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牛津通识课：凯尔特人

牛津通识课：苏格兰史

牛津通识课：古埃及象形文字

牛津通识课：非洲历史

目录

第一章 见仁见智

第二章 地中海世界的视角

第三章 一点史前史：“长时段”理论下的大西洋

第四章 再来一点史前史：中欧的精英

第五章 迁徙的民族

第六章 对话

第七章 讲故事

第八章 共享价值观

第九章 高卢人和罗马人

第十章 不列颠人和罗马人

第十一章 插曲：迄今为止的故事

第十二章 连续的线索：凯尔特人的黄昏

第十三章 重塑凯尔特人

第十四章 寻找身份认同

第十五章 每天晚上都有晚会：新的凯尔特热

第十六章 那么，谁是凯尔特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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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见仁见智

几年前，在写作了《凯尔特世界》(The Celtic World
)之后，我收到了一位美国人的来信。他说自己是个酒鬼，这让他很烦恼，但读过古典作家阿忒那奥斯(Athenaeus)讲述的凯尔特人爱酒的故事后，他感到安心多了。他的祖父母是来自苏格兰的凯尔特人，这样他的行为就有了解释：这是他凯尔特人特征的一部分，从此他会为之感到自豪。许多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无伤大雅的故事，而且可能确实能够从中——为自己偶尔的放纵——获得一些宽慰，但另一些人可能会发怒，因为这个故事进一步证明了那些在流行书籍中长期流传的吊诡的凯尔特神话。这一阵营的一位学者甚至认为，有些作者故意在书名中使用“凯尔特”一词来让书畅销。在我面前的是一本来自一个读书俱乐部的印刷精美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邀请会员参加“凯尔特奥德赛之旅”，领略“一个失落文明的美丽和奇迹”，为此它列出了一系列混搭的诱人标题，让读者从中做出选择，如《凯尔特人智慧塔罗牌》《来自凯尔特世界的精神智慧》《凯尔特之树的神谕》和《凯尔特人体装饰套装》。如果你想进一步畅享奥德赛之旅，那你所在地的商店可能会提供凯尔特珠宝或编织凯尔特结的指导。不妨翻一下电话簿，看看有多少商业企业(尤其是面向大西洋的不列颠群岛地区的企业)提供“凯尔特式”的服务。凯尔特文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至少在大众的认知中是这样的。

还有其他层面。例如，音乐正在经历一场凯尔特文艺复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1953至1970年在布雷斯特举行的风笛节的继承者——洛里昂凯尔特音乐节(Festival Interceltic de Lorient)。在这里，包括酋长乐队(The Chieftains)和盖尔风暴(Gaelic Storm)在内的国际团体与来自布列塔尼的巨星艾伦·斯蒂威尔(Alan Stivell)一起，共同为观众演出。德尼·普里让(Denez Prigent)发表的2001年音乐节的报告称，参加音乐节的人数达到了50万：“它超越了‘民俗’，在布列塔尼音乐中糅合了海风元素，还邀请了伟大的凯尔特家族所有散落各地的成员参加庆祝活动。”在不那么流行的层面上，布列塔尼钢琴家迪迪埃·斯基本(Didier Squiben)的作曲和表演将传统民间音乐的韵律和节奏与风和海的回声融合在一起，生动地展示了现代音乐在凯尔特风格下的生命力。

“凯尔特”文化活动有时也会对政治和经济议程产生影响。1991年，由格拉西宫(Palazzo Grassi)主办的壮观的铁器时代文物展览在威尼斯开幕，参展的文物来自欧洲各地，展览的主题是“凯尔特人：欧洲的起源”。该展览由菲亚特公司赞助。在一份发布在展览目录上的有点混乱的介绍中，格拉西宫的馆长解释道：

“这次展览是对新欧洲的一种致敬，因为如果没有对其统一的全面认识，新欧洲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也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致敬，即除了罗马和基督教的渊源外，今天的欧洲还可以追溯到其凯尔特传统，这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

在这里，模糊的“凯尔特传统”这一概念似乎被用来为欧盟的理想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凯尔特性仅仅是一个比喻吗？在这背后是否隐藏着凯尔特民族的一种不言而喻的信仰和一个早已逝去的英雄时代？“我们共同的凯尔特传统”曾经是许多政治运动的口号，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将继续下去。1867年，当布列塔尼人竭力保护他们的语言和传统，以对抗中央集权制的法国所实施的文化帝国主义时，著名的《布列塔尼歌谣》(Barzaz-Breiz
)的作者赫萨特·德·拉·维拉马克(Hersart de La Villemarqué)发出号召，促成了在圣布里厄(Saint Brieuc)召开的第一届凯尔特人大会。他号召的对象是他的“威尔士同胞，康沃尔的兄弟，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表亲”。2001年，在雷恩举行的凯尔特人大会有200名代表参加，其中一半来自布列塔尼，另一半来自“其他凯尔特人国家”。会议的主题是“今日的凯尔特人史——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

威尼斯的展览和10年后的雷恩会议都以凯尔特的概念为基础，却传达了非常不同的信息。在威尼斯，凯尔特性是一个主题，用来支持“一个欧洲”的信念；而在雷恩，它为生活在大西洋沿岸的群体提供了身份认同和力量，以抵御他们所认为的欧洲国家集权趋势的威胁，尤其是总部设在伦敦、巴黎和马德里的政府。谁是正确的？就此而言，有对错之分吗？我们是否应该像J. R. R. 托尔金(J. R. R. Tolkien)在1963年所写的那样，接受“在神话般的凯尔特黄昏中，一切皆有可能，这与其说是神灵的黄昏，不如说是理性的黄昏”？要知道，就像伟大的凯尔特学教授大卫·埃利斯·埃文斯(David Ellis Evans)在1999年严厉指出的那样，托尔金的评论旨在专门取笑某些极端的语言词源学，而不是要无所不包。

因此，从新时代的身体装饰到对区域身份存续的担忧，从不成熟的政治操纵企图到新音乐的灵感，凯尔特的幽灵在盘旋，而凯尔特的权杖被高举。凯尔特性的确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或许正如西蒙·詹姆斯(Simon James)在1999年出版的《大西洋凯尔特人：是古代民族还是现代发明》(The Atlantic Celts: Ancient People or Modern Invention
)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在很多方面，长期以来凯尔特主义一直是一种扬扬自得的正统，重新评价它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许多声音(主要是考古学家)对现在使用的“凯尔特人”一词提出了抗议。一些是理性的声音，要求进行更严格的批判；另一些则采用了更尖锐的论调。约翰·科利斯(John Collis)的批评尤其激烈，在《没有中心的国家》(States Without Centres
)一文中，他埋怨了一些现代作家所描述的凯尔特社会：

“仅仅代表了来自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信息的混杂，而这些信息对于理解所描述的社会通常没有什么价值。在‘凯尔特人’这一虚构的概念之下，对社会的描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社会的讽刺)是无法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转换的。事实上，我们应该避免使用‘凯尔特人’和‘凯尔特语’这两个术语，因为它们歪曲了我们对考古记录的理解。”

在《欧洲的凯尔特人》(Los Celtas en Europa
)中，他警告人们防备“对‘凯尔特人’概念的现代政治化运用”，并接着声称“考古学家有责任告知公众‘凯尔特人’这个现代用法背后的隐藏动机”。这里有两个不同但彼此关联的关注点：第一个主要关注对古代凯尔特人的描述和表征方式，第二个主要关注现代的凯尔特概念。这两个领域都是值得讨论的。

西蒙·詹姆斯的《大西洋凯尔特人：是古代民族还是现代发明》探讨了第二个问题，其论点的精髓在于他断言“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古凯尔特人本质上是伪造的，是近代的发明”。他的书中几乎没有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不熟悉的内容，但他在出版前公开发表的观点似乎是令人震惊的新观点，一些记者认为这是对权力下放的粗暴攻击。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998年3月12日的报道，一些考古学家“激怒了从苏格兰到康沃尔那些自称凯尔特人的人，因为他们声称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举行权力下放公投之前的几周所大肆宣扬的凯尔特文化是一个历史‘幻想’”。许多人都因此怒不可遏，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第一章中，詹姆斯以一种更加冷静的态度展示了自己的立场，他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在1700年以前，不列颠和爱尔兰没有一个人称自己为‘凯尔特人’”；第二，“威尔士人(Welsh)、苏格兰人(Scots)、爱尔兰人(Irish)和其他民族自18世纪以来才开始把自己和自己的祖先称为凯尔特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海岛凯尔特人的概念都是一个现代的解释和被采用的‘族名’(ethnonym)”。需要提及一个虽小但并非不重要的条件，那就是第一个观点在詹姆斯的书中是这样叙述的：“没有记录表明在1700年以前，不列颠和爱尔兰有人自称‘凯尔特人’。”这两个基本观点客观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他的书其余部分证实了这两个观点，并探讨了被广泛接受的凯尔特西方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当然，他的所有讨论都意味着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问题变得有些多余，那就是凯尔特人是何时从何地来到英国的。但是，人们最初是如何开始相信凯尔特人曾一次或数次入侵过这些岛屿的呢？其中的一些细节我们稍后再做讨论，但简短的回答是，这一切是古文物学者爱德华·卢伊德(Edward Lhuyd)所发起的。他为爱尔兰语、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和布列塔尼语创造了“凯尔特语”这个统称，并在1707年的巨著《不列颠考古》(Archaeologia Britannica
)中讨论了这些语言和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他注意到高卢语、爱尔兰语和布立吞语之间，以及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和布列塔尼语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然后对这两组语言(后来被称为Q凯尔特语和P凯尔特语)进行了历史性的解释。他提出，爱尔兰不列颠人从高卢搬到不列颠群岛定居，但后来，随着第二拨高卢人在不列颠南部和西部定居，他们被驱赶到了不列颠北部和爱尔兰。

从此，18世纪早期的这一假设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其持久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乐于接受彼此的解释，在一个不加批判、相互支持、缺乏坚实基础的圈子里，双方互相补充，互相支持。人们不禁要问：有多少18世纪早期的其他假说为此后将近两个世纪设定了科学议程？

就这样，几乎是以一种偶然和默认的方式，不列颠群岛和爱尔兰的居民成了凯尔特人。1863年，大英博物馆的馆长奥古斯都·沃拉斯顿·弗兰克斯爵士(Sir 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出版了一本英国装饰金属制品的目录，他选择用“凯尔特晚期”一词来描述铁器时代的物品。在《大英博物馆早期铁器时代文物指南》(British Museum Guide to the Antiquities of the Early Iron Age
)第一版(1905)中，整本书都使用了这个词语，但在第二版(1925)中，这个词语被弃用了。因为，正如前言中谨慎指出的那样：“关于这些岛屿上早期凯尔特文明的存在及其存在日期，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这个假设已经开始出现漏洞了，但直到此时，70年过去了，考古学家才开始认真地捶打这幢已然破落的大厦。

21世纪初，有关凯尔特的辩论如火如荼，各种各样的意见——如帕特里克·西姆斯·威廉姆斯(Patrick Sims Williams)1998年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从凯尔特热到凯尔特怀疑论》——都被表达了出来。这场辩论很活跃，有时也会有些激烈，但所有参与者都同意的一点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有许多种大相径庭的信息需要考察。直接的考古证据有助于深入了解仪式行为、埋葬风俗、聚落布局和各种物质文化，其中包括通常被称为“凯尔特艺术”的独特艺术风格。语言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那些密切相关的语言的范围和发展，遵循卢伊德的叫法，我们依然称其为凯尔特语。此外还有古典文献，希腊和罗马作家笔下的凯尔特人有不同的名称，如“凯尔特人”(Celti、Celtae、Keltoi或Celtici)、“高卢人”(Galli或Gallici)和“加拉太人”(Galatae)。在许多展示希腊罗马世界互动和冲突的“历史”中，这些作家轻蔑地描写这些奇怪的野蛮人，并用这些野蛮人来代表地方特色，而在他们的如椽妙笔下，希腊罗马世界总是会以获胜者的姿态出现。

我们也不能忽视爱尔兰和威尔士丰富的通俗文学和古代法律的潜在贡献，这些文本建立在古老的口述传统之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修改，在一次次重述的过程中不断积累。

这些文本汇集了丰富的材料，但我们不能把它们来个“一锅烩”，并期待一个完美的凯尔特形象的出现。要想把事实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分开，并提炼出它在这场辩论中的价值，需要从关键的参数与变量来考量每一种不同的证据。在这种解构的过程中，凯尔特人和凯尔特文化是否会一起消失，这还有待观察。要想知道结果如何，请接着读下去。

第二章 地中海世界的视角

“如果把世界分成四部分，印度人会占据东风之地，埃塞俄比亚人会占据南风之地，凯尔特人会占据西风之地，斯基泰人会占据北风之地。”这是希腊历史学家库迈的埃弗罗斯(Ephorus of Cymae)的世界观，他的伟大著作《通史》(Universal History
)共30卷，写于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原始文本早已亡佚，但这段文字作为三个世纪后斯特拉波(Strabo)的《地理学》(Geography
， 1.2.28)中的一段引文留存了下来。埃弗罗斯对世界的理解同任何受过教育的希腊人一样：欧洲被两个主要民族所占领，东部是生活在黑海北部和西部海岸附近的斯基泰人，他们的聚居地可能延伸到多瑙河中部地区(现在的匈牙利大平原)，西部则是凯尔特人。另外，斯特拉波告诉我们，埃弗罗斯认为，凯尔特人的土地十分广袤，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一直到加德斯(Gades，即加的斯)。在这一点上，他可能遵循了哈利卡那索斯的希罗多德(Herodotus of Halicarnassus)的看法，后者在公元前5世纪创作了《历史》(History
)。他认为凯尔特人生活在与科尼奥人(Cynesii)居住地接壤的赫拉克勒斯之柱(直布罗陀海峡)之外，科尼奥人是欧洲最西部的居民，生活在今天的葡萄牙南部。

希罗多德还提供了其他引人好奇的、有关凯尔特人地理位置的信息片段。他告诉我们，多瑙河发源于皮勒内(Pyrene)附近凯尔特人的土地。如果皮勒内指的是比利牛斯山脉，那么他很可能是把他了解的有关凯尔特人的不同的信息拼凑在了一起，比如多瑙河发源于凯尔特地区，凯尔特人生活在比利牛斯山脉附近。

一个更早的信息来源是人种学家米利都的赫卡泰俄斯(Hecataeus of Miletus)，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从其他人引用的他亡佚作品的残句中，我们了解到纳尔邦(Narbon，位于法国南部的现代纳博讷附近)是凯尔特人的城市和贸易中心，马萨利亚(Massalia，即马赛)是一座希腊城市，建立在靠近凯尔特人土地的利古里亚(Ligurian)境内。他还把尼拉克斯(Nyrax)看作是凯尔特人的城市，但它的位置未知，尽管有些人认为它可能是奥地利的诺里库姆(Noricum)。

这些对我们帮助不大，最多只能说明早期的希腊地理学家对欧洲地理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满足于把欧洲从多瑙河中部到大西洋沿岸的大多数蛮族人都归为凯尔特人，同时认识到在这个地区还有其他一些人不属于凯尔特人。

但是凯尔特人(Keltoi)这个词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是希腊人凭空想出来的一个通用术语，用来指代他们所遇到的不同的北方蛮族吗？(就像“爱斯基摩人”一词在近代被用来描述环极地地区的民族一样。)尤利乌斯·恺撒对此给出了一些解释。他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关于高卢(法国部分)的著述中，相当刻意地描写了那里的居民，大概是为了澄清这个事实：“我们称他们为高卢人，尽管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他们被称为凯尔特人。”两个世纪后，希腊人帕萨尼亚斯(Pausanius)强调，“凯尔特人”这个名字比“高卢人”(Galli)要古老得多。其他作家在使用“凯尔特人”(Keltoi或Celtae)、“高卢人”和“加拉太人”(Galatae)这些表达时，好像它们之间是可以互换的。

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什么呢？最简单的解释是，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存在一些自称凯尔特人的特定民族。在恺撒时代，他们占据着高卢中部，大约在吉伦德河和塞纳河之间。“Galli”和“Galatae”这两个表达可能意味着“陌生人”或“敌人”，更可能是一个通用的名称，被用来指代北方的蛮族人，其中包括凯尔特人。是否所有的高卢人或加拉太人都认为自己是凯尔特人，我们不得而知。乍一看，古典作家在这些词语的用法上很马虎，但在现实中，这可能反映了温带欧洲非常不稳定的局势，不同的部落因为联盟和相互效忠而合并，采用其中最强者的名字重新命名。在公元前4世纪，流动性似乎有所增加，包括主要的民众迁徙(见第五章)，来自不同部落的小群体可能合并成更大的群体，并很快再次分裂，致使古典作家混淆他们的种族，甚至连这些种族自己也会搞混。因此，对一些古典作家来说，“凯尔特人”和“高卢人”可能被用作指代不同种族身份的具体术语。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术语的使用可能更为宽松，就像今天我们使用的“希腊人”“罗马人”或“美国人”这样的表达。

在公元前4世纪之前，关于温带欧洲凯尔特人的直接认知是有限的，但从那时起，地中海世界有足够的机会直接观察他们。一开始，他们是移民、劫掠者和雇佣兵，一些人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在波河流域定居下来，并向远处的意大利发起进攻，其他人则从多瑙河中部跋涉到巴尔干半岛、希腊和小亚细亚。后来，罗马帝国的军队扩张到伊比利亚，越过高卢，进入多瑙河中上游流域，罗马人把凯尔特人当作当地的土著居民来征服和统治。通过这些大部分带有侵略性的遭遇，地中海世界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凯尔特人，并且通常是大量的凯尔特人。这还要求他们创造一个哲学框架，来呈现并理解这些可怕的北方人。

作为野蛮人，凯尔特人当然是不同于“我们”的“他者”，因此要用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来描述。这就要强调他们野蛮的一面，即和地中海世界不同的特征和行为。由此出现的是一幅人物漫画——和所有的人物漫画一样，其刻画出的凯尔特人形象是泛化的、选择性的、夸张的——但它包含了现实的基础。

公元前4世纪中叶，在柏拉图所著的《法律篇》中，第一次出现了对凯尔特人的好战本性和酗酒行为的描述。他可能是在希腊大陆上的冲突中，从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Syracuse)的雇佣兵身上观察到的。然而，雇佣兵并不总是其文化的最佳代表，因此柏拉图的评论可能是带有偏见的，但凯尔特人的这两个特征后来成为反复出现的主题。例如，斯特拉波就非常明确地指出：

“整个凯尔特民族都是狂热的战士，斗志昂扬，十分好斗，但在其他方面是正直的，并不邪恶。因此，当他们被鼓动起来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公开集结，准备战斗。他们临危不惧，即使除了自己的力量和勇气之外没有任何依靠。”(《地理学》， 4.4.2)

斯特拉波很可能把波赛东尼奥(Poseidonius)遗失的民族志著作作为描述上述行为和其他凯尔特人行为的参考材料，由于波赛东尼奥被认为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到西部(可能是高卢)游历过，他也可能进行过最直接的观察，得到了第一手资料，而不仅仅是重复早期的资料。

波赛东尼奥可能是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所做的关于凯尔特人饮酒的记述的信息来源。关于高卢的凯尔特人，他写道：“他们非常喜欢葡萄酒，用商人进口的未稀释的葡萄酒来满足自己；他们的酒瘾让他们开怀畅饮，当他们喝醉时，要么陷入昏迷，要么陷入疯狂。”当时，大量的罗马葡萄酒被运送到高卢人手中，这一点从高卢人遗址里发现的大量双耳葡萄酒罐就可以看出。狄奥多罗斯无疑是在报告一个真实的观察，即使这种观察是间接的，但是通过强调他们喝的是未掺杂其他液体的酒，他指明了野蛮的凯尔特人和文明的地中海人是多么不同，因为地中海人喜欢稀释他们的酒。也许凯尔特人也喝我们的酒，但他们依旧是“他者”。

每个罗马人都了解凯尔特人的两个特征，即战争中的勇敢和酗酒。但是必须将凯尔特人的勇敢与罗马人的勇敢区分开来。因此，斯特拉波说，他们可能是开放和精神饱满的，但他们也很幼稚地自夸，并且喜欢穿金光闪闪的衣服。“正是这种虚荣心使他们在胜利时让人无法忍受，而在失败时又一蹶不振。”不管这些陈述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他故意将它们呈现出来，以突出凯尔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差别。凯尔特人是勇敢的，但他们喜欢夸耀，很容易变得一蹶不振；罗马人也很勇敢，但他们清醒、自律而坚定。

古典文献中充满了将凯尔特人描述为“他者”的奇闻异事。例如，亚里士多德提到，在凯尔特人中，同性恋是被公开认可的。他告诉我们，凯尔特人把新生婴儿浸入冰冷的河水中，给他们穿很少的衣服，以此强健他们的体魄。他还提到，令人费解的是，凯尔特人拿起武器反对大海。埃弗罗斯(斯特拉波曾引用他的观点)提供了这样一种观点：凯尔特人很小心地避免变得肥胖或大腹便便，如果一个年轻人长出大肚子，他就要受到惩罚。另一个无疑会让罗马人发笑的描写来自狄奥多罗斯。他这样描写凯尔特人长而下垂的胡子：“他们的髭须太长了，完全盖住了嘴巴，以至于喝东西的时候就像过滤一样。”即使这些描写是准确的，也很难说这种行为模式有多普遍。

波赛东尼奥(约公元前135—约公元前50)

波赛东尼奥是叙利亚的希腊博学者，出生在奥朗提斯河畔的阿帕米亚(Apamea)。他曾在雅典学习，最终在罗得岛定居，在那里他建立了一所致力于研究斯多葛派的学校，这所学校闻名于整个地中海世界。庞培和西塞罗都曾在此就学。他的著作覆盖面很广，除了哲学之外，还广泛涉及其他学科，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和历史。大约在公元前90年，他出发去地中海中部和西部游历。他的行程自然包括意大利和罗马，除此之外，他也在西班牙和南高卢四处旅行，就是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凯尔特人。他四处旅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他伟大的著作《通史》收集资料，这部著作记录了罗马世界从公元前146年到公元前1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发展。全书共52卷，但流传下来的只有后来的作家所引用的只言片语。正是波赛东尼奥撰写的凯尔特人民族志为斯特拉波、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阿忒那奥斯，可能还有恺撒提供了信息。作为一个斯多葛派哲学家，波赛东尼奥选择把凯尔特人描述成“高贵的野蛮人”，因此他被称为“温和的原始主义者”。

虽然大多数描写凯尔特人的古典作家可能无意识地将凯尔特人定性为“他者”，但每个作家都会根据他的写作意图引入额外的偏见。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埃弗罗斯来说，这只是为了表明野蛮人与希腊人的不同，但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在希腊和罗马世界与迁徙的凯尔特人发生直接冲突后，这种刻板印象有所改变。此时的主题是来自北方的无畏的野蛮战士考验了地中海居民的勇气，把他们磨砺得更加伟大。对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4—公元前122)、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和帕萨尼亚斯这样的作家来说，这提供了一个展示他们的世界和价值观优于“他者”的机会——文明战胜了野蛮，秩序战胜了混乱。凯尔特人的“他者”身份必须被强调，可能还要被扭曲，同时他们展示的威力使其被视作高贵的、值得尊敬的敌人，这一点必须被拔高到一定程度，只有这样希腊或罗马的胜利才可以被描述为一次伟大的胜利。这种描述一旦确立下来，凯尔特人作为“来自北方的危险”的比喻就一直存在于罗马人的头脑中。

其他人也用他们对凯尔特人的胜利来体现自己的伟大。拍加马(Pergamum)是小亚细亚西部一个强大的希腊化城邦，在这方面尤其擅长。公元前279年，一大群凯尔特人在攻击了德尔斐之后进入了小亚细亚，并最终在安卡拉现在所在的地区中心定居下来。从这里，劫掠者威胁着周围的领土，尤其是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城市。只有拍加马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在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取得了对凯尔特人的初步胜利后，国王阿塔尔一世(Attalus I)在拍加马的雅典娜神殿建立了一座巨大的胜利纪念碑，描绘了战败的高卢人。著名的《垂死的高卢人》(Dying Gaul
)雕塑(为人熟知的是后来罗马制造的仿品)就来自这里。另一组群像描绘了一个高卢人扶着亡妻的尸体，正在自杀。他们的确是很高贵的敌人!

图1　《垂死的高卢人》：希腊化时期高卢人的形象。这一雕塑现藏于罗马卡庇托利美术馆，被认为是罗马人的复制品，原作来自公元前3世纪后期的拍加马胜利纪念碑

后来，在公元前168至公元前166年之间最终击败高卢人后，拍加马的统治者提出了更加夸张的说法。在拍加马的宙斯神庙里，有一座巨大的祭坛，上面装饰着一条巨大的高浮雕壁带，一边描绘的是宙斯和雅典娜击败巨人族的激烈场面，另一边是阿塔尔王朝的统治者征服高卢人的画面。其象征意义显而易见。为了向更多的人传达这一信息，拍加马又在雅典卫城竖起了一座胜利纪念碑。这一次，浮雕显示了拍加马人击败高卢人的场景，与其呼应的是希腊人在马拉松战役中击败波斯人的场景、神话中希腊人击败亚马孙女战士的场景和拍加马人的祖先击败泰坦巨人的场景。显然，阿塔尔王朝声称自己是希腊文化反对混乱势力的功臣，因此是希腊人的天然继承者。然而，对带领着一支夏季突袭队来到爱琴海海岸的凯尔特首领来说，他是否愿意被这样抬高到文明之敌的高度，是值得怀疑的。公元前2世纪60年代，安那托利亚高卢人的失败意味着凯尔特人不再对希腊罗马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大约20年前，罗马人征服了生活在波河流域的凯尔特人，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拉丁殖民地。在阿尔卑斯山的保护下，罗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先前关于凯尔特人的比喻也由此被改写。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修正主义者是波赛东尼奥，他是一位来自叙利亚小镇阿帕米亚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50年。除了被他人引用的部分之外，他的伟大作品已经遗失。波利比乌斯对罗马的历史叙述只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波赛东尼奥接续他的叙述往下讲。波赛东尼奥讲述的事件之一是罗马人在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对山外高卢(Gallia Transalpina，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的征服和吞并。在这里，罗马人与凯尔特部落有了直接的接触，波赛东尼奥在他的作品中对当地人进行了民族志式的描述，其中有一部分以他自己的旅行经历为依据。

后来的史学家阿忒那奥斯告诉我们，波赛东尼奥是“根据他的哲学信念”来组织他的讲述的。换句话说，凯尔特人现在是通过斯多葛派信仰的扭曲镜头被看待的，他们被描述成相当迷人的“高贵的野蛮人”。他们非常勇敢，也很尊重勇者，他们对陌生人表现出毫无疑问的热情，他们被公正的祭司(德鲁伊)统治着。的确，他们喝得很多，有时也很吵闹，还有一些奇怪的习惯，比如收集人头，但他们“性格不坏”。在波赛东尼奥的眼中，这个民族十分纯朴，远比波赛东尼奥自己所在的文明社会更接近黄金时代。就这样，凯尔特人的形象开始被改变；他们不再是来自外界的凶恶敌人，而是随时可以成为政治盟友的邻居，或许更关键的是，他们可以成为商业上的伙伴。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可能是引用波赛东尼奥的话)简洁地总结了这一点：“许多意大利商人以他们一贯的对利润的渴望，将高卢人对葡萄酒的热爱看作他们的宝藏。他们在可航行的河流上用船，在平原上用马车，把葡萄酒运到那里，并卖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他们用一罐酒就能换一个奴隶。”

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公元前59—公元前51年)，当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试图将帝国的疆域向北延伸到莱茵河而远征高卢时，他极度冷静地描绘了他所遇到的凯尔特人，无论是盟友还是敌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至少那些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罗马领土最为接近的部落，他们组织严密，社会和政治都很成熟。不同的部落追求他们各自的政治目标，但在需要的时候，当有魅力的领导人物出现时，他们会团结起来相互支持。虽然恺撒对他的敌人的描述，巧妙地反衬出了他自己的荣耀，但他对公元前1世纪高卢凯尔特人的描述很可能与现实相当接近。通过他的眼睛，我们看到了正在经历快速变化的蛮族社会。凯尔特人正在成为被罗马接纳的朋友。在凯尔特人之外，罗马人又有了新的敌人——日耳曼人，现在由他们承担起了未开化的蛮族人的角色。

第三章 一点史前史：“长时段”理论下的大西洋

我们已经看到，古典作家根据他们所能达到的认知水平认为，凯尔特人是生活在欧洲最西边的民族之一。希罗多德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清楚，他暗示在凯尔特人和大海之间只有葡萄牙西海岸的西尼特人(Cynetes)。高卢的凯尔特人也是面向海洋的民族。在这一点上，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说得很清楚，在著名的《高卢战记》(De bello gallico
)的开篇段落中，他告诉我们：“凯尔特人与阿基坦人(Aquitani)之间隔着加龙河(Garonne)，与比利其人(Belgae)之间隔着马恩河和塞纳河。”高卢这片地区的语言与当时伊比利亚中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的语言非常相似，是布列塔尼语、康沃尔语、威尔士语、苏格兰语和爱尔兰语的源头。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需要尽可能冷静地看待西欧在整个史前时期这一长时段中的文化发展。

图2　大西洋海上航道。这幅地图强调了面向大西洋一侧的欧洲作为海上交通连接区域的重要性

只要看一眼欧洲地图——对其适当的调整动摇了我们对地理的认知——就足以看出大西洋欧洲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区域。它的许多海岬和半岛都是由海洋连接起来的，而下沉海岸线上被水淹没的山谷提供了深入内陆的掩护水域。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大河向西流入海洋，构成连接内陆大片领土和沿海地带的交通要道。

在这种严格的地理条件下定义的大西洋欧洲，和通过古典文本及凯尔特语群的分布所能看到的凯尔特人的范围有很大程度的重合。显然，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大西洋航路作为一种交流手段的重要性在七八千年前首次显现，传统上称之为中石器时代。当时，对沿海社会来说，海洋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不仅是海岸被开发，我们从鱼钩的大小和捕获的鱼的种类来判断，更深的水域也被开发了，这意味着当时使用了海船，尽管我们对其知之甚少。中石器时代的捕鱼网络可能并不广泛，但是，如果捕鱼者依照季节规律跟踪鱼群，那么定期登陆的活动模式就会使不同的群落相互接触，从而使技术得以共享，信仰和行为模式也会沿海洋传播。

到了公元前4000年，在畜牧业和农作物种植被引进该地区之后，有关各地区间交换网络的证据变得更加明显。用闪长石制成并打磨过的石斧在布列塔尼中部普吕叙利安(Plussulien)的分布，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证之一。这些石斧被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毫无疑问，其销售路径是海路和主要河流，特别是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人们对这种交换的社会背景一无所知，但这些石斧很可能象征着崇高的威望，这远远超过了它们的实用价值。石斧在礼物交换的循环中易手，而这种礼物交换促进了社会的交流。

将宇宙观和对待死亡以及祖先的态度相连接的信仰体系，也沿着大西洋广泛传播，正如巨石纪念碑和墓葬的分布所显示的那样。近年来，精确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和对这些遗迹更细致的分析表明，它们反映的是一种大西洋范围内的现象，没有任何来自地中海的影响。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主要的创新中心分散在大西洋沿岸，如葡萄牙的塔霍河(Tagus)地区、布列塔尼南部的莫尔比昂(Morbihan)、爱尔兰的博因河(Boyne)流域和奥克尼群岛。虽然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它们在建筑、艺术、宇宙观和信仰等概念上的共享程度是很显著的。虽然我们不再相信“巨石传教士”(megalithic missionaries)沿着大西洋海岸传教的说法，但这种令人震惊的文化共享所暗示的，是思想通过长期建立的社会网络的快速、持续传播，将面向海洋的社会联系起来，并沿着河流将这些实践传播到内陆。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见证了这种模式的延续，其特点是一套独特的文化特征的出现、传播和吸收，这套特征通常被称为“钟形杯套装”。其文化概念包括将死者单独埋葬，并配以一个钟形杯，或者其他的人工制品，如箭、护腕、铜合金匕首和金耳环等个人装饰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这种文化在中欧和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广泛分布，是“钟形杯民族”(Beaker folk)迁徙的结果。但是，现在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种信仰体系的地方表现形式，这种信仰体系通过在过去3000年中形成的交换网络迅速传播开来。

最早的钟形杯被称为“海上钟形杯”(Maritime Bell Beakers)，主要集中在塔霍河地区和莫尔比昂。这一分布和1000多年前出现的创新中心相呼应。这种类型的钟形杯可能首先出现在这两个地区中的一个，也可能是在两个地区同时发展起来的，因为沿海交换网络一直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见证了对原材料的不断开发利用，特别是金、铜、锡等金属和琥珀、翡翠之类的装饰石。这些商品因其稀缺性而受到珍视，并且很可能在珍品交易系统中得到传播。这些商品的稀缺性及其出现的不均匀性，使某些地点和路线显得特别突出。

大西洋地区的金属供应尤其充足。受到大量开采的西伊比利亚黄铁矿带南部提供铜和银，北部提供金和锡。布列塔尼和不列颠西南部是锡的产地，也出产金和铜，而横跨爱尔兰南部到威尔士北部的区域是铜的重要来源，黄金则来自威克洛(Wicklow)山区。自从铜合金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被广泛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以来，人们对铜和锡的需求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开发和交换。

从沿着沿海路线散布的各种人工制品的分布情况，可以充分看出这些系统沿着大西洋的运作方式。用产于塔霍河地区的铜合金打造的尖刀，即著名的帕梅拉尖刀(Palmela points)，一直分布到布列塔尼北部。由爱尔兰黄金制成的新月颈饰(Lunulae)传播到了康沃尔、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在布列塔尼、不列颠北部和北爱尔兰则发现了产自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贝尔索卡纳(Berzocana)黄金颈饰。从众多例子中选出的以上几个事例，证明了大西洋交换网络的活力。

从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青铜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金属的精炼工艺和分销手段进一步发展。大量工具和武器的流通证明了这一事实，其中许多最后被埋在地窖里，或被扔进湖泊、河流或沼泽中，以满足某种仪式的需要。考古记录中保存了丰富的资料，从而使绘制并量化各个类型的起源区域和分布梯度成为可能。因此，一种被称为鲤鱼舌形剑(the Carp’s Tongue sword)的宝剑在布列塔尼大量出现，它显然是在那里制造的，这种剑从那里开始顺着卢瓦尔河和塞纳河分布，并穿过海峡进入不列颠东南部。在查伦特和西班牙南部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地方，人们以这种宝剑为基础做了轻微的改动。这无疑意味着产于布列塔尼的那种剑被运到了南方，并且享有盛名，从而鼓励了当地的铁匠对其加以模仿，并做出小的改动。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也许不仅仅是手工艺品的交换，而是价值观念的传递。

这种剑应该是武士精英用来显示自己地位的装备之一。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部，有一块公元前七八世纪的石碑，最初可能是用来纪念死去的武士的。许多石碑上都刻有逝者的形象，以及表明其身份的装备——四轮马车、宝剑、长矛和盾牌，还有其他难以辨认但可能是胸针或镜子的物品。这些剑的外形有的类似于鲤鱼舌形剑，而盾则被打造成带有凸起的同心肋状物和饰钉的圆形，就像铜制的盾牌一样。凸起的同心肋状物有一个“V”形中断，而这是所谓的“V”形缺口盾牌(V-notched shields)的典型特征。

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石碑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们打造的“V”形缺口盾牌在西欧的几个地方都有发现。在爱尔兰朗福德郡的一个沼泽中，发现了一块带有皮革的精致的“V”形缺口盾牌。这种盾牌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分布反映了某些剑的种类(如鲤鱼舌形剑)和不同种类的长矛的分布。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整个大西洋地区的武士精英们拥有相同的价值体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连武器本身的设计也是如此。

这个贵族社会的一个要素似乎是它对宴会的嗜好。宴会为建立和重申社会等级制度、磋商协议以及巩固联盟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宴会围绕炉灶展开，配备有烤肉叉、炖锅，以及用来提起烤肉的钩子。这三件青铜器在西欧都有发现，它们分别来自不列颠和爱尔兰、法国西部和伊比利亚半岛。这些高度专业化的宴会设备反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行为模式，其分布带有明显的大西洋特色。

这些发现于不同地区的战士装备和宴会器皿，共同勾画了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到苏格兰的大西洋地区的完整面貌，这表明，在上述地区，不仅交流网络紧密运作，行为和信仰也被广泛共享。

作为工具和武器的常用金属，铁的引入似乎并没有以任何显著的方式破坏大西洋地区的传统文化，只不过在地窖里埋藏青铜器的做法终止了。在大西洋地区，由于所知的青铜器大部分来自地窖，因此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青铜器的生产戛然而止。但有几件事在这里被混淆了，需要弄清楚。其中，青铜肯定继续被大量使用，而对铜和锡的需求也持续不减，直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大部分的大西洋青铜都是在当地被消费，或者通过回收的方式进入欧洲中部和北部市场的。从那时起，地中海似乎成为一个要求很高的新市场，那里的人们更喜欢用铸锭的形式来运送金属。因此，没有理由认为生产或分销的数量减少了。

不过，这种“窖藏”形式的终结还是很有趣的。人们常常认为，大部分的窖藏是为了向神还愿，而这种观念的形成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一个金属日益过剩的时代，将金属从流通中剔除。事实或许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吸收剩余金属的地中海新市场的发展，可能打破了这种囤积的旧观念。

不管这些复杂问题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事实是传统信仰体系的核心仍然是完整的。直到公元1世纪，居住在水域的冥界神灵继续受到尊崇，武器和其他装备作为祭品也继续被投入沼泽、河流和泉水之中。

通过上述概览可以看出，海洋在物质分配和把距离遥远的社会联系起来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长途旅行一定是通过海路进行的。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描述这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那就是把大西洋海岸想象成一个连续的走廊，从摩洛哥到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ands)，沿途有很多人在旅行，但都是短途的。在这样的系统中，虽然人们只能冒险走几十公里，思想和信仰却可以很快地从一端传到另一端。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主要的河流路线。通过这些走廊，大西洋沿岸社会与伊比利亚半岛和中欧西部的腹地直接联系起来，并通过这些区域和地中海世界联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在这个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是40年前，它们早就被提到了，但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曾经非常流行的入侵/移民范式很少出现在现代考古学推理中。这并不是说人口流动没有发生，显然这一定发生了，而只是想强调，最近的研究倾向于关注当地人口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并将文化变化解释为通过交流网络中思想的传播而产生的，这种传播受到了地方创新的鼓舞。

如果把大西洋欧洲的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并将其置于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那么很明显，它并不是一个和光辉美好的地中海世界相对的遥远、愚昧的边缘地带，而是一个充满凝聚力的文化区。在这个文化区中，各个时期的巨大发展都建立在本土的创新之上。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这幅考古学构造出来的图画与凯尔特人的问题并置起来呢？

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这些地区的语言就属于一种从18世纪初就被学者称为“凯尔特语”的语言。难道这种语言不是由从中欧来的入侵者或移民引入的，而是在公元前5000年开始的漫长互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大西洋当地社会的语言吗？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下面这一点可能与此相关：许多被早期古典作家认为是凯尔特人的民族，生活在欧洲大陆的大西洋地带，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他们的祖先可能在那里生活了几百代。在收集和考察到更多的证据之前，让我们先把这一点的影响搁置起来。

第四章 再来一点史前史：中欧的精英

为了完成对那些可能是凯尔特人故乡的欧洲地区史前背景的调查，我们必须考虑考古学所能提供的关于中欧西部的情况——这一地区与法国东部和德国南部大致重合。从地理上看，这个从阿尔卑斯山北侧向北延伸的地区得天独厚。欧洲大陆上的几条大河(多瑙河、莱茵河、罗讷河、索恩河、塞纳河和卢瓦尔河)就在这里交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交通枢纽。如果河谷是最便捷的通道，那么中欧西部就位于一个交叉点上，在这里，最终连接黑海和大西洋的东西走向路线和从西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到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南北走向路线相交叉。占有这样得天独厚位置的社会，完全有机会变得强大并富有创新性。

在青铜时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公元前800年)，西欧开始形成一种十分有特色的文化，使其有别于广阔大陆上的其他地区，这种文化通常被称为瓮棺文化(Urnfield culture)。在这个北阿尔卑斯山区，山堡的数量开始激增，人们在许多墓地里发现了大量骨灰瓮，并通过其中的陪葬品辨别出来一些墓主属于精英阶层。能体现墓葬主人地位的一类人工制品是零零碎碎的马具，代表的是乘用马或拉四轮马车的马，这种四轮马车可能曾出现在葬礼的游行队伍中。

在埋葬仪式中使用马和四轮马车，这在欧洲东部和黑海大草原及更远的地方有很长的历史。人们很容易将这些特征在北阿尔卑斯地区的出现视为交流发展的结果，这种交流为该地区的精英们提供了一种奇特的行为模式，他们可以借此将自己与地位较低的人区分开来。

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在考古术语中称为哈尔斯塔特C时期，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当时已经使用了铁)，由于精英阶层用的是土葬，这意味着他们的陪葬品是和他们一起被埋葬的，而不是在火葬用的柴堆上被销毁，所以在考古记录中精英阶层变得更加引人关注。现在，我们通常根据坟墓中是否有四轮车辆来判断这座墓是否属于更富有者，这种四轮车辆可能是殡葬车，与死者一起埋葬在一个大的墓穴中，其他的装备也一同置于其中，包括马具，通常还有一把长剑。哈尔斯塔特C时期的马车坟墓分布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区域，即从波希米亚延伸到德国南部，这是一个更广阔区域的核心。在更遥远地区的墓葬中，地位较低的武士用他们独特的铁剑陪葬，但没有像马车这样象征精英阶层的陪葬物。如果把铁剑的集中使用作为这一核心文化群体的标志，那么这一区域涵盖了从波希米亚到勃艮第、从阿尔卑斯山到莱茵河中部的整个地区。

仅凭考古证据很难对这么大一个地区的社会复杂性进行建构，但社会的等级性隐含在显然不同的墓穴中。在经历了六七个世纪的稳定之后，这里的人口很可能基本保持不变，祖先的土地通过连续不断的继承代代相传。通过长期建立的彼此间义务分明的网络，不同群体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在这一阶段，构成哈尔斯塔特C时期核心区的许多分散的政治体，很可能都认为自己是单一民族。

到了公元前6世纪，这些群体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哈尔斯塔特精英们在考古学上更加容易被辨认。这是希腊人与伊特鲁里亚人之间的联系得以发展的结果，这种联系使得来自希腊和伊特鲁里亚世界的独特的制造业产品，进入北方精英们的宫廷中。这种接触发展缓慢。最早的开拓者是伊特鲁里亚人，在公元前7世纪时，他们已经在法国南部海岸里昂湾(Golfe de Lion)一带建立了贸易中转站，如罗讷河河口的圣布莱斯(Saint-Blaise)等地。尽管这样做的经济诱因是与沿海社会和毗邻的内陆地区进行贸易，但偶尔也会有贸易商品流向更靠北的地区。公元前7世纪末，来自小亚细亚海岸的希腊人开始探索这片水域，大约在公元前600年，他们在马萨利亚(马赛)建立了自己的贸易站。到了公元前6世纪中叶，希腊人开始支配该地区，从地中海进口的商品开始出现在更广泛的考古记录中，如青铜饮酒器和阿提卡陶杯(既有黑彩的，也有红彩的)，以及装在独特的双耳陶罐中的马赛葡萄酒，它们不仅出现在沿海地区和罗讷河下游流域，而且更频繁地出现在中欧西部的哈尔斯塔特遗址中。

这些奢侈品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到北方的？这很难确定。但可以想象，那些更精致的奢侈品是为了建立良好关系以促进贸易而向北方部落首领赠送的外交礼物，比如维克斯(Vix)的青铜酒罐，一位学者半开玩笑地把它们称为“宣传品”。从本土精英的角度来看，奢侈品的易得性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显示他们在生前和死后的崇高地位。因此，无论是在芒特拉斯瓦(Mont Lassois)和赫内贝格(Heuneberg)等设防的山顶定居点，还是在维克斯、霍赫多夫(Hochdorf)和霍梅塞尔(Homichele)的大人物墓穴中，都能找到从地中海进口的葡萄酒，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丰富的哈尔斯塔特D时期的墓葬和同时代的山顶定居点(有时被称为“贵族所在地”)形成了一个紧凑的区域，从勃艮第一直延伸到巴登-符腾堡州，东西长约600公里，南北长约200公里，涵盖了所有主要河流的源头。无论是地中海进口商品的分布，还是黄金的广泛使用，都生动地表明了社会的富有。

使这些精英得以维持生计的社会体系被称为“信誉商品经济”。精英阶层使自己成为唯一能够从体制外获得奢侈品的人。作为被庇护人对庇护人服务的回报，其中一些新奇的东西，以及系统内部产生的有价值的商品以礼物的形式被传送到各个层级。

在这样的体系中，地位最高的首领很可能通过中间人(地中海伙伴的大使)，获得具有异国情调的地中海商品，宴会是赠送礼物和回赠价值相当的礼物的场合。这些礼物最可能是原材料，如黄金、琥珀、锡、盐、毛皮，除此之外还有奴隶。所有这些商品都可以在这一区域内部或北部和西部的边缘地区获得。

图3　公元前540年前后的欧洲

这里所描绘的社会经济体系似乎是相对短暂的，在公元前540年前后形成，在公元前480年结束。换句话说，这种平衡只维持了两三代人。为什么这种体系会走向终结，使得西方哈尔斯塔特精英们从考古视野中消失，这很难确定，但很可能是由于与地中海世界交换制度的重新定位。

图4　公元前450年前后欧洲的精英中心及其网络

与此直接相关的一个因素是，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480年间伊特鲁里亚势力范围的扩张，其势力从伊特鲁里亚向北穿过亚平宁山脉进入波河流域，从而促进了通过阿尔卑斯山脉的关口而与北方蛮族进行的常规贸易。这不仅体现在主要贸易路线上的定居点科莫(Como)的快速发展中，还体现在伊特鲁里亚青铜器(特别是酒壶和储酒罐)在北部精英墓穴中的大量出现。这些青铜器可能来自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20年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城镇，比如武尔奇(Vulci)。关于它们在中欧西部的分布，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们往往被发现于新出现的精英的坟墓中，这些人占据着古老的哈尔斯塔特D时期那些酋邦的北部边缘地带。在考古学术语中，这些墓葬属于“拉腾A”(La Tène A)或称“拉腾I”(La Tène I)时期。名称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有任何大的动荡或人口流动，而只是反映了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文化变化和社会调整。

关于拉腾时期精英是如何出现的这一问题，有很多种说法。一种就是将其视为伊特鲁里亚贸易向北扩张的结果。在莱茵河和摩泽尔河之间的莱茵兰中部，伊特鲁里亚酒壶的分布非常密集，看起来好像在伊特鲁里亚和这个地区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样的发展可能打破了先前支撑哈尔斯塔特D时期酋邦的信誉商品经济的微妙平衡。另一种可能(并不排除第一种可能)是，在哈尔斯塔特酋邦的主要聚集地周边，控制主要路线节点和资源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早期的拉腾精英墓葬可分为四个区域。最大的区域在摩泽尔河地区，另一个位于向西200公里的马恩河地区，较小的集中地在波希米亚和布尔日附近。每一个区域都控制着一条通向西部或北部的主要河道。

对于哈尔斯塔特和早期的拉腾精英阶层的兴起，一种简单的解释是，其兴起是由于作为消费者的地中海地区和西部及北部资源丰富的蛮族人之间的经济互动。随着公元前7世纪地中海需求的增加，久已存在的哈尔斯塔特精英们能够控制商品和人力的流通，但只有经过两三代人之后，拥有特定资源的社区才能从中受益。布尔日的部落掌握着大西洋的锡矿，而波希米亚的部落首领们控制着从波罗的海出发的主要琥珀贸易路线。对摩泽尔河和马恩河地区的群体来说，使他们兴旺发达的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资源，例如金、铁、盐和奴隶。因此，新的权力中心出现在旧权力中心的外围，就像蘑菇一样，从最初的菌落开始一圈一圈向外发展。

这些新的早期拉腾酋邦虽然保留了哈尔斯塔特D时期那些酋邦的一些特点，但在许多方面与它们不同。这时的拉腾墓葬在选取陪葬车辆时，更喜欢两轮战车，这可能是受到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启发。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在拉腾时期的坟墓里，武器很常见。不仅仅是精英，许多男性死者都有剑和长矛作为陪葬品，偶尔还有头盔。在哈尔斯塔特D时期的酋长墓葬中，通常使用的“武器”是一种更适合狩猎和宴会而不是战斗的匕首。虽然仍然有宴会用具，如伊特鲁里亚酒壶、储酒罐和阿提卡酒杯，有时还有烤肉叉，但早期的拉腾墓葬强调的是死去武士的军事实力。显然，新兴精英的社会基础与他们前辈的大不相同。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能靠猜测，但一种可能是，占据旧哈尔斯塔特核心区周围领土的社会，参与了掠夺奴隶和其他商品的行动，他们用这些商品与核心区的精英进行交换。对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加剧了这种好战倾向，从而提供了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成功的战争领导人可以上升到主导地位。

马恩河和摩泽尔河地区精英们的宫廷也为工艺技能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赞助，特别是一种极具特色的、通常被简称为“早期凯尔特艺术”的艺术风格。一开始，它就是一种旨在装饰富人财产的贵族艺术。在最早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工匠们从不同的元素中获得了灵感。这些容器的形态要归功于伊特鲁里亚人的原型，而像棕叶饰和蔓藤花纹这样的伊特鲁里亚图案，则被迅速地转变成充满活力的涡卷、卷须和叶形图案，在本土工匠的手中，这些图案流动自如。一些灵感也来自东方的动物艺术，也许来自匈牙利大平原或更远地方的斯基泰人。一开始，这些动物的形象是很明显的，就像罗登巴赫(Rodenbach)的金臂环上的装饰动物那样，但后来它们发生变形，与从树叶变形而来的丰富的曲线图案融合在一起。虽然最早的凯尔特艺术仍然很拘谨，严重依赖于两侧对称，但不久就摆脱了这种对称，变得更加充满想象力。用艺术史学家不带情感色彩的术语来说，早期的严格画风让位给了自由画风。

图5　1873年在法国北部马恩河地区松比翁(Somme-Bionne)发现的其中一个早期拉腾精英的坟墓

凯尔特艺术有时被考古学家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主题，可以脱离所有的社会背景对其加以研究。而实际上，艺术风格深深植根于社会，反映了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因此，艺术风格的采用不仅仅是随意借用装饰图案，它更像是对一种复杂文化的热情接纳。撇开交换网络中那些分散的孤立物品不谈，可以公平地说，这些社会接受了反映在我们称为“凯尔特”的艺术风格中的价值观，将其融入自己的物质文化中，以此宣告他们接受一套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这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共同的民族身份的声明？我们将在后面回答这个问题。

第五章 迁徙的民族

公元前400年前后，凯尔特人开始从阿尔卑斯山北部迁移到地中海地区，几个世纪之后，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这些资料足够详细，可以勾勒出各种移民和掠夺的历史轮廓，并对所涉及的社会的性质和武士们的作战方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的两个主要信息来源是波利比乌斯和李维，他们的写作都是为罗马服务的，因此很容易添油加醋地采用对凯尔特人固有的刻板印象。然而，他们可能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史料，因此他们所提供的基本历史信息总体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李维简单描述了迁移是如何开始的。由于人口过多，他们在比图里吉人(Biturige)的领导下从高卢开始迁徙。国王恩比加图斯(Ambigatus)选择了他的两个侄子作为迁徙队伍的领导者，在咨询了占卜师之后，一个带领他的人民向东穿过黑森林和波希米亚，而另一个则向南进入意大利。“他带着比图里吉人、阿维尔尼人(Arverni)、塞诺尼人(Senone)、埃杜维人(Aedui)、安巴里人(Ambarri)、卡尔努特人(Carnute)、奥勒西人(Aulerci)等不同部落的剩余人口出发了，有的骑着马，有的步行。”(《历史》， 5.34)他们一穿过阿尔卑斯山，就在米迪奥拉努姆(Mediolanum，现在的米兰)建立了一个定居点。后来的作家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补充道：“参与移民的30万高卢人中，有些人越过亚得里亚海的源头，来到潘诺尼亚(现在的匈牙利)定居。”

李维认为高卢人的到来大约是在公元前600年，而波利比乌斯认为是在公元前400年，即200年后。对于这种明显的矛盾，可以这样来解释：最初的迁徙可能如李维所说，大约公元前600年就开始了，一些小群体翻越阿尔卑斯山口，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科莫湖和马焦雷湖附近定居下来。这是(考古学所命名的)戈拉塞卡文化的所在地，可以证明它一直在与北方的哈尔斯塔特社会进行贸易。人口的南迁并非不可能，事实上，有一些考古证据支持公元前5世纪时凯尔特人在戈拉塞卡文化区南部边缘定居的观点。甚至有可能是凯尔特人故意在那里定居，以便为伊特鲁里亚人的扩张主义利益提供缓冲。这些凯尔特移民是第一拨，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凯尔特移民已经形成了一股浪潮。

波利比乌斯叙述了主要的迁徙过程，列举了各个部落的名称并解释他们是如何逐渐殖民波河流域的。后来到达的人，穿过那些已经被人占领的领土，到更远的地方定居，直到最后一拨到来的塞诺尼人向南迁移到亚平宁山脉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最后一片土地。考古证据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一些支持，使个别部落群体的身份得以确定，并在某些情况下根据他们的葬礼将他们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故土联系起来。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说法，凯尔特定居者住在村庄里，从事“战争和农业”。财富是用牲畜和黄金来衡量的，而一个人的地位则反映在他所能说服的随从人员的数量上，这些随从服侍他并受他保护。

古典作家所描绘的故事梗概无疑是对复杂现实的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描述，但总的来说，它与重点不那么突出的考古学证据是一致的。

这些信息来源一致认为，人口过剩是移民的主要原因，其次，人们因为知道南方的波河流域有诸多好东西而被吸引到那里，特别是无花果干、葡萄、油和葡萄酒。从建立已久的交易网络来看，第二点很容易理解。通过这些交易网络，伊特鲁里亚人的饮酒器以及其他商品从公元前6世纪晚期开始向北方出口。这些可见的考古物品只代表了到达北方的南方奢侈品的一小部分。

人口压力的问题比较难以把握，但在马恩河和摩泽尔河地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公元前5世纪，人口数量有持续性的显著增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些地区，精英组成了一个武士贵族阶层，这就意味着劫掠形式的战争已经成为社会体系的一部分。在人口稳步增长的情况下，这种掠夺性质的远征很容易变得越来越野心勃勃。年轻的战争首领带着他们的追随者离开故土，并走得越来越远。这种系统有一个内在的升级趋势。一些军事首领会永远离开故土，和自己的追随者一起在遥远的地方定居下来，这只是时间问题。这一过程一旦开始，就会愈演愈烈，吸引人口迁移到新的环境中，并以那里为据点掠夺新的领地。这样的情况可能为凯尔特人的迁移提供了动力，从公元前6世纪的小规模迁徙开始，到公元前5世纪末达到了殖民的高潮。到公元前5世纪，马恩河和摩泽尔河地区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人口减少的迹象，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观点。定居在波河流域后，这些凯尔特群体似乎延续了他们的劫掠生活方式。波利比乌斯强调他们对战争和流动性的依恋。事实上，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证明凯尔特人曾向南方入侵。公元前391年，伊特鲁里亚人的城镇克鲁西姆(Clusium)遭到攻击，一年后，凯尔特人的队伍蹂躏了罗马城的大部分地区，并包围了包括朱庇特神庙在内的其他地方。在接下来的150年里，这种侵袭时断时续。在这段时间里，连远在南方的阿普利亚(Apulia)都有四处流窜的劫掠队伍。

虽然在一开始，凯尔特人的常规侵略模式可能只是在每年的夏季进行有组织的劫掠，到了秋季，战士们带着战利品回到他们在波河流域的家，但是与地中海国家的接触创造了新的机会，从而改变了凯尔特人的侵略模式。早在公元前385年，凯尔特战士在塞诺尼人领地上的安科纳(Ancona)，被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征用，充当雇佣兵，毫无疑问，这一行为是由凯尔特人的领袖指挥的。在接下来的30年里，狄奥尼修斯和他的儿子在意大利和希腊都利用了凯尔特雇佣兵。

波河流域的大量凯尔特人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战士。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公元前214—公元前202年)，汉尼拔在意大利的战役中想依靠凯尔特人雇佣兵，但没能成功。战争结束后，罗马人意识到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凯尔特人的威胁。公元前197年，赛诺曼人(Cenomani)被迫媾和，经过一系列的战役和殖民地的建立，到公元前183年，波河流域，也就是山南高卢，已经处于罗马人的实际控制之下。

图6　被历史资料和考古学证实的公元前400至公元前270年间凯尔特人的迁徙

在李维笔下，凯尔特移民的开端被描述成了一场沿多瑙河流域向东的迁徙。没有关于凯尔特移民进一步的历史记录，但是到公元前335年，凯尔特人已经到达了巴尔干半岛(尽管他们可能是通过波河流域到达的)。我们之所以会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来自亚得里亚海地区的凯尔特使者拜见亚历山大大帝，目的是商定友好条约。

考古证据表明，公元前4世纪时，一定数量的凯尔特人可能从多瑙河上游流域，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在这条河两岸的外多瑙地区和匈牙利大平原(现在都在匈牙利)定居，并从这里向下游扩张到德拉瓦河(Drava)和萨瓦河(Sava)的交汇处(位于今天的塞尔维亚)。其他群体往东迁移到特兰西瓦尼亚，也就是现在的罗马尼亚中心地区。拉腾风格的人工制品的出现和拉腾土葬风俗的采用证明了这一切，但我们对这种迁移的性质基本上一无所知。

在波希米亚人的故乡，有一些考古证据表明存在着复杂的人口流动，一些土地被遗弃，这可能是向外移民的结果，而来自西方的新群体则迁入此地。在这个剧变和人口流动的时期，移民、劫掠者和流离失所的人可能会融合在一起，共同向东迁徙，占领土地并定居，将自己重新整合进新格局中。当地居民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模糊的，但毫无疑问，在公元前4世纪的混乱中出现的群体中，有可能当地居民占了很高的比例。因此，虽然这一群体的物质文化外观主要是拉腾风格的，其基因的组合可能已经非常不同了。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居民通常被古典作家和考古学家称为凯尔特人，但是我们最好记住，要想描述新出现的部落格局，“凯尔特化的”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表达。

公元前335年，凯尔特人使者和亚历山大之间的会面(据说是在这次会面时，凯尔特人说出了那句名言，即他们只担心天会塌下来砸在他们身上)提醒我们，马其顿国家控制了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从而对凯尔特人的进一步扩张构成了障碍。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政局不稳，新的劫掠和扩张机会出现了。公元前298年，由布伦努斯(Brennus)率领的凯尔特劫掠者攻入色雷斯(Thrace)和马其顿，但被强有力地击退。后来，在公元前280年的另一次劫掠中，一支由凯尔特人和色雷斯人组成的军队成功地杀死了一名马其顿指挥官，并将他的头穿在长矛上示众。这场胜利为第二年更大胆的袭击铺平了道路，当时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向南推进，进入希腊德尔斐(Delphi)的阿波罗神殿。帕萨尼亚斯说，吸引他们的是“希腊城邦的财富，以及神殿中更多的财富，其中包括供奉物品和金银铸币”。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德尔斐神庙似乎毫发无损，而面对入侵时发生的地震和与之相伴的雷电，凯尔特军队失去了勇气，放弃了围攻，向北撤退。

布伦努斯(卒于约公元前278年)

布伦努斯(这个名字可能是虚构的)是一支庞大的凯尔特劫掠部队(据说有4万人)的领导人，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的动荡时期，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横行霸道。公元前279年，他的军队占领了马其顿，并向南进入希腊，因为他们听说德尔斐神庙里有很多财富。在温泉关，希腊人拦住了这些入侵者。布伦努斯兵分三路，派出一支小分队去掠夺埃托利亚(Aetolia)，这样就把埃托利亚人从温泉关引开，让凯尔特人成功突破希腊人的防守。当在埃托利亚的凯尔特分队和由阿喀科里俄斯(Acichorius)率领的另一支分队，被希腊人用游击战术反复袭击时，布伦努斯到达德尔斐并包围了神殿。后来发生了什么并不清楚，希腊史料对此并未描述，但最后暴风雪和落石使凯尔特士兵士气低落，布伦努斯也在一次交战中受伤。最后，军队向北撤退，但遭到色萨利人(Ssalian)的袭击，失败的首领布伦努斯自杀身亡。他的残余势力同其他部队一起进入小亚细亚。他们的后裔在公元1世纪仍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圣保罗在一封书信中称他们为“愚蠢的加拉太人”。

虽然亚历山大之死和随后马其顿实力的削弱，确实为凯尔特人提供了掠夺希腊的机会，但这可能不是直接原因。毕竟，在这次袭击之前，多瑙河中部的凯尔特部落似乎已经沉寂了好几代。然而，在这次劫掠之前的20多年里，罗马人一直在向住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塞诺尼人推进。在公元前295年和公元前283年的两场战役中，塞诺尼人都被彻底打败了。这将会引起非常大的不安，不仅是对塞诺尼人，对波河流域的其他凯尔特部落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会意识到很快就要轮到自己了。许多人决定离开，可以想象，新移民的浪潮将向东席卷斯洛文尼亚，到达多瑙河中部地区。这成为新一轮袭击的催化剂，最终导致公元前279年对希腊的大规模袭击。

这次突袭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短命的凯尔特联盟的瓦解。一些人留在希腊充当雇佣兵，一些人回到了多瑙河中部地区，还有一些人在靠近黑海的色雷斯人的土地上定居下来。然而，许多人仍然继续前进，穿过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到小亚细亚寻找出路。凯尔特人在小亚细亚的探索持续了三个多世纪，从公元前278年第一批移民的到来到公元1世纪中叶圣保罗写作《加拉太书》之时——“加拉太人”是这里的凯尔特群体被熟知的称呼。即使到了公元4世纪，人们仍能从他们的语言中辨认出他们遥远的祖先。圣杰罗姆说，这使他想起了生活在特里尔(Trier)附近的特雷维里人(Treveri)的语言。但是圣杰罗姆的记忆可能是由他先前已知的加拉太人的祖先是凯尔特人这一事实所决定的。

公元前3世纪涌入安纳托利亚的凯尔特人，并不仅仅是寻求军事行动的武士队伍。据记载，在一支由4万人组成的队伍中，有一半是不适合服役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显然是一种寻求定居地的民族迁徙，而他们的战斗人员可以作为雇佣兵为当地希腊化统治者服务或继续从事传统的劫掠活动。他们最早的定居点是土耳其北部哈勒斯河(Halys)边一块贫瘠的高地，他们从这里出发四处掠夺。后来，他们在安纳托利亚中心(现在安卡拉附近的一个地区)重新定居下来，继续进行劫掠。他们此时的目标集中在爱琴海沿岸的富裕城市，直到公元前233年被拍加马国王阿塔尔一世彻底击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凯尔特武士在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手下服役，并在公元前190年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战役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时他们和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克三世(Antiochus III)被罗马和拍加马的军队击败。作为胜利者强加条件的一部分，加拉太部落同意停止掠夺，但在公元前167年，他们又开始侵犯拍加马的利益。直到拍加马统治者欧迈尼斯二世(Eumenes II)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他们才最终屈服(并为欧迈尼斯在拍加马和雅典建造他的伟大胜利纪念碑提供了理由)。

虽然我们有丰富的参考资料(文字和雕塑)来证明凯尔特人在小亚细亚的存在，但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具有明显拉腾特点的物质文化。这一定意味着，当随身携带的个人物品用完时，他们情愿使用当地的物品。毕竟，他们正在进入一个在技术和文化上都比他们来的地方更先进的地区。然而，在战斗中，他们似乎保留了他们的传统武器和战术。公元前233年，战败凯尔特人之后，拍加马人在建立的纪念碑上描绘了明显具有拉腾特征的武器。甚至到了公元前190年，一些加拉太战士还赤身裸体地投入战斗，就像距此大约40年前，一些在意大利作战的凯尔特人在面对敌人时所做的那样。乍一看，这似乎暗示着一种跨越三四代的守旧性。但仍然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在整个时期，来自多瑙河中游流域的凯尔特人继续前往安纳托利亚，与已经在那里的族人会合。无论情况是否如此，某种祖先认同感似乎一直延续着。

我们所讨论的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迁徙运动是那些有直接文字证据的运动。不可避免地，其重点放在与希腊罗马世界的互动上。考虑到当时的流动性，如果在最初的拉腾核心区的北部和西部边缘没有其他的人口流动，那将是令人惊讶的。在类似的部落名称中也有相应的暗示。帕利西人(Parisi)是在塞纳河流域和东约克郡被发现的，而特克托萨季人(Tectosages)部落在公元前279年之后进入了小亚细亚，并在现代的图卢兹附近定居下来。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有可以被认为反映了某种直接关系的文化证据。这充其量只是提醒我们：情况很复杂，而我们的证据往往是十分片面的。

第六章 对话

我们在前文探讨的考古证据相当明确地表明，西欧大部分地区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维持稳定，并且往往通过交易网络被联系在一起。在考古学的支持下，古典作家的证词增加了一个不同的维度，他们描绘了大约公元前400年之后，这些民族为了跻身地中海历史，而从中欧西部向南和向东的复杂迁徙。在当地民族长时段发展和到处迁徙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互相交流。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虽然形态各异，但是都属于一个语系，自18世纪初，语言学家称其为“凯尔特语”。

人们可能会认为，经过200年的学术研究，早期凯尔特语言的起源和发展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理解，然而，在最近发表的论文《早期凯尔特人：语言的证据》(The Early Celts: The Evidence of Language
)中，这个领域最杰出的研究者大卫·埃利斯·埃文斯(David Ellis Evans)对凯尔特语言学进行了热情的回顾，他得出结论说：“总的来说，这个领域的学术活动并没有产生令人普遍接受和具有启发性的结果。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但我们绝不能否认或掩饰这一点：这个领域所讨论的话题如迷宫般错综复杂，令人沮丧。”牢记这一警告，让我们谨慎行事。

对凯尔特语的研究始于17世纪末的牛津，最早的研究者是爱德华·卢伊德(见本书第195页)。卢伊德曾在阿什莫林博物馆工作，最初担任馆长助理，从1690年到1709年去世，他一直担任这家博物馆的馆长。在他对学术的诸多贡献中，对比较语言学领域的贡献最大。到1695年，他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他觉得自己已经能够为他打算出版的伟大的综合性著作《不列颠考古》准备一份大纲了。在这份大纲中，他说他希望把威尔士语与其他欧洲语言进行比较，其中除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外，还包含邻近的爱尔兰语、康沃尔语和阿莫里卡语(Armorican)。按照最初的设想，《不列颠考古》将是一部多卷本的著作，但最终只有第一卷在1707年问世。他写道，创作本书的目的是“更清楚地认识三个王国的创立者，更好地理解我们古代的人名和地名”。为了使他的读者能够理解用爱尔兰语和布立吞语写成的原始资料，他觉得有必要提供一些语言工具。因此，第一卷的标题为《注释》(Glossography
)，提供了爱尔兰语、布列塔尼语和康沃尔语的语法和词汇表。他选择将这些语言连同威尔士语和高卢语一并称为“凯尔特语”。

卢伊德在他的信件中提到并讨论了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和布列塔尼语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它们与爱尔兰语之间的差异(这一差异后来被系统化，成为P凯尔特语和Q凯尔特语之间的差异)。为了解释这一点，他开始构建一种历史模型。1700年以后，他与朋友进行了讨论，准备在《不列颠考古》的威尔士版前言中概述这一模型。他设想最初一群来自高卢的侵略者来到不列颠，但后来随着来自高卢的第二批入侵者的到来，他们被赶到了苏格兰和爱尔兰。在爱尔兰，他们与当地的苏格兰人混居在一起，苏格兰人早先从西班牙来到这里，其中一些人后来进入了今天的苏格兰。

这就是入侵模型的起源，一些学术圈子仍将其视为一种基础认识，即来自欧洲大陆的凯尔特入侵者将凯尔特语引入不列颠和爱尔兰。这种认识基于这样的观点，即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语言是从欧洲大陆引进的，它们与被古典作家称为凯尔特人的民族所说的语言是相同的。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两个观点都仅仅是假设。

1882年，牛津大学凯尔特学教授约翰·瑞斯爵士(Sir John Rhŷs)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名为《早期不列颠：凯尔特不列颠》(Early Britain: Celtic Britain
)。基于卢伊德的开创性工作和随后的学术讨论，他正式提出了入侵理论，并得出结论：使用Q凯尔特语的戈伊德尔族凯尔特人(Goidelic Celt)从高卢迁移到不列颠群岛定居，其中一些到了爱尔兰。后来，使用P凯尔特语的不列颠凯尔特人(Brythonic Celt)到达了不列颠南部，驱逐了早期的定居者，这些定居者逃到了不列颠的西部地区和爱尔兰。在他清楚地陈述了这个理论之后，就该由考古学家来提供文化上的支持证据和确定年代了。

过去的理论就讲到这里，现在让我们根据最近的研究，看看语言学证据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凯尔特语属于印欧语系，为了方便起见，被分为两类：大陆凯尔特语和海岛凯尔特语。顾名思义，大陆凯尔特语是在欧洲大陆(除了布列塔尼之外，布列塔尼的情况更加复杂，后面会有探讨)上使用的凯尔特语，现已不复存在。对其了解主要是通过记录在硬币上、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和铭文上的人名和地名，以及一些(非常罕见的)较长的铭文，这些铭文提供了这种语言结构的简短暗示。从这些极为稀少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高卢语、凯尔特伊比利亚语和勒庞特语(Lepontic)。在多瑙河中游和小亚细亚地区，也发现了零星的凯尔特地名和人名。这些名字可能源于公元前4世纪开始的移民运动，但它们在后来的语境中才被证实，并不能反映这些地区的语言状况。

海岛凯尔特语过去曾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布列塔尼被使用，现在这些地区的部分地方仍在使用这种语言。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这种语言在传统上被分为两种，即Q凯尔特语或戈伊德尔族凯尔特语，P凯尔特语或布立吞凯尔特语。这种区别是基于“qu”的发音(以及拼写)。在Q凯尔特语中，它仍然发硬音“q-”或后来出现的“k-”音，而在P凯尔特语中，它软化为“p-”，因此，“four”(四)在爱尔兰语中是“cethir”，在威尔士语中是“pedwar”。尽管过去的语言学家对这一区别做了大量的研究，但现代语言学家倾向于淡化它，强调这只是海岛凯尔特语族下属各种语言之间的区别之一，并且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区别。虽然如此，爱尔兰、马恩岛和苏格兰西部说Q凯尔特语，而布列塔尼、威尔士以及大约1800年以前的康沃尔说P凯尔特语。在第一个千年中期逐渐被日耳曼语和罗曼语取代之前，P凯尔特语似乎也是不列颠其他地区的语言。

海岛凯尔特语的巨大价值在于，它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语族，人们可以对其进行研究，并可以通过一系列早期文本追溯其历史。然而，这些研究的复杂性在两个例子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盖尔语和布列塔尼语。

苏格兰盖尔语和曼岛语都属于Q凯尔特语，一般认为是在公元三四世纪通过民族迁徙而从爱尔兰传入的，这方面有很好的历史证据。然而，这两个地区有可能此前就已经在使用Q凯尔特语了，历史上的入侵只是强化了当地的语言。

图7　凯尔特语系的发展谱系

布列塔尼的情况更加复杂。根据历史传说，在公元5世纪至公元7世纪之间，一些群体从不列颠西南部迁移到阿莫里卡半岛定居。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观点认为这些群体只是重新把P凯尔特语引入了这个地区，在此之前，由于罗马已占领此地超过四个世纪，拉丁语已经取代了原来的凯尔特语。然而，最近这些观点受到了挑战。20世纪50年代，弗朗索瓦·法尔克亨(Francois Falc’hun)提出，不列颠移民遇到的是仍然说高卢语的阿莫里卡人，而这种高卢语与布立吞语极为相似。因此，他们并没有将凯尔特语重新引入阿莫里卡，只是加强了在罗马化时期幸存下来的语言。法尔克亨进一步认为，半岛东南部的凡内塔人(Vannetai)使用的布列塔尼方言与该国其他地方的方言不同，因为它是一种更纯粹的高卢语，没有受到不列颠方言的影响，言外之意就是不列颠移民没有在那个地区定居。利昂·弗洛里奥(Léon Fleuriot)在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中认为，布列塔尼大部分地区所说的方言是当地高卢语不列颠化的结果，但他更倾向于认为凡内塔语是受拉丁语影响的高卢语。

这两个例子很好地提醒了我们，即使是小群体的迁徙也会导致语言变得复杂，而且即使是在处理一门活的语言时，也很难将这种复杂性理清。

对于除了阿莫里卡半岛之外的欧洲其他地区，无论在罗马帝国之后有多少口头凯尔特语幸存下来，可以相当肯定的是，在随后的公元5世纪至公元8世纪的迁移过程中，最后的一点残存也消失了。现在仅存的是少数的铭文和古典作家所提供的或嵌入在有记录的地名中的名字。这方面的收获非常贫乏。在大陆凯尔特语中，高卢语是最著名的。除了尤利乌斯·恺撒和斯特拉波等古典作家记录的地名和人名，还有相当数量用希腊文或拉丁文写的高卢铭文。这些铭文大部分是陶罐上的涂鸦或献祭铭文。1971年在沙马利埃(Chamalières)的圣泉发现了一块铅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是当时最长的高卢语文字，用罗马手写体写成，由336个字母组成，大部分是人名。1983年，在阿韦龙(Aveyron)附近的拉扎克(Larzac)发现了一段由1000个字母(160个单词)组成的更长的文本。这段文字也被刻在铅版上，似乎是一个有关魔法的文本，里面提到了一些女魔法师，但部分文本仍然很晦涩。综上所述，高卢语的文字记录并不特别广泛，但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时，高卢语已遍及今天法国的大部分地区。

伊比利亚的情况更为复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早期的希腊作家认为，至少西伊比利亚的一些居民是凯尔特人。根据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的说法，到了公元前3世纪，他们的人数变得更多，到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人们经常提到伊比利亚凯尔特人(Celtiberi)。狄奥多罗斯将这个名字解释为两个部落在长期的血腥战争后融合的结果，但这里有猜测的意味。

从各种各样的证据(虽然主要是地名和一些铭文)可以清楚地看出，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使用凯尔特语。以“briga”结尾的地名尤其说明了这一点，半岛上大部分地方都有这样的地名，除了东部地区和安达卢西亚(Andaluca)之外，这两个地方主要使用伊比利亚语和塔尔泰森语(Tartessan)等非印欧语系语言。在“凯尔特地区”，已经确定存在不同的语言群体，其中凯尔特伊比利亚语和卢西塔尼亚语(Lusitanian)是最确定的两种。围绕这些不同群体的重要性有很多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大西洋沿岸使用广泛的卢西塔尼亚语根本不是凯尔特语的一种，但另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凯尔特语的一种古老形式。在资料如此有限的情况下，无法确定这类问题是否会得到满意的解答。

第三个记载凯尔特语的直接证据出现在意大利北部，人们认为目前在那里所发现的少量铭文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组。在意大利湖泊周围的卢加诺地区发现得最早的那一组被命名为勒庞特语，其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后来的一组使用的是高卢语，虽然是用勒庞特文字写的，是公元前400年前后渗透到该地区的凯尔特人镌刻的。早期的那一组特别有趣，因为它们可以被认为是支持了李维的说法，因为李维认为凯尔特人首次渗透到北方是在公元前600年前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该地区的考古证据(戈拉塞卡文化)表明，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阿尔卑斯山脉两边的群体之间已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考虑到凯尔特语证据的碎片性和差异性，即使是从简单的家谱图层面上试图创造一个宏大的历史综合体也很少获得成功，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然而，有几个简单的概括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首先，高卢语和布立吞语(P凯尔特语)非常相似，它们可能是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这两个地区之间是有联系的。戈伊德尔语(Goidelic，爱尔兰、马恩岛和苏格兰西部使用的Q凯尔特语)与它们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更加古老。第二点，相对于高卢语和布立吞语，勒庞特语和凯尔特伊比利亚语在结构和形式上更加古老。更有争议的是，如果按照这些语言与“更发达的”高卢-布立吞语的相似性来排列，它们的顺序将是凯尔特伊比利亚语、勒庞特语、戈伊德尔语，凯尔特伊比利亚语最为“古老”。

图8　欧洲曾经使用凯尔特语的地区

当然，假设这种排列是有效的，有很多方法可以解释，但最简单的方法是接受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即凯尔特语出现于西欧后来它们被发现的地方，即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和西部、高卢、不列颠以及爱尔兰。它们之间的广泛相似性，源自大西洋航道与流向大西洋的内陆河流沿线这些地区之间长期存在的联系。正如我们所见，有大量的考古证据表明，这些地区早在公元前5000年就形成了一个交易系统网络，这个网络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800年的青铜时代晚期达到了巅峰。

经过4000年的互动，其中不仅包括货物的流动，还包括知识和信仰的流动，我们有理由相信语言会趋同。也许，正是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密切接触时期，凯尔特语才呈现出我们所知的最早形式(有时被认为是Q凯尔特语)。早在公元前6世纪，在伊比利亚、爱尔兰和勒庞特地区就发现了这种早期形式的凯尔特语。这一事实表明整个地区都说这种语言，而这种语言毫无疑问有许多不同的方言。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在第十一章我们还会回到语言的问题，到时候我们会试图把一些不同的证据放在一起。

第七章 讲故事

长期以来，在大多数社会中，听故事讲述者讲故事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故事提供了一种继承过去的感觉，告诉人们生活中的危险和诱惑，并提供了一套道德标准，让听众接受。同样重要的是这个场合本身——家人和朋友围坐在炉边，一起追寻和反思他们的传统。

直到20世纪，在爱尔兰偏远的地方，仍然有讲故事的人实践这门技艺。民俗学家德拉吉(J. H. Delargy)对他遇到的一位故事讲述者做了感人的描述。这位故事讲述者叫肖恩·奥康奈尔(Seǻn Ó Conaill)，是一位70岁的农民兼渔民，20世纪20年代，他住在克里郡西利亚莱格村(Cllrialaig)一所两居室的小屋里。虽然严格意义上他是一个文盲，但是——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他是对口头文学掌握最多的人之一，他的头脑像一个宝库，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简练的逸事、错综复杂的英雄故事、谚语、押韵小诗和谜语，以及300年前爱尔兰地区其他普遍、丰富的口头流传形式。他是一位很自觉的文学艺术家，以讲故事为乐，他的语言清晰有力，很有文学性。”

毫无疑问，这位故事讲述者运用了一种古老的艺术，他的许多故事代代相传，反映了很久以前的行为和风俗。为了保持叙述的准确性，必须逐字逐句地记忆。尤利乌斯·恺撒在讲述德鲁伊时写道：“在他们的训练中，他们牢记了许多诗歌，以至于有些人花了20年的时间来学习。”他显然对这种记忆的壮举印象深刻，这在一个有文字的社会是不常见的。12世纪收录于《莱因斯特之书》(Book of Leinster
)的爱尔兰传奇《库利牛争夺战记》(Tǻin Bó Cuailnge
)附有一份题跋，强调了对记忆准确性的要求。它承诺：“祝福每一个以这种形式忠实地记住这个传奇而不会改变其形式的人。”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所讲述的故事应该保持其完整性和形式，但尽管如此，仍会有增添、更新、括号里的解释和旨在增加效果的文学手法。任何时候讲的故事都将是一个多层的结构，就像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层不断增加的考古遗址。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荷马史诗《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它们成书于公元前8世纪，反映了一个建立在五个多世纪的复述之上的复杂的口头传说的最终状态。

1964年，爱丁堡大学凯尔特学教授肯尼斯·杰克逊(Kenneth Jackson)做了一次剑桥大学瑞德讲座(the Rede Lecture at Cambridge)。他讲座的题目是《最古老的爱尔兰传统：铁器时代的窗口》。该讲座的文稿于同年出版，此后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杰克逊的论点是，在爱尔兰传奇故事《库利牛争夺战记》基本结构中，包括了很多反映公元400年前后前基督教时期爱尔兰英雄社会的内容，从中可以管窥早期凯尔特社会的运作情况。后来的学者对这一论点的细节提出了一些疑问。例如，吉姆·马洛里(Jim Mallory)已经证明，这个传奇描述的大部分物质文化是公元6世纪至公元9世纪的，与铁器时代毫无关系。另一些人甚至认为，这些保存在中世纪抄本中的故事，如果其早期的口头形式确实曾经存在过的话，也与这些抄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然而，即使我们接受所有的保留意见，这个传奇仍然与波赛东尼奥记载的凯尔特高卢社会有一些呼应之处。据中世纪抄本记载，爱尔兰的乡土文学分为四类：神话传奇、阿尔斯特传奇(Ulster Cycle)、芬尼亚传奇(Fenian Cycle)和历史传奇。我们这里关心的是阿尔斯特传奇，其中包括大约80个故事，《库利牛争夺战记》篇幅最长。其他的故事要么是为主要的传奇故事提供背景，要么是扩展一些主要人物活动的独立故事。整个传奇包含在10部抄本中，它们的日期各不相同，每一部讲述一部分内容，但有重叠。

主要故事《第一校订本》(Recension I
)的最早版本由两部抄本组成，分别是写于11世纪的《棕牛之书》(The Book of the Dun Cow
)和大约成书于三个世纪之后的《勒坎黄皮书》(The Yellow Book of Lecan
)。《第一校订本》被认为源于现已遗失的公元9世纪的文本写成，而这些文本本身可能是基于两个世纪前的文本。在12世纪晚期的《莱因斯特之书》中还有另一个更完整的故事版本《第二校订本》(Recension II
)。

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讲述和复述之后，也许是在公元7世纪，这个传奇最终被基督教的抄工记录下来，并在爱尔兰各地的缮写室被多次转抄。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物质文化的现代化，一些冒犯基督教情感的元素被删除或至少被淡化。也许正是在这个阶段，博学的修道士引入了荷马史诗中的典故和意象。在经历了500年左右的传播后，文字很可能与最初被转录的口头传说有很大的不同，但很多内容都得到了忠实的传播。在《莱因斯特之书》中收入《库利牛争夺战记》的修道院抄工还添加了一个生动的脚注：

“但是，作为书写这段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个故事)的人，我对这段历史或这个故事中的许多事情并不相信。因为其中有些东西是魔鬼的错觉，有些东西是诗意的虚构，有些像真事，有些不像，有些是愚人的消遣。”

《库利牛争夺战记》的故事是从“枕边谈话”开始的。国王埃利尔(King Ailill)和王后梅德卜(Queen Medb)躺在克鲁阿坎(Cruachan)要塞的床上，谈论着各自为这桩婚姻所贡献的财富。他们互相攀比，一一比对各自的物品，直到国王埃利尔搬出了他的大公牛，白角牛费恩宾纳赫(Finnbennach)。王后梅德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与其媲美，“她情绪低落，好像身无分文”。为了不被打败，她四处打听，后来听说在阿尔斯特省有一头棕色的库利牛，于是就出发去捕捉。就这样，一场库利牛争夺大战开始了。

接下来的故事讲述了来自康诺特(Connacht)和爱尔兰其他地区的入侵者与阿尔斯特人之间的冲突。阿尔斯特的统治者是国王康肖巴尔(Conchobhar)，他的皇宫位于艾明马恰(Emain Macha)。双方都派出了最好的武士贵族。在康肖巴尔的军队中，我们看到了像费尔古斯·麦克·罗奇(Ferghus mac Roich)和康纳尔·塞纳奇(Conall Cernach)这样经验丰富的战士，像主角库丘林(Cú Chulainn)这样勇往直前的年轻人、足智多谋的森查·麦克·艾莱拉(Sencha mac Ailella)，以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造紧张和冲突的毒舌布里克里乌(Bricriu)。德鲁伊卡萨达(Cathbhadh)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随着故事接近尾声，库丘林在一场战斗中杀死了菲尔迪亚(Ferdia)。后者其实是他的养兄弟，这一事实让他们之间的斗争特别令人扼腕叹息，不久之后，库丘林因伤口无法愈合而死。在最后一个场景中，角逐再次上演。棕色的库利牛被成功带回康诺特，它杀死了白角牛费恩宾纳赫，但残酷的角逐也让它精疲力竭，倒地而亡。从此以后，阿尔斯特和康诺特城达成和平协议，“在此后的七年里，在爱尔兰，他们的人没有一个被杀”。

库丘林

库丘林是阿尔斯特传奇中反复出现的人物。这些故事大多与统治爱尔兰北部阿尔斯特的乌拉德(Ulaidh)有关，当时阿尔斯特从西部的多尼哥(Donegal)一直延伸到东部的安特里姆(Antrim)、唐郡(Down)和劳斯(Louth)。其都城在艾明马恰，国王康肖巴尔的统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苏尔泰姆(Sualtam)之子库丘林是阿尔斯特人的英雄之一，他被描绘成半神，受神拉格(Lug)的特殊保护，一些文本称拉格是他的父亲。库丘林是英雄的象征，他英俊、勇敢而无私，有高度的荣誉感。他富有幽默感和忍耐力，但一旦被激怒，就会变得很可怕。他在战车上战斗，砍下敌人的头颅，并热衷一对一决斗，所有这些都是波赛东尼奥笔下的凯尔特英雄的特征。在《库利牛争夺战记》中，他最著名的身份就是在和梅德卜王后领导下的康诺特人的战争中，作为阿尔斯特的守护者。此时，阿尔斯特人受到了诅咒，所有的精力都被耗尽，只有库丘林和他的父亲没有受到咒语的影响。库丘林几乎是单枪匹马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在现存的当地文学中，库丘林这个人物被改写和夸大了。

库丘林是真有其人，还是仅为一个虚构人物，我们不得而知。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在今天的一些阿尔斯特派别中，库丘林已经具有一种崇拜的意义。

对于这样一部复杂而精致的作品，可以从许多不同的层面进行阅读。就像有人认为的那样，这是一种早已被人遗忘的公牛崇拜的反映吗？这是一个帮助听众加深对神的理解的寓言吗？神被认为是一种对立事物的平衡(如男和女、天和地)。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混乱就会被释放出来。对于这样的问题，唯一的答案是或许如此。

在另一个层面，还有这些行动背后非常详细的社会背景。它们发生在一个由年轻领主组成的武士贵族阶层中，这些人受严格的行为规范约束。在战斗中，荣誉和英勇是最重要的。个人威望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一旦受到冒犯人们就会采取行动。宴会是一种强化人际关系的制度，“英雄的份额”(hero’s portion)仪式一方面可以展示热情好客，另一方面可以彰显地位，仪式会分发象征个体等级地位的肉块，这有时会引发竞争。在战争中，个体领主是经常参与一对一决斗的中心人物。战车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敌人的头颅被当作战利品。社会关系也同样被精心规定。女性可以很强大，并可以担任战争领导人。夫妻的财产是共同的，而精英阶层收养孩子是常态，这为维持某种程度的社会和谐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方式——因为这个社会的人们容易动怒。

阿尔斯特传奇故事中的这种社会制度，与波赛东尼奥在公元前1世纪初所描述的高卢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与50年后恺撒的描述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如此之大，让人很难不认为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传统。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英雄的份额”仪式。波赛东尼奥记录如下：

“在以前，当后腿被端上来时，最勇敢的英雄就会拿到最好的大腿肉，如果另一个人也来认领，他们就会站出来进行一对一决斗，至死方休。集会上的其他人可以分到金银或一定数量的酒。他们在接受了礼物并将其分发给亲友之后，就会仰面躺在盾牌上，站在旁边的另一个人用剑割开他们的喉咙。”

在这段简略的叙述中，波赛东尼奥似乎把别人告诉他的两个关于高卢凯尔特人过去行为方式的故事合并在了一起，这两个故事一个讲的是“英雄的份额”，另一个讲的是“武士的交易”。“英雄的份额”是阿尔斯特传奇中两个故事的主题，一个是《麦克·达托的猪的故事》(Story of Mac Dathó’s Pig
)，另一个是《布里克里的宴会》(The Feast of Bricriu
)。在第一个故事中，主要的情节发生在一场宴会上，康诺特人的武士凯特·麦克·马加奇(Cet mac Mágach)为了突出自己的勇猛，对在场的阿尔斯特人表示轻蔑并大肆辱骂，还赢得了分割猪肉的权利。就在这时，阿尔斯特的英雄康纳尔·塞纳奇进来了。于是两人开始争夺这项权利，最终凯特承认康纳尔更强大，但是补充说：“如果安鲁安在的话，他会和你一决高下的。他不在这里，这对我们来说太糟糕了。”“他在这里。”康纳尔一边如此回应，一边从腰带上取下一颗人头，扔向凯特。然后，康纳尔把注意力转移到分割猪肉上。他自己留下了猪身上最好的部分，把前腿给了康诺特人，以此侮辱他们。在随后的混战中，地上堆满了尸体，第二天早上血还在从门槛里流出。

《布里克里的宴会》也是围绕“英雄的份额”这一主题展开的。第二个主题“武士的交易”出现在库丘林的故事中。库丘林及其对手被邀请砍掉巨人的脑袋，但他们也必须允许自己的脑袋被砍掉。随着故事的发展，库丘林躺在那里，等着自己的最后时刻，就像波赛东尼奥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所讲述的高卢人那样。

给波赛东尼奥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可能只是转述了他本人听到的一个民间传说，而不是他亲眼所见。无论如何，高卢人和爱尔兰人传说的相似之处强烈地表明它们有共同的来源，无论是口头传说还是观察到的行为。

在《库利牛争夺战记》中，战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文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战车是两轮的，由一个轻型木制框架组成。轮子可能是轮辐式的，有铁制轮毂。马车由两匹套着轭的马拉着，由一个熟练的车夫驾驭，把武士带到战场上。这种战车是尤利乌斯·恺撒在不列颠作战时所看到的。车夫的高超技艺和战车的机动性给恺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这让不列颠的军队能够将“骑兵的灵活性和步兵的持久性”相结合。波赛东尼奥早在两代人以前就记录了高卢类似的战车，在不列颠和高卢都有大量的考古证据为古典文本提供有力的支持，包括战车装备和马具，有些地方甚至发现了完整的战车。但令人惊讶的是，在爱尔兰却不是这样，那里几乎完全没有关于战车的考古证据。虽然我们应该记住一句古老的考古格言：没有证据并不等于证明没有，但是必须允许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也就是使用战车从来就不是爱尔兰铁器时代社会的特征。

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呢？阿尔斯特传奇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其核心肯定起源于铁器时代的环境，这是确定无疑的。但这发生在爱尔兰吗？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爱尔兰的人名和地名被嫁接到了古代整个欧洲范围内的一个民间故事之上，而这个故事发生在中欧西部拉腾文化区的某一个地方，反映的是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之间英雄时代的情况。这种体现了英雄理想的感人故事肯定会激发人们的想象，并迅速地传播开来，甚至被那些信奉拉腾信仰体系的最遥远的群体所接受。无论怎么解释，这一充满爱尔兰色彩的传统得以保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第八章 共享价值观

每一个群体都生活在一种文化中，而文化就是一套表达他们身份的共同价值观。文化是复杂的，但本质上它反映了社会群体的信仰和价值观，并且通常体现了对过去的某种认识和对未来的某种渴望。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可以通过与研究对象直接交流来研究文化。历史学家通过文字的过滤获得的信息很有限，而研究更遥远过去的考古学家不得不主要依靠现存的遗迹，有时还得加上一些通过当代作品的残句流传下来的扭曲的逸事。50年前，史前文化的定义似乎相对简单：那个时期的作品有着丰富的文化名称，如米歇尔斯堡(Michelsberg)文化、钟形杯文化和瓮棺文化，但是现在考古学家们更加谨慎了，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定义虽然作为广义的考古学概念通常是有用的，可是当试图通过这些概念来理解过去的群体是如何定义他们自己的身份时，可能会有点不切实际。

有“凯尔特文化”这种东西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为了解决这个争论，我们以三个群体为例——他们被认为在公元前6世纪就使用一种早期的凯尔特语，分别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心、勒庞特地区和爱尔兰。这三个地区的物质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它们之间有足以表明文化统一性的共同价值观。事实上，这些完全不同的民族甚至可能无法理解彼此所说的话。他们的认同感也许是基于他们的世系群体和更大的社会结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之为部落。一些部落可能会为了忠诚和联盟而走到一起，并可能会为其命名，但无论在任何意义上，他们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凯尔特民族”的一部分。

正如我们所见，在公元前5世纪，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以马恩河和摩泽尔河地区为中心的拉腾文化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向南部和东部迁移的人口，使得一整套思想在欧洲广泛传播。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人口的不断流动和通过现有贸易网络进行的活动鼓励并加强了思想的交流。因此，从爱尔兰到黑海的中欧大部分地区都可以找到拉腾文化的元素。因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何一些作家接受这样的假设，即考古学上定义的拉腾文化和古典作家所描绘的凯尔特文化是同义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拉腾文化中流行的艺术风格一般被称为“凯尔特艺术”。这种为了方便进行简单的概括而使用的简单的命名法，可能会导致毫无根据的假设。我们必须试着打破这些先入之见。

“拉腾文化”包含了一套相当连贯的信仰和价值观的组合，这是对它的一种有效概括。它包含了一系列的丧葬传统，包括土葬和火葬。在土葬中，死者被埋葬在一个单独的坟墓里，通常有各种个人装备作为陪葬，并且坟墓被安排在墓地里。对于那些被认为是男性的死者，陪葬品通常是武器，包括剑、长矛和盾牌，而对于那些妇女死者，陪葬品可能是臂环、别针和胸针。应该强调的是，这些概括有许多例外，而且存在着广泛的区域差异，但令人惊讶的是，相当多的相似之处确实存在于大片区域。远至马恩河、波河流域和特兰西瓦尼亚，这些地区被认为有属于一般传统的相同墓葬，相同的墓葬暗示着这些不同群体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和信仰。

关于装饰风格的运用(凯尔特艺术)，也是大致相同的故事。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前5世纪，拉腾工匠的手艺在为马恩河和摩泽尔河地区的精英服务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并在此后迅速传播开来。公元前4世纪，定居在波河流域的部落与留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部落之间的持续联系，使得受到伊特鲁里亚文化启发的新思想渗透进来，并融入快速发展和日益独特的拉腾工艺之中。

凯尔特艺术远不只是纯粹地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装饰。对那些能够解读它们的人来说，图案的选择和排列具有丰富的含义，它们很有可能代表着身份和地位，并给予所有者一定程度的神圣保护。例如，野猪就具有广泛而明显的象征意义，它出现在从罗马尼亚到伦敦郊区一带发现的头盔上，出现在来自威瑟姆河(Witham)和法国南部的盾牌上，还出现在来自瑞士的刀剑上。人们很容易把野猪看作是一种用来抵御危险或给持有者增加力量的护身符。

图9　法国北部发现的拉腾文化的两组马缰环，上面融合了人的面部

人头也经常和其他各种图案一起出现。这方面一个极好的例子是作为马具一部分的一对缰绳环圈，发现于法国北部，现藏于巴黎的国家古文物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ntiquités)。一旦眼睛知道要寻找什么，这些头颅就会从华丽的卷轴背景中跳出来。伟大的艺术史学家保罗·雅各布斯塔尔(Paul Jacobstahl)开玩笑地把这称为“柴郡猫风格”，有时在树上你可以看到整只猫，有时只看到猫的笑容。如果目不转睛地盯着从威瑟姆河中挖掘出的盾牌，你会突然看到天真无邪的马头两侧长着翅膀而不是耳朵。如果你盯着从旺兹沃思(Wandsworth)泰晤士河打捞出来的盾牌上的浮雕，你会突然发现卷须状图案变成了两只可怕的小鸟。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梦幻的艺术，在这种艺术中，事物并不完全像它们应有的样子，形状会发生变化。在当地的文学作品中，这种形态转换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

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考虑。独特的图案赋予了承载着它们的物件一种身份，而有了身份，就可以积累一段历史。因此，一个与众不同的头盔、盾牌或在其装饰鞘之内的剑很可能会广为人知，广受讨论，甚至广受崇敬。如果一件武器在著名的战斗中被用来杀死地位高的敌人，那么它一定会获得某种力量的光环。这种力量十分伟大，以至于只有神灵才能配得上它，于是最终被献祭给他们。一些这样的信仰系统，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河流和沼泽中发现了如此多的珍贵盔甲。

如果凯尔特艺术反映了复杂的信仰体系，那么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凯尔特艺术特征的物品的分布区域一定代表了这些信仰体系被理解和实践的区域。但现实更为复杂。凯尔特艺术品可以在礼物交换的循环中传递，直到脱离原先被赋予的语境含义。在波兰发现的一个青铜碗或者在西班牙中部发现的一个装饰剑鞘，可能只是意味着一个有价值的物品通过交换从一个世界跑到了另一个世界。另外，如果区域性的工艺技能生产出了相同或相似的产品，包含了相同的主题或相近的本土释义，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至少价值体系的某些东西已经被转移了。

图10　公元前2世纪一块盾牌的中间凸起部分，打捞自旺兹沃思的泰晤士河。其图案融入了两只张开翅膀的小鸟的形象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早期拉腾文化的中心在马恩河和摩泽尔河地区，最初的民众迁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也可能是从波希米亚兴起的。一项对波河流域凯尔特人葬礼的研究表明，不同的部落仍然保留着他们故土的丧葬传统。赛诺曼人和塞诺尼人带来了马恩河地区的传统，而波伊人(Boii)的丧葬风俗与波希米亚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这里，考古证据足以表明，移民人口带走了他们的许多文化传统。此外，一项关于早期凯尔特艺术的研究表明，移民中的工匠吸收了来自希腊-伊特鲁里亚文化的思想，并将其传播到北方，进而为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艺术注入活力。

继续往东，在摩拉维亚、外多瑙地区、提萨河流域和特兰西瓦尼亚，经典的拉腾风格的墓地分布广泛。剑随处可见，一群活跃的工匠为装饰剑鞘提供了各种原创设计。虽然这些设计在主流拉腾文化发展的传统之内，但它们却独具特色，因此被艺术史家称为匈牙利剑风格。核心区域和东部地区的其他人工制品之间也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在陶器行业，人们偏爱用带有精美图案的精致轮制陶罐。虽然这些人工制品大多带有明显的地方风格，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马恩河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器物风格极其相似，相距1500公里的群体竟然表现出同样的文化偏好。

将这些例子罗列出来是令人乏味的，但综合来看，考古证据强有力地表明，整套的拉腾文化在欧洲中部的广大地区被接受。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大规模民族迁徙的结果，还很难说。早期拉腾核心地区的人口流动是可以确定的，但由于多瑙河流域的人口已经很密集，从人数上来看，移民者可能只是少数。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外来文化成为主导文化，这就更值得注意了。一些地名也表明，这里使用的语言可能是凯尔特语。因此，尽管罗马尼亚中部一个村庄的人群可能与摩泽尔河流域的人群有着非常不同的基因构成，但他们拥有相似的物质文化和价值观。

公元前278年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和达达尼尔海峡，到小亚细亚定居和劫掠的移民却不是这样。虽然如我们所见，他们保留了加拉太人的名字，但他们似乎很快就抛弃了拉腾物质文化的所有痕迹，转而接受了他们所处地区的文化。他们是否也放弃了传统的信仰体系，很难从现存的证据中得出结论。

在早期拉腾核心区的西部，在法国西部、不列颠和爱尔兰，拉腾文化的各个方面被不同程度地吸收。例如，阿莫里卡(现代布列塔尼)，被后来的古典作家认为是凯尔特的一部分，在这里，早期拉腾凯尔特艺术的主题被欣然接受，并被用来装饰陶器。来自菲尼斯泰尔(Finistère)的圣波德雷昂(Saint-Pol-de-Léon)的陶瓮为这种互动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它的表面雕刻着一幅复杂的图案，由流动的棕叶饰和蔓藤花纹构成。这些图案与东部地区发现的有装饰的金属制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后者如来自瓦兹河畔奥维尔(Auvers-surOise)的装饰盘，以及由一位拉腾工匠精心雕刻的伊特鲁里亚酒壶(现藏于法国东部贝桑松的博物馆里)。毫无疑问，这位阿莫里卡的陶工完全了解马恩河地区及周边的装饰风格，并希望将其融入自己的艺术作品中。传播媒介很可能是装饰过的青铜器和其他的贵重金属物品，通过广泛的交换网络，很可能是沿着卢瓦尔河河谷，这些在中央作坊里制作出来的物品被传到西方，用来交换锡和其他原材料。其中一件物品是一个装饰精美的头盔，是在菲尼斯泰尔的西南部被发现的。一些阿莫里卡人的陶罐与青铜碗极为相似，但其原型在该地区尚未被发现。

图11　在菲尼斯泰尔(布列塔尼)的圣波德雷昂发现的陶瓮，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其图案依据的是金匠所使用的图案

作为这个交流网络的一部分，金属工人的装饰艺术很快传到了不列颠西南部、威尔士和爱尔兰。一个来自威尔士塞里吉德鲁迪昂(Cerrigy Drudion)的青铜碗被装饰成与贝桑松酒壶非常相似的风格，虽然这项技术是不列颠当地的。阿莫里卡的陶器所模仿的那种小青铜碗，在不列颠西南部和爱尔兰皆为人们所知。

图12　来自威尔士塞里吉德鲁迪昂的青铜碗。它被认为是来自不列颠岛，但是其装饰和来自布列塔尼的陶瓮非常相似

除了大西洋航道外，其他航线也把拉腾艺术的知识带到了不列颠。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当地的工匠们按拉腾风格制作剑和鞘。不久之后，在不列颠东部的某个地方，一群才华横溢的金属工人正在生产非常具有原创性的盾牌和在苏格兰的托尔(Torrs)发现的那种著名的、有凸纹装饰的头盔。直到大约公元前2世纪，最优秀的拉腾式金属制品才开始在爱尔兰生产。此后，爱尔兰铁匠制作了一系列物品，风格一看就是拉腾式的，但其形式和装饰上的改变则属于典型的爱尔兰风格。

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拉腾风格金属制品必须以本土文化的发展为背景来看待。除了在公元前5世纪时东约克郡遭到一次小规模的入侵外，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有移民人口涌入。当地文化继续以不间断的方式发展，历史悠久的遗址仍然被沿用，而当地风格的圆形房屋无处不在。话虽如此，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不列颠和爱尔兰(在较低的程度上)仍然是一个通过海上航线连接到欧洲大陆的交换网络的一部分。通过这些网络系统，拉腾文化的特征被传递到这些岛屿上，主要是以礼物的形式，其中许多在精英之间易手。除了武器和宴会用具等制品外，还有经过训练的马匹及其配套的马具，妇女和她们的个人装饰和服饰，甚至能工巧匠可能也在礼物之列。就这样，不列颠的大部分地区选择采用这些外在的、可见的拉腾文化标志作为它们自己的标志，并逐渐接受了这些标志所代表的意义和价值体系。

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群体对拉腾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有选择性地接受，但是考虑到这些岛屿上生产的精美的金属制品，毫无疑问，它们已经成为拉腾文化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九章 高卢人和罗马人

尤利乌斯·恺撒在其《高卢战记》的开篇写道：“高卢作为一个整体，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比利其人居住的地方；第二部分是阿基坦人居住的地方；第三部分是我们所说的高卢人居住的地方，尽管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自称凯尔特人。在语言、风俗和法律方面，这三个民族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高卢的民族结构，这似乎是一个有用的概括。恺撒接着对这些区域进行了地理上的精确划分：凯尔特部落的领土，南以加隆河为界，北以塞纳河和马恩河为界，西部以大西洋为界，东北部以莱茵河为界，再往南以罗讷河为界。

与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的拉腾文化的分布相比，恺撒笔下的凯尔特人占据的领土更加有限，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公元前2世纪最后几十年开始的政治和种族变化来解释。

在南方，是罗马人带来了这种变化。公元前2世纪，对活跃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军队和商人来说，从意大利出发，沿着地中海北岸的航线是一条至关重要的交通要道。它经过了希腊城邦控制的友好领土，如马萨利亚，但很容易受到来自北部山区部落的攻击。这些攻击逐渐变得十分频繁，以至于在公元前124年和公元前123年，罗马军队被派去征服利古里亚人(Ligurian)、撒鲁维伊人(Salluvii)和沃康蒂人(Vocontii)。在公元前122年和公元前121年，沿着罗讷河河谷居住的阿洛勃罗奇人(Allobroge)和阿维尔尼人被征服。在罗马的控制下，新征服的领土连同希腊沿海城市被重组为山北高卢行省。像维也纳和日内瓦这样的当地人聚居地被占领。在纳尔博古老的山城附近，公民殖民地纳尔博·马秀斯(Narbo Martius)被建立，目的是控制经由奥德(Aude)和卡尔卡松(Carcassonne)向西到达加隆河和吉伦特的路线。不久之后，罗马在托洛沙(Tolosa，即图卢兹)建立了一支驻防部队，将势力延伸到加隆河。到恺撒参与高卢事务的时候，南方的罗马化进程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山外高卢行省像楔子一样嵌入凯尔特部落的领地之中。

北方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尽管细节更加模糊。简而言之，通常被古典作家称为“日耳曼人”的北欧地区的部落，似乎正在向南推进，进入以前拉腾文化已经延伸到的地区。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个日耳曼部落马科曼尼人在波伊(Boii)凯尔特人的故乡波希米亚定居下来。再往西，日耳曼部落越过莱茵河，开始在那里建立新的部落家园。这场向南方的大迁移发生在公元前第二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这是罗马人所熟知的，他们一直害怕从北部来的蛮族人会威胁到意大利。大约在公元前60年，一个日耳曼部落苏维汇人(Suebi)在阿里奥维斯图斯(Ariovistus)的领导下越过了莱茵河上游，试图利用高卢东北部两个凯尔特部落塞夸尼人(Sequani)和埃杜维人之间的竞争，坐收渔翁之利。与此同时，生活在瑞士的赫尔维蒂人(Helvetii)决定集体迁移到大西洋沿岸，这让他们的故土向日耳曼人定居者敞开了大门。正是这些事件为恺撒提供了借口，带领他的军团进入高卢。他说，如果罗马人不占领高卢，日耳曼人就会捷足先登。

根据恺撒的说法，塞纳河-马恩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由比利其人所占领，他们与凯尔特人不同。他们是高卢所有居民中最强悍的，因为他们远离地中海世界那些令人颓废的奢侈品，距离日耳曼人最近，并且经常和日耳曼人交战。然而，在文化上，根据恺撒的定义，比利其人领土的南部属于拉腾文化区，很难与邻近的凯尔特人文化区区分开来。也许最简单的解释是，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共享着一种介于凯尔特拉腾文化和日耳曼人文化之间的文化，这种文化因为部落运动而不断发生变化。简而言之，这可以被视为一片“凯尔特领土”正在经历逐步的日耳曼化。无论如何，恺撒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亲自观察到这种情况，觉得有必要在文化和语言上将比利其人与凯尔特人区分开来。

恺撒所遇到的高卢各部落也是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民族。在超过三代的时间里，其中南部和东部的部落一直与罗马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埃杜维人，已经把自己直接置于罗马人的保护之下。一些部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的阵痛中，以前武士贵族的地位是由一个人能吸引多少追随者来衡量的，而现在一种更加稳定的政府形式逐渐取代前者，包括每年选举一次的地方官员。有些部落(如埃杜维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并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来限制地方官员的权力，禁止他们在任职期间离开部落所在地，禁止他们连任，并限制他们的家人申请公职。任何试图回归旧体制的人，如果“觊觎国王之位”，都将面临死刑。其中一个不幸的人是赫尔维蒂人奥赫托里克斯(Orgetorix)，他是这个部落移民计划的策动者。由于被指控企图夺取政权，他把家人和奴仆都召集起来，组成了一支庞大且具有威胁性的队伍，才逃脱被烧死的命运。但后来，在地方官员们召集了一支军队来维护法治之后，奥赫托里克斯却死了，人们认为他是自杀身亡。这一事件表明新的政府形式实际上是多么不稳定。

与罗马世界的长期直接联系，为罗马的商业巨贾提供了很多机会，使他们能够与边境以外的部落建立有利可图的贸易网络。西塞罗对此非常清楚，他写道：“整个高卢到处都是商人，到处都是罗马公民。”从意大利北部大量出口到高卢的商品之一是葡萄酒。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引用波赛东尼奥的话，津津有味地描述了高卢人对葡萄酒的热爱。他注意到他们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并接着说：

“因此，许多意大利商人带着他们一贯的对金钱的渴望，把凯尔特人对葡萄酒的热情视为财富的源泉。他们在可航行的河流上用船运输葡萄酒，在开阔的田野里用马车运输葡萄酒。他们把酒卖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价钱：一罐葡萄酒可以换一个奴隶。想一想，用一个仆人来换一罐酒!”

在所有主要的部落中心很可能都有意大利商人的飞地。至少在卡尔努特人的主要城镇塞纳布姆(Cenabum)情况是如此。公元前52年，凯尔特地区的土著部落奋起反抗罗马人在高卢的统治。恺撒告诉我们，起初“他们杀死了所有在那里做商人的罗马公民，并掠夺了他们的财产”。其中一位是骑士等级的罗马人，他负责向罗马军队运送粮食。

征服初期的事态发展表明，恺撒认为凯尔特高卢实际上已经被征服了，也就是说，由于同贪婪而有进取心的商人接触了大约60年，这里已经被罗马化了。在战争的第一年，恺撒已经处理了赫尔维蒂移民和日耳曼领导人阿里奥维斯图斯的扩张意图所带来的直接问题。公元前57年，他把注意力转向征服比利其人。在雷米人领土的比巴克斯(Bibax)击败了比利其人的军队后，他迅速向北对更偏远的比利其人部落进军，其中包括内尔维人(Nervii)和阿杜阿图西人(Aduatuci)。对比利其人的战斗由恺撒亲自指挥。与此同时，他的将军克拉苏奉命接受塞纳河河口和卢瓦尔河河口之间(这个地区后来被称为阿莫里卡)的大西洋沿岸凯尔特部落的投降。在此之后，军团在卢瓦尔河畔扎营过冬。

下一季的战役很有可能被策划成一场精彩的表演，军队将横渡英吉利海峡，让不列颠的国王臣服，并横渡莱茵河。这些行动如果成功，罗马民众将被他们的胆识所震惊。事实上，由维内蒂人领导的叛乱在阿莫里卡部落之间爆发，上述方案不得不做出改变。驻扎在卢瓦尔河畔冬季营地的军队被告知要建造船只，当春季战役来临的时候，恺撒加入了他的军队。恺撒派布鲁图斯率领船队去攻击维内蒂人，这些维内蒂人是出了名的好水手，而他本人则通过陆路向这个部落发起进攻。陆上战役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最终在基伯龙湾(Quiberon Bay)爆发的伟大海战中，罗马人获胜，维内蒂人投降。恺撒以令人不寒而栗的简练语言结束了他对事件的描述：“我决定对他们进行特别严厉的惩罚，这样以后高卢人就会更加尊重使节的权利。我杀了他们之中的年长者，将其余的人卖为奴隶。”在阿莫里卡的其他地方，也就是现在的下诺曼底，恺撒的将军萨宾努斯(Sabinus)似乎很轻松地取得了胜利，至少这是恺撒的描述带给我们的感觉。

随着阿莫里卡叛乱的结束，恺撒现在有时间在夏末对沿海的比利其人部落发动一场战役，为他被推迟的精彩表演做准备。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5年，他第一次横渡莱茵河，对日耳曼人的领土进行了短暂的突袭。然后在夏末，可能比他本来计划的要晚些，他横渡英吉利海峡，对肯特部落进行了一次危险的突袭。次年，他回到英吉利海峡沿岸，为第二次入侵不列颠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他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把强大的埃塞克斯和赫特福德郡的统治者都征服了。但当他在秋天回到高卢时，他发现自己在比利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许多部落揭竿而起，反抗罗马人，并在一位有魅力的战争领袖的鼓舞下，开始占上风。在一连串的进击和阻击战中，一支庞大的罗马军队及其两名指挥官被包围歼灭。恺撒采取果断行动，扭转局势。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3年，他决定彻底解决比利其人的问题。这是一场残酷的战役，大量的当地人口被屠杀或被卖为奴隶，恺撒以一种有意为之的焦土政策，使这里的乡村饱受战火和刀剑的蹂躏。“就这样，摧毁了这个国家之后，我撤走了军队。”

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恺撒经历了来自两个凯尔特部落的奇怪挑衅行为，他们分别是塞诺尼人和卡尔努特人，占据着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土地。在他于高卢南征北战的五年里，这个地区，甚至整个凯尔特高卢中部一直风平浪静，但是在公元前53年春，当恺撒召集高卢人召开会议时，塞诺尼人和卡尔努特人以及比利其人部落的特雷维里人(Treveri)拒绝参加。他认为这是“走向叛乱的第一步”。罗马军事实力的展示很快使他们就范，但威胁仍然存在，在战争季节结束时，恺撒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阴谋的煽动者被处决，其他许多人逃跑了。这成为点燃整个凯尔特高卢人反抗的火花。

塞诺尼人和卡尔努特人为什么要反抗恺撒，我们不得而知。来自高卢各地的德鲁伊，传统上是在卡尔努特人的领地上举行年度集会的，这或许并非巧合。德鲁伊在社会中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是唯一真正具有凝聚力的一个群体，因此罗马当局对他们又怕又恨。也许是他们号召高卢人起来反对恺撒——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事实是否如此，但这种猜测并非毫无道理。

公元前52年，当恺撒回到高卢与他的军队会合时，他发现整个国家的中心都陷入了武装叛乱。在从塞纳河到加隆河的巨大弧线上，卡尔努特人、比图里吉人和阿维尔尼人这三个强大的凯尔特部落是反叛的主力，但其他的部落很快也加入进来，甚至包括传统上坚定支持罗马的埃杜维人。更令人担忧的是，叛乱分子在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对恺撒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他的整个高卢大业面临灾难。

结果，凭借卓越的领导能力、武力和偶尔的运气，经过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恺撒的军队成功地镇压了这场叛乱。这场战争的高潮是著名的阿莱西亚(Alesia)之围。阿莱西亚是一个山顶定居点，维钦托利本人和大量叛军被罗马军队包围于此。罗马人和来自高卢各地的庞大救援部队之间的激战，使这场战役达到了高潮。如果恺撒的说法是可信的，那么这支救援大军有大约8000名骑兵和24万名步兵，几乎每一个凯尔特和比利其高卢的部落都参加了这次战役。罗马再次靠军纪获胜。在援军被摧毁之后，维钦托利和阿莱西亚的其他叛军的投降只是时间问题。尽管恺撒宣称“整个高卢现在已被征服”，但他又花了一个战季来对付仍然存在的许多小范围抵抗。

维钦托利(卒于公元前46年)

在恺撒的高卢战争接近尾声时，高卢各个部落奋起反抗罗马。公元前52年，作为阿维尔尼人贵族的一员，维钦托利成为战争领袖。维钦托利是凯尔提鲁斯(Celtillus)的儿子，恺撒告诉我们，凯尔提鲁斯“曾经是整个高卢最强大的人，因为想成为国王而被他的部落同胞杀死”。维钦托利自荐为战争领袖，似乎是在追随他的父亲，渴望成为国王。一开始，他受到族人的限制，并被驱逐出格尔戈维亚城(Gergovia)，但是，他没有被吓倒，而是建立了一支由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队伍，并很快夺回了他的阿维尔尼部落。其他部落也纷纷加入他的队伍。他的战术是吸引罗马人交战。在整个战争季节，主要的战役都在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阿瓦里库姆(Avaricum)和格尔戈维亚进行。在格尔戈维亚，维钦托利差点打败罗马人，但最终恺撒取得了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最终，在战场上被击败后，维钦托利和他的部队撤退到阿莱西亚山，在那里他们很快被罗马人包围。维钦托利本来寄希望于一支庞大的高卢救援部队的到来，但当这支部队到来时，却在阿莱西亚附近被罗马人击败了。绝望之下，阿莱西亚的守护者投降了。维钦托利被掳到罗马，在那里，他在监狱里受了六年煎熬，直到公元前46年在恺撒的凯旋仪式上被勒死。

八年来，恺撒和他的军队一直在高卢南征北战，每年屠杀、奴役成千上万的人。在比利其北部地区的许多战役中，整个地区都被付之一炬。根据同时代人的估计，有100万高卢人被杀害，另有100万人被卖为奴隶。虽然首当其冲的是比利其人的部落，但整个凯尔特高卢都受到了创伤。每个群体都伤痕累累，怨恨和相互指责持续了好几代人。

第十章 不列颠人和罗马人

在有作品幸存下来的古典作家中，没有一个曾经把不列颠或爱尔兰的居民称为凯尔特人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而且经常被重复的事实。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单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凯尔特人。但事实是，古典作家认为这些岛屿上的居民在许多方面与高卢的凯尔特人不同。

塔西佗在公元1世纪晚期的著作中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不列颠最早的居民是谁？是本地人还是移民？这都是未知的。一定要记住，我们所面对的是蛮族人。”在这里，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放一放，继续讨论其他问题，但仍有一些线索值得进一步探讨。

尤利乌斯·恺撒与不列颠的东南部有过直接的接触，他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见解。他说：“那里的人口非常多，有许多农场与高卢人的农场非常相似。”他还说：“最文明的不列颠人是那些生活在肯特的人，那里完全是一个滨海地区，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像高卢人。”在其他地方，当提到德鲁伊的时候，他提供了一个有趣的题外话，即一般认为德鲁伊的教义形成于不列颠，后来传入高卢，“即使在今天，那些想更详细地研究这一教义的人通常还是去不列颠学习”。因此，在恺撒看来，虽然不列颠人和高卢人是不同的民族，但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非常相似。塔西佗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甚至认为“不列颠人是迁移到岛上的高卢人的后裔”。他继续为这一假设提供证据支撑，指出：“在这两个国家，你会发现同样的仪式、同样的宗教信仰，语言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接着，他又表露出对凯尔特人的刻板印象：“在挑战危险时有同样的勇气，在逃避危险时也有同样的怯懦。但不列颠人表现得更有精神，他们还没有因为长期的和平而变得柔弱。”

恺撒更明确地提出了高卢人移居不列颠的观点，他将“不列颠内陆”与“沿海地区”进行了对比，在前一个地区，人们自称当地人，后一个地区则是来自贝尔基卡(Belgica)的移民团体的定居地。他说，这些人仍然保留着他们起源部落的名字。确实，有一些来自部落名称和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在公元前1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来自北高卢的人可能已经搬到了索伦特(Solent)地区及其腹地。

古典世界对恺撒来到肯特之前的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看法更加难以捉摸，但是在早期的文章中有一些值得梳理的线索。公元4世纪，一位北非的罗马人阿维诺斯(Avienus)写了一首自命不凡的诗，名为《海岸》(Ora Maritima
)。在这首诗中，他把自己从各种早期文献中搜集到的东西拼接在一起，对从马萨利亚到不列颠群岛的海岸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描述。他使用的一份资料，可能来自公元前6世纪，但更可能来自公元前4世纪，描述了从阿莫里卡向北的旅程：“乘船到圣岛(这是古人的叫法)要花两天的时间。这个岛面积很大，位于波涛之间。海厄尼人(Hierni)居住于此。阿尔比恩人(Albione)的岛屿就在附近。”这是一篇混乱而难以理解的文章，其中有一些误解，但除此之外，人们普遍认为，这份匿名的消息来源告诉我们，在早期，爱尔兰被称为“Hieriyo”，不列颠被称为“Albion”。由于这两个词似乎是凯尔特语的早期形式，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当地居民使用的名称。

这一信息很有可能来自希腊探险家皮西亚斯(Pytheas)，他在公元前320年前后对欧洲的大西洋海岸进行了非凡的探索，然后写了《论海洋》(On the Ocean
)一书。皮西亚斯似乎环绕了不列颠群岛，这是他众多成就中的一个。他在这本书中详细记录了这片土地及其人民，为后来描写不列颠的作家，包括尤利乌斯·恺撒和老普林尼，提供了一个资料来源。

老普林尼在写作“不列颠岛”(Britannia Island)这个词条时告诉我们，“这里所有的岛屿被统称为不列颠群岛，阿尔比恩是专属于这个岛屿的名称”。接着他列举了其他所有的岛屿，包括曼岛、安格尔西岛、怀特岛、奥克尼群岛等等。这意味着这些岛屿被统称为不列颠群岛，而其中最大的那一个在古典世界被其居民称为阿尔比恩。

现存最早使用不列颠名字的文献之一是由希腊地理学家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撰写的，人们普遍认为他大量借鉴了皮西亚斯的思想。狄奥多罗斯实际使用的名字是“Pretannia”，在最初的文献中可能是“Prettanike”。这意味着这里的居民被称为“普里塔尼”(Pretani或Priteni)。这个名字转变为“皮克特人”(Picts)而被流传下来，罗马人用它来描述不列颠北部边界以外的居民。威尔士语中表示不列颠的“Prydain”一词也源于此。这个词通常被认为是“文身者”或“彩绘者”的意思，这引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民族用来指称自己的族名(ethnonym)，而更像是人们用来描述外国人的概括性描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表达可能是皮西亚斯从阿莫里卡的凯尔特人那里学来的，他们就是这样向皮西亚斯描述他们住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用蓝色染料涂绘身体的邻居。此后，阿尔比恩的居民就被称为“普里塔尼”。到了公元前1世纪，“Pretani”中的“P”变成了“B”，高卢的凯尔特人给这个岛上的人们起的绰号，开始被古典作家用作这个岛屿的名字，即不列颠尼亚。

在整个史前时期，不列颠和爱尔兰都被卷入连接大西洋共同体的错综复杂的交换网络之中，有大量的考古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首选的路线和停靠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交通量也会有所波动，但总体而言，从菲尼斯泰尔到莱茵河河口，与不列颠隔岸相对的社会，很可能与不列颠邻近海岸的社会有相当频繁的接触。

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皮西亚斯似乎就参加了一次这样的航行，从一个不知名的阿莫里卡港口到德文岛或康沃尔南部海岸某个地方的伊克蒂斯港(Ictis)，在那里，不列颠人把锡拿来进行交易。后来，在公元前1世纪早期，有令人信服的考古证据表明，在阿莫里卡北部海岸，可能是圣布里厄湾到俯瞰基督城海港的亨吉斯特伯里岬角(Hengistbury Head)之间，有一条活跃的贸易轴线。很有可能，在每年的交易季节，一小群阿莫里卡商人确实会占据这个海岬。在恺撒时代，阿莫里卡和不列颠之间的联系仍然很紧密。在描写维内蒂人(Veneti)的文章中，恺撒记述了他们拥有大量的船只和高超的航海技术，说他们经常往返不列颠。

在英吉利海峡，高卢的比利其人和不列颠东南部的群体之间似乎早已建立了联系。高卢-比利其硬币可能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就开始进入不列颠了。这些高价值的黄金铸币可能被用作交换的礼物，这种交换以友谊和义务的纽带，把这两个地区的精英联系在一起。恺撒饶有趣味地提到了比利其的统治者、苏瓦松人(Suessione)的国王狄维契阿库斯(Diviciacus)，他“在世人的记忆中”，不仅控制了比利其高卢的大部分地区，还控制了不列颠。这似乎是在暗示狄维契阿库斯是一个被高卢和不列颠的其他统治者认可的霸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可以想见的是，黄金会被用作回馈他人效忠或服务的礼物。恺撒向不列颠东南部的快速推进，打破了海峡两岸长期的互动，但随着罗马统治下的高卢进入和平时期，这种互动得以恢复并变得日益频繁。此后，罗马商人很可能在东南部的主要中心定居下来。

公元43年，克劳狄皇帝发起对不列颠的最终征服，这可以被视为这些进程不可避免的结果。克劳狄征服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遭遇的不同部落所处的状态。东南部有两个大的联盟，一个以泰晤士河以北的卡图维劳尼(Catuvellauni)为中心，另一个以泰晤士河南部的阿特雷巴特(Atrebates)为中心。这些都是罗马化最彻底的地区。这些地区之外，从多塞特沿海到亨伯河河口，以弧形紧挨着的是一些不那么发达的部落，其中包括杜罗特里吉人(Durotrige)、多布尼人(Dobunni)和考立尔道维人(Corieltauvi)。这些部落铸造自己的货币，并建立了权力和贸易中心。在西部和北部，社会经济制度更简单，定居方式也更分散。罗马人对这些一清二楚，并为他们最初的入侵战略提供了逻辑依据：将文明的核心纳入帝国，对外围的部落，则建立军事疆界将其包围，使其固守在外围，与未开发的地区对峙，同时可以从那里得到金属、奴隶和其他令人向往的商品。在文明的核心，为了更容易地进行权力转移，两个对罗马友好的本地统治者被委任为终身的附属国国王，在索伦特地区是托基杜布努斯(Togidubnus)，在东昂格利亚是普拉苏塔古斯(Prasutagus)。

后来这个大战略不得不被放弃。罗马军队很快向西进入威尔士，向北最终深入苏格兰。到公元2世纪初，罗马人沿着泰恩-索威(Tyne–Solway)建立了一条边界。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这条边界被不时推进到克莱德-福斯(Clyde–Forth)一线。后来苏格兰和整个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完全在边境之外，尽管这些地区通过贸易、辅助服务和掠夺与不列颠行省相连。

恺撒和塔西佗的著作中所描绘的不列颠的形象，与他们从早期历史著作中所了解到的凯尔特人的形象十分一致。恺撒对不列颠战车的印象尤其深刻。在一次交战中，他的对手卡西维拉努斯(Cassivellaunus)指挥了4000辆战车，用来对罗马人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在恺撒对战车部队战术的生动描述中，其兴奋之情几乎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他们的战车从四面八方赶来，把长矛投向敌人。一般来说，仅仅凭借奔腾的战马和隆隆的车轮声，他们就能成功地使对手的队伍因为恐惧而陷入混乱。他们穿过自己的骑兵队，然后从战车上跳下来，步行作战。与此同时，车夫们从战斗位置往后撤退了一点，这样一来，如果寡不敌众，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退到自己的队伍中去。”

在评价了车夫的技巧和敏捷之后，他补充道：“我及时赶来营救了我们的人马，他们对这些奇怪的战术感到惊慌失措。”这种说法以及恺撒对战车作战的长篇描述，表明他在高卢没有遇到过这种战术，而早在一个世纪或更早以前，这种战术在不列颠就有据可查。因此，在不列颠，这种古老的战斗方式仍然存在。

布狄卡(卒于公元61年)

公元43年罗马人入侵不列颠时，布狄卡是艾西尼人(一个占据东昂格利亚大部分地区的部落)国王普拉苏塔古斯的妻子。普拉苏塔古斯和不列颠中南部的雷格尼人(Regni)的国王托基杜布努斯被允许在有生之年作为罗马的附庸保留他们的王国，在他们死后这些王国则将被并入新的不列颠行省。为了规避这一结局，普拉苏塔古斯在遗嘱中将他的王国传给了罗马皇帝和他自己的女儿们。这是当权者所不能接受的，据说在一次对抗中，他的妻子布狄卡被殴打，他的女儿们被强奸。这引发了一场叛乱，布狄卡成为战争领袖。她很好地选择了时机，当时总督森托尼乌斯·波利努斯(Sentonius Paulinus)正在威尔士西北部作战。不列颠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加入了这场叛乱(但托基杜布努斯似乎没有参与)。卡姆洛杜努姆(Camulodunum，即科尔切斯特)、维鲁拉米恩(Verulamium，即圣奥尔本斯)和伦敦遭到叛军袭击，这些城市的建筑被烧毁，人口被屠杀。在这次袭击中，布狄卡被指控对她的敌人犯下了暴行。最终罗马军队与叛军展开了正面交锋。布狄卡仍然以原来的方式战斗——战车在前，妇女在后面的辎重车上观望。但最终罗马人大获全胜，布狄卡服毒自杀。

图13　公元前48年铸造的罗马银币反面所描绘的凯尔特战车

在公元60年布狄卡反抗罗马人的战争中，以及公元83年的格兰扁山(Mons Graupius)战役中，战车都再次露面。在后一场战役中，罗马将军阿古利可拉在苏格兰北部粉碎了喀里多尼亚(Caledonian)联盟的抵抗。在那场战争之后，塔西佗生动地描写了战败的不列颠人无法控制的激烈情绪，他们时而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时而表现出彻底的绝望。在这里，关于凯尔特人的古老刻板印象再次被用来渲染戏剧化的文学效果。

罗马人对不列颠的控制持续了350多年，但这里的罗马化是不完整的，主要局限于岛屿的东南部，城镇和庄园主要集中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之外是康沃尔、威尔士的大片地区和约克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当然还有爱尔兰。正是在这些地区，传统的生活方式，许多古老的法律、口头传说和凯尔特语得以保留。

第十一章 插曲：迄今为止的故事

现在是进行盘点的好时机，考察一下已经被摆出来的各种证据，看看是否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个独特的凯尔特实体，以及这一整个被珍视的概念是否只是一种幻想。

首先概括一下，相关的证据有四大类：古典史料、考古证据、语言和地方传统。每一类证据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同，而且都有属于自己的指导学术争论的基本规则。

公元前500年以后的古典史料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除了有斯基泰人的地方之外，凯尔特人遍布欧洲的蛮族世界。对凯尔特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欧，带有明显的大西洋偏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只有在最西方，这些语言才流传至今。同样，地方文学也仅限于西方、爱尔兰和威尔士，并且威尔士的程度要低一些。另一方面，考古证据则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和劳动的方方面面。在史前时期，这一切基本上是无个性特征的，但是，通过可识别的重复模式，它在很多层面上都对之后的研究者具有启发意义。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最有价值的是社会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以及他们通过交换机制而相互联系的程度。

每一个证据来源都可以为辩论贡献一些内容，但必须防止循环论证，创造一种貌似合理的组合，例如，“既然语言学家如此告诉我们，考古证据就可以这样解释；既然考古学家如此解释他们的证据，我们的语言学假设肯定是正确的”。

我们也有必要意识到我们带有偏见的心态。在18世纪和19世纪殖民猖獗的日子里，古典世界的研究主导了教育系统，人们通常认为入侵和殖民是改变的唯一诱因，且这种改变通常被定义为进步。拉格兰勋爵(Lord Raglan)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当地人不会发明任何东西。”

在后殖民、后古典时代，钟摆摆向了另一个极端。考古学家倾向于淡化(甚至完全拒绝)曾经有过入侵的观点，他们的认识基于缺乏考古证据的事实之上。这也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如果完全依靠考古证据，就不可能发现凯尔特人对德尔斐的袭击，也不可能发现他们在小亚细亚的定居。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严格控制我们的偏见和先入之见。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摆脱两个自以为是的古老神话。第一个神话是“凯尔特人的到来”，就像“凯尔特人最早什么时候来到不列颠的？”这个问题所表达的那样。我们手头的所有证据都表明，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第二个神话是存在一个泛凯尔特的欧洲，这意味着一种在当时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都被认可的凯尔特人同胞情谊。这是政客和畅销书作者的糖衣炮弹。那么，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有关证据在前几章中已经概述过了，我们可以通过总结的方式提供一个广泛的设想。

凯尔特语的发展可能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前罗马时期的资料极度缺乏，但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到公元前9世纪，从伊比利亚到爱尔兰，再到意大利，西欧大部分地区都在使用凯尔特语的早期版本。一种独特的凯尔特语言究竟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其答案只能靠纯粹的猜测，而且将永远如此，但一些学者满足于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这并没有什么内在的不合理。事实上，伴随定居农业发展而来的思想和信仰的流动，将为一种语言的出现提供合适的背景，而这种语言将使不同的群体之间得以交流。

此后，就像考古证据生动表明的那样，西欧社会在许多方面共享他们不断发展的文化。大西洋海上航道构成了一条交通要道，就像莱茵河和瓜达尔基维尔河这些从欧洲大陆深处注入大西洋的河流那样。在接下来的4000年左右，这些互动网络为语言的发展和融合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到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1300—公元前800年)整个区域被交换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分享着信仰和技术知识。这就是最早的凯尔特语发展的环境。

在包括不列颠、爱尔兰和伊比利亚在内的西欧大部分地区，青铜时代晚期出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以武士为基础的社会。虽然各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许多价值观念是一致的。在考古记录中，武士的装备随处可见，如剑、矛、盾，有时还有盔甲。宴会上的物品也是如此，如大锅和烤肉叉子。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建设一些山堡。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充分提供了能够证明一个尚武的贵族阶层存在的证据，他们沉湎于好客这种核心品质，以保持群体凝聚力，培养外部关系。这与荷马作品中所描绘的那种社会并无二致。

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同样的价值观和信仰仍然存在，但可以发现两个强化和创新的区域：一个是欧洲中西部，这里的武士和贵族使用马和车辆作为葬礼仪式的核心，这就是考古学术语中的哈尔斯塔特C；另一个是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这里出现了独特的伊比利亚凯尔特文化。这两个创新中心都位于大西洋地区的边缘，因此也许最好把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区域看作是交界地带，这里容易出现早熟的发展。

所有这一切都是希腊人所窥见的蛮族世界的直接前奏。他们看到的是万花筒般的不同文化，这些文化有着大致相同的语言和一套制约人们行为的价值观。因此，这些地中海观察者认为，他们是一个民族，并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凯尔特人。因为他们接触过的一个群体用这个名字来表明自己的身份，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公元前6世纪时希腊人与北方蛮族最密切的接触点是南高卢，在他们的马萨利亚殖民地腹地，他们可能为这个地区的人们创造了后来被使用的族名。500年后，恺撒告诉我们，这个地区被自称凯尔特人的部落所占领。就这样，凯尔特人作为外围蛮族的概念首次进入历史。

公元前6世纪晚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态，这种动态依赖于地中海世界和蛮族外围的相互作用。哈尔斯塔特的酋邦和较小范围的伊比利亚凯尔特人的酋邦被卷入了这些交换中。实际上，这加剧了原材料从资源丰富的大西洋地区向消耗资源的地中海地区的流动。在中欧西部，这一切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精英地区，即早期的拉腾酋邦，它们繁荣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复兴了尚武社会的精神。这很可能就是口头传说出现的背景，因为传说中包括袭击、战车战、英勇的单兵作战和宴会的内容。这一传说以一个地方化的、被大量扩充的版本，奇迹般地在爱尔兰地方文学中幸存下来，成为阿尔斯特传奇。

与这些传奇故事一样，信仰体系的其他方面也在很大范围内被共享。例如，拉腾艺术在公元前4世纪迅速被阿莫里卡和不列颠采用和改编，在一两个世纪后又被爱尔兰采用和改编。但是，如果认为整套拉腾文化组合只来自核心地带，那就错了。沿着互动的网络，思想会向四面八方流动。恺撒说德鲁伊信仰是在不列颠出现的，就可以提醒我们这一点(尽管我们永远无法证实其正确性)。

可能正是在这一中欧西部和不列颠的大部分地区密集互动的时期，这些地区的当地语言发展成为P凯尔特语。爱尔兰位于这种最初的影响范围之外(可能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因此保留了它更古老的语言形式。伊比利亚半岛讲凯尔特语的群体也是如此，他们不再与西欧和中欧共享发展，随着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对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控制越来越强，他们更直接地转向了地中海文化。

这些群体从早期拉腾地区的核心，也可能是从高卢东部(那些自称凯尔特人的民族的领土)，迁移到了波河流域，沿着多瑙河上游进入其中部流域和更远的地方。正是这些凯尔特移民，透过地中海居民扭曲的视角，使我们有了对凯尔特社会最常见的认识。但是，从本质上讲，迁徙的民族可能会把他们的文化塑造成一种经过修改和选择的形象。

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这种动态又发生了变化，因为讲凯尔特语的民族受到了来自其边界附近不同文化的民族日益增加的压力。从地中海开始，罗马的影响无情地蔓延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和高卢。日耳曼人从北方涌入，而东方的达契亚军队进入多瑙河中部地区，摧毁了定居在那里的凯尔特群体。最终，在公元1世纪末，其中一种外来文化——罗马文化横扫欧洲，进入爱尔兰海和苏格兰高地，与日耳曼人和达契亚人沿着多瑙河轴线相遇。

四个世纪的罗马统治带来了一套包括拉丁语在内的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同时帝国内部人口的流动也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基因的混合，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和城市。随着商人和行政人员的迁入，以及退役的外国军队驻扎下来，新招募的辅助部队会出去打仗或巡逻遥远的边境。因此，当地人口的基因组合变得更加多样化，其凯尔特血统被稀释。即便如此，在公元三四世纪时，拥有凯尔特名字的人仍然会往巴斯的圣泉里扔一些用凯尔特语写的符咒。在波尔多周围的乡村，仍然可以听到人们讲凯尔特语。可以相信的是，农村人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他们的母语。直到公元四五世纪晚期，大规模的日耳曼移民把旧秩序的最后一丝痕迹扫除殆尽。但在西部偏远地区——阿莫里卡、康沃尔、威尔士、不列颠北部和爱尔兰——凯尔特语和凯尔特人的一些文化属性得以保留。

这种对西欧史前史的概括强调了贯穿其始终的强烈的文化持久性，但它也表明，如果我们试图把它全部归结为简单的(甚至天真的)种族认同问题，那么其将是多么复杂。也许我们是在试图把现代的种族建构强加于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时间和地点。公元前3世纪的高卢人可能知道他们的血统和部落，甚至可能知道与他们结盟的部落，但仅此而已。如果需要定义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极简主义的观点，说古凯尔特人就是恺撒所说的那些自称凯尔特人的人，即那些生活在塞纳河-马恩河和加隆河之间的部落，也可以更加宽泛地把那些使用被我们称为凯尔特语的大西洋欧洲语言的人，视为凯尔特人。因为语言中蕴含着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而且往往是一种文化标志符号，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给它下个定义的话，最好是接受更具包容性的观点。

第十二章 连续的线索：凯尔特人的黄昏

公元5世纪，随着蛮族从边疆涌入罗马各省，欧洲陷入混乱，帝国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些地方甚至被完全摧毁。在高卢，法兰克人(Franks)和勃艮第人(Burgundians)从现在的德国西北部迁移到北部定居，而西哥特人(Visigoths)则占领了西南部。让形势更加混乱的是，阿兰人(Alans)、汪达尔人(Vandals)和苏维汇人的分遣队在前往伊比利亚和北非的途中横扫了整个国家。更可怕的是匈人(Huns)的部落渗透到了高卢东北部，直到被那些已经牢牢站稳脚跟的部落赶走。来自低地国家沿海和日德兰半岛的不同群体(通常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船只在不列颠东南部登陆，他们迅速通过威塞克斯进入中部地区。一些同样的族群来到了英吉利海峡一侧的高卢领地，最终在现在的下诺曼底建立了他们的定居点。

确切的人数很难估计，过去可能被高估了，但其最大的影响是抹杀了新定居地区罗马化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在这些天崩地裂的巨变中，最后的凯尔特人残迹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这并不是说当地的人口被消灭或赶走了，而只是说幸存下来的那些人很快就融入了外来文化。

在日耳曼人定居的地区外，在阿莫里卡、不列颠西南部、威尔士、不列颠北部和爱尔兰，当地的凯尔特人文化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然而，这些地区并非没有受到干扰，因为似乎就连面向大西洋的偏远社会也发现自己陷入了席卷欧洲的大迁徙之中。

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有可能更早)，劫掠者就活跃在爱尔兰海，他们似乎是被当时仍是罗马不列颠省的沿海地区的财物所吸引。在公元4世纪60年代，苏格兰人和阿塔科特人(Attacotti)与来自北方边境以外的皮克特人一起，活跃于不列颠省北部，并四处劫掠。斯科蒂人此时占据着爱尔兰的东北部，而阿塔科特人可能来自西部群岛，更有可能也来自爱尔兰。我们对当时的事件知之甚少，但一些劫掠者，包括苏格兰人和阿塔科特人，后来出现在罗马军队名单中，在欧洲大陆服役。而在750年前，凯尔特人也曾加入为希腊僭主服务的雇佣军。

不列颠的爱尔兰劫掠者的规模尚不清楚，但在公元5世纪初的一次劫掠中被抓获的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写道，当时成千上万的不列颠人被俘虏或杀害。奈尔(Niall)是爱尔兰国王之一，有一首诗记载，他曾七次领导劫掠不列颠沿海。有史料称他的母亲就是不列颠人，是前期劫掠的受害者。

除了劫掠之外，还有定居。爱尔兰传奇《驱逐迪斯》(The Expulsion of the Déisi
)描述了从米斯(Meath)郡穿越爱尔兰的部落迁移。一些人在明斯特和莱因斯特定居下来，而其他人则继续穿越爱尔兰海，到威尔士西南部的德维得(Dyfed)寻找土地。这些移民一旦定居下来，就与留在爱尔兰的亲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定居点涵盖了威尔士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其分布情况可以从刻有欧甘(Ogam)文字的石头上看出来。大约在这个时候，另一群爱尔兰定居者在威尔士西北部的利恩(Lleyn)半岛定居下来。他们的起源不是很清楚，但他们很可能是斯科蒂人。根据一份威尔士的传说记录，在这个地区的爱尔兰定居者是被沃坦蒂尼(Votandini)部落从旧罗马边境的北部赶出来的。

圣帕特里克(公元5世纪)

圣帕特里克的生卒日期很不确定。爱尔兰编年史记载他于公元432年到达爱尔兰，但对他的死亡年份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公元461年，也有人说是公元493年。一个学者巧妙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可能有两个帕特里克，但更有可能的是，他的死亡日期之一(可能是更晚的那个)是错误的。在帕特里克晚年所写的《忏悔录》(Confessio
)中，叙述了他的人生的主要经历。他年轻时在罗马不列颠的文明地区生活，但在一次劫掠中被爱尔兰人俘虏并带到爱尔兰偏远地区，沦为奴隶，放牧牛羊长达六年。一天，他听到一个天使的声音，天使告诉他，他的船已经准备好了。这鼓励他走了320公里到海岸，在那里他发现了一艘正要开往高卢的出口猎狗的船。他们在三天后到达了高卢，却发现这里已经毁于野蛮人的掠夺，最后帕特里克设法回到不列颠与家人团聚。然而，上帝的声音鼓励他回到爱尔兰，而这一次是作为传教士。尽管这里已经建立了基督教的飞地，帕特里克还是选择了到信仰异教的地方和偏远的地方去传教，在吸引皈依者和建立基督教基础设施方面，他显然非常成功。他所采用的体系是基于有行政区域(就像罗马的自治市一样)的罗马体系，由主教进行管理，但它与爱尔兰普遍存在的社会体系不太相符，很快就被修道主义所取代。

公元5世纪时，爱尔兰的东北部居住着被称为苏格兰人的民族。根据《圣哥伦巴传》(Life of St Columba
)的记录，他们中的150人，从安特里姆的达尔里阿达(Dál Riata)出发，横渡狭窄的北海峡，于公元5世纪末或公元6世纪初的某个时候在阿盖尔(Argyll)定居下来，从而建立了达尔里阿达王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强大的国家将统治英吉利海峡两岸的领土。爱尔兰人在苏格兰(以后就可以这么称呼这个地方了)的定居点面积很大，这从爱尔兰地名的分布就可以看出，这些地名从阿盖尔和布特一直延伸到加洛韦半岛。苏格兰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和岛屿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有人居住了，马恩岛也是如此。

长期以来，语言学家一直认为，公元5世纪的这些迁徙导致了爱尔兰语、凯尔特语的传入，而凯尔特语对苏格兰盖尔语和曼岛语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事实可能是这样，但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地区在地理上彼此相近，并被大海连接在一起。考古证据清楚地表明，从新石器时代，这些地区之间就有广泛的接触和文化共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认为这些地区的语言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期之前就已经发展出高度的相似性。

大约在公元540年，一位名叫吉尔达斯(Gildas)的不列颠修士写了一本书，名叫《不列颠的毁灭》(De Excidio
)，哀诉不列颠人的悲惨命运。他们从盎格鲁-撒克逊移民那里逃离，这些移民已经占领了不列颠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还在继续向西推进。在一段特别生动的文字中，他描述了绝望的不列颠人如何登上船只，“奔向海外的陆地”，他们唱着赞美诗，“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一般认为，他们是从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南部海岸出发，前往阿莫里卡半岛的。早在公元480年，阿莫里卡的居民就被称为布列塔尼人(Britanni
)。到了6世纪中期，这个半岛被称为布列塔尼亚(Britannia)——当然，“布列塔尼”一词就是由此而来。在这个时候，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已然知晓，由于人口过剩，来自不列颠的部落仍然不断地离开他们原来的家园，来到布列塔尼。

关于人们什么时候开始逃离不列颠，以及是什么导致了移民，一直存在很多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这些迁徙可能早在公元3世纪晚期就开始了，是爱尔兰人袭击不列颠沿海的直接结果。在整个公元4世纪，这种袭击可能时断时续。到了公元5世纪，爱尔兰人开始在康沃尔定居。塞文河河口是爱尔兰劫掠者的必经之路，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考古学的支持，但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在公元6世纪之前康沃尔就有爱尔兰人了。话虽这么说，在动荡不安的公元4世纪，一小部分的不列颠人没有理由不向阿莫里卡航行，而这是公元五六世纪更大规模迁徙的前兆。

这些移民似乎在半岛的北部和西部定居下来，布列塔尼语的地名，如以“Plou-”“Tré-”和“Lan-”开头的地名，都集中在这一带。这些地区被称为多姆诺内(Domnonée)和科尔努阿伊(Cornouaille)，大概是采用了这些移民原先不列颠部落领地的名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关于这次迁移对布列塔尼语形成的影响有很多争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认为布列塔尼语是从移民的语言中发展出来的观点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在整个罗马时期，凯尔特语一直在阿莫里卡幸存下来，后来这些定居者的到来只是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毕竟他们的语言本来就很相似。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公元5世纪和公元6世纪，在日耳曼移民定居的地区之外，大西洋地区讲凯尔特语的民族处于一种相当不稳定的状态。他们在历史悠久的海上航线上往来频繁。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导致了相当数量的人口迁移。这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大西洋社会，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他们共同的语言和传统使他们有别于外来的、主要集中在他们东部边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这些讲凯尔特语的民族从此开始守望相助。

在罗马帝国时期，大西洋航路虽然仍然很活跃，但对商人来说，它的重要性似乎不如通往高卢北部的更方便的跨海峡航线，但是随着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在西方消亡，大西洋航线重新焕发了生机。在地中海沉船中发现的陶器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其中包括曾经装有来自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的香油和葡萄酒的双耳细颈陶罐，来自小亚细亚和北非的精美餐具，它们散布在布列塔尼、康沃尔、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大西洋沿岸。这些陶器反映了公元五六世纪贸易网络的活跃，但是对于这个贸易网络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我们只能猜测，这些货物很可能是由地中海的船只运往大西洋的伊比利亚港，然后从那里转移到当地的船只，向北航行。货物有可能被不止一次地转运，最后经过高卢商人之手到达不列颠。

公元6世纪中叶以后，地中海产品的供应似乎已经枯竭，但整个公元7世纪，大西洋的贸易路线仍然畅通无阻，此时的货物中包括一件独特的灰色陶器，产于西高卢、卢瓦尔河河谷或更南边的吉伦特地区。大多数器皿都是广口瓶，里面可能装着某种美味，但也有一些酒壶，这表明货物中可能也有来自波尔多地区的葡萄酒。就像早期来自地中海的陶罐一样，这些公元7世纪的西高卢陶器主要分布在大西洋的凯尔特人生活区域，特别是爱尔兰海及其附近。

有一些历史文献进一步为考古分布图增添了色彩。圣哥伦巴生活在公元6世纪下半叶的爱奥那(Iona)岛，他的传记中提到了来自“高卢人的省份”的高卢海员，他们乘坐的是一艘巴卡(barca)，可能是一种非本地船只。他们带来了一年的葡萄酒和其他外国美食来丰富修士们的生活。我们了解到，大约一个世纪后，一位高卢主教在不列颠西部的某个地方遭遇了海难，他最后的目的地是爱奥那岛。

毫无疑问，到达不列颠西部的外国船只与当地人进行贸易，带回当地的产品，而不列颠的船长们则会反过来进行同样的航行。公元5世纪早期，圣帕特里克乘坐的爱尔兰船是从事猎狗交易的，而这些猎狗可能是在爱尔兰繁殖的。公元7世纪时，我们听说爱尔兰商人来到卢瓦尔河河口以南努瓦尔穆捷岛上的修道院，来销售他们的鞋子和衣服。

从仅存的几个文本中搜集到的这些只言片语，以及被丢弃的陶器碎片的分布，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们表明了在罗马政权崩溃后的三个世纪里大西洋航线是多么重要。正是这种贯穿沿海水域的纽带，把讲凯尔特语的沿海群体联系在了一起，而欧洲其他地区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这不仅带来了人口的流动，如掠夺者、移民和商人的流动，更赋予了这大西洋沿海群体一种身份。除此之外，还有对一种独特的信仰体系(修道式的基督教)的日益投入，以及一系列为其服务的、密切相关的艺术风格的发展。爱尔兰是一个创新中心，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晚期已经在这里建立。公元431年，高卢教会的执事帕拉第乌斯(Palladius)被派往爱尔兰传教。他在威克洛郡(County Wicklow)的小块区域里的出现产生了有限的影响，但是与圣帕特里克相比，他的影响相形见绌。第二年，圣帕特里克在阿尔马(Armagh)建立了一个基地，并从那里开始传道。他选择的模式是以教堂为中心的堂区制(parochia)，整个系统被置于主教的权威之下。

圣帕特里克的教会并没有延续多久，因为修道主义这种新的思想开始传播开来。修道主义的创始人是埃及的沙漠教父，很快在高卢得到推广并传播到布列塔尼。从那里，这种新的思想汇入了凯尔特语世界的激流之中。爱尔兰最早的修道院之一建立在黑水河河口的代尔-伊尼斯(Dair-inis)岛上，与布列塔尼和更遥远的地中海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修道主义在爱尔兰迅速传播开来，到公元6世纪末，帕特里克建立的体系几乎消失殆尽。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西方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来解释，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家庭和亲属团体的关系十分密切。早期基督教要求其信徒在追求救赎的过程中进行忏悔和自我禁欲，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容易的办法就是离开舒适的家庭，到偏远荒凉的地方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凯尔特教会的圣徒们开始漂洋过海，长途跋涉，到遥远的地方建立修道院。他们被称作“外来者”(peregrini)。有些人，比如圣哥伦巴，穿过北海峡来到达尔里阿达，在爱奥那岛上建立了教区。其他人则走得更远。圣参孙(Samson)的早年生活是在威尔士西南海岸外的卡尔迪岛(Caldy Island)上的修道院中度过的。从这里他开始了一段旅程，先是经过康沃尔到达布列塔尼的北海岸，在这一带他最终在多尔(Dól)建立了一个教区，并从那里出发，开始他的高卢之旅。到公元700年前后，法罗群岛上已经有了宗教团体，100年之内，爱尔兰修士就到达了冰岛。其他人则走遍欧洲，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地抓住一切机会建立修道院。

图14　克里郡教堂岛(Church Island)基督教隐修所的俯瞰图

海岛信仰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与之伴随的宗教艺术也是如此，高高的十字架、装饰精美的手稿、圣物箱、圣餐杯以及其他许多小物件，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些物品的设计中有明显是来自拉腾遗产的装饰图案，但现在这些图案与来自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思想相融合，产生了一些完全原创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基督教上帝的荣耀。爱尔兰海岛艺术和它所激发的不列颠艺术流派，是欧洲蛮族的伟大艺术成就之一，都直接承袭了拉腾艺术，并可与之相媲美。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公元5世纪至公元8世纪之间，大西洋地区的凯尔特人群体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有凝聚力的文化实体。在语言、宗教和艺术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传统，这使他们有别于周围的国家。当然，各地区之间存在着许多内部差异，敌对行动经常爆发，导致团体之间相互对立，但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文化上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流动性，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大海进行的。

图15　来自爱尔兰阿达(Ardagh)的银圣杯，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早期

随后在公元8世纪至10世纪北方民族的入侵，以及后来诺曼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进入讲凯尔特语的不同地区，在很大程度上都没能稀释这种本土文化；当欧洲其他地区在可怕的冲突中竭力分裂时，它却一直保持着低调。

第十三章 重塑凯尔特人

通过对共同历史的模糊记忆以及使用相似方言这一事实，大西洋沿岸讲凯尔特语的群体可能已经承认了某种程度的亲缘关系，不过他们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也没有丝毫的迹象表明他们相信自己是凯尔特人。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罗马世界在西方的崩溃，真实或想象的凯尔特人的概念似乎已经被遗忘。

直到16世纪，西欧的新兴国家一直满足于接受那些讲述他们的起源及遥远过去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与《圣经》或特洛伊神话有关，但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人们希望为历史创造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在修道院解散时，约翰·利兰(John Leland， 1503—1552)等学者游历了英国各地，收藏手稿，对文物进行第一手的观察。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其他学者发现了藏在修道院图书馆里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
)于1480年前后在米兰出版，恺撒的《高卢战记》于1511年在威尼斯被公之于众。这些著作和其他古代文献，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框架。这是欧洲人第一次看到罗马人之前的先民的样子。

有了大量的新资料，学者可以开始写历史了。在法国，让·勒·费弗尔(Jean Le Fèvre)于1532年发表了《高卢的花和古文物》(Les Fleurs et antiquités des Gaules
)；在英格兰，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于1586年用拉丁语发表了《不列颠志》(Britannia
)。对古代高卢人和不列颠人的认识第一次有了实质性的内容。然而，正是苏格兰历史学家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在1582年出版的《苏格兰史》(Rerum Scoticarum Historia
)对“凯尔特人”一词进行了探讨。布坎南认为，凯尔特人最初生活在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和中部以及伊比利亚半岛西部。他的这一观点可能建立在古典文献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凯尔特人从伊比利亚迁移到爱尔兰，随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定居在苏格兰西部。英国其他地方的居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来自高卢的高卢人。凯尔特人就这样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凯尔特人才登上法国和英国历史的中心舞台。在此过程中，两个人物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一个是布列塔尼人保罗-伊夫·佩松(Paul-Yves Pezron， 1639—1706)，他曾经是西多会修士。另一个是威尔士人爱德华·卢伊德，他曾经是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的馆长。两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那就是要在各自的文化和身份都受到邻国(分别是法国和英国)威胁时，让各自国家的完整性获得适当的承认。1703年，佩松出版了他的《论凯尔特语言和民族的古代性》(L’Antiquité de la Iangue et de la Nation des Celtes
)。实际上，他提供的是一个新的起源神话，这个神话为法国人——尤其是布列塔尼人——提供了宏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谱系。他认为，凯尔特人源自小亚细亚，在史前时代散布于希腊和欧洲其他地方，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他们征服了罗马和希腊，但最终定居在高卢西部，他们的后代在布列塔尼和威尔士幸存下来，那里仍然说着凯尔特人的古老语言。这个说法直截了当，尽管从古典文献中收集的历史事实和对现存语言的语言学观察来看，显得有些轻描淡写。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给布列塔尼人提供了一个光荣的血统，即他们是古代欧洲伟大的勇士民族的直系后裔。

保罗-伊夫·佩松(1639—1706)

保罗-伊夫·佩松出生在布列塔尼南部的亨尼朋(Hennebont)，最初在雷恩的神学院接受教育，后来在巴黎完成学业。他被授予圣职，成为西多会修士，并成为拉查莫耶修道院(La Charmoye)院长。但是，由于厌倦了行政工作，他很早就退休了，专心于学术研究。他的第一本著作《重建时代的古代性》(L’Antiquité des temps rétablie
)面世于1687年，是讲公元前4004年上帝创世后的编年史，但更有影响的是1703年在巴黎出版的《论凯尔特语言和民族的古代性》。在这本书中，他认为高卢人是凯尔特人，他们作为威尔士人和布列塔尼人幸存下来，仍然说着古凯尔特人的语言。然后他试图赋予他们一个尊贵的血统，论证说凯尔特人来自东方，是诺亚的后裔。他们的足迹遍布欧洲，征服了罗马人和希腊人，最终到达了阿莫里卡(要知道，他就是在这里出生的)。相对于将其起源与特洛伊谱系联系起来的罗马人和不列颠人来说，通过在《创世记》一书中追溯凯尔特人(也意味着布列塔尼人和威尔士人)的历史，佩松为他们赋予的祖先更加尊贵。在牛津，佩松的这部作品在卢伊德及其同时代人之间十分有名。1706年该书的英译本《各族古代史》(The Antiquities of Nations
)问世。它在整个18世纪都很有影响力。

对爱德华·卢伊德来说，佩松的书给了他灵感，直接支撑着他确立威尔士古代历史的抱负。是他鼓励热心的历史学家大卫·琼斯(David Jones)将佩松的书译为英文的。该书英文版问世于1706年，标题全称为《各族古代史，尤其是凯尔特人或高卢人的古代史，他们被认为与我们的古代不列颠人是同一民族》(The Antiquities of Nations, More particularly of the Celtae or Gauls, Taken to be Originally the same People as our Ancient Britains
)，这对原来的法语文本做出了很大的改动。

早在1692年，卢伊德就对威尔士语和爱尔兰语进行了比较研究。1694年，他在牛津遇见了约翰·托拉德(John Tollard)，当时后者正在学习爱尔兰语，为写一本关于德鲁伊的书做准备。在前一年，托拉德整理了一份爱尔兰语的词汇表，显示了它与布列塔尼语的相似之处，卢伊德可能知道这件事情。到了1698年前后，他可能还听说了佩松的研究。为了修订卡姆登的《不列颠志》[该书由吉布森(Gibson)编辑并于1698年出版]中有关威尔士的内容，他在威尔士进行了详尽的田野调查。17世纪的最后10年是他关于“凯尔特人”身份的思想开始具体化的形成期。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研究者，可能访问了除了曼岛之外所有讲凯尔特语的西方国家，并广泛地通信交流。

他的大作《不列颠考古》一书最终在1707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展示了“英国和爱尔兰的原始语言”和布列塔尼语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把它们统称为“凯尔特语”。在威尔士语版的前言中，他开始进一步阐述他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移民运动来解释当时凯尔特语的各种变体。布坎南的伊比利亚凯尔特人在爱尔兰定居的想法被默认；同样被默认的还有佩松作品中所暗示的观点，即来自高卢的凯尔特人定居在英国。凯尔特人两次入侵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认识就源于此。

爱德华·卢伊德(1660—1709)

爱德华·卢伊德出生在南威尔士一个讲威尔士语的家庭。他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1682—1687)，并成为阿什莫林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罗伯特·普劳德(Robert Plot)的助手，1691年他接替普劳德成为馆长。与他的职位相匹配，卢伊德是一位博学之士，对博物学、化石、石器和英国古董有着特殊的兴趣。当时，埃德蒙·吉布森正在负责威廉·卡姆登的《不列颠志》的编辑工作，于是就请他来扩充书中有关威尔士的内容。卢伊德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将对遗迹的精确描绘与物质遗迹和民间传说结合起来，而这些描绘建立在他不知疲倦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之上。1695年《不列颠志》出版后，卢伊德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大项目上，即为《威尔士自然史与古文物》(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Wales
)和《不列颠考古》做准备工作。为此，他在1697至1701年间游历了英国的康沃尔、苏格兰群岛、爱尔兰和布列塔尼。他广泛使用了调查问卷，也收集了原稿(其中39份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图书馆)。最后，在1707年，《不列颠考古》的第一卷问世了，这就是《注释》，他在其中探讨了威尔士语/布立吞语、爱尔兰语、苏格兰语、康沃尔语和布列塔尼语之间的亲缘关系，他认为这些语言都属于凯尔特语。但卢伊德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使他无法再出更多的书，他的大量笔记最后基本上也都散失了。

《不列颠考古》的出版与《联合条约》的签署是同一年，这绝非巧合。《联合条约》将苏格兰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统一起来。有一段时间，威尔士人受到了缓慢的英国化的影响，《联合条约》也让苏格兰面临同样的命运。卢伊德的这本书重申了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的种族特征，并赋予了他们悠久而光荣的血统(比英格兰人还要古老得多)，为这两个民族灌输了一种新的自豪感，并提供一个重建其独特身份的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两个民族都说自己的语言，这是一个额外的好处，因为从此以后语言可以作为主要的文化标志来发展。威尔士人抓住了这个机会。1725年，锡安·赖泽赫(Sion Rhydderch)出版了第一本全面的威尔士语法书。在这个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威尔士语的受欢迎程度稳步上升。佩松的作品在布列塔尼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但这种复兴很短暂。

《联合条约》实际上代表了新教利益在英国范围内的结合，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天主教和法国。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卢伊德选择称这种本土语言为西凯尔特语言而不是高卢语(否则他可能会考虑采用这个名字)。在使他的术语与佩松一致的过程中，他也把威尔士人的理想与布列塔尼人的理想联合在了一起——这两个都是少数民族，都面临着被更大的国家吞并的威胁。

《联合条约》的一个影响是，大不列颠的居民开始不无道理地称自己为不列颠人，而这个词以前曾被用来表示威尔士人。在他们的名字被挪用后不久，威尔士人开始被称为凯尔特人，这个词很快被扩展到所有讲凯尔特语的人。因此，可以说，凯尔特人的重新出现(有些人会说是重新发明)发生在18世纪早期，此时，关于这一议题学术界正在广泛争论，而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则在其中寻找相关政治支持。从那以后，过去和现在的大西洋凯尔特人的概念被热情地接受了，并且今天仍然活跃在从音乐到政治的广泛领域中。

对18世纪的古物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凯尔特人和凯尔特人的特性很快成为他们喜欢的主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人物是威廉·斯图克利(William Stukeley， 1687—1765)，他于1723年开始撰写一部四卷本的《古凯尔特人史》(History
of the Ancient Celts
)。这项工程未能竣工，但有两卷得以问世，第一卷出版于1740年，讨论的是巨石阵；第二卷在三年后出版，讨论的是埃夫伯里石阵。斯图克利认为这些遗迹是“古代凯尔特人的神庙”，因此是古代德鲁伊的领地。斯图克利的研究始于对这些遗迹及其地貌的细致观察和描绘，但是，随着他对德鲁伊教的狂热，他修改了事实，以适应日益花哨的理论。埃夫伯里石阵及其林荫道和被称为圣所的小圈子的平面图被逐渐改变，最终成为一条身体(埃夫伯里石阵)盘绕一圈的蛇，圣所则成为蛇的头(在后来的绘画中，圣所变得更像是一个头的形状)。在斯图克利看来，德鲁伊的作品在英国乡村的古代遗迹中随处可见。其他许多人和斯图克利有同样的嗜好。那位整理爱尔兰语词汇表的约翰·托拉德在1719年写作了《德鲁伊的历史》(History of the Druids
)，发表在1726年和1747年出版的文集中。

在布列塔尼，佩松的工作重新引发了人们对凯尔特人和德鲁伊的兴趣。他们把所有现存的巨石纪念碑都归于凯尔特人时期，尤其是德鲁伊时期。无论是马洛·科雷·德拉·图尔-道弗涅(Malo Corret de la Tour-d’Auvergne)的《欧洲最古老的民族高卢人的起源》(Origines gauloises celles des plus anciens peuples de l’Europe
， 1796)，还是雅克·康布里(Jacques Cambry)的《凯尔特遗迹》(Monuments Celtiques
， 1805)都持这种观点。虽然18世纪古物学家的过分行为可能看起来很有趣，甚至滑稽，现在取笑他们似乎不难，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假设是考古学迷人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巨石纪念碑的建造日期并不确定，把他们初次研究的最伟大的野外纪念碑与他们新发现的凯尔特人概念联系起来，这不是不合逻辑的。直到19世纪，才有了一个基于三时期分段法的相对年代表，即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的技术变化的概念，使巨石阵的年代可以被测量，并与凯尔特人的时代分开。然而，如果我们接受上述观点，即凯尔特语的起源要早得多，那么18世纪的学者也许错得就没这么离谱了!18世纪的凯尔特热更具有创造性。如果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布列塔尼人是凯尔特人的直系后裔，那么在今天的文化中，是否有可能找到过去的回声呢？

最早声称这样做的人之一是苏格兰人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他在1760至1763年间发表了一系列诗歌，并将这些诗歌归于半传奇式的凯尔特诗人芬格尔(Fingal)之子奥西恩(Ossian)。第一卷名为《苏格兰高地收集的古诗歌片段，由盖尔语或厄尔斯语翻译而成》(Fragments of Ancient Poetry, collected i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Gaelic or Erse language
)。接下来是两部长篇史诗，《芬格尔》(Fingal
， 1761)和《特莫拉》(Temora
， 1763)。他声称，他的资料来源是1200或1300年前的两部手稿。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他的翻译工作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奥西恩诗集》被广泛阅读，成为19世纪初欧洲兴起的自由运动的灵感源泉。然而，它几乎立刻就遭到了批评，并被斥责为伪造。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手稿存在，而这些诗歌都出自麦克弗森本人之手，旨在为苏格兰提供一个像荷马史诗那样的传统。他为自己所知道的盖尔口头传说赋予地域感，并为之增添色彩。他有可能接触到了16世纪的文本，但出版的《奥西恩诗集》是麦克弗森本人的创作。

在布列塔尼，寻找过去真实声音的工作也很快开始了。1838年，年轻的布列塔尼贵族赫萨特·德·拉·维拉马克子爵出版了一本歌谣集《布列塔尼歌谣》，这些歌谣是他在布列塔尼的农民中收集的。这部作品立即获得了成功，因为它准确地表达了热爱凯尔特传统的浪漫主义者的需求，其他人也纷纷效仿，在乡间搜寻古老的歌谣。随着更多的歌谣被了解和发表，人们开始怀疑《布列塔尼歌谣》的真实性，在1867年于圣布里厄举行的凯尔特人大会上，对拉·维拉马克的猛烈攻击达到了高潮。尤其具有破坏性的是R. F. 勒曼(R. F. Le Men)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同时发表的一部作品，直接对拉·维拉马克发起挑战：“你可以扮演吟游诗人，甚至可以扮演德鲁伊，但是请不要试图用你的发明篡改历史。”

在此之后，拉·维拉马克的声望受到了损害，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的原始笔记被发现，里面完整地记录了他发现和转录的原作，他的声誉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恢复。

勒曼关于扮演吟游诗人的尖刻评论是有所指的。1838年，拉·维拉马克参加了在阿伯加文尼(Abergavenny)举行的威尔士文艺年会，并成为吟游诗人团的成员。他在给父亲的信中以狂热的语气记录了这件事：“我现在是吟游诗人了，真正的吟游诗人!名副其实的吟游诗人!根据流传至今的五六个世纪的古老仪式，我被接纳为吟游诗人的一员。”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参加的这个仪式是幻想被嫁接到一些真正的古老传统之上的结果。仪式的主要部分被称为吟游诗人集会(Maen Gorsedd)，是1792年由威尔士石匠爱德华·威廉姆斯(Edward Williams)发明的，这个石匠的吟游诗人艺名是艾奥罗·摩甘为(Iolo Morganwy)。这纯粹是一场表演，充满了僵硬的仪式和象征，其背景是巨石圈和德鲁伊的祭坛。作为一部拼凑之作，这部作品算是凯尔特热最糟糕的一部分，但它依然延续至今，模糊了原始仪式真正古老的传统。

赫萨特·德·拉·维拉马克(1815—1895)

西奥多-克劳德-亨利·赫萨特·德·拉·维拉马克是布列塔尼的贵族。18岁时，他去巴黎完成学业。在那里，和其他侨民一样，他对故土产生了一种热情，写下了充满感情和神秘色彩的关于故土的记述，这些记述因抄写了布列塔尼的歌谣而增色不少，并弥漫着一丝民族主义的气息。20岁时，他就开始积极地收集布列塔尼的歌谣，寻找手稿，并完善他的布列塔尼语知识。他迷恋一切“凯尔特”的东西，1838年前往威尔士参加阿伯加文尼的文艺年会(在那里，他跻身吟游诗人之列)。他还参观了巨石阵，并在牛津大学研究威尔士手稿。回到巴黎后，他试图出版布列塔尼歌谣的提议获得官方支持，他认为这些歌谣反映了公元6世纪吟游诗人的故事和语言。他没能获得资助，但是在1838年他自费出版了《布列塔尼歌谣》。该作品很快变得影响巨大，尤其是在鼓励其他民俗学家收集他们自己的材料方面，并为拉·维拉马克赢得了许多学术荣誉。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民谣陆续发表，他的说法很明显是夸大其词。在1867年于圣布里厄举行的国际凯尔特人大会上，他被公开指控伪造证据和误导学术。在1872年他缺席的凯尔特人大会上，进一步的批评接踵而至。20世纪60年代，拉·维拉马克的原始笔记被发现，为人们了解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线索，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他的说法。

正如我们所见，18世纪初，各项重塑凯尔特人的活动正逢其时。由此产生了一种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弥漫在古物研究者的思想中。凯尔特人被描述为生活在英雄时代的高贵祖先。讲凯尔特语的民族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被认为是其后继者。19世纪，随着考古学原则的成熟，以前的许多浪漫色彩被剥离，凯尔特人开始成为正在苏醒的新民族主义精神的象征。

第十四章 寻找身份认同

在18世纪初“重塑凯尔特人”之后，伴随着浪漫主义出现的还有一种更严肃的尝试，那就是要在大西洋社会中建立身份认同和忠诚，他们很快开始称自己为欧洲的“凯尔特国家”。从中可以发现三个相互重叠、相互影响的线索，即文化整体性、语言和民族主义。为了建立文化的整体性，有必要建立各种机构来识别和培育区域文化的方方面面，并通过定期出版书籍和举办活动来宣传其成果。在这方面，威尔士人一马当先，1751年成立了阿伯加文尼威尔士人学会(Society of Cymmrodorion)，1771年成立了格温内思郡学人学会(Society of Gwyneddigion)，后者致力于威尔士文学的研究。几年后，一年一度的文艺年会(Eisteddfodau)的古老传统被恢复，各种各样的艺人聚集在一起同台竞技，其中包括吟游歌手、词曲作者、竖琴手和讽刺作家。在17世纪中叶，文艺年会被认为已经过时，但在1789年，在一群自称伦敦威尔士协会成员的伦敦商人的支持下，这个传统得以复兴。第一次现代的文艺年会在北威尔士的巴拉(Bala)举办。在这之后不久，爱德华·威廉姆斯创作了戏剧模仿德鲁伊仪式的游吟诗人集会，后来被嫁接到1819年的文艺年会上。1858年在兰戈伦(Llangollen)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文艺年会，这个传统延续至今，伪德鲁伊的色彩依然存在。

对威尔士文化来说，也许更重要的事件是1848年威尔士考古协会(Cambrian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的创立，协会把致力于研究威尔士古代文物的专业学者和业余学者聚集到一起，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威尔士和布列塔尼之间很早就建立了学术联系。正是在1838年阿伯加文尼举行的文艺年会上，布列塔尼民俗学家拉·维拉马克被接纳为吟游诗人团的成员。1870年，威尔士考古协会发表了一篇关于布列塔尼铁器时代悬崖城堡的记述，作者是勒曼(拉·维拉马克的尖锐批评者)。最近(1996—1997年)布列塔尼考古学的元老P. R. 吉奥特(P. R. Giot)曾担任该协会的主席。

在苏格兰，文化发展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1745年的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及对其暴力镇压和随之而来的高地清洗事件(Highland Clearances)，摧毁了原本在偏远地区蓬勃发展的传统文化。高地人不再被视为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形象变得温顺。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著作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他1818年出版的浪漫小说《罗伯·罗伊》(Rob Roy
)中，主人公是一个劫掠牲畜的高地暴徒。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野蛮而危险的盖尔人被重新包装，供上流社会消费。四年后，也就是1822年，乔治四世成为第一位访问苏格兰的英国君主，他在这个场合穿的衣服被认为是正宗的苏格兰服装——这一传统至今仍由现在的威尔士亲王保持着。此后，苏格兰作为旅游胜地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因此需要树立一个独特的文化形象。真正古老的服饰传统、公共集会和娱乐活动都经过精心培养、净化和重新编排，成为现在深受美国游客喜爱的苏格兰短裙、高地游戏和苏格兰舞蹈。然而，在所有这些离奇古怪的改造之外，还有一个悠久的学术传统。作为最受尊敬的机构之一，成立于1780年的苏格兰古物学会(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一直是苏格兰研究的学术重地。

在爱尔兰，成立于1785年的爱尔兰皇家学会(Royal Irish Academy，现在仍用这个名字)为各个领域的爱尔兰研究提供了焦点，其中包括科学、文学、古物和历史。成立于1869年的爱尔兰古物学会专门研究历史。

威尔士和苏格兰很少产生真正具有国际声望的文学人物，不同的是，爱尔兰一直是创意写作的源泉。1893年盖尔联盟(Gaelic League)的成立，为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佐证。它的目标很广泛，那就是要保留爱尔兰语和爱尔兰风俗。几年之内，其他机构也成立了。1899年，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W. B. 叶芝等人在创立爱尔兰文学剧院(Irish Literary Theatre)和后来都柏林的阿比剧院(Abbey Theatre)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间接受益于早期这种对表演和文字的狂热的爱尔兰作家名单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叶芝、约翰·米林顿·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萧伯纳、乔伊斯和贝克特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格雷戈里夫人对爱尔兰研究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她发表了一部可读性很强的《阿尔斯特史诗》(Ulster Cycle
)释义，使早期英雄的事迹第一次为广大读者所知，使世界认识到爱尔兰所继承的优秀的通俗文学。在斯威夫特辛辣的讽刺及辛格的风景描绘和乔伊斯的史诗中，我们不难看出对这种传承的某些突破。

在法国，我们发现人们对高卢人的过去有一种更复杂，有时甚至更矛盾的态度。在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中，人们深切地感到有必要重新建立与过去的联系，跨越已经出现的严重分歧。拿破仑把著名的《垂死的高卢人》雕像带到法国，因为他意识到这一形象可以提醒他的同胞，不要忘记他们的凯尔特血统。1805年，凯尔特学会(Académie Celtique)在法国巴黎成立，旨在通过鼓励学术研究来强化这一理念。

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继承了凯尔特传统的主题，后者1848年被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四年后，他策划了一场政变，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并获得了拿破仑三世的称号。此后，他改变了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直到1870年在色当战役中遭遇可耻的失败。

拿破仑三世早年对铁器时代考古学非常感兴趣，于是在1860—1865年间资助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田野调查和发掘项目，旨在为恺撒大帝的战役提供地形和考古学背景。在300名助手的协助下，来自阿尔萨斯的斯托菲尔上校(Colonel Stoffel)被指派寻找主要交战地点的任务，包括著名的凯尔特战争领导人维钦托利在阿莱西亚的最后一战，而布里奥特(J. G. Bulliot)在比布拉克特[Bibracte，即波弗莱山(Mont Beuvray)]发掘出了埃杜维人的首都。这两个项目的成果很快就出版了，其中前者的成果就是权威的、作者是拿破仑三世的《尤利乌斯·恺撒史》(Histoire de Jules César
)。与此同时，拿破仑三世在各种活动中收集了大量铁器时代的文物，为1863年在巴黎建立的国家古文物博物馆(Le Musée Nationale des Antiquités)奠定了基础。

现在要弄清拿破仑三世参与这些非凡工程的动机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他对过去有真正的学术兴趣，但他不会没有认识到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法国正面临着来自外部侵略者——德国人——的威胁，虽然在当时分裂为不同的国家，但他们正渴望早日建立自己的国家。当年恺撒入侵时，高卢人也受到了来自日耳曼人的威胁，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高卢人被罗马人打败了。勇敢地保卫他们的土地是民族自豪感的体现，然而，高卢人与罗马人和平定居下来的事实也是如此(法国考古学家一直将罗马高卢文化称为“高卢-罗马文化”)。他们一起抵御了日耳曼的威胁，享受了长达400年的繁荣。这是一个需要传达的复杂信息，其中不乏一些模棱两可之处。

即使在今天，考古学有时仍被用来为政治服务。1984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重新发起了一场对波弗莱山的考古发掘，由法国政府资助。这项工作是在法国的全面控制下由多国团队进行的，并促成了欧洲波弗莱山考古中心(Centre européen d’archeologie du Mont Beuvray)的创建。有人建议把这个机构放在法国要引领欧盟的背景下看待，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在法国人对他们的凯尔特历史背景的声明中，还有其他模棱两可的地方。公元5世纪，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大量涌入高卢，本地化人口的基因占比大大降低，土地没有被占领的布列塔尼人抓住这一事实，声称他们才是凯尔特人唯一真正的后代。早在1843年，布列塔尼人协会(Association Bretonne)就成立了，但随着1867年在圣布里厄第一次凯尔特人大会的召开，他们提出了更严肃的要求。拉·维拉马克向所有其他“凯尔特人国家”——康沃尔、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亲友发出了派遣代表的呼吁，在他看来，法国当局劫持了凯尔特考古，而他则对此提出了挑战。法国人慷慨激昂地在阿莱西亚竖起了维钦托利的巨型雕像，两年后，第一次凯尔特人大会召开，这是耐人寻味的。这是法国政府积极压制布列塔尼文化和语言的时期。

图16　高卢人战争首领维钦托利的雕像，1865年在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立于阿莱西亚。公元前52年，维钦托利在这里对罗马人进行了最后的反抗

在布列塔尼，许多学者正忙着通过研究口头传说(尤其是保存在民谣中的口头传说)来加强布列塔尼文化。拉·维拉马克的早期民俗作品《布列塔尼歌谣》问世之后，出现了一大批民俗学研究者，尤其是弗朗索瓦-马利·吕泽尔(Fran ois-Marie Luzel， 1821—1895)、让-玛丽·德·庞格恩(Jean-Marie de Penguern， 1807—1856)和阿纳托尔·勒·布拉兹(Anatole Le Braz， 1859—1926)。

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54年在巴黎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凯尔特民族诗歌》(The Poetry of the Celtic Races
)，其中对凯尔特人有一种更浪漫、更广泛的看法，并提出了凯尔特人和欧洲其他种族之间结构性对立的概念。在开头的段落里，勒南将他的家乡布列塔尼与邻近的曼恩和诺曼底进行了对比。他写道：

“当年你踏上布列塔尼的土地，一阵冷风吹来，带着模糊的忧伤，把灵魂吹向别的思绪。树顶光秃而扭曲，色彩单调的荒野向远处延伸。每走一步，都有花岗岩从土里伸出来，稀少的泥土根本盖不住它。一片几乎总是阴郁的大海，用永恒的呻吟环绕着地平线。”

对他来说，这象征着布列塔尼凯尔特人阴郁的内在本性，与“诺曼人的庸俗、丰腴和繁荣”形成对比。他看到的这种对立存在于凯尔特西部的所有其他地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勒南的文章对马修·阿诺德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1865—1866年在牛津大学所做的题为《凯尔特文学研究》(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
)的系列讲座。在最后一篇演讲中，他呼吁在牛津大学设立凯尔特研究的教席。第一位凯尔特学教授是在1877年上任的。当时的牛津大学并不以其决策速度而闻名。

勒南所描绘的布列塔尼的偏远对其他人来说是一种诱惑。布列塔尼所代表的“野性生活”(la vie sauvage)每年夏天吸引了大量艺术家来到这里。阿文桥(Pont Aven)闻名世界(尤其是在美国人中)，吸引了各国画家到来，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在前往塔希提岛之前也在这里待过。到了19世纪末，偏远已经成为趣味的同义词。对农村及其居民的“他者性”的迷恋，已经成为一种怀旧之情。成千上万的明信片插图都表达了这种怀旧之情，甚至连阿纳托尔·勒·布拉兹的畅销民俗学书籍的标题也是如此，如《朝圣节之地》(The Land of Pardons
)、《阳光和薄雾的故事》(Tales of Sun and Mist
)和《来自布列塔尼的老故事》(Old Stories from Brittany
)。勒·布拉兹很清楚布列塔尼正在退化成我们现在所说的主题公园。1901年，他写道：

“弄几个露天的尖塔，几尊耶稣受难像，布列塔尼风笛的曲子，最好还有布列塔尼双簧管，再加上一枝或一束金雀花，一些风，一些雾，还有雨和大海，然后把所有混在一起，用力摇晃……这就是布列塔尼。”

在讲凯尔特语的国家，文化身份的建立依赖于对语言的扶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少数民族语言有一种自然的消亡趋势，凯尔特语也不例外。最后一位讲康沃尔语的人死于1777年。除某些仪式性的场合外，曼岛语也不再被使用。其他的语言也受到了威胁，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想扶持它们。

最成功的是威尔士语。1967年的威尔士语言法案规定，威尔士语在公国与英语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使之开始壮大起来。在所有的凯尔特语中，威尔士语现在拥有最多的习惯性使用者。所有学校都强制教授威尔士语，最近有一所学校甚至要求学生签署一份协议，在学校场地的任何地方不得讲英语(这是一种非常可疑的要求，肯定违反了人权)。在爱尔兰，政府为讲盖尔语的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现在爱尔兰讲盖尔语的人数最多(超过100万)，但仅有五分之一的人是习惯性使用盖尔语的人。在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仍然广泛使用苏格兰盖尔语，人们强烈希望把它作为一种活的语言来使用，但是在苏格兰的其他地方，盖尔语的使用率在稳步下降。在布列塔尼，尽管努力维持盖尔语，但由于19世纪法国官方对同质化的渴望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其衰颓之势还没有停止，许多人认为要阻止这种趋势为时已晚。

然而，还是有一些希望的火花。少数狂热者使用一种经过修订的康沃尔语，这种语言是学者在威尔士语和布列塔尼语历史遗留的基础之上创造出来的，最近(2002年)被承认为英国六种官方少数民族语言之一，这是受到《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承认的。康沃尔的路标现在开始使用康沃尔语，第一部康沃尔语电影《苦涩的甜蜜》(Hwerow Hweg
)已经上映。

1532年，布列塔尼被割让给法国。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几个国家的联合，则花了更长的时间。1707年的《联合条约》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在一起，但直到1801年1月1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才成立。联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要求独立的呼声，这种呼声在20世纪变得越来越响亮和尖锐，这四个讲盖尔语的国家都有极端分子组织准备使用恐怖战术。在爱尔兰，问题最终在1918年的大选中发展到高潮，当时寻求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赢得了105个席位中的73个，但是他们不是派代表前往威斯敏斯特，而是在都柏林建立自己的共和政府。下议院(Dail Eireann)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呼吁“英国驻军撤离我国”，鼓励爱尔兰共和军发动游击战。最终在1921年，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爱尔兰自由邦在南方建立，很快成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留下以新教徒为主的北方的六个郡，成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和1969年爆发的宗派暴力导致了北爱尔兰长期的流血冲突和相互指责。1998年的《耶稣受难日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
)可能会提供一条前进的道路。与此同时，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爱尔兰，宗教造成的分裂似乎压倒了团结的呼声。

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独立的进程较为平静，很少受到严重暴力事件的困扰。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各种小型民族主义团体，最终让位给1925年成立的威尔士民族党(Plaid Cymru)和1934年成立的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但当地人对独立的兴趣发展缓慢。在1979年举行的关于有限自治权的公投中，威尔士人以压倒性的优势拒绝了这一提议，而只有三分之一的苏格兰选民表示支持。然而，到了1998年，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那一年，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获得了广泛的权力。地方分权能够走多远，还有待观察。在布列塔尼，反对法国中央集权的势力开始组织起来，最后于1898年成立了布列塔尼地区主义联盟(Union Régionaliste Bretonne)。此后，有一些团体要求从法国分离出去，但通常没有得到多少认真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于1932年的法国布列塔尼民族党(Parti National Breton)在法国被纳粹击败后的1940年，提出了一项争取独立的谈判计划。这个计划无果而终，但是这一提议让布列塔尼的民族主义沾上了纳粹主义的污点。最近，独立事业被左翼环保运动“战斗”(Emgann)所接管，他们的运动涉及广泛的地方问题。偶尔也会发生暴力事件，比如2000年，一个自称“布列塔尼革命军”(Armée Révolutionnaire Breton)的组织炸毁了一家麦当劳餐厅。但是由于布列塔尼人享有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的争论主要围绕着环保问题和扶持布列塔尼的语言和文化的必要性展开。

图17　布列塔尼的独立集会

与此同时，虽然每一个讲凯尔特语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组织来解决当地的问题，但古老的凯尔特大会的精神依然存在。2001年，大会在雷恩召开，主题是“今日凯尔特人的历史——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其中一个参观地点是圣奥宾-杜-科米尔(Saint-Aubin-du-Cormier)的战场，在1488年，布列塔尼人在那里为他们的独立而战，但最终失败了。

第十五章 每天晚上都有晚会：新的凯尔特热

布列塔尼比其他任何讲凯尔特语的地方都更喜欢自己的过去。在7月或8月开车穿过这里的乡村，到处都会有人邀请你参加布列塔尼的传统晚会和民俗庆典，其中大部分是始于最近二三十年的“传统”活动，旨在为一种更为古老的宗教仪式提供世俗的平衡。这种宗教仪式被称为“朝圣节”，每年一次。每年7月，在阿摩尔滨海省(Côtes-d’Armor)普莱斯坦(Plestin)的城市广场上举行的“香肠之夜”(La nuit de la saucisse)，是这种晚会非常典型的例子，主要活动是音乐表演，广场周围的摊位上有很多食物，如贻贝油配炸薯条、可丽饼，当然还有香肠，以及葡萄酒和苹果酒。音乐每年都会变化，但总是与传统的布列塔尼音乐(布列塔尼风笛和双簧管)和群体舞蹈有关。不论老少，不论是游客还是当地人，每个人都会参与其中。其间穿插着从外面邀请来的音乐家的表演。这些活动之间的反差有时会令人惊讶。有一年，来了一辆十分华丽而先进的客车，一群穿着黑白传统服装的优雅的年轻加利西亚舞者和音乐家走了出来，展示了以惊人的精确度编排的加利西亚舞蹈。然后是一群英国莫理斯舞者的表演，他们乘渡船抵达罗斯科夫(Roscoff)，又骑行了35公里到达聚会地点，显然一路上已经享受过了当地苹果酒所带来的快乐。这种不协调并不重要——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享受别人带来的传统，不管这种传统是真的还是虚构的。

两周后，普卢莱克公社(Ploulec’h)举行了他们的民俗庆典。有些年份在普卢莱克堡举行，其他年份则在勒格尔河(Léguer)以南俯瞰大海的勒奥德(Le Yaudet)海岬举行。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闭，专门设置了停车场，游客也要付费入场。活动分为两部分。下午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俗展示，100年前的乡村生活重新上演。头戴女帽、身着布列塔尼传统服装的妇女在一个特别建造的池塘里洗衣服。一位农民脚穿用稻草填充的木屐，在用古老的机器磨萝卜。还有一位铁匠在给一匹驯服的马装马蹄铁。有些年份，一架看起来死气沉沉的打谷机在有点吓人的皮带的驱动下，咣当作响，排放出阵阵浓烟。偶尔会有捕鼹鼠的人作为嘉宾出现，他身穿华美的鼹鼠皮马甲，自豪地展示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技艺。街道两旁排列着非常古老的农业机械，在一些角落里，花岗岩切割工和木屐制造者在忙着他们的手艺。尽管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公社创收(这些收入被小心地分配到各种各样的项目上，从为老年人提供庇护所到为年轻人提供新的体育设施)，但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了娱乐，参加的人都非常喜欢。

傍晚时分，当地的大部分人会在露天的长搁板上进行一次集体聚餐。那里会有一个临时搭建的舞池和一个麦克风，活动自由进行，观众可以积极参与。布列塔尼人的民族舞蹈中穿插着歌唱，他们偶尔也会朗诵一些长留心中的诗歌。当夜幕降临，海水渐渐变黑时，聆听布列塔尼人对着大海的吟唱，这是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经历。在平静而热烈的氛围中，观众和自己的过去融为一体。

人们很容易把这种晚会和民俗庆典当作娱乐游客的现代发明，但事实远不止这么简单。它们提供了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这个群体可以把握其过去，并享受与祖先、故土在一起的深刻感觉。在布列塔尼，现代的历史很短。对普卢莱克的居民来说，如果还有父母或祖父母的衣服，他们就不需要去租花哨的表演服。提供某种陈旧农具的农民可能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在使用这种农具。过去不需要被重新创造，而只需要简单地回忆。在大西洋欧洲的许多偏远地区也是如此。

音乐在布列塔尼人的生活中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一种享受的方式，也是大西洋沿岸地区共享的文化象征。现在有几个城镇会举办国际音乐节。最早被推广的节日之一，是1953至1970年在布雷斯特举行的风笛节。从那以后，每年8月举行的洛里昂凯尔特音乐节吸引了50多万名游客，使风笛节黯然失色。不用说，来自讲凯尔特语地区的所有团体都会向观众表演，虽然以布列塔尼人为主，但这确实是国际性的。现在其他城镇也开始效仿，比如坎佩尔(Quimper)。

这些活动的流行为新音乐的发展和真正有才华的作曲家和演奏者的出现提供了真实的刺激。在更加流行的层面，艾伦·斯蒂威尔几乎成了一个广受欢迎的英雄，钢琴家迪迪埃·斯基本的作品代表了更具古典风格的音乐，他把传统布列塔尼音乐和大海的节奏和韵律融入他那引人注目的原创作品中。斯蒂威尔和斯基本都是艺术家，他们从当地的过去和更广阔的世界的当代影响中，创造出一些全新的主题。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行为就像公元前4世纪在圣波德雷昂创造了装饰罐子的陶工。

下面让我们以布列塔尼为例，一起探讨关于延续性和再创造的其他主题。

在布列塔尼人的意识里，死亡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主题。很多教堂里都有鲜明的视觉形象，以吸引其会众的注意，如画在克马里亚-安-伊斯库特(Kermaria-an-Iskuit)小教堂四周墙壁上的死神之舞，提醒人们死亡无处不在，而普卢米利奥(Ploumilliau)教堂里绘有手持镰刀的死神安寇(Ankou)，震慑着前来礼拜的人。但是，关于死亡和祖先对农村人口的重要性，或许最具吸引力的说法是19世纪晚期查尔斯·勒·戈菲克(Charles Le Goffic)对于与处理死者有关的仪式的讲述，而这一讲述是基于他在布列塔尼北部海岸的特雷加斯特尔(Trégastel)的观察。在这里，尸体被单独埋葬在坟墓里，让尸体腐烂六七年，然后再挖出来，把骨头堆在教堂墓地围墙一角的一个藏骨堂里，也就是存放骸骨的地方。多年之后，当藏骨堂被装满时，耗时很久的处理过程的最后阶段开始了。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当勒·戈菲克到达现场时，他发现人们已经挖了一个大坑，两张大的亚麻布床单就放在那间藏骨堂的门廊外面。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和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们在高度及肩的骨头堆里，把遗骨清理干净，交给一群同龄的工友。他们毕恭毕敬地用围裙接过这些骨头，将其放在其中一张被单里。之所以会选择儿童来转移这些尸骨，是因为这项任务只能由天真无邪的人来完成。

整个夜晚，这些成堆的尸骨都被一圈点燃的蜡烛保护着。第二天早上，在第一道曙光到来之前，人们为死者举行了弥撒。然后在凌晨4点，游行队伍开始从教堂出发。

“最前面的是堂区的十字架，然后是牧师，紧跟着十字架的是监礼人，他们全都穿着葬礼法衣。司仪神父弯下身子，从裹尸布里拿起一个骷髅，高高地举起来，这意味着仪式正式开始。牧师和助手们也都跟着拿起一根骨头，甚至那四个穿红衣服的唱诗班歌手也不例外，他们一边唱一边弯腰拿起骨头。跟在后面的人群也人手一根骨头。

我永远不会忘记随后的情景。每个人都用自己挑选的骨头在额上、眼睛上和嘴巴上画十字。这是一个阴沉的秋日早晨，唱诗班的蜡烛燃烧的光芒像磷光一样。这支队伍绕着教堂墓地走了两圈，然后停在了提前挖好的大坑旁。司仪神父第一个把骨头放进坑里，大家默默地跟在后面，在亲吻过骨头之后，弯下腰来轻轻地将其放进墓坑。”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100多年前特雷加斯特尔人的这种仪式有多古老，但人们很容易猜测出它可能历史悠久。他们的远祖早在4500年前就建造了巨石坟墓，因此，对这些远祖来说，这个过程远没有今天这么令人惊讶。

直到现在，在布列塔尼，缅怀死者仍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其焦点是11月1日举行的诸圣节(Toussaint)活动。作为准备，与市政当局合作的志愿者清理了教堂墓地，一个个坟墓被一片菊花的海洋所淹没。在基督教日历中，诸圣节在10月31日至11月1日的万灵节(All Souls)之后。据说在万灵节这天，死人的灵魂会回到活人的世界。在前基督教世界，这个节日被称为萨温节(Samhain)，发生在一年的结束和下一年的开始之间的短暂时期。这一时期非常危险，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只有小心地遵守宗教仪式并安抚神灵才能维持一种稳定的秩序。在爱尔兰神话中，这一时期，神灵和亡灵会从阴间进入人间，有时会对人类事务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这样的概念和信仰流传下来，成为与今天的万圣节有关的仪式。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万圣节在西欧得以复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重新引入了对儿童很有吸引力的美式版本。今天，在布列塔尼，快到10月底的时候，一些商店和报纸上的广告通常会鼓动我们在诸圣节为祖先的坟墓买些鲜花，而另一些商店则用万圣节的商品去诱惑我们，如南瓜和女巫帽之类的。很少有人意识到两者都起源于基督教出现之前的同一个萨温节。通过许多阶段的再创造，它们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形式。传统是持久的，但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凯尔特语国家的民俗文化和民俗传统非常丰富，并被孜孜不倦地记录下来。它们为那些希望强化、重建或发明身份认同的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了布列塔尼。其他讲凯尔特语的地区也可以提供同样丰富和迷人的例子，但是和这些地区相比，在布列塔尼，现代世界造成的分裂对真正的延续性的破坏较小。其结果之一是，布列塔尼人的特征完全不是向后看，而是十分富有创造性和创新性。在这里，身份认同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回顾性的。

第十六章 那么，谁是凯尔特人呢

对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凯尔特人”是一个非常情感化的话题，不仅是在欧洲，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也是如此。就像一个美国人写信告诉我他的酗酒问题一样，身为凯尔特人的想法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情感支持——感到自己根植于一段英雄史诗般的过往，并获得了对自身行为的解释。你曾多少次听人说“这在我的凯尔特血统中”？如果试图剥夺这种支持，就会产生一种困惑和伤害的反应，正如西蒙·詹姆斯在他的《大西洋凯尔特人：是古代民族还是现代发明》出版后所发现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凯尔特人的概念是一种信仰，尽管人们对其理解很模糊，但它支撑着对自我和传统的认识。考古学家如果出于严格的学术原因而希望解构这种信仰，就应该反思这样一种需求，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不得不定义自己的身份，这一需求需要不断地重申和重新解释他们所认为的种族的象征。凯尔特人的概念一直在演变。

因此，在最后一章中，让我们回顾一下居住在我们的世界、信仰和想象中的形形色色的凯尔特人。

对早期的希腊人(如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地理学家如赫卡泰俄斯)来说，凯尔特人是西欧的蛮族，从伊比利亚和高卢的大西洋海岸一直延伸到多瑙河的源头。这种理解很可能是基于围绕着地中海西北部海岸的希腊殖民飞地提供的实际信息，这些殖民地建于公元前600年前后，其中包括马萨利亚(马赛)、阿加特-堤喀(Agathe Tyche，意为“好运”，即今天的阿格德)和恩波里翁(Emporion，即今天的安普利亚斯)。关于凯尔特人的知识可能来自希腊定居者和当地居民的直接接触，还有可能来自曾经深入内陆的旅行者。公元前4世纪末，来自马萨利亚的著名探险家皮西亚斯指出凯尔特人的领土向北延伸至英吉利海峡。几个世纪后，恺撒证实了这一说法。

在这个阶段，凯尔特人(自称凯尔特人的人)占据着高卢中部和西部，而另一些则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中部和西部，被称为伊比利亚凯尔特人(Celtiberian)。虽然这两个地区的物质文化不同，但他们的语言很类似。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早期的希腊作家常常把他们统称为凯尔特人。也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爱尔兰和不列颠就可能使用相似的语言。

从公元前4世纪起，希腊罗马世界开始与北方的迁徙的蛮族部落有了直接的接触，他们称这些部落为“凯尔特人”(Keltoi或Celtae)、高卢人(Galli)和加拉太人(Galatae)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定居者、掠夺者和雇佣兵，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起源于高卢的“凯尔特地区”，但是考古学家认为，这些迁徙群体的故乡可能分布在更广阔的区域，向东一直延伸到波希米亚。对这些群体的了解使人们对“凯尔特人”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是一种有独特信仰和行为模式的蛮族武士。

在某种程度上，考古证据证实了这些凯尔特部落之间文化相似性的观点。他们许多属于考古学家所说的拉腾文化，这一事实至少意味着他们接受一种共同的行为和信仰制度，尽管不同的群体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其加以重新阐释。因此，在古希腊罗马世界，西欧和中欧那些流动性的、好战的群体属于一个民族，即凯尔特人，对他们可以像对外来的蛮族人那样进行夸张的刻画和描绘。到公元前2世纪后期，凯尔特人的进攻威胁平息后，这个形象就微妙地转变为波赛东尼奥眼中“高贵的野蛮人”，他被称为“温和的原始主义者”是有一定道理的。

随后，古典作家对于凯尔特人的观点是逐渐变化的。起初(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他们只是欧洲西北部和西部的居民；后来(公元前4世纪)，他们成了威胁文明的蛮族人；最后(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这一形象变得成熟起来，他们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他者”，成为学术兴趣的焦点。

考古学上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语言学上的证据，构成了一幅相互补充的图景。从长时段来看，在从伊比利亚南部到设得兰群岛的欧洲大西洋地区周围，有很多互动的网络，而海洋大大方便了这种互动。一系列主要河流将这一面向海洋的区域与欧洲大陆相连，几千年来，这些河流提供了交流的通道。如果把凯尔特人的语言(就像18世纪所定义的那样)看作是在大西洋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随着公元前1000年前后大西洋地区的频繁交流而出现融合，成为在沿海和岛屿及其河流腹地所讲的一系列相互听得懂的方言，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古典作家根据他们知道的一个讲这种语言的部落的名字，将这个语言区域命名为“凯尔特地区”。

在公元前5世纪，在讲凯尔特语的地区出现了早期的拉腾文化精英。从这个核心地区，一种信仰和价值体系传播到大西洋地区，先是到了不列颠岛，后来又到了爱尔兰，在通常所说的“凯尔特艺术”中，这一体系得到了最明显的表达。在此过程中，凯尔特语的一种方言可能也得到了传播，虽然可能并没有到达爱尔兰。传统上认为这种传播机制是迁徙和入侵，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考古证据来证实这一点，反而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地区当地文化的延续性。变化可能会通过对精英仿效的交换网络来传播，也就是说当地的领导人会通过接受“外国的”思想和风格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今天的考古学家对此已经没有什么异议。

早期拉腾精英地区南部和东部的情况则不同。在这里，考古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至少在最初，大规模民众迁徙是由讲凯尔特语的群体的迁徙所引发的，这种迁徙对意大利、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造成了冲击。这些群体的“凯尔特身份”可能与大西洋沿海高卢和不列颠的群体大相径庭，与伊比利亚半岛上那些讲凯尔特语的人也大相径庭，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早期拉腾文化的影响。

将这一范围广泛的完全不同的群体称为“凯尔特人”是否合适呢？把他们称为讲凯尔特语的人，并把“凯尔特人”一词限制在高卢中部和西部的民族，这样会少一些误导，因为早期的希腊历史学家皮西亚斯、波赛东尼奥和恺撒都明确认为后者是凯尔特人。

那些在罗马控制下的讲凯尔特语的地区逐渐采用了新的身份和新的语言，当地的基因库无疑会被商人、士兵和行政人员引进的地中海、东欧、非洲和近东的基因所稀释。尽管公元4世纪时，凯尔特语仍被一些不列颠人和高卢人使用，罗马化的同质化效应很可能使人们对祖先的记忆变得模糊，并创造出新的种族认同。后来北欧人迁徙到这些地区，在维京人/诺曼人时期达到高潮，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变化。公元7世纪以后，高卢和不列颠的大部分人口都不能再被认为是古代讲凯尔特语的人的继承者。

但西部偏远地区的情况并非如此。在阿莫里卡、不列颠西南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讲凯尔特语的当地人口，基本上没有受到公元后前八个世纪破坏性事件的影响。他们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也保留了自己的本土文化。海洋仍然是他们之间主要的交流途径，从公元3世纪至公元7世纪，讲凯尔特语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加强了大西洋偏远地区的文化认同，这里成为文化繁荣的中心，而文化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受他们对基督教的独特解释的启发。在精英领导下的拉腾艺术的发展和爱尔兰受早期基督教教会启发的艺术繁荣之间可以进行有趣的比较。在这两种情况下，艺术都象征着一种根植于社会内部的复杂信仰和行为，并且发展都超出了其中心地区。

这些不同地区的居民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单一民族的一部分，这很难说，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自认为是凯尔特人。毫无疑问，正是他们的部落关系提供了最直接的认同感。然而，尽管如此，西部早期讲凯尔特语的基督教群体是史前同一地区讲凯尔特语的异教徒的直接继承者。在使用“凯尔特基督教”或“凯尔特西部”这样的表达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并非毫无道理。

图18　Carn
杂志，一份致力于推进西部“凯尔特”社会事业的出版物

凯尔特人的形象在18世纪被召唤出来，经过精炼和改造，以迎合19世纪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毫无疑问，这一形象被现代的许多包袱所拖累，其中大部分是从黑暗的民间传统中挖掘并净化出来的，或者只是为了给政治抱负带来一种正统的感觉而发明出来的。然而，新凯尔特人对自己形象的刻板化只是重新定义了一种身份，而这种身份已经扎根于他们遗产的本土性质，以及他们顽强地幸存下来的语言。早在两千多年前，希腊和罗马的作家就为北方边境上的野蛮人提供了一种身份，以便更容易地应对他们的外来性。这些新凯尔特人所做的不比那些希腊和罗马作家多。

凯尔特人是一个古老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他们不断被重塑，重塑他们的有时是外部观察者，有时是他们自己。如果我们采取强硬的纯粹主义路线，可能会认为今天的布列塔尼人可以自称凯尔特人的后裔，因为根据恺撒的说法，高卢中部和西部的居民称自己为“凯尔特人”，并且从那时起，人口变化相对较小。其他没有任何地区符合这三点的。许多人会发现这个定义过于狭隘，认为所有那些今天经常使用凯尔特语的地区，都可以声称与史前时期的凯尔特人有某种联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哈尔斯塔特时期贵族或拉腾精英的后裔，而是说他们是更古老的大西洋文化和语言的继承者。

进一步阅读书目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对于这样一个深受欢迎的主题，相关的书籍非常之多。在提出延伸阅读的建议时，我必然要精挑细选，限定在每个大标题下不超过四本书。我选择的都是用英文出版的作品，每一本都有长长的参考书目，如果一本一本地去阅读，一定会让你终身受益。我略去了所有那些依赖第三手资料来源而自己又没什么可补充的著作，无论它们有多么吸引人。毋庸置疑，那些思想极端的著作概不收录。

欧洲史前背景

B. Cunliffe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Prehistoric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Facing the Ocean: The Atlantic and its Peopl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K. Kristiansen, Europe before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关于凯尔特人的一般书籍

B. Cunliffe, The Ancient Cel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M. J. Green (ed.), The Celtic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5).

J. Haywood,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Celtic Worl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1).

S. Moscati (ed.), The Celts
(Milan: Bompiani, 1991).

希腊人和罗马人眼中的凯尔特人

H. D. Rankin, Celts and the Classical World
(London: Croom Helm, 1987).

凯尔特艺术

R. Megaw and V. Megaw, Celtic Art from its Beginnings to the Book of Kells
(2nd ed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1).

I. M. Stead, Celtic Art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85).

凯尔特人的宗教

J. L. Brunaux, The Celtic Gauls: Gods, Rites and Sanctuaries
(London: Seaby, 1988).

M. Green, The Gods of the Celts
(Gloucester: Alan Sutton, 1968).

S. Piggott, The Druid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8).

M.-L. Sjoestedt, Gods and Heroes of the Celts
(Dublin: Four Courts Press, 1994).

岛屿方言文学

M. Dillon, Early Irish Litera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H. J. Jackson, The Oldest Irish Tradition: A Window on the Iro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T. Kinsella (trans.), The Tá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J. T. Koch (ed.), The Celtic Heroic Age
(Malden, MA: Celtic Studies Publications, 1994).

凯尔特语

P. Russel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eltic Languages
(London: Longmans, 1995).

现代凯尔特人：神话？

M. Chapman, The Celt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yt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S. James, The Atlantic Celts: Ancient People or Modern Invention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9).

文中提到的作品

S. Baring Gould, A Book of Brittany
(London: Methuen & Co., 1901).

J. R. Collis,‘Los Celtas en Europa’, in M. AlmagroGorbea and G. Ruiz Zapatero (eds.), Los Celtas: Hispania y Europa
(Madrid: Actas, 1993), 63–76.

——‘States without centres？ The Middle La Tène Period in Temperate Europe’, in B. Arnold and D. B. Gibson (eds.), Celtic Chiefdom, Celtic State: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Social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5–80.

M.-A. Constantine, Breton Ballads
(Aberystwyth: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6).

J. H. Delargy, The Gaelic Story-Teller: With Some Notes on Gaelic FolkTales
(Reprints in Irish Studies 6; London: Cumberlege, 1945).

D. E. Evans, ‘The Early Celts: The Evidence of Language’, in M. J. Green (ed.), The Celtic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5), 8–20. ——‘Linguistics and Celtic Ethnogenesis’, in R. Black, W. Gillies, and R. ó Maolalaigh (eds.), Celtic Connections, i. Language, Literature, History, Culture
(East Linton: Tuckwell, 1999), 1–18.

D. Prigent, ‘The Lorient Interceltic Festival’, Carn
, 115 (2001), 8.

P. Sims-Williams, ‘Celtomania and Celtoscepticism’, Cambrian Medieval Celtic Studies
, 36 (1998), 1–35.

J. R. R. Tolkien, ‘On English and Welsh’, in H. Lewis (ed.), Angles and Britons: O’Donnell Lectures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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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母亲

珍妮·佩特森·豪斯顿(娘家姓布朗)

1920—2007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政治和统治

第二章 宗教

第三章 教育

第四章 社会

第五章 经济和环境

第六章 苏格兰和广阔世界

第七章 文化

结语 历史的教训

参考书目及进一步阅读书目

大事年表

苏格兰君主(公元843—1714)

苏格兰的自然地图

导言

和非英国人一样，英国人也发现他们往往很难搞懂苏格兰。苏格兰人真的只是英国人中的一支吗？答案当然是“不是”。苏格兰是不列颠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吗？“是。”苏格兰人是英国人吗？“偶尔是。”苏格兰和英格兰共享一种语言、一位君主(自1603年以来)，以及一个议会(自1707年以来)；它们都经历了帝国时期和工业革命。但是，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历史使得苏格兰与众不同。乔治·奥威尔曾经在《英格兰，你的英格兰》中写道：“民族性不能被钉死，当你钉死民族性时，它们往往变得琐碎，或彼此看似毫无瓜葛。”

联系还是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现代苏格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特征，源于苏格兰数个世纪以来在不列颠和欧洲背景下独立且平行的发展。它们是一部连续与变迁、一致与对抗、好与坏的故事，不过苏格兰真正引人注目的，还是它的政府、宗教、法律、教育、社会关系、人口流动以及文化。我们只有先解释和评价这段历史，才能理解当下的苏格兰。

本研究涉及四个主题。首先，虽然从现代标准来看，苏格兰明显不是“多元文化的”，但在历史上，在如此小的一个国家内，其地理、语言、宗教和社会却存在如此鲜明的差异。其次，苏格兰拥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或者说“志愿部门”(voluntary sector)，它们有时强化了这些差异化特征，有时又缔造了同质的观念，特别是在教育观和一般人道观方面。再次，无论地方和地区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苏格兰在并不暗淡的中世纪便发展出了一种民族认同感，即便在与英格兰联合的背景下、在苏格兰人欢呼成为“英国人”时，这种认同感仍然存在。

最后一个主题关注的是，同时身为苏格兰人和英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现代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误解(偶尔还有敌意)源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他们既分享共同的经历却又想保持差异。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只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才是“英国人”，并且这一层次的认同也囊括了区域性特征，而非忽略这些特征。当苏格兰人(或威尔士人、北爱尔兰人)说自己是“英国人”时，他们说的是一段漫长而不同的历史，其中夹杂着有限的相同经历——但与英格兰人相比，他们在使用这个词语时可能更加包容。1922年爱尔兰革命以及美洲革命之后的民族主义历史更有说服力，因为这让爱尔兰和美国摆脱了(英格兰人)强加给它们的英国文化和政府统治。苏格兰人却从未这样做，而且可能也最不想这样做，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苏格兰人在创造这一文化时也发挥了比较积极的作用。

英格兰不是与苏格兰相互影响的唯一一个国家，也不总是最重要的那个国家。尽管如此，苏格兰、英格兰(还有爱尔兰)的历史，几百年来互相交织，苏格兰人参与了英格兰人的计划，带着不同程度的热情和保留态度支持联合王国。苏格兰的历史需要跟英格兰的历史放到一起来理解，这并不是说要去考察苏格兰被外来的英格兰干预、压制和扭曲的历史，而是去理解它们的历史中哪些部分是各自独立的，哪些部分是共同分享的。无论苏格兰将来是否还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英国史都会是苏格兰历史的一部分。

第一章 政治和统治

缔造不列颠

把不列颠看作苏格兰、英格兰和威尔士，便承认了一个中世纪的发明，因为在此之前，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苏格兰王国是有可能的。几百年来，对于黑暗时代的苏格兰分散的政治团体，它们要么有可能保持分散，要么有可能在英格兰人的统治下合为一体。

现在成为苏格兰的这片土地，在黑暗时代，就像由不同政治联盟和民族组成的不断变换的拼图，这些政治联盟和民族构成了三个主要团体——盖尔人、皮克特人、布立吞人。达尔里阿达(Dál Riata，集中在西部的阿盖尔郡)属于“苏格兰人”(这个英语单词没有苏格兰方言形式，最好译为“盖尔人”)，盖尔人这一民族也生活在爱尔兰。皮克特人占据北部、东部，而布立吞人则在南部。从那时起一直到中世纪，苏格兰都与威尔士和爱尔兰相似，由分散的首领或领主构成松散的整体，而没有太多机会凝聚成更大、更强的团体。

苏格兰统一的进程非常缓慢。公元843年，皮克特人的国王肯尼斯·麦克阿尔宾(Kenneth MacAlpin，又写作Cinaed mac Alpn)统一了福斯河以北的苏格兰，最终在10世纪成为著名的“阿尔巴”王国。阿尔巴王国政治中心从阿盖尔郡移到东部的珀斯郡，当时这个混合王国融入了苏格兰人，或称盖尔人和皮克特人，但从根本上说，盖尔人让皮克特人的影响黯然失色。下一个里程碑是1018年，国王马尔科姆二世打败了诺森布里亚人(自公元7世纪以来，诺森布里亚人就控制了苏格兰东南部的大片土地)，将洛锡安纳入其统治之下。但即便在那时，西北部分地区仍然在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管辖内，因为维京海盗自公元9世纪起就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开拓他们自己的疆土。1100年时，阿尔巴王国由两个相连的王国组成，一边是占据现代苏格兰三分之一领土、贯穿苏格兰东南部和英格兰东北部的诺森布里亚，一边是挪威人控制的群岛和剩下的西部地区的王国。

从12世纪开始，君主们称自己是“苏格兰人的国王”。13世纪，苏格兰的边界变得越来越牢固，政治中心也越来越清晰。诺森布里亚仍是一个缓冲区——特威德河畔贝里克(Berwick-upon-Tweed)在1147到1482年间经历了13次易手，此后一直属于英格兰。实际上，英格兰的国王接受了一种半脱离的领土措施，有时英格兰国王甚至没察觉领土被入侵，除非苏格兰人的军队抵达蒂斯河，甚或亨伯河被频繁入侵。特威德河以南的诺森布里亚直到1237年签订《约克条约》后，才开始一直属于英格兰。在《约克条约》中，(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二世放弃对英格兰北部郡县的领土主张，时效200年。这一条约巩固了盎格鲁-苏格兰的和平，和平期从1217年一直持续到1296年。《约克条约》还允许(苏格兰)君主同化加洛韦，使其融入新兴的苏格兰国家，但直到15世纪，加洛韦一直处于半脱离状态。

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标志着苏格兰国王关注重心的重大转移，他放弃了重绘不列颠政治地图的机会，此后一直致力于向西北扩张，而不是南下。亚历山大二世去世之前，他正试图从挪威国王手中抢夺赫布里底群岛和马恩岛。这一任务最终由其儿子亚历山大三世在拉格斯战役(艾尔郡，1263)之后完成。于是，到1266年，“不列颠”(不包括那时独立的威尔士公国)包括两个独立的集权君主制国家，这两个国家通过《珀斯条约》，或多或少清晰地界定了疆域。另一个君主国是英格兰，它的统一比苏格兰要早得多。最迟到11世纪，英格兰就已不再是一个松散的小王国团体，而是变成一个“联合王国”，其中心地带在东南部：“盎格鲁人之地”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统一“国家”。

从事后来看，苏格兰内部的统一力量与它和英格兰的分离力量一样明显。但是，一个统一的、独立的苏格兰王国的发展并非注定。相反，或许有一些让苏格兰无法独立的因素促使英格兰领主直接统一不列颠。12世纪和13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在两个重要方面走得越来越近：一方面，两个王朝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布鲁斯、巴里奥尔、斯图亚特这样的诺曼贵族被国王大卫一世邀请进来，他们在12世纪的低地苏格兰建立了自己的权势，后来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了苏格兰的国王。这种定居形势是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不列颠和爱尔兰日渐诺曼化这一广泛进程的一部分。

诺曼人对苏格兰的影响在大卫一世统治时期最为明显。大卫一世深受诺曼宫廷和诺曼文化熏陶，追求扩大皇家权威，他不仅扶持诺曼贵族，还引入了文字记录，建造了城堡，创建了自治城镇或拥有贸易特权和行政自治权的“皇家市镇”。不过这些都是大卫一世自愿采纳，而非外部强加的，因为苏格兰没有被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在1066年时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这就让接管和变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容易。但苏格兰是个完全不同的实体。自那时起直到后面几个世纪，苏格兰的政治都是分散的，它的诺曼化借助的是移民和同化，而非武力。

图1　有着明显盎格鲁-诺曼特征的城堡，不仅是中世纪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还是统治中心的象征

不列颠瓦解：独立战争

不同于中世纪的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苏格兰这个国家从未被彻底征服，相反，它偶尔还有险胜的机会。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有着重要的纽带，最终也许会完全(甚至可能是以和平的方式)被纳入英格兰国王的统治轨道上来。自相矛盾的是，盎格鲁-诺曼王权带来的政治、社会和军事变化最终反而为苏格兰的独立奠定了基础。尤其是由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开启的战争，以及其继承者继续发动的战争，这些战争迫使大贵族(他们往往在苏格兰和英格兰都有领地)决定他们究竟忠诚于谁，这不仅要确定其苏格兰身份，还要确定其英格兰身份。在此过程中，12世纪低地的盎格鲁-诺曼领主们联合高地(苏格兰西北部的山区)的首领，成为独立的苏格兰贵族。12世纪和13世纪统一苏格兰和英格兰的那股力量在14世纪反而将它们分开了，并最终确立了它们作为独立国家的未来。爱德华一世(及其他人)声称拥有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土地，他统治爱尔兰，征服威尔士(但直到都铎王朝时，威尔士才被统一)，作为不列颠最强大的国王，他对苏格兰行使直接的、最高的统治权。因而，他似乎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不列颠王国。1290年，亚历山大三世的王位继承人玛格丽特去世，由爱德华监督仲裁了“那一伟大事业”(王位继承问题)；1292年，约翰·巴里奥尔(约翰一世)被推上苏格兰王位。爱德华的不列颠设想看起来似乎实现了。但苏格兰却选择与法国人一同对抗英格兰，1295年苏格兰与法国缔造了一条[“世友”关系，the ‘Auld (old) Alliance’]纽带，并一直持续到16世纪。从那时起，英格兰就一直是苏格兰的“世敌”了(见第六章)。

冲突在升级。1296年，苏格兰小规模的越境侵袭导致爱德华发动了全面入侵战争，这开启了苏格兰人熟知的“独立战争”。爱德华在通往贝里克和邓巴的途中展开屠杀，占领了爱丁堡和斯特灵的城堡，然后向北直抵埃尔金(Elgin)。战争初期，苏格兰的军事抵抗由威廉·华莱士领导，但后来他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草莽”英雄，并最终于1305年被绞死、车裂、分尸。这样，爱德华就能宣称拥有对不列颠群岛所有地区的统治权了，他的统治疆域广阔，日渐统一，让伦敦实现对苏格兰司法、立法、财政和行政上的最终控制。

但是，爱德华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统治是不稳的，他的不列颠国家很快土崩瓦解。从1306年开始，一系列复杂的政治事件促使卡里克伯爵罗伯特·布鲁斯领导苏格兰对抗英格兰，并最终由他获得了苏格兰的王位。1314年，布鲁斯在两天的班诺克本(Bannockburn，斯特灵郡)战役中以少胜多，战胜了英格兰的强大军队，获得一场令人震惊的胜利。苏格兰人用的是他们的“百姓兵”或民兵，这些农民没有军饷，却有着高度的忠诚，他们摆起密集的长矛方阵(刺猬阵，schiltrom)，在突袭英格兰军队之前，先消灭了敌人的骑兵。这场战役的直接结果就是驻扎在斯特灵城堡的英格兰卫戍部队投降。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便可知道，这场战役是重大的转折点：爱德华的设想依旧存在，但它们不可能实现了。

与此相反，布鲁斯以他的胜利和政治技巧铸造了一个苏格兰民族。布鲁斯身上的各种美德让他能够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但他又是一个分裂的贵族阶级中的一个分裂性的人物，也是一个暴力的、追逐私利的人。不久后，曾在著名的《阿布罗斯宣言》(Declaration of Arbroath
， 1320)中表示坚决支持布鲁斯的贵族，马上就起来造反了。《阿布罗斯宣言》被认为是缔造苏格兰民族的里程碑，它寻求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支持，呼吁教皇将一位独立统治者的加冕合法化，并宣称：“只要我们还有100人，我们就决不会屈服于英格兰的统治。我们不是为荣耀、财富或荣誉而战，我们是为自由而战……”不过，布鲁斯(罗伯特一世)很聪明，他将他的王朝和独立民族的理想联系起来，和贵族、平民的支持关联起来，并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新君主国，以此作为随后苏格兰身份认同的重心。

表面上看，班诺克本战役并没有带来什么长远的影响，因为英格兰的干涉还在继续，引起了两地持久的猜疑之心。但长远看来，班诺克本战役不仅是苏格兰和英格兰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还是不列颠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因为它标志着在不列颠没有实现“超级统治权”的可能。考虑到中世纪(英格兰)对不列颠群岛其他地方三心二意、并不彻底的征服，苏格兰令人震惊的胜利可能是件好事。英格兰人控制下的爱尔兰和威尔士要感谢12世纪以来盎格鲁-诺曼贵族所带来的“个人进取精神”(private enterprise)的侵略。威尔士的悬念在16世纪最终确定
[1]

，但爱尔兰从来没有，两地的土著居民都惨遭种族隔离。自10世纪以来，对苏格兰的政策必然来自英格兰国王，因为没有一个贵族能强大到征服一个如此多样、如此分裂(又如此强大)的国家。班诺克本战役清楚地表明，即便英格兰国王的雄心再大，也是有局限的，这场战役是塑造独立苏格兰的里程碑。

缔造苏格兰：从独立到联合

尽管《阿布罗斯宣言》显然有着永恒的诉求，但它还是一份专门请求基督教最高权威教皇承认一个独立王国的请愿书。这份宣言表达了教士和俗人的愿望，描述了教会在苏格兰和欧洲境内的重要政治意义。它聚焦于王室或君主自由，因为当时的苏格兰完全是一个犹如一盘散沙的政治实体，除了君主和教会，很多地方都是分裂的。苏格兰随着王朝的积累而不断发展，人们对君主的忠诚有助于创造一种“民族”感。当人们提起“王国共同体”时，他们的意思是那些生活在一位国王统治下的人。

事实上，即便君主力量式微，君主也仍是中世纪苏格兰人身份认同的主要焦点。15世纪，大多数英格兰国王都是篡位者(1399至1485年间经历了五次王朝更迭)，但斯图亚特王朝还是从1371年的罗伯特二世一直延续到了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产生这种适应能力的原因在于，16世纪前的君主更多的是一个聚焦点，而非强大的独立行动者。尽管苏格兰国王倾向于避免和他们的贵族发生冲突，但大卫二世、詹姆斯一世和詹姆斯二世还是得应对因钱财需求而引起的反抗。他们没有在臣民身上强加过多的直接税，因而和同时代的欧洲相比，他们享有相对的和平。詹姆斯三世曾想在15世纪70年代的对外战争中一展雄风(他死于1488年平定叛乱的战争中)，但贵族对于实现詹姆斯三世这些统治者的雄心抱负没什么兴趣。詹姆斯四世和詹姆斯五世非常顺利地攫取了钱财，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尽管例行的王室税收直到詹姆斯六世统治时期才建立起来。

理想的君主制意味着长期存在的少数派不会破坏这个国家。玛丽，这位苏格兰人的女王，在其父亲詹姆斯去世时只是个一周大的婴儿。她从1548年起就被养在法国，1558年和法国王位继承人结婚，直到丈夫去世才返回苏格兰。当1567年玛丽被废黜时，她的继承人詹姆斯六世还是一个婴儿。苏格兰君主制跌至低谷的时间不是在少数派当权时期，而是在成年玛丽执政期间。1561年，玛丽抵达苏格兰，当时一群持不同政见的贵族精心策划了一场激进的宗教“改革”(新教代替天主教)。作为女王，玛丽花费了大量时间控制破坏的程度。

苏格兰的贵族不希望出现一个太强大的君主，但一位无能的君主也不行。玛丽非常合理地抵挡了新教领袖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1514—1572)的尖锐警告，牵制了各个派系，直到1565年，她不明智地结了婚。随后，她的统治土崩瓦解，贵族将她驱逐出境。她被流放到英格兰，并被囚禁在那里。1587年，玛丽在英格兰作为叛国者被斩首。她所有的物品都被焚烧。玛丽是一个极有政治才能、极具个人勇气的女人，她热爱生活，是一位勤勉认真、魅力四射的女王。我们对她的评判不应该基于她的败局——没能给其命悬一线、摇摇欲坠的国家带去稳定，而应该基于她为实现这个目标所采取的众多成功的尝试。她被打败不是因为她不能与她的敌人相抗衡，而是因为敌人太多，问题太难处理。

玛丽的统治是在王权日益增长趋势下的一股逆流，其实在詹姆斯四世和詹姆斯五世时期，王室已经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坚定了。从那时起，以及其后数百年，苏格兰的政府与英格兰的政府一直都大相径庭。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起，英格兰王室就运用了普通法和全国巡回法庭制度，对地方和团体的自由进行严密有效的集中司法控制，向它们征税，要求它们为大规模战争买单。另外，英格兰国王还发行自己的货币。英格兰政府是地方参与式的政府——郡、百户区、镇、教区——这些都直接向国王负责。英格兰中世纪的国王有着极大的权力，只是偶尔会缺少威信。

苏格兰君主则有着强大的威望和有限的权力，他们不得不维护(权力的)多样性，支持贵族的既有特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很晚。苏格兰贵族认为自己是共同统治者，而非臣民。17世纪末之前或18世纪之前，地方政府是领主或皇家市镇的政府，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业余的、参与式的，中央的触角轻轻柔柔，力量不够。大卫一世发行的第一批皇家货币以英格兰货币为模板，流通了几个世纪，苏格兰的度量衡直到19世纪才标准化。中世纪晚期，苏格兰已经成为一个君主制国家，还有以下几大支柱支撑着这个国家：一个独立的教会，一个早熟的历史书写的民族主义流派，一个正在形成但已经稳健的法律体系。作为一个国家，它与英格兰毫无相似之处，反而更接近以地方分权的权力结构为特征的绝大多数欧陆国家。

联合：1603到1707年

16世纪见证了威尔士彻底融入英格兰政府的过程：郡、镇、普通法、议会。英格兰和威尔士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这可能是当时欧洲仅有的一个统一国家：王室和议会权威在整个王国中盛行，这里有普通法，有统一的宗教，有自由的内部贸易，有一套基于领土和制度而产生认同的方式，也就是“国家意识”，如果这种国家意识不是所谓的爱国主义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在社会层面也逐渐统一了，仅有威尔士语作为单独的标志被保留了下来。从1603年起，苏格兰与英格兰共戴一君，但1707年盎格鲁-苏格兰的联合，就像1801年盎格鲁-爱尔兰的联合一样，纯粹是法律意义上的，缺乏威尔士与英格兰那样政治、法律和制度上的统一。苏格兰和英格兰因为王室联盟和宪法工具而被拉拢在一起。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死后无子嗣，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觊觎其继承人位置已久，他于1603年戴上了英格兰的王冠，加冕为詹姆斯一世。人们“静默地欢呼，没有激烈地呼喊”。詹姆斯把他的朝廷从爱丁堡搬到了伦敦。他有志于在法律、宗教和政府方面更彻底地统一两个国家，但最终一事无成——就连王室特权(只有王储才能享有的权力)，在南北两个国家也不一样。詹姆斯一世的继承人查理一世，在政治上不够敏锐，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后发现这两个王国依然不同(见第二章)。

1707年前后，议会联盟在南方引起的争议并不比王位争议多。英格兰人很满意这笔交易，它确保了王位的继承，消除了苏格兰议会独立的刺激因素，带来了持久的安全。苏格兰人则更为矛盾，他们针锋相对的观点充斥了超过500份的小册子、祷告书和专门的论著。对立双方中，一方是昆士伯里公爵，他是女王在苏格兰的钦差大臣，鼓吹联合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好处；另一方是贝尔黑文勋爵，他因“我们的老母亲加利多尼亚”受到的威胁而胆战心惊。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很多苏格兰人实际上都对联合持怀疑态度。被赶下台的詹姆斯七世的支持者们，所谓的“詹姆斯党”(Jacobite，该词源于“Jacobus”，“James”的拉丁文)，为了谁继承安妮女王才合法的问题而产生了骚乱。激进的新教徒出于自己的立场，在面对明显威胁到他们独立教会和法律的危险时畏缩不前。

1700年以后，一些苏格兰人认为联合是一种背叛。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将苏格兰代表描述为“一群无赖”。事实上，很多谋划联盟的苏格兰人在斯图亚特王朝晚期被流放到了低地国家，他们是1688至1689年“光荣革命”坚定的、原则性极强的支持者。在“光荣革命”中，詹姆斯七世(詹姆斯二世)逃离了他的王国，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詹姆斯的女儿)接管了这一王国。像斯达尔、马齐蒙特、利文伯爵这样的人，自1689年以来就在讨论、计划合作联盟，他们相信(就像约翰·诺克斯所做的那样)，联合会保护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对抗法国路易十四的绝对君主制对所有新教徒发起的军事威胁。他们站在真正的“不列颠”立场上。17世纪90年代，他们就意识到了苏格兰亟待改善的经济状况，还希望苏格兰能优先进入与英格兰殖民地的蓬勃贸易中，但自1651年《航海法》颁布以来，这一贸易便受到阻碍。《航海法》颁布的原因不在于人们对王室或苏格兰人(或荷兰人)的敌意，更多在于强大的、自私的英格兰大商人的游说。

彭斯还嘲讽这些苏格兰代表“为了英格兰的黄金而被买被卖”，这既指“利益”或腐败(当时是一种正常的经商方式)，又指为弥补1699年达连湾(巴拿马)灾难性的殖民冒险带来的损失而讨价还价所得到的40万镑赔偿金。苏格兰没有强大的海军保护其商业船队。最终，政治集团之间的意见达到平衡，联合成为一场“公平交易”。1707年5月1日，联合最终成行。苏格兰在议会的下议院得到45个席位，在上议院得到16个席位。不过，如果英格兰人想再次忘掉苏格兰，那他们很快就会失望。

政治稳定或许在1689年的英格兰就已经实现了，但在爱尔兰或苏格兰却没实现。这种不稳定表现为詹姆斯党人在第一次叛乱中攫取了基利克兰基(Killiecrankie，珀斯郡，1689)，又于1691年在爱尔兰和苏格兰遭遇惨败。现在，1689年之后的詹姆斯主义被看作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民族主义，或一场注定失败的、浪漫而不合时宜的运动，它是一种主流，但也不过是一场基于神圣继承权利(让君主接受涂油礼)和对王朝的忠诚的精英政治/宗教运动。它不是一场独立运动，而只是对英国王权的另一种宣扬。1701年颁布的《继承法案》承认汉诺威王朝有权继承无嗣的安妮女王的王位(1714年的确如此)，这一法案来自伦敦而非爱丁堡。该法案在苏格兰的同等文件，即著名的《安全法案》(1704)仅规定，安妮的继承人应该是她家族谱系中的新教徒。这样一来，就没什么能阻挡詹姆斯七世的儿子，即“老觊觎者”詹姆斯·爱德华·斯图尔特(1688—1766)，转而要求作为詹姆斯八世继承王位，进而改信天主教。

几十年来，政权更迭不断发生，偶尔也有政权能实现统治。1708年，尝试在爱丁堡登陆的“老觊觎者”被赶了出去，但此举却激励了那些有神圣继承权想法的人和那些对汉诺威王朝心怀不满的人，斯图尔特的支持者们1715年再生叛乱，在英格兰北部挑起事端。这次支持詹姆斯王室的人比1745年那次重大叛乱的人数要多，但他们在英格兰领导无方、组织涣散，轻易就被粉碎了。

1715年失败后的相互攻讦削弱了詹姆斯王室的势头，令他们前景暗淡。不过到1745年，几股强大的力量动摇了不列颠的稳定：辉格党(左翼)30年的统治在心存不满的托利党人(那时以政治上的右倾闻名)中激起了普遍敌意，尤其对辉格党的宗教政策、苏格兰在联合后短期内没能避免的经济祸患、1736年爱丁堡的波蒂厄斯骚乱，以及爱尔兰遭受的歧视和赤贫等十分不满。另外，1745年詹姆斯党人有着重要的优势：詹姆斯·爱德华的儿子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小觊觎者”或“漂亮查理”)是位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他得到了法国和爱尔兰的支持。他快速灵活的军队拿下了爱丁堡，1745年9月，他只用了15分钟就在普雷斯顿潘(Prestonpans，东洛锡安)击溃英军，并迅速南下直达德比——距离伦敦只有130英里。

此后，叛军失去了主动权，事情开始变糟。一些英格兰托利党人承诺的支持打了水漂，军事上的分歧导致军队撤退，没能与法国军队会合。即便如此，1746年1月的时候，他们都还未完全失败，因为詹姆斯党仍然在打胜仗。接着，他们退回高地，远离他们天然的要塞，失去了东北低地的支持，而这些地区在宗教、政治和社会构成上都更同情他们。

汉诺威王朝毫不留情地包围了他们，还集结了军队、金钱、物资，并用海军围困詹姆斯党人。然而，詹姆斯党人的失败并非确定，直到乔治二世最小的儿子坎伯兰公爵在因弗尼斯郊外发现了这支筋疲力尽的军队。汉诺威王朝的军队明智地使用了步兵和炮兵，此举挫败了叛军的冲锋，一小时内让三分之一的叛军殒命。不列颠土地上最后一次战役——卡洛敦战役，表明了英国社会的分裂。战场上不是彩色的苏格兰格子对阵英格兰的红外套，而是各种各样的色彩(和方言)，其中一半是汉诺威的苏格兰军队。觊觎者则在战场上派出了一支由法国人(一直是军队中坚)、爱尔兰人、英格兰人，还有来自高地和低地的苏格兰人组成的国际部队。

卡洛敦战役的失败，再加上他们随后又被坎伯兰的焦土政策赶回老家，这些无可挽回地毁掉了詹姆斯党的事业。查尔斯逃亡，余生过着意大利醉鬼般的日子，死于1788年。与此同时，1759年，法国舰队的入侵行动溃败，不列颠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彻底获胜，消灭了政权更迭的有力威胁，但(不列颠)政府仍然认为在因弗尼斯外修建一座牢固的乔治堡(1769)是明智的。联合得以确保，但(苏格兰)人民不确定该如何对待乔治一世，直到1820年乔治三世去世，汉诺威王朝才得到他们积极的爱戴。

乔治三世在其统治时期，发明了一面不列颠的旗帜以标志这一联合。詹姆斯六世(詹姆斯一世)也曾尝试过，但没能让圣乔治和圣安德鲁的十字架融合在一起。“联合杰克”(Union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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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17世纪50年代，彼时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格兰确实以军队征服了苏格兰和爱尔兰(这面旗帜中间有一个爱尔兰的竖琴)，但现在这面联合旗帜从1707年联合一直持续到1801年的爱尔兰合并，那时，圣帕特里克的红色“X”形状被放在了圣安德鲁的白“X”形状里面。后腿站立的狮子正是苏格兰国王的徽章——这面国旗非常恰当地代表了君主制在缔造苏格兰、维护苏格兰独立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1801年，联合所产生的重要且积极的经济效应早已清晰可见。苏格兰在经济上与英格兰及其殖民地接轨，这促进了苏格兰城市发展，推动了农业和工业革命。对英格兰来说，联合是它一直追求的，并带来了短期的政治安全，这种安全只有在打败詹姆斯党的挑衅后才得以巩固。对不列颠而言，联合促进了帝国和经济的发展，而帝国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联合王国这一事实，并让它在1763至1790年成为一个欧洲强权，在1815年之后成为一个世界强权。但是，联合也在成员国之间以及苏格兰内部埋下了怨恨和冲突的种子。

从社会和文化上说，高地和低地地区之间的差距自14世纪起就已形成(见第四章)，而认为低地的价值观“文明”、高地人等同于“野蛮”的观念则加剧了这一差距。从政治层面来说，苏格兰的意义也并不明晰。英格兰人、联合前的间谍丹尼尔·笛福在其《不列颠全岛游记》(1724—1727)中写道，联合确保了苏格兰的和平，促进了它的商业：

但我不能说，作为一个个体她从那时起就屹立于世界之林了。在此之前，她被当作一个国家，现在她再也不是了，只是一个省而已，或顶多是一片辖地。

的确，联合带来的问题和它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关于民兵制和保留军队权利的争论一直悬而未决，但这一问题随着联合而消失了。几十年间，苏格兰人都在议会中争取恢复以上两种权利——至少留个体面。他们没能搞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明显不忠于1714年后的政权，尽管长远看，他们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苏格兰的议会是融入、嫁接还是消解在英格兰的议会中？联合是平等的还是殖民的？苏格兰人拥有英格兰人宪法意义上的权利吗？他们有什么权利？美洲殖民者很幸运地直到18世纪60年代才需要面对这些问题。但(在他们当中)苏格兰的历史背景是相当明显的，它不仅影响了对于美国大革命的争论，也影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拥有军队的权利)。

苏格兰法律

1707年，苏格兰的独立议会融入了英格兰议会，但它的教育机构、地方政府、特别法和宗教都得以保留。这就包括建立允许发表意见的机构，有权决定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等广泛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保留苏格兰的主要法庭。

从巴尔夫、克雷格、斯基恩等著名法官的著作来看，苏格兰人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法律有别于王权的联合。对于这一点，早在1681年，伟大的“苏格兰法律制度”作家或法典汇编作家斯太尔子爵就已经提醒过苏格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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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人有意识地把民族认同建立在自己的法律之上，18、19世纪尤其如此。虽然苏格兰的法律也受到了欧洲大陆传统和英格兰传统的影响，但它不同于爱尔兰人遭受的那种殖民强迫，而是在苏格兰本土上发展出来的。苏格兰人在中世纪适应并吸收了英格兰的法律思想。苏格兰有“普通法”，可以变相地理解为“共同法”(ius commune)，或仅仅理解为适用于每个人的国王法，除非国王另有他说——但这一点不同于英格兰。实际上，文艺复兴的主要影响来自法国，其影响体现在创造议会中的“财产地位”(代表性成分)、1532年最高民事法院司法协会(最高民事法院)的创建，以及律师的教育和职业化。

以15世纪的司法委员会即上议院为基础，最高法院在1560年成为最高民事法庭，在1600年成为一个比英格兰更有保障的司法部，一个半独立的准政治实体。最高民事法院的法官是(现在仍然是)荣誉“勋爵”(Lords)。这种政治影响和法律影响在17世纪继续扩大，并在18世纪得到巩固，那时，最高民事法院可以被视为几个能代表议会的机构之一。其他几个机构是：苏格兰皇家市镇会议，虽然该会议的重要性在1707年前就已下降，但它直到1975年才被废止；苏格兰教会大会是每年的重大事件，它的社会判决、宗教宣告或“救赎”会被广泛报道，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还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虽然联合之后，最高民事法院影响很大，但上议院作为上诉法庭，其影响也日益增大：到18世纪90年代，超过三分之一的上诉事件都来自苏格兰。1808年最高民事法院改革——法院被分解，并引入了陪审团裁判制——标志着苏格兰法律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它先前被理解为自然法和国际法的一部分，现在很大程度上自成一体了。当涉及社会政策(包括济贫和劳工关系)时，最高法院法官制定的法律和议会的法令一样重要。

直到18世纪，权力高度下放的苏格兰国家已经广泛授权地方进行刑事审判，即便这些机构以君主的名义共同维护秩序。皇家刑事司法并不能完全延伸到地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672年刑法法院重组，以及1708年集中监察的巡回法庭创建。1748年世袭领地管辖权开始实施之前，特许法院(私人手中的公共司法权限)在苏格兰一直是很常见的。一些特权法令授予封建领主以“男爵领地”或“自由王地”(后者相当于英格兰的伯爵领地)，每片领地都有特殊的司法权，在自由王地中，这种权利可以扩展到各个方面，除了最重大的犯罪仍归皇室法庭负责。男爵法庭在1748年幸存下来，它们有限的功能逐渐消失，直到1948年才被废除。

苏格兰的法律体系几乎在每个方面都迥异于英格兰。令人困惑的是，法律和行政的官职和实体偶尔共享同样的名称，但功能和机运(fortunes)却迥然有异。从1609年引进一直到最近，苏格兰治安法官更多关注的是行政问题，而非司法问题；苏格兰有验尸官，但他们不会像英格兰的同伴一样检查暴死之人；苏格兰财政部很晚才形成，而且相对英格兰强大的财政部而言，它是一个更小、更有限的司法实体。尽管如此，法律的思维方式仍渗透到了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其程度更甚于当今社会，法律成为当时日常生活结构中一个更为常见的部分。很多我们认为应该由地方政府负责的事情都交由法庭处理了。

英格兰的郡从16世纪起地位开始下滑，很大程度上沦为徒有荣誉的空壳；而苏格兰的郡却在司法和行政层面越来越重要。13世纪时，郡在全国范围内被创建，1748年进行了广泛重组。他们，恰当地说是“郡法官”，不仅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重要代理人，还是现代司法制度的中流砥柱。郡法庭拥有民事管辖权(除非依法把这份权力给了其他法庭)，这不同于英格兰的郡法庭(1847年引入)。

中世纪的刑事司法更多是关于亲属和赔偿而非罪行本身，但从16世纪起，苏格兰就有了被称为“地方检察官”的公诉人，以帮助受害人或站在王权的立场提起公诉。英格兰人直到19世纪还依赖私人公诉。即便19世纪引入了职业警察，苏格兰的刑事司法体系还是和许多大陆国家一样掌握在律师手中。苏格兰警察只是搜集信息，剩下的事情都由律师以公共服务的形式承担。现代苏格兰刑事司法集中在检查总长手中，他监督服务于49个郡法院区和六大司法辖区的地方检察官。高等刑事法庭是苏格兰的最高刑事法庭。其中使用的术语也是有区别的，比如，“杀人罪”(manslaughter)在苏格兰是“应受惩罚的杀人罪”(culpable homicide)。

苏格兰历史上的刑法在方方面面看起来都比英格兰更人道，但这源于其法律的内部活力，而非某些含混不清的民族性，因为法律是塑造人们如何思考、如何行为的社会事实。比如，苏格兰历史上处理的欠债入狱案件就不像臭名昭著的狄更斯时代的英格兰那么严厉，欠债入狱是破产或“倒闭”的结果，而非起因，因此，债权人不得不付钱维持下去，而债务人可以通过放弃其资产给委托人来救自己出狱。在涉嫌犯罪的情形下提起刑事诉讼，代价昂贵，因为确保定罪要更难。其他司法体系会采用体罚或收监措施，但在苏格兰，交罚款和诉讼费是首选的惩罚手段。

严格的证据标准意味着只有一个证人是不足以定罪的。这就解释了不列颠1965年废除死刑之前，苏格兰的起诉、定罪、处决(以及1857年前的流放)的比率为何一直很低。整个19世纪，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人均处决率几乎是苏格兰的三倍。苏格兰最后一次公开绞刑发生在1868年的邓弗里斯，最后一次司法处决是在1963年的阿伯丁。过多的成本考虑也意味着刑事调查的某些方面没有那么严格。调查猝死的可能性极小，20世纪苏格兰的尸检率远低于英格兰。

民法中也有长期存在的法律差别，尤其涉及财产转移时。英格兰意义上的完全持有权在苏格兰是很难实现的，它是从国王那里获得的最纯粹的封建保有形式。在苏格兰，绝大多数地产拥有者被称为“永久租赁人”，一个永久租赁的农场或继承的农场意味着承认一种永久租期，以换取大笔固定的钱财以及随后支付的(通常非常非常少的)年租金。直到2004年，苏格兰的绝大多数房屋拥有者仍然不得不支付年“租赁费”。英格兰的公寓或住房绝大多数都是有地契年限的，因为人们不得不负担地租；而在苏格兰，一所公寓和一幢房屋的所有权是一样的。在苏格兰房产交易中，有约束力的契约由代表交易双方的律师签订，这种行为比英格兰要早得多。

结婚和离婚的历史也很不同。1753年之后，英格兰不满21岁的人未经父母同意不得结婚。在苏格兰，他们可以结婚(现在仍然可以)，而“格雷特纳格林”(Gretna Green，邓弗里斯郡)成了秘密结婚的同义词，因为在苏格兰法律中，结婚不需要牧师或民政官员，这一点直到1940年才有所改变。各种形式的婚姻都赋予苏格兰妇女与男性相同的财产权，但在19世纪之前，那些有财产的人仍比英格兰人更广泛地使用婚前协议。1858年之前，在英格兰离婚需要经由议会通过，而在苏格兰则要容易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婚制度趋于统一，但现代苏格兰法庭支持“一刀两断”的解决方案，离婚程序的结果也比英格兰更容易预测。

人们常说，英格兰法律适用于从先例中获得改进和借鉴，而苏格兰法律遵循大陆民法传统，在决定具体案件时更关心基本权利或基本原则(三段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的法律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趋于统一，这表明(二者)自中世纪以来法律的影响一直在相互渗透。20世纪，苏格兰法律影响了英格兰的判决，反之亦然。最著名的是英格兰在民事诉讼中采用了苏格兰的过失罪或“照顾义务”的观念(1932)，在刑事审判中吸取了“减轻责任”的做法(1957)，苏格兰法律中关于婚内强奸的条款也被引入英格兰(1991)。英格兰的法律援助来得很晚(20世纪40年代)，其基础是16世纪以来为苏格兰穷人指定律师辩护这一做法的修订版。

差异还是有的。苏格兰律师仍然承认有限的废止原则，即法律会因整个背景发生变化而失效。实际上，苏格兰法律的普遍灵活性建立在对是非的普遍理解之上，这种灵活性是一个更大范围的力量源泉。考虑到苏格兰法律精神的价值，那些坐在苏格兰法律委员会(1964年至今)重要席位上的人致力于让苏格兰法律和联合王国其他地区的法律协调一致，而非同化为英格兰模式。1989年，上议院建议英格兰重新定义谋杀罪时，苏格兰发现无须对其法律进行修补。

苏格兰法律传统的其他力量包括：法律和公正的融合(英格兰的法律和公正是分离的，直到1873年高等法院的建立才改变其分离的事实，高等法院是以高等民事法院为模型而确立的)；17、18世纪“制度”或法律原则法典化的持久价值；强大的案例法，莫里森的《高等法院判决辞典》(Dictionary of Decisions at the Court of Session
， 1811年至今)、随后的《庭审案例》(Session Cases， 1841年至今)，以及英格兰最接近的同等作品《英格兰报道》对民法中的案例进行了摘要概括。新的问题是处理欧盟法，相比于英格兰普通法律师(common lawyers)，苏格兰法律的历史让苏格兰律师更容易处理这些问题。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

1707年的苏格兰议会是非常不民主的，它的“代议制”仅仅面向政治寡头们。1707年后选举权的情况也差不多。苏格兰在18世纪得到了有效管理，几乎不受伦敦干预，它因实行了一套贵族庇护制度而在英国政府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一套明显的政治共识得以建立和维持。

但仍然有众多不稳定的暗流。其一，苏格兰和英格兰在执行法律方面的差异性削弱了英国政府的一致性。在宗教领域，苏格兰远没有准备好接受伦敦政府早期(而且显然是开明的)为宽慰天主教使其免遭歧视而实施的立法措施。1779年，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发生了“反天主教”骚乱。整个英国所共享的本身就很模糊的新教主义的观点与其众多相互竞争的教派观点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异——这种分歧随着18、19世纪苏格兰长老派的反复分裂而不断扩大(见第二章)。关于不同社会观念的宗教分歧与关于神学和教会统治的宗教分歧一样多，这些也预示着进一步的分裂。

政治冲突同样存在。即便在给予大众选举权之前，地方决议由地方上信息灵通、关心地方社会的成员做出，地方的公职也握在他们手中，无论是在16世纪乡村的“农夫法”(bir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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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在这个法庭上，成年男性对农耕和与公共物品相关的事情做出决定)，17世纪的“教会法庭”(像英格兰的教区委员会——见第二章)，18世纪的工匠组织(行会)，还是19世纪的社会俱乐部或工会。这些民主的、参与性机构很难与1833年前的寡头城镇委员会以及郡县的贵族权力兼容，直到19世纪60年代及其后的选举权改革以及1889年郡县代议制委员会创立，后者的权力才被削弱。

图2　从诸如圣基尔达这样的遥远岛屿到大城市，苏格兰人都很认真地对待共同责任

那些由人口数百的众多城镇组成的乡村社会，由于急剧的城市化，原本为它们设计的政治结构就显得过时了。

直到1832年，苏格兰议会对选举权的限制措施远多于英格兰，这激起了中产阶级的抗议浪潮。在苏格兰，选民占总人口的0.2%，而在英格兰这一比例是4%，并且苏格兰城镇选举权被局限在增选的市镇委员会；伦敦的英国议会中，爱丁堡的成员仅有33人。1832年的改革方案彻底改变了苏格兰的选举权。英格兰的选举率在1832年前的基础上增加了80%，而苏格兰的改变巨大，增加了1400%，苏格兰成年男性的选举率达到了13%。到186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人口中，男性能够投票的比率相当，大约是三分之一，而到了1884年，整个英国的选举权已平均化。然而，家内仆人、儿子、兵营的士兵以及那些没交税的人没有选举权，所谓“不交税者无代表权”。总的说来，1911年仍然有40%的男性是未登记在册的。女人则要等到1918年才能参与投票。

选举权的趋同掩盖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看似平行但实际上截然不同的政治史。值得注意的是，1832到1914年间苏格兰自由主义的持久影响，这股力量集中体现在英国首相格拉斯顿在中洛锡安的竞选演讲(1879)中；而长期以来，英格兰更偏向保守。自由主义源于17世纪以“辉格党”著称的新教徒、宪政主义者和法制主义者的政治趋势。它在19世纪的政治基调是民主、平等主义、民族主义，但它也代表自由贸易、自救、节制，以及通过教育改善状况。

另外，1707年的联合让苏格兰可以控制其主要社会机构：法律、教会和教育。这些特殊的苏格兰机构为“联合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的双重效忠提供了持久的基础，1832到1885年间，大法官负责的苏格兰立法工作转移到重新设立的苏格兰大臣手中时，这种“民族主义”得以强化。1885年，苏格兰事务部的创建，在行政方面为再度盛行的民族主义情感提供了一种纾解方案，并把这种情感引导到英国政治结构和联合主义的框架中。1926年，随着苏格兰事务部的权力越来越大，事务部的领导被提升为“苏格兰国务大臣”，位列内阁。这一职位臻至巅峰是在汤姆·约翰斯通任职期间(1941—1945)。约翰斯通是一位有大格局、有才干的政治家，他在1943年创建了苏格兰北部水电局，并说服丘吉尔创建苏格兰国务委员会和工业委员会。在约翰斯通当政期间，《贝弗里奇报告》(The Beveridge Report
，1942)
[5]

承诺将英国建成一个福利国家。1999年以前，苏格兰事务部监管绝大多数苏格兰政府部门，而现在，它的大多数功能由苏格兰行政院来实现。

地方政府在19世纪也有很大改变，它允许更多选举人更直接地参与政治。改革后的自治市镇议会(1833)是地方和宗教独立的中心。苏格兰的城市中，地方政府由公民个人构成，他们由同胞选举产生，担任兼职或固定期限的公职，并直接对他们的居民同胞负责。18～36名经济独立的人士组成独特的苏格兰“警政委员会”来管理城市，他们有增税权，其职权包括环境、健康、秩序，范围比现在所谓的“警察”(警察部队)要广泛。19世纪的“警察”实际上意味着“社会警政治安”，其职权范围包括健康、路政、清洁、照明、污水排放(包括提供公共便利设施)、供水和燃气，屠宰场以及消防——虽有这个名称，但消防部门很少——所有这些都由地方的郡法官监理。

在19世纪的苏格兰，公众就地方政府的问题进行了积极活跃的争论，这是民众广泛参与公民社会的部分体现。作为有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的非强制性集体行为的舞台，公民社会有很多空间、行动者和机构，它们根据形式、自治和拥有权力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变化，公民社会在“社会”与“个人”、国家和家庭中间斡旋。在公民社会内，所有成员，无论个人还是群体，他们的合法主张都得到了一致确认。其基础在于基督教的慈善，这种慈善被理解为互相尊重或和睦友好，而非简单的仁爱。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观与此相结合，也强调人们在追求“公共财富”时所需要共同承担的义务。

公民社会非常重要，部分原因在于苏格兰缺乏英格兰那样的“国家传统”，苏格兰人民深深植根于志愿主义，即便在19世纪，也不习惯被中央政府的官僚机构严密控制。苏格兰的政治体系仰仗地方治安官和地方代表，其行政官员更多的是直接对地方而非对中央负责，这一点尤甚于英格兰。像城市医疗卫生官员这样的人物，他们制定的政策从基层出发，他们有相当独立的权力，但他们的工作牢牢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即便在1989年郡政府改革之前，他们仍然有机会参与制定重要的决议，尤其是1873年创建的民选教育董事会以及1918至1929年接替这一董事会的教育当局，他们还第一次将妇女纳入其中。

传统上，苏格兰的公民社会拥有实现其目标的财政机制。自治市镇在财政方面具有灵活性，它们有权通过立法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使其能够征收额外的税收，譬如对啤酒销售额外征税。有些法案为了某些特殊目的而征税：格林诺克在18世纪中期建造新港口时用的就是啤酒税，爱丁堡动用其他税收修建教堂、资助大学法学教席。很多城市也有共同基金和收入，它们一般被当作“公共物品”，从法律上来说，它们必须用于集体需要。这就为促进从俱乐部、福利计划到市政史、市政建筑这样广泛的个人活动和公共利益提供了社会红利。家庭、社区及其隐含的地方性的重要意义，体现在18、19世纪苏格兰保留下来的墓志铭中。

政治和社会生活本质上的地方性，明显地体现在英国制定的与苏格兰相关的法律中。1707年联合之后，立法不得不在成为“法案”之前表明“(苏格兰适用)”，否则该法案将不适用于苏格兰。1707年之后，苏格兰立法总量下降了85%，但地方立法量仅下降30%，这表明苏格兰的代表们把他们的时间花在了影响具体城市或具体区域的问题上——明确将苏格兰法律和宗教置于英国议会之外。只有在经济政策领域，他们才继续通过苏格兰议会促进国家增长：例如，自18世纪40年代以来对亚麻行业实施的保护和奖励措施。

很多政治活动都是地方上的，但也有全国性的运动。尽管19世纪初期的政治变革主要受中产阶级的驱动，但在这一整个世纪中，工人阶级在政治方面日趋一致。以1892年建立的妇女合作协会为例，工人阶级的自救传统体现在有组织的政治政党形式。1888年，矿工詹姆斯·凯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建立了苏格兰工党，该党于1893年与英格兰独立工党合并。由于选举权改革和自由主义对爱尔兰大分裂的推波助澜，1922年，29名工党议员当选苏格兰议员(苏格兰议席总共72席)。1924年，来自洛西茅斯(马里郡)的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德成为英国第一位工党首相。他试图让他的政党更温和，以便让那些被新兴、充满凝聚力的工人阶级政治所吓坏的中产阶级接受工党，麦克唐纳德于1929至1935年引领了一场新保守主义执政统治，却在1931年被自己的工党赶下台。

1922年(工党)的成功给苏格兰带来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名声，但这只是苏格兰更古老的激进传统的新版本而已。19世纪的政治情结是偏向辉格党的，或者说，从1859年起，自由党和工党源于伦理上的左翼自由主义(ethical, left-wing Liberalism)，而非马克思主义。这些激进的观念通常归因于美洲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并在18世纪90年代、19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成为激进主义的标志。实际上，工人阶级的抗议和更广泛的抵制不公正统治的理论，既源于世俗观念，也源于宗教上的平等主义，这些观念在现代革命来临之前就已经长期存在了。苏格兰人的观念预示着全世界的重大变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格拉斯哥人民掀起数次成功的租金罢工，组织劳工抗议资本主义剥削和贫困的生活水平。然而，像约翰·麦克林这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反战者、格拉斯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重要推动者，他们在自己那个时代并没有像后来一样，被当作偶像对待。的确，“左”倾传统比真正的“红色”苏格兰社会主义党更能代表苏格兰现代政治的主流。

无论其社会主义的名声如何，其糟糕的劳资关系的名声如何，20世纪的苏格兰既是保守主义的，也是联合主义的。保守主义与联合主义的这一联系始于1886年。当时，格拉斯顿推动爱尔兰自治(英联邦内的自治)的努力失败了，自由联合主义从自由主义主流中分裂出来，转而与保守主义者联盟。实际上，联合主义主导了20世纪苏格兰的政治，其根源在于对帝国、汉诺威王朝、韦廷或萨克森-柯堡-哥达王朝(1917年改名为温莎王朝)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忠诚。在布尔战争的爱国主义浪潮中，保守主义者赢得了20世纪第一次大选的多数席位；1910至1918年，他们在苏格兰的席位从7个增加到32个；20世纪20年代，自由党急剧败退，形成的两党政治(保守党和劳工党)主宰了20世纪英国政治的局面。

1910年和1955年，保守主义者获得了36个苏格兰席位，当时，他们获得了苏格兰一半以上的选票(1910和1955年之间，他们做得不太好)；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保守主义才开始长期衰落；接着，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重新凝聚、重新塑造的工党(“新工党”)。爱德华·希思担任首相期间(1970—1974)，选举率急剧下滑，因为希思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不幸地将傲慢与冷漠结合在一起，而苏格兰人长期以来一直感受着英格兰人对他们的漠视。不过，恰是在玛格丽特·撒切尔(1979—1990年任首相)和约翰·梅杰(1990—1997年任首相)当政期间，他们彻底扼杀了苏格兰对保守主义的支持。1987年，选民们开始废黜保守党；到1997年，苏格兰(和威尔士)大选中一名保守党议员都没有了；2008年，苏格兰的59名议员中仅有一名是保守党。

图3　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苏格兰就以左翼政治闻名

民族主义

自1965年以来，苏格兰保守党形式上被称为“苏格兰保守党和联合政党”。工党嘴上支持苏格兰民族主义，其实背后更赞成联合，1958年以后这一倾向更明显了。现代分权的驱动力是苏格兰民族党(SNP，从1934年起就是这个名称)。苏格兰民族党诞生于1928年，它促使苏格兰事务部于1939年迁移到爱丁堡的圣安德鲁宫，这不过是联合主义者的一种空泛的姿态而已，苏格兰民族党最重大的胜利是1967年从工党手中赢得了汉密尔顿选区的议会席位。20世纪70年代，苏格兰民族党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于1973年斩获格拉斯哥加文选区，他们通过将国际资本主义的尖锐问题转化为民族主义问题，进而在1974年大选中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针对上克莱德河造船联合工厂的清算和1973至1974年石油危机的余波，苏格兰民族党遇到了一个新的情感问题：谁从新开发的北海石油财富中获利。(事实证明，得克萨斯获得的好处要比苏格兰多。)

苏格兰民族党的出现让伦敦政府警觉起来，它为社会基础设施、就业计划寻求基金资助(花在苏格兰的费用比英格兰平均高出20%)，不过它没能独立，其部分原因在于1979年工党政府发起的全民公决。全民公决明确规定：全体选民中40%的选民投“赞成”票，提案方可通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20世纪，英国政府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届政府获得了多数选票。

1999年，苏格兰的分权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原因。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约翰·梅杰执政时期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产生了反作用。1984年那场引起巨大分裂的矿工罢工极大地疏远了苏格兰人。在苏格兰保守党国务大臣乔治·杨格的煽动下，苏格兰比英格兰早一年(1988)引入了灾难性的社区收费或“人头税”试验，情况变得复杂起来。苏格兰人觉得他们的资产被剥夺了：不仅仅是石油，还有像联合蒸馏厂这样的旗舰公司。1986年，苏格兰的蒸馏厂在晦暗不明的环境中被健力士酒厂接管。

真正开放市场的资本主义摧毁了苏格兰工业中所剩无几的行业，导致15%的失业率以及众多令人大跌眼镜的行业崩溃——加特科什的钢铁业、林伍德的汽车制造业、因弗戈登的铝制造业——与此同时，英国天然气和英国电信这样的主要雇佣企业也在大幅裁员。人民不再相信这个国家，他们开始意识到最好采取措施直接对付多国资本以及日益重要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现在的欧盟)，正如爱尔兰人所做的那样。

不过，这里还涉及一个原则。1979年的大选中，苏格兰人对保守党的支持在上升，人民也想要稳定繁荣——他们和英格兰人一样乐于购买地方政府的出租房——但几个世纪以来，“新右派”保守主义都与构成苏格兰社会基础的道德伦理、社会层面的民主理念起了冲突。电子信息和通信革命强化了由来已久的志愿社团，苏格兰人用这一点重新发现了他们的公民社会。正是这些理念和社团成为当前苏格兰成功分权的支柱。

1999年7月1日，苏格兰议会分立，在某些人看来是重新恢复或重新启动。1707年被合并之前的半个世纪里，苏格兰议会制定了不列颠三分之二的法律，但其中四分之三的法案是“私法”。苏格兰人很珍视1707年之前的议会，因为它具有调停国王和某些既得利益者(高级教士、皇家市镇专员和贵族的集会，因为没有第二个议会
[6]

)的作用。伦敦议会对英格兰的意义在于：它是国家存在的脉搏，是所有人利益最重要的守护者；而在苏格兰看来，伦敦议会从来不是如此。习惯权利和议会主权约束了贵族和国王，进而保护了“自由”，对英格兰来说，这一观念有着深厚的宪法维度，它也是《大宪章》(1215)、《权利请愿书》(1628)、《权利法案》(1689)的核心思想。

苏格兰人没有持续的、入侵性的王权，所以他们不需要一部《大宪章》，即便亚历山大二世支持英格兰北部的男爵们向王权施加限制，即便《大宪章》的保护延伸到苏格兰人身上(在其成文法意义上，《大宪章》不适用于威尔士或苏格兰)。而且，《阿布罗斯宣言》中有一条隐晦的提示说，如果国王不能保护他的臣民，他们可以支持一位更好的保护者并合法地废黜国王，在此之前和之后，国王的守护者们可以合法代表那些不中用的国王——即便是成人国王。威廉·华莱士就是这样一位守护者。后来，苏格兰的贵族向人们显示了，他们可以无情地排挤那些令他们不快的人——玛丽·查理一世以及(一度是)查理二世，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分享权力可以维持好的统治的古老理念，在更现代的宗教观念中就是反抗暴君。

事实上，苏格兰现在拥有的现代议会(苏格兰为此感到自豪是合情合理的)是英格兰风格的复制品，而非古代议会的修复品，而且，它更好地展现了三个世纪的联合如何改变了苏格兰人思考代议制的方式。虽然苏格兰议会只有一个内阁，但和1707年前的议会一样，它还是表现出了创造性的适应能力，在选举议员时，它运用的是欧洲的比例代表制，而非英国议会的简单最高票当选制度。相比威斯敏斯特的“熊坑”(bear pit
[7]

，正如英国议会通常被人们称呼的那样)，苏格兰议会的基调更亲密、更不正式，其对抗更富有建设意义。

今天，只有不到五分之二的选民支持独立，支持联合的党派数量在威斯敏斯特和荷里路德宫都占优势(爱丁堡新建的苏格兰议会大厦紧邻中世纪的荷里路德皇家宫殿)。威斯敏斯特的59名苏格兰议员中只有7名是苏格兰民族党。但独立不是死问题。2008年，苏格兰有了第一位苏格兰民族党首相，阿历克斯·萨尔蒙德(Alex Salmond，联合王国现在保留着这位首相的头衔)， 129名苏格兰议员中有47名是苏格兰民族党。现在，苏格兰民族党拥护一种成熟的、反思性的、建设性的、有广泛基础的公民民族主义，他们大度地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咄咄逼人的苏格兰格子情结，那时，大多数苏格兰民族党的支持者都(对独立)持反对票。或许，1979年没有分权是件好事，因为那时的氛围远比20年后的更消极，或许还不太现实。

图4　重新启动的苏格兰议会(1999)。向东看，我们能看到爱丁堡高街的游行队伍

1975年以来，地方政府的合作之声来自“苏格兰地方当局会议”，即COSLA，它为32个地方当局的1222名选举代表发声。公民社会的各种机构为政治代表和政治参与提供了渠道，它们同时也为社会和文化发展发声：其中最重要的机构是苏格兰教会、苏格兰工会、苏格兰志愿组织理事会。

现代苏格兰不是完全独立的。苏格兰行政院制定并落实经济、环境、住房、交通、法律和秩序等“分权事务”的政策，在这些事务上，苏格兰议会可以制定法律。然而对“保留性事务”，诸如国防或任何外交政策方面的事务，包括和欧盟的正式关系，议会只能讨论却不能立法。这些只有威斯敏斯特才能决定。

一个重要的反常现象是苏格兰在联合王国有两次代表权，分别是荷里路德的苏格兰议员和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员(以及欧洲的7名欧盟议员)。这是维护联合的必要妥协，但并不受英格兰欢迎，因为英格兰人讨厌苏格兰议员可以在只对英格兰有影响的问题上投票，而英格兰议员却不能在有关苏格兰类似的问题上投票。一些英格兰人还抱怨他们是在以贿赂的方式拉拢苏格兰，尽管问题在于明确谁创造财富、谁拥有资源。与其为钱从哪里来争吵不休，不如看看钱都用到哪里去了，苏格兰议会关于健康医疗和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就是很好的例子。

[1]
是指威尔士在16世纪最终被征服。——译者注(后文如无特别说明，脚注皆为译者注)

[2]
UnionJack，英国米字旗的别称。

[3]
斯太尔子爵1681年出版了《苏格兰法律制度》(Institutions of the Law of Scotland
)。

[4]
苏格兰语，由农夫就乡村事务指定的法律，形成乡村法或地方法。见https://www.thefreedictionary.com/Birlaw。

[5]
《贝弗里奇报告》， The Beveridge Report
，发表于1942年11月，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编写。此报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和保守党达成“贵族义务”和“共识政治”(collectivist consensus)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公民社会福利制度，为全英国所有公民提供了医疗、就业、养老和其他福利保障。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

[6]
与英格兰议会不同，苏格兰议会不分上议院和下议院。

[7]
bear pit，具有攻击性的政治舞台。

第二章 宗教

前基督教时代的信仰

大约在公元2世纪，基督教跟随罗马人抵达苏格兰，不过它进入的可不是一片精神荒漠。那些矗立在卡拉尼什(Callanish，刘易斯岛)的巨石阵，还有麦豪石墓(Maes Howe，奥克尼郡)，都可以追溯到埃及金字塔时期(前3000—前2000)。这些都暗示着苏格兰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它可以组织人民劳动，榨取其剩余价值以供养宗教精英和世俗精英，并在精确计算的天文排列的基础上举行复杂(如果现在还不清楚的话)的仪式。在苏格兰东部和南部，遍地是小小的“土冢”或“石冢”，这些都暗含着对祖先的敬意，可能还有对家族或部落领地创建者的敬意。古代苏格兰人更谦恭的行为是，将盛满饮料的器皿与死者一起埋葬，这同样表明石器时代的人民对来世有自己的见解，这继而转变成了一种宗教。公元前2500年，他们开始单独埋葬死者。在青铜时代的南尤伊斯岛(South Uist，外赫布里底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上，那些被处理成木乃伊的尸体也说明他们有来世的意识，以及高度发达的祖先观念。到了铁器时代，人们把金属加工视为超自然的力量，并将这项活动与献祭、宴请，可能还有活人祭祀混合在一起，作为占卜预言的辅助(麦豪，奥克尼郡)。尽管巨石阵、火坑以及偶尔发现的生育象征符号显示出了人们对轮回转世的关切，但对于他们如何看待宗教对活人的影响，这一点尚不清楚，因为绝大多数对生命的认识都来自为死者竖立的更永久的纪念碑，以及围绕死者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

早期教会

基督教由低地的布立吞人和爱尔兰的苏格兰人传播给了皮克特人，这一传播过程始于公元5世纪的神秘传教士，并在公元6世纪由一位更确定的人物圣科伦巴(St Columba)继续传播。沿着东海岸从斯特拉森(Strathearn，珀斯郡)一直延伸到凯瑟尼斯(Caithness)，人们在这一带发掘出了公元700年到900年间的皮克特巨石阵(Pictish standing stones)。这些雕刻复杂而又神秘的巨石阵清晰地表明，它们代表的不是世俗意象或异教偶像，而是再现了源于经文和泥金装饰手抄本的基督教象征符号。这些巨石阵(以及相同风格的金属制品)在实现方式上成熟而富有意义，这标志着皮克特人已融入基督教欧洲的主流。它们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形象化神学：公元700年林德斯法恩圣岛的《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
)是其最著名的范例，这表明诺森布里亚的基督教很好地混合了凯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罗马人的元素；公元800年形成了爱尔兰《凯尔经》；10世纪形成了《狄尔经》，这部由狄尔的僧侣汇编的绘图版《福音书》，其依据是爱尔兰《凯尔经》的模板(公元600年发现于阿伯丁郡)及其后来盖尔语的批注本。

图5　这座屹立在艾拉岛的著名的“直立十字架”，顶部雕刻着一名处女和一个孩子，代表着在不列颠北部和爱尔兰发现的各种不同基督教的融合

即便奥古斯丁有统一教会的愿景，但从公元7世纪起基督教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分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关于复活节日期的激烈争论。苏格兰最初将复活节和圣科伦巴联系起来，接着在公元8世纪又和圣彼得联系起来，这一点要归功于它与诺森布里亚更紧密的联系。从根本上说，从公元9世纪起，由于圣安德鲁的胜利，凯尔特基督教比罗马基督教更流行。公元664年，惠特比宗教会议之后，诺森布里亚王国倾向于圣彼得。圣彼得是约克大主教区的保护神。公元995年，杜伦造了一座神殿，巩固了林德斯法恩的圣卡斯伯特(St Cuthbert)和西撒克逊国王们的联合，并赋予“英格兰”统治以强大的宗教意义，而英格兰因将土地和特权慷慨赠予(后来成为)达勒姆的帕拉蒂尼(Palatinate)大主教而强化了其统治。随着卡拉姆战役的失败(1018)，诺森布里亚王国的宗教和政治中心都向南迁移。

马尔科姆三世的英格兰妻子(圣)玛格丽特，凭借自己的实力而成为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于1093年去世，1251年被封为“圣徒”)，进一步促进了苏格兰宗教实践的同质化，扩大了教会的管理范围。1100年，苏格兰开始出现教区，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则是“邦国”(state)。教会等级和政府有利于苏格兰的统一，虽然这种统一是在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教会之内实现的。直到詹姆斯六世统治时期，民政官僚机构才与教会机构平起平坐。不列颠(换言之，甚至整个泛欧洲)的宗教认同从圣科伦巴时期的苏格兰开始就与兴盛的修道院传统融合，但是早期重要的修道院往往有皇家基础(不同于爱尔兰)，像邓凯尔德修道院。12世纪，与世俗权力结盟的修道院，其数量的增长在大本笃会修道院和西多会修道院时期达到巅峰，修道院向北延伸到金洛斯(Kinloss)和普拉斯卡登(Pluscarden，马里郡)，向西延伸到爱奥纳，并成为具有政治、经济、行政和文化以及宗教意义的强大机构。而且，这些修道院中的三分之二都有王室基础：它们像当时的城堡一样，是用来控制地区的手段。从1192年开始，教皇支持苏格兰教会(罗马教廷的“特别的女儿”)的独立，而当时的威尔士教区仍然依附于坎特伯雷。

国王、贵族、高级教士结成紧密的同盟(有时还有亲缘关系)，交换政治保护，促进对统治者合法性的精神崇拜。圣安德鲁只是少数人的崇拜偶像，它可能是从诺森布里亚的修道院中心赫克瑟姆引入圣安德鲁斯(法夫)的。公元9世纪时，圣安德鲁被一位皮克特国王提升到几乎是国家地位的层面上，古皮克特人首府珀斯郡的“弗特维拱门”(Forteviot Arch)
[1]

纪念了这种进展。古代教堂作为王室教堂被修建或摧毁，公元800到1100年，教会的经济需求不得不服从于与挪威人打仗的国王们。不过，教俗纽带仍然被保留了下来。12世纪，国王支持教会从往往不情愿缴税的平信徒手中征收什一税。从黑暗时代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君主继续保持与教会的成功联盟，并确认自己是地方上的圣人，诸如尼尼安(加洛韦)或杜萨(罗斯)，这一过程提高了他们君主地位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同时也标志着对地方利益的尊重，而这一尊重是政治成就的核心。

中世纪的天主教

中世纪的宗教在形象丰富的挂毯上融合了基督教和异教因素。15世纪精彩绝伦的罗斯林小礼堂(一座“融合”教堂，由中洛锡安的辛克莱尔家族修建)装饰着各种雕刻，从十字架受难像或七美德、七宗罪的传统描述到更令人惊讶的形象，包括“绿人”这位异教生育象征在内的多种表象，甚至还有一位天使在吹风笛。精神信仰是民间宗教的一部分。根据凯尔特传统，苏格兰的仙子可男可女(英格兰的仙子都是女的)，他们没有国王。精灵信仰往往与边缘或危险的地貌特征联系在一起，尼斯湖水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它是一个恶毒的水中精灵或“水妖”，渴望把人拖到它的老家。水怪与有形的水中生物关联起来始于1933年的一份新闻报道，该报道紧扣英国人的想象力，水怪的故事被妥善经营，最终发展为一个持久的旅游商机。

凯尔特人对水的敬意得到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认可，他们为“圣井”或“圣泉”祝祷，这些圣井或圣泉在宗教改革前夕已有600多个。基督教能够在苏格兰繁荣是因为它与苏格兰已有的信仰体系吻合。另一个例子是前基督教时代(preChristian year)的开始，夏末节(Samhuinn， 10月31日)，被早期教会转化为一个关于死者的节日。后来高地和群岛的旅行者还提到梦境的预见力和告诫力。

中世纪晚期的苏格兰教会是基督教中一个成功的、绝对独立的基督徒世界。实际上，中世纪晚期的宗教活力说明1560年的新教改革远非不可避免。没有证据证明苏格兰教会比它过去一直所处的状态更糟，也没有证据证明它比欧洲其他地方的教会更缺少精神上的实际作用。苏格兰的宗教仍然生机勃勃，其证据包括：像林柯鲁登(Lincluden，位于柯库布里郡)这样的大教堂，在15世纪初进行了改建，还有爱丁堡牛门街上的玛格达伦小礼堂(Magdalen Chapel，宗教改革前夕刚被捐赠建造)、教友会(通常是文艺复兴时期新的城市工匠组织的宗教礼拜团体——比如，接管玛格达伦的冶金工人)、朝圣以及戏剧。(在苏格兰，人们)对异教徒(反对教会教育的人)的支持微乎其微，异教都被有效压制了。

不可否认，中世纪晚期的苏格兰教会存在结构性问题：教会财富流进贵族或精英教士的钱袋；原本用于促进教区服务的资金反而用来为上层阶级建造奢华的礼拜堂；修道院通常由“委托人”或贵族非僧侣的儿子主持。然而，这些不是宗教改革的理由。教会是个大生意，它广泛参与到世俗生活以及重要的政治事件中，但这并不必然损害它的精神功能或慈善角色。实际上，1559年之前，绝大多数人认为天主教教会将从内部重生——正如1545年以来，在特伦托宗教会议精神的引导下，教会在整个欧洲开始重新壮大一样(苏格兰的第一次改革会议是在1549年)。然而数年之内，已繁荣千年的教会荡然无存。

宗教改革

苏格兰新教改革与英格兰类似，都起因于政治，然后非常缓慢地赢得人民的心灵和思想认可，两地改革的结局也是相似的。英格兰的宗教改革，由一位强大的国王因政治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继位问题)而发起。它的神学是温和的、中庸的，是改良版的路德教，这种源于德国的宗教强调通过信徒的信仰来获得救赎，这一点与天主教没有明显的区别。

苏格兰宗教改革后的神学是加尔文教，一种诞生于日内瓦(瑞士)的严苛教义，它强调上帝在救赎上的权利及其子民在现世生活中的义务。苏格兰的宗教改革是由革命的、反法的新教贵族(与英格兰的政治和军事援助)以及亲英格兰的加尔文教牧师(诺克斯本人长期生活在英格兰)共同促成的。贵族和牧师充分利用被削弱的君主，创建了一个激进的苏格兰教会，教会本身逐渐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代言人。

1530到1660年间，英格兰不断变化的宗教政策，造成了宗教改革的起起落落；与此同时，1560年8月，苏格兰采取新教信仰教义书的形式，果断决绝地终结了弥撒仪式和教皇权威，从一开始就激进地推动加尔文主义神学和长老派教会统治。即使从稍微宽泛的角度来看，“政治”改革也是在1557至1567年之间完成的。然而，从长远看，寻求确保宗教改革的成就、拓宽改革的范围具有爆炸性的政治意义。

从流放开始，诺克斯就能够在16世纪50年代中期聚合新教组织地区(洛锡安郡、法夫、艾尔郡以及安格斯)的支持，与同情新教、不满法国主宰苏格兰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生活的贵族保持联系。1559年，诺克斯充满激情的布道引发了贵族对玛丽女王的反叛，这场反叛正是以新教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为基础的。不过，与模糊不定的背景和16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内战相反，新教缓慢地传播到了爱丁堡、珀斯、圣安德鲁斯等特定城镇，一场以乡村和城市广泛接受和推动新教为基础的“人民的宗教改革”直到17世纪20年代才开始。那时，詹姆斯六世(詹姆斯一世，他是新教徒，但本质上仍是一位掌权者)重新引入了主教(1610)。为了支持1592年的长老派组织，主教们被停职，但没有被废除，而苏格兰教会仍然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此后，教会法庭和长老派教会在全国范围内创建起来。

长老派教会的统治在组织上具有参与性(甚至可能是民主的)。由牧师和非教会的候补长老组成的教区教会法庭派代表到长老会，反过来，长老会由各代表出席教会会议，并组成最高的总会议。自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以来，英格兰教会的首领就是君主本人。相反，苏格兰教会的临时首领曾是、现在也是一位选举而出的官员，他被称为“总会议委托人”(Moderator of the General Assembly)。君主会派一位观察员即高级专员大人(the Lord High Commissioner)作为他在苏格兰教会的代表，其地位相当于一位普通成员，如果他出席会议，则会作为受邀嘉宾(虽然1584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主张观察员应享有皇室至高无上的地位)。1690年之前，苏格兰教会组织因政治变动而起伏不定：1584至1592年、1610至1638年、1661至1690年，这几段时间实行主教制，中间几段间隔时间则实行长老制，但主教和长老们都同时存在。政治上，苏格兰教会和英格兰教会没什么不同，后者将长老制归为一个宗教“异端”。

改革后的苏格兰教会神学，还是不同于都铎时期英格兰教会温和的路德主义以及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秘密天主教的各种表现。苏格兰神学在教义上是加尔文主义(英格兰人称他们教会中的这个团体为“清教徒”)，加尔文主义是一套更严苛的信仰体系，其标志是教会家具简朴，仪式上集中在牧师的上帝之言。圣餐仪式是苏格兰教会唯一的圣礼；这一仪式并不经常举行，而且也有很多差异。苏格兰的加尔文教不赞成替人出殡(这一点一直没有得到教会的广泛认可，直到1897年才有所改观)。最不相同的是，加尔文教徒相信预定论：人生来就是选民(将被救赎)或被抛弃者(将被诅咒)，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也不能改变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必须终生致力于荣耀上帝，以配得上他的恩典。

从社会层面来说，加尔文主义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宗教改革之后的苏格兰给人的印象是阴沉无趣的，道德戒律和强制安息日减少了与圣诞节、复活节和诸圣日相关的节日。然而，保留安息日的倡议实际上源于11世纪。即便在宗教改革之后，面对官方的反对，民间的狂欢仍然在继续。像珀斯这种加尔文教重镇的面包师们还是继续庆祝他们的守护神圣日；耶鲁节(完全是一个异教节日)仍然举行了好几个星期的狂欢；传统的五旬节(May)和仲夏宴会一直持续到17世纪20年代。当时，教会的长老们宽容这些活动，以换取罚款，此举非常有效，这相当于为了穷人利益而征收娱乐税。简朴的加尔文葬礼仪式也因传统风俗而有所缓和。

总之，宗教改革并没有创造一片阴沉(呆板)的土地，而是让各个方面的民间节日融入加尔文教的情感，以追求信仰、戒律和秩序的改进。实际上，和早期基督教一样，加尔文教的成功取决于向既有形式和信仰妥协，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多样化的新教文化，包括节令性仪式、宗教仪式、服装、节日和歌曲。

加尔文主义的胜利也有比较黑暗的一面，苏格兰教会的建立就是源于159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的猎巫活动。苏格兰的猎巫疯狂造成的处决率是英格兰人均的12倍还多，论其迫害程度只有德国比苏格兰更严重。苏格兰审判的折磨非比寻常，这种审判权力被牢牢控制在中央法律机构手中。猎巫不是直接狩猎妇女，但绝大多数被控诉、被处决的巫师都是女性，因为人们认为女人的“脉搏更弱”，更容易被魔鬼欺骗。最后一名巫师被处决的时间迟至1727年。

后改革时代的宗教和政治

教会偶尔徘徊不定、偶尔杂乱无章的进程，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适应民间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存在取决于政治。教会最初对政治的依赖性是物质上的。亨利八世操纵了英格兰的宗教改革。1530年，他解散了修道院，并从中得到了绝大多数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捐赠财富。詹姆斯五世也充分利用了教皇赋予他为空缺主教提名的权力，并为他的六名私生子获取了六座修道院的资产，他还对教会征收重税，不过并未持续太久。约翰·诺克斯希望摧毁教会从而建设一个改良过的共和国，但贵族操控的宗教改革让教会财富很大部分都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直到今天，他们的子孙后代仍然拥有以前教会的土地，但现在，苏格兰教会作为地主的意义远不如英格兰教会重要。

为了保护和改善自己，教会成立了一个强大的、果断的、组织良好的游说团，开始“进行改革”。然而，改革分成了两个派别。一个派别以知识分子安德鲁·麦尔维尔(Andrew Melville， 1545—1622)为首，他是加尔文主义者、牧师，热衷于“强制虔诚”，对王室保持警惕；另一位领袖则是詹姆斯六世的御用老师——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1506—1582)，他认为最高权威不是国王，而是教会总会议。另一个是由国家主导的、反教士的、在神学上更为分散的派别。总而言之，这是一场真正激进的改革。两国共戴一君之时，一些人希望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人民能够像以色列的部落一样，“敬拜一位上帝，一起到耶路撒冷朝圣”，但这是绝不可能的。

教会照料穷人，创建新的法庭网络来规训地方社区，由此逐渐腐蚀了社会关系。这一进程的受害者是亲属关系和贵族权力。从17世纪中期开始，教会权力臻至巅峰。从那时起，它就致力于发展这片土地上的公共权威观。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教会恰恰容易与世俗权力冲突，直到1690年，教会(Kirk)才成为“依法建立”的苏格兰教会(Church of Scotland)。

教会与政治建制相处尴尬的一个原因在于“立约”这个观念。中世纪的苏格兰人非常重视“关系纽带”的维持，这是男人之间一种正式的、公开的协议，它表示人际间的以及政治上的忠诚。约翰·诺克斯把这一关系转化为宗教领域中的“盟约”或“联盟与盟约”。所有这些关系纽带的总称就是“立约”，“立约”将参与者或“盟约者”置于传统的世俗权威之上。这是苏格兰宗教改革政治上最激进的一个方面，在整个不列颠都有深远的意义。

这一层面如何激进，17世纪30年代立见分晓。詹姆斯六世成为苏格兰的杰出国王，并作为詹姆斯一世成为英格兰的好国王，并设法包容两个独立改革的内涵。查理一世缺乏其父的政治觉悟，让这二者不断发生冲突。他经历了两次加冕，一次是1626年在威斯敏斯特宫，另一次是1633年在荷里路德宫。苏格兰人对于一位成年君主在加冕礼上应该做什么没有清晰的认知，因为自1406年以来就再也没见过这事儿。查理即兴表演，郑重下跪。这是一个明显的毫无意义的细节，却是关于英国君主制教会的精心设计的表达，它不是什么可怕的失误，因为它让人想起圣公会教徒(以及严格意义上从1617年或1618年以来的苏格兰人)不得不在圣餐仪式上进行的下跪仪式。而且，查理让他的主教们穿着看上去像天主教的衣袍，而他则洒上香水，涂上香膏，并为在这个特殊场合送上的铃铛添加香气(加尔文教徒对这些愉悦感官的装饰深恶痛绝)。

查理在挥霍1625年继位以来人们对他仅剩的忠诚，他继续提高主教的权力，并颁布了一部新的祝祷书，同时也让这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对它的社会特权和物质特权焦虑不安。1638年发生了一场公开的叛乱，人们签订了一份国家盟约，抵制查理的新举措。不到一年就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贵族共和国，它继续冷酷无情地摧毁王室权力。由此开始了众所周知的“三国混战”。苏格兰人拉开了查理垮台的帷幕；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们缔结盟约的观念为整个不列颠的武装抵抗奠定了基调。

1637至1638年和1651年，这段时期，出现了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聚合而成的王朝所形成的混合君主制问题，以及协调这些地区大相径庭的宗教改革所难以逾越的困难。英格兰的教会是全国性的，但必然包含着妥协和模棱两可。苏格兰教会的目标是只凝聚那些遵循其字面上的明确路线的人。苏格兰的革命强迫圣公会教徒对抗他们舒服的住所，并认识它们的政治含义。17世纪40年代，贵族和教会在最初致力于保护苏格兰改革的一场关键性运动中耍弄了国王(正如国王耍弄他们一样)。因为若没有政治结构的保障，宗教改革就毫无意义，对稳定性的追求终结于争夺不列颠控制权的战争。

国王在苏格兰的惨败让英格兰反对查理政策的对手们士气倍增。在11年的个人统治之后，查理不得不召开议会。1641年，爱尔兰发动叛乱，国王被苏格兰人打败后，在日益焦虑不安的氛围中不得不逃离伦敦。军事上的运气时好时坏，直到1645年，王室军队在纳斯比(北安普敦)战役中被彻底击败。查理一如既往，两面三刀，他试图和苏格兰贵族及王室盟约者——所谓的“订约者”进行谈判，但1648年，这一联盟也被打败了。17世纪四五十年代，苏格兰和英格兰(以及爱尔兰)的宗教、军事和政治历史纠缠不清，无法解决。

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他的儿子不得不和苏格兰人谈判。1643年，查理二世签订了国家盟约，神圣同盟和盟约者形成。1651年新年第一天，查理二世在斯康加冕，让奥利弗·克伦威尔挑起了入侵苏格兰的战争。克伦威尔把自己看作苏格兰的解放者，而不是征服者。他的统治在苏格兰人的记忆中不如爱尔兰人那样痛苦。1654年，克伦威尔第一次真正统治了不列颠群岛。

也许查理二世还记得一星半点的盟约，但他在1660年登上王位之时，并没有表现出来。他得到苏格兰贵族的援助，因为贵族想恢复他们的权力；1660年复辟的君主制给苏格兰带来的变化比英格兰更剧烈。长老教的政治地位卑微，1662年，三分之一的牧师被驱逐出境。

盟约者的余党深信他们的正义，这在某种程度上比他们英格兰的异教同伴更危险；他们与国内和流亡在荷兰的政治宗教机构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685年，一个不甘心的新教傀儡，即第九代阿盖尔公爵，发起了一场反对詹姆斯七世(詹姆斯二世)的起义。虽然内部分歧彻底削弱了这场起义，但盟约者们最终设计出的不是英格兰的“光荣革命”这样和平的表面文章，而是暴力的、报复性的、派系性的回应：1690年，长老教重新回到苏格兰。宗教气氛剑拔弩张。1697年，爱丁堡一位名叫托马斯·艾肯黑德(Thomas Aikenhead)的学生成了英国唯一一个因亵渎罪而被处决的人。1707年的联合，名义上保护了苏格兰的教会地位，但没过几年，《苏格兰主教法案》(1711)就有效地规避了这一点，该法案由高教会托利主义“把持”下的威斯敏斯特议会通过，与联合方案的保证完全相反。

主教制和天主教

《苏格兰主教法案》被一些人视为英格兰人不可信的另一种迹象，该法案的目的是帮助主教们，因为不是所有的苏格兰人都是长老教教徒。主教制是教会组织的等级形式，通常由大主教和主教领导，其仪式和信仰更接近天主教而非加尔文主义。苏格兰的主教制教会不是圣公会，但自19世纪以来，它越来越接近圣公会，并且它们现在是“宗教团体”的一部分，其教会或会众偶尔会被争议性地称为“英格兰人”。苏格兰的主教制在教义上是“高教派的”，但在实践中却是“低教派的”(长期来看更接近长老派)，与圣公会仍有明显的区别。譬如，1472年，主教制被引入圣安德鲁斯，1492年进入格拉斯哥，直到1704年才被废除。它也有分歧：18世纪的主教制分裂为汉诺威派和詹姆斯派。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讨论苏格兰主教教徒和圣公会教徒之间的关系。

主教制的核心地带在低地的东北部：这是苏格兰的文化生活如何被本土化、地方化的另一个表现。新教很快成为苏格兰低地的一部分，但在高地不太流行，高地和爱尔兰一样，天主教的复兴最终竖立了一道无形的屏障，阻碍了新教传教士的努力。17世纪初期，天主教的斗室存在于一些城镇，以(艾尔郡)埃格林顿的蒙哥马利家族、(亚伯丁郡)亨特利的戈登家族等为中心，但到1800年，广义上的罗马天主教徒数量只有3万，占160万人口的2%，而主教教徒占3%。

然而，苏格兰的现代天主教并不是中世纪缠绵不绝的残余。它固然吸取了数百年来的本地影响，但从17世纪末起就在高地和群岛的部分地区传教，19世纪传到爱尔兰，1829年消除天主教在宗教、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限制后再次复兴，1878年天主教的主教制再次被引入。到19世纪70年代，高地地区连贯性的罗马天主教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认同，但其核心地带是苏格兰的中西部，在邓迪和爱丁堡。1851年，苏格兰的天主教徒是总人口的5%，到1914年，数量大约是55万，占总人口的11%。

维多利亚时代的立法使各教派的教育成为提供教育这一义务的一部分，这一机会被天主教教会抓住，用来强化其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1918年，教会和爱尔兰志愿团体支持的天主教学校成为完全的公立学校。目前，苏格兰有418所天主教学校，大约占所有公立学校的15%，但在大格拉斯哥接受教育的小学生可能占40%。此外，公共部门还有3所主教制学校和1所犹太教学校。“默认”选项不是苏格兰教会，因为自1872年以来，公立学校一直是“非宗教的”。现在，任何宗教都没有法律上的特权。一些人认为教会学校是卓越教育的灯塔，另一些人则认为教会学校是这个寻求和解与共同认同感的社会中的分裂势力。

复兴天主教不是没有反对者。反天主教根源于宗教改革和欧洲的宗教战争时期，并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当时，像法国和西班牙这样的强大天主教国家确实在用武力摧毁新教。19世纪中期，天主教作为一种泛欧洲的趋势复兴了。一方面，民族主义回避超民族的团结性，越来越强大的政府对教会的财富和忠诚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天主教利用教育、体育俱乐部这样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积极寻求保护和促进他们的信仰。希伯尼安足球俱乐部(Hibernian Football Club)成立于1875年，反过来又促进了1888年格拉斯哥凯尔特人足球俱乐部(Glasgow Celtic FC)的成立——尽管两者都是在格拉斯哥流浪者足球俱乐部(Glasgow Rangers FC， 1873)和中洛锡安的哈茨足球俱乐部(Heart of Midlothian FC， 1874)之后成立的。苏格兰部分地区(以及像利物浦这样的英格兰城市)的遗产是长期的教派冲突。

分裂与瓦解

对约翰·诺克斯及其追随者而言，历史始于宗教改革，但新教的历史是多重裂变的历史。就17世纪30年代之前那段较短的时期而言，基督教团体相互竞争却又互相重叠的观点聚合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同质化的苏格兰教会。然而，由于新教强调个人与上帝的联系只能通过《圣经》这一中介，并且轻视等级，因此新教长期以来就包含了自我分裂的种子。一个世纪之内就发生了两场关于宗教秩序和宗教信仰的重大革命，苏格兰教会开始了一系列的分裂，现代欧洲各地都产生了最异质的新教。联合后的政治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想象的宗教统一，但在现实中，英国的新教史是不同信仰并行的，而非与苏格兰拥护一个共同的信仰。

在1690年的胜利时刻，苏格兰教会与主教制分野，并与之共存了一个世纪，但即便在它自己的等级中，一些人也拒绝承认不立约的教会。接下来的一次分裂是1733年的“最初的分裂”，那时，保守的盟约者在国家的影响下畏葸不前。1761年的“第二次分裂”事件见证了“救济教会”的创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对教会应该与国家保持何种关系以及如何对待庇护任免权(由他人而非信众委任牧师，这一制度于1711年被再次引进)产生了意见分歧。在英格兰，牧师的提名完全掌握在个人手中。相反，长老派教徒希望民主地选出他们自己的牧师。但1711年后，绝大多数乡村牧师的委任状是地主赠送的礼物(国王有权任命苏格兰三分之一教区的牧师)。谨慎的庇护会顾及一些职位的委任，但并非所有的委任都是得体的。

这些分歧致使新教分裂成了很多团体。1750至1830年间，苏格兰教会本身也分成“温和派”和“福音派”(后者使得宗教成为一种有活力的、重生的力量)，而在19世纪初期，民间宗教复兴运动又掀起了一波高潮。与这波潮流相伴的，是与既有教会的广泛分流，原因还是反对庇护和世俗的影响。这波潮流最终于1843年令教会分崩离析，并创建了苏格兰的自由教会(其内部事务“不受”国家干预)，该教会的牧师人数是既有教会的五分之二，并拥有三分之一的平信徒。

令人困惑的是，新教的分裂因持续不断地鞭策精神灵性而促进了信仰。福音教盛行时期，发生了重大分裂，更多的选择也允许不断扩大的宗教参与。分裂之后，三个主要的新教教会掀起了创建教会和学校的高潮。这三个教会分别是苏格兰教会、自由教会和联合长老派教会，最后一个教会创建于1847年，由联合独立教会(该教会创建于1820年，包含了18世纪各种各样的独立教会)和救济教会合并而成。

实际上，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宗教仍然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宗教主宰着有组织的闲暇生活，形成了各种社会政策，以及有关节制和自救的道德价值观。然而，宗教也有其消极影响。不断分裂的价值观、不断扩大的社会差异，让18、19世纪的高地和低地日益破裂。1843年的宗教分裂与正在形成的阶级差异有关，苏格兰人以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严肃方式对待神学争端。分裂也剥夺了苏格兰教会代表地方社区的政治权利，并让社会保障(“济贫法”)的改革(1845)势在必行。到1851年，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中有五分之三不再出席苏格兰教会的仪式。

无论分裂的结果如何，苏格兰的神职人员仍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社会影响。到17世纪20年代，苏格兰既有的神职人员已是组织严密的职业群体：与他们的英格兰同行相比，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职位更为稳定、收入也更好(他们的收入由乡村郊区的地主和城市的市镇委员会支付)。苏格兰的新教神职人员被称为“牧师”，不是教区牧师(vicars)或教区长(rectors)，绝对不是司祭，他们不“掌管”生计，住在“牧师住宅”(manses)而非教区长住宅(rectories)。他们得努力工作，因为教区通常比英格兰大得多：3万平方英里只有900个教区，而英格兰5万平方英里则有11 000个教区，而且他们受到长老们(18世纪20年代有62位长老)的密切监督。

教会不是国家的代理人，而是由忠诚独立的牧师任职的半独立机构。试图按照英格兰模式建立公共教区而非简单的宗教教区的尝试失败了(庄园从未被成功地引入苏格兰)。譬如，在苏格兰不存在具有神职的地方官，而在英格兰，这些人员占英格兰1830年议员的三分之一。苏格兰的神职人员看起来更像国家公职人员，但实际上完全是纯粹的志愿者，他们从事自己认为值得去做的世俗事业：济贫、社会管控和社会改善。比如，他们服务于精神病院和其他公共机构，汇编有关社会生活和经济状况的信息。第一部或者“老”《数据统计》(Statistical Account
)，是18世纪90年代出版的多卷本教区记载汇编，它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信息；随后是一部内容更丰富的新《数据统计》(1834—1845，苏格兰教会出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苏格兰神职人员断然拒绝为1801年英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做任何工作，因为他们不承认人口普查的社会意义。

图6　圣文森特街教堂，由“希腊派”亚历山大·汤姆森设计。它引人注目的原创风格，是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城市宗教活力、财富和自信的典范

世俗化

1900年，苏格兰有四个主要的新教教会：苏格兰教会、联合长老派教会、自由教会和主教制教会。同年，联合长老派教会和自由教会合并形成联合自由教会，1929年，该联合教会与苏格兰教会达成一致，剩下主教制教会和一些像自由长老派教会(1893年创建)这样的激进教会孤立无援。整个19世纪，社会各阶层出席和参与教会宗教活动的情况都很好。1900年，有一半人口积极参加教会活动，与其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化(当时的人害怕城市化会让工人阶级不信上帝)，不如说是20世纪资产阶级的郊区化导致了大众的世俗化。实际上，民众出席教会活动的比例只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才开始急剧跌落。现在，即使是天主教教会，也会对节日活动和出席率(尽管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出席率)感到深深的担忧，而且和日益普遍化的圣公会团体一样，它也寄希望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员和活力。

无论苏格兰人名义上信仰什么宗教(40%的人坦言什么宗教都不信)，他们绝大多数都被视为“扩散性的基督徒”。分裂运动的领袖托马斯·查尔默斯说他们是“堕落的大众”，这么说不太友好。他们对宗教有一种真正的参与意识，相对于偶尔参加宗教仪式、遵守基督徒不可推卸的(即便不是独有的话)道德标准或文明准则，他们对虔敬崇拜之情的表达都不太明显(现在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一个月至少参加一次教会活动)。非基督教信仰只占现代苏格兰510万居民的一小部分。例如，4万人的穆斯林和15000人的犹太人，后者绝大多数居住在格拉斯哥。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选择，或者说新纪元运动(以马里郡的芬霍恩村最为著名)，其精神性非常突出，但这一运动是非典型的。

苏格兰教会一直有一种持续性的恶性压迫，现代不可知论或无神论正好利用了这种压迫。虽然教会是出于对巫师广泛的社会恐惧和政治恐惧，但它确实必须对1590至1690年这一时期震荡低地苏格兰的猎巫运动(以及1682年烧死同性恋事件)负有一定的责任。在我们看来，相信巫师似乎是离奇怪诞的，烧死他们是野蛮的，但在一个充满超自然力量的社会里，人际空间、地理空间以及宇宙空间纠缠在一起，让这些事情有了充足的理由。在教会的巅峰时期，它控制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现代人认为这些方面完全是个人的“人权”，诸如夫妻生活。罗伯特·彭斯这位著名的自由生活者，讽刺教会的褊狭，他曾在那些被他列为老“私通监视者”的手中吃尽苦头。

教会还控制宗教仪式期间(无论在教堂内外)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但这一点又背离了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隐私”和“个人主义”的现代概念。例如，严重扰乱关系紧密的社区的通奸行为，不仅被教会视为犯罪，也被世俗当局认为是犯罪(一度是死罪)，实际上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犯罪。天主教教会也禁止通奸，并宣布了无数的人性弱点和民间文化都有罪。同样，教会认为离婚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罪，它让人们生活无着落，通常会使妻子陷入穷困的境地。

教会戒律似乎与我们毫不相容，加尔文信仰也是如此。现代读者可能会发现，欣赏像天主教这样看似生机勃勃的历史性宗教更容易一些，因为它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富有表现力和表演性——一种“现实中的宗教”，而且读者很快会发现加尔文主义冷酷无趣、沉闷内向、刚愎自用。如果我们信仰基督教，我们就可能相信基督为我们所有人而死，而非相信预定论那令人震惊的被挑选性。不过，这忽视了与福音主义和选民神学相关的内在的温暖、希望和谦卑。福音主义包括神职和社会行动主义，它强调《圣经》的权威性和基督受难，福音主义曾在一段时期内重振了基督教。自宗教改革以来，苏格兰经历了各种运动的严峻考验。

苏格兰东北地区和赫布里底群岛的加尔文主义，其形式特别严苛，在这些地方，大概有一半人口仍然经常参加教会活动。自由教会和极端保守的自由长老派教会体现了这种加尔文主义，乌尔斯特的伊安·佩斯利博士是后一个教会的牧师。该教会不同意为葬礼提供宗教仪式，坚持商店和公共场所应在节假日关闭，并在礼拜日严格关闭。只有到了2002年，周日往返斯托诺韦的航班才开始飞行，到了2006年，刘易斯岛上的教会才首次允许轮渡在周日往返阿勒浦。人们可以感受到刘易斯岛上强烈的、鲜活的宗教虔信，也能感受到教会曾经在苏格兰主要地区所享有的权利。虽然加尔文主义表面上看不容许有个人选择，但相比公众参与大事件——比如出席名人葬礼这样的活动——的准宗教情感主义，这些表现按说还是更体面、更有深度的。

宗教和教会还有另一个方面。现代读者可能认为宗教是一种保守势力，主要是因为其关于准许和禁止的规则，比如，劝阻婚外恋(和性教育)，广泛推进对礼拜日零售业的限制。不过，自基督传教以来，教会就是一支建设性的、往往还是激进的变革力量。中世纪，教会对婚姻和继承这样重要的社会制度创建了明确的规则，它经常运用法庭处理这些问题，解决从名誉受损到债务纠纷这样的争论；詹姆斯六世时代，教会鼓励终止血仇夙愿，抑制冲突；18世纪末，教区神职人员带头为人们接种天花和其他疫苗；宗教福音主义在19世纪初成为抵抗奴隶制运动的先锋；经济价值、自我否定、自我满足，这些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进步运动的核心价值，根植于基督教的道德观；自1833年工厂法案以来的社会立法，以帮助那些不能自助的人的慈善理念为基础。

教会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黑人民族主义的有力支持者，它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裁军和分权讨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在，它们希望“让贫穷成为历史”。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人所基于的教会和信仰——所有这一切，为人们提供了道德支持和组织结构，其中多数是有利于社会的。

[1]
Forteviot Arch，是一道独特的单拱门，1832年发现于梅河水域，现存于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这道拱门表明弗特维有气势恢宏的石制教堂，可能修建在已有教堂的基础上(为了纪念圣安德鲁)。见https://serfexhibition.archaeology.arts.gla.ac.uk/index.php/forteviot-arch。

第三章 教育

学校

16世纪的新教宣言中，关于教育的内容和教义一样多。长期以来，苏格兰被认为是重视教育和学问的国家。宗教改革没有启动学校教育。因为苏格兰有着大量久负盛名、长期公认的公立语法学校，比如格拉斯哥(1124)和邓迪(1239)的语法学校。1617年、1633年和1696年通过的几项立法，确保所有乡村教区的地主或“继承人”资助学校和男教员，但和大多数早期立法一样，这些法律最初表达的是强烈的愿望，而非宣布已取得的成就。

教区学校逐渐创建起来，它们的成就可从识字率水平看出。中世纪的识字率受到严格限制，可能只有10%的男人以及不到三分之一的低地男人能够自己在17世纪中期的盟约上签字。如果有机会让女人签字，也只有10%的女人能写自己的名字，高地男人的识字率可能也只有10%。到18世纪中期，大多数低地男人和三分之一的女人能够写字，很多人都能阅读。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印刷品，尤其是便宜小册子形式的印刷品，成为提高苏格兰识字率的强大动力。不过高地的识字率仍然滞后，尽管有像苏格兰宣传基督教知识协会(1709年由王室当局创建，随后有政府资金注入)这样的机构发起倡议。

图7　苏格兰很多乡下人都很虔敬、节制，对教育有强烈的信念

专业人士的读写能力在充满活力的高地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这一优势到18世纪已慢慢被弱化，大众文化比低地精心打造、日益商业化和印刷的媒介更口语化，并且更具自发性和参与性。

苏格兰的学校教育在启蒙时代最为成功，但社会和经济变化很快，使得学校教育赶不上时代潮流。19世纪初期，有研究表明，因为必须谋取生计以帮助他们赤贫的家庭，很多孩子被排除在教育之外。调查还表明，虽然大多数男性成年人能够阅读，但很少人能够写字，女人的识字率还是很低(一如既往)。志愿教育和付费教育填补了这一空白，直到1872年立法通过义务教育，1890年通过免费的义务教育。在那之前，付费教育学校一直填补着教区学校和公立学校(后者由城市委员会资助)的空白，并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变得越来越重要。罗伯特·彭斯就是在这样一所“冒险”学校中接受的教育。

1910至1911年，苏格兰5～14岁孩子的受教育率比欧洲除法国以外的其他地区都高。大众教育改变了教师职业的构成，到1911年，女教师达到了70%，彻底改变了数百年来由男教师控制的局面。志愿主义在教育领域和其他公共生活领域一样重要。主日学校的职员是志愿者，他们提供工业城市所需的尤为重要的一种训练。到1895年，这样的教师有5万名。

教育是永恒的，但教育为考试和证书所做的牺牲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1888年，苏格兰第一次引入了毕业证书考试，1962年进行了改革。明显不同的是，现代苏格兰绝大多数小学生参加“标准等级考试”(英格兰的“普通等级”)的年纪在14～15岁，“高等考试”在15～18岁，虽然现在很多人在17～18岁时进行“高级高等考试”，相当于英格兰的“高级水平考试”。所有这些目前都是融初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为一体的“苏格兰学分和学历体系”的一部分。1883年，全国规定中学毕业的年龄是14岁，1918年是15岁，实际上最小的毕业年龄一直没变，直到1901年和1947年才有相应变化，1972年规定的毕业年龄是16岁。

现在，绝大多数苏格兰教育都由社会资助和国家控制。在有英格兰倾向的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英格兰人将其列为小“公学”)中，爱丁堡公学(1824)是一所气象恢宏的学校；费蒂斯中学(Fettes College， 1870)看起来也很宏伟(被一些人称为“苏格兰人的伊顿公学”)；格拉斯顿建立的格兰诺蒙德(珀斯郡)的三一学院不仅盎格鲁化，而且圣公会化(它实行主教制)。所有这些中学都是男校，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所改观。不过现在所有这些学校都是男女同校。次一级的学校是乔治·赫里奥特学校(George Heriot’s)，这是一所“商人公司”学校，最初由一个行会将其当作一个孤儿院运作，现在类似于英格兰人捐资的语法学校(有着同样的中产阶级寓意)。这所学校现在也是男女同校。对女孩们来说，类似的学校有詹姆斯·吉莱斯皮高中女校(James Gillespie’s High School， 1930—1973)，小说家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曾在此就读，该校背景在《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1961)一书中有所提及。著名的爱丁堡教育建筑包括皇家高中(1829)。这所高中长期以来一直是皇家公立学校的珍宝，在1979年突袭式公投分权时，它差点成为苏格兰议会的所在地。

苏格兰的学校教育到底有多好，对于这一问题，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它宣称平等主义，通过学校教育为贫穷而有天赋的男孩——所谓“寒门贵子”——提供机会。但在这一理念的背后，潜藏的是一种坚定的、精英化的贤能主义和一种社会保守主义的教育观念，即将有限的、墨守成规的大众教育作为开化和安抚民众的力量。然而，对一个素来比英格兰穷的国家来说，为了追求广泛的平等目标，在社会控制下致力于全面的学校教育是引人注目的。这一追求源于宗教改革对教育力量的信念，以及启蒙运动对人性可以改善的信念，并再次恢复了它的活力，两者创造了一种丰富的理想：对苏格兰来说，受过教育的人和被启蒙过的社会比这个社会实际获得的成就更具鲜明特色，可能也更重要。

大学

1300年前，绝大多数苏格兰人上大学会去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但自那以后，他们蜂拥进入欧洲的大学，即便15世纪苏格兰的三所大学创建以后，这种现象仍在继续。那时上国外的大学很容易，因为拉丁语是一种国际化的学术语言，所有受过教育的男人(以及一部分女人)都能说、能读、能写拉丁语，同时，因为在路德和加尔文之前，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很少对国际的“文人共和国”设置藩篱。对那些勇者而言，旅行非常简单(现代护照迟至1915年才实行)。因而，蒙彼埃尔、帕多瓦、巴黎等大学都可以看到学习神学、法律和医学的苏格兰学生的身影；或者，从16世纪70年代起，在莱顿这个新教重镇，也能看到苏格兰的学生。对天主教徒而言，苏格兰人可以去巴黎、罗马和萨拉曼卡上大学。

“语法学校”的“语法”指的就是拉丁语。用英语授课的习惯要到18世纪才确立。拉丁语是基础学习之后的教育以及大学教育的核心，是任何职业人士的职业要求。它还创造了一个高水平的古典文化，这一古典文化不仅是娱乐性的，还是政治和社会中秩序和等级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它包括后斯图亚特国家建设、1688年后的詹姆斯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文雅。诸如乔治·布坎南之类的人物创造的基于古典的人文主义文学，也为苏格兰文人提供了国际文化标准。就苏格兰精英身份认同而言，如果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有一个语言上的焦点的话，那就是拉丁语，而非苏格兰语、英语或盖尔语。

大学的创建需要教皇或神圣罗马皇帝颁布诏书。圣安德鲁斯(1412)、格拉斯哥(1412)和阿伯丁的国王学院(1495)都有教皇诏书，因而都是实实在在的大学。爱丁堡的“大学”(1583)确切地说是“城市学院”，没有任何诏书——他们第一次开课时，市议会为学生提供了5英亩土地(紧临绞刑台，位于现在波洛克学生宿舍边上)；阿伯丁的马歇尔学院(Marischal College， 1593年创建，1860年与国王学院合并)也没有诏书。文艺复兴时期建立了很多学院，圣安德鲁斯就有圣萨尔瓦多学院(1450)、圣莱纳德学院(1511)、圣玛丽学院(1538)。

宗教改革进一步振兴了大学。如果约翰·诺克斯是宗教改革的脸面，那改革的大脑就是安德鲁·麦尔维尔(Andrew Melville)，此人有着明确的、毫不妥协的原则。16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运用自己在欧陆大学的经验振兴了格拉斯哥和圣安德鲁斯大学。但大学仍然保留着研讨赞美诗的研习班，主要教授神学和哲学(当时是非常宽泛的学科)：法学训练和医学训练到了18世纪才开始蓬勃发展，那时，爱丁堡的就读率翻了两番，其学生有英格兰人(尤其是被剑桥和牛津阻拦在外的新教异见者)、北美人、欧陆人以及苏格兰当地人。苏格兰的大学向来都是世界性的。

并非所有大学都一样成就显赫。18世纪时，阿伯丁、圣安德鲁斯像牛津、剑桥一样懈怠无力。医学学位的授予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功德或公民资历，1783年马里沙尔学院的亚历山大·唐纳森博士说他“既不讲课也不做任何实验，主要居住在他位于阿伯丁附近的庄园里”。然而到1800年，苏格兰大学还是培养了九成的英国医学毕业生。19世纪苏格兰的毕业生没有资格入选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研究员职位，因此被排除在伦敦医院之外，不过，首都之失则是地方(和帝国)之得。

虽然苏格兰的大学在19世纪中期缺乏活力，但它们在19世纪最后25年成功地进行了改革。这些大学的学费比精英化的牛津或剑桥便宜，因而也比后者更具社会包容性——至少对男人而言是如此。直到1892年，女人才被允许入学。19世纪60年代，苏格兰的大学就读率高出英格兰五倍，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也只有不到2%的年轻男女(换言之，不到人口的0.2%)才能进入大学。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改革实际上减少了青年工人阶级的求学机会，直到20世纪60年代有了学生助学金，他们才再次获得学习机会。这些助学金为苏格兰(和英国)的大学带来真正的平等：没有这些助学金，任何修修补补的举措都不会使高等教育具有社会包容性。

很多学生都身负债务。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建立，以及原有大学的发展，现在高等教育的就读率达到50%。大学教育日益规范，学位获取的门类范围也比前一代人广泛得多，以前乔丹斯通的邓肯艺术设计院(Duncan of Jordanstone，现在是邓迪大学的一部分)就是一个范例。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大学扩张中，产生了另外四所大学：斯特灵(新挂牌的大学)、邓迪(1881年以来是圣安德鲁斯的分学院)、赫瑞-瓦特(Heriot-Watt)和斯特拉斯克莱德(以前的技术学院)；高等教育“二元划分”被废除(1992)之后又产生了五所大学。苏格兰最大的“大学”——爱丁堡大学，现在拥有19000名本科生和7000名研究生。

苏格兰的大学因提供职业训练而繁荣起来，但它们也强调自由选择、广泛学习，获取普通或“一般性”学位，而非荣誉学位(仍然有三分之一的毕业生获得荣誉学位)，它们强调教育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古老的大学会在四年学习之后，授予毕业生人文学科艺术硕士的荣誉学位(MA)，而英格兰学士学位(BA)只需要三年。苏格兰的大学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那些不介意接受伊顿公学或“牛剑大学”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也有激励政治家的研讨班(20世纪70年代)，像现在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
[1]

(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一系列保守党议员(毕业于圣安德鲁斯)。

职业

中世纪的年轻人走向国外，因为他们的视野在欧洲，大陆的教育更好，大学讲授诸如罗马法或“民法”这样的职业课程，这些课程可以被用到苏格兰法庭上，但苏格兰国内没有这样的课程。国内不提供类似于伦敦律师学院这样的苏格兰法教育。直到1722年，爱丁堡大学才设置了一个讲席。相反，很多法律训练和医学训练都是在工作实践中获得的。从1532年起，辩护律师(类似英格兰的大律师)就有他们自己专门的法律专科(协会)，从1594年起，就有法律文书(类似英格兰的初级律师)协会。不列颠最古老的医学协会，即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于1506年获颁证书，它完全独立于1681年的皇家内科医学院。

简单地说，外科医生(偶尔也被称为理发师外科医生)处理人身体上的问题，而内科医生(负责更多问题)处理人的问题。药剂师是配药的商人。内科医生往往在大陆的大学接受教育，但直到18世纪，合格的外科医生和药剂师都是学徒训练出身。直到20世纪，当学徒仍然是手工劳动获得工作训练的重要途径，但到19世纪中期，随着古代那种分开训练方式的改变，医学教育已变得更系统，更加以大学为基础，医生这个职业也更加统一。

进入职业训练取决于社会背景、财富和关系。穷人的父母把女孩送到纺织学校，但那些希望男孩成为商人或金属冶炼之类的工匠学徒的父母，则不得不付钱让“锻工”师父(铁匠)带他学习。年轻人经过三到五年的训练，可以成为熟练工人或雇员，然后，如果他们有足够的钱自立门户的话，自己就有权成为师父。这意味着，虽然苏格兰有着平等主义的民族精神，有以天赋为基础的机会均等的理想，但在现实中，社会流动还是受到了严格限制。白领职业也是如此。前现代的律师绝大多数来自地主家庭的小儿子，他们操纵一个封闭的圈子，没有关系的新人几乎无法进入。

实际上，庇护和委托关系渗透在苏格兰的历史之中。要找一份工作，良好的人际网络和出色的才能禀赋同等重要。直到20世纪，绝大多数工业或商业职业都不需要正式的资格证书，但学徒的“服务时间”是一个衡量标准。大学举行一些书面考试，但中学考试和工作考试主要都是口头上的(如果运用考试的话)，基于成绩和公开竞争的现代职业观念直到1900年才产生。而引入竞争性法律考试并没有改变法律职业(或其他大多数职业)的社会构成：它只是给那些无论如何都会进入法律职业的人提供了一条不同的途径而已。

启蒙运动

18世纪苏格兰的大学和绘画室、图书馆，甚至小酒馆一起，成为启蒙运动的熔炉。这是一场观念的大爆炸，对于讲英语的世界以及所有与它接触的世界的思想和事件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相信可以通过教育、理性和讨论改变个人和社会的信念，让亚当·弗格森(1723—1816)、亚当·斯密(1723—1790)、大卫·休谟(1711—1776)这样的人认为，经济合作和相互交换将促进社会性，带来进步，提高“品位”，进而欢呼并推动商业的发展。哲学家们讨论所有事情，从“同情”意味着什么——它只是简单地对他人情感的坦诚，还是需要适应那些情感——到自杀是否可以被接受。参与讨论的并非就是那些学术圈内的人，而是任何受过教育的人，男男女女在宴会俱乐部、阅读协会、音乐会、剧院等场所碰面，交换观点，他们仅仅通过聚在一起这种方式就变成了更好的人。

启蒙的观念最能体现在它们的具体影响中。“礼貌”、“公平”和“进步”这些概念，渗透到19世纪的苏格兰社会，它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苏格兰的民间反抗低于英格兰。教育的价值(无论教育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就)、公民社会的可改善性，这些信念的广泛传播使得苏格兰人比某些人对以积极、和平的路径走向进步更感兴趣，并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看待变革。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都相信需要用理性和论据来战胜暴力和非理性，他们深受这种观念影响。

除了缓和国内变革的后果，苏格兰启蒙运动还改变了世界。哲学家们拥护“宽容”的概念以及宗教激发的共同人性的愿景，譬如，支持1778年高等法院判决苏格兰法律中的奴隶制不能成立。他们确定变革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他们将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和模式引入社会调查中，并教育人们以怀疑主义的态度看待知识的来源。公开的人体结构解剖和助产术讲座，詹姆斯·赫顿(1726—1797)的地理学、约瑟夫·布莱克(1728—1799)的化学，使得应用科学像艺术、文学、音乐和民间传说一样成为一种国际化的文化产品，后来成为热爱研究电学、物种起源等各种各样的主题的榜样。

18世纪的文学有助于建构苏格兰人身份认同的形象，包括一直贯穿整个19世纪的原始美德、传统的人文主义学识、现代的礼节礼貌。促进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的商业也支持着一场消费革命，这场革命将茶、咖啡、糖、烟草、瓷器、棉织品带到大众市场上。世俗的现代礼节起源于启蒙运动。餐叉、抽水马桶、手帕、睡衣全都被引入生活，用以调节、疏离或隐藏身体的需要。

法国启蒙运动激烈地反抗教会，而加尔文神学则强有力地影响着苏格兰神学，很多最优秀的思想家都是牧师(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大学教授)。像托马斯·里德(1710—1796)这样的个别思想家改变了人们看待自己的个体性和他们所处社会的方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为“自由放任”提供了思想支持，而这一学说成为19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核心。他和休谟、弗格森一样，也在非人格的功利主义和人格化的情感关系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这些对重视工具性的、个人主义的西方人来说非常熟悉。

苏格兰法律、医学的专业技能，以及苏格兰的大学体系，通过传教士、移民和帝国官僚成功地输送到世界各地。苏格兰人促进了不列颠帝国的形成，即那个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帝国，但他们在美洲革命期间也为帝国的部分瓦解贡献了力量。在广泛的政治一统中(大学职位的委任部分基于赞助)，一股激进的暗流是盟约者有条件地忠诚于英国政府的传统，这一传统逐渐在苏格兰消退，却被输入北美，并在北爱尔兰经久不衰。

很多观念现在被想当然地认为源于启蒙运动，不过从其他现象来看似乎并非如此。在医学院繁盛时期，盗墓、谋杀被用于满足解剖尸体的需要，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伯克和海尔二人组
[2]

。决斗是另一种情形。决斗被错误地认为是中世纪审判的残余，那时，人们认为上帝之手会引导正直的胜利者。实际上，决斗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陆传过来的，并在启蒙时代兴盛起来。直到19世纪，决斗还是平等者之间协调礼节和荣誉的一种方式。虽然决斗涉及身体上的力量，但它通常植根于长久以来被公认的礼节或礼貌的概念之内，而非外在的、与礼节对立的概念。对决斗的批评较少源于直接的敌意，更多是来自对参与者的诚意程度和决斗形式是否得体感到不满。苏格兰的最后一次决斗发生在1826年的柯卡尔迪：一个银行家和一位不满意的顾客进行决斗。结果是银行家死了。

决斗提醒我们这是在18世纪，不是21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绝非凭空爆发，它基于17世纪欧洲诸如雨果·格劳秀斯、塞缪尔·冯·普芬道夫这些法理学家的著作，基于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如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伊萨克·牛顿等的成就之上；但18世纪英格兰的启蒙运动既不丰富，也不深刻。苏格兰思想家缔造了现代世界，但也做了其他很多事情，其影响有时需要几十年才看得清楚。过去家喻户晓的名字，像威廉·罗伯逊博士，这位格莱菲教堂的牧师(1761—1794年在任)、爱丁堡大学的校长(1762—1793年在任)、著述苏格兰和美洲历史的著名历史学家，现在都被遗忘了，那些在后世眼中的著名人物有时也需要为得到承认而斗争一段时间。休谟的“自然神论”(一种无神论)让他的很多同时代人感到惶恐，他不受他那个时代待见，他在哀叹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人性论》(1738)时说道：“(它)从印刷机上一生出来就死了。”

[1]
2008年本书出版时，英国首相是戈登·布朗。

[2]
在1828年10个月之内，威廉·伯克和威廉·海尔两人在爱丁堡犯下一系列杀人案，他们把尸体卖给罗伯特·诺克斯用以解剖和解剖学讲座。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rke_and_Hare_murders。

第四章 社会

人口

1700年时，苏格兰大约有100万居民，此前的苏格兰人口估算都要靠猜，不过可以制定一些人口统计指南。罗马不列颠和斯图亚特不列颠一样人口稠密，生活水平可能也一样好。人口统计的第一个标志是“黑死病”，这场传染性瘟疫在1348至1350年间袭击了不列颠，可能带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口。那时的瘟疫是地方性的；随后暴发的疫病没有那么强的致命性，往往局限在城市里。苏格兰最后一次大瘟疫发生在17世纪40年代中期，不过迟至1720至1721年，仍然有少量的疫病。瘟疫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破坏与死亡的威胁一样，令人恐惧。有了隔离措施之后，尸体被马车运到集体墓穴，没有往常的仪式，对死者的朋友和家人而言，这种死亡尚能忍受。

黑死病暴发期间，欧洲也进入了小冰川时期。因为工人极少，气候又不利，高纬度的定居点被遗弃。糟糕的天气、极低的生产力、少得可怜的交通运输，这些意味着食物短缺是一个长期的威胁。最后一次严重的全国性饥荒发生在17世纪90年代末，那时，八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饥饿或疾病。低地的农业生产力在18世纪翻了一番或三倍，但在18世纪40年代，甚至到了19世纪头十年，糟糕的收成仍然会导致饥饿和死亡。19世纪四五十年代，“高地大饥荒”可归因于与长期贫困和匮乏有关的疾病，而非只是饥饿(主要原因是土豆歉收)。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平均寿命都在30多岁，但如果人们能熬过婴儿期和童年，就可以活到六七十岁。1700年，十二分之一的人口年龄超过60岁，整个18世纪，成年男性的平均寿命值增加了三分之一。较高的出生率和较低的死亡率意味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从1789到1911年，人口增长了两倍，从150万涨到450万。适度的增长率掩盖了农业变革和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人口再分配。到1789年，只有不到一半的苏格兰人口居住在想象的“高地线”北部，这条线东到斯通黑文(属于金卡丁郡)，西到海伦堡(属于邓巴顿郡)。1911年，这个数字跌到只有六分之一。1790年，八分之一的苏格兰人生活在大城市，到1831年有三分之一的人口，1911年则有五分之三。而在1911年，苏格兰是欧洲继英格兰之后最城市化的国家。19世纪90年代，格拉斯哥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出生在高地，还有四分之一出生在爱尔兰。

疾病死亡率仍然很高，但在逐渐下降。天花在19世纪初被攻克，但直到19世纪中期，斑疹伤寒和霍乱仍是城市人口的最大杀手，对流感的控制直到1918年才有所改观。苏格兰的婴儿死亡率虽比英格兰低，但仍然高得惊人，而且也没有像19世纪90年代的英格兰那样下降。1871年左右出生的婴儿，有四分之一活不到5岁。

19世纪苏格兰的生育制度也与众不同。妇女的结婚年龄相比欧洲标准格外大(通常是二十八九岁，五分之一的妇女根本不结婚)，不过，苏格兰妇女一旦结婚，生育率还是很高的。晚婚最为有效地遏制了生育率。生育率还受限于延长母乳喂养、节制性欲，或诸如体外射精这样的基本避孕措施。运用机械方式选择生多少孩子、何时生孩子的现代“生育控制”，是20世纪初的发明。这种方式的引入主要由男人引导，直到20世纪60年代，避孕药才让女人有了更大的控制权。

家庭规模急剧缩小。19世纪70年代缔结的婚姻，有五分之二的家庭生出六个以上的孩子，而20世纪20年代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不到2%。苏格兰的非婚生率普遍较低，但部分地区的非婚生率是欧洲最高的：19世纪末的东北部农村，五分之四的妇女在结婚之前都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或在结婚三个月内生出第一个孩子。整个19世纪，苏格兰是一个年轻人的社会，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龄是14岁或更小。

现代苏格兰大概有500万居民，其人口结构和西欧、北美大致相当，尤其是人口的“老龄化”。出生率低，寿命更长，本地人口逐年下降。曾经包容人口活动的社会结构在上一代时发生了急剧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30岁以前结婚的妇女中有一半曾在婚前同居，而20世纪60年代只有3%。1997年，邓迪出生的孩子首次有一半以上来自单亲妈妈，或来自同居但没有结婚的父母。整个苏格兰，有四分之一的孩子现在生活在单亲家庭中。根据1987年的比例，20世纪70年代末的婚姻有三分之一以离婚收场，而20世纪50年代初期，只有7%的离婚率。其部分原因在于保守的教育政策，这些政策似乎基于以下前提，即不教性健康知识就会防止年轻人发生性关系。然而，苏格兰十几岁怀孕和性疾病传播的比例却是欧洲最高的。

图8　俯瞰圣安德鲁斯，展示教堂、城堡以及中世纪三街计划的东部街头。自中世纪以来，苏格兰的城镇就是教会、政府、贸易和学术的中心

生活水准

在苏格兰的大部分历史中，它都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它对待贫穷问题的方式不同于英格兰。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英格兰的济贫工作是由国家组织的，国家进行地方管理并给予财政支持，并把对较富裕居民征税所获得的主要供给与非正式捐赠结合起来。苏格兰和英格兰一样也有早期立法，不过从未有效实施，其供给平衡完全颠倒。出于济贫目的(或其他目的)的征税从来就不盛行。相反，一种混合的福利经济维持着贫困人口的生活，其重点是非正式捐赠。城市有征税，但在乡村教区，教会、地主和邻里提供了绝大多数救济物，直到17世纪，苏格兰教会接手管理正式的救济工作。随着人口重新分布到城市以及苏格兰教会的分崩离析，这一体系也常常难以为继、不堪一击。

1845年的苏格兰济贫法，紧跟1841至1843年的经济崩溃和1843年的教会瓦解(1841至1843年的经济崩溃中，佩斯利112家制造商中有67家破产，四分之一的人口等待接济)；这一济贫法旨在促进征税，但这些税收在高地几乎无人知晓。然而，地方自治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范围比英格兰要大得多，现实中的济贫措施也大不一样。苏格兰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对公共卫生有着更直接的态度，1845年的济贫法与1834年英格兰济贫法的不同之处，是需要为穷人提供个人医疗护理，这一规定的精神依然保留在苏格兰议会现行的老人医疗保健政策中。

维多利亚时代，几乎所有的孤儿都得到寄养家庭的照料；苏格兰人不希望下一代暴露在穷困潦倒的坏榜样中。人们认为，寄养在心理上和财政上都对孩子和寄养父母更有利，而且对教区而言，寄养制度也比机构化便宜(地方负责往往意味着削减开支)。实际上，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明显的差别是缺乏为穷人而设的正式机构，穷人宁愿选择家庭救济或“院外”救济，也不选择阴冷、有辱人格的英格兰济贫院。1906年，苏格兰的贫穷人口中有14%接受了机构化救济或“院内”救济，而英格兰的比例则是32%。

历史上，大多数穷人是妇女，因为她们通常寿命比男人长，又被排除在高薪职业之外，很少有机会储蓄，她们做着相同的工作收入却较少，不得不因照顾家庭的责任而中断工作生涯，而且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储蓄又受到种种法律限制(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才有所改观)。1909年通过的针对70岁以上英国老年人的抚恤金法案，某种程度上旨在解决这些问题，但为了鼓励储蓄、工作或依赖家庭，这些抚恤金被设置得低于最低生活水平。这种贫寒证书式的救济带来的也是一种社会耻辱。

尽管1750年之后英国在不断繁荣发展，1845年后的济贫工作进行了重组，但苏格兰的社会水准仍然低于英格兰。1867年，70%的“生产工人”一年收入低于30镑，而10%的上层人物吞噬了全国一半的收入。财富的两极分化在城市尤为明显，并体现在住宅上。城市贫民搬到中产阶级腾空的中心住宅，以及也是新的但往往建得很糟糕的“共同住宅”(公寓大楼)，这些地方居住着像佩斯利这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城镇的工业劳动力；而中产阶级则迁往乔治时代的“新城”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郊区。1911年，一半以上的苏格兰人住在一居或两居的房子里，格拉斯哥和邓迪则有六成以上的人口。结果便是拥挤，对近56%的格拉斯哥人来说，一个房间里要住两人以上。

几个世纪以来，饮食都取决于人口压力和农业局限性。垃圾堆(垃圾倾倒地)表明苏格兰人在铁器时代和黑暗时代的仪式上就畅饮啤酒、寻欢作乐，而英格兰人则吃猪肉，这说明这些肉制品并非基本食物。肉食在中世纪晚期回归，但1550至1750年间，大多数苏格兰人的饮食以鱼和蔬菜为主，因为肉食太贵了。英格兰艺术家威廉·霍加斯的不朽名作《加莱之门》(The Gate of Calais
， 1749)中，(烤)牛肉已成为一道标准的饮食，是英格兰的文化象征。对肉食动物来说，因与“彭斯晚宴”的联系而为人熟知的哈吉斯(剁碎的羊杂碎、燕麦片、洋葱塞进羊胃里做馅儿)并不比简陋(健康)的鲱鱼，或羊羔腿、羊头更能成为一道地道的、“标志性”的传统食物。比顿夫人(Mrs Beeton)于维多利亚时代出版的《家庭管理手册》(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中描述过羊头，但现在到处都不供应羊头，尽管位于爱丁堡达丁斯顿的最古老的苏格兰酒吧之一的“绵羊海德酒馆”过去一直都有，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禁止。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日常饮食也逐渐改善，工业和商业的顺利发展也允许进口食物，但直到20世纪，佝偻病仍然是城市工人阶级儿童的常见疾病。

现代苏格兰以酗酒和普遍糟糕的健康状况闻名，这体现在成年人(男性)的平均寿命非常低，并且提供油炸食品的火星酒吧最具典型意义。但很多问题与种族并没有关系，而是和社会阶层划分以及经济机会有关，这一点在整个英国和欧洲都是一样的。1945年后的福利国家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国民营养、延长寿命，而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案》则是现代第一项重要的环境措施。随着生活水准日益接近欧洲平均水平，过去一代人的健康意识迅速提高，吸烟明显减少、饮食更健康、锻炼更多。2014年格拉斯哥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仅能起到一点推动作用。

今天，大多数苏格兰人在考虑的是选择吃什么，而非考虑吃更多食物。20世纪80年代以前，下馆子吃饭还不常见，大多数食物都很无聊，而且烹饪简陋——对虾鸡尾酒的难度算最高了。现在，精致小巧的乡村旅馆到处都是，很容易就能在外面吃到美食(如果不考虑是否便宜的话)。像尼克·耐林(Nick Nairn)、哈姆什·魏肖特(Hamish Wishart)这样的苏格兰大厨都是世界级别的，就像伦敦的戈登·拉姆齐(Gordon Ramsay)一样。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的精英都在热切地购买波尔多、奥波多、莱茵兰的红酒。然而奇怪的是，直到20世纪末，苏格兰的红酒消费一直很低。事实上，酒水从来没有便宜过，而且在烟草信息被强制禁止之后，酒水将是健康游说团体的下一个目标。加利福尼亚(1994)和爱尔兰(2004)充当先锋，苏格兰在2006年也引入了公共场合的吸烟禁令。

17世纪以来，威士忌一直是工人阶级的饮品，也是道德改革家的头疼之事，就像18世纪英格兰的杜松子酒一样。和大多数现代苏格兰的象征一样，威士忌目前的声望来自市场的胜利。在历史上，开化文明的精髓是白兰地，如果可能的话，走私避税优先选择的饮品是红酒或波特酒。直到18世纪，城市每年规定红酒价格，就像他们每年规定粮食价格一样。啤酒或麦芽酒(用大麦而非啤酒花制成的麦芽酒)和休闲饮料一样是一种食品，而且，在19世纪改善卫生设施减少霍乱和伤害之类的致命疾病之前，喝啤酒或麦芽酒比喝水的风险小太多。

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人快速地迁徙，但他们不是旅行的游客。1773年，苏格兰人詹姆斯·鲍斯威尔和他敌视苏格兰的英格兰密友塞缪尔·约翰逊旅行到西部高地和群岛并写下那些游记时，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游客”。最早的苏格兰游记作家马丁·马丁在17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旅行了，约翰·沃克尔牧师(Rev. John Walker)在18世纪60年代也在旅行，威尔士的博物学家和古物研究者托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在1769年和1772年也游历过。但约翰逊对食物的抱怨，包括对黄油上毛发的抱怨，几个世纪以来都在不断发出回响。17世纪以来，苏格兰就有了商业性的客栈，这些客栈大多数是提供给赶牲畜的人的，城市里有住宿的旅馆，但直到19世纪，乡村的好客传统的力量一直很强大，大多数想要食物和住宿的旅行者只需停留在任何一间有承诺的农舍即可：相当于现在的家庭旅馆(B&B)。土地乡绅运用他们的家庭或社会关系为彼此的住宿逗留各负其责。

“圣日”的字面意思是休息一天。为了休闲而进行比较长时间的旅行，在20世纪前都不常见，欧洲大漫游的那批贵族除外。直到1919年，苏格兰人每周工作6天，合计55小时，而带薪休假直到1938年才为人所知，此前人们对此一无所知；1911年的时候，家仆占总就业人口的八分之一，工作时间无上限。20世纪30年代，两周假期变得更加普遍，那时，火车旅行发展起来，私家车拥有量首次骤增。不过20世纪50年代，周六工作仍然非常广泛。

和绝大多数战后的布立吞人一样，苏格兰人在国内海滨度假区休假，如拉格斯、洛斯西、北贝里克。对喜欢冒险的中产阶级来说，阿维莫尔有滑雪中心，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可怕的翻修和扩张(最近又翻修了一次)，而对喜欢娱乐的工人阶级来说，像艾尔的巴特林这样的度假营地也是不错的选择。乘坐飞机旅行是有钱人的专属，在国外度假也不常见，大众旅游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开始。现代苏格兰人热衷日光浴、绿色出行等，而且目前从苏格兰机场到世界各地都有直飞(而且廉价的)航班。

贵族与人民

英格兰人给苏格兰贴的最常见的社会和文化标签是“凯尔特的边缘”，这一划分通常还包括威尔士、爱尔兰、布列塔尼和西班牙的加利西亚。然而，凯尔特的身份和起源都是很模糊的。通常的说法是，公元前1000年的某个时刻，中欧的人口迁往不列颠和爱尔兰，这些所谓的移民带来了语言、文化和物品。文化肯定发生了变革，但这是移民(和平方式抑或其他方式)的结果，还是逐渐适应已有观念和技术的结果呢？DNA分析表明，大多数现代布立吞人的祖先来自一万年前后冰期的殖民者，只有苏格兰北部的基因库有所不同，他们具有斯堪的纳维亚的混合特征。

当然，基因模型建立的基础是现代人群，它表面上的准确性并不一定使其与历史相符。染色体并没有告诉我们共享一个基因库的区域内的移民情况，特别是公元5世纪来自爱尔兰的、可能定居在马恩岛和阿盖尔岛的盖尔人，基因也没有预言文化认同。现代“凯尔特人”对自己的定义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与包括英语在内的日耳曼语系不同的语言，但没有证据表明凯尔特人在文艺复兴之前根据语言来定义自己。凯尔特人定居在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观念源于16世纪的作家乔治·布坎南，他根据其所谓的“高卢语(Gallic)”来定义这些人，后来，威尔士学者爱德华·卢德在其《不列颠考古志》(Archaeologia Britannica
， 1707)中称其为“凯尔特语”。“凯尔特”一词在古代和布坎南时期都不流行，黑暗时代或中世纪也没人认为他们是凯尔特人；该词是为了现代分类学方便而发明的。当代人使用的“盖尔人”和“皮克特人”更多是现代评论者的发明，但“凯尔特人”是博物学家发明出来的，博物学家为了对历史进行排列组合而创造了一个伪林奈氏的分类群体。

凯尔特人其他的历史性特征是他们的艺术，这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900年之间一种很有特色的物质文化，在整个欧洲发现的剑、胸针、镜子和其他作品共同构成了这一文化的特征。以生动抽象的兽形图案为标志的“凯尔特艺术”，有时也被称为“拉诺坦”风格，该风格源于现代瑞士这一“风格的发源地”，第一批凯尔特艺术品就是在那里被发掘出来的。这也是一种后来的描述，是19世纪对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前罗马时代被认为是凯尔特人的居民创作的艺术品的称呼。这种风格的物品也在不讲凯尔特语的地方被发现，而且，讲凯尔特语的西班牙人从未运用过这种风格。语言和艺术在欧洲不同地区单独出现，影响了凯尔特之前的文化形式，同时也受它们的影响。

和平定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后来的奥克尼群岛。基因库表明，岛上的大多数男性都有挪威人的DNA标志，唯一的一个非挪威人可以追溯到该岛被苏格兰1469年吞并之后抵达奥克尼的那些人(1468年，丹麦的克里斯汀一世和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结婚时，将北部群岛抵押给了詹姆斯二世的儿子)。由此推断，由于奴隶制是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9世纪的土著即皮克特男人，他们被驱逐、赶尽杀绝或沦为奴隶而没能繁衍生息。在整个苏格兰北部，显著的皮克特文化似乎也在10世纪消失了，但奥克尼并非因为这一原因，因为皮克特人仍然在该岛生活。

对于中世纪以前的社会，可能最好的说法是它是等级制的——为了抵御挪威人的威胁而创造了一个为国王服务的新的军事阶层。它同样也以习惯法、家族、亲戚关系网为强大的基础。“凯尔特”影响只是其中之一。1100年之后，文化制度的交融综合更加容易。盎格鲁-诺曼人引入了封建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封土者与受封者之间的契约，这种契约包括明确具体的权利与义务。盖尔人的社会在社会组织上不太严格，他们以亲缘或“宗族”为基础，其道德义务非常强烈，但权利几乎从没有具体化。

然而，氏族社会或庇护性社会与封建制度有着重要的相似性，即国王运用这些制度将地方利益等同于中央利益，将皇室利益等同于贵族利益。两种制度下缔结的关系都是人格化的，不是非人格化的，是垂直的而非水平的，是主与仆、贵族与附庸(依附关系)、保护与被保护、父亲与家人的关系。在12世纪，社会的基本划分不再是自由人与奴隶，而变成了贵族与农民，而17世纪初“民兵”与骑士役同时存在，说明苏格兰的农民比大多数欧洲农民自由，封建制度的变革被已有的社会责任和法律担当化解了。

两种社会组织都不太依赖财富，尽管财富的积累可以表现为人口、土地或牲畜的增加，而非礼物的流通。对于像武器、珠宝这些行业的产品的管控，就像立法、对穷人施惠、赞助诗歌艺术和医学这样的文化活动一样，都是贵族表达权力、提高权力的方式。中世纪盖尔人(可能在黑暗时代也一样)的社会地位是由联盟数量以及一个人的追随者的数量和身份决定的。不过，总体而言，社会地位取决于礼物、经常分配和接受牲畜和土地。这些“物资”的获得和给予是通过战争、宴请和赞助来实现的：这些事物的象征意义及其实物价值一样大。在封建社会，国王完完整整地赠送土地，但受封者服役的承诺却是不完整的、没有限制的。

封建制度对苏格兰社会的改变确实比英格兰社会大，其中一种方式便是确认将司法和税收的权力分派或委托给贵族，这是英格兰国王坚决反对的一种趋势。苏格兰贵族长期以来可能就对他们的人民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权力，但在1100年以后，他们通过确保广泛的司法权力以及相关的财政特权，将与国王保持适当距离的关系制度化。这种独立性在詹姆斯六世时期逐渐被侵蚀，直到1748年被彻底清除。即便在那时，贵族仍然保留了一些法庭(权力有限)，作为对他们最终丧失财产权的补偿。

在这种面对面的熟人社会中，一个人的声誉，包括社会的、道德的和经济的声誉，是他或她的“信誉”。被纳入一个贵族的麾下并不是失败的标志，因为贵族应该保护和提升他们的走卒：贵族越强大，附庸就越富有，反之亦然。地主独立行动的能力因贵族身份的义务而受到严格限制：有时，贵族可能是他们佃户的工具，而不是相反。

在亚当·斯密教会人们区分经济效用和个人情感之前，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一直认为经济是极富人格化的——几乎是道德化的。只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在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才逐渐发挥作用。这就形成了“阶级社会”，这一概念在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中为人熟知。一种源于工人生活经历(比如煤矿开采或工厂劳动)的共享群体意识，以不同的方式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表达自我，比如在工会、出版、教育方面，他们还寻求代表权。

19世纪和20世纪的阶级社会中，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往往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偶尔还会起冲突，代表工人劳动者的工党的成立就是例证。在此之前，社会由土地贵族主宰，苏格兰土地贵族的数量和英格兰一样多，但英格兰的居民数量是苏格兰的五倍。20世纪之前很难低估贵族的重要性：相对于社会服务而言，他们肯定是自私、贪婪、吝啬的，但出于责任感以及自利意识，在王权衰弱的时候，贵族维护了社会和政府的运行；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由有着明确原则和激进意图的人所发起的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宗教改革和苏格兰革命；贵族是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中坚力量。当然，有钱有势的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个性特征的最大印迹。焰火般绚丽的蒙特罗斯侯爵詹姆斯·格雷姆，或许在战争中站错了队伍(他站在保皇党一边，但仍然光彩炫目)，他在1650年惨淡地死去，但比起他那些盟约的对手，他的生命更绚丽多彩。

“绚丽多彩”可以成为很多事情的借口，但贵族支配的社会，尤其是对乡村社会的支配，却有巨大的社会代价。大多数在土地上劳作的人都没有土地。“土地租约”，尤其是宗教改革前后教会土地的租约，有助于创造一个较小的土地占有者阶层，或“庄园拥有者”(贵族)阶层，这一阶层在经济上相当于英格兰的约曼不动产保有者(虽然数量不多)，在社会上接近士绅。然而，1830年的苏格兰有7500名地主，到19世纪70年代，1500名地主拥有90%的土地。土地租约通常都是短期的，佃农很容易就被赶出他们的土地，却得不到任何租金。

佃农以下，是无数比佃农还低下、生活在黑暗阴影中的乡村无产者，或者说“茅舍农”，他们构成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的生活更不稳定。让苏格兰人如此适应国外并被其同化(因而往往在种族上毫无痕迹地淹没于白人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国内就非常适应不确定、变化和迁徙的境况。最著名的1381年英格兰农民大起义，在苏格兰没有发生同样的事情，因为从14世纪中期开始，奴役关系就从苏格兰消失了；重赋或常规税收，因所有社会阶层都不喜欢而被免除了；而且，苏格兰贵族对农民的经济控制和社会控制比英格兰强得多。

苏格兰具有流动性和韧性的乡村社会，解释了为什么18、19世纪会轻易发生那些重大变化。到19世纪20年代，低地社会的地主、佃农、无地劳动者之间已形成两极分化，大多数佃农以下的人以及众多小佃农都从土地上被轰走。在洛锡安，劳工大多是已婚男子，报酬主要是实物。苏格兰的其他地方(像东北部)，小农场主和单个的仆人(住在屋内或屋外的“茅舍”或“宿舍”)，他们的劳动在英格兰都是由雇用的日工所做的。额外的劳动需求由妇女儿童以及来自高地的季节性流动工人(因低地需要耕种)来满足。

结构性的依附解释了苏格兰为何没有发生类似1830年英格兰南部“斯温船长暴动”的事件。19世纪无处安身的苏格兰农民可以选择受雇于城市或海外，而在乡村，地主的权力仍然很大。在一位工人阶级的自传作者、边区的鞋匠看来，地主“受到他的影响力以及赞助权利的保护，以铠甲反对一切钳制正义的虎爪：实际上，他就是那位所谓国家正义的世袭制造者”。宗教也为平静和自信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这并不是说没人反对社会经济的变化。城市居民受地主支配越少，就越能表达自己的情感，虽然在工业革命之前，他们的人数很少。举个例子，1615年，女王总管及其官员在本泰兰受到袭击，并被一群妇女“以(无法无天的)亚马孙强盗的方式”殴打，这群妇女的意图是阻止他们强制实施一项朝廷法令。食物骚乱让18世纪的一些城市感到震惊，任何看似不可避免的征税都可能会遇到严厉抵制。拿破仑时代和1820年的一系列重大“叛乱”中，都有真正的激进分子。

表达社会和政治观念有更巧妙的方式。不受欢迎的地主或雇主可能会因流言蜚语、挖苦讽刺或暗地暴动而迁往其他地方(有时会整个家族一起迁移)，由此势力被大大削弱，甚至被摧毁。一些宗教改革遭到剧烈挑战，教派分野可以表现出阶级差异。当庄园主禁止在其土地上进行礼拜仪式时，自由教会就在停泊于苏纳河的一艘驳船上进行集体礼拜。另外还提出法律诉讼和政治游说，19世纪的工会与早期的工匠及熟练工人协会一样，它们希望在法律范围内根据公正和道德的原则行动，希望作为雇员提高它们的待遇，而非作为全体来改变整个与它们有利害关系的社会。19世纪末的自由教会与高地佃农(小农场主)合作，以保证租约的合法变更。即使是弱者，也有武器。

然而，贵族权力无处不在，景观中就留下了他们的痕迹。从12世纪起，重要的核心村落就在东南部形成，其他地方的农业据点都比较分散，直到18世纪的农业革命才有所改观，其景象更容易让人想起斯堪的纳维亚而非英格兰。对地主们而言，重塑乡村景观在法律上很简单。构成英格兰地方立法重要内容的圈地法案在苏格兰是没有必要的，因为17世纪末的一系列法案巩固了地主的权力，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显而易见，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苏格兰人打造了130个与众不同的被规划的村庄。这些村庄包括柯林斯堡(法夫)、埃兹尔(安格斯)、新皮茨里戈(阿伯丁郡)以及像因弗雷里(阿盖尔郡)这样完整规模的城市——因弗雷里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夷为平地，此后又整个被重建起来。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土地所有者对新的、改善的景观规则以及他们加在这些景观之上的财富和权力的看法。18世纪“新城”项目的开发具有讨人喜欢的统一性，这也源于地主拥有把土地租赁给建筑商时将建筑视图具体化的能力(见第七章)。

一些家庭被赶出土地，但农业仍然需要它们提供劳动力。被规划的村庄解决了这些家庭的问题，这些家庭中的人口最终成为纺织之类的手工匠人。纯粹工业性的村庄是新拉纳克，它于1785年作为棉纺厂而建成，并被改革者罗伯特·欧文打造为模范社区。欧文发自内心地相信教育，在其著名的“性格培养机构”(1816)里不仅教育孩子，还教育大人。地主的政策甚至触及性和婚姻。比较一下两个毗邻的教区，一边是班夫郡的格伦戈和洛特西梅(Rothiemay)，另一边是内赫布里底群岛的泰里岛，这一比较就能解释地主政策如何深刻地影响18世纪末19世纪初苏格兰农村的人口统计实践和人口水平。班夫郡的农场兼并和公用土地圈占使得夫妻建立自己家庭的过程越来越难，结婚年龄越来越大，反过来导致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停滞；1871年，非婚生子率达到了30%。而在泰里岛，阿盖尔公爵的政策带来了早婚和相对低比率的独身生活的状况，结果创造了许多小农场和细分的租约，从根本上促成了人口过剩和贫困。

直到19世纪，政府实际上由贵族及其掌控的人员构成。国王支持他们的精英统治，因为没有成功的贵族治理就不可能统治国家。他们帮助那些失败者走出困境，乐于将荣誉授给那些有抱负的人和成功者。1611年，詹姆斯六世(詹姆斯一世)为了给乌尔斯特的军队提供资助推出了准男爵继承制——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贵族，并在1625年将这一计划推广到苏格兰，将钱用于建立新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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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再后来，劳合·乔治首相在商业基础上做这些买卖，但《荣誉法》(1925)的滥用并没有终结，其结局得看《政党法》(2000)是否能够成功。

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土地是食物、能量、原材料的源泉，是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之本。土地仍然有极高的威信，并被两极分化的所有权进一步强化：苏格兰的农村土地是私人所有，1250人拥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四分之一的土地掌握在66个家族手中)。幸运的是，几百年来，苏格兰法律允许步行者以及其他打算对土地负责的人几乎可以普遍使用土地。

然而，土地的经济力消失不见了。遗产税和不断变化的财富来源、城市化和民主化的不断加剧，这些都褫夺了20世纪贵族的财富资源和影响。1917年，乔治五世引入了新的荣誉体系，奖励公共服务和志愿部门，从而使君主制脱离了贵族制。像阿盖尔公爵(数个世纪以来，阿盖尔家族一直拥有财富、社会势力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马里伯爵这样成功的现代贵族也在进行转型，对地产进行现代化管理，扩大房产和旅游产业的范围。现代苏格兰有超级富豪，但他们是商人，整个社会在根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

高地

一些非苏格兰人认为高地才是苏格兰，但实际上高地只是苏格兰的一部分，其重要意义在过去和现代都与低地迥然有异。尽管如此，高地在缔造历史上的苏格兰、创造苏格兰身份认同背后潜在的紧张关系方面仍然是非常关键的。

单从地理位置上说，高地和群岛向来是分开的。罗马人最远抵达马里湾，爱德华一世也是如此，但他们以及其他人在撤退时面对的却非真正的高地人，罗马人撤退到安东尼长城后面(在福斯河和克莱德河之间)，然后是哈德良长城(从泰恩河到索尔韦河)。他们的其他边界是海洋，因为罗马人没有占领北海或爱尔兰海，因此苏格兰、西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和爱尔兰之间的影响和反影响长期以来此起彼伏，冲突不断。高地的交通一直很困难，直到卡洛敦战役后，为了军事目的而改善道路和桥梁，状况才有所好转。然而，迟至20世纪60年代，从威廉堡到阿德纳慕亨半岛(Ardnamurchan peninsula，英国大陆最西端)50英里的旅程，开车4小时才能走完。

地理上的差异伴随着政治社会分离的历史。中世纪苏格兰王国得以成功形成的原因之一，是君主接受了其组成部分即盖尔人和布立吞人的不同传统。但高地和国王(以及低地人)的政治联系在14世纪初发生了变化，高地中部酋邦中一些整合良好的权贵被越来越少的酋长取代，后者的地位取决于战争，这种状况破坏了秩序和统治。高地社会长期以来都不同于低地，但这种差异从14世纪才开始明确化，当时的统治者反对其中一部分传统，而逐渐把那些人视为“野蛮的、残忍的高地佬”(wyld wikked hielandmen)。

高地社会表面上比低地简单，因为它的经济主要由农业和渔业构成，那里几乎没有城市。但就社会关系和态度而言，高地就复杂多了。人们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分为三个主要阶层。第一阶层是地主，中世纪的酋长，他们将地产留给中间人(通常是主要家庭的幼子)管理，这些人即所谓的“小土地占有者”(tacksmen)，他们反过来将土地租给次一级佃农，佃农再租给小佃农和茅舍农。一小块土地(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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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份租约，但苏格兰的租约仅仅意味着一种占有权，而非英格兰的财产权。

18世纪，随着地主或中层地主优先权的转变，高地社会经历了各种变化。很多人实际上拒绝承认几个世纪以来有那么多贵族。因为掌管氏族的酋长是以亲缘关系、租约关系、宴请和馈赠所形成的纽带为基础的。17到19世纪，地主或小土地占有者拒绝履行的管理和照顾义务似乎并不明晰，但农民却强烈地感受到这些义务，并极为珍视它们。其核心意思是所谓可继承的共同所有权(duthc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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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权利意味着领主掌管土地是受他手下那些人的委托，他有强大而又不成文的义务。而在低地，写明条款的才有权利，没写明条款的就没有任何权利，除非领主出于自己的理由承认权利。土地租约使得社会高度流动。一些人实际上世世代代耕种着同一片土地，但几个世纪以来，高地的佃农租地周转率却像低地一样高。大多数农民租地都是随心所欲的(或心血来潮)，因此，即便在17世纪，几乎都没有持续性的镇区或“乡镇”。

土地所有者一般会顾及农民的利益，同时也维持对他们而言重要的、庞大的“被庇护基础”。最初，他们通过重新分配劳动力供给来对应18世纪的人口增长、经济转型，以及他们自己不断变化的优先权，因为他们的权利能够让他们那样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人口拥挤、经济边缘的渔村或工业上缺乏持久力的工业企业(像从海边收割海藻充当肥料这样的企业)中采取整体驱逐或殖民行为。后来，他们尝试移民计划。

人口减少不是故事的全部。良性的地主政策和渔业的充分就业让刘易斯岛的人口在1841—1901年间从17 000增长到29 000。尽管如此，苏格兰高地作为一个整体，在18、19世纪人口逐渐减少，给低地和海外移民造成了一种长久的怨愤，高地的这一现象并没有在低地出现，这就加剧了地区间深刻的历史差异。19世纪，高地经历了欧洲其他地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曾有过的社会剧变。

当今，90%的苏格兰人居住在低地，大多数人住在核心地带的城镇和城市。苏格兰拥有不列颠三分之一的陆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高地的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只有23人(格拉斯哥是8550人)。西北地区的大片土地荒无人烟，无人居住，除了鹿，连大型动物都没有。然而，1755年，苏格兰一半人口都生活在北部和西部，显然，这里有充足的资源维持大量的人口吃喝、打斗和馈赠。自17世纪起，将牲畜从高地和群岛赶到低地以养活低地人(后来甚至还有英格兰城镇)成为一项大生意。

历史上人口缩减的程度确实令人触目惊心。1841年，天空岛养活23 000人，一个世纪后是10 000人。更极端的是泰里岛，目前除了冲浪季节，其人口只有700人，而在1831年，这里可是有5000多人。

高地与苏格兰认同

对苏格兰移民的传统理解集中在被剥夺的高地人上，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见第六章)。高地的形象在现代概念化的苏格兰历史中也扮演着一种极不相称的角色。现实还是那么复杂多变。实际上，将高地生活的物质方面(石楠和蓟花、风笛和格子裙)与苏格兰象征这二者联系起来，是18世纪浪漫主义复兴时期伦敦人的发明，19世纪一二十年代，伟大的托利党人和君主制主义者、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掀起的那场耀眼夺目的公共关系运动巩固了这一联系，而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年在位)则将其制度化。

司各特的小说早已播下了种子。当时，他意识到新国王乔治四世(1820—1830年在位)需要一番改头换面，他还规划了1822年乔治四世对爱丁堡的造访(自1651年查理二世加冕后这是头一遭)。从一个层面上讲，司各特1822年的作品是极其愚蠢的，那位胖到超重的国王被套进虚假的高地礼服，向“苏格兰的宗族和酋长”致敬，而他的祖先却曾试图削去那些人的势力；从另一个层面上讲，这个作品又是极其精明的，它宣扬了一个新的苏格兰形象，即它在联合中的政治从属地位是平行的，并为汉诺威人奠定了一种统一的民族认同感。司各特帮助普及了苏格兰人等同于高地人的浪漫形象。他的道具之一便是花格子，另一个道具便是短褶裙，这种裙子是18世纪20年代一个英格兰人发明的：高地人传统上穿戴一件被称为“毛呢长披肩”的花格子布，这块格子布垂在臀部以下，或者像裤子一样收拢起来。通过巧妙地营销其与名字或氏族的联系——甚至是低地的名字或氏族——花格子作为一个民族象征成为苏格兰-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并获得了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化上的爱国主义，这种捏造的詹姆斯主义或盖尔主义，仍然成为不列颠人的一部分。从1842年开始，维多利亚女王就特别喜欢高地，自此，她为王室塑造了一种多元的、“苏格兰化的”形象。1848年，女王买下了阿伯丁郡的巴尔莫勒尔地产，从此，它就成为温莎王室的度假胜地。为了寻求和解而非赞扬其讽刺意味，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王子乐意穿上斯图亚特的花格子，也乐意采用他们自己的发明。

司各特在把高地不能接受的那一面转化成某些值得崇拜的事情之际，还有更多需要解释的问题。罗伯特·麦格雷戈(Robert MacGregor，后来的坎贝尔)或罗布·罗伊(Rob Roy， 1671—1734)是一个(貌似可信而且讨人喜欢的)偷牲口的盗贼、骗子、勒索犯、叛徒，他借助自我宣传和一位虚构的传记作家之口，逐渐转变为苏格兰版本的罗宾汉。到了1818年，他在司各特的笔下变成了民族文化的象征：一个低级趣味的骗子。司各特制造了一种可接受的苏格兰特性，以捍卫汉诺威王朝和帝国试验，赞扬苏格兰社会的混合特征，邀请后詹姆斯党、后启蒙时代的读者拥抱一致认同中的多样性，承认政治稳定和经济变化为他们带来的好处。

司各特意识形态化的发明是一种妥协；自文艺复兴以来，低地人和高地人之间的敌对从未实现这种妥协。那时候，低地人对于明显美化他们眼中的野蛮落后之地的行为感到胆战心惊。从19世纪20年代起，爱尔兰开始急切地移民，他们的态度坚定并蔓延开来。后来，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人表现为进取、勤奋、得体、有秩序(当这些特征没有被夸大时便是褒义)，他们得到了比爱尔兰人好得多的宣传，而爱尔兰人反过来则被写成忘恩负义、懒惰、邪恶、半野蛮的。然而，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那便是高地人身上更多的是爱尔兰人的气息。低地苏格兰人从18世纪对高地人、19世纪对高地和爱尔兰人的矛盾心理中，生发出一种种族认同感，而英格兰人缺少这种感觉。低地人认为对自由主义、自由贸易、经济改善的追求，在一段共有的民族史中没有族群的基础，但有一种永恒不变的种族特征。

受整个欧洲种族主义发展的刺激，19世纪一些苏格兰知识分子开始为他们的民族寻找种族基础，他们提出“谁是苏格兰人”这样的问题。他们找不到共同的血统，相反，只有混淆的身份。最重要的是，曾被贬低的地区(苏格兰盖尔区)特征鲜明，与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区(他们的苏格兰维度包括一种主张，即民族源于皮克特人而非盖尔人)截然相反。苏格兰从未有过单独(或者甚至是单一)的族群，这一事实意味着根据欧陆模式创造民族主义的努力注定失败。低地人在某种程度上与英格兰人共享身份认同，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苏格兰人热烈地支持联合、参与帝国，以及更冷静、理性、体面的君主制，而非1848年后欧洲危险的民族主义。低地人尤其认为苏格兰的盖尔传统往坏了说是一种尴尬，往好了说是一场配角的穿插表演。过去与现在的矛盾众多，其中之一是苏格兰民族主义，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种族认同感。(苏格兰人像谁？)

令人害怕，被误解、被诋毁或被情感主义化，苏格兰高地人保留着鲜明的社会和文化特征，也展现了“苏格兰性”和“英国性”的元素。精英们将高地置于与英国其他地区互相支持的关系中，强调它如何为帝国提供军队和粮草，从而试图弥合其与低地的鸿沟。然而，整个19世纪，高地社会本身在财富、教育、语言和景观方面仍然与低地社会存在隔阂。司各特的同时代人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 1770—1835)以及后来的查尔斯·麦凯博士(Dr Charles Mackay， 1814—1889)创作了一系列暗示文化一致的诗歌，但还是忽视了过去与现在社会和文化的分层。

如果一些高地人致力于整合，另一些人的回应则是寻求对自己不同身份的支持，比如，1893年自由长老派教会的创建。逐渐消失的盖尔语是另一个焦点(见第七章)。土著居民与外来人、独立与从属这些相互抵消的影响构成了苏格兰历史，但苏格兰本身的内在紧张、低地与高地最深刻的历史冲突也塑造了苏格兰历史。

现代高地

就高地人的身份认同而言，比语言、族群或宗教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家庭、社区和土地的情感联系和物质联系。从黑暗时代到20世纪，高地精神中流行的是通过亲近土地而纾解的相互关联的亲缘感和空间感。

最直白的表现方式在于强劲的反抗传统中——高地人认为他们以前的酋长违背了可继承共同所有权，因而他们一直抵制这种行为。强制驱逐导致19世纪中期的对抗，但后来的运动更具建设性，运用模糊但重要的可继承共同所有权观念以及数个世纪以来古老回忆的资源，把被征用的土地还给曾经耕种过它的那些人的后代。“土地劫掠运动”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那个时代的民谣和诗歌都纪念了这一活动，法夫的现代艺术家威尔·麦克林(Will Maclean)在现代西部群岛贫瘠景观的怀古雕塑中也体现了这一点。

从1886年到20世纪20年代，高地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双重所有权”概念和“所有者使用权”概念之间一直存在政治冲突。自由党致力于通过保证小农场佃农的可靠租约来减少地主的影响；保守党希望将地主从他无利可图的佃农土地中解脱出来，并赋予佃农所有者占有权。改革在继续。1883年，纳皮尔委员会帮助解决了租金和租约的争论；1886年，佃农持有法减少了地主对佃农的影响。1897年的法案彻底改革了高地，但当时的情况是需要改变农业和畜牧业的态度，而这一点被佃农回避了。农场社区本身不仅在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是一分为二的，而且在佃农和茅舍农之间也是各自分开的——佃农持有小块土地，而茅舍农只能作为劳动者或被容忍可以擅自占用土地。佃农想要更低的租金、可靠的租约(所有权不是必需的)，更大、更富饶的田地；茅舍农只想要田地；所有人近期都想拔掉围栏恢复放牧。对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佃农而言，土地就是安全和地位的象征。

土地仍然重要，但现代高地的身份认同更多聚焦在它欠发达地区的地位以及从政府或欧盟寻求经济、社会利益的政治诉求上。这种趋势始于19世纪初，那时，英国历史上第一项重要的公共工程项目在高地进行试验，财政部把重金投到公路和桥梁上，以改善公共设施，创建就业。1965年，高地和群岛发展董事会成立，巩固了这一成就。其成功表现在人口增长，尤其是在天空岛，而当时苏格兰整体人口在下滑。

重整旗鼓的障碍仍然存在。一些人对高地怀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但高地环境糟糕，人民生活困苦。20世纪高地的移民主要是努力逃避“不被清除”(其动机说明了强制性的人口再分配)的年轻人，但家庭农场会自我剥削。1930年，圣基尔达岛应当地居民的要求被彻底清空。

现在找工作很难，住房则更难。苏格兰不同于挪威或尼德兰，它没有立法限制非当地人或非本国人对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卖掉了很多市政公房，因此租房就困难了。买房几乎是不可能的。像普洛克顿(罗斯-克罗马蒂)那样遥远的、风景宜人的乡村，房价几乎接近城市水平，远远超出当地收入。毫不奇怪，这让改变经济总体情况变得更难。怨愤情绪已经蔓延到“英格兰人出局”、抵制二套房的小规模运动中，因为一些人认为他们让苏格兰大农村成为繁荣的玩物，其社会代价是不可接受的。

高地地区持续存在的社会问题尤其体现在酗酒和男性自杀率居高不下的现象上。更具建设性的是，反对天空岛过桥费(1995—2004)的艰苦而成功的运动，以及承租人从没有所有权的阿辛特地产(Assynt， 1993)、爱格岛(1997)土地中收购股份的运动，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集体记忆和强大的平权运动传统。

高地苏格兰和低地苏格兰的地区特征逐渐模糊，但对游客和新来者而言，北部和西部的人民仍然有一些自我封闭的、危险的东西，阿勒浦、勒威克、洛欣弗这样的地方仍然给人一种边界的感觉。

[1]
Nova Scotia，拉丁语意为“新苏格兰”。在法语和苏格兰盖尔语中，该词都直接翻译成“新苏格兰”。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va_Scotia。

[2]
Tack，是指17、18世纪苏格兰高地氏族社会的一小片土地，拥有这片土地的人被称为“佃农”(tenant)。参见http://www.petestack.com/tacksman.html。

[3]
duthchas，苏格兰盖尔语，其意思很难准确地对应到英语中，大体上是指特定地区的土地所有权，这种权利根源于一个氏族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特定地区的古老世系传统。这种共同拥有土地的观念从未被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种风俗，作为一种事物的自然秩序而被高地人所接受。参见http://www.clanjames.com/duthchas.htm。

第五章 经济和环境

农业千年

欧洲有人居住以来的历史至少有5万年，似乎在气候宜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2.5万年)，稀稀拉拉的游牧群体可能迁往北部不列颠。然而，所有的人类足迹都被冰川时代覆盖掩埋，大约在1万年前，人类足迹在苏格兰终结。冻冰有助于人类居住，在对全球变暖的逆转中，水结成冰，海平面急剧下降，这就在不列颠和欧陆之间、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之间形成了堤坝。中石器时代(直到公元前4000年)，气候继续得到改善，树木、动物，最终是人，向北迁徙。

早在公元前8000年，人类再次居住在苏格兰，但最早的、有记录的据点是公元前7000年拉姆岛上的一群猎人。广泛的定居直到公元前6000年之后才开始出现，但在西部群岛发掘的众多考古遗址表明，殖民者显然是技艺高超的水手。这一时期，相对简陋的早期狩猎被广泛利用陆地、河流和海洋等环境资源的“狩猎-采集”方式取代。然而，这些人仍然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季节性地迁移，留下有限的考古遗迹。他们的少量人工制品表明，来自英格兰的定居者要少于来自爱尔兰和北海盆地的人。陆地分离，海洋汇合，一切就像几千年来一样。

从公元前4000年起，狩猎-采集或多或少成为定居农民的生活方式，他们培植庄稼、驯化动物，发展新技术(包括制陶)，遗留下的证据说明他们有成熟的社区文化和信仰体系。新石器时代(直到公元前2500年)与中石器时代交错重叠，数千年来，部分要感谢丰富的资源，人类多少适应了和平地迁徙，部分要感谢气候和技术的变化，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生活方式。

黑暗时代的苏格兰可能不像后来那样贫穷。考古学家发现了宝藏，以及南方国王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认为它值得掠夺，这些事实都说明苏格兰不穷。中世纪后期也是如此，除了疾病或战争(如14世纪初期那样)肆虐之时，苏格兰的人口都保持稳定，直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人口增长和恶劣的气候导致了普遍的饥荒。前现代的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一样脆弱。17世纪四五十年代，战争打断了经济，糟糕的收成造成苦难重重，瘟疫带走了大量人口，这段时间对苏格兰来说是一场经济灾难。黑市放贷的利息率史无前例地高达15%～20%，这一利率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再次出现。17世纪90年代末，苏格兰经历了饥饿、人口迁移，以及疾病引起的高死亡率。

几百年来，根据地理、土壤和气候的不同，苏格兰的农业混合了农耕和畜牧业，并形成了专业化的格局——高地地区进行牲畜和绵羊养殖，低地地区种植粮食。但直到17世纪，洛锡安人才开始效仿荷兰，进行重大的农业变革，以回应来自爱丁堡不断增长的需求。佃农数量减少，农场规模扩大；农田系统也被重新组织，从混合的条块所有制(小块土地所有制)变为整合一体的股份制；施肥、撒石灰以及轮耕这些新技术让土壤变得更加肥沃。1750年之后，苏格兰低地地区迅速跟进。

1750至1850年，这一个世纪通常被同时代的评说者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农业的“改良”时代。这一系列变革创造了有序的现代景观，包括田地、小路和大量农舍，这是大幅提高农业产量的必要前提。感谢现代化，现在每年不到一个“日工”就能照料1英亩大麦，而1840年则需要22个“日工”，那时，低地农业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自1750年起，农业改良和贸易、工业领域的经济多样化促进了苏格兰人口的日益城市化。1650年，只有3%的苏格兰人居住在大城市，1841年则有30%住在大城市。1841年，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农业领域工作，1911年只有10%，今天则仅有1%。

工业化

18世纪以前，苏格兰就有制造业。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制造业据点，比如制作石斧(尽管这些技术也是从北爱尔兰传入的)。铁器时代的人民最先把矿产资源用于制造业，但煤矿开采仅在16世纪才开始出现，而矿场使用的挖矿学徒工的身份相当于奴隶。洛锡安和法夫的早期煤矿生产被用于家庭炉灶、煮海水制盐，但在18世纪煤产量急剧增加。1700年，法夫每年的煤产量只有几百吨，而1913年，产量则飙升到每年近1000万吨。19世纪以前，大多数其他制造业都是分散的、小规模的“家庭作坊”，使用简单的工具加工有机的、农业衍生出来的原材料，如木材、皮毛或植被。

1780年以前，本地制造业发展缓慢，但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人的经济利益都在众多海外事业上，经济成就也是通过与其他民族无处不在的通商往来取得的(最著名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这也预示了1707年之后农民在不列颠帝国的作用。苏格兰也有国内产业和贸易：17世纪末，几十个新市场中心在低地拔地而起，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有一份非农业的工作，如纺织业，当然这些往往是兼职的。18世纪也有像煤矿、造船业、卡伦炼铁厂(斯特灵郡)这样的集约化企业，但直到19世纪20年代，工厂才真正成为一个工业特征。

苏格兰人有着基础性产业，与欧洲的贸易联系广泛且成熟，他们在18世纪进行了经济化管理，一如数个世纪之前那样，但不可思议的是，没有1707年联合后的英格兰殖民市场和国内市场介入，他们竟然也做得很好。一个重大赢家是格拉斯哥，它在18世纪的繁荣基础是烟草以及其他像糖这样有殖民地资源的杂货经济，而且17世纪时，它就已经从奢侈品市场转向大众市场的商品。1560年，格拉斯哥只是苏格兰按富裕程度排名位列第11位的城市，1660年就成为仅次于爱丁堡的城市(那时仍然是最富裕的城市)，到18世纪中期就变成了最大的城市，现在它的人口是65万，而爱丁堡的人口是45万。像布里斯托或利物浦这样的城市发家于殖民贸易，但格拉斯哥没有像这些城市一样参与奴隶贸易，尽管在英格兰之外有苏格兰人的奴隶贩卖船，南部殖民地和加勒比地区也有苏格兰的奴隶主。

从中世纪开始，像格拉斯哥这样的城市就已经制造货物，买卖交易，提供各种服务。在东海岸，邓迪显示了另一个大城市的经济变化过程。中世纪的邓迪在规模上是仅次于爱丁堡的第二大城市(1296年，它是52个皇家自治市镇之一)，它进行贸易和航海，以渔业和捕鲸业供养造船业：1901年，斯科特乘坐的南极科考“发现”号巨轮在此正式下水。18世纪邓迪有亚麻制造业，随后19世纪是黄麻生产(来自印度的一种类似大麻的织物)。水果加工和出版业也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重要产业。19世纪的邓迪以它精美的公共建筑引以为傲，而且在这方面它也是成功的。就业机会偏向妇女(四分之三的黄麻工人是女性)，男人的工作往往让他们远离家乡，这让邓迪成了一座“女儿”城，从而引发了一场强大的妇女参政议政运动。

更常规的是，当劳动力需求高涨时，人们期望妇女承担各种多出来的工作；当需求下降时，妇女应该把机会让给男人。但是，在工厂建立很久之前，妇女就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工人：因为17世纪或18世纪，每个男性纺织工人需要雇用三到四个妇女和儿童为纺织品准备原材料。1901年，大约三分之一的苏格兰妇女做着付薪的工作，但已婚妇女有偿工作的比例在那时是英格兰的一半。男人被当作真正养家糊口的人，就业是男子汉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迟至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然期望妇女结婚之后停止有薪工作。

妇女就业的工业大多数是纺织业，集中在兰开夏、伦弗鲁以及东北部低地，而像钢铁锻造和造船这样的工业，19世纪主要集中在格拉斯哥及其周边。格拉斯哥圣罗洛克斯建筑群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而1896年，佩斯利的J. & P. Coats和Clarks两家制线公司合并，创建了英国最大的制造公司(世界上第五大公司)。1760年以来的两个世纪，克莱德造船厂成为苏格兰工业成功的典范，其厂房总体来说是1914年世界上最大的。

图9　福斯铁路桥是现代苏格兰最著名的标志，也是19世纪引人注目的工业成功的典范

到1911年，苏格兰的经济和英国其他地区的经济相似，工业、纺织业和服务业兼而有之。尽管只占英国GDP的10%，但20世纪的头些年标志着苏格兰资本家的权力和影响力达到巅峰，他们控制了英国重工业的核心，并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影响。他们的财富隐匿在一个独立的苏格兰银行系统，这些财富让他们能够投资航运公司、铁路公司，做矿产投机，以及投资北美和南美、澳大利亚、南非的广阔农田。1888年建立的联合信托公司，是一家以邓迪为基础的投资信托公司，它把资金都用于发展澳大利亚和北美的基建设施，该公司目前是英国最大的投资公司。在苏格兰境内，福斯铁路桥于1890年启用，至今仍是这个国家最受国际认可的标志。

苏格兰紧密地整合进帝国权力结构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时候，都不如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有助于建立并运行那些结构。而且，任何时候它的经济都没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苏格兰的社会是和平的，但问题仍然存在。它有着英国境内最糟的贫民窟。社会阶层和政治忠诚也在不断变化。工业扩张和仁慈的家长制带来的稳定正在被阶级冲突取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加严峻的经济环境下，这些复杂的一切将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20世纪苏格兰。

环境

前工业时代的人比后工业时代的人有更强的环境意识，这是一个迷思。事实的确如此。在煤炭广泛使用之前，能源主要来自水力、木材，或人和动物的力气，因而很大程度上都是“再生能源”。直到19世纪，大多数工业原材料才被广泛利用。但事实是，人们与他们的环境共存，因为他们没有驯服环境的手段。他们随意倾倒家庭垃圾和工业垃圾：自1800年以来，使用抽水马桶的中产阶级家庭越来越多，污水流到街上，最后流到其他人的后院或河里。早期工业生产过程中使用并产生的有毒物质留下来冲掉了景观，并毁坏在那里工作的人的健康。

人们将资源利用到极限。有钱人拥有花园，或根据“各项政策”用植物装饰，早先城市的花园栽有“药用”或医用的草本植物，但其他人用那片土地种植它可以生长的任何食物。他们不去大海捕鱼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他们没有技术。19世纪9000条渔船的捕鱼数量，现在只需三十多艘拖网渔船就能从大海中捞回来。便利的森林被用来制作成炼铁的木炭，直到土地被砍秃，就像泰努尔特(阿盖尔郡)的博诺炼铁厂附近发生的事情一样，但更常见的是林地被严格管理，因为即便在中世纪，木材也是珍贵而稀少的用品，早先的农民也用掉了不少木材。

前现代长满树木的环境比现在更具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也比现在丰富，但苏格兰自然生活中众多明显的永恒特征是相对近期才出现的。石楠直到13世纪才传入切维厄特丘陵，在过去200年，由于牧羊和造林计划，它的数量一直在下滑，但仍然占据10%的土地。相比之下，现在城市的覆盖率只有3%，而林地则有14%。气候变化以及19世纪中期高地大量养殖牲畜，造成居住地的蚊子从偶然可见变为一个持久的麻烦。

近年来，环境意识和环境管理取得了不可估量的进步，不断变化的情感体现在苏格兰、英国和欧洲的立法中，同时也由这些立法引导。人类最近利用自然提供再生能源的尝试对景观产生了复杂的后果。没人会对克鲁亨(阿盖尔郡，1965)这样的水力发电计划思考再三，该计划运用从高处流往低处的可控水流让涡轮机发电——然后用低谷时的电力泵水回来。核能是另一个计划。爱丁堡东边的托尼斯核电站(1988)是零碳排放的，就算只是从东海岸的主干道和火车沿线望过去，它也还是个丑八怪——靠近一样丑陋的科肯齐燃煤发电站(1967)。苏格兰另一个正在运行的核电厂是亨特斯湾(埃尔郡，1976)。敦雷核电厂(凯瑟尼斯，1966)建造的时候正是技术白热化之时，它于1998年关闭。它至少远离居民，尽管挪威人可能不同意。对于另一种制造能源的人为之物——风力发电厂对景观的影响，人们意见不一。从20世纪90年代起，有人认为风力发电雄伟壮观，利于环境，另一些人认为它噪声太大，而且位置不合适。一座海浪发电厂将于2008至2009年在奥克尼建造。
[1]

后工业化

自17世纪以来，苏格兰人一直支持自由贸易，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市场资本主义给苏格兰带来的好处是难以捉摸的。短期内，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利于苏格兰占优势的重工业，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煤炭、钢铁、制造业、纺织业的需求已经枯竭，这第一次造成了高达25%的失业率。发明市场的那个帝国开始在羊毛之类的原材料供应以及黄麻纤维这样加工好的成品供应之间竞争。苏格兰失去了重工业以及面向南方的银行服务业这样的优势，而且不能吸引像汽车制造、化学药品或消费品这样新的轻工业。不列颠的南北分裂在大萧条时期(1929—1936)完全暴露出来。

从此以后，苏格兰的工业与以前大不一样。战后的英国人民对国家权力充满巨大的信念。福利国家事实上极大地改善了社会基础设施，政府的干预深刻地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然而，引导战后经济的尝试并不太成功。一些颇具声望的计划，诸如林伍德汽车厂(西洛锡安)，因为政治原因被拿到苏格兰，但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仍然很低，经济方面多样的尝试并不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功。像电视机、吸尘器、洗衣机这些大型电器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在家庭中变得普遍起来，而且大多数是进口产品。20世纪60年代的海外竞争标志着深层的经济萎靡开始，1967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克莱德河上的巡游是对引以为豪的工业历史的注脚。格拉斯哥保持了两个世纪的经济中心地位之后，苏格兰的经济中心重新回到爱丁堡。

结构性的经济问题一直存在，苏格兰最后一个传统工业消失于20世纪80年代。现在，它再也没有煤矿工人了。而现代苏格兰的经济成功要归功于金融服务、高科技产业、旅游/休闲业。20%的劳动力就职于金融业(银行业、基金管理和保险)，这一行业有着悠久的传统。17世纪的一些有钱人就是放贷者，像金匠乔治·赫里奥特，他是爱丁堡乔治·赫里奥特中学的创始人。苏格兰的通货是不同的，直到18世纪英镑(sterling)的使用才普及开来，当时苏格兰人的一镑(pound)(只是那时众多通货中的一种)的价值大幅跳水，从中世纪相当于同等价值的一镑贬为一英镑的十二分之一。1694年建立英格兰银行所依照的金融模板是荷兰，但苏格兰人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对其稍稍调整了一下。

苏格兰自己的银行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受约束的”，因为它没有最后贷款人：苏格兰银行(1695)、皇家银行(1727)以及随后的其他基金会之间的竞争提供了一个多少有点稳定的货币环境，直到1845年立法建立了更为严格的监管制度。苏格兰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它和北爱尔兰的银行一样，现在仍然发行自己的货币。虽然一些伦敦人和外汇局拒绝这些货币，但它们的价值和英格兰发行的纸币完全一样。

苏格兰的发明家——电话发明者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1847—1922)以及电视发明者约翰·罗杰·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 1888—1946)，一起让现代的计算机时代变得可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子工业是苏格兰经济的一个成功部门，久负盛名的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惠普公司是“硅谷”(不是指一个具体的地方，只是苏格兰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昵称)的一部分。但它的未来走向却并不清晰。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天美时(Timex)撤出时，邓迪的经济一下暴跌；NCR公司(计算机硬件、软件和电子产品公司)仍在那里，但也正在裁员。计算机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也有一些创新的专业电子公司，苏格兰目前在生物技术、软件发展这些领域的优势比高科技的硬件方面多一些。现在在数字媒体公司的支撑下，邓迪再次崛起。

虽然有气候的千变万化(一些苏格兰人的嘲讽双关语说，全球变暖不是件坏事)、美元汇率的波动、对恐怖主义的忧虑，但旅游业仍然繁荣，尤其是历史名城以及像高尔夫、航海、攀爬、山间步行、潜水之类的户外运动，都非常兴盛。这些服务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上一辈的成功故事。毕竟，人们可以买中国制造的电视机和运动鞋，但却很难将理发或鳕鱼薯条的订单外包给印度。威士忌产品只有2%供应苏格兰，但它是苏格兰最值钱的出口产品，在英国赚钱的出口制造品中位列第五。

[1]
2008年本书出版时，该发电厂尚未建造。

第六章 苏格兰和广阔世界

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

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之间的敌意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正如第一章所说，黑暗时代的不列颠在政治和社会上都是流动的。王朝联盟和“诺曼化”可能创造了中世纪更大的统一。实际上，英格兰只是在12世纪才开始将苏格兰人(还有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看作野蛮人和异族；从14世纪开始，低地人才察觉到高地人和他们不同(反过来，高地人也一样)， 1400年，一种固定的反英情绪才在某些苏格兰人中间明确起来。因此，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的关系表层之下，冲突从未消失。

英格兰的诺曼国王们可能有时待苏格兰人不够公正，真正让两地关系恶化的恰恰是独立战争。严格地说，战争只持续到1328年，但间歇性的恶意冲突一直持续到1560年，这就带来了不信任、两面派、背信弃义、背叛的遗产，这份遗产仍然存留在当今生气蓬勃的苏格兰-英格兰的关系中。爱德华一世将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苏格兰国王的就职仪式(从1329年开始有正式的加冕礼)都在斯康宫(珀斯郡)举行。爱德华还有其他一些破坏活动，他将“加冕石”从斯康宫移走，希望盗用苏格兰国王祖先和谱系的象征。这些国王坐在“加冕石”而非站在上面，这使得它的位置十分怪异，就像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王座下的座椅式便桶。直到1996年，它才在保护托利党的苏格兰席位这一可怜的努力下被送回来。

后来的英格兰国王毫不费力地扩大了爱德华的遗产。早在1348年，一位编年史家就写道，英格兰人成群成群地死于瘟疫，苏格兰人是多么兴高采烈；而1435年一个游客评论说，“最能让苏格兰人高兴的，莫过于虐待英格兰人”。1400年，亨利四世率领军队前往爱丁堡，试图宣扬他作为苏格兰霸主的主张，但最终，他被礼貌地遣送回国。爱德华四世(1461—1483年在位)和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更具外交策略：亨利在1502年议定“永久和平”，并娶了詹姆斯四世的女儿玛格丽特，这也使得1603年两地共戴一君变为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格兰国王逐渐认识到，苏格兰不可能被征服，英格兰才是它唯一要关心的，尽管他们从未真正承认这一事实所暗含的独立。就他们而言，中世纪苏格兰的历史把苏格兰置于欧洲和中东历史的语境中，有很长一段时间，苏格兰的政治国家似乎对他们的邻居毫不关心。

亨利八世对苏格兰的王朝从属地位有着浮夸的帝国野心和信念，相比他父亲亨利七世，他对此的推动要努力得多。亨利八世计划让他的儿子爱德华迎娶詹姆斯五世尚是婴儿的女儿——苏格兰人的女王玛丽；1542年索尔韦-莫斯战役后詹姆斯逝世，这一计划被孩子的母亲(吉斯的玛丽)以狡猾的外交策略摧毁了。亨利随后的动作毫无巧妙可言：他发起了一场“粗暴求婚之战”
[1]

，包括对苏格兰南部毁灭性的攻击。

那时候，人民之间的联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上帝本人是英格兰人”这一主张来自1559年一篇自吹自擂的文章，该文本警告英格兰人“既不要怕法国人，也不要怕苏格兰人”。那时，英格兰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在《麦克白》(1605—1606)中把苏格兰人塑造得和英格兰人一样高贵文雅，即便有此相助，詹姆斯六世/一世还是希望苏格兰人将会忘记英格兰人的傲慢无礼，创造一个“一致消除仇恨”、忽视几个世纪历史的联盟。

制度化的歧视和偶然性的种族主义都会触动身在英格兰的苏格兰人。一些律师对于为苏格兰人要求英格兰公民权感到十分乐观，但1492年，亨利七世通过了一项法案，把没有入籍的苏格兰人从英格兰驱逐出境。边区人因几个世纪以来的侵袭对其邻居怀有复杂的心情。15世纪，在英格兰北部把某人错误地说成苏格兰人是可以对其进行控告的，而纽卡斯尔的行会则直接拒绝接受苏格兰学徒。

作为经济移民，后来的苏格兰人在18世纪的流行艺术和流行文学中屈尊俯就或被诽谤中伤，漫画恶搞苏格兰人小气、狭隘的行为和志向，这为19、20世纪媒体对苏格兰人的刻板形象奠定了基调。18世纪在伦敦找工作的苏格兰外科医生，在心怀不满的观察者眼中就像“一群贪婪的秃鹫”，而哲学家大卫·休谟及其同时代人布特伯爵这位乔治三世以前的家庭教师、18世纪60年代的政治领袖，都亲身感受到了那里的反苏格兰情绪。苏格兰议员和同侪，或者用私下取悦现代同辈的话说，被描述成“非常适合经商的一类人，爱搞阴谋诡计、狡猾、欺诈他人”。即便苏格兰人有功于英格兰社会，他们还是会有疏离感，他们仍然意识到文化模式、经济机会和政治焦点都在英格兰。

文化影响

历史上的苏格兰人和他们的现代继承人一样，只有当他们不得不思考英格兰时才会去想一想。几个世纪以来，欧洲都在做整体思考：从罗马教皇到波罗的海和低地国家的贸易，再到法国的教育和外交政策。英格兰的影响是有的，但直到18世纪，它只是众多影响之一，而在像教育、法律、宗教这样的重要领域，英格兰在其中是最无足轻重的。从那时起，一个世界帝国也出现了。

欧洲为苏格兰提供了战争、外交、商业和文化焦点，这些焦点经久不衰、不断变化。和法国缔结的“世交”提供了对抗英格兰的军事支持，尽管这一“世交”建立在古老得多的盎格鲁-诺曼魂灵之上：1212年，苏格兰宫廷被形容为“种族和生活方式、语言和文化上都是法国的”——就像从布尔戈斯到耶路撒冷的众多宫廷一样。英格兰国王想继续索要法国领土(就像16世纪之前他们一直做的那样)，他们不得不对苏格兰的侵袭多加思量。15世纪，苏格兰军人和法国人一起对抗英格兰人，并在1618—1648年蹂躏欧陆的那些战争中站在新教军队一边。

中世纪的苏格兰羊毛流向布鲁日(现代比利时)，然后到勃艮第的部分地区，换来的钱用以支持詹姆斯二世的王后(海尔德的玛丽)以及维护两个大型的攻城武器，其中一个是位于现在爱丁堡城堡仍然指向城外的“蒙斯梅格”大炮。16、17世纪，苏格兰人跨越波罗的海和北海进行贸易，但与低地国家的费勒和鹿特丹的贸易最值得关注，在那里，他们用原材料交换专业制成品，包括代夫特蓝陶和荷兰画作。欧洲的大学为苏格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罗伯特·西博尔德爵士(Sir Robert Sibbald)创建的爱丁堡植物园就是以莱顿的“药用花园”(1667)为模板的，荷兰的训练引导18世纪苏格兰的医学学校走向兴盛。

文艺复兴时期，苏格兰几乎不是主要角色，但苏格兰的国王们被认为是受过文化熏陶的。詹姆斯一世素有名声，他是位技艺高超的弓箭手、音乐家和诗人，最著名的要数他写的诗歌《国王书》(The Kingis Quair
)。后来的君主因其自尊骄傲、谨慎外交、对文化和建筑的良好风格感、恰当的时尚感而在欧洲舞台上崭露头角。文艺复兴的文学很大程度上是进谏和政治文化，当詹姆斯三世创作诗歌，詹姆斯五世委托布坎南和大卫·林德赛爵士(Sir David Lindsay)创作，或詹姆斯六世撰写政府文章时，每位君主都在被文化熏陶，但每位君主也在运用他的宫廷文化实践其政治目的。出于相同的理由，斯图亚特王朝的所有君主都赞助了意大利、法国和英格兰的音乐家。

从中世纪起，欧陆建筑风格的模板丰富了苏格兰的建筑环境。英格兰的垂直建筑在中世纪晚期的苏格兰教堂中几乎是鲜为人知的，他们最强烈模仿的是法国“浮夸的”建筑风格。14至16世纪，罗马风格的建筑特征在四个重要的宗教中心都能找到。这四个中心分别是阿伯丁、邓凯尔德、圣安德鲁斯和邓弗姆林。苏格兰罗马风格的坚定复兴预示着它接受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图案。林利斯戈宫，1425年始建于詹姆斯一世时期，在詹姆斯三世和詹姆斯四世时继续扩大，其模板是意大利像威尼斯宫一样的华丽宫殿，还有其他一些过于铺张的项目，包括斯特灵的布洛克宫和福克兰宫殿(两座宫殿都建于16世纪初)。荷兰影响下的鸦形山墙(vernacular architecture)成为15至17世纪苏格兰本土的建筑风格，以库罗斯到克雷尔一带法夫郡的渔村最为有名。

图10　苏格兰人向来是移民民族，这里描述的是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1648)在德意志北部为瑞典人打仗的士兵(但德国的说明文字错误地将其标成了爱尔兰人)。这幅图描述了“花格子”披肩即被绑住的那块布的穿着方式

移民

“到处都是老鼠、虱子和苏格兰人。”大约从中世纪起，这句法国谚语就流行开来。在工业化和铁路普及之前，人们在其教区教堂的见证下出生、生活、死亡(实际上法国人就是这样的)，和这种通常的成见相反，苏格兰人从很早的时候移民程度就很高了。18世纪一个教区的一半人口，在一代人之内都会迁往他处，然后被新来者取代，这要多亏土地租约的不稳定性，因为它有时会限制经济机会，而济贫制度让身体健全的失业者努力寻求帮助，迁徙的年轻人则成为家仆和农工(20世纪以前，大多数十几岁年轻人的工作就是这些)。不断搬家或变换工作十分常见，因此，频繁的迁移也不是什么痛苦之事。

正如以上谚语所说，从13世纪起，苏格兰移民就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到了17世纪，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包括俄国)、低地国家、伊比利亚以及法国，都能看到苏格兰人的身影。其中，一些苏格兰人是商人，另一些人是军人和水手，少量的是学生。很多临时迁移和永久迁移都是个人行为。大多数移民都是年轻人，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几个世纪以来女人初婚的年龄很大。一些是全家移民，但有组织的移民在17世纪才开始出现。

第一个例子便是乌尔斯特种植园(1609—1641)，该种植园是英格兰和苏格兰“承包商”实施的一项社会工程：获得土地的所有者要向人们承诺他们所获土地上的佃农应该忠于国王、信仰新教。17世纪末，苏格兰移民大多数都是勤劳的、一心想逃离迫害的长老派教徒，他们的信仰不仅使他们与爱尔兰本土的天主教冲突，而且与爱尔兰的圣公会冲突——这是杯永远苦涩的鸡尾酒。17世纪，更多的苏格兰人可能去了波罗的海，而他们在乌尔斯特所带来的长期政治遗产远远超出单纯数字的意义，因为新来者以独特的方式感受到了他们的宗教使命和社会使命。另一些人开始移民到北美(新泽西和南卡罗来纳)，尤其是17世纪末以来的苏格兰移民，尽管英格兰迁移到美洲的人数远远大于苏格兰。

18世纪，苏格兰移民加快了步伐。1700至1780年间，有6万自愿的移民，但并非所有移民都有选择。17世纪，白人奴隶贸易从阿伯丁小路上拐骗9～10岁的孩子，然后将他们卖到弗吉尼亚州；1870至1920年间，有10万孩子——他们绝非都是孤儿，被船运到加拿大；迟至20世纪60年代，强制移民到澳大利亚仍是解决孤儿和赤贫孩子问题的一种方式。1776至1857年间，澳大利亚也是运输罪犯的倾泻地之一。

比儿童贸易更为人所知的不义移民是19世纪的人口清理运动，尤其是前文讨论的高地悲剧故事。但高地的强制性清场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18世纪末19世纪初，高地移民往往是农民主导的，这是地主强烈阻止的一场运动——一场“人民的清场”。如果说有一类移民是来自被高地清场运动剥夺的一无所有的人，那么，低地移民(与城市和工业极不相称)的苦涩程度与高地(农村)一样严重。这里的人口外流不是来自像挪威或葡萄牙这样落后的农业社会，而是来自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尽管如此，1800至1939年间，仍然流失了200万人口。大多数人去了北美(28%去了加拿大，44%去了美国)，25%的人口去了地球的另一面
[2]

。1781至1987年间，大约有50万人移民去了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移民人口仅次于欧洲的爱尔兰，这些移民很可能是来自生机勃勃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自愿流亡者，而这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这也吸引了大量的爱尔兰移民。移民有文化修养，有娴熟技术，还很积极进取，苏格兰向外输出的人口往往都是顶尖人才。苏格兰人在建设北美的过程中作用非常重要，其烟草商人和其他一些大商人活跃在东海岸的主要城市。1850年之前，北美(以及其他地方)几乎所有的英国医生和众多牧师要么是苏格兰人，要么在苏格兰受过训练；苏格兰的教育家在普林斯顿和费城也相当活跃。移民工业家发展经济，有助于外国经济的现代化，尤其是日本的托马斯·格洛弗(1838—1911)和美国的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60年代，移民潮再次高涨。举国恐慌的年代，诗人埃德温·缪尔(1887—1959)把20世纪30年代视为“沉默的清场”。苏格兰的移民率目前仍然是联合王国里最高的，这源于一个明显成功的现代经济。

虽然乌尔斯特的苏格兰人为联合和拥有一个新教祖国而努力奋斗，但其他地方的苏格兰移民却没有那样做，他们宁愿通过“适应”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举个例子，苏格兰人和苏格兰裔爱尔兰人(甚或苏格兰-不列颠人)都变成了美国人，天主教爱尔兰人变成了爱尔兰美国人，他们保留了一种身份，并为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贡献一份力量。海外的苏格兰人构成了一个族群范畴，他们因为历史感和与外人比较的差异感松散地结合在一起。他们也构成了一个族群，以社会组织和偶尔的政治组织的形式表达共同的目标，然而，尽管目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数百万苏格兰人后裔仍心系他们祖先的家乡(这种感觉在以前的“白人”殖民地最为强烈)，但他们并非一个有着明确的国家和疆域的指涉(就像爱尔兰一样)的种族共同体。苏格兰人适应外界，或许由于这个原因，这个世界也喜欢他们。

好吧，或许并不是全世界都喜欢他们。现在英格兰有近120万出生在苏格兰的居民，这些人和苏格兰游客有时会被随心所欲的种族主义者冠以“Jock”这样的“宠物”名，而且他们习惯性地提及哈吉斯、威士忌、苏格兰裙这些会挑起争端的话题——如果不是对抗其他少数族裔所谓的文化象征的话。通过他们身上可能存在的凯尔特祖先的特征——诸如好酒、好斗——来确认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的身份，仅仅是19世纪种族主义陈规旧习的延伸而已。

这种显然不足挂齿的傲慢突显了某些英格兰人对待苏格兰人的两种心态：一方面把他们当作布立吞同胞接受，另一方面仍然把他们看作是不同的，甚至可能是一种恼人的东西。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人的心态可能也一样(可见下文)。英格兰人的矛盾心态解释了托尼·布莱尔这位在爱丁堡出生并在那里受教育的前首相(1997—2007年在任)为何拒绝直接回答自己是不是苏格兰人的问题，因为如果说自己是苏格兰人，在政治上可能会受损。现在的首相戈登·布朗
[3]

，明显更是位苏格兰人(在法夫的柯卡尔迪长大)，可能有时也喜欢做同样的事。

帝国

18、19世纪的英帝国有很多苏格兰人，其中一些还帮助管理这个帝国。不过，苏格兰的首次帝国经历的结局尚可接受。有着聪明才智的罗马人把文明带到了北欧：城市、公路、文化、艺术以及公共澡堂。有一句嘲讽1066年以及全部英格兰史的口头禅(1930)便是：“罗马征服是……好事情，因为布立吞那时候只是土人。”然而，罗马不列颠和斯图亚特不列颠一样人口密集，在罗马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把不列颠居民打上野蛮人标签的很久之前，不列颠就有了成熟的农业、工业、政府和交通措施。强劲的本土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解释了为什么罗马统治时期的众多文化措施——比如宗教——从未起到作用。拉丁语只在有学问的人中间经久不衰，尽管它丰富了所有的词汇。真切可感的遗产也有，比如建筑、公路、景观边界，以及非常模糊但仍很重要的整合到欧洲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网络中的经验。

殖民地人民经历了罗马人对他们(而不是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忍受了长达350年的征用、剥削和军事占领。罗马人撕裂了之前已有的政治制度，创造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帝国机器，为了罗马需要而牺牲当地人的发展。公元2世纪，阿多克堡(珀斯)容纳了2万名士兵；3世纪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对抗美阿泰王国和东部低地的加利多尼亚人的战役，可能涉及5万人之多的军队交战——这个数字在此前或此后的不列颠土地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第二段帝国经历是在挪威人手中，接着是雄心壮志的诺森布里亚人，然后是英格兰的君主。早在10世纪，英格兰的国王就喜欢声称统治“居住在不列颠岛范围内的所有其他民族”。诺曼人也有这样的愿望，其更好的实现方式是间接影响，而非爱德华一世及其继任者们强行施加的那些强硬措施。直到16世纪，“帝国”对英格兰人而言意味着统治不列颠(以及最好还有法兰西)，尽管在独立战争后，英格兰的攻击更多是惩罚或先发制人地威胁苏格兰，而不是尝试真正地征服这个国家。

从詹姆斯三世开始，苏格兰君主也明确主张扩大和巩固帝国。其中一个含义便是要面对他们的殖民问题，他们运用策略、宣传、武力来同化、平息以及“开化”讲盖尔语的氏族社会；1609年颁布的《爱奥纳法令》把这个社会污名化为“野蛮和不文明”。只有在18世纪，“不列颠帝国”在意识形态上被重新定义，它强调这不是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统治，而是有共享计划或共享的公共财富，然而，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坚持不懈的高地“文明化”计划实现的。

苏格兰人自己在巴拿马建造海外帝国的计划崩溃之后，急切地参与到不列颠的世界帝国中，并陶醉于它获得的利益。18世纪中期，他们获得了格林纳达和牙买加的大片土地。18世纪末印度九分之一的公务员和三分之一的军官是苏格兰人。鼓舞人心的赞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由盎格鲁-苏格兰人詹姆斯·汤姆逊创作于1740年。1914年，不列颠帝国囊括了四分之一的人类，那一年，年轻的苏格兰人集结在一起反抗德国，捍卫帝国(27%的成年男人参加了战斗，10万人再也没有回来)；如果没有帝国，苏格兰19世纪工商业上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和不列颠的罗马人一样，帝国带给国外土著居民的影响有好有坏。积极的一面包括交流、行政和政府结构、正式的法典、教育以及(可以说)英语语言本身。更多消极的方面，包括饥荒、苛税、谎言、掠夺、土地劫掠、鸦片贸易，这些都不可能被忘记，尤其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所有类型的殖民主义为了适应殖民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需求，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这些扭曲的结构今天仍然能感受得到。种族屠杀、酷刑、性羞辱都是英帝国统治的工具。对牙买加奴隶起义的惩罚是“用弯曲的棍子把他们的四肢钉在地上，然后用火慢慢从脚烧到手，渐渐烧到脑袋，用这样的方式，奴隶是最痛苦的”。苏格兰人不受现代政治正确概念的束缚，他们机智多变，运用各种手段获得商业利益，包括与奥克尼的男人和加拿大哈得孙湾的土著女人“联姻”。苏格兰特有的宗教和政治观念在缓和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最终鼓励退出帝国所发挥的部分作用，并不能掩盖殖民主义更黑暗的一面。

现代的评论者可能对帝国时代感到局促不安，即便那时不列颠仍然与美国致力于后帝国计划。现在几乎没人会称赞20世纪初约翰·布坎夸张的崇武精神、帝国主义的奇闻漫谈，现代读者会认为那些特征在政治上错得离谱。然而，即便深受后殖民罪恶的困扰，也很难不尊重离开苏格兰海岸线的那些人乐观、进取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多人可能盼望回家，19世纪末三分之一的移民的确回家了，但超过一半的帝国移民死于暴力冲突或死于疾病——18世纪的加勒比和印度在任何时候都特别不健康。

我们也不能忽视苏格兰人对自己在国内外的作用所产生的那份紧张的自豪感：帝国的学校教育表明苏格兰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维多利亚时代的格拉斯哥鼓吹自己是“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像1883年创建于格拉斯哥的基督少年军这样的志愿团体，推动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并歌颂帝国的成就。苏格兰海外军团的自豪感既扩大了君主和崇武精神的联系，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

移民与文化多元性

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一直都是人口的净输出国，移民只能通过有限的内向移动来平衡，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东欧、荷兰、英格兰和法国的大量移民。19世纪以前，所有的移民都是小规模的，爱尔兰人是第一批重要的移民：1871年，苏格兰人口的十五分之一是爱尔兰裔；1901年则有十分之一，他们主要出现在大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邓迪。一些移民是乌尔斯特的新教徒，但大多数人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们没有融入当地，而是生活在某些特定(贫穷)的城市区域，几乎很少和当地苏格兰人通婚，他们的种族、宗教和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拥护都令当地人反感。

自宗教改革以来，教派主义此起彼伏，其巅峰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现在正在消退，表面上似乎局限在格拉斯哥流浪者足球俱乐部(自1899年这支球队迁到艾布洛克斯起，其成员都是新教徒)和凯尔特足球俱乐部(历史上其成员都是天主教徒)的派系之争。在那个时代，基于恐惧和厌恶，双方都是强大凶险的势力。新教奥兰治兄弟会认为天主教是反新教、反英国的第五纵队，他们致力于歧视、消除天主教，将宗教的对抗情绪和种族主义混同起来，既反高地人，也反爱尔兰人。

17世纪以来，生活在苏格兰的英格兰裔很少为人所知，但到1921年，他们取代爱尔兰人成为最大的移民群体，目前是整个人口的十二分之一(有整整五分之一住在苏格兰南部)。英格兰人在苏格兰的现代形象是反城市的“白人定居者”，他们声称抛弃了伦敦的六位数薪资、七位数房产，为的是在苏格兰高地的房子里过着宁静的生活。而现实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多数人是来工作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最近才是管理工作。

英格兰新来者的出身有时仍然会被拿来开玩笑，他们的待遇不像其他外国人，而像英格兰人。然而，他们通常会被接纳，并逐渐理解了成为苏格兰人所蕴含的意义：历史感(包括英格兰投射过来的政治和文化阴影)、社会平等感、公民信任感和公民同情感，独立而有思想的、开放的、热诚的人民。生活在苏格兰的英格兰侨胞可能比苏格兰人还苏格兰化，他们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声嘶力竭地为这个接纳他们的国家振臂高呼。当英格兰人没有参赛时，即便是他们也会在体育赛事中认可苏格兰(或爱尔兰)，这与其说是共鸣，不如说更像家长式作风。大多数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宁死也不愿双方互惠。而英格兰人无论在哪里，如果有合适的玩法的话，他们往往乐意打苏格兰牌，无论他们对苏格兰人的情感有多矛盾。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移民群体丰富了苏格兰社会，这其中包括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头十年内，为躲避贫穷和迫害而移居苏格兰的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从中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么长的时间形成了一个传统，即现在大多数优秀的移民都是东欧或“新”欧洲人，他们通常填补了苏格兰本地人生育率下降、变换工作选择所导致的各种体力劳动的空白。来自欧洲各地以及远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年轻人，也热衷于在苏格兰生活、工作。

通过外表而非口音来辨别少数群体在苏格兰是不常见的，而且过去也一直如此。黑人除了当仆人之外，还在英国舰船和军队中工作，直到19世纪中期，新的种族主义将他们排除在外。到20世纪，生活在苏格兰的非白人有数百人，即便新的英联邦移民人数也是很少的：1950年，苏格兰有600名亚洲人，1960年则有4000人。目前，苏格兰人口中非白人的比例不到2%，“文化多元主义”的问题比英格兰少得多，因为英格兰的非白人占人口总数的10%。

不宽容仍然存在，可能是因为少数群体人数太少，而且相对沉默。毫无理由的反犹主义、轻率的种族主义——比如把中餐说成“Chinky”
[4]

，这些都消失了，尽管有些人认为这些被恐伊斯兰情绪取代了。另一些少数群体，诸如游客之类，正在被接受。但在多样性中追求平等还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2000年时，和其妹安·格洛一起创建现在繁荣的Stagecoach这个交通公司的布兰恩·苏特，引领了一场充满活力也很受欢迎的(某种程度上也是成功的)反对废除禁止促进同性恋立法的运动(苏格兰在1980年才取消对同性恋的刑事定罪)。苏格兰人逐渐接受了少数群体可以追求另类的私人生活方式，但他们也保留了把某些选择视为于公众而言是道德错误的权利。

[1]
苏格兰和法国的同盟历史悠久。亨利八世打算摧毁这一同盟，故发动战争，强迫苏格兰王位继承人玛丽嫁给其子爱德华，从而削弱苏格兰人，阻拦法国人。

[2]
the Antipodes，指地球的对跖面，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3]
2008年本书出版时，英国首相是戈登·布朗。

[4]
Chinky，英语俚语，指中国食物，带有民族侮辱性。——编者注

第七章 文化

语言

罗马征服时期，不列颠说着一门叫作“英语”(British)的凯尔特语。从这里开始，衍生出现代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和布列塔尼语。罗马时期，英语深受拉丁语的影响，但基本上保留为一门单独的语言，至少到公元9世纪，不同的子系语言可能很大程度上明白易懂，至少在12世纪之前是如此。讲这些语言的人，通常被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邻居称为布立吞人。“英语”就是这样被理解的，直到1707年联合，该词被挪用来指代一些完全不同的事物，导致其使用率的下降。“布列塔尼”只是19世纪发明的一个英语词语，用来取代那时令人混淆的“英语”。

皮克特语开始可能是英语的一种方言，但避开了拉丁语的影响，保留了凯尔特语的重要影响。地名和人名说明整个苏格兰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之前都讲英语，除了琴泰岬以北的西海岸一带，那里讲盖尔语。单词“aber”(比如“Aberdeen”一词中的“aber”)在英语中的意思指河口，对应凯尔特语中的“inver”(比如“Inverness”中的“inver”)。西部讲盖尔语的苏格兰人可能比东部讲英语的皮克特人更容易听懂，早期苏格兰可能在语言、政治和种族上都是一个大熔炉。更与众不同的是，公元9至14世纪，北部和西部群岛主要讲挪威语，而且地名有着深厚的渊源，但“北欧语”(Norn)几乎从17世纪的奥克尼群岛消失了，到19世纪时，设得兰岛也不讲了。

盎格鲁-诺曼人的贵族身份在国内和法语一样尊贵，但普通的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一样不讲法语，即便苏格兰语和英语的词汇都因此而变得丰富。从公元7世纪起，英语的普遍化开始通过盎格鲁人(英格兰的新来者)渗透到苏格兰南部，但更重要的影响来自大卫一世统治以来定居在各个市镇的讲英语的人。

这样，盖尔语从来就不是唯一的苏格兰语，尽管在12世纪时它是苏格兰的主要语言。自此以后盖尔语便一直衰落：15世纪时，这门第一重要的语言可能只有一半苏格兰人讲，到1689年，只剩下三分之一，1806年只有五分之一，到20世纪只剩下十二分之一。1961年，苏格兰人有81 000个讲盖尔语的人，到2001年时还剩59 000人。赤裸裸的敌意解释了为何有些人会退缩，尤其在17、18世纪时，盖尔语和尚武的氏族社会结合在一起成为英国政治体制的一大威胁。在19世纪，当各种形式的禁令都已废止，这时还出现了第一部完整的盖尔语《圣经》(1801)和公开出版的盖尔语诗歌集，然而此时的盖尔语却经历了最急剧的衰落。

问题是，讲盖尔语可以获得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不讲英语则是一种经济负担。1872年的教育法禁止学校用盖尔语上课，不过高地人已经尝到了英语的甜头，他们季节性地流动到低地从事收割工作，在英国军队中为帝国服务。1904年，在学校里把盖尔语当作一种独立学科来学习，而不是像把英语当作一种手段来学习，这一点已经成为一种可能，但这对于逆转几个世纪的禁令造成的后果几乎收效甚微。

在现代苏格兰，1%的人口讲盖尔语，其中大多数不是生活在高地和群岛，而是生活在格拉斯哥，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格拉斯哥就成了真正的盖尔区。纵观整个欧洲，由于对文化多样性的新偏好，“越来越少被运用的”语言已停止其衰落。人们常常指责伦敦总部的BBC(英国广播公司)摆出一副比苏格兰人高一等的傲慢派头。这一点是事实，但同时也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格兰人士约翰·瑞斯(John Reith， 1889—1971)，这位BBC第一任总干事(1927)把教育和启迪大众创造一个道德上具有凝聚力的英国社会当作BBC的愿景，这一愿景现在仍然主导“社会服务广播”。然而，相比过去，现在的BBC对地区多样性的包容性更大。通过像洛恩·麦金太尔(Lorn MacIntyre)这样的记者和播音员的激情四射的鼓吹，苏格兰BBC帮助盖尔语重获新生。伦里格(Runrig)、卡百利(Capercaillie)这些盖尔语摇滚乐队的成功对谁都没坏处。2005年，《盖尔语法案》给予盖尔语“平等的尊重”。

作为一门英语方言(像挪威语一样的一门日耳曼语)和一门一直被盎格鲁化的语言，苏格兰语(有时被当成苏格兰东北话或“大苏格兰区的语言”
[1]

)从来不是历史认同的重要部分，尽管16世纪时它就是政府和法律的语言。宗教改革时期，新教领袖们把英语版本的《日内瓦圣经》《圣咏经》《祷告书》当作“公共秩序书”。第一部权威的苏格兰口语化的《新约》一直到两个世纪之后，在盖尔语《新约》(宗教改革之后四个世纪)形成后才完成，而其出版则要到1983年。

在“启蒙人士”吸取教训消灭苏格兰语的特性之际，苏格兰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彭斯，尽管他也用英语写作。长期以来，苏格兰语被当作古老过时甚至令人尴尬的语言而不被予以考虑，并被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普及教育逐渐侵蚀，到了20世纪末才复兴起来，现在还形成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印刷文化。但是，苏格兰口语最繁荣的地区是现代的北爱尔兰，在那里，这门语言被当作对抗联合主义的文化力量被大力推销，成为熟练游说支持爱尔兰民族主义中的盖尔语。

更明显的现代语言特征是苏格兰部分地区英语的发音方式。法夫的东北或东部渔业区的口音能把游客绕晕，在爱丁堡新城刮风的峡谷地区上学的一些人，口音同样难懂。BBC电视台的《拉布·C.尼斯比特》
[2]

(Rab C. Nesbitt
，格雷戈·费什尔出演)呈现了一种弱化的大格拉斯哥口音味道(这里的口音是工人阶级的，或者可以说是失业者的，该片以加文为例)，比起很多绷着一本正经面孔的纪录片，该节目对现代苏格兰社会各个阶层多重剥削的洞察更深刻，也更令人痛苦。

节日

苏格兰全国性的节日很少，很多公众节日直到最近才本土化。苏格兰教会一直不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1958年，圣诞节成为公共节日，节礼日到1974年才成为公共节日，复活节在苏格兰仍然不如在英格兰重要。然而，被禁止的耶鲁庆典
[3]

在民间特别流行，并逐渐转化为霍格莫内节(12月31日)。在英格兰，现代的圣诞节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重新发明，以圣诞树、圣诞卡片和圣诞饼干为新标志。对呼吁烧死教皇的苏格兰人来说(尽管詹姆斯六世/一世警告人们应该抨击不忠诚，而不是天主教)，对盖伊·福克斯试图炸毁伦敦议会尝试的庆典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在苏格兰普及开来，那时，失业和对爱尔兰移民莫须有的惊恐，促使格拉斯哥和爱丁堡重新燃起了教派之间的冲突和骚乱。更敏锐的观察者可能还会注意到，火药桶阴谋的一个目标是除掉詹姆斯六世/一世的新伦敦法院中的苏格兰奉迎者。

圣安德鲁节(11月30日)得到官方的认可，但更有名的庆典是非官方的彭斯节(1月25日)。这两个节日都不是公共节日。彭斯晚宴是少数几个被发明的传统，其根源是彭斯的同时代人庆祝其生日的活动。但彭斯晚宴最初的表现形式已商业化，很多类似的传统都和商业化有关。即使在彭斯去世之前，他在艾尔郡的阿洛韦小屋就已经卖给了艾尔郡的一个鞋匠合伙公司，其中一人把它改成了一个酒馆。正是在这里，1801年1月29日(这些人搞错了彭斯的生日)，阿盖尔的卫兵(民兵)聚在一起聆听他们的风笛演奏，彭斯小屋有了新的作用。第一次有据可查的彭斯晚宴发生在同年的阿洛韦，时间是他逝世的周年纪念日(7月21日)。这场宴会包括一场演讲和各种祝酒词，吃的食物有哈吉斯(是被呈上的)和羊头；考虑到那些参与者的社会地位，饮料可能是红酒和麦芽酒，而非威士忌。庆祝者中间有一位女士，此后直到20世纪的彭斯晚宴，绝大多数都是清一色的男人活动(有时还会激进好斗)。传统上，“为女士干杯”的祝词是感谢烹饪的女士、赞美彭斯生命中的女性，只是到了后来才退化为一种性别歧视(往往是厌恶女性)的粗话。1809年之前，每年有两次庆典，此后参与者固定在1月25日，因为这个时候是一年中农业的淡季。

很多其他重要的节日是地方的或地区性的，这反映出苏格兰过去很多地方的生活以小规模的、分权的社区为基础。主要城市仍然有它们自己的节日，著名的“贸易节”，是在手工业和贸易繁荣的基础上建立的各种组织的节日。其他的比如像拉马集市，是8月1日庆祝凯尔特秋收的节日。这个节日在法夫的城镇中被保留下来，但因为商业化的游乐场和市场剪除了雇佣(11月11日的马尔丁节也是重要的雇佣日)、缔结婚约(订婚)和社会交往的传统意义。边境地区的城市在6月有“马赛”(巡游)，就像历史上的边区巡行一样，但实际上是生动复杂的露天表演，是对现代公民价值强有力的仪式性表达。社会学家詹姆斯·利特洛恩的经典学术研究——《西利格》(Westrigg
， 1963)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边区农业社区生活的考察，该书跟踪报道了现代化压力之下乡村世界的社区关系和人际关系不断变化的结构。

大多数大型的历史仪式都有某种政治目的，比如1707年前的“骑行”(揭开议会的序幕)，路线从荷里路德宫到圣基尔斯西边的议会大厦(1999年重新修建)。19世纪，很多城市的仪式和庆典都成了精心设计公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身份认同是公民社会的本质。

在设得兰岛的圣火节那天(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人们穿上维京人的服装，还有一条燃烧着的长船，这个节日看起来像是挪威异教徒在黑暗时代的遗迹，但实际上17世纪才开始，到19世纪末才被承认。此后，为了应对经济和社会变化的共同压力，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勘探和开采成为主要企业雇主以来，这一节日一直在被重新塑造、重新发明。包括音乐、舞蹈和力量角斗的高地游戏或集会也是19世纪重新创造的产物。最著名的是现在布雷马(阿伯丁郡)举行的集会，这一集会始于1815年，被当作一个互助协会，1866年时得到了皇家认可。然而，这些游戏只是对前现代高地人真正举办的盛宴和角斗运动的苍白模仿；在前现代，勇武之气和夸耀性消费是权力和地位的重要象征。

1947年8月，爱丁堡国际艺术节首次举办，该节日的目的是重振苏格兰，使其重新融入欧洲。几十年来，这一节日只是小型的活动，推动以精英的古典音乐为中心的旅游，并深受文化“贵族”的喜爱，但从未被保守的市民大众真正接受。自从20世纪80年代爱丁堡摆脱其单调落伍的地方形象后，它才被人们接受并繁荣起来。目前的核心活动由露天军事表演或夜间野外军事演习构成，其受欢迎程度似乎不受政治正确性的影响，这是一场官方的节日，由戏剧、音乐、舞蹈以及电影和图书构成。艺术家或艺术团体不得不申请资格认证，而那些花样百出的表演者(尤其是近年来的喜剧演员)，他们不想尝试或错过了申请，可以在“边缘角落”表演。这座城市“吞吐”着无数游客，空气中充斥着嗡嗡的表演声。

这个节日，与爱丁堡的各大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一起，让爱丁堡获得了一个(高水平)文化的美称，但格拉斯哥(从18世纪起就有一个艺术学院)是一个更有活力的设计中心，尤其是其建筑、家具和纺织品设计。它也有一个更好的现代音乐气象，至少可以说是“有文化”的。

艺术与建筑

中世纪的僧侣制作了一些有精美装饰图案的手稿，但其中大多数被描述为18世纪前“画家”的画作，这些画家的工作是雕刻纹章或装饰高贵的天花板、教堂或一些棺椁。那些买得起挂画的人大多是从尼德兰购买，而当查理二世于17世纪60年代希望在荷里路德宫挂上一排苏格兰国王的画像时，他找的是雅各布·德·威特(Jacob de Witt)。此后，优秀的本土画家成长起来，其中，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 1713—1784)和亨利·雷布恩爵士(Sir Henry Raeburn， 1756—1823)最为著名。大卫·艾伦(David Allan， 1744—1796)和大卫·威尔基爵士(Sir David Wilkie， 1785—1841)之后的苏格兰画家集中描述的历史、景观、动物和高地情感，绝大部分都很有价值，但它们被浪漫化了，有些沉闷，缺乏创新。

只有到了19世纪末，“格拉斯哥男孩”这些画家才重新让苏格兰绘画恢复了活力。“格拉斯哥男孩”这个术语被艺术权威用来贬低詹姆斯·格思里爵士(Sir James Guthrie， 1859—1930)和E. A. 霍内尔(E. A. Hornel， 1864—1933)等人。“格拉斯哥男孩”启发了弗朗西斯·卡德尔(Francis Cadell，1883—1937)和萨缪尔·佩普卢(Samuel Peploe，1871—1935)这样的色彩主义者，继而将绘画艺术带入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印象主义。这一时期，苏格兰发生了一次文艺复兴，最著名的要数尼尔·古恩(Neil Gunn)和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Lewis Grassic Gibbon)创作的关于历史社区衰败的诗歌和小说；苏格兰国民信托创建于1931年。然而，过去创造的作品现在更受欢迎。爱德华多·包洛奇爵士(Sir Eduardo Paolozzi， 1924—2005)，一位更现代的艺术家，其在生前便享有盛誉，后来这位出生在利斯的超现实主义者成为波普艺术家，其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那些肌肉发达、充满力量的雕塑。

图11　《国富论》，作者爱德华多·包洛奇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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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爱丁堡的南盖尔商业园。这尊雕塑借用了亚当·斯密1776年著名经济学著作的标题，但歌颂的是人民及其想象力

过去1000年，苏格兰的土地上矗立着欧洲所有主要风格的建筑。很多风格被创造性地采纳，其他一些风格则是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因为财富集中在城市和乡村地主的手中，所以城市建筑、城堡以及乡村豪宅能够体现最悠久的历史特征。除了极为稀少的特例，比如奥克尼岛上新石器时代的村落斯卡拉布雷这种保存完好的奇迹，中世纪之前的建筑除了防御性结构，几乎很少留存下来，尽管考古学家正开始填补这些空白。

斯卡拉布雷和数以百计的小棚屋曾聚集在特拉普莱因·劳(Traprain Law，东洛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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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国要塞周围，这表明在现代之前群居生活并不普遍。但私密性既不能期待，也不能轻易实现。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700年，人们出于防御目的而在湖中建造“湖心岛”或人工岛，一些住所建造在柱子之上。特征鲜明的苏格兰防御性圆形石塔，即所谓的“布洛核”(Bro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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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其数，它们绝大多数建造于铁器时代，沿着北部和西部海岸线散开，这一点证实了海洋的重要性，财富集中、夸耀、保护的程度，以及掠夺者持久的威胁。

从公元6世纪(可能还要早)起，很多视觉艺术都是宗教性质的，教会是其中最古老的建筑，尽管早期教会和高贵的座椅往往都是木制的，近代回归砖石建筑则迟至1100年。建筑材料一般是可重复利用的，除了一些偏远的遗迹，15世纪之前的建筑几乎没有留下来。从15世纪开始，教会既荣耀城市，也荣耀乡村。像文艺复兴时期罗斯林小礼堂(1450)那样装饰宝石的建筑，在宗教改革之后让位于朴素的厢房，比如爱丁堡的特隆教堂(1647)以及坎农门教堂(1691)，后者由詹姆斯·史密斯建造，他还修建了该城附近的“纽黑尔斯”乡村宅邸(1686)。第三种主要的宗教风格体现在19世纪壮观宏伟的哥特式复兴大厦，比如巴克莱教堂(爱丁堡，1864)(但这种风格中最著名的建筑是爱丁堡的司各特纪念碑)以及亚历山大·汤姆逊(Alexander “Greek” Thomson， 1817—1875)令人惊叹的“希腊风”设计，尤其是格拉斯哥加利多尼亚路、圣文森特街上的那座教堂。

最后一座重新建造的真正的私人城堡是16世纪30年代的克雷格尼西安(拉纳克郡)，但大口径火炮武器的出现导致这些防御工事成为过时之物。无论如何，社会慢慢变得更和平了，地主们更偏爱塔楼，一些塔楼的窗户朝向地面(埃尔乔城堡，珀斯郡)，后来他们更偏爱各种宏伟壮丽的帕拉第奥式豪宅。时尚轮流转，维多利亚时代“复兴了男爵和哥特式建筑”，巴尔莫勒尔宫之类的建筑和家庭住宅蜂拥而起：杂乱无章、奇形怪状的假城堡建了一堆，比如，在斯考尔路上目前圣安德鲁斯大学很多院系的建筑；这些房子最开始是为黄麻厂的富豪们修建的，他们的工厂在远处的邓迪，那里的环境不太好。

帕拉第奥式建筑风格(Palladianism)是16世纪意大利的古典复兴风格，在17世纪80年代影响苏格兰之前已在17世纪的英格兰遍地开花了。这种风格通常被称为“乔治风格”，因为它兴盛之际正是四位以乔治为名的英国国王统治时期(1714—1830)。这种风格以威廉·布鲁斯爵士(Sir William Bruce， 1630—1710)等人的成就为基础，其最优秀的代表作是威廉·亚当(William Adam， 1689—1748)的建筑，他设计的佳作包括达夫府邸(班夫郡)和邓园(安格斯)，他的儿子罗伯特(Robert Adam， 1728—1792)设计了爱丁堡的夏洛特广场、总注册大厦以及苏格兰国家档案馆。土地阶层、职业阶层以及商业阶层也希望他们的城市景观中有常规的帕拉第奥式建筑，例如爱丁堡新城，还有珀斯，但很多老城的普及程度不太高。15至17世纪，本土乡村建筑的特征虽不太宏伟，但更温暖舒适，窗户小、房间小，以粗糙的石头建造而成(比如法夫的卡洛斯)。

尽管乔治时代的建筑非常突出，但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风格占了现代以前的大部分建筑。格拉斯哥的维多利亚公共建筑是整个苏格兰最壮观的，尤其是乔治广场宏伟的市政厅(1888)和凯尔文葛罗夫博物馆(1901)，这些建筑是对城市繁荣的赞歌，是对资产阶级政治主张和文化主张的宣扬。像爱丁堡的詹尼斯商场(19世纪30年代启用，1895年大火之后重建)这样的百货大楼，满足了有钱女士各式各样的购物欲望。

即使人们死了，他们还在考虑怎么表现他们的成功。格拉斯哥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墓地——一片高档的、跨教派的墓地，和很多苏格兰的墓园一样不是圣地。这片大墓地建造在一个山丘之上，穿过一条马路便是大教堂，墓地排成几排，俯瞰下面的城市，而不是以更传统的墓尾朝东的基督教方式呈现。维多利亚时代引进了火葬，火葬现在是对待死者最常见的方式。

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 1868—1928)的辨识度高的设计让维多利亚时代变得明亮起来。他的建筑作品很少，但优秀的案例包括格拉斯哥艺术学院(1899)和海伦堡的希尔屋(邓巴顿郡，1902)。麦金托什是新艺术风格的典范，这一风格将室内和室外设计融为一体，注重形式和功能，虽然视觉上令人惊艳，但他的家具做得不好，而且使用起来非常不舒服。一位更商业化、更成功的工艺设计建筑师是罗伯特·洛瑞墨(Sir Robert Lorimer， 1864—1929)，他拥有法夫的凯利城堡，并设计了毗邻爱丁堡圣吉尔斯大教堂的蓟花小教堂，以及贯穿低地的优雅住宅。

20世纪30年代低利率、低劳动成本的时候，郊区涌现了大量无名建筑师设计的独栋房屋，但鲜明的装饰风艺术容易漏掉，因而往往被忽略了。电影院、溜冰馆、路边旅馆和公共建筑，诸如邱恩赛德学校(贝里克郡)、圣安德鲁大厦(爱丁堡)等建筑，是这类风格的典范。人们也不能漏掉20世纪50到70年代之间矗立的丑陋建筑物。威廉堡被吹嘘为“通往高地的大门”，但其主街简直就是“规划”错误的恐怖证据。爱丁堡大学兴高采烈地拆毁了乔治广场东南边的建筑，那可是南边或“第一新城”的一颗宝石(18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南“新城”，北“新城”比较著名的夏洛特广场和圣安德鲁广场是18世纪60年代以后建造的)，然后修建了新野兽派的图书馆和教学楼。

苏格兰战后的“新城”——坎伯诺尔德、东基尔布莱德、格林洛斯、利维斯通，比市中心的贫民窟好点，可以被视为那个时候开明规划的缩影，但很大程度上也缺乏个性或公共设施。格拉斯哥东边建造了一批毫无生气、高高耸立的公寓(也有最好的初衷)，为格巴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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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区的市中心居民提供住宿，但这里的公寓仍然缺乏室内卫生间。城市现在只是在不断清除这一时期丑陋无比的建筑疔疮，虽然这些建筑很少达到近来格拉斯哥河边开发的一些建筑的质量，但至少与它们的历史建筑风格一致了。在众多有趣的现代建筑中，邓迪当代艺术中心(1999)、爱丁堡的苏格兰博物馆(1999)以及毗邻的有着辉煌主厅的皇家博物馆(1888)都很有特色。最有争议的现代设计是加泰罗尼亚的建筑师恩里克·米拉列斯(Enric Miralles)，他设计了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议会大楼，该楼完工于2004年，远远滞后于预定完工时间，而且被寄予了过高的期望。

文学、诗歌和电影

第一家苏格兰出版社可追溯至1507年，早期的印刷主要是为教会服务，但1700年左右，世俗著作开始超过宗教著作，涉及的主题从官方公文到更广泛的文化主题。18世纪见证了历史、游记、哲学和科学出版的繁荣，从18世纪中期开始，小说这一新的虚构但有本土风格的作品兴盛起来。苏格兰最著名的小说家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司各特的小说产生于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时代，但这些小说牢牢根植于苏格兰法律和社会。《中洛锡安的心脏》(The Heart of Midlothian
， 1818)是一部关于私生子和杀婴、社会和法律的杰出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现在仍然流行；《盖伊·曼纳林》(Guy Mannering，1815)的很多内容是关于济贫和破产的，后一半内容相当于司各特的自述。不太出名的约翰·高尔特(John Galt， 1779—1839)也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变迁、宗教传统、法律结构和政治愿望的现实。比司各特更负盛名的是罗伯特·彭斯。彭斯以其诗歌闻名天下，他也是歌曲的搜集者和传播者。他那散发着泥土气息的韵文简洁优雅、平易近人、富有洞察力和深刻的人性，有时还涉及多种多样的主题，包括民主、饮酒、纵情女色、教会和阶级。他似乎是司各特的榜样，而司各特形容他的文字有“一种高贵的平实简朴之风”。他对浪漫主义兴起及其以后英国文学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就是苏格兰文化的象征。

图12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作者亨利·雷布恩爵士。苏格兰最优秀的画家所画的苏格兰一流作家

很多作家最初出版小说是分期连载的，18、19世纪的很多文学作品不是分量厚重、经得起读的大部头作品，而是能一口气读完的16～64页的小册子。有一些书包含严肃的宗教、道德或政治观点，但更多“小书”是娱乐性的，常常对生活、爱情和死亡幽默一下。实际上，纵观历史，幽默是苏格兰文化的重要内容。1850至1920年，包括牧师和学者在内的文人墨客编纂了很多笑话书，以娱乐、同时也称颂他们认为的成就其民族性的那些力量：自嘲、体面、直截了当。20世纪20年代末，邓迪的瓦伦蒂斯文化公司成功地把“苏格兰的东北笑话”以标准英语形式推广到整个帝国。苏格兰最著名的当代喜剧演员是出生在格拉斯哥的比利·康诺利(Billy Connolly， 1942— )，现在他欣然流亡到了美国。公正地说，最著名的苏格兰电影演员是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 1930— )，他饰演了伊恩·弗莱林的“詹姆斯·邦德”。

继第一代启蒙运动的杂志，如主题丰富全面的《苏格兰杂志》(1739—1803)之后，是更聚焦于批评、道德和社会的季刊，比如《爱丁堡评论》(1802—1929)和《布莱德武德杂志》。历史悠久的常规性报纸开始于18世纪初期：《爱丁堡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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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年至今)、《加利多尼亚水星报》(1720年至今)、《格拉斯哥日报》(1741年至今)、《阿伯丁日报》(1748年至今)。随着报纸数量的增长，所有的报纸最终缩小或改变成其他标题，现在畅销的大版报纸是《苏格兰人报》(爱丁堡，1860年至今)、《(格拉斯哥)先驱报》(格拉斯哥，1805年至今)、《新闻和杂志》(阿伯丁，1922/1939年至今)，所有这些报纸都有不同的地区侧重、政治立场和编辑风格。成功的苏格兰小报包括鼓吹自己是“真正苏格兰人”阅读的《每日纪事》和《每日快报》。

电子革命与其说削弱，不如说增加了人们对传统媒介的兴趣。人们对纸质出版物的需求仍然旺盛。苏格兰的版权图书馆，即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创建于1925年，其基础是律师图书馆(1682)，这两座图书馆就像曾经分开的堂兄弟一样。进入这座图书馆、国家档案馆以及大多数公共博物馆都是免费的，但使用者如果为了研究祖先而进入国家档案馆查阅祖辈的出生、死亡、婚姻状况的历史记录则需要收费。

自司各特以来，苏格兰人对侦探小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作者阿瑟·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享有国际声誉的当代流行小说家包括伊恩·兰金(Ian Rankin， 1960— )，他创作的侦探督察约翰·雷布斯住在爱丁堡丑陋的阴暗处；还有威廉·麦克尔温尼笔下的格拉斯哥人杰克·莱德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格拉斯哥比爱丁堡粗犷得多)；伊恩·班克斯(Iain Banks， 1954— )，他的黑色想象探索了现代苏格兰社会和精神的不同方面(在伊恩·班克斯笔下，精彩壮观的科幻小说更加黑暗)；阿拉斯代尔·格雷(Alasdair Gray，1934— )以《拉纳克》(Lanark
， 1981)闻名天下，他的作品更具原创性(而且奇异乖张)。欧文·威尔什1993年的《猜火车》(Trainspotting
)讲述的是贫困交加的爱丁堡北部毒品文化的故事，1996年该故事被拍成一部成功的电影。

这些作家反映出现代人对沙砾般的现实主义的兴趣，这一点甚至也可以在19世纪初的司各特、高尔特、霍格那里找到。比如，霍格的《罪人忏悔录》(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 1824)公然反对教权。乔治·道格拉斯·布朗的《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The House with Green Shutters
， 1901)以高超的虚构再现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小乡村中小人物罪恶的生活。布朗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家长里短、多愁善感的“田园”(菜园)文学模式。“田园”文学模式以J. M. 巴里(J. M. Barrie， 1860—1937)为标杆，以伊恩·麦克拉伦(Ian Maclaren， 1850—1907)的《在美丽的野蔷薇花丛旁》(Beside the Bonnie Brier Bush
， 1894)为代表，它们的读者主要是英格兰人和美国人。19、20世纪，优秀的苏格兰文学都有强烈的空间感，苏格兰伟大的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尤其是奥克尼岛的埃德温·缪尔)，都从景观中汲取了灵感。在威尔·麦克林看来，景观是大海，但对更多人而言，就像对绝大多数苏格兰人来说，景观是城市造物。自彭斯以来的著名苏格兰诗人包括诺曼·麦凯格(Norman MacCaig，1910—1996)、乔治·麦凯·布朗(George Mackay Brown， 1921—1996)和休·麦克第米德(Hugh MacDiarmid， 1892—1978)。

歌颂苏格兰身份的历史写作大约从15世纪中期开始，那时，沃尔特·鲍尔编纂的多卷本《苏格兰传奇》赞美苏格兰王国的光荣事迹。这种写作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辉格党和新教的历史编纂传统，18世纪末和19世纪繁荣的历史俱乐部是最好的例证。20世纪末，苏格兰文化复兴的一个方面便是历史出版，最惹眼的是约翰·唐纳德的爱丁堡文化公司，它由约翰·塔克维尔于1972年创办。另一些目前成功的历史文化出版商包括博林(Birlinn)、坎农门(Canongate)、阿伯丁大学出版社和爱丁堡大学出版社，这些出版社的出版物丰富了苏格兰的当代文化。《历史中的苏格兰》是以《历史上的今天》(1951年至今)为模板的流行月刊。

苏格兰在不列颠的独特之处是，它从1681年开始就设立了一个国家历史学家或“皇家历史学家”的职位。英格兰人在亨利八世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一想法，但20世纪初的时候，他们在一场乌烟瘴气的争吵中失去了他们的历史学家，而那时，格拉斯哥和爱丁堡都设置了苏格兰史的讲席，这标志着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爱尔兰一直都没有历史学讲席。恶意诋毁者认为现任历史学主席是一位英格兰人(克里斯托弗·斯莫特)，但他在1993年之前和之后一直都在兢兢业业地致力于苏格兰史学。

恰当的史学出版物包括学术研究和对证据和历史背景忠实公正的关注。相反，绝大多数关于苏格兰的电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表现出一种愉快的对事实的漠视，还伴随着令人腻烦的感伤主义。大卫·尼文让我们对《漂亮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
， 1948)感到厌恶，伊灵工作室制作的《荒岛酒池》(Whisky Galore
， 1949)中净化过的大老粗形象同样令人讨厌，《蓬岛仙舞》(Brigadoon
，1954)简直胡说八道得不可思议。斯科特·比尔·福塞斯则拍了一些令人喜欢的当代童话，《格雷戈里的女友》(Gregory’s Girl
， 1981)和《地方英雄》(Local Hero
， 1983)同样也是罗曼蒂克的模板。即便《猜火车》也将这个滥用毒品的绝望、孤独，偶尔还很罪恶的世界变成了一场轻松的狂欢。

据说特别迷信的专业演员都说“那场苏格兰的戏剧”而不说“麦克白”，同样，专业的历史学家也尽量不提“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勇敢的心》(1995)这部“穿苏格兰裙的好莱坞电影”(但是电影大多数在爱尔兰取景，那里有更好的税收优惠)，是一场令人愉快的高地狂欢，但错得让人笑掉大牙，几乎没有一个场景没被歪曲。就拿威廉·华莱士生命中的女人来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有妻子，更不用说她还在婚礼当晚“被夺走初夜权”(“初夜”的观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焦虑)；有证据表明她被埋在公元400年那个时代特征的“竖长形”坟墓中，而不是1300年的坟墓；华莱士也不可能遇到伊莎贝拉，更遑论与她通奸(1308年，她嫁给了爱德华二世，在此3年前，华莱士已被执行死刑)。

彼得·沃特金1964年的反战电影《卡洛敦》是个高贵的例外，无论之前还是之后的很多作品都没有达到它的高度。作为第一部“纪录片”，其原始的现实主义提升了它的境界，使它远远超出绝大多数“石楠叶丛中的那位王子”作品中浮夸的感伤情怀。沃特金用嵌入式的纪实报道(包括盖尔语的副标题)展现了卡洛敦那场大屠杀；在那场残忍的战争中，汉诺威损失了大约150人，詹姆斯党则有10倍之多，沃特金将这些场面直观地呈现给观众，营造出人道主义的关怀。考古学家通常会发掘更多关于卡洛敦的信息，这意味着对此的理解会不断变化，但沃特金尽可能贴近了真实的历史证据。

沃尔特站在苏格兰人约翰·葛里森(John Grierson， 1898—1972)的肩膀之上，后者“发明”了纪录片，但他那冗长沉闷的独白对《这个奇妙的世界》(This Wonderful World
， 1957—1967)这部苏格兰电视节目的观众来说真是乏味。不过，苏格兰人现在也创造了一些严肃的学术性电视节目，特别是斯特灵大学的菲奥娜·沃特森(Fiona Watson)主持的2001年BBC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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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快速获取丰富考古知识的节目。

音乐

古典音乐过去在私人的府邸里演奏，随着17世纪末空闲时间的商业化，古典音乐开始在公共场所演奏，比如爱丁堡旧城的圣塞西莉亚音乐厅。教会音乐也很重要。新教是书籍的宗教，《圣经》阅读对信仰而言当然很重要，但典型的加尔文仪式是教理问答(口头回答宗教问题)和吟唱诗篇。圣咏是盟约者强大的政治象征，那些想找老师和领唱者职位的人得有一副好嗓子，继承宗教改革前教会歌唱、学校吟唱教育的传统，这一点对弥撒和神职都很重要。教会音乐有着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富有生机且形式多样的文化。

然而，圣咏和吟唱赞美诗标志着虔敬之情脱离了那个歌唱丰收的民谣和其他一些世俗歌曲的世界，而那些歌曲中，有一些内容污秽不堪。工作场合的音乐包括叙述性的“织布”歌，唱的是婚姻问题之类的家长里短，18、19世纪成群的妇女边织布边吟唱，未婚的农场工人唱着这些或抱怨或称颂的“茅屋民谣”，讲述青年人从好时光到坏雇主的一切事情——所有这些都带着一种超越简单的现代浪漫主义风格的辛酸苦楚。田园主义成为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音乐特征，正如它也是很多视觉艺术的特征一样。

除了在教会或假装知道比《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
)第一段(或卡拉OK)更多的歌曲时，现在的合唱不像以前收音机和电视时代那么普遍。苏格兰国歌仍然是联合王国的官方国歌——《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
)。现在，在国际体育赛事等场合，更常听到的歌曲是《苏格兰之花》，该曲是成功的民谣二人组合“克里兄弟”(The Corries)1966年创作出来纪念班诺克本战役的，这首歌让像《苏格兰勇士》(克里夫·班夫，20世纪50年代)这样的竞争歌曲黯然失色。心怀乡愁的侨民可能偏爱道吉·麦克林(Dougie MacLean)的《加利多尼亚》，这首歌写于20世纪70年代，但经过法兰克·米勒(Frankie Miller)的大力推广才流行开来(1992)。

传统的苏格兰音乐可以单独演奏或乐队演奏，伴舞时可以带歌词或不带歌词，或作为单独的表演。从公元9世纪到17世纪，竖琴是苏格兰的主要弦乐器。近代的主要乐器是小提琴、手风琴或六角手风琴，以及室内管乐器和风笛，可能还有打击乐器。风笛是一种使用充气袋的管乐器，早在14世纪就有对它的描述，但并不是苏格兰人独有的乐器，爱尔兰、东欧、西班牙西北部以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都有风笛。1745年詹姆斯党人反叛后，风笛因其煽动性而被禁止，但在1782年之后风笛(和鼓一起)重新出现在英国的军乐中。传统音乐中很少有钢琴，吉他也是20世纪60年代才引入的。

所谓的“传统音乐”充满活力、参与性强、反应热烈，它远非固定不变的。音乐灵感来自本土，尤其是设得兰的传奇提琴手阿里·拜恩(Aly Bain)，还有来自爱尔兰的民谣。像战地乐队(Battlefield Band)和拉夫男孩(Boys of the Lough)这样的组合，一直是这种快乐的和声音乐的流行领袖。民谣现在是主流，但几十年来，它曾被某些人归为“高地佬”(一个贬义词，和“乡巴佬”一样)音乐。传统音乐有一个明显的先后顺序，取决于谁演奏乐器，按照什么规则演奏，在哪里演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罗宾·霍尔(Robin Hall)和吉米·麦格雷戈(Jimmy MacGregor)都非常成功，他们在私密的场所为小众表演，对所有的音乐表演来说，这很正常，直到舞台摇滚问世。

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格兰人开始创作他们自己版本的流行歌曲和摇滚音乐。20世纪60年代，露露·肯尼迪·凯恩斯这位无比重要的音乐人成为一针电视解毒剂，她缓解了安迪·斯图尔特(Andy Stewart， 1933—1993)苏格兰式的单调乏味，斯图尔特本人支持哈里·兰黛(Harry Lauder，1870—1950)的搞笑传统。格拉斯哥培养了人们对阿兹特克·卡梅拉(Aztec Camera)、惊奇弦乐队(Incredible String Band)、拿撒勒(Nazareth)这些新潮乐队的爱好。有点遗憾的是爱丁堡的湾城狂飙乐队(Bay City Rollers)(20世纪70年代极为流行，却就在这10年中被人遗忘)，但像雷兹洛(Rezillos)、斯基德(Skids)这样原创性的朋克乐队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从那时起，最有影响力的乐队——如果不是销量最好的话，包括极地双子星(Cocteau Twins)、沃特男孩(Waterboys)、贝拉与塞巴斯蒂安(Belle and Sebastian)。沃特男孩、莎林·斯皮特里担任主唱的得克萨斯(Texas)，以及特拉维斯(Travis)是严肃乐队中商业化最成功的，就像“单纯的心”(Simple Minds)和“舞韵组合”(Eurythmics)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成功一样；弗朗兹·费迪南德乐队的路子似乎也一样。一些乐队有大众需求，但原创性有限，比如迪肯·布鲁乐队(Deacon Blue)、“Wet Wet Wet”乐队。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格兰文化复兴的苏格兰语是偶然的而非关键的内容，而在商业压力下日益标准化的音乐文化中，有两支乐队是独特的“苏格兰语”最好的宣传：一支是普罗克莱门孪生兄弟(来自低地法夫的奥赫特马赫蒂)，他们创作了充满道德色彩的家乡人的抒情诗(你可以听到他们的苏格兰口音)；另一支是伦里格(Runrig)，他们创作了激烈而充满活力的歌曲，其中很多是盖尔语。这些全球音乐文化的参与者表明，苏格兰过去的文化与现代媒介资本主义的同质化影响之间的包容性是多么鲜活而独特。

体育

对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而言，足球可能不是“漂亮的运动”，但人们都很认真地对待足球运动，从国家层面来说应该踢好，这种情感是有历史基础的。1296年到1547年，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对战19次，英格兰人赢了11次，苏格兰人赢了8次。从维多利亚统治时期到撒切尔统治结束，英格兰人赢了苏格兰人44场足球比赛，苏格兰人赢了40场，平局24场。尽管顶级俱乐部(流浪者和凯尔特)是欧洲级别的，但苏格兰国家足球队近年来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而非去拿奖杯，突围进入世界杯总是满怀欣喜地开始，泪眼婆娑地收场。那位在阿根廷失利(1978)的苏格兰球队教练不是被说成主教练，而是“职业啦啦队队长”。

1873年见证了苏格兰足球协会(SFA)的成立。同一年成立的苏格兰足球联盟(SFU)代表正式的“足球”，即英式橄榄球或“英式橄榄球联盟”。1924年，SFU成为苏格兰的英式橄榄球联盟，1925年，苏格兰国家橄榄球体育场在爱丁堡的莫里菲尔德启用(1983年重新修建)。1893年，SFA将支付球员薪水合法化，但直到1995年，橄榄球运动一直都是好战的业余运动。玩这项运动的人主要是精英学校、大学或毕业后的学生，但在边区也很流行(而且更多社会人士参与)。橄榄球联盟在英格兰北部很流行，但在苏格兰从来都不盛行。与足球赛事相比，莫里菲尔德以及英国和欧洲的国际橄榄球比赛流露出温和的仇外心理(或者说，因为这个原因，英国的很多混合俱乐部都会发生冲突)。

苏格兰人在15世纪发明了高尔夫，但国王们却不赞同这项运动，因为它干扰了习射。高尔夫运动拥有奢华的、只接受邀请的俱乐部，诸如全部是男性的王室俱乐部以及老圣安德鲁俱乐部(现在女士也有一样的高尔夫运动，20世纪初，妇女选举权运动伏击了正在开会的内阁成员)。通过多开球场(包括圣安德鲁斯老球场)，苏格兰现在的高尔夫运动比世界大多数地方都便宜，更容易进入，也更广泛。

苏格兰有一些杰出的运动员，虽然像冰壶和射击这些不太为人所知的运动催生了世界级的参赛者，在下雪的日子里，这个国家也培养了一些优秀的滑雪者。2004年、2005年，阿盖尔公爵带领的一支队伍在印度的大象马球比赛中获得了世界冠军。国家板球队的存在和偶尔的精彩表现让人感到惊喜。奇怪的是，苏格兰一些最著名的“运动员”是玩飞镖和斯诺克的人。

绵羊是高地清理运动的第一批赢家，它们的数量陡增四倍，但在19世纪末，它们被运动型动物取代，因为澳大利亚羊毛在布匹制作上取代了苏格兰，导致高地沦为有钱人的大众主题公园。1984年，“鹿森林”覆盖了200万英亩即十分之一的土地。2002年禁止带着猎犬猎狐，主要因为它的社会群体规模太小，不过垂钓兴盛，强健的肉食动物每年都捕杀大量的松鸡、野鸡和鹿，出于旅游业利益的考虑，人们不仅容忍而且鼓励这种捕杀。

[1]
doric是苏格兰中北和东北地区的流行称呼，常用来指苏格兰东北部的苏格兰语，这种方言有大量文学作品、诗歌、民谣和歌曲。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ric_dialect_(Scotland)。乌尔斯特地区的语言，有时也被统称在苏格兰语系中。

[2]
1988年开始播放的苏格兰系列喜剧，由苏格兰BBC制作，格雷戈·费什尔(Gregor Fisher)饰演一名酗酒的格拉斯哥人，他把寻求失业当作此生的生活方式。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b_C._Nesbitt。下文中的加文(Govan)是现在格拉斯哥科学中心的所在地。

[3]
Yule，古代日耳曼民族庆祝的宗教节日。学者们认为耶鲁节庆祝与野生动物狩猎、奥丁神、异教盎格鲁-撒克逊的夜间母神节有关。耶鲁节起源于异教，后来经过基督教化，成为现在的圣诞庆典季。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Yule。

[4]
Sir Eduardo Paolozzi(1924-2005)，苏格兰雕塑家和艺术家，生于爱丁堡北部的利斯。他被认为是波普艺术的奠基人之一。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uardo_Paolozzi。

[5]
苏格兰洛锡安东部哈丁顿以东的一座小山。

[6]
发现于苏格兰北部及其附近岛屿。

[7]
Gorbals，是格拉斯哥市的一个区域，位于克莱德河南岸。19世纪末时，农民被格拉斯哥的新工业机会和就业机会吸引，蜂拥而至，结果这个区人口密度变得特别大。到20世纪30年代，这里的人口估计有9万。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Gorbals。

[8]
Edinburgh Evening Courant

[9]
这一系列是《寻找苏格兰》。

结语 历史的教训

苏格兰的过去对它的未来意味着什么？首先，苏格兰人保留着一种深刻的、强烈的历史感，尽管是一种选择性的历史感。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一样，他们合情合理地寻求身份认同，寻求移情，通过研究家族史或地方史来寻求他们个体现在的意义，他们想了解战争和历史的声誉。对于创造当今社会和政治背景的这些公共的历史，包括苏格兰独立的国家教会、特征鲜明的地方法典和完全不同的统治经验，他们兴趣不大。这种冷漠可能和很多因素有关——对个别人权威的关注、政治幻灭、世俗化和电子通信，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苏格兰人仍然感到自己与历史的触碰，这种意识是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苏格兰牢牢地根基于历史，这种历史的连续性有助于建设性地处理变革。

公共历史的一种表现是强烈的公民意识，这一点有助于苏格兰社区在成为英国最想居住地方的民意调查中获得高分。与此相伴的还有一直重要的地方性、各种多样性及其所暗含的非国家性的团结。苏格兰分权运行这么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格兰在历史上就不像英格兰那样有中央集权的政府，它有一个有效的公民社会：准确地说，是那些在国家机器之下和之外的各种形式的社团，比如教会、社区、家族，这些社团成为缓和公共机构和私人生活的中介，而这些正是现代西方非常关心的。公民社会给予公民权利，这一概念对新右派和“左”倾社群主义的志愿社团观都有吸引力，因为它坚持人民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个人主义不得不因承认公共利益而加以节制。基于苏格兰历史上的统治经历，苏格兰人认为中央政权出于良性的目的能够而且应该进行干预，但绝大多数权力应该被分散。

对公民社会的这种赞誉绝不是乐观的。苏格兰历史的黑暗面，如贪婪、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对妇女、儿童和其他族群的压迫、对不同信仰的偏执，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情感所排斥的。目前也有一些乌烟瘴气的现象(尤其是苏格兰中西部的工党“一党制”)，还有社会保守主义的遗毒可能助长无知和褊狭，吸毒、酗酒、反社会行为、犯罪，这些问题和英国其他地方一样。“街道”曾表明人们的亲密关系，现在却变成了危险的代名词。但生动的历史感、强烈的民族认同、植根于地方的强大公民社会，都在述说着苏格兰的历史与现在。

历史也触及现代政治，很多苏格兰人感到自己不仅是苏格兰人，也是英国人。最重要的含义是，苏格兰近期的未来不可能回避与英国其他地区的交流，因为几百年来，它已经被锁定在英国范畴之内了。这并不意味着苏格兰人总是对他们过去或现在与英格兰的关系感到舒服，当他们感到不公时，他们从不迟疑说出他们的感受。不太值得称赞的是，他们一直都“指责”他们的邻居。历史表明，他们有点道理，但成为受害者就否认了自己当事人的身份。最好还是承认自己从与英格兰的联盟中得到了很多好处，承认他们共享的那些东西，对他们差异性中好的一面感到合理的自豪，并改变差异性中不好的一面。

三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的政治意义一直在延展，尽管是在一个很不相同的世界。大不列颠(和1922年独立前后的爱尔兰)的组成部分各自在发展，但也以调整自己经历的方式共同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区在某些方面已经逐渐趋同，但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仍然有差异。所有现代国家都是建立在征服和殖民化之上的人为之物，都在费尽心思缔造国家的安定团结(包括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和英国人的身份认同)。纵观数个世纪，国家的完整性现在都只是朝不保夕、不能确定的，它们的主权和声称不可侵犯的边界不断受到侵蚀。便捷的旅行、移民、跨国犯罪、全球恐怖主义、资本主义、环境的恶化，正挑战我们对地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解，并将其复杂化。经历了500年多个民族的层垒堆积，包括英国在内的民族国家正倒退瓦解成它们各自的组成部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关系建立在几个世纪不确定性、尝试和妥协的基础上，现在，它的结局仍是未定之数。

在那段时间，苏格兰并不是等着要追赶英格兰的落后版本，而是非常独特的存在。从政治上说，自中世纪早期以来，苏格兰人就知道独立或半独立意味着什么，这对威尔士来说不太可能成真(威尔士的制度被更彻底地同化了，如果语言、文化和习惯没被彻底同化的话)，而且对英格兰各地区完全不可能成真。过去自然不该决定未来，否则，我们本不该摆脱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多重压迫。历史可以解放，也可以限制人的活动，争取制造顺应历史而非对抗历史的命运的尝试可能更容易、更成功，也更持久。如果某一天，苏格兰真的走上了独立之路，那它将是与自己的历史合拍，正如它留在英联邦的未来也与历史合拍一样。

参考书目及进一步阅读书目

R. D. Anderson, Education and the Scottish People, 1750–1918
(Oxford, 1995)，该书在制度方面的研究非常透彻。

I. Armit, Celtic Scotland
(London, 1997)，该书对这一被误解的时期进行了简明扼要、切合实际的分析。

G. W. S. Barrow, Kingship and Unity: Scotland, 1000–1306
, 2nd edn. (London, 2003)，该书是对这一重要时期极为重要的简明研究。

C. G. Brow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Scotland since 1707
(Edinburgh, 1997)，该书是权威考察。

L.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London, 1994)，该书对现代不列颠的缔造提出了很有力的论证。

R. Crawford, Scotland’s Books: The Penguin History of Scottish Literature
(London, 2007)，该书价值巨大，具有权威性。

T. M. Devine, The Scottish Nation, 1700–2000
(London, 1999)，该书是一个很好的概述，尤其对1770—1914年的经济和政治主题的分析最为透彻。

R. A. Dodgshon, From Chiefs to Landlords: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heWestern Highlands (Edinburgh,
1998)，该书读起来有点费劲，但很有收获。

M. Fry, The Scottish Empire
(Tuckwell/Birlinn, 2001)，该书的考察最浅显易懂。

A. Grant, Independence and Nationhood: Scotland, 1306–1469
(London, 1984)，该书范围很广，思考全面。

M. Harper, Adventurers and Exiles: The Great Scottish Exodus
(London, 2003)，此书是可读性很强的移民通史，描述了很多人类细节。

F. Heal, Reformation in Britain and Ireland
(Oxford, 2003)，最明确、最客观的叙述：与很多所谓的“英国史”不同，该书非常公正地讨论了苏格兰。

J. Hoppit (ed.), Parliaments, Nations and Identities in Britain and Ireland
(Manchester, 2003)，探索了1707年前后的代议制。

R. A. Houston, Scottish Literacy and the Scottish Identity: Literacyand Society in Scotland and England, 1600–1850
(Cambridge, 1985).

R. A. Houston (ed.), The New Penguin History of Scotland
(Harmondsworth, 2001)，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概述，可读性强，可代替所有早先的单卷本。现在可从Folio Society出版商那里购买。

M. Lynch, Scotland: A New History (London,
1991)，可能是现在最好的单个作家的概述，不过反映了他在1400—1700年间的研究专长。

A. I. Macinnes, The British Revolution, 1629–1660
(Basingstoke, 2004)，该书追溯了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历史是如何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

D. Macmillan, Scottish Art, 1460–2000
(Edinburgh, 2000)，该书是其他同类著作中最优秀的一本。

R. D. Oram, Scottish Prehistory
(Edinburgh, 1997)，该书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均衡的导读。

L. Paterson, F. Bechhofer, and D. McCrone, Living in Scotland: Socialand Economic Change since 1980
(Edinburgh, 2004)，该书对现代苏格兰剧烈但仍然被不恰当理解的转型提供了最好的分析。

R. Porter, Enlightenment: How Britain Created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2000)，该书对启蒙运动提出了全面理解。

J. Purser, Scotland’s Music: A History of the Traditional and Classical Music of Scotland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2nd edn
. (Edinburgh, 2007)，可读性强，而且全面。

T. C. Smout, A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 1560–1830
(Glasgow, 1972)，该书是部杰作，尤其是在社会史方面。他的《苏格兰人民的一个世纪：1830—1950》也值得读一读。

R. S. Tompson, Islands of Law: A Leg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sles
(New York, 2000)，该书是一部清晰简短的法律多样性的比较史

D. M. Walker, The Scottish Legal Syste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of Scots Law
(Edinburgh, 2001)，该书只针对苏格兰，主题更加明确。

M. Watson, Being English in Scotland
(Edinburgh,2004)，关于现代英格兰如何看待苏格兰人的真实态度，该书是少数几部认真研究的著作之一。

C. W. J. Withers, Gaelic in Scotland, 1698–1981: The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a Language
(Edinburgh, 1984).

A. Woolf, From Pictland to Alba, 789–1070
(Edinburgh, 2007)，该书是关于王国缔造非常优秀的考察。

J. Wormald, Court, Kirk and Community: Scotland, 1470–1625
(London, 1981)，现在仍然是这段重要转型时期的最好研究。

三部耗时费力的大系列著作正在进行中。2012年即将完成的是罗杰·梅森主编的10卷本的《新爱丁堡版苏格兰史》
[1]

(New Edinburgh History of Scotland，
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其他两部由多位作者合写的大部头文集在社会、物质和文化主题上非常有用。《苏格兰生活与社会：苏格兰民族学纲要》(Scottish Life and Society: A Compendium of Scottish Ethnology
, Tuckwell/Birlinn)计划出版14卷，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版了7卷，这套书是极为珍贵的资料汇编。《苏格兰的建筑》(The Buildings of Scotland,
Penguin/Yale)是一部苏格兰的佩夫斯纳
[2]

指南，虽然没有覆盖苏格兰全境的建筑，但也差不多了。

[1]
2008年本书出版时，《新爱丁堡版苏格兰史》尚未完成。

[2]
Pevsner，这里指Nikolaus Pevsner(1902—1983)，尼古拉·佩夫斯纳是德国-英国艺术史和建筑史学家，《佩夫斯纳建筑指南》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建筑的系列指南。尼古拉·佩夫斯纳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编写这套书，最初46卷的《英格兰建筑》在1951—1974年出版。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套书扩展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建筑。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vsner_Architectural_Guides。

大事年表

公元前7000年　　后冰期时代人类初次在苏格兰定居的证据

公元前4000年　　从狩猎-采集时代向定居的农耕社会过渡

公元前3000—前2000年　　斯卡拉布雷村落和麦豪石墓（奥克尼郡）以及卡拉尼什巨石阵（刘易斯岛西海岸）建成

公元79年　　不列颠的罗马入侵者抵达苏格兰

公元122—136年　　罗马人在泰恩河和索尔韦河之间修建哈德良长城

公元143年　　罗马人在福斯河和克莱德河之间修建安东尼长城

公元400年　　罗马人遗弃不列颠；基督教传教士开始活跃起来

公元563年　　圣科伦巴在爱奥纳定居；公元597年去世

公元664年　　惠特比宗教会议

公元685年　　皮克特人在内希坦斯梅尔战役（福弗尔）中击败了诺森布里亚人

公元794年　　北欧人开始劫掠苏格兰

公元843年　　肯尼思·麦克阿尔宾创建一个“联合王国”（阿尔巴）

公元9世纪70年代　　维京人洗劫皮克特人心脏地带；丹麦人开始统治诺森布里亚；盖尔人或“苏格兰人”接管皮克特王国

公元904年　　斯特拉斯恩战役（维京人在苏格兰的首次重大失败）

1018年　　马尔科姆二世在卡拉姆打败盎格鲁人

1066年　　诺曼人入侵英格兰

1098年　　承认挪威人对马恩岛和群岛王国的领主权

12世纪　　盎格鲁-诺曼人深刻影响了苏格兰

1128年　　荷里路德修道院建造

1157年　　盎格鲁-苏格兰人的边界第一次固定在特威德-索尔韦河

1173—1174年　　“狮心”威廉入侵英格兰北部

1192年　　“教皇诏书”承认苏格兰教会为“圣座的特别女儿”

1237年　　《约克条约》：亚历山大二世向英格兰北部各郡投降

1263年　　挪威人在拉格斯战役中被打败

1266年　　《珀斯条约》：挪威人割让西部群岛给亚历山大三世

1291年　　爱德华一世声明对苏格兰的领主权

1295年　　法-苏“古老联盟”形成

1296年　　爱德华一世入侵苏格兰：“独立战争”开始（直到1328年）

1297年　　威廉·华莱士在斯特灵桥战役中击败英格兰人

1305年　　威廉·华莱士被处决

1314年　　苏格兰人在班诺克本战役中打败英格兰人

1320年　　《阿布罗斯宣言》

1328年　　《爱丁堡条约》／北安普敦承认苏格兰独立

1349年　　瘟疫肆虐苏格兰

1357年　　《贝里克条约》：英格兰人释放大卫二世

1400年　　亨利四世入侵苏格兰

1412年　　第一所苏格兰大学建立（圣安德鲁斯）

1469年　　奥克尼岛和设得兰岛并入苏格兰（以前属于丹麦人）

1472年　　第一位苏格兰大主教（圣安德鲁斯）

1493年　　岛屿领主权重回詹姆斯四世手中

1507年　　第一家苏格兰出版社成立

1513年　　英格兰人在弗洛敦战役中击败苏格兰人

1532年　　最高民事法院司法协会创建

1542年　　英格兰人在索尔韦-莫斯战役中击败苏格兰人

1544—1550年　　苏格兰的“粗暴求婚之战”

1560年　　苏格兰宗教改革

1561年　　苏格兰女王玛丽返回苏格兰（1567年被废黜）

1590年　　苏格兰第一次重大的猎巫审判（北部贝里克的女巫）

1603年　　两国共戴一君（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

1609年　　《爱奥纳法令》；治安法官引入苏格兰；苏格兰人开始向乌尔斯特移民

1622—1623年　　闹饥荒

1633年　　查理一世在苏格兰加冕

1638年　　“苏格兰革命”开启“三国混战”；国民誓约

1643年　　神圣盟约

1645年　　苏格兰瘟疫大暴发

17世纪50年代　　奥利弗·克伦威尔占据苏格兰

1660年　　查理二世复辟

1662年　　《复辟宗教解决法案》

1672年　　刑事法院创建

1684年　　苏格兰人在新泽西和卡罗来纳建立移民聚居点

1690年　　宗教法案革命

1692年　　格伦科惨案

1695年　　苏格兰银行建立

1695—1699年　　遭受严重饥荒，无数人因病死亡

1609年　　《爱奥纳法令》；治安法官引入苏格兰；苏格兰人开始向乌尔斯特移民

1622—1623年　　闹饥荒

1633年　　查理一世在苏格兰加冕

1638年　　“苏格兰革命”开启“三国混战”；国民誓约

1643年　　神圣盟约

1645年　　苏格兰瘟疫大暴发

17世纪50年代　　奥利弗·克伦威尔占据苏格兰

1660年　　查理二世复辟

1662年　　《复辟宗教解决法案》

1672年　　刑事法院创建

1684年　　苏格兰人在新泽西和卡罗来纳建立移民聚居点

1690年　　宗教法案革命

1692年　　格伦科惨案

1695年　　苏格兰银行建立

1695—1699年　　遭受严重饥荒，无数人因病死亡

1776年　　美洲革命（以及独立战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1789年　　法国大革命爆发

1793—1802年　　英法之间的大革命战争

19世纪00年代　　第一次高地“清洗运动”

1803—1815年　　英法之间的拿破仑战争

1822年　　乔治四世访问苏格兰

1829年　　英国的天主教解放运动

1832年　　《（苏格兰）议会改革法案》；霍乱肆虐

1833年　　《城市改革法案》：城市代表委员会建立

1842年　　爱丁堡-格拉斯哥铁路线开通

1843年　　“瓦解运动”（苏格兰自由教会成立）

1845年　　（苏格兰）济贫法修正案

1846—1848年　　高地大饥荒

1855年　　出生、结婚、死亡民事登记引入苏格兰

1868年　　第二次改革法案，进一步扩大议会选举权

1872年　　（苏格兰）教育法规定中小学义务教育

1878年　　天主教主教制在苏格兰恢复

1884年　　进一步改革法案缔造“普遍的”男人选举权

1885年　　苏格兰大臣、苏格兰事务部创建

1886年　　（苏格兰）小农场所有权法案

1888年　　苏格兰工党成立

1889年　　（苏格兰）地方政府法案颁布，形成了郡长委员会代议制

1890年　　自由学校
[1]

引入；福斯铁路桥完工

1899—1902年　　布尔战争

1900年　　自由教会和长老派联合教会合并，组成联合自由教会

1914—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　　“普”选权；《（苏格兰）教育法案》

1922年　　苏格兰最大的党派工党参加大选；BBC第一次从格拉斯哥播送

1926年　　苏格兰大臣变成“苏格兰国务大臣”；英国大罢工

1928年　　男女选举权平权

1928/1934年　　苏格兰民族党成立（SNP）

1929年　　苏格兰教会和联合自由教会重新统一

1931年　　苏格兰国民信托创建

1939年　　苏格兰事务部从伦敦搬到爱丁堡

1939—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6年　　国家保险成立

1947年　　英国煤电国有化（钢铁1967年国有化）；第一届爱丁堡节

1948年　　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创建（NHS）

1965年　　高地和岛屿发展董事会成立

1967年　　苏格兰民族党在汉密尔顿补选中获胜；北海油田开始开发

1973—1974年　　国际“石油危机”

1979年　　苏格兰分权全民公决失败

1984年　　英国矿工罢工

1988年　　人头税引入苏格兰（1989年引入英格兰）

1997年　　苏格兰分权全民公决成功

1999年　　苏格兰议会重新召开

[1]
由政府创建，不由市镇委员会掌控。

苏格兰君主(公元843—1714)

(注意，初期的君主只是苏格兰地区的君主，诸如皮克特王国或阿尔巴王国的国王)

麦克阿尔宾或麦克·阿尔宾王朝，公元843—1058年

肯尼思一世　　公元843—858年

唐纳德一世　　公元858—862年

君士坦丁一世　　公元862—876年

艾德　　公元876—878年

盖里克和埃齐德　　公元878—889年

唐纳德二世　　公元889—900年

君士坦丁二世　　公元900—943年

马尔科姆一世　　公元943—954年

英多尔夫　　公元954—962年

多布或多夫　　公元962—966年

卡伦　　公元966—971年

肯尼思二世　　公元971—995年

君士坦丁三世　　公元995—997年

肯尼思三世　　公元997—1005年

马尔科姆二世　　1005—1034年

邓肯一世　　1034—1040年

麦克白　　1040—1057年

卢拉赫　　1057—1058年

坎莫尔王朝，1058—1290年

马尔科姆三世　　1058—1093年

唐纳德三世　　1093—1097年(1094年临时被邓肯一世废黜)

埃德加　　1097—1107年

亚历山大一世　　1107—1124年

大卫一世　　1124—1153年

马尔科姆四世　　1153—1165年

威廉一世　　1165—1214年

亚历山大二世　　1214—1249年

亚历山大三世　　1249—1286年

玛格丽特　　1286—1290年

巴里奥尔和布鲁斯王朝，1292—1371年

约翰　　1292—1296年(一直空位到1306年)

罗伯特一世　　1306—1329年

大卫二世　　1329—1371年

斯图亚特王朝，1371—1714年

罗伯特二世　　1371—1390年

罗伯特三世　　1390—1406年

詹姆斯一世　　1406—1437年

詹姆斯二世　　1437—1460年

詹姆斯三世　　1460—1488年

詹姆斯四世　　1488—1513年

詹姆斯五世　　1513—1542年

玛丽一世　　1542—1567年

詹姆斯六世　　1567—1625年

查理一世　　1625—1649年

查理二世　　1649—1685年(1651—1660年共和国和克伦威尔护国公时期流亡)

詹姆斯七世　　1685—1688年

威廉二世　　(与玛丽共为君主，直到1694年)1689—1702年

安妮　　1702—1714年

目录

致谢

插图目录

第一章 古埃及文字的起源

第二章 象形文字与埃及语

第三章 圣书体文字与埃及艺术

第四章

第五章 书吏与日常书写

第六章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第七章 现代世界中的象形文字

注释

年代表

进一步阅读书目

致谢

我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是他率先邀请我写这本书，以及埃米莉·乔利弗(Emily Jolliffe)，她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给予我很多帮助。我也要感谢“彼得”·肖尔(“Peter” Shore)教授，我很荣幸曾是他的学生，本书中的一些讨论正是源自他的课程，尤其是第七章中谈到的尼卡乌二世的圣甲虫护身符，虽然已过去多年，但我仍然记得那是我大学一年级时的圣诞节作业，而时至今日我才明白这项作业的意趣所在。我还要感谢罗格·迪金森(Roger Dickinson)、温蒂·欣德(Wendy Kinder)、卡伦·艾克赛尔(Karen Exell)、唐·威尔森(Don Wilson)，以及那些匿名的读者，感谢你们阅读了这本书，并以多种方式提高了它的可读性。

本书是基于我曾阅读或研究的材料而写成的一本个人著述，如有遗漏，皆因我个人的局限性，其中的观点和谬误也仅代表我个人。

本书献给罗格。

插图目录

1.东部沙漠的岩画

© Mike Morrow　008

2.阿拜多斯的丹的标签

作者绘制　016

3.麦罗埃的象形文字

作者绘制　058

4.麦罗埃的草体字母

作者绘制　058

5.底比斯阿蒙涅姆赫特墓中的圣书体文字

伦敦埃及考察学会　064

6.埃斯纳神庙中的献祭场景

作者摄影　066

7.拉荷太普和诺弗尔特雕像

© The Art Archive/Egyptian Museum, Cairo/Dagli Orti　068

8.塞鲁石碑

达勒姆大学东方博物馆　071

9.用渔网捕鱼，卡盖姆尼墓

作者摄影　075

10.帕舍杜墓中的场景，代尔·迈迪纳，底比斯

© E.Strouhal/Werner Forman Archive　076

11.门图荷太普的石碑

Egyptian Museum, Berlin/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Photo © bpk 2002　087

12.抹除阿蒙神名字的实例，卢克索神庙

作者摄影　096

13.献给索贝克神的鳄鱼赞美诗，埃斯纳神庙

作者摄影　105

14.猫头鹰符号举例

作者绘制　119

15.书吏布特阿蒙的僧侣体书信

© 大英博物馆　122

16.赫伦布墓中的书吏

作者摄影　128

17.公元前238年的卡诺普斯教令

© The Art Archive/Egyptian Museum, Cairo/Dagli Orti　144

第一章 古埃及文字的起源

相关背景

古埃及文明大约存在于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30年。尼罗河从非洲东北角的第一瀑布向北流，由此形成的河谷和三角洲地区就是古埃及的地域范围。古埃及的西部、东部和南部是沙漠，北部和更东部是海洋，可以说尼罗河划定了古埃及的界限。古埃及的各种资源非常丰富，有大量的鱼、鸟、野生动物、驯养家畜，以及沙漠采石场中的各种石材与金属，尤其是东部荒漠中的黄金。最重要的是，每年尼罗河的泛滥可以带来新鲜的淤泥，使农田恢复生机。

古埃及人留存下来的纪念物和艺术品，很多都刻写着埃及象形文字。他们用这种图画文字系统地书写他们的语言，记录他们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些文字的信息告诉我们埃及人如何治理其土地和人民，也蕴含了他们的信仰、希望和梦想。尽管我们可以阅读象形文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了解关于古埃及的所有知识，一部分是因为这些文字是偶然幸存下来的，因此只是大量文本中的小部分；一部分是因为古埃及人只用文字记载他们认为重要的内容。这意味着我们要以非常谨慎的方法去解释和尝试理解文字的内容，因为这些资料留存下来的偶然性及其创作目的，决定了它们是有所偏颇的。然而，文字确实是我们了解古埃及人思想的切入点。

语言学家将古埃及语列为亚非语言的一种。也就是说，它与诸如柏柏尔语(Berber)和库希特语(Cushitic)的北非语言以及诸如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亚洲(或闪族)语言有关。现在埃及人讲的是埃及阿拉伯语，而不是古埃及语，古埃及语现在已经是一种“死”语言了。这种古老的文字是北非和近东地区语言以特定语法系统结合而成的混合体。

早期岩画

最早生活在尼罗河河谷的人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带来了不同的语言和词汇。其中一处是与埃及西部接壤的撒哈拉沙漠边缘类似大草原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生活于此的人们是狩猎采集者和牧人，他们靠采集食物和放牧维持生计。他们要记住良好的放牧区、水坑和穿越荒原边缘的路线。这样的记忆会通过口头传递，也可能通过图画传递。

这些早期狩猎者留下来的岩画被发现于西部沙漠的吉尔夫·凯比尔(Gilf Kebir)、乌韦纳特(Uweinat)和哈加绿洲(Kharga Oasis)附近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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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岩画可能是这个地区图像文字(pictorial writing)的开端——也就是说，是手持某种工具，画出一个符号来表达思想或观念的交流手段。众所周知，尽管很难确定岩画的年代，但其中一些被发现于新石器时代定居点的邻近地区，并与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它们也显示了将观念形象化的开始，以及按照某种方法把共有的沟通方式固定下来的需求。这两种达成沟通和图像可视化(visualizing images)的方式是理解埃及象形文字书写的两个核心概念。

最早的岩画描绘的是对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事物。它们展现了有着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在乌韦纳特，牧牛人画的主要是牛，画面上还展现了自己跃过牛群及用曲棍放牧的场景。他们也用弓箭猎杀鸵鸟。哈加绿洲地区的岩画，表现的是戴着头饰的猎人在捕猎羚羊、长颈鹿和野牛。东部多山地区的人们猎捕的是犀牛、大象和鸵鸟。这些图像要么是用石镐在沙漠中露出的岩石上刻出的，要么是用红色或黄色的赭石、黑炭或者石膏绘制上去的。因为太过干旱，这些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动物了，但显然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末的时候，它们对狩猎者来说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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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者有可能在捕猎前就画出图像，作为希望捕捉到猎物的愿望；也可能在捕猎后画出图像，作为他们捕猎成果的记录。一些场景可能有相关的口头故事，当狩猎者向自己的伙伴炫耀成果时，这些岩画可以作为证明。在这些情况下，岩画是凝固了的动作的卡通形象，但它们也体现了图画、文字和声音之间的认知联系。

显然，当时的人们画的是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他们也有可能在其他载体上书写，比如兽皮、贝壳、树叶或树皮，甚至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只不过那些文字没有被保存下来而已。他们可以用印花图案、文身或者重要事物的图画遮盖住自己的身体，比如他们希望能在第二天抓住的鸵鸟，或是他们希望获得其力量的公牛。这些图像和图画可以使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发挥作用，这是古埃及书写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船、景观和人

随着气候的变化，草原地区变得干旱，汹涌奔腾的尼罗河也平静了下来，人们得以进入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地区，他们以捕捉鱼和水鸟为生，在泛滥平原的泥泞田地里耕种。岩画中的船可能是在表现草原地区的狩猎者与尼罗河河谷和沼泽地居民之间的首次接触。在埃及东部沙漠被称为“干河道”(wadis)的古老水道中，也有许多岩画，其中最早的那些岩画也是关于船民的。

图1　岩画，表现动物以及载有神祇或英雄的船。位于东部沙漠，瓦迪·阿布·瓦西尔(Wadi Abu Wasil)26号遗址

这些船的形状各式各样——有些船是平底，龙骨呈直角，而有些船是圆底。船上通常载有人和桨手，有时候船上也有旗子和动物，它们可能与尼罗河河谷的早期神灵或酋长有关。埃及最早的前王朝文化，尤其是上埃及的涅伽达二期文化(Naqada II，约公元前3500—公元前3300年)墓中也发现了绘有船和沙漠景观的陶器。毫无疑问，在尼罗河河谷中，船是重要的运输工具，它可能对战争、贸易和早期酋长的地位也很重要(就像在我们的文化中豪华轿车或游艇代表了百万富翁的地位一样)，这可能是船在岩画中地位非常突出的原因。每年的特定季节，降雨过后的河道会长满青草，人们可能在这个时候派遣远征队去收集半宝石、硬石或植物，也会捕猎或是放牧。以船为主题的岩画既可以使河谷地区的人想起他们的家，也可以标记被派遣的各个远征队的级别。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它们可能表现的是被派往红海并前往更远地区的远征队。这些船甚至意味着尼罗河河谷的人与埃及之外的沿河商人有实际接触，尤其是那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岩画和陶器上某些船的图像可能与神话故事有关，这些故事中的英雄有的是冒险家，有的来自埃及之外的地方。这一时期，这个地区的人们已经可以讲述以下故事：英雄在海上遇见乘坐圆底船的人、英雄到达一个神秘的小岛、英雄找到了传说中沙漠里的黑色石头，或是英雄史诗般的旅程——穿越沙漠后又回到了他深爱的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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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船的岩画可能都围绕一个故事，也可能讲述了一千个不同的故事。我们不可能知道真相，因为口述的传统已经断了，但还是有一些信息传递出来了，最好的例子是位于尼肯[Nekhen，即赫拉康波里斯(Hierakonpolis)]的100号墓(Tomb 100)。

100号墓是尼肯首领的墓，尼肯是埃及的早期王国之一。这个墓有很多用泥砖建成的小房间，部分已经沉入了沙漠表层。当它在1896年被发现时，里面已经被洗劫一空，但墙上的壁画(虽然有损毁)描述了一个非凡的故事。壁画表现的是各种各样的船，上面有跳舞的女性、沙漠景观、动物、狩猎者、俘获并杀害囚犯以及驯服野生动物的英雄。据其艺术风格和考古材料判断，这个墓属于涅伽达二c时期(Naqada II c period，大约是公元前3300年)。这些场景似乎是埃及前王朝以来各种视觉艺术的巅峰。这个墓是尼肯人最重要的神话宝库吗？还是说它展现的是此人的一生，那些跟家人在一起的重要时刻——第一次狩猎、宗教仪式以及他的死亡？它可能是叙事或者宣传，也可能是虚构或者理想化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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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拜多斯贵族墓中的文字

此后不久，在阿拜多斯[位于提斯(This)的另一个早期王国的墓]，当地统治者也被葬于精致的陵墓中，墓中有一个个单独隔间，用于放置统治者的尸体及其随葬品。约公元前3200年葬于U-j墓的墓主非常富有，他的随葬品包括来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用于存放树脂或葡萄酒的罐子、一个黑曜石制成的盘子、一根象牙权杖，还有许多物品只有标签留存下来。在他的随葬品中，人们发现了大约190个木制或象牙制的矩形小标签，上面雕刻的图像文字表达了各种信息。最简单的是数字：一条竖线代表一个物品，两条竖线代表两个物品，“十”用倒转的马蹄形表示，“百”用旋涡表示。每个标签的拐角处都有一个孔，这样它就可以绑在它所标志的物品上——比如说，可能是一个装有三(段布)、两(块节日面包)的盒子或包。这些数字符号是埃及最早的可识别的文字，这是一种特别设计的象征体系，其内涵是指定的，无法靠推断获知。例如单条竖线的意思是清楚的(可以猜出)，但旋涡这个符号，只有书写者和阅读者才知道它是数字“百”的意思。第二组标签上是一系列以奇特方式组合在一起的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代表来自不同地方的物品：一个像大象的神龛和一头大象组合在一起，可能代表尼肯或阿斯旺；豺狼可能象征了中埃及的豺狼之地；弓箭手可能代表了东部沙漠中的弓箭手部落，他们可能把弓或箭作为贡品献给这位强大的阿拜多斯统治者。还有表示地名的文字，比如布托(Buto)以及地点已经无法确认的“战士之城”(Fighter-City)和“船之城”(Ship-City)。最复杂的标签可能表现的是管理活动，例如打鸟、捕鱼和织布，这些活动直接由王室和后宫掌控。已经被释读出来的符号约有50个，其中既有表音符号(phonograms)，也有表意符号(ideograms)，这表明当时的文字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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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王朝的墓里通常有陶器，这可能不是因为陶器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陶器所盛放的物品——食用油、软膏、药膏、香水、啤酒、葡萄酒、树脂、谷物、肉、腌菜、果脯或肉干。陶器和石器是那个时候的塑料盒和塑料袋。这些容器上通常刻有或用墨水绘有符号，比如一个圈、一双手臂，或是一个十字形记号，在这些情况下，符号本身并非代表容器里的东西(毫无疑问，用来代表容器内物品的是标签，因为陶罐内会存储很多不同的东西)。这些符号代表的似乎是陶罐及罐中物品的所有权，因为，当埃及在大约公元前3100年的早王朝时期完成统一时，我们发现这些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带有早期国王的名字。王名被写在名为“塞拉赫”(serekh)的矩形盒子里，塞拉赫的一半是垂直的竖线，另一半是图像符号，顶端立有一只鹰。鹰代表了国王，塞拉赫代表了王室居所，里面的符号就是用图画文字书写的王名。这些符号中最早被辨认出来的，应该是最重要的，这样比较合乎逻辑。在此处，王名表明国王对陶罐及罐中物品的所有权。塞拉赫是宫殿建筑群(其围墙带有凹凸的装饰)的程式化表现，这也是最早的王名标志，既保护着王名，也象征着王宫的管理机构。

纪念与记账，所有权与炫耀

据目前的情况看，早王朝时期阿拜多斯的墓中出现的文字不多。然而，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印象。这个墓似乎是国王居所的缩影，存放了他来世所需的所有东西。从食物、衣服、油膏(比如须后水和浴盐)，到配得上国王的来世的精美进口商品，因此，他的王者地位对众神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古埃及人认为记录这些物品的所有权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就不会对所有权产生怀疑。还必须记录的是物品的数量和产地，这样生者就知道已经有多少东西被放在墓里了，这意味着同样数量的东西已经被从王宫仓房搬到这里了。这表明墓葬记录之后会被和王宫仓房记录进行比较，两者相符的话就可以计算出从王宫仓房中支出的物品的数量。王宫仓房无疑储藏着国王所有领地的产品及贸易往来所获得的商品，各个领地一定也有自己的交税记录，外邦也有贡品的账目，其中包括实际支付的数额及何时将贡品送往王宫。墓葬只是庞大的国家管理机构的一小部分，文字的使用暗暗透露着在其背后运作的庞大财政管理系统。如果说文字是出于税收目的而发明的，可能就不那么富有魅力了，但是，无论是为了国库还是为了来世而登记物品，都属于同一过程。

这个墓也是展现以死去国王为中心的膜拜仪式的聚焦点，它不仅是将死去国王转换到另一个祖先及神所在领域的媒介，也为炫耀其权力和地位提供了一个有限的场所。在这里，墓葬建筑将复活之力传送给国王的灵魂，用象形文字书写的王名也确保了他的永存。

约公元前2800年时，丹[Den，或德温(Dewen)]是埃及最早的伟大国王之一。他统治着以伊奈布-赫节(Ineb-Hedj)——“白墙(孟斐斯)”为首都的统一王国，他在阿拜多斯的墓为当时可能已经有了多少文字材料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好的说明。

墓的入口处有两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只刻有王名的石板。王名写在矩形的王名框(塞拉赫)里，象征着荷鲁斯的鹰位于其上。里面是两个拼写了王名的象形文字符号：一只人手和一个锯齿状的水的符号——丹。墓中还有很多刻有铭文的标签及罐子的封口物，它们记录了国王的第二个名字：卡塞提(Khasety)或塞姆提(Semty)。一些标签记录了国王统治时期的“事件”或“节日”，作为其统治的年度记录(年鉴)。它们记录了一个成功国王鲜活的神话。

图2　阿拜多斯的丹的标签

通过仔细查看阿拜多斯出土的国王丹的一个标签，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象形文字和图像的使用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这个木制标签(大英博物馆32.650)的尺寸是8厘米×5.4厘米，上面的文字是从右向左读的。标签的右上角是用来系东西的孔，最右边高高的竖直符号是一棵有凹口的棕榈树，意思是“年”，所以读作“……的一年”。右上方的场景是一个坐在亭子里的人物形象，亭子坐落在带阶梯的平台上。他戴着白冠，手里拿着连枷。在他面前，一个戴着上下埃及双冠的人拿着连枷和权杖在两组半圆形界石之间来回奔跑。这个事件是赛德节，国王在位一段时间后，通过在标记好的路线上奔跑来证明自己的健康和活力。

下面的场景不太清晰，但似乎是一个四周有围墙的场地，里面有几个象形文字符号，可能是一个城镇的名称。左边的场景，学者们最初的解释是一个很小的蹲坐女性形象，她面前的象形文字可能是她的名字。她后面是一个戴着头冠、拿着桨和棒的男性形象。他上方的三个象形文字符号分别是带有人腿的容器、一匹布和一个可能是秃鹫的标志。在他身后，上面的两个符号是国王丹的第二个名字，下面的符号是某种可移动的神龛。下面残损的场景里有鸟、土地和植物形状的象形文字符号。左边的大片空白处写着丹的名字塞拉赫，塞拉赫左边是一个头衔“下埃及之王的掌玺人”(Seal bearer of the king of Lower Egypt)，还有他的名字“赫马卡”(Hemaka，写作一根绞绳、一把镰刀和两条胳膊)。赫马卡是国王丹的股肱之臣。左侧是另一个有符号的矩形，其中最后一个单词的意思是“建造”。下面的单词意为“国王的居所”。标签左下方的象形文字可以被识读出来，它们提及的是“荷鲁斯王座”和一个台基。它们进一步说明标签是用于油罐的，或许是用于记录油的生产日期和具体产地。或者，该油可能与标签所描绘的事件有象征性关联，要么是涂油礼所用，要么是供奉所用。该标签记录的是“举办赛德节的一年，开始了美丽之门的节日”，或许也记录了和建造国王宫殿相关的事件。从以上的部分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标签中的符号提供了很多信息，并可以作为成熟的书写系统使用。

在丹的墓中总共发现了31个这样的“年鉴”标签碎片，它们提到了“在湖上抬神像巡行”或“在布托附近捕获野牛”之类的事件。很显然当时有记录仪式和经济收益的传统。丹的墓中还发现了其他有铭刻的物品，包括刻着为国王殉葬的人的名字的石碑、有铭刻的游戏用品，以及陶罐的封口物。其中一些物品重复了标签上的“仪式性事件”，比如下埃及的国王用矛刺河马，当然也记录了王名。丹的墓中最有趣的私人物品是一个象牙盒子的盖子，上面的铭文表明这个盒子曾经装着丹的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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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迹象表明，在仪式性神庙中，象形文字铭文与系统描述纪念性事件的图像结合在一起，彰显着王权。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例子是纳尔迈调色板，这显然是0-1王朝的物品(约公元前3100年)，它由板岩制成，上面饰有凸浮雕。纳尔迈调色板发现于尼肯，它表明纳尔迈国王是上下埃及之王，他的名字用鲇鱼和凿子的象形文字符号书写而成。作为南部埃及王国(大概以尼肯为中心)的国王，纳尔迈正准备猛击敌人的头部，从敌人的形象来看，他们与埃及人有着文化上的差异。纳尔迈调色板并没有展现敌人的死亡，因为被描绘的那一刻恰好是国王行动的前一秒——国王可以杀了敌人，也可以放过他。作为北部埃及王国——大概以努布特[Nubt，即翁布(Ombos)]为中心——的国王，纳尔迈参加了一场胜利大游行，查看了敌人被斩首的尸体，他身旁有一个为他提凉鞋的男子，还有一个戴着繁重假发、穿着豹皮衣服的人。这个人要么是大臣，要么是高级祭司。尽管调色板是用来磨制化妆颜料的，但纳尔迈调色板的大小、装饰以及上面的象形文字表明，它是为了在游行中或是在尼肯的荷鲁斯神庙的圣殿中展出用的。它纪念纳尔迈的功绩以及国王对荷鲁斯神的奉献。

材料

到了早王朝时期，书写原则必然已经牢牢嵌入埃及的王权体系之中，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社会进行统一的行政管理。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书写及其背后的观念早已出现，但我们很难追溯其发展的所有阶段。彩绘的涅伽达陶器很难算是真正的书写文本，但如果书写早期文献的材料是编织垫、纸草、木板、黏土或泥的话，它们没能保存下来，因为它们没有被埋在出土了很多材料的墓葬中。

纸草的发展也是书写越来越成为重要交流方式的关键因素。纸草是由纸莎草植物芦苇状的丰富的髓制成的，当这些髓被捶成细条并干燥后，会形成良好、光滑的书写表面。纸草便于携带，还可以卷起来或多次使用。我们知道埃及人是编织垫子和篮子的专家，因此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他们就习惯处理各种芦苇和草。他们很可能在前王朝时期就尝试制作纸草，并将其用作书写或者绘画的载体来传递“便携式”信息。从早期的王室墓葬可以看出，充当书写材料的有很多种：骨制、象牙制的标签，陶罐上刻有铭文的木头，用墨水题词的陶罐，刻有王名的石碑，绘有图像的石片(陶片)。还有泥上的印记，它们再次表明国王对各种陶罐及罐内物品的所有权。赫马卡是第一王朝的官员，在他位于萨卡拉的墓中，人们发现了一卷空白的、从未使用过的纸草。

作为一种能够轻松复制书写符号的工具，印章印记本身就很重要，因为一枚印章就可以创造大量印记。留存下来的一些早期印章是石制或木制的圆柱体。“圆柱印章”的中心有孔，印章外表刻有凹浮雕(sunk relief)，通常是王名、其他词或是一个场景。用细绳或木棍穿过中心的孔，圆柱印章就可以在湿黏土或泥上滚动，印章上的纹饰就会清晰地印在泥的表面。虽然这是早期埃及一种典型的密封陶罐的方法，但圆柱印章可能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发明。埃及人使用圆柱印章的事实使学者们产生一种假设，即书写的观念，尤其是用图像书写(象形文字)，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

美索不达米亚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主体在现代伊拉克。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以苏美尔为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一个强大而复杂的社会，其都城是乌尔(Ur)。这个社会有城市和书写系统，还有一个发达的用来监督税收和控制剩余农业资源的行政管理系统。美索不达米亚可能与尼罗河河谷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或许是海路，或许是陆路，这些路线既可以到达北部埃及，也可以通过干河谷到达上埃及，其中心主要是涅伽达和尼肯，也可能是提斯。美索不达米亚可能需要埃及的原料，比如金子、谷物或石头，而埃及可能需要美索不达米亚的商品，比如锡和木材。两个地区之间似乎也有无形的往来与交流，比如技术思想、文化发展和人。在埃及的前王朝时期和早王朝初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美索不达米亚的技术和文化特征：泥砖、凹凸装饰的建筑、地下房屋[迈阿迪(Maadi)地区]以及“驯兽”的艺术主题(100号墓)。在所有传入埃及的观念中，就有图画文字的观念。在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语是写在泥板、刻在印章上的图画文字(pictorial script)。美索不达米亚人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使用文字，尤其是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用文字来记录交易和记账。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从考古证据中确切了解埃及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但就算曾经有过接触，埃及人也发展出了自己的书写系统，他们使用了自己的方法，并没有从外界借鉴更多的东西。

随着埃及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比目前已知时期更早的埃及人使用文字的证据。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接触似乎没有留下真实的痕迹，最终这两个文明都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统。竞争者之间的联系即使有可能发生，也很难确定；但是，二者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技术，因此，它们对国家及其资源的控制有着相同的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有趣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图像形式的文字很早就被舍弃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效得多的“楔形文字”，该书写系统使用的是小的楔形的文字。与此同时，埃及人发展出了双重书写形式，他们保留了用于特殊目的的图像文字。

推动与统治

就丹的墓而言，文字被用来命名、说明身份、记账以及记录与国王有关的特殊仪式事件。这些基本记录发挥着纪念性仪式的作用，对此早王朝的墓和神庙沉积物是我们唯一的考古证据。它们似乎只适用于上层贵族并记录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我们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在河谷和三角洲的定居点，很少有文字被用于王室纪念性仪式。但是，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如此，埃及的主要行政中心会有很多类型的书面文件，但它们没能保存下来。实际上，埃及国家的成功建立在管理剩余农产品的大型组织之上，这些组织可以养活那些为国王从事非农业活动的人，比如工匠、官僚、军队、采石远征队的成员以及王室成员。

一年的规划以一次特殊的天文现象为基础。在洪水开始泛滥的时候，天狼星在消失了70天之后首次出现在埃及。这个巧合标志着整个管理年份的开始并被全部记录下来。天狼星升起的时间(埃及的索普代特女神)和尼罗河泛滥的高度都需要认真记录下来并反复核对。泛滥始于7月中旬，持续覆盖了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约三个月，之后开始消退。尼罗河泛滥的理想高度在阿斯旺约为20腕尺(10米)，在开罗附近约为12腕尺(6米)，在三角洲地区约为7腕尺(3.5米)。如果水位高出这个数值，聚落和农田可能会遭到破坏；如果水位低于这个数值，土地被淹没得不足，就没有足够的水来维持农业，生产所需粮食和剩余产品。因此，埃及最南部的阿斯旺是测量水位高度的关键地点之一。王室官员一旦知道水位高度，就可以根据以往档案的记录计算出这一年应该征收多少税，以及可以组织哪些活动以满足国王的荣耀需求。该财政收益被细分为单元，如此一来，在三个月后洪水开始消退的时候，书吏就可以马上划定土地的确切面积，并告知农民其预期收入。根据阿斯旺的第一个水位高度的记录，国王就得知了他可以负担得起什么样的建筑工程、能投入多少工匠和专家以及能进行几场对外战争。当水位过低的时候，国王会知道他要明智地管理自己的资源，也许会缩减建筑工程的规模并减少神庙捐赠。

通过详细记录和使用档案，这些都可以实现。任何一个称职的国王都会投资书吏培养计划，甚至他本人也会接受相关训练。因此，测量、记数、核算、征税是埃及发展出一个明确的文字系统的实际动机。文字发展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原因，则是通过记录这些信息来确立国王在现世、来世以及众神领域中的地位。

第二章 象形文字与埃及语

神圣符号

语言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系统。新单词被创造，旧单词被淘汰，单词的含义、发音、结构发生改变，语言的语法框架也随之发展。在16世纪和17世纪，英语单词“piggin”描述的是小木桶，而现在，它的含义鲜为人知；还有，在古英语中，从句中的动词位于句末，“they knew then that they naked were”，这样的词序同样没有保留下来。埃及语也是一样的，早王朝时期使用的口语和记录它的文字在此之前已经发展了3000多年。

埃及统一国家的崛起必然会促进文字系统的发展，从而为国王及宫廷做精确的记录。传说中，埃及第一位国王美尼斯(Menes，“创建者”)在三角洲最下端建造了都城孟斐斯，这是国家的行政中心。孟斐斯的守护神是工匠神普塔(Ptah)，这并非偶然，人们相信普塔通过思考事物的名字而创造了世界。当普塔说出那些名字时，他就赋予了观念以形式，于是那些事物就诞生了。文字是以具体形式创造并记录观念的方法之一。在孟斐斯工作的书吏和官员将知识传授给他们的儿子，奠定了由掌握文字的官僚所构成的精英阶层的基础。从一开始，圣书体字就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草体字存在差异，后者更常见，也更广为人知。

埃及语中用来表示图像文字的单词是“medunetjer”，意为“神的话”(words of god)。这似乎被认为是象形文字的主要功能：帮助埃及人与他们的神进行交流。在主要与神和神庙相关的建筑中，以及在神圣世界接触世俗世界的地方(坟墓和墓地)，这都是可能的。除此之外，由于国王是人和神之间的媒介，因此几乎所有与国王相关的官方或纪念性的东西都要用圣书体书写。图画形式的象形文字的绘画或雕刻是一个很耗时的过程，书吏必须画出每一个鸟类符号(bird-sign)的每一根羽毛，这肯定会花费大量时间。对书吏来说，正式的象形文字书写并不高效，为了加快书写速度，他们发展出了一种速记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僧侣体”。用僧侣体书写的语言和用圣书体书写的语言并没有什么不同，二者继续并行使用。它们的差别就像是“装饰华丽的”书写(比如《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中的字母或《古兰经》中的书法)与“真实的”书写(草书)之间的差别。通常来说，文本越具有纪念意义(神庙、墓地、石碑)，用圣书体书写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埃及语具有双重性：语言和书写；圣书体和僧侣体。

纪念碑上的埃及语在发音和使用上有正规的限制，尤其到后来，它们听起来一定是古体的，并且有一些不自然。每当说或写这类埃及语时，便立即有种与神圣领域正式交流的意味(可以参照日语，与儿童交谈和与你的老板交谈，使用的称呼和正式程度都是不同的)。纪念碑上的圣书体是一种地位极高的语言。

字符

字符通常是从右向左书写和阅读的，但有时候也会从左向右读，特别是出于审美目的时。铭文既可以水平书写，也可以竖直书写。埃及语在形式上是灵活多变的，很容易根据书写的地方进行调整。埃及语中有具象的符号，比如动物、鸟、男人、女人、蛇或鱼，它们通常都是侧面的，这意味着它们要么朝左要么朝右。为了明确从哪个方向阅读铭文，所有的符号都朝向同一个方向，应从面朝符号的方向开始阅读。看下面这句话就足以了解应从哪个方向阅读了：

在这个例句中，举手的男人、长角的蛇、雏鸟鹌鹑和猫头鹰都朝向右边。铭文是从面朝符号的方向开始阅读的(从头到尾)，因此是从右向左阅读。

在埃及语中，只写辅音，不写元音，因此，一个写下来的单词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元音排列组合。比如，表示“房屋”的单词写作
，p-r。它的读音可能是“per”“aper”“pero”或“epre”。单词的发音可能会根据它在句子中的功能而有所不同：“房子很大”=“per”(房子是句子的主语)；“人走进了房子”=“epre”(房子是句子的宾语)。引申来讲，时态的细微差别可能是通过口语表达的，而不是用书面语表达，时态的变化确实存在但没有被写出来。

为了交流彼此对埃及语的理解，埃及学家使用了一个将象形文字转写为以罗马字母为基础的符号系统。这种用一种语言的字符呈现另一种语言的字符的方法被称作“转写”(transliteration)。比如，单词
的转写是
，后一个符号代表的是
，英语中没有这个发音，但闪米特语和阿拉伯语中有这个发音。它的发音类似“raa”，是“太阳”或“天”的意思。当写下
的时候，埃及学家可以阅读该词并根据句子的上下文理解该词。对详细拼写的单词来说，转写并不重要；但有些单词会以非常简略的方式书写，如何理解它们会影响到对句子含义的解释。比如说，
本身读作pt，意为“天空”，或者读作
，意为“上面”或“首要的”。运气好的话，该符号所在的句子的其余部分(上下文)会帮助我们理解其含义。

表音符号

埃及语中没有真正的“字母表”，但埃及学家创造了一个字母表，以此作为学习象形文字的开始。这个字母表的符号按照现代语言学的顺序进行排列，它还包括一些英语里没有的语音。它非常接近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描述，即埃及语中共有25个辅音(《伊西斯与奥西里斯》， 56)。这个列表中的所有符号都是单辅音，其阅读方向是从左向右。

字母表的开头是在英语中被归为元音，但在埃及语中被归为辅音(语音的基本元素)的那些字母。其后是通过唇(唇音)、上颚、舌或喉发出的声音，它们可以用力发出，也可以轻轻呼出。

以上内容并不是埃及人使用的分类。这纯粹是为了现代语言学习者的方便，它代表的是埃及语的单辅音。中埃及语大约有700个符号，这个列表中有24个符号，显然埃及人使用的其他符号有其他类型的发音，它们也是用来表达概念的。双辅音符号有两个音，通常是以上列表中的一个单辅音再加上前四个单辅音的其中一个：
三辅音符号有三个音：

音符和意符：表意符号

这组符号几乎是真正的图画文字，它们代表的就是它们所描绘的东西，也有对应的音值：
“房屋”，
“心”。当一个单词由表意符号构成时，符号下会有一条小竖线，表明它们不是纯粹的表音符号。

限定符号

埃及语的每一个单词都由这些符号构成，它们在单词中有不同的用途。“猫”这个单词写作
。这个单词中的每个符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前三个符号都是表音符号，它们告诉读者该如何发音。第一个符号是系着细绳的牛奶罐，它是表示两个音的双辅音mi，听起来像是“mee”。第二个符号是芦苇，它是单辅音i“ee”，在这里当作mi的音补。第三个符号是鹌鹑，是另一个单辅音w，发音为“oo”。这三个符号使这个单词听起来像“mee-oo”，这是“猫”的拟声词。第四个符号(最后一个符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是一个坐着的猫的形象，它的尾巴在背上卷起，就像是现实生活中的猫和许多猫形的青铜小雕像那样。这个符号“限定”了整个单词的含义，但它不发音。对于名词(事物的名称)来说，限定符号对判断单词从哪里结束、从哪里开始非常实用，这主要是因为古埃及人不用标点符号；但在用僧侣体书写的新王国诗歌中，每行字上都有圆点(用于断句)。对动词(描述动作的单词)来说，还有另一组限定符号反映所描述动作的类型。有的很明显：

有的不太明显：

这个单词有两个限定符号：麻雀和脓包。二者在埃及语中都有“坏”的含义。麻雀可以表达“小”或“缺少某物”的含义，因此，尽管它本身不一定是坏的，也不一定有威胁性，但它可以表达不受欢迎的意思。脓包是与疾病和“恶”相关的符号，但它不能一下子被识别，事实上，关于这个符号的鉴定仍然存在争议。

这里的限定符号是卷起来并用绳子捆住的纸草卷。由于纸草包含文字和知识，这个限定符号的使用看起来相当明确。这是一个常见的限定符号，在有的单词中很难理解其使用的原因，但实际上它可以表达更抽象的概念。因此，这是一个实用的、笼统的限定符号，比如，
hr“her”，“高兴、满意”。

限定符号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充当词尾，它还会影响整个单词的含义，根据上下文，它们会给单词带来微妙的(或者没有)附加含义。比如，单词wn的含义可以根据限定符号的变化经历以下转变：

字符和语言：使用与发展

埃及学家把语言和字符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目前对这种发展的理解取决于物质材料的保存以及学术研究的进展。这意味着我们的知识中有一些空白。还有，埃及语的变化速度不是恒定的，这和文本类型有关。信件、收据这样的日常文本会更早地显示出语言的“新”阶段，而神庙和纪念性建筑上的圣书体则展现出较少的变化，并保留了古朴的形式。

表1　埃及使用的字符与语言

表1显示，在特定时期字符以何种方式用于特定的文本类型。这些时间框架并不总是与传统编年表格所展现的政治变化相对应，它们反映的是文化变化，也反映了经常被刻板的王表所掩盖的埃及社会的转折点。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古埃及语到中埃及语的变化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200年，后期中埃及语大概于公元前2600年开始使用，新埃及语大概于公元前1300年开始使用，这又预示着古世俗体(Archaic Demotic)在公元前700年左右逐步转变为真正的世俗体，最后，可能从公元2世纪的某个时候起科普特语开始使用。该表表明，圣书体在古埃及3000年的历史中一直在使用，只要神庙中的古老神祇和墓里的埃及宗教需要纪念性的文本，圣书体就会一直被使用下去。

语言的发展阶段

古埃及语是埃及语的主要版本，它被用来书写《金字塔铭文》。从第五王朝的乌纳斯(Unas，约公元前2200年)开始，《金字塔铭文》就被刻写在国王及王后的金字塔里，它们是一系列供国王在来世使用的咒语、仪式和路线描述。通过使用这些文字，国王可以避免危险，可以与来世之路上的众神交流，还能获得更多的力量和魔法能力。除此之外，国王会以星星的形式死而复生，并加入不朽的拱极星行列(众神的灵魂)；他会变成冥府之王奥西里斯；他还能变身为光，并在每天穿过天空的太阳船上为太阳神拉服务。也有学者认为，这些文献涵盖了更广泛的体裁，有着多种源头：从圣歌和赞美诗到故事和诗歌。人们认为，这些文献是关于国王身份和他与众神关系的王室仪式的古老信仰和观念的集成之作。显然，国王需要一个书面版本的咒语，这样他才不会忘记咒语并能随时参考它们。因此，这些文献被刻在国王的墓室墙壁上，在装有木乃伊的国王石棺的旁边。在这一阶段，铭文里没有任何场景或图像，符号是用绿色或蓝色的颜料填充的。这些文献可能是由祭司和智者完成的汇编，供古王国后期的国王使用。乔赛尔的阶梯金字塔和吉萨大金字塔里几乎没有铭文，因此我们不知道古王国后期的国王是否使用了更早版本的《金字塔铭文》，它们或许曾被写在纸草上，但现已失传。《金字塔铭文》成为更普遍使用的宗教文献——《石棺铭文》(中王国)和《冥府之书》(Book of What is in the Underworld
，新王国及以后)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帕勒摩石碑也书写于第五王朝。它是刻有王室年鉴的神庙墙壁的残余部分，这些年鉴类似第一王朝的标签。这个特殊时期可能发生了某些事情(或许是政治动荡)，致使编纂和收集早期作品成为国王优先考虑的事。一遍又一遍地收集、再抄写和编辑文献的动力成为贯穿整个埃及历史的传统，这也表明象形文字有着将权力合法化的作用。
[7]

除了上述的《金字塔铭文》和帕勒摩石碑之外，古埃及语也用于书写其他文献。现存的有官员们墓室中的自传体铭文、王室诏令、一些包括信件在内的僧侣体纸草，以及一套被称为“阿布西尔纸草”(Abusir Papyri)的著名神庙档案文件。这些肯定只是已经失传的大量文本中的一小部分。古埃及语与之后的语言形式之间的最大差别是它的动词结构，古埃及语的词尾有屈折形式的变化，
[8]

完全没有假动词结构。
[9]

就语言的书写而言，古埃及语通常会省略第一人称后缀“我”(主格和宾格)和“我的”；单词的拼写大多是冗长且完整的，每一个音都会被仔细表达出来，有时候甚至不止一次。在《金字塔铭文》中，如果要从一列接到下一列，书写的人非常不愿意拆分单词，他们更愿意在一列的末尾空出位置。在这一阶段，总共大约有1000个象形文字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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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埃及语后来被埃及人自己视为埃及语的古典形式，它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语言。中王国时期，中埃及语被用来书写各种类型的文献，在此之后，直到古埃及文明结束，它一直被用来书写纪念性文献(墓里和神庙里)。在中埃及语阶段，王室学校将单词的拼写标准化，这意味着象形文字符号的数量减少到750个左右。直到托勒密和罗马时期，圣书体依然被用于书写纪念性文献和宗教文献，在那时，有超过7000个独立符号被使用。从语法角度来说，古埃及语和中埃及语都倾向于使用“动词—主语—宾语”的语序，这被称为“综合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时态和语态的所有信息都体现在动词的书写形式中，有关主语和宾语的所有信息则附在后面。

新埃及语的书写系统、语法和词汇都与中埃及语有很大不同。动词形式的书写更为迂回。也就是说，由小品词或短语引导的主语也可能体现时态和语态。动词则位于第二位。因此，这种“分析模式”将语序转变成了“主语—动词—宾语”。

中埃及语：
动词(听，现在时)+附加的主语(他)“他听”(he hears)。

新埃及语：
动词(做)，附加的主语(他)，实际的动作(听)“他听”(he does hear)。

对埃及学家来说，新埃及语有一个优点：在中埃及语中，任何微妙的时态变化都是通过声音表现的，书写中没有任何痕迹；而在新埃及语中，时态和含义的微妙变化可以通过更换引导成分来实现，动词留在那里即可。也就是说，在动词本身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改变句子的含义、时态和语态。因此有了以下形式：

请注意，在以上三种情况中，动词形式和它在句子中的位置都保持不变，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更改第一个成分来表达的。

新埃及语也包含外来词汇，比如外国城市名称、描述非埃及事物的单词[类似于英语里的“sushi”(寿司)]，或是已经被广泛使用的单词，比如埃及语的r-bl，“out”[类似于英语中的“par excellence”(最优秀的)]。例如，其中一个从闪米特语中借用的外来词汇是“海”，
ym“yom”。这一变化反映了埃及社会日益国际化的性质，尤其是在新王国开始及以后的首都孟斐斯。孟斐斯一定是古代世界各种文化和语言的大熔炉之一，作为埃及的首都，孟斐斯所使用的语言推动了整个国家的语言发展。从新王国开始(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用中埃及语圣书体书写的纪念性文献与用新埃及语(大多是僧侣体)书写的文件及文学作品之间，开始有了明显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埃及语变成了一种僵化的语言，就像是中世纪欧洲使用的拉丁语一样，埃及语本身则继续变化发展；甚至用圣书体书写的新埃及语的文本看起来也有所不同，比如埃赫那吞的《阿吞颂歌》(Hymn to the Aten
)，很多较小的符号被压缩成单词块(word blocks)，书写空间通常被小竖线或t-符号填满。

公元前7世纪，新埃及语本身被一种“新的”文字取代，这种文字被用来书写成熟的语言形式，这种新的文字系统和成熟的语言形式都被称作世俗体(Demotic)。世俗体可能是在当时的埃及首都塞易斯(Sa،s)创造出来的，但更有可能的是，孟斐斯和塞易斯的书吏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起发明了这种新的文字，从而使埃及在努比亚国王入侵和统治之后回到稳定的状态。

和之前的任何书写形式相比，世俗体看起来更不像圣书体，尽管它从圣书体中提取了一些形式，但它非常像草书，而且只从右向左书写。世俗体体现了新埃及语语法结构的持续发展，埃及人所称的“不规则僧侣体”可能是连接新埃及语与世俗体的纽带。在书写中，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动词和名词各自有专门的限定词；当书写名词的复数形式时会使用一个复数标记，这样字母会显得更有条理。世俗体被用来书写所有类型的文献，包括传说、祈祷文、信件、婚姻契约、购买清单、神谕等。这些都是展现古代生活的丰富材料。

世俗体以难学著称，全世界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阅读并翻译现存的世俗体文献。有些世俗体文献被费力地刻在神庙、墓碑和官方教令中。作为日常使用的语言，埃及的每一个市集、每一个街角和每一个家庭中都会听到它。对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埃及人来说，圣书体离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遥远。托勒密时期，在记录神庙捐赠的官方教令中，比如罗塞塔石碑或卡诺普斯教令(Canopus Decree)，同一个文本会用三种语言书写：希腊语(受众是当时的行政管理者)、圣书体(受众是神)和世俗体(受众是其他人)。这些语言反映了当时埃及社会的分层和沟通方式的分界。世俗体本身也可以按照年代划分：早期(塞易斯和波斯时期)、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最晚的可确定年代的文献在菲莱神庙中，约写于公元450年。从词汇、句法(不同地区有差异)和笔法(各个书吏有所不同)中可以看出世俗体各阶段的差异。

埃及语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公元2世纪。当时埃及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罗马帝国正在基督教化。科普特语被用于将基督教信息传播给埃及人，它还被用于将基督教著作(主要是《新约》和基督生平)翻译成埃及人所使用的语言。然而，古科普特语的发明似乎主要是为了书写魔法文献，魔法文献中每一个单词的确切发音都很重要。古科普特语的最终形式实际上是世俗体，但它使用了另一种符号系统。换言之，埃及人首次使用了字母文字。从公元2世纪开始，希腊语字母被用来书写埃及语，但因为埃及语中的一些音并没有在希腊语中出现，所以书吏要从世俗体中借用一些符号，并将它们与希腊字母一起使用。

由此产生的文字，即基督教时代埃及的文字与文化，被称为“科普特”。埃及基督教徒或科普特人是现代伊斯兰埃及最伟大的宗教和文化上的少数派之一。理论上讲，科普特语仍然在使用，或者至少在埃及的科普特(基督教)教堂的礼拜仪式上会使用。作为口头语言，它消失于16世纪。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入侵埃及，他们不仅带来了伊斯兰教，也带来了阿拉伯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基督教和科普特语。科普特语在研究古老的埃及语方面很有价值，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埃及语中的一些句法和词汇，但最重要的是，它最接近埃及语的发音，还保留了一些单词和语言的韵律。

尽管已经对埃及语的发音做了大量研究，我们还是不知道它真正的读音。没有人曾听过古埃及人讲话，因此，尽管可以阅读和理解，但我们仍然无法正确发音。科普特语的
，“ee-rep”，葡萄酒，表明这可能是埃及语中“酒”
这个单词的发音方式。

对应：

很多单词(通常有基督教的含义)是直接从希腊语中借来的。科普特语保留了在不同地区使用的好几种埃及语方言，情况因此变得有些复杂。我们应认识到，这可能反映了古埃及的情况，即每一个地区有自己的发音方式，也可能有不同的语法习惯。科普特语是沙希地(Sahidic，上埃及)、波海利(Bohairic，下埃及)、法尤姆(Fayumic，法尤姆地区)和阿赫米(Akhmimic，上埃及的一个地区)的方言，可能还有更多的地区也使用科普特语。如果说很难从现存的埃及语文献中辨别出各地方言，那么这也可能说明，这种刻板的语言背后的合理性之一在于提供一种全国各地(尤其是行政机构)都能看懂的重要语言；与此同时，人们也使用各自版本的埃及语。

语法

就像所有语言一样，埃及语中也有一套关于如何建构句子的完整语法。它包括名词(表名称)、形容词(描述性的单词，特性描述)、副词(提供动作的附加信息)和动词(表动作)。动词有时态(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事件)、体(动作的种类，完成了的或重复的)、语气(事实的陈述、虚拟的或想要去做的事)、语态(主语发出的主动的动作、被施加在主语身上的被动的动作)。中埃及语的语序和西方语言不同：动词通常位于句首，“goes out the man from his house”；形容词位于它所描述的单词之后，“He is a scribe, excellent, attentive”；句子由语法结构中的概念模块组成：“*sun with moon*
in sky”包含了三个基础的想法：(i)“太阳和月亮”。(ii)它们在做什么？“在……中”。(iii)在哪里？“天空”。整个句子可以被理解为“the sun and the moon are in the sky”(太阳和月亮在空中)。直到新埃及语的阶段，埃及语中才出现了“the”或“a”这样的单词(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在很多句子中甚至没有“is”和“are”。埃及人似乎会使用一些标记，比如特殊的单词(小品词)或结构(语序)，这些标记就像上面使用的星号一样，可以表示某些想法何时起作用或者突出句子含义的差异，这是英语和埃及语之间的一个主要的概念差异。

语言中的其他领域(比如“强调”)在埃及语中似乎很重要，这在英语中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例如，“he goes to his house”这句话很自然地对主语“he”有某种程度的强调，因为“he”位于句首。在埃及语中，正常的语序是动词位于句首，因此，为了强调动词之外的部分，就要使用各种策略和语法形式。根据动作或故事中最重要的方面，我们有以下不同说法：

“HE goes to his house. ”

“GOES he to his house. ”

“TO HIS HOUSE goes he. ”

这似乎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某些埃及语文本(比如赞美诗、祈祷文和文学)有着复杂的象征含义和意识形态，每一个微妙的差别都很重要，语法、强调或时态的各种细微变化对我们的理解而言都至关重要。学习埃及语的学生应该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语言的观念、它如何使用、它如何发音都与欧洲的口语和书面语有所不同。学习埃及语其实是学习另一种思考方式、另一种表达方式和另一种不同背景的文化。与其说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不如说它使学习埃及语的挑战变得更加令人兴奋，它还使我们对过去的思想、观念、过程和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处理一句埃及语的过程如下：

(i)解释该短语的书写方向：从左向右，第一个符号的意思是“国王”，它作为尊称被前置，因为在这些符号中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ii)转写，
di nsw(按照读音，对应每个单词)。

(iii)解释该短语是如何构建的(语法和句法)：一个关系从句。

(iv)翻译：“国王所给的礼物”。

(v)理解该短语：它是埃及墓葬建筑中最常见的表达之一；它指的是国王允许墓主人或死者所能拥有的好处和礼物。

(vi)根据整个句子的上下文理解该短语：接下来是墓地众神的名单，他们也会给死者礼物；然后是礼物清单，通常是“一千块面包、啤酒、牛、家禽、布、油膏、雪花石膏以及所有美好和纯净的东西”。

模仿者

其他古代文化也曾模仿过埃及的象形文字，尤其是麦罗埃王国，它的同名都城麦罗埃位于埃及南部的古代努比亚王国(现代苏丹)。麦罗埃的国王可能是第二十五王朝纳帕塔(Napatan)国王的后裔，纳帕塔的国王曾经统治过埃及，他们视自己为埃及王权的守护者和埃及众神的保护者，他们在博尔戈尔山(Gebel Barkal)修建了献给阿蒙神的壮观的神庙。麦罗埃的国王们以一种更为潦草的类似僧侣体的图画文字书写他们的语言。他们似乎从埃及人那里受到了文字观念的启发，但是，他们书写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其根源可能是古老的努比亚语或者是曾在东非使用的一种古老的非洲语言。麦罗埃象形文字的“字母表”由24个字母组成，尽管文本是从右向左阅读的，但动物和人的符号面朝另一个方向。

图3　麦罗埃的象形文字。刻在一个供奉桌上的铭文，现藏于柏林博物馆，但最初发现于麦罗埃的金字塔中。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24个符号中的18个

图4　麦罗埃的草体字母。出土于阿玛尔纳的一块石碑，现藏于喀土穆博物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24个符号中的20个

很少有符号与埃及象形文字有相同的外观，也没有符号与其有相同的读音。除此之外，麦罗埃人使用标点符号，即单词之间的一种冒号，因为麦罗埃语中没有限定符号。文本通常是从右向左阅读的，草体形式很容易辨认，因为这些符号看起来像是一排排的数字2、4和3，其中一些符号的尾部很长。尽管知道了字母表的基本读音，但麦罗埃语仍然没有被完全解读出来。我们可以理解一些墓葬文献的基本含义，但篇幅较长的历史记录的详细含义仍不清楚。在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下，可能会有类似近期解读玛雅语那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某种双语文本，或许是麦罗埃语和世俗体，或许是麦罗埃语和希腊语，这样就可以比较并理解两个相同的文本。最后一个可能有双语文本的幸存遗址是卡斯尔·伊布里姆(Qasr Ibrim)的圣山，在那里人们已经发现了无数用尼罗河河谷已知的各种语言书写的文献。但是，难找的双语文本仍未出现，纳赛尔湖上涨的水位已经渗入了那里的地层，这可能会破坏许多遗留下来的有机材料。

第三章 圣书体文字与埃及艺术

符号的设计

圣书体文字在埃及有着特定的用途。它们要么用于撰写与神灵有关的铭文，要么用于表达某一贵族与神的关系，再就是用于与来世相关的文本。尽管书写的是众所周知的埃及语言，但圣书体文字是一种受到尊崇的交流方式，仅用在正式的仪式场合和具有明确时空特性的建筑结构内。大部分民众都无法阅读圣书体文字，这些图像符号的原理只教授给专门的群体。圣书体文字的书写原则来自埃及的艺术和仪式观念，而不是语言本身。在撰写圣书体铭文时，书吏们通常目的明确、用词考究，颇具精英主义色彩。

单个的符号往往对应着古埃及人身边的一些事物。现代人可能无法马上辨认出它们，因为我们自己不会随身携带用绳子拴着的奶罐，也不会每天使用拧成股的亚麻绳，更不会每天路遇秃鹫、珍珠鸡或角蝰蛇。学习圣书体文字不只是一种语言练习，或许出乎我们意料，它还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使我们能够借此了解埃及人的文化和日常生活。

图5　底比斯阿蒙涅姆赫特墓中的圣书体文字，可追溯到第十八王朝，每个圣书体文字都是一件艺术作品，甚至每只鸟的羽毛都涂有颜色

符号被刻意设计得易于辨识。创造这些符号的艺术家们考虑的是以最易辨认的形式刻画物体。从正面看人的脸，最明显的是眼睛和嘴巴，而从侧面看，最突出的则是眼睛、鼻子、嘴和下巴。后一种图像被用作表示“脸”的圣书体文字。每个物体均可由最显著的特点辨认，这一原则被用于所有埃及平面图像的刻画中。鸟类都是以侧面形式展现，只有猫头鹰例外，它的脸是正面的、面朝观看者的，这样可以突显其头部和眼睛的形状。道路被表现为一段双线，线的两侧各有一些凸起，它们代表生长在路旁的灌木丛。圣书体文字以鸟瞰的视角来表现道路，以固定格式的倒三角形来表示灌木丛。这也是一种艺术法则，即从最易辨认的视角来刻画一个物体。艺术家们以俯视视角来表现一个周围有树的池塘，画面中的树木都平伏在地面上。这种视角也许看似奇怪，但非常符合逻辑。

原始语境中的符号

文字的图像性使其与神庙和陵墓墙壁上的绘画场景融为一体——同样的原则适用于限定符号，也适用于在更大的范围内应用，例如神庙浮雕的“格层”中。

图6　埃斯纳神庙中的献祭场景

埃斯纳神庙的这幅浮雕刻画的是国王向女神奈特(Neith)和哈索尔(Hathor)献上两种不同类型叉铃(奏乐用的摇铃)的场景。人物形象被成行成列的文字环绕，这些文字有着不同的阅读方向和延伸方向。与国王有关的文字，其阅读方向朝向他的面部，意在表示它们是由国王说出。国王正前方短短的一列竖行文字写着该场景的标题：“为两位夫人演奏叉铃。”头顶上的两个王名圈标明了其国王的身份——在这一场景中，他实际上是罗马皇帝提图斯(Titus)。在他身后，一列从左至右阅读的竖行文字描述了他更多的美德和品质(另一竖行文字则以反方向阅读，属于右边的下一个场景)。这一场景中的其他文字则都要从右向左阅读，所记录的是女神们的讲话内容、名字和头衔，以及她们赐赠的奖赏。左边的一列竖行文字还是在为这一场景做注解。文字以条带状划分、标注和表述，关键在于强调这一献祭仪式的正确程序以及唤起适当的神话语境。虽然不同的神庙和不同的场景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但每一个仪式都是一套简洁的动作。它既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也可以与其他仪式画面一起，在神庙的这个特定环节中，在神庙墙壁上，在整个建筑群中，在整个宇宙环境中，共同发挥作用。每一个圣书体文字都有其在建筑和创作上的双重功用。文字为场景和细节提供了语境，然而巨大的场景亦在一段宏大的铭文中起着限定符号的作用，以确保铭文得到正确阅读。场景中还会展示举行每种仪式时要使用的正确手势和献祭姿势。

图7　拉荷太普和诺弗尔特雕像，出土于美杜姆(Medum)，第四王朝

立体的雕像也是如此。一对夫妇的雕像展现了他们坐着的形象，但他们的身份要通过写在雕像底部或背后的文字才能辨认。例如，著名的拉荷太普(Rahotep)和诺弗尔特(Nofret)雕像背后的背板上就写着这对夫妇的名字。在诺弗尔特的例子中，她的形象是由她的名字“美丽的女人”来定义的，名字中带有一个表现为坐着的女子的女性限定符号。然而，雕塑本身也是一小段文字的巨大限定符号。在拉荷太普的例子中，雕塑与形象的关系更加明确。他的头衔和名字写在他的头后，但他的名字却缺少对应的男性限定符号。在此，简短文字下的雕像本身成为拉荷太普名字的限定符号，这个限定符号以石像的形式呈现了一名有地位的男性的理想形象。他的灵魂能够轻易地认出它的家园，即它在尘世的躯体的形象，阅读上面的文字，阅读雕像本身，并栖于其上，获取供养，使拉荷太普在来世获得新生。

文字和图像是互补的，尽管埃及文字自然的书写方式是从右到左，但圣书体文字的图画性质意味着其书写更加灵活且具有建筑上的功用。埃及式设计的要素之一是力求对称，而实现文字对称的唯一方法是使用圣书体文字。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韦尔伦普塔(Werirenptah)墓室西墙，出土于萨卡拉，可追溯到第五王朝。这面墙由两扇“假”门构成，这两扇“假”门是韦尔伦普塔和他的妻子肯特卡乌斯(Khentkaues)的卡(ka)通往生者世界的入口。门是进入陵墓和神庙等重要纪念性建筑的入口，这些建筑实际上连接着不同的世界，因此，有适当的环境和一个清洁、纯净的入口尤为重要。入口的门框是对称的，两侧的圣书体文字彼此相对。它们使人将注意力集中于门扇本身，并且与面向内侧站立的人像形成互补。在其他的入口，尤其是神庙中，门上的文字是对称分布的，因此它们常常从门楣的中央写起，从中间至两端逐字阅读，直到门楣的尽头。然后仍彼此相对继续沿门框向下。这种设计在美学上令人赏心悦目，且营造出一种向建筑或房间内部汇聚的和谐感。

图8　塞鲁石碑，现藏于达勒姆大学东方博物馆，第十二王朝

圣书体文字这种在建筑上的视觉和功能，也反映在墓碑的设计中。萨特-哈索尔(Sat-Hathor)的儿子塞鲁(Seru)是赫佩尔卡(Kherperka)墓室的守卫，他的石灰岩碑只是成千上万块制作于古埃及的石碑之一，但它可以作为所有石碑的典型代表。这块矩形石碑有着凹弧形檐口(cavetto cornice)装饰——一种常见于门和墙壁顶部的建筑元素。一列竖直的圣书体文字将石碑分为两部分，文字的内容是献祭套语，阅读方向是惯常的由左向右。这列文字两侧的场景是对称的，左右各有两行水平排列的文字，左侧的文字从右往左读，右侧则是从左往右读。接下来是两个彼此相对的人物轮廓，左边是一个男子(塞鲁)，右边是一个女子(他的母亲萨特-哈索尔)；然后还有另外六行文字，阅读方向是由中心朝向碑的边缘。石碑两边构成了一道向内开合的门扇。这两个人像都将在陵墓中、在死者的领域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些圣书体文字将献祭者或来访者引向他们，但与石碑中间的献祭套语有所不同，因为它是一份家庭成员的名单。这是一座家庭纪念碑，因此在这块石碑上尽可能提及更多的人，以便他们都能在来世中存在。

当观看一面满是画面和文字的墙壁时，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一切都被井井有条地排列成行，这些行被称作“格层”。所有的画面和文字都直线式展开。这可能缘于埃及人沿河而居的生活习性。在埃及，人们旅行最常去的地方都位于尼罗河沿岸或是在河上。从这个视角来看，整个世界都是按水平方向排列的“格层”：河流本身处在底层，然后是河岸，再向上是一个农耕地带，再向上是树木，然后是沙漠，天空笼罩于大地之上。如果以埃及人的视角将世界视为一个平面，那么这些元素都不是按照透视法排列的：现实中一个物体位于另一个物体的前方，但在水平格层中它则位于另一个物体的上方。在这种语境中，文字与画面实现了完美融合，它可以与刻画的形象彼此呼应，也可以作为整个画面的边框。画面中几乎每个人物的旁边都有一行圣书体文字，这些文字通常标示了人物身份及人物正在说的话。这种对话框的阅读方向往往朝向说话者的面部。在神庙里，国王向庙中的神明“讲述”献祭仪式，而神则以适当的回报言语予以回应。即便神庙此处的文字方向是从左至右(例如，进入一个房间)，国王的话语也会被扭转方向(逆向)以匹配从门内进入并讲话的国王形象。
[11]

在更正式的画面中，圣书体文字记录下了普通人的日常对话，这些对话都与他们的日常事务有关，并反映了人们面对彼此时所处的不同立场。尼安赫努姆(Niankhnum)和赫努姆霍泰普(Khnumhotep)墓中繁忙的农耕场景记录了农民的话语，其中的圣书体文字就像卡通漫画中的对话框——它们提供了一个剧本，以确保画面中的每个人都正确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这样墓主在来世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场景中备齐了所有农产品，从种子到加工过的食品一应俱全，为的是防止几年之后无人再来供奉。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以便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些画面和文字也保留了现世生活的记忆，尽管这是理想化的记忆，但目的是维护和保障墓主的地位。

图9　用渔网捕鱼，卡盖姆尼墓，第五王朝，萨卡拉墓区

在卡盖姆尼(Kagemni)墓中，一位渔夫在水中撒网，希望在浅水中捕获一条鱼，他说的话——
“为永恒之屋捕鱼”，无疑揭示了鱼的最终归宿。如果所有圣书体文字都能被想象成声音，那么墓中将人声鼎沸，因为有数百人在喋喋不休。

还有一幅插图也许能更清晰地表现“图像化话语”。在帕舍杜墓的墙壁上，有一幅为来世“饮用水”祈祷的圣书体文字装饰，祈祷者身边写满了圣书体文字，看起来就像他的话语飘荡在周围的空气中。

图10　帕舍杜墓中的场景，该墓位于代尔·迈迪纳(Deirel Medina)，底比斯，第十九王朝。他祈祷的话语飘荡在他身边的空气中，就像一款富有设计感的壁纸

比例与审美变体

出于实用目的，圣书体文字的字行必须能够填满其指定的区域。即便圣书体文字的数量不足以填满格层，但圣书体文字的灵活可变性，以及其绘写者所具有的艺术比例感，可以保证一行纪念性文字的末尾几乎不留空白；而即使空间所剩无几，艺术家们也会尽量将文字都塞进去，行末的字体并不会因此变小。当然一些贵族纪念碑上的文本也会出现因为空间不足而字体变小的情况，这表明，处理如此众多的墙面和石头表面，即使是埃及工匠也偶尔会计算失误，会有中断，或改变主意。刻写一行行的铭文，最初就是以审美原则为最重要的驱动因素的。首先，在想象中把一个大的圣书体文字所覆盖的区域划分为四个小方格。随后几乎每个符号都会填进这些小方格，要么写得小而紧凑(占一个小方格)，要么写得横宽或竖长(占两个小方格)，或者干脆写成大字(占满四个小方格)。

单个的词语可以填满一个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区域。例如，“强壮”这个词由以下符号组成：
。它们都是可以在纵向上压缩的符号，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符号都在水平方向上更长些。这个词可以写成
，将符号组合成正方形的小单元，既节省了空间又赏心悦目。尽管如此，仍须保留符号的阅读顺序。不过，如果可用的空间特别小，也可以写成
。为了适应种种变化，书吏有时必须以不同的大小书写符号，只要它们依然能被识别出来就没问题。有时，为了使文字契合可用的空间，在实际书写文字时可以缩短或更改，也可以用填充空间的竖画来填补尴尬的空白。
“美”这个词经常被简化为
这个单独的符号，尤其是在尊称中，该词常常采用短小精悍的书写方式。

“开垦土地”可以别出心裁地写成
，如此可占用更少的空间，但词意完全相同。

与近代以前的大多数语言一样，埃及语没有统一的拼写词语的方式，因此可能存在着一些变体。很明显，某些词语有着明确的书写方式和绝不会使用的书写方式，因此学生确实需要学习一下拼写。例如，“听”这个词常被写成
或
，但几乎没有
这种单辅音符号的拼写方式。

事实上，不仅词语会变化，甚至个别的符号在视觉上也会出现差异。符号的图像性带来了埃及圣书体文字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即符号出现变体的可能性，这些变体可能会影响符号的意义及使用，也可能不会影响。近期在针对格贝林(Gebelein)和纳格艾德-戴尔(Nagaed-Deir)出土的第一中间期石碑的研究中，萨宾·库比什(Sabine Kubisch)收集了所有用于书写wdpw“执杯人”一词的圣书体文字实例，其变化十分明显。该圣书体文字的15个例子都表现了相同的基本内容，即一个人站立着，手执杯子，但它们都各有差别。这人弯腰的幅度或大或小，他举杯子的胳膊或直或曲，他还可能用另一只手拿着另一个容器，或是把一个容器里的液体倒进杯子里，或是把两个容器高举到空中。远离了宫廷里墨守成规者的审视，当地的艺术家得以随心所欲地创作，但每一种变体都有着相同的意思。这些差异对文字的阅读来说并不重要。这可能是书吏为使每个符号不同而故意做出的选择，也可能是不同的人本身就会使用不同的方式来绘制某一特定的符号，甚至可能是同一个人的书写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被大侦探破译的“跳舞小人”是一套密文，其中每个姿势都有精确而不同的含义。这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子，这显示了埃及文字与密文的不同之处，以及圣书体文字如何在细节处含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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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者必须知晓这种差异何时有意义、何时没有意义。例如，握住棍子的手臂和手
的潜在含义(表示“力量”或暴力行动的限定符号)与握住特定的棍棒或权杖的手臂和手
(表示监督动作)有很大不同。另外，
这个符号也是“力量”或暴力行为的限定符号。站立的人是竖高形的符号，手臂是长而水平的符号，因而整个词语的可用空间可能会影响符号的选择。但是它们的含义真的有区别吗？想要知道此间的区别，需要实践和经验，阅读者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

读书与升迁

大多数埃及人都是农民、牧民或手工业者，他们生活在散布于尼罗河沿岸的农耕地区和三角洲地区未被沼泽覆盖的地带。他们依靠自己种植的作物生活，将生产的盈余供给王室和神庙土地所有者，并能在当地换得基本的日用品。他们无法获得贵族阶层的资源，也没有能力拥有石制的、属于自己的陵墓纪念物。许多圣书体铭文被写在陵墓和神庙等不朽的纪念性建筑中，但埃及的普通民众不被允许进入这些地方。对有铭文的贵族纪念碑进行统计后，可以推测出在古王国只有大约1%的人口识字，即能够读写，而圣书体文字的识字率甚至更低。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尤其是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当时人们也许广泛具备读写自己名字的能力，而且几乎可以确定这些文字是僧侣体而非圣书体。

贵族墓通常位于特定的墓区。在尼罗河河谷，墓区往往位于沙漠的边缘，可能只有参加葬礼献祭、宴会和举行仪式的近亲才会来这里。如果他们具有相同的社会地位，他们可能会阅读甚至认出陵墓中所描绘的自己和他人。死者的儿子(或替代他的有文化之人)必须能够背诵献祭祷文并为其父祈祷。在一些陵墓外的门框和门楣上，或是墓碑上，有时会有面向过路者的特定召唤语，以确保有持续的供奉来供养墓中死者的卡(ka)，这些召唤语往往如此开头：“哦!所有经过或进入这座陵墓的人……”在死者的直系亲属去世后，仪式无法持续，此时这些召唤语开始发挥效用。生者一旦离开，文字及其属性就要发挥作用，不断地为来世中的死者激活并提供食物与必需品。最终，观看者只有死者的灵魂(kas)，而灵魂依赖着为数不多的卡祭司和诵经师——这些人的工作是诵读相关的仪式。对这些地方的造访者而言，此处的视觉冲击一定很强烈，他们将目睹一个神圣区域的地标，上面还有关于死者身份和死后生活的信息。

在神庙中，观众则更加有限。“普通”埃及人因为不洁而被禁止进入神庙。被指定为“众神的仆人”的祭司在进入神庙之前，须经过专门净化。进入神庙之后，他们会举行仪式，以确保神庙中的神得到照料并享受一日三餐和节日。许多特别的祈祷和仪式都被写在墙上和纸草卷上，由“诵经祭司”宣读。有些祷文是可以背诵的，所以即使一位祭司在神庙里任职时间很短，他也只需要相对较少的阅读墙上经文的能力。再者，神庙的大部分地方都是黑暗阴郁的，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光线从屋顶的狭窄天窗照射到墙壁的一小块区域上，或是摇曳的灯火照到墙壁上，铭文才会被照见。毕竟，这些文字只是给神的眼睛看的。在这种情况下，圣书体文字确实是“神的话语”，它们充当了普通世界和超凡世界之间的交流媒介。

圣书体文字的出现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最极致的地位表现为“成为神圣”，这意味着一种包罗万象的知识和魔力，可以与神庙墙壁上的场景和文字交流互动。仪式激活了圣书体文字，因此通过香薰缭绕，文字就可以被神灵吸入；倒出的水浸湿了祭品和神庙的织物，带来活力和生命；供奉食物的气味，激活了神灵的感官和力量。不仅是每一个圣书体文字符号，还有二维平面的浮雕、三维立体的雕像、现场的表演和仪式，都被神灵看在眼里，神庙的作用由此而得以发挥。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其中几个媒介由于某种原因失效了，那么还有其他的作为后备。务实的埃及人意识到，在他们离开后，为了使神的居所继续存在，就需要文字作为媒介来延续他们的工作。实际上，神庙的墙壁持续为众神提供能量，直到今天，圣书体文字仍在游客和守庙人无知的目光下，与埃及众神一起冥思。

神庙的外墙呈现出一个不同的世界，庙宇高高的石头围墙上有大片的空间，入口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山状塔门——这为画面和铭文提供了一块巨大的画布。外墙上装饰着十分特别的场景，其目的是展现神庙的宇宙象征意义，这些外墙或许还可以作为展示给外面民众的一块巨大的广告牌。这些场景展现了国王在众神面前击溃敌军和战胜混乱的情形，不论他是亲自杀敌还是冲锋陷阵。鲜艳的色彩在埃及强烈的阳光下熠熠生辉，为置身神庙里的每个人展现着关于战争和征服的华丽而生动的全景。神庙的这一部分允许更多的人进入，而内殿神的居所则不允许。这些宣传传达的信息是国王战胜了他的敌人，混乱已经被移除到神庙之外，从而维持了玛阿特(maat)，即“宇宙的和谐”。

就实用性而言，小字体的铭文是没有必要出现的，因为观者能够一眼就领会神庙画面的信息，但铭文还是被刻写出来供诸神自己阅读。这些铭文几乎不需要任何圣书体文字做标注，但仍有圣书体文字标注了人物身份，描绘场景，列举被打败的敌人的名字，并给出战斗场景中死伤者和俘虏的统计数字。这些形象各自在适当的位置，并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国王正在通过阻止混乱来履行他与诸神达成的协议。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放心，神会继续让尼罗河泛滥，太阳会继续其每天在天界中的循环。在埃及人的心中，这可能意味着埃及人民对其国王权力的投入是值得的，因为事实证明王权是有效的。巨大的圣书体文字阐明了人与神的协议及国王对埃及人民的掌控权。

不可避免地，在最接近国王和宫廷的地方，更能强烈感受到文字所代表的特权地位。国王的大臣们的陵墓中布满了文字。当逐渐远离这一权力中心时，人们就会看到所谓的“地方性”风格的文学作品和圣书体文字。有人认为，“地方性”的艺术和文学大多出现于中央权力被削弱，地方长官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的地位更像王室的时候。这种艺术风格中往往会出现比例失调的人物形象：人物的头大得不成比例，眼睛很大，身体画得像棍子一样，圣书体文字也颇为粗糙。铭文刻写很随意，没有底边线或规整的格层线，且绘制粗劣，甚至难以辨认。第一、第二中间期的丹德拉(Dendera)和中埃及诺姆的地方长官的墓碑就有这种特点。尽管如此，这些文字的功能仍然是相同的。尽管它们可能无法维持两三百英里外萨卡拉(Saqqara)墓地的美学水准，但对那些永远没有机会离开家乡或城镇的人来说，这种书写无比真实。毕竟，现代的游客在离开度假胜地时，也很乐意带走一些当地生产的纸草纸，或者穿上印着他们看不懂的汉字的时髦衣服。对异国情调、个人意义以及审美层面的愉悦的热爱，是人类永恒的品质。

在埃尔-里泽卡特(Er-Rizeqat)，一个名叫门图荷太普(Montuhotep)的男子雇用了一位艺术家为自己量身打造纪念碑。于是这位艺术家为他制作了一块色彩鲜艳的石碑，它将彰显他的社会地位，并提高他在当地的声望——从未见过这种石碑的人绝不会质疑它的质量。而这块写着线性圣书体文字而非完整圣书体文字的石碑，已经足够达到个人宣传的目的，无论是在今生还是来世。

图11　门图荷太普的石碑，出土于埃尔-里泽卡特，中埃及，第二中间期

第四章

“我知晓你，我知晓你的名字。”

——《石棺铭文》，第407条咒语

新王国的一些纸草碎片及其他文本保存了《伊西斯的狡诈》(The Cunning of Isis
)的故事。作为奥西里斯的配偶和姐妹，伊西斯(Isis)具有强大的魔法能力，比如她能够让丈夫的木乃伊复活，使她能够怀上他们的儿子荷鲁斯。荷鲁斯是为其父报仇者，埃及国王是荷鲁斯的化身。伊西斯在这个重要的观念形态中的作用至高无上，《伊西斯的狡诈》为她如何获得魔力提供了一个神话版本。伊西斯将泥土和太阳神拉的唾液混合在一起，做成了一条毒蛇。故事发生时(可能是在傍晚时分)，太阳神拉已经年老，易流口水。她将那条毒蛇放在太阳神拉每天的必经之路上。当拉神走过时，毒蛇受惊扰咬了他。毒蛇咬伤不一定是致命的，尤其是对太阳神来说，但会使他受伤痛苦。伊西斯作为治疗者去见她的父亲，诊断结果为毒蛇咬伤。然而，她声称，只有拉把其秘密的名字告诉她后才能治好他：“当诵读他的名字时，这人就能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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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拉神有很多名字和形态。他在一天中的每个小时都有一个名字，甚至更多。但他也有一个秘密之名，这使他立于不败之地。为了消除痛苦，拉神低声告诉了伊西斯他的名字，伊西斯也相应地念了一个咒语，其中包含可以解除疼痛的那些名字。然而她知道，拉神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隐藏的名字，因此她的咒语也是无效的。她回到父亲身边告诉他，只要他不说出自己真实的秘密之名，痛苦将一直持续下去。这一次拉神屈服了，他低声告诉伊西斯自己真正的秘密之名，伊西斯将这个名字加入了咒语中。然后咒语起了作用，把太阳神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这个事件的结局是，拉神被治愈了，但伊西斯始终知晓拉神的秘密之名。这是伊西斯力量的基础，这则神话的含意就在于此。

像大多数埃及神话一样，这个充满暗喻和微妙之处的精彩故事是构建在一个基本原则上的，即一个人的名字包含了此人的本质。此外，知晓名字可以激发一个人，不管是好是坏。对那些地位够高可以用圣书体文字书写自己名字的人来说，圣书体文字的额外魔力是一种有效的混合体。雕像、浮雕或绘画可以是任何人的形象。一旦它被写上圣书体或僧侣体的名字，它就确认了该形象的身份，也确认了该名字代表的人的形象。就像语法限定词一样，它限定这个人是“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埃及艺术让人联想到的那种理想化的形象。雕像表现的体态轻盈的男女，以及墓室壁画表现的大腹便便正在工作的官员，都不是真实人物的“肖像”，而是他们的理想形象，他们的社会等级和地位是由名字和头衔来确定的。确实也会有人物肖像，但都在这个基本原则所限定的范围内。名字意味着形象可以与实体对应起来，这在陵墓和墓葬环境中，以及在神庙中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二者都是书写圣书体文字的主要场所。

在墓室中，墓主去世后，对死者的崇拜由祭司和亲属维持。他们在这里奉上食物、液体供品并燃香，滋养死者来世的灵魂，并激活他们的感官。然而，仪式的焦点部分——假门、石碑和供奉桌——都有死者的名字，这些物品成为与死者和象形文字所标注的那个人的接触点。在彼岸的来世中，卡(ka)和巴(ba)通过这些标注特定人物的圣书体文字辨认出这个供给地点。圣书体文字传达正确的信息，并确保死者在来世继续被供食、供水和涂油。

在神庙内，墙上的神祇形象旁边，也写着他们的名字，以确保他们能够参加正确的仪式，并在神庙的宇宙对称性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些形象命名可以给它们带来生命，激活它们，使神的流动的本质内化于他们的形象中。艾德福神庙中的荷鲁斯神像，或是丹德拉神庙里的哈索尔浮雕都是如此。每个人都在其正确的位置上，这似乎很重要。

埃及人也意识到了这种观念的反方面。如果象形文字本身确实是动物、人、鸟，甚至是爬行动物的形象，而且象形文字中充满了某种生命力，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些生物在书写它们的墓壁上也能复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会不会威胁死者和他的永生？第五王朝时期，书写于特提(Teti)或佩皮一世(Pepi I)等国王金字塔墓室内的《金字塔铭文》，的确把这种假设当作了事实。在《金字塔铭文》中，动物的符号是没有腿的，鸟的头被砍掉了，蛇或鳄鱼的身体里插进了刀子，人也被画得残缺不全，有时某些符号如果不能以其他方式“致残”，那它们就会被完全替代。

进一步说，完全删除一个人的名字也可以删除其存在。如果墓主的名字被抹去，他的卡就认不出它自己的形象，也得不到供养，因此死者就不能在来世存活。他们的名字、关于他们的记忆以及对他们的崇拜都会被遗忘，他们的生命将失去生机。显然，这是一种责罚，使一个人经历第二次死亡，这是所有人类生命最恐怖的终结方式。在埃及，它既被用来对付人类，也被用来对付神灵，这是一种否认人或神存在的政治或宗教行为。

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代表其继子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统治埃及，她使用了“国王”的全部标志和头衔。然而，在她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她的名字和肖像从她所建造的许多神庙中都被抹去了，甚至在她为来世生活所设计的祭葬庙中也被抹去。其原因只能猜测，但结果毋庸置疑。有人试图抹去关于她的记忆，以使她在今生或来世都不复存在。同样，在埃赫那吞(Akhenaten)统治之后，其名字和形象被系统地从他所建的埃赫那吞城及卡纳克的纪念性建筑中抹去。

图12　抹除阿蒙神名字的实例，来自卢克索神庙一个柱廊的门楣处

除名毁忆曾是埃赫那吞在其统治期间最喜欢使用的手段，当时他改信日轮形象的神阿吞(Aten)，背离了之前的国神阿蒙(Amen)。他下令将所有纪念物上的阿蒙神名字都清除掉，尤其在底比斯城的阿蒙神的中心及旧宗教政治秩序的支持者之间。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都和阿蒙神的名字组合在一起，比如“阿蒙涅姆赫特”(Amun-em-het)，意为“阿蒙在前方”，甚至连他父亲的名字都叫“阿蒙荷太普”(Amun-hotep)，即“阿蒙是满意的”。没有哪里是安全的，在陵墓中，在神庙中，在雕像和用品上，“阿蒙”一词被真正彻底地抹去。在墓葬语境中也是如此，一个人在来世的存在几乎可以随意被抹去。

在信仰渗透到了政治、社会环境和制度的文化中，否认曾经的存在是一种强烈的政治姿态。这似乎是对一个人所能做得最糟糕的事情之一，而且如此多的文本提到希望名字将继续存在，这一事实表明，失去书面名字的恐惧已经深入人心。就连埃赫那吞自己也在埃赫那吞的界碑上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它不能被刮掉，不能被洗掉，不能被砍斫，不能用石膏灰泥抹去。它不会丢失，如果它丢失了，如果它消失了，或者它所在的石碑倒掉了，我将在它所在之处，把它作为一个新事物重新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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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文字

在魔法仪式中，手势、舞蹈、咒语、烟雾和法器不足以使咒语生效，它们还需要书写的圣书体的额外力量。在底比斯拉美西姆(Ramesseum)一座中王国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位诵经祭司的工具箱，里面装着用来召唤魔力的所有用具。其中有象征生殖力的雕像，有刻满怪异神奇生物的象牙“魔杖”，牧牛者雕像，一条铜蛇，还有一个戴着母狮面具、手执两根蛇杖的女子像。与这些物品放在一起的还有写满僧侣体文字的纸草，其内容包括文学作品和魔法文本。这个箱子的主人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书吏，他的副业(也有可能是职业)是为底比斯人提供魔法服务。这些魔法用具与文字材料之间的对应关系非常有趣。此人很可能是个男子，也许有类似戴狮头面具形象的女性助手。这些助手会被召去帮忙接生、举行生殖仪式、治疗蛇或蝎咬伤及其他伤痛。咒语文本可能是其他活动的权威范本，且毫无疑问，针对特定目的会使用特定的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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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阴暗的角度来看，埃及有一类物品被称为“诅咒人像”。它们是用泥或石材做成的，通常被塑造成双手反绑的敌囚形象。人们将对抗“敌人”或“疾病”的咒语写在人像身上，然后将它们损毁，击打成碎片，被命名的敌人因此被完全摧毁。这些人像可能与普遍的疾病和罪恶，特别是他们所感知到的来自“外国人”的威胁有关。因此，这些人像对埃及人来说具有普遍的保护作用。它们是种族主义仇恨或恐惧的一种更制度化的形式，这在骇人的米尔吉萨(Mirgissa)墓葬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个被斩首的努比亚人的尸骸具备所有仪式屠杀的特征，并伴随着相应的魔法仪式。仪式的内容很可能包括一组规定的手势动作及诵读纸草卷上的咒语，或凭记忆背诵咒语。与魔法仪式有着最密切联系的文字之神图特(Thoth)，自托勒密和罗马时期到中世纪一直以三重伟大的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的形象存在于思想史上，这并非偶然。

圣书体文字的内在力量能够改变自身形态并赋予事物以生命力，这一点为孟斐斯创世神话所采用。在这个故事中，人们相信普塔神仅凭想象并说出事物的名字来创造万物。他说出事物和人类名称的那一刻，它们就存在了，世界上所有的植物、人和动物都被创造出来。据说“孟斐斯神学”是从现已失传的古老的“虫蛀”纸草卷轴摹刻到石碑上的，这也许意义重大。这块石头刻于努比亚国王沙巴克(Shabako，公元前712—公元前702年)统治时期，它强调了后世统治者对过往“古代”文本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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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腾·哈瓦斯(Setne Khaemwese)这则民间故事，主题是善腾·哈瓦斯寻找一本由图特亲手所写的书，书中有两句强大的咒语。根据故事可知，读懂这本书的人可以控制整个宇宙，并听懂鸟类和爬行动物的语言，这也许是对读懂圣书体文字这种能力的一种隐喻性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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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本和符号的游戏

对那些有能力阅读圣书体文字，并在“生命之屋”中受过抄写和编辑古代文献训练的祭司来说，仅仅确保这些文字含义的保存及延续准确的仪式还不够。他们在书写系统中引入了额外的象形文字符号，将使用的符号数量大幅增加——从中埃及语常用的750个左右的核心词汇，增加到托勒密神庙文本中的7000多个。这样一来，只受过中埃及语象形文字训练的人，将很难读懂一篇基本的中埃及语语法文本：

摘自托勒密时期艾德福神庙外部[查辛纳特(Chassinat)，艾德福(Edfou)，VI，2，4–5]。

将上面的文本转写成中埃及语圣书体文字。

翻译：“他从努恩(Nun)中升起，他如荷尔阿赫提(Hor-Akhty)在天界航行，他每天立于对面的天空(神庙)中。”

这些文字真的更神秘了吗？当然它更为缩略，但文字中也包含着有趣的神话典故：原初海洋的“努恩”一词是用托勒密时期的符号写成的，是一个孩子在水上的符号，也许暗示着象征原始莲花的孩童从原初之水中出现。nww(后来演变成nn)一词是新王国时期的词汇，意思是“孩子”，因此限定符号获得了nwn的音值，并在结尾加上了水渠的限定符号以完成这段文本；句末的“每天”一词与太阳神拉和月亮神洪苏(Khonsu)——太阳和月亮写在一起，这一形象与词义惊人地契合。

在其他文本中，神庙仪式内容被扩展了，之前从未出现这样全文书写的形式。人们凭想象力增添了各种各样的额外符号，“新”符号的发展也将一些不同的“规则”纳入考量。

首先，越来越多的限定词变成了简单的单音节符号。例如，
这个符号，表现了一个人举起双臂，它可以作为限定词写在
“Haa”的结尾，意思是“欢呼”。因而在托勒密时期，
获得了
的音值，在与其他符号一起书写时，只取其音值：例如，在埃斯纳神庙中赫卡神(Heka)名字中的
符号(Esna 242， 18)。当然，
也是
(ka)一词的限定符号(意思是“高的”)，因此它也可以用来表示
的音值。的确，“赫卡神”一词的另一种写法就是图画性的
形式，这个例子也出现于埃斯纳神庙中(Esna 242， 24)。

其次，那些表现拿着或穿戴物品的符号，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另一个音值：
表现了一个坐着的男人，他手持角蝰，并将之举过头顶，这个符号读作
，意思是“举起”。角蝰的发音是f。这个组合读成
对f的重读赋予整个群组f的音值。

少数符号本身就是完整的双关语：
和
形成了一组词，表现了角蝰“离开”和“进入”符号。它们是pr“出去”和
“进入”这两个词的写法。

在书写“青金石”一词时，使用的是人抓住河马尾巴的符号
，其读音是
，尽管这本身就是第十八王朝
一词的晚近版本。这种写法是一个双关语符号游戏，W.古德温(W. Goodwin)于1876年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他认为，符号中的男人表演的是
“驱赶”这个动作，而这个动作的客体是db“河马”，所以词组
“驱赶河马”与“青金石”一词发音相同或相似，因此表现驱赶河马这一场面的词语被用来书写青金石这种材料。还有一种可能是，这里象征性地使用了青金石的保护作用，以便用青金石护身符来驱散以河马为代表的危险和邪恶。

这种以符号与音值进行文字游戏的可能性意味着，文字游戏的文本是经常出现的，尤其在“宗教”或“丧葬”文本中，而且早在古王国时期就有，并不局限于托勒密和罗马时期。据说当时的祭司希望他们所掌握的圣书体文字更难被他人阅读，而且他们试图隐藏其中包含的“真理”。由于这些文本只能被一小部分人阅读，而希腊的统治者也绝不会阅读任何象形文字，所以这种论点似乎仍须斟酌。实际上，神话文本、神庙的油膏和香水配方、图书馆书目清单，尤其是仪式文本，这些并不是用特别加密的象形文字写成的。密写的铭文出现在非常显眼的地方，如窗框或门楣，它们高高耸立，向众神致敬，几乎所有人都惊叹于这些铭文的错综复杂和语言的博大精深。这些铭文的内容是对仪式及其基本过程的描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这些密写文本依赖符号或符号所代表的事物的双重含义，它们是神秘学家和象形文字的早期破译者所确信的表意文字的最好例子。

图13　献给索贝克神的鳄鱼赞美诗，用鳄鱼的符号书写，埃斯纳神庙

也许密码学(cryptography)最极端的例子是埃斯纳神庙里的两篇文献。它们是献给鳄鱼神索贝克-拉(Sobek-Re)和公羊神赫努姆(Khnum)的赞美诗，位于罗马时期前厅大门的内侧。当光线照射到它们时，这些铭文的恶作剧式的得意就全部展现出来，因为索贝克赞美诗几乎全是用鳄鱼符号写就，而赫努姆赞美诗则全是用公羊的象形文字符号书写。

所幸，索贝克的赞美诗开篇是“赞美索贝克”这句话，然后才是鳄鱼符号。这显然是一首表达颂扬之意的赞美诗，它似乎由神的各种称号组成，该诗颂扬了索贝克的各种品质和属性，甚至赞扬他是鳄鱼。从其他的文本来看，鳄鱼符号有很多可能的用途和读物，例如“主人”“攻击力”“神圣”“索贝克”“在荣耀中显现”“时间”“攫取者”等。
[18]

赞美诗的聪明之处在于，写赞美诗的祭司把整个赞美诗当作一个象征性信息，因为鳄鱼神和公羊神这两位神都被认为是创世神，他们自己创造了万物，在万物中，他们无处不在。因此，赞美诗通过含义、音值、书写和表现形式来表达神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如果需要一篇文本来表现象形文字的真正胜利，那一定是这两篇中的任意一篇。

如果这样的文字暗示了一种与填字游戏相同的乐趣，那么就有真正的“离合诗”文本，这种文本可以至少在两个方向上被阅读。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伊始，内布温尼奈夫(Nebwenenef)墓中的石碑就刻有一首标准的献给奥西里斯和拉神(Re)的赞美诗，该诗以水平行列的文字书写。石碑的中间位置画有两条竖线，竖线把所经之处的每个横行的一个字连到一起，从而构成了一段简短的竖行文字。在拉美西斯六世统治时期，帕瑟(Paser)的石碑上有一篇为穆特(Mut)所作的赞美诗，赞美诗的每个字都写在方格里，这是离合诗的进一步发展。从水平或垂直方向可以读到两首赞美诗。实际上，这篇铭文还有第三种阅读方式，可能是围绕着外侧的文字进行阅读，但石碑的这一部分已经丢失，因此无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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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文本似乎是用游戏式的象形文字书写的，但也有可能不是。一件现藏于卢浮宫的石碑(C12石碑)在开始的几行写着常规的墓葬铭文，然后是一排奇特的人物，他们被雕刻成普通正文高度的大约两倍。这些人物似乎构成了一个小场景，但他们正在做奇怪的事，或携带奇怪的东西。一个人用托盘托着一个人头，另一个人戴着面具，一群无头的人一起奔跑。这种现象在石碑上的图像或文字中并不常见。这难道是对奥西里斯节上所进行的一些奇怪仪式的描绘？是否可能是对古旧文本的误读和誊抄？艾蒂安·德里奥顿(étienne Drioton)，一位托勒密时期的文字专家，在这一排人像中看出了一行密写文本，并根据自己总结的埃及人如何密写的原则将其翻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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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整个雕像包含文字游戏或谜题的例子。在开罗博物馆的一尊雕像中，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的形象是一个头戴太阳圆盘的儿童，他手里抓着一株芦苇，蹲坐在鹰神荷鲁斯(Horus)前。有些意象是标准的，如鹰神荷鲁斯保护国王，但国王以儿童形象出现是较为不寻常的，而且乍一看芦苇也似乎格格不入。因为这个雕像是一个字谜，因此应把它当成一个短语来读，其中包含的象形文字元素为太阳圆盘、儿童和芦苇。这些符号读作
。“Ramesses”，意为“太阳神生了他”，这是国王的名字。这不是一个新主意，哈特谢普苏特的高级官员塞内姆特(Senenmut)的一些雕像也玩类似的文字游戏：一名男子向一条头上有一对手臂和一个太阳圆盘的眼镜蛇献祭。这是“Maat-ka-re”一词，是“国王”哈特谢普苏特的名字之一，雕像的寓意是她的最高官员将她奉献给众神。

以轻微的程度，象形文字不断地以我们几乎无法领会的方式唤起特别的意义和象征。文本中最常见的文字游戏形式之一，是在仪式文献和其他文本中使用拟声词和头韵。在最低限度的情况，是把以相同读音开头的词组合成一个头韵词组：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彼得·派珀采摘了一批腌制的胡椒)。再进一步，是把包含相同读音的单词组合在一起：Ten taut taws taught Taurus the tawdry truth(十根拉紧的鞭子教会金牛座的人俗丽的真理)。这个系统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双关语的形成，在双关语中，两个词的发音相同，但意义大不相同，英语中常用来表示幽默：Infamy! Infamy! They’ve all got it in for me! (耻辱!骂名!他们都帮我弄到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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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的神庙文献都使用了这些语义双关、双关语和读音游戏，尽管其中可能没有什么幽默元素。事实上，双关语通常被视为一种高妙的表达方式和神圣的交流方式：
=“wedja er wedjat neb wedjau em aai”，“走向每一个房间，护身符在我手中”。字面意思是“去每一个安全的地方，安全的东西在我手中”。毫无疑问，它的深层含义是一种保护和保存的意识。重复的读音强化了含义，强调了潜在的信息。这对于摧毁敌人的力量尤为重要，所以头韵和双关语在这类仪式中至关重要：
“kheftiu khebkheb em khemet”，“敌人被鱼叉杀死”。它们也可以用来肯定美好的事物：
“献上玛阿特”。

最后一个例子也是艾德福神庙中一个最重要的双关语的基础。这座神庙与宇宙秩序及王权在这个核心中所起的作用有关。玛阿特的含义是“宇宙和谐”“真理”和“正义”，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但该神庙中的核心仪式，展示了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和协议，而国王在中间作为调解人来使二者关系平衡。这也是一系列双关语的重点，在这些双关语中，玛阿特的供奉得到了加强。“maat”的实际发音听起来更像是“mere”，它的发音与埃及语中的“喉咙”“女歌者”“他所爱的”和“眼睛”这些词相近。单独提及这些事物的一种，也能够使人想起玛阿特的核心概念，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包含了其他概念的所有方面。这里有一个中心主题：喉咙能唱出歌声，歌声进入身体将其滋养，这是玛阿特的目标之一。然而，当女神哈索尔被称为玛阿特时，这个名字唤起了她作为女歌手、国王的供养者、国王的爱人和他的全视之眼的角色。这类双关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持它们命名的事物的力量。聆听一场埃及的仪式一定既是听觉和智力上的体验，也是身体上的体验——闻到熏香，看到手势，听到声音。文字和观念的游戏立刻刺激并调动了所有的感官。

神是多么幸运。

第五章 书吏与日常书写

一篇圣书体文本的书写，包括在石料上精心刻画鸟形符号中的每片羽毛及每个篮子，然后再给它们上色，需要一组工匠全神贯注。指定的文本可能先是在纸草卷上写好，之后用红色墨水书写于准备好的墙面上(石匠与排线工的工作)，然后一位熟练的起草员会以红色底稿作为空间排列与字词中符号选用的参照，并以黑色墨水覆写文本。在这个阶段，他对于每个符号的精确位置与大小已有了完整的想法。本质上，熟练工绘制这篇铭文并没有节省时间，却可以做到完美。

接下来登场的是雕刻工。如果要做成高于石头表面的凸浮雕，那么背景部分须凿掉。技艺较为生疏的工队会率先开工，在墙上把较大面积的空白区域开凿出来。在接近文字符号时，技术熟练的雕刻工会接手，雕刻越来越接近符号轮廓处，最终刻画和打磨每个字符的细节。最后，画工可能用分配好的颜料沿着墙壁或纪念碑完成他们的工作。这批古代色彩处理者所经之处，蓝色、黄色、红棕色和白色激活了画面。

而如果要制作的是凹浮雕，过程会更快一些，并且只需要凿出实际的符号，就像阿玛尔纳神庙和贵族石碑上的浮雕那样，制作粗糙、不修细节。而这些凿出的符号常常搭配凹浮雕的画面，其表面的造型和模制就像是用石膏制成的一样。铭文所处的位置也决定了所需浮雕的样式。位于建筑物外部或纪念碑上的文本与图像，通常采用凹浮雕的形式以捕捉斜射或直射的阳光。建筑物内部或封闭区域的文本通常刻成凸浮雕，如此便可被微弱的灯光或任何从门道或屋顶开口照进的光线照见。

圣书体文本的刻画者需要技艺与练习。工匠分为不同的级别，画工与雕刻工并不能读懂他们正在刻画的铭文。这一点反映在描述相关人员的术语上。埃及语中的“书吏”一词为
，如果使用纸草卷为限定符，那么这个词也有“书写”的意思。而圣书体的刻写者被称为“gnwty”(雕刻者)，使用墨水书写与在石头上雕刻被视为截然不同的技艺。

书吏与僧侣体

对每月月底要在某个三角洲村落中制作税单的普通书吏而言，使用圣书体文字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取而代之，负责行政管理的官僚机构使用了被称为“僧侣体”的速写草书文字。书吏盘腿坐于地上或矮凳上，衣服下摆平整地铺于膝盖之上作为桌子。他的纸草卷在指定的地方展开，纸草的左端握于书吏的左手，右端被压着或者自然落于右边，以保持纸草的紧绷。书吏手持芦苇笔，在水罐中浸湿，接着在墨块上磨蹭，混合水墨直至墨色变得浓淡适宜，然后从右至左沿着纸草展开一面上的水平纤维奋笔疾书，书写僧侣体文字。纤维形成了天然的横线，令书吏可以笔直书写。文本的开头或者重要的部分用红色墨水书写，红色是他调色盘上的另一种颜色。握笔的方式更像是拿着毛笔：芦苇笔轻巧地平衡于食指、中指、无名指之间，由拇指掌控，整个手悬于纸草之上。这意味着草体圣书体可以写(画)得更快。

这样一幅田园诗般的画面预设了所有书吏都是右撇子，的确他们通常被表现为右手写字的样子。不知这是不是一种行业要求，但是对用右手书写的人来说，从落手的地方也就是右边开始向左书写更为自然。此外，在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僧侣体文本写于竖行栏中，从右向左推进。不知这是否只是当时的时尚，抑或代表着一个位于国家政治中心的书吏学校的传统。中王国时期的政治中心在法尤姆地区的伊特塔威(Ity-Tawy)，而至新王国时期则转移到了底比斯和孟斐斯。到第十二王朝晚期，水平的书写方式已经出现，此后在日常纸草文献的书写中变得更加普遍。竖行栏的书写方式在一些宗教文献如《亡灵书》中仍有出现，并有可能被视为一种刻意的古风做法。

面对僧侣体文本，有时很容易就看出它们是源自哪些图画形式的圣书体字符。雕刻端坐着的男性形象的圣书体符号需要好几个步骤，而僧侣体减少了芦苇笔接触纸草或写字板或陶片表面的次数。端坐男性的圣书体字符的头部、躯干、手臂、腿部都需要仔细描绘，而该字符的僧侣体版本呈反S形并有一条垂直线贯穿其中，两三笔就可以快速、流畅地写出。圣书体的猫头鹰字符具有非常细致的羽毛，而在僧侣体中它简化成了流畅的一笔，看起来就像数字3。某些字符组合在一起成了连字，所以这些字符可以一两笔写就，不用分开书写。

图14　不同种类或年代的僧侣体文字中的猫头鹰符号举例，阅读方向均为由右至左

虽然圣书体的不同书写风格的确可以区分开来，但由于它们是团队合作的产物，因此除非对手写圣书体进行细致研究，否则每个工匠各自的手笔通常不能被识别出来。僧侣体写成的文献一定是出自一人之手，并保留了各种笔迹。根据文献类型的不同，有些特别精美的手稿可被称为“抄书手稿体(book hand)”，如拉美西斯时代的哈里斯(Harris)纸草I，这份手稿完整且配有小插图。也有学生文本或者水平低下的书吏写成的简单文本的例子，同时也有大量介于二者之间的手稿。无论是谁书写了这些文本，至少它们都是亲笔版本。笔迹研究(古文书学)对于确定文本年代十分有用，因为书写风格随时代变迁而有明显区别。这一点对任何手写文本都一样，但在埃及，这一点对于出处不明或者后来被再次使用的文本尤其有效。研究有确定年代的文本中的书写风格，总结出的笔迹特征其后可以用于研究年代未知的文本。通过这种研究可以识别出书写者是谁，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借此追寻个人的职业生涯以及国家大事。

一份由杰胡提摩斯(Djehutymose)与其子布特阿蒙(Butehamun)之墓的书吏书写的书信档案，透露了新王国末期拉美西斯十一世在位时某个时间发生于底比斯的一些事态的宝贵信息。作为管辖上埃及的将军们所信任的副官，杰胡提摩斯必须前往努比亚及埃及境内的其他地方巡察并报告，而布特阿蒙则负责底比斯的事务。下面这封信写于复兴时期第十年，信的开头祈祷底比斯诸神保佑皮昂赫(Piankh)将军。信中提到收到并读过将军最后一封来信，接着提到底比斯代理人给皮昂赫将军寄送衣物过于缓慢，将军妻子建议杰胡提摩斯亲自送衣至努比亚。这个看似家长里短的细节实际上揭示出皮昂赫正忙于应对努比亚内部的威胁。信的结尾，提到一项建筑工程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在墓区中寻找一座古代陵墓的进展。标准的问候句式与回忆式的叙述相结合，问候句式如“愿阿蒙将你平安带回，你拥抱Ne(底比斯)而我们看到你活着、成功地、健康地归来”，回忆式的叙述如对杰胡提摩斯与皮昂赫擦肩而过的描述：“当我们抵达底比斯，他被告知你已经走了，就在我们抵达女神之处之前!当时他几乎死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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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书吏布特阿蒙的僧侣体书信，从右至左书写。(大英博物馆纸草，EA 10375)开头问候部分的字符较大，然后变小以适合整张纸草

僧侣体文献

僧侣体文献的种类十分丰富，涵盖可以书写的任何种类的文献，包括管理性的税务账目、帝王谷工匠的日记账及其休假记录、正式的国家宫廷记录、官员调查报告、土地契约以及遗嘱。同样还有诗歌、赞美诗、祈祷文、解梦指南、魔咒、医学文献以及文学教义与礼仪用书(不太恰当地称为智慧文学)。有神庙的财产清册、神庙内进行的仪式的记录、神庙知识之书、《冥世之书》(来世的指导书)，以及其他关于来世的书。有个人之间的书信、给死者的信、要求给王室工程队输送供给的官方信件以及更多珍贵的信件。佩皮二世在给哈胡夫的信中要求他照顾好作为礼物献给国王的侏儒。在哈胡夫眼中这封信太过珍贵，以至于他将信件的圣书体版本刻在了他位于阿斯旺的坟墓的入口处。遗留下来的僧侣体文献还有上百万份收据和账单，内容从驴子到洗衣清单，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字纸的情结古已有之。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代的垃圾箱或废纸回收箱，里面装着从信件到会议通知、商店收据、有字的包装纸、传单、杂志等内容——古代早有类似的“废纸篓”，但只在少见的情况下和特别的条件下才能保存下来。

以上所说的文献大多出土于底比斯的工匠村——修建帝王谷陵寝的工匠居住的地方。以古埃及的标准来看，麦迪纳工匠村的居民文化水平相当高，因为许多生活在那里的人的工作是在墓中书写、刻画圣书体文字，并且很多是专业书吏。或许是为了满足这样一个特殊地方的管理需求，村里能读会写的人多到不同寻常。他们的收据和笔记最后被填埋在新王国时期修建的一个用于供水的巨坑中。发现这个深坑就像是找到了一个垃圾填埋场，考古学家需要从垃圾堆的零碎中细细筛选，拼凑出个人生活的碎片。这些文字留在了石灰岩片和陶片上，其中一些石片和陶片只有手掌大小，书吏把它们作为掌心便笺纸来随写随用。根据潦草的僧侣体笔迹及他使用的敲圆了边角的陶片——这样处理过的陶片不再易碎，考古学家辨认出了一位名叫肯赫科普舍夫的书吏，他用这些陶片记下了重要的笔记。他和他的家人还有一座图书馆，里面收藏了种类丰富的纸草卷书，可能是用来自己阅读或者读给其他村民听的。在这座图书馆里发现了40多份文献，包括肯赫科普舍夫自己手抄的《卡叠什之战》、《荷鲁斯与塞特之争》(一部神话剧)、《真理与谬误的故事》、《情歌》、《阿尼箴言摘录》，还包括赞美诗、治疗白发和秃顶的秘方、解梦书、官方和私人信件以及纳乌那赫特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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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工匠村出土的材料所反映出的一种悠久的、口传文学的传统。一些埃及的故事只有孤本被保存下来，比如维斯特卡纸草中较早的《奇迹故事》，它原先可能是一套由许多章回组成的故事集，被一名书吏一次性誊写在纸草上。世俗体故事集《派特图姆之子派迪斯的故事以及另外七十个故事》以“在法老面前讲述”作为开头，显示这些故事是用来读给听众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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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卡纳克特书信》写于第十二王朝辛努塞尔特一世统治早期，以卡祭司赫卡纳克特的名义撰写。他的工作之一是负责门图荷太普二世的宰相伊辟的墓地祭祀。这意味着他要负责一块土地，这块土地的收入被用于祭祀供奉及支付赫卡纳克特自己的报酬。然而此人明显还有其他生计，这些生计有时需要他离开家乡。这种时候，他就会寄回一封封书信给他的代理人——大儿子迈瑞苏，以确保有人照看他的家业。他有时会亲笔写信，但有时也会口授给书吏代写，可能因为他太过繁忙而无暇坐下写信，或是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抑或是他的身份地位允许他拥有私人秘书。书信的行文风格非常通俗，即使只看翻译后的文本也可以想象写信时的情景：他来回走动，大声吼出自己的想法和随意的话语，而书吏竭力想跟上他的话并把它们记录下来。他时而操心家里的工人有没有努力工作，时而操心家里人的口粮分配，随后他又开始担忧他的儿女们没有善待他的小妾。他的倾诉太过生动，以至于阿加莎·克里斯蒂以此为基础创作了一部以古埃及为背景的谋杀推理小说(《死亡终局》)。赫卡纳克特的想法与感受被一名勤勉的书吏以僧侣体文字的形式保存了下来，我们由此能够阅读并一窥他的生活。这些信件并非都写得清楚明白，因为仅有单方面的回复被保留了下来，但它们也提供了有关他的家庭构成、家眷、仆人的零零碎碎的信息，包括成年与年幼的孩子、一个守寡或未嫁的姐妹、年轻的第二任妻子——她也是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其中一封寄给邻居的信则从未被打开过，迈瑞苏压根没将它转交给收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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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书吏

书吏是每个生意人的随从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重要的资料与数据不能像故事一样仅凭记忆保存，一名优秀的、负责记录大量笔记的秘书必定在管理事务方面给予像赫卡纳克特这样的人以安全感。赫伦布墓中刻画的书吏戴着考究的假发，穿着优雅的长袍，每人修长优美的手指都拈着一支笔，笔尖稳稳地悬在纸草上方。他们近乎柔弱的姿态与画面右侧的非洲奴隶形成了令人不适的对比——奴隶正遭受掌掴，被人拉扯向前以供清点，随后成为奴隶账册中的一个数字。此处刻画的四名书吏正在以一式四份的方式记账。

图16　赫伦布墓中的书吏，萨卡拉，第十八王朝

书吏无疑以自己的技艺与能力为傲。在一篇虚构的教谕文学中，一位名叫霍利的自大书吏责骂了他的同僚，并劝告他去学习如何组织人开挖湖泊、修建砖砌坡道、确定运送方尖碑所需的人数以及安排军用物资供给。这位同僚还被要求学习亚洲地理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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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吏甚至为同行撰写了多篇被称为《职业讽刺诗》的文献，其中取笑了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者，包括陶工、渔民、洗衣工乃至远离家乡在异国执行任务的士兵，每段都以劝人“做个书吏吧”作为结尾。干净的生活、身穿精细亚麻衣服、讲究而轻松地度日——书吏的职业优势一目了然，令人称羡。

《职业讽刺诗》高调宣称书吏是最好的职业，是人生的发迹之路。通常，每个想在国家官僚系统中的重要部门担任管理职务的人都需要同时学习书写与阅读。读写能力对精英阶层的男性来说是基本要求。大多数的长子是子随父业，但也有人能跨越阶层，将自己的儿子送去学校来确保他们的社会地位。我们无法确知多少有天赋的人能够脱颖而出，接受书吏训练。在经过最初的僧侣体文字培训后，新书吏会被选送到某一行政部门。他们或在财政部门担任会计，或在法律部门担任书吏。在神庙中，书吏可以充当祭司，抄写宗教文本或者举行仪式，或是负责神庙地产和库房运营的管理。在军队中，许多随军书吏负责战斗的日常记录和远征军的供给账目。在宫廷中，书吏需要负责从部门联络到国王金字塔建造，从协商外国公主的聘礼到为后宫安排亚麻布织造等大大小小的事务。每个领域的工作都以会计与记录为主，但又各有专攻。这表示书吏之间可以互相替换，因此他们可以在官僚机构的各个部门工作(拥有各个部门通用的技能)。埃及最有权势的那些人，例如维西尔帕瑟、赫伦布将军，以及大祭司赫利霍尔都曾在不同部门任职过，并将他们积累的管理国家的经验用在加强王权上。

初级的书吏训练始于童年。入选的书吏学生一排排坐好，教材放在衣服的下摆上，他们诵读熟记于心的文章，直到能把符号、词语以及语法结构一一对应上，然后再阅读全文。在新王国时期，学生还会抄写更为古老、经典的指定文本教材，包括埃及语经典文献《辛努海的故事》，有证据表明这个作品是教导他们何谓埃及人。但更流行的教材是《职业讽刺诗》《阿蒙涅姆赫特一世的教谕》及《书信集》(一本书信模板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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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文本都有着双重目的，既要传授阅读与书写方法，又要教导学生书吏与管理职业中的行为规范，阐明书吏的职业道德准则。懈怠的在读书吏会被拷打后背，醉酒与嫖娼的人则是行业的反面典型。

所有书吏都要学习僧侣体，但只有成为起草员或祭司的才需要学习圣书体文字。现存的能辨认出的训练教材多是僧侣体的，可见书吏学习的是最具实用价值的文字。埃及很少有字典等教辅资料留存，或许是因为使用过度而耗损，但一些词表和一份临时使用的语法表保存了下来。塔尼斯符号纸草中的栏目包括圣书体字符、对应的僧侣体字符，以及该字符为何种僧侣体的简短注释，例如，
符号被描述为“人嘴”。在塔尼斯的一栋房屋中焚烧过的杂物堆里发现的地理纸草包含了关于埃及行政管理区域(诺姆)的圣书体信息：诺姆首府的名称，诺姆的圣船、圣树、公墓、节日日期、禁忌之物的名称，以及本地的神明、土地和湖泊。这种有趣的资料编纂可能由一名祭司完成，且与诸如艾德福神庙墙上的资料汇编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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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表(专有名词表)的组合十分有趣，因为它们反映了埃及人对自己的语言及周围世界的想法。阿蒙涅姆普的专有名词表将词汇分为了几组，每组都由指涉同一概念的词语构成：天空、水域与土地；行政头衔与职位；人的阶层、部落、种类；埃及的城镇；建筑与土地类型；农业用地、谷物和农产品；饮料、牛的身体部位和肉的种类。倘若这些曾作为学习拼写的教辅材料或管理和税收的依据，那么这些“标准”术语应当是全埃及的书吏通用的，这反映出埃及人惯常的务实做法。而新王国时期的词表看起来则笨拙得多，词语一个挨着一个写成一行，所有信息都混在一起，很难查找需要的词语。看起来到了这个时期，这些词表开始被传抄，且仅作为备用，书吏会记住所需的部分。中王国时期的拉美西姆词表则实用得多，它分成了多个竖栏，每个词条都十分清晰。例如词表中包含的牛类符号表，列出了每种特定的牛所对应的符号：

“wadj符号：这是红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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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医学文献有着相似的功能，其中包括症状的描述、伤病的诊断，以及病情的预测和处方。除了这些实际治疗，有时还辅之以病患之名抵御邪祟的魔法咒语。这些医学文献往往被称为迷信的“魔法”，但它们可能确确实实对患者的身心发挥过重要的疗效，就像我们现代的安慰剂一样。莱茵德数学纸草是一组数学练习题范例，其中提出了各类数学问题，例如计算圆柱形粮仓的容积或斜坡的坡度——这是金字塔建造的基础知识，然后在下面作答。如此一来，书吏可以看到整个计算过程中的每个步骤，并自己练习计算。计算还要求掌握分数的运用，这展现出埃及人对数字本身的热爱，但这还是在实际应用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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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书吏因其技艺和智慧而在生前就声名显赫，有些甚至死后也备受敬仰。拉美西斯二世时代一个名叫巴肯孔斯的男人在献给卡纳克阿蒙神庙的雕像上留下了自己的生平。他曾是阿蒙神第一祭司和一座城镇的长官，在雕像上他这样写道：“我将使你知晓我在世时的成就及自我出生以来所拥有的所有官职：我用了4年时间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少年，在随后11年的青春岁月中，我是国王门玛特拉的马厩长。我担任了4年阿蒙神的瓦布祭司，担任了12年‘阿蒙神的神父’，担任了15年阿蒙神第三祭司，担任了12年阿蒙神第二祭司，之后又担任了27年阿蒙神第一祭司。”这位到达职业巅峰的男子，最终当上了众神祭司的总管与阿蒙神第一祭司，而且他十分长寿(即便这些任职是连续的)。有关他如何开始职业生涯的故事出现在献给卡纳克阿蒙神庙的第二座雕像上。他宣称自己出生于底比斯，是卢克索的一位阿蒙神第二祭司的儿子：“我来自书写/卷轴之屋，是天空女神神庙中的一名‘卓越之人’。我身为一个受父亲教诲的儿子，在阿蒙神之屋中学习成为一名祭司。”这段文字显示出年轻的巴肯孔斯与生俱来的优势，以及在他选择进入祭司行业并从最低职位开始晋升之前入读书吏学校的经历。这段文字虽然充满程式化的套话，但也列出了巴肯孔斯的一些额外头衔：天空、大地与阴间秘密的掌管人，底比斯太阳神的伟大先知，伟大的塞姆祭司，普塔神技艺的监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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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吏“哈布之子阿蒙荷太普”更为成功。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他曾是自己家乡阿特里比斯的一名书吏与祭司长，在50多岁时被召至底比斯成为阿蒙荷太普三世的首席建筑师，主持建造国王的大型墓葬建筑群和尼罗河西岸的宫殿。他被人们称为“文化部长”，但他自称“真正的国王首席书吏”。阿蒙荷太普在底比斯的各个神庙中分别供奉了约10座自己的雕像。这些雕像腹部赘肉层叠，显示着他的富足与资历，雕像还有一张颇具个人特色的脸。他通常以典型的书吏姿态坐着，略微倾身向前，读着膝上展开的书卷。如果有人想要帮助他解读一篇特别难的文本或僧侣体手稿，可以站在他身后与他一起阅读。雕像上的铭文写着他的名字与头衔，并赞颂他的美德——他的美德看起来相当多。此外，他还扮演着人和神之间的媒介。如果人们前来为这位老书吏祭酒，他会亲自将人们的祈愿传递到阿蒙神那里。实际上，这或许正好解释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重要性——在面见国王阿蒙荷太普三世之前，请愿者、顾问以及将军们须先通过书吏阿蒙荷太普。他认识每个人，也知道每个人的每件事，包括国王的所有事务。阿蒙荷太普是理想的书吏，他安静谦逊，从不叫嚷吹嘘，有自制力并且静默。他因他智慧的谏言而令人肃然起敬。至少从书吏的角度看，这就是他达到职业巅峰的方式。在现实生活里，在阿蒙荷太普三世宫廷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他想必运气不错，而且拥有一些非书吏的职权与技能。他在民间极负盛名，以至于在西底比斯被尊为智者与当地的圣人。托勒密时期，人们在麦迪纳修建了一座小神庙，其中一部分是专门用来供奉他的，可见人们对他的崇拜持续了近千年。

麦迪纳的这座神庙敬奉的第二位“圣人”也是一名书吏，即传奇的伊蒙荷太普。他是国王奈杰瑞赫特(乔塞尔)的建筑师，曾负责第一个巨石纪念性建筑——阶梯金字塔的建造。在他的头衔之外，我们很少知道他的生平：“下埃及国王的掌印官，伟大宅邸的伟大先知，雕刻工与石匠之首。”因为与这座非凡且富有创新性的建筑的关联，他后来被尊为书吏圣人，成为人与诸神之间的中介。萨卡拉的几座神庙都供奉着他的铜制雕像，其他地方的神庙也有供奉他的神龛。他的雕像坐于方椅之上，剃光的头上戴着帽子，纸草在他的膝上展开。虽然关于伊蒙荷太普的记忆即使对新王国时期和之后的埃及人来说也是十分古老的，但他的职业生涯与作为智者的成功或许才是后世赞颂他的原因。这样的人凭借自己的智慧、阅读圣书体文字的能力以及被赐福的身份地位而获得与神灵交流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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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也需要学习书写，在中王国的“尼菲尔提预言”中，国王斯奈弗鲁索要调色板与纸草卷，以亲自记录诵经祭司尼菲尔提做出的有关未来之事的预言。在神界，鹮首神灵图特是在神圣鳄梨树的树叶上记录国王生平事件的神圣书吏，每过一年，他就在棕榈叶的叶梗上刻下一道痕迹以计算国王统治的时间。狒狒形态的图特常被表现为趴伏在书吏头部并向其传授智慧的样子，虽然方式看上去有些不舒服。书吏的重要性甚至延伸到了来世，在来世，图特负责在场记录称量死者心脏的结果。在冥界之主奥西里斯面前，死者的心脏被放在天平上与玛阿特的羽毛一起称量。如果天平平衡或心脏较轻，死者会被宣判为“所说是真”，然后获准进入来世。如果天平下沉，心脏则被怪兽吞食，死者也灰飞烟灭。整个过程会被记录下来，正如所有司法审判程序一样。文字确保了事物的存在，无论人们是否能看懂它。

第六章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始于这种文字刚刚被遗忘之时。最后的圣书体铭文来自公元394年狄奥多西大帝统治时期的菲莱神庙。到访埃及的希腊作家，如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斯塔拉波(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以及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约公元前40年)都将圣书体字符描述为一种难以理解的图画文字。公元4世纪，一位名叫赫拉波龙的希腊化时期的埃及人对埃及文字进行了一次考察，并出版了著作《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
)，其中包含200个文字符号的词汇表和他对符号意义的解读。这部作品本身早已失传，而破译象形文字的突破口直到1415年才重新出现。1415年，意大利神父克里斯托弗罗·布翁德尔蒙蒂在安德罗斯岛得到了《埃及象形文字》的手稿，这为文艺复兴时期解读圣书体文字奠定了基础。按照赫拉波龙的观点，每一个符号都有其象征意义：有露水滴落的天空是“教育”的意思，狮子的前半身是“力量”的意思，而猫头鹰则代表对葡萄酒丰产的预知。他未能考虑到符号的表音系统，并且给出了一些全凭想象的解释。比如，秃鹫符号的意思是“母亲”，因为秃鹫只有雌性，不借助雄性也能繁殖后代。在埃及语中，秃鹫符号的确能表达“母亲”之意，但原因在于秃鹫符号的发音“mwt”与“母亲”一词的发音相同。此外，象形文字符号也被认为有着故事和哲学层面的寓意，其中深藏着打开古代秘密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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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阿塔纳斯·柯雪在他的《埃及的俄狄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
，约1650)一书中迈出了重新探索象形文字含义的第一步。柯雪是罗马的一名数学教授，他对科学与语言文字抱有兴趣。他研究了欧洲的科普特语手稿，编写了一部科普特语法书，并首次意识到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的直系后裔。然而他也走了弯路，仅凭对象征意义的推测来翻译象形文字。

1799年，拿破仑的法国学者们在罗塞塔发现了一块神庙石碑的一部分。罗塞塔石碑上刻有一道托勒密五世的教令，它可能曾于公元前196年矗立在塞伊思的一座大神庙中。现存的这部分花岗岩残碑上刻有教令，该教令用以保证赐予埃及神庙土地与捐赠，但这座石碑的关键点在于它刻着同一篇文本的三语对照版：埃及圣书体、埃及世俗体与希腊语。学者们马上意识到了这个石碑对破译象形文字的重要性，旋即开始尝试破译上面的铭文。作为拿破仑战利品的一部分，罗塞塔石碑被交给了英国，但石碑上的铭文在这之前已经被复制了多份，并随后传送到了世界各地。随着文字背后各种语言规则的发现，破译的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以事后的眼光看，破译过程虽看似一步紧跟一步地推进，但实际上往往在一位学者灵感突现(正如柯雪那样)的同时还沿用着其他错误的假设。因此，就像任何一种密码的破译一样，最后的成功取决于从诸多的排列组合中找出那个正确的组合方式。

图17　公元前238年的卡诺普斯教令。这是一块完整的石碑，刻有同一文本的三语对照版本。这可能也是罗塞塔石碑最初立起时的样子。开罗博物馆22816

先前的学者们也取得了一些进展。首先，法国东方学家与汉学家德金(1721—1800)已经意识到符号组中含有限定符号，以及王名圈中包含王室的名字。随后丹麦学者格奥尔格·索伊加(1755—1809)提出象形文字可能是一种拼音文字，并同样独立提出王名圈中写的是王室的名字。他还学习了科普特语，他认为这有助于他的工作，但是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埃及方尖碑。瑞典外交官约翰·大卫·阿克布拉德(1763—1819)在比对罗塞塔石碑上的希腊语与世俗体铭文方面颇有进展，他辨认出了这两种文本中所有特定的人名。他还认出了世俗体中的“神庙”“希腊人”以及后缀代词“他”。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在1802年出版了一份世俗体字母表，但是他只关注世俗体文字的表音属性而忽略了其他，这使他落后了一步。英国医生与物理学家托马斯·杨(1773—1829)因发现光的波动理论而为人熟知。他认识到了科普特语和象形文字间的关系，并且首次提出埃及铭文既使用表音符号也使用非表音符号。他读出了托勒密的名字和他的两个尊号，还有贝尔尼克王后的名字，并认识到这个名字中有代表阴性的蛋形符号以及t词尾。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语言学院的阿拉伯语教授西尔维斯特·德·萨西(1758—1838)可能整合、审阅了这些发现中的一部分。他率先认出并以世俗体转写了三个名字，然而认定这种语言是拼音文字的想法阻碍了他。他与杨通信并鼓励杨，但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突破的反而是他自己的学生。

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1790—1832)曾是一名天才儿童，也是一位熟谙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以及最关键的科普特语的语言学家——在16岁之前商博良一直用科普特语记日记。当时，一些埃及的科普特教士仍在科普特礼拜仪式中使用这种语言，虽然科普特语在一定程度上被保存了下来，但人们对它的了解依然极为有限。商博良还学习了古汉语和波斯语，在17岁时他成为格列诺布公学的一名教师。他也得到了一份罗塞塔石碑铭文的复制品。

此时对石碑的研究状况是：根据希腊语与世俗体部分的铭文已经得知了国王的名字是托勒密(Ptolemaios)，因此可以与王名圈环绕的圣书体王名进行对照。商博良对书写方向给出了自己的猜测，并假定王名的读法是拼音性质的，其中每个圣书体字符都是独立的符号。在采用了这个思路后，他便拼出了托勒密的名字，获得了其对应的七个字母。(杨的研究也独立推进到了这一步。)

1815年，惠灵顿公爵之友威廉·班克斯在菲莱发现了两个方尖碑，它们于1827年被运往英国多塞特郡的金斯顿莱西庄园。一个方尖碑的碑身上刻有圣书体文字，但底座上是希腊文。商博良拿到了一份副本并找到了托勒密的王名圈(托勒密八世)。方尖碑上还有希腊文的国王妻子的名字——克里奥佩特拉。商博良找到了对应的王名圈，此时他可以确认一些先前发现的符号及几个新符号的意义。他还认出两个代表t的字符，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它们是同音异形词(发音一样)。根据杨的研究，t及蛋形字符被确认为阴性词尾，并再次被证实是一位女性统治者的名字。这个发现本身并不足以破解更多字符，但是商博良编纂了一份托勒密及罗马时期的王名圈(亦即象形文字符号)列表，并在1822年作为《就象形文字表音字母表致达西耶先生的信》(Lettre à M. Dacier relative à l’alphabet des hiéroglyphes phonétiques
)发表。

这是破译象形文字的首次突破，虽然只是一小步，其本身也并不意味着每篇文本都可以被转写和翻译，因为此时还没有确立语法规则，更遑论词汇。虽然距离文艺复兴时期象形文字的阐释已相当久远，但商博良此时依然认为埃及文字是以象征符号来书写的。为了真正理解这门语言而不是仅仅破译几个符号或读出几个王名，商博良使用了来自阿布辛贝的铭文拓本，该铭文中含有另一名国王的王名圈，即《圣经》中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商博良已经认出了读作s的字母，而对于狐狸皮符号，他将其读作m。太阳圆盘符号十分清晰，商博良知道科普特语中的“太阳”一词是r-e，所以他将这个词读作r-e m-s sw“拉美西斯”(Ramesses)。在王名圈中还有另一个神的名字——阿蒙，它位于王名圈的末尾，是一个带有运河形状的符号。商博良猜测国王应该经常被称为神的所爱之人。而在科普特语中，表示“爱”的词是me，所以王名圈这部分的意思应该是“阿蒙神所爱之人”——本质上，第一次对象形文字的翻译，而非仅仅对符号的解读，就这样完成了。

商博良发现，埃及文字中既有表示发音的符号，也有表示意义的符号，1824年他在自己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概论》(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s Égyptiens
)中发表了自己的成果。商博良穷尽了能够使用的工具，并将文本视作一种语言而非两种字符来处理。他继续搜集文本并加以钻研，及时运用新发现的信息，最后终于分辨出一个又一个词组。虽然起初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他的发现，但商博良的突破鼓舞了学者们对古埃及文字研究的信心。随着对符号不同功能的认识，学者们能够在罗塞塔石碑上的文本中区分出单词了。虽然前路依然漫长，但通过对照希腊语和科普特语，研究者能够猜测到一些词语的意思，文本的语法也可以通过对照科普特语来进行研究。

埃及语言的研究

许多学者研究了这门语言，由此形成了埃及学中的不同学派，但商博良之后的第一部重要出版物是1855年海因里希·布鲁格施的一部世俗体语法书。布鲁格施是早期埃及学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首先注意到埃及语法的闪米特语特点，随后便以更加系统的方式搜集资料。他的《圣书体文字与世俗体文字词典》(Dictionnaire hiéroglyphique et démotique
)，也是第一部系统的象形文字词典，其于1867至1882年间分七卷出版，共有3146页。柏林大学的埃及学教授阿道夫·埃尔曼(1854—1937)是第一位指出埃及语有着不同发展阶段的学者，继《新埃及语语法》(Neuägyptische Grammatik
， 1880)与《埃及语语法》(Ägyptische Grammatik
， 1894)之后，他最伟大的成就是“词典”项目。在柏林，由20名学者组成的团队查阅了所有来自埃及和各大博物馆的已知的埃及语文本，并为每个单词制作了小卡片。这些小卡片(Zettel)包括单词的圣书体写法、转写、翻译以及单词出现的地方。尔后这些卡片被归档和整理，由此确定了所有已知词汇的拼写和使用范围。这部埃尔曼与赫尔曼·格拉普合编的《词典》(Wörterbuch
)在1926至1931年间分五卷出版，至今仍是埃及语的标准参考词典。《词典》现在可以在网上获取，而文本的收集与分析仍在继续。另一位德国“柏林学派”的语文学家库尔特·赛斯在埃及语语法领域有着重大发现，他重编并勘校了《金字塔铭文》和其他历史文献，并于1906至1909年以《第十八王朝的文献》(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之名出版。

抄写、收集、发表文献材料是根本性的重要工作，如此才能使尽可能多的人接触到这些材料。例如，雕像背后的短小文本发表于德国的《埃及语杂志》(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始自1863)及法国的《埃及和亚述语文学与考古学相关研究合集》(Recueil de travaux relatifs à la philologie et à l’archéologie égyptiennes et assyriennes
，始自1889)中，而学者们也在齐心协力，以使更大体量的资料公之于世，例如完整的神庙铭文。伊曼纽尔·德·鲁日与埃米尔·查西纳特是发表托勒密时期的艾德福神庙与丹德拉神庙铭文的先驱，这些铭文由法兰西研究院出版。随后，《石棺铭文》、麦迪纳出土的材料以及由肯内特·基钦整理的拉美西斯时代全部文献的合集也相继面世。这些学者不仅使文献成为可以获取的资源，还把它们翻译了出来。纪念物铭文的整理工作与纸草、陶片的发表同步进行，这方面的主要学者有阿兰·加德纳、乔治·波瑟内和亚罗斯拉夫·切尔尼。僧侣体文字的材料首先被做成摹本相片的形式，如此可以避免手抄过程中出现错漏。许多大部头出版物的价格令人望而却步，只有专业的图书馆能够通过订购，或通过学者们以私人手段得到。

因此，英国学者阿兰·加德纳爵士(1879—1963)会在1927年出版意义重大的《埃及语语法》(Egyptian Grammar
)也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加德纳是杰出的埃及学家，曾是柏林词典编纂小组的一员，专攻墓葬、僧侣体纸草与陶片的发表。他的《埃及语语法》沿袭了古典语法书的写作思路，而语法书的形式意味着它可以作为一本教学用书来使用，这也对埃及语的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部书根据不同的语法问题分为多个章节。书中依次对这些语法问题做出解释，并以真实的文献作为范例，在每个章节的最后还附有练习，以供学生练习所学的内容。书中还有多处“附记”，它们涵盖了一些埃及文化方面的内容，例如“度量衡”“计时方式”与“王名”。全书的最后，是中埃及语中所有符号的列表，包括对每个符号所描绘内容的解释、符号的用法以及含义。加德纳符号表对象形文字符号的分类方法影响极大，语法的这一部分也从未被超越。书中还提供了英埃、埃英字典。需要字典的原因在于，正如古典学的研究一样，仅仅从原语言翻译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习者能从英语翻译回埃及语。当然，这是一项刻意的举措，但如此设计是为了让学生可以书写圣书体文字，并像埃及人一样思考。

其他语法书也纷纷出现，这些书针对埃及语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设计，例如新埃及语、世俗体埃及语、科普特语以及古埃及语。1924年，安托尼·齐克里出版了第一本阿拉伯语的古埃及语语法书。由于加德纳的语法书非常权威且价格较为便宜(因为有牛津大学格里菲斯研究所的补贴)，埃及语学生一直将其作为标准语法书。然而随着对埃及语理解的不断深化，以及学习象形文字的人群的变化，这本书已经无法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因此近年来加德纳的语法书也进行了多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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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些英国学校的课程中并不包括英语语法本身，使得缺乏语法背景知识、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在钻研加德纳的语法书之前不得不先学习英语语法。针对成人的大众埃及语课程往往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技能，提升他们在参观博物馆的埃及藏品和赴埃及旅行时的体验。而这些地方保存的铭文多是纪念性铭文，往往是极为程式化的表达方式(例如标准的墓葬献祭套语)或是易于辨认的王名圈。这些表达方式及含义简单易学，学习者不用担心背后复杂的语法现象。比尔·曼利和马克·科利尔所著的《古埃及圣书字导读》即是源于这样的课程，它成功地使对此怀有极大兴趣的公众相信，花费10英镑就能真正读懂象形文字。当然，学习者个人仍然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本地的埃及学社团有时会提供这类的学习机会。

近年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被应用于埃及语语法当中。在过去40年的古埃及语研究中，学者们已开始引入语言学领域的观点。埃及语中“第二时态”的使用表明，书面语会采取一些微妙的方式强调和突出句子中重要的部分。学者们早已留意到某些动词词尾的双辅音现象，但直到语言学家汉斯·波洛斯基提出这是科普特语中第二时态的前身时，这一现象才被理解。这种时态强调句子末尾的状语部分，所以“He went to the house”(他去了房子)变成了“To the house he went”(他去的是房子)。

埃及语研究的其他方面也有进展，譬如在理解动词的确切定义的问题上。通过不同的标记，不论是词尾的变化还是小品词、发音以及句中的位置，使动词作为被修饰的名词这一概念，显示出埃及语中存在许多有趣而微妙的表达方式。在1986年的一次讨论语法研究现状的会议上，分析、研究埃及语语法的全过程被描述为“抛球杂耍”。这些“球”中包括句法、语意和应用上的种种方法，但最关键的是认识到这些领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埃及语言中往往是几个层面同时发挥作用且互相影响。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的不同方法说明，理解埃及语语法的关键在于灵活性，但这依然要在既定的框架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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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的学术成就中，弗雷德里克·容格的《新埃及语语法》(Neuägyptische Grammatik
， 1999)、詹姆斯·艾伦的《中埃及语语法》(Middle Egyptian Grammar
，2000)以及伦纳·哈尼格的《埃-德大词典》(Groвer Handwörterbuch Ägyptisch–Deutsch
，1995)都能帮助所有爱好者阅读古代文献，而不仅仅面向专业的埃及学学者。去参观本地博物馆能为爱好者们提供几小时的乐趣，前往埃及旅行和参观也比先前容易得多，象形文字文献现在面对的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的读者群体。

专业领域

学者们工作的领域则越发走向专业化。每种文献都得到了详尽的研究，包括诗歌、宗教仪式文本、法律文档、经济文献、墓葬文献以及信件。文献中的每个部分都可以研究，从语法的结构、词语的意义和书写，到独立的符号，特别是限定符号的使用方式。这些研究在整体上有助于研究埃及思想的历史和发展。

词典的编者们将所有同类的词语都归纳在一起，例如药物名，植物名，外国地名，个人姓名，与烹饪、烘焙及烧烤相关的词汇，用于互相问候与交谈的词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但又体现了埃及文化整体之下的那些细小有趣的方面。

例如，表示乌龟的词是
，从动词
即“隐藏，被隐藏”中衍生而来。乌龟藏在水池底部淤泥中的习性使它得到了“隐藏之物”的名字。托勒密神庙文献中塞特的名字之一“Mdy”被认为源自“米底人与波斯人”一词，这些人在公元前7世纪入侵了埃及。埃及人对于波斯士兵的记忆是充满仇视的，他们认为波斯人不尊重埃及诸神。当“Mdy”一词被用于代表邪恶的塞特时，它可能已经带有了某种特别的联想。

对特定材料的专业研究同样可以解决有关埃及与古代世界更为广泛的问题，埃及与其他地方留存下来的外交书信就是这类材料之一。在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图希里三世的外交谈判的最后，一块华丽的银板被从赫梯送往了埃及的皮拉美西斯。这块银板上面以巴比伦楔形文字陈述了两国间的和平条约，在获得批准之后，条约被译成埃及语，写于纸草上，且以圣书体文字刻在了卡纳克神庙中，同时为了让赫梯人能读懂，又用楔形文字刻于泥板上。埃及的圣书体版本与赫梯的泥板版本都留存了下来，两者均保存着相同的文本，而有趣之处在于发现它们的不同。两版都是公事公办型的文件，仅阐述和平条款，没有夸张之处。吸引读者注意的是，二者底部各有一段明显源自同一文本的法律性质的条文，两位国王宫廷中的双语和三语书吏想必就此达成了一致。埃及人似乎更关注赫梯泥板上的印章，它刻画的是风暴神拥抱国王的图案，在埃及一方的条文中有对该场景的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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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的还有公元前14世纪阿蒙荷太普三世、埃赫那吞与近东各国和城邦统治者们的外交书信。只有那些保存在埃赫那吞档案室的信件得以留存，它们是埃及人寄出信件的副本或外国统治者寄至埃及宫廷的来信。这些信件大多以楔形文字与巴比伦语写成，包含根据发音拼写出的埃及名字，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埃及语读音的线索。埃赫那吞的王座名“Neferkheperure”(尼弗凯普鲁拉)读作“Napkhurriya”(奈普胡瑞亚)，埃赫那吞之女梅丽塔吞(Meritaten)的名字读作“Mayati”(玛雅缇)，阿蒙荷太普三世的王座名“Nebmaatre”(奈布玛特拉)则读作“Nibmuareya”(尼布穆阿瑞亚)。表示埃及的词是“Misri-ni-we”(米西里-尼威)，与现代阿拉伯语的名字“Misr”(米瑟)相近。它们不同于现代英语化的拼写和习惯，并且能够使人们对埃及语的发音与准确韵律稍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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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埃及语服务的现代圣书体文字

铭文的出版不得不在一开始就解决一个困难的技术问题——圣书体字符的处理。最早的出版物都是临摹古代手写文本的雕版，依靠的是碑铭学家对一篇铭文的准确临摹与再造，《埃及记叙》(Description de l’Égypte
)、商博良的《埃及和努比亚的遗迹》(Monuments de l’Égypte et de la Nubie
)以及理查德·莱普修斯所率普鲁士考察队的《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遗迹》(Denkmaeler aus Aegypten und Aethiopien
)等不朽著作均是如此。随着埃及学作为一门严肃学科的建立以及出版书籍与其他资料的需求的出现，印刷商开始着手解决圣书体字体的问题。出版商曾采用排版图书的方式，即每个词使用单个的金属活字，按页排版。对由20多个符号组成的字母表来说，这意味着每页有几千个相似的字符，放置它们需要一定的技巧。圣书体文字排版的工作量不亚于此，而字符的制作更为困难，因为单是中埃及语就使用了几百个不同的符号。此外，有些符号本身就极其复杂和精细。为了出版包含数千个符号的艾德福神庙与丹德拉神庙的文献，驻开罗的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IFAO)率先开发了圣书体字体的字符。这些符号必须被准确地从神庙墙上复刻下来，制成金属活字，排版成页，随后送印。早期的IFAO字体包含空心的轮廓符号，额外的细节必要时可以填补到空白内。这个过程想必非常耗时，后来他们意识到最好的折中方式是为托勒密时期的圣书体文字制作包含所需精致细节的实心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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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首先出版的艾德福神庙的八卷文献合集中，印满圣书体文字的页面就超过了3000页，这项里程碑式的工作今天仍在继续，由希尔薇·考维尔和她的团队在艾德福神庙和丹德拉神庙中进行。

德国已经开发出所需的字体用于语法书和《埃及语杂志》的印刷，Theinhardt字体以清晰的内部细节(1875)构成了“开放式”的圣书体文字。1892年在英国，出版商哈里森公司已有了一套包含15种不同类别的埃及圣书体活字的目录，它们被用于大英博物馆的出版物及其他出版物。它们产生的背景是，为了《圣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行，基督教知识促进会(SPCK)正在以各种当地语言和字体印刷《圣经》，因此在乌尔都语、埃塞俄比亚语、汉语与阿拉伯语之外再多制作一种字体并不成问题。

另一种主要的圣书体字体由牛津的格里菲斯研究所研发，它基本上是为了出版加德纳的《埃及语语法》而做。圣书体字体的设计交给了曾在底比斯墓地工作过的艺术家诺曼·戴维斯和妮娜·戴维斯。妮娜·戴维斯著有一本埃及圣书体文字的书，其中以精心绘制的水彩画重现了象形文字符号的艺术光辉。这两位艺术家与加德纳合作创立了一套独特的字体，相当细致地再现了每一个符号。他们的技艺与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被埋没的工匠不相上下，特别是一个叫毕尔顿(W. J Bilton)的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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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字体是为在英国使用而特别设计的，并且只适用于短小的文本，所以许多长文本依旧以手写摹本的方式出版。这样就为天赋异禀的埃及文书法家提供了展示技艺的机会，虽然通常是匿名的——例如，赫伯特·费尔曼曾抄写了中埃及语的故事、专有名称以及艾德福神庙的铭文。牛津字体以克里奥字体的形式留存了下来，该字体由克里奥·哈根斯设计，是在加德纳字体的基础上设计的计算机字体。

计算机生成的圣书体文字

计算机辅助埃及学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mputerAided Egyptological Research， CCER)最初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为圣书体文字研发一种新的计算机字体和一个词语处理程序，用以编写计算机中的圣书体文档。自1988年开始，约翰·哈罗夫和德克·范·德·普莱斯所主导的团队一直进行着这一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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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奥博格最初研发的MacScribe和WinScirbe字体发展成了一个复杂的应用，能够横写或竖写文本，也能由右至左或由左至右书写，还能随意组合符号和标红部分文本。圣书体文本还可被粘贴至任一词语处理软件中，从而使文本的生成变得简单。与CCER字体和词语处理应用一同出现的还有其他计算机象形文字字体应用，如萨卡拉科技的Inscribe软件(1994)、趣味教学软件，还有电脑版的埃及棋类游戏，如塞奈特棋，电脑游戏不再仅限于以埃及为主题。CCER则更胜一筹，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包含700个符号的标准字体库，还为那些更具冒险精神的人提供了完整的托勒密字体作为补充。这个看起来只适合勇敢者的举措，却被证明是整个企划成功的关键。一直致力于出版丹德拉神庙铭文的法国驻开罗考古研究所，看到了通过CCER的程序实现计算机文本生成的机会。新出版的丹德拉神庙奥西里斯祠堂的文献就是工整干净的神庙文本，含有按需设计的“新”符号，并且扩展了现有的字体库。与此同时，新技术创造了新的可能，即研究者可以在神庙工作现场使用笔记本电脑，将墙上的文字直接以可用于出版的格式录入电脑，并同时进行翻译。构想中的新设备能直接在石头墙面上核查文本，而不用查阅照片或等到很久之后再返回现场核对。另一方面，这项成果还能直接将文本上传至服务器，使其即刻就能在网上被获取。从墙壁到网络，就在同一天内!借助网络摄像头，研习某一特定文献的学生甚至可以即时在任何一家博物馆或埃及的其他地方获取所需的文本，直接研究原文，拓展学习的视野。这些设备也对文本的获取至关重要，它们使文本清晰易读，并有助于文本的保存。

圣书体文字破译的重要性

文献学家的成就开启了一个埃及信息的宝库。常言道，圣书体文字的破译带来了埃及学学科的建立。虽然留存下来的文献数量十分稀少，但文本信息确实丰富了我们对古埃及的了解，而且若非如此，我们对古代文化也不会建立如此多样的理解。考古学提供了建筑的语境、宗教与墓葬风俗的实物证据，为精英阶层制造的专门产品，有时甚至是古人自己的遗体。而文本信息使我们知晓了古人的名字、职位、思想、诗作及兴趣，由此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更广阔的宇宙观或困扰他们的世间琐事。这些私人的想法、税单、生活细节甚至重要的国家大事无法清楚明白地保留在考古环境之中。譬如，如果没有一篇以他的死亡为开篇、以他的灵魂给自己儿子建议为情节展开的教谕文学，我们不会知道阿蒙涅姆赫特一世被刺事件。一篇详细记载盗墓审讯过程的宫廷记录，为我们勾画出新王国晚期埃及腐败与玩忽职守的画面，显示了底比斯西岸如何依靠盗墓所获得的赃物苟延残喘。埃赫那吞写给他的神的诗句充溢着个人情感，致死者的信中诉说着丧亲之痛与身后之爱，莎草摇曳的沼泽中摆渡者的玩笑使旧日重现，阿蒙神在哈特谢普苏特母亲处的造访则充满含蓄的情色与欢愉。

对在埃及的考古学家来说，圣书体文字是无处不在的，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法老时代遗物的发掘中，也总会发现文本信息，即使只是一个带有王名圈的小戒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录承载的是不同种类的信息，反映出一个地点的往事的不同侧面。塞伊思城因第二十六王朝的宗教铭文与请愿雕像而闻名。当时，一系列权势显赫的地方统治者管理着奈特女神的崇拜中心。这里还矗立着献给阿图姆、奥西里斯、哈索尔，可能还包括索贝克等神灵的神庙。除此之外，一座雕像记载了圣湖的建造，记录了它的确切大小，还有一个专门用于饲养奈特女神的圣牛的特殊区域，而一座石棺证实了重要的大墓地的存在。这些地方都不是通过考古发掘而得以发现的，实际上，诸如奈特神庙之类的建筑可能已再无踪迹可寻。另一方面，近来的考古工作发现塞伊思城有两个主城区，其中的人类活动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4500年)，遗址上还有一个拉美西斯时代晚期的大型定居点，这些在文献上都不甚清晰。然而两种类型的调查拼凑出了这座古代城市从早期到现今的历史与生活。结合不同的证据可以为我们带来丰富的信息，从河流对城市的影响(通过地理考古调查)到波斯时期的投敌者乌加霍列森尼的存在(通过他雕塑上的圣书体文本)。对喜好拼图游戏的埃及学家而言，每条有价值的微小线索，无论是刻于石头之上还是写于三角洲的淤泥之中，毋庸置疑都是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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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与艺术、文物与纪念碑合力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古代社会及其人群的画卷。

第七章 现代世界中的象形文字

1994年大英博物馆举办的名为“时间机器”的展览联结了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并将古埃及视为当代艺术的灵感来源。在艺术家大卫·西斯科创作的一块蚀刻锌板上，罗塞塔石碑的圣书体文字被压制成了一段现代的条形码，暗示二者同样含有加密信息，同样需要读者拥有解码能力，二者因这一共同点而彼此相连。条形码需要相应的计算机程序与硬件设备，而罗塞塔石碑则要求读者具备圣书体文字的知识来“破译密码”。这便是罗塞塔石碑这一意象所拥有的力量，它代表着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虽然石碑上的圣书体文字写于托勒密时期，以埃及人的标准来看，这些图画文字在那时已经变得陌生了。
[42]

埃及向我们展现了刻有铭文的石头的力量。在后期的埃及，“魔法”雕像林立在神庙的区域内，雕像上刻满了圣书体文字，这些文字书写的是魔咒，用于治愈蛇蝎叮咬、驱散黑夜中的恐怖以及驱使神灵为他们的仆从提供庇佑。浇过石碑及碑面上的圣书体文字的水被收集起来内服或外用，甚至病人触摸一下石头便可康复。人们并不需要阅读这些文字，只要相信它们的力量就好。这种力量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国王赐予朝臣的礼物上，譬如庆祝佩皮二世赛德节的油膏罐。这些雪花石膏制作的容器边上刻有国王的名字，这或许是为了增强油膏的力量，赋予人青春力量。中王国时期辛努塞尔特一世的朝臣则收到了国王所赠的牡蛎壳，有真的有贵金属制成的，贝壳上镌刻有国王的名字，以增强魔力、保佑身体健康，而牡蛎壳本身在埃及语中也意为“完整健全”。第十八王朝时，由相对便宜的费昂斯琉璃制成的戒指托上刻有阿蒙荷太普-奈布玛特拉、埃赫那吞、斯曼卡拉以及图坦卡蒙等国王的名字。小巧精美的化妆品罐子上有泰伊王后与阿蒙荷太普的名字，这些名字起着近乎护身符的作用。借由圣书体文字，这些物件提示着国王的存在，呼唤着他的力量。文字的细节并不太受重视，放置在巴拉蒙(Tellel-Balamun)神庙奠基坑中的石板上随意写着舍尚克三世的名字及缩写了的祭司荷尔的头衔，这些名字几乎难以辨认。
[43]

有时候圣书体文字会被用作象征性的装饰：墙壁的边框由安可(ankh)、瓦斯(was)和杰德(djed)三个符号组成，象征带来“生命、力量、稳定”；图坦卡蒙的一个王名圈形状的盒子的盖上嵌有他的名字。另外，所有埃及护身符都可被视作圣书体文字，它们拼写出了所召唤的力量之名。

然而，古时最常见的文本是由僧侣体而非圣书体书写的。也许因为僧侣体文字缺乏“魔力装饰性”，所以保留下来的多是圣书体铭文；甚至到了现代，我们依然秉持着圣书体文字最初的用法，即将文字转化为装饰——我们可以用它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将它们印在T恤上，利用它们的视觉冲击力。连学者们也难以摆脱这种矛盾的做法——在现代研究中，僧侣体原稿多被转写为圣书体文字以供学生学习。对人们来说，从僧侣体文字开始学习或许更为简便，因为比起圣书体文字，僧侣体文献的种类更丰富，涉及的社会群体更广泛。毕竟数百万人可以成功学会汉字，照理说僧侣体和世俗体文字也不会更难。从乔治·穆勒在1909—1912年所著的《古文书学研究》(Hieratische Paläographie
)到乌苏拉·范霍文的新版本，僧侣体文字多少都受到了忽视，或许主要原因在于无法精确地复制文本。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世俗体文本上，但是数码技术的引入使我们现在可以更加便利、低廉地获取文献，正如世俗体字典项目、密歇根大学的泰布图尼斯(希腊)纸草研究、麦迪纳僧侣体陶片研究这些项目中的做法那样。上述文本均可在网页上浏览，任何可以上网的人都能即刻获得它们。
[44]

圣书体文字的翻译

在过去200年间构建的学术基础之上，现在的我们已经能通过多种方式理解埃及语文献。将埃及语文献翻译为现代语言的工作进展显著，虽然这也带来了其他的理解方式。翻译从本质上倾向于将原文转化为容易理解的现代语句，同时也要维持与古代文本间的平衡，然而目前的结果可能是完全的意译或是极度生硬的字面翻译，让人一头雾水。翻译的技巧在于找到平衡点，保留埃及语的韵律与句式结构，同时也能轻而易举地理解原文的意思。在英语的发展过程中，其文风也发生了改变，但是相对而言，英语中的某些形式似乎更适合埃及语材料，特别是“钦定版”英语——英王詹姆斯一世于1611年颁行的《圣经》中的英语。当时翻译《圣经》的学者们以前人的尝试作为基础，特别是廷代尔翻译的《新约》(1526)与《摩西五经》(1530)。他们去掉了其中不合时宜的语句，如1560年日内瓦《圣经》(“短裤版”《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用以蔽体的“短裤”，同时保留了文本中的诗意与戏剧性。
[45]

埃及语的翻译也需要如此精雕细琢的过程，但由于许多圣书体文本已经充满“古风”，在翻译中使用古色古香的语言也说得通。虽然对文本的理解存在争议，尤其是针对“历史”事件或故事中的关键情节，但每个翻译埃及语文本的人都会将自己的一些经验带入其中，并最终从中获得一些对自己而言独特的感悟。或许对古埃及的一切越有体会，他们的翻译就会越准确，对待任何异域文化、异域语言，均是如此。早期的破译者们便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触及文本要点的用词变化才渐渐显现。

下面是出自阿玛尔纳的阿伊之墓的《阿吞颂歌》(约公元前1330年)的四个翻译版本。它们显示了译者风格的不同，但有趣的是所有版本都保留了原文的诗性。

煌煌如你，跃升于天国的光之地，

噢，生气勃勃的阿吞，生命的创造神!

当你赐予东方的光之地以黎明，

你的美遍及了大地。
[46]

——米利亚姆·利希姆

(Miriam Lichtheim)， 1976年

你以完美之姿，升起在天之地平线，

活着的阿吞神，开启了生命。

无论何时升起于东方的地平线，

你都以自己的完美充盈所有土地。
[47]

——威廉·凯利·辛普森

(W.K.Simpson)， 1972年

汝生于天国之滨，

噢，活着的阿吞，众生之始。

汝令东方破晓，

汝赐美满人间。
[48]

——西里尔·奥尔德雷德

(Cyril Aldred)， 1991年

让你的圣光，闪耀自天极，

啊，活着的阿吞，

你是万物的源泉!

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流光溢彩的你，

用自己的美丽，湮没了这世界。
[49]

——约翰·L.福斯特

(John L. Foster)， 1998年

坚持对原文进行学术研究与分析，不仅是为了带来上述这般的翻译，还将增强对埃及语言的系统性了解和对古埃及文明方方面面的详细认知。

学习古埃及圣书体文字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古埃及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学习古代语言的需求与意愿，人们渴望能够自己阅读文献。电视媒体、花费较低的埃及之旅、不同级别的教育课程以及随处可见的埃及主题的图书，让遥远的过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变得近在咫尺。在一定程度上，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找到用圣书体文字书写自己名字的方法，或者努力一些就能找到夜校课程、一本教科书，甚至一个网站来提高语言能力。一些人则更为专注、更有组织，例如在英国，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本地小组定期会面，组织演讲与课程。一些人加入这样的小组，以解读象形文字为乐，并发自内心地想了解埃及人的文字。比起埃及历史上的任一时期，当今世界对古埃及圣书体文字略知一二的人可能更多。比起古埃及，也有更多的现代人能够造访埃及那些最为神圣的场所。圣书体文字是全球公认的古埃及符号，而且人们现在甚至以圣书体文字来命名航天探测器，谁又能猜到它们会传播到宇宙的何处呢？

当然，倘若没有大量的文献，这一切便不可能发生，而文献也不像教辅材料那样容易获得。此外，初学者还需要一批优秀的译本，这样他们才能看到努力的方向并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指引。在这方面，通过网页和CD光盘发布的材料是最理想的，因为相较于传统出版物，这样的方式更适用于图像性的文字。实际上，借助网页与计算机来简单又低廉地复制圣书体文字几乎就是这些文字一直在等待的技术革命。一篇文本只需编辑一次，就可以被千百万次地下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几家机构一直致力于文献材料的出版发行。博物馆开始使用网页来展示藏品和他们保存的资料，带有铭文的文物的高清图片可以用作现成的学习材料。实现全部藏品的在线浏览还任重道远，因为整合所有信息需要时间，但是以卢浮宫、开罗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和皮特里博物馆为代表的诸多博物馆已经有了完善的资料库。此外，欧盟资助的商博良项目也开放了埃及的资源，该项目将来自欧洲博物馆的15 000件藏品资料制成了CD，包括藏品的相片、目录资料以及圣书体文献。此类项目的最终归属地是网络空间。研究者可以借助网络获取资料，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会在藏品的收录和解读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比简单的复制文本更为复杂的是彼得·曼努埃里安开辟的数字碑铭学。在过去的150年中，对墓室与神庙墙壁浮雕的复制主要靠手工完成——采用拍照的方式或直接从墙上复制到纸上或塑料材料上。结果是令人惊叹的，特别是诺曼·戴维斯和妮娜·戴维斯夫妇的底比斯墓葬项目、阿米斯·卡尔弗利和默特尔·布鲁姆的阿拜多斯项目以及芝加哥铭文项目在哈布城的工作。然而在过去，出版是十分昂贵的，而且无法实现低成本的复制。彼得·曼努埃里安现已能通过将高品质的照片扫描进一个绘图应用来复制墓室场景及其全部文本，然后绘制出雕刻或图画的线图。该技术要求高超的技能与专业的判断，但是成果一旦完成微调，就能无限重复使用、存储或者制成电子版。
[50]

另外，由于计算机文件的格式更加通用，在虚拟环境中，建筑物的所有墙壁都可以连接在一起，访问者可以环顾墓室壁画，了解原始环境下的场景与文本是什么样子。如果以此作为目标，那么奈菲尔塔利墓和阿布辛贝神庙已在进行虚拟现实的重建。
[51]

现代圣书体文字与埃及语

如果未来圣书体文字能从原始位置被直接扫描至个人电脑，是否有一天人们能读到所有的文献？此刻这个目标看似依旧遥远，但是比20年前所想象的已经更近了一步。学者们或许会穷尽可研究的文本，而现代的书写者们却可以开始创作新的圣书体文本。古董造假者从几百年前起就开始这么做了，但有时赝品上的铭文是抄自其他物品的、完全编造或东拼西凑的。文物市场上刻有铭文的古董会卖出更高的价格，所以有时没有铭文但确是真品的物件会被刻上铭文来“锦上添花”。时刻谨记，埃及人在抄录文本时有时会粗心大意。克利夫兰博物馆的一个沙布提俑(ushabti)就有些问题，这个俑正面的文本写着
“奥西里斯说……”这样的套语，而不是“照亮这位奥西里斯……”这样常见的套语。虽然也有其他沙布提俑有这种情况，但是考虑到其细节上混杂了不同年代的风格，权衡而言这个俑不是真品。而另一方面，在一座刻有哈索尔母牛与小牛的石碑上，主要的铭文是三行糟糕的圣书体文字，虽然这些文字明显源自一篇真实的文献，但它们的阅读方向混乱且词不达意。光从这一点来看，它就一定是赝品吗？还是说，仅仅是粗制滥造了一些呢？
[52]

其他文物的造假可能更危险，比如第二十六王朝第二位国王尼卡乌二世那件著名的圣甲虫护身符。这个石灰岩制的护身符本身并不值得特别关注，但是上面的铭文讲述了国王雇用腓尼基水手环绕航行非洲的故事。护身符当时确实可能被用于纪念这一事件，且它似乎证实了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关于此事的记载(《历史》第四卷，第42章)。可惜这件事是希罗多德记载在先，因为这个圣甲虫护身符是埃及学家乌尔贝恩·布里安特雕刻给同事的生日礼物。
[53]

如果仔细看这个护身符的话，可以看出男性端坐的限定符号露出了马脚，因为它们的风格是现代印刷版的。

值得欣慰的是，其他企图伪造圣书体铭文的做法显然未能成功，例如伪造《高卢英雄和克里奥佩特拉》中克里奥佩特拉与埃及人的一些话语。
[54]

也有现代人尝试聆听古埃及的语言——菲利普·格拉斯的歌剧《埃赫那吞》中就有部分内容以埃及语演唱，其中就包括一篇情诗。还有一些电影试图让其中的角色说出清晰的中埃及语，尽管有时是时代错位的——例如，《木乃伊的裹尸布》(1967)、《斯芬克斯》(1980)、《木乃伊》(1999)和《星际之门》(1994)，这些影片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准确呈现古埃及语，这归功于埃及学家斯图亚特·史密斯的努力。这些都确确实实在尝试以一种已“死”的语言为现代人创造视听体验，而古埃及圣书体文字所记录的却未必是这样一种“死”语言。或许，未来我们真的可以用古埃及人的方式思考，并重新勾勒出过去清晰的形象。但那究竟是属于我们的形象，还是属于他们的呢？

注释

第一章　古埃及文字的起源

[1]
. 参见H. Winkler, The Rock Inscriptions of Southern Upper Egypt, I-II,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1938-1939。

[2]
. 参见B. Midant-Reynes, The Prehistory of Egypt, Oxford: Blackwell, 2000, 149-150 Gilf Kebir/Uweinat。

[3]
. 关于陶器上的船画，参见G. P. Gilbert, ‘Some Notes on Prehistoric Decorated Vessels with Boat Scenes’, The Bulletin of the Australian Centre for Egyptology, 10, 1999, 19-37以及个人通信。

[4]
. 100号墓：参见J. E. Quibell and F. W. Green, Hierakonpolis II, London: Quaritch, pls. LXXV-LXXIX；年代鉴定参见B. J. Kemp, 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0-41。

[5]
. 涅伽达III a2约公元前3200年：参见G. Dreyer, Umm el-Qaab I Das prädynastische Königsgrabe U-j und seine frühen Schriftzeugnisse, Mainz am Rhein: Phillip von Zabern, 1998。

[6]
. 丹：参见W. M. F. Petrie, The Royal Tombs of the First Dynasty 1900, I,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Fund, 1900；重新发掘的成果参见G. Dreyer et al., ‘Nachuntersuchungen im frühzeitlichen Königsfriedhof 9/10 Vorbericht’,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s in Kairo 54, 1998, 141–164；G. Dreyer et al., ‘Nachuntersuchungen im frühzeitlichen Königsfriedhof 11/12 Vorbericht’, MDAIK 56, 2000, 97–118。该印章盒现藏于大英博物馆，EA 35.552。

第二章　象形文字与埃及语

[7]
. 巴勒莫石碑的所有残片发表参见T. A. H. Wilkinson, Royal Annals of Ancient Egypt: The Palermo Stone and its Associated Fragments,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2000。

[8]
. 词形变化，即句子中的单词根据其词性或用途的不同而改变其拼写和发音。在拉丁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在canis latrarat“狗吠”中，canis 做主语(动作的执行者)，但在canem homo calcitrat “人踢了狗”中，canem做宾语，是动作的承受者，其拼写发生了变化。

[9]
. 假动词结构中动词被当作副词来使用，因此而得名。这个称呼已有些过时，但仍用于主流的埃及语法书中。

[10]
. J. P. Allen的The Inflection of the Verb in the Pyramid Texts, Malibu: Udena Publications， 1984针对铭文的特性及动词有着实用的见解。

第三章　圣书体文字与埃及艺术

[11]
. 圣书体文字的方向：参见H. Fischer, ‘L’inversion de l’écriture égyptienne’, in L’écriture et l’art de l’égypte ancien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6, 51–93。

[12]
. 参见Sabine Kubisch, ‘Die Stelen der 1 Zwischenzeit aus Gebelein’, MDAIK 56 (2000), 239–265，见Abb. 1 p. 246；Sir Arthur Conan Doyle, ‘The Adventure of the Dancing Men’, from 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London: John Murray, 1905。

第四章

[13]
. 译自A. G. McDowell, Village Life in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8–120。

[14]
. 该文本的另一版本参见W. Murnane and C. C. Van Siclen III, The Boundary Stelae of Akhenaten, New York and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text VII:B, 95–96。

[15]
. 由J. E. Quibell发表，The Ramesseum,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Fund, 1896. Contents listed by R. B. Parkinson, The Tale of the Eloquent Peasant,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and Ashmolean Museum, 1991, xi–xiii。

[16]
. 大英博物馆no. 498，参见M. Lichtheim翻译的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ume I: The Old and Middle Kingdo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51–57。

[17]
. 参见M. Lichtheim翻译的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ume III: The Late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125–138。

[18]
. 参见S. Sauneron, Le Temple d’Esna, Cairo: IFAO, 1963, 126。鳄鱼符号的解读见：J.-C. Goyon,Valeurs phonétiques des signes hiéroglyphiques d’époque gréco-romaine, Montpellier: Service des Publications de la Recherche de l’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 1988, ii. 350–351。

[19]
. 参见J. Zandee, An Ancient Egyptian Crossword Puzzle, Leiden: Ex Oriente Lux, 1966；H. M. Stewart, ‘A Crossword Hymn to Mut’,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57 (1971), 87–104；R. B. Parkinson, Cracking Codes: The Rosetta Stone and Decipherment,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99, 84–85。

[20]
. 卢浮宫C12石碑，参见E. Drioton, ‘Recueil de cryptographie monumentale’,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 40 (1940), 306–427。

[21]
. Kenneth Williams饰Julius Caesar，喜剧Carry On Cleo， Talbot Rothwell编剧，Gerald Thomas导演，1965。

第五章　书吏与日常书写

[22]
. 转写参见J. Černý, Late Ramesside Letters, Brussels: Fondation Égyptologique Reine Élisabeth, 1939, no. 28, pp. 44–48；翻译参见E. Wente, Letters from Ancient Egypt,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0, 194–195。

[23]
. 参见A. G. McDowell, Village Life in Ancient Egypt:Laundry Lists and Love So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4–135，基于P. W. Pestman的著述，‘Who were the Owners in the Community of Workmen of the Chester Beatty Papyri？’, in R. J. Demarée and J. J. Janssen (eds.), Gleanings from Deir el-Medina,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 1982, 155–172。

[24]
. 参见K. Ryholt, The Story of Petiese, son of Petetum and 70 Other Good and Bad Stories, Copenhagen: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1999。

[25]
. 参见T. G. H. James, The Letters of Hekanakhte and Other Early Middle Kingdom Documents,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New York, 1962；see also for extracts and discussion R. B. Parkinson, Voices from Ancient Egyp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1, 101–107。

[26]
. 参见Anastasi I, P. Koller, and A. H. Gardiner, Egyptian Hieratic Texts: Literary Works of the New Kingdom, Part I, Leipzig: J. C. Hinrichs, 1911；E. Wente, Letters from Ancient Egypt, 98–110。

[27]
. Annie Gasse根据保存下来的文字拼凑出了六篇文献，同时也指出文献的遗存情况极其不均。参见A. Gasse, ‘Les ostraca hiératiques de Deir el-Medina: nouvelles orientations de la publication’, in R. J. Demarée and A. Egberts (eds.), Village Voices, Leiden: CNWS, 1992, 51–70。

[28]
. 参见F. Ll. Griffith and W. Petrie, Two Hieroglyphic Papyri from Tanis,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1889。

[29]
. 参见A. H. Gardiner, Ancient Egyptian Onomastica, 3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30]
. 参见G. Robins and C. Shute, The Rhind Mathematical Papyru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8。

[31]
. 巴肯孔斯：参见Munich, Staatlicher Sammlung Ägyptische Kunst, Gl. WAF 38及Karnak, Cairo CGC 42155和K. 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III, 295–299。

[32]
. 参见D. Wildung, Egyptian Saints: Deification in Pharaonic Egyp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7。

第六章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33]
. 参见G. Boas, The Hieroglyphics of Horapoll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4]
. 1972年埃及学家针对埃及语研究的状况组织了一次自我调研：参见S. Sauneron (ed.), Textes et langages de l’Égypte pharaonique: Cent cinquante années de recherches 1822–1972. Hommage à 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2 vols., Cairo: IFAO, 1972。

[35]
. 参见J. Johnson, ‘Focusing on Various Themes’, in P. Frandsen and G. Englund (eds.), Crossroad: Chaos or the Beginning of a New Paradigm. Papers from the Conference on Egyptian Grammar 1986, Copenhagen: Carsten Niebuhr Institute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Studies, 401–410。

[36]
. J. A. Wilson的翻译(埃及语)与A. Goetze的翻译(赫梯语)的对比可参见J.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and later editions), 199–203；另外可参见K. A. Kitchen, Pharaoh Triumphant, Warminster: Aris &amp; Phillips, 1982, 75–79。

[37]
. 参见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38]
. 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IFAO)2002年的目录展示了早期的排版过程与字体(p. 3)。

[39]
. 参见A. H. Gardiner, Egyptian Grammar, 3rd edn.,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1979, ix–xvi。

[40]
. 参见N. Grimal, J. Hallof, and D. van der Plas, Hieroglyphica, Volume I, Utrecht and Paris: CCER, 1993 with 4,706 signs；增补后的列表参见Hieroglyphica, Volume I 2, Utrecht and Paris: CCER, 2000。

[41]
. 参见P. Wilson, The Survey of Saïs(待发表)及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中1997年以来的报告。

第七章　现代世界中的象形文字

[42]
. 参见David Hiscock, no. 5, ‘Time Machine: Ancient Egypt and Contemporary Art’, British Museum 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Visual Arts, 1994。

[43]
. 参见A. J. Spencer, Excavations at Tell el-Balamun 1995–1998,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9, 90。

[44]
. 泰布图尼斯纸草：参见http://sunsite.berkeley.edu/APIS/ (current in Summer 2002)；Deir el-Medina online: http://www.uni-muenchen.de/dem-online/选择“登录”(2002夏)。

[45]
. 关于《圣经》的翻译方法，参见G. Hammond,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Bible, Manchester: Carcanet New Press, 1982。

[46]
. 参见Miria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ume II: The New Kingdo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96。

[47]
. 参见William Kelly Simpson (ed.),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290。

[48]
. 参见Cyril Aldred, Akhenaten, King of Egypt, London: Thames &amp; Hudson, 1988, repr. 1991, 241。

[49]
. 参见John L. Foster, Echoes of Egyptian Voices. An Anthology of Ancient Egyptian Poetry, Norman, Oka. University of Okhlahoma Press, 1998, 5–18。

[50]
. 参见P. Der Manuelian, ‘Digital Epigraphy at Giza’, Egyptian Archaeology 17 (Autumn 2000), 25–27 an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35 (1998), 97–113。

[51]
. 阿布辛贝神庙可参见http://www.ccer.nl并点击“阿布辛贝神庙”的链接；奈菲尔塔利墓壁画由Maris Multimedia Limited公司在Atlas of the Ancient World发布，参见http://www.cominf.ru/maris/和http://www.cominf.ru/maris/aaw/aawdemo/aawdemo-htm(2002年夏)。

[52]
. 由L. Berman和K. Bohac与克利夫兰博物馆其余藏品一起出版，Catalogue of Egyptian Art,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99, nos. 510 and 496。

[53]
. 可能由W. M. F. Petrie重新发表，参见‘The First Circuit Round Africa, and the Supposed Record of It’, Geographical Journal, 32 (July to Dec. 1908), 480–485。真相揭露参见G. Steindorff, ‘Fakes and Fates of the Egyptian Antiquities’, Journal of the Walters Art Gallery, Baltimore, 10 (1947), 54–55；另可参见H. de Meulenaere, Herodotos over de 26ste Dynastie, Leuven: Universiteit van Leuven, 1951, 62。

[54]
. 参见Goscinny and Uderzo, Asterix and Cleopatra, 最初在1965年出版。

年代表

进一步阅读书目

早期国家，文字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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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目录

第一章 非洲概念

第二章 非洲人：多样性和统一性

第三章 非洲过往：历史之源

第四章 世界上的非洲

第五章 非洲的殖民主义

第六章 想象未来，重建过去

第七章 记忆和遗忘，过往和现在

参考文献

进一步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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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世界

akg-图像 010

2.　非洲主要地理形态 021

3.　西非尼日尔河中部地区 025

4.　詹纳的一座房子

Casa das áfricas, Brazil　027

5.　陶俑骑士

Werner Forman Archive. Courtesy of Entwistle Gallery, London　031

6.　图阿雷格骑兵

Casa das áfricas, Brazil　034

7.　夫人或“塞内加尔的有色人种女人”

大英图书馆 047

8.　南非国民党支持者的突击队

Photograph by David Goldblatt　051

9.　桑给巴尔阿曼政府的三名官员

The Humphrey Winterton Collection of East African Photographs, Melville J. Herskovits Library of African Studie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053

10.　利比里亚总统E. J. 罗耶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056

11.　祖鲁沙卡

大英图书馆 062

12.　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司铎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081

13.　在黄金海岸的阿博科比翻译《圣经》

Archives Mission 21: Basel Mission ref. QD-32.032.0005 085

14.　库巴皇家雕像

大英博物馆的受托人 102

15.　刚果王国的圣方济会传教士

Biblioteca civica centrale di Torino, Sezione Manoscrittie rari 117

16.　一队奴隶

国会图书馆 126

17.　《穆罕默德·加尔多·巴夸夸传记》

国会图书馆 133

18.　桑给巴尔象牙市场

The Humphrey Winterton Collection of East African Photographs, Melville J. Herskovits Library of African Studie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40

19.　马哈德斯坦指挥官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155

20.　阿波罗·卡格瓦和哈姆·穆卡萨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164

21.　在比属刚果铺设铁路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166

22.　1900年塞内加尔圣路易

Casa das áfricas, Brazil　169

23.　巴姆国王恩乔亚

Archives Mission 21: Basel Mission ref. E-30.29.048 175

24.　拉各斯的亚巴学院的学生

By permission of the Syndic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183

25.　在阿克拉投票

By permission of the Syndic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187

26.　南罗得西亚的游行示威

SVT Bild/Das Fotoarchiv 188

27.　电影 《阿尔及尔之战》

Rialto Pictures/Photofest 192

28.　哈莱姆区的非裔美国政治

国会图书馆 204

29.　约翰内斯堡的舞者

Photograph by Jürgen Schadeberg 206

30.　万博的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

Fred Bridgland/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220

31.　塞缪尔·福索的“酋长”

Courtesy of J. M. Patras, Paris 226

第一章 非洲概念

本书是对宏观主题的简短介绍。事实上，它是对两大宏观主题的简短介绍：其一，它关乎非洲其地及其人；其二，它关乎非洲的过往，正如非洲人所设想及历史学家所书写的那样。无论非洲其地其人还是其过往，二者的规模都是巨大的。非洲大陆从地中海南岸一直延伸到好望角，由50多个国家组成，其语言和文化是世界上最多样化的。非洲是人类的摇篮，是人类最初进化之地，人类从这里向外扩张并定居在地球上。非洲有着可追溯的历史，最早可至5000年前世界最早的古文明——法老埃及。

即使只梳理跨越非洲大陆不同地区的最流水账式的历史脉络，也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而且这还会像每年哈马坦风从撒哈拉沙漠吹向南方，使塞内加尔到苏丹的天空都像失色的沙尘一样枯燥、干巴巴。概述整个非洲或其不同部分的历史书籍已浩如烟海，我们在本书的末尾也推荐了此类书籍。然而，我们的目标是反思非洲过去被想象和呈现的方式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只把历史作为一种对过去的再现，而把它排除在一系列真实事件之外。我们的论点由整个非洲大陆的系列事件、发展过程，以及远离非洲的移民裔群所证明。我们希望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非洲过往研究中出现的主要议题、问题和争论。这些问题不仅对了解非洲，而且对了解整个历史学科都至关重要。

我们的议题具有挑战性，不仅因为从客观上看非洲地域广袤、历史厚重且复杂多样，还因为“非洲历史”本身的概念具有争议性——一些人认为它不重要，而另一些人却把它当作意识形态武器，并始终顽固地抵制精确的定义。最后一点可能会显得很奇怪。正如我们刚才所说，非洲是一个大陆，它的过往就是构成非洲历史的要素。但是，一个大陆是否拥有这样的“历史”呢？几乎不可能有一本这样描写“亚洲历史”或“欧洲历史”的书。非洲独特的历史思想基于这样的假设：非洲大陆拥有某种超越地理范围的根本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仅将整个大陆联系在一起，而且使它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

从一开始，种族问题就出现了，因为非洲的历史常常被视为黑人的历史。这就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果非洲的历史是整个非洲大陆的历史，那么它是应该将撒哈拉沙漠的北部和南部地区都包括进去，从而包括许多不明显“黑色”人民的历史？还是说，仅仅指撒哈拉以南或“黑非洲”的历史？如果是后者，那么它应该包括在非洲大陆以外生活和死亡的数千万非洲人(主要是奴隶贸易所创造的美洲和亚洲的黑人裔群)的历史吗？除了包容和排斥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非洲历史在本质上是否与世界其他民族或地区的历史一样，遵循同样的“普遍真理”和同样的学术分析方法？抑或是，非洲的特殊性要求研究者按照非洲自己的逻辑来研究它的过去？抑或是，按照它的无数组成部分的不同逻辑来研究？换句话说，“非洲”拥有怎样的非洲历史？

非洲大陆内外的历史学家对以上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这似乎令人惊讶。关于非洲历史的研究，学者们在这些基本定义上存在分歧，这说明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在于，尽管非洲历史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但它也是一个非常新的话题。作为一项公认的探索性学术课程，它的历史只有四五年。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随着现代历史学科在西方大学中的确立，欧洲的普遍看法是，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没有历史可言。非洲社会不仅被认为是原始和不变的，而且由于其人民普遍缺乏识字能力，故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没有集体历史意识。

这些种族观念是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提出来作为19世纪末征服和分裂非洲的行为的辩护依据。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伪科学的种族等级制度和殖民帝国瓦解了，但对非洲历史正确性的怀疑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半叶，其质疑者包括一些历史学界众所周知的主要(欧洲)成员。怀疑论者关于非洲缺失历史意识的看法是错误的。长期以来，非洲人民对过往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记忆方式。非洲的历史不仅仅是被现代大学“研究出来”的历史。好在，近年来，接受非洲过往是历史学科的合法组成部分(就如接受其他殖民地的人民、妇女、穷人，以及迄今为止无声的边缘化群体，他们也是世界的合法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承认人类历史多样性的关键性突破。

非洲的诞生

在开始讨论非洲历史的轮廓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审查非洲本身的轮廓。两者并不容易分开，因为要想把非洲视为一个地方，就必须从历史中去思考。近几十年来，许多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越来越怀疑公认的智慧，开始仔细研究和“解构”(un-package)一系列长期以来被简单地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知识。这种“解构”部分是为了说明社会和个人如何看待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自身，并试图证明由此形成的构想比想象的更复杂，更易发生变化。它还关注某些文化如何看待其他文化，特别是欧洲或“西方”如何看待亚洲、非洲、美洲和其他地方的人民。除了复杂性和变化，我们强调的是观察者们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感知的，他们可以被视为受帝国权力的动态变化所影响。

在这方面，一项开创性成果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考察了欧洲视野下奇异、颓废和腐败的“东方”和北非。萨义德因假设存在构建了反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的整体欧洲世界观，而受到了很多批评。然而，尽管他的著作有缺陷，但仍极具影响力，并催生了一系列反映世界观的著作，如罗纳德·因登(Ronald Inden)的《想象印度》(Imagining India
)、刚果哲学家V. Y. 穆丹贝(V. Y. Mudimbe)的《非洲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Africa
)。非洲是怎么发明出来的？是由谁发明出来的？穆丹贝认为，简单来说，非洲的概念最初并非由非洲人发明，而是由非非洲人提出，这就是“差异范式”(paradigm of difference)。换句话说，非洲已成为奇异的三棱镜，外来者(主要是欧洲人)通过这种棱镜折射出“他者”和他们自身的图像。

有很多证据支持这种观点。在20世纪之前，很少有非洲居民认为自己是“非洲人”。“非洲人”这个词本身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地中海的古典文明时期。希腊人首先设想了地中海世界的三分区域，他们称地中海南岸为利比亚，与东部的亚洲相对，而西北部则是欧洲。在利比亚和亚洲之间有“埃及”(另一个希腊词)，其伟大的河流——尼罗河被古代地理学家视为两个领域的分界线。

对希腊人来说，“利比亚人”(Libyans或Libyes)一词似乎具有模糊的种族含义，因为它被用来区分地中海沿岸人民与南部肤色较深的“埃塞俄比亚人”(源于希腊语“Aithiops”，意为“晒黑的脸”)。希腊观察家将利比亚人划分为无数个部族，其中一个部族位于腓尼基人的定居地迦太基(现在的突尼斯)，后来罗马人称其为阿非利人(Afri)。阿非利加(Africa，即非洲)——“阿非利人之国”，这个词的应用，最初被严格限定于公元前146年征服迦太基后所建立的罗马人的一个行省。在公元7世纪罗马帝国灭亡和阿拉伯人征服北非之后，同一片沿海地区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伊夫里奇亚”(Ifriqiya)。直到15世纪葡萄牙海员将非洲纳入欧洲人的活动范围时，“非洲”一词才普遍适用于整个非洲大陆。

图1　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三分世界。这是一幅来自11世纪莱比锡手抄本的中世纪“T形图”，其中尼罗河位于亚洲边境；迦太基、努米比亚、利比亚和毛里(Mauri)位于北非；而埃塞俄比亚、斯科舍(Scotia)、安格利亚(Anglia)位于世界的外围

葡萄牙在“发现时代”的航行不仅有助于增进欧洲对非洲的了解，而且开启了欧洲人对非洲人看法转变的历程。这种转变源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奴隶制是古地中海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它在中世纪的欧洲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它也存在于伊斯兰世界，包括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然而正是发生在16至19世纪之间的大西洋奴隶贸易迫使大约1200万非洲人迁移到美洲，使欧洲人在种族劣等、奴役和非洲三者之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我们将在第四章再次讨论奴隶制和奴隶贸易。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非洲的许多现代观念都是从大西洋奴隶制度这一残酷无情的熔炉中产生的。

此外，正是在这种严峻的考验中，非洲人自己才开始接受非洲的概念。第一批这样做的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黑人知识分子，包括著名的反奴隶贸易活动家奥劳达·伊基阿诺(Olaudah Equiano)，以及亚历山大·克拉梅尔(Alexander Crummell)、马丁·德拉尼(Martin Delany)和爱德华·W. 布莱顿(Edward W. Blyden)等19世纪的非洲裔美国人。这些思想家能够认识到非洲，正是因为他们离开了非洲，他们奠定了后来所谓的“泛非主义”的基础。他们不仅借用了非洲的概念，还借用了19世纪欧洲的种族语言。在早期的泛非主义思想中，非洲——或者有时继续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非洲大陆——被视为独特民族(“黑人种族”)的家园。直到19世纪末，这些思想才开始在非洲内部发展，它们首先出现在西非沿海贸易城镇上的那些有读写能力的英语社区中。那时，非洲大陆正处于欧洲殖民征服的边缘，对许多人来说，这一状况将进一步巩固“何为非洲人”这一议题。

正如最近对中世纪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欧洲的概念与非洲一样，都是一种想象。欧洲人不是唯一“发现”非洲大陆的外来者。穆斯林阿拉伯人在先知穆罕默德公元632年去世后的70年里，横扫了阿拉伯半岛，征服了整个北非沿海地区，并在公元711年将他们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罗马时代，北非曾是早期基督教的中心，而现在北非以穆斯林为主。当地大多数埃及人和柏柏尔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加上阿拉伯移民的涌入，他们共同创造了独特的北非文化和政治王朝。穆斯林地理学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希腊思想中对已知世界的三分法，但这被基于信仰的、更为基本的世界观所覆盖。因此，北非成为伊斯兰居住区(阿拉伯文为“Dar al-Islam”)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则被称为非信仰居住区(阿拉伯文为“Dar al-Kufr”)，有时被称为战争地区(阿拉伯文为“Dar al-Harb”)。

在第一个千年结束时，骑骆驼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商人已经开始在撒哈拉沙漠上与他们口中的“比拉德-苏丹”(Bilad as Sudan，即黑人的土地)建立联系了。随着贸易而来的是伊斯兰教本身，它吸引了来自西非稀树草原王国的商业精英和统治精英，使其成为皈依者，并模糊了伊斯兰信仰和非伊斯兰信仰的界限。非洲东海岸也在进行类似的进程，该进程与印度洋上的穆斯林海上贸易相关联。与后来的大西洋贸易一样，跨撒哈拉和印度洋的贸易也包括奴隶的出口，尽管对穆斯林来说，“异教”而非肤色才是奴役的主要理由。然而，中世纪阿拉伯人所写的关于“比拉德-苏丹”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北非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等经验丰富的思想家所写的著作，往往都表达了对“原始”非洲人的蔑视，这种蔑视超越了对异教徒的通常程度。对北非穆斯林来说，“黑非洲”也被认为是“差异范式”。

反过来，北非也给那些试图定义非洲和“黑人种族”的人带来了问题。正如萨义德所言，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人可能认为该地区是正在衰落的东方的一部分。但它在历史范围内仍然被认为与南部永恒原始的“部族”非洲形成鲜明对比。在19世纪的泛非主义者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信非洲的“救赎”将通过皈依基督教来实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表明了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不同态度。有些人，如布莱顿，对该宗教持高度赞成的态度；另一些人认为这带来了一些问题，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与奴隶制存在联系。维多利亚时代的种族神话也产生了“含米特假设”(the Hamitic hypothesis，源自《圣经》中的诺亚之子哈姆)：这个假设认为，来自北方的皮肤白皙的入侵者有责任传播“黑非洲”存在的所有文化成就。早期的泛非主义者也吸收了这一理论，他们急于把黑人历史拉进通史叙述中，而先前的通史叙述则否定了非洲文化与基督教的中东起源之间存在联系。

19世纪那种认为人类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种族的观点，现在已经被遗传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抛弃。所以，总的来说，也有一些伟大的理论认为某种本质上的“非洲文明”正在传播。然而，对非洲进行定义的问题仍然存在，这是通过对非洲大陆两位著名历史学家最近的教科书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约翰·伊利夫(John Iliffe)的《非洲人：一个大陆的历史》(Africans: The History of a Continent
)，正如副标题所示，他把非洲的历史当作撒哈拉以南和以北整个大陆的历史。相比之下，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的《1940年以来的非洲》(Africa since 1940
)忽略了北非，将非洲的范围限制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并以此暗示后者代表了非洲历史的独特之处。在非洲大陆的另一端——有着白人定居和工业化历史的南非也令人不安地出现在许多教科书中：伊利夫在其著作的最后将南非的现代史纳入了一个独立的章节。按照惯例，这两本书都把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岛作为非洲的一部分——尽管同样按照惯例，这两本书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进行更多的说明。

还有学者主张将非洲移民裔群纳入非洲历史，他们坚持认为，非洲的历史远非止步于非洲大陆的边缘，而是一直延伸到所谓的“黑色大西洋”。这些主张没有对错之分。我们已经注意到非洲移民裔群在非洲概念形成中的重要性，稍后将继续讨论关于非洲移民裔群在非洲历史上所发挥的更大作用。就北非而言，从文化、历史甚至地理上来说，该地区既是非洲的一部分，也是地中海世界、西南亚或中东的一部分。虽然我们会辩称，至少“种族”“部族”“亲属制度”，以及外部观察者排挤非洲社会的各种其他框架现在都已被抛弃或质疑；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恢复非洲大陆的过去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因此很难忽略非洲本身的概念。

非洲大陆的谎言：环境和历史

“非洲”很可能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但它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和景观构成了它的人类历史背景。近年来，环境史非常流行，其流行原因部分在于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人口增长、饥荒和生态危机的担忧不断升级。约翰·伊利夫1995年出版的《非洲人：一个大陆的历史》一书以非洲大陆的历史人口学为中心主题，着重强调非洲人作为“代表整个人类殖民了世界上一个特别不利地区的拓荒者”的作用。伊利夫认为，在“古老的岩石、贫瘠的土壤、变化无常的降雨、丰富的昆虫和独特的疾病流行”的恶劣环境中建立持久的社会，代表着人类对抗逆境的胜利。然而，这一胜利来之不易，因为它是以巨大的人类苦难和非洲持续的贫困为代价的。伊利夫坚持认为，“现在是理解和反思非洲大陆历史中折射出的当代问题的时候了”。

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是由对现在的关注所决定的，这是一种常见的甚至是陈词滥调的看法。众所周知，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是现代历史著作的基石之一，其被解读为反映了18世纪末人们对大英帝国衰落的焦虑。也许是这样吧。但是，毫无疑问，非洲历史研究领域受到了过去50年来该大陆起伏不定的命运的影响。受非洲历史上反对殖民统治的解放斗争和建立独立国家运动的启发，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历史学先驱倾向于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史上，特别是土著非洲国家的政治史。20世纪70年代，随着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成为常态，经济史开始崭露头角。随后，人们对社会史越来越感兴趣，即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经历，而不是狭隘地关注“伟人”的行为。

我们将在不同的时间点回到这条轨道上，包括最近向文化和思想史的“转向”。当然，非洲的史学要比这复杂得多：与这里所概述的线性演化相比，非洲史学有更多重叠和争议的观点。然而，它提醒我们，思考非洲的方式在不断演变。这也适用于像物理环境这种似乎是固定不变的东西。正如詹姆斯·迈卡恩(James McCann)在最近一份关于这一主题的调查中所写的，“环境史和景观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关于非洲历史文化和殖民政府如何看待非洲大陆的想法、观念和对策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完成对非洲的设想。

那么，非洲大陆看起来怎么样呢？就地形而言，它没有其他大陆那么极端。山脉地区确实存在：主要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阿特拉斯山脉，以及从厄立特里亚向南穿越东非大裂谷、大湖地区直至南非德拉肯斯堡的高地脊。众所周知，乞力马扎罗山白雪皑皑的峰顶高出赤道5895米——尽管在全球变暖的时期，其白雪皑皑的峰顶明显在退缩。然而，非洲大陆只有4%的地方其海拔在1500米以上，其中一半位于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阿比西尼亚高原。非洲大陆的核心是一座向东隆起的巨大古代岩石高原，但它被一系列广阔的冲积平原所围绕。与非洲的岩石一样，非洲的土壤也很古老，而且很多土地都非常贫瘠，无法用于农业生产。

除较分散的东部高地之外，随着赤道两侧降雨量的下降，非洲的生态系统呈条带状发生了巨大变化。向北，刚果盆地和西非海岸的赤道雨林被林地和稀树草原所取代，接着是半干旱的萨赫勒草原、广阔的撒哈拉沙漠，最后是北非湿润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在赤道以南，这种模式重复出现，西部的稀树草原被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和纳米布(Namib)沙漠取代，然后是南非好望角(Cape)的温带气候。

这些生态区中，大多确实被证明很难让人类居住。具有挑战性的地形、极端气候和高发病率都是造成非洲人口水平始终处于较低位的原因。分散的流动人口，反过来又限制了未来的国家缔造者建立集中政治权力的能力。但如今很少有历史学家会认为环境在实质上决定了人类活动的进程。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事实上，“环境决定论”是帝国时代欧洲人看待非洲的核心——就像古代穆斯林对热带地区的看法一样。也就是说，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种族特征源于环境条件，“令人衰弱”的热带气候是非洲黑人落后的根本原因。

没有什么环境比赤道森林更让人感到衰弱。原始、单调且难以穿越的黑暗“丛林”被认为孕育了最原始的东西。赤道丛林曾经是——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关于非洲景观最持久的流行神话，并且它作为非洲“差异性”(otherness)的隐喻，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旅游文学，一直延续到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901年的著名中篇小说《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20世纪20年代的“丛林音乐”(Jungle Music)，以及反映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政治暴力的当代报告文学中。

图2　非洲主要地理形态

非洲的生态区不仅非常多样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在发生变化，并且是持续性的变化。变化的方式既有长期的线性变化，也有节奏性的季节变化。此外，局部景观是“人为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由人类活动塑造的。外来粮食作物的引进改变了非洲的农业系统：大麦和小麦在数千年前从亚洲传入非洲东北部，香蕉在第一个千年从东南亚传入非洲，玉米和木薯在16世纪从美洲传入非洲。现代非洲还拥有由混凝土、玻璃、木材和波纹钢铁构成的城市景观，现在非洲大陆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

也许体现非洲环境变化最显著的例子是撒哈拉地区的沙漠化。大约1万年前，热带非洲的气候进入了强降雨时期，在大约5000年的时间里，撒哈拉地区形成了湖泊、河流和茂密的草原。这一环境有利于该地域大部分地区的人类居住。考古证据表明，到这个时代结束时，撒哈拉人已开始从狩猎、捕鱼和采集转向家畜的驯养和谷物的种植。他们还开始创作一些非洲最早的艺术作品，其形式是引人注目的岩画，这些岩画至今仍能在马里的阿德拉尔·德·伊福拉斯(Adrar des Iforas)、阿尔及利亚的阿哈加尔(Ahaggar)和塔西利(Tassili)等多山沙漠中露出地面的岩石上看到。

大约5000年前，降雨量开始下降，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撒哈拉地区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沙漠。干旱的过程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人类的定居——把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连同他们新的粮食生产技术，向南推进到东非和西部的森林边缘。这迫使其他人从干旱的平原向下进入肥沃的尼罗河谷，从而创造了一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并促成了非洲第一个中央集权王国——上下埃及的出现。最深刻的变化是，沙漠化使得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欧亚大陆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二者的文化相互隔离，不断发展。直到第一个千年人们开始驯化骆驼再次穿越撒哈拉后，这种文化隔离现象才得以结束。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沙漠屏障的南部边缘，以便更多地思考非洲的概念，以及环境在塑造其历史中的作用。

尼日尔河中部：城市化、公民社会与帝国传统

1938年，一位名叫维耶拉德(Vieillard)的教师兼业余考古学家在法属西非殖民地苏丹(今天的马里)的詹纳镇(Jenne)以南3公里处的一个旧定居点遗址进行了一次发掘。当地说詹纳克语的人称这个地方为“古詹纳”(Jenne-jeno)，它是散布在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洪泛区的众多废弃遗址中的一个。维耶拉德对遗址的报告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古詹纳仍然没有受到学者和文物收集者的关注。直到1977年，也就是马里独立17年后，古詹纳的考古工作才开始。30年后，这项考古工作使古詹纳成为非洲最重要的历史遗址之一。除了一些陶俑，这里没有任何不朽的遗迹，也没有任何壮观的人工制品，然而，考古发掘显示，古詹纳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已知最古老的城市中心，建于公元前3世纪，并持续存在了1600年。它的发现改写了尼日尔河中部地区的历史，改变了我们对非洲城市历史的看法。它还挑战了全球范围内城镇和城市兴起的既定思维。

图3　西非尼日尔河中部地区

古詹纳的故事为我们引入了一些主题，例如身份问题、起源问题，以及非洲历史上内部与外部因素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讨论。古詹纳考古工作将尼日尔河中部可追溯的历史往前推了2000多年，它还证明了将20世纪上半叶法国开创的所谓“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见解应用于非洲的可能性和问题：对长期性(longue dure)和精神状态(mentalit)——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独特心态进行深层次分析，极为重要。

长期以来，尼日尔河中部地区一直是人们对非洲印象的重要来源。萨赫勒(Sahel)位于撒哈拉沙漠干旱的南部边缘，是讲阿拉伯语的人所称的“海岸”，它与公元8世纪至16世纪统治苏丹西部政治版图的三个帝国(加纳、马里和桑海)的先后崛起有关。有关加纳的第一次历史记录是公元8世纪末，大量穆斯林商人被其统治者所控制的利润丰厚的黄金贸易所吸引，而穿越到沙漠的另一边。六个世纪后，正是这种贸易吸引了葡萄牙水手来到几内亚海岸。跨撒哈拉的交流和穆斯林的治国方略支撑了苏丹帝国建设的进程，催生了加纳的后继者和沙漠边缘地区的转口港市：内陆三角洲以南的詹纳以及北部的传奇之城廷巴克图(Timbuktu)。

图4 城市建筑的艺术形式。1905年，詹纳（位于当今马里境内）的一座房子：这是横跨西非萨赫勒和稀树草原地区的“苏丹风格”泥基建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照片由埃德蒙德·福捷（Edmond Fortier，1862—1928）拍摄，他是早期殖民时期法属西部非洲地区著名的摄影师和明信片出版商。福捷驻扎在塞内加尔达喀尔，1900至1910年间他拍摄了大约3300张照片

至少，这是对有关苏丹帝国建设进程的老派观点。甚至在非洲历史作为一种学术课题出现之前，在对非洲大陆过去的解释中，加纳-马里-桑海序列就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富有同情心的殖民统治者，以及富有开拓性的美洲非裔学者来说，最能从时间迷雾中浮现出来的正是这些伟大的帝国。对第一代所谓的“民族主义”专业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也是国家。他们关心的是通过证明非洲远非欧洲帝国主义神话中的原始部族王国，而是有着悠久而高贵的国家建设传统，从而将非洲的过去“去殖民化”。这一点在诸如马里这样的伟大苏丹帝国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著名的曼萨·穆萨(Mansa Musa， 1312—1337)统治的鼎盛时期，马里幅员辽阔，以其财富和权力遍布欧洲和伊斯兰世界而闻名。

国家的命名

新国家盗用历史名称可能令人困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其目的往往是消除欧洲殖民时期的命名法，并与真实的非洲历史建立联系，但其中一些古老的名字恰恰也是由外人创造的。埃及、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最初都是希腊词汇，而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以及“摩尔人”一词)都是源自罗马词汇，意为北非的一个“部落”。英国的黄金海岸殖民地在独立时取了加纳的名字，尽管这是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名字，这个国家似乎被自己的统治者称为瓦加杜(与现在的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的黄金海岸相距数千英里)。随着历史的延续，法国的苏丹南部殖民地变成了马里，而只有“苏丹”地区的东部(来自比拉德-苏丹)保留了苏丹的名字。或许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最引人注目的国家重新命名是上沃尔特(原名为Haute Volta或upper Volta)将两种土著语言的单词组合在一起后，改名为布基纳法索，大致翻译为“廉洁之国”。

然而，最近的考古研究，再加上历史学家、艺术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这种既定的陈述。第一，对古詹纳的挖掘表明，尼日尔河中部城镇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口头传播和阿拉伯编年史所标注的时间。古詹纳远非与世隔绝的地区，而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被发现的古代城市文明。第二，长期以来的假设，即认为外部力量为苏丹西部非洲的“复杂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催化剂，现在已经完全被推翻。远在北非商人到来之前，古詹纳就是繁荣的地区贸易网络中的一部分。第三，本土城市文化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出现。简而言之，该地区古老的城市景观中没有任何标志性建筑的痕迹，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些建筑通常指向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的中心。考古学家罗德里克·麦金托什(Roderick McIntosh)认为，尼日尔河中部文明的本质不是等级制度，而是多元的“差异化结构”。换句话说，它的本质和核心可能体现于在不诉诸强制性国家权力的情况下，实现自我组织的能力，而不是体现于帝国建立的辉煌历史中。

图5　13世纪至14世纪，从詹纳地区的古墓中发掘出来的骑乘武士的陶俑——这是帝国传统的化身。骑兵技术在巩固西非大草原上的中央集权中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悠久的历史中，尼日尔河中部曾对具有挑战性的自然环境和同样具有挑战性的人类景观进行了娴熟的管理。前者成功地维持了麦金托什所描述的“一个毗邻荒凉的撒哈拉沙漠的巨大冲积花园”，后者通过“种族和解”的进程确保了社会和谐，并因该区域各民族，包括索宁克人(Soninke)、马林克人(Malinke)、班巴拉人(Bambara)和其他民族所共有的一系列象征性的核心价值观而得到巩固。在这些价值观中，最突出的是当地村庄社区(kafu)的自治和神秘力量(nyama)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融合成了曼德文化
[1]

，为世人所知。麦金托什把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称为帝国传统。曼德文化群体的北部分支——索宁克人统治着加纳王国。从曼德中心地带到南部兴起了另一个分支——马林克人。13世纪，马林克人推翻了加纳帝国，建立了新的统治体制，即马里王国。

为了重现帝国传统，历史学家可以求助于考古记录之外的其他资料：北非旅行者和地理学家的记述、当地写的阿拉伯编年史(ta’rikh)，以及曼德人自己的“古老语言”(kuma koro)。换句话说，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史前阶段开始逐渐成为历史。然而，与中世纪欧洲、印度或中国在同一时期产生的大量文字记录相比，这样的资料来源少之又少，而且支离破碎。此外，这些资料还给历史学家带来了解释问题。例如，过度依赖穆斯林游客和编年史作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早期人们强调外部因素(特别是跨撒哈拉贸易和伊斯兰教)在国家崛起中所起的作用。土著人口述传说的应用有助于纠正这种失衡，但这也存在问题，因为大多数口述内容直到20世纪才首次被记录下来，比如曼德文化最著名的知识宝典——长篇史诗《松迪亚塔》(kuma koro
)。这是一首由口头传说艺人(马林克人称其为“jeliw”或“griots”)精心制作的荷马式史诗，它讲述了松迪亚塔·凯塔(Sunjata Keita)如何征服苏苏(Soso)巫师——苏曼古鲁·坎特(Sumanguru Kante)并创立了马里帝国的故事。

图6　反抗帝国的传统。图阿雷格骑兵手持剑、长矛和盾牌，穿着他们著名的靛蓝长袍，带着头巾。1906年由埃德蒙德·福捷摄于廷巴克图。图阿雷格联盟几十年来一直抵制法国对撒哈拉地区的征服（中间的人物可能是1913年领导攻击廷巴克图法国军事哨所的酋长），并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起来反抗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马里

1100年后，古詹纳开始衰落，到1400年，这个城镇已经被遗弃。其原因尚不清楚，不过这确实是一段气候不稳定和自然环境恶化的时期——这些因素也助长了新力量的释放和冲突，最终导致马里的崛起。到了15世纪，马里也在衰落，继位纠纷、游牧民族的渗透以及东部对手桑海的崛起削弱了马里的实力。随着帝国统治的瓦解，地方自治得到了重新确立。换言之，当国家改朝换代时，社会依旧得以延续。

然而，帝国传统远未结束。公元第一个千年“公民社会”表面上的和谐，与过去四个世纪该地区所陷入的暴力和经济衰退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过去四个世纪里，一系列掠夺性的国家缔造者竭力将自己的专横权力强加给当地社区。首先是摩洛哥的征服者，他们在1591年穿越沙漠战胜了桑海帝国，而后相继是塞古(Segou， 17世纪)——班巴拉国王、瑟库·阿马杜(Sekou Amadou)极端的伊斯兰神权政治(1818—1862)、乌马尔·塔尔的图库勒帝国(Tukulor，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1893—1960)，最后是它的后殖民继任者——中央集权的马里共和国(被军队统治了几十年)。重现政治叙事一直是历史学中比较容易的部分。但在政治叙事的背后，隐藏着更多难以捉摸的个人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历史，它们只是匆匆地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恢复和重现非洲历史的挑战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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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文化，主要指母语为曼德语的非洲国家形成的文化，它起源于马里帝国，向东延伸到布基纳法索，向西到几内亚、塞内加尔、冈比亚和几内亚比绍，向南至塞拉利昂、利比亚、科特迪瓦和加纳。(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第二章 非洲人：多样性和统一性

我们强调了非洲大陆巨大的自然规模，现在我们转向历史研究中更令人生畏的真正焦点：非洲人。正如非洲的概念需要仔细审查一样，“非洲人”的概念也需要仔细审查。“非洲人”的概念看上去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非洲是一个大陆，住在这个大陆上的人就是非洲人。这个简单且具有包容性的定义很好。但同样，这也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非洲看法的转变，以及关于这些看法的意义的学术辩论，实际上都是关于非洲人的。当中世纪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人把非洲描述成一个没有历史的“原始”地方时，他们相当于在说非洲人是原始的。即使在今天，历史学家也经常面临着关于“非洲人”的行为和想法的全面论断，包括他们过去可能做过和想过什么。这些非洲人是谁？从历史观点上说，他们是如何构建自己的身份和归属感的？

多样性

在东非发现的骨骼遗骸充分表明，人类的原始祖先就是在这个地区首次进化的，在600万至400万年前，他们从黑猩猩的祖先中分离出来。

因此，我们得到了一项简单的观察结果：人类在非洲的历史比在任何其他大陆的历史都要悠久。这种时间深度的部分证据是在非洲发现的人类的极高多样性。今天在非洲大陆的任何地方，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游客也会很快意识到，根本无法对非洲人的外貌进行概括。高矮胖瘦、黑白两色的非洲人并存。尽管这种视觉印象并不精确，但科学证据表明，非洲人体内的基因差异实际上与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基因差异一样多。这使关于种族差异的伪科学理论变得毫无意义，同时也对单一“非洲种族”的独特属性提出了挑战。

然而，物理属性只是更有趣的故事中的一个很小的情节。首先，非洲人说着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由于语言和方言之间的细微差别，确切的数字是有争议的，但世界上存在1500种左右的非洲语言已得到语言学家的普遍认同。这些语言被分成了对比鲜明的四大类，仅在尼日利亚就有300多种语言。我们还知道，许多语言和方言已经消失，甚至现在还在继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斯瓦希里语、豪萨语和林加拉语等地区通用语言，或者是非洲大陆从外国引进的主要语言：阿拉伯语、法语、英语和葡萄牙语。

除了语言，非洲人在历史上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文化”可以广义地定义为特定社区的成员所共有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和表现形式的总和。对今天到非洲旅游的人，或者对非洲大陆以外的非洲文化消费者来说，这种多样性在表达领域最为明显，尤其是在音乐、舞蹈、造型艺术、建筑风格、服装和身体装饰等艺术表达领域。在这些艺术形式中，非洲音乐是20世纪非洲大陆和世界舞台上最具活力的表达领域。

非洲节奏和欧洲歌曲在美洲的融合改变了世界流行音乐，产生了布鲁斯、爵士、桑巴、松(son)、摇滚、灵魂乐、雷鬼和说唱乐。非洲裔群将这场音乐革命带回了非洲大陆，非洲大陆涌现出了(并继续涌现)新的流行风格，从阿尔及利亚的拉埃(rai)到西非的强节奏爵士乐，再到刚果的伦巴和南非的乡镇爵士乐。

非洲人相信，但也一直像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怀疑或反对许多宗教，从无数的土著信仰体系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即所谓的世界宗教。后者也以各种形式出现，其中一些构成了非洲对这些信仰的独特历史贡献。在世界宗教领域有许多非洲创新的例子。它们中的许多如今已在欧洲和北美的城市扎根，如起源于20世纪初塞内加尔的穆斯林穆里德兄弟会(Murid brotherhood)或尼日利亚西南部的阿拉杜拉教会(Aladura Churches)。非洲大陆最伟大的精神输出——伏顿(vodun)和奥里沙(orisha，西非的神)，他们在巴西和加勒比地区创造了“伏都教”、圣特里亚(santería)、坎多布尔(candomblé)和其他混合宗教。大量非洲人成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方式，以及土著信仰的潜在适应性，是非洲历史研究中日益重要的主题。

在政治秩序方面，非洲人拥有各种国家形式，从最绝对的君主政体到截然相反的两极政体。在两极政体下，社会没有可识别的贵族或明确的权威等级，这使得过去的人类学家将此类社会描述为无政府或“无领导”(acephalous，字面意思是“没有头领的”)社会。旅行者和其他外来者毫不费力地理解了他们所认为的非洲王国，因为其中大多数人都有皇帝、国王、哈里发或苏丹的称号。例如，人们只需阅读19世纪欧洲与强大的阿桑蒂(Asante，在今天的加纳境内)国王或布干达(Buganda，在今天的乌干达境内)国王会面的记录，就可以引起这种共鸣。1817年5月，英国特使托马斯·鲍迪奇(Thomas Bowdich)在阿桑蒂首府库马西(Kumase)会见了阿桑蒂王
[1]

，他在信中写道：这次会面“令人印象深刻”，其盛大的场面凸显了“我们对君主权力和影响力的印象，我们被派去调解”。

但是，当观察那些无法确定统治者身份的社会时，局外人(以及统治着国家的邻国非洲人)很快得出结论，他们看到的是原始的无政府状态，而不是政治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更站得住脚的理解出现了：那些无首领的人实际上是服从权威的，他们拥有法律，远非无政府状态。虽然这些社会彼此不同，并随时间而变化，但权力通常授予其所谓“阶层”——家族、宗族、长者、宗教组织的代表，通常是上层的男子。某些观察人士将这种形式的政府描述为令人欣慰的集体政府。但很明显，他们对性别的歧视性划分或其他形式的社会分化并不陌生，而且他们可以通过利用胁迫和谈判来维护秩序。大多数非洲人生活在和谐的村庄社区，或者在欧洲殖民统治的暴力强加之前被仁慈的国王统治的观点，根本没有证据支持，它损害了非洲大陆历史的复杂性。

非洲的每个地区都为历史学家提供了语言、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研究资料。这些瞬息万变的差异既是历史进程的推动者，也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这些多样性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亘古以来就一成不变的。它们是数千年人类迁徙、征服与服从、文化交流、长途贸易、宗教信仰传播、殖民主义产生及其消亡，以及性吸引力的后果，这可以超越并清除感知差异的障碍。早期欧洲历史学家考察了这一复杂的人类图景，他们被建立在人口大规模物理运动(移民概念)基础上的解释所吸引。然而，现代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似乎更多地指向思想、语言、文化和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逐渐传播。

思考“北非”可能意味着什么，将有助于充实非洲人多样性的内容。现代北非人是土著柏柏尔人和埃及人的富庶民族的后裔，他们与古希腊、腓尼基和罗马定居点的居民、阿拉伯侵略者、长期居住的犹太社区居民、从伊比利亚半岛返回的“摩尔人”，以及通过奴役和远距离贸易来到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混合在一起，近年来不仅与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欧洲大陆定居者，而且与科西嘉岛、马耳他、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等多样文化岛屿的欧洲定居者混合在一起。这就构成了相当杰出的遗产和健康的基因库，与孤立的“近亲繁殖”正好相反。

但基因史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么多。这种起源的多样性也表明，从冲突以及相互刺激和借鉴中产生的独特文化酝酿已久。在艺术、建筑、烹饪以及更令人兴奋的智力或精神形式中，都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融合”的明显迹象。例如，从马格里布(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阿拉伯语中的“西方”)的古典音乐中，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就能听出一些中世纪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萨赫勒和波斯的音乐风格。同样，如果对北非美食愉快地进行分析，就会认识到它是地中海南部、北部和东部海岸三种口味的混合，例如摩洛哥塔吉，就是干果、橄榄、香料和肉的混合物。

图7　夫人(signar，来自葡萄牙语中的贵妇“senhora”一词)或“塞内加尔的有色人种女人”，作者勒内·德维伦纽夫，《非洲的历史、民情、惯例和风俗》(巴黎，1814)。在奴隶贸易时代，独立的非洲或欧非商人——贵妇们利用与欧洲人的婚姻和商业联系，在戈雷岛和圣路易斯岛的转口处积累财富和影响力

在全球范围内，北非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更不用说整个非洲了。尽管缺乏书面证据，但是大多数非洲人民的历史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审查，而这些证据往往否定我们的结构和时间深度(见第三章)。在殖民时期以前，非洲很少有地方没有受到外部世界、邻近社会或遥远得多的“其他”社会的影响。当然也有一些非洲人例外，地理距离较远的非洲人不太可能受到这样的影响，比如生活在赤道雨林深处，就像今天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Ituri)地区的“俾格米人”；或者生活在沙漠地区，比如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San，或“布须曼人”)，就属于没有受到外界影响的少数非洲人案例。孤立往往是不愿冒着被装备较好、怀有敌意的外人一再掠夺的危险而制定的战略所带来的结果，或者是由于被更强大的敌人没收更肥沃的可耕地、牧场或狩猎场后被迫进入边缘生态的后果。尽管“新时代”倾向于将桑人的生活方式浪漫化，无可否认这是对地球上最严酷环境之一的出色适应，但大多数桑人几乎肯定会选择一种更温和的生活方式。

分散的非洲人依靠低水平的技术，过着朝不保夕、勉强糊口的生活，他们并不是浪漫主义者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即非洲人是永恒的“石器时代的幸存者”。那些没有发展国家等级制度的社会也不应该被视为比那些发展了国家等级制度的社会更“先进”。殖民时期的人类学家常常寻找与世隔绝、无国籍的民族，认为他们是了解社会制度如何演变的理想实验标本。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非洲许多权力下放的社会既是其伟大王国的产物，也是历史力量的产物——包括独立的边疆居民的积极抵抗，并且妇女也可能是国家的缔造者。正如我们在尼日尔河中部所看到的那样，当掠夺成性的国家起起落落时，独立的社区和文化却往往被保存下来。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表明，关于非洲人过去和现在的大多数概括，甚至可以说是全部概括，都注定要失败。同样，要理解关于这个或那个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或者个人是不是“纯血统”的论断，都需要先理解说话者的意识形态。挑三拣四地去评判哪些人是或不是非洲历史的主角的行为，是毫无道理的。再重复一遍：历史上的非洲人是生活在从尼罗河口到好望角，以及大西洋和印度洋的离岛上的人。近来的历史研究也重新将他们的后代包含进来，他们通过被奴役或自愿移民的方式，来到美洲和非洲海岸以外的其他地方，并建立了社区(见第四章)。最后，我们必须记住，非洲人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这种最基本的区别深刻地塑造了历史生活和经验，这一事实常常被世界各地对过去的懒散概括所忽视。

历史学家对“非洲人”的定义必然是宽泛的、非种族化的。如果它应该包括非洲以外的裔群社区——包括那些不再是裔群社区的社区，例如地跨非洲和欧洲的安达卢斯(Al-Andalus，酋长国)——那么它还必须扩展到那些移民到非洲大陆的人和由此产生的混合社会。这些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拥有非洲沿海地区的特征：从北非复杂的大杂烩(mélange)到东非的斯瓦希里文化、大西洋沿岸贸易城镇的欧非共同体，此后再到17世纪被吸引到南非的欧洲、马来西亚和印度移民。拒绝将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及其他在南非定居的“白人”的后代视为非洲人，或者拒绝将定居在南非和东非的印第安人的后代视为非洲人的行为都是武断的，除非我们也准备拒绝把大规模的阿曼(Omani)裔群和扩张到北非的阿拉伯人视为非洲人。

图8　白人殖民者。南非国民党支持者的突击队护送小亨德里克·维沃尔德（Hendrik Verwoerd）博士参加该党50周年庆典。前排中间的骑手是利昂·韦塞尔斯（Leon Wessels），他后来成了南非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和治安部副部长。他也是该党第一个为种族隔离制度道歉的高级成员。摄影：大卫·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于南非德兰士瓦省德怀尔特（Transvaal，De Wildt，西北省），1964年10月

统一性

尽管如此，如果认为非洲只不过是不同民族、文化和国家的不和谐大杂烩，那就会产生误导。仅仅强调差异，就有可能重蹈欧洲人的老路，把非洲大陆看成是由互不相关、自给自足的部族集团混杂而成——这种观点支持了殖民征服(下文将详细讨论)。的确，历史学家越来越注重探索“相互联系”的线索，不再局限于对特定民族、王国或国家的狭隘研究，转而关注人口流动、商业联系和文化潮流的时空变迁。对这种交流的探索正在突破非洲大陆的边境，将非洲历史研究带入大西洋、印度洋和地中海世界的辽阔裔群领域。

同样重要的是，消除“非洲性”的概念并不是说它毫无价值。恰恰相反，过去两个世纪以来，非洲人和其他人都将单一的种族概念作为理解非洲的一个关键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在一个两者兼而有之的群体中尤为突出：非洲裔美国人。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正是非洲裔群的知识分子首先开始感知整个非洲大陆的轮廓，他们是否从欧洲人的思想中吸收了独特的非洲种族的概念，或者用当时的语言来说，“黑人种族”的概念呢？尽管欧洲和英美种族理论家试图诋毁黑人，但泛非主义先驱们仍强调种族统一性是救赎的工具。

图9　阿拉伯殖民者。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桑给巴尔(今坦桑尼亚的一部分)阿曼政府的三名官员，他们作为岛上阿拉伯贵族的身份标志是戴着头巾(斯瓦希里语为“kilemba”)和携带装饰性匕首(斯瓦希里语为“jambia”)

关于种族统一性、尊严和救赎的著作，也就是所谓的“复仇主义”文学成为历史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参考因素。19世纪末，含米特的“反假设”开始出现，西印度群岛思想家爱德华·W. 布莱顿提出，古埃及是黑人文明和非洲文化的发源地。这一理论在德国民族学家利奥·弗洛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种不寻常的颠倒式呼应。弗洛贝尼乌斯在欧洲新征服的非洲殖民地开展了广泛的旅行，他提出了古代文明残余理论，在欧洲神话中被称为失落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s)。然而，非洲裔美国学者和泛非主义领导人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首次对整个非洲大陆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尝试，他的著作《黑人》(The Negro
， 1915)对种族统一性和非洲古代王国的荣耀做了全面的描述。1922年，《黑人》成为华盛顿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威廉·利奥·汉斯贝里(William Leo Hansberry)教授历史课上的关键教材，这是非洲历史首次出现在大学课程中。

也许欧洲对非洲的看法最明显的变化是对黑人性文化运动
[2]

看法的改变。20世纪30年代，法语非洲人和西印度群岛知识分子在巴黎发起了一场文学运动，黑人性文化运动试图通过展示文明的欧洲和原始的非洲丰富的文化遗产，来驳斥帝国主义在种族上的分歧。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它坚持了差异的理念，强调了同质“非洲人民”的特殊属性。在这方面，黑人性文化运动可以与早期以英语为母语的西非学者——如牧师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较为细致的历史和人种学著作进行对比，该学者倾向于关注自己的民族。也许这是狭隘的，但约翰逊本人并没有涉及本质上的种族差异，而是强调了约鲁巴人和英国人之间惊人的文化相似性。

图10　黑人殖民者，E.J.罗耶(1815—1872)。罗耶出生于俄亥俄州纽瓦克(Newark)， 1846年移居利比里亚，以商人的身份发了财，1869年当选总统，任期两年，1871年被罢免。非裔美国人的殖民地利比里亚建于1821年，并于1847年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它是“报复性”思考非洲和黑人种族的一个重要标志。罗耶的姿势似乎与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一张著名照片中的姿势相呼应

伪科学种族理论在20世纪下半叶的消亡，以及历史学科证据规则在非洲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并没有终结任何非洲文明理念的吸引力。它以各种扩展理论形式留存至今，其中有一些是历史研究的著作，但实际上对布莱顿和弗洛贝尼乌斯的思考几乎没有什么推进。这种写作方式被称为“非洲中心主义”，更准确的术语可能是埃及中心主义。然而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是所有非洲文化，或者说独特的“黑人”文明的发源地的观点，仍然让埃及人目瞪口呆。并非所有这类作品都缺乏学术研究，例如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的著作《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
， 1987)就代表了对古地中海东部跨文化交流史的认真尝试。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激烈的争论，而且所有争论都带有极大的经验缺陷。它在非洲历史的主流学术研究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非洲统一性”仍然只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结构，其演变需要认真研究。然而，意识形态无法取代历史，非洲人正在展现的历史比非洲中心主义理论所允许的历史要复杂得多。

身份认同

对非洲历史学家来说，无论对于过去还是现在的非洲人，身份认同可能都是一个棘手的智力问题。非洲人同世界各地的人一样，是许多身份的汇编，其中一些身份是个人或集体声称的，另一些身份是外人强加的。如果人们被问及在世的非洲人中最著名的是谁，通常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纳尔逊·曼德拉”。但是，当我们在2006年世界杯之后写这篇文章时，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说，在世的最著名的非洲人是齐达内(Zindene Zidane)。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人。齐达内是谁？他是什么？他是法国人，在马赛出生长大；但他也是一个北非人，他的父母从阿尔及利亚移民过来；他还是一个柏柏尔人，他的家族扎根于卡比尔(Kabyle)山脉，据说他为自己的祖籍村庄感到无比自豪。他还称自己是一个(不会完全遵循安拉规范的)穆斯林。当然，他还是个足球运动员。齐达内自己选择使用哪一个标签，既取决于他在哪里，也取决于他当时的想法。换言之，身份是多方面的，也是流动的。

具体的个人身份是身份认同中较容易的部分。然而，身份认同，甚至是家庭身份认同，往往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非洲人和其他人一样，在生物学上是直系亲属和更大的亲属网络中的成员。“血缘关系”是殖民时期人类学家的主要关注点，他们了解到非洲人在设计管理家庭事务的方式方面具有不同寻常的创造性。事实上，几乎每一种亲属制度都可以用非洲的例子来说明。与其他人类分类不同的是，这些亲缘关系最终可以被现代的基因研究方法证明或否定。毕竟，你要么是曾祖母的曾孙，要么不是。

然而，大多数关于血缘关系的说法还没有经过基因测试。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非洲为想象力和发明创造了空间。从历史上看，许多个人或家庭都声称与其他更高贵、更富有或更有精神影响力的人有关系。这些说法中，一些是基于真实的血统，但另一些则是虚构的。此类团体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虚构的能力要归功于它们的权力和集体的能力，能够让那些可能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的人保持沉默。同样地，如果缺乏足够的权力来维持这些虚构的说法，那些拥有合法生育优势的团体和个人就会将这些说法搁置一边。

其他身份认同——种族、政治、文化、宗教——不再那么直截了当，但同样具有政治性和争议性。它们有时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仅在20世纪就有数百万人因为身份问题而丧生。非洲为我们提供了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例子，“胡图人”中的极端势力对“图西人”实施了系统的追捕和杀害。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约80万人丧生，其中包括图西人和温和派胡图人——他们被认为是同情者而被杀害。我们将在下文回顾这一悲剧性的历史。

因此，历史学家不断地对这些标签和身份进行质疑。但是，他们有义务对非洲人自己的身份，对他们自称的身份，以及对那些被别人强加给他们的身份进行全面的调查。今天的学术共识是，非生物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换句话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它们都是人为“构建”的。一旦构建起来，身份很少是静态的，而是常常被改变的。环境可以迫使或鼓励人们改变他们的身份。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均来自19世纪动荡的非洲，当时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混乱的变化。

第一个例子是非洲南部祖鲁人的身份塑造。这涉及国家建设、军事征服、地理扩张、难民和战败者的接收，以及大英帝国最终将其征服与殖民。因此，祖鲁人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正如自称祖鲁人或被称祖鲁人的人构成了迅速变化的人口一样。大约在1820年以前，“祖鲁”这个词是一个氏族的名字，它指的是由更强大的姆特瓦(Mthetwa)王国统治的小王国的统治者的名字。军事上的革新和祖鲁统治者沙卡(Shaka)的战略天赋，最终使这个小祖鲁王国战胜了他们的姆特瓦君主，并及时击败了该地区的许多王国，其中一些王国开始认为自己是祖鲁人。这种身份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因为在更广阔的区域内的其他王国并没有如此合并，但它们与祖鲁人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属性，包括语言。

我们的第二个例子是今天尼日利亚西南部和邻近的贝宁共和国的约鲁巴人。与“祖鲁人”这个词一样，“约鲁巴人”在20世纪初的意思与100年前大不相同。事实上，它最初是从稀树草原来到北部的豪萨人用来描述奥约(Oyo)居民的一个词，奥约只是该地区划分的众多城邦之一。

图11　沙卡(1828)，著名的祖鲁王国建造者雕像，根据纳撒尼尔·艾萨克斯(Nathaniel Isaacs)的著作《东非之旅与冒险》(伦敦，1836)中英国商人詹姆斯·金(James King)的一幅画作改编

尽管语言和文化有着潜在的相似性，但正是这些以城市为基础的王国提供了政治和种族认同的关键点。在19世纪早期，最强大的奥约面对豪萨和富拉尼穆斯林革命者的袭击开始衰落，该地区陷入了数十年的自相残杀。

那是一段混乱的时期。难民在流动，新的城镇建立起来，大量的俘虏被卖给了沿海的欧洲奴隶贩子。许多人在巴西和古巴沦为奴隶。另外一些人在海上被英国皇家海军的反奴隶贸易中队拦截，在数千英里外的沿海殖民地塞拉利昂获得解放。正是在这里，“约鲁巴”的概念开始被重新表述。

这一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基督徒，比如塞缪尔·阿加伊·克劳瑟(Samuel Ajayi Crowther，约1806—1891)， 1822年他被从葡萄牙奴隶贩子手中解放出来，1843年被任命为圣公会牧师。那一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约鲁巴语言语法和词汇》(Grammar and Vocabulary of the Yoruba Language
)一书，第二年在塞拉利昂的弗里敦(Freetown)主持了第一次约鲁巴语教堂仪式。1845年，克劳瑟作为教会传教士协会的一名代理人回到家乡，加入其他返回塞拉利昂的人以及从巴西解放出来的奴隶的行列[在巴西，关于约鲁巴兰(Yorubaland)的观念也在不断演变]，努力创建一个现代的、充满活力的约鲁巴兰。尽管这两个群体都包括穆斯林，但基督教才是他们的核心，其目的是培养一种更广泛的新社区意识。另一位塞拉利昂牧师塞缪尔·约翰逊甚至在其著名的《约鲁巴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Yorubas
， 1921年出版，但在1897年已经完成)中指出，奥约的统治者——他自己的祖先——实际上是《旧约》人物的后裔，他们的宗教曾经是一神论的。因此，皈依基督教代表着对古代约鲁巴理想的回归，这种理想曾被“异教”、政治分裂和奴隶贸易所腐蚀。这些基督徒由此铺设了通往现代约鲁巴民族的道路。

祖鲁人和约鲁巴人只是许多非洲人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进行了所谓的“种族进化”项目(ethnogenesis projects)的两个例子。这里的关键词是“项目”，也就是说，这些是有意识的尝试——在我们的例子中，这种尝试主要通过贵族阶层和基督教化的精英阶层来改造和扩大归属感而展开。

当然，两者都比本文描述的要复杂。在“祖鲁”(Zulu-ness)和“约鲁巴”(Yoruba-ness)不断发展的领域内外，关于这些标签的确切内容和含义有很多争论。此外，这两个假设的“民族”(nations)在殖民征服后被赋予更广泛的政治身份，使情况更加复杂。在祖鲁人和南非人之间，约鲁巴人和尼日利亚人之间，以及在南非人或尼日利亚人和“非洲人”之间，无论是单一的个体还是集中的群体，都需要重新确定界限。这项工作代代相传，对许多人来说，今天仍在继续。

“部落”

在我们写作本书时，一个受欢迎的纪录片节目刚刚结束了它在BBC电视台的第二季播放。它讲述了主持人布鲁斯·帕里(Bruce Parry)的经历，他每周都充满热情地沉浸在埃塞俄比亚奥莫河谷(Omo river valley)不同非洲人的文化中。这个系列纪录片节目的名字叫《部落》(Tribe
)。这个节目很有趣，有时也很有启发性，但有一个问题。对非洲身份问题的许多误解，是其他国家对非洲人数百年来看法的结果。过去，欧洲的旅行者、传教士、殖民地管理者和人类学家都倾向于将多重身份划分为单一的“部落”概念。这是一种对非洲人是谁和他们如何生活的局外人理解模式。对使用这种模式的人来说，它承载着各种各样的含义，使用者经常提到它们，就像谈到非洲国家和社会的现实一样。

这一概念存在的问题是其隐含的意义，即我们所有人的多重身份与我们所受统治的政治国家之间有密切的契合。这意味着，例如，阿桑蒂或埃塞俄比亚国家——政治身份——也必然与由血缘关系、宗教、文化或语言衍生出的其他身份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建设者统治着多元人口，而多元人口很少表现出“部落”概念所假定的那种整齐划一的一致性。虽然有些国家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口是由血统、文化和宗教倾向联系在一起的，但最近的史学研究强调非洲人的物质流动性以及物质、智力和社会实验的活力。

我们还不断面临关于“部落”成员的分裂和不可沟通性的断言。卢旺达和邻国布隆迪的胡图族和图西族的例子可能会有启发性。世界新闻界普遍认为，导致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仇恨是基于一些原始的部落差别。我们被告知，图西人是高大的牧民，他们传统上统治着矮小的胡图人，胡图人是从事耕种的农民。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欧洲殖民者，首先是德国人，然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比利时人，把图西人看作是含米特假设的代表。也就是说，他们被认为是来自北方的贵族入侵者，征服了当地的胡图人。

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历史可以挖掘。简单的部落模式根本行不通。从我们对该地区的了解来看，殖民主义出现之前的几个世纪以来，分散的王国之间一直在争夺政治权力，但这些冲突的断层线与图西人和胡图人之间的分裂无关。这两组人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首先，图西人和胡图人说同一种语言——巴尼亚卢旺达语(Banyarwanda)。此外，在成为殖民地以前和殖民地时期，大量的胡图人是养牛人；殖民前时期，也有占统治地位的胡图人和屈从的图西人。胡图人可以，也确实能够成为图西人，就像图西人成为胡图人一样。虽然“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含义源自非洲历史动态——那些变化的王权拥有者。这些身份的易变性是变化的后果之一，也是变化的原因之一。

部落的概念与帝国的语言有关。这是罗马征服者对北非土著柏柏尔人(“柏柏尔”一词源于希腊语“barbaroi”，意为“野蛮人”)，以及野蛮不羁的不列颠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设想。有人认为，“部落”并不总是有这样的贬低含义。毕竟，这是《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Bible
)描述“以色列子民”分裂的方式。然而，这个词的现代用法是在欧洲帝国扩张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到了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家自信地认为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高形式的社会组织——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理性而现代的机构，是对陈旧的不民主帝国和王国的一种替代。使用“部落”一词来描述非洲社会，是出于赞扬民族国家的愿望，同时也暗示了其他国家固有的低人一等的地位。这也是进行殖民征服的道德借口。简而言之，相比于民族国家而言，它意味着那些欠发达的原始政治、尚未被启蒙思想所照亮的文化、未受现代科学影响的技术，以及迷信而未达到精神层面的宗教。

事情不能就此打住。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许多地区的殖民统治“收编”了前殖民时期的当地政治体制。它试图利用较老的非洲国家的统治者作为辅助力量，执行维持和平、向人民征税、筑路和动员劳工的任务。这种地方政府权力下放的制度，是建立在被神圣化为部落地区的基础上的。有时这些地区与殖民前的管辖范围相对应。但也常常发生政府权力没有下放的情况。在没有明显王国或非洲人的地区，或殖民统治者喜欢称其为“酋长国”的地区，非洲人被鼓励推选酋长。例如，在尼日利亚东南部，所谓的“委任酋长”(warrant chiefs)是在讲伊博语的贫困地区设立的，这些委任酋长的合法性依赖于英国政府签发的委任令。在许多地区，酋长缺乏传统的合法性，但在军队或警察中为殖民国家做过一些工作。

在许多情况下，通过殖民干预和土著机构的权力实施，新的身份被创造，旧的身份被重新构想。李·克朗(Lee Cronk)对肯尼亚穆科戈多人(Mukogodo)的研究表明，这群从事狩猎采集(和养蜂)的人是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放弃自己作为穆科戈多人的身份，转而自称马赛人(Maasai)的。这一进程的催化剂，是英国殖民地国家保留了肯尼亚高地最肥沃的土地，供白人定居者使用。穆科戈多人被命令成为这片土地的原始居民，并被分配到他们自己的保护区内，在那里他们将狩猎采集经济发展成了畜牧经济。邻近的马赛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养牛是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在马赛语(Maa)中，人的狩猎采集生活被侮辱性地称为“伊尔·托罗博”(il torrobo)。但是英国人错误地将这个贬义词理解为多罗博(dorobo)部族的名字。不过，多罗博人自己也有其他想法。现在，穆科戈多人在自己保留的土地上建立牛群，以此来统治他们的邻居，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上升了。他们正在成为马赛人。对那些做出这种转变的人来说，这种转变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智力上都不是一件小事。它包括抛弃旧的身份，旧的身份部分是围绕着独特的语言——雅库(Yakuu)而形成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不相关的新语言——马赛语，以及其他适应新文化的努力。现在有一群人自称马赛人，而他们的身份也将被外人如此认定，他们离成为完全不同的马赛人只有两代之遥。

比利时统治下的卢旺达和布隆迪也走上了类似的进程。殖民国家要求非洲人在出生登记、工作和跨界旅行所需的文件上说明他们的部落关系。“图西”(Tutsi)和“胡图”(Hutu)这两个词——如我们所知，源自某种更像是阶级术语而非种族的东西——成了部落名称。对某个成员的身份进行记录来确认和形成个人身份。而图西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种族优越的民族，所以变得更受比利时人的青睐，他们在殖民地官僚机构中享有更多接受传教教育和有偿就业的机会。殖民统治并没有造成部落不平等和冲突，而是把它推向了危险的，最终是灾难性的新方向。

在欧洲帝国主义时期，“部落”的概念概括了非洲人的差异性；但就像殖民征服带来的许多变化一样，这个概念已经生根发芽。部落归属感(或者用一个更礼貌但内涵更少的词——“种族”)在许多地方已经被非洲人自己所接纳，与亲属、宗教和国家在同一种归属框架展开竞争。对一些人来说，它包含的道德观念根植于社区和国家所形成的历史记忆之中。对另一些人来说，特别是对寻求区域选民支持的政治家来说，它成了积累权力的工具。正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那样，争夺新国家蛋糕的斗争往往是由民粹主义引发的；民粹主义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所谓的部落或种族差异的敏感。简而言之，在当代非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思想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十分突出。

[1]
Asantehene，加纳阿桑蒂人的国王。

[2]
黑人性文化运动，也被译为黑人学文化运动，其主要主张是黑人是感性的，白人是理性的，各有所长。

第三章 非洲过往：历史之源

与各地历史学家一样，非洲历史学家也面临着重大限制。在思考那些试图恢复非洲过往的人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之前，对研究世界其他地方历史的历史学家所同样面临的许多类似的问题进行强调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普通男性劳动者、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往往难以捕捉和解释，有时候甚至不可能捕捉和解释。同样，非洲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有些挑战是艰巨的，而且并非所有挑战都有解决方案。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研发了一系列方法，不仅提高了非洲历史研究的复杂性，而且强化了整个历史研究领域的研究技术和分析手段。非洲历史学家在为储存有关人类过去的知识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成为一系列技术开发的先驱者，这些技术使现代历史学家能够对我们所有祖先的生活，进行更有效、更富有同情心的分析。

证据

证据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洲历史构建领域争议的核心。所有的历史研究都需要证据作为支撑。可靠的资料来源提供了过去的知识，使历史学家得以分析、解释、比较和推理。相反，缺乏资料来源则让我们对过去的知识不得而知。不管它多有吸引力，如何取代史料，也只能是假设，而不是学术研究。战后非洲历史研究的先驱们历经早期的两大“战役”，其一是消解学术界对恢复非洲过往的可能性所持的怀疑态度。最近，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种保守主义天生就是种族主义，是杜波依斯和汉斯贝里在争取非洲在世界历史上的一席之地时，所面对的态度的延续。虽然有些怀疑者可能会被种族主义所激怒，但他们的反对意见更多地依赖于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历史可能是什么。另一大战役是针对既定的“搞”历史研究的方法的攻击，它的目的是规避非洲大部分地区极度缺乏书面记录的困境。这两大战役关系密切，虽然前者大体上已经赢得了胜利，但后者远未结束，因为研究和撰写非洲历史的方法需要具有持续的创造性。

非洲在历史学科发展的特定阶段遭遇了真正的挑战。在20世纪中叶，历史已经自命为一门有着自己的(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科学的)方法论的学科，它试图将自己与古物研究、逸事及堆积如山的假定事实区分开来。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发现书面文件，然后批判性地阅读书面文件(所谓的“原始资料”)。此类原始资料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的数量最多。优秀的历史学家要做的是用原始资料的作者的母语来阅读这些材料，“如饥似渴”地在“字里行间”阅读原始手稿。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依据其他资料来源加以佐证。

如果说文字材料是公认的历史研究的原始材料，那么历史学家又是如何雄心勃勃地想写出非洲历史的呢？大多数的非洲语言都不是抄写语言，也就是说，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以前它们是用来口述而不是用来书写和阅读的。但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学家首先希望恢复的是早期的非洲历史。在非洲大陆摆脱殖民统治的鼓舞下，他们试图向持怀疑态度的同事和更广阔的世界表明，在被欧洲征服之前，非洲大陆有自己的历史——本可以作为非洲以后发展的模板。对许多人来说，由殖民征服产生及带来的关于非洲历史的资料已被破坏。有人认为真正的非洲声音在这种材料中被震聋或歪曲了。

20世纪50年代以前，非洲历史的大部分内容都属于“帝国历史”的既定传说，其流派由欧洲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地总督和商人等非洲职业人士所主导。在欧洲帝国的创建和毁灭中，非洲人本身往往被视为客体而不是主体。然而，并非所有的文献都天生缺乏同情心，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文献，它们都有生动、多样的反帝国主义记录，这些历史文献阐述了殖民征服对非洲人的恶劣影响。然而，这些历史文献实际上比它假装的更接近帝国圣徒言行传，它也倾向于将非洲人客体化，而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长期历史和他们的社会组成。毕竟，非洲人在习惯性被忽视或被视为长年受害者之间没有多少选择。可类比的情况可能是，法国和英国没有自己的早期历史，除了罗马扩张以及在早期罗马的基督皈依中扮演有利或敌对的角色。正是这种简化和歪曲，使得非洲新历史学家开始纠正这些问题。

书面文献来源：第1部分

土著文字记录并非完全缺失。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古埃及文字，它的破译在19世纪20年代将历史与史前史的界限追溯到数千年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法老新王朝文化变迁的了解比我们对18世纪库巴文化变迁的了解还要多。”3000年以后库巴(一个中非王国)的主要历史学家让·范西纳(Jan Vansina)悲叹道。书面语言也为埃塞俄比亚的历史提供了异常丰富的资料。从公元5世纪开始，埃塞俄比亚科普特教会(Ethiopian Coptic Church)——最早的基督教会之一，就使用了一种叫作吉兹(Ge’ez)的手写语言(其手稿起源于古代的南阿拉伯)来翻译《圣经》，并记录它所占有的土地、祈祷者、治愈信条及圣徒的生活。在这些教会文件之外，还增加了皇家编年史以及中世纪的法律和历史汇编文件，如《基布雷内加斯特》(Kebra Nagast
，或称《国王的荣耀》)，它呈现了埃塞俄比亚国王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

伊斯兰教的进步确保了阿拉伯语(《古兰经》的语言)在有识之士中的传播。到了公元8世纪，有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珍贵信息片段，开始从穆斯林旅行者和地理学家的叙述中浮现出来。事实证明，这些资料对于恢复苏丹王国和东海岸斯瓦希里城邦的早期历史至关重要。然而，这些仍然是外界短暂的印象(见第一章)。直到许多世纪以后，当地书写的阿拉伯语编年史才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首先是《基尔瓦编年史》(Kilwa Chronicle
)，讲述了今天坦桑尼亚沿海城镇基尔瓦的历史(1520)；接着是艾哈迈德·B. 富图瓦(Ahmad B. Furtuwa)对苏丹中部博尔努州(Bornu)的描述(1576)；然后是两部伟大的“廷巴克图编年史”——《塔里克法塔什》(Ta’rikh al-fattash
， 1655年完成)和阿尔萨迪(al-Sa’di)的《塔里克苏丹》(Ta’rikh al-sudan
，1655)。此外，从18世纪起，阿拉伯文字也成为豪萨语、福尔富德语(Fulfulde)和斯瓦希里语这三种主要非洲语言音译的基础。

图12　19世纪90年代，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司铎在厄立特里亚展示宗教手稿。来自费迪南多·马提尼(FerdinandoMartini)的《内尔的意大利非洲》(Nell’Africa Italiana
，米兰，1895)

由于1652年荷兰在殖民地好望角(后来的南非)发展种植业，因此我们可以接触到用荷兰语写成的文献，并且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用荷兰语的本土发展变体——南非荷兰语(Afrikaans)书写的文献。南非荷兰语是一种由非洲语、葡萄牙语和马来语组成的语言。这些资料来源的时间深度和丰富性，使南部非洲的历史学家能够以某种程度的细节重建过去的某些方面，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是难以效仿的。与穆斯林游客对非洲黑人的描述以及15世纪欧洲商人、传教士、士兵和探险家产生的大量文献一样，这些材料大多是片面的、带偏见的和误导性质的。就像所有的历史资料一样，它们需要更多批判性的阅读和细致的分析。

一旦进入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关于非洲人的文献和非洲人自己撰写的文献的数量就急剧增加。这些材料的大部分，特别是非洲人自己撰写的文献是在基督徒的传教工作中产生的。早在19世纪末征服和分裂非洲之前，传教士就已经出现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早期，基督教皈依者寥寥无几，但新教使团特别重视将《圣经》、赞美诗和祈祷词翻译成当地语言。与《古兰经》最好是用原版阿拉伯文来听和读不同，基督教的《圣经》欢迎被翻译。因此，往往是传教士，包括非洲和欧洲的传教士，带头将许多语言的口头交流形式转变为书面交流形式。这项语言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使非洲人皈依基督教，但它也导致了大胆的新历史书面形式的出现，其中大部分书面形式是受到《圣经》本身的叙述驱动的启发。基督教着眼于进步的未来，但它也产生了思考过去的新方法。

这一进程首先出现在基督教化、英语化和自我意识现代化的19世纪西非沿海贸易散居地。它形成于非洲史学的两个开拓性里程碑中，这两座里程碑是塞缪尔·约翰逊的著作《约鲁巴人的历史》和卡尔·克里斯蒂安·林德尔夫(Carl Christian Reindorf)的著作《黄金海岸和阿桑蒂历史》(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and Asante
， 1895)。两位作者都是为新教传教而被任命的牧师，约翰逊属于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协会，林德尔夫为瑞士巴塞尔传教协会服务。约翰逊是约鲁巴人，其父母从奴隶船上被解放出来，在塞拉利昂登陆，他在塞拉利昂出生并接受教育。林德尔夫是来自黄金海岸阿克拉地区的伽人(Ga)，他的祖父是当地的丹麦商人。两人都热衷于基督教的蓬勃发展和福音传播，都热衷于物质和道德的进步，都热衷于英国的统治。他们认为，英国的统治对消除“异教”和暴力的政治分裂及非洲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最终崛起至关重要。

这两本卓越的著作结合了密集的民族志观察、传统起源和详细的历史叙述，这些历史叙述是由个人经验、口头研究和古老的欧洲文字记录(林德尔夫的著作)构成的。约翰逊的作品对约鲁巴人的身份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论述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历史叙述建立了模板，同时也刺激了其他当地历史学家著书立说——当地历史学家因约翰逊对奥约和伊巴丹城邦的偏见而感到不安。重要的是，他和林德尔夫用英语写作，原因之一是对英语的掌握被视为一种进步的工具，原因之二是他们设想的读者包括欧洲人。但这两本书在各自的原产地之外基本上都被忽视了，无法改变欧洲普遍认为热带非洲没有可恢复的历史的观点。直到最近几十年，学者们才开始全面地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无论是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来源，还是作为历史研究的先驱作品。

图13　翻译《圣经》。一个由巴塞尔传教士和非洲牧师组成的团队，包括卡尔·克里斯蒂安·林德尔夫(右二)，在黄金海岸(今天的加纳)的阿博科比(Abokobi)对伽语版《圣经》进行修订(约1900—1902)。摄影：马克斯·舒尔茨(Max Shultz)

非洲语言的翻译(及其标准化)工作一直延续到殖民统治时期。记录当地历史传说的工作也是如此(见第五章)。欧洲许多地区的行政人员强调使用当地方言，以便收集关于非洲臣民的情报，并向他们传达指示。例如，英国殖民军队在西非和东非的指挥语言分别是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许多早期的人种学者热衷于记录非洲语言，其中一些人的工作与协助殖民计划的工作密切相关。所有这些都是第一代接受西方教育的非洲人的功劳，以欧洲人的名义出版的大量语言著作、人种学以及历史著作，都是匿名的“非洲线人”辛勤工作的结果。

醉王：口头传说

非洲主义历史学家的先驱一代并没有对书面文献的中心价值提出异议。不过，考虑到非洲大陆广袤的土地及其深厚的历史，这样的资料来源非常稀少。如果以欧洲和伊斯兰地中海地区的游客而不是非洲人自己的记录为基础，非洲的历史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人们认为，依赖这些证据，可能会重复帝国历史上对“土著”的处理中过于明显的无知化、物化、屈尊化和本质主义化。由此，他们开始争论“来源”和“文献”的合二为一，认为证据的概念不必仅仅是书面文献的同义词。研究经验——听非洲人谈论非洲过往——使他们认为口头传说可以被认真对待。为了不与“口述史”(oral history，也就是个人记忆的记录)混淆，口述传统被定义为代代相传的事件，这些事件一直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这无疑是激进的。历史学家对那些看起来更古老的口头陈述的书面版本并不陌生，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
)、《奥德赛》(Odyssey
)和北欧神话《贝奥武甫》(Beowulf
)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中流砥柱。但是，现代历史学家试图将自己与他们的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前辈区分开来，知识分子前辈一直致力于通过挖掘特洛伊或克里特迷宫的遗址来证实这些经典的文本，而现代历史学家则把这些古老的叙述当作神话及反映心理语言的“原型”。

对有缺陷的文献来源的担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离开大都市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来到非洲的城镇和乡村，寻找真实历史叙述的活宝库。国王、首领、长老、穆斯林学者、宫廷历史的专业守护者，以及曼德人的口头传说艺人(Mande jeliw)这样的专业诗人，都被问及非洲过往。于是，详细的口述文献出现了。这些文献中有一些是已经发现的口头传说，它们已经被约翰逊、林德尔夫和其他非洲先驱学者记录下来。有人认为，这些传说可以用历史学家阅读书面文件的方式来解读，这是让·范西纳在《口头传说》(Oral Tradition
， 1965，但1961年首次在法国出版)一书中阐述的观点。这是一个宏大而勇敢的主张，颠覆了传统的历史实践。它不仅对非洲历史的恢复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太平洋、美洲和其他地方传统上没有文化的社会的恢复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历史学家也饶有兴趣地阅读新非洲史，他们为在已形成读写文化的社会中再现下层历史(history from below)所遇到的困难而沮丧；这种方法论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末激进的《历史研讨杂志》(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的文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然而，正如范西纳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的那样，口头传说并不简单易懂。它们是在特定的文化中产生的，并受到当地审美偏好的强烈影响，叙事往往通过精神或奇特的转变而不是时间上的渐进变化来推进。早期对确定事件日期的尝试——通常是对许多传统中常见的“国王名单”使用平均统治时间——被证明是失败的，因此这种尝试很快就被放弃了。他说，非洲王朝也许展现了更伟大的秩序……约瑟夫·米勒(Joseph Miller)在最近的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较之世界其他地方不可预测的权力斗争，权力斗争的道路是渺茫的。”显然，正是这些权力斗争塑造并继续塑造着过往的各种版本。口头叙述是不成文的文本，它们很少得以作为真实信息的可靠载体。然而，它们越来越多地被思想文化史学者当作引人入胜的资料来源，他们热衷于理解文化背景的意义，而不是事件的顺序和原因。“它是公元前150年之前不可靠的世界历史指南(这是罗利在被处决前所得到的评价)”——这个类比可能是我们对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的《世界历史》(History of the World
， 1614)的现代看法，但作为文献，它提供了17世纪早期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对历史的理解和洞察。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思考受过非洲最严格审查的口述传说之一，即今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卢巴王国的口述传说来说明。就像曼德人杰利乌表演的《松迪亚塔》故事一样，卢巴传说(Luba tradition)是一种流行的史诗，被专家们称为伊纳邦扎(inabanzas，意思是“记忆之人”)的人以一系列自由形式的叙事情节吟诵而成。这些情节的顺序被标记在一种叫作卢卡斯(lukasas)的助记装置上。卢卡斯是一种“记忆板”，上面镶嵌着珠子和贝壳，由班布迪(bambudye)秘密协会的成员持有。

根据著名的伊纳邦扎——卡巴塔(Kabata，1860—1950)讲述的卢巴传说的主要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

当卢巴人的土地第一次有人居住时，出现了一个残忍的红皮肤国王，他的名字叫恩孔戈洛(Nkongolo，意为点燃的“彩虹”)。恩孔戈洛乱伦，不育，大嗓门，嗜酒。姆比迪·基卢韦(Mbidi Kiluwe)是一位来自东方，皮肤黝黑，有教养的英俊猎人，他跨过洛马尼河(Lomani)进入恩孔戈洛的领地，并在那里迎娶了国王的两个妹妹。姆比迪·基卢韦与国王两个妹妹的其中之一——布兰达(Bulanda)有一个儿子，名叫卡拉拉·伊伦加(Kalala　Ilunga)，他在舅舅恩孔戈洛的村子里长大。有一天，舅舅和外甥之间发生了冲突，恩孔戈洛决定杀死卡拉拉·伊伦加。但后者逃回河对岸的东方，并在那里召集了一支军队。回国后，卡拉拉·伊伦加推翻并处决了他专横的舅舅，在卢巴中心地带——卢巴山卡迪(Luba Shankadi)建立了神圣的王权和皇家王朝。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对这一现象以及中非稀树草原林地王国类似传说的解释已经发生了变化。早期的历史读物倾向于认为，它们——没有完整的文字呈现——保留了真实历史事件的核心，有些甚至试图为移民、政治暴力和国家建构的故事提供大致的日期。但人类学家认为，这些故事不是历史，而是神话，是关于永恒、“结构”上对立的宇宙学的推测。因此，恩孔戈洛可以被看作是前王朝秩序中威胁生命的混乱的化身，而姆比迪·基卢韦和卡拉拉·伊伦加代表生育和“文化”。到20世纪90年代，历史学家已经完善了他们的分析，反驳说口头传说是对当时(即口头传说产生的那个时代)统治政治合法化的一种论述，它们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发表的意识形态声明。

那么有中间立场吗？约翰·尤德(John Yoder)认为可能有中间立场，他是一本关于坎约克民族(Kanyok)著作的作者，坎约克是一个受卢巴王国不断扩张的政治文化影响的民族。他认为，卢巴传说的起源既不是对实际事件的编年史，也不只是对当代权力的反映，而是对历史变化意义的评论。它可能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历史”，但它是那些自称卢巴人的人所理解的历史。有两件事是肯定的：一是在刚果南部讲卢巴语的地区，恩孔戈洛和卡拉拉·伊伦加的流行史诗将继续被讲述；二是学者之间的争论还将继续。

拥抱“他者”：历史和其他学科

承认缺乏书面资料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它对非洲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式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它从一开始就激励着非洲的历史学家变得善于与其他学科打交道。自1960年成立以来，该领域的先驱期刊《非洲历史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刊载了关于语言学、体质人类学以及最重要的考古学的文章。这种开放是激进的，但它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人们对非洲大陆的历史知之甚少。因此，这一阶段的大量研究致力于回答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如历史分期和历史地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非洲的人类历史具有深厚的时间深度和广泛的多样性，而且需要有记录其深广历史的坚定野心。由于这些原因，从狩猎和采集到定居农业的转变(“粮食生产革命”)和铁器加工的传播(欧洲历史学家认为这一过程属于“史前”范畴)被认为是新非洲历史。

然而，也许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跨学科关系是与社会人类学的关系。就像许多亲密关系一样，这源于早期的相互猜疑，有时甚至近乎敌意。历史学家满足于从殖民时期的民族志中挖掘数据。但许多人对“民族志叙述”(ethnographic present)中所隐含的部落群体的永恒性和自成体系的特质心存疑虑。反过来，一些人类学家对历史学家的野心持怀疑态度；另一些人则对后者以牺牲亲属关系和文化为代价，强调国家建设的倾向感到困惑。但随着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它们开始互相融合。正如新的非洲历史第一次在反殖民民族主义的氛围中蓬勃发展一样，人类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进入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时期，并开始批判自己作为一门“殖民科学”的起源。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将他们的工作与时间维度相结合(许多人现在将“田野调查”与档案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学家则开始研究一系列迄今为止原本由人类学家涉足的领域(比如宗教和信仰)。

并不是对其他学科的所有探索都是如此有益的，对历史语言学的掌握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一些语言学家声称，可以用多种技术来确定非洲语言传播的年代。如果把语言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人们是否能够用历史语言学来展示人类的物理迁移运动？这里的工作重点是试图了解所谓班图语的特殊分布，大约600种相关语言几乎遍布整个非洲大陆南部。历史学家将语言学、考古学研究(尤其是陶艺风格和制铁技术)和口头传说(如卢巴史诗中的移民故事)结合起来，发展出一种被称为“班图扩张”的模式：使用铁器的农学家从西北“穿越”赤道森林，不断地大规模迁移，其人口压倒了原始狩猎采集者的人口。

这种推理与物理迁移运动作为文化变迁吸引力的解释恰好吻合。在物理迁移运动这一点上，非洲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学家在更早的时候就在忙于从事把凯尔特人(Celts)从中欧拽到法国，把不列颠群岛和“雅利安人”(Aryans)拽到印度的研究。现在，我们对文化传播的理解变得更加微妙了。尽管大量证据表明了语言、文化和技术在非洲及其他地方的传播，但“班图扩张”模式被揭示得过于简单。与其说强调人口的突然大规模流动，不如说在2000年的时间里可能经历的兴衰，思想的转变和人口的迁移同样重要。我们对早期非洲的错误认识，虽然没有造成持久的影响，但它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尤其因为语言数据和技术是复杂的，掌握它们是费时的。

考古学被证明是一个更有价值的学科，虽然有时引用它的材料会有些棘手。在其他大陆，考古学已经提供了大量关于人类社会在书面记录出现之前的证据。考古学家记录了古地中海、近东、新石器时代的欧洲和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大部分历史。正如《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
)杂志中的几页内容所示，20世纪后期的考古学仍然很浪漫；但它现在是一门以科学为基础的学科，这门学科对非洲的历史学家很有吸引力，因为非洲历史学家单薄的纪实记录几乎没有提供时间线索。地层学的古老传统(通过挖掘定居点揭示的“时间层”的记录)，加上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和树轮年代测定的新技术，为人类遗骸、定居点和人工材料制品的年代测定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机会——我们用地层学所得到的数据构建了长期变化的叙事。

在勾画非洲悠久历史的轮廓方面，考古学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然而，考古学家所能找到的答案仍然常常让历史学家失望。非洲大陆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赤道森林地带，几乎没有被勘测过，更不用说进行大规模的挖掘了。没有进行大规模挖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很难找到具有潜在重要性的挖掘地点。许多地区历史上人口稀少，这就注定了人口大量集中的城市是相对罕见的，那些用经久耐用的材料建造的城镇则更为罕见。几个世纪以来，就连萨赫勒的詹纳、廷巴克图和加奥(Gao)等城市的“古老”泥造清真寺也一再被重建。除了极少数(特别是著名的“大津巴布韦”遗迹和斯瓦希里海岸的“石头城镇”)，非洲定居点大多是用现成的木材或泥土建造的。使用这些材料是省力的，但它们在极端情况下是可生物降解的；沙漠沙尘暴的侵蚀性、暴雨和白蚁的破坏性活动是建筑的天敌。热带非洲以没有“废墟”而闻名，由消亡的城市和隐藏的宝藏带来的有关经济发展的论述并不适用于此，因此热带非洲对研究者而言缺乏魅力。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关于古詹纳的情况，考古学家不一定需要大量的地面上的遗迹才能对过去的模式做出惊人的发现。但是，即使是现代化的年代测定技术，仍然具有生硬的工具性，而且数据必须被仔细地语境化，以避免产生对既定年代具有潜在革命性影响的推测性说法。例如，尼日尔特米特(Termit)地区的发现表明，在计算放射性碳日期几十年后，关于当地拥有的具有自主创新性的炼铁技术仍存在激烈的争议。简而言之，非洲考古学面临巨大的技术和后勤限制。其中一些限制是政治不稳定的结果，另一些限制是实地调查的费用太高。这两大限制都对非洲大学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活跃的考古学系产生了特别有害的影响。

苏珊·基奇·麦金托什(Susan Keech McIntosh)认为，当务之急必须是“在非洲考古历史的一部分信息被发展、农业或掠夺破坏殆尽之前，尽快恢复这些信息”。

尽管考古学有其局限性，但它一直是非洲艺术史研究的关键。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与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尽管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文字，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而艺术史学家研究形式和图像。然而，形式和形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亨利·约翰·德莱瓦尔(Henry John Drewal)写道：“思想和双手的创造植根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它们是“时代的标志和思想的形态”。但是形式是如何变成“艺术”的呢？就像人类文化的其他所有方面(如“宗教”)一样，学者们需要小心，不要把西方的概念强加于非洲的现实。有些非洲语言没有专门的词来表示“艺术”。其他的，如约鲁巴，其中的术语“奥纳”(ona)包含了广泛的唤起物质转换之意，旨在感动和启发民众。最近，学者们开始挑战“艺术”一词独有的(有时以欧洲为中心的)内涵，将其重新定义为“视觉文化”，从而将其范围扩大到电影、电视、摄影、服装和身体装饰等流行形式。

虽然早在15世纪70年代，来自西非的雕塑就开始进入欧洲，但在殖民征服之后，“非洲艺术”的意识才在西方发展起来。1897年，英国军队从贝宁(现在位于尼日利亚境内)掠夺了一批文物。这批文物中的许多物件，进入了欧洲各地的博物馆，成为收藏品，尤其是大部分由黄铜制成的著名的“贝宁青铜器”。它们引人注目的外表引发了专门为收藏艺术品而进行的探险活动，比如人类学家埃米尔·托蒂(Emil Torday)代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于1907年至1909年前往刚果南部的库巴王国(Kuba kingdom)。另一个关键时刻是在1905年前后，毕加索和其他巴黎前卫艺术家在西非和中非发现了雕塑。正如非洲音乐改变了20世纪的流行音乐一样，非洲造型艺术的输出也为现代艺术形式观念的革命做出了贡献。非洲当地对自然主义的漠视令现代主义艺术家和思想家感到兴奋，就如同听到艾灵顿公爵创作的狂野之声一样，他们自由、松散地借鉴了他们所认为的非洲文化富有活力和自由的“原始主义”。

然而，对信奉“原始艺术”的欧洲人来说，重要的是形式，而不是功能或背景，更不用说历史了。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殖民后时期，非洲艺术品流入西方博物馆或成为私人收藏，但这些艺术品很少有注明日期的，更少的艺术品被认为是出自个别艺术家之手，甚至是出自特定的作坊。相反，它们是按照典型的部落风格排序的，例如“卢巴凳子”“多贡面具”“库巴雕像”“哥塔祖先雕像”等。这种种族归属常常像“部落”这个概念本身一样，过于简单且具有误导性。这阻碍了非洲艺术史的出现，无论是就其本身而言，还是对可能帮助历史学家重建随时空变化的文化结构方式而言。

历史与非洲艺术史的接触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潜力巨大。现在，许多艺术史学家把他们工作中的“历史”部分视为“艺术”，而更多的历史学家将艺术看作是更广泛的变革模式的反映，甚至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艺术品不是“文本”。但是，经过谨慎的语境化，两者都能产生意义与表征。渐渐地，学者们开始用非洲本土的审美观念取代西方的审美，用更流动的区域性“传统流”(streams of tradition)表达取代永恒不变的肖像式的部落形象，用更广泛、更包容的视觉文化取代对“美术”的狭隘关注。人们对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最明显的是在西非和中非，面具和假面舞会之间的关系。这些发展不仅在学术著作中，而且在非洲艺术的主要展览中都变得越来越明显，如1995年在伦敦举行的“非洲大陆艺术回顾展”(Africa: The Art of a Continent)和2005年的“非洲混音：非洲大陆当代艺术”(Africa Remix: Contemporary Art of a Continent)。

图14　艺术与历史记忆。该图描绘的是库巴国王柯特·佩普(Kot aPe， 1902—1916年在位)宫廷的一位官员手中拿着一尊18世纪的米沙佩利延斯(Mishaa PelyeengaNce)国王的雕像(ndop)，现在藏于大英博物馆。这是埃米尔·托伊或M.W.希尔顿-辛普森(M.W.Hilton-Simpson)1909年在库巴首都恩盛(Nsheng，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拍摄的照片

书面文献来源：第2部分

所有这些方法上的创新和跨学科的折中主义丰富了非洲历史领域。然而，归根结底，书面文献来源对恢复该大陆的过往和对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过往一样重要。证据的可用性和性质决定了哪些历史是可以写的，哪些是不能写的。因此，从战后非洲现代史的先驱们第一次涉足档案以来，总的来说，书面文献的数量和范围已经显著增加，这一点很重要。随着原始文献数量的增加，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外界对这些记录的重新评估，尽管凸显了它们的缺陷，却也凸显了它们的价值。现代评论已将用欧洲语言和阿拉伯语写成的旅行文学中的一些文本定义为其他著作的汇编。但它也表明，其中仍有许多独特的、亲眼所见的记述，这些记述出自那些在非洲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人之手，他们对当地的文化、政治，有时甚至是过去发生的事件都有真知灼见。同样，曾被许多人视为文化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征服推动者的传教士的记述，现在被视为对宗教皈依和文化变革复杂过程的重要洞见。此外，还有奴隶贸易遗留下来的文件。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最近建立的跨大西洋奴隶航行数据库(见第四章)中收录了大量关于非洲人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可能是最有价值的。

在前帝国主义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国家档案馆内，几乎所有殖民统治时代的官方记录，现在都开放供查阅。这些消息来源也被认为没有想象中那么偏颇和被种族傲慢所破坏：相比单调的帝国霸权主义，更多的是不和谐的声音。这些声音中有许多是非洲人的声音，是那些使自己适应殖民统治的人的声音，也有与殖民统治做斗争的人的声音，包括一些妇女的声音、穷人的声音，甚至是奴隶的声音。广受欢迎的“非洲之声”经常生动地出现在大量的法庭记录中——长期以来，法庭记录被认为是世界各地社会历史学家的重要资源。这些法庭记录包括由非洲土著法学家实践的所谓“土著法庭”的诉讼程序，如1880年至1960年桑给巴尔法庭实施的程序(阿拉伯语)。

批判性地运用想象力文学还可以缓解非洲传记和自传相对匮乏的状况，帮助充实许多资料中原本单一、平面化的男性和女性形象。例如，尼日利亚诺贝尔奖获得者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的三部曲《阿克》(Ake
， 1981)、《伊萨拉》(Isara
，1990)和《伊巴丹》(Ibadan
， 1994)，在家族文献、作者和其他人的个人回忆，以及诗意的想象力和戏剧性的动感画面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动荡的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无与伦比的家族史。

没有比南非小说家彼得·阿布拉罕斯(Peter Abrahams)的《为乌多莫(Udomo)献花圈》(1956)能更好地描述20世纪中叶伦敦年轻的非洲民族主义者的艰苦生活，这些人最终领导自己的国家走向了独立。文学和造型艺术一样，既是历史变迁的反映，又是历史变迁的组成部分。

从消极的方面看，许多非洲档案都处于糟糕的状态。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历史被视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但现在，无论是值得称赞的还是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和公务员，往往把历史看作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品。保存旧文件、信件、报纸、地图、照片、新闻胶片等，费用昂贵，而且常常被忽视，使得许多收藏品只能任由热带气候和昆虫种群破坏。此外，在某些国家，新国家文件的加入和编目工作也停滞不前，导致它们的档案基本上仍然只是殖民统治的记录。如果这些档案文献被当地几代历史学家使用，它们可能会得到更有力的保护。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时期，许多非洲的大学也遭遇了财政上的困难。在最严重的国家坍塌和基础设施崩溃的情况下，过去的大量记录仍然存在消亡的危险。

但如果以这种方式结束，那就太悲观了。当然，在20世纪扫盲范围扩大之前，我们经常被阻止接触个别男女的经验以及如何理解这些经验。缺乏证据继续使历史学家倾向于本质主义，以及对大量人的思想和感情进行概括。然而，许多文献集仍然未得到充分利用，而其他文献则继续被发现。例如，北非和土耳其的档案中有大量关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被忽视的资料，而廷巴克图的艾哈迈德·巴巴历史文献和研究中心(Ahmad Baba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and Research Centre，建于1973年)现在有大约20 000本当地撰写的阿拉伯语文献，这些文献重申了这座位于撒哈拉边缘的古城作为学术和学习中心的作用。在非洲进行历史研究是一项真正的挑战，但是来自非洲大陆和其他地区的新一代学生还在继续发掘这样的新资料，并重新阅读旧资料，追忆过去。

第四章 世界上的非洲

我们这一章的重点，从历史学家使用的史料来源和方法转移到了他们提出的一些历史问题。本章还从非洲历史的特殊性转向了它与世界历史更广泛的接触。非洲的历史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相适应？非洲过去的进程主要是由非洲大陆内部的力量决定的，还是由来自非洲海岸以外的力量决定的？非洲人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塑造自己的命运？

这些问题在今天仍然像50年前开始对非洲历史进行学术研究时一样棘手。的确，在这个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它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对非洲的先驱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打破欧洲人的神话，即非洲大陆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与人类进步的主流隔绝。这项任务取得的进展是不容否认的。然而，在21世纪初，许多西方国家(以及“东方”国家)再次认为非洲在世界事务中处于边缘地位——而且这种情况正变得越来越严重。随着旧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登上全球舞台，非洲似乎被抛在了后面。深陷贫困、债务、腐败和冲突的非洲大陆仍然被认为是“特殊的”，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如何在地方历史的无限变化和更广泛、客观的变化力量之间取得平衡，一直是世界各地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但是，它需要克服过去陈旧的种族神话，同时抓住非洲历史经验的独特性，这使得非洲主义者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强调非洲历史的自治，其危险之处在于强调非洲大陆本质上的差异和孤立的旧观念。但是，强调非洲与外部世界的相互联系，往往会将其独特的历史淹没在由“西方崛起”主导的单边进程中。这一问题因为对西方历史学科“挪用”(appropriation)本土知识形式和表现形式的日益焦虑，而变得更加复杂。那么，学术史以其证据规则和对“普遍真理”的渴望，用自己的术语和逻辑来代表非洲的过去，是否合适呢？

即使在西方没有主导历史叙述的地方，非洲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充其量也是微弱的。C. A. 贝利(C. A. 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2004)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南亚历史学家贝利通过将“现代性”的进程从西方重新定位到一个更广泛、相互关联的世界，来挑战既定的以欧洲为中心进行叙述的“现代性”，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当代问题——“全球化”是如何促使历史学家重新思考过去的。但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只有在缺席的情况下才引人注目，在开创性的工作中，它仍然处于历史的边缘。

地方和全球并不相互排斥。最近很多关于非洲的文章都在集中探索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探讨它们碰撞的模糊“阈限”(liminal)区域，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新文化形式。可以说，这些形式就像曾经只与西方进步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一样现代。现代性也不一定被视为一件好事。

法国著名非洲主义学者让-弗朗索瓦·巴亚特(Jean-François Bayart)认为，未来的国家缔造者在巩固对非洲人民的权力方面所面临的历史性困难，导致他们追求他所说的“外向”(extraversion)战略，即“从他们的外部环境关系(可能是不平等的关系)中调动资源”。这种策略最显著的例子是，一些非洲统治者在海外奴隶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尽管作为一名政治科学家，巴亚特更关心的是非洲大陆当代政治领导层的腐败。

内部与外部，地方与全球，特殊与普遍——这些本身只是组织和思考历史证据的框架。只在偶然情况下，证据的积累才会迫使思维方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在古詹纳考古发现中看到了这样一个转变，它在向历史学家指出城市主义和西非苏丹地区“复杂社会”崛起的内部因素，而不是外部因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章中，我们通过观察非洲大陆历史上的四个主题来进一步思考非洲和世界之间的联系，这四个主题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奴隶贸易、非洲移民和19世纪的动荡变革。

刚果人圣安东尼：世界宗教与非洲

1706年7月2日，在刚果王国的埃乌鲁卢(Evululu，位于现在的安哥拉北部)，多纳·比阿特丽斯·金帕·维塔女士(Dona Beatriz Kimpa Vita)被烧死在火刑柱上。22岁的比阿特丽斯被指控的罪行是异端邪说和巫术。两年前，她宣布自己被圣安东尼附身，并在17世纪60年代英国陷入内战后，开始了一场旨在统一刚果王国的大众宗教运动。在意大利圣方济教会(Capuchin)传教士记录的一场运动中，比阿特丽斯鼓吹对基督教历史进行彻底的重新解读，声称耶稣、马利亚和圣方济(St. Francis)——圣方济教会的守护神，实际上都是刚果人。1624年，她将基督教的教义问答翻译成基孔果语(Kikongo language)，改变了《对圣母马利亚的祈祷》中的中心文字——“萨尔韦·里贾纳(Salve Regina)”的表述，使这个词成为“萨尔韦·安东尼亚诺(Salve Antoniana)”。在其鼎盛时期，比阿特丽斯的运动控制了刚果的旧首都圣萨尔瓦多，但不久之后，她落入交战的王室派系之手。在她被处决之后，政治暴力并未停止，许多安东尼人遭受着与无数刚果农民同样的命运：被军阀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买卖。

我们很快又谈到了奴隶贸易。首先，让我们把比阿特丽斯·金帕·维塔的悲剧看作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插曲。对那些将基督教传入非洲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传教士(如大卫·利文斯敦)联系在一起的人来说，17世纪非洲天主教的存在似乎令人惊讶。然而，刚果的天主教可以追溯到1491年，当时葡萄牙水手向这个王国输送了第一批牧师，恩津加·恩库乌(Nzinga a Nkuwu)受洗成为该国首位基督教教主若昂一世(Joao I)。在若昂的儿子阿方索一世(Afonso I， 1509—1543)的统治下，天主教成为官方的国家宗教，由国王动员起来对抗那些掌握着金多基(kindoki)——土著宗教权力的对手。它也开始从贵族向普通人传播，在那里，它与金多基的元素融合，在比阿特丽斯同时代甚至之前创造了“民间天主教”。因此，圣安东尼对比阿特丽斯的占有必须从她作为“精神媒介”的角色来看，而许多人希望洗礼是为了保护她免受恩多基(ndoki)——“巫师”(她自己也被指控为巫师)的伤害。

欧洲人在奴隶贸易时期试图在大西洋非洲移植基督教，刚果是历史上罕见的成功例子。然而，刚果教徒重新解释和想象天主教的方式是典型的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融入当地非洲文化的方式，而且确实是挪用当地精神资源的方式。对这两种所谓的世界宗教来说，这一挪用过程，或者“非洲化”的过程，几乎从一开始就在进行。它一直持续到今天，是非洲社会和思想史上最具活力的发展之一。

图15　刚果的基督教。一位圣方济教会的传教士在刚果王国的索约省(Soyo，现在的安哥拉)举行弥撒。来自都灵市民图书馆1747年的手稿《在普拉蒂卡的传教》(Padri cappuccino ne Regni di Congo,Angola etadiacenti
)中贝纳迪诺·伊格纳齐奥(Bernadino Ignazio)的水彩画，他是1743至1747年索约的一位传教士

非洲与世界宗教交往的历史深度和复杂性不容低估。北非是早期基督教的重要中心，基督教首先传到埃及，然后传到罗马非洲的其他地方。从公元4世纪起，埃及科普特教会(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分离出来)也向南派遣传教士到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萨姆和努比亚。正是在埃塞俄比亚，这种信仰最牢固地扎根于当地社会，具有高度独特的形式，其中包括古代犹太教的元素。政治合法性取决于《圣经》中所罗门国王的血统，这一主张被庄严地记载在《国王的荣耀》一书中。信仰基督教的勇猛国王与同样意志坚强的修道院圣人结盟，在整个高地推进信仰的边界，保卫他们的新锡安
[1]

(Zion)，同时抵御异教和穆斯林敌人。当基督教在北非和努比亚屈服于伊斯兰教的扩张时，埃塞俄比亚的教会存活到了现代。

伊斯兰教在穿越撒哈拉和东非海岸到达马格里布的过程中，也采取了本地化的形式。这并不意味着它被现有的信仰体系所吸收，从而在根本上被“淡化”。正如非洲穆斯林社会的著名历史学家大卫·罗宾逊(David Robinson)所指出的，“非洲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柏柏尔化(Berberization)、斯瓦希里化(Swahilization)、曼丁卡化(Mandinkaization)等并不意味着创造了一个本质化的“非洲伊斯兰教”，即法国殖民想象中的“黑色伊斯兰教”(Islam noir)。与基督教一样，非洲的伊斯兰教也以多种形式表达，从异端的苏非教派(Sufism)到最正统的改革运动。阿尔莫拉维德(Almoravids)就是后者早期的一个显著例子，它是一次激进的柏柏尔运动，在11世纪席卷了西撒哈拉，旨在“净化”信仰。他们在摩洛哥和西班牙建立了一个统治着马拉喀什的新王朝。他们是后来西非圣战运动的先驱，这场运动试图创建一个清除了残留“异教”影响的伊斯兰国家。

与北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斯兰教在比拉德-苏丹地区的发展并不主要源于政治征服或当地文化的阿拉伯化。几个世纪以来，在异教占主导地位的土地上，基督教一直是少数民族的信仰。即使在统治精英皈依伊斯兰教的国家，如中世纪的马里或桑海，当地信徒也常常寻求与既定的生活方式相适应，而不是推翻它们。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成为更宏大事物的一部分：穆斯林空间、穆斯林时间和以《古兰经》为中心的穆斯林文化。就像埃塞俄比亚国王对所罗门世系的宣称，以及比阿特丽斯对耶稣是刚果人的宣称一样，许多人试图通过发明追溯先知或其同伴的家谱，在历史上稳固自己的信仰。这种依恋带来了巴拉卡(baraka，意为“祝福”)。它还赋予了更广泛的认同感，超越了当地社区，并且到了20世纪，出现了复杂的“非洲”概念。

这些问题——皈依、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非洲化”、新形式的宗教知识和新身份的创造、嵌入“巫术”等思想的世界观，近年来出现在许多前沿的历史研究中。以前，非洲的宗教主要留给人类学家(就土著信仰而言)或宗教研究部门(就世界宗教而言)讨论。然而，整个20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非洲大陆的巨大扩张，加上两者都采取了不同的地方化形式，意味着宗教遭遇的主题是历史学家不能再忽视的。非洲绝大多数人口现在自称是穆斯林或基督徒，两者的总数大致相等。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宗教信仰可能是非洲与世界之间最受关注的历史接触。

尽管如此，许多关于非洲宗教变革的最重要的问题却是被人类学家提出来的。例如，怀亚特·麦加菲(Wyatt MacGaffey)在将基督教与刚果的相遇延续到20世纪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追溯了一些现代运动的兴起，比如受20世纪20年代福音传人西蒙·金班古(Simon Kimbangu)启发而兴起的运动。金班古是先知比阿特丽斯·金帕·维塔的继承人。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的动态，包括过去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他们在其中的位置，是很难重建的，而且往往是有争议的，重要的争议围绕着非洲人对基督教传教的反应而展开。在《启示与革命》(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一书中，人类学家吉恩·科马罗夫(Jean Comaroff)和约翰·科马罗夫(John Comaroff)对19世纪茨瓦纳人(现博茨瓦纳和南非)的欧洲传教活动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传福音只不过是“意识的殖民化”。简而言之，基督教是强加于皈依者的欧洲霸权世界观的关键因素。

其他人则有不同看法。其中一位是人类学家J.D.Y.皮尔(J.D.Y.Peel)，他的工作重点是约鲁巴基督教研究。在《宗教遭遇》和《约鲁巴》的创作中，皮尔认为基督教的皈依不是意识的殖民化，而是一种当地人积极接受的过程。他证明，约鲁巴的基督徒努力使这种信仰成为他们自己的信仰，将其融入当地的进步叙事中，并以此重塑“约鲁巴”本身的意义和内容。这种解释上的差异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茨瓦纳人与约鲁巴人历史经验的对比。这些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是由于可用史料来源的属性导致的。两位科马罗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欧洲传教士的著作，而皮尔则大量使用约鲁巴福音传道者的日记。但它也反映了更根本的争议，即非洲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建立了塑造现代世界历史的跨国网络。

死亡之路：非洲历史上的奴隶贸易

在大西洋奴隶贸易问题上，这种争议表现得更明显和激烈，原因不难理解。在14世纪40年代，葡萄牙水手开始绑架并购买非洲人，到1867年，也就是最后一次有记录的美洲奴隶之旅的那一年，大约1200万名男性、女性和儿童被当作商品从非洲大陆出口。这一简单的统计数据反映了由反奴隶贸易活动人士口中“令人憎恶的商业”所引发的暴力、破坏和堕落。它不包括非洲境内因奴隶袭击、战争和社会崩溃而丧失的无数生命，不包括那些在上船前死于疾病或虐待的俘虏，也不包括那些被奴役但不出口的人，因为大西洋贸易促进了非洲社会奴隶制的扩张和加剧。这还不包括那些在美国奴隶制度的熔炉中出生然后死去的非洲人。约瑟夫·米勒用一句话描述了这段苦难的系统化历史，他写道：安哥拉的奴隶贸易成了一条“死亡之路”。此外，大西洋贸易并不是非洲唯一的奴隶贸易。到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俘虏也被带过撒哈拉沙漠，越过红海，从东非海岸，被送到北非、地中海、中东和印度洋做苦役。这类贸易大部分都掌握在穆斯林手中。与大西洋贸易相比，人们对“穆斯林”奴隶贸易的了解要少得多，而且统计数据的稀缺性意味着奴隶的总数只能靠猜测。然而，历史学家估计，在超过1000年的时间里，这些交易的受害者人数可能相似：可能还有1200万非洲人。“穆斯林”贸易与大西洋贸易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大西洋贸易的受害者绝大多数被迫从事美洲种植园和矿场的生产劳动，“穆斯林”贸易的受害者注定要遭受某种形式的家庭奴役，包括被纳为妾室。因此，被运到大西洋彼岸的非洲男子是妇女的两倍，而据估计，被运到伊斯兰世界的妇女是男子的两倍。

当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大西洋奴隶贸易进行协调一致的研究时，首要任务就是把数据弄清楚。人们有时仍然会读到一些夸张的数字，比如2000万甚至5000万非洲人走过了所谓的“中间通道”。这些都不利于数十年来艰苦的调查，也不利于那些确实成为奴隶贩子受害者的人的记忆。199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物《跨大西洋奴隶贸易：CD-ROM数据库》(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A Database on CD-ROM
)确认了奴隶贸易的总体规模。该数据库详细记录了1527到1867年，逾2.7万次从非洲到新大陆的奴隶贸易。对中间通道本身的研究还在继续——例如，在1699至1845年间记录的55次以上的船上叛乱，其中在阿米斯塔德号(Amistad
)上的叛乱是最著名的。但是，非洲的历史学家现在正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非洲大陆内部的奴役边疆。正在进行中的尼日利亚腹地项目(Nigerian Hinterland Project)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奴隶之路”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试图追踪数百万俘虏的起源，这些俘虏在几个世纪里从大草原深处的巨大集水区，到达所谓的“奴隶之路”的出发港，即所谓的“奴隶海岸”(Slave Coast，位于现在的多哥和贝宁)和尼日利亚。

事实证明，评估海外奴隶贸易在非洲历史上的作用是极其复杂的。首先，它的大小在空间和时间上有很大的变化。大西洋贸易在其运作的四个世纪中，对西非海岸的不同地区——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了19世纪，它还延伸到了莫桑比克的好望角，与印度洋贸易的扩张重叠。人口流失对社会的长期影响是什么？它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对非洲现代的“不发达”负责？其次是海外贸易与非洲奴隶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来自海外的需求是否利用了现有的奴隶制度？或者，非洲的奴隶制是由海外需求造成的——或者至少是由海外需求转变和加剧的？最后，奴隶贸易在哪些方面重塑了地区政治格局？非洲人自己在大西洋贸易的形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图16　1850年3月16日，在维达(今贝宁)的葡萄牙要塞外，绑在一起的一队奴隶(原文coffle，来自阿拉伯语的kafila，指穿越沙漠的旅行队)，来自F.E.福布斯(F.E.Forbes)的《达荷美和达荷美人》(Dahomey and the Dahomans
，伦敦，1851)

这些只是一些更重要的研究方向。这里甚至没有足够篇幅来总结各种可能的答案，所以让我们退一步，在我们的主题——世界历史上的非洲这一背景下来思考它们。所有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涉及在非洲的内外部、非洲机构和全球力量影响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问题。奴隶贸易是野蛮和剥削的，是一种危害人类罪。但是，通过强调这些特征，其趋势是将非洲和非洲人简单地描绘成被动的受害者。在一部重要的修订著作——《在建设大西洋世界中的非洲和非洲人》(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中，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认为，在奴隶贸易时代，非洲人不仅仅是受害者，而且在大西洋的权力平衡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控制着西非沿海的贸易条件并主导了奴隶交易。

这一观点一直存在争议。不是因为非洲人出卖其他非洲人的问题：毫无疑问，少数欧洲人除外，尤其是安哥拉的葡萄牙人，大部分欧洲人在整个奴隶贸易历史上都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只能从强大的非洲中间人手中购买奴隶。的确，奴隶的证词显示，当俘虏们沿着复杂的商业网络向沿海港口阴森的梭子笼和地牢移动时，他们通常会经过多个主人之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巴亚特“外向性”概念最鲜明的历史例子：强大的非洲国家和个人通过剥削周围较弱的民族，与外部力量建立经济联系。然而，问题是，通过强调非洲机构，很容易忽视一个事实，即参与建立大西洋世界的大多数非洲人都是受害者。

此外，非洲的“外向性”可能被夸大了。历史学家之所以对奴隶贸易感兴趣，是因为它的恐怖、它的道德含义、它在构建一个相互关联的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性，而且必须指出，因为记录奴隶贸易活动的书面资料相对丰富。它有充分的理由被描述为非洲的“大屠杀”，就像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纳粹大屠杀一样，在人们对过去的普遍看法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但是，就像纳粹一样，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可能被给予了过多的重视。在某些时候的某些地区，对奴隶的掠夺给当地社区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在其他地方，它是国家缔造者和军阀积累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重要因素。但重要的是，不应该掩盖其他历史进程——包括“当地的”与“本地的”——它们继续塑造着整个非洲大陆的生活节奏。

穆罕默德·加尔多·巴夸夸之旅：非洲及其移民裔群

1854年，一本题为《有趣的故事：非洲内陆土著祖古人穆罕默德·加尔多·巴夸夸传记》(An Interesting Narrative. Biography of Mahommah G.Baquaqua, A Native of Zoogoo, in the Interior of Africa
)的小册子在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出版。这本小册子的一部分内容是废奴主义，另一部分内容是传教士的宣传，它是美国内战前出现的许多关于昔日奴隶的故事之一。然而，其他的故事都与在美国出生的奴隶有关。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非洲境内“重演”经历的故事，它指的是来自非洲的奴隶从被英国海军巡逻队拦截的船只中解放出来，重新定居在非洲的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其他地方。但是，巴夸夸的故事是少数几个真正经历过中间通道的非洲人的故事之一。最著名的是1789年在伦敦出版的《奥劳达·伊基阿诺》(Olaudah Equiano
)，尽管最近的研究对伊基阿诺在非洲出生的真实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此外，巴夸夸的传记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已知的唯一一部讲述非洲奴隶在巴西被奴役的故事。

该书由爱尔兰废奴主义牧师塞缪尔·摩尔(Samuel Moore)编撰，讲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穆罕默德·加尔多·巴夸夸可能是19世纪20年代末出生于朱古(Djougou)，一个位于现代贝宁北部的贸易城镇。作为富裕的穆斯林商人的儿子，他就读于伊斯兰学校，年轻时在当地统治者家中谋得一个职位。然而，大约在1845年，他被绑架(他声称是被嫉妒他的对手绑架)，并被卖为奴隶，通过达荷美共和国到达奴隶贸易港口维达(Ouidah，贝宁南部，几内亚湾沿岸的一个港口城市)。他在维达港被“出口”到巴西，成为巴西伯南布哥州(Pernambuco)一个面包师的奴隶，后来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当上了船长。1847年，在前往纽约市的一次航行中，他成功逃脱，随后前往被黑人统治的海地共和国。在那里，他加入了美国浸信会自由传教会(American Baptist Free Mission)。1848年，他放弃了伊斯兰教的信仰，改信基督教。巴夸夸先回到美国，然后回到加拿大，他写这本传记似乎是为了筹集资金，使他能够以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回到非洲。然而，他的传记小册子收益甚微。由于筹集资金受挫，1857年，他在乘船前往利物浦的历史记录中消失了。

虽然这个传记故事很吸引人，巴夸夸的传记还是不寻常的。很少有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受害者能够逃脱奴隶制度的奴役，并继续经历这种程度的流动。然而，作为一个奴役和救赎的故事，一个跨越非洲、美洲和欧洲的物质和精神运动的故事，它概括了非洲移民裔群的本质。我们已经谈到了美洲的非洲移民裔群在塑造非洲观念和约鲁巴等特殊身份方面的作用。我们在这里回到非洲历史和非洲移民裔群历史之间相互联系的更广泛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这两大历史从哪里开始，在何处结束？非洲移民裔群在多大程度上算“非洲人”？

这些长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尽管在美国比在非洲更有争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早期的非裔美国知识分子设想了“黑人种族”的文化统一。20世纪的泛非主义领袖，如《黑人文化认同运动》(Ngritude Movement
)的作者杜波依斯和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以及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也是如此。赫斯科维茨的《黑人历史的神话》(Myth of the Negro Past
， 1941)颇具影响力，主张在美洲黑人群体中延续非洲文化。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种族分类和泛非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项目都衰落了。正如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所指出的，值得注意的是，杜波依斯用一个名为《世界与非洲》(The World and Africa
， 1946)的新版本取代了他早期的黑人历史研究——《黑人》(1915)。20世纪50年代，随着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对非洲历史的研究——非洲大陆本身也变得更加引人注目。用曼宁的话来说，“地方取代了种族”。非洲的历史是一个方向，而黑人裔群的历史则是另一个方向。

图17　《穆罕默德·加尔多·巴夸夸传记》的标题页(底特律，1854)

近几十年来，对二者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历史学家不再关注种族的本质，也不再关注关于在美洲丧失或保留非洲特征(或“幸存者”)的古老争论，而是开始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下探索跨文化交流，包括贯穿大西洋、印度洋和非洲自身内部的跨文化交流。随着研究发掘出越来越多的运动、文化转型和跨越边界的证据——比如巴夸夸的传记——人们越来越有可能把非洲看作是现代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大陆。泛非主义者对讲英语的非裔美国精英的兴趣，现在已经扩大到包括诸如非洲和巴西之间关系的研究，包括伊斯兰教在非裔巴西人中的持续存在和19世纪自由奴隶运动回到非洲西海岸。

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裔群的概念必须包括非洲本身。皮尔·拉尔森(Pier Larson)在最近一项关于马达加斯加高地美利纳王国(Merina Kingdom of Highland Madagascar)奴隶贸易的研究中指出，奴役的过程不仅包括将受害者从非洲海岸驱逐出去，还包括在非洲大陆范围内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创伤和文化变革。事实上，在大西洋贸易时代，被奴役和迁移到非洲境内的非洲人，很可能比出口的非洲人还要多，尤其是在19世纪海外贸易受阻的情况下。考虑到这一点，上面提出的问题是可以逆转的：它不仅仅是关于“非洲人”如何变成裔群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裔群是如何变成非洲人的。

非洲动荡的19世纪

19世纪是非洲大部分地区动荡不安的变革时期。关于我们已经审议过的三个主题，地方和全球力量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各种方式发生了改变。从塞内加尔到苏丹，整个苏丹地区的伊斯兰改革派开始挑战现状，寻求净化宗教信仰，建立新的伊斯兰国家。基督教传教士的努力也进入了一个更加激进的阶段，新教教派加入天主教会，努力向“异教徒”传福音，并扭转被认为是穆斯林的潮流。与这两种宗教进程交织在一起的，是奴隶制的转变和奴隶贸易。180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后，大西洋贸易逐渐停止——尽管在此之前又有300万非洲人被运往美洲。然而，这个世纪见证了向印度洋出口奴隶的扩张，以及该大陆内部的奴役。与此同时，在美洲和西非海岸“克里奥尔”社区(Creole communities)那些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在基督教和废奴主义的激励下，开始重新想象他们自己以及被救赎的非洲的身份。

在这些进程中，非洲与世界不断变化的接触还可以增加一个因素：欧洲帝国主义的逐渐渗透。在直接的政治控制方面，直到19世纪80到90年代的“争夺战”，欧洲在非洲大陆的存在是微乎其微的。除了少数作为奴隶贸易的产物出现的沿海飞地，欧洲统治的领土仅限于非洲的南北两端，即英国的开普殖民地偏远村镇(后来加入了纳塔尔和独立的布尔共和国)，以及从1830年起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然而，随着19世纪的推进，欧洲工业化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大体上是指英国，在较小程度上是法国)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方式加起来就是所谓的“非正式帝国主义”。虽然可能是“非正式”的，但它代表了非洲海岸力量平衡的根本性转变。

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占领了埃及。法国军队只驻扎了三年(在被英国驱逐之前)，但是他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核心省份，震惊了北非穆斯林的统治者。在埃及，占领的后果是见证了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1805—1848年在位)的崛起，他是一名阿尔巴尼亚血统的士兵，为了对抗西方日益增长的威胁，他开始了一项现代化战略。法国的干预也标志着欧洲“东方”观念发展的关键时刻。拿破仑带着一支庞大的科学家队伍，他们的研究标志着埃及学学科和欧洲学者与伊斯兰教接触的开始。他们还偷走了大量古代文物(包括能够翻译埃及象形文字的罗塞达石碑)——这是帝国主义科学或文化掠夺的早期例子。

欧洲对非洲事务日益增加的干预在反奴隶贸易运动中表现得很明显。18世纪，英国船只运载了最多的非洲人横渡大西洋，奴隶种植的加勒比蔗糖对其国民经济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然而，在1807年，废奴主义游说团体使英国臣民进行奴隶贸易成为非法活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英国哄骗其他奴隶贸易国家效仿，对西非海岸实施海上封锁，并威胁要对巴西采取同样的行动。到19世纪50年代，非法贸易已缩减成涓涓细流。英国的动机是由经济利己主义和高尚的人道主义共同塑造的。然而，对沿海中间商国家的统治者来说，这场运动相当于对他们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人，实行单方面禁运。随后鼓励的非奴隶出口(所谓的合法贸易)也带有道德斗争的基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时期，“基督教、文明和商业”的结合被认为是拯救愚昧大陆的关键。

从奴隶贸易到“合法贸易”的转变在非洲大陆以各种方式展开。在西非沿海地区，棕榈油和花生等农产品逐渐取代了奴隶的出口，在一些地区，财富在小生产商和商人之间扩散。

这种新的贸易经常受到塞拉利昂、利比里亚、黄金海岸和其他地方有文化的精英的支持，他们以旧奴隶贸易贵族为代价，成为非洲和欧洲之间的一种新型“中间人”。在其他地方，比如在达荷美，后者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环境，多样化地生产棕榈油，但仍继续通过皇家海军舰队走私奴隶(例如穆罕默德·加尔多·巴夸夸)。

然而，非洲内部的奴隶制非但没有像废奴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随着大西洋贸易的结束而“消亡”，反而扩大了。曾经出口到美洲的劳动奴隶在非洲受到了更严苛的剥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往往是对新商品需求的结果。随着新伊斯兰国家，如尼日利亚北部的索科托哈里发国(Sokoto Caliphate)的建立，战争产生了大量的“异教徒”俘虏。许多人继续被押往沿海非法出口，但更多的人被安置为农奴。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后，索科托哈里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奴隶社会，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受奴役。在非洲东北部，当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继任者试图把埃及的统治延伸到尼罗河下游和苏丹的赤道地区时，国家建设的特点也是对异教人民的奴役。

图18　19世纪的“合法贸易”。大约1890至1892年，在桑给巴尔的象牙市场上，一群形形色色的印第安人、阿拉伯人、当地的斯瓦希里人和欧洲人看着一个工人卸下象牙

暴力、奴役和政治斗争在非洲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很普遍。在这里，商业转型不是由农业生产主导，而是由狩猎主导，尤其是象牙。当象牙贸易的边界无情地从东部和西部海岸向刚果盆地推进时，大量的象群被屠杀。私人拥有枪支，加上商业财富的新来源，改变了许多地区的政治权力平衡。已建立的国家，如伦达(Lunda)和鲁巴王国，被武装精良的入侵者或内部的异己势力压低了地位。在其他地方，出现了新的领地，例如斯瓦希里象牙商人和桑给巴尔奴隶贩子在刚果东部铸造的领地。与此同时，在南非和阿尔及利亚，白人定居者的边境向内陆挺进，引发了武装暴力和越来越多的剥夺。

这些多重进程在19世纪末欧洲征服和分割非洲大陆的几十年中达到高潮。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非洲与世界长期关系的这一新阶段。但我们可以从本章概述的四个主题中得出结论，非洲人早在暴力强加殖民统治之前，就已经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和其他地方一样，有时这是他们自己的措辞，有时不是。

[1]
在《圣经》中是所罗门王圣殿所坐落的山，位于圣城耶路撒冷。

第五章 非洲的殖民主义

非洲的殖民统治来得很晚，其历史也相对简短。与16世纪初落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并保持300年的拉丁美洲不同，非洲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被欧洲帝国征服。到了20世纪60年代，殖民时期就几乎结束了。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它只维持了两代人：例如，摩洛哥于1912年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并于1956年再次独立——受殖民统治的时期比主权恢复的时期要短。20世纪90年代末，在加纳北部进行研究时，本书的一位作者采访了一些老人和妇女，他们还记得1911年他们小时候的那场军事运动，那场运动使他们的社区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46年后的1957年，英国人走了。

与美洲形成进一步对比的是，美洲的土著人民遭受了灾难性的人口崩溃和地区性的文化毁灭，但是大多数非洲文明都足够强大，能够在殖民征服的经历中安然无恙地生存下来。欧洲在整个大陆的统治，利用了胁迫和种族主义的手段，这带来的往往是暴力、剥削和创伤。但是它的影响却大不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殖民地到另一个殖民地，从男人到女人，从年轻人到老年人，都会拥有差异，并且由非洲人自身及他们的殖民统治者共同塑造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也会作用于此。对一些非洲人来说，殖民统治是一种威胁；对另一些人来说，殖民统治是一种机会；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两者都有。重建这些复杂的模式是当今非洲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20世纪60年代，当历史学家开始系统研究非洲历史时，他们对当时即将结束的殖民统治时期并不特别感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回顾殖民前的非洲，以证明该大陆在实行欧洲统治之前有一段真实的历史(见第六章)。殖民地的征服被视为一种非法的分裂，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种与主题太接近、太痛苦，还没有形成的“历史”。在一个有影响力的提法中，尼日利亚先驱历史学家雅各布·阿德·阿加伊(Jacob Ade Ajayi)将殖民主义描述为短暂的“非洲历史插曲”，其特征是土著制度的基本连续性。毕竟，在20世纪50年代，殖民主义的历史几乎是唯一的非洲历史：它是一个由欧洲人(通常是殖民官员自己)写的关于欧洲开拓、发展的故事，非洲人几乎没有出现在其中。在解放斗争的鼎盛时期，当务之急是摆脱殖民统治，而不是分析殖民统治。正如弗雷德里克·库珀在一份关于殖民主义研究命运变化的调查报告中写道：“许多学生认为，他们所需要了解的只是殖民主义的恐怖。”

半个世纪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过去20年里，人们对殖民时期的兴趣大大增加。的确，人们经常在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上听到有人哀叹，殖民前的历史现在被严重忽视了——如果你研究一下非洲主要历史期刊的内容，这种担忧似乎就能得到证实。这一转变的部分原因仅仅是时间的流逝：欧洲帝国的衰落与20世纪50年代对非洲的争夺一样久远。殖民主义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其间的鸿沟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资料：书面文献和反思的时间。这不仅因为可以用来书写非洲殖民历史的资料比过去几个世纪的资料多得多——尽管这无疑是吸引研究的一个因素，还因为越来越多的理论工具和分析见解，使历史学家能够以比以往更为复杂的方式来思考殖民主义。美洲、亚洲，甚至欧洲帝国的“大都市”本身也是如此。

这种新思维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观察：殖民主义不仅关乎欧洲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或想法，还关乎非洲人(或亚洲人，或其他国家的人)的所作所为和想法。仅仅把殖民统治看作是对真正的“非洲”历史的一种偏离，或者仅仅是在道德上应受谴责，都是不充分的看法。就像看待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问题一样，历史学家和所有人一样，都倾向于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本质做出价值判断。但是，他们的任务是超越这种判断，以便重建非洲人民在殖民统治下的生活经历及其所有复杂性和矛盾性。

阿加伊的正确之处在于，他认为帝国权力并不像它试图假装的那样具有统治力、连贯性或统一性。随着非洲人积极参与建立殖民主义世界的方式越来越为人所知，独特的“殖民时期”的概念本身也变得有问题。历史学家不再把非洲大陆的过去，看作是一系列鲜明的前殖民、殖民和后殖民时期，而是越来越关注这三个时期之间的连续性和变化模式。

征服

就非洲内外部对非洲过往的普遍看法而言，欧洲在19世纪末对领土的“争夺”或许是整个非洲大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段插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仍然是最不被人理解的。部分原因在于，殖民征服往往更多地被视为欧洲历史上的事件，而非非洲历史上的事件：一场帝国对抗、高级外交和大胆军事壮举的戏剧，在非洲人很少有发言权的广阔大陆舞台上上演。此外，尽管在某些方面把这场征服看作是一场争夺是有益的，但它也是一系列地区性的争夺，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为不同的原因在非洲大陆的不同地区展开。

关于这些原因的历史争论，已经转向一系列相互交叉的问题：分裂的根源是在欧洲还是在非洲？经济动机在多大程度上是关键因素？向征服领土的转变代表了一种明显的新型帝国主义，还是从旧形式的非正式控制延续下来的？当英国自由主义作家J.A.霍布森(J.A.Hobson)认为，1899至1902年的南非战争(或称布尔战争)是为了让英国的资本家能够控制该地区的金矿而发动的时候，这些问题开始在欧洲出现。近年来，由于历史学家对单一原因的解释和宏大的“元叙述”持怀疑态度，转而探究殖民征服经历中欧洲和非洲产生的众多不和谐声音，这些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所有这些争论中，让我们从一些关键事实开始讨论。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中，欧洲对非洲的逐渐渗透突然加速，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领土征服的战争。所涉及的帝国主义列强是那些有着既定商业利益和沿海飞地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葡萄牙(后者可追溯到16世纪)，以及迄今为止与非洲大陆几乎没有关系的集团，包括德国和意大利，还有建立了私人殖民地的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King Lopold of Belgium)。

在19世纪80年代初，这些新来者插手非洲事务，特别是俾斯麦领导下新统一的德国，威胁到英国的既定地位——英国是19世纪的世界霸主，其商人控制着非洲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法国的新“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同样如此，在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的“前进政策”允许其驻塞内加尔的军事指挥官自由地扩大对内陆领土的控制，同时鼓励其在其他地方的代理人与当地统治者签订条约。对欧洲列强来说，非洲贸易的价值很小，例如，与非洲的贸易在英国海外贸易中的占比不到5%(其中大部分是与埃及和南非的贸易)。但在经济衰退、沿海地区已建立的商业关系日益紧张、对内地的了解不断增长之际，欧洲大陆的强力“开发”行动将确保非洲潜在财富的吸引力，这些行动在说服欧洲政治家默许一小部分帝国主义爱好者和机会主义者日益尖锐的要求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征服的投机性显而易见，将竞争对手排除在潜在利润丰厚地区的愿望，往往比保护既定利益更为重要。但在欧洲瓜分非洲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强烈的合作压力。非洲大陆的对外开放被视为一项崇高的“使命”，不仅是为了与之进行贸易，而且通过对外开放教化落后、愚昧的人民。帝国主义的言论是利己主义、种族傲慢和传教士热情的混合体，在许多方面与早期的反奴隶贸易运动相似。帝国主义的合作在1884至1885年著名的柏林西非会议上也表现得很明显，那次会议旨在解决现有的领土争端，并为随后的兼并制定基本规则。总的来说，游戏规则起作用了。19世纪90年代，在划定沿海势力范围之后，为了确立对内陆腹地的“有效占领”而展开了一场你争我夺的竞赛。尽管普遍存在沙文主义和武力恫吓，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来没有两个欧洲大国在非洲打过仗。

简而言之，这就是故事的欧洲部分。在地面上展开征服的现实当然要复杂得多。首先，避免帝国对手之间的暴力并没有延伸到它们的非洲对手身上。占领通常是通过谈判和条约来保证的，可疑的“保护”被扩展到地方统治者。但在许多地区，欧洲军队面临着顽强的武装抵抗，抵抗往往发生在非洲国家和社区内部就如何最好地捍卫地方主权进行激烈辩论之后。武装抵抗要么来自军事化国家(其中，许多国家在动荡的19世纪早期就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要么来自顽固独立的无国籍民族，对他们来说，任何形式的推翻都是可憎的。

然而，面对欧洲工业技术的压倒性优势，武装抵抗被证明是徒劳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法国在1830年入侵阿尔及利亚时，它在武器技术方面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优势，并卷入了一场代价高昂、长达17年的消耗战，这场战争打击了大量大都会军队。相比之下，到19世纪末，“帝国的工具”残酷地将非洲的武士精英扫到一边。这些工具不仅仅是枪支，还有药品、轮船、铁路、电报和工业国家的组织能力。然而，至关重要的是武器装备的技术差距，1898年的乌姆杜尔曼战役(Battle of Omdurman)就是一个可怕的例证，当时苏丹马哈德斯坦(Mahdist)士兵多次向基奇纳(Kitchener)的机关枪开火，造成约11 000人死亡，而英方仅有49名士兵丧生。

广泛使用当地招募的非洲士兵进一步促进了征服，重要的是也降低了征服的成本。许多人曾经是奴隶，他们从推翻现存秩序中获益良多。这种雇佣军的早期榜样是塞内加尔的铁骑兵，即“塞内加尔步枪兵”，他们为法国服务，一路战斗，穿越西非的苏丹地区。只有两个非洲国家的统治者与他们的欧洲对手，具有相匹配的政治和军事资源，即南非的布尔白人共和国和古高地王国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前者与大英帝国的强权对抗了三年，在1902年一场痛苦而代价高昂的战争后终于投降。埃塞俄比亚独自赢得了权力之争，在1896年击败了入侵的意大利军队，通过条约获得了主权，并继续扩大自己对周边人民的帝国统治。直到1936年落入墨索里尼侵略的法西斯军队之手之前，埃塞俄比亚一直保持独立。到那时，武器差距进一步扩大，皇帝海尔·塞拉西(Emperor Haile Selassie)的骑兵屈服于意大利的盔甲、飞机和毒气。

图19　征服。马哈德斯坦指挥官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Mahmud Ibn Ahmad，他的签名出现在阿拉伯语中）在1898年英埃征服苏丹的阿特巴拉战役中被俘后，遭到苏丹第10营的士兵扣押。穆罕默德穿着吉巴（jibba，意为安萨尔的贴花罩衫），马哈德斯坦运动勇士们的服饰

尽管瓜分的速度很快，但殖民征服的进程在一些地区持续了几十年。1912年，在摩洛哥落入法国的统治、利比亚落入意大利的统治之后，除埃塞俄比亚和非裔美国人定居国——利比里亚外，整个非洲大陆在名义上都被纳入了欧洲帝国。然而，殖民地的军队和官僚机构规模很小，大片领土仍处于有效控制之外。例如，对西非森林和整个苏丹区的无国籍人民的征服持续了很长时间，其特点是以整个社区为目标的残酷的惩罚性探险。

其他民族则奋起反抗早期殖民国家的压迫性要求，尤其是1896年南罗得西亚的恩德贝勒(Ndebele of Southern Rhodesia)、1900年黄金海岸的阿桑蒂、1904年德国西南非洲的赫雷罗(Herero)，现在分别是津巴布韦、加纳和纳米比亚三个国家。也许最著名的反对殖民统治的起义是1905至1907年在德国东非(现在的坦桑尼亚)发生的马及马及起义，它团结了不同的民族，打着分发圣水(Maji)的宗教运动的旗号，以保护他们免受德国子弹的伤害。和赫雷罗反抗一样，在随后的镇压和饥荒中，生命损失是巨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抗德国军队的盟军运动席卷而来时，这个受到破坏的地区还没有恢复过来。

然而，在殖民早期的非洲，最具破坏性的社会破坏和生命损失，发生在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所统治的刚果独立国(Congo Independent State)。在这里，暴力与镇压叛乱无关，而与绝望地企图从赤道森林里分散的人口中以象牙和橡胶的形式攫取财富有关。这是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中心》(Heart of Darkness
， 1901)和他的短篇小说《文明前哨》(Outpost of Progress
， 1897)的背景。传教士和记者努力提醒世界注意在刚果发生的暴行，这被视为20世纪第一次成功的人权运动。1908年，利奥波德迫于国际压力，将自己的大片私人领地移交给了比利时政府。

除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瓜分非洲的最后行动。1918年战败后，德国失去了其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由获胜的盟国瓜分，从技术上讲，这是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监督下的“授权”。战胜国包括从1910年开始实行自治的大英帝国的南非联邦，当它被授予对邻近的西南非洲的托管权时，它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亚帝国(subimperial power)。“亚帝国主义”的多层次性质在苏丹也很明显，苏丹在马哈德斯坦政权被再次征服之后，由英国及其保护国埃及共同统治。战争的余波见证了帝国的进一步重组，1922年，埃及民族主义的复兴迫使英国承认了这个国家的半独立。埃及和南非是例外。在征服时代的暴力之后，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欧洲的统治在整个热带非洲似乎是安全的。但这些重叠的年表说明了问题：当最终的非洲帝国地图刚刚成形时，殖民主义瓦解的最初迹象就开始显现了。

殖民国家

欧洲列强是如何统治它们新的非洲帝国的？“殖民主义”在非洲语境中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必须强调的是，很少有人系统地考虑如何管理非洲财产。此外，人们的想法很少能脱离计划，当统治者面临须以紧张的预算来管理大片领土和各种各样——常常是顽固不化的人民——严峻的现实问题时，这种想法往往会烟消云散。分裂的速度意味着殖民地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即兴事件，对它的管理基于各种主要由当地条件决定的临时安排。关于如何最好地管理“当地人”的想法往往是从以前的殖民地遭遇转移过来的：英国的想法来自印度帝国，法国的想法来自北非阿尔及利亚的桥头堡。但这样的想法往往是有争议和矛盾的。例如，法国官员对伊斯兰教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穆斯林通常被认为在文明方面优于“异教徒”，但又被视为天生不忠。

至少在早期，各国的统治“风格”有一些不同。法国官员往往很快就废除了不合作的非洲统治结构，这符合试图通过将土著社会“同化”到西方文化中，最终改变土著社会的模糊意识形态。同化概念的核心是公民和主体之间的区别，后者受制于“土著”法律法典《土著人法令》(Indigénat
，受葡萄牙人和比利时人操控)苛刻的条款。相比之下，英国官员更倾向于利用现有的统治者，特别是现有统治者是可以与之做生意的贵族威权主义者时，就像尼日利亚北部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埃米尔(emirs)
[1]

一样。

尼日利亚北方的鲁加德勋爵(Lord Lugard)率先提出的这种更为保守的模式，后来被称为“间接统治”。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成本效率成为当时的主流时，整个非洲大陆的所有殖民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这种形式。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以非洲人没有能力正确管理自己为借口侵略非洲；然而，殖民统治一旦在那里建立起来，他们发现，没有非洲盟友和中间人的参与，他们就无法治理国家。

正如历史上各个帝国的情况一样，许多非洲人选择接受新的殖民秩序，并努力把它变成他们自己的优势。这些人从加入殖民地军队的卑微的前奴隶、把识字作为社会和经济进步途径的文员和口译员，到与欧洲势力结盟而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国王和酋长，不一而足。后者中，最著名的一位是阿波罗·卡格瓦爵士(Sir Apolo Kagwa， 1869—1927)，他在与英国联手推翻位于现代乌干达境内的布干达王国(Buganda kingdom)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世纪80年代，基督教传教士在布干达产生了重大影响，吸引了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新近拥有的读写能力为他们赢得了“读者”的地位。在20世纪末，当穆斯林、新教和天主教的敌对派系在王室争夺权力时，年轻的卡格瓦成为新教徒的领袖，与即将到来的英国军队结成联盟，并在他们的支持下成为“首相”(katikiro)。

在传教士、民族学家约翰·罗斯科(John Roscoe)的鼓励下，卡格瓦开始收集口头传说。1901年，他出版了《布干达之王》(Basekabaka be Buganda
)，这是卢干达(Luganda)关于它的人民历史和风俗的三部著作中的第一部。作为典型的现代化者和“文化经纪人”，卡格瓦巧妙地在殖民权力和本土文化之间进行了调解。他在自己用印刷机出版的书上，描述了布干达皇室历史的最早变迁。与约翰逊的《约鲁巴人的历史》一样，卡格瓦的作品当然是历史的一个特殊版本。它还引发了一系列作品的发表，这些作品是由邻近王国的文化代表撰写的，如布干达的长期竞争对手布尼奥罗(Bunyoro)。现代历史学家把这些早期的书面历史看作是复杂的原始资料来源，需要对它们产生的权力结构进行仔细的语境化。然而，对许多乌干达人来说，卡格瓦的书已经代表了布干达历史的“官方”版本。他作为文化传承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些非洲盟友之所以至关重要，原因很简单：非洲的殖民统治是廉价的。这对大英帝国和贫穷落后的葡萄牙来说都是事实。对尚未开发的财富的宏伟愿景和极度膨胀的希望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执行法律和秩序、提高税收和动员劳动力方面，官僚机构捉襟见肘，正在进行一场持续不断的斗争。由此产生的经济体系与殖民前的历史一样多样化，而且在许多地区都是基于19世纪的商业转型。非洲农民已经建立了可行的出口经济，特别是在埃及和西非沿海和森林地区，殖民地国家迫切希望他们继续扩大商品生产。相比之下，偏远、贫瘠的内陆地区，如法属西非的苏丹地区，往往受到更为强制性的税收提取措施的影响，包括根据土著条款提取的惩罚性人头税、强迫劳动和强制种植。

法国和比利时统治下的赤道非洲，以及葡萄牙统治下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大部分地区也存在着强迫的特征。特别是在赤道森林地区，这个早期殖民国家的资源非常匮乏，以至于将大片领土的控制权交给了所谓的“特许公司”，这些公司的主要目的是迅速掠夺尽可能多的财富。正如西非的农民农业制度建立在前殖民主义的倡议之上一样，特许政权也被视为19世纪席卷刚果盆地的野蛮暴力的奴隶和象牙贸易的延续。这是一个掠夺者的国家，刚果河下游的人民将其拟人化为“岩石的破坏者”(bula matari)。这场破坏如此之大，以至于让·范西纳认为，征服意味着整个赤道中部非洲的“旧传统的消亡”，这与雅各布·阿加伊对殖民时期的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个相反的历史观点充分说明，殖民经验经历了广袤地域的多样性。

图20　文化经纪人。1902年，布干达的首相——阿波罗·卡格瓦(右)和他的朋友——现代化基督教徒哈姆·穆卡萨(Ham Mukasa)合影。本杰明·斯通爵士(Sir Benjamin Stone)摄

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法国统治的北非和英国统治的肯尼亚、南罗得西亚及1910年之前的南非，官员们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应该是白人殖民者，而不是非洲生产者。在这些地区，“殖民主义”又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欧洲共同体仍然是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包括在非洲大陆两端的两个白人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和南非。但是，尽管存在争议，殖民者对他们各自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变化的发展轨迹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对非洲土著居民来说，这种影响往往是有害的：殖民者通常被分配最好的农业土地，这些土地以前的监护人要么沦为没有土地的劳工，要么被迫进入过度拥挤的“土著保护区”。在英国的东非和南非殖民地，大量的印度移民使情况更加复杂，他们在殖民地的种族阶层中占据了一个模糊的中间层地位。

图21　工作和流动性。1914年，在比属刚果铺设铁路

此外，在南非、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现在的赞比亚)，以及比属刚果的南部，欧洲矿业公司与白人农民争夺非洲劳动力。在早期，许多非洲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寻求摆脱父权的年轻人，利用了新发现的有薪劳动力和扩大粮食市场的机会。然而，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由于土地转让和移民劳工制度的要求给许多非洲社区带来巨大压力，所谓的“殖民者采矿”经济变得越来越具有强制性。

对整个非洲大陆的非洲人提出的所有这些要求，包括交税、种植新作物、为白人定居者让出土地、到新地区去工作，在殖民主义的核心造成了另一个矛盾。欧洲人对非洲最重要的看法是，它是静态的、原始的、“传统的”——殖民统治者大体上认为，维护这种条件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他们的非洲臣民的利益。然而，对该大陆自然资源和人力的开发正在造成广泛的社会变革。从北方到南方，人们被吸引到现金经济中，重新构建家庭关系，搬到城镇和城市，打破旧的忠诚纽带，建立新的忠诚纽带。

这些纽带中的一部分被单独控制在各个领土内，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一种早期的归属感，比如说，塞内加尔人、尼日利亚人和肯尼亚人。其他人则跨越殖民边界，在各地区之间建立联系、传播思想，对极少数非洲人来说，甚至超越了非洲大陆本身的海岸线。不断扩大的归属网络，其范围从工人阶级从属关系到作为非洲人或黑人的身份。更多的非洲人信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许多人也通过西方教育寻求社会进步，这种教育通常由教会学校提供，因此与基督教皈依者的个人解放有关。教育设施差别很大，从不存在的设施到勉强够用的设施，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升到小学以上。但扩大识字率是非洲的革命性变化。因此，说非洲社会从殖民主义中幸存下来，并不是说它们没有改变。

殖民地知识

为了统治非洲，殖民地官员需要非洲语言、文化和法律方面的知识，在许多地区，这些知识是在当地中介机构的协助下，在占领的几年内开始编纂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一进程扩展到对过去的认识，特别是在法属北非和西非殖民地的一些行政官员和学者的工作中。早在1856年，有关阿尔及利亚的历史资料就出现在《非洲经》(Revue Africaine
)上，到1900年，欧·霍达斯(O.Houdas)翻译的《塔里克苏丹》已在巴黎出版。在这方面最杰出的人物是莫里斯·德拉福斯(Maurice Delafosse)，他于1909年在巴黎殖民学院开始教授非洲语言。在霍达斯的帮助下，他翻译了另一部伟大的廷巴克图编年史《塔里克法塔什》。1912年，他对曼德世界(浩特-塞内加尔-尼日尔)进行了三卷本的大规模调查，包括从编年史和口述资料中获得的大量历史资料。英国的一个类似人物是H.R.帕尔默(H.R.Palmer)，他沉浸在对尼日利亚北部历史的土著叙述中。这些作品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例如，帕尔默是含米特假设的坚定信仰者，但他提醒我们，把非洲视为一个没有历史的大陆的殖民愿景远非一成不变。

图22　小镇生活。过路的小贩或购物者在路易·法伊德赫比(Louis Faidherbe)雕像下摆好姿势。法伊德赫比是法国总督，于19世纪50年代在塞内加尔的殖民地首府圣路易(Saint-Louis)发起了对塞内加尔的征服。埃德蒙德·福捷摄，约1900年

专制主义与装饰主义：关于间接统治的争论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开始详细研究非洲殖民时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非洲人有能力继续塑造自己的生活，以及塑造殖民主义本身的性质。我们对殖民统治的了解越多，它似乎就越支离破碎、相互矛盾和具有可塑性，这取决于一些非洲人的积极参与和充分的自治空间(这些自治空间使一些人可以追求自己的事业)。非洲人不再被简单地看作是通过直接的“抵抗”或自私的“合作”，来“回应”强加的外来统治。借用大卫·罗宾逊研究法国殖民当局与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穆斯林社会关系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尝试过各种“和解之路”。简而言之，胁迫和统治是不存在的；“迁就”“遭遇”“侵占”和“非洲代理机构”是存在的。

就像思考奴隶贸易影响的新方法一样，这里的危险是因噎废食：为了接受新的范式而忽视基本原理——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回到更老的范式。仅仅因为殖民主义软弱无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它的强制性就会有所减弱。事实上，正如我们在赤道非洲所看到的那样，国家越虚弱，它就可能越暴力和越野蛮地剥削。跨越时间与地域的殖民体验非常多样，即使是发生在一片领地内，也会使颠覆历史传统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更不用说是发生在整个帝国内。

这一点在著名(非非洲主义)历史学家最近关于大英帝国的两本书中表现得很明显：大卫·卡纳丁(David Cannadine)的《装饰主义》(Ornamentalism
)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帝国》(Empire
)。在《装饰主义》(对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巧妙运用)一书中，卡纳丁认为，理解帝国统治的关键不在于英国统治者与本土“他者”之间的种族差异，而在于英国与本土阶层之间的阶级亲缘关系。弗格森的《帝国》虽然承认帝国征服的残酷，但认为大英帝国在传播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法治和民主方面是一股积极的力量——这些价值观是许多殖民地人民热切追求的。两部作品都有严肃的观点；当然，这两位历史学家都不能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辩护者(尽管有些人认为弗格森很接近)。然而，很可能这两种观点充其量都只是部分正确。与以往关于“争夺”(scramble)的争议一样，我们需要格外小心，以免笼统地宣布非洲和其他地方的“殖民统治”到底是什么。

卡纳丁和弗格森提出的关于大英帝国的问题——殖民统治的性质，殖民地人民自己想从帝国的遭遇中得到什么——远远没有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而是在继续被非洲历史学家重建和提炼。一组问题是关于非洲人在创造“传统”“风俗”和新身份方面的作用——它们都是在间接规则制定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在这里，这些问题与我们关联密切，因为它们涉及当地民族志和历史知识的产生，例如约翰逊的《约鲁巴人的历史》和阿波罗·卡格瓦的《布干达之王》。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类似的著作往往产生于非洲社会内部对过去的控制和对现在的要求的辩论和斗争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的《面对肯尼亚山》(Facing Mount Kenya
， 1938)，这是一部关于肯尼亚基库尤人(Kikuyu)的历史人种志，它试图调和基库尤人对白人殖民者和殖民国家失去土地和主权的矛盾反应。

争议的核心是“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概念，这个词是1983年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创造的；也就是说，那些被认为是古老的、永恒的传统(不仅在非洲，而且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往往不是这样的，而是最近为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合法化而创造的。有了这一洞见，许多历史学家发现传教士、官员和人种学家与当地中介机构勾结，对非洲施加了一种明显的新“殖民”观点。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这种观点认为非洲社会由一系列不同的部落组成。正是这些部落，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套传统、风俗和法律，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首领”，他们的权力得到殖民地官员的支持，构成了间接统治的基石。据学者马哈茂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称，间接统治创造了一系列“分权专制”，即在殖民统治结束后幸存下来的非法权力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代非洲的政治威权主义。简而言之，殖民统治者开始保护非洲社会，但这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非洲社会。

这些见解对探索殖民统治对非洲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但反过来，它们又被批评过于“建构主义”，也就是说，过分强调殖民势力操纵当地知识的能力，过分强调非洲人在接受虚构的传统时容易上当受骗。有人认为，“传统”要比这复杂得多：它们至少需要一些历史依据和合法性，否则它们就不会成为统治的工具。例如，曼达尼的论文《权力下放的专制》(Decentralized Despotism
)应该受到批评，因为它低估了上面提到的成倍增长的社会联系，这些联系切断了间接的统治者。正如我们在19世纪约鲁巴族和祖鲁族身份的出现时所看到的，这些进程往往在殖民统治强加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即使是最富裕的殖民国家也开始采取控制行动，它们在遏制或理解自己所引发的变化方面的能力异常不足。

争议还在继续，随着更多的人了解非洲人自己在想象和重新想象传统、身份和权力概念方面的作用，“发明”的概念将进一步完善。

图23　间接的统治者。巴姆（今喀麦隆）国王恩乔亚（Njoya）坐在首都福本（Foumban）的串珠王座上，和他的宫廷成员以及奥地利商人鲁道夫·奥尔登堡（Rudolf Oldenburg）合影。恩乔亚（1885—1933年在位）是一位孜孜不倦的革新者和现代化者，他见证了结合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本土实践的新宗教，由德语、法语和当地语发展而来的新语言，以及用来记录他的王国的历史、法律和风俗的表意文字的诞生。海琳·奥尔登堡（Helene Oldenburg）摄，1912年

[1]
对某些穆斯林统治者的尊称。

第六章 想象未来，重建过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是非洲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殖民帝国的紧张局势和矛盾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十分明显，但一直要到1945年之后，在欧洲统治者竭力遏制非洲臣民的愿望下，这种矛盾才达到了顶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这种殖民状态几乎无法维持，在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和对政治自由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双重压力下，它先是屈服，然后崩溃。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试图通过建立经过改革的、更具包容性的殖民制度来控制变革。但是当地的政治家和他们的追随者开始想象一个没有殖民统治导致的不公平和挫折的未来，一个可以保证经济和社会进步到现代世界的自治国家的未来。

改革计划被非洲人日益高涨的期望所抛弃。1945年，只有四个非洲国家独立，这四个非洲国家是埃塞俄比亚(1941年从意大利统治下解放出来)、利比里亚、埃及和南非——尽管埃及名义上仍是英国的保护国，而南非则由一个白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除阿尔及利亚外的所有北非国家都独立了；到60年代中期，大部分热带非洲国家也相继独立。除顽固的葡萄牙帝国和南方的白人至上主义国家外，非洲的“后殖民”时期开始了，解放战争在这里持续了25年。

反殖民民族主义和解放的时代也是非洲历史作为一门学术学科出现的时代，这并非巧合。如果说，战后迅速变化的局势需要新的方式来设想当代非洲社会及其未来的话，那么它也带来了一场如何看待过去的革命。西方的教育和文化改变了非洲的社会和政治，正是殖民统治末期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大学里，新一代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开始了重建非洲大陆历史的任务。

就像殖民统治本身一样，关于非洲非殖民化的动态也有许多争论。权力移交给民族主义领导人是否代表着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即土著主权的重新获得及政治自由新时代的开始？或者这一进程的特点更多的是连续性，即在从殖民地到“后殖民地”的无缝过渡中，一拨专制统治者被另一拨取代？这些争论还在继续——随着战后时期档案记录的公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参与进来。然而，人们对非洲大陆过去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欧洲知识界长期以来一直否定非洲人的历史，但在20世纪下半叶，非洲历史叩响了西方学术的大门。从一开始，重建非洲过去的项目就与设想非洲的新未来联系在一起。

非洲的战后时刻

从我们在21世纪初的有利位置来看，欧洲统治的殖民帝国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但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非洲人并不一定会这么想。对许多人来说，帝国的纽带似乎在收紧，而不是放松。随着战时中央计划的继续，以及提高商品生产和动员劳动力的努力，殖民地国家变得越来越雄心勃勃，“发展主义”侵入日常生活。所谓的“第二次殖民占领”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为许多非洲人扩大了机会，扩大了卫生、教育和福利供应(诚然，这些人的基数往往很低)，但农民和城市工人的骚乱也在加剧。

在大萧条时期，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劳工斗争，导致了1935年北罗得西亚铜矿大罢工。战争期间，许多殖民地的动乱仍在继续，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出现了一系列的罢工：1946年南非金矿罢工尤为明显；1946年达喀尔罢工、1947年蒙巴萨和达累斯萨拉姆罢工，以及1948年南罗得西亚大罢工；最引人注目的是，1947至1978年，法属西非铁路发生了为期五个月的罢工。随着医疗保健和生育水平的提高导致人口增长加速，来自农村的移民涌入非洲大陆的各个城市。尽管非洲殖民者试图控制移民劳工制度和间接统治的意识形态，认为非洲社会本质上是农村的、部落的和传统的，然而正是快速发展的城市成为变革的关键熔炉，殖民统治者开始失去对权力的脆弱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点，但正如弗雷德里克·库珀自1940年以来在他的新书《论非洲》(On Africa
)中所指出的那样，非洲大陆未来的政治方向远未明朗。1944年起，渴望在战争失败的创伤后夺回对帝国的控制权的法国，与殖民地建立了新的宪法关系，这是第一次强调经济和社会进步，但也肯定了“法国联盟”的团结。

图24　高等教育。1947年，一名学生在尼日利亚拉各斯的亚巴学院图书馆学习

在巴黎举行的选举中，非洲代表逐渐扩大了自己的选举权，其中包括塞内加尔诗人及黑人运动的联合创始人利奥波德·森古尔，以及医生菲利克斯·霍普-博伊尼(Félix Houphouёt-Boigny)。博伊尼是科特迪瓦非洲可可种植者的拥护者。1946年，霍普-博伊尼提出了最终结束法兰西帝国强迫劳动的立法，而塞内加尔律师拉明·盖耶(Lamine Guèye)提出了结束公民(citizens)和臣民(subjects)之间法律区别的立法。法属北部、西部、赤道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广大领土上的居民终于摆脱了令人憎恨的“土著”(indigénat)身份，他们现在都是“公民”，但他们是中央集权和复兴的大法国的公民。1947年，马达加斯加的农民起义威胁到法国的统治时，法国的反应是残酷的。大约10万马达加斯加人在镇压叛乱的战役中丧生，这是对殖民征服时代的血腥提醒，也预示着解放战争的来临。

尽管1947年失去了印度帝国，英国仍然急于恢复其大国地位，它动员殖民地生产，以重建其支离破碎的经济。与法国相比，南非在宪法改革方面采取了在开始之初更为犹豫的不同路线，它计划扩大非洲在地方立法机构的代表权，并将正在崩溃的间接统治体系转变为更加民主的“地方政府”。然而，正是非洲发生的事件推动了变革的步伐。1948年2月，长期以来被公认为英国“模范”非洲殖民地的黄金海岸，受到城市骚乱的冲击，导致带有严格限制的改革计划流产。按照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伦敦殖民办事处承诺走一条走向黄金海岸自治的道路——这正是英国对这场政治危机的反应。激进的反殖民煽动者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很快抓住了这一政治主动权。恩克鲁玛从较为成熟和精英主义的非洲政界人士中分离出来，成立了自己的大规模民族主义政党。到1951年，魅力超凡的恩克鲁玛被选为“政府事务领袖”(实际上是总理)，他对完全独立的大声疾呼鼓舞了非洲各地新兴的民族主义者。

黄金海岸的统治者在危急时刻交出了对政治改革进程的控制权，这种模式在随后几年中的整个非洲大陆都得到了重现。让步遭遇了更多的要求。在新兴的冷战背景下，殖民大国的当务之急是确定和培养“温和”的非洲伙伴，以阻止更激进的行动。后者对殖民控制构成直接挑战，如1947年马达加斯加的武装起义、1952至1956年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6至1958年喀麦隆的武装起义以及1954至1962年阿尔及利亚的武装起义，这些武装起义遭遇的结果是激烈的镇压。在欧洲统治者和殖民者看来，茅茅起义是部分混乱、“有害”的非洲人的非理性暴力行为的爆发，而肯尼亚历史学家对茅茅起义进行了极为复杂的分析。这场冲突被认为是无法解释的，在当今非殖民化的史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与此同时，各种肤色的非洲政客都需要确立自己的民意合法性。与上一代亚洲民族主义者一样，大多数人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来自受益于殖民时期机遇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任务是“占领农村”，也就是说，让广大新获得选举权的农村选民相信，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既定的实施间接统治的“酋长”手中。还有小部分人，比如塞内加尔的利奥波德·森古尔和塞拉利昂的米尔顿·马尔盖(Milton Margai)是农村利益的代表，他们的政治目标是驱逐已确立的城市精英。非殖民化进程远非欧洲总督和民族主义解放者之间的简单的双向竞争，而是非洲社会内部政治斗争的杂烩。

图25　非殖民化谈判。1951年的黄金海岸(现在的加纳)选举在阿克拉投票，结果夸梅·恩克鲁玛领导的全国代表大会人民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是一张英国殖民时期的公共关系照片，标题为《曼萨小姐去投票》(Miss Mensah Goes to Vote
)

如果说1948年的黄金海岸骚乱是西非的一个象征性转折点，那么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在白人占多数的南非大选中获胜，则标志着南部和中部非洲大部分地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南非国民党是南非民族主义复兴的载体，它在“种族隔离”的口号下，开始在南非巩固种族隔离制度和白人经济实力。这个压迫性日益加剧的种族隔离国家决心扭转黑人城市化的趋势，可以被视为丑陋的殖民主义移民劳工制度的最终表现，该制度试图剥削“传统的”非洲农村。南非模式吸引了罗得西亚和肯尼亚这两个较小的殖民者社区，这两个社区也在战争后得到了强化，并准备要求白人主导的自治。

图26　反殖民抗议和白人势力。1962年9月20日，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ZAPU)在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索尔兹伯里(现哈拉雷)的示威者与武装警察对峙

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葡萄牙殖民地及比属刚果南部的矿区，殖民者人口和移居国外的矿业公司也在迅速扩大。直到1957年，刚果的家长式统治者认为，几代人之后才能实现自治；而葡萄牙的右翼独裁政权无意将民主权利扩大到自己的人民，更不用说非洲帝国的人民了。随着北非和西非大部分地区走上宪法改革的道路，南部白人定居者的势力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优势时期。在这里，非殖民化往往是长期和暴力的，其特点是农村叛乱，而不是城市谈判。在1954至1962年之间，在拥有100万欧洲殖民者的阿尔及利亚也经历了一场痛苦的解放战争，这场冲突对殖民地和殖民者都造成了创伤。在后期，这场冲突有蔓延到法国自身的危险。

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

正是这种令人兴奋的社会变革氛围、高涨的期望和政治斗争为非洲历史的学术研究播下了种子。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扩大英属西非教育的一部分而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在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具有开拓性的大学院系，成为这一学术发展的推动力量。1948年同样是关键的一年，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学院和阿克拉市郊莱贡(Legon)的黄金海岸大学成立，位于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顿(Evanston)的西北大学，在北美创立了第一个跨学科的非洲研究项目，任命罗兰·奥利弗(Roland Oliver)为伦敦亚非研究学院第一位非洲历史讲师。奥利弗和他的同事约翰·法奇(John Fage)随后创办了《非洲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并共同编写了第一本关于非洲大陆历史的现代教科书。到1951年，乌干达和苏丹也有了新的大学，独立的埃塞俄比亚也是如此。

然而，摆脱殖民史学遗产的过程将是漫长、艰巨和充满争议的。在新的非洲大学里，“历史”基本上仍指欧洲历史，正如尼日利亚历史学家雅各布·阿加伊提到的1949年伊巴丹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Ibadan)所提供的学位那样。学生们上的最接近自己过去的研究课程名为“非洲的欧洲活动史”，该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先驱语言学家、殖民官员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1899年出版的专著《外来种族对非洲的殖民历史》(A History of the Colonization of Africa by Alien Races
)。阿加伊回忆说，这本书“被认为是关于非洲历史的最具学术性的一卷书”，尽管它逐渐补充了新材料，但直到1962年伊巴丹大学结束与伦敦大学的合作之前，这门课程一直存在。

就像黄金海岸及其后的尼日利亚走在了通过谈判走向独立的道路的前列一样，它们最好的大学也在非洲历史非殖民化项目中发挥了带头作用。特别是伊巴丹大学成为第一次所谓的“民族主义”非洲史学浪潮的象征，这一浪潮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反殖民斗争和60年代的第一个欣欣向荣的独立年的同时发展起来的。由尼日利亚历史学家K. 翁武卡·戴克(K. Onwuka Dike)于1956年开始领导的“伊巴丹学派”，开始与一些特定的研究议程相联系，包括关注前殖民时期，特别是前殖民国家的形成；关注特定地区的“贸易和政治”平衡；关注殖民征服反抗，以及19世纪一批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的出现。戴克撰写的《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 1956)是一篇奠基性的文章，它使用欧洲的书面资料，但明显以非洲视角研究非洲与欧洲之间的互动。

图27　电影中纪念的反殖民战争。1965年，吉罗·蓬特科尔沃(Gillo Pontecorvo)的电影《阿尔及尔之战》(TheBattle of Algiers
)重现了1957年FLN民族主义战士和法国伞兵为控制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中心的要塞而展开的艰苦斗争。这部电影是在外场拍摄的，编剧和联合制片人是前FLN指挥官萨迪·亚瑟夫(SaadiYacef)，他也在屏幕上扮演自己

巴兹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和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这两位来自大学培养的专业历史学家新兴体系之外的学者，决心通过将过去的辉煌与现在的活力联系起来，打破殖民主义的世界观。戴维森是一位战地记者，他出版了众多关于非洲历史和政治的书籍，其第一本专著在1956年出版，而他现在仍然是新传播领域中最受国际观众欢迎的有效传播者。霍奇金在20世纪50年代是黄金海岸的一名校外教师
[1]

，他在其颇具影响力的《非洲殖民地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in Colonial Africa
， 1956)一书中捕捉到了时代的旋律。这部作品旨在将新兴的反殖民斗争置于历史背景中。后来，历史学家对这些议程是如何被当代国家建设项目所塑造的进行了许多反思。用一个引起共鸣的词来说，人们正在寻找一个“有用的过去”——在过去，非洲人建立了能够生存的国家，并且这些国家能够被动员起来表明，他们在殖民征服的破裂中幸存下来，并准备再次掌握自己的命运。

毫无疑问，非洲和欧洲历史的先驱们，无论是专业的还是自学成才的，都感到了一种真正的使命感，因为帝国时代的种族等级制度正在瓦解。然而，“有用的”或“合法的”过去的概念不应该被夸大。早期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对前殖民时期的关注，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实践方面的原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管理英国官方文件发布的50年规则(后来减少到30年)意味着大部分殖民地档案仍然对研究人员关闭。此外，由于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白的，因此有必要把重点放在现有的书面和口头资料中最明显的东西上——王国和帝国。可以说，这些基础对于后来研究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过去的历史很少向政治领导人展示一种可供未来借鉴的模式。当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努力将强大的前殖民国家，如阿桑蒂、布干达和索科托哈里发国，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时，民族主义政治家却不寻求复兴过去的政治结构，而是寻求继承欧洲征服形成的领土实体。恩克鲁玛努力将阿桑蒂王国并入新的民族国家加纳，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将索科托哈里发国并入尼日利亚，将布干达并入乌干达，这暗示了历史知识发挥政治功能的真正局限。简而言之，非洲历史作为一项政治工程，其重要性可能不如将其作为更广泛的学术学科的合法组成部分而确立其资格证书的愿望重要。

然而，应用于非洲的历史认识论，即其知识基础理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争议。为了延续尼日利亚的例子和索科托哈里发王朝的遗产，位于北部城市扎里亚的阿马杜贝洛大学(Ahmadu Bello University)的一所历史学院于20世纪60年代崛起，挑战伊巴丹大学的知识霸权。这个组织被称为“伊斯兰正统主义者”(Islamic legitimists)，由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人阿卜杜拉希·史密斯(Abdullahi Smith)领导。他们试图在新的“西方式”非洲历史的方法和苏丹地区较早的穆斯林学术传统之间找到共同点。1975年，史密斯呼吁对尼日利亚的大学和历史学科进行重新定位，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他们的传统中体现一些索科特圣战(Sokoto jihad)的学术理想”。他在扎里亚(Zaria，尼日利亚中北部城市)的北方历史研究计划，是对“西方”历史范式正在崛起的主导地位的早期挑战，尽管这是礼貌的，但也预示着意识形态之战即将到来。

阿卜杜拉希·史密斯在尼日利亚北部的领导角色，从一开始就体现了以英语为母语的历史项目的“多元文化”性质。这是一个尼日利亚的戴克和阿加伊，加纳的A. 阿杜·博阿亨(A. Adu Boahen)和肯尼亚的贝思韦尔·A. 奥戈(Bethwell A. Ogot)等先驱学者于新非洲大学完成第一个学位后，在回国建立历史课程之前又去英国通过攻读博士学位继续他们的专业培训的时代。这次运动还包括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的主要历史学家，但是，南非的一些历史学家没有选择回到种族隔离国家的压迫环境中。这同时也是欧洲和北美的学者们常常选择延长在非洲的教学时间的时代。许多学者被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所吸引，该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一个历史研究中心，可以与伊巴丹大学相媲美。这些学者中有一个激进的圭亚那历史学家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他1972年的著作——《欧洲是如何让非洲欠发达的》(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标志着“民族主义”方法转向了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济史研究。

支撑这种智力交流的是发展中国家相对繁荣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大宗商品繁荣时期。在这方面，历史学家可以被视为技术“专家”队伍中的一员，他们从战后的“第二次殖民占领”时期就开始在欧洲大陆上分散开来——这种近代的争夺是为了获取知识，而不是领土。随着20世纪7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的到来，欧洲大陆大学短暂的扩张阶段结束了。初露头角的非洲学者继续到海外进行博士培训，越来越多的人去了美国，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在国外，而不是回国面对国内的困难。

历史的非殖民化在法国统治下的非洲起步较慢。就像在英国殖民地一样，城市化和社会变革的速度迫使法国社会学家重新评估人们对非洲“部落”的固有看法。此类最重要的著作是乔治·巴兰迪尔(Georges Balandier)撰写的，他在1951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不断变化的“殖民形势”的富有洞察力的文章，四年后在法属赤道非洲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发表了一篇关于非洲生活的里程碑式的研究。巴兰迪尔本可以继续在创建新的法国非洲主义者院校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然而，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世界不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法国学术界，历史与人类学的关系仍将很差。马格里布大学是一个例外，它受益于大量的前殖民时期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书面材料(这是伊斯兰学术的既定传统)，以及位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时代建立的阿尔及尔大学。与法国热衷中央集权的传统一致，其在非洲殖民地上建立的唯一一所大学是位于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大学。但这所大学成立于1957年，是一所位于非洲土地上的法国大学，和巴黎的索邦大学一样，它继续教授殖民史，而不是非洲人民的被殖民史。即使在1960年独立之后，达喀尔大学仍然完全融入了法国体系，其教学人员的“非洲化”及其知识转向也很慢。直到1963年，达喀尔大学还没有非洲人教授历史。塞内加尔第一批获得历史博士学位的学生之一阿卜杜拉耶·莱(Abdoulaye Ly)就表示，他不会在自己的国家申请巴黎的工作。

根据公认的学科基本规则，非洲历史专业化的重要性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古老的“辩护主义”传统继续与大学研究并驾齐驱，并在与大学研究的不安对话中发展。部分原因是由于黑人文化认同运动的知识遗产，但也可能是因为索邦大学和达喀尔大学的殖民主义观点挥之不去，这些对非洲过去研究的另类、更具投机性的方法在法语世界尤为突出。最广泛意义上的黑人文化运动传统的重要载体，是《非洲存在》(Presence Africaine
)杂志。1947年，塞内加尔知识分子阿利翁·迪奥普(Alioune Diop)在巴黎创办了这本杂志，作为对正在进行的法国殖民主义改革的同化主义理想的回应。1949年，《非洲存在》发表了普莱西德·坦佩尔斯神父(Father Placide Tempels)的《班图哲学》(La Philosophie Bantoue， Bantu Philosophy
)，这是一种“非洲思想”的普遍主义观点，也是基于他在比利时-刚果的鲁巴地区的传教工作而产生的黑人创造精神。

然而，在这一背景下，最杰出的人物是塞内加尔历史理论家切克·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从他的同样由《非洲存在》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民族与文化》(Nations Ngres et Culture
， 1955)开始，迪奥普的作品关注的是所谓法老埃及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文化统一。如第二章所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实证为依据，令人信服地驳斥了这一有争议的理论。尽管如此，迪奥普猜测的可疑历史基础，并没有阻止他的作品产生广泛的影响，就像巴兹尔·戴维森更为冷静的贡献一样，它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的范畴。重要的是，迪奥普的观点也受到了反殖民斗争的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初，他以激进的反对声音进入塞内加尔政坛，反对诗人总统利奥波德·森古尔。1986年，他去世一年后，达喀尔大学更名为切克·安塔·迪奥普大学，这凸显了他以埃及为中心理论的持续的吸引力。

后殖民国家

统一性与多样性之争不仅是一场关于非洲历史本质的学术辩论，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塑造了非殖民化进程和后殖民时期正在进行的冲突轮廓。法国和英国在非洲的选举使政治行动集中在个别领土上，在这些领土上所提供的真正利益冲淡了泛非洲主义统一性那陈旧而模糊的理想。1957年，黄金海岸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第一个获得完全独立的国家，这个新国家采用了最早的苏丹帝国的名字——加纳。几内亚随后在1958年的投票中支持完全主权，而不是继续与法国保持联系，这导致了两年后法属非洲其余地区的分裂和独立。1960年，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索马里和比属刚果独立。

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和极度乐观的时刻——实际上，是一个真正为自己正名的时刻。然而，尽管泛非主义的火炬手、“大陆政府”的倡导者——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发表了崇高的言论，但越来越明显的是，独立将在各个民族国家通过巩固权力而得到保障。此外，随着欧洲统治的强制性基础的突然撤出，这些新国家的内部统一性也受到了怀疑。非洲内外的普遍看法往往认为，内部冲突是某种原始部落制度倒退的结果。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近的研究表明，种族认同和区域间的敌对往往不是殖民统治的产物。历史学家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后殖民时期非洲的社会冲突和政治暴力的根源到底有多么复杂。

国家统一性和种族多样性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在前比属刚果(现刚果民主共和国)最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末，高度威权的比利时政权在最后一刻决定加入非殖民化的浪潮，试图将其广袤的中非领土与席卷整个非洲大陆的民族主义风隔绝开来，但以失败告终。结果是灾难性的。1960年6月，刚果军队将权力移交给由极具魅力的民族主义者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领导的政府，几天之内，刚果军队就发生了叛乱，反对继续控制他们的白人军官。一周后，矿产丰富的加丹加(Katanga)南部地区脱离了刚果，刚果陷入了多年来反复发生的武装冲突之中，卢蒙巴被他的敌人谋杀，国家分裂为敌对政府、少数民族领地和外国干预领地。

一方面是担心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担心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刚果成了非洲第一个冷战战场。所谓的“刚果危机”(刚果人自己也称这段时期为“混乱时期”)在1965年结束，独裁政权在记者出身的将军约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utu)发动军事政变后重新集中。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凭借他对文化和历史“真实性”的扭曲看法，最终成为贪污腐化的非洲独裁者中的佼佼者，作为新生的“利奥波德”，掌管着被称为“岩石破坏者”的最新化身。

刚果的灾难是非殖民化和后殖民非洲国家失败的一个极端例子。相反，非洲大陆的大多数新国家在没有经历这种灾难性崩溃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实现了向独立的过渡。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在领导人的既定目标——经济“现代化”和“国家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虽不引人注目但稳步的进展。反殖民民族主义的势头如今势不可当，它在1961至1964年之间把英国的东非和中非带到了独立的边缘，并在葡萄牙殖民地引发了解放战争，最终导致了对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白人殖民者政权的反抗。

图28　非洲政治与非裔美国政治纠缠不清。1961年，在纽约市哈莱姆区举行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集会上，伊斯兰国家的成员举着印有被谋杀的刚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画像的标语，发起了一场示威活动

尽管非洲国家继续贫困并普遍缺乏民主问责制，但20世纪60年代普遍的乐观情绪仍然高涨。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非洲史学的第一波浪潮中，即使是在刚果，在萨赫勒地区的贫困国家，在从种族隔离的南非北部的黑人“城镇”到卡萨布兰卡和开罗的广大城市棚户区，过去的韧性、创新和文化活力仍在继续。对政治自由的追求并没有取代对个人精神解放的追求，在20世纪下半叶，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皈依继续加速。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新的流行音乐形式为日常生活中的挣扎提供了富有感染力的原声音乐，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到20世纪60年代末，刚果最著名的城市人物已经不是政治巫师蒙博托，而是吉他能手佛朗哥·卢安博·马卡亚迪(Franco Luambo Makiadi)，英国爵士乐团的领袖，也是非洲第一位音乐巨星。佛朗哥的伦巴音乐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将蒙博托的刚果(1971年被重新命名为扎伊尔)从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神话制造的黑暗中心变成了“舞蹈中心”。最近，历史研究从政治和经济向社会和文化的扩展，开始揭示日常生活中这些潜在节奏的动态。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乐观情绪明显恶化。1966年，加纳民众广泛支持将夸梅·恩克鲁玛赶下台的军事政变，这是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承诺开始变得空洞的早期迹象。然而，一党制国家只让位于军事独裁的“无党制国家”。同年的一系列政变为尼日利亚从1967到1970年陷入内战提供了催化剂。尼日利亚在企图脱离比夫兰(Biafran)独立的过程中毫发无损，但处于军事统治之下，独立的希望几乎破灭。

图29　流行文化。1952年，进入种族隔离时代四年后，舞者们来到约翰内斯堡。照片由尤尔根·沙德伯格(Jurgen Schadeberg
)拍摄，他是南非著名杂志——《鼓》(Drum)的主要摄影师之一

接着在20世纪70年代，整个非洲大陆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未能使脆弱的经济多样化，摆脱对初级商品出口的依赖，意味着1973年石油危机后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非洲的影响是毁灭性的。简而言之，战后繁荣的终结意味着发展状态的终结。由于无法提供迅速增长的人口所需要的服务，国家本身开始收缩，使越来越多的公民尽其所能自谋生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开始与它的前任殖民者相似：非法、外来且具有掠夺性。不断加深的危机也标志着第一阶段的新非洲历史结束。当独立的希望破灭时，第二代历史学家不再关注土著国家缔造者的成就，而是关注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斗争，这些斗争往往弥合了殖民前和殖民时(至少是殖民后)非洲之间的鸿沟。

[1]
高等院校为非全日制学生聘请的教师。

第七章 记忆和遗忘，过往和现在

50年前，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
[1]

，“非洲历史”的概念几乎不存在。除少数非裔美国知识分子的思辨著作、受过使命教育的非洲人出版的口头传统文集，以及一些同样晦涩难懂的古阿拉伯编年史译本之外，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学者涉足非洲大陆的历史。对非洲的研究以社会人类学学科为主导，其实践者往往对非洲文化高度同情，往往把它们描绘成永恒不变的文化。非洲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地区，拥有成熟的文化，因此具有可恢复的历史，一般被认为更属于地中海或阿拉伯世界，而不属于南部的“黑非洲”。简而言之，非洲被认为是一个分离的领域，一个没有历史的大陆，其未来的进展取决于欧洲托管制度的延续。

随后，发生了一场思想革命。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崩溃，非洲历史的恢复成为非洲主权恢复的一个组成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的一小群先驱开始，非洲主义历史学家队伍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急剧扩张，成功地将非洲历史纳入欧洲、北美和非洲自己的大学课程中。面对持怀疑态度的学术机构和缺乏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学家可获得的大量文献证据，非洲主义者利用了一系列创新的来源和方法，以便向被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谴责的人民发出声音，使他们保持沉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通过使非洲重新融入广泛的历史，实现了“人性化”非洲，同时丰富了学术学科本身。

至少，这是公认的说法。就像那些纪念开国元勋的非洲起源传统一样——像卢巴人卡拉拉·伊伦加这样的“文化英雄”，他们在蛮荒的边疆创造了文明——它包含的不仅仅是真理的核心。但和这些传统一样，这个故事也更加复杂，争议也更大。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非洲历史写作中乐观、视野开阔的状态现在早已不复存在。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术事业的相关性和方向就明显存在不确定性。随着非洲进入长期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的时期，这个年轻领域开始从一个主导“范式”走向另一个主导“范式”。后殖民危机也对非洲大陆的大学造成了持久的破坏：资金枯竭，体制和物质基础设施崩溃，图书馆藏书状况恶化，许多历史学家选择在海外实践他们的“手艺”。从最近的史学调查中弥漫的焦虑感来看，非洲历史似乎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危机状态，在如何更好地保持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话上，在学术学科和土著对历史的看法之间，以及在西方如何最好地与非洲学者打交道上都存在分歧。

在最后一章中，我们考虑当前非洲历史研究的发展状况。非洲历史领域的方向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处理非洲历史的方式不断变化，继续受到非洲大陆本身命运变化的影响。在21世纪初，只有最乐观的观察者才会认为两者都处于健康状态。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被普遍认为陷入了永久的危机。普遍贫穷、腐败、缺乏政治问责制、生态危机、饥荒、艾滋病毒/艾滋病大流行，以及索马里、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达尔富尔(苏丹西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崩溃和内战——有时似乎刚果独立初期的“混乱”(法语为“pagaille”)已经席卷了整个大陆。这一暗淡的景象可能表明，非洲仍被带有偏见的局外人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病态”、无序和不正常。但这也是许多普通非洲人自己持有的观点。对过去历史的研究该如何解释这一令人不安的现状呢？

记忆和遗忘

首先，让我们来看两个关于现代非洲的记忆、遗忘和历史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我们回到马里共和国，在马里我们由古詹纳开启了本书的写作。它的中心人物是瓦·卡米索栝(Waa Kamisòkò，约1919—1976)，他是尼日尔河上游旧马里帝国曼德中心地带的一名著名的口头传说艺人。正如P.F.德·莫莱斯·法里亚斯(P.F.de Moraes Farias)所研究的，瓦·卡米索栝的职业生涯告诉我们，在保存记忆和再现历史方面，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和其他口头传说艺人一样，他擅长表演循环的歌曲和叙事，其中包括歌颂13世纪马里开国元勋的《松迪亚塔》史诗，以及有关该国最伟大的统治者曼萨·穆萨的史诗。曼萨·穆萨在1324至1325年进行了著名的麦加朝圣。不寻常的是，他还与学术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参加国际历史研讨会，并与马里人类学家Y. T. 西塞(Y. T. Cissé)合作(法语)翻译和出版他的《松迪亚塔》史诗。

因为与学术界的这些联系，也或许因为他拥有更丰富的现代马里个人经验，瓦·卡米索栝的角色超越了传统的口头传说艺人和历史“线人”的角色。他通过将自己的批评影射到既定的叙事中来做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口述传说往往被叙述它们的政治环境所重塑。它们倾向于使现状合法化——在一定程度上，在现代马里，口头传说艺人被执政精英招募，以证明政治威权主义的正当性。然而，瓦·卡米索栝经常批评受人尊敬的历史人物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马里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例如，在对《松迪亚塔》史诗的解释和对奴役历史的叙述中，他提出了一个理由，要求更多地承认边缘化种姓群体尼亚曼卡拉(nyamankala)及奴隶后裔对过去和现在的曼登卡(Mandenka)社会的贡献。

事实证明，瓦·卡米索栝对伊斯兰教的看法最具争议。像许多马里人一样，他个人的宗教身份是复杂的，包括伊斯兰教和土著宗教。瓦·卡米索栝是“基里纳之鸟”(Bird of Krina)——基里纳科诺崇拜协会(Kirina Kònò)的成员，该协会以他的家乡基里纳为中心，他经常批评伊斯兰教对古老的曼登卡文化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在“新传统主义者”和穆斯林改革家之间的争论日益激烈之际，新传统主义者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与非洲文化格格不入，而穆斯林改革家则鄙视基里纳科诺等异教崇拜，瓦·卡米索栝则用他的口头表演强调了两种信仰体系共存的历史。他将曼萨·穆萨对伊斯兰教的“过度”热爱与当代改革派的好战精神相提并论，同时反思了伊斯兰教的主题如何掩盖了古老的曼登卡历史。他对过去的解释，就像在古詹纳工作的考古学家一样，代表着对“帝国传统”既定叙事的批判。

第二个故事，我们来到津巴布韦，来到北部马塔贝莱兰(Matabeleland)的恩卡伊(Nkayi)和卢帕内(Lupane)地区。与曼德卡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是一个长期定居的中心地带，具有高度的文化延续性的同时，也是一个有着最近动荡历史的边境地区。它的另一个特点是缺乏地方历史文献以及像瓦·卡米索栝一样的“有机知识分子”。恩卡伊和卢帕内在殖民时期被尚加尼保护区(Shangani Reserve)包围，这是英国在19世纪90年代占领当时的南罗得西亚时，为安置恩德贝勒人而设立的两个“自然保护区”之一。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流离失所的恩德贝勒酋长和他们的追随者开始进入尚加尼森林，定居在说汤加语(Tonga)、尚韦语(Shangwe)和其他语言的分散人口中，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地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人数增加了。根据特伦斯·兰杰的说法，那时很多恩德贝勒人都是自觉的现代进步基督徒。他们保留了恩德贝勒人的身份，经常把尚加尼人的原始民族统称为“赞比西人”。后者则称他们为“被抛弃的人”(daluka)。兰杰认为，“要发展出一段共同的地方历史，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的”。

这并不意味着尚加尼人对过去毫无概念。然而，“历史”是关于最近的历史。兰杰和他的研究合作者已经确定了关于二战后的两个宏大叙事。其中之一是关于恩德贝勒的被驱逐者的叙事，它讲述了一个背井离乡的民族将文明价值观带到边境荒野的传奇故事。另一个叙事是关于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反对白人少数政权的游击战和80年代抵抗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领导的非洲民族联盟(ZANU)政府的独立后斗争中达到了高潮。就像在非洲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关于民族主义斗争的叙事覆盖了更古老的、地方碎片化的记忆，有时使它们沉默，有时使它们放大。

这种不同层次历史的参与过程，出现在兰杰对1992年计划为在游击战中丧生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战士举行的纪念仪式的描述中。我们选择的地点是卢帕内地区的普普(Pupu)，这是恩德贝勒国王罗本古拉(Lobengula)最后一场战斗的地点，也是1893年英国南非公司巡逻的“最后一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丛林战争期间，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游击队为了从恩德贝勒的军事传统中汲取力量，曾经造访过这个古老的战场。然而，计划中的仪式存在争议。穆加贝政府对此持怀疑态度，担心恩德贝勒王权的恢复或当地人重新对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效忠。此外，普普的人口是多元的，许多非恩德贝勒人对将民族主义斗争如此明确地与罗本古拉及其著名的父亲姆济利卡齐(Mzilikazi)联系在一起感到不快。事实上，当不同的参与者在“英雄日”的前一天晚上聚集在一起时，被恩德贝勒人推翻的地方统治者罗兹维(Rozwi，mambo)的灵魂附身于某种现实媒介。兰杰写道：“这一媒介要求人们承认过去的历史，并治愈过去的暴力。一段很少被阐明的历史在这个仪式上得到了突破。”

图30　后殖民暴力。1975年11月12日，在葡萄牙统治崩溃之后，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 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 UNITA)的一名士兵在新里斯本(现在的万博市，Huambo)一座被推倒的殖民雕像旁留影。安盟和敌对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政府之间将近20年的内战随后爆发

记住现在

这两个例子说明了近年来在非洲历史研究中开始出现的另一些主题。一是对思想史的关注，也就是说，人们思考事物和表达事物的方式和方法。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随着环境史的兴起，新的研究议程往往是更广泛的学科或更普遍的学术方式转变的一部分。但它们也受到非洲过去和现在的特殊性的影响。这两项研究都是关于历史的历史。因此，它们反映了人们对知识生产和有争议的表现形式的更广泛关注：人文学科中所谓的“文化语言转向”，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它们也有一个特定的非洲背景：非洲大陆的历史学家必须审问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土著人对其历史及工艺这两者的看法。

在整个非洲新历史的演变过程中，现在对过去观念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非洲历史研究的第一次重大调整是20世纪70年代的转变，它从最初侧重于国家建设研究转向了可以称之为政治经济领域的研究。在某些情况下，这涉及一个意识形态上更为激进的议程，尤其是沃尔特·罗德尼的《欧洲是如何让非洲欠发达的》(1972)和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对经济体系结构(称为“生产方式”)的研究所例证的“依赖理论”方法。这些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变体代表着将更普遍的范畴应用于非洲的尝试，有趣的是注意到它们的影响是多么有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们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这表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确实与非洲的现实格格不入，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确实留下了不朽的遗产。通过强调穷人和富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男人和女人以及自由人和不自由人之间，在经济和社会权力方面的差别，它对打破同质国家、部落和亲属群体的固有观念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项研究激发了奴隶制、性别，以及现代南非等几个关键领域的研究。由于它对资本主义运作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分析在现代南非这一研究领域有特别的价值。

在一个工业化或阶级形成十分有限的大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只能走到这一步。但是，它对社会斗争的强调为更广泛的社会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不是一部关于高级政治和“伟人”的历史，而是关于普通男女的历史。当非洲的政治领袖们显示出自己绝非伟人时，更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日常生活的潜在节奏。当然，他们需要证据——书面记录和口头证词——来揭示普通人的行为、动机、信仰和愿望。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20世纪非洲历史研究数量不断增长的原因。这并不是说，现在只对殖民主义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已经抛弃了更深层、更“真实”的非洲历史。更重要的是，重建一个由个体以他们所有的复杂性和特质所组成的非洲的愿望，而不是由不知名的集体(“部落”)所组成的愿望，无情地把历史学家引向了近代。

也就是说，非洲的历史学家像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必须小心，不要把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强加给不同的文化和过去的时代。这对非洲人本身和非非洲人都是如此。正如保罗·法里亚斯(Paulo Farias)在谈到马里东部的中世纪碑文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碑文产生于一个与现在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人相去甚远的知识世界。它也适用于不久前的历史。许多非洲社会确实有一种强大的集体精神，个人的愿望和自主行动被淹没在这种精神之中——即使这种精神并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是集体的。约瑟夫·米勒写道：“许多证据中个体的匿名性，与其说是资料来源的不足，不如说是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了解非洲人的集体思维方式。”

这种集体思想出现在“巫术”的概念中，在许多非洲社会中，这个概念解释了不幸和过多的个人财富。如今，巫术吸引了历史学家的兴趣，部分原因在于其持续的重要性，包括在政治领域。简而言之，巫术的语言被用来解释殖民和后殖民国家的“吸血鬼”力量，就像早些时候它似乎被用来理解奴隶贸易的邪恶一样。所有这些外来势力都在消耗财富或人类，就像女巫被视为“吃掉”受害者的灵魂一样。政治学家让-弗朗索瓦·巴亚特将这种消费观念(有时被蒙博托·塞塞·塞科等人充分利用)称为“肚子的政治”。

因此，巫术故事，就像早期现代欧洲的故事一样，不仅仅是关于怪诞或神秘的故事。它们是更广泛的非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关键组成部分。从这段思想史中产生的是对记忆的一种更为具体的关注。从一开始，历史学家就试图挖掘代代相传的土著记忆。随着口头传说的分析挑战变得越来越明显，代表非洲社会“历史”的体裁的多样性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历史记忆，经常作为史诗叙事、仪式、赞美诗、视觉艺术，甚至在以录音带采访研究员的形式被“表演”，而不是简单地被描述为一套编撰的事件。这类体裁远非在传递一成不变的集体传统，而是允许个性化的反思和重新诠释。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还与由学者和当地知识分子撰写的书面历史纠缠在一起。这一点在瓦·卡米索栝的例子上很明显，他与学者的对话影响了他对传统的诠释。它也出现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刚果艺术家，例如茨班巴·坎达-马图鲁(Tshibumba Kanda-Matulu)创作的令人回味的历史画作中(其中一些是受西方学者的委托创作的)。用其中一位学者的话说，人类学家约翰内斯·法比安(Johannes Fabian)、坎达马图卢(Kanda-Matulu)和其他画家在从事“记住现在”的任务。

图31　塞缪尔·福索(Samuel Fosso)。《酋长：把非洲卖给殖民者的人》，摘自《塔蒂系列》，《自画像I-V》，1997年。福索是当代非洲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驻扎在中非共和国班吉，他假扮成自封的全能统治者，颠覆性地塑造了刚果独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的形象，还戴着土著国王的王冠

然而，记忆就像对过去的所有想象一样，是有选择性的。有些事情可以回忆起来，但很多事情却被遗忘了。而大众记忆记住的事件可能是真实的，而“官方记忆”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在今天的非洲和过去一样真实，那时那些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人可以讲述被奉为神圣的传统故事。马里的瓦·卡米索栝和刚果(扎伊尔)的茨班巴·坎达马图鲁在塑造自己的历史愿景时，都利用了大众记忆的溪流，而这些记忆往往与过去所接受的版本背道而驰。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是“反霸权”的。在其他地方，比如津巴布韦北部的马塔贝莱兰地区，另类的历史记忆更容易被主流叙事所淹没。而且，正如马塔贝莱兰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被置于更古老、更深层次潮流之中的最经常的叙事是民族主义。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非洲历史写作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人们对非洲大陆“当代”历史越来越感兴趣。“当代”的确切构成尚不清楚，但在非洲的背景下，这个词似乎在广义上与后殖民时期同义。正如历史学家逐渐开始关注殖民主义的复杂性一样，研究前沿现在正进入20世纪下半叶。我们在上一章谈到了一些正在出现的主题，特别是从殖民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连续性和变化模式。现在开始变得清楚的是，这种政治过渡只是许多历史中的一段，这些历史往往被反殖民解放和建立新国家的叙述所淹没。许多为摆脱殖民压迫而战的人发现，他们的故事被政治对手压制住了，这些政治对手一旦掌权，就会竭力忘记过去为追求“国家统一”而进行的斗争。马塔贝莱兰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武装分子只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茅茅起义中的森林战士，茅茅起义既是反殖民起义，又是基库尤社会的内战。正如兰杰所言，对所有这些故事的认识，对于治愈过去的暴力和缓和现在的紧张局势是必要的。

非洲历史，非洲遗产

2007年是废除《奴隶交易法》200周年纪念年。经过废奴主义者的长期运动，英国议会最终投票决定禁止在英国船只上运送奴隶，自1807年5月1日起生效。这不是第一个废奴立法——美国的一些州已经禁止了这种贸易，丹麦也是。与此同时，在1791年加勒比殖民地圣多明戈(海地)爆发大规模奴隶起义之后，革命中的法国宣布结束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但1802年拿破仑又恢复了这两项制度。奴隶废除制度也没有立即生效。直到19世纪中叶，大量的非洲人仍然被出口到大西洋对岸，而奴隶制本身在巴西和古巴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在非洲许多地区一直延续到20世纪。尽管没有明确界定，但1807年代表了现代世界的一个关键时刻。废除《奴隶交易法》的200周年纪念，应该促使人们反思非洲历史与它所属的更广泛的人类历史之间的关系。

奴隶制也把我们带回了起点：非洲的建构。人们将记住，非洲的概念部分源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经历。那么，是有非洲历史这样的东西，还是只有历史，就像它碰巧在非洲大陆上展开的那样？最后，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回答都是主观的。所有关于任何地方历史的断言，都同时是关于特定历史的断言，以及关于知识的普遍性和历史“真理”的断言。然而，许多人会辩称，如果非洲有一个独特的历史，那么至少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它是由一系列创伤性的历史经历铸成的，包括奴隶贸易、19世纪的动荡、殖民征服，以及独立时代持续的贫困、暴力和政治独裁。所有这些事件都不能被简单地描述为所有非洲人所遭受的无法减轻的灾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的影响比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更为复杂和不同。非洲社会经受住了过去的挑战，也将经受住现在的挑战。然而，这一连串的创伤对非洲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对非洲本身概念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问题是如何最好地恢复和代表这段苦难、斗争和有韧性的历史。

在反殖民斗争和民族解放的令人兴奋的岁月中出现的非洲历史，从一开始就作为一项学术努力而具有一项使命。它开始纠正过去的错误，改变世界——或者至少改变人们对过去的设想。对一些历史学家来说，这就是它的优势；对其他人来说，这是它的弱点。所有人可能都同意，改变既定的历史观念，以及帮助改变非洲本身的责任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大学和专业协会内部的种族和权力问题、西方历史认识论与非洲历史的关联、历史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应成为一种学术活动或政治活动等问题上，必然会出现分歧，而且很快就出现了分歧。这些分歧主要在美国展开，不仅因为美国自身种族政治的激烈程度，而且因为它很快就超越了旧殖民主义列强和独立的非洲，成为非洲历史研究的主要中心。早在1969年，美国非洲研究协会(American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的一些黑人成员就从主要机构中分离出来，在与之竞争的非洲遗产研究协会(African Heritage Studies Association)中推行更广泛的非洲主义议程。种族分歧从来就不是绝对的，而如今，来自美国、非洲等地的黑人和白人学者参加了美国非洲研究协会会议。但关于历史与遗产之间关系的争论仍在继续，后者意味着某种东西是继承而来的，因此是人们所“拥有的”。

这种“遗产战争”并不是非洲历史上特有的。近年来，由于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这些问题在印度尤为突出。他们最近还呈现了关于应该如何在学校教授英国历史的争议：对一些人来说，对国家荣耀的宏大叙事，或更坚韧、更具包容性的“底层历史”读起来令人不快。纪念奴隶贸易是这个问题突出的一个方面。而且它是双向的，其中一个关于奴隶贸易的版本中，并未太多提及非洲统治精英对奴隶贸易的参与，这段历史经过滤后呈现了局部事实，就像英国历史中同样轻描淡写地提及了其所参与的奴隶贸易。

另一个是南非的历史。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后崩溃以及纳尔逊·曼德拉和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的掌权，是近代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1994年，就在卢旺达种族灭绝恐怖事件发生几周后，非洲国民大会在选举中获胜，象征着未来希望的灯塔。它可以被视为非洲非殖民化长期进程(撇开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持续占领不谈)中的最后一项行动，是在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民众要求结束独裁统治和自由多党选举的压力日益增大之际发生的。目前的政治斗争已经暂时解决，剩下的是如何再现和调和过去的斗争。

民主南非现在面临的众多任务之一，是如何重新思考和改写其历史。学校和大学应该如何教授历史？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启动的程序应该是关于宽恕与遗忘的，还是关于纠正过去的错误的？在种族隔离制度的黑暗岁月里，过去被那些有权力的人劫持了。历史被关于白人殖民者的宏大叙事所主宰，被新兴的南非民族与“班图人”和大英帝国争夺土地并使之文明化的战争所支配。但是反叙述，即胜利的非洲黑人民族主义，同样是简单化的。它太过沉默，也太过暴露；它是一种被掩盖的遗产，而不是历史。用南非著名历史学家舒拉·马克斯(Shula Marks)的话来说，挑战在于将南非的过去从一个简单的“道德剧”转变成一段复杂而模糊的历史。

非洲的历史是否还像在民族解放时期那样具有重要意义？答案肯定是响亮的“是”。非洲的当代危机常常使研究、写作和教授非洲历史成为一项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那些在非洲大陆苦苦挣扎的大学里的学者来说，他们的工作环境相当艰难。然而，我们会说，正如历史写作的“民族主义”阶段的胜利宣言多少有些夸张，当前对这一领域现状的焦虑也是如此。这并不是要淡化未来的困难，而是表明，非洲危机的严重性使人们明白，它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地步的，这一点和以往一样重要。

[1]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07年。

参考文献

第一章　非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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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想象未来，重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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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记忆和遗忘，过往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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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书目

第一章　非洲概念

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是研究非洲概念的先驱，参见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1988)和The Idea of Africa
(Bloomington, 1994)，以及Kwame Anthony Appiah, In My Father’s House: Africa and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New York, 1992)；比较见解参见Ronald B. Inden, Imagining India
(Oxford, 1990)和Chris Wickham,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
(Oxford, 2005)；地理视角参见Martin W. Lewis和Kären E. Wigen的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1997)，这本著作发人深省。关于非洲历史最好的一卷书是John Iliffe的Africans: The History of a Continent
(Cambridge, 1995)；James C. McCann, Green Land, Brown Land的Black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Africa, 1800-1990
(Portsmouth, NH, 1999)是一本很好的导论书籍。Roderick J. McIntosh的The Peoples of the Middle Niger: The Island of Gold
(Oxford, 1998)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考古学著作。关于更广泛背景的书籍参见Graham Connah的African Civilizations. Precolonial Cities and States: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2nd edn, Cambridge, 2001), David W. Phillipson的African Archaeology
(3rd edn, Cambridge, 2005)，以及David M. Anderson和Richard Rathbone (eds)的Africa’s Urban Past
(Oxford, 2000)；关于《松迪亚塔》，参见Ralph Austen (ed.) In Search of Sunjata: The Mande Epic as History, Literature, and Performance
(Bloomington, 1999)。

第二章　非洲人：多样性和统一性

关于介绍非洲人口的历史参见James L. Newman, The Peopling of Africa: A Geographic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1995)；关于介绍非洲语言的书籍参见B. Heine and D. Nurse (eds), African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2000)；关于北非的书籍Michael Brett和Elizabeth Fentress的The Berbers
(Oxford, 1996)非常不错；关于混合沿海社区的书籍，参见John Middleton, The World of the Swahili: An African Mercantile Civilization
(New Haven, 1992)和George Brooks, Eurafricans in Western Africa
(Athens, Ohio, 2003)；对非洲中心主义的有力批判参见Stephen Howe, Afrocentrism: Mythical Pasts and Imagined Homes
(London, 1998)；关于南非的身份和历史想象参见Carolyn Hamilton, Terrific Majesty: The Powers of Shaka Zulu and the Limits of Historical Invention
(Cambridge, Mass., 1998)和T. Dunbar Moodie, The Rise of Afrikanerdom: Power, Apartheid and Afrikaner Civil Religion
(Berkeley, 1975)；关于约鲁巴参见Toyin Falola (ed.), Yoruba Historiography
(Madison, 1991)和L. J. Matory,‘The English Professors of Brazil: On the Diasporic Roots of the Yoruba N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 41 (1999)；关于殖民前的卢旺达参见Jan Vansina, Antecedents to Modern Rwanda: The Nyiginya Kingdom
(Oxford, 2004)；关于20世纪，参见Mahmood Mamdani,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 2001)；非洲流行音乐的历史还有待书写，但地区性的流行音乐史研究参见G. Stewart, Rumba on the River: A History of the Popular Music of the Two Congos
(London, 2000)。

第三章　非洲过往：历史之源

有关非洲历史上的证据和方法问题的有用介绍，请参阅文章John Edward Philips (ed.), Writing African History
(Rochester, 2005)；正在进行的发展参见期刊History in Africa
；T adesse T amrat, Church and State in Ethiopia, 1270-1527
(Oxford, 1972)是一本利用埃塞俄比亚地区丰富的文献资源对中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经典记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重要阿拉伯历史资料中，N. Levtzion和J. F. P. Hopkins (eds)的Corpus of Early Arabic Source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 1981)以及John O. Hunwick的Timbuktu
and the Songhay Empire: Al-Sa ‘dÎ’s Ta’ rÎkh al-SÛdÂn down to 1613
(Leiden, 1999)非常不错；Paulo F. de Moraes Farias, Arabic Medieval Inscriptions from the Republic of Mali: Epigraphy, Chronicles, and SonghayTuâreg History
(Oxford, 2003)也不错；关于口头叙述的书籍参见Isabel Hofmeyr, ‘We Spend Our Years as a Tale That is Told’: Oral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a South African Chiefdom
(Portsmouth, NH, 1994)；Sally Falk Moore, Anthropology and Africa: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a Changing Scene
(Charlottesville, 1994)是一本有用的指南；艺术史的可能性参见两本著作，即Paula Girshick Ben-Amos, Art, Innovation,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Benin
(Bloomington, 1999)和Mary Nooter Roberts and Allen F. Roberts (eds), Memory: Luba Art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1996)；关于历史资料的照片，包括本书中使用的一些图片的评论参见African Arts, Special Issue: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Africa
, 24, 4 (1991)，关于文献参见Margaret Jean Hay (ed.), African Novels in the Classroom
(Boulder, 2000)。

第四章　世界上的非洲

关于在世界历史上定位非洲的书籍参见Steven Feierman, ‘AfricanHistorie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World History’, in Robert H. Bates, V. Y. Mudimbe, and Jean O’Barr (eds), Africa and the Disciplines
(Chicago, 1993)；关于刚果的宗教史参见Wyatt MacGaffey, Modern Kongo Prophets
(Bloomington, 1983)；关于更广泛背景的书籍参见Adrian Hastings, The Church in Africa, 1450-1950
(Oxford, 1994)；对伊斯兰教最好的介绍是David Robinson’s Muslim Societies in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 2004)，也可参考Nehemia Levtzion and Randal Pouwels (eds), The History of Islam in Africa
(Athens, Ohio, 2000)；关于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巨著参见Joseph C. Miller, Way of Death: Merchant Capitalism and the Angolan Slave Trade, 1730-1830
(Madison, 1988)；Paul E. Lovejoy, 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Africa
(2nd edn, Cambridge, 2000)；Boubacar Barry, Senegambia and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Cambridge, 1998)。David Eltis, Stephen D. Behrendt, David Richardson, and Herbert S. Klein,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A Database on CD-ROM
(Cambridge, 1999)是一项卓越的成就；关于尼日利亚内陆地区项目参见www.yorku.ca/nhp. Michael A. Gomez, Reversing Sail: 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Cambridge, 2005)是一本很好的导论式书籍；最近的许多研究可以在Slavery and Abolition
期刊上找到，尤其是Vol. 22, 1 (2001), special issue on ‘Rethinking the AfricanDiaspora’ edited by Kristin Mann and Edna G. Bay；关于马达加斯加的书籍参见Pier M. Larson, 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Age of Enslavement: Becoming Merina in Highland Madagascar 1770-1822
(Portsmouth, NH, 2000)。

第五章　非洲的殖民主义

从非洲视角对征服的最好诠释是John Lonsdale, ‘The European Scramble and Conquest in African History’,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6 (Cambridge, 1985)；更多传统叙述参见Thomas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London, 1991)；Jonathan Glassman, Feasts and Riot: Revelry, Rebellion and
Popular Consciousness on the Swahili Coast, 1856-1888
(Portsmouth, NH, 1995)考察了德国征服坦桑尼亚海岸的局部腹部；关于殖民统治的影响参见John Iliffe,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Cambridge, 1979)，这是一本经典著作；关于女性经验的专著可以从Jean Allman, Susan Geiger, and Nakanyike Musisi (eds), Women in Colonial African Histories
(Bloomington, 2002)开始阅读；关于20世纪乡村社区如何谈判的生动叙述参见Landeg White, Magomero: Portrait of an African Village
(Cambridge, 1987)；其他关于殖民统治的专著参见T. C. McCaskie, Asante Identities: History and Modernity in an African Village, 1850-1950
(Edinburgh, 2000)；关于思想传播的专著参见Andrew Roberts (ed.), The Colonial Moment in Africa: Essays on the Movement of Minds and Materials, 1900-1940
(Cambridge, 1990)；关于传统发明与间接规则的专著参见T. O.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Revisited’, in T. O. Ranger and Olafemi Vaughan (eds), 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in Twentieth-Century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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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想象未来，重建过去

关于战争对非洲的影响的专著参见David Killingray and Richard Rathbone (eds), Africa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86)；Frederick Cooper in his Africa since 1940: The Past of the Present
(Cambridge, 2002)一书中对战后时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J. D. Hargreaves, Decolonization in Africa
(2nd edn, London, 1996)是一项有用的调查；关于加纳非殖民化的文献尤其发达：参见Jean Allman, The Quills of the Porcupine: Asante Nationalism in an Emergent Ghana
(Madison, 1993)以及Richard Rathbone, Nkrumah and the Chiefs: The Politics of Chieftaincy in Ghana, 1951-1960
(Oxford, 1999)；关于茅茅起义的文献也很丰富：John Lonsdale, ‘The Moral Economy of Mau Mau’, in Bruce Berman and John Lonsdale, Unhappy Valley: Conflict inKenya and Africa
Vol. 2 (London, 1992), and David Anderson, Histories of the Hanged: Britain’s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
(London, 2005)；Alistair Horne, 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
(London, 1977)是一部经典著作；帝国末期的英国文献是重要的资源，最近的系列文献包括Philip Murphy, Central Africa
, two volumes (London, 2005)；关于非洲历史出现的文献，从阅读先驱们的回忆录开始是不错的选择，包括Jan Vansina, Living with Africa
(Madison, 1994)；关于泛非主义传统的专著参见V. Y. Mudimbe (ed.), The Surreptitious Speech: Présence Africaine and the Politics of Otherness, 1947-1987
(Chicago, 1992)；以典型、犀利的评论来评价黑人性和非洲的后殖民困境的专著参见Wole Soyinka, The Burden of Memory, the Muse of Forgiveness
(New York, 1999)。

第七章　记忆和遗忘，过往和现在

Stephen Ellis,‘Writing Histories of Contemporary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 43 (2002)，调查和挑战了近代史；关于记忆的专著参见Jocelyn Alexander, JoAnn McGregor, and Terence Ranger, Violence and Memory: One Hundred Years in the Dark
Forests of Matabel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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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e Town, 1998)；关于苏丹南部现在和过去暴力的专著参见Sharon E. Hutchinson, Nuer Dilemmas: Coping with Money, War, and the State
(Berkeley, 1996)，这是一部历史人类学杰出专著；此外，关于历史是如何形成的，参见Karin Barber, I Could Speak Until Tomorrow: Oriki, Women, and the Past in a Yoruba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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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keley, 2000), and Jean Allman and John Parker, Tongnaab: The History of a West African God
(Bloomington, 2005)；本书提出的许多问题的广泛讨论，参见Paul Tiyambe Zeleza, Manufacturing African Studies and Crises
(Dakar, 1997)；最后，两本关于世界上非洲人的过去和现在的专著参见Laurent Dubois, Avengers of the New World: The Stor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2004), and James Ferguson, Global Shadows: Africa in the Neoliberal World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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