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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着牛群的她們仨，跟你說一個香港真正的牛故事

記者 余美霞｜2021-10-03

牛在何來到達之前，已經餓了整整兩天。

這一星期，天沒有下過一滴雨，太陽高懸。大空地上的草長久被曬成枯褐色，土壤又因缺乏營養無法再長出新草高樹，牛無法找到一方陰涼，牠們就在這片荒地上百無聊賴。直到帶着草的人來了，牠們才漸顯生機。

何來和義工提着一袋鈍重的乾馬草，走進空地，趁牛還沒跑來之前把草倒出來。馬草氣味濃郁，嗅覺靈敏的牛群一湧而上，舌頭不斷打轉，把地上的乾草捲到嘴巴裏，發出清脆的喀咯喀咯聲。人類站在旁邊看，能感受牠們飢餓，好像也能品出青草的美味。

這裏是香港南大嶼山的塘福村，送草行動的第一站。牛腳下的地原是一片農田，後來人們發展，「地（原來）是這麼矮的，堆填這麼高，後邊全部都是垃圾。」何來指向數十階級上的停車場，說那邊原來也是田，「牠們吃草的地方一點一點這樣消失、一點一點這樣少。」

何來是大嶼山愛護水牛協會主席，個子不高，在牛群中想要找到她，還是要伸長一點脖子張望。四年前的冬季，南大嶼山昂坪氣温急降，草在一夜之間全被凍死，牛會趕忙向賽馬會買草，開始繞著牛的棲地派；之後牛慢慢變老，就由只派冬季，到每週一兩次，再隔天一次，一派便是四年。何來的髮根也開始變白。

四年時間冬去春來。牛不知道，捱過了漫長的等待，這一年有了城市人突如其來的關注——2021辛丑年，牛再次成為當紅主角。但當新年已過，熱情退散，牛的身影又得回歸落魄。

有人耕田，就有牛

人類大概是忘了，牛在香港乃至以農立國的中國，與人的關係一直緊纏互相羈絆，彼此造就了大家的歷史與文化。

翻開明列一年行事宜忌的《通勝》，首篇章就是一幅春牛圖：倘大的「辛丑年春牛」字在頁頂，圖中的主角是牧童芒神與牛。據傳統，無論是芒神站立的位置與衣著、春牛的大小甚至嘴巴開合都滿藏玄機，是來年農作收成的啟示、農夫幹活的一紙指路明燈。

大澳環境及發展關注協會主席何佩嫻過去多年一直研究牛的歷史，她下了一個這樣的推演：「有中國人住就有米，就有人耕地，耕田就需要黃牛。」一隻成年黃牛的體重為800公斤，水牛更可達1200公斤，舊時的人闢新地耕種，只有牛才有那麼大的力氣把田犁鬆，邊走邊拉的糞便又可以順帶當成天然肥料，豐沃土壤。也因為牛這麼重要，歷代皇帝曾為牠立下盟約，禁止百姓宰殺耕牛。

牛的價值備受肯定，文化傳統也不乏其身影：無論是佛教講述人修行以達致開悟的《十牛圖》、牛郎織女又或是牛魔王等民間故事，牛的出場率都相當高——這一部份也有賴於牛與人的親蜜關係，以及其温馴又固執的特性。在香港，不少地名以牛命名，如牛頭角、牛池灣、牛潭尾等，分別因為地貌與牛形酷似，或與過去種田的歷史有關。

其實，香港牛的歷史早可溯至4000多年的銅器年代——據香港歷史博物館館藏，出土自梅窩萬角咀的文物顯示當時已有控牛技教具。活在香港的耕牛分為黃牛與水牛兩種：屬華南牛種的黃牛天性怕水，長期泡在水田裏容易得病，多在旱田工作；水牛卻好水，大熱天必然跑沼澤泥濘中翻滾降温，是水稻田的指定工人。

後來港英政府修建水塘，河流被截斷後米業式微，村民相繼移居轉業。農田荒廢了，村民卻捨不得殺牛，放生後的牛群之後繁衍後代，為今天石屎叢林的香港留下了一群藏有歷史縮影的原居牛。

以前農活辛苦，但牛總有瓦遮頭受農民善待；人離開後，世代綿延下來的牛家族終於免於勞役，能自由來去。但命運的必然，當人再次回來，牛處在社會的位置卻開始落入狹縫——「牛都沒有來得及安置，人就已經進入城市，」何佩嫻苦笑道，「你看到今天是鄉村，明天就是城市了。」如是，牛真正的掙扎故事才正要開始。

活在冷酷異境的牛

第一次跟隨何來送草的地方，是位於西貢以北的離岸小島「塔門」。連接塔門的交通並不方便，往返需要搭乘街渡。義工們早上從西貢野外割了鮮草，而後把草抬下船再拉上山。現時島上20來隻黃牛就聚集在這山上的大片平原，都是耕牛的後代。

前往塔門的路程遠途拔涉，上山的路更頗為崎嶇，但它環山抱海，登上草原後，峭壁下就是整片清澈碧藍的大海。人們無法不愛這片土地，正如數百年前到來的英國人一樣，把塔門英文譯名為「Grass Island」——人們初來到時，這裏仍是一座綠草如茵的小島嶼。

當手拉車吱吱嘎嘎的拉到山上後，牛就嗅到了。牛的眼睛雖然巨大，但實際上只有兩種視錐細胞，並不擅於辨認食物，真正厲害的是嗅覺。十來個牛頭圍着義工的紅白藍膠袋哄，擋住來者的去路，頭兩側的大耳朵不斷搖動，餓了這麼久，誰都想搶先吃一口頭啖草。

近年，塔門成為露營熱門勝地。草地遭頻密的踩踏，沙質化後的土壤一年比一年流失嚴重，留不住水份也留不住有機物，長出的幼苗很容易枯萎，牛開始無法在貧瘠褐黃的土地找到食物。義工們開始戲稱這裏是「Grassless Island」。

據漁農自然護理署2018年的統計數字，全香港共有980隻黃牛及160隻水牛、主要散居在大嶼山、西貢及新界地區；這一數字，比起2015年少了90隻。活在城市的牛第一個要面對的問題，已經定位在其生存的基本——沒有草。

人們應該還是愛牛的。「你喜歡牠，一定會請牠吃東西，」何來說。但人不知道的是，「這隻牛吃完東西之後就會去吃垃圾」。人向牛喂食，牛記住了食物的氣味，就開始翻垃圾、搜尋營地搶食。現在塔門不少牛隻瘦得可見肋骨，只是肚子卻異常腫大，這些都是膠袋堵在胃裏的明顯癥狀。

2018年，大嶼山貝澳黃牛 Billy 死亡。漁護署在解剖時從其胃部抽出大量膠袋，足以裝滿兩個垃圾桶，判斷其因消化系統被阻塞致死。事件震驚社會，人們開始重新反思牛的生活狀況。但在塔門，這裏並非郊野公園範圍，漁護署稱不屬其管轄；地政總署表示，會為政府土地的天然植物提供「非經常性護養」；食環署則稱其職責只負責收集島上垃圾——牛隻面對的問題，政府部門按各自的職責並不全然受理。

在這片「三不管」地帶，草原復生與人類踐踏的速度競賽，每日都在發生，這同時也是義工與牛搶食（塑膠品）的拉鋸戰。

Camille 17年前搬入西貢十四鄉，退休之後成為全職牧牛人。十四鄉14條村落在西沙路兩旁連在一起，因為以前全是耕地，那裏仍有著香港最貼近城市生活的牛群。牛群偶爾會橫跨公路過村覓食，村民見到會自覺停車，「沒有人覺得很苦惱、很鼓噪，大家相處得好好。」

直到2017年，西沙公路擴闊工程開展，密林被連根拔起，整個十四鄉成了一個大地盤，「每一棵樹掉下來、剷植被，（牛）害怕得很要緊，經常衝出去馬路。」據端傳媒統計，自2017年至2019年兩年間，香港發生至少六宗牛隻被撞的交通意外，當中四宗發生在西貢。牛與人的拉鋸戰，在發展開始的那一刻，已經延續到了城市。

生物演化是個極緩慢且悠長的過程，達爾文說人類甚至未能在有生之年觀察到。但當人進一步介入自然，動物即使未及演化，其生活習性已不斷地適應改變。惟有些時候，想要動物「改變」也不見得容易。

牛是固執的。一直以來，牠們按着先輩的路線游牧，所以當工地佔有棲地，牛還是會走上舊路、在被圍封的高牆前等候。而公路頻密的車輛高速飛馳，牛遭受意外的風險就大大增加。Camille 每天早上及傍晚用髮帶盤起頭髮，蹬上湖水綠色的水靴就沿着西沙路巡，把路旁的牛趕回村裏，「你趕一次牠不去，你趕牠十次牠就會去。」在此之前，還沒退休的她從來都沒有這麼忙過。

牛也會抑鬱與焦慮

「人一直以來都是以人為中心。他從來開發一個地方的時候，都沒有考慮過有其他生物的存在空間，包括牛。」何佩嫻說。

2017年，西沙路一隻牛王「大公牛」被的士撞傷右前腳，毛皮撕裂見肉，而整個牛家族就在公路中心守候不肯離開。Camille 回憶，當時到達現場，馬路上的車已經一直堵到市中心。她慢慢引領大公牛走回路邊吃草，一邊聯絡漁護署協助，但牛被帶走以後一直失去消息，直到後來有記者告知 Camille，大公牛已被人道毀滅。

「牠是我們的 icon，看着牠經常出出入入帶着一家大小在西沙路走，感情很深。」村民一直對大公牛一家愛護有加，而漁護署拒絕交出驗傷報告，引發了村民對署方任意人道毀滅的憤怒。這舉動在無形中，其實就契合了何佩嫻所說的：當人牛衝突浮現，需要改變的往往不是人，而是牛。

自2011年底起，漁護署開始實行牛隻「捕捉、絕育、遷移」計劃。他們認為，把「流浪牛」從原棲地遷移到附近郊野，或一個完全不熟悉的地方，牛不認得路折返，就會大大減少滋擾民居。當中，牛隻最常被遷移到西貢創興水上活動中心。據漁護處回覆端傳媒查詢，現時當地約有50隻黃牛活動。

然而何來強調，每群牛都有自己的地區特性，若將牛隻從原本的族群抽離，對牛造成的將是一種無法比擬的傷害，「你不可以將大嶼山的（牛）搬去西貢、將西貢搬來這裏，他們就迷惘、會 confused、會抑鬱的。」

牛的樣子堅拔、體格彪悍，但其實與人一樣，「人離鄉賤」。「去新的地方一定會被人欺負的，那些（牛）就會很容易病，加上抑鬱、沒有了自己族群；那些還要帶住孩子的媽媽，見到牠旁惶到都不知怎麼辦。」何來說來相當緊張。

更重要的是，牛在創興根本無法生存。創興前身由填海而成，土地擁有相當厚的沙石層，聚水條件不高，所以草在下種之後，很容易因為缺乏肥料而沒法持續成長。乍看之下，土地上只幾棵枯黃低矮的樹，牛隻目前的生活狀況，與漁護署所持的「擁有足夠天然資源維持牛群生活」說法存有距離。

「人們總是幻想大草原就適合牛生活，但其實草原是被牛吃出來的。不是因為有草原，就適合牛去那裏。」何來說，找不到食物的牛隻會開始離開，再次踏上公路覓尋食物。交通堵塞、意外重演，人牛衝突的命運，就這樣陷入了永遠都逃不出來的輪迴。

為了避免把牛推進循環中，最好的安排是保育者先了解牛族群行為的文明和習性，再設計合適的方法；而他們非得仔細觀察，才能知其箇中一二。何來舉例，一隻牛的出現，是比人嚇怕躲藏？還是在睡午覺？小牛被母親拋下，為什麼母親會懂得回去找牠？牛行為的種種，「我們需要多一些時間去理解和觀察」，而且「真的要 onsite 才會見到、你還要見很多次才會見到。」

牛是慢熱的，與人的一切關係和信任都需要時間建立。前些年，一隻公牛爭奪牛王之位不果，其中一隻角被打缺，懸在頭上、血流了快一年；Camille 把牠叫做「崩崩」、為牠療傷。但因為打輸了架就永遠不能回到牛家族，這隻牛開始自暴自棄——Camille 形容牠當時不肯進食，猶如自殺。村民於是每天去哄牠、採牛最喜歡的血桐葉喂他，甚至工地的判頭也主動和牠聊天，時間久了，「他就知道有人疼他，才開始吃草喝水。」

牛也是內斂的，「不喜歡你抱牠、親牠」。牧牛者可以做的是以耐性去軟化、贏取其信任。在十四鄉，每隻牛都有自己名字，像在牛界風流倜儻的周潤發「牛皇發」、自幼喪母跟著人類長大的牛家族恩典「家恩」，還有最疼愛牠的「八姨婆」——Camille 都一一記得背後的故事。名字是連接人牛關係的一座橋，當新搬來的村民和外來者記住了牛，願意配合 Camille 的工作，學會尊重彼此存在也開始成為可能。

當牧者以前，Camille 在大學裏任教管理學。如今，她認為牧牛也像管理。從微觀角度上，牧者要勤力好記性，知道每一隻牛的性格脾氣，懂得跟牠溝通；在宏觀面而言，她更要拿著地圖去分析，為牛找一個安樂窩。但在管理的過程，面對城市人的誤解及投訴，牧者也要去疏解矛盾。Camille 說：「管理牛，其實（也）是管理人。」

牛屎變蚊香

何佩嫻一直在想一個問題：為什麼有些鄉村建了公園以後，「就不給牛進去呢？以前那裏本來是牛棲息的地方；如果進去的話，（為什麼）又投訴牠污染環境、破壞我們的地方？」

何佩嫻現在住的地方也經常有牛出沒。這些年來，她眼看著住家附近的草地堆滿土，牛一隻隻地少、也看牠們變得無助。一次，牛群爬上一個人為的泥頭小坡覓食，但因為爬得太高不知道該怎麼下來。每當環境的遽變使牛產生不適應，何佩嫻有時反思，也會為人待牛的所為感到悔疚：「我們社會發展太快，而在這個城市現代化（過程）裏面遺留了原生動物的權益......我們城市沒有為牠們想一個（人牛融合的）空間。」

不過，在追求效益的社會，每種事物都好像要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保留才被認為是值得。何來相當堅定說，「牛就是十二生肖裏面唯一一個物種、是給到我們人美好生活的一個動物。」

疫情之下，人們愛到自然躲避瘟疫。採訪那天輾轉一個下午，從塘福、水口到石壁，再到昂坪、羗山至大澳，端傳媒記者跟著何來走遍了南大嶼山各個層次的牛棲地，也看見不少遊人。但從曠野般的工地到沙灣、郊野公園及監獄外的石屎地，再到早被用鐵絲網圈起的荒地。整個過程就像見證著一個人類如何發展、而牛棲地卻慢慢死亡的儀式——高速的車輛、乾枯的植物，人們無法想像，牛的生存條件如何嚴峻。

但既然牛的生存都成問題，何來口中的美好何以形成？她解釋，水牛喜歡在廢地上挖洞，一個個像月球表面的磒石洞，在雨季時能夠儲存水份，讓泥土變得沼澤化，「一兩年就可以將本來一塊乾巴巴的、種不到東西的泥土，變成長到這樣，」何來一手指向塘福荒土邊上的「小綠洲」。那裏是由水牛挖開來的小坑洞，上面長滿的海芋，雨水經植物淨化後深入地底，「（下面）儲水量可以是水塘這麼大。」

眼前的綠洲不大，這話變得有點難懂。但在送草的最後一站，我們來到了梅窩；這一回，我們才真正見識到何來口中的完美濕地。太陽的餘暉下，這裏就像水牛的故鄉。

放眼過去，被水牛踏鬆的土壤像一塊深褐色的軟墊。上面長滿已被牛吃得矮矮的野草，泥下藏着的百種昆蟲會吸引雀鳥來啄食；從雀鳥身上抖落的種子，又會順勢被這片沼澤地接住，再次長出樹和植物。在這個由水牛創建出來的地基之上，各種動植物跨越了彼此體積、習性，形成複雜的生物鏈，互相循環補充。「我們保護到牛，有牛就會有幸福的生活。」何來說，這一切都因牛而生。

2006年，米埔濕地保護區開始引入水牛營造濕地，改善候鳥生活環境。結果在數年間，有水牛放牧的濕地每公頃平均發現到18隻鳥類，比起沒有人管理的地方增加了三倍之多。不過，如果人不到郊野、看不見環境如何被牛改變，侊似還不足以說服人為何要為牛在城市裏留座。

何佩嫻很明白。她嘗試代入人類最關心的經濟角度去看：「如果我們善用資源，其實牛糞是很好的資源。」她舉例，在美國就有農場利用乳牛糞便發電，「牛糞亦都可以做蚊香」。

在護牛界翻滾二十多年，何佩嫻觀察到，人對事物的固有觀念，很多時候都源自於人只以「自己」作為本位去思考。比如提到牛糞時人們臉上總有難色，說很髒很臭；其實牛糞沒有臭味，甚至還有草香味。人們也覺得牛隨處大便後沒人清理，環境都被弄髒了，「但是坦白說，牛是沒有公廁的，而且有人教它們公廁在哪裏嗎？沒有啊。」她替牛抱打不平，「我們對牛不認識，亦都不願意認識牠」。

人類只抓到事物的表面，對種種細節事情不問因由，牛對於香港的重要性就逐漸被遺忘，甚至牛存在本身就成為一種「獵奇」。多年前，一隻小牛受傷，何佩嫻暫代照顧三個月。朋友聽到以後都問：為什麼你養了隻牛這麼有趣？但她不解：「你養貓狗來幹嘛呢？『陪我咯』，養牛都一樣啊，牠都善解人意的」，「其實牛很乖，你跟牠相處了以後，你會發現牠很有性。」

在余華的《活着》裏頭，也有這麼的一段：「牛是半個人，它能替我幹活，閒下來時我也有個伴，心裏悶了就和它說說話......牛是通人性的，我拉着它往回走時，它知道是我救了它的命，身體老往我身上靠，親熱得很。」從文化歷史來看，牛之於人類是種有益的動物，「以前香港人吃米，牠養到好多人的喔」，「那麼現在，（城市人）已經沒有這種態度了。」

採訪當天，從何佩嫻住家陽台往外看，在疏落的樓宇之間，有一大片如茵草地。閒時，牛隻就會跳過屋苑的欄柵躺在這邊休息，「我就遠觀牠們，看牠們曬太陽。」說時屋子裏沒有亮燈，任由午後陽光映著，「我覺得動物是有自由的。」她靠在椅背上幽幽說，「其實我們渴望的東西，牠也渴望的。」

外界一直鍥而不捨追問個別物種的存在意義，但對何佩嫻來說，物種之間都是相互依存、都有它的意義；而這個意義，並不應該是由人去衡量。

90%的牛消失後

過去的元宵節，十四鄉的公牛「崩崩」終於偷到機會，見鍾意的牛女「獅子女女」一面。在牛家族棲身的獅子女女跟崩崩情投意合，但卻又不敢跟崩崩私奔。牛其實像極了人，甚至在牛的父權社會，苦命鴛鴦就更常見。Camille 說，牛與貓狗不同，一年一生，還要講感情，「我喜歡你才追你、才拍拖的」。

要做好物種保育，除了維持牠們的生存基本以外，不可忽視的還有牠們繁衍下代的關鍵角色。人類的介入間接提升了小牛的夭折率：母親受驚難產、走失後小牛餓死、或被狗咬死。所以當知到有母牛懷孕，Camille 和一眾義工就會「計著牠什麼時候要生」，在準備迎接新生命的同時，還要在母牛疏忽照顧的時候補位。「你說我們會否越來越多牛呢？一定不會。是越來越少。」Camille 皺著眉頭說。

儘管有心人各出保護牛群的妙計，這也大抵能暫時從牛滅絕中偷來點時間。2010年，漁護署開始試驗流浪牛絕育計劃。截至今年2月，署方稱香港約有800隻牛經已絕育，達全體牛隻數量七成；預料十年後，牛隻數目將會減少約一半。

但按照牛隻的絕育速度，何來覺得時間對牛沒有那麼寬容：「15年之內，我們就會消失90%的牛」。

事實上，絕育計劃最先由牛會引入，目標定位在已離群及四歲以上的牛，只佔牛族群裏的2-3%；牛會再會按牛群繁殖速度，留下區間讓牠們自然淘汰。不過，現在漁護署從環境承載力出發，除了擁有交配優先權的牛王以外，其餘牛隻均會進行絕育，這就讓關心牛保育的人感到緊張，「這是危險的，下一代真的會沒有了90％的牛的。」

何佩嫻同樣覺得，即便牛的絕育不一定成功，牠們「能夠繁衍下一代的機會是很小的」，牛很有機會在下個世紀前就完全滅亡。更進一步的是，牛在香港存活多久、剩下的數字能多大程度支撐香港的生態功能，何來直言，這是人們仍然要去追的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需要美好一點的城市，我們想要什麼形式的美好？」努力保護物種的延續，然後迎接更好的生態環境，是一場集體的行動，甚至小孩子也要參與在其中。每一次何來與義工進行送草時，都會備好單張向遊人教育如何與牛隻共處，當中也不乏特意牽著小朋友來看牛的家長。

何來覺得，牛保育就正好是人去學習尊重生命的一個課題，「小朋友最 honest，你問小朋友想不想見到牛牛？佢一定話想的。」人生而單純，從來不會拒絕任何他者生命的存在。但牛能活多久、快不快樂，決定的就在於城市對牠們有多友善。

香港大嶼山，水牛吃著義工送來的草。攝：陳焯煇/端傳媒

大嶼山愛護水牛協會主席何來。攝：陳焯煇/端傳媒

一隻牛背鷺站在一頭牛上。攝：陳焯煇/端傳媒

塔門島上的牛靠近吃東西的遊客。攝：陳焯煇/端傳媒

牛的剪影。攝：陳焯煇/端傳媒

一隻小牛跟著牛媽媽探索遊人的物品。攝：陳焯煇/端傳媒

義工們早上從野外割了鮮草，而後賣力把草抬下船拉上山。攝：陳焯煇/端傳媒

牛在塔門的土地上吃著義工送來的草。攝：陳焯煇/端傳媒

義工們從山腰提水予山上牛群解渴。攝：陳焯煇/端傳媒

馬草氣味濃郁，嗅覺靈敏的牛群一湧而上。攝：陳焯煇/端傳媒

一隻牛在喝水。攝：陳焯煇/端傳媒

來訪塔門的遊人與黃牛合照。攝：陳焯煇/端傳媒

義工們在岸邊收拾垃圾。攝：陳焯煇/端傳媒

近年，塔門成為露營熱門勝地，草地遭頻密的踩踏，土壤變得沙質化。攝：陳焯煇/端傳媒

牧者Camille及義工Bosco。攝：陳焯煇/端傳媒

公牛「崩崩」用牛角蹭地上的泥土。攝：陳焯煇/端傳媒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附近的牛。攝：陳焯煇/端傳媒

大嶼山貝澳的牛。攝：陳焯煇/端傳媒

西貢市中心。攝：陳焯煇/端傳媒

大嶼山塘福。攝：陳焯煇/端傳媒

上水河上鄉。攝：陳焯煇/端傳媒

塔門。攝：陳焯煇/端傳媒

大嶼山石璧。攝：陳焯煇/端傳媒

大嶼山貝澳沙灘。攝：陳焯煇/端傳媒

大嶼山貝澳。攝：陳焯煇/端傳媒

十四鄉十四條村落在西沙路兩旁連在一起，牛群偶爾會橫跨公路過村覓食。攝：陳焯煇/端傳媒

十四鄉。攝：陳焯煇/端傳媒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攝：陳焯煇/端傳媒

義工們會收集牛糞作肥料。攝：陳焯煇/端傳媒

大澳環境及發展關注協會主席何佩嫻。攝：陳焯煇/端傳媒

Camille 十七年前搬入西貢十四鄉，退休之後成為全職牧牛人。攝：陳焯煇/端傳媒

塔門上的幼牛。攝：陳焯煇/端傳媒

大嶼山長沙，一頭幼牛跟著母牛走過海灘。攝：陳焯煇/端傳媒

在香港找一個角落，當起養蜂人

記者 施嘉怡｜2021-10-14

小小蜜蜂看似可有可無，卻是植物界的授粉大師，在生態系統中舉足輕重。近年，世界各地頻頻傳出大量蜜蜂消失的訃聞，人人都說沒有蜜蜂授粉，就沒有植物、沒有動物、沒有人類......當人類賴以為生的生物鏈被威脅，才讓蜜蜂議題漸受關注。

元朗牛潭尾的新興農場，坐落在香港「石屎森林」的角落，藏著一片與城市截然不同的風景。大片田野中，外勤蜂匍匐在花朵上，汲飲著香甜的花蜜。蜜囊漸滿，毛茸茸的身體沾上花粉，滿載而歸飛回巢內，和內勤蜂交接後，又再外出採蜜。在農業邊緣化的香港，三個年輕人找到一處地方創辦了養蜂場，想細說蜜蜂的平凡故事。

90後的Harry本職是樹藝師，在日常工作中不時接觸大自然。有一次他與洞穴探險隊遊覽馬達加斯加後，當地農夫透露他們都使用「刀耕火種」的傳統耕作方法，導致大部分農地因過度耕作而變得日益貧瘠，只得開發森林，最後令砍伐問題變得嚴重。看到當地的生態問題，他開始反思該如何保育環境。

偶然之間，Harry想起從事樹木工作的前輩曾前往非洲孤兒院，教當地兒童爬樹以及在樹上安裝蜂箱的經歷。他深知蜜蜂對生態環境的平衡的重要性，於是決定從這小小的生物著手，思考在香港養蜂的可能。雖然香港一直也有蜂農，但多是商業養蜂場或一些零零散散、把養蜂當作興趣的老養蜂人，Beetales的誕生，正正就是為了填補「保育蜜蜂」這個缺口。

蜜蜂需要人類協助

Bee + Tales——他們想講蜜蜂的故事。跟著三位創辦人，年僅20多歲的Harry、阿驄和Jill來到新興農場，環繞四周是鬱鬱蔥蔥的野生果樹。當初三人就是看中了這裏大片的農地和鄰近的山頭，能在不同季節為蜜蜂提供足夠的蜜源。穿過農田，便是養蜂場，十個色彩繽紛的蜂箱一字排開在農地旁。

Harry小心翼翼地從蜂箱抽出一板由蜜蜂用蜂蠟修築而成的「巢脾」，輕輕往蜂巢吹吹氣，受風壓的蜜蜂們有序地散開，一隻體型較長的「蜂后」便顯然而見。在蜜蜂的母系社會中，「蜂后」作為首領，擔任著產卵繁殖的工作；雄性蜜蜂唯一的工作就是與「蜂后」交配。繁殖器官發育不完善的雌性蜜蜂便會成為「工蜂」，負責蜂群裏大部分的工作。這時，挾著兩顆花粉的「外勤蜂」凱旋而歸，將戰利品交給「內勤蜂」。為了妥善收藏花粉和蜂蜜，「內勤蜂」會分泌蜂蠟，築出六角形的蜂房。牠們同時要照顧「蜂后」及幼蜂，並在敵人入侵時抵抗外侮。

阿驄熟練地檢查蜂板，仔細觀察蜜蜂的體型。蜜蜂尾部的豐腴程度反映了一個族群採蜜的狀況：當蜜蜂的「屁股」愈豐滿，代表牠們採食愈多的蜜糖。若蜜蜂的體態未夠肥大，成員便會適時在蜂箱內放置一碗由砂糖調配的「糖水」，以及餵飼蜜蜂食用混合花粉及大豆粉的飼料，為族群填補不足的食糧。

Jill直言，「從前的我曾以為蜜蜂能天生天養，但事實上現在的自然環境已被人類活動破壞，在某些地區已不能完全地讓蜜蜂天生天養，而我們人類的協助，能讓牠們的繁殖數量回復至以往的狀態」。除了檢查採蜜狀況，養蜂人更要幫忙維持蜂箱的整潔，包括挑走蜂巢內的寄生蟲、被寄生的蟲蛹、入侵蜂巢的昆蟲屍體等。

冷門行業的傳承

成員們能夠純熟地打理著蜂場的一切，這都全靠今年70歲、擁有豐富養蜂經驗的陳師傅傾囊相授。

自登門拜訪師傅的場地，開始拜師學藝後，這些年輕人很快就從師傅手上得到第一箱蜜蜂。當時，拿著第一箱蜜蜂的他們其實喜憂參半，皆因「夏季是養蜂的一個困難階段：花蜜的缺乏、居高不下的氣溫，通通是導致蜜蜂逃跑的主因」。陳師傅甚至向他們表示，只要他們能讓這箱蜜蜂捱過夏天，已算有成績。

初生之犢不畏虎，成員們大膽選址在青衣的山坡上、一個人跡罕至的叢林裏，搭建他們首個養蜂小天地。第一個蜂箱十分簡陋，基本上只有放置蜂箱的架子以及遮蔭的設備。

回憶在青衣養蜂的時光，即使在炎炎夏日下，三人檢查蜂箱時都不能吹著風扇以免驚動蜜蜂，工作後總是渾身濕透。「夏天有些時候還下雨，但無論天氣有多惡劣，我們也要檢查蜂箱的狀況」，阿驄苦笑。Jill又表示，「叢林裏有很多蚊子，但因蜜蜂對氣味十分敏感，我們還是不能使用任何驅蚊產品，所以儘管我們已被蚊子叮到全身痕癢也要忍耐。」

養蜂的路道阻且長。養蜂作為一個傳統的冷門行業，不少老蜂農都沒有明文記載養蜂要訣，中文資料更是少之又少。剛開始的時候，成員們主要參考外國養蜂資料，但是，西方與香港本地的蜜蜂品種不盡相同，前者多為意大利蜜蜂（簡稱意蜂，又稱西方蜂），出沒在香港的則是中華蜜蜂（簡稱中蜂，又稱東方蜂）。兩者的脾性也差天共地，中華蜜蜂較意大利蜜蜂膽小，但意蜂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卻不如中蜂，因此中蜂在蜜源匱乏之地仍能頑強地生存。阿驄坦言，「一開始摸索蜜蜂的習性是最難的」。

在首次收取蜜糖時，Beetales成員便參考了外國的取蜜方式，嘗試用刷子掃走在巢板上的工蜂。沒想到這行為在膽小的中華蜜蜂眼中甚具威脅力，一下子就惹怒了牠們。蜂箱裏的蜜蜂傾巢而出，追著他們攻擊，結果每人都至少被針了十多個包，留下極大的陰影。那次之後，他們更用心學習觀察蜜蜂的情緒，發現不同的蜜蜂也有不同的性格，一些會比較敏感、一些會比較勇敢、一些會比較友善......有一定理解後才再次跨過心理關口，不再害怕蜜蜂。

阿驄坦言，雖然一早就知道養蜂就如耕田般辛苦，要「看天氣做人」，但面對困難也曾有氣餒的時候。然而，Harry就認為，「是我們額外將一箱蜜蜂的生命放在一個箱子裏，我們有責任對這件事負責。如果我們不繼續，就不知道這一箱的生命會有甚麼下場。既然如此，我們就要繼續做好這件事。而且當你養了一段時間，就會發現其實蜜蜂是很可愛的，變相會堅持做好養蜂的工作。」

蜜蜂是大自然的哨兵

除了像陳師傅一樣，在自家後院養蜂的蜂農外，香港也有不少歷史悠久的養蜂場，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便是其中之一。

坐落於香港最高山脈的大帽山，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裏明顯空氣較為稀薄，氣溫較低。沿著門口右側的一條樓梯拾級而上，40個蜂箱依著山勢遍佈在三段的石階。抬頭一看，峰巒疊翠，蜂場四處不乏蒼綠的參天大樹。「那些就是楠樹，多生長於海拔三百米以上的山坡，即使一般鄉村地方也較難看到它的蹤影。所以楠樹蜜糖就是我們嘉道理農場的特產」，負責打理蜂場的葉子林邊走邊指著遠處的樹林說。

葉子林自九十年代便開始用「永續」方式養蜂，他早已察覺香港蜜蜂數量下降的現象。坐在蜂箱旁，他沏住茶說：「其實蜜蜂是一些哨兵。當大自然出現問題，例如是全球暖化等，蜜蜂是第一個發出信號。」

十多年前，歐美多地先後出現蜂群離奇死亡。經學者多年致力研究後，才發現問題出於新式的類尼古丁農藥。他以此為例，指「是蜜蜂用牠們的性命，我們才知道這種農藥其實不安全」。這樣看來，人和蜜蜂之間的關係就是這麼緊密，一旦蜜蜂消失，人類必受牽連。

憑著多年養蜂經驗，葉子林坦言養蜂的門檻十分高，當中自然環境最影響養蜂。他分析：「如果社會沒有足夠重視和保護植被，蜜源是不能持續發展的。那說甚麼麼養蜂呢？那是沒有基礎的。」正因如此，他認為人們都應保護樹林和郊野公園，因自然環境對蜜蜂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眼見越來越多後起之秀投入養蜂的行業，葉子林承認「養蜂對生態環境好是事實。」然而，在大自然界裏，一事一物都是相輔相成，才能相得益彰。他提醒「每一個地方養蜜蜂的數量其實有上限 。一旦到達上限的話，再養更多的蜜蜂，其實都會降低蜜糖和生態上的價值。」這也是他一直堅持維持蜂場只能最多養殖四十多箱蜜蜂的主因，驗證了所謂的「永續」養蜂方式。他又強調：「對蜜蜂不要太刻薄，即使要打糖也要留有餘地。」

當然，葉子林是支持年輕人養蜂的。他表示多了人對養蜂有興趣，便能增加人們對蜜蜂的認識，引起社會迴響。這是一種很重要的力量，人們「變相可以透過蜜蜂，更重視郊野公園和樹林。」

Beetales的養蜂實驗場

看著三人親手打造出來的養蜂基地，阿驄說：「本來蜂場的位置生滿雜草，我們於是先將雜草清除。在翻鬆和平整泥土後，再用公司剩下的木材切割放置蜂箱的層架。」

仔細觀察蜂箱，這裏的蜂箱除了較一般蜂箱的顏色美觀，更有許多小細節。Harry 指，市面上雖然有現成的蜂箱，但那些木箱卻難以清潔底部，他們於是在蜂箱底部增設一個可拆除的抽屜，只要輕輕一拉，便能輕易把底部的髒物倒出。另外，每個蜂箱外也安裝了一個溫度計，顯示蜂箱內的溫度。Jill表示：「透過紀錄溫度，我們期望以後可以將養蜂變成一個現代化、數據化的工作，非但依靠養蜂人的經驗，而是由數據來支持養蜂工作。」

在整齊排列的蜂箱一旁，兩個小小、鑽滿洞的木頭分外顯眼，這是專門為獨居蜂而設的「Bee Hotel」。原來有些蜜蜂不會群居，只愛在斷木或土牆上的洞裏產卵。牠們性格羞澀，授粉能力卻比一般蜜蜂還要厲害。可惜，香港這個「石屎森林」卻讓許多獨居蜂失去了棲息地，因此Beetales便在此設立「Bee Hotel」，期望為獨居蜂提供安樂窩。

Harry表示：「Beetales的主要三大目標就是保育蜜蜂、教育大眾和提供相關職業。」眼見農場裏的農作物授粉狀況變好，三名成員不但希望能增加野外蜜蜂數量，更希望養蜂計劃能擴展至城市，繼而增加城市的蜜蜂數量。

「城市」與「養蜂」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一個朋友在住處天台養蜂的經驗卻令他們驚覺城市養蜂的成效。Beetales成員提到，初次看到那位朋友的蜂箱時，他們都不禁驚嘆蜂箱的狀況——蜂群生命力旺盛，蜂巢裏的蜂蜜也十分充足。當他們向友人請教秘訣時，沒想到友人卻表示，平時並沒有花很多時間在這箱蜜蜂上，更沒有額外餵食。

一般而言，蜜蜂的覓食範圍是所在之地的直徑兩公里內。就是說，只要在蜂箱的兩公里範圍內有牠們合意的蜜源，牠們就可以在那裏找東西吃。Harry解釋，「這時我們就發現，除非是市區正中心，其實在香港的任何一點的一至兩公里內，四周都會是山的蹤影。於是我們覺得在城市裏面仍然有的少量綠化地帶，其實都有它的生產力。例如是何文田中間的山、港島中間的一撮山，都可以為蜜蜂提供食物，這是連我們都覺得驚奇的地方。原本我們以為是要很大的山才有這個產量，但原來不是。」

在香港這座城市，沒有太多的蜜蜂去競爭天然資源或樹林的花粉和花蜜。人們只要在城市裏放置蜂箱，就能獨佔資源，所以蜂蜜的產量就會出乎意料地多。Jill表示，「雖然說香港是一個石屎森林，香港的城市綠化其實做得頗成熟。當然花花草草的質素不能說是很好，但人們與大自然的距離其實不如想像中遠，城市裏的蜜蜂亦可去採城市綠化得來的成果。」

現時，他們也會與有興趣的市民合作，為他們提供養蜂訓練，或成為養蜂的合作夥伴，期望能組成一個城市養蜂的網絡。但葉子林就認為：「城市養蜂的關鍵不是在於城市，而是附近有沒有蜜源」。若大眾能好好保護郊野山林，蜜蜂自有棲息地，再次強調自然環境的重要。

與蜜蜂拉近的關係

來到假日，一向清靜的新興農場便多了些人氣。這天，一行十人男女老少，來到農場，參加Beetales舉辦的蜜蜂及手作工作坊。

帶著少許不安，參加者在成員們的帶領下便來到蜂場，與蜂箱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成員從蜂箱中取出一版的「巢脾」展示，大部分的參加者亦仍未敢踏前觀察。唯獨一名6歲的小孩，沒想太多就走了過去，雀躍地探頭觀察蜜蜂，又斷斷續續向成員和父母發問，難掩心中興奮。在成員的指導下，小孩伸手戳了一下蜂蠟，染上甜滋滋的蜂蜜，一隻蜜蜂停留在他的手指根上。

Beetales 創辦人Harry、Jill和阿驄。攝：林振東/端傳媒

Harry從蜂箱抽出一板「巢脾」，輕輕往蜂巢吹氣，受風壓的蜜蜂們有序地散開。攝：林振東/端傳媒

當蜜源不足時，成員就會以花粉和大豆粉調配出蜜蜂飼料餵飼牠們。攝：林振東/端傳媒

陳師傅和朋友在粉嶺布格仔村家中的後庭飼養了近50箱蜜蜂。攝：陳焯煇/端傳媒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高級永續農業主任葉子林。攝：陳焯煇/端傳媒

阿驄檢查蜂板，觀察蜜蜂的體型。攝：林振東/端傳媒

位於元朗牛潭尾的新興農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南丫島：全香港都在變，但有沒有不變的地方？

特約撰稿人 劉修彣｜2021-10-04

十年前，瑞典籍自由作家 Johan Nylander 決定從冬天總是寒冷的瑞典搬到香港。他在網路上搜尋「香港廉價租房」的時候，看見一個外籍白領論壇上有人發了個這樣的帖子：「我應該搬到南丫島住嗎？」

他好奇點進去，看見底下有位女士留言：「警告！你絕對不應該搬到南丫島，它是一個屎坑，那裏到處都是記者和音樂家。」

到處都是記者和音樂家，他想，這聽起來其實不錯，蠻適合以寫字維生又喜歡音樂的他。從來沒去過香港、對香港只有粗淺認知的 Johan，因為這句話搬進了南丫島。

當年，他與太太和兒子拉著兩個行李箱下了飛機，搭著渡輪，穿越海洋，踏上這個有樹林、沙灘、穿著拖鞋逛大街的街坊與緩慢生活步伐的小島，從此愛上這裏。一家人前後換了三間房子，現在在他們看得見海的公寓裏，還多了兩隻島上撿來的小黑貓。

「你想像一下，如果有人對你說，香港南方的海上有一座熱帶小島，上面有茂密的森林和自然的海灘，有一個小小的漁民社群，野狗、野貓與野豬每天在島上亂跑，島上住著香港人、來自各個國家的人，而且距離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都市叢林只有 25 分鐘的船程……你會覺得那是假的吧？」

不是Expat社群

從中環碼頭搭船至南丫島最熱鬧的地區榕樹灣，一下船，就能感受到座島上面住著幾種人——週末在社區轉角西班牙小酒吧吃早午餐的外籍都市白領，他們的狗慵懶地躺在地上曬太陽；世代居住在島上的香港原居民，在一旁的海鮮餐廳吃點心、喝早茶；度假的遊客一船船來到，好奇地打量他們的生活。

這個香港第三大離島，相比自然生態豐富的大嶼山，香港家庭旅遊勝地長洲，純樸、低調的坪洲，常常被描繪成一個瀰漫異國情調的嬉皮島嶼——許多外籍人士聚集在這裏，有音樂、酒精、藥物和開不完的派對，刻意避開現代科技與消費主義的人也喜歡住在這裏，崇尚自然、追求靈性。

Johan 說，「嬉皮島嶼」的刻板印象之外，南丫島其實是個文化組成多元的社區。在擁有萬名成員的南丫島居民 Facebook 群組中，有人做過一個不完全的統計，7000 多個南丫島民至少來自 71 個不同國家。看看大街上島民開的餐廳就知道，有茶餐廳與海鮮酒家，有泰國菜、印尼菜、日本菜、四川菜、墨西哥菜，有西式扒房，有酒吧。離開大街，往山上走，還有有機農場、香草園、養蜂人家。「一般人說 expat 社群指的都是一群歐洲或是美國來的人混在一起，但南丫島不是這樣。」

島上住著年輕白領、嬉皮、鬼佬、擁有村屋的本地鄉事派，發電廠帶來定居島上工作的日本籍員工，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印度等國家的移民在這個小島上落腳。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後，因離島長時間幾乎沒有確診人數，公司與學校也停班停學，越來越多年輕人與家庭從市區搬進島上。許多原先只打算在南丫島待上一年半個月的外籍人士，也因為疫情滯留在島上，一時之間，島上的房子租金不跌反升。

在街上，常常能看見以物換物的街招，街坊們在村子組成的 Facebook 裏面請其他人幫忙尋找走失的小貓、小狗、小鳥、烏龜，周未，有些島民會一起組織爬山、淨灘或是瑜珈活動。

住在島上十年，Johan 最愛這裏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他說，南丫島上沒有車子，所有的居民以單車代步，或是雙腳行走，步調慢下來之後，人和人之間也多了時間互相認識與相處。他認識每一間酒吧、餐廳的老闆，走在大街上，常常得停下與朋友們打招呼。對 Johan 來說，南丫島緊密的「社區感」，根源也來自這些店舖。

因為居民反對，島上沒有連鎖店，沒有7-Eleven，沒有超級市場百家或是惠康，沒有麥當勞，唯一能算是連鎖集團的是一星期只營業三天的匯豐銀行分行。所有的士多（雜貨店）、五金、雜貨舖、餐廳、酒吧，都是島民們自己開設的小店。

「你認識賣牛奶給你的人，認識賣咖啡給你的人，他們成為你的朋友。他們的孩子在店舖長大，你看他們從出生慢慢長高，開始上學。這些東西，在世界上好多地方都已經消失了。」

暗湧，在本來遠離政治的小島上

南丫島的多元社區是怎麼形成的？

53歲，母親家族世代都住在南丫島南段索罟灣一帶的黃明達（阿達）過去一直收集南丫島的歷史故事、剪報、相片，在 Facebook 專頁「南丫島 歷史變遷」上與人分享。他說，南丫島在六十年代之前都還是一片荒山野嶺。舊時的南丫島，居民以捕魚、務農為生。南丫島北段的北角、大坪、榕樹灣、洪聖爺村，與南段的蘆鬚城、榕樹下、東澳，過去有相當廣闊的耕地，索罟灣一帶的海灣則漁業興盛，排滿一個又一個的漁排。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港燈在南丫島興建發電廠時，大量日籍工程師發現這個島型如樹的枝枒，擁有許多好的海灣的小島環境怡人、適合居住，口耳相傳下，越來越多外國人到此定居，久而久之，有了「擁有異國風情的嬉皮島嶼」這樣的形象。

這個擁有多元色彩、步調緩慢的小島，多年來年輕、流動、住民來來去去，也與香港政治、社會保持著禮貌距離。但在 2019 年反修例運動之後，南丫島也曾長出關注社區事務的那一面，與原來「離地」的社群接觸、碰撞。

澳洲悉尼出生長大、在南丫島住了十多年的 Matthew Chapple 是其中一位。

Matthew 剛來到香港時，在一家跨國企業任職，薪水優渥。「我每天上班下班，完全不關心政治。」 幾年前，他希望能改善南丫島上鄉村車輛車速不受限制的問題，開始聯繫島上任職超過20年的民建聯區議員、當時的新界西立法會議員朱凱廸與擁有島上鄉村車輛駕駛權的原居民、鄉事委員會。雖然後來各方沒有達成共識，但 Matthew 因為這樣開始關心南丫島的社區。

過程中，他認識了一群對島上民生、政治事務抱有熱誠的街坊。2019年夏天，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Matthew 與這群街坊組織起來，一起在碼頭派傳單、用流利的廣東話鼓勵島民參加遊行、為政治運動發聲。

連結南丫島上各種不同背景的居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Matthew 說，外人常常想像南丫島的社群是一碗濃湯、大家共容而且混合，但它其實是一盤沙拉。「南丫島這個地方的神奇就是來自這裏，人們的生活並不直接交織，外國人和香港人去不同的酒吧，大家的生活其實不是完全融合在一起，有時大家也會因為一些小事吵架。」

當時，島上與香港其他地方一樣出現黃藍標籤。參與運動的島民搭船出門抗爭，回到像是平行時空、歌舞昇平的島上也繼續嘗試微小的抗議，在黃店吃飯、在碼頭附近的佈告欄上貼起連儂牆（雖然隔天上面的內容便會被拆除）。Matthew 記得，2019 年一個深夜，有人爬上每年十一碼頭附近都會立起的慶祝國慶大花牌，寫下抗爭標語，天亮時標語已被匆匆擦去，留下一團模糊的灰色印子。

但 Matthew 說，這些碰撞好像鬆動了南丫島的社群。「在派傳單時，不論立場，我感受到遇到的街坊開始更關心自己住的地方，也更願意發表意見。」區議會選舉時，Matthew 幫忙進行選民登記，討論由誰出馬參選區議會。作為過去也十分「離地」的 expat，當時，他對這種新氣象可能帶來的東西非常期待。

變得熱衷參與社區事務的還有阿達。阿達一家有四兄弟，他排行第三，近十幾年和二哥一起打理父母退休後留下的威記海鮮酒家。二哥做廚，他做樓面。他不是主導島上社區事務的鄉事委員會成員，他說，他也不喜歡島上那些「很黃」的人「將一切話題都變得政治化」，平時他幫鄰居修壞掉的水渠，疫情時組織索罟灣的街坊做自願檢測，鼓勵大家對碼頭改善工程發表意見⋯⋯

然而 2020 年疫症爆發和國安法實施之後，才剛剛冒出芽的社區連結又被迫走回原點。Matthew 現在已經不再更新自己的臉書專頁，其他仍然進行社區工作的街坊，也將眼光擺向較不不敏感的民生議題。「像是保護海豚、碼頭修建、要不要起單車架等等。越來越難了⋯⋯」

這個島給了很大的包容

經過震盪，後國安法時代的南丫島，乍看之下並無太大不同——黃店裏的文宣仍然存在，鄉事委員會屋頂上的中國國旗與香港區旗仍然飄揚。週末，疫情帶來一船一船前往小島透氣的遊客，外籍白領也還在大街上的酒吧飲酒。

阿達聳聳肩，說這種社群與社群之間隱隱存在張力，但之間也保持距離、不互相干涉，原先便是南丫島一直以來的特色。「像小時候的索罟灣，每到十月，支持國民黨和支持共產黨的人會插起不同的旗子慶祝『國慶』，有些人飲完酒在大街上打架呀！」他說：「但聽日（明天）又相安無事。」

Matthew 也說：「我我覺這個地方有一種『我們在這裏共存』的意識，大家尊重彼此的文化，這對每個人都有好處。」

從大陸移居至香港的 Linda 有類似觀察，她說，這兩年香港的政治情況帶來的社會分裂，她在島上感覺不到太多。

「大家立場可能很鮮明，比如說 Green Cottage 他們就是黃店嘛，可是也沒有因為我是內地人就對我怎麼樣，」她說。「有時候我們吃早茶，旁邊的鄉事委員會貼了一個巨大的海報說，我們支持警察，也沒有人把它撕掉，大家之間不會一定要拼得你死我活。」

「我覺得這反而才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常態。對，我堅持我的，你堅持你的，大家也可以對話也可以不對話，但是我們互相尊重彼此的生活。」

Linda 2003 年從大陸到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唸書，後來因為喜歡上南丫島的簡樸與原始，Linda 帶著家人一起搬進小島。Linda 說，原先她有點擔心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下，86 歲的媽媽在島上生活會不會有麻煩。

但島上的人，不論在地和外國人，大家對老人家都很友善，會幫忙拎東西，給她很大的耐心。「我覺得這個島給了她非常大的包容，這個地方，人心是向善的，」Linda 說。「我一路沒有刻意地去認識誰，對這個島好像也沒有什麼貢獻，但是我很感謝這個地方。」

回到島上好像充電

各種生活方式都能在南丫島的山與海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大自然拉開了空間，令擁有不同文化、立場的島民彼此之間維持相安無事的距離，組成一個自然生長的社群。因為如此，近年越來越多相信生命有城市主流以外的價值的年輕人，從市區搬進南丫島，在這裏建立自己的生活。

獨立音樂人黑鬼 2012 年到了澳洲 working holiday，在墨爾本街頭賣藝，他說那趟旅程帶給他很大的衝擊。離開香港以前，黑鬼賣結他，做吉他技師，也做過通利琴行員工，救生員，每天上班下班。「那時候覺得人生沒什麼希望了，不停地重複，返工、放工，儲到一些錢，你買了一些東西，不斷循環。我的努力讓公司營業額上升，但是我沒有升 level，好像打機一樣，你花好多時間打機，但是升 level 的是裡面的主角。」

澳洲的旅程轉變了他的人生。「在香港長大，生活的可能性好像少一點，讀書好的話就繼續讀書，讀書不好就早點出來工作，我去到澳洲之後大開眼界，原來生活有這麼多可能性。你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情，在街頭分享音樂，踏踏實實地過日子。你不用出名做明星，做音樂過生活，是最幸福的事。」

回到香港，他嘗試讓自己過與在澳洲一樣的生活，每天起床便出門在街上 busking 分享音樂，得到足夠生活的收入就回家。剛剛搬進南丫島時，黑鬼幫忙打理一間在石洞旁的屋子 Gaia Valley。黎巴嫩籍的屋主在九十年代來到南丫島定居，在島上四處種樹，Gaia Valley 屋子旁的一棵大榕樹，樹下刻著屋主種植的年份 1995。當時，黑鬼希望在這裏打造一個融合自然的藝術空間，與到訪的朋友來分享大自然的療癒力量。他在這裏上堂，舉辦工作坊、音樂會。「那一年我用了好多時間種植，在這裡自給自足，種菜、養蜜蜂，日落時落沙灘坐禪修，做瑜伽⋯⋯」

黑鬼與太太一直渴望親近大自然。「有位日本街頭音樂人跟我說過，現代人躋在城市狹小的空間裡，好像住在一個監獄，人的生命就是買樓、供樓，困在裡面。住在大廈，人與人之間其實在互相吸取彼此的能量，因而產生情緒。在大自然中生活，是從天與地拿能量。」

山竹颱風後，GAIA Valley 受到許多破壞，他沒有續租了。現在，他在南丫島借朋友家的天臺教學生 handpan，讓他們也能感受離島的生活。

「我們應該要去追求簡單的生活，簡單的關係，但是簡單是難得到的，要靠努力才能達到的，」黑鬼說。「住在貼近大自然的地方，生活簡單好多。接觸了少一些人，寧靜一點，可能你出門你要小心不要踩到狗屎，但是望著海，你已經，唉⋯⋯城市裡面其實好多東西對我們的心是不健康的。回到島上好像充電一樣，一落船就，哇，呢度唔係香港（這裡不是香港）。」

走到樹林裏，你馬上變得謙卑

政治空間極速縮小的時候，也有島民在大自然與街坊的身上找到連結的力量。

島齡八年的 Wyee 是個巴松管手，有一個樂團「七呎六寸半」。她一直希望生活裏有足夠休息與抒展身體的空間，在南丫島，她發現，很多島民都是喜愛動物與熱愛大自然的人，而且很願意付出去保護這一切。有居民組成動物義工隊帶流浪貓狗看醫生，組織塑膠回收群體「不是垃圾站」，Wyee 有空時便會協助這些工作。周末，有時候她會與朋友划直立板出海，在南丫島的海灘上撿垃圾。在她的小花園裏，她種了檸檬、蕃薯葉、油麥菜等蔬果，每天，都有一隻流浪貓玳玳慢悠悠地晃來串門，討罐頭吃。

Wyee 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在自己愛的南丫島山林裏舉辦一場音樂會。

Wyee 說，巴松管來自森林。它的身體以楓木製成，吹奏用的簧片取自蘆葦，發出聲音的本管、底管、側管等在木頭身體裏彎彎繞繞，有七呎六寸半長，可以發出渾厚的低音，但也可以很俏皮滑稽。

在長笛、單簧管、雙簧管等木管樂器家族裏，巴松管以長度自居。但是當它走回森林裏面，所有的樹都比它更長、比它更高。「好像在一個社會裏，你是最驕傲的那個，但是當走到樹林裏，你馬上變得謙卑。」

森林有這個神奇的能力。「在城市裏大家都要鬥大，但一踏進森林，會覺得自己好渺小。」

Wyee 相信，森林和山有自己的語言。樹木之間不但能相互對話，也能和人溝通，如果人願意聆聽。但是城市裏太多噪音，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連結也消失了。她好想有一天能把生活在演奏廳裏的巴松管，帶回山林裏舉辦音樂會，讓聽者在大自然中打開耳朵。

疫情前，她與一群朋友開始籌備這個音樂會，取名「山山林林」。她們摸黑爬上南丫島北面的山探路，路上沒有路燈，但有螢火蟲相伴。

每次她煩惱的時候走進大自然，赤腳走在草地上，坐在樹木下呼吸，聆聽林中的各種聲音，感受與野生動物共生共存，她說，這時候，人會突然變得謙卑。「在大自然中，謙卑能帶來心裏的平靜。」Wyee 說，這是南丫島帶給她最無可取代的東西。

黑鬼在南丫島榕樹灣的小碼頭上伸展筋骨。攝：林振東/端傳媒

瑞典籍自由作家Johan Nylander。攝：林振東/端傳媒

榕樹灣沿岸的一隻鳥。攝：林振東/端傳媒

榕樹灣大街。攝：林振東/端傳媒

南丫島的植物。攝：林振東/端傳媒

南丫島的一把傘。攝：林振東/端傳媒

南丫島一位釣魚的男子。攝：林振東/端傳媒

黃明達（阿達）近年與家人一起打理父母退休後留下的威記海鮮酒家。攝：林振東/端傳媒

曬乾了的鹹魚。攝：林振東/端傳媒

Johan Nylander家中的生果。攝：林振東/端傳媒

南丫島的鄉事委員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南丫島住了十多年的Matthew Chapple。攝：林振東/端傳媒

南丫島發電廠。攝：林振東/端傳媒

神風洞。攝：林振東/端傳媒

南丫島的一塊小地上的垃圾。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洪聖爺灣泳灘玩水的小朋友。攝：林振東/端傳媒

從中國大陸移居至香港生活，後來喜歡上南丫島的Linda。攝：林振東/端傳媒

南丫島對出海面上的一架遊艇。攝：林振東/端傳媒

小朋友在洪聖爺灣泳灘玩沙。攝：林振東/端傳媒

索罟灣第一街。攝：林振東/端傳媒

行山人士。攝：林振東/端傳媒

獨立音樂人黑鬼。攝：林振東/端傳媒

夕陽下，一架單車架在榕樹灣碼頭旁的欄杆上。攝：林振東/端傳媒

南丫島另一個專門供卸貨用的碼頭。攝：林振東/端傳媒

施工中的工地。攝：林振東/端傳媒

南丫島的植物。攝：林振東/端傳媒

南丫島的狗。攝：林振東/端傳媒

Wyee是個巴松管手，有一個樂團「七呎六寸半」。攝：林振東/端傳媒

已損毀的快艇。攝：林振東/端傳媒

南丫島的一間屋頂。攝：林振東/端傳媒

南丫島的老房子。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造字師：正方宮裏保衛香港人的字體

特約製作人 Chilam Wong｜2021-09-22

文字有其思想，有其形體。時代變遷，舊日一紙墨寶怎樣穿透時代，見證藝術的不同定義？新字體的冒起意味着一浪怎樣的新思潮？讓一切從字體說起。

「李漢港楷」是香港第一套眾籌成功的街頭書法字體，修復過程接近五年，於2020年底達成眾籌金額，其後正式開放供購買。字體的原形由已故街頭書法家李漢書寫，由其摯友的兒子李健明修復。

比起「字體設計師」，李健明更想以「招牌佬」自稱。他從小接觸招牌製作，對他來說，字體從來都不是藝術，也不曾讓他狂迷，他甚至自言小時候「討厭美術」。他認為，字體只是一種與生活交融的東西，避無可避。而李漢的字可說是八、九十年代香港風貌的一部分，兇猛粗豪，與舊香港那種「別欺負我」的精神一脈相承。其連貫的筆劃，也蘊藏了前人的招牌製作智慧。

隨着時代變遷，霓虹燈招牌受監管、招牌製作電子化，香港街道已慢慢換上新畫風。字體比起從前得來容易，同時字體設計也趨向專業化。

在九十後字體設計師Roy Chan眼中，字體是一種黑白線條的藝術。當字體升格「藝術」，卻需面對非法下載的風氣，使本來艱巨的䌓體字體開發過程更難實現。

他創立《思緒俠造字》回應時代需求，年半間造出約200款風格各異的字體，每套字只有十至數十字。對他來說，教育香港人是當務之急，「網絡熱度、新鮮感」是當今需求。然而創作與商業化社會共存，意味着他得投放時間在相對䌓瑣的工作上，如產品開發、市場營銷。兩位與造字工作的情感交纏，並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

李漢的字由一袋字帖躍成七十萬眾籌金額，同時香港人近年需要的字體也愈趨情緒化。

字體的價值在變，涵意也在變。

從前的招牌字實用搶眼為主，如今則成了桿衛本土文化的符號。而隨着近年社會情緒持續發酵，不少形態新鮮的字體緊隨面世。Roy認為，香港人近年的情感是保衞、還擊，一個時代的情緒需要一些新字體作為出口。

他心目中的「香港人字體」—「思緒重生體」也悄然在腦海裏成形，激發他加入募款製作一套字體的行列。「有火」、「二十度的斜角」「有痛感」的字體雖然剛烈，但必定安份守己地把煴火留在正方宮內，一旦被入侵就奮力還擊。是字體，也是香港人。

自由不斷收縮，文字被禁，字體如是嗎？李健明一笑置之，他心目中的《李漢港楷》有千萬種用法，任由詮釋。字體世界本應百花齊放，既然沒有特定用法，何來被禁的字體？

「幸運地，這種事情還未出現。我說的是未出現，將來的事我不知道。」Roy對於字體被禁的想像，也不大擔憂。

他認為雖然文字受限，但當傳意的世界浩瀚得不着邊界，就不需害怕規條。「設計就是一門這樣的東西，怎禁也禁不了大家心中的意念。」造繁體字難，在香港造繁體字更難，這一點難，造就了香港字體獨有的時代風韻。

字體設計師Roy Chan。攝：Chilam Wong/端傳媒

「李漢港楷」街頭書法字體復修計畫發起人李健明。影片截圖

字體設計師Roy Chan。影片截圖

街頭書法家李漢的手稿。影片截圖

李健明的工作室內的雷射切割機。影片截圖

深水埗街頭一家當鋪的招牌。影片截圖

街坊自發辦地區報：我們的社區，我們自己來書寫

記者 尹詩瑜 發自香港｜2020-07-05

自去年6月以來，街頭抗爭於香港社區延蔓，「地區」開始以另一意義出現人們眼前：太古「和你唱」、中環「和你Lunch」、光復屯門公園、721元朗黑夜；每一區都在時代之下，被賦予深層意涵。社會運動的能量開始注入社區，將各社區之間的無形邊界打破。

政治氣候使得港人社區意識變得強烈，並在網絡上展現。「西環變幻時」、「大埔谷」等以地區為單位的社交群組，由替街坊尋失物、分享資訊，到積極發表政治意見，呼籲區民參與社區事務等，將原本零散的街坊們連結起來。

同一時間，也有不少群體走出網絡，還原最原始的方式，以印刷和派發社區報，構建連繫區民的全新紐帶。

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的延續

2014年的雨傘運動之後，有年輕人陷入於無力感之中，但社運的步調並沒有停下來，不少人選擇把運動能量消化並「深耕社區」——《寫屯》也就因此而生。

「其實想當年2014經歷好大型的運動，當時就想讓多一點人了解自己地區、更關心自己地區，」《寫屯》籌備組成員之一的Nicole如是說，「始終有一班人還未熱衷於上網，更習慣看實體（刊物），所以我們就決定去做。」

定位比較生活化的《寫屯》，內容從環保資訊、小店推介、人物故事到食譜等等題材均有涉獵，每期印刷約1000份。

單靠民眾自發的地區報，執行過程非常不容易，也非常「不專業」——從採訪、資料搜集、編輯、拍攝、排版設計到派發，都需靠成員們各自「認頭」（請纓）、按興趣分工完成。現時《寫屯》籌備組成員一直維持約10人，當中有從事文職、資訊科技、會計界、教育界人士，也有學生。成員之一的吳小姐笑言：「我們全部業餘，最專業嗰個應該係排版㗎喇！」

相較編採分工仔細、有精密架構的專業新聞機構，地區報的工作及資金由成員分攤，選題沒有包袱，靈活性極高，「自己出錢，自己喜歡寫甚麼就寫甚麼。」吳小姐說。

《寫屯》創刊號面世於2015年2月，首期的題材就已率先談及屯門當時最熱最爭議性的「水貨客」議題。Nicole指出，《寫屯》旨在為當區市民提供一個平台，補足一些人們不常主動接觸或不知道的資訊，所以成員們「乜都寫（甚麼都寫），只要有人想做」。

近半世紀前的社區報

香港地區刊物最早至少可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

1973年，石峽尾徙置區居住環境出現衛生、治安、管理等問題，亦面臨城市發展規劃及重建的爭議。區內年輕人遂自發組成居民組織，與有關當局溝通，爭取改善區內環境；同時開始出版名為《大坑東之聲》的區報，報導社區發展動向，並鼓勵居民發表意見，期望喚起居民對社區議題的關注。

《大坑東之聲》的創刊詞寫道：「市面上的報章和刊物不算少，但大部份都是以犬馬聲色作招徠，那麼難道居民們需要的只是這類不健康的東西嗎？」「到底有些什麼輿論能代表廣大居民的真正要求和呼聲呢？」

早期的《大坑東之聲》形式跟一般報紙分別不大，以油墨雙面印刷，每期發行數千份，由街坊義務在區內派發。內容主要聚焦與居民貼身的議題，大至重建規劃、搬遷政策，小至屋頂漏水、球場設施等；報中又曾詳細記錄當時居民組職與政府的多次交涉、角力，將原來只能以口述方式存在的歷史，如交涉的細節和居民的觀點等以文字一一記錄下來。

從歷史的角度出發，這份地區報的存在是一種珍貴的歷史紀錄。「靠區報作為一個傳訊工具，在邨裏派——以前沒有Whatsapp、沒有互聯網、沒有電視，就是看這些。」曾在區內住過多年的深水埗社區協會會長周潔賢憶述，當聽完居民大會後，要單憑記憶向其他街坊複述會議內容，難度相當高，「如果有這份資料在手，街坊就可以拿回去告訴不識字的人，今天說了甚麼......可以拿着一份資料去講，」周潔賢說，「真的可以差很遠。」

回看保存至今、已殘舊破爛的初版《大坑東之聲》，至今已經47年歷史。單從設計演變來看，從創刊號密密麻麻的細明體配以手繪插圖，到後來加入圖片、漫畫、甚至廣告，地區報的設計隨時間變得多元化。

來到1980年代，區內新建的公共房屋落成，居住環境大為改善；加上媒體資訊流通進步，另在區議會制度落實之後，居民反映意見的渠道變得更有系統，地區報的角色也因而開始慢慢淡化——15年間共斷斷續續地出版了35期區報及一期特刊的《大坑東之聲》，最後於1987年停刊。

不容忽視的社區力量

當年《大坑東之聲》的初衷是要將社區報打造成宣揚居民要求和呼聲的揚聲筒，不過隨着時代改變，社會氣氛不可同日而語，新一代的地區報有了新意義，關心的議題更廣，欄目亦更多元。

近年開始，被譽為「香港後花園」的西貢墟鎮陸續開展公路改善、豪宅興建等發展工程；昔日寧靜的社區開始被推土機入侵，規劃及城鄉關係問題浮現。李嘉慧留意到，西貢區內雖然有其他網上媒體分享社區即時資訊，但卻缺乏深入、深度的報導。同時，社會上的主流媒體雖不時會就個別地區議題進行報導，但往往不能作出更「貼地」的跟進。

李嘉慧與全職家庭主婦何潔儀突發奇想，一同成立了《貢想》，希望填補主流媒體資訊上的空缺。「看到自小長大的地方正在發生大規模的轉變，自然會想自己可以為這地方多做一點。」李嘉慧說。

2017年末至2018年初，《貢想》追蹤報導由西貢區議會撥款35萬籌辦、在西貢市舉行的旅遊及經濟嘉年華「西貢玩味3.3」。成員調查後發現，區內30多間店舖從未聽聞有關活動籌委會，而區議會秘書處又拒絕答應讓居民加入籌委會，層層問題勾起了活動的籌辦過程及款項去向不透明的疑雲。

事件於社區報刊出後，引起西貢居民關注，「35萬對比其他區可能不算是很多，但都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居民都應該有權知道自己的錢怎樣花。」《貢想》編採團隊裏的大學生許耀樑如是說。這個「權」，不僅驅使地區報聚焦社區之事，更能產生由民間監察區議會運作的推動力。許耀樑認為，這都是一些主流媒體未必能注意到、做到的事。

《大坑東之聲》後來的復刊也同因如此。自80年代末，大坑東一帶社區環境漸趨完善，然而隨着社會大環境及政治氣候的變遷，不少關乎社會發展、政制的問題陸續浮現。為聚焦主流媒體可能忽略的空洞，深水埗社區協會與一些關心社區事務的年輕人在2010年再次出版《大坑東之聲》，望再一次將社會議題以實體報紙的形式呈現。

復刊後，《大坑東之聲》一如以往，以石硤尾一帶屋邨的議題為報導重心，同時更新增了一些全港性議題，就像自願醫保計劃、財政預算案派錢、國民教育科等。另外，為應對區內人口老化，《大坑東之聲》重新選取較大的字體和顯眼的設計，遷就年長的讀者。

「我們做區報時的選題其實都是視乎當時hit（熱門）的事，盡量去反映街坊關心的議題。有時比較全港性的議題，我們會從街坊更容易理解的角度報導，甚至帶出一些觀點，反映在社會大政治氣氛之下，一個社區如何作出反應。」劉卓奇說。

社區民主的實驗場

「社區報」的概念早已在世界各地盛行，如台灣1977年正式發行、着眼農村問題的《美濃週刊》，更是當年肅殺的政治氣氛下喚醒公民意識的哨子；另外在歐美國家，也有不少以村落、小鎮、城市為單位的社區雜誌（Community Magazine），專門記錄社區故事。這些社區刊物形式各異，有些依靠政府或大型機構資助，有些則倚賴廣告收益或社區資助定期出版，已有十年以上出版歷史的刊物比比皆是。

為見證社區的變化、提高大眾對社區的歸屬感，獨立媒體（香港）在2018年1月發起了首期「社區新聞眾籌計劃」，眾籌30萬港元，以工作坊形式培訓社區記者，並協助居民出版屬於自己的地區報。發起人之一的梁啟智當時表示，希望由計劃育成的社區報發揮影響，讓當區居民了解社區，為地區政治注入新的一股力量。

紮根元朗的《元居民》團隊便是第一期計劃其中一個獲選的示範項目，於2019年2月正式出版創刊號。根據計劃內容，《元居民》運作初期印刷費用由計劃眾籌支付，隔月出版5000份，免費於區內派發，並放置於眾小店、區議員辦事處、屋苑大堂供居民取閱。

一年過去，回顧已經出版了6期的《元居民》，成員黃麗穎顯得相當雀躍。

「第一期（封面）中間這條其實就是元朗的大馬路來的，幾明顯的地標，一談起大馬路元朗人大家都會知道。」「這是新西牛，然後輕鐵、17億橋......」到最近幾期，為分別呼應反修例運動及近期的疫情，「元居民」標題字樣的設計上先是加上「手銬」，再是換上了「口罩」。

《元居民》的Facebook專頁又會定期刊登貼文，除了轉發媒體對社會事件的報導以及其他專頁的資訊外，成員亦會把居民私訊投稿的第一手圖片和消息在專頁上發放，希望更有效地將地區的即時訊息傳達出去。

社區報的影響力或於這裏得到折射。自從去年6月，《元居民》Facebook專頁大多分享及報導與反修例風波相關的事件。而自721元朗襲擊事件後，更新更是變得頻繁；專頁的讚好數量因而大幅上升，至今已收獲逾15000個讚好，越來越多人透過專頁去了解時事資訊。得到這種關注，黃麗穎認為是源於市民對事件的關心，需要尋求資訊渠道去了解更多。

走過反修例運動，又遇上了疫情，核心成員坦言一直保持平常心繼續將社區報做下去，不過報導的主題及出版進程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完成印刷的報刊亦無法像往常設街站派發。不過，《元居民》仍然堅持出版。黃麗穎說，曾有位工作坊的導師講過，地區報就是創作者用一個業餘的身份，去追求一個專業的水準。

「我們做的過程盡可能嚴謹和認真，對於資料的fact check啊，採訪要求一定要落場，自己約訪問和去過現場親身採訪的。」

從出版到帶來改變

資金人力俱備、地區報也順利出版，那麼實制問題來了，在人人手機不離手的時代，該如何將一份資訊滿載的地區報順利地送到人們手中？

在《大坑東之聲》復刊後，劉卓奇自言在擺設街站派發時，因街坊們大多都樂意取閱，每期約2000份的報刊很容易分發出去，「其實最關鍵的不是報紙，份報紙只是其中一環，是要看人的。」

但對於2015年成立的社區報「新丁」《寫屯》來說，如何派發到市民手中，有時倒比內容製作更棘手。對此，成員之一的Nicole笑言曾有暗忖過，「當有一個人攞（拿）你份報紙的時候，你就要好快地派給後面的人，因為有了第一個人攞，那些人見到有人攞就會攞。」

不過，相較於派發的速度與數量，Nicole更重視與街坊互動的機會。「有次做的議題是屯門區應否建焚化爐，有個叔叔走過來談他的意見，偶然會見到認識的街坊，會很興奮地走過來說好難得可以遇到我們。」

「有少少一句的鼓勵（我們）已經好開心。」Nicole說道。

從光纖速度的網絡傳播，最後兜兜轉轉回復到最傳統的街頭派報方式，黃麗穎說，「有些東西是一定要親身落區才會接觸到的，接觸同溫層以外的人。」而紙媒的傳遞就像一輪命運的流轉，「可能這個人看過不喜歡放下了，可能就會有另一個人拾起，你不知道下一個拿起看的人是甚麼人，就算在一個家庭入面的傳閱中，已經包括了不同的光譜。」旁邊的張靖雯回應。

「Even他拿了份報紙回去是要來墊枱食飯，他食飯的時候都會見到一些字。」Nicole笑說這是自己一個「好小學雞」（幼稚）的想法；而這個想法，或許就是一眾辦報者的堅持和希望所在。

不過，非營利、以信念匯聚而成的一份小報紙也難以避免爭議。《元居民》起步不久，就已遭受到受訪者的不解，質疑為甚麼無薪會去辦報。郭志衡反思，認為這也是一個好渠道去讓人們知道，「係喎，原來一些人真的可以是不收錢，去做一些覺得對社區有意義的事，而不是每一個人都要計算着錢、對自己有着數才去做。」

《貢想》發起人之一的何潔儀也是這樣感受的。除地區報以外，《貢想》也嘗試定期在區內舉行如社區放映會和回收站社區活動。但活動剛出現時，區內很少人主動去了解，甚至一度被質疑與政黨有關連，動機不純。

直至大約半年後，居民開始習慣《貢想》成員的出現、會參與他們舉辦的活動。「開始直情覺得我們好奇怪的，到後來慢慢接受了我們的存在，多了人肯理會我們。」何潔儀感慨開始見到居民對社區的投入，見到《貢想》所造就的凝聚力。

時代下的區報角力

近年來香港政治氣候風譎雲詭，反修例運動再使社會撕裂進一步拉闊，新一代的地區報除了肩負引起居民對社區關心的責任，成為社區溝通渠道外，亦成為政黨、區議員用作交代工作成果、宣傳政治理念的媒介；由公民黨東區區議員鄭達鴻出版的《北角報》、九龍城區議員鄺葆賢醫生的《小黃紙》，乃至屯門區議員兼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的《社區雙周報》等，報章形式與風格大不相同。

活躍在九龍地區的《龍週》便是一份有規模的建制地區報，逢雙周三出版並免費於港鐵站出口派發。該報以往關注的議題多為九龍地區的社區議題，內頁以各種生活資訊為主，亦有建制派區議員專訪和專欄，不時討論國際新聞。

去年11月區議會選舉前，《龍週》出版了一期「選舉特刊」，內容更多與半年來的示威活動掛勾，多強調「黑色恐怖」、「反黑暴」，又以不同的話語形容當區候選人的特色，如以「遲到早退及缺席、議會『懶王之王』」形容民主派議員涂謹申，而對建制派議員李慧琼及鄭泳舜，該報則以「二十年地區工作」及「地區工作扎實」形容。另外，區報的內頁及封底分別有署名為「一位店員」、「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及「一位爸爸」的全頁廣告，呼籲讀者以選票「止暴」、「救香港」。

正正因為開辦社區報的門檻不高，每份社區報都有不同的成立背景，當中更摻和着政治立場的拉扯，但辦報者的共通之處均是希望藉由這個媒介，讓更多人了解自己的社區。

《元居民》來自政治光譜的另一端，社區報的始創成員大多來自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朱凱廸的助選團隊。在選舉過後，團隊中部份成員希望藉由舉辦讀書會、放映會等社區活動，繼續營造社區。現時經營社區報的成員有不少是在活動上結識，結伴參加獨立媒體發起的計劃，並成功脫穎而出，才完全了現在的《元居民》。

由於資源匱乏、沒有固定的工作地方，《元居民》偶爾亦會借用朱凱廸的「不是地辦」元朗辦事處開會，而辦事處也是《元居民》最初的取閱點之一。但正因如此，不少人會暗有疑惑認為《元居民》與朱凱廸的政治立場和背景有連結，「我不會否認有些活動都有朱凱廸團隊的伙伴會出來，但《元居民》的確不是朱凱廸團隊出的。」成員郭志衡強調說。

回應社區報作為一個政治宣傳工具的角色，他認為「社區報本來就是跟政治有關係，無論你怎樣說你不是政治目的，但你想出來想人關心一件事，其實已經是一個政治目的。」

沉思片刻後，他續說：「如果有人說是政治工具我都不介意的其實，因為不可以讓一邊去完全壟斷話語權，需要有一班聲音抗衡，抗衡得來不是要biased（偏執）向某些人的利益，只是想社區有多些持平的聲音可以反映一事實，或令一些本身不知道事實的人可以有多一個渠道去認識件事。」

最壞的時代，但也是最好的時候

逆轉數碼化的時代，由民間雄心壯志自發進行編採出版的地區報，生活空間越來越小，更終須面對現實的問題——在即時新聞風行及背後有財團支撐的媒體市場，不少地區報出版一段時間後，經已因經營成本、人手等問題停刊，有如筲箕灣的《紙筲箕》 (2012-2014) 、油麻地的《活化報》(2012-2014)、大埔的《埔紙》(2013-2015) 等。

即使有不少「有心人」自發出資運作，但人手欠奉加上效果未如理想，很多地區報都「做不下去」，若用黃麗穎的話形容整體辦報氣候，就是「一雞死，一雞鳴」。「通常（區報）一出來的時候該區會有很大反應，我們也是，創刊號的時候都挺大反應，但新鮮感一過就可能習慣了。」

習慣的，不止是區內的讀者，也可能是負責編採工作的成員。

《寫屯》的成員感同身受，「大家都有社會、經濟上的壓力，我們都想了很久怎樣可以keep住做落去，後尾都是有空就做、見步行步。」吳小姐聳聳肩。

從2015年2月創刊至2018年4月，已出版至第36期《寫屯》終暫別社區。「人手問題，沒有人做就被逼停了，你也知道通常一旦停了，就......」吳小姐以笑容交待了後續。雖然沒再出版實體社區報，「寫屯」的Facebook專頁仍維持更新區內資訊，以另一種方式關心社區。

無獨有偶，停刊後再次復刊的《大坑東之聲》，2014年再度因為人手不足停刊。此後，這份「元祖級」的區報走進了歷史；劉卓奇也不確定未來是否會再次復出，不過，「《大坑東之聲》保持了幾十年，從最初沒有甚麼，到後來的模樣......它記載了一個地區的變化，沒有了這個區報就會沒有了很多東西。」

對於其他地區街坊自發辦社區報的後起之秀，劉卓奇相信也是連結社區重要的一步。

「你發覺現在好多東西都社區化了，以前沒有18區乜乜乜嘛......這就好像回到七幾年那時一樣，現在的人是多了『我是住沙田的』『我是住黃大仙的』『我住深水埗的』的身份認同，其實是有優勢的。」

劉卓奇續說，「現在是最好的時候，因為人們很有需要去參與一些事，而且不斷對資訊有渴求，區報在這社會環境下是有它的作用的。」

香港各區社區報。插畫：Wilson Tsang

2015年《寫屯》創刊號。

早期的《大坑東之聲》，內容主要聚焦與居民貼身的議題。

《貢想》2017年9月出版第一期。

《元居民》團隊成員Wing、Vivian、Ark與Vera。攝：林振東/端傳媒

《大坑東之聲》2014年9月號。

《貢想》成員吳墁焜、李菁與梁健聰。攝：林振東/端傳媒

《元居民》2019年6月號。

《紙筲箕》2013年出版的第七期。

在垃圾年代重新走進一家書店：香港崩壞時的獨立書店新浪潮

特約撰稿人 陳奉京｜2021-10-12

【編者按】自2019年中之後，香港經歷政治變幻、疫情慘淡、移民潮與國安法輪番洗禮，謎底尚未終章，但一個新浪潮卻引人注目：香港在兩年左右時間裏，新增了近二十所獨立書店，地理遍及港島、九龍、新界和離島，可謂「遍地開花」。文化組今次製作「後2019香港獨立書店地圖」系列，分兩日推出，來觀察一城能量如何於慘淡與創傷中，保存並轉換。

書店不好做這件事已說了很多年，不獨香港，全世界亦如此。每有書店倒閉的消息傳來，總令愛書人惋惜。然而過去兩年，香港雖百業摧殘，卻意外迎來了獨立書店的「春天」，多家獨立書店在不同地點開業。

例如去年6月，「蜂鳥書屋」和「夕拾x閒社」分別在中環和觀塘開張，9月和10月有深水埗「一拳書館」和梅窝「瀞書窩」的接力，後來又有太子的「閱讀時代」和元朗的「書少少」趕在2020年結束前開業。這波獨立書店的熱潮在2021年繼續延伸，3月有炮台山的「Vhite Store」，4月有觀塘的「紙本分格」和西貢的「神話書店」。經歷了亂世，香港人懷着複雜的心情，也需要時間和空間去沉澱，而新冒出的獨立書店是否正好可以回應這些需求？

元朗「書少少」：當老闆寫「我不賣書」

「書少少」這個名字，聽起來可能不太像書店的名字，因為一般書店即使書真的很少，也不會說自己「書少少」，而且「書」和「輸」同音，總讓人覺得不太吉利。這家書店位置偏僻不說，在它的網頁和Facebook專頁上連地址也欠奉，如要前往，需先諮詢店長。店長阿信說，不是故作神祕，而是地址真的不知如何說，因為那個地方其實沒有一個確切的地址。我們照着阿信提供的方法前往，在元朗西鐵站外叫了一輛的士，跟司機說了一個書店附近的「地標」，司機一開始也僅僅知道大概的位置而已，打了電話去問人才弄清楚。

阿信一開始是想在外面找鋪頭的，但最後出於租金的考慮，還是選擇了在元朗這個新建成不久的村屋，用來安置他開書店的夢想和自己的日常起居。「這樣變成有一個好處，來的人真的是好有心才會來。」他說，「之前有個朋友跟我說，其實來這裡的都是我的朋友，如果不是我朋友都不會來，因為這個空間私人性較高，直接讓客人看到我的私生活，會無形中令人卻步。我有反思過，但又想，其實我就是想和他們做朋友，而並非一個老闆和顧客的關係。來這裡要經預約，溝通過程中已知道大家談不談得來。」

書店偏遠，又行預約制，來的人不會像一般書店那麼多，阿信甚至在網上寫了幾篇「我不賣書」的系列短文，但他的的確確是把這裏當作一家書店在經營的，書仍是這個空間的主角。當你跟隨他踏入書店的門口，看到玄關兩側的書架，你不會懷疑這是一家書店，反倒可能會思疑：他平時真的就睡在這裏嗎？

書店的確不大，從玄關進去，便是主體部分，也是客人來到可以看書或做其他任何事情的地方。中間放了兩張沙發，其中一張攤開的大概就是阿信的睡床，但客人來到也可隨意坐在那裏聊天。牆上則掛了一張銀幕，有時會用作放映。說到書，繪本是阿信主推的類別，其次是宗教書，文史哲當然必不可少。主推繪本，是因為他相信繪本較易閱讀，他希望更多人能通過繪本提升對閱讀的興趣。

開這家書店之前，阿信已有多年的書店從業經驗，直至去年年中終於下決心要開一家自己的書店，然後用了半年時間去籌備。他坦承，在這個時勢下開書店，也算是時勢推了一把，他堅信一個再普通的人，也可以在這個時勢下做一點事，而開書店剛好又是他想做的事而已。

「台灣有家書店分享過一篇文章，記得裏面有句話是，當一個城市步入黑暗的時候，書店就擔任著燈塔的角色。」阿信說，做書店或出版的人，往往比別人更早感知到社會的轉變，比如言論自由的收窄。

「書少少」網頁的左上角有一句話特別引人矚目：「當閱讀作為一種反抗，書店就係革命基地。」社會運動被鎮壓，不少人被抓了去坐監，阿信認為，當大家仍在一起閱讀，某程度上仍是在維持一種「齊上齊落」的感覺。他也不諱言，書店當下最主要的角色就是「圍爐取暖」。

「書店這個空間本身就預你停留好久，不像以前可能不喜歡你打書釘。大家來到一起坐，一起看看書，談得來就一起聊天，不是進來就要消費。現在書店的市場分明，走入一間書店便知它會有什麼客人，釋放也會比其他地方來得容易。書店首先能做到一種放鬆的作用，除此之外還可以給予知識。」

在阿信看來，閱讀總是和社會運動脫不了關係。閱讀可以是一種表態，也可以為身處漩渦的人指明方向，而人在經歷巨變後，文字也能給予精神上的治療。「有些東西只能書店才能提供給你，在其他地方未必。」阿信說。

梅窝「瀞書窩」：書裏看見更真的世界

另一家同樣神祕的書店，是位於梅窝的「瀞書窩」，它也位置偏遠並採用預約制。在梅窝碼頭下船後，沿着海邊的路仍需步行二十分鐘左右才到書店，這一路上環境也逐漸從喧鬧變得安靜。喜歡自稱為「掌櫃」的店長蔡刀，路上一直提醒我們，不要公開地址。除了從中環坐船， 以陸路的方式從東涌坐巴士亦可抵達，同樣是在梅窝碼頭下車，然後步行前往。總之，如非自己駕車，那二十分鐘的路是免不了要走的。蔡刀還嫌不夠遠，他覺得最理想是要走一個小時才能到。他說，根據他造訪台灣山上書店的經驗，愈遠愈有人來。

事實上，關於走路的書，也是「瀞書窩」主推的一類書。在蔡刀心目中，走路是一門學問，他說：「所有的哲學家都喜歡行路，像盧梭、笛卡兒，行路就思考，停止行路就停止思考，同時所有的宗教領袖也都喜歡行路，像朝聖。」自開了這家書店後，他自己也走多了很多路，還設定了每天走路的目標。

步行可說是一種體驗，而「瀞書窩」是一家很強調體驗的書店。「如何才能靜，靜了又如何」，是蔡刀在佈置這家書店時所一直思考的問題。他把書店分成六個區，分別為「知止」、「定」、「靜」、「安」、「慮」、「得」，是參考了《大學》裏的一句話：「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基本上每個區域都有一樣東西做。」蔡刀說。進來書店前要經過一段階梯，然後在門口脫下鞋子，便是「知止」，蔡刀形容，「脫了鞋後整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了」；進來後是一條通往書店主體部份的走廊，稱為「定廊」，書店提供一本薄給來客簽名，留下自己來過的印記，甚至還提供了毛筆和字帖，讓來客通過寫字來準備進入安靜的狀態。

在「定廊」寫完字，用一根小木棍敲一下懸掛在牆上的鐘，接下來要進入的就是書店的主體部分「靜廳」。「靜廳」算相當寬敞，四周放了書架，依照不同的主題而放滿了不同的書，蔡刀又將它們分成三大區域，左手的書架是「認識自己」，右手的書架是「認識世界」，而中間則是「東西交匯」。

「靜廳」有一條規矩，所有人進入之後都必須保持安靜，不能說話，不能拍照，也不能使用手機。整個「靜廳」的佈置頗有點日式的感覺，使用了日式的窗戶、日式的榻榻米。「嚴格來說是禪風，最緊要是能給予人寧靜，心情可以放輕鬆一點。其實我們最想的不是來到才安靜，而是想要來的那一刻已開始心情的轉換。」

環境太靜太放鬆，會不會讓人睡着？蔡刀並不介意人在店裏睡着的，他甚至在「靜廳」安排了一張很容易讓人入睡的搖椅。他說：「我每次回來一坐這個位就睡著。」

「安室」是兩間分別供男女使用的洗手間，位於「定廊」的旁邊。從「靜廳」出來，再次經過「定廊」，左轉即是「慮堂」。「慮堂」的空間佈置像「深夜食堂」，是喝茶和喝咖啡的地方。「我們一般都是先來這裏喝一口茶，然後去靜廳，再回來喝咖啡。但這裏不是咖啡館，喝甚麼咖啡甚至有沒有咖啡，都要看掌櫃的心情。不收錢的，不過要說一件感恩的事情，所以這裡叫感恩慮堂。這源於一本書叫《幸福，從謝謝這一杯咖啡開始》。」說着，蔡刀就隨手從旁邊的書架拿起一本書，「我現在每日都會寫三個感恩，譬如今天會感恩你們過來，感恩天氣好。寫到沒甚麼好寫，就感謝仇人。我已經這樣維持了年半，每日臨睡時用起碼三分鐘去感恩，整個人的心情也不再一樣。」他希望每個來過「瀞書窩」的人，回去都可以嘗試做這件事，就算未必像他那樣堅持每天寫三個感恩。

「慮堂」的功能，雖以吃喝、聊天為主，但四周仍安裝了一些小書架，放了一些飲食題材的書。每次聊到相關的話題，蔡刀就熟練地從書架上拿來一本書，開始講書裏的內容，動作非常自然。蔡刀打算之後從「靜廳」裏面各分類的書都選上一兩本放在這裏。而「慮堂」外面的室外空間，則是書店的最後一個部分──「得」──「得」後面該加個什麼字，他還沒想好，他希望每個來客能幫他出出主意。至今為止，來客已經起過這些名字：「得着」、「得空」、「得覺」……有個詩人來了之後，還即場作了首詩，寫在了分隔「慮堂」和「得」的玻璃門上：「開開心心過一天，歡歡甜甜又一年，清靜神暢又歡樂，得益匪淺樂綿綿。」

「清靜神暢」四個字，可說是「瀞書窩」的靈魂所在。「瀞」這個字便是將「清靜」兩字結合在一起，而「神」與「暢」又可組合成另一個並不存在的字，蔡刀再把這組合而成的四個字寫成牌匾，掛在「慮堂」的牆上，似是在提醒每個進來的人保持清靜神暢。

說起開這家書店的原因，蔡刀想起去年6月的一天。「那天，我在觀塘走了一個圈，當時整個工廠區沒有人，好恐佈，但行路給了我思考的空間，腦筋特別清晰。對我來說，書真是救我一命，如果一本書救一個人，那一間書店呢？」

行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蔡刀感覺到香港人的精神健康近兩年明顯地變差，可能是因為疫情，也可能是因為社會運動，或其他原因，他並不在乎來的人是藍還是黃。他知道書店不能給人提供快樂，但至少可以是一種情緒的出口，一種尋求心靈安靜的選擇。他說：「書店的功能有些像詩，詩就不會有開心的事情寫，蘇東坡的詩通常是死老婆、貶官、兄弟分離，因而流傳千年，書店亦都是這樣。有些人帶着自己的問題來，他們知道我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但來到這裏可以得到片刻的放鬆。我相信每個來過的人，他再來的時候都會有所期待。」

蔡刀說，現在香港很多人都有情緒問題，但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看精神科醫生，而且即使去看精神科醫生，他也會說要靠自己努力，而閱讀其實就是一種自救的方式。從書中認識自己和世界，又或者從書店中重獲心靈的安寧，人便可重新出發。

亂世之下書店可以做些什麼？蔡刀不假思索地回答：「每個人都可以發揮自己專長，即使是在這樣一個大時代下和疫情之下。經典的說法是羅浮宮起火你救那幅畫，就是救最接近自己的那一幅。」

在深夜食堂，一碗拉麪能給予身心疲倦的人予慰籍；在「瀞書窩」，一本書或一杯咖啡，又何嘗不是想給人一點撫慰。蔡刀說：「其實太平盛世的時候我未必會開書店，正正是最壞的時候，就是書店最值得開的時候。」

西貢「神話書店」：用閱讀抵抗愚昧

位於新界西的西貢向來有「香港後花園」之稱，是城市人散心休閒的熱門之選，疫情之後，外地遊客減少，但本地遊客卻有增無減。書店在西貢向來少見，幾乎算是唯一的「悠閒書坊」也在2015年結業，直至「神話書店」於今年4月開始試業，西貢才又有了書店。書店所在的西貢大街，實際上更像一條小巷，店鋪則以食店居多。店長Stephanie相中這個地方，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業主是親戚，可提供較為優惠的租金。在香港，租金開支始終是影響書店能營運多久最大的因素。

Stephanie在西貢已住了十年，丈夫Samuel是西貢原居民，本職做IT，偶爾會來書店幫忙。Stephanie說，她因為厭倦了辦公室，在2019年前辭去了原本的工作，之後一直在尋找新的人生方向，也因此開始經常在社區做一些義工活動，又在區議會選舉期間參與助選，對社區組織多了認識。「社區組織比較缺少空間發展他們的事務。」Stephanie說，「大家經歷過社會運動及各樣事情，去到今時今日好像甚麼都做不到的時候，心裡會有點兒不甘，也想嘗試其他方法來凝聚公民社會。」

開書店，既是源於Stephanie對書的喜愛，也是她希望借書店這個空間能與社區組織合作，推動社區發展。由社區組織「貢想」主辦的「在地西貢」，便是是神話書店參與的第一個項目，Stephanie借出地方給「貢想」舉辦工作坊等等。

西貢雖然偏隅一角，但同樣跟隨社會大氣候轉變而變化，2019年後的變化尤為明顯。Samuel說：「2019年的社會事件之後，你會看到西貢並非只有一把聲音，黃藍之分在西貢也明顯了。近來新開的小店都是所謂黃店，會多了很多人來支持。2019年之前，西貢只是用來住和睡的地方。前後的分別就是地區活動多了，多了人參與，也感覺有了些活力，年輕一輩會出現多一點。」

社區氣象生機勃勃，與居民的歸屬感增加有關。據Stephanie所言，以前區務由鄉紳把持，而鄉紳會覺得西貢是屬於原居民的，由外面搬進來住的居民不算西貢人。「任何住在這裡的人都是這個地區的人，只要他對地區有感情，為地區做事情。好像我們現在地區組織的主要成員，他們也是搬過來的人，但就是因為他們太愛這個地方，所以會做很多保育的議題，很多是那些鄉紳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我就是認識了這班人之後，覺得書店是一個很好的地方，通過書店可以看看一個地方有沒有更多可能性。」

神話書店十分注重歷史書的推廣，門口的第一排書架就擺放了Stephanie精挑細選的歷史入門類的書，她說讀了這些可再由淺入深，在裏面的書架上找到更深入的歷史書。其實她自己也甚爲喜愛歷史書，更直言歷史書治癒了她。

「我自小喜歡聽故事，而歷史也算是故事的一種，但不知從何時開始，香港的教育會令你不再喜歡這件事，他們對歷史的詮釋好無聊。我因為工作不開心而重拾讀書的興趣，一開始是看文學書，後來回想起自己對歷史的興趣，而且文學離不開歷史，所以覺得不如自學一下，也算是一種補償。」Stephanie說。

運動過後，社會氛圍陷入低潮，通過閱讀歷史，Stephanie重新審視歷史的發展規律。「歷史某程度是循環的，總是有高有低，每行一步都不會沒有意義。現在如何灰心也好，其實在歷史長河都只是在某一個點，未來仍有不確定性。既然如此，不如嘗試放大歷史的圖象去想一些事，心開闊一點，眼界開闊一點，就可以令自己不用那麼灰心，或者覺得有一些寄望，因為做過的事將來會有一定影響。歷史書的治癒性就在於此。」

開書店後，Stephanie明確地感受到，社會環境愈差，人對書本的渴求就愈大。「如果連最後一張有異議聲音的報紙都沒有了，那麼當你想要一些知識，就只可以在書店尋找答案。當你每日看到各種荒謬的事情，你反而會想建立自己的一套知識體系去抗衡這些事情。我覺得也是反抗的一種，即是抵抗愚昧。抵抗愚昧你就可以武裝自己。」

至於香港將如何變化，書店會如何受到影響，Stephanie明言無法預計，但至少現在仍可以賣她想賣的書，「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是任何書都入不到，我就結束營業」。

觀塘「夕拾x閒社」：做播種的工作

在訪問的四家書店中，「夕拾x閒社」是唯一一家開在市區的。觀塘原是工廠區，近年已轉型為商業區，除了新建或改建的商業大廈，也有很多舊工廈變成工商兩用，吸引了不少小店進駐。舊工廈環境也許不如商廈，但租金卻便宜得多。「夕拾x閒社」就開在工廠大廈裏面，店長Sharon特別找到了一個位於高層又有大窗戶的單位。大窗戶引入了自然光，也提供了開闊的視野，可看到天空，也可看到樓下的小公園，在觀塘這個大樓和人口都密集的地方，倒是十分難得。

Sharon是抱着「多一間獨立書店就對獨立出版多一份支持」的態度去開書店的，可想而知，書店主推的書也是以香港本地的獨立出版物為主。選擇在觀塘，一是她熟悉觀塘，知道這一帶沒有獨立書店，新的書店能提供新的選擇，二是覺得這一帶人多，書店可以擔當「播種者」的角色。她說，隨着人們消費模式的轉變，不再那麼喜歡逛大商場，工廈裏的小店會得到更多的生存空間。

「我們賣兩樣東西，一是書，一是空間。」Sharon認為，香港人最缺乏的是空間，無論是看書的空間，還是喘息的空間，而「夕拾x閒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整個空間分成兩部分，一半是書店，一半是共享空間。在她一開始的設想裏，出租共享空間帶來的收入，可以幫補書店，令經營得以持續，但是書店開設一年來，她發現書市比她想象中好，關鍵在於「找對了書給香港人看」。心靈類的書籍是「夕拾x閒社」最暢銷的，其次是政治類，另外繪本也很受歡迎。

社會運動之後，人們從街頭撤離，香港的公民社會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壓，Sharon希望書店可以發揮「圍爐取暖」的作用，讓同路人有個地方重聚。「現在社會上瀰漫著敏感的氣氛，但在這裏會遇到有共同理念的人，不用說一句話都怕得罪人。」她說。

她很樂意和來客傾談，這一年來在書店遇到的人，也讓她感到溫暖和舒服。「我聽到很多的事情，這些也都會滋養我的人生。我重視這些交流，我想，來這裏的人也都是這樣。大家都很開放去討論事情，這也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共享空間不止是共享空間，還會用來舉辦活動，或租給一些手工藝藝人、導師開班教學。「除了賣身心靈書，我們也有舉辦身心靈活動，參加者可以放開一點自己的包袱。像是一個套餐，不只從書中得到心靈的滿足，而是更多可以聚在一起，找到談得來的人，又可以有一些合適自己的活動，有導師帶著，把自己的情緒洗滌一下。」Sharon希望保持這個空間的靈活性，想到有什麼可做的就嘗試去做。書店部分書架裝了滑輪，隨時可以通過移動書架來改變空間的格局，令空間的用法多了些可能性。

當初開書店，國安法仍未實施，Sharon並沒有考慮得那麼多，只想在能力範圍內盡力去做。國安法後，禁區越來越多，對於一家書店而言，自然也感受到一定的壓力，但Sharon說：「人就要不斷適應社會，遇到阻力太大時，再重新評估自己能力可去到那裡，作出相應的調適，不然我自己都會病，心靈上的那種病。」

梅窩「瀞書窩」。攝：林振東/端傳媒

「書少少」的店長阿信。攝：林振東/端傳媒

元朗「書少少」。攝：林振東/端傳媒

元朗「書少少」。攝：林振東/端傳媒

元朗「書少少」。攝：林振東/端傳媒

元朗「書少少」。攝：林振東/端傳媒

元朗「書少少」。攝：林振東/端傳媒

元朗「書少少」。攝：林振東/端傳媒

元朗「書少少」。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窝「瀞書窩」 店長蔡刀。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窩「瀞書窩」。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窩「瀞書窩」。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窩「瀞書窩」。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窩「瀞書窩」。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窩「瀞書窩」。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窩「瀞書窩」。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窩「瀞書窩」。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窩「瀞書窩」。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窩「瀞書窩」。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窩「瀞書窩」。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窩「瀞書窩」。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窩「瀞書窩」。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窩「瀞書窩」。攝：林振東/端傳媒

西貢「神話書店」店長Stephanie。攝：林振東/端傳媒

西貢「神話書店」。攝：林振東/端傳媒

西貢「神話書店」。攝：林振東/端傳媒

西貢「神話書店」。攝：林振東/端傳媒

西貢「神話書店」。攝：林振東/端傳媒

西貢「神話書店」。攝：林振東/端傳媒

西貢「神話書店」。攝：林振東/端傳媒

西貢「神話書店」。攝：林振東/端傳媒

西貢「神話書店」。攝：林振東/端傳媒

觀塘「夕拾x閒社」 店長Sharon。攝：林振東/端傳媒

觀塘「夕拾x閒社」。攝：林振東/端傳媒

觀塘「夕拾x閒社」。攝：林振東/端傳媒

觀塘「夕拾x閒社」。攝：林振東/端傳媒

觀塘「夕拾x閒社」。攝：林振東/端傳媒

觀塘「夕拾x閒社」。攝：林振東/端傳媒

觀塘「夕拾x閒社」。攝：林振東/端傳媒

觀塘「夕拾x閒社」。攝：林振東/端傳媒

觀塘「夕拾x閒社」。攝：林振東/端傳媒

觀塘「夕拾x閒社」。攝：林振東/端傳媒

觀塘「夕拾x閒社」。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百物檔案館：有「物」有真相，我們可以一起備份香港嗎？

特約撰稿人 凌梓鎏｜2021-09-17

早前八月，在灣仔富德樓的藝文空間「艺鵠」，出現了一個「香港百物檔案館」（HongKongers Archive）開放日。檔案館由香港藝術家江耀榮（小江）發起，是他在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做碩士研究時，醞釀出來的項目。那「香港百物」從何來？就靠小江向所有香港人，公開徵集「關於香港的物件」，條件幾乎不設限，純粹礙於他要自費存倉：「暫時只收藏小於一位成年人體積的物件。」他笑：「犯法的東西如毒品，當然不收。」

開放日已結束，但檔案館將持續徵收物件，至2046年。這些年港人都明白，多一個鏡頭，多一份真相。檔案館想做的，不外是多一件物件，多一個見證，反映港人的身份認同。有人捐贈今年6月24日，《蘋果日報》出版的最後一期報紙。當日小江正兼職foodpanda通宵更外賣員，凌晨在街頭買了一份收藏。「這件事對我頗大衝擊，雖然預計得到，但沒想過來得那麼快。」消失變日常，港人的收藏和備份意識瞬間提升，想把好物藏籠底，他日留給後代。小江說：「有些捐贈者都有這種意識。」

當蘋果遇上文匯

辦開放日時，小江請朋友黃宇鵬（小土）來策展，兩人常在現場坐鎮。小土曾於嶺南大學修讀文化研究碩士：「香港學者說，當我們面對九七回歸的大限，想重整『我是誰』，便有身份認同的討論，也出現焦慮。」這是他年輕時讀到的理論，現在感覺自己置身另一處境：「覺得有些東西正在消失，想挽回或重新建立。我們如何理解自己，很靠整個社會參與。所以檔案館公開徵集物件，是想大家以流動的狀態去談論，而不是老早就認定香港是怎樣的。」

小江在台灣讀書時，接觸後殖民地主義的討論，特別記得一個概念：「在理論層面，有個term叫『眾聲喧嘩』，意思是我們在一個平台，討論身份認同或相關議題時，可容納很多不同人的意見或雜聲。」他公開徵集物件，就是想檔案館能眾聲喧嘩。「例如有人捐了《蘋果日報》（最終章），也有人捐了《文匯報》，內容指《蘋果日報》是『毒蘋果』，我們兩者都收藏。」

大家想起兩份報章「相映成趣」，不禁失笑。小土指，該份《文匯報》是對應《蘋果日報》最終章而辦的特輯，列舉「毒蘋果的問題」，捐贈者是任職社福機構的中年男士。「他做關於社區archive的工作，談及自己面對的問題，覺得在現今資訊豐富的社會，要透過archive去建立『地區特色』，本來就很難。所以他來我們的檔案館，想參考一下。」後來大家聊到香港發展，他忽然拿出那份《文匯報》，說值得捐贈。有些人盛意拳拳來捐物，也有些人像這位男士，捐得隨意。小江說：「這個project有趣和artistic的地方，就在於某種偶然性。」

如果要為這段偶然性加上一個期限，檔案館希望是2046年。小江說：「當初偉大的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先生，對香港人的承諾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在九七回歸後）50年不變。」小土亦解釋：「到2046年後，可能有另一種變化。起碼之前50年，我們好像在框架和法律制約下，某種生活模式仍可繼續，雖然大家已覺得有些變化。」開放日結束時，檔案館藏品共約300多件，微細如在維園拾獲的木棉絮、印有音樂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標誌的貼紙等，都是香港的生活痕跡。

如林夕寫《最後的信仰》歌詞所說，「思想他人難偷取／靈魂內有信仰搶不去」。肉身和實物總可被綁被搶，但小江仍會選擇保存物件：「因我們的身份或生活習慣，都是被身邊的物件和環境所塑造出來的。」他記得去台灣讀藝術碩士時，電影《十年》（2015年尾）在港上映不久。戲中五個故事之一的《冬蟬》，拍主角用製作標本的形式，把終將消失的事物保存。「當時看，覺得是香港政治上的預言，表達了一種憂慮和恐懼。」小江說：「標本是原來有生命的東西死了，但百物館所做的不同，我們想將日常的、有歷史的或被擱置的物件重新激活，讓它重新進入大眾視線中，引發想像或討論。」

好厲害的難民營營長

「早幾天有一位好厲害！」小江回想芸芸捐贈者。「他一進來就說，自己做過一份很少人做的職業，是營長。當時我就猜，他是難民營營長。」果然猜對，那是年過七旬的梁顯明先生，自1979年在深水埗安置越南難民的「銀禧難民營」（下稱銀禧營），當營長兩年多。1975年越戰結束後，越南難民潮爆發。梁先生與小江想當年，大談營長的工作，又捐了一疊陳年舊信，全是難民由香港移居海外後，寫給他的感謝信。小江說：「我問了他很多次，這些信那麼珍貴，真捨得給我們嗎？他說自己留著沒什麼用，也帶不走，不如公開讓更多人看。」

那次梁先生捐信後不久，再到檔案館，送來關於銀禧營的剪報。老人家提起往事，興致勃勃：「全港可能不足十人做過營長，雖然工作辛苦，但經驗很特殊。」年輕時他讀過社工課程，曾於收容單親兒童的宿舍任職，輾轉當上營長。銀禧營能容納8000多名難民，他說：「8000多人，就有8000多個問題。例如營中天井位置，有電源可供煮食，他們卻愛在床上用火水爐（煤油爐），若生意外便慘了！」他笑說自己像個家長，常教育難民，甚至替他們調解家庭糾紛。

難怪難民給他的信，感激之情滿瀉。梁先生指，從西貢（胡志明市前身）來港的難民多是華僑，所以不少信都用中文寫的。有人在信中形容，銀禧營是「我們離開人間地獄後在自由世界中的第一個『家』」。 營中還有其他志願機構，為難民提供康樂活動、醫藥、教育等服務，相比當時世界其他地方的越南難民營，梁先生說：「香港對待難民非常人道。」封塵舊信記載了一段香港歷史，他寧捐不棄：「有些東西，不由你或我去衡量它的價值。它像種子，就看它落在哪裡。既然檔案館能收藏，那便好了。」

親人遺物見歷史

小江和小土眼見來捐百物的，真是百樣人，什麼年紀和職業都有。有人只捐物，不願多談，他們會尊重。也有人跟他們談上半天，印象深刻的一位，是人稱「二胡auntie」的社群藝術籌劃者梁以瑚。她與小土相識多年，今年73歲：「我已這把年紀，一直在收拾自己的東西，因我是個『收集狂』。近十多年，身邊所有親人去世，我都擔當『遺物處理師』。我很喜歡舊物，也喜歡說故事。」她把已故親阿姨的兩本相簿，連同一些攝於影樓的個人照，都捐給檔案館。

阿姨生於1910年代尾，從中國內地來港，終身未嫁。二胡auntie覺得，阿姨沒兒女承傳她的故事：「若不捐出來，他日我不在世，她的東西可能被丟掉，而我認為這是不應該的。因為任何物件，都有它的歷史和存在價值。」沙灘泳照、穿長衫的生活照、與辦公室外籍同事合照等，留有阿姨倩影。「她從封建主義的社會來到香港，在英華女學校接受西方教育，之後踏入新中國思維，經歷日佔時期。以單身女性來說，她的堅韌力很強，也沒放棄對美的追求，從她在相中的姿態、打扮和衣服布料，都可看到。」

小土看在眼裡，舊日罕見的獨立女性形象，今天仍令他讚嘆。二胡auntie說：「接收舊物的人，也應該對自己的歷史有所沉思。」檔案館收藏物件，一心為香港敍事。談到香港，二胡auntie說：「這是我生活和成長的地方。前路好像很黑暗，但總會找到光的。我作為老人家，會留在這裡，陪伴怕黑的小朋友。聖經有句話說，我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做人就應如此。」

高達的意義

捐贈者如二胡auntie和前營長梁先生，連人帶物，成為有血有肉的口述歷史。小土笑說，有些人反而沒想太多，捐贈是心血來潮。「例如有朋友拿了一個高達（日本經典動畫《機動戰士》系列主角）模型來。他不是高達迷，只不過曾在模型店工作，高達是老闆給他的。」他覺得神奇在捐者無心，看者有意，高達引起不少觀眾迴響。「有人說它勾起童年回憶，有人甚至覺得高達故事某些人物，很代表香港人現時的狀態。很有趣，即使沒預計物件有什麼意義，但意義忽然便產生出來。」

藏品一一放在黑盒，全是專門儲存菲林的防潮盒。開放日期間，觀眾要先從一份藏品列表選心水，再向小江提取物件，還要戴上白手套，才可拿在手中。一般人感覺陌生的程序，源自正規檔案館。小江解釋：「我去過倫敦的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經驗很深刻，通過這些程序，會令我們覺得物件很珍貴，需要好好保存。」唯一能跳過程序，觀眾一眼看到的，是牆上「香港百物檔案館」的字樣，由小江找著名手造招牌師傅歐陽昌製作，屬藏品之一。

大家都可以做百物館

檔案館在港出現前，2019年先在台北的藝術計劃空間「水谷藝術」，辦了首次開放日，那亦是小江的藝術碩士畢業作品。當時他尚未公開徵集物件，藏品多是他放假回港時，於地攤和小店搜購，如不鏽鋼蛋撻模、竹蒸籠等。畢業後返港，他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贊助，才再舉行開放日。現時小江租用迷你倉擺放藏品。雖閉門收藏，但仍像開放日時那樣，將一個個安放藏品的防潮盒，井然有序置於層架。「這樣方便提取，稍後計劃讓公眾繼續捐贈物件，先在網上預約，再約我出來交收，放進迷你倉。」日後會再辦開放日吧？否則徵集物件至2046年，卻不見天日，豈不成了時間囊？

他老實說：「會否再公開展示，辦專題展覽還是開放日，暫未有具體想法，因一切取決於有沒有場地和資助。至於迷你倉的費用，還未貴到我不能負擔。」藝術家也要謀生，日常為網媒拍製影片，不時兼職foodpanda外賣員，都是他的收入來源。好友小土會做文化活動的策劃工作，晚間職業則是保安員。小江說：「很有趣，開放日臨完結，有兩個人來到，問可否加入我們。」

他無任歡迎，亦沒深究對方背景，只知其中一位，是修讀創意媒體的大學生。「因為多了兩個朋友，所以現時百物館有個『義工工作小組』，小土都在內，大家不定期整理一下藏品資料。」還有好消息是，近日他有台灣朋友，打算替檔案館做網上展覽。小土覺得，檔案館雖人力物力有限，但重點是：「讓人明白這件事值得做，而且不一定由我們做，大家都可以做。」

「香港百物檔案館」的策展人黃宇鵬（左）與藝術家江耀榮（右）。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6月24日的《蘋果日報》（編號HKA-D0025）與2021年6月24日的《文匯報》（編號HKA-D0026）。攝：林振東/端傳媒

藝術家江耀榮與策展人黃宇鵬。攝：林振東/端傳媒

數位模型：盧亭（編號HKA- U0001）。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百物檔案館」的藝術家江耀榮。攝：林振東/端傳媒

越南難民感謝信及新聞報導（編號HKA-D0031）。攝：林振東/端傳媒

越南難民感謝信及新聞報導（編號HKA-D0031）。攝：林振東/端傳媒

黃楚華女士（二胡auntie已故阿姨）相簿（編號HKA-D0023）。攝：林振東/端傳媒

黃楚華女士（二胡auntie已故阿姨）相簿（編號HKA-D0023）。攝：林振東/端傳媒

1/100高達模型（編號HKA-O0097）。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百物檔案館」參觀者寫的觀後感。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百物檔案館」。攝：林振東/端傳媒

默念香港，抽出一張塔羅牌

記者 李慧筠｜2021-09-21

在數十呎的工作室裏，穿着黑色連身裙、頂着及肩長髮的Kate，把一疊痕跡斑駁的深藍色塔羅牌洗勻後，在桌子上從左到右劃出一個半圓。剛完成一天的占卜工作，她準備星期五全日做遙距線上占卜。數數手指，塔羅師Kate占卜12年認識的約100個熟客中，40個已經移民離港，10多個正在考慮或籌備中。

「我常常都會自嘲自己有一個神婆Database（數據庫）——神婆就是數據。」2019年，每逢周末便有示威浪潮，上門的客人亦不斷求問香港的命運：社會運動什麼時候完結？會不會有一些很大改變的決策出現？2020年，他們又問：香港日後還會是東方之珠，經濟繁榮嗎？

「有一個比較行內的黑色笑話：世界越亂，我們生意越好，」Kate說。人們來到塔羅師和卜卦師的桌前，挑牌、起卦，求問新時局下的前程、職途、庭審結果和戀愛抉擇。姑勿論是否相信塔羅卜卦，或占卜愛好者所說的「水瓶時代」，近年塔羅市集確是在香港逐漸冒起，各類占卜亦成為了一些年輕人的解憂娛樂，同時也是Slash族（斜槓族）的副業出路。

在塔羅牌義、宮位命盤之間，他們試圖在迷霧中尋求指引方向。一支卦、一張牌，至少仍是由自己的手挑選出來；占卜過後，他們相信至少仍有改變命途的可能。對他們來說，繪圖精緻的塔羅牌和時辰八字，坐在眼前的陌生人，一場一小時的對話，有時比強調理性的現實世界來得實在。

「死人冧樓」也要走

塔羅牌中有兩張牌，一張「塔」，一張「死神」，牌義比較負面，Kate戲稱這組合為「死人冧樓」。早些日子，一位媽媽上樓問卜，問要否不理老公反對，帶兒子移民，開出來就是「死人冧樓」。不久後，Kate收到她傳來訊息，「神婆，我上飛機了」。「那一刻我真的很衝擊，『死人冧樓』，為什麼還要上飛機？」

Kate的擔憂不只是因為占卜結果並不理想。問卜的半小時內，這位媽媽曾經談到對於兒子留港讀書的憂慮、和老公因政見產生的摩擦與分歧，但因為自己多年忙家務，沒有工作經驗也沒有積蓄，想帶兒子離開也不容易。Kate後來才知道，客人拿了老公的錢，接過剛放學的兒子，跟他說要去玩，便帶着兒子上飛機離港。現在母子投靠親戚，但找不到工作，旅費也快要見底。

猶豫去留的人們，有覺得社會限制了發展、想要闖蕩一下的畢業生，也有帶小孩的家庭，因為考慮下一代教育而計劃移民。隨着英國公佈BNO「5+1」方案、和加拿大開始救生艇等移民計劃，關於移民的問卜明顯增加。

「當然也是有活在另一個世界的人。無論世事變改，依然是問自己嫁不嫁得出，其實都很多。」Kate記得，2019年8月31日警察進入太子地鐵站無差別追打乘客後，翌日開業的第一個客人，問自己和男朋友之間是不是出現第三者。「那一下我就覺得：好吧，現實是這樣的。」

Kate正式開業時值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社會氣氛相對平靜，客人的問題圍繞個人生活居多，舉凡跳槽和薪酬，置業和婚姻，「是風平浪靜的時候。」這種情況維持了數年，「2019年上半年大家仍在問，幾時去旅行比較好？我年末去瑞士，想知道安不安全、會不會斷腳、飛機會不會delay。」她說，「六年前開業的時候，來問移民的客人一年可能一兩隻手指能夠數得完。」

塔羅文化主要分為馬賽塔羅（Marseilles Tarot）、偉特塔羅（Rider-Waite Tarot）和托特塔羅（Thoth Tarot）三類，Kate專長是偉特塔羅，這是她中學時向油麻地廟街的一位塔羅師學成而來的。現在仍然位於油麻地停車場旁空地的算命街，搭起一個個紅色帳篷，坐在其中的老師傅點起大黃光燈，為背向途人的問卜者睇相塔羅，看時辰八字。

算命街的歷史，可追溯至殖民時期。1861年，英國人正式佔據尖沙咀一帶，當地華人遷移到油麻地，在碼頭附近聚集生活，榕樹頭逐漸衍生出市集、賣物等攤檔，人們下班後常去湊熱鬧。有碼頭便有廟宇，船員常到天后廟拜神，信眾上香、求籤，解籤檔應運而生，是平民的娛樂之一。時代更替，香港人除了測字、靈雀占卜和睇相，也開始探索新的占卜形式。

在香港，「占卜」和「塔羅」的搜尋熱度在過去五年呈上升趨勢。深水埗有塔羅師經營的咖啡店，也有店舖辦假日塔羅；社交平台Instagram裏，不少人開設專職占卜的帳戶，收費由免費至數百港幣不等，為陌生人預測前程；Facebook專頁「星座迷因」大受歡迎，不少人借帖子標籤朋友，或跟情人開玩笑。一些分析指出，網絡和近年興起的Meme（迷因），加速了占卜資訊的傳播。

探索自我的「水瓶時代」

每天晚上睡覺前，黃子豪都會為明天翻一張塔羅牌。他說，這除了是對占卜的好奇，也是一種發掘生活中偶然和巧合的趣味。有天他工作累透，抽到「寶劍十」，牌中的人背上插滿十把利劍。他翻出訪問前一晚抽出的「戰車」牌，上面有一黑一白的獅身人面像，問來訪的記者：「你看這像不像你身上的黑白色衣服？」

「是一種生活的預示吧，也會對明天的生活有所期待。」早前因為戀情遇阻滯，黃子豪開始接觸占星，追蹤閱讀一個著名占星師的分析文章，也問了一次自己的前景。結果出來，他覺得頗準確，便花錢上占星班、塔羅班，床頭逐漸堆起畫滿彩色圖騰的塔羅書、占星流年工具書。

最近黃子豪在電話儲起了一堆好友的星圖，偶爾也會替他們抽塔羅牌看過去、現在和未來。相比他身邊情緒不穩的好友，他雖然覺得自己比較淡定，是個「煮到埋嚟就食」的人，但2019年也目睹過社會種種衝擊景象，學習占星讓他更加平靜，「占星是一個定數、恆星的軌跡，你在軌跡中找一個走得舒服點、容易點的方向。」

根據IBIS World的行業分析，形而上的心理服務如睇掌、占星等，在美國並不像其他服務行業遭受疫情的打擊，「更多人在不穩定的時代下尋求建議」。

定期舉辦不同文創市集的「集Hub市集」7月公開了一則市集檔主招募。這次「身心靈」主題異常地受到歡迎，當天下午，他們收到的報名人數已經超過原訂的100檔限額，需要挑選檔主了。這次是他們第二次舉辦同類型的市集，廣招塔羅師、能量治療等探究靈性事物的檔主，也包括水晶、健康食品等檔攤。在「集Hub市集」負責營運和市場策劃的Sumio和Sabrina說，報名的速度，「相對其他類型市集快一倍。」

他們發現，不只塔羅，中式算命、天使卡、阿卡西等的占卜文化亦很受歡迎。Sumio覺得，這種現象或許跟社會上充斥着負面情緒相關，像疫情下失業和轉行的問題，而因為無法出境旅行，人們也會多逛本地市集，「現在偏向照顧自己的內在，inner peace成為了趨勢。」

按占星者的說法，我們現在走進了探索自我的「水瓶時代」(The Aquarian Age)。

記者占的卦：占不到香港

坐在黑夜中的維多利亞公園，梁嘉麗打開背包，左臂上日和月更替的紋身，在燈光下顯得線條柔和。她在湖水綠色小袋中倒出一粒十二面的金骰，骰上每一面是一個時辰。拋出丑時，她跟着記者的時辰八字翻查電話上的十二個宮位，又在筆記上找相應的生肖表、四化表，嘗試在金、木、水、火、土的星型環迴中，找出指引方向。

「很多人問我可否占香港，問會不會一直差下去？」她擺擺手說，「占不到的，林鄭問香港就可以，劉皇發問新界就準，要由有資格、有權力的人去問。」

既然如此，她還是着眼於個人生命的小事情；一如她以往寫的人物訪問。

梁嘉麗在《蘋果日報》港聞專題版工作約3年多，現在是一名獨立記者，去年她開始學習卜卦和紫微斗數，以前者看事件的發展，以後者看個人的命盤。「2019年下半年，令你覺得很多事你掌握不到，你掌握不到。於是趨向找其他解釋的方法，真的開始懷疑人生，人生點走呢？不如學紫微斗數，看看自己怎樣走吧。」

新手上路的她，在假日市集擺過卜卦檔，偶爾會請客人上門問卜聊天，要不便流連咖啡店、公園開卦，均是自由定價。她接觸的客人，感情、事業煩惱不計其數，亦有不少年輕人在疫情下很沉悶，問及創業的前景。

今年5月開始，移民問題排山倒海而來，在梁嘉麗學習的紫微斗數中，移民牽涉命盤中的遷移宮。自己想要移民，但老婆不想，怎樣說服老婆？又有不打算移民的男性友人，他在大陸出生的女朋友和家人都希望他盡快結婚，離港生活，怕他老了不利生兒育女，否則便要分手。「不捨得女友，但又逼得很緊，」怎麼取捨？

越洋過海前要賣樓，到埗後要找工作，抉擇的憂慮在人們腦中炸開。梁嘉麗總安慰猶豫的人，這時局下要更加靈活和流動，「不要緊，你就試試，適應不到就回來嘛。你是流動的，去哪裏都可以，他們當下便紓解了心理壓力。」

不論塔羅師或占卦師，她說，「很多時像個樹洞。」這樣的安慰有時也會失效，曾經有客人有朋友因為社會運動的訴訟在身，還柙多時，他問怎樣才能幫到朋友？卦沒有給出答案，「就有些愛莫能助。」

不安感無孔不入，累積到一定程度，終以一條問題的形式，反照出最脆弱的內心深處。梁嘉麗發覺，很多求問者都不得不重新選擇人生的新方向。最近她當通識老師的朋友決心離港，捨棄本業，他日人在異地不知道該如何，前來問卦。梁嘉麗建議他再試試教育工作，或者可在YouTube教授香港史，「他說可以考慮，真沒想過。」

學師不久，梁嘉麗感受最深的，是人們其實一生沒花過太多心力了解自己。「30歲要結婚、35歲要生仔，要做爸爸、媽媽，但其實不理解自己根本不是這種人。很多人為什麼困惑、痛苦，是源自對自己的不理解。」占卜在她心中的意義所在，恰好是找出自己的趨勢，「社會只是給了你ABCDE的選擇，當他了解到自己需要什麼，便有勇氣去走J、走H的路。」

「我想2019年的轉捩點，是令很多人反思世界發生什麼事，香港發生什麼事，我在發生什麼事？這是對很多人的人生衝撃。」這也包括了她自己。自從《蘋果日報》在今年6月結束營運後，她跌入了新聞行業崩盤的命途中。

《蘋果日報》倒閉之前，她曾為《蘋果》和自己卜卦。她以《蘋果》創刊的時辰八字起卦，心中默想，《蘋果》能捱過7月1日嗎？「過不到。」至於她自己那支卦，工作宮死了，但卦象顯示情況對她而言是好的，梁嘉麗當時還沒想明白這支卦的意思。6月，報館瀰漫着恐懼，很多同事憂愁地找她占卜，思慮之後找工作、移民，或是被捕的可能性。看着同事，她選擇留下來，直至《蘋果》倒閉的一天。

現在回想，梁嘉麗終究領略到卦的意思，「跟同事撐到最後有種革命情感吧。」她慶幸沒有早早遞信辭職，在《蘋果》印刷廠看着最後一紙付梓的景象。《蘋果》的命數到此為止，但梁嘉麗沒有停下來，她建立了Facebook專頁和Patreon帳號，嘗試走獨立記者的路，同時以占卜等副業幫補收入，「原來Facebook的觸及率是很複雜的！我以前做最老土的報紙專題，也要慢慢摸索一下。」

其實她很少為自己卜卦，「我有個信念，無論如何都要做一件事的話，我就不卜了。開Facebook page報導都有危險，有沒有為自己卜卦？沒有，我死都要開。朗天說的，不疑不卜。」

社工的塔羅：治癒的「命運之輪」

「難聽點說，我覺得塔羅是一個幌子。它是一個前菜而不是主菜。」坐在餐廳，阿彥戳了戳杯中的檸檬片。

阿彥是剛畢業的社工，今年20多歲。一次，阿彥在旺角的咖啡店接觸到塔羅，覺得解牌過程很有趣，自己也可以做到，於是開始學習塔羅，閒時替朋友開牌。開牌以來，除卻戀愛問題，很多人求問自己的人生規劃。

「他們很多時都不知道自己的路向。有人問我要不要去報名做一件事，做足準備還是來問，很沒信心，其實他是需要支持和自我肯定，」他說，「可能大環境難找工作，或者讀完書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有些可能想去台灣，會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之所以視塔羅為幌子，因為阿彥覺得塔羅的真正主菜，是讓問卜者在過程中透過發問認識自己，「看看他的需要是什麼，幫他們肯定自己」。

這聽起來跟他的社工本業有點相像，諷刺的卻是，他覺得自己的正職，並不能做到他讀書時想像般，替別人解決問題。社會氣氛肅殺，加上以前諸如社工通報學生私事給老師、甚至報警等事件，使人們開始對體制中的社工失去信任，「有時我甚至不想跟別人說我是社工。不只社工，人和人之間已沒有信任的bonding。」

阿彥感受到比他年輕的人明顯跟自己保持距離，沮喪於制度或多或少影響了彼此的信任，「原本我以為社工可以做到支援角色，但實際上很多限制：政策、機構背景、學校。」

有時他甚至想，社工崗位無法做到的事，在塔羅的過程中補償那麼了一點點——因為在開牌的過程中，他和對方都是一個普通人，沒有身份也沒有顧慮，「雖然工作性質差很遠，但會想找位置滿足自己……」

最近，阿彥認識了另一個接觸塔羅比他更長時間的網友梓翎，閒時會見見面，聊塔羅。梓翎今年20多歲，束長黑髮、穿時尚的牛仔褲，是傳理系學生。她小學時已經留意星座運程，但正式接觸塔羅，是因為在2019年失戀了。她在Instagram看過一些網上占卜，也曾花錢向塔羅師求問，最近一年，她跟師傅學習，收朋友一杯珍珠奶茶、一頓飯的錢，為他們開牌。她又去學習了靈擺、頌砵等等的靈性體驗，也接觸靜觀瑜伽和精神健康急救。

梓翎說，或許一般人覺得跟社工或心理學家有距離，但一個遠離自身朋友圈的塔羅師，感覺較容易溝通。每次跟朋友占卜，從愛情、事業談到社會，她都覺得是一次心靈治癒，「一傾就很多淚水」。解牌後，她往往花一兩個小時聊天，或擁抱一下對方。

有次她替一位女性朋友塔羅，開始之前，梓翎請她先深呼吸放鬆，到提問的時刻，她想要查問自己的去向，氣氛凝重起來。「解釋牌面後，她說想跟我談談，留在香港抑或台灣，說着說着就開始哭。她真的很迷惘，覺得留在香港有可做的事，但她曾經去過警署又怕影響家人，一直以來獨自煩惱了很久，而男朋友也正在煩同一件事。」

因為塔羅，梓翎看到了朋友從沒在人前展現過的情緒，「我好多謝我懂得塔羅，原來我可以去幫忙解決一個這麼大的問題。」她說，「我們不會經歷一模一樣的東西，但有時候在塔羅中會覺得見到自己，可能我曾經歷過類似的狀態。既然他信任我，我就要好好照顧他。」

阿彥說，塔羅牌中有一張「命運之輪」，他理解為「某些事情是你能力範圍外，你要學會接受」。以前的他可不認同這種說法，在感情、事業或更大的公共事務上，「因為我正是要make changes的人」。時局動盪，他執着於社工能做到的事，每當身邊朋友說現在做不到什麼，他總覺得很不舒服，覺得「調整自己」、「努力休息」本質上都是語言藝術，「我是電力未去到0％也不會停的人。」

他也很想弄清楚社工在國安法下工作的界線，社工責任和法律界線之間的衝突，自2019年反修例運動開始困擾着他，「到底要不要站出來？站出來是否合法？當有些人自發站出來，代價是他要自己衡量風險。我們沒有保障之餘亦很辛苦。」

對梓翎和阿彥來說，占卜不是宿命論，而是在命運中找出指引的方向，占出的建議比結果更重要。每次開牌前，阿彥都會先跟客人說，最好已有一些方向才找他，而不是完全依賴塔羅做決定，「做決定的始終是人。」

說到底，他們仍然相信自主改變的可能，阿彥也透過塔羅牌想闊了一點，放鬆了一點。最近，他參加線上靜觀課，下課後一小時才發現自己睡着了，「休息時才發現，原來自己真的很累。」

我們的功課

12年了，Kate自覺陪伴了很多客人成長。電話不時彈出客人的訊息通知，告訴她自己剛畢業，或是最近拍拖、轉工、結婚了，也有家人患重病的消息。「生命只有一條，我無法全部經驗一次， 在客人身上聽到不同故事是一種樂趣。」

雙手離開塔羅的桌上，她回到家中，會盡量從客人的故事中抽離，回歸一個閒時寫寫日本動漫的普通人。最近，她的哥哥帶同妻兒移民了，她也想過離開，但是終究選擇留下來，「無論你對它有什麼不滿，人們不懂得擔遮、坐升降機沒有禮貌，它也始終是你的家。 在銅鑼灣食飯，在黃金（廣場）等是很親切的事，離開了香港，所有東西都是全新的。」

她也有無法忘記的故事，「耿耿於懷，他將來會怎樣？例如有客人被判暴動罪，要坐3年8個月。這個數字從此對我意義不一樣。」也有中年父母上門求問兒子案件的結果，她說，「我也只能跟自己說，我只可以在這張塔羅桌上幫到他們，給他們意見。」

剛剛學師的時候，Kate只是個中學生，因為媽媽癌症病重，一個師姐提議她去試玩塔羅牌。她走到油麻地廟街的一個檔口，向後來的塔羅師傅問了人生中第一條占卜問題——在媽媽離開人世之前，我有什麼可以滿足她、幫助她？師傅看看塔羅牌，再看一看她，問她多大後，只着她專心考試，不要多想。會考期間，媽媽去世了。

塔羅牌主牌共22張，以「愚人」為起源，愚人在牌中手執鮮花，在懸崖邊面向陽光，卻不見懼色。接下來的牌，男男女女一時高舉寶劍指向天際，一時手執水瓶彎腰向湖中澆水，「戀人」、「正義」、「節制」、「審判」，最後終結於「世界」牌。在塔羅師眼中，這是一趟生命的歷程。

「我有時會提醒自己，客人和當年的自己一樣，一定是很迷失才會出現。」她說。

「就像你搭一架巴士，終點是去某個地方。但中間有變數，可能會塞車、很多人客，也可能沒人客。又或者它是紅Van，可以隨時變換路線，但終點始終在那裏。」黃子豪說，占星看的是宏觀星盤，命途的終點不變，但也非沒有轉換的可能，「有人見到前面塞車就落車，去搭另一架。」

「莫問蒼生問星辰，蒼生解決不到的事就問星辰吧。」他說，最近占卜愛好者常說香港在某某年分會變好，「雖然是空口說白話，但有生之年，有個希望會見到好的香港出現……那就捱下去囉。」

梁嘉麗常常掛在嘴邊說，各人有各自「個人的功課」，「如果在盤或在卦，可以使一個人把執着30年的事，放低一點，這個才是功德。」

去年，她跟拍拖十多年的情人分手之際，碰上《蘋果日報》報館被國安處搜查的時刻。她直覺跌至谷底，想起年初看過卜卦師傅，似乎說中了這些低潮期，機緣巧合下便跑去學卜卦。遇到客人分享感情事、家事，抒發過後，她也喜歡講講自己，「我今年差不多40歲，人生閱歷在卜卦時很重要。」這樣一來，個人的、孤獨的功課，就變成了「我們的功課」，「這樣跟客人建立關係，其實我是跟所有人一同成長。」

晚上，她一個人坐巴士回家，途中經過中環、金鐘、灣仔到東區走廊，一邊忍不住不斷哭。想到了以前情人反對她在《蘋果》當記者，彼此價值觀不盡相同。「我在巴士上看見所有那些抗爭的場景，那一刻覺得，其實我知道有什麼對我來說是重要，什麼不重要。」

「生命原來有另外一個完全真正的轉向，」她說。

（尊重受訪者意願，黃子豪、梓翎、阿彥為化名。端傳媒實習記者盧彥妤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插畫：Wilson Tsang

塔羅師Kate。攝：林振東/端傳媒

黃子豪正在解說塔羅牌。攝：林振東/端傳媒

梁嘉麗在維多利亞公園。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6月18日，蘋果日報印刷廠。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9月20日，觀塘一個閉路電視。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7月29日，香港國際機場有不少人乘機離港赴英，親屬朋友送機後離開。攝：林振東/端傳媒

塔羅師Kate的工作室。攝：林振東/端傳媒

梁嘉麗學習紫微斗數十二宮位的筆記。攝：林振東/端傳媒

壓抑下的激情：今日的香港人抱著什麼心情看奧運？

記者 莊誠靜｜2021-08-07

東京奧運會步入尾聲，香港代表隊至今表現超卓，為港奪得歷來最好的「一金兩銀三銅」佳績。當中雖有爭議事件冒起，但運動員們在比賽時的拼搏精神還是感染了一眾香港人，為近年社會氣氛低迷的香港，帶來正面的刺激。

香港健兒陸續凱旋歸來，香港人又如何看這場奧運，如何回應這一路的跌宕起伏？端傳媒採訪了五位不同背景的香港人，詢問他們當下的所思所想。在東奧面前，這群思想不一的香港人大多有著難得的共通點，就是大家心裏想的，始終是「We Are Hong Kong」。

前體育記者阿牧：「運動員說的每一句，香港人現在都能投入和共鳴。」

80後的阿牧，曾經因工作需要，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現場看過比賽。他慨嘆，以前只是在看好戲，現在的他，更樂於看中國「如何輸」。

阿牧對京奧並不反感，因為就像在參加一場大型嘉年華，他更直言有點過癮。當年整個北京都是自各地而來的志願者，街頭巷尾都有不同的社區部長值勤。

京奧的馬術比賽選址於香港進行，令阿牧有種與奧運距離很近的感覺，但以前的他，還是沒有特別投入奧運，通常只留意看得懂玩法的比賽，甚至只看決賽。

到了本屆東京奧運會，阿牧人不在現場了，對於觀賽，他卻變得毫不挑剔。「只要有香港運動員，我就『汁都撈埋』（香港俗語，意為照單全收）地觀看比賽。」他說。

「像個人形比賽，其實我就完全看不明白。」阿牧爽朗地笑了出來。港隊代表劉慕裳的這面女子空手道個人形銅牌，可能讓不諳空手道的香港人看得有點糊塗。有網民甚至表示，最初還想這銅牌戰的熱身環節竟然如此激烈，沒想到裁判突然就判了劉慕裳勝——觀眾以為的熱身環節，原來正是比賽高潮。

不過阿牧覺得，他之所以能更投入這屆東京奧運，「未必只是因為張家朗奪金，更重要的可能是香港運動員背後的體育精神感染了今年的觀眾。」

他認為，香港人時刻追求的速度與經濟效益，與體育訓練裏「要挨很多年才能贏」的心態格格不入。卻又不知從何時開始，這種精神逐漸植根在港人心中，化為一道既虛又實的共鳴。

阿牧沒有說穿，但他想起了曾經那個沒有腥風血雨，一切如常的香港。

「那些政治事件還沒發生時，香港人的精神除了與金錢掛勾外，根本就是一見到不對路的事，就跑。吃飯要快，生活要快，賺錢更要快——這些才是很香港的東西。」

運動員生涯要求多年的訓練，當中必須具備能夠面對多次失敗的心理準備，那種韌性和堅持，都使阿牧由衷相信，「運動員說的每一句，香港人現在都能投入和共鳴。」

惟政治之手最後也伸進了奧運代表隊中，先有伍家朗的球衣風波，後又有乒乓球運動員被指立場親建制而受到網民批評。阿牧覺得，若要以不應阻礙運動員作賽的基準去衡量伍家朗事件時，那麼對其他運動員，不論其立場背景，觀眾都理應給予同樣程度的尊重。

阿牧又認為，奧運會對香港體育界尤其重要，只因這是一個能有效推廣運動品項和其發展性的平台。能帶動一些冷門運動之餘，亦能消除家長們對新型運動項目的偏見。

他笑言：「以前誰會料到滑板也能成為今日奧運項目的新星？香港家長一看見滑板就頭痛，心想這只是專屬邊緣青年和上不了檯面的活動。」

阿牧覺得，奧運會所涵蓋的運動，其實也是香港家長為子女安排興趣班的指標之一。而增加這些興趣班的需求後，能養活的是背後的教練，相當於為體育界創造更多工作機會。阿牧覺得大家要把言語上支持轉化為實質的行動，為運動員尋覓更多機會，才能給予他們實質的收入，以支援長期發展。

「如此一來，每個香港運動員不一定只要追求奪金，他日也能繼續從事自己有興趣的職業。金牌每屆只有一人能得，但其他曾經為此付出血汗的運動員，也理應得到退役後的生活保障。」

大學生林同學：「為了要看張家朗的劍擊準決賽，我緊張得飯都吃不下。」

20出頭的林同學趁這天放假，特意留在家中觀看奧運男子花劍個人賽直播。他從小已著迷於節奏明快的比賽，但對於劍擊比賽，林同學坦承，「自己其實也是在東奧才首次留意到。」

這屆奧運的香港播映權被港府買下，分配給五家免費電視台，意外造成百花齊放的局面。以前林同學不看劍擊，反而常看乒乓球、跳水等中國隊精英雲集的「熱門」比賽，主因是奧運劍擊項目以往不太受主流電視台青睞之餘，在香港也屬較冷門的精英運動。不過今屆香港代表張家朗在個人賽中表現出色、更在劣勢之下反敗為勝，成功引起香港人注意。

「特別是當你看著張家朗一步一步晉級，到後來甚至一直在破香港的紀錄，就真的很想去不斷支持這個人。」

林同學憶述，本屆奧運最深刻的賽事，當數7月26日下午舉辦的男子花劍八強賽。眼見張家朗在準決賽中力挫來自俄羅斯的勁敵保路達捷夫（Kirill Borodachev），張於八強賽尾段連取6分，反追至以15:14的一分差險勝對手。比賽過程不止劍手，就連觀眾，也是一秒都不敢鬆懈。

傍晚的四強賽事，碰巧撞上了林家的晚飯時段。一般香港人習慣了「電視配飯」，他卻是緊張得連飯都吃不下，「觀賽時真的激動得放下了手中捧住的那碗飯，偏要確保張家朗贏了比賽，我才肯乖乖坐回飯桌前。」

四強賽事結束，張家朗殺入決賽，林同學卻更坐不住，匆匆吃完晚飯，便約了幾個朋友，飛奔到離家最近的觀塘APM商場看決賽。

東奧期間，許多港人聚集在大型商場內為運動員打氣，當中以觀塘區APM廣場的氣氛最為熱烈。林同學到商場時，UG層、地下及一樓等所有能夠觀看大電視的樓層都站滿了人；當張家朗在決賽出場時，商場圍觀的市民不斷拍手叫好，中場休息時更會齊聲高叫「We Are Hong Kong！」的口號。

大家都在以熱切的眼神關注著這場香港隊的重大賽事。和友人靠在商場欄杆前觀看直播的林同學自然也樂在其中，身旁偶爾會有人跳起來，林同學彷彿誤闖了一場大型派對。

「最記得的是在張家朗奪金後，商場裏不知道誰真的開了一瓶香檳去慶祝，地下甚至有一道道香檳酒漬。」

林同學回想起當晚的狀況，突然十分慶幸自己能見證到香港自主權移交後得到的第一面夏季奧運金牌。他由衷覺得這是一件值得港人自豪的大事。

但林同學一行人，最後也趕在頒獎儀式開始前離去。他擔心現場觀眾可能會在播放國歌時發出噓聲，令自己有被捕風險，興許也是因為，林同學覺得這些行為沒有實際意義。

「其實我對升中國旗、奏國歌沒有太大感覺，因為我知道贏了比賽的是香港人，這面金牌最後也會落到香港手中——所以我並不在乎這些表面儀式。」

文職李小姐：「最重要是對這些香港運動員公平，但現在明顯對他們不公。」

「現在我覺得他們做的事，是猶如捏死一隻螞蟻般，輕易摧毀掉一個世界級羽毛球選手的職業生涯最高點。」

長髮及肩的李小姐，穿著合身的藍色上衣，言談間偶爾摻雜一些英文。

當大伙兒都在為劍擊界張家朗奪金而高興時，任文職的李小姐卻忍不住為另一個家朗——被列為奧運男單比賽8號種子的羽毛球好手伍家朗打抱不平。她說得起勁，渾然不覺大螢幕中直播的乒乓球比賽快要結束。

香港代表伍家朗因未獲球衣商贊助，選擇以自行印字的Lululemon黑色球衣作賽，卻被捲入一場政治風波。民建聯成員、中學教師穆家駿突在其社交平台上「強烈譴責」伍穿著沒區旗的球衣出賽。結果伍再次上場時，換上了由FILA贊助，並配有區徽的綠白色球衣。

伍家朗在與危地馬拉選手對戰的分組賽中遺憾止步。事後，有網民發現伍家朗身穿的新球衣與FILA所售之網球T恤相似，故認為可能因球衣材質不同，吸汗速度不一，導致選手最終表現受到影響。

「我自己也有打網球的習慣，一想到伍家朗就覺得十分可惜。」李小姐感歎，這屆觀賞奧運的氣氛雖好，但每當運動員們在前方奮力拼搏，不斷以喜訊來為香港增添朝氣時，背後卻總有一批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這場國際體壇盛事，誓要將無關痛癢的小事發酵成一宗政治事件。

「怎麼可能讓運動員在重大比賽時仍然衣不稱身？整件事的最大問題是對伍家朗公平嗎？合理嗎？Of course not！」李小姐認為，香港的社會氣氛難得在這一兩年間逐漸平復、沉澱下來，卻總有一羣人在興風作浪。「令人討厭！」她又道。

李小姐認為，「黑衣事件」大大影響了伍家朗的表現，一想到伍家朗在穿上新球衣時不自然的動作和神情，她便為此感到憤怒不已。李小姐有點沒好氣地回道，希望民建聯的穆家俊在提出質疑時，先查閱清楚所有相關文件，而不是在旁煽風點火，硬要生一番事端出來。

她甚至大嘆，「若非這場意外，香港此刻可能又會多添一面獎牌。」

李小姐覺得，所有人都應優先考慮運動員和給予他們最基本的尊重。她不忿地說道，一眾高官不愁沒有贊助商供應的衣服穿時，旗下的運動員卻是連替換用的衣服都可能欠奉。

「這屆奧運真的很可惜，一個家朗是世界最叻（棒），另一個家朗就好像被人硬生生DQ（取消資格）掉。」

她最後又悄悄嘆了口氣，「其實他（伍家朗）真的很叻。」

80後設計師Frankie：「這屆就是一定要支持香港隊，要撐自己人。」

本不熱衷於追看體壇盛事的Frankie，今年趁港人追看東奧的熱潮興起，又為了支持一眾香港健兒，特意來到奧海城（香港其中一所轉播奧運的大型商場）觀看比賽。衣裝輕便的他，盤坐在中庭位置的假草地上，接受了端傳媒記者的採訪。

近年香港雖然經歷了很多不如意之事，但Frankie覺得，撇清所有大環境因素後，收看奧運始終還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背後還要歸功於這些優秀的香港運動員，及他們在場上突出的表現。 「香港作為一個亞洲地區，老實說我們的體魄絕非特別出色。而港隊成員能夠取得奧運資格，甚至擠身決賽，本來已是件十分光榮的事，更何況本屆陸續有選手贏得獎牌。」「我至今都覺得這是件很神奇的事，真的。」他又特意提及為香港奪得兩面銀牌、有愛爾蘭血統的游泳女將何詩蓓，感激女飛魚代表香港比賽。「還要謝謝她選擇了香港人這個身份，為我們爭光。」

Frankie選擇以行動來表達對他們的感激之情。時值香港乒乓球女子隊杜凱琹、李皓晴及蘇慧音出戰團體賽4強，香港隊正苦戰日本代表伊藤美誠、石川佳純及平野美宇，雖然Frankie已在奧海城看了一個下午的直播，但每每港隊得分，他都是最先拍手叫好的人之一。

Frankie的雙手時而輕輕搖晃著商場派發的綠色橫幅，上面寫的是「齊撐運動員」五字。

「這屆就是一定要支持香港隊，要撐自己人。」不過，他亦沒有吝嗇對其他國家代表隊的鼓勵與支持，比如他甚為欣賞本屆東道主日本選手在滑板、乒乓球項目上的表現。

Frankie笑說，他觀看比賽的準則一律都是「好看就看」。不過當被問到有否留意中國女排比賽時，他卻有點不好意思地搔了搔頭。

「以前其實也會看。近年嘛，就不用多提了吧。」

「大環境因素、大環境因素。」他輕輕笑道。

資深奧運觀眾趙先生：「你去了，就代表你支持香港政府。要麼你就不比賽。」

作為奧運會的忠實擁躉，趙先生獨自一人站在商場大屏幕前，身子微躬的他正在津津有味地觀看男子200米跑的決賽直播。

年近七十的趙先生表示，他幾乎每屆都有追看奧運，「數不清有多少屆，反正我也看到老了。」他本來以為由於疫情關係，大家會沒了觀賞和討論的興致，卻沒料到一家人到了晚上亦會聚在電視前，後輩甚至不斷觀看比賽重播。然而他覺得要談氣氛，今屆自是及不上2008年，在自己國家舉行的北京奧運會那麼熱鬧。

當談起這屆香港選手，趙先生可謂如數家珍，興奮不已。「劍擊比賽很刺激，何詩蓓游泳、乒乓球三女的賽事也很好看。」他亦補充道，他份外期待「單車女神」李慧詩的表現。至於今屆中國國家隊於女子排球比賽中表現平平，他語氣則略帶婉惜：「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畢竟過去的疫情、水災等都可能影響球員的訓練和臨場表現。」

這樣的一個資深觀眾，對香港羽毛球代表伍家朗在奧運比賽的球衣爭議又怎麼看？

「這些都是奧委會的出錯，當然不能怪責選手啦，也不能怪提出來的人。隨便你要（印上）區旗、國旗，總之委員會就該安排清一色的制服予選手。」

趙先生補充，他覺得事件的責任既不在對球衣提出質疑的民建聯成員穆家俊，更不在球手伍家朗身上。「這個怪不得誰。這件事是領導有問題。你做領導，怎能容許制服的這邊多一塊，那邊缺一塊呢？」

趙先生狠批委員會在球衣爭議上處理不當，而面對香港社會分作不同派別，運動員的政見可能不一的問題，他起初顯得淡然，「總之都係代表香港出去（比賽）就ok啦。」

但當被問到運動員能否有自己的公開政治取態時，自言沒有留意運動員私下立場的趙先生，語氣卻漸漸激動起來。

「你（運動員）要表甚麼態呢？你現在打政府的工，吃政府的飯，代表香港出外比賽⋯⋯如果運動員在政治方面有問題，那就不要去比賽吧。」

「你去了比賽，就代表你支持香港政府。要麼你就不比賽。」

他強調，大家都是中國人，理應要支持自己的政府。

趙先生最後嘆道，「能去比賽的，大家都辛苦練習過，當然要去比賽吧？你又何苦要談政治呢？現在談政治，還有甚麼著數呢？你遲早都是要回來『搵食』的。」

2021年7月30日，何詩蓓於女子100米自由式奪得銀牌，大批市民到觀塘apm商場觀看賽事。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8月6日，香港選手李慧詩在東京奧運出戰女子單車爭先賽，市民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觀戰。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7月26日，東京奧運，香港花劍代表張家朗在16強賽事中擊敗意大利對手Alessio Foconi激動慶祝。攝：Andrew Medichini/AP/達志影像

2021年7月30日，何詩蓓於女子100米自由式奪得銀牌，觀塘apm商場人頭湧湧。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7月24日年東京奧運會，羽毛球男單小組賽香港隊伍家朗。攝：Leonhard Foeger/Reuters/達志影像

2021年7月30日，大批市民到觀塘apm商場觀看賽事，現場有橙色衫的男子在場揮舞香港區旗。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8月5日，香港選手劉慕裳在奧運女子空手道個人形奪得銅牌，市民在奧海城觀戰。攝：林振東/端傳媒

走出仇恨、哀痛與愧疚：高壓時代，香港人如何情緒自救？

特約撰稿人 吳世寧｜2021-07-14

去年六四，Ray參加一個正念共修工作坊的分享時，突然崩潰大哭。他想起1989年，父母帶著年幼的自己去維園，買了一個民主女神像，現在父母已經不太關心民主進程；現在，他因為反修例運動被起訴，案件即將開庭，內心充滿憂慮。

「好像山洪爆發一樣，」Ray說。今年六四，燭光晚會再被警方禁止，他特意避開維園現場，在家點燃蠟燭，平靜悼念。「我現在更懂得放下執著。」過去兩年，他經歷巨大的情緒創傷，患上抑鬱症和焦慮症，走過一段艱辛的自救過程。

過去兩年香港大地震，反修例運動發展成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社運，觸發巨大管治危機，北京和港府隨後以通過港區國安法和全面整頓來處理民意。社會急劇轉變，不少市民情緒翻攪，卻似乎沒有一個傾倒的出口。

香港心理衛生會於2020年進行全港抑鬱指數調查，收集1366份問卷，發現23%的受訪者抑鬱情況達到需要關注級別，而首三個最讓港人受困擾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及社會動盪、疫情以及與家人關係。另外，權威醫學期刊《刺針》於2020年發表由香港大學進行的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結果，顯示2019年9月至11月期間，22%港人疑似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遺症。

向外求索不得，有人選擇走進內心，開始一段段面對仇恨、憤怒、哀傷、悔恨的向心旅程。我們採訪了幾個平常香港人，以及數個致力於情緒健康的平台，探索在面對種種社會和個人問題的輾壓之時，人們怎樣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式，活下去。

每日絕望之時，來一場靜觀

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時，Chloe每一天都在社交媒體上滑動，掀過一頁頁怒罵、憤恨、哀痛。當時她決定每天靜觀半小時，自拍縮時影片放上Instagram Story，挑戰維持一星期，行動雖微小，起碼讓朋友滑stories時，有一刻寧靜。

Chloe廿多歲，在大學任職文員，她的人生沒有高低跌宕的經歷，僅偶爾在個人生活上遇到小挫折，近年則因為政治氣壓而感到難過。

最近，她一個朋友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到那一刻，就覺得國安法其實好近。」Chloe說，得知消息那天，她在上班，突然陷入深沉的絕望，胸口翳悶。她嘗試做一個靜觀練習，幫自己穩住心神。

過去兩年多，靜觀作為一種修練，為她增加了一些生活勇氣。靜觀，英文為“Mindfulness”，是近年流行的心靈練習，練習者需集中注意力，留意呼吸或身體反應，培養專注力及覺察力；靜觀期間，如果偶爾分心，只須觀察腦中念頭，溫柔提醒自己再覺察呼吸或身體反應，無須批判。在靜觀界看來，現代人的身體和情緒反應，很多時候就像長期無人駕駛的汽車一樣，只是以恆常反應回饋外在刺激，不覺察自己的狀態，心神被過去和未來所佔據，忘記平靜擁抱當下。

追溯根源，靜觀跟佛教「正念」有較深淵源，「正念」是佛教脫苦達涅槃之境的「八正道」之一，意為記憶及清晰覺察，須配合另外七道方能悟道。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靜觀之父卡巴金（Jon Kabat-Zinn）在修習佛法後，把觀察呼吸及身體反應的靜觀練習從佛法抽出，應用於減壓、治療長期痛症之中，令靜觀大大普及化。目前香港大部分推廣靜觀的機構也跟循卡巴金的教學，採用「靜觀」一詞，但部份跟佛學有連繫的機構則採用「正念」一詞。

Chloe說，練習靜觀後，一些念頭仍然會縈繞不散，而且香港每日新聞不斷，刺激情緒的消息一直都在，但她覺得，不要迴避，而是要面對自己的感受，察覺它，消化它。

「靜觀的時候會有許多念頭從你腦中浮現，不須急於把它壓下去，而是note（注意）它的存在，漸漸地它會自己過去。」她說，「許多人經歷創傷後，都嘗試跟世界隔絕，什麼也不理會。但靜觀所培養的覺察力就繼續讓自己去感覺。」

Chloe不希望失去對世界的敏感度。現在的她更在意要過好每日的生活，戒掉壞習慣，栽種好習慣。為了對抗拖延症，Chloe開始戒掉睡前看手機和早上賴床的習慣。不久前，她讀到一個研究指出，「冷感跟人的情緒有關係，所以外國有心理醫生建議抑鬱症病人去沖凍水涼或跳冰湖」，於是就開始嘗試洗冷水澡。

「當大家對社會不抱什麼希望、不知道可做什麼時，其實你努力做好生活瑣碎小事，已需要好多氣力。你要好有意志力、好有勇氣，才可生活得比較像樣。」Chloe說。

一些同事正在計畫移民或出國讀書，未來大家不知會否各奔東西，但Chloe打算珍惜當下，最近和同事們一起搞運動會。

精神科醫生黃宗顯經營私人診所，擁有19年經驗，他發現，近年香港人整體精神狀態變得更差了。在2019年，他大約每天見10個病人，現在差不多每天見12個，最多試過一天見15個，每晚至少忙至十點才下班。

「現在比較多的壓力來源是因為疫情帶來的改變，以及社會整體氣氛。」黃宗顯說，有人因疫情感到焦慮，一天到晚擔心自己染病，原來得了驚恐症；有人因困在香港無法外遊，令原有的情緒症狀惡化；有病人因一天到晚在家工作，跟家人磨擦增加。

葉劍青是一名臨床心理學家，亦是民間心理諮詢組織「良心理政」的創辦人，為社運中情緒受創者服務。他亦認同近期香港人的情緒狀態變得更壞了。他舉例指，他在2021年這幾個月所接觸的求助者，無論是需要協助或轉介至私家服務的，都比2020年下半年多。其中部分人的創傷經驗直接來自反修例運動，也有不少市民因朋友被控感到不安，也有市民因移民問題與家人衝突等。

不過，考慮到義工過勞、政治因素等，良心理政已於2020年8月停止服務。「但我對香港整體精神健康心理情況仍然十分擔心，唯有希望be water，以其他方式服務大眾，照顧彼此。」葉劍青無奈道。

從抑鬱黑洞，到主動求助

2019年於Ray來說，是最紛擾可怖的一年。他本來是專業人士，在一機構工作8年後，感覺晉升空間有限，毅然辭職，卻在找新工時碰壁。「當時把自己看得好低，情緒太差，沒能力從事本來工作。」不久後，反修例運動席捲全港，Ray幾乎每星期都參與遊行。

Ray自言個性多愁善感，情緒隨著社運起伏，卻沒有分享和宣洩的出口。他形容自己當時社交圈狹小，跟同事從不談政治，身邊幾乎沒有政見相同的朋友。2019年11月，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在將軍澳衝突現場附近的停車場墮樓不治，Ray悲痛欲絕。

當時他正為12月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做義工，惟候選人擔心大家情緒，後來取消助選活動，Ray突然失去寄託，情緒崩潰。最後他在街頭參與周梓樂悼念活動時，被警方拘捕。「被捕當刻我其實是自毀的……我腦裏只想：『不如你一槍打死我啦！』」Ray最終中了一臉胡椒噴霧，到翌日提堂時眼睛仍無法張開。

不久，他找到新工作，卻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目睹一個男子上吊自殺，死者的電話鈴聲剛巧響起，是象徵反修例支持者的歌曲《願榮光歸香港》，當時一大隊防暴警察接報上門，他整個人呆住。

兩天後，他決心辭職並約見精神科醫生，確診焦慮症及抑鬱症，吃了四、五多個月後停藥。後來，他開始見社工，在「一起靜」等機構定期參加靜觀共修，嘗試穩住自己。

Ray說，靜觀讓他開始爬梳內心，覺察自己情緒背後的因果。「我從小就是一個好多行為問題的小孩，會常亂發脾氣、打人。現在才明白背後有情緒需要疏導，但父母都不會懂，只會糾正你的行為，不准這樣那樣。」

他也開始察覺，自己和父母的關係，是情緒問題的一個根源。「6月15日梁凌杰在太古廣場墮樓，我好傷心，沒想過自己會這麼難過......」Ray深吸一口氣，「第二天我一早去太古廣場悼念，接受傳媒訪問，我媽媽知道後話我高調、多事，問『你都不認識他為什麼會這麼傷心？』」Ray說，當母親知道他被起訴後，很快就叫他認罪，從沒有探詢他的想法。

「我覺得最大問題是我的情緒長年不被接納，然後我又老是期望媽媽可以接納我的情緒。我們都知道大家互相在意對方，但又不斷互相傷害。」Ray說時，眼眶有淚。

他託社工跟媽媽說：「因為我太想媽媽明白我，太在意你的每一句話。」媽媽後來回覆，只要兒子快樂，不見面也可以。

在社工調解下，Ray開始更理解母親的成長、背景、世界觀，以至她很多行為模式不得不如此的原因。Ray現在明白，母親一輩子「所有事都靠自己一手處理」，一直習慣逆來順受，因此近年不明白Ray對社會的投入及參與。

「我知道我媽媽從來不信社工，有什麼事都自己吞下肚，」Ray眼睛紅了。

「但她竟然跟社工說，她參加了個家屬小組，學習如何跟情緒病復原人士相處。」

跟母親一樣，Ray也明白了主動求助、建立自己社群的重要性。今年7月1日，銅鑼灣發生刺警然後自殺的事件，Ray的情緒也受到影響，決定約朋友吃飯傾訴。「雖然那位朋友沒有空，約不成，我起碼懂得向會明白及了解我的人求助。」

「我用最幼稚的方法療癒自己」

為了弄清楚自己想做什麼，怎麼處理自己的壓力來源，阿苗花了好幾年時間。

她今年近30歲，表面來看充滿童真，無厘頭，興致來了的話，即席拿起結他，用朋友的名字作一首兒歌。童真背後，阿苗心裏踽踽獨行。她跟家人關係一直頗差，其中一個家人確診精神病，她身邊也缺乏支援陪伴，同時承受著龐大的工作壓力。

2017年7月，阿苗開始出現思緒混亂的徵狀，玩Facebook玩上癮，一度以為所有內容都指向自己。阿苗形容，當時自己不斷努力，也得到當時男友支持，接觸靜觀和放鬆技巧，最後症狀完全消失。不過家人不斷勸她見精神科醫生，醫生最終確認阿苗患上思覺失調（Schizophrenia，以前被稱為精神分裂）。

在醫生建議下，阿苗開始了漫長而痛苦的服藥之路。她發現，藥物的副作用令自己停經、雙臂緊如石頭；眼部肌肉更受影響，在白天無法張開眼睛、晚上又無法合眼睡覺；早上她也難以起床，上班經常遲到，以至收到公司警告信。剛確診時，精神科醫生對阿苗說，藥吃兩年就好。兩年後阿苗問怎麼停藥，醫生取出一份科學研究，說假如停藥的話，有八成機會會復發。

阿苗唯有繼續服藥。除了應付藥物的副作用，生活、工作以至社會的壓力接踵而來。在反修例運動期間，跟身邊人政見上的分歧，更讓阿苗情緒受到不少困擾。

阿苗身邊不少親友是跟她政見不同的「藍絲」（政府和建制陣營的支持者），同時間，她也不認同不顧一切衝上前線的策略。

阿苗記得，曾經跟一個在運動衝得「好前」的朋友爭辯。「他問我為甚麼現在不是全香港人一起衝出去？為什麼得他們這班『手足』在出面？」阿苗說，自己認為「前線」朋友不顧慮全局，對政治有不符現實的想像，只會白白犧牲；網絡上許多KOL「煽風點火」，鼓勵年輕人衝，也讓她憤怒。

她在一家社會企業工作，公司老闆常常罵示威者激進、不理智，指公司才能真正改變社會。惟當阿苗向上司坦承自己因服用精神科藥物而導致上班遲到，上司說：「你這樣對其他同事不公平。難道其他同事也稱自己有精神病，我們也容許他遲到嗎？」

「我要尋回自己的人生，」經歷數年浮沉，阿苗於去年六月約滿離職，決心贏回人生自主。她決定停服精神科藥物，試試先處理生活上壓力來源，如辭掉工作、投入創作，嘗試解決情緒問題。

阿苗說，過去半年是自己逐步做到「自主生活」的時光。工作方面，她現在主要靠補習兼職賺錢，尚可維持生活，其餘時間花在寫小說及攝影創作。「創作對我來說好重要，就像留下遺言一樣，在這世界表達我自己想講的。」阿苗正自學攝影，並在參與一個鼓勵公眾跟精神病者同行的攝影計劃。

現在，若遇到負面想法來襲，阿苗會隨時隨地來一場靜觀。把手放在肩膀，感受自己所感：「我的手現在放在肩上，我聽到後面的聲浪，感受到現在很熱，太陽曬下來。」

「不用去淘寶、不用去深水埗，隨時隨地可以做，先stop負面想法。」阿苗笑著說。

一步一腳印，阿苗覺得此刻活在香港，可以從一件件改善自己狀態的小事開始做起。2021年6月12日，尚未停運的《蘋果日報》印上全版廣告——「我會留喺香港，繼續___」，讓讀者自由在空白處填寫。

阿苗最後填上兩個字——「自主」。「我覺得大家應該繼續有希望，覺得自己可以自主。即使環境惡劣、社會由一小撮人控制，我們都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創傷之中，如何發展集體抗逆力？

「我們現在正經歷的情緒是集體情緒，是集體創傷的一部分......我們需要集體的力量去支持，」阿池對端傳媒表示。阿池今年35歲，是非暴力溝通導師，亦是「創傷同學會」創辦人之一，這個組織致力幫助香港人轉化集體創傷。

2020年11月，「創傷同學會」開始不定期舉辦一個名為「一白故事」的流動展覽，收集100個香港平常人在社會運動期間所經歷的故事，分享展出，同時設有聆聽和分享的機會。

另一位創辦人山地說，她去訪問和寫作一個個個體故事時，無法想像這些碎片故事最終會拼湊成一幅怎樣什麼圖像，又有什麼意義。「當我在展覽裏看到一班人坐在一起，有人分享時流淚，我就感到人與人間的緊密連結。」

100個截然不同的生命故事並列一起，原來有不少交疊之處：不少人出生於中港家庭、在對待人如磚頭的教育制度裏吃苦等等。創傷同學會相信，透過這種分享和連結，市民可以從創傷中發展出一種「集體抗逆力」（collective resilience）

「講什麼抗逆力、連繫好像好抽象，但其實是好簡單的，就是共鳴，當你見到別人跟你經歷相似的事情，共同承擔痛苦、共同支持。」山地說。

阿池記得，他們曾經舉辦一個轉化仇恨情緒的工作坊。一個參加者分享他對執法人員的仇恨，當他嘗試連結內心、跟仇恨對話時，情感如一片片剝開洋蔥，參加者發現，他的仇恨其實是為了保護他的，因為面前的敵人在他看來太可怕，所以要用妖魔化的方式去跟他們保持距離。

再往深處探索，他發現憤怒背後是恐懼，而埋在恐懼底下的是悲傷，而悲傷源自他對香港的，想保護身邊人的渴望——亦即是愛。

「就像 Rumi (十三世紀波斯詩人) 所講， what you deeply love saves you (原文為：this turning toward what you deeply love saves you)，你所深愛的會拯救你，當我們了解自己情緒背後真正重視的是什麼，就會跟所珍重的建立連繫，然後那種內在愛的力量會把我們療癒。」阿池說。

面對難以承受的苦難，創傷同學會主張從中尋找一個「有意義並且連貫的故事」，讓自己更理解苦難背後的意味。「如果我們面對逆境時把它視為威脅，其實我們受傷程度會增加；但如果我們有多點方法或能力把它視為挑戰，雖然我未必擁有應付挑戰的能力，但我可以去增強它，幫我去回應及度過這種挑戰。」創傷同學會另一創辦人小曹說。

不過，在太多情緒和壓力的時候，談轉化和理解也不容易。由正念導師阿樂創辦的「一起靜」，正提供一個讓市民放下手機和紛擾，共同修習正念的平台。

「當我們訓練這顆心不被判斷影響，不被偏見帶走，其實你看世界的方式會更廣闊，因為手上多了方法及角度讓我們檢視現時的狀況。」阿樂說，當我們停下來，回到呼吸，「我們可深刻地留意歷史上有沒有任何一種好或是壞的處境能千秋萬代，內在智慧會為你說明，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有了這份智慧，我們即使面對再壞的處境，也能抱持改變的信心。」

不久前，法庭裁決Ray無罪釋放，令他終於放下心頭大石。現在他決定先好好照顧自己，雖然很重視母親，但他還是打算暫時斷絕跟媽媽的聯繫，只通過一個社工當中間人傳話，有需要時向好友尋求支援。

「現在我對自己的信心回來了，起碼我知道就算找不到全職，也可養活自己。我明白我是有選擇的，不像以前覺得自己沒有選擇，很絕望。」Ray說。

阿苗亦在微小的事情上投入心力。最近，她開始了一個自稱無厘頭的計劃：寫一篇小說。她一頭栽入想像，若果這個世界不以貨幣交易的話，可以什麼方式運作？世界會更溫暖嗎？生產會更有價值嗎？起初朋友笑她白痴，但也有人開始跟她一起認真臆想——沒有貨幣，通脹通縮怎麼處理？還可以有工廠流水式生產嗎？ 阿苗越寫越認真。

「其實我不是幼稚，我是絕望。你問我怎樣療癒自己？我想這個是一個方法，我找一個答案給自己。當這個世界無法給你答案，我怎能繼續在這個社會自處，繼續走下去？或許這聽來幼稚（指小說），但為什麼不行呢？」

「我想我們都需要重新詮釋，什麼叫做活得真實。」阿池說，他認為，當下香港人的命題，是首先要活得真實，與自己內在連結，誠實的面對恐懼、麻木、悲傷等情緒。

阿池的拍檔小曹說，美國學者Joanna Macy所提倡的讓他深受啟發。Joanna Macy是一名佛教學者，長年參與保護生態及反核的社會運動；她在見証伙伴因未能促成社會改變而感絕望後，為行動者整合一套學說及實踐方法，助他們回復心志，其中一個建議是，「試試從小事上經歷自己是行動的主體，是有影響力的，無論多小也好。」

一切可以從小事開始。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Ray, Chloe, 阿苗為化名）

阿苗在長洲的沙灘上。攝：林振東/端傳媒

Chloe在高溫下的海旁跑步。攝：林振東/端傳媒

精神科醫生黃宗顯。攝：林振東/端傳媒

臨床心理學家葉劍青。攝：林振東/端傳媒

Ray在灣仔碼頭觀景台上眺望天空。攝：林振東/端傳媒

阿苗在長洲的長椅子上看書。攝：林振東/端傳媒

創傷同學會三位創辦人—— 前傳媒人山地、非暴力溝通導師阿池及學者小曹。攝：林振東/端傳媒

「一起靜」創辦人鄒銘樂（阿樂）。攝：林振東/端傳媒

「療癒系大叔」馬傑偉，苦難時代如何找回內在力量？

特約撰稿人 吳世寧｜2020-07-08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退休教授馬傑偉，自2016年以57歲之齡提早退休，從學術舞台走下來後，一步步變成療癒系大叔。他修習靜觀，鑽研心理輔導，老是把「內在力量」、「心靈」、「愛」、「同行」掛在口邊。

「我現在好『老土』，我以前不會說這些話的 —— 『我喜歡、也需要被人關懷』，娘到爆。但這是真的，有誰不需要呢？」馬傑偉笑說。

他以前古肅木訥，喜怒不形於色；現在七情上面，常笑常哭。在反修例運動期間、中大爆發攻防戰之時，在校園迎面見到認識多年的學生及同事，滿臉掛淚；在家裡聽著雨聲浙瀝淅瀝，雨點敲打土地，又頃間被大地吸收，他莫名感動，覺得生命不能言說的奧妙，在此時此刻跟他連結上。

港區國安法立法後，有人恐懼，想逃離香港；也有人呼籲大家不要害怕，沉著應對，馬傑偉說，與其壓抑，不如直抒恐懼。「『不要恐懼』這句話背後也是由恐懼所引發。與其壓抑，其實你可以讓它走出來，放在一段安全的距離外。漸漸它的力量會減弱，然後你內心會騰出更大的空間，去感受其他情緒。」

身邊人人惶恐不安，馬傑偉近年找到自己在教授以外的新角色—— 「陪伴者」。「一個人自己在顫抖，我鎮定地走過去他身旁，起碼他不會抖得那麼厲害。」

馬傑偉說，現在自己變化之大，以至跟多年不見的好友會面，對方常常大吃一驚。而新認識的朋友則不易看出，數年前他曾深陷抑鬱，一度想放棄生命。

妻問：「為什麼我們越走越遠？」

從前，在學生眼中，馬傑偉是一個明星級教授，留一頭不羈長髮，授課貼地惹笑。在學術界，他亦是具聲望的香港研究學者，研究題目既廣且深，從次文化LMF樂隊到《網中人》的阿燦，以小見大論述香港的身份認同及文化流變。

「馬傑偉以前好多粉絲的！」舊生A道。

「他不像一般老師般『古板』，風趣幽默，有種瀟灑感。」舊生B說。

這一切只是外人的觀感。

2010年前後，馬傑偉剛剛年過五十，得了抑鬱。他記得當時情緒低落，不想跟人說話，甚至想死。勞碌了半輩子，他突然覺得一切沒什麼意思。「我覺得我做人做夠啦。我年輕時希望自己做到的事情，現在已經完成起碼十倍。」

他回憶，年輕時夢想成為作家。直至2011、2012年左右，他已經以作者、編者或譯者身份，出版近40本著作。他自少年時代已對人類、生命、世界懷有好奇，長大後一直埋頭研究香港普及文化和身份認同，後來也成為了備受尊重的學者。

「好像即使再活多一、兩年，也沒什麼意義。所以假如不會對家庭造成太大煩惱的話，當時的我好想了結生命。」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的抑鬱，是由多年來面對的壓力、社會氣氛、性格習性交織而成。他一直努力經營一個「好教授」、「好丈夫」、「好爸爸」、「好兒子」的形象。「比如說，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是個『好好先生』，從來不會批評太太。她有什麼想法，例如到哪吃飯、對我的看法，我也全盤接受，還以為自己好大方好包容。但其實每次對我的傷害，都好像在一個平面上鑽洞，一直都在。」他說。

當時的的社會氣候和政局也進一步把他推往深淵。 患上抑鬱後，他仍於2012年投入反國民教育運動，期間參與絕食。他說，當時雖看見年輕人的熱誠與希望，及後卻見政制發展遲滯，香港離雙普選的可能越來越遠，一路看見「社會好像一直一直向下沉」。到了2014年，馬傑偉情緒陷入前所未見的低潮，跟太太的關係也降至冰點。

太太忍不著跟他對質：「為什麼我們越走越遠？好像越來越不認識對方？」

「當你接受它，它反而不會把你俘虜。」

差不多同時間，馬傑偉的家人也得了情緒病。2016年，他選擇提早退休，當時在醫院做職業治療師的太太也深感身體大不如前，同時決定退休。在太太鼓勵下，馬傑偉開始了漫長的心靈探索及療癒過程，挽救分崩離析的家人關係。他讀許多書，起初自學以解決問題為本的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後來學習靜觀、生命自覺、以及強調夢境並無唯一解釋，以夢為認識自己的一道門的釋夢（Dreamwork ）等等。

馬傑偉喜歡用比喻解說。他一邊說，雙手一邊在胸前比劃，像在描畫一顆寬廣的心，或一個很大的世界。

「靜觀，就是讓你不要被外面的風吹得你踉蹌搖擺。你就好像，站在水塘邊，看著水面。雖然最深層的未必看得清楚，但站在那邊，你慢慢會隱約看到水底的沉澱物。」

在靜觀和生命自覺的練習中，馬傑偉說，有一個神奇的句子：「我留意到此刻我有著……的感受。」這樣表達的時候，等於把自己變成觀察者，跟情緒拉開距離。 「你的心好像一個籃子。你可以把各種情緒感受放進籃裡，看著它們。當你看著它，而不是沉溺其中，你就在你內心裡騰出一個空間，很快感到安定。」他說。

當馬傑偉開始跟太太一起學習開放自己、聆聽感受，觸及埋藏至深的創傷時，他直言「非常大鑊」（麻煩大了），觸發內心的防衛機制。

年輕時的一個決定一直是他的心結。年輕時，他入讀中大生物學系，後來因想尋求人生意義，決定退學，改為到長洲建道神學院讀神學。 本來對馬傑偉非常自豪的父親十分失望，父子關係幾近決裂。

「當時我講到我對生命好有熱誠，為理想而放棄學位云云。當我深入內心時才發現我當時根本是一時衝動，英雄主義上腦。想讀神學，不可等中大畢業後才讀嗎？」年屆中年，馬傑偉這樣反思，卸下防衛機制，坦承錯誤，讓心結漸漸消融。

另一件「大鑊」的事，是跟太太坦誠溝通時，太太直指他「自我中心」、「虛偽」。「好難接受。我第一反應是『搞錯呀？』每個學生都說我好好，有個學生患癌，我更是陪了他一年……你說我自我中心？」馬傑偉當時反詰。但過了一段時間，他冷靜反思，才開始明白箇中意思。

「我想我更關懷的是我心裡那個『教授』、『丈夫』等等的形象。」馬傑偉語氣平靜地，說出這個耗費許多力氣才承認的實相。太太所指責的「虛偽」，其實講的也是每人心裡對自己的「不誠實」。「當你接受它（自我中心），它反而不會把你俘虜。我現在很容易覺察到內心裡自我中心的反應，然後我讓它在其中一個角落安住，然後騰出一個更大空間給予更高的理想、對人的關懷。」馬傑偉說。

當然，內心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間發生。人在社會，每一日都面對不同的壓力、衝擊，馬傑偉形容尋找內心的力量和平靜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旅程。有一次，他因一個同是教授的舊同學支持警察對示威者做法的說法而氣結，為梳理情緒，他回到當下的「臨在」—— 在雨中閉眼，傾聽窗前淅瀝聲，他看見自己如脫殼夏蟬，就像那個想跟舊同學辯駁的自己，既激動又脆弱；但剛脫殼的蟬，同時散發著豐沛的生命力。

馬傑偉遂明白到，「在豐厚的悲樂人生之中，女教授的反恐政見，只是圖景中的一個碎片」。心變得更寬廣，既可容納所不認同的政見，但亦更看見示威者的堅持、身邊人對香港的愛，更多關於生命的飽滿力量。

近年，馬傑偉開始把他手上所學的靜觀、生命自覺、釋夢等工具揉合起來，為家人朋友提供非正式的心理輔導。

為媽媽做一件「老土」的事

馬傑偉陪伴的，包括他媽媽。

他笑說，自己以前做足「孝順仔」本份，每週都去陪媽媽飲早茶，但其實他心裏只是在「盡本份」，一心想飲完茶便走人。甚至有段時間，他心裡暗想，父親已過身，母親也這把年紀了，若然此刻安然離世，也不算壞事。

他口中的媽媽是個「好打得」的女強人，和馬爸爸一起開豬肉檔，拉扯大幾個孩子。不過教媽媽念茲在茲的一生遺憾，是一直也無法幫馬傑偉的哥哥從內地申請到港。馬傑偉哥哥感覺被世界遺棄，陷入不見底的自棄自憐，常常下午就開始喝酒，一根又一根煙接著抽。「我媽呢，也覺得她須對我哥哥坎坷的一生負全責。她常常講：『你哥的一生就是一個悲劇。』」馬傑偉回憶說。

去年，馬傑偉哥哥在中國大陸過身。媽媽一直因身體狀況無法返鄉探望兒子，直至他離世。得知噩耗後，她一滴淚也沒流，咬著牙關一頭栽進葬禮事務。

「我做了件超級老土的事，」馬傑偉說，他在兩人獨處時，對著媽媽拉開嗓子唱起《時光變幻時》，每句歌詞清脆俐落，敲進心坎：「懷緬過去常陶醉 / 一半樂事一半令人流淚/ 夢如人生快樂永記取 / 悲苦深刻藏骨髓。」

「我媽哭到豬頭一樣！」馬傑偉笑說，他一點點打開媽媽緊鎖的心，讓她訴說自己的情緒。

這些年，媽媽一直抗拒做白內障手術，因為之前經歷了白內障手術失敗，即使另一隻眼也因白內障而剩下一成視力，仍堅拒治療。家人們施盡渾身解數，也不成功。

馬傑偉請母親想像，如果現在進入手術室，你會有何感受？只不過是想像未來，媽媽已經顫抖，說「好驚」。「我知道你好驚，我也覺得你好驚，所以我會陪著你的。」馬傑偉對媽媽說，兩人隔幾天就重來一次這樣的想像練習，媽媽的顫抖逐漸減少，到最後答應做手術。

「你感受對方的感受，如果對方感受到你感受到他的情緒，很快會感到一種安定、平靜。」馬傑偉說。

感受那個傷口刺得你有多痛

去年至今，香港難平靜。

自2019年6月，社會迎來翻天覆地的反修例運動。馬傑偉輔導身邊人時，少不免觸碰社會動蕩在大家心裡刻下的傷口，而他自己看見年輕人不斷被捕，或聽到身邊人的不同政見，情緒也起伏不斷。他嘗試一層層剝開自己在運動中的憤怒及失望，發現每種情緒背後都有深厚的脈絡。

「比如說我發現我好喜歡中大，那裡就像是我的思想家鄉，孕育我的地方；香港也是，是我一直投入許多情緒、好深愛的地方...... 你越愛這裡，你就越失望，不知將來有沒有改善、挽救的可能，」他說，例如不少市民當下對官員、警察感到憤怒和失望，因為這些人原本是他們相對尊重的對象，「看見他們變成這個樣子，面目全非，你會有被出賣的感覺。」

失望、被背叛、陌生感、眼見珍重之物粉碎……馬傑偉說，「訴說種種情緒過後，當然不等於會免除痛苦，但你比較可以自覺地承受，那個傷口刺得你有多痛及多深。」

近年，馬傑偉所輔導的朋友們，各自都在面對紛陳的個人故事，有患上厭食症的少女，絕望地渴望移民的博士生，表面上長袖善舞但其實患上社交障礙的中大職員；而在這其中，運動所帶來的創傷又增添了夢魘。過去大半年，太子站、警察、催淚彈等成為他們夢境中出現的符號。

有大學教授夢見希特拉出現在課堂，她被迫調動內容敏感的簡報。

作為陪伴者，馬傑偉請他們先回到當下，感受此時此刻的生命能量，然後逐層理解自己的心理狀態。例如有人對他說，自己在街上看見示威會窒息，亦有持續的失眠問題，有時會無端哭泣；清醒時，便開始費盡力氣尋找移民方法，對香港希望全失。這個朋友心中充滿焦慮和恐懼，怕國安法立法後被捕，感覺一個人生活好孤單，馬傑偉不時請他把注意力帶回當下，感受所身處的空間，再請他問問自己，其實內心在逃避什麼？有什麼具體的危險？

漸漸地，這個朋友意識到自己以前不斷重覆的逃避反應，發現自己每次都是頂受不住壓力就拔足狂奔。馬傑偉認為，這樣的覺察，正正是扭轉心結的開始。

馬傑偉說，自己始終不是敷在別人身上的膏藥，能夠幫人免於苦難，他只能陪人走一段路。「這樣他起碼會感覺到這個世界有人跟他同行，有些情緒可與人分擔。Life becomes more bearable（生命變得更可承受）。我讀好多關於輔導的研究，轉捩點都在於他自己願意站起來，允許自己迎來改變。」

苦難年代的意義

來到2020年夏天，香港氣氛更見低沉。港區國安法快速通過和生效，七一前後，香港的空氣中漂浮著憤怒、恐懼、憂慮、絕望…… 此時此刻，馬傑偉認為更需要找回強大的內在力量，保持靱力，「這樣才可在政權前微笑。」

「先掌握一些實在的，不是虛無飄渺的東西，」馬傑偉建議各人找到自己適合的方式，處理情緒，不一定是靜觀、自覺，各家有各法。他正嘗試由編劇及暢銷書作家Julia Cameron所提出的Morning Pages方法，早上起來後，在白紙上不帶批判寫下自己當下的感受。

最近的早晨，他疾筆寫下自己感受到的： 擔心言論受限制，看見市民被捕受屈辱感到難過，聽見官員的言論而感到「氣頂」。

「你描述頭腦裡種種情緒，容許它存在，同時跟它保持一段距離，」他說，這些修習好像每天洗澡，每天把情緒沖刷一遍，才不會變成心頭頑石。

「我也希望香港人在苦難裡可以找到意義。不是每一天唉聲嘆氣，覺得是磨難。有些確切方法讓大家活得有意義，讓痛苦在我們承擔範圍以內 。當然這不算容易，但也不算困難。」馬傑偉說。

走過數年的抑鬱和低沉，近年他說自己開始領悟苦難於他的意義——作為一個致力研究香港身份認同的學者，他看見香港人爆發前所未見的共同感和力量；同時他還發現了以往研究範疇以外的世界，那裡有人與人的連結、精神心靈未知的領域。

當香港來到一個苦難年代，每個人都在其中尋找自己的角色和定位，馬傑偉覺得，自己或許就適合做一個陪伴者。

從2019年年初開始，他在《明報》撰寫專欄〈七情上面〉，紀錄自己及身邊人所體驗的心靈和情緒轉化，並將結集成新書出版，書名為《七情上面：苦難時代的情緒自覺》。

馬傑偉說，自己沒有明確的宗教信仰，但他相信冥冥中有某種神性力量，默默承托著、保守著這個世界。他不時記起去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二號橋的那場戰役，年輕的示威者和警察對壘，硝煙瀰漫，他跟校長、副校長和其他職員一起走上前線，嘗試和警方協調。一片催淚彈雲霧，各種巨響不停傳來；但同時夜空有星有月，月光灑落大地。他看著年輕人前仆後繼，一批受傷倒下，另一批隨即補位上前。他坦承，那裏有他不喜歡的特質—— 冗奮、衝動，但他亦看見一班人為追求心中價值，甘願抵受猛烈攻擊。

他說，那是一個美麗的夜晚，自己的心情出奇的平靜。「歷史裡總是重覆悲劇，起起伏伏，未來可能會變好，或變得更壞。但當你看到月光照下來，大地承托人的快樂與痛苦，那種力量遠遠大於一個歷史瞬間。究竟生命是否有其奧秘，有更大的善良力量？如果你講信仰，這就是我的信仰。我相信有這樣的力量，默默承托和保守一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退休教授馬傑偉。攝：陳焯煇/端傳媒

馬傑偉的家。攝：陳焯煇/端傳媒

馬傑偉的畫作。攝：陳焯煇/端傳媒

馬傑偉的家。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退休教授馬傑偉。攝：陳焯煇/端傳媒

馬傑偉家內的植物。攝：陳焯煇/端傳媒

《七情上面：苦難時代的情緒自覺》。圖：受訪者提供

兼職棟篤笑的職場新鮮人：香港人想笑，但會壓抑自己

記者 何綺綾｜2021-08-28

紫黃色調的燈光縱橫交錯，交織了一個製造笑聲的舞台。不過這個舞台幾乎容不下身高一米八六的 Nicholas，他的頭頂好幾次險些就碰到天花板，就連麥克風架也欺負「高人一等」的他。他初踏上棟篤笑舞台上表演，就用了自己的身高開玩笑。

剛大學畢業的 Nicholas 是個職場新鮮人，日間當個生態顧問，四周考察昆蟲，到晚上就會搖身一變成為鎂光燈下的喜劇藝人。他大學時期發現自己對棟篤笑有興趣，趁「落莊」後有些空餘時間便孤身勇闖喜劇藝人的聚腳活動 ———「Open Mic」，不知不覺他已踏入棟篤笑表演行列第四個年頭。

「Open Mic」，即「試笑話」，任何人都可以上台表演新的笑話。不少棟篤笑表演者亦會透過「Open Mic」練習在正式棟篤笑舞台上表演的內容，或將某些笑位演繹得更好。而香港的「Open Mic」會在酒吧、咖啡廳等地方舉辦。

七月的一個星期六晚上，中環蘭桂坊一如既往地燈影迷濛，但即使疫苗接種率已達四成，蘭桂坊的人潮並沒有如以往般絡繹不絕，氣氛也沒有喧囂熱鬧。那天晚上，穿著T恤、牛仔褲的 Nicholas 踏進這個熟悉又陌生的蘭桂坊。

疫情下一枱只有兩、三人，現場十多人在一個密閉的空間裏，彼此隔著兩、三步的距離，準備輪流上台表演。縱然不能互相碰杯，但每隔數十秒便引發的笑聲和掌聲都將彼此靠攏。

台下的笑聲

四年前，當時從未去過酒吧的 Nicholas 抱著對棟篤笑的一股熱血、硬著頭皮「初來報到」，發現自己原來也可以上台「試笑話」，「很 welcoming，人人都可以上去（表演）。」而四年後的這一場「Open Mic」，有中四的女學生，有操著一口河北口音的年輕女子。有人初次登場，也有人已經在舞台上千錘百鍊。

四年前，Nicholas 在「Open Mic」認識了其他資深的棟篤笑表演者，「我上網搜尋看到香港有陳樂添、Matina 等棟篤笑表演者。第一次去『Open Mic』的時候，竟然遇到他們，很大衝擊。」初期他們會分享自己寫的笑話，然後互相評論。

對表演者來說，除了實際的建議，台下的笑聲也滿載溫馨，更是一種讓他們繼續搞笑的力量來源。當時這群資深的棟篤笑表演者鼓勵 Nicholas 嘗試棟篤笑表演，「只要不是很不好笑的笑話，他們都會笑，這鼓勵了我繼續玩下去。」

後來 Nicholas 參與「爆笑館」舉辦的「棟篤笑新秀比賽」並獲得亞軍，又與其他喜劇藝人一同參與「即興喜劇」。從酒吧到大學校園，從咖啡廳到藝術中心，他都有舉辦過大大小小的棟篤笑表演。

2019年，為了獲得更多表演機會，他聯絡香港大學的部門，在校園內舉辦了兩次演出，「演出前一年，我在 lecture 面對二百多個學生說了三分鐘棟篤笑，那次是完全不好笑的，但居然會吸引到當時的同學來看我這次的演出。」未來他會舉辦「One-man show」，更希望在大學籌辦棟篤笑學會。

「當生活遇到好笑的事情，都會想這個笑話可不可以上台講，就如 YouTuber 的生活就是為了拍 Youtube。因為喜歡表演，會和其他喜劇藝人討論和鑽研棟篤笑，令上班以外都有一個良好的社交圈子和興趣去放鬆和發揮。」但當他被問到會否希望成為全職喜劇藝人時，他沒有絲毫考量便拒絕，「由頭到尾都沒有想過，覺得自己未必安排得來。」

台上台下雙重人格？

與 Nicholas 對話時，他不時會停頓、沉思皺眉，然後再精準地吐出一字一句，用語平實而謹慎，不帶半分誇張的修飾。整個過程他的臉部幾乎不帶一絲笑容，而陳樂添亦形容 Nicholas 的第一印象是「乖巧」。

但舞台仿佛是一股神奇的力量，激活了他沉睡的演藝細胞，和對談時的那個認真、正經的他簡直判若兩人。他以銳利的眼神、抑揚頓挫的腔調，演活了內心的小劇場。然後清一清嗓子，用接近純正的國語模仿高德導航中，林志玲的性感聲線 ———「親愛的，前面三百米要轉左。」現場一片哄堂大笑、掌聲不絕。

這種栩栩如生的演繹方式看似是為了台上表演而準備，實際上是他刻意培養的另一種性格。初中時期的他自以為很成熟，總是嚴肅看待事情，展現一副正經的模樣，欠缺幽默感，被同學稱為「正義超人」。他希望打破這個形象，證明給他們自己都可以「放得開」。後來常常說笑話逗全班同學笑，慢慢享受獲得同學注視的目光。如今他在台上看到越多觀眾，反而越想表現自己，「感覺到觀眾很雀躍，吸收到很多能量，就覺得要做場好戲娛樂大家。」

而他表演的內容圍繞日常生活為主，從平日的事件中找出笑點，然後再構思分析。起初他會在表演前來回踱步背熟稿件，如今習慣了在台上的說話模式，慢慢撇除依賴稿件「生硬」的感覺。他以自己最真實的一面呈現給觀眾，而觀眾以笑聲作為回報。

路邊看到的一塊橫額也可以變成他表演的題材，「我見過最廢的區議員 Banner 是『成功於巴士站增設垃圾桶』。Banner 上面還不止一個區議員，有三個區議員，好像『我都有份！』。三個人才爭取到一個垃圾桶，那麼一個堆填區豈不是需要三萬個區議員？」當中每個緊湊的笑位都是「諗過度過」，破壞觀眾的預設想像才可戳中心聲。

不過每一個笑位的背後，都可能蘊藏著心酸。不少棟篤笑表演者就以自身悲傷經歷為題材，轉化為笑話。喜與悲看似是極與極，但其實這種悲喜交融的創作特色對香港人也許並不陌生。回到七十年代，「冷面笑匠」許冠文就以笑點和對白諷刺社會問題，他從《半斤八兩》帶出階級差異的無奈，這套喜劇電影就是蘊藏打工仔心酸的典型代表。差不多踏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周星馳的電影更開展了悲喜劇的路線，將悲慘沉重的經歷轉化為笑聲。電影反映了小人物在社會的無奈和哀愁，令觀眾難以掌控自己的微笑和眼淚。

馬克吐溫亦曾經說過：「喜劇，就是悲劇加上時間。」雖然 Nicholas 不太相信這句說話，他認為任何發生過的事情都可以變成笑話。不過他坦言自己不如其他表演者般可以在失戀後馬上自嘲自己的經歷，他需要醞釀一段時間，才可以豁達地道出心酸的事蹟。棟篤笑表演者以幽默淡化悲傷的情感，而台下的笑聲則令表演者從悲傷得到解放。

不過他表示香港並沒有很多機會讓表演者帶出深入的題目和含義，「外國的表演者需要一小時，最後才帶出一個題目 round up 整場表演，這才比較有深度。香港的表演者未夠出名，可能只有三、四個喜劇藝人有『One-man Show』可以做到。」

棟篤笑與黃子華劃上等號？

說到「One-man Show」，九十年代黃子華在香港開創了棟篤笑「One-man Show」的先河。二十多年來，因為演出內容從日常到哲學、從人生觀到諷刺時弊都應有盡有，引起不同年代觀眾的共鳴，繼而被封為「子華神」。

儘管黃子華早已在2018年「金盆𠺘口」，但時至2021年在 Google 上搜尋「棟篤笑」，系統依然會推薦「黃子華」給大家。可見，黃子華的金句確實在不少香港人腦海中揮之不走，但他一手開創的棟篤笑又會否因而停滯不前？Nicholas 慨嘆香港人對棟篤笑的接受程度低：「有多少人除了看黃子華，願意花時間和金錢去看棟篤笑？」

那麼香港人會對不用花錢的表演更有興趣嗎？觀眾通常都可以免費入場觀看「Open Mic」表演，Nicholas 說英文「Open Mic」的入座率較高，會有觀眾捧場，其中大約有三成都是本地人。但廣東話「Open Mic」的台下總是只有來來去去那幾個很熟口面的喜劇藝人。Nicholas 感嘆：「香港人可能知道黃子華會在紅館開show，但不知道有些少人的場地也會有表演。」

打開 Nicholas 的社交平台，看到他不時上載自己的表演片段，時長約1-2分鐘。從觀看數字就可以反映棟篤笑表演者的心酸，他發現人們幾乎不會花時間觀看，慨嘆多數人都不肯踏出第一步了解棟篤笑：「有時候你就算好笑，但也沒有人留意你。」

隨著社交距離措施放寬，一眾喜劇藝人陸續舉辦多場表演，算是可喜可賀的消息，但 Nicholas 認為重開後觀眾不會「特別湧出來看show」。慶幸的是，有些比較知名的棟篤笑表演者，例如：Vivek 會舉辦及宣傳某些表演，令更多人認識他們的合作演出，觀看情況也越趨理想。可惜，移民潮下有些棟篤笑表演者即將離開香港，他們變得更「人丁單薄」，要讓更多人認識廣東話棟篤笑也許變得更加艱難。

紅線前的表演者

對棟篤笑表演者來說，推動廣東話棟篤笑的困難之處遠遠不止人才流失。過往的棟篤笑不乏時政諷刺，就如1997年黃子華的棟篤笑表演，台下笑聲夾雜著對前途的徬徨和憂慮，輕鬆而沉重。後來更有人說多年前的棟篤笑預言了今日香港，教人心酸。二十多年後，世界新聞攝影展被腰斬、同學在校內唱歌被記大過，這些都疑似與政治內容扯上關係。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多，藝術創作行業面對步步進迫的創作紅線，創作者只要觸碰政治內容也會特別警惕。

作為棟篤笑表演者的 Nicholas 也更謹慎小心，「因為身邊的喜劇藝人開始緊張的時候，我也會緊張」。但他相信「香港說這些一定會有觀眾聽的」，他指社會運動期間，有表演者的政治笑話爆紅，人氣急升，「那個笑話真的很好笑，又打正當時的議題，很多人欣賞。」不過 Nicholas 不常說政治笑話，因為他認為很難將一個政治笑話演繹得好笑，「如果只是抽一句水，觀眾可能會笑，但其實只是一個很 cheap 的笑話。」如果他要說政治笑話，也要找「適合的場地」，「小型的表演可以『摸到大家個底』，就會可以很『放』地講。」但將影片放上網絡平台時會把名字消音，「傳到哪裏我控制不了，所以會特別小心。」

笑聲是一面雙刃劍，除了政治層面，Nicholas 對於其他表演內容也很謹慎，甚至一度懷疑自己說過的笑話侵犯某些群體，導致上載至社交平台的表演片段被舉報，「是關於一本運程書，當時我開名說了哪一本運程書，一個星期後我發現（社交平台上的）影片不見了。」他認為棟篤笑的表演內容都會牽涉自己的意見，特別「易踩界」，所以要對自己說的話負責任。

大聲講、細聲笑

2021的變種病毒極速擴散全球，但笑聲的傳播速度卻恰恰相反。疫情緊接著社會運動，香港淪為充滿著悲傷、壓抑的地方。這個時勢香港人的臉上一個笑容也變得奢侈，連講笑也要「就住就住」，就如有香港人剛為24歲的香港選手在奧運摘金而興奮，轉眼又看見24歲的年輕人因港區國安法被判囚，情感被現實無情地拉扯。一聲笑聲也要思前想後，恐怕讓人知道自己過得太開心會冷遭白眼。

Nicholas 認為有些觀眾在放聲大笑之前會深思熟慮，想笑但會壓抑自己：「我們很怕做錯事、在意別人怎樣看我們，我猜這與香港的網絡文化有關，因為只要一說錯話、做錯事就會有一群人批判你，對整個社會來說其實是一個無形的壓力。」

Nicholas 在「Open Mic」表演當晚，有一個近年從美國回港的中年男子也上台表演。他的雙手扭曲，吃力地扶著拐杖，靠他人的力量攙扶才能上台。他以自身的殘障自嘲：「你打針了沒有？不要誤會，這不是副作用」。表演者展現赤裸裸的自己，觀眾面對眼前血淋淋的「地獄梗」，會否在道德上壓抑自己的笑聲，還是能脫下自己的武裝，以笑聲回報他們的黑色幽默？

那麼一個表演者希望觀眾可以從一場棟篤笑中帶甚麼回家？Nicholas 說，「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偉大，我純粹覺得我挺好笑的，那便一起笑。」雖然只是希望帶出純粹的笑聲，但卻單純可貴，因為要觀眾撇除外界的眼光，本能地「做自己」放聲大笑並不容易。

不過 Nicholas 認為大部分觀眾購票進場也「預咗會笑」，觀看棟篤笑表演對他們來說是無可否認是一種紓壓的方法。而對於少數觀眾來說，這種笑聲過於理所當然，不好笑便要「回水」。他們購票進場的目的是「買笑」，理應笑盡才值回票價，「有些人擺出一副姿態是『你來取悅我吧！』」。作為表演者的 Nicholas 看到這些情況會盡量不留意他們、壓抑自己的情緒，以免影響表演進行，但他坦言有時候觀眾這種急於抒發壓抑的表現令他飽受困擾，難以將目光從他們身上移走，「因為表演很視乎當刻的演繹和心情，他們可能會令我分散注意力，錯過了某些 set-up，回頭也補救不了。」

在這個時代，觀眾希望透過笑聲找到紓壓的出口，而 Nicholas 希望未來有更多香港人認識廣東話棟篤笑，「如果棟篤笑的笑話真的可以感動到別人，這不會是改變人生的一件事，但它會不知不覺帶了歡樂給別人。」

棟篤笑表演者Nicholas。攝：陳焯煇/端傳媒

棟篤笑表演者Nicholas。攝：陳焯煇/端傳媒

一間酒吧正進行棟篤笑表演。攝：陳焯煇/端傳媒

棟篤笑表演者Nicholas。攝：陳焯煇/端傳媒

棟篤笑表演者Nicholas。攝：陳焯煇/端傳媒

喜劇藝人的聚腳活動「Open Mic」，表演者在台上演出。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的香港人怎樣笑：Mirror 同 Error，緣何在崩壞時代迷狂全港？

特約撰稿人 陳子雲｜2021-05-27

經歷2019年的反修例抗爭，香港陷入疫情與國安法雙重壓逼之中。國安法使人噤聲，徹底改造香港在過去二十年間，由下而上建立的公民社會及代議政治，言論自由稀薄得連呼吸都很費勁，更談何發聲？而疫情之下政府屢設種種限聚令，人與人之間多了無形距離，壓逼無日無之，心靈更為孤獨。「大家都去了哪裏」這一疑問，在當下極其沉重——朋友不是坐牢，便是離開香港，留下來的也不斷掙扎去留。

去年看了巴勒斯坦導演蘇萊曼（Elia Suleiman）的《那裏是天堂》（It Must Be Heaven），最後一幕鏡頭定在巴勒坦斯一間的士高內，巴人少男少女在內勁舞。你以為以巴衝突的戰爭狀態都見不到，但是他們即使生於戰亂之地，也會像一般人想玩，娛人娛己。於是在怪異的氣氛下，鏡頭切換到的士高外，受聲浪吸引的軍車停下來，兩名以色列青年軍人隔窗盯著裏面，忽然兩人都不由自主地隨節拍搖晃身體。

娛樂何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要先承認一點：娛樂無人可以擺脫。娛樂即使使人盲動，但確實能夠打破某些藩籬——當然蘇萊曼刻意留白的是，歌曲播完後，他們會回復正常。踏入2021年初，人們開始談論「香港電影已死」，或者「香港正趨向消亡」等題目，然而來自香港電視台「Viu TV」的兩隊偶像組合「Mirror」和「Error」，它們本質是娛樂的，卻不期然凝聚了過去一年，飽受限聚令而變得疏離的香港人你我他。這個爆紅的現象，令我們不得不正視一個問題：如果流行文化未死，眼下殘破不堪的香港死未（死沒死）？

《全民造星》與「Mirror」：一面鏡照千種人心

「Viu TV」於2016年開台，2018年舉行《全民造星》，獲大批青年參加，經過重重淘汰，第一季結束後，十二名成員（楊樂文、邱士縉、陳瑞輝、陳卓賢、盧瀚霆、呂爵安、王智德、姜濤、柳應廷、李駿傑、江熚生、邱傲然）被挑選組成跳唱偶像組合「Mirror」，四名年紀較大的成員（梁業、郭嘉駿、何啟華、吳保錡）則組成「Error」，以騎呢（奇葩）搞笑音樂組合為方向，發展音樂及綜藝事業。「Mirror」當中人氣最高者是姜濤，粉絲自稱「姜糖」，而隨時間發展，「Mirror」透過造星餘熱、參加綜藝節目、舉行演唱會等，每位成員個人都累積不少人氣。

2020年，姜濤以單曲《蒙著嘴說愛你》鼓勵抗疫下的香港人及前線醫護，頗受好評。他亦憑歌奪得該年叱咤樂壇頒獎禮的兩項大獎「我最喜愛的歌曲」、「我最喜愛男歌手」。由於歌曲內容為低潮期的香港人打氣，領獎時其可愛自然的表現，聞得獎一臉愕然，成功打破「鏡粉」的同溫層，成為當時香港人茶餘飯後的話題。

正如他得獎感言所指：「我知道今日攞呢個獎（得這個獎），有好多民眾一定會講『姜濤值唔值得攞呢個獎』，但係點都好（但是無論怎樣），我以後會用作品說話，希望全香港嘅市民都督促住我哋呢班偶像，睇住我哋成長（希望全香港市民都一直督促我們這些偶像，看著我們成長）」，網上隨即掀起熱烈討論，圍繞姜濤作為2010年代香港捧出來的偶像，是否有實力繼承過去香港娛樂工業眾多天王巨星。

有人認為他完全比不上張國榮、劉德華，也有人認為他正正代表當下香港人需要的價值觀——低調內斂，不失赤子之心。因為他們自覺代表香港人，音樂事業暫未北移（但有趣的是，《全民造星》第一季在中國其實同步網上播出，由是他們在中國一樣有穩定的粉絲群），又不像很多歌手、藝人，為了在中國開拓生意，委曲求全，甚至反過來一味責難香港的失敗。即使上述藝人太多不能盡錄，但最近周柏豪改變政治立場，終能北上開騷（演唱會），以及陳奕迅無端支持新疆棉，都是對香港粉絲造成打擊的好例子。在政治立場無法再曖昧下去的時候（無論對中國市場還是香港本地），轉變立場必然會被視為對過去培育他們成功的故鄉香港，一次最無可饒恕的背叛。

其實除了姜濤外，「Mirror」這個組合多少有點像以前的女子組合「Cookies」。2002年成軍的「Cookies」最初有多達九名成員，同樣各有特色，以拍電視劇、電影等輔助人氣。但隨後九名成員裏人氣差距拉闊，「九餅」時期結束變成「四餅」，留下來的成員如鄧麗欣、吳雨霏在歌、影、視各有發展。「Mirror」成軍至今三年，同樣陸續有成員雙線發展，部份成員如Eden、柳應廷、陳卓賢都發表單曲，邱士縉獲邀參加台劇拍攝、楊樂文早於2013年的《狂舞派》擔綱主演，今年上映的續集《狂舞派3》人氣穩定上揚。柳應廷在去年與詞人小克合作，推出「風水光三部曲」（《水刑物語》、《風靈物語》、《迴光物語》），劍走偏鋒探討生死題材，加上柳應廷的實力派唱腔，無形中唱出香港人在反修例後經歷的心靈創傷，樂評多形容柳應廷歌曲有為香港人療傷之用。

「Mirror」是一面鏡，照見我們困於反修例創傷、疫情、國安法之中，情感上真切的需要。4月「姜糖」為姜濤慶祝生日，合力買下銅鑼灣所有當眼廣告版，把銅鑼灣變成「姜濤灣」一事，是一次質變的追星行動。

我沒參加追星，那幾天也沒專程到銅鑼灣感受一下氣氛。然而正如文化人查映嵐分享她追星的經歷和觀察，她提到很有意思的一幕，當時有人對她說，好像很久都沒試過街上有那麼多人在一起，為同一件事聚集一起。追星文化，本質就是每個人把對偶像的愛，投射到不同形式上，偶像某程度上，不是他自身本來的形像，更有粉絲的回應與主動創造在其中。我相信今年「Mirror」的演唱會一票難求，以及「姜濤灣」行動，「鏡粉」和「姜糖」當中一定有他們的主動創造，如果我們考慮到，去年六月國安法一槌定音後，香港連上街遊行發聲的權利都失去，造星／偶像正是讓粉絲可以相互照見、連結的行動符號。

買下廣告版，粉絲在銅鑼灣四處拍照，無形中突破了政權設下的限聚令，又當我們考慮到「限聚令」執行上只是讓政權有藉口扼殺任何帶有政治意識的群眾聚集，以追星作為情感上的共同連結，群眾重奪公眾場域，以娛樂之名，保存、延續香港的獨特娛樂文化（連結到「Mirror」暫時立足香港的性質）。即使未必每名粉絲都能察覺此點，但他們的集體行動，就是讓每顆疲憊殘破的心靈，找到新的寄托。

流入社會上不同文化領域裏，仍有些微空間與力量，民間動員然後主動創造，同樣例子還有石峽尾主教山百年水池遺跡保育行動。也許政治大環境非常惡劣，如何守，怎樣守，民間的能動性必然會轉入不同層面的議題，而「Mirror」、「姜濤」、「追星」，換言之就是香港人於娛樂層面上的接收與再創造。雖然，確實也有聲音認為，這些行動無異飲鴆止渴，一日未重奪政治意義上的場域，娛樂本身具有麻醉人心的那部份，可能只會令香港人娛樂至死，一如對「黃色經濟圈」的批評，那種民間力量轉移避險，是權宜之計還是可以長足發展？我認為與其批評，不如先行參與，加以創造，所以當姜濤及Mirror在年初的樂壇頒獎禮屢次奪獎，我還真的花幾晚聽他們的作品，我想我必須去了解，而非先入為主斷定香港的娛樂、流行文化工業已死，那麼我只會對他們得出相當負面的結論。正如《Errror自肥企劃》導演Mike所說，如果大家還未準備好戰鬥，嚴肅警醒只會顯得無謂。

《ERROR自肥企画》及「無制限OT編集団」：電視娛樂的新路？

最近香港人像回到以前無綫電視《歡樂今宵》的時光，每晚11時正打開電視或手機，收看「Viu TV」節目《ERROR自肥企画》（下稱《自肥》）。這個綜藝節目是組合「Error」和幕後團隊「無制限OT編集団」第三次合作，與其說是綜藝節目，《自肥》更加像一套戲仿九十年代日本人氣動畫《新世紀福音戰士》的電視劇。

公司又要我哋開新嘅節目
面對收視的壓力是但啦頂你個肺
但我心裏驚才華早已儘流逝
「For 真心觀眾」變了做志氣 Bite
係呀 冇錢㗎 我為什麼要做奴隸？
「For 香港觀眾」畀埋條命你好冇？

（譯）公司又要我們開新的節目
面對收視的壓力隨便啦頂你的肺
但我心裏驚才華早已儘流逝
「For 真心觀眾」變了做志氣 Bite
是啊 沒錢的 我為什麼要做奴隸？
「For 香港觀眾」把這條命給你好不好？

從極度在地化的、對原動畫主題曲的改編，點明節目本身是為香港觀眾而拍，隨即在網上爆出全新的討論熱度。同時觀眾也因為這個節目，倒過來重溫兩季《花姐Error遊》，輿論多大呼「走寶」（看走眼）。節目一開播，《自肥》不但令本身人氣受醜聞困擾的「Error」成員保錡重新復活，更因為節目以外，郭嘉駿（別名193）大膽譏笑無綫電視台新推出的綜藝企劃及曾志偉過時，IG帳號的追隨者暴升至30萬。可以留意到，一開始《自肥》及「Error」爆紅的原因，雖然有節目對動漫作品的成功戲仿，更大原因卻是他們直率地表明自己要與過去傳統的電視娛樂工業劃清界線。他們毫無保留嘲諷步入老化，無能創新的無綫電視，連結起反修例之後，大多數香港人對無綫電視作為官方喉舌的憤怒。主創與受眾一拍即合，從而激起不少香港人的好奇心——咁串（這麼囂張）？我就要看看你們拍的節目有什麼能耐。

結果是，《自肥》真的是橫空出世，只有在2021年這個時空下，它才會那麼成功。同樣，節目的成功挑起了香港人對社會局勢的判斷混亂：崩壞的社會下產出一部成功的娛樂節目？其實《自肥》的成功，正是源於我們過去兩年來的「失敗」。

《自肥》的結構以「Error」四位成員與嘉賓參與不同遊戲環節，贏得大獎；加上四位成員的個人「自肥」項目組成。慢慢有觀眾在不同環節發現彩蛋，加上主創團隊其實也有份演出，從旁介入、暗示，於是社交媒體每晚都有人分享他們的發現。第二集〈任何人都是你的朋友〉，要求「Error」成員各自找來自己的朋友，再與他們一起穿上全黑衣服。例如「肥仔」梁業要坐在單車上，高速駛過運動場，在一瞬間要認出混在朋友之中的保錡，認出之後，要以「死亡行星」（一顆實心球）打向他，證明對方真的是他的隊友。網民一眼認出「朋友」、「黑衣」等符號，認為環節背後其實是回望反修例抗爭期間，每一個街上的蒙面手足，他們不是你的朋友，卻又是你最好的手足。

又例如在〈侏羅紀公主〉一集，導演親自扮演成速龍，會持棍追擊四位「Error」成員，網民一樣心領神會。在編碼（encoding）與解碼（decoding）過程中，觀眾明白了主題曲「For真心觀眾」的深意。但是再多運用符號遊戲，也許有人會質疑這不過是打打擦邊球，刷人氣用。我也有過類似擔心。直到劇集一集接一集播出，導演Mike、編劇麥可暉等人把信息愈講愈明顯，最後一集更加把《自肥》昇華到新的高度。就像〈錯誤體育祭〉一集，Error與無制限團隊比賽，由於拍攝到落場參與的都是主創團隊的成員，Error一方不斷作弊，試圖扭轉劣勢。事後麥可暉在個人社交媒體特別點出：如果制度明顯向某一方人傾斜，按照制度角力未免愚蠢，「犯規還犯規，錯還錯，是兩回事，但有人總把兩者串連，是他們最常用的武器」。而團隊本身的「自肥」項目也有導演出海拍攝中華白海豚，借此暗示港珠澳大橋工程對大嶼山海洋生態的破壞。

我認為，這就是「Error」的精神。其實四人即使歌精舞勁（如「肥仔」梁業組軍前已經是dancer），但外形都不是當一般意義上的「偶像」的料，那是「Mirror」與「Error」的一奇一正的偶像概念。正者，外形、實力俱有，以正面的人格特質贏得粉絲支持；奇者，外形三尖八角，性格奇特（如193經常口沒遮攔，連監製花姐都曾經得罪過），玩綜藝經常作弊，但他們與「Mirror」一樣，有未成熟的活力，有未經世故的赤誠，也因此同樣有無限的成長潛力。

在兩季《花姐Error遊》和《自肥》裏，觀眾一起見證「Error」和主創團隊等人成長。尤其在《自肥》的結尾一集，可以說是他們一起在三年間從事電視綜藝的反思結集，然後以電視作為媒介散發出去。

電視是對抗碎片化娛樂的對策？

《自肥》的最後一集首尾呼應，大玩互文性，四位「Error」成員成為「Error」（Eva）的駕駛員，反覆探問「娛樂的意義」、「Error是什麼」，如同動畫結尾主角真嗣在自我的世界裏頹坐，不斷問自己為何要戰鬥。《新世紀福音戰士》當年最後幾集缺乏經費，《自肥》的Mike導也在最後一集向觀眾報告超支情況，本人接受「死亡行星」懲罰以示問責（多麼久違的問責精神）。

在當下香港社會脈絡，生產娛樂到底有什麼意義？如果按照無綫電視千篇一律的生產模式（如人氣處境喜劇《愛回家》），娛樂就是一種麻醉你的身心靈的毒，你以為香港如同劇中的家庭與社會般和諧安定，所有矛盾最終都會成為誤會、笑料；從而隔絕觀眾解讀信息期間會有再創造的能動性，隔絕深思的可能。不過，《自肥》展現了Error與無制限團隊就社會一年多以來的反思，也就是他們相信娛樂可以凝聚已經流離失所的人心，在當下香港那個無家般的社會裏，一部節目旨在重新連結深陷孤獨與自我質疑的每顆心靈。

Mike的聲音、麥可暉撰寫的稿，提及他們要把電視改變成對抗碎片化娛樂的媒介。不無吊詭的是，《自肥》也都是靠不少環節剪接串連而成，當下人人觀看的IG、網片或Tiktok，確實比電視節目更短，更加即食，由是缺乏閱讀縱深。《自肥》好在以戲仿《新世紀福音戰士》獲得相對完整的結構。或者所謂對抗碎片化娛樂，深意是電視仍有凝聚廣大觀眾民心的能力，像一家人一起邊看電視邊聊天，此情景在手機主導的時代無法輕易被取代。如果連結到反修例後，香港人深陷孤獨與無力感之中，看電視或者就如同粉絲追星，同樣是突破人心裏的「限聚令」的策略。假如我們無法重新聚集一起，只會被恐懼吞噬，被政權逐個擊破；而電視娛樂，會不會是一座可以長足發展，讓破碎微物得以凝聚，最後形成高塔？當下無法輕易下判斷。

去年我曾就香港的影視生產工業提出一個觀察：「獨立」製作才能盛載香港人的意志，「主流」則全面被收編，無法傳達甚至主動封殺香港人的意志。仍記得去年某一集《愛回家》，僅僅因為劇中一對手套被人有意或無意擺設出「五、一手勢」，無綫即時解僱該劇導演。「主流」不再，於是「主流」與「獨立」吊詭地倒置，也因此我們的主流，會面對更加大的風險去傳播。

那麼《自肥》及無制限團隊的出現意味著什麼？回望「Viu Tv」成立僅僅五年，不是沒有過因觸碰敏感政治議題而低頭的時刻（拒播《帶著矛盾去旅行》其中一集，主動發聲明譴責嘉賓馮敬恩、王丹宣揚港獨），但是絕大多數時間裏，這間電視台的製作經常呈現出「未成熟」的氣息。「未成熟」意即有活力，敢放手予年輕人大膽創新，也因此，旗下製作一直四處摸索，有時嘗試到好的東西，有時則不。「Viu Tv」的董事魯廷暉才四十多歲、無制限團隊的Mike導、編劇麥可暉等人清一色是「九十後」，他們仍有時間，如果政治壓逼尚未近身，我期望他們可以為業已阻塞的「主流」工業打出一小個缺口。即使我並不樂觀，事實上左派應已留意到這個節目的影響，未來會怎樣演變，「Viu Tv」會不會再次向政權叩頭，統統是未知之數。

《自肥》熱潮前後，評論如紙片雪花般飛來，也有人提出不少質疑。然而，此時此刻，不只是觀眾需要Error與無制限團隊的生產，他們也需要我們看見，起碼人人都移民的時候，你看得見我，我看得見你，有你故我在。繼續行動，繼續尋找意義吧，人類學家James Scott說：「他們能夠認清現實⋯⋯轉而認為這是一件理所當為的事情；並不是先喊個原則，然後身體力行。他們行動在先，才從行動中找到邏輯。抽象原則是實際行動的孩子，而非父母。」（《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

流行文化未死，香港不死。

2021年5月11日香港，Mirror的成員在演唱會舞台上。圖：VCG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5月11日香港，Mirror在演唱會舞台上。圖：VCG via Getty Images

姜濤。圖：姜濤Facebook

組合Error。圖：網上圖片

《ERROR自肥企画》第15集。圖：影片截圖

my little airport告訴我們的：如何在香港的新時代保存自己？

特約撰稿人 李照興｜2021-10-02

在今年夏天推出最新一張唱片《Sabina之淚》和演唱會之前，my little airport已有三年沒出新唱片，儘管2019年也曾有多首作品單獨推出。隨著香港進入新常態，2021年圍繞my little airport（MLA）的話題，更是披上多一重香港文化身份的考量。

MLA的矛盾，也像是香港的矛盾

MLA會不會是香港最後的另類流行組合？以後還有這種可以衝出香港的獨立組合嗎？之後還會有音樂人那麼肆意玩弄港式俗語和文字玩笑嗎？又或者，那份充滿矛盾的地道氣息，有多少會被「新常態」下的香港文化延續或扼殺？以獨立創作出道，可能不會有人把MLA和夏金城拿來比較，可在我看來，兩者之間確存在著某種傳承，甚至聯繫到始自1970年代末的「黑鳥」樂隊和1990年代本土獨立樂隊AMK的話，就是走進更大的香港獨立音樂發展脈絡。

從吟游式的唱腔演繹，到筆下書寫的城市眾生，縱然記錄的取材不盡相同，但反映的同屬所處時代的某種精神狀態以至生活關懷。MLA身上，是矛盾的化身，既清純又惡壞，外表斯文平靜但實則醞藏極端反叛與不安。甚至看似無害純真的唱片封面照片，也帶一種奈良美智式的笑裡藏刀。刀不用以傷人，只是反襯世途的險惡，不得不防，以此傍身身。

由《在動物園散步才是正經事》到《Sabina之淚》的17年間，舊香港走了最後一程，至2021年被全面接管變色，MLA也由輕盈漸露暴烈而後淡然，也像是短短這兩年間的城市精神面貌。一度奇跡般輸出到中國大陸和台灣兩地的另類音樂圈，那種發展空間上的開放樂觀一去不返。他們在中國大陸的討論組被封掉後，成為香港本地原創在大陸的絕唱案例---- 以後香港音樂文化都只能以大灣區和乘風斬棘哥哥姐姐的過去式姿態出現。MLA的矛盾，也像是香港的矛盾，我們得與它共存，以及期盼這種獨特的，那麼香港的聲音能怎樣延續下去。

當我們說「港式」：創作空間根本不同

MLA 那幽默感Hongkongness，從名字就開始。非香港學校成長難以一click 即中（學生時代開玩笑說平胸的女生是「飛機場」，但這個in joke似從沒被公開認可為組合名稱的由來，只能各自領會）。甚至乎，MLA作品中很大部份呈現的，就是這種in joke，懂的會懂，不懂的，要解釋就多隔了一重。這種語帶相關，要求一份對香港通俗文化的基本理解，貫穿了整套作品。

這種理解首先是港式語言文化的理解。當我們說港式，也不獨是說「粵語」，而真的是夾雜了英文、港式俚語、粗口的「香港語」。香港語不獨指用詞，也包含了一種表達和觀察。這種文化特色，可要在文化差異的情況下才看得更清楚，譬如曾有在大陸粵語區的朋友，憑曲寄意，發在社交媒體朋友圈的歌，試過是《憂傷的嫖客》。並表示，寫這種主題，以至用那種場景式和口語化的描述，真是中文歌界絕無僅有。那指的顯然不只用語，而是敢寫，也寫得到位淋漓，突破了他習慣了的創作自設界綫---- 他難以想像流行作品能這樣徹底赤裸又反諷的去寫這種交易關係（新作《只收一半》該是呼應作品）。

這種徹底，反映的根本是創作空間的不同，創作人可盡全力，用心中一團火去表達生活感知中被打動的一些觸碰，無論是生活瑣事，到喜歡的文化養份，整合形成了某個時代的香港年青人生活藍圖。

這其實是我最早期留意和比較MLA的切入點：我竟然想到，在林阿P的歌聲中，我聽到夏金城（這裡的獨立音樂代代相傳是八十年代傳奇的士司機音樂人夏金城和黑鳥，到九十年代AMK，而再到2000年代的MLA）。不僅是說那懶洋洋和半唱帶講的節奏（比較一下夏金城的《馬小靈》和MLA的《給Face雜誌的記者Ivy》），也是面對社會的一種源於貼近土地（街道社區）而表達的情感和眾生描繪。在各自的世界和歲月中，夏金城關心的可能是迫（擠）巴士、炒股票、選美，流行文化上看漫畫上腦而沉迷馬小靈自比王小虎。在MLA一代，是各式商場街道中的過客，暗巷裡抽煙，是過份緊張的情侶去開房，是不想上班的打工族，文化層面則是金斯堡（Serge Gainsbourg）以至伊力盧馬（Eric Rohmer）。關注的範圍不一，可表達的語態和迫切感依然。在性意識層面，夏金城那代在幽幽諷刺《為了靚靚》式的扮靚風，而MLA已在質疑《適婚的年齡》，又長驅直入要《攻陷你的西》。

MLA 世紀：價值觀與矛盾

但顯然，來到2000年代，MLA反映的也是另一時代的香港審美。早在「文青」這詞在香港流行之前，MLA用它的唱片攝影和涉及各式文學電影的歌詞，重寫了香港的不和諧景像——組合一方面看似小清新又文藝（有首叫《How can you fall in love with a guy who doesn't know Gainsbourg？》），另一面又唱著punk味的爆烈《讓我搭一班會爆炸的飛機》。

它的唱片最為人留意的，首先是不需要貼題的男女孩生活照片（女性較多），不像偶像歌手的大頭，也不強調和主題的接近，通常只是女孩子的生活照風格（以至早期有樂迷以為是隊女子組）。後來，這些被定義為「文青」的美學，很大程度同時代表了這時代的青春流行審美。如果留意歌名曲詞，MLA較多寫的是西九龍的話（也遠涉火炭和中環），那如果我們把近日的深水埗舊區活化的發展聯上，大可以統稱MLA的審美為「大南街美學」。深水埗大南街這幾年間成了香港文青流連地，它原本足夠地道市井，但添上咖啡香或潮物店後，變成一種帶有矛盾格調的香港街道新文化（MLA或該寫一下大南街），散發著一個有待更新的老城的餘韻。

去到作品層面，歌詞用語的口語化當然是組合被放大的特色，綜觀香港樂壇，這種入詞也絕無僅有。但更能把MLA區分的，該是所說的題材或具體場景之勇猛。有些是寫實殘酷，也不乏像是無病呻吟或斷章絮語。而這些聽起來有另一種價值輸出的音樂，才是核心所在。可以說，如果夏金城時代的獨立創作關注，是小民衣食住行，到MLA 世紀，則是價值觀。

那成名早年傳播得最廣的《在動物園散步才是正經事》，一針見血把所謂多勞多得的價值顛倒，說無用之用（當然其中那個in-joke又是另一個案例，原文本中的ZOO唱片店，被廣泛誤解為真的動物園，其意像卻是更有普及性）。其他不正經事，還有離經叛道但唱起來又平淡普通的生活瑣碎：敏感話題如嫖妓、青年人開房、不停抽煙、驗孕、大麻等等。而這些，表面唱起來都那麼乖巧，梳著齊陰長髮型的Nicole，在台上永遠企（站）得畢直（筆直）淡定，而歌曲的內核卻又那麼尖銳。極度反映了說過的這種矛盾，躁動的訊息，用淡定的歌喉演繹，「無限的文字想像，配上有限的音樂技術。」

獨立精神如何保留

如果再去到香港論述範疇，各種社區街道名的入題，像在音樂領域，也試圖重現香港的各區城市景觀：《介乎法國與旺角的詩意》、《白田購物中心》、《 荔枝角公園》、《 美孚根斯堡與白田珍寶金》、《浪漫九龍塘》、 《荔枝角網球場宣言》、《 九龍公園游泳池》、《 給金鐘地鐵站車廂內的人 》、《牛頭角青年》、《詩歌舞街》（是九龍人多過港人）。再而是掌握了香港人愛旅行，視一些外國地方為「鄉下」的比喻，從京都到印度，再去泰國夜市講價的習慣，香港人都聽得會心微笑。

MLA不少作品也插進一些讀白，較多由Nicole平淡的朗讀帶出疏異效果。那其實也是特殊的香港教育經歷：我們講的是口語，但書寫的則是白話（書面語）。當有如Nicole刻意平鋪直敘朗讀白話文時，就會產生一種異化，變成「唸口簧」式的滙報，在朗讀的行為中，反向消解了文中可能要帶出的「正經」意義（真話是講出口的，只有反話才背誦出來）。

隨著2009年後，社會運動輪番出現，讓MLA與另一派香港獨立音樂接連上。《畢業變成失業》、《邊一個發明了返工》、《失業抗爭歌》、《社會主義青年》，單看曲名，以為是黑鳥和民眾劇場街頭演出時期為勞動階層發聲的社運歌。論意識形態及批判立場的鮮明，也是香港樂壇，不論主流或獨立場域皆罕有。《香港是個大商場》的名字，就遙遙和地產霸權等其時的社會批判互相共鳴。但林阿P的幽默依然，寫「無產」的無奈，可減少怒火，轉而表達成《給親戚看到我一個人食吉野家》，又或終極對《美麗新香港》的刻劃：「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頭，就當我在外地旅遊」——作品出現時，不知那將成為預言。

這城市經歷了近三年翻天覆地的變化，MLA的新碟《Sabina之淚》沒有明顯的針對式表態或激盪，只以盡在不言中或以一大片迷霧的煙幕去回應。《K同學》略提及防暴、習武以至太子周邊穿街坊裝的路人。《散步之年》想念「世界未病發前」的光景，也再一次回應前作。《煙》指的再非過往常出現的香煙，而是催淚彈引起蔓延全城的迷陣。另一首行文最為明顯寫女子參與街頭運動的《吳小姐》則沒在發佈清單中。是含蓄或勇猛都好，彼此都知，很難返回那逛動物園才是正經事的日子，但偏偏置身這個不可理喻的非常態時代，這動物園散步的初始態度，原來才是這新時代最可取的姿態。

沒有聲嘶力竭，現場演出，只靜靜站在台上，娓娓唱出，不會跟隨大隊哥哥姐姐去綜藝節目飊高音，這就足夠貫徹另類我行我素，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獨立精神。

擴音器傳來，叫人隨歌起舞的噪音天天在響，這個時代的香港，得保持自己有親的語言，以及冷眼的幽默感。當主流將逐漸被主旋律取締，另類樂風與游擊演出的意義將更重要。從演出到作品，歌詞唱著的無聊和磊落站於台上不擺動的姿態，就是這城市賴以傳承及唱不完的故事。

my little airport《我都唔知道》演唱會2021 宣傳海報。圖：my little airport Facebook

my little airport 。圖：my little airport Facebook

my little airport 《適婚的年齡》(2014)。

my little airport 《在動物園散步才是正經事》(2004)。

my little airport 《Sabina之淚》(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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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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