言的议论把他给吸引住了。

“我喜欢它就在于它不是在教训我。”科洛梅伊采夫说，“一个男人去搞女人，就写搞女人。士兵喝醉了酒，就写喝醉了酒。老头的老伴死了，也写得十分确切。无论是笑，是悲，是喜，反正你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

侦察员瓦夏·克利莫夫同科洛梅伊采夫交情最深。

有一次克利莫夫和沙波什尼科夫潜入德军驻地，他们爬过铁路路基，爬到德国炸弹炸起的一个弹坑边，那里有一个德军的重机枪手编组和一名观测军官。他们贴在坑边，观察德国人的动静。一个年轻的机枪手解开制服，把一块红方格手帕塞进衬衣领子在刮脸。谢廖扎听到落满尘土的硬髭在剃刀下吱吱作响。另一名德国人吃着罐头食品，谢廖扎在短暂而费力的瞬间看到他那张大脸露出无比的满足。观测军官在上表。谢廖扎真想小声问军官，以免把他吓着，他想问：“喂，听着，现在几点了？”

克利莫夫拧开手榴弹盖，把它扔进坑里。没等尘土在空中消散，他又扔出第二枚手榴弹，随着一声巨响跳进弹坑。德国人全报销了，仿佛一分钟前世上就没有这几个人。克利莫夫被爆炸的气浪和尘土呛得打了个嚏喷，抓起他所需要的东西——重机枪枪机和双筒望远镜，从军官微温的手上摘下手表，小心翼翼免得沾上鲜血，又从两个机枪手撕烂的制服里掏出士兵手册。

他交出缴获的战利品，叙述了发生的事情，请谢廖扎给他往手上倒了些水后，便坐到科洛梅伊采夫身边说：

“现在咱们来抽支烟吧。”

这时佩尔菲利耶夫跑来，他经常自称：“我是个和平的梁赞居民，钓鱼爱好者。”

“听到没有，克利莫夫，干吗还坐着不动？”佩尔菲利耶夫大声嚷嚷，“楼长在找你，让你往德国人占据的楼里再跑一趟。”

“就去，就去。”克利莫夫抱歉地说。他开始收拾自己的家当：冲锋枪和手榴弹袋。他小心地摸摸这两件东西，仿佛生怕把它们给弄疼了。他对所有人都以“您”相称，从不骂人。

“你别是个浸礼派教徒吧？”波利亚科夫老头有次问已经打死了百十名敌人的克利莫夫。

克利莫夫并非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特别喜欢谈自己的童年。他父亲曾是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克利莫夫本人是个万能车床车工，战争前夕在工厂的技工学校任教。克利莫夫给谢廖扎讲过一个故事，把他给逗乐了。说是一个技工学校的学生给螺钉卡住了嗓子，喘不上气来，脸憋得发青。克利莫夫在急救车到来之前，用平嘴钳从学生的喉咙里取出了螺钉。

但有一天谢廖扎看到克利莫夫正在大喝缴获来的白酒，喝得面目吓人，觉得即便格列科夫在他面前此刻也会怕他三分。

孤楼里最邋遢的是巴特拉科夫中尉。他的皮靴从来不擦，走路时一只脚掌踢得啪啪响，红军战士们不用扭头，便知道是炮兵中尉过来了。然而中尉一天里要用麂皮擦十几次自己那副眼镜。眼镜已不合他的视力，可巴特拉科夫老以为是爆炸的烟尘熏黑了他的眼镜片。克利莫夫好几次给他捎来从打死的德国人鼻梁上摘下的眼镜。可巴特拉科夫不走运，眼镜架挺好，但镜片不合适。

战前，巴特拉科夫在中等技术学校教数学，十分高傲，说起成绩差的学生时那口气简直目空一切。

他给谢廖扎考过一次数学，使谢廖扎出尽洋相。楼里的居民们嘲笑沙波什尼科夫，威胁着让他留级。

有一天，德国空军进行空袭，当敌机像疯狂的锻工用重磅大锤往石块、泥土、钢铁上猛砸时，格列科夫看到巴特拉科夫坐在楼梯间残垣上，正在读一本小册子。

格列科夫说：

“不，德国人治不了他。对这种蠢货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孤楼居民对德国人所做的一切，不是恐惧，而是故作宽容的嘲笑：

“嘿，德国鬼子还真卖力。”

“看啊，看啊，这些流氓在搞什么名堂？……

“真笨，他这是把炸弹往哪儿扔？……

巴特拉科夫与工兵排长安齐费罗夫关系最好，排长四十来岁，喜欢谈自己的慢性病，说他的溃疡和神经根炎在炮火下自己痊愈了，这在前线真是少有的现象。

但安齐费罗夫在斯大林格勒战斗最剧烈的地方继续受着许多疾病的折磨，它们好像在他那高大的身躯里扎下了根。德国“医生”也爱莫能助。

他有着胖胖的脸，谢顶的圆脑袋，一双圆睁睁的眼睛，当他在大火那令人惶恐不安的反光下，悠闲自得地同自己的工兵们喝茶时，看上去显得梦幻般离奇。他通常光脚坐着，因为鸡眼使他那只穿靴子的脚十分难受。他不爱穿军上衣，因为常感到热得慌。他用带蓝色小花的茶缸咕咚咕咚喝热茶，不时用块大手帕擦他的秃头，喘口气，笑笑，又一个劲地猛喝。头缠绷带、神色忧郁的战士利亚霍夫不时用熏黑的大开水壶往他缸子里添上滚烫的开水。有时，安齐费罗夫不套上靴子，不满地哼哼着，费力地爬上砖堆，看世间发生了什么事。他光脚站着，不穿军上衣，不戴船形帽，就像个站在农舍门槛上，注视着大暴雨中自己宅院旁家当的农民。

战前，他是工地主任。如今他那建筑工人的经验仿佛具有相反的意味，经常盘旋在他脑子里的是那些被毁的楼房、墙壁、地下室的楼板等问题。

巴特拉科夫同安齐费罗夫聊的主要内容是哲学问题。在由创造转向破坏的安齐费罗夫身上，出现了思考这一不平常转变的需要。

有时，他们的交谈从哲学高度（探讨人生的目的、星际世界是否存在苏维埃政权、男性的理性构造对比女性的理性构造其优势是什么）转到普通的日常生活方面。

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间，一切都是另一番模样，人们所需的智慧往往在邋遢马虎的巴特拉科夫一边。

“你信吗，万尼亚，”安齐费罗夫对巴特拉科夫说，“通过你，我开始明白了些什么。从前，我以为我已经完全懂得了整个关系学。谁需要半公斤伏特加和下酒菜，谁需要新的汽车外胎，谁需要塞上一百卢布。”

巴特拉科夫果真认为，正是他和他那模糊不清的议论，而不是斯大林格勒使安齐费罗夫开始了新的人际关系，于是他宽厚地回答：

“是啊，尊敬的朋友，我们战前未能相见总的来说很遗憾。”

住在地下室里的是步兵，是那些打退德军猛攻，并随着格列科夫的尖叫声转入反冲击的人。

率领步兵的是祖巴列夫少尉。战前他在音乐学院学过声乐。有时他夜间悄悄走近德国人占领的楼房，一会儿唱起《啊，春天的气息别把我唤醒》，一会儿又唱起连斯基咏叹调 [78] 。

当大家问祖巴列夫，为何要登上砖堆冒生命危险引吭高歌时，他总是挥挥手。兴许，在这日夜散发尸体恶臭的地方，他不仅想向自己和自己的战友，也想向敌人证明，强大的歼灭性力量永远无法战胜美好的生活。

不了解格列科夫、科洛梅伊采夫、波利亚科夫、克利莫夫、巴特拉科夫和留胡子的祖巴列夫，难道能生活得下去吗？

对于成长于知识分子家庭的谢廖扎来说，常常强调普通工人是好人的祖母，她的道理如今显得十分正确。

但是，聪明的谢廖扎还是发现了祖母的一处错误——她毕竟认为普通人全都头脑简单。

在“6-1”号楼里，人们不是些普通的人。格列科夫的一席话使谢廖扎大吃一惊：

“人不能像绵羊那样领导，列宁多聪明，但他也不懂得这个道理。人们进行革命是为了人不再受任何人支配。可列宁却说，‘过去领导你们的方法并不高明，而我将用聪明的方法进行领导’。”

谢廖扎从未听到过人们如此大胆地谴责在1937年杀害成千上万无辜人生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们。谢廖扎从没听到过人们如此悲痛地议论在全盘集体化时期农民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这些主题的主讲人是楼长格列科夫本人，但科洛梅伊采夫和巴特拉科夫也经常参与这种交谈。

现在，在司令部掩蔽部里，谢廖扎在“6-1”号楼外度过的每一分钟都长得令人难以忍受。他听着关于值日啦、首长召见啦之类的谈话，感到简直不可思议。

他开始想此刻波利亚科夫、科洛梅伊采夫和格列科夫都在干什么。

夜深了，寂静清幽，大伙一定又在聊无线电女报务员。

格列科夫决心要做的事，谁也无法阻挡，哪怕上帝或是崔可夫亲自出马威胁也无济于事。

孤楼的居民是一些杰出的、坚强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祖巴列夫今晚也许又唱上咏叹调了……而有人却孤立无援地坐着，等待着自己的厄运。

“我要杀人！”他心想，但不清楚他要杀谁。

他哪里比得上他们，他连个姑娘都没吻过一下，可这帮鬼东西老练得很，当然会欺骗她，玩弄她。

他听到过许多有关女护士、女电话员、女测距员、女仪表员、女中学生的故事，她们违愿成了团长、炮兵营长们的“战地情妇”。他并不为这些故事热血沸腾，他也不感兴趣。

他回头望一眼掩蔽部的门。过去他怎么就没想到，谁也不用问，立起身就走呢？

他立起身，开门就走。

可就在这时，有人根据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的命令打电话给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参谋，要求立刻把被围困在楼房里的那名战士带到旅级政委那儿去。

达佛尼斯 [79] 和克洛娅的故事之所以经常打动人们的心，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爱情诞生于蓝天下和葡萄藤中。

达佛尼斯和克洛娅的故事时时处处在重演，在闷热的散发着煎鳕鱼味的地下室里，在集中营的棚屋里，在机关会计室算盘的噼啪声中，在纺纱车间尘土飞扬的烟雾中。

这个故事重新出现在废墟中间；出现在德国人俯冲轰炸机的呼啸声下；出现在人们喂养自己汗涔涔、满身污垢身体的不是蜂蜜，而是烂土豆和旧暖气锅炉水的地方；出现在没有寂静，只有碎石、轰隆声和恶臭的地方。

62

有人顺便从列宁斯克给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看门的老头安德烈耶夫捎来张便条，儿媳在便条上说：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患肺炎去世了。

自从得知妻子去世的消息后，安德烈耶夫变得十分忧郁。他很少再到斯皮里多诺夫那里去，晚上独自坐在工人宿舍的大门旁，他望着夜空中炮火的闪光和探照灯的光亮。有时，大伙跟他在宿舍里聊天，他一言不发。有人以为老头听力不济，更大声地重复一遍刚才所提的问题，安德烈耶夫阴沉地说：

“听得见，耳朵不聋。”依然默不作声。

妻子的死对他的震动很大。他的生活已与妻子的生活融为一体，他所发生的好事坏事，他的欢乐和痛苦都存在和反映在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里。

在猛烈轰炸和重磅炸弹爆炸时，帕维尔·安德烈耶夫望着发电厂各车间腾起的烟柱土块，思忖着：“我的老伴能看到该多好……啊，瓦尔瓦拉，这真是的？……

可此刻她已不在人世。

他觉得，被炸弹和炮弹摧毁的房屋废墟，被战争破坏的院子，成堆的土块和扭七歪八的铁条，潮乎乎且苦涩的浓烟，油绝缘子燃起的如穿山甲爬行般的黄色火苗，是他生命的写照，是为他晚年留下的。

难道他曾经坐在明亮的屋子里，上班前吃着早餐，妻子坐在一边注视着他，看是否需要给他添点什么？

是的，他只得形单影只地死去。

蓦地，他记起她的青年时代，记起她那晒黑的双臂和欢愉的明眸。

他离这一时刻也不远了。

有天夜晚，他慢慢地沿着咯吱作响的梯级下到避弹所来找斯皮里多诺夫。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望着老人的脸说：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不好受？”

“您还年轻，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安德烈耶夫回答说，“您精神压力小，还能顶得住。可我的精神压力太大，只能一个人走到底。”

正在刷锅的薇拉回头看一眼老人，没能立刻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

安德烈耶夫不需要谁的同情，他想转移话题，于是说：

“是时候了，薇拉，您该离开此地了，这儿没有医院，只有飞机坦克。”

她笑了笑，摊了摊湿漉漉的双手。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生气地说：

“不论哪个陌生人，见到她都对她说：该上左岸去了。昨天来了个集团军军委委员，顺便进到我们避弹所，见到薇拉，什么也没说，可一坐上汽车，便开始骂我：您怎么回事，不是父亲怎么着？您想让我们用装甲快艇把她送过伏尔加河吗？可我能做什么，她不愿意，我有什么办法。”

他说得又快又流畅，如同天天在同一件事上争吵不休的人说话时那样。安德烈耶夫瞧了瞧自己上衣袖口上那块开线的熟悉补丁，沉默不语。

“这里会有什么信来？”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继续说，“难道这里有邮局不成？我们在这里多少日子了，没有一点消息，外婆的、叶尼娅的、柳德米拉的……托利亚在哪儿，谢廖扎在哪儿，难道你在这里能知道？”

薇拉说：

“可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收到过信。”

“他收到的是死讯。”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他用手指了指避弹所狭窄的墙壁和挡着薇拉单人床的布帘，恼火地说，“她在这里怎么过，一个姑娘家，一个女人，可这里进进出出全是男人，白天黑夜一会儿是工人，一会儿是武装警卫，挤满了人，叽叽喳喳，烟气腾腾。”

安德烈耶夫说：

“您倒是可怜可怜孩子，他在这里是没有活路的。”

“你只要想想，德国人突然闯了进来！那时该怎么办？”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说。

薇拉不吭声。

她相信维克托罗夫一定会走进被炸毁的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大门，她老远就能看见穿着飞行服和软底皮靴、腰上挂着图囊的他。

她常来到公路上，看他是否正走过来。坐在卡车上的红军战士冲她喊道：

“喂，姑娘，在等谁啊？同我们待一起吧。”

她刹那间变得高兴起来，回答说：

“卡车到不了那里。”

当苏联飞机飞过时，她凝视着在发电厂上空低飞而过的歼击机群，仿佛立刻就能辨认出维克托罗夫的飞机。

一天，一架飞临发电厂上空的歼击机摇动机翼致意，薇拉叫喊起来，犹如一只陷于绝望中的小鸟，她奔跑着，磕磕绊绊倒在地上。这次摔跌后，她腰疼了好几天。

十月底，她看到了发电厂上空进行的一场空战，战斗没有结果，苏联飞机钻入云层，德国飞机掉头西去。而薇拉依然站在那里，眼巴巴地瞅着空荡荡的天空，她那双瞪圆的眼睛里露出极度紧张的神色，使得路过院子的电工说：

“斯皮里多诺娃同志，您怎么了，受伤了？”

她相信自己同维克托罗夫的会面一定是在这里，在发电厂。但她又觉得，如果她把这一想法告诉父亲，命运之神将会对她发脾气，从而影响他们的相会。有时，她的这种信心强烈到使她干什么事情都慌慌张张的。她急急忙忙烙土豆黑麦馅饼，急急忙忙扫地、收拾屋子、擦鞋……有时，她同父亲一起刚在桌旁坐下，仔细听了听，突然会说：“等一下，我去去就来。”把大衣往肩上一披，从地下室登上地面，四下打量，看有没有飞行员站在院子里，他有没有在打听到斯皮里多诺夫家怎么走。

她从未想过他可能把她忘了。她深信维克托罗夫同她一样，也日夜紧张而坚定地思念着她。

德军的重炮几乎天天炮击发电厂。德国人掌握了射击要领，试射几发后，炮弹就密密麻麻且准确地在各个车间的墙上开花，爆炸声震撼大地。德军轰炸机经常散兵游勇似的飞来投弹。梅塞机在大地上空超低空飞行，飞临发电厂时，便用机枪扫射。有时远处山冈上还出现德军坦克，那时便会清楚地传来大炮和机枪急促的嗒嗒声。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也同发电厂其他职工一样，似乎对炮轰和空袭已经习以为常。但他和他们一边习以为常，一面却渐渐丧失蕴积的精神力量。有时斯皮里多诺夫感到疲惫不堪，真想在床上好好躺一躺，用棉衣蒙住头，一动不动，不睁开眼睛。有时他借酒消愁。有时他想跑到伏尔加河河岸上，渡河到图马克去，顺着左岸的草原一直走下去，再不回头望一眼发电厂，宁可蒙受临阵脱逃的耻辱，只要能不再听到德国炮弹和炸弹那令人心惊胆战的呼啸声。当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通过驻扎在附近的第六十四集团军司令部，用高频电话同莫斯科通话时，副人民委员说：“斯皮里多诺夫同志，请转达莫斯科对您领导的英雄集体的问候。”这时，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感到很不是滋味，这里哪有什么英雄主义可言！可这里还一直传言德国人准备对发电厂进行密集轰炸，扬言要用威力无穷的重磅炸弹把它夷为平地。

听到这些流言他手脚冰凉。白天，他总是斜睨着灰茫茫的天空，看德国轰炸机飞来没有。晚上，他会突然跳起来，仿佛听见了一大批德国飞机从远处飞来的铺天盖地的嗡嗡声，吓得他的后背和胸脯潮乎乎的。

看来并非他一个人神经衰弱，总工程师卡梅绍夫有次对他说：“再也受不了啦，老是觉得看到了什么妖魔鬼怪似的。我望着公路，心里就想：唉，能溜掉就好了。”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晚上到他那里，请求道：“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给我来杯伏特加，我的全喝光了，可没有这玩意最近防空袭没法睡着觉。”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给尼古拉耶夫倒了杯伏特加说：“活到老，学到老。当初该选择机器设备容易疏散的专业，可如今，你看看，涡轮机留着，我们就得照看它。可在别的工厂，人们早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逍遥自在了。”

为了劝说薇拉离开，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有一天对她说：

“我简直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的人到我这里以各种借口要求离开此地，而我诚心诚意劝你，你就是不想走。要是上级允许，我立马就走，一分钟也不会耽搁的。”

“我是为你才留在这里的，”她粗鲁地回答说，“我不在，你会变成酒鬼的。”

不过，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在德军炮火面前，当然不光是害怕。他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既有面对繁重工作的勇气，也有笑声、玩笑话和对严峻命运满不在乎的气概。

薇拉常常为婴儿担心。他会不会生下来就有病，她居住在憋气的、烟气腾腾的地下室里，每天轰炸把大地震得乱抖，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最近她就常常恶心、头晕。倘若他母亲看到的总是瓦砾、火焰、乱七八糟的土地和灰色天空中带黑“十”字的飞机，生下的孩子会不会忧郁、胆小、愁眉苦脸？或许他甚至听到了爆炸的轰隆声，或许他那缩成一团的小身子在炸弹的呼啸声中已经断了气，他那小脑袋已经缩到肩头里去了。

那些身穿沾满油垢的外衣、腰系军用帆布带的人，从她身边跑过，边跑边朝她招手，笑嘻嘻地大声喊道：

“薇拉，过得怎么样？薇拉，你想我吗？”

她感受得到大伙对她这个快当母亲的人的温情，或许孩子同样感受到了这种温情，他的心灵将是纯洁而善良的。

她有时去机械车间，那里正在修理坦克，维克托罗夫也曾在那里工作过。她猜想：他那阵是站在哪台车床旁？她竭力想象他穿着工作服或飞行服的模样，但他经常让她想起的，却是他穿着医院的病人服。

在车间里，不仅发电厂的工人们，而且来自军事基地的坦克手们都认识她。无法将他们区分开，工厂工人和打仗的军人行头一模一样，身穿油污的棉衣，头戴皱巴巴的棉帽，双手乌黑。

让薇拉牵肠挂肚的只有维克托罗夫和孩子，她日日夜夜感受到孩子的存在，对外婆、叶尼娅姨妈、谢廖扎和托利亚的担忧，已经在她心里退居第二位。她想念他们时，只感到心神不安。

夜晚她怀念母亲，呼唤她，向她诉苦，请求她的帮助，喃喃地说：“妈妈，亲爱的妈妈，帮帮我。”

此刻，她感到自己孤立无援、软弱无力，完全不像她平静地同父亲说话时那样。那时她说：

“别求我，我哪儿也不去。”

63

吃午饭时，娜佳若有所思地说：

“比起烤土豆来，托利亚更喜欢熬土豆。”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明天他整整十九岁零七个月了。”

晚上她说：

“要是玛鲁夏知道了法西斯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80] 的暴行，不知会多伤心呢。”

不久，刚开完全厂大会回家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对帮她脱大衣的斯特拉姆说：

“维佳，天气真好，空气干燥寒冷。您妈妈说过，这像葡萄酒。”

斯特拉姆回答说：

“妈妈说的是酸白菜像葡萄。”

生活恰如大海中漂浮的巨大冰块，它的水下部分在冰冷的黑暗中滑行，而水上部分却保持着稳定，它击退浪涛，听到水的喧嚣和拍溅声，喘息着……

当熟人的家庭中有个年轻人考取了研究生，通过了论文答辩，谈恋爱，娶媳妇时，人们在祝贺和家庭闲聊之际往往会增添一分忧郁感。

当斯特拉姆听说有个熟人在战争中牺牲时，他身上有如死去一颗活的粒子，失去了一种色彩。但死者的声音依旧在纷繁的生活中喧嚣。

但是，同斯特拉姆的思想和心灵连在一起的时代是可怕的，它波及妇女和儿童。在他的家庭里，这个时代毁掉了两名妇女和一个几乎还是孩子的青年。

斯特拉姆经常记起从索科洛夫的亲戚——历史学家马季亚罗夫那里听到的曼德尔施塔姆 [81] 的诗句：

世纪的猎狼犬扑向我肩，

但按我的血统我不是狼……

但这个世纪是他的时代，是他生活的时代，死后他还将同它连在一起。斯特拉姆的工作依旧毫无进展。

战前早已开始的实验，没有达到理论预期的效果。

在各种实验数据中，在这些数据同理论相悖的固执中，包含有令人不知所措的混沌和荒谬。

斯特拉姆起先确信他失败的原因在于实验的不完善和缺乏新的仪器。他迁怒于实验室的同事们，觉得他们没有把足够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而过多地为日常生活琐事分心。

但问题并不在于有才华的、讨人喜欢的、乐呵呵的萨沃斯季亚诺夫经常忙于张罗伏特加酒供应证，也不在于见多识广的马尔科夫上班时看讲义或是向同事们透露某个院士得到了什么样的补给品，以及这位院士如何与两个前妻和第三夫人共享口粮，更不在于安娜·纳乌莫夫娜令人无法忍受地叨叨自己同女房东的关系。

萨沃斯季亚诺夫的思想活跃清晰，马尔科夫那广博的知识、纯熟地完成最精确实验的能力和条理分明的逻辑依然为斯特拉姆所称道。安娜·纳乌莫夫娜尽管住在又冷又破旧的穿堂小屋里，但还是以超人的毅力勤勤恳恳地工作。斯特拉姆依然为索科洛夫同他一起工作而自豪。

无论是保持实验条件的精确度，还是仪表的控制测定和反复校准，都没能给工作带来明显改善。在对重金属有机盐超强度辐射的研究中，突然出现了混乱。有时，斯特拉姆把一粒有机盐看作是某个失去理智和礼仪的侏儒，看作头戴滑到耳边的尖顶帽，红脸蛋，撇嘴，把手指合成筒形，当着严肃的理论的面做下流动作的侏儒。

一些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它的精密仪器是完美无缺的，在德国和英国各著名实验室里积累了几十年的实验资料，都自然地纳入这一理论之中。战前不久，曾在剑桥进行过旨在证实理论所预见的粒子在特殊条件下活动情况的实验。这一实验的成功是理论的光辉成就。在斯特拉姆看来，这一实验，同证实理论所预见的从恒星到太阳引力场的光射束相对偏差的实验一样，是崇高而富有诗意的。否定理论是不可思议的，一如士兵不能从元帅肩上撕下金色肩章。

可侏儒依旧轻蔑地撇嘴和做下流动作，又无法说服他。在柳德米拉前往萨拉托夫前不久，斯特拉姆产生了可以扩大理论范围的想法，虽说为此必须作出两项随意的假设和大大提高精密仪器的精密度。

新方程式涉及一项数学分支，而索科洛夫在这方面能力最强。斯特拉姆求助于索科洛夫，因为他感到自己在数学这个领域缺乏信心。索科洛夫很快为扩大这一理论列出了新的方程式。

看来，问题解决了，实验数据不再同理论产生矛盾。斯特拉姆为成功感到高兴，向索科洛夫表示祝贺。索科洛夫也祝贺斯特拉姆，但担忧和不满依然存在。

很快，斯特拉姆重又陷入苦闷之中。

他对索科洛夫说：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我发现，每当晚上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补袜子时，我的心情就变坏。这使我想起了我和您，我们也是在修补理论，我们的工作太粗糙，用的是另一种颜色的线，干的是泥瓦匠的粗活。”

他对自己的动摇徘徊十分恼火，幸好，他不善于欺骗自己，他本能地感到自我安慰只能导致失败。

在扩大理论范围中没有得到任何好的结果。修修补补的理论失去了自己内在的和谐，随意的假设使理论丧失了自主力和独立的生命，它的方程式变得又笨又重，运用它们十分吃力。理论中产生了某种学究式的、空洞的、贫血的东西，它仿佛失去了活的肌体。

而杰出的马尔科夫所进行的一系列新实验又重新同列出的方程式相矛盾。为了解释这种新矛盾，他不得不再做一个随意的假设，重新用火柴盒和木片支撑理论。

“瞎折腾。”斯特拉姆对自己说。他明白，他走的是一条歧途。

他收到工程师克雷莫夫的一封信。工程师写道，斯特拉姆定制的仪器的浇铸和抛光工作不得不推迟一些日子，因为工厂忙于完成军事订货。这样，仪器制造显然就得比预定日期推迟一个半月至两个月。

但这封信并没使斯特拉姆伤心，他已经不像原先那样迫不及待地等待新仪器，他已经不相信新仪器能改变实验结果。有时他又感到愤懑，想尽快得到新仪器，最后证实那大量的、广泛的实验资料同理论是彻底而不可救药地相抵触的。

工作的不顺遂在他的意识中同个人的悲伤联系在一起，一切都融合在阴沉的绝望之中。

这种心灰意懒的情绪持续了好几周，他变得肝火旺盛，对家庭琐事斤斤计较，过问饮食起居，对柳德米拉花那么多钱大吃一惊。

柳德米拉同房东吵架也开始使他感兴趣，房东因为她占了柴屋要她多付房租。

“呶，同尼娜·马特维耶夫娜的谈判进行得怎么样了？”他问。

听过柳德米拉的叙述后，他说：“咳，真见鬼，不要脸的臭婆娘。”

如今他已不考虑科学同人类生活的联系，不去管它幸福还是痛苦。考虑这些必须感到自己是主人，是胜利者。可这些日子里他觉得自己是个倒霉蛋，是个打杂的。

似乎他已经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工作，他所经受的挫折和痛苦使他失去了科研能力。

他逐个回忆物理学家、数学家、作家的名字，他们的主要著作都是在青年时代完成的，三十五岁至四十岁之后他们已经无所建树。他们都已经有引以为豪的东西，可他在青年时代却没有打拼出可以值得回忆的事业，虚度了年华。为一百年来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的伽罗华 [82] ，只活了二十一岁。二十六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论文《论动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 [83] 。赫兹 [84] 死时，还不到四十岁。这些人的命运和斯特拉姆之间横亘着多么大的深渊啊！

斯特拉姆告诉索科洛夫，他想暂时停止实验室的工作。但索科洛夫认为工作需要继续下去，他期待着从新仪器那里获得更多的数据。斯特拉姆竟忘了立刻把工厂来信一事告诉他。

斯特拉姆看出妻子知道他的失败，但她不同他提起他的工作。

她对他生活中最主要的事情并不关心，而把时间都用在家务上，用在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聊天上，用在同房东的吵嘴上，用在替娜佳缝连衣裙上，用在同波斯托耶夫妻子的会面上。他把怨恨都撒向柳德米拉，不理解她的心境。

他觉得妻子又回到了往日的生活中去，可她完成所有习以为常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些事情是习以为常的，无须花多少精力，她已经没有精力了。

她一面煮面条汤，一面说娜佳的那双鞋，因为长年来她干家务活，现在机械地重复着她每天重复的事情。但他没有发现，她虽然继续过着自己原先的生活，可实际上并没有参与生活。一个想着自己心思的行人，沿着自己习惯的道路走着，绕过坑洼，跨过沟渠，却根本没有去留意它们。

为了与丈夫谈他的工作，需要有新的精神倾向，新的精神力量。但她没有。可斯特拉姆却以为柳德米拉仍对所有事情保持着兴趣，就是对他的工作不感兴趣。

谈起儿子时，她常常记起有时斯特拉姆对托利亚的态度不太好，这使人感到委屈。她好像在对托利亚与继父关系下结论，但这一结论对斯特拉姆很不利。

柳德米拉对母亲说：

“他真可怜，有段时间脸上长了好些小疖子，这使他十分苦恼。他甚至要我从美容师那里给他搞点软膏之类的东西来，可维克托老是戏弄他。”

这倒是事实。

斯特拉姆喜欢招惹托利亚，当托利亚回到家向继父问好时，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常常专注地盯着托利亚，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

“哎哟，伙计，你脸上满天星斗了。”

最近一段时间，斯特拉姆晚上不喜欢待在家里。有时他上波斯托耶夫家里下棋，听音乐，波斯托耶夫的妻子是个很不错的钢琴家。有时他上自己在喀山新结识的卡里莫夫家。不过他最经常去的是索科洛夫家。

他喜欢索科洛夫家的小房间和好客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可爱的微笑，而最感兴趣的还是餐桌上的聊天。

当他深夜做客归来，走近自己家门口时，暂时平息的忧愁又袭上他的心头。

64

斯特拉姆没有从研究所直接回家，而是去找自己新结识的卡里莫夫，同他一起前往索科洛夫家。

卡里莫夫其貌不扬，是个麻子。黝黑的皮肤使得他那头白发尤为突出，而白发又使皮肤显得更为浓黑。

卡里莫夫的俄语说得很标准，但只要注意听，还是能在他说话的声调和用词中发现一些细微的差别。

斯特拉姆没听过他的姓名，但原来这个姓名不仅仅是在喀山很有名气。卡里莫夫把《神曲》和《格列佛游记》译成了鞑靼文，最近又埋头于《伊利亚特》的翻译工作。

他们未曾结识前，常在喀山大学阅览室旁的吸烟室里碰上。图书馆女管理员是个很爱说话的老太太，穿着很不整洁，嘴唇抹得通红，她对斯特拉姆透露了许多有关卡里莫夫的详情，说他毕业于索邦 [85] ，在克里木有幢别墅，战前，他每年大部分时间在海滨度过。战争期间，卡里莫夫的妻子和女儿留在克里木，他没有她们的消息。老太太向斯特拉姆暗示，在这个人的生活中有长达八年之久的痛苦经历。但斯特拉姆对这条消息报以困惑莫解的目光。显然，老太太也把斯特拉姆的情况告诉了卡里莫夫。他们未曾相识，却已经彼此了解，这使他们感到很尴尬，他们互相遇上从未有过笑容，相反还阴沉着脸。这一切后来是以他们有一次在图书馆入口处大厅相遇，两人同时哈哈大笑并开始交谈而告结束的。

斯特拉姆不知道卡里莫夫是否对他的谈话感兴趣，但他看到卡里莫夫在仔细听他说话，便很乐意同他交谈。斯特拉姆有过痛苦的经历，每每遇上一个交谈者，看上去很聪明机智，其实却无聊透顶，令人无法忍受。

有些人，只要他们在场，斯特拉姆甚至感到说话困难，声音干巴，谈话变得平淡无奇、毫无意义，有如聋哑人在打哑语。

有些人，只要他们在场，任何真诚的话语都变得虚伪。

有些人，虽说早已熟悉，但只要他们在场斯特拉姆便感到格外的孤独。怎么会有这种事？那是因为，突然遇见一个人，无论他是旅伴，是邻床，或是偶然争论的参加者，有他在场，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便失去了孤单的寂寞感。

他们并排走着、聊着。斯特拉姆心想，现在他可以暂时忘却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在索科洛夫家参加晚间的交谈时。这种感觉过去从未有过，因为他总在想自己的工作，无论是乘电车，吃饭，听音乐，还是在早晨洗完脸擦干时。

也许，他走进了一条令人十分苦恼的死胡同，他下意识地想把对工作的想法从自己身上摆脱开……

“艾哈迈德·乌斯曼诺维奇，今天工作进展如何？”他问。

卡里莫夫说：

“脑子里什么也装不进去。总是思念妻子和女儿。时而觉得，见到她们一切都会好的，时而又有某种预感，她们已经死了。”

“我理解您的心情。”斯特拉姆说。

“我知道。”卡里莫夫喃喃地说。

斯特拉姆心想：真奇怪，卡里莫夫同他相识总共才几周，但已经打算把对妻子女儿都没有说过的想法告诉他。

在索科洛夫家小屋的桌子后边，几乎每天晚上都聚集着一些在莫斯科都未必能遇见的人。

索科洛夫很有才华，但说话却十分啰唆，文绉绉的，书生气十足。真难相信他出身于一个伏尔加河水手的家庭。他心地善良，气质高雅，但脸上的表情却显得严肃而带一丝狡猾。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不像伏尔加河水手，还在于他滴酒不沾，怕穿堂风，因怕传染而不断地洗手，面包上凡是被手指接触过的面包皮他都要撕掉。

每当斯特拉姆读到他的论文，都感到吃惊：此人的思维大胆而优雅，对最为复杂和精细的思想的表达和论证简洁明了。可是喝茶聊天时他的话语又那么无聊和啰唆，寡淡得如一杯白开水。斯特拉姆本人同许多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人一样，喜欢在谈话中用“胡扯”、“瞎捣乱”这样的言辞来显示自己，在同老院士交谈时喜欢称好争吵的有学问的女士为“泼妇”。甚或“母夜叉”。

战前，索科洛夫不喜欢谈论政治。斯特拉姆一提及政治，索科洛夫便缄口不言，或是故意改变话题。

在他身上表现出某种奇怪的顺从，他对集体化时期和1937年的残酷事件不置可否。他仿佛是把国家的愤怒当作大自然或上帝的愤怒。斯特拉姆觉得索科洛夫相信上帝，并且这种信仰也表现在他的工作中，表现在他对这个世界强暴者的温顺中，表现在他的人际关系中……

65

马季亚罗夫平静而从容不迫地说着，他并没有替那些后来被当作人民的敌人和祖国的叛徒而枪毙的师长和军长们辩护，也没有替托洛茨基辩护。但在他对克里沃鲁奇科和杜博沃伊 [86] 的称赞中，在他十分尊敬和直呼其名地提到1937年被处决的指挥员和集团军级政委的名字时，可以感受得到他并不相信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87] 、布柳赫尔元帅 [88] 、叶戈罗夫元帅 [89] 、莫斯科军区司令员穆拉洛夫、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列万多夫斯基、加马尔尼克 [90] 、德边科 [91] 和布勃诺夫 [92] ，以及托洛茨基的第一副手斯克良斯基 [93] 和温什里希特 [94] 是人民的敌人和祖国的叛徒。

马季亚罗夫的声音异乎寻常的平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要知道国家的强大力量创造了一个新的过去，它按自己的意愿重新调动骑兵部队，重新确定昔日事件的英雄，而把那些真正的英雄抹去。国家拥有足够的威力重演那些已经成为历史、永远不可变更的事件，重刻重塑那些花岗石和青铜像，重写过去的发言，重新安排文件资料和照片上要人们的位置。

这是一部真正的新的历史。甚至从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活着的人们，也以新的方式重新体验自己已逝的生活，把自己由勇士变为懦夫，由革命者变为外国间谍。

听了马季亚罗夫的话，使人觉得更为强大的逻辑、更能称之为真理的逻辑必然会出现。这样的谈话战前是从未有过的。有一次他说：“唉，所有这些人今天倘若还活着，必将奋不顾身同法西斯主义战斗，不惜流血牺牲。他们却平白无故给杀害了？……

喀山居民、化学工程师弗拉基米尔·罗曼诺维奇·阿尔捷列夫是索科洛夫的房东。阿尔捷列夫的妻子每天傍晚才下班回家。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前线。阿尔捷列夫本人是一家化工厂的车间主任。他穿着寒酸，没有冬大衣和棉帽，为了保暖在棉衣外再罩上一件胶布披风。他头上戴顶满布油污的软鸭舌帽，去上班时，把它紧紧扣在耳朵上。

他到索科洛夫家时，总是往冻得发红发麻的手指上呵气，畏葸地朝坐在桌旁的人微笑。斯特拉姆觉得这哪里是房东和大工厂的大车间主任，简直是一个寄人篱下的穷邻居。

那天晚上，他没有刮脸，面颊凹陷，站在门旁听马季亚罗夫说话，显然害怕地板上那块木板咯吱作响。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去厨房，经过他身旁，在他耳畔悄悄说了句什么。他惊惶地摇着头，想必不肯吃东西。

“昨天一个在这里治病的上校对我说，方面军党委会因为他打了中尉一记耳光，而向他提出了起诉。国内战争时期可没有这种事。”马季亚罗夫说。

“您自己说过，邵尔斯 [95] 鞭打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特拉姆说。

“那是下级打上级，”马季亚罗夫说，“是两码事。”

“在工厂里，我们厂长对所有工程技术人员都叫‘你’，可你要是对他说‘舒里耶夫同志’他就生气，得叫他‘列昂季·库兹明’。前些天一个老化学工程师触怒了他，舒里耶夫把老头臭骂了一顿，并且大叫：‘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否则看我不收拾你……让你给我从厂里滚出去。’可老头已经七十二岁了。”阿尔捷列夫说。

“那工会就不吭声吗？”索科洛夫问。

“工会算什么，”马季亚罗夫说，“工会就会号召作贡献：战前作战争准备，战时一切为了前线，战后工会则号召消除战争后果。谁会去关心一个老头？”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小声问索科洛夫：

“也许，该喝茶了？”

“当然，当然，给我们来点茶。”索科洛夫说。

“真怪，她走路连点动静都没有。”斯特拉姆想，心不在焉地望着轻轻地滑进半开着的厨房门里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瘦削的肩膀。

“哎，亲爱的同志们，”马季亚罗夫突然说，“你们想象一下什么是新闻自由？你们在战后一个和平的早晨翻开报纸，代替兴高采烈的社论，代替劳动人民致伟大的斯大林的信，代替关于炼钢工人突击队为庆祝最高苏维埃选举而进行热忱劳动的消息，代替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劳动人民在沮丧、日益增长的失业率和极端贫困的境遇中迎接新年的消息，你们在报纸上将发现什么？发现通报！你们想象得出这样的报纸吗？这是发布通报的报纸！

“你们读到的是库尔斯克州的歉收，关于布迪尔监狱生活制度的检查报告，有关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是否必要的争论，你们读到的是关于工人戈洛普佐夫反对发行新公债的消息。

“总而言之，你们能了解到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丰收和歉收，劳动热忱和撬锁盗窃，矿井投产和失事，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意见分歧。你们能读到有关工厂厂长侮辱一个七十岁老化学工程师引起的罢工过程的报道，能读到丘吉尔和布吕姆 [96] 的演说词，而不是他们‘曾经扬言’，能读到有关下议院争论的报道，能了解到昨天有多少人在莫斯科自杀身亡，有多少人因车祸晚上被送进了斯克利福索夫斯基医院。你们能了解为什么没有荞麦米，而不光是知道从塔什干用飞机给莫斯科运来了第一批草莓。你们能从报纸上，而不是从家庭女工（她的外甥女从农村来莫斯科买粮食时找过她）那里了解到集体农庄一个劳动日能分到多少克粮食。是的，是的，只有这时，你们才完完全全是个苏联人。

“你们进书店买书，能读到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们的著作，你们能自己辨别他们什么地方不对，你们不用保育员就能自己上大街散步。这时，你们才是个苏联人。”

在马季亚罗夫结束自己宏论这会儿，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端着茶具走了进来。

索科洛夫突然用拳头敲着桌子说：

“够了！我坚决恳求您别再发表类似的议论。”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半张着嘴望着丈夫。她手中的茶具叮当作响，显然她的双手在发抖。

“瞧，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剥夺了新闻自由！它只持续了一会儿。好在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没有听到这场造反言论。”斯特拉姆说。

“我们的制度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索科洛夫气冲冲地说，“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垮台。”

“不错，是显示过自己的力量，”斯特拉姆说，“不过，1940年芬兰过时的资产阶级民主同我们的中央集权制发生了冲突，我们便陷入惊慌之中。我并非资产阶级民主的崇拜者，可事实总是事实。这跟老化学工程师有什么相干？”

斯特拉姆回头看见正在听他说话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那专注的目光。“问题不在于芬兰，而在于芬兰的冬天。”索科洛夫说。

“唉，算啦，彼佳。”马季亚罗夫喃喃地说。

“可以这么说，战争中苏维埃共和国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斯特拉姆说。

“什么弱点？”索科洛夫问。

“比如说，许多人被关押了起来，他们原本是可以去打仗的啊。”马季亚罗夫说，“您瞧瞧，我们在伏尔加河上是怎么战斗的。”

“但这跟制度有什么关系？”索科洛夫问。

“怎么没关系？”斯特拉姆说，“照您看来，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1937年是士官的遗孀自己枪毙了自己？”

他再次见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专注的目光。他心想，在这场争论中他的表现令人奇怪：马季亚罗夫刚开始批评国家，斯特拉姆就同他争论；但当索科洛夫指责马季亚罗夫时，斯特拉姆又开始批评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有时喜欢嘲笑不高明的文章和文理不通的讲话，但一聊到主要的方针路线方面的问题，他就变得强硬起来。而马季亚罗夫则相反，他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您是在苏维埃制度的不完善中，寻找对我们撤退的解释。”索科洛夫说，“其实是德国人对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太猛烈，国家经受住了这场打击，恰恰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弱点。您见到巨人投下的影子，便说：你们瞧，多大的影子。但您却忘了巨人本身。要知道，我们的中央集权制就是一部能够创造奇迹的、威力巨大的社会发动机，它已经创造了奇迹，今后还将创造奇迹。”

“倘若国家不需要您，它就让您受折磨，把您和您的所有想法、计划、作品统统抹杀。”卡里莫夫说，“但倘若您的思想符合国家的利益，您就能坐着飞毯平步青云！”

“对，对！”阿尔捷列夫说，“我曾被调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国防工程去工作了一个月。斯大林亲自过问各车间的生产，给厂长打电话。那设备！原料、零件、备件都神话般地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条件！有澡盆子，炼乳一清早就送到家。我这辈子还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工作条件好极了！而主要是没有官僚主义，所有事情不用书面文件全能办成。”

“更确切说，是官僚主义国家有如童话里的巨人，在那里为人们服务。”卡里莫夫说。

“如果国家重点国防工程能达到如此完美无缺的程度，那么很显然，这种制度可以在所有企业中贯彻。”索科洛夫说。

“那是个独立王国！”马季亚罗夫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而不是一个原则。斯大林建设的是国家所需的而不是人民所需的一切。是国家需要重工业而不是人民。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对人民毫无益处。一端是国家的需要，另一端是人的需要。它们从来是无法调和的。”

“正是，正是，从这个独立王国往边上迈出一步，结果就十分荒唐可笑。”阿尔捷列夫说，“邻居喀山人需要的产品，我得按计划把它运到赤塔，然后再从赤塔把它运回喀山。我需要装配工，可我没有经费，只有托儿所的预算没有用完，我就得把装配工当保育员送到幼儿园。这是集中制闹的！发明家向厂长提出建议，可以生产出1500个零件而不是200个，厂长把他轰了出去。因为厂长完成任务是以重量表现的，这样他更心安理得。如果工厂停工待料、而短缺的原料又可以在市场上花30卢布买到，他宁可损失200万，而不愿冒险花上30卢布去买原材料。”

阿尔捷列夫迅速瞥一眼听众，又急匆匆地讲起来，好像生怕别人不让他把话讲完似的：

“工人收入很少，但那是按劳分配。卖糖浆水的小贩所得比一个工程师多四倍。而领导、厂长、人民委员部就知道一条——完成计划！不管你全身浮肿还是饥饿难熬，指标得完成！我们曾有个厂长什马特科夫，他在会议上大声嚷嚷说：‘工厂比亲妈更重要，为了完成计划，你要舍得从自己身上扒下三层皮。要是谁不自觉，那我就亲自剥他三层皮。’可是我们突然得知什马特科夫要调到沃斯克列先斯克。我就问他：‘阿法纳西·卢基奇，您怎么没完成任务便扔下工厂不管了？’他直截了当且不带掩饰地回答说：‘哦，您知道，我们的孩子在莫斯科上大学，沃斯克列先斯克离莫斯科近些。此外，还能给套很不错的住宅，带花园。妻子常常闹些小病，她需要新鲜空气。我很奇怪，国家为什么竟然信任这号人，可却把工人和非党著名科学家看得一文不值。”

“这很简单，”马季亚罗夫说，“因为委托给这些人的，是比工厂和研究所更重要的东西，是这个制度的心脏，是苏联官僚主义最神圣、最生气勃勃的东西——权力。”

“我还要说，”阿尔捷列夫不理会别人的嘲笑继续说，“我爱自己的车间，从不爱惜自己。可我不够狠，我不能从活人身上剥下三层皮。我宁可剥掉自己身上的皮，可不知为什么也不舍得剥工人的皮。”

而斯特拉姆继续莫名其妙地想要反驳马季亚罗夫，尽管马季亚罗夫所说的一切在他看来是有道理的。

“可您并不能自圆其说。”他说，“难道个人利益，今天没有完全同建立了国防工业的国家利益相一致、相联系吗？我以为武装我们兄弟儿女的坦克大炮飞机，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

“完全正确。”索科洛夫说。

66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开始斟茶。大家开始争论起文学来。

“有人把我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忘了。”马季亚罗夫说，“图书馆不乐意把他的书让人借回家去，出版社又不再版。”

“因为他是反动分子。”斯特拉姆说。

“对，他不该写《群魔》。”索科洛夫表示同意。

但斯特拉姆立刻问：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您相信他不该写《群魔》吗？倒不如说他不该写《作家日记》。”

“我们对天才并不是一视同仁的。”马季亚罗夫说，“我们的意识形态容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瞧马雅可夫斯基，斯大林称他是最优秀的天才诗人，并非平白无故的。他在自己的激情中体现了国家观念。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国家观念中体现的是人道主义。”

“如果这样推论，那么整个十九世纪文学我们都容不得了。”索科洛夫说。

“嘿，你别这么说。”马季亚罗夫说，“托尔斯泰把人民战争的思想理想化，而国家眼下正领导着一场正义的人民战争。正如艾哈迈德·乌斯曼诺维奇 [97] 所说的，思想一致，便平步青云：收音机里播送托尔斯泰，晚会上朗诵托尔斯泰，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的著作，领袖们引用托尔斯泰的话。”

“契诃夫的情况比所有人都好些，过去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都承认他。”索科洛夫说。

“瞧，这算什么话！”马季亚罗夫叫喊起来，啪的一声拍了下桌子，“我们的契诃夫被承认，纯粹出于对他的误解。这在某种程度上同他的继承者左琴科一样。”

“我不明白。”索科洛夫说，“契诃夫是现实主义作家，我们这里连颓废派都赏识他。”

“你不明白？”马季亚罗夫问，“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您别得罪契诃夫。”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所有作家中我最喜爱他。”

“你做得对，玛申卡。”马季亚罗夫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你想在颓废派中寻觅人道主义吗？”

索科洛夫生气地朝他挥挥手，不愿回答他的问题。

马季亚罗夫也朝他挥挥手。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说出自己的想法，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让索科洛夫在颓废派中找到人道主义。

“个人主义不是人道主义！您搞混了。大家都搞混了。您以为他们打击的是颓废派吗？胡扯！颓废派对国家并无敌意，只是不需要，对之漠不关心。我深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颓废派之间没有鸿沟。人们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实是面镜子。党和政府问：‘世界上谁最可爱、最可亲、最白净？’它回答说：‘你，是你，是党和国家最可爱、最可亲！’

“可颓废派回答说：‘我，我，是我，是颓废派最可爱、最红润！’分歧其实并不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肯定的是国家的特殊性，而颓废派肯定的是个人的特殊性。方法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都醉心于自身的特殊性。完美无缺的国家无视所有不同于它的人。忘乎所以的颓废派对其他所有人全然不屑一顾，除了两种人。一种是他能与之深谈的，另一种是他能与之抚爱亲吻的。表面上看，个人主义和颓废派为人而奋斗。实际上，它什么也不为。颓废派对人漠不关心，国家同样如此。这里没有什么鸿沟。”

索科洛夫眯缝着眼睛听马季亚罗夫的议论，认为他现在所讲的已经涉及完全被禁的话题，于是打断他说：

“对不起，这跟契诃夫有什么相干？”

“说的就是他。在他与当代现实之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要知道契诃夫把没有实现的俄罗斯民主扛在自己肩上。契诃夫的道路就是俄罗斯自由之路。可我们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您把他所有的主人公理一遍试试。也许，只有巴尔扎克一人让社会认识了如此众多的人物。难道契诃夫不也是这样吗？您想想，医生、工程师、律师、教员、教授、地主、小铺老板、工厂主、家庭女教师、仆役、大学生、各品文官、牲口贩子、乘务员、媒婆、执事、高级僧侣、农民、工人、鞋匠、女模特儿、花匠、动物学家、客店老板、猎人、妓女、渔夫、中尉、土官、画家、厨娘、作家、扫院子工人、修女、士兵、助产士、库页岛上的苦役犯？……

“够了，够了！”索科洛夫嚷嚷道。

“够了？”马季亚罗夫以滑稽夸张的语气反问道，“不，不够！契诃夫让我们认识整个俄罗斯，认识俄罗斯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年龄段的人……但这还不够！您知道吗，他是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俄罗斯的民主主义者，而让我们认识这些芸芸众生的！他说，我们首先是人，您明白吗？是人，是人，是人！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甚至包括托尔斯泰。他是在俄罗斯说这番话的，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说过。他说，最主要的是，他们是人，然后才是僧侣、俄罗斯人、小铺老板、鞑靼人、工人。您要明白，人的好坏良莠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僧侣还是工人，是鞑靼人还是乌克兰人，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是人。半个世纪前，受派别的狭隘观点迷惑的人们认为，契诃夫是文化停滞时代的代言人。可契诃夫乃是俄罗斯最伟大旗帜的旗手，这面旗帜在俄罗斯历史上已经高举了千年，这是真正的俄罗斯民主精神的旗帜，您要知道，是俄罗斯人的尊严的旗帜，是俄罗斯自由的旗帜。要知道我们的人道主义按照宗派主义的原则始终是不可调和的、残酷无情的。甚至宣扬不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都是偏执的，主要是因为他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上帝出发。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让肯定善的思想获胜。因为上帝的体现者总是力图强制性地使人感到上帝的存在。在俄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压迫和杀戮，他们决不手软。

“契诃夫说：让上帝走开，让所谓的伟大的进步思想走开，我们将从人开始，我们将变得善良和关心人，不管他是谁，是僧侣、农夫、工厂主、百万富翁，还是库页岛的服苦役犯、饭馆的仆役。我们将从尊敬人、怜悯人、热爱人开始，舍此将一事无成。这就叫民主，这就是俄罗斯人民暂且尚未实现的民主。

“千百年来，俄罗斯人什么都见识过了，什么伟大啊，什么最最伟大啊，但有一样他们未曾见过，那就是民主。恰好，这就是颓废派和契诃夫之间的区别。国家愤懑之时会给颓废派的后脑勺来上一下，朝他屁股踢上一脚。可是对契诃夫的实质国家并不理解，于是乎便宽容了他。真正的民主，当然也是人道的民主，在我们的事业中是不适用的。”

显然，索科洛夫非常不喜欢马季亚罗夫尖锐的言辞。

斯特拉姆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以某种连他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愉快心情说：

“说得太好了，令人信服而有道理。我只是请求对斯克里亚宾 [98] 宽容些。他好像也属于颓废派，不过我很喜爱他。”

索科洛夫的妻子把一碟果酱放在他面前，他朝她那边做了个推拒的手势说：

“不，不，谢谢，我不想要。”

“黑醋栗。”她说。

他望着她那双褐黄色眼睛问：

“难道我对您说过自己的嗜好？”

她默默地点点头，莞尔一笑。她的一副牙齿长得不整齐，嘴唇薄而不鲜艳。笑容使她那张苍白、略显黯淡的脸庞变得可爱而富有魅力。

“要是她的小鼻子并非老是红红的，她倒是个讨人喜欢的女人。”斯特拉姆想。

卡里莫夫对马季亚罗夫说：

“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怎么把您有关契诃夫人道主义的热情言词同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美结合起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在俄罗斯，人人都是不同的。希特勒称托尔斯泰为杂种，可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却挂在希特勒的书房里。我是个少数民族，是鞑靼人，但我出生在俄罗斯，我不能原谅一个俄罗斯作家仇视波兰人和犹太人。我不能，即使他是个伟大的天才。我们在沙皇俄国遭受了太多的屠杀、歧视和浩劫，流过太多的血。在俄罗斯，一个伟大作家没有权利践踏非俄罗斯人，没有权利蔑视波兰人、鞑靼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楚瓦什人。”

这位花白头发、深色眼珠的鞑靼人带着蒙古人的嘲笑，恶狠狠地、傲慢地对马季亚罗夫说：

“您也许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哈吉-穆拉特》？也许读过《哥萨克》？也许读过短篇小说《高加索俘虏》？这都是俄罗斯伯爵写的，比立陶宛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俄罗斯化。只要鞑靼人还活着，他们都将为托尔斯泰向真主祈祷。”

斯特拉姆望着卡里莫夫。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他想，“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艾哈迈德·乌斯曼诺维奇，”索科洛夫说，“我十分尊重您对自己人民的爱。但是，请允许我同样为我是个俄罗斯人而自豪，请允许我爱托尔斯泰，不仅仅是因为他出色地描写了鞑靼人。我们俄罗斯人，不知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却一下子成了黑帮分子 [99] 。”

卡里莫夫立起身，脸上全是亮晶晶的汗珠，他喃喃地说：

“我想对您说句实话，确实，既然有真情可说，为什么我要说假话呢？！只要回忆一下，二十年代把鞑靼人民引以为豪的人士统统烧死，把我们文化界所有著名人士都杀害了，就该想到为什么《作家日记》会遭禁了。”

“被害的不单是你们的人，也有我们的人。”阿尔捷列夫说。

卡里莫夫说：

“我们被消灭的不仅仅是人，还有民族文化。如今鞑靼的知识分子，同那些人相比只能算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

“对，对。”马季亚罗夫嘲笑道，“那些人不但能创建文化，而且能创立鞑靼人的内外政策。”

“如今你们有自己的国家、大学、中学、歌剧、图书和鞑靼语报纸，革命给你们提供了一切。”索科洛夫说。

“不错，国家歌剧院有了，国家有了。可它照样让我们坐牢？……

“嘿，您知道吗，要是鞑靼人让您坐牢，那您就不那么轻松了。”马季亚罗夫说。

“要是根本不抓人不好吗？”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问。

“玛申卡，你想干什么！”马季亚罗夫说。

他看了看表说：

“哎呀，我该走了。”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急忙说：

“廖尼奇卡 [100] ，留下过夜吧。我在储藏室里给您铺张床。”

有一次，他向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诉苦，当他晚上回到家，家里没有人在等候他，他只得一个人走进空荡荡的黑屋子时，他尤其感到孤独。

“好吧，我不反对。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您不反对吧？”马季亚罗夫说。

“不，哪能呢。”索科洛夫说。

而马季亚罗夫开玩笑地补充道：

“男主人说话显得毫无热情。”

大家从桌子后面站起身，开始告别。

索科洛夫送客人们出去，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压低嗓音对马季亚罗夫说：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没有回避这些谈话，这就不错了。在莫斯科，只要当着他的面读政治，他马上闭嘴，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她以特别亲热和恭敬的语调说丈夫的名字和父名“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每天晚上她都亲手抄写他的论文，把草稿保存起来，把他偶然记的笔记贴在硬纸板上。她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同时她又把他看作一个软弱无力的孩子。

“我喜欢这个斯特拉姆。”马季亚罗夫说，“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认为他是令人讨厌的家伙。”

他开玩笑地补上一句：

“我发现，玛申卡，他所有的话都当着您的面说，而当您在厨房忙碌时，他就收起自己的辩才。”

她脸冲门站着，默不作声，仿佛没有听到马季亚罗夫的话，然后才说：

“您怎么啦，廖尼亚，他对我就像对一个小家伙。彼佳 [101] 认为他心地不善，好嘲笑人，目空一切。为此物理学家们都不喜爱他，有些人还怕他。不过我不同意，我觉得，他很善良。”

“善良谈不上。”马季亚罗夫说，“他爱挖苦所有人，同谁都合不来。不过头脑很灵活，没有被磁化。”

“不，他心地善良，没有防人之心。”

“但是应该承认，他现在也不会说一句多余的话。”马季亚罗夫说。

这时，索科洛夫走进屋子，听到了马季亚罗夫的话。

“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我向你提出请求：第一，别教训我；第二，我在场时，别进行类似的谈话。”

马季亚罗夫说：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你要知道，你别来教训我，我本人对自己的话负责，就如您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一样。”

显然，索科洛夫本想说些刺耳的话回敬他，但他忍住了，又走出屋子。“行了，我还是回家吧。”马季亚罗夫说。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

“您真让我伤心。您可是了解他的为人的，他很善良。他一晚上都会感到不安的。”

她开始解释，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心灵受过创伤，他吃过许多苦，1937年受过残酷的审讯，此后他在精神病院住了四个月。

马季亚罗夫边听，边点头，然后说：

“好吧，好吧，玛申卡，给您说服了。”突然又恼怒地补充：“当然，这一切全是真的，但不是您的彼得鲁沙一个人受过审。您还记得我在卢布扬卡给拘留了十一个月吗？这段时间彼得只给卡拉瓦打过一次电话。她是他的亲姐姐，是吗？要是您还记得，他甚至不准您给她打电话。这使卡拉瓦很痛苦……也许，对您来说他是个了不起的物理学家，但他的心灵并不高尚。”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双手捂住脸，默然坐着。

“没人，没人理解，这一切使我多么痛苦。”她轻声说。

只有她一个人知道，1937年和全盘集体化的残酷行为多么令他厌恶，他心灵是多么纯洁。但也只有她知道，他多么刻板，多么顺从政权。

因此，他在家里才那么任性、那么的颐指气使。他习惯于让玛申卡给他擦皮鞋，暑天给他用手帕扇风，郊外散步时用树枝给他赶脸上的蚊子。

大学最后一年级时，一天，斯特拉姆突然对自己的同学说：

“根本没法读，甜言蜜语，无聊透顶。”说着把一期《真理报》扔在地上。

刚说过这句话，恐惧感就笼罩着他。他拾起报纸，把它抖落干净，脸上露出卑贱的笑容。许多年过去了，每当他记起那卑贱的笑容，心里就老大不痛快。

几天后，他把《真理报》递给那个同学，兴致勃勃地说：

“格里什卡，读读这篇社论，写得棒极了。”

那个同学接过报纸，同情地对他说：

“可怜的维佳是个胆小鬼。你以为，我去汇报了吧？”

那时候，还是个大学生的斯特拉姆向自己保证要么保持沉默，不说出危险的想法；要么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要畏怯。但他未能履行诺言。他经常失去谨慎，头脑一热，就“胡说八道”。而刚说过不恰当的话，又往往失去勇气，开始去熄灭点燃的火花。

1938年，布哈林被审判之后，他对克雷莫夫说：

“不管您怎么样，我可认识布哈林，同他聊过两次，大脑袋，笑容可掬，又可爱又聪明。总之，他是个最高尚、最有魅力的人。”

但立刻他又被克雷莫夫阴沉的目光盯得心中发毛，嘟哝道：

“不过，鬼知道他会搞间谍活动，会是暗探局的奸细，这还有什么高尚和迷人可言，简直卑鄙！”

可是，当克雷莫夫依旧带着听他说话时一样阴沉的脸色说出一番话时，他又重新陷入混乱。

“因为我们是亲戚，我可以告诉您：布哈林和暗探局现在和将来都装不进我的头脑里。”

突然，斯特拉姆对自己，对妨碍人们正当做人的那股力量感到极大的愤恨，他狂怒地叫喊道：

“天哪，我不相信这种恐怖！这些审判是我生活中的一场噩梦。为何他们要招认，干吗他们要招认？”

但克雷莫夫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他已经说得够多的了……

啊，直言不讳的谈话那奇异而明显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们说出某些大胆的、毫无顾忌的话语，曾为此付出了多么可怕的代价。

多少次，斯特拉姆夜晚躺在床上，聆听街上汽车的喧闹声。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光着脚走到窗前，撩开窗帘。她望着，等待着，然后悄无声息地（她以为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睡着了）走至床前，躺下。早晨她问：

“你睡得怎么样？”

“谢谢，还可以，你呢？”

“有点儿憋气。我到小窗跟前透了透气。”

“噢。”

无法表达夜晚这种无辜而又无可幸免的感觉。

“维佳，你要记住，每句话都会传到那边去的，你这是在害自己，害我和孩子们。”

有一次她又说：

“我无法把一切同你讲清楚，但是看在上帝面上，听我说，和任何人一句话也别再说了。维克托，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你想象不到它的可怕。记住，维克托，一句话也别再说了，和任何人？……

于是，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面前浮现起一个人无法捉摸的、苦恼的目光，这个人他从小就认识。他感到害怕并不是因为他说过的话，而是因为老朋友吞吞吐吐没把话讲完，是因为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下不了决心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你是间谍吗？你受过审吗？”

他记起自己助手的脸，他曾当着助手的面轻率地开玩笑，说斯大林早在牛顿之前就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

“您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到。”年轻的物理学家乐呵呵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开这种玩笑无论如何都是愚蠢的，如同去敲盛有硝化甘油的器皿一样。

啊，自由欢快的言辞那明显的力量！它是在不管他的恐惧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

斯特拉姆是否了解目前这种自由交谈的悲剧？他们所有这些谈话的参加者都憎恨德国法西斯主义，都怕它……为什么在战争打到伏尔加河边的日子里，为什么在他们全都经受了战争失利的痛苦，预感到可憎的德国法西斯奴役即将来临的时刻，心里却模糊地想到了自由？

斯特拉姆默默地同卡里莫夫并肩而行。

“令人惊奇的一场玩笑，”他突然说，“你读过关于知识分子的许多外国长篇小说，我也读过海明威的作品，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交谈时不断地喝酒。鸡尾酒、威士忌、罗姆酒、白兰地，又是鸡尾酒，又是白兰地，又是各种威士忌。可俄罗斯知识分子进行重要谈话时喝的却是茶。民意党人、民粹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在喝浓茶时达成协议的。列宁也是在喝茶中同战友们商讨伟大的革命的。不错，听说斯大林更喜欢喝白兰地。”

卡里莫夫说：

“对对对，今天的交谈也是在喝茶中进行的。您说得对。”

“正是，正是。聪明的马季亚罗夫！真胆大！他这些对他来说极为生疏的谈话相当吸引人。”

卡里莫夫抓住斯特拉姆的手，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发现没有，最无可非议的东西到了马季亚罗夫嘴里，听上去就像是总结。这令我感到不安。要知道他在1937年曾经被捕过好几个月，后来给放了。可那时候谁也没有获得释放。他们是不会平白无故放人的。您明白吗？”

“明白，明白，怎么会不明白？”斯特拉姆慢吞吞地说，“您觉得他会不会去告密？”

他们在拐角处分手，斯特拉姆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让他去吧，算啦，算啦！”他心想，“至少大家像个人似的说了会儿话，没有恐惧，没有虚仁假义，什么都说了，使出了一切力量，还是值得的？……

好在，还有像马季亚罗夫这样保持内心独立的人，他们还没有绝迹。卡里莫夫临别时对他所说的话，也没有使他像往常那样感到心寒。

他想起来，又忘了把乌拉尔来的信告诉索科洛夫了。

他沿着黑漆漆空荡荡的大街走着。

蓦地，突如其来的一个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立刻毫不疑虑地明白并感到这一想法是正确的。他发现了对于一些似乎无法解释的核现象的一种全新的解释，突然深谷变成了桥梁。多么简单，多么明朗！这一想法极其可爱，极其出色，仿佛不是他想出来的，而是平平常常、轻轻松松地冒出来的，有如白色水花从平静黑暗的湖面上涌了起来，他惊叹一声，为它的美丽感到无比欢欣……

突然间他想到，这真是奇怪的意外，当他的头脑不再思考科学时，当引起他极大兴趣的有关人生的争论变成自由的人的争论时，当只有一个痛苦的自由来支配他的言语和交谈者的言语时，这一异乎寻常的想法却来到了他的身边。

67

当一个人头一次见到卡尔梅克那遍布茅草的草原时，当一个人坐在车上心中充满忧虑和关切，而两眼却漫不经心地注视着一座座不高的小山岗从地平线后面慢慢涌现又慢慢隐没的小山岗，注视着小山岗升起又消失时，他一定会觉得它是贫瘠而又令人厌烦的……达伦斯基仿佛觉得被风侵蚀成一个模样的光溜溜的小山岗总是在他的面前缓慢地移动再移动，同样的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总是在汽车的橡胶轮胎下伸展再伸展，消失再消失。甚至草原上的骑手仿佛也都是一副模样，都是孤单的，虽说他们有的是未留胡子的年轻人，有的是白胡子老头，有的骑黄骠马，有的骑乌骓……

汽车穿过村落和牧业队，驶过带小窗户的小屋，窗户上密密麻麻爬满老鹳草，有如长在玻璃鱼缸里。那样子好像如果打碎窗玻璃，新鲜空气便会流失到四周的沙漠里，绿草便会枯萎死亡。汽车驶过抹上泥土的圆形毡帐，奔驰在晦暗的针茅和多刺的骆驼荆棘丛中，奔驰在盐渍斑斑的盐沼地里，又驰过小蹄子扬起尘土的绵羊和被风吹得直晃动的无烟的篝火旁……

在靠灌满城市烟气的轮胎行驶的旅行者眼里，这里的一切都融合在一片贫穷灰色的单调之中，一切都变得索然寡味，千篇一律……刺蓬，蓟，针茅，艾蒿……丘陵沿着被漫长岁月的轮子碾平的平原绵延。这片卡尔梅克东南部的草原具有令人惊异的特性，它不断变为多沙的沙漠，从埃利斯塔往东向亚什库尔扩展，直至伏尔加河河口和里海海岸……在这片草原上，大地和天空互相注视了那么久，使得它们变得犹如一对长久生活在一起的夫妇。已经无法分清是落满尘土的铅灰色的针茅生长在寂寞草原那淡淡的碧空中呢，还是草原呈现一片碧蓝，天空和大地在刚扬起的尘埃中浑然一体，无法区分。当你眺望达茨湖和巴尔曼察克湖那浓重的湖水，以为是盐溢出了地面，而当你望着盐碱地，又觉得这不是地面，而是一泓湖水……

十一月和十二月无雪的日子里，卡尔梅克草原的道路也令人咋舌，同样是那枯萎的灰绿色的植物，同样是道路上空那滚滚的飞尘。你无法搞明白，这草原究竟是给太阳烤焦的、晒干的，还是被严寒折磨得憔悴不堪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这里才经常出现海市蜃楼，天空和大地、湖水和盐碱地之间的界限才显得模糊。这一世界在口渴难熬的人的大脑和思维的推搡下，突然开始再结晶，酷热的天空变为浅蓝色的美丽宝石，静静的湖水拍溅着贫瘠的土地，长满棕榈树的座座花园绵延至地平线，令人生畏的可怕阳光同团团尘土掺杂在一起，化为教堂和宫殿金光闪闪的圆顶……人在精疲力竭的瞬间，从大地和天空中创造出自己所希冀的世界。

汽车一直沿公路，沿单调乏味的草原，奔驰着，奔驰着。

于是，这一草原世界突然焕然一新，完全以另一个样子，展现在人的面前……

卡尔梅克草原——大自然古老而卓越的杰作！这里没有任何一种特别花哨的情调，这里的地貌没有任何一种明显突兀的特征，这里那灰色和浅蓝色带有一丝哀愁的色调，可以与俄罗斯森林秋季那色彩斑斓的气势一斗胜负，这里丘陵那柔和的稍有起伏的线条比高加索的山岭更能深深打动人的心灵，这里注满绿莹莹平静古老湖水的小湖仿佛比大海大洋更能反映水的本质……一切都在眼前闪过，只有那在夜晚烟雾中显得黑压压的、巨大而沉重的太阳，只有那充满艾蒿苦味的晚风无法令人忘怀。然后，草原不是在贫瘠中，而是在富庶中挺立……

瞧，到了春天，草原年轻而又美丽，它是郁金香的海洋，海洋里没有海浪的喧闹，而是色彩的波涛。可恶的骆驼荆棘披上了绿装，它那幼嫩的尖刺还娇弱柔软，未来得及骨化……

在那草原夏日的夜晚，你可以见到一幢银河摩天大楼耸立在苍穹之中，浅蓝色白色的硕大星座是它的底座，宇宙穹顶下是它那烟雾笼罩的星云和球形星团那精致的圆顶……

草原上还有一个尤为出色的特性。这一特性亘古不变地存在于草原之中，无论在冬夏的黎明，还是在阴雨连绵的黑夜和光线明亮的夜晚。草原总是首先向人倾诉着自由，草原令那些失去自由的人记起了自由。

达伦斯基走下汽车，注视着一个在山冈上策马驰骋的骑手。他身穿长袍，腰索绦带，骑在一匹毛茸茸的骏马上，从山冈上打量着草原。他是位老者，脸庞呆板而严酷。

达伦斯基叫喊了一声，走到老人跟前，递上烟盒。老人迅速在马鞍上转过整个身子，在他身上既有青年人的敏捷，也有老年人思维的迟缓。他打量一下那双递上烟盒的手，接着又打量一下达伦斯基的脸和他挂在腰间的手枪，再打量一下他那标志中校军衔的三道横杠和他那双式样漂亮的皮靴。然后他伸出褐色的细手指，那手指是那么的短细，完全可以把它们叫作脚趾。他用手指抓起一支烟，把它在空中转动了几下。

卡尔梅克老人那高颧骨、呆板严酷的脸庞整个变了样儿，皱纹中露出一双善良聪颖的眼睛。老人这双栗色眼睛的目光，同时是审视而又表示信任的，看来它蕴含着某种非常好的深意。达伦斯基无缘无故变得高兴起来。刚才达伦斯基靠近时，还不乐意地侧转那对竖起耳朵的老人的坐骑，突然安静下来，好奇地把一只耳朵对着他，然后又把另一只耳朵对着他，接着用自己满嘴大牙的脸和漂亮的眼睛笑起来。

“谢谢。”老人用尖细的声音说。

他把手掌搭在达伦斯基的肩上说：

“我有两个儿子在骑兵师，老大牺牲了。”他用手在马头上方比画了一下，“第二个儿子，”他用手指了指马头的下方，“是个机枪手，得了三枚勋章。”然后他问：“老人们都还好吗？”

“母亲还健在，父亲去世了。”

“唉，真糟。”老头摇摇头。

达伦斯基心想，当老人听说请他抽烟的俄罗斯中校的父亲死了时，表示难过并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发自内心的。

然后老人突然发出一声尖叫，不经心地挥动一下手臂，马儿以无法形容的快捷和轻巧从小丘上猛冲而下。

骑马的老人沿草原驰骋，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是在想自己的儿子，还是在想停在抛锚的汽车旁俄罗斯中校那死去的父亲？

达伦斯基注视着疾驰而去的老人的背影，太阳穴跳动的不是血液，而只有一个词：

“自由……自由……自由？……

对卡尔梅克老人的羡慕之情油然而生。

68

达伦斯基离开方面军司令部到位于最左翼的集团军长期出差。去这个集团军出差在司令部参谋人员中被视为最不愉快的事情。他们担心缺水，没有住所，供应不好，距离太长且路况糟糕。指挥部没有有关孤零零驻扎在里海海岸和卡尔梅克草原之间沙漠里的各部队情况的确切情报，于是领导派遣达伦斯基到该地区，让他去完成任务。

在草原上行驶了几百公里后，达伦斯基感到难以忍受的寂寞完全把他给制服了。在这里谁也不会去思忖进攻，被德国人赶到天边的这些部队好像陷入了绝境……

不久前司令部那日以继夜毫不松懈的紧张状态，有关进攻临近的猜测，预备队的运动，雪片似的明码和密码电报，方面军通信枢纽部昼夜不停的工作，汽车和坦克纵队由北往南行进的轰鸣声，难道都是在梦中？

听取炮兵和诸兵种合成指挥员们沮丧的谈话，收集和核对有关技术装备状况的资料，检查炮兵营连，看到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阴沉的脸庞，看到人们在草原的尘土中缓慢懒散地行进，达伦斯基逐渐听命于这些地方的单调和寂寞。他想，瞧，俄罗斯已经退到骆驼的草原边上，退到布满新月形沙丘的沙漠边上，它软弱无力地躺倒在这片不祥的大地上，已经无法让它重新站立起来。

达伦斯基乘车来到集团军司令部，直接去找最高领导。

一间半昏暗的宽敞的屋子里，一个脸蛋胖胖、开始谢顶的年轻人，穿着一件没有军阶标志的军便服，正在同两个穿军装的女人玩牌。年轻人和两个戴中尉方形领章的妇女见到中校进来却没有停止玩牌，只是生气地打量了他一下，继续激烈地叫喊道：

“你不想要王牌？杰克也不想要？”

达伦斯基等他们分完牌，问道：

“集团军司令员是在这里吗？”

一个年轻女人回答说：

“他上右翼了，傍晚才能回来。”她用现役军人老练的目光打量一下达伦斯基，“您大概从方面军司令部来，中校同志？”

“不错。”达伦斯基回答说，勉强可以察觉地挤了挤眼睛，“那么，请原谅，我能见见军委会 [102] 委员吗？”

“他同司令员一起离开的，晚上才能回来。”第二个女人回答说，“您不是从炮兵司令部来？”

“不错。”达伦斯基回答说。

第一个回答司令员情况的女人使达伦斯基尤为感兴趣，虽说她比那个回答军委会委员情况的女人年岁大些。有时，这样的女人反而显得漂亮。有时，当她们偶尔扭过头时，突然又会变得容颜衰老，令人乏味。目前这个有着挺直美丽的鼻子、蓝色的并不和善的眼睛（这双眼睛说明她十分了解别人和自己的实际价值）的女人就属于这种类型。

她的脸庞显得十分年轻，你不会说她超过二十五岁。可等她稍稍蹙眉沉思时，她嘴角上的皱纹和下巴下松垂的皮肤就变得十分明显。这时你将说她不会小于四十五岁。不过，她穿着按尺寸缝制的铬鞣革皮靴的双腿，确实是很好看的。

所有这些人早就长久议论过的情况，在达伦斯基老练的眼睛里立刻显得清晰起来。

第二个女人还很年轻，但身躯高大、发胖，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显得不那么漂亮，无论是稍稍稀疏的头发、高高的颧骨，还是颜色不分明的眼睛。但她年轻，有女人味，这种特有的风韵，即使一个瞎子站在她的身边，似乎也不能不感受到她那女性的魅力。

这一点，达伦斯基在一瞬间便发现了。

此外，就在这转瞬间他以某种方式，立刻就估量出回答有关司令员情况的第一个女人和回答有关军委会委员情况的第二个女人各自的优点，并且作出了那种男人在见到女人时几乎时常作出的没有实际后果的选择。达伦斯基为各种想法所困扰，如果找到司令员，他是否会提供所需的材料；他将在何处用膳，安排在什么地方过夜；到最右翼的师里去的道路是否遥远和艰难。因此，他只来得及无意中顺便同时又不那么顺便地思忖：“就是这个女人！”

结果，他没有马上去找集团军参谋长获取所需的材料，而是留下玩起“傻瓜”来。

玩牌的时候（他同蓝眼睛女人是对家），他搞清了许多情况。他的对家叫阿拉·谢尔盖耶夫娜。第二个年轻些的女人在司令部医疗所工作。胖脸小伙子没有军衔，叫沃洛佳，看来同指挥部的某个人有亲戚关系，在军事委员会的食堂里当炊事员。

达伦斯基立刻觉察到阿拉·谢尔盖耶夫娜的权势，这从来到屋子里的人对她的态度上可以明显看出。显然，集团军司令员是她的合法丈夫，但正如达伦斯基一开始就发现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

他搞不明白的是，沃洛佳为何对她那么亲热。但后来达伦斯基恍然大悟，猜到沃洛佳一定是司令员前妻的弟弟。当然，还有一点不十分清楚的是，司令员的前妻是否还活着，司令员是否同他办理过离婚手续。

年轻女人克拉夫季娅同军委委员显然不是合法婚姻。阿拉·谢尔盖耶夫娜对她的态度中，隐隐透着一丝傲慢和宽容，好像在说：“当然，我同你一起玩‘傻瓜’，互相以‘你’相称，但这是出于我同你一起参加的这场战争利益的需要。”

但克拉夫季娅在阿拉·谢尔盖耶夫娜面前也表现出某种优越感，达伦斯基觉得这大概是这样：尽管我没有举行过结婚仪式，而只是个战时女伴，但我忠于自己的军委委员，可你虽说是合法妻子，但是你的那些事情我们是一清二楚的。你试试，只要你说出“战地情妇”这个字眼……

沃洛佳并不掩饰，他是多么强烈地喜欢克拉夫季娅。他对她的态度大致是这样表现出来的：我的爱情是毫无指望的，我，一个炊事员，哪能同军委委员争什么高低啊……但尽管我是名炊事员，我却拥有纯洁的爱情，我爱着你，你自己可以感受得到，我只要能看上你一眼。其实，军委委员为什么爱你，我都无所谓。

达伦斯基玩“傻瓜”并不高明，阿拉·谢尔盖耶夫娜处处关照他。身材瘦削的中校很合阿拉·谢尔盖耶夫娜的心意：他爱说“谢谢您”。当他们的手发牌时碰了一下，他就懒洋洋地说声“看在上帝面子上，请原谅”。如果沃洛佳用手指擦鼻子，接着再用手帕擦手指，他会忧郁地望一眼沃洛佳，对别人的俏皮话他常报以礼貌的微笑，并且自己也说出一些得体的俏皮话。

听到达伦斯基说的玩笑话，她说：

“妙极了，我都未能立刻明白。全给这草原生活弄糊涂了。”

她说这句话时声音不大，似乎想让他明白，确切地说，是让他感受到，他们之间是可以进行只有他俩方能参加的交谈的，是可以进行令内心激动的交谈的，是可以进行那种男人和女人间特殊的、无比重要的交谈的。

达伦斯基继续出错牌，她不断纠正他，而此时他们之间出现了另一种游戏，这种游戏达伦斯基已经不会出错，对这种游戏他太内行了。虽说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说，除了“您别留小黑桃”，“垫牌，您垫牌，别怕，别舍不得王牌’……她已经了解并看清他身上所有招人喜欢的东西：随和、刚强、镇静、果断和腼腆……这一切阿拉·谢尔盖耶夫娜都感觉到了，因为她已经在达伦斯基身上观察到了这些特征，因为他善于把这些特征展示给她看。她也善于向他表达，她理解他的目光，知道他的目光正注视着她的微笑，她手的动作和耸肩，她考究的华达呢制服里那对隆起的乳房，她的大腿和她那修过的指甲。他觉得，她的声音拖长得略微有点过分和做作，她的微笑也比通常的微笑持续时间长，这是为了让他能够听清她嗓音的甜美，看清牙齿的洁白和面颊上的酒窝……

达伦斯基为突然产生的情感兴奋和激动。他从不习惯于这种情感体验，每次都仿佛觉得它初次降临到他的头上。他同妇女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并没有成为习惯，经验归经验，幸福的激情归激情，各不相干。真正而不是虚假地追求女性的男人，正表现在这方面。

结果这天晚上他留在了集团军指挥所。

翌日上午，他来到参谋长那里，这位沉默寡言的上校并没有向他提出有关斯大林格勒、有关前线新闻和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形势的问题。交谈后，达伦斯基明白，司令部的这位上校很少能满足他对视察性的求知欲，于是请他在自己的命令上签上字，便去了部队。

他坐在汽车上，感到手脚放松，头脑空虚，没有完整的想法，没有愿望，极度的充实和极度的空虚融为一体……周围的一切，天空、针茅和草原的山丘，昨天还那么令他喜爱，如今仿佛都变得乏味和无聊。他不想同司机说笑。对亲人们的想念，甚至对他热爱和敬重的母亲的想念也显得烦闷和平淡……关于在沙漠、在俄罗斯边缘地区作战的想法也使他无精打采，激动不起来。

达伦斯基不时地啐唾沫、摇头，奇怪而笨拙地嘟哝：“嘿，这个娘儿们？……

此刻，他的头脑里产生了忏悔的想法，觉得这样的风流韵事并不会有好结果。他记得曾经不知是在库普林的作品中，还是在某部翻译的长篇小说中读到过一句话，说是爱情犹如块烧红的炭，它烫手，而一旦冷却，反倒弄脏了手……他甚至想哭一场，其实并不是想哭，也就想呜咽两下，想向谁诉诉苦，要知道并不是他自己愿意这么干的，而是命运把一个可怜的中校弄到对爱情持这种态度……然后他睡着了，当他醒来，突然想：“要是没给打死，返回时一定得顺路去找找阿洛奇卡。”

69

叶尔绍夫少校出工回来，他站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的板床旁说：

“一个美国人听了广播，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抵抗正在粉碎德国人的企图。”

他蹙额补充道：

“哦，还有莫斯科的通报，说是共产国际解散了，怎么回事？”

“您怎么啦，疯了？”莫斯托夫斯科伊一面问，一面注视着叶尔绍夫聪颖的眼睛，它们犹如春季那冰凉浑浊的河水。

“也许是美国佬听错了，”叶尔绍夫说着用指甲抓起胸脯来，“也许正相反，共产国际扩展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这辈子认识不少人，他们好像成了传声筒，成了全社会的理想、激情和思想的代言人。似乎俄罗斯发生的重大事件从来没有一件是这些人所不了解的。叶尔绍夫就是集中营社会的思想和理想的代言人。但是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传闻，集中营里这位思想主宰却全然不感兴趣。

曾主持过大兵团政治教育工作的旅级政委奥西波夫同样对这条消息无动于衷。

奥西波夫说：

“古济将军对我说：政委同志，经过您的国际主义教育，逃跑已经开始。应该使人民养成爱国主义精神和俄罗斯精神。”

“怎么，要为上帝、沙皇，为祖国而战？”莫斯托夫斯科伊冷笑道。

“全是胡扯！”奥西波夫说，神经质地打了个哈欠，“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亲爱的大爷，眼下问题不在于正统思想，问题是德国人要活剥我们的皮。”

睡在三层铺上的是个西班牙士兵，俄罗斯人都叫他安德留什卡，他在木板上用西班牙文写了个“斯大林格勒”。晚上望着它，到早晨就把木板翻过去，免得进牢房搜查的警察发现这个闻名遐迩的词。

基里洛夫少校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每当他们不赶我去上工时，我白天黑夜都在床上懒散地躺着。可现在我给自己洗衬衣，嚼松木片来对付坏血病。”

可是那些叫作“快乐的小伙子”（他们上工时经常唱着歌）的受惩罚的党卫军分子，越发残忍地在找俄罗斯人的茬儿。

无形的联系把集中营棚屋里的居民同伏尔加河上的那座城市连接在一起。只有共产国际目空一切。

这时，侨民切尔涅佐夫头一次走近莫斯托夫斯科伊身边。

他用手掌捂住那只空眼窝，开始讲起偷听到的美国人无线电广播。

他对这次谈话的愿望是那么的强烈，这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高兴。

“一般来说来源并不可靠。”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是胡说八道，荒唐可笑。”

切尔涅佐夫扬起双眉，这模样十分难看，那道莫名其妙在空眼窝上扬起的眉毛显得有些神经质。

“为什么？”一只眼的孟什维克问，“怎么不可靠？布尔什维克先生们创建了第三国际，布尔什维克先生还创立了所谓的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联合其实是胡闹，是油炸冰块……格奥尔吉·瓦连京诺维奇 [103] 在自己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世界的、国际的体系才可能存在，否则根本无法存在。’”

“所谓的社会主义，”莫斯托夫斯科伊问。

“是的，是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苏维埃的社会主义。”

切尔涅佐夫微微一笑，并且发现莫斯托夫斯科伊也在笑。他们互相报以微笑是因为他们在刻薄的言辞中、在嘲笑和憎恨的语调中记起了自己的过去。

犹如剖开几十年的厚层，他们年轻时代各种怨仇的锋刃突然闪现，在希特勒集中营的这次会面不仅使他们记起了多年的积怨，而且记起了他们的青年时代。

这个含有敌意的集中营囚犯，也曾热爱过并熟悉莫斯托夫斯科伊青年时代所熟悉和热爱过的一切。是他，而不是奥西波夫、不是叶尔绍夫记得有关第一次代表大会 [104] 期间的情况，记得许多只有他们俩依然关注着的人的名字。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关系，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有关《火星报》 [105] 温和派和强硬派革命者的论述，都令他俩激动不已。近视年老的恩格斯对去他那里的年轻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态度是多么诚挚，柳博奇卡·阿克雪里罗得 [106] 在苏黎世是个多么爱挖苦人的人！

显然，一只眼的孟什维克感觉到了莫斯托夫斯科伊所感受到的事情，讪笑着说：

“作家们动人地描写过青年时代朋友们的会面，可是青年时代的敌人，就像您和我这么两条头发花白、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老狗的会面，又该是怎样呢？”

莫斯托夫斯科伊见到切尔涅佐夫面颊上的泪珠。他们俩都清楚，集中营的死神很快就将把漫长生活中的一切，无论是真理、错误，还是敌视，全部用沙子填平、掩埋。

“是啊，”莫斯托夫斯科伊说，“那个一辈子与你为敌的人，也不由得成了你生活的参与者。”

“真奇怪，”切尔涅佐夫说，“在这样一个狼窝里会有如此的会面。”

他突然补上一句：“多么美好的字眼：小麦、庄稼、晴天下雨？……

“唉，多么可怕的集中营，”莫斯托夫斯科伊讪笑着说，“同它相比，一切显得多么美好，甚至同孟什维克的会面。”

切尔涅佐夫忧郁地点点头。

“是啊，说实在的，您心里难受。”

“法西斯主义，”莫斯托夫斯科伊喃喃地说，“法西斯主义！我想象不出类似的恐怖景象！”

“这有什么可使您感到奇怪的。恐怖手段是不会让您吃惊的。”切尔涅佐夫说。

犹如一阵风既吹掉了忧伤，也吹掉了他们之间出现的好势头。他们以极度的仇恨争论起来。

切尔涅佐夫的诋毁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不只是靠谎言。切尔涅佐夫把苏维埃建设中伴随出现的残酷行为和个别失误都归结为总的规律。他这样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您当然乐意接受这种思想，认为1937年有过火行为，集体化是胜利冲昏头脑的产物，你们那位亲爱的和伟大的只是有点儿残酷无情和爱发号施令。而恰恰相反，本质是：正如你们喜欢写的那样，斯大林就是当今的列宁。你们总以为，农村的赤贫和工人的无权全是暂时的，是发展中的困难。你们这些真正的富农和垄断资本家从农夫手里以1公斤5戈比的价格把小麦收进，又以1公斤1卢布的价格卖给农夫，这就是你们建设的本原。”

“瞧，您这个孟什维克和侨民不是也说‘斯大林就是当今的列宁’？”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我们是从普加乔夫和拉辛开始的各代俄国革命者的继承人。我们不是逃到国外的背叛者孟什维克，而斯大林是拉辛、杜勃罗留波夫和赫尔岑的继承人。”

“是的，是的，是继承人！”切尔涅佐夫说，“您知道，对俄罗斯来说，立宪会议 [107] 的自由选举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国家里有着一千年的奴役制度！一千年来，俄罗斯只有过半年多的自由。每当我想到1937年的审判，便记起另一种遗产。您记得第三厅长官苏杰伊金 [108] 中校吧，他串通杰加耶夫 [109] 企图佯装密谋，恐吓沙皇，用这样的方法夺取政权。可您却认为斯大林是赫尔岑的继承人？”

“您怎么……真的是白痴？”莫斯托夫斯科伊问，“行啦，您当真是在谈论苏杰伊金吗？可是最伟大的社会革命，没收剥削者的财产呢，从资本家手里夺回的工厂，从地主手中收回的土地呢？您看到了吗？这是谁的遗产，难道是苏杰伊金的？而全民普及识字呢，重工业呢？而第四等级、工人农民在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参与呢？这是什么，是苏杰伊金的遗产？您变得多可怜。”

“我知道，我知道。”切尔涅佐夫说，“事实不容争辩，它们自有公论。你们的元帅、作家、科学博士、艺术家和人民委员们并非无产阶级的公仆。他们是国家的仆从。至于那些在田野和车间劳作的人，我想就连您也无法下决心把他们叫作主人。他们算是什么主人！”

他突然朝莫斯托夫斯科伊俯下身子说：

“顺便说一句，你们所有人中，我只尊敬斯大林一个。他是你们的泥瓦匠，而你们是些嫌恶干粗活的人！斯大林可是知道铁的恐怖手段、劳改营、对持不同政见者的中世纪审判。瞧，在一个单独获取政权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是靠什么维持的。”

莫斯托夫斯科伊对切尔涅佐夫说：

“伙计，所有这种卑鄙下流的话我们早就听到过。但是，我必须坦率地对您说，您说得更为卑鄙。只有一个人能够如此下流，如此满嘴喷粪，他就是从小住在您家里，后来被逐出家门的人。您知道他是什么人，这个被逐出家门的人是个什么东西吗？是条走狗！”

他专注地盯着切尔涅佐夫说：

“我并不隐瞒，最初我想回忆的，是1898年使我们关系密切的那件事，而不是使我们在1903年分裂的那件事。”

“想聊聊那个还没有把走狗们逐出家门的时代？”

但莫斯托夫斯科伊当真生起气来。

“是的，正是这样！一条被驱逐的、夹着尾巴逃跑的走狗！还戴着副线手套！而我们并不隐瞒，我们没有手套。双手肮脏，满是鲜血！那有什么！我们没有普列汉诺夫的手套，照样参加工人运动。走狗的手套给了您什么？犹大们为您在《社会党人通报》上的文章付了几个银币？在这里，集中营的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挪威人、荷兰人都信任我们！世界的生路掌握在我们手中！拯救世界靠红军！它是自由的军队！”

“是这样吗？”切尔涅佐夫打断道，“永远吗？”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手举到切尔涅佐夫脸旁说：

“瞧，它们并没戴走狗的手套！”

切尔涅佐夫朝他点点头：

“您记得宪兵上校斯特列利尼科夫吗？他工作也不戴手套，他替被他打得半死的革命者代写伪造的供词。为什么你们需要1937年？准备同希特勒作斗争，这是斯特列利尼科夫或是马克思教你们的吗？”

“您那恶毒的语言并不让我吃惊，”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您说不出别的什么来。您知道什么真正使我吃惊吗？为什么希特勒分子要把您关在集中营里？为什么？他们恨我们到了狂怒的地步。这个好明白。可是为什么希特勒要把您和同您相类似的人也关进集中营呢？！”

切尔涅佐夫笑了，他的面容变得同开始谈话时一样。

“您也瞧见了，他们把我监禁起来。”他说，“他们并不放过我。请您去讲讲情，也许会把我给放了。”

但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想开玩笑。

“带着对我们的仇恨的您不该蹲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不仅仅是您，还有此人。”他指了指朝他们走近的伊孔尼科夫-莫尔日。

伊孔尼科夫满脸满手全是泥。

他塞给莫斯托夫斯科伊一些写满字的脏纸说：

“读读吧，也许明天就该见上帝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纸藏在床垫底下，激动地说：

“我读，为什么您打算离开这个世界？”

“您知道我听到了什么吗？我们挖的基坑是用来盖毒气室的。今天已经开始浇灌混凝土基础。”

“这早有传闻。”切尔涅佐夫说，“还在铺宽轨的时候。”

他回头望了一下，莫斯托夫斯科伊想，切尔涅佐夫在留意什么？是看下班回来的人们是否见到他那么随便地同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交谈？大概在西班牙人、挪威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面前，他为此感到自豪。但最大可能是他在俄国战俘面前，以此而洋洋得意。

“那我们干吗还继续干活？”伊孔尼科夫问，“参加制造恐怖？”

切尔涅佐夫耸耸肩：

“您以为，我们是在英国吗？八千人拒绝干活，所有人一小时内将全部给处死。”

“不，我不干。”伊孔尼科夫说，“我不去，我不去。”

“要是拒绝干活，您两分钟后就会被打死。”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没错。”切尔涅佐夫说，“您可以相信这些话。这位同志知道，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里号召罢工意味着什么。”

同莫斯托夫斯科伊的争论使他心绪不佳。在这里，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他在自己巴黎的寓所里说过的话如今多少次在他自己的耳际回响，显得毫无意义、虚伪十足。他经常仔细听集中营战俘们的谈话，捕捉到的每每是“斯大林格勒”这个词，不管他是否愿意，世界的命运还是同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年轻的英国人曾向他做了个表示胜利的手势，说：

“我为您祈祷，斯大林格勒挡住了洪流。”听到这句话，切尔涅佐夫感到幸福和激动。

他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您知道，海涅说过，只有傻瓜才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敌人。不过算啦，我是个傻瓜，您完全正确。我明白你们军队所进行的战争的伟大意义。让一个俄国的社会党人懂得这一点，并且懂得后让他感到高兴和自豪，或是感到难过和憎恨你们，都是痛苦的。”

他望着莫斯托夫斯科伊，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切尔涅佐夫的那只好眼睛好像在淌血。

“但是，难道您在这里都没有切身意识到，人没有民主和自由是无法生存的吗？在那里，在家里，您忘了这一点了吗？”切尔涅佐夫问。

莫斯托夫斯科伊皱起前额。

“听着，歇斯底里发作得够了。”

他回头望了一下，于是切尔涅佐夫想，莫斯托夫斯科伊慌什么？是看下班回来的人们是否见到他那么随便地同一个侨民孟什维克在交谈？大概他当着外国人的面为此而感到羞愧。但更大可能是他当着俄国战俘的面对此而感到羞愧。

一只充血的瞎眼窝使劲地盯着莫斯托夫斯科伊。

伊孔尼科夫猛地拉一下坐在二层铺上的神父那只没穿鞋的脚，用蹩脚的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问道：“Que dois-je faire，mio padre？Nous travaillons dans una Vernichtungslager [110] .”

加丁神父的一双无烟煤似的眼睛打量着人们的脸部。

“Tout le monde travaille là-bas. Et moi je travaille là-bas. Nous sommes des esclaves，”他慢吞吞地说，“Dieu nous pardonnera [111] .”

“C’est son métier [112] .”莫斯托夫斯科伊补充道。

“Mais ce n’est pas votre métier [113] .”加丁含着责备的意思说。

伊孔尼科夫急忙说：

“行了，行了，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以您的观点看也是这样，可我不想宽恕罪恶。您别说，有罪的是那些强迫你的人，你是奴隶，你无罪，因为你不是自由的。我是自由的！我在建造毁灭人的集中营，我要对那些将被毒气毒死的人负责。我可以说‘不’！如果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不怕死的力量的话，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我这么做？我要说‘不’！Je dirai non，mio pa-dre，je dirai non [114] ！”

加丁的双手触着伊孔尼科夫灰白的头。

“Donnez-moi votre main [115] .”他说。

“呶，现在牧师可要训诫在傲慢中误入歧途的羔羊了。”切尔涅佐夫说。莫斯托夫斯科伊带着不由自主的同情对他的话表示赞同地点了点头。

但加丁没有训诫伊孔尼科夫，他把伊孔尼科夫的脏手拉到唇边，吻了吻。

70

第二天，切尔涅佐夫同自己为数不多的苏联熟人之一，在管辖区当卫生员的红军战士帕夫柳科夫交谈起来。

帕夫柳科夫开始向切尔涅佐夫诉苦，说他很快将被赶出管辖区，去挖基坑。

“这是全体党员的安排。”他说，“他们不能容忍我占了个好位置，得把谁安插进去。他们在清洁队、厨房、洗衣房到处安排自己的人，大爷，您记得和平时期怎么样，区委是自己的人，工会基层委员会是自己的人，对吗？而在这里他们同样有家黑店，厨房里有自己人，多给自己人一份菜。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被他们架空，仿佛住进了疗养院。而您就像条狗，等着完蛋，他们谁也不朝您这边瞧上一眼。难道这公平吗？依然是一辈子为苏维埃政权当牛做马。”

切尔涅佐夫有些发窘，他告诉帕夫柳科夫，他已经二十年没在俄罗斯生活。他发现，“侨民”和“流亡者”这些词使苏联人立刻疏远了他。但帕夫柳科夫听过切尔涅佐夫所说的话之后，并没有什么戒心。

他们坐在一大堆木板上。在切尔涅佐夫看来是真正的人民的儿子的大鼻子、宽脑门的帕夫柳科夫，望着在混凝土塔楼里走动的哨兵，说：

“我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参加志愿军 [116] ，或是装出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

“就是说，为了活命？”切尔涅佐夫问。

“我根本不是富农，”帕夫柳科夫说，“也没有当过苦役犯，可对共产党员们就是有气。没有行动自由，这也不行，那也不能，这个人你不能交往，这个女人你不能娶，这件工作你不能干。人变得像只鹦鹉。我从小想自己开个商店，里面什么都能买到。商店里再有个小吃部，买完东西，你需要点什么，那就请吧。想喝有酒，想吃有热的，还有啤酒。你知道我要如何服务吗？价廉物美！我要在餐厅供应乡下菜。请吧！烤土豆！腌猪油拌大蒜！酸白菜！你知道我要给大家供应什么下酒菜吗？带髓的骨头！在锅里煮得滚开，来吧，喝上二两，给你加块骨头，黑面包，当然还有盐。全是一色的皮圈椅，免得招虱子。你坐着，歇着，有人给你服务。我要是一提这件事，准保马上就得把我送到西伯利亚。可我心想，这种事对人民有什么特别危害？我定的价格比国营的低一半。”

帕夫柳科夫瞟一眼切尔涅佐夫：

“我们牢房里，有四十个小伙子报名参加了志愿军。”

“因为什么？”

“为了一份汤，一件军大衣，免得干活累断了腰。”

“还有什么原因？”

“有的是思想原因。”

“什么思想？”

“各种各样。有些是因为集中营里被害的难友，有的是因为厌恶农村的贫困，共产主义让他们无法忍受。”

切尔涅佐夫说：

“这是可耻行为！”

苏联人好奇地瞥一眼侨民，侨民也发现了这既带嘲笑又含困惑意味的好奇。

“这不光彩，不高尚，不好，”切尔涅佐夫说，“不是算账的时候，也不是这么个算账法。在自己面前，在自己的土地面前都不好。”

他从木板上站起身，用手掸一下屁股。

“不必怀疑我对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好感。真的，不是时候，不是算账的时候。您可别上弗拉索夫那边去。”他突然绊了一下，补充道：“听着，同志，别去。”

因为说出了原先青年时代说过的“同志”这个词，他已经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而且也没加掩饰，他喃喃地说：

“天哪，天哪，我是否可以？……

列车驶离了月台。由于尘土、丁香和春天城市污水池的气味，由于机车的烟雾和车站附近饭店的厨房冒出的油烟，天空变得雾气腾腾。

信号灯越离越远，渐渐隐没，后来好像在别的绿灯红灯中静止不动了。一个大学生在月台上站了一会儿，穿过边门。一个女人同他告别，双手搂住他的脖子，亲吻他的前额和头发，也与他一样显得惘然，同时又充满突如其来的情感力量……他登上车，幸福充溢着全身，令头脑发晕，仿佛这是使他的一生充满幸福的开端……

在他告别俄罗斯，沿铁路前往斯拉武塔的路上，他记起了这个夜晚。当他做完手术躺在巴黎的一家医院里，摘除了一只患青光眼的眼球之后，当他走进他供职的银行那半昏暗的凉爽的大门之后，他记起了这个夜晚。

同他一样从俄国跑到巴黎的诗人霍达谢维奇对此曾写道：

行踪无定的人走着，拄根手杖——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你。

带红色轱辘的四轮马车跑着——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你。

夜晚过道上点上了灯——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你。

不管发生了什么，在陆地，在海洋

或是在天空——我都将想起你……

他想重新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身边，问：

“您不了解娜塔莎·扎东斯卡娅的情况吗，她是否还活着？难道这几十年您一直同她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吗？”

71

汉堡的溜门撬锁的小偷凯泽，裹着黄色的皮绑腿，身穿带贴袋的米黄色格子上衣，在特种牢房的晚点名时情绪高昂。他用发音极不正确的俄语小声唱道：“Kali zavtra voyna，yesli zavtra v pokhod……假如明天将有战争，假如明天踏上征程’……

他那红里透黄、委顿的面容跟塑料似的，栗色的眼睛今晚显得温厚平和。胖得发圆、雪白、没有一根细毛的手能够掐死一匹马，他不时用手的五指拍拍囚犯们的肩膀和后背。对他来说，杀人是那么轻而易举，好像为了开玩笑使个绊子一样。杀过人之后，他在短时间内一直十分兴奋，就像只同五月金龟子玩耍的年轻公猫。

他经常是奉管辖东区卫生所的党卫军中校德罗坦哈尔之命而杀人。

这件事最困难的是把被害者的尸体拖去火化，但凯泽不干这种差事，谁也不敢让他去干这种工作。德罗坦哈尔相当有经验，不容许让人病得用担架把他们抬到火葬场。

凯泽对被指定来动手术的人从不催促，不对他们恶言相加，也从不推搡和打过他们中的任何人。凯泽登上特种手术室的两级水泥台阶已经有四百多次，但对要做手术的人，对绝望地迎接死亡的人那恐怖的、急不可待的、俯首听命的、痛苦的、胆怯的、强烈好奇的目光，总是感受到一种莫大的兴趣。

凯泽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何他对自己平常的工作那么感兴趣。特种手术室看上去相当单调：一把凳子，灰暗的洋灰地，排水管，水龙头，橡皮管，带笔记本的斜面高写字台。

将手术降低到最平常的程度，使得别人经常半开玩笑地议论它。如果完成手术需要借助于手枪，凯泽把它称作“往脑袋放颗咖啡豆”；如果手术靠注入石炭酸进行，凯泽把它称作“来一小份饮料。”

在凯泽看来，在咖啡豆和饮料中揭开人生的秘密，惊人的简单。

他那双塑料似的栗色眼睛仿佛不属于活人，那是两颗黄棕色的硬结了的树脂……每当凯泽混凝土似的眼睛里露出愉快的神色，人们就觉得害怕，那种恐怖感大概就同一条鱼儿专心致志游到被沙子几乎掩埋的树根旁，突然发现那黑黝黝、滑黏黏的巨物竟然长有眼睛、牙齿和触须时，所产生的感觉一模一样。

在这里，在集中营里，凯泽体验到对生活在牢房里的艺术家、革命家、科学家、将军和传教士们的优越感。问题并不在于一颗咖啡豆和一份饮料，这是天生的优越感，这使他十分得意。

他得意，并非因为自己有很强的体力，也不因为自己能够不顾死活去敲诈勒索和撬开保险柜的钢门。他欣赏自己的精神和智慧，他是神秘而复杂的。他的愤怒和情绪的流露都是不按常规的，似乎是没有逻辑的。春天，当盖世太保选出的俄国战俘从军列上被赶进特种棚屋时，凯泽要求他们唱他所喜爱的歌曲。

四个手臂肿胀、目光阴森的俄国人卖劲地唱道：

你在哪里，我的苏利科？

凯泽闷闷不乐地听着，盯着一个站在角落里的高颧骨的人。凯泽出于对演员们的尊重，没有打断他们的歌唱，但当歌手们不再吭声时，他对高颧骨的人说，让他别唱合唱，现在来个独唱。凯泽瞥一眼此人军便服肮脏的领口，领口上还留有被撕掉的领章的痕迹，然后问：

“Verstehen Sie，Herr Mojor（您听懂了吗，少校先生），明白吗，旅长？”

那人点点头，他明白。

凯泽抓住他的衣领，轻轻晃着，就像在晃一只损坏的闹钟。那个刚下火车的战俘朝凯泽的颧骨上猛击一拳，骂了起来。

看来，俄国人的末日到了。但特种棚屋的长官没有把叶尔绍夫少校打死，而是把他领到角落上靠窗的一张床边。床铺是空的，留待令凯泽产生好感的人。当天，凯泽给叶尔绍夫送来一只熟鹅蛋，大笑着递给他：“Ihre Stimme wird schön（您的嗓子真好）！”

从此以后，凯泽与叶尔绍夫的关系很好。在棚屋里大家对叶尔绍夫十分尊敬，他兼备不屈不挠的刚毅和温和乐观的性格。

同凯泽打过这场交道之后，唱《苏利科》的人中间，旅政委奥西波夫对叶尔绍夫十分恼火。

“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他说。

这件事过后不久，莫斯托夫斯科伊给叶尔绍夫起了个外号，叫作思想家。

除了奥西波夫，对叶尔绍夫没有好感的还有性格孤僻、一向沉默不言但无所不知的战俘科季科夫。科季科夫是那种极为平淡无奇的人，无论声音、眼睛还是嘴唇，都平淡无奇。但他平淡无奇得到了令人难忘的程度，使他这种平淡无奇反倒显得特别突出。

这天晚上，凯泽在晚点名时的愉快心情，使人们的紧张感和恐惧感更为加剧。棚屋的居民们一直等候着某种坏事的降临，恐惧、预感和心神不宁日日夜夜袭扰着他们，一会儿增强，一会儿减弱。

晚点名结束前，特种棚屋里进来八个集中营警察，他们戴着大檐帽，看起来滑稽可笑，袖子上套着明黄色袖标。从他们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们在自己的军用饭盒里装的不是集中营公共伙房的伙食。

率领他们的是个浅色头发的高个美男子，身上穿件拆掉领章的银灰色军大衣，大衣底下露出的像是白色的漆皮靴，钻石般闪闪发亮。

他是集中营内部警察分局的头目柯尼希，一个因为刑事犯罪被剥夺军衔和拘禁在集中营里的党卫军分子。

“Mütze ab（摘下便帽）！”凯泽大声叫道。

开始搜查。警察们像工厂的工人那样熟练地敲敲桌子，看有无凿开的空洞，抖动破布，灵巧的手指迅速检查衣服的接缝，又查看下饭盒。

有时，他们开玩笑地用膝盖踹一下谁的屁股说：“祝你健康。”

偶尔，他们把找到的笔记、便笺本、刮脸刀片递给柯尼希看。柯尼希挥一下手套，让他们明白他是否对找到的东西感兴趣。

搜查时，囚犯们列成横队站着。

莫斯托夫斯科伊和叶尔绍夫并排站着，注视着柯尼希和凯泽。两个德国人的身子如铁铸一般。

莫斯托夫斯科伊头晕目眩，站立不稳。他用手指往凯泽那边指了一下，对叶尔绍夫说：

“哎，这是个人物！”

“高等雅利安人 [117] 。”叶尔绍夫说。为了不让站在边上的切尔涅佐夫听见，他贴着莫斯托夫斯科伊的耳朵说：

“不过我们的伙伴们也有这种人！”

切尔涅佐夫并没有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也参与进来：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不管是高尚的民族还是卑鄙的民族，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

莫斯托夫斯科伊脸朝着叶尔绍夫，但并不只是对他一个人说：

“当然，在我们的人里面也能找到坏蛋，但在这个德国杀人犯身上却有着独一无二的只有德国人身上才可能有的东西。”

搜查结束。听到停止的命令，囚犯们便开始费力地往床铺上爬。

莫斯托夫斯科伊伸直双腿躺下。他想，他没有检查他的物品经过搜查是否完整无缺，于是他哼哼着欠起身子，逐个查看他的那些破烂儿。

看来，不知是围巾还是粗麻布的包脚布不见了。但他找到了围巾，也找到了包脚布，可惊慌不安的感觉依然没有消失。

不久，叶尔绍夫来到他身旁，小声说：

“听涅兹泽尔斯基警察说，我们这个区段将解散，一部分留下洗脑袋，大部分去普通集中营。”

“那有什么！”莫斯托夫斯科伊说，“管他呢！”

叶尔绍夫坐到床铺上，小声而清楚地说：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

莫斯托夫斯科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望着他。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我在想一件大事，我要同您谈谈这件事。要是失败，那就麻烦了！”

他悄悄地说着，莫斯托夫斯科伊听着，内心十分激动，感到一股神奇的风触拂着他。

“时间很宝贵，”叶尔绍夫说，“倘若斯大林格勒这个鬼地方被德国人占领，人们又会重新变得愚钝，变得就像基里洛夫那样。”

叶尔绍夫打算建立一个战俘战斗同盟。他像念稿子那样，凭记忆有条不紊地说出计划的要点。

……加强集中营内全体苏维埃人的纪律和集中统一，消除自己人中间的叛徒，使敌人遭受损失，在波兰、法国、南斯拉夫和捷克的囚犯中间成立斗争委员会……

他瞥一眼床铺上方棚屋那昏暗的灯光说：

“有从军工厂来的伙伴们，他们对我很信任，我们将收集武器。我们要大显身手。同几十个集中营建立联系，成立几个三人战斗小组，团结德国的地下工作者，残酷地对付那些叛徒。最终目的是大规模起义，建立自由统一的欧洲？……

莫斯托夫斯科伊重复道：

“自由统一的欧洲……哎，叶尔绍夫，叶尔绍夫。”

“我不是胡说八道。我们的谈话就是事业的开端。”

“我要加入这个行列。”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并且摇摇头重复，“自由的欧洲……瞧，我们集中营里有了共产国际分部，分部内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非党员。”

“您既懂德语，又懂英语和法语，联络方法多得很。”叶尔绍夫说，“您还需要什么共产国际，各国集中营难民联合起来！”

望着叶尔绍夫，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出了早已被他遗忘的话：

“人民的意志！”他觉得奇怪，为什么偏偏突然记起这句话来了呢？

而叶尔绍夫说：

“得与奥西波夫和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商谈一下。奥西波夫很有能力，但他不喜欢我，您去同他谈谈。我今天找上校谈。我们组成一个四人小组。”

72

叶尔绍夫少校的大脑昼夜不停地紧张开动着。

叶尔绍夫考虑占领德国集中营、掌握地下组织通信器材的地下工作计划，熟记各劳动营、集中营和铁路车站的名称。他考虑编制密码，思考如何借助集中营里的职员，把需要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的组织者列入调动名单。

他的内心寄托着一个希望！通过许多地下工作者的宣传鼓动和英雄们的破坏活动，为武装起义占领集中营做好准备！参加起义的集中营战俘，必须夺取保卫集中营各设施的高射炮，把它变为反坦克炮和防步兵炮，必须物色到高射炮手，并为被突击队缴获的各种火炮准备好炮手。

叶尔绍夫少校熟悉集中营生活，明白收买、恐惧和渴望填饱肚子的反作用力，见到过许多人如何脱下清白的军衣，换上弗拉索夫分子带肩章的浅蓝色军大衣。

他见到过意志消沉、谄媚、背信弃义和俯首听命，见到过面对恐怖的恐惧，见到过人们如何在可怖的保安机关官员面前吓得呆若木鸡。

衣衫褴褛、被俘的少校毕竟没有耽于幻想。在德军朝东部战线快速推进的阴暗日子里，他用乐观果敢的话语鼓舞自己的战友们，劝说身体浮肿的人们为自己的健康而斗争。在他身上有着对暴力那永不熄灭的激昂的、无法遏止的鄙视。

人们感受到从叶尔绍夫身上散发出一股令人鼓舞的热情，那热情有如从燃烧着桦木劈柴的俄罗斯炉子里散发出来的一股暖意，朴实而不可或缺。

也许，正是这股善的温暖，而不光是他那智慧和勇敢的力量，使叶尔绍夫少校成为苏联战俘们的领袖。

叶尔绍夫早就明白，莫斯托夫斯科伊是一个可以与之公开自己想法的人。他睁眼躺在床铺上，两眼定定地盯着粗糙不平的木板顶棚，有如在棺木里面望着棺盖，只有心脏还在跳动。

在这里，在集中营，他人生这三十三年来头一次感受到自身的力量。

他战前的生活并不顺遂。他的父亲，一个沃罗涅日省的农民，1930年被打成富农，没收了土地和财产。叶尔绍夫当时在部队服役。

叶尔绍夫没有断绝同父亲的关系。他没有被录取上军事学院，尽管他入学考试的成绩优秀。叶尔绍夫好不容易得以从军事学校毕业，他被分配至区兵役局工作。他父亲作为特殊移民，这时全家居住在北乌拉尔。叶尔绍夫请假到父亲那里去。他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乘了二百公里的窄轨火车，铁路两旁是绵延不断的森林和沼泽，成垛的采伐的木材和劳改营的铁丝网、棚屋和土窑。一座座守望塔犹如长茎毒蘑菇高高耸立。列车因为守卫队搜查逃犯而耽搁了两次。夜晚，列车停在会让站上，等候迎面开来的列车。叶尔绍夫睡不着，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警犬的吠叫声和哨兵的警笛声，原来车站附近就有个大劳改营。

叶尔绍夫第三天才抵达窄轨铁路的终点站。虽说他的衣领上缀有中尉的方形领章，文件和军人通行证也是照章办理的，检查文件时他还是一直担心有人会对他说“来吧，拿上口袋”。并把他送进劳改营。大概甚至这些地方的空气也是带有某种铁丝网味的。

然后他搭乘顺路的吨半卡车行驶了七十公里，公路穿行在沼泽地中间。卡车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国营农场，叶尔绍夫的父亲就在这里工作。车厢里很挤，被调去伐木的特殊移民们都乘卡车去劳改营的居民点，叶尔绍夫试着向他们探问一些情况，但他们回答得极其简单，显然害怕他这身军装。

傍晚前，卡车来到一个紧夹在林边和沼泽地中间的小村庄。他深深记住了集中营北部沼泽地中间的那次日落，那么的寂静，那么的柔和。暮色中，农舍显得特别的黑，犹如在焦油中熬过一般。

他走进土窑，晚间的光亮也随他一起进到窑洞，而朝他迎面扑来的却是潮湿，闷气，贫困食物、衣服、被褥的气味和充满烟气的暖意……

昏暗中现出父亲那瘦削的脸庞和漂亮的眼睛，目光中流露出的那种无法形容的神情令叶尔绍夫大吃一惊。

一双衰老、干瘦、粗糙的双手搂住儿子的脖子。这搂住年轻军官脖颈的、受尽折磨的老人双手的抖动，表达出怯生生的诉怨、无穷的痛苦和寻求保护的恳求，叶尔绍夫只有用哭泣才能回答这一切。

然后他们站在三座坟头旁——母亲死于头一年冬天，姐姐安纽塔死于第二年冬天，玛鲁夏死于第三年冬天。

坟地在劳改营边沿上，同小村庄连成一片，同样的青苔长在农舍的墙根底下和土窑的斜坡上，长在坟包上和沼地的塔头墩子上。母亲和姐姐、妹妹就这样留在了这片天空下，无论是在严寒刺骨、水分冻结的冬天，还是在沼地积水漫流、坟地涨满浊水的秋天。

父亲同沉默不语的儿子并排站着，也一言不发，后来他抬起眼睛，望一眼儿子，两手一摊说：“生者和死者，请原谅我，我没能保护我所爱的人。”

晚上父亲谈了很多。他说得很平静，声音不高。他讲这讲那，也许只有平静的叙说而不是号哭和泪水才能把一切讲述清楚。

铺着报纸的箱子上放着儿子捎来的食品和一瓶酒。老人说着，儿子坐在边上听着。

父亲讲到饥荒，讲到村子里熟人们的死亡，讲到那些发疯的老婆子，讲到孩子们，他们的身体变得比俄罗斯三角琴、比小鸡儿还轻。他讲到饥饿的嗥叫怎样白天黑夜飘荡在村子上空，讲到被钉死的窗户和农舍。

他给儿子讲述了在破漏的棚车里五十个冬日的路途，讲述了军列上死人和活人在一起度过的漫长的昼夜。他讲到特殊移民如何徒步，妇女们如何怀抱婴儿长途跋涉。叶尔绍夫的母亲步履维艰，在酷暑中神志不清地走过了这段路程。他讲述如何把他们带到了冬季的森林里，那里既无土窑，也无窝棚。讲述了他们如何在那里点燃篝火，用松树枝铺好床，在饭盒里融化雪块，如何安葬了死者，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切全是斯大林的意志。”父亲说。在他的话语里没有愤怒和怨恨——普通百姓都是这样讲述那强大的毫不动摇的命运之神的。

叶尔绍夫休假回来，给加里宁写了申请书，向最高当局请求不可思议的宽恕——宽恕一个无辜者，请求他们允许老人回到儿子身边。但他的信未来得及送到莫斯科，叶尔绍夫就被叫到领导那里，有人对他的乌拉尔之行告了密。叶尔绍夫被部队开除。他来到建筑工地，决心多挣点钱，上父亲那里去。但不久他就收到乌拉尔的信函，通知他父亲的死讯。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预备役中尉叶尔绍夫应征入伍。

在罗斯拉夫利城郊的一次战斗中，他接替被打死的团长，集合起余部打击敌人，夺回渡口，保证了统帅部预备队重炮的撤离。

压在他肩上的担子越重，他的双肩越发强有力。他本人并不了解自己的力量。原来，顺从并不是他的天性。暴力越大，战斗的愿望就越发强烈。

有时他问自己：为什么他那么痛恨弗拉索夫分子？弗拉索夫分子的呼吁书里写的，就是父亲曾对他讲述过的。他知道，这是实情。但他也知道，这些实情从德国人和弗拉索夫分子的嘴里说出，就是谎言。

他感到，他十分明白，他同德国人作斗争，就是在为自由的俄罗斯生存而战，战胜希特勒就是战胜那些令他母亲、姐姐、父亲去世的死亡集中营。

叶尔绍夫体验到一种痛苦而又美好的感情。在这里，履历表上的那些情况已经不起作用，他原来就是力量的源泉，人们都跟着他走。在这里，无论是最高军衔、勋章、特种部队，还是干部处、鉴定委员会、区委打来的电话以及政治部门副职的意见，都不起作用。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一次对他说：

“亨利希·海涅早就说过，‘我们所有人在自己的衣服下面都有一个赤裸的身子’，但有的人脱去制服，露出的是一个委顿可怜的躯体，另一些人被不合体的衣服弄得丑陋不堪，他们把它脱了，结果发现，原来真正的力量就在这里面！”

叶尔绍夫所向往的如今变成了事业，他按新的方式考虑这件事：让谁知道，吸收谁参加。他在心里逐个进行挑选，掂量他所熟悉的人的优缺点。

谁将进入地下组织司令部呢？他头脑里出现了五个人的名字。日常生活中的细小弱点和古怪行为，他都重新加以考量，无足轻重的事情都变得至关重要。

古济具有将军的威望，但他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看样子没有受过教育，当他手下有个得力的副手和司令部时，他是优秀的，他等待指挥员们为他效劳，替他卖力，并且认为他们的效劳是应当的，无须感谢的。他回忆自己的厨师好像比回忆妻子女儿还要频繁。他谈得最多的是打猎、打野鸭、打大雁，他回忆在高加索的服役也是打猎、打野猪、打山羊。显然，他十分爱喝酒，是个吹牛大王。他经常吹嘘1941年的战斗，周围的友邻全不对，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唯有他古济将军永远正确。他从不把失利怪罪于最高军事首长。在日常事务和关系中他十分老练、精明，像个饱经世故的文书。可总的说来，要是叶尔绍夫有权，他连一个团都不放心交给古济将军指挥，更别说一个军了。

旅级政委奥西波夫很能干。他会突然笑呵呵地瞪着一只深褐色的眼睛说，有人打算用最小的代价在异国的领土上作战。可过一个小时他又会严厉地斥责表示怀疑的人，进行说教。到了第二天，他又会翕动着鼻孔说：

“是的，同志们，我们飞得最高，最远，最快。瞧，我们就这样飞起来了。”

关于战争头几个月的失败他讲得头头是道，但没有悲痛，就像某个毫无怜悯心的棋手在分析棋局。

他同大伙谈得轻松自如，但做作，缺乏同志间真正的坦诚。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同科季科夫聊天。

旅级政委为什么对这个科季科夫那么感兴趣呢？

奥西波夫经验丰富，人脉熟络。这种经验很重要。地下组织司令部非得有奥西波夫不可。但他的经验对事业不仅有所帮助，而且也可能有所妨碍。

有时，奥西波夫说一些著名军事人物的可笑故事，直呼其名：谢苗·布琼尼、安德留沙·叶廖缅科。

有一次他对叶尔绍夫说：

“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元帅同你我一样都是有罪的。”

可基里洛夫告诉叶尔绍夫，1937年奥西波夫是军事学院副院长，曾经毫不留情地揭发过数十人，宣布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他十分害怕得病，常常掐自己的身体，伸出舌头，歪斜眼睛，看是否长满舌苔。不过，大概他并不怕死。

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是个阴郁、朴直的步兵团长。他认为，最高首长对1941年的撤退是有罪的。大家都感到他那战斗指挥员和士兵的力量。他体格强健、嗓音洪亮，这样的嗓音足以使逃脱者止步，使战士去冲锋陷阵。他爱骂人。

他不喜欢解释，只下命令，重友情，随时准备从自己的饭盒里把稀菜汤倒给士兵，但为人十分粗鲁。

大伙经常感受到他的意志。干活时他是班长，他一声高喊，谁也不敢不服从。

你骗不了他，他谁也不纵容。与他可以谈得拢，但就是太粗鲁！

基里洛夫很聪明，但身上总有某种懈怠。他能看出任何一件小事，但看什么都用疲惫的半睁半闭的目光……他对人冷淡，不喜欢人，但却原谅别人的弱点和可耻行为。他不怕死，但有时却有死的念头。

对撤退他说得好像比所有指挥员更有头脑些。作为一个非党员，有一次他竟然说：

“我不相信共产党人能使人们变得更美好些。这样的情况历史上从未有过。”

他看来好像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可晚上却躺在床铺上哭泣，对叶尔绍夫的询问长久默然不语，后来才小声说：“俄罗斯真可怜。”但那么一个冷漠的人，心肠却很软。有一次他说：“噢，我真想听听音乐。”可昨天他还带着那种异样的笑容说：“叶尔绍夫，听我说，我给您念首小诗。”叶尔绍夫不喜欢诗，但他记住了这首诗，它死乞白赖地钻进了他的脑子里。

我的同志，濒临死亡时，

你别向人们呼救。

最好让我把手掌焐热，

在你热气腾腾的鲜血上。

你别吓得流泪，像个孩子，

你没受伤，你只是死了。

最好让我脱下你的毡靴，

我还将面临战斗。

难道这是他自己写的？

不，不，基里洛夫进司令部不合适。他能把人往哪儿拽，自己好不容易才跟上趟哩。

再有莫斯托夫斯科伊！他有学问，还有铁的意志。听说，审讯时表现得坚强不屈。但是奇怪的是，所有人都能被叶尔绍夫挑出刺来的。前几天他责备莫斯托夫斯科伊：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您干吗要同这帮无赖起劲地聊天，同这个眼睛碧绿的伊孔尼科夫，同这个侨民、一只眼的下流胚？”

莫斯托夫斯科伊嘲笑道：

“您以为，我的信仰动摇了，变成一个福音派教徒，甚或一个孟什维克？”

“鬼知道！”叶尔绍夫说，“别去招惹那些臭狗屎，免得臭气熏天。这个伊孔尼科夫关在我们的集中营里。现在德国人正想拉他去审讯哩。他会把自己，把您，把那些亲近您的人全出卖了？……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理想的人选可以从事地下工作。必须衡量每个人的能力和弱点，这并不难。但是只有根据一个人的本质才能决定他合适不合适，而本质是无法测量的。本质只能推测，只能感觉。于是他从莫斯托夫斯科伊开始入手。

73

古济少将沉重地喘着气向莫斯托夫斯科伊走来。他两脚蹭着地走路，呼哧着，噘起下嘴唇，皮肤上褐色的褶皱在他的脖颈和面颊上颤动着。他所有这些动作、手势和声音，都是由他昔日的过分肥胖保留下来的。同他目前的虚弱相比，这一切都显得十分古怪。

“亲爱的大爷，”他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我，一个黄口小儿，同样想对您提点意见，少校也可以教训上将嘛。直截了当地说，您同这个叶尔绍夫想建立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是徒劳的，因为他完全是个面目不清的人，没有军事知识，按智力只是个中尉，可一心想当司令，硬要当上校们的老师。对他得小心些。”

“胡说八道，大人。”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当然是胡说八道。”古济呼哧着说，“有人向我报告，昨天在普通棚屋里有十二个人报名参加这个什么……俄罗斯解放军。数一数，他们当中有多少个富农？我对您说的不仅是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还受一个富有政治经验的人的委托。”

“顺便问问，不是奥西波夫吧？”莫斯托夫斯科伊问。

“就算是他吧。您是个研究理论的人，您对我们这里的那些臭狗屎并不了解。”

“你这话说得太离谱。”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我开始觉得，在这里人们除了警惕性什么也没剩下。谁都能未卜先知！”

古济仔细听着，支气管炎如何在他的胸腔里吱吱作响，然后万分忧郁地说：

“我看不到自由，不，看不到啦！”

莫斯托夫斯科伊目送着他离去，用手掌猛捶自己的膝盖。他突然明白，搜查时为什么会忐忑不安，原来伊孔尼科夫交给他的那些纸失踪了。

真见鬼，他在那上面写了些什么？也许，叶尔绍夫是对的，可怜的伊孔尼科夫变成反间行为的参与者，他偷偷把这些纸片捎来，偷偷地塞给了我。他在那上面胡写了些什么？

他走到伊孔尼科夫床铺跟前，但伊孔尼科夫不在，邻床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从这些迹象——纸片的消失，伊孔尼科夫空着的床铺，他突然明白，同痴呆的寻神派谈话是错误的。

他同切尔涅佐夫发生过争论，但这当然算不上争论，这算是什么争论！问题是当着切尔涅佐夫的面那个白痴把纸片交给了莫斯托夫斯科伊，这样既有了告密者，又有了证人。

他的生命对事业、对斗争原本是有用的，而他可能毫无意义地把它给毁了。

“老笨蛋，在需要干番事业，干革命事业的时候，同一些废物交往，会把自己给断送了。”他想着，越发担忧起来。

在洗衣间他遇见了奥西波夫。旅级政委正在因电力不足而昏暗的灯光下俯身在白铁槽上洗包脚布。

“遇见您太好了。”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我得与您谈谈。”

奥西波夫点点头，回头张望了一下，把湿手往腰上蹭两下擦干。他们在水泥墙根下坐下。

“我这么想，我们的冒失鬼处处都有他的身影。”当莫斯托夫斯科伊同他谈起叶尔绍夫时，奥西波夫说。

他用自己潮乎乎的手掌抚摸着莫斯托夫斯科伊的手。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他说，“我赞赏您的果敢精神。您是列宁志同道合的布尔什维克，对您来说不存在年岁问题。您这样的榜样将鼓舞我们所有人。”

他小声说：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我们的战斗组织已经建立，我们决定暂时不把这个情况告诉您，我们想保护好您的生命，但看来，对列宁的战友来说没有高龄之说。我坦率地告诉您，我们不能信任叶尔绍夫。一般说来，对他的客观反映相当不好：一个对镇压充满愤恨的富农。不过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暂时没有他还不行。他赢得了廉价的声望。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你比我更了解，党是怎样善于在一定阶段利用这类人的。但您应当知道我们对他的看法——有朝一日他不一定靠得住。”

“奥西波夫同志，叶尔绍夫将走到底，我对此并不怀疑。”

听得见水滴落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嗒嗒声。

“您听着，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奥西波夫慢吞吞地说，“我们对您没有秘密。这里有个莫斯科派来的同志。我可以说出他的名字：科季科夫。这是他对叶尔绍夫的看法，而不仅仅是我的看法。他的立场对我们所有共产党员来说就是法律，就是党的指示，就是斯大林在特殊条件下的命令。但我们还将同您的这位教子，同您这位所谓的思想家一起工作，一起作出决定。重要的只有一点：当个现实主义者、辩证论者。哦，这不是我们想教训您。”

莫斯托夫斯科伊默然无言。奥西波夫拥抱他，亲吻了他三次。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

“我吻您，犹如吻亲生父亲。”他说，“我想为您祝福，如同小时候母亲为我祝福那样。”

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那种因生活太复杂而导致的无法忍受、令人痛苦的心情消失了。世界又像青年时代那样，重新变得明亮而简单，重新分为自己人和异己。

晚上，一群党卫军分子来到特种牢房，带走了六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

[1] 俄文本意是“好事”、“好消息”，为了呼应下文，故译成“善意的话”。

[2] 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民粹派。

[3] 弗拉索夫（1900——1946），原为苏军中将，卫国战争中叛国，为法西斯效力。

[4] 位于斯大林格勒市中心，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战场，1963年岗上修建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烈士纪念碑。

[5] 一种纸牌游戏。

[6] 彼得保罗要塞的旧称，位于前苏联奥利霍维岛上，原为政治犯监狱，卫国战争时被毁，修复后辟为博物馆。

[7] 扬·库贝利克（1880——1940），捷克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作品的杰出演奏者。

[8]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俄国古典主义文学代表。

[9] 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曾就读于喀山大学。

[10] 济宁（1812——1880），俄国有机化学家，俄罗斯化学协会第一任会长。

[11] 罗巴切夫斯基（1792——1856），俄国数学家，喀山大学校长（1807——1846）。

[12] 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19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3] 勃洛克（1880——1921），苏联早期著名诗人。

[14] 蒲劳脱（1785——1850），英国化学家，1815年提出蒲劳脱假说，即元素的原子量都是氢原子量的整数倍。

[15] 杜马（1800——1884），法国化学家，有机化学奠基人之一。

[16] 斯塔斯（1813——1891），比利时化学家，有关于准确测定化学元素原子量的著作。

[17] 亥姆霍兹（1821——1894），法国科学家，在物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写有具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

[18] 俄国1908——1917年黑帮分子的组织，从“俄国人民同盟”中分离出来，为镇压工人运动、迫害犹太人的保皇组织。二月革命后解散。

[19] 苏联和波兰边境的林地，苏联境内的密林区为禁伐、禁猎区，波兰境内的辟为国家公园，主要保护对象为欧洲野牛。

[20] 墨西哥最大的印第安民族，十六世纪前曾建立国家，创立了高度文明，十六世纪被西班牙所灭。

[21] 普朗克（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量子论创始人，1918年获诺贝尔奖。

[22] 即赫鲁晓夫。

[23] 即贝利亚。

[24] 伊巴露丽（1895——1989），西班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主席。

[25] 叶尼娅是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沙波什尼科娃的小名。

[26] 德语，即盐渍鳝鱼子。

[27] 列梅舍夫（1902——1977），又译列米谢夫，苏联抒情男高音歌唱家。

[28] 米哈伊洛夫（1893——1971），苏联男低音歌唱家。

[29] 洛佐夫斯基（1878——1952），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历史学博士，1939——1946年任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

[30] 古比雪夫的旧称，1935年后改为古比雪夫。苏联解体后，该市又改为萨马拉市。

[31] 鲁布廖夫（1360?——1430?），俄国画家，莫斯科画派的著名大师。

[32]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350——1389），莫斯科大公，伊万一世之孙。

[33] “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人同盟”的简称，主张民族文化自治，支持孟什维克的立场。

[34] 杰米扬·别德内（1883——1945），苏联俄罗斯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创导者之一。

[35] 费特（1820——1892），俄国诗人，对二十世纪俄国诗歌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36]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国诗人，宗教哲学家。

[37] 拉斯普京（1872——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皇后费多罗夫娜的宠臣，干预国家事务，擅权，后被保皇派杀害。

[38] 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作家，既是语言大师，又是运用叙述故事手法的巨匠。

[39] 萨里扬（1880——1972），苏联画家，以风景画见长。

[40]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俄国作家，俄国颓废派文艺的创始人之一。

[41] 罗扎诺夫（1856——1919），俄国作家、政治家、哲学家，他的无情节的杂文日记体作品将生活、哲理、政治、隐私、悲壮、庸俗熔于一炉。

[42] 吉皮乌斯（1869——1945），俄国象征派女作家，1920年移居国外。

[43] 别雷（1880——1934），苏联俄罗斯作家，象征派主要作家之一。

[44] 别尔嘉耶夫（1874——1948），俄国宗教哲学家。

[45] 乌斯特里亚洛夫（1890——1938），立宪民主党人、政论家，路标转换派的思想家之一。

[46] 巴尔蒙特（1867——1942），俄国象征派诗人，1920年侨居国外。

[47] 米留可夫（1859——1943），历史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的组织者之一。

[48] 叶夫列依诺夫（1879——1953），苏联剧作家、戏剧理论家。

[49] 列米佐夫（1877——1957），俄国作家，曾在形式方面进行实验，1921年侨居国外。

[50] 伊万诺夫（1866——1949），俄国诗人，象征主义理论家。

[51] 古希腊传说中大西洋上的大岛，后因地震沉没。

[52] 俄国人的习惯，称呼名字和父称表示尊重。

[53] 佩罗夫斯卡娅（1853——1881），革命民粹派分子，谋杀亚历山大二世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1881年在彼得堡被处绞刑。

[54] 阿廖娜（?——1670），俄国农民出身的女修道士和农民战争领袖，参加过夺取捷姆尼科夫城的战斗，被政府军俘获后，因审讯和处决时表现的英雄行为而享有盛名。

[55] 以克利姆·伏罗希洛夫命名的坦克牌号。

[56] 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雅各宾派领导人。

[57] 镇压工人运动和反对1905——1907年革命运动的武装匪帮。

[58] 克莱斯特（1881——1954），法西斯德国元帅，1942年在北高加索指挥“A”集团军群。

[59] 欧洲北部陡峭的岬角，在挪威马格尔岛上。

[60] 位于地中海，属希腊。

[61] 又名英吉利海峡，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海峡。

[62] 大高加索山系博科沃依山脉的最高山。

[63] 索菲娅的小名。

[64] 索菲娅的昵称。

[65] 索菲娅的小名。

[66] 乌克兰作家谢甫琴科（1814——1861）创作于1840年的诗集。

[67] 亚伯拉罕：神话中犹太人的始祖，《圣经》神话中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奉耶和华之命将自己的儿子献燔祭，后被天使阻止。

[68] 指1943年4——7月华沙犹太人区的囚徒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起义。

[69] 德国法西斯在波兰华沙省特雷布林卡车站附近的“死亡营”，1943年8月，法西斯分子镇压了2号营的囚徒起义。光所谓“灭绝营”的2号营内就牺牲了约80万人。

[70] 德国在波兰卢布林省索比堡村附近的灭绝营，有5个毒气室。1943年10月14日，犹太囚徒暴动，暴动失败，全体犯人被杀。

[71] 即叶若夫。

[72] 即贝利亚，卫国战争期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73] 1935——1942年期间苏军政治工作人员的军衔，分为高级、中级、初级政治指导员。

[74] 德拉戈米罗夫（1830——1905），俄国军事理论家，步兵上将。

[75] 罗科索夫斯基（1896——1968），苏联元帅（1944），卫国战争中任莫斯科会战中的集团军司令，斯大林格勒会战中任顿河方面军司令等职。

[76] 多棱宫为克里姆林宫中最古老的宫殿之一，因其外墙用多棱白石所砌而得名，是举行庆功盛典、接见外国使臣的殿堂。

[77] 罗巴切夫斯基（1792——1856），俄国数学家，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创始人。

[78] 即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里著名的咏叹调———《我爱你，奥尔珈》，表达了青年诗人连斯基对爱情的热烈追求。

[79] 希腊神话中的西西里岛的英俊牧童，他的凄凉身世成为牧歌喜用的题材。拉威尔即写有芭蕾舞剧《达佛尼斯和克洛娅》。

[80]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为托尔斯泰故居。

[81] 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著名诗人，阿克梅派的代表，曾遭批判。

[82] 伽罗华（1811——1832），法国数学家，他在代数方程式理论方面的著作为现代代数奠定了基础，但生前却不为人理解。

[83] 这篇论文就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同其他几篇论文一起，爱因斯坦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观点。

[84] 赫兹（1857——1894），德国物理学家，用实验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发现了外在的光电效应现象（1887）。

[85] 1257——1554年间为巴黎拉丁区的一所神学院及其师生宿舍，以创办人索邦而得名，后指拉丁区的巴黎大学神学院，十七世纪起成了巴黎大学的别名。

[86] 杜博沃伊（1896——1938），苏联二级集团军司令员，1935年任哈尔科夫军区司令员，1938年遭枪决。

[87] 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苏军元帅，1936年起任国防第一副人民委员，1937年被枪决。

[88] 布柳赫尔（1890——1938），苏军元帅，1929年起曾指挥远东特遣军，1938年遭枪决。

[89] 叶戈罗夫（1883——1939），苏军元帅，1935——1937年任苏军总参谋长，1937——1938年任国防第一副人民委员，1939年遭枪决。

[90] 加马尔尼克（1894——1937），一级集团军级政治委员（1935），1930年起任国防副人民委员，1937年被枪决。

[91] 德边科（1889——1938），二级集团军司令员（1935），1928年起先后任几个军区司令员，1938年被枪决。

[92] 布勃诺夫（1884——1940），十月革命期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1929——1937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40年被枪决。

[93] 斯克良斯基（1892——1925），国内战争期间曾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当时托洛茨基任人民委员，1924年托洛茨基被解除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925年斯克良斯基被处决。

[94] 温什里希特（1879——1938），1925——1930年曾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1935年任民航管理总局局长，1938年被枪决。

[95] 邵尔斯（1895——1919），苏联国内战争英雄。

[96] 布吕姆（1872——1950），法国社会党领袖和理论家，1936——1938年任人民阵线政府首脑，对法西斯侵略者实行“绥靖”方针。曾提出所谓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

[97] 卡里莫夫的尊称。

[98] 斯克里亚宾（1871——1915），俄罗斯作曲家和钢琴家。

[99] 指1905——1907年间镇压工人运动、迫害犹太人的保皇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成员，及镇压1905——1907年革命运动的“黑色百人团”武装匪帮的参加者。

[100] 列昂尼德的小名。

[101] 彼得的小名。

[102] 军事委员会的简称，苏军在各军种、各大军区（包括舰队）、集团军以上部队建立的集体领导机关，由各单位的司令员任军委会主席。

[103] 即普列汉诺夫（1856——191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和理论家，后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

[104]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898年在明斯克秘密召开，大会为那些分散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联合成一个政党奠定了基础。

[105] 《火星报》为列宁创办和主编的第一份俄国马克思主义政治性秘密报纸，编辑部成员有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等。

[106] 阿克雪里罗得（1868——1946），俄国哲学家和文艺学家，1917年初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

[107] 此处原文为“立宪会议”，但从下文“俄罗斯只有半年多的自由”看，似指“立宪会议委员会”，1918年6——9月反革命白卫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伏尔加河中游流域和乌拉尔一带建立政权机关，乌法督政府成立后改名为立宪会议委员代表大会，1918年底被解散。

[108] 苏杰伊金（1850——1883）:俄国宪兵中校，1882年起任彼得堡保安局督察，组织破获所谓“杰加耶夫密谋”。

[109] 杰加耶夫（1857——1920）:彼得堡暗探局暗探，187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2年充当暗探，同时还领导“民意党”的中心小组，1883年被揭露。

[110] 此为法语，大意:我该怎么办，神父?我们是在一个毁灭人的集中营里干活。

[111] 此为法语，大意:大家都在那儿干活。我也在那儿干活。我们是奴隶。上帝将宽恕我们。

[112] 此为法语，大意:这是他的职业。

[113] 此为法语，大意:但这并非您的职业。

[114] 大意:我要说“不”，神父，我要说“不”。

[115] 大意:伸出您的手。

[116] 即苏军原中将、叛徒弗拉索夫组织的“俄罗斯解放军”，为德国法西斯效力。

[117] 在种族主义文献中，雅利安人（主要指日耳曼人）被宣称为“高等”的种族。

第二部

1

当人们在后方见到一列列军用列车朝前线开去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沉醉的愉悦，仿佛正是这些大炮、这些新上漆的坦克，担负着最重要的神圣使命，仿佛战争那令人欣慰的结局即将来临。

而那些退出预备役、登上军列的士兵们，内心却异常紧张。年轻的排长们总觉得好像见到了装在火漆封口的信封里的斯大林的命令……当然，有经验的老兵什么也不想，他们喝开水、敲桌子，或是在靴子的后跟上敲风干的里海鲤鱼，议论少校的私生活，猜测在下一个枢纽站换货的情景。他们早就明白，像往常一样，部队要到靠近前线的一个只有德军俯冲轰炸机发现得了的偏僻小站才卸车；他们也知道，只有德国飞机的头轮轰炸才能使新兵们的欢快情绪稍稍低落下来……一路上睡肿了眼皮的人们接连几昼夜强行军，再也没有时间睡觉，没有时间喝水吃饭，人人都被烧得发烫的发动机那没完没了的吼叫声吵得头昏脑涨，驾驶员的双手已经无力握住操纵杆。指挥员已经熟读密码用语，这时突然听到报话器里传来呼叫声和骂娘声，他必须尽快堵住缺口，谁也顾不上新部队在射击训练中达到什么指标。“快上，快上，快上。”同一个词在指挥员的耳际回响，他也下达命令，不敢延迟，拼命催赶。于是，部队常常不经侦察地形，直接从行进中投入战斗。一个令人神经紧张的疲惫不堪的嗓音在大声吼叫：“立刻实施反冲击，顺着这片高地，我们这儿连个鬼也没有啦，可它还拼命硬往里闯，全完蛋啦！”

在机械师兼驾驶员、无线电报务员和瞄准手的头脑里，这些天，路上的隆隆声、辘辘声，同德国飞机的轰鸣声、地雷的爆炸声混成一团。

此刻，战争的毫无理智变得尤为明显。一小时后，一辆辆被击毁的坦克带着打坏的炮筒和炸断的履带冒着浓烟。瞧这次战斗的巨大努力！

无数个昼夜不眠的训练价值何在？！炼钢工、电气工勤勉顽强的劳动价值何在？！

上一级领导为了掩盖匆忙将抵达的预备队投入战斗的草率，为了掩盖这支部队几乎徒劳无益的牺牲，向上递交了一份公式化的报告：“从行进间投入战斗的预备队的行动，在一段时间内滞缓了敌人的前进，使由我负责的部队得以重新部署。”

而如果他不是大声吼叫“快上、快上”。如果他让部队有可能侦察一下地形，不往布雷区硬闯，那么即使所有坦克不采取任何决定性行动，它们也将猛烈开火，使德军遭遇麻烦和陷入巨大困境。

诺维科夫的坦克军向前线挺进。

没有实战经验的质朴的坦克兵小伙子们觉得，当前他们正将参加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尝过战争滋味的前线战士则嘲笑他们，第一旅旅长马卡罗夫和军中优秀指挥员、坦克营长法托夫很清楚，这一切是常有的事，他们见得多了。

怀疑论者和悲观主义者是现实的人，是有过痛苦经历的人，是以鲜血和苦难理解了战争的人。他们对比嘴上无毛的马大哈们的优势就在于此。但是，有着痛苦经历的人们这回错了。诺维科夫上校的坦克部队即将参加的战役，确实是一场决定战争命运和千百万人战后生活的战役。

2

诺维科夫接到命令，抵达古比雪夫后，与总参谋部代表留金中将取得联系，汇报统帅部感兴趣的问题。

诺维科夫以为，会有人在车站迎接他。但是，车站的少校军代表以一种古怪的、游移不定的，同时又完全睡眼惺忪、无精打采的目光盯着他，告诉他没有谁打听过诺维科夫。无法从车站给将军挂电话，因为将军的电话是保密的，谁也不能使用。

诺维科夫步行至军区司令部。

在车站广场上，他感到某种胆怯，这种感觉是每个突然置身于一个生疏的城市环境的战斗部队指挥员所常有的。自己在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感觉荡然无存。这里既没有给他递上话筒的电话员，也没有风驰电掣般给他驾车的驾驶员。

人们沿着鹅卵石铺砌的街道走到在凭证供应商店门前排起的长队旁：“谁是最后一位？……我排在您后面？……

看来，对这些提着带盖桶的人们来说，没有比在食品店门口排队更重要的事情了。最令诺维科夫气愤不过的是途中遇见的那些军人，他们每人手中几乎都提着一只小手提箱和一包东西。他想：真该把这些狗崽子统统集中起来，用军列送往前线。

难道他今天能见到她？他在街上走着，一边思念着她。叶尼娅，你好！

在军区司令员办公室，他同留金将军的会晤时间并不长。刚开始谈话，将军就接到总参谋部的电话，命令他火速飞回莫斯科。

留金对诺维科夫表达歉意，挂了个市内电话。

“玛莎，全变了。道格拉斯拂晓起飞，你转告安娜·阿里斯塔尔霍夫娜一声，土豆我们来不及拿了，那几袋子土豆先留在国营农场？……他那苍白的脸庞厌恶而又痛苦地皱了起来，显然他打断了对方通过电话线传来的叨叨不休的话茬，“什么，你的意思是报告统帅部，因为我太太的大衣没做好我不能起飞？”

将军放下话筒，对诺维科夫说：

“上校同志，您认为坦克的传动部位符合我们对设计师提出的要求吗？”

进行这类谈话诺维科夫觉得是个负担。在坦克军里度过的几个月，他学会了准确判断人，确切地说，是准确判断人们的业务能力。他能够在一瞬间准确无误地估量出来到他部队里的那些特派员、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代表、视察员、教导员们的水平。

他懂得那句嗓音不高的话的意义：“马林科夫同志命令我向您传达？……并且知道，有的人胸挂勋章，肩佩将军肩章，能说会道，却无法搞到一吨索拉油，无力任命一个仓库管理员和解除一个文书的职务。

留金并不处于国家权力的最上层，他只是搞搞统计，当当代表，作作一般性说明。因此，诺维科夫一边同他交谈，一边开始看表。

将军合上大便笺本。

“很遗憾，上校同志，时间呀，清早我就得飞往总参谋部。简直糟透了，但愿能召您上莫斯科。”

“是啊，中将同志，确实，但愿我同我所指挥的坦克部队能到莫斯科。”诺维科夫冷冷地说。

他们握手告别。留金请诺维科夫转达他对涅乌多布诺夫将军的问候，他们曾在一起服过役。诺维科夫走在宽敞的办公室那绿色的长条地毯上，听到留金又在打电话：

“请给我接国营农庄1号首长。”

“他要卖掉自己的土豆。”诺维科夫想。

他往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的住所走去。在一个闷热的夏夜，他曾走近她在斯大林格勒的家，他从草原来，那里到处是撤退时的硝烟和烟尘。而如今他又去她在古比雪夫的家，仿佛有道深渊横亘在这两次去她家的人中间，其实去的都是他同一个人。

“你将是我的。”他思忖着，“你将是我的。”

3

这是幢两层楼的老式建筑，房子结实，墙壁很厚，气候不受季节变化，夏天保留着凉爽的潮气，秋季寒冷时又不舍弃又闷又浊的暖气。

他按了下门铃，一股热气从敞开的门里朝他迎面扑来，在堆满压瘪的纸筐和许多箱子的过道上，他见到了叶尼娅。他见到了她，既没有见到她头上扎着的白头巾，也没有见到她身上穿着的黑色连衣裙；既没有见到她的眼睛和脸庞，也没有见到她的手臂和肩膀……他仿佛不是用眼睛，而是用盲人的心灵见到了她。而她却叫了一声，身子往后退一下，那动作同突然受到惊吓的人一模一样。

他向她问好，她含含糊糊回了他一句什么。

他走到她跟前，闭上眼睛，既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又触到了她的温馨，此刻真想立即死去。

原来，为了体味他从未领略过的幸福感，既不需要目光，也不需要思想和语言。

她问了他一句什么，他边回答，边挽着她的胳膊，跟她一起走过昏暗的过道，犹如一个害怕独自待在人群中的小男孩。

“过道真宽，”他想，“可以过辆坦克。”

他们走进房间，屋里只有一扇窗，朝着邻家那堵无缝的墙。

墙边放着两张床，一张床上有条铺叠整齐的灰被和一只揉皱了的扁平枕头，另一张床的钩花白床罩上放着一对拍蓬松的小枕头。白色小床上方挂着些明信片，明信片里画着几个穿晚礼服过新年和复活节的美人，还有几只刚出壳的雏鸡。

桌上堆满卷成卷的绘图纸，一块面包、半头蔫了的葱头和一瓶素油放在桌子的角上。

“叶尼娅？……他说。

她的目光通常是嘲讽而专注的，而如今却显得异常古怪。她说：

“您饿了吧，您是路过？”

显然，她是想打碎和毁掉已经出现并无法毁掉的新东西。他变成了另一个他，不再是从前的他，而是一个对许多人和阴森可怖的战争机器握有权力的人，可他那副模样还是个愁眉苦脸且不幸的男孩子。由于这种不相称，她显得局促不安。她想对他表示宽容，甚至怜惜，不去想他如今的权势。她的幸福就是自由。可自由已经离她而去，但她还是幸福的。

突然他说：

“怎么啦，难道还不明白？”他重新不再去听自己和她所说的话语。他的心灵中再次出现幸福感和同这种幸福感联系在一起的另一种感觉——哪怕现在就去死。她搂住他的脖子，她的一头秀发犹如一股温暖的水流，触拂着他的前额和面颊，就在这乌黑披发的昏暗中，他瞧见了她那双明眸。

她的絮语压倒了炮火的隆隆声和坦克的轧轧声……

夜晚，他们喝开水，吃面包，叶尼娅说：

“首长吃不惯黑面包了吧。”

她从窗台外取来盛有荞麦米饭的小锅，结上一层冰的大粒荞麦变成了蓝紫色，荞麦上冒出一股寒气。

“真像波斯丁香。”叶尼娅说。

诺维科夫尝了尝波斯丁香，心想：“真可怕！”

“首长吃不惯吧。”她又说。而他却在想：“幸亏没听格特马诺夫的话，没带吃的东西来。”他说：

“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布列斯特郊外的一个航空团里服役。飞行员们都朝机场猛跑，我听到一个波兰妇女大叫：‘谁？’一个波兰小男孩回答说：‘是俄国兵。’当时我强烈感到：我是俄罗斯人，是俄罗斯人……你知道吗，我这辈子都明白，我不是土耳其人，这里有颗心在怦怦直跳，它告诉我：我是俄罗斯人，是俄罗斯人。说实话，我们在战前养成的是另一种精神……今天，正是现在，是我最美好的一天，我望着你，如同那时一样，感受到的是俄罗斯的痛苦，俄罗斯的幸福……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

他问：“你怎么啦？”

克雷莫夫头发蓬乱的脑袋在她眼前闪现。天哪，难道她同他永远分手了吗？正是在这幸福的时刻她却感到，同他的永久离别是件无法忍受的事情。

蓦地，她觉得，眼看她就要把今日的这一天，把今天吻她的这个人说的话同逝去的岁月连在一起，她将会突然明白自己生命的神秘历程，将会看清无法看清的内心深处，正是这内心深处决定着她的命运。

“这间屋子，”叶尼娅说，“是个德国女人的，是她收留了我。这就是她那张白色软床。我在生活中还没见到过比她更不得罪人、更软弱的人……奇怪的是，即使是在同德国人打仗期间，我仍深信她是这个城市里最善良的人。奇怪吗，啊？”

“她快回来了吗？”他问。

“不，战争把她给毁了，她已经被驱逐出境。”

“嘿，谢天谢地。”诺维科夫说。

她想告诉他，自己对被她抛弃的克雷莫夫的同情，他没有谁可以写信，没有谁可以去看望，剩下的只是忧愁，毫无希望的忧愁和孤独。

她还想讲讲利莫诺夫和沙尔戈罗茨基，谈谈同这两个人有关的有趣但不易理解的新鲜事。她想告诉他，小时候亨里霍夫娜记下许多沙波什尼科夫家小姐妹们说过的可笑的话，记录这些话的笔记本就放在桌上，可以看。她想告诉他登记户口的那段经历，讲讲民警局公民证登记科的那个科长。可是她还不信赖他，不好意思同他讲这些。他需要她讲这些吗？

真奇怪，她仿佛重新体验到了自己同克雷莫夫决裂时的心情。她在内心深处始终觉得，一切还将可以纠正，过去的还可以挽回。这使她平静下来。而此刻，当感觉到这股把她卷走的力量时，她又产生了一种令人痛苦的担忧。难道就永远这样了吗，难道这已经无法弥补了吗？可怜的克雷莫夫，为什么他要经受那么多的苦难？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说。

“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诺维科娃 [1] 。”他说。

她笑了起来，端详着他的脸庞。

“你是外人，完全是个外人。说实在的，你是谁？”

“这我不知道。可你是诺维科娃，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

她变得严肃起来。她给他倒了杯开水后问：

“还要面包吗？”

突然又说：“倘若克雷莫夫出了什么事，把他弄残废或是让他蹲了监牢，我就回到他身边去。记住我说过的话。”

“他怎么会去坐牢呢？”他阴郁地问。

“怎么，这种事情还少吗？他是共产国际的老成员，是托洛茨基的熟人，托洛茨基读过他的一篇文章后说：‘文章写得像大理石那样富有光彩！’”

“你回去试试，他会把你轰走的。”

“你放心，这是我的事。”

他对她说，战后她将是一幢大房子的女主人，房子很漂亮，带一座花园。

难道永远就这样了，一辈子都这样了？

她不知为什么想让诺维科夫知道，克雷莫夫很聪明，很有才华，她眷恋着他。是呀，那有什么可介意的，她爱他。她不想让诺维科夫因为她仍爱着克雷莫夫而吃醋，可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了引起他的醋意，她什么都做了。但她把克雷莫夫对她一个人说过的话，全告诉了诺维科夫，就告诉了他一个人。当时克雷莫夫曾告诉她托洛茨基说的话：“如果当年了解这一事件真相的还有别人，克雷莫夫1937年就未必能幸免于难。”对诺维科夫的感情要求她高度信任他，于是她把一个受过她委屈的人的命运托付给了他。

她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她想到昨天、今天和明天，她发呆，喜悦，惭愧，不安，愁苦，害怕。母亲、姐姐、外甥、薇拉等几十个人都同她生活中发生的变化紧紧相连。诺维科夫若是能同利莫诺夫聊聊，听他谈谈诗歌和绘画该多好。尽管他并不熟悉夏加尔 [2] 和马蒂斯 [3] ，但他也不会感到不好意思的……他是个强者，强者，强者。她听命于他。战争将结束。难道，难道她永远也见不到克雷莫夫了吗？天哪，天哪，她是怎么搞的？现在不该想这些。谁知道往后会发生什么，一切将如何收场。

“我现在才明白，我对你一点儿也不了解。你是个外人，我这不是开玩笑。房子、花园……为什么总是这些？你当真？”

“要是你愿意，我战后就复员，到东西伯利亚的某个建筑工地去当个工长。我们就住在带家眷的板棚里。”

这番话是真的，他没有开玩笑。

“一定得住带家眷的板棚吗？”

“一定得住。”

“你疯啦？这是为什么？”

不由心想：“克雷莫夫！”

“什么为什么？”他惊慌不安地问。

而他既不考虑未来，也不考虑过去。他是幸福的。他甚至不为想到再过几分钟就该分别而慌神。他与她并肩而坐，望着她——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诺维科娃，他是幸福的。他并不需要她多么聪明、漂亮、年轻。他实实在在爱着她。起初，他没有敢想让她做自己的妻子，后来却一直向往这件事。即使今天，他依旧如往常那样温顺羞怯地捕捉她的笑容，留意她那嘲弄人的话语。但他发现，出现了新情况。

当她留意到他打算上路，便说：

“到时候啦，该回你那个牢骚满腹的义勇兵团啦。我嘛，也该被抛进汹涌的波涛里去啦。”

诺维科夫起身告别时，他明白，其实她并不那么坚强，女人终归是女人，即使上帝赋予她爱嘲弄人的聪明才智。

“有多少话要对你说，可什么也没说。”她喃喃地说。

但事实并非如此，决定人的一生的重要事情，在他们相会时已经明朗了。他确实爱她。

4

诺维科夫往车站走去。

叶尼娅，她那惘然细语，她那双光脚，分别时她那亲昵的絮语和泪水，她对他的支配力，她的贫苦和纯洁，她秀发的清香，她那令人爱怜的娇羞，她身体的温馨，以及他因意识到自己工人兼士兵的质朴而引起的窘怯和为自己拥有工人兼士兵的质朴所感到的自豪。

诺维科夫走在铁路线上。一个士兵在旅途中最怕的是误车，此刻别是军用列车已经开走的想法如一根利针扎着他，使他浑身燥热不安。

老远他就见到了月台，见到了棱角分明的坦克和在帆布罩里高高隆起的坦克的金属部位，见到了头戴黑色钢盔的哨兵和司令部那节小窗上蒙着白色窗帘的车厢。

他经过摆出一副雄赳赳样子的哨兵身旁，走进车厢。

因为诺维科夫没有带他一起上古比雪夫而生气的副官韦尔什科夫，把统帅部的一封密码电报默默放在小桌上，电报命令他们往萨拉托夫开进，然后沿阿斯特拉罕支线……

涅乌多布诺夫将军走进包厢，眼睛不是盯着诺维科夫的脸，而是盯着他手中的那封电报，说：

“行进路线确定啦？”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诺维科夫说，“确定的不是行进路线，而是命运，斯大林格勒的命运。”接着又补充：“留金中将向您问好。”

“哦！”涅乌多布诺夫说。他的反应使人弄不明白，他这声淡漠的“哦”是对什么而发的，是对将军的问候，还是对斯大林格勒的命运？

他是个怪人，最使诺维科夫感到吃惊的是，无论路上发生了什么情况——是因为同迎面开来的列车错车而停车，或是某个车厢的轴箱出现了故障，也可能是没有得到列车调度员的发车信号——涅乌多布诺夫便活跃起来，说：

“名字，记下名字，这是个蓄意破坏分子，得让这个坏蛋去坐牢。”

诺维科夫在内心深处对那些被称作人民的敌人、富农的帮凶和富农分子的人，采取漠然视之、并不仇视的态度。他从未有过要把谁投进监牢、送上法庭和想在会议上揭发谁的愿望。但是这种和善的漠然，他认为，是由于自己的政治觉悟不高造成的。

可是，在诺维科夫看来，涅乌多布诺夫看一个人，首先是立刻表现出高度警惕性，疑心重重地想：“哎，亲爱的同志，你别是敌人吧？”前天他还向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讲起过一些反革命建筑师，说他们企图把莫斯科的主要街道变为供敌人空军用的降落场。

“依我看，这是胡扯，”诺维科夫说，“毫无军事常识。”

此刻，涅乌多布诺夫又同诺维科夫聊起自己最喜欢的第二个话题——家庭生活。他摸了摸车厢的暖气管，开始讲他们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在别墅里安装的暖气装置。

这个话题忽然使诺维科夫觉得重要且有意思，他请涅乌多布诺夫画了一张别墅暖气装置的草图，把它折好，放进自己军衣的里口袋。

“太有用了。”他说。

少顷，格特马诺夫也来到包厢，笑眯眯地大声同诺维科夫打招呼：

“我们又跟军长在一起了，我们正想替自己再找个新长官呢。我们还以为，斯坚卡·拉辛 [4] 扔下自己的义勇兵团不管了呢。”

他眯缝起眼睛，友善地朝诺维科夫瞥了一眼，而诺维科夫则对政委的玩笑报以一笑，可内心却产生一种已经习以为常的紧张心情。

在格特马诺夫的玩笑里，常有一个奇怪的特点，似乎他对诺维科夫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且常常在自己的玩笑里暗示这一点。如今他重复的正是叶尼娅在分别时说过的话，不过这当然是极偶然的巧合。

格特马诺夫看了下表说：

“喂，老爷，该轮到我上市里转转了，不反对吧？”

“请吧，没有您在，我们在这里倒也不觉得寂寞。”诺维科夫说。

“那是，”格特马诺夫说，“您，军长同志，在古比雪夫总的说来是不会寂寞的。”

这个玩笑里可就没有什么偶然性了。

站在包厢门口，格特马诺夫问：

“彼得·帕夫洛维奇，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的身体好吗？”

格特马诺夫神情严肃，眼睛里毫无笑意。

“谢谢，很好，她有许多工作。”

诺维科夫说完，想转移话题，便问涅乌多布诺夫：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您怎么不上古比雪夫转转？”

“那里我什么没见过？”涅乌多布诺夫回答说。

他们并排坐下，诺维科夫一边听涅乌多布诺夫说话，一边浏览文件，看完就搁在一旁，嘴里时不时地说：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请接着说？……

诺维科夫这辈子都在向领导汇报，而领导在听汇报时也总是浏览文件，同时漫不经心地说：

“是这样，是这样，请接着说？……

这经常使诺维科夫感到受了侮辱，并且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这么干。

“是这么回事，”诺维科夫说，“我们应当预先为维修队申请维修工程师，会修轮式坦克的我们有的是，可是修履带式坦克的几乎没有。”

“我已经写好申请了，我想，最好直接向上将提出申请，反正总得到他那儿审批。”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诺维科夫说。

他签署了申请书，并且说：

“得检查一下各旅的防空装备，到萨拉托夫之后就可能有空袭了。”

“我已经向司令部下达了命令。”

“这不合适，得由列车长们个人负责，让他们在十六点以前报告。亲自抓。”

涅乌多布诺夫说：

“萨佐诺夫任旅参谋长的任命已经获准。”

“真快，像发电报。”诺维科夫说。

这次涅乌多布诺夫没有往一旁看，当他察觉到诺维科夫的懊丧和尴尬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诺维科夫一般没有勇气坚决保护那些据他看来特别适合担任指挥员职务的人。当事情刚一涉及某些指挥员的政治可靠性时，他就变得垂头丧气，他们的业务素质突然间好像不再是最重要的了。

可这回他却大为恼火，今天他不想再顺从。他盯着涅乌多布诺夫说：

“这是我的错，我因为一些档案材料而牺牲了军人的才能。我们在前线会把它纠正过来的，那里可不是凭履历表打仗的。万一出什么事，我第一天就他妈的撤了他！”

涅乌多布诺夫耸耸肩说：

“我个人并不反对这个卡尔梅克人巴桑戈夫，但是需要受到器重的应该是俄罗斯人。民族友谊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可是您知道少数民族中，面貌不清、怀有敌对情绪的不坚定分子占很大比重。”

“1937年就该这么考虑。”诺维科夫说，“我曾经有个熟人，叫米季卡·叶夫谢耶夫，他经常嚷嚷：‘我是俄罗斯人，这是首要的。’瞧，他这个俄罗斯人，照样坐牢。”

“凡事各有其时嘛。”涅乌多布诺夫说，“被关押的都是些坏蛋、敌人。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把人关起来的。我们曾经同德国人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这里有个布尔什维主义嘛，而现在斯大林同志号召彻底消灭入侵我们苏维埃祖国的所有德国侵略者，这里也有个布尔什维主义。”

接着，他又用教训人的口吻补充说：

“目前，布尔什维克首先是俄罗斯爱国者。”

诺维科夫被激怒了：他，诺维科夫是在战争的艰难岁月里饱经痛苦才换来自己的俄罗斯情感的，可涅乌多布诺夫似乎是从某个诺维科夫不能经常出入的办公室那里借来的。

他同涅乌多布诺夫交谈着，心里很恼火，思考着许多问题，感到激动不安。他的脸颊通红，如久经风吹日晒，可心脏却充满杂音，狂跳不已，无法平息。

好像有一群人在他的心脏里踏步，步调一致地用皮靴大声敲打，发出有节奏的声音：“叶尼娅，叶尼娅，叶尼娅。”

已经向诺维科夫表示过歉意的韦尔什科夫又朝包厢里探了下头，婉转地说：

“上校同志，请允许我报告，炊事员累啦，饭菜已经热了两个多小时了。”

“行，行，拿来吧，不过得快点。”

顿时，满头大汗的炊事员带着委屈、痛苦而又欣慰的表情跑进包厢，端上盛有乌拉尔地区各色小菜的碟子。

“给我一瓶啤酒。”涅乌多布诺夫精神倦怠地说。

“是，少将同志。”炊事员欣慰地说。

诺维科夫感到，长时间的素食之后，用膳的强烈愿望竟使他的眼眶里涌起了泪水。“吃得惯啦，首长同志。”他记起不久前尝过的冰冷的波斯丁香，思忖着。

诺维科夫和涅乌多布诺夫同时朝窗口望去，一个喝醉酒的坦克手在一名身背步枪的民警搀扶下，刺耳地尖叫着，跌跌撞撞沿铁道走着。他想挣脱开身揍民警，但民警死命抓住他的肩膀不放。酩酊大醉的坦克兵显然脑子里全乱了套，他把想打架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突然感动地亲起民警的脸颊来。

“立刻把这件丑事调查清楚，向我报告。”诺维科夫对副官说。

“该把这个破坏秩序的坏分子毙了。”涅乌多布诺夫拉上窗帘说。

不善动脑子的韦尔什科夫脸上现出复杂的表情。他首先因为这件事破坏了军长的食欲，心里感到难过。但同时又对坦克手深表同情，这种同情带有各种不同的感情色彩，有嘲笑、鼓励、同志般的赞叹、父亲般的温情，也有痛苦和内心的焦急。他报告说：

“是，调查并立刻报告。”他马上编造，“他母亲就在当地住，而一个俄罗斯人，他难道懂得什么节制？他心里不好受，又极力想亲亲热热地同老太太告别，于是就喝过量了。”

诺维科夫挠一挠后脑勺，把盘子朝自己这边移了移，“哪有的事。我不再离开列车，哪儿也不去。”他边想，边把自己的思想倾注到盼望着他到来的叶尼娅身上。

开车前格特马诺夫满脸通红地回来了，兴高采烈的他表示不再吃晚饭，只是吩咐勤务兵给他开瓶他爱喝的橘子水。

他哼哼着，脱下靴子，倒在沙发上，用一只穿着袜子的脚把包厢门关严。

他开始给诺维科夫讲他从一个老同志、州委书记那里听来的新闻。州委书记前天刚从莫斯科回来，在莫斯科曾受到一个人的接见，那是属于各种节日能登上列宁墓的人，不过没在陵墓的麦克风边上，与斯大林站在一起。那个讲新闻的人自然不是什么都知道，当然也不会把他知道的一切全告诉州委书记。他们是州委书记在伏尔加河流域一个小城任区委指导员时认识的。州委书记在无形的化学天平上对交谈者作了一番掂量，从他所听到的内容中给坦克军政委少许讲了点。军政委格特马诺夫当然又把从州委书记那儿听来的新闻给诺维科夫上校少许讲了点……

不过这天晚上他所用的语气，是以前同诺维科夫交谈时从未用过的极其信赖的语气。好像他以为诺维科夫早就了解马林科夫握有很大实权，了解除了莫洛托夫，只有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 [5] 对斯大林同志以“你”相称，以及斯大林同志最恨擅自行动和斯大林同志喜好苏路古尼干酪；还有斯大林同志因牙齿不好把面包蘸葡萄酒吃，顺便说说，他因为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些麻点；还有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6] 早已不是党内第二号人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7] 近来不十分赏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8] ，甚至前不久在一次通过高频电话所进行的谈话中，把他大骂了一顿。

政委在这场关于国家上层人物的谈话中所用的表示信任的语气，斯大林在同丘吉尔会谈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为自己祝福的表现，以及斯大林对一个元帅由于过于自信而造成过失所产生的不满，看来都比那个在列宁墓上站过的人稍加暗示所说的话要重要得多。它使诺维科夫心里一直猜测和渴望的事情得到了证实——大反攻的时刻临近了！诺维科夫傻呵呵地在心中暗自发笑，这种洋洋自得的心情使他不禁有些害臊。他心想：“真不错，我也被列入了官员干部名单。”

不久，军用列车无声无息地开动了。

诺维科夫来到连廊上。他打开门，朝压在城市上空的黑暗瞥了一眼。步兵的脚步声又重新敲响：“叶尼娅，叶尼娅，叶尼娅。”透过碰撞声和隆隆声，车头方向传来叶尔马克号拖长声音的呼啸声。

铁轮在钢轨上发出的隆隆声，载着坦克那钢铁巨物朝前线疾驰的车厢的铿锵声，年轻人的歌声，以及从伏尔加河那边刮来的寒风和辽阔无垠的星空，不知为什么以一种新的感觉触动了他，不是一刹那前的那种感觉，不是战争爆发头一年的那种感觉，内心闪现出目空一切的欢愉和由于感到强大战斗力而产生的既残酷无情又令人高兴的欣慰，仿佛战争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因痛苦和仇恨而被扭曲的那副样子。黑暗中传来的痛苦而忧郁的歌声开始变得雄壮高昂。

不过奇怪的是，他今日的幸福未能唤起他的良善和宽恕的愿望。这种幸福激起的是仇恨，是愤怒，是表现自己力量并把横在这种力量路上的一切消灭干净的渴望。

他回到包厢，车厢的闷热、烟气、烧糊的奶油味、使人懒洋洋的鞋油味、满面红光的司令部参谋人员的汗臭味，如同不久前秋夜的魅力那样包围着他。格特马诺夫穿件睡衣，敞着前胸，半躺在沙发上。

“我们玩会儿接龙怎么样，将官们都同意。”

“那有什么，行吧。”诺维科夫回答说。

格特马诺夫轻声打了个嗝，担忧地说：

“我也许得了溃疡，正如歌中所唱，烧心最最折磨人啊。”

“本来就不该打发医生随二梯队走嘛。”诺维科夫说。

他生自己的气，心想：

“曾打算把达伦斯基调来，可费多连科眉头一皱，我就打退堂鼓了。我对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也提过这件事，他们也直皱眉头，说是我们干吗要这么一个受过处罚的人，我又给吓了回去。建议调巴桑戈夫，他们又说干吗要一个非俄罗斯人，我只好再次改变主意……不知道我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他望了格特马诺夫一眼，思忖着，故意把思路搞乱，“今天他用我的白兰地请客，明天我婆娘来了，他就想同我老婆睡觉。”

他并不怀疑自己有力量敲断德国军事机构的脊梁骨，可为什么在同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谈话时，却始终感到自己的软弱和胆怯呢？

在这幸福的一天里，他身上升起一股强烈的愤恨情绪，对过去岁月和为他安排的合理地位极为不满，那时候，听他汇报的是一帮不学无术、缺乏军事知识，沉迷于权力、食品和勋章的家伙。他们宽宏大度地替他在干部楼里张罗了一小间供他使用的小屋子，作为对他的奖励。这些人不熟悉大炮口径，把别人为他们写的发言稿念得狗屁不通，不会识图，把“百分比”念成“百分率”，“出类拔萃”念成“出类拔卒”，“柏林”念成“巴林”。却总是当他的领导，他得向他们汇报。他们文化水平低并非因为工人阶级出身，要知道他父亲是矿工，他爷爷是矿工，他哥哥也是矿工，有时他觉得，文化水平低是这些人的资本，用它代替了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而他的知识、规范的语言和对书本的兴趣倒成了他的弱点。战前他总以为，这些人的意志和信心都比他强，但战争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战争把他推上了高级领导岗位。可是，原来他并没有成为一个主人。他依然听命于那股他经常感觉得到但又无法搞清的势力。两个受他领导、没有指挥权的人，便是这股势力的代言人。当格特马诺夫把有关那个世界的情况透露给他时，他简直受宠若惊，高兴得发狂。显然，那个世界有那股无法抗拒的力量。

战争将证实，俄罗斯将感谢谁，是像他那样的人，还是像格特马诺夫那样的人。

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多年来他所钟爱的女人将成为他的妻子……这一天，他的坦克部队接到开赴斯大林格勒的命令。

“彼得·帕夫洛维奇，”格特马诺夫突然说，“您知道吗，当您进城那会儿，我同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有过一番争论。”

他把背离开沙发靠背，喝了口啤酒说：

“我是个直性子，因此我想直截了当告诉您，我们争论的是有关沙波什尼科娃同志的事情。她哥哥1937年失踪了。”格特马诺夫用手指指地板，“那时候涅乌多布诺夫原来同他认识，我呢，恰巧又熟悉她的第一个丈夫克雷莫夫。一般说，此人能幸免于难真是个奇迹。他在中央讲演团待过。于是，涅乌多布诺夫就说，苏联人民和斯大林对诺维科夫同志寄予了高度信任，因此他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私生活同一个社会政治面貌不清的人连在一起。”

“这与我的私生活有什么关系？”诺维科夫说。

“就是啊！”格特马诺夫说，“这都是1937年遗留下来的问题，对这些事情嘛，应该看得更广些。不，不，您得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涅乌多布诺夫是个优秀人物，他水晶般纯洁正派，是斯大林式的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但他有个小毛病，有时候看不到新事物的萌芽，也感觉不到。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引经据典。而生活教给我们些什么，他常常视而不见。有时候显得他既不了解也不明白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他熟读自己那些引文都把他搞到了这种地步。可战争在许多方面教给我们不少新东西。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戈尔巴托夫将军、普尔图斯将军、别洛夫将军全都给关押过。可斯大林同志却发现可以把指挥权交给他们嘛。我今天就是在米特里奇家里做的客，他告诉我，罗科索夫斯基是怎样从劳改营直接提升为集团军司令员的：当时他正在棚屋的盥洗室里洗包脚布，有人在他身后猛催，快点！他心想，连包脚布也不让洗完？可前天一个首长刚审讯过他，还稍稍揍了他一顿。他就这样给送上道格拉斯，直接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我们毕竟应该从这件事情上得出某些结论吧。而我们的涅乌多布诺夫，他可是1937年的积极分子，你无法使他这个博览群书却不求甚解的人放弃这些立场。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那个哥哥究竟犯了什么罪，那不清楚，也许贝利亚同志今天也会放了他，他也可能去指挥一个集团军。而克雷莫夫现在就在部队上，人好好的，党证也还揣着。有什么问题！”

但正是这些话触怒了诺维科夫。

“这关我屁事！”他大声说，连自己都感到吃惊，头一次听到自己的嗓门会这么大，“沙波什尼科夫是不是敌人，同我有什么关系！我压根就不认识他！托洛茨基曾经对克雷莫夫本人提到过他的文章，说他的文章写得像大理石一般富有光彩。可这跟我有何相干？像大理石一样富有光彩，那就像去呗。让托洛茨基、雷科夫 [9] 、布哈林或是普希金去神魂颠倒地迷恋他吧，这跟我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我并没有读过他那些像大理石那样富有光彩的文章。而且这跟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又有什么相干，难道1937年前她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想要指挥权？那可以。同志们，就请试试吧，去打一仗，去干段时间试试！够了，伙计们！厌烦透了！”

他满脸通红，心怦怦直跳，思维清晰而又凶猛，可脑子里却是一片迷雾。

“叶尼娅，叶尼娅，叶尼娅。”

他听到了自己说的话，并且大吃一惊。难道这就是他，这辈子头一次对党的大干部如此毫无忌惮地顶撞，如此直截了当地说话？他望一眼格特马诺夫，在压倒后悔和顾忌之后，他感到由衷高兴。

格特马诺夫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张开粗壮的双臂说：

“彼得·帕夫洛维奇，请让我拥抱你，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不知所措的诺维科夫搂住他，他们亲吻，格特马诺夫朝走廊大声嚷嚷：

“韦尔什科夫，给我们拿白兰地来，军长和政委现在要饮交谊酒 [10] 啦！”

5

收拾完屋子，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满意地想：“全齐了。”

仿佛既整顿好了屋里的秩序（那里床铺得整整齐齐，枕头不再皱皱巴巴），也使她的内心变得有条有理。但是，当床头不再有灰烬，当最后一支烟头被她从橱架边上收拾掉之后，叶尼娅明白，她这是在企图欺骗自己，这世上除了诺维科夫，她什么也不需要。她真想把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告诉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只是想告诉她，而不是母亲，不是姐姐。她模模糊糊地明白，为什么她想把这些对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说。

“唉，索涅奇卡，索涅奇卡·莱温托尼哈。”叶尼娅喃喃自语道。

接着她想，玛鲁夏不在了。她知道，没有诺维科夫她无法活下去。她绝望地用手敲着桌子，然后说：“管他呢，我谁也不需要。”

后来她跪倒在不久前挂过诺维科夫大衣的衣架跟前，喃喃地说：“愿你活着。”

少顷，她又想：“真虚伪，我是个下贱女人。”

她开始故意折磨自己，以某个阴阳怪气、阴险鄙俗的人的名义（也不知那人是女性还是男性），默默对自己说：

“没个丈夫，太太当然感到寂寞。她习惯于受人宠爱，可又摊上这么个年月……先把一个人抛弃了，当然啰，克雷莫夫算老几，上面早就想把他开除出党了。这回，她当军长太太啦。那才算得上是个男子汉！可不是嘛，凡是女人都会觉得寂寞的……现在你用什么法子把他拴住，以身相许了，不是吗？肯定，现在夜不能寐，不知道他是给打死了，还是又替自己找了个十九岁的女电话兵。”

阴险小人好像偷偷张望了一下，说出一条叶尼娅从未有过的想法：“没关系，没关系，赶紧跑去找他哟。”

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再爱克雷莫夫。不过也用不着弄明白，因为她已经很幸福了。

她突然想，是克雷莫夫妨碍了她的幸福。他一直挡在诺维科夫和她中间，让她活受罪。他继续在断送她的生活。为什么她该没完没了地遭受痛苦，为什么她该受到良心谴责？怎么办？不再爱！他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为什么他一个劲儿地缠着她？她有权成为幸福的人，她有权爱她所爱的人。为什么她总觉得克雷莫夫是个弱者，那么软弱，那么孤立无援，张皇失措，那么孤单呢？可是，他并不那么软弱！他也并不那么善良！

她对克雷莫夫充满愤恨。不，不，她决不会为他而牺牲自己的幸福……他残酷、狭隘、狂热。她永远不能容忍他对人们的痛苦的漠不关心。她和她父母跟这一切是多么格格不入……当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村成千上万妇女儿童在可怕的饥荒中倒下时，他说：“人们并不怜悯富农分子。”他在亚戈达和叶若夫时代说：“人们并不关押无辜者。”当母亲讲1918年在卡梅申，驳船上装满了拖儿带女的商人和房主，全被淹死在伏尔加河里，他们中就有玛鲁夏的中学同学和伙伴米纳耶夫一家、戈尔布诺夫一家、卡萨特金一家和萨波日尼科夫一家时，克雷莫夫恼怒地说：“那您说，对那些极端仇视我们革命的家伙该怎么办，给他们吃油煎包子？”为什么她没有幸福的权利？为什么她该怜悯一个从不怜悯弱者的人，为他受罪？

但内心深处，她一面怨恨暴怒，一面却知道，这并不是实情，克雷莫夫不是个残酷无情的人。

她脱下在古比雪夫市场上换来的厚裙，穿上自己在斯大林格勒那场大火中唯一得以保存下来的夏装。一天傍晚，她就是穿着这身连衣裙在斯大林格勒堤岸街的霍利祖诺夫 [11] 纪念碑前与诺维科夫待在一起的。

在珍妮·亨里霍夫娜被驱逐出境前不久，她曾问过亨里霍夫娜，她是否恋爱过。

珍妮·亨里霍夫娜发窘地说：“是的，曾爱过一个有金黄鬈发、浅蓝眼睛的男孩子。他身穿一件带白领子的天鹅绒上衣。我那时才十一岁，同他并不相识。”

如今，这个有着金黄头发、穿天鹅绒上衣的男孩在哪儿？珍妮·亨里霍夫娜在哪儿？

叶尼娅坐到床上，看了看表，通常沙尔戈罗茨基这时候就会上她这儿来。唉，她今天不想高谈阔论。

她迅速穿上大衣，包上头巾，可这毫无意义，军用列车早开走了。

车站建筑物墙边，一大群坐在口袋和包袱上的人骚动起来。叶尼娅慢慢地在车站僻巷里徘徊，一位妇女向她要班车面包券，另一位妇女跟她讨乘车证……有些人睡眼惺忪，疑心重重地望着她。一列货车正沉重地通过第一道轨，车站的墙壁颤动起来，窗户玻璃震得哐哐直响。她的心好像也在颤抖。装载坦克的敞车正从车站的围墙旁缓慢驶过。

幸福感突然袭上她的心头。坦克还在缓慢地行进，行进，头戴钢盔、胸挂冲锋枪的红军战士一个个泥塑木雕般端坐在坦克上面。

她向家里走去，像小男孩那样挥动着双臂，大衣敞着，看得见自己的那身夏装。夕阳突然照亮街道，布满尘土、寒冷、等待着冬天、怒气冲冲、破旧不堪的城市一下子显得庄严、美好、明亮。她走进楼房，白天在过道上见到过的诺维科夫的单元长加林娜·德米特里耶夫娜讨好地笑着说：

“有您的信。”

“是啊，一切都在朝幸福的方面发展。”叶尼娅边想，边拆开信封，信是母亲从喀山寄来的。

刚读了头几行，她轻声尖叫了一声，六神无主地呼唤道：

“托利亚，托利亚！”

6

夜间在街上突然冒出来的使斯特拉姆大吃一惊的想法，已成为新理论的基础。他花费几周时间得出的方程式，完全不能用来扩充为物理学家们所接受的经典理论，也不是对它的补充。相反，经典理论本身在斯特拉姆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的新的、广义的答案中，只是一种局部现象，他的方程式包含有一种仿佛无所不包的理论。

斯特拉姆暂时不再去研究所，实验室的工作由索科洛夫主持。斯特拉姆几乎足不出户，不是在屋子里踱步，便是一连几个小时坐在桌子后面。有时他在晚上出去散会儿步，为了不遇见熟人，只选择车站附近的僻静小巷。他在家里跟往常一样生活：在饭桌上说笑话，读报，听苏联情报局的通报，找娜佳的茬儿，向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打听工厂的情况，同妻子聊天。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觉得，这些天丈夫变得跟她一样。他机械地做着他习惯做的一切，内心里却并不参与生活，这个生活他之所以过得很轻松，只是因为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这一相似性并没有使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同丈夫的关系密切起来，事实上这是一种假象。两种截然相反的原因决定了他们对家的内心疏远，无论是生，还是死。

斯特拉姆对自己的成果胸有成竹。这种自信他还从未有过。但是正是现在，当他把自己毕生探求的最重要的科学答案正确表达出来之后，他对它的真实性一点也不怀疑。自从想到存在一种能按新方式解释大量物理现象的方程式系统的那一刻起，不知为什么，他再也没有怀疑和动摇过，确信这一想法是正确的。

眼下，相当复杂的数学计算已近尾声，他一遍又一遍检查自己的推论过程，但他的自信心并没有比那天在僻静街道上突然出现的推测向他袭来时强烈多少。

有时他想搞清楚他所走过的道路，表面上看，一切似乎十分简单。

实验室进行的实验应该证实理论的推断。但这并没有发生。实验结果与理论间的矛盾，自然而然引起对实验精确性的怀疑。这一理论是在许多研究人员几十年工作的基础上得出的，同时也在新的实验工作中得到了许多解释，因此仿佛是无懈可击的。一次又一次重复进行的实验表明，带电粒子参与核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电离完全不符合理论的预断。即使对实验的不精确性、探测仪和核爆炸照相时使用的原子核照相乳胶 [12] 的不完善性作了各种不惜代价的修正，还是无法解释理论和实验间如此巨大的差异。

这时，实验结果的不容怀疑又变得显而易见，于是，斯特拉姆极力修补自己的理论，在理论中引入各种随意的假设，以便能使实验室里获得的新的实验数据服从理论。他所做的一切都基于承认一条根本的和主要的原则：理论来自实践，因此实验不可能同理论相悖。他把巨大的精力都花费在达到理论和新实验的结合上。对他来说，离开和放弃自己的理论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但他那修修补补的理论却依然对解释各种矛盾百出的新实验数据毫无帮助。修补过的理论与未经修补的理论同样都无补于事。

这时便出现了新想法。

旧理论不再是基础和根据，不再是包罗万象的整体。它原来并非错误的理论，不是荒诞的谬误，但它只是作为局部答案被纳入新理论。太后在新女皇面前低下了头，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

当斯特拉姆开始思考新理论是如何在他头脑中产生的时候，意外的发现又使他大吃一惊。

原来，理论联系实践的简单逻辑是完全不存在的。这好比地上的足迹消失，他无法分清他所走过的道路一样。

从前他常以为，理论产生于实践，实践诞生理论。理论和新实验数据间的矛盾，在斯特拉姆看来，自然将产生新的、更广泛的理论。

但真是怪事，他确信，一切完全不是这样发生的。他取得成就恰恰是在既不想实践联系理论、也不想理论联系实践的时候。

看来，新事物的出现不是来自实践，而是来自斯特拉姆的头脑。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新事物是自由产生的，头脑诞生理论。它的逻辑、它的因果关系并不同马尔科夫在实验室所进行的实验有什么联系。理论好像独自产生于思维的自由闪烁之中，而这种仿佛甩开实验的思维闪烁，能够解释一切丰富的新老实验数据。

实验是促使思维运转的外部推动力，但它不决定思维的内容。

这真令人吃惊……

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各种数学关系，微分方程、概率定则、高等代数定律和数论。这些数学关系独自存在于什么也没有的真空之中，存在于原子核和星体世界之外，存在于电磁场和引力场之外，存在于时空之外，存在于人类历史和地球地质史之外。但它们却存在于他的头脑之中。

同时，他的头脑里还充满另一些关系和定律——量子的相互作用、力场、能确定核反应活的本质的常数、光的运动、时空的广延和压缩。令人惊奇的是，在理论物理学家的头脑里，物质世界的过程只是数学荒漠中所产生的定律的反映。在斯特拉姆的头脑里，不是数学反映世界，而是世界乃微分方程的反映，世界是数学的反映。

当时，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计数器和仪表的读数、在照相乳胶和相纸上记录粒子和核爆炸运动的虚线。

当时，他的头脑里还有树叶的沙沙声、月亮的光芒、加牛奶的小米粥、炉火的呼呼声、乐曲的片断、狗的吠声、古罗马的元老院、苏联情报局的通报、对奴隶制的憎恨和对南瓜子的喜爱。

于是，从这混沌之中产生了理论，它漂浮着，从某个深处突然冒出，那里没有数学，没有物理学，没有物理实验室的实验，没有生活的经验，那里没有意识，有的是潜意识的可燃泥炭……

于是，同世界毫无关联的数学逻辑，在合乎实际的物理学理论中得到了反映、表达和体现，而理论又突然以绝妙的精确性同印在相纸上的复杂虚线图案相吻合。

于是，那个在头脑中发生这一切的人，望着一个个微分方程式，望着一张张证实他诞生的真理的相纸，呜咽着擦干泪汪汪的、溢满幸福的眼睛。

但是，倘若没有这些失败的实验，不出现混乱和荒谬，他和索科洛夫就会随意给旧理论加以修补，打上各种补丁，就会一错再错。

幸好荒谬没有向他们的固执让步！

但是毕竟新的解释是同马尔科夫的实验相关的，尽管它诞生于头脑。要知道这是对的——世上没有原子核和原子，人在大脑里也就不会有它们。是的，是的，没有佩图什科夫一家这样的优秀玻璃吹制工，没有国营莫斯科电站联合公司，没有冶金炉和纯试剂的生产，就不会有理论物理学家头脑里能预测现实的数学。

令斯特拉姆感到惊奇的是，他是在被痛苦搞得心灰意冷的时候，是在经常不断的忧郁压迫他大脑的时候，获得自己的最高科学成就的。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

为何正是在进行过令他惊恐不安的、危险的、大胆的、与他的工作毫无关系的激烈议论之后，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突然在短暂的瞬间找到了答案？不过，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巧合。

搞清这一切是很困难的……

工作已经完成，斯特拉姆想谈谈自己的工作。在这以前他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

他想见到索科洛夫，想给切佩任写信，他想象，曼德尔施塔姆 [13] 、约费 [14] 、朗道 [15] 、塔姆 [16] 、库尔恰托夫 [17] 将如何对待他的新方程式，部、处、实验室的同事们将如何接受它们，它会给列宁格勒的科学工作者产生什么印象。他开始考虑，用什么名称发表他的论文。他开始想，伟大的丹麦人 [18] 会对这篇论文持什么态度，费密 [19] 将会说什么。也许，爱因斯坦本人将读到它，将给他写几句话。一旦有谁反对这篇论文，它还能解决什么问题？

他不想同妻子谈自己的工作。以往，在发业务信件之前，他都把它念给柳德米拉听。当他突然在街上遇见一个熟人时，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柳德米拉又该吃惊了。同所长发生争论并说了些刺耳的话后，他就想：“得告诉柳德米拉，我怎么训了他。”他无法想象，看戏看电影的时候，怎么能不知道柳德米拉就坐在自己身边，可以低声对她说：“天哪，多么无聊。”所有使他内心惊慌不安的事情他都对她说。还在上大学时，他就曾对她说，“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是个白痴。”

那么，为什么现在他沉默了？也许，那时激发他把自己的生活告诉她的愿望，是因为他相信，她对他生活的关注胜过对她自己生活的关注，他的生活就是她的生活？可现在这种自信心已经不复存在。她不再爱他？也许，是他不再爱她？

不过他毕竟还是把自己的工作告诉了妻子，尽管他并不想同她谈。

“你知道吗，”他说，“多么令人惊奇的感觉，无论我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心里只觉得我没有蹉跎岁月。你知道吗，此刻是我人生头一次不害怕死亡，哪怕立刻让我死我也瞑目了。因为它已经有了，已经诞生了！”

他把桌上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指给她看。

“我不是说大话，这是对核能本质的新观点，新原理。是的，是的，这是一把打开许多上锁大门的钥匙……你知道吗，小时候，不，不仅是，但你知道，这样的感觉恰似幽暗平静的水面上突然浮起一朵睡莲。哦，天哪。”

“我很高兴，非常高兴，维坚卡。”她微笑着说。

他发现，她在想自己的事，并没有感受到他的欣喜和激动。

她也没有把他对她说的事情告诉她母亲和女儿娜佳，看来，她忘了。

晚上，斯特拉姆上索科洛夫家去。

他想同索科洛夫聊的不仅是自己的论文，他想与他分享自己的感受。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会理解他的，他不仅聪明，而且有颗善良纯洁的心。

同时他又害怕索科洛夫会责备他，会记起斯特拉姆曾经多么畏葸不前。索科洛夫喜欢剖析别人的行为，喜欢絮絮叨叨地教训人。

他已经很久没上索科洛夫家去了。大概客人们这段时间又在索科洛夫那里聚过三次。眨眼间，他想起了马季亚罗夫的那双鼓泡眼。“胆子贼大，鬼东西。”他想。真怪，这些日子里他几乎没想起他们那些晚间聚会。不过眼下他不愿去想它。同这些晚间议论联系在一起的是担惊受怕和对不可避免的灾祸提心吊胆的等待。是的，太肆无忌惮了。尽说些丧气话，乱说一气，可斯大林格勒还坚守着，德国人给挡住了，疏散的居民开始返回莫斯科。

前天，他对柳德米拉说过，现在他并不害怕死，哪怕立刻去死。但一想起以前自己那些评头论足的话，心里就感到害怕。可马季亚罗夫，那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一想起就令人害怕。而卡里莫夫的猜疑更令人心惊肉跳。万一马季亚罗夫真是奸细呢？

“是的，是的，我不怕死。”斯特拉姆想，“可现在我这个无产者，可能失去的就不只是锁链了。”

索科洛夫穿着家居服坐在桌旁看书。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在哪儿？”斯特拉姆惊讶地问，同时对自己的惊讶感到吃惊。没在家里遇上她，使他有点怅然若失，好像他不是打算同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而是要同她谈理论物理。

索科洛夫把眼镜放进镜盒里，笑吟吟地说：

“难道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一直都得待在家里？”

于是斯特拉姆颠三倒四，哼哼哈哈，惶惶不安，连咳嗽带比画地开始向索科洛夫倾吐自己的想法和推算方程式。

索科洛夫是第一个了解他想法的人，因此斯特拉姆对所出现的一切又有了全新的、特殊的感觉。

“全说完了。”斯特拉姆说。他的声音发颤，他感觉到了索科洛夫激动的情绪。

他们默然无言，然而这无声的寂静使斯特拉姆觉得好极了。他坐着，低下头，皱起眉，忧郁地摇了摇脑袋。终于他怯生生地飞速朝索科洛夫瞥了一眼，他觉得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的眼睛里含着泪花。

当战争可怖地席卷全世界的时候，这间陋屋里坐着两个人，然而，在他们和生活在另一些国度里的人们、生活在几百年前的人们之间，却有着一种神奇的联系，他们纯洁的思想都渴望实现人类梦寐以求的最美好、最崇高的理想。斯特拉姆希望索科洛夫继续保持沉默，在这种寂静中有着某种奇妙的东西……

于是，他们久久沉默着。后来索科洛夫走到斯特拉姆跟前，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斯特拉姆觉得，此刻他就要哭出声来。

索科洛夫说：

“妙极了，真是奇迹，多么迷人，多么有魅力！我衷心祝贺您。多么令人惊奇的力量、逻辑和美感！您的结论甚至在美学上也是尽善尽美的。”

这时，激动不已的斯特拉姆心想：

“唉，天哪，天哪，要知道这是面包，同魅力毫不相干。”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知道，”索科洛夫说，“回莫斯科前，您垂头丧气，想甩手不干，这样多不好。”他开始用斯特拉姆无法忍受的道学先生的口吻，“您缺乏信心和耐心。这对您妨碍极大？……

“是的，是的，”斯特拉姆急忙说，“我知道。这条死胡同使我极为恼火，我对此厌烦透了。”

索科洛夫开始高谈阔论，可他现在所讲的一切斯特拉姆都不感兴趣，虽说他立刻理解了斯特拉姆论文的意义，而且用最高级的词汇评价了它。但斯特拉姆觉得所有评价都刻板无奇，平淡无味，都不能令他高兴。

“您的研究将预示一个引人注目的成果。”“将预示”是多么不高明的词儿。不用索科洛夫说斯特拉姆也知道，它“将预示”什么。为什么将预示成果？它本身就是成果，还用得着预示？“您采用了一种奇特的解答方法。”可问题不在奇特上……是面包，面包，黑面包。

斯特拉姆故意提到目前实验室的工作。

“顺便提一下，我忘了告诉您，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我收到乌拉尔来的信，他们说完成我们订货的日期得推迟。”

“快了，快了，等仪器设备一到。”索科洛夫说，“我们也已经回到了莫斯科。这都是积极因素。反正我们在喀山也无法将它安装好，反倒会指责我们耽误课题计划的完成。”

他啰啰唆唆讲了一通实验室的事情和课题计划的完成情况。虽说是斯特拉姆自己把话题引到研究所目前工作上来的，但他还是因索科洛夫那么轻易离开主题而感到不快。

这时，斯特拉姆尤为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孤独。

难道索科洛夫不明白，他们所谈论的话题远比研究所的一般性课题重要得多？

这大概是斯特拉姆所作出的最重要的科学贡献，它影响到物理学家们的理论观念。索科洛夫根据斯特拉姆的脸部表情认识到，自己不该那么轻易地把谈话转到眼下的事情上来。

“相当有意思。”他说，“您完全按新方法证实了这个带中子和重核的原子核本质。”他用手掌做了个动作，犹如雪橇从陡峭的斜坡上飞速平稳地下滑，“新仪器正是在这方面对我们非常有用。”

“是的，看来是这样。”斯特拉姆说，“不过我觉得这只是个局部。”

“哦，您可别这么说。”索科洛夫说，“这个局部就够大的了，巨大的能量，您同意吗？”

“得了，上帝保佑。”斯特拉姆说，“我觉得，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对弱势本质看法的改变。这可能会使有些人感到高兴，避免盲目的原地踏步。”

“他们当然会高兴，”索科洛夫说，“就像运动员们见到别人而不是他们自己打破纪录那样。”

斯特拉姆没有作答。索科洛夫提到的是前不久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一场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萨沃斯季亚诺夫坚信，科学家的工作如同运动员的训练：科学家们也要进行各项准备，刻苦训练，解决科学问题上的紧张程度同体育运动没有区别——同样为了破纪录。

斯特拉姆，尤其是索科洛夫对萨沃斯季亚诺夫的这番议论十分生气。

索科洛夫甚至作了演讲，把萨沃斯季亚诺夫称为年轻的犬儒主义者，在索科洛夫看来，仿佛科学与宗教同源，仿佛科学工作中表现出人对神的渴望。

斯特拉姆明白，他在这场争论中生萨沃斯季亚诺夫的气，不单是因为他说得不对。其实，他自己有时也会感到一种运动的喜悦、激情和嫉妒。

但他知道，忙碌、嫉妒、狂热、破纪录的感觉和运动的激情都不是问题的实质，而只是他同科学关系的表面现象。他生萨沃斯季亚诺夫的气不单是因为他的正确，而且是因为他的不正确。

早在年轻时他的心灵便对科学产生了真正的感情，但他对谁也没有谈起过，甚至对妻子。令他高兴的是，索科洛夫在同萨沃斯季亚诺夫的争论中，将科学阐译得那么正确，那么崇高。

为什么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现在突然要提到科学家像是运动员？为什么他要说这个？为什么他偏偏要在对斯特拉姆来说最特殊、最异乎寻常的时刻说这番话？

他感到惘然和扫兴，于是尖刻地问索科洛夫：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您难道不高兴我们所谈的事情，即便不是您创了纪录？”

此刻，索科洛夫心想，斯特拉姆找到的答案十分简单，这不言而喻，早已存在于他索科洛夫的头脑中，眼看不可避免地该由他来提出。

但索科洛夫却说：

“是的，正如洛伦兹 [20] 并不感到异常高兴一样，因为是爱因斯坦，而不是他本人变换了他的洛伦兹方程。”

这番话坦率得令人吃惊，使斯特拉姆对自己的愚蠢后悔不迭。

但索科洛夫立刻补充道：

“说句笑话，当然是句笑话。这同洛伦兹没关系。我不是这样想的。但终究是我说得对，而不是您，虽说我不是这样想的。”

“当然，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斯特拉姆说，但心里依然感到愤然，他断定，索科洛夫就是这样想的。

“他今天没有诚意，”斯特拉姆想，“他像孩子似的单纯，缺乏诚意一眼就能看穿。”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他说，“大伙还是像往常那样星期六在您那里聚会吗？”

索科洛夫吸了吸强盗般的大鼻子，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

斯特拉姆询问似的望着他。

索科洛夫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就在我们之间说说，我对这种喝茶消遣已经不感兴趣。”

现在是他询问似的望着斯特拉姆，虽说斯特拉姆一言不发，他还是说道：

“您是想问，为什么？您自己也明白……这可不是儿戏。全都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您可没有胡说八道过。”斯特拉姆说，“您大多是保持沉默。”

“唉，您知道，问题就在这里。”

“请上我家来吧，我将十分高兴。”斯特拉姆说。

真不明白！他自己也并不真诚！为什么他要说假话？为什么他一边同索科洛夫争论，可暗地里却同意他的看法？那是因为他也害怕起这些聚会来，他现在也不想再见到他们。

“上您那儿干吗？”索科洛夫问，“问题并不在这里。我坦白告诉您吧，我同自己这位亲戚，同主要发言人马季亚罗夫发生了争吵。”

斯特拉姆很想问：“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您相信马季亚罗夫是个正派人吗？您能替他担保吗？”

但他却说：

“这算什么？自寻烦恼，好像国家因为每句出格的话都要垮台似的。真遗憾，您同马季亚罗夫发生了争吵，我喜欢他，非常喜欢！”

“在俄罗斯的艰难时期，对俄罗斯人品头论足，这不正派。”索科洛夫说。

斯特拉姆又想问：“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这可是件严肃的事情，您相信马季亚罗夫不是个告密者吗？”

但他没有提这个问题，而是说：

“对不起，现在大家的心情都好些了。斯大林格勒绝处逢生。我和您一起制订了迁回莫斯科的人员名单。可您还记得一两个月之前吗？乌拉尔、泰加森林、哈萨克，脑子里想的不尽是这些吗？”

“那就更没有理由说丧气话。”索科洛夫说。

“说丧气话？”斯特拉姆反问道。

“就是说丧气话。”

“您这是怎么啦，真的，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斯特拉姆说。

他同索科洛夫告别，可内心却充满困惑和忧郁。

无法忍受的孤寂包围着他。一早起来他就寂寞苦闷，想着同索科洛夫会面。他感到这将是一次特殊的会面。可几乎索科洛夫所说的一切他都觉得不真诚和意义不大。

他也并不真诚。孤独感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为强烈。

他来到街上，一个妇女的声音在外屋的门旁轻声叫他。斯特拉姆熟悉这个声音。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被路灯照亮的面颊和额头在雨的潮气中闪烁。她，科学博士和教授的妻子，穿了件旧大衣，头上系着毛围巾，俨然是战时疏散期间贫苦者的化身。

“一个售票员。”他想。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好吗？”她问，黑亮的眼睛用专注的目光盯着斯特拉姆的脸。

他挥了下手说：

“还那样。”

“明天我早点上你们那儿去。”她说。

“您简直就成了她的保健医生了。”斯特拉姆说，“幸好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能容忍。他是个孩子，离了您一小时也过不下去，可您还常来看望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

她继续若有所思地望着他，对他的话似懂非懂，随后说：

“今天您的脸色很特别，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有什么喜事？”

“为什么您这么以为？”

“您的眼睛同往常不一样。”并且突然说，“您工作很顺利，是吗？您看，您自己说过的。因为巨大的痛苦您已经无法工作。”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他边问，边想，“唉，一帮多嘴婆，难道是柳德米拉跟她嚼舌的？”

“我的眼睛里能看到什么？”他问，在嘲笑里隐藏起自己的愤恨。

她沉默片刻，思量了一下，并不理会他那嘲笑的口吻，严肃地说：

“您的眼睛里经常藏着痛苦，而今天没有。”

他突然对她倾诉：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一切都那么奇怪。要知道，我感觉到现在我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要知道科学是面包，是精神食粮。而这却是发生在如此痛苦而又艰难的时期。多么奇怪，生活中的一切就像一团乱麻。唉，我真想……得了，没什么？……

她听着，一直盯着他的眼睛，轻声说：

“若是我能从你们家把痛苦给赶走该有多好。”

“谢谢，亲爱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斯特拉姆向她告别说。蓦地，他平静下来，仿佛他是来找她的，并对她说了他想说的话。

顷刻，他就忘了索科洛夫两口子，他走在昏暗的街道上，黑漆漆的门框下冒出寒气，风在十字路口刮起大衣下摆。斯特拉姆耸起肩，蹙着前额，难道妈妈将永远永远不再知道自己儿子目前的事业了吗？

7

斯特拉姆召集起实验室的同事们——物理学家马尔科夫、萨沃斯季亚诺夫、安娜·纳乌莫夫娜·魏斯巴皮尔，机械师诺兹德林，电工佩列佩利岑。他告诉他们，对仪器设备不完善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正是测量的异常精确才得出了同样的结果，无论实验条件如何变化。

斯特拉姆和索科洛夫都是理论物理学家，实验室的实验工作由马尔科夫主持，他具有解决复杂实验问题的惊人才能，能正确无误地确定复杂的新仪器的各项原理。

斯特拉姆赞赏马尔科夫的自信心，他走到他所不熟悉的仪器跟前，不用任何说明在几分钟内就能抓住它的主要原理和不显眼的细节。他掌握物理学仪器如同掌握活的肌体一般，他瞥一眼猫，好像自然而然就能看清它的眼睛、尾巴、耳朵、爪子，能感觉到它心脏的跳动，能说出猫体内是怎么回事。

实验室里设计了一台新仪器，需要极其精良的制作手艺，目空一切的机械师诺兹德林就成了首屈一指的人物。

浅黄头发、乐呵呵的萨沃斯季亚诺夫笑嘻嘻地议论诺兹德林：“当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死了，他的双手就要送进大脑研究所。”

可是诺兹德林不喜欢开玩笑，他在科学家同事们面前态度高傲，他明白，没有他这双强壮有力的工人的手，实验室的事情就玩不转。

萨沃斯季亚诺夫是实验室的宠儿，无论是理论问题还是实验问题，他都得心应手，应付自如。

他随随便便就能做完所有事情，又快，又不费力气。

他那头小麦般浅黄色的头发，甚至在最阴暗的秋天也好像被阳光照得雪亮。喜爱萨沃斯季亚诺夫的斯特拉姆心想，他的头发之所以是浅黄色，是因为他聪明过人，豁达开朗。连索科洛夫也器重萨沃斯季亚诺夫。

“是啊，我和您，是一对学究和书呆子，谁都比不上他，他把您、我和马尔科夫都结合在一起了。”斯特拉姆对索科洛夫说。

实验室爱说俏皮话的人管安娜·纳乌莫夫娜叫“母鸡——公马”。她具有超人的工作能力和耐心，有一天她观察照相乳胶的变化，竟然在显微镜旁坐了十八个小时。

研究所各部门的许多领导都认为，斯特拉姆走运，他实验室的助手算是找着了。斯特拉姆总是开玩笑说：“每个主任都有自己得意的助手嘛？……

“我们一直焦急，伤心，”斯特拉姆说，“现在我们可以一起高兴了——实验由马尔科夫教授安排得尽善尽美。这里当然也有机械修理室和实验员们的功劳，他们进行了大量观察，作了成百上千次计算。”

马尔科夫不时急促咳几声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想听到您尽可能详细的观点。”

他压低嗓门补充道：

“有人告诉我，科奇库罗夫在相近领域的工作有希望取得实质性进展。说是突然从莫斯科来人询问他的工作成果。”

马尔科夫常常知道各种各样事情的底细。当载着研究所研究人员的列车开往疏散地时，马尔科夫给车厢里的人带来了许多新闻，什么火车堵塞、车头更换啦，什么前面路上有食品供应站啦。

未刮脸的萨沃斯季亚诺夫担心地说：

“为此我又有机会喝光实验室里的所有酒精啰。”

大社会活动家安娜·纳乌莫夫娜说：

“你们瞧，多走运，生产会议和工会基层委员会上已经有人指责我们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机械师诺兹德林缄默不语，不时轻轻抚摩一下自己塌陷的面颊。

一条腿的年轻电工佩列佩利岑满脸慢慢变得通红，一言不发，重重地把拐杖摔在地板上。

斯特拉姆这天却非常愉快和高兴。

早晨，年轻的行政所长皮缅诺夫同他通了电话，对斯特拉姆说了许多赞扬话。皮缅诺夫要乘飞机飞往莫斯科，进行研究所各部门返回莫斯科的最后准备工作。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皮缅诺夫告别说，“我们很快就将在莫斯科见面。在您完成自己出色的科研工作时出任所长，为此我感到幸福和自豪。”

在实验室同事们的会议上，斯特拉姆一直很愉快。

马尔科夫常常嘲笑实验室的秩序，他说：

“博士和教授我们有一个团，副博士和初级研究员我们有一个营，可士兵呢，只有诺兹德林一个！”在这个玩笑话中包含有对理论物理学家的不信任。

“我们好似一座奇怪的倒金字塔，”马尔科夫解释说，“它顶端宽阔，可基础已经越来越不稳固。我们摇摇晃晃，失去重心，而应该是基础宽广，应该有一团诺兹德林。”

待斯特拉姆作完报告，马尔科夫说：

“你看这一团人，你看这金字塔。”

可是宣扬科学同体育相似的萨沃斯季亚诺夫，在斯特拉姆作完报告后目光显得出奇的幸福、良善。

斯特拉姆明白，此刻萨沃斯季亚诺夫看着他，不像是足球运动员看着教练，而像是教徒看圣徒。

他记起自己不久前同索科洛夫的交谈，记起索科洛夫同萨沃斯季亚诺夫的争论，心想：

“也许，我对核能本质还知道点什么，但实际上对人的本性却一无所知。”

快下班时，安娜·纳乌莫夫娜来到斯特拉姆的办公室，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干部处新处长没有把我列入迁回名单。刚才我看了名单。”

“晓得，我晓得，”斯特拉姆说，“没什么可伤心的，要知道迁回将分两批进行，您是第二批走，总共也就晚几个星期。”

“可是我们这个组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不是第一批。我觉得，我快要疯了，疏散使我十分厌恶。每天晚上我都梦见莫斯科。况且，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为什么即将开始在莫斯科的安装也没有我？”

“是的，是的，确实如此。不过您要知道，名单已经定了，再变动很困难。磁体实验室的斯韦钦已经去谈过鲍里斯·伊兹赖列维奇的事情，他的情况同您一样，但看来改动相当复杂。大概您还得等一等。”

他突然面红耳赤，大声说：

“鬼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名单里尽塞些不需要的人，可把您，马上需要进行基础安装的，却不知为什么给忘了。”

“他们不是把我给忘了，”安娜·纳乌莫夫娜说，她的眼里噙满泪水，“我的情况比这更糟？……

安娜·纳乌莫夫娜用一种畏葸的异样目光飞快瞥一眼半开着的门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为什么从名单上勾去的只是些犹太人的名字，干部处女秘书里玛对我说，在乌法，乌克兰科学院的名单上勾去了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只留了些科学博士。”

斯特拉姆半张着嘴，突然六神无主地望着她，继而哈哈大笑起来：

“您怎么啦，疯啦，亲爱的！谢天谢地，我们可不是生活在沙皇俄国。您这套小家子气的瞎猜疑是怎么回事儿？把您这些荒唐透顶的话忘了吧！”

8

友谊！它是如此的丰富多彩。

有劳动的友谊。有革命工作中的友谊，有漫长征途上的友谊，士兵的友谊，有羁押犯人监牢中的友谊，在那里人们从相识到分离只是两三天的时间，可对这几天的记忆却久久不能忘怀。有欢愉的友谊，痛苦的友谊。有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友谊。

什么是友谊？友谊的本质只存在于共同的劳动和命运之中吗？要知道，有时候人们之间的仇恨，一个党派成员之间的仇恨（他们的观点仅仅只有细微的差别），却要比这些人对党的敌人们的仇恨大得多。有时候，并肩战斗的人们，他们相互仇视的程度要比对自己共同的敌人大得多。有时候，囚犯间的仇恨要比这些囚犯对自己看守的仇恨大得多。

当然，你多半是在有着共同命运、相同职业、同样思想的人中间寻找朋友，但断言这类共同性能确立友谊，毕竟为时过早。

要知道，由于不喜欢自己的职业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也可能有友谊，有时也可能成为朋友。要知道不光是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们交朋友，逃兵和逃避劳动的人们也交朋友。但是，无论何种形式的友谊，其基础都是共同性。

两个性格相反的人能否交朋友？当然能！

有时，友谊是种无私的关系。

有时，友谊是自私的，有时它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但奇怪的是，友谊的利己主义却无私地给你所交的朋友带来好处，而友谊的自我牺牲精神本质上却是自私的。

友谊是面镜子，人在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我。有时，在同别人的交谈中，你了解了自己，因为你是在同自己交谈，是在同自己交往。

友谊是平等和统一，但同时友谊是不平等和对立。

在共同的劳动之中，在为生活和一片面包的共同奋斗中，友谊是求实的，讲效能的。

有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友谊，有清谈家们一本正经的友谊，有按不同工种、不在一起工作但在一起评判生活的人们的友谊。

也许，高级的友谊便是讲究实际的友谊、劳动的友谊、战斗的友谊、侃大山的友谊的结合。

朋友们常常相互需要，但朋友们从友谊中所获的每每并不平均。朋友们想从友谊中获得的每每也并不相同。有人交朋友，给予对方的是经验；而对方在友谊中积累了经验。有人帮助软弱而无经验的年轻朋友，他也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并日益成熟；受帮助的弱者则在朋友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理想——力量、经验与成熟。于是，一个在友谊中给予，另一个因受益而高兴。

每每，朋友是默不作声的一极，在其帮助下人同自己交往，在自我中、在自己的思想中找到乐趣，这些思想则由于在朋友的心灵共鸣中能得到反映，而变得有声有色。

自然，清谈者理性且达观的友谊通常需要人们观点上的一致，但这种统一可能不是万能的。有时，友谊表现在朋友们的争论和对立上。

如果朋友们在各方面都统一，如果他们彼此关照，那么同朋友的争论也是同自己的争论。

朋友是那个原谅你的弱点、不足，甚至原谅你的毛病的人，是那个肯定你的正义、才能和功绩的人。

朋友是那个爱你，指出你的弱点、不足，甚至指出你的毛病的人。

因此，友谊以相同为基础，但表现却各不相同、自相矛盾。因此，人在友谊中自私地渴望从朋友那里得到自己所缺少的东西。因此，人在友谊中渴望慷慨地交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对友谊的渴望为人的本性所固有，不会与人们交朋友的人，只会与动物，与狗、马、猫、老鼠、蜘蛛交朋友。

绝对强有力的人不需要友谊，这样的人显然只能是神。

真正的友谊并不看重你的朋友是否身居高位，抑或从高位上跌落下来、锒铛入狱。真正的友谊看重的是人的内心品质，而对荣耀和表面权势毫不在乎。

友谊的形式多元，内容缤彩纷兰，但友谊有着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那就是对朋友始终不渝的信赖，就是对朋友的忠贞不贰。因此，当人为自由效力的时候，当人为着最高利益而牺牲朋友和友谊的时候，当人被宣布为崇高理想的敌人，失去自己所有的朋友，同时却相信不会失去唯一的朋友的时候，友谊显得尤为美好。

9

回到家，斯特拉姆看到挂衣架上那件熟悉的大衣，知道卡里莫夫在等着他。

卡里莫夫搁下报纸，斯特拉姆想，显然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不想同客人说话。

卡里莫夫说：

“我从集体农庄来，在那里讲课。”并补充，“请放心，在集体农庄他们给我吃得不错，我们的人民是很好客的。”

斯特拉姆想，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并没问过卡里莫夫是否想喝点茶。

只是在仔细端详卡里莫夫那长着个宽鼻子、精神委顿的脸庞之后，斯特拉姆才发现他身上那勉强能感觉出的同普通俄罗斯人和斯拉夫人的不同之处。当他突然转脸，眨眼间所有这些细微差别聚在一起，他的脸便变成了一张蒙古人的脸。

同样，有时候斯特拉姆在街上看到一些人的浅色头发、浅色眼睛和向上翘起的鼻子，一眼就猜到他们是犹太人。区别这些人犹太血统的是某种仅能感觉得出的东西——有时是笑容，有时是奇怪地蹙起前额和眯缝眼睛的方式，有时是耸起的肩膀。

卡里莫夫开始说起自己结识一个中尉的情况，他是受伤后回到农村父母家里的。很明显，卡里莫夫是为了说这件事才上斯特拉姆家的。

“一个好小伙子，”卡里莫夫说，“说什么都直言不讳。”

“用鞑靼语？”斯特拉姆问。

“当然。”卡里莫夫说。

斯特拉姆心想，要是他遇见这个受伤的犹太人中尉，是不会同他说犹太话的，因为他懂得的犹太话，最多也就十来个犹太语单词，再说这种蹩脚话都是用来同交谈者瞎开玩笑的。

中尉是1941年秋在刻赤城郊被俘的。德国人打发他去收割被雪掩埋的未收割过的庄稼，用来喂马。中尉瞅准时机，隐没在秋天的暮色中，逃跑了。俄罗斯族和鞑靼族居民掩藏了他。

“我现在满怀希望见到妻子和女儿，”卡里莫夫说，“原来，德国人和我们一样有各种票证。”

“我上大学时，曾经爬过克里木山地。”斯特拉姆说，并且记起母亲把这趟外出所需的钱寄给了他，“您的那个中尉见到过犹太人吗？”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朝屋里张望了一下，说：

“妈妈到现在还没回来，我真担心。”

“是啊，是啊，她这是上哪儿了呢？”斯特拉姆生气地说。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刚关上门，他又问：

“关于犹太人中尉都说了些什么？”

“他见到德国人把一家犹太人——一个老妇人和两个姑娘驱赶着枪毙了。”

“我的天哪！”斯特拉姆说。

“哦，此外他还听说一些有关波兰集中营的事情。德国人把犹太人运到那里，把他们打死，肢解他们的尸体，就像在屠宰场似的。不过，这看来是杜撰的。我特意问过他有关犹太人的情况，我知道，您对此很关心。”

“干吗只有我很关心？”斯特拉姆想，“难道其他人对此就不关心吗？”

卡里莫夫沉思片刻，说：

“哦，我忘了，他还告诉我，好像德国人下令把吃奶的犹太婴儿送到卫戍司令部，将一种无色的液体抹在他们嘴上，他们立时就死了。”

“新生儿？”斯特拉姆问。

“我觉得，这同有关集中营里肢解尸体的说法一样，也是虚构的。”

斯特拉姆在屋子里踱着说：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在我们的时代发生过残杀新生儿的暴行，仿佛文明的一切努力在他们面前都是徒劳的。呶，歌德和巴赫都教会了他们些什么？竟然残杀新生儿！”

“是啊，真可怕。”卡里莫夫喃喃地说。

斯特拉姆看出卡里莫夫的同情，但也发现他那激动不安的心情，因为中尉的一番话使他越发急切地想见到妻子和女儿。可斯特拉姆知道，胜利后他已经见不到自己的母亲。

卡里莫夫打算回家。斯特拉姆不舍得同他分别，决定送他一程。

“您知道，”斯特拉姆突然说，“我们苏联科学家是很幸福的。一个正直的德国物理学家或化学家，知道他的发现对希特勒有益时，该有何感想？您想想一个被亲人们当作疯狗似的杀害的犹太籍物理学家，他完成了自己的发明，而这一发明，却违背他的意愿，增强了法西斯的军事实力，他会感到幸福吗？他全看在眼里，他心里全明白，但对自己的发明又不能不感到高兴，这种强颜欢笑是多么可怕！”

“是的，是的，”卡里莫夫说，“不过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不能强迫自己不思考。”

他们来到街上，卡里莫夫说：

“您来送我，真叫我过意不去。天气不好，您刚到家，又重新上街。”

“没关系，没关系，”斯特拉姆回答说，“我只把你送到拐角。”

他瞧一眼同行人的脸庞，说：

“我能同您一起在街上走走，心情愉悦，虽说天气有点糟糕。”

“您很快将回莫斯科，我不得不同您分手。可我很珍惜我们的几次见面。”

“对对对，请您相信，我也很难过。”斯特拉姆说。

斯特拉姆走到家门口，没发现有人在喊他。

马季亚罗夫用忧郁的目光望着他。他的大衣领子向上翻着。

“怎么回事，”他问，“我们的聚会吹了？您再也不见踪影，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也在生我的气。”

“是啊，这当然很遗憾。”斯特拉姆说，“不过那时我与您一时激动，说过不少蠢话。”

马季亚罗夫说：

“可谁会在意一时激动所说过的话！”

他把脸挨近斯特拉姆，他那双忧郁的大眼睛变得更为忧郁，他说：

“停止我们的聚会倒也是件好事。”

斯特拉姆问：

“怎么？”

马季亚罗夫喘息着说：

“得告诉您，我觉得卡里莫夫老家伙在利用这些聚会。明白吗？可是，您好像常跟他碰面。”

“我根本不信，胡扯！”斯特拉姆说。

“可您不想想，他的所有朋友，所有他朋友的朋友变成灰都已经十年了，他四周的人都无影无踪，只剩下他一个，而且还越发得志，当了科学博士。”

“那有什么？”斯特拉姆问，“我也是博士，您也是科学博士。”

“问题就在这里。请您想一想这奇怪的命运。我想，老爷子，您又不是小孩子。”

10

“维佳，妈妈刚回来。”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肩上披着围巾坐在桌旁，她把一杯茶移过来又马上推开说：

“哦，我刚同一个人谈过话，他在战争前夕见过米佳。”

她很激动，因此用十分平静且从容不迫的语调谈起来。前几天有个老乡来找她车间化验室同事的邻居，同事有次当着他的面偶然提到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的姓名。于是来人问，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是否有个叫德米特里的亲戚。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下班后到了女化验员家里，在那里了解到此人不久前刚从劳改营释放，他原先是个校对员，判坐七年牢是因为在一篇报纸的社论中，排字工人把斯大林同志的姓排错了一个字母，他没有校出来。战争前夕，他因破坏纪律被从科米自治共和国的一个劳改营转到远东湖泊区劳改营群中的一个秘密劳改营。在那里，沙波什尼科夫跟他住在一个棚屋里。

“他一说，我就明白是米佳。他说，他躺在板床上，一个劲儿吹口哨——‘小黄雀、斑海雀，你在哪儿？……被捕前，米佳来过我这里，我问过他许多问题，他都报以一笑，只是吹小黄雀的曲子。晚上那人该乘卡车上莱舍沃，他一家人住在那儿。他说米佳病了，得了坏血病，心脏也不好。他说米佳不相信他能获得自由。米佳同他说起过我和谢廖扎。米佳在伙房干活，这是个好活计。”

“是呀，为了干这个活计，他得上完两所大学。”斯特拉姆说。

“这事不保险，要是他是个暗地里派来的奸细呢？”柳德米拉说。

“谁需要来挑唆一个老太婆？”

“可他们对在大机关工作的维克托感兴趣啊。”

“得了，柳德米拉，别胡说八道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生气地说道。“可是为什么把他给放了，他是怎么解释的？”娜佳问。

“他所说的简直不可思议。我觉得，那是个巨大的世界，那里有着某种无法理解的东西。他仿佛是来自另一个国度的人。他们有自己的习俗、自己的中世纪和新世纪历史、自己的谚语……

“我问他，为什么他被释放了。他惊讶地说，怎么，您不知道，我是记录在案的啊！我还是不明白，原来他们是些精疲力竭得快要死的人，于是才把他们给放了。劳改营内部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什么苦力、白痴、狗杂种……我问他，1937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判处剥夺通信权利十年，有这样的判决吗？他说他在劳改营里待了10年，没遇见一个是被这样判决的。我问这些人都在什么地方？他说不知道，反正在劳改营里没这样的人。

“伐木，超期服刑，特殊移民……他把这种忧伤压到我身上。米佳就生活在那里，他也说自己是个精疲力竭的人，是个白痴，是个狗杂种……他讲了犯人自杀的方法——他们在科雷马的沼泽地绝食和一连几天不断地喝水，结果人就死于浮肿和积水，他们把这种方法叫饮水法。米佳就开始喝水，拼命喝水，当然心脏出了毛病。”

她见到斯特拉姆紧张忧郁的面孔和女儿拧在一起的眉毛。

她十分激动，感到头发烧，嗓子眼发干，但她还是继续讲：

“他说，比劳改营更可怕的是路途中和列车上，刑事犯在那里有无限的权力。他们剥衣服、抢东西，玩牌时把政治犯的生命当赌注，输者就用刀子捅人，而牺牲者甚至临到最后一刻还不知道一副牌就赌掉了他的生命。更可怕的是，劳改营里所有大小头目都是刑事犯。他们是棚屋领班，是伐木队长，政治犯毫无权力。刑事犯管政治犯叫‘你’，管米佳叫法西斯分子。”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朗声说，仿佛在向人民大声疾呼：

“他们把这个人从米佳诗的那个集中营转到瑟克特夫卡尔，战争头一年一个中央派来的叫卡什科金的人来到米佳待的那个集中营，组织枪决了几万名囚徒。”

“哦，我的天哪，”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我想搞明白，斯大林是否知道这种可怕的事？”

“哦，我的天哪，”娜佳生气地重复一遍母亲的话说，“难道您不明白？就是斯大林下令杀害他们的。”

“娜佳，”斯特拉姆大喝一声，“住嘴！”

同那些感觉到自己内心的虚弱被人从旁识破了的人一样，斯特拉姆突然勃然大怒，朝娜佳叫喊起来：

“你别忘了，斯大林是正在同法西斯浴血奋战的红军的最高统帅，你奶奶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寄希望于斯大林，我们大家能活着，能自由呼吸，全靠有斯大林和红军……你先给我学会自己给自己擦鼻子，然后再来反驳在斯大林格勒挡住法西斯主义道路的斯大林。”

“斯大林待在莫斯科，可在斯大林格勒挡住敌人的，你知道是谁。”娜佳说，“你别装糊涂，你从索科洛夫家里回来那阵说过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感到对娜佳的新的愤恨涌上心头，它是那么强烈，仿佛直到生命终了也无法摆脱。

“从索科洛夫家里回来，我没说过任何类似的话，你别胡编。”他说。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正当苏联儿女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时候，何必回忆这些可怕的事儿呢！”

但这时娜佳却说出了她父亲心中最隐秘的、最虚弱的想法。

“得了，当然你什么也没说。”她说，“现在你在工作中取得了这样的成就，而德国人又被挡在了斯大林格勒？……

“你怎么能，”斯特拉姆说，“你怎么能怀疑父亲不诚实！柳德米拉，你听见了吗？”

他期待妻子的支持，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并没有支持他。

“你何必大惊小怪的，”她说，“你同自己的卡里莫夫，同这个令人讨厌的马季亚罗夫所说的话，她听得多了。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把你们的谈话全告诉了我。你自己在家里说得也够多的。唉，快点回莫斯科吧。”

“够啦，”斯特拉姆说，“我早知道你想对我说这些痛快话了。”

娜佳不再吱声，她的脸变得像老婆子那般衰老、难看，她不再理睬父亲，但当父女俩的目光相遇时，他发现她的目光里满含着憎恨，这使他大吃一惊。

空气变得窒闷，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多少年来几乎在每个家庭里都暗暗存在的所有那些令人不安的、为爱情和真诚的信赖所平息的东西，如今都冒了上来，浮到表面，到处泛滥，占据了整个生活，仿佛父亲、母亲和女儿之间只有不理解、怀疑、怨恨和责难。

难道他们的共同命运只产生不睦和疏远？

“姥姥！”娜佳说。

斯特拉姆和柳德米拉不约而同朝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望了一眼，只见她把手掌抚在前额上坐着，仿佛感到头疼欲裂，无法忍受。

某种无法形容的凄楚使她束手无策，似乎谁也不予理会的她和她的痛苦，只会妨碍和刺激别人，只会引起家庭不和，这个一辈子刚强有力的老妇人，此刻是多么的孤独和软弱无力。

突然娜佳跪下，额头紧贴在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的腿上，喃喃地说：

“姥姥，亲爱的，好姥姥？……

斯特拉姆走到墙边，打开收音机，硬纸板的喇叭里发出嘶哑声、呼啸声和吱吱声。收音机里好像正在播送出现在战争前沿、被烧毁的村子、士兵墓地、科雷马河和沃尔库塔河、野战机场和医疗卫生营那被冰冷的雨雪浸透的帆布帐篷上空秋夜的恶劣天气。

斯特拉姆瞥一眼妻子阴沉的脸，走到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跟前，抓起她的双手，吻了起来。

然后，他弯下腰，抚摸娜佳的头。

看来，这几分钟里没发生任何变化，屋子里还是这几个人，压在他们心头的还是那些痛苦，主宰他们的还是那个命运。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此刻，多么美好的温暖之情充溢在他们那冷冰冰的心灵中……

蓦地，屋子里传来很响的声音：

“这一天里，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在东北面的图阿普谢地区和纳尔奇克地区同敌人进行了战斗。其他战线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11

彼得·巴赫中尉因为肩膀中弹住进了医院。伤势原来并不严重，把巴赫送上带篷救护车的战友们祝他一切顺利。

感到怡然自得的同时又痛得哼哼唧唧的巴赫，在卫生员搀扶下去洗盆浴。

接触热水后的喜悦和满足是强烈的。

“比在战壕里好受些吗？”卫生员问。

他想对伤员说些令人高兴的话，便又补充，

“您出院时，大概那边已经一切都正常了。”他朝传来连续不断、响成一片的隆隆声方向挥了下手。

“您到这儿不久？”巴赫问。

卫生员边用擦子替中尉擦背，边说：

“为什么您断定我到这儿不久？”

“那边谁也不认为战事会很快结束。那边大伙认为结束战争是旷日持久的事情。”

卫生员望着澡盆里光着身子的军官。巴赫记起，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有报告伤员情绪的条例。可在中尉的话里却流露出对武装力量实力的不信任。巴赫一字一顿地重复道：

“是的，卫生员，战争如何结束，暂时无人知晓。”

为什么他要重复这句可怕的话？这只有生活在极权主义帝国里的人才能理解。

他重复这句话，是因为愤恨自己头一次说这句话时感到了害怕。他重复这句话还抱有保护性目的，那就是用自己的无忧无虑迷惑那个可能打小报告的人。

为了消除自己对战事持否定态度所造成的有害印象，他接着说：

“我们在这里所集结的兵力，大概自战争爆发后还未曾有过。请相信我，卫生员。”

随后，他开始对这种冷酷无情的复杂把戏感到了厌恶，一心玩起了儿童游戏：他使劲挤压手中温热的肥皂水，让它一会儿射到盆沿上，一会儿射到巴赫自己脸上。

“喷火器原理。”他对卫生员说。

他太瘦了！他端详着自己裸露的双手和胸脯，心里却想着两天前亲吻过他的那个年轻的俄罗斯女人。他何曾想到在斯大林格勒会跟一个俄罗斯女人发生风流韵事？说实话，这很难叫什么风流韵事。这是无意中的战时艳遇，是一种特殊而又离奇的境遇。他们在地下室邂逅，他穿过废墟朝她走去，映着爆炸的火光。这样的会面要是写进书里会是很精彩的。昨天他本该上她那儿去的。她大概断定他给打死了。痊愈后他还要去找她。有意思的是，谁将占据他的位置，大自然是不容许有空缺的……

洗完澡，他立刻被送进X光室，医生让巴赫站在X光机的屏幕前。

“那边热吗，中尉？”

“俄罗斯人比我们更怕热。”巴赫答道。他想讨医生喜欢，得到良好的诊断，动手术也顺利些，没有痛苦。

进来个外科医生。两个医生看一眼巴赫的内脏，能看清那块过去年代在他胸腔里已经钙化的阴影。

外科医生抓起巴赫的一只胳膊，让它转动，一会儿贴近屏幕，一会儿离得远些。伤口使他聚精会神，不过那块使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受伤的弹片，只是小事一桩。

两个医生开始用拉丁语混杂着德语的玩笑话和粗话交谈起来。于是巴赫明白，他的情况还不算糟，一条胳膊能保留下来。

“准备给中尉动手术。”外科医生说，“我得先去照看一下那个复杂情况——脑部重伤。”

卫生员脱下巴赫的病人服，外科护士让他坐到凳子上。

“真见鬼。”巴赫说，抱怨地笑了笑，对自己赤身裸体很不好意思，“小姐，在让一个斯大林格勒战役参加者的光屁股坐在凳子上之前，应该先把凳子焐暖些。”

她面无笑容回答他：

“病人，我们没有这样的义务。”她动手从玻璃小柜里取出外科器械，这些器械的样子巴赫觉得可怕。

不过，取弹片的手术进行得又快又顺利。医生把这次手术称作毫无价值的小手术。对于他瞧不起这种手术的态度，巴赫备感委屈。

外科护士问巴赫，是否需要送他回病房。

“我自己走。”他答道。

“您在我们这里不会待太久的。”她用平静的语调说。

“太好了，”他回答说，“我已经开始感到无聊。”

她笑了。

显然，护士是根据报纸上的通讯报道想象病人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在通讯报道里说病人偷偷从医院跑回自己的营连，他们始终需要朝敌人射击，不这样他们就活不下去。

也许，新闻记者在医院里见到过这样的病人，但巴赫可不是。当他躺在铺着干净床单的床上，当他喝着大米粥，当他深深吸了口烟（病房里是严格禁止抽烟的），同邻床聊天的时候，他感到一种不知害羞的怡然自得。

病房里有四个病人——三个前线军官和一个胸脯凹陷肚子隆起的文官，他从后方到前方出差，在古姆拉克地区遇了车祸。当他仰天躺着，双手搁在肚子上的时候，好似一个瘦老头被人开玩笑地把一只足球塞到了被子底下。

想必大家是根据他受伤后的这副模样叫他“守门员”的。

守门员是几个人当中唯一一个因受伤失去工作能力而唉声叹气的。他用高调门大谈祖国、军队和职责，为自己在斯大林格勒身受重伤而自豪。

为人民流过血的前线军官们对他的爱国主义报以嘲笑。

他们中那个脸色苍白、厚嘴唇，长着双鼓泡眼，因臀部受伤只得俯身躺着的侦察连长克拉普对他说：

“看来您是个不仅往外挡球，同时也是不反对往里进球的守门员。”

侦察员是个色情狂，他谈的多半是性交。

“守门员”想奚落一下挖苦他的人，问道：

“您为什么没晒黑？大概在办公室上班更合您心意吧？”

但克拉普并不在办公室上班。

“我是个夜猫子，”他说，“我喜欢晚上活动。与您不同，我白天同娘儿们睡觉。”

他们在病房里骂晚上驱车从柏林溜回别墅的达贵，骂授勋比前线将士快的军需官老爷，诉说住房被炸毁的前线将士家境的困苦，骂勾引陆军士兵老婆的后勤机关的公子哥儿，骂只卖香水和刮脸刀片的前线货摊。

与巴赫邻床的是格内中尉。巴赫原以为他出身贵族，但后来才知道，格内是个农民，是国家社会主义大变革推出的人物之一。他是团副参谋长，在一次夜间轰炸时为弹片所伤。

“守门员”被送去动手术后，躺在角落上不拘小节的弗雷塞上尉说：

“从1939年起我就一直挨枪子儿，可我从来没有嚷嚷过自己的爱国主义。他们供我吃，供我喝，供我穿，我就替他们打仗。没有什么哲学。”

巴赫说：

“不，怎么会没有呢。在前线将士嘲笑‘守门员’的伪善中就有自己的哲学。”

“原来如此！”格内说，“真有意思，这是哪门子哲学？”

根据格内目光中那不怀好意的神色，巴赫马上意识到此人憎恨希特勒上台前的知识分子。巴赫读过和听到过许多言论，说旧知识分子倾向于美国的金融寡头政治，说他们身上隐藏着对犹太法典和犹太精神、对绘画和文学中的犹太风格的好感。愤怒攫住了他。此刻，正当他准备向新贵们的粗暴势力低头的时候，他们为何还要用阴沉的、狼一般怀疑的目光盯着他？难道他没有像他们那样受过虱子的叮咬和严寒的煎熬？他，一个前沿军官在他们眼里竟然算不上是个德国人！巴赫闭上眼睛，朝墙那边转过身子。

“为什么您的问题充满恶意？”他生气地嘟哝。

格内冷笑，露出蔑视，优越感十足的模样：

“您好像不明白？”

“我对您说，我不明白。”巴赫忿忿然回答后又补充道，“也就是说，我来猜猜。”

格内自然大笑起来。

“嗯，因为您的双重性？”巴赫叫道。

“正是，正是双重性。”格内开心道。

“意志萎缩？”

这时弗雷塞哈哈大笑。克拉普也支起胳膊，放肆地盯着巴赫。

“败类。”巴赫内心在用雷鸣般的嗓门说，“这两个处在人的思维界限之外，而您格内，则处在猿猴和人之间的半道上……来，让我们正经八百地谈谈。”

他气得浑身发冷，眯缝起闭着的眼睛。

“只要您就每个小问题写本小册子，您都会对为德国科学奠定基础和竖起高墙的人表示极端的仇恨。只要您写部蹩脚的中篇，您就会诋毁德国文学的名声。您以为，科学和艺术是某种类似内阁的东西吗，老一辈官会妨碍您得到官衔吗？您和您的小册子变得相当狭隘，科赫 [21] 、能斯脱 [22] 、普朗克 [23] 、凯勒曼 [24] ……已经妨碍您。科学和艺术不是办公厅，这是辽阔天空下的帕耳那索斯山 [25] ，那边永远是自由辽阔的，那边有人类历史长河中出现的所有天才的位置，唯独没有您和您蹩脚成果的位置。不过，这并非心胸狭隘，就是容不得您在那儿。你们急急忙忙清扫平台，可你们那些平庸而妄自尊大的眼珠子并不会因此而升高一米而看得更高更远。你们抛弃了爱因斯坦，但你们占据不了他的位置。是的，是的，爱因斯坦当然是个犹太人，但是，对不起，他却是个天才。世界上没有一种权力能帮助你们占据他的位置。请你们想想，是否值得花那么大力气消灭那些其位置永远无法替代的人们。如果你们精神上的缺陷影响你们沿希特勒开辟的道路走下去，那么错的只是你们。你们不必对有充分价值的人发狠。在文化领域采取令人厌恶的警察那套做法，是无济于事的！您看看，希特勒和戈培尔是怎样深刻理解这一点的？他们以自己的榜样教导我们。他们在哺育德意志的科学、绘画、文化方面，表现出何等的爱、耐心和分寸。请以他们为榜样，走团结之路，别给我们共同的德意志事业带来分裂！”

默不作声地说完自己想象中的演说，巴赫睁开了眼睛。邻床们盖上被子躺着。

弗雷塞说：

“伙计们，往这儿瞧。”他用像变魔术似的从枕头底下掏出一瓶一公升装意大利三J牌白兰地。

格内的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响声。只有真正的酒鬼，而且是农民酒鬼，才会以这样的表情盯着酒瓶子。

“他人还不算坏，总的看来，不坏。”巴赫心想，为自己说出口的和没有说出口的疯话感到难为情。

这时，弗雷塞蹦着一条腿，往各人床头柜上的杯子里斟上白兰地。

“您是头野兽。”侦察员克拉普笑着说。

“这可是个能征善战的尉官。”格内说。

弗雷塞说：

“有个医官发现我的酒瓶子后问：‘您那报纸里包着的是什么？，我对他说：‘是我妈妈来的信，我从未离开过它们。’”

他举起酒杯：

“那么，致前线的敬礼，弗雷塞上尉！”

大家干杯。

立刻还想再喝一杯的格内说：

“哎，还得给‘守门员’留一杯。”

“见他的鬼去，不管‘守门员’对吗，上尉？”克拉普问。

“让他去完成对祖国的天职吧，我们喝我们的。”弗雷塞说，“要知道每个人都想活命。”

“我的臀部全好了，”侦察员说，“现在又得找个中等膘的太太玩玩了。”

大家顿时觉得轻松愉快起来。

“喂，来吧！”格内举起自己的杯子。

他们再次干杯。

“我们住在一个病房里，真不错。”

“我一看就立刻断定，这是些真正的伙伴，是老奸巨猾的前线战士。”

“不过说实话，我对巴赫有过怀疑。”格内说，“我想：‘嗬，这是个党内同志。’”

“不，我是党外的。”

他们抛掉被子，躺了下来。大家都觉得热。他们聊起前线的战事。

弗雷塞在左翼的奥卡托夫科镇地区作战。

“鬼才知道他们，”他说，“俄国人根本不会进攻。可已经是十一月初，我们还是毫无进展。八月里我们喝了多少伏特加，大家举杯祝贺：‘但愿我们战后别相互失去联系，得成立个攻克斯大林格勒老战士协会。’”

“他们进攻得不错。”在工厂区作战的侦察员说，“他们不会的是固守。他们把我们从楼房里撵出来，不是立刻睡大觉，就是开始吃，指挥员们拼命酗酒。”

“一帮野蛮人。”弗雷塞说，同时丢了个眼色，“可我们在这帮斯大林格勒的野蛮人身上耗费的钢铁比在全欧洲的还多。”

“不仅仅是钢铁，”巴赫说，“我们团里有些人，无缘无故地哭泣，学公鸡打鸣。”

“如果冬季来临前战事不解决，”格内说，“那么中国战争就将开始。瞧，简直手忙脚乱。”

侦察员小声说：

“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进攻即将在工厂区进行，在那里，集结了从未有过的兵力。所有这一切都将在近期内轰隆一声得到解决。11月20日我们大家就可以同萨拉托夫的姑娘们同枕共床啦。”

遮上帘幔的窗外传来大炮那响亮、雄壮、从容不迫的隆隆声和夜航机的嗡嗡声。

“听，这是俄国人的胶合板轰炸机的轰鸣声，”巴赫说，“这时候来投弹，有人把这叫‘神经锯’。”

“可在我们司令部管这叫‘值日士官’。”格内说。

“别出声！”侦察员举起手指，“你们听，大口径炮！”

“可我们在轻伤员病房里一口一口呷葡萄酒。”弗雷塞说。

于是他们在一天里第三次感到高兴。

他们开始聊俄国女人。每个人都有话可说，巴赫对这种议论不感兴趣。不过在住院的这个夜晚，巴赫谈到了住在被炸毁楼房地下室里的齐娜，谈得挺放肆，大家直发笑。

卫生员进来，打量一下一张张兴高采烈的脸庞，开始整理“守门员”床上的床单。

“你们要把柏林来的祖国保卫者当作假病号让他出院？”弗雷塞问。

“卫生员，你干吗不吱声。”格内说，“我们都是男子汉，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请告诉我们。”

“他死了，”卫生员说，“心力衰竭。”

“你们瞧，大发爱国主义议论有什么结局。”格内说。

巴赫说：

“这样说死者不好。要知道他并没有撒谎，他没有必要在我们面前撒谎。就是说，他是真诚的。这样不好，伙计们。”

“噢，”格内说，“难怪我觉得，中尉是带着党的指令上我们这儿来的。我一眼就看穿了，他出身于具有先进思想的新门第。”

12

晚上，巴赫无法入睡，他感到舒适过了头。奇怪的是，他记起了掩蔽部、战友和莱纳尔德的到来，他们一起通过掩蔽部敞开着的门观看落日，一起喝保温瓶里的咖啡，一起抽烟。

昨天，当他坐上带篷救护车时，他用那条未受伤的胳膊搂住莱纳尔德的肩膀，他们互相对视一眼，各自笑了。

他怎么会想到，他会在斯大林格勒的一个仓库里同党卫军分子共饮，会在被火光照亮的废墟中间朝自己的俄国情妇走去！

令人惊奇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长久以来他一直憎恨希特勒。当他听到不知羞耻、花白头发的教授们宣称法拉第、达尔文、爱迪生是一帮偷窃德国科学的小偷，宣称希特勒是所有时代和民族最伟大的科学家时，他曾幸灾乐祸地想：“瞧吧，这是腐朽，这一切都该完蛋。”当许多小说满纸谎言地描写完美无缺的人们，描写具有崇高思想的工人农民的幸福和党的教育工作的英明时，在他身上唤起的也是这种感觉。唉，杂志上刊登的是多么可鄙的诗篇！最刺痛他的是他在中学里也写过这类诗。

可如今在斯大林格勒的他想入党。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由于害怕父亲在争论中想改变他的信念，他用手捂住耳朵，大叫：“我不想听，不想听，不想听？……可如今他听见了！世界围着轴心翻了个个儿。

平庸的戏剧和电影照旧令他十分厌恶。也许，人民不得不在几年、十几年内习惯于没有诗歌，有什么办法？可如今已经有可能写真理了！要知道德意志精神就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真理和思想。要知道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们就善于在按照大公和主教们的旨意创作的作品中，表达出最伟大的精神价值。

侦察员克拉普继续熟睡着，但同时正在参加“夜间战斗”。大叫：“投手榴弹，朝他投手榴弹！”他的叫声大概街上都听得见。他想往前爬，不灵巧地翻了个身子，痛得直叫，接着又睡死过去，打起鼾来。

甚至令他极为震动的对犹太人的迫害，如今也以新的方式出现在他的眼前。如果他有权，他要立即停止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虽说他有不少犹太人朋友，但还是应当直率地说：有德意志性格、德意志精神，倘若有它，那么也该有犹太性格、犹太精神。

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一个人，其父母亲是社会民主党人，是很难产生这种想法的。

马克思仿佛是个物理学家，他创立了物质结构建立在反斥力上的理论，却忽视了万有引力。他给阶级反斥力下了定义，他比所有人都更仔细研究了人类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这种反斥力。但他也同获得巨大发现的人们常有的那样，妄自尊大，认为他所确定的阶级斗争力量是决定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唯一力量。他看不到民族的、超阶级的共同性那强大的力量，他的社会物理学建立在对民族万有引力定律的忽视上，因此是荒谬的。

国家不是果，国家是因！

神秘而奇妙的定律决定了民族共和国的诞生！它是个生机勃勃的统一体，它体现了千百万人所蕴含的弥为珍贵的不朽精神，体现了德意志性格、德意志中心、德意志意志和德意志舍己精神。

巴赫闭上眼睛，躺了些时候。为了入睡，他开始想象自己是一群羊——一头白的，另一头黑的，又是一头白的和一头黑的，又是一头白一头黑……

早晨，吃完早餐，巴赫给母亲写信。他皱着额头，叹了口气，因为他所写的一切都将使她不高兴。但正是对她，他应该叙说自己近来所感受到的一切。那次休假，他什么也没对她说。但她看出了他的愤懑，看出他不愿听父亲没完没了的回忆，反正全是老一套。

她以为，他背叛了父亲的信仰。可他没有。他恰恰否认离经叛道。

被上午的治疗搞得疲惫不堪的病人们静静地躺着。昨晚上，在“守门员”的空床上安置了个重伤员。他不省人事地躺着，无法打听他是哪个部队的。

怎么向母亲解释，如今新德意志的这帮人比儿时的伙伴更合他的心意？

卫生员进来，探询地说：“巴赫中尉？”

“是我。”巴赫边说，边用手挡住正在开始写的信。

“中尉先生，有个俄国女人说要见您。”

“要见我？”大吃一惊的巴赫问道。此时的他猜到是斯大林格勒的那个情人齐娜来找他了。她怎么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马上明白，是连里的救护车司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他感到很高兴，并且深受感动。要知道她得摸黑出来，好不容易才搭上一辆顺路汽车，然后再步行六至八公里。他想象着她那双大眼睛和苍白的脸，想象着她那细瘦的脖颈和包在头上的灰色围巾。病房里响起了哄笑声。

“瞧这个巴赫中尉！”格内说，“瞧他在当地居民中做的工作。”

弗雷塞摇晃着双手，仿佛要抖掉手指上的水，并且说：

“卫生员，把她叫这儿来。中尉的床够宽的。我们要给他们举行婚礼。”

而侦察员克拉普说：

“女人就像条狗，跟着男人脚印跑。”

巴赫突然被激怒。她是怎么想的？她怎么能上军医院来？军官们是被禁止同俄国女人来往的。要是医院里有他福斯特家族的亲属或是熟人在工作呢？单凭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甚至一个德国女人也不会贸然来找他的。

昏迷不醒的重伤员似乎也厌恶地冷笑了一下。

“请转告这位女人，我不能去见她。”他阴沉着脸说，并且为了不参与这场兴高采烈的议论，立刻拿起铅笔，把所写的信看了一遍。

？……真奇怪，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国家压制了我。可现在我明白，正是它体现了我的精神。我不想有轻松的命运。如果需要，我将断绝同老朋友们的关系。我知道，所有那些我想接近的人，永远不会完全把我当作自己人。但是，为了我的终极目标，我将管束自己？……

病房里人们在继续寻开心。

“静些，别吵着他。他在给自己的未婚妻写信呢。”格内说。

巴赫笑了起来。勉强忍住的笑声让人觉得像是啜泣，于是他想，像他现在那样子发笑，真使人想哭。

13

不是经常能见到第六步兵集团军司令保卢斯的将军和军官们都认为，上将的思想和情绪没有发生变化。保持姿态的方式，下达命令时的刚毅，听取下级意见和重大报告时的笑容都证明上将依然驾驭着战争的局势。

只有最接近司令的人，如他的副官亚当斯上校和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明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保卢斯的变化有多大。

他依旧能够或是机智敏锐、宽宏大度，或是目空一切、傲慢自负，或是友好地了解自己军官们的生活情况，他依旧有权把几个团和几个师投入战斗，有权升降下属的职务，有权签署嘉奖令，依旧抽自己抽惯的雪茄烟……但是，主要的、隐蔽的、内心的东西正在一天天发生变化，而且眼看就要彻底改变。

他失去了对局势和日期的支配权。不久前他那平静的目光还在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的报告上轻巧地滑过。俄国人在想什么，不全一样吗？他们预备队的行动有意义吗？

现在亚当斯发现，他早上给司令官放在桌上的文件夹，司令从夹子里选取的首先是有关俄国人夜间行动的情报。

有一天，亚当斯改变各类文件和报告的放置顺序，把侦察处的报告放在最上面。保卢斯打开文件夹，看一眼放在上面的文件。他的长眉毛往上挑了挑，旋即合上了文件夹。

亚当斯上校明白，他做了件不讲究策略的事情。上将一闪而过的抱怨似的目光使他大吃一惊。

几天以后，保卢斯浏览过按通常次序放置的报告和文件后，微笑着对自己的副官说：

“革新家先生，看来您是个细心人。”

在这个寂静的秋夜，施密特将军怀着几分激动的心情去向保卢斯报告军情。

施密特沿着集镇那宽阔的街道往司令官住所走去，高兴地呼吸着寒冷的空气，那空气正洗涤着他夜间吸过烟的嗓子。他瞧一眼天空，天空被草原落日各种神秘色彩染得斑斓。他的内心异常平静，他想着绘画，想着午饭后的一个饱嗝制住了他的不安。

他走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大檐帽下的那颗脑袋里，装满了在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期间即将来临的这场最为残酷的搏杀中可能出现的一切。当司令请他坐下，准备听取他的报告时，他正是这么说的。

“为进攻动员数量多得多的技术装备，当然在我军历史上也曾有过。但是在这样一小块正面地段上，安排这样的地面和空中密度，我个人闻所未闻。”

保卢斯拱起背坐着，听着参谋长的报告，他的脑袋随着施密特在图表和地图上划来划去的手指快速而又顺从地转动着，那模样不知为何已没有昔日将军的风度。对于这次进攻保卢斯早有考虑，并且确定了它的参数。但眼下，听着同他一起共事的最出色的参谋长的报告，他未能在拟定的战役细节中理出自己的头绪。

施密特似乎并非在叙述战斗计划中所展示的保卢斯的设想，而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保卢斯，违反他的意愿准备用步兵、坦克和工兵营实施突击。

“是的，是的，密度，”保卢斯说，“当你把它与我们左翼的空虚相比较时，它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

“毫无办法，”施密特说，“东部的地域实在太大，德国士兵却少得可怜。”

“对此担心的不仅仅是我，魏克斯元帅曾对我说过：‘我们不是攥紧拳头而是伸开五指打人，把兵力分散在无边无际的东部地区上。’这不仅使魏克斯感到担心，而不担心的只有？……

他没有把话说完。

一切按需要的那样进行着，一切又不按需要的那样进行着。

最近几周战局并不明朗，在这些偶然的不明朗和令人厌恶的区区小事中，战争的真正本质好像即将完全按新的方式，惨淡地、毫无希望地被揭示清楚。

侦察部门不断报告苏军在西北部的集结。空军无力阻止它。魏克斯没有在保卢斯集团军的翼侧部署德军预备队，他把德军的无线电台安置在罗马尼亚的部队里，企图以此迷惑俄国人。但是，罗马尼亚人并不会因此而变成德国人。

起初显得所向无敌的非洲战役开始遇到了麻烦。在敦刻尔克、挪威和希腊给予英军的沉重打击，并没有完成对不列颠群岛的占领。东部地区的巨大胜利和向伏尔加河地区上千公里的突破，并没有实现对苏军的最后歼灭。他常常觉得，主要的已经做了，如果事情还没有突破，那也只是意外的、无足轻重的迟延……

那些把他和伏尔加河隔开的几百米，那些半摧毁的工厂和被烧毁的空楼的骨架，同夏季攻势期间所占领的广大区域相比，意味着什么？但是，几公里的沙漠也曾把隆美尔同埃及的绿洲隔开。在被征服的法国，为了取得彻底胜利，所缺少的也只是几个敦刻尔克的几小时和几公里。总是离彻底歼灭敌人就差几公里，总是在空虚的翼侧和所向披靡的军队背后那广阔地区缺乏预备队。

逝去的夏天！他在那些日子里所感受到的，显然一生中也就只有这么一回。那时他的脸上已经感到了“新大陆”的气息。如果说把树木扔成堆的、从河床里奔流而出的狂澜会有感觉的话，那么它感觉到的正是他所感觉的。

这些日子里出现的一个想法，便是德国人的耳朵已经习惯了弗里德里克 [26] 的名字。当然这是个寻开心的、不严肃的想法，但它毕竟有过。不过也正是在这些日子里，一粒可恶的粗沙子不是在脚底便是在牙齿上咯吱作响。司令部里充满胜利和欢乐的紧张气氛。他收到部队指挥员各种书面的、无线电的、电话的报告。仿佛那已经不是一场艰苦的战斗，而是德军胜利的象征……保卢斯抓起电话听筒。“上将先生？……他从声音里听出这是谁在说话，战时日常生活的音调同空中和太空中传来的钟声完全不相协调。

师长韦德勒报告，俄国人正在他的地段上转入进攻，他们的一支相当于加强营的步兵分队得以突破西区并占领了斯大林格勒火车站。痛苦感觉的产生正是同这种区区小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施密特出声念完起草的战斗命令，轻轻抻抻肩，微微抬起下巴，表示尽管他与司令之间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但并未舍弃正式场合应有的礼仪。

突然，上将压低声音，完全不按军人和将军的方式，对施密特说出一番令他惊奇和不安的话：

“我相信能取得成功。但您知道吗？我们在这个城市中的争夺是完全没有必要和不可思议的。”

“斯大林格勒部队司令的观点来得有些突然。”施密特说。

“您认为突然吗？斯大林格勒作为交通枢纽和重工业中心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那么，我们在这里还能干什么？沿阿斯特拉罕至卡拉奇 [27] 一线即可掩护高加索集团军群的东北翼。为此，斯大林格勒已经并非必不可少。施密特，我对成功充满信心，我们将攻占拖拉机厂。但这并不能掩护我们的翼侧。魏克斯并不怀疑俄国人将发起突击，但虚张声势是阻挡不住他们的。”

“事件在运动中其意义会发生变化。但元首不把任务彻底解决，是决不后退的。”施密特说。

保卢斯感到，糟糕的正是在于取得最辉煌的胜利却不结果，因为未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决心将此进行到底。同时他又感到，一个统帅的真正力量，就表现在放弃解决已经失去意义的任务上。

但看到施密特将军固执而又聪颖的目光，他说：

“不该由我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伟大统帅。”

他从桌上抓起关于进攻的命令文本，签上字。

“考虑到绝密，文件一式四份。”施密特说。

14

达伦斯基从草原集团军司令部来到了部队，该部部署在位于里海沿岸缺水沙漠上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东南翼。

一块靠近小湖的草地出现在达伦斯基面前，使他觉得仿佛见到了乐土。那里生长着茂密的针茅，有时还有树木和马的嘶鸣。

几千人在这荒凉的沙土平原上安营扎寨，他们已经习惯了潮湿的空气、清晨的露珠和干草的沙沙声。沙石划破他们的皮肤，钻进他们的耳朵，在小米饭和面包里硌牙，在食盐和步枪的枪机里、在钟表的机体和士兵的睡梦里安家。人的身体、鼻孔、咽喉、小腿肚在这里全遭了罪。身体在这里犹如一辆离开车道、在泥泞不堪的小道上吱呀爬行的大车。

达伦斯基整天都在炮兵阵地上转，找人谈话，作记录，抄图表，检查武器大炮和弹药库。天黑前，他才松了口气，头昏脑涨，不习惯走松软沙地的一双腿酸疼难当。

达伦斯基早就发现，在撤退的那些日子里，将军们常常十分关心下属的需要，司令员和军委委员们慷慨地表现出谦逊、怀疑和自我批评精神。

军队中从未像在残酷撤退时期那样涌现出那么多通情达理的人。那时敌人占尽优势，统帅部又火冒三丈，追查失利的罪魁。

可是，如今在这里，在沙漠中，人们却为无精打采的漠然态度所支配。司令部和战斗部队指挥员们仿佛深信，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没有什么可关心的，无论明天还是后天，反正全一样，一年过后依然是茫茫无际的沙漠。

炮兵团参谋长鲍瓦中校邀请达伦斯基在他那里过夜。鲍瓦尽管有个勇士般的名字 [28] ，背却有点儿驼，秃顶，一只耳朵听力差。有一次他奉召来到方面军炮兵司令部，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使众人大吃一惊。仿佛在他那颗长在狭窄拱背上的秃脑袋里，除了数字、营连番号、居民点名称、指挥员姓名和标高以外，再也装不进别的什么东西。

鲍瓦住在木板搭的简陋小屋里，墙是用黏土和牲口粪抹的，地板由破旧油毡铺就。这间陋室同零零落落分散在沙土平原上其他指挥员的住所毫无区别。

“喂，您好！”鲍瓦说着豪放地握住达伦斯基的手。“不错，是吗？”他指指墙，“瞧，就在抹上粪便的狗舍里过冬。”

“是呀，住得马马虎虎！”达伦斯基说，对沉默寡言的鲍瓦完全变了个样儿感到吃惊。

他请达伦斯基坐在装过美国罐头的箱子上，给他往不透明的磨花玻璃杯里倒上杯伏特加，杯子的沿口上沾满了已经变干的牙粉。他把放在一张皱巴巴黏糊糊报纸上的几只渍过的青西红柿往近处移了移。

“请，中校同志，美酒加水果！”他说。

像所有不喝酒的人那样，达伦斯基小心翼翼地呷了一口，把杯子搁得离自己远些，旋即开始向鲍瓦询问炮兵部队的情况。但是，鲍瓦回避谈论业务。

“嘿，中校同志，”他说，“我满脑瓜子装的都是公务，再谈这些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我们在乌克兰驻防时，多好的娘儿们。在库班，我的天哪……要知道她们全乐意，只要您眨眨眼！可我这个傻瓜，却在作战处里磨破了屁股，等醒悟过来，已经晚了，到了这个全是沙子的鬼地方！”

达伦斯基起初对鲍瓦不想谈论一公里正面上部队的平均密度和沙漠条件下迫击炮对炮兵的优势问题，而心中有气，但最终还是对他新的交谈方式产生了兴趣。

“当然，”他说，“乌克兰女人秀美出众，特别吸引人。1941年，司令部在基辅驻防，我遇见过一个尤为出众的乌克兰女人，她是一位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妻子，一个美人！”

他欠欠身子，举起手，用手指碰了下低矮的顶棚，补充说：

“对于库班我同样不打算同您争论。库班在这方面可以说名列首位，美女的百分比高得出奇。”

达伦斯基的话对鲍瓦影响极大。

他骂了一句，用哭泣的声音叫喊道：

“可现在尽是卡尔梅克女人，真是的！”

“未必！”达伦斯基打断他，十分流畅地说出皮肤黝黑、高颧骨、散发出艾蒿清香和草原气息的女人的美妙之处。他回忆了草原集团军司令部的阿拉·谢尔盖耶夫娜后，用一句话总结道：“总之，您错了，女人到处有。沙漠里没水，这不假，可女人有的是。”

但是，鲍瓦没回应他。这时达伦斯基才发现，鲍瓦已经睡死过去。此刻他才算搞明白，原来他的主人完全喝醉了。

鲍瓦睡觉还打鼾，鼾声就像垂死者的呻吟。他的脑袋从单人床上垂了下来，达伦斯基在鲍瓦的头底下垫了个枕头，往他脚下填上张报纸，擦干净他嘴角流下的哈喇子，表现出俄罗斯男子对醉汉常有的耐心和善良，然后才四下打量了一番，看把自己安顿在什么地方。

达伦斯基把主人的军大衣铺在地上，上面再扔上一件自己的军大衣，把自己在办公室和出差时用的那只塞得鼓囊囊的军用挂包权当枕头，这个包既是他的食品仓库，又是放洗刷用具的储藏室。

他来到街上吸了口夜间的冷空气，呀了一声，望一眼黑暗的亚洲天空中那非人间所有的火焰，撒了泡尿，又望了眼星空，心想“是呀，宇宙”。才回去睡觉。

他躺在主人的军大衣上，身上盖着自己的军大衣，没有闭上眼睛，反倒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个凄凉的想法令他大吃一惊。

他的周遭是晦暗无光的简陋生活！他躺在地上，望着吃剩的梅渍西红柿和硬纸箱，纸箱里可能放着打上很大黑色印记的短方格手巾、皱巴巴的白衬领、空手枪皮套和压瘪的肥皂盒。

秋天他在上波格罗姆内过夜的农舍，看起来都比他今儿过夜的地方强。而再过一年，也许今天这间简陋小屋比起某个没有刮脸刀、没有硬纸箱、没有破包脚布的地窖来，便会显得十分阔绰了。

他在炮兵司令部工作时度过的那几个月，使他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工作的渴望曾经令他满足，这犹如想进餐是他的最大需求。但如今，他已经感觉不到自己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了工作，而饱汉是感觉不到自己的幸福的。

达伦斯基工作很出色，领导对他很器重。起初，这使他感到高兴，因为他还从没有被人看作是不可替代的、有用的人。多少年来，他的境遇正好相反。

达伦斯基没有想过，他身上出现的对同事的优越感，为何未产生对他们的宽容，也许这是真正的强者的特点。可见，他不是个强者。

他常常火冒三丈，大叫大嚷，骂人，过后又痛苦地看着被他侮辱的人，但从不请求他们原谅。大家生他的气，但不认为他是坏人。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里，大家对他比对当时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服役的诺维科夫还好。据说，他写的报告整个被某些大人物在向莫斯科更大的人物汇报时所采用。原来，困难时期他的智慧和工作是重要的、有用的。可妻子战争爆发前五年就离开了他，认为他是人民的敌人，总是欺骗性地对她隐瞒自己软弱的两面派本质。他经常因为档案材料对他不利而找不到工作，既有父亲方面的因素，也有母亲方面的原因。起初，当他得知他失去的职务被一个愚蠢无知的人顶替时，曾感到委屈和抱怨。后来，达伦斯基想，确实不能把重要的业务工作交给他。进劳改营后，他已经完全意识到自己是不合格的。

但在可怕的战争期间，原来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他拽过军大衣盖在肩上，但双脚立刻感到从门缝里吹进来的冷气。达伦斯基想，如今，当他的知识和才能显得有用时，他却躺在鸡窝地上，听着骆驼那刺耳难受的嘶叫声，他所企望的并非疗养所和别墅，而是一条干净长衬裤和用洗衣服的肥皂头洗次澡的可能性。

令他自豪的是，他的提升同物质和钱财毫无关系。但同时，这又使他生气。

他的自信和自负总是同他平常的胆怯交织在一起，达伦斯基觉得，生活享受永远不是他应该得到的。

他经常感到缺乏自信，总觉得自己穿戴寒酸，还总是习惯性地萌发出对金钱的需求，这些全是他从小就习以为常的。

如今，当他一帆风顺时，这种感觉并未消失。

每当他想到自己走进军事委员会的餐厅，女服务员会说“中校同志，您该到军人食堂就餐”。他就充满恐惧。随后，他更怕在某个会议上，某个爱开玩笑的将军会挤眉弄眼说：“中校，军事委员会餐厅里浮层油的红甜菜汤怎么样，啊？”他常常大吃一惊，不仅将军们，甚至连报社的摄影记者们都满怀当家人的自信在那里又吃又喝，从那里索要不该付给他们的汽油、制服和烟卷。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父亲长期找不到工作，当速记员的母亲是他们一家的长期供养者。

半夜，鲍瓦不再打鼾，达伦斯基注意到他那边鸦雀无声，反倒不安起来。

鲍瓦突然问：

“中校同志，您还没睡？”

“没有，睡不着。”达伦斯基回答说。

“请原谅，没把您安顿得更好些，我喝醉了，”鲍瓦说，“可现在脑瓜挺清醒，像是什么也没喝过。您知道吗，我躺着，心里在想：我们怎么会落到这种鬼地方？是谁帮我们来到这样偏僻的地方的？”

“谁帮忙，德国人呗。”达伦斯基答道。

“哦，您到床上来吧，我睡地上。”鲍瓦说。

“您怎么啦，我躺这里挺好。”

“有点儿不合适，照高加索风俗这样是不允许的。主人睡床上，却让客人睡地铺。”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又不是高加索人。”

“可也差不多是，高加索山脉的山麓就在边上。您说是德国人帮的忙，可您知道，不仅仅是德国人，我们也在帮自己的忙。”

鲍瓦好像欠起了身子，床铺咯吱直响。

“没错。”他说。

“是呀，是呀。”达伦斯基从地板上说。

鲍瓦把谈话推上了一个特别的、不寻常的轨道，于是他们俩都默不作声，考虑是否应该同一个极不了解的人开始这种交谈。看来，考虑结果是不该同不熟悉的人进行类似的交谈。

鲍瓦抽起烟来。

火柴突然冒出火花，达伦斯基看到了鲍瓦的脸，那是张疲惫无神、愁眉紧锁、陌生的面孔。

达伦斯基也抽起烟来。

鲍瓦借着火柴的闪光，见到了用胳膊肘支着欠起身子的达伦斯基的脸，它显得冷淡、无情、陌生。

正是打这以后，不知为何不该进行的交谈开始了。

“没错。”鲍瓦说，但这次声音没有拖长，而是显得短促生硬，“是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帮我们落到了这种地步。”

“官僚主义是件坏事。”达伦斯基说，“我的司机说，战前在农村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不提上瓶酒，集体农庄里谁也不给开证明。”

“您别笑，没什么好笑的。”鲍瓦打断他的话，“您要知道，官僚主义不是闹着玩儿的，它在和平时期鬼知道要把人们引到哪儿。可是在前沿条件下，官僚主义可能更坏。飞行部队出过这么一档子事：一个飞行员从着火的飞机里跳出来，他的飞机被梅塞机击中，自己倒安全无恙，只是身上裤子烧焦了。可是，不发给他裤子！简直是胡闹，军需主任拒绝发放，说：没有到穿破的期限，没什么可说的！飞行员没有裤子待了三天三夜，直到事情闹到兵团指挥员那里为止。”

“嘿，请原谅，这是无稽之谈。”达伦斯基说，“就因为某地的一个傻瓜迟发一条裤子，也不会使军队由布列斯特撤到了里海附近的荒漠？……

鲍瓦酸溜溜地哼哼说：

“难道我说过就因为一条裤子吗？我再给您说件事：一个步兵分队陷入了重围，人们开始没吃的。飞行部队接到命令用降落伞给他们空投食品，可军需机关拒绝发放食品，说：我们需要他们在提货单上签字，可要是这些口袋从飞机上投下去，找谁在单子上签字？军需员固执己见，就是不给。最后用强迫命令才说服了他。”

达伦斯基冷冷一笑：

“滑稽可笑，但依然是小事一桩，这是形式主义而已。在前沿条件下官僚主义可能表现得更可怕。你知道‘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吗？几百人受到德军的猛烈袭击，只要把他们领到高地背面的斜坡，就安全了，不会有任何战术损失，技术装备也能保存下来。但却有一道‘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非让人们在炮火下坚守，结果人员装备全完蛋。”

“对，对，完全正确。”鲍瓦说，“1941年从莫斯科派来两名上校到我们集团军检查这道‘不准后退一步’最高命令的执行情况。他们没有汽车，可我们用三昼夜从戈梅利逃了二百公里。我让两个上校乘坐我的吨半卡车，免得他们给德国人抓住。他们在车厢里边哆嗦边求我：‘请将贯彻‘不准后退一步’命令的材料向我们提供一点吧。报表制度，有什么办法！’”

达伦斯基往胸腔里深深吸了口气，仿佛打算往更深的水里扎猛子。他大概扎了一下后说：“官僚主义确实可怕。一名红军战士作为机枪手抢占了高地，一个人对付七十名德国兵，阻止他们的进攻。他牺牲后，全军低头，为他脱帽致哀。可是他那害肺痨的妻子却从住所里给撵了出来，区苏维埃主席大叫大嚷：‘滚，不要脸的女人！’您知道吗，命令一个人填满二十四张履历表，最终还得在会上自己承认‘同志们，我不是你们的人’，这就是官僚主义。瞧，不定什么时候，有人会说：是的，是的，国家是工农的，可我的父母是贵族，是不劳而获分子，请把我赶走吧，这样就安定了。”

“可我没见过这类官僚主义，”鲍瓦反对道，“确实是这样，国家是工农的，是工人和农民管理国家。这有什么不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不相信穷人哩。”

显然，达伦斯基对交谈者完全不往那方面想感到吃惊。

鲍瓦划着一根火柴，没点烟，而是用它往达伦斯基那边照了照。

达伦斯基微微眯缝起眼睛，那感觉如同在战场上被敌人探照灯的光亮照着一般。

而鲍瓦说：

“我可是纯粹工人出身，父亲是工人，爷爷是工人。我的履历，一清二白。可结果呢，这些在战前同样对我不管用。”

“怎么不管用？”达伦斯基问。

“在工农国家里对贵族哪怕采取了些慎重手段，我并不认为是官僚主义。可是，战前为什么要抓住我一个工人的后脖领子呢？我记不得是罚我上水果蔬菜公司拣土豆了呢，还是罚我去打扫了街道。就因为我批评了上司，说他把住所搞得太漂亮了。可我恰恰是从阶级观点出发提出自己意见的。瞧，他们就给我点厉害瞧瞧。依我看，这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主要恶果是：工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蒙受痛苦。”

达伦斯基立刻察觉到，交谈者在自己这番话里涉及某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他所提出的令他激动不安和心灵痛苦的东西，并不是由于他的习惯或习性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是他感受到了某种不可言传的美好事物：不看人脸色、无所畏惧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争论那些令理智感到焦虑不安的问题，争论那些正是由于令人焦虑不安而使他从未同任何人谈起过的问题。这时，他体验到了幸福。

但是，在这里，在地板上，在简陋的小屋里，在深夜同质朴的、喝醉酒又清醒过来的军人的交谈中，他感受到了自己周围那些从西乌克兰来到这片沙漠的人们的存在，同时也发觉一切仿佛都是另一种样子的。人与人诚挚的交谈本是普通的、自然的、可期望的、不可或缺的，但却是难以达到的、不可思议的。如今它实现了！

“您有什么不对？”达伦斯基说，“资本家不许穷人进参议院，这是必然的，但如果穷光蛋变成了百万富翁，他们是会让他进参议院的。工人出身的福特家族就进去了。在我们这里，不许资产阶级和地主进领导岗位，这完全正确。但如果仅仅因为一个人的父亲或祖父是富农或神父，不管他干活多么勤快，就把犯罪印记 [29] 打在他的脸上，这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这里不存在阶级观点问题。您以为，我在自己的劳改营里受折磨期间没遇见过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和顿涅茨矿工？多得很！我们的官僚主义之所以可怕，就在于你以为这不是国家机体上的肿瘤，肿瘤是可以切除的。它可怕就可怕在你以为，官僚主义就是国家。可战争期间谁也不想为人事处长去死。任何一个奴颜婢膝的人都可以在申请书上写上‘不准’二字，或是把士兵的遗孀撵出办公室。可为了撵走一个德国人，却需要坚强的、真正的人。”

“的确。”鲍瓦说。

“我不是在抱怨。深深鞠躬，深表谢意。真是谢谢！我很幸运！我心情沉重是因为另一码事。为了使我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可以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祖国。但令人痛苦的是，我必须度过如此可怕的时光。那时只有上帝保佑我幸福，真该死！”

达伦斯基感到，他依旧没有挖掘到形成他们谈话本质的最主要东西，没有挖掘到用明亮纯朴的光芒照亮生命的最主要东西，但他毕竟思考和说出了平时他没有思考和说过的想法，这使他感到高兴。他对自己的交谈者说：

“你知道吗，在我一生中，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将永远不会为这个晚上同您交谈而遗憾。”

15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在管制区的隔离室里待了三个多星期。他吃得不错，党卫军医生还给他做了两次体检，开了注射葡萄糖的方子。

监禁头几天，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一面等待着传讯，一面不断埋怨自己：为什么同伊孔尼科夫谈话，显然是这个疯子出卖了他，搜查前把败坏他名誉的那些纸片塞给了他。

时间一天天过去，但没有传讯莫斯托夫斯科伊。他考虑同囚犯进行政治性谈话的话题，反复掂量可以吸收谁参加他们的地下工作。晚上失眠时，他拟了几条传单，为集中营的会话手册选了常用词汇，便于不同民族人们的交流。

他记起早年秘密活动的一些老规定，这些规定避免了奸细告密时组织被一网打尽的可能性。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想跟叶尔绍夫和奥西波夫详细打听地下组织的最初行动步骤，他相信他能消除奥西波夫对叶尔绍夫的成见。

他觉得那位憎恨布尔什维主义，但同时又渴望红军取得胜利的切尔涅佐夫太可悲。想到行将来临的审讯，他的内心却又十分平静。

夜间，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的心脏病发作。他头靠墙躺着，在难以忍受的可怕的孤寂中，似乎有什么样的命运正降临到狱中垂死的人身上。莫斯托夫斯科伊疼得暂时失去了知觉。待他苏醒过来后，疼痛减轻了些，胸脯、脸庞和手上满是汗水。脑海中出现了虚幻的、并不存在的清晰感。

同意大利神父关于世界之恶的交谈，与他记忆中小时候突然大雨倾注，他跑进母亲正在缝衣服的屋子所感受到的幸福感连在了一起；与到叶尼塞斯克流放地看望他的妻子、与她那双被泪花湿润的幸福的眼睛、与脸色苍白的捷尔任斯基连在了一起。当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向捷尔任斯基打听了一个可爱的青年社会革命党人的命运。“枪毙了。”捷尔任斯基说。基里洛夫少校那双忧郁的眼睛……雪橇上拖着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不接受他帮助的一位朋友那蒙着床单的尸体。

孩时头发蓬乱向上，竖起的充满幻想的脑袋，如今是贴在集中营粗糙板墙上的这个大秃顶。

过了些时候，久远的往事开始消失，变得平淡无味，失去了色彩。他仿佛慢慢沉入清凉的水中。他睡着了，以便在凌晨的昏暗中重新听到雾笛的长啸声，迎来新的一天。

上午，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被带到管制区的澡堂里。他打量一下自己的双手和塌陷的胸脯，不满地叹了口气。

“是啊，年老多病，活不长了。”他想。

当押送他的士兵在手指里揉软纸烟，走到门外时，集中营那个窄肩的麻子用拖把擦完水泥地，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叶尔绍夫吩咐向您转达一份战报，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我们部队击退了德国鬼子的所有进攻。少校吩咐转达，事情进展顺利。少校吩咐您写份传单，下次洗澡时转交。”

莫斯托夫斯科伊想说，他没有铅笔和纸，但这时守卫进来了。

穿衣服时，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摸到口袋里有一纸包。纸包里有十块糖、一小块用小布条捆着的腌猪油、一张白纸和一小截铅笔头。

幸福感充溢着莫斯托夫斯科伊。他呀，可以希望得更多些！他不会在对血管硬化、胃病和心脏病发作毫无意义的担忧中结束他的生命。

他把糖块和铅笔头紧按在胸口上。

晚上，一个党卫军二级下士把他领出管制区，来到街上。寒风一阵阵紧刮，抽打着面颊。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回头朝熟睡的牢房那边打量了一下，心想：“没事，没事，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的神经是不会垮的，伙计们，放心睡吧。”

他们走进集中营管理局大门。这里已经没有集中营那股阿摩尼亚味，淡淡的烟草味扑鼻而来。莫斯托夫斯科伊发现地板上扔着一个长烟头，他想把它捡起来。

走过二楼，他们登上三楼。押送人员吩咐莫斯托夫斯科伊把脚在门前的垫子上擦干净，自己也把鞋底蹭了半天。因爬楼梯而气喘吁吁的莫斯托夫斯科伊极力调匀呼吸。

他们走在铺着地毯的走廊上。

小巧玲珑的半透明玻璃灯罩里，灯泡发出柔和迷人的光亮。他们经过一扇钉着“警卫长”小木牌的光滑大门，在它对面那扇粗糙的门前停住，门上写着“党卫军中校利斯”。

莫斯托夫斯科伊经常听到这个名字，他是希姆莱在集中营管理局的代表。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好笑，古济将军常常大生闷气，为什么奥西波夫由利斯亲自审讯，而审讯他古济的却是利斯的一名助手。古济由此看出了他们对战斗指挥官的轻视。

奥西波夫曾说起过，利斯审讯时不用翻译，他是里加市的德国人，懂俄语。

一个年轻军官来到走廊上，对押送人员嘀咕几句后，便让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进办公室，门却敞着。

办公室显得空空荡荡，地板上铺着地毯，花瓶里插着鲜花，墙上挂着一幅画，画里是林边和几幢农舍的红瓦屋顶。

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他到了一个屠宰场场主的办公室。附近便是牲畜临死前发出的嘶哑声，还有冒着热气的内脏和身上溅满鲜血的人们，可场主这里却是一片宁静，是地毯和鲜花，只有那几架黑色电话机说明屠宰场同这间办公室的关系。

敌人！一个多么简单而又明白的字眼。切尔涅佐夫重新出现在他脑海中，“狂飙和突进”时代一个多么可悲的命运，可是，却戴了副毫无防卫能力的线手套。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和手指。

办公室深处一扇门开了。这时通往走廊的那扇门吱呀了一下，大概是值班员看到利斯在办公室，把门虚掩上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皱起眉头站着，等候着。

“您好。”一个个子不高、灰制服袖子上缝着党卫军标志的人轻声说。利斯的脸上没有任何可憎的东西，因此看到它使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觉得尤为可怕。那是张长着鹰钩鼻的脸，一双专注的浅灰色眼睛，大脑门，瘦削苍白的面颊，使它具有一副不畏辛劳的、清心寡欲的神态。

当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咳嗽几声，想把喉咙里的痰咳出来的时候，利斯等候着，然后说：

“我想同您谈谈。”

“可我不想同您谈。”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同时斜眼朝远处的角落扫了一眼。利斯的助手——那些干刽子手行当的打手，该出来狠狠扇他的耳光了吧。

“我完全理解。”利斯说，“请坐。”

他让莫斯托夫斯科伊坐在安乐椅上，自己在他边上坐下。

他所说的俄语是一些科普读物所描写的那种，呈冷灰色，无形无骨。

“您觉得身体不舒服？”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耸耸肩，什么也不回答。

“是啊，是啊，我知道。我打发医生到您那儿去过，他告诉了我。我半夜三更打扰了您。可我非常想同您谈谈。”

“那还用说。”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心想，然后说：

“我是你们召来受审的。谈嘛，我同您是无话可谈的。”

“为什么？”利斯问，“您看我的这身制服，可是，我并不是生来就穿它的。领袖、党派遣我们，于是党的士兵就前进。我一直是党内的理论家，我对哲学、历史问题感兴趣，但我是党员。难道你们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喜欢卢布扬卡？”

莫斯托夫斯科伊注视着利斯的脸，心想，这张苍白的、有着大脑门的脸庞应当绘在人类学图志的最下方，从他那儿往上，进化为长满毛发的尼安德特人 [30] 。

“假如中央委员会责令您去加强契卡的工作，难道您可以拒绝？只能把黑格尔放在一旁就开路。我同样把黑格尔丟开了。”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瞟一眼说话人，对黑格尔的名字竟然被那张脏嘴提到感到吃惊，这简直是亵渎……在拥挤的电车上，一个危险的惯偷走到他跟前，找他攀谈。他就会一边听着，一边盯住惯偷的两只手，只要他把刮脸刀一闪，就朝他眼睛打过去。

而利斯抬起手掌，看了它们一眼说：

“我们的手同你们一样，都喜爱劳动，不怕脏。”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眯缝起眼睛，对他的动作和话语感到无法忍受。利斯迅速而又兴奋地说了起来，仿佛已经同莫斯托夫斯科伊交谈了很长时间，现在为能把被打断的、未说完的话讲完而高兴。

“只要乘坐二十个小时的飞机，您就能坐在苏联城市马加丹自己办公室的椅子上。在我们这里，您就是在自己家里，可您不走运。当你们的宣传开始同金融寡头的宣传一起抨击党的司法制度时，我很痛心。”

他摇摇头，然后又像筛豆子般说出一些令人惊愕的话，这些语言出乎意料，可怕而又荒谬。

“当我们相互看对方的脸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张令人厌恶的面孔，我们也是在照一面镜子。这是时代的悲剧。难道您没有在我们身上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意志？难道对你们来说世界不就是你们的意志？难道谁能使你们动摇，能使你们止步？”

利斯的脸往莫斯托夫斯科伊的脸旁凑。

“您明白我的话吗？我俄语掌握得不好，但我很希望您能理解我。您以为您在憎恨我们，但其实，您是在憎恨同我们相似的自己。很可怕，对吗？您明白吗？”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决心保持沉默。利斯无意引他说话。

但一瞬间，他仿佛觉得，那个盯住他眼睛的人并非打算哄骗他，而是真诚地使出浑身解数，在挑选合适的字眼。他像发牢骚似的，请人帮他搞清令他苦恼的问题。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感到困倦和不舒服，仿佛有根针扎在心口上。

“您明白吗？明白吗？”利斯迅速地说，已经不再盯着莫斯托夫斯科伊，像是十分慌乱，“我们打击你们的军队，但我们是在打自己。我们的坦克突破的不仅是你们的边界，也是我们的边界，我们坦克的履带碾压着德意志的国家社会主义。可怕呀，那是梦中的自杀。对于我们，这可能是个悲剧性的结局。明白吗？哪怕我们取胜！我们作为胜利者，就将面对一个仇视我们的陌生世界，虽然你们已不在这个世界。”

此人的话是很容易驳倒的。他的目光离莫斯托夫斯科伊更近了。但有个比老练的党卫军分子挑拨者的言辞更丑恶更危险的东西，它时而怯生生、时而恶狠狠地出现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内心和头脑中，并且咯吱直响。这是一种卑鄙下流的怀疑，而这种怀疑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是在别人的话语中，却是在自己的内心中发现的。

这就如同一个人害怕疾病，害怕恶性肿瘤，却又不去找大夫，回避同亲朋好友谈起疾病，极力不去理会自己的病痛。于是有人就对他说：“瞧你，常有您那种疼法，一般上午疼，一般就在那个什么之后……是呀，是呀？……

“您明白我的话吗，老师？”利斯问，“有个德国人，您相当熟悉他那深奥的论文，他说过，拿破仑一生的悲剧就在于他体现了英格兰精神，却又偏偏在英国有他不共戴天的敌人。”

“您啊，最好马上给我一耳光。”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心想，“他这是在说施本格勒 [31] 。”

利斯点上一支烟，把烟盒递给莫斯托夫斯科伊。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生硬地说：

“不想抽。”

他觉得很平静，因为他想到了世界上所有宪兵，无论是四十年前审讯过他的人，还是这个张口闭口黑格尔和施本格勒的人，都使用同一种白痴的方法：请被捕者抽烟。其实，这一切全因为神经紊乱和出乎意料——你原本期待的是耳光，可突然却是荒谬而又令人厌恶的谈话。但是某些沙皇宪兵也研究政治问题，其中不乏真正有学问的人，有的甚至研究过《资本论》。但有意思的是，研究过马克思的宪兵是否有这样的问题：他突然在内心深处产生一个想法，或许，马克思是对的？这时宪兵会有什么感受？可是不管怎么样，宪兵是不会成为革命者的。他踩灭自己的疑虑，依旧当宪兵。可我同样把自己的疑虑踩灭了。不过我，我依然要当个革命者。

而利斯并未留意莫斯托夫斯科伊拒绝抽烟，还在嘟哝道：

“来吧，来吧，请，真的，上好的烟叶。”他合上烟盒，心情很不愉快，“为什么我的话那么让你吃惊？你期待另一种交谈？难道你们的卢布扬卡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没有能够同巴甫洛夫院士、同奥尔登堡 [32] 谈一谈的人？但他们是有目的的。而我却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向您保证，您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他微笑着补充道：

“一个秘密警察的保证，这不是开玩笑。”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暗自默念：“沉默，最主要是保持沉默，别参与谈话，别反驳。”

利斯继续往下说，仿佛又把莫斯托夫斯科伊给忘了。

“两个极端！当然是这样！倘若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今天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不会进行。我们是你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是的，是的。但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明白吗？如果你们胜利了，那我们就毁灭，但又会在你们的胜利中生存。这好像是个悖论：我们打输了这场战争，同时又赢得了战争，我们将以另一种形式发展，但本质不变。”

这个有权有势的利斯，为何不去看缴获的影片，不去喝伏特加，不去给希姆莱写报告，不去看养花卉的书，不去把女儿的信重读一遍，不去同从军列上挑选来的年轻姑娘们调情，或是去服用促进新陈代谢的药物，不在自己宽敞的卧室里睡觉，却要在深更半夜把一个浑身散发集中营恶臭的俄国的老布尔什维克叫到他这儿来？

他想干什么？为何他要隐瞒自己的真实目的，他想打听什么？

现在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已经不怕上刑。可怕的是：万一德国人没有说假话呢？万一他确实坦率真诚呢？一个人有时就是想聊聊。

多么令人厌恶的一种想法：他们俩都是病人，都受到同一种疾病的折磨。但一个经受不住，便说了，交流了。而另一个却沉默不语，不表露，但听着，听着。

而利斯仿佛终于想回答莫斯托夫斯科伊没有表露的问题，他打开放在桌上的文件夹，用两个指头厌恶地抽出一叠脏纸。莫斯托夫斯科伊一眼就认出它们来，那上面是伊孔尼科夫歪歪扭扭的字迹。

利斯显然以为，突然见到伊孔尼科夫这些偷偷塞给他的纸片，莫斯托夫斯科伊定会惊慌失措……

可是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没有不知所措。他看到伊孔尼科夫写得满满的一页页纸片，甚至十分高兴：一切全明白了，一切如白痴般拙劣和简单，同警察局审讯犯人时一模一样。

利斯把伊孔尼科夫写的东西往桌边稍稍移了移，然后又把它往自己这边拽了拽。

他突然说起德语来。

“看到了吧，这是搜查时从您那里搜到的。我一看就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会是您写的，尽管我并不熟悉您的笔迹。”

莫斯托夫斯科伊缄默不语。

利斯用手指敲敲那些纸，请他说话，态度客气，充满善意，却坚决省力。

但莫斯托夫斯科伊默不作声。

“是我搞错了？”利斯惊讶地问，“不！我没搞错。您和我们都憎恶这里所写的东西。您和我们是站在一起的，而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是站在另一边的！”他指指伊孔尼科夫的纸片。

“好吧，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急匆匆又恶狠狠地说，“让我们言归正传。这些纸片吗？是的，是的，是从我那里搜到的。您想知道是谁转交给我的吧？这不关您的事。也许，是我自己写的。也许，是您指使自己的爪牙把它们偷偷塞到我褥子底下的。明白吧？”

霎时好像利斯就要接受挑战，他大发雷霆，大叫大嚷：“我有的是办法让您开口！”

他十分希望这样，一切也就变得简单轻松。多么简单明了的字眼：敌人。

但利斯说：

“这些破纸片算什么？谁写的不都一样吗？我知道，不是您，也不是我。我多么难过。真难以设想！如果没有战争，没有战俘，关在我们集中营里的会是谁呢？如果没有战争，我们集中营里关押的将是党和人民的敌人。您那些熟人们，他们也蹲在你们的劳改营里。倘若在安定的和平时期，我们的帝国保安总局将把你们的囚犯列入日耳曼系统，我们是不会释放他们的，你们的犯人就是我们的犯人。”

他冷冷一笑。

“那些被我们关在集中营里的德国共产党员，你们在1937年也关押过。叶若夫关押过他们，帝国头目希姆莱也关押过他们。当个黑格尔主义者吧，老师。”

他朝莫斯托夫斯科伊使了个眼色：

“我想，在你们的劳改营里，外语知识的有用程度对您来说不比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小。今天我们对犹太人的憎恨使你们害怕，也许，明天你们就将赴我们的后尘，而后天我们就将变得宽容了。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由一个伟人带领着我。您同样在一个伟人带领下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您相信布哈林是奸细吗？只有伟人能够领导你们走这条道路。我同样了解勒姆 [33] ，我相信他。但必须这样。你们用恐怖手段杀了几百万人，这使我很痛苦，但全世界只有我们德国人懂得，必须这样！完全正确！您要明白，我是多么理解你们。这场战争让你们不寒而栗。拿破仑本不该对英作战。”

这一新的想法使莫斯托夫斯科伊大吃一惊。他甚至眯缝起眼睛，不知是因为眼睛突然疼痛，还是想避开这折磨人的想法。要知道，他的疑惑也许并不是软弱、无能为力、自相矛盾、疲惫、缺乏信心的表现。也许，这些时而胆怯、时而凶狠地突然向他袭来的疑惑是他身上曾经有过的最珍贵、最纯洁的东西。可他已经把它们压下、放弃，对它们感到痛恨。也许，这些怀疑中有着革命真理的种子？有着自由的黄色炸药！

要想摆脱利斯，摆脱他那双光滑的纠缠不休的手，只需要不再仇视切尔涅佐夫，不再蔑视痴呆的伊孔尼科夫！

但是不，不行，还得更多！需要放弃他一生所赖以生存的东西，需要谴责他为之捍卫和认为正确的东西。

但是不，不行，还得更多！不但得谴责，而且得全身心地，以自己全部革命热情憎恨劳改营，憎恨卢布扬卡监牢，憎恨血债累累的叶若夫、亚科夫、贝利亚！但这还不够！还得憎恨斯大林，憎恨他的专制！

但是不，不行，还得更多！还得谴责列宁！如临深渊啊！

这就是利斯的胜利，不是在战场上进行的那场战争的胜利，而是一个秘密警察此刻向他发动的这场没有枪声、毒如蛇蝎的战争的胜利。

看来，他快要精神崩溃了。蓦地，他松快地喘了口气。瞬息间使他胆战心惊、失去理智的想法化为乌有，显得可笑而可悲。走火入魔持续了几秒钟。但是，他难道当真可以去怀疑伟大事业的正义性吗，哪怕只一秒钟，哪怕只十分之一秒钟？

利斯望了他一眼，抿抿嘴唇，接着说：

“人们今天恐惧地望着我们，但难道看你们的眼神是满怀希望和爱的吗？请您相信，恐惧地望着我们的人，也在恐惧地望着你们。”

现在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已经没什么可害怕的。此刻，他知道了自己的怀疑应付出的代价。这些怀疑不是他早先所想的那样，要把他引入泥潭，而是要把他推向深渊！

利斯抓起伊孔尼科夫的纸片。

“为何您要同这些人打交道？这场该死的战争把一切都搞乱套了，把什么都混杂在一起了。唉，但愿我能把这团乱麻理出个头绪。”

没有一团乱麻，利斯先生。一切都很清楚，一切都很简单。我们不是靠同伊孔尼科夫和切尔涅佐夫结成联盟来打败你们。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既收拾你们，也收拾他们。

莫斯托夫斯科伊发现，利斯把所有卑鄙龌龊的东西扯到一起，可凡是垃圾照样散发臭气，所有破布烂木、碎砖乱瓦全都是一路货。不该在垃圾堆中，而应当在建设者的意图及其思想中去寻觅不同和相同的本质。

他感到义愤填膺，这一仇恨不仅针对利斯和希特勒，而且也针对那个向他询问对马克思批评意见的目光无神的英国军官，针对说卑鄙下流话的独眼龙孟什维克，针对萎靡不振却原来是警察局密探的传教士。哪儿还能找到这帮相信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法西斯帝国之间至少存在相同之处的白痴！只有利斯，这个盖世太保分子，才需要他们的破烂货。此刻，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法西斯主义和它的代理人之间的内在联系。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想，斯大林的天才是否就在于此：他憎恨并消灭这种人，唯独他看清了法西斯主义和宣扬虚伪自由的伪君子们之间的秘密联盟。这一想法他觉得是那么显而易见，真想把它告诉利斯，向他指出他理论之荒谬。但他只是冷冷一笑，他是个老于世故的人，他可不像戈登贝格这个大傻瓜，把民意党 [34] 的事情统统端给了高等法院检察长。

他的目光死死盯着利斯，大声地说，声音大得大约连站在门旁的卫兵都听得见。

“我劝您，别在我身上白费工夫。把我拉到墙边，立刻绞死，杀死吧。”

利斯急忙说：

“没有谁想把你杀死。请放心吧。”

“我不放心。”莫斯托夫斯科伊高兴地说，“我也不打算放心。”

“应该，应该不放心！让我的失眠成为您的失眠吧。我们的敌意原因何在，我真不明白……阿道夫·希特勒不是元首，倒是施廷内斯家族 [35] 和克虏伯家族 [36] 的听差？你们的国家就没有土地私人所有制？工厂和银行都属于人民？你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是鼓吹种族仇恨？我们纵火，而你们尽力灭火？我们遭仇视，人类却满怀希望注视着你们的斯大林格勒？你们那儿是这么说的吧？胡说八道！该死！全是捏造！我们的政体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党的国家的形式。我们的资本家不是主人。国家给他们下达计划和纲领，国家收购他们的产品和提取利润。他们可以有百分之六的利润归己——这是他们的工资。你们的党国同样制定计划和纲领，同样收购产品。那些你们叫作主人翁的工人，同样从你们党国那里领取工资。”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望着利斯，心想：“难道这种可恶的废话一瞬间又搅得我心神不宁？难道在这股又毒又臭的浊流中我还能憋得住气？”

利斯无望地挥了下手。

“红色工人的旗帜飘扬在我们人民共和国上空，我们号召建立民族的劳动的功勋和统一。我们说‘党表达了德国工人的理想’，而你们说‘人民性、劳动’。你们同我们一样知道，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主要力量。民族主义是时代的精神，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最高表现！

“我看不清我们有敌对的理由。但是，德国人民的天才导师和领袖、我们的父亲、德意志母亲们最好的朋友、最伟大英明的统帅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我相信希特勒！我相信，你们斯大林的头脑也没有被愤怒和痛苦弄糊涂。他会透过战火和硝烟看到真理。他了解自己的敌人。是的，他了解，即便是现在，当他同自己的对手商讨对付我们的战略和为他的健康干杯的时候。地球上有两位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和我们的领袖。他们的意志诞生了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

“对我来说，同你们联盟较之为了东部空间同你们作战更为重要。我们在建设两座大厦，它们应该并肩而立。老师，我想让您生活在宁静的孤独中，并在我们开始新的交谈之前好好想想。”

“何必呢？无聊！毫无意义！荒唐透顶！”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这样愚蠢地对待一个‘老师’，有什么意思！”

“哦，这并不愚蠢，您和我都该明白，未来并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您个人很熟悉列宁，他创建了一个新型的党。是他头一个懂得，只有党和领袖能表达民族的动机，于是解散了立宪会议。麦克斯韦 [37] 在物理学上推翻了牛顿力学之后，又以为是在证实它。同样，列宁在创立了二十世纪伟大的民族主义之后，又认为自己是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后来斯大林又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为了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剥夺农民播种和出售的自由，于是斯大林毫不手软地消灭了几百万农民。我们的希特勒认识到，有敌人妨碍了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那就是犹太人，于是下决心消灭几百万犹太人。但是，希特勒不仅是个学生，他更是个天才！你们在1937年的清党，就是斯大林从我们清除勒姆中学到的。当时希特勒也毫不手软。您应该相信我，我说了许多，而您保持沉默，但我知道，对您来说我是一面外科镜。”

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镜子？您所说的一切，从头至尾全是谎言。反驳您那套肮脏的、散发臭气的、挑拨性的谎言只能降低我的人格。镜子？您怎么回事，彻底糊涂了？斯大林格勒会使您清醒过来的。”

利斯站起身，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慌意乱，又欣喜，又憎恨，他想：

“现在他要开枪了——就此了结！”

可是利斯似乎没有听到莫斯托夫斯科伊的话，而是朝他深深鞠躬，满怀尊敬。

“老师，”他说，“您将永远教诲我们，也得永远向我们学习。让我们一起思索吧。”

他的脸色痛苦而严肃，可眼睛却在笑。

又一根毒针扎进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的心口。利斯看看表。

“时间并没有白白过去。”

他按下铃，小声说：

“如果您需要，请带上这篇论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Gute Nacht（晚安）！”

莫斯托夫斯科伊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从桌上抓起纸片，塞进自己口袋。他被带出管理局大楼，呼吸到冷空气，感到这潮湿的夜晚是多么美好。离开盖世太保办公室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声音渐渐静息，黎明前的黑暗中响起雾笛声。

当他被带回管制区时，肮脏的柏油路上驶过一辆亮着紫色前灯的轻型汽车。莫斯托夫斯科伊明白，利斯休息去了，难以忍受的孤寂以新的力量笼罩着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押送人员把他领进隔离室后，锁上了门。

他坐在床上，心想：

“如果我信奉上帝，我一定会断定，这个可怕的对话者是被派来对我的怀疑进行惩罚的。”

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他无法入睡。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把背靠在由带刺的毛糙云杉木板钉在一起的板墙上，开始潜心阅读伊孔尼科夫写得歪歪扭扭的手稿。

16

大部分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都无意给“善”下个定义。什么是善？谁需要善？谁施予善？有没有适合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生活状况的共同的善？或是我的善对你来说就是恶，我的人民的善对你的人民即是恶？是否有永恒的、不变的善，或是昨日的善今天就变成了恶，而昨天的恶今日就是善？

可怕的审判时刻来临，对善与恶进行深思的不仅仅是哲学家和传教士，而是所有人，有知识的和无知识的。

几千年来，人们关于善的观念是否有所进步？是否存在福音书信徒们认为的、对所有人都共同的善？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不分阶级、民族和国家？或许这一概念还会更广泛，它对动物、树木、苔藓都是共同的，这一广泛的概念还吸收了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们对善的概念？这位佛祖为了用善与爱解释人生，不得不否定人生。

我看到，千年更迭中所产生的人类道德哲学领袖们的观念，引起了善的概念的萎缩。

经过五个世纪，从佛教观念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观念，缩小了适用善的有生命世界的范围。适用善的已经不是所有有生命的东西，而只是人！

第一批基督教徒的善和所有人的善，已为只是一部分基督教徒的善所代替。与此同时，还存在有伊斯兰教徒的善。

但是，几个世纪过去，基督教徒的善分裂为天主教徒的善和新教徒的善，分裂为东正教的善，并且在东正教的善中出现了新老信仰的善。

与此同时，有富人的善和穷人的善。与此同时，产生了黄种人的、黑种人的、白种人的善。

于是一切都在分裂再分裂，善已经产生在宗派、种族和阶级圈子，所有处在封闭曲线外的人已经不能进入善的圈子。

于是人们看到，由于这种不怀好意的小善，打着同所有认为小善乃是恶的人进行斗争的旗号，流了许多血。

于是有时，这种善的概念本身变成了生活的祸患，变成了比恶更甚的大恶。

这种善只是一个空壳，掉落和失去了神圣的种子。谁会把失去的种子归还给人们？

什么是善？有人说，善就是意念和与意念相联系的行动，这一行动把人类、家庭、民族、国家、阶级、信仰引向胜利，获得力量。

那些为自己个别的善而斗争的人，力图赋予善以全民性的假象。因此他们说，我的善是与全民的善相一致的，我的善不仅对我是必需的，它对所有人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在行个人的善的同时，却是在为全民的善服务。

于是，善在失去全民性的同时，宗派的、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善均力图赋予自己以虚假的全民性，以便证明自己同所有对他来说是恶的人作斗争是正确的。

但是，赫罗德 [38] 杀人并非为了恶，而是为了赫罗德自己的善。一个新的力量来到世上，他、他的家庭、他的亲朋好友、他的王国和他的军队都有灭亡的危险。

但是，诞生的不是恶，诞生的是基督教。人类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因为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你们也要受什么判断；你们用什么尺度考量人，也要用什么尺度考量你们……要爱你们的仇人，为诅咒你们的人祝福，要善待恼恨你们的人，为欺负你们、迫害你们的人祈祷。所以，凡你们愿意他人为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为他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 [39]

这一和平和爱的教义给人们带来的是什么？

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 [40] ，宗教裁判所 [41] 的刑讯，在法国、意大利、佛兰德 [42] 、德国进行的同异端派的争战，新教和天主教的争斗，天主教修士僧团的阴谋，尼康 [43] 和阿瓦库姆 [44] 的斗争，许多世纪以来对科学和自由的压制，信奉基督教的移民对塔斯马尼亚岛 [45] 土著居民的残杀，焚烧非洲黑人村落的歹徒，所有这一切造成的痛苦，比起那些为恶而作恶的强盗和恶棍们的暴行，不知要大多少倍。

这就是人类最人道的教义那令人震惊、失去理智的命运，它未能避免共同的结局，同样落到了个别人的小善的圈子里。生活的严峻在伟大人物的心灵中产生了善，他们把善带回生活，满怀希望，要按照他们自身的善的面貌改变生活。但是，不是生活圈按照善的思想面貌发生变化，而是陷入生活泥沼中的善的思想碎裂，失去自己的共性，为现实生活效劳。它并没有按照自己美好的但徒劳无益的方式营造生活。

生活的运动经常被人的意识当作善与恶的斗争而接受，但事实并非如此。愿人类得到善良的人们无力减少生活的邪恶。

为了挖掘新的河床，推倒巨石，削平山岩，砍掉森林，需要伟大思想。为了使滔滔江水驯服流淌，需要对共同的善的向往。倘若大海也有思想，那么随着每一次巨浪的翻腾，海水中便会产生思想和幸福的幻想，每一层海水的浪涛击在岩石上散成浪花，它便意识到它将为海水的善而毁灭，但它并没想到是狂风把它掀起，犹如狂风曾把它前头的千层巨浪掀起，又把它后方奔腾而来的万仞波涛掀起一样。

许多书都写如何同恶作斗争，都论述什么是恶和什么是善。

但是，在那里，在永恒的但永远无法战胜善的恶，把同样是永恒的但永远不会被恶战胜的善的霞光高高举起的地方，老人和婴儿正在大批死亡，血流成河。不仅人们，而且上帝都无力减弱生活之恶。对这一切的担忧是无可争议的。

“在辣玛听到了声音，痛哭哀号不止；辣黑耳为痛哭她的子女，不愿受人的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 [46] ———对失去自己孩子的母亲来说，不管哲人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她已经都无所谓。

但是，或许，生活就是恶？

我看到了在我国诞生的社会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动摇的力量。我在农业集体化时期看到了这一力量，我在1937年看到了这一力量。我看到人们怎样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样美好和人道的善的思想名义下被消灭。我看到饿殍遍野的农村，我看到倒毙在西伯利亚雪地上的农家孩子，我看到把成千上万的男子和妇女从莫斯科、从列宁格勒、从俄罗斯各个城市送到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他们被宣布为伟大神圣社会的善的思想的敌人。这一思想伟大而又美好，它毫不留情地杀死一批又一批人，摧残他人的生活，它使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目前，德国法西斯的巨大恐怖笼罩着世界。天空中充塞着被处死的人们的嚎叫和呻吟。焚尸炉的浓烟令天宇黯淡、日月无光。

但这些不仅在整个宇宙前所未闻，甚至连充满罪恶的地球上的人都见所未见的罪行，全在善的旗号下发生了。

那阵子，当我在北部森林里生活的时候，我曾认为善不在人身上，不在这个贪婪残暴、野兽害虫麇集的世界上，而在沉默不语的树木王国中。但却不！我看到了树林的运动，看到了它同野草和灌木丛为争夺土地所进行的诡诈的大战。亿万颗飞扬的种子入土发芽，杀死野草，除去友好的灌木丛；几百万洋洋自得、自行落种的幼苗投入自相残杀的战斗。只有那些得以生存下来的树木组成年轻喜阳林那统一的林冠，彼此结成实力相当的联盟。云杉和山毛榉则在喜阳树木林冠下那昏暗的地方服苦役般苟且偷生。

但是，喜阳林木的衰老期来临，身躯高大的云杉从它们的林冠底下重见天日，残酷地折磨着赤杨和桦树。

森林就这样生活在人人反对人人的无休止的斗争中。只有盲人才思忖善的世界存在于树木和青草的王国中。难道生活就是恶？

善不在大自然中，不在传教士和先知们的布道中，不在伟大的社会学家和人民领袖们的学说中，不在哲学家们的伦理学中……因此，平凡的人们在自己的心灵中怀有对有生命物质的爱，他们不由自主地热爱和珍惜生活，在结束一天的劳作后为火炉的温暖而高兴，而不会到广场上去点燃篝火和烈焰。

因此，除了令人恐惧的大善，还存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的良善——这就是给俘虏一片面包的老妪的良善，是从军用水壶里给受伤的敌人一口水喝的士兵的良善，这就是怜悯老人的年轻人的良善，是把犹太老人藏在干草棚里的农民的良善。这就是那些冒着丧失个人自由的危险，替俘虏和囚犯转交信件的武装警卫的良善，这些信件不是寄给志同道合的战友，而是写给母亲和妻子的。

这是个别人对个别人的个人的良善，是没有证人、没有想法的小的良善。可以把它叫作不表示一定意义的良善。这是在宗教的和社会的善之外的良善。

但是，我们想到和认识到，不表示一定意义的、个人的、偶然的良善是永恒的。它扩展到整个生物界，甚至扩展到一只耗子和一根树枝上，过路人有时会突然停下，给这棵树整整枝，让它舒适、轻松地重新与树干生长在一起。

在那可怕的年代，人们打着国家、民族的荣誉和全世界的善的旗号，做出了许多丧尽天良的事情。人们已经不像人，而被当作树枝和石块垛在一起，填满沟壑和战壕。正是在这种可怕和天良泯灭的时代，不表示一定意义的、微不足道的、在生活当中被镭的细粒打得粉碎的良善没有消失。

村子里来了一帮德国人，讨伐队员。前天有两个德国士兵被打死在路上。从傍晚起，他们就把妇女们赶出家门，命令她们在林子边挖坑。他们在一个老年农妇家里安置了一些士兵。她的丈夫被一名警察叫走，带到办事处，原来那里还被赶来二十个农夫。她直到天亮都没能安睡，德国人在地窖里找到一篮子鸡蛋和一小玻璃瓶蜜酒。他们自己生上炉子，煎鸡蛋，喝上了伏特加。后来，那个年岁大点的吹起了口琴，其他人跺着脚，给他伴唱。对女主人他们没看上哪怕一眼，好像她不是个人，只是只小猫。早晨，天蒙蒙亮时，他们开始检查冲锋枪，一个年岁稍大些的笨拙地猛拉扳机，一枪打在肚子上。响起尖叫声，一片慌乱。几个德国兵好不容易给伤员包扎上，把他放到床上。这时叫他们全体集合。他们打手势命令农妇照看伤员。农妇发现，轻而易举就能把他掐死。他一会儿小声嘟哝，一会儿闭上眼睛哭泣，嘴唇直打战。后来他突然间睁开眼睛，清晰地说：“妈妈，水。”“你这个该死的！”农妇说，“最好把你掐死。”说着把水递给他。而他抓住她一只手，好像想说，让我坐起来，血流得使我喘不上气来。她扶他稍稍欠起身子，而他用双手勾住了她的脖子。这时，村子里响起枪声，农妇全身颤抖起来。

后来她把发生过的事情告诉大家，但谁也无法理解，连她也无法解释清楚。

这就是《农夫与蛇》的寓言里受到谴责的良善。这就是宽恕塔兰图拉食婴毒蛛的良善。这就是精神失常的、有害的、盲目的良善！

人们随心所欲地在寓言和故事里，搜集这种不表示一定意义的良善所带来和可能带来危害的例子。没有必要害怕它！害怕它如同害怕一条偶然从江河流入咸海的淡水鱼。

偶尔，非理性的良善也会给社会、阶级、种族、国家造成危害，但由天生良善的人们发出的光芒使这种危害黯然失色。

它，这种傻瓜的良善，就是人身上的人性，它与人不同，它高于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高度。它说，生活不是恶。

这种良善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是不表示一定意义的。它是本能的，它是盲目的。一旦基督教把它体现在教堂神父的教义中的时候，它开始黯淡无光，精华变成了糟粕。当它默默无声、无意识和无一定意义的时候，当它存在于人心那活生生的朦胧中的时候，当它没有成为传教士的手段和商品的时候，当它的矿金没有被铸成神圣的金币的时候，它是强大的。它似生活一样普通。甚至耶稣的布道也剥夺不了它的力量，因为它的力量存在于人的心灵的缄默中。

但是，我在怀疑人之善的同时，也怀疑良善。我为它的软弱无力感到难过！它有什么益处，它是没有影响力的。

我想，它是软弱无力的，它无力而美好，犹如一滴露珠。

如何使它变得强而有力，不干涸，不泯灭，不像教会使它干涸和消失殆尽那样。当良善软弱无力时，它是强大的！当人刚想使它变得强大时，它就失去自己，变得黯然失色，暗淡无光，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我才发现恶的真正力量。上天空空如也，地上只有人。用什么去除恶？用一滴滴闪闪发光的露珠，用人的良善？可是，要知道倾大海和云彩的全部水分，集自福音时代至残酷今日所有杯水车薪的露水，是无法扑灭恶的烈焰的。

因此，我失却了在上帝、在自然界寻觅善的信心，我也开始失却对良善的信心。

但是，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在我面前展现得越多越广，我就愈发清楚地看到，人性不可遏止地继续存在于倒在染满鲜血的国土上，倒在毒气室大门旁的人们的身上。

我在地狱里锻炼自己的信念。我的信念自焚尸炉的火焰中涌出，穿过毒气室的水泥墙。我看到，不是人在与恶的搏争中软弱无力。我看到，是强大无比的恶在与人的斗争中束手无策。在无一定意义的良善的软弱无力中，有着它那永生不灭的奥秘。它是不可战胜的。它越傻里傻气，越无一定的意义，越软弱无力，它就愈发巨大。恶在它面前束手无策！先知、布道者、宗教改革家、首领和领袖们在它面前无能为力。它这种盲目无声的爱，才是人的意义所在。

人的历史并非一场善极力战胜恶的大战。人的历史是一场强大的恶极力把人性的种子碾成齑粉的大战。但倘若今天人性没有在人身上被扼杀，那么恶已经不能取胜。

莫斯托夫斯科伊读完后，半闭着眼睛坐了一会儿。

是的，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人写的。这是一场精神贫乏的悲剧！

他泄气地宣称，上天空空如也……他把生存看作一场人人反对人人的战争。而最后他老调重弹，大谈老太婆的良善，并且打算用灌肠子的喷嘴扑灭世界之火。这一切多么可悲！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孤独地望着灰墙，记起浅蓝色安乐椅和同利斯的谈话，心情十分沉重。这不是头脑的厌烦，而是心灵的苦闷，呼吸变得十分困难。看来，他对伊孔尼科夫的猜疑是徒劳的。疯老头所写的东西不仅引起他，而且引起晚上与他谈话的那个丑恶之徒的鄙夷。他再次思考自己对切尔涅佐夫的感情，思考对他的蔑视和憎恨，秘密警察谈到这种人时也表现出同样的情绪。惶惑不安的苦闷和孤寂攫住了他，显得比肉体的痛苦更为沉重。

17

谢廖扎·沙波什尼科夫指着放在食品袋旁一块砖上的书说：

“读过啦？”

“又读了一遍。”

“喜欢吗？”

“我更喜爱狄更斯。”“哦，狄更斯。”

他说话的语气，带着嘲笑和高傲。

“你喜欢《巴马修道院》 [47] 吗？”

“不是很喜欢。”他想了想回答说。随后又补充：“今天我要同步兵一起把德国人从隔壁的一家农舍里撵出去。”

他明白她的目光，又说：

“当然，是格列科夫下的命令。”

“那其他迫击炮手也去吗，琴佐夫呢？”

“不，就我一个。”

他们沉默了片刻。

“他还缠着你？”

她点点头。

“那你呢？”

“这你知道。”她想起可怜的阿兹罗一家。

“我觉得，今天我会被打死哩。”

“干吗让你同步兵一块去，你是迫击炮手。”

“可为什么他要把你留在这里？无线电发报机被炸得粉碎。早就该打发你到团里去了，一般是去左岸。你在这里派不上用场，成了没有职务的未婚妻。”

“可我们能天天见面哟。”

他挥挥手走了。

卡佳回头望了望。本丘克正从二楼上看热闹，还嘻嘻笑着。看来一定是沙波什尼科夫看到了本丘克，所以才突然离开的。

傍晚前，德国人朝楼房开炮，三个人受了轻伤，一堵内墙倒塌，堵住了地下室的出口。刚把它挖开，一发炮弹又打塌一片墙，把地下室的出口重新堵上，于是大伙重新把它刨开。

安齐费罗夫朝尘土弥漫的半昏暗处张望了一下问：

“哎，报务员同志，您还活着吗？”

“活着。”文格罗娃在半昏暗的地下室里回答说，打了个喷嚏，吐出口殷红的唾沫。

“祝您健康。 [48] ”工兵说。

天一黑，德国人开始放照明弹，打机枪，有几次还飞来架轰炸机，投下几枚爆破弹。谁也没睡。格列科夫亲自打机枪，步兵们一边可怕地骂娘，用工兵铲挡住脸，一边拼命把德国人打回去。

德国人似乎已经感觉到，对不久前被他们占领的这幢无主楼房的进攻即将开始。

枪声一停息下来，卡佳便听到德国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甚至连他们的笑声也听得十分清楚。

德国人的发音相当不准，说的话同上外语课时学的大不一样。她发现，小猫从自己的垫子上爬了下来。后面的两只爪子不会动弹，它用一对前爪爬行，匆匆爬到卡佳身边。

后来它不再爬动，颌骨好几次张开又合上。卡佳想抬起它低垂的眼睑。“死了。”她想，感到有点儿怕脏。突然她明白，小东西已经预感到死亡，于是想到了她，爬到她跟前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她把小猫的尸体放进坑里，填上几块碎砖。

照明弹的光亮充满了整个地下室，她想象，地下室里没有了空气，她呼吸到某种带血液体的气息，这种液体从地下室流出来，从每块砖头里渗出来。

瞧，德国人正从远处的角落里爬过来，悄悄向她这儿靠近，眼看就要把她抓住，拖走。他们的冲锋枪在很近的地方，仿佛就在身边响着。也许，德国人把二楼收拾了？也许他们将不从下面爬上来，而会从上面跳下来，从上面的缺口处来到地下室？

为了使自己镇定下来，她极力回想那张钉在楼门上的卡片：“季霍米罗夫家——一短声，济格家——两短声，切利穆什金家——三短声，法因贝格——四短声，文格罗夫家——五短声，安德留先科——六短声，别哥夫——一长声？……她极力回想法因贝格那口放在煤油炉上盖着胶合板的大锅，回想阿纳斯塔西娅·斯捷潘诺夫娜·安德留先科那只蒙着袋形布套、搪瓷多处剥落、吊在粗绳索环上的大洗衣盆。她给自己铺好床，在床单和弹性十足的弹簧之间垫上母亲的那条棕色头巾、一块短棉绒和一件开了线的春秋大衣。

后来，她的思绪集中到这座“6-1”号楼上来。眼下，当希特勒分子拼命往里闯，从地底下往上爬的时候，她已经不为最粗野的骂人话而气恼，曾经令她的脸庞、脖子，甚至军大衣下面的双肩都变得绯红的格列科夫的目光也不再使她感到害怕。开仗这几个月来，她听到了多少下流话！她不得不通过“无线电联系”同秃头中校进行多次糟糕的谈话。那时，他的假牙闪闪发光，他暗示她可以按自己的心愿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通信站里。

姑娘们正在唱一首忧伤的短歌：

……秋日的夜晚多美好，

长官亲热温存把她抱。

清早他心肝宝贝一个劲儿叫，

从此她搔头弄姿把风流尝……

她并不是个怕死鬼，那样的心理状态自然而然便形成了。

她头一回见到沙波什尼科夫时，他正在吟诗。那时，她心想：“一个白痴。”后来他两天不打照面，可她又不好意思打听他的情况，一直在想，别是他给打死了。后来有个晚上他突然露面了，她听到他在对格列科夫讲，他如何没有得到准许就离开了集团军司令部的掩蔽部。

“对，”格列科夫说，“你开小差到我们阴间来了。”

从格列科夫那儿离开后，沙波什尼科夫经过她身旁，没看她一眼，也没再回头瞧瞧。她有点不高兴，过后索性大为生气，心想：“傻瓜。”

后来她听到楼里的居民在议论，谁更有机会头一个同卡佳睡上一觉。一个说：“明摆着，是格列科夫。”

另一个说：“这不是事实。瞧，名单上谁排在最后一位？我敢说，是迫击炮手谢廖扎。姑娘越年轻，越倾心于有经验的男人。”

后来，她发现大伙几乎不再同她嬉闹和开玩笑。每当楼里的居民提到卡佳，格列科夫就掩饰不住他的不高兴。

有天，大胡子祖巴列夫叫她：“喂，楼长夫人。”

格列科夫并不着急，但显然已经胸有成竹，而她也感觉得到他的自信。自从无线电发报机被炸弹片击毁后，他命令把她安顿在很深的地下室的一个隔间里。

昨天他对她说：“我这辈子从来还没有见到过像你这样的姑娘。”并且补充：“要是我在战前遇上你，非娶你不可。”

她想说，这得先问问她。但她嘟哝一下，没说出口。

他对她没有别的举动，也不对她说粗鲁的、厚颜无耻的话，但一想起他，她就觉得害怕。

昨天他还忧郁地对她说：

“德国人很快就要开始进攻。我们居民中未必有谁能幸免于难。德国人的楔形攻势早已对准了我们这幢楼房。”

他用缓慢的、专注的目光把她打量了一番。卡佳感到不寒而栗，倒不是由于想到即将来临的德国人的进攻，而是因为这缓慢平静的目光。

“我会顺便上您那儿去的。”他说。好像这句话和那句关于德国人进攻之后“未必有谁能幸免于难”的话之间并无什么联系，但卡佳明白，是有联系的。

他不像她曾经在科特卢巴尼城郊见到过的那些指挥员。他同人说话不大吼大叫，不恫吓威胁，因此大伙都听他的。他坐着，抽着烟，讲着，听着，同士兵没有什么两样，可威信很高。

她几乎不同沙波什尼科夫说话。她有时觉得，他钟情于她，但又像她那样，在赞叹或是吓唬他俩的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沙波什尼科夫是个弱者，没有处世经验，但她想求得他的保护，想对他说：“坐到我身边来。”她想让他感到快乐。同他聊天定会让人感到非常奇妙，仿佛什么战争呀、“6-1”号楼房呀都不存在了。他似乎感觉到了这一点，故意极力显得十分粗俗，有一次甚至当着她的面说起了下流话。

此刻她觉得，在她不太清晰的想法和格列科夫派沙波什尼科夫去攻击德国人占领的楼房之间有着某种残酷的联系。

听到冲锋枪的枪声，她想沙波什尼科夫正躺在红砖的小丘上，耷拉下没有理过发的僵死的脑袋。

她对他有一种强烈的怜惜，内心里混杂着各种感受：五光十色的夜间灯火、对母亲的思念、对格列科夫的恐惧和对他的赞叹，他正从孤零零的废墟中向德国的铁血师团发起冲击。

她想，只要能见到沙波什尼科夫活着回来，她将献出生命中的一切。

“可是倘若有人说，你是爱妈妈呢，还是爱他呢？”她想。

后来她听到了谁的脚步声，她用手指紧紧抓住一块砖，仔细聆听。

枪声静寂下来，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后背、双肩和小腿都痒痒起来，但她不敢去挠，生怕发出沙沙的响声。大伙问巴特拉科夫，干吗挠痒痒，他回答：

“这是神经性的。”

而昨天他却说：

“身上找到了十一只虱子。”

科洛梅伊采夫开玩笑说：

“有只神经性虱子正朝巴特拉科夫进攻哩。”

一旦她被打死，战士们便会将她扔进坑里，并且说：

“可怜的姑娘最爱长虱子。”

也许，这真是神经性的？但她明白，黑暗中有个人正朝她走来，这不是她的想象，不是由沙沙声、一明一灭的光亮和内心的极度紧张所产生的幻觉。卡佳问：

“谁？”

“是我，自己人。”黑暗中有人回答说。

18

“今天不出击，格列科夫改为明天晚上了。今天德国人自己倒一直在硬冲。顺便说说，我想告诉您，这本《修道院》我从来没读过。”

她没有应答。

他极力想在黑暗中好好看看她，为了满足他的愿望，爆炸的火光照亮了她的脸庞。一眨眼又是漆黑一片，他俩都沉默不语，仿佛商量好似的，等待着新的爆炸和闪光。谢廖孔握住她的手，把她的手指紧紧攥在手里。他生平头一回把姑娘的手握在自己手里。

满身污垢、长着虱子的无线电女报务员静静地坐着，她的脖子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照明弹的光亮突然闪烁，他们紧偎在一起。他搂住了她，她眯缝起眼睛，他俩都熟悉中学时代的故事：睁着眼睛亲吻，得不到爱情。

“这不是在闹着玩，对吗？”他问。

她把双手贴在他的鬓角上，把他的头朝自己那边扳。

“这是件终身大事。”他慢悠悠地说。

“真奇怪。”她说，“我有点怕突然间会有人来。可在这之前，不管谁来，利亚霍夫、科洛梅伊采夫、祖巴列夫……我都会感到很幸福。”

“格列科夫呢？”他提示道。

“那不。”她说。

他开始吻她的脖颈，解开她军上衣的金属扣子，用嘴唇触抚她瘦瘦的锁骨，可吻她的乳房他却拿不定主意。而她抚摸着他那坚硬的、没理过的头发，仿佛他还是个孩子。她已经知道眼下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该发生了。

他看了一下夜光表的刻度盘。

“明天谁带领你们？”她问，“格列科夫？”

“问这干吗？自己去，为什么要人领着我们。”

他再次拥抱她，突然间他手指冰凉，胸口也因为决心和激动觉得发凉。她半躺在军大衣上，觉得喘不过气来。他用手一会儿轻轻触摸着她那粗糙的、满是尘土的军上衣和裙子，一会儿触摸着她的粗帆布靴子。他的手感觉到她肌肤的温热。她想坐起来，但他又开始吻她。光亮又闪烁一下，一瞬间照亮了掉在砖地上的卡佳的船形帽和她的脸庞，在这瞬间他觉得她的面孔显得很陌生。立刻又是漆黑一片，而且不知为何分外的黑……

“卡佳！”

“什么？”

“没什么，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你为什么不看着我？”

“别这样，忍着点！”

她重新想起他和母亲，究竟谁对于她来说更珍贵。

“请原谅我。”她说。

他不明白她的意思，说：

“你别怕，这是件终身大事，要是还活着。”

“这是因为我想起了妈妈。”

“可我母亲死了。我只是现在才明白。她是因为爸爸遭流放的。”

他们搂抱着在军大衣上睡着了。“楼长”走到他们跟前，看他们睡得怎么样。迫击炮手沙波什尼科夫的头枕在无线电女报务员的肩膀上，一条胳膊挽着她的后背，像是怕失去她。格列科夫见他们那么安静，一动不动地躺着，还以为他们俩都死了呢。

黎明时分，利亚霍夫往地下室的隔间打量了一下，叫道：“喂，沙波什尼科夫，喂，文格罗娃，楼长叫你们了，得快点，半躬着腰，小跑步！”

格列科夫的脸色在多云寒冷的昏暗中，严肃而冷峻。他背靠墙站着，蓬乱的头发垂在低低的前额上。

他俩站在他面前，不知所措地倒着脚，竟没发现，他们还手拉着手。

格列科夫那扁平狮子鼻上的大鼻孔轻轻翕动着，说：

“沙波什尼科夫，原来如此，你现在就上团司令部去，我把你调职了。”

谢廖扎感觉到姑娘的手指在颤抖，于是把它们紧紧握住。而她感觉到他的手指也在颤抖。他张大嘴吸了口气，舌头和上颚发干。

寂静笼罩着多云的天空和大地。人们横七竖八地躺着，盖着军大衣，却似乎并没睡着，他们屏气凝神等待着。

四周的一切美好而诱人，于是谢廖扎想：“他像拆散一对农奴似的，把我赶出了天堂。”他哀求而又愤恨地盯着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眯缝起眼睛，盯着姑娘的脸庞，谢廖扎觉得他的目光丑恶、冷酷而又厚颜无耻。

“就这样，”格列科夫说，“无线电女报务员同你一起走，没有无线电发报机她在这里干什么，你把她带到团司令部去。”

他笑了笑。

“你们在那里自己找自己的路子。拿上证明，我给你们俩开在了一起，我不喜欢写东西。清楚啦？”

蓦地，谢廖扎发现，一双美好、人道、智慧、忧愁的眼睛在望着他，这样的眼睛他平生还从未见过。

19

步兵团政委皮沃瓦罗夫未能进入“6-1”号楼。

同孤楼的无线电通信中断，不知是无线电发报机损坏了，还是指挥部的严厉训斥惹恼了在楼房里当头儿的格列科夫大尉。

有一阵，通过迫击炮手共产党员琴佐夫，可以获得有关楼房被围困的情报，他报告说，“楼长”完全消沉下来，鬼知道他对战士们都说了些什么。不过，格列科夫同德国人打仗十分勇猛，这一点打小报告的人也不否认。

晚上，皮沃瓦罗夫正打算突破重围潜进“6-1”号楼房，团长别列兹金却得了重病。

他躺在掩蔽部里，脸烧得发烫，睁着水晶般透明的茫然失神的眼睛。

医生望着别列兹金，显得惊慌失措。他习惯于同受伤的肢体和穿洞的颅骨打交道，可此刻突然是一个人本身患起病来。

医生说：

“得拔罐，可到哪儿去搞这些个罐子呢？”

皮沃瓦罗夫决定向上级报告团长的病情，但师政委却给他打来电话，命令他立刻上司令部。

当皮沃瓦罗夫因为炮弹在近处爆炸不得不两次趴下，因而上气不接下气地走进师政委掩蔽部时，师政委正在同一个从左岸渡过河的营教导员谈话。皮沃瓦罗夫听说过此人，他曾经给部署在工厂区的部队作过报告。

皮沃瓦罗夫大声报告：

“按您的指示来到。”并立刻报告了别列兹金的病情。

“是啊，情况不太妙。”师政委说，“皮沃瓦罗夫同志，只得由您接替团长职务。”

“那被围困的楼房怎么办？”

“您哪能处理得了，”师政委说，“这幢被围困楼房四周的情况那么混乱，事情已经惊动了方面军司令部。”

他对着皮沃瓦罗夫挥舞着一封密码电报。

“我就是为这件事特意把您召来的。瞧，克雷莫夫同志得到方面军政治部的命令，去被围困楼房整顿那里的布尔什维克秩序，担任那里的政委。万一有什么情况就解除格列科夫的职务，由他担任领导……既然这发生在你们团的防区，就由您负责保障顺利进入这幢楼房和保持今后通信畅通所需的一切。明白吗？”

“明白。”皮沃瓦罗夫说，“一定完成。”

接着，他用普通且并非官气十足的声音问：

“同这样一帮小伙子们打交道，是您的专长吗？”

“正是我的专长。1941年夏天，我在乌克兰率领二百人冲出包围圈。那时的游击习气也够厉害的。”

师政委说：

“那好吧，克雷莫夫同志，行动吧。同我保持联系。国中之国——那是不允许的。”

“是，那里还发生一件同无线电女报务员姑娘不干不净的事。”皮沃瓦罗夫说，“我们的别列兹金一直担着心，他们的无线电发报机停止了通信。可那边的小伙子又是一帮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家伙。”

“行啦，到时候就会全搞清楚了，快行动吧，祝您成功。”师政委说。

20

格列科夫把沙波什尼科夫和文格罗娃打发走，又过了一天，克雷莫夫在一名自动枪手的陪同下出发，去被德军包围的著名小楼。

他们在月色如银的寒夜离开了步兵团司令部。克雷莫夫一进入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那柏油路面院子，便感到死亡的危险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和清晰。

与此同时，激奋、欢愉的感觉依旧如故。突然从方面军司令部发来的密码电报，仿佛向他承认，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一切都是按另一种方式进行的，这里有另一种关系，另一种评价，另一种对人的要求。克雷莫夫重新成为克雷莫夫，不再是残疾军人中的一名残疾人，而是布尔什维克的政委。危险和困难的任务吓不倒他。当他从师政委的眼睛里、从皮沃瓦罗夫的眼睛里，重新发现党内同志经常对他流露的那种目光，心里充满甜蜜和喜悦。

被炮弹打得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中央，一门被摧毁的团属火箭炮旁边躺着个被打死的红军战士。

不知为什么，现在，正当克雷莫夫的心中充满生机勃勃的希望，正兴高采烈的时候，这具尸体的模样使他大吃一惊。他无数次见到过死人，已经对他们无动于衷。可如今他却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尸体醉心于永恒的死，像只小鸟一样孤立无援地躺着，蜷起双腿，仿佛感到了寒冷。

一个身穿皱皱巴巴灰色外套、手提鼓鼓囊囊军用提包的政治指导员和几名红军战士，用雨布帐篷拖着反坦克地雷和混杂在一起的大面包从旁经过。

可死者已经不需要面包和武器，他也不再想收到忠贞妻子的来信。他以自己的死表明他不是个强者，而变成了个最弱者，变成了一只连小蚊子和小蝴蝶都不怕他的、死了的小麻雀。

炮兵们在车间的一堵墙的缺口里安放团属加农炮，并同重机枪手们对骂着。根据争吵者们的手势，可以大致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你们知道，我们的机枪在这里待多久了吗？你们还在对岸游游荡荡时，我们已经在这里射击了。”

“你们这帮无耻之徒，你们算什么东西！”

天空呼啸起来，一发炮弹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爆炸。弹片飞到墙上发出撞击声。走在克雷莫夫前面的冲锋枪手回头望了一眼，看政委是否给打死了。他等克雷莫夫上来后说：

“政委同志，您别担心，我们这里算是二梯队，大后方。”

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克雷莫夫终于明白车间墙边的院子是个平安之地。

他们只得边跑，边卧倒，把脸紧贴地面，再跑，再卧倒。有两次他们跳进有步兵埋伏着的壕沟里，他们在被烧毁的楼房中间飞跑，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只有炸弹的哀号和呼啸……

自动枪手又安慰克雷莫夫说：

“最主要的是别俯冲轰炸。”然后又建议：“喂，政委同志，我们快往弹坑那边跑。”

克雷莫夫爬进炸弹坑底，朝上望了一眼。头上是湛蓝的天空，自己的脑袋没有炸掉，还像原先那样在肩上待着。当双方派遣的死神在你头上悲号歌唱的时候，人们还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真是件奇怪的事情。

躺在死神用平头铲挖出的大坑里，有这么一种安全感，也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冲锋枪手不容他喘口气，便说：

“跟着我爬！”说着就在坑底黑黝黝的通道里爬行起来，克雷莫夫跟着他使劲往前爬，狭窄的通道变得宽起来，一块顶板竖在上面，他们进入巷道。

地下传来地面上的喧嚣声、拱门的震动声和地下工程的隆隆声。有的地方黑压压的管道密密麻麻，手臂粗的黝黑电缆纵横交错，墙上用防锈漆写着：“马霍夫是头蠢驴。”冲锋枪手拧亮手电筒说：

“我们这上面有德国人走动。”

很快他们拐进一条狭窄的地道，朝勉强能够察觉到的灰色亮点方向运动。光点在地道深处变得越来越明亮清晰，爆炸声和机枪的点射声也越来越猛烈。

突然间，克雷莫夫觉得他越来越靠近断头台。但他们终于走上地面，而克雷莫夫首先见到的是人们的脸，它们给他的印象是异乎寻常的平静。

一种既高兴又轻松的无法形容的感觉攫住了克雷莫夫。甚至汹涌狂暴的战争在他看来也并不像是个生死阴阳界，倒像是场落在年轻力壮、充满生命活力的旅游者头上的暴雨。

某种清晰强烈的自信心包围着他，使他深信，他经历了自己命运中新的幸福的转折点。

在这明亮耀眼的日光中，他仿佛见到了自己的未来，他将竭尽自己的智慧、意志和布尔什维克的激情重新面对生活。

自信和年轻的感觉，同妻子离他而去的痛苦混杂在一起，她曾是他最最心爱的人。

但现在他觉得并没有永远失去她。她将同她的魅力，同她原先的生活，一起回到他的身边。他跟着她走！

一个把船形帽歪戴在前额上的老头，俯身站在一堆在地板上燃烧着的篝火边，用刺刀翻动着在盖房用的洋铁皮上烤着的土豆饼，烤好的饼搁在一个钢盔里。见到通信员，他急忙问道：

“谢廖扎在那边吗？”

通信员严肃地说：

“有首长到！”

“多大岁数啦，老大爷？”克雷莫夫问。

“六十。”老头答道，并解释说：“我是工人民兵。”他又瞟一眼通信员。

“谢廖什卡在那边吗？”

“他不在团里，大概上友邻部队了。”

“唉，”老头懊丧地说，“下落不明。”

克雷莫夫向大家问好，回过头来，仔细打量地下室。地下室用隔板隔成两间，一间架着一门团属加农炮，炮筒从墙上捣开的洞口里伸出。

“像艘战列舰。”克雷莫夫说。

“是的，就是没有水。”一名红军战士说。

再远些，石头坑和掩壕里安了几门迫击炮。

地板上放着带尾翼的迫击炮弹。远处有架蒙着雨布的手风琴。

“瞧，‘6-1’号楼还坚守着，没有向法西斯分子投降。”克雷莫夫大声说，“全世界和千百万人民将为此感到高兴。”

人们沉默着。

波利亚科夫老头把盛满烤饼的钢盔端到克雷莫夫跟前。

“波利亚科夫是怎么烤饼的，这件事也没人写写？”

“您还有心思开玩笑呢，”波利亚科夫说，“可我们的谢廖什卡给人撵走了。”

有名迫击炮手问：

“第二战线还没开辟吗？没任何消息吗？”

“暂时还没有。”克雷莫夫回答说。

一个穿背心、敞着制服的人说：

“那天，伏尔加河那边一门重炮刚开始朝我们猛轰，科洛梅伊采夫就被气浪打翻在地，他爬起来便说：‘嘿，伙计们，第二战线开辟啦。’”

黑头发小伙子悻悻地说：

“说这些废话干什么，要不是这门炮，我们谁都别想在这儿待着，全被德国人收拾干净了。”

“哎，你们的指挥员在哪儿？”克雷莫夫问。

“这不，在那边前沿上趴着呢。”

支队长趴在高高的砖堆上，正用望远镜进行观察。

克雷莫夫叫了他一声，他不乐意地转过脸，假意把根指头放在唇边上做了个警告姿势，又拿起了望远镜。过会儿他的肩膀抖动起来，他在笑。他爬下来，笑嘻嘻地说：

“一盘臭棋。”他瞥一眼克雷莫夫肩章上的绿色杠杠和军衣上的政委星形标志，“您好，政委同志，欢迎光临我们寒舍。”并自我介绍：“楼长格列科夫。您是从我们的地道过来的？”

他身上的一切——无论是目光、急促的动作，还是扁鼻子上的两个大鼻孔，都显得粗鲁和失礼。

“没关系，没关系，我会让你折服的。”克雷莫夫心想。

克雷莫夫开始向他提出问题。格列科夫回答得懒洋洋的且心不在焉，不断打哈欠，东张西望，好像克雷莫夫的问题影响他思考一些真正重要和需要的事情。

“把您换下去怎么样？”克雷莫夫问道。

“那何必呢？”格列科夫答道，“只是得补发点烟草，当然还有迫击炮弹、手榴弹，如果舍得的话，派玉米机送点伏特加和什么吃的东西来？……他扳着指头说。

“就是说，不打算离开？”克雷莫夫情不自禁盯着格列科夫那张丑脸，怒冲冲地问。

他们沉默着，在这短暂的沉默中，克雷莫夫克制住自己想让这座被围楼房里的人们服从于他的想法。

“写战斗日记了吗？”他问。

“我没有纸。”格列科夫回答说，“没什么可写的，也没时间，再说也没有必要。”

“您是受一百七十六步兵团团长的管辖。”克雷莫夫说。

“是，政委同志。”格列科夫回答说，并嘲讽地补充：“当新村被分割包围后，我在这幢楼里集合起人员和武器，打退了三十次冲锋，烧毁八辆坦克，我上头再也没有指挥员了。”

“您是否了解自己部队今天现有兵力的确切人数，检查过吗？”

“我干吗检查，我又没有提交过队列表，难道行政管理处要给我们补领供应品？我们吃的是烂土豆，喝的是臭水。”

“楼里有妇女吗？”

“政委同志，您好像在审讯我？”

“你们有被俘的吗？”

“没有，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那么您的无线电女报务员在什么地方？”

格列科夫咬咬嘴唇，两条眉毛拧在一起，回答说：

“这个姑娘是德国间谍，她招募了我，后来我把她强奸了，再后来我把她给毙了。”他挺着脖子，“难道您就需要从我嘴里得到这样的回答不成？”接着，又嘲讽地说：“我发现，事情有股惩戒营的味道，是这样吗，首长同志？”

克雷莫夫沉默片刻，盯着他说：

“格列科夫呀格列科夫，您的脑袋都忙得晕头转向了。我也在包围圈里待过，我也受过审。”

他望着格列科夫，慢吞吞地说：

“我得到命令，必要时解除您的指挥员职务，由我亲自指挥。为什么您要自讨苦吃，要逼我走这条路？”

格列科夫默不作声，思忖着，注意地听着，然后说：

“安静下来了，德国人休息了。”

21

“这样也好。”克雷莫夫说，“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坐下来，把下一步情况搞清楚。”

“干吗两个人？”格列科夫说，“在我们这里，大家一起战斗，一起搞清下一步情况。”

克雷莫夫喜欢格列科夫的粗鲁劲，同时又感到生气。他想给格列科夫讲讲乌克兰的被围，讲讲自己战前的生活，好让格列科夫别把他当作一名官僚。但克雷莫夫也感到在这样的叙述中会暴露他的弱点。可他到这座楼来是要显示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弱点。他可不是政治部的官僚，他是政委。

“没关系。”他心想，“政委不会把事情搞糟的。”

人们或在僻静处坐着，或在砖堆上半躺着。格列科夫说：

“今天德国人已经不会再来。”并向克雷莫夫建议：“政委同志，吃点东西吧。”

克雷莫夫在休息的人中间紧挨着格列科夫坐下。

“我见到了大伙，”克雷莫夫说，“脑子里便一直在打转转：俄罗斯人经常打败普鲁士人。”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小声附和道：

“对！”

但在这声“对”中，包含有多少对习以为常的说法宽容的嘲笑，而这时从坐着的人们中间发出了一阵声音不大的友好的笑声。对于俄罗斯人身上蕴蓄着多么巨大的力量，他们并不比第一个提出“俄罗斯人经常打败普鲁士人”的那个人了解得更少。他们自己就是这种力量的直接体现。但是，他们知道并懂得，普鲁士人今天之所以能打到伏尔加河畔和斯大林格勒，完全不是因为俄罗斯人经常把他们打败。

这一刹那，克雷莫夫心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从不喜欢政治工作人员颂扬昔日的俄罗斯统帅们，他的革命精神十分厌恶《红星报》的文章经常引用德拉戈米罗夫 [49] 的话。他觉得没有必要颁发苏沃洛夫勋章、库图佐夫勋章和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 [50] 勋章。革命就是革命，它的军队只需要一面旗帜——红旗。但为什么正是今天，当他重新呼吸到熟识的列宁革命的空气时，会产生这些感觉和想法呢？

于是，战士中不知是谁发出的那声满含嘲笑的懒洋洋的“对”。痛苦地刺伤了他。

“同志们，没有必要教你们该怎么打仗。”克雷莫夫说，“这些你们自己都将教会每个人。可是为什么指挥部还认为需要派我上你们这儿来呢？就是说，我上你们这儿来是为了什么？”

“为了喝汤，是为菜汤来的吗？”有人友善地小声推测道。

但听众们对这句小心翼翼的推测所报以的笑声，那声音可就大多了。克雷莫夫瞧一眼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同大伙一起笑着。

“同志们，”克雷莫夫说，脸上泛起恼怒的神色，“严肃些，同志们，是党派我上你们这儿来的。”

这是什么意思？是偶然的情绪，还是蓄意谋反？是觉得自己有力量，有经验，因而不愿听政委的讲话？也许，听众们的嬉笑并无任何谋反的意思，而只是一种在斯大林格勒十分强烈的平等感的自然流露？

可是为何克雷莫夫过去曾赞赏过的这种自然的平等感，现在会使他这么反感，他甚至想把它压下去、捆起来呢？

克雷莫夫在这里同人们的关系不好，并非因为他们颓丧、惊慌、胆小。他们在这里感到自己有力量、充满信心，难道他们身上产生的这种感觉反倒削弱了他们同克雷莫夫政委的关系，使他和他们双方产生了疏远和敌意？

烤煎饼老头说：

“这不，我早就想问问党内的人。政委同志，听说到了共产主义一切将各取所需，如果每个人，特别是从清早起就各取所需，一直喝下去，那大伙不全成了酒鬼啦？”

克雷莫夫朝老头转过头去，看到他脸上溢出真切的关注。

可格列科夫却笑起来，他的那双眼睛在笑，两个又大又宽的鼻孔笑得都鼓了起来。

头上缠着带血脏绷带的工兵问：

“政委同志，集体农庄怎么样？似乎战后该把它们消灭了吧。”

“就这方面作个报告倒不错。”格列科夫说。

“我上你们这里不是来作讲演的。”克雷莫夫说，“我是政委，我来是为了帮你们克服不被允许的游击习气。”

“请克服吧！”格列科夫说，“那谁去克敌制胜呢？”

“您别担心，会找到克敌制胜的人的。我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是来喝汤的，而是来煮熟布尔什维克这锅饭的。”

“好吧，那就克服吧。”格列科夫说，“煮熟吧。”

克雷莫夫冷冷一笑，立刻严肃地打断他的话：

“格列科夫，需要把您连同布尔什维克这锅饭一起煮熟吃了。”

此刻，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平静而自信。对于什么样的决定将是最正确的犹豫已经过去。只记得，必须解除格列科夫的职务。

克雷莫夫现在已经看清格列科夫身上的敌意和格格不入，不能让它们来贬低和妨碍在被围困楼中所创建的英雄功绩。他知道，他对付得了格列科夫。

天黑以后，克雷莫夫走到楼长跟前说：

“格列科夫，让我们严肃地、开诚布公地谈谈。您想要什么？”

格列科夫飞快地抬头上仰——他坐着而克雷莫夫站着——看一眼克雷莫夫，他高兴地说：

“我想要自由，我为自由而战。”

“我们全都想要自由。”

“得了吧！”格列科夫挥下手，“它对您有什么用？您只需要对付得了德国人就行啦。”

“别开玩笑，格列科夫同志。”克雷莫夫说，“为什么您不制止一些战士错误的政治言论？啊？凭您的威信，这件事您可以做得不比任何一个政委差。可我有这么个印象，他们一面胡言乱语，一面看您的脸色，好像在等待您的赞许。瞧那个提到集体农庄的战士，为什么您支持他？我直截了当对您说：让我们一起把这种局面整顿一下。要是您不愿意，我同样直截了当对您说：我不是在闹着玩。”

“说说集体农庄，有什么可奇怪的？其实谁也不喜欢它。这点您不比我知道得少。”

“怎么回事，格列科夫，您想改变历史进程？”

“难道您还想让一切回到老路上去？”

“这‘一切’指什么？”

“指一切。指全民的强迫劳动。”

他用懒洋洋的嗓音说着，不时抛出两句话，不时微微笑着。突然他稍稍振作起来，说：

“政委同志，别。我什么也没想，我这是存心逗逗您。我同您一样是苏维埃人，不信任使我感到委屈。”

“那么，格列科夫，别开玩笑了。让我们认真谈谈，如何消除不良的、非苏维埃的、发绿霉的情绪。您起的因，您来帮我把它消除掉。您可是还要与坏名声作斗争哩。”

“我想睡了。您也该休息了。您瞧吧，这里清早起来是怎么回事儿。”

“行，格列科夫，明天再说。我反正不打算离开您，哪儿也不急着去。”

格列科夫大笑起来：

“也许，就这么说定了。”

“全明白了。”克雷莫夫想，“不能采取顺势疗法 [51] 。我得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对政治上的驼子，靠说服工作是无法使他们直起腰来的。”

格列科夫突然说：

“您的眼睛长得不错。您很忧郁。”

这出乎克雷莫夫意料，他只把两手一摊，什么也没回答。可格列科夫好像听到了他对自己所说的话的认可，嘟哝道：

“我自己，您知道吗，也很忧愁。不过这算不得一回事，个人私事。这你在报告里可别写。”

夜间，克雷莫夫在睡梦中被一颗流弹打伤头部。子弹蹭破头皮，划伤了头骨。伤势并不危险，但是头晕得厉害，克雷莫夫无法站立，他总是想呕吐。

格列科夫吩咐搞了副担架，在寂静无声的黎明前把他从被包围的楼房里疏散了出去。

克雷莫夫躺在担架上，头晕目眩，脑袋嗡嗡作响，太阳穴一阵阵刺痛。格列科夫伴随担架来到地下通道口。

“您真不走运，政委同志。”他说。

蓦地，一种猜测灼伤了克雷莫夫——别是格列科夫夜间朝他开了一枪！

傍晚前，克雷莫夫开始呕吐，头痛加剧。

他在师部卫生营躺了两天，然后转送到左岸，安置在集团军医院。

22

皮沃瓦罗夫政委好不容易挤进卫生营昏暗的土窑，见到令人心情沉重的场面——伤员都横七竖八在地上躺着。他未能在卫生营遇上克雷莫夫，前天晚上他已被撤至左岸。

“他怎么刚去就受伤了？”皮沃瓦罗夫思忖着，“也许是他不走运，可也许是他走运。”

皮沃瓦罗夫同时想，是否值得把生病的团长转送到卫生营去。他回到司令部的掩蔽部，路上差点没被德军的地雷炸死。皮沃瓦罗夫告诉自动枪手格卢什科夫，卫生营不具备治疗病人的任何条件，四周乱扔着一大堆带血的纱布、绷带和药棉，走到跟前都觉着毛骨悚然。格卢什科夫听政委讲完后说：

“当然，政委同志，在自己的掩蔽部里总好些。”

“是啊。”政委点头说，“那里不分谁是团长，谁是战士，全在地上躺着。”

按军衔理应躺在地上的格卢什科夫说：

“当然，这怎么行！”

“他刚才说过些什么？”皮沃瓦罗夫问。

“没有。”格卢什科夫挥一下手，“说什么啊，政委同志，给他捎去封妻子来的信，信搁着，他不看。”

“你说什么？”皮沃瓦罗夫说，“瞧，病成这个样子。事情不妙呀，不看信！”

他拿起信，在手上举着，拿到别列兹金跟前，严肃地开导说：

“伊万·列昂季耶维奇，夫人给您来的信。”等了一会儿，他又用完全另一种语调说：“万尼亚，您要明白，是妻子来的信，您难道不明白，啊，万尼亚？”

但是，别列兹金不明白。

他面色绯红，苍白无神的眼睛茫然地盯着皮沃瓦罗夫。

战争在这一天以顽强的劲头叩着掩蔽部的门，里面躺着重病缠身的团长。昨晚起几乎所有的电话通信都遭破坏，可不知为什么别列兹金土窑里的那部电话机却畅通无阻。师里和集团军司令部作战部打来的电话，友邻古里耶夫师的团长打来的电话，别列兹金团的营长波丘法罗夫和德尔金打来的电话，它们都通过这部电话机。掩蔽部里始终挤满了人，门咯吱响着，格卢什科夫挂在门边的军用雨布被掀得吧唧响。焦急和等待一早起就袭扰着众人。这天那不同往常的懒散的炮声，不经常的、漫不经心的、不准确的空袭使许多人都极其苦恼地相信：德国人将进行一次新的突击。这种估计同样折磨着崔可夫和团政委皮沃瓦罗夫，折磨着待在“6-1”号楼里的人们和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烟囱旁一早起就喝伏特加的正过生日的步兵排排长。

每当在别列兹金的掩蔽部里有特别可笑的或有趣的谈话，大伙都要回头望团长一眼——难道他连这些都听不见？

连长赫列诺夫扯着因晚上受凉而变得沙哑的嗓子对皮沃瓦罗夫说，黎明前他从作战指挥所的地下室出来，坐在一块石头上，仔细谛听德国人有没有干什么蠢事，突然间，天上传来气势汹汹的声音：“喂，赫列恩 [52] ，怎么不把油灯点上？”

赫列诺夫霎时傻眼了，谁在天上知道他的名字？他甚至害怕起来。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玉米机 [53] 熄了发动机，正在他的头顶滑翔呢。显然，驾驶员是想为“6-1”号楼空投食品，见他们没有在前沿立标记，便生了气。

掩蔽部里所有人都回头望着别列兹金，看他是否乐了。但只有格卢什科夫感觉到在病人呆板的眼珠里出现了一个跳跃的亮点。午饭时间到了，掩蔽部里显得空荡荡的。别列兹金静静地躺着，格卢什科夫叹了口气，因为团长躺着，而身旁便是那封充满期望的书信。皮沃瓦罗夫和接替牺牲的科申科夫任参谋长的少校去吃午饭。他们吃着美味的红甜菜汤，喝了一百克白酒。炊事员已经让格卢什科夫尝过这味道鲜美的红甜菜汤，可团长、一团之长却没吃，只从茶缸里喝了口水……

格卢什科夫拆开信封，走到床边，缓慢、小声而又清晰地念道：“你好，我亲爱的万尼亚，你好，我最心爱的，你好，我的好人。”

格卢什科夫皱皱眉头，接着念信上写的内容。

他在给不省人事地躺着的团长念妻子的来信。这封已经在军事检查机关被检查员们读过的信，写得温情、忧伤和感人。这封信世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读，那就是别列兹金。

当别列兹金转过头来说“拿这儿来”时，格卢什科夫并不感到十分吃惊，他伸过手去。

信笺在剧烈颤抖的手指里抖动着。

？……万尼亚，这里十分美丽。万尼亚，我是多么思念你。柳芭直问，为什么爸爸不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住在湖边，屋里很暖和，女主人有头奶牛，有牛奶，有你寄来的钱。我清晨出去，清冽的湖面上飘着槭树那黄的、红的树叶，可四周已是白雪茫茫，因此湖水分外湛蓝，天空也是湛蓝湛蓝的，而树叶却出奇的黄，出奇的红。柳芭问：为什么你哭了？万尼亚，万尼亚，我亲爱的，为所有的一切谢谢你，为所有、所有的一切，为你的善良谢谢你。为什么我哭了，这怎么解释呢。我啜泣是因为我活着，我因痛苦而哭泣，我活着，斯拉瓦却不在了。我因幸福而哭泣——你还活着。我呜咽，当记起妈妈和妹妹。我因晨光而哽咽，因为四周是那么悦目和那么怆然，处处、人人和我都充满哀戚。万尼亚，万尼亚，我亲爱的，我心爱的，我的好人？……

头昏眼花，周围的一切融成一片，手指打战，信同发烫的空气一起颤抖。

“格卢什科夫，”别列兹金说，“得让我今天就恢复健康。塔马拉可不喜欢这个词。那里怎么回事，开水炉没给砸扁吧？”

“开水炉好好的。一天里怎么康复呢？您发烧40度，就像刚喝过半公升白酒，怎么能马上好呢？”

几个战士把一只装过汽油的铁桶轰隆隆地滚进掩蔽部。桶里灌有半桶冒着热气的浑浊河水，水是战士们用煮衣锅和帆布小桶一点点倒入的。

格卢什科夫帮别列兹金脱去衣服，扶他走到桶边。

“还很烫，中校同志。”他用手在桶边摸了摸，立刻缩回手说，“这能把您煮熟哩。我给政委同志打了个电话，他上师长那里开会去了，我们最好等等政委同志。”

“等什么？”

“万一您出了什么事，我只好把自己打死。要是我不敢，政委皮沃瓦罗夫同志也会给我来一枪的。”

“来，帮帮我。”

“您决定吧，我哪怕给参谋长打个电话也好呀。”

“哼！”别列兹金说。

虽说这声沙哑短促的“哼”是一个光着身子勉强站着的人发出的，格卢什科夫还是立刻不再争辩。

爬进桶里，别列兹金哼哼起来，辗转不安。格卢什科夫望着他，也哼哼起来，围着桶转。

“像是在产房里。”不知为何他这么想。

别列兹金暂时失去了知觉，战斗警报也好，疾病的高烧也好，一切都变成漆黑一团。突然间一切都停住了，心脏停止跳动，热水引起的剧痛不再是无法忍受的了。后来，他苏醒过来，对格卢什科夫说：

“得把地板擦干。”

但是，格卢什科夫并没看见水从桶边溢出。团长那血红色的脸庞开始发白，嘴半张着，刮得光光的脑袋顶上沁出大颗大颗在格卢什科夫看来是浅蓝色的汗珠。别列兹金又开始昏迷，但当格卢什科夫试图把他从桶里拽出来时，他清楚地说：

“不到时候。”说着便猛咳起来，咳嗽发作刚过，不等缓过气来，别列兹金便说：“加点热水。”

他终于从水里爬出来，格卢什科夫垂头丧气地望着他。他帮别列兹金擦干身子，扶他躺到床上，替他盖上被子和军大衣，后来索性把掩蔽部里所有的东西——雨布、棉衣、棉裤，全加在了他身上。

当皮沃瓦罗夫回到掩蔽部时，一切都已经收拾利落，只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热气。别列兹金静静地躺着，睡着了。皮沃瓦罗夫俯身站在他身边。

“他有张招人喜爱的脸。”皮沃瓦罗夫思忖着，“此人倒没写过揭发材料。”

今天他整天都在为想起一件往事而感到不安。五年前，他揭发过自己两年制培训班里的同窗好友什梅廖夫。今天，当激战前出现这种不祥的、令人苦恼的、揪心的平静时，各种胡思乱想和什梅廖夫钻进了他的脑海里。那时什梅廖夫一脸可怜痛苦的表情，斜愣着眼睛听他最好的朋友皮沃瓦罗夫在会上宣读他的声明。

晚上十二时左右，崔可夫绕过师长打电话到部署在拖拉机厂工人新村的团里。这个团让他特别不放心。侦察部队曾报告，在这个地段上，德军坦克和步兵正在进行最为顽强有力的集结。

“喂，你们那边怎么样？”他生气地说，“你们那边到底谁在指挥全团？巴秋克告诉我，团长得了什么肺炎，想把他往左岸送。”

一个干哑的嗓子回答：

“是我，别列兹金中校在指挥全团。着了点凉，现在全正常了。”

“我听出来了。”崔可夫像是幸灾乐祸地说，“你嗓子哑得厉害，不过德国佬会给你热牛奶喝的。全给你准备好了，注意，会把你们给淹没的。”

“明白，一号同志。”别列兹金说。

“要是明白，”崔可夫威胁道，“那就记住，如果你想后退，我就让你尝尝糖拌生蛋黄，不比德国佬的牛奶差。”

23

波利亚科夫同克利莫夫商定晚上去团部，老头想把沙波什尼科夫的下落打听个明白。

波利亚科夫对格列科夫说了自己的打算，格列科夫乐了。

“去吧，去吧，老大爷，你自己在后方稍事休息，再回来报告他们在那边的情况。”

“连同卡佳一起打听？”波利亚科夫问，他想象不出格列科夫怎么会同意他的请求。

“可他俩不在团里。”克利莫夫说，“我听说，团长把他俩调到扎沃尔日耶去了。也许他们已经在阿赫图巴登记了呢。”

波利亚科夫，这个恶老头，偏又问格列科夫：

“敢情，那您就撤销命令，或是写封信去？”

格列科夫朝他飞快地瞪了一眼，但平静地说：

“行了，走吧。说定了。”

“明白。”波利亚科夫心想。清晨四点，他们顺着地道爬行。波利亚科夫的脑袋不时撞到支架上，他用极其粗野的话大骂谢廖什卡·沙波什尼科夫，为自己惦记小伙子感到生气和难为情。

地道开始宽了些，他们坐下来稍事休息。克利莫夫乐呵呵地说：

“你怎么不带点糖果、甜食之类的小礼品？”

“去他的吧，臭小子！”波利亚科夫说，“给他带块砖头尝尝才好哩。”

“当然，”克利莫夫说，“这件事也只有你去，只有你准备游到扎沃尔日耶去。也许，老头，你是想见到卡佳吧，吃醋吃得快疯了吧？”

“走吧！”波利亚科夫说。

很快，他们爬上地面沿无主地猛跑。四周一片寂静。

“突然战争结束了呢？”波利亚科夫心想，并且以惊人的想象力想象自己的家：一盘红甜菜汤搁在桌上，妻子正在收拾他逮来的鱼。他甚至觉得浑身热乎乎的。

这天夜间，保卢斯将军下达了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地段发起进攻的命令。

两个步兵师必须进入被飞机、坦克、大炮突破的工厂大门。半夜起，士兵们手掌上的烟卷现出星星点点红色的火光。

黎明前一个半小时里，容克机的发动机一直在工厂各车间上空轰鸣，轰炸开始后轰鸣声就没有减弱和停息过。如果在这密集的轰鸣声中出现过短暂的间隙，那它也立刻为炸弹那竭尽自己沉重的钢铁巨力急匆匆往地面飞去的呼啸声所充填。连续不断、密密匝匝的隆隆声仿佛要穿透每个人的头骨，砸断每个人的脊梁。

天色开始微亮，但工厂区上空依然是长长黑夜。

仿佛是大地自己在喷射那电闪雷鸣、浓烟黑尘。

别列兹金团和“6-1”号楼经受了最为强烈的打击。

全团驻地上被震聋的人们，骇然跳了起来，明白德国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始了新的欲置人于死地的野蛮行动。

突然遭到空袭的克利莫夫拽着老头急忙朝无主地方向飞奔，那里有九月底被重磅炸弹炸起的许多弹坑。得以从炸塌的战壕里跳出来的波丘法罗夫营的战士们，也朝无主地方向猛跑。

德军和苏军战壕间相距很近，部分炸弹落到了德军前沿，炸死许多正向前移动准备进攻的德军先头师士兵。

波利亚科夫觉得，汹涌的伏尔加河沿岸刮起了一股凶猛异常的阿斯特拉罕旋风。波利亚科夫好几次被掀翻在地，跌得晕头转向，忘了自己是在什么世界上，是青年还是老头，分不清高低上下和东西南北。但克利莫夫一直拽着他，他们终于掉进一个很深的弹坑里，滚到又湿又黏的坑底。这里加倍的黑暗，夜晚的黑暗、烟尘的黑暗和深坑的黑暗纠缠在一起。

他们一老一少并排躺着，头脑中有着一线可爱的希望之光，有着对生的希冀。这线光明、这种希冀不仅在人类的，而且在最简单的动物和鸟类的头脑中和心灵中燃烧。

波利亚科夫轻声骂着娘，觉得一切不幸全是由谢廖扎·沙波什尼科夫引起的。他嘟哝道：“谢廖什卡可把我搞苦啦！”而内心却在为小伙子祈祷。

这样密集的轰炸不可能持续太久，它已经达到了极限。可是时光流逝，而疯狂的隆隆声并没减弱，黑色的烟尘并没消散，反而越积越多，把天地越发紧密地毁成混沌一片。

克利莫夫摸索到老民兵一只粗糙的干惯了活的手，把它紧紧握住，而对方也回以友善的紧握，这使处在尚未被炸弹填平的墓穴里的克利莫夫刹那间感到莫大的安慰。当近处的爆炸刚把石头土块顺坑边掉进来时，他们感到十分厌恶。可现在，在这个他们不得不爬进来的坑里，已经见不到光明，德国人从空中撒下泥土，要把它彻底填平。

通常去侦察时，克利莫夫不喜欢搭档，他总是喜欢独自在黑暗中大步流星地赶路。这位冷静沉着、经验丰富的航海家，经常就这样迅疾地从多石的河岸来到宽阔的大海那阴沉沉的深处。可是在这里、在坑里，他却高兴同波利亚科夫躺在一起。

时间失去了自己从容不迫的步履，变得神经失常，一会儿犹如爆炸的气浪拼命往前冲，一会儿又呆住不动，好似一头被揪住羊角的绵羊。

但是，他们还是在坑里稍稍抬起了头。他们头顶上是朦胧的暮霭和随风刮来的烟尘……大地开始沉寂，密匝的声响分裂为稀落的爆炸声。极度的困乏充斥着人们的心灵，仿佛所有生命的活力都被榨干，剩下的只有难以消除的忧悒。

克利莫夫欠起身子，他身旁躺着一个落满尘土、被战争从船形帽到靴子都研碎、嚼烂了的德国兵。克利莫夫不怕德国人，他对自己的力量始终充满信心，他具有令人惊讶的对付挑衅的本领，他能够在敌人采取行动前的刹那扔出手榴弹，用枪托或是匕首把他击倒。

但此刻他却慌了神，令他感到吃惊的是，他竟然在失聪失明的情况下，感到身边的德国人，感到他把德国人的手错当波利亚科夫的手握在了手心里，竟然还因此而感到宽慰。他们相互盯着。他们都受到了同样一种力量的压迫，他们在同这一力量的抗争中都显得软弱无力，这一力量显然并不保护他们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对一方和另一方施加相同的威胁。

这两个待在一个坑里的军人默然相对。他们俩都具有的机械而准确无误的搏杀，却没有发挥作用。

波利亚科夫就在稍远处坐着，同样盯着下巴上长短髭的德国人。虽然波利亚科夫并不喜欢长久地沉默不语，但此时此刻他沉默着。

生存是残酷的，你死我活，但他们的眼睛里都流露出一种沮丧的预见，预见到即使在战后，这股把他们赶入这个坑里的力量，这股让他们嘴啃泥的力量，所要压迫的不仅是被战胜者。

他们仿佛商量好了似的都从坑里往上爬，各自把背部和头顶暴露在易受攻击的位置，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是安全的。

波利亚科夫滑了一跤，但在他身旁爬行的德国人没帮他一把。老头往下滚，骂骂咧咧，诅咒着这个万恶的世界，并重新顽强地往上爬。克利莫夫和德国人爬上地面，两人都观望：一个面朝东，一个面朝西，看自己的上司是否发现他们从一个坑里爬了出来，是否发现他们没有互相搏杀。他们没有回过头去，没有说声“艾迪乌” [54] ，各自踏着还在冒着浓烟的土地绕过土丘和深谷，朝自己的战壕走去。

“我们的楼房没了，夷为平地了。”克利莫夫对踉踉跄跄跟在他后面跑着的波利亚科夫惊恐万状地说，“难道他们全被炸死了，我的兄弟们？”

这时大炮和机枪开始射击，轰隆轰隆，噼噼啪啪。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是斯大林格勒最为艰难的一天。

“该死的谢廖什卡把我搞到这种地步！”波利亚科夫喃喃地说。他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不明白“6-1”号楼里已经无一生还，克利莫夫的恸号声使他愤然。

24

空袭时，一枚炸弹击中了设有营指挥所的地下管道煤气室。团长别列兹金、营长德尔金和营部电话员当时正在那里，于是全被埋在了里面。别列兹金突然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耳朵被震聋，室内的尘土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起初想，他可能活不成了。但德尔金在这短暂的寂静无声的瞬间，打了个喷嚏，然后问：

“您活着吗，中校同志？”

别列兹金答道：

“活着。”

德尔金听到团长的声音，感到异常高兴。长期以来没离开过他的乐观情绪顿时又回到他身上。

“既然活着，那就是说一切正常。”他被尘土憋得透不过气来，连连咳嗽着吐了口痰后说，虽说一切并不那么正常。碎砖纷纷落在德尔金和电话员身上，都搞不清楚他们的骨头有无损伤，也无法去摸摸自己的身体。一根铁梁就悬在他们头顶，使他们都无法伸直背。但显然正是这根铁梁救了他们的命。德尔金拧亮手电，这才真正感到了后怕。尘土中到处是石块、扭曲的钢筋、隆起的水泥板、流满一地的润滑油、压断的电缆。看来，再有一枚炸弹的震动，钢铁和石头就将合围，这窄小的掩壕和室内的人都将不复存在。

他们暂时沉默着，蜷成一团，那狂暴的火力正在猛烈冲击各个车间。别列兹金心想，正是这些车间替他们这些垂死的血肉之躯进行着防御，反正那些混凝土、钢铁和锅炉是打不伤扯不烂的。

后来，他们到处敲着、摸着，终于明白，靠自己的力量他们无论如何是钻不出去的。电话完好无损，但它默不作声，电话线被炸断了。

他们几乎无法互相说话，爆炸的隆隆声震耳欲聋，盖过了说话声。满屋的尘土呛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连连咳嗽着。

一昼夜前还发烧躺着的别列兹金，眼下并不感到衰弱无力，他的力量通常能使指挥员和红军战士在战斗中服从他，但这种力量的实质并不是军事力量和战斗力。这力量看似平凡，却是通情达理的人道力量。在厮杀的混乱和恐怖中，保持和表现这种力量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也正是他们，这些平凡的、关系亲密的、通情达理的、人道的力量的拥有者，才是战争的真正主人。

但是，轰炸开始停息下来，落满尘土的人们听到了钢铁的轰隆声。

别列兹金擦干净鼻子，咳了几声说：

“狼群嗥叫起来，坦克正在往拖拉机厂开进。”并且补充：“可我们还在他们的路上待着。”

因此，没有比想不出任何办法更糟的事情了。蓦地，德尔金营长用某种无法形容的嗓子大声唱起来，边咳边唱一首电影插曲：

真好，兄弟们，真好，兄弟们，

同我们的首领一起活着，

就没有必要悲伤……

电话员心想，营长疯了，但还是吐着咳着，随声唱起来：

婆姨悲伤一阵，会嫁给别人，

她会嫁给别人，把我忘掉……

而在上面，在充满烟尘和坦克吼声的车间通道上，格卢什科夫正在搬动巨石和水泥板，把它们扔开，他正在把弯曲的钢筋扳直，他的手掌和十指磨掉了皮，已经血肉模糊，鲜血淋漓。他以极端的狂暴拼命工作，也只有这极端的狂暴才能帮他搬动沉重的铁梁，完成十个人才力所能及的工作。

别列兹金重新见到那混杂着爆炸的隆隆声和坦克的轰鸣声、掺和着大炮和机枪的射击声的可怕世界，这个世界烟雾腾腾、尘土飞扬。但毕竟那还是明朗平和的世界。看到它，别列兹金头一件事便是想：“你看见了吗，塔马拉，你的担忧是多余的，我对你说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格卢什科夫用粗壮有力的胳膊拥抱住他。

德尔金用悲恸的声音叫道：

“请允许我报告，团长同志，我指挥着一支凋零的营队。”

他用手往自己四周画了个圈。

“万尼亚不在了，我们的万尼亚死了。”他指了指躺在泛着鲜血和机油的黑汪汪水洼里的政委说。团指挥所里大家好像还比较平安，只有桌子和小床上撒满了泥土。

见到别列兹金，皮沃瓦罗夫用欣喜的声音骂了一句，朝他扑去。

别列兹金开始问：

“同各营的联络还畅通吗？那座孤楼怎么样了？波丘法罗夫怎么样了？我同德尔金给埋在了里边，就像麻雀落在陷阱里，没有联系，没有光明。谁活着，谁死了，我们在何处，德国人在何处，什么都不知道，快讲讲情况！你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却在那里唱歌。”

皮沃瓦罗夫开始报告损失情况，报告“6-1”号楼里的人被炮火击中，全部牺牲，包括捣乱分子格列科夫，只有两个人幸免于难——侦察员和民兵老头。

但是，全团顶住了德国人的进攻，得以幸存的人生机勃勃。

这时电话铃响了，司令部里的人全都回头盯着通信员，从他的面部表情明白，是斯大林格勒的最高首长打来的电话。

通信员把听筒递给别列兹金，声音很清晰，在土窑里不再出声的人们听出了崔可夫那低沉的不紧不慢的嗓音。

“别列兹金吗？师长受了伤，副师长和参谋长被打死，我命令你接任师长。”稍作停顿后，他又缓慢而有力地补充：“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你率领全团顶住了进攻。感谢你。拥抱你，亲爱的。祝你成功。”

激战开始在拖拉机厂各车间进行。活着的人们依然生机勃勃。

“6-1”号楼沉默着，废墟里听不到一声枪响。显然，空中打击的主力炸毁了整座楼房，断壁残垣轰然倒塌，石头楼架被削平。德军坦克依托死寂楼房的残垣，朝波丘法罗夫营猛烈开火。

不久前还对德国人毫不留情且使他们感到可怕的楼房，现在成了他们安全的藏身之地。

从远处看，一堆堆红砖有如冒着热气的块块鲜肉，灰绿色的德国士兵发出嗡嗡的响声，他在被炸毁的、倒塌的楼房的砖堆中间紧张地匆匆穿行。

“请您来指挥全团。”别列兹金对皮沃瓦罗夫说，并补充：“整个战争期间，指挥员对我都不满意。可今天我却无所事事待在地底下，唱着歌，却替你接受了崔可夫的感谢，并且真是老天在开玩笑，还任命我为师长。如今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但德国人正在拼命进攻，没工夫开玩笑。

25

斯特拉姆在寒冷多雪的日子里同妻子女儿一起回到了莫斯科。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不想中断工厂的工作，留在了喀山，尽管斯特拉姆已经着手替她在卡尔波夫研究所 [55] 安排工作。

这真是些莫名其妙的日子，内心同时充满喜悦和不安。看来，德国人依旧强大得令人可怕，准备着一次次新的残酷打击。

看来，战争并没有出现转机。但是人们对莫斯科的向往油然而生，政府开始让一部分居民回莫斯科，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人们已经感觉到战争的春天来临的隐秘征兆。不过在战争的第二个冬季，首都看上去毕竟还是愁眉苦脸的，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脏雪如小山似的堆在人行道两旁。市郊的街道上，乡村小道般的通道把建筑物同电车站和食品店联系起来。许多窗户里伸出的铁皮烟囱冒着烟雾，楼房的墙上挂着被油烟熏黄的冰锥。

穿着短皮袄、系着头巾的莫斯科人一如小县城和农村来的乡巴佬。

从车站出来，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一路上就坐在卡车上的大包小包上，他回过头来看一眼坐在他身旁的娜佳那紧皱双眉的脸庞。

“怎么啦，小姐？”斯特拉姆问，“你在喀山一直向往的莫斯科是这样的吗？”

因为父亲看透了她的心思而生气的娜佳什么也不回答。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向她解释：

“人并不明白，他所创建的城市并非大自然的天然部分。为了从狼群、风雪和杂草那里夺回自己的文明，人不应该放下自己手中的火枪、铁锹和扫把。只要一疏忽大意，稍稍分心一两年，那就全完了。狼群便会从森林里出来，杂草就会丛生，城市会被大雪和尘土淹没。有多少大都城已经毁于尘土、大雪和风暴。”

斯特拉姆想让坐在揽私活司机边上的柳德米拉也听到他的高论，他从车帮上朝驾驶室俯过身子，通过摇下的半扇小窗问道：

“你还舒适吗，柳达？”

娜佳开腔说：

“只是管院子的人不扫雪，就能使文明毁灭了？”

“你真傻。”斯特拉姆说，“看看这些雪堆。”

卡车颠簸得厉害，所有包袱、箱子一下子都在车厢里跳起来，斯特拉姆和娜佳也随着它们蹦起来。他们对视一眼，彼此都乐了。

奇怪，真奇怪。在饱经战祸、痛苦和流浪的一年里，他竟然会在疏散地喀山做出了自己最大最主要的研究成果，这他能想象得到吗？

看来，回莫斯科，他们将体验到一种巨大的激动。看来，只有对安娜·谢苗诺夫娜、托利亚、玛鲁夏的痛苦和对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的死者的怀念，会同回家的喜悦交织在一起，占据整个心灵。

但一切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心。乘车途中，斯特拉姆为一些小事大动肝火。他为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老是睡觉，不朝她儿子曾经保卫过的大地瞧上一眼而生气。她在睡梦中鼾声大发，在车厢里走动的一个伤兵听到她的鼾声，说：“嗬，这鼾打得就像个近卫军。”

他对娜佳发火：母亲刚收拾完她吃剩的东西，她又从手提包里掏出玫瑰蜜饼，活像个自私的野蛮人。火车上她对父亲用的是一种愚蠢的嘲笑口吻。斯特拉姆听到她在隔壁包厢里说：“我爸是个大音乐迷，经常在钢琴上乱弹一通。”

邻座们在聊莫斯科的下水道和供暖设备，聊自由自在不按汇划单和住房面积缴钱的人们，聊带什么东西到莫斯科划算。斯特拉姆对聊这种日常生活话题感到生气，不过自己也聊起了房屋管理员和自来水管道。晚上睡不着觉时，他也想起得上莫斯科凭证供应商店登记，想起电话是否给撤了。

可恶的女列车员打扫包厢时，从座位底下扫出斯特拉姆扔下的鸡骨头，说：

“哼，真邋遢，哪像文化人！”

在穆罗姆站，斯特拉姆和娜佳到月台上散步。他们从两个穿卡拉库尔羊羔皮领子旧式男大衣的青年人身边走过。

其中一个说：

“阿布拉姆从疏散地回来了。”

另一个说：

“阿布拉姆急着去领保卫莫斯科奖章哩。”

在卡纳什车站，列车停在一列装满囚犯的军用列车对面。哨兵在取暖货车旁来回走动，囚犯们一张张苍白的脸紧贴在带格栅的小窗户上，哀叫着“给点烟草”、“给支烟抽”。哨兵们大声骂着，把囚犯从小窗户前轰走。

晚上，他来到索科洛夫一家乘坐的另一节车厢。头上系着花头巾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正在铺床，让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睡下铺，她自己睡上铺。她关心的是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是否舒适，对斯特拉姆的问题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甚至也没问问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身体怎么样。

索科洛夫打了个哈欠，抱怨车厢里的闷热空气让他困乏无力。对索科洛夫的漫不经心和仿佛不高兴他的到来，斯特拉姆感到莫名难受。

“生活中我第一次看到，”斯特拉姆说，“丈夫让妻子爬上铺，而自己睡下铺。”他说这些话时显得忿忿不平，并且自己也觉得吃惊，为何这一情况使他这么生气。

“可我们一直是这样。”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在上铺憋得慌，可我无所谓。”

于是她在索科洛夫的鬓角上亲了一下。

“那我走了。”斯特拉姆说，又一次对索科洛夫一家没有挽留他而感到难受。

夜间，车厢里十分闷热。他记起喀山，记起卡里莫夫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记起同马季亚罗夫的谈话，记起喀山大学里那拥挤不堪的研究室……斯特拉姆晚上到索科洛夫那里聊起政治时，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那双眼睛是多么可爱而又惊慌不安，根本不像今天在车厢里那样心不在焉和冷漠。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思忖着，“自己睡上铺，那里更舒适和凉爽些？就这种旧家庭的生活习惯？”

于是，他生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气，在他看来她是他所熟悉的女性中比较温顺、比较善良的女人。他想：“一只红鼻子母兔。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是个乖僻、随和、稳重的人，但同时又是个疑心很重、城府很深、爱记仇的人。是啊，真够她这个可怜人受的。”

他怎么也不能入睡，试着想即将来临的同朋友们和切佩任的见面。许多人已经知道了他的研究成果。什么在等待着他，他可是胜利而归的，古列维奇和切佩任将会对他说些什么呢？

他想：马尔科夫已经仔细考虑了新实验装备安装的各项细节。只是得一星期后他才能去莫斯科，没有他工作就无法启动。糟透的是，无论是索科洛夫还是我，都是书呆子，是两个只会动脑不会动手的理论家……

是啊，凯旋，凯旋。

但这些想法支离破碎，断断续续。

他的眼前出现一批人，高喊“给支烟抽”、“给点烟草”。出现两个青年管他叫阿布拉姆。波斯托耶夫曾当着他的面对索科洛夫说过一句怪话，当时索科洛夫谈到青年物理学家兰德斯曼的工作，波斯托耶夫却说：“行啦，兰德斯曼算什么，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用第一流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说着拥抱索科洛夫，补充道：“可最主要的毕竟是我同您都是俄罗斯人。”

电话能用吗？煤气通了吗？难道一百多年前人们把拿破仑赶走后回到莫斯科，想的也是这些稀奇古怪的事？

卡车在楼旁停下，斯特拉姆又见到了自己单元的四扇窗户和去年夏天贴在玻璃上呈“十”字的蓝色纸条，见到了正门和人行道旁的椴树，见到了牛奶店的招牌和房屋管理员门上的木牌。

“电梯当然不开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嘟哝着，朝司机转过身子，“同志，您不帮我们把东西提上三楼？”

司机回答说：

“为什么不，当然行。只是您得为此付给我面包。”

他们卸下卡车上的货载，让娜佳留下看东西，而斯特拉姆同妻子一起上楼。他们走得很慢，并且感到惊讶，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二楼上漆布面磨损的黑门、熟悉的信报箱。多么奇怪，街道、房子、东西，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一切都没有消失，它们依旧，它们中的人依旧。

有次，没等上电梯的托利亚一口气跑上三楼，他对下面的斯特拉姆叫道：“啊哈，我已经到家啰！”

“在过道上歇会儿，你已经气喘吁吁的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我的天哪！”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楼道都成什么了。明天我得上房管所去一趟，非得让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组织大扫除。”

瞧，他们又站在自己的家门口：丈夫和妻子。

“也许，你想亲自打开房门？”

“不，不，干吗，你开吧，你是一家之主。”

他们走进单元，把几个屋子都走了一遍。她没有摘下头巾，用手试了试暖气片，摘下电话听筒，朝它吹了吹，说：

“电话看来是通的！”

然后她来到厨房，说：

“瞧，有水，就是说厕所可以用。”

她走到煤气炉跟前，试试炉灶的开关，煤气没有送。

天哪，天哪，全过去了。敌人给挡住了。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仿佛1941年6月21日，那个星期六就是昨天。仿佛一切都没变，又好像一切全变了！犹如外人走进家里，他们已经是另一种心情，另一种命运，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为何如此忐忑不安，如此枯燥无聊？为何失去的战前生活显得那么美好幸福？为何想起明天就那样令人苦恼——票证发放处，户口登记处，用电限额，电梯一会儿开一会儿停，订阅报纸……晚上躺在自己床上又得重新听到熟悉的钟声。

他跟在妻子后面走着，突然记起夏天的莫斯科之行，记起漂亮的尼娜，记起她与他同饮葡萄酒，那空酒瓶现在还在厨房的泄水盆边放着呢。

他记起诺维科夫上校捎来的母亲的来信，记起读信后的那个夜晚，记起自己突然去了车里雅宾斯克。记起他就是在这里吻了尼娜，她的发卡从头发上掉了下来，他们没能找到它。他感到不安，发卡会不会在地板上被发现，也许尼娜还在这里忘了画眉笔、口红和香粉盒。

但这时司机喘着粗气进来了，他放下箱子，打量一下房间，问道：

“一套单元都是您住吗？”

“是的。”斯特拉姆面带愧色地回答道。

“我们六口人住八平米。”司机说，“大家都去上班时，老祖母睡觉，而晚上她就在凳子上坐着。”

斯特拉姆走到窗前，娜佳站在卡车边那堆东西旁，又蹦又跳，直往手指上哈气。

可爱的娜佳，斯特拉姆可怜的女儿，这就是她可爱的家。

司机提上来装食品的口袋和塞满床上用品的行李袋，往凳子上一坐，开始卷烟。

显然，他的兴趣全在住房问题上，一直跟斯特拉姆唠叨卫生法和区房管所的贪污分子。

厨房里传来锅勺声。

“女主人。”司机说，朝斯特拉姆眨巴下眼睛。

斯特拉姆又朝窗外望了望。

“秩序，秩序。”司机说，“您瞧吧，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被消灭，人们也将陆续从疏散地回来，住房条件只会变得更差。我们厂里前不久回来一个受过两次伤的工人，当然，房子给炸毁了，带着一家子住进不是人待的地下室里，老婆当然怀孕了，两个孩子得了结核病。水把地下室给淹了，比膝盖还深。他们在凳子上铺上板子，顺着板子从床上跨到桌子上，又从桌子跨到炉灶上。他开始求爷爷告奶奶，上党委，上区委，还给斯大林写过信。全都答应，全都允诺，可就是不兑现。晚上他把妻子、孩子、破旧衣物抱上五楼，占据了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一间备用房。房间8……4平米。这样整个事情就乱了套啦！检察员把他召去，限他二十四小时内腾出房子，否则去蹲五年劳改营，两个孩子送保育院。他有什么辙？为战争他得过勋章，他把它们全别在胸脯上，别在肉上，午休时当场在车间里上吊自缢了。小伙子们发现后，立刻咔嚓一下剪断了绳索。他被送进医院急救。出事以后立刻给了他住房证，他暂时还在医院里，但此人够走运的——面积不大，可挺舒适。这一手够绝的。”

司机讲完自己的故事，娜佳走了进来。

“东西被人偷了谁负责？”司机问。

娜佳耸耸肩，一面在屋子里走着，一面往冻僵的手指上哈气。

娜佳刚进家门，斯特拉姆就对她生起气来。

“你最好把领子放下来。”他说，可娜佳不耐烦地挥下手，朝厨房嚷嚷：“妈，我饿得要命！”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这天表现得精力特别充沛，使斯特拉姆觉得，要是她把这股子精力用在前线的战事上，德国人非从莫斯科后撤一百公里不可。

管道工把供暖装置接通了，暖气管原来好好的，虽说它们烧得并不热。把煤气工找来可不容易，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把电话打到煤气公司经理那儿，经理从抢修班里派来了一名师傅。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把所有煤气嘴都点上火，把烙铁搁在上边，尽管火苗很弱，但已经可以不穿大衣待着了。司机、管道工和煤气工干完活以后，面包口袋就完全变轻了。

很晚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还在忙家务活。她把刷子缠上抹布掸干净天花板和墙上的灰尘。她洗刷干净枝形吊灯架上的尘土，又把枯花扔到黑漆漆的楼道里。她收集了许多破烂、旧纸、碎布，牢骚满腹的娜佳提着桶往污水坑里倒了三次垃圾。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把厨房和饭厅里的器皿全都重新洗了一遍，而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在她的指挥下把碟子、盘子、刀子、叉子统统擦干，那套茶具她没敢委托给他。她在洗澡间洗衣服，在煤气灶上熬油，把喀山带来的土豆挑拣了一遍。

斯特拉姆给索科洛夫挂电话，接电话的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她说：

“我让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睡了，他一路上太累了，不过，要是有什么急事，我去叫醒他。”

“不，不用，我没事想闲聊一下。”斯特拉姆说。

“我真是幸福。”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直想哭。”

“请上我们家来。”斯特拉姆说，“您怎么样，晚上有空吗？”

“我？您怎么啦，今天不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笑呵呵地说，“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和我都有好多事要干呢。”

她问了下供电限额和自来水管道。他突然粗鲁地说：

“现在我去把柳德米拉叫来，她接着同您谈自来水管道的事。”并且马上用明显的寻开心的语气补充：“可惜，真可惜，您不来，否则我们可以读读福楼拜的诗篇《马克斯与莫里茨》。”

但她并不理会他的玩笑话，喃喃地说：

“我晚些时候打个电话来。若是我一间屋子就有那么多事要张罗，那么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会更忙的。”

斯特拉姆明白，他那粗鲁的语气得罪了她。蓦地，他想回喀山去。人就是这么怪。

斯特拉姆打电话给波斯托耶夫，但他们那里好像还没有通电话。

他给物理学博士古列维奇打电话，邻居说古列维奇上索科利尼克他姐姐家去了。

他找切佩任，但没人接电话。

突然间电话铃响了，一个男孩的声音打听娜佳，可娜佳此刻正提着垃圾桶完成她的“航程”呢。

“你是谁？”斯特拉姆严厉地问。

“这并不重要，一个熟人。”

“维佳，你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够了吧，来帮我挪下碗橱。”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叫道。

“我同谁絮絮叨叨了，在莫斯科谁也不需要我了。”斯特拉姆说，“哪怕给我来点吃的也好呀。人家索科洛夫已经酒足饭饱，躺下睡了。”

看来，柳德米拉把家里搞得乱上加乱，衣服到处都是，从碗橱里倒腾出来的一套炊具还在地板上放着，大锅小锅、洗衣盆、口袋，在屋子里和过道上走路都受到了影响。

斯特拉姆心想，柳德米拉不会先进托利亚的房间的，但他错了。

“维佳，维克托，你到托利亚的屋子去一下，把中国花瓶放到他书柜上，我把它擦干净了。”她满脸通红，眼睛里露出忧虑的目光。

电话铃又响起来，他听到娜佳在说话：

“你好，我哪儿也没去，妈妈让我倒垃圾哩。”

而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直催他：

“维佳，帮帮我，别睡，要知道还有多少事啊！”

女人的内心中有多么巨大的本能啊，这种本能又强大又单纯。

傍晚时，杂乱无章已被战胜，屋子里变暖和了，家里又变得如战前所习惯的样子。

晚饭在厨房里吃。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做了烙饼和煎肉饼，稀饭是白天就熬好的。

“是谁给你打电话？”斯特拉姆问娜佳。

“一个男孩子。”娜佳答道，自己也乐了，“他已经连着打了四天，终于给打通了。”

“你，怎么，同他还有书信来往？事先告诉了行期？”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问。

娜佳不高兴地皱皱眉头，耸耸肩。

“哪怕有条狗给我来个电话也好。”斯特拉姆说。

晚上维克托·帕夫洛维奇醒了。柳德米拉穿着衬衣站在托利亚房间前，房门敞着。她说：

“你瞧，托连卡，我终于来得及把一切都整理好，你的房间也收拾好了，仿佛未曾有过战争，我心爱的孩子……

26

科学院的一个会议室里聚集了从疏散地归来的科学家。

所有这些年迈的和年轻的、脸色苍白的和谢顶的、长着双大眼睛的和目光锐利的小眼睛的、宽脑门的和窄脑门的人们都聚在一起，感受到一种生活中曾有过的平凡而又崇高的意境。那潮湿的褥单，那存放在不生炉子屋子里的潮湿的书页，穿着立领大衣所作的讲座，用冻得通红的手写下的公式，用发黏的土豆和烂圆白菜叶做莫斯科凉拌菜，领各种票证的拥挤，因登记咸鱼和定量供应外植物油引起的烦恼——所有这一切突然间全被抛到了脑后。熟人们相见都大声问好。

斯特拉姆见到了同希沙科夫院士站在一起的切佩任。

“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斯特拉姆盯着他可爱的脸庞，重复道。切佩任拥抱他。

“您的孩子们从前线给您写信了吗？”斯特拉姆问。

“您好哇！写，他们写。”

根据切佩任没有笑容而是皱着眉头的表情，斯特拉姆明白，他已经知道托利亚的死讯。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请向您的妻子转达我的问候，深切的问候。我的和娜杰日达·费奥多罗夫娜的。”

切佩任立刻又说：

“读了您的论文，很有意思，相当出色，比想象的还要出色。您知道吗，比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到的更有意思。”

他亲了亲斯特拉姆的前额。

“嗨，没有什么，空话连篇，空话连篇。”斯特拉姆说着，腼腆起来，感到很幸福。来开会时，一个想法困扰着他，使他激动不安：谁会读他的论文，他们将会对它说些什么？要是谁也没有读过呢？

听到切佩任的话以后，他马上充满了信心——今天将要谈论的只有他和他的论文。

希沙科夫站在边上，斯特拉姆想对切佩任说许多许多话，想告诉他从未当着外人，特别是当着希沙科夫的面说过的话。

见到希沙科夫，斯特拉姆总会想起格列布·乌斯宾斯基的一句玩笑话：“一头金字塔大水牛！”

希沙科夫那正方形肉团团的脸、傲慢多肉的大嘴、指甲光滑的胖手指、银灰色敦实强壮的平头、做工考究的西服——所有这些都使斯特拉姆感到压抑。每次见到希沙科夫，他都会产生一个念头：“他会认出我吗？”“会打招呼吗？”当希沙科夫慢吞吞地用多肉的嘴唇说出似乎也是肉鼓鼓的话时，他一面生自己的气，一面感到高兴。

“傲慢的公牛！”有一次，谈到希沙科夫时斯特拉姆对索科洛夫说，“我在他面前总发怵，好像小地方的犹太人面对骑兵上校似的。”

“可您得想想，”索科洛夫说，“他出名是因为相片结果显现时，竟然认不出阳电子。每个研究生都知道希沙科夫院士出的洋相。”

索科洛夫不知是因为小心谨慎，还是出于禁止指责熟人的宗教感情，很少说别人的坏话。但是他对希沙科夫恨之入骨，因此经常尖刻地抨击他，嘲讽他，无法自制。

这时，他们谈到了战争。

“把德国人挡在了伏尔加河上。”切佩任说，“瞧，这就是伏尔加河的力量。活的水，活的力量。”

“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希沙科夫说，“它融我们战略的光辉成就和我国人民的坚韧不拔于一体。”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您读过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最近的论文吗？”切佩任突然问。

“听说了，不过还没有拜读。”

从希沙科夫脸上的表情看，他恐怕对斯特拉姆的论文连听都没听说过。斯特拉姆的目光长久凝视着切佩任的眼睛——但愿他的老朋友和老师能看到斯特拉姆所经受的一切，能了解他的失落和疑惑。但斯特拉姆的眼睛看到的是痛苦、沉重的思虑和老年人的疲惫。

索科洛夫走了过来，当切佩任正紧握他的手时，希沙科夫院士的目光漫不经心地在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那件老式短大衣上掠过。而当波斯托耶夫走近时，希沙科夫马上满脸堆笑，笑盈盈说：

“你好，你好，亲爱的，瞧我多么高兴见到你。”

他们聊起健康、妻子、孩子和别墅——真是一对身材魁梧、穿着华美的勇士。

斯特拉姆小声问索科洛夫：

“安顿得怎么样，家里暖和吗？”

“暂时不比在喀山强多少。玛莎特意要我向您问好。可能明天白天她上你们家去。”

“那太好啦。”斯特拉姆说，“我们真闷得慌，习惯于在喀山天天能见面。”

“那是，天天见面。”索科洛夫说，“依我看，玛莎一天得上你们家去三回。我建议她索性搬到你们家得啦。”

斯特拉姆笑了，但发觉自己笑得并不十分自然。

会议室里进来了列昂季耶夫数学院士，大鼻子，大脑袋刮得光光的，戴副黄镜框的大眼镜。当初他们一起在加斯普拉 [56] 疗养时，他们到雅尔塔，在酒类贸易股份公司的小酒店里喝了大量葡萄酒，然后闯进加斯普拉的一个餐厅，唱起不成体统的歌曲，弄得工作人员惊慌失措，这件事把来疗养的人全逗乐了。此刻见到斯特拉姆，列昂季耶夫微笑起来。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微微低下头，等待列昂季耶夫提起他的论文。

但列昂季耶夫显然想起了加斯普拉的传奇故事，挥着手叫道：

“喂，怎么样，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们再来唱两段？”

又进来一位穿黑西装的黑头发青年，斯特拉姆发现，希沙科夫院士立刻向他致意。在主席团里掌管许多重要但莫名其妙事情的苏斯拉科夫走到了年轻人跟前。这可是个谁都经常需要的人。大家全知道，什么事情有他帮忙要比院长出面还要容易解决。譬如把一个科学博士从阿拉木图调至喀山啦，分到住房啦。他面容慵困疲惫，那是夜间工作的人常有的脸色。像灰面团般的脸颊，满是一嘟噜一嘟噜的肥肉。

大家已经习惯于苏斯拉科夫在会上抽巴尔米拉牌名烟，而院士们抽烤烟和马合烟；习惯于当大家走出科学院大门时，不是名流们对他说“来吧，我把您捎回去”。而是他走到自己的吉斯高级轿车跟前，对名流们说：“来吧，我把你们捎回去。”

此刻，斯特拉姆观察着苏斯拉科夫同黑头发青年的谈话，发现年轻人没有对苏斯拉科夫提出什么请求——因为，无论请求表达得再婉转优雅，也还是常可以猜到，谁在向谁提出请求。相反，年轻人倒想尽快结束同苏斯拉科夫的谈话。青年人毕恭毕敬地向切佩任致意，但在这种过分做作的敬意中却隐约显出一种难以觉察的，但毕竟还是能觉察到的不客气。

“顺便问问，这位年轻的达官贵人是谁？”斯特拉姆问。

波斯托耶夫悄悄说：

“他不久前刚来中央委员会科学部工作。”

“您知道，”斯特拉姆说，“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顽强精神，就是牛顿的顽强精神，爱因斯坦的顽强精神。伏尔加河上的胜利将标志着爱因斯坦思想的胜利。总之，您应该明白，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希沙科夫莫名其妙地冷冷一笑，轻轻摇了摇头。

“难道您不明白我的意思，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斯特拉姆说。“是的，流入地方主义小圈子里的水是浑浊不清的。”站在边上的那个科学部的年轻人微笑着说，“看来，所谓的相对论还能帮助找到俄罗斯伏尔加河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关系。”

“所谓的？”年轻人流露出的对他不怀好意的嘲笑让斯特拉姆大吃一惊，他皱紧眉头。

他朝希沙科夫看了一眼，想寻求支持，但显然金字塔形的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对爱因斯坦的鄙视更甚。

恼怒、痛苦以及愤慨攫住了斯特拉姆。这样的情况有时也发生，每当他被侮辱烫伤，当时他都竭力把它强压下去。而回到家里，晚上他就对侮辱他的人大发反击言词，气得心脏都仿佛停止了跳动。有时，他忘形地打各种手势，大喊大叫，用这种假设的言词来捍卫自己的立场和嘲笑对手。这时，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就会对娜佳说：“你爸又在大发议论了。”

眼下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不仅是因为爱因斯坦，他原以为每个熟人都该同他说说自己的论文，他应当是与会者的注意中心。他感到自己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他明白，为这些事情生气是可笑的，但他还是大为恼火。只有切佩任一个人向他提起了他的论文。

斯特拉姆温和地说：

“法西斯分子驱逐了天才的爱因斯坦，他们的物理学就变成了猢狲物理学。但是谢天谢地，我们挡住了法西斯主义的前进。于是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我们时代的头号天才爱因斯坦，还有最偏僻的小村庄、没有文化的农村老婆子，还有人人需要的自由，这一切都连在了一起。我好像是在胡说八道，可是也许，没有比这种胡言乱语更清楚的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觉得您对爱因斯坦的颂辞太夸张了。”希沙科夫说。

“总之，”波斯托耶夫乐呵呵地说，“要我说，是有点夸张了。”

科学部的年轻人忧郁地望了眼斯特拉姆。

“瞧，斯特拉姆同志，”他说，而斯特拉姆又感受到了他声音中的不怀好意，“您认为在这样一个对我们人民来说重要的时期，在自己心中把爱因斯坦和伏尔加河连在一起是自然而然的。可是与您持不同意见的人这些日子内心里却产生了另一种情感。不过，谁也不能随心所欲，这无须争辩。至于牵涉到对爱因斯坦的评价，这倒可以争论一番，因为将唯心主义理论冒充为科学的最高成就，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您别这么说。”斯特拉姆打断他，他用教训人的嘲笑口吻说，“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当代物理学没有爱因斯坦，就是猢狲物理学。我们不应当拿爱因斯坦、伽利略和牛顿的名字寻开心。”

他用手指对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发出警告，并且发现希沙科夫眨巴起眼睛来。

不久，斯特拉姆站到窗口，一会儿悄悄地、一会儿又大声地给索科洛夫转述这场突如其来的冲突。

“您当时就在边上，可您甚至什么也没听到。”斯特拉姆说，“切佩任也好像有意走开了，什么也没听见。”

他阴沉着脸，不再吱声。他是多么幼稚，孩子气地向往着自己今天的成功。看来大家的注意力都被这位主管部门的年轻人吸引过去了。

“您知道这条年轻泥鳅的姓名吗？”突然索科洛夫像猜到他心思似的问道，“知道他的亲族是谁吗？”

“一无所知。”斯特拉姆答道。

索科洛夫把嘴唇凑近斯特拉姆耳边，轻声说。

“您说什么？”斯特拉姆叫道。

当记起金字塔形的院士和苏斯拉科夫对大学生年纪的青年人所持的让他觉得莫名其妙的态度时，他拖长声音说：

“是这——么——回——事呀，可我还一直感到奇怪呢！”

索科洛夫窃笑着对斯特拉姆说：

“您从第一天起就该同科学部和院领导保持良好的关系。可您却像那个当着税务检察官的面大谈自己收入的马克·吐温笔下的主人公。”

但斯特拉姆对这种俏皮话并不感兴趣，他问道：

“可您就站在我身边，真的没听到我们的争论？还是您不想参与我同税务检察官的谈话？”

索科洛夫那双小眼睛朝斯特拉姆笑着，开始变得和善，并且因此也显得好看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别再难过了，难道您以为希沙科夫会对您的论文作出评价？唉，天哪，我的天哪，这里有多少尘世的空虚啊，而您的工作才是货真价实的。”

他的目光和声音里流露出斯特拉姆在喀山的那个秋夜上他家去的时候，就已期待的严肃和温和。那时在喀山，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没能得到它。

会议开始。发言者谈到了科学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的任务，谈到了把自己的力量献给人民的事业，在军队同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中给它以援助。人们还谈到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工作和党中央所给予的帮助，谈到斯大林同志在指挥军队和率领人民的同时，还抽出时间关心科学工作，谈到科学家必须不辜负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的信任。

人们还谈到新形势下不可避免的人事上的变动。物理学家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对自己所的科研计划十分不满，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纯理论问题上。会议室里人们悄悄地互相传播苏斯拉科夫的话：“研究所远远脱离生活。”

27

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关于国内科学工作的现状。据说，现在党将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物理学、数学和化学的发展上。

中央委员会认为，科学必须面向生产，更近、更紧密地同生活联系起来。

据说，斯大林出席了会议，按老习惯在大厅里走着，手里拿着烟斗，在漫步时若有所思地停下来，不知是在仔细听取发言，还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

与会者尖锐地表示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对祖国哲学与科学的轻视。

斯大林在会议上作出两次即兴插话。当谢尔巴科夫 [57] 主张限制科学院预算时，斯大林否定地摇摇头说：

“搞科学不是熬肥皂，我们不在科学院紧缩开支。”

第二次插话是在有人指出唯心主义理论的危害和部分科学家过分崇拜西方科学时作出的。斯大林点点头说：

“必须最终保护我们的人民免受阿拉克切耶夫分子 [58] 的伤害。”

被邀列席这次会议的科学家们，把会议情况告诉了朋友们，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不传播的保证。三天后，整个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家庭和他们的亲朋好友都在悄悄议论着这次会议的细节。

人们在小声议论，说斯大林头发花白，说他嘴唇发黑，牙齿残缺，说他十指细长十分好看，出过天花的脸上有麻点。

家长们警告听到这些议论的未成年的孩子：

“当心，你要是出去乱说，不但毁了自己，也毁了我们大家。”

大家认为，科学家的境遇将大为好转，斯大林关于军警暴虐制度的一番话燃起了他们更大的希望。

几天后，著名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切特韦里科夫被捕。关于他被捕的原因有各种传闻：一些人说，他是间谍；另一些人说，出国期间，他会见了俄国侨民；第三种人说，他的妻子是德国人，战前同居住在柏林的姐姐有书信来往；第四种人说，他试图引进劣质小麦品种，以引起小麦大面积死亡和歉收；第五种人把他的被捕同他说过的有关食指的言论相联系；第六种人认为这同他对儿时朋友说过的一则政治笑话有关。

战争期间，很少听到发生政治逮捕，许多人，其中包括斯特拉姆，他们觉得这些恐怖事件永远不会再有。

他回忆起1937年，那时几乎每天有人提到夜间被捕者的名字。回忆起人们是如何打电话互相通知这件事的：“今天晚上安娜·安德列耶夫娜的丈夫病了？……回忆起邻居是如何在电话里回答被捕者情况的：“他走了，不清楚什么时候能回来？……回忆起人们常常说起谁谁是怎么被捕的：“他们来到家里，他正在给婴儿洗澡，于是就在上班的时候，或是在剧院里，或是深夜把他给抓走了？……回忆起：“搜查持续了两天两夜，全翻掘遍了，甚至把地板也撬开了……有时他们几乎什么也不看，但是为了体面，就翻了翻书本？……

他回忆起许多离开并且再没有回来的人的名单：瓦维洛夫 [59] 院士……维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 [60] 、作家巴别尔 [61]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 [62] ……梅耶荷德 [63] ……细菌学家科尔舒诺夫和兹拉托戈罗夫 [64] ……普列特尼奥夫教授……莱温 [65] 博士……

但问题并不在于被逮捕的是些杰出人物和著名人士，问题在于无论是著名人士还是无名小卒都是无罪的，他们全都为人清白，工作踏实。

难道这一切又将重新开始？难道战后人们又将因夜晚的脚步声和汽车的轰鸣声而突然屏气息声？

很难把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战争同这些情况联系在一起。是啊，是啊，我们在喀山真不该那样随便乱说口舌。

切特韦里科夫被捕后一周，切佩任宣布自动离开物理所，希沙科夫被委任接替他的职务。

科学院院长曾来到切佩任家中，据说，不知是贝利亚还是马林科夫，好像也召见过切佩任，但切佩任拒绝改变研究所的课题计划。

据说，他们承认他巨大的科学功绩，起先并不想对他采取极端措施。同时被解职的还有行政所长——年轻的自由主义者皮缅诺夫，他与他所担当的职务不相称。

希沙科夫院士被委任行使所长的职权和主持曾由切佩任实施的科学领导。

传闻说，这件事之后切佩任心脏病发作。斯特拉姆立刻想前往他家，他挂了个电话。女佣人接电话时说，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确实近来感觉不太好，根据医生的建议他同娜杰日达·费奥多罗夫娜一起出城了，两三个星期后再回来。

斯特拉姆对柳德米拉说：

“原来是这样，把人从电车上像撵小孩子那样撵下来，还把这称之为保护免受阿拉克切耶夫分子的伤害。物理学与此有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者切佩任是佛教徒还是喇嘛教徒？切佩任创立了一个学派。切佩任是卢瑟福 [66] 的朋友。切佩任方程式是每个扫院子人都知道的。”

“哦，爸爸，关于扫院子人，你说得也太夸张了。”娜佳说。

斯特拉姆说：

“当心，你要是出去乱说，遭殃的不仅是你自己，而且是我们全家。”

“我知道，这些话只能在家里说说。”

斯特拉姆温和地说：

“唉，娜坚卡，为了改变中央的决定我能做什么呢？用头撞墙？要知道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是自己宣布愿意离职的。怎么说呢，人民不赞许他的工作。”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对丈夫说：

“别像热锅上的蚂蚁。是啊，你不也同德米特里·彼德罗维奇争吵过吗？”

“要是不争吵，就没有真正的友谊。”

“正是这样。”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可你要知道，他们甚至会以此为借口解除你研究室主任的职务。”

“这我不怕。”斯特拉姆说，“娜佳说得对。其实我所有谈话都是私下说说而已，当面不敢讲，背后逞威风。给切特韦里科娃挂个电话，你到她那里去一趟！你们可是熟人。”

“这不合适，我们熟得并不那么亲近。”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我没法帮她什么忙。眼下她哪顾得上我。出了这些事以后你倒是给谁打过电话？”

“我看，该打个电话。”娜佳说。

斯特拉姆皱了皱眉头。

“还是打一个吧，其实这同样是背后逞威风而已。”

他想同索科洛夫聊聊切佩任离任的事，而不是去同妻子女儿们唠叨这件事。但是他克制自己不给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打电话，交谈用不着打电话。

毕竟太奇怪了。为什么委任一个希沙科夫？要知道，斯特拉姆的新论文是科学上的一件大事。切佩任在学术委员会上指出，这是苏联理论物理领域近十年来最出色的事件，却安排希沙科夫来主持研究所，这不是开玩笑吗？一个人看着上百张相片，看到的都是向左偏移的电子径迹，可突然间在他面前同样径迹、同样粒子的照片，却是向右偏移的。可以说，他抓住了阳电子 [67] 。就连年轻的萨沃斯季亚诺夫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可希沙科夫噘起嘴，把相片扔在一旁，好像相片有什么毛病似的。“哎，”谢利方说，“这就是往右啊，你连左右都分不清。” [68]

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这样的事情不知为什么谁也不感到吃惊。它们于是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无论是斯特拉姆的朋友们，他的妻子，还是他本人，都认为这种状况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斯特拉姆当所长并不合适，而希沙科夫合适。

波斯托耶夫是怎么说的？唉，是啊，“最主要的，我与您都是俄罗斯人。”

但看来很难再有比切佩任更俄罗斯的了。

上午，斯特拉姆上研究所，想象那里的所有同事，从博士到实验员谈论的只是切佩任。

研究所大门口停着辆吉斯，一个戴眼镜、上年纪的司机正在看报纸。

夏天同斯特拉姆一起在实验室喝过茶的看门老头在走廊上碰见斯特拉姆，说：

“新头儿来了。”并且难过地补充道：“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是自己人，啊？”

实验室里，实验员们正在谈论前天从喀山运回的设备的安装问题。许多大箱子把那间主实验室堆得满满的。同老设备一起运到的还有一台乌拉尔制造的新仪器。诺兹德林一脸看起来十分傲慢的神色，站在大木箱边上。

佩列佩利岑腋下拄着拐杖，用一条腿在箱子旁跳来跳去。

安娜·斯捷潘诺夫娜指着那些箱子说：

“您瞧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

“这样笨重的玩意儿，连瞎子也看得见。”佩列佩利岑说。

但安娜·斯捷潘诺夫娜指的并不是箱子。

“看到了，我看到了，当然看到了。”斯特拉姆说。

“一小时后工人们就能到，”诺兹德林说，“我同马尔科夫教授商量过了。”

他说这些话用的是平静缓慢的主人腔调。该是他来劲的时候了。

斯特拉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马尔科夫和萨沃斯季亚诺夫坐在沙发上，索科洛夫站在窗前，磁体实验室主任斯韦钦坐在办公桌后面，抽着自卷烟。见斯特拉姆进来，斯韦钦站起来，把椅子让给他：

“主人的位子。”

“没关系，没关系，坐吧。”斯特拉姆说着立刻问：“所务会议上谈了些什么？”

马尔科夫说：

“就谈了限额。好像院士们的工资限额将提高到一千五百卢布，而一般人是五百，同人民演员和列别杰夫-库马奇 [69] 这样的大诗人们一样。”

“我们就要开始安装设备了。”斯特拉姆说，“可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却不在所里。正像俗话说的，急惊风撞着慢郎中。”

但坐着的人全没有接斯特拉姆的话茬。

萨沃斯季亚诺夫说：

“昨天来了一个表兄弟，从医院返回前线顺路来看看，想喝酒，我从邻居那里买了半公升伏特加，就花了三百五十卢布。”

“简直不可思议！”斯韦钦说。

“搞科学不是熬肥皂。”萨沃斯季亚诺夫笑嘻嘻地说，但是从其他人的脸色看，他的玩笑开的不是时候。

“新上司已经在这里了。”斯特拉姆说。

“此人精力相当充沛。”斯韦钦说。

“我们跟着阿历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吃不了亏。”马尔科夫说，“他在日丹诺夫同志家里喝过茶。”

马尔科夫真是个令人吃惊的人物——好像他认识的人并不多，但常常什么都知道：什么兄弟实验室的加布里切夫斯卡娅副博士怀孕啦，什么清洁工莉达的丈夫又住医院啦，什么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没有批准斯莫罗金采夫的博士学位啦……

“这有什么！”萨沃斯季亚诺夫说，“希沙科夫名扬天下的错误我们全知道。不过总的来说人还不坏。顺便问一句，你们知道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区别吗？好人是违心干缺德事。”

“错误跟错误不一样。”磁体实验室主任说，“要是出大错人家也不会让他当院士。”

斯韦钦是所党委委员，他是1941年秋入的党，同那些不久前才过党生活的人一样，他是个毫不动摇的坚定分子，对党的委托虔诚又认真。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我找您有件事，党委请您在一个同新任务有关的会议上发言。”

“领导人的错误，该切佩任受批评吗？”斯特拉姆生气地说，聊天完全不是他所想的那样，“我不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我决不违心地去干缺德事。”

他朝同事们转过脸去，问道：

“你们，同志们，比如说，同意切佩任离职吗？”他原以为他们会支持他，但见到萨沃斯季亚诺夫含糊其辞地耸耸肩，就不安起来。

“人老了，就不中用了。”

斯韦钦说：

“切佩任声称，他将不安排任何新任务。那怎么办？况且是他自己拒绝的，可相反，上面还挽留过他。”

“他是阿拉克切耶夫分子？”斯特拉姆问，“瞧，终于发现了一个。”

马尔科夫低着头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听说卢瑟福曾发誓不研究中子，他害怕借助于中子将获得巨大的爆炸力。精神高尚，但却是毫无意义的洁身自好！而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就像大家传说的那样，交谈时也抱着同样的浸礼教 [70] 精神。”

“天哪！”斯特拉姆思忖，“他从哪儿知道这些的？”

他嘟哝道：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他一走，我和您可不再是多数派了。”

索科洛夫摇摇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认为在这种时候，个人主义和固执任性是不容许的。要知道正在打仗呢。当老同志们同切佩任谈话时，他考虑的应当不是自己，不是自己的利益。”

“好啊，你也在内吗，布鲁图 [71] ？”斯特拉姆说，想用嘲笑的言辞掩盖自己的不知所措。

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不仅感到六神无主，而且仿佛非常高兴。“当然，这样我就明白了。”他思忖着。要知道他没有想到索科洛夫也会这么回答。而若是事先想到了，那么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您应当去参加那个会。”斯韦钦说，“您完全不必对切佩任进行批评。哪怕结合中央决议，稍微谈谈您的科研工作的前景。”

战前，斯特拉姆是在音乐学院的交响音乐会上同斯韦钦认识的。人们告诉他，青年时代，斯韦钦在数学物理系学习，写过不少玄妙的诗歌，在校徽上别朵菊花。可如今的斯韦钦谈起党委的决议来，好像是在给最终真理下定义。

斯特拉姆有时真想给他使眼色，轻轻用指头捅捅他的腰，说：“喂，老兄，别那么正式。”

但他知道，现在同斯韦钦已经不能随便说话。不过斯特拉姆虽然对索科洛夫的那番话感到惊讶，还是不客气说了起来。

“把切特韦里科夫关起来，”他问，“也同新任务有关吗？而长者瓦维诺夫蹲监狱也同这有关吗？如果我斗胆声称，对我来说，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在物理学界的威信远比中央科学部部长日丹诺夫同志高得多，甚至？……

他看到人们的一双双眼睛正盯着他，期待他说出斯大林的名字，便挥挥手说：

“嗯，算了，够了，我们上实验室。”

从乌克兰运来的装着新仪器的箱子已经打开，人们从锯末、碎纸、撬开的木板中小心翼翼地取出重四分之三吨的仪器主要部件。斯特拉姆把手放在金属的光滑表面上。

从这台金属仪器内部将产生高速粒子束，如同从谢利格尔湖畔的小礼拜堂里诞生了伏尔加河似的。

此刻人们的目光是欣喜的。当你感到世界上还有如此绝妙的庞然大物时，还想要什么呢？

下班后斯特拉姆和索科洛夫单独留在实验室里。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为什么您像公鸡那样乱叫一气，毫不克制？我把您在科学院会议上的成就告诉了玛莎，您竟然能够在半小时里搞坏同新所长和科学部权贵的关系。玛莎伤心极了，甚至一晚上没睡好觉。您知道我们生活的时代。我发现您的那张脸，就跟您看仪器设备时一样。为了那些空话您想让所有人都作出牺牲。”

“打住，请打住！”斯特拉姆说，“憋得无法呼吸。”

“唉，天哪！”索科洛夫打断他，“工作上谁也没有妨碍您，您尽可以拼命呼吸。”

“您知道，亲爱的，”斯特拉姆说，酸溜溜地笑了笑，“您对我提出友好的要求，我表示衷心感谢。请允许我也真诚地说几句。是啊，我不明白，为什么您当着斯韦钦的面突然这么说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自打喀山的自由思想以来，这件事使我十分痛苦。至于我自己……很遗憾，我已经并不那么无所顾忌。我已经不是我们在大学时代所说的丹东 [72] 。”

“真是谢天谢地，不是丹东。坦率说，我认为，政治演说家恰恰是那些不能在创造和意识中表现自己的人。可我同您能。”

“哎哟，真糟透！”斯特拉姆说，“您把法国人伽罗华 [73] 往哪儿放？把基巴利契奇 [74] 往哪儿放？”

索科洛夫移开凳子说：

“您知道吗，基巴利契奇被送上了断头台，而我指的是无聊的空谈，就像马季亚罗夫所说的那些话。”

斯特拉姆问：

“就是说，我也是个无聊的空谈家？”

索科洛夫默默地耸耸肩。

争吵似乎将如他们过去的许多冲突和争论那样被遗忘。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次突然发生的口角却没有冰消瓦解，没有被抛之脑后。当一个人的生活同另一个人的生活友好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发生口角，并在争吵中不讲道理，不过相互的气恼总将烟消云散。但是，倘若人们之间出现内心的岔道口，那么偶然的一句话、细小的一个疏忽都会变成致友谊于死地的锋刃。

而且，内心的分歧往往隐蔽得那么深，使它永远不能出头露面，永远不被人们所意识到。开玩笑似的无聊争论，脱口而出的伤人话，那时就成了他们牺牲多年友情的不幸借口。

不，伊万·伊万诺维奇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绝不是因为骂了一声“公鹅”而发生口角的！ [75]

28

关于新任副所长卡西扬·捷连季耶维奇·科夫琴科，大家说：“是希沙科夫的忠实翻版。”为人温和，说话带乌克兰口音的科夫琴科以惊人的速度搞到了一套住宅和一辆供个人使用的小汽车。

据马尔科夫这个了解院士和院领导许多经历的专家说，科夫琴科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称号是因为别人的一篇论文，但在这篇论文发表后是他第一个读完了它。他分享论文的成果在于他发现了论文中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并加快了论文在审级中的通过。

希沙科夫委托科夫琴科组织选聘新的空缺，宣布招聘高级研究员，宣布招聘空缺的真空实验室和低温实验室主任职务。

军事部门拨来一些材料和工人，机械修理所进行改建，研究所大楼进行翻修，莫斯科地区电站管理局向研究所提供没有限额的电力，保密工厂分给研究所许多珍贵资料。所有这些事情同样是科夫琴科张罗的。

通常机关里来了位新领导，人们常会尊敬地说起他：“上班比大家来得早，下班比大家走得晚。”大家也这样议论科夫琴科。但赢得职工更大尊敬的是新所长，大伙说：“瞧，任命已经两星期了，他只有一次顺路来这儿待了半小时，再也没有露过面。”这说明所长正在制订新的原则，正在国家的上层中活动。

研究所里的人们起初就是这么谈论希沙科夫院士的。

切佩任去林场工作，正如他说的那样，到了农村实验室。著名的心脏病专家法因加尔教授不建议他做剧烈运动，并告诫他不能提重物。切佩任就在林场劈木柴，挖水沟，自我感觉良好。他给法因加尔写信，说严格的作息制度帮了他大忙。

在饥寒交迫的莫斯科，研究所恰似一处不愁温饱的福地。夜里在阴湿的住所里冻得瑟瑟发抖的研究人员，早晨上班时，把手掌贴在热乎乎的暖气片上，感到无比的享受和满足。

最令研究所的人们感兴趣的是设在半地下室里的新食堂。食堂附设小卖部，供应酸奶、甜咖啡和香肠。女服务员出售食品时，不收肉票，不撕食品卡上的票据，这尤受研究所同仁们的青睐。

食堂里的午餐分为六个等级：科学博士们一等，高级研究员一等，低级研究员、高级实验员、技术员和服务人员各一等。

人们围绕两种高档次午餐议论纷纷，其区别是第三道糖渍水果用的是干果还是果羹。还有发给博士和主任们家里的一袋袋食品，也引起了不少议论。

萨沃斯季亚诺夫说，也许对哥白尼理论的议论也比不上对这些食品袋的议论厉害。

有时候人们感到，参加制订这些莫名其妙分配原则的不仅是所长和党委，还有更高一层的神秘力量。

晚上，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不过奇怪的是，我今天收到了你的食品袋，斯韦钦这个科研上毫无建树的可怜虫得到的是二十个鸡蛋，可为什么给你的却只有十五个。我甚至把清单检查了一遍，你和索科洛夫都是十五个。”

斯特拉姆开玩笑说：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谁都知道，我们的科学家是分等级的——最伟大的、伟大的、著名的、出色的，最后是老掉牙的。既然最伟大的和伟大的科学家没有活着的，就不该发给他们鸡蛋。余下的所有科学家就得按学术地位分给圆白菜、碎麦米和鸡蛋。可我们那里全乱了套：社会上的消极分子却主持马克思主义讲习班，因为是管理处的红人。结果还能不乱七八糟？科学院的车库主任同泽林斯基 [76] 待遇相同：都是二十五个鸡蛋。昨天在斯韦钦的实验室里有个很可爱的女人甚至失声痛哭，拒绝进食，同甘地一样。”

娜佳听父亲说完后，哈哈大笑，然后说：

“您知道，爸爸，奇怪的是，您在清洁工边上吃自己的煎牛排好像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嘛。要是姥姥，无论如何不会同意的。”

“看你说的，”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要知道这里有条原则——按劳分配。”

“是啊，乱七八糟。这个食堂里闻不到社会主义的味道。”斯特拉姆说，接着又补充！“唉，谈够了，我唾弃这一切。可你们知道吗，”他突然说，“今天马尔科夫对我讲了些什么？我的论文不仅在我们所，而且在数学所和力学所都被打印出来，互相传阅。”

“像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一样？”娜佳问。

“你别开玩笑。”斯特拉姆说，“高年级大学生要求我给他们去作专题讲课呢。”

“那有什么！”娜佳说，“阿尔卡·波斯托耶娃对我说：你爸爸成天才啦。”

“嘿，未必吧，我离天才还差得远哩。”斯特拉姆说。

他回自己房里，但很快又返回来，对妻子说：“这种怪事总也忘不了。给斯韦钦开了二十个鸡蛋。我们那里就会欺侮人！”

虽然不好意思说，但斯特拉姆还是耿耿于怀，为什么把索科洛夫同他放在一个等级。当然，应当哪怕用一个鸡蛋来体现斯特拉姆的优势也好啊，或是给索科洛夫发十四个鸡蛋，稍微少那么一个，只是有所表示也好。

他一面嘲笑自己，一面为索科洛夫在分配量上同他平起平坐而愤愤不满和委屈，这种委屈甚至超过了由于斯韦钦对他所占的优势而产生的不快。斯韦钦的事情比较简单——他是党委委员，按照国家的路线他无疑占优势。对这点，斯特拉姆是心悦诚服的。

但同索洛科夫相比，事情就牵涉科研水平和科学贡献。对此，斯特拉姆气就不顺。他从内心深处感到烦恼和气愤。他明白，作出这样的评价采取了一种何等荒唐可笑的形式。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倘若一个人并非永远伟大，倒是常常渺小的话。

躺下睡觉后，斯特拉姆记起自己不久前同索科洛夫所作的关于切佩任的交谈，于是气愤地大声说道：

“马屁精一个！” [77]

“你在说谁呢？”正在床上看书的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问。

“说索科洛夫。”斯特拉姆说，“他是个走狗。”

柳德米拉把手放在书上，没有朝丈夫扭过脸去，说：

“瞧，你就等着把你从研究所撵出去吧，全因为你那些左派言论。你肝火太旺，总想教训别人……同大伙全吵遍了，而现在，我发现你又想跟索科洛夫吵。用不了多久我们家就没有一个人再登门了。”

斯特拉姆说：

“哦，别这样，别这样。柳达，亲爱的。唉，怎么对你解释呢？你要知道，又像战前那样为每句话担惊受怕，又觉得束手无策。切佩任！柳达，这可是个伟大人物！我本以为，研究所会闹翻了天，可原来只有一个看门老头同情他。听听波斯托耶夫对索科洛夫说的话：最主要的，我同您都是俄罗斯人。他这么说干什么？”

他想同柳德米拉多聊一会儿，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他觉得很羞惭，老是把这些事同食品分配不由自主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莫斯科他似乎变衰老了，黯然失色了，为什么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小市民的利益、功名使他那么激动不安？为什么在喀山外省，他的精神生活反倒更充实些、深刻些、纯洁些？为什么甚至连他的主要科研兴趣和喜悦都变得浑浑噩噩，同那些渺小的沽名钓誉的想法纠缠到了一起？”

“柳达，我觉得心事重重，痛心疾首。哎，你怎么不吱声？啊，柳达？”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沉默不语。她睡着了。

他轻声冷笑一下，觉得很可笑，有个女人知道了他的境遇后睡不着觉，而她却睡着了。继而，他想起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那瘦削的脸庞，又把刚才他对妻子说的那句话重复道：

“你理解我吗？玛莎？”

“真见鬼，脑子都中了什么邪！”他思忖着，沉沉睡去。脑子确实中邪了。

29

斯特拉姆长了一双无能的手。每当家里电熨斗烧坏了，或是因为短路灯灭了，都是由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动手修理。

在同斯特拉姆生活的头几年里，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对他的无能还能忍受，可近来她开始对他大发雷霆。有一天，当他把空茶壶放到火上时，她说：

“你那双手是泥捏的？怎么那么不中用！”

当仪器安装工作开始在研究所里进行时，斯特拉姆记起这句令人生气和委屈的话。

马尔科夫和诺兹德林登上了王位。萨沃斯季亚科夫第一个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生产会议上说：

“除了马尔科夫教授和诺兹德林，没有上帝，没有先知！”

马尔科夫的古板拘谨不见了，他的敢想敢为令斯特拉姆叹服。他能立时解决突然出现的问题。斯特拉姆觉得，马尔科夫是个外科医生，正在错综复杂的血管和神经结中用手术刀做着手术。仿佛一个理性生物正在诞生，它有着坚强而敏锐的理智。仿佛头一次在世上出现的新金属机体被赋予了心脏和感觉，能同创造它的人一起共欢乐，同患难。

斯特拉姆常常为马尔科夫那毫不动摇的自信心感到好笑。在马尔科夫看来，他的工作，他所制造的仪器比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所从事的无聊事业意义大得多，比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文学作品意义大得多。

托尔斯泰曾怀疑自己伟大的创作是否有益，这位天才不相信他所从事的事业为人们所必需。但物理学家们却不怀疑他们的事业是否为人们所需。马尔科夫就不怀疑。

但如今马尔科夫的这种自信并没让斯特拉姆感到可笑。

斯特拉姆喜欢观察诺兹德林如何用锉刀、钳子和改锥工作，喜欢看他若有所思地仔细检查一根根导线，帮助电工把电力引到新设备上。

地板上放着一盘盘电线和许多颜色发青、没有光泽的铅板。实验室中央的铁板上耸立着从乌拉尔运来的设备主机，上面带有许多圆形和长方形的镗孔。在这个用来对物质进行奇异细致研究的金属庞然大物上，有着某种令人压抑的、忐忑不安的魅力。

一千年抑或两千年以前，一些人在海岸上建造了一艘由粗壮的原木扎成的木排，用绳索和卡钉把原木固定在一起。沙岸上兀立着院门和工作台，篝火上烤着盛树脂的瓦罐……起航的时刻临近了。

夜间，木排的建造者们回到自己家里，深深呼吸着住所的气息，感受到火盆的温暖，听着粗野的骂人话和妇女的嬉笑声。有时，他们参与家里的争吵，吵吵嚷嚷，朝孩子们抡起棍子，同邻居发生口角。而深夜，在暖洋洋的昏暗中，他们开始倾听大海的喧嚣，在对神秘莫测的航程的预感中抽紧心房。

索科洛夫注视着工作的进行，一般都默不作声。斯特拉姆回过头去通常都遇上他那严肃专注的目光，仿佛让人感到，他们间一直有过的那些美好而重要的东西依然存在。

斯特拉姆想同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披肝沥胆地谈谈。事实上，一切是那么奇怪。瞧这些可怕的票证和限额，瞧这些想赢得荣誉的方式和想引起领导重视的手段，全在贬低人的灵魂。而那些不受领导支配、不为工作的成败得失所左右、不以获奖与否为转移的东西仍在内心存在。

如今，喀山的夜间聚会重新变得美好而充满生气；如今，由革命前大学生聚会所产生的某种东西重新在心中燃起。但愿马季亚罗夫是个正直的人。要知道这可太奇怪了：卡里莫夫猜疑马季亚罗夫，而马季亚罗夫又猜疑卡里莫夫……两个人明明正直不阿！他相信这一点。不过，也许正如海涅所说的，“Die beiden stincken（两人都散发出臭味）”。

他有时回忆起同切佩任那次有关小人的谈话。为什么现在，当他回到了莫斯科，心里却泛起那些毫无意义的庸俗的东西呢？为什么他不敬重的人都高升了呢？为什么他信任的那些有能力、有才华、诚实待人的人都变得无用了呢？要知道切佩任那阵谈论的是希特勒德国，但切佩任说得并不对。

“真奇怪！”斯特拉姆对索科洛夫说，“各个实验室的人都跑来看我们安装设备。唯独希沙科夫硬抽不出时间，一次也没来过。”

“他事情多。”索科洛夫说。

“当然，那当然。”斯特拉姆急忙同意道。

是啊，自打回到莫斯科以后，始终想同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坦率友好地谈谈，可你来试试。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奇怪的是，他已经不同索科洛夫就任何问题进行争论，总是有避免口角的愿望。

但是，避免争吵不容易做到。有时争吵突然间就会发生，使斯特拉姆措手不及。

斯特拉姆说：

“我记起我们在喀山的交谈……顺便问问，马季亚罗夫怎么样，给您写信吗？”

索科洛夫摇摇头。

“不知道马季亚罗夫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可是对您说过的，离开喀山前我们就不再见面。我一回忆起那时候我们的交谈，就不自在。由于意志消沉，我们企图用某些杜撰的苏联社会的阴暗面来解释军事上暂时的困难。所有把苏维埃共和国当作缺陷来看的东西，都是它的优越性。”

“比如，1937年呢？”斯特拉姆问。

索科洛夫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近来我们任何一次交谈您都想将它变成一场争论。”

斯特拉姆想对他说，正相反，他是希望友好相处的，可索科洛夫一上火，这种内心的气愤就促使他在任何问题上都要争个明白。

但他却说：

“也许，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问题在于我性情不好，一天比一天坏。这不仅您看出来了，而且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也有所察觉。”

说完这番话，他想：

“我多么孤独，无论在家里，还是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都是形单影只。”

30

党卫军首脑希姆莱打算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将由帝国保安总局执行特别措施。会议具有特殊意义，它同希姆莱赴领袖战时大本营之行联系了起来。

党卫军中校利斯接到柏林当局的命令，报告特别工程建筑的进展情况，该项工程位于集中营管理局附近。

在着手检查工程之前，利斯需要去一趟福斯公司的几家机械厂和完成保安总局订货的化工厂。然后，利斯打算到柏林，向负责会议准备工作的党卫军中校埃希曼报告工程情况。

出差使利斯感到高兴，集中营的环境迫使他经常不断地同粗俗不堪、蒙昧无知的人打交道，这使他心烦意乱。

坐在车上，他记起了莫斯托夫斯科伊。

可能老头正一个人坐在隔离室里，成宿地猜想利斯把他召去的目的，并且紧张地等待着下一次审问。

其实他只是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同时权衡写一篇《敌人的意识形态及其领袖们》的论文的可行性。

多有意思的性格！确实，当你钻进原子核，开始对你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斥力，而且还有引力。

汽车一驶出集中营大门，利斯便把莫斯托夫斯科伊忘了。

第二天清早利斯来到福斯工厂。

吃过早饭，利斯在福斯的办公室先同设计师普拉什卡交谈，然后又同领导生产的工程师们交谈。营业部主任在办事处里向他介绍了订购的组合机件的估价。

他在工厂的各个车间里、在金属的轰鸣声中逗留了几个小时，天快黑时，他感到相当疲惫。

福斯所在的工厂完成的是保安总局订货的重要部件，利斯觉得很满意——企业领导人对工作深思熟虑，各项技术合同完成得相当精确，机械工程师们对传送装置的结构进行了改进，热力工程专家详细拟订了焚尸炉最节能的工作方案。

结束了在工厂一天沉重的工作之后，福斯晚上在家里显得尤为惬意。

视察化工厂却令利斯十分扫兴——计划生产的化学制品只完成了百分之四十。

工厂方面没完没了的抱怨使利斯大为恼火。他们抱怨生产复杂，变化无常，空袭时通风装置损坏，车间里发生大批工人中毒；用作产品稳定剂的硅藻土不能及时供货；密封桶耽搁在铁路上……

但是，在化学公司经理处的人们十分了解保安总局订货的意义。股份公司的化学总工程师基希加滕博士对利斯说，保安总局的订货将按期完成。董事会决定稍稍放慢完成弹药部任务的速度——这种情况自1939年以来是没有先例的。

利斯拒绝出席在化学联合企业实验室进行的重要实验，但是审阅了由生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化学家们签字的实验记录。

这天，利斯会见了进行实验的科技人员——他们是些年轻的科学家：两名妇女（生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一位病理解剖学家、一位化学家（低温有机合成专家）和研究小组领导人（毒理学家菲舍尔教授）。会议参加者给利斯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虽说他们对自己研究的方法得到首肯表示满意，但并没有向利斯隐瞒他们工作中的弱点和自己的疑虑。

第三天，利斯同奥伯施太因联合安装公司的一名工程师同机前往建筑工地。他自我感觉良好，旅行能帮他排忧解闷。前面等待他的是最令人惬意的事——检查完建筑工地，他就能同工地的技术领导人一起上柏林，到保安总局汇报工程进展情况。

气候恶劣，下着十一月的冻雨。飞机吃力地在集中营中心机场降落。在不高的空中，机翼就开始结冰，地面上空彤云密布。拂晓时下起了雪，有些地方一团团黏土已为没被雨水冲刷掉的雪的灰色泥泞斑点所覆盖。

工程师们细毡帽的帽檐垂得低低的，水银般沉重的雨水已经把毡帽淋得透湿。

通往建筑工地的各条铁路正在铺设，它们将直接与铁路主干线联结起来。

铁路旁配置了许多库房，视察性的检查就从这些仓库开始。遮阳下正在对货物进行分类：各种机械装置的零件、溜槽和滚柱式传送装置卸开的部件、不同直径的管子、鼓风机和通风设备、球状粉碎机、还没有安装在控制台上的煤气表和电表、电缆、水泥、自卸斗车、堆成小山似的钢轨、办公用的家具。

在一些由党卫军官员保卫的特殊库房里，布满了排风装置，抽风机低声呜呜响着，有一间仓库已经开始存放化学联合公司的产品——带红色阀门的气罐、贴有红蓝标签的十五公斤重铁罐，远远望去它们犹如一瓶瓶保加利亚果酱罐头。

从这间一半陷入地下的仓库里出来，利斯和他的旅伴们遇见了刚从柏林来的化学联合企业的总设计师施塔尔汉格教授和一个身材高大、穿件黄皮夹克的男人，他是工地主任冯·赖内克工程师。

施塔尔汉格嘶哑着嗓子不住地喘气，潮湿的空气使他的哮喘病犯了。他周围的工程师责备他不爱惜身子。他们都知道，希特勒私人藏书室里有施塔尔汉格的工程纪念册。

建筑工地同二十世纪中期通常的庞大建筑并没什么区别。

基坑四周传来哨兵的警笛声、挖土机的轧轧声、起重机的运转声和蒸汽机车头的呜呜声。

利斯及其一行人来到一幢没有窗户的灰色长方形楼前。各种工业用楼、红砖炉子、粗大的烟囱、调度塔和带玻璃圆顶的警卫塔结构齐整，成排成行地朝这座没有窗户、不分前后的灰楼延伸。

筑路工人铺完了几条公路的沥青，压路机底下冒出缕缕灰白色青烟，同灰蒙蒙的雾气交融在一起。

赖内克告诉利斯，检查一号工程的密闭性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施塔尔汉格嘶哑着嗓子，忘了自己的哮喘，激动地向利斯解释新建筑物的设计思想。

一台看似外表简单、规模不大的普通工业用水力涡轮机，是无数能量、质量和速度的汇集处，一旦它转动起来，强大的水能将变为电能。

这幢建筑物就是根据透平原理建筑的。它能把生命和各种与生命相联系的能量转化为无机物。在新型的涡轮机里要消除所有心理的、神经的、呼吸的、心脏的、肌肉的、血管的能源。在新建筑物中，涡轮机的、屠宰场的、垃圾焚毁场的各种原理被结合在一起，必须把这些特点统一为一个简单的建筑设计方案。

“我们亲爱的希特勒，”施塔尔汉格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检查最为平淡乏味的工业设施时，也不会忘记建筑形式。”

他压低嗓门，以便只让利斯一个人听见他说的话。

“您是知道的，华沙城郊集中营建筑外貌过分追求神秘性，使元首很不愉快。这些都需要予以考虑。”

水泥建筑的内部构造，也与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时代相适应。

生命犹如流入下水道的水流，一旦进入，既无法停住，也不能倒流。生命在水泥通道上的运动速度可以用类似斯托克斯 [78] 关于液体在试管中的流动公式来测定，它取决于密度、比重、黏度、摩擦力和温度。电灯是镶在天花板里面的，外部再蒙上一层半透明的厚玻璃。

越往前去，灯光越亮。密闭室的入口处挡有一道光滑的钢门，明亮的白炽灯光使人看不清眼前的东西。

大门前充满一股特别兴奋和紧张的气息，犹如建筑工和安装工在新机器开动前常有的那样。

勤杂工正在用水龙带冲刷地面。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化学家在紧闭的门旁做压力试验。赖内克吩咐打开屋门。走进水泥顶棚低悬的宽敞大厅，有些工程师摘掉了呢帽。水泥屋的地板由沉重的包着金属框的活动水泥板组成，它一块接一块，拼合十分紧密。当由调度室控制的机械装置转动时，水泥板就能垂直地把屋里的一切东西沉到地下室。在那里，口腔科医生对有机物进行整理，取出用以镶假牙等用的贵金属。然后，通向火化炉的传送带开动，那些丧失思维和感觉的有机物在热能的作用下遭受进一步的破坏，变成磷肥、石灰、草木灰、氨、碳酸气和二氧化硫。

一名联络官走到利斯身旁，递给他一封电报，大家看到，党卫军中校读过电报后的脸色阴沉下来。

电报通知利斯，党卫军中校埃希曼将于今晚在建筑工地会见他，埃希曼正在慕尼黑公路干线途中。

利斯柏林之行的计划落空了。而他本想明晚在自己的别墅里度过，他那生病的、令他思念的妻子住在那里。睡觉前能穿上软鞋在沙发上坐一会儿该多好，在舒适和温暖中暂时忘却阴霾和寒冷。夜晚，躺在郊外别墅的床上，聆听远处柏林防空火炮的轰鸣该有多美。

而本来，晚上在柏林，在阿尔伯特王子街作完汇报，出城之前，在这段通常没有空袭和警报的寂静时刻，他打算去看望哲学研究所的年轻女科员，只有她知道他活得多么不轻松，他的内心多么慌乱不安。为了这次会面，他在皮包里藏了瓶法国科尼亚克白兰地和一盒巧克力。如今这一切全泡汤了。

工程师、化学家和建筑师们望着他，什么愁事使保安总局的视察员双眉紧皱？这谁能知道？

人们蓦地觉得，水泥屋已经不再听命于自己的创造者，它复苏了，依靠自己水泥的意志和水泥的渴望生存下去，它将开始分泌毒素，用钢铁的门牙咀嚼，并消化食物。

施塔尔汉格给赖内克使了个眼色，悄悄说：

“也许，利斯接到通知，党卫军中校将在此地接受他的报告。这消息我上午便听说了。这样他想回家休息，或是有可能同某个可爱的女子会面的希望就破灭了！”

31

夜间，利斯与埃希曼见了面。

埃希曼三十五岁上下。手套、大檐帽、高腰靴，这三样体现诗意的东西，以及德意志军官的傲慢和优越感都使他颇具党卫军首脑希姆莱的气派。

利斯在战前就熟悉埃希曼一家，他们是同乡。利斯上过柏林大学，在报社工作过，后来到一家哲学杂志社工作，偶尔回老家探望，便打听自己中学时代同学的情况。一些人在社会浪潮中官运亨通，后来浪潮过去，他们也就失意潦倒。这时，另一些人则声名鹊起，财大气粗起来。而年轻的埃希曼依旧单调乏味地生活着。凡尔登战役的炮声和眼看好像就要取得的胜利、失败和通货膨胀，国会内的政治斗争，左派和极左派在绘画、戏剧、音乐方面掀起的旋风和各种新时髦的兴衰，丝毫没有改变他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

他在外省的一个公司里当代理人。在家里和在社交场合，他待人接物均恰如其分的粗鲁和细心。他生活的大道都被吵吵闹闹、装模作样、对他怀有敌意的人们所堵住。他看到的尽是令他厌恶的油头滑脑、能说会道、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不怀好意的人们，或是精明狡猾、老练世故、朝他故作宽厚微笑的人们……

中学毕业后，他未能在柏林找到工作。办事处的经理们和京都各商行的行长们对他说，很遗憾，没有空缺，但埃希曼却从侧面了解到，他们录用了某个虽生活腐化但民族特性不明显的人，不知是波兰人，还是意大利人。他试图上大学，但那里的不公正态度又对他妨碍极大。他看到主考官们盯着他那张长着浅颜色眼睛的胖乎乎的圆脸，盯着他笔直的短鼻子和浅头发的小平头，一个个显得闷闷不乐。看来，他们似乎更喜欢长脸、深色眼睛、控背拱肩、肩膀窄小的退化者。被打发回老家的不是他一人。这是许多人共同遭受的命运。在柏林占优势的那个人种在社会各阶层随处可见。但这一人种孽生最多的是在丧失民族特性、崇尚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他们使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变得毫无区别。

这是个特殊的人种，是个古怪的种族，他们压迫所有企图同他们比智慧、比受教育程度、比民族特性的人。最可怕的是，始终让人感到，这一人种具有一股非侵略性的、理性上的强大生机。这种生机表现在这些人的古怪趣味上，表现在他们的生活习惯上（在他们的风习中，维护风气是同邋遢和对风气的漠不关心相结合的），表现在他们对动物的喜爱上（这种喜爱是同他们完全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相结合的），表现在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上（这种能力是同酷嗜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粗俗东西相结合的？……这些人推进了德国颜料化学和氮合成化学的发展，推动了硬性射线的研究工作，促进了优质钢的生产。由于他们，许多外国科学家和艺术家、哲学家和工程师来到德国。但正是这些人丝毫不像德国人，他们在全世界游荡，他们的友好关系完全不是德国式的，他们的德国血统并不明确。

那时，一个外省公司的小职员哪能过上像样的生活，他没有饿死就算不错了。

可如今他从自己的办公室里出来，随手把文件锁进保险柜，这些文件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知道它的内容：希特勒、希姆莱和卡尔滕布鲁纳 [79] 。黑色大轿车在门口等候他。卫兵们向他敬礼，副官拉开车门——党卫军中校埃希曼坐上车。司机立刻开足马力，盖世太保大马力的霍奇轿车随即疾驶而去。交通警察毕恭毕敬朝它敬礼，忙不迭地打开绿灯，小车沿着柏林的大街驶了一阵，拐上了公路干线。闯入雨、雾、信号标志，驶入平稳的公路干线弯道。

此刻，在斯莫列维奇 [80] ，花园丛中耸立着寂静无声的楼房，人行道上杂草丛生。一群爪子上沾上镉黄、身上涂满紫色和红色墨水的肮脏母鸡，在满是尘土的别尔季切夫市 [81] 的街道上乱窜。在基辅，波多尔区 [82] 和瓦西里科夫斯基大街上的一座座多层建筑，窗户久未擦拭，楼梯的台阶被成百万双童鞋和老人的拖鞋蹭得雪亮。

在敖德萨，高大的悬铃木兀自挺立，院子里还晾着内衣、衬衫和衬裤，盛茱萸果酱的火盆里冒着青烟，皮肤黝黑、从未见过阳光的新生儿在摇篮里哭闹。

在华沙，瘦骨嶙峋、肩膀窄小的六层楼房里住着女裁缝、装订工人、教员、酒吧间歌女、大学生和钟表匠。

在斯大林多尔夫 [83] ，夜间农舍里灯火点点，风从彼列科普 [84] 方向刮来，散发出咸味和暖洋洋的尘土味，母牛摇头晃脑，哞哞呜叫……

在布达佩斯，在法西托夫，在维也纳，在梅利托波尔，在阿姆斯特丹，在窗户明净如镜的别墅，在被工厂浓烟包围的楼房里居住着欧洲民族的人们。

此刻，集中营的电网、毒气室的高墙、防坦克壕的黏土把上百万不同年龄、职业、语言，不同生活情趣和精神需求的人们，把上百万狂热的宗教信徒和狂热的无神论者、工人和寄生虫、医生和商人、贤哲和白痴、小偷和受贿者、唯心论者和旁观者、好心人和圣人们连在一起。他们全都等待着处决。

盖世太保的霍奇轿车奔驰着，沿着秋季的公路干线蜿蜒曲折地行进。

32

他们在晚上见了面。埃希曼径直走进办公室，一面提出问题，一面坐到了椅子上。

“我时间不多，最迟明天一早必须抵达华沙。”

他已经去过集中营的警卫长那里，同工地主任谈了话。

“工厂的工作情况如何，您对福斯本人有何印象，您看化学家们水平是否高？”他急速地问。

带红殷殷大指甲的白皙长手指翻动着放在桌上的文件，不停地在上面用自来水笔作着批示。这使利斯觉得，埃希曼分不清这件事的特殊性，它甚至在铁石心肠的人身上也会偷偷引起一丝可怖的寒意。

利斯这些日子一直酗酒，哮喘病加剧了，一到晚上他就感到自己心跳加速。但他认为，对健康来说，烧酒总比他老是处于神经紧张状态害处要少些。

他想回去研究那些对国家社会主义怀有敌意的著名活动家，想解决激烈而复杂但不流血的难题。有时候，他想不再喝酒，每天抽烟不超过两至三支。前不久，他深夜把俄国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叫到他那里去，同他下了一盘政治棋，回到家，不用催眠药，一觉睡到上午九点多。

党卫军中校和利斯晚上视察毒气室时，人们给他们安排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小活动。建筑师在毒气室中央安了张小桌子，准备了葡萄酒和下酒菜，赖内克邀请埃希曼和利斯饮杯葡萄酒。

埃希曼对这项小发明微微一笑，说：

“我很乐意吃点。”

他把大檐帽交给自己的警卫，在桌子旁坐下。他那张大脸突然变得和善和忧虑，这是所有在铺上桌布的桌子后面就座后想开始吃喝的男人们常有的表情。

赖内克起身斟上葡萄酒，大伙拿起酒杯，等待埃希曼的祝酒词。

在这水泥屋的寂静中，在这些斟满美酒的高脚杯里，充满一种紧张气氛，使利斯觉得心脏简直无法承受。他想为德国的理想大声干杯，来缓和一下这种紧张气氛。但紧张气氛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有所增强。党卫军中校嚼起夹肉面包来。

“先生们，你们怎么啦？”埃希曼问，“香肠挺不错嘛。”

“我们等候主人干杯哩。”利斯说。

党卫军中校举起酒杯。

“为今后公务顺利。我以为，这方面的成就是值得一提的。”

唯独他几乎什么也没喝，而只是一个劲儿地猛吃。

早晨，埃希曼穿条短裤在大敞着的窗户前做操。雾气中清晰地显出一排排排列整齐的集中营简易木棚，传来机车的汽笛声。

利斯过去并不妒忌埃希曼。利斯地位很高，但没有高的职务。他在帝国保安总局被认为是个聪明人，希姆莱喜欢同他交谈。

上层人物多数情况下都极力不向他显示自己职务上的优势。他对到处受到尊敬而不仅仅只是得到保安警察的尊敬已经习以为常。帝国保安总局无所不为，无所不至——无论在大学里，还是在儿童疗养院院长的签字里；无论在青年歌手于歌剧院的招待性预演里，还是在为春季画展挑选绘画作品的评委会决议里；以及在准备入选国会的候选人名单里，都显示出他们的势力。

这里是生活的轴心。国家秘密警察的工作，是党永远正确的基础，是党的逻辑或非逻辑战胜一切逻辑的根本，是党的哲学战胜一切其他哲学的保证。这是根神奇的魔杖！一旦丢失了它，魔力便冰消瓦解——伟大演说家便变成饶舌婆，科学巨擘便变成别人思想的应声虫。因此，这根魔杖是决不能丢弃的。

望着埃希曼，利斯在这个早晨平生头一次感到惶恐不安的嫉妒在体内骚动。

临行前，埃希曼若有所思地说：

“要知道我同您是老乡，利斯。”

他们开始列举令他们高兴的家乡城里那些街道、饭店、电影院的名字。“当然我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埃希曼说，并且说了个当时不让他这个小作坊主的儿子进门的俱乐部名字。

利斯改变话题，问道：

“您说，能否对要处理的犹太人数量有个粗略的概念？”

他知道，他提了个出格的问题，也许除了希姆莱和元首，世界上只有三个人能回答他。

但正是在回忆了埃希曼在民主和世界主义时期那艰难的青年时代之后，利斯才应该向他提出自己所不了解的问题，才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

埃希曼作了回答。

大吃一惊的利斯问：

“几百万？”

埃希曼耸耸肩。

一时间两人沉默无语。

“我很遗憾，没在大学生时代同您见面。”利斯说，“正如歌德所说的，是求学时代。”

“我不是柏林大学的大学生，我是在外省上的学，您觉得可怜吧。”埃希曼说，并且补充：“这个数字，老乡，我第一次说出口。如果算上贝希特斯加登 [85] 、帝国办公厅和我们帝国元首的主管部门，它只被提到过七八次。”

“我明白，明天我们不会在报上读到它的。”

“我指的正是报纸。”埃希曼说。

他嘲笑地瞥了眼利斯，利斯感到对方比他机灵，不由心中暗暗吃惊。

而埃希曼说：

“除了我们寂静的小城绿草如茵之外，还有一个让我把这个数字告诉您的原因。我想让它把我们今后的工作联系起来。”

“谢谢。”利斯说，“必须认真考虑一下，事情非常重大。”

“那当然，这个建议并非仅仅出自我。”埃希曼举起一根手指头垂直往上指了指，“如果您分担了我的工作，而希特勒又打输了的话，那我们就将一起被吊死——您和我。”

“前景是美好的，值得考虑。”利斯喃喃地说。

“您想想，两年后当我们再次坐在这张舒适的小桌旁时，我们将说：‘我们用二十个月就解决了人类花二十个世纪未能解决的问题！’”

他们相互道别。利斯注视着汽车疾驰而去。

对于国家中的人际关系，他有自己的看法。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生存不可能自由发展，它每迈一步都需要控制。

为了控制人们的呼吸、母亲的感情、阅读的范围、夏日的参观、歌唱，为了领导工厂和统率军队，需要领路人。因为生命如小草那样失去了生长的权利，如大海那般失去了喧嚣的权利。在利斯看来，带头人倾向于四种性格类型。

第一种类型——纯粹的自然本性，通常丧失智慧的敏锐和分析的能力。这些人引用报刊的口号和提法，摘引希特勒的言论、戈培尔的文章、弗兰克 [86] 和罗森堡 [87] 的著作。他们觉得没有依靠时，便张皇失措，失魂落魄。他们不考虑各种现象的联系，以各种理由表现出残酷和偏执。无论是哲学、国家社会主义科学、含混不清的启示、新戏剧成就和新音乐，还是国会选举运动，他们都一本正经地接受。他们像所有知识浅薄的人那样死背《我的奋斗》，摘录报告和小册子的要点。他们的个人生活一般崇尚俭朴，有时也会感到手头拮据。他们比别人更经常地陷入使他们离开家庭的党的动员中。

利斯起初觉得，埃希曼正是属于这种类型。

性格的第二种类型，是聪颖的犬儒主义者。这些人知道魔杖的存在。在可靠的亲朋圈子里他们对许多事情极尽嘲笑讽刺之能事，他们讥讽新博士和硕士们的不学无术，揶揄领导人和地方长官的错误和习性。他们不敢蔑视的只有元首和崇高理想。这些人往往生活阔绰，饕餮豪饮。这样性格的人在党的上层较之下层更为常见。下层中，数第一种类型居多。

利斯觉得，在最上层，执牛耳者为第三种类型，那里只容得下八九个人，充其量也就是十五至二十个人。那里存在一个没有教条的世界，那里不受任何约束地判断一切。那里没有理想，只有数学、娱乐和不知怜悯为何物的高级大师们。

有时利斯觉得，德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和他们的利益。

利斯发现，为数不多的一些人在顶峰的出现，每每标志着一些不祥事件的开始。精通社会动力学的大师们，提高教条主义者的声望是为了委托他们去办一些特别血腥的事情。头脑简单的人暂时醉心于最高权力，可往往事情一完，他们便烟消云散，而有时还遭受与自己的牺牲者同样的命运。在上层剩下的依然是那些快活大师们。

在第一种性格类型的头脑简单的人中，有着一个极为珍贵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人民性。他们不仅引证国家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语句，而且也用人民的语言说话。他们的粗话是人民的、农民的。他们的俏皮话常常在工人集会上引来笑声。

第四种性格类型，是执行者，他们既对教条、思想、哲学漠然视之，也与分析能力格格不入。国家社会主义付钱，他们就为之效力。他们唯一的最大嗜好是高级餐具、西服、别墅、珠宝、家具、小汽车和冰箱。钱，他们并不十分稀罕，不相信它们是永恒存在的。

利斯倾心于最高领导人，向往他们的社会和与他们的接近，在那里，在那个嘲弄人的智慧王国里，在那个精致的逻辑王国里，他感到自己是轻松的、自然的、美好的。

但利斯看到，在可怕的最高处，在最高领导人的上面，在同温层上面，还有一个烟雾弥漫、无法理解、极不清晰、因自己的不合逻辑而感到痛苦的世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就生活在这个最高世界里。

使利斯感到可怕的，是所有无法结合的东西在希特勒身上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甚至与自己最为亲近的助手们相比，把他们的总和加在一起，他都是一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最残忍的超级力学专家、总装配师和总工长，是大师们的首领。同时，利斯在最下层，在党的领导的半地下室那层里发现，元首身上还有着教条主义的狂热，有宗教狂热般的信仰和信仰的盲目，有公牛般的不合逻辑。他既是魔杖的创造者，是最高主教，同时又是蒙昧狂热的教徒。

此刻，目送着离去的汽车，利斯感到埃希曼出其不意地唤起了他身上那种既使人胆战心惊又令人向往的极不清晰的情感，这种情感，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从他身上唤起，那就是德国人民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

33

重新组建的部队向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挺进在夜晚秘密进行着。

斯大林格勒西北方向和顿河中游地区，集结了大量军队，新方面军的实力大为加强。军用列车直接在重新铺设的铁路线上和草原上卸下人员和装备。

天刚蒙蒙亮，夜间喧闹不已的气氛寂静下来，只有满含尘土的薄雾笼罩在草原上空。白天，大炮的炮身蒙上了干枯的野蒿和干草，仿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同秋日的草原融成一片的大炮更静寂无声的了。飞机张开机翼，犹如一头头风干的死昆虫停在遮着蛛网般伪装网的机场上。

地图上，各种三角形、菱形、圆形的假设符号和各种数字代号逐渐变得越来越密。这张世界上只有几个人能看到的地图表明，新组建的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已经进入出发地区，进入目前的进攻正面。

各坦克兵团和炮兵师沿伏尔加河左岸，在荒无人烟的盐碱地草原上向南挺进，绕过浓烟滚滚、炮声隆隆的斯大林格勒，接近了寂静的工厂区和海湾地区。战争越过伏尔加河，落在卡尔梅克草原和含盐的湖间平原上。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开始说起令他们也感到奇怪的话来：“巴尔曼察克”，“察察”（乖孩子？……集结在卡尔梅克草原的南方部队已经踩着了德军的左肩。苏联最高统帅部准备包围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各师团。

黑沉沉的夜晚，诺维科夫的坦克军在秋天的星空和烟云下乘坐各式轮船、渡船、驳船，出现在卡尔梅克右岸离斯大林格勒不远的南部地区上。

无数人看到了用白漆写在装甲钢板上的俄罗斯军事将领的名字：“库图佐夫”、“苏沃洛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88] 。

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看到了俄罗斯的重炮、火箭炮和根据租借法案 [89] 获得的“道奇”、“福特”卡车纵队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开进。

尽管无数人见到了这场集结了巨大兵力，旨在进攻斯大林格勒西北面和南面的运动，但它毕竟是秘密进行的。

这怎么可能发生呢？须知德国人会了解到这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须知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不可能保密的，正如草原上的风对正在草原上行走的人不可能保密一样。

德国人了解到苏军向斯大林格勒的挺进，但斯大林格勒的进攻对他们来说却是个秘密。每个德国中尉，只要瞥一眼标有苏军集结地的地图，就能判断出只有斯大林、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掌握的苏维埃俄国最高国家军事秘密。

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被围，对所有德国中尉和元帅来说毕竟是突如其来、出其不意的。

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斯大林格勒继续坚守着，德军的冲锋依然不能取得决定性突破，尽管大批兵力投入到了这些连续不断的冲击中。而在憔悴不堪的斯大林格勒各团队中只剩下几十名红军战士。这微不足道的几十个人竟然挑起了残酷战斗的超重担，变成一种巨大力量，搅乱了德国人的所有想象。

敌人无法想象，他无数次威力无比的努力，竟然会被为数不多的人们所瓦解。他们以为，苏军预备队只是打算支援和保障防御。在伏尔加河的斜坡上打退保卢斯各师进逼的士兵们才是斯大林格勒进攻战的统帅。

可历史那无情的花招还那么深深地隐藏着。在它的深处，诞生胜利的自由本应是战争的目的，却由于历史狡猾手指的点拨变成了战争的手段。

34

老妪抱着一抱干芦苇回家，她那愁眉紧蹙的脸庞满含忧愁，她从落满尘土的美国“威力斯”牌吉普车旁和蒙上帆布的指挥坦克旁走过，坦克的一侧顶在她家农舍的板墙上。她瘦骨嶙峋、闷闷不乐，仿佛是个再平常不过的老妪。但是，世上的事情再没有比她和她那个正在屋檐下挤奶的难看女儿，再没有比她那个把手指塞在鼻孔里、注视牛奶从母牛的乳房里流淌出来的浅颜色头发的孙子，同这些驻防在草原上的军人们的关系，更意义重大的了。

所有这些人——军司令部和集团军司令部身材魁梧的少校们，在农村昏暗的圣像下烟雾腾腾地抽烟的将军们，在俄罗斯炉灶里烤羊肉的将军的厨师们，在谷仓里用弹壳和钉子卷头发的女电话兵们和在院子里对着脸盆刮脸的司机（他斜着一只眼瞧着小镜子，另一只眼望着天空，看有没有德国人的飞机飞来），以及整个钢铁的、电力的、汽油的战争世界，都是草原农村、小镇、庄子那漫长生活绵延不断的一部分。

对老妪来说，在眼下那些待在坦克上的小伙子们之间，在那些夏天徒步来到这里，请求借宿，又担惊受怕，晚上睡不着觉，只得出去察看，因而给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之间，有着绵延不断的联系。

六月间在沃罗涅日城郊，有个老妪替上校把干草铺在地板上，望着窗外通红的火光画十字；后来在乌拉尔，有个老妪把咝咝作响的铜茶炊端到后备役坦克军司令部；如今是这个卡尔梅克草原小庄子的老妪，她们之间也有着绵延不断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那么的习以为常，无论是走进家里用带刺植物生炉子的老妪，还是走出屋门来到门廊上的上校，都没有发现它。

卡尔梅克草原上一片令人惊讶、使人懊恼的寂静。这天上午，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是否知道，俄国已经把脸转向西方，准备反击和大踏步前进？

诺维科夫在门廊上叫住司机哈里托诺夫：

“带上我和政委的大衣，我们很晚才能回来。”

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来到门廊上。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诺维科夫说，“万一有什么事，请往卡尔波夫那边打电话，一刻钟后，就打到别洛夫和马卡罗夫那里。”

涅乌多布诺夫说：

“这里能有什么事嘛！”

“司令员突然就来了，那事还少吗？”诺维科夫说。

两只小鸟离开阳光，朝小庄子这头飞来。草原的寂静在它们越来越强的轰鸣声和急速的掠行中顿时被打得粉碎。

哈里托诺夫跳下汽车，跑到谷仓的墙根下。

“你这是干什么，笨蛋，你想把自己人撂下？”格特马诺夫扯着嗓子喊道。

这时，一架飞机朝小庄子一阵机枪扫射，另一架飞机上扔下一枚炸弹。哀号声，叮当声，妇女刺耳的尖叫声，孩子们的哭声和被爆炸抛起的土块的撞击声，汇成一片。

听到炸弹落下的呼啸声，诺维科夫稍稍弯下身子。眨眼间，一切混成一团，在尘土和烟雾中他只见到站在他身边的格特马诺夫。尘雾中现出涅乌多布诺夫的身影。所有人中间，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弯腰，挺胸抬头，木雕似的站着。

格特马诺夫掸掉裤子上的尘土，脸色稍稍有些苍白，但显得激动和轻快，夸口说：

“没关系，真行，裤子好像还是干的。我们的将军甚至纹丝不动。”

少顷，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过去看弹坑四周的土炸得有多远，奇怪地发现远处房屋的玻璃都给震碎了，可近处的玻璃窗却安然无恙。他们还看了看掀翻的篱笆。

诺维科夫好奇地向那些头一回见到炸弹爆炸的人打听情况。看来他们给吓坏了，他们觉得德国人造这枚炸弹，把它送上天空并往地上扔，只有一个目的：是想炸死小格特马诺夫和小涅乌多布诺夫们的父亲。原来，战争中人们干的就是这种事。

坐在车上，格特马诺夫一直都在谈空袭，后来自己打断自己说：

“彼得·帕夫洛维奇，显然，你听我说这些，一定觉得好笑。你已经经历上千次了，可我还是头一次。”

他再次自己打断自己，问道：

“听我说，彼得·帕夫洛维奇，这个克雷莫夫好像被俘过？”

诺维科夫说：

“克雷莫夫？你提他干什么？”

“我在方面军司令部听到过一次关于他的很有意思的谈话。”

“他曾落到包围圈里，好像没有被俘过。什么样的谈话？”

格特马诺夫没听诺维科夫在说什么，拍拍哈里托诺夫的肩膀说：

“绕过这间活动小屋，就是通往第一旅司令部的大路。你要知道，我的眼睛好使得很。”

格特马诺夫谈话时从来不考虑对方感受，这点诺维科夫早已习惯了。他一会儿开始谈话，一会儿提出问题，再开始谈话，然后再提问题把谈话打断。他的思路走的好像是没有规律的“之”字形。不过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只是感觉而已。

格特马诺夫经常谈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身上总带着厚厚一叠家庭相片，派勤务兵给乌法寄了两次包袱。

同时他又同卫生所很厉害的黑头发女医生塔马拉·帕夫洛夫娜一本正经地搞上了。

韦尔什科夫有天早晨很难过地告诉诺维科夫：

“上校同志，女医生晚上在政委那里过的夜，凌晨才离开。”

诺维科夫说：

“韦尔什科夫，这不是您该管的事。您最好别把我的糖果偷偷拿走就行了。”

格特马诺夫并不隐瞒他同塔马拉·帕夫洛夫娜的关系，此刻在草原上，他的肩倚着诺维科夫，悄声说：

“彼得·帕夫洛维奇，有个小伙子看上了我们的女医生。”他亲热而抱怨地望着诺维科夫。

“那是政委吧。”诺维科夫说着朝司机用眼睛示意。

“那有什么，布尔什维克又不是修士。”格特马诺夫悄悄解释说，“你知道吗，我这个老傻瓜喜欢她。”

他们沉默了一阵，格特马诺夫好像刚才根本没有进行过朋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似的，说：

“彼得·帕夫洛维奇，你处在前线这么一个可爱的环境中，一点儿也不见瘦啊。你知道，比如我，天生就是为党工作的。我是在最艰苦的年代上州委工作的，换别人早得肺病了。粮食计划告吹，斯大林同志打电话找了我两次，可我满不在乎，不往心里去，反倒胖了，好像住了趟疗养院。瞧，就跟你一样。”

“可鬼知道我天生是干什么的，”诺维科夫说，“也许，就是为打仗的。”

他笑起来，接着说：

“我发现，刚有点什么有趣的事，我首先就想，别忘了告诉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德国人朝你和涅乌多布诺夫扔第一枚炸弹时，我就想，得把这件事告诉她。”

“打政治报告吗？”格特马诺夫问。

“很快就打。”诺维科夫说。

“老婆嘛，当然，”格特马诺夫说，“她比谁都亲。”

他们来到旅驻地，跳下车。

诺维科夫的脑子里经常装满人名、居民点的地名、大大小小的任务、清楚和不清楚的事情、拟议中的和该撤销的命令。

有时，他突然间晚上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各种疑虑和问题在头脑里旋转。是否可以在超过瞄准器标尺分划刻线的距离上进行射击？行进间射击是否行？分队长们是否能迅速正确地对战斗情况的变化作出判断，是否能独立作出决定，并在瞬间下达命令？

继而他设想，如何把坦克按梯次配置突破德军和罗军的防御，进入突破口，并同强击航空兵、自行炮兵、摩托化步兵和工兵协同作战，转入追击，朝西疾进，占领渡口桥梁，绕过雷区，压制抵抗枢纽部。激动万分时，他会从床上伸下光腿，坐在黑暗中，因为幸福的预感而喘不上气来。

他从来不想把自己晚上的这些想法同格特马诺夫谈。

来到草原后，他对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的愤恨比在乌拉尔越发强烈。

“专拣软的欺负。”诺维科夫想。

他已经不是1941年的他。他喝酒比过去凶。他动不动就骂娘、发火。有天他朝油料供给主任扬起了拳头。

他发现大伙都怕他。

“鬼知道我是否天生就为打仗的。”他说，“最好还是同你喜爱的婆娘住在林子里，住在木屋里。白天去打猎，晚上返回家。她熬好稀粥，然后我们上床睡觉。战争能让人吃饱饭吗？”

格特马诺夫垂着头，专注地望着他。

第一旅旅长卡尔波夫上校在野战无线电台旁迎接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他胖乎乎的脸，火红的头发，一双只有红发人才有的浅蓝色眼睛明亮而又犀利。

他的战斗经验有段时间是同西北战线上的几次战斗联系着的，卡尔波夫在那里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把自己的坦克埋进土里，把它们变成固定火力点。

他同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并排走在一起，前往第一团驻地，但他那从容不迫的步履倒让人以为他才是主要首长。

看他的长相，他似乎应该是个心地善良、喜欢喝啤酒、胃口极大的人，但他却完全是另一种性格。他沉默寡言、冷漠、多疑、吹毛求疵。他从不招待客人，是个有名的“铁公鸡”。

格特马诺夫对他们认认真真挖了土窑和坦克、火炮掩体大为赞赏。

旅长什么都考虑到了，无论是坦克威胁的方向，还是翼侧进逼的可能性，唯独没有考虑到——面临的战斗将迫使他率部转入快速突破和追击。

诺维科夫对格特马诺夫的指手画脚、高谈阔论十分恼火。

而卡尔波夫好像故意火上浇油似的说：

“上校同志，请允许我说几句。我们在敖德萨城郊把掩体挖得好极了。晚上我们转入反冲击，把罗马尼亚人打跑了。到了深夜，根据集团军司令员的命令，我们整个防御配系就像一个人那样撤到港口，登上了舰船。罗马尼亚人上午十时忽然醒悟过来，急忙对被我们丢弃的掩体发起冲击，可我们已经在黑海上漂流了。”

“您现在面对的好像不是罗马尼亚人的空掩体。”诺维科夫说。

卡尔波夫能否在进攻期间日以继夜向前猛冲，把敌人的战斗部队和抵抗枢纽部抛在身后呢？能否冒着风险，把自己的正面、背面和两侧置于易受攻击的位置，一个劲地向前猛冲，头脑里只有拼命追击的强烈欲望呢？不，他不是这样性格的人。

四周的一切还留有已经消退的暑热的痕迹，但奇怪的是空气却是那么凉爽。坦克兵们正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有的把小镜子靠在炮塔边上，坐在装甲上刮脸，有的在擦拭武器，有的在写信，有的在铺着雨布的地上玩“接龙”。一大群人在女卫生员身边傻站着，打发时间。在这幅辽阔天空下和广袤大地上所呈现的日常生活图景里，充满了一种黄昏时分的忧郁。

这时，营长一面朝走到他们跟前的首长们跑去，一面拉平身上的军上衣，刺耳地嚷嚷：

“全营立正！”

诺维科夫好像反驳他似的回答说：

“稍息，稍息。”

政委边走边叨叨，他的身后传来笑声，坦克兵们互相使着眼色，显得十分快活。

政委问：“离开乌拉尔姑娘过别离生活滋味怎么样，能熬得住吗？信纸用得多吗？《红星报》送到草原及时吗？”

政委责怪军需员：

“今天坦克兵们吃什么？昨天吃什么？前天吃的又是什么？你同样也是吃了三天大麦米粥和青西红柿吗？去，把炊事员叫来，”他在坦克兵们的哄笑声中说，“让他说，军需员让准备了什么午饭。”

他仿佛用自己问坦克手们的日常生活问题来责备战斗指挥员：

“你们考虑的难道除了技术还是技术？”

瘦个子军需员穿一双沾满尘土的充气革高筒靴，双手通红，好像洗衣女工刚在凉水里洗完衣服似的。他站在格特马诺夫面前，不住咳嗽着。

诺维科夫觉得他有点可怜，开口说：

“政委同志，我们一起到别洛夫那里去一趟吧？”

战前，格特马诺夫就被认为是一个善于搞群众工作的出色领导人。他一跟人交谈，大伙就开始笑，他那些通俗生动的语言，即使是粗话，立刻就消除了州委书记和一个穿工作服的大老粗之间的区别。

他经常过问日常生活问题，工资是不是迟发了，乡村商店和工人合作社里有没有紧俏商品供应，集体宿舍供暖情况是否良好，集体农庄田间宿营站的伙食安排得怎么样。

他同中年的工厂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们的交谈尤其朴实融洽；大家都喜欢他，都说书记是人民公仆。他喜欢十分严厉地挑那些管供应工作的、管工人生活的和集体宿舍管理员们的刺，而如果需要，他也挑工厂厂长和拖拉机站站长们的刺，只要他们敢忽视劳动者的利益。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本人也在车间里当过钳工，工人们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但在自己的州委办公室里，他经常关心的是自己对国家的责任，莫斯科的不安就是他最大的不安。关于这一点，大工厂的厂长们和农村的区委书记们全了解。

“你破坏了国家计划，明白吗？你想交出党证吗？你知道，党把什么委托给你了吗？你不该作出解释吗？”

没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嬉笑、喧哗，谈论什么集体宿舍的开水或是车间的绿化，人们在他的办公室里确定的是硬性的生产计划，谈论的是提高生产定额，不得不暂停住房建筑，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坚决降低成本和提高零售价格。

当他主持州委会议时，人们特别能感受得到这个人的力量。他们在这些会议上有一种感觉，所有人来到他的办公室不是带着自己的想法和主张，而只是为了帮助格特马诺夫，会议的整个进程早就为格特马诺夫的智慧、意志和决心所确定。

他说话嗓音不高，从容不迫，他深信他对某个人所说的话人人都在仔细聆听。

“请谈谈自己那个区的情况……同志们，让我们的农艺师说几句……好吧，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如果你有什么要补充的……让拉齐科发表意见，他对这条路线不是全满意的……罗季奥诺夫，我看出你也想发言……不过，同志们，依我看，问题是明确的，该结束发言了……反对意见嘛，我想没有……同志们，决议草案已经准备好，罗季奥诺夫，你来念念。”

于是，本来想提出疑义甚至打算争论一番的罗季奥诺夫，用心地读着决议草案，不时朝主席瞥上一眼，看自己读得是否够清晰。

“那就这样，同志们不反对吧。”

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格特马诺夫向区委书记要计划时，当他把集体农庄的劳动日值削到最低一档时，当他过分削减工人工资时，当他要求降低成本、提高零售价格时，当他在村苏维埃深表同情地同农妇们谈话，为她们并不轻松的生活叹息时，当他在工人们的集体宿舍为他们住房的拥挤感到难过时，他始终显得那么真诚，那么自然。

要搞明白这点很困难，但是生活中的一切难道就那么容易弄清楚？

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来到汽车旁，格特马诺夫开玩笑地对陪同他们的卡尔波夫说：

“只得上别洛夫那里去吃饭，在您和您那个军需员那里别想吃上午饭。”

卡尔波夫说：

“政委同志，前线仓库暂时没给军需员供应什么东西。顺便说说，他本人什么也没有吃，因为他胃病犯了。”

“病了，哎哟哟，真糟糕。”格特马诺夫打了个哈欠，挥挥手说，“怎么样，走吧。”

别洛夫的坦克旅与卡尔波夫旅相比，大大往西突出。

别洛夫身子瘦削，大鼻子，骑兵式的罗圈腿，思维敏捷，说话干脆爽直，很中诺维科夫的意。

诺维科夫觉得他是个生来就会进行坦克突击和快速猛扑的人。

尽管他参加战斗的历史并不长，只在去年十二月在莫斯科城郊对德军后方实施过坦克袭击，但对他的评价很好。

但此刻，诺维科夫因为处处不放心，看到的便只是旅长的缺点：喝酒如饮马，轻率冒失，追女人，健忘，不受下属爱戴。别洛夫没有作防御的准备。他对旅的物质技术保障显然不感兴趣，他只做了燃料和弹药保障工作，对被损坏的坦克进行维修和从战场后撤的问题也准备不足。

“您是怎么回事，别洛夫同志，一切可不是在乌拉尔，而是在大草原。”诺维科夫说。

“是啊，就像一群茨冈人，到处流浪。”格特马诺夫补充说。

别洛夫立刻回答道：

“我采取了防空措施，至于地面上的敌人我觉得并不可怕，在这样的后方他实际上并不存在。”

他叹了口气：

“我不想进行防御，我想投入突击。上校同志，内心在哭泣。”

格特马诺夫说：

“好样的，好样的，别洛夫。苏维埃的苏沃洛夫，真正的统帅。”接着他和善而小声地以“你”相称，“政治部主任向我报告，好像你跟卫生营的一个护士相好了。有这事吗？”

在格特马诺夫和善的语调之下，别洛夫没能立刻明白问题的恶意，反问道：

“请原谅，他怎么说？”

但是因为没有得到回答，他才醒过神来，尴尬地说：

“政委同志，这是男人的事，又是在野战条件下。”

“可你有妻子和一个孩子。”

“三个。”别洛夫阴郁地纠正说。

“嘿，你看看，还是三个。要知道在二旅，好好的一个布拉诺维奇营长给解除了职务，在退出预备役前由科贝林接替了他的职务。采取这样的非常措施就因为这种事。给部下作什么榜样，啊？俄罗斯的旅长，三个孩子的父亲。”

别洛夫恶狠狠地大声说：

“我没有对她施行暴力，这种事谁也管不着。这种榜样在您、在我、在您爹之前早就有人做了。”

格特马诺夫没有提高嗓门，重新以“您”相称说：

“别洛夫同志，您别忘了自己的党证。当您的上级对您说话时，请规规矩矩地站好。”

别洛夫完全变成木头兵似的说：

“请原谅，旅政委同志，我当然明白，我意识到了。”

格特马诺夫对他说：

“我相信你的战绩，军长也信任你，只是你别在个人问题上毁自己。”他看了看表，“彼得·帕夫洛维奇，我得回司令部，我不同你一起上马卡罗夫那里去了。我用别洛夫的车。”

当他们走出掩蔽部，诺维科夫忍不住问：

“怎么，想塔马拉啦？”

格特马诺夫用冷冰冰的目光困惑地盯了他一眼，不满地说：

“方面军军委委员找我。”

在回司令部之前，诺维科夫去了趟他最喜爱的第一旅旅长马卡罗夫那里。

他们一起来到湖边，这里驻守着一个营。

马卡罗夫脸色苍白，一双眼睛透着忧郁，似乎这不应该是重型坦克旅旅长应有的眼睛。他对诺维科夫说：

“上校同志，您还记得白俄罗斯的那块沼泽地吗？那阵德国人把我们往芦苇荡里赶。”

诺维科夫自然记得白俄罗斯的沼泽地。

他在想卡尔波夫和别洛夫。这里的问题显然不仅在于经验，而且在于本性。可以使指挥员们具有他们所缺乏的经验，但本性是难移的。无法让强击航空兵改行当工兵。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像马卡罗夫这样的人，他无论在防御还是在追击方面都是十分出色的。

格特马诺夫说，他天生就是为党工作的。而马卡罗夫则是一名士兵，不必重新“剪裁”。马卡罗夫啊，马卡罗夫，我亲爱的勇敢的战士！

诺维科夫不需要马卡罗夫作什么汇报，也不需要递交什么报表。他想同马卡罗夫谈心，同他商量事情。进攻中如何才能同步兵和摩托化步兵、同工兵和自行炮兵达到完全的协调一致？他们对进攻开始后敌人可能的意图和行动所作的设想是否一致？他们对敌人反坦克防御的实力估计是否相同？展开地区的确定是否正确？

他们来到营指挥所。

指挥所配置在不深的小山谷里。营长法托夫见到诺维科夫和旅长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觉得指挥所的土窑与这样高贵的客人很不相称。这时又有个红军战士正在用炸药引着木柴生炉子，而炉子却极不体面地哐当一声倒了。

“同志们，我们要记住，”诺维科夫说，“上级把方面军总任务的最重要部分交给了我们军，而我又把最困难的部分分给了马卡罗夫，而马卡罗夫跟我软磨硬泡，让我把自己任务中最复杂的那部分委托给了法托夫。至于如何完成任务，这得由你们自己来考虑。我不能在战斗中给你们强加决定。”

他向法托夫询问了有关组织同团司令部和各连连长的通信联络、无线电的工作、弹药的数量、发动机的检查和油料的质量等问题。

分别时，诺维科夫说：

“马卡罗夫，准备好了吗？”

“没有，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上校同志。”

“三昼夜您够了吗？”

“足够，上校同志。”

坐进汽车，诺维科夫对司机说：

“怎么样，哈里托诺夫，马卡罗夫这里好像一切正常？”

哈里托诺夫斜眼看着诺维科夫，回答说：

“当然，上校同志，完全正常。供给主任喝得烂醉，营里来人领压缩食品，可他带走钥匙去睡大觉。领食品的人没找到他，只好回去。但司务长告诉我，连长领了战士们的那份伏特加，给自己办命名日。他一顿就把这些伏特加全喝了。我想找点备件把内胎补一补，可他们甚至连胶水都没有。”

35

涅乌多布诺夫将军瞥一眼司令部木屋的窗户，见到军长那辆扬起团团尘土的威力斯吉普车，乐了。

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大人们都做客去了，他高兴家里只剩下他这个主人，但刚把门关上，他仿佛觉得有小偷，还燃起大火。他从门旁走到窗口跟前，呆愣愣地站着，仔细听着，伸长鼻子嗅着，未闻到烟味。

此刻，他也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处理大事所用的那些方法，如今全不管用。

敌人突然闯进来呢，要知道司令部离前线也仅有六十公里。这时候你不能用解除职务来吓唬，也无法用指责与人民的敌人有关系相威胁。这么多的坦克，你拿什么去抵挡？这种显而易见的道理给了涅乌多布诺夫一记闷棍。这时候在前线，面对蜂拥而来的德国人，国家那强迫人服从的、令千百万人战战兢兢的愤怒力量，一分钱都不值。德国人又没有填过履历表，没有在会上谈过自己的履历，也不用因为害怕回答1917年以前双亲的职业而遭受精神上的折磨。

他所钟爱的、舍此而无法生存的一切，他的命运，他孩子们的命运，已经不在伟大的、严厉的、令他感到亲切的国家的庇护之下。于是，他头一次胆怯地、友好地想起了上校。

走进司令部木屋的诺维科夫说：

“将军同志，我明确了，就是马卡罗夫！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行解决突然出现的问题。别洛夫只会拼命往前冲，但别的什么也不懂。卡尔波夫老得用鞭子催着跑，行动迟缓，是匹干重活的马。”

“是的，是的，干部决定一切。孜孜不倦地研究干部，这是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的。”涅乌多布诺夫说，并且兴致勃勃地补充说：“我全想过了，集镇里有德国间谍，早晨就是那个下流胚把德国飞机引到我们司令部这里来的。”

涅乌多布诺夫向诺维科夫汇报过司令部的事情后，说：

“友邻部队和加强部队领导打算上我们这儿来，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只是认识认识，拜访一下。”

“可惜格特马诺夫到方面军司令部去了，也不知道把他叫去干什么？”诺维科夫说。

他们约定一起吃午饭，诺维科夫先回到自己房里洗了洗，换上了那件布满灰尘的军上衣。

集镇宽敞的街上空荡荡的，只有炸弹炸起的弹坑旁站着一个老人，格特马诺夫就住在他家。好像弹坑炸得很合老头的需要，他正张开两条手臂在它上头量着。诺维科夫走到他跟前问：

“老大爷，你在摆弄什么呢？”

老头像士兵那样举手行了个军礼，说：

“司令员同志，我1915年当过德国人的俘虏，在一个女主人那里干过活。”然后指指弹坑又指指天，丢了个眼色，“准是我那个财主老爷飞来了，想来看看我。”

诺维科夫哈哈笑了起来。

“嘿，这老头。”

他瞥一眼格特马诺夫那扇被护窗板遮住的窗户，朝站在门廊旁的哨兵点点头，突然想：“格特马诺夫到方面军司令部搞什么名堂去了？他有什么事？”霎时他心里闪现一丝不安，“他是个口是心非的人，同别洛夫大谈什么道德品质，可我一提起塔马拉，立刻就变得冷冰冰的。”

但他随即打消了这些念头，觉得毫无根据，因为诺维科夫天性不好疑心重重。

他拐到屋角，见到空地上有几十个小伙子在水井旁休息，他们很可能就是区兵役局动员入伍的新兵。

带领他们的战士困了，躺在地上，用船形帽挡着脸，他身边放着一堆垛成小山似的包袱和口袋。小伙子们显然在草原上走了不少路，双腿酸疼，有的索性脱掉了靴子。他们的头发还都没有理，远远望去就像一群课间休息的乡村中学生。他们脸庞瘦削，脖颈纤细，没有理过的浅褐色头发，打补丁的由父亲的上衣和裤子改缝的衣服，都告诉人们他们还是些孩子。有几个孩子正玩着军长小时候也曾玩过的小男孩传统的游戏。他们眯缝起眼睛，瞄准，往炸起的弹坑方向扔五戈比硬币。其余人看着他们做游戏，只是他们的眼睛不是孩子气的，透着惊慌和忧愁。

他们见到诺维科夫，朝躺着的战士望一眼，好像想问问他，是不是在军事长官来到他们身边时，还可以扔五戈比硬币，或是继续坐着。

“玩吧，玩吧，勇士们。”诺维科夫温和地说着走了过去，朝他们招招手。

强烈的怜惜感攫住了他，它是那么强烈，使他甚至为此不知所措。这一张张长着孩子般大眼睛的瘦削脸蛋和这些寒酸的衣衫，突然间那么令人吃惊、那么清楚地告诉他，他们还是些孩子……可在军队里，属于孩子的也好，属于大人的也好，那些固有的东西都隐藏在钢盔下，隐藏在靴子的咯吱声中和经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姿态、行动及言语里。这时，一切又显得直截了当，坦然自如。

他走进屋子，感到奇怪，在由今天的各种想法和印象造成的复杂而令人不安的负担中，最为令人不安的却是这次同新兵娃娃们的相遇。

“有生力量！”诺维科夫暗自重复道，“有生力量，有生力量。”

在他整个军人生涯中，他知道，在上级面前心惊胆战，是因为丢失武器装备和弹药，是因为逾期未归，是因为坦克、发动机和燃料，是因为未经允许擅自放弃高地和道路岔口……他还没有见过，上级首长因为战斗中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而正经八百地生气。而有时领导让人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只是为了避免上级首长发火。他两手一摊，替自己辩解道：“有什么办法，我投入了一半兵力，可还是未能占领预定地区。”

有生力量啊，有生力量。

好几次他发现，有人把有生力量往炮火下驱赶甚至不是因为回避责任和形式主义地执行命令，而是由于急红了眼和固执己见。战争的最大奥秘及其悲剧的精神实质，在于它有权驱使一个人去杀死另一个人。这种权力是靠人们为了共同事业赴汤蹈火维持的。

但诺维科夫有这么一个熟人，他是位头脑冷静、明智达理的指挥员，哪怕待在前沿观察所也不改变自己的习惯，天天要喝鲜牛奶。早晨，二梯队战士冒着敌人炮火给他带来一暖瓶牛奶。有一天，德国人打死了那名战士，诺维科夫的这个熟人和好人就只得一天没牛奶喝。第二天新派遣的战士又冒着炮火送来一暖瓶牛奶。对下属关怀备至、公正的好人又喝上了牛奶，士兵们都叫他父亲。去吧，去搞清这件事里的全部细微差别吧。

不久，涅乌多布诺夫就来找诺维科夫，诺维科夫急急忙忙努力对着小镜子梳平头发，说：

“唉，将军同志，战争毕竟是件可怕的事情！您看到了吗，把孩子们都赶来补充队伍了！”

涅乌多布诺夫说：

“是啊，基干军人素质太差，都是些流鼻涕的孩子。我叫醒那个带头的，说要把他送进惩戒队。我让他们解散了，这哪是军事小分队，简直是一群又脏又乱的小瘪三。”

黑暗中两辆轻型汽车驶近司令部，主人们来到门廊前迎接客人，他们是炮兵师师长、榴弹炮团团长和火箭炮旅旅长。

诺维科夫是通过前线流传的故事和司令部通报认识炮兵上校莫罗佐夫师长的。诺维科夫甚至对他作了十分清楚的想象：深红头发、圆脸。不过，原来他已经上岁数，背有点驼。

师长那双笑眯眯的眼睛看来是偶然落在那张阴郁的脸上的，而有时那双眼睛笑得那么聪颖，使人觉得它们乃是上校的精华所在。而那些皱纹和令人沮丧的微驼的背则是无意中才与这样的一双眼睛为伍的。

榴弹炮团团长洛帕金不仅可以当炮兵师长的儿子，而且可以看作师长的孙子。

火箭炮旅旅长马吉德皮肤黝黑，撅起的上唇上长着黑黑的短髭，过早的谢顶使他的脑门显得特别大，让人觉得这是个爱说俏皮话和健谈的人。

诺维科夫请客人们进屋，屋子里已经摆好桌子。

“请接受来自乌拉尔的问候。”他指了指醋渍和盐渍蘑菇说。

炊事员姿态优美地站在餐桌旁，可脸涨得通红，他轻轻地“啊”了一声，便躲了起来，他无法忍受神经的高度紧张。

韦尔什科夫靠近诺维科夫的耳根俯下身子，指着桌子悄悄说：

“来吧，别让那玩意关禁闭啊。”

炮兵师师长莫罗佐夫用指甲指指自己杯子四分之一稍高些说：

“千万别多了，肝不好。”

“中校，您呢？”

“没关系，我没毛病，满上吧。”

“我们的马吉德是个哥萨克。”

“那您呢，少校，肝怎么样？”

榴弹炮团团长洛帕金用手掌盖住自己的杯子说：

“谢谢，我不喝酒。”他拿下手，补充说：“象征性地来一丁点儿，碰碰杯。”

“洛帕金是学龄前儿童，喜欢糖果。”马吉德说。

大家为共同事业的成功干杯。像往常那样，立刻弄明白，原来大伙全是战前学院里和中专里的熟人。

他们聊起方面军的首长，聊起寒冷的秋季草原上那股不好受的滋味。

“怎么样，快举办婚礼了吧？”洛帕金问。

“会办的。”诺维科夫说。

“是啊，是啊，哪里只要有‘喀秋莎’，就永远有婚礼。”马吉德说。

马吉德对他所指挥大炮的那决定性作用发表了高见。一杯伏特加下肚，他故作宽厚大度，有分寸地嘲笑和怀疑着，显得漫不经心，这使诺维科夫极不喜欢。

诺维科夫近来一直在心中估量，叶尼娅会如何对待这样或那样的前方将士，他们又会怎样同她交谈，会对她持什么样的态度。

诺维科夫心想，马吉德一定会缠上叶尼娅，向她献殷勤，装腔作势，显摆，讲各种趣闻。

诺维科夫感到不安和醋意，好像叶尼娅正在听着极力显摆自己优点的马吉德的俏皮话。

他自己也想在叶尼娅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优点，于是，他谈了理解和熟悉那些同你并肩战斗的人是何等重要，必须预先了解他们在战斗条件下的表现。他谈到了必须加以催策的卡尔波夫，谈到了必须勒住点儿的别洛夫，谈到了那个在进攻和防御条件下都能同时有张有弛地朝既定目标前进的马卡罗夫。

相当空洞乏味的交谈中产生了在不同兵种指挥员间经常发生的争论，尽管争论得很热烈，但其实同样也相当乏味和空洞。

“是的，人们需要引导和稍加修整，但不应该强迫他们违背自己的意愿。”莫罗佐夫说。

“对他们必须加以强硬领导，”涅乌多布诺夫说，“不该怕负责任，而应当敢于承担责任。”

洛帕金说：

“没在斯大林格勒待过的人，总的说来就不算见过战争。”

“您得了吧！”马吉德反对说，“斯大林格勒算什么？英雄气概，坚韧不拔，顽强不屈？我不想争论，争论它也太可笑！我没有在斯大林格勒待过，但可以厚着脸皮说，我见过战争。我是只知道进攻的军官。我参加过三次进攻，因此可以说，我亲自参加过突破，我懂得突破。我用大炮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我用大炮不仅追赶过步兵，而且追上过坦克，如果你们想知道，我还轰过飞机。”

“嘿，中校，您打住吧，追上过坦克！”诺维科夫大动肝火，“坦克，那是运动战的主宰，这没什么可说的。”

“还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洛帕金说，“成功了把一切记在自己账上，失败了就推给友邻部队。”

莫罗佐夫说：

“唉，友邻，友邻，那次身为步兵部队指挥官的一位将军要求我给予炮火支援。‘来吧，朋友，往那片高地给我轰。’‘您要多大口径的？’可他破口大骂，说：‘给我轰，就这样！’原来他连大炮口径、射程都不懂，还不会识图，只是一个劲地叫：‘轰，给我轰。操你妈？……还对自己的部下说：‘前进，不然敲掉你们的牙齿，把你们毙了！’他相信，自己精于战争那一套。你们是友邻，就请你爱护和怜悯。而你还得算是他的下属，可不是吗，他是将军。”

“嗨，请原谅，您说的那些话同我们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涅乌多布诺夫说，“苏联武装部队中没有这样的指挥员，更不用说将军了！”

“怎么没有？”莫罗佐夫说，“战争这一年里这类自作聪明的人我见得多了，拿手枪吓唬人的，骂娘的，毫无意义地把人往炮火里赶的。前不久，一个营长哭着说：‘我把大伙往机枪眼里送有什么用？’我就说：‘可不是吗，让我们炮兵来压制火力点。’可将军师长对这个营长挥舞双拳：‘或是你立刻出发，或是我把你像条狗一样枪毙。’他只得领着人走了，像牲畜那样任人宰杀！”

“对，对，这就叫我行我素、为所欲为。”马吉德说，“可将军们反倒越来越多，顺便说说，不是靠正规的撒种繁殖，而是靠糟蹋女电话兵。”

“他们不出五个语法错就写不成两句话。”洛帕金补充说。

“瞧，瞧，”莫罗佐夫没听明白就说，“你们想少流血，就去同他们斗争吧。他们的全部力量就在于他们对人毫不怜惜。”

莫罗佐夫说的话引起诺维科夫的共鸣。他在戎马生涯中也遇到过这样的人或类似的事情。

可他突然说：

“这怎么个怜惜法？要是人怜惜人，就不该去打仗。”

今天的那些娃娃新兵使他心情不佳，他很想谈谈他们。他本应说出自己身上美好和善良的东西，却突然间以他本人也完全莫名其妙的愚蠢和火气重复道：

“这怎么个怜惜法？战争就该既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最不幸的是把那些马马虎虎训练一下的军人派到部队，让他们手中握有贵重的技术装备。请问，该怜惜谁？”

涅乌多布诺夫迅速把目光从一个人扫向另一个人。

涅乌多布诺夫毁掉过不少像如今那样坐在桌子后面的好人。使诺维科夫受不了的是他觉得，也许涅乌多布诺夫给人们制造的不幸，并不亚于在前沿等待莫罗佐夫、马吉德、洛帕金、他诺维科夫本人和今天在集镇街道上休憩的那些孩子的不幸。

涅乌多布诺夫用教训人的口吻说：

“斯大林同志可不是这么教导我们的。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最宝贵的是人，是我们的干部。我们最宝贵的资本是干部，是人，应该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他们。”

诺维科夫发现，听众们赞许地对待涅乌多布诺夫所说的话，心想：“多么有意思的结果。我在友邻面前变得比野兽还凶狠，可涅乌多布诺夫却原来是爱惜人的。可惜，格特马诺夫不在，否则他会是个十足的圣人。我同他们的关系永远就这样了。”

他打断涅乌多布诺夫的话，更愚蠢更凶狠地说：

“人我们多的是，少的是技术装备。任何一个傻瓜都会造人，这不像造坦克，造飞机。如果你要怜惜人，就别当指挥员！”

36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上将召见坦克军三位指挥员——诺维科夫、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

前天，叶廖缅科来到各坦克旅，但没有上军司令部。

被召见的指挥员们坐着，斜着眼睛瞟一眼叶廖缅科，不知道什么样的谈话在等待着他们。

格特马诺夫正回头瞥一眼放着一只皱巴巴枕头的单人床，叶廖缅科觉察到他的目光，于是说：

“刚才一条腿疼得厉害。”说着用粗话骂了一下自己的腿。

大家默不作声地望着他。

“总的说来，坦克军做好了准备，准备得很及时。”叶廖缅科说。

他一面说这番话，一面斜眼盯着诺维科夫，但诺维科夫听到司令员的赞扬，没有突然现出高兴的样子。

叶廖缅科夫稍稍感到吃惊，军长竟然对他的称赞无动于衷，因为司令员对赞扬并不是很慷慨。

“上将同志，”诺维科夫说，“我已经向您报告过，我们的强击航空兵部队连续两天轰炸了集结在草原小山沟地区的、列入军编制的一百三十七坦克旅。”

叶廖缅科微微眯缝上眼睛，琢磨他想干什么，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还是想让航空兵领导难堪？

诺维科夫阴沉着脸，补充道：

“幸好没有直接命中，他们的投弹技术并不高明。”

叶廖缅科说：

“没关系。他们还将支援你们，将功补过嘛。”

格特马诺夫插嘴道：

“方面军司令员同志，我们当然不会同斯大林的空军闹翻的。”

“就是嘛，格特马诺夫同志。”叶廖缅科说，“哦，怎么样，到赫鲁晓夫 [90] 那里去了？”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吩咐我明天去。”

“在基辅认识的吗？”

“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几乎一起工作了两年，司令员同志。”

“少将同志，您看，我是不是在季齐安·彼得罗维奇的家里见到过你？”叶廖缅科突然问涅乌多布诺夫。

“是。”涅乌多布诺夫回答说，“那次是季齐安·彼得罗维奇同沃罗诺夫元帅一起召见您。”

“不错，不错。”

“上将同志，我曾按季齐安·彼得罗维奇的要求暂时调到人民委员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因此我在他家里。”

“是啊，我看着面熟嘛。”叶廖缅科说，为了向涅乌多布诺夫表示自己的好感，补上一句：“将军同志，在草原不觉得寂寞吗？我希望安顿得还不错。”

还没有听到回答，他就满意地点点头。

客人们离去时，叶廖缅科叫住诺维科夫：

“上校，到这儿来一下。”

诺维科夫从门旁回去，叶廖缅科欠起身子，他那发胖的上身稍稍在桌子上方抬了抬，以争吵的姿态说：

“你听着。那位同赫鲁晓夫一起工作过，另一位同季齐安·彼得罗维奇一起共过事。可你呢，狗崽子，当兵出身。你得记住，你将率领一个军进行突击。”

37

一个灰蒙蒙的寒冷早晨，克雷莫夫出院了。他没有顺路回家，而是直接去向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托谢耶夫将军报告自己的斯大林格勒之行。

克雷莫夫很走运，托谢耶夫一早就待在自己家木头墙壁的办公室里，并且马上就接见了他。

政治部主任的外貌同他的名字 [91] 很相称，他斜眼看一下自己身上那套不久前刚为将军们缝制的军服，伸长鼻子嗅着客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医院的石炭酸味。

“因为受伤，我未能完成去‘6-1’号楼的委托。”克雷莫夫说，“现在我可以重新前往。”

托谢耶夫用生气、不满的目光盯着克雷莫夫说：

“没有必要了，写份详细报告呈我。”

他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对克雷莫夫的汇报既不称赞，也不指责。

像平时一样，将军的这身制服和胸前的那枚勋章在寒酸的农村木屋里显得很古怪。

但令人奇怪的不仅仅是这些。

克雷莫夫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主任阴沉着脸，那么不满意。

克雷莫夫到政治部总务处领午餐券和登记食品证，办理出差回来和住院这些天的手续。

趁办事员们正在准备票证，克雷莫夫坐在凳子上，打量这些男女办事员们的脸庞。

在这里谁也不对他、对他从斯大林格勒归来、对他受伤感兴趣。他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毫无意义，同他们毫无关系。总务处的人忙着自己那摊子事，敲着打字机，把纸翻得沙沙响，目光朝克雷莫夫身上扫，重又回到打开的厚纸夹和摊在桌上的纸张上。

一个个蹙起眉头思索，眼中和挑起的眉毛上露出多么紧张的神色，双手挪动和翻掀纸张的动作是多么从容和熟练。

只有突然出现的猛烈哈欠、朝手表飞快投去的悄悄一瞥（离午饭时间还有多久）和所有人眸中现出的无精打采的倦意，说明处在办公室闷热中的人们那萎靡不振的愁闷。

一个熟人在总务处认出了克雷莫夫，他是方面军政治部七处的教导员。克雷莫夫和他一起来到走廊上抽烟。

“去了？”教导员问。

“去了一趟。”

因为教导员没有问克雷莫夫在斯大林格勒的所见所闻以及干了些什么，克雷莫夫便反问：

“政治部里有什么新闻？”

最大的新闻就是旅级政委经过重新评定终于获得了少将军衔。

教导员窃笑着说，托谢耶夫等新军衔，急得病了一场，那可不是开玩笑啊！他找前线最好的裁缝做了一套将军服，可莫斯科一直没有把将军衔给他批下来。他们不愉快地聊起这次重新评定军衔，一些团政委和老营级教导员将只获得大尉和上尉军衔。

“您想想，”教导员说，“像我这样的，在部队里、在政治部门干了八年，就只得个中尉，啊？”

还有一些新闻：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被召回莫斯科，到了总政治部，在那里得到提升，任命为卡里宁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

过去在处级食堂用餐的政治部老教导员们，根据军委会委员的指示与教导员持平，现在都在公共食堂吃饭。还指示取消出差人员的午餐券，不给他们干粮补贴。方面军编辑部的诗人卡茨和塔拉拉耶夫斯基曾被呈请授予红星勋章，但根据谢尔巴科夫 [92] 同志的新指示，授予前线出版工作者勋章必须经总政治部批准。因此他俩的材料得送往莫斯科，可当时司令员已经签署了方面军文件，于是根据这个文件通过的所有政府奖励全部作废。

“您还没有吃午饭吧？”教导员问，“我们一起去。”

克雷莫夫回答说，他正等着办手续。

“那我走了。”教导员说，并且随便开玩笑告别，“得抓紧点，不然的话打了半天仗，只落到在军人食堂同雇员 [93] 和打字员小妞们一起吃饭的地步。”

很快克雷莫夫就办完手续，来到街上，呼吸到秋季潮湿的空气。

为什么政治部主任接见他时阴沉着脸？他对什么不满意？是克雷莫夫没完成任务？是政治部主任不相信他受伤了，怀疑他胆小怯懦？是因为克雷莫夫绕过顶头上司直接去了他那里，而且还不是在接待时间，他生气了？是因为克雷莫夫两次称他“旅政委同志”。而没有称他“少将同志”？也许这同克雷莫夫全无关系？是托谢耶夫没有被呈报授予库图佐夫勋章？收到了妻子生病的家信？谁能知道今天上午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为什么情绪这般不好？

在斯大林格勒的几个星期，克雷莫夫对阿赫图巴河中游，对政治部主任和食堂里教导员们、军官们那些漫不经心的目光感到了生疏。在斯大林格勒可不是这个样子！

晚上，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房东的那条狗见到他特别高兴，它仿佛由两半不同的部分组成，背部是一团团毛茸茸的棕毛，长脸黑白相间，它那两部分都显得兴高采烈，蜷成毛茸茸一团的棕色尾巴不断摇晃，黑白相间的脸蛋埋到克雷莫夫的手心里，一对深棕色的善良眼睛温和地望着主人。夜晚的半昏暗中好像有两条狗在对克雷莫夫表示亲热。狗同他一起经过外屋，在外屋里忙碌的女房东恶狠狠地对狗说：“该死的，跑这儿来了。”接着像政治部主任那样闷闷不乐地向克雷莫夫问好。

这间静悄悄的小屋里，那张小床，那只套着白枕套的枕头和挂在窗上的钩花窗帘，在他住过斯大林格勒可爱的土窝，蒙着雨布的又黑又窄的洞穴和满是烟气的潮湿的掩蔽部后，使他感到既不舒适又孤独。

克雷莫夫坐到桌子旁，着手起草报告。他写得很快，间或匆匆查阅一下他在斯大林格勒所作的笔记。最复杂的是写有关“6-1”号楼的情况。他站起身，在屋里走着，一会儿又重新在桌旁坐下，立刻又起来，走到外屋，咳嗽一下，仔细听了听，心想难道鬼老太婆也不来问问要不要喝茶？随后他从小桶里舀了一勺水，水质很好，比斯大林格勒的强。他回到屋内，坐在桌旁，握着笔，思考着。后来他往单人床上一躺，闭上了眼睛。

怎么会搞成这样？格列科夫朝他开了一枪！

在斯大林格勒他一直努力想搞好关系，同人们接近，因此他在那里觉得很舒畅。那里没有毫无表情、对他冷漠的目光。可走进“6-1”号楼房，他好像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列宁时代的气息。可来到那里立刻感觉到一种不怀好意的嘲讽，自己也开始肝火旺盛，想扭转人们的思想，让他们有一种危机感。为什么他要提到苏沃洛夫？格列科夫朝他开了枪！他今天尤为痛苦地感到孤独和人们对他的傲慢态度，感到党对这帮在他看来是些毫无知识、愚蠢透顶的黄毛孩子的姑息迁就。站在托谢耶夫面前多么令人厌烦！感到的只是他那恼怒的，一会儿略含讥讽、一会儿充满蔑视的目光。要知道托谢耶夫和他的那些官职、勋章，按照党的目前要求还比不上克雷莫夫的一根手指头。他们算什么东西，只不过是些对党毫无意义，同列宁的传统毫不相干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1937年冒出来的：靠写告密信，揭露人民的敌人。他记起了他顺着巷道向远处的亮点爬去时的心情，那时他满怀信心，充满力量，轻松自在。

他甚至气愤得憋气，他所盼望的生活给这个格列科夫抛开了。来到这所楼房，他曾经为自己新的命运感到高兴。他觉得，列宁的真理就活跃在这幢楼里。格列科夫竟然朝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主义者开了一枪！他把克雷莫夫扔回到阿赫图宾斯克 [94] 的办公室，扔回到了无生气的无聊生活中！恶棍！

克雷莫夫重新坐到桌子旁。他写的报告里句句都是实话。

他从头至尾看一遍写好的东西。托谢耶夫当然将把他的报告转交给特别处。格列科夫道德败坏，政治上瓦解军事分队，大搞恐怖活动，朝党代表、政治委员开枪。克雷莫夫将被召去作证，也许还会同被捕的格列科夫当面对质。

他想象，格列科夫坐在侦查员的桌子前，脸没有刮，脸色苍白蜡黄，没有系腰带。

这个格列科夫说什么来着：“您也忧郁得很，可这点您别写在报告中。”

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总书记被宣布为绝对正确，好像是万民崇拜和赞美的对象！1937年，斯大林没有宽恕列宁时代久经考验的老近卫军战士。他破坏了列宁把党的民主和铁的纪律相结合的精神。

如此残酷镇压列宁党的党员能够想象吗，合法吗？瞧，格列科夫将在队列前被枪毙。当人们杀害自己人时，是可怕的。可格列科夫不是自己人，他是敌人。

克雷莫夫从不怀疑党用专政之剑行动的正确性和消灭自己敌人的神圣的革命权利。他从不同情反对派！他从不认为布哈林、李科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走的是列宁的道路。托洛茨基在自己智慧和革命气质的闪光中没能根除自己孟什维克的过去，没能达到列宁主义的高峰。只有斯大林有力量！所以人们把他称为主宰。他的手从不颤抖，他身上没有布哈林那种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列宁缔造的党击溃敌人，跟着斯大林前进。格列科夫军事上的战绩毫无意义。同敌人无须争辩，他们的论据不值一提。

但是，无论克雷莫夫对自己如何怨恨，此刻他对格列科夫却已毫无怨恨之心。

他又记起“您也忧郁得很”这句话。

“我这是在干什么？”克雷莫夫思忖着，“告密？难道这是我写的不成？尽管不是诬告，但毕竟是告密……毫无办法，亲爱的同志，你是党员……履行自己党员的职责吧！”

翌日上午，克雷莫夫把自己的报告呈送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

两天后，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团政委奥吉巴洛夫代替政治部主任召见克雷莫夫。托谢耶夫不能接见克雷莫夫，因为他正忙于接待从前线来的坦克军政委。

大鼻子、脸色苍白、精细而有条理的团政委奥吉巴洛夫对克雷莫夫说：

“克雷莫夫同志，您不得不在不日内再去趟右岸，这次是上第六十四集团军找舒米洛夫。顺便说说我们的汽车将去州党委指挥所，您就从州委指挥所渡过河去找舒米洛夫。州委书记们是上别克托夫卡庆祝十月革命节。”

他不慌不忙向克雷莫夫口述了指派他到第六十四集团军政治部要办的事。事情小得可怜，叫人又委屈又不感兴趣，不过是去收集一下书面材料用于办公室的总结。

“那么那些报告怎么办？”克雷莫夫问，“我可是按您的吩咐在准备十月革命节的报告，我还想在部队里读它哩。”

“我们暂时放一放。”奥吉巴洛夫说，并且向克雷莫夫解释为什么必须先放一放再说。

当克雷莫夫打算离去时，团政委对他说：

“您这份汇报的内容，政治部主任已经对我说过了。”

克雷莫夫心里隐隐作痛，可能格列科夫的案件已经开始审理。

团政委说：

“您的那位勇士格列科夫很走运，第六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昨天向我们报告，格列科夫在德军向拖拉机工厂发动的进攻中被打死，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他整个支队。”

为了安慰克雷莫夫，他补充说：

“集团军司令员报请追认他为苏联英雄，现在清楚了，我们将把这件事掩盖过去。”

克雷莫夫摊开双手，仿佛说：

“那有什么，走运就走运吧，毫无办法。”

奥吉巴洛夫压低声音说：

“特别处处长认为，他也许还活着。可能跑到敌人那边去了。”

家里有个便函等着克雷莫夫，让他去趟特别处。

显然，格列科夫的案件还得继续。

克雷莫夫决定把特别处的那场不愉快谈话放到自己回来再说，因为人已经死了，这案子就不用再急着办了。

38

州的党组织决定，在斯大林格勒南面别克托夫卡新村的造船厂召开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大会。

11月6日大清早，州党委的领导同志都集中在伏尔加河左岸橡树林里的斯大林格勒州委地下指挥所里。州委第一书记、各部门的书记和州党委委员们吃完早餐的三道热菜，乘上汽车离开橡树林，来到通向伏尔加河的大路。

夜间，坦克大炮通过这条公路驶往南面的图马克渡口。在一堆堆结上冰的深褐色垃圾里，在被锡色的厚冰填充的点点水洼里，极其凄凉地显现出被战争摧残得坑洼不平的草原。

冰块在伏尔加河上顺流而下，它的撞击声沿岸几十米都能听得见。下游刮来强劲的风。这天乘露天铁壳驳船渡伏尔加河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等待渡河的红军战士们裹着被寒冷的伏尔加河大风吹透了的军大衣坐在驳船上，一个挨一个挤得密密麻麻，竭力不贴在冰冷的铁板上。人们有的拼命跺脚，有的把腿夹紧。当从阿斯特拉罕刮来一股凛冽的寒风时，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往手指上哈气、捶自己的腰和擦干净鼻涕，他们全冻僵了。伏尔加河上空弥漫着从轮船烟囱里冒出的缕缕浓烟。烟雾在冰块的背景上显得分外浓黑，而冰块在轮船烟雾那低垂的幕帘下则显得格外洁白。冰块从斯大林格勒岸边带来了战争。

一只大头渡鸦栖息在冰块上想心事。是该想些什么了。旁边的冰块上搭着片士兵燎焦的军大衣前襟，第三块冰上有一只冻得硬邦邦的毡靴和一支卡宾枪，弯曲的枪口已经同冰块冻结在一起。州委书记们和党委委员们的轻型汽车开上驳船。书记和委员们下车后站在船舷旁，眺望缓缓流动的冰块，听着它们的碰撞声。

驳船上的大副，一个嘴唇发青、穿件黑短皮袄、戴顶红军棉帽的老头走到主管运输的州委书记拉克季奥诺夫跟前，用干哑得难以想象的嗓子（这是由潮湿的河水、长年累月喝伏特加和抽烟造成的）嘟哝道：

“书记同志，早晨头班船刚开出，就发现有名水兵躺在冰块上。小伙子们想把他扯上来，差点没同他一起沉没，只得用铁棒把冰凿开。这不，他正盖着帆布在岸上躺着呢。”

老头用戴着脏手套的手朝岸那边指了指。拉克季奥诺夫望了一眼，没有见到从冰块里凿出来的死者，便指指天空，问了一句，在粗俗的直率中掩藏起自己的尴尬。

“它这时候会来炸你们吗？什么时候最频繁？”

老头挥了下手：

“现在他们还顾得上什么空袭！”

老头骂一通变衰弱的德国人，他的声音在骂人时突然由干哑变得清澈起来，又响亮又欢快。

拖轮拖着驳船悄无声息地朝斯大林格勒对岸——别克托夫卡驶去，那边仿佛并没有战事，依然像往常那样，仓库、小亭和简易木棚杂乱地分布着。

去参加大会的书记和委员们在大风中站得不耐烦了，又钻进汽车里。红军战士们透过车窗玻璃望着他们，犹如在水族馆里观赏热带鱼。

坐在M牌轿车里的斯大林格勒州党委领导人抽起烟来，不时地抓耳挠腮，偶尔交谈几句。

庆祝大会定于晚上举行。

铅印的请柬同和平时期不同的只是纸质酥脆，颜色发灰，请柬上也没有会议地址。

斯大林格勒的党的领导人、第六十四集团军的来宾们、邻近企业的工程师和工人们，在熟悉道路的向导陪同下去出席大会。向导们不时提醒着：“这里是转弯处，还有个转弯处，小心，弹坑、铁轨，小心点，这里是石灰坑？……

昏暗中到处传来人声和靴子的沙沙声。

克雷莫夫上午渡过河后顺利赶到集团军政治部，并同第六十四集团军的代表们一起去参加节日庆典。

夜晚的昏暗中，人们顺着工厂的林荫道悄悄地分散而来，真有点像旧俄时期革命节日的秘密集会。

克雷莫夫激动得大声喘气，他知道，现在不必写什么稿子，就能发表演说。凭有经验的群众运动演说家的经验，他了解人们将会同他一起感到激动和欢乐，因为斯大林格勒的功勋与俄国工人的革命斗争是同源的。

是的，是的，是的，战争鼓起了强大的民族力量，使它成为一场革命战争。他在被围困的楼房里提到苏沃洛夫，就在于革命没有被背叛。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拉季舍夫 [95] 的命运，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威力，列宁在芬兰车站装甲车上发出的号召，统统是一致的。

他见到了普里亚欣，老头还是同往常一样行动缓慢，看起来从容不迫。结果却出人意料，他未能同普里亚欣说上话。

上午，他乘车来到州委地下指挥所上面，立刻朝普里亚欣跑去，他有许多话想对普里亚欣说，但未能说上话，电话铃几乎一直响着，不断有人来找第一书记。普里亚欣突然问克雷莫夫：

“你熟悉有个叫格特马诺夫的吗？”

“熟悉。”克雷莫夫回答说，“他在乌克兰和党中央工作过，曾经是中央委员。怎么啦？”

但普里亚欣什么也没回答。接着又开始陷入动身前的忙碌之中。普里亚欣没有表示让他坐自己的车，这使克雷莫夫非常委屈。他们有两次面对面碰上，普里亚欣好像不认识克雷莫夫似的，目光冷淡而漠然。

亮着灯的过道里走过两个军人，一个是挺着个大肚子的虚胖的集团军司令员舒米洛夫，一个是长着双西伯利亚人褐色鼓泡眼的小个子将军、集团军军委委员阿勃拉莫夫。在一群穿军衣棉衣皮衣、头上冒着热气的人群里走着两位将军，使克雷莫夫觉得这种朴实的民主作风体现出革命初期的精神、列宁的精神。一踏上斯大林格勒堤岸，克雷莫夫重新感受到了这种精神。

主席团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座，斯大林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皮克辛像所有主席那样把两条胳膊支在桌子上，朝嘈杂声最大的那面慢慢咳嗽了一下，宣布斯大林格勒市苏维埃和市党组织，同部队代表和斯大林格勒工厂工人代表共同举行的庆祝伟大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大会开始。

根据激烈的掌声判断，鼓掌的全是些男子汉、士兵和工人们。

接着身体笨重、行动迟钝、脑门挺大的第一书记普里亚欣开始做报告。早已逝去的岁月和今日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中断。

普里亚欣好像是在同克雷莫夫进行辩论，用自己从容不迫的思想反驳他的激动。

全州各企业完成了国家计划。左岸的农村地区有些拖延，但基本上较好地完成了国家收购任务。

城区和市北郊没有履行对国家的义务，是因为那些地区正处于交战状态。

就是这个人，当年同克雷莫夫并肩站在前线的群众大会上，从头上摘下毛皮高帽，大声喊道：

“士兵同志们，弟兄们，打倒流血战争！自由万岁！”

如今，他望着会场说，全州上缴国家的粮食大幅度减少，这是因为济莫弗尼基区和科捷利尼科沃区成了战场而未能完成上缴任务，而卡拉奇和上库尔莫亚尔斯卡区部分或全部为敌人所占领。

继而报告人谈到全州居民为继续完成自己对国家的义务而劳动着，同时还广泛参加抗击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他列举了城市劳动人民参加民兵部队的数字，并且附带说明，这个统计数字是不完整的。他宣读了因模范完成指挥部任务，同时表现出英勇顽强和忘我精神而受嘉奖的斯大林格勒人的名单。克雷莫夫听着第一书记平静的声音，明白普里亚欣所说的关于全州工农业完成自己对国家义务的那番话，虽同他的想法和感觉大相径庭，但却不是毫无意义的，这正表明了生活的含义。

普里亚欣正是用自己冷冰冰的坚定不移的话语断言国家将无条件取得胜利的，因为人民正用苦难和对自由的向往捍卫着自己的祖国。

工人和士兵们的脸色严肃而阴沉。

真奇怪，此刻会令人痛苦地想起斯大林格勒的人们，想起塔拉索夫和巴秋克，想起同战士们在被围困的“6-1”号楼里的谈话。一想到在被围困孤楼的废墟里牺牲的格列科夫，他心里就很不舒服。

对克雷莫夫来说，这个说话可恶至极的格列科夫究竟是什么人？是格列科夫朝他开了一枪。为什么老同志、斯大林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普里亚欣的话那么陌生，那么冰冷？多么奇特复杂的感觉。

普里亚欣的报告已近尾声，他说：

“我们无比幸福地向伟大的斯大林汇报，全州劳动人民完成了自己对苏维埃祖国的义务？……

报告结束后，克雷莫夫随人群向出口处走去，用目光寻觅普里亚欣。普里亚欣在斯大林格勒浴血奋战的日子里是不应该这样做报告的，不应该这样。

忽地，克雷莫夫见到普里亚欣从高处下来，同第六十四集团军司令员并排站着，专注而沉痛的目光直直地盯着克雷莫夫，发现克雷莫夫朝他那边张望，才慢慢地把目光移开。

“怎么回事？”克雷莫夫思忖着。

39

入夜，庆祝大会后克雷莫夫搭顺路车抵达斯大林格勒发电厂。

发电厂这夜看上去有些不祥之兆。前天德军的重型轰炸机飞临电厂上空。爆炸炸起许多弹坑，土块给抛得满处都是。没有玻璃的瞎眼车间有些地方被震得倒塌，三层楼的办公大楼被炸得面目全非。油渍斑斑的变压器还在冒烟，懒洋洋地蹿起参差不齐的火苗。

年轻的格鲁吉亚人警卫领克雷莫夫穿过被火焰照亮的院子。克雷莫夫发现，点烟时向导的手指在颤抖，重磅炸弹摧毁了石头楼房，使它熊熊燃烧，面对满目疮痍的景象，人的心也在燃烧。

自打受命要去别克托夫卡之后，克雷莫夫就想着同斯皮里多诺夫见上一面。

要是突然叶尼娅也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呢？或许，斯皮里多诺夫知道她的情况，或许他收到过她的信，而且还在结尾处附言：

“您不知道些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的情况？”

他感到激动和兴奋。

或许斯皮里多诺夫会说：

“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可是一直很悲伤。”

或许他会说：“您知道吗，她哭了。”

早晨起他就迫不及待想去一趟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白天他非常想哪怕只见斯皮里多诺夫一面，就几分钟。

但他还是克制自己，去了第六十四集团军指挥所，尽管集团军政治部的一位教导员悄悄警告他：“您现在用不着急急忙忙上军委委员那儿去。他今天一早就喝醉了。”

事实上克雷莫夫急着上将军那里去，而不去斯皮里多诺夫那里，确实是白费劲。他坐在地下指挥所里等候接见，只听镶木隔间后面，军委会委员在向女打字员口述致友邻崔可夫的贺信。

他庄重地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士兵和朋友！”

说完这句话，将军哭泣起来，好几次呜咽着重复说：

“士兵和朋友，士兵和朋友。”

然后他严厉地问：

“你在那上面打了些什么？”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士兵和朋友’。”女打字员念道。

显然，她那闷闷不乐的语调使委员觉得极不相宜，他扯着嗓门纠正她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士兵和朋友。”

接着他又深深地大动感情，喃喃地说：

“士兵和朋友，士兵和朋友。”

然后将军忍住泪水，严厉地问：

“你在那上面打了些什么？”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士兵和朋友’。”女打字员说。

克雷莫夫知道，他可以不必着急。

隐隐约约的火光不但没有照亮道路，反而使它变得模糊不清。火光仿佛是从大地深处冒出来似的，也许大地自己在燃烧，那忽明忽暗的火焰是那么阴湿，那么令人无法忍受。

他们走到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厂长的地下指挥所跟前。落在不远处的几枚炸弹炸起了几堆高高的土丘，掩蔽部的入口处隐约露出一条未被踩实的小径。

警卫说：

“您正好赶上节日。”

克雷莫夫思忖，当着别人的面你可别对斯皮里多诺夫说你想的事情，什么也别问。他吩咐警卫把厂长叫到上面来，说是从方面军司令部来了位政委。只剩他一个人时，不可遏止的激动攫住了他。

“这是怎么回事？”他想，“我还以为全摆脱了呢。难道连战争也无法把它一笔勾销？我怎么办？”

“快走，快走，快走，快离开，否则你就完了！”他喃喃地说。

但没有力气离开，没有力气快走。掩蔽部里走出斯皮里多诺夫。

“喂，同志。”他不满地说。

克雷莫夫问：

“不认得我啦，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

斯皮里多诺夫惊慌地说：

“谁？”他仔细看了看克雷莫夫的脸，突然大叫道，“尼古拉，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

他的双手猛然搂住克雷莫夫的脖子。

“我亲爱的，尼古拉。”他喃喃地说，唏嘘不已。

因这场废墟中的会面而激动异常的克雷莫夫觉得自己也哭了。孤身一人，完全孤身一人……在斯皮里多诺夫的信任和欢愉中，他感到自己同叶尼娅一家贴近了，在这种亲近中，他重新估量自己内心的痛苦。为什么，为什么她要离开，为什么要给他带来那么多的痛苦？她怎么能这么干？

斯皮里多诺夫说：

“战争都干了些什么，毁了我的生活。我的玛鲁夏死了。”

他讲起薇拉，说几天前她终于离开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到伏尔加河左岸去了。他说：

“她真傻。”

“那她丈夫在哪儿？”克雷莫夫问。

“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是个歼击机飞行员。”

克雷莫夫再也忍耐不住，问道：

“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怎么样了，她活着吗，在哪儿？”“活着，不是在古比雪夫，就是在喀山。”

他瞥一眼克雷莫夫，补充说：

“要知道这是最主要的——她活着！”

“是的，是的，这当然是最主要的。”克雷莫夫说。

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是最主要的。他只知道一点，内心的痛苦并没有消失。他知道凡是同叶尼娅有关的一切都是使他痛苦的原因。无论是打听她是否平安无事、一切如意，还是打听她是否饱尝痛苦、历尽苦难，都同样让他不好受。

斯皮里多诺夫讲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谢廖扎和柳德米拉的情况，克雷莫夫只是点头，小声嘟哝道：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来吧，尼古拉！”斯皮里多诺夫说，“上我那里去，如今我没有别的家，只有这个家。”

油盏发出的光亮无法照亮整个地下室，单人床、柜子、器材、长颈玻璃瓶、面粉口袋，一切都处于黑暗中。

人们倚着墙，坐在长凳上、床上、箱子上。闷浊的空气中响彻着嘈杂的低语。

斯皮里多诺夫把酒精倒在玻璃杯、搪瓷杯和饭盒盖里。大家安静下来，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他，这种目光深邃而严肃，毫无惊慌不安，只有对正义的信念。

瞥一眼坐着的人们的脸庞，克雷莫夫想：

“要是格列科夫在这里就好了，也会给他斟上一杯的。”但格列科夫已经饮干分给他的那些酒。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必再喝了。

斯皮里多诺夫举起酒杯，克雷莫夫心想：

“他要扫大伙的兴了，要像普里亚欣那样一本正经地发表演说了。”

但斯皮里多诺夫把酒杯在空中划了个“8”字形说：

“好吧，伙计们，只得这么喝了。祝你们节日好。”

响起玻璃杯和搪瓷杯的碰撞声，人们饮过酒，哼哼着摇晃起脑袋。

各色人等在这里相聚，战前国家把他们分开，各奔东西。他们不可能坐在一张桌子旁，不会互相拍肩膀，不会说：“不，你听我对你说。”

地下室的上面是被炸毁的发电厂，大火在燃烧，可是在地下室里却出现了兄弟情谊，这种互相不动心眼的情谊多么美好，为它人们不惜献出生命。夜间看门的白头发老头，唱起了革命前察里津的孩子们在法国人办的工厂里最喜欢唱的一支歌。

他扯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嗓子唱着，声音尖细刺耳，变得陌生，连他自己听来也觉得吃惊，而大伙像是听到了哪个闲荡的人在唱歌。

另一个黑头发老头一本正经地皱起双眉，听着这支歌唱爱情的曲子。

想必，听着这支歌人人都会变得心旷神怡，这神奇而又痛苦的时刻多么美好，此刻，它把厂长、战地面包房的驭手、守夜老头和警卫连在了一起，它把卡尔梅克人、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连在了一起。

守夜老头刚唱完这支情歌，黑头发老头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开始慢条斯理地唱起来，嗓子不好，五音不全：

“我们要摒弃旧世界，与旧社会彻底决裂？……

中央派来的厂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摇头晃脑地笑起来，斯皮里多诺夫也摇晃着脑袋笑了起来。

克雷莫夫冷笑着问斯皮里多诺夫：

“老头从前是个孟什维克吧，啊？”

斯皮里多诺夫对安德烈耶夫很了解，当然会把一切告诉克雷莫夫，但又怕尼古拉耶夫听见，于是一瞬间朴素的兄弟情谊便消失殆尽，他大喝一声，打断歌声：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你唱得离谱啦！”

安德烈耶夫顿时默不作声地望着，然后说：

“我以为是对的哩。老糊涂啦。”

格鲁吉亚人警卫把一只磨破皮的手伸给克雷莫夫看。

“我把一个朋友刨了出来。沃罗比约夫·谢廖扎。”

他那双黑眼睛突然明亮起来，喘着气说，那样子就像在刺耳地大叫：

“我爱他胜过爱自己的兄弟。”

而白头发守夜老头喝醉了酒，满头大汗，死缠着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

“不，你最好听我说。马库拉泽说什么他爱谢廖什卡·沃罗比约夫胜过亲兄弟，你听听！你知道，我在煤矿干过活，东家对我多尊敬，多喜欢。跟我一块喝酒，我给他唱歌。他直截了当对我说：‘你代替了我的兄弟，虽说是一名普通矿工。’我们一块聊天，一块吃饭。”

“是格鲁吉亚人？”尼古拉耶夫问。

“干吗非要是格鲁吉亚人，沃斯克列先斯基先生是所有矿工的主人。你难道不清楚，他是多么尊敬我？他有百万资产，你明白那是什么人吗？”

尼古拉耶夫与克雷莫夫互相使眼色，滑稽地挤眉弄眼，摇摇头。

“好家伙！”尼古拉耶夫说，“这可是千真万确。活到老，学到老。”

“那就学吧。”老头说，没察觉出对方对他的嘲笑。

真是个奇怪的夜晚。当人们离去时，已是深夜。

斯皮里多诺夫对克雷莫夫说：

“尼古拉，您别拿着军大衣，我不放您走，就在我这里过夜吧。”

他一面不慌不忙给克雷莫夫铺床，一面想，怎么铺呢，有被子、棉袄、雨布。克雷莫夫走出避弹所，站在黑暗中，望一眼颤动着的火苗，重新往下走，斯皮里多诺夫还在替他铺床。

当克雷莫夫脱掉靴子躺下时，斯皮里多诺夫问：

“呶，怎么样，舒适吗？”

他摸了摸克雷莫夫的头，笑了，那是醉意朦胧且充满善意的微笑。

地面上燃烧的火苗不知为何使克雷莫夫记起1924年1月的夜晚，安葬列宁时志愿队燃起的篝火……

留在地下室过夜的人似乎都已经熟睡，黑暗变得神秘莫测。

克雷莫夫睁眼躺着，没有发现四周漆黑一片，他想着，思索着，回忆着……

当时是刺骨的严寒，受难修道院的圆顶上空是冬日黑沉沉的穹宇，几百人头戴护耳皮帽和布琼尼式军帽，身穿着军大衣和皮夹克。受难广场突然间因成千上万张传单（政府讣告）变成白茫茫一片。

列宁的遗体用农民的爬犁从哥尔克村运往火车站。滑木咯吱作响，马呼哧呼哧打着响鼻。克鲁普斯卡娅戴顶圆皮帽，系条灰围巾，走在灵柩后面，随后是列宁的两个姐姐安娜和玛利娅、朋友们和哥尔克村的农民们。人们也是这样为善良的知识分子劳动者、乡村医师和农艺师们送葬的。

哥尔克村里一片静穆。荷兰式炉子上的瓷砖闪闪发光，床上整整齐齐铺着白色的夏被，床边的小柜里放满各种贴有药物标签的小瓶，散发出一股药味。空荡荡的屋子里进来一位穿护士服的上了年纪的妇女。她习惯性地踮起脚来到床边，从椅子上提起捆着绳子的一摞报纸。在圈椅上打盹的小猫，听到玩具熟悉的窸窣声，猛地抬起头，朝空床望了一眼，打了几个哈欠，又躺下了。

走在灵柩后面的亲属和亲密的同志们回忆着离去的人。姐姐们记起一个浅头发的男孩，他有着很难管教的性格。有时他变得好嘲弄人，苛刻到了严酷的地步。但他是个好孩子，爱母亲和兄弟姐妹。

妻子回忆起，在苏黎世他蹲着同房东太太的小孙女蒂勒说话，房东太太用令沃洛佳感到好笑的瑞士语说：

“您该领养些孩子。”

他调皮地从下面飞快瞥一眼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狄纳莫工厂的工人们来到哥尔克村，沃洛佳朝他们迎面走去，他想说些什么，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只是愁苦地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无可奈何地挥着手；工人们站在四周，看到他流泪也哭泣起来。他临终前的目光是惊惶的、愁苦的，仿佛婴儿在寻觅母亲。

远处露出车站建筑物的轮廓，高烟囱的火车头在雪地里黑黝黝地兀立着。

伟大的列宁政治上的朋友李科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走在爬犁后面，胡子上因严寒蒙上了一层霜，他们心不在焉地瞥一眼脸色黝黑且有麻点的那个人，他身穿长大衣，脚穿软帮长筒皮靴。他们见到他那身高加索人的制服，总是露出宽容的嘲笑。

列宁的真理不在布哈林、李科夫、季诺维也夫他们手上，也不在托洛茨基手上。他们错了，他们中谁也不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但即使是列宁，直至自己的最后日子也不知道和不明白，列宁的事业会变成斯大林的事业。

自打人们用咯吱作响的农村爬犁把那位决定俄罗斯、欧洲、亚洲和人类命运的人的遗体运走之后，几乎二十年过去了。

克雷莫夫的思绪却顽强地被他所忆及的那个时刻所吸引，这是1924年1月一个严寒的日子，夜晚的篝火燃烧的响声，克里姆林宫那寒气逼人的宫墙，几十万哭泣的人群，工厂汽笛那揪人心肺的哀号，叶夫多基莫夫站在木台上宣读告全世界劳动人民书时那嘹亮的声音，一小群紧挨在一起抬着灵柩往匆匆建成的木结构陵墓 [96] 徐行的人们。

克雷莫夫顺着工会大厦铺有地毯的台阶拾阶而上，经过遮有黑红两色绫带的镜子旁，散发出松针清香的温暖空气中传来阵阵哀乐。他走进大厅，见到那些习惯于站在斯莫尔尼宫和红场观礼台上的人都低着头。后来，1937年他重新见到这些人在这里，在工会大厦低下了头。这些被判有罪的人听着维辛斯基 [97] 非人的清脆嘹亮的声音，大约记起了他们如何跟随爬犁行进，如何站在列宁的灵柩旁，哀乐的旋律如何在他们耳畔回荡。

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里，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他突然会想起那一月的日日夜夜？几十个同列宁一起创建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原来是钻入革命队伍的奸细，外国情报部门豢养的间谍。而只有一个在党内从未处于核心地位、从未以理论家著称的人，却原来是党的事业的救星，是真理的代表。为什么他们要招供？

最好别去想这些事。可这天晚上克雷莫夫想的正是这些事。为什么他们要招供？为什么我不吱声？克雷莫夫想，我沉默着，没有胆量说：“我对布哈林是反革命破坏分子、凶手和奸细表示怀疑。”相反，表决时我举了手；表决后我签了名；签名后我发表过讲话，写过文章。我自以为我的热忱是真诚的。可当时我的疑惑、矛盾和惊慌在哪里？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我是个有着双重意识的人？或是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同第二个人不同的意识？怎么理解？但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不仅我是这样，很多人都这样。

格列科夫说出了许多人秘而不宣的想法，说出了克雷莫夫隐埋心底、惶恐不安、很感兴趣、有时甚至被深深吸引的想法。但一旦这些隐秘的想法被捅破，克雷莫夫就感到可恶和充满敌意，他想压倒格列科夫，把他摧垮。如果需要，他会毫不犹豫枪毙格列科夫。

你瞧普里亚欣说的那些冷冰冰、冠冕堂皇的话，瞧他以国家的名义说的那些完成计划的百分比，上缴啦，义务啦。这些死气沉沉的官话，死气沉沉的官老爷，克雷莫夫一直是与之格格不入并深恶痛绝的，但他还是同这些人步调一致地前进，如今他们都成了他的上级。列宁的事业交给了斯大林，体现在这些人身上，体现在国家身上。克雷莫夫准备毫不犹豫地为祖国的光荣和强大献出自己的生命。

再瞧那个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他相信那些受迫害的人们，对他们的革命品行深信不疑，但从不说三道四，从不替他们辩护。他默不作声。为什么他要保持沉默呢？

还有克雷莫夫曾经讲过课的新闻高级讲习班的那个学员，那个可爱正直的小伙子科洛斯科夫。他从农村来，给克雷莫夫讲农业集体化，讲区里的那些坏家伙，他们把那些或被他们看中房子和果园，或同他们有私仇的人列入富农名单。他谈到农村的饥荒，谈到那些人如何铁石心肠又残忍地拿走农民所有粮食直至最后一粒种子……他讲到一个村里的好老头，为了挽救自己老伴和小孙女的生命，宁愿自己饿死时，甚至掉了眼泪。但不久克雷莫夫却在墙报上读到科洛斯科夫关于富农的一篇特写，说他们把粮食埋到地里，对新生事物表现出野兽般的仇恨。

为什么这个因内心痛苦而哭泣过的科洛斯科夫要这么写？为什么莫斯托夫斯科伊要保持沉默？难道就因为胆小怕事吗？多少次，克雷莫夫说的是一套，可心里想的是另一套。但每当他讲话或是写文章时，他觉得他就是这么想的，他相信他说的就是他所想的。可有时他却对自己说：“没有办法，这是革命需要。”

是啊，是啊，一切都曾发生过。克雷莫夫没有好好保护自己的朋友，尽管他相信他们是无罪的。有时他沉默不语，有时他含糊不清加以搪塞。有时更糟，他既不沉默，也不搪塞。有时他被召到党委、区委、市委、州委，有时又把他召到安全机关，询问他对熟人、党员们的看法。他从不诬陷朋友，从不造谣中伤，他没写过告密信、声明之类的东西。

那格列科夫呢？格列科夫是敌人。对敌人克雷莫夫从不客气，从不温良恭谦让。

但他为什么要中断与遭镇压的同志们家属的联系？他不再上他们家去，不再给他们打电话。不过，他在街上遇见被镇压的朋友们的亲属，毕竟从没有绕到另一条街，而是向他们问好。

但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一般是老妪、家庭主妇、非党的小市民太太，人们通过她们往劳改营寄包袱，用她们的地址收取劳改营寄来的信件，她们不知为什么并不害怕。有时，这些充满宗教迷信思想的老妪、家庭女佣人、没文化的保姆还收留被捕父母亲留下的孤儿，使孩子们免受收容所、孤儿院的那种生活。可党员们却对这些孤儿们畏之若虎。难道这些小市民老太太、大嫂大婶和没文化的保姆，比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比莫斯托夫斯科伊和克雷莫夫，更正直、更勇敢？

人们善于克服恐惧，孩子们敢于在黑暗中行走，士兵们敢于投入战斗，小伙子们敢于跨出一步，带着降落伞跳进无边深渊。

可这种恐惧却是特殊的，对千百万人来说这是一种沉重且无法忍受、无法克服的恐惧。这是在莫斯科冬日灰暗的天空里用令人不安的、捉摸不透的红色字母写成的几个大字：国家恐惧症……

不、不！恐惧本身无力起如此巨大的作用。革命的目的是以道德的名义解放道德，以未来的名义证明今天的法利赛人 [98] 、告密者和伪君子们无罪，它解释为什么为了人民的幸福必须把无辜的人投入监牢。这种力量以革命的名义允许双亲将关在劳改营中的孩子们丢弃不顾。它解释为什么革命要让不告发自己毫无过错的丈夫的妻子离开孩子们，到集中营去待上十年。

革命的力量同死的恐惧、肉体的痛苦、长期劳改营生活的孤寂结成了联盟。

从前，人们参加革命就知道等待他们的是牢房、苦役、无家可归的漫长岁月和断头台。

如今，最令人不安和惶恐的，最糟糕的，是革命为了获得对自己的忠诚和对伟大目标的忠诚，要付出丰厚的代价——克里姆林宫的午宴、人民委员的红包、个人专用汽车、疗养证和出国旅游。

“您没睡着，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斯皮里多诺夫在黑暗中问。克雷莫夫回答说：

“差不多都睡着了。”

“哦，请原谅我，我不再打扰您了。”

40

莫斯托夫斯科伊深夜被召到党卫军中校利斯那里后，过了有一个多星期。

激动不安的等待和紧张变为无法忍受的孤寂。

忽地，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他已经被朋友和敌人们永远忘却，谁都把他看作一个衰弱不堪、昏聩无用、苟延残喘的糟老头。

一个晴朗无风的上午，他被带到澡堂。党卫军的押送人员这回没有进屋，而是坐在台阶上，把冲锋枪放在身边，抽起烟来。天气晴朗，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士兵显然不愿进潮湿的澡堂子。

打扫澡堂的一名战俘走到他跟前：

“您好，亲爱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

莫斯托夫斯科伊突然见到面前站着的身穿制服，袖口上佩着袖标，挥着块抹布的旅政委奥西波夫，吓得叫了一声。

他们互相拥抱，奥西波夫急急忙忙说：

“我想办法争取到这份打扫澡堂的差事，替下了原来的清扫工。我想同您见面。科季科夫、将军、兹拉托克雷利茨向您问好。先说说您的情况，自我感觉如何，他们想从您这里得到些什么？您边脱衣服边说吧。”

莫斯托夫斯科伊叙述了晚间的审讯。

奥西波夫用那双鼓起的阴郁的眼睛盯着他说：

“这帮蠢货想做您的工作。”

“但为了什么？目的呢？目的是什么？”

“可能对某些历史方面的材料感兴趣，对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们的特点感兴趣。也许同需要什么宣言、呼吁书、信件之类有关。”

“他们是在枉费心机。”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他们将折磨您，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

“无望而愚蠢的企图。”莫斯托夫斯科伊重复一句后问：“说说，你们那里怎么样？”

奥西波夫小声说：

“比预期的还好。主要是得以同在工厂干活的人取得了联系，开始给我们搞武器，有冲锋枪和手榴弹。他们送来零件，我们晚上组装。当然暂时数量极少。”

“这是叶尔绍夫安排的？好样的！”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他脱去衬衣，仔细打量自己的胸脯，再次为自己的衰老神伤，他伤心地摇摇头。

奥西波夫说：

“您作为党的老同志，我必须向您通报：叶尔绍夫已经不在我们集中营。”

“什么，怎么不在了？”

“他被转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了。”

“您怎么能这样！”莫斯托夫斯科伊叫道，“多好的小伙子！”

“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还是个好小伙子。”

“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有这种事？”

奥西波夫阴沉着脸说：

“领导内部立刻产生了分歧。许多人自发地拥护叶尔绍夫，这使他昏了头。他无缘无故就不服从领导核心。他是个政治面目不清的外人。情况越来越复杂。要知道地下活动的第一条戒律就是铁的纪律。可我们产生了两个中心，非党的和党的。我们讨论了形势并做出了决定。在办公室工作的一位捷克同志，把叶尔绍夫的卡片塞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要问案的那类人里，于是他自动就被列入了名单。”

“多干脆！”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这是共产党员们一致通过的决议。”奥西波夫嘟哝道。

他手里拿着抹布，穿着自己褴褛的囚衣站在莫斯托夫斯科伊面前，神色严峻，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铁的权力，相信自己拥有比上帝更可怕更大的权力，他有权把他所从事的事业看作裁判人们命运的最高法庭。

而光着身子、瘦骨嶙峋、伟大的党的创建者之一的老人坐着，耸着瘦削衰弱的肩膀，低垂着头，一言不发。

他面前重新浮现那晚利斯的办公室。

恐惧重新攫住了他，难道利斯没有撒谎，难道利斯真的没有宪兵式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只想进行一次人与人的交谈？

他挺直身子，就像他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像十年前集体化时期那样，像把他青年时代的战友一个个送上断头台的政治斗争时期那样说：

“我服从这个决定，作为党员我接受这项决定。”他拽过搁在长凳上的自己的上衣，从上衣衬里内掏出几张纸，这是他撰写的传单。

蓦地，在他面前出现伊孔尼科夫的面孔和那双母牛般的眼睛，他想重新听到毫无意义的良善鼓吹者的声音。

“我想问问伊孔尼科夫的情况。”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他的卡片捷克人没挪动吗？”

“一个老白痴、懦夫，您提他干什么？他给处决了。他拒绝在死亡营工地干活，他们就命令凯泽把他枪毙了。”

这天夜里，集中营的墙上到处张贴着莫斯托夫斯科伊撰写的有关斯大林格勒会战战况的传单。

41

战争结束后不久，在慕尼黑盖世太保档案馆里，找到了有关西德意志一个集中营地下组织案件的侦讯材料。结案文件里写道，对地下组织参加者的判决已予执行，处决者们的尸体在焚尸炉里火化。名单中第一名便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名字。

对侦讯材料的研究，未能确定出卖自己同志的奸细的名字。可能，盖世太保把他和被他出卖的人一起处决了。

42

掌管毒气室、毒品仓库和焚尸炉的监察队宿舍里又暖和又安静。

同样也为长期在一号工程干活的囚犯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每张床铺旁放上了一张小桌子，桌上放有盛开水的水瓶，简易木床间的过道上铺上了粗地毯。

为毒气室服务的工人们被撤销看管，他们被安置在专门的屋子里吃饭。监察队的德国人按照饭店方式就餐，每人可以为自己点菜。他们领取的补助工资几乎比在战斗部队服役的同级军人多一倍。他们的家属享受住房优惠、最高的食品供应标准和从遭空袭地区首批撤离的权利。

士兵罗泽在观察孔旁值班，当一个过程结束，他就下达口令，让毒气室卸货。此外，他还应观察牙医工作是否认真及时。他好几次向工程头目党卫军少校卡尔勒夫特报告，他同时完成两项任务有困难。往往是罗泽正在上面注视放毒气，下面牙医工作的地方已经往传送带上装货。工人们没人监视，就开始趁机欺骗和偷窃。

罗泽对自己的工作已经习以为常，他已经不像头几天往观察孔监视时那样激动不安。他的前任就因为干了件只有十二岁男孩才会干的，而不是一个正在执行特殊使命的党卫军士兵适合干的事情，而被当场抓获。起初罗泽不明白，为什么伙计们都在暗地里说些不成体统的话，只是后来他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罗泽不喜欢新工作，虽说他已经习惯。罗泽不习惯大伙对他表示的敬意，这使他激动不安。食堂女服务员们老问他，为什么脸色苍白。自打罗泽记事起，母亲总是掉泪。父亲不知什么缘故常常被解雇，好像他被雇佣倒比被解雇的次数少。罗泽从长辈那里学会了轻盈温柔、不会惊扰谁的步伐，学会了对邻居、对女房东、对女房东的猫、对校长、对站在街角的警察投以亲切动人的微笑。温和可亲仿佛是他性格的基本特征。连他自己也觉得吃惊，他身上的那些强烈的仇恨，他居然能够长期不表露出来。

他来到监察队，只有少校这位会揣摩人心理的行家，理解他那温柔女人般的性格。

观察犹太人在毒气室里如何抽搐，对他毫无吸引力。罗泽对那些喜欢在这里工作的士兵们非常反感。最令他嫌恶的，是在毒气室进口处值早班的战俘茹琴科。此人的脸上一直挂着某种孩子般的特别令人讨厌的笑容。罗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但他了解这份工作所有公开和秘密的好处。

每天下班前，仪表堂堂的牙科医生都要把包着几颗金牙的小纸包递给罗泽。这些小纸包只是上缴给集中营管理局的贵金属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罗泽已经给妻子送了两次一千克左右的金子。这是他们光明的未来，是他们实现安度晚年理想的保障。他在青年时代就身体虚弱、胆小羞怯，不能真正地为生活而奋斗。他从不怀疑，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弱者和小人物们富起来。他已经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希特勒政策的好处，要知道他就是个弱者和小人物，他和他的家庭会生活得无与伦比的轻松和舒适。

43

安东·赫梅利科夫有时打心眼里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恐惧，晚上躺在木板床上，听着特罗菲姆·茹琴科的笑声，便觉得惊慌不安，毛骨悚然。

茹琴科那双插上德国人毒气室门闩的手，手指又长又粗，好像经常不洗，当他伸手从盘子里抓面包时总让人觉得恶心。

茹琴科一去上早班，等候从铁道那边过来的长队时，心里便感受到一种幸福的激动。人们排着纵队往前移动的速度，在他看来慢得无法忍受，他老远就扯着尖嗓子抱怨起来，他的上下颚轻轻颤抖，犹如一头透过玻璃窗注视着一群小麻雀的猫。

对赫梅利科夫来说，此人是令他不安的根。当然赫梅利科夫也酗酒，喝得醉醺醺时也到等候进毒气室的队伍里找娘儿们胡闹。有个通道，通过它，监察队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到澡堂的脱衣间挑选女人。男人总归是男人。赫梅利科夫只挑姑娘，把她领到棚屋的隔间里，半小时后再把她领回来交给警卫。他默不作声，女人也默不作声。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女人和美酒，不是为了华达呢马裤和派头十足的铬鞣革皮靴。

1941年7月的一天他被俘了。他挨过揍他的脖子和头部的枪托，他得过赤痢，穿着破靴子被赶到雪地里，他喝过油渍斑斑的浊水，他从死马身上撕下一片片颜色发黑的臭肉充饥，他贪馋地吞食腐烂的芜菁甘蓝和土豆皮。他只选择一样东西，那就是生存，其他的什么也不想。他曾十几次死里逃生，从饥饿和严寒中挣扎过来。他不愿死于痢疾，他不愿脑袋里挨颗九克重的子弹而倒下，他不愿在顺着腿肚往上涨的水里把自己泡肿憋死。他不是犯人，他是刻赤城里的理发师，从来没有谁把他想得很坏，无论是亲属、同院的左邻右舍、工长，还是一起喝酒吃熏鲻鱼的熟人和在家里玩牌的老朋友。他想，他同茹琴科毫无共同之处。但有时候他觉得，他同茹琴科之间的区别只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对上帝和人，他们以什么样的情感去干活，这重要吗，有的人干得有滋有味，有的人干得并不快活，可都是同样在活。

但他并不明白，茹琴科让他感到惶恐不安，并不是因为茹琴科比他更有罪。茹琴科令他感到可怕的，是他用可怖的天生变态来证明他是无罪的。可他赫梅利科夫不是变态的怪物，他是个人。

他模模糊糊知道，在法西斯主义时期，想成为一个人，最好是选择死，这比赖活着更轻松些。

44

一号工程的头目、监察队队长党卫军少校卡尔勒夫特，终于做到让中心调度室每天晚上交一份次日将要到来的军用列车运行表。卡尔勒夫特就可事先对自己的工作人员就他们面临的工作作一番部署，如一列火车的车厢总数和装载人数，根据列车来自哪个国家，调配相应的囚犯辅助人员——理发师、向导和装卸工。

卡尔勒夫特不喜欢对工作马马虎虎，玩忽职守。他不喝酒，如果下属喝得醉醺醺他就大发脾气。人们只见过一次他兴致勃勃的模样。那天他准备回家过复活节，已经坐到汽车上，把党卫军军需官哈恩叫到自己身旁，给他看女儿的照片——大脸盘、大眼睛的姑娘，活像她的父亲。

卡尔勒夫特喜好工作，舍不得白白浪费时间，吃过晚饭，他不上俱乐部小屋，不玩牌，不看电影。圣诞节那天，监察队组织了枞树晚会，演出了业余合唱队的大合唱，吃晚饭时还免费两人供应一瓶法国白兰地。卡尔勒夫特顺路到俱乐部待了半小时，大家看到他手指上还有新鲜的墨水渍，知道他圣诞之夜还在工作。

住在父母的乡村住所那阵，他觉得将要在这里度过他的一生。他喜欢宁静的农村，不怕干活。他想要壮大父亲的家产，但他又觉得无论养猪、卖蔬菜和小麦的收入有多少，他这辈子都是会在舒适宁静的父亲的房子里度过的。但人生多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他到了前线，走上了命运替他安排的道路。仿佛他从农民到士兵，从战壕到司令部警备队，从办公室到副官，从在帝国保安总局中央机关到在集中营管理局的运动，最后又在死亡集中营担任监察队长的职务，都是命中注定的。

如果卡尔勒夫特不得不面对上天的审判，他将证明自己的心灵是无罪的，他将实事求是地告诉法官，命运是如何把他推上杀害59万人的刽子手之路的。在世界大战、巨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百折不挠的党和国家暴力那强大力量的意志面前，他能做什么？谁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是个人，他本该生活在父亲的房子里。不是他在走，而是有人拽着他走。不是他想走，而是有人领着他走。他犹如一个小男孩那样踽踽而行，命运拉着他的手，领着他走。在上帝面前，那些曾受卡尔勒夫特指使干的人和那些曾指使卡尔勒夫特干的人都会这样，或大致会这样证明自己是无罪的。

卡尔勒夫特不需要在上天的审判面前证明自己的内心是无罪的，因此上帝也没有必要向卡尔勒夫特承认世上没有罪人。

有上天的审判、国家和社会的审判，但还有更高的审判，那就是有罪的人对有罪的人的审判。有罪的人衡量了极权主义国家的力量，它是无限强大的；这种恐怖力量用宣传、饥饿、孤寂、集中营、死亡的威胁、默默无闻和耻辱将人的意志加上镣铐。但是，人在贫穷、饥饿、集中营和死亡的威胁下所走的每一步，经常在受制约的同时表现出人的不受制约的意志。在监察队长的生活道路上，从农村到战壕，从非党的凡夫俗子到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自觉成员，时时处处无不留下自己意志的痕迹。命运指引着人，但人走是因为他想走，他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不走的。命运指引着人，人成为歼灭性力量的工具，但他本人同时获得了好处，并无什么损失。他了解这点，于是他奔驰而去，可怕的命运和人各有不同的目的，但他们走的是一条道。

是谁在宣读判决书，并非纯洁无邪、慈悲为怀的上天法官，并非贤明通达、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准则的大智大慧的国家最高法院，并非圣人和正人君子，而是可怜的、屈服于法西斯主义压力的肮脏的罪人，是亲自体验过极权主义国家可怕权力的，失节、折腰、胆怯、俯首听命的人。

他说：

“在这可怕的世界上有的是罪人！我就是罪人！”

45

到了行程的最后一天。车厢哐当作响，制动器吱吱嘎嘎，接着是一片寂静，继而门闩又叮当响起来，听到口令声：

“Alle heraus（全出来）！”

人们开始来到不久前被雨打湿的站台上。

在车厢的黑暗中待久了的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变得多么奇怪！

大衣、头巾没有人的变化大，女棉袄、连衣裙让人想起了当初穿衣的家和试衣的镜子。

从车厢里下来的人挤作一堆，在合群的拥挤中，在熟悉的气味和温馨中，在熟悉而痛苦的脸庞和眼睛中，在从四十二节货车车厢拥出的巨大而稠密的人流中，有着某种习以为常的令人安心的东西。

两名穿着长大衣的党卫军巡逻兵在柏油路上慢慢走着，钉有铁掌的鞋跟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他们傲慢地走着，对两位搀扶着满头白发披散在惨白脸庞上的老妪的年轻犹太人不屑一顾，也没对一个趴着从水洼里喝水的鬈发男人和一个撩起裙子整理裤带的驼背女人瞥上一眼。

两个党卫军士兵不时互相看上一眼，说上两三句话。他们走在柏油路上，犹如太阳在天际运行，太阳可是并不注意什么风啊、云啊、暴风雪和树叶的簌簌声的。但在他那从容不迫的运行中，它知道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全是因为有了它。

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大鸭舌便帽、胳膊佩戴白色袖标的一帮人大声嚷嚷，催促着那群操着古怪语言刚抵达这里的人们，这种语言是俄语、德语、犹太语、波兰语和乌克兰语的混合物。

这些穿蓝工作服的人很快就把月台上的人群组织起来，把无法行走、奄奄一息的人挑出来，让身体强壮些的把他们装上带篷的运货卡车，把乱哄哄的一群人组成一个纵队，使它产生运动意识，并赋予这一运动以方向和目的。

纵队六人一排。一条消息顺着这一排排的人群往下传：“上澡堂，先上澡堂！”

似乎大慈大悲的上帝也未必想得出比这更善良的行为了。

“喂，犹太人，咱们出发吧。”一个戴便帽、引导卸车的队长环顾一下人群，大声喊道。

男人和女人们提起手提包，孩子们抓紧母亲的裙子和父亲上衣的衣襟。“上澡堂……上澡堂？……这句话让人神往，极富魅力地充塞着人的意识。

在戴便帽的大个子身上，有着某种平易近人和吸引人的东西，他好像和不幸的人们很亲近，而不是那种穿灰大衣、戴钢盔的人。一个老妪带着祈祷般的细心，用指尖抚摸一下他工作服的袖子，问道：

“我的孩子，是去洗澡吗？”

“是的，是的，老妈妈，是去洗澡，没错，没错，太太！”突然间他用两个交战国的语言，大声而干哑地发出一道口令：“Die Kolonne marsch（成纵队前进）！齐步走！”

站台空了，穿工作服的人把破布条、破绷带、谁扔掉的破胶皮套鞋、掉落的儿童拼图方块从柏油路上清扫掉，哐啷哐啷关上货车门。金属声浪顺着车厢一节节传下去。空列车起动，开去消毒。

一队人结束工作，穿过边门返回集中营。从东部开来的列车是最脏的，车厢里虱子成群，恶臭难闻，死人病人最多。在这些列车上你找不到在匈牙利列车上、荷兰或是比利时列车上常见的香水瓶、可可盒和炼乳罐。

46

一座大城市展现在行人眼前，城市西郊沉没在雾气中。远处工厂烟囱的黑烟同云雾混合在一起，棋盘格似的棚屋笼罩在烟雾里，雾气同几何形笔直的棚户区街道连成一体，让人吃惊。

东北方高高升起一片暗红色火光，仿佛潮湿的秋空都被烧红。有时，从潮湿的火光中钻出一股灰暗色的火焰，慢悠悠地爬动着。

行人们来到宽阔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座木台，样子就像游乐场常搭的那种台子。木台上站着几十个人。这是一个乐队，乐师如同他们的乐器那样，各有特色。有些人注视着慢慢走近的纵队。一个披着浅色披风、花白头发的人说了句什么，台上的人就全都拿起了自己的乐器。蓦地，好像小鸟一样胆怯而又粗鲁地惊叫起来，被铁丝网和警报器的嗥叫声撕破的且散发出一股腥臭味和脂肪焦糊味的空气中充满了音乐声，犹如一阵被太阳晒热的夏季暴雨，光闪闪落到大地上。

集中营的人们，狱中的人们，越狱的人们，走向死亡的人们，都熟悉音乐那震撼人心的力量。

谁也无法像历尽集中营和监狱沧桑走向死亡的人那样去感受音乐。

音乐一旦触动死神临头的人，突然间在他的心中勾起的不是思想，不是希望，而只是一种盲目而剧烈的生命冲动。纵队里人们失声痛哭。一切都好像变了样，一切都好像结成了一个整体，所有四分五裂的东西，家、世界、童年、道路、车轮的撞击声、饥渴、恐惧、这座在烟雾中耸立的城市、这片晦暗血红的火光，突然间不是在记忆中，不是在图画中，而是在盲目的、炽烈的、折磨人的、对已逝生命的感觉中，汇成了一体。人们在这里，在焚尸炉的火光中，在集中营的操场上，感到生命比幸福价更高——生命即痛苦。自由不只是幸福。自由是艰难的，有时是痛苦的——自由即生命。

音乐能表达心灵的最后震颤，心灵把生命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在自己无法窥视的深处融为一体，把生命的欢愉、痛苦与这个烟雾弥漫的早晨，与头顶的火光融为一体。或许，音乐只是一把开启人感情的钥匙，它能在这可怕的瞬间打开人的心扉，但不能使人感到充实。

要知道，往往一首短短的儿歌能使老人落泪，但老人并非为这首儿歌而哭泣，它只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心灵在寻觅的东西。

纵队在广场上画出个半圆，集中营大门里驶出一辆乳白色汽车。汽车里钻出一个戴眼镜、穿皮领大衣的党卫军军官。他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注意到这个手势的乐队指挥顿时失望地放下手臂，音乐声猝然停止。

响起不断重复的“Halt（立停）”。

军官从队伍旁走过。他用手一指，领队的便叫一些人出列。军官用冷凛的目光把扫一眼被叫出列的人，领队的为了不影响他的沉思，小声问：

“多大岁数？什么职业？”

共挑出三十来人。

队伍旁响起：

“医生，外科医生！”

谁也没有应声。

“医生，外科医生，出来！”

还是一片寂静。

军官走到小车跟前，对站在广场上的几千人失去了兴趣。

把挑选出来的人五人排成一排，转过身子面对集中营大门的一块标语牌：Arbeit macht frei（劳动得自由）！

队伍里有个孩子叫喊起来，妇女们也跟着发疯似的尖叫起来。被挑选出的人默默站着，低着头。

但是，该如何表达一个松开了妻子手的人的情感呢？这最后匆匆看她那张可爱脸庞一眼的目光又该如何描述呢？当你无情地记起在默默无言的诀别瞬间，为掩盖因保住生命而感到的欢愉，你的眼睛在一瞬间眨了一下时，你还怎么活下去呢？

妻子把包着结婚戒指、几块糖和几片面包干的小包塞到丈夫手中，那情景怎么能忘得了呢？看到火光在天空中以新的力量炽烈起来的时候，难道还能活下去？因为焚烧的是他曾亲吻过的手，是曾令他心醉的眼睛，是他在黑暗中也能辨出的芳香的头发。因为焚烧的是他的孩子、妻子和母亲！当耳畔还响着孩子们的叫喊声和母亲的哀号声，难道还能去乞求在棚屋里把自己的床铺安排得离炉子近些，还能端着小盆到长勺底下去接灰糊糊的汤，还能把穿破的鞋掌再钉到鞋上？难道还能挥动铁锹去干活，还能呼吸，还能喝水？

继续生存下去的人们被驱赶到集中营大门那边。叫喊声传到他们那里，他们自己也叫喊着，揪着前胸的衬衣，可新生活却正朝他们迎面走来：电网，架着机枪的水泥塔楼，棚屋，脸色苍白的姑娘和妇女们在铁丝网后面望着他们，胸前缝着红色、黄色、蓝色布头的人们排成纵队去干活。

乐队重新开始演奏。挑选出来为集中营干活的人们走进建在沼泽地上的城市。黑乎乎的水流阴沉无声地为自己在沉甸甸的大石块中间、在滑黏黏的水泥板上开辟通道。这股黑红色的水流散发着霉味，泛起团团绿色的化学物泡沫，混杂有大量脏布和集中营手术室扔掉的血渍斑斑的脏东西。这股水流在集中营地底下流淌后，重新回到地面，又流入地下。但是，它在走自己的路，在那阴森森的集中营浊流中，毕竟还生存着海的浪花和晨的露珠。

而注定要灭亡的人们却在走向死亡。

47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迈着平稳而沉重的步履走着，一个小男孩抓着她的手。男孩的另一只手放在口袋里，摸着一只火柴盒，盒里肮脏的棉絮上躺着一条不久前在车厢里从茧内钻出来的蛹。身旁走着嘟哝不已的钳工拉扎尔·扬克列维奇，他的妻子杰博拉·萨穆伊洛夫娜怀抱着婴儿。列韦卡·布赫曼在背后一直喃喃地说着：“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同排的第五个位置上走着图书馆女管理员穆夏·鲍里索夫娜。她的头发梳得平平整整的，领子显得白白的。她一路上好几次用自己的一份面包换半饭盒温水。她无论对谁，什么都舍得。同车厢的人都把她当作圣女，一些见过世面的老太太吻她的连衣裙。前排只有四个人，挑选时军官一下子从这排里挑走斯列波伊父子俩，问到他们的职业时，他们大声说：“Zahnarzt（牙医）！”。军官点点头，于是两个斯列波伊好运，赢得了生命。一排里剩下的三人走着，摆动着双臂，他们的一双手已经毫无用处。第四人翻起上衣领子，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仰着头，迈开我行我素的步伐走着。再前面可能相隔四五排，有个戴红军棉帽的老头，因为身材高大，显得特别突出。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的身后走着穆夏·维诺库尔，在列车上度过了十四岁生日。

死神！它交游广泛，随随便便进到人们家里，进到商店，来到工厂，在市场上遇上主妇，便把她连同菜篮子一起带走。它干涉孩子们的游戏，往小作坊探头探脑，那里有个女裁缝一面哼着小曲，一面急急忙忙为委员统辖区 [99] 头儿的妻子缝制大衣。它站在买面包的长龙里面，它与织补长袜的老妪紧挨着坐下。

死神做着自己的事情，人们也做着自己的事情。有时它让人抽完这支烟，吃完这顿饭，有时它像老朋友那样粗鲁又愚蠢地哈哈大笑，拍拍人的背，追赶上他。

人们好像终于理解了它，它向人显示出自己的无聊和天真幼稚。其实生与死的跨越极易完成，犹如越过一条小溪。从板桥横架炊烟缭绕的这头，去到荒草萧索的彼岸才五六步之遥。再简单不过了！有什么好害怕的？瞧，小牛犊敲着蹄子从小桥上过去了。瞧，小男孩们踢着光脚丫跑过去了。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听到了音乐声。孩提时她头一回听到这音乐，后来当大学生时，当青年医生时，她又听到过它。这音乐生机勃勃，充满对未来的憧憬，每每令她激动不已。

但音乐欺骗了她。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已经没有未来，有的只是度过的岁月。

她感到自己那特殊的独身生活已经逝去，一座生命的峭壁突然真真切切挡在她面前。

这是所有感触里最奇特的感触！它无法表达，无法同最亲近的人，同妻子、母亲、兄弟、儿子、朋友、父亲共享。它是心灵的秘密，即使她想强烈表露，心灵也不会泄露秘密。人将带走自己一生的感触，不让它与任何人分享。一个特殊的独身的人，一个在他的意识和潜意识中凝聚着所有好的、坏的、可笑的、可爱的、羞惭的、可怜的、腼腆的、温柔的、胆怯的、惊奇的感情的人，他的最神奇之处便是从小到老，他把这一切融在自己独身生活那默默的、秘密的、孤独的情感中。

乐队开始演奏时，达维德很想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盒，稍稍把它打开一会儿，把蛹给乐师们看，又不让蛹着了凉。但走了几步，他再也看不到木台上的人，只有天空中的火光和音乐声。痛苦而雄壮的旋律犹如一杯苦酒，使他的心灵备尝无法忍受的思念母亲之苦。母亲并不坚强和平静，她为丈夫抛弃她而感到羞辱。她给达维德缝了一件衬衣，邻居们在过道上笑他穿了一件印花布裙做的、袖子针脚不齐的花衬衣。母亲是他唯一的保护者和希望，他一直坚定不移而又毫无意义地对她寄予希望。也许音乐能做到，使他对母亲不再抱有希望。他爱母亲，但她虚弱而无能为力，如同现在与他并排走着的人们一样。缓慢悠扬的音乐犹如小小的波浪，他曾在神志恍惚中见到过它们，那阵发着高烧的他从滚烫的枕头上爬下来，来到温暖湿润的沙地上。

乐队扯着干巴巴的大嗓门，嗥叫着。

他患喉炎时从水里耸起的那道黑乎乎的墙，如今挂在他的头顶，遮住了整个天空。

一切，令他内心恐惧的一切，都融为一体。这里，有对图画里那头躲在云杉树中、没被山羊发现的狼的影子的恐惧。有对市场上被宰的小牛犊长着双蓝眼睛的恐惧。有对僵死的姥姥和列韦卡·巴赫曼亲手掐死自己女儿的恐惧。有夜间第一次使他绝望地大叫和呼唤母亲的下意识的恐惧。死神站在无垠的天空中望着小达维德迈着小腿向它走来，四周只有音乐声，它抓不住摸不着，也无法用它来把脑袋撞碎。

那头蛹，没有翅膀、爪子、触须，也没有眼睛。它躺在火柴盒里，一副傻呵呵的样子，信任地期待着。

既然是犹太人，那就全完了！

他嗝着，喘息着。如果有可能，他真想把自己掐死。音乐声停了。他的一双小腿和几十双别的孩子的小腿急匆匆跑着。他没有思想，既不能叫，也不能哭。沁满汗的手指紧攥着口袋里的火柴盒，但他已经把蛹给忘了。一双小腿只是跑着，跑着，急急忙忙跑着。

如果攫住他的恐惧再持续几分钟，他将会因心脏破裂而倒下。

音乐声终止时，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擦干泪水，暴躁地说：

“这么说，你说完啦，可怜虫！”

接着她瞧一眼小男孩的脸庞，那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可怕，那么特别，甚至在这群人里都显得十分突出。

“你怎么啦？出什么事啦？”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叫着说，猛然拽了他一把，“你怎么啦，出什么事啦？我们这是去洗澡啊。”

德国人挑外科医生时，她沉默着，抗拒着令她憎恨的势力。

边上走着钳工的妻子，怀里那可怜的大脑袋男婴正用若有所思的善意目光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这个钳工的妻子夜间在车厢里为自己的婴儿偷了一个女人的一把糖。被偷的女人身体也虚弱不堪，只有一个叫拉皮杜斯的老头为她抱不平。没人愿意坐在这个老头边上，因为他老是往自己身子底下撒尿。

此刻钳工的妻子杰博拉怀抱婴儿若有所思地走着。日夜啼哭的婴儿现在却默然无声。女人那双痛苦阴郁的眼睛，使她那肮脏的脸庞和惨白委顿的嘴唇不那么难看了。

“我的圣母啊！”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思忖着。

战前两年的一天，她看到太阳从天山松林后面升起，照亮山顶的皑皑积雪，而湖泊还处在黎明前的朦胧中，如雕琢般泛着凝重的蓝色。那时她想，世上没有一个人会不羡慕她，她那颗五十岁的心被撩拨得春意荡漾，使她觉得，倘若在随便一个低矮、贫困、黑暗的小屋里有双婴儿的小手把她搂住，她将献出一切。

小男孩达维德唤起了她身上特殊的柔情，尽管她一直喜爱孩子，但还从未体验过对孩子的这般温情。在车厢里，她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每当小男孩在黑暗中朝她转过脸来，她直想哭，想把他搂在怀里不停地亲他，犹如母亲亲吻自己的孩子那样。她耳语般、仿佛不想让他听到似的重复道：

“吃吧，好儿子，吃吧。”

她很少同小男孩说话，奇怪的羞怯感使她隐藏起她身上产生的慈母般的情感。但她发现，如果她走到车厢的另一头去，小男孩就一直惶然地注视着她，直到她回到他身边，他才安静下来。

她不愿向自己承认，当德国人叫唤外科医生的时候，为何她不应声，依然留在队伍里，为何当时内心有一股强烈的冲动。

纵队从铁丝网、壕沟和架着旋转式机枪的混凝土塔楼旁走过，失却自由的人们仿佛觉得，铁丝网和机枪不是用来防止集中营里的犯人逃跑的，而是不让那些注定要死亡的人躲进苦役营。

道路从集中营的铁丝网处分开，拐向一幢幢低矮结实、带坚固屋顶的建筑物。远远望去，这些灰墙和没有窗户的长方形楼房使达维德记起图画脱落的巨大拼图方块。

小男孩从队伍拐弯时形成的一丝空隙后面见到了敞着大门的建筑，并且不知为什么，从口袋里掏出装蛹的火柴盒，没有同它道别，便把它扔在一边。让它活着吧！

“德国人够阔的。”一个走在前面的人说，好像警卫能听到他说的话，而且会对他的阿谀给予赞赏似的。

一个翻起领子的人不知为何特别古怪地耸起肩，朝左右打量了几下，变得又高又大。他突然轻轻一跳，犹如展开双翅，朝党卫军警卫脸上打了一拳，把他击倒在地。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愤然叫出了声，紧跟着也扑了上去。但她被绊了一下，跌倒了。立刻有几只手把她抓住，拉她站起来。后面的人挤了上来。达维德回头望了下，生怕别人把他挤倒，他见到卫兵正把那个男子拖到一边。

在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企图朝卫兵扑去的一瞬间，她把小男孩忘了。现在她重新拉住他的手。达维德发现在一刹那间感到自由的人的眼睛能变得那么明亮、凶猛和美丽。

这时，头几排人已经进入澡堂入口处前铺着沥青的小平台。朝大敞四开的大门走进去的人们，踩响了一种新的脚步声。

48

潮湿暖和的脱衣间里宁静而昏暗，只有几扇长方形小窗户透出些许光亮。

毛糙厚板做成的长凳漆着红色号码，在半昏暗中若隐若现。脱衣间中央有道矮隔墙一直从入口处顶到里墙，把大厅分为两半，一半为男子脱衣处，另一半为妇女和孩子们脱衣处。这样的分隔没引起人们的惊慌，因为他们依旧互相看得见，照样彼此打招呼：“玛尼娅，玛尼娅，你在这里吗？”“是的，是的，我看得见你。”有谁在叫：“马蒂尔达，拿块丝瓜筋来，替我擦擦背！”几乎每个人都显得无忧无虑。

一些穿工作服的人在队伍里表情严肃地来回走动，维持秩序，合情合理地提醒大家必须把短袜、长袜、包脚布塞在靴子里，一定得记住自己队伍的排号和座位号码。

人们的声音不大，压得低低的。

当一个人脱得精光的时候，他才接近自己。天哪，胸毛又硬又密，那么斑白。脚指甲那么难看。光着身子的人望着自己，除了想到“这就是我”。没有别的结论。他认出了自己，确定自己就是“我”。因为“我”永远只有一个。小男孩把瘦得皮包骨的臂膀交叉在肋骨突出的胸前，注视着自己蛤蟆似的身子，心想“这就是我”。再过五十年，他要是再端详自己腿上青筋突起的血管和肌肉松弛肥胖的胸脯时，同样会认出自己：“这就是我。”

但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却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所震惊。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赤裸着身子，一个大鼻子男孩瘦骨嶙峋的裸体让一个老妪见了直摇头说：“哎哟，可怜的小东西。”而十四岁姑娘的裸体甚至在这种时候还被几百双眼睛死死盯着，观赏着，老妪和老头那丑陋虚弱的裸体，引起人们虔诚的敬意；毛发浓密的男子汉那背部隆起的肌肉，女子那纤细的大腿和高耸的乳房——所有这一切，都显露出隐藏在破衣烂衫底下的人民的躯体。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觉得，她感觉到的“这就是我”不仅同她有关，而且同全体人民有关。这是人民赤裸的躯体，他既年轻又衰老，既朝气蓬勃富有生命活力又憔悴枯萎，既美丽动人又丑陋畸形，既身强力壮又羸弱不堪，他的头发既乌黑浓密又花白稀疏。她望着自己那丰腴白皙的肩头，谁也未曾亲吻过，除了妈妈在她小时候亲过。接着她带着无限柔情把目光移向小男孩，难道几分钟前她竟把他给忘了，以喝醉酒似的疯狂扑向党卫军卫兵？“一个年轻的犹太傻瓜和他年老的俄国学生曾宣扬勿以暴力抗恶。”她想，“他们的时代还没有法西斯主义。”在她处女身上出现的母爱已经不使她感到羞怯。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俯下身去，把达维德的小脸蛋捧在自己常年劳动的大手掌里。她仿佛感到捧在她手心里的是男孩那双温暖的眼睛，她吻了吻他。

“是的，是的，孩子。”她说，“瞧，我们终于来到了澡堂。”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沙波什尼科娃的眼睛仿佛在钢筋混凝土的脱衣间那半昏暗中闪烁了一下。她还活着吗？她们互相告别，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走了，瞧她已经走到了尽头，阿尼娅·斯特拉姆也走到了尽头。

钳工的妻子想让丈夫看看光屁股的小儿子，但丈夫在隔墙后面，她把用襁褓挡住一半身子的婴儿递给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自豪地说：

“刚给他脱光衣服，他就不哭了。”

隔墙后面一个长满黑胡子、穿条破睡裤的男人，眼睛和金牙闪着光亮，大声叫道：

“玛涅奇卡，这里有浴衣卖，买吗？”

穆夏·鲍里索夫娜用手遮住宽大的衬衣领口里露出来的一对乳房，对他的俏皮话报以一笑。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知道，死刑犯的俏皮话，并不能表明他的精神力量，当他们嘲笑恐惧时，只表明对胆怯弱小的人来说，恐惧并不那么可怕。

列韦卡·布赫曼，这个面容痛苦消瘦的漂亮女人，把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转过去，披散自己两根粗辫子，把几枚戒指和一副耳环藏到头发里。

一股盲目而强烈的生命力支配着她。尽管她是不幸的，是孤立无援的，法西斯主义还是把她逼到了极点，在保存自己生命的努力中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她。此刻，她藏起戒指，不再回想她曾用自己的这双手扼住自己婴儿的喉咙，因为她害怕婴儿的哭声会暴露她在阁楼间的藏身处。

正当列韦卡·布赫曼慢慢缓过气来，像动物那样好不容易躲进这个安全的密林，却看到一个穿工作服的女人正用剪子铰穆夏·鲍里索夫娜头上的发辫。边上一个女人已经铰下一个女孩的头发，乌黑柔滑的发丝静悄悄地散落在水泥地上。头发堆在地上，犹如妇女们在乌黑明亮的水中濯足。

穿工作服的女人不慌不忙挪开列韦卡护住头的一条胳膊，一把抓住后脑勺上的头发，剪刀碰到藏在头发里的戒指。那女人不停止工作，一边用手指麻利地抚摸着与头发纠结在一起的戒指，一边俯身到列韦卡的耳边说：“全会还给您的。”又更小声地说：“德国人在这里，应该Ganz ruhig（保持安静）。”列韦卡没记住这女人的脸，她没有眼睛、嘴唇，只有一只青筋突起的蜡黄的手。

隔墙的另一头出现了一个白头发男子，眼镜歪斜地架在歪斜的鼻子上，样子活像个病恹恹的恶魔。他打量一番长凳，像人们惯常同聋子说话那样扯着大嗓门，一字一顿地问：

“老妈妈，老妈妈，老妈妈，你感觉怎么样啊？”

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太突然在几百人的嘈杂声中听出了儿子的声音，温存地对他微微一笑，猜出他习惯提的问题，回答说：

“脉搏正常，很正常，没有早搏，别担心。”

站在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旁边的一个人说：

“这是格尔曼，著名的内科医生。”

一个光着身子的年轻女人拉着个厚嘴唇、穿白裤衩的小姑娘，大声叫道：

“他们要杀死我们，杀死我们，杀死我们！”

“安静，安静些，让这个疯子别吵吵。”穿工作服的女人们说。她们四下打量，没见到卫兵。耳目在半明半暗和寂静中休息。脱去因污泥和汗水变僵硬的衣服、破烂不堪的袜子和包脚布，人人感到轻松自如和好几个月来未曾体验过的快乐。铰头发的女人们一离开，人们更觉呼吸自由多了。有些人打起瞌睡，另一些人细细检查衣服缝线、逮虱子，还有些人小声交谈起来。有人说：

“真可惜，没有扑克牌，不然可以玩‘傻瓜’了。”

但这时，监察队长嘴里叼着烟卷，拿起了电话筒。仓库管理员把一个个像果酱罐头似的贴有红色标签的毒气罐装上摩托运货车。将在办公室的特别支队值班员回头朝墙上瞥了一眼，红色信号灯马上就将闪耀起来。

蓦地，脱衣间的各个角落都响起“起立”的口令声。

每一排长凳尽头站满了穿黑制服的德国人。人们被赶进宽阔的走廊，嵌在天花板里、罩上椭圆形厚玻璃的小灯发出暗淡的光亮。平缓匀整弯成弧形的混凝土通道不动声色地把人群往里吸，那力量在这里显得十分明显。万籁俱寂，只听得见人们光脚板沙沙的移动声。

战前，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有次对叶尼娅说：“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要被另一个人打死，那么看他们如何渐渐缩短距离一定很有意思。起初他们或许遥远得可怕。我是在帕米尔采集杜鹃，用康太司相机咔嚓咔嚓照个不停。而他，我的死神却离我有十万八千里，放学后他正在小河里逮梅花鲈。我打算去听音乐会，这天他却在车站买火车票，要上岳母家。不过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总是会相遇的。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如今，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记起了这场奇特的谈话。她抬头望一眼天花板，透过头顶这层混凝土，已经听不到暴雨声，看不见大熊星座的倒勺……她赤足朝走廊的涡形装饰走去。走廊悄无声息、温情脉脉地朝她迎面飘来。这一运动没有暴力，自然而然，犹如某种昏昏欲睡的下滑。四周的一切，内部的一切犹如抹上了一层甘油，就这样懒洋洋地往下自由滑行。

室内的大门突然渐渐打开。人流缓缓往里滑行。一对共同生活了五十年、脱衣时被隔墙隔开的老夫妇，现在重新并排走在一起。钳工的妻子抱着睡醒的婴儿，母子俩朝人们的头顶上方望去，看到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内科医生格尔曼的脸庞闪现了一下，边上是善良的穆夏·鲍里索夫娜的眼睛和列韦卡·布赫曼那充满恐惧的目光。哦，那是柳霞·什捷连塔利，那双年轻的眼睛，鼻孔那轻微的喘息，那脖颈，那半张着的小嘴，依然是那么美丽，丝毫没有消退，丝毫没有减色。在一旁走着的还有拉皮杜斯老头，皱皱巴巴的嘴唇泛着青紫色。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又把男孩的肩膀紧偎在自己身上，她的心中还从未有过如此柔情。

在一起走着的列韦卡哭泣起来，她的叫喊声可怖得让人受不了，那是将要化为灰烬的人的叫声。

毒气室门口站着一个人，手中拿着一段自来水管，身上披件短袖褐色拉链衫。看到他那隐隐约约、孩子般欣喜若狂的狞笑，列韦卡·布赫曼吓得尖叫起来。

他的目光在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脸上掠过。瞧，就是他！他们终于相遇了！

她觉得，她的手指该掐住这根从敞着的大门里伸出来的脖子。但笑眯眯的人瞬间挥起棍子。透过钟声和玻璃的碎裂声她听到：“别碰我，癞皮狗！”

她勉强站稳脚跟，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同达维德一起迈过这道铁门坎。

49

达维德的手掌在铁门框上蹭了一下，感到滑溜溜的，十分寒冷。他在铁镜里见到一个模模糊糊的灰色斑点，那是自己脸庞的影子。他的光脚掌觉得室内的地板比长廊上的冷，地板刚被冲洗过。

他迈着小步慢慢在矮顶的水泥箱里行走。他看不到灯，但室内笼罩着一片灰蒙蒙的亮光，仿佛阳光穿透蒙着混凝土的天盖照了进来。看来，冷冰冰的光亮不是给活人照明用的。

始终在一起的人们散了架，互相再也见不到。柳霞·什捷连塔利的脸庞闪了一下，达维德在车厢里见过她，感到有一种甜蜜而凄凉的迷恋。一眨眼在柳霞原来的地方出现一个没有脖子的矮个子女人，马上这地方又出现一个头上长着白毛的浅蓝眼睛的老头，立刻又冒出一个青年男子双眸圆睁的定定的目光。

这是人们不由自主的运动。这是低级生物非本性的运动。这一运动没有思维和目的，不表现生命的意志。人流拥入毒气室，刚进来的人推搡着已经进来的人，已经进来的人又推搡自己的邻里，从这些用胳膊肘、肩膀、肚子的无数次小小推搡中产生了运动，同植物学家布朗 [100] 发现的分子运动毫无二致。

达维德觉得，他被人们带动着，也必须运动。他被逼到墙边，先是膝盖，接着是胸脯触到了粗糙冰凉的墙，没有别的道路可寻。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贴墙站着。

有一会儿，他们注视着从门口往里运动着的人们。大门原来离他们很远，不过还能分清它所在的位置。也许是因为进门时人们互相挤作一团的缘故，只见白花花的，一片人的裸体，可随即他们便散开在毒气室的空间中。

达维德看清了人们的脸。清早，列车刚卸完人，他见到的只是他们的背影，如今仿佛整个列车都在他面前运动。突然他觉得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有些异常，她的声音在密匝匝的水泥空间里变了样。一走进这间屋子，她整个都变了。当她说“紧紧抓住我，我的孩子”时，他就意识到是她害怕把他松开，免得只剩下她一个人。但他们没能在墙边坚持住，而是被挤得离开墙壁，开始作小步运动。达维德感到他运动得比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快。她的手紧紧握住他的手，把他往自己身边拽。而某种柔软的力量渐渐把达维德朝另一方向拉，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的手指开始松开。

室内的人群越来越密，运动的速度越来越慢，人们的步子越来越小。谁也无法主宰水泥箱里的运动。德国人对人们在毒气室里是静止站着或是做“之”字形和半圆形运动，都漠然处之。光着身子的小男孩迈着毫无意义的碎步。他单薄弱小躯体的运动曲线同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大人沉重身躯的运动曲线不再相吻合，于是他们被拆散了。她不该只抓着他的手，而应该像那对母女一样，以忧郁而坚韧不拔的爱，脸贴着脸，胸贴着胸，形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

人越来越多，分子运动在密度和浓度上偏离了阿伏伽德罗 [101] 定律。失去了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手的小男孩惊叫起来。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立刻成为过去式。此时此刻，有的只是现在。人们的嘴唇在一起呼吸，他们的身体紧挨在一起，他们的思想和感觉系在一起。

达维德落在一部分人的旋涡之中，他们从墙边折回，又向大门倒流过去。他见到两个男子和一个老妪紧紧抱在一起连成了一体，老妪保护着孩子，孩子扶持着母亲。突然达维德身旁又发生了按新的方式出现的新的运动。嘈杂声也是新的，与沙沙声和嘟哝声大不相同。

“让开！”一个低着头，脖颈粗壮、双臂强健有力的男子挤过紧挨在一起的一群躯体，想冲出混凝土那催人入眠的旋律。他左冲右突，犹如厨房案板上的一条鱼，盲目而没有思维。很快他就平息下来，喘着大气，迈着小步，做着所有人做的运动。

由他引起的骚乱改变了运动曲线，使得达维德重新与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站在了一起。她使劲把小男孩贴在自己身边，这么大的力气只有在死亡营里干活的工人才能发现和估量。他们在清理毒气室的尸体时，从来不想把互相搂抱着的身体分开。

门那边响起叫喊声，看到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人们拒绝再进敞开着的大门。

达维德看到门给关上了，铁门好像被磁石吸引，轻柔平稳地向铁门框移动，它们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

达维德发现，墙壁上方，正方形金属小网罩后面有什么活的东西在微微动弹，他以为是只灰老鼠。但达维德马上明白，是风机转动了起来，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甜丝丝的气味。

脚步的沙沙声静息下来，间或传来含糊不清的絮语、呻吟声和突然的叫喊声。语言对人已经毫无用处，行动已经毫无意义，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未来，但毒气室里没有未来。达维德的头部和颈部活动使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没有愿望朝其他活的生物观望的方向看上一眼。

她那双眼睛读过荷马史诗、《消息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梅恩·里德 [102] 的小说和黑格尔的《逻辑学》，见到过各色好人和坏人，瞧见过库尔斯克绿色草地上的大雁，在普尔科沃天文台通过折射望远镜观望过星星，在卢浮宫端详过乔孔达 [103] ，在市场的货架上睃视过西红柿和芜菁，目睹过外科手术刀的闪光，纵览过伊塞克湖的碧波，现在她已经不需要这双眼睛了。这时候无论谁把她的眼睛弄瞎，她都不会感到有什么损失。

她呼吸着，但呼吸变得十分困难，于是她竭尽全力呼吸。她想把最后一丝意识集中于响成一片的钟声中。但这一意识没有诞生，她默然站着，没有闭上已经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

男孩子的抽搐使她满含怜惜之情。她对他的感情是那么纯真，不需要用言语和目光来表达。垂死的孩子还在呼吸，但他呼吸的空气并不能延续生命，反而会把生命往死神那里驱赶。他的头还在转动，他仍旧想看。他看到了慢慢坐倒的人们，看到了大张着的没有牙齿或露着白牙和金牙的嘴，看到了鼻孔里流出的一缕缕鲜血。他见到了透过玻璃朝毒气室张望的一双好奇的眼睛，刹那间达维德的目光与罗斯的目光不期而遇。他要说话，他要向索尼娅婶婶问问这双狼的眼睛。他要思索。他在这个世界上只迈出了人生的头几步，他看到了尘土飞扬的脏地上留下的光脚印，他妈妈住在莫斯科，月亮公公往下瞧，而他的一双眼睛朝上瞅，煤气炉上开水滚开着。那个无头母鸡奔跑着的世界，那个有着青蛙（他抓住它的前爪让它乱蹦乱跳）和晨奶的世界，还继续令他惶恐不安。

一双发烫有力的胳膊一直搂抱着达维德，小男孩不明白，为什么眼前漆黑一团，为什么心里喧嚣而又荒凉，为什么头脑里一片白茫茫。他死了，不复存在。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感到小男孩的身子在她的怀抱里无力倒下。她又落在他的后面。在地下坑道里进行毒气实验时，小鸟和老鼠这些毒气实验品立刻就会死亡，因为它们的身子小，于是小男孩那小鸟似的小生命便先她而去。

“我当上了母亲。”她思忖着。

这是她的临终一念。

她的那颗心还在跳动，在收缩，在为你们，为生者和死者感到忧伤和惋惜。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感到一阵恶心，她搂紧达维德木雕似的身子，自己也变成一尊僵死的雕像。

50

人死了，由自由世界转入被奴役的王国。生命即自由，因此死亡便是自由的逐渐消亡。先是意识松弛，随后逐渐黯淡。在意识已经熄灭的肌体内，生命过程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还在进行血液循环、呼吸和新陈代谢。但这是不可逆转的朝被奴役方向的退却，因为意识熄灭，自由之火也就熄灭。

夜空中星辰不再闪烁，天河消失，日月无光，金星、火星和木星无踪无影。大海停止喧腾，树叶悄然无声，风儿索然偃息，花朵失去芬芳和色彩，空气失去凉爽和闷热，粮食告罄，饮水断流。存在于人身上的这个宇宙已不复存在。这个宇宙极像那个无人存在的孤寂的宇宙。这个宇宙极像那个继续反映在千百万有生命的头脑中的宇宙。但这个宇宙尤为令人吃惊的，是它那里存在着某种区别，它那大海的喧嚣、花的芬芳、叶的簌簌、石的色调、秋野的忧伤，既不同于人们身上已经消失或依旧存在的宇宙，也不同于在人之外恒久存在的宇宙。它单个生命那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本质乃是自由。宇宙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是人的力量之基础。但是生命变得自由幸福和具有崇高意义，只有在人作为一个世界而存在的时候，这个世界在无限的时间长河中是永不重复的。只有这时，他才能体验到自由和良善的幸福，才能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

51

司机谢苗诺夫是同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一起被俘的。在靠近前线地带，经过十周饥饿的集中营生活之后，他们又同一大批红军战士一起被送往西部边境。

在靠近前线的一个集中营里，他倒从未挨过拳头、枪托和皮靴。

集中营里有的是饥饿。

溪水在沟渠里潺潺流淌，叹息着，溅到岸边，哗哗作响，但它也会汹涌咆哮，发出巨响，它拖曳大石，冲倒大树。当你见到河水在狭窄的河道上咆哮着拍打礁岩时，心都会打战。仿佛那不是溪流，而是无数亮晶晶沉甸甸的铅块在狂暴而充满活力地翻腾。

饥饿也似河水那样同生活有着经常而自然的联系，突然它变成消灭肉体，摧毁精神，毁灭千百万生灵的力量。

饲料匮乏，结冰降雪，草原和林区的干旱、水灾和瘟疫，减少了马羊的总头数，使狼、狐狸、鸣禽、野蜂、野骆驼、河鲈、蝰蛇大批死亡。在天灾人祸中，人同动物处于同等地位。

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能够采取强制和人为的手段紧缩生活，勒紧人们的裤腰带。这时如同在狭窄河道里奔腾的河水，饥饿那可怕的力量便会震撼、扭曲、摧残和消灭人、种族和民族。

饥饿一点点榨干了人体细胞里的蛋白质和脂肪，饥饿使骨骼变软，孩子们佝偻的小腿变畸形，血液稀释，头晕眼花，肌肉干瘪，神经组织萎缩。饥饿使精神压抑，失去欢乐，丧失信心，失却思维能力，滋长顺从、卑鄙、残忍、绝望和冷漠。

有时人性会在人身上完全泯灭，饥饿的实质变成了可以杀人，可以吃尸首，可以人吃人。

国家可以筑起大坝，把小麦、燕麦同播种它们的人隔开，从而造成大批人可怕地死亡，如同希特勒围困期间几十万列宁格勒居民的死亡，如同希特勒集中营里成百万战俘的死亡。

饲料！食品！饭菜！食物！给点吃的，垫补肚子！胃口很好，大吃特吃！稀汤！粗茶淡饭！营养！各种各样的伙食：油腻的，大肉的，病号的，定量的！各种各样的宴席：丰盛的，精致的，简单的，乡下的！美味佳肴。饭食。猪食……

土豆皮，狗，青蛙，蜗牛，烂菜叶，霉甜菜，死马肉，猫肉，乌鸦肉，发霉的生种子，皮腰带，皮靴筒子，糨糊，军官伙房流出的浸透泥土的油腻腻的泔水——所有这一切全是饭食。这是透过大坝渗出来的东西。

人们搞到这样的食物，互相分享，交换，偷食。

途中第十一天，列车停在米哈伊洛夫村小车站，卫兵把处于昏厥状态的谢苗诺夫从车厢里拖下来，交给了车站当局。

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是车站军代表，他望了几眼靠在消防棚墙边坐着的半死不活的红军战士。

“让他爬到村子里去吧，在班房里他一天就得死，把他毙了又没什么意思。”军事代表对翻译说。

谢苗诺夫蹒跚着走进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第一家没让他进去。

“什么也没有，你走吧。”一个老太婆的声音在门后回答他。

第二家他敲了很长时间的门，谁也不搭理。也许农舍是空的，也许从里面反锁了。

第三家的门半开着，他走进外屋，没有谁叫住他，于是谢苗诺夫走进了屋子。

一股暖气朝他扑来。头开始发晕，他躺倒在门旁的条凳上。

谢苗诺夫呼吸急促沉重，他环视一下白墙、圣像、桌子和炉子。待过集中营的露天牲畜圈，这一切让他战栗不已。

窗户上有个人影一闪，进来一名妇女，见到谢苗诺夫，大声喝道：

“您是什么人？”

他什么也没回答。很清楚，他是谁。

这一天，不是强大国家那残酷无情的力量，而是人，一个叫赫里斯佳·丘尼亚克的老妪决定了他的生存与命运。

太阳从灰色的云层里注视着战时的大地，一股风经过战壕和土木发射点上空，经过集中营铁丝网上空，经过观礼台和特别部上空，在农舍的小窗户底下轻声呼啸。

老妪递给谢苗诺夫一缸子牛奶，他贪婪而又艰难地看了一眼，喝了起来。

他喝光牛奶，又全吐了。呕吐搅得他翻肠倒肚，直流眼泪。他好像背过气去，哀号一声吸进一口气，又重新呕吐起来。

他竭力忍住呕吐，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女主人将要把他撵出去，因为他又脏又令人嫌恶。

他睁着红肿的眼睛，见到拿来抹布的她开始擦地板。

他想对她说，他自己会把一切收拾干净、洗干净，只是请她别把他赶走。但他只嘟哝了一句，用颤抖的手指了指。时间一点点过去。老妪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她没有撵谢苗诺夫走。也许她让邻居去领德国巡逻队来，或是去叫警察？

女主人把一铁锅水放在炉子上。水开始热起来，冒起蒸气。老妪好像板着脸，看上去并不和善。

“把我赶出去之后，她要消毒。”他思忖着。

老妪从箱子里取出一件衣服和一条男人外裤。她帮谢苗诺夫脱掉衣服，把他的内衣卷成一团。他闻到自己脏身子上和浸满屎尿的裤子上的那股臊臭味。

她帮谢苗诺夫坐进洗衣盆里，他那被虱子咬伤的身子感到了她粗糙有力的手掌的抚触，他的后背和前胸流满温暖的肥皂水。他突然呛了口水，全身颤抖起来。他尖叫一声，咽下一口鼻涕，情不自禁大叫道：

“妈妈……好妈妈……好妈妈。”

她用粗麻布灰手巾替他擦干净泪水涟涟的眼睛。还有头发、肩膀。她托住谢苗诺夫的腋下，扶他坐在长凳上，弯下腰，擦干他2条柴棍似的细腿，给他穿上衬衣和长衬裤，扣上布扣子。

她把盆里黑乎乎的脏水倒到桶里，把桶提走。

她在炉子顶上铺上熟羊皮袄，盖上条纹麻布，从床上抱来大枕头，放在床头。

然后她轻轻地像提小鸡似的扶谢苗诺夫欠起身子，帮他爬到炉子顶上。

谢苗诺夫躺下，处于半昏迷状态。他的身体感受到难以想象的变化，残酷无情的世界想消灭这头被折磨得半死的“牲口”。但没能得逞。

不过，无论在集中营或是在军用列车上，他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痛苦难熬。腿火辣辣地胀痛，手指酸疼，全身骨头像散了架，呕吐恶心，打嗝儿，脑袋昏昏沉沉，灰蒙蒙黑漆漆的似灌满了稠浆，一会儿又突然变得空洞洞轻飘飘，天旋地转，眼睛刺痛，眼皮发涩。有时，心脏作痛，突然收缩，好像停止了跳动；体内充满了气，像是死亡已经来临。

过了四天，谢苗诺夫从炉子顶上爬下来，开始在屋子里走动。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原来世界充满了各种食物。在集中营生活里只有烂甜菜，仿佛地球上只有这种浑浊的带霉烂味的稀汤。

可此刻他见到了小米、土豆、圆白菜、腌猪油，他还听到了公鸡打鸣。他像小孩那样认为，世上有两个巫师——善良的和恶毒的，他一直害怕那个恶巫师又将打败善巫师，吃饱穿暖、善良的世界又将消失，他又将重新啃自己的皮带。

他对手摇磨粉机很感兴趣，只是它的生产效率太可怜，才磨出几把生面粉，他的脑门上已是汗津津的。

谢苗诺夫用锉刀和砂纸把传动装置打得锃亮，把联结机械和石磨盘的螺栓拧紧。他作为内行的莫斯科机械师，理应干的一切都干了，把乡下工匠的粗糙活儿全都修整了一遍，可磨粉机打这以后工作得更差劲了。

谢苗诺夫躺在炉子顶上想：怎样能够更好地磨面？

翌日早晨，他重新把磨粉机捣鼓了一遍，把车轮和老挂钟的部件全利用上了。

“赫里斯佳大婶，您来看看吧。”他洋洋得意地说，让她看他改装的带齿轮的双传动装置转动得怎么样。

他们几乎相互不说话。她不提起1930年死去的丈夫、杳无音讯的儿子们和离家去了普里卢基、忘了母亲的女儿。她也不问他是怎么被俘的，他出生在农村还是城市。

他不敢上街，每次上院子之前，总是先久久盯着窗子，又总是急忙返回屋子。如果门响得重一点，或是缸子掉在地上，他都会吓一大跳，好像觉得好日子已经结束，老赫里斯佳的魔力已经不起作用。

当女邻居朝赫里斯佳屋子走来，谢苗诺夫便急忙爬上炉顶躺下，竭力不出声，不打喷嚏。但邻居们很少上他们家里来。

村子里没有德国人，他们全住在车站附近的铁路新村里。

每当想起他生活在温暖宁静之中，而周围正在打仗，他倒也心安理得，因为他十分害怕再落入集中营和饥饿世界之中。

早晨一醒来，他不敢立刻睁开双眼，生怕魔法在一夜间消失，他又将见到集中营的电网和卫兵，听到空饭盒的叮当声。

他闭上眼睛躺着，仔细听赫里斯佳是否消失不见。

他很少去想前不久的那些日子，不去回想克雷莫夫政委、斯大林格勒、德国集中营和军用列车。但每天晚上他都在睡梦中叫喊哭泣。

有天夜里，他从炉子顶上下来，在地上爬，钻到床底下睡到天亮。可早晨醒来，他又记不起来他梦见了些什么。

他好几次见到装着土豆和粮食的卡车在村子的街道上驶过，有一天还看见一辆轻型奥培尔牌汽车。发动机马力很大，车轮在农村的泥泞地里不打滑。

每当想起发音不清的声音在外屋躁动，接着德国巡逻队便将闯进屋子，他的心脏就几乎要停止跳动。

他问赫里斯佳大婶德国人的情况。

她回答说：

“有些德国人也并不太坏。战线穿过俺们村子后，俺家住过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大学生，另一个是画家。常常喜欢逗孩子们玩。后来又住过一个司机，他带着头小猫，出车回来，小猫就到他跟前，他给它喂猪油、奶油。据他说是从边境把它捡来的。他吃饭时，也要抱着猫。他对俺挺和气，给俺送劈柴，有次还扔给俺一袋面粉。可也有的德国人杀孩子，杀死了邻居的大爷。他们不把俺们当人看，在屋子里随地便溺，当着女人面光着身子走路。我们这里有的乡下人当了警察，凶得很，欺压老百姓。”

“我们可不是像德国人那样的野兽。”谢苗诺夫说，“赫里斯佳大婶，我住在您家里您不害怕吗？”

她摇摇头说，村子里许多家都住着战俘，当然都是些回到家乡的乌克兰人。但她可以说，谢苗诺夫是她的外甥，是随丈夫去了俄罗斯的姐姐的儿子。

谢苗诺夫已经认识了一些街坊邻居，认识了第一天不让他进屋的那个邻居老太太。他知道村里的姑娘们晚上常去车站看电影，知道每逢星期六车站有舞会，还有乐队伴奏。他很想知道德国人都放什么电影，但上赫里斯佳大婶家里来串门的只有些老太太，她们不看电影，因此无人可问。

有个邻居老太太捎来一封女儿的来信，她女儿被招募到德国当了劳工。信里有些地方谢苗诺夫看不明白，她们就给他解释。姑娘写道：“万卡和格里什卡飞来过，这里的人只好给窗户安上了玻璃。”万卡和格里什卡在空军服役。就是说，苏联空军空袭过德国城市。

在另一处，姑娘写道：“针脚很密，就像在巴赫马奇时一样。”这同样指飞机飞去过，同战争初期德国人轰炸巴赫马奇车站时一样猛烈。

那天晚上，赫里斯佳家里来了一个高个子瘦老头。他打量一下谢苗诺夫，用纯正的俄语说：

“英雄，打哪儿来？”

“我是俘虏。”谢苗诺夫回答说。

老人说：

“我们都是俘虏。”

尼古拉时代他在军队里服过役，当过炮兵，并且能以令人惊奇的记忆力当面给谢苗诺夫复述炮兵口令。他用俄语声音嘶哑地下达口令，再用带乌克兰口音的年轻人洪亮的嗓音报告执行情况，显然他还清楚记得许多年前自己声音的语调。

接着，他骂起德国人来。

他对谢苗诺夫说，起先大家还希望德国人会“废除”集体农庄，可德国人悟出原来集体农庄对他们是件好事，于是便搞什么五户一保，十户一甲，还有那些班组啦、小队啦。

赫里斯佳大婶拖长声音痛苦地说：

“唉，集体农庄，集体农庄！”

谢苗诺夫说：

“那有什么，集体农庄那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我们那里到处是集体农庄。”

这时赫里斯佳说：

“你别吭声。你知道，他们怎么乘坐军用列车到俺这儿来的吗？1930年俺们全乌克兰的粮食都上了军用列车。荨麻都给吃光了，都吃土了……最后一粒粮食都给拿走了。俺男人死啦，他太遭罪啦！俺全身浮肿，嗓子哑了，走不动道。”

谢苗诺夫很吃惊，原来赫里斯佳老太太也跟他一样挨过饿。他原以为，饥饿、瘟疫对善良的女主人是无能为力的。

“也许，您也当过富农？”他问。

“哪是什么富农。全都没有活路，比战争时期还惨。”

“你是乡下人？”老头问。

“不是。”谢苗诺夫答道，“我出生在莫斯科，我父亲生来就是莫斯科人。”

“我说呢，”老头夸口说，“要是你那阵在集体化运动时期待过，非饿死不可。一个城里人，立刻就得完蛋。我怎么能活下来？那是我熟悉大自然。你以为，我吃的是槲实、椴树叶、荨麻、滨藜吗？它们一下子给吃了个精光。可我认识人可以吃的五六十种植物。所以我活了下来。春天刚到，一片叶子都没了，我开始从地里挖小根吃。老弟，我什么都懂，我熟悉一草一木，树根树皮，花卉草茎。牛啊、羊啊、马啊，不管什么动物全完了，可我没死，我比它们食草动物还食草动物哩。”

“莫斯科人？”赫里斯佳慢吞吞地又问了一遍，“我可不知道你是莫斯科人。”

邻居走了。谢苗诺夫躺下睡觉，可赫里斯佳用手支着颧骨坐着，望着黑漆漆的夜空。

记得那年是个丰收年，麦子长得像堵墙，高及她的瓦西里的肩头，没过她赫里斯佳的头顶。

可村子里一片呻吟。骨瘦如柴的孩子们在地板上爬，发出勉强能听得见的呜咽声。男人们步履维艰地拖着水肿的腿在院子里趑趄，饿得软弱无力的身子直喘气。女人们费力地寻觅能充饥的东西，所有东西都煮了，吃了——荨麻、槲实、椴树叶、扔在屋后的蹄子、骨头、犄角、未加工的羊皮……城里来的小伙子们却挨家挨户满院子跑，从死人和半死不活的人身旁走过，打开地窖，在板棚里挖地三尺，用铁棍往地里戳，寻找和强征富农的粮食。

在一个闷热的夏日，瓦西里·丘尼亚克不再呻吟，停止了呼吸。这时，城里来的那帮小伙子又闯到屋里，一个蓝眼睛的人走到死者跟前，用难听的喀查普 [104] 语，就像谢苗诺夫说的那种俄罗斯方言说：

“富农分子顽抗到底，连自己的生命也不爱惜。”

赫里斯佳叹了口气，画了个“十”字，开始铺床。

52

斯特拉姆原以为，只有理论物理学家们的小圈子才会认识他论文的价值。但情况并非如此，最近一段时间里，给他打电话的不仅有熟悉的物理学家，而且有数学家和化学家。有些人还请他说明他那复杂的数学推论。

大学界的代表们到研究所拜访他，请他为物理数学系高年级大学生们作报告。他在科学院里已经作过两次讲演。马尔科夫和萨沃斯季亚诺夫告诉他，许多研究所的实验室都在争论他的论文。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在限量商店里听到一个科学家夫人问另一位科学家夫人：“您排在谁的后面？”被问的人回答说：“就排在斯特拉姆的妻子后面。”提问的人说：“就是那个斯特拉姆吗？”

人们突然对他的论文所产生的广泛兴趣，并没有使斯特拉姆表现得美滋滋的。不过他对荣誉并不是无动于衷的。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已经推荐他的论文获斯大林奖。斯特拉姆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晚上他一直盯着电话机，等候索科洛夫的电话。开完会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是萨沃斯季亚诺夫。

平日里爱嘲讽人，甚至有点玩世不恭的萨沃斯季亚诺夫，此刻却一改平日的说话腔调。

“这是辉煌成就，真正的辉煌成就！”他重复了一遍。

他叙述了普拉索洛夫院士的发言。老头说，自从他故去的朋友、研究光压的列别杰夫以来，物理所的墙内还没有诞生过意义如此重大的论文。

斯韦钦教授谈到斯特拉姆的数学方法，证明在这一方法中有着创造性成分。他说，只有苏维埃人才能在战争条件下如此忘我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人民服务。

还有许多人发了言，马尔科夫也发了言，但最鲜明、最有力的发言是古列维奇。

“太棒了！”萨沃斯季亚诺夫说，“他说出了最需要的话，起的作用最大。他称您的论文是经典之作，并且说，必须把它同核物理学家创建人普朗克 [105] 、玻尔、费密相提并论。”

“过誉了。”斯特拉姆想。

继萨沃斯季亚诺夫后不久，索科洛夫也打来了电话。

“今天您的电话根本打不进来，足足拨了20分钟，一直占着线。”他说。索科洛夫同样又激动又兴奋。

斯特拉姆说：

“我忘了问萨沃斯季亚诺夫表决结果了。”

索科洛夫说，从事物理学史研究的加夫罗诺夫教授投了反对票，他认为斯特拉姆的论文并非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是源自西方物理学家们的唯心主义观点，因此实际上是没有前途的。

“加夫罗诺夫表示反对，这反倒是件好事。”斯特拉姆说。

“是啊，是这样的。”索科洛夫同意道。

加夫罗诺夫是个怪人，大家都开玩笑地管他叫“斯拉夫兄弟” [106] 。他狂热，固执己见，坚持证明物理学的一切成就都同俄国科学家有关，把鲜为人知的彼得罗夫、乌莫夫、雅科夫列夫的名字放在法拉第、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之上。

索科洛夫开玩笑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看，连莫斯科都承认您论文的重大意义。我们很快就要给您设宴庆贺啦。”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接过话筒说：

“祝贺您，祝贺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我真为您和她感到高兴。”

斯特拉姆说：

“一切皆是尘世的空虚。”

但尘世的空虚使他高兴和激动。

晚上，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已经打算睡觉，马尔科夫打来电话。他是个分析官方行情的专家，他叙述的学术委员会会议情况就跟萨沃斯季亚诺夫和索科洛夫的角度不同。科夫琴科在古列维奇发言之后在大家的哄笑声中说：

“数学所钟鼓齐鸣，对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论文大唱赞歌。当然没有宗教游行，不过神幡已经举起。”

疑心很重的马尔科夫在科夫琴科的玩笑话里感觉到他那不友善的态度。他其余的观察都涉及希沙科夫。希沙科夫对斯特拉姆的论文没有表态，他听着别人的发言，点着头，不知是赞许呢，还是在想：“只管说你的吧，反正没人听你的。”

希沙科夫赞成推荐青年教授莫洛卡诺夫的论文申请斯大林奖，这是篇有关钢材的X射线分析的论文，只对一些生产优质钢的厂家具有某些实用意义。

接着，马尔科夫说，会后希沙科夫走到加夫罗诺夫跟前，同他说起话来。

斯特拉姆说：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您该上外交部门去工作。”

不善于开玩笑的马尔科夫回答说：

“不，我是物理学家，还是做我的实验吧。”

斯特拉姆走进柳德米拉的房间说：

“推荐我获斯大林奖。他们告诉我许多令人愉快的事情。”

他把出席会议者的发言内容给她转述了一遍。

“这整个儿是官方的好评，毫无意义。你知道，我讨厌一成不变、徒有虚名的那一套。我走进会议厅，头一排空着，我没敢坐，却走到最后一排。可希沙科夫、波斯托耶夫毫不犹豫便坐在主席团席上。我瞧不起这把交椅，但内心，内心觉得哪怕自己有权坐这个位置也好啊。”

“要是托利亚知道了，会高兴的。”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这件事我连妈妈也还没有写信告诉哩。”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维佳，已经十二点了，娜佳还没回来。昨天她十一点才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

“她说，在女性朋友那里，可我很担心。她说迈卡的父亲有汽车夜间通行证，他会把她送到我们家的拐角。”

“那还担心什么？”斯特拉姆说。

同时，他心想：

“天哪，说的是巨大的成就，斯大林国家奖，可为什么要用这种家庭生活琐事来打断谈话。”

他默不作声，短短地叹了口气。

学术委员会会议后的第三天，斯特拉姆给希沙科夫家里打了个电话。他想请希沙科夫录用青年物理学家兰德斯曼。管理处和干部处一直拖着不办手续。同时他还想请希沙科夫快些把安娜·纳乌莫夫娜·魏斯帕皮尔从喀山调回。现在研究所正在进行新的聘用，仍把有专门技能的工作人员留在喀山是不可思议的。

他早就想同希沙科夫谈谈这些事情，但觉得希沙科夫也许会对他不太客气，会说：“找我的副手吧。”因此斯特拉姆把这场谈话搁置下了。

现在成就的浪涛把他举了起来。十天前他还觉得即使接待时间去找希沙科夫都不合适，而今天他简单而自然地给所长家里打了个电话。

一个妇女的声音询问道：

“谁啊？”

斯特拉姆作了回答。听到自己那么从容、那么平静地通报自己的姓名，他觉得很惬意。

妇女在电话机旁迟延了一会儿，然后亲切地说：

“请稍候，”

一分钟后她同样亲切地说：“请于明天上午十时往研究所打电话。”

“对不起，打扰了。”斯特拉姆说。

他整个身子、全身每一寸却感到难以忍受的不自在。

他苦闷地猜想，这种不自在的感觉就连夜间做梦也不会消失，一觉醒来，心想：

“干吗这么闷闷不乐？”

“哦，是的，是这个愚蠢的电话。”

他进到妻子房里，告诉她同希沙科夫没能谈成话。

“是啊，就像你妈说我的那样，王牌用得不是地方。”

他骂起在电话里回他话的那个女人。

“见鬼，母狗，我不能忍受先打听是谁，然后再回答官老爷忙着那种卑鄙派头。”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在类似场合一般会愤愤不平，而他就是想听她发火。

“你记得，”他说，“我曾以为希沙科夫的冷淡是因为他不能在我的论文上捞到什么好处。可如今他明白，他可以捞到资本，不过是用别的方式，用损害我名誉的方式。因为他知道，萨特阔 [107] 不喜欢我。”

“天哪，你疑心太重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几点了？”

“十点一刻。”

“你看，娜佳还没回家。”

“天哪！”斯特拉姆说，“你疑心太重了。”

“顺便说一句，”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我今天在限量商店听到，原来斯韦钦也被推荐获斯大林奖。”

“你看，他没对我说起过。因为什么？”

“好像是因为散射理论。”

“真不明白。这篇论文战前就发表了。”

“那有什么。过去发表的同样授奖。他会获奖的，可你不会。你就瞧着吧。你是自作自受。”

“你真傻，柳达。萨特阔并不喜欢我！”

“母亲不在，你感到很孤寂。她各方面都随声附和你。”

“我真不明白你发什么火，要是当时你对妈妈哪怕表现出一点儿温暖，就像我对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那样也好啊。”

“安娜·谢苗诺夫娜从来没有爱过托利亚。”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不对，不对。”斯特拉姆说，并且觉得妻子让他感到陌生，她这种顽固和不公道让人害怕。

53

翌日上午在研究所，斯特拉姆从索科洛夫那里听到一条新闻。昨晚，希沙科夫曾邀请研究所的一些工作人员到自己家里做客。科夫琴科在索科洛夫之后也乘车前往。

在被邀之列的有中央科学部那位年轻的巴季因。

斯特拉姆觉得很不自在，显然他给希沙科夫打电话之际，正是高朋满座之时。

他冷笑着对索科洛夫说：

“在被邀请的客人之中有圣热曼伯爵 [108] 吧，先生们都谈了些什么？”

他突然记起，当他给希沙科夫打电话，用柔和的嗓音自报姓名后，深信对方听清了“斯特拉姆”这个名字，一定会高高兴兴急忙来接电话。想到这里，他甚至懊恼得哼哼起来，心想，那帮狗由于抖不掉身上无法忍受的跳蚤时，也是这么悲戚地呜咽的。

“顺便说一句，”索科洛夫说，“聚会安排得完全没有战争气氛。咖啡，古尔贾尼纯葡萄酒。人数不多，十来个人。”

“奇怪。”斯特拉姆说。

索科洛夫明白这句若有所思的“奇怪”指的是什么，因此也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不太明白，确切地说，完全不明白。”

“纳坦·萨姆索诺维奇去了吗？”斯特拉姆问。

“古列维奇没去，好像给他打过电话，他得给研究生上课。”

“是的，是的，是的。”斯特拉姆说。

他用手指在桌子上敲着鼓点，然后连自己都感到突然地问索科洛夫：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对于我的论文你们什么也没说吗？”

索科洛夫吞吞吐吐地说：

“有这么一种感觉，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的那些颂扬者和崇拜者原来都是在给您帮倒忙，头头们挺恼火。”

“您干吗不吭声？啊？”

索科洛夫说，加夫罗诺夫认为斯特拉姆的论文是同列宁关于物质本质的观点相抵触的。

“呶？”斯特拉姆说，“这有什么？”

“您明白，加夫罗诺夫这是在胡说八道，但讨厌的是巴季因支持他。好像说，虽然您的论文很有才气，但同前不久那个重要会议所制定的方针是相抵触的。”

他回头望一眼门，又看看电话，小声说：

“您知道，给我的印象是我们研究所的头头们在这场为科学的党性而战的运动中，好像想选择您做替罪羊。我们怎样开展运动您是知道的。找到一个牺牲品，就使劲敲打。这很可怕。要知道您的论文是很出色的，与众不同！”

“怎么，没有人出来反对吗？”

“好像没有。”

“那您呢，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

“我认为参加争论毫无意义，反驳片面之词也毫无意义。”

察觉到自己的朋友挺尴尬，斯特拉姆心中很不安，他说：

“是的，是的。当然，当然。您是对的。”

他们缄默不语，但他们的缄默并不轻松。冷漠的恐惧已经触发斯特拉姆。那是久蕴在心中的恐惧，是面对国家怒火的恐惧，是感到将成为这种怒火牺牲品的恐惧，因为这种怒火是可以立刻把人化为灰烬的。

“是的，是的，是的。”他若有所思地说，“不图发福，但求活命。”

“我多么想您能理解这一点。”索科洛夫小声说。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斯特拉姆同样小声问，“马季亚罗夫在那边怎么样，平安无事吗？他给您写信了吗？我有时忐忑不安，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小声交谈中，他们仿佛表明人们之间还有着自己特殊的、人间的、非国家的关系。

索科洛夫平静地、一字一顿地回答说：

“没有，我同喀山什么联系也没有。”

他那平静而响亮的声音好像在说，现在这种特殊的与国家背离的人际关系，对他们已经毫无用处。

马尔科夫和萨沃斯季亚诺夫来到办公室，开始了完全是另一种内容的交谈。马尔科夫举出一连串把丈夫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妻子的例子。

“每人都有一位值得称道的妻子。”索科洛夫说完，看看表，离开了办公室。

萨沃斯季亚诺夫对着他的背影嘲笑说：

“要是在电车上，有一个位置空着，站着的必定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而就座的是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要是晚上有谁按门铃，他是不会从床上起来的，一定是玛申卡穿着睡袍跑去问：谁啊？可见，妻子是人类的朋友。”

“我可没有这福气。”马尔科夫说，“我那位会对我说：你怎么啦，耳朵聋啦，开门去！”

斯特拉姆突然怒气冲冲地说：

“嘿，得啦，我们算老几……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是巨擘，是大丈夫！”

“您没什么，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萨沃斯季亚诺夫说，“您现在白天黑夜待在实验室里，置身事外。”

“您认为我是为了不惹麻烦吗？”马尔科夫问。

“当然。”萨沃斯季亚诺夫说，舔舔嘴唇，又想出句新的俏皮话，“守在家里吧！就像俗话说的：我的家就是我的彼得保罗要塞 [109] 。”

马尔科夫和斯特拉姆笑起来，马尔科夫显然怕闲聊的时间会拖得太长，立起身，自言自语道：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该干活啦。”

他一走，斯特拉姆就说：

“这个老古板，干什么事情都有板有眼的，怎么也变得像个醉汉似的，黑天白日地待在实验室里。”

“是啊！”萨沃斯季亚诺夫同意道，“他像只筑巢的小鸟，一门心思埋头工作！”

斯特拉姆微笑道：

“他现在连上流社会的新闻也不在意了，停止传播小道消息。是啊，是啊，我倒是喜欢这个比喻——他像只筑巢的小鸟。”

萨沃斯季亚诺夫猛地朝斯特拉姆转过身子。

他那长着浅黄色眉毛的年轻脸庞变得十分严肃。

“既然提到上流社会的新闻，”他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倒是应该说说昨天在希沙科夫家里举行的聚会，您知道，没打电话邀请您，这很令人气愤，也很奇怪？……

斯特拉姆皱起眉头，这种同情有伤他的自尊心。

“您拉倒吧，别说了。”他不客气地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萨沃斯季亚诺夫说，“当然，希沙科夫没邀请您，管他呢。但是，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告诉过您没有，加夫罗诺夫都说了些什么？说是您的论文里有犹太教精神，说是古列维奇把它称作经典只是因为您是犹太人，这简直是厚颜无耻嘛。而且这些下流话都是在所长默然的冷笑下说的。瞧，这个斯拉夫兄弟，都对您干了些什么。”

午休时，斯特拉姆没去食堂，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他没想到，人间怎么会有这么些卑鄙小人？但萨沃斯季亚诺夫是好样的！看上去他像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经常爱说些俏皮话，浴衣里老有姑娘们的相片。是的，总的说来这全是些小事。加夫罗诺夫的废话不值一提，他疯子一个，是妒忌心很重的小人。谁也不反驳他，因为他那套东西太荒谬，太可笑了。

可就是这些小事、琐事使他激动不安，备感苦恼。希沙科夫怎么会不邀请他斯特拉姆呢？实在太粗鲁，太愚蠢。而最伤自尊心的是平庸之辈希沙科夫和他的一帮晚会的客人，竟然对斯特拉姆如此冷淡。斯特拉姆感到十分痛苦，仿佛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无可挽救的不幸似的。他明白，这很蠢，他又无能为力。是啊，是啊，当初他还想得到比索科洛夫更多的鸡蛋呢。想得倒美！

但有一件事确实很伤他的心。他想对索洛科夫说：“我的朋友，您怎么不害臊？您怎么能对我隐瞒加夫罗诺夫对我泼的脏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您在那里默不作声，您对我也缄默不语。害臊啊，您真害臊！”

但是尽管他很激动，还是立刻自言自语道：“不过你不也默不作声来着？你不是也没有对自己的朋友索科洛夫说过卡里莫夫对他的亲戚马季亚罗夫的怀疑吗？默不作声，是因为难以启齿？还是出于礼貌？撒谎！是出于恐惧，因为你是个犹太人。”

看来命中注定这天该倒霉。

安娜·斯捷潘诺夫娜走进办公室，斯特拉姆望着她那病态的面容问：

“安娜·斯捷潘诺夫娜，亲爱的，出什么事啦？难道听到了些关于我的不愉快事情啦？”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这是说哪里话？”她说，“真没想到，背地里整我，凭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遭遇？”

原来，干部处让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午休时去一趟，在那里建议她写一份离职声明。说是得到所长关于把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实验员解职的命令。

“扯谎，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斯特拉姆说，“我会安排好的，请相信我。”

最使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委屈的，是杜边科夫说，行政机关没有任何同她个人过不去的地方。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同我有什么过不去？看在上帝分上，请原谅我打扰了您工作。”

斯特拉姆把大衣披在肩上，穿过院子朝干部处的两层小楼走去。

“行，行，”他思忖着，“行，行。”他没有更多的想法，但在这“行，行”中却包含了许多意思。

杜边科夫向斯特拉姆问过好后说：

“我正打算给您打电话呢。”

“为安娜·斯捷潘诺夫娜的事情？”

“不，何必呢，鉴于某些情况，研究所的学科带头人需要填写这份履历表。”

斯特拉姆朝一撂履历表瞥了一眼说：“哦！这是一周的工作量。”

“您怎么啦，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只是请您，不要这么填，在否定时，别只画条虚线，而要写上：没有，没待过；没有，没担任过；没有，不具有，等等。”

“您听着，亲爱的！”斯特拉姆说，“该撤销那道关于解除我们的老实验员安娜·斯捷潘诺夫娜·洛沙科娃职务的毫无道理的命令。”

杜边科夫说：

“洛沙科娃？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怎么能撤销所长办公室的命令呢？”

“这简直岂有此理！她保卫过研究所，在炸弹底下保护了国家财产。可你们却根据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把她解雇了。”

“我们没有因为表面上的原因解除过任何人的职务。”杜边科夫庄重地说。

“安娜·斯捷潘诺夫娜不单为人很好，她是我们实验室一名优秀工作人员。”

“如果她确实是不可缺少的，请找卡西扬·捷连季耶维奇。”杜边科夫说，“您顺便还可就你们实验室的两个问题征得他的同意。”

他递给斯特拉姆两份订在一起的文件。

“这份是关于招聘一名研究员进研究室的文件。”他瞥一眼文件，慢吞吞地念，“兰德斯曼·埃米利·平胡索维奇。”

“是的，这是我签署的。”斯特拉姆说，他熟悉杜边科夫手中拿着的这份文件。

“这里有卡西扬·捷连季耶维奇的批示：‘此人不符合要求。’”

“这是怎么回事？”斯特拉姆问，“不符合要求？可我知道，他符合要求，科夫琴科凭什么知道谁不符合我的要求？”

“您还是去同卡西扬·捷连季耶维奇商量一下吧。”杜边科夫说。

他看一眼第二份文件说：

“这是一份留在喀山的我们研究人员的声明，这是您的申请书。”

“是的，那又怎么了？”

“卡西扬·捷连季耶维奇批示：不合适，既然他们在喀山大学里工作得极有成效，这个问题留待学年结束后再议。”

他说话声音不高，温和有力，仿佛想以声音的亲切减轻斯特拉姆听到消息后的不快，但他的目光里却没有亲切感，只有一种不怀善意的好奇。

“感谢您，杜边科夫同志。”斯特拉姆说。

斯特拉姆重新穿过院子，再次重复着：“行，行。”他不需要头头们的支持，不需要朋友的友爱和与妻子精神上的一致，他能够独立作战。回到主楼，他直接登上二楼。

科夫琴科穿件黑西服上装和乌克兰绣花衬衣，他跟在向他报告斯特拉姆到来的女秘书身后，走出办公室说：

“来吧，来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请进我的农舍。”

斯特拉姆走进陈设有红色安乐椅和沙发的“农舍”。科夫琴科安排斯特拉姆在沙发上就座，自己坐在他边上。他微笑着听斯特拉姆讲话，那股亲热劲不知为什么同杜边科夫一个模样。可能加夫罗诺夫谈论斯特拉姆的论文时，他也是这么笑眯眯的。

“有什么办法呢？”科夫琴科伤心地说，把两手一摊，“这一切并不是我们的主意。她在炸弹下待过？如今这算不了什么功绩。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每个苏维埃人只要祖国一声号令，都会往炸弹底下冲的。”

接着科夫琴科沉思着说：

“有一种可能，虽说，当然，有些吹毛求疵。我们可以安排洛沙科娃担任制剂员。科研人员配给证给她保留。瞧，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不，这样太侮辱她了。”斯特拉姆说。

科夫琴科问：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那么您是想让苏维埃国家有一种法规，而在斯特拉姆的办公室里有另一种法规吗？”

“正相反，我正是希望苏维埃法律能在我的实验室得到执行。根据苏维埃法律，是不允许解雇洛沙科娃的。”

他问：

“卡西扬·捷连季耶维奇，如果说到法律，那么您为何不依法让有才华的青年兰德斯曼上我的实验室？”

科夫琴科咂咂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也许，根据您的任务他将会干得挺顺利，可是还有些情况是所领导必须考虑的。”

“很好。”斯特拉姆说，而且又重复一句：“很好。”

他低声问：

“履历表，对吗？有亲属在国外，对吗？”

科夫琴科不置可否地把两手一摊。

“卡西扬·捷连季耶维奇，既然继续这场愉快的交谈，”斯特拉姆说，“您为何阻挠我的研究员安娜·纳乌莫夫娜·魏斯帕皮尔从喀山回来呢？顺便说一句，她是科学副博士。我的实验室和国家之间究竟有何矛盾呢？”

科夫琴科一副苦相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是在审问我吗？我对干部负责，您得明白这一点。”

“很好，很好。”斯特拉姆说，心想对粗暴的谈话他早有思想准备，“原来如此，尊敬的副所长，我无法这样工作下去。科学不是为杜边科夫和您存在的。同样我在这里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为我所不清楚的干部处的利益。我得给阿历克谢·阿历克谢耶维奇写信，让他任命杜边科夫来主持核实验室吧。”

科夫琴科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真的，请放心。”

“不，这样我无法工作。”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不知道领导是怎么评价您的论文的，特别是我。”

“我不在意您对我有没有评价。”斯特拉姆说。这时，他发现科夫琴科的脸上不但没有气恼，反而显得挺高兴，挺得意。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科夫琴科说，“我们决不会让您离开研究所的。”

他皱皱眉头，又补充说：

“这完全不是因为您不可替代。难道您以为谁也无法取代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斯特拉姆吗？”

最后他又显得十分亲切地说：

“难道俄罗斯就没有谁能取代您吗，如果您没有兰德斯曼和魏斯帕皮尔便不能搞科研的话？”

他望着斯特拉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感到，科夫琴科马上要说出那句一直像层看不见的薄雾挡在他们中间且触拂着眼睛、胳膊和大脑的话。

斯特拉姆低垂着脑袋，已经不是先前那个教授、科学博士，不是那完成杰出发明、为人既傲慢又宽容、既不依赖于人又不顾情面的著名科学家。

窄肩膀、拱背、鹰钩鼻的鬈发男子眯缝着眼睛，望着穿绣花乌克兰衬衣的人，等待着，等候着脸上挨一记耳光。

科夫琴科轻声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别激动，别激动，说实话，别激动。得啦，真的，您何必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扯皮呢。”

54

深夜，等妻子女儿睡了，斯特拉姆动手填写履历表。履历表上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同战前一样。因为还是从前的那些问题，所以使斯特拉姆感到很奇怪，甚至有点儿惊慌。

国家所关心的，并非斯特拉姆在自己工作中所使用的精密仪器是否够，安装在实验室的设备是否适于所做的复杂实验，是否能很好防护中子辐射，索科洛夫和斯特拉姆之间的友谊与科研关系是否好，低级研究员是否有思想准备去从事令人厌烦的计算，他们是否理解许多工作都取决于他们的耐心、持续的紧张和精力。

这是一个履历表的王国，是用履历表进行调查的王国。它想了解一切：有关柳德米拉的父母亲、有关斯特拉姆的祖父母的情况，了解他们曾在哪儿居住，何时死亡，葬于何处。想了解斯特拉姆的父亲帕维尔·约瑟福维奇1910年为何去了巴黎，国家的担心是严肃认真的。斯特拉姆看着履历表，自己也对自己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一、姓、名字、父名……深夜在填履历表的那个人是谁？是斯特拉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吗？好像父母亲是不按宗教仪式结的婚，当维佳满两岁时他们离异了，他记得在父亲证件上的名字是平胡斯，而不是帕维尔。为什么我叫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呢？我是谁，我是否认识自己，万一我其实是戈利德曼，或许是萨盖达奇内？或者他是法国人德福洛，是杜布罗夫斯基？

于是，他充满疑惑地接着回答第二个问题。

二、出生日期、年、月、日……说明新历和旧历。对这个阴暗的十二月的一天我怎么会有印象呢，我怎么知道他确实是在这一天出生的呢？为了解除自己的责任，是否得注明“根据口述”？

三、性别……斯特拉姆大胆地写上：“男”。他想：“唉，我算什么男子汉，真正的男子汉在切佩任被解职后是不会保持沉默的。”

四、出生地：老区划（省、县、乡和村）和新区划（州、边区、区和镇？……斯特拉姆写上：哈尔科夫。母亲曾告诉他，他出生在巴赫穆特，可是，儿子出生两个月后她迁居到了那里，因此在他的出生证上她改为哈尔科夫。怎么办，是否需要作个补充说明？

五、民族……瞧这第五项。那么简单，在战前毫无意义，如今变得特殊起来。

斯特拉姆握紧笔，果断地写上“犹太人”。他不知道，很快对几百万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犹太人……来说，回答履历表上的第五个问题将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那沉甸甸的可怕事件将一年年地集中在这第五项周围，恐惧、仇恨、绝望、无穷的悲哀和鲜血将从邻近的第六项“社会出身”转移和延伸开去。他不知道，若干年后许多人将带着一种在劫难逃的心情填写履历表上的第五项。过去几十年里，哥萨克军官、贵族和工厂主的孩子们和神父的儿子们也曾带着同样的心情回答过邻近的第六个问题。

但他已经感觉和预感到强有力的路线聚集在第五项问题的周围。前天晚上兰德斯曼给他打电话，斯特拉姆告诉他，他的事情毫无结果。兰德斯曼恶狠狠地指责斯特拉姆说：“这我早就估计到了。”斯特拉姆问：“您的履历表有什么问题吗？”兰德斯曼气呼呼地说：“有问题的是我的犹太人的姓。”

晚上喝茶时娜佳说：

“你知道吗，爸爸，迈金的爸爸说国际关系学院明年不收一个犹太人。”

斯特拉姆心想：“好吧，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你还能填什么？”

六、社会出身……这是大树的树干，它的根深扎土中，它的枝干广阔地伸展在履历表那密密的纸页上：父母亲和父母亲的双亲们的社会出身……妻子和妻子的双亲们的社会出身……如果您已经离婚，那就是前妻的社会出身和她的双亲革命前的职业。

伟大的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一场贫民的革命。然而斯特拉姆却经常感到，在第六项问题中，自然而然反映出几千年富人统治下出现的对贫民的不信任。

他写上“出身小市民”。小市民！他算是什么小市民。这可能是战争造成的。苏维埃政权公正地提出了社会出身问题，而德国人血腥地提出了民族问题。两者之间实际上是否有天壤之别，他表示怀疑。他记起喀山之夜的交谈，记起马季亚罗夫关于契诃夫对人的态度的言论。

他心想：“我觉得社会特征是合乎道德和正义的。但德国人显然认为民族特征才是合乎道德的。我清楚，因为是犹太人就杀害他们是可怕的。要知道他们也是人，他们中的每个人有好的、恶的、天才的、愚蠢的、迟钝的、快乐的、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和吝啬的之分。可希特勒却说：都一样，重要的只有一条——他们是犹太人！我全身心地表示抗议！可是要知道我们这里也有这样一条原则，重要的不是你是贵族，重要的是你是富农和商人出身。至于他们有好的、恶的、天才的、善良的、愚蠢的、快活的，那无所谓。我们的履历表上甚至指的并不是富农、神父、贵族本人，而是他们的儿女们、孙儿女们。难道他们天生如同犹太人血统那样就是贵族血统，就是商人和神父血统？简直荒唐。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 [110] 是将军的女儿，并且不是普通的将军，而是省长的女儿，该让她滚蛋！可是逮捕卡拉科佐夫 [111] 的警察局走卒科米萨罗夫要是回答第六项，他倒可以填上‘出身小市民’。他还可能被接收上大学。要知道斯大林说过：‘儿子不为父亲负责。’但斯大林又说：‘苦瓠结苦瓜。’得，还说什么，小市民出身就小市民出身吧。”

七、社会状况……职员？职员是会计、收发员。职员斯特拉姆精确论证了原子核衰变的原理，职员马尔科夫想借助新实验装置证实斯特拉姆职员的理论推论。

他想：“可不是吗，就是职员。”

他端着肩，立起身，在屋子里踱步，用手掌做个推人的动作。接着斯特拉姆坐到桌子后面，继续回答问题。

二十九、您或您的亲属有否受过审讯和侦查，有否被捕，有否受过刑事和行政处分，何时、何地、何因？如果撤销前科，则是何时……

又一个涉及斯特拉姆妻子的问题。一股凉意穿过胸部。在这方面是不容争辩的，这可不是闹着玩。脑子里出现许多人的名字。我相信他并没有犯什么罪……是个脱离实际的人……她是因为没有揭发丈夫被捕的，好像判了8年，确切情况不知道，没同她通过信，好像是在捷姆尼基偶然得知的，在街上遇见了她的女儿……他的情况的确不记得了，好像是1938年初被捕的，是的，判了剥夺通信权利10年。

妻子的哥哥是党员，我很少同他见面，无论是我还是妻子都同他没有书信来往。妻子的母亲好像去过他那里，是的，是的，早在战前很久。他的第二个妻子因为不告发丈夫而遭被逐，战争期间死的。他的儿子志愿上了前线，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参加者。我的妻子同第一个丈夫离了婚，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继子，保卫斯大林格勒牺牲在前线。妻子的前夫被捕，从离婚起妻子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因为什么判罪，我不清楚，隐隐约约听到好像参加了什么托洛茨基反对派，但我不敢肯定，我对此完全不感兴趣。

无穷的犯罪感和不纯感包围着斯特拉姆。他记起了在会上悔过的党员所说的话：“同志们，我不是自己人。”

突然内心又充满了异议。我不是那种温顺驯服的人！萨特阔不喜欢我，那好吧！我形单影只，妻子也不再对我感兴趣，那好吧！我并不摒弃那些不幸的无罪而死的人。

同志们，一提到所有这些事情就该感到羞惭！要知道他们是无罪的，而那些孩子们、妻子们又有什么罪？应当在这些人面前忏悔，请求他们宽恕。你们想证明我是个有问题的人，想对我表示不信任，就因为我同这些无辜受难的人有亲属关系？要说我有罪，那只是在于我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很少帮助他们。

而在同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又进行着另一种完全矛盾的思想活动。

我毕竟并没有同他们保持什么关系。我没有同敌人通过信，没有收到过劳改营来的信，我没有给过他们物质支援，很少同他们见面，偶尔碰上的……

三十、您的亲属中是否有谁居住在国外，何地，从何时起，因何原因出走？您是否同他们有联系？

新的问题增加了他的忧愁。

同志们，难道你们不明白在沙皇俄国条件下，侨民是不可避免的？要知道侨居国外的是些贫民，是些爱好自由的人，列宁也在伦敦、苏黎世和巴黎居住过。为什么你们读到我的婶婶、叔叔和他们的儿女在纽约、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挤眉弄眼？有个熟人俏皮地挖苦说：“有个姑姑在纽约……过去我以为有了她就不会挨饿，却原来她就是饥饿。”

实际结果是，他那些居住在国外的亲戚名单比起他科学论文的清单略少一些，可是如果加上遭镇压的亲戚的名单……

瞧，把人撕成了两半。把他扔进垃圾场！异己分子！可这是谎言，谎言！科学需要的是他，而不是加夫罗诺夫和杜边科夫，他将为自己祖国献出生命。而有着闪闪发光的履历表，却干出欺骗、背叛勾当的人难道还少吗？而在履历表上填写：父亲——骗子，父亲——当过地主的人，或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或参加了游击队，或将走上断头台，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

这是怎么回事？他知道——是统计方法！是概率！从过去不劳而获的人们中间出现敌人的概率，远比在无产者阶层中出现的要大。但是以大小概率为依据的德国法西斯分子消灭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这一原理是非人道的。它非人道而又盲目。我们对人只有一个立场，那就是人道主义的立场。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吸收人们进实验室的将是另一种履历表，那就是人道主义的履历表。

同他一起工作的无论是俄罗斯人、犹太人、乌克兰人还是亚美尼亚人，他都无所谓。他也不在乎他们的爷爷是工人、工厂主还是富农。他对同事的态度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兄弟是否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机构的逮捕。他也不管他同事的姐妹是在科斯特罗马还是在日内瓦居住。

他要问的是，您从几岁开始对理论物理感兴趣的，您怎么看待爱因斯坦对普朗克老头的批评，您是否有数学思维的天赋，或您是否对实验工作入迷，您如何看待海森堡 [112] ，是否相信有可能创立统一的极性方程？主要的是才华、激情和天赋。

他要问（当然倘若同事愿意回答的话），他是否喜爱徒步溜达，是否喝酒，是否听交响音乐会，是否喜欢汤普森·塞顿 [113] 的儿童读物，谁更合乎他的兴趣，是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否酷爱园艺学，是否钓鱼，他对毕加索怎么看，契诃夫的哪篇短篇他认为最出色。

他还将对他未来的同事沉默寡言还是健谈感兴趣，他善良吗，机敏吗，爱记仇吗，爱生气吗，沽名钓誉吗？他会同可爱的韦罗奇卡·波诺马廖娃调情吗？

马季亚罗夫说得多好，他说那些人脑子里想的就是你是不是奸细。

天哪，我的天哪……

斯特拉姆提笔写道：“埃斯菲里·谢苗诺夫娜·达舍夫斯卡娅，我母亲本家方面的姨妈，1909年起侨居布宜诺斯艾利斯，音乐教师。”

55

斯特拉姆走进希沙科夫的办公室，事先已经想好一定要克制自己，不说一句刺耳的话。

他明白，在当官的这位院士眼里，斯特拉姆及其论文处在最坏、最末的位置。为此生气和抱怨是愚蠢的。

但是，斯特拉姆一瞧见希沙科夫的那副面孔，就感到怒火中烧，无法控制。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俗话说，千金难买心头愿，您对设备安装从无兴趣啊。”他说。

希沙科夫友好地说：

“最近我一定到您那里去一趟。”

上司宽宏大量地保证自己的光临，这使斯特拉姆感到高兴。

希沙科夫补充道：

“我总的感觉是领导对您的要求相当重视。”

“尤其是干部处。”

希沙科夫十分友好地问：

“干部处有什么地方影响了您？您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正式申请的室领导人。”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枉然请求从喀山召回魏斯帕皮尔，她在核照相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专家。我坚决反对解雇洛沙科娃。她是个出色的工作人员，是个出色的人。我无法想象怎么能解雇洛沙科娃，这不人道。最后我请求批准任用兰德斯曼副博士，他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您始终对我们实验室的作用估计过低，否则我不用把时间浪费在类似的谈话上。”

“我同样也在这些谈话上浪费了很多时间。”希沙科夫说。

斯特拉姆很高兴希沙科夫不再用友好的语气同他谈话，这种语气使斯特拉姆无法表达自己的恼怒，他说：

“这些争执主要是产生于有着犹太人姓氏的人周围，这令人很不愉快。”

“原来如此。”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并且把谈话从和平状态转入战争状态，“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研究所面临重要的任务。您不必说我们面前的这些任务是在多么艰难的时期提出的。我认为您的实验室目前不能完全有助于这些任务的完成。再说您的论文尽管很有意思，但毫无疑问它也大有争议，您的论文已经引起过分的喧闹。”

他威严地说：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同志们认为，这种议论使科研人员陷入了混乱。昨天他们向我详细谈了这方面的情况。他们的意见是您必须对自己的结论进行反思，它们违背了唯物主义关于事物本质的概念，您本人应当对此做出解释。有些人出于我所不清楚的目的对您的论文表示极大的兴趣，想把有争议的理论说成目前科学的总方向，可目前我们的一切力量应该关注的却是战争提出的各项任务。这一切都是很严重的。可您还为了一个洛沙科娃跑来提出可怕的要求。对不起，我可从来不知道洛沙科娃是个犹太人姓氏。”

听着听着，斯特拉姆就不知所措了。谁也没有当面对他的论文毫不客气地说出过如此怀有敌意的看法，现在他头一次从一个院士和他所工作的研究所的领导那里听到了。

但他已经不顾后果，他把那些他早已想说的但无论如何也不该说的话，全说了出来。

他说，物理学同它是否能证实某种哲学毫无关系。他说，数学结论的逻辑比恩格斯和列宁的逻辑更强有力，请中央科学部的那位巴季因将列宁的观点适应数学和物理学，而不要让物理学和数学去适应列宁的观点。他说，狭隘的实践主义只能毁灭科学，不管这是谁，“甚至是上帝本人”提出来的，只有伟大的理论产生伟大的实践。他相信，基本的工程学问题，而且不仅是工程学问题，将在二十世纪靠核过程理论而得以解决。如果希沙科夫没有说出名字的那些同志认为他有必要作出解释，他将很乐意照这样的精神说出自己的看法。

“至于说到有着犹太人姓氏的人的问题，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如果还是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话，就不应该说句笑话敷衍过去。在您拒绝我的请求的情况下，我将被迫立刻离开研究所，这样我无法工作。”

他勉强喘了口气，望一眼希沙科夫，想了想，又说：

“我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工作。我不仅是个物理学家，我也是个人。在那些期待我的帮助和保护他们免受不公正待遇的人面前，我感到羞惭。”

他此刻说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工作”。他没有足够的冲动来重复“立刻离开研究所”那句话。斯特拉姆从希沙科夫的脸上已经看出，他注意到了这个缓和的提法。

也许正因为如此，希沙科夫口气强硬起来：

“我们不必再用最后通牒式的语言继续谈下去。我当然被迫考虑您的愿望。”

一整天来，既苦恼又高兴的奇怪感觉控制着斯特拉姆。实验室的仪器，安装接近尾声的新设备对他来说是他生命、大脑、躯体的一部分。同它们分手，他将如何生存？

记起自己对所长胡说八道的那些话，就令他不寒而栗。同时他又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他的孤立无援，同时正是他的力量所在。但他是否会想到，回到莫斯科后的这些天里，正当他科学上取得成就、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却不得不进行这么一场谈话。

关于他同希沙科夫的冲突，谁也不可能知道，但他觉得今天同事们对他的态度特别亲切。

安娜·斯捷潘诺夫娜抓住他的手，紧紧握着。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不想对您表示感谢，但我知道，您就是您。”她说。

他默默站在她身旁，心情十分激动，甚至感到幸福。

“妈妈，妈妈，你看，你看啊。”他突然心想。

回家的路上他决定什么也不对妻子说，但他又无法克服无事不同她说的习惯，在过厅里脱大衣时，他就喃喃地说：

“你看，柳德米拉，我要离开研究所。”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大吃一惊，感到很伤心，当场给了他几句很不受用的话：

“你的那些举动，好像你就成了罗蒙诺索夫或是门捷列夫似的。你这一走，索科洛夫或是马尔科夫还不替代你！”她从针线活上抬起头，“就让你的兰德斯曼上前线算啦，否则真的会给有偏见的人造成一种印象：犹太人把犹太人安插到研究所保护起来。”

“行啦，行啦，够啦！”他说，“你记住涅克拉索夫说过的一句话：‘不幸的人想进圣殿，却为住进医院而高兴。’我原以为我没有辜负吃过的粮食，而他们却要我为罪过和异端邪说进行悔悟。不，你只要想想，让我去表示悔悟，这简直是痴心妄想！居然还一同推荐我获奖，大学生们跑来找我。这全是巴季因捣的鬼！其实，巴季因算什么东西，是萨特阔不喜欢我！”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走到他跟前，理理他的领带，抻平他上衣的下摆，问：

“你大概没吃午饭吧，脸色特别苍白？”

“我不想吃。”

“你先吃点奶油面包，我去热午饭。”

接着她往杯子里滴了几滴治心脏病的药，说：

“喝了吧，我不喜欢你这副模样，来量一下脉搏。”

他们来到厨房，斯特拉姆一面啃面包，一面朝娜佳挂在煤气表边上的小镜子瞧了一眼。

“真奇怪，难以理解，我在喀山怎么没想到会要填一百层楼高的履历表，会听到今天听到的话。多么强大的力量啊！国家和人民，一会儿把他捧上天，一会儿把他打入地，失去工作。”

“维佳，我想同你谈谈娜佳。”柳德米拉说，“她几乎每天过了宵禁才回家。”

“你这几天已经跟我说过这件事了。”斯特拉姆说。

“我记得对你说过。昨晚我偶然走到窗前撩起窗帘时，看到娜佳同一个军人走在一起，停在牛奶店旁边，与他亲吻。”

“真没想到。”斯特拉姆说，惊讶得不再啃面包。

娜佳同一个军人接吻！斯特拉姆默坐了一会儿，然后笑了起来。看来只有这一条惊人的消息能够把他从沉重的思想负担中解脱出来，使他的惊慌不安退居次要地位。一瞬间，他俩的目光碰到一起，柳德米拉突然间也笑起来。这时，他们之间出现了或许在生活中极少出现的充分的理解，一种不需要言语交流的心领神会。

因此，当斯特拉姆不合时宜地说出一句话时，柳德米拉并不觉得突然。“亲爱的，亲爱的，你是否同意，我同希沙科夫大吵了一场并没有错？”这是个思维的简单过程，可是要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却并不那么简单。这里有着对过去的生活、对托利亚和安娜·谢苗诺夫娜的命运、对什么是战争的思索。一个人无论获得多少荣誉和财富，他都要变老，都要离去，都要死亡，一些年轻人将来取代他。或许最重要的是正直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斯特拉姆问妻子：

“对吗，没错吧？”

柳德米拉否定地摇摇头。几十年的共同生活都有可能分离。

“你要知道，柳达，”斯特拉姆平静地说，“那些生活中没有过错的人，往往不能自持，大发雷霆，说粗话，每每不知分寸，不容异见，常常在争吵中、工作中和家庭中归罪于别人。而那些有过错的人，冤屈别人的人，他们却善于自持，严谨，平静，知轻重，常常显得十分正确。”

娜佳快十一点才回到家。听到钥匙在锁眼里的咔嚓声，柳德米拉对丈夫说：

“你说说她。”

“你更合适，我不行。”斯特拉姆说。但当娜佳头发散乱、鼻子通红地走进厨房时，他却开口：“你在大门口同谁在亲嘴呢？”

娜佳猝然回过身去，仿佛打算逃跑，半张着嘴望着父亲。

一会儿她缓过气来，耸耸肩，无所谓地说：

“安……安德留沙·洛莫夫，他正在上低级军官学校。”

“你怎么……打算嫁给他？”斯特拉姆问，对娜佳自信的口气很惊讶。他回头望一眼妻子，看她是否看着娜佳。

娜佳像个大人似的眯缝起眼睛，随随便便说出一句令人恼火的话来。

“嫁给他？”她反问道，这句从女儿嘴里说出的话，使斯特拉姆目瞪口呆，“可能，有这打算！”

接着又补充一句：

“也许，不，我还没有下定决心。”

一直不吱声的柳德米拉问：

“娜佳，那你干吗瞎扯迈金的父亲和功课什么的？我从来不对自己的母亲扯谎。”

斯特拉姆记起他追求柳德米拉那阵，有一天她在幽会时说：

“我把托利亚留给了妈妈，谎说我去图书馆。”

娜佳突然恢复自己孩子气的本性，哭闹着说：

“那当密探监视我就好啊？你妈妈也当密探监视过你吗？”

斯特拉姆怒不可遏地咆哮道：

“混账，你敢跟母亲顶嘴！”

她苦恼而默默忍耐地望着他。

“那么，就是说，娜杰日达·维克托罗夫娜，您，还没有定，是出嫁呢还是当年轻上校的姘妇？”

“不，还没定，再说，他并不是上校。”娜佳回答说。

难道他女儿的嘴唇会被那个年轻的穿军大衣小子亲过了？难道这个愚蠢可笑的小姑娘娜季卡会被人爱上？难道会看中她那双小狗似的眼睛？

但这却是永恒的故事。

柳德米拉默然不语，她知道娜佳此刻会发狠，会故意一言不发。她知道，当她俩单独待在一起时，她会抚摸女儿的头，娜佳会不知为何哽咽起来，柳德米拉同样也不知为何，会觉得她十分可怜。要知道，归根到底，对一个姑娘家来说，同一个小伙子接吻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于是娜佳会把有关这个洛莫夫的情况向她和盘托出，而她会抚摸女儿的头发，忆起自己第一次亲吻的情景，会想起托利亚，要知道她把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同托利亚联系在一起。可托利亚不在了。

处在战争深渊中的少女，那初恋是多么痛苦。托利亚，托利亚……

而斯特拉姆充满当父亲的惶恐不安，还在吵吵嚷嚷。

“这个蠢货在什么地方服役？”他问，“我要同他的领导谈谈，让他看看他的部下是怎么同黄毛丫头谈恋爱的。”

娜佳一言不发，斯特拉姆反倒被她的傲慢和情不自禁的沉默镇住了，过一会儿才问：

“你干吗这么盯着我，像个高等生物盯着一只变形虫？”

真怪，娜佳古怪的目光让他想起今天同希沙科夫的谈话。平静自信的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国家和科学院的傲气望着斯特拉姆。在希沙科夫那双明亮眼睛的逼视下，斯特拉姆下意识地感到自己所有的抗议、最后通牒和冲动都是徒劳的。国家制度的威力犹如巨大的玄武岩高高耸立，希沙科夫平静而冷漠地对待斯特拉姆的絮叨，犹如玄武岩岿然不动。

奇怪的是，连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小姑娘仿佛也意识到他的激动和发火毫无意义，他只是想做不可能做的事，想阻止生活的进程罢了。

深夜，斯特拉姆想到他同研究所断绝了联系，也毁了自己的生活，人们会把他从研究所的离去赋予政治色彩，他们会说，他是不健康对立情绪的根源，加之又是在战争期间。研究所又获得了斯大林的垂青。再加上这张令人望而生畏的履历表……

再加上同希沙科夫极不明智的谈话，再加上在喀山的那些高谈阔论和马季亚罗夫……

蓦地，他变得如此胆战心惊，甚至想给希沙科夫写封和解信，让今天的事化为乌有。

56

白天从凭证供应商店回来，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看到信箱里有封信泛着白色。那颗因登楼而强烈跳动的心脏，跳得更为剧烈。她拿着信，走近托利亚的房间，把门打开。房里空无一人，他到今天还没有回来。

柳德米拉浏览了一遍母亲用她从小熟悉的字体写的信，信中有叶尼娅、薇拉和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的名字，唯独没有提到儿子的名字。希望又重新退到偏僻的角落，但希望并没有消失。

关于自己的生活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几乎只字未提，只有寥寥数笔提到了喀山的女房东尼娜·马特维耶夫娜，自从柳德米拉走后她搞了许多令人不快的名堂。谢廖扎、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和薇拉没有任何消息。使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不安的是叶尼娅，看来她生活中发生了某些重大事件。叶尼娅在给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的信中暗示了某些不痛快的事情，并且隐隐约约说她可能不得不去莫斯科。

柳德米拉不会愁眉苦脸，她只会暗自悲伤。托利亚，托利亚，托利亚。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成了鳏夫，薇拉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女。谢廖扎还活着吗，是否受了重伤躺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医院里？他的父亲不知是被枪决了，还是死于劳改营，母亲死于流放地，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在斯大林格勒的房子烧了，如今她孤单一人住在喀山，没有儿子和孙子的消息……

母亲不提自己在喀山的生活，不提她的健康状况，不提屋里是否暖和，不提供应是否改善了些。

柳德米拉知道，为何母亲一句话也不提，这更使她心里难受。

柳德米拉的家里空荡荡的，显得很冷，犹如家里落下了几枚令人毛骨悚然的无形炸弹，所有的东西轰然倒塌，暖气消失，一片废墟。

这天她更多的是想斯特拉姆。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维克托见到她就有气，对她十分冷淡，更糟的是她对此已经无所谓。她太了解他了。旁人眼里，一切似乎既崇高又富有浪漫色彩。她接物待人天生缺乏诗意，也不热情。斯特拉姆在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眼里，高尚而聪明，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玛莎喜爱音乐，当她听到弹钢琴，甚至脸色都会变化，有时斯特拉姆就在她的请求下弹奏几曲。显然她的天性需要一个崇拜的对象，于是她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如此高尚的形象，为自己虚构了一个生活中不存在的斯特拉姆。要是玛莎时时刻刻观察维克托，她很快就会失望。柳德米拉知道，支配维克托行为的只有一个利己主义，他谁也不爱。此刻，想到他与希沙科夫的冲突，在为丈夫担惊受怕的同时她又感到习见的愤懑。她知道，他为了炫耀自己，为了扮演弱者保护人的角色，打算牺牲自己的科研和亲人们的安宁。

昨天，当他为娜佳感到焦急不安时，他倒是忘了自己的利己主义。可维克托能否忘掉自己所有不顺心的事情，来替托利亚着急呢？昨天她错了。娜佳并没有真正对她坦诚相见。这是什么，是孩子气的一时所为，还是她的命运使然？

娜佳对她讲述了自己的一帮伙伴，她就是在那里结识了这个洛莫夫。她十分详细地谈到了那些阅读非当代诗歌的小伙子们，谈到他们关于新老艺术的争论，谈到他们对一些事物所持的蔑视和嘲讽态度，而在柳德米拉看来，对这些事物是既不能蔑视，也不能嘲讽的。

娜佳乐意回答柳德米拉的问题，而且显然说的是真话：

“没有，我们不喝酒，只有一次，我们送一个男孩子上前线的时候。”

“关于政治他们有时也谈。当然不像报纸上那样，不过谈得很少，大概就一两次。”

但是，柳德米拉刚开始问及洛莫夫的情况，娜佳回答时就显得气冲冲的：

“不，他没有写过诗。”

“我怎么能知道他父母亲是谁，当然一次也没见过，有什么好奇怪的？要知道他对爸爸没有概念，可能他以为爸爸是食品店的一个售货员。”

这是什么，是娜佳的命运还是一个月后便会将一切忘得一干二净？

准备午饭和洗衣服的时候，她想母亲、薇拉、叶尼娅，想谢廖扎。她给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打电话，但电话没人接。她给波斯托耶夫家打电话，女佣人说女主人出去买东西了。她给房管所打电话，让派个钳工来修下水龙头，回答说，钳工没来上班。

她坐下来给母亲写信，好像她要写封长信，为自己不能替母亲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使她宁愿孤身在喀山待着而认错。打战前起，亲人中谁也没有在柳德米拉家里做过客，住过宿。如今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不上她莫斯科的大单元里来了。信她没写成，只把四张纸撕了。

快下班时维克托打来电话，说他在研究所有事耽搁了，他从军工厂请来的技术员晚上要到。

“有什么新情况吗？”柳德米拉问。

“哦，就这件事而言吗？”他说，“没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晚上，柳德米拉重新读母亲的来信，来到窗前。

月色如银，街上十分僻静。她又看到娜佳同那个军人手挽着手，他们沿着马路往家里走来。接着娜佳跑起来，穿军大衣的小伙子站在空荡荡的马路中央，望着，望着。柳德米拉仿佛在自己心中把所有看来无法结合的东西连在了一起。她对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爱情，她对他的担心，她对他的愤恨。没有吻过姑娘嘴唇的不在人世的托利亚，站在马路上的中尉，容光焕发地沿着自己斯大林格勒家的楼梯拾阶而上的薇拉，无所归依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

她的内心充满对过去生活的情感，它是她唯一的欢乐和可怕的悲郁。

57

斯特拉姆在研究所大门口碰上正从轿车里出来的希沙科夫。

希沙科夫微微摘了摘帽子，同他打招呼，没有表示想停下来同斯特拉姆说话的意愿。

“我的处境不妙。”斯特拉姆思忖着。

吃中饭的时候，斯韦钦教授坐在邻桌，既不看他一眼，也不开口和他说话。胖子古列维奇走出食堂，十分亲热地同斯特拉姆寒暄，久久地握着他的手，但当所长接待室的门稍微打开一点时，他急忙向斯特拉姆告辞，顺着走廊匆匆走了。

在实验室，斯特拉姆向马尔科夫提到当前原子核照相所需设备的工作，马尔科夫从记事簿上抬起头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有人告诉我，党委会上非常严厉地谈到了您，科夫琴科还添油加醋，说是‘斯特拉姆不想在我们这个集体工作了’。”

“添就添吧。”斯特拉姆说，感到自己的眼前一片模糊。

在同马尔科夫谈核原子照相时，斯特拉姆感觉，仿佛已经不是他而是马尔科夫在主持实验室的工作。马尔科夫的声音从容不迫，显得像个当家的，诺兹德林两次来到他跟前向他请示仪器安装问题。

突然马尔科夫的脸庞变得愁苦，满是祈求神色，他轻声对斯特拉姆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要是您说起这次党委会，请您别把我给捅出去，否则我就会有麻烦，我这是泄露了党的机密。”

“嘿，哪能呀。”斯特拉姆说。

马尔科夫说：

“一切都会解决的。”

“唉。”斯特拉姆说，“缺了我也行啊，我这是给死马治病，费力不讨好！”

“我认为您错了。”马尔科夫说，“我昨天还同科奇库罗夫聊过。您知道的，他这个人不尚空谈。他对我说：‘在斯特拉姆的论文中数学超过了物理学，但奇怪的是，它使我感到欣慰，自己也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斯特拉姆明白，马尔科夫是在暗示，年轻的科奇库罗夫热衷于有关慢中子影响重原子核的研究工作，他断定这项工作有着实际前景。

“科奇库罗夫之流什么也决定不了。”斯特拉姆说，“作决定的是巴季因这帮人。可巴季因认为，我必须为把物理学家们引入学究式的抽象概念而表示悔过。”

看起来，实验室的同事们都已经知道斯特拉姆同所长的争执和昨天的党委会。安娜·斯捷潘诺夫娜正用痛苦的目光盯着斯特拉姆。

斯特拉姆想与索科洛夫谈谈，但索科洛夫一早就去了科学院，然后打来电话，说他将在那里耽搁一阵子，未必再回研究所了。

萨沃斯季亚诺夫不知为何情绪高涨，一直用俏皮话挖苦着。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尊敬的古列维奇是位光辉卓越的科学家。”说着他用手摸摸脑袋和肚子，暗示古列维奇的秃顶和大肚子。

晚上，斯特拉姆步行回家，在卡卢加大街突然遇见了玛丽娅·伊万诺夫娜。

是她先叫的他。她身上穿着件斯特拉姆过去没见过的大衣，因此他没能立刻认出她。

“奇怪，”他说，“您怎么也在卡卢加大街？”

她沉默片刻，望着他然后摇摇头说：

“这不是偶然的，我想遇上您，所以就上卡卢加来了。”

他有点尴尬，轻轻摊了下手。

霎时他心慌意乱，觉得她立刻要告诉他一件十分可怕的、预告危险的事。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想与您谈谈。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把一切全告诉了我。”她说。

“哦，是关于我那些相当出色的成就？”斯特拉姆说。

他们并肩而行，但可以看出，似乎走在一起的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人。

她的沉默使斯特拉姆心情沉重，他斜眼看一下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柳德米拉为这件事把我说了一顿。您大概也想生我的气吧。”

“不，我不生气。”她说，“我知道您是被迫这么做的。”

他飞快瞥了她一眼。

她说：

“您在想自己的母亲。”

他点点头。

接着她说：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不想对您说……人家告诉他，所长办公室和党组织都起来反对您。他听到巴季因说：‘这不是无缘无故的歇斯底里。这是政治上的反苏歇斯底里大发作’。”

“原来我如此歇斯底里大发作！”斯特拉姆说，“可我感觉到了，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不想把他知道的告诉我。”

“是的，他不想。我为他感到难过。”

“他害怕了？”

“是的，害怕。此外他认为，您原则上是错的。”

她小声说：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是个好人，他经受了许多折磨。”

“是的，是的，”斯特拉姆说，“如此高尚果敢的科学家，如此胆小畏葸的心灵，这确实让人痛心。”

“他经受了许多磨难。”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重复道。

“但毕竟不应该是您，而应该由他把这件事告诉我。”斯特拉姆说。

他挽起她的胳膊。

“您听着，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他说，“告诉我，马季亚罗夫在那边出什么事了？我无论如何不明白究竟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如今，他一想起喀山的那些交谈就心惊胆战，卡里莫夫不祥的警告，有些人的空话和言词，马季亚罗夫的猜疑，这些常常在他脑海里涌现。他仿佛觉得，笼罩在他头顶的莫斯科乌云和喀山的清谈有着必然的联系。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出了什么事。”她说，“我们寄往喀山给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的挂号信退回到莫斯科。是他的地址变了，还是他离开了？是否发生了最坏的事？”

“是的，是的，是的。”斯特拉姆嘟哝道，立刻变得不知所措。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显然以为索科洛夫对斯特拉姆说起过寄往喀山的信被退回来的事，斯特拉姆其实对这封信一无所知，索科洛夫什么也没跟他说。斯特拉姆问她出了什么事，指的是马季亚罗夫同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闹翻的事。

“我们到涅斯库奇公园走走。”他说。

“可我们走的不是那个方向啊。”

“从卡卢加那边有个入口。”他说。

他想更详细地问问马季亚罗夫的情况，问问他对卡里莫夫的猜疑和卡里莫夫的警告。在空荡僻静的涅斯库奇公园不会有谁来打扰他们。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立刻明白这次谈话的重要性。他感到可以信任地同她自由交谈所有令他惊慌不安的事情，而她将会对他以诚相见。

前天开始解冻天气，涅斯库奇公园小丘的斜坡上和融雪底下露出了潮湿的腐叶，但冲沟里的积雪还很厚，头顶是一片多云灰暗的天空。

“多么美好的夜晚。”斯特拉姆吸一口湿润的冷空气说。

“是啊，多好，没有人，像在郊外。”

他们沿着泥泞的小径漫步。遇到水洼，他向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伸出手，帮她跨过去。

他们久久地默然走着，他不想开始交谈，无论是关于战争、研究所的事情，还是关于马季亚罗夫、自己的担忧和猜疑。他想默默地同步履轻盈又有些不好意思的娇小女子并肩走走，他领略到一种极度的轻松和安宁，连他自己也不懂为何会有这种感觉。

她什么也不说，稍稍低着头，走着。

他们来到小河边，河上漂着黑黝黝的浮冰。

“好极了。”斯特拉姆说。

“是的，真好。”她回答说。

河边的柏油面小路很干燥，他们开始放开步子，像两个远途旅行的旅游者。他们遇见一个受伤的中尉和一个矮个子宽肩膀穿滑雪衣的姑娘。他们搂着走，还不时亲吻。他们与斯特拉姆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走齐后，又接起吻来，还回首望了一眼，哈哈笑了起来。

“也许娜佳也是这样同自己的中尉一起遛弯的。”斯特拉姆心想。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回头望一眼那对情侣说：

“多凄惨。”她笑着又补充：“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对我说了娜佳的事。”

“是的，是的，”斯特拉姆说，“这奇怪得令人吃惊。”

接着他说：

“我决定给电工技术研究所所长打个电话，自我推荐。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上新西伯利亚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都行。”

“有什么办法，”她说，“显然只有这样。您别无选择。”

“这一切多么凄惨。”他喃喃道。

他想告诉她，他以某种特殊的力量感到对工作、对实验室的眷恋，看到很快就将进行第一批实验的设备，他高兴万分，充满激情，他觉得他会半夜里爬起来到研究所楼前去，望着它的窗户。当他想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在他的话里会感到他是在卖弄，便缄口不语了。

他们来到战利品展览会跟前。他们放慢脚步，仔细端详涂成灰色的德国坦克、加农炮、迫击炮和机翼上漆有黑色“.”字标记的飞机。

“这些不声不响的武器，甚至看着都觉着害怕。”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

“没关系。”斯特拉姆说，“您得自己安慰自己，在未来战争中所有这些武器看上去只不过是些毫不起眼的火枪和斧钺。”

他们来到公园大门前，斯特拉姆说：

“我们的散步到此结束，多遗憾，涅斯库奇公园那么小。您累吗？”

“不，不。”她说，“我习惯了，经常步行。”

不知是她没听明白他的话，还是装作没听明白的样子。

“您知道吗，”他说，“为什么我与您的见面常常要取决于您同柳德米拉和我同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的见面呢。”

“是啊，是啊。”她说，“还有别的法子吗？”

他们走出公园，城市的喧闹声包围着他们，破坏了默默散步的乐趣。他们来到离他们不远的广场上。

她从下面往上看着他，犹如一个小姑娘望着成年人，她说：

“可能您如今对自己的工作、实验室和仪器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但您没有别的选择，别人可以，可您不能。我给您带来了坏消息，但我以为，最好永远知道真相。”

“谢谢，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斯特拉姆握住她的手说，“谢谢，不仅仅为这个。”

他觉得她的手指在他手中颤抖。

“奇怪，”她说，“我同您分手几乎就在我们相遇的地方。”

他开玩笑说：

“难怪古语说，终点即起点。”

她皱起额头，显然是在深思，接着她便笑着说：

“不懂。”

斯特拉姆注视着她的背影，她瘦弱，矮小，这样的女人走在大街上，迎面走过的男子决不会回头瞥一眼。

58

达伦斯基出差到卡尔梅克草原，度过了令人厌倦的几周。这是他很少体验过的。他给方面军领导发了封电报，报告他在十分平静的极左翼已无必要逗留，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上级以达伦斯基无法理解的固执没有把他召回。

最轻松的是工作时间，最沉重的是休息时刻。

四周全是松散干燥、沙沙作响的沙子。当然这里也有生命，蜥蜴和乌龟在沙子里簌簌爬动，沙地上留下尾巴拖过的痕迹，有的地方生长着与沙子颜色相仿的易折的带刺植物，老鹰在空中盘旋，注视着远方和地面的垃圾，蜘蛛用长脚奔跑着。

贫瘠干燥的大自然，十一月那寒冷无雪千篇一律的沙漠，好像使人变得空虚，不仅耗竭他们的日常生活精力，而且使他们思想也十分贫乏，单调乏味得令人厌倦。

达伦斯基逐渐听命于这种沙子世界的单调凄凉。他过去总是食欲不振，可在这里他不断地想着午饭。第一道是大麦米和渍西红柿做的酸米饭，第二道是大麦米熬的稠粥，这成了他生活中最可憎的东西。坐在半明半暗板棚里那流满汤汁的木头桌子后面，望着从洋铁皮扁盆里大口喝粥的人们，他只想尽快离开食堂，听不到小匙的敲击声，闻不到令人作呕的气味。但等他走到室外，食堂重新把他吸引过去，他想它，计算着明天那顿午饭的钟点。

夜晚，陋屋里冰冷寒峭，达伦斯基睡不好，后背耳朵手脚都会冻僵，脸颊冰凉。他不脱衣服睡觉，脚上裹上两条包脚布，头上扎上毛巾。

起先见到他与之打交道的人们都不想战争，满脑子都是吃喝、烟草和洗刷，他觉得很惊奇。但他很快发现，在他同炮兵营长连长们谈论过冬前的火炮准备、润滑油和弹药保障时，他的头脑里也充塞着对日常生活的担忧、希冀和感慨。

方面军司令部离得实在太远，可望而不可即，他希望至少得上埃利斯塔城郊的集团军司令部去一天。但对这次远行，他想的不是同蓝眼睛的阿拉·谢尔盖耶夫娜的会面，而是澡堂、洗干净的衣服和白挂面汤。

甚至那次在鲍瓦陋屋里过夜，现在回想起来他都觉得很惬意，并不那么差劲。同鲍瓦可没有谈起过洗刷和面条汤。

最折磨人的是虱子。

很长时间他都搞不明白，为什么老是那么瘙痒。当他进行业务交谈，突然拼命挠起胳肢窝和大腿时，他都没有发现对方会心的笑容。他越来越热衷于挠痒痒，渐渐地他对锁骨附近和腋下的灼痛和瘙痒习以为常了。

他觉得他开始有了湿疹，他的解释是他的皮肤变干燥了，受灰尘和沙粒刺激发了炎。

有时瘙痒十分令人苦恼，他在路上走，会突然停下来，开始挠大腿、肚子和尾骨。

晚上身子瘙痒得尤为厉害。达伦斯基醒来，用指甲久久地玩命猛抓胸前的皮肤，恨不得把皮撕掉。有天他仰面躺着，一面痛苦地呻吟着，一面撕大腿上的皮肤，可小腿肚又开始瘙痒起来。他发现湿疹一暖和就更厉害，身子在被子底下瘙痒刺痛得完全无法忍受。当他夜间走到寒冷的室外，灼痛才平息下来。他想上卫生营，请他们给抹点治湿疹的油膏。

有天早晨，他无意中翻开衬衣领子，才发现领子的接缝两旁密密麻麻全是半睡不醒的强壮的虱子。达伦斯基心惊胆战，怯生生地回头望一眼睡在他身边的大尉。大尉已经醒来，正坐在床上，满脸凶相地在掐藏在自己长衬裤里的虱子。大尉的嘴唇不出声地轻轻翕动着，显然在清点战果。

达伦斯基从身上脱下衬衣，也干起同样的活计来。

清晨宁静而烟雾弥漫，听不见枪声和飞机的轰鸣声，因此或许在指挥员指甲下丧命的虱子的哔啵声听得尤为清晰。

大尉匆匆瞥一眼达伦斯基，嘟哝道：

“哦，真厉害，骚货！活该，母猪！”

达伦斯基紧紧盯着衬衣领子说：

“难道不发点药粉吗？”

“发了。”大尉说，“那有什么用。该有个澡堂子，可这里连饮用水都很缺。食堂里的盘子几乎都不刷，节约用水嘛。哪里还顾得上澡堂子！”

“那虱子呢？”

“去它的吧。只有把制服烧了，虱子才会变点颜色呢。嘿，我们在奔萨当预备队那阵，那生活！我连食堂都不去。由女房东招待，娘儿们还不老，水灵得很。一星期洗两次澡，天天都有啤酒喝。”

达伦斯基故意把“奔萨”说成“馋杀”：

“有什么办法？离馋杀远着哪。”

大尉严肃地瞥了他一眼，信任地说：

“有个好办法，中校同志。鼻烟！把烟叶捣碎，和上鼻烟，撒在内衣上。虱子就开始打喷嚏，穷折腾，把自己的脑袋往砖上撞。”

他的面孔一本正经，达伦斯基没立刻明白过来大尉是在胡说八道。

几天后，达伦斯基已经听到有关这种灭虱方法的十几种版本，无稽之谈被加工得越来越神。

现在他脑子里白天黑夜都塞满了这些问题：食物、洗衣、换制服、药粉、用滚烫的瓶子熨虱子，把它们烧死，冻死。他不再想女人，只记得劳改营的刑事犯说过的话：

“要活下去，就别再想娘儿们。”

59

达伦斯基整天都待在炮兵营阵地上。白天他既没有听见一声炮声，也没有一架飞机出现在空中。

营长是个年轻的哥萨克，操一口纯正的俄语，他对达伦斯基说：

“瞧，我想明年在这里开块瓜田，请您来吃甜瓜。”

营长觉得在这里并不坏。他逗乐，露出一口白牙，一双短短的罗圈腿在深深的沙子上走得又快又轻松，见到在蒙着油毡碎片的陋屋旁那几头套在一起的骆驼还友善地笑笑。

但年轻哥萨克的好兴致却使达伦斯基大为恼火，他只想一个人待着，晚上就独自跑到一连的发射阵地上，尽管白天他已经在那儿待过。

月儿升起，大得不可思议，黑红黑红的。它吃力地升上皎洁的夜空，变成深红色，在那愤怒的光亮中，它惊恐不安且戒备地注视着黑沉沉的沙漠、炮身长长的加农炮、反坦克炮和火箭炮。骆驼驮运队拉着咯吱作响的农村大车顺着道路前行，大车上装着弹药箱和干草。所有无法连接的东西都连在了一起：拖拉机牵引车，装有印集团军报纸印刷机的带篷卡车，无线电台的天线杆，骆驼那长长的脖子和平稳匀整波浪形的步态，那样子就像骆驼的整个身子里没有一根骨头，整个是由橡胶制成似的。

骆驼队缓缓前进，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来自乡村的干草味。也是这个又黑又红的大月亮，当年曾飘浮在伊戈尔远征军厮杀的荒漠上空。也是这个月亮，曾在波斯军队进军希腊，罗马军团闯入德意志森林的时候，曾在古罗马第一任执政官率领的大军夜间相会在金字塔的时候，高悬在夜空。

人类的意识回首往事时，总是通过悭吝的筛子筛选伟大事件的凝块，筛去士兵们的痛苦、慌乱和忧愁。于是，记忆里只留下空洞的故事，取胜的军队如何排兵布阵，失败的军队如何布阵排兵，参战的战车、石弩、大象，或是大炮、坦克、轰炸机的数量。记忆里只保存有英明伟大的统帅如何牵制中路、突击翼侧，山岗后突然出现的预备队如何决定会战的结局。就这些。哦，通常还有，幸福的统帅回到祖国，却被怀疑企图篡位，他拯救了祖国，自己却掉了脑袋，或是遭到流放。

在画家创作的绘画作品中，昔日的会战被描绘成晦暗的月亮低垂在光荣的战场上空，身披铠甲的勇士们张开粗壮的双臂沉入梦乡，打碎的战车四散丢置，或是炸毁的坦克倾翻在路旁，胜利者一个个手握钢枪，身披飘扬的雨披，头戴带铜制鹰徽的罗马钢盔，或是掷弹兵的皮帽。

达伦斯基无精打采地坐在炮兵连发射阵地的弹药箱上，听两个盖着大衣躺在大炮旁的红军战士聊天。连长同政治指导员去了炮兵营营部。中校、方面军司令部的代表好像睡熟了，炮兵们从通信兵那里打听过他是谁，因此都认识他。两个红军战士怡然自得地吸着自卷烟，吐出好闻的烟圈。

这显然是两个好朋友，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是真正朋友的友情和信任，他们相信，一方在生活中发生的每件琐事，对于另一方总是相当有意思的，总是值得关心的。

“怎么啦？”一个问，语气显得有些冷漠和嘲讽。

第二个好像有些不乐意地答道：

“怎么啦，怎么啦，难道你不知道？脚疼，这鞋没法穿。”

“那又怎么样？”

“就这么穿呗，又不能光脚走路。”

“是啊，就是说，没发靴子。”第二个说，声音里已经没有冷漠和嘲笑。他对这件事显然很关心。

后来他们聊起家里的事。

“你猜老婆来信都写了些什么？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不是儿子病了，就是小女儿病了。唉，娘儿们嘛，你是知道的。”

“可我那个干脆就这么写：你们在前线能有什么难的，你们有一份口粮，可我们这里被战争闹得再也过不下去了。”

“妇人之见。”第一个说，“她待在大后方，没法理解前线是个啥滋味。光看到你的那份口粮了。”

“没错。”第二个说，“她搞不到煤油，就以为世上没有比这更糟的事情了。”

“当然，她以为排队比在这沙漠里用燃烧瓶击退坦克还要艰难。”

他提到了坦克和燃烧瓶，尽管他和他的交谈者都知道，德国的坦克一次也没上这里来过。

就在这里，在战时夜晚的沙漠里，关于男人和女人谁在生活中遇上的负担更重的家常闲聊还没有完，一个犹豫不决地说：

“顺便说一句，我那口子病了，脊柱出了问题，提一下重物就得躺上一星期。”

话题好像又全变了，他们聊起到处无水的这个该死的鬼地方。

躺得离达伦斯基稍近些的那个战士说：

“难道她这么写是出于恶意？只是不了解情况罢了。”

第一个炮兵补充说，意思是想在谈到士兵们的妻子时别再说那些太凶的话，同时又不想不谈她们：

“没错。我这是在犯傻。”

接着他们抽起烟来，沉默片刻后又聊起刮胡子保险刀片和连长的新制服，说到不管多艰难也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你看看，什么样的夜色！你知道吗，还在我上中学时，我就瞧见过这么一幅画：月亮挂在田野上，周围躺着被打死的勇士。”

“那怎么比？”第二个讪笑道，“那是些勇士，可我们算啥，小麻雀的种。我们真的就像小麻雀似的，傻呵呵的，尽干傻事。”

60

达伦斯基的右面传来爆炸声，打破了宁静。“130毫米口吃径的炮。”灵敏的耳朵立刻判断出炮弹的口径。脑子里闪过一个通常同敌人的地雷或炮弹的爆炸声联系在一起的念头：“偶然的？单发？试射？没构成夹叉 [114] 。突然那是急袭射击呢？不会是坦克发射的吧？”

所有习惯于战争的人都在谛听，都在做着与达伦斯基相同的估计。

长期置身战争地的人善于从上百种声响中，区别出一种真正令人不安的声响。立刻，所有士兵不管他们正在忙什么，手中拿着勺子的，正在擦枪的，写信的，用棍子一瘸一拐走路的，看报的或是无忧无虑消磨时光的，霎时间全都转过头，竖起专心而机敏的耳朵。

立刻就有了答案。一些爆炸声先从右方，后来从左方传来，四周开始响起噼啪声、轰隆声、跑动声，开始冒起浓烟。

这是急袭射击。

透过烟柱、尘土和沙石冒出爆炸的火光，火光中又腾起烟柱。

人们有的跑着，有的跌倒在地。

刺耳的哀号声响彻沙漠。火箭炮炮弹开始在骆驼队近旁爆炸，牲畜弃翻大车逃跑，身后拖着挣断的套索。达伦斯基不顾爆炸的炮弹，挺直身子，为可怕的场面所震惊。

他的头脑中异常清晰地闪过一个念头，似乎他在这里见到的是自己祖国的末日。无可幸免的感觉包围着他。沙地中被当作靶子的骆驼那丧魂落魄的叫声，俄罗斯人那惊慌失措的声音，这些朝掩蔽部跑去的人们！痛苦不堪的俄罗斯！在亚洲寒冷的沙漠上精疲力竭的俄罗斯！在阴森漠然的月光下呻吟的俄罗斯！可爱的、无限热爱的俄罗斯语言同毛骨悚然的嚎叫声，同受德国人炮弹摧残、四散逃窜的骆驼的绝望的嘶叫声，汇成一片。

痛苦时刻，他体验到的不是愤怒，不是憎恨，而是对所有生活在世上的弱者的兄弟情谊。他在草原上遇见的卡尔梅克老人那阴郁衰老的脸庞，不知为什么突然涌现在眼前，显得那么亲近，那么熟识。

“有什么办法，命中注定。”他思忖着，而且明白，如果战败，他没有必要再活在世上。

他打量一下隐蔽在掩壕里的战士，打起精神，准备接受炮兵连长的命令，参加这场凄惨的战斗。他大声叫道：

“喂，电话兵，过来！上我这儿来！”

爆炸的隆隆声突然间平息下来。

这一晚，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三个方面军司令员——瓦图京中将、罗科索夫斯基中将和叶廖缅科上将各自向部队下达了进攻令，这道命令在一百小时内将决定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命运和保卢斯集团军三十三万德军的命运，将决定战争进程的转折与否。

达伦斯基在炮兵营营部收到一封电报，命令他前往诺维科夫上校的坦克军，并向总参谋部小组通报坦克军战斗行动的情况。

61

十月革命节过后不久，德国空军重新向斯大林格勒发电厂进行密集轰炸。十八架轰炸机轮番轰炸，投下重磅炸弹。

烟云笼罩了瓦砾场，德军歼击航空兵使发电厂的工作暂时中止。

这次轰炸之后，斯皮里多诺夫的两条手臂开始颤抖得很厉害。他把缸子举到嘴边，茶溅洒出来，有时不得不把缸子放回桌上，他颤抖的手指无力地抓住缸子。只有当他喝过伏特加之后，手指才不再颤抖。

发电厂领导开始准许工人们撤离，他们搭顺路的船只渡过伏尔加河和图马克河，穿过草原来到阿赫图巴河中游和列宁斯克。

发电厂领导人请示莫斯科，要求允许他们撤离，因为他们再待在前线被摧毁的车间已经毫无意义。莫斯科迟迟不作答复，斯皮里多诺夫十分焦急。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在轰炸后立刻奉召，搭乘道格拉斯飞回了莫斯科。

斯皮里多诺夫和卡梅绍夫在发电厂废墟中间徘徊，并且互相劝说对方快跑，他们在这里已无事可干。可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最担心的是薇拉的命运。渡过伏尔加河抵达左岸后，她觉得自己健康情况很糟，无法上列宁斯克。她得在被炸毁的道路上乘卡车颠簸上几乎一百公里，泥泞的路面结了冰，一堆堆垃圾冻得比石头还硬，她坐在车厢里会给猛然抛起，又突然落下，这对于几个月后即将分娩的她来说，是完全不可能忍受的。

熟识的工人们把她领到一艘平底船上，这艘船停泊在岸边与河水冻在一起，变成了集体宿舍。

第二次轰炸过后，她立刻托快艇机械师给父亲捎去一张条子。她请父亲放心，人们把她安顿在船舱里，用隔板隔起一间舒适的小屋。疏散人员中有一个贝凯托夫门诊所的护士和一个助产士老太太。离平底船四公里处有一所野战医院，有什么麻烦事随时可以叫到医生。船上有开水炉和炉子，吃的他们共同张罗，州党委给他们送来食物。

尽管薇拉让父亲别担心，但她纸条里的每句话都使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十分担忧。看来只有一件事使他感到安慰，那就是薇拉说战争以来平底船一次也没有挨过轰炸。倘若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能到左岸来，他当然能搞到一辆轻型汽车，或是救护车，哪怕把薇拉送到阿赫图巴河中游地区也好。

可是莫斯科一直默不作声，没有将厂长和总工程师召回，尽管如今在被炸毁的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只需要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卫小分队。全体工人和技术人员不乐意成天无所事事在发电厂里溜达，因此一得到斯皮里多诺夫的同意，他们全都立刻奔赴渡口。

只有安德烈耶夫老头不想要厂长用正式公文纸加盖公章的证明。

空袭后，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曾建议安德烈耶夫去列宁斯克他儿媳和孙子那里，可安德烈耶夫说：

“不，我留在这里。”

他觉得在斯大林格勒岸上存有他与自己以往生活的联系。过段时间他可能到拖拉机厂工人新村去。他要到被焚烧和炸毁的楼房中间去走走，到妻子植过树的小公园里去看看。他要扶起折断的小树，把它们修整一番。他要检查埋起来的东西是否还在原处，然后他要在翻倒的篱笆旁的小石上坐一坐。

“你看，瓦尔瓦拉，就是说，缝纫机还在老地方，甚至没生锈。那棵篱笆旁边的苹果树完全死了，它被炮弹片拦腰炸断。可地窖里的酸白菜在小桶里还好好的，只是上面长了些霉。”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想同克雷莫夫商量一下自己的事，但十月革命纪念日过后他就再也没上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来过。

斯皮里多诺夫和卡梅绍夫决定等到十一月十七日，到时就离开，留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实在无事可干。而德国人继续时不时炮击发电厂。卡梅绍夫自打密集轰炸之后，一直心神不定，他说：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他们的侦察可能不管用，还这么一次次狂轰滥炸。他们随时又可能来空袭的。您知道这帮德国人，像头公牛，一个劲地朝微不足道的地方乱炸一气。”

十一月十八日，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告别警卫小队，吻别安德烈耶夫，最后一次打量一眼发电厂的废墟，终于没有等到莫斯科的正式决定，离开了斯大林格勒发电厂。

说实在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他在发电厂干了许多艰苦的工作。而他最艰苦、最值得称道的努力是他一面害怕战争，不习惯前线的条件，一想起空袭就心惊胆战，空袭时更吓得魂飞魄散，一面却始终坚持工作。

他手提皮箱肩背包袱走着，回过身来朝在炸毁的大门旁站着的安德烈耶夫挥了下手，瞥一眼没一块完整玻璃的工程技术大楼和涡轮车间那愁眉苦脸的墙壁，又朝在继续燃烧的油绝缘子上方升起的一缕青烟望了一下。

他离开了如今已经不再需要他的发电厂，而一天后苏联军队便开始了进攻。

他没有推迟一天再走，而就差这么一天，把许多人亲眼看到的他全部诚实而艰苦的工作一笔勾销，那些准备称他为英雄的人们开始称他为懦夫和逃兵。

他把痛苦的情感久久埋藏在心中，始终记得，他如何走着，回过身子挥了下手，心情沉重的孤老头站在发电厂的大门口，望着他，目送他的背影。

62

薇拉生了个儿子。

她躺在平底船舱里一张由毛糙木板拼成的床铺上，为了保暖女人们在她身上堆了许多破布。她身旁躺着裹在床单里的婴儿。每当有人走到她跟前，撩起帷幔，她便见到许多男人和女人，以及从上铺上耷拉下来的各种衣物。她听到嘈杂的说话声、孩子的叫喊声和嬉闹声。她的头脑里一片模糊，烟气腾腾的空气中也是一片模糊。

船舱里十分憋气，同时又十分寒冷，板墙上挂着雾凇。人们晚上睡觉不脱毡靴和棉衣，妇女们成天把自己裹在围巾和破被里，朝冻僵的手指哈气。

亮光勉强从很小的窗口透进来，小窗口几乎贴着冰面。大白天船舱里也处于半昏暗状态，晚上点着不带玻璃罩的油灯。人们的脸都被烟熏黑了。甲板上的舱口盖打开时，船舱里就冒进一团团蒸汽，有如炸弹爆炸产生的烟雾。

头发蓬乱的老妪们梳理花白的头发，老头们坐在地板上，手中拿着盛满开水的缸子。四周是五颜六色的枕头、包袱和木箱，孩子们系着头巾在木箱上爬啊，玩啊。

婴儿躺在薇拉的胸脯上，她感到，她的思想变了，她对所有人的态度变了，她的整个身子都变了。

她想起自己的女友齐娜·梅利尼科娃和照料她的老太太谢尔盖耶夫娜，想起春天、母亲、撕破的衬衣、棉衣、谢廖扎、托利亚、洗衣服肥皂、德国飞机、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避弹所、自己未洗过的头发，想起她脑子里出现的一切。她对她所生的婴儿充满了感情，同他紧密相连，不管这种联系有无意义。

她瞅瞅自己的手、腿、胸脯和手指。这已经不是那双打排球、写作文、翻书页的手。这已经不是那双爬中学楼梯、拍溅温暖的河水、被荨麻刺得灼痛的腿，不是那双走在街上人们见到都要回眸望一眼的薇拉的腿。

想到孩子，她立时想起维克托罗夫。

机场位于扎沃尔日耶，维克托罗夫就在附近，伏尔加河已经不能把他们隔开。

瞧，现在就会有飞行员们走进船舱，她会问：“你们认识维克托罗夫中尉吗？”

飞行员们将说：“认识。”

“告诉他，他的儿子和妻子在这里。”

女人们撩起帷幔走到她跟前，摇着头，笑着，叹息着，有的朝男婴俯下身子，哭泣起来。

她们为自己啜泣，朝新生儿微笑，这是不用语言就能理解的情感。

如果她们想问什么，那么这些问题都只有一个主题，看母亲用什么喂养孩子，问她有没有奶，乳房有没有发炎，潮湿的空气憋不憋气。

分娩后第三天，父亲到了她那里。他已经不像个发电厂的厂长，他提着箱子，扛着包袱，胡子拉碴，穿件翻领大衣，结着领带，面颊和鼻子在寒风中吹得通红。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来到女儿床前，她发现他抽搐的脸庞第一时间注意的不是她，而是躺在她边上的小生命。

他转过身去，她从他的后背和双肩看出他在抽泣。她知道，这是因为他妻子永远无法见到小外孙，永远不能像他刚才那样朝新生儿俯下身子。

继而他又为自己落泪而生气，感到羞惭，因为那么多人看到了他的眼泪。他用冻得发哑的声音说：

“你看，你让我当了外公。”他朝薇拉俯下身子，吻一下她的额头，用又凉又脏的手抚摸着她的肩头。

接着他说：

“十月革命节，克雷莫夫到发电厂去过，他不知道母亲不在了，一直打听叶尼娅的消息。”

一个没刮胡子、穿件露着一团团破棉絮的蓝棉袄的老头喘着说：

“斯皮里多诺夫同志，为了奖励生育，该授予库图佐夫勋章，或是列宁勋章和金星英雄勋章。死了多少人，无论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也许得给您的女儿来枚两公斤重的金星勋章，她在这样一个苦役般的条件下带来了新生命。”

这是孩子出生后第一个谈起薇拉的人。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决定留在船上，等薇拉身体复原就同她一起上列宁斯克。这跟他上古比雪夫接受新的任命是顺路。船上的食品情况十分糟糕，必须立刻给女儿和外孙搞些吃的来，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感到身子暖和过来后，便去找设在附近森林里的州党委指挥所，指望在那里通过些熟人能搞到些油和糖。

63

这天，船舱里特别难以忍受。乌云笼罩在伏尔加河上空。孩子们不再到垃圾堆、碎砖堆、黑漆漆的河水和冰面上去玩。妇女们也不再上冰窟窿里去洗衣服。伏尔加河下游吹来的凛冽寒风刮打着冻在冰面上的破布，透过舱门的缝隙吹进船舱，使整条船里充满呼呼的怒号声。

吓呆了的人们裹着头巾、棉衣、被子，木然坐着。最爱嚼舌的老婆子们也屏息止声，听着风的怒吼和木板的吱吱声。

天色渐暗，仿佛黑暗的来临是由于人们无法忍受的寂寞和把所有人折磨到极点的寒冷、饥饿和肮脏，是因为没有尽头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痛苦。

薇拉躺着，把棉衣盖到下巴。每当强劲的寒风刮进船舱，她就感到面颊上一阵透骨的凉意。

此刻，一切都糟透了，毫无任何希望。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不可能把她从这里带走，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德国人一开春就可能闯进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他们的飞机将永远在天空中张牙舞爪，炸弹的爆炸声将永远不绝于耳。

她头一次开始怀疑维克托罗夫是否就在附近。难道战线还少吗，可也许他已经既不在前线也不在后方了。

她掀开床单，端详着孩子的脸庞。他为什么哭泣，可能她的忧愁感染了他，犹如她的温暖、她的奶汁滋养了他一样。

这天刺骨的寒冷、无情的寒风和在伟大俄罗斯的平原江河上进行的大规模战争，把所有人都压得喘不过气来。

难道一个人能够那么长久地忍受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饥寒交迫的生活吗？

替薇拉接生的谢尔盖耶夫娜老婆婆走到薇拉跟前说：

“我可不喜欢你今天这副样子，头一天你还好好的嘛。”

“没什么，”薇拉说，“爸爸明天带吃的来。”

尽管谢尔盖耶夫娜对她爸爸能给产妇带油和糖来感到高兴，但还是恶狠狠地说：

“他们这些当官的永远能吃得饱饱的，有的是储备品。可我们有什么，只有冻土豆。”

“小点声！”有谁大声说，“安静些！”

船舱的那一头传来一个不太清晰的声音。

蓦地，这声音响了起来，盖过所有别的声响。

有个人在油灯的光亮下念道：

“最新消息……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市区的顺利进攻……几天来部署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的我军转入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进攻从两个方向开始：从斯大林格勒的西北部和南部？……

人们默默地站着，流着泪。在他们和战士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神奇的无形联系。这些小伙子们正在寒风中用手挡着脸行进在雪地上，他们有的已经倒在雪地里、躺在血泊中，用含混的目光同生命告别。

老人和妇女们在哭，工人们在哭，孩子们挂着非孩子气的神色站在大人们身边，听着。

“我军攻克了顿河东岸的卡拉奇城，占领了克里沃穆兹金车站，攻占了阿布加萨罗沃车站和市区？……

薇拉同大伙一起流着眼泪。她感觉到了那些行进在严冬的黑夜中，跌倒了再爬起来，又倒下去却再也没爬起来的人们，同他们这些精疲力竭、在船舱里聆听进攻消息的人们之间的联系。

为了她，为了她的儿子，为了在冰水中双手冻裂口子的妇女们，为了老人和系着母亲破头巾的儿童们，人们正在走向死亡。

她一面哭泣着，一面欣喜地想，她的丈夫将要到她这儿来，妇女、老人、工人们将把他围住，对他说：“生了个儿子。”

正在读苏联情报局通报的那个人念道：

“我军的进攻还在继续。”

64

司令部值班员向第八空军集团军司令员报告进攻当天歼击机团的战斗情况。

将军浏览一下放在他面前的文件，对值班员说：

“扎卡布卢卡真不走运，昨天他的政委给打死了，今天又牺牲了两名飞行员。”

“司令员同志，我给团部打了电话。”值班员说，“明天举行贝尔曼同志的葬礼。军委委员答应到团里去一趟，并发表讲话。”

“我们的这位委员爱讲话。”司令员笑道。

“司令员同志，两个飞行员的情况是这样的：科罗利中尉在第三十八近卫师驻地上空坠毁，中队长维克托罗夫上尉在德国机场上空被梅塞机击中起火，没能飞抵前线，坠落在一个高地上，正好处在中立地带。步兵发现后，试图接近他，但德国人没让接近。”

“是啊，常常是这样。”司令员用铅笔挠挠鼻子说，“您听着，有件事您得去办一下。您同方面军司令部取得联系，并且记住，扎哈罗夫答应过给我们换辆威力斯吉普车，不然马上就没有车子坐了。”

飞行员的尸体在大雪覆盖的山岗上躺了一整夜。天气严寒，群星璀璨。黎明时分，一抹朝霞把山岗染成绯红色，飞行员躺在绯红色的山岗上。继而一阵低吹雪，尸体被白雪掩埋。

[1] 诺维科夫把叶尼娅的名字改叫诺维科娃，意即她是他的妻子。

[2] 夏加尔（1887——1984），俄裔法国画家。

[3] 马蒂斯（1869——1955），法国画家。

[4] 顿河哥萨克，农民战争的领袖。

[5] 即贝利亚。

[6] 即莫洛托夫。

[7] 即斯大林。

[8] 即赫鲁晓夫。

[9] 雷科夫（1881——1938），一译李科夫，1924年后曾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与布哈林一起被定为反党集团，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职务，1937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被处决。

[10] 俄罗斯习俗，喝交谊酒时，彼此一边喝酒，一边接吻，从此以“你”相称，而不再用“您”相称。

[11] 霍利祖诺夫（1905——1939），苏联飞行员，1936年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1939年在飞行中遇难牺牲。

[12] 该乳胶可用以观察带电粒子的径迹。由于带电粒子所产生的电离作用，使照相乳胶中的银粒能够显影。在显影后的乳胶中形成的径迹可用显微镜进行观察。

[13] 曼德尔施塔姆（1879——1944），苏联物理学家，苏联无线电物理学学派奠基人之一。

[14] 约费（1880——1960），苏联物理学家，苏联物理学派创始人之一。

[15] 朗道（1908——1968），苏联理论物理学家，1962年获诺贝尔奖。

[16] 塔姆（1895——1971），苏联理论物理学家，切连科夫-瓦维洛夫辐射理论创始人之一，获1958年度诺贝尔奖。

[17] 库尔恰托夫（1902——1960），苏联物理学家，苏联原子能科学技术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8] 指玻尔（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现代物理学创建人之一。在金属理论、原子核和核反应理论方面有重要贡献，1922年获诺贝尔奖。

[19] 费密（1901——1954），意大利物理学家，核子物理学家和中子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38年获诺贝尔奖。

[20] 洛伦兹（1853——1928），荷兰物理学家，研究动介质的电动力学。他的研究为建立相对论作了准备。

[21] 科赫（1843——1910），德国微生物学家，现代细菌学和流行病学奠基人之一，1905年获诺贝尔奖。

[22] 能斯脱（1864——1941），德国物理化学家，现代物理化学创立者之一，1920年获诺贝尔奖。

[23] 普朗克（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量子论创始人，1918年获诺贝尔奖。

[24] 凯勒曼（1879——1951），德国现实主义作家，著有反对军国主义的《11月9日》（1920）和反对法西斯的《死神的舞蹈》（1948）等作品。

[25] 希腊神话中阿波罗和司文艺女神缪斯居住的地方。

[26] 即保卢斯。

[27] 苏联沃罗涅日州的一个城市。

[28] 鲍瓦的名字与俄国神怪壮士故事中的主人公鲍瓦王子相同。

[29] 原出自《旧约》，亚当之子该隐杀了自己兄弟亚伯后，上帝在他脸上做了记号，以示惩罚。

[30] 得名于德国的尼安德特河谷，生活年代约在20万年至35万年前。

[31] 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

[32] 奥尔登堡（1863——1934），苏联东方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33] 勒姆（1887——1934），法西斯德国的帝国大臣、突击队参谋长，被希特勒枪决。

[34] 俄国最有势力的革命民粹派组织，1879年诞生于彼得堡。

[35] 1808年起经营煤矿业，霍格·施廷内斯（1870——1924）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名，将施廷内斯康采恩发展成为拥有从伐木到报纸出版，从煤炭、铁砂采掘到冶炼、机械制造的垄断组织。

[36] 世界最大的军火制造商世家，自1811年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克虏伯家族的资产达到惊人的规模。战后，阿尔弗里德（1907——1967）被判十二年徒刑，提前释放后，全力重整家业，1967年死后，其子阿恩特不愿继承父业，作为军火巨头的克虏伯家族到此最后结束。

[37] 麦克斯韦（1831——1879），英国物理学家，经典电动力学创始人。

[38] 赫罗德（约公元前73——前4年），即希律一世，为犹太国王，依靠罗马军队夺取了王位。多疑、贪权，凡被他视为敌手的均被杀害。在基督教神话中说他获悉耶稣降生人世，便“大杀婴儿”。由此赫罗德即为“残暴者”的同名词。

[39] 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

[40] 8——9世纪拜占庭的一种社会运动，在反对崇拜圣像的口号下进行，目的在于反对僧侣和寺院掌握地产，反映了当时贵族势力与宗教势力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

[41] 13——19世纪天主教会中铲除异端的司法警察机构。秘密审讯、严刑拷打，往往将异端分子判处火刑。

[42] 中世纪欧洲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后大部划归比利时。

[43] 尼康（1605——1681），1652年起为俄国牧首，后与沙皇决裂，遭流放。

[44] 阿瓦库姆（1620——1682），俄国分裂教派首领，因与官方教会作斗争，放逐后，被沙皇下令烧死。

[45] 澳大利亚东南沿海的岛屿，由塔斯曼于1642年发现。该岛土著居民塔斯马尼亚人十九世纪被英殖民主义者屠杀殆尽。

[46] 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无罪婴儿遭屠杀”一节。

[47] 法国作家斯丹达尔（1783——1842）的一部以复辟时期的意大利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写作于1839年。

[48] 这是俄罗斯人对打喷嚏的人习惯说的表示关心的话。

[49] 德拉戈米罗夫（1830——1905），俄国军事理论家，步兵上将，在部队训练和教育问题上追随苏沃洛夫。

[50] 波·赫梅利尼茨基（约1595——1657），1648——1654年乌克兰人民反抗波兰贵族压迫的解放战争领导人，1654年宣布乌克兰同俄罗斯合并。1943年10月10日苏联设立了一、二、三级赫梅利尼茨基勋章，但斯大林格勒会战发生于1942年7月17日至1943年2月2日。因此作者此处似有误。

[51] 用极微量药物来治疗疾病的方法。

[52] 赫列恩，与连长赫列诺夫字音相近，在俄文里即“鬼东西”的意思。

[53] 苏联卫国战争中使用的一种轻型夜袭低空教练机的诨名。

[54] “adieu”（德语）:再见。

[55] 卡尔波夫（1879——1921），苏联化学工业的组织者，1918年创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化学实验室，现名卡尔波夫物理化学研究所。

[56] 前苏联克里木地区一个城镇，为克里木南岸疗养区。

[57] 谢尔巴科夫（1901——1945），1939年起为苏央中共委员，1941年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8——1945年任莫斯科州委兼市委书记。

[58] 指推行军警暴虐制度的人，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亚历山大一世时权势极大的专横残暴的宠臣，推行极端反动的警察专制政策，残酷镇压对社会不满的人。

[59] 瓦维洛夫（1887——1943），苏联著名植物遗传学家，科学院院士，遭到李森科的憎恨。1940年被捕，1943年死于集中营。

[60] 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苏联犹太裔诗人，阿克梅派的代表。他的大部分著作未能在苏联出版。1934年被捕，流放后曾自杀未遂，1938年病死于转运营。

[61] 巴别尔（1894——1941），苏联作家，以写战争小说和敖德塞故事著称，生于犹太人家庭，作品受到官方严厉批评，1937年被捕，1941年死于狱中。

[62] 皮利尼亚克（1894——1938），苏联俄罗斯作家，作品有长篇《荒年》（1921）、中篇小说《红木》（1929）等，曾受到严厉批评，1937年被捕，1938年被枪决。

[63] 梅耶荷德（1874——1940），苏联导演，艺术上探索政论性强烈的戏剧形式和象征派手法，招致评论界的谴责，1938年被捕，1940年去世。

[64] 兹拉托戈罗夫（1873——1931），苏联微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传染病学家。

[65] 普列特尼奥夫和莱温（1872——1953），均为克里姆林宫医院著名医生，1938年被指控同杀害高尔基事件有关，普列特尼奥夫被枪决，莱温1953年死于劳改营。但他们真正被捕的原因，是因为1932年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开枪自杀，他们于第二天清晨发现，并拒绝在有关阿利卢耶娃死于阑尾炎的医疗通报上签字。

[66] 卢瑟福（1871——1937），英国物理学家，原子放射性和结构学说创始人。1908年获诺贝尔奖。

[67] 阳电子:亦称正电子，电子的反粒子，由于物质内电子的淹没，阳电子存在的时间极短。

[68] 此句典出果戈理的《死魂灵》，谢利方是乞乞科夫的马车夫。

[69] 列别杰夫-库马奇（1898——1949），苏联俄罗斯诗人，大众歌曲作者，1941年获斯大林奖金。

[70] 新教的教派之一，十七世纪初出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教徒2700万。

[71] 布鲁图（公元前84——前43），古罗马恺撒的部将之一，公元前44年曾参与反恺撒的阴谋活动。此句典出莎士比亚《裘力斯·恺撒》第三幕。

[72] 丹东（1759——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他的周围集结一批丹东派，代表大革命年代形成的新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减少革命恐怖，取消最高限价等。

[73] 伽罗华（1811——1832），法国数学家，他在代数方程式理论方面的著作为现代代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代数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概念（如群、场等）同他的思想有关。

[74] 基巴利契奇（1853——1881），革命民粹派分子，参与谋杀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在监禁中曾设计喷气飞行器，月球背面的一个火山口以他的名字命名。

[75] 典出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1835）。

[76] 泽林斯基（1861——1953），苏联有机化学家、科学院院士。

[77] 此处为法文。

[78] 斯托克斯（1819——1903），英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研究流体动力学，提出斯托克斯阻力定律。

[79] 卡尔滕布鲁纳（1903——1946），奥地利党卫军头目，奥地利保安局长。

[80] 前苏联明斯克州城市。

[81] 前苏联日托米尔州一城市。

[82] 基辅的北部市区，位于第聂伯河右岸地区。

[83] 此为德语，意即斯大林农村。

[84] 指连接克里木半岛和大陆的彼列科普地峡。

[85] 德国气候疗养地，位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以南，附近上萨尔茨山上建有希特勒的“鹰巢”别墅，以及戈林等纳粹领导人的别墅。

[86] 弗兰克（1900——1946），1930年加入纳粹党，曾任德国国会议长，后任波兰占领区行政长官，曾下令处决20万波兰人。

[87] 罗森堡（1893——1946），1923年起为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党中央机关报主编，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之一，1933年起为党对外政治部领导人。

[88]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20——1263），十三世纪俄罗斯人领袖，原名亚历山大。1240年瑞典人入侵俄罗斯，亚历山大在伊佐拉河与涅瓦河的交汇处打败瑞典人，因此被称为“涅夫斯基”，意即涅瓦河的英雄。1942年7月当德军已经深入到俄罗斯腹地时，斯大林宣布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为民族英雄，并用他的名字设立一种军功勋章。

[8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同法西斯国家作战的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法案。

[90] 当时赫鲁晓夫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军委会委员。

[91] 托谢耶夫这一名字，在俄文里即瘦弱的、干瘪的。

[92] 即当时的苏军总政治部主任。

[93] 即指当时军事机关中非军职的工作人员。

[94] 前苏联城市，位于阿斯特拉罕州，阿赫图巴河中游一码头。

[95] 拉季舍夫（1749——1802），俄国革命思想家、作家、革命思想传播者，主要作品为《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书籍出版后遭查禁。1790年被流放西伯利亚。

[96] 列宁墓1924年初建时系木结构，1930年改为石砌。

[97] 维辛斯基当时为苏联总检察长。

[98]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犹太教上层人物中的一派。福音书中把法利赛人称为伪虚者。

[99] 卫国战争期间，在被法西斯军队暂时占据的苏联领土上建立的德国行政区划单位，隶属总督区。

[100] 布朗（1773——1858），英国植物学家，1827年发现布朗运动。

[101] 阿伏伽德罗（1776——1856），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化学家，1811年提出物质结构的分子假说，创立了阿伏伽德罗定律。

[102] 梅恩·里德（1818——1883），英国作家，著有惊险小说，作品充满人道主义，情节曲折动人。

[103] 乔孔达，即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作于1503年左右。

[104] 喀查普为旧时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

[105] 普朗克（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量子论创始人，1900年提出了作用量子（普朗克常数），并根据量子概念得出以他名字命名的辐射定律，1918年获诺贝尔奖。

[106] 斯拉夫派为俄国19世纪中期社会思潮中的一个著名派别，反对西欧派，该学派中有一对阿克萨科夫兄弟，为其代表人物。

[107] 俄罗斯传说中家喻户晓的人物，此处为隐喻。

[108] 圣热曼伯爵（1710——1784），1762年在圣彼得堡，据说曾在反对彼得三世、使叶卡捷琳娜二世登上皇位的阴谋中起过重要作用。此处为隐喻。

[109] 位于列宁格勒扎亚奇岛上，建于17世纪，有由障壁连接的六个棱堡，从18世纪30年代起变为警卫森严的政治监狱。

[110] 佩罗夫斯卡娅（1853——1881），革命民粹派分子，参加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被处以绞刑。

[111] 卡拉科佐夫（1840——1866），俄国革命者，被俄国最高刑事法庭判处死刑。

[112] 海森堡（1901——1976），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1932年获诺贝尔奖。

[113] 汤普森·塞顿（1860——1946），加拿大作家，作品有描写动物和自然风光的短篇小说，并自己绘制惟妙惟肖的插图。

[114] 炮兵射击用语，表明两个表尺装定分划的差数，造成一个近弹，一个远弹，构成夹叉，以利下一发精确命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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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1

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开始前几天，克雷莫夫来到第六十四集团军地下指挥所。军委委员阿勃拉莫夫的副官此时正坐在写字台后面就着馅饼喝鸡汤。

副官放下汤匙，叹了口气。从他叹气的神情可以看出鸡汤的无比鲜美。克雷莫夫两眼有些湿润，他突然感到饥饿难耐，极想吃一口白菜馅饼。

副官报告他的到来之后，隔板后面安静下来，然后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这声音克雷莫夫早已熟悉了，可这回说话声很低，听不清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副官从隔壁走出来，说道：

“军委委员不能接见您。”

克雷莫夫不禁吃惊道：

“我并没有请求接见。是阿勃拉莫夫同志要召见我。”

副官瞅着鸡汤，没有答话。

“这么说召见取消了？我一点也不明白。”克雷莫夫说。

克雷莫夫走出地下指挥所，沿着壕沟向伏尔加河岸边走去，集团军报社编辑部设在那里。

他心烦意乱地走着，聆听着库泊罗河谷那边传来的杂乱无章且懒洋洋的炮声，这次莫名其妙的召见以及由他人的馅饼勾起的压抑不住的饥饿使他颇为烦恼。

一位头戴船形帽、身穿军大衣的姑娘向作战处那边走去。克雷莫夫打量她一眼，心想：“这姑娘真漂亮。”

想到这里，一种习惯的忧伤使他的心缩紧了，他想到了叶尼娅。于是他马上又习惯地呵斥自己：“忘掉她，别想她！”这时他记起那次在镇子里宿营，记起那个年轻的哥萨克女人。

后来他想到斯皮里多诺夫：“是个好人，不过，他自然也不是斯宾诺莎 [1] 。”

这些思绪连同懒洋洋的炮声、对阿勃拉莫夫的抱怨以及秋日的天空，后来常常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久久不肯逝去。

一个军大衣上佩戴着草绿色大尉军衔的司令部参谋叫住了他。自他离开地下指挥所，此人就一直跟着他。

克雷莫夫困惑莫解地望了他一眼。

“来，来，请到这里来。”大尉用手指着一座木屋的房门，低声说。

克雷莫夫没有理会门口的哨兵，径直向屋里走去。

他们走进一个房间，室内摆着一张办公桌，板壁上用图钉钉着一张斯大林像。

克雷莫夫等候大尉同他说话，也许大尉会这样对他说：“请原谅，您能否把我们的报告转交给左岸的托谢耶夫同志？”

然而大尉却没有这样说。

他说：

“交出武器和个人证件。”

克雷莫夫不知所措，慌乱地说了一句已不具有任何意义的话：

“您为什么这样对我？您先向我出示您自己的证件，然后再向我提这样的要求。”

后来，当他看出此事虽然荒谬绝伦却又毋庸置疑时，他说出了在他之前遇到类似情况时成千上万的人说过的话：

“这太荒唐了，我的确一点也不明白，这是误会。”然而这已经不是一个自由人所说的话。

2

“你这是装糊涂。快回答，在被包围期间什么人收买过你？”

他正在伏尔加河左岸的方面军特别处受审。

油漆地板，窗台上的花盆，墙壁上的简易挂钟，这一切都显出外省的舒适和宁静。微微颤抖的玻璃窗和斯大林格勒方向传来的隆隆爆炸声，也都习以为常，甚至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大概轰炸机群正在伏尔加河右岸投弹。

在他看来，坐在餐桌后面的陆军中校与想象中的嘴唇苍白的侦查官完全对不上号。

然而，就是这位肩膀上蹭了一块刷壁炉的白灰的中校，走到端坐在木凳上的受审者面前，对这个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开展工人运动的行家，这个身穿军装、衣袖上佩戴政委星章的军人，这个温柔善良的母亲养育的儿子大打出手，用拳头重重地砸向他的脸。

克雷莫夫用手抹了抹嘴唇和鼻子，然后看看手掌，发现手掌沾满带着口水的鲜血。于是他咂了咂嘴。舌头不听使唤，嘴唇麻木了。他望了望刚刚刷洗过的油漆地板，把嘴里的鲜血咽了下去。

直到夜间，他的内心才燃起对这个特别处军官的仇恨。但在最初几分钟，他既没有感到仇恨，也没有感到疼痛。打脸意味着精神摧残，除了令人麻木和发呆之外，它不会引起别的任何感觉。

克雷莫夫回头看看哨兵，立刻感到羞愧难当。这个红军战士看见共产党员挨打了！挨打的是共产党员克雷莫夫！就当着这个小伙子的面，而克雷莫夫参加过的那场伟大革命，就是为了这一代青年的幸福才进行的。

中校看了看表，正是处长们的食堂里供应晚餐的时间。

克雷莫夫被人押解着，他们踏着粉尘般的雪糁穿过院子向一座原木搭成的牢房走去，斯大林格勒方向传来的空袭炸弹的轰隆声此刻特别清晰。

挨打时的那种麻木和痴呆消失以后，克雷莫夫首先想到的是德国炸弹可以把这座牢房夷为平地，想到这里他不觉大吃一惊……这个想法虽然并不复杂，却使他感到厌恶。

这座原木筑起的牢房令人窒息，绝望和愤怒的情绪久久折磨着他，使他逐渐失去了理智。是他，扯开嘶哑的嗓子大声呼喊着向飞机跑去，去迎接自己的朋友格奥尔吉·季米特罗夫 [2] ，是他，抬着克拉拉·蔡特金 [3] 的棺材，也是他，偷偷地抬眼望了一下，想看看特别处的那个军官会不会再打他。他率领人们突出重围，人们都尊称他“政委同志”。但此时这个手持自动枪的农庄庄员却用鄙视的目光盯着他，盯着他这个在受审时被共产党员毒打的共产党员……

他尚未意识到“剥夺自由”这几个字的可怕含义。他正在变成另一个人，他身上的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因为他被剥夺了自由。

他两眼发黑……他要去党中央找谢尔巴科夫，他有机会见到莫洛托夫，不枪毙这个混蛋中校，他的心就永远不得安宁。请拿起电话话筒，给克拉辛打个电话。就连斯大林本人也听到过、也知道我的名字。有一次斯大林同志问日丹诺夫同志：“这是哪个克雷莫夫，是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那个人吗？”

克雷莫夫感觉双脚像踏在泥塘里，眼看就要被吸进黑乎乎的胶状树脂一般的无底深渊……仿佛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向他扑来，这种力量比德国坦克师更强大。他失去了自由。

叶尼娅！叶尼娅！你看得见我吗？叶尼娅！快来看我一眼，我遭到了可怕的灾难！要知道，我现在孤身一人，被人抛弃，也被你抛弃了。

一个败类打了他，他神志模糊了。真想扑向那个特别处军官，他恨得手指抽搐。

无论是对帝俄宪兵，对孟什维克，还是对他审问过的那个党卫队军官，他都未曾感觉到这般仇恨。

从这个践踏他尊严的人身上，克雷莫夫不是看到了一个陌生人，而是看到了他自己。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震撼过他的心，使他流下了幸福的泪水。这种亲近感才真正可怕。

3

暮色降临了。有时传来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轰隆声，牢房内窒闷而又混浊的空气随之发出嗡嗡的声响。大概德寇正在向捍卫正义事业的巴秋克师和罗季姆采夫师发起进攻。

走廊上偶尔有人走动。集体囚室的门经常打开。这里关押的是逃兵、背叛祖国的人、战乱中趁火打劫的强盗和强奸犯。不时有人提出要上厕所，哨兵开门之前往往同他们争执良久。

克雷莫夫从斯大林格勒沿岸被人押解过来，暂时关押在这间集体囚室里。对这位衣袖上佩戴着红星标志的政委，谁也没有留心望一眼。犯人们感兴趣的只是他身上有没有一张可以卷马合烟的纸片。这些人只有一种需求，那就是吃饭、抽烟和排大小便。

这个案件是谁捏造的？是谁？明知自己是无辜的，同时又因为这个无法开脱的罪名而寒心，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感觉。设在地下管道里的罗季姆采夫师指挥所、“6-1”号楼的废墟、白俄罗斯沼泽地、沃罗涅日的冬天、不止一次的渡河，一切幸福的、轻松愉快的东西都一去不复返。

此刻，他想到街上去走一走，抬起头来望望天空。想去买张报纸。想刮刮脸。想给弟弟写封信。他想喝杯茶。他需要还一本只借阅一晚上的书。需要看看表。需要去洗个澡。需要从皮箱里取一块手帕。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失去了自由。

克雷莫夫很快就被押出集体囚室，来到走廊上，警备队长把哨兵骂了一顿：

“我对你说得清清楚楚，你干吗要把他塞到集体囚室去？见鬼！哼，稀里糊涂的，想上前沿阵地去遛遛啦，啊？”

警备队长一走，哨兵便向克雷莫夫抱怨起来：

“瞧，天天如此。单人囚室有人占着嘛！他自个儿命令把那些决定枪毙的人关到单人囚室去。要是把您关进去，我把那个人往哪儿关？”

不一会儿，克雷莫夫看见几个冲锋枪手把一名判处枪决的人押出单人囚室。只见浅色的头发紧贴在那人狭窄而凹陷的后脑勺上，也许他只有二十岁，也许有三十五岁。

克雷莫夫被关进刚刚腾出来的单人囚室。昏暗中他看出桌上有一只军用饭盒，然后从饭盒旁边摸到一只用面包瓤捏的小兔子。看来是那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刚刚捏成的，面包还是软的，只有兔子的两只耳朵有些发干。

室内静下来。克雷莫夫半张着嘴坐在板床上。他睡不着，需要思考的事情太多了。但他感到头昏脑涨，太阳穴发紧。他无法思考。他头脑里波涛汹涌，一切都在旋转、摇荡，发出哗哗声响。他感到无所依托，无法集中思想。

夜间走廊上又传来喧哗声。哨兵们在呼喊领班的人，皮靴咚咚地响了一阵。克雷莫夫听出警备队长的声音，警备队长吩咐道：

“让这个营教导员快滚出来，让他搬到警卫室去。”然后他又补了一句：“这个严重事故可不是闹着玩的，会传到司令员那儿去的。”

囚室的门打开了，一名冲锋枪手高声喊道：

“出来！”

克雷莫夫走出来。走廊上赤脚站着一个只穿了件内衣的人。

克雷莫夫在生活中见过不少悲惨场面，但他只朝那人瞟一眼，便立刻明白他从未看见过比这张脸更可怕的东西。这张脸很小，带着龌龊的黄斑。他哭得很可怜，满脸的皱纹、颤抖的面颊和嘴唇都在哭，唯独两眼没有哭。你最好不要去看这双可怕的眼睛，这双眼的表情是无法言状的。

“快走，快走！”冲锋枪手催赶着克雷莫夫。

在警卫室里，哨兵给他讲述了严重事故的经过。

“他们老拿前沿阵地吓唬我，这里还不如前沿阵地呢。待在这地方你很快就会发疯……那个故意自伤的家伙给拉出去枪毙了，他隔着一块大面包朝自己左胳膊开了一枪。枪毙之后，朝他身上撒了些土，可能是没有打死，他夜里苏醒了，又回到我们这里来了。”

哨兵同克雷莫夫说话时，极力保持着分寸，对他既不称呼“您”。也不称呼“你”。

“这帮人也太马虎了，迟早得被他们弄神经。宰牲口还得认认真真地干呢。他们干什么都稀里糊涂的。土地结了冻，他们抓了几把杂草，胡乱往尸体上一撒就走了。明摆着的事嘛，他爬了出来！要是照着条令规定把他埋了，他永远也爬不出来。”

一贯善于回答问题、扭转人们思想，一向能言善辩的克雷莫夫，这回却惊慌失措地向冲锋枪手问道：

“他重新走回来有什么不好呢？”

哨兵嘿嘿一笑。

“还是押送他去草原执刑的那个准尉说的，等给他重新办了入伍手续，还应该发给他面包和茶叶呢。可供给处长不买账，他气势汹汹地挖苦说，既然他已经被除了名，怎么请他喝茶呢？依我看他说得对。是那个准尉办事马虎，供给处应该替他负责吗？”

克雷莫夫突然问道：

“您在和平时期是干什么的？”

“我在地方国营农场里负责养蜂。”

“明白了。”克雷莫夫说，其实他四周的一切和他心中的一切都变得黑暗而混乱。

黎明时分，克雷莫夫又被押回单人囚室。用面包瓤捏的那个小兔子依旧摆在饭盒旁边，但它现在已发干变硬，不像原先那么光滑了。

集体囚室里传来一个讨好的声音：

“哨兵，行行好，让我出去解个手吧，啊？”

这时，一轮棕红色的太阳升起在草原上，像一颗满是烂泥的冻坏的甜菜爬向天空。

克雷莫夫很快被押上一辆吨半卡车，坐在他身旁的押解人员是一名讨人喜爱的中尉。他从准尉手里接过克雷莫夫的箱子，汽车就开动了，然后沿着被严寒冻结的阿赫图巴河边的泥路吱吱嘎嘎地颠簸着向列宁斯克市机场驶去。

克雷莫夫呼吸着潮湿的寒气，心中充满了信念与光明，仿佛这场可怕的梦已经结束。

4

克雷莫夫从小汽车里走出来，仔细看了看灰暗的卢布扬卡监狱的高墙。一连坐了好多小时飞机，他的头脑还在嗡嗡作响，一路上飞机引擎的轰鸣、机翼下闪过的长满庄稼的农田和已经收割过的田野、溪流和森林，以及头脑中闪过的绝望、信心和忧虑，使他久久不能平静。

房门打开了，他走进一个充满着X射线、窒闷的空气和强光的阴森森的世界，从此开始了没有战争的生活。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似乎凌驾于战争之上。

在这间不透风的空房子里，在聚光灯的强光照射下，有人吩咐他脱光衣服，一个穿白大褂的沉思默想的人在他身上摸索起来。克雷莫夫不时抽搐着，心想，战争的轰鸣和残酷不会妨碍这些不知羞耻的手指有条不紊地触动。

那个战死的红军战士，在冲锋之前写了一张字条藏在防毒面具里：“我为幸福的苏维埃生活战死，家中留下妻子和六个孩子。”那个被烧伤的乌黑油亮的坦克手，一绺绺头发贴在他那年轻的头上。千千万万的人民军队行进在沼泽和森林里，用火炮、机关枪打击敌人……

那些手指仍旧在触摸着，平静而有信心，而克雷莫夫政委在炮火中喊道：“怎么啦，格涅拉洛夫同志，难道您不想保卫苏维埃祖国！”

“转过身去，弯腰，伸开腿。”

然后他穿上衣服，敞着军便服衣领照了正面像和侧面像，一张绷着脸，另一张带着表情。

然后他带着玩世不恭的表情，认认真真地在一张纸上摁了指印。随后一个忙碌的工作人员剪掉他裤子上的纽扣，没收了他的腰带。

后来他乘坐灯光明亮的电梯上楼，走在铺着地毯的空寂无人的长走廊上，经过一些带孔的房门。这是外科门诊所的病室——肿瘤外科。空气暖洋洋的，停滞不动，被强烈的电灯光照得雪亮。这是社会诊断学伦琴射线研究所……

“究竟是谁让我坐牢的呢？”

在这种令人炫目的窒闷的空气里是无法思考的。梦幻、现实、呓语、过去、未来交织在一起，他失去了自我感觉……我有过母亲吗？大概没有母亲。有没有叶尼娅现在无所谓了。松树梢头的繁星、横渡顿河、德国人的绿色信号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每个房门后面都有人。我宁死做一名共产党员。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现在在什么地方。头脑嗡嗡直叫。莫非格列科夫向我开了一枪？留鬈发的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共产国际主席曾走过这条走廊。这里的空气多么凝重，多么压抑，这该死的探照灯光……格列科夫朝我开枪，特别处长打我的嘴巴，德国人朝我开枪，明天为我准备了什么，我向您起誓，我一点过错也没有，最好去解一下小便，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时那帮可爱的老头儿在斯皮里多诺夫家里唱歌，全俄肃反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曾是这座楼房的主人，亨里希·亚戈达 [4] ，还有明任斯基 [5] ，后来是彼得堡的无产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6] ，小小的个子，一双绿眼睛，今天是和蔼聪明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 [7] ，当然啦，当然见过面，彼此情投意合，正像我们唱的：“起来，无产者们，为了自己的事业。”我一点过错也没有，最好去解一下小便，难道会枪毙我……

走在这箭杆一般直的走廊上真叫人纳闷，而生活却是那样混乱不堪，坎坷的小道、沟壑、沼泽、溪流、草原的尘土、尚未收割的庄稼，需要你去开辟道路，或者绕行。而命运却又这么平直，你沿着这条直线走着，穿过一条条走廊，走廊两侧有许多房门。

克雷莫夫从容不迫地走着，步伐不紧不慢，仿佛哨兵不是跟在他身后，而是走在他前面。

来到卢布扬卡监狱的最初几分钟，他有一种新奇的感觉。

“一个由点和线组成的几何图形。”摁指印的时候他暗想。他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想，不过，正是这个念头表达了他所产生的那种新奇的感觉。

产生这种新奇感是因为他失去了自我感觉。假如他要求喝水，马上就会有人递给他，假如他心脏病发作突然倒下，医生会给他做必要的注射，他就不会有这种新奇感了。但他已不再是克雷莫夫，他感觉到这一点，尽管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已不再是那个穿衣、吃饭、买电影票、思考、上床睡觉时都能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克雷莫夫同志。克雷莫夫无论心灵还是智慧都与众人不同，他在十月革命前就入了党，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他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习惯和癖性，他同共青团员或者莫斯科各区团委的书记们、工人、老党员、老朋友以及请愿者们谈话的语调也不同于一般人。他的躯体与人体相似，从举动和思维看来，他与常人没什么差别，但克雷莫夫同志作为一个人的实质，他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却已不复存在。

他被押进一间长方形囚室，镶木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的，室内摆着四张小铁床，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毯子叠得工工整整，没有一点皱褶。刹那间，他感觉到那三个人用常人的目光好奇地望了望第四名囚犯。

他们是人，是坏人还是好人，他不知道。他们对他抱有敌意还是漠不关心，他也无从知晓，但不管他们是好是坏，还是漠不关心，这一切表现都是人的表现。

他在指定给他的一张小铁床上坐下来，那三个人坐在小铁床上，每人膝盖上都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他们一声不响地望着他。此时，他感觉业已失去的那种美好而又宝贵的东西又回来了。

其中一人块头很大，宽宽的脑门，一头像贝多芬那样蓬乱的灰白浓密鬈发垂在他低矮而又肥胖的额头上。

另一个人是个老头儿，两手惨白惨白的，光秃秃的脑壳和脸庞瘦骨嶙峋，仿佛刻在金属制品上的浅浮雕，似乎他的静脉和动脉里流动的是雪，而不是血液。

第三个人坐在与克雷莫夫并排的一张小铁床上，样子挺可爱，大概刚刚摘下眼镜，鼻梁上有一个红斑，一脸悲伤、善良的表情。他用手指了指房门，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然后摇摇头。克雷莫夫明白了，哨兵正通过监视孔望着他们，应该保持沉默才是。

那个满头蓬发的人首先开了口。

“好吧。”他用懒洋洋的和善口吻说，“让我代表大家向武装力量表示欢迎。您打哪儿来，亲爱的同志？”

克雷莫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从斯大林格勒来。”

“哎呀，见到英勇的保卫战参加者非常高兴。欢迎您光临寒舍。”

“您抽烟吗？”白脸老头儿急促地问。

“抽。”克雷莫夫回答说。

老头儿点了点头，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书本。

这时那位可爱的近视眼邻居说：

“看来是我让同志们倒霉了，我说我不抽烟，所以就不发我那份烟叶。”他问道：

“您从斯大林格勒来很久了吗？”

“今天早晨还在那里。”

“啊呀呀！”大个子说，“乘道格拉斯号飞机来的？”

“正是。”克雷莫夫回答说。

“请讲讲斯大林格勒局势怎么样？我们没来得及订报纸。”

“您饿了，对吗？”讨人喜欢的近视眼说，“我们都吃过晚饭了。”

“我不饿。”克雷莫夫说，“德国人攻不下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一点非常清楚。”

“我过去一直坚信这一点。”大个子说。

老头儿刷一下合上书，问克雷莫夫说：

“看来，您是共产党员？”

“是的，是共产党员。”

“轻点，轻点，这里只能小声说话。”讨人喜欢的近视眼说。

“不能高声谈论是不是党员。”大个子说。

克雷莫夫觉得此人有些面熟，他突然想起来：他是莫斯科著名的报幕员。有一次克雷莫夫和叶尼娅一起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听音乐会，在舞台上看见过他。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

这时牢门打开了，哨兵朝室内望了一眼，问道：

“谁的姓是‘K’打头？”

大个子答道：

“是我，我姓卡采涅林博根。”

他站起来，用巴掌抿了抿蓬乱的头发，然后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

“是去受审。”讨人喜欢的邻居低声说。

“为什么是‘K’打头？”

“这是习惯用语。前天哨兵来叫他，说：这里谁是‘K’打头的卡采涅林博根，非常可笑。一个怪人。”

“是啊，我们都嘲笑他。”老头儿说。

“你自己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的，老会计师？”克雷莫夫心想，“我的姓也是‘K’打头。”

囚犯们开始铺床睡觉了，强烈的灯光继续照射着，克雷莫夫感觉到，当他解包脚布、提衬裤、挠胸脯时大概有人在瞭望孔里监视他。这里的灯光很特别，它不是供囚犯们照明用的，而是为了让监视他们的人看得更清楚。假如在黑暗中监视他们更方便，他们准会被关进黑暗牢房里。

老会计师转过脸去面壁而卧。克雷莫夫和他的近视眼邻居悄声交谈着，谁也不看谁，他们用手捂着嘴，以免哨兵看见他们的嘴唇翕动。

他们有时瞅瞅那张空床，大概报幕员正在审讯室里说俏皮话呢。

邻居低声对克雷莫夫说：

“我们囚犯全都成了兔子。就像在童话里似的，魔法师轻轻触摸一下人们，他们马上就长出两只大耳朵。”

接着他谈起同室囚犯的情况。

那个老头儿不知是社会革命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孟什维克，他姓德雷林。这个姓氏克雷莫夫不知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德雷林在各种监狱、政治隔离室和劳改营关押了二十余年，几乎赶上了莫罗佐夫 [8] 、诺沃鲁斯基 [9] 、弗罗连科 [10] 和菲格纳 [11] 在施吕瑟尔堡服刑的年限。现在他又因为一桩新的案子被押来莫斯科，因为他在劳改营心血来潮，竟然要给那些被没收财产的富农举办土地问题讲座。

报幕员在卢布扬卡安全机关里工作的时间与雷德林服刑的时间一样长。二十多年前，他开始在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后来陆续在亚戈达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贝利亚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工作。他有时待在中央机关，有时领导庞大的劳改营的建设。

克雷莫夫对自己的交谈对象显然估计不足。博戈列耶夫原来是一位艺术理论家，博物馆基金会的专家，喜欢写诗，只是从未发表过，因为他的诗作不合时代要求。

博戈列耶夫又低声说：

“您要知道，现在一切的一切都消失了，我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家兔。”

多么古怪，多么可怕，世界上的一切都消失了，除了强渡布格河、第聂伯河，除了皮里亚京包围战和奥夫鲁奇沼泽地，除了马马耶夫岗、“6-1”号楼，除了政治告密、弹药匮缺、负伤的政治指导员，除了夜间进攻、战斗和行军中的政治工作、基点试射、坦克奔袭，除了地雷、总司令部和重机枪，一无所有……

与此同时，就在同一个世界上，除了夜间审讯、起床号、点名、押解着上厕所，除了如数发给的烟卷、搜查、对质，除了侦查员、特别会议决议，同样一无所有……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可他为什么觉得，同室的囚犯，这些失去自由的人，在内部监狱里坐牢是合情合理、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他克雷莫夫坐在囚室里这张床上就觉得古怪、荒唐、不可思议呢？

克雷莫夫极想谈谈自己的情况。他终于按捺不住，说：

“妻子抛弃了我。我用不着等待谁送东西。”

大个子肃反人员的床铺一直空到天明。

5

在战前，克雷莫夫有一次夜间路过卢布扬卡大街。他望着这座彻夜不眠的大楼，猜测人们在灯火通明的窗户后面做些什么。在这座内部监狱里，被捕的人往往要关押八个月、一年或一年半，需要经历侦查和审讯。然后被捕者的亲属开始收到从劳改营寄来的信，于是出现了科米、萨列哈德、诺利尔斯克、马加丹、沃尔库塔、科雷马、库兹涅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卡拉日达、纳加耶沃海湾一类的地名……

然而，成千上万的人一旦进了这座内部监狱，便永远消失了。检察机关通知亲属，说这些人被判处十年徒刑，剥夺通信权利，但劳改营里却没有这批囚犯。看来，十年徒刑、剥夺通信权利便意味着枪毙。

囚犯从劳改营写信说，感觉良好，生活很温暖，如果可能的话，请寄点葱头和大蒜。有人向亲属解释说，要葱头和大蒜是为了预防坏血病。对于在刑讯牢狱里度过的那段时光，从来无人在信中提到过。

1937年夏天的夜晚，走在卢布扬卡大街和共青团胡同，令人毛骨悚然。夜幕低垂。令人窒息的街道空寂无人。黑魆魆的楼房矗立着，窗户洞开，楼房里挤满了人，但整座楼却显得死气沉沉。这座寂静的楼房却并不平静。蒙着白窗帷的窗户里灯火通明、人影晃动，大门口不时响起砰砰的汽车关门声，车灯忽闪忽闪的。仿佛这个巨大的城市全部处在卢布扬卡闪闪发光的玻璃窗口的监视之下。他脑海里出现一些熟人的面孔。他同他们之间的距离是无法以空间来计量的，衡量这里的生活要用另一种标准。地面上和天空中都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你渡过这如同死亡一般可怕的苦海。然而他不在地下，也不在密闭的棺材里，而在这里，他是一个活人，他没有死，他会呼吸，会思索，会哭泣。

汽车不断运来新的被捕者，数百人、数千人、数万人消失在这座内部监狱的大门里，消失在布蒂尔监狱和列佛尔托夫监狱的大门里。

在区委、人民委员部、军事部门、检察机关，在各个托拉斯、医院、工厂管理处，在工会基层委员会和工厂工会委员会，在各个土地管理处，在细菌学实验室，在艺术剧院的经理处，在航空设计局，在设计巨大的化学和冶金工厂的研究所，不断有新的工作人员去接替被捕者的职位。

往往经过一段时间，前来接替被捕的人民敌人、恐怖分子、破坏者职位的人自己也成了敌人、两面派，并且遭到逮捕。有时委派的第三拨人也是敌人，同样遭到逮捕。

来自列宁格勒的一个同志悄悄告诉克雷莫夫，他的牢房里关着列宁格勒一个区委的三位书记。重新任命的每个书记都揭发自己的前任是叛徒和恐怖分子。他们并排躺在同一间牢房里，彼此之间谁也不恨谁。

有那么一天，叶尼娅的哥哥米佳也进了这座大楼。当时他腋下夹着妻子为他准备的白包袱，里面是毛巾、肥皂、两套内衣、牙刷、袜子和三块手帕。他走进这个大门时，将党证上的五位数号码牢记在心，他不会忘记自己在巴黎商务代表处的办公桌，不会忘记顺路去克里米亚时乘坐的国际列车。在那节车厢里，他明确了同妻子的恋爱关系，当时他一边喝汽水，一边懒洋洋地翻看《金驴记》。

当然，米佳一点过错也没有。但他还是进了监狱，而克雷莫夫却安然无事。

有那么一天，柳德米拉的第一个丈夫阿巴尔丘克也走上这条从自由通向牢房的灯火通明的走廊。阿巴尔丘克去受审，迫不及待地想消除荒唐的误会……就这样，五个月、七个月、八个月过去了，阿巴尔丘克的供词说：“德国军事情报机关的间谍头目首次向我提示了暗杀斯大林同志的念头，是一个地下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同他联系的，五一游行之后我们在雅乌兹街心花园谈了话，我答应五天后给他最后答复，我们约好了下次会面的地点？……

这些窗户后面进行的就是这种奇妙的工作，听来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当年白匪军官向他开枪射击的时候，阿巴尔丘克却没有眨过眼睛。

当然，他是被迫在指控自己的伪证上签字的。毫无疑问，阿巴尔丘克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具有坚定的列宁主义信念，他没有丝毫过错。但他却被捕了，却招了供……而克雷莫夫平安无事，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迫招供。

克雷莫夫听说过造成类似案件的原因。那些向他透露某些情况的人总是小声提醒他：“不过你要记住，你哪怕对一个人——妻子或母亲说出这件事，我就完了。”

有些情况是那些人向他透露的。这种人酒酣耳热，并且被对方过分自信的蠢话所激怒，突然说出几句冒失话，立刻就缄口不语，第二天又仿佛漫不经心似的打着呵欠附带说道：“对了，我昨天好像说了几句不经心的话，全是胡说八道，你不记得了吧？那就最好了。”

有些情况是朋友们的妻子对他说的，她们去劳改营探望过丈夫。

然而这都是传闻，流言蜚语，因为克雷莫夫从未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现在好了。他自己进了监狱，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的、毫无理智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白卫军、神父、富农的鼓动员被捕入狱的时候，他从未想过（甚至一分钟也没有想过）这些失去自由、等待判决的人有什么感觉，他从未想到过他们的妻子儿女和母亲。

当然，当炮弹不断爆炸并且愈来愈近，炸伤的是自己人而不是敌人的时候，他就不那么冷漠了，因为炸弹伤害的不是敌人，而是苏维埃人，是共产党员。

当然，有些人是同辈，是他特别亲近的人，他认为他们是布尔什维克，是列宁主义者，他们被投入监狱时，他曾震惊过，曾彻夜不眠，他开始思考斯大林到底有没有权力剥夺人的自由，折磨他们，枪毙他们。他想过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想过他们的妻子和母亲遭受的痛苦。要知道他们不是富农，不是白匪，而是布尔什维克，是列宁主义者。

尽管如此，他还是安慰自己，不管怎样，他克雷莫夫没有入狱，没有被流放。他用不着被迫画供，也没有遭人诬告。

瞧，终于到了这一天。现在他克雷莫夫，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锒铛入狱。现在既没有人来安慰他，也没有必要的说明和解释。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有些情况他已有所闻。耳朵、牙齿、鼻孔、赤身裸体者的腹股沟，都成了搜查的目标。然后沿着走廊走去，两手提着剪下纽扣的歪斜的裤子和长衬裤，既悲惨又可笑。近视眼被没收了眼镜，两眼不安地眯缝着，有时用手揉一揉。一个人一旦进了牢房，就变成了实验室的耗子。他逐渐形成一套新的条件反射。说话只能用耳语，无论是起床、躺下、解手还是睡觉、做梦，都处在无休无止的监视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极端残忍，荒谬绝伦，惨无人道。他第一次清楚地了解到，卢布扬卡监狱发生的事情是多么可怕。要知道，他们折磨的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克雷莫夫同志。

6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却没有人来提审克雷莫夫。

他已经知道开饭的时间，吃些什么东西，知道放风的钟点和澡堂开放的时间，他熟悉了监狱的烟叶味，掌握了点名时间和图书室藏书的大致内容。他已经熟悉了哨兵们的面孔。提审时，他总是焦急地等待着同室囚犯归来。卡采涅林博根比其他人受审的次数多。博戈列耶夫总是白天受审。

没有自由的生活！这是一种病态。失去自由无异于失去健康。这里亮着灯光，自来水龙头流着水，碗里有汤，然而无论是灯光、水还是面包都是特制的，供应这些东西是有目的的。一旦审讯需要，会随时不让囚犯们见光，不让他们吃饭睡觉。要知道，这里的一切不是供他们个人享用的，而是作为一套专门对付他们的工作方法所必不可少的。

有一次，瘦骨嶙峋的老头儿被叫去受审，回来时他傲慢地说：

“我整整沉默了三个小时，侦查员公民只弄清楚我的确姓德雷林。”

博戈列耶夫总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恭恭敬敬地和同室囚犯谈话，经常询问他们的健康和睡眠情况。

有一次，他向克雷莫夫念起诗来，然后他忽然停住，客气地说：

“对不起，您大概不感兴趣吧？”

克雷莫夫微微一笑，答道：

“老实说，我一句也没听懂。可是我过去读过黑格尔的著作，也读得懂。”

博戈列耶夫特别害怕提审，每当值班员走进来问谁的姓是“B”打头时，他都惊慌失措。从审讯室回来，他更显消瘦、矮小和苍老。

谈到自己受审的情况时他总是吞吞吐吐，自相矛盾，眯起眼睛来生闷气。谁也弄不清他被指控犯了什么罪，不知是企图杀害斯大林，还是他不喜欢那些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创作的作品。

有一次，大个子肃反人员对博戈列耶夫说：

“您可以帮助侦查员小伙子把罪状说简练些嘛。我给您出个主意，您随便胡诌几句，比如‘我对一切新事物怀有刻骨仇恨，对获得斯大林奖的艺术作品一概持贬责态度’。无非是判您十年徒刑。少揭发自己的熟人。揭发自己的熟人帮不了您的忙，相反，他们会诬告您参加了他们的组织，那时您就得进秘密劳改营。”

“您说到哪儿去了？”博戈列耶夫说，“难道我能够帮侦查员的忙，他们什么都懂。”

他常常低声谈论自己热衷的话题：我们全都是童话中的人物，严厉的师长们、伞兵们、画家马蒂斯和演员皮萨列夫的追随者们、党员、地质工作者、肃反人员、五年计划的建设者们、飞行员、大型冶金工厂的建设者们，统统都不例外。原来我们自高自大、瞧不起人，一旦迈进这座奇怪的大楼的门槛，魔棍立刻就把我们变成了胖墩墩的小矮人，变成猪崽和小松鼠。现在我们成了什么——小蚊子，蚂蚁卵。

看来他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奇特而深刻，但对日常小事却斤斤计较，比如他总是担心发给他的东西比别人少、比别人差，担心缩短他放风的时间，担心放风时有人吃他的面包干。

虽然生活充满着种种事件，但它们依然是无聊的，虚假的。囚犯们似乎生活在一条干涸的河床里。侦查员反复研究着河床、石子、裂纹和高低不平的河岸。然而一度形成这条河床的流水却不复存在了。

德雷林很少参与谈话，即便谈话也多半是同博戈列耶夫聊聊。之所以这样，大概因为博戈列耶夫不是党员。

但他同博戈列耶夫谈话常常发火。

“您是个古怪的家伙。”有一次他对博戈列耶夫说，“第一，您对您瞧不起的人总是恭恭敬敬，亲亲热热；第二，您每天问我的健康情况，尽管您对我是死是活完全不在乎。”

博戈列耶夫抬起眼睛望着牢房的天花板，两手一摊，说：

“您听着吧。”于是他拉长声音念道：

你的铠甲是什么做的，乌龟？

我问了一声，并得到回答：

它是用我积蓄的恐惧做的，

世界上再没有比它坚固的铠甲。

“是您的诗？”德雷林问道。

博戈列耶夫又两手一摊，没有回答。

“老头儿心里害怕，积蓄了恐惧。”卡采涅林博根说。

早饭后，德雷林让博戈列耶夫看了看一本书的封面，问道：

“您喜欢吗？”

“老实说，不喜欢。”博戈列耶夫说。

德雷林点了点头。

“我也不是这部作品的崇拜者。格奥尔吉·瓦连京诺维奇 [12] 说过：‘高尔基塑造的母亲形象是圣像，而工人阶级是不需要圣像的。’”

“人们世世代代阅读《母亲》。”克雷莫夫说，“这和圣像有什么关系？”

德雷林用幼儿园保育员的声音说：

“所有企图奴役工人阶级的人都需要圣像。譬如你们共产党的神龛里就有列宁的圣像，还有斯大林阁下的圣像。涅克拉索夫 [13] 就不需要圣像。”

不仅他的额头、颅骨、双手和鼻子犹如白骨雕琢而成，连他说话也音调沉闷，像在敲打骨头。

“啊，这个坏蛋！”克雷莫夫心想。

博戈列耶夫生气了，克雷莫夫从未看见这个温顺、和蔼、一向压抑的人发这么大的脾气。他怒冲冲地说：

“您对诗歌的认识还停留在涅克拉索夫阶段。从那时起又出现了布洛克、曼德尔施塔姆和赫列勃尼科夫 [14] 。”

“曼德尔施塔姆我不熟悉，”德雷林说，“赫列勃尼科夫是颓废派，堕落者。”

“去你们的吧！”博戈列耶夫严厉地说，在这里他第一次如此高声说话，“你们那一套普列汉诺夫的陈腐说教令人恶心，我早腻味了。在我们这间牢房里，你们是不同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对诗歌的无知，你们对诗歌一窍不通。”

说来奇怪，在哨兵们和昼夜两批值班员眼里，布尔什维克、红军政委克雷莫夫与这个坏蛋老头儿德雷林毫无区别。克雷莫夫一想到这里就十分气恼。

然而此时此刻，一向不喜欢象征主义、颓废派，终生热爱涅克拉索夫的他，准备在争论中支持博戈列耶夫。

假如瘦老头儿骂叶若夫，那么他就满怀信心地为之辩解，认为枪毙布哈林、流放那些不揭发丈夫的妻子，以及那些可怕的判决和骇人听闻的刑讯都是正当的。

可是瘦老头儿沉默不语。

这时哨兵走进来，把德雷林押出去上厕所。

卡采涅林博根对克雷莫夫说：

“我同他在一个牢房里一起关了五天。他一直沉默不语，拼命坚持着，就是不开口。我对他说：‘简直荒唐之极——两个犹太人，岁数都很大了，在卢布扬卡附近的村庄里一同度过夜晚，一直沉默不语。’毫无用处！他一言不发！他为什么这样蔑视我？他为什么不愿同我说话？是可怕的报复还是因为在拉克博依梅拉赫附近夜间杀害了一名神父？这是为什么？这个老派的中学生。”

“他是敌人。”克雷莫夫说。

看来德雷林当真令卡采涅林博根抓狂。

“他坐牢一点也不冤枉，你们知道吗？”他说，“他是个幻想家！他过去蹲过劳改营，将来也是死路一条，可他却像铁打的一般。我真羡慕他！每次来提审他的时候，哨兵喊他姓氏的头一个字母，他一声不吭，像个树墩似的，毫无反应。哨兵拗不过他，以后提审时只好叫他的姓氏。首长进来查房，他宁死不肯起立。”

德雷林从厕所回来了，克雷莫夫对卡采涅林博根说：

“在历史的法庭面前，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和您虽然在这里坐牢，但对共产主义的敌人仍旧是仇恨的。”

德雷林用含有讥讽意味的好奇目光望了克雷莫夫一眼。

“这算什么法庭，”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历史的私刑！”

卡采涅林博根暗自羡慕这个瘦老头儿的力量。德雷林的力量已不是人力，盲目而残忍的信仰狂热以其化学热能温暖着他那颗空虚而冷漠的心。

俄罗斯大地上燃烧的战火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事件很少令他感动，他没有打听过前线战事和斯大林格勒局势。他不了解那些新兴的城市和强大的工业。他已脱离了人的生活，无休止地玩着只与他个人有关的一盘抽象的监狱跳棋。

克雷莫夫对卡采涅林博根很感兴趣。他感觉到而且看到，此人很聪明。他爱开玩笑，信口开河，谈笑风生，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懒洋洋的，带着倦意。只有那些无所不知、厌倦生活、不惧怕死亡的人才有这样的眼睛。

有一次，谈到北冰洋沿岸的铁路建设，他对克雷莫夫说：

“设计方案漂亮极了。”接着他又补充说：“不过，实施这一方案需要牺牲一万人。”

“太可怕了。”克雷莫夫说。

卡采涅林博根耸了耸肩说：

“您没有见过劳改犯的队伍是怎样去上工的。大家像死人一样沉默。空中闪耀着绿色和蓝色的北极光，周围冰天雪地，黑沉沉的北冰洋在咆哮。由此可以看出建设者的力量啦。”

他给克雷莫夫出主意：

“应该帮帮侦查员的忙，他是个新干部，很难胜任工作……帮帮他的忙，私下里给他提提词儿，实际上也是帮助自己摆脱这没完没了的审讯。反正结果是一样的——特别会议按预定的刑期宣判？……

克雷莫夫试图反驳他，于是卡采涅林博根回答：

“个人清白无辜是中世纪的残余，是炼金术。”大个子解释道，“托尔斯泰说过，世上不存在有罪过的人。可我们肃反人员提出一个最崇高的论点：世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受我们审判的人。只要向你发传票，你就是有罪的人，我们可以向每个人发传票。每人都有权接受传讯，甚至那些向别人发了一辈子传票的人也不例外。今天用得着你就用你，明天用不着你就让你滚蛋。”

他认识克雷莫夫的许多朋友，有些是在1937年的各色案件中被侦讯的人。

有些人的案子是经他的手审理的，令人奇怪的是，谈到这些人，他既不仇恨也不激动，称他们是“有趣的人”、“怪人”、“非常讨人喜欢的人”。

他常常回忆阿纳托里·法朗士，回忆《奥帕纳斯随想录》，喜欢引用巴别尔的别尼亚·克里克 [15] 。他谈到大剧院的男歌星和芭蕾舞女演员，总是称呼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他收集许多珍奇的图书，谈到他在被捕前几天刚得到的一本珍贵的拉季舍夫 [16] 选集。

“要是能把我的藏书移交给列宁图书馆就好了。”他说，“否则那些傻瓜们会把它们占为己有，他们不懂得这些书的价值。”

他妻子是个芭蕾舞演员。看来那本拉季舍夫选集的下落比妻子的命运更使他担心。克雷莫夫问到这一点，这位肃反人员回答说：

“我的安格丽娜是个聪明的女人，她会想办法活下去的。”

看起来他好像什么都明白，但他的感觉却异常迟钝。一些普通的概念如离别、痛苦、自由、爱情、女人的忠实、忧伤，他都无法理解。他谈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最初几年，激动的情绪常常溢于言表。“那是多好的年代啊，那是多好的人啊！”他激动地说。在他看来，构成克雷莫夫生活的一切都属于宣传范畴。

谈到斯大林，他说：

“我崇拜他胜过崇拜列宁。他是我唯一真正爱戴的人。”

然而这个曾参与审判反对派首领的人，这个曾在贝利亚领导下指挥极北地区巨大的劳改营建设的人，居然在自己工作过的大楼里提着剪掉了纽扣的裤子深更半夜去受审。为什么此时他能够安之若素呢？为什么在以沉默谴责他的孟什维克德雷林面前，他显得惶恐不安、过分敏感呢？

有时克雷莫夫自己也开始怀疑起来。给斯大林写信的时候，他为什么有时激动万分、热血沸腾，有时浑身发凉、汗流浃背呢？摩尔人效劳已毕，该让他滚了。要知道，1937年有数万像他那样的或比他更优秀的党员遭遇这样的下场。效劳已毕，兔死狗烹。为什么现在他极为讨厌“告密”这个词？这仅仅因为他自己被某人诬告而坐了牢。然而，他自己就经常收到各分队的政治情报员的小报告。在他那里告密是家常便饭，小事一桩。红军战士里亚博施坦贴身戴着十字架，称党员是不信神的人。进了惩戒连之后，不知他是否活了下来。红军战士戈尔杰耶夫宣称，他不相信苏联军队的力量，认为希特勒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进了惩戒营之后，他是否活了下来？红军战士马尔克维奇公开宣称：“共产党员全是贼，总有一天我们要用刺刀戳死他们，人民一定会获得自由。”军事法庭判处马尔克维奇死刑，予以枪决。然而他也是告密者，他把格列科夫的情况报告了方面军政治部，格列科夫可能没有死于德国人的炸弹，倒有可能被枪杀在指挥员们的队列前。这些被送进惩戒连、受到军事法庭审判或者在特别处受审的人感觉如何？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

在战前有多少次，他参与审理这种案件。朋友们解释：“我在党委会上讲过自己同彼得谈话的内容。”“他向党员大会如实地讲过伊万信里的内容。”“他被叫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该全面反映情况，既要谈同志们的情绪，也要谈瓦洛佳的来信。”他听了这些话却毫无反应。

有过，有过，这些情况的确有过。

唉，结果如何呢……他写了报告，口头作过解释，全都无济于事，没有从狱中救出任何人。他那些报告、解释的言外之意无非是为自己开脱，以免自己受到牵连。

克雷莫夫没有好好保护朋友们，尽管他讨厌、害怕这些案件，千方百计地避开它们。他为什么热血沸腾，又为什么浑身发冷呢？他想要得到什么？难道是为了让卢布扬卡监狱的值班员知道他的孤独，让侦查员叹息一个可爱的女人抛弃了他，让他们在分析情况时考虑到他每天夜里喊她的名字，咬自己的胳膊，考虑到妈妈叫他的小名吗？

克雷莫夫夜间醒来，睁开眼睛，发现德雷林站在卡采涅林博根床边。强烈的电灯光照耀着这个老囚犯的脊背。刚刚醒来的博戈列耶夫坐在床上，用毯子裹着两条腿。

德雷林冲向门口，用瘦骨嶙峋的拳头敲打着牢门，声音嘶哑地喊叫起来：

“喂，值班员，快叫医生，囚犯心脏病发作啦！”

“安静点，别喊了！”值班员跑到监视孔跟前，叫道。

“什么安静点，人快死了！”克雷莫夫喊叫起来，他跳下床，奔向门口，和德雷林一起挥舞拳头捶打着牢门。他发现博戈列耶夫盖着毯子躺在床上，大概他害怕参与这次夜间非常事件。

牢门很快打开了，走进几个人来。

卡采涅林博根昏迷不醒。人们折腾好久才把他那胖大的身躯抬上担架。次日早晨，德雷林突然问克雷莫夫：

“请问，您作为共产党的政委，在战场上经常遇到不满情绪吗？”

克雷莫夫问道：“什么样的不满情绪，对什么不满？”

“我指的是对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政策不满，对战争的总的指导方针不满，总之，对政治不满。”

“从未遇到过。甚至连这类情绪的影子也没遇到过。”克雷莫夫说。

“是的，是的，明白了，我也这么想。”德雷林说完，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7

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包围德军的想法被认为是一种天才的发现。

将大批部队秘密集结于保卢斯集团军的侧翼，实际上重复了一条古老的原理。当那些额头歪斜、颌骨肥大的赤脚男人匍匐于灌木丛中，包围被外来的森林部族占领的山洞时，就产生了这条原理。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难道木棍与远射程炮的差别或者新旧武器的使用原则千古不变也值得大惊小怪吗？

然而，人类进步的轨迹是螺旋形的，总是在向四周和高处拓展自己的运动螺线，却有一个不变的轴心，懂得这一点，就不应感到绝望或惊奇。

虽然作为斯大林格勒战役主导思想的包围原理并不新鲜，但斯大林格勒进攻战的组织者们正确地选择战区、运用这一古老的原理，其功绩是无可争议的。他们正确选择了实施战役的时机，积蓄了部队，强化训练。进攻战的组织者们的功绩是，巧妙组织了西南、顿河和斯大林格勒三个方面军的相互配合。将部队秘密集结于失去自然防护的大草原是相当困难的。从北南两方运动兵力，掠过德军的右翼和左翼，准备在卡拉奇会师，包围敌军，敲断其脊骨，吃掉保卢斯集团军的心脏。在制订战役的细节、摸清敌军火力装备、有生力量、后勤供应和交通线方面需要花费不少精力。

最高统帅约瑟夫·斯大林元帅、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沃罗诺夫、叶廖缅科、罗科索夫斯基诸将军和总参谋部的富有才华的军官们，都参与了这种努力。然而不管怎样，这种努力的基础仍然是蓬头散发的原始人运用于军事实践的侧翼包围的原则。

天才的定义只适用于那些提出新思想的人，并且这些思想是核心，而不是外壳，是轴心，而不是轴心周围的螺线。自马其顿 [17] 王亚历山大时代以来战略战术的制订，与那种崇拜行为早已毫无共同之处。在规模宏大的军事事件的压抑下，人们的意识往往把规模的宏大同统帅们思想成就的宏大混为一谈。

历次会战的历史表明，统帅们不曾对突防战役、追击战役、包围战、消耗战提出过新的原理。他们运用和使用的是早在尼安德特人 [18] 时代已为人所知，并且连包围羊群的狼和防备狼群的羊都熟悉的原理。

一个精力旺盛、熟悉本行的厂长，总是保证及时采购原料和燃料，保持车间之间的密切合作，保证提供工作所必需的其他数十种大大小小的条件。

然而，如果历史学家指出，厂长的活动确立了冶金学、电机学、金属透视学的原理，那么熟悉厂史的人会表示抗议：X射线不是我们厂长发现的，而是伦琴发现的……高炉是我们厂长到任前就有的。

真正伟大的科学发现可以使人看起来比自然界更高明。自然界可以通过这些发现认识自己。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在认识自然空间、时间、物质和力方面作出的成就，就属于这种人类的功绩。人类通过这些发现达到比自然存在更大的深度和高度，因此也就促使自然界认识自己，促进了自然界的繁荣。

那些现成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自然形成的原理被人复述出来，只能算低级的二流发现。

鸟的飞行、鱼的游动、随风飘和卵石的滚动、迫使树干摇晃和树枝摆动的风力、海参的反推运动，这一切都是这种或那种原理的表现形式。人们从它的现象中汲取原理，运用于自己的领域，并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要加以发挥。

在现实生活中，飞机、涡轮机、喷气发动机、火箭的意义是巨大的，然而人们制造它们应该归功于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归功于自己的天才。

运用人们（而不是自然界）总结出来的原理，譬如在无线电、电视、雷达方面得到运用和发展的电磁场理论原理，就属于这种二流发现。释放原子能也属于这种二流发现。第一座铀反应堆的研制者费密不应追求人类天才的称号，尽管他的发现成了全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开端。

人类把存在于其活动范围之内的东西在新的条件下加以运用，则属于更低级的三流发现。譬如在飞行器上安装新型发动机，在轮船上以电力发动机代替蒸汽发动机，或以原子能发动机代替电力发动机。

在新的机械化条件与旧的原理相互作用的军事艺术领域里，人的活动恰恰属于这种情况。否定指挥作战的将领的活动在战争事业中的意义是荒唐的，但是宣布该将领是天才也是错误的。这样评价一个有才能的不脱产工程师是愚蠢的，而这样评价一个将领不仅愚蠢，而且是有害的，是危险的。

8

北部和南部的两大重锤等待着信号。每个重锤都凝聚着数百万吨钢铁和活人的热血。

部署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方向的部队首先发起进攻。1942年11月19日早晨7时30分，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全线开始了为时八十分钟的猛烈炮击。强大的炮火猛烈攻击第三罗马尼亚集团军部队占领的阵地。

8点50分，步兵和坦克部队转入进攻。苏军部队士气空前高涨。第七十六师在该师军乐队演奏的进行曲音乐声中发起冲锋。

当天下午，敌军防线的战术纵深被突破。战斗在广大地域上展开。

罗马尼亚集团军第四军被歼灭。第一罗马尼亚骑兵师被分割包围，失去了与驻守在克拉伊尼亚地区的第三集团军其他部队的联系。

第五坦克集团军从绥拉菲莫维奇西南三十公里处的高地发起进攻，突破了罗马尼亚集团军第二军阵地，迅速向南挺进，在中午之前占领别列拉佐夫斯卡亚以北的高地。苏军坦克军和骑兵军转向东南，于傍晚抵达古莘卡和卡尔梅科夫，深入第三罗马尼亚集团军后方达六十公里。

一昼夜过后，11月20日拂晓，集结于斯大林格勒南部卡尔梅克草原的部队转入进攻。

9

离拂晓还有很长时间，诺维科夫就早早地醒了。由于过分激动，诺维科夫已感觉不到自己的情绪。

“您要喝茶吗，军长同志？”韦尔什科夫用庄重的口气讨好地问道。

“是的。”诺维科夫说，“告诉炊事员，让他给煎个鸡蛋。”

“什么样的煎蛋，上校同志？”

诺维科夫没有答话，踌躇了一下，韦尔什科夫以为军长陷入了沉思，没听见他的问话。

“煎荷包蛋。”诺维科夫说罢看了看表，“去看看格特马诺夫起床没有，再过半小时我们就出发了。”

再过一个半小时炮火准备就要开始，那时天空将充满数百架强击机和轰炸机的呜叫，工兵们将匍匐前进，去剪断铁丝网和排除雷区的地雷，步兵将拖着机关枪冲向他在炮镜里观察过无数次的那些雾蒙蒙的山岗。此时此刻，他觉得，他好像并没有去想这些，好像没有意识到同别洛夫、马卡罗夫、卡尔波夫保持着联系。他好像没有去想昨天晚上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方向上，苏军坦克部队进入被炮兵和步兵突破的德军正面防线，然后连续不停地向卡拉奇方向推进，再过几小时，他的坦克部队将由南向北挺进，与来自北部的部队会合，包围保卢斯集团军。

他没有去想方面军司令员，没有去想明天也许斯大林会在命令中提到诺维科夫的名字。他没有去想叶尼娅，没有去回忆布列斯特的那个黎明，当时他跑向机场，天空闪烁着德寇发起战争的最初炮火。

然而，他没有去想的这一切铭刻在他的心中。

他现在在想，是穿那双崭新的软筒靴子还是穿那双皮鞋，不要忘了带烟盒。他在想，这个狗小子又给我端了一杯凉茶。他吃了一个煎荷包蛋，用面包片认真刮着融化在平底锅上的黄油。

韦尔什科夫报告说：

“您的命令已经执行过了。”接着他马上又用批评的口吻信赖地说，“我问了一个冲锋枪手：‘他在家吗？’冲锋枪手对我说：‘他还能去哪儿，正和娘儿们睡觉呢。’”

冲锋枪手说了个比“娘儿们”更难听的词，但韦尔什科夫认为与军长谈话不能用这种词。

诺维科夫没有吭声，他用手指肚儿收集着餐桌上的面包渣。

格特马诺夫很快就走进来。

“喝点茶吧？”诺维科夫问道。

格特马诺夫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该出发了，彼得·帕夫洛维奇，别再喝茶了。该去打德国鬼子啦。”

“嗬，好样的。”韦尔什科夫心想。

诺维科夫走进司令部占用的那半间房子，同涅乌多布诺夫谈了谈通讯联络和传达命令的问题，然后看了一会儿地图。

这充满着虚假寂静的黎明时的黑暗，使诺维科夫想起在顿巴斯度过的童年。那时的情景也和现在一样，好像一切都在沉睡，过几分钟，空中便会充满汽笛声，人们向矿井和工厂的大门走去。但幼小的诺维科夫在鸣笛之前就醒了，他知道，有几百只手正在黑暗中摸包脚布和靴子，女人们赤着脚踏在地板上，餐具和铁炉发出哗哗声响。

“韦尔什科夫，”诺维科夫说，“把我的坦克开到观察所跟前去，我今天要用。”

“是。”韦尔什科夫说，“我把需用的东西统统装进去，您的和政委的。”

“别忘了带可可。”格特马诺夫说。

涅乌多布诺夫披着大衣来到台阶上。

“托尔布欣中将刚才打来电话，问军长是否到了观察所。”

诺维科夫点点头，拍了拍司机的肩膀，说：

“出发，哈里托诺夫。”

道路出了乌卢斯村，撇开村头最后一座房舍便急转弯，接着又一个急转弯，在皑皑白雪和干枯的杂草中一直向西延伸。

他们经过一片凹地，第一旅的坦克集结在这里。

诺维科夫突然对司机说了一声“停下”。然后跳下汽车，向朦胧曙色中黑魆魆的战车走去。

他从容不迫地走着，注视着官兵们的脸，没有同任何人搭话。

此刻他记起不久前在乡村广场上见到的那些没有理发的新兵。的确，都是些孩子，然而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召唤他们，总参谋部制订的作战计划、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他本人在一小时后即将下达的命令、政工人员的谈话、报纸上刊登的文章和作家们的诗歌，都在动员他们奔向战场。打仗去！打仗去！而在阴暗的西方，为他们安排的只是一种命运！他们开火，砍杀他们，用坦克履带碾压他们。

“死神的婚礼 [19] 等待着他们！”是的，等待着他们，没有甜葡萄酒，没有手风琴。只要诺维科夫一声令下，十九岁的小伙子们会毫不犹豫冲上去，勇敢地亲吻死神。

诺维科夫觉得，他正走在自己的兄弟、侄子和邻居家的儿子们中间，仿佛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姑娘、老太婆望着他。

在战争年代，母亲们都反对让儿子去送死。但在战场上却时常遇见暗中同情母亲的人。这些人常说：“坐下，坐下，你到哪儿去，你听，战争多激烈。他们那里正等着我的情报呢，我去一趟，你最好在这里烧一壶开水吧。”他们在电话里向首长报告：“是，把机关枪推上去。”放下话筒，他们又说：“把机枪推到那儿去，毫无道理，那个可爱的小伙子会被打死的。”

诺维科夫向自己的坦克走去。他的脸变得阴郁而严厉，仿佛吸收了十一月黎明时分潮湿的黑暗。坦克开动时，格特马诺夫用理解的目光打量他一眼，说道：

“知道吧，彼得·帕夫洛维奇，今天我想告诉你：要知道，我佩服你，相信你。”

10

无边的沉寂笼罩着大地，仿佛世界上没有草原、没有雾霭，也没有伏尔加河，唯有浓重的沉寂占据着这块地方。乌云密布的天空迅速划过一道摇曳的亮光，接着灰蒙蒙的晨雾就变成了深红色，忽然间，雷鸣般的轰隆声响彻了天空和大地……

近处和远方的炮声交织一起，隆隆的回声将此起彼伏的炮声连成一片，充满了整个战斗空间。

土屋在颤抖，一块块泥土从墙上震落下来，无声地坠落在地板上。草原上，乡村房舍的门忽而自动打开，忽而自动关闭，湖面上新结的冰层出现道道裂纹。

狐狸摇摆着长满光滑柔软细毛的尾巴仓皇逃窜，兔子没有躲避它，反而追随它跑去。白天和夜间的猛禽大概是第一次联合行动，它们扇动沉重的翅膀腾空而起……几只黄鼠狼半睡不醒地窜出洞来，如同从着火的木舍里跑出来的睡眼惺忪、蓬头散发的大叔。

大概，发射阵地上早晨潮湿的空气也由于接触数千门发热的火炮而升高了温度。

在前沿阵地观察所里，可以清楚看见苏军炮弹猛烈的爆炸，一股股黑烟和黄烟冲天而起，土块和肮脏的雪团漫天飞舞，炮弹爆炸的乳白色亮光闪烁不定。

炮声沉寂下来。干燥、灼热的烟云慢慢消散，混合在草原上寒冷潮湿的晨雾里。

这时，天空立刻充满另一种响声，一架架苏军飞机向西飞去，在辽阔的天空发出刺耳的呜鸣声。机群的嗡嗡声、吼叫声，使得像多层楼房一般高的阴云密布的天空变得很低，仿佛伸手可以触摸到似的。装甲强击机和歼击机在低悬的云下飞行，看不见的轰炸机在云中和云上发出低沉的吼叫。

德国人曾出现在布列斯特上空。这里是俄罗斯的天空，伏尔加河沿岸草原的天空。

诺维科夫没有去想这些，没有去回忆和比较。他此刻的感受比回忆、比较和思考更重要。

开始静下来，那些等待寂静以便发出冲锋信号的人们，那些准备根据信号冲向罗马尼亚集团军阵地的人们，突然沉浸在寂静之中，几乎连呼吸都要停止了。

在这犹如沉默混浊的太古海一般的寂静之中，在这几秒钟之际，确定着人类发展曲线上的转折点。亲身参加保卫祖国的决定性会战多么愉快，多么幸福。但在死亡面前挺起身子，不去躲避死亡，而是迎着它冲锋，这又是多么痛苦，多么可怕。年轻轻的便死去，多么吓人。活生生的人，谁不想活下去。世界上再没有比年轻人求生的愿望更强烈的愿望了。这种愿望不是存在于思维之中，它比思维更强烈。人们的呼吸、鼻孔、眼睛、腋下以及贪婪地吸收着氧气的血红蛋白，无不充满这种愿望。它强烈到无可比拟、无法衡量的程度。真可怕。冲锋之前令人恐惧。

格特马诺夫深深叹了一口气，望了望诺维科夫、野战电话机和无线电发报机。

诺维科夫的脸使他吃了一惊。它已不是格特马诺夫这几个月来所熟悉的那张脸。格特马诺夫熟悉他各种不同的脸色，愤怒、忧虑、高傲、快乐、愁苦都会不失时机地在他脸上流露出来。

一些未被击溃的罗马尼亚炮连一个接一个地复活，纵深处不时有流弹朝前沿阵地轰击。强大的高射炮向一些地面目标开了火。

“彼得·帕夫洛维奇，”格特马诺夫激动万分地说，“到时间啦！既然要打仗，就不能怕流血牺牲。”

他一向觉得，为了事业牺牲一些人是必要的，合情合理的，无可争议的，而且不仅在战时如此。

但诺维科夫迟疑了一下，他吩咐接通重炮团团长洛帕金的电话。这个团刚刚对预定的坦克部队前进的中心路线进行了炮击。

“彼得·帕夫洛维奇，当心托尔布欣责骂你。”格特马诺夫说着抬手看了看表。

诺维科夫不仅不愿向格特马诺夫，而且不愿向自己承认，他此刻有一种羞愧和窘迫的感觉。

“我们会损失很多坦克，我舍不得坦克。”他说，“舍不得漂亮的T-34型坦克，其实只消几分钟就可以把他们的高射炮连和反坦克炮连压下去，它们就好像在我们的掌心里。”

他面前的草原在冒烟，同他并排站在战壕里的人们不断地望向他，各坦克旅的旅长们等候他通过无线电台发出命令。

此时，作为一名上校，他心中充满了职业养成的好战情绪，由于情绪紧张，掩饰不住的虚荣心流露出来。格特马诺夫在催促他，其实他也害怕首长责骂。

他清楚地知道，总参谋部战史处不会研究他对洛帕金说的话，这番话也不会受到斯大林和朱可夫赞扬，不会使他早日获得他希望获得的苏沃洛夫勋章。

有一种权力比不假思索地派人去送死的权力更重要，这就是在派人去送死之前周密思考的权力。诺维科夫承担了这一责任。

11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等待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报告。

他看了看表。炮火准备刚刚结束，步兵正在进攻，机动部队准备进入被炮兵打开的突破口。空军集团军的飞机正在轰炸敌人的后方、道路和机场。

十分钟之前，他与瓦图京通了话。西南方面军坦克部队和骑兵部队进展神速，超过了预定计划。

他拿起一支铅笔，望了望沉默的电话机。他想在地图上标出南翼部队开始行动的路线，但一种迷信的感觉迫使他放下了铅笔。他清楚地感觉到，希特勒此刻正想着他，并且知道他也在想着希特勒。

丘吉尔和罗斯福相信他，但他心里明白，他们的信任是不充分的。他们时常使他生气，表面上愿意同他协商，但在同他协商之前，他们相互之间已达成协议。

他们知道，战争有开始就有结束，而政治则是永存的。他们称赞他逻辑性强、知识渊博、思路清晰，但仍旧把他看作一个亚洲式的君主，而不是一位欧洲式的领袖。这一点常常使他感到苦恼。他突然记起托洛茨基那双锐利的眼睛，那双眼睛冷酷无情，但却充满着智慧，总是蔑视地微微眯缝着。他第一次为此人不在人世感到惋惜，假如能让他知道今天的事情该多好。

现在他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体格健壮，嘴里没有那种讨厌的苦涩味，心脏也没有隐隐作痛。他感到生命与力量融为一体。从战争的最初几天起，斯大林就感到浑身不舒服，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他。当元帅们看见他发火，挺直身子呆立在他面前的时候，当成千上万的人站在大剧院里向他致敬的时候，这种忧郁感并没有离开他。他始终觉得，他周围的人不会忘记他在1941年夏天的张皇失措，时常在偷偷嘲笑他。

有一次，他当着莫洛托夫的面，抓住自己的头发喃喃自语：“怎么办……怎么办？……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突然失声喊叫起来，大家垂下眼睛不敢看他。有几次他下达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命令，并且看出大家明白他的命令毫无意义……7月3日，他在电台发表演说，一开始非常紧张，不停地喝矿泉水，无线电波把他的紧张情绪传入了太空……6月底，有一次朱可夫粗暴地反驳他，在那一刹那，他窘迫不堪，说道：“就按您的想法去办吧。”有时他真想把大权让给1937年被杀害的李可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让他们来指挥军队，领导国家。

有时他产生一种可怕的感觉，在战场上取胜的不仅是他今天的敌人，有时他出现一种幻觉，恍惚看见那些被他永远地惩治、镇压和制服的人紧跟着希特勒的坦克，走在滚滚烟尘里。他们从冻土地里钻出来，炸开封闭在他们头上的永久的冻土，冲破带刺的铁丝网。一列列满载着复活者的军用列车从科雷马、从科米共和国驶来。村妇和孩子们从地下钻出来，脸上带着恐惧、忧伤和疲惫不堪的表情，用和善的、忧愁的眼睛寻找着他。他比谁都清楚，历史不仅仅审判失败者。

他有时觉得贝利亚叫人无法容忍，大概因为贝利亚明白他的心思。

所有这些令人不快的虚弱感觉持续并不久，一般是几天就过去了，但这种感觉有时会突然爆发。

不过，他那种压抑感并没有消失，胃灼热使他心绪不宁，后脑勺隐隐发疼，有时发生吓人的头晕。

他又望了望电话机。到了叶廖缅科报告坦克部队推进速度的时间。

展示他力量的时刻来到了。在这一时刻，将决定列宁创建的国家的命运，党的高度集中的理智的力量，将有机会在巨型工厂的建设中，在原子电站和热核设备的建设中，在喷气飞机、涡轮飞机、宇宙和洲际火箭的研制中，在高楼大厦、科学宫的建设中，在新运河、人工海的开掘中，在极地公路和城市的建设中体现出来。

此刻将决定被希特勒占领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巴尔干国家的命运，将宣判奥斯维辛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莫阿毕特刑讯室的死刑，将打开纳粹分子建造的九百座集中营和劳改营的大门。

此刻将决定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德军战俘的命运，将决定关押在希特勒集中营中的苏军战俘的命运，根据斯大林的意志，这批人获释后将遭遇与流放西伯利亚的德国战俘同样的命运。

此刻将决定米霍埃尔斯和他的朋友演员祖斯金，以及犹太作家贝格尔森、马尔基什、费费尔、克维特科、努西诺夫的命运，他们将在以沃夫西教授为首的可恶的犹太医生案件开庭之前被处决。

此刻将决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命运。

此刻将决定俄罗斯农民和工人的命运，决定俄罗斯思想、文学和科学能否获得自由。

斯大林颇为激动。在这一时刻，国家未来的力量与他的意志融为一体。他的伟大、他的天赋，并不存在于他自身，也不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和武装力量的多少。只有国家战胜了，他所写的书、他的学术著作、他的哲学才有意义，才会成为亿万人学习和赞扬的对象。

叶廖缅科的电话接通了。

“喂，你那里情况怎么样？”斯大林没有同他互道问候，便直截了当地问道，“坦克部队出动了吗？”

叶廖缅科听见斯大林气鼓鼓的声音，赶快掐灭了烟卷。

“没有，斯大林同志，托尔布欣即将结束炮火准备。步兵清扫了前沿阵地。坦克部队尚未进入突破口。”

斯大林清晰地骂了一句粗野的脏话，放下了话筒。

叶廖缅科又点着烟，给第五十一集团军司令员打了电话。

“为什么坦克部队到现在还没有出动？”他问道。

托尔布欣一只手拿着电话听筒，另一只手用一只大手帕擦着胸脯上的汗。他敞着怀，雪白的衬衣领子没扣纽扣，露出脖根上粗粗的皱纹。

他急促地喘息着，这个大胖子不仅心里明白，而且全身都明白他不能过分激动，于是他不慌不忙地答道：

“坦克军军长刚才向我报告说，在预定的坦克前进的中心路线上还残留一些未被摧毁的敌人炮兵连。他请求等候几分钟，让炮兵摧毁这些残留的炮兵连。”

“撤销命令！”叶廖缅科毫不客气地说，“坦克立刻出动！三分钟后向我报告。”

“是。”托尔布欣说。

叶廖缅科本想把托尔布欣骂一顿，但又突然问道：

“您怎么气喘吁吁的，病了？”

“不，我很健康，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我刚刚吃了早饭。”

“行动吧。”叶廖缅科说完挂上了话筒，又自言自语地说，“刚吃了早饭就喘不上气来。”然后别出心裁地骂了一串脏话。

坦克军指挥所里的电话响铃的时候，由于重新开始了炮击，诺维科夫没听清楚，但他明白集团军司令员要求坦克部队立即进入突破口。

他仔细听完托尔布欣的命令，心想：“果然不出所料。”

于是，他说：

“是，中将同志，立即执行。”

此后他向格特马诺夫嘿嘿一笑。

“还需要射击四分钟。”

三分钟后，托尔布欣又打来电话，这次他没有气喘吁吁。

“上校同志，您在开玩笑吧？为什么现在还在打炮？快执行命令！”

诺维科夫命令电话员给他接通炮兵团长洛帕金的电话。他听见了洛帕金的声音，但没有说话，看着手表的秒针，等待着预定的时间。

“哎呀，我们这位老爷子真厉害！”格特马诺夫由衷地赞叹道。

又过了一分钟，炮声安静下来，诺维科夫戴上耳机，呼叫准备率先冲向突破口的坦克旅旅长。

“别洛夫！”他说。

“是我，军长同志。”

诺维科夫扭歪了嘴，像喝醉酒似的疯狂喊道：

“别洛夫，全速前进！”

蔚蓝色的硝烟使晨雾变得浓重起来，空气中充满了坦克的咆哮声。坦克军进入了突破口。

12

11月20日拂晓，当卡尔梅克草原的炮兵部队开始炮击，部署在斯大林格勒南部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突击部队向驻守在保卢斯右翼的第四罗马尼亚集团军发起进攻时，德国“B”集团军群指挥部对俄国人进攻的目的是很清楚的。

在苏军突击集群左翼和外翼活动的坦克军，进入察茨湖和巴尔曼察克之间的突破口，迅速向西北方面的卡拉奇推进，准备与顿河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坦克军和骑兵军会合。

11月20日下午，从绥拉菲莫维奇发起进攻的苏军部队挺进至苏罗维基诺以北，构成对保卢斯集团军交通线的威胁。

但第六集团军尚未感觉到被包围的威胁。傍晚六点钟，保卢斯的司令部向集团军群司令官男爵魏克斯上将报告，侦察分队11月20日继续在斯大林格勒进行侦察。当天晚上，保卢斯接到魏克斯的命令，停止在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进攻战役，分拨强大的坦克兵团、步兵兵团以及反坦克武器，按梯队集结于自己的左翼，准备迎击来自西北方向的进攻。

保卢斯当晚十点钟接到的这一命令，标志着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战的结束。

战局的迅速发展使这一命令失去了意义。

11月21日，从克列茨卡亚和绥拉菲莫维奇出发的苏军突击部队改变了原来的进攻方向，转弯九十度，两军会合后向流经卡拉奇地区及其北部的顿河进发，直插德军斯大林格勒正面防线的后方。

这天，四十辆苏军坦克出现在顿河西岸的高地上，距保卢斯集团军指挥部戈卢宾斯卡亚仅几公里之遥。另一支坦克部队在行进中占领了顿河大桥，守桥部队错把苏军坦克部队当成了训练队，因为训练队装备有缴获的苏军坦克，并经常使用这座大桥。苏军坦克部队进入卡拉奇。按原定计划形成了对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两个集团军——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和戈特的第四坦克集团军的包围态势。为保住斯大林格勒防线，保卢斯从后方抽调一支精锐部队第三百八十四步兵师来加强防卫，并把防线正面转向西北。

与此同时，从南部发起进攻的叶廖缅科的部队击溃了德军第二十九机械化师和罗马尼亚第六步兵军，然后从契尔符林河与顿河皇后河之间向卡拉奇至斯大林格勒铁路挺进。

黄昏时分，诺维科夫的坦克部队接近大大加强了火力的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抵抗枢纽部。

但诺维科夫这次没有拖延时间。冲锋之前，他没有利用昏暗的夜色去偷偷隐蔽和集结坦克部队。

根据诺维科夫的命令，所有车辆，不仅坦克，还有自行火炮，装甲运输车，以及装载摩托化步兵的大卡车，突然间全部打开车灯。

数百只令人目眩的雪亮的车灯冲破了黑暗，浩浩荡荡的坦克部队从黑暗的草原上疾驶而来，隆隆的坦克吼叫声、炮声、机枪的嗒嗒声连成一片，震耳欲聋，刺眼的灯光令人头晕目眩，罗马尼亚防线很快被冲垮，守敌狼狈逃窜。

短促的战斗结束之后，坦克部队继续向前推进。

11月22日上午，从卡尔梅克草原出发的苏军坦克部队冲进布齐诺夫卡。当晚，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的苏军先头坦克分队会师于卡拉奇以东的德军保卢斯集团军和戈特集团军的后方。苏军步兵兵团于11月23日黎明前向契尔河和阿克赛河挺进，牢牢加强了突击集群的外翼。

苏军最高统帅部向部队下达的任务已经完成。在一百小时之内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德军部队的包围。

以后的战局将如何发展？什么东西决定了它的进程？谁的意志表达了历史的命运？

11月22日傍晚六点钟，保卢斯通过无线电台向“B”集团军群司令部报告说：

“集团军被包围。尽管部队英勇抵抗，但整个皇后河河谷，从索维茨克至卡拉奇的铁路，这一地区的顿河大桥，以及顿河西岸的高地统统落入俄国人之手……弹药面临危机。粮食仅能维持六天。假如无法形成环形防御，请给予酌情采取自由行动的权利。那时局势可能迫使我们放弃斯大林格勒和北部防御地段？……

11月21日夜间，保卢斯收到希特勒命名他的集团军所占领的地区为“斯大林格勒要塞区”的命令。

在这之前的一份命令中写道：“命令集团军司令官及其司令部进驻斯大林格勒。命令第六集团军形成环形防御，待命。”

在保卢斯与各军军长协商之后，“B”集团军群司令官魏克斯男爵给最高统帅部发了电报：

“尽管做出这一决定我感到责任重大，但我还是要报告，我认为有必要支持保卢斯将军关于撤出第六集团军的建议？……

一直同魏克斯保持联系的陆军部参谋长蔡茨列尔上将，完全赞成保卢斯和魏克斯关于必须放弃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观点，他认为向陷入重围的大批部队空投弹药和给养是不可思议的。

11月24日凌晨2时，蔡茨列尔电告魏克斯，他终于说服希特勒放弃斯大林格勒。他说，希特勒将于11月24日早晨签发关于第六集团军突围的命令。

上午10点钟之后，“B”集团军群与第六集团军之间唯一的一条电话线很快就被切断。

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希特勒的突围命令。因为行动刻不容缓，魏克斯男爵决定自己承担责任，发布了突围命令。

就在报务员正准备拍发魏克斯的电报时，通信处长收听到大本营发来的元首给保卢斯将军的电报：

“第六集团军暂时被俄国人包围。我决定该集团军集结于斯大林格勒北郊科特卢班、137高地、135高地、马利诺夫卡、齐宾科和斯大林格勒南郊一线。集团军可以相信我，我将尽我所能，尽一切努力保障供应和及时突围，我了解英勇的第六集团军及其司令官，并相信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职责。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的意志表明了第三帝国必然灭亡的命运，也决定了斯大林格勒的保卢斯集团军的命运。希特勒通过保卢斯、魏克斯、蔡茨列尔之手，通过德军军长和团长们之手，通过士兵们之手，通过所有那些不愿执行他的命令但又不得不执行到底的人们之手，为德国战史增写了新的一页。

13

经过一百小时的激战，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胜利会师。

在冬季昏暗的天空下，在被碾压得乱七八糟的雪地里，在卡拉奇城边，苏军先头坦克分队会合了。白雪皑皑的草原上留下数百条履带的辙印，弹痕累累。沉重的战车在雪地里疾驰，掀起一排排雪浪。在坦克急转弯的地方，一团团冻土的尘屑夹杂着雪尘飞向空中。

从伏尔加河方向飞来的苏军运输机、强击机和歼击机呼啸着从头顶上飞过，去支援进入突破口的坦克部队。东北方向传来大口径火炮的轰隆声，硝烟弥漫的阴暗天空不时闪烁着隐隐约约的炮火反光。

在一座低矮的小木舍旁边，面对面停放着两辆T-34型坦克。坦克手们污垢满面，由于战斗的胜利，避开了近在咫尺的死神，他们显得颇为兴奋，愉快地大口呼吸着寒冷的空气。与充满着机油味的憋气的坦克内部相比，外面的空气显得异常甜蜜。坦克手们把乌黑的皮头盔推向脑后，走进木舍。这时，一位来自察茨湖畔的车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半升伏特加酒……一个穿着棉袄和笨大皮靴的女人把几只在她手中叮叮作响的玻璃杯摆在桌子上，哽咽着说：

“哎呀，没想到我们能活下来，咱们的部队进攻的时候，我在地窖里待了一天两夜。”

又有两个坦克手走进来。他们身材矮墩墩的，宽肩膀，看上去像陀螺。“瞧，瓦列利，多丰盛的宴席。我们好像还有下酒的小菜呢。”顿河方面军的那位车长说。那个名叫瓦列利的小伙子把手伸进深深的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段用油渍渍的战报包着的熏香肠，然后把它掰开，并且用褐色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把断裂处掉下的几粒肥白的腌猪肉塞进去。

坦克手们喝了点酒，情绪立刻激动起来，心中充满了欢乐。一个坦克手嘴里塞满了香肠，笑嘻嘻地说：

“你们的伏特加，我们的下酒菜——这就叫作会师。”

大家对这个想法颇为赞赏，眉开眼笑地重复着那句话，嚼着香肠，彼此间充满了友好的情谊。

14

来自南部的那个车长，通过无线电台，向连长报告了在卡拉奇城边会师的消息。然后他又补充说，西南方面军的同志们非常热情，已经同他们一起干了杯，每人喝了一百克酒。

这个情况迅速上报，几分钟之后，旅长卡尔波夫便向军长报告了会师的消息。

诺维科夫感觉到他四周和整个司令部里有一种令人陶醉的气氛，充满了对他的爱戴和钦佩。

坦克军进展顺利，几乎无一伤亡，按期完成了上级交办的任务。

给方面军司令员的报告发出之后，涅乌多布诺夫久久握着诺维科夫的手。参谋长那双易动怒的眼睛变得明亮了，温和了。

“您瞧，当内部没有敌人和破坏者的时候，我们的人可以创造何等惊人的奇迹啊！”他说。

格特马诺夫拥抱了诺维科夫，回头望了望站在旁边的指挥员、司机、勤务兵、报务员、译电员，哽咽了一下，为了让大家听得见，他大声说：

“谢谢你，彼得·帕夫洛维奇，这是来自俄罗斯的、苏维埃的感谢。共产党员格特马诺夫感谢你，深深地向你鞠躬、致意。”

他说罢又拥抱、亲吻了深受感动的诺维科夫。

“你预先作了全面的准备，对部属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一切都预见到了，现在这大量的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格特马诺夫说。

“哪儿有什么预见。”诺维科夫说。他受不了格特马诺夫这番甜蜜的恭维，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挥了挥一叠战情报告，说道：“这就是我的预见。我对马卡罗夫寄希望最大，可马卡罗夫丧失了速度，后来偏离了预定的前进路线，加入侧翼的一场不必要的局部战役耽误了一个半小时。我曾深信，别洛夫会不顾侧翼，猛冲向前，可是别洛夫第二天既没有包抄敌人防线的枢纽部，也没有不顾一切地冲向西北方向，他却心血来潮，同炮兵部队和步兵一起磨蹭时间，甚至转攻为守，因小失大，白白浪费了十一个小时。而卡尔波夫第一个冲向卡拉奇，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迅疾如风，第一个切断了德国人的主要交通线，却没有注意两侧发生的状况。这就是我对部属的深入研究，这就是我所预见的一切。要知道，我认为需要经常用棍子敲打卡尔波夫，让他好好向四周看一看，注意保障自己的侧翼。”

格特马诺夫微笑着说：

“好了，好了，谦虚可以给人增添光彩，这我们知道。伟大的斯大林经常教导我们要谦虚。”

诺维科夫感到很幸福。大概他真的爱叶尼娅，这天他老是想她，经常向四周张望，仿佛马上就要见到她似的。

格特马诺夫压低了嗓门，耳语似的说：

“这一点我终生难忘，彼得·帕夫洛维奇，你居然把发起攻击的时间推迟了八分钟。集团军司令员再三催促。方面军司令员要求立刻把坦克部队开进突破口。我听说斯大林打电话问叶廖缅科，坦克部队为什么不出动。斯大林被迫等待着。可是部队顺利进入突破口，的确没有损失一辆坦克，没有一人伤亡。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这天夜里，当诺维科夫乘坐坦克前往卡拉奇地区时，格特马诺夫来到参谋长的房间，对涅乌多布诺夫说：

“将军同志，我给上级写了一封信，报告一个情况：军长擅自做主，将这次意义极为重大的决定性战役、这次决定伟大卫国战争命运的战役的开始时间推迟了八分钟。请您看看这份证明。”

15

当华西列夫斯基通过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部队被围的消息时，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正站在斯大林身旁。斯大林没有理会自己的助手，他微闭着眼睛坐了一会儿，仿佛在昏睡。波斯克列贝舍夫屏住呼吸，尽量纹丝不动。

这是他的胜利时刻。此时此刻，他不仅取得了对活着的敌人的胜利，而且取得了对过去的胜利。1930年的农村坟墓上的青草会越长越密，极北地区的坚冰和雪丘会保持沉默。

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

此刻，斯大林希望他的孩子们、孙女——不幸的雅科夫的小女儿待在他身旁。他很安静，心平气和，他想抚摸孙女的头，对他的小屋外面的世界不想望一眼。可爱的女儿，一声不响的敏感的孙女，童年的回忆，小花园里的凉意，远方小河的喧闹声。其余的一切与他没什么关系。要知道，他的超人力量并不依赖于强大的师团和国家的威力。

他没有睁开眼睛，用一种带喉音的异常温和的语调缓慢地说：

“唉，小鸟儿，落网了，站住，你是飞不出网去的，在人世间我无论如何也不同你分开。”

波斯克列贝舍夫望着斯大林已开始谢顶的灰白的头，望着他那张双目紧闭的麻脸，他突然感到手指发凉。

16

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胜利进攻，消除了苏军防线上的许多缺口。不仅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防区广大范围内的缺口已不复存在，不仅崔可夫集团军和驻守在北方的苏军各师之间的缺口得以消除，不仅那些与后方失去联系的连排之间以及据守在楼房中的支队和战斗组之间的缺口得以弥合，而且人们心理上的那种失去联系、被包围和半包围的感觉也已消失，并且为那种完整、统一和强大的感觉所取代。这种个人与军人集体的融合意识，就是人们常说的所向无敌的部队士气。

当然，陷入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德军士兵的头脑里会产生一些截然相反的想法。数十万有思想有感觉的个体组成的庞大部队，与德国武装力量失去了联系。转瞬即逝的无线电波，以及更不可靠的关于军队与德国的联系牢不可破的种种宣传，都证实斯大林格勒的保卢斯集团军遭到了包围。

托尔斯泰提出的关于对军队不可能实现完全包围的思想，曾经为托尔斯泰时代的军事经验所证实。

1941至1945年的战争表明，可以对军队实行包围，可以把它困死在地面上，可以把它围得如铁桶一般。在这场战争中，包围战成为苏德双方许多部队的残酷现实。

托尔斯泰阐述的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正像伟人们阐述的有关政治或战争的大多数思想一样，它也不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在1941至1945年的战争中，包围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是因为部队高度机动，也因为被围部队机动所依赖的后勤部队过于庞大，行动迟缓。实施包围的部队利用了机动的一切优势。被包围的部队则完全丧失了机动能力，因为在包围圈内无法组织现代化军队的极为复杂、笨重、像工厂一样的后勤供应，被包围的部队往往陷入瘫痪。实施包围的部队则可以利用摩托化部队和飞机。

被围的部队丧失了机动能力，也就意味着不仅仅丧失了自己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该部队官兵仿佛被逐出现代文明的世界，退回到过去的世界。他们不仅会重新估量作战部队的实力、战争的前景，而且会重新估量国家的政策、各政党领袖的魅力、法律和宪法、民族性格、人民的过去与未来。

那些像鹰那样盘旋于孤立无援、动弹不得的猎物之上，甜美愉快地欣赏自己的羽翼力量的人，同样会做出某些与上述的重新估量类似的估量，只是从反面做出估量罢了。

在斯大林格勒包围保卢斯集团军，确定了战争进程的转折。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决定了战争的结局。然而，获得胜利的人民与获得胜利的国家之间的无声的争论仍在继续。这种争论支配着人的命运和人的自由。

17

在东普鲁士和立陶宛边境上，格尔利茨森林中依然是一片秋色，不时飘洒着稀疏的雨点。一个中等身材、身着灰色斗篷的人在巨树之间的林间小径上散步。哨兵们望着希特勒，屏息静气地呆立在那里，纹丝不动，雨滴慢慢地从他们脸上流下来。

他想呼吸点新鲜空气，独自待一会儿。潮湿的空气特别令人惬意，讨人喜欢的寒冷的秋雨漱漱地下着。这些沉默的树木多么可爱，踏在柔软的落叶上多么舒服。

野战大本营的人们令他烦恼，这一整天他都烦躁不安，难以忍受。斯大林从来没有使他产生过敬意。还在战前，他就觉得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愚蠢，笨拙。他的狡猾、他的言而无信都像乡巴佬一样简单。他的国家是荒谬的。丘吉尔总有一天会明白新德意志的悲剧式的作用：它用自己的身躯掩护了欧洲，使之免遭斯大林野蛮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侵害。他想象得到那些坚持将第六集团军撤离斯大林格勒的人，他们会变得更加稳重、毕恭毕敬。那些不顾一切地相信他的人却使他烦恼，他们会喋喋不休地向他表示自己的忠诚。他总想以鄙夷的态度去想斯大林，总想贬低他；他发现，优越感的丧失使他产生了这种思想……这个残酷无情的爱记仇的高加索小商贩！他今天的胜利不值一提……老笨蛋蔡茨列尔的眼神中是否有偷偷嘲笑的意味？戈培尔会向他讲述英国首相就他的统帅才能所说的一些俏皮话。戈培尔会笑着说：“你得承认，他很幽默。”而在他那双漂亮而又聪明的眼睛深处，刹那间会浮现出似乎永远埋藏着的妒忌者的得意。这个念头使他颇为苦恼。

第六集团军遇到的麻烦使他心神不宁，妨碍他保持冷静。业已发生的这件事，主要不幸不在于丢失斯大林格勒，不在于集团军被围，也不在于斯大林胜过了他。

他能够扭转一切。

那些寻常的想法、可爱的嗜好，是他所固有的。但是当他堪称伟大、拥有无限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会令人鼓舞，令人感动。他代表着德意志民族的激情。然而，新德意志及其武装力量的实力稍有动摇，他的英明就黯然失色，他将失去自己的天赋。

他并不羡慕拿破仑。他讨厌那些孤独、虚弱、贫困中不失雄风的人，讨厌那些在黑暗的地下室、阁楼里保持着自信的人。

他孤独地漫步在林间小径，却无法摆脱尘世的纷扰。他费尽心机，却无法超过总参谋部那些刻板的军官以及党的领导层里墨守成规的官僚们，找不出一个高超而体面的下台之阶。他又感到自己与常人无异，并由此生出一种难以忍耐的烦闷。

成为新德意志的缔造者，发动战争，点燃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焚尸炉，创建盖世太保，都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的。新德意志的领袖和缔造者应该脱离人类。他的感情、思想和日常活动只能存在于人类之上和人类之外。

俄国坦克使他又回到自己的发端之处。今天，他的思想、他的决定、他的忌妒都不再面向上帝，不再影响世界命运。俄国坦克迫使他回到人间。

起初使他得到安慰的林中散步突然使他害怕起来。孤身一人待在森林里，既没有贴身警卫，也没有常见面的副官，他觉得自己好像童话中的小男孩，走进一座暮色笼罩的妖邪的森林。

小不点儿男孩也是这样走着，小山羊也是这样在森林里迷了路，只顾往前走，不知黑暗的密林里有一只狼悄悄向他走来。透过以往数十年的腐殖质土层的昏暗，浮现出他童年的恐惧。他记起小人书中的那幅画：小山羊站在充满阳光的林中空地上，潮湿阴暗的树干中间出现一只狼的红眼睛和白牙。此时，他像在童年时代那样，想喊叫，想呼唤妈妈，想闭上眼睛逃跑。其实他的私人警卫团就隐藏在这座森林的树木之间，有数千名训练有素、智勇双全、反应灵敏的大力士。他们全部的目标就是为了不让任何外人的呼吸吹动他头上的一根头发，不让任何外人的气息碰他一下。元首决定单独到森林里散散步，马上就有许多电话按地段和区域报告着他的一举一动，隐约听得见电话铃声。

他扭转身子向野战大本营深绿色的建筑物走去，由于极力克制着才没有奔跑。

卫士们看见元首行色匆忙，以为司令部有急事等待他去处理，他们哪里能想到，森林中的暮色来临时，德国元首记起了童话中的那只狼呢。

树后透出司令部建筑物窗户里的灯光。联想到集中营焚尸炉的火光，他第一次感觉到凡人的恐惧。

18

在第六十二集团军的掩蔽部和指挥所里，人们都有一种异常古怪的感觉：想摸摸自己的脸，想摸摸衣服，或者动动靴子里的脚趾。德军没有开炮射击。四周静悄悄的。

静得令人头晕。人们都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心脏处于麻木状态，手脚不自然地颤动着。在寂静中吃饭、写信，或者在寂静中醒来都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令人不可思议。寂静发出隆隆的轰响，是寂然无声的轰响。寂静中产生许多新奇而又古怪的声音：餐刀轻微的叮当声、翻动书页的沙沙声、地板的吱吱声、光脚走路的脚步声、笔尖划纸的沙沙声、手枪保险的吧嗒声、掩蔽部墙壁上简易挂钟的嘀嗒声。

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克雷莫夫来到司令员的掩蔽部。崔可夫正坐在床上，古洛夫坐在他对面的一张小桌后面。克雷莫夫本想立刻谈谈最新情况：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已发起进攻，包围保卢斯的问题在近几个小时内即可解决。他打量一下崔可夫和古洛夫，便默默地在小床上坐下来。他发现两位同事脸色异常，大概有特别重要的情况。既然司令员不把这个新情况告诉他们，就说明这个新情况非同寻常。

三个人沉默着。寂静产生着来自斯大林格勒的新的声音。寂静即将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激情，以及战斗岁月不需要的新的恐惧。

然而，此时此刻，他们还不了解这种新思想，来自斯大林格勒方面的那种令人无法承受的沉重压力尚未产生出激动、虚荣心、气恼和妒忌。他们还未想到，现在他们的名字将永远同俄国战史上的光辉一页连在一起。

这寂静的时刻是他们一生中难忘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支配他们的仅仅是生理上的一些感觉，后来他们谁也说不出，当时他们为什么充满着那样的幸福和忧虑，那样的博爱和温情。

保卫战结束以后，还需要继续讲述斯大林格勒的将军们的情况吗？还需要讲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某些指挥官微不足道的癖好吗？

真实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真实。离开真实，或者仅有真实的残余和部分真实，或者仅有被人加工、修改过的真实，都是难以生活的。真实的一部分算不得真实。在这个奇妙而寂静的夜晚，就让真实情况完整如实地记在人们心中，让我们把他们的功绩，把他们在这些日子付出的伟大劳动记在他们名下吧。

崔可夫走出掩蔽部，缓慢地登上伏尔加河岸坡高处，他脚下的木头台阶发出清晰的吱吱声。夜色很暗。西方和东方都悄无声息。工厂厂房的侧影、城市建筑物的废墟，以及近处的掩蔽部，都与黑暗的天空、大地、伏尔加河融为一体，安静地沉默着。

人民的胜利就这样体现出来。既没有隆重的部队分列式，没有混合乐队的嘹亮的乐曲，也没有焰火和礼炮。而在这个潮湿的夜晚，在这笼罩着大地、城市和伏尔加河的乡村特有的宁静之曲……

崔可夫心潮澎湃，他那颗在战争中变得冷酷的心在胸中清晰地跳动。他仔细听了听，寂静消失了。巴内伊冲沟和“红十月”工厂那边传来歌声。岸坡下的伏尔加河边传来模糊的说话声和吉他声。

崔可夫回到掩蔽部。正等待他吃晚饭的古罗夫说道：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一点响声也没有，叫人急疯了。”

崔可夫哼了一声，避不作答。

然后他们在餐桌前坐下来，古罗夫说：

“哎，同志，看来你经历的痛苦太多了，听到快乐的歌曲你会高兴得流泪。”

崔可夫惊奇地瞟了他一眼。

19

斯大林格勒峡谷斜坡上的一间窑洞里，几个红军战士正围坐在一张自制的小桌旁，小桌上点着一盏自制的油灯。

准尉在给每人的杯子里倒伏特加酒。战士们注视着带棱玻璃杯半腰处模糊的线条，准尉粗糙的指甲掐在那里，尊贵的饮料缓缓上升。

大家把酒喝下去，然后探身去取面包。一个战士嚼了一口面包，说道：

“本来是他们进攻我们，可到底还是我们胜了。’

“德国鬼子老实了，再不敢逞凶了。”

“他们的威风耍完了。”

“斯大林格勒的苦难结束了。”

“他们到底还是造成了很多灾难，毁了半个俄罗斯。”

战士们慢条斯理地咀嚼了好久，像经过长久的艰巨劳动之后坐下休息和就餐的人们一样，他们从容、安详，并在这种安逸之中享受着幸福和宁静。

虽然有些头晕，但他们并不糊涂，神志是清醒的。此刻，他们异常清晰地感觉到面包的味道，咀嚼葱头发出的清脆的嚓嚓声，支在窑洞墙根下的武器，他们异常清晰地想到自己的家园、伏尔加河，凭这双手取得的战胜强敌的胜利。他们曾用这双手抚摩孩子的头发，触摸女人，掰开面包和用报纸卷烟。

20

疏散到后方的莫斯科人准备登上归程，对他们来说，摆脱疏散地的生活恐怕比重返莫斯科还令人高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塔什干、克拉斯诺雅尔斯克 [20] 的街道和房舍，秋夜的群星，面包的味道，这一切如今都变得令人厌恶。

如果读到苏联情报局发布的胜利战报，他们就说：

“这下好了，我们不久就能回去了。”

如果读到令人不安的战报，就说：

“唉，不再批准家属回去探亲了。”

于是就出现很多传闻，说那些没有通行证却能回莫斯科的人开始乘坐的是远途列车，然后换乘工作人员的列车，然后改乘没有拦截人员的电气火车。

人们已经忘记，1941年10月他们在莫斯科度日如年。那时候，莫斯科人匆匆离开令人不安的故城，前往鞑靼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安全地带，人们曾以何等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

人们已经忘记，在1941年10月那些不幸的日子里，一些没有爬上疏散列车的人，扔掉皮箱和包袱，步行前往扎戈尔斯克 [21] ，一心要逃离莫斯科。现在人们却准备扔下财物、抛弃工作和安排得很好的生活，步行去莫斯科，一心要离开疏散地。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迫不及待地离开莫斯科和热切向往莫斯科，实质上反映了过去一年的战争改变了人们的意识，人们对德国人的迷信和恐惧已变为对俄罗斯苏维埃力量的优势地位的信心。

十一月下半月，苏联情报局公布了苏军在符拉迪高加索（即奥尔忠尼启则）地区打击德国法西斯部队的消息，然后公布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胜利进攻的消息。在两周之内，播音员九次宣布：“在最近一个小时……我军继续进攻……再次打击敌人……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粉碎了敌军的抵抗，突破敌军在顿河东岸的新防线……我军继续进攻，乘胜推进10至20公里……部署在顿河中游的我军部队最近几天内转入对德国法西斯部队的进攻……部署在顿河中游地区的我军部队继续进攻……我军驻北高加索部队发起进攻……我军在斯大林格勒西南方向再次发起突击……我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发起进攻？……

1943年新年前夕，苏联情报局公布了一则消息，“我军在斯大林格勒要冲地带进行了为期6周的进攻战总结”。介绍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包围德国集团军的情况。

这个消息本来像斯大林格勒进攻战的准备阶段一样严格保密，在公布这个消息之前，人们的意识已发生悄悄的变化，人们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在斯大林格勒进攻战结束之后，人们潜意识中发生的这种新变化第一次公开化了，宣告了自己的存在。

人们意识上发生的变化，与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的日子里人们的思想转变是有区别的，尽管表面看来二者没有什么不同。

区别在于，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德国人的看法。1941年12月，人们对德军的迷信态度不复存在了。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增强了苏联军民新的自我意识。俄罗斯苏维埃人民开始重新理解自己，开始以新的态度对待不同民族的人民。俄国历史作为一部俄国荣誉史为人们所接受，而不再是俄国农民和工人的苦难和屈辱史。民族观念已由形式因素转变为内容，成为理解现实世界的新的基础。

在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的日子里，战前的旧的思想准则和旧的观念仍在起作用。

对战争中的各种事件的重新理解，使人意识到俄国军队和俄罗斯国家的力量，乃是一个漫长而广阔的进程的一部分。

这一进程在战前很早就开始了，但它主要不是发生在人们的意识中，而是发生在人们的潜意识中。

农村集体化、工业化、1937年，这三个重大事件和时间成为人们重新理解生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奠基石。

这些事件和1917年十月革命一样，使广大居民阶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伴随着对人的肉体的消灭。这种消灭的规模不小于甚至大于清除俄国贵族阶级和工商资产阶级时期，对人的肉体消灭的规模。

斯大林领导的这些事件，标志着新型的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者们在一个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取得的胜利。这些事件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结果。

然而，在集体化、工业化时期取胜并且几乎更换了全体领导干部的新秩序，却不想放弃旧的思想方式和观念，尽管这些思想方式和观念对新秩序来说失去了新鲜内容。新秩序使用了起源于革命前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形成的旧的观念和习惯用语。新秩序的基础乃是它的国家民族性。

战争加快了早在革命前就潜在着的重新理解现实的进程，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出现，“俄罗斯的”一词又具有了活的内容。

最初，在撤退时期，这个词多半与一些贬义词连用，如“俄罗斯的落后”、“俄罗斯的混乱”、“俄罗斯的泥泞道路”、“俄罗斯人的侥幸心理？……但是，民族意识出现之后，便等待着战争胜利日的到来。

国家也开始走向新范畴的自我意识。

在人民遭受苦难的日子里，民族意识表现为一种强大而卓越的力量。在这一时期，人民的民族意识之所以卓越，是因为它是人所共有的，而不是因为它是民族的。这是通过民族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尊严，人对自由的忠诚，人对善的信仰。

但是，在灾难年代觉醒起来的民族意识的发展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毫无异议，保护机关集体不受世界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侵害的干部处长，和捍卫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

苏联是一个大国，它的现实自然要把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国家在战后生活中面临的任务联系起来，这些任务就是，为民族主权思想而斗争，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确立苏维埃俄国的主权观念。

这些任务不是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年代突然出现的，早在战前，当农村集体化、国家重工业的建立，大批新干部就职，标志着斯大林在一个国家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这些任务就出现了。

俄国社会民主的胎记被清除掉了。

正是在斯大林格勒转折时期，当斯大林格勒的火光成为黑暗王国唯一的自由信号的时候，这种重新认识过程就公开开始了。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事物发展的逻辑导致人民战争达到自己的最高潮。正是在斯大林格勒转折时期，斯大林才有机会公开宣布国家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的。

21

物理学研究所的门厅的墙报栏里，出现了一篇题为“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文章。

文章谈到，在伟大的斯大林领导的正经受着战争风暴洗礼的苏联，科学具有重大意义，党和政府给予科学家们的敬重和荣誉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甚至在极为困难的战争时期，苏维埃国家也在为科学家们正常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创造一切条件。

文章接着谈到研究所面临的各项重大任务，新上马的建筑工程、旧实验室的扩建、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以及科学家的工作对国防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文章还谈到全体科研人员所充满的爱国热情，说他们决心不辜负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的关怀和信任，决心不辜负人民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光荣的先锋队——科学工作者寄予的厚望。

文章最后一部分以表示遗憾的口吻指出，在这个健康和睦的集体里，有个别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党和人民的责任，脱离了和睦的苏维埃家庭。这些人把自己摆在与集体对立的位置，将个人利益置于党给科学家提出的任务之上，热衷于夸大自己实际的和假想的科研功绩。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变成敌对的政治思想所鼓吹的异己，变成非苏维埃观点和情绪的代言人。这些人往往要求客观地对待外国唯心主义科学家对等他们充满反动精神和蒙昧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并把自己同这些科学家的联系当成骄傲的资本，从而挫伤俄罗斯科学家的民族自尊心，贬低苏联的科学成就。

他们有时装扮成被践踏的正义的热烈捍卫者，企图在那些目光短浅、易轻信人和粗枝大叶的人中间博得信任和好感，实际上，他们是在制造纠纷，散布对俄国科学力量的不信任以及对它的光荣过去和伟大人物的不尊重。文章号召，消除影响完成党和人民在卫国战争期间交给科学家的各项任务的一切腐朽的、异己的、敌对的东西。文章结尾写道：“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照灯照亮的光荣道路，沿着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政党给我们指引的道路，向新的科学顶峰前进。”

虽然文章没有点名，但在实验室里谁都明白文章指的是斯特拉姆。

萨沃斯季亚诺夫把这篇文章的事告诉了斯特拉姆。斯特拉姆没去看这篇文章，此刻，他正站在即将结束新设备安装工作的同事们身旁。他揽着诺兹德林的双肩说：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这部机器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诺兹德林出人意料地骂了一句，由于他用的是复数，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一时没明白他骂的是谁。

下班的时候，索科洛夫朝斯特拉姆走过来，说道：

“我真佩服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埋头工作一整天，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一样。您身上有一种奇特的苏格拉底式的力量。”

“如果一个人生来是黄头发，那么他决不会因为在墙报上受到攻击而变成黑头发。”斯特拉姆说。

斯特拉姆并没有生索科洛夫的气。他对索科洛夫的反感已麻木了，正因为如此，那种气恼的感觉仿佛已不存在。他不再责怪索科洛夫不露心迹，胆小怕事。有时他对自己说：“他有许多优点，缺点是任何人也避免不了的。”

“是啊，文章与文章不同嘛。”索科洛夫说，“安娜·斯捷潘诺夫娜看了这篇文章，气得心脏病发作。人们把她从卫生所送回家了。”

斯特拉姆心想：“这么可怕，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他没有问索科洛夫，可是谁也没有向他谈起文章的内容，大概就像人们不愿同病人们谈论他们所患的不治之症一样。

晚上，斯特拉姆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调来看管存衣室的门卫老头儿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把大衣递给斯特拉姆，说：

“明摆着的事儿嘛，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在这个世界上好人总不得安宁。”

斯特拉姆穿上大衣，又朝楼梯上走了几步，在张贴墙报的挡板前停下来。

看完那篇文章，他心慌意乱地回头望了望，在这一瞬间，他觉得马上就有人来逮捕他，但门厅里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有。

他从肉体上切实感觉到，在强大的国家面前，个人柔弱的躯体是何等渺小、微不足道。他仿佛觉得，国家正瞪着一双明亮的巨眼注视着他，眼看就向他猛扑过来，他马上就要呼喊，尖叫，化为乌有。

街道上熙熙攘攘，斯特拉姆却觉得他和行人之间隔着一片渺无人烟的荒漠。

在无轨电车里，一个戴军人棉帽的人用激动的声音对自己的同伴说：

“听到‘最近一小时’战报了吗？”

后排座位上有人说：

“斯大林格勒！德国人被包围了。”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望着斯特拉姆，好像在责备他的沉默。

想到索科洛夫，他心中泛起一股柔情：所有的人都有缺点，他和我也不例外。

然而，他从来也不真正认为在弱点和缺点方面他和别人是一样的，一想到这里，他马上就想：“他那些观点取决于国家是否爱他，取决于他的生活是否顺利。等到气候转暖，春天来临，胜利在望时，他就不再发表批评言论了。而我不存在这种情况，不管国家处境好坏，不管它打我还是抚爱我，我对它的态度是不会改变的。”

到了家里，他要把那篇文章的事告诉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看来真的要拿他开刀了。他准备这样对柳德米拉说：

“这就是给你的斯大林奖金，柳多奇卡。他们想让人坐牢的时候，就写这种文章。”

“我们俩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心想，“不管他们是否邀请我去巴黎大学讲授荣誉课程，她都会同我在一起；假如送我去科雷马的劳改营，她也会跟我去的。”

“是你自己把自己弄到了这么可怕的地步。”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会说。

他会严厉地对她说：

“我需要的不是批评，而是诚挚的理解。我在研究所里受的批评够多了。”

给他开门的是娜佳。

在黑乎乎的走廊里，女儿拥抱了他，面颊紧贴在他胸前。

“我身上又凉又湿，让我脱了大衣，发生什么事啦？”他问道。

“难道你没听说？斯大林格勒！特大胜利！德国人被包围了！进来吧，快进来吧！”

女儿帮他脱掉大衣，然后挽着他的胳膊向房间里走去。

“这边来，这边，妈妈在托利亚的房间里。”

她打开门，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正坐在托利亚的小桌前。她慢慢向他回过头来，庄重地向他笑了笑，脸上挂着忧伤。

这天晚上，斯特拉姆没有对柳德米拉讲研究所里发生的事。

他们坐在托利亚的桌前，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在一张纸上画了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德寇的示意图，向娜佳解释着自己对军事行动的看法。

夜里，斯特拉姆在自己的房间里思索着：

“啊，上帝，就写一封悔过信吧，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要写啊。”

22

墙报上出现那篇文章后，几天过去了。实验室里的工作一如既往地继续着。斯特拉姆时而神色沮丧，时而精神振奋，精力充沛，在实验室里踱来踱去，手指飞快地在窗台和金属罩上弹奏着自己心爱的乐曲。

他开玩笑说，大概研究所里开始流行近视眼，一些熟人与他面对面相遇，竟沉思着走过去，连个招呼也不打。古列维奇大老远看见斯特拉姆，也装出沉思默想的样子，匆匆走到街道另一侧，在一张海报前停下来。为了观察他的举动，斯特拉姆回头望了一眼，在同一时刻，古列维奇也回头望了望，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古列维奇做了一个既吃惊又高兴的姿势，点了点头。这一切都令人不愉快。

斯韦钦见到斯特拉姆时，照常同他打招呼，故意用脚跟蹭地发出嚓的一声，但他的表情此刻却变得庄重而严厉，像欢迎一个不友好国家的大使。

斯特拉姆暗中计算着：谁没有理睬他？谁点了一下头？谁同他握手问好？

回到家里，头一件事便是问妻子：

“有人来过电话吗？”

柳德米拉通常回答说：

“如果不算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那么谁也没来过电话。”

柳德米拉知道她这样回答之后丈夫会提什么问题，于是又补充：

“马季亚罗夫暂时没有来信。”

“你应该明白，”他说，“那些天天来电话的人，偶尔还会打电话来的；那些偶尔来一次电话的人，恐怕再不会来电话了。”

他觉得家里人对他的态度也有些反常。有一次，娜佳从正在喝茶的父亲身边走过，竟没有同他打招呼。

斯特拉姆粗暴地向女儿喊道：

“为什么不打个招呼？你以为我不是活物？”

此刻，他的脸色大概非常可怜，满布痛苦，娜佳知道他心情不佳，就没有再说无礼的话，连忙对他说：

“好爸爸，亲爱的，原谅我吧。”

就在这同一天，他问女儿：

“听我说，娜佳，你还在继续同你那位统帅会面吗？”

她耸了耸肩，没有回答。

“我正想提醒你。”他说，“千万别同他谈政治问题，不要让人在这方面抓住把柄来攻击我。”

娜佳没有抢白，而是温和地说：

“你尽管放心，爸爸。”

早晨，斯特拉姆一走近研究所，便开始四面张望，一会儿放慢脚步，一会儿加快步速。他发现走廊里空无一人，便匆匆忙忙地低着头走过去，要是什么地方的门突然打开，他的心会马上缩紧。

终于走进了实验室，他气喘吁吁，像一个在炮火横飞的战场上跑向自己战壕的士兵。有一次，萨沃斯季亚诺夫到房间里来找他，对他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请求您，我们大家都请求您，写一封悔过信吧，承认错误吧，我向您保证，这会有用的。您好好想想，不谦虚地说，您正面临着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们科学界的有生力量都满怀希望地望着您，在这种时候，突然间一切都得停顿下来。写一封悔过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吧。”

“叫我悔什么过，错在哪里？”斯特拉姆说。

“哎呀，还不是都一样，要知道，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文学界，科学界，党的领袖们，就在您所喜欢的音乐界，肖斯塔科维奇也承认了错误，也在写悔过信，悔过之后，满不在乎地继续工作。”

“可是我究竟应该悔什么过，向谁悔过？”

“写给所委会，写给党中央。这并不重要，写给哪儿都行。重要的是您悔过。随便写点什么，譬如‘我承认自己的过错，曲解了一些东西，愿意改正，意识到了’，就这么写，您要知道，已经有了固定格式。主要的是这样做有用，向来如此！”

萨沃斯季亚诺夫那双总是充满着笑意的快乐的眼睛变得严肃起来，似乎连眼睛的颜色也与往日不同。

“谢谢，谢谢，我亲爱的。”斯特拉姆说，“您的友谊令我感动。”

过了一个小时，索科洛夫对他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下周学术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我认为您应该在会上发言。”

“谈什么问题呢？”斯特拉姆问道。

“我觉得您应该作些解释，简言之，就是承认错误。”

斯特拉姆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他突然在窗前停下，望着院子说：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也许写封悔过信更好些？总比当众打自己的嘴巴好受些。”

“不，我认为您应该发个言。昨天我同斯韦钦谈过，他向我暗示，那边，”他含含糊糊地向门楣上方指了指，“想要的是您的发言，而不是写悔过信。”

斯特拉姆陡然向他转过身来，说：

“我既不发言，也不写悔过信。”

索科洛夫像精神病医生对待病人那样用耐心的语气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从您现在的处境来看，沉默就意味着自取灭亡，强加在您头上的是政治罪名。”

“您明白我最苦恼的是什么吗？”斯特拉姆说，“为什么在举国欢庆胜利的日子里我却遇上了这些事？也许某个心怀叵测的人会说我看苏维埃政权末日来临，就公开跳出来反对列宁主义原则。说我是莫里兹 [22] ，喜欢揭人短处。”

“我听到过这种意见。”索科洛夫说。

“不，不，去他的吧！”斯特拉姆说，“我不悔过！”

夜里，他躲在自己房间里，反锁着门，开始写悔过信。写好之后，感到羞愧难当，就把它撕碎了，马上又动手起草在学术委员会上的发言稿。他把发言稿重读一遍，拍了一下桌子，立刻将它撕碎了。

“就这么办，算了！”他出声地说，“听天由命吧。让他们送我去坐牢吧。”

他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体验着自己的最后决定。后来他突然想到，他应该写一封悔过信预备着，假如拿定主意要悔过，就把它交出去，反正这封信丝毫无损于他的尊严。谁也看不到这封信，神不知鬼不觉。

他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房门紧锁，周围的人都睡了，窗外一片沉寂，既没有汽车喇叭声，也没有来往车辆的呜呜声。

然而，一种无形的力量压迫着他。他感到这种力量像催眠术似的支配着他，强迫他按照它的意愿去思考，根据它的思路去写。这种力量潜伏在他心中，有时使他心里发毛，有时在瓦解着他的意志，甚至在干预他对妻子和女儿的态度。他回忆过去和思索青年时代的往事时，也摆脱不了这种力量的控制。他感觉到自己智力有限，是个毫无趣味的人，谈起话来既枯燥又啰唆，使周围的人感到厌倦。甚至他的工作也显得异常乏味，似乎蒙上了一层灰尘，不再使他感到鼓舞和喜悦了。

只有那些不曾亲身感受过这种压力的人，才会对屈服于这种压力的人感到奇怪。对那些亲身感受过这种压力的人来说，如果有谁能够流露出片刻的愤怒，哪怕是盛怒之下蹦出一句话，匆匆做一个怯生生的、表示抗议的动作，那才真正叫人奇怪呢。

斯特拉姆写悔过信是为了给自己看，他准备把这封信藏起来，不给任何人看，同时他心里明白，说不定他真的会用上这封信，就暂时放在这里吧。

早晨喝茶的时候，他不时地看表。该到实验室去了。一种令人麻木的孤独感笼罩着他。他觉得，在他的生命终结之前，谁也不会来看他，谁也不会再给他打电话，这不仅仅是因为怕受牵连。人们之所以不来电话，是因为他枯燥无味，毫无才华。

“不用说，昨天谁也没打电话找我吧？”他对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接着他又朗诵“我独立窗前，既不等候客人，也不等候朋友？……

“我忘记告诉你了，切佩任回来了，他打电话说想见见你。”

“噢？”斯特拉姆说，“这件事你怎么能不告诉我呢？”他的手指在桌子上敲打着，弹奏起一支庄严的乐曲。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走到窗前，只见斯特拉姆不慌不忙地走着，高高的个子，背有点儿驼，有时挥动一下公文包。她知道，他正在想着同切佩任会面的事，正在欢迎他，同他谈话。

这几天，她可怜丈夫，一直对他放心不下，但她同时又想着他的缺点，主要是他的利己主义。

刚才他还在朗诵“我独立窗前，不等候朋友”。现在他到实验室去了，在那里人们围着他，那里有他的工作；晚上他要去看望切佩任，大概十二点以前不会回来。他没有想到，在这空荡荡的住所里，她要独自待一整天，她独自站在窗前，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正像他所朗诵的，既不等候客人，也不等候朋友。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到厨房洗碗去了。这天早晨，她心里非常难过。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今天不会来电话了，她要去沙波洛夫卡看望姐姐。

娜佳也叫人放心不下，她总是沉默，不顾父母阻止，晚上照常出去闲逛。维克托一天到晚忙自己的事，一点空闲也没有，他也不愿去考虑娜佳的事。

门铃响了。大概是木匠来了，她头天晚上跟他约好的，叫他来修理托利亚房间的门。一想到来的是一个大活人，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便高兴起来。她连忙打开门，看见一个戴着灰色卡拉库尔羊羔皮帽子的女人站在昏暗的走廊里，手里提着一只皮箱。

“叶尼娅！”柳德米拉叫道。她的声音是那么响亮、那么悲伤，以至于将她自己吓了一跳，她亲吻着妹妹，抚摩着她的双肩说：

“托利亚死了，他死了，死了。”

23

热水在浴盆里静静地流淌着，形成一股微弱的细流，稍稍把水管开大一些，水就变凉了。浴盆里的水渐渐灌满了，但两姐妹觉得，从相逢那一刻起，她们还不曾说两句话。

后来叶尼娅进去洗澡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不时走到浴室门口，问：

“喂，你洗得怎么样，要不要给你搓搓背？留心点煤气，要不然它会熄灭的？……

过了几分钟，柳德米拉用拳头敲了敲门，气呼呼地问道：

“你在做什么呀，睡着了？”

叶尼娅从浴室里走出来，穿着姐姐的长毛绒睡衣。

“啊呀，你这个巫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叶尼娅记得，诺维科夫那天夜里来斯大林格勒时，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曾经管她叫巫婆。

桌子上摆好了饭菜。

“坐了两天硬座火车。”叶尼娅说，“现在在浴盆里洗个澡，倒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幸福的和平年代，可是心里？……

“什么风把你突然吹到莫斯科来了？有什么不幸的事吗？”柳德米拉问道。

“过一会儿再说吧。”

她挥了挥手。

柳德米拉谈到丈夫近来的情况，谈到娜佳出人意料的可笑的罗曼史，谈到熟人们不再给斯特拉姆打电话，见面时装作没认出他。

叶尼娅提到斯皮里多诺夫来古比雪夫的事。他现在变得既温和又可怜。在调查委员会弄清他的案子之前，是不会任命他新职务的。薇拉带着孩子在列宁斯克，斯皮里多诺夫一谈到孙子就泪流满面。后来她对柳德米拉谈到珍妮·亨利霍夫娜被驱逐的事，谈到老头儿沙尔戈罗茨基多么讨人喜欢，利莫诺夫怎样帮助她登记户口。

叶尼娅头脑里还回荡着车轮的敲击声、车厢里的谈话声，抽烟者喷吐的烟雾还在她眼前回旋。此刻，她坐在这间铺着地毯、摆着钢琴的房子里，望着姐姐的脸，感觉着柔软的睡衣轻触她沐浴过的身子，她怎能不感到奇怪呢？

姐妹俩亲切交谈着，她们今天谈到的悲伤、喜悦、可笑而又动人的事件里，有那些已离开人世却使她们终生难忘的亲人和朋友们。无论她们谈到斯特拉姆什么情况，安娜·谢苗诺夫娜的影子都会出现在他身后，一谈到谢廖扎，紧跟着就会想起他那进了劳改营的父母，那个宽肩膀厚嘴唇的腼腆小伙子的脚步声曾日夜在柳德米拉身边回响。然而，姐妹俩没有提到他们。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一点消息也没有，好像失踪了似的。”叶尼娅说。“莱温托恩？”

“是的，是的，就是她。”

“我不喜欢她。”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你还画画吗？”

“在古比雪夫没有画。在斯大林格勒画过。”

“维佳把你的两幅画疏散到了后方，你可以引以为骄傲了。”

叶尼娅笑了笑说：“这倒令人高兴。”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怎么啦，将军夫人，你怎么不谈谈正经事儿呢？你满意吗？爱他吗？”

叶尼娅在胸前掩上睡衣衣襟，答道：

“是的，是的，我很满意，我很幸福，我爱他，他也爱我？……说着她匆匆打量柳德米拉一眼，“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莫斯科来吗？克雷莫夫被捕了，关在卢布扬卡监狱。”

“天哪，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那我们的米佳呢？你的阿巴尔丘克呢？他甚至是百分之二百的布尔什维克呢。”

柳德米拉沉思了一会儿，说：

“当初他多么残酷无情啊，这个克雷莫夫！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时候，他不怜惜那些农民。记得我问他：这到底是要干什么？他回答说：让他们，让那些富农们统统去见鬼。他对维克托产生了很大影响。”

叶尼娅用责备的口吻说：

“哎呀，柳达，你怎么老记住人们的缺点，恰恰在不该说的时候说这些。”

“没办法，”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我就这个脾气，直得像车辕。”

“好了，好了，不要为你那直爽的美德感到骄傲了。”叶尼娅说。

她低声说：

“柳达，我被传讯了。”

她从沙发上拿起姐姐的头巾，用它盖住电话机，然后说：

“据说可以监听。他们取了我的证词。”

“我记得，你好像并没有同克雷莫夫登记结婚。”

“是没登记，可是没登记又怎么样？我是作为他的妻子受审的。我告诉你吧。寄来一张传票，叫我带上身份证去一趟。我心里纳闷，就把所有人和所有的事逐个回想一遍，我想到米佳，伊达，还有你的阿巴尔丘克，凡是坐过牢的熟人我都回想过了，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克雷莫夫。通知我五点以前赶到那里。一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墙上挂着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大幅肖像。一个相貌平常的年轻人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神气，用洞察一切的目光看了看我，立刻问道：‘您知道尼古拉·格利高里耶维奇·克雷莫夫的反革命活动吗？’我多次感觉到，我到了那里就出不去了。你要知道，他提到诺维科夫，总之，说得下流极了，甚至向我暗示，好像我接近诺维科夫是为了从他那里收集情报，说他可能会在闲谈中泄密，我把这些情报转交给克雷莫夫。我简直肺都要气炸了。我对他说：‘要知道，克雷莫夫是一个极端忠实的共产党员，跟他在一起，就像在区委会里一样，一切都公事公办。’可他对我说：‘噢，是这样，这么说来，您觉得诺维科夫不像苏维埃人吧？’我对他说：‘您的职业真怪，人家在前线同法西斯作战，而您呢，年轻人，待在后方败坏这些人的名声。’我想，他听了这话会打我的嘴巴，可他慌乱起来，涨红了脸。总之，克雷莫夫被捕了。对他的指控荒唐极了，又是托洛茨基主义，又是同盖世太保有联系。”

“太可怕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她心想，托利亚如果遭到包围，也可能受到类似的怀疑。

“我想象得出维佳会怎样接受这个新闻。”她说，“他现在敏感极了，他觉得什么事都可能使他被捕入狱。每次都要回忆在什么地方同谁说过什么话。特别是那个招灾惹祸的喀山市，他一直放心不下。”

叶尼娅注视姐姐一会儿，最后说：

“你知道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吗？那个侦查员问我：‘既然您丈夫对您说过，托洛茨基曾兴奋地夸奖他的文章漂亮极了，你怎么能不知道丈夫的托洛茨基主义呢？’我回到家里才想起克雷莫夫的确对我说过：‘这句话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那天夜里我突然大吃一惊：我记起来了，秋天诺维科夫在古比雪夫的时候，我给他说过这件事。当时我觉得我会发疯，一种极度的恐惧笼罩着我？……

“你是个不幸的人。这种事注定要落到你头上。”

“为什么偏偏落到我头上？”叶尼娅说，“要知道，你也会遇上这种事的。”

“我不会的。你同这个人分了手，又同另一个人好上了。在这个人面前说那个人的事。”

“你不是也同托利亚的父亲分了手吗？大概你对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过不少事吧。”

“不，你说得不对。”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用坚定的语气说，“这是完全不同的。”

“为什么？”叶尼娅问道，她望着姐姐，突然感到气恼，“你得承认，你说的这些东西简直无聊。”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平静地说：

“不知道，也许无聊吧。”

叶尼娅问道：

“你没戴表吧？我得赶快到库兹涅茨桥大街24号去一趟。”她忍不住怒气冲冲地说，“你的脾气太坏了，柳达。难怪你住着套四层的房子，而母亲宁愿在喀山流浪，无处安身。”

说过这些气话，叶尼娅又后悔自己说话太伤人。为了使柳德米拉感到这种偶然争吵不会影响她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叶尼娅说：

“我很想信任诺维科夫。可毕竟，毕竟……这些话怎么传到安全部门去了呢？这种可怕的迷雾是从哪儿来的？”

叶尼娅多么希望母亲在自己身旁。这时她可以把头靠在母亲肩膀上，对她说：

“亲爱的妈妈，我太累了。”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你想过这种可能性吗？你的将军可能对某人讲过你们这次谈话，那人记了下来。”

“是啊，是啊。”叶尼娅说，“真奇怪，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柳德米拉家里静悄悄的，十分舒适，叶尼娅却觉得心神不宁，无法排遣……

离开克雷莫夫时，有些东西她尚未感觉到，有些东西她考虑不周，同他断交的时候，她心中感到难过，不安，对他的柔情尚未消失，乍一分手感到很不习惯，时常为他担忧，最近几周她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切，终于克制不住了。

无论是在上班、坐电车，还是在排队买东西，她都一直想着他。她几乎每天夜里梦见他，有时哼哼几声，有时叫出声来，睡得很不踏实。

那些梦也很会折磨人，不是失火，就是发生战争，再就是克雷莫夫遇到了某种危险，这种危险又总是无法排除。

每天早晨，她害怕上班迟到，匆匆地穿衣、洗脸，可心里在继续想着他。

她觉得自己并不爱他，然而，难道能够如此经常地想着一个你所不爱的人，并且为他的不幸命运而惶惶不安吗？每当利莫诺夫和沙尔戈罗茨基嘲讽地称克雷莫夫所喜爱的诗人和画家是平庸之辈时，为什么她非常想见到他，想抚摩他的头发，想和他亲热一会儿，为什么心里老是可怜他？

现在她已不记得他的信仰狂热，不记得他对被镇压的人的命运漠不关心，以及他谈到全盘集体化时期的富农时那种凶狠的口气。

现在，她记起的只有那些美好、浪漫、动人和忧伤的往事。对她来说，他的魅力如今却在于他的软弱。他的眼睛充满稚气，微笑中带着惶恐，举动是那样的笨拙。

她看见他的肩章已被撕掉，头发花白，看见他夜间躺在小铁床上，看见他放风时在监狱院子里散步的背影……也许他会认为，她本能地预感到他的命运，因而同他分了手。他躺在监狱的小铁床上，想着她……将军夫人……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怜悯，或者是爱情，良心，还是义务？

诺维科夫给她寄了一张通行证，并通过军用电话请空军的一位朋友帮忙，这位朋友答应用道格拉斯飞机把叶尼娅送往方面军司令部。上级首长批准她到前线探亲，可以在那里停留三个星期。

她反复安慰自己：

“他会理解的，他一定会理解的，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她知道，她这样对待诺维科夫很不公平，因为他一直在等着她。

她给他写了一封信，毫无隐瞒地把所有情况都告诉了他。信发出之后，叶尼娅心想，这封信一旦落到军事邮检人员手里，这一切会给诺维科夫带来多大伤害呀！

“不，不，他会理解的。”她心想。

然而，问题就在于诺维科夫会理解，他理解之后，会永远不再理睬她。她真的爱他吗，还是仅仅爱他对自己的爱？

一想到必然要同他彻底分手，她就害怕、忧伤，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感紧紧笼罩着她。

当她想到是她自己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幸福时，她便更加痛苦难耐。

但是，如今大局已定，她已无法改变什么，相反，他们最后是否彻底分手已不取决于她，而是取决于诺维科夫，每当想到这些她的心情就特别郁闷。

当她痛苦难耐，实在无法去想诺维科夫的时候，她便开始想克雷莫夫。不久就会传她去当面对质……你好，我的苦命人。

诺维科夫身材高大，膀宽腰圆，性格坚强，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他不需要她的支持，他可以独自挺过去。她管他叫“披甲骑士”。她永远也忘不掉他那张漂亮迷人的脸，她会永远思念他，思念她亲手毁掉的自己的幸福。得了，得了，她不怜惜自己了。自己的痛苦她是不害怕的。

但她知道，诺维科夫也并不那么坚强。有时他脸上流露出几乎无能为力的、胆怯的表情……

对自己她也不是毫不怜惜，对自己的痛苦她也并没有漠然置之。柳德米拉仿佛看出了妹妹的心思，问道：

“你怎么向你那位将军交代呢？”

“我不敢想这些。”

“唉，谁也无法理解你。”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叶尼娅说。

“我不赞成你这样变来变去。分手就是分手，结合就是结合，用不着脚踏两只船，不清不楚，没完没了。”

“如此说来，那就避开灾祸，去寻求幸福？我不会照这种规则生活。”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尊重克雷莫夫，尽管我不喜欢他，可你那位将军我一次还没见过。既然你决定做他的妻子，你就应当对他负责，可你却抱不负责任的态度。一个人身居要职，在前方打仗，可他的妻子这时却给一个被捕的人去送东西。你知道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知道。”

“那么你真的爱他吗？”

“你别说了，我求求你。”叶尼娅哽咽道。

她心想：“我究竟爱谁呢？”

“不，你快回答。”

“我没有办法，只能这么做。要知道，人们踏破了卢布扬卡监狱的门槛，不是为了去寻求快乐。”

“不能只想到自己。”

“我现在并不考虑自己。”

“维克托也这样谈论问题。说穿了纯粹是利己主义。”

“你的逻辑简直不可理喻，从童年时代我就感到惊讶。你认为我这样做是利己主义？”

“你能帮他什么忙呢？你改变不了对他的判决。”

“好吧，求上帝保佑，让你去蹲监狱，那时你就会知道亲近的人能够给你什么帮助了。”

柳德米拉想要改变话题，问：

“你这个摇摆不定的未婚妻，告诉我，你有玛鲁夏的照片吗？”

“只有一张。还记得吧，是在索科尔尼吉照的。”

她把头靠在柳德米拉肩上，用抱怨的口吻说：

“我太累了。”

“休息一下吧。去睡一会儿，今天哪儿也别去了，”柳德米拉说，“我把床给你铺好了。”

叶尼娅微闭着眼睛，摇了摇头。

“不，不，不需要。是生活使我感到疲倦。”

柳德米拉拿来一只大信封，把一沓照片倒在妹妹膝盖上。

叶尼娅逐个翻看着照片，激动地大声说：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张我记得，是在别墅里照的……瞧娜佳那副可笑的模样……这是爸爸从流放地回来后照的……瞧，米佳还是个中学生，谢廖扎长得太像他了，特别是脸的上半部……这是妈妈抱着玛鲁夏，那时我还没出世呢？……

她发现，在这些照片中，托利亚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但她没有问姐姐托利亚的照片放在什么地方。

“好吧，夫人，”柳德米拉说，“该请你吃午饭了。”

“我的胃口好极了。”叶尼娅说，“像小时候一样，情绪激动不影响食欲。”

“那就好，谢天谢地。”柳德米拉说罢吻了吻妹妹。

24

叶尼娅在涂满星条状防护色的大剧院旁边下了无轨电车，沿着库兹涅茨桥大街向上走去。路旁便是艺术基金会的展览馆，她熟悉的一些画家战前在这里举办过画展，她的画也曾在这里展出。现在路过这里，她竟没有记起这些往事。

一种古怪的感觉笼罩着她。她的生活像算命的吉卜赛女人洗过的一副纸牌。莫斯科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

她远远望见卢布扬卡那座大楼的深灰色花岗岩墙壁。

“你好，科利亚 [23] 。”她在心里喊道。也许克雷莫夫预感到她的到来，情绪很激动，却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激动。

过去的命运成了她新的命运。那种似乎永远成为过去的事情成了她的未来。

那间新建的窗户临街的宽敞接待室关闭了，来访者都挤在一间破旧的接待室里等候接见。

她走进那座肮脏的庭院，顺着破旧的墙壁朝那扇虚掩的房门走去。接待室里的一切看上去都极为平常：几张带着墨水污点的桌子，墙边摆着几张木头沙发，几个带木头窗台的小窗。来访者需要在窗口办理手续。

看上去，那座墙壁面对卢布扬卡广场、斯列坚卡大街、福尔卡索夫胡同、小卢布扬卡街的石砌的大楼，与这间办公室似乎毫无联系。

接待室里挤满了人。来访者多半是妇女，分别在各个小窗前排队等候，有些人坐在靠墙的沙发上，一个戴厚镜片眼镜的老头儿在桌前填一张表格。望着一张张苍老的、年轻的、男人的和女人的脸，叶尼娅心想，这些人的眼神和嘴角的表情有不少相像之处，假如在街上的有轨电车里遇见这样的人，她一定会猜出此人是到库兹涅茨桥大街24号去。

她走到一个穿红军军装的年轻警卫面前，不知为什么她觉得此人不大像红军战士。

警卫问她：

“头一次来？”他指了指墙上的一扇小窗。

叶尼娅站在队列里，手里握着身份证，由于情绪激动，她的手指和掌心变得潮乎乎的。站在她前面的一个戴贝雷帽的女人低声说：

“如果在内部监狱找不到，就得去马特罗斯卡亚季什纳大街，然后去布蒂尔斯卡亚大街，但那里是在固定的日子按姓名的字母顺序接待。然后去列弗尔托夫军事监狱，然后再到这里来。我寻找我儿子，找了一个半月。您已经去过军事检察院了吗？”

队列移动得很快。叶尼娅心想，这不是好现象，大概答复极简短，走走形式而已。但是，当一个服饰华丽的半老女人走近小窗时，出现了暂时的停顿。人们在低声议论着，说值班员亲自去查问情况了，可能电话里说不清楚。那女人站在窗口前面，侧身对着队列里的人们，从她那双微微眯缝的眼睛和她的表情看来，在这里她不打算把自己看作与这群可怜巴巴的被镇压者亲属同类的人。

队列很快又向前移动了，一个年轻女人离开窗口时低声说：

“答复都一样：不准送东西。”

站在旁边的一个女人对叶尼娅解释：

“看来审讯还没结束。”

“那么会面呢？”叶尼娅问道。

“哼，哪里话！”那女人说，对叶尼娅的无知报之一笑。

叶尼娅从未想过人的脊背会如此真切、敏锐地传达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走近小窗的人不知为什么脖颈伸得特别长，肩膀耸起，肩胛骨绷得紧紧的，整个脊背仿佛在喊叫，在哭泣，在哽咽。

叶尼娅与小窗之间只剩下六个人的时候，小窗砰的一声关上了。宣布暂停二十分钟。排队的人在沙发和椅子上坐下来。

这里有妻子，有母亲；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工程师，前来查询坐牢的妻子，他妻子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翻译；一个十年级女学生前来打听被捕母亲的下落，她父亲在1937年被判处十年徒刑，剥夺了通信权利；一个瞎眼老太婆是同一住所的女邻居领来的，前来打听儿子的消息；还有一个外国女人，俄语说得很不好，是一位德国共产党员的妻子，她穿一件带方格的外国大衣，手里提着一只花布提包，那双眼睛很像俄国老太婆的眼睛。

这里有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犹太人。有个女人是莫斯科郊区的集体农庄庄员。在桌前填表的那个老头儿原来是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教师，他来查询被捕的孙子。他孙子是个中学生，显然是因为在娱乐晚会上说话不谨慎而被捕的。

叶尼娅在这二十分钟听到和了解到不少事情。

今天的值班员是个好人；在布蒂尔吉监狱，不准给犯人送罐头，只准许送葱头和大蒜，因为这些东西可以防止坏血病；上星期三这里来过一个人，已经得到身份证，他在布蒂尔吉监狱被关了三年，一次也没审讯过，最后把他释放了；从被捕到劳改营一般要关押一年左右；给被捕的人不必送贵重东西，因为在克拉斯诺普列斯尼亚羁押监狱，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刑事犯会把他们的东西抢光；不久前这里来过一个女人，丈夫是个著名的设计工程师，老头儿被捕的原因是，早在青年时代，他曾与某个女人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关系，他给这个女人寄过孩子的抚养费，其实他从未见过这个孩子，后来这孩子长大了，在前线叛变投向德寇，老设计师被判处十年徒刑，因为他是叛国犯的父亲；大多数人犯的是第58条第10款的反革命宣传罪，有的人是因为说话不谨慎，有的人是信口开河……有的人是五一节前被捕的，一般说来节日前被捕的人特别多；这里曾经来过一个女人，侦查员给她往家里打电话时，她突然听见丈夫的声音……

说来奇怪，在这里，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接待室里，叶尼娅感到比在柳德米拉家里洗过澡之后心情安静一些，轻松一些。

一些女人递送的物品被接受了，她们看起来溢满幸福。

有人压低嗓门悄悄对旁边的人说：

“关于1937年被捕的那些人的情况，他们是凭空捏造。有个女人得到的答复是：‘还活着，在工作。’可她第二次来打听，还是同一个值班员，给了她一张证明：‘已于1939年死亡。’”

就在这时，小窗里面的那个人抬眼望了望叶尼娅。这人相貌普遍，看样子是个办事员，也许他昨天还在消防局上班，只要首长吩咐一声，明天他就会到奖励处去填写表格。

“我想打听被捕的克雷莫夫·尼古拉·格里高里耶维奇的情况。”叶尼娅说。她觉得，连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都会听出她的声音变了调。

“什么时候被捕的？”值班员问道。

“十一月。”她回答说。

他递给她一张查询表，说：

“填好之后直接交给我，不用排队，明天来听候答复。”

值班员递给她查询表时，又抬眼看了看她，这短促的一瞥已不是普通办事员的目光，而是保安人员特有的聪明的富有记忆力的目光。

她填表的时候，手指直打战，就像刚才坐在这把椅子上的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那位老教师。

在与被捕者的关系一栏里，她填写了“妻子”。并在这两个字下面画了一道粗线，以示强调。

她把填好的表格交回之后，便在沙发上坐下来，把身份证放进手提包里。过了一会儿，她又把身份证从手提包夹层里取出来，放在另一个夹层里，这样翻来覆去倒腾了几次，她知道，她不愿意离开这些排队的人。

此刻，她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让克雷莫夫知道她在这里，知道她为了他而抛弃了一切，知道她是为他而来。

只要能让他知道她在这里，在他身边，她就心满意足了。

她沿着街道离去时，已是黄昏时分。她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个城市里度过的，但是那种生活好像距离现在已十分遥远，那些画展、剧院、饭店里的午餐，到别墅去小住，交响乐音乐会，这一切好像不曾是她生活中的事。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诺维科夫那张漂亮的，有时她觉得像天使般俊美的脸都已从她的生活中消失。现在，只剩下库兹涅茨桥大街24号那间接待室了。她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走在陌生的街道上。

25

斯特拉姆在前厅脱套鞋的时候，一边同年迈的女佣人打招呼，一边朝虚掩着的切佩任书房的门望了一眼。

老太婆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帮斯特拉姆脱掉大衣，说：

“快去吧，快去吧，正等着你呢。”

“娜杰日达·费多罗夫娜在家吗？”斯特拉姆问道。

“不在家，昨天带着侄女们到别墅去了。您还不知道战争快结束了？”

斯特拉姆对她说：

“据说一些熟人劝司机去向朱可夫打听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朱可夫坐进汽车，向司机问道：‘请问，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切佩任走出来迎接斯特拉姆，说：

“老人家，别拦截我的客人。你去请自己的客人嘛。”

斯特拉姆每次到切佩任这里来，都感觉到有些兴奋。现在，他心里虽然闷闷不乐，但仍然产生了一种很久未曾体验过的轻松感。

斯特拉姆每次走进切佩任的书房，打量着这些书架，总爱以开玩笑的口吻引用《战争与和平》中的一句话：“是的，人们在写作，而不是在享乐。”

这回他又说：“人们在写作，而不是在享乐。”

书架上乱七八糟，看上去与车里雅宾斯克工厂里那些表面混乱的车间颇为相似。

斯特拉姆问道：

“您的孩子常来信吗？”

“刚收到大儿子一封信，小儿子在远东。”

切佩任拉着斯特拉姆的手，一声不响地紧握着，用沉默来表达那些无须用言词叙说的东西。老太婆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走过来，吻了吻斯特拉姆的肩膀。

“您有什么新闻，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切佩任问道。

“我的新闻同大家听到的一样：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现在这已经毫无疑问，希特勒快完蛋了。而我自己却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相反，一切都糟透了。”

斯特拉姆向切佩任谈起自己的种种灾难。

“眼下朋友们和妻子都劝我悔过，对自己的正确表示反悔。”

切佩任匆匆忙忙地讲着自己的情况：身患重病，日夜为治病奔波。

斯特拉姆撇了撇嘴，耸了耸肩膀。

“我老是回想同您的那次谈话，那回我们谈到发面，谈到种种糟糕的事，犹如沉渣泛起……我周围从未出现过这么多麻烦事。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偏偏发生在胜利的日子里，这一点特别让人恼火，简直令人不能容忍。”

他望了望切佩任的脸，问道：

“您觉得，这不是偶然的吧？”

切佩任的表情令人惊讶。他生着一张普普通通的、有点粗犷的、乡巴佬的脸，颧骨突起，翘鼻子，此刻这张脸变得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清秀，远远超过了伦敦的那些绅士，超过了开尔文 [24] 勋爵。切佩任愁眉苦脸地回答说：

“战争就要结束了，那时我们再谈论什么是偶然的，什么不是偶然的吧。”

“恐怕等不到那时候，猪猡们就把我给吃掉了。明天学术委员会开会解决我的问题。实际上所务会和党委会早对我的问题作了决议，学术委员会不过是走走形式，说明这是人民的声音，公众的要求。”

斯特拉姆同切佩任谈话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尽管他们谈论的是斯特拉姆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可他心里却不知为什么轻松又自在。

“我倒是认为，现在人们是用银盘抬着您，也可能是用金盘。”切佩任说。

“这是为什么？要知道，我把科学引入了学究式的抽象研究的沼泽，使它脱离了实际。”

切佩任说：

“是的，是的，好极了！您知道吧，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她身上寄托着他的人生价值，她是他的幸福、激情和欢乐。但不知为什么他却想摆脱她，这种感觉有点不大体面。他应该告诉她，他之所以同女人睡觉，是因为她会给他做饭、织补袜子，会给他洗衣服。”

他叉开手指把两手举在面前。他的手也令人惊讶，这双劳动者的有力的大手此刻也流露出贵族气派。

切佩任突然发起火来：

“我不感到惭愧，我不需要这种煮饭的爱情！科学的价值在于它给人们带来的幸福。可我们科学院的少壮派却说‘科学是实践的保姆’，它依照谢德林的规则行事，‘有什么吩咐？’为此我们都容忍它！不！科学发现本身就具有头等价值！它比蒸汽锅炉、涡轮机、航空器以及自诺亚时代至今的一切冶金业更能使人得以完善。完善灵魂！灵魂！”

“我倒是赞同您的看法，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可是斯大林同志不同意您的见解。”

“不同意也是枉然。要知道，这里还有事情的另一面。马克斯韦尔今天的抽象研究，明天就会变成军用无线电台的信号。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薛定谔 [25] 的量子力学和博尔的结构理论，明天可能变成最强大的实践。这是容易理解的。这个道理极为简单，连公鹅都会明白的。”

斯特拉姆说：

“然而要知道，政治领导人不愿承认今天的理论明天会变为实践，对此您是有亲身体会的。”

“不，这是截然不同的。”切佩任慢吞吞地说，“我本人不愿当研究所的领导，恰恰因为我知道‘今天的理论明天会变成实践’。但是奇怪，奇怪，我曾坚信，由于研究核反应，希沙科夫得到了提拔。但在这些事情上没有您是不行的……确切地说，不是曾经认为，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

斯特拉姆说：

“我不明白您推却所里领导工作的动机是什么。您的话我也不大明白。但是我们的领导向全所提出的任务使您感到不安，这一点是很明白的。领导人有时会在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上犯错误。譬如主子一直在加强同德国人的友谊，在战争爆发前几天，他还派特快列车给希特勒送去橡胶和其他战略原料。而在我们的事情上……对伟大的政治家来说，犯错误不算罪过。可在我的生活中一切却恰恰相反。我战前的工作是接触实践的。我去过车里雅宾斯克的工厂，帮他们安装电子设备。可在战争期间？……

他愉快而又失望地挥了挥手。

“我进入一个深奥的领域，不知是害怕，还是有时感到笨拙。真的……我打算建立研究核相互作用的原子核物理学，可是在这里，引力、质量、时间全都不存在了，只具有磁场意义的虚无的空间变成两个。我的实验室里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萨沃斯季亚诺夫，有一次我同他谈起我的研究工作。他问我各种问题。我对他说：‘这还不是理论，这只是计划和一些想法。第二空间只是方程式的指数，而并非现实。对称性仅存在于数学方程式中，我不知道粒子对称性是否与它相符合。数学运算往往走在物理学前面，我不知道粒子物理学是否愿意挤进我的方程式。’萨沃斯季亚诺夫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说：‘我想起一个大学同学，有一次他解答方程式遇到麻烦，对我说：知道吧，这不是科学，是盲人在荨麻地里交媾’……

切佩任大笑起来。

“这的确令人奇怪，您自己居然无力使自己的数学具有物理学的意义，就像奇迹世界里的一只猫，先露出微笑，然后出现猫自己。”

斯特拉姆说：

“哎呀，我的上帝！可我心里相信：‘这就是人生的主轴，它正是从这里经过的。我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决不退却。我不是那种轻易放弃自己信念的人。”

切佩任说：

“我明白您多么不愿同自己的实验室告别，因为在那里马上就可以看到您的数学同物理学的联系。这很痛苦，但我为您高兴，正直是不会磨灭的。”

“但愿我也不会被磨灭。”斯特拉姆说。

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端着茶走进来，她把桌上的书向旁边移了移，腾出一个地方。

“啊，柠檬茶。”斯特拉姆说。

“您是贵客。”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说。

“我什么也不是。”斯特拉姆说。

“唉，”切佩任说，“何必这样呢？”

“真的，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明天就会处理我。我有预感。后天我该做些什么呢？”

他把茶杯向自己面前移了移，用茶匙在茶碟上敲起自己的绝望进行曲，心不在焉地说：

“啊，柠檬茶。”他马上就感到不好意思了，因为他用同样的语调两次说到这句话。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切佩任说：

“有些想法想同您谈谈。”

“我洗耳恭听。”斯特拉姆心不在焉地说。

“这么说吧，这简直是不着边际的空想……您知道，关于宇宙的无限性的观念已经成了老生常谈。总星系有朝一日会成为某个节俭的侏儒就着喝茶的糖块，而电子或者中子会成为格列佛们 [26] 居住的世界。连小学生都懂得这个道理。”

斯特拉姆点了点头，心想：的确是不着边际的空想。老头儿今天不知有什么事不大顺心。

这时他想到明天学术会议上的希沙科夫：

“不，不，我不去。去参加会就意味着悔过，要么就政治问题展开争论，这样做就等于自杀？……

他悄悄打了个哈欠，心想：心脏机能衰退，打哈欠是心脏的作用。

切佩任说：

“看来，只有上帝能够限制这种无限性……要知道。同时，在宇宙之外，必然要承认上帝的力量。不是吗？”

“是的，是的。”斯特拉姆答道。他心想：“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我现在顾不上谈论哲学，因为我可能会被捕。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您知道，在喀山，我推心置腹地同马季亚罗夫说了那么多话。要么他就是个告密者，要么把他关起来，逼迫他交代。我周围的一切都很不利。”

他望着切佩任，切佩任注视着他假装注意的目光，继续说：

“我觉得，宇宙的无限性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生命。这种界限不在于爱因斯坦的曲率中，而在于生命与非生物的对立性中。我觉得，可以把生命叫作自由。生命就是自由，生命的基本原理就是自由。这就是界限——自由和奴役，非生物和生命……后来我曾认为，自由一旦产生，就开始了自己的演变。这种演变是双重的。人比最简单的非生物更自由。生物界的任何演化都是自由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生物形式的演变的实质就在于此。这里指的是享有自由的那种高级形式。这是演变的第一个分支。”

斯特拉姆望着切佩任沉思。切佩任点了点头，似乎在称赞听讲者的注意力。

“然而我曾认为，这种演变还有第二个分支，即数量上的分支。现在，如果将人的体重算作五十公斤，那么人类的总重量是一亿吨。这比一千年前的人类重量大得多。相对非生物来说，生物的质量将逐渐扩大。地球将逐渐充满生机。人们将要到沙漠和北极去居住，将要到地下去，地下的城市和田野建得越来越深。于是地球上的生物将占据优势。然后各大行星也会活跃起来。如果设想生命随着时间无限演变，那么不难想象，非生物也会以银河系的规模向生命转变。物质将由非生物变为生物，变为自由。整个宇宙将充满生机，世上的一切将变成有生命的，也就是自由的东西。自由、生命一定会战胜奴役。”

“是的，是的。”斯特拉姆说着笑了笑，“可以拿积分做例子。”

“问题就在于此。”切佩任说，“我研究的是星系的演变，我明白，对生命液体的灰色斑点是马虎不得的。您想一想演变的第一分支即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将会出现具有上帝的所有特点的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在最近一百年，将解决物质向能量转化和制造生物的问题。征服空间和达到极限速度是平行发展的。在将来的几千年内，人类将朝着掌握最高级能量——精神能量的方向发展。”

突然间，斯特拉姆不再觉得切佩任的高谈阔论是信口开河，因为他并不同意切佩任的看法。

“人们会把仪器显示的整个星系里的理性物质的心理活动的内容、节律物质化。精神能量可以在瞬息之间驰骋于具有数百万光年的规模的空间。上帝的特性——无所不在，将成为理性的成就。但是，人类取得与上帝平等的地位之后，不会停滞不前。他们将会解决上帝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将同宇宙最高层的理性物质，以及其他空间和其他时代的理性物质建立联系，对于这些理性物质来说，人类的全部历史只是短暂的一瞬，是一次模糊的闪光。他们将会同微观世界的生命建立自觉的联系，对人来说，这种生命的转变也是短暂的一瞬。到了那时，时空观念将不复存在。人们将居高临下地俯视上帝。”

斯特拉姆频频点头，说：

“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起初我听着您的论述，心里在想，我顾不上谈论哲学了，我可能被逮捕，还谈什么哲学呢！可是突然间我忘了科夫琴科，忘了希沙科夫，忘了贝利亚同志，忘了明天他们会揪着我的脖子把我赶出实验室，后天可能会让我去坐牢。但是您要知道，听着您的论述，我不仅没感到高兴，反而感到绝望。我们是英明的，在我们看来，赫耳库勒斯 [27] 不过是个侏儒。与此同时，德国人正在像杀疯狗一样杀害犹太老人和儿童，而我们这里发生了1937年的肃反，发生了全盘集体化，数百万不幸的农民遭到流放，饥荒，人吃人……要知道，以前我觉得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经历过这些可怕的损失和灾难之后，一切都变复杂了，变得不可理解了。人们将来可以俯视上帝，但他们能不能俯视魔鬼，能不能战胜魔鬼呢？您认为生命就是自由，但是劳改营里的人们会不会这样想呢？生命征服宇宙之后，会不会把自己的威力用于建立比您所说的对非生物的奴役更可怕的奴役呢？请您告诉我，那个未来的人是否能够比上帝更仁慈？这才是主要的！既然这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人和我们今天的人一样，具有动物的自信和利己主义——阶级的、种族的、国家的、个人的利己主义，那么请您告诉我，这种人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好处呢？这种人会不会把全世界变成银河系的一座集中营？请告诉我，您是否相信善良、道德、仁慈会演变，人能否对这种演变起作用呢？”

斯特拉姆表示抱歉地皱了皱眉头。

“请原谅我固执地向您提这个问题，看来这个问题比我同您谈论的方程式更为抽象。”

“这个问题不那么抽象。”切佩任说，“不知为什么，它在我的生活中也有所反映。我决定不参加与原子裂变有联系的工作。今天人们有理智的生活所需要的善良和仁慈是不够的，您自己也谈到了这一点。一旦人们掌握了原子内部能量的力量，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目前，精神能量处在很低的水平。但我相信未来！我相信，不仅人的能力会得到发展，而且人的爱、人的灵魂也会得到发展。”

他沉默起来，因为斯特拉姆的表情使他大为惊讶。

“我想过，我想过这一点。”斯特拉姆说，“有一次我还感到恐惧！我们正是为人的不够完善感到苦恼。可是在我的实验室里，还有谁在为这些问题动脑筋呢？索科洛夫怎么样？他是个杰出的人才，但胆小怕事，崇拜国家的力量，他认为任何权力都离不开上帝。马尔科夫怎么样？他完全不过问善恶、仁爱和道德问题。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人才，解决科学问题像国际象棋专家。我对您提到的那个萨沃斯季亚诺夫怎么样？他讨人喜欢，机智幽默，是个很好的物理学家，但他却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不爱思考的没头脑的小伙子。去往喀山的时候，他带了一大堆熟悉的姑娘们穿泳装的照片，他讲究穿戴，喜欢喝酒，是个舞迷。对他来说，科研是一项体育运动，解决一个问题，理解一个现象，就是创造一项体育运动纪录。重要的是不要受人蒙骗！连我自己今天也没有认真想过这一切。在我们的时代，科学应该由那些心灵博大的人，那些先知们、圣徒们去研究！而现在从事科研的是那些实干的人才，是象棋专家和运动员。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您呢！然而您就是您。柏林的切佩任可不会放弃对中子的研究！那会怎么样呢？可我呢？我的遭遇如何呢？过去我觉得一切都很单纯，可现在不同了……您知道吧，托尔斯泰曾经把自己的天才创作看作无聊的游戏。而我们物理学家不是如天才一样创作，而是拼命干，我们是拼命干。”

斯特拉姆的睫毛急速地眨巴起来。

“我在哪里能汲取信念、力量和坚定性呢？”他说得很快，语气中流露出犹太人的口音，“唉，我能对您说什么呢？我遭受的不幸您是知道的，今天他们迫害我，仅仅因为我？……

他没有说完就匆匆站起来，茶匙掉在地板上。他的身子在颤抖，两手也在发抖。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请安静一会儿，我请求您。”切佩任说，“我们谈点别的事吧。”

“不，不，请原谅。我走了，我的头有点不大舒服，请原谅我。”

他开始告别。

“谢谢，谢谢。”斯特拉姆说，他没有看切佩任的脸，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激动。

斯特拉姆下楼的时候，泪水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来。

26

斯特拉姆回到家里，大家都已经睡了。他觉得，他要在桌前坐到天明，需要反复改写和阅读自己的悔过声明，第一百次下定决心他明天去不去研究所。

回家的路途很远，他一路上什么也没想，既没有去想下楼时的眼泪，没有去想被突然发作的神经质所打断的与切佩任的谈话，没有去想对他来说阴森可怖的明天，也没有去想放在上衣内侧口袋里的母亲的来信。夜晚的街道万籁俱寂，在寂静的控制之下，他的头脑变成了一片荒漠，像莫斯科夜晚无人的街巷一样，一无所有，空空荡荡。他没有激动，没有因为下楼时流泪感到羞愧，没有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也不想得到好的结局。

早晨，斯特拉姆去浴室时，发现浴室的门反锁着。

“柳德米拉，是你呀？”他问道。

听见叶尼娅的声音，他不禁惊叫起来。

“我的天哪，您怎么在这里，叶尼娅？”他说。由于不知所措，他又愚蠢地问：“柳达知道您来了吗？”

叶尼娅走出浴室，他们相互吻了吻。

“看起来您的面色很不好。”斯特拉姆说，接着他又补了一句：“这叫作犹太人的恭维话。”

在走廊里，她立刻把克雷莫夫被捕之事以及自己的来意告诉了他。

他大为吃惊。但是，听到克雷莫夫被捕的消息之后，他感到叶尼娅的到来特别可贵。假如叶尼娅喜气洋洋地来做客，一心迷恋自己的新生活，他是不会觉得她可亲可爱的。

他一边同她谈话，问这问那，一边不断地看表。

“这一切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思议。”他说，“只要回想一下我同尼古拉 [28] 的谈话就够了，他一直在扭转我的思想。可现在呢！我满脑子异端邪说，现在还有行动自由，可他呢，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却被捕入狱了。”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维佳，你要注意，餐厅里的表慢十分钟。”

他低声含糊地说了句什么，回自己房间去了。在走廊里，他又看了两次表。

学术委员会的会议定于上午十一点举行。此刻，在这些习见的物品和书籍中间，他变得异常敏感，他近乎产生幻觉地感受到了研究所里的紧张空气和忙乱气氛。十点半，索科洛夫开始脱工作服。

萨沃斯季亚诺夫小声对马尔科夫说：

“是啊，看来我们那位疯子是打定主意不来了。”

古列维奇挠着肥大的屁股向窗外张望着，一辆吉斯牌小轿车朝研究所办公楼前驶来，希沙科夫走下小轿车，头戴便帽，身穿牧师式的风衣。紧跟着驶来一辆小汽车，里面坐的是年轻的巴季因。科夫琴科在走廊里走着。会议室里大约已经有十四五个人，他们在翻阅报纸。他们知道出席会议的人很多，所以提前来了，以便占个好位子。斯韦钦和那位“脑门上打着保密印记”的所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站在党委办公室门口。满头白发、老态龙钟的普拉索洛夫院士慢条斯理地沿着走廊走过来，眼睛朝高处望了望。这老头儿在此类会议上发言特别可恶。一群群助理研究员吵吵嚷嚷地走过来。

斯特拉姆看了看表，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声明，匆匆把它塞进口袋，然后又看了看表。

他可以去参加学术委员会的会议，可以不表示悔过，默默地出席……不，既然出席会议，就无法保持沉默，可是既然要发言，就不得不悔过。如果不去开会，就等于断绝了自己的所有道路。

人们会说：

“他没有胆量……公然把自己置于与集体对抗的位置……这是政治挑衅……以后就得用另一种语言同他谈话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声明，没有看一眼，就立刻把它放回到口袋里。这几行字他已读了数十遍：

“我认识到，我流露出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这是与苏维埃人的行为准则不相符的，因此……在自己的工作中，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偏离了苏联科学的康庄大道，无意中把自己置于？……

他一直想把这份声明重读一遍，可是他刚刚把声明拿在手里，就觉得声明中的每个字母都熟悉得令人难受……共产党员克雷莫夫被捕了，进了卢布扬卡监狱。而他斯特拉姆疑虑重重，他害怕斯大林的残酷，他曾经谈论自由、官僚主义，他今天的事件带有政治色彩，早就该把他流放到科雷马去了……

近几天他愈来愈频繁地感到恐怖，仿佛现在就要逮捕他。因为一般说来，结果往往不限于开除公职。开始批评教育，然后开除公职，然后再进监狱。

他又看了看表。此时会议室里已坐满了人。与会者不时瞅着房门，低声交谈着：“斯特拉姆还没有来。”

有人说：“快十二点了，可维克托还没来。”希沙科夫在主席位子上坐下来，把公文包放在桌上。女秘书站在科夫琴科身旁，她送来一些待签发的紧急公文。

几十个人聚集在会议室里，焦急地等待着，面带怒容。这种等待压迫着斯特拉姆，使他无法忍受。大概，在卢布扬卡，在那个对他特别感兴趣的人所在的房子里，也有人在等着他——难道他不来啦？他感觉到，并且看得见中央委员会里那个愁眉苦脸的人，难道真的不让他去？他看得见那些熟人们正在对妻子说：“他是个疯子。”柳德米拉在心里谴责他：托利亚为国家献出了生命，维克托却在战争期间与国家作对。

每当他想起自己的亲人和柳德米拉的亲人中有许多人被镇压、被流放时，他便用这样的念头来安慰自己：

“然而，如果什么时候有人问我，我就说：我周围不仅有这种人，而且有克雷莫夫，他是我的亲戚，是一位著名共产党人，老党员，地下工作者。”

这就是你的克雷莫夫！在那里，人家会审问他，他会想起斯特拉姆的那些异端邪说。话又说回来，克雷莫夫也算不上他的亲戚，因为叶尼娅同他离了婚。再说他也没有同他说过过分危险的话，因为在战前斯特拉姆还没有产生特别敏感的怀疑。哎呀，要是有人去问马季亚罗夫就麻烦了。

几十种、数百种作用力、压力、推力、打击力汇成一股合力，看来这种力量可以使人折腰，可以打碎人的头盖骨。

施托克曼医生的话是毫无道理的。他说，孤独的人是坚强的。他斯特拉姆哪里谈得上坚强！他偷偷摸摸地四下打量着，可怜巴巴、忸忸怩怩、匆匆忙忙地系领带，把那几张纸一会儿放在新礼服的这个口袋里，一会儿又掏出来放进另一个口袋里，然后穿上那双崭新的黄皮鞋。

正当他穿好衣服站在桌旁时，柳德米拉朝房内望了一眼。她默默地走到丈夫跟前，吻了他一下，随后就出去了。

不，他决不念这份按照固定格式写成的悔过声明！他要说出自己的肺腑之言：同志们，我的朋友们，听着你们的发言，我感到很痛苦，我痛苦地思考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经过艰苦奋战取得斯大林格勒伟大胜利的喜庆日子里，我却这么孤独，在这里听任自己的同志们、兄弟们、朋友们愤怒谴责……我向你们发誓：我的整个心灵，一腔热血，全部力量都……对，对，对，他现在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快点，快点，他还来得及……同志们……斯大林同志，我在生活中摇摆不定，一直走到深渊边缘，才发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他要说的话是发自他灵魂深处的！同志们，我的儿子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牺牲了……

他向房门走去。

就在这最后的一分钟，一切都得到了彻底解决，余下的只是尽快赶到研究所，把大衣脱在更衣室里，疾步走进会议室，听见几十个人在激动地窃窃私语，他环视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然后说：“我请求发言，同志们，我很想谈谈自己在这几天的想法和感觉？……

然而，就在这时，他慢吞吞地脱掉上衣，把它挂在椅背上，解下领带，把它卷起来放在桌子边上，然后蹲下来解鞋带。

此时，他感到轻松，感到纯洁。他坐在那里，安静地沉思着。他并不相信上帝，但不知为什么，此刻他觉得上帝在望着他。有生以来他从未体验过这种幸福而又宁静的感觉。那种强行剥夺他正义性的力量已不存在。

他开始思念母亲。大概，他不由自主地改变自己的决定时，母亲就在他身旁。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分钟里，他确实想不顾一切地去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过。当他毫不动摇地理清自己的最终决定时，他没有去想上帝，也没有去想母亲。但上帝和母亲在他身旁，尽管他没有去想他们。

“我多么愉快，多么幸福。”他心想。

他又想象着会场上的情景，想象着人们的脸色和发言者的声音。

“我多么轻松，心里多亮堂。”他又想道。

看来他从未这么认真思考过人生和亲近的人，从未这么认真理解过自己和自己的命运。

柳德米拉和叶尼娅走进他的房间。柳德米拉见他没穿上衣和皮鞋，衬衣领子敞开着，不禁像老太婆似的惊叫起来。

“我的天哪，你没有去呀！现在该怎么办呢？”

“不知道。”他说。

“大概现在还不晚吧？”她说，然后望了他一眼，“不知道，不知道，你不是小孩子。考虑这种问题的时候，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原则。”

他没有吭声，然后叹了一口气。

叶尼娅说：

“柳德米拉！”

“没什么，没什么！”柳德米拉说，“听天由命吧。”

“是的，柳多奇卡。”他说，“所以我们还得慢慢走。”

他用手捂着脖颈，笑了笑说：

“请原谅，叶尼娅，我没系领带。”

望着柳德米拉和叶尼娅，他觉得，直到现在他才真正明白，在人世间生活是一件多么严肃、多么艰难的事，与亲人们的关系又是多么重要。

他懂得，生活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他又要为一些小事动怒，惶恐不安，又要生妻子和女儿的气。

“好吧，别再谈我的事了。”他说，“叶尼娅，我们下一盘象棋吧，还记得您一连将死我两盘吗？”

他们摆好棋子，轮到使用白子的斯特拉姆第一步走了大王的一个小卒。叶尼娅说：

“尼古拉用白子第一步总是先走大王的卒子。不知今天在库兹涅茨桥大街会给我什么答复？”

柳德米拉俯下身来，把拖鞋移到斯特拉姆脚旁。他没有朝脚下看，试图把脚放进拖鞋里。柳德米拉不满地叹了一口气，蹲下来把拖鞋穿在他脚上。他在她头上吻了一下，心不在焉地说：

“谢谢，柳多奇卡，谢谢。”

叶尼娅一直没走出第一步，她摇了摇头。

“不，我无法理解。托洛茨基主义——这是过去的事。看来是出了什么事，可到底是什么事？”

柳德米拉调整着白色卒子的位置，说：

“我昨天几乎一夜没睡。他是个多么忠心耿耿、思想坚定的共产党员。”

“未必吧，你昨天夜里睡得好极了。”叶尼娅说，“我几次醒来都听见你在打呼噜。”

柳德米拉生气了：

“你撒谎，我实在是连眼睛也没合一下。”

大概某个念头使她感到不安，为了安慰自己，她对丈夫说：

“不要紧，不要紧，只要不被捕就行了。就是他们把你的一切统统剥夺了我也不怕，我们可以把东西卖了，可以到别墅去住，我可以到市场上去卖草莓，可以到中学去教化学。”

“连别墅也要没收的。”叶尼娅说。

“难道您还不明白，尼古拉一点过错也没有？”斯特拉姆说，“他不是那种人，不会按照那种思想体系去考虑问题。”

他们围坐在棋盘四周，打量着棋子和开棋第一步走出的唯一的一个卒子。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着。

“叶尼娅，亲爱的。”斯特拉姆说，“您的做法是问心无愧的。您要相信，这是人所固有的优良品德。我不知生活会给您带来什么，但我相信，您现在是凭良心在生活。我们嘴上说的并不是心里想的。我们的感觉是一回事，具体做的又是另一回事。还记得吧，托尔斯泰在谈到死刑时说过：‘我不能沉默！’可是1937年杀害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民时，我们是沉默的。保持沉默还算是好的，有些人在那里吵吵嚷嚷地表示拥护！全盘集体化的恐怖时期我们也保持沉默。我认为，我们谈论社会主义为时过早，因为它不仅仅体现在重工业方面。它首先应该体现在维护良心的权利方面。剥夺人们维护自己良心的权利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人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自觉地凭良心去办事，那他就会感到非常幸福。我为您高兴，您是凭良心办事的。”

“维佳，别再像佛祖似的宣讲你的道义了，你会把这个傻瓜弄糊涂的。”柳德米拉说，“这和良心有什么关系呢？既毁了自己，又折磨了一个好人，这对克雷莫夫有什么好处呢？我不相信他出狱以后会感到幸福。他们分手的时候，他一切正常。在他面前，叶尼娅的良心是纯洁的。”

叶尼娅拿起大王，在空中转了转，她看了看贴在它上面的一小块呢子，然后把它放回原处。

“柳达，”她说，“哪里谈得上幸福呢？我考虑的不是幸福。”

斯特拉姆看了看表。他觉得表盘令人赏心悦目，表针怡然自得地不紧不慢地走着。

“现在那里正进行热烈讨论呢，拼命地咒骂我，但我既不生气，也不恼恨。”

“要是我呀，我会打烂这帮无耻之徒的嘴，一个也不放过他们。”柳德米拉说，“一会儿说你是科学界的希望，一会儿又把你骂得一无是处。叶尼娅，你几点钟去库兹涅茨桥？”

“四点以前。”

“我给你准备午饭，你吃了饭再去吧。”

“今天午饭我们吃什么？”斯特拉姆问道，然后他微笑着补充说：“知道我向你们请求什么吗，女士们？”

“知道，知道。你想工作。”柳德米拉说罢站起来。

“在这样的日子，要是换成别人，会气疯的。”叶尼娅说。

“这是我的弱点，而不是力量。”斯特拉姆说，“昨天切佩任同我谈了许多科学问题。但我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譬如托尔斯泰就有过这种情况，他怀疑、苦恼，不知人们是否需要文学，是否需要他写的书。”

“哼，你知道，”柳德米拉说，“你趁早用物理学写一部《战争与和平》吧。”

斯特拉姆大为难堪。

“是的，是的，柳多奇卡，你说得对，就算我是信口开河。”他含糊不清地嘟哝道，不由自主地用责怪的目光瞥了妻子一眼，“天哪，在这种时刻，我的每一句不准确的话你都要强调一下。”

房间里又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翻看着头天晚上做的笔记，同时想着今天的事。

柳德米拉和叶尼娅离开他房间的时候，他为什么感到高兴呢？在她们面前，他感到自己很尴尬。无论是他建议下棋，还是他表示想要工作，都显得不太自然。柳德米拉管他叫佛祖，看来她感觉到了这一点。他赞扬良心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声音是那样的做作、呆板。他唯恐有人怀疑他自我欣赏，便尽量谈一些家常琐事，但是这种过分殷勤的闲聊，像他那道貌岸然的说教一样，也显得不太自然。

一种模糊的、令人心烦的感觉使他心神不宁，他弄不明白，究竟自己缺少什么东西。

有几次他站起来，走到房门跟前，仔细听叶尼娅和柳德米拉的声音。

他不想知道今天的会议上都说了些什么，谁的发言最激烈、最凶狠，预先准备了什么决议。他打算给希沙科夫写一封短信，说他病了，近几天不能去研究所。以后他就不必这么做了。他时刻准备着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其实，现在一切都完了。

为什么他近来特别害怕被捕呢？但他并没有做过什么错事。说话不谨慎，其实也没有说过什么过火的话。这他们是知道的。

但是，那种心神不宁的感觉并没有消释，他焦急不安，不时地打量着房门。大概是饿了？大概是要同特供商店告别了，也要同专家食堂告别了。

前厅里传来不甚响亮的门铃声。斯特拉姆急速地跑到走廊里，向厨房里喊了一声：

“柳德米拉，我来开门。”

他打开门。前厅里光线很暗，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用惊恐不安的目光打量他一眼。

“哎呀，果然不错。”她低声说，“我知道您不会去的。”

斯特拉姆帮她脱大衣的时候，两手感觉到她的脖颈和后脑勺的温暖（这种温暖传到了她的大衣领子上），他这才恍然大悟：他一直在等着她，由于预感到她的到来，他才留心门外的动静，不时地打量房门。

他一看见她，就立刻感到轻松、愉快、自然，这种感觉使他豁然开朗。他每天晚上忧心忡忡地从研究所回家，不安地注视着行人，不断打量电车和公共汽车窗户里面的女人的面孔，原来他是想遇见她。回到家里，他总要问柳德米拉：“谁也没来过吗？”这时他是想知道她是否来过。这一切早已存在了……她每次来他家，他们随便聊一聊，开几句玩笑，她走后，他好像就把她忘记了。当他同索科洛夫谈话的时候，当柳德米拉向他转达她的问候时，她才出现在他的记忆里。他如果不是见到她，不是谈到她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女人，他似乎觉得她是不存在的。有时为了戏弄柳德米拉，他就说，她的女友没读过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书。

他曾同她一起在莫愁园里散步。望着她，他感到愉快。她总是能轻松而又准确地理解他的想法，听他说话时那副孩子般的全神贯注的表情令他感动，这些都博得他的好感。后来他们分别了，他便不再去想她。后来他在街道上漫步时曾想起过她，随后又把她忘记了。

直到现在他才感觉到，她一直同他在一起，只是他有时觉得她不在身边罢了。他不想她的时候，她也同他在一起。尽管有时他见不到她，不去想她，但她仍然同他在一起。他不想她的时候，他觉得她不在他身边，但他不知道，尽管他不去想她，他依然时常因为她不在身边而惴惴不安。这一天，他却对自己、对生活在他周围的一切理解得特别深刻，注视着她的脸，他明白了自己对她的感情。一见到她，那种常常由于她不在而燃起的寂寞便顿然消失。同她在一起，他感到轻松，不再有那种不由自主地思念她的感觉。近来，他一直感到自己很孤独。他同女儿、朋友们、切佩任、妻子谈话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孤独。但他一看见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这种孤独感便马上消失了。

这一发现并没有使他感到吃惊，因为它是自然而然的、无可争议的。但是一两个月以前，还住在喀山的时候，他怎么没有明白这种显而易见、无可争议的道理呢？

当然，这天他异常强烈地感觉到她不在自己身边，他的感情也就由心底浮现出来，为他的思绪所俘获了。

他知道，任何东西都是瞒不住她的。在前厅里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她，立刻说道：

“我一直以为我饿得像一只狼，一直在望着房门，等待着快点叫我去吃午饭，原来我是在等待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快点到来。”

她没有说什么，仿佛没听清他的话，径直走进房间去了。

她同叶尼娅并排坐在沙发上，已经介绍她同叶尼娅认识了。斯特拉姆的目光从叶尼娅脸上移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脸上，然后转向柳德米拉。

这两姐妹真漂亮！柳德米拉这天显得异常美丽。那种影响她容貌的严厉表情不见了。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温和地望着，流露出几分忧愁。叶尼娅理了理头发，大概她察觉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在打量自己。这时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对她说：

“请原谅我，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但我没想到一个女人竟会这么漂亮。我从未见过像您这么漂亮的脸。”

她说到这里脸红了。

“玛申卡 [29] ，您瞧瞧她的双手、手指。”柳德米拉说，“还有脖颈、头发。”

“鼻孔，还有鼻孔。”斯特拉姆说。

“你们瞎说什么，我成了卡巴尔达母马了？”叶尼娅说，“我才不需要这一套呢。”

“饲料不对马的胃口。”斯特拉姆说。虽然大家不完全明白这句俗语的含义，但仍然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维佳，你想吃点东西吗？”柳德米拉问。

“是的，是的，不，不。”他说，发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又脸红了。可见她听见了他在前厅里说的话。

她像个家雀似的坐在那里，脸色灰白，面容消瘦，像人民女教师那样，头发垂在略微突起的前额上，穿一件针织短上衣，臂肘上已织补过。在斯特拉姆看来，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智慧，显得委婉而和善，她的每个动作都显得优雅、柔美。

她没有谈到学术委员会开会的事，先是询问娜佳的情况，然后向柳德米拉借托马斯·曼的《魔山》，接着又向叶尼娅打听薇拉和她幼子的情况，询问在喀山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来信说了些什么。

斯特拉姆逐渐明白，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找到了唯一准确的谈话技巧。她仿佛在故意强调，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妨碍人们保持自己的人格，最强大的国家也无力闯入父辈、子女和姐妹的圈子；在这个不幸的日子，她对这些与她坐在一起的人们赞叹不已，这种赞叹也反映了他们是胜利者，因而有权不说外界强加于他们的话，而说发自他们内心的话。

她的猜测是正确的，女士们谈论娜佳和薇拉的孩子时，他默默地坐着，感到他心中燃起的温暖的火光平静地燃烧着，既不会摇动，也不会熄灭。

他觉得，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魅力使得叶尼娅为之倾倒。柳德米拉到厨房去了，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去给她当帮手。

“多么可爱的女人。”斯特拉姆沉思着说。

叶尼娅用嘲笑的口吻喊住他：

“维奇卡 [30] ，维奇卡！”

这个意外的称呼使他感到吃惊，已有二十年没有人叫他维奇卡了。

“这位太太像猫儿似的爱上您了。”叶尼娅说。

“简直胡说八道！”他说，“为什么是太太？她是最没有太太脾气的。柳德米拉同任何女人都合不来，可她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友谊却是真心实意的。”

“那么您同她的友谊如何呢？”叶尼娅用嘲弄的口吻问道。

“我不愿开玩笑。”斯特拉姆说。

叶尼娅见他生气了，便满脸堆笑地望着他。

“您知道为什么吗，叶尼娅？算了，不跟您闲扯了。”他说。

就在这时，娜佳回来了。她站在前厅里，急促地问道：

“爸爸去认错了吗？”

娜佳进了房间，斯特拉姆拥抱着她吻了一下。

叶尼娅用湿润的眼睛打量着外甥女。

“瞧，她身上一滴我们斯拉夫人的血都没有。”她说，“地道的犹太姑娘。”

“是爸爸的遗传基因。”娜佳说。

“你是我最喜欢的人，娜佳。”叶尼娅说，“你对于我来说，就像祖母的心肝儿谢廖扎。”

“没关系，爸爸，我们养活你。”娜佳说。

“这个‘我们’是指谁呢？”斯特拉姆问道，“是你和你的中尉？从学校回来要先洗手。”

“妈妈这是在同谁说话？”

“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

“你喜欢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吗？”叶尼娅问娜佳。

“我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娜佳说，“可惜我不能同她结婚。”

“她善良，是个天使？”叶尼娅用嘲讽的口吻问道。

“叶尼娅姨妈，您不喜欢她？”

“我不喜欢圣徒，他们的圣洁中往往隐藏着歇斯底里。”叶尼娅说，“我认为性情坦率的坏女人比这种人更讨人喜欢。”

“歇斯底里？”斯特拉姆问。

“我发誓，维克托，一般说来是这样的，我不是单指她。”

娜佳到厨房去了，叶尼娅对斯特拉姆说：

“我住在斯大林格勒的时候，薇拉结识过一个中尉。现在娜佳也认识了一个中尉。他待不了多久就会消失的！他们很容易牺牲。维佳，这太悲惨了。”

“叶尼娅，叶尼娅，”斯特拉姆问道，“你真的不喜欢玛丽娅·伊万诺夫娜？”

“不知道，不知道。”她匆匆地说，“有这样一种女性，表面看来似乎很顺从，富有献身精神。这种女人不会说：‘我同男人睡觉，是因为我想干这事。’而她会说：‘这是我的义务，我可怜他，我奉献了自己。’这些女人之所以随便同男人睡觉、聚散无常，是因为她们想要那么做，可她们嘴上说的却是另一套：‘不得不这么做，这是义务、良心的吩咐，我拒绝过他，但我作了自我牺牲。’其实她没作任何牺牲，完全是照自己的意愿去做的。最卑鄙的是，这些女士完全相信自己作了牺牲。我无法容忍这种女人！您知道为什么吗？我经常觉得，我自己也是这种女人。”

吃饭时，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对叶尼娅说：

“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如果您允许，我可以同您一起去。我也经历过这种悲伤的事。再说两人在一起会好受些。”

叶尼娅有些不好意思，答道：

“不，不，非常感谢，这些事需要我单独去做。这种痛苦是任何人也分担不了的。”

柳德米拉斜睨了妹妹一眼，仿佛要向她解释一下自己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坦率，说道：

“这下玛申卡会认为你不喜欢她。”

叶尼娅什么话也没有说。

“是的，是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我有这种感觉。不过，请您原谅我说了这些话。我是瞎说的。我同您有什么关系呢。就当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什么也没说。现在好像我在强求您改变自己的印象似的。我是随便说说，没别的意思。”

叶尼娅突然出乎自己意料地十分诚恳地说：

“您说到哪里去了，您很可爱。我心里乱得很，请您原谅我。您是个好人。”

然后她迅速站起来，说道：

“就像妈妈常说的，喂，我的孩子们，我该走了！”

27

街上熙熙攘攘。

“您着急回家吗？”他问道，“要不，我们再到莫愁园去走走。”

“哪里话，人们都下班了，我要在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回来之前赶回去。”

他原以为，她会请他顺便去家里坐一会儿，听索科洛夫谈谈学术委员会开会的情况。但她却沉默着，于是，他怀疑是不是索科洛夫不敢见他。

她急着要赶回家，这使他感到很不愉快，但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他们从一座街心花园旁边走过，距离通往顿斯基修道院的大街不远了。她突然停下来，说：

“我们坐一会儿吧，然后我去坐无轨电车。”

他们默默地坐着，但他感觉到她很激动。她略微低下头，望着斯特拉姆的眼睛。

他们继续沉默着。她紧绷着嘴唇，但他好像听得见她的声音。一切都明白了，仿佛他们彼此已进行过倾心交谈。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他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是异常严重的，他的生活将打上新的烙印，难以忍受的惶恐在等待着他。他不想给人们带来痛苦，最好永远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的感情，也许他们彼此也不会谈到它。也许……然而，现在发生的事，自己的忧愁和喜悦，他们是无法相互隐瞒的，这必然会引起根本的转变。正在发生的一切取决于他们三人，与此同时，已经发生的事仿佛像劫运一样，他们已无法摆脱了。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实，是自然而然的，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白昼的光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样。同时，这个事实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谎言、做作，以及对最亲近的人的残酷无情。要避免这些谎言和残酷，就得靠他们自己了，需要他们放弃这种自然而愉快的亮光。

有一点他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在此时此刻，他永远失去了内心的宁静。不管将来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他心里都不会再有宁静了。他是否能掩饰住自己对坐在他身边的这个女人的感情，这种感情会不会突然流露出来，成为他新的命运呢。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宁静了。他是否会经常思念她？这是否会与良心的折磨连在一起？他不会再有宁静了。

她一直在望着他，带着那种难以忍受的幸福而又绝望的表情。

他没有低头，在那种巨大而残酷的力量撞击之下，他没有动摇，可是在这里，在这张长椅上，他却显得很虚弱，孤立无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我该走啦。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在等着我呢。”

她握住他的手，说：

“我不再同您见面了。我已经向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保证不再同您见面。”

他立刻感到心慌，像奄奄一息的心脏病患者那样，不由人们意志控制的心脏的搏动逐渐停止，眼前的一切摇晃起来，慢慢倾斜，倒塌，天空和大地渐渐消失。

“为什么，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他说。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让我保证不再同您见面。我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大概非常痛苦，但他处在那样的精神状态，他病得很重，我为他的生命担忧。”

“玛莎。”他说。

无论是她的声音，还是她的表情，都带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力量，这种力量与他近来遇到的那种力量有些类似。

“玛莎。”他又说。

“我的天哪，您要明白，您知道，我并不想瞒您，何必把一切都说出来呢。我做不到，做不到。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吃了那么多苦，这一切您是知道的。您回想一下，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受过多大苦难。要知道，这事是不可能的。”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权利。”他重复说。

“我亲爱的，我的好人，可怜的人，我的光明。”她说。

他的帽子掉在地上，大概人们在望着他们。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权利。”他重复说。

他吻了吻她的手。当他把她那只冰凉的小手握在手中时，他觉得，她决心不再与他见面，这种不可动摇的力量却夹带着软弱、顺从、束手无策……

她从长椅上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坐在那里思索着，他今天面对面地看见了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生活之光，可是这一切都离他而去了。他觉得，被他吻过手指的这个女人可以代替他在生活中渴望的一切、幻想的一切——科学、荣誉以及得到全民承认的喜悦。

28

学术委员会会议之后的第二天，萨沃斯季亚诺夫给斯特拉姆打了电话，问他的感觉如何，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身体好不好。

斯特拉姆问到会议情况，萨沃斯季亚诺夫回答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不想让您难过，原来小人比我预想的还多。”

莫非索科洛夫也发了言？斯特拉姆心想，接着他又问道：

“作出决议了吗？”

“决议很残酷：认为不能与您一起工作，要求所委会研究下一步？……

“明白了。”斯特拉姆说，尽管他深信必然要做出这样的决议，但他仍旧感到突然，手足无措。

“我一点过错也没有。”他心想，“可是，当然，要坐牢的。他们知道克雷莫夫没有过错，但他却进了监狱。”

“有人投反对票吗？”斯特拉姆问道。他从电话里听得出萨沃斯季亚诺夫无言以对，大为难堪。

“没有，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好像是一致通过。”萨沃斯季亚诺夫说，“您没有出席会议，这使您受到很大影响。”

萨沃斯季亚诺夫的声音不太清楚，大概他用的是公用电话。

同一天，安娜·斯捷潘诺夫娜打来了电话。她已被开除公职，近日没到研究所去上班，所以不知道学术委员会开会的事。她说，她准备到穆罗姆市的妹妹家去住两个月，并且邀请他同行。她的诚意使他大为感动。

“谢谢，谢谢！”斯特拉姆说，“即使去穆罗姆，也不是去乘凉，而是到中等师范学校去教物理。”

“上帝啊，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安娜·斯捷潘诺夫娜说，“您何必要这样呢，我是因为走投无路，一切都怪我。不值得为我这样。”

她大概把他所说的话理解为对自己的责备。她的声音也听不清楚，看来她同萨沃斯季亚诺夫一样，不是从家里打的电话，而是用的街上的公用电话。

“莫非索科洛夫发了言？”斯特拉姆问自己。

晚上，切佩任很晚才来电话。这天斯特拉姆像个病危患者一样，只有人们问到他的病情时，他才勉强打起精神。看来切佩任察觉到了这一点。

“莫非索科洛夫发了言，莫非他发了言？”斯特拉姆问柳德米拉，但她自然和他一样，不知道索科洛夫是否在会上发了言。

斯特拉姆同一些朋友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萨沃斯季亚诺夫显然不敢谈斯特拉姆感兴趣的问题，不愿当他的情报员。他大概是担心斯特拉姆遇上所里的人会说：“我已经全知道了，萨沃斯季亚诺夫把详细情况全告诉我了。”

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倒是很真诚，但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到斯特拉姆家里来看看，而不是只限于打个电话。

斯特拉姆觉得，切佩任应该建议他到天文物理研究所去工作，哪怕是谈谈这个话题也好。

“他们在生我的气，我也生他们的气，最好连电话也别打。”他心想。

然而，对那些不给他打电话的人，他更是愤愤不平。

这一整天他都在等待古列维奇、马尔科夫、皮缅诺夫的电话。

后来，他对那些负责安装机器设备的机械员和电工也感到气愤。

“这些狗东西！”他在心里骂道，“他们是工人，有什么可害怕的！”

想到索科洛夫他更是受不了。他居然吩咐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不许给斯特拉姆打电话！要是那些老熟人，甚至亲戚、同事这么做都是可以谅解的，可他是朋友！一想到索科洛夫，他就感到痛苦、气愤、怒火中烧，甚至感到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当斯特拉姆想到朋友的背叛行为时，却不由自主地寻找理由为自己背叛朋友辩护。

一怒之下他给希沙科夫写了一封完全多余的信，请求他把所委会的决议告诉他，他本人因为生病近日不能去实验室上班。

又一天过去了，他没有等到任何人的电话。

“算了，反正得去坐牢。”斯特拉姆心想。

现在，这个念头并没有使他感到苦恼，反而似乎使他得到了安慰。病人常常这样安慰自己：“算了，管它什么病呢，反正大家都难免一死。”

斯特拉姆对柳德米拉说：

“唯一能够给我们带来新闻的是叶尼娅。这些新闻都是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接待室里来的。”

“现在我坚信，”柳德米拉说，“索科洛夫肯定在学术委员会上发了言。否则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保持沉默这解释不通。在这之后她不好意思打电话。其实，他白天上班的时候，我可以往他家里打个电话。”

“千万别这么做！”斯特拉姆叫道，“听见了吗，柳达 [31] ，千万别打电话！”

“你同索科洛夫的关系与我有什么相干！”柳德米拉说，“我同玛莎是好朋友。”

他无法向柳德米拉解释，为什么她不能给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打电话。一想到柳德米拉不明白这一点，无意中去充当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与他的牵线人，他就感到羞愧。

“柳达，现在我们同别人的联系只能是单方面的。如果一个人进了监狱，那么他的妻子只能到那些邀请她的人家里去。她自己无权说：我想到您那里去。这对她和丈夫都是一种屈辱。我们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们已经不能给任何人写信，我们只能回信。现在我们不能给任何人打电话，我们只能在人家打来电话时拿起听筒。我们无权先向熟人打招呼，人家没准儿不愿同我们打招呼。人们同我打招呼的时候，我无权第一个开口说话。也许人家认为向我点点头就行了，并不想同我说话。只有等他开了口，我才能开口回答他。我们成了不可接触的人，谁也不敢接近我们。”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但是，这些不可接触的人也有幸运的时候，这种规则也有例外。有一两个人是受到这些不可接触的人的深切信任的，我这里指的不是母亲和妻子。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写信，不必等到他们表示允许。譬如切佩任！”

“你说得对，维佳，这一切都是对的。”柳德米拉说。

她的话使他感到吃惊，她已经好久没有心悦诚服地说他的话是对的了。“我也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就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

“柳达！”他说。“柳达！你知道吗，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已经向索科洛夫保证不再同我们见面了。既然如此，你去给她打电话吧！去打电话吧，去打吧！”

他从电话机上摘下话筒，递给柳德米拉。

就在这一分钟，他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柳德米拉去打电话……哪怕是听听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声音也好。

但柳德米拉说：

“唉，还打电话干什么。”她说罢放下话筒。

“叶尼娅怎么还不回来？”斯特拉姆说，“灾难把我们连在一起了。对待她，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温柔。”

娜佳回来了，斯特拉姆马上对她说：

“娜佳，我同妈妈谈过了，她会把详细情况告诉你的。现在我成了人人惧怕的人，你不能再去波斯托耶夫家、古列维奇家以及其他人家里了。这些人首先会把你看作我的女儿。我的，我的女儿。明白你是什么人吗？是我的家庭成员。我坚决要求你？……

他早预料到女儿会说什么，会表示抗议和愤怒。

娜佳举起手来打断他的话。

“是的，我看到你没去参加那些恶人的会议，心里就全明白了。”

他望着女儿，有些不知所措，然后用嘲弄的口吻说：

“但愿这些事不会影响中尉的前程。”

“当然不会影响。”

“真的？”

“话说完了。你自己心里明白。”

斯特拉姆望了望妻子和女儿，然后向她们伸出手来，走出了房间。

他的手势包含着内心的慌乱、负疚、软弱、感谢和钟爱。母女俩并排站了很久，谁也没有说话，彼此也没有互看一眼。

29

战争爆发以来，达伦斯基头一次行进在进攻的道路上。他驱车追赶着向西挺进的坦克部队。

雪地里、田野上、道路旁停留着被烧毁和击毁的德国坦克、火炮、头部宽大的意大利载重汽车，躺着被打死的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尸体。

死神和严寒为人们的视觉保留着这幅歼灭敌军的图画。混乱、惊慌、痛苦全都存留和冷冻在冰雪之中。冰雪覆盖着的静止不动的原野上，还保留着夺路奔逃的车辆和人群最后的绝望和挣扎。

在雪地里，那些黑乎乎的被焚烧过的地方以及那一片片黄澄澄的和褐色的雪水，便是炮火、硝烟和篝火留下的痕迹。

苏军部队在向西挺进，一群群俘虏在向东移动。

罗马尼亚人穿着草绿色军大衣，戴着高高的羊羔皮帽子。看来他们挨冻比德国人少些。望着他们，达伦斯基感到这些不是被击溃的军队的士兵，而是一群群数以千计的戴着演剧的高帽子的疲惫而饥饿的农民。人们在嘲笑罗马尼亚人，但却用怜悯和鄙视的目光瞧着他们，并不感到仇恨。后来他发现，人们对意大利人的态度更加温和。

匈牙利人、芬兰人，特别是德国人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德国俘虏们的样子非常可怕。

他们的头上和肩膀上裹着毛毯碎片，皮靴以上的大腿上用铁丝和绳索缠着麻袋片和破布。

许多人的耳朵、鼻子和面颊上生着一块块黢黑的冻疮。挂在腰带上的军用饭盒发出轻轻的叮当声，令人想起那些戴镣铐的囚犯。

达伦斯基打量着一具具无能为力、不知羞耻地裸露着凹陷的腹部和生殖器的尸体，打量着押解人员被草原的寒风吹得微微发红的面孔。

望着冰雪覆盖的草原上横七竖八的德军坦克、卡车和那些开始冻冰的尸体，望着在苏军押解下缓缓向东行进的人群，达伦斯基的心情复杂而又古怪。

这就是报应。

他不禁想起人们讲述的那些故事，说德国人曾讥笑俄国农舍的贫穷，带着厌恶而又惊奇的表情反复打量着儿童的摇床、火炉、瓦罐、墙上的图画、小木桶、涂着各种颜色的陶瓷公鸡，打量着那些逃避德国坦克的小伙子出生和生长的可爱而神奇的世界。

汽车司机好奇地说：

“您瞧，中校同志！”

只见四个德国人用大衣抬着一个同伴。从他们的表情和紧张的脖颈可以看出，他们很快就要倒下去。他们不停地左右摇晃着，裹在他们身上的破布绊着他们的脚，干燥的雪花扑打着他们疯狂的眼睛，他们用冻僵的手指抓着大衣的衣角。

“德国鬼子自食其果。”司机说。

“不是我们请他们来的。”达伦斯基沉着脸说。

后来，他突然沉浸在幸福之中。苏军坦克部队在茫茫雪雾中沿着荒无人烟的草原向西挺进，这些T-34型坦克凶猛、迅速、装备齐全……

戴着黑色头盔、身穿黑色皮夹克的坦克手们从舱口探出半个身子向前瞭望着。他们在雪雾茫茫的大草原上疾驶，身后荡起浑浊的雪浪，心中充满着自豪、幸福……

钢铁锻造的俄罗斯威武雄壮、面色阴沉地向西挺进。

部队进入一个村庄时，交通阻塞。达伦斯基走下汽车，走过停在前面的两排卡车，走过蒙着雨布的喀秋莎火箭炮……只见一群俘虏被押解着从部队前面横穿过去，走向大路。一位刚从小汽车上走下来的上校望着俘虏。上校戴一顶银灰色的卡拉库尔羊羔皮高筒皮帽。要弄到这种帽子，除非是集团军首长，或者同方面军军需官有交情。押解人员挥舞冲锋枪向俘虏们吆喝着：

“快走，快走，精神点儿！”

一道无形的墙壁将俘虏们和卡车司机、红军战士隔开，比草原上的严寒更加剧烈的冷酷使他们彼此看不清对方的眼睛。

“快看，快看，大尾巴。”有人用讥笑的声音说。

一个德国士兵四肢着地爬过公路。一块棉被露出了一团团棉絮，拖在他后面。那士兵匆匆忙忙地爬着，像狗似的倒换着手脚，没有抬头，好像在闻着逃匿者的脚印。他朝上校爬过来，站在旁边的司机说：

“上校同志，他咬人，真的，他在向您爬来。”

上校向旁边跨了一步，等那个德国人爬到面前时，上校用皮靴狠狠地踢了他一脚。要敲断这个虚弱不堪的俘虏的脊骨，轻轻一推就足够了。只见他四肢伸开趴在了地上。

他抬眼望了望用皮靴踢他的人，他的眼睛如奄奄一息的绵羊，充满了恭顺，既没有流露出责备，也没有流露出痛苦。

“爬吧，臭狗屎，征服者。”上校在雪地上蹭了蹭靴底，说道。

围观者哄然大笑。

这时，达伦斯基感到有点头昏，好像他已不再是他自己，而是另一个他似曾相识的人，此人毫不犹豫地指挥着他的一举一动。

“俄国人不打倒下的人，上校同志。”他说。

“我是谁，照您看来，我不是俄国人？”上校问道。

“您是混蛋！”达伦斯基说。

他看见上校向他这边跨了一步，没等上校爆发盛怒和发出威胁，他便大声喊道：

“我姓达伦斯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监察员达伦斯基中校。我准备向方面军司令员和军事法庭承认我对您说过的话。”

上校满怀仇恨地对他说：

“好吧，达伦斯基中校，等着瞧吧，不会白白放过您的。”他说罢向旁边走去。

几个俘虏把趴在地上的那个德国士兵拖到一旁。说来奇怪，达伦斯基无论转向哪里，都会遇上成群结队的俘虏们的眼睛，仿佛他有某种力量吸引着他们的目光似的。

他慢吞吞地向汽车走去，听见一个讥笑的声音说：

“竟有人替德国鬼子说话！”

达伦斯基很快就重新沿着公路向前方驶去，过了不大一会儿，又有一群群穿灰军装的德国人和穿绿军装的罗马尼亚人迎面走来，阻塞了交通。

司机斜眼瞅了瞅正在点烟的达伦斯基颤抖的手指，说道：

“我不怜悯他们。我愿意枪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得了，得了。”达伦斯基说，“要是在1941年，他们占优势的时候，你会不顾一切地朝他们开枪。我也同样。”

一路上他一言不发。

然而，那个俘虏的遭遇并没有激发他的慈善之心，仿佛他那积蓄在心底的善良早已消耗殆尽。

当初向雅什库尔撤退时路过的卡尔梅克草原，与他眼下驶过的公路真有天壤之别。

那是在俄罗斯大地的最后一隅，天空高悬着一轮巨大的月亮，他站在沙雾迷茫的荒原上，望着那些仓皇奔跑的红军战士，望着骆驼弯曲的脖颈，心底涌出一股柔情，不由自主地将所有那些可爱的、虚弱而困苦的人容纳在自己心中。

30

坦克军司令部驻扎在村边。达伦斯基乘车抵达司令部所在的农舍时，天已经黑了。大概司令部刚进村不久，一些战士正在忙着从卡车上卸皮箱和床垫，通信兵正在架电线。

正在站岗的一名自动枪手很不情愿地走进门厅去喊副官。副官很不情愿地从门厅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像所有的副官一样，没有打量来者的脸，而是瞅了瞅他的肩章，说：

“中校同志，军长刚刚从旅部回来，正在休息。您到作战值班室去吧。”

“请您报告军长，我是达伦斯基中校。明白吗？”客人高傲地说。

副官吸了一口气，走进了农舍。

过了一分钟，他又走出来，喊道：

“中校同志，请进来！”

达伦斯基刚登上台阶，诺维科夫便走出来迎接他。他们开心地笑着，彼此打量了一会儿。

“终于见面啦。”诺维科夫说。

这是一次愉快的相逢。

两位精明强干的人像往常那样俯在地图上。

“我们正在以当初逃跑的速度前进。”诺维科夫说，“在这个地段上超过了当初逃跑的速度。”

“这是冬天，冬天。”达伦斯基说，“不知夏天情况怎么样？”

“我相信没问题。”

“我也相信。”

对诺维科夫来说，跟达伦斯基看地图是一种享受。达伦斯基思维敏捷，对那些似乎只有诺维科夫一人注意到的细节以及诺维科夫感到不安的问题，他都颇感兴趣……

诺维科夫压低嗓门，仿佛吐露个人隐私似的对达伦斯基说：

“对坦克部队进攻路线的侦察，各种目标指示器的协同运用，地标图解，以及义不容辞的相互配合——这一切都安排好了，这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坦克部队的进攻地带，各兵种的战斗行动都要服从一个上帝——那就是我们的宠儿T-34型坦克！”

达伦斯基不仅仅熟悉发生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南翼的种种事件，诺维科夫还从他那里了解到高加索战役的详情、截获的希特勒和保卢斯之间通话的内容，了解到他一无所知的炮兵少将弗列泰尔·皮克的炮群行动的详情。

“现在乌克兰已遥遥在望了。”诺维科夫说。

他在地图上指了指，说：

“不过，好像我比其他部队离得更近。做后卫的只有罗金那个军。”

然后他把地图移开，说道：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战略战术了。”

“您的个人问题还是一切照旧？”达伦斯基问道。

“不，一切都是新的。”

“难道您结婚了？”

“现在我一天天地等待着，她本来该到了。”

“哎呀，你这个哥萨克，这下算是完蛋了。”达伦斯基说，“衷心祝贺您。我还是个光棍汉。”

“贝科夫怎么样？”诺维科夫突然问道。

“贝科夫还不错。他在瓦图京手下冒了头，还是过去那个老差使。”

“这家伙有本领，兔崽子！”

“是个死硬的家伙。”

诺维科夫说：

“好吧，不谈他啦。”他说着向隔壁房间喊道：“喂，韦尔什科夫，看来你是要把我们饿死呀。快去叫政委来，我们一块儿吃点东西。”

但格特马诺夫没等人去叫，便自己来了，他站在门口用走了调的声音说：

“这是怎么回事，彼得·帕夫洛维奇，好像罗金的部队冲到前面去了。你瞧着吧，他会赶在我们之前进入乌克兰。”他向达伦斯基转过身来，“这样的时刻来到了，中校。现在我们不是怕敌军，而是怕友军。顺便问问，您大概不是友邻部队的吧？不，不，看得出你们是老战友。”

“我看得出，乌克兰问题成了你的心病了。”诺维科夫说。

格特马诺夫把罐头盒向自己面前移了移，用开玩笑的口吻威胁道：

“好吧，不过你要注意，彼得·帕夫洛维奇，你的叶尼娅就要来了，不到乌克兰大地我是不给你们登记的。我现在就请这位中校做证人。”

他举起酒杯，用酒杯指了指诺维科夫的方向，说：

“中校同志，让我们为他那俄罗斯心灵干杯。”

达伦斯基大为感动，说：

“您说得好极了。”

诺维科夫记得达伦斯基对政工干部不感兴趣，便转变话题说：

“是的，中校同志，我和您好久不见啦。”

格特马诺夫扫视一眼桌子，说：

“没什么东西招待客人，全是罐头。炊事员还没有来得及生炉子，指挥所就得换地方了。日夜处于行进状态。您要是在进攻战之前来我们这儿就好了。现在我们停一个小时，然后行进一昼夜。我们在和自己人争速度。”

“再来一把叉子就好了。”诺维科夫对副官说。

“您没有吩咐从卡车上卸下餐具。”副官回答说。

格特马特夫开始讲述他的解放区之行。

“俄罗斯人和卡尔梅克人相比就像白天和黑夜，截然不同。”他说，“许多卡尔梅克人当了德国人的走狗。苏维埃政权什么东西没给他们呢！他们本来是个破破烂烂的游牧人的国家，是个梅毒盛行、人人都不识字的国家。结果怎么样？！千万别喂养狼，狼的本性是改变不了的。”

他对诺维科夫说：

“还记得吧，关于巴桑戈夫，我事先提醒过你，党员的嗅觉没有欺骗我。不过你可别生气，彼得·帕夫洛维奇，我这并不是责怪你。你想想，我这一生犯的错误还省吗？要知道，民族特点是不可忽视的。它具有决定性意义，战争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知道吗，布尔什维克的最好的老师是谁？是实践。”

“我同意您对卡尔梅克人的看法。”达伦斯基说，“我不久前在卡尔梅克草原待过，那里的村镇我都走遍了。”

他为什么说这些呢？他去过卡尔梅克草原的许多地方，从来没有对卡尔梅克人产生过反感，对他们的生活习俗还抱有浓厚的兴趣。

然而，军政委似乎有一种令人奇怪的吸引力，达伦斯基总忍不住附和他。

诺维科夫微笑着打量他一眼，他非常了解政委的精神吸引力，知道他有让人随声附和的本领。

格特马诺夫突然十分诚恳地对达伦斯基说：

“我明白，您是一个受过不公平待遇的人。但您不要抱怨布尔什维克党，要知道，党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于是，一向认为军队的政工人员只会引起混乱的达伦斯基说：

“您说到哪儿去了，难道我连这也不懂！”

“是啊。是啊，”格特马诺夫说，“有时我们在某些地方做些蠢事，但人民会原谅我们的。会原谅的！因为我们都是好人，本质并不坏。对吗？”

诺维科夫用和蔼的目光打量着他们，说：

“我们的军政委是好还是不好？”

“很好。”达伦斯基证实道。

“说得很对。”格特马诺夫说。三人同时大笑起来。

他好像猜到了诺维科夫和达伦斯基的意图，抬手看了看表。

“我去休息一会儿，昼夜不停地行进，今天夜里好不容易有机会睡个好觉。十个昼夜没脱过靴子了，像茨冈人似的。参谋长睡着了吧？”

“他哪能睡觉！”诺维科夫说，“立刻赶到新的阵地去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得转移阵地。”

屋里只剩下诺维科夫和达伦斯基两人了。达伦斯基说：

“彼得·帕夫洛维奇，有些事情我一辈子也想不明白。不久前我在里海沙滩上，情绪特别低落，好像末日将临。结果怎么样呢？想不到能组织这么强大的力量！威力无穷！在它面前一切都是渺小的。”

诺维科夫说：

“我越来越明白什么叫俄罗斯人！我们是勇猛强大的狼群！”

“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达伦斯基说，“主要的是，俄国人在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率领下，将来要领导全人类，而其余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是这样的。”诺维科夫说，“您愿意我重新提出您的调动问题吗？您可以到我们军任副参谋长。我们并肩作战，好吗？”

“好吧，谢谢。我给谁当副手？”

“给涅乌多布诺夫将军。中校给少将当副手，是合情合理的嘛。”

“涅乌多布诺夫？战前他在国外待过？在意大利？”

“正是他。他不是苏沃洛夫，但一般说来，可以与他共事。”

达伦斯基沉默不语。诺维科夫打量他一眼。

“怎么样，我们就这么办吧？”他问道。

达伦斯基用手指抬起嘴唇，稍稍拉开嘴巴。

“看见假牙了吗？”他问，“这两颗牙齿是1937年受审时，被涅乌多布诺夫打掉的。”

他们彼此对视了一眼，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对视一眼。

达伦斯基说：

“当然，他人倒是挺精明的。”

“明白，明白，毕竟不是卡尔梅克人，他是俄罗斯人。”诺维科夫微笑着说，接着他突然叫道：“我们来干一杯吧，不过要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

达伦斯基有生以来头一次喝那么多酒，然而，要不是桌上摆着两只空酒瓶，也许谁也不会发现这两人确实在开怀畅饮。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已开始称呼“你”。

他们不知已喝了多少杯酒，诺维科夫又倒了两杯，说道：

“快喝，别磨蹭啦。”

从不喝酒的达伦斯基这次却没有停杯，他们谈到苏军的撤退，谈到战争的最初几天。他们回忆了布柳赫尔和图哈切夫斯基。他们提到朱可夫。达伦斯基讲到受审时侦查员想要他说的话。

诺维科夫谈到，进攻战开始之前，他把坦克部队的行动推迟了几分钟，但他却没有提到自己对旅长们行动的判断错误。谈到德国人的时候，诺维科夫说，1941年夏天，他经受了锻炼，似乎再不会有同情心了，可是刚刚押来第一批俘虏，他就命令给他们吃好一点，吩咐押解人员用汽车把冻伤的人和伤员运到后方去。

达伦斯基说：

“刚才我和你的政委骂了卡尔梅克人。骂得对！可惜你的涅乌多布诺夫不在。我真想同他谈谈。我真想同他谈谈。”

“唉，奥廖尔和库尔斯克地区的居民投靠德国人的少吗？”诺维科夫说，“弗拉索夫将军也不是卡尔梅克人。而我的巴桑戈夫是个很好的士兵。涅乌多布诺夫是肃反人员，政委给我讲过他的情况，他不是军人。我们俄罗斯必胜，我一定要打到柏林，我知道，德国人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达伦斯基说：

“瞧瞧这些个涅乌多布诺夫、叶若夫，就是这么回事，但俄罗斯现在只有一个——那就是苏维埃俄国。我知道，即使是把我的牙统统打掉，我对俄罗斯的爱也不会动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爱它。不过，来这里当副参谋长的事就算了吧，你们是开玩笑吧，同志们？”

诺维科夫又倒了两杯酒，说道：

“快喝，别磨蹭。”

然后他又说：

“我知道，将来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我还会变得更坏。”

为了转移话题，他突然说：

“哎呀，我们这里发生过一件可怕的事。一个坦克驾驶员的头被炸掉了，他虽然死了，但却一直踩着加速器，坦克继续前进，一直在向前冲锋！”

达伦斯基说：

“我和你的政委刚才大骂卡尔梅克人，可我至今忘不掉那个老卡尔梅克人。他多大岁数……就是涅乌多布诺夫？到你们的新阵地上去见见他好吗？”

诺维科夫的舌头有些不听使唤了，他慢吞吞地说：

“我碰上了好运气。这样的福气不会再有啦。”

说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达伦斯基。达伦斯基默默地打量着照片说：

“是个美人，没说的。”

“美人？”诺维科夫说，“美貌是次要的，要知道，光是因为美貌，我是不会这么爱她的。”

韦尔什科夫走进来，站在门口用询问的目光打量着军长。

“走开。”诺维科夫慢吞吞地说。

“你干吗这样对他，他想问问是否需要点什么。”达伦斯基说。

“得了，得了，我会变得更坏，变得蛮不讲理，用不着教训我。你才是个中校，为什么跟我说话这么不礼貌？难道条令是这么规定的吗？”

“唉，瞧你说的！”达伦斯基说。

“别说了，你不懂得开玩笑。”诺维科夫说。这时他心想，好在叶尼娅没有看见他喝醉。

“我听不懂愚蠢的玩笑。”达伦斯基答道。

他们相互解释了很久，最后言归于好，诺维科夫建议到新阵地上去，用枪炮通条把涅乌多布诺夫狠揍一顿。当然，他们哪儿也没有去，但又喝了不少酒。

31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一天之内收到三封信。两封是女儿写来的，一封是外孙女薇拉写来的。

还没有拆信，她便从信封上认出了寄信人的笔迹。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知道，信中不会有令人愉快的消息。多年的经验告诉她，需要共享欢乐的时候，人们一般是不写信告诉母亲的。

三人都请她前去，柳德米拉请她去莫斯科，叶尼娅请她去古比雪夫，薇拉请她去列宁斯克。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从这些邀请看得出来，孩子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

薇拉信中谈到父亲的情况，他在党内和日常工作中遇到许多麻烦，已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他接到人民委员部的通知前往古比雪夫，几天前刚从那里回到列宁斯克。薇拉写道，父亲这次出差比冒着炮火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工作还累。他在古比雪夫的事情还没了结，吩咐他回去参加恢复电厂的工作，但事先已告诉他，不知他能否继续留在电站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

薇拉打算和父亲一起离开列宁斯克，迁居斯大林格勒。现在德国人已经不开炮了。市中心还没有解放。据进过城的人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住过的那栋房子只剩下一个石砌的骨架和坍塌的房顶。斯皮里多诺夫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那套厂长住宅得以保全，只是震掉了一些墙皮，窗玻璃碎了。斯皮里多诺夫和薇拉母子打算住在那里。

薇拉信中谈到儿子的情况。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想不到外孙女会这么老练，薇拉以家庭妇女甚至村妇的口吻，谈到儿子的各种胃病、皮炎、睡眠不安和代谢失调。这些事情薇拉本应该对丈夫和母亲说的，她却写信告诉外婆。她没有丈夫，也没有母亲了。

薇拉信中谈到安德烈耶夫，谈到他的儿媳娜塔莎，谈到叶尼娅姨妈，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曾在古比雪夫见过她。薇拉对自己的情况只字未提，仿佛外婆对她的生活不感兴趣似的。

她在最后一页信纸边上写道：

“外婆，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那套房子很宽敞，够大家住，我恳求你，快点来吧。”

这突如其来的呼唤说出了薇拉信中没有说的话。

柳德米拉的信很短。她写道：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托利亚不在了，维佳和娜佳不需要我。没有我，他们照样生活。”

柳德米拉从来没有给母亲写过这样的信。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明白，女儿当真同丈夫不和。柳德米拉请母亲到莫斯科去居住，她写道：

“维佳老是碰上不愉快的事，要知道，关于他自己的痛苦，他宁可对你说，也不愿对我说。”

接着她又写道：

“娜佳变得城府很深，从来不同我谈自己的生活。我们家里形成了这种风气？……

叶尼娅的信叫人难以理解，信中措辞含糊，充满着暗示，似乎她陷入了某种纠纷，遇到了大麻烦。她请求妈妈到古比雪夫去居住，同时又说，她要立刻动身到莫斯科去。叶尼娅信中向母亲谈到利莫诺夫，说利莫诺夫常常赞扬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她信中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见到他会高兴的，他是一个聪明而且讨人喜欢的人，可是她在同一封信里又说，利莫诺夫到撒马尔罕去了。既然如此，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去古比雪夫怎么能见到他呢？实在是莫名其妙。

只有一点是明白的，母亲读完信之后心想：“你是我的可怜的女儿。”

这几封信使得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焦灼不安。三人都问到她的健康状况，问她房间是否暖和。

孩子们的关怀使她感动，尽管她知道，年轻人并没有想过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是否需要她们。

她们需要她。

但也可能完全不是这样。为什么她不请求女儿们帮助，为什么女儿们请求她帮助呢？

要知道，她现在孤独、年老，无家可归，失去了儿子、女儿，谢廖扎杳无音讯。

她现在干活愈来愈吃力，心脏经常不舒服，时常头晕。

她甚至请求工厂的技术领导人把她从车间调到实验室去，因为她现在的工作太吃力了，她要在机器之间跑来跑去，逐个去取检验样品，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下班后她要去排队买食品，回到家里还要生炉子，做饭。

生活是这样的艰难，这样的困苦！其实站队并不算艰难。糟糕的是空空荡荡的柜台前无人排队。糟糕的是她回到家里无事可做，不用生火，饿着肚子躺在潮湿而寒冷的床上睡觉。

周围的人生活都很苦。从列宁格勒疏散来的那个女医生告诉她，去年冬天她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距离乌法一百公里的一个村子里。她住的是一个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空空的木舍，窗玻璃被打碎了，房顶被拆掉了。她穿过森林步行六公里去上班，有时在黎明时分看见绿莹莹的狼眼睛在树木之间闪烁。村子里一贫如洗，农庄庄员们不愿意干活。他们说，不管你干多少活，反正粮食得上缴，集体农庄里贴着缴纳粮食时欠粮的账单。女邻居的丈夫上前线了，她一个人带着六个饥饿的孩子，六个孩子仅有一双破烂的毡靴。女医生告诉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她买了一头山羊，夜间她踏着深深的积雪到远方的田野里去偷荞麦，从积雪下刨出没有收拾干净的发霉的干草。她说，她的孩子们整天听乡下人粗野凶恶的谈话，学会了用脏话骂人。喀山的一位小学女教师对她说：“平生头一次看见一年级学生像醉鬼一样骂娘，而且还是列宁格勒人呢。”

现在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住在斯特拉姆以前住过的那个小房间里。宽敞的大客厅里住着房东夫妇，他们在斯特拉姆一家搬走之前住在搭建的房子里。房东夫妇脾气很坏，经常为一些家庭琐事争吵。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生房东的气，不是怪他们爱喧哗，不是怪他们老吵架，而是怪他们趁火打劫，这么个小小的房间，每月竟向她索要二百卢布的房租，超过了她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她觉得，这些人的心不是肉长的，而是用胶合板和铁皮做的。他们只考虑食品和财物，一天到晚谈论的是素油、腌肉、土豆以及旧货市场上买卖的破烂儿。夜间他们窃窃私语。女房东尼娜·马特维耶夫娜对丈夫说，住同一座楼里的一个邻居，也就是厂子里的那个工长，从乡下带来一袋白瓜子和半袋脱了壳的玉米；今天集市上卖的蜂蜜很便宜。

女房东尼娜·马特维耶夫娜长得很漂亮，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一双灰眼睛十分动人。出嫁前她在工厂里工作，参加过业余文艺演出，在合唱队唱歌，在戏剧组演戏。丈夫谢苗·伊万诺维奇在军工厂当锻工。年轻时他曾在驱逐舰上服役，曾经是太平洋舰队重量级拳击冠军。现在看来，两位房东那些久远的往事令人难以置信。谢苗·伊万诺维奇早晨上班前喂鸭子，给小猪煮汤，下班后就在厨房里忙活，淘米、修皮鞋、磨刀、刷瓶子，一边讲述工厂里的司机如何从远方的集体农庄弄来鸡蛋、面粉、山羊肉……尼娜·马特维耶夫娜往往打断他的话，开始谈论自己的多种疾病，以及频繁地向医学泰斗求医的事。接着她谈到那条换了菜豆的毛巾，谈到女邻居从一个外地疏散来的女人那里买了一件马驹皮上衣和一套餐具中的五只碟子，谈到熟猪油和混合脂油。

他们并不是坏人，但从来没有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谈起过战争，从来没有谈起过斯大林格勒和苏联情报局公布的战报。

他们可怜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同时又瞧不起她，因为得到一份科学家口粮的女儿走后，她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她既没有糖，也没有奶油，只好喝白开水，她有时在公共饮食公司的食堂里喝点清汤，这种汤连小猪都不愿喝。她没有钱买木柴，也没有东西可以变卖。她的贫穷仿佛妨碍了两位房东。一天晚上，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听见尼娜·马特维耶夫娜对丈夫说：“昨天我不得不给了老太婆一块烤饼，当着她的面吃东西真叫人扫兴，她饿着肚子坐在那儿望着。”

夜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总睡不好。谢廖扎为什么没有消息？她躺在柳德米拉以前睡过的那张小铁床上，大概女儿夜间的预感和想法感染了她。

死神让人丧命是很容易的。活下来的人多么痛苦。她思念薇拉。她孩子的父亲也许是牺牲了，也许是把她忘了；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整天发愁，各种不愉快的事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失去亲人、忧伤没能改善柳德米拉同丈夫的关系……

晚上，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给叶尼娅写了回信，信中称呼她：“我的好女儿。”到了夜里，她突然为叶尼娅伤心起来。可怜的女儿，她陷入了多么复杂的生活纠纷，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呢？”

阿尼娅·斯特拉姆、索尼娅·奥西波夫娜、谢廖扎……正如契诃夫小说里写的：

“米修司，你在哪里？”

房东夫妇在旁边低声交谈着。

“到了十月革命节应该宰一只鸭子。”谢苗·伊万诺维奇说。

“我用土豆养鸭子是为了让你宰杀的？”尼娜·马特维耶夫娜说，“要知道，等老太婆走了，我想把地板漆一漆，要不然那些木板会霉烂的。”

他们开口闭口总离不开物品和食物，他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各种物品。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人的感情，只有木板、地板漆、粮食、三十卢布的票子。他们本来都是勤快、正直的人，邻居们都说，尼娜和丈夫从来不拿别人一个戈比。但是1921年伏尔加河沿岸的饥荒、医院里的伤员、流落街头的双目失明的残废军人、无家可归的孩子，都与他们毫不相干。

他们与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对人们，对公共事业，对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是非常自然的。而她喜欢思考，急他人之所急，喜他人之所喜，有时甚至会为了一些事情发疯，其实这些事情与她的生活或者她亲人的生活都毫不相关。全盘集体化时期、1937年肃反、那些受丈夫牵连而进了劳改营的妇女们的命运、那些因家庭被破坏而进了收容所和孤儿院的孩子们的命运、德国人杀害俘虏、战争灾难和军事失利，这一切都像发生在她自己家里的不幸一样，使她感到难过、不安。

无论是她读过的那些优秀作品，她所生长的民意党家庭的传统，还是生活、朋友、丈夫，都没有教她这么做。她生来就是这样，不会变成别的样子。离发工资还有六天她就没钱了，她只好挨饿，她的全部财产可以包在一块手帕里。但她在喀山居住期间，从未想过斯大林格勒的住所里烧坏的东西，没想过那些家具、钢琴、茶具和那些丢失的刀叉，甚至那些书烧了她也没有怜惜。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亲人们需要她，尽管房东夫妇的庸俗的生活使她感到格格不入，但她现在依然远离亲人，与她讨厌的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收到亲人们来信的第三天，卡里莫夫到她家来了。

卡里莫夫的到来使她颇为高兴，她建议一块儿品尝用野蔷薇煮的热茶。“莫斯科的来信您收到很久了吗？”卡里莫夫问道。

“前天收到的。”

“是这样。”卡里莫夫说罢笑了笑，“奇怪，莫斯科的来信怎么走这么长时间？”

“您看看信封上的邮戳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卡里莫夫拿起信封仔细打量着，忧心忡忡地说：

“路上走了八天。”

他沉思了一会儿，仿佛信件走得慢对他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

“据说这是邮检部门给耽搁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信件太多，邮检部门应付不了。”

他用那双漂亮的深色眼睛望了望她的脸。

“这么说，她们那里一切平安，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您的气色很不好。”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您好像一副病容。”

他如反驳指控似的连忙说：

“哪里话！恰恰相反！”

他们谈了谈前方的战局。

“连孩子们都明白，战争发生了决定性转折。”卡里莫夫说。

“是的，是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勉强笑了笑说，“现在连小孩都明白，可是去年夏天所有的聪明人都清楚地看出德国人会战胜。”

卡里莫夫突然问道：

“您一个人生活大概很困难吧？我看见您自己生炉子。”

她踌躇了一下，皱了皱眉头，仿佛卡里莫夫的问题非常复杂，一下子无法回答他似的。

“艾哈迈德·乌斯曼诺维奇，您是专程来问我生炉子困难不困难？”

他摇了几下头，然后沉默了好久，仔细打量着放在桌子上的双手。

“前几天我被他们叫去了。他们详细盘问了我们会面和谈话的情况。”

她说：

“那您怎么不说呢？干吗要谈生炉子的事？”

卡里莫夫捕捉着她的目光，说道：

“当然，我不能否认，我们谈论过战争，谈论过政治。如果说四个成年人在一起只谈电影，那当然可笑。我当然要对他们说，无论我们谈论什么，我们都是以苏联爱国者的身份谈论的。我们俩都认为，在党和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人民必胜。总之，应该告诉您，他们提的问题并不带有敌意。可是过了几天，我就着急起来，完全睡不着觉了。我似乎觉得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出了什么事。这里还有一件怪事，十天前马季亚罗夫到古比雪夫师范学院去了。这里的大学生们等待着，可他一直没有回来，系主任往古比雪夫发了电报，也没见到回音。我夜里躺在床上，心里老想着这些事情。”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沉默不语。

他悄声说：

“真难以想象，人们在一起喝杯茶、谈几句话，也值得怀疑，值得传讯。”

她没有吭声。为了让她开口说话，他用询问的目光打量她一眼。他已经把全部情况告诉她了，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默然无语，卡里莫夫感觉到，她在以自己的沉默向他暗示，他没有把全部情况告诉她。

“事情的经过就这些。”他说。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仍在沉默。

“对了，还有，我忘记了。”他说，“他，就是那位同志，问道：‘你们谈过出版自由吗？’的确谈到过这个问题。对了，后来又问了什么？突然问我认不认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的妹妹和她过去的丈夫，好像姓克雷莫夫？我从未见过他们，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一次也没同我谈过她。我就是这样回答的。他们还有一个问题：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是否同我个人谈过犹太人的状况？我问道：为什么偏偏同我谈呢？他们回答说：‘要知道，您是鞑靼人，他是犹太人。’”

告辞之后，卡里莫夫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站在门口用手指敲了敲信箱，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就是从这里取出那封通知她儿子负致命伤的信的。这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说来奇怪，这事和叶尼娅有什么关系呢？”

然而，毫无疑问，无论是卡里莫夫还是她，都无法回答，为什么住在古比雪夫的叶尼娅以及在前线的她过去的丈夫，引起了喀山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兴趣。

人们相信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她听到不少类似的讲述和自白，感觉谈话人吞吞吐吐，言犹未尽，对此她已习惯了。她不愿提醒斯特拉姆，她知道，这样做除了引起不必要的激动，不会对他有任何好处。猜测参加谈话的人谁说话走了嘴或者告了密也毫无意义。要猜出这样的人很困难，到头来肇事者往往是最不引人怀疑的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案子往往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有时仅仅因为信中的一个暗示、一个玩笑，因为在厨房里当着女邻居的面不慎说了某一句话。可是为什么侦查员突然向卡里莫夫盘问叶尼娅和克雷莫夫的情况呢？

她又好久没有睡着。她想吃点东西，厨房里飘来一股饭香，大概有人在用素油煎土豆饼，接着传来敲打洋铁盘子的叮当声和谢苗。伊万诺维奇平静的声音。天哪，她多想吃点东西！今天中午食堂供应的菜汤太难喝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没有把它喝完，现在想起来感到挺可惜，想要吃饭的念头不时打断和搅扰着其他的思绪。

早晨她来到工厂，在大门口的岗亭里遇上了厂长的女秘书。这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却生着一张男人的不大和善的脸。

“午休时到我那里去一下，沙波什尼科娃同志。”女秘书对她说。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大为惊讶。难道厂长这么快就批准了她的请求？

她走在工厂的院子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并且立刻把它说了出来：

“在喀山住够了，回家去，回斯大林格勒。”

32

野战宪兵队队长哈里勃通知连长莱纳尔德到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来一趟。莱纳尔德迟到了。保卢斯发布了新的命令，禁止小汽车使用汽油。燃料全部归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管理，要让他批五公升汽油，简直比登天还难。现在汽油奇缺，不仅无法满足士兵们打火机用油，而且连军官们的汽车用油也没有保障。

莱纳尔德只好等候傍晚由司令部派出的进城送机要邮件的汽车。

小汽车在结冰的柏油马路上行驶。这是一个无风的天气，野外寒气逼人，前沿阵地上的掩蔽部和窑洞上方升起一缕缕半透明的看烟。进城的道路上行进着成群结队的伤员，头上缠着毛巾和手帕，还有一些由城里调往各工厂的士兵，他们头部也包扎着，腿上裹着破布。

司机在路边的一匹死马附近停车，独自检查发动机去了。莱纳尔德仔细打量几个用斧子砍冻马肉的士兵，只见他们都没刮胡子，满脸愁容。一个士兵钻到裸露的肋骨中间，那副样子活像个在尚未搭好的房顶上钉桁条的木工。就在旁边一座房屋的废墟上，燃烧着一堆篝火，支在篝火上的三脚架上悬着一只乌黑的铁锅。周围站着几个头戴钢盔或船形帽、背着冲锋枪、腰带上挂着手榴弹的士兵，他们有的披着毛毯，有的裹着头巾。炊事员用刺刀把浮出水面的几块马肉浸在水里。站在掩蔽部房顶上的一个士兵正在不慌不忙地啃着一块像一只巨大的口琴似的马骨头。

这时，正在沉落的太阳突然照亮了道路和这座死气沉沉的空屋。被烧毁的房屋的孔穴里充满了结冰的鲜血，被硝烟熏黑的积雪上布满了追击炮弹的弹痕，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亮光，那匹死马的深红色的腹腔也光亮起来，公路上的飞雪放射出一道道青铜色的刺目光芒。

傍晚的霞光往往可以揭示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本质，它可以将视觉印象变为画图，变为历史，变为感觉，变为命运。在这渐渐西沉的夕阳映照下，这斑斑点点的烂泥和烟火化作无数个声音，在这里诉说着，你会看见那失去的幸福、那无以弥补的损失、那令人痛心的错误、那永远媚人的希望，你心中会充满无限惆怅。

这是洞穴时代的一个场面。作为民族的荣誉、大德意志建设者的近卫军官兵，已经从胜利的道路上被抛弃了。

望着这些包扎着破布的人们，莱纳尔德以诗人的敏感察觉到，晚霞正在消失，希望和理想正在破灭。

由于希特勒的非凡精力，由于掌握了最先进理论的威严而自由奔放的人民的强大力量，他才来到这寂静的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岸边，才面对这些废墟和灰暗的积雪，面对一个个沐浴着血色晚霞的窗口，面对这些打量着热气腾腾的煮马肉的铁锅的安静而温顺的人们，可见人的生命具有多么愚蠢而强大的力量啊……

33

保卢斯的司令部驻扎在一座烧毁的百货大楼的地下室里，长官们按照规定的次序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值班人员开始向他们报告有关的公文、战情变化和敌军动向。

这里的一切似乎依然如故。不断响起电话铃声、打字机的噼啪声，胶合板门后面时而传来司令部二处处长申克将军低沉的大笑声。副官们的皮靴照常在石头地板上发出急促的吱吱嘎嘎的脚步声。戴着闪闪发光的单眼镜的装甲兵处处长去自己的办公室时，他路过的走廊里照常留有法国香水味，似乎夹杂着潮湿的气味、烟味和鞋油味。当身穿毛皮领军大衣的司令官走过地下办公厅狭窄的通道时，说话声和打字机的嗒嗒声照常会立刻停下来，数十双眼睛注视着他那张长着鹰钩鼻子的沉思的脸。保卢斯的作息时间一切如常，饭后抽一支雪茄，同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谈话，花费的时间与过去相差无几。佩戴士官军衔的报务员照常带着粗俗而高傲的表情，从垂着目光的亚当斯上校面前走过，不顾常规和作息时间，拿着注明“面交”的希特勒来电的电文去见保卢斯。

但是毫无疑问，这里一切照常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自陷入包围那天起，司令部人员的生活中便出现了巨大变化。

他们喝的咖啡的颜色有了变化，通往西部战线的新地段的通信线路有了变化，消耗弹药的新标准有了变化，每天通过空中包围圈的容克运输机燃烧和坠毁的惨烈场面有了变化。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曼施泰因。这个名字遮蔽了军人心目中的其他名字。

列举这些变化毫无意义，即便此书不去列举，它们也是非常明显的。很明显，那些原先可以吃饱的人现在经常感到饥饿，那些经常挨饿和半饥半饱的人脸色变了，渐渐变得面色如土。当然，德军司令部人员的内心也发生了变化，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人气焰低落下来，爱吹牛的不再吹牛，乐观主义者开始责骂元首，并且对他的政策的正确性表示怀疑。

然而，那些受民族国家的惨无人道禁锢和毒害的人们的头脑和心灵开始发生独特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涉及人生的基础，而且涉及人生的内在因素，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没有理解和发现它们。

要察觉这种变化过程，就像察觉时间的进程一样困难。饥饿的折磨，夜晚的惊惧，大难临头的感觉，使人们逐渐开始获得自由，也就是使人变为人，是生命战胜非生命的胜利。

十二月的白天越来越短，十七个小时的冰冷的夜晚却变得越来越长，包围圈越收越紧，苏军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啊，俄罗斯草原的严寒多么无情，甚至对它习以为常的，穿着皮袄和毡靴的俄罗斯人都受不了。

寒冷而严厉的夜空高悬在头顶之上，显出一副不可遏制的凶狠神气，无精打采的结冰的繁星出现在被严寒冻结的天幕上，宛如锡色的雾凇。

在那些已经阵亡和注定要死亡的人们中间，有谁能够明白，这就是在历时十年的全国性的惨无人道之后，数千万德国人重新变为人的最初的时刻！

34

莱纳尔德来到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门口时，夜幕已降临。昏暗中，他看见一名面色灰白的哨兵孤零零地站在一堵黑乎乎的墙壁跟前，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沿着司令部的地下通道向前走去，在这里见到的一切都使他的内心充满爱慕和忧伤。

他看见一扇扇房门上都钉着用哥特字体写的门牌，如“二处”、“副官处”、“科赫将军”、“特劳利少校”。他听见打字机的噼啪声，听见谈话声，在这里，他像儿子和兄弟那样感到习惯和亲切，感到自己又回到了战友、党内同志和党卫队战友的天地里。然而，他在傍晚落日的余晖里已看见过他们，他们的生命已告终结。

他来到哈里勃的办公室门口，尚不知面临一场什么样的谈话，不知党卫军上校是否愿意同他谈谈自己的苦恼。

正如在和平年代，比较熟悉的党内同事彼此之间是平等的，他们并不注意军衔的高低，保持着同志式的坦率。见面时通常要聊聊天，同时谈谈工作情况。

莱纳尔德善于简明扼要地阐述一桩复杂事件的本质，他的话有时写进报告里，经过漫长的公文旅行，一直送到柏林的最高统帅机关。

莱纳尔德走进哈里勃的房间，竟没有马上认出他。莱纳尔德仔细打量着他那张并没有变瘦的胖脸，半晌才明白，只是那双深色的充满着智慧的眼睛的神色有了变化。

墙上挂着斯大林格勒地区示意图，一个残酷无情的血红的圆圈包围着第六集团军。

“我们处在孤岛上，莱纳尔德。”哈里勃说，“我们的孤岛不是被水包围着，而是被那些下流人的仇恨包围着。”

他们谈了谈俄罗斯的严寒、俄国毡靴、俄国腌猪油，谈了谈用来御寒的俄国伏特加酒的神秘莫测，这酒喝下去暖和，但过一会儿更冷。

哈里勃询问前沿阵地上的官兵关系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要是好好考虑一下，”莱纳尔德说，“我看不出上校的思维与士兵的哲学有什么差别。总之，他们唱的是同一支歌，这支歌并不令人乐观。”

“司令部也在和作战营唱同一支歌。”哈里勃说，为了加强效果，他又不慌不忙地补充：“而上将是这场合唱的领唱人。”

“唱归唱，但至今没有发现倒戈者。”

哈里勃说：

“我有个问题要同您商讨一下，这件事关系到最根本的问题，希特勒坚持要第六集团军防守阵地，保卢斯、魏克斯、蔡茨列尔表示要保护官兵的生命安全，建议投降。上头命令我极端秘密地调查一下，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部队有没有可能在某个阶段脱离从属关系。俄国人把这叫作“沃雷恩卡” [32] 。”他毫不费力而又准确地道地说出这个俄语单词。

莱纳尔德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便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想从个别人谈起。”他开始讲述巴赫的情况，“巴赫的连队里有一个值得怀疑的士兵。这个士兵本来是青年们取笑的对象，可是现在，自从部队陷入包围，一些人开始亲近他，看他的脸色行事……我开始考虑这个连队及其连长的情况。取得胜利时，这个巴赫是一心一意拥护党的政策的。可是现在，我怀疑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也开始见机行事。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他那个连里的士兵们去亲近这个不久前还被他们嘲笑的、一半是疯子一半是丑角的怪人呢？在决定命运的时刻，这个怪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会把士兵们引向何方？他们的连长会出什么事？”

他说：

“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但我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士兵们不会起来造反。”

哈里勃说：

“现在党的英明是看得特别清楚的。我们不仅毫不犹豫地清除了人民机体中被传染的肿块，而且清除了那些表面看来是健康的，但在困难条件下会霉烂的部分。城市、军队、乡村和教堂都肃清了那些胆大妄为的人、持敌对观点的思想家。不管出现多少流言蜚语、谩骂和匿名信，都没什么可害怕的。即便敌人不是把我们包围在伏尔加河上，而是包围在柏林，也不至于发生叛乱！因此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希特勒。应该感谢老天在这样的时候给我们派来了这么个人。”

他仔细听了听头顶上传来的低沉而迂缓的轰隆声，在深深的地下室里听不清是德国人在开炮还是苏军飞机在投弹。

等到轰隆声逐渐平息下来，哈里勃说：

“让您吃普通军官的口粮是不合理的。我已经把您列入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上的人都是党的最宝贵的朋友和保安人员。将会通过机密渠道把发给您的东西送到师部司令部。”

“谢谢！”莱纳尔德说，“但我不愿要这些东西，我愿和其他人一样，吃普通军官的口粮。”

哈里勃两手一摊。

“曼施泰因怎么样？据说给了他新的装备？”

“我不相信曼施泰因。”哈里勃说，“关于这一点我赞同司令官的看法。”

由于多年来他的所有言论都属于高度机密，于是他习惯性地低声说：

“我有一个名单，这批人都是党内的朋友和保安人员，当事情接近尾声时，保证这批人可以坐飞机离开这里。这个名单里也有您。在我离开的情况下，此事将由奥斯汀上校负责。”

他发现莱纳尔德眼中流露出疑问的神色，便解释：

“我很可能要飞往德国。这件事情太机密了，既不能把它托付给信纸，也不能把它托付给无线电码。”

他悄悄使了个眼色，说：

“上飞机之前，我要喝个一醉方休，不是因为高兴，而是因为害怕，苏联人经常打下许多飞机。”

莱纳尔德说：

“哈里勃同志，我不坐飞机。我劝人们战斗到底，要是丢下他们，我感到惭愧。”

哈里勃微微欠了欠身子。

“我无权劝您走。”

为了打破过分庄重的气氛，莱纳尔德说：

“如果可能的话，请帮我从司令部回到团里去。要知道，我没有汽车。”

哈里勃说：

“无能为力！头一次感到完全无能为力！汽油掌握在老狗施密特手里，我连一克也弄不到。明白吗？头一次！”他脸上露出世俗的表情，这不是他的表情，也许这正是他本来的表情。在会面的最初几分钟，他带着这种表情，莱纳尔德竟没有认出他。

35

傍晚时分，天气转暖。下了一场雪，覆盖了战争的硝烟和污泥。巴赫在朦胧暮色中巡视前沿阵地的工事。炮火的闪光此起彼伏，淡白的旷野像圣诞节前后那样时而闪着微光，信号弹一会儿把雪地变成淡红色，一会儿在雪地里闪起柔和又颤动的光芒。

在闪光的炮火下，石头山峦、洞穴、波浪般高低不平的碎砖堆，以及人们在吃饭、上厕所、取弹药、运送伤员、掩埋尸体的地方重新踏出的弯弯曲曲的小道，这一切都带有神秘、奇异的色彩，同时又显得平凡而单调。

巴赫来到处在俄国人炮火控制区之内的一块地方。对面的俄国人驻扎在一座三层楼房的废墟里。那里不断传来敌军的手风琴声和缓慢的歌声。

从一个墙缺口里可以看见苏军的前沿阵地，看得见工厂的厂房和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

巴赫喊住一名哨兵，却没听清楚他的回答，因为附近突然爆炸了一颗炸弹，冻土块噼噼啪啪地打在房屋的墙壁上。这是一架关闭了发动机、低空滑翔的俄国飞机丢下的炸弹。

“瘸腿的俄国乌鸦。”哨兵说着指了指冬天阴暗的夜空。

巴赫蹲下来，一只胳膊支在一块熟悉的向上突起的石头上，仔细向四周打量着。在一堵高高的墙壁上，有一片淡红色的阴影在颤动，说明俄国人在那里生炉子，烧红的烟囱闪烁着模糊的火光。大概在俄国人的掩蔽部里，士兵们在不断地吃东西，出声地喝着热咖啡。

在靠右边的一个地方，俄国人的战壕逐渐向德国人的战壕靠近，不断传来金属器具敲打冻土地的笃笃声，低沉而从容。

俄国人正在慢慢地将自己的战壕向德国人的阵地延伸，他们始终没有露出地面，但却在一刻不停地向前挖着。在这块多石头的冻土地上，俄国士兵怀着极大的热情，毫无怨言地开掘着，仿佛土地在自行向前推进。

白天，一名士官向巴赫报告说，俄国战壕里扔过来一枚手榴弹，炸碎了连队炉灶的烟囱，一些乱七八糟的脏物散落在战壕里。

傍晚时分，一名身穿白色短皮袄、头戴暖意浓浓的新帽子的俄国人从战壕里探出身来，喊了一通骂人话，并且举起拳头进行威吓。

德国人没有开枪，因为他们本能地明白，这件事是士兵们自己发起的。那个俄国人喊道：

“喂，母鸡、鸡蛋、俄国的咕嘟咕嘟？”

这时，一个穿浅灰色军装的德国人从战壕里爬出来，为了不让军官掩蔽部里的人听见，他压低嗓门喊道：

“喂，俄国人，别朝脑袋开枪。我还想回家见母亲呢。我把枪给你，你把帽子给我。”

俄国人的战壕里只回答了一个词儿，并且说得很快。虽然这是俄语单词，但德国人听得懂，并且大为恼火。

扔过去一枚手榴弹。手榴弹越过战壕，在交通壕里爆炸了。不过对此谁也没有注意。

关于这一点，艾森纳乌士官也报告了巴赫，巴赫说：

“让他们去喊吧。反正谁也没有跑过去。”

可是这位士官向巴赫脸上呼着生甜菜味，报告说，士兵佩金科菲尔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同敌人进行商品交换，他的什物袋里出现了方块糖和俄国士兵的面包。他替一个朋友推销一把刮脸刀，答应换回一块腌猪油和两包压缩饼干，附带条件是给他本人一百五十克腌猪肉作为佣金。

“这非常简单。”巴赫说，“快叫他来见我。”

可是佩金科菲尔上午执行指挥部交给的任务时英勇牺牲了。

“那么您到底要我干什么？”巴赫说，“本来德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早就有贸易往来嘛。”

然而艾森纳乌不喜欢开玩笑。1940年5月他在法国负了伤，伤口尚未愈合，便在两个月前从德国南部乘飞机来到斯大林格勒。他本来在德国南部的一个警察营里服役。他一直在挨饿受冻，担惊受怕，饱尝虱子咬噬之苦，早已丧失幽默感。

远方的城市隐没在黑暗的夜色中，只有那些微微发白的房屋的残垣断壁呈现出隐隐约约、难以辨认的齿形轮廓，巴赫就是在那里开始斯大林格勒的生活的。九月里黑暗的夜空布满硕大的星，混浊的伏尔加河在静静地流淌着，房屋的墙壁在战火中燃得通红，而在俄罗斯东南部的草原外面，是亚细亚沙漠的边缘。

城市西部居民区的房屋隐没在黑暗中，那些覆盖着积雪的废墟却清晰可见，然而他的生活……

他何必从医院给妈妈写这封信呢？大概妈妈把这封信给古别尔特看了！他何必同莱纳尔德谈话呢？

人们为什么要有记忆呢，有时他很想死去，想让自己的记忆中断。他应该在陷入包围之前借着酒后的疯狂，做一些他在多年的艰苦生活中没有做过的事。

他没有杀害过儿童，一生中没有逮捕过任何人。但他毁坏了那堵脆弱的、保护他的纯洁心灵不受周围的乌烟瘴气污染的堤坝。集中营和犹太人区的鲜血倾洒在他身上，把他卷走了，他与黑暗势力之间的界限已不复存在，他成了黑暗势力的一部分。

他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步的？是因为愚笨、偶然性，还是顺应了心灵的规律？

36

连队的掩蔽部里暖烘烘的。士兵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两腿跷向低矮的顶棚，还有的人在用大衣蒙着头睡觉，赤裸的泥黄色脚掌露在外面。

“还记得吗，九月份，我们住过的那个地下室？”一个特瘦的士兵说，他拉开胸前的衬衣，用专注的带有敌意的目光打量着衣缝。世界上哪个士兵不是用这种目光打量自己的衬衣缝和长衬裤缝的呢？

另一个躺着的士兵说：

“我是在这里遇上您的。”

另外几个人答道：

“你可以相信，那地下室的确不错……那里有床，像在有钱人家里一样？……

“在莫斯科附近人们也绝望过。可结果呢，我们一下子打到了伏尔加河。”

这时，用刺刀劈木板的那个士兵打开炉门，往炉膛里添了几块劈柴。炉火照亮了他那张没有刮胡子的大脸，使之由灰白、呆板变成了红铜色。

“喂，要知道，”他说，“我们离开了莫斯科郊外的地下室，却来到这气味更难闻的地下室，真是岂有此理。”

摆放着背袋的黑暗的角落里传来一个快活的声音：

“现在很明显嘛，这个圣诞节过得再好不过了——吃马肉！”

谈话一涉及食物，大家立刻活跃起来。他们七嘴八舌地争执着，订论不知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去掉煮马肉的汗味。有的人说，应该去掉煮沸的肉汤里的黑沫。另外一些人建议，应该用文火焖，而不要用大火煮，还有一些人建议砍下肢体后部的马肉，直接放在开水里，而不要把冻肉放在冷水里煮。

“那些侦察兵过得挺好。”一个年轻的士兵说，“他们从俄国人手里抢来食品，并且拿这些食品来收买地窖里的那些俄国娘儿们，这里有某个傻瓜曾表示惊奇，不知为什么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总喜欢侦察兵。”

“现在我已经不想这些了，”那个生炉子的士兵说，“不知是因为情绪不佳，还是因为供应不足。能在临死前和孩子们见一面就好了，哪怕是一个小时也好？……

“军官们却在想这个！我在居民们住的地窖里遇见过一个连长。他在那里是自己人，一家子。”

“可你自己在那个地窖里干些什么？”

“啊，我，我是拿衣服去洗的。”

“有一段时间我给集中营站岗，经常看见战俘们拣土豆皮，为了几片发了霉的白菜叶子打架。那时我想，瞧，这的确不是人过的日子。可原来我们同样是猪。”

摆放背袋的黑暗角落里传来一个悦耳的声音：

“我们先吃鸡吧！”

门突然打开了，随着一团团潮湿的雾气传来一个浑厚而响亮的声音：

“起立！立正！”

这句话听来依旧是那样平静、从容不迫。

平静地对待痛苦、对待磨难、对待忧伤、对待那些折磨人的思绪……逆来顺受。

巴赫的脸在雾中闪了一下，接着响起某人标志物的吱吱嘎嘎的皮靴声。这时掩蔽部里的士兵们看见师长的浅蓝色大衣和他那双微微眯起的近视眼，看见他那只戴着订婚戒指的苍老而白皙的手，还有那只用麂皮擦布擦得干净透亮的单眼镜。

“你们好。稍息。”他用缓慢而自然的声音说。在练兵场上他习惯于用这样的声音向团长们和站立在左翼的列兵们训话。

士兵们极不和谐地作了回答。

将军在一只木箱上坐下来，炉火橘黄色的火光从他胸前的黑色铁十字勋章上掠过。

“向你们祝贺即将来临的圣诞节前夜。”老将军说。

陪同将军的几个士兵把一只木箱移到火炉跟前，用刺刀撬开箱盖，从箱子里取出一些用玻璃纸包着的巴掌大的圣诞枞树，每棵枞树上都装饰着金银线、玻璃珠和圆圈状的水果糖。

将军观看着士兵们打开包在小枞树上的玻璃纸，然后招手把上尉叫过来，含糊不清地对他说了些什么。于是巴赫高声说：

“中将叫我告诉你们，这些圣诞礼物是一位飞行员从德国运来的。这位飞行员在斯大林格勒上空负了致命伤，他在皮托姆尼克着陆之后，人们把他抬出机舱时他已经死了。”

37

士兵们把小巧玲珑的枞树支在掌心里。在温暖的空气中迅速变暖的小枞树上披上了一层细小的露珠，地下室里很快就充满松针的气息，室内原有的那种停尸间和铁匠铺的混浊的空气——前沿阵地的气息迅速与枞树的气息融合在一起。

看起来，坐在火炉旁的这位老将军的花白头发似乎也散发着圣诞节的气息。

巴赫那颗敏感的心感觉到这一时刻的悲伤和迷人。这些一度轻视俄国重型炮兵力量的人，这些在战争中变得残忍而又粗鲁的人，这些饱受饥饿和虱子折磨，因缺乏弹药而万分苦恼的人，却默默地立刻明白了一切：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绷带，不是面包，不是弹药，而是这些缠着无用的金银线的枞树枝，还有孤儿院里的糖果。

士兵们把坐在箱子上的这个老头儿围在中间。就是他，今年夏天率领这支机械化先头部队向伏尔加河进军。老头儿这一生都在到处演戏。不仅在队列前面、在同司令官的谈话中演戏，而且在家里，同妻子在一起，在花园里散步，同儿媳和孙子在一起，他也在演戏。夜间，他一个人躺在被窝里，旁边的椅子上摆着他的将军裤，但他依然在演戏。自不待言，在士兵们面前，他也要演戏。他像演员那样装腔作势地询问士兵母亲的情况，有时皱一皱眉头，有时就士兵的风流韵事开一个颇为粗鲁的玩笑，有时对士兵的伙食表示关心，并且过分严肃地从锅里舀点汤尝一尝，有时在尚未封土的士兵的坟前垂下他那颗严厉的头，有时在新兵的横队前面说一些过分亲热的、慈父般的话语。这种表演不是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它与他的思维、他的身心融为一体。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演戏，要把他和这种表演分开是不可思议的，就像不可能滤净盐水中的盐。这种表演同他一起进入这个连队的掩蔽部。老头儿敞开大衣的衣襟，在火炉前的一只箱子上坐了下来。他用平静而又略带忧伤的眼神望了望士兵们，向他们祝贺节日。他的一举一动无不似在演戏。老头儿却从未感觉到这一点，但他现在突然感觉到了，他的表演从他的身心中流露出来，盐分从结冰的水里分离出来。

面对这些饥饿、疲倦而又忧郁不安的人，老头儿感到索然无味，他怜惜他们。坐在这群孤立无援的不幸的士兵中间，他自己也感到束手无策，虚弱不堪。

一个士兵轻轻地哼起小调儿：

啊，小枞树，啊，小枞树，

你绿色的松针多么美丽……

有两三个人随着唱起来。松针的气味令人着迷，儿歌雄壮而嘹亮，像神奇的号角声似的：

啊，小枞树，啊，小枞树……

那些早已被忘却、被抛弃的情感从海底、从寒冷而黑暗的深渊中浮现出来，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思绪得到解脱……

这些情感和思绪既不能让人高兴，也不能让人轻松起来，但它们的力量是人道的力量，也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此时，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苏军大口径炮弹接连不断地爆炸，看来俄国佬对什么事感到不满意，也许他们猜想被包围的敌军在过圣诞节。然而谁也没有注意顶棚上落下的碎末，没有注意火炉突然喷出一团红色的火星。

钢铁弹片猛击着大地，大地在呼啸，看来俄国佬开始玩弄自己心爱的火箭炮了。紧接着便响起重机枪的嗒嗒声。

老头儿垂着头坐在那儿，这是那些被漫长的人生折磨得精疲力竭的人的习惯姿势。舞台上的灯光熄灭了，卸了妆的演员们来到昏暗的亮光下。现在，地位不同的人也只好平起平坐，无论是神奇的将军，闪击战领导人，微不足道的士官，还是被怀疑有不良的反国家思想的士兵施密特……巴赫心想，在这种时刻，莱纳尔德也许不会有什么变化，他身上固有的那种德国人的观念，效忠国家的观念，不可能变成人道的观念。

他扭头冲向门口，只见莱纳尔德站在门口。

38

曾经使新兵们胆怯和钦佩的连队优秀士兵施通普夫近来变了样，他那张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眼睛的宽大脸庞明显消瘦了，军装和大衣揉得皱皱巴巴，变成了抵御俄罗斯风寒的旧衣衫，他说话失却了以往的机智和幽默，他开的玩笑也不再惹人发笑。

他饿得比别人更厉害，因为他个头大，饭量也大。

长久的饥饿迫使他一大早就外出寻找食物。他在废墟上挖掘、搜索，有时乞讨或寻觅一点面包渣，有时长久地守在厨房外面。巴赫经常看见他那张专注而紧张的脸。施通普夫一刻不停地想着食物，不仅在空闲时间外出觅食，而且在战斗中也在寻找食物。

巴赫悄悄走向一所有人居住的地下室时，看见了这个饥饿的士兵，看见了那宽大的脊背和宽宽的肩膀。那士兵在一片空地上翻掘着。在被包围之前，这里曾经是一排厨房，团部食品供应处的仓库曾经设在这里。他从地里揪出一些白菜叶子，搜寻像橡子那么大的冻土豆。这些土豆当初因为太小而没有下锅。这时，石墙后面走出一个高个子老太婆。她穿一件破烂的男式大衣，腰间扎一条绳索，脚上穿一双踩坏的男式足球鞋。她向那士兵迎面走来，眼睛却专注地盯着地面，看着他用一只粗铁丝弯成的小钩子在雪地里划来划去。

两人的身影在雪地里相遇了，但他们谁也没有抬头，只是根据彼此的身影发现了对方。

大个子德国士兵抬眼望了望高个子老太婆，信任地在她面前拿起一片发黄的烂白菜叶子，慢吞吞地开腔，显得十分庄重：

“您好，太太。”

老太婆从容不迫地用手拢了拢垂在额头的乱发，用那双充满善良和智慧的深色眼睛打量了他一眼，用庄重的语调慢慢地说：

“您好，先生。”

这是两国人民代表的最高级会晤。除巴赫之外，谁也没有看见这次会晤，但那士兵和老太婆却立刻把它忘却了。

天气转暖了。纷纷扬扬的大雪落在大地上，落在红色的碎砖块上，落在坟墓前的十字架上，落在被击毁的坦克的挡板上，落在没有掩埋的尸体的耳廓上。

温暖的雪幕呈现一片蓝灰色，漫天飞雪占据了整个天空。风停息了，远方的枪炮声也显得低沉了一些，天空和大地连成一个模糊的、徐徐摇动的、柔和的灰色整体。

大雪落在巴赫的肩膀上，仿佛寂静正在化作朵朵雪花，降落在沉默下来的伏尔加河上，降落在这座空荡荡的死城上，降落在战马的骷髅上。到处在下雪，不仅地上下雪，高空也在下雪，整个世界都大雪翩飞。一切都将消失在大雪之下，死者的尸体、武器、肮脏的破布、碎砖、炸得弯曲的钢筋，都将被大雪所掩盖。

这不是雪，而是时间本身。洁白而又柔软的时间一层层地沉积在这人类鏖战的城市的废墟之上。现在的一切正在变为过去。在这场缓缓飞舞的鹅毛大雪中看不见未来。

39

地下室的一间狭小的储藏室里，巴赫躺在印花布帘后面的一张简易木板床上。一个酣睡的女人头枕着他的肩膀。由于消瘦，她那张脸看上去像个孩子，同时又显得十分苍老。巴赫打量着她那瘦瘦的脖颈，她灰溜溜的脏衬衫下露出白白的胸脯。为了不惊醒那女人，他小心翼翼地慢慢托起她那条散乱的辫子轻轻吻了吻。她的头发有一股香味，活生生的，热乎乎的，富有弹性，仿佛它们中间有血液在流动。

那女人睁开了眼睛。

这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农家妇女，有时显得无忧无虑，性子温和，富有心计，有耐性，会算计，温顺但爱发火，有时她显得傻里傻气，压抑郁结，总是皱着眉头，有时她却高兴地唱起歌来，虽然她唱的是俄语歌词，但他听得出是《卡门》和《浮士德》的曲调。

他从不关心她在战前做什么工作。他想来的时候就来，不想同她睡觉的时候也就把她忘了，至于她是否吃得饱，会不会被俄国狙击手打死，他是从不放在心上的。有一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偶然得到的饼干，递给她，她看起来很高兴，把这块饼干送给了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老太婆。这件事使他大为感动，但他每次到她这里来，几乎总是忘记带吃的东西。

她叫齐娜。这名字有些古怪，不大像欧洲人的名字。

看来，齐娜在战前并不认识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老太婆。老太婆有点令人讨厌，爱讨好人，性子却很凶，虚伪得要命，而且极为贪吃。此时，她正在有条不紊地用一只原始的木杵捣着木臼，把洒上了煤油的烧焦的麦粒捣成粉末。

陷入包围之后，士兵们开始悄悄溜进地下室去找居民。以前他们没有发现居民，现在才知道地下室里的乾坤，譬如人们不用肥皂而用草木灰洗衣服，吃糠皮做的食物，还会修理东西和织补衣服。地下室里住的多半是老太婆，但士兵们到这里来，不是专门找老太婆的。

巴赫以为，他到地下室里来无人知晓。可是有一次，他坐在齐娜床上，两手握着她的手，听见布帘外面有人说德语，一个似乎很熟悉的声音说：

“不要到这个布帘后边去，上尉的女朋友住在里面。”

现在他们两人躺在床上，沉默不语。他的全部生活、朋友、书籍、他同玛丽亚的情史、他的童年，以及同他出生的城市、他的中学和大学时代有关的一切，进军俄国的隆隆炮声，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这一切不过是通往这张用烧坏的门板架起的床铺的道路而已。一想到可能失去这个女人，他就心惊肉跳。他找到了她，就到她这里来了，德国和整个欧洲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遇见她。以前他没有明白这一点，他常常忘记她，他觉得她可爱，恰恰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不认真。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除她之外，一切都不复存在，一切都隐没在大雪之中。唯有这张好看的脸，这微翘的鼻尖，这双古怪精灵的眼睛，以及这充满了倦意的、令人着迷的、孩子般孤立无援的表情。她是十月间在一所野战医院里遇到他的，她步行到医院里来看他，他却不愿再见到她，没有出来和她会面。

她看出他没有喝醉。他跪在那里，开始吻她的双手，接着吻她的腿，然后他稍稍抬起头来，额头和面颊贴在她的膝盖上，他匆匆地诉说着什么，情绪很激动，但她听不懂他的话。他知道她听不懂他说了些什么，她只听得懂士兵们在斯大林格勒说的那种可怕的语言。

他知道，促使他见到这个女人的战争，现在要从他身边夺走她。他们就要永别了。他跪在那里，抱着她的双腿，望着她的眼睛；她仔细听着他匆匆的诉说，想猜出他说了些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从未看见德国人有过这样的表情，她原来以为只有俄国人才有这种充满痛苦和哀求的温和而疯狂的眼睛。

他对她说，在这个地下室里，吻着她的腿，他头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爱情，他不是听别人说的，而是通过心灵感知的。对他来说，她比他过去的一切更宝贵，她比母亲宝贵，比德国宝贵，比他同玛丽亚未来的生活宝贵。他爱上了她。在爱情的力量面前，国家筑起的城墙、种族的隔阂、重炮兵的火墙都是毫无意义的，它们奈何不了强大的爱。他感谢命运在他死亡前夕使他明白了这一点。

她听不懂他的话，她只知道几个德语单词，如“站住”、“走过来”、“拿来”、“快一点儿”；她只听出他说的一些半通不通的俄语，如“给我吧”、“完蛋了”、“糖”、“面包”、“快跑”、“滚开”。

但她已猜出他出了什么事，她看出他内心的慌乱。这个德国军官的情妇虽然经常挨饿，行为轻佻，但她对他的软弱却颇为体谅，而且报以温情。她明白，命运将使他们分开，但她比他镇静。现在，看见他如此绝望，她感觉到自己同此人的爱情，将变成某种可怕的东西，她感到震惊和忧虑。她虽然没听明白他的话，却从他的声音、亲吻和眼睛中察觉到这一点。

她若有所思地抚摩着巴赫的头发，她那机灵的小脑袋瓜里却泛起一股忧思，但愿那种模模糊糊的可怕力量不要抓住她，不要折磨和毁害她。她的心在剧烈地起伏，不愿听见那个正在警告她的阴森可怕的声音。

40

在监狱接待室排队等候接待的时候，叶尼娅又有了一些熟人。有时他们问她：

“您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新消息？”

她已经有了经验，所以不仅听他们的建议，而且主动对他们说：

“您别着急。也许他在医院里。医院里条件好，坐牢的人都梦想住医院。”

她打听到克雷莫夫关押在内部监狱。这里没有接收她送来的东西，但她没有丧失希望。她知道，在库兹涅茨桥监狱接待室里，往往一再拒绝给在押犯人转送东西，有时他们会突然建议说：

“把需要转交的东西交给我吧。”

她到克雷莫夫的住所去了一趟，一位女邻居告诉她，大约在两个月以前，两名军人带着房屋管理员打开了克雷莫夫的房门，拿走了许多公文和书籍，临走时在房门上贴了封条。叶尼娅打量着一些带绳头的火漆印花，站在她身旁的女邻居说：

“您千万要记得，我什么话也没有对您说。”她把叶尼娅领到门口，壮着胆子低声说，“他是个好人，是自愿上前线去打仗的。”

到莫斯科之后，她还没有给诺维科夫写信。她心里乱糟糟的，有怜悯、有爱情、有悔恨，也有因前方的胜利激起的喜悦。她既为诺维科夫担心，又羞于见到他，她害怕永远失去他，但又为他们的关系不合法感到苦恼……

不久前，她住在古比雪夫的时候，曾打算到前线去看望诺维科夫，那时她觉得，她同他的恋爱关系是确定无疑的，像命运一样不可变更。然而现在，一想到她要同克雷莫夫永远分离，要同诺维科夫永远在一起，她就非常害怕。有时，她甚至觉得诺维科夫身上的一切都极为陌生。他的激动、他的希望、他周围的熟人，都使她感到格格不入。她觉得，在他的桌旁倒茶、接待他的朋友，同那些将军和上校的妻子谈话是荒唐可笑的。

她记得诺维科夫对契诃夫的小说《黑衣修士》和《没有意思的故事》不感兴趣。他不喜欢这些作品，却喜欢德莱塞和福伊希特万格 [33] 的带倾向性的小说。现在她才明白，她与诺维科夫决裂已成定局，她永远也不会回到他身边。但她常常感到自己对他怀有柔情，常常记起他顺从地、匆匆忙忙地附和她说的每一句话。有时她感到悲伤，难道他的手从此再不碰她的肩膀，她再也见不到他一面了？

她从未遇见过这种力量——粗犷朴实同人道和怯懦的奇特结合。她曾深深地被他所吸引。他与残酷的信仰狂热格格不入，他身上有某种与众不同的、理智而平凡的男人的善良。但是，一想到她同亲人们关系中出现的那种阴暗龌龊的东西，她又立刻感觉到一种无法排遣的不安。克雷莫夫对她说的话，他们是从哪儿知道的呢？她与克雷莫夫相关的一切都是极为重要的，她不能把同他一起度过的生活一笔勾销。

她决定跟随克雷莫夫。即使他不原谅她，她应该永远受他谴责，但他需要她，他在监狱里一直在想着她。

诺维科夫会从容地经受与她决裂的痛苦。但她却弄不明白，想要要保持心灵安宁，她需要做些什么。需要明白他不再爱她，他已得到安慰，并且已原谅她？或者与之相反，明白他仍在爱她，并且极度伤心，不肯原谅她？而对她个人来说，是明白他们的彻底决裂好呢，还是在心灵深处相信，他们还将重归于好好呢？

她使亲人们遭受了多少痛苦，难道她这些举动不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而是为了她自己，是因为自己的古怪脾气？是精神变态！

晚上，斯特拉姆、柳德米拉和娜佳围坐在餐桌旁，叶尼娅突然望着姐姐问道：

“知道我是谁吗？”

“你？”柳德米拉惊讶地问。

“是的，是的，我。”叶尼娅说罢又解释道，“我是一个女性小狗。”

“是小母狗？”娜佳快活地说。

“说得对，正是。”叶尼娅答道。

大家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尽管谁都知道叶尼娅没有心思开玩笑。

“知道吧，在古比雪夫的时候，利莫诺夫去看望我，他给我解释过这种二度恋爱是怎么回事。他说，这叫作精神维生素缺乏证。比如说，丈夫长久同妻子生活在一起，他就会出现精神饥饿，就像长期不吃盐的奶牛，或者多年吃不到蔬菜的极地勘察队员。如果妻子是个意志坚强、威严而强壮的女人，于是丈夫就开始思念那种温和、顺从、胆怯的女人。”

“你那个利莫诺夫是个傻瓜。”柳德米拉说。

“要是一个人需要A、B、C、D多种维生素呢？”娜佳问道。

晚些时候，大家已经准备睡觉了，斯特拉姆说：

“叶尼娅，我们习惯于嘲笑知识分子的哈姆雷特式的自相矛盾、多疑和优柔寡断。年轻的时候我曾经鄙夷自己这种性格。可现在我的看法有了变化，我认为，人们应该感谢那些优柔寡断、多疑多虑的人，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伟大的发现和伟大的书籍，他们的贡献并不比那些性情直爽的笨蛋的贡献少。必要时他们会赴汤蹈火，在战场上他们也不比那些坚毅直爽的人差。”

叶尼娅说：

“谢谢您，维佳，您这话是就母狗而言？”

“正是。”斯特拉姆证实道。

他想对叶尼娅说点儿令人愉快的事。

“我又看了您那幅画，叶尼娅。”他说，“这幅画情感丰富，所以我喜欢它。要知道，那些左派画家们的作品里只有大胆和创新，可是他们心里没有上帝。”

“是啊，情感丰富。”柳德米拉说，“那些绿色的男人，蔚蓝的木屋，完全脱离现实。”

“你知道吧，柳达？”叶尼娅说，“马蒂斯说过：‘我涂绿颜色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要画绿草，我使用蓝颜色，这不能说我要画蓝天。’颜色表达画家的情绪。”

尽管斯特拉姆只想对叶尼娅说点令人愉快的事，但他忍不住用嘲笑的口吻插话：

“然而埃克尔曼 [34] 写道：‘假如歌德能够像上帝那样创造世界，那么他一定会把草做成绿的，把天空做成蓝的。’我看这话很有道理。要知道，我也在同上帝用来创造世界的材料打交道。真的，因此我知道，它们既没有颜色，也没有颜料，只有原子和空间。”

然而类似的话题他们谈得很少，多半是谈战争和检察机关。

这是一些令人难过的日子。叶尼娅打算回古比雪夫城，她的假期快结束了。

她害怕回去不好向上司交代。她擅自来到莫斯科，多日来她踏破了监狱的门槛，并向检察长和内务人民委员写了申诉书。

她一生都害怕与政法机关打交道，害怕写呈文，每次更换身份证之前，她都睡不好觉，激动不安。可是近来命运似乎偏偏迫使她与通行证、身份证、警察局、检察院、传票和申诉书打交道。

姐姐家里充满死一般的宁静。

斯特拉姆不再去上班，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连坐几个小时。柳德米拉从限额供应商店回来，神色沮丧，怒气冲冲，她说，熟人们的妻子见面时没同她打招呼。

叶尼娅看出斯特拉姆精神很不安。听到电话铃声他总要哆嗦一下，然后匆匆跑过去抓起话筒。吃午饭或者晚饭时，他经常打断别人的谈话，厉声说：“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我听见好像有人按门铃。”说罢他就向前厅走去，回来时脸上带着难堪的笑容。姐妹俩明白他为什么一直在紧张地等待门铃声——他害怕被捕。

“迫害狂躁症 [35] 就是这样发生的。”柳德米拉说，“1937年精神病诊疗所里挤满了这种人。”

叶尼娅看出斯特拉姆的恐惧不安，又为斯特拉姆对她的态度大为感动。有一次他对她说：

“您要记住，叶尼娅，您住在我家里，为一个被捕的人奔波，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这事我都不在乎。您明白吗？这里就是您的家！”

晚上，叶尼娅喜欢同娜佳聊天。

“你太聪明啦，”叶尼娅对外甥女说，“你不像一个小姑娘，倒像是从前的政治犯协会成员。”

“不是从前的，而是将来的。”斯特拉姆说，“你大概同那位的中尉谈论政治吧？”

“谈论又怎么样？”娜佳说。

“最好还是接吻，不谈政治。”叶尼娅说。

“我正要说这句话。”斯特拉姆说，“接吻毕竟安全些。”

娜佳的确经常谈一些尖锐的话题，一会儿突然问起布哈林的情况，一会儿说列宁器重托洛茨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不愿见到斯大林，并且写下了遗嘱，斯大林向人民隐瞒了这份遗嘱，然后问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叶尼娅同娜佳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向她询问洛莫夫中尉的情况。

娜佳喜欢谈论政治，谈论战争，谈论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谈论与同学们的会面和谈话。从这些话题中，叶尼娅了解到有关洛莫夫中尉以及娜佳同他相处的情况，比柳德米拉知道的还多。

洛莫夫显然是个尖酸刻薄的小伙子，很难与人相处，对一切公认的有定评的东西抱嘲笑态度。大概他自己也常写诗，在他的影响下，娜佳也常常对杰米扬·别德内、特瓦尔多夫斯基抱以轻蔑和嘲笑态度，对肖洛霍夫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感兴趣。娜佳耸着肩说的那番话显然是从他那里学来的：“革命家要么很愚蠢，要么很虚伪，不应该为了凭空想象的未来的幸福牺牲整整一代人的生命？……

有一次，娜佳对叶尼娅说：

“你知道吧，姨妈，老一代总是要信仰点什么。比如说，克雷莫夫信仰列宁和共产主义，爸爸信仰自由，外婆信仰人民和劳动大众，而在我们新一代看来，这一切都是愚蠢的。信仰本身就是愚蠢的。人们需要的是生活，而不是信仰。”

叶尼娅突然问道：

“这是那个中尉的哲学？”

娜佳的回答使她大为惊讶。

“再过三个星期他就要上前线了。有过情人，转瞬即逝，这就是全部哲学。”

同娜佳聊天的时候，叶尼娅时常回忆斯大林格勒的一些往事。薇拉也是这样同她谈话，薇拉也是这样恋爱的。然而，薇拉那种朴实明朗的感情与娜佳的胡思乱想是完全不同的！叶尼娅当初的生活与她的今天是完全不同的！她当初对战争的看法与今天的胜利日子里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但战争在继续，娜佳所说的“转瞬即逝”的哲学是不可变更的。至于中尉以前是否弹着吉他唱过歌，至于他是否相信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志愿参加过伟大的建设工程，是否读过因诺肯季·安年斯基 [36] 的诗并且不相信凭空想象的后代人的幸福，这一切对战争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

有一次，娜佳给叶尼娅看了一首手抄的劳改营歌曲。

歌词描写轮船底舱如何寒冷，茫茫无际的大洋如何咆哮，囚犯们如何忍受晕船的折磨，像亲兄弟那样紧紧拥抱，科雷马边区的首府马加丹如何在雾中渐渐出现。

回莫斯科后的最初几天，每当娜佳谈起这类话题，斯特拉姆都怒气冲冲地打断她。

然而近几天斯特拉姆却变化很大。现在他已不那么矜持，有时当着娜佳的面说，写给“伟大导师”、“体育工作者最好的朋友”、“英明的父亲”、“伟大的泰斗”、“光辉的天才”的那些虚情假意的贺信简直让人不忍卒读；此外，还说他如何谦虚、敏感、善良、富有同情心。往往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斯大林在种地，在炼钢，在托儿所里用汤匙喂孩子吃饭，在用机枪射击，而工人、红军战士、大学生和学者们只有对他顶礼膜拜，假如没有斯大林，伟大的人民会像孤立无援的牲畜一样全部死掉。

有一次，斯特拉姆作了一个统计，发现一份《真理报》中竟有86处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第二天他发现一篇社论竞18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他抱怨那些不合法的逮捕，抱怨缺少自由，抱怨任何一个揣着党证的、没有多少文化的长官都认为自己有权指挥学者、作家，有权衡量评价他们，有权教训他们。

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在具有歼灭性力量的国家的愤怒面前，他的恐惧心理不断增长，孤独感，无能为力，像小鸡那样的可怜与软弱，以及必遭厄运的感觉也逐渐加重，这一切有时在他心中激起一种绝望，于是他开始对危险抱无所谓态度，不屑于小心行事了。

早晨，斯特拉姆跑进柳德米拉的房间。柳德米拉看见他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不禁吃了一惊，这种表情对他来说太不同寻常了。

“柳达，叶尼娅，我军又进入乌克兰大地了，电台刚才广播的！”

上午，叶尼娅从库兹涅茨桥大街回来了，斯特拉姆望了望她的脸，用柳德米拉早晨问他的口吻问道：

“出什么事啦？”

“我送去的东西他们收下了，我送去的东西他们收下了！”叶尼娅重复道。

连柳德米拉都明白，这包附有叶尼娅亲笔信的东西对克雷莫夫将意味着什么。

“死者的复活。”柳德米拉说，“大概你仍旧爱着他，我不记得你有过这样的眼神。”

“要知道，我也许是个疯子，”叶尼娅低声对姐姐说，“我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为克雷莫夫很快会收到我送去的东西，是因为我今天才明白，诺维科夫不可能告密，不可能干那种下流事。明白吗？”

柳德米拉生气地说：

“你不是疯子，你比疯子还坏。”

“维佳，亲爱的，请随便给我们弹一支曲子吧。”叶尼娅请求道。

在这段时间里，斯特拉姆没有弹过一次钢琴。但这回他没有推辞，他拿来乐谱，让叶尼娅看了看，问道：

“弹这个好吗？”

柳德米拉和娜佳不喜欢音乐，便到厨房去了。斯特拉姆弹奏起来。叶尼娅静静地听着。他弹了好久，弹完一支曲子，他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打量叶尼娅，然后开始弹另一支曲子。有时她觉得斯特拉姆在啜泣，她看不见他的脸。这时房间的门急促地打开了，娜佳喊道：

“快开收音机，正在播送命令！”

播音员列维坦 [37] 铿锵有力的洪钟般的声音取代了音乐声。此刻，他念道：

“我军以强攻占领了这座城市和重要的铁路枢纽？……

然后列举了一些在战斗中功勋卓著的将领和部队，首先列举了集团军司令员托尔布欣将军的名字，接着，维坦时他突然用欢呼的声音说道：

“还有诺维科夫上校指挥的坦克军！”

叶尼娅轻轻地叫了一声，后来，播音员用节奏分明且铿锵有力的声音说：

“为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她不禁哭了起来。

41

叶尼娅走后，斯特拉姆家里充满了忧伤。

斯特拉姆常常在写字台前一连坐好几个小时，一连好几天不出家门。他心中产生了新的恐惧，仿佛在街上会遇见那些极为讨厌的、敌视他的人，会看见他们残酷无情的眼神。

电话铃完全沉默了，纵然每隔两三天响一次，那也不是打给他的。柳德米拉说：

“这是找娜佳的。”

果然不错，打电话的人请娜佳接电话。

斯特拉姆渐渐明白了他的事情的严重性。在最初几天，他甚至有一种轻松之感，因为他安静地坐在家里，周围摆着他心爱的书，周围没有那些带敌意的阴沉的脸。

然而，家庭的宁静很快就使他感到压抑，这种宁静不仅燃起他的忧伤，而且使他惶惑不安。实验室里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工作进展如何？马尔科夫在做什么？一想到实验室里正需要他，他却坐在家里，他就不安。但是一旦想到实验室里没有他工作照常进行，他又感到无法忍受，不禁产生一种对立情绪。

柳德米拉在街上遇见了疏散时的女友斯托伊尼科娃。斯托伊尼科娃在科学院机关工作，她向柳德米拉详细讲述了那次学术委员会会议的情况，因为那次会议从头至尾都是由她作的速记记录。

重要的是索科洛夫没有发言！尽管希沙科夫对他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您同斯特拉姆共事多年，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但他没有发言。索科洛夫推说他夜间心脏病发作了，说话很困难。

斯特拉姆对此感到奇怪，但他并没有因这个消息欣喜。

马尔科夫代表实验室发了言。他的发言比别人有分寸，没有从政治上指责斯特拉姆，主要是批评他的脾气太坏，甚至还提到了他的才华。

“他不得不发言，他是党员，无法推辞。”斯特拉姆说，“不能责怪他。”

但大部分发言的调门儿都高得可怕。科夫琴科在发言中影射斯特拉姆是无赖、骗子。他说：“这位斯特拉姆拒不出席会议，完全是目无法纪，我们要用另一种语言同他谈话，大概他正期待我们这么做。”

曾经把斯特拉姆的工作与列别杰夫的工作相提并论的那位头发花白的普拉索洛夫发言说：“有那么一些人围绕斯特拉姆的有争议的抽象理论大做文章，简直下流。”

物理学博士古列维奇的发言很糟糕。他承认自己对斯特拉姆的研究工作评价过高，犯了重大错误。他暗示斯特拉姆具有民族的狭隘和偏执。他说，政治上头脑不清醒的人，在科学上头脑必然也不清醒。

斯韦钦称斯特拉姆是“可敬的老兄”。并且援引了斯特拉姆说过的一段话——没有“美国的”物理学、“德国的”物理学、“苏联的”物理学，物理学是共同的。

“我说过这话。”斯特拉姆说，“但是要知道，在会议上援引私下交谈中所说的话，这纯属告密。”

斯特拉姆感到吃惊的是，皮缅诺夫竟在会上发了言。早已同研究所失去联系的他，在这里是无人需要的人。他在会上承认了错误，后悔不该过分重视斯特拉姆的研究，没有看到他研究中的缺点。这一点非常令人吃惊。皮缅诺夫曾说过，斯特拉姆的工作使他产生一种神圣的感觉，他曾经为促进这项工作的实施感到幸福。

希沙科夫简单说了几句。然后所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把决议交付会议表决。这个决议毫不留情，要求所委会把腐化堕落分子从健康的集体中清除出去。特别令人生气的是，决议对斯特拉姆的学术成就居然只字未提。

“不管怎么说，索科洛夫的表现是绝对正派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为什么不露面了呢？难道索科洛夫就这么害怕？”柳德米拉说。

斯特拉姆不发一言。

的确奇怪！尽管他没有基督教徒的宽容大度，但他却对谁也不气恼。他没有生希沙科夫的气，也没有生皮缅诺夫的气。对斯韦钦、古列维奇和科夫琴科，他也不怀恨。只有一个人使他感到心情沉重，怒不可遏，甚至一想到他，斯特拉姆就感到浑身发热，呼吸困难。这个人就是索科洛夫，仿佛斯特拉姆遭受的一切残酷的、不公正的待遇，全是索科洛夫引起的。这个可恶的索科洛夫，他怎么能禁止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同斯特拉姆见面呢！这种做法多么怯懦，多么残酷，多么下流，多么卑鄙！

但他却不愿承认，不但想到索科洛夫与他作对时他感到气愤，而且暗中感觉自己对不起索科洛夫时他也感到气恼。

如今柳德米拉经常谈论一些生活琐事：

多余的住房面积，申请住房补贴，食品供应卡，上新的食品店登记注册，办理新季度的定额供应卡，身份证过期了，更换身份证时必须提交工作单位的证明信，这一切使得柳德米拉日夜不安。生活费用哪里来呢？

以前斯特拉姆总是神气十足地开玩笑说：“我要研究一下居家过日子的理论问题，我要为自己建造一所茅屋实验室。”

然而现在看来这话并不可笑。他作为科学院的通讯院士，领取的生活费勉强支付房费、别墅费和水电费。他感到孤独，精神颇为压抑。

总得活下去吧！

到大学教书这条路看来是给堵死了——政治上不干净的人不能同青年们打交道。

那么他该往何处去？

他在科学界的显赫地位，妨碍他找到一份普通的工作。人事部门的干部一听他的名字便会惊叫起来，谁也不愿录用一个科学博士去当技术编辑或者物理老师。

想到就业无望，生活贫困，受人支配，忍气吞声，他愈加感到无法忍受，有时他心想：“干脆快点让我去坐牢得了。”

可是柳德米拉和娜佳怎么办，她们母女还得生活啊！

哪里还有什么别墅的草莓！别墅肯定是要没收的，因为五月份就该办理延期租赁的手续了。别墅不是科学院的，而是属于机关部门的。可他开始没当一回事，错过了交纳租金的时间，他原本打算把过去的租金一次付清，同时交纳上半年的预付金。然而一个月前在他看来不值一谈的款额，现在却使他感到恐惧。

到哪儿去弄钱呢？娜佳需要买一件大衣。

去借钱？然而没有还债的希望是不能借钱的。

去变卖东西？可是战争期间谁愿意买瓷器和钢琴呢？再说也舍不得卖，柳德米拉喜欢她那些收藏品，就是现在托利亚不在了，她有时也拿出来欣赏一番。

他时常在想，他要到兵役局去，放弃科学院给他的免服兵役的权利，要求上前线去当一名红军战士。

想到这里，他就平静下来。

可是后来他又恐慌起来，一些折磨人的念头使他心神不宁。他走了，柳德米拉和娜佳怎么生活？去当教师？出租一个房间？房管所和警察局会立刻干涉，夜间搜查、罚款、记过。

在人们心目中，房管员、地段治安民警、区房管处的视察员、干部处的女秘书，现在都成了神通广大、威严而又英明的人物。

生活失去依靠的人，会觉得坐在票证管理局里的那个小丫头强大无比。这一整天斯特拉姆都处在恐惧之中，孤立无援，犹豫不决。但他的这些感觉在变化。这一昼夜，他一会儿害怕这个，一会儿思念那个。早晨，窗外寒气逼人，天色昏暗，薄雾茫茫，他离开温暖的被窝，感到有一股沉重的力量向他袭来，他往往像孩子似的孤立无助，他想钻进被窝，将身子蜷成一团，微微眯起眼睛，屏住呼吸。

上午他心里惦念着工作，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他，他很想到研究所去一趟。此时他觉得自己是个无用的人，愚蠢而且平庸。

仿佛国家在一怒之下不仅能够剥夺他的自由、安宁，而且能够剥夺他的智慧、才能和自信，能够把他变成一个消沉、迟钝、郁郁寡欢的庸人。

午饭前，他往往精神好一些，心情有所改善。可是一吃过午饭，他便忧伤起来，心里空落落的，寂寞烦闷，郁郁寡欢。

暮色渐浓，他开始感到恐惧。现在，他像在森林中遇上暮色降临的石器时代的野人一样惧怕黑暗。恐怖在加剧、变浓……他回忆往事，浮想联翩。无法回避的残酷的死神从窗外黑暗的夜色中望着他。街上马上就要传来汽车声，马上就会有人按门铃，房间里马上就会响起吱吱嘎嘎的皮靴声，无处躲藏。就在这时，一股凶狠而欢快的淡漠情绪突然袭上他心头！

斯特拉姆对柳德米拉说：

“在沙皇时代，那些贵族反叛者倒也快活。失宠的时候，就坐上四轮马车，驶出京城，直奔平萨省的领地！在那里打猎，享受乡村的快乐，那里有邻居，有花园，在那里写回忆录。可你们呢，伏尔泰主义者先生们，请尝试一下吧：发给你两个星期的补助费，给你写上一份鉴定装在信封里，封上口。带着这样的鉴定，你连个扫院子的差使也找不到。”

“维佳，”柳德米拉说，“我们会熬过去的！我可以去缝衣服，到别人家做点零活儿，我会在头巾上画彩饰。我可以去当实验员。我挣钱养活你。”

斯特拉姆吻她的手。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脸上会露出负疚的痛苦表情，眼睛充满凄苦、哀求……斯特拉姆在房间里踱着，低声哼着一支古老的浪漫曲：

……他被人遗忘了，孤独地躺着……

娜佳得知父亲上前线的愿望，说道：

“我们学校有个小姑娘，名叫托尼娅·科甘，她父亲志愿上前线了。她父亲是研究古希腊某一门科学的专家，被分配到平萨的一个后备团。在那里，人们让他打扫厕所、扫地。有一次，连长走过来，他不小心把垃圾扫到连长身上，于是连长在他耳朵上揍了一拳，把他的耳膜打破了。”

“那好办。”斯特拉姆说，“我不朝连长身上扫垃圾就是了。”

现在，斯特拉姆同娜佳谈话，像同大人谈话一样。他对待女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近来娜佳放了学就回家，这使得斯特拉姆大为感动。他觉得女儿不想让他着急。同父亲谈话时，她那双惯于嘲讽的眼睛便充满了严肃而亲切的神情。

一天晚上，斯特拉姆穿好衣服，朝研究所方向走去，他想望一眼自己实验室的窗户，看看那里亮灯没有，晚班人员来上班没有，也许马尔科夫已经把机器设备安装好了？但他没有走到研究所，便拐进一条胡同里，顺着胡同往回走去。他害怕遇上熟人。胡同里人迹罕至，黑乎乎的。此刻，一种幸福的感觉突然溢上他的心头。积雪，夜空，新鲜的冷空气，嚓嚓的脚步声，夜色笼罩的树木，一座木头平房的防护窗帘透出的一道亮光，这一切都显得美好。他呼吸着夜晚的空气，走在寂静的胡同里，谁也不去打量他。他还活着，而且自由自在。他还需要什么，还有什么奢望呢？斯特拉姆来到家门口，那种幸福感便顿然消失。

最初几天，斯特拉姆紧张地等待着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到来。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没有给他打电话。他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他失去了工作、荣誉、安静、自信，难道他最后的避难所——爱情，也被人剥夺了？

有时他感到绝望，两手抓住自己的头发，似乎不见到她，他就无法再活下去。有时他喃喃自语：“算了，算了，算了。”有时他对自己说：“现在谁还需要我？”

尽管他已感到绝望，但他心里还有一个闪光点，那就是心灵的纯洁，他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都保持着这种感觉。他们自己遭受痛苦，但却没有折磨他人。不过他明白，他的所有想法，无论是富有哲理的，心平气和的，还是令人气恼的，都与他内心的感受格格不入。他生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气，他嘲笑自己，想到不可避免地要同她分手，他悲伤，妥协；他想到对柳德米拉的责任，想到自己问心无愧，这一切仅仅是他克制自己绝望心理的一种手段。回想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那双眼睛、她的声音，他立刻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寂寞。难道他再也见不到她？

一想到同她分手不可避免，最终要失去她，他就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这时他竟不顾羞耻地对柳德米拉说：

“知道吧，我在为马季亚罗夫担忧，不知他情况是否顺利，不知有没有他的消息？你能否打电话问问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啊？”

恐怕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他的继续工作了。他在不停地工作，而忧伤、焦虑、痛苦在继续折磨他。

工作并不能帮他驱走忧伤和恐惧，工作也不是医治他心病的灵丹妙药。他并不是要在工作中忘却那些痛苦的思绪和内心的绝望，对他来说，工作比药物更重要。

他之所以继续工作，是因为他不愿中断自己的工作。

42

柳德米拉对丈夫说，她遇上了房屋管理员，管理员请他到房管所去一趟。

他们开始猜测此事与什么有联系。是因为多余的住房面积？还是要更换身份证？也许兵役局要检查？也许有人打了小报告，说叶尼娅在斯特拉姆家里住过，没有报临时户口？

“你应该问问他。”斯特拉姆说，“那就用不着我们在这里费脑筋了。”

“当然，是应该问问他。”柳德米拉赞同地说，“可是他说，明天早晨让您丈夫来一趟，反正他现在不上班了，我一听这话心就慌了。”

“哎呀，天哪，他们全都知道了。”

“要知道，管院子的，开电梯的，邻居家的保姆，全都注意着我们。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是啊，是啊。还记得吗，在战前，曾经来过一个年轻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本小红书，请你告诉他，什么人常到邻居家去？”

“怎么不记得！”柳德米拉说，“当时我顶了他一句，他半天没说出话来，走到门口才说：‘我原来以为您是个有觉悟的人。’”

这件事柳德米拉讲过多次，往常他听她讲述时总爱插话，催她讲得简单一些，但这回他却不厌其烦地向妻子询问各种细节，并且耐心听她讲完。

“知道吧？”她说，“这件事说不定与我在市场上卖了两块桌布有关。”

“我想不会有关系，要不然何必让我去，而不让你去。”

“也许他们想要你去提供一个证词？”她犹豫不决地说。

此时，他忧心忡忡，十分敏感。他接连不断地回忆自己同希沙可夫和科夫琴科的谈话，他什么话没对他们说过呢。他回想自己在大学时代的那些争论，他什么样的论调没有发过呢。他同德米特里争论过，同克雷莫夫争论过，当然，他有时赞同克雷莫夫的看法。可是，要知道，他一生中从来不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他连一分钟也不曾动摇过。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在某时某地说过的一句特别尖刻的话，吓得浑身发凉。克雷莫夫是个刚强的、思想坚定的共产党员，是个信仰狂，他这个人对现存秩序是从来不怀疑的，可现在却被捕了。他同马季亚罗夫、卡里莫夫进行的那些讨论就更免不了找麻烦了。

真是不可思议！

每当晚上，暮色降临的时候，他就不安起来，担心有人来逮捕他，恐惧感逐渐加重，他感到压抑，难以忍受。但是，当他感到死路一条、无法逃避时，他又突然愉快起来，心里松了一口气。唉，见鬼去吧！

想到人们对他工作的不公正评价，他简直气得发疯。但是，一想到自己缺少才华，愚不可及，想到他的论文枯燥乏味，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的愚蠢嘲弄，不再是一种思想，而成了对生活的一种感觉，于是他又高兴起来。

现在，他甚至不再考虑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现在很渺小，无知无识，他承认错误不会有什么意义。他是个谁也不需要的人。在发怒的国家面前，不管他承不承认错误，他都同样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段时间，柳德米拉明显变了。她不再给房屋管理员打电话，叫他立刻给派个修理工来，也不再在楼梯上查问：“这又是谁在垃圾管道旁边乱扔脏物？”她现在穿着打扮也叫人捉摸不透。有时到内部商店去买素油，毫无必要地穿上那件珍贵的皮大衣，有时却系上那条破旧的灰头巾，穿上那件早在战前就打算赠给电梯女司机的旧大衣。

斯特拉姆打量柳德米拉一眼，想象十至十五年以后他俩会变成什么模样。

“记得吗，契诃夫的《黑衣修士》中有这么一个情节：母亲放牛的时候对妇女们说，她儿子曾经当过修士。但很少有人相信她。”

“我还是小时候读过这篇作品，现在不记得了。”柳德米拉说。

“那你就再读一遍吧。”斯特拉姆气鼓鼓地说。

为了柳德米拉不喜欢契诃夫的作品，他一辈子都在生她的气，他怀疑契诃夫的许多作品她根本没有读过。

可是说来也真怪。他越是感到孤立、虚弱，他的内心越是亢奋，他觉得那些房管员、票证管理局的姑娘们、办理身份证的工作人员，那些人事干部、实验员、科学家、朋友们，甚至亲人们，甚至切佩任，甚至妻子都瞧不起他……他在他们的心目中愈是渺小，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来说他就愈亲近、愈宝贵。他们虽然没有见面，但他知道这一点，他感觉到了。每当他遇到新的打击，遭到新的屈辱时，他便在心里问她：

“你看得见我吗，玛莎？”

就这样，他坐在妻子身边，同她交谈着，心里却想着她无法知道的心事。

电话铃响了。现在，电话铃声像夜间来的电报，像报告不幸消息的信使，总是使他们感到惊慌失措。

“噢，是找我的，关于我去一个临时单位上班的事，他们答应给我打电话的。”柳德米拉说。

她摘下话筒，微微扬了扬眉毛，说道：

“他这就来。”

“找你。”她说。

斯特拉姆用眼色问道：

“谁呀？”

柳德米拉用手捂住话筒说：

“一个陌生的声音，我想不起来是谁了。”

斯特拉姆接过话筒。

“好吧，我等一会儿。”他说罢，望着柳德米拉那双询问的眼睛，在小桌上摸到一支铅笔，在一张纸片上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母。

柳德米拉不知所措，慢条斯理地在自己身上画着“十”字，然后给斯特拉姆画着“十”字。两人沉默着。

？……现在是全苏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这个声音极像1941年7月3日向人民、军队和全世界发表演说的那个声音：“同志们，兄弟们，我的朋友们？……

现在这个声音只对一个手握电话筒的人说：

“您好，斯特拉姆同志。”

在这几秒钟，他思绪万千，各种思维的片断和破碎的感觉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得意，他软弱，他害怕这是某个流氓耍弄的骗局，那些写满字迹的手稿、调查表、卢布扬卡广场的大楼和他的种种感觉连成一片……

他敏锐而清晰地感觉到命运的安排，同时又因为失去某种奇妙、动人而且美好的东西感到悲伤。

“您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38] 。”斯特拉姆说，同时他感到惊讶，难道这句非同寻常的话真的是他在电话里说的？“您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谈话持续了两三分钟。

“在我看来，您正在从事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斯大林说。

他的声音很缓慢，带着浓重的喉音，仿佛在强调某些音节，很像斯特拉姆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个声音。有时斯特拉姆在自己家里开玩笑，也曾模仿这个声音。那些在代表大会上听过斯大林讲话或被他召见过的人，也曾这样传达过这个声音。

莫非这是有人在搞恶作剧？

“我相信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斯特拉姆说。

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大概他在思考斯特拉姆的话。

“在战争期间，您是否感到缺乏国外的技术资料？仪器设备有保障吗？”斯大林问道。

斯特拉姆真诚的口吻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说：

“非常感谢，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工作条件完全正常、良好。”

柳德米拉站在那里听着丈夫的谈话，仿佛斯大林看见了她似的。

斯特拉姆朝她挥了挥手，似乎对她说：“快坐下，多不好意思？……而斯大林又沉默下来，思考着斯特拉姆的话，然后说：

“再见，斯特拉姆同志，祝您工作取得成功。”

“再见，斯大林同志。”

斯特拉姆放下话筒。

夫妻二人像几分钟之前那样面对面坐着，他们刚才还在谈论柳德米拉在季申斯基市场上卖掉的两块桌布。

“祝您工作取得成功。”斯特拉姆突然带着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说。

餐柜、钢琴、椅子依旧摆在那里，他们谈论房屋管理员时摆在桌上的两只没有刷洗的菜碟原地未动，但却发生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令人欣喜若狂的事。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彻底变了样，他们面前出现了另一种命运。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特别的事情，他问缺乏国外的技术资料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斯特拉姆说道。他尽量显出一副平静而又淡漠的样子。

有那么一瞬间，他为那种充溢他心头的幸福感到尴尬。

“柳达，柳达，”他说，“你想想，我并没有悔过，没有低头，没有给他写信。是他自己主动打的电话！”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的威力是无比强大的。他斯特拉姆，夜里辗转不眠，填写调查表时精神恍惚；他抓住自己的头发，极力思索学术委员会对他的问题作了什么样的评价；他回想自己的过失，心中暗暗后悔，请求原谅他；他等待着被逮捕，想到贫穷的未来，预感到同女户籍警察和票证管理局的年轻女职员谈话的滋味，心里直发慌！难道是这些让一切发生了改变？

“我的天哪，天哪！”柳德米拉说，“托利亚永远不会得知这个消息了。”她走到托利亚的房间门口，打开了房门。

斯特拉姆从电话机上拿起话筒，接着又把它放下了。

“万一是什么人闹着玩儿呢？”他说罢走到窗前。

窗户里看得见空空荡荡的街道。一个穿棉袄的女人从街上走过。

他又走到电话机前，弯起一个指头敲了敲话筒。

“我当时的声音怎么样？”他问道。

“你说得很慢。要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突然站起来。”

“是斯大林嘛！”

“说不定真的是有人搞恶作剧？”

“瞧你说的，谁敢这么干呢？开这样的玩笑至少也得判十年徒刑。”

一小时之前他还在房间里踱着，回想着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的那支浪漫曲：

……他被人遗忘了，他孤独地躺着……

斯大林打来的电话！莫斯科每年都有一两次传闻：斯大林给电影导演杜甫仁科打了电话；斯大林给作家爱伦堡打了电话。

他用不着亲自发布命令，用不着命令发给某人奖金、给某人一套住房、为某人建立一个科研所！他太伟大了，这种具体事务用不着他开口。这些事都由他的助手们去做，他们根据他的眼神、语调猜测他的意图。他只要温和地向某人笑一笑就足够了，这人的命运便会立刻发生变化，这个默默无闻的人从此便会摆脱黑暗，荣誉、尊敬、力量会接二连三地向他飞来。许多有影响的人物会拜倒在这位幸运者的脚下。要知道，斯大林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曾经微微一笑，并且同他开了一句玩笑。

人们传诵着这些电话的详细内容，斯大林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使人们感到惊奇。这些话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得令人震惊，仿佛斯大林不能说日常用语似的。

据说，有一次斯大林给一位著名雕塑家打了电话，同他开玩笑说：

“你好，老酒鬼。”

他给另一个著名人物打电话，询问他的一位被捕的同事的情况。这位著名人物是个极善良的人，但因为一时慌张，回答时张口结舌，于是斯大林说：

“您为朋友辩护很不得力。”

传说有一次他给一家青年报编辑部打电话，副主编说：

“我是布别金。”

斯大林问道：

“布别金是个什么人？”

布别金回答说：

“你应该知道。”他说罢放下了话筒。

斯大林又给他打来电话，说道：

“布别金同志，我是斯大林，请您解释一下，您是干什么的？”

这件事之后，据说布别金住了两周医院，治疗神经失常。

他的一句话可以让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流逝。元帅、人民委员、党中央委员、州委书记，那些昨天还指挥千军万马，掌管一些地区、加盟共和国和一些大工厂的人，今天可能因为斯大林的一句气话变得一钱不值，变成劳改营的囚犯，端着饭盒在犯人食堂门口等待分给他们烂菜汤。

据说，斯大林和贝利亚一天夜里来看望一位刚刚从卢布扬卡监狱释放出来的格鲁吉亚老布尔什维克，在他家里待到天明。同一住所的居民夜间不敢上厕所，早晨都没有上班。据说给客人们开门的是一位产科女医生，她在住户中最年长。她穿着一件睡衣走出来，手里抱着一只小哈巴狗，由于这些深夜来客没有按照规定的次数按门铃，她心中大为恼火。后来她讲述说：“我打开门，看见一副肖像站立在面前，接着那肖像就向我走过来。”据说斯大林走进楼道，仔细察看贴在电话机旁的一张纸，看了好长时间。住户们用竖笔道在纸上注明通话的次数，以便计算谁家该付多少钱。

这些故事之所以令人吃惊、可笑，恰恰因为它们的词句和情节平淡无奇。这种事的确让人难以置信。难道斯大林真的会在公共住宅的楼道里踱步？

要知道，他只说了一句话，就出现了伟大的建设工程，伐木工人开始向原始森林进军，十万人的建设大军去开掘运河，建造新的城市，在极夜地区和永久的冻土地带铺设道路。他体现着一个伟大的国家。斯大林宪法像一轮红日升起。斯大林的党，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斯大林的建设工程，斯大林的战略，斯大林的航空事业……伟大的国家在他身上，在他的性格和气派中表现出来。

斯特拉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祝您工作取得成功……您在从事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现在非常明白，斯大林知道，国外开始重视那些研究核现象的物理学家。

斯特拉姆感觉到，围绕这些问题出现了一种令人奇怪的紧张气氛。从英国和美国物理学家的论文的字里行间，从那些违背逻辑思维规律的吞吞吐吐的措辞中，他捕捉到了这一动向。他发现，那些经常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的名字从物理学杂志上消失了，那些研究重核裂变的专家们仿佛自行消亡了，谁也没有引用他们的论著。他感到，只要问题涉及铀原子核的裂变，他们就显得格外谨慎，就保持沉默。

切佩任、索科洛夫、马尔科夫不止一次谈到这些话题。前几天切佩任还谈到一些人目光短浅，看不到同中子对重核的影响有联系的实际前景。切佩任本人却不愿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空气中弥漫着战火、硝烟，充满着士兵们的皮靴声、坦克履带的喧哗声，出现了新的静悄悄的紧张气氛，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手拿起电话筒，于是这位理论物理学家便听到一个缓慢的声音：

“祝您工作取得成功。”

一个新的、难以捉摸的、无声的淡淡阴影降临在被战火烧焦的土地上，降临在老人和孩子们的头上。人们没有察觉到它，不知道它的厉害，没有预料到一种笃定要来临的力量的诞生。

数十名物理学家在紧张地工作。他们的写字台、他们写满希腊字母的稿纸、他们的书架和实验室距离那种宇宙的魔力——未来的国家强盛的标志还十分遥远。

但这条道路已经开启，那个无声的阴影渐渐变浓，正在变成一片可以笼罩庞大的莫斯科和纽约市的乌云。

这天斯特拉姆并没有为自己的论文取得成就而感到高兴。他原以为这篇论文永世不得翻身，就把它锁进了家里写字台的抽屉里。这回它要重见天日了，它将进入实验室，成为教授们讲课和作报告的依据。他没有去考虑这一科学真理的幸运和成功，没有去考虑自己的成功，现在他又可以推动科学进步，可以有拥护者，他的名字又可以出现在杂志和教科书上，又可以为他的想法是否与计算机和照相胶片上的实际指标相符合而激动了。

此刻，他完全被另一种激情所占据：他终于战胜了那些迫害他的人，这一胜利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不过，前几天他还觉得自己并不忌恨他们。直到今天他也不想报复他们，不愿让他们遭受灾难，然而他回想他们干的各种坏事，回想他们的虚伪、残酷和怯懦，他的心灵和理智就充满幸福。他们对他采取的手段越粗野、越下流，现在他回想此事就越觉得甜蜜。

娜佳从学校回来了，柳德米拉向她喊道：

“娜佳，斯大林给你爸爸打电话了！”

女儿将大衣脱了一半便跑进房间，围巾拖在地板上。斯特拉姆见此情景，便更加清楚地感觉到，那几十个人今天和明天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会何等慌乱。

坐下吃午饭的时候，斯特拉姆突然放下汤匙，说道：

“可我一点儿也不想吃。”

柳德米拉说：

“这下你那些仇人和整你的人算是把脸丢尽了。我想象得出，你们研究所和科学院开始做什么事了。”

“是的，是的，是的。”他说。

“妈妈，在限额商店里，那些女士们又要向你点头哈腰、笑脸相迎了。”娜佳说。

“是的，是的。”柳德米拉说罢，微微一笑。

斯特拉姆一向瞧不起阿谀奉承的人，然而现在想到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希沙科夫谄媚的微笑，他却颇为高兴。

说也奇怪，令人不可理解！一方面他感到喜悦、得意，同时他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对此时他所失去的那种宝贵的、深藏于心底的东西感到惋惜。他似乎做了什么错事，对不起某个人，但到底错在那里，对不起谁，他又弄不明白。

他喝着自己喜欢喝的土豆荞麦粥，想起自己在童年时代流过的眼泪。那是在一个春天的夜晚，他漫步在基辅街头，正在开花的栗树的枝杈之间露出闪烁不定的繁星。那时，在他看来，世界是美好的，未来是广阔的，充满着神奇的光明和善良。今天，他的命运终于发生了转折，他仿佛在同自己对奇妙的科学所怀有的纯洁的、孩子般的、几乎是宗教式的爱恋告别，在同几周之前产生的那种情感告别。那时他战胜了巨大的恐惧，最终没有对自己撒谎。

只有一个人可以听他诉说这些想法，但这个人不在他身边。

说来奇怪，他有些迫不及待，渴望大家快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盼着这个消息传到研究所、大学的课堂、党中央委员会，传到科学院、房管所、别墅区的警卫处，传到各个教研室和科学协会。至于索科洛夫会不会得知这个新闻，斯特拉姆却感到不在乎。他不愿让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知道这个消息，他虽然没有明确这种想法，但心灵深处却隐藏着这种愿望。他猜测，遭受迫害和不幸也许对他的爱情有些好处。他自己是这样感觉的。

他给妻子和女儿讲了斯大林的一桩轶事，其实她母女早在战前就听说过这个故事——据说一天夜里斯大林带着轻微的醉意去乘坐地铁，他在一个年轻女人身边坐下来，问她：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事吗？”那女人说：

“我很想参观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想了想，然后答道：

“这件事大概我能帮您的忙。”

娜佳说：

“你瞧，爸爸，今天你太伟大了，妈妈居然没有打断你的话，允许你把这个故事讲完。要知道，她听这个故事已经是第一百一十一遍了。”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开心地笑了，嘲笑那个天真无邪的女人。

柳德米拉问道：

“维佳，要不要喝杯酒庆贺一下？”

她说罢拿出一盒糖果来，这盒糖本来是要等娜佳过生日时送给她的。

“吃吧！”柳德米拉说，“不过，娜佳，可不要狼吞虎咽。”

“爸爸，你听着，”娜佳说，“我们有什么理由嘲笑那个乘坐地铁的女人？你干吗不求他放了米佳舅舅和克雷莫夫呢？”

“你这是扯到哪儿去了，难道能给他说这种事？”斯特拉姆说。

“我认为可以说。如果是外婆，她一定会立刻给他说的。我相信她会说的。”

“可能会说。”斯特拉姆说，“可能会说的。”

“好了，别说这些蠢话了。”柳德米拉说。

“蠢话不蠢，关系到你哥哥的命运。”娜佳说。

“维佳，”柳德米拉说，“应该给希沙科夫打个电话。”

“看来，你对发生的事情估计不足，用不着给任何人打电话。”

“快点给希沙科夫打个电话吧。”柳德米拉固执地说。

“要是斯大林对你说的‘祝你成功’，你就打电话告诉希沙科夫吧。”

斯特拉姆这天产生了另一种古怪感觉。往常，他总是为人们对斯大林的神化感到气愤，各种报纸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都满是他的名字，到处是他的挂像、半身塑像、全身塑像、歌剧、史诗、颂歌……

人们称他为父亲、天才……

斯特拉姆气愤的是，斯大林的名字时常遮蔽列宁的名字，甚至有人把他的军事天才与列宁治国的智慧相提并论。在阿·托尔斯泰的一个剧本里，列宁殷勤地划火柴为斯大林点烟斗。在某画家的一幅画里，斯大林昂首阔步，大摇大摆地走在斯莫尔尼宫的台阶上，而列宁讨好似的匆匆跟在他身后。绘画中出现列宁和斯大林在人民中间的场面时，往往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们亲切地望着列宁，而那些全副武装的巨人——披挂着机枪子弹袋的工人和水兵们却向斯大林探着身子。历史学家们在描述苏维埃国家生活中的那些紧急关头，如喀琅施塔得叛乱、保卫察里津、波兰人进攻时，竟说列宁经常向斯大林求教。在党史作者们的笔下，斯大林参加过的巴库罢工，以及他一度编辑过的《布得佐拉报》在党史上的地位，竟比俄国历次革命运动都突出。

“《布得佐拉报》，《布得佐拉报》，”斯特拉姆生气地重复着，“曾经有过热里亚鲍夫 [39] ，有过普列汉诺夫、克鲁鲍特金，有过十二月党人，而现在只有一个《布得佐拉报》，《布得佐拉报’……

千百年来，俄罗斯一直是一个专制和独裁的国家，是沙皇和宠臣们统治的国家。但在上千年的俄国历史上，任何君主都不曾有过斯大林这样大的权力。

然而今天斯特拉姆既没有气愤，也没有恐惧。斯大林的权力越大，那些赞歌和定音鼓越是震耳，那尊活的偶像的脚下燃起的香火越是烟雾弥天，斯特拉姆就越发强烈地感到幸福、激动。

暮色降临了，他却没有感到恐怖。

斯大林和他通了电话！斯大林对他说：

“祝您工作取得成功。”

天黑之后，他来到街上。

这天晚上天色晦暗，他却没有那种孤立无助、死路一条的感觉。他心情很平静。他知道，在签发逮捕证的地方，人们已经知晓这桩新闻。想到克雷莫夫、德米特里、阿巴尔丘克、马季亚罗夫和切特韦里科夫，他心里有一种古怪的滋味。他们的命运没有落到他头上。想到他们，斯特拉姆感到忧郁、孤独。

斯特拉姆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高兴。他的精神力量和智慧取得了胜利。在学术委员会审判那天，他仿佛感到母亲站在他的身旁，当时他曾感到幸福，然而为什么今天的幸福与那种幸福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不过他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至于马季亚罗夫会不会被捕，克雷莫夫会不会提供有关他的证词，他现在都无所谓了。他平生第一次不再为自己带反叛意味的玩笑和那些不谨慎的言论担忧。

这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柳德米拉和娜佳已躺下睡觉，却突然响起电话铃声。

“您好。”对方的声音不大响亮。一股热浪冲上斯特拉姆心头，他似乎比白天更激动。

“您好。”他说。

“我不能不听到您的声音。给我说点什么吧。”她说。

“玛莎，亲爱的玛莎。”他说罢便沉默起来。

“维克托，我亲爱的。”她说，“我不能向丈夫撒谎。我对他说，我爱您。我向他发誓永远再不见您。”

次日早晨，柳德米拉走进他的房间，抚摩一会儿他的头发，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

“我在梦中听见你夜间同什么人打电话。”

“不，那是你的错觉。”他平静地望着她的眼睛说。

“别忘了，你应该到房屋管理员那儿去一趟。”

43

对一个看惯了军装和制服的人来说，侦查员的西服显得有点古怪。不过他的脸倒显得毫无特色，黄巴巴的，没有血色，司令部的少校和政工人员中有不少这种脸。

开头几个问题回答得很轻松，甚至很愉快，仿佛其余的问题也会像姓名和父称一样简单明了。

被捕者回答得很匆忙，大概想帮侦查员把问题弄清楚。然而侦查员对他一无所知。他们之间隔着一张办公桌，却没有隔断他们的联系。他们两人都是党员，都缴纳党费，都看过电影《夏伯阳》，都在党中央听取过指示，在“五一”节前几天，他们都曾被派到工厂去作过报告。

侦查员提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问题。被捕者心里越发安定了。他们很快就要谈到问题的实质，他会解释自己如何带领人们突围的。

问题终于弄清楚了。坐在桌前的这个人没有刮脸，军便服的领子敞开着，扣子被揪了下来，这个人有姓名和父称，生于秋天，就民族而言他是俄罗斯人，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没有参加过反动组织，没有受过法庭审讯，加入联共（布）已二十五年，曾被选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太平洋地区工会代表大会代表，没有得过勋章和奖励的武器……

一想到突围，想到那些随同他转战于白俄罗斯沼泽地和乌克兰田野的人们，克雷莫夫便紧张起来。

他们中间有谁被捕了，谁在受审时丧失了意志和良心？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使得克雷莫夫吃了一惊，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与那次突围毫无关系。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同弗里茨·哈根认识的？”

他沉默良久，然后答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托姆斯基的办公室同他认识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1927年春天。”

侦查员点了点头，仿佛他了解这段尘封的往事。

然后他叹了一口气，打开那只写着“永久保存”字样的公文夹，不慌不忙地解开上面的白色绦带，开始翻看那些写满字的活页纸。克雷莫夫模模糊糊地看见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的材料，还有一些打印的材料，每隔一两行便有几行用红铅笔、蓝铅笔和普通的石墨铅笔草草写成的简略批语。

侦查员一页页地慢慢翻看着，好像大学里的优等生在翻阅一本教科书，预先知道这门课他已从头至尾认真钻研过似的。

他偶尔打量克雷莫夫一眼。这时他成了一位画家，正在对照模特儿察看画得是否相似：外部线条、气质、心灵的镜子——眼睛……

他的目光变得十分冷淡。他那张脸本来平平常常，1937年以后，克雷莫夫经常在区委、州委、区警察局、图书馆和出版社遇见这种面孔，可是这张脸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平淡。克雷莫夫觉得，他全身由一些单个的方块拼成，但这些方块没有拼成一个完整的人体。一只方块上长着眼睛，另一只方块上长着慢慢划动的胳膊，第三只方块上长着提问题的嘴巴……这些方块混在一起，失去了比例，嘴巴变得特大，眼睛长在嘴巴下面布满皱纹的额头上，而额头却长在下巴的位置上。

“嗯，就这样吧。”侦查员说。这时他的面孔又恢复了人形。他合上公文夹，弯弯曲曲的线绳露在外面。他忘记系线绳了。

“像一只解开了鞋带的皮鞋。”这个受尽屈辱的人心想。

“共产国际。”侦查员用庄重的语气缓慢地说，然后又用普通的语气补充：“尼古拉·克雷莫夫，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接着他又用庄重的语气缓慢地说：“第三共产国际。”

然后他默默地沉思了好久。

“啊，这个风流娘儿们穆西卡·格林贝格！”侦查员突然活泼而狡猾地说，那口吻像男子汉们在随便聊天。克雷莫夫大为难堪，心慌意乱，脸涨得通红。

确有其事！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至今感到羞愧。他那时好像已经爱上了叶尼娅。他好像是下班之后去看一个老朋友，打算向他还债，好像是出差前向他借了一笔路费。后来的一切他记得清清楚楚。康斯坦丁不在家。可他从来没喜欢过她，由于不停地抽烟，她的嗓音低沉，时常用十分自信的口吻评论一切。她在哲学研究所担任党委副书记，的确长得很漂亮，像俗话说的，是个出色的娘儿们。是啊，他在长沙发上搂抱了康斯坦丁的老婆，后来又同她会了两次面……

一小时之前他还以为，这个从农村地区提拔上来的侦查员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然而时间慢慢过去了，侦查员还在盘问与克雷莫夫共过事的那些外国共产党员的情况，他知道他们的小名、诨号，知道他们的妻子和情妇的名字。从他掌握的大量材料来看，的确有某种不祥的预兆。即使他克雷莫夫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话对历史来说句句重要，也不值得把这么多皮毛小事录进这只公文夹啊。

然而，不存在什么皮毛小事。

不管他走到哪里，都会留下他的足迹，随从们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记下了他的生活。

对某个同志所做的带讥笑意味的评语，对读过的某一本书的评价，生日酒宴上诙谐的祝酒词，三分钟的电话，他写给会议主席团的尖锐的纸条，全都收集在这只带线绳的公文夹里。

他的言论和行动被收集起来，烘干之后制成一套丰富的标本。那些不怀好意的手指孜孜不倦地收集着荒草、荨麻、飞廉、滨藜……

伟大的国家居然对他与穆西卡·格林贝格的风流韵事感兴趣。那些微不足道的词句、皮毛小事，同他的信念交织一起，他对叶尼娅的爱情毫无意义，而那些偶然的无聊的男女关系却非同小可，他已分不清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皮毛小事了。看来，他所说的那句对斯大林的哲学知识的不恭敬的话，比他十年中夜以继日从事的党的工作还重要。1932年，他在洛佐夫斯基的办公室同一位来自德国的同志谈话时，真的说过苏联工会运动中国家意识太多、无产阶级意识太少吗？显然是那位同志告的密。

然而，我的天哪，全是谎言！黏糊糊的易碎的蜘蛛网钻进他的嘴巴里、鼻孔里。

“您要明白，侦查员同志。”

“称呼侦查员公民。”

“是的，是的，公民。要知道这是欺骗，是个人成见。我在党内工作了四分之一世纪。1917年我发动过士兵暴动。我在中国工作了四年。我日以继夜地工作。认识我的人不计其数……卫国战争开始后我志愿上了前线，在最困难的时刻人们相信我，愿意跟我走……我？……

侦查员问道：

“怎么，您是到这里领奖状来了？您这是在填写奖励表吧？”

他的确不是为了谋求一张奖状。

侦查员摇了摇头，说：

“还埋怨妻子没有来送东西。就您这样的丈夫！”

这番话他是在牢房里对博戈列耶夫说的。我的天哪！卡采涅林博根曾用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一个希腊人预言说，万物皆流逝，而我们断言，所有人都告密。”

他的全部生活进入这只带线绳的公文夹之后，便失去了它的规模、长度和比例……这一切混作一团灰溜溜、黏糊糊的东西，连他自己也弄糊涂了。他曾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潮湿闷热的上海从事了四年超强度的地下工作，在斯大林格勒组织渡河，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不知是这些东西重要呢，还是他在“松林”疗养院就苏联报纸内容贫乏，对一个不太熟悉的文学研究家说的那几句气话重要。

侦查员用亲热的口吻温和地低声问道：

“现在请您给我说说，法西斯分子哈根是如何吸收您当间谍，要您从事破坏活动的。”

“难道您当真？……

“克雷莫夫，别装傻啦。您自己看见了，我们对您经历的每一步都了如指掌。”

“正因为如此？……

“别再装糊涂了，克雷莫夫，您骗不了安全机关。”

“是的，可这些东西全是谎言！”

“请别激动，克雷莫夫。我们有哈根的供词。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交代了您与他的罪恶联系。”

“您就是向我出示十份哈根的供词也没用。这些供词是伪造的！是梦话！既然你们有哈根的这些供词，为什么还要相信我这个特务、间谍，为什么还让我当军队的政委，带领人们去打仗呢？当时您在什么地方，您为什么不管呢？”

“怎么，是叫您到这里来教训我们的？难道应该由您来领导安全机关的工作？”

“这和领导、教训有什么关系！关键是要符合逻辑。我了解哈根。他不可能说他吸收我当了间谍。不可能！”

“他为什么不可能做这种事呢？”

“他是共产党员，是革命斗士。”

侦查员问道：

“您永远相信这一点？”

“是的。”克雷莫夫答道，“永远相信！”

侦查员连连点头，一页页地翻看着案卷，慌乱地重复着：“既然永远相信，那么情况在变化……情况在变化？……他把一页纸递给克雷莫夫。

“请看看这个。”他用手掌遮住这页纸的一部分，说道。

克雷莫夫看了看纸上写的东西，耸了耸肩。

“可耻。”他离开那页纸，说道。

“为什么？”

“此人没有勇气公开声明哈根是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但又不能证明哈根有罪，他这是为自己开脱。”

侦查员移开手掌，让克雷莫夫看了看下面的签字和日期：克雷莫夫，1938年2月。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侦查员厉声问道：

“大概他们打了您，所以您不得不提供这样的证词？”

“不，没有人打过我。”

侦查员的脸又分解成方块，那双怒气冲冲的眼睛流露出厌恶的目光，嘴巴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被包围之后，您脱离队伍整整两天。一架军用飞机把您送到德军集团军群司令部，您向德国人提供了重要情报，领取了新的指示。”

“天方夜谭！”敞开着军便服领口的人说。

侦查员继续审查案情。此时，克雷莫夫不再感觉自己是个思想坚定、意志坚强、头脑清醒并时刻准备为革命上断头台的人。

他感觉自己很虚弱，优柔寡断，他在说一些废话，在重复那些荒唐的流言，他竟敢以嘲讽的态度看待苏联人民对斯大林同志怀有的那种感情。他不加选择地结交朋友，他的朋友中有许多人被镇压了。他的理论观点混乱不堪。他与一位朋友的妻子同居。他两面三刀，提供了有关哈根的卑鄙的证词。

难道是我坐在这里？难道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这是在做梦，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做的奇妙的梦。

“在战前，您曾经为国外的托派活动中心提供过情报，透露国际革命运动领导人的意向。”

即便不是白痴，不是恶棍，他也会怀疑这个卑鄙下流的家伙变节。如果克雷莫夫处在侦查员的位置，他也不会信任这种人。他了解那些新型的党务工作者，他们接替了在1937年被清洗或被解职和排挤的党务工作者的职位。这些人与他的气质不同。他们读的书与他不同，读书的方式也与他不同。他们不是阅读，而是“深入研究”。他们热衷于物质享受，珍惜生活福利，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与他们格格不入，或者说不是他们性格的基础。他们都不懂外语，喜欢保持俄罗斯人的本色，他们的俄语说得也不地道，说到“百分比”、“夹克”、“柏林”、“杰出活动家”之类的词汇时，不是弄错重音，便是漏掉字母。他们中间也有聪明人，但是，他们的主要能力不在于思想，也不在于理智，而在于办事能力和巧妙手腕，在于小市民的清醒见解。

克雷莫夫明白，伟大的共性使党内新老两代干部联合起来，关键不在于差别，而在于统一，他们的共同点是相似的。不过，在这些新人面前，他总有一种优越感，一个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的优越感。

他没有发觉，现在他同侦查员的关系已经不在于他愿意不愿意让侦查员亲近他，承认不承认侦查员是党内的同事。现在，与侦查员团结一致的愿望已成为一种可怜的希望，希望他同意尼古拉·克雷莫夫亲近他，哪怕是承认他身上不单单有恶劣、卑贱、龌龊的品质也好啊。

现在，连克雷莫夫也没有发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侦查员的信心就是共产党员的信心。

“如果您真的能够诚心诚意地悔过，如果您对党还有一星半点儿爱，那您就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以此来帮助党吧。”

此刻，克雷莫夫从自己的大脑皮层里驱逐着令人痛苦万分的软弱，他突然喊道：

“您从我口中什么也得不到！我不会在伪证上签字的！您听见了吗？我不会在刑讯之下签字的！”

侦查员对他说：

“您考虑一下吧。”

他又翻看档案材料，没有打量克雷莫夫。时间在流逝。他把克雷莫夫的案卷移到一旁，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他仿佛把克雷莫夫忘了，不慌不忙地写着，时而眯起眼睛来集中思考。然后他把写好的东西看了一遍，又思索片刻，从抽屉里取出一只信封，开始在信封上写地址。大概这不是一封公函。然后他把地址念了一遍，在姓氏下面画了两条重线。然后他往钢笔里灌了墨水，擦去笔尖上的墨水滴。然后他开始在烟灰缸上削铅笔，其中一支铅笔的铅芯老是折断，但侦查员没有生气，耐心地重新把它削尖，然后他把铅笔尖在指头上试了试。

被捕者在思索。有些东西值得他思索。

哪儿来这么多的告密者！一定要好好回忆一下，弄清楚是谁告的密。但弄清楚又有什么用？穆西卡·格林贝格……侦查员还会去找叶尼娅……可是说来奇怪，叶尼娅的情况他一句也没问，他没有提到她。我的情况莫非是夏瓦提供的？可是我该招认什么呢，招认什么？我身陷囹圄，秘密永久是秘密，党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约瑟夫、科巴、索索 [40]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善良而坚强的人呢？令人担心的不是侦查员的那些问题，而是沉默，而是他不愿说出的事。卡采涅林博根的话是对的。他当然要从叶尼娅谈起，她显然已经被捕了。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难道我这是在坐牢？多么寂寞，我这一生有很多差错。请原谅我。斯大林同志！只要您说一句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有罪，我误入了歧途，我说话不慎，我产生过怀疑，党全知道，全看得见。我为何要同那个文学家闲聊呢？为了什么？不都是一回事吗。然而这与被包围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诬陷、谎言、挑拨都令人奇怪。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替哈根说话，为什么？哈根兄弟，我的朋友，我不怀疑你的纯洁。哈根把自己那双悲伤的眼睛从他身上移开了……

侦查员突然问道：

“怎么样，回想起来了吗？”

克雷莫夫两手一摊，说：

“我没有什么可回想的。”

电话铃响了。

“喂！”侦查员拿起话筒，匆匆瞥了克雷莫夫一眼，说道，“是的，你准备一下，快该接班了。”克雷莫夫觉得侦查员在谈论他。

侦查员放下话筒，接着又把它拿起来。他打起电话来令人奇怪，仿佛坐在他旁边的不是人，而是一头两条腿的野兽。看来侦查员是在和妻子聊天。

开始谈的是日常生活问题：

“在凭票供应商店里？买鹅，这很好……为什么凭一号票不卖？谢廖沙的妻子给处里打了电话，她凭一号票买了一只羊腿，叫我们俩去她那里。对了，我在小卖部买了点奶渣，不是酸的，八百克……今天煤气烧得怎样？你别忘了衣服的事。”

接着侦查员又说：

“啊，你感觉怎么样，不想念我吗？那你可要当心。在梦中见到我了？是什么模样？穿着裤衩？可惜……那好，你可要当心，我回到家里你就该去上进修班了……收拾房间……这很好，不过要当心，千万别搬重东西，你无论如何不能干这个。”

这番小市民的日常对话却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谈话越富有生活气息，越充满人情味，打电话的人就越不像人。猴子模仿人的举动，做出一副吓人的模样……与此同时，克雷莫夫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也不是人，因为人们不会当着外人的面打这种电话：“吻你的嘴唇……不愿意……那好吧，算了，算了？……

当然了，照博戈列耶夫的理论来说，如果克雷莫夫是一只安卡拉猫，是一只青蛙，是一只金翅雀或者是木棍上的一只甲虫，那么这番谈话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侦查员最后问道：

“烤糊了？好吧，快去，快去吧，再见。”

然后他掏出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读起书来，有时用铅笔记着笔记，也许，他在准备小组学习的发言，也许准备做报告……

这时他怒气冲冲地说：

“您怎么老是跺脚，像参加体育大检阅似的？”“脚麻了，侦查员公民。”

侦查员又专心致志地读那本科学著作去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怎么样，想起来没有？”

“侦查员公民，我要上厕所。”

侦查员叹了一口气，走到门口，轻轻唤了一声。狗在不适宜时外出大小便，主人的脸色常常是这样的。一个穿野战服的红军士兵走进来。克雷莫夫用老练的目光打量他一番：看来一切正常，腰带扎得很整齐，衬领很干净，船形帽的戴法也合乎规定。只是这位年轻士兵做的不是士兵应做的事。

克雷莫夫站起来，由于在椅子上坐得太久，两腿麻木了，开始走动时腿有点打战。在厕所里，他匆匆地思索着。哨兵一直在监视他。回来的路上，他仍在紧张地思索。有些东西值得思索。

克雷莫夫从厕所回来，侦查员却不见了，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坐在他的位子上，此人佩戴着天蓝色的镶红边的大尉肩章。大尉沉着脸打量被捕者一眼，仿佛对他有刻骨仇恨似的。

“站着干吗？”大尉说，“坐下！把身子挺直了，老家伙，弓腰干什么？当心我揍你一顿，你会直起身子的。”

“他就这样同我认识了。”克雷莫夫心想。这时他感到害怕，在战场上也从来没这么害怕过。

“审讯就要开始了。”他心想。

大尉吐着一团团烟雾，他的声音在白茫茫的烟雾中传来：

“这是纸和笔。难道还要我替你写吗？”

大尉很乐于羞辱克雷莫夫。也许这就是他的职责？就像在战场上，有时命令炮兵开炮扰乱敌军，于是炮兵日夜不停地射击。

“你是怎么坐的？你到这里睡觉来了？”

过了几分钟，他又朝被捕者喊道：

“喂，你听着，难道我不是对你说的，我说的话和你没关系？”

他走到窗前，拉开灯火管制窗帘，关掉电灯。晨曦阴郁地望了望克雷莫夫的眼睛。自从来到卢布扬卡监狱，他头一次见到白天的亮光。

“磨蹭了一夜。”克雷莫夫心想。

他一生中有过这么痛苦的早晨吗？几个星期以前，他漫不经心地趴在一个弹坑里，仁慈的炸弹从他头顶上呼啸而过，那时他真的感到幸福自由吗？

但时间给打乱了，他前几天还战斗在斯大林格勒，可他走进这间办公室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窗户面对着这座内部监狱的内部天井，窗外的光线呆滞而又灰暗。那是污水坑，不是亮光。在这阴森森的晨光下，各种物品比在电灯光下显得更加呆板，阴沉沉的，似乎带有敌意。

不，不是靴子变窄了，而是脚肿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过去的生活和工作与1941年被包围有什么联系？是谁把这些毫无联系的事情连在了一起？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切是谁的需要？目的何在？

他的脑筋在紧张地转动着，一时间他甚至忘却了腰酸背疼，浮肿的双腿撑着靴筒他也毫无察觉。

哈根，弗里茨……我怎么能忘记呢，那是在1938年，我坐在一间这样的房间里，对了，不是这样坐着，那时口袋里装着通行证。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愿望真是够卑鄙的，想讨好所有的人，想讨好警卫处的工作人员、值班警卫和那个穿军装的电梯工。侦查员对他说：“克雷莫夫同志，请帮帮我们的忙吧。”不，最卑鄙的还不是那种讨好的愿望。最卑鄙的是坦白交代的愿望！啊，现在他想起来了！这里所需要的正是他的坦白交代！当时他心胸坦荡，诚心诚意，坦白交代了哈根对斯巴达克运动的错误评价，他对台尔曼的不友好态度，他想领取一本书的稿费，他同已经怀孕的妻子艾易莎离了婚……当然，他也说了一些优点……当时侦查员把他的话记下来：“根据我同他多年的交往，我认为他不大可能直接参加反党破坏活动，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他耍两面派的可能性？……

要知道，他这是告密。这只永久保存的公文夹里收集的他的情况，都是他的同事们提供的，他的同事们也想做一个诚实的人。他克雷莫夫为什么想做诚实的人呢？是出于党员的职责？谎言！他要是真的诚实，就应该疯狂地用拳头敲着桌子大喊：“哈根是兄弟，是朋友，是无罪的！”而他却在记忆深处搜罗着皮毛小事，吹毛求疵，实际上他在讨好一个人，没有这个人的签字，他的通行证就无效，他就无法走出那幢灰色的大楼。想到这里，他记起侦查员说的那句话：“等一下，克雷莫夫同志，我在您的通行证上签个字。”他听了这话，心中充满了急切的幸福。他帮忙把哈根打进了监狱。此后这个热爱真理的人拿着签了字的通行证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去找自己朋友的老婆穆西卡·格林贝格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所谈的哈根的情况全是事实。然而，这里收集的有关他克雷莫夫的情况也都是事实。他的确对费佳·叶夫谢耶夫说过，斯大林的一系列缺陷都与他没有受过哲学教育有关。把他交往的人罗列起来，这名单真够可怕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洛莫夫、沙普金、皮亚特尼茨基、洛米纳泽、柳金、红头发什利亚普尼科夫，他曾去过列夫·鲍里索维奇的“科学院”。拉舍维奇、扬·加马尔尼科夫、卢波尔，他去过梁赞诺夫老头儿的研究所，他曾两次在西伯利亚停留去看望老相识艾希，斯克雷普尼科夫在基辅，斯坦尼斯拉夫·科肖尔在哈尔科夫。对了，还有鲁特·费舍尔，哎呀……谢天谢地，侦查员忽略了主要的东西，要知道，列夫·达维多维奇 [41] 一度对他不错……我已经腐烂透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的罪过没有我大！不过我没有签字。别着急，尼古拉，你会签字的。你肯定会签字的，他们都已经签了字！大概最卑鄙的手段是预备最后用的。就这样折磨你，让你三天三夜睡不着觉，然后开始拷打你。是的，这些做法的确不大像社会主义。我的党为什么要消灭我呢？要知道，革命是我们实现的，而不是马林科夫，不是日丹诺夫，不是谢尔巴科夫实现的。我们对待革命的敌人残酷无情。为什么革命对我们也残酷无情呢？也许就该如此。也许不是革命残酷无情，这个大尉算什么革命呢，他不过是个黑帮分子，是个无赖罢了。

他在这里徒劳无益地思索着，可时间在流逝。

他感到腰酸腿痛，浑身无力，直不起腰来。主要的是他想躺在床上，微微活动一下脚趾，抬起腿来挠一挠小腿肚子。

“不许睡觉！”大尉喊道，仿佛在下达战斗命令。

仿佛克雷莫夫闭一分钟眼睛，苏维埃国家就会垮台，前方的战线就会被击溃似的。

克雷莫夫有生以来从没有听到过这么多骂人的话。

他的朋友们、可爱的助手们、秘书们、那些曾经与他倾心交谈的人，都在收集他的言论和行动。他不停地回忆着，不时感到心惊肉跳：“这话我是对伊万说的，只对他一个人说过。”“确实同格里沙谈过话，我自1920年就同他认识。”“这番话我是同马什卡·赫尔佩说的，哎呀，马什卡，马什卡。”

他突然想起侦查员说的话，说他不应该等候叶尼娅来送东西……可是这件事是他在牢房里同博戈列耶夫说的，看来人们直到现在还在补充克雷莫夫的标本。

上午有人给他送来一碗汤，他的手颤抖得厉害，只好低下头就着碗边轻轻喝了几口，而汤匙吧嗒吧嗒地磕打着碗边。

“你吃东西像猪。”大尉阴郁地说。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克雷莫夫要求上厕所，他走在楼道上，已经什么也不想，但是站在便池上，他又想：幸好扣子全揪掉了，要不然手指不听使唤，就无法解开和扣上裤子了。

时间在流淌。佩戴大尉肩章的国家胜利了。他头脑里空空荡荡，灰雾迷蒙，大概猿猴头脑里也充满这样的雾霭。既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一切，也没有那只带着弯弯曲曲的线绳的公文夹，只有脱靴子、挠痒和入睡的愿望。

侦查员又来了。

“睡了一会儿？”大尉问道。

“长官们不睡觉，而是休息。”侦查员用教训的口吻说，他重复了一句军队中自古流传的俏皮话。

“说得对。”大尉说，“部属们呼呼地睡大觉。”

侦查员像前来接班的工人察看机床似的向克雷莫夫和写字台打量一会儿，还要简单地同交班人员谈几句，说道：

“好了，大尉同志。”

他看了看表，从抽屉里取出一只公文夹，解开线绳，翻了几页纸，然后饶有兴致地说：

“那么，克雷莫夫，我们继续谈吧。”

于是他们开始谈话。

侦查员今天对战争很感兴趣。他的知识也很丰富。他知道克雷莫夫的历任职务，知道一些团和集团军的番号，能叫出与克雷莫夫共同作战的一些人的名字，并指出他在政治部里说过的一些话，以及他对某个将军的文理不通的便笺的看法。

克雷莫夫在前线的全部工作，他在德军炮火之下的讲话，以及在被迫退却的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同红军战士们谈到的自己的信念，现在都全部化为泡影。

他成了可怜的饶舌鬼、两面派，他曾分化瓦解自己的同志，在他们中间散布不信任和绝望情绪。德国情报机关帮他越过战线，以便让他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吗？

重新审问的最初几分钟，得到休息的侦查员饱满的情绪感染了克雷莫夫。

“您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他说，“不过我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是间谍。”

侦查员朝窗外望了一眼，暮色已经降临，他看不清桌子上的公文。

他打开桌上的台灯，把灯火管制窗帘放了下来。

门外传来阴森可怕的野兽般的号叫，紧接着突然中断，静了下来。

“那么，克雷莫夫。”侦查员重新在桌后坐下来，说道。

他问克雷莫夫，知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军衔一次也没得到晋升，克雷莫夫的回答含糊其辞。

“就是这样，克雷莫夫，您在前线晃来晃去，混了个营级教导员，您本来可以当集团军甚至方面军的军委委员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两眼逼视着克雷莫夫，大概是头一次用侦查员的目光打量他，然后用庄重的口吻说：

“托洛茨基本人曾称赞您的文章写得‘像大理石那样富有光彩’。假如这个坏蛋夺取了政权，您就可以飞黄腾达了！能是闹着玩的：‘像大理石那样富有光彩！’”

“这就是他们的王牌。”克雷莫夫心想，“打出了王牌。”

唉，算了，算了，他会统统说出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不过对斯大林同志也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克雷莫夫与托洛茨基主义毫无关系，他一贯投票反对托派的提议，从来没投过他们的赞成票。

主要的是脱掉靴子，躺下来，抬起没穿鞋的双脚，睡着之后在梦中挠挠痒。

侦查员温和地轻声说道：

“您为什么不愿帮我们的忙呢？难道问题在于您战前不曾犯罪，在于您被包围之后没有恢复联系，没有确定接头地点吗？问题还要严重、深刻。问题关系到党的新方针。请帮助党开展新阶段的斗争吧。需要放弃过去的一些看法。这种任务只有布尔什维克能够胜任。因此我才同您谈话的。”

“那好吧。”克雷莫夫睡意蒙眬地慢慢说道，“我可以设想，我不由自主地成了反党观点的代言人。就算我的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的观念有矛盾。就算1937年以后我的性格与新方针、新干部格格不入。这些我准备承认，也能够承认。但从事间谍破坏活动？……

“为什么要说这个‘但’呢？您瞧，您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党的事业怀有敌意。咬文嚼字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您承认了主要的东西，干吗还要说这个‘但’字呢？”

“不，我没有承认自己是间谍。”

“看来您一点也不想帮助党。一谈到正题您就想溜，对吗？您是孬种，是臭狗屎！”

克雷莫夫跳起来，抓住侦查员的领带用力一拽，然后在桌上猛击一拳，电话机被震得当的一响。他用刺耳的声音疯狂地喊道：

“你这个狗杂种，坏蛋，我带领士兵转战乌克兰和布良斯克森林的时候，你在哪里？冬天我在沃罗涅什城下作战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坚守斯大林格勒的时候，你这个坏蛋在哪里？难道我没有为党做任何事情吗？你这个丑恶的宪兵，就在这里，在卢布扬卡监狱保卫苏维埃祖国吗？在斯大林格勒，我没有捍卫我们的事业吗？你在上海工作过吗？你这个败类，高尔察克匪徒打穿的是你的左肩，还是我的左肩？”

接着克雷莫夫遭到一顿毒打，不过这次不像在方面军特别处，他们不是通常的打脸，而是经过周密思考，运用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知识，殴打的方法相当巧妙。打他的人是两个身穿新军装的年轻小伙子。克雷莫夫向他们喊道：

“你们这些坏蛋，应该把你们送进惩戒连……你们的岗位在反坦克班……逃兵？……

他们继续打他，既不生气，也没有着急。表面看来，他们打得不重，没有抡胳膊，但他却伤得相当重，犹如心平气和地说出的下流话最可怕一样。

虽然他们一次也没有打他的牙齿，鲜血却从克雷莫夫嘴里流出来。这血不是来自鼻腔，不是来自颌骨，也不是来自咬破的舌头，像在阿赫图巴那次……这是从胸腔深处的肺部流出的血。他已不记得此时他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侦查员的脸又出现在他的上方，他用手指指着挂在桌子上方的高尔基肖像问道：

“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是怎么说的？”

接着他用教师开导学生的口气答道：

“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后来克雷莫夫看见了天花板上的灯泡，看见一个佩戴着狭窄的肩章的人。

“好吧，既然医生允许，”侦查员说，“那就不休息了。”

克雷莫夫很快又在桌旁坐下，听着侦查员有条有理的劝导：

“我们就这样坐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我们还是简单点儿吧，就算您一点罪过也没有，但您也得照着我对您说的情况签字。您签了字就不打您了，明白吗？也许特别会议会给您定罪，但却不挨打了，这是好事。您以为，看着您挨打我心里高兴呀？我们会让您睡觉的，明白吗？”

时间悄悄地过去了，谈话还在继续。看来再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克雷莫夫震惊，他陷入了深深的昏睡状态。

不过他还听得见侦查员此刻的谈话，他吃惊地微微张开嘴，稍稍抬起头来。

“这些事年代久远，可能会忘记，”侦查员指着克雷莫夫的档案袋说，“可是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可耻地背叛祖国，这您总不会忘记吧。证人和材料俱在嘛！在被德国军队包围的‘6-1’号孤楼里，您涣散军心，瓦解战士们的政治斗志。您怂恿热爱祖国的格列科夫叛变，企图说服他投靠敌人那边。您辜负了领导机关的信任，辜负了党的信任，他们是派您到这座楼里去做政治工作的。可您进入这座孤楼之后，充当了什么角色？成了敌人的走狗！”

凌晨时分，克雷莫夫又遭到一顿毒打，他觉得自己正在沉入温暖的黑色乳浆里。那个佩戴着窄窄肩章的人又点了点头，擦了擦注射器的针头。侦查员说：

“好吧，既然医生允许。”

他们面对面地坐着。克雷莫夫望着侦查员那张疲倦的脸，不禁为自己的和善感到吃惊，莫非他拽的就是这人的领带，想勒死他？此时克雷莫夫又产生了一种同他亲近的感觉。桌子已隔不住他们，两位不幸的同志坐在了一起。

忽然间，克雷莫夫脑海里浮现出那个枪毙后没死的人——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那人穿着血迹斑斑的衬衣，从草原回到方面军特别处。

“这就是我的命运。”他心想，“我也无处可去了。时间太晚了。”

后来他要求上厕所。接着，昨天那个大尉来了，他拉开灯火管制窗帘，关掉电灯，点着一支烟。

这时克雷莫夫又看见了白天的亮光。光线很暗，看来这不是阳光，也不是天空的光亮，而是这座内部监狱的灰色砖墙的反光。

44

牢房里的床全都空着，同屋的犯人也许被押到别处去了，也许正在受审。

他躺在那里，遍体鳞伤，腰部疼痛难忍，似乎腰子被打掉了，他难以自制地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在生命即将毁灭的痛苦时刻，他才明白了妻子的爱情的力量。妻子啊！他被那些钢铁般的脚践踏得奄奄一息。他浑身布满痰迹。只有她感到他是可宝贵的，她会给他洗脚，给他梳平蓬乱的头发，她望着他那双无精打采的眼睛。人们越是伤害他的心灵，世人越是觉得他丑恶、卑鄙，她就越觉得他宝贵。她奔跑着追赶囚车，在库兹涅茨桥大街排队等候探望他。她站在劳改营的围墙外面，她极想给他送几块水果糖，送点葱头。她在煤油炉上给他烙饼，为了见他一面，哪怕是半个小时，她宁可花费几年时间……

不是同你睡过的随便哪个女人，而是妻子。

由于锥心刺骨的绝望，他居然想让别人也感到绝望。

他打算在信中写这么几句话：“得到这个消息你会感到高兴，不是因为我遭到了镇压，而是因为你及早地离开了我，你会感谢自己田鼠一般的本能，是这种本能提醒你及早离开了沉船……我孑然一身？……

侦查员桌子上的电话机在他眼前闪了一下……那个健壮的公牛曾殴打他的两侧，打他的肋骨……大尉在拉起窗帘，在关灯……公文纸不时地沙沙作响，听着这种沙沙声，他昏昏欲睡。

忽然，一把烧红的弯曲的锥子刺进他的颅骨，大概脑浆被烧糊了，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叶尼娅出卖了他！

像大理石那样富有光彩！像大理石那样富有光彩！这句话是那天早晨对他说的，那是在兹纳缅卡，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那人留着尖尖的胡子，戴一副闪闪发光的夹鼻眼镜，他读完克雷莫夫的文章，亲切地低声对他说了那句话。克雷莫夫记得，那天夜里，他对叶尼娅说，党中央把他调出共产国际，委派他到政治出版社去编辑一批小册子。“看来当年他也算得上一个人物。”那天夜里，他对叶尼娅说，托洛茨基读完他那篇题为“革命与改良——中国与印度”的文章，称赞说：“像大理石那样富有光彩。”

这句话是托洛茨基单独对他说的，当时没有旁人在场，此后他没有对任何人提到过这句话，只有叶尼娅知道此事。看来侦查员是听她说的。她告发了他。

他虽然七十个小时没睡觉，但他不觉得困倦，他已经睡足了。她是被迫的吗？不，反正都一样。同志们，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我死了！我被害死了。我不是死于手枪子弹，不是死于拳打脚踢，不是死于失眠。是叶尼娅把我害死的。我招供，我什么都承认，只有一个条件：请您确认，是她告发了我。

他从床上爬下来，开始用拳头敲门，哨兵立刻向监视孔里察看。他向哨兵喊道：

“快带我去见侦查员，我全都签字。”

值班员走过来，说道：

“别吵了，您可以在提审时招供。”

他不愿独自留在牢房。他觉得挨打和失去知觉好受些，轻松些。既然医生允许……

他觉得精神上的痛苦无法忍受的，眼看他的头脑就要爆裂，数千只碎片就要刺入他的心脏、喉咙、眼睛，他一瘸一拐地向床铺走去。这时他明白了：叶尼娅不会告发他！他咳嗽起来，全身颤抖……

“原谅我吧，原谅我。我命中注定不能同你共享幸福生活，这事怪我，不怪你。”

此刻，一种奇妙的感觉袭上他的心头。也许这是自从捷尔任斯基的皮靴踏进这座大楼以来，关押在这里的人头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

他醒了。留着贝多芬式的蓬乱头发的卡采涅林博根笨重地在他对面坐下来。

克雷莫夫朝他笑了笑，邻床皱了皱低矮肥胖的额头。克雷莫夫明白，卡采涅林博根把他的微笑当成了发疯的表现。

“看得出，您被打得很厉害。”卡采涅林博根指了指克雷莫夫带血的军便服说。

“是的，打得很厉害。”克雷莫夫歪着嘴答，“您怎么样？”

“在医院里歇了几天。两个临床都走了——德雷林又被特别会议加了十年刑，这样一来，他就要服三十年刑了。博戈列耶夫被关到另一个牢房去了。”

“嗯？……克雷莫夫欲言又止。

“有话就说出来嘛。”

“我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克雷莫夫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会秘密收集人们的各种优点，收集每一句好话。特务们将通过电话窃听、邮检和公开谈话来收集各种与信念、忠诚和善良有关的言论，把这些言论密报卢布扬卡安全总部，汇集成专案材料。只收集美好的东西！到那时，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强化人的信念，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摧毁它。我铺设了第一块基石……我相信我已经战胜了，不管那些诬告、谎言，我相信，相信？……

卡采涅林博根心不在焉地听着，然后说：

“您说的全对，将来会这样。只是需要补充一句：到了那时，他们收集了这种光辉灿烂的专案材料，照样会把您弄到这座大楼里来，照样会枪毙您。”

他用探询的目光打量克雷莫夫一眼，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克雷莫夫那张土黄色的脸、那双浮肿而且下陷的眼睛以及带着黑色血迹的下巴为何带着幸福而平静的微笑。

45

保卢斯的副官亚当斯上校站在一只打开的皮箱跟前。

司令官的勤务兵里特尔蹲在地板上，他依次翻看着摆在地上的报纸上的一些内衣。

这天夜里，亚当斯和里特尔烧掉了元帅办公室里的公文，烧掉了司令官本人的一张巨幅地图，亚当斯曾把这张地图视为宝贵的战争纪念品。

保卢斯一夜没睡。早晨他没有喝咖啡，他用淡漠的目光注视着手忙脚乱的亚当斯。有时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踱一会儿，跨过堆在地板上等待焚烧的一摞摞公文。贴在粗麻布上的地图似乎不乐意被焚烧，堵塞了炉箅，里特尔只好用炉钩清理一下炉膛。

每当里特尔稍稍打开炉门，元帅便把两手朝炉火伸过来。亚当斯把大衣披在元帅身上，但保卢斯不耐烦地耸动一下肩膀，亚当斯只得又把大衣挂回到衣架上。

大概元帅此刻看见自己待在西伯利亚的战俘营里，他和士兵们一起站在篝火跟前，正在篝火上烤手。他的前方和身后全是荒漠。

亚当斯对元帅说：

“我已吩咐里特尔在你的皮箱里多放几件暖和的内衣。小时候我们所想象的最后审判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与火和燃烧的煤炭毫无关系。”

这天夜里，施密特将军来了两次。由于电话线被切断，电话机一直沉默着。

从陷入包围那一刻起，保卢斯就清楚地意识到，他所指挥的部队已无法在伏尔加河上继续战斗。

他看得出，他在夏季得以取胜的那些决定性条件，无论是战术条件、心理条件、气象条件还是武器装备条件，都已不复存在，优势变成了劣势。他向希特勒请求：第六集团军应该与曼施泰因密切配合，在西南方向突破包围圈，打开一条通道，把所属各师带出去，因此，不必计较局部得失，及早把大部分重武器扔掉。

12月24日，叶廖缅科在梅绍夫卡河地区成功地打击了曼施泰因所属各部。此时，任何一个步兵营长都开始明白，在斯大林格勒进行抵抗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人对此不甚清楚。他把第六集团军重新命名为从白海至捷列克河的漫长战线的前哨阵地。他宣布第六集团军为斯大林格勒的坚强堡垒。而在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里，人们却在悄悄议论，说斯大林格勒已变成一座战俘营。保卢斯再次通过无线电报告，声称尚有一些突围的机会。他等待着元首可怕的暴怒，因为从来无人敢两次反驳最高统帅的决策。他听说，希特勒曾一把揪下了龙德施泰特元帅胸前的骑士十字勋章，当时在场的布劳希奇吓得心脏病发作。千万别同元首开玩笑。

1月31日，保卢斯终于收到回电：他被授予元帅军衔。他再次进行尝试，试图证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却获得了帝国的最高勋章——带橡叶的骑士十字勋章。

他逐渐意识到，现在希特勒同他打交道，是把他当成一个死人，是向他追赠元帅军衔和带橡叶的骑士十字勋章。现在元首需要他，仅仅为了塑造一个指挥保卫战的英勇的领导人的悲剧性形象。国家宣传部门已经宣布，他指挥下的几十万人成了圣徒和殉难者。他们还活着，还在煮马肉，在捕捉斯大林格勒的最后几条狗，在草原上捕捉灰鹊，在掐死虱子，抽着用空纸片卷成的没有烟末的纸烟。而在这时，国家广播电台却在为这些活着的英雄播放庄严的哀乐。

他们还活着，还在向冻得通红的手指呵气，鼻涕从他们的鼻孔里流下来，他们头脑里还闪动着一些可爱的念头，他们想饱餐一顿，想偷窃，想装病或投降当俘虏，想在地窖里同俄国娘儿们暖和一会儿。而在这时，太空中却在播放由男孩和女孩组成的国家合唱队演唱的乐曲：“他们死了，为了德意志的生存。”只有在国家灭亡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复活，重新过尘世的美好生活。

事态的发展同保卢斯的预言完全一致。

此时，他感慨万端，心情沉重，集团军以全军覆没证实了他的英明预言，集团军的覆灭使他违心地得到一种痛苦而又奇特的满足感，使他找到了高度评价自己的依据。

在取得最大胜利的日子里，被压抑和磨灭的那些念头重又浮上他的脑海。

凯特尔和约德尔吹捧希特勒是一位“神奇的元首”。戈培尔曾预言，希特勒的悲剧就在于他在战争中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相比的统帅天才。蔡茨列尔讲述说，希特勒曾要求他把战场摆成一条直线，因为弯曲的战线破坏了他的美感。然而，他疑虑重重，不假思索地放弃进攻莫斯科是怎么回事呢？他突然丧失了斗志，命令停止进攻列宁格勒又作何解释呢？说穿了，他不惜一切代价地采取疯狂的防卫战略是害怕丧失威信。

现在一切都彻底明白了。

然而，正是由于彻底明白他才感到害怕。他完全可以不服从命令！当然，不服从命令元首会杀掉他。但他却挽救了下属官兵们的性命。他看出许多人的眼睛里流露出责备。

他本来可以挽救集团军！

他怕希特勒，他为自己的性命担忧。

前几天，帝国保安总局派驻集团军司令部的最高代表哈里勃飞回柏林之前，曾向他暗示：元首真是太伟大了，连德意志这样伟大的民族也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是的，是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些全是装腔作势，全是自欺欺人。

亚当斯打开了收音机。一阵噼噼啪啪的杂音过后，响起清晰的音乐声：德国在为那些战死于斯大林格勒的将士们举行安魂祈祷。音乐中蕴含着一种独特的力量。也许，对人民来说，对元首策划的未来的大会战来说，编造神话比挽救那些饥寒交迫的将士们的生命更重要。也许，你在阅读条令、安排作战日程、察看作战地图时，无法理解元首的逻辑。

也许，在希特勒迫使第六集团军蒙受的苦难命运的灵光之中，保卢斯和他的将士们已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正在以新的方式参与未来德国的生活。

在这里，铅笔、对数尺和计算机都无事无补。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位古怪的少将军需官，他的计算方法与众不同，他有自己的储备物资。

亚当斯，讨人喜欢的忠实的亚当斯，然而精神高贵的人却往往不可避免地具有多疑的毛病。统治世界的是那些目光短浅，但却具有毫不动摇的自信心的人。精神高贵的人既统治不了国家，也作不出伟大决定。

“他们来了！”亚当斯喊道。他命令里特尔：“快收起来。”里特尔把敞开的皮箱拖到一旁，整了整军装。

匆匆装进皮箱的元帅的一双袜子后跟上有几个破洞，里特尔心里大为不安。他不是担心提心吊胆、丧失了理智的保卢斯会穿这双破袜子，而是担心俄国人挑剔的眼睛会发现这些破洞。

亚当斯站在那里，两手放在椅背上，扭过脸去，他不再看即将打开的房门。他用关切而爱慕的目光望着保卢斯，他以为，元帅的副官就应该保持这样的姿势。

保卢斯稍稍离开桌子，紧绷着嘴唇。此时，元首希望他演戏，他已做好了演戏的准备。

眼看门就要打开了。生活在地面上的人马上就会看见这黑暗的地下室里的房间。痛苦和悲伤消失了，余下的只有恐惧，他害怕前来开门的不是那些也准备表演这个庄严场面的苏军指挥部的代表，而是那些习惯于勾冲锋枪扳机的莽撞的苏军士兵。前途渺茫，他感到惴惴不安。这出戏眼看要收场了。他即将开始过人的生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什么地方度过，是在西伯利亚，在莫斯科的监狱里，还是在集中营的草棚里？

46

这天夜里，人们从扎沃尔日耶镇看见，各种颜色的信号弹照亮了斯大林格勒上空。德军部队被迫投降了。

于是人们当夜便从扎沃尔日耶镇出发，步行前往斯大林格勒。一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说留守在斯大林格勒的居民近日来遭受了残酷的饥饿，闻讯赶来的军官们、士兵们、伏尔加河区舰队的水兵们都随身带着面包和罐头。有些人还带着伏特加酒和手风琴。

可是说来奇怪，这些于当夜首批赶到斯大林格勒的没有带武器的士兵，在向城市的捍卫者分发面包时，在拥抱和亲吻他们时，却显得很悲伤，既没有人欢笑，也没有人歌唱。

1943年2月2日早晨，大雾弥漫。伏尔加河上，未结冰的水面和冰窟窿冒着寒气。太阳在驼色的草原上冉冉升起。无论是在炎热的八月，还是在寒风凛冽的冬季，这里的草原都同样呈现一派阴沉、冷峻的景象。一团团干雪在辽阔而平坦的原野上飞驰盘旋，像乳白色的车轮似的飞快旋转，有时忽然间失去了毅力似的，慢慢沉落下来。东风吹过之处，便留下自己的足迹：吱吱作响的带刺儿的灌木丛戴上了雪的衣领，沟壑的斜坡上留下凝滞的波纹，有的地方露出灰褐色的土地，有的地方鼓起高低不平的雪墩……

从斯大林格勒的陡岸上望去，只见人们纷纷从结冰的伏尔加河对岸走来，仿佛从浓雾笼罩的草原上走出来，满身都带着严寒风雪的痕迹。

其实在斯大林格勒并没有他们的任务，上级也没有派他们前来。这里的战争已经结束。他们是自动自发走过来的，他们中间有苏军战士、筑路工人、帕霍沃镇的面包师、参谋人员、驭手、炮兵、军用缝纫车间的裁缝、修理厂的电工和机械师。和他们一起走过伏尔加河，爬上陡岸的还有一些缠着头巾的老人、穿着士兵棉裤的村妇，男孩和女孩们拉着满载包袱和枕头的小雪橇。

城里的情形却令人纳闷。不断传来汽车喇叭声、拖拉机发动机的轰隆声，带着手风琴的人们叽叽喳喳地走过，跳舞的人们在雪地上踏着舞步，他们的毡靴渐渐把雪踏实，红军战士们不时地欢叫、哈哈大笑。但城市却没有因此而活跃起来，它仿佛一座死城。

几个月前，斯大林格勒地区便停止了自己的正常生活：城内的学校、工厂、妇女服装店、业余歌舞团、警察局、托儿所、电影院都已不复存在……

在笼罩城市各街区的熊熊大火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城市：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它的街道和广场有着独特的布局，它的地下有着独特的建筑模式，它的街道有着独特交通规则，它有独特的商业网，有自己的工厂车间，有自己的手工业工人，有自己的公墓、酒宴和音乐会。

每个时代都有闻名世界的城市。它是时代的灵魂，表达着时代的意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一个时代。斯大林格勒一度成为这个时代闻名世界的城市。它表达着人类的思想和情感。各类工厂、转轮印刷机和整行铸字排版机都在为它工作，议会的领袖们为了它而登上讲台。但是，当成千上万的人从草原拥向斯大林格勒，荒无人烟的街道重新挤满人群，响起第一批汽车的吵闹声时，这座闻名世界的战争之城便获得了新生。

这天，各家报纸都报道了德军投降的详情，欧洲人、美洲人、印度人已经得知保卢斯元帅走出地下室时的窘态，得知在舒米洛夫将军的第六十四集团军司令部对德国将军们进行初审的情形以及保卢斯的参谋长施密特的穿戴。这一时刻，世界大战的都城已不复存在。希特勒、罗斯福、丘吉尔开始把眼睛转向别处，寻找世界军事局势紧张的新的中心。斯大林用手指敲着桌子问总参谋长，将驻扎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从后方（此时的斯大林格勒已成为后方）调往新的集结地区，所需要的交通工具是否有保障。尽管这里还充满战将、巷战能手，还充满武器，保存着由交通壕构成的活的作战地图，但这座闻名世界的战争之城已不复存在。这座城市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此时的雅典和罗马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历史学家、博物馆的解说员、教师和那些总是感到寂寞的中学生们，已在无形中成了它的主人。

一座新的城市诞生了。这是一座劳动的城市，也是一座生机蓬勃的城市，这里有工厂、学校、产院、警察局、歌剧院和监狱。

道路上覆盖着薄薄一层雪。人们曾沿着这些道路往发射阵地上运送炮弹和面包，运送机枪和装着米粥的热水瓶，狙击手、观测哨、截听员曾沿着这些弯弯曲曲、错综复杂的小道走向自己秘密的石头窝棚。

道路上覆盖着薄薄一层雪。通信兵曾沿着这些道路从连队跑向营部。这些道路从巴秋克师通往巴内伊峡谷、肉联加工厂和自来水厂。

道路上覆盖着薄薄一层雪。这座伟大城市的居民们曾沿着这些道路去借烟叶，去同事的命名日酒宴上喝二百克酒，去地下室的澡堂里洗澡，去玩牌，去尝尝邻居家的酸白菜；人们沿着这些道路去看望某个熟悉的玛尼娅，去看望某个熟悉的薇拉，沿着这些道路去找钟表匠、打火机修理工，去找裁缝、手风琴师、库房管理员。

成群结队的人在开辟新的道路。他们既没有靠近房屋的废墟，也没有弯弯曲曲地绕行。

初雪覆盖了如罗网般纵横交错的战时小路。在这被雪覆盖的上百万公里长的小道上，没有出现一个新的足印。

第二场雪很快就覆盖了初雪，积雪下的道路渐渐模糊，最终失去了自己的轮廓，消失不见……

这座闻名世界的城市的老住户都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幸福和失落之感。那些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古怪的忧伤情绪。

城市变得空旷无人。集团军司令员、步兵师的师长们，老民兵波利亚科夫、冲锋枪手格卢什科夫，全都有这种空旷之感。这种感觉似乎不合情理，大血战胜利结束了，他们也都活了下来，难道应该为此感到难过吗？

但他们确有这样的感觉。在司令员的桌子上，黄色皮套里的电话机沉默着；机枪的套子上蒙了一层雪；炮队镜和战斗瞭望孔发出耀眼的光辉；用手摸脏了的磨破的平面图和地图从图板上揭下来，放进图囊，又从一些图囊里掏出来，装进排长、连长、营长的皮箱和什物袋……成群结队的人在那些死寂的房屋之间走着，拥抱着，高喊乌拉……人们在相互打量着。“同伴们的样子真气派，了不起，朴实而且可爱，瞧瞧我们的穿戴，棉袄，护耳棉帽，你们的穿戴和我们一模一样。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我们完成的是什么样的任务啊。我们举起了世界上最沉重的重物，以事实压倒了谎言，不信你过来试一试嘛……那些都是童话故事，而这一切可不是在童话里。”

原来他们是同乡。一部分人来自库泊罗山沟，一部分人来自巴内伊峡谷，一部分人来自自来水厂附近，一部分人来自红十月工厂，还有一部分人来自马马耶夫岗。这时，居民们向他们走过来，这些居民有的住在市中心，有的住在皇后河畔，有的住在码头区，有的住在石油供应站的斜坡附近……他们既是主人又是客人，他们彼此祝贺胜利，寒风呼啸，发出吹打旧铁皮的响声，有时他们对空鸣枪，有时扔一枚手榴弹。他们认识时彼此拍打着对方的脊背，有时他们热烈拥抱，用冰冷的嘴唇接吻，然后又感到不好意思，快活地叫骂着……他们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有钳工、车工、农民、木工、挖土工人，他们打退了敌人，把夹杂着石头、铁块的土地翻耕了一遍。

世界名城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人们感觉到它同全世界的工厂和田野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世界名城的特色在于它有自己的灵魂。

战争之城斯大林格勒也有自己的灵魂。它的灵魂便是自由。

反法西斯战争的首府变成了一片沉寂而又寒冷的废墟，战前的工业和港口城市、州苏维埃所在地变成了一片瓦砾。

十年之后，成千上万的囚犯在这里修筑了大坝，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之一——国家水电站。

47

在掩蔽部里，一名德军士官从睡梦中醒来，不知部队已经投降，于是便发生了这个偶然事件——他开枪打伤了扎德涅普鲁克中士。这件事激起了俄国人的愤怒。此时他们注视着德国士兵们从仓库高大的拱门里走出来，哗啦哗啦地把步枪和冲锋枪扔在一堆收缴的武器上面，愈堆愈高。

俘虏们垂头丧气地走着，尽量不朝旁边张望，以显示他们的眼睛甚至也做了俘虏。只有留着满脸花白胡须的士兵施密特走出地下室时面带微笑，他打量着俄国士兵们，似乎确信自己能遇见一张熟悉的面孔。

昨天晚上刚从莫斯科赶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的菲利蒙诺夫上校喝了点儿酒，同暂时配属给他的一名译员一起站在移交点上，接收韦格列尔将军的投降部队。

斯大林格勒的连长和营长们穿着烧焦的肮脏军服，军帽被揉得皱巴巴的，德军俘虏们也穿着烧焦的皱巴巴的肮脏军服。在他们中间，菲利蒙诺夫上校佩戴着崭新的金黄色肩章，带鲜红镶条和黑色边饰的军大衣显得格外醒目。

昨天，在军事委员会的餐厅里，上校谈到莫斯科军需总仓库里保存着旧俄军队用来制作肩章的金线，他的朋友们都认为，得到这种用陈旧的优质材料制作的肩章是一种运气。

枪声响起的时候，负了点儿轻伤的扎德涅普鲁克尖叫了一声，上校大声问道：

“谁开的枪，怎么回事？”

几个声音一齐答道：

“开枪的是个德国人，一个傻瓜蛋。已经把他带走了……他好像什么也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上校叫道，“这个坏蛋，他杀我们的人还少吗？”

上校转过身来对担任译员的高个子犹太人政治指导员说：“把军官给我找来。坏蛋，他要以自己的脑袋为这一枪负责。”

就在此时，上校发现了士兵施密特那张带着微笑的大脸，不禁大声叫道：

“你还笑呢，坏蛋，又打残我们一个人？”

施密特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笑容会引起这位俄国高级军官的喊叫，他多么希望以笑容来表达自己的善意。然而就在这时，突然响起手枪的射击声（看来枪声与那喊叫毫无联系），施密特感到莫名其妙，只觉得脚下被绊了一下，便糊里糊涂地倒在了走在他后面的士兵的脚下。他的躯体被拖到一旁，他侧身躺着，认识他的人和不认识他的人从他身边走过，谁也没有理睬他。后来，俘虏们走过之后，一些不惧怕死人的孩童们便钻进空无一人的地下室和掩蔽部，在木板床上尽情玩耍。

此时，菲利蒙诺夫上校正在察看一位营长的地下住所，赞叹住所建筑的牢固、设备的齐全。一名冲锋枪手押着一个年轻的德国军官前来见他，那个德国军官生着一双安详而又明亮的眼睛。译员说：“上校同志，这就是您吩咐押来的那个莱纳尔德上尉。”

“哪个？”上校吃了一惊。

由于这个德国军官的脸在他看来颇讨人喜欢，加之他因平生第一次参与杀人而感到心绪不佳，于是上校说：

“把他送到集合地点去吧，不许胡来，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此事由您个人负责。”

最后审判日就要结束了，已分辨不出那个被击毙的士兵脸上的笑容。

48

方面军政治部第七处首席军事翻译米哈伊洛夫中校，陪同被俘的德国元帅前往第六十四集团军司令部。

保卢斯从地下室里走出来，苏军官兵们用好奇的目光匆匆打量着他，品评着他那件从肩部至腰际镶着一块绿色皮革的元帅大衣和那顶灰色兔皮帽子。他没有理会那些看热闹的苏军官兵，而是昂首阔步地向等待着他的苏军司令部的一辆越野汽车走去，眼睛朝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上方望着。

米哈伊洛夫在战前经常出席外交招待会，同保卢斯在一起，他举止得体，不卑不亢，保持着冷静的谦恭态度。

米哈伊洛夫坐在保卢斯身旁，注视着他的表情，等待元帅打破沉默。米哈伊洛夫参加过对一些将军的预审，他发觉保卢斯的举止与他们大不相同。

第六集团军参谋长语气迟缓，他懒洋洋地说，是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导致了这场惨败。长着鹰钩鼻子的济克斯特·冯·阿尔尼姆中将神色忧郁地摇动胸前叮叮作响的奖章补充道：

“不仅是加里巴利季和他的第六集团军，而且还有俄罗斯的严寒，缺乏粮食和弹药。”

头发花白的坦克军军长施列麦尔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要求保存好他的皮箱。他曾因五次负伤而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和奖章。于是，将军们立刻说起话来。卫生部长里纳尔多将军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坦克师师长路德维希上校神色忧郁，脸上带着难看的马刀伤疤。保卢斯的副官亚当斯上校丢失了梳妆盒，显得特别激动，他两手一摊，摇了摇头，豹皮帽子的护耳随之摆动着，像一条从水里爬出来的纯种狗。

他们又变成了人，但却流露出人的恶劣本性。

米哈伊洛夫吩咐穿着漂亮的白色短皮袄的汽车司机开慢一些，司机低声答道：

“是，中校同志。”

他在想着，等战争结束了，回到家里，他要向司机同伴们好好谈谈保卢斯，那时他要神吹一番：“想当初保卢斯元帅乘坐我的车？……此外，他还想在驾驶汽车方面露出点儿特技，让保卢斯认为：“瞧人家苏联司机，显然是一级驾驶技术。”

在前线战士们看来，俄国人和德国人密集地混杂在一起简直不可思议。一队队欢乐的自动枪枪手搜索着地下室，钻进自来水管道检查孔里，把德国人驱赶到寒冷的地面上来。

在荒废的广场上、街道上，自动枪枪手们推推搡搡，不时地喊叫着，把德国部队重新进行编组，把不同战斗专业的士兵编成行军纵队。

德国人小心翼翼地回头打量着一双双紧握武器的手，慢吞吞地走着，尽量避免摔跤。他们做出一副驯服恭顺的样子，不仅仅是惧怕俄国人轻易勾动自动枪的扳机。胜利者的威严像催眠术似的令人苦恼，迫使他们俯首听命。

保卢斯元帅乘坐的汽车向南行驶，而俘虏们迎着他的汽车走过来。此时，高音喇叭播送着：

昨日里我出发前去远征，

心上人在门口挥动头巾……

两个士兵抬着一名伤兵走过来，那伤兵用没有血色的脏乎乎的双手搂着他们的脖颈，两名士兵的脑袋靠得很近，脑袋之间露出一张死人一般惨白的脸，只有那双眼睛闪烁着热烈的光芒。

四名士兵用毯子抬着一个伤员吃力地从地下室里走出来。

雪地里摆放着一堆堆青灰色的武器，仿佛打谷场上堆起的草垛。

礼炮响了，一名红军战士的尸体缓缓放进墓穴。从部队医院的地下室里抬过来的德国人的尸体也横七竖八地躺在墓穴旁边。戴着高高的白色军帽和黑色军帽的罗马尼亚士兵边走边哈哈大笑，他们不停地挥手嘲笑那些德国人，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

俘虏们被驱赶着从皮托姆尼克、皇后河方向和技术人员之家走过来。他们的步态有些特别，只有失去自由的人和动物才这样走路。一些负了轻伤和冻伤的人拄着木棍和烧焦的木板条。俘虏的队伍不停地行进着。看上去他们全都面色铁青，目光呆滞，脸上带着痛苦和忧伤的表情。

真是怪事！他们中间竟有那么多身材矮小、大鼻子、窄脑门、生着滑稽可笑的豁嘴的人。竟有那么多皮肤黝黑的亚利安人，竟有那么多生着满脸粉刺、脓包和雀斑的人。

这些面貌丑陋、身体虚弱的人慢吞吞地走着。他们也是母亲的娇儿，深得母亲钟爱。那些长着肥胖的下巴、高傲的嘴巴，头发浅黄，面皮白净，挺着坚实胸膛的恶人和民族仿佛消失了。

说来奇怪，这群由母亲生养的丑陋的人们，与1941年秋天被德寇用树枝和木棍赶往西部集中营的，一群群悲惨而不幸的、俄罗斯母亲的儿子们的模样竟兄弟般的相似。仓库和地下室那边偶尔传来手枪的射击声。这群向冰封的伏尔加河缓缓移动的俘虏们，全都明白那砰砰的枪声意味着什么。

米哈伊洛夫不时打量坐在他身旁的德国元帅。司机朝反光镜里望着。米哈伊洛夫看得见保卢斯瘦长的面颊，司机看得见他的额头、眼睛以及为保持沉默而紧闭的嘴唇。

他们乘坐的汽车从一些尾部朝天的火炮和一些前部画着十字标志的坦克旁边驶过，从一些防水蒙布迎风作响的载重汽车以及装甲运输车、自行火炮旁边驶过。

第六集团军的钢铁躯体和肌肉被冻在了雪地里。人群在旁边缓缓移动着，仿佛他们也要停下来，静止不动，听任严寒将他们冻在雪地里。

无论是米哈伊洛夫、司机，还是那个押解员，他们都以为保卢斯会开口说话，会转过身来向他的士兵们打招呼。但他却沉默着，不知他的眼睛望着何处，也不知这双眼睛会对他的心灵产生什么影响。

莫非保卢斯害怕他的士兵们看见他？也许他希望他们看见他？保卢斯突然用德语问米哈伊洛夫：

“请问马合烟是什么东西？”

这个问题使米哈伊洛夫感到意外，他不明白保卢斯在想些什么。德国元帅此时担忧的是每天能否喝到热汤，能否睡暖和，有没有烟抽。

49

德国战俘从一座两层楼房的地下室里抬出一些苏联人的尸体。盖世太保的战地管理局原来就设在这座楼房的地下室里。

尽管天气很冷，但几名妇女和一些老头、男孩却站在地下室出口处的哨兵身边，观看德国人把一具具尸体摆放在冻结的土地上。

大部分德国人表情淡漠，他们步履缓慢，温顺地呼吸着尸体的腐味。

他们中间有一个穿着军官大衣的年轻人，他用一块脏手帕缠着鼻子和嘴巴，有时像马似的急剧晃动脑袋，仿佛有一群马蝇骚扰着马头。他两眼流露出极度的痛苦，看样子几乎要发疯。

战俘们把担架放在地上。在卸下尸体之前，他们总要站在旁边踌躇一番，因为一些尸体的手脚与身子分了家。他们要弄清楚这些肢体属于哪具死尸，才能将它们与所属的尸体放在一起。死者大部分都半裸着身子，有的穿着内衣，有的穿着军裤。有一个死者全身一丝不挂，张着嘴做呼喊状，凹陷的肚子与脊柱连在一起，生殖器部位长着浅棕色的茸毛，两腿细细的，瘦骨嶙峋。

这些尸体的嘴巴和眼窝都变成了黑洞洞的窟窿。真难以想象，它们不久前还是有名有姓有住所的活人，不久前还说过：“亲爱的，我的心肝，快亲亲我，当心别把我忘了。”还梦想喝一杯啤酒，抽自卷的纸烟。

大概，只有那个用手帕裹着嘴的军官察觉到了这一点。

然而，偏偏是他最让站在地下室门口的妇女们气恼。她们密切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对其他的战俘却不大留意，尽管他们中间有两个人的大衣上带着党卫军徽章的明显痕迹。

“啊，你倒会扭头！”一个矮胖女人拉着孩子的手，紧盯着那军官嘟哝着。

穿军官大衣的德国人察觉到这个俄国女人注视着他，察觉到她那难以摆脱的迟钝目光透露的压力。仇恨一旦流露出来，便会寻找自己的发泄对象，并且一定会找到它，犹如停留在森林上空的雷雨云中的雷电要找到一个着力点，盲目地选择一段树干将其化为灰烬。

一个矮个子士兵与穿军官大衣的德国人同抬一副担架。那士兵脖子上围着一条方格毛巾，两腿上用电话线缠着几块麻袋片。

由于默默地站在地下室出口处的人们目光凶狠，德国人走进黑暗的地下室反倒感到轻松起来。他们不急于走出地下室，他们宁可躲在黑暗恶臭的地下室里，也不愿享受外面的空气和白昼的亮光。

每当德国人抬着空担架向地下室走去时，观望的人群中就传来他们熟悉的俄国骂人话。

俘虏们并没有加快脚步，缓缓地朝地下室走去。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只要他们一做出匆忙的动作，那群人就会立刻朝他们扑过来。

穿军官大衣的德国人突然尖叫一声，哨兵不满地说：

“小孩儿，你干吗要扔石头，要是把他打坏了，你来替德国鬼子抬担架呀？”

几个士兵在地下室里议论道：

“暂时是上尉一个人倒霉。”

“你发现那个娘儿们了吧，她一直在盯着他。”

不知谁在黑暗的地下室深处说：

“上尉，这次您最好留在地下室里，他们是先整治您，最后整治我们。”

那军官无精打采地嘟哝道：

“不，不，用不着躲藏，这是最后的审判。”他又对自己的搭档说，“走吧，走吧，走吧。”

军官和他的搭档依次从地下室里走出来，由于抬的尸体较轻，他们的步速比其他人快一些。他们抬的是一个少女的尸体。死者蜷缩着身子，尸体已经干枯，只有蓬乱的浅色头发还保持着可爱的淡黄色光泽，披散在那张犹如死鸟一般的阴森可怖的深棕色面孔周围。人群发出轻轻的惊叫。

那个矮胖女人突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犹如一把闪光的钢刀划破寒冷的天空。

“孩子，孩子！我的宝贝孩子啊！”

那女人对别人的孩子的呼喊声震撼着人们的心。她用手抚平还保持着烫发痕迹的女尸的头发，端详着那张嘴角歪斜的呆滞的脸。望着这张可怕的面孔，她同时看见了（只有母亲才看得见）那张从襁褓中向她微笑的活泼可爱的脸。

那女人站起身来，向德国军官跨了一步。大家全都注意到她的举动。只见她两眼逼视着那军官，同时在地上寻找一块没有同其他砖块冻在一起的砖头。她那只因繁重的劳动和冰水、开水、碱水损伤而变了形的患病的手，在寻找一块可以从冻结的土地上拿起的砖头。

哨兵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事不可避免，已无法阻拦那女人的举动，因为她比他和他的冲锋枪更强大。德国人也无法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孩子们用贪婪的目光急切地打量着她。

此时，除了那个用手帕裹着嘴的德国军官的面孔，矮胖女人什么也看不见了。她不知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浑身充满了一种可以征服周围一切的力量，她自己也处在这种力量的控制之下。她从自己棉袄口袋里摸出一片面包（这面包是一位红军战士头天晚上送给她的），递给那个德国军官，说：

“给，收下吧，快拿着吃吧。”

后来，她自己也弄不明白此事是怎么发生的，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在遭受屈辱、孤立无援、气愤难言的痛苦时刻，她极度伤心，睡不着觉。她一生中遭受的屈辱太多了。女邻居诬蔑她偷了一小瓶素油，为此，她同女邻居打了一架；她向政府反映问题，区苏维埃主席不愿听她诉说邻里纠纷，把她从办公室里赶了出来；儿子结婚之后，就逼她搬到外面去住，怀有身孕的儿媳骂她是老娼妇。她忍受着痛苦和屈辱。这天夜里她躺在床上，不知为什么心绪不佳，气呼呼的，回想起这个严冬的早晨发生的一切，她心想：“我过去是傻瓜，现在仍然是傻瓜。”

50

诺维科夫的坦克军司令部从旅长们那里得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情报。侦查机关发现一些没有参战的德军新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看来敌军正在从纵深地区抽调后备部队。

这些情报使诺维科夫大为不安：先头部队正在向前挺进，无法保障翼侧的防卫，假如敌人趁机切断为数不多的冬季道路，坦克部队就会失去步兵支援，断绝燃料，从而陷入瘫痪。

诺维科夫同格特马诺夫商讨了局势。他认为，必须把落在后面的后勤部队紧急调集上来，在短期内减缓坦克部队的前进速度。格特马诺夫却很想让部队急速前进，以便为解放乌克兰奠定基础。他们决定，诺维科夫立刻赶往各部队就地巡察局势，而格特马诺夫留下来催促落后的后勤部队抓紧行动。

出发之前，诺维科夫给方面军副司令员打了电话，报告了部队的处境。他事先已料到副司令员的回答，知道他不会为此事承担责任，既不会命令坦克军停止行动，也不会建议诺维科夫继续前进。

果然不出他所料，方面军副司令员吩咐他立刻向方面军侦察处查问敌军的动向，并且答应把他谈到的情况报告方面军司令员。

此后，诺维科夫同邻近的步兵军军长莫洛科夫通了电话。莫洛科夫性格粗暴，易动怒，他一直怀疑友邻部队在方面军司令员那里讲他的坏话，提供对他不利的情报。于是，他们争吵起来，甚至双方都用了骂人的字眼。当然，他们的谩骂并不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坦克兵和步兵之间愈来愈紧张的关系。

诺维科夫又给部署在左翼的炮兵师师长打了电话。

炮兵师师长说，没有方面军首长的命令他不能继续向前挺进。

诺维科夫明白他的意图：炮兵不愿局限于充当保障坦克部队冲锋的辅助性角色，他们自己也想冲锋陷阵。

诺维科夫同炮兵师长的谈话刚刚结束，参谋长便匆匆跑进来。诺维科夫从未见过涅乌多布诺夫这么匆忙，神色激动。

“上校同志，”他说，“航空兵集团军参谋长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打算把支援我们作战的飞机转场到方面军的左翼去。”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是傻瓜？”诺维科夫叫道。

“这非常简单。”涅乌多布诺夫说，“有人不愿意让我们首先进入乌克兰。很多人都想率先进入乌克兰，希望因此而获得苏沃洛夫勋章和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没有空中掩护，坦克军只能停止前进。”

“我马上就给方面军司令员打电话。”诺维科夫说。

但他同方面军司令员的电话没有接通，因为叶廖缅科到托尔布欣的集团军去了。诺维科夫不得不再次给方面军副司令员打电话，但副司令员什么决定也不想作，他只是对诺维科夫还没有动身到部队去感到惊奇。

诺维科夫对他说：

“中将同志，这是怎么回事？没有征得我们同意，就随便取消了对我们军的航空中掩护。要知道，我们坦克军是向西挺进的方面军的先头部队。”

副司令员气呼呼地对他说：

“至于如何使用航空兵的问题，指挥部看得更清楚。参加进攻战的不仅是你们一个军。”

诺维科夫粗声粗气地说：

“坦克兵一旦遭到空袭，我该怎么向他们交待呢？我用什么掩护他们——用方面军的指示？”

副司令员没有发火，而是心平气和地说：

“快到部队去吧，我把这个情况报告司令员。”

诺维科夫刚刚放下话筒，格特马诺夫便走进来。他已经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看见诺维科夫，他伤心地摊了摊手：

“彼得·帕夫洛维奇，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他用温和而亲切的口吻说：

“后勤部队落在了后面，可是分管后勤的副军长对我说，本来就不应该派汽车拉德国伤病员，不应该浪费奇缺的汽油。”

他调皮地望了诺维科夫一眼，说：

“说实在的，我们不是共产国际的分部，而是一个坦克军。”

“这和共产国际有什么关系？”诺维科夫问道。

“快出发吧，出发吧，上校同志。”涅乌多布诺夫央求道，“时间紧迫，这里的事由我负责，我尽一切可能同方面军司令部交涉。”

那天夜里听了达伦斯基的讲述之后，诺维科夫就一直留心察看参谋长的脸色，注意他的一言一行。“莫非他就是用这只手打掉了达伦斯基的两颗牙齿？”每当涅乌多布诺夫拿起汤匙，拿起插着酱黄瓜的叉子，拿起电话听筒或者拿起红铅笔、火柴的时候，诺维科夫总不禁想到。

然而这回诺维科夫却没有打量参谋长的手。

诺维科夫从未见过涅乌多布诺夫态度这么和蔼，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甚至显得很可爱。为了使坦克军首先进入乌克兰地界，为了使所属各旅不停地继续向西挺进，涅乌多布诺夫和格特马诺夫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愿意担一切风险，不过，只有一种风险他们不乐意承担，那就是在失败时为此事担负罪责。

此时，诺维科夫全身不由得充满一种亢奋情绪，他渴望用无线电向方面军首长报告，坦克军先头分队首先越过乌克兰边界。这个事件在军事上毫无意义，它不会给敌军造成特大损失。但诺维科夫却希望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想获得军事荣誉，想博得方面军司令员的表彰，想获得勋章，想得到华西列夫斯基的夸奖，想让电台播送斯大林的嘉奖令，想晋升将军军衔，想引起友邻部队的羡慕。类似的情感和想法从来没有左右过他，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情感和想法此时才变得这么强烈！

其实他这种愿望并不带有任何不好的成分……就像在斯大林格勒一样，就像在1941年一样，严寒依旧是那样的残酷无情，士兵们依旧疲倦不堪，腰酸脚疼，依旧面临着死亡威胁。但战争已开始呼吸另一种空气了。

连诺维科夫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感到惊奇的是，他第一次这么轻松地理解了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的用意。他既没有发火，也没有生气，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自然而然地与他们不谋而合。

如果他的坦克军加快战斗行动的速度，的确可以提前几个小时进入乌克兰，肃清盘在几十个村庄里的侵略者。那时望着老人和孩子们激动万分的面孔，他该多么高兴啊。当年迈的农妇拥抱着他，像亲吻儿子那样亲吻他的时候，泪水一定会涌上他的眼窝。然而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欲望已酝酿成熟，一种新的主导倾向在战争的士气对比中逐渐显露出来。在1941年和在斯大林格勒的悬崖上的战斗中一度成为主导的倾向，虽然还保持和存在着，但已不知不觉地变成次要倾向了。

1941年7月3日在电台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的人，第一个明白了再现战争形象的秘密。

说来奇怪，在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的催促之下，诺维科夫虽然体谅他们的急躁情绪，但却不知为什么要拖延动身的时间。上了汽车以后，他才明白自己迟迟不肯动身的原因：他在等候叶尼娅。

他已有三个多星期没有收到叶尼娅的信了。他每次巡视部队回来，都要看看叶尼娅是否在司令部的台阶上迎接他。她成了他生活的参与者。当他同旅长们谈话时，当他去接方面军司令部的电话时，当他乘坐着坦克冲向火线，坦克在德军炮火之下像马驹似的颤抖时，叶尼娅仿佛始终陪伴着他。当他给格特马诺夫讲述自己的童年时，仿佛他在向她讲述。有时他心想：“唉，要是我身上有一股伏特加酒味，叶尼娅会立刻闻出来的。”有时他在想，让她看见了也好。有时他忐忑不安地想，她要是得知我把少校交军事法庭审判，会说些什么呢？

有时他走进前沿观察所的窑洞，这里弥漫着烟草的烟雾，充满电话员的呼叫声，听得见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此时一个念头突然使他坐立不安，他想到了她……

他有时对她过去的生活充满醋意，于是他变得郁郁寡欢。他有时梦见她，醒来之后再也无法入睡。

他忽而感到他俩的爱情会至死不渝，忽而又感到惶惶不安，害怕他又要落得孤身一人。

上汽车的时候，他回头望了望那条通往伏尔加河的道路。道路上渺无人迹。后来他生气了：按说她早该到这里来了。莫非她病了？他又回想起1939年，当他得知她嫁人的消息时，他曾打算开枪自杀。他为什么偏偏爱她呢？要知道，他那里有些女人并不比她逊色。这也许是一种幸福。也许是一种病态——一刻不停地想着某个女人。好在他同司令部里的任何姑娘都没有过暧昧关系。她一定会来的，而他的一切都纯洁无瑕。当然，三个星期以前他曾有过一次过失。这回叶尼娅在途中停歇，说不定就留宿在那座倒霉的农舍里，年轻的女主人同叶尼娅攀谈起来，一定会把他描述一番，对她说：“那位上校可招人喜欢啦。”脑子里老想着这些荒唐事，没完没了……

51

第二天中午，诺维科夫从部队巡视回来了。一路上汽车在被坦克履带轧坏的道路上颠簸不止。结冻的道路坎坷不平，他感到腰部、背部和后脑勺隐隐作痛，仿佛一连几昼夜不曾合眼的坦克手们的疲惫困倦传染了他。

汽车驶到司令部门口时，他仔细打量着站在台阶上的人们。他看见叶尼娅站在格特马诺夫身旁，正在朝着驶来的汽车张望。他仿佛被火烧了一下，刹那间丧失了理智，几乎与痛苦具有同等效力的喜悦使他喘不过气来。他猛地向前一冲，打算从行驶着的汽车里跳下去。

然而坐在后排座位上的韦尔什科夫说：

“政委在和女医生呼吸新鲜空气呢，要是能给他家里寄张照片就好了，也让他老婆高兴高兴。”

诺维科夫走进司令部，从格特马诺夫手中接过一封信，翻转过来，认出是叶尼娅的笔迹，便随手把它塞进了衣袋里。

“好吧，我现在就把情况谈一谈。”他对格特马诺夫说。

“怎么不看信，不爱她了？”

“得了，我来得及看信。”

涅乌多布诺夫走进来，于是诺维科夫说道：“问题就在于官兵们疲劳过度。在战斗中一些人在坦克里打瞌睡。躺下去就起不来了。其中包括一些旅长，卡尔波夫还勉强支撑着，而别洛夫同我谈着话就睡着了。他们已连续行军四昼夜。一些驾驶员开着车就睡着了，由于过度劳累，吃不下东西。”

“彼得·帕夫洛维奇，你对局势有什么看法？”格特马诺夫问道。

“德国人没有进攻能力。他们不可能在我们的地段上发起反击。他们的部队在这里所剩无几，力量空虚。是弗列杰尔·皮克和菲克的部队。”

他说话时手指却触摸着信封。他把信封放下一会儿，旋即又迅速将它抓在手里，仿佛这封信会从他口袋里溜走似的。

“现在明白了，事情很清楚。”格特马诺夫说，“现在我把情况向你报告一下，我同少将两人一直找到了最高领导，我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42] 通了话，他答应不从我们地段上抽调航空兵。”

“他不直接指挥作战。”诺维科夫说着，开始在口袋里打开信封。

“这话该怎么说呢？”格特马诺夫说，“少将刚刚得到空军司令部的证实：航空兵留下来掩护我们。”

“后勤部队很快就会跟上来。”涅乌多布诺夫急匆匆地说，“道路不算太坏。主要是因为这是您的决定，中校同志。”

“他把我降为中校了，他很激动。”诺维科夫心想。

“是的，先生们。”格特马诺夫说，“他让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率先投入解放乌克兰的战斗。我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坦克手们包围了指挥部，他们都梦想获得乌克兰坦克军的称号。”

听了格特马诺夫编造的谎言，诺维科夫大为恼火，气呼呼地说：

“他们只梦想一件事，那就是能够睡一会儿。要知道，他们已经整整四个昼夜没合眼了。”

“这么说，决定了，我们继续向前挺进，彼得·帕夫洛维奇？”格特马诺夫说。

诺维科夫将信封打开一半，把两个指头伸进信封里，摸了摸信纸。由于急于看到那熟悉的笔迹，他感到心里隐隐作痛。

“我打算做出决定。”他说，“让大家休息十个小时，哪怕是缓一口气也好。”

“啊哟，”涅乌多布诺夫说，“在这十个小时之内，我们会错过世上的一切的。”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分析一下吧。”格特马诺夫说。这时他的面颊、耳朵、脖颈已开始微微发红。

“就这么办，我已经分析过了。”诺维科夫微笑着说。

格特马诺夫突然大发雷霆。

“是的，去他妈的……这叫什么事儿——没有睡够！”他大声叫道，“他们会有机会睡够的！魔鬼不会要他们的命的。为了睡觉把整个部队停留十个小时？我反对这种软骨头作风，彼得·帕得夫洛维奇！你一会儿阻止坦克军进入突破口，一会儿又要安排大家睡觉！这正在变成一种恶劣的风气！我要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你领导的不是一个托儿所！”

“你等一下，别着急。”诺维科夫说，“要知道，在炮兵彻底摧毁敌人炮火之前，我曾阻止坦克部队进入突破口，为了这件事，你亲吻过我。你把这一点也写进报告吧。”

“我为这件事亲吻过你？”格特马诺夫大为吃惊地说，“你简直是在说梦话！”

接着他突然说道：

“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你作为一个纯粹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却总是处在异己分子的影响之下，这一点使我这个共产党员感到不安。”

“原来是这样。”诺维科夫声音洪亮地说，“得了，明白了。”

于是他站起身来，舒展一下肩膀，怒气冲冲地说：

“是我在指挥坦克军，我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格特马诺夫同志，您可以去告我，可以把我的事写成小说，可以直接给斯大林本人写信。”

他说罢便向隔壁房间走去。

诺维科夫把看过的信放在一旁，吹起了口哨。他从小就喜欢吹口哨。小时候他常常站在邻居家的窗户下面，吹口哨招呼同伴出来玩耍……大概他三十年没有吹过这种口哨了，今天却突然吹起来了……

后来他用好奇的目光望了望窗户，不，天色还早，夜晚尚未来临。后来他发疯似的高兴地说：谢谢，谢谢，为了这一切，谢谢啦！

后来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倒下去死掉，但他并没有跌倒。他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儿。后来他望了望在桌子上微微泛白的信封，他恍惚觉得那是一只空心的皮套子，是毒蛇蜕下的皮，他用手在腰里和胸前摸了摸，没有摸到毒蛇。凶恶的爬虫已钻进他的身子，悄悄爬近他的心脏，用毒火刺痛着他的心。

后来他在窗前停下来，只见几个司机正在朝着去上厕所的女通信兵玛鲁夏嬉笑。司令部的坦克驾驶员提着水桶从水井那边走过来，几只麻雀在房东家牛栏门口的草垛上觅食。叶尼娅曾对他说，她最喜欢的鸟儿是麻雀……而他在燃烧，像一座燃烧着的房屋：房梁倒塌下来，天花板掉下来，餐具掉在地上，橱柜翻倒了，书籍、枕头像鸽子似的在火星和浓烟之中上下翻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一生将永远怀着对你的感激之情，感谢你的纯洁和高尚，但我可以克制自己，过去的生活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无力毁坏和忘掉这种生活……请不要责怪我，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过错，而是因为无论是我，还是你，都不知道我错在何处……原谅我吧，原谅吧，我在为我们两人痛哭。”

她在痛哭！一种疯狂的情绪涌上他心头。臭气熏天的可怜虫！凶恶的毒蛇！他想抽打她的嘴巴，抽打她的眼睛，想用左轮手枪的手柄打断这条母狗的鼻梁……

这太突然了，实在让人受不了，忽然间，他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除了叶尼娅，世界上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帮助他。然而就是她，是她把他坑惨了。

于是他转过脸来，面对着她所在的方向，她应该从那里来看他。他说：

“叶尼娅，你这是同我开的什么玩笑？叶尼娅，你听见了吧，叶尼娅，你看我一眼吧，看看我成了什么样子。”

后来他又想，这是何必呢，他毫无希望地等了这么多年，但她终于拿定了主意。要知道，她不是小孩子，既然拖了那么多年，后来终于拿定了主意，那就应该理解她，因为她已拿定主意。

过了几秒钟，他又开始在仇恨中寻求解脱：“当然了，当我还是个代理少校，在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一带的山丘中游荡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愿意嫁给我，直到我当了首长她才拿定主意，她想当将军夫人，你们娘儿们都是一路货。”他马上又觉得这些想法太荒唐。不，不，要是这样就好了。可是她毕竟离开了他，回到那个即将去科雷马蹲劳改营的人身边去了，这对她有什么好处呢……像涅克拉索夫诗歌里写的那些俄罗斯女人。她不爱我，而是爱他……不，她不是爱他，而是怜悯他，仅仅是怜悯而已。她不怜悯我吗？现在我的遭遇最悲惨，卢布扬卡监狱里的囚犯和所有劳改营的人，以及所有的部队医院里被截去手脚的人统统加在一起，其遭遇也不及我悲惨。哪怕现在让我进劳改营，我也毫不犹豫，那时她会选择谁？选择他！他们属于同一类型的人，而我是异己分子，她曾经管我叫异己分子。当然了，哪怕是当上元帅，也终究是农民、矿工、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我不懂她那令人讨厌的绘画……他怀着满腔仇恨大声问道：

“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

他从裤子后兜里掏出左轮手枪，在手掌里掂量一下。

“我不是因为活不下去才自杀的，我是为了让你一辈子遭受折磨，让人受良心谴责。”

后来他把手枪收了起来。

“一个星期之后她就会把我忘掉的。”

自己也需要忘却，不要再去回忆，不要再回首往事！

他走到桌前，拿起信来重读一遍。“我可怜的人儿，我亲爱的，我的好人！”可怕的不是那些无情的话语，而是这些亲热的、凄凄切切的哀求。这些哀求的确令人难以忍受，甚至让人喘不过气来。

他看见她的胸脯，她的双肩和膝盖，看见她去看望那个可怜的克雷莫夫。“我对自己毫无办法。”她坐在拥挤的车厢里，空气闷热，有人问她去哪儿。她说去看望丈夫。她的眼睛温和而又恭顺，像狗眼一样，流露出忧郁的目光。

他从这扇窗户里望着，看她是不是到他这里来。他的双肩颤抖起来，他用鼻子喘息，大声喊叫着，他极力克制自己，使自己不至于哭出声来。他记得，他曾派人从方面军的军需处领来巧克力糖、奶糖，他曾对韦尔什科夫说：“你要是敢动她一下，我就砍掉你的脑袋。”

他又喃喃自语道：

“你瞧，我亲爱的，我的叶尼娅，你同我开什么玩笑，你哪怕对我有一点怜悯心也好啊。”

他迅速从床下抽出皮箱，取出叶尼娅的信和照片。有些信件和照片他已随身携带多年，那张照片是她放在最近一封信里寄给他的，另一张照片很小，是身份证上用的，包在玻璃纸里，这是她送他的第一张照片。他开始用粗大有力的手指撕这些信和照片。他把她写的信撕成碎片，一行行字迹从他眼前闪过，他从一个单独的纸片上认出那些他反复读过数十遍的话语，那些语句曾经使他着迷。他望着那些撕碎的照片，那张脸消失了，嘴唇、眼睛、脖颈都不存在了。他急急忙忙地撕着，急于快些了结此事。撕碎了她的信件和照片，他心里渐渐轻松起来，仿佛一下子把她从自己身上撕了下来，把她整个儿踩在地上，终于摆脱了这个臭婆娘！

他离开了她照样生活。他会变得更坚强！一年之后他从她身边走过，他的心不会颤抖。“我需要你，就像酒鬼需要瓶塞！”他刚刚想到这里，马上又觉得自己所抱的希望太荒唐。心灵上的东西是抹杀不了的，心灵不是纸做的，心灵中的生活不是用墨水写成的，不可能把心灵撕成碎片，铭刻在脑海和心灵中的多年的印象是永远也无法磨灭的。

他已经使她成为自己工作、灾难和思想的参与者，成为自己的软弱和力量的见证人……

他撕碎的信件没有消失，他读过数十遍的语句留在他的记忆里，她那双眼睛依旧从破碎的照片上望着他。

他打开橱柜，满满地倒了一杯伏特加酒，立刻把酒喝下去，然后点着一支烟，尽管烟卷已经燃着，但他又点了一次火。极度的痛苦使他感到脑袋嗡嗡作响，内心像被火燎着，疼痛难忍。

于是他又大声问道：

“叶尼娅，亲爱的，你干的什么事，你干的什么事，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后来他把碎纸片塞进皮箱里，把酒瓶放回橱柜，心想：“喝了伏特加酒，心里的确轻松一点儿。”

……坦克部队很快就要进入顿巴斯，他就要回到生他养他的那个村镇去，找到安葬两位老人的地方，让父亲为儿子别季卡自豪吧，让母亲可怜自己苦命的小儿子吧。等战争结束了，他就到哥哥那里去！就住在哥哥家里，那时侄女会问他：

“别佳叔叔，你为什么老是沉默不语？”他忽然回忆起童年时代，有一天，他们家养的一条长毛看家狗去参加狗的婚礼，回来时只见它被咬得满身是伤，长毛被扯掉不少，一只耳朵被咬烂了，脑袋浮肿，眼睛肿成了一条缝，嘴唇歪斜，它站在台阶上悲伤地低垂着尾巴。父亲打量它一眼，温和地问道：

“怎么，当过男傧相了？”

是的，他当过男傧相了……

韦尔什科夫走进他的房间。

“您在休息吧，上校同志？”

“是的，休息了一会儿。”

他抬手看了看表，心想：“明天早晨七点钟以前部队暂时停止前进。应该用密码电报通知各部队。”

“我还要到各旅去一趟。”他对韦尔什科夫说。

汽车飞快地奔驰着，这多少能驱散一点儿他心头的痛苦。司机驾驶着威力斯牌汽车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前进，路况坏极了，汽车不断地颠簸、跳跃。

每颠簸一次，司机都吓一跳，用哀求的目光请求他允许减速。

他走进坦克旅司令部。在短短几小时之内，这里的一切发生了多大变化！马卡洛夫也变了，仿佛多年没同他见面似的。

马卡洛夫忘记了条令规则，没有给他敬礼，而是迷惑不解地摊了摊手，说：

“上校同志，格特马诺夫刚刚传达了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取消关于休整一天的指示，部队继续进攻。”

52

三个星期以后，诺维科夫坦克军被调作方面军预备队，因为该军极需补充人员维修坦克。部队长途跋涉四百公里，人员和战车都疲惫不堪。

部队接到了转入预备队的命令，同时接到调诺维科夫上校去莫斯科的调令。调令通知他去总参谋部和高级指挥干部总局报到，至于他能否回到坦克军工作，目前还不太清楚。

在他离任期间，坦克军暂时由涅乌多布诺夫少将指挥。在调令下达的前几天，旅政委格特马诺夫就得到消息，说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在不久的将来调动他的工作，他即将到顿巴斯地区一个获得解放的州去担任州委书记，党中央认为这项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调诺维科夫去莫斯科的命令，在方面军司令部和装甲兵部引起了不同看法。

一部分人说，这一调令没有什么特殊意义，诺维科夫在莫斯科停留不会很久，稍后便会回来继续担任坦克军军长。

另一部分人说，此事与诺维科夫在进攻的最紧张阶段错误地命令部队休整十个小时有关，同时与他按兵不动，拖延部队进入突破口的时间有关。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他与战功卓著的军政委和参谋长工作上配合不默契。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秘书是一位消息灵通人士。他说，有人责备诺维科夫搞一些损害名誉的男女关系。这位秘书一度认为，诺维科夫的种种不幸都与他同军政委关系不和有关。但是现在看来，事情并不是这样。他亲眼看过格特马诺夫写给最高领导机关的那封信。格特马诺夫在这封信中反对解除诺维科夫坦克军军长的职务，他在信中说，诺维科夫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员，具有卓越的军事天才，在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个无可指责的人。

但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在接到去莫斯科的调令这天夜里，诺维科夫第一次在许多痛苦交夹袭来的不眠之夜，安安静静地睡到天明。

53

斯特拉姆仿佛正被一列隆隆奔驰的火车载向远方，坐在列车里怀念和回忆家中的宁静，这未免有点古怪。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人来人往，电话铃声不绝于耳。希沙科夫登门看望斯特拉姆那天，显得关切而殷勤，详细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用诙谐而友好的口吻解释着，请求他把过去的事统统忘掉。斯特拉姆觉得，这一天已过去十年之久。

斯特拉姆以为，那些极力要加害于他的人一定会不好意思抬眼看他。但他去研究所上班那天，他们却高兴地同他打招呼，并且用充满忠诚和友谊的目光望着他。特别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的确是真诚的，现在他们确实对斯特拉姆一片好心。

现在他又能听到许多赞扬他的言词。马林科夫召见了他，用那双聚精会神的聪明的黑眼睛注视着他，同他谈了四十分钟。斯特拉姆大为惊诧的是，马林科夫居然了解他的工作，专业术语运用得相当自如。

临别时马林科夫说的一番话使斯特拉姆颇为惊讶：“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您在物理学理论方面的科研工作，那么我们将感到痛心。我们非常明白，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

他完全没料到会听到这种言论。

同马林科夫会见的第二天，他发现希沙科夫询问的目光中带着提心吊胆，再回想希沙科夫背着他召开“家庭会议”时他所忍受的屈辱，他的确感到有些奇怪。

马尔科夫又变得客气而亲切，萨沃斯季亚诺夫说了几句俏皮话，面带微笑。古列维奇来到实验室，拥抱了斯特拉姆，说道：“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您这个幸运的威尼亚明。”

然而列车一直在载着他奔驰着。

有人征求斯特拉姆的意见，问他是否认为需要在自己实验室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科研机构。他每次都乘专机飞往乌拉尔，并有一位副人民委员与他同行，指定一辆汽车专供他使用，柳德米拉乘坐汽车去内部商店时，顺路捎带上那些在几周之前还装作没认出她的女人。

过去看上去复杂难办的种种事情，现在却轻而易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

年轻人兰德斯曼大为感动：科夫琴科亲自往家里给他打了电话，杜边科夫在一小时之内给他办好了进入斯特拉姆的实验室的手续。

从喀山回来的安娜·纳乌莫夫娜·魏斯帕皮尔对斯特拉姆说，她的申请和通行证在两天之内就办好了。而在莫斯科，科夫琴科派车到车站接她。杜边科夫写信通知安娜·斯捷潘诺夫娜恢复工作的消息，暂时的缺勤待与副所长协商之后补发给她全部工资。

对新来的工作人员招待周到，供餐从无间断。他们笑呵呵地说，他们的全部工作就在于从早到晚在“内部”食堂里转悠，吃现成饭。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当然不止于此。

斯特拉姆的实验室里安装的机器设备在他看来已不那么完善。他想，一年之后它会像斯蒂芬孙的火车头那样博得人们的微笑。

斯特拉姆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看起来都很自然，同时又显得极为反常。实际上，斯特拉姆的工作的确意义重大，为什么不该得到夸奖呢？兰德斯曼是一个有才华的学者，他为什么不能在研究所工作呢？安娜·纳乌莫夫娜是个不可替代的人，为什么要让她闲待在喀山呢？

与此同时，斯特拉姆心里明白，假如没有斯大林打来的电话，研究所里谁也不会夸奖斯特拉姆的卓越劳动，恐怕兰德斯曼还带着他的满腹才华无所事事地在外面闲逛呢。

然而斯大林打电话来并不是偶然的，既不是出自古怪的愿望，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因为斯大林代表着整个国家，而国家是不会心血来潮、随心所欲的。

斯特拉姆以为，组织工作会占用他的全部时间，他不得不接待新的科研人员，制订各种计划，分配订购机器设备，参加各种会议。然而，汽车轮子跑得快，会议时间不长，开会时谁也不迟到，他的意见顺利得到采纳，最宝贵的上午工作时间斯特拉姆常常在实验室里度过。在这段极为重要的工作时间里他是空闲的，谁也不会来打扰他。他可以安心思考他所关心的问题。他的科学真正成了他的科学，这完全不像果戈理的小说《肖像》中的画家所遭遇的情形。

谁也没有企图破坏他的学术兴趣，而这一点却是他最为担心的。“我现在的确是空闲的。”他吃惊地想。

不知为什么他想起工程师阿尔捷列夫在喀山发的那些议论，阿尔捷列夫当时谈到军事工厂的原料、能源和机床有保障，谈到那里没有拖拉作风。

“当然了。”斯特拉姆心想，“那种所谓的‘飞毯’作风，那些没有官僚主义的地方，恰恰表现出官僚主义。那些为国家主要目标服务的事业正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发展着，官僚主义的力量具有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它能够阻止任何运动，但它也能在无形中加速这种运动，甚至使它脱离地球引力的限制。”

然而，在那些夜晚，在喀山的那间小房子里谈的话他现在很少回想，即便是回想起来，他也漠不关心。在他看来，马季亚罗夫现在也不那么出色、不那么聪明了。现在，马季亚罗夫的命运也不再使他惴惴不安，他也不再那么经常不断地回想卡里莫夫惧怕马季亚罗夫，或马季亚罗夫惧怕卡里莫夫了。

他无意中感觉到，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变得自然而然、合情合理。斯特拉姆的日常生活渐渐成了一种准则，他本人也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在他看来，过去那段生活仅仅是个例外，他已经过不惯那种生活。阿尔捷列夫的论断真的正确吗？

以前，他一进干部处，就感到气恼，焦急不安，感觉到杜边科夫注视着他。然而杜边科夫原来是个热情和善的人。

他给斯特拉姆打电话时，总是说：

“杜边科夫打扰您啦。我不妨碍您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

他原来觉得，科夫琴科是个奸诈而阴险的阴谋家，他有能力整垮阻挡他道路的任何一个人，他对工作中的积极因素漠不关心，善于蛊惑人心，属于那种惯于依照隐秘的不成文的规矩办事的人。然而想不到科夫琴科具有一些与他原来的看法截然相反的特质。他每天到斯特拉姆的实验室来，待人很亲切，有时同安娜·纳乌莫夫娜开几句玩笑，是个名副其实的民主派；他热情地同大家握手问好，经常同钳工和机械师谈话，说他年轻时在车间里当过旋工。

多年来斯特拉姆一直不喜欢希沙科夫。这次他到希沙科夫家吃午饭，发现希沙科夫慷慨好客，讲究饮食，谈吐幽默，妙趣横生，喜欢喝上等白兰地，还是一位版画收藏家。而主要的是，他是斯特拉姆理论的崇拜者。

“我胜利了。”斯特拉姆常常这样想。不过他心里当然明白，他取得的并非彻底的胜利，他经常接触的这些人之所以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开始帮助他，而不再妨碍他的工作，绝不是因为他以自己的智慧、才华抑或他自己的什么力量征服了他们。

他毕竟很高兴。他胜利了！

收音机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播送“最近一小时”新闻。苏军的攻势在逐渐扩大。现在，斯特拉姆觉得，把自己的命运同合乎规律的战争进程，同人民、军队和国家的胜利联系起来是极为自然的事。

但他知道，并非一切都这么简单。他有时只想看到那种极为单纯的东西，诸如“斯大林在这里，斯大林在那里。斯大林万岁”。有时他会嘲笑自己的这种愿望。

他过去觉得，那些行政干部和党的活动家在家庭圈子里也在谈论干部的纯洁性，也在用红铅笔批文件，或者向妻子朗读《简明党史教程》，而在梦中也在看干部临时规则和义务守则。

斯特拉姆突然发现了这些人的另一面，作为人的一面。

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原来是个钓鱼爱好者，战前，他曾带着老婆和儿子们乘小船在乌拉尔山区的小河上旅行。

“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生活中还有没有更大的乐趣呢——黎明时分从家里走出来，露珠在闪闪发光，岸边的沙滩凉丝丝的，你散开缠绕的钓鱼工具。这时河水还是黑乎乎的，水中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似乎给了你某种希望……等战争结束了，我介绍你加入钓鱼爱好者协会。”

有一次，科夫琴科同斯特拉姆谈到儿童的疾病。他竟对治疗咽炎和佝偻病的方法十分精通，这使得斯特拉姆暗暗吃惊。原来科夫琴科除了两个亲生孩子，还收养了一个西班牙小男孩作为义子。这个西班牙小男孩经常生病，科夫琴科便亲自为他医治。

就连枯燥无味的斯韦钦也向斯特拉姆谈到他搜集的各种仙人掌，在寒冷的1941年冬天，他把自己搜集的仙人掌养得完好无损。

“真的，他们不是坏人。”斯特拉姆心想，“每个人都有自己人道的一面。”

当然，斯特拉姆深深懂得，所有这些变化一般不会改变什么。他不是傻瓜，也不是无耻之徒。他善于思考。

这些天，他回想起克雷莫夫的一次谈话。克雷莫夫谈到自己的老同事——军事检察院首席侦查员巴格良诺夫。巴格良诺夫1937年被捕。1939年贝利亚曾在短期内推行自由主义，这时他从劳改营放了出来，回到莫斯科。

克雷莫夫谈到，一天夜里，巴格良诺夫一下火车就直接去找他，穿一件破衬衫、一条破裤子，口袋里装着劳改营的证明信。

这是他获释后的第一个夜晚。这天夜里，他说了许多爱好自由的话，谈到他对劳改营全体囚犯的同情，提到他打算当一名养蜂人兼花匠。

但他渐渐地恢复了往昔的生活，他说的话也就变了。

克雷莫夫笑着讲述了巴格良诺夫的思想意识一步步发生变化的过程。巴格良诺夫又穿上了过去的军衣军裤，在这段时期他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观点，但毕竟不像丹通那样无情地揭露现实了。

但这时他领到了莫斯科的公民身份证，注销了那份劳改营的证明信。他心中立刻产生了站到黑格尔的立场上去的愿望：“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后来把住所还给了他，他说话的腔调也就变了。他说，在劳改营里，有不少人是苏维埃国家敌人，这些人被判刑是罪有应得。后来把勋章还给了他。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再后来恢复了他的党龄。

恰好在这段时间，克雷莫夫在党内遇到了麻烦。于是巴格良诺夫不再给他打电话。有一次，克雷莫夫遇见了他。巴格良诺夫军便服领子上佩戴着菱形章，从停在最高检察院大门前的一辆汽车里走出来。这是他获释八个月后的事。八个月前，他还穿着烂衬衫，口袋里装着劳改营的证明信，三更半夜坐在克雷莫夫家里谈论那些无罪的罪人，谈论盲目的暴力手段。

“那天夜里我听了他的谈话，以为他永远失去了在检察院工作的机会。”克雷莫夫带着挖苦的微笑说。

当然，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回想起这件事不是无缘由的。他曾把这个故事讲给娜佳和柳德米拉听。

他对1937年的死难者的态度丝毫没变。他依旧惧怕斯大林的残酷。

人们的生活不会因某个斯特拉姆处处碰壁或事事顺遂而发生变化。集体化时期的死难者和1937年被枪毙的人，不会因某个斯特拉姆是否获得勋章和奖金证章，是被邀请去见马林科夫还是无权出席希沙科夫召集的茶话会而复活。

这一切斯特拉姆非常明白，并且记得清清楚楚。但这种明白和记忆中毕竟出现了某种新东西……

他经常对妻子说：“周围有多少小人啊！人们胆小怕事，不敢堂堂正正地做正直的人，多么容易让步，有多少妥协行为，有多少可鄙的举动啊。”

他甚至带着某种责备想起切佩任：“他过分迷恋于旅行和登山运动，这是对生活复杂性的无意识的恐惧，他离开研究所这件事说明，他有意识地逃避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当然，他身上毕竟有某种东西发生了变化，他感觉到了这一点，但他弄不清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54

斯特拉姆恢复工作之后，在实验室里没有遇见索科洛夫。在斯特拉姆回到研究所前两天，索科洛夫得了肺炎。

斯特拉姆了解到，索科洛夫生病之前，曾经同希沙科夫商定了新的工作。索科洛夫已被任命为重新组建的实验室的主任。总之，索科洛夫现在是事事如愿，步步高升。

就连爱管闲事、无所不知的马尔科夫，也不知道索科洛夫请求所委会将他调离斯特拉姆实验室的真正原因。

斯特拉姆得知索科洛夫调走的消息，并没有感到伤心和惋惜，因为一想到同他见面和共事，斯特拉姆就顾虑重重。

千万别让索科洛夫从斯特拉姆眼神中看出什么破绽。当然，他斯特拉姆无权像以前那样想朋友的妻子。他无权思念她。他无权同她幽会。

假如有人对他谈起这类事件，他也会感到气愤。竟然欺骗妻子！竟然欺骗朋友！但他却在思念她，渴望同她会面。

柳德米拉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恢复了往来。她们俩通过电话解释了很久，然后见了面，痛哭流涕，双方都对过去的坏念头、猜疑以及对友谊的不信任表示后悔。

天哪，生活是多么错综复杂啊！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诚实纯洁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她对柳德米拉却不真诚，她做了昧良心的事！然而，要知道，她这么做是为了自己对他的爱！

现在，斯特拉姆很少见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关于她的一切，他几乎都是从柳德米拉那里听到的。

他得知，鉴于索科洛夫在战前发表的一些论著，他已被提名为斯大林奖金获奖者候选人。他得知，索科洛夫收到一些年轻的英国物理学家写来的令人振奋的信。他得知，在科学院最近的几次选举中，索科洛夫将当选为通讯院士。这些事全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告诉柳德米拉的。现在他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见面很短促，他从未向她打听过索科洛夫的情况。

工作上的操劳、各种会议、出差旅行，都未能消除他心中的苦闷，他一直渴望见到她。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多次对他说：“我真不明白，索科洛夫为什么对你这么反感，连玛丽娅也解释不清楚。”

理由很简单。当然，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无法给柳德米拉解释清楚。她只要对丈夫说她喜欢斯特拉姆就足够了。

这种自白彻底毁坏了斯特拉姆同索科洛夫的关系。她答应丈夫不再同斯特拉姆会面。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哪怕对柳德米拉说一个字，斯特拉姆就会长久得不到她的消息，不知道她在哪里，她出了什么事。要知道，他俩见面的机会太少了！他们的会面又是那样短促！他们见面时往往很少谈话，要么挽着胳膊在街上走一走，要么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坐一坐，常常是沉默不语。

在他那段伤心痛苦的时期，她对他所遭受的一切都极为敏感，并深为同情和关切。她猜得出他的各种想法，猜得出他的各种举动，仿佛她事先知道他所发生的一切似的。那时他的心情愈难过，想见到她的欲望便愈强烈，愈加无法忍受没有她在身旁。他觉得，他今天的幸福就在于这种完全彻底的理解。他觉得，只要这个女人同他在一起，他便可以轻松愉快地承受所有痛苦。只要能同她在一起，他就感到幸福。

他们在喀山的夜间交谈，在莫斯科两人一起在莫愁园散步，有一次他们在卡卢加大街街心花园的长椅上坐了几分钟，其实事情就这么多。这都是过去的事。对了，还有现在的一些情况：他们通过几次电话，在街上见过几次面，不过他没有向柳德米拉说过他们短促会面的事。

但他明白，他的过错和她的过错都是无法用他们偷偷在长椅上坐过的几分钟来衡量的。他的过错并不小：他爱她。她为什么在他的生活中占这么大的位置呢？

他对妻子说的每一句话都半真半假。不管他愿意与否，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个目光都不由自主地夹带着虚假的成分。

他故作淡漠地问柳德米拉：“喂，你的好友给你打电话了吗，她怎么样，她丈夫的身体如何？”

他为索科洛夫的成就感到高兴，但他这种高兴不是出自对索科洛夫的好感。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索科洛夫的成就可以使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消除良心上的谴责。

从柳德米拉那里了解索科洛夫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情况是令人难堪的。这无论是对柳德米拉，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还是对他自己，都是一种屈辱。

但谎言往往同真话混在一起。当他同柳德米拉谈论托利亚，谈论娜佳或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时，他的话都带有虚假成分。这是为什么？然而他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情感却是实实在在的，是发自他心灵、思想和愿望的。为什么这种真实产生了那么多谎言？他知道，假如他放弃了自己这种情感，他就可以把柳德米拉、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和他自己从谎言中解放出来。但是，每当他觉得应该放弃他无权得到的这种爱情时，一种狡猾的情感却借口害怕痛苦来阻止他的想法，规劝他说：“得了吧，这种谎言并不那么可怕，它不会损害任何人。痛苦比谎言更可怕。”

有时他觉得，他可以找到一种力量，毫不留情地断绝同柳德米拉的关系，破坏索科洛夫的家庭。这时他的情感便催促他，用截然不同的方法来欺骗他：

“要知道，谎言是最坏的东西，最好是同柳德米拉离婚，千万别再向她撒谎，也别再迫使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撒谎了。谎言比痛苦更可怕。”

他不曾发现，他的思想成了他的情感的忠实奴仆。情感给思想引路。要摆脱这种犹豫不决的状态，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忍痛割爱，牺牲自己，而不是牺牲别人。

对这一切想得愈多，他对这一切就愈弄不明白。这怎么理解，怎样才能弄明白，要知道，他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爱，既是他生活的真实，又是他生活的谎言！去年夏天，他同姿色动人的尼娜曾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不是那种中学生式的恋爱，他同尼娜不仅仅是在街心公园里散了步。但现在他却有一种背叛家庭的感觉，他感到对不起柳德米拉。

他为这些事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思想，为这些事忐忑不安，恐怕普朗克为创立量子理论花费的精力不比他少。

他一度认为，这种爱情是在他遭受痛苦和不幸的情况下产生的。假如没有那些痛苦和不幸，他也许不会有这种情感。

但他现在一帆风顺了，他想见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愿望却并没有减弱。

她是个气质特殊的女人。她所迷恋的不是财富，不是荣誉，不是权势。她只想同他分担不幸、痛苦和损失……他有时感到担忧：莫非她现在不想再理他了？

他知道，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非常崇拜自己的丈夫。这一点常常使他痛苦得发疯。

也许叶尼娅是对的。这是多年的夫妻生活之后产生的第二次爱情，它的确是精神维生素缺乏的结果。譬如说，母牛经年累月在草地上、在干草中、在树叶里寻找盐分但没有找到，它是多么渴望舔一点食盐啊。这种精神饥渴逐渐发展，常常变成一种巨大的力量。看来就是这么回事。唉，他的确了解这种精神饥渴……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同柳德米拉的区别十分显著。

他的想法对不对呢，这些想法是否合乎实际呢？斯特拉姆不曾察觉，他这些想法并不理智，它们正确也好，虚假也好，并不指导他的行为。理智不是他的主人。见不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他感到痛苦，一想到可以见到她，他便感到幸福。当他想象他们将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时，他便感到幸福无比。

想到索科洛夫时，他为什么没有感到良心上的谴责？他为什么不感到羞愧呢？

的确，有什么可羞愧的？无非是在莫愁园里散散步，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

嘿，在长椅上坐一会儿有什么关系！他准备和柳德米拉离婚，他准备对自己的朋友说，他爱上了他的妻子，打算把她从他手里抢走。

他时常回忆他同柳德米拉生活中的种种不快，回忆柳德米拉对他母亲如何不好，回忆柳德米拉不让从劳改营回来的他的表弟在家里过夜。他时常回忆她的冷酷无情，回忆她对人粗暴、固执、不近人情。

回想柳德米拉的种种缺点，他的心就变得残酷起来。要做出残酷的决定，就不能保持慈善心肠。但要知道，柳德米拉同他生活了大半辈子，分担着他的全部艰难和痛苦。要知道，柳德米拉的头发已开始变白。她承担了多少痛苦啊。难道她身上只有缺点？有多少年，他曾为她感到自豪，为她的直率、诚实感到高兴。是啊，是啊，他准备做出残酷的决定了。

早晨，斯特拉姆准备去上班的时候，突然想起前些天叶尼娅来过一趟，他心想：

“不管怎么说，幸好叶尼娅到古比雪夫去了。”

这个想法使他惭愧。就在这时，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我们家坐过牢的人不少，现在又添了一个克雷莫夫。不过还好，叶尼娅现在不在莫斯科。”

他本想责备她不该说这种话，但他忽然醒悟过来，就没有吭声。他的责备是非常虚伪的。

“切佩任给你来过电话。”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他抬手看了看表。

“晚上我早点回来，再给他回电话。顺便提一句，我又要飞往乌拉尔。”

“去很久吗？”

“不。待两三天。”

他匆匆走了，繁忙的一天等待着他。

他在从事一项重大的科研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都是一些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工作。然而，他个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细小又微不足道的，仿佛一条成反比的规律在他头脑中起着作用。

叶尼娅临走的时候，请求姐姐去库兹涅茨桥大街24号给克雷莫夫送二百卢布。

“柳德米拉，”他说，“应该把叶尼娅求你送的钱送去。你好像已错过日期了。”

他说这话并不是为克雷莫夫和叶尼娅担忧，他之所以说这些，是考虑到柳德米拉的粗心大意会加速叶尼娅再次来莫斯科。叶尼娅一来莫斯科就开始写申诉书，写信，打电话，把斯特拉姆的住所变成她奔走于监狱和检察院的基地。

斯特拉姆懂得，他这些想法不仅细小、微不足道，而且很卑鄙。这些想法使他感到羞愧，于是他匆匆忙忙地说：

“给叶尼娅写封信。以你自己和我的名义请她来吧。也许她需要来莫斯科，我们不请她，她不好意思来。听见了吗？柳达？立刻给她写信！”

说完这番话，他轻松了一些，但他又懂得，他说这些是为了自我安慰……他仍旧感到古怪。过去，他四处碰壁，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害怕房屋管理员和票证管理局的那个女办事员，头脑里充满有关人生、真理、自由、上帝等种种思考……谁也不需要他，电话机一连沉默了好几个星期，熟人们在街上遇见他也不愿和他打招呼。而现在，几十个人等待着他，不断有人给他打电话，给他写信，豪华型吉斯小汽车在窗下彬彬有礼地鸣喇叭，他却无法摆脱那些葵花籽皮似的微不足道的想法，无法摆脱那些无谓的烦恼和多余的忧虑。他时而说几句没头没脑的话，时而漫不经心地笑一笑，缠绕他的这些对生活琐事的思考是何等的微不足道。

斯大林给他打过电话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觉得恐惧完全从他生活中消失了。可想不到现在恐惧仍在继续，它只是变了样，不再是平民的恐惧，而变成了老爷的恐惧。坐在小汽车里感到恐惧，给克里姆林宫上层人物打电话时他感到恐惧，恐惧依旧存在的。

他过去觉得不能容忍的东西——对他人科研成果和成就的妒忌、争夺，现在已成了合情合理的事。他时常担心是否有人超过他、欺骗他。

他不大愿意同切佩任交谈，似乎没有足够的力量应付漫长而艰难的谈话似的。他们毕竟很容易想象到科学对国家的依赖。不过，他的确是自由自在的——现在谁也不觉得他的理论体系是毫无意义的学究的废话了，现在谁也不再企图扼杀它了。国家需要物理学理论，现在这一点希沙科夫很清楚，巴季因也很清楚。为了使马尔科夫在实验中发挥自己的才智，使科奇库罗夫在实践中运用自己的力量，需要一些博大精深的理论家。斯大林打过电话之后，大家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这次电话给斯特拉姆带来了工作上的自由，这如何给切佩任解释呢？可是，现在他为什么觉得柳德米拉的缺点不可容忍？他为什么对希沙科夫这么温和呢？

现在他觉得马尔科夫非常讨人喜欢。上级领导的各种私事，秘密的和半公开的情况，无害的诡计和当真的狡诈，同被邀请和被拒绝参加主席团有关的气恼和不快，进入某些名单和那句令人烦恼的话：“名单里没有您的名字。”这一切都使他颇感兴趣，他也当真为此着迷。

闲来无事的时候，斯特拉姆恐怕宁可在同马尔科夫的闲聊中度过，也不愿像在喀山那样同马季亚罗夫讨论问题。

马尔科夫能极为准确地发现人们的一切可笑之处，温和而又辛辣地嘲笑人们的弱处。他具有审美的智慧，况且还是一位一流科学家。大概他是国内最富有才华的实验物理学家。

斯特拉姆已经穿上大衣，这时柳德米拉说：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昨天来电话了。”

他急促地问：

“什么事？”

大概他的脸色变了。

“你怎么啦？”柳德米拉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他说着，从走廊上退回到房间里。

“说实在的，我不太明白，好像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好像科夫琴科给他们打过电话。总之，她像往常一样，为你着急，害怕你再给自己带来伤害。”

“在哪方面？”他迫不及待地问，“我不明白。”

“我也对她说，我听不明白。看来她在电话中不便于说。”

“嘿，你再重复一遍。”他说着解开大衣扣子，在门旁的椅子上坐下来。柳德米拉望着他，摇了摇头。他觉得她的眼睛里带着责备，她悲伤地望着他。

似乎是为了证实他这个猜想，她说：

“你瞧，维佳，你早晨没有时间给切佩任打电话，可是关于玛丽娅的情况你却随时愿意听……还回到家里来，已经迟到了。”

他侧着身子从下面望着她，说：

“是的，我迟到了。”

他走到妻子面前，托起她的手吻了吻。

她抚摩着他的后脑勺，轻轻地揉搓着他的头发。

“你瞧，你同玛丽娅的关系多么重要，多么有趣。”柳德米拉说着苦笑了一下，补充道：“同这个常常把巴尔扎克和福楼拜混为一谈的女人。”

他望了她一眼。她的眼睛湿润了，他觉得她的嘴唇在颤抖。

他无能为力地摊了摊手，在门口回头望了一眼。

她的表情使他吃了一惊。他顺着楼梯走下楼去，心里在想，如果同柳德米拉分了手，就再也不见她，她这种表情——绝望的、动人的、痛苦的、为丈夫和为自己感到羞愧的表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也不会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他心里明白，在这几分钟里，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妻子在向他暗示，她看到了他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爱，而他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只知道一点：如果能见到玛丽娅，他便感到幸福，一旦想到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他会感到窒息，感到喘不过气来。

斯特拉姆的汽车驶近研究所的时候，希沙科夫的吉斯牌汽车从后面赶上来，两辆汽车几乎同时在研究所大门前停下来。

像刚才他们的吉斯牌汽车并驾齐驱一样，现在他们并排走在走廊上。希沙科夫挽起斯特拉姆的胳膊，问道：

“看来您要出差？”

“大概是的。”斯特拉姆回答说。

“很快我们就要同您完全分手了。将来您要同国家元首平起平坐了。”希沙科夫开玩笑说。

斯特拉姆突然心想：“我要是问问他，您有没有爱上过别人的妻子，他会说什么呢？”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希沙科夫说，“下午两点钟左右您能不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两点钟我有空，完全可以。”

这天他的工作很不顺利。

在实验大厅里，马尔科夫没有穿上衣，他卷着衬衣袖子，走到斯特拉姆面前，兴冲冲地说：

“如果您允许，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晚一会儿我去办公室找您。非常有趣的谈话，同您聊聊天。”

“两点钟我要去见希沙科夫。”斯特拉姆说，“那就晚一会儿吧，我也想同您聊一聊。”

“两点钟去见希沙科夫？”马尔科夫反问一句，沉思片刻，又说：“看来我能猜到他们求您做什么事。”

55

希沙科夫见斯特拉姆来了，就说：

“我正想给您打电话，提醒您见面的事呢。”

斯特拉姆看了看表说：

“我想我没有迟到。”

希沙科夫身材魁梧，大脑袋，满头银发，穿一身灰色礼服，站在他面前。但斯特拉姆觉得，希沙科夫那双眼睛现在看来并不那么冷漠、目空一切，这是一个饱读大仲马和梅因·里德 [43] 作品的小男孩的眼睛。

“亲爱的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今天找您是有件特别的事。”希沙科夫微笑着说，挽起斯特拉姆的一条胳膊，把他拉到自己的安乐椅前，“事情很重要，但不大令人愉快。”

“没什么，早已习惯了。”斯特拉姆说着，不感兴趣地扫视一下这位著名院士的办公室，“我们就谈谈这件不大令人愉快的事吧。”

“是这样，”希沙科夫说，“现在国外，主要是在英国，发起了一场卑鄙的运动。我们承受着战争的主要压力，而英国科学家们不去要求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反而发起一场稀奇古怪的运动，煽动对我国的敌对情绪。”

他望了望斯特拉姆的眼睛，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熟悉这种坦诚的目光，人们干坏事时往往是用这种目光看人的。

“是的，是的，是的。”斯特拉姆说道，“不过，这场运动到底要干什么？”

“这是一场诽谤运动。”希沙科夫说，“他们公布了一个凭空捏造的被我们枪毙的科学家和作家的名单，透露了一个虚假的因政治罪被我们镇压的人员的数字。他们以莫名其妙的热情，我敢说，他们这种热情值得怀疑，试图推翻由审讯和法庭判定的普列特尼奥夫和列文医生害死高尔基的罪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家与政界关系密切的报纸上发表的。”

“是的，是的，是的，”斯特拉姆连声说，“还有什么？”

“主要就是这些。他们还提到遗传学家切特韦里科夫，并成立了为他辩护的委员会。”

“不过，亲爱的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斯特拉姆说，“切特韦里科夫确实被逮捕了。”

希沙科夫耸了耸肩。

“您知道，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与安全部门的工作毫无关系。不过，他如果真的被逮捕了，那么无疑是因为他犯有罪行。我和您就没有被捕嘛。”

这时，巴季因和科夫琴科走进办公室。斯特拉姆明白，希沙科夫等候着他们，大概是事先与他们约好的。希沙科夫甚至没有向进来的两人解释他们谈话的内容，就说：

“请进，请进，同志们，请坐吧。”然后转向斯特拉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这种荒唐的流言转移到了美国，在《纽约时报》上刊出，不言而喻，这引起了苏联广大知识分子的愤怒。”

“当然，肯定会引起公愤。”科夫琴科用敏锐而亲切的目光盯着斯特拉姆的眼睛说。

他那双褐色眼睛里闪烁的目光过于友好，以至于斯特拉姆没能说出内心油然而生的想法：“既然苏联广大知识分子从来没见过《纽约时报》，他们又怎么能被激怒呢？”

斯特拉姆耸耸肩，哼哼哈哈了一阵，这些动作可以被认为是对希沙科夫和科夫琴科的赞同。

“当然。”希沙科夫说，“我们科学界有些人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给这种卑鄙行为以应有的驳斥。我们拟好了一份文件。”

“你什么也没有拟好，那是别人写好送给你的。”斯特拉姆心想。

希沙科夫说：

“这是一份以书信的形式所拟的文件。”

这时，巴季因低声说：

“我读过了，写得不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上面签名的人不要多，只要我国最有名的科学家，一些在欧洲和全世界享有盛誉的人签名就行了。”

斯特拉姆从希沙科夫头几句话就听出了这次谈话所要达到的目的，他只是不知道希沙科夫要他做什么，是在学术委员会上发言，写文章，还是参加投票表决……现在他明白了：是要他在一封信上签名。

他立刻感到一阵恶心。就像在那次要求他发表悔过演说的会议之前一样，他又感觉到了自己的可怜又可卑。

几百万吨重的岩石又要落到他的肩上……普列特尼奥夫教授！斯特拉姆立刻回想起《真理报》上那篇写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指控老医生的肮脏勾当的文章。

像往常一样，发表的东西似乎就是真理。看来，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的作品，使我们习惯于以一种近乎神圣的态度来看待俄罗斯出版物。不过，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斯特拉姆清楚地意识到，报纸在撒谎，普列特尼奥夫教授是遭人诋毁的。

然而，时过不久，普列特尼奥夫和克林姆林宫医院的著名内科医生列文就被捕了，并且承认自己害死了高尔基。

三个人望着斯特拉姆，他们的目光友好、亲切、坚定。在这里都是自己人。希沙科夫对斯特拉姆亲如兄弟，承认他的研究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科夫琴科极为恭敬地仰望着他。巴季因的眼睛在说：“是啊，过去我以为你做的事情与我格格不入。但是我错了。我没有明白自己的错误。党纠正了我的错误。”

科夫琴科打开一个红色纸夹，把一封打印好的信递给斯特拉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必须告诉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这个运动直接对法西斯匪帮有好处。看来，是第五纵队的坏蛋们蓄意煽动的。”

这时，巴季因插话说：

“干吗要劝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呢？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有一颗俄罗斯苏维埃爱国者的心。”

“当然，”希沙科夫说，“正是这样。”

“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科夫琴科说。

“是的，是的，是的。”斯特拉姆说。

最令人惊奇的是，不久前还对他不屑一顾、充满怀疑的人，现在却极为泰然地向他表示信任和友情。而他，尽管时刻记得这些人对他的残酷，却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们的友情。

正是这种友情和信任束缚了他的手脚，使他失去了力量。

假如有人朝他喊叫，冲他跺脚，动手打他，他也许会暴怒，浑身会充满力量……

斯大林同他谈过话。现在坐在他身旁的人都记得这件事。

然而，天哪，同事们要他签名的这封信太可怕了，这涉及一些多么可怕的事件啊。

他无法相信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和列文医生是害死伟大作家的凶手。他母亲来莫斯科时曾请列文医生会过诊，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也在他那里治过病，他是个聪明、含蓄、温和的人。什么样的恶魔才敢如此凶残地诋毁这两位医生？

这些诽谤之词充满中世纪的愚昧。医生是杀人犯！医生们杀死了伟大的作家——俄国最后一位经典作家。这种血腥的诽谤对谁有利？巫婆的伎俩、宗教裁判所的篝火、处死异教徒、烟雾、臭气、沸滚的焦油……所有这一切怎么能跟列宁，跟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联系在一起？

他开始读信的第一页。

希沙科夫问他：坐得是否舒适？光线暗不暗？要不要给他换把安乐椅？不，不，他坐得很舒适，非常感谢。

他慢慢读着。一个个字挤进脑髓，但却没有被吸收，犹如苹果上附着的沙粒。

他读：“你们袒护像普列特尼奥夫和列文这样玷污了医生崇高称号的不齿于人类的恶棍和败类，实际上是为仇视人类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效劳。”

他又读：“德国法西斯复活了中世纪巫婆的伎俩和屠杀犹太人的暴行，重新点燃了宗教裁判所的篝火，恢复了刑讯和拷问，苏联人民正面对面地与之搏斗。”

天哪，简直把人弄糊涂了。

他接着读下去：“我国男儿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洒下的鲜血，标志着与希特勒匪帮进行的这场战争的转折点，而你们却在违心地保护第五纵队的喽啰们？……

是的，是的，是这样。“在我们国家，科学家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国家的关怀，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这种情况。”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们谈话不妨碍您吧？”

“不，不妨碍，瞧您说的。”斯特拉姆说。他心里在想：“有些人真走运，他们总是开一句玩笑来搪塞别人，要么是在别墅里，要么是生了病，要么？……

科夫琴科说：

“有人告诉我，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知道这封信的事，并称赞我国科学家的这一倡议。”

“所以，要有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签名？……巴季因说。

忧伤、憎恶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预感自己将要屈服。他感受到这个伟大国家的温和的气息，他没有勇气投入那冷酷的黑暗之中。没有，今天他没有这种勇气，并不是恐惧阻止他，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是疲惫，是顺从。

人是非常奇怪的动物！他有放弃生存的勇气，却突然变得舍不得拒绝蜜糖饼干和水果糖。

试试看，抛开那只主宰一切的手吧，它正在抚摸你的脑袋，拍打你的肩膀。

真是胡闹，干吗要诬蔑自己？这与蜜糖饼干和水果糖有什么关系？他向来不计较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他的思想、他的工作、他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在同法西斯的斗争中都是有用的、宝贵的。这确实是一种幸福！

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他们在预审时就招认了，他们在法庭上供认不讳。既然他们承认杀害了伟大作家，还能再相信他们是无辜的吗？

拒绝在信上签名？那将意味着同情杀害高尔基的凶手！不，不行。怀疑他们供词的真实性？就是说，是被迫招供！只有严刑拷打，才能逼迫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供认自己是雇佣杀人犯，因此被判处死刑，留下永久的屈辱。然而，除非发疯才有可能流露出对这个问题的怀疑。

可是，讨厌，在这封卑鄙的信上签名真叫人讨厌。他头脑里浮现出一些话语和回答？……同志们，我病了，我有冠状血管痉挛。”“胡说，你是想借病逃脱，你的气色好极了。”“同志们，你们干吗要我签名，我只在为数很少的专家中有点名气，国外很少有人知道我。”“胡说（这个“胡说”听起来很舒服）！人们知道您，而且不是一般的知道！其实有什么好说的，要把这封信给斯大林同志看看，没有你的签名这是不可想象的，斯大林同志会问：为什么没有斯特拉姆的签名？”

“同志们，我坦率地说，这里有些措辞我觉得不够妥当，这些措辞仿佛在给我国科学界的知识分子们抹黑。”

“说吧，说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把您的建议说出来，我们很愿意修改您觉得不妥当的措辞。”

“同志们，请你们理解我，看，你们这里写着：人民的敌人巴别尔，人民的敌人作家皮利尼亚克，人民的敌人科学院院士瓦维洛夫，人民的敌人演员梅耶荷德……但我是个物理学家、数学家、理论家，有人说我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原因就在我研究的领域太抽象。说实在的，我是个不合格的人，这种人最好是不提名，我对他们的事情一无所知。”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算了吧。您对政治问题具有出色的分辨能力，您的逻辑严谨，想想看，有多少次您十分尖锐地谈到了政治问题。”

“唉，我的天哪！理解我吧，我良心备受煎熬，我难过，苦恼，我没有这个义务，为什么一定要我签名，我痛苦极了，饶了我吧，让我的良心得到安宁吧。”

但他即刻感到虚弱无力，仿佛被磁化了，他有一种吃饱喝足、养尊处优的牲畜所具有的温驯。他惧怕生活再次被毁灭，惧怕新的恐怖事件。

怎么？重新把自己置于与集体对立的位置？再一次忍受孤独？也该认真对待生活了。他得到了以前做梦都不敢向往的东西。现在他受到重视和关怀，能够自由地从事自己的科研工作。可他从没提过任何要求，也没有认过错。他是胜利者！他还想要什么呢？斯大林给他打了电话！

“同志们，这一切事关重大，所以我要好好考虑一下，请允许我哪怕到明天再作决定吧。”

这时，他想象到一个折磨人的不眠之夜。他犹豫不决，踌躇不定，突然下定决心，但又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害怕，又开始犹豫不决，又做出决定。这一切就像无情的恶性疟疾折磨着他。他一连几个钟头受着这种折磨。他精疲力竭。快点儿吧，快点儿，快点儿。

他掏出自来水笔。

这时，他发现，希沙科夫惊呆了，因为这个最难对付的老头儿今天变得随和了。

斯特拉姆一整天没有工作。谁也没有打扰他，也没有电话打来。他无心工作。他之所以没有投入工作，是因为这一天他觉得工作枯燥无味，没有意义。

谁在那封信上签了名？切佩任？约费签了名，克雷莫夫呢？曼德尔施塔姆呢？真恨不得藏到别人背后，但毕竟是无法推脱的，那样做无异于自杀。根本没有的事，他可以拒绝。不，不，一切都是正当的，并没有人威胁他。如果是出于本能的恐惧而签了名，心里倒也好受些。然而，他不是由于害怕才签名的，而是出于一种含混不清、令人讨厌的驯服意识。

斯特拉姆把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请她在明天以前把照片洗出来，以便检验用新设备所做的实验的情况。

她把事情记下之后，继续坐在那里。

他用询问的目光望了她一眼。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我以前总觉着有些东西是用语言表达不了的，可我现在要说：您明白吗，您为我和其他人做了什么？对人们来说，这比那些伟大的发现还重要。因为有您活在这世界上，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觉得舒畅。您知道那些钳工、女清洁工和看门人说您什么吗？他们说您是个正派人。我有好多次想到您家里去，可我不敢。您知道吗，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一想到您，我心里就轻松了，愉快了。谢谢您活在这世上。您是一个真正的人！”

他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对她说，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就快步走出了办公室。

真想到街上去奔跑、呼喊……只要能摆脱这痛苦，这惭愧。可这还不是全部，仅仅是个开头。

临下班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您听得出我是谁吗？”

天哪，他听出来了。似乎不仅仅是凭听觉，凭他那握着电话听筒的发凉的手指，他听出了这个声音。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在他生活中的艰难时刻，她又来了。

“我用的是公用电话，声音很不清楚。”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好些了，我现在有点儿空了。您如果能出来，明天八点钟到那个街心花园来一下。”她忽然叫道：“我亲爱的，我心爱的人，我的爱。我为你担心。他们为那封信的事到我们家来过，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相信，是您，是您的力量帮助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挺住了，一切都被我们顺利地对付过去了。可我马上想到，您在这件事上一定会损害自己。您是那么倔强，往往别人碰得疼一下，您就会碰得流血。”

他挂了电话，两手捂住了面孔。

他已经明白自己处境的可怕：今天使他精神痛苦的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是朋友对他的信任。

回到家里，他没顾上脱大衣就立刻给切佩任打电话。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站在他面前，他拨动切佩任的电话号码时，他相信，他确信他这位老师和朋友出于对他的爱也会狠狠骂他一顿，会无情地挖苦他。他非常着急，甚至没顾上告诉柳德米拉他在那封信上签名的事。天哪，柳德米拉的头发白得多快呀。对，对，好极了，是白发人的过错。

“看了战报，有许多好消息。”切佩任说，“不过，我这儿什么事情也没有。哦，对了，今天我顶撞了几位可敬的人物。您听到那封信的事了吗？”

斯特拉姆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说：

“是的，听到了。”

“好了，好了，我知道这种事电话上不方便说，等你来了，我们再面谈吧。”切佩任说。

唉，没关系，没关系，还有娜佳呢，她快回来了。天哪，天哪，他干了些什么……

56

夜里，斯特拉姆没睡着。他心里隐隐作痛。这可怕的苦恼是从哪儿来的？痛苦啊，痛苦。好一个胜利者！

尽管他在房管所的女办事员面前感到胆怯，可也比现在坚强和自如啊。今天他甚至不敢与人争辩，不敢说出自己的疑惑。自从他成为一个有势力的人，他就失去了内心的自由。怎样正视切佩任的眼睛？或许他能坦然地这样做，就像在他回到研究所那天人们友好愉快地迎接他一样？

这天夜里，他回想起来的一切都刺痛了他，折磨着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得到安慰。他的微笑、他的手势和举动都与他格格不入，对他怀有敌意。今晚娜佳的眼睛流露出怜悯和厌恶的神情。

只有经常惹他生气、跟他顶嘴的柳德米拉听完他的讲述之后忽然说：“维佳，用不着难过。在我看来，你是最聪明、最诚实的人。你既然这么做了，就说明这么做是必须的。”

他为什么老想辩解，证明一切都是对的呢？他为什么对前不久还不能忍受的东西姑息迁就呢？无论别人对他说什么，他都表现得很乐观。

战争中的胜利与他个人命运的转折是一致的。他看到军队的强盛，国家的伟大，前途光明。为什么他今天觉得马季亚罗夫的想法那么平淡无奇？

被赶出研究所的那天，他拒绝检讨，心里却那么亮堂，那么轻松。在那些日子里，他感到有柳德米拉、娜佳、切佩任、叶尼娅这些亲友是何等幸福……与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约会怎么办，他对她说什么呢？他一向瞧不起胆小怕事、俯首帖耳的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可是今天呢！他不敢去想母亲，他在母亲面前是有罪的。他惧怕拿起母亲最后那封信。他知道，他无力保持自己的心灵的纯洁，无法保护它。这使他感到郁闷、绝望。他自身滋生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正在把他变成奴隶。

他干了一件卑鄙的事！他是人，却对那些处境可怜、无力自卫的人落井下石。

心绞疼，加上精神痛苦，他额头上冒出汗来。

平时他那种精神自信是哪儿来的，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纯洁和勇敢，做别人的法官，不原谅他们的弱点，是谁给他的这种权力？

渺小的人和正直的人中都不乏弱者。区别在于，小人做一件好事终生炫耀，而正直的人做好事从不标榜，对自己的过失却多年也不会忘怀。

他却以勇敢和直率自居，嘲笑那些表现出软弱和胆怯的人。可如今他作为一个人，却背叛了大家。他鄙视自己，为自己感到惭愧。他居住的房屋、室内的灯光和温暖（曾给他以温暖），这一切都成了碎木屑，成了干涸的散沙。

与切佩任的友谊，对女儿的喜爱，对妻子的眷恋，他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无望的爱，他为人处世中的过失和他的人生幸福，他的劳动，他出色的学问，他对母亲的爱和为母亲流的泪，这一切都从他的心灵中消失了。

他为了什么才犯下这可怕的罪过？与他所失去的东西相比，世上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与一个小人物的正直和纯洁相比，一切都是渺小的：无论是从太平洋到黑海岸的王国，还是整个科学。

他清楚地看到，现在还不算晚，他还有力量抬起头来，还能够做自己母亲的儿子。

他不再寻求自我安慰和辩解。让他所干的那件卑鄙、可怜、极不光彩的事情永远成为他的教训吧，让它日日夜夜告诫自己，今生今世永不忘记。不，不，不！需要追求的不是功勋，不是为这种功勋而自豪，而骄傲。

要每日每时、年复一年地为争得自己做人的权利，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的权利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既不能自高自大，也不能有虚荣心，需要的只是谦逊。一个人遇到危险走投无路时，不应该惧怕死亡，如果他想不失去人格，就不应该害怕。

“好吧，试试看吧。”他说，“也许我有足够的力量。妈妈，妈妈，这是你的力量。”

57

在卢布扬卡附近的村庄里度过的夜晚 [44] ……

审讯之后，克雷莫夫躺在小铁床上，不时地呻吟，思考，同卡采涅林博根谈话。

现在，克雷莫夫已不再觉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那莫名其妙的供词不可思议了，对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左右倾核心人物的诉讼案，以及布勃诺夫、穆拉洛夫、什利亚普尼科夫的命运，不再是难以置信的了。革命这活生生的肌体被剥下一张皮，新时代需要用它来装扮，而无产阶级革命的血淋淋的肉体和冒着热气的内脏变成了垃圾，新时代不需要它们，需要的是革命的外衣。这种外衣是从活人身上扒下来的。那些身披革命外衣的人，说着革命的语言，重复着革命的姿态，却长着另一个大脑，另一副心肝，另一种眼睛。

斯大林！伟大的斯大林！也许，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却是所有人当中最缺乏意志的人。时代和环境的奴隶，今天的谦恭顺从的奴仆，一个为新时代打开大门的人。

是的，是的，是的……那些不向新时代卑躬屈膝的人都进了垃圾堆。

现在他知道，一个人是怎样被瓦解的。搜身，揪下纽扣，摘掉眼镜，给人造成一种肉体上的渺小感。在侦查员办公室里，此人会意识到，他参加革命、参加国内战争都毫无意义，他的知识，他的工作，全都不值一提！这是第二点：人不仅肉体上是渺小的。

对那些继续坚持要求做人权利的人，这里开始用各种办法对之加以折磨和摧残，损伤和破坏他们的健康，严刑拷打，不择手段，直至把他们折磨得浑身松软，虚弱不堪。这时他们既不想要什么正义，也不想要自由，甚至不想要安宁，只想尽快摆脱这变得可憎的人世。

侦查员的全部工作就是要达到人的肉体与精神的统一，他的工作几乎从不落空。精神和肉体是紧密相连的，在摧毁和粉碎人的肉体防线的同时，进攻的一方总是顺利地把机动武器进入突破口，占领他的精神，迫使他无条件投降。

既没有力气去思考这一切，也没有力气克制自己不去思考这一切。

到底是谁出卖了他？谁告的密？谁诬陷了他？他感觉到，现在他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他善于使自己的生活符合逻辑，这一点他一向引为自豪。然而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逻辑告诉他，关于他同托洛茨基谈话的情况是叶尼娅提供的。可是，他现在的全部生活，他同侦查员的斗争，他坚持活下去，坚持认为自己是克雷莫夫同志，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相信叶尼娅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有时他可能在几分钟之内暂时对此事产生疑虑，这一点使他大为惊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他不相信叶尼娅。尽管他知道，除了叶尼娅，谁也不知道他与托洛茨基谈过话，尽管他知道女人容易变心，女人软弱，知道叶尼娅抛弃了他，在他生活的艰难时刻离开了他，但他还是相信她。

他对卡采涅林博根谈到审讯的情况，但关于这件事他只字未提。

卡采涅林博根现在不再忸怩作态，也不再说笑话。

的确，克雷莫夫没有看错人。卡采涅林博根很有头脑，但他说起话来总让人感到害怕和奇怪。克雷莫夫有时觉得，让这个老契卡蹲内部监狱的牢房也没什么不公正的。他活该如此。有时克雷莫夫又觉得他精神不太正常。

他是一位诗人，是国家安全机关的讴歌者。

他赞叹不已地告诉克雷莫夫，在最近的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会间休息时，斯大林问叶若夫，他为什么在惩罚措施上出现过火行为，不知所措的叶若夫回答说，他是直接执行斯大林的指示，这时斯大林转向周围的代表们，神情忧郁地说：“一个党员居然说这种话。”

他谈到，亚戈达时常提心吊胆……

他回忆起一些曾在这幢灯火彻夜不熄的大楼里担任领导工作的伟大的肃反工作者，精通伏尔泰、拉伯雷的人，魏尔兰 [45] 的崇拜者。

他谈到一个在莫斯科效劳多年的刽子手，这是一个和善、文静的拉脱维亚老头儿。每次行刑时，他都请求允许他把死者的衣服送给孤儿院。这时他还讲到另外一个刽子手，那人白天黑夜地喝酒，没活儿干他心里就不痛快，后来他被辞退了，就到莫斯科附近的集体农庄去干宰猪的行当，并把成瓶的猪血带回家。他说，是医生让他喝猪血来医治贫血。

他说，1937年，每天夜里都要执行几百个死刑，处死那些被判处无权通信的犯人。夜间，莫斯科火葬场的烟囱烟气腾腾，那些被动员来帮助行刑和运尸的共青团员们都发了疯。

他谈到对布哈林的审讯，谈到加米涅夫的倔强。有一次，他们两人谈了一夜，直到天亮。

这一夜，这位老肃反人员发展和概括了自己的理论。

卡采涅林博根给克雷莫夫讲述了工程师弗伦克尔的奇特命运。弗伦克尔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新资本主义分子。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他在敖德萨开办了一个发动机厂，二十年代中期被捕，流放到索洛韦茨基群岛。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服刑时，弗伦克尔向斯大林呈交了一个极其英明的方案。这位老肃反人员用的正是“极其英明”这个词。

方案以经济和技术为依据，详细阐述了如何利用庞大的犯人队伍来修路筑坝、建设水电站和人工水库。

这个在押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成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中将，因为他这个主意得到了主人的赏识。

苦役连和旧式苦役都以简陋的劳动方式为最高准则，二十世纪闯入了以铁锨、丁字镐、斧头和锯为工具的这样一个简陋的劳动王国。

劳改营世界开始吸取文明进步，他们开始使用电力机车、自动升降梯、推土机、电锯、涡轮机、掘进机，拥有大规模的汽车和拖拉机修理厂。劳改营世界开始使用航空运输和航空通信联络、无线电通讯和选择电话通讯，开始使用自动机床、最现代化的选矿设备。劳改营世界设计、规划和建造了矿井、工厂，开掘了人工湖，建设了巨型水电站。

劳改营世界在迅猛发展，旧式苦役在这里就像孩子们玩的拼字方块，显得幼稚可笑又令人着迷。

但是，卡采涅林博根说，劳改营仍不能满足它赖以生存的现实生活的需要，因为人们源源不断地被关进劳改营。在这里，许多科学家和专业人员仍然得不到有效利用，因为他们与技术和医学没有关系……

那些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文艺学家、地理学家、世界绘画艺术鉴赏家、精通梵文和古克尔特人古代方言的学者，在劳改营系统中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劳改营尚未发展到运用这些人的技术专长的程度。他们只好干粗活，或者在基层办公室和文化教育部门干点杂活，或者在残疾人劳改营里游荡，找不到可以运用自己知识的工作。他们丰富的知识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都很有价值。

克雷莫夫听着卡采涅林博根的讲述，仿佛听一位学者在讲述自己平生的主要事迹。他不仅仅歌颂和赞美，他对自己的事业很有研究，他揭示了一些缺点和矛盾，从而加以比较、联系和对照。

在劳改营的铁丝网外面也有缺点，相比之下缺点当然轻得多。在生活中，在大学、编辑部和科学院的研究所里，不少人做的工作并非自己所长，也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

卡采涅林博根说，在劳改营里，刑事犯统治政治犯。刑事犯往往无所顾忌，愚昧，懒惰，容易被收买，喜欢打架斗殴和抢劫。这些人阻碍了劳改营的劳动和文化生活的发展。

他接着又说，在铁丝网外面，那些文化不高、智力低下、眼界狭隘的人有时却领导着科学家和主持着著名文化活动家的工作。

劳改营仿佛是对铁丝网外生活的一个夸张放大的反映。然而，铁丝网两边的现实不是彼此对立，而是符合对称法则的。

这时他谈起话来不再像一个讴歌者，不再像一个思想家，而像一个预言家。

如果坚持不断地大胆发展劳改营制度，克服阻力和缺点，那么这种发展将导致消除界线。劳改营将与铁丝网外面的生活融为一体。这种融合，以及劳改营和铁丝网外生活的对立的消除，反映了那些伟大原则的成熟性及其取得的胜利。尽管劳改营的制度有种种缺点，但却有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只有在劳改营里，理性这一最高原则绝对高于人身自由的原则。这一原则将导致劳改营走向自我消亡，最终与乡村和城市的生活融为一体。

卡采涅林博根曾经领导过劳改营设计局，因而他断定，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有能力在劳改营的环境里完成最复杂的任务，能够解决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方面的任何问题。关键在于合理地领导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古代有个寓言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这是根本不对的。

“等到水平相当，”他说，“我们就可以在铁丝网内外的生活之间画等号了。那时镇压就不需要了，我们就用不着再签发逮捕证。那时我们铲平监狱和政治隔离所，靠文化教育部门就能对付一切不良行为。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可以携手并进。”

劳改营的消亡将是人道主义的胜利，与此同时，人身自由作为一种混乱不清、陈旧落后、史前穴居时代的原则不会从中得到好处，最终取得胜利。恰恰相反，它将彻底被消灭。

他沉默良久，然后说，也许再过几百年这种制度会自行消亡，并在消亡过程中产生民主和人身自由。

“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他说，“不过，我并不愿生活在那样的时代。”

克雷莫夫对他说：

“您的想法是狂妄的，革命的核心和本质不在于此。据说，长期在精神病院工作的精神病医生，自己也渐渐变成了精神病患者。恕我直言，不过您坐牢不是平白无故的。卡采涅林博根同志，您把安全机关说成是上帝的象征，的确该把您撤换了。’

卡采涅林博根温和地点了点头，说：

“是的，我信奉上帝，我是个愚昧的信神老头。每个时代都按照自己的面貌造就一个上帝。安全机关聪明，理智，威力无穷，统治着二十世纪的人。以前，地震、雷电、森林火灾曾被人视作神的力量。要知道，坐牢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您。把您撤职也是应该的。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究竟谁是对的，是您还是我。”

“德雷林老头儿已经回去了，回劳改营去了。”克雷莫夫知道他的话不会白说。

果然，卡采涅林博根说：

“就是这个讨厌的小老头儿，老是妨碍我的信仰。”

58

克雷莫夫听见有人在低声说话：

“不久前刚广播的，我们的部队粉碎了集结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好像活捉了保卢斯，我真的没听清楚。”

克雷莫夫喊叫起来，浑身发抖，两脚蹭着地板，想要混进那群身穿棉军衣、足穿毡靴的人中去……他们亲切的喧闹声盖过了身旁的低声谈话。格列科夫踏着斯大林格勒街头一堆堆碎砖烂瓦，晃晃悠悠地朝克雷莫夫这边走来。

医生抓住克雷莫夫的一只手，说：

“该休息一会儿了……再打一针樟脑，脉搏每跳四下就停跳一次。”

克雷莫夫把一团咸乎乎的东西咽下去，说：

“不要紧，接着来吧，既然医生允许，我反正是不签字。”

“你会签字的，会签字的。”侦查员像工厂里的师傅似的，他亲切而自信地说，“比你更固执的人都签字了。”

持续了三天三夜的第二次审讯结束了，克雷莫夫回到牢房。

值班员把一个用旧白布裹着的小包放在他旁边，说：

“囚犯公民，在转交物品收条上签个字吧。”

克雷莫夫看了看物品清单上那熟悉的笔迹：葱、蒜、糖、白面包干。清单下面写着：“你的叶尼娅。”

天哪，天哪，他哭了……

59

1943年4月1日，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斯皮里多诺夫收到苏联电力人民委员部部务会决议的摘要，决议要求他交接清楚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工作，去乌拉尔接任一个规模不大的泥煤发电站的站长职务。处罚不那么严厉，本来可以把他送交法庭审判的。斯皮里多诺夫没有把人民委员部的这个命令告诉家里，他想等一等州委会的决议。4月4日，州委会鉴于他在电厂处境困难时擅离职守，给予他严重警告处分。这个决定也很温和，本来可以开除他的党籍。然而，斯皮里多诺夫觉得州委会的决定不太公正，因为州委会的同志们明明知道，他直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最后一天都在领导电厂的工作，直到苏军开始反攻那天才去左岸看望在驳船底舱分娩的女儿。在州委会会议上他曾试图反驳，但普里亚欣态度严厉地说：

“您对州委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诉，我想，什基里亚托夫 [46] 同志会认为我们的决定不够严厉且过于温和。”

斯皮里多诺夫说：

“我相信，中央监察委员会会撤销这个决定。”然而，由于他对什基里亚托夫其人早有所闻，所以不敢提出上诉。

他心中顾虑重重，怀疑普里亚欣的严厉不单单因为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事件。普里亚欣当然记得他斯皮里多诺夫与叶尼娅和克雷莫夫有亲戚关系。他讨厌斯皮里多诺夫，是因为斯皮里多诺夫知道普里亚欣和在押犯人克雷莫夫是老相识。

在这种情况下，普里亚欣即使愿意，也无法支持斯皮里多诺夫。假如他这么做了，权威人士身边那些不怀好意的人马上就会向有关部门报告，说普里亚欣出于对人民的敌人克雷莫夫的同情，支持他的亲戚，支持贪生怕死的斯皮里多诺夫。

然而看得出来，普里亚欣没有支持斯皮里多诺夫不仅仅是因为不能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不愿这么做。普里亚欣显然知道，克雷莫夫的岳母到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来了，与斯皮里多诺夫住在同一套房子里。普里亚欣也许知道叶尼娅与母亲通过信，前不久还给她寄来了写给斯大林的一份申诉书的副本。

州委会议散会后，州国家安全处处长沃罗宁在小卖部碰上了斯皮里多诺夫，后者正在那里买奶酪和香肠。沃罗宁用嘲笑的目光望了他一眼，并且嘲讽地道：

“天生的好管家斯皮里多诺夫，刚刚受了严重警告处分，现在又采购来了。”

“有个家，毫无办法，我现在当外公了。”斯皮里多诺夫说着，脸上露出无辜的负疚笑容。

沃罗宁也冲他笑了笑，说：

“我还以为你是在准备给犯人送的东西呢。”

听了这番话，斯皮里多诺夫心想：“调到乌拉尔去也不错，不然的话在这儿我会彻底完蛋的。那时薇拉带着小孩到哪里去呢？”

他坐在一辆吨半卡车的驾驶室里向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驶去，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望着即将告别的这座被战火摧毁的城市。斯皮里多诺夫在想，战前他妻子就是沿着这条现在被碎砖堵塞的人行道去上班；他想到供电网，他在想，等新电缆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运来，他已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了；他在想，小外孙由于营养不良，胳膊和前胸长了疹子；他在想，“严重警告就严重警告吧，就这么回事儿”；他在想，人们不会发给他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这里，他的情绪更坏了。奖章的事比离开这个城市更加令他难过，尽管他的生活和工作、他为玛鲁夏流的眼泪都同这座城市连在一起。因为得不到奖章，他甚至苦恼得高声骂了一句，这时司机问他：

“您这是骂谁，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我是不是在州委会忘了什么东西了？”

“忘了，忘了。”斯皮里多诺夫说，“他们倒是没把我忘了。”

斯皮里多诺夫家里又潮又冷，打碎的玻璃窗上安装了胶合板，钉上了木板，房间里许多地方的墙皮都脱落了。要用水桶到一楼去提水。房间里用铁皮小火炉取暖。有一个房间封上了，他们没有使用厨房，这间房子就做存放柴火和土豆的贮藏室。

斯皮里多诺夫、薇拉和孩子，以及跟随他们从喀山迁来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住在过去做饭厅的大房间里。薇拉住过的那个紧挨厨房的小屋里住着安德烈耶夫老头。

斯皮里多诺夫本来可以把天花板和墙壁修理一下，安上砖砌的炉灶，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里有所需要的材料，也有技术娴熟的工匠。

可是不知为什么，平时精打细算、办事果断的斯皮里多诺夫不想做这些事。

也许，住在被战争毁坏的房子里，无论是薇拉还是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心情都好受一些，因为战前的生活已经被摧毁，何必要把房屋恢复原样，令人回想那些一去复不返的东西呢？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来后没几天，安德烈耶夫的儿媳娜塔莉娅从列宁斯克来到这里。她在列宁斯克与已故的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妹妹吵了一架，把儿子暂时留给她，自己到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找公公来了。

安德烈耶夫很生气，一看见儿媳，就对她说：

“以前你跟瓦尔瓦拉合不来，现在又因为遗产跟她妹妹合不来。你干吗要把沃洛季卡留在那儿？”

也许，娜塔莉娅在列宁斯克日子过得很艰难。走进安德烈耶夫的房间，她望了望天花板和墙壁，说：

“多好啊！”尽管顶棚上吊着板条，角落里堆着墙灰，烟囱不成样子，整个房间里找不到一处好地方。

光线透过一小块装在护窗板上的玻璃照进房间。

透过这个自造的小窗口，可以看到一幅令人不愉快的景象：到处是废墟，按楼层涂着蓝色和玫瑰色颜料的残墙断壁，破烂的房盖铁。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来到斯大林格勒就生病了，因此她只好推迟进城。她想去看看自己那座被战火摧毁的房子。

开头几天，她忍着病痛帮助薇拉干活儿：生炉子、洗包布，并且把它晾到生铁炉子的烟囱上，把一块块墙皮搬到楼梯台上，甚至试着到楼下去打水。

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在炉火暖融的房间里她浑身发冷，在冰冷的厨房里她的额头上却突然冒出汗来。

她想勉强支撑着，想把病挺过去，没有说感觉不舒服。可是一天早上，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去厨房抱柴火，突然昏倒在地上，把头磕流血了。斯皮里多诺夫和薇拉把她安置在床上。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苏醒过来，把薇拉叫到跟前，说：

“你知道，我在喀山柳德米拉那里日子过得比你们这儿还艰难。我到这儿来不仅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只担心，我的病不好，你跟我在一起要受累。”

“外婆，我跟您在一起很愉快。”薇拉说。

薇拉的确很艰难。打水、取木柴、买牛奶，这些活儿她干起来非常吃力。外面太阳晒得挺暖和，可是屋里又潮又冷，只好多烧火。

小米佳胃不舒服，整夜哭闹，母亲的奶不够他吃。薇拉一整天都在房间里和厨房里转，要不就是去买牛奶和面包，洗衣物，刷碗碟，下楼去提水。她的双手冻得红红的，脸被风吹粗糙了，生了许多斑点。由于劳累，由于经常干活儿，她总是心事重重的，显得平静而忧郁。她从不梳头，很少洗脸，也不照镜子，生活的重担把她压垮了。她总是迷迷糊糊的，困得要命。一到晚上，两条胳膊、腿、肩膀酸疼不止，极需休息。她刚躺下，米佳又开始哭闹。她起来看他，喂给他吃，给他换包布，抱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过了一小时，他又哭起来，她又起来。天不亮他就醒了，再不睡了，于是她就在昏暗之中开始了新的一天。她睡眠不足，脑袋昏昏沉沉地去厨房拿柴火，生炉子，烧开水，准备给父亲和外婆沏茶，然后动手洗衣服。可奇怪的是，她现在从不发脾气，变得温和而有耐心。

自从娜塔莉娅从列宁斯克来到这里，薇拉的生活就轻松些了。

娜塔莉娅一来，安德烈耶夫就立刻到斯大林格勒北郊的拖拉机厂的工人住宅区去了，并在那里住了几天。他也许是想看看自己的房子和工厂，也许是生儿媳的气，怪她不该把孙子留在列宁斯克，也许是不愿让儿媳吃斯皮里多诺夫家的面包，他临走时把自己的食品供应卡留给了她。

娜塔莉娅到来那天，没顾上好好休息，就动手帮薇拉干活儿。

嘿，她干得多轻松自如，她那双年轻有力的手一干起活儿来，沉甸甸的水桶、装满水的煮衣锅、整袋的煤都变轻了。

现在，薇拉开始带米佳到外面转转，待上半个小时，她坐在一小块石头上，望着闪闪发光的春水以及草地上冉冉升起的雾气。

四周静悄悄的。战场已经远离斯大林格勒几百公里。对比德国飞机在空中吼叫，炮弹爆炸声此起彼伏，生活里充满炮火、恐惧和希望的时刻，似乎感觉轻松了些。

薇拉仔细察看着儿子布满脓疮的小脸蛋，一股怜悯之情涌上心头，同时她非常可怜维克托罗夫。天哪，天哪，可怜的万尼亚，你有这么个虚弱、瘦小、爱哭的儿子。

然后，她顺着堆满垃圾和碎砖头的阶梯上到三楼，干起活儿来，忧愁淹没在忙乱中，淹没在混浊的肥皂水里，淹没在炉子的青烟和墙壁散发出的湿气里。

外婆有时把她叫到身边，抚摸着她的头发，外婆那双一向安详明亮的眼睛显出极度的悲哀和柔情。

薇拉从没对任何人谈起过维克托罗夫，无论是对父亲、外婆，还是只有五个月的米佳。

娜塔莉娅来了以后，住所里的一切都变了样。娜塔莉娅刮掉了墙上的霉斑，刷白黑乎乎的墙角，清洗了牢牢粘在镶木地板上的泥污。她一层一层地把楼梯上的垃圾清扫干净，完成了薇拉准备等到天暖和后再做的大扫除。

像黑蟒蛇似的长长的烟筒让她忙乎了半天，烟筒安得很不像样，接口的地方往下滴着黑乎乎的烟油，滴得地板上一片一片的。她把石灰浆涂到烟囱上，把烟囱弄直，用铁丝兜住，在接口的地方挂上空罐头盒接滴下的烟油。

娜塔莉娅从头一天起就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交上了朋友，表面看来，她喜欢吵闹，不懂礼貌，爱说些男女之间的粗鲁话，似乎不应该讨得沙波什尼科娃的欢心。有许多人一下子就跟娜塔莉娅处熟了，其中有线路装修工，有涡轮机车间的司机和卡车司机。

有一次，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对排队买东西回来的娜塔莉娅说：

“娜塔莎，有位同志找你，是个军人。”

“是格鲁吉亚人，对吧？”娜塔莉娅问道，“他要是再来，您就把他赶出去。想要向我求婚呢，大鼻子。”

“这么快？”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吃惊地说。

“他们能等多久？叫我战争结束后去格鲁吉亚，难道我是为他刷的楼梯不成！”

晚上，她对薇拉说：

“咱们进城去一趟吧，去看场电影。司机米什卡用卡车拉咱们去。你带孩子坐在驾驶舱里，我坐车斗里。”

薇拉摇摇头。

“你去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我要是好点儿，就和你们一起去。”

“不，不，我说什么也不去。”

娜塔莉娅说：

“享受生活也是应该的。不然我们全聚在这里，不是鳏夫就是寡妇。”

接着她用责备的口吻补充道：

“你老在家里待着，哪儿也不想去，也没照料好父亲。我昨天洗衣服，发现他的内衣和袜子全破了。”

薇拉抱起孩子到厨房去了。

“米季卡，你妈妈可不是寡妇，你说呀？”她问道。

斯皮里多诺夫这些天特别关心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为她从城里请了两次大夫，帮助薇拉给她拔火罐，有时往她手里塞一块糖，说：

“您别给薇拉，我已经给过她了，这是专门给您的，在小卖部里买的。”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明白，斯皮里多诺夫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可是当她问他州委会有什么新闻时，他总是摇头，并借故谈起别的事。

直到通知他将审查他的案件的那个晚上，他回到家里，紧挨着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在床上坐下来，说：

“我干了些蠢事，玛鲁夏要是知道了这些事，准会气疯的。”

“他们控告你什么？”

“全是我的过错。”他说。

娜塔莉娅和薇拉走进来，谈话被打断了。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望着娜塔莉娅，心想，一个多么坚定顽强的美人啊，任何艰难困苦都奈何不了她。娜塔莉娅身上的一切都是美丽的：脖颈、年轻丰满的胸脯、大腿，还有几乎袒露到肩头的匀称的胳膊。“没有哲学的哲学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这样想。她常常发现，那些不习惯于贫穷的女人一遇到艰苦的环境，就变得憔悴不堪，不再修饰自己的外表，薇拉就是这样。她佩服那些季节女工、在重型车间里干活的女工、住在板棚里的军车女调度，她们整天与尘土和烂泥打交道，可总是忘不了卷头发，照镜子，往脱皮的鼻子上扑粉。她们像一群顽强的鸟儿，在恶劣天气照样唱自己心爱的歌儿。

斯皮里多诺夫也望着娜塔莉娅，然后他忽然抓住薇拉的一只手，把她拉到自己跟前，抱住她，好像请求宽恕似的吻了吻她。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似乎不着边际地说：

“你这是怎么了，斯捷潘，我们离死还早着呢！我这么个老太婆了，还想恢复健康，还想活在世上呢。”

他迅速地瞧了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笑了笑。这时，娜塔莉娅倒了一盆热水，放在床前的地板上，跪在地上，说：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我给您洗洗脚，趁着现在屋里暖和。”

“你发疯了！傻瓜！快起来！”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高声说。

60

白天，安德烈耶夫从拖拉机厂的工人住宅区回来了。

一走进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的房间，他那张阴沉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这天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头一次起床，虽然她显得苍白瘦弱，却戴着眼镜坐在桌旁看书呢。

他说，他许久都没有找到他的房子所在处，战壕遍布，到处是弹坑、破砖烂瓦和坑洼。

工厂里人已很多，并且时刻都有新人到来，还有一些民警。有关那批民兵战士的消息他一点也没有打听到。人们在安葬牺牲的战士，并且不断发现新的尸体，安葬一批，又在地下室里、在战壕里找到另一批。那里有许多废金属、铁钎……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提了几个问题，问他路上好走不好走，在什么地方夜宿，吃得怎么样，马丁炉损坏得厉害不厉害，工人的供应如何，问他见到厂长没有。

这天早上，安德烈耶夫回来之前，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对薇拉说：

“我一向嘲笑预感和迷信，可今天我平生头一次强烈地预感到，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会带来谢廖扎的消息。”

然而，她错了。

不管听者是否遭到了不幸，不管她愿听不愿听，安德烈耶夫讲述的事毕竟是重要的。工人们告诉他，既没有供应食品，也没发工资，地下室和土窑里又潮又冷。厂长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以前德国人逼近斯大林格勒，他在车间里是大家的知心朋友，可现在他连话也不愿说。厂里已经给他盖好房子，从萨拉托夫给他弄来一辆小汽车。

“瞧，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也困难，但很少有人抱怨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显然，他在替大家着想。”

“真让人发愁。”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是来告别的，我打算回家去，尽管现在无家可归。我在集体宿舍里找了个床位，在地下室里。”

“对，做得对。”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不管多苦，您总得在那里生活。”

“这是我挖出来的。”他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只生了锈的顶针。

“我很快也要进城去，去果戈理大街，回自己家去，去清理那些碎砖烂瓦。”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想家了。”

“您是否还应该躺几天，您的脸色很不好。”

“您讲的那些情况让我难过，真想让这片神圣土地上的一切变个样。”

他咳了一阵。

“还记得吗，斯大林前年说过：兄弟姐妹们……可眼下打败了德国人，厂长却当起老爷来了，有了独门独院，不报告不让进，而兄弟姐妹们却住在土窑里。”

“是啊，是啊，这方面好消息不多。”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谢廖扎毫无消息，好像石沉大海。”

晚上，斯皮里多诺夫从城里回来了。早晨他去斯大林格勒时，没有对任何人说今天州委会审理他的案子。

“安德烈耶夫回来了？”他说话断断续续，打着官腔问，“没有打听到谢廖扎的消息？”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摇了摇头。

薇拉发现父亲喝了很多酒。从他开门的动作，悲伤的眼睛里闪烁的愉快的光亮，从他把从城里带来的小礼物放到桌上，以及脱大衣和提问题时的举止神态，都可以看出，他带着浓重的醉意。

他走到那只盛衣服的篮子跟前，向睡在篮子里的米佳俯下身来。

“你别冲着他呼气。”薇拉说。

“不要紧，让他适应适应。”愉快的斯皮里多诺夫说。

“快坐下吃饭吧，你大概只喝了酒，没吃东西。外婆今天头一次从床上起来了。”

“是啊，这真是太好了。”斯皮里多诺夫说。他不慎把汤匙掉在盘子里，汤溅了一身。

“啊呀，斯捷潘，你今天醉成什么样子！”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这是有什么喜事？”

他推开汤盘。

“你快吃呀。”薇拉说。

“是这么回事，亲爱的。”斯皮里多诺夫低声说，“我有个新闻。我的案子了结了，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部里已下达了指示，派我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一个小电站工作，那里用泥煤发电，农村式电站，总而言之，是降级留用。不过住房是有保证的。搬家费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明天我就开始交接工作。我们会得到专线乘车证。”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与薇拉对视了一眼，然后，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你今天喝酒是完全应该的，没什么可说的。”

“妈妈，到了乌拉尔，会给您一个单独的房间，一个好一些的房间。”斯皮里多诺夫说。

“大概那里总共只给您一间房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反正会给您一个房间，妈妈。”

斯皮里多诺夫有生以来头一次称呼她妈妈，也许是因为喝醉的缘故，他的眼睛里含着泪花。

娜塔莉娅走进来，斯皮里多诺夫为了转换话题，问道：

“我们的老头儿讲了工厂的什么情况？”

娜塔莎说：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等您来着，可现在睡着了。”

她在桌旁坐下，用拳头顶住面颊，说道：

“巴维尔·安德烈耶维奇说，工人们在工厂里炒瓜子，这是他们的主要食品。”

她忽然问道：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您真的要离开这儿？”

“是这样！这事我也听说了。”他愉快地说。

她说：

“工人们都很惋惜。”

“有什么可惋惜的，新厂长基什卡·巴特罗夫为人很好。我和他是大学同学。”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到了那边，谁能给你把袜子补得这么漂亮？薇拉可不会。”

“这个嘛，的确是个问题。”斯皮里多诺夫说。

“只好让娜塔莎跟您一起去。”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那好吧！”娜塔莎说，“我一定去！”

他们笑了起来，不过，玩笑之后的寂静却显得有些难为情，且不大自然。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决定跟斯皮里多诺夫和薇拉同行到古比雪夫，她打算到叶尼娅家里住一段时间。

临行前一天，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向新厂长要了辆车，想进城去看看自己家房子的废墟。

一路上她不时问司机：

“这儿是什么？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

“以前什么时候？”司机气呼呼地问。

从城市的废墟上可以看出生活的三个层次：战前的生活，战争中的战地生活和重新走上和平轨道的目前的生活。一座以前设有洗衣房和衣服修补店的楼房的窗户全用砖头堵着，在战争中，德军近卫师的机枪手们通过砖砌的枪眼进行扫射。这时，正在通过枪眼向站队的妇女们发面包。

房屋的废墟上筑起一座座掩蔽部和土窑，这里一度驻扎着士兵，设有司令部和无线电发报机。他们在这里写报告，装填机枪子弹袋，给冲锋枪装子弹。

现在，烟囱里升起一缕宁静的炊烟，掩蔽部旁边晾着衣服，孩子们在玩耍。

战争之后和平，一贫如洗，几乎跟战争时一样艰难。

战俘们在清扫堵塞了主要街道的砖石瓦片。设在地下室里的副食品商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手里提着小铁桶。罗马尼亚战俘懒洋洋地在石堆里搜寻和挖掘尸体。这里看不见军人，偶尔可以看见几个水兵。司机解释说，伏尔加河区舰队留在斯大林格勒排雷。许多地方堆放着没有烧焦的新木板、原木、一袋袋水泥。这是刚刚运来的建筑材料。废墟里有些地段的路面又重新铺了一层沥青。

空旷的广场上走着一个妇女，她拉着一辆装满包袱的两轮小车，两个孩子拉着拴在车辕上的绳子帮她拉车。

人们都渴望重返家园，返回斯大林格勒，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回来了，又要离开。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问司机：

“斯皮里多诺夫调离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你觉得惋惜吗？”

“关我什么事？”司机说，“斯皮里多诺夫支使我东跑西颠，新厂长同样如此，一个样儿。签个行车报告单，我就得跑。”

“这里是什么？”她指着被火熏黑的一堵大墙，上面的窗户好像张大的眼眶，问道。

“各种机关，不如让出来给人们住。”

“以前这里是什么地方？”

“以前这是保卢斯的住所，就是在这儿把他捉住的。”

“再早呢？”

“没认出来？是百货商店。”

看来，战争吞噬了从前的斯大林格勒。可以清楚地想象，德军军官从地下室走出来，德国元帅从这堵熏黑的墙边走过，哨兵们在他面前挺直身子，立正站好。可难道就是在这儿，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买了一块大衣料子和那只送给玛鲁夏做生日礼物的手表，她和谢廖扎就是到这里的二楼体育用品部买的冰刀？

同样的道理，那些前来参观马拉霍夫陵墓、凡尔登、波罗底诺战场的人们，看到眼前的孩子们、洗衣服的妇女、拉草的大车和带着草耙的老头也一定会感到奇怪。现在这里是一片片葡萄园，昔日这里曾走过一队队法国士兵，带帆布斗篷的货车曾经从这里驶过；在那座小木房附近，放牧着集体农庄瘦弱的畜群，生长着苹果树，缪拉特 [47] 的骑兵队曾在那里奔跑；正是在这里，库图佐夫坐在圈椅里，挥动那只苍老的手，指挥俄国步兵发起了反冲锋；墓地里，满身是土的鸡和羊在乱石之间觅食、啃草；纳希莫夫 [48] 曾站在这里，这里曾飞出托尔斯泰描写过的照明炸弹，伤员们曾在这里叫喊，英军的枪弹曾在这里呼啸。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也觉得奇怪：这些排长队的妇女，简陋的房舍，搬运板子的大叔，这些绳子上晒的衬衣，打补丁的被单，弯弯曲曲的长筒袜，还有呆板的墙壁上贴着的布告……

她感觉到，当斯皮里多诺夫讲起在区委会为分配劳力、木板、水泥而发生争吵时，眼前的生活在他看来是多么乏味，对他来说，载文谈论清理废金属、清扫街道、建造公共澡堂和工人食堂的《斯大林格勒真理报》也毫无意思。但是他讲起轰炸和火灾，讲起集团军司令员舒米洛夫来斯大林格勒发电厂视察，讲起苏军炮兵小伙子们用炮火迎击从土岗上开来的德国坦克时，却兴高采烈，眉飞色舞。

这些街道决定了战争的命运。这次会战的结局确定了战后的世界地图，标志着斯大林何等伟大或阿道夫·希特勒何等专横。在整整九十天里，克里姆林宫和贝希特斯加登全神贯注于斯大林格勒，念念不忘斯大林格勒。

应当由斯大林格勒来确定历史哲学和未来的社会模式。世界命运的阴影遮住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看不见这个城市也曾有过普通的生活。斯大林格勒成了未来的象征。

老妇人马上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了，她不知不觉地受着那些已在斯大林格勒占据一席之地的力量的支配。她曾经在这座城市工作，养育孙子，给女儿们写信，伤风感冒，为自己买鞋。

她叫司机停下车。她下了车，费力地顺着尚未清扫战争残骸的僻静街道向前走去。她仔细打量着那些废墟，隐隐约约地认出存留在她家房屋旁边的断壁残垣。

她家的房屋临街的一面墙壁存留下来。透过空洞的窗户，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用那双苍老的远视眼看见了自己住所的墙壁，认出了墙上已褪色的蓝色和绿色油漆。但是，房间里没有地板，没有顶棚，没有她可以攀登的楼梯。墙壁上存留着火灾的痕迹，许多地方的砖头已被弹片炸碎。

她想到自己的一生，想到几个女儿、不幸的儿子、孙子谢廖扎，想到自己永远失去的东西，想到自己满头白发仍无处安身的处境，心灵剧烈地颤抖起来。她，一个虚弱多病的妇女，穿一件旧大衣和一双已磨破的鞋，呆呆地望着房屋的废墟。

等待她的是什么？年已七十的她不知道。“生活还在前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心想。什么命运等待着她所爱的那些人？她不知道。春天的天空从她家房子的破窗洞里望着她。

亲人们的生活并不顺利，混乱，忧郁，充满着疑虑、痛苦和错误。柳德米拉过得怎样？她家庭不和结局会怎样？谢廖扎出什么事了？他是否还活着？维克托·斯特拉姆生活得何等痛苦！薇拉和她父亲将来命运如何？斯捷潘会不会重新安排生活？他能否得到安宁？聪明、善良而又凶狠的娜佳面临着怎样的道路？薇拉呢？她会不会被孤独、穷困和日常生活的苦恼所压倒？叶尼娅的前途又是什么，她会不会跟克雷莫夫去西伯利亚，自己也进劳改营，像德米特里那样死去呢？谢廖扎的父母无辜死在劳改营，国家会不会宽恕他呢？

他们的命运为什么这么多舛，这么不可捉摸？

那些已不在人世、被打死被处决的人依然与活人保持着联系。她还记得他们的微笑、言谈笑语，记得他们忧郁而慌乱的眼神，记得他们的绝望和希望。

米佳搂着她说：“没什么，妈妈，重要的是你别为我担心，在这里，在劳改营里也有很多好人。”索菲亚·奥西波夫娜，黑头发，上唇上方长着细细的茸毛，年轻，爱发脾气，活泼，喜欢朗诵诗。阿尼娅·斯特拉姆，脸色苍白，总是愁眉苦脸的，她很聪明，好嘲笑人。托利亚爱吃通心粉炒奶酪，狼吞虎咽，嘴巴吧嗒吧嗒的，令人恼火。这孩子一点儿不肯帮助柳德米拉。“跟你要杯水都要不到’……好，好，我给端来，可干吗不让娜季卡干？”玛鲁夏！叶尼娅总是嘲笑你那套老师的说教，你教育人，你向斯捷潘灌输正统思想……你淹死在伏尔加河里，和你一同淹死的有幼儿斯拉瓦·别列兹金和老太婆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告诉我，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上帝啊，他又能告诉我什么……

这些生活不顺利的人，总是伴随着不幸、隐痛和疑虑，希望得到幸福。他们有的常来看她，有的给她写信，她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身处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可在心灵深处却感到自身的孤独。

现在，她年迈体弱，却还活着，一直在等待着美好的东西，她相信善良，害怕邪恶，她老是担惊受怕，为活人的生活担忧，她不善于把他们同死去的人区别开来。她站立着，望着自己房屋的废墟，观赏着春天的天空，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观赏天空。她站在那里，问自己，为什么她所爱的这些人前途渺茫，为什么他们的生活里有那么多挫折。她没有觉察到，这种渺茫，这种迷雾，这种痛苦和混乱之中就有答案，就有光明和希望。其实她心里明白她和她的亲人们所经历的生活的含义，虽然她和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说不出等待他们的是什么，虽然他们知道，在可怕的时代，人不是自己幸福的铸造者，世界的命运有权赦免和处决人，它可以使人身价百倍，可以使人陷入贫穷，或变为劳改营的尘土。然而，世界的命运，历史的劫难，国家的愤怒，斗争的荣辱，这一切却无法改变那些真正的人。无论等待他们的是劳动的荣光，还是孤独、绝望和贫穷，是劳改营还是死刑，他们仍然像人一样生，像人一样死，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也死得不失人格。他们悲惨的、永恒的、人性的胜利正在于此，他们以此战胜这世界上过去的和将来的，已经来临的和即将逝去的宏伟而非人的一切。

在这最后的一天，不仅一大早就喝了酒的斯皮里多诺夫一个人感到兴奋。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和薇拉也处在临行前的陶醉状态。工人们多次来找斯皮里多诺夫。他移交了最后的工作，去区委办理注销手续，给朋友们打电话，到兵役局注销免服兵役证，到各车间走了走，同工人们聊聊天，开几句玩笑。当他一个人留在涡轮机车间里时，他把面颊贴在静止不动的冰冷飞轮上，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薇拉在收拾行李，她把包布放在炉子上烤干，为米佳煮了几瓶牛奶，准备路上吃，她还把面包塞在食物袋里。这天，她要永远同维克托罗夫和母亲分别了。他们单独留下来，在这里，谁也不会想起他们，不会关心他们。

想到自己是家里的长女，能够沉得住气，能够忍受艰苦生活，她心里就逐渐平静下来。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望着外孙女那双因经常睡眠不足而熬红的眼睛，说：

“好啦，薇拉，都收拾好了。最痛苦的是与经历了许多苦难的家告别。”

娜塔莉娅动手给即将上路的斯皮里多诺夫一家烤馅饼。她一大早就带上柴火和食品，到工人住宅区一个熟悉的女人家去了。那女人家有俄式壁炉。娜塔莉娅准备好馅，把和好的面擀成薄皮儿。她不停地在厨房里忙着，面颊变得红扑扑的，显得既年轻又漂亮。她照照镜子，笑着往鼻子和双颊上扑了点儿面粉，等那个熟悉的女人走出房间，娜塔莉娅哭了，眼泪滴在和好的面上。

后来，那女人发觉她在流泪，问道：

“娜塔莎，你哭什么？”

娜塔莉娅答道：

“我跟他们处熟了。老太太是个好人，薇拉怪可怜的，还有她那个小孤儿。”

那女人认真听完她的解释，说：

“你撒谎，娜塔莎，你哭的不是老太太。”

“不，是老太太。”娜塔莉娅说。

新厂长答应放走安德烈耶夫，但让他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再留五天。娜塔莉娅说，这五天她和公公一起生活，然后就到列宁斯克去看儿子。

“到了那儿，”她说，“就清楚我们该投奔何处了。”

“到了那儿你清楚什么？”公公问，可她没有回答。

其实她心里一片空白，也许，这才是她流泪的真正原因。安德烈耶夫不愿意让儿媳表现出对他的关心，她以为公公想起了她跟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吵架的事，还在责备她，没有原谅她。

午饭前，斯皮里多诺夫回到家里，讲述了机械车间的工人们与他告别的情景。

“整整一个上午，不断有人来拜访您。”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有五六个人来找过您。”

“这么说，都准备好了？卡车五点整来。”他苦笑了一下，“感谢巴特罗夫，总算派车了。”

事情都办完了，行李也收拾好了，但斯皮里多诺夫还处在醉酒后的兴奋状态，一时安静不下来。他开始挪动箱子，重新打扣，好像他急于上路似的。安德烈耶夫很快就从办公室回来了，斯皮里多诺夫问道：

“那里怎么样，关于电缆的事莫斯科没来电报吗？”

“没有，一封电报也没有。”

“唉，这帮狗杂种，把整个工程都中断了，本来五月份第一期工程就可以开工了。”

安德烈耶夫对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您身体这么弱，怎么能走这么远的路？”

“不要紧，我吃得了苦。再说有什么办法，回得了自己的家吗？回果戈理大街？瞧，给新厂长修房的漆工已经来看房子了。”

“他可以等一天嘛，蛮横不讲理。”薇拉说。

“他怎么蛮横不讲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生活在继续嘛。”

斯皮里多诺夫问道：

“午饭怎么样了，做好了吗，还等什么？”

“等娜塔莉娅拿馅饼来。”

“噢，等到拿来馅饼，我们就误了火车了。”斯皮里多诺夫说。

他并不想吃什么。不过，送行的午餐备有伏特加酒，他很想喝点酒。

他一直想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一趟，哪怕在那里待几分钟也好，可又觉得不方便：巴特罗夫正在那里召开车间主任会议。由于心里难过，他越发想喝点酒，他不断地摇着脑袋说：“要迟到了，要误了火车了。”

他觉得，这种唯恐误了火车的心理和对娜塔莎的焦急等待有些令人愉快，但他又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产生了快感。他没能记起，战前他准备和妻子一起去看戏时，也是这样不停地看表，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连声说：“要迟到了。”

这天他很想听到人们说他的好话，这种愿望使他心里更加难过。他又语无伦次地说：

“我是个逃兵、胆小鬼，有什么好惋惜的？还有什么好说的，恐怕我还要厚着脸皮去要求发给我一枚参加保卫战的奖章呢。”

“真的，我们吃饭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她发觉斯皮里多诺夫情绪不对劲。

薇拉端来一锅汤。斯皮里多诺夫拿出一瓶伏特加酒。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和薇拉表示不愿喝酒。

“好吧，那就给男人们倒上。”斯皮里多诺夫说，接着补充：“要不再等等娜塔莉娅？”

正在这时，娜塔莉娅提着小篮子走进来，把馅饼摆在桌上。

斯皮里多诺夫给安德烈耶夫和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给娜塔莉娅倒了半杯。

安德烈耶夫说：

“去年夏天我们在果戈理大街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的家里吃的也是馅饼。”

“这些馅饼一定丝毫不比去年的差。”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那时桌旁坐着多少人啊，可现在只有外婆、您，还有我和爸爸。”薇拉说。

“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消灭了德国鬼子。”安德烈耶夫说。

“这是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多少人为它付出了生命。”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接着她又补充：“多喝些汤，路上得吃好几天干粮，见不到热汤。”

“是啊，途中很艰苦。”安德烈耶夫说，“上车时很挤，没有车站，从高加索开来的火车在我们这儿只停几分钟，直达巴拉绍夫，车上挤得够呛，全是军人。不过，从高加索也运来了白面包。”

斯皮里多诺夫说：

“他们进攻我们的时候来势凶猛，现在他们哪儿去了？苏维埃俄国胜利了。”

他在想，不久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还能听见德国坦克的喧哗声，现在它们被赶到几百公里以外去了。战场转移到了别尔哥罗德、丘古耶夫和库班河一带。

这时他马上又提起那个使他伤心透顶的问题：

“好吧，就算我是逃兵，可处分我的是什么人？让斯大林格勒的战士们来审判我吧，在他们面前我完全服罪。”

薇拉说道：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那时候您旁边坐的是莫斯托夫斯科伊。”

可是，斯皮里多诺夫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今天的确是伤心透了。他转过身来对女儿说：

“我给州委第一书记打过电话，想向他辞行。不管怎么说，在整个保卫战期间，我是所有厂长中唯一一个留在右岸的，可他的助手巴鲁林不给我转电话，他说：‘普里亚欣同志不能跟您通话，他正忙着呢。’既然如此，就让他忙着吧。”

薇拉似乎没有听见父亲的话，继续说：

“挨着谢廖扎坐的是中尉托林同志，不知这个中尉现在在哪儿？”

她多么希望有人说：“大概在他应该在的地方，平安无事，正在战斗。”

这样的话语可以使她今天的忧伤得到些许安慰。

但斯皮里多诺夫又打断她的话，说：

“我对巴鲁林说，我今天要动身了，你是知道的。可他对我说，那好，您就写信好了，采用书面形式表达吧。得了，去他的吧。我们喝点儿吧。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坐在一起吃饭了。”

他朝安德烈耶夫举起杯子说：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平时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请多多原谅吧。”

安德烈耶夫说：

“瞧您说到哪儿去了，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本地的工人阶级是和您站在一起的。”

斯皮里多诺夫把酒喝下去，好像刚刚泅出水面似的，他有片刻没有说话，然后喝起汤来。

桌子周围静下来，只听见斯皮里多诺夫的咀嚼声和汤匙的碰击声。

这时，小米佳突然叫了一声。薇拉从桌旁站起身，走到他跟前，把他抱了起来。

“您吃馅饼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娜塔莉娅好像求饶似的轻声说道。

“一定吃。”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斯皮里多诺夫带着醉意，满怀着幸福，郑重其事、坚决果断地说：

“娜塔莎，我当着大家的面对您说，您在这里也无事可做，回列宁斯克去，把儿子带上，来乌拉尔找我们吧。我们一起生活，在一起日子会好过些。”

他想看看娜塔莎的眼睛，但她低低地垂下头，他只能看见她的额头和乌黑秀丽的眉毛。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您也来吧，在一起日子好过些。”

“我还能去哪儿。”安德烈耶夫说，“我不能返老还童。”

斯皮里多诺夫飞快地瞅了瞅薇拉，只见她抱着米佳站在桌旁哭了。

这天他头一次看见即将离别的房屋的四壁，这天他感到难过、痛苦，他想到自己被解职，丢掉了荣誉和心爱的工作，他想到，那些令人发疯的委屈和羞辱使他不能为人民取得的胜利而欢乐。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变得毫无意义。

坐在他身旁的老太婆是他爱妻的母亲，他爱妻子，却永远失去了她。老太婆吻了吻他的头，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的好人，生活毕竟是生活。”

农舍里从傍晚开始就生着了火，这一夜屋里的人都感到闷热。

女房客和她的丈夫几乎一宿没睡。她丈夫是军人，负了伤，刚刚出院，头天晚上请了假到这儿来看她。因为怕吵醒房东老太太和睡在大木箱上的小女孩，他们悄声交谈着。

老太太极想入睡可就是睡不着。女房客和丈夫低声谈话妨碍影响她入睡，这使她大为气恼。她不由自主地仔细听了听，把听到的只言片语连成句子。

看来，如果他们说话声音大点儿，老太太也许听一会儿就睡着了。她真想敲敲墙说：“你们在那里嘀咕什么，谁爱听你们说话还是怎么的？”

有几次，老太太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后来就又听不清了。

那军人说：

“我从部队医院来，连块糖也没法给你们带来。要是在前线情况就不同了。”

“我呢，”女房客答道，“只能让你吃素油炒土豆。”

接着，他们低语起来，什么也听不清楚。后来，好像女房客哭了。

老太太听见她说：

“是我的爱保佑了你。”

“好个坏蛋。”老太太暗暗骂那军人。

老太太昏睡了几分钟，大概她打呼噜了，那边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

老太太醒了，留心听了一会儿，她听见那军人说：

“皮沃瓦罗夫给我往医院写了封信，说前不久刚授予我中校军衔，又立刻晋升为上校。是集团军司令员亲自提议的。要知道，是他派我到师里任职的。还授予我一枚列宁勋章。这全是那次战斗中得来的。我那时被埋在土里，与各营失掉了联系，坐在车间里，像只鹦鹉似的，还唱歌儿呢。心里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是个骗子，我有多难为情，你是体会不出这滋味的。”

这以后，他们大概发现老太太不打呼噜了，说话声就小了起来。

老太太是孤身一人，老头儿战前就死了，独生女儿不跟她住在一起，而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老太太没有一个亲人上前线，她无法理解，昨晚这个军人的到来为什么使她心里不愉快。

老太太不喜欢这个女房客，觉得她是一个缺乏自理能力的无聊女人。每天女房客起得很晚，她的小女儿穿得破破烂烂，碰着什么就吃什么。女房客多半是沉默不语，坐在桌旁向窗外望着。可有时躲不过去，她也干起活来。其实，她什么事都会做：缝衣服、擦地板，她做的汤味道蛮不错。虽说是个城里人，但她还会挤牛奶。看来，她是心情不好。她的小女儿也显得缺少爱抚，特别喜欢玩甲虫、螽斯和蟑螂，她的玩法也很粗俗，与别的孩子不同。她亲吻甲虫，对它们讲着什么，然后把它们放走，自己却哭起来，呼唤着它们的名字。她给每个甲虫都起了名字。秋天，老太太从树林里给她带来一只小刺猬，女孩子寸步不离地跟着它，它到哪儿，她也到那儿。刺猬一哼哼，她就高兴得浑身发软。刺猬钻到五斗柜下面，她就坐在五斗柜旁的地板上等它出来，还对母亲说：“轻点儿，它在休息。”后来刺猬跑回树林去了，她整整两天不想吃东西。

老太太总觉得这个女房客有一天会上吊自杀，因而她感到不安：那时把这个小女孩往哪儿安置呢？她不想在晚年给自己添新的麻烦。

“我对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她说。她心里真的惴惴不安：假如早晨一起床，发现女房客吊死在那里，那时把小女孩往哪儿送呢？

她认为，这个女房客准是被丈夫抛弃了，丈夫在前线另有新欢，找了个年轻的，所以她才一天到晚沉思默想的。丈夫很少有信来，即便来了信，她也没高兴过。谁也甭想让她说出点儿什么，她老是一声不吭。女邻居们也发现，老太太家里住着这么个古怪的女房客。

老太太吃了丈夫不少苦头。丈夫是个酒鬼，爱惹是生非。他打起人来非同寻常，要么挥起火钩子，要么随手抄起一根木棍，连女儿他也打。就是他没醉的时候，也很少让人高兴：他吝啬，爱挑眼儿，像个婆娘，鸡毛蒜皮，样样都管，看什么都不顺眼，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他教她做饭，东西买的不对啦，牛奶不该这么挤啦，床不该这么铺啦。他开口闭口骂娘。她从丈夫那里沾染了骂人的习惯，现在她稍不如愿，就开口骂人，连心爱的母牛也骂。丈夫死时，她没掉一滴泪。丈夫到老还纠缠她。对他有什么办法呢，一个醉汉。女儿都那么大了，他也不害臊，想起来都不好意思。他鼾声如雷，尤其是喝醉的时候。她家的母牛又跑得特别快，稍有点动静就跑出牛群，上了岁数的人哪能追得上它呢。

老太太一会儿留神听着隔壁的低声谈话，一会儿回忆她和丈夫那令人不愉快的生活，对他又怨恨又可怜。毕竟他干活儿挺苦，挣钱又少。要不是有奶牛，他们的日子就更糟了。他是因在矿上吸尘过多而死的。老太太没有死，还活着。丈夫过去从叶卡捷琳堡给她买来一条项链，现在他们的女儿戴着……

清晨，小女孩还没有睡醒，女房客和她丈夫到邻近的村镇去领面包，在那里凭军人旅行供应证可以领到白面包。

夫妻俩挽着胳膊默默地走着，他们需要穿过一公里半的树林，然后下坡走到湖边，从那里沿着湖岸走。

雪还没有融化，显得有些发青。积雪表面凹凸不平，晶莹闪亮，映照着湛蓝的湖水。向阳的山坡上，积雪已经融化，道边的小河沟里水流哗哗。积雪、流水，还有结着薄冰的水洼亮光闪闪，令人目眩。四周阳光极为充沛，以至于穿过阳光普照的空地就像穿过密匝匝的灌木丛。阳光打扰和妨碍着他们，当他们踏上结冰的水洼时，踏碎的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阳光在脚下咔咔作响，断裂成许多带尖刺的碎片。道边的小河沟里也有阳光流动。在那些鹅卵石挡住流水的地方，阳光就高高隆起，泛起泡沫，发出哗哗声响。春天的太阳离地面很近，空气既清爽又和煦。

他觉得，这阳光和湛蓝的天空，把他那被严寒和伏特加酒刺伤，被烟叶、硝烟、灰尘、秽语弄脏的喉咙洗刷得干干净净。他们走进树林，来到林边像哨兵一样挺立着的松树树荫下。这里被没有融化的厚厚积雪覆盖着。松树上，松鼠在绿色的枝杈间蹿来蹿去，树底下冰糖似的积雪表面上落了一大片被啃光的松球和门齿磨下的树屑。

树林里静悄悄的，因为阳光被层层叠叠的针叶树枝拥抱着，不曾发出喧哗和响动，阳光仿佛小心翼翼地笼罩着大地。

他们仍旧默默地走着。他们终于团聚了，仅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得周围的一切变美。春天来了。

这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两只肥大的灰雀停在云杉树枝上。灰雀那厚厚的红色胸脯好似雪地里盛开的神奇的花朵。这一刻的寂静显得奇异而优美。

这寂静中有着许许多多的记忆，使人想起去年的落叶，想起喧嚣的雨季，想起新筑的鸟巢和废弃的旧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毫无乐趣的劳动，狐狸的奸诈，老鹰的抢劫，人类相互残杀的世界大战，想起同一颗心产生并和这颗心一起消失的善与恶，想起暴雨，以及使兔子胆战心惊、使松树颤抖的雷电。在凉爽的昏暗中，积雪下沉睡着往昔的生活：情人幽会的欢乐，四月里鸟儿们怯生生的鸣叫，与那些后来逐渐处熟的古怪邻居们的初次相识。积雪下沉睡着强者和弱者，勇士和懦夫，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在这座无人居住的空屋里，正在向永远离开这所房子的死者告别。

但在寒冷的树林里，比在阳光普照的平原上更强烈地感受到了春意。这林中的静寂，显得比秋天的寂静更悲凉。在它无言的沉默之中，听得见对死者的哀号和生活的极大欢乐……

昏暗和寒冷是暂时的，过不了多久门窗就会敞开，空空的房子会重获生机，会充满孩子的欢笑和啼哭，会响起女人急促而亲切的脚步声，满怀信心的男主人就要回来了。

他们手提装面包的小篮子站在那里，久久地沉默着。

[1] 斯宾诺莎是十七世纪的荷兰哲学家。

[2] 格奥尔吉·季米特罗夫（1882——1949），保加利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3] 蔡特金（1857——1933），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女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4] 亚戈达（1891——1938），1934——1936年任内务人民委员。

[5] 明任斯基（1874——1934），1926年起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6] 即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1936——1938）。

[7] 即贝利亚。

[8] 莫罗佐夫（1854——1946），革命民粹派分子，1882年被判处终身苦役，1905年前监禁于施吕瑟尔堡。

[9] 诺沃鲁斯基（1861——1925），“民意党”恐怖组织成员，被判终身苦役，1905年前监禁于施吕瑟尔堡。写有回忆录《施吕瑟尔堡囚禁者日记》。

[10] 弗罗连科（1848——1938），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1905年在施吕瑟尔堡服刑。

[11] 菲格纳（1852——1942），俄国革命运动女活动家，“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84年被判处终身苦役。

[12] 俄国革命家、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名字和父称。

[13] 涅克拉索夫（1821——1877），俄国著名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

[14] 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苏联俄罗斯诗人，试写过未来主义诗作。

[15] 苏联作家巴别尔的《敖德萨的故事》（1931）中的主人公。

[16] 拉季舍夫（1749——1802），俄国革命思想家、作家。

[17] 马其顿（公元前356——前323），公元前336年起为马其顿国王。

[18] 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古人类。

[19] 俄罗斯人把战死比喻为和死神成婚。

[20] 卫国战争期间，许多莫斯科人疏散到这些城市。

[21] 莫斯科北部的一个小城镇，距离莫斯科仅几十公里。

[22] 莫里兹（1879——1942），匈牙利小说家，专门描写农村和城镇生活，他的作品成了显示病态的和注定要灭亡的社会的写照。

[23] 科利亚是克雷莫夫的小名。

[24] 开尔文（1824——1907），英国著名物理学家。

[25] 薛定谔（1887——1961），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立者之一。

[26] 指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人物。

[27] 神话中的大力士。

[28] 克雷莫夫的名字。

[29]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小名。

[30] 斯特拉姆的爱称。

[31] 柳德米拉的小名。

[32] 即拖延时间，磨洋工。

[33] 福伊希特万格（1884——1958），德国作家，著有历史长篇小说《丑陋的女公爵马格雷特·毛尔塔施》（1923）等。

[34] 埃克尔曼（1792——1854），歌德的私人秘书，著有《歌德谈话录》。

[35] 一种精神疾病，患者总以为有人迫害他。

[36] 安年斯基（1855——1909），俄国诗人。

[37] 当时苏联最著名的男播音员。

[38] 斯大林的名字和父称。

[39] 热里亚鲍夫（1851——1881），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列宁高度评价热里亚鲍夫，把他与罗伯斯庇尔和加里波第并提。

[40] 约瑟夫是斯大林的名字。科巴和索索是斯大林参加革命后使用过的化名。

[41] 即托洛茨基。

[42] 即后来担任苏共领导人的赫鲁晓夫。

[43] 里德（1818——1883），英国小说家，著有惊险小说。

[44] 在卢布杨卡附近并没有村庄。作者在这借用果戈理的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里的句式，暗喻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45] 魏尔兰（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

[46] 即当时的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47] 缪拉特（1767——1815），拿破仑的近臣和妹夫，法兰西元帅。

[48] 纳希莫夫（1802——1855），俄国海军统帅，海军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