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巴基斯坦史

伊夫提哈尔·H．马里克　著　张文涛　译

The History of

　　　　　Pakistan

alt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字：01-2009-5512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The History of Pakistan, by Iftikhar H. Malik,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Greenwood Press, an imprint of ABC-CLIO, LLC, Santa Barbara, CA, USA.

Copyright © 2008 by the author（s）.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ABC-CLIO,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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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基斯坦史／马里克著；张文涛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000-8392-4

（世界历史文库）

　Ⅰ．①巴…　Ⅱ．①马…②张…　Ⅲ．①巴基斯坦-历史　Ⅳ．①K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2155号

责任编辑　陆　源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26千字

印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前　言

巴基斯坦或许是一个新名词，但巴基斯坦人构成的却是一个古老的社会，他们的祖先生活在历史性的印度河流域，并与征服者、学者、访问者、传教士、苏菲派教徒以及西亚和中亚的移民们相互影响。这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有高山、巨大的冲积平原和干旱的沙漠，现在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与其邻邦有一些相似的特性。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研究，从人们不太了解的达罗毗荼人开始。当时这个流域经历了祭司王领导下的农业发展，直到出现雅利安人，此后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发展成为两支重要的宗教力量。佛教、耆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在古代巴基斯坦很兴盛，后者一度是亚历山大用兵后所征服的、波斯帝国的一个重要部分。印度帝国的复兴、早期基督教社会出现在历史性城市塔克西拉，以及西北地区的一系列入侵，是早期的历史特征，直到伊斯兰教随苏菲派和入侵的阿拉伯军队而来为止。突厥穆斯林王朝的发展，即德里苏丹王权，带来了印度—伊斯兰文化的一段辉煌时代，波斯人成为整个次大陆舞台的中心。在欧洲人开始进入印度沿海城镇时，莫卧儿时代以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贡献闻名于世。自18世纪以来，英国统治的发展与莫卧儿王朝的衰落发生在同一时期，1857年起义之后，南亚穆斯林的不同反映体现了次大陆多元性下的互相影响。本书叙述了漫长政治运动之后，巴基斯坦于1947年的形成以及建立共同民族精神的努力。希望本书不仅对学生有益，而且有助于业外人士了解这个有丰富而多元历史遗产的国家。

不列颠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巴斯斯帕大学、沃尔夫森大学等机构和巴基斯坦次大陆、北美地区的好多人为我做这个大课题时提供了帮助。在牛津、巴斯和伦敦与同事、学生和朋友们的持续交流，让我一直在正确的方向进展。我的家庭也在我最需要他们时，提供了能量和热情。特别要感谢Nighat、Sidra、Kiran和Farooq。我希望无数有能力的善意巴基斯坦人能像他们一样，将这个国家带入应有的位置。谢谢Greenwood出版社，他们曾出版了我的《巴基斯坦的文化和习俗》一书，这次又出版了我的第二本著作。还要感谢Kaitlin Ciarmiello的职业情谊。我希望本书带领读者穿越南亚史和印度河地区伊斯兰教这些挑战性的迷宫时，能带来更广阔的视野。

伊夫提哈尔·H.马里克

2008年3月23日于牛津

名称缩写

AIML | 全印度穆斯林联盟（All-India Muslim League）
AJK | 自由克什米尔（Azad Jammu and Kashmir），即巴控克什米尔
AL | 人民联盟（Awami League）
ANP | 人民民族党（Awami National Party）
APWA | 全巴基斯坦妇女协会（All-Pakistan Women's Association）
BJP | 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CENTO | 中央条约组织（Central Treaty Organisation），即以前的巴格达条约组织（Baghdad Pact）
COP | 联合反对党（Combined Opposition Party）
FANA | 联邦直辖北部区（Federally Administered Northern Areas）
FATA | 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ederally Administered Tribal Areas）
HRCP | 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Pakistan）
IDA/IJI | 伊斯兰民主联盟（Islamic Democratic Alliance）
IMF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C | 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ISI | 三军情报局（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JI | 伊斯兰促进会（Jamaat-e-Islami）
JuI | 伊斯兰神学者协会（Jamiat Ulema-e-Islam）
JUP | 巴基斯坦神学者协会（Jamiat Ulema-e-Pakistan）
LFO | 法律框架令（Legal Framework Order）
KKH | 喀喇昆仑公路（Karakoram Highway）
MMA | 联合行动同盟（Muttahida Majlis-e-Ammal）
MNA | 国民议会议员（Member, National Assembly）
MPA | 省议会议员（Member, Provincial Assembly）
MQM | 统一民族运动党（Muttahida Qaumi Movement）
MQM（A） | 统一民族运动党阿尔塔夫派（Altaf Hussain Group）
MQM（Haqiqi） | 统一民族运动党哈基基派（Anti-Altaf Group）
MRD | 重建民主运动党（Movermen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
NAP | 民族人民党（National Awami Party），人民民族党的旧称
NWFP | 西北边境省（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
PDA | 巴基斯坦民主联盟（Pakistan Democratic Alliance）
PIF | 巴基斯坦伊斯兰阵线（Pakistan Islamic Front）
PML | 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Pakistan Muslim League）
PML（N） | 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Nawaz Sharif Group）
PML（Q） | 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领袖派（Quaid-i-Azam Group）
PNA | 巴基斯坦民族联盟（Pakistan National Alliance）
PPP | 巴基斯坦人民党（Pakistan People's Party）
SAARC |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EATO | 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 East Asian Treaty Organisation）
WAF | 妇女行动论坛（Women's Action Forum）

大事年表

公元前

2500 | 哈拉帕文化：古印度河流域时代
1500 | 雅利安人移居次大陆
519 | 波斯皇帝居鲁士征服印度河流域
486 | 佛陀去世
468 | 耆那教创始人大雄去世
327—325 | 亚历山大征服印度河流域
321 | 孔雀王朝创建者旃陀罗笈多即位
268—231 | 阿育王统治时期

公元后

50 | 使徒圣·托马斯进入坦叉始罗
78 | 贵霜帝国国王迦腻色迦即位
319—320 | 旃陀罗笈多一世即位
405—411 | 中国学者法显到访
500 | 匈奴人入侵
606—647 | 戒日王统治时期
712 | 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征服信德
997—1030 | 加兹尼的马哈茂德入侵次大陆
1206 | 阿巴克在德里建立奴隶制王朝
1206—1525 | 德里苏丹王权
1288，1293 | 马可·波罗访问印度南部
1325—1351 | 伊本·白图泰访问印度
1325—1352 | 维查耶纳伽尔帝国建立
1345 | 巴赫马尼王朝在德干建立
1469—1539 | 锡克教创建者南纳克宗师生活在旁遮普
1526 | 莫卧儿王朝国王巴布尔在潘尼帕击败德里苏丹
1600 | 东印度公司在伦敦成立
1707 | 莫卧儿王朝大帝奥朗则布去世
1757 | 东印度公司击败孟加拉的纳瓦布
1799 | 提普苏丹在迈索尔遇害
1857 | 反抗东印度公司的起义
1858 | 英国王室接管印度
1885 | 印度国大党在孟买成立
1906 | 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在达卡成立
1913 | 真纳加入穆斯林联盟
1930 |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在阿拉哈巴德发表演说
1940 | 穆斯林联盟的拉合尔决议
1947 | 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
1948 | 真纳去世，克什米尔问题引发第一次印巴战争
1958 | 阿尤布·汗将军发动军事政变
1965 | 第二次印巴战争
1969 | 叶海亚·汗将军发动军事政变
1971 | 印巴战争与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分离
1973 | 巴基斯坦宪法获得通过
1977 | 阿里·布托被齐亚·哈克将军推翻
1988 | 齐亚·哈克在空难中丧生
1988—1999 | 贝·布托和纳瓦兹·谢里夫当政
1998 | 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
1999 | 穆沙拉夫将军通过政变上台
2002 | 巴基斯坦大选，穆沙拉夫成为总统
2005 | 巴基斯坦北部和自由克什米尔（即巴基斯坦控制地区——译者注）发生地震
2007 | 穆沙拉夫与首席大法官以及市民社会发生争执
10月18日 | 贝·布托从流亡中返回巴基斯坦
11月3日 | 穆沙拉夫实施紧急状态法，通过修改宪法获得更大权力
12月27日 | 贝·布托在拉瓦尔品第的选举集会中遇刺，其19岁的儿子比拉瓦尔·布托·扎尔达里成为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人
2008年1月 | 穆沙拉夫访问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进行公关活动
2月18日 | 大选
3月25日 | 赛义德·尤素福·拉查·吉兰尼宣誓就任总理

第一章　印度河腹地和喀喇昆仑山之国

巴基斯坦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受欢迎的穆斯林国家，至今仍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47年从英属印度中独立后，巴基斯坦被南亚穆斯林当成传统和现代力量将会结合在一起的理想国家，会给其居民提供经济财富以及和平的生活。在全印度穆斯林联盟（AIML）的旗帜下，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 1876—1948）领导了合法的斗争，为巴基斯坦赢得了独立，不过“巴基斯坦”这个术语是一些剑桥大学的穆斯林学生于1933年发明的。巴基斯坦领土包括旁遮普、西北边省、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控制地区——译者注）、信德和俾路支，通常被视为印度河流域的腹地，次大陆的一些古老文化正发源于此。〔1〕作为生活在印度河地区不同种族社会共同寻求的一种政治体制，在这些地方的所有居民看来，巴基斯坦不仅是一个中性词汇，还是一个乌托邦，农村、部落和城市居民不管有何宗教和意识形态差异，都有同等机会和不可剥夺的居民身份。尽管巴基斯坦以穆斯林国家的形象立国（因为伊斯兰教是大多数印度河流域和低洼的恒河孟加拉三角洲居民的共同信仰），不过真纳和同事们强调尊重所有巴基斯坦人的平等权利和机会。即使今天，虽然穆斯林人口占绝对多数，促进国家的伊斯兰化从未离开过公共话语和宗教政党的议事日程，但仍然约有10％的巴基斯坦人隶属于其他宗教传统。〔2〕虽然伊斯兰教和乌尔都语是其两个主要的民族特征，但巴基斯坦如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从历史到人口、从地理到气候，都是十分多样的。历史上的种种时代，给这个年轻国家增添了一种巨大的古老感和延续感。巴基斯坦虽然是一个新成立的国家，但实际上是印度河文明的继承者，是世界上持续至今的古文明之一。巴基斯坦历史上多种政治的、宗教的和地区的身份，正是这种文明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巴基斯坦有权称自己是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直系继承人，从古代的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和佛教徒，一直到其受阿拉伯、中亚和印度影响而存在13个世纪之久的伊斯兰遗产，都是其传统的重要内容。

一、地理：从喀喇昆仑山（Karakorams）到喀拉特（Kalat）

巴基斯坦国土面积有31万平方英里，其中1.6万平方英里被河流覆盖。巴基斯坦有两个加利福尼亚大，面积大致是美国面积的1/12，英国面积的三倍，人口1.6亿。在北部，巴基斯坦经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控制地区——译者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雄伟壮丽的喀喇昆仑山接壤，长达330英里的中巴边境线横穿这座白雪皑皑的山脉。在西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毗邻，1600英里的边境线上，大部分是山区，最北端是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最南端是与伊朗的边界。自19世纪最后几年的英国“杜兰线”（the Durand Line）划界以来，这块边陲地带保留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至今原封不动的部族遗产，传统的价值观超过了一切其他东西，如热情好客、抵制外来影响和控制，热爱家庭、土地、宗教和语言。在西南，巴基斯坦与伊朗交界，边界长570英里。在南部，有长达660英里的阿拉伯海海岸线，使巴基斯坦与西部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Hormuz）十分接近。巴基斯坦的东海岸延伸至库岑湿地（Kuchh）。印度是巴基斯坦东部唯一的邻邦，两国边界长1835英里，大部分地区是旁遮普平原和信德以及拉贾斯坦的沙漠。有争议的查谟和克什米尔（Jammu and Kashmir）面积与英国差不多大小，位于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在这个地带，1948年和1971年的印巴战争后划定的控制线（LOC），将这两个竞争对手分隔开来。近些年来，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了很大缓和，允许一些有限的穿越边境的走亲访友和商贸活动。〔3〕

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给其统治者带来了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也使其具有地区和地区之外的重要性，赋予了该国在外交关系中的相当传奇的形象。巴基斯坦的北部区域与中亚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丝绸之路接近，其西北区域与阿富汗以及更北部的突厥语地区有着地理和文化的联系。几世纪以来，这种联系塑造了印度次大陆的社会政治生活。巴基斯坦和伊朗以及其他一些西亚地区所共有的历史，在独特的波斯—伊斯兰文化（有时指波斯式的、或印度—伊斯兰的遗产）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巴基斯坦与恒河流域以及更南部已成为今日印度联邦的地区间的多种联系，使其成为印度河流域文明扩张的先锋。未来的移民和入侵浪潮，对于古典时代的印度教发展和古波斯和希腊帝国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同样，伊斯兰教的到来，虽然最初只是在沿海，主要是通过通向西部和中亚地区的山区关隘传入的。伊斯兰教的到来提供了持久的苏菲派的、艺术的、文学的、哲学的和其他方面的影响，给次大陆注入了新颖而有力的思想和习俗。同时，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些巴基斯坦地区也是南亚影响力如佛教的桥头堡，佛教由此向亚洲大陆内部四散传布。

巴基斯坦的地理特征当然在其历史、政治和社会生态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地理上的变迁仍在进行中，但山脉、冰川、河流、冲积平原、沙漠和其他地形地貌留下了各自的印记。巴基斯坦北部集中了一些世界上最高的山脉，赋予了其与众不同的特性。虽然山脉孕育了河流，调节了气候，成为无数南亚人的生命线，不过它们也经常带来破坏性的地理事件，如地震、洪水、山体滑坡和雪崩。2005年月8日，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控制地区——译者注）和邻近地区的大规模伤亡和毁坏，就是巨大自然力量无敌的明证，自然威力在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下的地壳运动中展示了自己。地震影响了大部分自由克什米尔地区（Azad Kashmir，克什米尔［巴控区］——译者注），以及巴基斯坦边境省的相邻地区，约10万人在地震中失去了性命。〔4〕在繁华的城市，如巴拉科特（Balakot）、巴特拉斯（Batrasi）、兴凯里（Shinkiari）、穆扎法拉巴德（Muzaffarabad）、巴赫（Bagh）和拉瓦拉考特（Rawalakot），无数人因为倒塌的建筑和大量落石而严重受伤。〔5〕

巴基斯坦最北部（位于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控制地区］——译者注）的吉德拉尔（Chitral）、吉尔吉特（Gilgit）、罕萨（Hunza）、奇拉斯（Chilas）和俾路支地区，受到旅游者和登山者的喜爱。在一块不大的范围内，集中了一些最令人胆寒、同样也十分迷人的景观，如山谷、悬崖、白雪覆盖的山峰和一些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冰川。吉德拉尔最北部的区域靠近阿富汗，以其坐落于兴都库什山三个相邻山谷中的有历史意义的卡拉萨村落（Kalasha，梵语，宝瓶之意）闻名于世。这个地区在海拔5000英尺以上，夏季凉爽，冬季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大雪覆盖。与外界相连的唯一陆上通道是海拔10500英尺的洛瓦里山口（Lowari Pass），或通过飞机进出。该地区的另一端是独特的蒂里杰米尔山（TirichMir）。〔6〕蒂里杰米尔山海拔25230英尺，是兴都库什山脉的最高峰，经常笼罩在薄薄的云层中。按照当地的传统说法，这座以突发雪崩而闻名的山峰，由一群仙女护卫着，她们欢迎登山者们带来成碗的牛奶或鲜血，保佑他们幸福或使他们忧伤。在更南部的地区有许多天然的温泉，这一带保存着自己独特的多元文化特色。

比蒂里杰米尔山更受欢迎的是坐落于加甘谷（Kaghan Valley）和印度河之间的南迦帕尔巴特峰（Nanga Parbat），这座山因为靠近通向吉尔吉特的飞行航线，吸引了登山者和作家们的注意力。南迦帕尔巴特峰得名于梵文，意为“裸露的山峰”，高26660英尺，是喜马拉雅山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最高峰。它的一些坡面上没有积雪或任何绿色植被，极为陡峭。南迦帕尔巴特峰是喜马拉雅山的最西端，由一些绵延的山脊构成。在60英里半径范围内，没有别的山峰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在其南侧是世界上最大的悬崖之一，落差达16000英尺，这也是克什米尔的起点。〔7〕在其西侧，是阿斯托山谷和本纳山谷。发源于喀喇昆仑山的印度河流经其北侧。两山之间的区域，有大规模的斜坡，而不是陡峭的悬崖。〔8〕

虽然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在吉德拉尔和加甘地区都有高峰，不过说巴基斯坦是“喀喇昆仑山之国”并没有错，因为其最东北的地区有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和其他一些高峰，以及巨大的冰川系统，行政上隶属于法纳区（FANA，联邦北部直辖区）。乔戈里峰这一侧的锡亚琴冰川（Siachen）、巴尔托洛冰川（Baltoro）、戈德温·奥斯汀冰川（Godwin-Austen）、康考迪亚冰川（Concordia）、比亚佛冰川（Biafo）、卡伯里冰川（Kaberi）、希斯帕冰川（Hispar）等大冰川，位于巴基斯坦的巴提斯坦（Baltistan）内，与中国以及克什米尔（印控区）相邻。冰川孕育了许多河流，如什约克河（Shyok）、萨尔托洛河（Saltoro）、希格尔河（Shigar），这些河流与经常被称为神秘的香格里拉或小西藏地区的众多湖泊一道，汇入了发源于（中国）西藏的印度河。〔9〕乔戈里峰海拔达28253英尺（8611米），常被认为是世界上的最高峰。与珠穆朗玛峰相比，其更加令人可畏。人类首次登上乔戈里峰是在1954年。由于乔戈里峰被其他一些世界高峰所包围，故只能从特定的位置才能被观察到。实际上，在巴尔托洛冰川周围15英里方圆内，有10座世界30大高峰，似乎从各个方位护卫着乔戈里峰。其他的高峰包括，加舒尔布鲁木1号峰（Gasherbrum Ⅰ），海拔26470英尺，布洛阿特峰（Broad Peak），海拔26400英尺，马什布鲁木峰，海拔25660英尺。

吉尔吉特和罕萨的昆仑山区域在更西部，邻近巴提斯坦，自从连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高速公路开通后，进出这里更加便捷了。高速公路穿越这些雄伟的山脉和惊险的美景，直达海拔15000英尺的红其拉甫（Khunjerab）边境哨所。这里的吉尔吉特山谷、罕萨山谷和那格尔山谷，被发源于帕苏冰川（Passu）、希斯帕冰川和霍佩尔冰川（Hoper）的吉尔吉特河、罕萨河和红其拉甫河所滋养着。在罕萨周围的著名高峰中，美人指（Lady's Finger）、星峡尔峰（Shimshal Cones）、勒格博希峰（Rakaposhi）极为突出。在这些山谷的许多位置，都可以看到勒格博希峰，喀喇昆仑高速公路就修建在其最北端。〔10〕勒格博希峰高25550英尺，是昆仑山所有高峰中最适宜照相的。因为靠近巴基斯坦北部的文化和娱乐中心罕萨，它似乎更容易到达。申杜尔山口（Shandur Pass），是从吉尔吉特和罕萨去吉德拉尔的必经之路。它的海拔有12250英尺，是马球运动的发源地，即使今天的马球比赛仍然有声有色。

巴基斯坦的科希斯坦（Kohistan）和哈扎拉（Hazara）地区，如同位于西北边省（NWFP）的其他一些边境地区一样，主要是山区。山谷和山口为人类的居住和进出提供了可能。俾路支的西部和沿海区，以及旁遮普北部，是低矮的山脉。位于印度河西岸的世界著名岩盐矿带（Salt Range）与苏莱曼山（Sulaiman）不同，是白沙瓦高原的最东部边境，为旁遮普大平原延伸至孟加拉让出了道路。这些平原被上述山脉和冰川所形成的印度河水系的五条河流滋润着。自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殖民化以来，五条河流滋养的土地旁遮普省，一直是次大陆的粮仓。印度河流经岩盐矿带后，最终于卡拉巴格（Kalabagh）处流入旁遮普平原。哲兰河（Jehlam）、奇纳布河（Chenab）、拉维河（Ravi）、萨特累季河（Sutlej）先后汇入印度河，在流经信德平原后，最终汇入阿拉伯海。诸如喀布尔河、斯瓦特河、吉德拉尔河、昆哈河、库拉姆河等河流穿过西北边省后，最终也与印度河汇为一体。虽然偶尔的季风性降雨也会在低洼地区引发洪水泛滥，不过俾路支省大部分是旱地，缺乏干流。自从20世纪早期的运河和拦河坝工程后，信德省已经变得很肥沃，然而巴基斯坦四个省份之间因为发电和灌溉用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摩擦。1947年独立后，次大陆稀缺水资源的分配，很快导致了印巴间的紧张关系。这个复杂问题在1959年世界银行的干预后，基本得以解决，不过由于两国都想有更多的水力水电，储存更多水用于灌溉，他们常常竞相在上游修建新的拦河大坝。

信德省深处以及远东区也有些干旱的沙漠地带。其靠近海边的土地更加肥沃。另一方面，俾路支面积占巴基斯坦领土的43％，但人口只占5％，地貌和伊朗以及中亚一样，土地干得像沙漠，不过没有沙子而已，而是充满了砾石、小山丘、沙丘和灌木。靠近阿拉伯海的沿海地区如马克兰（Makran），在靠近抬起的山地和高原处有些小片沙漠，是理想的牧羊地。与冰川覆盖的北部和高山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基斯坦南部大部分是干旱区。运河，特别是在信德地区，极大地改变了土地面貌和潜力。巴基斯坦如同印度和一些其他亚洲国家那样，是热带性国家，夏季漫长，冬季短暂，起码在平原地带不太难受。夏季温度可高达45℃。信德省的雅各布阿巴德（Jacobabad）和俾路支的锡比（Sibi）常常被认为是地球上最热的地方。平原地区只是在12月和1月的夜间，气温才下降，而穆里（Murree）、奎塔、哈扎拉、罕萨、加甘、巴提斯坦、克什米尔（巴控区——译者注）、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和法纳，却有凛冽的冬季。在次大陆的整个平原地带，冬季的黎明和黄昏，每天都有几个小时笼罩在浓雾中。冬季西伯利亚的气候，偶尔给远达俾路支的地区带来阵阵额外的严寒。夏季从3月下旬一直持续到9月下旬，不过通常只在6月下旬前才干旱炎热，此后，印度洋上空的雨系在喜马拉雅山的阻挡下改变方向，雷雨便在巴基斯坦降落。7月与8月，除了水库得以蓄满水外，旱情也得到缓解。9月至11月下旬，秋季来临。巴基斯坦的春季很短。欢庆季风、收获和秋季，是巴基斯坦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显著特点。

二、人口和地域

独立时，巴基斯坦东翼和西翼主要是农村地区和农业社会，但在以提高农业机械化和推广高产作物为特征的绿色革命和大城市的工业化后，农村和部族地区人口开始涌向城市。除了东翼1971年分离成新国家孟加拉外，巴基斯坦还经历了几次新的人口变动，包括向海外特别是海湾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和阿曼输出劳工。紧随城市化之后，阿富汗和伊朗在20世纪80年代的地缘政治发展，给巴基斯坦带来了大批难民。人们享受不到相对好的生活条件和一些改进了的卫生设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巴基斯坦的人口大大增加了。1947年时，巴基斯坦今天的领土范围内有3700万居民，包括1947年从印度涌入的大量人口。截至2007年的早些时候，巴基斯坦人口已经达到1.6亿，给土地和资源带来了压力。这些人口中有65％是年轻人，他们渴望工作、渴望能改善生活条件。不过，因为资源和机会有限，他们面临严重的困难。而且，该国的主要支出是昂贵的国防设施，部分由于与印度之间的棘手关系，部分由于该国大多时间是处于军事统治下，因此不可能在国家预算分配中给发展部门拨出更多的资金。虽然人口的地域性和意识形态压力很大，并常常伴随着棘手的地方政治事件，不过更大的需求如改善教育、择业竞争、城市人口的职业化、国外移民的汇款、直率的市民社会等，都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在其六十多年的近代史中，巴基斯坦度过了多次裂隙和危机。因为国内外有着坦率的媒体和有警惕的市民集团寻求和平，巴基斯坦的老百姓或许正朝着创造更好福利体系的方向缓慢前进。

巴基斯坦人大多是数千年来居住在印度河盆地的居民们的后裔。他们是印欧血统人，与其他种族社会如波斯人、阿拉伯人、阿富汗人和突厥人相互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与多元传统相连的复合身份。许多世纪来，伊斯兰教是这些人集体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历了穆斯林的长期统治，以及要求建立穆斯林国家后，更是如此。宗教身份强化了巴基斯坦人与西亚有相同信仰者的血脉联系。虽然次大陆西北地区早期的穆斯林统治阶层和宗教精英来自南部和西部的穆斯林社会，不过他们与当地南亚家庭以及文化的互相影响，促进了印度教—穆斯林文化的稳步形成。尽管巴基斯坦1947年接受了800万至1000万来自印度的穆斯林难民，而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也离开巴基斯坦，穿过边界，前往新的家园。这些新来者也和早已生活在这个年轻国家的人们一样，拥有共同的多元文化意识。

共同的宗教和民族特性或许有助于巴基斯坦人实现更大的归属感，不过他们仍旧需要克服现存的在国家形成之前就有的地区和种族多元性。在英印时期，宗教是集体身份的基础，同样，对于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和其他人而言，语言和领土很大程度上界定了集团的种族性。以前的东孟加拉人现在被称为东巴基斯坦人，他们开始谋求与西巴基斯坦人有平等地位，称自己是孟加拉穆斯林，最终仍是孟加拉人，诸如信德语、俾路支语和普什图语等语言成了生活在各省的不同社会的身分识别标志。〔11〕就旁遮普而言，1947年分离后，变成了巴基斯坦的权力引擎，追求发挥更大作用，因而种族身份被冲淡了。对于大多数旁遮普人而言，他们与信德人、俾路支人以及普什图人不同，乌尔都语而非旁遮普语是通用语言；不过是巴基斯坦而非旁遮普，区分了他们的地方民族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乌尔都语和英语大大超过了地方语言的重要性。国内流动性的增强，给多元主义提供了更多开放性空间，不过中央集权的政府参与性不强，并没有在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联邦中发挥多大作用。

三、旁遮普

旁遮普省是巴基斯坦人口最为稠密、最有影响力的省份，当然是多元的，是地域和经济多样性的晴雨表。该省居民一般被称为旁遮普人，人口占巴基斯坦人口总数的60％。虽然由于该省是次大陆的门户，一些人成了军人，不过在这块印度河流域的传统腹地，旁遮普人历史上多数时间是农民。旁遮普人是该地区古代先民的后裔，与西亚人以及南亚次大陆的同乡们有着宗教的和历史的联系。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旁遮普人都为他们的土地和财富自豪。在数个世纪中，诸如拉合尔和木尔坦这样的城市，一直是印度南部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拉合尔虽然人口少于卡拉奇，但有大量莫卧儿王朝和英国的纪念碑，被视为巴基斯坦的文化首都，其以前的著名花园现在被不断增长的高级住宅边缘化了。拉合尔有好的大学、出版社、艺术画廊和南亚最古老的国家艺术学院，是一个和谐的、宽容的、富裕的城市，居民们不论宗教传统如何，以其庆祝活动、热情和美食而著称于世。木尔坦、乌克·谢里夫（Ucch Sharif）、帕克帕坦（Pakpattan）和章（Jhang）位于旁遮普西部，有着古老的苏菲派神殿、穹顶建筑和民间传统。费萨拉巴德（Faisalabad），曾经的新兴灌溉系统的核心，是一座纺织业以及相关行业蔓生的城市。锡亚尔科特（Sialkot）、瓦兹拉巴德（Wazirabad）和古杰兰瓦拉（Gujranwala）以运动商品、餐具、皮革、家具和其他一些制造品出名。杰赫鲁姆（Jhelum）、阿托克（Attock），当然还有拉瓦尔品第，是印度河与杰赫鲁姆河之间开阔平原的重镇。一些史前古城，如坦叉始罗（Taxila，又称塔克西拉——译者注）、拉瓦特（Rawat）、巴豪（Bhaun）和提拉（Tillah ）位于白沙瓦高原。根据一些考古学家的说法，这里一度是海洋，数千年前干涸了。这种解释有助于理解岩盐矿带的成因，矿带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可能也是最大的克乌拉岩盐坑（Khewra Salt Mines）。除了拥有苏菲派神殿、华丽的清真寺、辉煌的莫卧儿王朝和英国建筑之外，旁遮普还是16世纪锡克教的发源地，在拉合尔、楠卡那（Nankana）、哈桑·阿布达尔（Hasan Abdal）有一些锡克教圣地。〔12〕

因为人口占据优势、以及享有较好的经济和职业前景，旁遮普穆斯林最少种族性，但派系和血族关系的身份特征更加明显。自从1947年被分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两部分后，它仍保留着席卷主要宗教社会的社区暴力的记忆和伤痛。当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前往印度时，无数穆斯林从东旁遮普和广大的印度地区来到了旁遮普，极大地改变了拉合尔、古杰兰瓦拉、费萨尔巴德、萨希瓦尔（Sahiwal）、木尔坦和其他一些城市的人口比例。为了给所有人更好的机会，这个地区对多元性有更高的接受程度。来自印度的难民们，无论是旁遮普人还是穆斯林，在这里找到了新的、更宽容的家园，也更得到支持。自1947年那些破坏性的日子以来，旁遮普再也没有遇到过那种规模的种族骚乱或暴力，持久的和平使旁遮普人被称为这个国家的旗帜，他们让其他三个省份的人们嫉妒，那些地区的人们对旁遮普人统治力的抱怨并不罕见。

四、信德

信德（Sindh）是巴基斯坦人口第二多的省份，地域性种族分化更加明显，说信德语的居民大都生活在腹地，而说乌尔都语的居民定居在如卡拉奇、海得拉巴和苏库尔这样的城市中。前者占据国家人口的20％，被认为是古代生活在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毗荼人的后裔。相当数量的人声称具有阿拉伯人和伊朗人血统。说乌尔都语的信德人被称为穆哈吉人（Muhajireen，即移民），〔13〕与难民或定居者的称谓不同，这个术语可能是淡化他们1947年从印度集体迁离的重要性。虽然先辈们来自印度的广大地区，不过占国家人口7％的穆哈吉人大多数生在巴基斯坦。除了移民身份外，说乌尔都语和居住在城市，强化了他们对不同种族性的要求。〔14〕卡拉奇除了以其很高的商业和防卫形象成为巴基斯坦唯一的港口外，还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也是金融首都。它是该国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随一些城市和人口统计学的挑战而来的是，卡拉奇已经从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今日的特大城市。

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其遗址就在信德的农村。一片靠近马克里（Makli）的巨大墓地，是无可比拟的古代墓葬，包含数千座早期的墓穴和陵庙，分别代表了种种过去的建筑传统。这类设计独特的墓穴，也被称做朝克汉迪墓群（Chaukhandi Tombs），遍布信德全省和俾路支的相邻地带。信德不仅是古印度河流域的文化之乡，还以伊斯兰之门“巴布尔—伊斯兰城”而闻名，次大陆最早的穆斯林社会于此进入了信德省。信德是从天竺（Sindhu）一词得名的，阿拉伯语称为Hind、Hindustan和Hindusim，英语称谓Indus变成了后来的印度（India）。信德各地到处都有苏菲派圣徒的神殿，他们中许多人也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人文主义者。如比特（Bhit Shah）的拉提夫神殿（Shah Latif）、谢里夫（Sehawan Sharif）的卡兰达尔神殿（Shahbaz Qalandar）和萨马斯特神殿（Sachal Sarmast），每年都吸引了无数来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朝圣者，而信德的民间传说（特别是在塔尔沙漠地区）也在地方传统中保留了一席之地。

五、俾路支

俾路支（Balochistan）是巴基斯坦面积最大的省份，位于印度河西岸，向西延伸，深入南部。它与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海相邻。该省因巴洛克部族集团（Baloch）而得名，西北部住着普什图人，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普什图族有亲缘关系。历史性城市有卡拉特（Kalat）、锡比（Sibi）、杰曼（Chaman）、胡兹达尔（Khuzdar）、瓜达尔（Gawadar）和图尔伯德（Turbat），而俾路支现在的首府是奎达（Quetta），在英国统治时期开始建设。巴洛克人声称不是印度—波斯血统中的闪米特人，他们中一些人说一种独特的达罗毗荼—布洛希语（Brohi），不同于今天俾路支中部印度河流域内包围了布洛希语地区的各类语言。因为缺少水和肥沃的土壤，俾路支是贫瘠的农业地区，但蕴藏着大量的自然资源，其战略位置又增加了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巴基斯坦的天然气主要储藏在布格蒂部族地区（Bugti），天然气的总量和分配常常导致部族首领产生争端。

巴洛克部族地区被称作桑得拉（Sardar）的首领们所统治，随时间迁移，他们所掌控的人口似乎日渐萎缩，因为越来越多的巴洛克人移居到卡拉奇和海湾地区，以寻求更好的经济前景和政治自治。俾路支的人口有700万，分属于巴洛克部族和普什图部族，面积几乎占巴基斯坦领土的一半。〔15〕

六、西北边省

巴基斯坦的西北部，大部分地区住着普什图人，还有一些与旁遮普人有联系的部族集团，该地区被称为西北边省。这是一块由山脉、山口和山谷构成的地域，保留着世界上最为古老的部族之一、组织有序。除了在白沙瓦和阿伯塔巴德（Abbotabad）的城市里有些说印度语的居民，以及一些山区居民科希斯坦人（Kohistanis）之外，该省居民大都是普什图族人，他们住在毗邻阿富汗的地带，共分为七个半自治区。这些部族地区横跨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享有内部自治权，而在诸如白沙瓦、马尔丹（Mardan）、贾尔瑟达（Charsadda）、科哈特（Kohat）、本努（Bannu）等城市中的普什图人，部落化程度较轻，在商业和其他职业领域内有突出成绩。由于国内要求其完全融合的呼声也一直在增长，以前的普什图族土邦迪尔（Dir）和斯瓦特（Swat）已经被重新划成常规行政区，虽然这些部族是否具有类似的性质仍然常常存在争议。普什图人对他们的语言普什图语有很大的自豪感，也非常依恋他们的土地，传统的价值如好客和复仇，体现了他们的部族团结。继旁遮普和信德省城市居民之后，城市中的普什图人在国家公共部门也占据了很多职位。基于过去几十年的流动性，卡拉奇现在已经变成该国最大的普什图城，而西北边省的人口只占巴基斯坦总人口的13％。

迪尔（Dir）以北，在洛瓦里山口（Lowari Pass）的另一侧是吉德拉尔，这里的居民不是普什图族，他们的祖先是印度—波斯人。古老的社会如卡拉萨，被视为古代的希腊人，亚历山大领导下的希腊人曾经统治过这个地区一段时间。从前的土邦吉德拉尔，宗教构成非常多元，南部是逊尼派区域，北部住着什叶派居民，也被称作阿贾汉派（Aga Khanis），因为他们信任忠贞不渝的精神领袖——活着的伊玛目（阿訇）。〔16〕

法纳（Fana）居民住在吉尔吉特、罕萨和巴提斯坦（Baltistan）。他们说好几种语言，如希纳语（Shina）、藏缅语（Balti），这些称呼是逊尼派和什叶派起的名字。喀喇昆仑高速公路促进了贸易和旅游，在教育和服务部门的更多投资使这些遥远的地区产生了多种影响力。在过去20年中，阿加·汉扶持项目（Aga Khan Support Program）给教育和家庭工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使罕萨几乎普遍得到自主和繁荣。吉尔吉特、斯卡杜（Skardu）和卡普鲁（Khaplu）的其他社会也试图建立类似的机构。

七、教育和性别

定居在城市中的旁遮普人、信德人和普什图人，从巴基斯坦的经济和教育发展中得到了益处，然而部族地区和某些农村地区被拉下了。这些地方，封建势力和教士势力，常常与官僚机构联合，共同主持着地方事务。因而发展步伐非常糟糕，并会继续下去，除非当局换掉这些中间人，努力将手直接伸到基层群众和妇女那里。在许多层面，乌尔都语是教育的媒介和正式语言，不过在私立中学和高等教育机构中，英语更有地位，更受欢迎。年轻的学生们在家可能说不同的母语，但即使在边远地区，人们越来越多地说乌尔都语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相反的是，城市中职业群体和巴基斯坦年轻人则以说英语为荣。〔17〕精通多种语言是对巴基斯坦多重社会风气的自然反应，不过这可能成为民族团结的障碍。对于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来说，学习古兰经和相关的早期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文学作品不再引起争议，连迄今围绕母语与乌尔都语、乌尔都语和英语之间关系的争论，也已让位于日渐增长的实用主义。与之相应，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人，包括种族集团和教士集团，已经开始接受这些语言能共存的看法，虽然英语是在世俗事务中获得更高地位的唯一钥匙。

可以看到，私立英语学校遍及全国，技术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有了实质性的增加。宗教性神学院的传统与私立教育并存。虽然这些神学院常常缺乏现代学科和有能力的师资，不过它们能传授基本的伊斯兰学问，能给许多孤儿和弱势群体提供保护。慈善传统保证了建设更多的清真寺、神殿、神学院，让年轻的孩子们远离流浪和毒品。〔18〕 1947年，巴基斯坦人的识字率只有10％，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出头。到21世纪初，虽然在西北边省和俾路支的部族地区，有大量女性未受过教育，不过一些地区的识字率已经达五成。巴基斯坦对安全的公开兴趣和高额国防支出，与农村地区的普遍贫困以及封建土地制度一道，被认为是影响教育投入的主要原因。在分级制教育体系下，高等教育机构和学校有其自身的问题，如教师工资低，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19〕国家管理的分级教育制度虽然有很多好处，但也给社会带来巨大挑战，因为年轻人数量庞大，愿望很多。与其他类似的社会一样，巴基斯坦也受到全球化的挑战，如果计划制定者们能找到办法改变国家优先考虑的事情，他们会受到刺激。办法就在于有迫切主动性的改革。

有关巴基斯坦妇女的看法常常模糊不清，或者流于一般的概括，假定她们即便不是绝对下等，也是内在不平等的。这些假定来自于巴基斯坦的宗教约束和男性统治的社会经济结构。确实存在不公平的严重问题，甚至有针对妇女的家庭和部族暴力，不过在巴基斯坦这样的保护主义社会中，妇女并没有被看作是纯粹的性工具。由于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姐妹和女儿，故得到了保护。在很多学者看来，女性缺乏多种权利可能反映了一种宽泛的病态，在此状态下，弱势群体不论性别和种族如何，都容易受到伤害。对老百姓所作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和部族人口的类别划分，再与阶级裂隙交叉，决定了该国的性别现实。中产阶级的兴起可能揭示了女性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如果不算完全自由，至少揭示了她们经济与社会的复合主张，不过如同北大西洋地区一样，这也可能摧生出一些更加保守的态度。巴基斯坦曾有过女性总理、部长、大使和省长，但大多数巴基斯坦妇女与男人一样，忙于家庭生计。除了在舞会、民间传统和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柏拉图式爱情的浪漫形象，妇女还被理想化为尤物和其荣誉的坚强捍卫者。出现过一些强迫性婚姻的例子，此外，间或还有由于反复无常的宿怨导致的玷污名誉的报道。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无数官方和私人监督者，以及有警惕性的媒体，对此显得训练有素，为切实保护妇女和少数民族权力带来了更多希望。〔20〕

八、宗教与政治认同

偶尔提及巴基斯坦，都能很强烈地唤起一幅穆斯林国家的形象，好像几乎每个人都信仰—神论的伊斯兰教，表现出某种不宽容。这种看法部分是真实的，因为大多数巴基斯坦居民都是穆斯林，只有几百万人不是。穆斯林本身也包括不同的教派。自从在英国控制印度最后几十年中谋求建立穆斯林国家的独立运动以来，巴基斯坦一直声称自己是穆斯林国家，但不同人群对于穆斯林或伊斯兰的理解程度和方式不一样。是伊斯兰教，而不是地理或印度河流域文化的多元性精神，一直在塑造着巴基斯坦人的感性认识和生活方式，这在有关教育、法律制度和外交政策的官方声明中同样得到了体现。虽然许多穆斯林并不把伊斯兰教当作单纯的信仰，不过他们还是区分了与政治的联系、以及充当与政治不同的角色。许多人盼望他们的国体可以通过公共和私人领域的伊斯兰化，改变成神权政治国家；另一些人则把信仰当成私人的事情，当成集体生活的重要因素。这种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不限于巴基斯坦才有，宗教和世俗之间的拉锯战，是近代人类历史的有机部分。〔21〕

伊斯兰教，字面上是和平之意，相信安拉是唯一的；先知穆罕默德是安拉的最后一个使者；《古兰经》是指导社会的最神圣的经典。它和基督教一样，都相信有天使和末日审判（Day of Judgment）。此外，它要求穆斯林必须遵从《古兰经》的教导和先知传统，同时在现世和来世之间创造平衡。伊斯兰教认为自己是一种温和而宽容的信仰，超越了种族和民族的倾向，因而倡导在对安拉尽责和对同类尽责方面到达平衡。通过每日和每周的祈祷，以及去麦加朝圣，伊斯兰教建立了一种集体身份，而强调集体身份保证了对宗教社会（乌玛）有更强烈的感觉。其中的友爱是一种超越了地方性、种族性甚至国家性联系的理想。虽然有这些共同特性和相应的实践，但穆斯林历史上卷入了不同的教派。逊尼派占教徒的压倒性多数，什叶派次之，占穆斯林总人数的10％—15％。虽然与逊尼派信徒有共同信仰与实践，不过什叶派给阿里最高的地位，而逊尼派既很尊敬这位穆罕默德的女婿，同时也尊敬他的其他同伴。〔22〕由于对古典伊斯兰遗产的解释日渐增多，穆斯林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张，因而两大教派进一步包含了众多小教派。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是逊尼派，20％的人口是什叶派。一些代表他们的政治集团，要求实行伊斯兰化，或贯彻由其教士解释的教会法令和法律。在什叶派为主的伊朗和逊尼派为主的沙特阿拉伯与阿富汗，形势的进展也大大加剧了巴基斯坦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分歧，然而有趣的是，两大教派很多情况下经常在一个大家庭中共存，并不完全相互敌对。

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当然有中东根源，不过保持了不同的次大陆特性，地方势力与核心信念似乎结合到了一起。巴基斯坦人的伊斯兰教体验，具有经文研究和综合性的两种平行趋向特点，常常被描述为迪奥宾（Deobandi）式方法和巴列维（Barelvi）式方法，这是根据英印时期建立的两座神学院命名的，分别表达了两个派别的思想。前者强调纯化论的路径，避免神圣事业中的任何中间媒介，而后者承认中间媒介，甚至为苏菲派圣徒举行祭祀仪式。这些苏菲派圣徒和他们的后裔被划分为不同的组织（Silsilah）。过去几个世纪，这些组织在建立与非穆斯林社会的联系中起到了先锋作用，因而是伊斯兰教进人非洲和亚洲贫困人群中的先驱。纯化论者也是复兴主义者，从迪奥宾神学院寻找他们自己的养分，那里的穆斯林学者（乌力马）认为，因为在数个世纪中连续吸收了种种外来传统，包括寻求精神导师代为祈祷，穆斯林已经稀释了早期的伊斯兰价值。这两个复兴派在英印时期出现，特别是随着1857年起义后对殖民的仇恨，以及穆斯林政治权威从次大陆的消失，当代的穆斯林精英不满于穆斯林的总体衰落。〔23〕

与这两种潮流一道，穆斯林知识分子中还有第三种趋向。虽然也声称是穆斯林，但他们寻求与现代性建立联系，而不是采用追本溯源的方法。与他们的一些继任者们不同，这些现代派建立了学校，敦促穆斯林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教应当被看作向其他文化和社会的积极影响开放的文明。在英印时代，复兴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意识形态裂隙一直引发了争议。由于盛行依赖于伊斯兰教，世俗主义者通常很难公开表达他们的看法，因为无论是纯化论者还是综合论者，都强烈坚持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存在的理由。

有相当数量的巴基斯坦人不是穆斯林，而是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印度教徒大约有6百万，多数住在信德省，其中只有少数在城镇。基督教徒主要集中在旁遮普，许多住在城市。基督教徒人数大约在5百万到6百万之间，其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人数都差不多。早期的印度大陆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据说圣·托马斯向南去果阿之前，造访了坦叉始罗（Taxila）。与其他三个当代宗教传统一样——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和耆那教，当主张社会同化论的印度教在这些地区重建了统治地位后，基督教也消失了。

古典时期，随着印度王国的建立，印度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直至伊斯兰教进入印度河流域。随时间迁移，印度河西侧变成了穆斯林占绝对多数的地区。在旁遮普和信德，虽然穆斯林占多数，但仍保持着非常多元的色彩。旁遮普中部锡克教的发展，以及殖民时期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重新出现，进一步提高旁遮普的宗教多元性。1947年，虽然大多数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前往了印度，而印度穆斯林特别是东旁遮普的穆斯林来巴基斯坦安家，不过旁遮普的基督教徒并未出发穿越新国界。结果旁遮普的基督教社会也经历了分离，这至今仍旧是很需要研究的课题。许多印度教居民生活在巴基斯坦南部，即使在1947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移民风暴中，这里的社会流动性仍旧保持着低水平。巴基斯坦有一个锡克教徒的小社会，大部分人在旁遮普，他们不是从事商业活动，就是依附于锡克教圣地。

袄教徒（Parsis）或琐罗亚斯德教徒是世界上最小的宗教社会之一，传统上居住在次大陆的城市中，如孟买和卡拉奇。在巴基斯坦，除了拉合尔和古杰兰瓦拉的一些著名家族外（这些家族多数生活在卡拉奇，而持续向西方移民削减了他们的数目），就数这个有进取心的社会在商业活动中最为成功。

除了一个规模较小、几乎消失的大同教（Bahais）社会之外，还有数百万阿玛迪派教徒（the ahmadis），他们自视为是穆斯林派别，因为对先知的结局有自己特定的看法，被正式认定为少数派。巴基斯坦议会1974年通过立法，宣布了他们的少数派身份，他们的领导后来到伦敦寻求庇护。阿玛迪派教徒主要集中于旁遮普中部，在其他一些城镇中，也有阿玛迪派家庭，他们在教育和职业方面都很出色。

九、行政和经济

巴基斯坦是联邦制国家，包含旁遮普、信德、俾路支和西北边省四个省份，以及法塔区和法纳区，实行三层式管理。从技术层面看，“自由克什米尔”（Azad Kashmir）并非巴基斯坦的一个正式部分，有着总统领导并由总理管理的自己的政府。“自由克什米尔”是位于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印控区）之间的一小块土地，大约在分离时期被当地人解放，常常与印度争相声称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巴基斯坦早年曾有过许多宪法，直到1973年才出现了各方意见一致的最终的文本，同意实行两院制立法下的议会制政府形式。上院由联邦成员平等选出，有100名议员；下院是国民议会，每隔五年通过成人普选权方式由选民选出。议会多数派政党组建总理领导下的政府。由于连续的、特别是在近些年来的修正案，巴基斯坦总统现在拥有了较以往更大的权力，包括解散内阁和议会，因而巴基斯坦变成了总统式的政府。巴基斯坦的第二层管理是依靠四个省份，它们各自保留了独立的、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在选举基础上，首席部长和其内阁组成地方政府，虽然重要权力已经被指派给既是首席执行官、同时得到伊斯兰堡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省长。第三层管理是乡村、城镇、县区的地方政府，尽管一些重要权力已经交给了选举产生的议会，不过强力官僚机构的传统大致仍旧神圣不可侵犯。同样，巴基斯坦的司法体系仿照从英国那里学来的西方司法传统，不过自1980年以来，在伊斯兰教著作中阐释的一些伊斯兰教法，已经在很高程度上被添加到特定法令的实施中。

巴基斯坦的民政机构，包含有许多干部，是由一套称作配额制的复杂体系选举出来的，给一些没有社会地位的团体提供了代表名额。由于统治的中央集权性，高层官僚机构权力很大，然而军队是最强的压力集团，传统上由一小群将军们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做出重大决定。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看到，巴基斯坦周期性地爆发军事政变，罪过照例被推给政治家们，说他们无能而且腐败。这个制度下的军队是如此有力，以至于成熟的民政体制靠自己自由运作的可能性常常很小。除教育系统外，军队雇佣了数量最多的巴基斯坦人，但许多步兵来自旁遮普。巴基斯坦的自由出版物，不论是英语的还是其他民族语言的，通常在行政和腐败问题上都很直率，因而一直是公民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国家有一些政党，从全国性的到种族性的、从宗教性的到宗派性的都有，它们的政纲许多情况下围绕一些足智多谋的统治集团打转。由于行政上的专制，巴基斯坦的政党常常沦为官僚机构强硬做法的牺牲品，很长一段时间内，三个全国性政治领袖都在伦敦流亡。他们分别是巴基斯坦人民党的领袖贝·布托、穆斯林联盟强硬派领袖纳瓦兹·谢里夫、卡拉奇的统一民族运动党领袖阿尔塔夫·侯赛因，后者在伦敦呆了更长时间。军方不允许他们回国。而且高等法院有一些针对他们的悬而未决的案件，他们自己则常常斥之为是无中生有的、恶毒的。巴基斯坦人流散状态中的报纸和电视频道，保证了这些巴基斯坦领导人的政治生命，不过他们处于无限期的流亡中，除非与将军们达成一些协议，否则没有回国的可能性。

巴基斯坦的经济，与其立国时相比，以及从人口膨胀压力的境况中看，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近些年来，虽然在9·11事件之后有严重衰退，但其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三四个国家之一。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是农民，不过城市化使工业和其他一些经济部门如制造业和服务业得到了稳步发展，其中服务业是发展最迅速的部分。纺织品、体育用品、医疗器械、皮革制品、食品和干果，是一些巴基斯坦最有名的出口商品。大约有四五百万巴基斯坦人生活在国外。石油、武器、化工产品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持续减缓了贸易不平衡压力。近来，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已经增加，虽然国内外的贷款数量仍然非常庞大，不过没有拖欠还贷。缺乏土地改革、课税基础小和一个负担很重的未发展部门，给经济带来了严峻挑战。在普通百姓看来，令占总人口1/3的穷人的经济状况得不到实质性改善的原因，不是缺乏资源，而是腐败中没有改善的意愿。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有一些部门的国有化，不过巴基斯坦的立国基础是混合型经济，自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从事着私有化的实践。移居海外的巴基斯坦人的汇款自9·11事件之后增加了，与一些外国援助一道，帮助了巴基斯坦从早些时候的经济衰退中反弹起来。不过长期的结构性改变，和在平衡部门分配中的更有效率的计划，或许才能产生实在的红利。而且，国内外的和平才能给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带来保证，给拥挤的人口带来乐观情绪。为了消除贫困，除了靠无数慈善组织和社会性捐助外，政府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由于俾路支和法纳区有未开采的资源，若加以有效的管理，巴基斯坦必定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步伐和合理的财富分配。虽然通常有保护消费者权益运动以及阶级分化的危险，但由于传统道德观念特别是在酒精、赌博和安全性行为等方面的价值观，这个国家总体上是倾向节俭的，加之对家庭和地方弱势群体的广泛支持，这些都是大量未被认识的社会资本中重要的非正式财富。

注　释

〔1〕 Choudhary Rahmat Ali是印度穆斯林政治重建运动（political reconfiguration）的先锋学生领袖之一，倡导东孟加拉的穆斯林走向“孟加拉派”（Bengalistan）。他们在印度南部的同行，特别是生活在尼查姆统治下的海得拉巴土邦的人们，被建议将自己归为“奥斯曼派”（Osmanistan）。这种观点反映出印度在脱离英国殖民者的前夕，有关国内政治重建观点的多样性，同时也说明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元的地区，宗教已经成为不同社会的身份制造器。参看Choudhary Rahmat Ali: Now or Never, Cambndge: University of Open Press, 2005（再版）；Mohammad, Aslam Khan Khattak: A Pathan Odyssey,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更多细节参看Iftikhar H. Malik: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Pakistan,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2002。

〔3〕考虑到对这个风景如画并具有战略意义的边境地区的要求不一，诸多有关克什米尔、包括一些地方社会和宗教社会的著作和报道观点各异，尽管在这个人口最稠密的山谷，穆斯林占居民的大部分。参看Alastair Lamb,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 1846—4990 Hertingfordbury: Roxford Books, 1991; Victoria Schofield: Kashmir in the Crossfire, London: I. B. Tauris, 1996; lftikhar H. Malik: The Continuing Conflict in Kashmir: Detente in Jeopardy, Londo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and Terrorism, 1993; and, Raju C. Thomas, ed.: Perspectives on Kashmir: The Roots of Conflict in South Asia, Boulder, Westview, 1992。

〔4〕 1974年，巴基斯坦巴坦（Pattan）和奇拉斯地区发生一场地震，紧挨着印度河，造成了数千人死亡，伤者更是不计其数。1935年，俾路支省南部的奎塔兵站也遭遇猛烈地震，吞噬了全部人口。地质学家预测，未来几十年，由于地质变化以及巨大高山的形成时期较短，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将有更多的地震灾害。

〔5〕克什米尔（印度控制地区——译者注）长达20年的武装反抗军公布的数据，与此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基本一致。灾难给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但同样存在争议的地区带来了极大损失。

〔6〕这个词也被称作Tirichmir，在吉德拉尔能望见这座山。

〔7〕与世界上其他山脉相比，南迦帕尔巴特山（Nanga Parbat）所吞噬的登山者生命是最多的，首次对登山者的猛烈攻击发生在1979年。1953年，德国和奥地利探险家组成的联合登山队，第一次成功登上了南迦帕尔巴特山。

〔8〕 2005年地震的震中位于山南的巴拉考特镇，巴拉考特镇坐落在自由克什米尔地区（即克什米尔［巴控区］——译者注）首府穆扎法拉巴德（Muzaffarabad）附近。

〔9〕将克什米尔分为印度部分和巴基斯坦部分的控制线一直到大多数冰川的南部，不过双方都争抢锡亚琴冰川。锡亚琴冰川的霜冻灾难吞噬的士兵人数，要比1984年以来的持续战乱中牺牲的人数多。详见Robert G. Wirsing: India: Pakistan and the Kashmir Dispute, London: Macmillan, 1994。

〔10〕喀喇昆仑公路在帕苏（Passu）等地实际修建在冰川上，由于时常发生山体滑坡和冰川运动，公路需要不断重建。

〔11〕关于语言和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fication）的有用讨论，参见Tariq Rhaman: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Pakista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仅仅将语言作为族群识别的唯一标志是不全面的，因为经济、政治、地理以及社会等级制度等，都在进行判断的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参看Reroz Ahmed: Ethnicity and Politics in Pakista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这位锡克教的创始人出生于距拉合尔26英里以外的南卡纳·沙希布（Nankana Shib）。拉合尔拥有一些始建于19世纪早期锡克时代的庙宇，而哈桑·阿布达尔（Hassan Abdal）则有锡克教第三神圣的庙宇旁遮普希贝（Punja Sahib）。除了一些代表传统和现代艺术设计的著名纪念碑以外，拉合尔还有一些辉煌的基督礼拜教堂以及大教堂。

〔13〕 Muhajir（穆哈札人）的复数形式Muhajireen，意为“移民”。

〔14〕关于族群多元化（ethnic pluralism）问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信德省（Sindh），参看Iftikhar H. Malik: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Pakistan: Politics of Au＠＠＠ity,Ideology and Ethnicity, Oxford: St. Antony's-Macmillan Series, 1997。

〔15〕据说，居住在卡拉奇丽亚瑞地区（Lyari area of Karachi）的俾路支人（Baloch）已经超过了整个省的人口。

〔16〕按照逊尼派传统观点，伊玛目是带领祷告者的人，而什叶派则认为伊玛目不仅是精神领袖也是世俗领导者，他的话语应当在所有宗教和世俗事务中被人遵循。阿加汗派是什叶穆斯林派的一个小派别，因为其在高等教育和金融领域取得的成就而为人所瞩目。“The Aga Khan”是这位伊斯玛仪教派（Ismaili Shias）领导人的英文称谓，其追随者分布在各个地区，而伊玛目本人居住在巴黎。

〔17〕 Tariq Rahma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ulture,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很多西方观察家都认为，这些神学院已经成为孕育军事文化的摇篮。参看Peter W. Singer: Pakistan's Madrasahs: Ensuring a System of Education Not Jihad, Washington: Brooking Institute: Analysis Paper No. 42001; Jessica Stem: "Pakistan's Jihad Cultur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0。这些批评通常都忽略了穆斯林世界这项传统习俗的历史背景，归因于塔利班是草率的概括。

〔19〕很多课本中都充斥着这些令人沮丧的问题，并降低了那些以此为教学内容的人的自尊。详见K. K. Aziz: The Murder of History: A Critique of History Books Used in Pakistan, Lahore: Vanguard, 1993; Pervez Hoodbhoyed.: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Fifty Years of Pakistan, K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0〕在那些被公诸于众的轮奸案中，有一起是梅伊的遭遇。她拒绝了亲戚们的恐吓，平静地面对攻击。她将自己的故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并为与她有同样遭遇的妇女们提供帮助。参看Mukhtar Mai with Marie-Therese Cuny: In the Name of Honor: A Memoir，由Linda Coverdale翻译，London: Virago, 2007。2007年2月20日，旁遮普政府一位女部长、两个孩子的母亲Zille Huma Usman，在古杰兰瓦拉一个政治集会上准备讲话时遭到枪杀。凶手Maulvi Sarwar认为女性应当被限制在家中，据报道他已经杀害了另外6名妇女，他宣称她们都是妓女。但是此人却没有因为他所犯下的罪行被判以长期监禁。更多细节参看"Demise of Gujrawala (leader)", The Daily Times, 2007年2月22日。

〔21〕很多人都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伊斯兰教不仅成为大多数穆斯林教徒的中心，在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也是如此。9·11事件和英美集团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证实了文化冲突的假设。一些人甚至会夸大政治紧张关系，认为穆斯林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区总处在相互冲突的过程中。更多细节参看Iftikhar H. Malik: Crescent between Cross and Star: Muslims and the West after 9/11,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2〕先知留下了一个女儿法蒂玛（Fatima），她的丈夫是穆罕默德的堂兄弟和亲密伙伴阿里（Ali）。穆罕默德没有特意指定继承者来指导新社会的政治和宗教事务，由此导致了早期穆斯林的分裂。当其他三位同伴结束任期之后，阿里正式继任哈里发。政治上的分裂，最终导致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两个神学派别的诞生。更多内容，详见Karen Armstrong: Islam: A Short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0。

〔23〕关于这些风暴性事件以及德里最后一位穆斯林国王倒台的、有趣的、新的信息，参看William Dalrymple: The Last Mughal: The Fall of a Dynasty, Delhi, 1857, London: Bloomsbury, 2006。

第二章　印度河文明：从达罗毗荼人到雅利安人

如同埃及的尼罗河一样，印度河自古以来不仅仅是巴基斯坦的生命线，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的代名词。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在这条大河和其支流所滋润的地区发展起来的。除了意味着一些史前文化外，被当地人称作Abasin（河流之父）、 Sindh（信德河）和Sindhu（信度河）的“Indus”（印度河）这个词，是India（印度）、 Indica（印地）、Hindu（信度河）、 Hinduism（印度教）和Hindustan（印度斯坦）等词汇的词根。印度河是整个南亚次大陆文化史的象征。在伟大的印度宗教如婆罗门教、印度教、耆那教和佛教等出现的数千年之前，古代印度河流域的居民们，通常被称为达罗毗荼人，就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定居点。正如古代赞美诗所揭示的那样，这些宗教是在印度河地区发展起来的。

由于我们不能破译雅利安人之前的印度河流域居民的语言，尽管我们可以获得数千枚封印和其他此类的手工品，上面有铭文、象形文字和雕刻痕迹，但对食物采集和今日印度与巴基斯坦农耕祖先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1〕印度古代史仍旧是个谜，对南亚地区早期人类和动物生活的发展描述主要是建立在假说基础上的。最古老的梵文诗集是《梨俱吠陀》（RigVeda），描述了集中于今日巴基斯坦地区的战争、胜利和对神灵的幻想。《梨俱吠陀》成书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主题是表现雅利安人的英雄业绩，而雅利安人之前的印度历史不是模糊不清，就是落入胜利者书写失败者历史的老一套模式。

雅利安人，或称作“贵人”，给南亚次大陆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们在所有宗教、社会和文学领域内都诠释了婆罗门教。虽然近来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说雅利安人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先驱似乎是更早些的居民。如果有一天能破译梵语以前的语言，与古代史之间的鸿沟或可得到弥合，人们便能更完整地重建印度古史。20世纪20年代，巴基斯坦人的领地内发现了古城哈拉巴（Harapp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的遗迹，这给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了解雅利安人之前的印度河地区提供了一条稳定的线索。印度河流域古文化的起源和突然消失问题，考验着历史学家们，他们可能惯常于研究人们了解更多的雅利安人统治的进展和随后的婆罗门教演化。〔2〕

另外还有一个雅利安人发源地的大问题，他们的吠陀时代，见证了梵语形式的早期印度教信仰和实践在印度河地区的发展。现在只有部分学者理解到，梵语是新近定居在次大陆北部的古印度人语言的综合物。印度河流域以及后来的恒河地区，成了雅利安人和他们种姓社会的家园，不过近来的民族主义话语试图将他们说成是印度土著，而不是入侵者或移民。〔3〕

一、名称是什么意义？

关于India、Hindu、Indica、Bharat和Indus这些术语的词源学争论，就起源、时间范围、空间领域等方面，没有一致看法。要解释“Indian”这个词的历史和种族含义，则可以写一本书。近代早期，欧洲探险者们经常把从南非到中国的所有区域称作印度。哥伦布和后来的探险家们被美洲土著弄糊涂了，当时称他们为“印度人（Indians）”，现在大致仍旧这么称呼。〔4〕不过英国历史学家和官员们根据次大陆的地理、土地、宗教和历史，首先将之作了统一性的界定，如古代希腊人和波斯人一样。除了信奉佛教的阿育王（Ashoka，公元前273—公元前232）和伟大的莫卧儿人（The Great Mughals, 1526—1707）都设法将印度和今天的巴基斯坦统一了起来之外，次大陆一直是自然、政治和民族特性差异很大的一大片土地。尽管印度的文化、宗教和政治是多元性的，但巩固统一的一些措施值得关注，特别是印度领导人如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和尼赫鲁（Pundit 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一直努力使印度不致分裂。近几十年来，印度极右势力走得比这些领导人们更远，不仅要求重建从阿富汗到缅甸范围的统一印度，而且要求这个大印度是“印度斯坦”或“巴拉特瓦沙（Bharatvarsha）”，即只是印度教徒的土地。这种民族乌托邦观念，不仅造成了不同社会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47年的印巴分治，并一直使次大陆处于冲突和不安状态。

婆罗多（Bharat）是指古代的印度，1947年的联邦教科书中经常用到。但这个名称是有争议的，因为历史地看，它对当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婆罗多还是一位雅利安领袖的名字，《吠陀》中提到过，这个名字得名于幸福女神婆罗多（Bharati）。在《梨俱吠陀》中，婆罗多王谈到了三千年前发生在今天巴基斯坦境内的十王之战，——雅利安人获得了胜利，结果导致了婆罗多族（Bharatas）的成功。这些获胜的部落居民们称他们的土地为Bharatvarsha或者Bharatvarta，即婆罗多人的土地。在达罗毗荼人之后的文学作品中，这个区域也被称为Aryavarta，即雅利安人的土地。无论是Bharatvarsha，还是Aryavarta，都是松散意义的领土概念，不过它们已经被一些当代印度民族主义者看作是印度教（Hinduism）的同义词。〔5〕这些术语也相应地成了民族统一主义者，幻化着雅利安人的过去和他们对整个印度河文明的所有权。

与之相比，印度斯坦（Hindustan）是一个波斯术语，突厥语和乌尔都语中也这么用，意为印度河之地，因而是一个地理概念。从纯粹宗教目的出发运用这个术语，会将一些非印度教社会排除在外，也忽视了次大陆地貌的巨大复杂性。由于印度河位于其中央，故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的波斯人称该地为Hind，到希腊人入侵后，开始被称作Indica。Indica是随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而流行的，他于公元前327年5月穿过兴都库什山，与巴基斯坦南部部落交战，直到公元前326年2月才得以跨过印度河。亚历山大受到了坦叉始罗城（Taxila）统治者的欢迎，后者在希腊人向旁遮普平原挺进时，给他们支援了军队、马和牛。在杰赫勒姆（Jhelum）河边击败了波罗斯王（Porus）后，亚历山大继续向前，越过了拉合尔，不过随后决定从比斯河（Beas）东侧回家。公元前324年，他回到波斯的苏萨，一年后死在了巴比伦。

按照一些古希腊历史学家的看法，Indica指整个次大陆。希腊军队势力在西南亚衰落后，中东的记述中才再次出现Hind一词。阿契美尼德人是帕提亚一雅利安人种，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Paras（波斯），后来衍生出Faras、Parthia或Persia。〔6〕这些波斯人和同时代的印度河流域居民是同一种族的两支。波斯人宗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而印度—雅利安人则发展出婆罗门教，最终演变成印度教。〔7〕

阿拉伯人借用了古代波斯人的叫法，称整个地区为Alhind。这个词汇至今仍在使用，但主要指南部和西南地区，其中的许多部分构成了现在的巴基斯坦。在这些西亚人看来，任何生活在次大陆的人，不论信仰如何、住在何地，都叫印度人或印度斯坦人。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Hind是一个地域名称，而不是宗教名称。〔8〕最终希腊术语Indica被现代欧洲人英国化为India；即使今天，乌尔都语、波斯语和突厥语仍普遍使用Al-Hind和Hindustan。〔9〕

二、次大陆的历史分期

如同任何带有巨大而复杂争议性的历史题材一样，南亚史促成了一些理论争鸣。直至现在，许多历史学家仍不假思索地接受把南亚史划分成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阶段的做法，这源于早期英国人写的印度编年史。在这三个重要阶段的结构中，印度河流域文明和印度古典时期通常构成第一阶段，将早期史与史前时代联系在了一起。令人奇怪的是，达罗毗荼人的历史在这种划分中很少得到关注，而雅利安人和印度人时代，特别是在南部区域，占据了学术著作的主要篇幅。这个漫长的时期又进一步被分为两个独立的阶段：希腊一佛教时期或印度-希腊时期，和基督教时代。相应地，在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印度帝国之后，是因次大陆周期性的地方化和一系列北部入侵造成的地方性王国。

中世纪阶段始于穆斯林苏丹王权、以及南部（德干）一些地方性印度王国的建立。有些英国历史学家把莫卧儿王朝归入中世纪，还有一些人将之看作前现代时期。按照这种印度史的划分，近代的完全出现，是在1857年反抗东印度公司的起义失败后，英国控制了印度并采取了一些现代化措施。这种印度史的宏大叙述，把20世纪印度融入全球性的帝国、战争、征服和经济，视为当代阶段的开始。

这种流行的印度史分期受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挑战，他们拒绝接受对南亚完全不同的复杂遗产作欧洲中心论式的划分。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强调近代似乎是英印政权的自我赞扬，把印度行政的统一和工业的进步归功于自己。另一种平行的印度史分期，将其分成互相联系的阶段，分别是史前时期（达罗毗荼人）、印度时期（雅利安人）、琐罗亚斯德时期（波斯人）、犍陀罗时期（希腊人—佛教徒）、印度教沙希时期（Hindu Shahi）、穆斯林时期（德里的苏丹们、巴希姆们和莫卧儿人）、德干王国时期（达罗王朝、潘地亚王朝、朱罗王朝、遮卢伽王国、维查耶那加尔王国和巴赫曼尼王国）、英国／欧洲人时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王室）、锡克人时期和民族主义时期（在印度是世俗主义者和印度教徒，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是伊斯兰教徒）。这种划分的主要出发点，是把宗教作为集体身份的基石，假定印度即便不是地方主义的、也是内在地方化的，人们只忠诚于各自的宗教集团。南亚的宗教政党可能容易接受这种划分，不过在世俗主义者和自由派历史学家看来，这是对多种遗产作了危险的简单化处理，因为不同社会和文化的界限是流动的、甚至是合作的。〔10〕当然，殖民时期和地方紧张关系一直是这种历史编纂争议的根本因素，其超出了印度史中帝国主义学派和民族主义学派的两极分化。前者认为是英国人发现并塑造了统一的印度，而民族主义者则认为统一的印度身份在南亚史中经常存在，并非现代主义工程所造就。〔11〕新兴的历史著作内容多样，讨论了诸如性别、农民、部族、种族、意识形态、抵抗、生态、艺术、观念和下层。这种广泛的历史视野引发了更多争论。〔12〕

三、印度河流域文明：哈拉帕的历史

印度古典时期的雅利安人和吠陀时代到达顶峰前很久，印度河流域就发展出了自己的城市文化，有城镇、贸易和管理国家的本领，虽然常被称为达罗毗荼人的土著主要依赖于农业生活。达罗毗荼人的祖先在印度教诞生之前数千年就定居在了这些河谷地区，但如本书前面已提到，有关他们和他们祖先的信息很少。南亚大陆大约在5000万年前形成，印度板块当时如澳洲一样，脱离了非洲，开始挤入欧亚板块。在挤压作用下，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出现了，他们的重力进一步推动着印度板块，并频繁引发临近地带的地震，至今仍旧如此。这些巨大的地质变迁也造就了两大水系：一是印度河水系，开始向西后来向南注入阿拉伯海；二是恒河水系，一直向东再向南注入孟加拉湾。印度河，或者如后来的《梨俱吠陀》所称的Sindhu，其南段有六条其他河流汇入，分别是：杰赫勒姆河（Jhelum）、齐纳布河（Chenab）、拉维河（Ravi）、萨特累季河（Sutlej）、比斯河（Beas）和瑟勒斯沃蒂河（Saraswati）。瑟勒斯沃蒂河很久之前就在拉贾斯坦的某处干涸了，但是此前，它已经在印度史诗中确立了历史性的神圣地位。大约在4万至1.2万年前，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中石器时代，从前的觅食者们越过了印度的这条河流，开始小规模地定居下来。约在1万年前，他们形成了农耕居住地。〔13〕社会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分化随后迅速出现，因为祭司王演变成政治权威，他们关心着各自社会的宗教需求和世俗需求。印度河流域出土的数千枚封印，显示了这些满是胡须的领袖们的形象，还伴有仍待破译的铭文。自农业发展以来的这个阶段，是人们所知的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被称作哈拉帕文化，这是根据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一个历史遗址命名的。

所有英国的历史著述，并未知晓或认识独特的印度河流域或古代印度文明。以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的到达为端始，次大陆被认为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并产生了变异。20世纪20年代，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使独特的印度河文明出了名。这些发现主要是印度考古队队长约翰·马歇尔爵士（Sir John Marshall）的功劳。他与同事们的研究，从早期研究者关于这些地点历史真实性的信息中大大获益。例如1829年，在西南亚的英国探险家查尔斯·梅森（Charles Mason），就注意到了哈拉帕附近的巨大土堆和拉维河古道，并在私人文件中留下了记述。4年后，苏格兰官员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绘制了印度河及其支流的地图。造访过哈拉帕之后，他留下该处可能存在古迹的笔记。1858年，印度考古调查的首任长官亚历山大·康林罕（A. Cunningham），对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大土堆表示了很大兴趣，但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保护和研究这两个相距600公里的地点。当拉合尔和卡拉奇之间的铁路铺设时，土堆和古哈拉帕其他遗址的独特长砖被运走，用于建设铁路线。与过去从这个地点偷东西的当地居民一样，旁遮普的英国官员们蔑视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古迹在砖块全部运走后，被夷为平地。

1901年，印度总督寇松爵士（Lord Curzon）复兴了考古部门，一年后任命约翰·马歇尔为其领导。基于早期的英国著述和康林罕的地图，马歇尔于1921年雇佣了一队印度人，监督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发掘，努力开始取得成效。很快，一度负载古印度文明的、设计得很好的两座古城的精良遗迹进入到公共视野中。因为具有笔直的街道、规范的房屋、谷仓和重要的地下污水系统，哈拉帕遗产被视作一种至今未认识的文化的源泉。进一步的发掘证实，鼎盛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规模是埃及文明的两倍，比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四倍还大。在美索不达米亚遗迹发现的印度河封印，和安纳托利亚以弗所（Ephesus）神庙入口的太阳标志表明，印度河流域的居民们，特别在其鼎盛的公元前2600至公元前2300年间，与数百英里之外的人们有贸易联系。

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称这种古代文明为“印度河时代”，以代替文明哈拉帕，部分原因在于后者似乎不包括印度河流域其他的重要城镇中心。〔14〕研究古代文明的历史学家们喜欢比较已知的不同人类纪元，直至近来，还把埃及文化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看作是先驱，优于其他文化。不过，介于其覆盖的这片地域和工匠们建造带有市政设施的古城时所用的技巧，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现在已经获得了姗姗来迟的重要地位。〔15〕因为在紧靠印度河的旁遮普和信德平原及沙漠中找不到石头，古代居民们烧制了长砖，用砖建造了所有的住房和其他公共建筑。哈拉帕、摩亨佐·达罗、科特·迪吉（Kot Diji）和梅尔伽赫（Mehrgarh）还有一些用于精神仪式的建筑遗迹，但缺乏其他的纪念碑式建筑，如埃及独一无二的金字塔。

摩亨佐·达罗的公共大浴室长39英尺，宽23英尺，高8英尺，坐落在主要的礼拜中心——卫城的中心。浴室有广阔的供水系统和污水排放系统相连，靠近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其可能是政府场所。同一片区域，有一座大谷仓，长150英尺，宽75英尺，并带有整齐的排气室。虽然不能肯定印度河文明中这种城市工程的出现时间，但通常认为约在9000—10000年前，农业已经成为主要工作，随后有规则的城市和社会组织得到增长。

古代印度河的居民经历了从农村生活到城镇社会的进展，并形成了固定的宗教政治制度。这种统治制度在祭祀王那里将神职人员与世俗者连在了一起，意在监督统治的多个层面，和随之出现的职业化市民。关于古代印度人的阶级制度、法治状况、语言和宗教等方面，仍存在很多疑问，尚未破译的数量庞大而复杂的封印藏着问题的答案。这些方形封印上刻的象形文字，给研究青铜时代的考古学家们带来了巨大的语言学挑战，不过同时也说明这个印度社会的识字率很高。约在4000—5000枚各式石制的、陶瓦的和彩陶的封印上，和数不清的瓷片、石器、装饰物以及其他的家用物品上，发现了文字符号。这些封印上还有图形、动物形象和神以及崇拜者的膜拜场景。肌肉发达的公牛、斑马、独角兽、虎、犀牛和大象是这些封印上常见的动物形象。〔16〕

诸如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样的古代印度河城市，传统上有一个在凸出结构上的公共建筑作为中心，并带有用于敬神的公用浴室。大多数房屋、街面和水道是用烧制的砖建筑的。宗教和政治性建筑则是用特制的、更贵的砖建成。储存商品的公用仓库与储存收成的谷仓建在一起。正如一些封印上的图形所证实，这些人使用轮子已经很长时间了，很熟悉带轮子的运输工具。〔17〕

因为达罗毗荼人的农村和城市社会最终被游牧的雅利安人所征服，故有关他们来源的假说很多。有些人认为他们自非洲发展来的，〔18〕而另一些人认为他们是现在生活在南亚的印度人的祖先。〔19〕摩亨佐·达罗的大群墓穴、南部印度的生育仪式、对黑色皮肤的偏见和运用《梨俱吠陀》中常提到的术语Varna（颜色）和Rakhshasas（恶魔），表明了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的冲突，导致了一段时期之后达罗毗荼人的衰落。

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间，雅利安人开始从中亚地区原住地向次大陆西南地区迁移，并渐渐制伏了当地土著。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雅利安人的一支，帕提亚—雅利安人成了伊朗的统治层，而印度—雅利安人开始进入吠陀时代，特点是婆罗门教首先在印度河流域、然后在恒河地区实质性地转变成了印度教。伊朗兄弟总是想侵占印度河流域，恒河地区则是处在安全距离内。雅利安人逐步控制了达罗毗荼人，并实行了普遍的种族清洗和奴役，不过他们不是没有接受了一些他们手下败将的农业、城市甚至宗教传统。

一些作者认为，古代达罗毗荼文化戏剧性地突然消失，源自流行病、地质变化或是大洪水，不过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是雅利安人逐步窒息了相对和平的城市社会。确实，一些印度河岸的城市周期性地为洪水所害，重建过20次，问题是如果将瘟疫当作突然衰落的解释，它们也会同样影响入侵者。〔20〕如后来的入侵一样，古代印度人沦为组织更为严密、训练更为有素的敌人无情打击的牺牲品。文明就像洋流，也相互融合和影响。它们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获得了更新的身分，当雅利安人征服达罗毗荼人时，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通过印度化、雅利安化和梵语化，北方的文化和宗教逐步打败了南部土著的文化和宗教。

四、雅利安人与吠陀时代的出现

在18世纪与19世纪，人们通常认为雅利安人是白色皮肤的部族，他们曾在中亚山区中过着游牧式的生活，因为一些人口因素、自然因素和喜欢冒险的因素，而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向欧洲和南亚迁移。赞美诗和《吠陀》的神秘叙述，为雅利安人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定居到次大陆西北部，提供了一些说明。吠陀经的另一部文学作品，阐释了印度教的早期吠陀时代，作品是用梵文记载的，几个世纪后被一些更流行的地方语言所替代。但享有高级社会地位和种族地位的婆罗门，唱诵宗教赞美诗、传统作品和《梨俱吠陀》时，用的是这些作品的原始语言。18世纪晚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方学者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研究后认为，梵文实际是一些印欧语言的主要动因。

19世纪，诸如马克思·穆勒（Max Muller）这样的学者，相信雅利安人的白种人形象，这进一步强化了雅利安人不是起源于印度的理论。为了与伊朗兄弟抗衡，印度—雅利安人发展出自己的社会政治组织，并常常从达罗毗荼人那里获取借鉴。婆罗门因为保护和解释着宗教知识，管理着这些部族中常见的献祭，故获得了较高地位。

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750年，雅利安人迁移进入印度河流域，当时达罗毗荼人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已经开始衰落。在现代主义者对印度的重新构建中，19世纪晚期时，Hindu、India 和 Aryan是可以互换的，虽然如前文所述，这些术语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涵义。Arya或Airia本身是一个出现在古代巴拉维语中的伊朗词汇，在琐罗亚斯德的圣经《火袄经》中使用过。虽然梵文中其意味着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它在当时的吠陀文学中没有出现。在19世纪印度复兴主义者和改革者看来，Arya是India和高级种姓印度人的同义词。这种种族化的做法，部分原因是在多元和竞争加剧的印度中寻求身分的需要，部分原因是欧洲将雅利安人看作优等种族所带来的结果。〔21〕 20世纪，希特勒将这种偏见发挥到极致，试图创造一个金发的优等民族，他当然受到了雅利安优越性的种族观点影响。

在古代印度，这种强烈的优越感，因为征服了达罗毗荼人和接管了印度河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大片沃土而得到助长，由此强化了一种严格的种姓制度。印度雅利安人开始在印度河流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和社会观念，同时不回避从被征服者那里接受城镇规划、农业、珠宝加工和神职人员的新理念。〔22〕连达罗毗荼人的湿婆神（shiva）也被雅利安人采纳了，不仅视之为破坏者，而且视之为建设者。雅利安人如同古代希腊人一样，发展出自己的独特神灵系统，并赋予诸神不同的力量。《梨俱吠陀》中记载的婆罗多族的胜利，导致在印度河流域产生了萨纳坦·达玛（Sanatana Dharma）（永恒的宗教）——婆罗门印度教的早期形式，但印度教更具体的形式，要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恒河成为印度教的心脏地区时，才会出现。由于来自伊朗兄弟的威胁和渴望有更多的沃土，印度雅利安人进入了恒河地区。不过，波斯人没有失去向印度河地区扩张的兴趣，直到希腊征服暂时限制了他们的希望。

《梨俱吠陀》是最古老的印度书，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成书于印度河流域。由于其包含的历史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其从此淘汰了另外四个重要文本。《梨俱吠陀》有赞歌1028首，100000个诗节分成10篇颂歌。除了描绘历史性战争和对“野蛮人”的胜利之外，还阐述了创世纪和自然神显的主题。其提升了在雅利安人传统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献祭活动。献祭期间，祭司或婆罗门人（婆罗门神的子女）要背诵大多已经记住的赞歌。献祭意味着取悦神，求得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保佑。为了满足和取悦火神阿格尼（Agni）、雨神因陀罗（Indra）、太阳神苏利耶（Surya），献祭过程中有详细的仪式和赞歌伴随，因此必须把婆罗门看作是博学的、地位高的力量集团。〔23〕吠陀早期，这个时代主要集中于今日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教出现了演化。印度教主要是由婆罗门统治的，带有严格的雅利安等级的种姓制度。

吠陀晚期，印度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集中在恒河流域。亚历山大撤离后，印度河流域被印度雅利安人控制（孔雀王朝，Mauryans）。孔雀王朝后来将之输给了希腊人、巴克特里亚（Bactrians）和波斯人。通过对宗教、军队和商业的控制，雅利安人成了社会的上层种姓，而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则被集体划为首陀罗（Sudra）。他们的妇女经常被降之更低的奴隶地位，被送给婆罗门和庙宇，以回报他们的保佑和帮助。奴隶的数量还决定了上层种姓，包括教士、武士和商人的财富和地位。常被称作邦主的统治者得到了教士的辅助，教士们主持神圣的仪式，包括特定场合下的献祭。

恒河流域的吠陀晚期，时间从公元前800年持续到公元前500年。此时，印度波斯人开始进入印度河流域，最终在阿契美尼德国王居鲁士大帝的率领下，夺取了印度河流域。在恒河、萨腊斯瓦蒂（Saraswati）和朱木拿河（Jumna）的肥沃地区，印度教重新形成，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梵文圣书。〔24〕相信灵魂可以通过投胎而转世，如斯多葛派那样确信生命是不断的痛苦直到解放，一些相关的仪式和祈祷被婆罗门法典化为《梵书》（Brahmanas）。正如书名所揭示，这部书是在婆罗门的严格垄断之下，他们自吠陀早期以来就一直享受着特殊地位。另一系列哲学著作是《奥义书》（Upanishad），关注师生的关系，包含了一些面对面传授的教训。与《梵书》不同，这些文本总计有108种，普通人更容易接近，为人灵魂的神秘性甚至平等性观点提供基础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其他经书，标志性作品是两部伟大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两者都着眼于公元前1000至公元前700年之间的事情，《摩诃婆罗多》有10万颂，主要庆贺国王对恒河中部地区酋长的胜利。《罗摩衍那》略早于《摩诃婆罗多》，是关于罗摩打败绑架了妻子悉达的腊瓦，获得了英雄胜利的故事。罗摩出生在今日联合省境内或北方邦（UP）的阿约提亚（Ayodhya），得到了猴子国大将哈奴曼的帮助。腊瓦象征邪恶和野蛮。罗摩的胜利和婆罗门人统治的奠定，孕育了拉姆·拉吉·辛格运动或印度的神圣统治，得到了许多当代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拥护。与《梨俱吠陀》不同，这两部经典的梵文史诗中的事件和战争集中在恒河流域中游，即冲积区。诸如安拉阿巴德、穆特拉和巴纳拉斯这样的城市被描绘成印度的腹地。宗教和治国的技艺在这里结合了，情况与古代的印度河流域祭祀王一样，虽然种姓制度更加严格，导致了婆罗门更加无敌的统治。

最初，种姓制度表示的是劳工分工基础上的社会阶级差别，不过严密的种族歧视和婆罗门的偏见，逐渐在上层种姓和无种姓者之间造成了尖锐的隔阂。婆罗门之后，是统治者和武士（刹帝利），以及商人和职业人士（吠舍）；达罗毗荼人和部族被划到种姓之外（首陀罗），以上划分使得隔阂进一步不可弥合。种姓制〔25〕在梵文中通常被称为“瓦尔那“（Varna），也称为贾特（Jat），至今仍旧是印度的一个基本特性。

如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一样，恒河流域的雅利安人喜欢儿子甚于喜欢女儿，有一种很强的献祭传统，或是庆祝特别的场景，或是祈求神的庇佑。马和牛是常用的献祭品，婆罗门管理着仪式和祈祷。这些雅利安人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为获得土地而献祭的方法，这种方法有时可追溯到古代中亚。让一匹马在无主土地上驰骋，日落后马将被杀掉，马所跑遍的土地将归邦主所有。在公元前500至公元前324年前之间，不同地区出现的、最早的那些印度王国，也被称作联邦，就是从这些邦主领地中产生的，后来摩揭陀（Maghada）国王旃陀罗·笈多（Chandra Gupta）将大部分印度统一到他的控制下，建立了最早的印度帝国。

五、恒河流域的耆那教（Jainism）和佛教（Buddhism）

王公和神灵禁忌（后者是婆罗门领导的，并因种族分离主义的种姓制度而得到巩固）的二元性，通过将政治和宗教混杂在一起，重新组织了恒河社会，但没有给受到严重歧视的低种姓者提供足够的空间。至今犹存的高种姓的控制，也因低种姓分散的特性而得到支持，后者缺乏自治性的政治或宗教组织。由于经济上一直依赖于高种姓，使得他们受到尖锐种姓界限的束缚。印度社会的农村性也不利于低种姓者，只是在最近，教育、城市化和一些政治化才开始改良这种长期的被剥夺状况。不过，一切改变都受到了印度高种姓的强力反击。

为了平息种姓制度带来的社会暴力，为了建立超越神职人员垄断之上的更大的人间友爱，恒河地区出现了两种新的精神运动，很快变成了人们所知晓的佛教和耆那教。乔答摩（Gautama），即后来的佛陀或启示者悉达多，原本是一个王子，他离开了在迦毗罗卫（Kapal Vastu）的家庭和舒适的生活，去寻求和平和自觉。据信他生活在公元前563年至公元前483年之间。佛陀的同代人摩诃吠罗（Mahavira），出生在恒河流域今日印度比哈尔邦境内，约在公元前477年去世。他们两人都被婆罗门对僧俗事务的控制和种姓暴力所深深困扰，因而通过自己的教诲和和平主义反抗当时的道德准则。大雄领导的耆那教最终导向了对生命的更大尊重，对神的崇拜和联系都变成了更加个人化的形式。耆那教的保护生命，逐步导致了对一切可能索取人、动物和类似物品性命的职业行为的抵制。为逃避罪孽，耆那教徒逐步开始只从事贸易和商业活动。

在另一端，佛陀35岁那年顿悟之后，抵制神职人员对人类自由的控制，也寻求和宣扬个人化的方法，以实现与灵魂的重新统一。他敦促求助于三个真理：个体生活是不幸的经历，短暂和缺乏灵性（无我）；人世的苦难归因于转世的循环，对这个真理的无知导致了渴求生；这些痛苦可以通过性格、意识、言辞、抗争、生活、抱负和沉思的追求，通过涅磐而得到解脱。门徒受到教导，要坚持集体的努力，通过在寺庙的生活来避免贪婪和诱惑，不要追求权力。与婆罗门教不同，信徒们会接受社会提供的东西，而不争取职位。门徒带上乞讨的碗是强调谦卑和来世，而不是去提倡寄生的生存方式。耆那教尽管挑战婆罗门的一些实践，但其只是少数人的信条，通常不愿做传教工作。它保持了自己的不同身份，没有被复兴的印度教或佛教所吸收。即使今天，只是生活在印度西部地区的一个小群体在追随它。另一方面，佛教被当成严峻的威胁，特别是孔雀王朝的统治者阿育王时代（公元前273—公元前232），接受了佛教并竭力在次大陆、斯里兰卡和中亚推广。不过，改革后的印度教在孔雀王朝后期和笈多时代得到了加强，强劲地杀了回马枪。佛教除了在7世纪得到戒日王（Harsha）的宽容，几乎从印度消失，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新出现。一些贱民在安贝卡（Bhimrao Ambedkar）的领导下，改宗了佛教。

六、波斯人、希腊人和孔雀王朝：公元前530—公元前185年

公元前的6个世纪中，次大陆除了有宗教分化外，政治地方化是另一个持久的特征，不同的王朝控制了印度的不同地区。不过，印度河流域虽然有吠陀时代早期的文化影响，但主要是西亚的王朝在统治着。拜火教开始在这里生根落户，特别是在那些阿契美尼德人的统治区，直到亚历山大入侵时希腊传统开始与西亚习俗融合。希腊的影响之后，是佛教影响的复兴。如前所述，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公元前558—公元前530）在征服喀布尔，收到犍陀罗统治者的进贡后，越过了兴都库什山。犍陀罗在今天巴基斯坦的北部，都城是坦叉始罗，距离巴基斯坦的新都城伊斯兰堡很近。因为挨着连接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路线，该地区因而舒适繁荣，但同样也容易受到一些中亚和西亚部落的间歇性入侵。波斯人对印度河的控制受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挑战，他在公元前330年击败大流士三世之后，攻击了阿富汗、乌兹别克和犍陀罗。亚历山大接着向南进入奇特拉南部，在斯瓦特打了一场高海拔的战争，此后开始了穿越盐矿区、通向旁遮普大平原的旅程。〔26〕

亚历山大在其帝国各处修建城市和庙宇，并在杰赫勒姆河打了一场值得纪念的战争。珀塞波利斯的属国国王波罗斯进行了殊死抵抗。〔27〕波罗斯利用大象阵与希腊人及其盟友作战，但最后在旁遮普现在的迪帕镇（Dipalpul）附近被击败了。经过是这样的，亚历山大夜间度过杰赫勒姆河，发动了突然袭击。据希腊历史学家的记述和口述史资料，波罗斯的大象受到亚历山大的武士和狙击手们袭击时，惊恐万分，涌向了它们自己的军队。波罗斯重新成了纳贡者。希腊征服者前往比斯河，这既是旁遮普的东端，也是波斯帝国的东端。由于军队拒绝向摩揭陀的难陀国进攻，亚历山大决定返回。不久后，他将在巴比伦、即今天的伊拉克去世。宗教和种族多元性依旧是这片被征服的印度河区域的困境，而德干及东部、中部和南部等未受到入侵的地区，几个世纪中都是在同一个王朝的统治下。但即使在这些地区，近代早期仍将分裂，当时维查耶纳伽尔国和巴曼国占据优势地位，不过欧洲人已经在沿海出现。

亚历山大撤走后，在次大陆北部留下了权力真空，亚历山大的希腊继任者塞琉古无力管理一个都城在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帝国，故印度河领地朝着自治方向发展。此时从恒河中游地区的摩揭陀国，再次出现一位勇敢的王公，他决定取代当地的权贵。伟大的孔雀王朝奠基人旃陀罗·笈多（Chandra Gupta）决心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政事论》（Arthashastra）的作者考底利耶（Kautilya）的帮助下，他建立了新的帝国，定都于巴特那。

通常认为伟大的婆罗门导师考底利耶，因为被摩揭陀的难陀王痛苦羞辱后，出于复仇才与旃陀罗·笈多结盟。这位政治学经典著作的作者如2000年后的马基雅维里一样，设计了一套控制、征服和帝国管理的策略，以确保国王的统治长久。按照考底利耶的设计，帝国权威必须雇佣间谍，与邻居的邻居结盟，因为邻居永远不可信。这种务实的战略规划，重点在结盟和间谍，将会给领土安全和扩张提供更大保障。考底利耶的《政事论》成了无畏的旃陀罗·笈多的蓝图。他的征服将于公元前323年建立一个跨地域的印度帝国，仅仅距亚历山大撤离印度河流域2—3年之久。〔28〕

废黜难陀王后，旃陀罗·笈多定都于巴特那。通过军事侵犯和联姻，他向次大陆扩张领地。至公元前305年，他的武装力量超过100万人，力量足够强大到向塞琉古一世发起挑战。塞琉古是亚历山大手下的一位将军，亚历山大死后，他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帕提亚（即安息——译者注）。旃陀罗·笈多的军队到达了比斯河，威胁到塞琉古的帕提亚在印度河流域的领地。一场规模有限的战争后，希腊国王同意将从印度河一直到阿富汗的土地割让给孔雀王，同时将女儿许配给他，以建立更亲密的友好关系。作为回报，旃陀罗·笈多回赠了500头印度大象给这位手下败将，为了抚慰他，给他恢复了一些特权。

在已知的历史中，印度河与恒河首次处在同一个统治者的控制下。塞琉古向孔雀王朝宫廷派遣了大使麦加斯梯尼。东道主给希腊大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写下了详尽的评论性著作《印度》。这本著作最后散佚了，但许多细节被早期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所采用。根据这些叙述，考底利耶从部落大会“帕里沙”（parisad）和一个帮助管理帝国的民政机构中获得了帮助，确保了在孔雀王朝的管理中贯彻他的许多想法。帝国有两个主要部分，每部分都是由一个总督在管理。村庄由乡村首领管理。

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统一印度帝国的奠基人旃陀罗·笈多退位修道，将权力交给他的儿子宾头沙罗（Bindusara），宾头沙罗开始征服德干。除了印度河与恒河地区外，南部也成了印度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帝国在伟大的阿育王统治时期（公元前273—公元前232）,无论是行政还是建筑和人民的优秀方面，都到达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公元前261年，阿育王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征服羯陵伽国（Kalinga）的战争。不过在征服过程中，他见到了双方遭遇的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及牲畜的大规模摧毁。这些惨状令他撤消了他的帝国计划，同时使他归宗佛教。不过这位君主在艺术领域和对其帝国的人性化管理中的多种贡献，并没有被人们认识，直到1837年，他的大量题字和敕令书被普林塞帕（James Prinsep）破译，普林塞帕认出了这种语言是巴利语。巴利语是梵语的一个分支，也是佛陀自己的母语。在一份地方手稿中，阿育王使用巴利语发布了在摩揭陀的诏书。

阿育王在西部抵达阿富汗、东部抵达缅甸的帝国各地，修建了巨大的印度塔和庙宇。他的敕令呼吁宽容、仁慈和人性，被刻上了庞大帝国各地的城墙、石头和其他公共场所。阿育王的哲学是达摩（Dhamma，即正法），提倡宽容、人性和诚实，很大程度上给广大帝国提供了一种划一的道德基础。〔29〕在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扬，雕刻有两尊巨大的佛陀像。在整个喀喇昆仑山地区，佛陀像和训诫，与阿育王的敕令一道，被刻在了所有人能见到的公共场所。阿育王相信和平与素食，任命道德教士更人性地管理国家事务。因而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装饰在他的建筑柱子上的车轮和狮子现在已经成为印度的国家象征，庙宇和希腊—印度人的佛陀像，特别是斋戒和沉思的佛陀像，已经成为这个古典时代的标志。

七、地方性王国和犍陀罗国（Gandhara）

阿育王死后，孔雀王朝开始地方化，因为衰弱的中央政权无法使遥远的省份保持统一。旁遮普、克什米尔、羯陵伽和德干都变成自治地区，税收达不到帝国的需求。印度河流域再次处在亚历山大继任者的控制下，恒河平原成了巽伽王朝（Shunga Dynasty）的领地。巽伽王朝抑制了佛教的传播，刺激了婆罗门教的复兴。佛陀被宣布为毗湿奴神（vishnu）的化身，因而是印度教传统的改革者，而不是一种独立宗教的建筑师。在国王们和教士们的劝说下，恒河流域大部分居民转向了婆罗门教，其确立了自己的同化性传统，最终演变成印度教。

印度河流域的后来统治者，亦即印度—希腊人，渐渐被印度河流域当地的佛教传统同化，带来了一个独特的时代，通常被称为犍陀罗文化。〔30〕这种独特的辉煌文化，虽然从宗教构成看主要是佛教的，但吸收了希腊、波斯、大夏和印度教传统，给古代巴基斯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融合和互相包容。白沙瓦地区以及印度河、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地区不仅成了犍陀罗文化的摇篮，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将他们的价值观和艺术品通过斯瓦特、吉尔吉特、罕萨、巴提斯坦和奇特拉输出到中国，这些地区靠近今日的中国，位于历史性的丝绸之路上。石像、铭文、佛塔、庙宇甚至大学，比如坦叉始罗附近朱利安城（Julian）的大学，使佛教传入中亚和西亚。今天的北部区域很快令新宗佛教的西藏和中国的君主们垂涎，由此开启了以帝国竞争为特性的大博弈的早期形式。〔31〕

阿育王死后，在次大陆政治普遍不稳定的境况下，早先曾输给孔雀王朝的塞琉古一世的继任者们，开始重新集结。在巴克特里亚国王德米特里（Demetrius）的率领下，他们向犍陀罗发动了战争。德米特里的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90年至公元前167年，他征服了犍陀罗，但此过程中将自己的大夏输给了他的一位希腊将军欧克拉蒂德（Eucratides）。德米特里于是将印度河流域变成了他自己的帝国堡垒。流行的佛教影响同化了这位国王和他的继任者，他们一代代失去了与波斯—希腊传统的接触。在国王米南德（Menander）时期，他统治犍陀罗的时间是公元前155年至公元前130年，佛教成为印度河流域的国教。米南德是次大陆最有能力的君主之一，常常与佛教僧侣那迦（Nagasena）辩论，那迦成功地劝说米南德接受了佛教。米南德试图从印度教的巽伽王朝统治者们那里获得恒河流域，但遇到了顽强抵抗。他不得不满足于吞并拉贾斯坦和古杰拉特。

公元前130年米南德死后，印度河流域再度沦为外部入侵的对象，直到另一个中亚王朝斯基泰（Scythian）将之征服。新的统治者最终是塞种人，因为中国的长城而被迫从中亚西迁。因受到另一支竞争的中亚部落月氏（yueh-chih）的驱赶，塞种人向南迁移，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公元前88年，塞种人吞并了印度河下游，他们在那里统治了四个世纪，直至被新兴的笈多人击败。帕提亚人在印度河上游停留了一阵，后来从中亚来的一群新的探险者终结了印度—希腊人在大夏和犍陀罗地区的短暂复兴。

贵霜王朝（Kushanas）是月氏的一支，成功征服了巴克特里亚。他们与同时代的斯基泰人和塞种人一起，共同瓜分了西北部区域，即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因而在公元（common era）后早期，印度河流域南部是由塞种人统治的，其中部和旁遮普是帕提亚人统治的，犍陀罗北部和西部是贵霜人统治的。从北部和西部源源不断过来的人口和观念，持续提高了印度河与阿富汗地区的种族和文化多样性。与德干、恒河流域以及羯陵伽不同，这些巴基斯坦地区无止境地暴露在多重影响下，周期性地经历相反的趋势。〔32〕虽然源源不断的入侵者、移民、商人和寻宝者在充当了横跨比斯河的印度斯坦的缓冲剂，使印度社会更加多元，不过贵霜人控制丝绸之路后，在向其他亚洲地区输送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影响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33〕最有名的贵霜国王是迦腻色迦（Kanishka），他巩固了印度佛教文化，使之传播到中国，并且终结了印度河流域政治史上漫长而断断续续的希腊人时代。迦腻色迦的统治开始于公元78年，预示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古代史上贵霜王朝的金色岁月。次大陆和中国的贸易成倍增加，这可以从当时的金币和其他考古发现的珍宝中看出来，印度商人和传教士常常深入中国内地。总体的繁荣使印度河流域给外界传递了一个积极的形象，既是佛教的中心，也是一个富庶的王国，其在次大陆首次铸造了金币。贵霜王朝统治这些地区一直到公元后第三个世纪，此后领土被笈多吞并，笈多王朝是印度古典时代的典型时期，他们在次大陆包括印度河流域重建了印度教为主要宗教的传统。

孔雀王朝消亡后，南亚各地的地区性王国维持着各自的统治，直到伊斯兰教在次大陆西部和北部出现。与恒河流域的巽加王朝不同，奥里萨（Orissa）的羯陵伽国和西南地区的安度罗国（Andhra），在克利须那河（Krishna）和哥达瓦里河三角洲地带有优势。因为德干地区免遭了印度河流域所经受的入侵，在诸如泰米尔这样的地方，潘地亚国（Pandya）、朱罗王朝（Chola）、哲罗国（Chera）的统治一直到近代早期都未受到干扰。1652年，高康达（Golconda）和比贾普尔（Bijapur）的穆斯林苏丹们占领了这些地区，但最终还是割让给了欧洲列强或者独立的土邦统治者，如海德拉巴的尼查姆。〔34〕不过在这些地区王国的早期，尽管经常发生政治不稳的状况，它们的人口主要信仰印度教，受到婆罗门的关照和严格种姓制度的定型。这种文化的统一性，对于建立笈多王朝的政治统一性，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笈多王朝和印度古典时期，320—540年

虽然关于耆那教和佛教影响的消失，以及印度君主国复兴后的繁荣水平等方面有些学术异议，不过笈多王朝的君主们还是从政治上重新统一了次大陆，同时恢复了印度教。从笈多时代晚期开始，在公元6世纪王朝衰落后，印度教发生了复兴，然而统治者们的高度宽容为这种标志性的知识和艺术现象做出了主要贡献。〔35〕与佛教和印度教寺院的常规教育不同，婆罗门人对宗教文本的控制被笈多王朝恢复了，他们自己就是虔诚的印度教徒。这个时期最有名的古典作者是迦梨陀娑（Kalidasa），他写出了一些诗集和剧本，威廉·琼斯已经从梵文中翻译了大部分，欧洲数代被感动的知识分子都在读这些书。迦梨陀娑的剧作《沙恭达罗》（Shakuntala）是世界文学史中的经典之一，滑稽的是我们对于作者本人的了解非常少。除了宗教性作品如《往世书》（Puranas）和《爱经》（Kama Sutra），这些书的题材是仪式和爱，笈多时期使用一套发达的数字系统，包括对零的独特认识。建筑领域内，一些恢宏的庙宇和著名的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s）壁画突出了帝国对于宗教和艺术的热爱。正是在笈多时期，毗湿奴和湿婆（Siva）成为两个重要的神灵，而且神灵可以娶妻，正如古代希腊一样，印度教有自己的万神庙（pantheon）。

笈多帝国的创始人是旃陀罗·笈多一世，他的在位时间是320年至330年，通过征服和联姻，他将恒河流域的领地扩张到其他地区。他的儿子沙摩陀罗·笈多（Samudra Gupta, 330—380年在位），统治印度达半个世纪，不仅获得了印度河流域，而且将势力伸入德干高原。他死时，笈多王朝如阿育王时一样，掌控着巨大的帝国，范围包括几乎整个北部次大陆，以及次大陆南部的大片地区。沙摩陀罗·笈多的儿子旃陀罗·笈多二世（Chandragupta Ⅱ）在位期间（380—415），终结了沙加王朝，兼并了德干的部分地区，征服了斯里兰卡，不过许多斯里兰卡人保留了对佛教的信仰。奇纳布河两岸的地区包括克什米尔和犍陀罗，这一时期被萨珊王朝控制，不过被旃陀罗·笈多二世征服了。尼泊尔也处在笈多王朝的直接控制下，据称笈多王朝有尼泊尔人的血统。最早从中国来印度的访问者是法显，作为一名学者，他穿过次大陆是为了寻找佛教著作的原始文本。在越过巴基斯坦北部冰雪覆盖的山脉、抵达坦叉始罗和巴特那的神圣寺庙过程中，他失去了许多同伴。法显在笔记中记载了大量旃陀罗·笈多二世统治下的印度给他留下的印象。415年回国时，他没有找到许多广受欢迎的手写稿，不过他学会了梵语，理解了当时印度学者的争论。

在笈多王朝统治的鼎盛期，鸠摩罗·笈多一世（Kumaragupta Ⅰ, 425—455）和塞建陀·笈多（Skandagupta, 455—476）前后相继，直到如过去一样，中央政府转向衰落，使得地方自治力量重申他们自己的主张。此外，新的一轮中亚人——匈奴人（Huns）在击败波斯人的萨珊王朝后，开始于485年攻打犍陀罗，对印度的统治力量构成巨大挑战。至500年时，匈奴人已经控制了印度河流域和拉贾斯坦，他们的首都在萨卡尔（Sakal，即今天巴基斯坦的锡亚科特），他们的帝国也包括新疆和阿富汗的大片地区。不过，他们受到印度马尔瓦（Malwa）国王以及笈多王朝残余势力的尖锐挑战。这类间或的战争没有产生出任何单一的国王，印度仍旧保持着其地方化的特色。在7世纪时，达罗毗荼时代的戒日王（Harshavardhana, 606—647）试图通过稳扎稳打的征服复兴古印度帝国，但努力已经来得太晚了。他仍然从萨珊人手中夺取了印度河流域，萨珊人是在笈多帝国黄昏时兼并该地区的。戒日王的胜利和有效的施政，在有关论及古典印度时代的书中得到很大肯定，同时代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者玄奘也在书中作了记载。玄奘于633—643年间穿过次大陆，他的回程得到了国王的亲自帮助。戒日王不仅是一位仁慈的统治者，也是一名伟大的学者。他用梵文作诗写剧本，并且开办大学。虽然自己是印度教徒，但他给佛教学者很高的地位，这个举动激怒了许多婆罗门。他既是诗人也是将军，试图建立如笈多王朝早期那样广阔的统一帝国。他的在位期也被看作印度古典时代的延伸。然而国王死后无嗣，一些地方长官很快宣布各自独立。这种局势一直持续到8世纪早期，随着穆斯林来到了沿海地区，印度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个新时代。

注　释

〔1〕也许事情的这种状态并不是独特的，因为写作是人类一项相对较新的进步，我们基于书面文字或碑铭所获得的历史知识，相对于人类自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巨大经历，可谓沧海一粟。

〔2〕印度教（Hinduism）、印度教徒（Hindus）以及印度党（Hindoos）之类的词语都是新近出现的，在19世纪早期开始时兴。其早期释义中，“Hindu”这个词仅指居住在印度河地区的人，因而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不是宗教概念。

〔3〕 1947年以后，试图将印度转变成为印度教共和国而不是一个多元的世俗政体的种种意识和政治上的努力，导致了这种观点的泛滥，即雅利安人（Aryans）自古以来就是印度本土居民。印度教主义（Hindutva）的支持者们，比如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和其极右翼附庸者，一直希望能使印度教和雅利安主义成为印度本土性的代名词。这些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那个时期印度人民党成了印度领导党并且开始篡改历史文本，这引起了很多次大陆内外学者的不安。

〔4〕 19世纪，美国人将其本土族群与印度人（Indian Indians）进行区分，称后者为东印度人（Eastern Indians）或印度人（Indian Indians），这再一次混淆了次大陆的居民与来自东南亚的荷兰东印度人（Dutch East Indies）之间的区别。

〔5〕这也就是为什么使用“婆罗多”（Bharat）一词会让其追随者和反对者们很激动的原因。对于前者而言，这意味着是雅利安人的土地，且实际上是印度教徒的领土；而对于其他人而言，它忽视了雅利安时代以前及以后的信仰和居民的多元性。因此，“雅利安问题”（The Aryan Problem）远不是古典时代居民的历史要求问题，同时还与同时代印度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有直接关联。

〔6〕伊朗的字面含义是“雅利安的土地”（the land of Aryans）。阿富汗的国航同样称作阿里亚纳（Aryans）。

〔7〕毫不奇怪，即使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拜火教信徒们更愿意被称作“帕西人”（Parsis），表明他们的祖先和宗教信仰均源于波斯。古代拜火教的圣书《火袄经》与《梨俱吠陀》在很多地方是相似的。二者都常常提到类似的善恶之间的较量，并且用同时代的两种古语写成，这些语言现在都已经消失或者仅仅限于某些研究者。这两种充满力量的表述方法，最终导致了更多语言的演变。

〔8〕印度主要官方语言是印地语，也是现在孟买电影工业（宝莱坞）中所流行的语言。

〔9〕印度联邦的总理们和许多官员常常优先选择印度（Hind）而不是婆罗多（Bharat）的称谓。

〔10〕一个有趣的视角，详见Sugata Bose and Ayesha Jalal: Modern South Asia: History, Culture, Political Econom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民族主义者的历史主要发生在20世纪前半期，他们渴求身份认同。例如，Jawaharlal Nehru: The Unity of India, London: L. Drummond, 1941; The Discovery of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再版）。

〔12〕这些领域特点迥异，总体可被称作“来自下层的声音”。参看由Ranajit Guha和其他人合编的Subaltern Studie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2005。

〔13〕 Bridget and F. Raymond Allchin: Birth of Indian Civilization: India and Pakistan before 500BC, Hannondsworth: Penguin, 1968; Origins of a Civilization: the Pre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South Asia, New Delhi: Viking, 1997.

〔14〕 Gregory L. Possehl: Indus Age: The Beginning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9。哈拉帕时代被分成多个时期，始于公元前3300—公元前2800年，终于公元前1900—公元前1700年，突然间黯然失色。关于早期、过渡期、结束期的详情，参看Richard H. Meadow (ed.): Harappa Excavation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ird Millennium Urbanism, Madison: Prehistory Press, 1991。

〔15〕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认为他们几乎能完美地适应环境，而阿尔金斯（Allchins）则强调他们特别有韧性，有上乘的城镇规划能力。参看Gordon Childe: 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 New York: Praeger, 1953; Bridget, Raymond Allchin: Birth of Indian Civilization。

〔16〕这些封印中的大部分都带有独角牲畜的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平行线或者相交错的线，就像纳粹十字章那种图形。一些封印还有神的形象，如坐在莲花宝座上的湿婆神。

〔17〕综合研究著作，参看Jonathan Mark Kenoyer: 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 R. C. Majumdar: The History and Aradhana Parmar, South Asia: A Historical Narrative,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8.

〔19〕 Robert Eric Mortimer Wheeler: Civilization of the Indus Valley and Beyon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6; Five Thousand Years of Pakistan: An Archaeological Outline, London: C. Johnson, 1950.

〔20〕据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称，印度河彻底改变了河道，当地居民不得不离开居住地向其他地方迁移，因此许多居民区变成了废墟。参看H. T. Lambrick: Sindh: A General Introduction, Hydeabad: Sindhi Adabi Board, 1964。有意思的是，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m）的字面意思是“死人堆积的地方”。更多细节参看Mortimer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21〕 1885年牛津大学印度学院成立仪式上，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所用的铜板，体现了这种“雅利安人所用”的器物。

〔22〕更多细节参看A. L. Basham: 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 New York: Grove Press, 1954。

〔23〕 Romila Thapar: A History of India, Vol. I, London: Penguin, 1966.

〔24〕恒河在印度人心目中非常神圣，他们认为这条河的源头在喜马拉雅山高处的根戈德里冰川（Gangotri），此处是神灵降临人间之地。印度人将它称为恒河母亲，在河里沐浴，并将所爱亲人的骨灰撒到圣河里。新婚夫妇也会来到这里并向河里散播万寿菊以求好运。据报道，由于全球变暖，恒河与印度河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2007年3月12日。印度史诗中提到过，萨腊斯瓦蒂河（Saraswati）经由拉贾斯坦邦流入印度洋水系，但据信很久以前已干涸。

〔25〕从语源学角度讲，这个词本身就来源于葡萄牙语（Portuguese）。

〔26〕兴都库什山奇特拉尔（Chitral）三条山谷中的宝瓶人卡拉萨（Kalasha），常被认为是决定定居此地的希腊人的后代。19世纪晚期，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著作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使得来源于希腊人的说法进一步流行。

〔27〕坦叉始罗有许多由亚历山大所建庙宇的廊柱。寺庙和专门设计的墙的遗迹，展示了古巴基斯坦和古希腊有独特的相似性。这座寺庙是南亚同类风格建筑的唯一幸存者。这个结论是根据个人实地参观并走访巴基斯坦著名考古学家A. H. 丹尼（A. H. Dani）和穆罕默德·沙利姆（Muhammad Saleem）二位教授后所得出的。

〔28〕关于这个时期更多的信息，参见John Keay: India: A Histroy,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00。

〔29〕参看John Keay，第96—97页。

〔30〕有印度—希腊特征的佛陀斋戒雕塑，和其他地区如白沙瓦、斯瓦特、马尔丹山谷（Mardan）、塔克拜（Takhtbhai）、曼色拉（Mansehra）的珠宝、雕像和碑铭，证明了当时就已存在多样化的主流文化。

〔31〕在中国西部发现的藏有数以千计的经卷、雕刻、纺织物、雕像、货币以及岩石壁画的敦煌莫高窟，与过去一个世纪来的考古发掘，揭示了中国西部与南亚的密切联系。

〔32〕这种文化交融在今天依然存在，可以从影响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的近期发展中得以证实。

〔33〕即使在今天，巴基斯坦仍然是西亚各种地缘政治和人口发展的一个缓冲器，抵制着来自印度联邦的冲击。

〔34〕海德拉巴的统治者尼查姆曾经是莫卧儿王朝的总督，直到1722年他获得独立。其后他的家族一直统治着安得拉邦，直到1948年印度政府用武力兼并了这片土地。

〔35〕据一些历史学家称，是印度民族主义自身导致了笈多帝国的崛起，而不是相反。参看D. D. Kosamb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 Mumbai: Popular Prakashan, 1975，第313页。

第三章　南亚的伊斯兰教：印度河和德里苏丹政权

穆斯林政治力量在南亚的出现有很多因素，其中包括次大陆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伊斯兰教所以能扩张，是因为其宣称强调人类平等，故吸引了贫困人群变成其信徒。穆斯林帝国在中东的建立，得益于希腊人、波斯人和罗马人之间的战争消耗了他们的元气，留下了持久的权力真空。因为坚持强调质朴、反教权论和先知穆罕默德（570—632）的人性，故犹太教、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不可能阻挡伊斯兰教的进入。穆罕默德作为信使和成功的政治家身份，使得他热衷于为阿拉伯部落开创在世界中的地位。历代以来，这些阿拉伯部落不是被其他文明轻视，就是周期性地被罗马人、拜占庭人和波斯人所征服。这位普通的阿拉伯人自豪于拥有亚伯拉罕（Abraham）的血统，以及与世界上最古老的礼拜寺之一的麦加清真寺的天房（Kaaba）有联系，渴望充当主要角色，与其他的闪米特兄弟不同，他还未实现其理想。先知及时以最古老的、受到广泛喜爱的语言之一，带着相宜的信息出现。他受到人们喜爱的普世形象点燃了半岛阿拉伯人的希望和热情，他们的城市和游牧部分似乎正逐步拒绝承认处在临界点的门口，历史学家们在社会中已经觉察到了。

自7世纪晚期以来，印度河流域伊斯兰教的政治和精神，逐步促进了穆斯林因素的持久出现。在随后的数个世纪中，穆斯林因素变得十分多元，其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的、非洲人的、波斯人的和中亚的各支融合形成了划时代的印度—伊斯兰文化。伴随波斯语成为本国语言，和印度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包括英国人的朝代在内）吸收波斯特性的帝国结构，这个地方发展出一种多维度的政治、文学和艺术传统。波斯特性决定性地全球化了次大陆，将之与其他穆斯林地区结合起来，这个集体被称为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价值观和印度价值观的互动，以一种强劲的方式持续伴随着他们的文化，双方都避免了完全同化对方。南亚的伊斯兰教是更大穆斯林传统的一部分，但在许多领域同时反映了其自身的印度化，使得互动很复杂，但大都是建设性的。伊斯兰教并未将印度伊斯兰化，印度也没有压制伊斯兰教自身的独特性。〔1〕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似性和竞争性是南亚这种多元文化互相交流的特性，与其他一些地方不同，其他地方一种文化可能会统治另外的文化。〔2〕

当今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诋毁穆斯林苏丹政权是内在反印度的，是非印度的突厥轨道，而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则在其中看到了伊斯兰教的胜利，和他们自己独立身分的早期形式。不过历史要求对德里苏丹政权的这三个世纪有更加负责的、全面的视野。自阿富汗的已故穆斯林国王的前突厥奴隶顾特卜—乌德—丁·艾伯克（Qutb-ud-din Aibak）首先做出选择以来，德里一直是不同王朝和王国的首都，这些王朝和王国统称为德里的苏丹政权。与艾伯克的继任者们一道，在未来的320年中，德里是卡尔吉王朝（Khalji Dynasty）、图格鲁克王朝（Tughluq Dynasty）、赛义德王朝（Sayyids Dynasty）和洛提王朝（Lodhi Dynasty）的首都。虽然莫卧儿的统治者们更喜欢阿格拉（Agra），但自1526年开始掌权后，他们也把德里作为帝国的首都，直到1857年，东印度公司废除了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穆罕默德·巴哈杜尔·沙·扎法尔（Muhammad Bahadur Shah Zafar）。因而德里和次大陆的其他地区，包括今天的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一直是天赋的印度—穆斯林文化宝库。从历史上看，阿富汗一直是大印度河遗产的一部分，不过其自身的多元性和独特的文化遗产，也反映了这个国家处在不同文化传统交汇点的身份。当然，阿富汗一直是德里的苏丹政权的前卫地区，苏丹政权要归功于从阿富汗冒险闯入的统治者和征服者。1747年，阿富汗变成艾哈迈德·谢赫·阿卜达里（Ahmed Shah Abdali）领导下的主权政体，他的杜兰尼王朝普什图族后裔统治着这个国家，一直到现在。

一、印度河流域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统治

先知死后不久，穆斯林的哈里发们投身于巩固和扩张新成立的穆斯林国家，渴望让邻近地区感受其存在和信息。至644年，在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阿尔·法鲁克（Umar al-Farooq）的领导下，麦地那的穆斯林王权征服了巴勒斯坦、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和也门，同时还征服了阿拉伯海的一些沿海地区。在赢得对波斯萨珊人的胜利之后，哈里发奥马尔实际上派遣了一些使团，去俾路支和信德的沿海地区作实地调查。这些使团带回来的信息是气候恶劣、资源稀缺、盗贼横行。651年，萨珊王朝的残余势力被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完全击败，穆斯林军队得以进入邻近拉吉普特（Rajput）王国的印度沿海地区。711年至712年期间，在倭马亚王朝的统治下，西班牙、中亚、印度河流域都被大马士革的穆斯林王权正式吞并。对信德和下旁遮普的征服，是由针对一艘载有朝圣者和贵重物品、驶往巴士拉（Basra）的斯里兰卡船只的抢劫行为所引发的。作恶者在宣布忠诚于下信德的统治者达赫（Raja Dahir）后，被释放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尤素福（Hajjaj Ibn Yusuf）是一位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他要求达赫对这类经常发生的海盗行为采取惩罚性行动，并对后者的懒散反应不满，因此于711年派遣一支阿拉伯部队进入信德。军队是由尤素福17岁的侄子、同时也是他的女婿穆罕默德·伊本·魁西姆（Muhammad Ibn Qasim）率领的，他在靠近卡拉奇的第布尔（Deebul）登陆，于712年击败了达赫。〔3〕

魁西姆胜利后并未踏上返乡的旅程，而是转而进行由南向北的征服战役，直到这位阿拉伯将军（更像西班牙的同代人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Ziyad）到达了旁遮普的木尔坦。这些穆斯林们对印度河流域的居民很宽容，虽然前者厌恶偶像崇拜，但将这些纳税人与西亚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同等对待，称他们是“圣经的子民”（People of the Book）。这是一个代价昂贵的头衔，一方面确保尊重这些信仰者，同时要求他们交纳吉兹亚税（Jizya）以免除他们服兵役。穆斯林国王们将这种制度运用到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非穆斯林居民身上，避免了他们控制下的非穆斯林居民的全体改宗压力。出于不疏离王国内一大部分人口的纯粹逻辑理由，税金以一种可见的方式，制止了穆斯林统治者们强迫他们的居民改宗伊斯兰教。这就是为什么在诸如印度、西班牙或西西里等地区，虽然穆斯林的统治当然增加了穆斯林学者和圣徒的希望及地位，但宗教身份主要是私人事务。穆斯林学者经常给君主们施加压力，要求非穆斯林改宗，不过出于国家的考虑和更大的宽容因素，统治者们没有实行国家主导的改宗活动。伊斯兰教自身对简洁性和平等的强调，给可能改宗的人带来了巨大吸引力，他们通常来自贫困人群和低种姓者，在新体制下寻求有更高的地位。次大陆的穆斯林统治者们和他们西亚的精英经常与印度妇女结婚，这种联姻使各方更加宽容。

阿拉伯人在印度河流域的征服发展得非常迅速，但魁西姆被大马士革的新任哈里发突然召回后，征服停顿了下来，因为哈里发不喜欢野心勃勃的尤素福和他功勋卓著的侄子。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统治接下去仍然低调，大部分当地居民也相安无事，因为阿拉伯统治者们，只对在他们获得的土地上成家和养家感兴趣，避免强迫大规模的改宗甚至屠杀。随着宗教宣传人员和苏菲派从西部关隘过来，稳定的和平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导致印度河社会内发生了巨大的改宗活动。印度河社会现在是横跨三个大陆众多地区的、分散而广阔的穆斯林王国的一部分。这个新角色为印度河人民打开了新的商业和文化机会，帮助他们融入那个时代最高瞻远瞩的和宽容的制度之一中去。

继阿拉伯人之后，穆斯林伊斯玛仪派（Muslim Ismailis）接着统治印度河流域，这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支，他们像埃及和突尼斯的法蒂玛人一样，继续实施他们前任的政策，避免强迫性的改宗。伊斯玛仪派一直是小穆斯林派别，他们发现这片地区距离穆斯林政权的心脏地区叙利亚和伊拉克很合适。750年，倭马亚王朝（Umayyads）被另一个阿拉伯人的阿巴斯王朝（Abbasids）取代，阿巴斯人在夺取穆斯林帝国的控制权过程中，得到了波斯人的帮助。阿巴斯王朝定都巴格达，以取代大马士革，此时西班牙已经获得自治，有自己的倭马亚王权。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统治者们，将经常接受巴格达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的精神领导，不过他们是自治的，有自己的政策，直到10世纪至13世纪十字军和蒙古人的入侵摧毁阿拉伯波斯人的伊斯兰王权。正是在这个节点上，中亚的突厥人开始在巴格达扮演重要角色，并通过开拓性的努力，在波斯、安纳托利亚、埃及和阿富汗建立了地区性王国。阿富汗开始了新的一轮向次大陆北部的入侵，最终导致了德里苏丹王权的建立。

二、迦色尼王朝（Ghaznavids）和印度河地区

伊斯兰教对人类平等的强调，以及先知反种族主义的榜样，使得奴隶更有地位，在一些案例中奴隶能赢得他们主人的信任。前所未有的忠诚、加上伺候得体，使一些奴隶得以变成皇室的家庭成员，后来获得了高级皇室职位。在德里苏丹王权早期，其他地方的马木留克王朝（Mamluks）、奥斯曼王朝（Ottomans）和奴隶王朝（The Slave Dynasty）是穆斯林历史的三个研究案例，从前的奴隶们传奇般地爬到了最高权力的顶峰。〔4〕虽然早期富裕的阿拉伯人拥有非洲奴隶，但他们自7世纪以来向波斯和拜占廷腹地的扩张，使他们便捷地进入中亚的突厥社会。继波斯人之后，突厥人证明自己是穆斯林王权可靠而勇敢的堡垒，直到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帝国。突厥奴隶、士兵和统治精英给伊斯兰世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思想，特别是在蒙古人1258年摧毁巴格达之后，他们使穆斯林的命运恢复了活力。结果这些突厥人形成了三个同时代的强大帝国，分别是莫卧儿王朝、萨法维王朝（Safavid）和奥斯曼帝国，一直到欧洲人将穆斯林世界殖民化，穆斯林的严重衰落阶段随后开始了。

在这些怀揣发财梦想的突厥人中，有人遇到了一位中亚的探险者阿勒波的斤（Alaptigin），他于962年征服了阿富汗东部城市伽色尼（Ghazni）。阿勒波的斤通过随后的军事行动，将领地向西部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地区扩张，建立了一个小王国。临死前，他让他的奴隶萨布克的斤（Sabuktigin）继位。萨布克的斤虽然出生低贱，但忠于他刚刚去世的国王主人，在其统治的20年间（977—997），巩固了伽色尼王国，证明了自己的领导才能。他于991年击败了东旁遮普的贾颇尔（Raja Jaipaul），吞并了白沙瓦，随后准备征服印度斯坦。他的儿子马赫穆德（Mahmud, 998—1030）继续向东扩张，先后17次入侵印度河流域。马哈茂德没有称自己为埃米尔，而是选择了波斯称谓“苏丹”，以伽色尼的苏丹闻名于世。〔5〕一些印度历史学家认为他的入侵印度是垂涎于印度的财富，而穆斯林历史学家则称赞是进行圣战，与从西部入侵次大陆的古老传统一致。在其中一次军事行动中，他带上了著名的学者阿尔·白鲁尼（Al-Beruni），让他观察和记录对印度的认识。与同时代著名的宫廷诗人菲尔多西（Firdausi）一样，阿尔·白鲁尼研究了印度的地理和社会，显示出公正而又非常深入的学术水平。他用阿拉伯文写成的著作《印度志》（Kitab al-Hind），至今仍是关于印度和印度教的独一无二的论述。征服旁遮普和信德后，马赫穆德吞并了恒河流域和印度西部沿海地区，但在这些地方停留的时间不长，总是回到他的首都伽色尼。除了伽色尼，拉合尔和木尔坦是另外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商人、苏菲派教徒、诗人和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云集于此，给这些印度河的城市增加了都市气氛。在宽容的环境中，波斯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盛行起来，苏菲派教徒和学者们选择在这些城镇从事各自的事业。

三、德里苏丹：奴隶王朝

马赫穆德死后，他的继任者们挥霍了他的大帝国，帝国西部区域与另一个突厥部落塞尔柱人（Seljuk）相邻，塞尔柱人很快兼并了波斯和安纳托利亚的一些地区，建立了塞尔柱王朝。〔6〕一个世纪后，来自阿富汗中部高尔地区（Ghaur）的另一位突厥将军于1151年攻占了伽色尼，正式结束了加兹尼王朝的统治。1173年，高里帝国（The Ghaurid Empire）被将军的两个子孙分割，东部地区落入了穆罕默德的手中，即著名的苏丹廓尔（Sultan Shahab-ud-Din Mohammad Ghauri），他定都于拉合尔，并决心征服印度斯坦萨特累季河两岸。两年后，廓尔采取向南的军事行动，从伊斯玛仪人手中夺取了俾路支和信德。1192年，在击败拉吉普特（rajput）人的首脑乔罕（Prithvi Raj chauhan）后，他征服了拉贾斯坦和德里。他的军队规模较小，但灵活的中亚骑兵是经验丰富的弓箭手，击败了规模较大的拉吉普特军队和大象。廓尔里的决定性胜利发生在特莱兰（Tarain），当时乔罕被突厥人的箭射中，他的军队撤退了。就像波罗斯面对亚历山大时一样，拉吉普特人的大象无法与突厥人的骑兵相抗衡，骑兵冲向印度人的侧翼，突然停住并转身向敌人射击。获胜后，廓尔允许已经过世的乔罕之子替他治理德里，他还任命他的奴隶将军艾伯克（Aibak）在拉合尔管理帝国，因为苏丹不得不注意发生叛乱的西部。

顾特卜—乌德—丁·艾伯克（Qutb-ud-din Aibak）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将军，由于希瓦王国（Khiva）攻击廓尔帝国，他建议苏丹控制德里，在印度河和恒河地区建立一个更安全的君主政体。接着，艾伯克于1202年从年轻的拉吉普特王子手中夺取了德里。苏丹同时兼并了土库曼和希瓦地区，将其帝国从里海一直拓展至恒河和古杰拉特—卡提瓦半岛。1206年，苏丹被神秘刺杀，他的总督艾伯克早就在德里安置下来，被有实力的突厥将军们推选继任已故主人的职位。〔7〕艾伯克将注意力集中在次大陆，通过联姻保证了在突厥统治层中的地位，一位有实力的奴隶将军伊杜米思（Iltutmish）成了他的女婿。艾伯克1206年定都德里，标志着德里苏丹王权的正式形成。艾伯克成了这个奴隶制王朝的奠基者。艾伯克在拉合尔的一次马球比赛中坠马身亡，他的儿子阿兰姆·谢赫（Aram shah）继位，平庸的阿兰姆很快令有实力的突厥和阿富汗朝臣感到失望。他们渴望看到一位强硬的苏丹掌舵，以巩固新成立的德里王国。这个时期，全部中亚都在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人面前瑟瑟发抖，成吉思汗对众所周知的印度财富产生了无限兴趣。当蒙古人靠近兴都库什山时，印度河地区和德里的居民们为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感到担忧。在此关键时刻，好逸恶劳的阿兰姆·谢赫无计可施。艾伯克的女婿伊杜米思，这位曾经的奴隶，很快被突厥和阿富汗的将军们正式邀请掌管局面，因为他是已故苏丹的家庭成员，同时统治着旁遮普，这种强有力的地位加强了他的资格。

伊杜米思（1211—1236）通过引入一些改革措施和建立这些地区的和平，巩固了王国。他是第一位使印度成为自己永久家园的穆斯林国王，为了重申对巴格达哈里发的从属地位，他给自己选择了“苏丹”头衔。伊杜米思努力控制四十朝臣，他们是宫廷内的政治掮客俱乐部。〔8〕虽然蒙古人间或侵犯，但他保卫了自己的帝国，使印度免遭了大规模的毁坏。当一些乌力马建议强迫非穆斯林改宗伊斯兰教时，他抵制了压力，并努力为统治创造了更广泛的制度基础。〔9〕他不顾顾问们的建议，提名自己的女儿拉齐亚（Razia）当继承人。拉齐亚苏丹（1236—1240）很快去掉了她的豪华生活方式，摘掉了面纱，除了管理男性统治的宫廷，还开始领导军事行动。拉齐亚建立了自己的威望，不过一些保守的突厥—阿富汗朝臣不接受一位妇女领导帝国，密谋废黜她。她对一位阿比西尼亚奴隶亚古特（Jalal-ud-Din Malik Yaqut）的倚仗并未让批评者喜爱她，在遭到马里克·阿尔吞尼（Malik Altunia）的打击后，拉齐亚最终于1240年被赶下王位。她嫁给了马里克·阿尔吞尼，试图控制德里，虽然有德里的市民支持，但反抗并未取得成功，他们夫妇后来在流浪中被丛林部落杀死。亚古特也被朝臣杀死，朝臣们在经过一些意见分歧和拖延之后，将伊杜米思的一个儿子穆罕默德（Nasir-ud-Din Muhammad）送上王位。新国王的统治期是从1246年至1266年，不过权力在四十朝臣中的一位将军手中，这人碰巧是国王的岳父。巴尔班（Ghiyas-ud-Din Balban）是一位极有能力也有野心的突厥将军，他确保了女婿的平稳统治，同时保证了朝臣们对苏丹的支持，而苏丹自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祈祷和复制古兰经上。

穆罕默德苏丹没有男性继承人，故提名巴尔班继任，尽管巴尔班早已经60岁了。巴尔班（1266—1286）继续着这个奴隶制王朝的改革、巩固和扩张政策，这是伊杜米思所开创的，在拉齐亚被赶走后爆发的内战中有过短暂停顿，但在穆罕默德苏丹时期又得到了复兴。巴尔班限制了朝臣们和其他地方精英的权力和自治欲，维持着一支薪水充足的常规军与内部竞争对手以及蒙古人交战。他的雇佣军受过良好训练，除保证了国内和平和繁荣外，还使印度免遭混乱和外来的占领。巴尔班相信安全的人民将保证王国长寿，因而竭力根除乡村的劫匪和流氓。他深深喜爱波斯人有教养的尊严，在组织了礼仪和相应的行头后，他在信件中采用了王权标记。他的传统被其他国王和王公们所采用，一直到莫卧儿王朝，英国人甚至将之提到更高程度，并使之成为精致的仪式。巴尔班苏丹从来没有离开过德里，但是他有效的行政和对文官及军官的强力控制，保证了王国领土和行政的统一。

四、卡尔吉王朝（Khaljis）、图格鲁克王朝（Tughluqs）、萨依德王朝（Sayyids）和洛提王朝（Lodhis）

1286年，巴尔班苏丹死后，留下了真空，他的继任者们无法应付自如。一位有实力的突厥—阿富汗朝臣菲罗兹·卡尔吉（Finiz Khalji），聚集起他的军队向德里挺进，德里正等待一位强力统治者来保障和平和秩序。1290年，菲罗兹·卡尔吉将自己变成了苏丹卡尔吉（Sultan Jalal-ud-Din Khalji），正式开始了自己王朝的统治，随后是征服和地方统治者们的屈从。虽然他很快转向虔诚和沉思，但他过去是巴尔班政权的高级官员，因而继续着已故国王的政策。许多朝臣不喜欢他的来世，他们希望看到获得更多的领地，和对蒙古人的有力回击，但苏丹早已70多岁了，反对进行战争。1296年，他更有野心和不择手段的侄子阿拉—乌德—丁·卡尔吉（Ala-ud-Din Khalji）策划了一场阴谋，苏丹成了牺牲品。阿拉很快以野蛮的行政和更深地倾向于征服而闻名。控制德里后，阿拉—乌德—丁开始组织自己的税收体制，因为他需要更多钱来供养一支常规军，用以保卫印度，抵抗外来入侵。〔10〕因为引入可能给农民和商人带来过重负担的税收体制，他受到了批评。此外，自在德干的军事遭遇后，他知道印度南部的商人和王公们在与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的贸易中获得了很多利益，于是让他们支持他的官方开支。自1296年登上王位后，阿拉攻打了特奥基里（Deogiri），从深入半岛的若干战役中积累了大量财富。阿拉在这里获得的战利品除了有珠宝和黄金之外，还有马里克·卡富尔（Malik Kafur）。卡富尔是改宗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由于忠诚和对德干的深入了解，注定要在皇家队伍中升至高位。苏丹最终提升他为南部总督，自己则不得不回到北部遏制蒙古人的入侵。事实上，卡尔吉苏丹击退过许多次蒙古人的攻击，使印度免遭了降落到其他亚洲地区的大摧毁命运。阿拉的单边价格政策可能伤害了印度的有钱阶级，不过他是首位与印度妇女结婚的德里苏丹。他甚至安排儿子们与印度公主们比如伊尔图特密许等结婚，坚定地驳斥了要求将他的印度臣民伊斯兰化的乌力马们。他认为要使宗教远离治国方略，并雇佣印度银行家管理他的财政。他的漫长统治，特点是对遥远地区的征服、对蒙古人的抵抗和坚定的经济政策，一切都是通过直率地使用军队来实施的。〔11〕

阿拉苏丹的威严和有力的行政，遏制了印度内部周期性的反叛。不过在他于1316年去世后，短暂出现了一段关系紧张的时代。他信任的总督马里克·卡富尔也在同一年被暗杀，庞大的苏丹政权再次面临继位的老问题。已故苏丹的第三个儿子穆巴拉克（Mubarak），通过从德干总督库斯劳·汗（Khusrau Khan）那里获得的帮助，夺得了权力。总督自己也开始怀有登上王位的野心。他策划了谋杀穆巴拉克的事件，但还是未能获得王位，因为卡尔吉王国的权臣们不喜欢他。已故卡尔吉苏丹的三个儿子相继被谋杀了，这些权臣们邀请旁遮普有能力并可信赖的总督加兹·马里克（Ghazi Malik）来掌控王国。加兹向德里进发，击败库斯劳后于1320年登基，称号是苏丹吉亚斯—乌德—丁·图格鲁克（Sultan Ghias-ud-Din Tughluq）。这位图格鲁克王朝的奠基人随后忙于巩固阿拉—乌德—丁留下的、现在正遭受一系列反抗的大帝国。新任苏丹自己的父亲是一位突厥奴隶，母亲是印度人，与印度农民和地主有很深的亲密关系。他降低了已故卡尔吉国王的高额农业税。他为期五年的统治是以一种悲剧方式结束的，一座特意为迎接他从孟加拉战场凯旋而建的亭子，倒塌时砸中了他，瞬间夺走了他和他长子的性命。葬礼之后，他的二儿子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Muhammad Ibn Tughluq）于1325年就任王位，一直统治到去世的1351年。新苏丹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常常表现出软弱的性格。受到蒙古人入侵和过高综合成本的困扰，这位苏丹谋求南方的财政支持，像阿拉苏丹一样，他开始在德干征战。

穆罕默德苏丹与前任不同，决定在特奥基里附近兴建新首都，以便与南方富庶地区离得更近。他把新首都命名为“道拉塔巴德”（Daulatabad，意思是“财富之城”）。他下令官员们和家庭一起移到道拉塔巴德。这个地方在德里以南700英里处，缺乏合适的基础设施，远离北部征兵区，以至于人人都不喜欢新首都。在南方逗留了八年后，穆罕默德苏丹下令搬回德里，这个过程触犯了众怒，并花费了巨额开支。由于缺少铸造货币的白银，苏丹突然下令铸造铜币，这变成了另一场灾难。苏丹不久计划采取行动，入侵波斯的呼罗珊王朝（khurasan），不过被顾问阻止了。穆罕默德修建了许多新城市，并在德里建了一座新城，称为图格鲁克堡（Tughluqabad），这座城市被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墙环绕，城墙上有巨大的柱子和瞭望塔，四周有13座城门可供进出。〔12〕他在城里竖起了著名的建筑，包括千柱厅，现今躺在图格鲁克堡的废墟中。〔13〕一条新公路横穿这处遗址，这个难忘的废墟和抬高的城镇与独特的图格鲁克陵墓相对而立，吉亚斯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谢赫二世就葬在下面。陵墓倾斜的墙壁由红色的石头砌成，四方形的结构，上面有白色大理石圆顶，显示出与中亚和波斯影响的联系。陵墓的入口和周围的花园之间是巨大的门，整个建筑坐落在一块抬起的高地上。当时的摩洛哥旅行者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h, 1304—1377）留下了他造访中东、非洲、印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中国的回忆录，根据他的记载，穆罕默德苏丹是一位有文学修养的人。伊本·白图泰说，苏丹性情多变，报复心强，同时也很大方。〔14〕早期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齐亚—乌德—丁·巴兰尼（Zia-ud-Din Barani, 1284—1356）也记载了他统治时期的事件，〔15〕巴兰尼的记述虽然带有偏见，但提供了不同德里苏丹的基本信息。〔16〕

苏丹穆罕默德在征战信德时去世，未留下子女，甚至也没有提名继承人，故有影响力的朝臣们把他的侄子菲罗兹·图格鲁克（Firuz Tughluq）推上了王位。新国王试图在王国内恢复秩序和稳定，过着虔诚的私人生活。尽管他确实降低了税收，给所有人带来了益处，但在乌力马的影响下，他向非穆斯林教徒征收了吉兹亚税。他废除了早些时候他叔叔推行的大部分政策，在处理臣民以及邻邦问题上，倾向于采用和平性的策略。他统治期间，南部出现了强劲的维查耶纳伽尔王国（Vijayanagar），部分是对北部入侵的反应，部分是为了与外部世界建立独立的商业关系。孟加拉也实行自治，独立于德里几乎200年，直到被莫卧儿王朝兼并。苏丹菲罗兹以90岁的高龄死于1388年，德里王位再次等待另一位铁腕君主维持这个王国。经过四任衰弱的王公统治后，图格鲁克的末代国王苏丹那西尔—乌德—丁·穆马茂德（Sultan Nasir-ud-Din Mahmud）于1392年登上王位，一直统治到1412年，新兴的萨依德王朝（Sayyids）接管了德里王国。〔17〕那西尔统治期间，有两项重大进展在南亚历史上留下了长久的印记。第一点，孟加拉和古杰拉特维持了自治地位，通过海外贸易和农业而变得更加繁荣。第二点更有戏剧性，埃米尔·帖木儿汗（Amir Taimur或者Tamerlane）1397年入侵了印度，德里在此过程中经受了大规模的不幸和破坏。帖木儿汗，这位中亚的征服者在屠杀了八万居民后，迅速向西移动并击败了奥斯曼帝国。不过，如他的许多前任一样，他没有留在印度、伊朗、伊拉克或安纳托利亚，而是迅即回到撒马尔罕（Samarkand）老家，他努力将之建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帖木儿汗死于1406年，一个多世纪后，他的伟大子孙巴布尔（Babur）踏着祖先的足迹，于1526年建立了莫卧儿帝国。

帖木儿汗将从印度掠走的财富和工匠带回了撒马尔罕，即使在他的摧毁性入侵后，印度对于西亚寻宝者的魅力也从没有消失。本土内部互相残杀的战争、周期性的人口爆炸，与波斯和印度的物质吸引力一道，刺激了中亚部落和寻宝者的频繁入侵。帖木儿汗之死与其大帝国的稳步衰落，很快导致地方性政治力量的兴起，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那西尔苏丹统治着凄凉的德里和周边地区，直到他去世。1414年，一位狡猾的将军基兹尔·汗（Khizr Khan）从这种混乱的局势中获得益处，夺取了德里，建立了德里苏丹王权的萨依德时代。萨依德王朝声称是先知的后裔，努力通过不同的举措抚慰臣民。不过在1451年，他们将权力输给了一位阿富汗将军巴赫拉尔·洛提（Bahlol Lodi）。洛提的儿子和孙子成为德里苏丹政权最后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巴赫拉尔·洛提是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他在位期间，使阿富汗精英层的势力压过了突厥势力。不过总的来说，洛提王朝的国王们避免征收重税和不必要的战争。巴赫拉尔·洛提的儿子，亦即继任者西坎德尔·洛提（Sikander Lodi, 1489—1517），赞助学问，并进一步稳定了他的北印度王国。但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缺乏先辈们的军事才干，最终于1526年败给了巴布尔。〔18〕苏丹易卜拉欣·洛提（Ibrahim Lodhi）自己的亲戚们，如道莱特汗（Daulat Khan），很大程度上为个人的野心所驱使，邀请巴布尔攻打德里，想当然地认为这位阿富汗的乌兹别克国王，会像帖木儿汗一样，迅速赶回自己的王国，将次大陆北部留给洛提人治理。但恰恰相反，巴布尔决定留下来，在击败拉吉普特人和阿富汗残余势力后，控制了一个比笈多时代还大的帝国。虽然巴布尔自己对印度人民和气候存有疑虑，但他在1530年死去之前，决定将次大陆变成自己的家园，虽然他希望自己死后葬在他喜爱的喀布尔花园中。

自阿拉伯人712年征服印度河流域以来，这一系列穆斯林王朝的统治，增加了南亚社会的宗教多元性，确立了穆斯林统治的长久传统。穆斯林统治层的本地化，和因苏菲派以及传教士的努力导致的许多当地居民的改宗，使次大陆的许多地方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大部分穆斯林统治者避免强迫性的改宗，尽管他们虔诚并有自己的宗教取向，但抵制乌力马试图将印度伊斯兰化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穆斯林除在印度河与恒河地区占多数之外，在南亚总体上还处在少数派位置。立足于波斯、突厥和印度文学、政治以及艺术传统的印度—伊斯兰文化，其增长促进了文学、艺术和其他脑力事业的繁荣。音乐、建筑、烹调、武器、书法和城市规划等领域，体现了有着不同来源的创造性流派。共同风格和历史性记述的发展，提升了印度的文学形象，而印度科学和哲学也在西亚和欧洲那里找到了新的听众。印度吸引了穆斯林出身的征服者、寻宝者、作家和商人，他们中许多人定居在了这里。大多数德里的苏丹王权没有进行纯粹野蛮式的剥削，而是保卫着印度，反击外来的入侵和内部的混乱。

苏菲派秩序的建立，以及诸如巴克什（Data Ganj Baksh）、谢卡（Baba Farid Ganj Shakar）、巴哈—乌德—丁·查卡里亚（Baha-ud-Din Zakaria）、及查相—乌德—丁·奥里亚（Nizam-ud-Din Aulia）、埃米尔·库斯劳（Amir Khusrau）等其他人的贡献，已经被充分记载。通过神圣的努力，他们找到了与对立宗教的和谐相处之道。〔19〕与南亚社会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穆斯林也分成一些地方性的和种族性的社会，伊斯兰教和波斯语起码给他们的繁荣昌盛提供了一些共同的特性。统治层阿什拉夫（ashraf）属于突厥—阿富汗血统，而社会的地方成员阿吉拉夫（ajraf），从事农业、兵役、贸易和其他一些城市职业。数个世纪中，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共同分享这土地与资源，不过通婚并不常见。虽然是邻居或有其他的私人联系，但他们的宗教和饮食习惯不同，他们是两个平行的不同社会。这并不是说存在一种永久的敌意支撑着他们的集体互动，而是说文化的和宗教的取向在界定他们各自身份时，起了关键作用。自卡尔吉时代以来，统治层经常与来自富裕或贫困家庭的印度女性结婚，但是他们避免穆斯林女性和印度男性的婚姻。在德干地区，维查耶纳伽尔王朝带有鲜明的印度教特色，而巴赫马尼王朝（Bahmani）则反映了穆斯林传统，不过他们的臣民避免从事种族暴力活动。虽然印度穆斯林人口中本地人居多，但最近的历史调查常常把他们称为突厥人，将他们外来身份的推测与暴力因素并列。许多情况下，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善待非穆斯林的宗教阶层，避免发泄集体仇恨或对庙宇施加任何策划好的攻击。〔20〕除了世俗住宅外，穆斯林还修建休息室萨拉（Sarai）、墓地、清真寺和神殿，并不回避借用印度教和耆那教的式样。除了宗教上反对偶像崇拜外，国王们和苏菲派追求宽容和共存。莫卧儿王朝时期，出现过一些亵渎神庙的事例，但主要出于政治目的。换句话说，这不是文明的冲突。与印度教统治者一样，穆斯林国王们有时与兄弟姐妹甚至父母之间打内战。因而印度的伊斯兰教时期是复杂而多层的现象，不能简单归入完全同化或者完全抵制的两种相反模式。

注　释

〔1〕研究穆斯林知识史的一位主要史学家对印度环境中的伊斯兰教提供了更加苛刻的评论。他将其视为与区域背景密切相关的大传统之下的一个部分。参看Axiz Ahmad: Islamic Modernism India and Pakistan, 1857—196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Studies in Islamic Culture in Indian Enviro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2〕关于伊斯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是，这是印度本土具有进取心的一个群体，参看Tara Chand: Influence of Islam on Indian Culture, Allahabad: Indian Press, 1964。

〔3〕伊本·魁西姆使用抛石机（manjeeqs），这是大炮和枪支的前身，用来抛掷石头和岩石，给所包围的城镇带来了巨大破坏。他最喜欢的抛石机被称作Aroosa，即新娘之义。很多记载都说明了这个武器能够向很远的地方抛掷巨石。印度河流域的主要城镇在阿拉伯的大炮和枪支攻击下，很容易陷入坍塌。

〔4〕一位批判的美国历史学家发现这种传统是非常独特的治国策略，揭示了不平等所带来的许多问题。参见Daniel Pipes, Slave 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很明显，皮普斯教授对于穆斯林政治和宗教传统非常挑剔，这可以从他最近的研究Militant Islam Peaches America（London: W. W. Norton, 2002）中可以看出。

〔5〕参见Mohammand Habib: Sultan Mahmud of Ghaznim, Dlhi: S. Chand, 1951。

〔6〕 C. E. Bosworth: The Ghaznavid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3.

〔7〕更多细节参见Peter Jackson: The Delhi Sultan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8〕他们被称为Umrai Chahilgaan，或者40个杰出的朝臣，是由高级将领和部长们组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团队。他们为国家的稳定不断努力，但是通常在继位问题上产生分歧。

〔9〕 Ishtiaq H. Qureshi: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ultanate of Delhi, Lahore: Shaikh Muhammad Ashraf, 1942.

〔10〕 Ishtiaq H. Qureshi: The Administration of Alaudin Khilji, being the Khazainul Futuh Treasures of Victory of Amir Khusrau已经由穆罕默德·哈比比（Muhammad Habib）译成英文，并配有其他巴基斯坦作家的注释和说明，以及S. Krishnaswami Aiyangar关于历史的简要说明。Bombay: Taraporewala, 1931。

〔11〕在德里一些古老并且拥挤的地方，有人发现了这三位苏丹的坟墓，一度被花园和神学院所掩映，现在这里到处被城市蚕食，充斥着垃圾。艾巴克被埋葬在拉合尔，奴隶制苏丹卡尔吉人和图格鲁克人则大多数被埋葬在德里。顾特卜高塔（Qutb Minar）以及邻近的贾玛清真寺是德里最早的穆斯林建筑，起源于艾伯克苏丹时期。虽然穆特吉清真寺（Moth ki Masjid）、霍兹—伊—卡斯（Hauz-i-Khas）、阿拉伊（Alai Madrassa）以及伊杜米思和其他君主、大臣的坟墓及数不清的老清真寺和神殿都被当作国家级历史遗迹进行维护，但是它们仍然需要像莫卧儿时代的建筑那样经过大规模整修。距离令人难忘的胡马雍墓不远，坐落着历史性的尼查姆穆斯林社区，这位著名的苏菲圣徒与阿米尔·库斯劳（Amir Khusrau）都埋葬在这里，现在依然游人如织。邻近地区有著名的南亚穆斯林诗人米尔查·阿萨杜拉·汗·伽利布（Mina Asadullah Khan Ghalib）（1869年去世）的坟墓，他也是1857年反抗活动的见证者。普拉·奎拉（Purana Qila）和旧德里拥有的主要是莫卧儿时期的遗迹，尽管也有其他一些莫卧儿王朝之前的建筑。新德里起源于英国统治时期，有许多Lutyen为20世纪的统治者设计的建筑。以上信息都是个人数次访问参观了德里很多历史建筑之后的心得和体会。7777777赛义德·艾哈迈德爵士（Syed Ahmed Kahn, 1817—1898），是德里本土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在1857年反抗活动前夕，及时写了一本关于德里历史建筑的详细书籍（Asaar-us-Sanadeed）。这些建筑很多都被东印度公司报复性地破坏了。此外，19世纪4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级官员托马斯·麦卡夫（Thomas Metcalfe），委托一位穆斯林艺术家为德里不同地方描绘出一幅特殊的画卷，这些画卷现在陈列在伦敦的英国国家图书馆。与现在的大都市相比，1857年前夕的建筑设计得更加精美并且更加迷人。

〔12〕它当时坐落在德里城外，现在已经是废墟一片，被数千只猴子霸占。一些堡垒和城墙已经经过翻修，但是房屋、宫殿以及大厅仍然是废弃的，被灰土所掩盖。

〔13〕 Tim-Mackintosh Smith: The Hall of a Thousand Columns: Hindustan to Malabar with Ibn Battutah, London: John Murray, 2005.

〔14〕 Tim-Mackintosh Smith: Travels with a Tangerine: A Journey in the Footnotes of Ibn Battutah, London: Picador, 2002 (ed.),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h, London: Picador, 2002.

〔15〕 Mohammad Habib (ed.):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Delhi Sultanate Including a Translation of Ziauddin Barani's Fatawa-i Jahandari, circa, 1358—1359 A. D., Allahabad: Kitab Mahal, 1960.

〔16〕印度穆斯林史学家否认穆罕默德·图格鲁克是建造凯旋亭的幕后人物，这座亭子夺走了他的父亲和兄弟的生命。Zia-ud-din Barani, The Tarikh-I Feroz-shahi，由Syed Ahmed Khan编辑Calcutta: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60—1862。

〔17〕穆斯林世界所有的萨依德都宣称是先知的后代，并且在普通的穆斯林人之中备受尊重。

〔18〕洛提王朝的苏丹们的坟墓坐落在德里清真寺建筑群之中，被一些漂亮的现代建筑所包围，并得到了比其他前任坟墓更好的维护。洛提花园非常出名，这些古老的穆斯林遗迹周围都有很多绿树覆盖的花园，成为当地受欢迎的风景点。

〔19〕 Richard M. Eaton: Sufis of Bijapur, 1300—1700: Social Roles of Sufis in Medieval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Mohammad Habib: Hazrat Amir Khusrau of Delhi, New Delhi: Cosmo, 2004（再版）。

〔20〕一些客观的分析，参见Richard M. Eaton: Essays on Islamic and Indian Histor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Yoginder Sikand: Sacred Spaces: Exploring Traditions of Shared Faith in India, New Delhi: Penguin, 2003; Hindu-Muslim Syncretic Shrines in Karnataka, Bangalor: Himayat, 2001; David Gilmartin and Bruce Lawrence (eds.): Beyond Turk and Hindu: Rethinking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Islamicate South Asi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第四章　伟大的莫卧尔王朝与印度—伊斯兰文明的金色岁月，1526—1707

洛提王朝瓦解后，影响南亚三个世纪之久的穆斯林政治和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非常独特的时代，随之而来的另一个突厥王朝被认为提升了印度的全球声望和形象。莫卧儿人的统治，特别是税收制度和土地政策，被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王室略作修改，一直保留到1947年。但主权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阿富汗，对于莫卧儿帝国早期的贡献和文化、智力和艺术领域内的成就，没有一致性看法。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看到的那样，“蒙古人（莫卧儿）的印度从规模和资源上看，远胜于同时代的另外两个伊斯兰帝国——波斯萨非王朝和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皇帝的土地和臣民只有中国明朝皇帝才可比拟。” 〔1〕由于没有长子继承权的习惯法，莫卧儿帝国在继承问题上也经历了内战和长期争斗，不过没有对印度人实施任何对立性宗教政策。即使后期与旁遮普锡克族或马拉塔联盟（Maratha confederacy）之间的问题，本质上也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扎希尔—乌德T·穆罕默德·巴布尔（Zahir-ud-Din Muhammad Babur, 1483—1530），对一些耆那教的雕刻品表现出很强烈的情绪，但这主要是他自己反对裸体像，而不是心胸狭窄。同样，奥朗则布皇帝（Aurengzeb, 1618—1707）虽然对于他自己清教徒般的生活方式满不在乎，厌恶他父亲和兄弟们的奢华，但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或同时代西半球的征服者不同，他没有将伊斯兰教强加给他的非穆斯林臣民。奥朗则布被许多穆斯林历史学家理想化了的49年统治，与治下的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以及与欧洲的竞争者发生过许多冲突，但动机都不是将南亚变成伊斯兰王国。他与马拉塔人以及锡克人的战争，虽然双方常常带有宗教含义，但仍旧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范围内，而非宗教战争。他的军事行动得到了稳步增长的税收支撑，与更多的帝国需求和压力一道，给各教派印度农民带来了负担。最终，在虚弱懈怠的统治下，帝国土崩瓦解了。

莫卧儿帝国的衰落是一个逐步的、缓慢的过程，是从奥朗则布死后的多种内外因素发展而来的，虽然一些历史学家可能把衰落的责任归咎为这位节俭的皇帝。从同时代亚洲四个帝国（莫卧儿王朝、奥斯曼帝国、萨非王朝、清王朝）并行衰落的宏观视野来看，我们就能看到这些重大历史发展背后的一些全球性因素。始于“大发现时代”、并因商业和工业革命得到加强的西欧的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比如殖民、使无数非洲人成为奴隶和对土著居民的消灭。机动性强、有更好的军事和技术组织、更重要的是高效的海军和缺乏任何联合性对抗，这一切都帮助新的绝对主义君主们在数千英里外建立了帝国。能量充足的欧洲和扩张的沙俄重新书写了六大洲的历史，这是一段经常被界定为东方与西方或南方与北方之间长期不平等、不平衡的历史时期，或更刺激地说成是“西方的胜利”。〔2〕

一、扎希尔·乌丁·穆罕默德·巴布尔

莫卧儿王朝的创建者是一位年轻的帖木儿王公巴布尔，但真正的建筑师和重建者是他的孙子查拉—乌德—丁·阿克巴（Jalal-ud-Din Akbar, 1542—1605），如亚历山大和阿育王一样，他被称为阿克巴大帝。莫卧儿人从不喜欢被称做“莫卧儿人”，因为这个术语是从“蒙古人”那里来的，暗示了暴力的和相当粗野的中亚入侵者形象，他们摧毁了中国、中亚、西亚和南亚的文化和政治中心。〔3〕他们喜欢被称作突厥人，或更具体的察合台突厥人（Chughtai Turks），甚至是帖木儿人（Timurids）——即帖木儿汗的后裔，他们寻求与萨非人及奥斯曼人共同的种族来源。巴布尔实际上是来自费尔干纳地区的乌兹别克人，从父系算属于成吉思汗的第13代，从母系算属于帖木儿的第5代。因而他反对被称作蒙古人或莫卧儿人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他的印度和阿富汗领地长期以来一直是蒙古人攻击的目标。帖木儿曾经糟蹋了德里和其他地方，不过他的圣战主张和对宏大的穆斯林城市如赫拉特（Herat）和撒马尔罕的热情，使他得到了未来子孙们的喜爱。巴布尔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对园艺、哲学、诗歌、玄学和野生动物都有很高的美学品位。他常常与朋友一道饮酒抽鸦片，是一个慷慨而和蔼的人，并详尽写下了他的胜利、失败、美德与恶习。从性情和取向来看，他是苏菲派苦修僧，常常避免浪费。他创作了优美的诗歌，至今还能读到。〔4〕他还一丝不苟地写日记，用优美的突厥文写作散文和诗歌，这些作品成为突厥文最早的经典之一。除与印度学者互动之外，他对波斯帝国习俗和文学的了解，使他确立了波斯人的宽容传统，这个传统很快在印度复兴。巴布尔的女儿高尔巴丹·比甘（Gulbadan Begum）和儿子胡马雍（Humayun），继承了父亲对书籍和讨论学问的兴趣，与蒙古人和突厥人的所作所为形成强烈对比。

巴布尔的父亲乌玛尔·沙伊赫·米尔柴（Omar Shaikh Mirza），是赫拉特苏丹阿布·赛义德·米尔柴（Abu Said Mirza）的孙子，后者自己则是帖木儿的孙子。他的妈妈库特鲁（Qutlugh Nigar Khanum）也有蒙古血统。〔5〕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的祖母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女人，激发了这位小王子对其祖先英勇故事的兴趣。巴布尔11岁时，他的父亲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去，小王子便登上王位，成为费尔干纳的统治者。他很快盯上了大城市撒马尔罕，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先后三次征服这座城市，前两次输给了堂兄弟和其他乌兹别克竞争者后。这位蒙古—突厥王子一度失去一切，由于敌人在寻找他，他从赫拉特的堂兄弟那儿得到了帮助，后者想通过联合以反对乌兹别克首领昔班尼（Shaibani Khan）。〔6〕 1504年，巴布尔在一些忠实追随者的帮助下，从喀布尔混乱的政治狂潮中获益，控制了这座城市，于21岁这年再度成为国王。他随后盯上了开伯尔山口（Kyber Pass）外的土地。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印度河地区发动了针对普什图部族的战役，随后向旁遮普中部挺进，该地区名义上还处在洛提王朝控制下。旁遮普的官员们，如道莱特汗（Daulat Khan）和他的儿子提拉华尔汗（Dilawar Khan），是苏丹易卜拉欣·洛提任命的，不过由于渴望自己成为君主，要求巴布尔向德里发动攻击。他们某种程度上认为巴布尔会像他的祖先一样，在蹂躏印度斯坦之后，会退回到阿富汗山区。他们只是想利用巴布尔击败他们的堂兄弟，苏丹易卜拉欣·洛提。除此之外，他们与这位喀布尔皇帝没有共同利益。巴布尔一直被印度的财富和丰富的资源所吸引，在此前五次征战（并不倾心于其人口和土地）的鼓舞下，发动了谋划周密的入侵行动，拟从衰落的德里苏丹那里夺取权力。1526年4月，巴布尔抵达德里之北的有历史意义的城镇帕尼帕特（Panipat），厉兵秣马，迎接缺乏热情和领导才能的德里苏丹的大军。在奥斯曼大炮的支持下，巴布尔密切关注将军们的防守细节，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干。蒙古人的火器也相应地摧毁了一大部分洛提军队，并在洛提象阵中引发恐慌。易卜拉欣·洛提在混乱中被人杀死，他的军队四散逃窜。帕尼帕特之战获胜后，巴布尔去了德里和其他一些历史性地址，并继续南下前往阿格拉（Agra），将阿格拉定为新都城。残余的洛提王朝阿富汗贵族，开始集结在梅瓦尔（Mewar）的拉那·桑伽（Rana Sanga）所领导的拉吉普特人周围。

即使在相当有敌意的阿格拉，巴布尔仍能抽空从事他的文学和艺术追求。将战利品分发给军队后，他决定留在印度斯坦。〔7〕很快，阿富汗人和拉吉普特人联合的消息开始令他担忧，因为他们已经向阿格拉进军。直到目前，巴布尔的军队仍旧规模较小，因为许多伙伴不愿意留在炎热而遥远的印度斯坦，而国王也早已同意他们返回了喀布尔。拖着疲惫之师抵达坎瑙吉（Kannauj）时，巴布尔面对的是规模更大、准备更充分的拉吉普特军队。但他没有慌乱，在言辞激烈的讲话中，他宣布向这些“偶像崇拜者”进行圣战，大大鼓舞了士气。他让士兵们要么像殉道者一样死，要么像圣斗士一样生，并当众摔碎酒杯和酒罐，决心从此禁酒。他在主要由穆斯林组成的军队前的演说和及时的禁酒行为，震撼了每一个人。配备上他最好的枪炮后，巴布尔开始骚扰拉吉普特人的步兵和象兵。拉吉普特人和巴布尔之间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于1527年3月27日在坎奴（Khanua）打响了。经过一天的残酷厮杀，拉那·桑伽的一位气馁的逃兵给巴布尔带来了胜利，他运用游击战术在溃散的拉吉普特人中制造了恐慌。

另一场与洛提王朝阿富汗残余势力的战争发生在比哈尔的巴特那附近，这场胜利巩固了巴布尔为印度之王的头衔。虽然他喜欢喀布尔和费尔干纳，但这位帖木儿皇帝从未回到这些地方。他在阿格拉继续从事着他的文学和美学活动，一直到48岁，这一年他严重病倒了。根据女儿高尔巴丹的记载，他的病是在他喜爱的儿子胡马雍从一次大病中开始康复时发作的。巴布尔死于1530年，此前他提名胡马雍继位，另外三个儿子——卡姆兰、阿斯卡里和辛达尔——分别担任新成立的莫卧儿帝国不同省份的统治者。巴布尔最初被葬在阿格拉他自己设计的阿兰姆花园（Aram Bagh）中，不过后来根据他的遗愿，于1543年被移葬喀布尔。巴布尔在喀布尔的坟墓位于一座他自己20年前设计的花园中，花园坐落在一个小山顶上，山的一侧是河流与城镇，另一侧是白雪覆盖的帕格曼峰（Paghman）。

二、那西尔·乌T·胡马雍（Nasir-ud-Din Humayun）

临终前，巴布尔让顾问和朝臣们能保证他的儿子继承王位。不过，正如其他王朝经常见到的情况一样，胡马雍（1508—1556）很快将面临兄弟、堂兄弟和阿富汗权势的挑战。尚不成熟的莫卧儿王朝需要一位意志坚强的铁腕统治者重建其权威，这位年轻的王子，虽然彬彬有礼，但不适合挑起这样庞大的重担。胡马雍，从字面理解是“幸运”，但他却是一位不走运的国王，生命中带有反抗、失败和流亡的特色，当兄弟们和堂兄弟们背叛他时，情况变得更糟糕了。他是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但他的儿子和继任者阿克巴却是文盲。胡马雍1508年3月6日生在喀布尔，从儿时起就显示出他父亲个性中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特性，而在军事领域非常不足。根据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阿布杜勒（Abdul Qadir Badayuni）所记载，胡马雍是杰出的数学家和占星家，虽不乏勇猛，但不适合当军人。〔8〕他总是随身带着大图书馆，一切行动都要按照占星所得的结果和星体运动来做决定。他甚至决定按照黄道十二宫的符号来设计和管理帝国行政，但他断断续续的统治从未维持过很长时间。当他还是巴达克山（Badakhshan）首脑时，他就忽视军事和行政事务，很令他有魅力的父亲失望。尽管父子之间发生了些误会，但在1530年12月最后的那些重大日子里，当莫卧儿王朝的首任大帝去世时，胡马雍还是自然而然成了巴布尔选定的继承人。胡马雍是在他的空想鼓舞了反对者和竞争者的新闻中登基的，然而胡马雍没有注意他们，他领导了侵犯古杰拉特的行动。除其统治者巴哈杜尔·谢赫反复无常的野心外，这块西印度地区的财富也是激发军事行动的原因，可常识还要求胡马雍去对付一位阿富汗将军舍尔汗（Sher Khan），他在重要省份孟加拉宣布了自治。

胡马雍对舍尔汗采取惩罚行动时，雨季到来了，他的大部分军队不是被洪水所淹，就是患上了疟疾。胡马雍未能到达孟加拉的首都高尔（Gaur），相反在罗塔斯（Rohtas）和朱纳尔（Chunar）遭到更不利的情况，他的兄弟们拒绝提供援助。1540年的坎瑙吉（Kannauj）之战，导致他戏剧性地从战场逃跑。在舍尔汗精明策略的骚扰下，胡马雍离开了他的军队。他拼死越过恒河，抵达拉合尔，希望与卡姆兰（Kamran）组成联合阵线。为摆脱舍尔汗军队的追踪，孤立无援且失去斗志的胡马雍前往信德，最终他流亡到了伊朗。根据一直忠心耿耿的姐姐高尔巴丹所作的详细记载，胡马雍在伊朗的一次聚会中遇到了哈米达（Hamida Banu Begum），一位精力充沛的波斯什叶派公主。求婚后，他们在信德隆重举行了婚礼。胡马雍留在了此地，因为他的新娘怀孕了。〔9〕在今天巴基斯坦信德省的乌阿尔科特（Umarkot），哈米达生下了阿克巴。这个皇室家庭不得不奋力穿过俾路支，以逃避舍尔汗所派军队的追捕。越过波伦山口（Bolan Pass）后，胡马雍抵达坎大哈，但没有从兄弟阿斯卡里（Askari）那儿得到帮助，于是决定寻求在位的波斯君主帮忙。萨非王朝的国王塔赫马斯普一世（Shah Tahmasp）大张声势地接纳了胡马雍，并给他提供了1万人的军队，以便这位莫卧儿王子能收复印度。此时舍尔汗早已在那里称帝，称号是“舍尔沙·苏尔（Sher Shah Suri）” 〔10〕我们将很快看到，舍尔沙是聪明而有为的统治者，在印度留下了自己的遗产，不过他于1545年去世后，已经回到喀布尔的胡马雍很快看上了他的王位。1555年，舍尔沙的继任者伊斯兰姆·谢赫（Islam Shah）死后，胡马雍返回德里，重建了他的帝国。一年内，这位学者国王染上了鸦片，摔倒在他位于旧堡（Purana Qua）的气象台楼梯上，距离舍尔沙的著名清真寺不远，并得了脑震荡。胡马雍很快死去，但消息被封锁了两个星期，直到他的儿子阿克巴得到通知。加冕礼迅速在旁遮普乡村举行，当时14岁的王子正在那里指挥一场军事行动。

三、舍尔沙国王

出身相当低下的法里德汗（即后来的舍尔沙，1486—1545）是印度最有能力的统治者之一。他是来自印度河流域苏利部族的阿富汗人，祖父经营马匹生意，在洛提王朝时期移居恒河流域。他的父亲哈桑汗（Hasan Khan）在比哈尔萨萨腊姆（Sahsaram）经营着一个小庄园，由于结过许多次婚，经常忽略法里德汗的母亲。法里德汗早年学习战争技艺，并进入了宗教神学院。白手起家的法里德汗参加了巴布尔的军事行动。莫卧儿人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发现这些人相当喜欢享受，并不太擅长军事生活。法里德汗是一个精明的人，他知道巴布尔未能给他的领地提供一种可持续的体制，主要依靠贵族和从印度农民那里收来的很不确定的税收。他等待时机，一直到胡马雍继承王位。然后他开始在孟加拉积蓄力量，不过没有建立自己王国的野心。他最多渴望自己能成为更大些的角色，但对胡马雍弱点的了解鼓舞了这位天才的阿富汗人。他很快开始兼并了更多领地，最终成为孟加拉和比哈尔事实上的统治者。他断断续续地击败胡马雍，要归功于莫卧儿人的军队没有秩序，胡马雍的平庸则令之加剧，同时舍尔沙也是精明而老练的将军。坎瑙吉之战后，胡马雍踏上流亡之路，舍尔沙把自己变成了印度国王，开创了他的苏利王朝。

除了战场上是一位成功的设计者和战略家外，舍尔沙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引进了有效的司法和财政体制，这一点被莫卧儿王朝和后来的英国人继承了。舍尔沙引入的一些术语和架构至今仍旧能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税收体制中找到。历史学家常常把他的才干看作是统治者中少有的特例。他后来在一次攻城中死去，这也是他最后的胜利，从此结束了印度史的一个重要篇章。否则他的长寿和更有能力的子孙可能会一劳永逸地阻碍莫卧儿王朝的恢复。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早早祈祷后，与学者和乌力马一起开会，随后是宫廷会议、视察及其他工作，直到深夜，只是在短暂祈祷时才中止工作。他将帝国分成37个萨尔卡（sarkars），每部分由两位高薪官员领导，一位负责公平分配，另一位维护法治并负责征税。每个萨尔卡又接着被分为若干巴尔加那（Pargana），分别由带薪的官员治理。每个村子由科特瓦尔（Kotwal）领导，他要负责本地的和平和正义。苏利王国共有113000个巴尔加那，警惕的行政确保了快捷的公平、官员的责任心和可靠的秩序。为了征税和避免不必要的争端，舍尔汗颁布了合适的土地法令，将之分成为小单元（Khasras），税收根据每10年的平均产出而定。

舍尔汗的内政，由于有合适的工资和监管，除保证了正确的鉴定以及每年稳定的征税之外，既有效率又透明。他忍受不了任何贿赂、疏忽或腐败，并给违反规定的自己近亲定了罪。舍尔汗下令保证连接阿富汗和孟加拉、连接恒河流域与古杰拉特及信德的公路全天候运行。他的道路到英国统治和1947年后仍在使用，是主要的交通动脉，后来被改造为高速公路和铁路线。这些道路每隔六英里处，政府都修建了供行人休息的房子——萨拉（serai），由警察管理，确保了贸易和邮政服务的畅通。散布于苏利帝国的1700个哨所，在传递快捷的安全情报方面非常有效率，是这个政权的眼睛和耳朵。舍尔汗在比哈尔和旁遮普修建了一些巨大的城堡，计划在紧急情况时为平民提供保护，但是他活得不够长，未能实现这个目标。在围攻梅瓦尔时，他被反弹的炮弹杀死。〔11〕他的儿子萨利姆·苏利（Saleem Suri），亦即伊斯拉姆·沙（Islam Shah），延续了他的政策，有时过于苛刻。他死于1554年，此后他的苏利继承人和他叔叔之间的内战，使胡马雍重新获得了印度。胡马雍回到德里后，进入旧堡，占领了这座大城市的苏利人房产。胡马雍一年后在薄暮中走下楼梯时死去。

四、贾拉尔·乌丁·穆罕默德·阿克巴

接到胡马雍在德里去世的消息后，培拉姆汗（Bairam Khan）和其他一些莫卧儿的高级朝臣们立刻拥戴阿克巴登基，他当时正在旁遮普领导军事行动。如以往一样，新老竞争者考验着这位年轻国王的勇气，除了苏利王朝的普什图族外，一些拉吉普特人也想试试他们的军事威力。年轻的阿克巴生于1542年，在父亲流亡波斯期间，是叔叔阿斯卡里和卡姆兰在照顾他，他常常被诡计多端的叔叔们当作筹码。像舍尔汗一样，阿克巴头脑机警而强硬。他通过了这次考验，虽然有老练的穆尼姆汗（Monem Khan）和培拉姆汗这样的导师，也不缺乏智力和世故，但他未受过教育。在培拉姆汗和阿克巴与苏利竞争者缠斗时，德里落入到一位曾在苏利王朝服役的精明印度将军喜穆·巴卡尔（Hemu Baqal）手中。在这个混乱时期，他决定自谋生路。喜穆也是一位倔强的司令，在印度严重的饥馑中，他只担心如何喂饱他庞大的大象军。普通印度人在挨饿，而每头大象一天要喂250公斤谷物，使得人民疏远了这位想得到德里王位的将军。阿克巴不顾一些顾问的建议，决定与喜穆的10万部队和1500头大象交战，充分发挥大炮的威力。顾利汗（Quli Khan Shaibani）领导的莫卧儿游击队袭击了疲惫的喜穆军队。1556年11月5日，喜穆军在历史性的帕尼帕特战场发动了阵地进攻，30年前，巴布尔曾在此地击败了易卜拉欣。培拉姆汗士气高涨的弓箭手们瞄准了骑在领头大象上的喜穆，并射中了他的眼睛，令这位将军失去了意识。他的大象惊恐逃窜，直到被莫卧儿人的指挥所控制，培拉姆汗亲手杀死了奄奄一息的喜穆。失去指挥的军队成了乌合之众，莫卧儿人得以重新确立了威信，给其他反叛的王公和图谋不轨的邦主们传递了强硬信号。

阿克巴皇帝无数的成就中，有三者引人注目。第一，他通过与非穆斯林臣民结成紧密联系，将莫卧儿帝国变成了横跨次大陆的力量。第二，他在内政管理中建立了有力的制度框架，使得王朝政权维系了更长时间。第三，他引入了宗教宽容和文化融合政策，开启了印度—伊斯兰文化的一段金色岁月。在实现这些成就过程中，他得到了精心挑选的顾问团队的帮助——常被称作Naurattan（九颗宝石），包括穆斯林阿卜杜勒·法萨拉（Abdul Fazal）和印度教徒道达尔·马尔（Todal Mal），后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给皇帝提供了建议。〔12〕在宗教问题上，阿克巴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和观点，但决策时非常坚决。毫无疑问，在16世纪最后25年，处在权力顶峰的阿克巴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实力且受到广泛尊敬的皇帝。阿富汗人和突厥人的异议被遏制后，他将目光转向拉吉普特王公，后者给刚刚重新恢复的莫卧儿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这时他没有采取没完没了战争策略，而是选择与有合作意向的拉吉普特首领谈判，给他们提供了高级宫廷职位，并与拉吉普特公主们缔结婚约。阿克巴的联姻保证了相当数量拉吉普特实力派首领们的忠诚。他还与一些在莫卧儿宫廷有地位的印度教武士精英集团建立了婚姻关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忠诚。1563年，他向琥珀堡（Amber）的头领比哈里·马尔（Bihari Mal）接近，与他的女儿结婚，在此过程得到了她两位有实力的兄弟曼·辛格（Man Singh）和巴格万·达斯（Bhagwan Das）的支持。在另外一桩与久德普（Jodhpur）的久德哈（Jodha Bai）的类似婚姻中，阿克巴再次避免让她改宗伊斯兰教，并在他的宫中为印度皇后们建了一座印度庙宇。久德哈是未来的王子和皇帝沙利姆（Salim）的妈妈。沙利姆自己后来也与一位拉吉普特公主结婚，公主给他生下了库拉姆（Khurram），亦即未来的皇帝沙贾汗（Shah Jahan）。阿克巴让道达尔担任了财政大臣的高级内阁职位。在阿克巴废除向非穆斯林臣民征收的吉兹亚税时，曼·辛格一度担任了高级军职和内政职位。阿克巴没有争取过来梅瓦尔的统治者和拉纳·桑伽的后裔拉纳·乌代·辛格（Rana Udai Singh）。1567年，他亲自领导，向这个土邦首府齐图（Chitor）发动了攻击。他的拉吉普特亲戚和盟友与阿克巴并肩作战，对付与他们有共同信仰的教徒们。莫卧儿王朝获得了更大实力、土地和声望。在印度北部和古杰拉特巩固了权力之后，阿克巴向德干发动了旨在征服维查耶纳伽尔和其他土邦的军事行动。

阿克巴从周围有才干的人中得到了益处，他还采纳了舍尔沙开创的行政和财政政策，并进一步促进了土地分配和税收评估工作。阿克巴一反过去将领地作为永久基础来任命世袭地方官员的做法，把忠诚和优点作为选拔地方官员的唯一标准，并常常将他们调到不同地方任职。除了根据他们给中央政府贡献的税收外，他们所维持的马匹和军队数量也是给这些官员分级的依据。他们被授予不同的曼沙级别（Mansabs），凭借对国家的责任和服务，将来可获得提升的希望。曼沙达尔制度（mansabdars）下的官员们获得的职位，是由在帝国的服务和危机时期提供的军队与马匹数量来确定的。这种等级制度不完全是封建的，除了不带永久的领地外，看起来更像欧洲的贵族制。这些曼沙达尔的子孙们必须从头开始，以前的世袭特权被个人的英勇和才干所代替。由于气候反复无常，税收也经常变动，不想疏远农民的阿克巴，甚至还建造了粮仓储存谷物，以便救急。〔13〕阿克巴周密的行政举措，是出于对帝国的长期考虑，被认为给他的帝国带来了相对的和平和稳定。除了从舍尔汗公正有效的行政遗产中受益外，阿克巴还继续了他的军事征服行动，以保证领土扩张和安全。1585年，他将首都改到拉合尔，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城堡，位于他伟大的孙子奥朗则布以后所修建的大清真寺的正对面，象征着莫卧儿王朝在巴基斯坦的荣光。

由于拥有灌溉农业的水资源和当时的工业潜力，旁遮普省欣欣向荣，阿克巴巧妙地将之变成自己的优势。他从拉合尔派遣军队去征服斯瓦特、马尔丹和克什米尔。他曾被尤苏夫柴（Yusafzai）的普什图人所困扰，在阿托克建立一座大城堡以给普什图地区提供军事援助后，他征服了普什图人印度河两岸的领地。他从拉合尔向印度河下游扩张，获取了信德和邻近的俾路支，并且警惕任何来自北方的、乌兹别克人可能造成的袭击。1595年，坎大哈的波斯总督与阿巴斯·沙（Shah Abbas）吵翻，遂转而向莫卧儿宫廷表达了忠诚，虽然当时莫卧儿王朝与萨非王朝的关系还比较顺心。阿克巴在拉合尔呆了十年后，回到阿格拉，重点考虑征服德干诸邦。那时他已经对造访苏菲派圣殿失去了兴趣，重新恢复了对一些终极真理和共同信仰的追求。

除了对印度教徒表现出极大的宽容，阿克巴也试图为印度女性带来一些改善之举。他禁止童婚和寡妇自焚的“萨蒂”（sati）仪式，鼓励寡妇再婚。他还努力控制给众多神学院、神殿和乌力马的财力支持，以维护自己的世俗政策，同时平衡僧侣的改宗压力。穆斯林教士不喜欢阿克巴的世俗主义政策、与非穆斯林妇女的婚姻，以及修建庙宇的举动。不过阿克巴出于脾性和帝国的需求，希望将他的国家变成包罗万象的统一体。他对宗教问题的自主性、批评性的思考，在与葡萄牙耶稣会、印度教、耆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教士们的教派对话中显示了出来，他甚至也邀请了一些穆斯林学者。阿克巴总体上并没有放弃他的伊斯兰教身份，遵循的是一种更融合的苏菲派伊斯兰传统，这激怒了一些正统的乌力马。

经过许多年努力仍未有男性继承人之后，阿克巴开始造访阿杰梅尔（Ajmer）和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ri）的苏菲派神殿，并把萨利姆的出生看成是一位西格里苏菲派教士的保佑所得。为了表达对这位圣徒的爱，阿克巴将小王子命名为他的名字，甚至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建造了一座新都城，位居阿格拉26英里之外处，靠近这个切斯蒂神殿（Chisti）。〔14〕这个用红色石头建成的精美建筑，有宏大的庭院、宫殿和广场，由于缺水，最终不得不被废弃，然而好奇的阿克巴坚持寻找终极的宗教真理和玄学命题。〔15〕他专门建造了一个房间（Ibadatkhana）用于辩论，辩论导致他设计了自己的信仰系统——不同于伊斯兰教和其他已经确立的宗教，称为“神圣宗教”（Din-i-Ilahi）。尽管所有莫卧儿王朝的绘画中，他的头部周围开始出现一轮光圈，赋予他一些神灵的地位，但因为追求普遍和平的政策，阿克巴没有逼迫顾问和臣民们改宗他的信仰。阿克巴49年的统治确保了国家的稳定，和向德干的扩张。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得不对付萨利姆的谋反，萨利姆被一些堂皇的阴谋所激发，开始发起挑衅。

根据阿布·法兹尔（Abul Fazl）和一些到访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载，阿克巴是一个智慧而又宽容的人，与另外一些莫卧儿人不同，避免饮酒和吸食鸦片。〔16〕而且，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烟草已经进入印度，但他没有使用过。〔17〕 1572年，在古杰拉特征战期间，阿克巴接触到了基督教徒。他让一位孟加拉的耶稣会教士朱里安·佩雷拉（Julian Pereira）教给他基督教神学知识，但后者有传教士身份的限定。1578年，果阿的葡萄牙总督德梅内兹（Dom Diego De Menezes），派遣安东尼奥·加布拉（Antonio Cabral）到帝国宫廷，给皇帝讲基督教神学。通过与加布拉的交谈，阿克巴熟悉了基督教和欧洲，接着他要求总督再给莫卧儿宫廷派遣两位更有能力的传教士。三位耶稣会士在莫卧儿使臣的陪同下，满怀使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君主改宗的希望，从果阿来到法塔赫布尔·西格里。代表团由意大利耶稣会士拉道尔夫·阿卡维亚（Rodolfo Acquaviva）率领，成员包括加泰隆·斯潘尼亚（Catalan Spaniard）、安东尼奥·蒙塞尔拉帖（Antonio Monserrate）和弗朗西斯科·恩里奎兹（Francesco Enriquez），后者是穆斯林改宗的教士。这几个人中，蒙塞尔拉帖最能言善辩，他记载了逗留在大陆期间所观察到的皇帝、莫卧儿宫廷和辩论。阿克巴不仅在宫中建了小教堂，他甚至还允许传教士们自由地向印度人传教。但与耶稣会士们的很高期望相反，阿克巴除对天主教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之外，并未走得更远，也从来没有改宗。他与高素质以及常常不同脾气的人群交往中的机敏和不拘，源于自信和开放的辩论水平。

更热衷于打猎、艺术和饮酒的萨利姆王子开始担忧他的继位问题，他害怕被儿子库斯劳取代。阿克巴察觉到儿子的反意后，派遣他的近臣和顾问阿布·法兹尔，去劝阻王子。这位使臣在前往阿格拉的途中，被一位忠于萨利姆的印度首领神秘地杀死。阿克巴怀疑萨利姆策划了针对阿布的暗杀行动，但试图与儿子和解。儿子热衷于酒精，对行政责任不感兴趣，这让阿克巴深为担忧。另外两个儿子丹雅尔（Daniyal）和穆拉德（Murad）已经不幸死于酒精，而萨利姆也在同样的路上，令阿克巴的晚年非常沮丧。阿克巴宠爱的勇敢妻子萨利姆公主（Salima Begum）自告奋勇地撮合父子之间的关系，并劝说儿子为自己幸福着想改掉坏习惯。萨利姆公主象阿克巴的母亲哈米达一样，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莫卧儿王后。她陪护犯错的王子回来，把他留在奶奶那里，等待皇帝的召见。阿克巴亲自去哈米达的住处，拥抱过不顺从的儿子后，他将自己的头巾放在儿子头上，向王子保证他会继位。1604年，父子之间的吵闹再起波澜，皇帝决定采取限制行动，将儿子从濒临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不过皇帝未来得及迈出这一步，因为他的母亲哈米达，在1604年9月10日去世了。他再次强迫萨利姆戒掉酒精和鸦片，除派来医生外，还将儿子单独拘禁，但一切都没有收到任何实质性效果。阿克巴这位往昔莫卧儿王朝荣光的杰出建筑师，现在被不幸的家庭生活所折磨，开始显示出不调和失眠的症状，最终发展成重病。在人生的最后几天里，萨利姆看望了躺在床上的阿克巴。阿克巴再次向儿子保证，他会继承王位。1605年10月25日，这位伟大的莫卧儿人去世，时年63岁。1605年，阿克巴的穆斯林葬礼在阿格拉举行，接着他被安葬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一座专门设计的陵墓中。萨利姆随后继位，成为父亲之后的第四位莫卧儿君主。〔18〕

五、诺尔·乌丁·穆罕默德·查罕杰

萨利姆（1569—1627）是一个具有特别文学和艺术品味的男人，他的性情是浪漫的，喜欢案牍生活超过军事冒险和管理庞大的帝国。他自称为“查罕杰”，他的在位期（1605—1627）因王后诺尔·贾汉（Nur Jahan）一度成为印度事实上的统治者而出名，当时她的丈夫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绘画、饮酒或狩猎上。虽然他有饮酒的习惯，但查罕杰却不是一个无能的君主。除了早年击败梅瓦尔的统治者外，他父亲留下的稳定和平的帝国也使他对军事冒险缺乏兴趣。查罕杰的自传如巴布尔的自传一样，对他的生活和兴趣做了直率而平衡的叙述，是用优雅的波斯文写的。〔19〕虽然甚至在他自己的儿子库拉姆（Khurram）反对他的时候，拉吉普特总是忠诚于他，但查罕杰与锡克领袖之间也产生了政治问题。在统治后期，查罕杰完全沉缅于酒精，将帝国留给诺尔·贾汉管理，这位波斯贵族的女儿是在莫卧儿王朝早期移民印度的。查罕杰与梅伦尼查姆（Mehrunnissa，1577年生于坎大哈）结婚时，称她为“Nur Jahan（世界之光）”，自生活在一起后，他们没有生育任何子女。据到访的一些欧洲使臣和传教士，诸如威廉·霍金斯（William Hawkins），托马斯·罗（Thomas Roe），让·巴皮斯特·塔维尼尔（Jean-Bapiste Tavernier）和热罗摩·哈维尔（Jerome Xavier）〔20〕等人记载，查罕杰和诺尔“是好伴侣，志趣相投。她和他一样热爱狩猎，是好射手，曾经用六发子弹击倒四只老虎”。〔21〕她早年曾与一位莫卧儿将军舍尔·阿夫甘（Sher Afgan）结婚，给他生育了一个女儿拉德利（Ladli Begum）。

诺尔的兄弟阿西夫（Asif Jah）升任为首席部长，阿西夫的女儿穆姆塔兹·马哈尔（Mumtaz Mahal）于1612年成了库拉姆王子的妻子。诺尔的影响力多方面得到了提升，她能非常有效地管理内政和军务，直至令她的兄弟和库拉姆烦闷，她开始提名沙里耶尔（Shahryar）当查罕杰的继承人。沙里耶尔已经与拉德利结婚，诺尔在一些将军们如马哈巴特（Mahabat Khan）的帮助下，密谋了沙里耶尔的继承问题，欲使之胜过了库拉姆——查罕杰的长子和显然的继承人。结果造成的冲突和战争为库拉姆带来了胜利，诺尔不得不采取相对温和的统治方式，当时在位的君主已经病倒了，最后于1627年去世。诺尔比查罕杰多活了19年，大部分时间孤独地呆在拉合尔，直至1646年无疾而终。在最后20年中，她在拉合尔监督了为已故丈夫修建的美丽陵墓，但自己宁愿选择一个普通的墓穴，距离拉维河畔查罕杰的大墓只有几百码之遥。〔22〕

锡克教是洛提王朝时期在旁遮普中部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当时一位印度神秘主义者那纳克大师（Guru Nanak）试图弥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分歧，提出了反映农耕习俗的共同价值。他对严格的种姓制度极度痛苦，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那纳克1469年生于拉合尔之外一个村庄的印度教家庭中，但与一些穆斯林一起长大，经过漫长跋涉后他定居在旁遮普，宣扬和平和共存。他曾受到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巴克提运动（Bhagti，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高度强调人类的共性。他研究了印度教教义和苏菲派的平均主义。锡克教相信一神，避免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仪式和礼节，进行拜神的房子叫谒师所（Gurdwara），祈祷后信徒要一起吃饭。那纳克大师之后的数个世纪里，锡克教形成了自己的圣经《古鲁·格兰特·沙希卜》（Guru Granth Sahib），锡克教徒好战的性格导致时常与莫卧儿王朝发生冲突。〔23〕第五任宗师阿占·辛格（Arjun Singh）曾支持库斯劳王子反抗查罕杰，这一点查罕杰从未忘记。库斯劳从狱中逃走后，旁遮普的锡克宗师提供了避难所，查罕杰被激怒了。他下令对这位锡克教精神领袖采取惩罚性行动。阿占被捕后，与库斯劳这位皇帝的长子一道被皇帝下令处决。诸如王位继承战争这样的政治事件，导致了未来的穆斯林与锡克教徒之间隔阂，这在将来的发展中包括1947年的分治，都有反映。不过，查罕杰不是一个偏执的人，经常因为严格坚守正义而受到敬仰者的赞扬。而且查罕杰与他的父亲一样，在信仰问题上非常折中，寻求与耶稣会教士如热罗摩·夏维尔和平西哈（Pinheiro）对话，虽然皇帝对从他的葡萄牙客人那里获取欧洲的绘画更有兴趣。正如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查罕杰将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来的使臣，他们出现在阿格拉使葡萄牙客人极为不满。

六、穆罕默德·沙·贾汉（Shah Jahan）

查罕杰死后，库拉姆王子于1628年登上莫卧儿王位，称号是“沙·贾汉（世界的统治者）”，事实上，他在德干获胜时，父亲就将王位传给了他。他于1592年1月15日生于拉合尔，母亲是梅瓦尔的拉吉普特公主佐达·巴伊（Jodha Bai），他的名字库拉姆（幸福）是祖父阿克巴起的。虽然沙·贾汉皇帝对以前的竞争对手和敌人非常大度，但他还是进行了扩张，并巩固了他的帝国。帝国的规模、繁荣程度、艺术和建筑的发展等方面，在那个时代无可匹敌。他亲自领导了耗费巨大的南下战争，那时葡萄牙人已经渗透进沿海地区，他们虽不喜欢伊斯兰教，但还是为莫卧儿王朝在中东和印度之间从事运输和人员流动工作。沙·贾汉如他的祖先们一样，忽略了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把大部分资源化在将他的陆上帝国向东、向西、向南的开疆拓土上。他的帝国包括新近征服的阿萨姆地区，在西部已经兼并了坎大哈，并准备拿下他祖先的土地撒马尔罕和布哈拉（Bukhara）。他总是能成功征服这些城市，特别是他的第三个孙子奥朗则布指挥作战时更加如此，但莫卧儿王朝的士兵们不愿意留在帖木儿帝国的城市中——离他们的印度太远了，因而中亚地区又回到当地的竞争者手中。坎大哈在莫卧儿王朝和萨非王朝之间换手了数次，直到18世纪30年代都是竞争的原因。1739年，纳迪尔沙（Nadir Shah）洗劫印度之前将之强行兼并。

1636年从德干回来后，沙·贾汉在德里建造了一座新都城，有宽阔的马路、宽敞的房屋，最为重要的是，红堡是打算用来安置这个帝国家庭、官僚机关和军队的。令人难忘的大清真寺（Jamia Mosque）坐落在一座山上，正对着红堡，是印度最大的穆斯林礼拜中心。诸如阿格拉、拉合尔、斯利那加、特达和布汉普尔（Burhanpur）等城市，被选来建设巨大而美丽的莫卧儿建筑。〔24〕沙·贾汉喜爱的王后穆姆塔兹·马哈尔（Mumtaz Mahal）1631年在德干死于难产，皇帝决定在阿格拉给她建造最美丽的坟墓。这座名为泰姬陵的建筑，由数千工匠花了二十多年时间，用精美大理石和红色石头建成，周围有专门设计的花园环绕，是爱情与美丽的独一无二的纪念碑。朱木拿河（Jumuna）畔的泰姬陵与阿格拉堡只有数英里之遥，沙·贾汉将在阿格拉度过生命中最后的八年时间。他是被儿子奥朗则布囚禁在阿格拉堡的，这个被废黜的皇帝，从宫里看着地平线在泰姬陵穹顶和尖塔上变化，消磨着时光。沙·贾汉雇佣了伊朗和印度工程师设计清真寺、运河、城堡、宫殿和花园，因为他非常喜欢建筑，此时的建筑已经融合了波斯、土耳其和南亚传统。这些建筑通常由红色石头建成，顶部覆盖着白色大理石，装饰着含有《古兰经》书法的彩色花砖。据弗朗西斯·博尼尔这样的旅行者所观察，此时的莫卧儿艺术在诸多不同领域，如建筑、书法、彩饰画、纺织、陶瓷、珠宝盒和其他金属制品内，都已经呈现独特的综合性特色。对艺术和建筑的资助为印度在外部世界特别是欧洲人那里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形象，他们带着十足能量醉心于寻找新航路和新的世界市场。虽然有这些辉煌的财富，不过印度有其自身的问题，包括周期性的饥荒，沙·贾汉也经常被指责对普通百姓的基本需求不负责任。为了给他在全印度的建筑提供财力，他将农业税提高到农业产出的一半，因而将财政负担转嫁给了农民和地主。〔25〕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继承了先辈们的宽容政策。据尼古拉·曼纽西（Niccalao Mannuci）记载，他喜欢音乐和聚会。〔26〕根据另一位同时代的穆斯林历史学家阿卜杜勒·哈米德·拉赫里（Abdul Hamid Lahori）的说法，沙·贾汉统治着一个富裕的大帝国，他每年的税收有2.2亿卢比，其中他个人的收入有3千万卢比，虽然他个人的珠宝和钻石价值已达5千万卢比。沙·贾汉是性情中人，在统治的头二十年中，分发了价值9.5千万卢比的礼物。〔27〕

沙·贾汉将其帝国的行政管理分给了四个儿子——达拉（Dara Shikoh）、沙·苏查（Shah Shuja）、奥朗则布（Aurengzeb）与穆拉德（Murad Bakhsh），达拉是其中最年长并且最有学问的，虽然他渴望达拉能成为继承人，但穆斯林乌力马不喜欢他，对他的怀疑论思想以及与阿克巴相似的观点感到不舒服。达拉曾把多种印度古典作品翻译成波斯文，与苏菲派教徒如米安·米尔（Miyan Mir）交往，接受折中派哲学。另一方面，沙·贾汉最有能力的儿子奥朗则布擅长军事，脾性非常虔诚，他不饮酒，不与非宗教人群往来，宁愿读《古兰经》以及和宗教界交换意见。谢赫与穆拉德和达拉类似，但都有继承沙·贾汉王位的野心，特别是莫卧儿人从来没有设计出一套合适的继位制度，也没有充分实行长子继承制。达拉在思想和学问追求上都受到了贾汗·阿拉（Jahan Ara Begum）的正式帮助，她是沙·贾汉的女儿和知己。当皇帝健康状况恶化的流言在帝国流布时，阿拉让另外三个王子担心他会抓住父亲不放。谢赫管理着孟加拉，穆拉德是古杰拉特的首脑，奥朗则布则是德干总督，控制着德干的庞大领土。1657年，沙·贾汉病倒了，谢赫是第一个向德里进发的人，指挥军队去攻打达拉，不过1658年2月，他在巴哈杜加（Bahadurgarh）遇挫，撤退回孟加拉。达拉最然取得了这次胜利，但未能于4月在德哈马（Dharmat）击败穆拉德和奥朗则布。他们的第二次遭遇战于1658年5月在萨马加（Samurgarh）打响，达拉匆匆组织起的军队缺乏适当的训练，并且在早些时候的两场战争中耗尽力量，因而遭到完败。

尽管有父亲的正式支持，被围困的达拉在这场系列战的第四战中，无法击退奥朗则布，最终在旁遮普被奥朗则布的军队俘获。两位王子互相鄙视对方，因为沙·贾汉和贾汗·阿拉支持达拉，他们的对立被进一步扩大了。〔28〕逮捕达拉之后，奥朗则布对他进行了叛教罪名的审判，并于1659年将其处死。同一年，沙·苏查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附近被击败，只剩下穆拉德和垂头丧气的沙·贾汉面对奥朗则布日益临近的大军。此时，沙·苏查逃到阿萨姆山区，被当地部族杀死。奥朗则布下令逮捕穆拉德，并于1661年将其处死，罪名是谋杀了一个贵族。奥朗则布强行将父亲关入阿格拉堡，控制了整个莫卧儿王朝，开始了其长达49年的统治。沙·贾汉人生的最后八年是在阿格拉的囚禁中度过的，陪伴他的是女儿贾汗·阿拉，而奥朗则布从未前来看望过，尽管他们经常交换互相指责的信件。1666年1月，病中的沙贾汗原谅了奥朗则布，表达了死后葬在泰姬·马哈尔身边的愿望。1666年2月1日，沙·贾汉死去，简单的葬礼之后，这位昔日奢华皇帝被葬入泰姬陵的地穴。

七、奥朗则布·阿兰梅杰尔

沙贾汗的第三个儿子奥朗则布是穆姆塔兹·马哈尔所生，是有才干的军事领导人，被认为是莫卧儿王朝的最后一位伟大皇帝，虽然在有些历史学家看来，他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仍旧存在争议。他是坚定的穆斯林，空闲时进行祈祷和背诵，避免祖先们拥有的特权和浮华与浮夸。奥朗则布于查罕杰统治时的1618年生在德干，他过着朴素而积极的生活，死于南方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他对同胞们的战争和对父亲的八年囚禁，使他受到一长串批评家们的诟病，不过这位莫卧儿王朝的皇帝，或许相信他正在采用防范措施来保证大帝国长久，帝国易于松散和奢华，而不是维持所需要的勤奋努力。他频繁的军事行动使莫卧儿帝国的领土得到扩张，但代价也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帝国有太多的敌人挑战其权威。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曼沙达尔（Mansabdar）的工资总额与实际产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扎吉尔危机（Jagir crisis）给帝国国库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失衡。行政管理和军事行动对更多资源的需求更加增大，最终耗尽了农民的盈余，〔29〕不过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莫卧儿王朝的衰落源于缺乏政治团结和共识。据后者的看法，连政治忠诚也逐步依赖于宗派的忠诚。〔30〕

奥朗则布与乌力马一道，给其统治增添了宗教滋味，这种做法疏远了锡克人和马拉特人，他们早被税收的一直增长所激怒。并且他于1679年重新引入了吉兹亚税，这种有争议的税种进一步激怒了他的非穆斯林臣民。说莫卧儿王朝遇到了一些锡克教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攀升大潮的对抗，显然过于轻率了，因为奥朗则布也与穆斯林同胞普什图族开战，大部分冲突具有私人倾向所强调的政治根基。锡克教第五任宗师阿占（Arjun）因为怂恿王子库斯劳的反抗，1606年被查罕杰处死。第六任宗师哈哥宾德（Hargobind）曾试图在锡克追随者中发展出一些军事定向，自沙·贾汉提出警告后，他曾在拉吉普特地区寻求庇护。经过第七任宗师不声不响的插曲后，哈哥宾德的儿子得格·巴哈杜尔（Tegh Bahadur）于1664年成为锡克社会的领袖，也即第八任宗师，随后与1668年当上皇帝的奥朗则布产生裂隙。1675年，泰格被官方处死，这个举动激怒了他的追随者。哈哥宾德·辛格宗师就任锡克教领袖后，通过引入强劲的武力定向，给他的追随者慢慢灌输了军事精神。1699年，锡克教徒被规定要接受他们的五种纯粹东西，包括一把匕首、梳子、一条短裤、手镯和未剪过的头发，一切都诠释了纯粹的信仰和身份。第十任宗师比奥朗则布多活了一年，不过那时锡克教与莫卧儿王朝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反复无常了。拉合尔的莫卧儿统治者阿卜杜斯·萨马德汗（Abdus Samad Khan）曾下令控制锡克教徒的行动。他的大规模用兵不仅加剧了锡克教徒与穆斯林间的隔阂，而且将许多锡克人推向山区，向莫卧儿人展开游击战。1799年，一位锡克教头领兰季特·辛格（Ranjeet Singh）最终征服拉合尔，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在印度河上游与克什米尔地区一直维持到1839年，当时他的去世引发了一场王位继承战争。1849年，这个锡克王国在旁遮普的一场战争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公司将克什米尔以微不足道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印度王子。

除了锡克人在旁遮普的骚乱之外，奥朗则布的主要挑战来自南部的德干，重新组织的马拉特联邦复兴了德里的印度教王国思想。自从阿克巴征服维查耶纳伽尔，和莫卧儿王朝通过兼并阿马德纳加（Ahmednagar）、高康达（Golconda）和比贾普尔（Bijapur）这些王国而向南部深入扩张之后，这个马拉特人地区一直在繁殖，等待一些有魅力的领导。当然，宗教和历史是厌恶莫卧儿人的两个主要支撑因素，但不能轻率地说马拉特人的反抗象征着印度民族主义，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冲突。许多崇拜者认为，是西瓦吉（Shivaji Bhonsle）煽动了反对莫卧儿王朝的情绪，虽然他早期的对抗是针对比贾布尔的苏丹，他的追随者们经常攻打这个王国。1659年，苏丹派遣了阿弗柴尔汗（Afzal Khan）领导下的惩罚性行动，他镇压了西瓦吉的反抗，在马拉特人恳请和平后驻扎在该地。会谈期间，阿弗柴尔汗被背信弃义的西瓦吉杀死，西瓦吉一夜之间成了比贾普尔的英雄，他寻求奥朗则布的支持。莫卧儿王朝的大军击败了马拉特人，逮捕了西瓦吉，并将之关进阿格拉堡。西瓦吉藏在水果篮中，成功地从监狱中逃脱，回到他的领地。此时，奥朗则布忙于镇压印度河地区的反叛，使得西瓦吉能重新组织力量，恢复对莫卧儿领土的游击进攻。西瓦吉在最后几年中遇到了内部冲突，直到1680年。他死后，他的儿子桑布吉（Shambhuji）在今天马哈拉施特拉邦内的拉吉加尔（Rajgarh）继承王位。1682年，奥朗则布决定亲自率领军队平息德干的骚乱，把奥朗加巴德（Aurangabad）选为下一个25年的首都。1689年，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皇帝击败了桑布吉，并处死了这位马拉特人首领，由此引发了一段不稳定时期，直到1708年西瓦吉的孙子夏胡吉（Shahuji）成为名义上的首领。不过夏胡吉决定过苦行僧般的生活，将政治事务留给了一位部长帕什瓦（Peshwa）管理。这种部长制延续到1818年，最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废除了，但此前马拉特的帕什瓦们还是给德里的莫卧儿统治者们带来了麻烦。即使艾哈迈德（Ahmed Shah Abdali）1760年就在帕尼帕特击败马拉特人，也没有完全消除马拉特因素，不过它为公司在印度斯坦的统治铺平了道路。

奥朗则布希望他的继任者们能更加负责，这可以从他给儿子们和总督们的信件中看出来，他竭力控制挑战其帝国的种种反叛。1680年获得苏拉特（Surat）后，他抑制了公司的权力增长。虽然在孟加拉表现得更自信，但由于缺乏适当的海军，他无法逆转公司不断增长的实力，东印度公司早已击败了葡萄牙人，并将荷兰人赶出了印度沿海。公司进入了莫卧儿人从未吞并的富庶的乌木海岸。由于西班牙无敌舰队在1588年被打败，以及葡萄牙人1612年被贝斯特船长在苏拉特居民面前击败，精明的亚洲事务观察家们已经清晰看到了凶兆。陆上帝国如清朝、奥斯曼帝国、萨非王朝和莫卧儿王朝，注定要输给西欧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后的国家的规模稍小、更强的、装备更精良的军队。奥朗则布无疑是莫卧儿王朝工作最勤奋的皇帝，但他的努力白费了，扩张的军事行动只是进一步耗干了资源，激怒了非穆斯林臣民。1707年去世之前，他心力交瘁，仍继续着镇压异议者和反叛者的任务。〔31〕

历史无数次一再重复，继位战争延续到穆柴姆·巴哈都尔·沙（Muazzam Bahadur Shah）出现。他试图通过减缓军事行动修复与马拉特人、锡克人的关系。他也取消了吉兹亚税，但那个时候宫廷已经被反复无常的精英们弄得四分五裂，而一些遥远的省份也准备宣布自治。他于1712年去世，另一场继位战争进一步削弱了这个帝国。不到10年时间中（1712—1720），12位君主走马灯似的相继出现，每个人都不得善终，直到穆罕默德·沙（Muhammad Shah）掌权，他选择过一种放荡的生活。他的统治被纳德尔（Nadir Shah Afshar）的入侵削弱了，这次行动不仅致使数千德里的居民被野蛮杀害，而且掏空了这座城市的财富。随后的另一次入侵来自阿富汗人，1760年，阿富汗国王艾哈迈德领导的入侵本可以拯救这个帝国，因为他在帕尼帕特击败了马拉特人，不过艾哈迈德迅速回到了阿富汗，德里帝国很快回复到宫廷阴谋和地方军阀状态。那时，孟加拉、奥德、德干和古杰拉特等省份已经独立，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们——一长串无能的人物，完全依赖于地方精英或东印度公司的施舍。1857年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大幕一劳永逸地降落之前很久，帝国已经严重倒退。1707年标志着伟大莫卧儿王朝的终结，因为它决定了印度—穆斯林文化辉煌时代的命运。正如过去，外部力量一再在南亚重划着势力范围，尽管这时入侵者来自海上，没有追随中亚的足迹或从阿富汗山区过来。

注　释

〔1〕 John F. Richards: The Mughal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

〔2〕 J. M. Roberts: The Triumph of the West, London: Guild Publishing, 1985.

〔3〕 “Mughals”也可用作“Mughuuls”，字面意思是未文明开化的，因而是突厥裔中亚人一个耻辱。

〔4〕 Zahir-ud-Din Babur: Tuzk-i-Baburi，由A. S. Beverdge翻译，London: Luzac,　1921。

〔5〕 Mohibhul Hasan: Babur: Founder of the Mughal Empire in India, Delhi: Manohar, 1985.

〔6〕在这座有宏伟建筑以及著名神学院的美丽城市里，波斯人或乌兹别克人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超过了保卫国家。赫拉提斯人（Heratis）沉迷在对艺术的追求之中，甚至连摔跤选手都能作诗。Abraham Early: The Mughal Throne: The Saga of India's Great Emperors, London: Penguin, 2001，第10页。

〔7〕 Stephen Dale: "Steppe Humanism: 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Zahir al-Din Muhammad Babur, 1483—1530",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ⅩⅫ, 1990, p. 37—58.

〔8〕 Muntakhabu-t-Tawarikh，为Abdul Qadir bin-Muluk Shah所著，以alBadayuni而出名，由George S. A. Ranking从原始波斯文版本中翻译编辑。Karachi: Karimsons, 1976—1978。

〔9〕 Gulbadan Begum, Humayun Nama, A. S. Beveridge: The Life and Times of Humayun, Lahore: Sang-i-Meel Publications, 1974（再版）。

〔10〕据说，塔赫马斯普国王（Tahmasp）需要这样一位高级访问者来巩固他作为当地权势的地位。此外，这位25岁的波斯君主希望自己的王权和实力能给突厥表兄留下印象。塔赫马斯普答应为胡马雍提供援助，条件是后者必须转向什叶派，并保证征服后交出坎大哈（Kandahar）。

〔11〕对这些统治者的通常批评是，Badayuni对舍尔沙（Sher Shah）以及其所作所为大加赞赏。在他看来，舍尔沙能够保护他的士兵和臣民的生命，并能给国家乡村带来前所未有的和平，即使老太太扛着满满一罐金子自由地走在路上，也不用担心遭遇突然袭击。参看I. H. Siddiqi: History of Sher Shah Sur, Aligarh: P. C. Dwadas Shreni, 1971。

〔12〕官方当时的陈述，参见Abul Fazl: Akhar Nama，或者The Institutes of the Empero Akber，由Francis Gladwin翻译，London: Routlege, 2000（再版）。

〔13〕 Irfan Habib: The Agrarian System of Mughal India, 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3; Ishtiaq H. Qureshi: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Mughal Empire, Patna: N. V. Publications, 1973.

〔14〕 S. A. A. Rizvi: Religious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Muslims in Akbar's Reign,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75.

〔15〕锡克里的布兰德门，宏大的入口处有一行刻字：“世界是一座桥梁：跨过它，但是不要在它上面修建任何建筑。”

〔16〕三位耶稣会传教士相继访问了阿克巴的宫廷，与皇帝以及其他宗教信徒进行了辩论。1580年，阿克巴就已经受到拜火教的影响，接受了帕西人的火祭仪式。

〔17〕参见Abraham Early，第169页。

〔18〕 1619年，一些贾特人袭击了位于西格里的阿克巴陵墓，并毁坏了所有的墓穴。甚至连阿克巴的遗体也没有逃过此劫，他们将其放火烧毁之后投入河中。

〔19〕 Nur-ud-Din Muhammad Jahangir: Tuzk-i-klahangiri，由A. Rogers和H. Bveridge翻译，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9—1914。

〔20〕霍金斯（Hawkins）和罗伊（Roe）是东印度公司派往莫卧儿尔宫廷的代表，哈维尔（Xavier）是一位容易接近君主的耶稣教会传教士，塔维尼尔（Tavernier）是同时代在印度的一位法国珠宝商。

〔21〕 “他们是很完美的一对，她给贾汗吉尔带来了力量并且肯定了他的自我价值。”Abraham Early，第275页。连英国使臣托马斯·罗也被他们的相互依赖和忠诚所打动。

〔22〕在沙达哈的两座莫卧儿坟墓之间，矗立着阿西夫的陵墓，他是沙·贾汉的岳父，也是诺尔·加汗的兄弟。

〔23〕要了解更多锡克人的历史和宗教，参看Khushwant Singh: A History of Sikhs, 1469—1839, Volume I,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再版）。

〔24〕拉合尔的夏尔美（Shalimar）花园，拉合尔城堡里的什玛哈殿（Shish Mahal），拉合尔的Chauburji、哈桑·阿布达尔（Hasan Abdal）附近的瓦赫花园，以及塔达古城美丽的莫卧儿清真寺，这些都是巴基斯坦一些很著名的莫卧儿王朝建筑，象征着辉煌的艺术成就。更多细节，参见Catherine B. Asher: Architecture of Mughal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5〕关于莫卧儿时期印度经济的各个方面，参看Tapan Raychaudhuri and Irfan Hbib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Volume I, Delhi: Orient Longman, 1992。

〔26〕 Mannuci and Bernier的一些观点遭到其他历史学家的质疑，因而必须要仔细阅读他们的游记，他们可能夸大了事实并夹杂着一些个人偏见。他们都在沙·贾汉晚期去过印度，由于没有直接进入王宫，他们仅仅搜集到一些市井传闻和消息。但是他们仍然提供了有关同时代莫卧儿人生活方式方面的许多重要信息。

〔27〕参见Abraham Early，第313页。

〔28〕 Roshan Ara，是喜爱奥朗则布的另一个姊妹。

〔29〕参见Irfan Habib。

〔30〕参见John F. Richard，第290—297页。

〔31〕更多细节见M. Athar Ali: The Mughal Nobility under Aurengzeb,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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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英国统治和独立运动

英国对南亚控制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体现了变化和延续、传统和现代性力量的复杂互动。获得“皇冠上的明珠”的称誉，〔1〕既不是出自超人的绝招，也不是英国和印度梦游的结果。这当然是历史的发展所致，强大的欧洲力量在一个幸运的时间出现，配以合适的战略和技术，才能从多元文化的、巨大的、次大陆的放任和分裂中获益。类似的命运在一些其他大陆和社会中也出现了，殖民化注定开启了世界历史上一段崎岖的历程。〔2〕英国的影响，尤其在19世纪特别是在1857年的反抗之后，在次大陆内留下了多种印记，并记录了对殖民的复杂反应。南亚的最初反应是好奇和感兴趣，不过19世纪的总体态度还是愤怒和难过。伤害、羞辱和失落感逐步引发了内省。总的说来，南亚的一些地区还是和英国政府合作的，但反对文化和政治霸权。他们抵制现代化，如英国和其他欧洲强国带入的传教士、英语、现代教育、自然科学和工业化。这种状况在19世纪中叶特别明显，但在1858年后到达顶峰，印度人发现自己处在新旧交叉的十字路口。印度穆斯林在寻找自我身份时，采取了一些改革、拒斥和复兴的策略。这些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看法后来在20世纪以政治形式出现。这些反应中的一种，正如全印度穆斯林联盟（AIML）所表达的那样，要求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以解决穆斯林的困境。许多有其他宗教和地方背景的人则考虑统一和自由的印度，毕竟这或许仍旧能保护他们的文化和政治财富。〔3〕这种意识形态的分途——或是建立独立的祖国，或是与其他人一起留在故乡——划分出不同的穆斯林观点，直到1947年英国撤离。

另一方面，有不同种族、地区和意识形态主张的印度人中，日益增长的文化意识成为超越宗教的民族主义信念，这正是印度国大党（INC）所倡导的东西。这个主流政党寻求超越宗教文化分歧、带有一个国家和一种民族身份的印度独立。〔4〕大部分国大党的成员和领导，来自印度上层种姓的多数派社会。还有一些党派，如印度大会党（Hindu Mahasabha）和锡克人的政党（Akali Dal），他们如许多穆斯林一样，认为在决定印度的政治前途时，必须要考虑其宗教和人口实况。换句话说，要求建立印度人统治的印度，或穆斯林统治的巴基斯坦，与国大党的单一民族主义是有冲突的。因此，记住主权分离前运动和观念的多样性十分重要，同时还可聚焦于分离是否不可避免这一问题。同样，印度统一性的宏大叙述，或者缺乏这种叙述；英国单独以“分而治之”的有害方式创造和处理社会政治的限定；或者殖民地国家设计了印度民族主义的概念，这些都不能恰当地解释复杂的状况。本章中，我们讨论英国在征服次大陆时的巩固过程和随后导致1947年独立的进程、运动与人物。不过，在一直增长的南亚史研究的诸多领域中，〔5〕英国统治的确立、社会政治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独立问题是重要主题。在这个意义上，巴基斯坦的形成要比有时所认识到的更为复杂和重要。〔6〕

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印度西海岸加尔各答时，巴布尔已经当上了国王。与其伟大的祖父帖木儿（Tamerlane）一样，巴布尔计划征服印度河地区和印度斯坦。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兴起，与著名的莫卧儿王朝处在同一时期，后者主要依靠土地收益，完全在陆上活动，而前者则在贸易中大展拳脚。尽管阿克巴大帝（Jodhaa Akbar）提防葡萄牙人的侵犯，甚至与萨非人通信，试图联合将葡萄牙人逐出印度洋，但考虑到印度缺乏白银，因而莫卧儿王朝是那儿葡萄牙人的间接受益者。实际上，是沿海的土邦如比贾普尔（Bijapur）和古杰拉特（Gujarat），而不是阿拉伯人，开展了一系列抵抗葡萄牙人的行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国际贸易中无敌的垄断地位一直持续到1588年，无敌舰队战败后，英国开始与其他欧洲国家如荷兰和法国抗衡。香料、草药、茶叶、鸦片、奴隶、丝绸、陶瓷，以及其他商品进入了欧洲和西半球，而烟草、白银、蚕豆、咖啡和其他一些式样稀奇的产品从新世界传到其他地区。1579年荷兰七省的统一和1600年东印度公司的组建，通过1453年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后新开发的航海路线，为欧洲与东方的商贸打开了新的篇章。印度皇帝贾汗吉尔（Jehangir）在位时期（1605—1627），威廉·霍金斯（William Hawkins）和托马斯·罗伊（Thomas Roe）在印度的探险，为英国在印度沿海设立工厂打开了局面，英国开始宣称他们在大西洋和印度洋具有海上优势。东印度公司的私人企业得到了皇家的支持和保护，逐步在印度城镇如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设立办公室、仓库和住宅。〔7〕英国起初对印度人的态度是好奇和尊重，与葡萄牙人不同，英国人并不强迫本地人信仰基督教。他们当然提防野心勃勃的法国东印度公司，其是法国君主制下的官方冒险事业。法国公司比西班牙和荷兰更甚，目的在于宣扬它的海外实力。

一、四分五裂的印度与英国统治的形成

德里中央权威的稳步下降，18世纪20年代德干、奥德（Awadh）、孟加拉和古杰拉特从莫卧儿帝国中独立出来，以及印度各地争端的上升，以上这些都促进了法国和英国在印度的扩张。〔8〕德干中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是在一位穆斯林将军的领导下从帝国分离出来的。他控制了印度教为主的、今天划归中央邦省（Madhya Pradesh）的地带。这位统治者住在南部城市海得拉巴（Hyderabad），从未把自己当成国王，而是称作尼查姆（Nizam）或纳瓦布（Nawab）。海得拉巴土邦非常精明地维持着自治身份，直到1948年。继任的尼查姆们和英国人站在一起，反对法国人和其他的地方对手。通过结盟和类似的外交策略，他们牵制了马拉塔人（Marathas）、卡纳塔克（Karnataka）和迈索尔（Mysore）的苏丹们。〔9〕另一位朝臣萨达特·汗（Saadat Khan）为恒河流域的大块区域谋求独立，他的总部设在勒克瑙（Lucknow），称自己统辖的领域为奥德。这位奥德的纳瓦布对德里的莫卧儿国王有很强的影响力。奥德土邦是什叶派王国，支持乌尔都语诗歌和一种独特城市文化的传播，虽然其内部的虚弱旷日持久，但一直维持到被东印度公司吞并的1856年。〔10〕

第三块从德里的莫卧儿王朝退出的地区是孟加拉邦。这是一块富庶地，其税收曾给莫卧儿王朝君主奥朗则布（Aurangzeb, 1658—1707）的军事战役提供了保证，直到像海得拉巴和奥德一样独立。孟加拉的地方首脑也称自己为孟加拉邦、阿萨姆邦（Assam）和奥里萨邦（Orissa）的纳瓦布。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加尔各答碰巧在孟加拉邦，继任的纳瓦布们与东印度公司官员们的关系常常磕磕碰碰。公司的首轮领土扩张就主要发生在孟加拉，是通过对土邦宫廷和普通农民的野蛮剥削而获得的。更南部的马德拉斯与尼查姆的海得拉巴毗邻，拥有安全牢固的圣乔治堡（Forte George），为公司接近全德干宗派林立的政治力量提供了便捷。被马拉塔和其他一些近海土邦包围的孟买，也有类似的布置，确保了公司的商业安全和穿越印度洋的海上行动。谙熟“炮舰外交”的强大海军，保证了安全的贸易和伴随而来的政治影响力。实际上，孟买和苏拉特除连接了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为对付迈索尔和孟加拉提供了足够的军事力量外，还方便英国警戒古杰拉特和马拉特的结盟。因此，到18世纪中叶时，在衰落的莫卧儿中央政权维系下，印度再度成为土邦林立的拼凑物。各土邦都追求自己的地方利益，容易受欧洲势力的影响。这些数目众多的土邦通过发展与英国的依赖性关系，许多情况下避免了被武力统一的命运，不过他们自己的内部政权也受到腐败和独裁的困扰。

1739年的波斯人入侵和1760年的第三次帕尼帕特（Panipat）战役之后，印度回复以往的政治分裂状态，为法国和英国唆使印度土邦的相互争斗提供了广阔空间。七年战争（1756—1763）前夕，当英法在大西洋和印度洋地区角逐时，东印度公司加固了加尔各答的威廉堡（Fort William），更新了装备，增加了军队。孟加拉的新任纳瓦布西拉吉—乌德—陶拉（Siraj-ud-daula, 1737—1757），意识到商业利益日渐增长的势力后，于1756年派兵讨伐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他的军队包围了大量欧洲人，并拘捕了其中的100人。被拘禁者中，大约50人在被称作“加尔各答黑洞”的炎热和禁闭中丧命，由此招致了公司的猛烈反击。在雄心勃勃的书记员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 1725—1774）的率领下，东印度公司装备精良的部队直捣纳瓦布的首都穆犀达巴德（Murshidabad）。在敌对开始之前，克莱武与其同事们已经通过金钱和其他利益承诺，秘密与纳瓦布的一些近亲及部长们结盟，由此达到了分裂其阵营的目的。由于得到了纳瓦布有影响力的顾问们如米尔·贾法尔（Mir Jaafar）等人的支持，公司于1757年在普拉西战役中击败了西拉杰，获得了大片领土，还获得了在孟加拉和奥里萨的一些地区的征税权。公司继续呆在加尔各答得到了保障，而米尔·贾法尔在花光他自己的财产，给克莱武和其他公司官员买礼物和发奖励后，成了新的纳瓦布。腐败如此肆虐，以至于肆无忌惮的纳瓦布也无财力满足公司新的贪欲，贾法尔很快被另一位渴望权位的米尔·魁西姆（Mir Qasim）取代。当魁西姆试图向公司征收小额税收（额度是9％，向其他印度同行征收的是40％），以表明其权威时，他遭到严厉的拒斥，只好跑到奥德的纳瓦布那里寻求庇护。年老的贾法尔再度被任命为孟加拉首脑，不过公司早已是印度东部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失望的孟加拉纳瓦布魁西姆与奥德的纳瓦布、以及莫卧儿王朝国王沙·阿拉姆二世（Shah Alam Ⅱ）结成了共同阵线。国王因为阿巴德·沙·阿卜达利（Ahmaed Shah Abdali）入侵印度，一直居住在奥德。

奥德的纳瓦布苏查—乌德—陶拉（Shuja ud Daula）对公司的单边主义霸权感到羞辱，而国王也有自己的理由与纳瓦布们结盟，以对抗因早期的胜利而受到鼓舞的公司军队。1764年发生在比哈尔邦的布克萨尔战役（Battle of Buxar）永远决定了这帮印度盟友们的命运，因为克莱武击败了他们，并逼迫这些垂头丧气的对手们做出更重大的让步。当英国在欧洲、北美和印度三个战场同时开战的七年战争中战胜了法国时，布克萨尔战役将公司变成了印度最重要的军政力量。被吃了败仗并且受控制的莫卧儿国王称为“公司阁下”的东印度公司已届成年，不过其官员们的腐败漫无止境。他们渴望建立自己私人的财富和领地。东印度公司道德和经济的双重困境，导致了1773年的议会立法，和对罗伯特·克莱武的审讯，克莱武把自己看成新兴英印帝国的建筑师。新任总督沃伦·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 1773—1785）努力改革公司的财源，并仿照英国模式建立了司法体系。由于喜爱印度学问和语言，同时还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对印度书记官和翻译的需求，他在加尔各答建起了威廉堡大学，英国的主要学者们如威廉·琼斯爵士，在那里与南亚同行进行了互动。不过由于他追求中央集权和西方化，哈斯丁斯失去了很多朋友。因为对待许多印度统治层家庭的方式问题，他不得不面对埃德蒙·伯克领导的公开性议会审判。为了帮助摇摇欲坠的东印度公司，也为了资助南方的战争，他强令奥德的纳瓦布、尼查姆和其他一些人大量捐款。苏查在罗希尔坎德（Rohilkhand）动武时，哈斯丁斯故意朝另一边看，不愿意从经济上帮助奥德，以免引起马拉塔人的任何袭击。复仇的纳瓦布导致了罗希尔坎德数千无辜的居民被无情杀害，而公司军队未加制止。

在一个同样声名狼藉的举动中，哈斯丁斯受到公司财政需求的驱使，同时考虑到美洲殖民地的反抗，看到了贝拿勒斯（Benares）的繁荣后，就煽动其印度教精英向奥德的纳瓦布造反，尽管贝拿勒斯也有数量可观的穆斯林人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分裂、以及得到了哈斯丁斯的许可，致使卡特·辛格（Chait Singh）宣称自己是贝拿勒斯的独立邦主。辛格答应每年支付给公司250万英镑年金，换取他的土邦领土安全。1778年，年金被单方面加倍。当这位邦主再也支付不起时，他就被推翻了，哈斯丁斯侵占了贝拿勒斯。同样，为了追求金钱，他对奥德的贵妇们——即已于1775年去世的苏查的寡妇和母亲——下狠手。公司在现存管理体制下控制着这个土邦的财政。在新任纳瓦布的推动下，哈斯丁斯逼迫贵妇们交出她们的个人财产。

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公司遇到了迈索尔的苏丹们的反对，赫德尔·阿里（Hyder Ali）和提普苏丹（Tipu Sultan）与任何其他的印度和穆斯林统治者不同，他们顽强抵抗英国势力在印度的扩张。赫德尔·阿里（1722—1782）是迈索尔莫普拉族的穆斯林，他升至军队高级指挥官的职位，最后成为这个土邦的统治者。由于采用欧洲的军事战术和武器，他征服了南部邻邦。卡纳塔克（Karnataka）也是由一位穆斯林苏丹统治，这位苏丹依赖于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贸易和海上保护。赫德尔·阿里随后与驻守马德拉斯的公司官员产生了纠葛，并在1769年的一场战争中击败了他们。他的第三场胜利是在马拉塔人身上取得的。他认为马拉塔人是一个威胁，因而与公司以及卡纳塔卡、海得拉巴的统治者们进行和平谈判。他恢复了吃了败仗的公司的领土和特权，条件是一旦马拉塔人入侵迈索尔，公司要帮助他。1771年，马拉塔人袭击迈索尔时，公司背弃了约定，不过赫德尔·阿里仍然抵挡住了马拉塔人的攻击。哈斯丁斯1772年接管权力时，赫德尔·阿里与当时驻扎在毛里求斯的法国人结成了同盟。1779年，赫德尔·阿里在卡纳塔卡击败了英国小分队，并期盼英军有全面性的反击。在大规模进入迈索尔之前，沃伦·哈斯丁斯秘密施展了他的外交技巧，与尼查姆及马拉塔人达成交易，以孤立赫德尔·阿里。1781年，赫德尔·阿里被击败了，并于一年之后死去。此前，他建议他的儿子、继位的提普苏丹和英国人进行和平谈判。

提普苏丹知晓英国力量在印度的日渐增长，也了解英国无敌的海上实力。他从其他印度王公那里寻求帮助，甚至派遣特使去法国和土耳其。除了早期的一些胜利和英勇的挑战外，孤立的提普苏丹最后于1799年在塞林加帕坦（Seringapatam）和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交上了火，他与许多忠诚的同志一起战斗至死。〔11〕这是18世纪晚期最后一场重要的战争，给总督威莱斯莱勋爵（Richard Wellesley, 1798—1805）的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早些时候，在哈斯丁斯和其继任者康华里勋爵（Charles Cornwallis, 1738—1805）的努力下，白沙瓦和尼查姆统治下的海得拉巴土邦已经成了他们的附庸。虽然康华里曾向美国革命者投降，但他却是一个有军事背景的贵族，决心将公司的军队变成仿照欧洲风格的职业性战斗力量。此外，他禁止公司的官员私人收受礼物、从事商业活动，将商业、行政和军事分离开来，促进了这些主要部门的欧化。康华里的永久性陆上定居政策，意味着要确定孟加拉有稳定的税收供给，然而他们严重耗尽了本地居民的资源。

拿破仑时代，东印度公司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支持下，被看成英国海外力量的左膀右臂，从与中国、非洲、欧洲和北美的贸易中获得了利益。随着自负和全球形象的增强，英国官员将他们自己与印度人分离开，甚至看不起一些穿印度服饰、与印度女性结婚的同事们。〔12〕军事和政治胜利进一步刷新了他们帝国的、种族的和文化的自豪感。虽然一些英国的功利主义者逼公司将收益投资在教育印度人上，但拿破仑的战败和救世主式热情的上升支持了当时的自以为是。不加约束的教化和自我吹嘘成为帝国内英国官员态度的注脚，尽管1807年废除了奴隶贸易，但对殖民的热情从来没有衰退。英国被想象成正在印度从事一项历史性的、神圣的命定工作，这一点可以从总督威莱斯莱〔13〕和明托〔14〕的扩张主义政策中看到，还可以从麦考莱1835年的著名《教育备忘录》（Minutes on Education）中看出来。传教士的到达和功利主义的输入，在官方政策和历史学家如约翰·密尔著作中得到体现。印度象征着整个东方——颓废、落后和分裂——其革新需要西方政治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能量。对无数奴隶的强制和运送，使无数人成为烟民的鸦片贸易，排除本地人的做法，一切都未妨碍这类自以为是的态度。在漫长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不仅成为海上巨人，而且成为一个洲际大国，更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自负。

二、在印度的改革和扩张

到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末，东印度公司受到周期性议会法律的很大妨碍，并逐步被其他一些竞争利益所超越。虽然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拥护积极的改革，但控制着次大陆大片地区的公司仍旧避免在教育、健康和社会福利上投资过重。不过，由于总督威廉·班廷克爵士（Lord William Bentinck, 1828—1835）的功劳，社会教育改革和机构建设的一揽子方案被引进印度，得到了诸如罗阇·罗姆摩汉·罗伊（Raja Ram Mohan Roy, 1774—1833）等改革者的支持。罗伊是孟加拉邦思想家，印度改革派组织梵社（Brahmo Samaj）的创始人，他是见多识广的印度现代化倡导者。威廉·班廷克年轻时曾去过印度。1803年，29岁的他被任命为马德拉斯总督。他的任期是坎坷的，由于他下达了关于妇女缠头巾和络腮胡子的禁令，引起英国军队中印度兵的反叛。平息叛乱后，他废除了这些禁令。在1828年回到印度担任总督之前，他已经被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的功利主义学说所改造，因此在任期内严格奉行功利主义思想。他禁止殉葬的萨蒂行为（Sati，印度教寡妇的自焚），宣布在拉杰普塔纳（Rajputana）的一些地区盛行的儿童献祭违法，指定斯雷曼上校控制四处蔓延的匪帮威胁。他对教育和改革而非扩张和利益的重视，帮助改良了印度的社会生活。他的事业由许多其他高级官员继续开展了下去，如托马斯·蒙罗爵士（Thomas Munro）在马德拉斯、蒙兹泰特·伊尔费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在西印度、查尔斯·梅特卡尔夫（Charles Metcalfe）在德里和邻近的地区所做的那样。

通过现代教育改变印度的热忱，从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勋爵的建议中得到了很大动力。这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充满了热情，认为整个东方学者那里没什么东西有用，因而敦促引入现代西方教育，以培养受过良好西式教育的印度人，他们能帮助管理，同时对帝国保持忠诚。麦考莱1834—1838年期间曾在印度高等议会中任职，他的提醒值得关注，因为这些学者虽然有东方通常见的贬损态度，但极大地改变了南亚的教育课程和精英构成。麦考莱倡导印度人和欧洲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但却嘲笑东方语言和学识，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的理想是将印度人转变成英国人。1857年前改革的特点是着力于政治、教育、行政改革、传教士工作和渐进的工业化，各种各样的印度人对此反应不一。

英国在印度斯坦、印度河地区和山区扩张的一个重要阶段，发生在奥克兰德勋爵（Lord Auckland）、艾伦波罗勋爵（Lord Ellenborough）和达尔豪西勋爵（Lord Dalhousie）担任总督时期，他们对于用武力和外交策略给帝国增加更多领土没有不安感。过分拔高殖民地的扩张、对俄国扩张的想象性威胁导致了英俄之间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因为赢得更多特权和更广阔领土导致的过分盲目的自信，这些因素都强化了殖民情绪。〔15〕这种扩张有其自身的成本和收益，不过除了在旁遮普、阿富汗和信德遇到过一些地方的抵抗之外，公司在今日组成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那些地区实施了其单边主义政策。阿富汗拒绝屈从，而落败的旁遮普很快被公司争取过来，在1857年那些暴风骤雨般的日子里，这将证明是十分有好处的。1843年吞并信德后，公司将之与孟买省结合到一起，并于1847年将克什米尔卖给了印度王公。除了奎塔周围地带和连接奎塔与信德的公路之外，俾路支的剩余地方被再次确认为公司忠诚的部落地区。这些五花八门但却关键的政治和行政工程，猛力推动公司，使之成为帝国力量的主要角色，同时也将英国向重要的中亚地区带得更近。

在奥克兰德勋爵（1836—1842）和艾伦波罗勋爵（1842—1844）担任总督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能从对波斯和阿富汗发号司令的有力地位中获益，纵然代价比较昂贵。在旁遮普与兰季特·辛格（Ranjit singh）签订了友好条约和废黜了阿富汗国王谢沙·苏查（Shah Shuja，在印度流亡）后，公司的军队于1839年向喀布尔进攻，攫取了大片领土。英国一直担心俄国可能向印度和印度洋扩张，怀疑波斯国王已经秘密与俄国沙皇合作。毫不奇怪，下个世纪莫斯科会对伦敦和印度的战略家们抱有成见。虽然喀布尔的多斯特·穆罕默德·汗（Dost Mohammad Khan）已经被击败，并配有顺从的谢赫·舒加，但阿富汗仍旧并不安定。阿富汗人很快起来造反，通过游击队的袭击，给英军造成若干伤亡。在1841年的一次袭击中，阿富汗人彻底消灭了有14000人的整个英军部队，英国人通过山区撤回了印度。奥克兰德的向前挺进政策代价是昂贵的，最终导致了他被召回。继任者艾伦波罗勋爵，利用含糊其辞的借口，投机地将军队派入信德。信德是由地方首领埃米尔们所统治的，在一些战役之后，埃米尔们被击败了。1843年，信德成为英印的一部分，英国势力开始慢慢渗透进俾路支内部。

在兰季特·辛格统治下，旁遮普成为稳定的缓冲邦，萨特累季河（Sutlej）是共同认可的公司领地和旁遮普邦主领地的分界线。这位邦主是一个虔诚的锡克教教徒，他通过征服克什米尔和印度河区域，将其王国向西向南拓展。通过利用穆斯林精英和把波斯语作为通用语言，他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不过1828—1830年期间，他不得不面对一些武装挑衅，因为穆斯林复兴主义者宣布在前线进行圣战。兰季特·辛格雇佣了欧洲的将军和教练，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部队，他死后，拉合尔邦因为忠实于他的人之间相互冲突，而变得千疮百孔。总督哈丁勋爵（Lord Hardinge, 1844—1848）指责锡克军队穿过界河，侵犯了公司的领地，于是调兵遣将。1845年，双方在旁遮普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大部分锡克军队向公司投降了。1846年，签订《阿姆利则条约》（the Treaty of Amristar），根据条约规定，克什米尔和东部地区割让给公司，拉合尔宫廷还要支付50万英镑赔款。公司急于得到更多金钱利益，还没准备好接受克什米尔这样的大片地区，故以10万英镑的价格将克什米尔卖给了印度王公古拉伯·辛格（Gulab Singh）。在双方敌对期间，这位锡克当局官员秘密与英国合作，激怒了许多锡克将军，他们起来造反。达尔豪西勋爵（Lord Dalhousie, 1848-1856）治理印度期间，于1849年发生了第二次英锡战争，锡克军队被击败，随后旁遮普和边境被并入英属印度。〔16〕公司将农田还给了锡克人，军队也给他们提供了工作，通过这些举措，将他们拉拢了过来。拉合尔的行政长官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爵士通过与军阀和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建立关系，管理着旁遮普。在1857年起义期间，他们的忠诚将使英国人受益。〔17〕随奥德和詹西（Jhansi）被吞并后，印度河流域也于1849年被兼并。更让它们的统治家族悔恨不已的是，扩张主义者达尔豪西勋决定终结遍布整个次大陆的诸邦拼凑物状态。

三、1857年起义和帝国的“正午”

1857年的起义被英国管理者和分析家们称为“暴动”或“印度士兵造反”，对于南亚民族主义者而言，是第一次“独立战争”，次大陆南部不同区域的人们起来表达了他们因为英印强权、疏远和冷漠所带来的受挫感。卡尔·马克思确实曾支持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他相信其将一个农业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名义上的资本主义，最终却没料到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准备。马克思可能一直在思考印度村庄的残暴，那些当地的种姓主义者否认有任何可归功于城镇和工业环境的共同意识形态的或阶级的阵线。〔18〕不过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左翼历史学家们，在1857年的起义中看到农民造反式的反帝国主义征兆。

不论如何，好多因素使起义理所当然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包括对新式枪弹的争议，起义是英印历史的分水岭。伦敦对印度帝国是否能持续下去更加敏感，帝国不可能再留给一家贸易公司随意处理。印度很快处于英国王室的直接控制下。维多利亚女王正式称自己是印度女王，并从特别引入的印度助手那里学习乌尔都语。议会现在对印度的立法负全责，内阁的一位称作国务卿的部长与加尔各答的总督共同分享殖民政府的管理权。自1858年后，印度的教育和工业获得了发展动力，英印还引入了一些行政和军事改革措施，以翻修旧体制。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在现代学术机构中获得了更高级的教育，成为新兴的西方化中产阶级职业群体，他们为自己谋求更好的机会和地位。1857年后，一些英国人也推动杰出的印度人参加选举，虽然他们只是充当顾问角色，以便英印政府转换其外来征服者的形象。旁遮普和信德等地区的灌溉得到了很大发展，农民们为寻求社会地位，将他们的儿子送入不断扩大的英国军队参军。

传统的反英情绪在不同社会阶层中都很普遍，不仅仅局限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宗教人物中。早已被征服的或者担心即将被吞并的地主和从前的土邦统治者们，极度怨恨强力合并，许多过去的有钱人感到与现代化造就的新阶级脱节。公司战争所导致的重税给印度农民带来了压力，不景气的农业部门充满了怨恨。印刷业有力影响了印度服从者中相关部分的意识，在他们看来，一小部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肤色、宗教、语言和治国才能既新鲜又新奇。英语和基督教是该新颖霸权文化的两种最有力的表达方式，让许多印度人产生违抗和内省情绪。奥德的统治者们和宫廷精英们，他们的土邦刚于1856年被吞并，对于公司的不敬态度很是不安，詹西的王妃、班德勒坎德（Bundelkhand）的洛喜拉人（Rohillas）、西印度马拉塔人的部长们（peshwas）同样如此。〔19〕旁遮普的锡克人已经被平定，但孟加拉、奥德和德里的穆斯林精英还没有，他们发现自己被一些敌对力量所控制。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1775—1862在位，Bahadur Shah Zafar）很清楚自己严重依赖于英印政权，年事已高的他能预见到自豪的莫卧儿王朝的末日，尽管他的家庭渴望哪怕是象征性地延续这份产业。皇帝的政权不仅仅限于德里，而且仅限于红堡（Red Fort），他在那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忙于艺术和学术爱好，而数百名被称作萨拉丁（Salateen）的皇室成员在城堡内过得像乞丐一样。〔20〕他们得不到离开处所的许可，城堡是无助和贫穷的悲惨案例。皇后金娜·马哈尔（Zinat Mahal, 1821—1882）是最年轻的皇室妻子，同时也是皇帝幼子米尔扎·贾万·巴克特（Mirza Jawan Bakht）的母亲，她希望儿子能越过其他的继承人，继任皇位，而德里有掌控力的公司官员们则忙于他们自己的事情。〔21〕

最先从比哈尔、奥德和其他地区涌入德里的造反者们，请求皇帝领导他们抗击公司。在紧张的氛围中，有人注意到了1857年夏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友爱关系。坎普尔、勒克瑙和贝拿勒斯的英军和他们的代理人大多已被叛乱者杀死，而德里也在他们的积极控制下，英军则撤退到了莫卧儿首都之外的里奇（Ridge）。英国部队等待旁遮普的增援来解困。国王年长的儿子们和一些穆斯林将军如巴克汉试图让造反者们变得有纪律，不过运输、武器装备和资源等问题很快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力。虽然在1857年漫长炎热的夏季中，被困的英国人遭受了疾病、食物匮乏和士气下降等打击，但他们没有投降，而造反者们试图拿下里奇的一些努力也失败了。旁遮普的援军和加尔各答的增援最终打破了局势的平衡，使事态决定性地朝着有利于公司的方向发展，帮公司拿下了德里、勒克瑙和其他一些造反地区。正如同时代杰出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如赛义德·艾哈迈德（Syed Ahmed Khan, 1817—1898）〔22〕和米尔扎·阿萨杜拉·加利布（Mirza Asadullah Khan Ghalib）〔23〕所记载，战斗为印度穆斯林敲响了丧钟。皇帝和其少数家人被投入牛车，送到仰光（Rangoon）流亡，其所有成年的儿子们被残暴地处死，在德里和有叛乱者出现的其他地区，大部分穆斯林居民也被处死。1857年的造反有时似乎被公开地和单独地归因于穆斯林，他们承受了反击，在未来几十年还将忍受敌意。〔24〕全印度穆斯林中有很大的失落感，经济停滞，种族分裂。但对许多印度教社区来说，向新的政治和文化现实重新调整，并不是那么困难。〔25〕

1857年后，一批英国新贵高高在上地管理着印度，印度文职机构（Indian Civil Service）的年轻成员们除去征税外，获得了他们对印度文化、人民和气候等方面的初步知识。英印政府高度中央集权，从新近打磨过的地方中间人阶层——部族和农村的地主们——那里获得了益处，而地方书记员们在下面管理着复杂的帝国机器。〔26〕印度文职机构的工作是收税和维持治安，而印度军则成为帝国处理与东西印度关系的一支重要力量。印度军兵营特意建在了郊区，远离传统的人口集中区。军官们都来自英国，而大部分士兵都是“自愿者”，他们的晋升被限制在低级军衔的范围。由于从1857年起义中学到了教训，军队的组织更加严密而警惕，采用了一套作为标志的徽章和军团的以及种姓的荣誉，来加强印度人对英国防卫和殖民需要的忠诚。〔27〕维多利亚时期，整个帝国频频发生战争，印度军为帮助英国人获得想要的结果起了关键作用。〔28〕印度军在19世纪70年代攫取了缅甸，后来又入侵了阿富汗，因为英国首相迪斯累里担心俄国向阿富汗与印度扩张。1874年，迪斯累里敦促总督瑙思布洛克勋爵（Lord Northbrook, 1872—1876）对阿富汗采取进攻策略，后者竭力劝阻首相未果，辞去了职务。

新任总督莱顿勋爵（Lord Lytton, 1876—1880）指责喀布尔的埃米尔、已过世的多斯特·穆罕默德·汗的儿子舍尔·阿里（Sher Ali）与俄国人暗中联络，遂派遣了一支印度部队穿过山区去拿下喀布尔。在1878年第二次英阿战争的正面攻击下，舍尔·阿里逃往中亚，并于数月内死去。英国除在喀布尔建立观察点外，还给阿富汗强加了羞辱性的条约。舍尔·阿里的儿子雅库布汗（Yaqub Khan）成为新的埃米尔，不过他无法满足新条约的所有苛刻要求。在这种状况下，阿富汗人起来反抗，暗杀英国居民。印度采取了惩罚性的行动，然而历史在阿富汗再次重演，迅捷的征服、继之以短暂的和平，都将屈从于无限不受控制的阿富汗人民游击队员的勇敢攻击。英国对阿富汗既疑虑又小心，直到舍尔·阿里的侄子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Amir Abdur Rahman）成为新国王。拉赫曼通过一些精明的举措，保住了国家主权，同时牵制了英国和俄国。对俄国威胁和普什图族造反的夸张性担忧，迫使英国政府和喀布尔进行划界谈判。英印政府的外交部长亨利·莫尔蒂默尔·杜兰爵士（Sir Henry Mortimer Durand）受派承担这项任务。1893年，印度阿富汗边界著名的杜兰线（Durand Line）确立了，巴贝乔尔（Bajaur）、开伯尔（Khyber）、克尔兰（Kurram）、瓦齐尔（Wazir）和莫赫曼德（Mohmand）地区都被划归了英印。在这些边界地带，英国政治代理人通过特别的支持和奉承，争取到了当地的首领们，组建了四个半自治的部族机构。此外，部族首领们被允许通过习惯法自己管理当地政府，他们也保护着通往边界军事点的道路和英国车队。英国还获得了对奇特拉和吉尔吉特的控制权，前者与中国的新疆接壤。普什图族穆斯林牧师们和有牢骚的部族首领们，时不时起来反抗英印政府。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896—1897年的特拉赫（Tirah），英国采取了克里米亚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些新获得的地区后来并给了旁遮普省，直到1901年，寇松勋爵（Lord Curson）将印度河流域划成独立的边境地区。1947年，巴基斯坦继承了居住地和这块部族地区，重新将之命名为西北边省（NWFP）。

四、印度国民大会和全印度穆斯林联盟

教育、经济的促进（特别在贸易和职业化集中的城镇地区）和现代交流手段，如英语、铁路、邮政和电报系统、报纸和书籍等，强化了新兴中产阶级的“印度”意识。这类人中许多商人、改革者、教育家和律师们曾在现代学校中学习，超越了传统的阶级、信仰和种姓的约束，渴求法律面前的平等。同时，英国通过人口普查和其他官方的名录中对印度人的等级分类，帮助了部队建立了类似的概念。〔29〕虽然印度的现代主义者和改革者们在接受现代教育和一些西方规范方面没有障碍，但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中许多传统性人物与其他一些人仍然倾向于使用老本行的方法。尽管如此，里庞勋爵（Ripon）引入了有限地方政府的概念，如1882年设立了由英国官员领导、当选的印度人运作的市政委员会，预示着选举活动将鼓励受过教育的改革者们为本土人谋求工作和更好的发展机会。这种情绪最为醒目的部分，是一些退休的英印文官如阿兰·奥克塔维安·休谟（Allan Octavian Hume）与其全印度的接触者们于1885年12月在孟买聚会，组建了有共识的个体联合会。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印度国大党（INC），其理论基础是在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国大党每年一度的全国大会吸引了印度人，他们在保持对英印政府忠诚的同时，温和地为印度谋求更好的前景。在成立后的头20年中，国大党是由一些著名的律师和激进主义者领导的，如瑙罗吉（D. Dadabhai Naoroji 1825—1917）〔30〕、班纳吉（Surendranath Banerjee, 1848—1925）〔31〕和戈卡尔（Gopal Krishna Gokhale, 1866—1915）〔32〕，20世纪初期，更直率的年轻一代民族主义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国大党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当代印度正经历着迟来的金色岁月，殖民地政府因为是欧洲人，所以带有很强的道德正当感、种族优越感，并将自己从其余人口中自我隔离出来。当印度在专横的寇松勋爵的率领下迈入20世纪时，这些现实与普遍性贫困及流行病的频发滑稽地结合在一起。〔33〕 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以及孟加拉分裂成印度有钱人非常憎恨的两个小省，给国大党注入了更多异议和新鲜血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状况加剧了。

此时，一种温和的宪法改革方案，即1909年的莫莱—明托法案（the Morley-Minto Act）正在酝酿之中。该法案将奠定少许选举传统，给穆斯林社会以独立的选民资格。穆斯林对于寇松1905年导致的孟加拉分裂很满意，他们渴望随着东部区域富有的印度地主影响力下降，无地的穆斯林农民们能从中受益。从现代大学如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在阿里加创立的盎格鲁—穆斯林东方学院毕业的穆斯林们，渴望他们的社会前景更好，担心国大党的印度人统治。1906年，一批渴望改革的穆斯林领导人组团拜访了在西姆拉的明托勋爵，告知他穆斯林的不利局面，游说他给穆斯林以独立的选举机会和选民身份。两个月后，这些穆斯林领导人再次于达卡会面，建立全印度穆斯林联盟，以保卫穆斯林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权利。1909年的莫莱—明托法案给穆斯林分配了独立的席位和选举权，提高了穆斯林的能力，但非常不符合印度人的期望。

国大党领导的、反对孟加拉分裂的运动称为“斯瓦德希运动”（Swadeshi：意味着喜欢自己国家的产品），这场抵制欧洲商品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11年，当时令穆斯林失望的是英国政府宣布孟加拉的分裂无效。此时，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开始担忧巴尔干的动荡政局，这不仅威胁到穆斯林少数派，而且同样威胁衰弱的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王权。〔34〕 1913年，孟买一位最杰出的律师加入了穆斯林联盟，他不仅使该组织充满能量，而且试图拉近与国大党的关系。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1948）是一位年轻的法律人士，在孟买的事业很成功，他很快成为众所周知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的使者。真纳加入穆斯林联盟，点燃了联盟干部们的热情，虽然他的策略与避免骚动并依赖于谈判的圣雄甘地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取得了胜利，不过由于担心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王权，印度的政治激进派搞起了群众运动。英国既要与土耳其人作战，还要对印度的政治活动施加更多限制。与此同时，英国卷入了第三次英阿（阿富汗）战争，更加刺激了开伯尔山口这侧的穆斯林。〔35〕在这个节骨眼上，以倡导“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的和平政治著称的圣雄甘地从南非回到了印度，随后开启了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新阶段。〔36〕他的运动在促使各行各业的印度人参与政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1919年4月，在穆斯林领导们恢复伊斯兰王权运动的前夕，阿姆利则发生了惨案，导火索是英军不加分别地向一场和平集会开枪射击。虽然有官方的控制和无数逮捕事件，但甘地的超凡魅力和非暴力运动的自身界定，使他们拒绝与当局合作，并持续了一段时间。不过到1922年时，运动就松懈了下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伊斯兰王权运动中的联合也变弱了。早些时候，1919年的另一套改革方案“蒙太鸠—切姆斯福德法案”（Montagu-Chelmsford Act），给各省当选的议会分配了更多权力，虽然没有使印度人的选举权普遍化，但也使之得到了拓宽。结果各省现在变成了政治角逐的场所，除国大党和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外，一些地方党派也参与了进来，倡导地方性解决办法，将能量从过去关心全印度的事务转到现在关心地方性事务中去。

20世纪20年代，印度出现了过多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和意识形态性的党派，它们在争取独立的问题上有一致认识，但是对独立的方法和结果却有很大分歧意见。1927—1928年，英国议会指派“西蒙委员会”在印度考察蒙太鸠—切姆斯福德体制的实施情况，印度再次爆发了罢工和不合作运动浪潮，其不仅使更多印度人卷入政治，而且增加了党派之间的竞争。1930年，甘地开始了他自己的走向海边行动，目的在于废除盐税，同时召集印度人到他周围为独立而抗争，是时正逢英国政府邀请印度领导人去伦敦举行谈判。这次圆桌会议有许多地方性和全国性领导人参加，包括甘地、真纳和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5—1938）。伊克巴尔是杰出的穆斯林诗人和哲学家，曾在剑桥和海德堡求学，他试图唤醒印度穆斯林朝着更高的目标努力，包括某种形式的政治主权。与他同时代的学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也已从剑桥回国。他追随甘地的足迹，要复兴印度国大党（INC）。〔37〕在领导人们对于印度政治僵局和不确定的未来各抒己见过程中，1935年的法案最后出现了。按照法案，在英属印度11个省的选举中，国大党获得了9省的绝对多数选票。全印度穆斯林联盟的得票依然不瘟不火，虽然其完全能声称是南亚穆斯林最有影响力的声音。〔38〕这些省份国大党的部长们未能赢得穆斯林政治精英们的信任，特别是那些为自己社会谋求代表权的人。此时，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举行集会，将更多穆斯林拉到他的身边，并努力改进与地方穆斯林领导人之间的关系。〔39〕

五、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分离

1939年9月，欧洲突然爆发的敌对将印度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总督林立兹哥爵士（Lord Linlithgow, 1887—1952）并不信任国大党领导，特别是国大党在各省有一些自己的部长。二战的那些年间，圣雄甘地鼓动民众反对英国政府，国大党的另一部份在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 1897—1945）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和与轴心国联于，来谋求独立。〔40〕因为印度领导人和斯塔福·克里浦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领衔的英国代表团的谈判破裂，国大党的反抗在1942年的“退出印度运动”之后更趋剧烈。英印当局逮捕了罢工的国大党成员，甘地、尼赫鲁和一些其他领导也被投入狱中。形势的发展使真纳得以重新将“全印度穆斯林联盟”组织成唯一的全国性穆斯林政党。在此之前的1940年3月，穆斯林联盟曾在拉合尔举行年会，要求对次大陆领土进行重新分配，实质是创建未来的巴基斯坦国。这次决议中并未出现“巴基斯坦”这一术语，不过媒体和人们将“拉合尔决议”等同于要求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

真纳说话的底气越来越足，因为他得到了穆斯林学生、妇女和许多地方省份精英的支持，如旁遮普、孟加拉、信德、联合省或北方邦（Uttar Pradesh）与孟买。1944年，真纳与甘地举行会谈，试图改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日渐疏远的关系，同时就印度独立问题寻求一些共识。会谈没有结果，因为甘地不接受从印度中分出一块，成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甘地早已从国大党辞职，但他仍然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支持。他的朴素生活方式、对非暴力的信奉，以及为政治目的而斋戒至死的做法，引入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很是让殖民地政府气愤。1945年，总督魏匪尔爵士（Lord Wavell, 1883—1950）与国大党以及穆斯林联盟领导人之间的政治谈判，未能就英国撤离的时间表和此后的印度政治地图达成共识。〔41〕 1946年的一系列选举，确认了穆斯林联盟是穆斯林政纲的杰出代表，虽然国大党仍然拥护印度的统一。随着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两极分化的增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分化也在加剧，英国人试图劝说他们达成某些都能接受的框架。印度事务大臣佩西克·劳伦斯勋爵（Lord Pethick Lawrence）率领的英国议会代表团，努力让印度领导人们在印度联邦制式的独立基础上团结在一起，允许各省享有高度自治权，自己决定他们最终的政治前景。1946年，英国政府公布了解决印度问题的“内阁使团方案”，方案设计了一个中央权力比较微弱而各省享有较大自治权的联邦体制，允许地方根据人口的宗教构成组成一些区。虽然两党早期接受了这些建议，但后来都加以抵制。敏感地察觉到印度无法无天状态和社区暴力的升级后，英国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 1883—1967）宣布，英国承诺在1948年之前撤出印度。为了让撤离更加顺利，1947年3月，艾德礼提名英国皇室成员路易斯·蒙巴顿爵士（Lord Louis Mountbatten, 1900—1979）担任印度总督。尽管他努力让印度领导人之间达成了一些共识，蒙巴顿发现自己还是陷入了政治困境中。他最后决定将英国殖民地分成两个独立的国家。〔42〕根据分离方案，旁遮普和孟加拉随后也相应地被双方认可的新疆界一分为二，1947年6月，所有领导人都在方案上签了字。最终，在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和伴随的混乱中，巴基斯坦和印度于1947年8月14—15日分别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43〕蒙巴顿仍旧是印度总督，真纳成为新成立的巴基斯坦的领导人。

注　释

〔1〕一些近期的研究，参看Lawrence James: Raj: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Little, Brown, 1997; Niall Ferguson: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2003。

〔2〕 Simon Schama, Rough Crossings：Britain, the Slav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BBC, 2003.

〔3〕 K. K. Aziz: The Making of Pakistan: A Study in Nationalis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7.

〔4〕 Bipin Chandra: 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857—1947, Harmondsworh: Penguin, 1989.

〔5〕在有关帝国的、民族的、穆斯林的、印度教的以及地方主义的诸多解释中，性别和等级视角是较为流行的。参看Ranjit Guha and Gayatr Chakravorty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6〕 Farzana Shaikh: Community and Consensus in Islam: Muslim Representation in India, 1860—194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Iftikhar H. Malik: Islam, Nationalism and the West: Issues of Identity in Pakistan, oxford: St. Antony's Series, 1999.

〔7〕 Peter J. Marshall: Problems of Empire: Britain and India 1757—1813, London: Routledge, 1998.

〔8〕这些重要省区的统治者们从来没有自称为苏丹或者国王，但是，他们希望被人称为纳瓦布或者马哈拉贾。马拉特人联盟同样由一位高级部长统领，即帕什瓦（Peshwa），因此允许莫卧儿皇帝保留一些名义上的权力，实际上这位皇帝在很多时候是没有实权或可利用的资源的。

〔9〕 Omar Khalidi (ed.): Hyderabad after the Fall, Wichital: Hydeabad Historical Society, 1988; Muslims in Deccan: A Historical Survey, New Delhi: Global Media Publications, 2006.

〔10〕关于勒克瑙（Lucknow）文化更多的信息，参见Rosie Llewelyn-Jones: A Fatal Friendship: the Nawabs, the British, and the City of Luckno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1〕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历史著作中，提普苏丹都被视为英雄人物，他抗击英国殖民者，在1799年的反击中牺牲。他给法国、阿富汗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写了很多信，寻求帮助来对付东印度公司。他最喜爱的乐器是“提普之虎”（Tipoo's Tiger），现在陈列在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皇家博物馆。这件木质乐器的外形是被一只老虎撕裂的英国军人形象。对于许多南亚民族来说，这件乐器显示了提普苏丹对于外国殖民者的蔑视和反抗。关于他更多的说明，参见B. Shaik Ali (ed.): Tipu Sultan: A Great Martyr, Bangalore: University Press, 1993; Tipu Sultan: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Confrontation, Mysore: Geetha Book House, 1982。

〔12〕关于早期英印关系的有趣研究，参看William Dalrymple: White Mughals: Love and Betrayal in Eighteenth-Century India,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02。

〔13〕威莱斯莱（Wellesley, 1798—1805）是威灵顿公爵的兄弟，他确保从奥德获得了更多的领土，并在1801年打败了马拉特人势力。早在1799年，提普苏丹就已经被打败，威莱斯莱使拿破仑在埃及东部无法找到盟友。

〔14〕除在旁遮普与兰吉特建立了密切的盟友关系外，明托勋爵（1807—1813）还执行了抑制马拉特人势力的政策。经历了1814—1816年的长期敌视之后，尼泊尔和英属印度的边界终于在弗朗西斯·哈斯丁斯（Francis Hastings）当政期间得以划清。1818年，哈斯丁斯接受了廓尔喀人在尼泊尔问题上的要求，与这些人建立了亲密联系，甚至直到今天都给英国带去了更大好处。

〔15〕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On Secret Service in High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6〕 Andrew J. Major: Return to Empire: Punjab under the Sikhs and British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96.

〔17〕关于劳伦斯兄弟在帝国建立过程中所做的工作，详细内容参见Harold Lee: Brothers in the Raj: The Lives of John and Henry Lawr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卡尔·马克思同样批评英国对印度的剥削，因此，在英国控制次大陆问题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

〔19〕著名的史学家塔拉章德（Taracband）认为，“必须承认，反抗英殖民者的战争并不是由任何民族主义情绪所激发的，因为1857年印度在政治上还不是一个国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合作是事实，但两大社会领导人和追随者的行动，是出于个人的忠贞而非对祖国的忠诚”。参看，Tara Chand: The History of Freedom Movement, Vol Ⅱ, Delhi: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2，第42页；Percival Spear: India: A Modem Hist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20〕 William Dalrymple: The Last Mughal: The Fall of a Dynasty, Delhi, 1857, London: Bloomsbury, 2006.

〔21〕关于1857年历史最近的研究，参见Saul David: The Indian Mutiny 1857, London: Viking, 2006。

〔22〕赛义德·艾哈迈德是一位杰出的穆斯林领袖，他自己的家庭遭受了饥馑和流血牺牲，而他因一直在比吉诺尔（Bijnour）任政府官员，得以幸免。他研究了印度起义的原因，后来在阿里加建立了穆斯林学院。许多人都将他看做印度穆斯林最重要的改革者，甚至是巴基斯坦的首任创建者。

〔23〕最杰出的乌尔都语诗人、并以波斯语作品著称的加利布，在所写的信和诗歌中描述了当时对德里的破坏。他通过个人的联系（personal connections）得以逃脱，并将余生用于哀悼“旧德里”之死。

〔24〕连一些当时的官方记录，也强调了严重的穆斯林怨恨情绪，其因官方的报复行动而更加恶化。参看W. W. Hunter: The Indian Musalmans: Are They Bound in Conscience to Rebel Against the Queen?, London: Trubner, 1871。

〔25〕关于该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参见Thomas Metcalfe: The Aftermath of Revolt: India, 1857—187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26〕　关于英属印度的种种地方政权，参看Hermann Kulke and Dietmar Rothermund: A　History of India, London: Routledge, 1995。

〔27〕例如，信仰锡克教和穆斯林的旁遮普农民被认为有军事阶层特色，他们的自尊从来不允许他们逃离战场。细节参见David Omissi: The Sepoy and the Raj: The Indian Army, 1860—4940,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4。因为他们的参与，旁遮普士兵和高级将领们被派往运河殖民区新建的灌溉地，这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参军的积极性。因而来自“印度右臂”的一批忠诚农民们保证了无尽的兵源，直到1947年，甚至延续到之后的新国家。关于这个“流动社会”更多的细节，参看Imran Ali: Punjab Under Imperialism, London: I. B. Tauris, 1988。

〔28〕关于这个主题有趣而详尽的描述，参见Byron Farwell: Queen Victoria's Little Wars,　London: Allen Lane, 1973。

〔29〕关于印度教育和经济转型的更多细节，参看Judith Brown: Modem India : The Origins of an Asian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0〕瑙罗吉（Naoroji）是有信用的帕西人，一直在英国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在印度学生如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等的支持下，他赢得了伦敦北部芬奇利区（Finchley）的议会席位，并成为下议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非白人成员。

〔31〕他是一位聪明的人，被选入众人向往的印度内政机关任职，但是最终因为一些有争议性的指控而被迫离开。班纳吉（Banerjea）一生都在教育和宣传印度与英国的平等。

〔32〕戈卡尔是来自孟买的一位律师，作为一位立宪主义者，他通过谈判谋求印度人的政治权利，影响了诸如真纳这样的人。有关戈卡莱和蒂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 1866—1920）的更多细节，参见Stanley Wolpert: Tilak and Gokhale: Revolution and Reform in the Making of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

〔33〕 “如果说在19世纪到来之际，威莱斯莱的一代在对待印度时呈现出的是一种英国式的骄傲，那么20世纪到来时，寇松的一代展示出的是一种种族优越感和自负感的成熟形式，这种态度源自在维多利亚中期和晚期获得的推动力。”参看Sugata Bose and Ayesha Jalal: Modem South Asia: History, Culture，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第105页。

〔34〕北部印度穆斯林中的政治和文化潜流，参见Francis Robinson: Separatism Among Indian Muslims: The Politics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Muslims, 1860—1925,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再版）。

〔35〕这场战争最后以签订《拉瓦尔品协议》而收场，英国承认阿富汗的主权，双方承诺互不干涉对方事务。尽管此后几年内，阿富汗将经历另一场危机，国王阿曼努拉（Amanullah Khan）被一些指责将国家西方化的臣民推翻。有人怀疑英国背地里操纵了这种部族仇恨情绪。

〔36〕除他的自传和书信之外，还可参见Judith Brown: Gandhi's Rise to Power. India Politics, 1915—192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37〕关于尼赫鲁更多的信息，参见Stanley Wolpert: Nehru：A Tryst with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8〕 Ishtiaq H. Qureshi: The Struggle for Pakistan, Karachi: University of Karachi, 1969.

〔39〕关于英国和印度领导特别是真纳之间的复杂政治谈判，参看Ayesha Jalal: The Sole Spokenman: Jinnah, the Muslim League and Demand for Pak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Stanley Wolpert: Jinnah of Pakist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40〕关于印度革命的更多信息，参见Leonard Gordon: Brothers Against the Raj: A Biography of Sarat and Subhas Chandra Bose, New Delhi: Viking, 1990。

〔41〕魏匪尔的传记，可读Victoria Schofield: Wavell: Soldier and Statesman, London: John Murray, 2006。

〔42〕 Larry Collins and Dominique Lapierre：Freedom at Midnight,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7.

〔43〕当代巴基斯坦的观点，参见Chaudhri Muhammad Ali: The Emergence of Pakistan, Lahore: Research Society of Pakistan, 1973。

第六章　南亚的穆斯林与巴基斯坦的形成

印度次大陆居住着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穆斯林，1947年该地区的分裂是晚近世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成为南亚伊斯兰教的转折点。现在分裂为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的这个地区，在莫卧儿帝国衰落的最后几十年中，曾见证了英国力量的兴起。政治地位的下降加剧了印度穆斯林在教育和经济方面的痛苦感，他们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成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位的社会。在随后几个世纪的不同时期，穆斯林知识阶层和激进分子提出过种种解决方案，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们想出了要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出现，以及在1947年被分成两部分，是这一漫长穆斯林遗产的顶点。这个遗产自1720年后，似乎一直被分裂的和不利的力量所笼罩，隐隐约约的政治危机出现过多种纬度。传统上，印度居统治地位的穆斯林集团一直有着阿拉伯、突厥、波斯和阿富汗的血统，虽然后来印度人也成为不同王朝的掌权者。普通穆斯林像其他人一样过活，遍布整个次大陆。他们在印度河流域和东孟加拉的比例较高，但主要是乡村人口。印度一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形成了许多跨社会的桥梁，但宗教使得印度各社群保持了自己身份。穆斯林统治者经常通过捐赠土地帮助主要的乌力马（穆斯林的学者）和伊斯兰苏菲派神殿，但避免支持全盘改宗。即使穆斯林中心城市如德里、勒克瑙、法扎巴德和拉合尔，也不要求穆斯林占绝对多数；统治者也不想强制造成人口变化。本章中，我们仔细考察穆斯林在过去三个世纪中集体身份的地位问题，以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如何通过政治化的提升增强了这种话语，最终导致出现了巴基斯坦。另外，我们还想在英属印度内穆斯林多数区和少数区的这些发展中，找出建立巴基斯坦需求的来源，这一需求很快在“伟大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1948）领导的全印度穆斯林联盟（AIML）的信徒中累积。

一、复兴和改革：瓦利·阿拉、哲马鲁丁·阿富哈尼及赛义德·艾哈迈德·汗

在莫卧儿时代，穆斯林社会散居的特性以及他们因热爱土地而变成乡村群落，让一些大城市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担忧。穆斯林学者如德里的瓦利·阿拉（Wali Allah, 1703—1764）很是为统治精英和其宫廷的松懈行为不安。他认为t，只有一个强力立足于纯净传统的有力量的穆斯林政治权威，才能保护穆斯林不受内外威胁，特别是当古杰拉特、旁遮普和印度中部见证了地方性要求并展现强大的宗教身份时，尤其如此。〔1〕这类对印度的思考，沦为国内不稳定和欧洲殖民主义的牺牲品，使得瓦利·阿拉的子孙们为次大陆的状况究竟是和平土地还是战争之乡争论不休。因此南亚伊斯兰教的问题，也随印度自身特性和其多元化的人口而定。如同西班牙穆斯林在宗教裁判所和驱逐时期面对格拉纳达的即将衰落一样，在德里的瓦利·阿拉的信徒们也担心印度穆斯林正面临的黄昏，除非一些政治的和神学的修补能阻止这个状况发生。

印度本身已经被认为迷失在英国和地区性力量中，这些力量对穆斯林社会利益即便不是敌对的至少也是冷漠的，有关印度的争论在19世纪变得更为剧烈。诸如阿卜杜勒·阿齐兹（Abudl Aziz, 1747—1823）这样的穆斯林已经对过去历史产生意识，并天然带有对他们自己信仰的信心。不过，周遭穆斯林惨淡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令他恼怒。他是瓦利·阿拉的儿子，是德里杰出的学者，宣称印度会成为一个战争世界，只有当穆斯林将生活方式实质性地伊斯兰化时，和平才有可能建立。这位主要的学者知道莫卧儿王朝的君主无限依赖于东印度公司的施舍，知道其他地区的军阀并不可靠，他与在莫卧儿王朝首都的英国权臣如查尔斯·梅特卡尔夫爵士等保持着友好的关系。〔2〕在开始就指出如下这一点很重要，印度的穆斯林思想进程和激进主义是双头动议，一头是复兴，另一头是改革。复兴主义者通过神学院和教育努力，寻求一种回归草根的运动，现代主义者渴望同样的目标，但鼓励吸收现代性和西方化，这样就形成了伊斯兰现代派。这个意识形态的分歧，虽然常常模糊，但直到今天仍在南亚延续，当然并不只有穆斯林文化如此。

哲马鲁丁·阿富哈尼（Jamal - ud - Din al - Afghani, 1838—1897）是早期激进主义中一位主要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他见证了英印的巩固、穆斯林中普遍的失落感和统治集团内的分裂。一种重建式的话语反映了他的旅行和交谈，展示了复兴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的两面。他后来访问了中东，所作的关于复兴伊斯兰教的演讲不仅仅是一种神学，也是一种有力的政治信条，为他在埃及赢得了学生和追随者。〔3〕他的一个著名门徒穆罕默德·阿布笃（Muhammad Abduh, 1849—1905），随他一起去了巴黎。他们一起出版了阿拉伯杂志Urwatul Wussqa，旨在使穆斯林获得再生，但对泛伊斯兰联合运动也有更大反省。阿富哈尼对于土耳其之行很是失望，他在那里看到了严重的惰性和投降主义情绪，他的改革劝告招徕了伊斯兰王权的严肃官方谴责。阿富哈尼与其门徒们都既反殖民，也是泛伊斯兰主义者，然而他们没有谴责西方的教育和科学成就。因而他们的教诲，是寻求一种不把任何自我牺牲当成穆斯林的综合。

除阿富哈尼之外，印度最杰出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是赛义德爵士（Syed Ahmed Khan, 1817—1898），他在其漫长而多产的生涯中，开拓性地探索了种种教育和知识运动。〔4〕作为一名穆斯林糟糕状态的见证人，特别是在1857年的大混乱以及造成的英国之怒后，这位德里人忙于向英国和印度穆斯林双方发表辩论和出版物。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通过寻找理性的灵魂和吸收西方教育与伦理，来重新唤醒穆斯林。除了写作、译作、争论和演说之外，赛义德的最大贡献是在阿利加尔（Aligarh）创立了穆罕默德·盎格鲁一东方大学。1920年，这所大学成为穆斯林大学，被视为建立巴基斯坦这一要求的强力发动机。〔5〕他是一名务实的穆斯林，甚至出版了用乌尔都语写的详尽的《古兰经》评论。赛义德是一个改革者，但不严格地用复兴主义者的方式。他的目的当然是通过和平方式、依靠现代教育和理性来使穆斯林再生。他不赞同同时代人在迪奥宾（Deoband）和雷伊·百雷利（Rai Bareili）神学院提出的排他性方法。

在南亚穆斯林史的关键点上，赛义德爵士为理解伊斯兰教传统和现代主义，提供了先锋性的话语。赛义德超越了仅仅把伊斯兰教简单视为印度的一种疏离力量，或是视其为折中主义的一个主要部分，他提出了关于“穆斯林”、“印度人”以及欧洲主导的现代性等实质性问题。他并未变成一个抵制主义者，或是充当一个不加批评的模仿者角色，而是力图理性地解释这三种轨道。此外，他甚至给穆斯林的集体复兴提供了一些可能的选择。因而赛义德超越了批评者或分析者的惯常局限，是一个行动者。这位穆斯林理性主义者纵横驰骋，从易学的乌尔都语到德里历史遗产的文献整理，从伦理学到各教派的对话，从教育改革到神职的再阐述，一系列工作令他成为穆斯林再度觉醒的旗手。把他仅仅看作是一个枯燥的自然主义者，一个过于严肃的现代化支持者，或者是一个怀旧者，而非辩护式的伊斯兰改革者，是对他许多成就的错误解读。〔6〕

二、穆斯林现代主义者：赛义德·阿米尔·阿里，马姆塔兹·阿里及其他人

赛义德的一些同时代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改革做着基础性工作，他们用英语和乌尔都语写作，强调现代教育、性别权利以及各方更好的理解的迫切性。自1857年和官方的惩罚之后，一些传教组织也在传教中倍感有力，它们中甚至有的开始质疑先知和伊斯兰教神圣起源的正当性。〔7〕虽然英国殖民当局避免公开赞助福音事业，但西方传教士抛开个人层面的同情和支持态度外，知道许多印度人受英国权力和地位的压制，有可能会受到诱惑转变信仰。如非洲、澳大利亚、中国和西半球一样，欧洲的全球性殖民曾在这些广大地区为基督徒提供了珍贵而及时的前景，导致了当地基督教社区的出现。不过，在印度境内，除了“不可接触者”以及一些部落之外，既定的印度教、锡克教、袄教以及穆斯林社区抵制改宗，而是愿意从传教士界提供的教育和卫生设施中受益。虽说严肃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忙于在学术著作中驳斥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攻击，许多穆斯林乌力马甚至与他们的基督教同行展开详尽而公开化的辩论。〔8〕这些早期穆斯林法理学家和伊斯兰史学者中，赛义德·阿米尔·阿里（Syed Ameer Ali, 1849—1928）是一位先锋历史学家，他的《伊斯兰教的精神》和《撒拉逊人简史》恰逢其时地出现，是权威性的历史研究著作。这两本书写于19世纪下半叶，提供了伊斯兰教史和立足于原始材料的先知传记细节，不仅仅是对西方的和传教士式学者的驳斥，也是促进穆斯林中间阶级发展的一种有力方式。〔9〕如赛义德·阿米尔·阿里这样的个人，是现代教育的受益者，但憎恨他们同胞的防御式和辩护式态度。阿米尔后来移居伦敦，继续从事他的学术和政治事业，包括在1908年组织了全印度穆斯林联盟的伦敦分部。

印度北部对改革和现代教育存在一些抵制，但南部地区是非常接受的。诸如孟买和马德拉斯这类城市中，穆斯林中产阶级职业群体数量逐步增加。莫卧儿王朝衰落的一个结果，是北印度的许多神学院和乌力马失去了经济上的后盾，因而选择放弃或孤立，而在南部，他们的同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自力更生，并不渴望寻求官方赞助。如在孟买，提亚布吉（Tyabji, 1844—1906）于1876年创立了安居曼伊斯兰学校（Anjuman- i - Islam School），旨在输入现代教育，他的协会至今仍在运作一些教育机构。他是最早倡导妇女教育的穆斯林领导人之一，或许是第一位将其女儿们送到国外接受先进教育的穆斯林。在旁遮普的城市中，包括拉合尔和阿姆利则的安居曼（男性聚会的场所）在内的一些安居曼，为年轻男性开办学校，而希玛亚特（Anjuman - i - Himayat - i - Islam，缩写为AHI）则在旁遮普中部率先为男孩子和女孩子办起了学校。〔10〕希玛亚特（AHI）的年会在塑造拉合尔、阿姆利则和古杰兰瓦拉穆斯林的文化意识方面起了领导作用。年轻的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uhammad Jqbal, 1875—1938），这位印度穆斯林未来的诗人哲学家，正是在希玛亚特的年会上开始了吟诵诗歌之旅。20世纪40年代穆斯林联盟的干部们都有类似的城市中间阶级背景。〔11〕弗里曼基督教大学（The Foreman Christian College）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是旁遮普最早输入现代教育的同类机构，其形成要归功于美国的长老会。〔12〕作为最初的一个机构，拉合尔政府大学建立于1864年。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旁遮普大学、亚特奇森大学与梅奥艺术学校相继建立，都坐落在拉合尔。安居曼也在拉合尔和阿姆利则开办伊斯兰大学，白沙瓦的伊斯兰大学和拉合尔的伊斯兰英国东方大学都是慈善组织为回应年轻穆斯林不断增长的现代教育需求而建立。

女性传教士推动了一些闺房工作（为居家女性而提供），但她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健康问题和随后的教育。19世纪的穆斯林和印度教改革者们已经巧妙地准备好了教育的基础性工作，为女童设立的初级学校在1857年后不久就开始出现。这一领域的早期贡献是由大毛拉马姆塔兹·阿里（Mumtaz Ali, 1860—1935）做出的，他是穆斯林妇女权利的积极倡导者，写过一本劝导性的书《妇女的权利》，引发了该主题的一场争论。大毛拉马姆塔兹·阿里是赛义德的同代人，坚信男女是完全平等的。《妇女的权利》一书在创新和大胆的态度方面是革命性的，甚至连赛义德也劝说马姆塔兹·阿里不要出版，以免引起对他的严重敌意。事实上，赛义德本人也是妇女权利的勇敢支持者，这从他对《古兰经》的不完全评论中就可以明显看出来。他不得不公开放弃完成评论，正是因为迫于来自一些正统乌力马的压力。作为回报，他们同意支持位于阿里加的他的伊斯兰英国东方大学。由于对性别权利充满热情和信心，大毛拉马姆塔兹·阿里出版了他的著作，帮助了许多未来的改革者。他辩解说他的性别平等立场来自于《古兰经》和“全训”，在各种信仰妇女都完全居家的那些日子中，这种言论是不可思议的。大毛拉马姆塔兹·阿里还出版了一本乌尔都语杂志《妈妈》，在他妻子穆罕马迪夫人的编辑下，热情投身于教育和性别问题。她死后，他们的女儿承担了出版工作。〔13〕同样，另一位早期的穆斯林改革者沙伊赫·阿卜杜拉，也倡导女性教育，并在阿里加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其后来升格为学院，现在是阿里加穆斯林大学的一部分。

阿卜杜尔·拉提夫（Abdul Latif）的改革努力和富裕孟加拉穆斯林家庭对赛义德的帮助，强化了许多穆斯林心中建立跨地区联盟的愿望。一些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家庭，如拉合尔的米安家族、孟加拉的苏哈拉瓦迪家族，率先将他们家庭的女性送入学校。这些早期的行为榜样，有助于克服城市团体中存在的反对女性教育的偏见。〔14〕在分离前的几十年里，旁遮普省的穆斯林先驱们为普遍教育而做出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如米安·穆罕默德·沙非（1869—1932），他把女儿们送到高等学习机构去，鼓励她们积极参与政治。一些那时候的报纸，如大毛拉马赫布卜·阿兰姆的《派萨·阿克哈巴》（Paisa Akhbar）和《sharif bibi》，就是他女儿法蒂玛夫人编辑的，报纸鼓励父母们教育他们的女儿。即使如此，直到分离时，印度其他地区女性参与教育和职业依然很少。〔15〕乌尔都语在拉合尔的复兴始于19世纪晚期，不仅仅创作出一些小说、诗歌、戏剧的文学艺术杰作，而且帮助印度北部维系了一个城市的和自信的穆斯林社会。

三、复兴主义者与身份的形成

虽说城市地区现代主义者取得了一些进展外，但大多数印度穆斯林不是乡村农民就是工匠。也存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土地所有者阶层。总体说来，穆斯林中产阶级的发展是缓慢而分散的。〔16〕学术机构和乌尔都语出版物适时地孕育出隶属于一个独立穆斯林社会的自我意识；尽管主要推动力归功于复兴主义者，他们受到瓦利·阿拉教导的影响，在1831年“圣战者运动”和袭击溃败后，将注意力聚焦在神学院教育上。“圣战者运动”的领导者是赛义德·艾哈迈德（Sayyid Ahmed Barelvi, 1786—1831），为瓦利·阿拉之子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的学生。他从麦加和麦地那回来后，决心将英国人从印度赶走。〔17〕赛义德·艾哈迈德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实际以穆罕马蒂亚运动著称（Tehrik - i - Muhammadiyya）。他最亲密的助手是瓦利·阿拉的孙子沙·伊斯玛仪（Shah Ismail），他参与了艾哈迈德的清教和激进事业。聚拢了一些虔诚的追随者后，他采取了一个向整个印度地区进军的漫长而大胆的行动。在着手东印度公司之前，他们首先想把印度河谷从锡克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因而在向白沙瓦进军时，他们避开了拉合尔的兰吉特·辛格王国，迂回通过了信德省、俾路支省和普什图部落地带。这些穆斯林游击队员开始时赢得了对锡克军队的胜利，一度控制了白沙瓦，但一些有影响力的地方人士的逃亡和背叛，最终导致他们从白沙瓦被驱逐。1830年，他们最后到达巴拉科特（Balakot），这是哈扎拉低地山区的一个小镇。在1831年的一次决定性战斗后，圣战者运动的领导人和一些追随者都被锡克军队消灭。圣战者运动因后勤和技术原因，未能将锡克人从老巢中逐出，锡克人与英国人才能把圣战者描绘成不宽容的瓦哈比并加以抑制。圣战者曾受到阿拉伯复兴主义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布（Muhammad Bin Abdel Wahhab, 1703—1787）学说的教导。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圣战者运动” 〔18〕在斯瓦特山区和横跨印度一阿富汗边境的部族地区活动。英国人不得不经常借助军事行动，以打击地方普什图人对他们的支持。〔19〕

在孟加拉，另一位同时代的穆斯林学者哈吉（Haji Shariat Ullah, 1781—1840）在农民和织工中组织了法莱滋运动（Faraidhi Movement），鼓励他们关心职责，这是清教传统中的基本实践和信仰。如同瓦利·阿拉和塞义德·艾哈迈德一样，他坚持摒弃革新，表现出强烈的反英情绪。他死后，事业由其儿子米安（Dudhu Mian, 1819—1862）继续着，米安将运动转变为拒绝纳税并同时抵制印度地主的反抗运动。法莱滋运动一度试图将土地与无地的穆斯林农民纠缠在一起，以加固穆斯林的团结，然而不久便意识到，这个简单的挑衅不会有助于反抗盘踞的统治或是已经确立地位的士绅。法莱滋运动遵循伊斯兰政治的早期模式，依赖于宣传册、政治化、建立组织和出版业，带有文化上重新界定的热望。与穆斯林游击队员一样，他们代表了一部分小城镇穆斯林的孟加拉意识，其清晰展示了和平本性的“正统”特征。〔20〕

见证了英印统治特别是1857年后的明显无敌性，并受到内省时期复兴穆斯林民众的热情所激励，一些穆斯林乌力马试图组织神学院的教育。与改革派一样，他们把寻求穆斯林的幸福看作通过严格教育能达成的最后理想，不过这种教育的重点、手段和大纲完全不同。总体上没有抛弃圣战者运动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在从事任何激进主义事业之前，穆斯林民众必须要了解他们自己的乌尔都语和阿拉伯语的伊斯兰遗产。与印度教的雅利安社（Arya Samaj）一样，他们相信通过有计划的组织工作能促进印度穆斯林的伊斯兰化，这其中神学院的课程将起主导作用。不过这些复兴主义者中的一个教义组织，强调清教的和排他的方法，将苏菲派圣徒和他们的神龛看成非生产性的和宿命的。与之相反，另一拨人将圣徒和神龛看作是造物主和人类之间的媒介，因而接受融合的信仰方式。从印度穆斯林中，迪奥宾神学院要求一种回归根本的、直译的和清教的伊斯兰版本。按照这个复兴主义学校的要求，强烈否定现代性会加速他们回归遗失的伊斯兰天国的再现之路。迪奥宾神学院的创立者和领导人将信仰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寻求伊斯兰教的复兴，突然停止公开的圣战或对统治的军事挑衅。〔21〕在迪奥宾神学院受到训练的一代代乌力马们，在全印度建立了类似的地区神学院，实行迪奥宾的课程，延续数十年之久，引入了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宗教政治党派。迪奥宾的伊斯兰教在机构设置、出版和训练未来的传教士方面，逐步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这些未来的传教士们将接受严格的清教徒式的伊斯兰教，经常被误以为是瓦哈比式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与阿拉伯内志（Najd）和海志（Hejaz）的运动联系很有限。他们是受南亚政治内在的张力和挑战所激发而成。

迪奥宾神学院于1867年建立，此后不久，另一所神学院在乌塔尔邦的雷伊百雷利（Rai Bareilli）镇建立。与迪奥宾神学院不同，后者在伊斯兰的神秘传统中寻找穆斯林再生的可能性。他们把苏菲派圣徒看作是造物主和人类之间的媒介，指导老师们和未来的校友们把他们的伊斯兰精神放置在融合的印度文化中。大多数南亚的穆斯林是苏菲派传统的追随者。这是雷伊·百雷利方法保持优势的地方。这并不是说苏菲派伊斯兰教完全不关心政治与避开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特别在涉及到基本信仰、包括其坚定不移地尊重先知方面。雷巴雷利式的伊斯兰教在次大陆的沉思围绕特定的苏菲派顺序，包含定期的仪式，与迪奥宾神学院的不同，允许在神学院或活着的圣徒前有献祭的音乐和舞蹈。雷巴雷利穆斯林的人数超过了其他清教团体，不过他们不欣赏制度性的体制和迪奥宾神学院的严格，因此他们是分散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迪奥宾的乌力马们于1920年组成了印度乌力马组织（JUH）。其支持泛伊斯兰情绪并在英印基拉法特运动的激进阶段得到发展。〔22〕与印度国大党的政纲相同，这些乌力马倡导印度独立，同时支持泛伊斯兰身份。他们中的一些人组织了诸如圣训派（Ahl - i - Hadith）和宣教派（Tabligh）这样的派别，支持激励边缘地带的穆斯林接受伊斯兰教更严格的版本，故意避免卷入政治。在20世纪20年代，印度国大党和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大部分时间占优势地位。基拉法特运动导致的政治化和1919年的蒙太鸠—切姆斯福德改革地方化了印度的政治领域，因为一些当地势力被转移到省议会。〔23〕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意识形态的和地区性的党派提出了多种政治方案。除去乌力马组织外，印度共产党、印度大会党、锡克人党、自由伊斯兰议会、克里希纳神党（Krisha Projak）、卡克萨尔运动（Tehreek - i - Khaksar）、旁遮普国民团结党和红衫军通过平民主义政治竞相争夺相似的目标。许多这类党派在有魅力的领导人的主持下，定期召开集会、派发宣传品、举行由各自自愿者参加的游行。就穆斯林政党而言，从这一时期寻求他们的群众基础，印度穆斯林过去一直为奥斯曼伊斯兰王权的政治命运而不安。〔24〕这些地区性的和宗教政治团体，使用源于宗教或意识形态、历史、领地、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不同文化和民族符号，来号令他们的事业。就这样，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在其职业生涯早期不得不与广泛的力量角逐，大部分情况下是作为一个穆斯林现代主义者组织的身份出现，该党最终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巴基斯坦的要求。

四、全印度穆斯林联盟、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全印度穆斯林联盟成立于1906年，被认为是1940年前在英印领导穆斯林利益运动的组织，由它开始倡导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在律师和有改革头脑的穆斯林领导下，其在南亚穆斯林政治化过程中充当了先锋角色，穆斯林占印度总人口的1/4。这些印度穆斯林，从历史性的开伯尔山口到缅甸边境，组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穆斯林社会，分为数个文化群落集团。不过与同样各式各样的印度人口相比，穆斯林仍旧只是一个少数民族，在许多情况下，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属于下层社会。印度国大党包括有少量穆斯林精英，不过该党逐步处于有巨大影响的印度领导人如蒂拉克（B. G. Tilak）的支配下，其在孟加拉1905年分裂为两个行政单位后获得了更多动量。国大党煽动性的政治策略与英国宪政改革的承诺相符，使得少量印度人能够参与当地事务。在担忧和期待中，穆斯林职业精英群体，与一些地主团体一道，于1906年会见了总督明多勋爵，寻求在即将到来的改革中保卫他们的社会。他们成功的游说，保证了他们拥有独立的全体选民，在当选的地方组织中有足够的穆斯林代表。这也使得他们意识到他们的集体需要创立常设性组织，既可以作为压力集团，也可以充当有效的监督者。可以理解的是，穆斯林政治形态的开拓性努力，如同现代主义者和复兴主义者表达的那样，扎根于穆斯林少数民族省份，那里有巨大的弱势感和其他的不平衡感。在北方邦和德里这样的地区，这些穆斯林精英和信奉印度教的多数派力量对抗，以及印度政治朝着印度教多数的重新定向，使穆斯林分离主义的意义变得明确。〔25〕

全印度穆斯林联盟1913年获得了一份动力，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1948）这一年参加了该组织。真纳信奉两个印度政党的合作，因为这个世俗律师的努力，两党同意达成一项共识。1916年的《勒克瑙协定》保证了省立法机构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席位划分，推动了两党一段时间的合作。合作直到20年之后才结束，当时国大党在1937的选举中获得重要成功后，倾向于忽视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在一些省份中国大党领导的部门和他们的单边策略，只是加快了印度穆斯林从英印分离出去。圣雄甘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不合作运动时，伟大领袖真纳正忙于重新组织联盟与地区领导人建立合作。在1940年拉合尔的年度会议上，联盟决定寻求政治主权的目标，其很快以建立巴基斯坦的需求而著称。英国对于战争的偏见和党内分歧的加剧，不仅使双方关系变得紧张，也进一步扩散了建立独立穆斯林国家的需求。

真纳是一个自由派穆斯林，坚持印度的统一、平等和独立高于他们的民族和宗教身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真纳为印度教徒—穆斯林的统一来赢得独立而努力奋斗。〔26〕在20世纪20年代，紧随不同社会中变化不断的政治结盟和竞争，真纳对国大党尼赫鲁1928年的报告感到失望，报告拒绝对教育和职业群体中代理机会不足的广大穆斯林发表看法。30年代早期的圆桌会议失败后，真纳决定在伦敦从事法律工作，不过他很快被诸如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和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 1896—1951）这样的朋友说服，回到印度领导全印度穆斯林联盟与英国、国大党和复兴主义者的斗争。穆斯林复兴主义者，虽然有些有用的论坛并浸透了解放者的热情，但缺乏任何解决穆斯林处境的确切项目，一直在地区性和统一性决心之间徘徊。穆罕默德·伊克巴尔是不切实际的诗人和哲学家，一直寻求穆斯林的复兴，尽管他反对地区性民族主义，但感到印度穆斯林需要获得主权以作为知识和文化重生的先导。〔27〕在他看来，除在他们的辉煌传统和过分充满能量的现代性之间找到综合外，只有通过政治诉求，才能恢复必要的社会感。自1930年在阿拉哈巴德的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年会上发表过演讲后，伊克巴尔的思想开始赢得更广泛的听众。他关于政治上重新定位和文化自我意识的劝告，是通过赋予乌尔都语和波斯语文学作品同等权利来实现的。伊克巴尔的信息，给处在复杂和多元文化次大陆的许多穆斯林提供了更大的希望，这就是逐步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瑞莫特（Chaudhary Rahmat Ali, 1895—1951）是剑桥大学泛伊斯兰的学生和思想家，在其1933年的一本专著中，他建议创立几个穆斯林国家，以回应印度不同地区穆斯林人口的要求。〔28〕他建议用巴基斯坦指称印度河流域，包含旁遮普、阿富汗、信德、喀什米尔和俾路支省。他的《现在或永不》一书也建议为孟加拉的穆斯林单独建一个国家，海德拉巴的尼查姆国重新组织为奥斯曼斯坦国。〔29〕虽然巴基斯坦的观念直到40年代早期才被全印度穆斯林联盟正式采纳，但已经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在1946年大选中，其成为许多印度穆斯林的共同信念。

虽然有如真纳和伊克巴尔这样的卓越领导人，但在很长时间内，全印度穆斯林联盟主要由来自穆斯林少数地区如乌塔尔普拉得什邦、马德拉斯和孟买的精英组成，直到二战期间才变成一个群众性组织。其意识形态竞争对手有乌力马组织这样的复兴派，和地区性竞争者如旁遮普的联合党、前线的红衫军。乌力马组织与其不同地区的稍小合作者并不相信现代派和他们现代穆斯林国家的理想，他们也不相信这些领导者的伊斯兰信条。〔30〕联合党在旁遮普联合了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地主，是在法兹勒爵士（Sir Fazl Husian, 1877—1936）领导下于1924年旁遮普议会中形成的。法兹勒爵士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一直努力通过打造跨社会的联盟，来帮助旁遮普的穆斯林。〔31〕 1936年他死后，哈亚特（Sikandart Hayat Khan, 1892—1942）领导了这个组织。这个集团在1937年的选举中获胜后，他成为旁遮普的部长。哈亚特与真纳1937年在勒克瑙签订了一份协议，保证他支持全印度穆斯林联盟。〔32〕哈亚特1942年12月突然死亡，一位来自库沙布的联合党穆斯林希扎尔·哈亚特（Khizr Hayat, 1900—1975）成为旁遮普的部长，并开始抵制穆斯林联盟将联合党融合进入他们的要求。〔33〕 1944年后，真纳和希扎尔的分裂更为严重，1947年大众的抵制最终导致了希扎尔任期的终结，旁遮普的议会现在拥有联盟的多数派。

在西北边省（NWFP），因为有超凡魅力的阿卜杜勒·加法尔汗（Khan Abdi Ghaffar Khan, 1890—1988），全印度穆斯林联盟的影响一直比较弱。加法尔汗是一个基拉发主义者，他将普什图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概念的普遍幸福和公共服务结合在一起。〔34〕他与印度国大党结盟，总是与全印度穆斯林联盟保持距离。加法尔汗1929年组织了红衫军，目的在于在社会服务中寻求荣誉，并从事甘地式的非暴力政治。他的兄弟沙赫布博士是该省的首席部长，由于在议会中的微弱多数地位，如同希扎尔·哈亚特一样，他也面临联盟支持者组织的大众挑战。虽然有群众运动，国大党—红衫军内阁还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在联盟领导的群众请愿的反对下，该省的未来最终被决定交给民意。民意投票在权力更替的那些疾风暴雨的日子里举行，旨在让边境区的人们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做出选择。〔35〕红衫军对于这一举动的未来没有把握，故大部分抵制投票。相反，联盟要求建立独立穆斯林国的口号，早已在普什图族和西北边省的其他穆斯林团体中深入人心。1947年大选，按印度人的心理来说，是不允许其脱离后组成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样就为该省加入巴基斯坦铺平了道路。虽然有一些红衫军的抵制，1947年投票赞成巴基斯坦的结果是十分关键的。〔36〕

新成立的信德省1936年从孟买分离后，继承了围绕土地和城市精英为主的活跃的政党政治。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得以进入该省立法机构，早在1940年，信德议会在G. M．赛义德（1904—1995）的领导下，已投票支持“巴基斯坦”，很久后议会成为印度领导和殖民地政府之间宪政谈判的中流砥柱。〔37〕在孟加拉，全印度穆斯林联盟把自身当成穆斯林文化和经济利益的主要捍卫者，变成了一个值得实现的乌托邦。〔38〕在穆斯林联盟富有经验的老手侯赛因·沙赫德·苏拉瓦迪（Huseyn Shaheed Suhrawardy, 1892—1963）领导下，孟加拉开始寻求独立。不过如旁遮普一样，其人口统计将其推向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分离的方向。最终东部区域从西孟加拉分离开来，构成了这个年轻穆斯林国家的东翼。〔39〕在阿萨姆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区域所做的民意调查，也证实绝对多数人支持巴基斯坦，因而东孟加拉与锡尔赫特（Sylhet）一道成了东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包括俾路支的不同行政区在内，被称为西巴基斯坦，真纳于1947年8月14日成为巴基斯坦第一位总督。真纳的亲密知己，里亚克特·阿里汉成为首任总理。世界上第五大国家出现了，但是早被长达1000英里的印度领土分隔为东西两翼。在两个年轻民族国家之间出现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潮和逐步增加的互不信任中，巴基斯坦于8月14日正式诞生于卡拉奇。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在伊克巴尔死后9年、拉合尔决议之后7年，催生了这个国家。拉合尔决议曾预想了英印穆斯林人口多数地区的领土重新定义问题。这个过程是平稳顺利的，但同时也给如凤凰般浴火重生的、体现出不同地理和文化特征的新国家带来了严峻挑战和忧虑。

注　释

〔1〕瓦利·阿拉将《古兰经》翻译成了巴基斯坦文，印度穆斯林教徒于是能够更容易地接受宗教教义，而不用依赖阿拉伯文，毕竟这不是他们的母语。他自己的著作、布道以及与同时代穆斯林领袖的书信，为他赢得了崇高地位，使他成为印度穆斯林复兴的源泉。与瓦利·阿拉有关的更多信息，参见A. D. Muztar : Shah Wali Allah : A Saint - Scholar of Muslim India, Islamabad: National Commission on Histor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1979; J. M. S. Baljon: Religion and Thought of Shah Wali Allah Dihlawi 1703—1762, Leiden: Brill, 1986。

〔2〕 William Dalrymple: The Last Mughal : The Fall of a Dynasty, Delhi, 1857, London: Bloomsbury, 2006, pp. 33, 64。令许多传统性的乌力马烦心的是，他的兄长阿卜杜勒·卡德尔（Abdul Qadir）已经将《古兰经》翻译成乌尔都语，因此更多的印度穆斯林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宗教文本。

〔3〕关于他的生平及成就，详见Nikki R. Keddie: An Islamic Response to Imperialism :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Writings of Sayyid Jamal al - Din al - Afghan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4〕 Hafeez Malik: Sir Sayyid Ahmad Khan and Muslin Modernization in India and Pakist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5〕有关早期阿利加尔毕业生的研究，参见David Lelyweld: Aligarh's First Generation Muslim Solidarity in British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再版）。

〔6〕关于此人更多的信息，参见S. M. lkram: Modem Muslim India and the Birth of Pakistan, Lahore: Institute of Islamic Culture, 1995。

〔7〕关于这个主题更丰富的信息，参见K. K. Aziz: Britain and Muslim India : A Survey of British Public Opinion vis - a - vis the Development of Muslim Nationalism in India, 1857—1947, London: Heinemann, 1963。

〔8〕 Avril Powell: Muslims and Missionaries in Pre - Mutiny India, London: Curzon Press, 1993.

〔9〕 Syed Ameer Ali: The Spirit of Islam, London: Christophers, 1922; A Short History of the Saracens : Being a Concise Account of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Saracenic Power and of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the Arab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24.

〔10〕 Ahmad Saeed: Islamia College Ki Sadd Sala Tarikh（乌尔都语），Vol. I , Lahore: Research Society of Pakistan, 1992; Anjuman - i -Islamia Amritsar, 1873—1947（乌尔都语），Lahore: Research Society of Pakistan, 1986。

〔11〕 David Gilmartin: Empire and Islam : Punjab and the Making of Pakistan, London: I. B. Tauris, 1988.

〔12〕关于其历史以及美国—南亚早期的商业、教育、文化和政治的交流，参见Iftikhar H. Malik : U. S - South Asia Relations, 1783—1940 :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lamabad: Area Study Centre, 1987。

〔13〕赛义德和他家人在文学和社会层面所做的贡献，极大提升了次大陆穆斯林人的教育和求知意识。他的儿子塔吉（1900—1970）是最杰出的乌尔都语剧作家之一。他的天才妻子海贾布，树立了自己杰出的文学形象，并一直为妇女教育作出贡献。

〔14〕这个领域的两部自传为阿什拉夫的性别教育提供了有用信息。Jahan Are Shahnawaz, Father and Daughter : A Political Autobiography, Karachi: Oxfor University Press, 2002（再版）；Begum Shaista lkramullah : From Purdah to Parliament,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再版）。

〔15〕法蒂玛（1890—1958）是一位教育家，从早年就在旁遮普和西北边省积极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1947年，她在旁遮普与其他来自全印穆斯林联盟（AIML）的女性，在抗议联邦内阁的示威中被拘留。1946年，她还在比哈尔（Bihar）的反穆斯林暴乱过后，从事过社会福利工作。

〔16〕关于这个主题更多的信息，详见Aziz Ahmad: Islamic Modernism in India and Pakistan, 1857—196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7〕这场伊斯兰圣战运动（吉哈德运动）起源于德里附近的地区，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没有直接联系，尽管萨依德·艾哈迈德在汉志（Hejaz）生活了多年。吉哈德运动在部族地区持续了相当长时间，这是在1857年起义后很久，英国官方大肆诬蔑其为在瓦哈比道路的氛围中发生的。W. W．亨特的书对此运动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并且被用来宣扬穆斯林对英国殖民者永久的仇恨。参见W. W. Hunter: The Indian Musalmans : Are They Bound in Conscience to Rebel Against the Queen? London: Trubner, 1871。阿齐兹（Shah Abdul Aziz）为他的弟子赛义德·艾哈迈德、侄子伊斯梅尔（Shah Ismail）以及女婿哈维在印度开展吉哈德运动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这场运动的三位领袖把时间花在了孟加拉，与加尔各答、吉大港、诺阿卡利、以及江布尔的激进分子们建立了联系。“吉哈德运动失败了，但产生的热情不限于德里。”Ikram，第12页。

〔18〕一些穆斯林起义者和印度兵参与了1857年的骚乱，并自称为“穆贾哈定”，意为神圣的勇士。William Dalrymple: "The Last Mughal and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ew Statesman，2006年10月6日，pp. 34—36。

〔19〕一些作家认为该地区的吉哈德运动与9·11之后的抵抗有相似之处。他们还倾向于在印度吉哈德运动与阿拉伯瓦哈比教徒之间寻求更多的联系，这仍具有很多争议。参见Charles Allen: God's Terrorists : The Wahhabi Cult and the Hidden Roots of Modern Jihad, London: Abacus, 2007。

〔20〕与这个主题相关的一项研究阐释了“穆斯林人”这个宽泛的概念。参见Rafidddin Ahmed: The Bengal Muslims, 1871—1906 : A Quest for Identit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更多细节，参见Barbara Metcalf: Islamic Revival in British India : Deoband 1860—19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Muhammad Qasim Zaman: The Ulama in Contemporary Islam : Custodians of Cha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22〕印度穆斯林很担心在一战中战败的奥斯曼伊斯兰王权会被去除，他们想维持这个全世界穆斯林的主要标志。

〔23〕关于这个基础以及其后发展的有趣评论，参看M. Yunas Samad: A Nation in Turmoil: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Pakistan, 1937—1958, New Delhi: Sage, 1995。

〔24〕在政治和经济衰落的这个时期，许多穆斯林，尤其是印度的穆斯林，甚至将力量微弱的奥斯曼伊斯兰王权视为穆斯林世界具有历史意义的痕迹，担心希腊的民族统一主义和联合入侵会永久削弱它。同时，他们还被阿拉伯半岛圣地的未来前景所困扰，因为很多酋长正忙于争夺权力，圣地现在没有得到保护。维护伊斯兰王权和圣地的运动吸引了印度穆斯林的注意力，运动是由泛伊斯兰主义者所领导的。阿里兄弟，哈基姆、伽法尔汗、赛夫德（Saifud Din Kitchlew），穆克塔（Mukhtar Ansari），以及其他许多人都领导了这场基拉法运动，其后由于1919年甘地的加入，基拉法运动演变成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大规模运动。关于基拉法运动更多的信息，参见Gail Minault: The Khilafat Movement :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Political Mobilizaiton in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 Naeem Qureshi: Pan - Islam in British Indian Politics : A Study of the Khilafat Movement, 1918—1924, Leiden: Brill, 1999。

〔25〕 Francis Robinson: Separatism among Indian Muslims : The Politics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Muslims, 1860—192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6〕更早期的一本文笔优美的传记，参见Hector Bolitho: Jinnah : the Creator of Pakista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7〕 Muhammad lqbal: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Thought in Isla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28〕 K. K. Aziz: Rahmat Ali : A Life,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87.

〔29〕 Choudhary Rahmat Ali: Now or Never,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Openness Press, 2005（再版）。

〔30〕乌力马组织的领导者们，比如侯赛因（Husain Ahmad Madani）和阿布（Abul Kalam Azad）推崇印度国大党所采取的混合民族主义形式。参见Maulana Abul Kalam Azad: India Wins Freedom, Delhi: Orient Longman, 1988; Mushirul Hasan : Nationalism and Communal Politics in India, 1916—1928, New Delhi: Mnohar, 1979; Legacy of a Divided Nation : India's Muslims sinc Independence, London: Hurst, 1997。

〔31〕参见Azim Husain, (ed.) : Mian Fazl - i - Husain : Glimpses of Life and Works, 1898 —1936, Lahore: Sang - e - Meel Publications, 1993。

〔32〕　关于此人更多的信息，参见Iftikhar H. Malik : Sir Sikandar Hayat Khan : A Political Biography, Islamabad: National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1985。

〔33〕详见Ian Talbot, Khizr Tiwana: The Punjab Unionist Party and the Partition of India, Richmond: Curzon, 1996。

〔34〕详见M. S. Korejo: The Frontier Gandhi : His Place in History,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5〕详见Sayed Wiqar Ali Shah: Ethnicity, Islam and Nationalism : Muslim Politics in the North - West Frontier Province,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6〕纪实性的和相应的细节，见Saleem Ullah Khan (ed.): The Referendum in N. W. F. P. 1947, Islamabad: National Documentation Centre, 1995。

〔37〕之后，G. M．赛义德成为信德国的象征，或者说是一个独立信德的标志，参见M. S. Korejo: G. M. Syed : An Analysis of His Political Perspectives,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8〕 Taj Hashmi: Pakistan as a Peasant Utopia : The Communalization of Class Politics in East Bengal, 1920—1947, Boulder: Westviews, 1992.

〔39〕 Tazeen M. Murshid: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 Bengal Muslim Discourses, 1871—1977, Calcutt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第七章　巴基斯坦立国：1947—1958

如同其他后殖民国家一样，巴基斯坦一再面临统治方式问题，有凝聚力的国家观念所需要的共识政治体制常常显得很遥远。频繁的军事接管以及东巴基斯坦于1971年分裂为主权国家孟加拉，正是该弊病的症状显现。在独立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巴基斯坦人大体有共同的民族意识，官方语言为乌尔都语，经济上是独立的，这要归功于印度河流域的历史和生态面貌。不过，与宗教团体和其现代主义反对者之间纠纷相伴随的民族和地区紧张关系，一直使该国忙于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争论。尽管自1947年立国以来一直面对严重经济上的、结构上的和地缘政治的困难，巴基斯坦的制度建设、经济活动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前线角色依然十分重要。1947年，英国匆匆从次大陆撤走，除释放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越境移民潮外，还在印度教徒、穆斯林与锡克教徒中增添了社区骚乱。在互相猜疑，以及因边界、财产、双方宗教少数派的未来地位等问题引发的冲突氛围中，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年轻的国家诞生了。

这个年轻的穆斯林国家面临的一系列严峻考验中，有一项是地理上分隔为两翼，彼此相距1100英里，印度像一道屏障位居其间。结果证明，正是这道屏障成了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都见证了世界上最大的移民潮，通过各种方式移民的总人数达1.4亿人。大部分人通过陆上路线迁移，很容易成为有组织袭击的目标，招致了不加区别的屠杀、团伙强奸和绑架案。在英印最多元并且竞争最厉害的省份旁遮普，发生了由地方自治主义犯罪分子针对无辜群众的大屠杀罪行。徒步或坐火车迁移的无助难民们经常受到袭击，而一些集团仇恨不属于他们自己信仰社会的人群，无法无天，绑架了数千妇女。各方都有暴行，但考虑到有更多穆斯林在迁移，从遥远的地方穿越印度，他们通往巴基斯坦的旅程相应地常常更不顺利。根据一些学者估计，有100万穆斯林失去了生命，大约5万名女性遭到绑架，只有仅仅8000人得以生还。在这场对立宗教间的狂暴中，约有1万名非穆斯林女性遭绑架，根据事后调查，有6000人得以生还。〔1〕 800万穆斯林来到巴基斯坦，而约有500万难民离开了变成穆斯林社会的家园去往印度。在一些宗教之间的伤害中，连孩子和老人都未能幸免。两个主权国家的诞生伴随着民族伤害、宗教失和以及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甚至数十年后，这仍旧是双方痛苦的回忆。

卡拉奇被选为巴基斯坦的新首都，以伟大领袖著称的真纳宣誓就任第一位总督，里亚格特·阿里汉被选为首任总理。巴基斯坦的第一届制宪会议有69名成员，这是在英国统治时期的1946年就选定的，旨在为新国家制定宪法和其他必要的立法。不过，巴基斯坦还需要另外9年才能有自己的宪法。与此同时，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暂时充当这个新国家的过渡宪法。卡拉奇以前是一个濒临阿拉伯海的小渔村，因其靠近海湾并有铁路网与印度河谷相连，而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商业和战略地位的港口。还有，卡拉奇远离西翼腹地，而东孟加拉又在数百英里之外，卡拉奇只是挤在印度和孟加拉湾之间。独立后的数星期内，卡拉奇变成一座人口拥挤的城市，到处充斥着穆斯林难民。卡拉奇缺乏市政基础设施以容纳数百万无根的群众，不过政府与当地的信德居民，给这些被称作移民的难民们提供了土地和居所。因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和职业才干，许多移民变成了新国家的最早一批重要人物，虽然旁遮普人仍旧占据武装力量和警察中的多数。从地理、规模和种族来看，西翼比东孟加拉更复杂，东部只是一个三角地，大部分居民是说孟加拉语的穆斯林，小部分是说乌尔都语的移民。

1947年夏天，许多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离开旁遮普去往印度，而来自印度旁遮普和其他遥远省份的穆斯林则选择西移。很快，像拉合尔、木尔坦、古杰兰瓦拉、莱亚尔普尔（费萨拉巴德的旧称）、拉瓦尔品第和锡亚尔科特这样的城市，因涌入过多难民而四散延伸。除去信德和旁遮普，东孟加拉也接受了大规模的难民，许多人并不是孟加拉人，孟加拉是这800万人定居的首选。他们散居在不同城镇，随后对撤离者的土地分配，帮助他们移出了紧随分离而出现的临时性棚户，不过他们经受的创伤要经过很多努力才能得到医治。真纳已经72岁了，因慢性气管炎而变得虚弱。当许多土邦，包括克什米尔，变成正出现的印巴关系中的麻烦时，他一度穿越各省，亲自去指导各难民定居点。〔2〕

正在撤离的英国统治者曾建议565个印度土邦与其中之一的继任邦谋求统一，记住他们各自的领地位置和人口现状。三个土邦自建立一开始就给印巴关系造成了巨大挑战。

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战略地位而闻名，大小与英国相等，86000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有高山、繁茂的山谷以及包含印度河水系在内的巨大河流。克什米尔人口的大部分是穆斯林，与现在组成巴基斯坦的地区有良好的历史和商业联系。这个邦嵌在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正如统治者对该土邦的未来所担心的那样，许多穆斯林起来造反，到1947年10月，已将北部和西部领土从其控制下夺取过来。他们得到了巴基斯坦普什图族志愿者的支持，他们的稳步前进让印度总理尼赫鲁感到忧虑。两个邻邦之间的巨大猜忌伴着创伤性的地方自治主义支配了南亚，印巴新组建的军队极不情愿地陷入了克什米尔战争。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双边和平谈判只是加重了军事僵局，直到新近成立的联合国应邀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后来的一些决议和1965年、1971年的战争冲突，90年代的另一次武装反叛，以上状况使得直至现在，克什米尔争端仍然悬而未决。克什米尔边界是世界上最牢固的边界，喜马拉雅山与喀喇昆仑山已经变成高海拔的战场。〔3〕此外，有关克什米尔未来命运的争端已经孵化了印巴之间的不和，在克什米尔穆斯林中增加了严重的疏离感，他们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经陷入绝境。〔4〕

除去克什米尔，南部印度的海得拉巴邦也给印巴关系造成了一些摩擦。当地人多数是印度教徒，但统治者却是一个穆斯林王公，他希望保持独立。尼赫鲁派入军队，侵吞了这个领地与法国相当、享有主权已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土邦。许多海得拉巴的穆斯林在巴基斯坦找到了庇护，虽然巴基斯坦从未要求过那块地方。这些人口和政治状况严重影响了德里和卡拉奇的关系。第三个引发争议的土邦是朱纳格（Junagarh）城堡，它在印巴之间，位于印度盆地的最南端。这个土邦也是印度人占多数，统治者是一个穆斯林，他渴望加入巴基斯坦。印巴交恶不只归因于地方骚乱以及围绕土邦的争端，还因为两个英国统治的继任者在财产和自然资源的分配上的争端。许多巴基斯坦人认为，印度领导人大体不愿意看到巴基斯坦的发展，处心积虑要在其问世之初就加以破坏。德里拖延解冻卡拉奇的资金，以及印度一侧的旁遮普省截流灌溉渠的水资源，证实了巴基斯坦的猜疑，即印度不愿意接受在其边境两端出现一个新国家。边境划界之后，特别是西部河流上游的一些水利工程已经被让给印度，使其能够控制和限制流往印度河流域下游灌溉系统的水量。圣雄甘地的突然死亡，使印度政府解冻了一些逾期未付的巴基斯坦财产，但是此前已经伤害了巴基斯坦的信任。

一、中央政权和地方

分成两翼之后，巴基斯坦一共辖有五个行政区，其中四个在西部，更同源的东孟加拉是第五个省。正如前面已经提到，东孟加拉主要是小规模说孟加拉语者的地区，但说孟加拉语的居民要比西部略多。在西翼，旁遮普人在国家的民事和军事部门保持着重要位置。其中心地区主要是耕地，依赖运河枢纽工程的供水，如今大部分工程被撤离的英国殖民地当局留给了印度一方。与东孟加拉、信德、北部边境省、俾路支省相比，旁遮普省（即西旁遮普）是新国家的动力室，而其他部分渴望同等的政治权力、发展资金和文化保护。由于缺乏适当的宪法框架，旁遮普更健康的经济和比其他省份更具优势的服务引起了猜疑，这在以后几十年中会与日俱增。1947年采用乌尔都语为官方语言并未在西翼引起很大不满，不过无数东孟加拉人表现出一种文化疏离感。

旁遮普政治家和说乌尔都语的移民之间的联合，加剧了对“旁遮普人的统治”的恐惧，因为许多文官来自这两个民族集团，而武装力量的各个级别都被旁遮普人垄断。俾路支省占巴基斯坦43％的领土，在头几十年不是一个省，不包括一小块英国控制区，其余部分被几个土邦瓜分，卡拉特汉名义上拥有这些土邦。除去领地最大的卡拉特邦外，马克兰、拉斯贝拉、卡兰等土邦也想加入这个新省，不过卡拉特汉的兄弟以及其他一些人渴望完全独立。在卡拉特汉和卡拉奇之间的谈判持续了一年，直到该邦1948年夏天完全并入巴基斯坦。10年后，巴基斯坦花300万英镑从马斯喀特苏丹手中购买了渔村瓜达尔。在北部巴基斯坦，诸如罕萨（Hunza）、那格尔（Nagar）、奇拉斯（Chilas）、吉尔吉特（Gilgit）这类土邦和部分自治的地区加入了巴基斯坦，并武装反抗克什米尔的马哈拉贾，马哈拉贾把这些重要地区看作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一部分。〔5〕

因为巴基斯坦行政和政治现实的乖离性，和担心内部不平衡以及可能的印度入侵引发解体，卡拉奇的继任政权选择加强中央力量。这种政策不论多么现实，发展的结果都不会带来分享式政治，在国家缺乏宪法几乎达十年之久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巴基斯坦的政党如穆斯林联盟，因其高级领导担任公职和地方集团或意识形态集团组建了他们自己的政党，而被削弱了，这个国家被拖入更新的方向。民族派如阿瓦米联盟（Awami League，人民联盟）或人民民族党（Awami National Party）要求给小省更多权利，而宗教政治派，包括贾马特（Jamaat - i - Islami）和阿拉尔会（Majlis - i - Ahrar），倡导国家的伊斯兰化。〔6〕对于意识形态集团而言，形成一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巴基斯坦并不够，他们要求社会政治有全盘的重新定向。不过他们并不仅仅寻求系统性变化，即使居统治地位的政治和文职阶层很快开始通过有选择性地使用伊斯兰精神来谋求合法性与民族内聚力。真纳是世俗性人物，相信所有人的平等公民权，完全反对建立神权政治，但他于1948年9月11日去世，使得这个国家的民族和意识形态压力变得十分尖锐。

巴基斯坦有几个省和地区，分为两个分离的部分，其一院制议会除了创造所有国民的平等感外，希望制定宪法和法律来管理这个国家。包括总理阿里汉在内的整个内阁来自议会，这阻碍了议会的运作。各组成部分的不平衡，以及财产、政治位置和工作机会分配中的竞争很快浮出水面，使得政府管理成了吃力的问题。真纳活着时，他能劝说甚至给地区领导人施加压力，使双方更能互相包容，但他死后，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分配中的缺乏共识常常引起争论。连前几个世纪在印度引发团结的力量，如伊斯兰教或共同的历史，也不能压倒个人的和民族的竞争。巴基斯坦在第一个十年缺乏宪法，使该问题变得更加有挑战性。制宪会议通过了种种决议和白皮书，包括1949年的《目标决议》（Objective Resolution）与《统一方案》（One - Unit Scheme）。共识性宪法直到1956年才出现，但也遭到军方的破坏。〔7〕早年解散北部边境省、信德省和东巴基斯坦省政府的举动无助于创造和睦的氛围，西巴基斯坦省份和地区合并为一体也没有给该国东西两翼之间的二分关系带来解决办法。实行统一方案后，巴基斯坦的西翼被称为西巴基斯坦，而东孟加拉被称为东巴基斯坦。

东西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根植于文化和经济因素，以及宪法框架的缺乏。在另一层面，西巴基斯坦各省的关系常常是互相猜忌，而中央政府不能创造平衡的、可以接受的机制，许多种族政治家（包括孟加拉的同行）责难旁遮普垄断了权力。因为政治家们通常倾向于总理府和国家缺乏宪法共识，因此文官在国民事务中充当主要角色。他们的权力可上升到这种地步，1953年，当选的纳其姆—乌德—丁（Nazim - ud - Din, 1894—1964）政府被巴基斯坦总督古拉姆·穆罕默德（Ghulam Mohammed, 1895—1956）解职，后者指责前者无能。可笑的是，古拉姆以前也是文官，如同许多其他同僚一样，直到鲁莽地解散内阁后才爬升到最高位置上的。他后来还解散了制宪会议，他的指控都奇怪地得到了国家高等法院“法律必要性”名义下的支持，凭这个，一个强力行政官员就可以以国家最大利益的名义采取这类措施。事实上，统一方案的思想与古拉姆的中央化倾向相连，要归功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特征，被看作是针对为自己省份谋求更多权力和资源的东孟加拉政治家的解毒剂。东巴基斯坦一直是该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占总人口的56％。〔8〕东巴的领导人对于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特征感到苦恼不安。已经为巴基斯坦赢得胜利的穆斯林联盟，不能引导该国通向有希望的议会制政府形式，也不能成功阻止其高级领导人贪图政府公职。1954年的地方选举敲响了穆斯林联盟的丧钟，预示着地区和民族党派的兴起，这些党派在大部分情况下追求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反对旁遮普政治家控制下的穆斯林联盟，并造出一个被叫做联合阵线（United Front）的选举组织，不过他们自己的争吵只是鼓励了中间派力量如官僚和军方。巴基斯坦由拥有重要地位的高级文官管理，考虑到与印度因克什米尔失和，其安全需要使得军方能从预算分配中分一杯羹。

二、1956—1958：宪政或中央主义的官僚体制

古拉姆·穆罕默德之后，伊斯坎德尔·米尔扎（Iskander Mirza, 1899—1969）于1955年开始担任巴基斯坦的新总督。他的兴起要归因于政府内追求私利的政治阴谋。伊斯坎德尔·米尔扎以前曾是文官，在北部边境省的部落地区任职，他谙熟操纵有特定目的的地方精英。他曾取代一个政治家担任东巴基斯坦总督，因此有能力悄悄把生病的古拉姆打发走，自己变成巴基斯坦总督。米尔扎得到了高级文官的帮助，并有阿尤布·汗将军（Ayub Khan, 1907—1974）的支持，后者是巴基斯坦军队总司令和他的亲密盟友。很短时间内，中央出现了四个联合政府，但它们都没能使自己出名，因为权力集中在总督手中，其像英国总督一样管理着国家，并从1935年的《印度法案》中寻找合法性。1956年，巴基斯坦第二个制宪议会制定了宪法，把巴基斯坦定性为伊斯兰共和国，选择总统下的议会制政府形式，总统权力包括任命或解散总理府。总理要代表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东西巴基斯坦在中央政府中享有同样的代表席位。最后一条原则来源于《统一方案》，通过中央化的表述，统一方案已经将西翼四部分融合成一个西巴基斯坦省。联邦制思想渗透进这部宪法，其用了许多年才得以形成，不过争论的结果常常是互相倾轧而不是对话。国家选择联邦制，但同时也做出了一项有意识的决定，其法律要参考古典伊斯兰资源比如《古兰经》和先知传统。换言之，伊斯兰教既是国家的均质器，也是合法分享权力的途径。1956年宪法允许多党政治文化和给所有巴基斯坦成人公民权，其伊斯兰定位显示了宗教政治因素的首要地位，这就是1948年以来一直要求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化。虽然所有乌力马和很大数量的巴基斯坦人都渴望伊斯兰共和国，而他们自己关于这个理想体制的性质和构成思想，仍然是朦胧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教条主义者要求有严格的政府形式，而苏菲派则满足于某种伊斯兰教的精神的特征，现代主义者渴望更世俗的、负责任的秩序。军队的将军们、官僚甚至牧师的重要性对于世俗人物而言，并不预示着什么好的东西，这些人仍然钟爱真纳主义立足于平等公民权和脱离神权政治的进步远景。

在实施1956年宪法之前，国家权力机关于1958年10月举行罢工，阻碍了正出现的依赖新宪法框架的选举政治。伊斯坎德尔·米尔扎与阿尤布·汗将军合作，于1958年10月7日实施了军事管制，指责政治家们在处理巴基斯坦急迫的政治经济问题时表现出的无能。米尔扎以稳定和改革政府的名义，僭取了总统的绝对权力，废除了新宪法，禁止任何政治行动，并要求阿尤布·汗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囤积居奇者和其他腐败分子。伊斯坎德尔·米尔扎是古拉姆·穆罕默德的亲密助手，是一个西方化程度很深的官僚，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追随者，也不具备阿尤布·汗因其军事身份所产生的强大地位。米尔扎很快发现他被将军哄骗了，将军拒绝接受两个人的领导。1958年10月28日，他夺取了国家领导权，将米尔扎流放到伦敦。阿尤布·汗，正如下一章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承诺净化政府、巩固国防。他的10年统治，除去一些重要的经济成就和自由政策外，为其他军方继任者提供了效法的榜样，他们统治了巴基斯坦历史的大部分时间。

三、外交关系

巴基斯坦地处全球冷战加剧期西方和东南亚之间的重要战略区域，也因与印度相比自身安全有更大需求，因而变得重要。本国的安全需要、印度带来的尤其针对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威胁感，以及国内行政和军事精英阶层的西方化，这些使得其与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大国建立了亲密关系。由于是两个最早赢得独立的国家这个重要意义，巴基斯坦和印度相互竞争以获得全球盟友，他们之间不同于冲突支配的关系这一特性一直持续到今天。

自1947年以来，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一直集中于三个轨道，这也显示了在其精英阶层同时并存的三种意识形态要素。从历史和地理上看，巴基斯坦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南亚国家，但总感到被两翼之间的印度分割开。大规模难民的涌入、边界争端后运河停止供水、德里不愿意解冻财产、印度对克什米尔以及其他土邦的控制，以上种种将印度变成巴基斯坦人想象中的共同敌人。印度人对巴基斯坦的基本理论和政治事业也持有怀疑的、模棱两可的、甚至敌对的看法，常常将其看作敌人。虽然阿富汗是联合国唯一反对巴基斯坦加入该组织的成员国，不过印巴关系自1947年的恶劣事件之后从来没有得到过改善。〔9〕印度为自己派遣军队进入克什米尔辩护的理由，是在1947年10月一次来自西部的部落袭击后，土邦王公与新德里签署了《加入文书》“Instrument to Accession”。不过，印度分裂之前克什米尔内的反叛、为支持各自区域而进入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私人武装和士兵、以及签署文书的时机选择，以上这些状况都存在争议。克什米尔问题导致了第一次印巴战争，联合国介入后，战争于1948年的早些时候结束了。克什米尔分裂为巴基斯坦控制的自由克什米尔（Azad Kashmir）和印控克什米尔，后者包括查谟和拉达克。联合国通过了许多决议，敦促全民表决，让克什米尔人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不过计划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巴基斯坦人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地区，克什米尔会投票支持加入巴基斯坦，会指责印度领导害怕克什米尔的自决。印度为其控制克什米尔辩护的基础是《加入文书》，在50年代和60年代，一直要求巴基斯坦军队从自由克什米尔地区撤军。〔10〕虽然联合国观察员一直操控着分裂为两部分的这个前土邦的控制线，但不同的联合国特使过去未能打破印巴僵局，最终导致了彻底的敌对。

巴基斯坦一直与伊朗和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尽管有种种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剧变，西部和北部的这两个邻邦总是支持巴基斯坦的稳定与和平。前面提到的阿富汗，在巴基斯坦人的领地上有他们自己的抱负，虽然生活在巴基斯坦一阿富汗边界巴方一侧的普什图人多于阿方一侧，经过这些年来，他们已经变成了这个印度河流域国家的利益攸关方。整个50年代以及其后，巴基斯坦允许给这个内陆国家提供货物通行的便利，常常为不同的发展项目提供资金支持。〔11〕在其建国后的头一个10年，巴基斯坦与尼泊尔及斯里兰卡都建成了亲密关系，虽然印巴双边的漩涡特性阻碍了在南亚内更紧密的地区合作。

巴基斯坦外交关系的第二个重要轨道是与美国以及其他北大西洋强国的关系，巴方以此寻求更紧的经济和军事联系。〔12〕美国被看成是这个新独立的民主国家的一个支持者，其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持正是巴基斯坦精英阶层所迫切需要的。巴基斯坦方面的突破性进展，源于阿里汗总理及其夫人1950年的访问北美，他把这个穆斯林国家介绍为民主和进步术语的热望者。〔13〕由于冷战以及在中国革命和朝鲜战争后寻求盟友的迫切需要，美国将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与土耳其这类国家变成了华盛顿的盟友。随着加入美国领导的两个重要同盟，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和军事交流很快日渐增长，认为这种关系会有助于其地区安全目标。1954年，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与大洋洲诸国发展了外交关系。1955年，巴基斯坦成为巴格达条约组织（Baghdad Pact）的活跃成员，这是阿伦·杜勒斯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等人的智力劳动成果，他们认为这类军事和战略同盟是为令人恐怖的共产主义扩张所设置的必要障碍。〔14〕随着国际形象的提升，巴基斯坦与美国以及地区盟友的紧密关系，帮助其训练了军事和官僚精英集团，虽然这也妨碍了更中立的外交政策的发展。例如，1956年，许多巴基斯坦人对以色列、英国和法国进攻埃及感到愤怒，但卡拉奇避免废除这些条约，同样，1958年的军事政变很快被一个友好国家承认为新的政治现实。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第三条轨道，目标在于与亚非穆斯林国家形成亲密的社会政治关系。巴基斯坦的领导人认识到，在与印度寻求道义与政治支持的竞争中，宗教共同性是有益的。一些民族主义领导人如埃及的贾马尔·纳赛尔总统，对巴基斯坦与美国的紧密关系提出了批评，1958年后掌政的伊拉克复兴党领导人也是如此。不过另一些国家，包括那些东南亚国家，对巴基斯坦带着尊敬和爱慕的感情。巴基斯坦的非殖民化立场和与巴勒斯坦的团结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两个持久特征。

注　释

〔1〕 M. Rafique Afzal: Pakistan: History and Politics, 1947—1971,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第21页。更多细节详见Gyanendra Pandey: Remembering Partition : Violence,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in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Urvashi Butalia : The Other Side of Violence : Voices from the Partition of India, London: C. Hurst, 2000。

〔2〕关于真纳更多的信息，参见Stanley Wolpert: Jinnah of Pakist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Shameful Flight: The Last Years of British Empire in In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联合国很多决议都要求克什米尔地区人民全民投票，来决定他们的未来是面对印度还是面对巴基斯坦，但是印度对这项决议的抵制阻碍了投票进程，因为印度担心克什米尔地区的人们会倾向巴基斯坦。两国都为该地区自治形式和机制有所争议，因此，虽然自1949年开始就有人对分界线进行了监视，但是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样给联合国在实施决议时造成了压力。克什米尔地区仍然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4〕更多细节参见Alistair Lamb: Kashmir : A Disputed Legacy, 1846—1990, Hertingfordbury: Rxford Books, 1991; Victoria Schofield, Kashmir in the Crossfire, London: I. B. Tauris, 1996。

〔5〕 19世纪70年代，英国加强了对吉尔吉特地区的控制，以防止俄罗斯对印度的侵扰，并在喀喇昆仑山脉的城镇建立了行政管辖机构。独立日前夕，由辛格（Brigadier Ghansara Singh）领导的克什米尔队伍与当地挑衅的穆斯林交锋。穆斯林升起了巴基斯坦国旗，并要求卡拉奇正式接管。1947年11月16日，巴基斯坦接受了吉尔吉特代理机构的正式请求，派官员管理这个地区。

〔6〕 1952—1953年间，这些政党及其盟友在旁遮普地区发动了一场运动，不允许将艾哈迈迪派教徒定义为穆斯林。艾哈迈迪派是由米尔扎·古拉姆·艾哈迈德在旁遮普实施的救世主运动。让其他穆斯林气愤的是，艾哈迈德称自己是经书中的救世主。宗教政党的示威很快与当时的政治派别结合，诸如马姆塔兹（Mumtaz Daultana）这样的政治家试图为纳齐姆制造一些麻烦。总理拒绝改变立场，坚持要在拉合尔实施军事管制，虽然要求去掉外交部长查夫鲁拉（Zafrullah Khan）的呼声一直持续。由于艾哈迈迪派对穆罕默德先知的结局有自己看法，20年后，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宣布艾哈迈迪派为非穆斯林团体。

〔7〕《目标决议》是一份关于未来宪法理念和方向的政治声明。在其众多的建议中，规定了政治框架的伊斯兰教取向。在阿里·汗的强硬主张下通过的这份目标决议，注定先于未来的国家宪法。《统一方案》主要由旁遮普的政治家创立，他们希望西翼的四个行政区合成一个单独的政治单位。它同时谋求在政治席位和金融财产的分配中，东西巴基斯坦能平起平坐。但是对于非旁遮普的人来说，这项决议不是什么好事，最终在1970年被摒弃了。

〔8〕虽然伊斯坎德尔继古拉姆之后成为巴基斯坦第四位总督，但是阿里·汗在1951年10月遭到暗杀，其后多位总理继位，直到1958年10月，这位军人正式接管国家。Nazim - ud - Din、Mohammad Ali Bogra、Ismail Chundrigar、Huseyn Suhrawardey、Chaudhr Muhammad Ali以及Firoz Khan Noon都是这5年内巴基斯坦的总理，他们通常把职位输给变化着的结盟和地方单边主义。这里有一份同时代地方政治家名单，他们在不同时期领导过内阁，其中一些人已经在结盟和联合问题上非常老练。

〔9〕喀布尔政权抗议巴基斯坦违背早期与英属印度的协议，去控制西北边省的普什图部族。阿富汗对这些地区分裂因素的支持，被巴基斯坦看作“喀布尔＋德里轴心”破坏稳定的花招。不过，阿富汗对巴基斯坦通讯和交通网的依赖，与普什图族融入巴基斯坦经济一道，逐步削弱了分裂的威胁。

〔10〕对于印度允许统治者决定各邦未来的合法性问题，巴基斯坦发出了挑战，因为印度不允许海得拉巴和朱纳格发生类似的情况，那儿的统治者们不是想保持独立就是想加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还建议两边同时撤军，以便让中立性的观察家们实施过渡时期的管理，直到联合国领导的公民投票结束。包括要求建立统一自由的克什米尔在内的更多观点，参见Raju G. C. Thomas (ed.): Perspectives on Kashmir: the Roots of Conflict in South As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11〕除了共同的宗教，还有共有的民族和历史背景，许多阿富汗人带着他们的畜群，季节性地移居巴基斯坦，这种情况自古以来就存在了。这些流动的部落在阿富汗隆冬季节下山，到印度河流域寻找牧场。1979年苏联入侵之后，无数阿富汗难民到巴基斯坦各地避难，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便定居在这里。

〔12〕关于1947年之前美国和次大陆的关系，详见Iftikhar H. Malik: U. S.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0—1947: American Attitude towards Pakistan Movement, Oxford: Macmillan - St. Antony'　s Series, 1991。

〔13〕关于此次历史性的访问的讲话和声明，详见Liaquat Ali Khan: Pakistan : The Heart of 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最早研究巴基斯坦的著作，详见Richard Symonds: The Making of Pakista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0。

〔14〕更多细节详见Robert J. McMahon: The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Pakist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第八章　军事接管和东巴基斯坦的分离：1958—1971

1958年10月28日，阿尤布·汗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既是巴基斯坦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巴行政与军事关系的新起点。这场军事政变发生在美巴关系稳固、而印巴关系仍旧动荡不安之际，阿尤布·汗自己称之为受到广泛欢迎的革命，政变也被视为是对被指责为无能和腐败的政治家们的抗议。虽然阿尤布·汗努力引入直接的民主体制，但诸如其统治的合法性、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裂隙、宗教学者（乌力马）领导的现代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两极分化等问题一直没有减弱。军事角色已经从先前1947—1958年议会期间的间接性权力因素，变换成现在的旗舰地位。在后续的年份中，这种习惯的深深确立，同时提出了军队领导的政治文化生态这一严重问题。据说阿尤布·汗执政时期是发展的十年，但是其不可预知的特性，以及其不愿使巴基斯坦人从事不同政见的多元政治，只是加剧了东西两翼的紧张关系。在一种军队领导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1971年东巴基斯坦的骚乱式分离。不过最近几年，把阿尤布·汗看作是后殖民社会中的现代化者而进行研究的兴趣逐步增加。尼赫鲁于1964年去世之后，阿尤布·汗常常被看作亚洲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一、为什么是军方？

军方正式接管权力时，许多巴基斯坦人欢迎这一变化，认为这会带来积极的转变。另一些人持怀疑态度，不过作壁上观。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军队一直掌握着这个国家的事务大权，在完全控制和部分收缩中摇摆不定。普通巴基斯坦人和学术界一直提出军方统治的动机和结果问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亚洲和拉美的很多国家都是在军方控制下。所有这些情况下，将军们都承诺改革、经济发展、负责任的政治体制以及透明的统治。他们一度也因提供了稳定和秩序而受到西方政府的欢迎，连一些学者也支持军事接管。〔1〕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军事政权未能提供这些，相反加剧了意识形态和经济分裂，市民组织、分析家们和学者们对军事独裁的批评逐步增长。1989年冷战结束后，虽然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许多国家仍然被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挑战所困扰，将军们常常答应提供新秩序，但全方位民主化的观点越来越流行。〔2〕

关于巴基斯坦政治经济结构和制度中军方地位稳固上升的问题，存在许多种观点。传统上，巴基斯坦的发展和其地理上分隔为两个遥远而独立的地区，导致了一些有关其生存状态的怀疑主义看法。在奠基者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去世后，国家缺乏合适的领导，这些怀疑主义的情绪上升了。虽然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继承了类似的多元文化和结构，但这类分析的一个特点，是常常将巴基斯坦看成民主和世俗化印度的另一面。尼赫鲁和其他的一些国父们通过世俗性和参与性宪法、通过对土邦的重组、通过依赖发展良好的政党如印度国大党，确保了印度联邦的系统化形成。在制宪过程中的延误、把焦点集中在个人而非制度的错误，以及考虑安全超过国家建设，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削弱了巴基斯坦脆弱的政治文化。在权力真空内，将军们和官僚们成了独裁者，政治家们成了他们的下级甚至是仆从式的助手。〔3〕

精英阶层追求土邦建设甚至不惜以牺牲国家建设为代价，这或许解释了官吏比政治机构或其他民事机构如司法和媒体重要的原因。作为官僚机构中的最强力量，军方既是政治家之间争吵的受益者，同时也是相关联的旁观者，其偶尔利用这些不同政见时从不犹豫。巴基斯坦军队首领阿尤布·汗自1951年成为总司令后，在国家的一些重要决定和发展中，从来都参与其事，这一点可从他的自传和其他一些同时代资料、包括美国政府的文件中得到证实。他强烈倾向于美国，后者在与共产主义进行作战的全球战略中需要包括这个穆斯林国家，这给巴基斯坦军方带来了更多力量和权势。阿尤布·汗在东孟加拉领导军队时，就曾经利用过相比较政治家们而言所具有的间接影响力，在1951年接手处理拉瓦尔品第阴谋事件时，就建立了其作为巴基斯坦政治领域中最重要力量的地位。这个阴谋是一些高级军官与其左翼同盟者策划的，据称他们要密谋实施军事政变，以将该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一位内部人士向当局泄密，这个阴谋被官方所得知，阿里汗总理与军方首脑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阿尤布·汗通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了这些军事人物，并给他们判处了长期徒刑，同时使军官们遵从严格的英国模式，远离政治行为。事实上，早在他于1958年10月28日正式接管国家之前很久，阿尤布·汗自己就计划着夺取权力，使巴基斯坦的政治命运改变方向。〔4〕阿尤布·汗1954年成为国防部长，从而在内阁中位居重要的一席之地，当然也在等待他的时间。

巴基斯坦将军们在国家政治文化中的优先性，在诸多其他因素中，要归于继任美国政府迫切的冷战需求，他们渴望在靠近中国和苏联中亚这两个重要的亚洲区域中有一个战略盟友。与此同时，这个前殖民地政权一度遭到严重削弱，印度也拒绝改变有关克什米尔的立场，使得巴基斯坦需要华盛顿的武装与经济支持。这种共同的优先考虑，得到了巴基斯坦西方化取向的文官与军事领导们的认可，他们渴望与北大西洋列强建立更紧密的同盟关系。〔5〕不过，这种安全关系阻止了该国民主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公开争论，导致了其政治经济的持久不平衡。〔6〕即使在六十年之后，巴基斯坦的政治文化仍旧是破碎的，其包括教育和健康在内的发展部门，与包括未审计的核部门在内的大规模国防开支相比，依然处于贫弱水平。

将军们接管政权或许很容易，但当他们个人的与部门的利益与国家的架构交织在一起时，总是骑虎难下。〔7〕虽然军队在巴基斯坦的内政外交领域是不受挑战的力量，但也在政治家和旁遮普之外的普通大众那里引起了巨大的被剥夺感，大部分人事部门的职位和高级军职被来自旁遮普省的人员充任。自英国统治印度以来，军队招募局限于被殖民地当局称为“勇敢的民族”的特定地区和集团，使旁遮普穆斯林与锡克农民占据了大部分职位。1947年，巴基斯坦的文职和军事部门充斥着旁遮普人，军队的将军们常常与旁遮普的政治家们一道，在国家政治中担任领导角色，结果在东孟加拉人和西部其他省份中引起了严重的疏离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巴基斯坦武装力量已经努力招募了非旁遮普人，与20年前相比，高级军官中普什图人与说乌尔都语者越来越多。〔8〕是陆军而非空军或海军处于该国政治经济的前沿，另外两个军事部门常常被看作是更职业的而且非政治性的力量。与此同时，在陆军内部，只是高级将军们或兵团司令们，在做出一些更替政府、外交政策、核与预算分配等领域的重要决定。陆军有很强的严密组织管理传统，支持将军们的决策，如实施军事管制、与印度交战或控制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局势。

二、阿尤布·汗将军，1958—1969：发展还是失调的十年？

后来以陆军元帅与总统出名的穆罕默德·阿尤布·汗，1907年5月4日出生在西北边省勒哈拿（Rehana）的一个美丽村庄中。他的父亲是从英国军队退役的下级军官，虽然只有微薄的年金和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还是为孩子们寻找优良的教育。1922年，他送阿尤布·汗去阿里加尔（Aligarh），在穆斯林大恩人赛义德·艾哈迈德爵士创立的著名机构中接受更好的教育。阿尤布·汗在这里表现出过人的学术和体育天赋，他沉浸在英国、南亚和穆斯林政治潜流中。毕业时，他被英印陆军副职斯金（Skeen）将军选中，直接到一个军事委员会任职，当时将军正来访阿里加尔，物色有前途的印度军校生。阿尤布·汗在印度和桑德赫斯特（位于英格兰的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所在地）受到过训练，二战期间在缅甸前线服过役。独立时，阿尤布是雷斯（Rees）将军领导的边境武装的高级军官，曾因1947年大移民期间在旁遮普的大规模杀戮受到一些批评。独立后，阿尤布·汗1948年1月在东孟加拉任职，在资金和武器缺乏的情况下，曾一度费力地游说加强巴基斯坦人的防卫编制。在掌管东孟加拉期间，阿尤布·汗结识了苏拉瓦迪（Suhrawardy）、法兹卢勒·哈格（Fazlul Haq）、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Muhammad Ali Bogra）、纳其姆—乌德·丁（Nazim - ud - Din）和努鲁尔·阿明（Nurul Amin）等政治家，后来与古拉姆·穆罕默德、乔杜里·穆罕默德·阿里（Chaudhary Muhammad Ali）以及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建立了永久的关系。这三位此后于1951—1958年期间担任了巴基斯坦首席执行官，在确保官僚政治和集权统治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1950年，阿尤布·汗回到拉瓦尔品第，供职于新组建的巴基斯坦陆军司令部。通过国防部长伊斯坎德尔·米尔扎，阿尤布靠近了巴基斯坦统治阶层。另外两位高级将军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死去后，阿尤布·汗于1951年1月被任命为总司令，他的时间被卡拉奇和拉瓦尔品第所占用，只是偶尔访问东孟加拉。他很快与大部分西巴基斯坦政治家建立了关系。如前所述，他粉碎了试图推翻现存政权的阴谋，这使他得到总理阿里·汗和美国人的亲睐。总理于1951年10月被暗杀后，阿尤布·汗见证了因权力分配的琐碎争吵所导致的政治文化的削弱，而制宪会议无法制定出一部宪法。在1954年对伦敦的一次访问中，他声称为这种状态烦闷，甚至为其祖国起草了一个政治计划。〔9〕尽管在伊斯坎德尔·米尔扎看来，将军在应对他的抱负时表现得谨小慎微，但还是很快将其招进内阁。米尔扎已经霸占了总统职位，有权任命和解散总理府，以及军方首脑。

在其回忆录中，阿尤布·汗声称为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感到深深不安，是在杰出人物如阿贾·汗和阿里·汗夫人的力劝下才掌管国家的。如同其他一些后殖民国家一样，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被看作最训练有素也最现代的部门，能够带来稳定的新时期，也能帮助美国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对共产主义的遏制。阿尤布·汗将军与美国中情局局长阿伦·杜勒斯建立了友谊，并通过其与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建立了联系。随着这些接触和美国军方的支持，巴基斯坦在将军的推动下，同意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和中央条约组织（CENTO）。到1958年夏天，阿尤布·汗完成了他作为陆军总司令的第二个任期，虽然与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和总理努恩（Fironz Khan Noon）保持着良好关系，但他不愿意退休。1958年6月，米尔扎允许将军再展期任职两年，条件是将军在任何新的政治进展中都要支持总统。那时，米尔扎在巴基斯坦政治家和其他一些热心的市民中已经很不受欢迎，他们指责他控制与扩充个人权势。阿尤布获得另外两年任期后，不安全的米尔扎已经变得依赖于前者的支持，虽然他在国家或军方没有任何自己的选区。在个人怪念和不安全感的驱使下，米尔扎决定于1958年10月7日强制推行军事管制法，并要求阿尤布逮捕政治家们，通过军事法庭起诉囤积居奇者和走私者。三周后，阿尤布·汗推翻了已成孤家寡人的米尔扎，并作为军事管制法的首席实施者接管了所有权力。自从军事管制法于10月7日推行后，米尔扎把政府无能的所有责任归咎于政治家们，解散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取消了所有政党，废除了宪法。〔10〕

总体来说，巴基斯坦人欢迎阿尤布·汗，因为他们企盼稳定和系统性的彻底革新。新闻业已经被置于严格控制下，所以即使这个国家有任何持不同政见者，也不为人所知。他答应不需要军事管制法时，“一分钟也不耽搁” 〔11〕。阿尤布·汗身材高大，体格健美，他的命令带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国家看上去很快向前发展，特别是涉及诸如物价、基层法庭的能力和下级官员的总体行为等问题时尤其如此。阿尤布·汗任命了30个专家委员会去推行国民生活各主要部门的具体改革。他的土地改革委员会、法律改革委员会和新闻委员会受到公众极大的关注。他推行了巴基斯坦的第一次土地改革，限制土地所有的同时保证无地农民的安全。在新方案下，改革也禁止强迫劳动，竭力巩固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大地主不得拥有超过500英亩的水田或1000英亩的旱田，剩余部分分给农民。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因为总统很快需要地方的中间人支持他的政治体制；因而巴基斯坦的封建家族仍然强大，不管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都是如此。

阿尤布·汗的政治改革反映了他自己反对政治家的强烈私心，通过一系列包括取消资格和拘留的限制性措施，他试图控制他们。不过他最终需要他们的支持，1962年，他终于取消了军事管制法，实施一部他自己选择的宪法。这部宪法引入了一种直接的政府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选民们选举议员，议员们除去管理地方政府外，还要组成选举团体以选举总统。最初大约有80000个这样的“基本民主人士”，后来数量上升到120000个。有两个独立的当选大会管理东西巴基斯坦。权力保留在中央政府的总统和两省的省长手中。1962年宪法有很强的总统命令背景，甚至不接受普选权去选择另一个不同的权力总统。如果总统变得不能胜任，国民议会（国家的一院制议会）的发言人将继任总统。这部宪法没有解决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权的古老问题，也不允许成人和直接的普选权。相反，其选择了更大的中央集权，对于一个多元国家而言，它带来了很坏的情绪。尽管其倾向于更世俗的解决办法，但其建议从伊斯兰教《古兰经》中寻找指导，暗示了在政治和宗教之间不存在任何切合实际的联系，也不能为两翼提供任何持久的平衡。

阿尤布·汗政治理念的忠告和根基有多种来源，不过他的两个内阁部长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都是西方化的律师，对民意有很强的怀疑态度。曼苏尔·卡德尔（Manzur Qadir）和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将法律委员会建议的授权性议会体制撇在一边于不顾，只是重新装点了将军要求的民主特权和强力中央政府。卡德尔是在英国接受训练的律师，在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时，他的睿智给阿尤布·汗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阿尤布·汗经常谈到“人民的才智”，但卡德尔专心致力于劝说将军不要过分相信大众。年轻的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是在牛津受过训练的信德省律师，他以同样的方式表明了是热烈忠实于将军的人，他称将军为新萨拉丁（Saladin，萨拉丁是撒拉逊人领袖，穆斯林英雄），常常为精英体制辩护。年轻的布托是商业部长，很快成为一名有魅力的外交部长，其成名作是与中国一道达成了边界协议。〔12〕阿尤布·汗憎恨印刷性媒体，通过他的信息部长和知己阿尔塔夫·高哈尔（Altaf Gauhar），引入了多种禁止性和限制性举措。早些时候，他曾控制了隶属于进步报纸公司的三家独立报纸，因为他对他们的批评感到过敏。他同样完全控制了电台和电视台，为支持政权的作者设立特别奖励和优待。

虽然有独裁的倾向，阿尤布·汗还是设想了巴基斯坦的现代化未来。由于所接受的军事化训练，他看不到人类公民关系的多元性和不同性，迷信官方机构的改革能力。虽然一般认为其经济改革的滴滴答答的增长效果某种程度上被取代了，但是计划工业的发展与绿色革命的引入，带来了农业机械化，改变了巴基斯坦的经济，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东巴基斯坦的洪水和西巴基斯坦经济更庞大的负担常常导致向国外进行更多借贷，不过学校、家庭计划的诊所、村庄的电力供应与道路基础设施在阿尤布·汗时期都改善了。在其顾问的请求下庆祝“发展的十年”时，阿尤布·汗位居不是为了解决古老的统治问题、而是为其脾气和个人需要而量身定做的制度顶端，显得更加孤独。到了1968年，他多多少少只能靠自己，他以前的盟友如布托等人不是离开了政府变成了他的强烈批评者，就是被他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信徒中更投机的盟友所取代了。1965年，阿尤布·汗依赖一小部分选举集团的忠诚（主要是公务员）参加了总统选举。他的对手是广受尊敬的法蒂玛·真纳女士（1893—1967），她是穆斯林联盟的老兵，巴基斯坦的奠基人之一，以国母著称于世。只是因为通过操纵他的两个省长——东西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米尔汗（Muhammad Amir Khan）和阿卜杜勒·莫能·汗（Abdul Monem Khan）——阿尤布·汗才赢得了选举。而在选举前，真纳女士和她的支持者们面临着官方对公共集会和通过印刷媒体接触选民的严重限制。虽然官方机构保证了将军的胜利，但反对者们围在真纳女士周围集会。即使有充满忠于阿尤布·汗分子的温顺国民议会，有惟命是从的司法体系和顺从的媒体，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还是历久犹存。

除了在与真纳女士较量中臭名昭著的选举之外，1965年印巴战争后，阿尤布·汗的位置岌岌可危变得愈发明显，许多巴基斯坦人感到他们国家领导人的行为背叛了他们。虽然有官方的宣传和作战骁勇的士兵，但该国领导和武装力量对于公众委屈的反应显然不够成熟。布托利用了这种灰暗的情绪，1966年被将军解职后，他一直不能原谅他的前保护人。1967年，布托组建了巴基斯坦人民党（PPP），承诺通过他拥护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满足普通巴基斯坦人的基本需求。前空军司令阿思加·汉（Asghar Khan）加入了他的阵营。很快，充满怨恨的政治家们，特别是来自东巴的那些人，走上街头，要求撵走将军，废除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阿尤布·汗1968年1月囚禁了人民联盟的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宣称他与印度进行密谋，这个举动让这位孟加拉人的领导在本省更受欢迎。拉赫曼以前是学生领袖、苏拉瓦迪的追随者，后来成为1949年成立于东巴基斯坦的人民联盟的领导。与布托一样，拉赫曼说话啰嗦，情绪激动，增加了两翼的裂隙。他提出六点纲要，要求东巴基斯坦有更多的政治和财政自治权，这一纲要成了东巴基斯坦政治觉醒的象征和表现。在西巴基斯坦的将军们和政治家们看来，他的六点要求无异于完全分离，因为他要求有独立的宪法、货币、税收、贸易和外交政策，一切都不受中央政府管制。这几个月中很不友善的阿尤布·汗已经不能控制人们的不满情绪，他随后称人类生活就是与警察冲突的结果。最后，他邀请所有政治家到拉瓦尔品第举行圆桌会议，会议也失败了，因为将军不愿意向普选权、地方自治和自由选举的要求让步。沮丧的阿尤布·汗变得依赖于一小部分顾问团体，而新的总司令叶海亚·汗（Yahya Khan）则促成了被困总统的孤立。〔13〕 1969年3月25日，阿尤布·汗迫于国内形势，宣布辞职，将权力移交给强大的叶海亚·汗，而不是他的宪法中所规定的国民议会发言人。

三、六十年代的外交关系

虽然伊拉克1958年发生了政变，以及美国毫无疑问地支持以色列，在一些相关民族中加强了焦虑情绪，但巴基斯坦与美国的紧密关系在官方层面一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4〕同样，虽然巴基斯坦人感到美国支持巴基斯坦，并未延伸至逼迫印度在克什米尔的立场上变得缓和，但政府仍坚定地与华盛顿站在一起。然而就美国而言，双边关系是不稳固的，因为巴基斯坦决定关闭白沙瓦附近的布达布尔空军基地，这块基地曾供美国U-2飞机侦察苏联所使用，莫斯科方面威胁巴基斯坦人这会带来极端性后果。此外，1962年印度和中国因为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而发生战争，这对许多巴基斯坦人来说，是一次寻求新德里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让步的机会。但阿尤布·汗拒绝冒险，因为肯尼迪政府劝阻他这么做，他自己也小心谨慎，尽管他对印度的防卫能力评价不高。尼赫鲁一直把保持中立和不结盟作为其政策的基石，不过在虚弱地与中国交战中，他寻求华盛顿的直接帮助，莫斯科出于自己的目的，也帮助印度，这种做法不是没有给巴基斯坦人带来焦虑。〔15〕

巴基斯坦1959年与北京方面开始划界谈判，这是布托担任外长之后所执行的。在印中关系十分紧张的局势下，巴基斯坦与中国完成了划界工作，华盛顿方面对于其盟友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关系并不满意。阿尤布·汗面对一个有敌意的印度、一个漠不关心的阿富汗和一个不友善的苏联，已不能承受北部再有一个对抗的邻居。所以1965年总统选举后，阿尤布·汗高调访问了中国，周恩来总理全程陪同他到中国的一些城市参观，双方在贸易和防卫领域内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美国约翰逊政府严厉批评了巴基斯坦，不过从过去几十年来看，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帮助了美国。因为1971年，巴基斯坦在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一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后者与印度的关系上。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建设了喀喇昆仑公路，这条公路穿越巴北部地区（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一部分——译者注），与中国的新疆相连。中国提供的帮助，为北京在巴基斯坦社会中赢得了尊敬。中国特别是在处于国际孤立和限制对外交往的那些年中，也从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中得到了足够的益处。在与中国建立稳固关系的同时，阿尤布·汗也竭力减轻苏联人对卡拉奇与华盛顿关系的疑虑。访问中国后，阿尤布·汗去了苏联，与苏联领导举行了会谈，虽然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新德里具有更重要得多的优先性。

由于英国统治后的分离所带来的问题，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对于双方来说都经常具有优先性，而且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克什米尔争端和水资源分配中的竞争历来是敌对之源，且因1948年的第一次印巴冲突而得以强化。阿尤布·汗在加强国防建设的同时，也寻求西方盟友和穆斯林国家的政治支持，并努力拉拢中国和使苏联保持中立。他还与尼赫鲁保持紧密接触，以期在分歧问题上取得进展。巴基斯坦很关心这个事实，其三条河流不是发源于印度就是流经印度领土。由于印度境内的一些水利设施和印度过去的河水截流，阿尤布·汗寻求与新德里就水资源分配问题上建立弹性机制。在世界银行的调停下，双方最终于1959年缔结《印度盆地条约》，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尽管领土争端仍旧悬而未决。克什米尔之外，印度河三角洲下游未划界的的库奇兰恩沼泽地（Rann of Kutch），也给双方带来了严重紧张关系，并最终导致了1965年4月的直接军事冲突。虽有不利的运输困难，巴基斯坦士兵还是表现得很好，这个冲突后来由外部调停得以解决。1965年9月的印巴战争，主要因为克什米尔和其他一些因素引起。印度被中国击败和巴基斯坦在库奇沼泽地的行为，让巴基斯坦统治层中的一些人感到，印度永远也不会就克什米尔问题同意达成政治上的解决。联合国主导的谈判失败强化了这一看法，克什米尔山区内对德里日益增长的清醒，也被看作是克什米尔穆斯林反抗印度控制的成熟挑衅。在增长了的期望与未经分析的反响下，巴基斯坦当局鼓励渗透进克什米尔，1965年夏天已变得十分明显，虽然拉瓦尔品第一直将袭击归因于克什米尔人自己的行动。印度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在总理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的领导下，决定对巴基斯坦发动攻击，于是进入了旁遮普和信德省。虽然士兵们英勇反击，挫败了印度人的挺进，但巴基斯坦的将军们很大程度上没有察觉到战争的危险。17天的战争中，双方都损失惨重，9月23日，在联合国主导下停火。莫斯科充当了阿尤布·汗和沙斯特里的调停人，1966年的早些时候，邀请他们到塔什干去。冗长的谈判后，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双方相应地将军队撤退到战前的地区，交换战俘，并同意就各种分歧问题举行磋商。不过《塔什干协定》未能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两国间的互不信任仍在持续，互相间的接触降低到少之又少的地步。

四、叶海亚·汗将军（1969—1971）与东巴基斯坦的分离

《塔什干协定》签完后，印度总理在返回印度途中突然死亡，布托离开了阿尤布·汗的内阁。与此同时，因为交战主要发生在西部地区，许多东巴基斯坦人提出了关于自身安全的严重问题。〔16〕尽管中国发表了一些鼓舞士气的声明，东巴基斯坦人仍认为当局的主要兴趣是保护西翼，置他们于不顾。东巴基斯坦缺乏任何抵抗印度打击的能力。此外，东巴基斯坦人对于权力和资源的持续中央化感到沮丧，把此看成主要为西部居民保留的东西。当失势的总统失去了控制能力，而叶海亚·汗将军在权力上升之路上具备政治掌控力后，阿尤布·汗的政治结构随他的垮台一并消失了。叶海亚·汗1917年生于白沙瓦，是波斯人后裔。1938年进入印度军队，随即获得初级军衔。作为阿尤布·汗的心腹，在陆军元帅关注国家事务时，叶海亚·汗也获得了更多权力，并于1966年被提升为巴基斯坦军队总司令。更早些时候，他曾担任将伊斯兰堡选为新联邦首都的选址委员会头头，与美国官员也关系融洽。

叶海亚·汗影响力的提升是在1968—1969年期间，当时孤立的阿阿尤布·汗面临可怕的群众骚动，叶海亚·汗不同意总统使用武力弹压公共示威。迫使阿尤布·汗辞职后，叶海亚·汗与其执政团队试图采取了一些平息公众的措施。1970年3月30日，他宣布了一项由孟加拉学者乔杜里（G. W. Choudhry）辛勤完成的法律框架令，承诺1970年10月举行有成人普选权的全国选举。被提议的国民议会将有313个代表席位，根据人口分配给联邦各组成部分。叶海亚·汗废除了西巴基斯坦的“统一框架”，而与1955年前保持一致，巴基斯坦再次由东巴基斯坦、旁遮普、信德、西北边省和俾路支省五个省组成，每省部落地区都有特别席位。这样，国民议会意味着东巴基斯坦有更多代表（162席），其次是旁遮普（82席）、信德（27席）、西北边省（18席）、俾路支省（4席）和部落地区（7席）。此外，给妇女留13席，其中7票给了东巴基斯坦。各省要有自己的地区性国民议会，而全国性国民议会要在180天内制定国家新宪法。1969年在国内实行军事管制法时，叶海亚·汗已经废除了阿尤布·汗的1962年宪法，要求被提议的国民议会制定出一部新宪法。

叶海亚·汗的执政队伍中一些成员与阿里·布托关系紧密，但对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的六点方案持强烈反对意见，他们希望选举中二者能有一个综合性的结果。全国性和地方性选举在1970年10月举行，25个党派的1570名候选人竞争300个席位，竞选活动很为壮观，因为这是巴基斯坦历史上实施成人普选权后的首次选举。结果让每个人都很震惊，因为拉赫曼的人民联盟（Awami League）成了最大的赢家，获得169席中的167票，而西巴基斯坦布托的巴基斯坦人民党（PPP）在旁遮普和西北边省获得大多数席位（81票），成为西巴最大的政治集团。东巴基斯坦选举是在发生大洪水和飓风时进行的，人民联盟的选举活动增强了人民对中央政府的不满情绪。叶海亚·汗与其周围的军事助手们，如阿卜杜尔·哈米德（Abdul Hamid）、阿·皮萨达（A. Peerzada）、穆罕默德·乌玛尔（Muhammad Umar）、提卡·汗（Tikka Khan）、雅丘布·汗（Yaqub Khan）等将军们与拉赫曼举行会谈，探讨缓和其六点方案的可能性。布托利用他在西部的地位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人民联盟内造成了对未来政治体制的严重疑虑。〔17〕

1971年3月是关键性时期。在国民议会于达卡举行的全国性会议上，中央政府和东巴基斯坦未来关系的性质似乎令大会陷入僵局。将军们希望保持对他们的彻底影响力，而获胜的拉赫曼寻求实施自己的方案，同样野心勃勃的布托则拒绝接受少数反对派领袖的角色。严重的僵局发展后，将军们失去了耐心，紧随对东巴基斯坦境内人民联盟成员的军事镇压，他们下令逮捕拉赫曼和其周围的助手。〔18〕

对人民联盟动用武力之后，叶海亚·汗与其军事助手、布托一起，在日益增长的混乱、内战和流血中，于3月26日飞往东巴基斯坦。他的小集团相信，强硬手段有效遏制了拉赫曼支持者们越来越强的分离主义倾向，但他们低估了牺牲和其对东巴基斯坦人的影响，以及印度正计划从事的分离巴基斯坦的运动。在英迪拉·甘地夫人的领导下，印度政府开始接纳从孟加拉逃出的政治难民，允许他们组建一个流亡的孟加拉地方政府。印度政府还给反叛者提供道义、经济和技术支持。随着内战的迁延，反叛者们组成了如解放军（Mukti Bahini）这样的军事组织，该组织受到了印度政府的训练和装备，包围着东巴基斯坦。〔19〕尼克松政府支持叶海亚·汗政权，批评了英迪拉·甘地与莫斯科的密切关系，不过除了一些支持性声明和象征性姿态外，华盛顿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步骤。事实上，巴基斯坦还安排了亨利·基辛格的秘密访问北京，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缓和。华盛顿同样关注巴基斯坦的政治稳定，这使得苏联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不过，巴基斯坦当局发现很难平息公众的反抗，他们有印度的全力支持，决心从邻居那里寻找合法但不合理的事。更早些时候，印度甚至禁止东西巴基斯坦的国内航班通过其领空，这使得在两翼之间的旅行如噩梦一般。巴基斯坦军队和供给在运往东巴基斯坦方面越来越困难。人民联盟和巴基斯坦军队之间的对抗变成了一场内战，虽然东巴基斯坦有一些人支持后者，但大部分公众对持续数月之久的军事行动感到痛苦。印度军队利用巴基斯坦的动荡和借口难民出现在其领土上，进入了东巴基斯坦。士气受挫的巴基斯坦军队正在那里等待拉瓦尔品第的清晰指导。1971年11月，叶海亚·汗和其统治层开辟了西线，不过半心半意的举动未能阻止印度完全控制达卡，也未能阻止A. K．内亚兹（A. K. Niazi）将军率领的巴基斯坦军队的投降。

1971年12月17日签订停火协议后，东巴基斯坦变成了孟加拉。在西巴基斯坦，公众对于失败和分离的愤怒无穷无尽。人们将羞辱和失败归咎于将军们、印度人和联合国。布托在联合国发表了尖锐激烈的言辞，之后从纽约飞回，领导垂头丧气的老百姓。巴基斯坦和年轻的国家孟加拉都在继续，他们的记忆中有暴风骤雨般的过去，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在1971年的最后那些日子里，印度河流域和恒河三角洲的生活，特征是屠杀、破坏、迁移、难民营、无助感和愤怒。

注　释

〔1〕例如，参见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nging Patterns of Military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2〕关于这个新开端的一个主要声音来自日裔美国学者，他认为世界正朝着自由民主和立足于互相依赖的相似经济秩序的方向前进。参看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2。关于他新近的研究，参见After the Neocons :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London: Profile, 2006。

〔3〕 Lawrence Ziring: Pakistan : The Enigma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ulder: Westview, 1980; Khalid B. Sayeed: Politics in Pakistan : The Nature and Direction of Change, New York: Praeger, 1980.

〔4〕除了一些高级军事长官，这还涉及了一些知识分子和文学家。详见Hasan Zaheer: The Times and Trial of the Rawalpindi Conspiracy, 1951,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5〕关于英国和美国对巴基斯坦防卫计划、设备和人员方面的影响，更多细节详见Stephen Cohen: The Pakistan Ar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6〕 Ayesha Jalal: The State of Martial Rule : The Origins of Pakistan's Political Economy of Defen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许多案例研究支持了这个视角，参见Christopher Clapham and George Philip (eds.) : The Political Dilemma of Military Regimes, London: Croom Helm, 1985。

〔8〕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多细节，详见Brian Cloughley: A History of the Pakistan Army : Wars and Insurrections,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9〕 Muhammad Ayub Khan: Friends Not Master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86—190.

〔10〕 Dawn (Karachi)，1958年10月9日。

〔11〕参见Ayub Khan，第86页。

〔12〕 Altaf Gauhar: Ayub Khan : Pakistan's First Military Ruler, Lahore: Sng - e - Mell Publications, 1993, pp. 26—31.

〔13〕阿尤布·汗认为，政治不稳定是由经济因素造成的，对“十年发展”庆典的批评声音仅仅强化了他的信念。但是，他最终妥协了，同意与政治家进行政治谈判，而政治家们现在则同意撵走他，重建一个自由的民主制度，同时废除“统一框架”。Herbert Feldman: From Crisis to Crisis. Pakistan 1962—1969,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第249-251页。

〔14〕军事将领领导了此次政变，推翻了君主制度，之后，伊拉克退出了“巴格达条约”或“中央条约组织（CENTO）”。伊朗、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仍然与美国一道，坚守在同盟中。

〔15〕更多细节详见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London: Cape, 1970。

〔16〕阅读阿尤布·汗（Ayub Khan）关于近代事件和个人特质的日记和笔记很有趣。这些只是在最近才公诸于众。Craig Baxter (ed.) : Diaries of Field Marshal Mohammad Ayub Khan, 1966—1972,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7〕有关政治性和编年性描述，参看Rounaq Jahan: Pakistan : Failure in National Integ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18〕更多细节参看Hasan Zaheer: The Separation of East Pakistan. The Rise and Realization of Bengali Muslim Nationalism,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关于此次危机的国内和地方的详情的细节，详见Richard Sisson and Leo Rose: War and Secession : Pakistan, India, and the Creation of Banglades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lifornia Press, 1990。

第九章　阿里·布托、巴基斯坦人民党和齐亚·哈克将军的军事政权：1972—1988

如巴基斯坦所说，1971年“在梦游中与印度交战”，其东翼的国内冲突招致了邻国支持下的完全分离，西翼前线的战争局势也不容乐观。〔1〕巴基斯坦民众对东西两线胜利的夸张谎言感到厌恶，对12月17日的投降感到痛苦。投降导致其丢失了最大的省份，并使9万多巴基斯坦士兵沦为战俘。公务员与下级军官中对摇摇欲坠的叶海亚·汗将军和其统治集团的反对情绪无限扩张，确保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从纽约归来后，能掌管一个飘摇的政府和分裂的国家。阿里·布托是一位机智的政治家，拥有伯克利和牛津大学的学位，他出身于信德省的一个封建家庭，其个人的显赫与其不择手段追求权力和复仇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在巴基斯坦，关于这位有魅力政治家的报道连篇累牍，他被追随者视为真纳之后最有天赋的政治家，但在反对者看来，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个人的权力欲促成了东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批评者们指责他拒绝与拉赫曼分享权力，既然拉赫曼的人民联盟在选举中赢得了绝对多数席位，就应当根据叶海亚·汗的法律框架令中所规定的那样，组成巴基斯坦的民选政府。在批评者们看来，布托自己的盘算与将军们的部门利益交织在一起，将军们想剥夺拉赫曼应得到的权利，不愿意就巴基斯坦的困境寻求政治上的解决。布托通过灾难性的军事战略，引来了巴基斯坦的羞辱和分裂。布托的支持者们则把一个“新巴基斯坦”的重生归功于他，认为他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了巴基斯坦的生存。他们指责军方将自己的失败责任推卸给了布托。布托被齐亚·哈克将军（Zia - ul - Haq, 1924—1988）罢黜的两年之后，最终于1979年4月4日被军方处以绞刑。布托的神秘性和遗产比他的生命延续得更久，他的女儿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 1953—2007）继承了其事业，在经历英勇和悲惨的斗争后，成了巴基斯坦人民党的领袖。贝娜齐尔·布托死后，布托家族在公众记忆中赢得了崇高地位。

事实上，巴基斯坦整个70年代以及从此之后的历史一直围绕两位人物的个性和意识形态打转，他们生活和遗产的每个方面都大相径庭。布托是西方化的总理，相信并从事着民粹主义的实践，而齐亚·哈克则是一名军人，从伊斯兰教中寻找合法性。两位对手都用独裁方式统治国家，都遭遇了非正常死亡，然而他们的政治遗产在其分道扬镳的几十年后仍旧主导着巴基斯坦的两极分化。布托1928年生于拉卡纳（Larkana），是纳瓦兹·布托（Shahnawaz Bhutto, 1888—1957）的儿子。纳瓦兹曾任居那加德土邦（Junagadh）政府的首席部长，让他这位有前途的儿子受到了良好教育。布托家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印度，年轻的布托于1948年去伯克利时，仍然持印度护照。他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学院（Christ Church）求学和从伦敦林肯法学协会（Lincoln's Inn）获得律师资格后，在卡拉奇从事法律工作。〔2〕他在那时国家首都的西方化圈子中活动，以热心的政党成员身份而出名。通过家族关系与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建立的密切关系，帮助他获得了部长职位。从此，这位律师与阿尤布·汗将军有了紧密联系。尽管众所周知，布托藏有很大的个人野心，将军还是让布托掌管商业，这后来帮他升至外交部长职位。〔3〕布托视阿尤布·汗若生父，常用独一无二的恭维吹捧将军，虽然他们在1966年《塔什干协定》后不久就分道扬镳。那时，布托已经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特别是当时巴基斯坦人不再迷信美国，转向中国，以期与对华盛顿的依赖达成平衡。〔4〕与北京的谈判早在1959年就开始，不过也该布托走运，谈判在他担任外长期间已臻成熟。他的公开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革命家的合影，为他创造了一种不服从的光环，虽然他是大胆的现代主义者，但也代表着信德省苏菲派的和民族的传统。

一些布托的同代人，指责他1965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把谨慎的将军引向了敌对状态，以便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5〕从将军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将军对他的外交部长早有严重的保留意见，因此在《塔什干协定》后不久就失去了对布托的宠爱，不过将军将他解职，只是帮助布托赢得了更多的公众支持。〔6〕布托被解职后，在拉合尔和卡拉奇受到广泛欢迎，他的情绪化言辞更是拉近了与敬慕者的距离。在塔什干被阿尤布·汗将军“出卖”的故事，以及将军儿子们和家庭的巨额财富，更有说服力地增添了公众对将军的失望。与此同时，布托将自己变成一个民粹主义者，承诺普通百姓的权利，把“面包、衣服和住所”当作他的竞选信条。〔7〕布托对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拥护，与当代同类阿拉伯思想契合得很好，除为中国欢呼外，带有一些反西方意识形态的色彩，反映了一种反殖民主义的矛盾形式。这种意识形态寻求大企业的国有化，要消灭“二十二个家族”的财政垄断，并承诺实行土改。许多进步的巴基斯坦城市居民为这种思想所影响，与布托联起手来，最终于1967年组建了巴基斯坦人民党（PPP），倡导上述信条，许诺自由和进步日程。人民党的三色旗很快出现在西巴基斯坦各地的商店、家庭和街道中，但其在东巴基斯坦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东巴基斯坦人的观念只留给了拉赫曼和他提倡的最大程度性自治。〔8〕

从担任反阿尤布·汗的群众运动的领导时，布托便开始了他的时代，运动从大学校园出发，然后席卷全国，谋求通过推翻将军来彻底革新体制。与此同时，布托与高级军官如皮萨达（S. Peerzada）、提卡·汗（Tikka Khan）、古尔·哈桑（Gul Hassan）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将形成叶海亚·汗统治层内部的集团。1970年选举中，布托没有在东巴基斯坦赢得任何席位，当然拉赫曼也未能在西巴基斯坦取得任何进展。巴基斯坦政治地方化的扩大，要求有相应的政治和宪法措施。但最高领导们如同1947年在英印的那些人一样，被他们的强硬态度所驱使，在追求他们的政治目标时，不愿意妥协，遂使希望变得渺茫。在东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既轻浮也无必要性，只是使局势更恶化，导致了所有人不愿看到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情形下，鉴于印度入侵巴基斯坦领土，布托被派往纽约，为巴基斯坦的局势申诉。联合国本可以采取一些改善性步骤，但对孟加拉人的同情粉碎了这种可能性，布托情绪化的言词和其从大会的退席抗议，没有为拯救统一的巴基斯坦带来任何重要的国际和平动议。一个没有方向的国家，在一群被狂想和不切实际观念驱使的无能将军们领导下，很快分裂了。布托返回了巴基斯坦，成了救世主。

一、布托政府

1972年12月份掌权之后，布托在其后的四个月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一位实施军事管制法的文官，他的地位有两个正当理由：保证叶海亚·汗退位后的连续性和为恢复国家正常化采取一些紧急措施。这段时间内，布托解退了一些高级军官，控制了官僚机构，实施他的国有化政策。布托那时的兴趣似乎主要在于将军队送回军营，以便选举机构能更顺畅地运行。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巴基斯坦的防卫力量需要有道义和技术上的提升，因此寻求大幅提高军事预算。他的其他挑战有，在伊斯兰教和民族情绪之间找到综合的办法，并重订一部新宪法。这些目标都很大，不过当时有善意的群众基础，因此布托能够取得些进展，即使他个人的不安全感和专制常常连最亲近的朋友也感到疏远。

在布托的国有化方案之下，包括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内的30种行业被国家接管，另外还将包括纺织部门和粮食加工业。布托还施行了一些土地改革办法，不允许私人拥有超过150亩以上的水田和350亩以上的旱田，但允许土地所有者将其财产分给家庭成员，以避免被官方占有。当然也有一些豁免措施，允许人们拥有管井和拖拉机，以便鼓励农业机械化。不过这些举措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土地所有模式，因为大部分封建人口已经成为人民党党员，他们在议会中确保了对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最小影响。虽然印度河流域的农民和无地的贫民将布托看作他们的大恩人，但与阿尤布·汗1959年推动的土地改革一样，布托的措施避免了全盘性转变。此外，布托还对劳动法作了一些改革，当然也不是根本性的，这令他的一些社会主义支持者们感到失望。

巴基斯坦人民党的基础是普通大众，一小部分中产阶级也赞成以最有利于国家的方式重新分配财富和资源，但其领导权常常在封建人物手中。布托似乎是替大众说话，然而他逐渐更多地依靠拥有土地的同事们。人民党内部的党派之争，如旁遮普省中产阶级领袖哈尼夫·拉梅（Hanif Ramay）与谢赫·拉希德（Sheikh Rashid）领导的集团，主要就是被地主古拉姆·穆斯塔法（Ghulam Mustafa Khar）和纳瓦布·库雷希（Nawab Qureshi）排挤掉的，在布托自己的故乡信德省，塔蒲尔家族（Talpurs）和马赫杜姆家族（Makhdums）独揽大权，令新兴的中产阶级下层很不舒服。布托与有影响的地主结盟，特别是在信德省，很快在信德本地人和说乌尔都语的移民之间引发了严重的种族问题。布托真正希望帮助不发达地区，鼓励信德省的特别立法，允许有积极意义的区别对待。这一过程开始于1972年7月，继实施配额制后，将信德语列为该省的第二种主要语言。该省相应地被分成农村和城镇区，教育和职业机构中60％的位置留给了农村地区，政府部门也有类似比例的职位留给了农村，百分之四十被分配给城市居民。这些举措在人口更多的城镇移民中引发了很大不满，他们感到文化和经济权利被剥夺了，被用来满足农村地区。布托对主要金融部门和行业的接管、颁布配额制以帮助农村人口、和对信德语的更大认可，这一切都深深激怒了移民们。人民党很快在卡拉奇、海得拉巴、苏库尔遇到了移民领导的对抗，大多数说乌尔都语者都住在这些地区。几年后，不满情绪导致形成了“统一民族运动党”（MQM）。卡拉奇的骚乱增加了移民和信德人之间的裂隙，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产生了全国性反响。说乌尔都语者对人民党的不信任无限放大，至今仍旧是信德省城镇中一个无法更改的显著事实，鲜明的种族界限仍旧存在。〔9〕

布托对于武装力量有自相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他希望以此作为强大力量，保证巴基斯坦与印度对抗中的以及西部前线的安全，另一方面，他期望将军们顺从文官当局。布托信任的人，提卡·汗将军（Tikka Khan）被重新任命为陆军参谋长，以取代过去的总司令一职，海军和空军的同行也相应得到了新头衔。布托领导国防部，同时还任命了一位头头，监督三位参谋长，并与政治领导人保持联系。〔10〕布托这一时期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让印度将扣押的93000名巴基斯坦俘虏遣送回国。根据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印度情况，除非巴基斯坦承认孟加拉的主权，这才可能发生。达卡陷落之后，巴基斯坦竭力阻止外国政府承认孟加拉独立，并与一些同达卡建立使节联系的国家断了外交关系。布托掌权后，很快就释放了被关押在巴基斯坦狱中的拉赫曼，但仍然面临不承认孟加拉独立的很大国内压力，尤其是多数巴基斯坦军人将之看作羞辱他们国家的手段。布托知道，不与印度谈判，巴基斯坦不可能收复被占领的领土，也不可能在战俘问题上有任何进展。

在经过一些交流和外部劝说后，英迪拉·甘地和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1972年7月在西姆拉（Shimla）会晤，希望达成一项新协议。获胜的印度人肯定不会给一个削弱了的对手做出很多让步，他们也不准备在克什米尔的老问题有任何妥协。在带着期盼和担忧的全世界看来，印巴谈判会举步维艰，南亚会回到战争威胁中，不过那时两位领导人的私人会面没有带任何顾问。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规定从前方撤军，重新划定克什米尔控制线，双方停止敌对和宣传。此外非常重要的是，布托获知英迪拉·甘地愿意就包括克什米尔在内的所有突出问题举行双边谈判，这是《西姆拉协定》的一个关键条款。对于布托而言，这是一个主要成就。虽然普通百姓欢迎该地区的和平，并增加了遣返战俘的可能性，但是在他的反对者们特别是伊斯兰促进会看来，这是一个羞辱。〔11〕关于承认孟加拉的问题，布托当然左右为难，他不可能公然违背国内对于国家分裂的意见。不过他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1974年2月在拉合尔举行伊斯兰国家峰会，拉赫曼总统作为主权国家孟加拉的首脑也得到正式邀请。作为回报，巴基斯坦士兵很快被遣返了，尽管许多重要问题，如留在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和在孟加拉的说乌尔都语的巴基斯坦人，是很可怕的。此外，布托拒绝了拉赫曼总统以反人类罪审判100名巴基斯坦高级军官的要求，他的拒绝受到了高级军官们的欢迎。

布托曾用提卡·汗将军来替换了陆军参谋长古勒·哈桑将军，因担心哈桑同事们的可能行动，整个事件是以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方式来完成的。〔12〕提卡·汗将军退役后，布托选择了齐亚·哈克将军担任陆军参谋长，虽然与一些同事相比，他资历太浅了。但考虑到他的虔诚和明显不关心政治的脾性，布托认为他没有威胁。事实上，哈克将军最终成了布托的报应，因为他于1977年推翻了布托，并于两年后以捏造的政治谋杀指控绞死了布托。哈桑被取代的方式，令许多将军们不满意，他们怀疑布托关于军队在国内可能性角色的实际动机。虽然有大量输入的中国武器，不过布托知道，在常规武器领域，印巴存在严重的军力不平衡，考虑到美国不愿意给伊斯兰堡提供全面的外交和运输保证，布托转而向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寻求帮助。伊斯兰峰会是当然的转折点，除了使中东的油井上吸纳更多巴基斯坦劳工外，也使巴基斯坦在西亚事务中成为重要角色。1974年印度核试验后，当他需要资金和支持来启动巴基斯坦核项目时，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帮了布托大忙。他这时再次展现出领导才能。聚拢起巴基斯坦科学家，建好基础设施后，他发动巴基斯坦人寻找抵御任何未来安全威胁的“可靠保证”。整个过程是在大部分西方强国批评核扩散时发生的。虽然有北大西洋的压力，巴基斯坦还是从事他们的核研究，他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印度已经引发了该地区的新军备竞赛。

布托在外交战线异常活跃。尽管他决定从事核项目和从英联邦退出令华盛顿和伦敦不满，但他确保了与中国的紧密关系，同时经常展现出与亚非世界的团结。布托与伊朗国王密切合作，并竭力培育与喀布尔的友好关系。1973年，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Mohammed Zahir Shah）被其堂兄达乌德（Sardar Mohammad Daud Khan）推翻，后者经常对巴基斯坦发表批评性声明。达乌德以亲莫斯科的立场而出名，他对巴基斯坦普什图族地区的兴趣，提醒布托注意针对西北巴基斯坦的任何外部干涉。1977年，面临反对集团宣称非法操纵选举的抗议时，布托怀疑美国暗中支持了他的批评者们，巴基斯坦与华盛顿的关系急转直下。布托在一些公开讲话中，引用亨利·基辛格对巴基斯坦核项目的批评，表达了他对美国政策的失望。他喜欢发表长篇大论，混杂着乌尔都语、英语和信德语，让那些喜欢他直率语言和讽刺性幽默感的大众感到愉快。这些事不仅展现了布托的无尽能量，同时也为他赢得了公众的极大信任。布托的民粹主义对于普通巴基斯坦人而言，实质上或许不够充分，但确实提升了他们的自尊。许多情况下，他的经济政策只是令普通市民的穷困雪上加霜，增长率因为国有化而放缓了，不过他与人民的关系从不含糊。

布托保护巴基斯坦的地方语言和民间文化，成立了一些学术机构和博物馆，用以保存并褒扬巴基斯坦的地方性民族遗产。同样，通过促进巴基斯坦棉布衣服、民间音乐和地区舞蹈等方式，布托使公众信奉的苏菲派生活更人性化。然而与普通百姓的接触，并未让布托停止伺机报复对手，因为他不习惯和解。1973年2月10日，伊拉克驻伊斯兰堡大使馆内被发现藏有一些武器，这最终导致布托解散了俾路支省省政府和西北边省省政府，事实上，二者是由阿卜杜尔·瓦里汗的人民民族党（NAP）和其他一些政教团体组成的联合政权。巴基斯坦人民党在两省都没有任何势力，解除反对派领导的政府只是削弱了国家的政治进程。在过分猜疑的伊朗国王的刺激下，布托担心人民民族党窝藏想扰乱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亲苏联分子。因此在平息俾路支省叛乱中，他将极端做法运用到极点。布托早在1972年，就曾在卡拉奇动用军队，镇压了因乌尔都语与信德语争端而起的骚乱，现在他再次用军队对付俾路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开始接受了包括喀布尔和莫斯科在内的一些渠道的武装和帮助。布托不愿接受相反观点，以及他的反击部署，将会经常引起一些未曾预料的危机，这进一步促使他从武装力量、政治集团、甚至那些抱怨他处置不当的人民党的早期亲密同事中孤立出来。四面楚歌的布托日益依赖于联邦安全部队（FSF），这是一支平行的军事力量，并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转向土地贵族。

二、1973年宪法

布托在数个领域内可能犹犹豫豫，不过在他的一些贡献中，1973年宪法的起草和颁布，是人民党政府的里程碑式成就。上文提到，布托在执政的头四个月内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力，当时他实施了新的劳动法，引入了国有化，进行了一揽子土地改革措施，解退了统治集团。此外，他努力将就职、培训、高级公务员的工作分配系统化，以强化其对官僚机构的控制。〔13〕 1972年4月，国家实施了过渡性宪法，包括7部分290条款，覆盖了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国民议会在此后的连续会议中开始讨论其优点和可能的修正措施。国民议会的成员是1970年选举的，来自四个省和部族地区，而每个省都有各自的省议会和首席部长领导的内阁。国民议会修正过渡性宪法以形成期待已久的国家文件，布托领导总统办公室，这再次赋予他与其前任同样的重要权力。巴基斯坦人民党（PPP）政权敌视伊斯兰促进会（Jamaat - e - Islami）、人民民族党（Awami National Party）和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的一些部分。不过这些反对派集团，对紧迫形势很敏感，在一位有影响力的精神领袖、来自信德省的皮尔·帕格拉（Pir Sahib Pagara）的领导下，联合到了一起。该联合被称为联合民主阵线（United Democratic Front），其虽然对俾路支省的发展有分歧意见，但仍然在敲定这份国家文件上与巴基斯坦人民党合作，文件以1973年宪法而著称，1973年8月14日大张旗鼓地实施了。

宪法规定了被授权的总理领导下的议会制政府形式。总统领导国家，但只有仪式上的权力，如印度一样。在一个非直接的选举体制下，总统要受总理所提建议的约束。议会由两院组成：上院是参议院，赋予所有地区同样的代表名额；而下院是国民议会，由200名议员组成，立足于人口数量，每五年选举一次。通过21岁以上所有公民的普选，当选的下院多数派政党组织中央政府，各省实行同样的组织形式。宪法还保证了司法和媒体的独立。一些特别条款如第6条，规定任何挑衅或违宪行为都犯叛国罪。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一条款是为了防止将来的任何军事冒险主义，尽管顺从的法院经常将这类接管合法化，如他们曾以“法律必要性”的名义认可了阿尤布·汗的政变。议员们希望宪法将他们对国内政府的选择法典化，第53条还规定，组成共同利益委员会解决各省之间的争端。这部宪法支持以前的传统，将国家正式命名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避开了古典伊斯兰资源讨厌的法律。国家文件的伊斯兰定向在1974年的拉合尔伊斯兰峰会上表现得很明白，在国会的以后争论中变得更明显。〔14〕宪法允许修正案，但只有得到立法者2/3人数的支持才可以实施。1973年宪法是一部有弹性的文件，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经历了数次修改，不管是军政府还是民政府，都为他们特定的行政和政治策略从中寻找合法性。截至到2008年，宪法增加了17条修正案——大多数情况是为了保护不同的执政和施政措施。2000年，巴基斯坦高等法院认可穆沙拉夫政变合法，也允许他修改宪法——单个个体、政府雇员能对这部重要的国家文件进行修改，这在巴基斯坦史无前例。

三、巴基斯坦民族联盟运动和1977年7月的军事政变

宪法颁布后，布托担任总理职务，直到1977年初。当时根据公众要求，国家要计划进行选举。更早些时候，布托任命了人民党领袖和法律部长拉菲·拉查（Rafi Raza）领导他的竞选运动。1977年1月7日，他宣布选举将在3月举行。虽然所有对人民党的背弃都源于专制和在动乱的俾路支省采用了不受欢迎的军事行动，人民还是希望布托以明显多数的选举方式回来掌政。但在一群谄媚者的包围下，以及他易于自我为中心的脾性，使布托主要为中央和地方议会寻找听话的候选人，一些人甚至得到了情报机构的秘密支持。1月11日，巴基斯坦的9个反对党决定组成联合阵线，即巴基斯坦民族联盟（Pakistan National Alliance），决心不接受人民党的简单多数胜利。当民族联盟的领导们拒绝接受3月7日公布的选举结果时，选举前的不信任和指责，随即演变成剧烈的两极分化。根据选举结果，人民党赢得了200个国民议会席位中的155席，而民族联盟获得了36席。两个集团分别获得总选票的58.1％和35.4％。民族联盟早已充斥着反布托的情绪，指责布托政府在选举中作弊。在选举后的一些集会中，民族联盟要求进行高级别的调查，在一些选区进行重新投票，取消一些国会议员的资格。集会很快演变成宗教政党如伊斯兰促进会（Jamaat - i - Islam）、伊斯兰神学会（Jamiat Ulam - i - Islam）、巴基斯坦神学者协会（Jamiat Ulama - i - Pakistan）领导的反布托运动。这些政党相互间有教义的分歧，但都要求国家的伊斯兰化，伊斯兰教随即也成为他们示威的共同呼声。〔15〕

几周之内，国家安全部队在拉合尔、卡拉奇和其他一些城镇屠杀了200名示威者。1977年4月下旬，当惊慌失措的布托在卡拉奇、海得拉巴和拉合尔实施军事管制时，局面似乎已经失控。〔16〕示威仍未见减少，虽然有一些阿拉伯的调停者，但解决人民党和民族联盟僵局的措施都失败了，这促成了一些高级将领们的政治行动。7月5日，齐亚·哈克将军通过政变控制了国家，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在穆里（Murree）和阿伯塔巴德（Abbotabad）逮捕了布托、一些人民党分子和议会的整个民族党高级领导。在其对全国发表的讲话中，齐亚·哈克用法律术语“平等对待”解释了政变，同时承诺举行自由选举，将权力归还给当选的代表。1977年8月2日，选举委员会主席毛拉维·穆斯塔克·侯赛因（Maulvi Mushtaq Hussain）甚至在布托和其他领导被释放后宣布了选举日程。群众似乎仍旧支持布托，因为他用了10个小时才从卡拉奇火车站回到几英里外的克里夫顿家中。现场有巨大的人海在迎接他。在拉瓦尔品第、拉合尔和木尔坦，也有同样的群众集会支持布托。这一切导致齐亚·哈克重新审视了他的游戏计划。因担心重新振作后的布托，将军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与其私党一道，决定中止整个政治进程，继续掌管局势。在一项针对布托利用国家安全部队谋杀政敌的指控后，布托随即又一次被捕。高等法院支持了这个刑事案件，经过审判，布托于1979年4月4日被悄悄地绞死于拉瓦尔品第的监狱中。

四、齐亚·哈克时代：1977—1988

通过军事管制法解散布托政府，以及通过刑事案件给他个人带来不幸的结局，不但给这个国家增添了政治不稳性和失望感，而且使巴基斯坦军队控制了所有其他机构。齐亚·哈克主导的政策不但是专制的，也促使社会进一步向党派和种族方向进行，民主、妇女和少数民族则成了主要牺牲品。一个国家，若具有勤劳的人民和无尽的资源，肯定应得到比统治阶层使其经受的那样要更好的生活。齐亚的11年统治，是政府机构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同时进一步朝着宗教不宽容和政治私利的方向发展。1971年的不幸事件后，虽然给布托带来广受欢迎的机会，但他未能在巴基斯坦建立合适的统治方式，这里面仍旧问题多多。他个人的不安全感、专制脾性和对相反意见的缺乏包容，无助于他对普通百姓和国内政治的真正关心。他与反对派的政治对抗、与俾路支省领导的长期不和，以及对封建家族的依赖，只是加剧了他的孤立，巴基斯坦体制内结构性畸形的老问题仍旧无人顾及。传统的军队优势很快又回来了，特别是当垂头丧气的将军们被布托养肥，继之用以对付自己的政敌，允许他们发挥核心作用后，情况更是如此。这种做法为军队张目，鼓励了他们去再一次推翻政权。

齐亚·哈克将军，或者为人所熟知的齐亚将军，来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于1924年8月12日生于贾朗达尔（Jullundur，现位于印度旁遮普省），在德里的圣·斯蒂芬学院上的大学。二战期间，他曾在英印军队服役，巴基斯坦立国后，获得迅速提升。布托绕过了其他一些高级将军，任命他为陆军参谋长，认为后者不会给他造成威胁。齐亚的谦卑和虔诚与派头十足的布托形成鲜明对比，为他赢得了许多巴基斯坦中产阶级和一些外国到访者的支持，他的谦逊性格常常给到访者们留下深刻印象。〔17〕不过，他当然是一个精明的人，知道如何毫不留情地谋求自己的利益，他的统治在巴基斯坦历史上为时最长。齐亚将军的军事统治集团中包括有他的亲密同事如阿里夫将军（K. M. Alif）、切斯提将军（Faiz Ali Chishti）、拉赫曼将军（Akhtar Abdur Rahman），后者生于贾朗达尔，家庭背景与齐亚将军类似。〔18〕

五、苏军入侵阿富汗

1979年11月，当苏联入侵阿富汗时，齐亚的全面孤立状况结束了，巴基斯坦成为这一冷战紧张阶段的前哨国家。他选择的伊斯兰化、几个月前处死布托，以及通过军事法庭做出的违反人权的事情，统统被忘记了。西方大国、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和中国，重新发现齐亚是一个勇敢的盟友，他能勇敢地对抗一个超级大国。卡特政府决定提供4亿美元给巴基斯坦，支持其国防和脆弱的经济，不过齐亚拒绝了这个好意，称之为“小数目”。里根当政时，给巴基斯坦提供了更为重要的支持，中情局开始装备和培训阿富汗的抵抗力量圣战者组织（Mujahideen）。在1979年2月伊朗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完全从这个地区消失。这个时候，齐亚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力量成了一笔有用的财富，因为其同样持有反苏情绪。实际上，中情局通过巴基斯坦的对应机构——三军情报局（Inter - Services Intelligence）——管理着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秘密行动，涉及巴基斯坦难民营中的阿富汗人和他们与国内的接触。〔19〕出于人道考虑，巴基斯坦人给400万阿富汗难民提供了住所和好客的热情，诸如白沙瓦和奎达这样的城市很快挤满了难民。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和他们的牲畜给巴基斯坦经济和生态带来了严重压力，除此之外，巴基斯坦还得面对苏联的惩罚——公开谴责和断断续续的轰炸。轰炸和有选择的屠杀是阿富汗秘密情报机构“卡德”（KHAD）所干的，卡德是苏联的代理人，试图在巴基斯坦引起反暴动。不过，阿富汗战争提升了齐亚的全球形象，同样也带来了资助和友好。那时，波斯湾的巴基斯坦侨民已经开始寄回他们的汇款，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巴基斯坦的经济。此外，虽然西方媒体偶尔批评巴基斯坦的反民主政策和秘密核项目，但里根政府在一场针对“邪恶国家”的代理人战争中，保证了对齐亚的物质和外交支持。

齐亚知道，即使有西方国家支持他的外交政策，他也不可能规避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如同阿尤布·汗那样，他试图引入一种受控制的民主形式。大部分政治家，尤其是巴基斯坦人民党的那些人，早已经被关押或在流亡，所以齐亚打算弄一个顺从的议会。他的首次试验是提名制议会，被称作顾问委员会（Majlis - i - Shoora），所有成员都由他提名，不过事实上这只是他拿来充数的，故经常受到国内团体的驳斥。1981年，一些反齐亚的政党组成了恢复民主运动（MRD）组织，遭到齐亚的野蛮镇压，尤其是1983年间在信德省的行动。然而民主化和恢复1973年宪法的呼声没有衰退。齐亚利用情报机构反对民主人士和进行公开的抨击，没有压服这个运动，这位军事独裁被迫宣布在1984年举行不支持任何党派的选举。在此之前，他操纵了一个欺骗性的公民投票，试图再当5年总统，按他的计划将国家行政伊斯兰化。官僚机构、情报部门和慈善组织再次在投票中帮助了他，这次投票既缺乏透明性，参加人数也很少。〔20〕

选举如期举行，但不是来自该党的政纲，新国会也被召集起来。不过齐亚要求新国会确认他在前八年中所实施的所有法令和法律。他威胁说，如果拒绝认可他过去的行动和政策，就将解散国会。国会通过第八修正案照做了，不但保护了他过去的举措和行为，而且授予他更多权力，包括一项免职总理和解散国会的重要授权。就这样，宪法的议会制特性被篡改为对齐亚将军的迎合，总理穆罕默德·汗·居内久（Mohammad Khan Junejo）变得完全依赖于这位将军总统。居内久是一位脾气温和的信德省政治家，试图维护他的自主性。1988年月，在对东亚正式访问的回国途中，他被解除了职务。齐亚准备设计一个更听话的新议会，但在1988年8月17日的一次空难中失去了性命，同机牺牲的还有美国大使和其他一些高级将军。当时他们去巴哈瓦尔普尔（Bahawalpur）视察一种新式美国坦克的演习，巴基斯坦正考虑用它装备军队。总统的C-130专机起飞后不久就掉了下来，即使在20年后，这起事故的原因依旧扑朔迷离。齐亚的突然去世，为巴基斯坦的民主力量打开了一条新通道，不过他的遗产继续支配着该国的政治事件和意识形态冲突。齐亚的阿富汗政策是成功的，虽然他死后几个月，最后一批苏联军队才撤离阿富汗，但紧随其后，苏联自身也解体了。

齐亚·哈克将军长达11年的当政，边缘化了宪法性政治，同时也因这是一段巴基斯坦民主力量最艰难的时刻而被人们记住。除去压制巴基斯坦人民党和其他类似的力量外，齐亚控制着媒体、艺术、文学作品和所有与公共生活相关的领域，把伊斯兰教当作巴基斯坦的理论基础。妇女们被要求呆在家中，如果要在公开场合出现，需要盖住头部并过更为隔离的生活。〔21〕政府机关要为祈祷者准备好场所和时间，政府毅然征收善捐——扎卡特（Zakat，穆斯林每年一次的慈善捐款），民主被视为西方的、非伊斯兰的概念。齐亚一度怀有充当整个穆斯林社会发言人角色的想法，将巴基斯坦想象成一个伊斯兰的乌托邦。他以伊斯兰教教法名义实施的统治措施大多是有争议的，也是残酷无情的，使巴基斯坦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化。在一系列被称为“胡德法令”（Huddood Ordinance）的法律下，鞭刑和石刑被视为伊斯兰式的惩罚，法令还认为妇女的证词只有男人证词的一半价值。这些法律也没有在强奸和通奸之间做出清晰区分，即使一个怀孕的受害者也经常被当成罪犯进行惩罚。巴基斯坦监狱中很快充斥着妇女，她们被凌辱后，又被男性亲属抛弃。尽管她们的实际委屈完全是不同的情况，但男人们依旧指责这些妇女的不道德行为。巴基斯坦的妇女在经过漫长的斗争后，曾经于60年代获得过一定的人权，现在却经历着“罩袍和四面墙”（Chaadar and Chaardiwari）名义下的严重倒退，“罩袍和四面墙”是一些保守穆斯林的理想，其不接受任何公共空间和个人的提高。被逼到墙角后，许多城镇妇女别无选择，只有组织起来表达她们的抗议，也得到了厌恶这种隔离法律的国内社会的支持。这种法律影响了媒体、妇女和少数民族。〔22〕由于缺乏民主机构和参政机构，又由于邻国阿富汗武装的扩散，诸如卡拉奇这样的城市变得反复无常。“统一民族运动党”（MQM）中的种族好战分子和信德人、普什图人中的好战分子，都参与到随意的和有选择性的杀戮中来。〔23〕整个80年代，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后，又发生了种族犯罪。巴基斯坦人憎恨城市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无常的冲突，冲突既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同时又使民族和谐变得不稳定。当另一个短暂的民主时期降临时，这些尖锐的问题将成为90年代的不祥之兆。

注　释

〔1〕 Ian Talbot: Pakistan : A Modem History, London: Hurst, 1998，详见第202页。

〔2〕因为他早年遇到了卡拉奇的封建统治层和西方化的精英，详见Sherbaz Khan Mazari: A Journey to Disillusionment,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他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信仰，并且在内阁圈子里获得了更多利益，通常对周围人都不信任。Lawrence Ziring: Pakist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A Political History,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第274—276页。

〔4〕 Anwar H. Syed: "Z. A. Bhutto' s Self - Characterizations and Pakistani Political Culture", Asian Survey, XVIII, December 1978.

〔5〕据说，像布托这样的巴基斯坦人低估了印度的报复计划，鼓励向克什米尔内渗透。详见Altaf Gauhar: General Ayub Khan : Pakistan's First Military Ruler, Lahore: Sang - e - Meel Publications, 1993, pp．第204—205页。

〔6〕 Craig Baxter (ed.) : Diaries of Field Marshal Mohammad Ayub Khan, 1966—1972,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第3、15、29、33页。

〔7〕一个有趣的布托传记，详见Stanley Wolpert: Zulfi Bhutto of Pakist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8〕关于巴基斯坦人民党更多的信息，详见Philip E. Jones: The Pakistan People's Party : Rise to Power,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9〕在邻邦印度同样可以看到此类情况，比如官方的区别对待举措，依此，出身比美德更重要，这通常引起争议，必须要很仔细处理。

〔10〕 Hasan - Askari Rizvi: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Pakistan, 1947—1997, Lahore: Sang - e - Meel Publications, 2000.

〔11〕伊斯兰促进会错误相信了布托，并且对于印度控制克什米尔大部分地区表示不满。大会党支持在东巴基斯坦的军事活动，很多党员都被民族解放军（Mukti Bahini）杀死。因而在克什米尔和东巴基斯坦问题上，任何一点妥协都是严重的背叛。

〔12〕更多细节详见Gul Hassan Khan: Memoirs of Lt. General Gul Hassan Kha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有关巴基斯坦内政和间或的改革措施，详见Charles H. Kennedy: Bureaucracy in Pakista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实际上，在此次峰会的两周时间里，由卡拉奇宗教学者穆拉纳（Maulana Yusuf Binouri）所领导的很多神职人员组成了乌力马联盟，要求将艾哈迈迪派教徒从伊斯兰教中驱逐出去。米尔扎·古拉姆组织的这个救世宗派经常受到传统穆斯林团体的挑战，50年代早期，反对他们的骚乱甚至导致了拉合尔的军事管制。这项要求带着新热情复兴了，得到了巴基斯坦国民议会的默许。1974年，国民议会宣布艾哈迈迪派不是穆斯林，因为他们不相信先知穆罕默德的最终结局。

〔15〕在他们的语义中，这被称为贯彻先知圣令，意味着对布托自由生活方式的驳斥。

〔16〕为了赢得保守派的支持，布托迅速关闭了售酒的商店，也禁止赌博，并将星期五定为假日，但是这些措施却使得他的反对者们气焰更加嚣张。

〔17〕 Shahid J. Burki: "Pakistan Under Zia, 1977—88", Asian Survey, XXVIII，1988年10月。

〔18〕不过阿西夫和切斯提提供了1977年政变以及后续事件的细节，在1988年8月17日巴哈瓦尔普尔附近的一起空难中，拉赫曼和齐亚同时丧生了。

〔19〕 George Crile: My Enemy's Enemy : the Story of the Largest Covert Operation in History. Arming of Mujahideen by the CIA,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3.

〔20〕普遍认为，这次公民投票被肆意操纵。

〔21〕关于他控制公民自由、媒体和文字行为的举措，参看Zubeida Mustafa、Asif Farrukhi and Kishwar Naheed于齐亚去世周年在国家第一大报刊上所写的文章，“书籍的黎明”。2007年8月19日，http://www.dawn.com/weekly/books/books4.html。

〔22〕更多细节详见Iftikhar H. Malik: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Pakistan : Politics of Auhority, Ideology and Ethnicity, Oxford: ST.　Antony's - Macmillan, 1997（尤其是第七章，第139 -167页）。

〔23〕关于民族暴力的论述，参看Malik，第168—256页；以及Feroz Ahmed: Ethnicity and Politics in Pakista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第十章　民主的十年，1988—1999：贝·布托与纳瓦兹·谢里夫

1988年8月17日，齐亚·哈克将军在飞机失事中去世，从政治地图上抹去了整个高级军事首脑集团，带来了一个以选举和民选政权为特征的恢复民主的新时期。这些政权结构是虚弱的，并有小规模的敌对状态，更是经常被将军们解散，将军们对于组建和解散这类政府都照例充当着间接角色。这十年中，贝·布托（1953—2007）两次以巴基斯坦人民党（PPP）首脑身份当选为总理，米安·纳瓦兹·谢里夫（1950—　）同样两度获此职位。不过，这两位1947年后出生的巴基斯坦政治家都未能完成他们的5年任期。他们常遭到无能和腐败的指责，一些政敌甚至鼓励将军们赶走政府和当选的议会。1988年以来，巴基斯坦经历了六次选举，分别在1988、1990、1993、1996、2002和2008年举行。90年代，除布托和谢里夫两度担任总理外，国家还三次被总统和将军们所指定的过渡总理管理和组织选举。整个90年代期间，虽然许多齐亚·哈克实施的限制性法律仍旧存在，但巴基斯坦人享有了更多的公民自由。此外，种族问题和动乱持续纠缠着卡拉奇，而情报机构如三军情报局（ISI）早已是碰不得的，在国内和地区政治中充当着有争议的角色。由于美国抨击伊斯兰堡的核项目，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也冷了下来。不过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人注意到与印度的关系，有了一些期待已久、的朝着正常化方向的进展。1999年10月12日，纳瓦兹·谢里夫在第二个任期内被赶走了，穆沙拉夫将军的激进军队同僚们通过军事政变解除了总理职务，该国再一次处在黄褐色力量的势力范围之下。

一、贝·布托和巴基斯坦人民党政府，1988—1990

齐亚·哈克的专制和选择伊斯兰化，旨在为自己提供合法性，特别是在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急速国有化导致了国家经济出现一片暗淡之后。另外，齐亚还想通过共同的伊斯兰意识，搬走阻碍国家统一的绊脚石。确立刑法法典、亵渎性法律和联邦伊斯兰法院，以及带有伊斯兰色彩的经济和妇女的贞节行为，所有一切都旨在实现这一目的。不论他的动机如何，其专制的副作用，是加剧了穆斯林内部的分歧，给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在许多国内力量看来，齐亚只是迎合原教旨主义分子，以支持他自己的地位，阿富汗的抵抗又进一步促使社会批评力量边缘化。与此同时，由于压制政治力量如“恢复民主运动党”，齐亚的政权孵化了离心因素和分离主义者，将卡拉奇和海得拉巴变成了一口沸腾的种族大锅。齐亚的突然死亡，给贝·布托创造了希望，她于1986年回到国内，带着流亡伦敦后从未受到过的欢迎，伺机进入国内政坛。贝·布托曾在美国和英国牛津接受教育，一直陪伴其父亲出席外事访问活动，包括1972年近距离观察了希姆拉谈判。父亲于1979年4月被军事政权审判并绞死后，她和母亲努斯拉特·布托（Begum Nusrat Bhutto）一道被官方拘留。在被巴基斯坦军事政权拘留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内，她都过着流亡的生活，而他的弟弟穆塔扎·布托（Murtaza Bhutto）则在欧洲、北非和阿富汗四处奔走，寻求人们支持他的佐勒菲卡尔运动，去推翻齐亚的军事政权。她最小的弟弟纳瓦兹（Shahnawaz Bhutto）也一直在流亡中，直到1985年被人发现神秘地死在法国的公寓里。布托毅然接过从政治上反对齐亚的重任，继承了其父亲在巴基斯坦人民党的领导权。她曾当过牛津大学学生会主席，过着西方化的生活，这时改头换面，穿起巴基斯坦服装，尽量说乌尔都语，以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她于1986年的回归，提升了巴基斯坦人对全面恢复民主、抨击独裁政治和从头再来的期盼。在其自传中，她详细描绘了她的奋斗历程和对进步社会的展望，观察家们也等待南亚政治生活中出现一位1947年后出生的领导。〔1〕这种预期也受到邻国印度领导拉吉夫·甘地的刺激。

齐亚死后，议会主席古拉姆·伊沙克汗（Ghulam Ishaq Khan, 1915—2006）根据宪法修正案所规定，成为国家总统。他决定举行全国大选，允许政治党派全面参与。古拉姆·伊沙克汗一生都是公务员，曾服务过许多巴基斯坦总统，也曾是齐亚的支持者，不过他完全认识到，自己不可能避开自由选举的公众需求。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政党也分为两大选举联盟，两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也正代表了佐勒菲卡尔·布托和齐亚·哈克的遗产。贝·布托的联合体叫做巴基斯坦民主党联盟（PDA），以她的人民党为主体，包括另外一些进步力量，如阿卜杜勒·瓦利汗的人民民族党（ANP）。另一派叫伊斯兰民主联盟（IDA或IJI），包括穆斯林联盟的一部分和一些宗教政治党派。这个联盟的领导是倾向于齐亚的纳瓦兹·谢里夫，他也是旁遮普的首席部长。在政治两极分化之外，齐亚修正案所带来的巴基斯坦宪法异常状况，使得权力平衡指向了有利于总统的方向，在第58-2B条款中规定，总统能解散议会和总理府。除了有权力的总统，军队总参谋长或许是“三驾马车”中另一位最有实权的人物，而总理尽管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却是三者中最不稳固的合作者。这样一种结构的不平衡，又因情报机构如三军情报局（ISI）的剧烈和不稳定的角色而进一步加剧。情报机构虽然因阿富汗抵抗而享有很高地位和资源，但并不想要一位过于自信的政治权威管理国家。

虽然贝·布托的美好愿望很有说服力，但官方因素却严重地阻滞了她，只有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的支持，她才能重建议会的优先地位，根除压制性法律。而且，自80年代中期以来，卡拉奇一直处于骚动状态，对于任何新人民党政权而言，与信德省说乌尔都语的统一民族运动党（MQM）的关系也并不轻松。贝·布托1987年与阿西夫·扎尔达里（Asif Zardari）结婚后，对暴风骤雨般的批评变得很敏感，因为她的夫家声望不好，连驻巴外国媒体也担心这种裙带关系的副作用。〔2〕 1988年10月，207个席位（不包括妇女席位和部族地区如法塔的席位）的国民议会选举是在巨大的期盼和大规模群众集会中进行的，实力省旁遮普已经在伊斯兰民主联盟（IDA或IJI）的控制下，信德省尖锐地分裂为城市和乡村集团。由于种族和宗教问题，西北边境省（NWFP）和俾路支同样情况不明晰。选举在言词激烈的声明中完成后，伊斯兰民主联盟获得240个席位中的108席，巴基斯坦人民党获得94席，独立候选人获得32席。美国大使罗伯特·奥克莱（Robert Oakley）从中斡旋后，贝·托布答应了其要求，延续齐亚在克什米尔和阿富汗问题上的外交政策，留任总统和外交部长。于是，这位人民党领袖得以于1988年12月2日宣誓就任总理。

新政府并不一帆风顺，因为旁遮普的首席部长纳瓦兹·谢里夫很快在他的省内违背联邦政府文件。在其个人野心的支配下，同时也得到了一些政府内特别是情报部门反人民党人物的支持，谢里夫开始在国民议会中充当反对派先锋。布托起初有支持者的良好祝愿，总参谋长阿斯兰姆·拜格（Aslam Baig）将军也很友善，避免与她产生公开对抗。不过巴基斯坦很快开始了一段民主碎裂的新时期，精力被浪费在互相攻击上，而不是用于解决国内统治的老问题。〔3〕除了尖锐的政治极化和结构不平衡外，卡拉奇、克什米尔和喀布尔成了压垮年轻布托最后一根稻草。她才35岁，是穆斯林国家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理。尽管对于许多保守的伊斯兰集团而言，她的性别常常造成一些怨恨情绪，不过她的外事出访还是受到很好欢迎。普通巴基斯坦人更担心的是他们的世俗问题，而不是她的女性身份。与纳瓦兹·谢里夫以及其死心塌地的支持者一样，贝·布托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努力与政敌进行深入对话。随着时间推移，她在巴基斯坦民主党联盟中的许多盟友们立场也产生了改变。

长期以来，统一民族运动党（MQM）一直因为分配体制，和人民党在信德省农村地区势力愈发强大，而对人民党怀有情绪。不过该党领导阿尔塔夫·侯赛因（Altaf Hussain, 1953—　）和他的煽动性集团与普什图人、旁遮普人以及卡拉奇的俾路支社会关系不好，因为除了人口、住房、工作、交通在变化之外，地方政权似乎也正从安置得很好的昔日移民们手中滑走。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统一民族运动党管理着自己的军队，一直在卡拉奇日益增长的分离地区打游击，这严重影响了巴基斯坦人的经济和士气。统一民族运动党在国民议会中拥有13个重要席位（11席来自卡拉奇，2席来自海德拉巴），为寻求该党的支持，贝·布托竭力平息他们对政府的担忧。随着该党与信德省部族主义者的关系日益紧张，特别是1988年9月30日海得拉巴的爆炸事件夺取了200人的生命之后，统一民族运动党不愿意和人民党联盟。〔4〕不过随着信德城市地区的公开强烈抗议，两党关系逐渐密切了。1988年12月，贝·布托和阿尔塔夫·侯赛因在卡拉奇签署了一份58点协议。协议激怒了一些信德地区的部族主义者，而且由于两党缺乏信任，其也没有成功实施的可能。伊斯兰民主联盟在纳瓦兹·谢里夫的领导下，也开始向阿尔塔夫·侯赛因示好，这个举动主要是为了动摇布托的根基。与此同时，卡拉奇还在时不时发生绑架、秘密杀戮和间或的种族冲突事件，一切无异于给伊斯兰民主联盟对人民党政府的批评火上浇油。

统一民族运动党甚至一度向总参谋长提议干预卡拉奇，这意味人民党在信德省已经落单，不再能控制暴力。统一民族运动党还要求遣返自1971年来就生活在孟加拉难民营中的、25万说乌尔都语的比哈尔人，他们常常被认为是“进退两难的巴基斯坦人”。伊斯兰堡不愿意将他们带回巴基斯坦，担心信德省居民的对抗性反应，因为这些比哈尔人大部分曾生活在信德城市地区，他们的新来乍到可能会助长本已存在的种族紧张关系。1989年5月27日，在主要说乌尔都语的海得拉巴省蒲卡·奇拉（Pukka - Qila）地区，一些文官和统一民族运动党激进分子在与警察的交火中丧生，阿尔塔夫·侯赛因指责贝·布托从背后下黑手。这些指责促成了统一民族运动党与纳瓦兹之间的秘密谈判，布托被他们看成了共同的敌人。1989年9月18日，统一民族运动党最终正式与伊斯兰民主联盟联合，变成了一个叫做联合反对党（COP）的大联盟，他们决心要通过国民议会的不信任动议，将巴基斯坦人民党政权拉下马。布托经受住了投票的考验，但是未能做任何实质性努力，未能架起与政敌间沟通的桥梁，因而国家的政治依旧支离破碎。正如后来的媒体所报道，国家的情报机构同时也在从事自己的行动，进一步侵蚀了对这位年轻总理的信心。〔5〕布托依旧忙于出国访问，她常常到处指责印度在克什米尔违反了人权，为巴基斯坦寻求政治上的和物质上的支持。

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成员，该组织成立于1984年，旨在促进地区的社会经济合作，除了这两个邻邦外，还包括孟加拉、斯里兰卡、不丹和马尔代夫。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定期举行高层会议，注意力会聚焦在这两个竞争国家的领导身上，因而1988年在伊斯兰堡的峰会，让地区和全球都对拉吉夫·甘地和贝·布托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决心控制政治动荡以建立更大合作关系，不过在他们回到各自的选民中后，这种决心就动摇了，不宽容的力量和敌对组织将否决消解地区冷战。印控克什米尔自1988年以来一直骚动不安，对新德里的新仇旧恨很快演变为军事挑衅。印度未通过与克什米尔领导人进行谈判来解决问题，也没有与巴基斯坦举行有价值的对话，而是直接动用军队对付这个山谷的示威行动，常常导致人数众多的伤亡。印度当局认为他们能用蛮力遏制持不同政见者，就像80年代在印度旁遮普所做的那样，当时锡克族立国的独立运动“卡利斯坦”（Khalistan）完全被暴力镇压了。不过，克什米尔人只想让他们的集体生活有个新的开始，不愿意被当成鼓动自己年轻组织的战略工具，这些年轻组织们更像阿富汗人，想要宣布自己的主权。这种局势下，巴基斯坦人的政治和物质支持，使他们的反抗采取了更为持久的形式，新德里被迫部署了更多军队。克什米尔再度将印度和巴基斯坦带入僵局，因为他们间的相互指责和对抗性姿态否决了和平的决议。贝·布托受到急切的行政机关的怂恿，同时也为对国内事务的虚弱控制力而苦恼，于是把克什米尔争端当作战斗口号，不过这个问题显然要比其任期更长久。

巴基斯坦接纳了成千上万的阿富汗难民，帮助他们在战争中抵抗苏联。他们还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日内瓦与莫斯科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解决问题的切实办法。苏联领导戈尔巴乔夫发现这是一场失败和昂贵的战役后，最终决定从阿富汗撤回苏联军队，这让喀布尔的亲莫斯科政权处于危险状态。在前医生和阿富汗保安局头子纳吉布拉的领导下，这个政权虽然龟缩在喀布尔，但并没有失去勇气，喀布尔以外的广大地区大部分或处于移民控制下或被种族军阀所掌控。1989年月，受到苏联撤军和纳吉布拉的脆弱性所鼓舞，九个移民组织在中情局和巴基斯坦国内情报局的帮助下，袭击了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希望借此驱逐喀布尔政权。事态发展很快，各方面有数千名阿富汗战士溃败。这个事件不仅揭示外国力量如巴基斯坦与美国难以驾驭阿富汗局势，同时也使阿富汗的内部不调和苦难雪上加霜。难民人口、经济和生态成本、武器和药物扩散，这一切都让巴基斯坦更加不舒服，当华盛顿和其他外国支持者决定不管阿富汗人时，这种抽离增加了伊斯兰堡的担忧。此外，巴基斯坦的核项目正处在美国国会的严格审查中，他们要求其降低到标准水平，否则完全中止对伊斯兰堡的援助。贝·布托本可以利用贾拉拉巴德的惨败，为该地区创立新的前景，不过她拒绝动用巴基斯坦军队和国家安全局，暴露出她对根深蒂固的军队机构缺乏稳定的控制。1989年，她可以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那里获得些支持，但巴基斯坦国内的和地区的问题，需要更多有力量的系统性解决办法，在支离破碎的政治文化中，这恐怕是不可能做到的事。〔6〕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在执政18个月后，伊沙克汗于1990年8月解散了贝·布托政府，指控她无能、腐败，并使治安恶化。〔7〕这一举动并未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任何大的抗议活动，因为世界的注意力正聚焦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局势的发展。伊沙克汗总统任命信德省政治家古拉姆·穆斯塔法·贾托伊（Ghulam Mustafa Jatoi, 1937—　）担任总理，领导为期三个月的过渡政府，直到议会举行新的选举。对布托政权的失望导致了三个K区（卡拉奇、克什米尔、喀布尔）的骚乱，以及机构内反布托力量的支持性声明，最终使得巴基斯坦人民党在1990年10月的选举中惨败。〔8〕

二、纳瓦兹·谢里夫，1990—1993：穆斯林联盟当政

谢里夫是住在拉合尔的一个旁遮普富商家庭的子弟，当齐亚将军在全国寻找政治盟友时，谢里夫引起了他的注意。谢里夫获得的第一个重要内阁部长职位是在80年代中期，当时他当上了旁遮普的财政部长，因与军事统治层密切合作，这最终帮他成为亲齐亚的穆斯林联盟的领导。齐亚死后，时任旁遮普首席部长的谢里夫，依赖旁遮普省对去世将军的一阵同情，并利用他与政府机构和其他中央派政治家的接触，组建了伊斯兰民主联盟。早些时候，在1988年6月居内久政府被齐亚解散时，谢里夫自己的内阁得到了赦免，旁遮普议会原封未动。居内久走后，剩下的亲齐亚联盟一片混乱，谢里夫认为他应当成为总理。总统古拉姆·伊沙克汗当然对谢里夫有好感，因为他不像贝·布托，并不试图改变当下的内政外交政策。〔9〕 1988年10月的选举之后，谢里夫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旁遮普的优势，并肆无忌惮地在所有问题上与贝·布托竞争，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卡拉奇的事态等。为了恫吓布托，他甚至打出地方主义的牌，指责布托政府使他的旁遮普省成为受害者，并纵容他的部长们在地区事务上鼓噪。布托陷入孤立无援中，部分由于她自己的放任自流，部分由于谢里夫的图谋，这位野心勃勃的旁遮普政治家得到了在信德削弱布托的机会，与统一民族运动党结盟。按照一些报道的说法，谢里夫和统一民族运动党间的17点共识，是伊沙克汗促成的。〔10〕虽然联盟在议会中占明显多数，但未能通过赶走布托的不信任投票，不过这并未使谢里夫放慢行动，他发自内心地欢迎伊沙克汗总统解散布托政权。

布托对贾托伊领导的过渡政府不满，指责他们通过腐败案对她的家庭进行政治迫害，不过反对她的多党联盟早已成立，巴基斯坦人在华盛顿禁止援助后已于1990年10月举行公民投票。在国会“普雷斯勒修正案”（the Pressler amendment）的要求下，布什总统不能再说巴基斯坦没有核项目。交付完巴基斯坦早已付款的71架F-16战斗机和配件后，价值5.64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停止了。在政治家们的清醒与纠缠不休中，选民们大多数选择了伊斯兰民主联盟，谢里夫于1990年11月7日当选为总理。他的联盟获得了国民议会207个席位中的105席，而贝·布托的巴基斯坦民主党联盟只获得45席。通过笼络说乌尔都语的选民，统一民族运动党再度成为卡拉奇的多数党和重要的政治掮客。巴基斯坦人民不满这些结果，通过新闻发布会和白皮书，谴责选举是卑劣肮脏的，不过这并未能阻挡伊斯兰民主联盟在中央和旁遮普省组阁，受挫的巴基斯坦民主党被晾在一旁。

谢里夫承诺进行经济改革，向地方政府更多分权，确保卡拉奇的和平，在克什米尔和阿富汗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鉴于美国援助已经停止，卡拉奇暴力不断，腐败盛行，以及与印度的紧张关系，谢里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求援，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条件，弄得基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让普通巴基斯坦人觉得实在太贵了。1992年2月，谢里夫取消了对外币的管制，除为私有化寻找资金和效率外，主要是想招募更多国际投资。海湾危机严重影响了巴基斯坦，因为许多移民国外者的汇款枯竭了。而且，华盛顿和其他盟友如沙特，劝说巴基斯坦拿出1万人的部队，巴基斯坦照办了，虽然阿斯兰姆将军和普通巴基斯坦人都强烈反对，他们对美国停止援助大为不满。

竞选时，谢里夫曾承诺将对巴基斯坦进行系统的伊斯兰化，这为他赢得了宗教集团如伊斯兰促进会（Jamaat - i - Islami）的支持，该党现在的领导是卡兹·侯赛因·艾哈迈德（Qazi Hussain Ahmed）。1991年5月，谢里夫迫于盟友要求颁布伊斯兰法的压力，在国民议会提出了折中的议案，受到巴基斯坦民主党联盟和统一民族运动党的抵制，议案最终被提交给特别委员会考虑。更关键的是，1991年11月，联邦伊斯兰法庭在听证有关国家财政举措的请求时，宣布利息（Riba）与伊斯兰教冲突。该禁令还宣布联邦和各省经济部门另有其他20部法律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精神，要求立刻撤销。谢里夫不想直接挑战这个判决，而是代之以让财政机构向高等法院寻求补救办法。他还通过如高速公路这样的大工程、涨工资、提供购买小出租车的银行贷款等措施，向穷人提供救济。谢里夫召集了“共同利益委员会”（Council of Common Interests）开会，以解决困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税率和贸易问题。虽然有穆斯林联盟和统一民族运动党的联合执政，不过卡拉奇的混乱痼疾难治，日常的绑架、汽车盗窃、有选择地杀死文官和政敌，这一切都逼得政府去采取军事行动逮捕歹徒和没收非法武器。穆斯林联盟与巴基斯坦民主联盟的关系日益紧张，后者指责谢里夫政府进行欺骗。当一宗涉及旁遮普官员的大丑闻曝光后，巴基斯坦人民党致电总统伊沙克汗，要求他解除总理职务。巴基斯坦人开始了解到，大量挪用公共资金导致了持有普通市民200亿卢比的存款的合作社崩溃。看来伊斯兰民主联盟不能恢复民众对经济、法律和秩序的信心。

在信德农村地区，治安一直稳步恶化，土匪们使得普通人的生活很艰难，卡拉奇和全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货运受到严重影响。卡拉奇早已动荡不安，来自信德省内部的信息同样令人沮丧。萨迪克·阿里（Jam Sadiq Ali）的专横警察们不仅使局势变得更糟，而且逼伊斯兰堡下令采取军事行动。这时，一家大胆的媒体开始出版实力派政治力量授意下的腐败和镇压故事，涉及统一民族运动党（MQM）和伊沙克汗的女婿马尔瓦特（Irfanullah Marwat）。〔11〕虽然阿尔塔夫·侯赛因和谢里夫的一些密友们有反对意见，但需要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力持续增强。1992年5月，在一场代号为“扫除行动”的军事行动后，萨迪克·阿里死去，阿斯兰姆·拜格将军被阿西夫·纳瓦兹·詹朱（Asif Nawaz Janjua）代替。官方报道的统一民族运动党刑讯室、领导层的丑闻、军火走私和有组织的犯罪震惊了巴基斯坦人，他们感到即使詹朱于1993年一月突然死亡后，军事行动仍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结果阿尔塔夫·侯赛因和许多其他统一民族运动党的激进分子和好战者不得不到英国、美国和南非避难，更多人则转入地下行动或去了阿联酋的迪拜。此时，一部分激进分子开始造侯赛因的反，另组成哈基基派，两部分之间产生了黑手党那样的冲突。显然谢里夫未能改善该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他也未能在克什米尔和阿富汗问题上提出什么新颖的方案。

没有安全感的谢里夫和狡猾的伊沙克汗随后在任命高级法官和军官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伊沙克汗对于谢里夫和布托的和解也很愤怒，后者已同意担任议会外事委员会领导。谢里夫想在伊沙克汗来不及动用宪法第58-2（B）条解散他的政府之前，将伊沙克汗置于不利位置，因而不愿意支持总统谋求另一个任期的选举活动。伊沙克汗也开始向贝·布托示好，布托不顾一些高级同僚的劝阻，期盼与总统合作，以对她的对手进行报复。在这些壮观的阴谋诡计中，谢里夫的政府最终于1993年4月18日被解散，总理在先一天的动情讲话，未能阻挡总统在任期内又一次解散民选政府。不过，谢里夫决定于4月19日就此向高等法院提起反诉，高等法院三周后做出了历史性的判决，要求恢复谢里夫的总理职务。10票赞同1票反对的结果动摇了伊沙克汗的地位，但谢里夫也因此削弱了，两个高级部门的对抗使得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行。新任总参谋长阿卜杜勒·瓦希德·卡卡（Abdul Wahid Kakar）于1993年7月18日介入其中，建议两人同时辞职，以便国家在过渡政府领导下，通过选举重新走上正轨。总统和总理照办了，军方邀请移居国外的巴基斯坦银行家莫因·库雷希（Moeen Qureshi）担任过渡政府总理。巴基斯坦议会主席瓦希姆·萨贾德（Wasim Sajjad）任代总统，而前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库雷希为他的团队选择了技术官僚和一些公众人物，以便使国家的管理能干净而有效率。

三、贝·布托，1993—1996：第二个任期

在1993年10月6—8日的选举中，布托获得胜利。同胞们再次给她提供机会，希望通过加强民主和改善经济，领导他们走出统治的怪圈。这一次她的地位更稳固了。选民们并不在意她是女性。他们渴望在国内外所有重大问题上有一些共识性政策。强调伊斯兰教、要求有透明的体制，以及渴望宽容和能干的领导，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氛围。此前，库雷希曾通过透明性施政和给予媒体自由，向人们展示了好政府的榜样，不过技术官僚们印制了一份5000人的名单，包含拖欠贷款者和未解释清楚的官方赏赐受益人，总额达620亿卢比，这深深激怒了许多有影响的巴基斯坦人。〔12〕普通老百姓拥护他，当他试图改革老税收制度时，得到了公众的支持。虽然取消一些基本部门的补贴让普通人的生活更加昂贵，不过更早些时候，他提出了该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业税，税率为6％，尤为令地主们气愤。许多批评者们，包括宗教政治集团的领导，指责库雷希是在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议程行事，迎合了西方的利益，但人们欣赏他们的负责和有效率。

库雷希过渡政府组织的选举中，人民党获得了国民议会的86个席位，谢里夫的穆斯林联盟获得73席，剩余的席位被人民民族党（3席）、居内久的穆斯林联盟（6席）和巴基斯坦伊斯兰阵线（3席）瓜分。〔13〕统一民族运动党（阿尔塔夫派）因为抗议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因为强烈反对情报机构宣称支持哈基基派，抵制了选举。1993年11月13日，贝·布托的人民党同事法鲁克·莱加里（Sardar Farooq Ah-mad Khan Leghari）在议会投票中以274票对168票的优势，击败了瓦希姆·萨贾德，当选为总统。布托的总理职位因此得到极大巩固。瓦希姆·萨贾德是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提名的，在伊沙克汗去职后，他出任代总统并同时掌管议会。人民现在企盼布托领导国家，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从头开始，分析家们盼望她能正确地治理国家，而不是如过去她熟悉的那样充当一个反对派领导。不过，三K问题（卡拉奇、克什米尔、喀布尔）再次给她造成巨大挑战，使她又一次去职。在首席部长曼苏尔·瓦托（Manzoor Wattoo）领导下的旁遮普省又一次成了布托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这位拉合尔的首席部长在穆斯林联盟中有自己的派别，顶住了贝·布托要求结盟的压力和劝说，使其无功而返。不过瓦托只限于旁遮普省，与1988—1990年的谢里夫不同，他避免在全国范围内与布托对抗。即使这样，他也成为布托的噩梦，让她浪费了大量资源。

卡拉奇的和平仍旧渺茫，统一民族运动党的激进分子既不相信军队，也不相信另外两个主要政党。他们流亡中的领导，包括阿尔塔夫·侯赛因，利用宣传册、录音带和录像带鼓动针对移民同伴的暴力。侯赛因和他的同伴们获得了英国居民身份，但依旧在伦敦艾治威区，通过有效的通讯体系卷入到卡拉奇的政治中。〔14〕贝·布托的弟弟穆塔查·布托不久也决定于1993年的晚些时候回到卡拉奇，这让贝·布托和她的丈夫阿西夫·扎尔达里感到紧张。穆塔查与他的叙利亚籍妻子津娃（Ghinwa）一样，将自己看成了阿里·布托遗产的真正继承，以流亡和丧亲的状况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穆塔查将是总理的另一个关注点，她自己这一阶段的兴趣是高调出访。

1994年，她得以劝说克林顿总统和美国国会不要再批评巴基斯坦的核项目，并恢复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和技术援助。当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之间的小冲突未能使僵局取得任何突破时，这些进展一度提升了她的形象。布托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再次采取强硬立场，但同时在美国的斡旋下，寻求与新德里的关系正常化。1991年拉吉夫·甘地的遇刺、1992年巴布里清真寺（Baburi Mosque）的爆炸以及随之而来的反穆斯林骚乱之后，印度政局动荡，改善印巴关系的希望受到抑制。不过1996年的选举之后，德韦·高达（Deve Gowda）和I. K．古杰拉尔，（I. K. Gujral）的短命政府带来了些乐观情绪，因为两国总理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经常会面。随着极右翼的印度人民党（BJP）组阁后，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他们对清真寺爆炸案负责，有强烈的反穆斯林情绪。这个民族主义政党于1998年5月上旬完成了印度的核试验，随后巴基斯坦也进行了核试验。不过印度人民党很快对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产生了兴趣。〔15〕

充满派系斗争的阿富汗仍旧是巴基斯坦的主要关注点，因为阿富汗难民一直存在，还因为邻邦的毒品走私和与之相连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文化开始严重地影响了巴基斯坦。在普什图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和哈扎拉族军阀的割据下，后苏联时代的地区和种族竞争进一步侵蚀了该国和平和正常化的希望。纳吉布拉政权1992年倒台后，阿富汗进入血腥内战时期，稳定和统一的政府不可能存在。在这种黯淡和分裂状态下，一些阿富汗的学生们转向了毛拉奥马尔（Mullah 0mar），奥马尔以前是圣战者运动成员，现在阿富汗东南靠近坎大哈的一个宗教神学院里教学。这些阿富汗人以前是宗教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是普什图族难民。出于对混乱和军阀道德堕落的失望，他们自己组织起称作塔利班的清教运动，1994年开始采取行动，1996年控制喀布尔。除了潘杰希尔（Panjsher valley）一小块塔吉克人地区在马苏德控制下外，塔利班在全社会实施严格的宗教法典。许多从前与他们一起参加反苏圣战的同伴们——阿拉伯人等——现在回来与军阀和其他土匪作战。在没有其他穆斯林国家愿意接纳时，奥沙马·本·拉登和他的追随者们在阿富汗找到了一块安全的避难所。

贝·布托政府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帮助了塔利班，因为该运动似乎能给这块被战火肆虐的土地带来和平。他们的普什图族身份与巴基斯坦的部族血脉相连，为他们赢得了伊斯兰堡的好感。塔利班对中东和美国也有些兴趣，虽然美国在国内市民集团的压力下，不承认他们的清教政权。〔16〕塔利班的势力点燃了巴基斯坦的原教旨主义热情，他们被边境一些类似的清教团体理想化了。实际上，亲塔利班教士穆罕默德（Mallah Soofi Mohammad）在马拉坎德（Malakand）和斯瓦特（Swat）地区领导了一项贯彻伊斯兰法律的挑衅运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2001年10月入侵阿富汗之后，这位教士派遣了数千名普什图人，到阿富汗实施反西方的圣战。对塔利班的支持还激发了巴基斯坦逊尼派好战组织，如“强戈维军”（Lashkar - i - Jhangvi）和“穆罕默德军”（Jaish - e - Mohammed），他们很快展开了有选择地杀戮什叶派中产阶级的行动，自愿加入塔利班和克什米尔好战分子行列。巴基斯坦什叶派占该国人口的20％，他们组织了自己的武装，来反击逊尼派的挑战。据称该组织得到了国外什叶派团体的支持。就这样，在贝·布托的第二个任期内，巴基斯坦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冲突的焦点地区，冲突背后有塔利班、沙特和伊朗的身影。

卡拉奇再次成为布托政府难啃的骨头，统一民族运动在选举政治中的缺位，让这种分裂变本加厉。穆塔查·布托1993年返回巴基斯坦后，一些有意见的人民党支持者聚集到他周围，让他病中的母亲左右为难，她为两个孩子之间的分裂感到痛苦。扎尔达里和穆塔查之间从来没有完全达成过一致，因为这位煽动造反的布托公开谴责扎尔达里对他的姐姐很跋扈。1996年9月20日，穆塔查·布托被人杀死在其克里夫顿的寓所外，扎尔达里、警察和印度情报机构都被人指责策划了这起冷血谋杀案。统一民族运动党内阿尔塔夫派和哈基基派的不和、他们与安全部队的遭遇战，以及夹杂着教派攻击的种族冲突，这一切让卡拉奇变得无法收拾。如1995年2月25日，25人被不明身份的匪徒杀死；3月8日，两名美国领事馆的官员光天化日之下在费萨尔（Shahrah - e - Faisal）被枪杀。6月22日，在一起强奸穆哈札女孩的案件发生后，巴基斯坦电视中心遇到了火箭袭击。首席部长阿卜杜拉·谢赫领导下的人民党地方政府对此无能为力。这一年的八、九月之间，卡拉奇的遇袭死亡人数达到惊人的500人。在信德省地方主义者的劝阻下，人民党不同意与统一民族运动党阿尔塔夫派谈判，阿尔塔夫派在卡拉奇的暴力事件中处于控制位置，在一线战斗的是哈基基派和突击队员。1995年12月，阿尔塔夫的大哥纳西尔·候赛因被杀死，两周之内，首席部长的兄弟被报复性地枪杀。

卡拉奇和旁遮普的政治对抗，使总统莱加里和总理贝·布托之间产生了裂隙，虽然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党派，有着共同的政治信条。不过莱加里反感扎尔达里干预政府，特别是扎尔达里名声不好。莱加里和布托在高级法官人选问题上争吵不休，并互相指责对方腐败、垄断政治和有裙带关系。〔17〕 1996年11月3日，拉合尔高等法院恢复了曼苏尔·瓦托的旁遮普首席部长职位，人民党候选人阿里夫·尼凯（Arif Nikai）不得不为前者让路。扎尔达里不愿接受瓦托的复职，跑到拉合尔去，显然通过一番讨价还价收买了许多地方议员。11月5日，在军队的鼓励下，也得到了谢里夫的同意，总统莱加里驱散了议会，解散了布托政府，组建了老政客马利克·米拉吉·哈立德（Malik Meraj Khalid, 1916—2003）领导的过渡政府。〔18〕新的过渡政府包括一些公众人物，如阿里·布托的堂弟穆塔兹·布托（Mumtaz Bhutto），前世界银行副总裁哈立德（Shahid Javed Khalid）。除有效率的行政工作外，新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不过政府的主要工作还是在规定的90天内组织选举。这个时期内，组建由高级政治家和军官构成的全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想法出现了，以便避免间歇性的军事管制，因为民主空位期周期性地出现，时间短并且充满争议。尽管由于国内无序和腐败蔓延，公众普遍支持莱加里的决定，不过人民党将解散政府的做法上诉至高等法院，指责总统滥用宪法第58-2（B）款。

四、纳瓦兹·谢里夫，1997—1999，以及军事政变

十年之内，巴基斯坦经历了第三次选举，人民普遍对国家半民主状态的一再失败感到失望，因为核项目和支持塔利班与克什米尔激进分子，他们早已受到严格的外部审查。高等法院在选举的4天前做出判决，支持莱加里解散人民党政府，进一步削弱了人民对选举的兴趣。2月份的投票冷冷清清，充斥着悲痛情绪，投票人数也只有大约26％。纳瓦兹·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获得压倒性多数选票，在新国民议会中收获135个席位，与人民党的19席形成鲜明对比。统一民族运动党保住了12个城市地区的席位，在信德省议会中也获得29席。即使在信德人的腹地，人民党也输给穆斯林联盟很多选票，只获得36席。人民民族党（ANP）赢得西北边省议会的31个席位，成为该省的多数党。〔19〕巴基斯坦政坛的另一位新人是伊姆拉汗（Imran Khan 1952—　），他是巴基斯坦的板球英雄和慈善家，创建了自己的政党“正义运动党”（Tehrik - e - Insaaf），向腐败和国家政治的缺乏方向宣战。他还没有足够时间组织他的政党参加选举，不过他以温和派改革者的形象出现在政治生活中。

谢里夫在友善的氛围中组阁，重新唤回了人们的乐观主义情绪，这一点可以从卡拉奇股市的突然上扬中看出来。谢里夫知道，巴基斯坦政府的周期性危机和跌跌撞撞的经济，已经制造了一些悲观的预言。在承诺保卫国家财富时，他请求人们过俭朴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很少，外界担心其可能还不起贷款。在谢里夫的呼吁下，巴基斯坦人慷慨解囊，捐款支持国家日渐萎缩的外汇储备，不过制度的毛病逐步浮出水面。在处理与有实力的莱加里之间的关系时，谢里夫如履薄冰。当时莱加里与谢里夫两人和贝·布托的关系都不好，莱加里如前任伊沙克汗一样，谋求连任。紧随高等法院审理布托的18宗腐败案以及定罪后，扎尔达里被收容，他们与布托的关系进一步恶化。〔20〕布托决定出国，不过在巴基斯坦和瑞士的调查仍在继续。在她的第二个任期草草收场之际，这种做法玷污了她的形象。国内外对她的失望无限蔓延，为逃避这种羞辱，她选择了流亡海外。

谢里夫为派别间的争吵头疼不已，决定设立特别法庭审判作恶者，然而拉合尔和卡拉奇的炸弹爆炸，以及逊尼派、什叶派间的谋杀继续挑衅着官方命令。除对这些法庭的构成有不同意见外，高等法院晋升五名法官也在行政机构三个高级办公室中播下了不和的种子。焦躁不安的首席法官赛义德·萨贾德·阿里汗（Syed Sajjad Ali）有总统莱加里的支持，而总理认为他们的做法侵犯了自己的权威。谢里夫的支持者们，包括一些现役的内阁成员，一边唆使高级法官们从内部造首席法官的反，一边毅然亲自扰乱高等法院。1997年11月28日，当高等法院正开会时，一伙暴徒袭击了会场，令举国震惊。全国人民通过电视看到了失控的骇人场景。首席法官失去了同僚的信任，不得不辞去职务。谢里夫获得了声名狼藉的胜利，他采用冲突性政治的做法让许多巴基斯坦人深感失望。1997年12月2日，总统莱加里也辞去职务，因为与总理的关系已经严重恶化，并且根据巴基斯坦立法者4月份通过的宪法第13修正案，总统已经无权解散内阁和议会。齐亚·哈克1985年导演的有争议的第8修正案，赋予了总统太多权力，如今一去不返了。谢里夫现在到达了权力顶峰，他提名穆罕默德·拉菲克·塔拉尔（Muhammad Rafiq Tarar, 1929—　）担任总统。退休法官塔拉尔是谢里夫的旁遮普老乡，忠实的谢里夫分子。他于1997年12月的当选，完成了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化”，总统、总理和总参谋长都是旁遮普人。

起初，军队似乎与穆斯林联盟紧密合作，代表人物是旁遮普首席部长、谢里夫的弟弟沙赫巴兹·谢里夫，他在全省范围内根除“鬼影学校”（Ghost School）。〔21〕 1997年10月，谢里夫与查罕杰·卡拉麦特（Jehangir Karamat）将军产生了分歧，后者公开支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想法，以便高级政治家和军队首脑们一起磋商，就国家的内政外交做出重大决定。将军的用意，是通过权力框架内的制度化角色，来避免发生军事接管的可能性。谢里夫认为这个建议是武装力量试图通过额外的角色，侵占行政当局的权威。他勃然大怒，逼迫卡拉麦特辞去职务，并任命佩尔韦兹·穆沙拉夫（1943—　）将军接任总参谋长职务。1998年2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民间接触和双方退休外交官的非正式接洽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了拉合尔。他去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伊克巴尔公园，在演讲中重申印度支持巴基斯坦的主权，这给印巴关系带来了新的动力，虽然双方的军方对此冷嘲热讽。1998年5月，拉合尔和平进程遭遇严重失败，两国都进行了核试验，一年后在克什米尔的卡吉尔地区不宣而战。趁印度军队未占领之前，巴基斯坦军队帮助克什米尔反叛力量控制了卡吉尔高地的一些山头。巴基斯坦的将军们希望通过这种有克制的军事行动给印度施压，当时后者面临着克什米尔山区内的叛乱，但不愿与巴基斯坦进行重大对话。将军们并未将这种冒险的反作用力考虑进他们的战略内，如1965年那样，夸大了印度在该麻烦地区的脆弱性。印度军方很快用他们的瑞典制博福斯枪（Bofors）持续攻击卡吉尔高地，空军同时开始轰炸巴基斯坦人所处的位置。印度人民党将之拔高到爱国主义行动后，威胁巴基斯坦会产生灾难性后果，最终从这轮汹汹情势中获得益处。匆匆赶赴华盛顿，为边境局势的恶化寻求帮助的谢里夫，在克林顿的压力下，撤回了巴基斯坦军队。卡吉尔战役不仅损害了巴基斯坦的国际形象，同时也在总理谢里夫和穆沙拉夫将军之间造成了不和。〔22〕双方从未因卡吉尔的羞辱原谅过对方。

1999年10月12日，在穆沙拉夫访问斯里兰卡归来的途中，谢里夫采取秘密行动，用齐亚乌定将军（Khawaja Ziauddin）取代了穆沙拉夫。穆沙拉夫和他的同党们对这个举动非常恼火。在飞机还没有着落卡拉奇机场之前，穆沙拉夫的军队同僚们就解散了穆斯林联盟政府，拘捕了谢里夫。随着对“无能”政治家们的谴责，巴基斯坦再度处于军事统治之下。许多政治家当然愿意在这位将军领导下工作，高级法官们则按他们的一贯做法，忙于将政变合法化。

注　释

〔1〕 Benazir Bhutto: Daughter of the East,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8.

〔2〕巴基斯坦达官显贵的得意和特权与普通平民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当代有关的批评性评论，详见Christina Lamb: Waiting for Allah : Pakistan'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1。

〔3〕 Talat Aslam : "Punjab: Clash of the Titans," Herald, XX, February 1989.

〔4〕 Dawn，1988年10月2日。

〔5〕拜格将军、三军情报局（ISI）和伊斯兰民主联盟（IDA）分占了银行家们提供的、用以破坏巴基斯坦人民党政权的无数卢比。这项梅赫兰门丑闻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一些高级法官揭露的，但是他们没能惩处罪犯，虽然罪犯中许多人那时已经从军队退休。

〔6〕关于三军情报局（ISI）在破坏巴基斯坦人民党政权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详见Shaheen Sehbai: "The Day of the Night Jackals", Dawn Overseas Weekly, 1989年6月14日。Iftikhar H. Malik: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Pakistan : Politics of Authority, Ideology and Ethnicity, Oxford: St. Antony' s - Macmillan Series, 1997，第99—103页。

〔7〕到那时，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公民要求无法偿还贷款的人负担相应的责任。详见Newsline，1990年8月。

〔8〕因为扎尔达里对于奢侈品的喜好众人皆知，因此人民党的反对者们将矛头对准他，认为其是造成很多腐败问题的源头。详见Dawn，1990年8月5日和10月12日。

〔9〕 1989年5月，詹姆·萨迪克·阿里（Jam Sadiq Ali），一位来自信德的前人民党健将，在伦敦度过了长达12年的流亡生活后返回祖国，受到人民党支持者的热烈欢迎。阿里是带有封建观念的无情的政治家，很快与反对布托的力量联手，渐渐接近这位总统。几个月之后，阿里成为UI政权下信德的首席部长，并且进一步反对人民党政权。

〔10〕 Ian Talbot: Pakistan : A Modem History, London: C. Hurst, 1998, p. 306.

〔11〕当一流的英国《信使》月刊公开了这个有组织的强奸和抢劫案时，信德政府禁止了该刊的所有复制件。马尔瓦特的持枪行凶图片被印上了广受欢迎的杂志封面。详见Herald，1991年10月。

〔12〕参看Zafar Abbas: "Moeen Qureshi and Associates" and M. S. Ghausi: "The Great Bank Robbery", Herald，1993年9月。

〔13〕关于这些选举以及相关话题的概览，参见Mohammad Waseem: The 1993 Elections in Pakistan, Lahore: Vanguard Books, 1994。

〔14〕在巴基斯坦，谋杀、虐待、敲诈案件通常都被反对侯赛因及其同事的组织所记载，但是他们却不断宣称自己的清白，并且散居地建立了强大的统一民族运动党（MQM）国际网络。本人于1997年在伦敦对侯赛因和其他移民运动党领导人的采访中得知此事。

〔15〕关于印度人民党和多数主义者的兴起，详见Iftikhar H. Malik: Jihad, Hindutva and the Taliban: South Asia at the Crossroads,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据报道，由于巴基斯坦的位置和未开采自然资源的潜力，塔利班与外国政府和国际石油公司进行了谈判。许多公司一直对于在中亚建立石油管道很感兴趣，希望和平的巴基斯坦成为石油供应的运输线。诸如卡尔扎伊和哈利勒扎德这样的人物在年富力强时都曾经与塔利班有过联系。更多有关塔利班的信息，详见Ahmed Rashid: Taliban, Islam, Oil and 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London: I. B. Tauris, 2002。

〔17〕莱加里谴责布托通过她的女婿、人民党的一位部长佩尔瓦兹（Pervaiz Shah）向首席法官赛贾德（Sajjad Ali）施压。

〔18〕 Zahid Hussain: "Benazir Bhutto: Fall from Grace", Newsline, November 1996.

〔19〕 Dawn，1997年2月5日。

〔20〕 1999年，布托离开巴基斯坦，谢里夫政府指控她的一些腐败案，后来被国家高等法院宣布无效，理由是证据不足。不过，扎尔达里直到2004年才从监狱中获得自由，当时的穆沙拉夫允许他离开国家。反对这对夫妇的案子直到2007年才被穆沙拉夫撤消。

〔21〕这些学校根本不存在，却仍然能让一些人从国家财政中获得薪水以及其他方面的开支。大部分开支都在当地有影响人物的控制下，他们以“学校”的名义轻而易举获得了省级政府的资助。

〔22〕关于卡吉尔战役以及其给谢里夫和穆沙拉夫带来的副作用，详见Owen Bennett Jones: Pakistan : Eye of the Storm ,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第十一章　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和21世纪的巴基斯坦

在9·11空袭纽约和华盛顿，以及西方一系列抓捕穆斯林激进分子举措中的入侵阿富汗与伊拉克事件发生之后，佩尔韦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 1943—　）将军因其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中担任重要角色，而在西方广为人知。从1999年10月12日通过军事政变推翻纳瓦兹·谢里夫总理的民选政权时始，直到2001年的戏剧性事件为止，穆沙拉夫是一个国家不出名的军队将军，美国因其全球战略需要一直断断续续地与这个国家结盟。全世界渐渐对这个军事和独裁政权失去了耐心，起码市民组织如此。民主被认为是保证个人自由和集体权利有更大空间的最好体制。因此当穆沙拉夫作为首席执行官领导巴基斯坦时，他通常被视为另一个第三世界的独裁者。这个国家周期性地遭遇此类军事政变，长期以来一直是其无能并且无情的政治领导人的受害者。考虑到巴基斯坦存在的广泛问题，如统治、不稳定的经济以及地处相对反复无常的地理区域，很少有人愿意深入研究巴基斯坦事务，或提供帮助使其从混乱的政治中脱身，巴基斯坦的历史一再重复老路。由于巴基斯坦和其他地方一些军事独裁者的过去记录，人们对穆沙拉夫没有兴趣，其过着现代生活，仰慕土耳其的凯末尔，希望看到巴基斯坦是一个种族和平、文化透明、经济发展的进步社会。他的七点方案所许诺的东西，与他的其他前任一样，他批评政治家们用互相残杀的战争使国家流血。与其他那些解散政权的将军们一样，他指责谢里夫、布托和另外一些人唯利是图并且缺乏能力，答应要建设一个“新”巴基斯坦。在责任和发展的气氛中，穆沙拉夫设置了一些新委员会与办公室，推行关于教育、政治、国家重建、经济、媒体和责任等方面的新战略。穆沙拉夫似乎更像阿尤布·汗，以自身的自由形象将巴基斯坦理想化，全然没有理解民族国家的复杂性和政治体制的需要，政治体制与可预见的军事生活不同，是复杂的事务。

穆沙拉夫生于德里，在卡拉奇、拉合尔和安卡拉的都市环境中长大，后来参加了巴基斯坦的陆军特种部队（Special Services Group），这是一支精锐武装力量，以在命令被上层签署后行动反应迅捷而著名。〔1〕他的同事如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将军、乌斯曼尼将军和其他人早已提醒他，谢里夫决定用齐亚乌丁将军取代他担任陆军参谋长一职，而穆沙拉夫本人仍旧不设防。他的飞机只剩下很少燃料时，却被迫转往其他机场，以避开卡拉奇。按照伊斯兰堡的总理所说，这么做是为了让他提名的人选在面对其他强力军团司令时，有更多时间巩固位置。高级将军们支持他们的参谋长，控制了卡拉奇空军机场，另一些人制服了总理府的警察和巴基斯坦电视中心。很快，穆沙拉夫现身在国家电视台，承诺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些巴基斯坦人满怀对被结束政权的失望，欢迎穆沙拉夫，接受他给国家带来透明体制的承诺，不过全世界带着震惊和好奇，注视着这出剧目的展开。

一、从首席执行官到总统

在巴基斯坦四处盛行的担忧和期盼中，穆沙拉夫将军在其自封的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开始巩固他的位置，而穆罕默德·拉菲克·塔拉尔（Muhammad Rafiq Tarar）仍在继续履行他的总统职务。穆沙拉夫是务实的国家首脑。塔拉尔，无论是其职位还是脾气，都维持着一个仪式性形象，他的工作是帮助穆沙拉夫，特别是在克林顿总统2000年3月19—26日访问南亚时，尤其如此。克林顿不愿去伊斯兰堡，想把更多时间花在印度，捎带短暂访问孟加拉。这位美国总统强烈反对访问巴基斯坦的原因，归咎于其军事独裁。在全世界都批评独裁的统治者时，他不想被人看到与穆沙拉夫将军在一起。巴基斯坦自己也有很强的反美情绪。这源于1998年5月，在对伊斯兰堡反恐角色的批评还未见减少时，巴基斯坦进行了核试验，招来了美国的严厉制裁。在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Brent Scowcroft）和安东尼·津尼将军（Anthony Zinni）的劝说下，克林顿于3月25日对伊斯兰堡作了短暂访问，接待他的正是塔拉尔。克林顿在此对巴基斯坦发表了广播讲话，讲话其实早在印度就录好了。考虑到与巴基斯坦半个世纪的安全关系，同时又不想支持这个军事政权，因此克林顿在巴基斯坦的几个小时主要是象征性的访问。〔2〕他是30年来第一位访问巴基斯坦的美国总统，而且是在担忧和关注中前行的，不过他没有解决穆沙拉夫在全球舞台上的孤立状态，因为推翻了一个民选政权，许多西方领导人不断避免与穆沙拉夫接触。英联邦因为同样原因，还中止了巴基斯坦的成员国身份。这个国家政变后，在阿富汗和克什米尔仍旧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感到更加孤立甚至被遗弃。

克林顿对南亚的访问准备了很长时间，目的除了劝说新德里和伊斯兰堡放弃带有核意味的对抗性政治外，还想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面临克什米尔严重挑衅的印度，正试图把巴基斯坦看作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并一直受到美国1992年威胁要将巴基斯坦放入恐怖国家的“观察名单”的鼓励。根据印度外交官的说法，这种压力策略对于压制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是必要的。政变后，印度当局加大了阻止克林顿访问巴基斯坦的努力，许多分析家发现效果适得其反，因为这一步会加剧印巴间的剑拔弩张关系。〔3〕与穆沙拉夫一样，印度人民党政府也寻求与华盛顿有更紧密的关系，尤其是其往日的盟友苏联已经解体。克林顿的来访，也是二十年中第一位到访印度的美国总统。他建议两国在克什米尔和其他一些突出问题上寻找共同利益，避开军事升级。克林顿为美国与印度双方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开创了新局面。

穆沙拉夫虽然很开放，也渴望和平，但新德里指责将军策划了卡尔吉战役和推翻了谢里夫，印度对于穆沙拉夫的投身地区合作持怀疑态度。印度人民党在印度的掌权，部分原因是1992年后的强烈爱国精神，当时印度民族主义势力显著增强。1998年2月瓦杰帕伊的访问拉合尔、1998年的核试验、一年后的卡尔吉惨败，以及1999年10月解散穆斯林联盟政府，这一切动摇了《拉合尔宣言》精神，即让双方和平和睦相处。这些事件的经济和政治副产品，当然是给巴基斯坦带来了更多负担。在几个邦不断崩溃时，其统治的周期性问题，强化了巴基斯坦关于领土完整的忧虑。

许多西方政权和市民组织并不喜欢巴基斯坦人支持塔利班和克什米尔好战分子，特别是在1998年，基地组织（Al - Qaeda）和在阿富汗的奥萨马·本·拉登策划了对美国驻东非使馆的攻击之后。对塔利班政权的不满遵循着克制性的准则，但塔利班对基地组织的庇护，将阿富汗变成了一个无赖国家。既然巴基斯坦被看成阿富汗的盟友，所以很少有西方国家愿意与穆沙拉夫谈判。穆沙拉夫访问土耳其和其他一些穆斯林国家，只是意味着凭政治家的身份建立了他自己的信誉，不过西方国家常常避开与这位一直许诺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军事统治者有公开接触。穆沙拉夫与此前的其他军事统治者一样，试图在任命听话的人物时，也包容政治反对力量。他的国家问责局（Na-tional Accountability Bureau）虽然故意避开公务员和军官，但在一位将军领导下，开始调查许多政治家。一些政治家为逃避因违法借贷和其他一些严重腐败案所带来的官方惩罚，决定支持穆沙拉夫。穆沙拉夫承诺恢复被掠夺的国家资源，结果证实是一项有选择的行动，如同阿尤布·汗将军一样，他建议通过地方选举的议员组建地方政府，许多拥有土地的人加入了他的行列。〔4〕

穆沙拉夫政府收到的最主要推动力，是高等法院支持对被解职的总理指控案，认为1999年10月总理的命令延误了穆沙拉夫的飞机着陆。谢里夫已经被关押在阿托克的一所高级羁押中心，因为策划了劫机和恐怖主义，他于2000年4月被判处两次终生监禁。受到此判决和法院对政变认可的鼓励，更为重要的是，允许他更改国家的宪法，将军感到他可以完全安心了。贝·布托受到了腐败指控，早已生活在国外，他的丈夫因相似的指控而在狱中郁郁寡欢，谢里夫的兄弟们已经下狱，现在首席执行官准备拿掉总统塔拉尔。2000年5月，在克林顿访问和司法判决后，穆沙拉夫宣布，决定于2002年举行全国选举。谢里夫的妻子库尔苏姆·纳瓦兹（Kulsoom Nawaz）一度试图在全国组织集会，除支持反穆沙拉夫的力量外，还寻求公众支持其丈夫。由于谢里夫与沙特统治家族的一些成员关系非常好，对他的指控看上去尤其会使这个国家朝着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在沙特人的介入下，2000年12月，穆沙拉夫表现出总统般的仁慈，允许纳瓦兹·谢里夫去沙特阿拉伯，这是对穆沙拉夫和谢里夫家族都合适的流亡。〔5〕

贝·布托、纳瓦兹·谢里夫和阿尔塔夫·侯赛因（Altaf Hussain）都在流亡中，除去巴基斯坦的经济阵痛和政治不稳定外，穆沙拉夫感到在国内更安全了，虽然西方国家仍旧避免直接与他会谈。在西方媒体中，巴基斯坦常常因为军事政权和伊斯兰堡对塔利班以及克什米尔的偏袒受到负面报道。不过在接受采访和演说中，穆沙拉夫呈现出的是一个整洁、率直和诚实的领导形象，他的职责是“让议会恢复正常”。他的公开形象是穿着昂贵的西装，抱着吉娃娃狗，像真纳和凯末尔一样赞扬世俗论者，这为他赢得了喝彩，但没有增加西方对他的认可。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印度政府很快重新审视了以往对巴基斯坦的谴责性政策，决定与将军会谈，邀请他参加为期三天的峰会。2001年5月，穆沙拉夫接受了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的邀请，随后，塔拉尔总统于6月20日“退休”。人们普遍认为，这明摆着是“解除”了现任总统职务。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塔拉尔也称之为解职，这件事只引发了华盛顿和伦敦温和的批评。〔6〕 2001年7月14日，穆沙拉夫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并被带到旧德里的祖屋去参观，印巴峰会随后在阿格拉的莫卧尔市举行。虽然对抗的色彩已经减退了，全世界也期待着有更多这类峰会，但考虑到双方的长期不信任，以及夹杂着日常的互相指责，希望有任何戏剧性突破是不切实际的。〔7〕穆沙拉夫几乎从阿格拉空手而归，令巴基斯坦人感到沮丧，他们相信，缺乏民主信任损害了将军与印度讨价还价的能力。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9·11事件让巴基斯坦成了一个重要国家，当国家从贱民变成合作者时，穆沙拉夫也从一个可靠盟友那里获得了令人垂涎的地位。

二、9·11事件与巴基斯坦

9月11日，美国遭到极其残暴的袭击，遂从阿富汗身上寻找复仇，这个国家早已经惨遭苏联入侵和随后的内战蹂躏。前圣战者组织和他们在国内的穆斯林支持者，包括一起反对“邪恶帝国”的华盛顿的曾经盟友奥萨马·本·拉登，已经分道扬镳。对于穆沙拉夫而言，9·11事件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因为这位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得到了布什政府的帮助，得到机会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充当先锋角色。9·11事件标志着穆沙拉夫被边缘化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个机运曾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落在他之前的齐亚·哈克将军头上。那时，美国和其他一些盟友把巴基斯坦当作反对苏联占领喀布尔的前线国家。中情局实施了其历史上最大规模、可能也最成功的行动，从世界各地将圣战者运往白沙瓦，充当圣战运动的先锋，但1989年苏联撤离后，阿富汗再次被冷落一旁，靠自己收拾残局。

乔治·布什并不擅长全球事务，在第一次竞选中，他可以弄错穆沙拉夫的名字，但是现在，在一场松散界定的、但同样是致命的反恐战争中，他需要穆沙拉夫这样一个知己。无助的阿富汗人民再次沦为液体燃料炸弹、洞穴炸弹以及持续不衰的军事行动受害者，然而可笑的是并不是阿富汗引起了9·11。他们的罪过在于基地组织出现在了他们的土地上，基地组织最初是中情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带进来的，现在赖着不走了。往昔的圣战者和里根总统的“国父们的道德平衡物”被重新称为性别歧视者和由独眼的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Mullah Omar）所领导的野蛮敌人，他曾通过接待沙特原教旨主义者向这个超级大国挑战。

巴基斯坦决定加入英美联盟，去实施针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较保持中立、或对寻求报复的复仇力量采取对抗性立场而言，这一决定被视为是相对较受欢迎的选择。虽然新德里的举动可能使伊斯兰堡的处境更为尴尬，但印度提供给基地的热情和无限度的支持，加速了巴基斯坦的决定。穆沙拉夫被说动了，愿意成为美国盟友，虽然短期的军事和经济收益可能抵不上长期的社会意识形态损失，使巴基斯坦不稳定的民族多元性更加碎片化。〔8〕科林·鲍威尔显然反对北部联盟在未来的体制中充当实质性角色，巴基斯坦上层对此表示欢迎，因为他们总是不相信这些集团。这位美国国务卿更愿意把克什米尔争端视作两个邻邦分歧的“中心问题”，这进一步缓解了他们的担忧，然而增加了印度的疑虑。由于巴基斯坦局势经常变动以及伴随的各种结果，巴基斯坦发现自身处在困境中。许多巴基斯坦自由派不喜欢塔利班式的伊斯兰教，担心巴基斯坦可能“塔利班化”，尤其当许多基地组织得到了官方支持时更是如此。从齐亚时期，一些情报机构实际就在帮助训练圣战者集团——军事毛拉轴心（Military - Mullah axis）。〔9〕从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的角度看，英美入侵伊拉克增加了穆沙拉夫和巴基斯坦人的压力，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渴望和平、对厌恶伊斯兰情绪的增长感到痛苦。〔10〕

在对穆沙拉夫的支持和他上升到可靠盟友与全球性政治家的位置这一氛围中，将军承诺的恢复民主成了美巴关系中的边缘问题。穆沙拉夫受到了西方首都的欢迎，被看作现代穆斯林统治者的化身，他决定遏制圣战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的宗教神学，坚定地与基地组织作战。美国禁止巴基斯坦内既有军事计划也有世俗目标的“强戈维军”（Lashkar - e - Jhangvi）、“穆罕默德军”（Jaysh - e - Muhammad）和其他一些组织。虽然邻近西亚地区的战争带来了严重的商业和经济退步，但对“哈瓦拉”（Hawala，转移资金的地下银行体系）的限制导致了现金流动管制，给巴基斯坦经济带来了好处。此外，布什政府恢复了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一直到2007年，巴基斯坦再次像过去一样处在审查下，美国国会批准了授权总统给巴基斯坦提供帮助的要求，以换取这个国家在反恐战争中的通力合作。当更多巴基斯坦移民送钱回国时，巴基斯坦的经济改善了。在穆沙拉夫的财政部长肖卡特·阿齐兹（Shaukat Aziz）的领导下，税收和私有化方面有了一些改革举措，国家开始获得了有力的经济增长。

穆沙拉夫的巴基斯坦或许从财政改善中得到了益处，但将军在改革和责任制的承诺中接管权力时，其长期的统治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贫困和宗派主义问题与上个十年一样尖锐，而俾路支和瓦齐里斯坦，仍经历着本可以通过政治和经济整合能避免的不必要流血冲突。在获得对宪法进行修改的重要授权，与2002年4月30日通过全民公决继续执政后，穆沙拉夫将军指示于2002年10月10日举行“消毒性”的全国大选。主要政党如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和巴基斯坦人民党没有获得正式支持，而伊斯兰主义者和种族组织如统一民族运动党及其支持者统治了议会。由于缺乏共识和不公正划分选区，议会有几个月不能开始工作。因为穆斯林世界越发强调政治伊斯兰化和当时的巨大反美浪潮，宗教政党如伊斯兰神学会或伊斯兰大会党，他们信奉纯粹主义形式的伊斯兰秩序，成了选举的主要受益者。在草草组成“联合行动同盟”（MMA）后，他们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支持穆沙拉夫，不仅认可了他在担任总统时仍旧担任陆军参谋长职务，还支持了他以前的所有法令。更重要的是，2003年的宪法第17修正案赋予总统解散议会和总理府等权力。“联合行动同盟”逐渐更多地批评他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中的立场，不过同时拥有国家两个最重要的职位，穆沙拉夫很有安全感。2004年，他推翻了自己以前放弃军职的保证，继续当他的总统和军队总司令。在5年后的2007年，穆沙拉夫甚至不顾公众要求没有约束的民主和自由司法的压力，解除了高等法官职务，严格审查印刷性媒体和视觉性媒体，同时对文职对手实施军事审判。

由于贝·布托和纳瓦兹·谢里夫都在流亡中，他们的政党未能充分获准参加选举活动，最终小集团于2003年草草建立了总理米尔·扎法尔·贾迈利（Mir Zafarullah Khan Jamali）领导下的联盟。贾迈利担任总理职务到2004年，直至肖卡特·阿齐兹在阿托克的议会选举中当选并就任总理为止。根据宪法第17条修正案，并由于仍旧掌管军队，穆沙拉夫依旧是事实上的统治者，一直到2007年才受到国内社会的挑战。这套政治体制可能缺乏力量和决心通过议会机构的权力将国家重新拉回到民主轨道上来，却在五年中给穆沙拉夫反对其主要政敌提供了必要政治保障。亲穆沙拉夫的政治家们是由有影响力的旁遮普人乔杜里·夏巴兹·侯赛因（Chaudhry Shahbaz Hussain）领导的，他同样一度担任过总理。通过他，穆沙拉夫继续得到了中央政府和旁遮普的支持。与此同时，穆沙拉夫与阿尔塔夫·侯赛因建立了密切联系，给统一民族运动党提供了部长和地方长官职位，这保证了卡拉奇的和平。〔11〕

穆沙拉夫受到美国官员们例行公事式的批评，他们说，在部族地区解除亲塔利班的普什图族武装方面，他做得“不够多”。2006年，巴基斯坦军队击毙纳瓦布·阿克巴·汗·布格蒂（Nawab Akbar KhanBugti）后，一些反对伊斯兰堡的俾路支持不同政见者，在那个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违背了官方法令。在联邦直辖部落区（FATA）和俾路支的安全行动，导致大城市中用自杀式炸弹袭击官方设施和公共机构的事件迅速上升。虽然损失了800名巴基斯坦部队成员，并在地方普什图族和其领导人中引发了疏离情绪，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和其西方支持者们，循例甚至更为恶毒地指责巴基斯坦庇护和容忍塔利班藏身地。〔12〕巴基斯坦人，包括他们的总统，被这种反对他们国家的声明深深激怒了。9·11事件之后，巴基斯坦当局向中情局交送了数百名塔利班成员，和其他的基地组织支持者，这加剧了对穆沙拉夫政权的怨恨，特别是在紧随公开宣称的反美主义之后。许多人，不论他们是哪个族，被引渡给中情局，目的仅仅是为获得“总数达百万美元”的奖励。〔13〕虽然正在瓦齐里斯坦进行的军事行动，包括当局对地方记者的高压，完全受到监督，穆沙拉夫还是对其在部族地带“唐突的”政策受到日渐增多的批评变得敏感。2007年7月，在伊斯兰堡“红色清真寺”与信奉强制接受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主义者发生冲突后，伊斯兰堡和激进主义者间的战线越来越清晰了，甚至更反复无常了。

法塔（FATA，即联邦直辖部落区）的异常局势，实际上是全国异常的症兆，在这种异常中，中央政府部门没有清晰、一致和公平的权力平衡。专横的执政官从来不能容忍已经准备好控制国家的独立的司法部门、自由表达意见的媒体和坦率的政治家们。自1953年以来，巴基斯坦高等法院时常以“必要性”将军事政变、紧急状态法和解散政府合法化，即使有不同声音，也照例被统治者绕过。前面提到，穆沙拉夫的政变不仅被高等法院合法化了，法院甚至还引人注目地允许国家武装部门的雇员更改国家宪法。受到在这个病态政府中实际地位的鼓励，穆沙拉夫被首席大法官伊夫蒂哈尔·马哈茂德·乔杜里（Iftikhar Mohammad Chaudhry）的一些司法决定所激怒时，他于2007年3月9日将乔杜里召至“营地办公室”，随随便便地就解除了他的职务。〔14〕乔杜里虽然是穆沙拉夫的忠臣，但对这位最高法官的不当处理，成了该国法律领域内的号召力量。当将军总统打算从将离职的国民议会中，寻求另一个五年总统任期时，“害群之马”们和坦率的媒体及政治家们一道，随即开始抗议。2007年，穆沙拉夫自己的地位似乎也不稳固，因为“联合行动同盟”和其他一些集团向他发起了挑战，抗议他同时担任国家总统和军队领导的反常角色。7月20日，在公众的巨大狂热中，高等法院恢复了乔杜里法官的职位。直率的市民社会、积极的律师们和警惕的媒体寻求国家的系统性改变。当国内的挑战在怨恨和幻灭氛围中增加时，当他的政权“面对着极大威胁”时，穆沙拉夫常常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15〕这一点可以从5月12日看出来，统一民族运动党的掠夺者和其他一些官方团体的合作，引发了卡拉奇的野蛮屠杀，这一切是在电视摄像机的密切关注下发生的，再次证实了这种政治指控的观点。8月上旬，首席法官恢复职位后，再度觉醒的法官们不仅在“失踪的巴基斯坦人”一事上表现积极，而且要求官方对5月12日在卡拉奇使用武力做出解释。穆沙拉夫渴望寻求第二个五年总统任期，然而似乎势单力孤且易受到攻击，这又成了他不从军队中退休的理由，如在宪法中规定的那样。他个人的野心好像与贝·布托的野心联合了，后者想第三度担任总理，她坚持只有将针对她的贪污指控撤掉，她才能回到巴基斯坦。阿尔塔夫·侯赛因在等待时机，而从沙特阿拉伯出走后一直盘踞伦敦的纳瓦兹·谢里夫，也试图恢复其在巴基斯坦政治中的声望。

2007年8月23日，高等法院做出了另一项大胆决定，与官方要求相反，允许谢里夫回国。不过谢里夫9月10日回到巴基斯坦后，再次被驱逐至沙特阿拉伯，因为指望得到贝·布托间接支持的穆沙拉夫继续谋求下一个任期。除去人民党议员之外的所有反对派立法者选择了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当然他们自己也已接近任期的尾声。2007年10月6日，尽管选举团有快要到期的严峻问题，尽管总参谋长没有资格担任政府公职，穆沙拉夫还是在选举中获得了另一个总统任期。正如一些人所预期的那样，穆沙拉夫的候选和当选，引发了请愿和私人电视频道辩论的挑战。与此同时，贝·布托于10月18日回国，受到群众热烈的迎接，而卡拉奇的自杀式爆炸造成了无数人的伤亡，这些让穆沙拉夫身心交瘁，他现在似乎只关心自己的生存。因为担心司法上可能判决选举结果无效，穆沙拉夫于12月3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此典型方式加以回应，还重点挑出了最高法官、媒体和人权激进分子。穆沙拉夫的严厉措施，被视为将军想通过军事管制继续掌权。包括乔杜里还有其他一些高级法官在内的许多巴基斯坦人，遭到警察逮捕，所有的国内和国际频道一律停止广播。结果1.62亿巴基斯坦人发现他们自己处于隔离状态，令布什政府和伊斯兰堡的其他西方支持者们困窘不已。穆沙拉夫在国内打击极端主义的理论，是通过抑制温和派力量和压制公众表达来实现的，暴露出他个人的不安全感，他实施的种种举措将国家拖入更加不稳定的状态。巴基斯坦将军们的越俎代庖再次将国家推入另一个不必要的危机中，所有的后续措施，比如组建看守政府和限制选举，都没有带来结构性变化。

2007年11月28日，穆沙拉夫最终辞去了总参谋长一职。第二天，在针对他在选举中获得另一个任期的严重质疑声中，穆沙拉夫向他新指定的首席大法官宣誓就任总统。由于自杀式爆炸日渐增长、物价暴涨和频频停电，最重要的是通过控制司法和媒体对话来加强中央集权，让穆沙拉夫变得很不受欢迎。

2007年12月27日，在拉瓦尔品第的一次政治集会上，贝·布托在镁光灯和巴基斯坦人的密切关注下，遇刺身亡。全世界普遍为这个国家的暴力程度感到担忧。大部分巴基斯坦人把这种情况归咎于穆沙拉夫无条件支持和参与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认为这是在阿富汗、法塔和其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相应后果。布托遇刺再次警示巴基斯坦人，要为他们的国家寻找替代性政策和系统性改变。在举国悲伤和哀悼中，布托被安葬到信德省老家她父亲的墓地旁边。如她所愿，她19岁的儿子比拉瓦尔·布托—扎尔达里（Bilawal Bhutto - Zardari）成了巴基斯坦人民党新党魁。因为比拉瓦尔年轻，还正在牛津大学上学，他的父亲阿西夫·扎尔达里（Asif Zardari）暂时替他代理党领导职务。

全国性和地方性选举在2008年2月18日举行，巴基斯坦人民党和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纳瓦兹派，PML - N）获得了主要胜利，而亲穆沙拉夫派和“联合行动同盟”则遭遇惨败。选举结果被视为对穆沙拉夫个人统治和将个人政见充当政党政策的抵制，而在中央和地方联合政府，则重申了他们在议会权力、司法和媒体独立，以及与法塔区激进分子进行政治对话等方面的承诺。这是巴基斯坦历史上的第13次选举，通过选举，选民们重新确立了对民主进程的信心，相信民主能使国家避开其复杂的问题。

2008年3月25日，在选举中获得国家代表们一致支持的赛义德·尤素福·拉扎·吉拉尼（Syed Yousuf Raza Gilani），宣誓就任该国的第25任总理。这位来自木尔坦的人民党领导，在穆沙拉夫时期曾入狱5年，他下令立刻释放被关押的高级法官们，同时致力于对话、民主和改革政策。6天后，他的24名内阁成员也宣誓就职，举国上下满怀和平和美好未来的希望关注着这一切，也等待着已被边缘化的穆沙拉夫的命运。主要联合政党的领导人扎尔达里、谢里夫和瓦里汗（Asfandyar Wali Khan）现在得到了公众的支持，而该国最令人生畏的机构―军队，则在一旁敏锐地观察着这些重大进展。2008年 月，巴基斯坦这个年轻的国家，已经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

三、回到未来

由于伊斯兰教经常被草率地运用，巴基斯坦以伊斯兰教名义创立的简单化政治制度，使政治和宗教之间本来就交叉的暧昧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的确，伊斯兰教在帮助真纳从英印中催生出一个独立的国家时，起过关键作用。不过在许多情况下，伊斯兰教既是一个身份标志，也是一种文化力量，会不带任何神权政治倾向地压制南亚穆斯林之间的民族差异。考虑到该国两种路径中的开放性，以及特别是1958年后没有持续的民主，官方和党派将伊斯兰教用于政治目的，赢得了更多优势。到了80年代，齐亚·哈克将军将之变成国家的主要事业。这种对伊斯兰教的随意运用，特别是在法律领域内，不但使宗教少数派的人权受到限制，同时也使巴基斯坦妇女在日渐萎缩的公共范围被边缘化。将伊斯兰教作为统治支柱，带来的另一种危险后果，是穆斯林教义和宗派的差异性上升了，导致了军事组织的发展。阿富汗难民的出现，和他们中许多人想成为圣战者的意愿（源自内心的热忱和外部的鼓励），使一些神学院课程灌输了新式的激进主义，他们中一些人在前线成了新兵的基础。

人们对于穆沙拉夫的看法可分为两种。第一种看法是，他真正想把巴基斯坦从原教旨主义的挑战中拉出来，即使是一个独裁者，他也在稳步推进国家的民主化，否则国家会受到很多不稳定因素困扰。西方首都和许多巴基斯坦人都持这种看法。根据这种说法，穆沙拉夫反对伊斯兰主义者，反对其他一些对抗核心巴基斯坦的分离性力量。〔16〕认为他给巴基斯坦的经济注入了信心。乍看起来，情报机构也增强了将这些原教旨主义集团撵走的信心。他也因采取大胆措施使印巴间棘手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而受到欢迎，被认为完成了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政体中，民主领导人难以完成的任务。相反的观点认为，由于穆沙拉夫漠视巴基斯坦的民主需要，他应当对巴基斯坦的统治危机负责。〔17〕这些批评者认为，穆沙拉夫任性地利用西方对伊斯兰政治的担心，成功地将自己扮演成对付伊斯兰主义入侵的唯一力量。穆沙拉夫对待司法、市民社会和媒体上的强硬态度，以及为保卫自己政治前途与与贝·布托谈判，也揭示了他与美国官员之间，在将军和巴基斯坦“温和派”力量的广泛联合这个问题上，有着日渐增长的不和。

一方面强调其伊斯兰特性，另一方面大多情况是被西方化的精英所统治，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兴趣无法摆脱与西方的联系，造成的结果，是巴基斯坦经常发现很难在高度容易引起争论的领域中将传统和现代性进行综合。当然这种困境并不局限于巴基斯坦。如印度或以色列这样的国家，即使有民主性的名义，也经常被推向某种“印度身份”（Hindutva，这是一种试图用印度教价值来定义印度文化的意识形态）和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的议程。对于通过积极参与来保持和华盛顿友好关系的必要性问题，巴基斯坦人从不质疑，但是他们不信任美国领导为时已久。〔18〕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的一部份人可能赞赏亲密盟友伊斯兰堡，但同时会有其他一些人向后者施压，逼伊斯兰堡向普什图族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华盛顿和伦敦把塔利班看作伊斯兰政治的主要力量。塔利班自接纳本·拉登后，接着采取自杀式爆炸袭击美国和北约军队，自此与英美就处于交战状态。相反，更深入的学术分析，在塔利班身上看到了伊斯兰政治的标榜，他们的主要特点是：都是逊尼派，都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都很勇敢，本质上是反西方的。他们使用武力和持有排他性的伊斯兰观，与普什图族的抵抗传统联系在一起，给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两边带来了不稳定。巴基斯坦的批评集团对于布什总统施加在阿富汗身上的军事复仇政策并不完全满意，虽然他们中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塔利班的报应。非常重要的是，对阿富汗的同情与日俱增，与普什图族心脏地区的反美情绪集中到一起，开始对政府机构采取敌对态度。塔利班的抵抗和美国—北约的持续性行动增加了巴基斯坦人的焦虑感，特别是由于盟友有更多的期待和批评，以及塔利班的伊斯兰政治模式在边境和斯瓦特地区仍然有稳定的追随者。穆沙拉夫草率地反对和压制民主力量，似乎帮助了极端主义者，并危险地将巴基斯坦温和派边缘化。

巴基斯坦的种族和宗教多元性，可以通过系统性检查和相应的行政改革来加以利用，其或许会带来巩固民族统一的归属感。特别是在沸沸扬扬的首席法官恢复职位后获得权力的法官们、不带修正案的1973年宪法的颁布、有保障的和积极的议会制政府形式、各层面中实质性的权力移交、基于不干预和建设性参与的外交政策，以上这些一定能帮助巴基斯坦避免反复循环的不稳定怪圈。

注　释

〔1〕关于他生平和思想的更多细节，参见Perves Musharraf: In the Line of Fire: A Memoir, London: Free Press, 2006。

〔2〕美国国务院：“Transcript: Senior officials briefing on President' s Pakistan meetings" , Washington File，2000年3月25日；Hasan Akhtar: "US shares concerns over south Asia: CE sure talks will improve relations" , Dawn，2000年3月26日。

〔3〕当时的评述参见”Delicate Diplomacy", Asiaweek，2000年3月24日，XXVI。http://www.asiaweek.com/asiaweek/magazine/2000/0324/ed. diplomacy, html。

〔4〕关于这项“草根民主”的建议来自国家重建局（NRB），其领导人是一位退休将军，建议希望能绕过主流政党。

〔5〕书面文件对谢里夫派的惩罚是10年的流亡和宽恕，2007年他们想回到巴基斯坦时，这份文件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8月23日，在最高法院听证他们的请求过程中，代表政府的律师们宣读了由纳瓦兹·谢里夫于2000年12月2日签署的“保密和无伤害协议”（Confidentiality and Hold Harmless Agreement）。参见Dawn Online，2007年8月23日；New York Times，2007年8月27日；Geo TV新闻报道，2007年8月23日，http://electronicweekly.co.uk/tv/geo_tv_ pakistan.html。

〔6〕 "Musharraf 'forced out' president" , BBC Online 2001年6月21日，参见http://news.bbc.co.uk/l/hi/world/south_ asia/1400383.stm。2007年8月22日于牛津登陆。

〔7〕更多细节详见Iftikhar H. Malik: "Pakistan in 2000: Starting A new or a stalemate!" Asian Survey, 41，2001年1月。

〔8〕 Musharraf, p. 201.

〔9〕详见Iftikhar H. Malik: Jihad, Hindutva and the Taliban : South Asia at the Crossroads,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对于导致入侵阿富汗的事件，以及与阿富汗和其他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有关此方面的袒护布什的描述，见Bob Woodward: Bush at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William Safire: "Let us get on with the war" , The Guardian，2003年7月。希拉里·克林顿支持布什政府，并且直率地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支持。参看Hillary R. Clinton, Living Hi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3。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参议员中，100个有77个都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同样，托尼·布莱尔坚决支持布什对于伊拉克问题的立场，不顾公众的强烈反对，加入了美国领导的侵略。关于布莱尔参加战争的第一手资料，参看Peter Stothard: 30 Days : A Month at the Heart of Blair's War,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3。

〔11〕 2007年3月8日，在穆沙拉夫撤销了首席大法官职务之后，由律师和市民社会组织的很多和平示威活动在巴基斯坦正式发动。要求恢复大法官职务和自由民主，是反对总统及其支持者的两个集会要点。5月12日，律师和支持者们在卡拉奇组织集会，向高等法院前进，大法官乔杜里将在那里发表演讲。这场集会遭到一些武装分子的攻击，初步被怀疑来自统一民族运动党，他们是信德的执政党，也组织了自己的集会。肆意开枪的结果是，52个抗议者被杀害，200多人受伤，这些都被电视摄像镜头记录下来。这些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事件发生于穆沙拉夫在伊斯兰堡一个专门的公共集会上与他的反对者们相对峙时。

〔12〕巴基斯坦在边界开展反对塔利班的军事行动，首先将重点放在南瓦齐里斯坦，之后开始转移至拥有部族城镇比如Miran、Shah、Wana、Alizai等的北瓦齐里斯坦，给双方带来了流血与仇恨。除了瓦齐里斯坦两个特区外，巴焦尔特区（Bajaur Agency）北部也成了报道的标题，在那里，巴基斯坦空军和民兵发动了针对一些神学院以及可疑的基地组织支持者窝藏点的军事行动。2006年1月，在对达马多拉镇的一次类似空袭中，13个人丧生，一些当地媒体谴责美国军队实施了这次行动。另一次针对钦盖（Chingai）一座神学院的导弹袭击，造成80多人丧生，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学生。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谴责这个神学院窝藏包括扎瓦赫里在内的基地组织领导人，据报道，扎瓦赫里到访了这个地区，因为他妻子碰巧是当地的普什图人。更多细节参见（《黎明报》（Dawn ），2006年10月30日。几周过后，马拉坎专区德尔盖的巴基斯坦军事训练营发生一场报复性自杀袭击，导致20多名新兵丧生，据称此次袭击由巴焦尔反对者组织。2008年初，3枚美国导弹落在杜兰线的巴基斯坦一侧，导致45人丧生。

〔13〕穆沙拉夫，第37页。他在书中写道：“在抓捕和除掉基地组织成员、摧毁其在我们城市和山区的设施方面，我们做的比其他国家多。迄今为止，这方面还有很多故事都没有充分讲完。”参看Musharraf，第223页。其他人对这类非法引渡的描述，参见Moazzam Baig: Enemy Combatant : A British Muslim's Journey to Guantanamo and Back,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06; The Economist，2007年2月3日。

〔14〕《黎明报》（Dawn），2007年3月9日、16日、17日。实际上，有一份反对穆沙拉夫所提名的候选人的申请，正等着最高法院审理。穆沙拉夫的支持者们得知，首席法官可能否决穆沙拉夫延展国会任期，因此可能会阻止他的第二任期。首席法官新近认为，政府过分廉价地出售了卡拉奇钢铁工厂，并且允许穆克塔兰以公开身份访问国外，这是穆沙拉夫一开始就禁止的。此外，作为穆沙拉夫的前支持者，这位首席法官的就任和投票权，对审理“消失的巴基斯坦人”的请求产生了影响，这些巴基斯坦人在9·11事件之后被情报机构从家中带走，到现在都还没有加以解释。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在3月9日的一份声明中，认为穆沙拉夫的决定是非法的。参见Chairperson, Asma Jahangir' s press release on www. Hrcp - web. org。

〔15〕 The Times，2007年3月16日。

〔16〕 2007年2月15日，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的一份讲话中，布什总统重申了他对于穆沙拉夫的支持，肯定了其在反恐运动中的真正承诺。Dawn，2007年2月16日。这是在伦敦、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甚至有时在德里的官员私人会谈中经常遇到的观点。详见Zahid Hussain: Frontline Pakistan : The Struggle with Militant Islam, London: I. B. Tauris, 2007。

〔17〕 "Bankrupt Leadership", The Daily Telegraph，2007年11月9日。布托说：“对话已经结束了，穆沙拉夫必须辞职。”The Daily Telegraph，2007年11月14日；The Guardian, 2007年11月13-15日。

〔18〕 Stephen Cohen: The Idea of Pakista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巴基斯坦历史名人

乔杜里·穆罕默德·阿里（Chaudhri Muhammad Ali, 1905—1980）　英属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高级公务员。1955—1956年任巴基斯坦总理。著有《巴基斯坦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Pakistan, New York, 1967）。

詹姆·萨迪克·阿里（Jam Sadiq All, 1935—1992）　信德省的地主，阿里·布托关系密切的同事。在齐亚·哈克时期流亡伦敦，后来回巴基斯坦，1990—1992年间成为信德省首席部长。在任期间，对前巴基斯坦人民党同事采取敌对态度。

乔杜里·瑞莫特·阿里（Choudhary Rahmat Ali, 1895—1951）　律师和激进主义者，在剑桥大学上过学。写过书，为印度穆斯林的事业而游说，1933年创造出“巴基斯坦”这个词汇。

阿明·努鲁尔（Amin Nurul, 1897—1974）　东孟加拉的穆斯林联盟成员。1948年任东巴基斯坦首席部长，1971年12月起任巴基斯坦副总统，直到1973年该职位被废除。

肖卡特·阿齐兹（Shaukat Aziz, 1949—　）　银行家，生于卡拉奇。曾在穆沙拉夫将军治下担任财政部长。2004年6月至2007年11月间，任巴基斯坦总理，得到穆斯林联盟部分人的支持。

阿卜杜勒·哈米德（Maulana Abdul Hameed Kahn Bhashani, 1885—1976）　东孟加拉领导人，民族人民党创始人。

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 1953—2007）　巴基斯坦人民党领袖，阿里·布托之女，1988—1990与1993—1996年间两度任巴基斯坦总理。著有《东方之女》（Daughter of the East, London, 1988）与《和解》（Reconciliation, London, 2008）。2007年12月在一次政治集会上遇刺身亡。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ifikar Ali Bhutto, 1928—1979）　信德省地主，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大学和牛津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1967年创建巴基斯坦人民党。阿尤布·汗将军时期担任过数个内阁职位，1971年12月成为巴基斯坦总统。1973年宪法实施后，成为总理。1977年被齐亚·哈克将军推翻，随后被判刑，1979年4月4日被绞死。

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Muhammad Ali Bogra, 1901—1963）东孟加拉的外交官，1954年纳齐姆政府被解散后，任巴基斯坦总理。

尤素福·拉扎·吉拉尼（Yusuf Raza Gilani, 1952—　）　木尔坦的国会议员，人民党的支持者。2008年3月25日，无可争议地当选为总理。

法兹鲁尔·哈克（Maulvi Abul Kasem Fazlul Haq, 1873—1962）　东孟加拉领导人，1940年3月提供了拉合尔决议，1941年成为孟加拉统一后的首席部长。

齐亚·哈克将军（General Zia—ul - Haq, 1922—1988）　阿里·布托当政时期的陆军参谋长。1977年7月通过军事管制法推翻阿里·布托。作为一名军人出身的总统，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中得到好处，并在巴基斯坦推行伊斯兰化。

阿尔塔夫·侯赛因（Altaf Hussain, 1953—　）　生于卡拉奇，当过学生领袖。统一民族运动党的（MQM）创建者，遭到数起违法人权案的指控。1992年逃往伦敦，成为英国公民。在伦敦的办公室中遥控卡拉奇和统一民族运动党。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爵士（Sir Muhammad Iqhbl, 1875—1938）20世纪最杰出的穆斯林哲学家和诗人。在拉合尔、剑桥和慕尼黑从事研究工作。被视为穆斯林复兴运动的智囊和巴基斯坦观念的建筑师。

法蒂玛·真纳女士（Miss Fatima Jinnah, 1894—1967）　阿里·真纳的妹妹，慈善家。巴基斯坦运动期间帮助过他的哥哥，在1965年选举中向阿尤布·汗发起了挑战。有国母之称。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 1876—1948）　生于卡拉奇的律师，有伟大领袖之称。在英国林肯律师学院受过训练，并在孟买从事律师工作。成为全印度穆斯林联盟领导人之后，致力于为印度穆斯林谋福。1940年后，要求为印度穆斯林创建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是巴基斯坦的奠基人，1947年8月14日成为巴基斯坦首任总督。真纳忠诚、正直，生有一女。死后葬在他出生的城市卡拉奇。

穆罕默德·居内久（Mohammad Khan Junejo, 1932—1993）　信德省地主，国会议员。1985年成为巴基斯坦总理，1988年被齐亚·哈克将军解职。

阿卜杜勒·加法尔汗（Abdul Ghaffar Khan, 1890—1988）　生于边境，以和平主义思想而出名。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参与基拉法特运动，并领导了红衫军运动。要求巴基斯坦普什图人有更大权利。

古拉姆·伊沙克汗（Ghulam Ishaq Khan, 1915—2006）　边境省的公务员。升至高级内阁职位后，1988年成为巴基斯坦总统。后来与贝·布托和纳瓦兹·谢里夫产生了分歧，并在90年代解散了他们的政府。1993年被迫离职。

伊姆兰汗（Imran Khan, 1952—　）　巴基斯坦板球英雄。生于拉合尔，在牛津接受教育。创建了著名的肖卡特癌症医院（Shaukat Khanum Memorial Cancer Hospital），是他自己的政党正义党的领导人。

里亚格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 1895—1951）　联合省的穆斯林地主。在牛津接受过教育，阿里·真纳的追随者。全印度穆斯林联盟的秘书长，1948年成为巴基斯坦首任总理。在拉瓦尔品第的公共集会上演讲时遇刺身亡。死前几个月曾访问过美国。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主要建筑师之一。部分演讲收入《亚洲的心脏巴基斯坦》（Pakistan : the Heart of Asia, Cambridge, Mass. 1950）。

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将军（General Muhammad Ayub Khan, 1907—1974）　生于边境省，在阿里加接受教育。参加过英国军队，是领导英军的第一个巴基斯坦人。1958年10月接管政权，实施了军事管制法。通过地方势力当上总统后，与美国、中国发展了密切的外交关系。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1969年3月将权力移交给叶海亚·汗将军。著有《是朋友，而非主人》　（Friends not Masters, Oxford, 1968）。

穆罕默德·叶海亚·汗将军（General Muhammad Yahya Khan, 1917—1980）　曾在英属印度军队服役。阿尤布·汗当政时期任巴基斯坦陆军司令。1969年3月在巴基斯坦实施军事管制。在东巴基斯坦发动了军事行动。东巴基斯坦经过内战和与印度的敌对后，成为主权国家孟加拉。

赛义德·艾哈迈德爵士（Sir Syed Ahmed Khan, 1817—1898）　穆斯林知识分子和教育家。著有数本印度穆斯林复兴运动的著作，在阿里加创办了现代大学，该学校后来变成穆斯林大学。

法鲁克·莱加里（Farooq Leghari, 1941—　）　旁遮普地主，巴基斯坦人民党前领导人。1993年成为巴基斯坦总统，与贝·布托以及纳瓦兹·谢里夫产生了分歧。被迫离职后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后来与穆沙拉夫将军结盟。

赛义德·毛杜迪（Syed Abulala Maudoodi, 1903—1979）　穆斯林知识分子，1941年成立的伊斯兰大会党的创建者。反对阿尤布·汗的军事政权，谋求将巴基斯坦伊斯兰化。

伊斯坎德尔·米尔扎（Iskander Mirza, 1899—1969）　有实力的公务员。先后升至巴基斯坦总督和总统，1958年被阿尤布·汗将军流放。死于伦敦。

古拉姆·穆罕默德（Ghulam Muhammad, 1895—1956）　巴基斯坦总督。解散了民选的纳其姆政府与制宪大会。干预民政和军事部门的国家事务，最后被米尔扎和阿尤布·汗将军免职。

佩尔维兹·穆沙拉夫将军（General Pervez Musharraf, 1943—　）　生于德里，长于卡拉奇和安卡拉。后进入巴基斯坦军队精英层。纳瓦兹·谢里夫任命他为陆军参谋长。1999年领导了克什米尔的卡尔吉战役，10月12日推翻了谢里夫。9·11事件之后，从与美国的结盟中受益匪浅，2007年遇到严重的宪政危机。2007年12月3日，在巴基斯坦实施军事管制，用极端的方式控制公民自由、司法和媒体。

卡瓦贾·纳兹穆丁（Khawaja Nazimuddin, 1894—1964）　来自孟加拉的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巴基斯坦第二任总理。被古拉姆·穆罕默德解职，领导了支持法蒂玛·真纳女士、反对阿尤布·汗的力量。

穆恩·库雷希（Moeen Qureshi, 1930—　）　国际银行家，移居国外的巴基斯坦人。1993年曾任三个月的看守总理，领导了全国选举。回到美国后，继续从事他的银行职业。

谢赫·穆吉布·拉赫曼（ Sheikh Mujibur Rahman, 1920—1975）　来自孟加拉的前学生领袖。在人民联盟中追随苏拉瓦迪，要求东巴基斯坦完全自治。他的政党在东巴基斯坦占绝对优势，曾在军事行动中被捕。1972年成为孟加拉首任总统，1975年与其家人在达卡被军官们杀害。

米安·纳瓦兹·谢里夫（Mian Nawaz Sharif, 1950—　）　出生于拉合尔的一个商业家庭。曾任齐亚·哈克将军时期的旁遮普首席部长，1990—1993年与1996—1999年两度任总理。1999年10月12日被穆沙拉夫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赶下台，2000年流亡于沙特。2007年9月10日回到巴基斯坦，但刚下飞机就又被送往沙特。领导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参加了2008年2月18日的大选。

胡赛尼·沙赫德·苏拉瓦迪（Huseyn Shaheed Suhrawardy, 1893—1963）　在牛津从事研究工作。来自孟加拉的领导人，真纳的追随者。分离前的孟加拉首席部长。1950年创立人民联盟，1956年成为总理。因阿尤布·汗的军事管制而被解职，1963年死于贝鲁特。

G. M．赛义德（G. M. Syed, 1904—1995）　生于信德的赛义德家族。要求信德从古杰拉特省分离；支持建立巴基斯坦的要求。与巴基斯坦统治者产生了分歧，要求信德人有更多权利。

拉菲克·塔拉尔（Rafiq Tarar, 1929—　）　律师与法官。在谢里夫支持下，1997年成为总统，200０年被穆沙拉夫赶下台。

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Asif AIi Zardari, 1954—　）　生于信德的地主家庭。1987年与贝·布托结婚，并在她的政府中担任部长职位。因受贪污指控，在狱中度过了许多年。贝·布托死后，他成为巴基斯坦人民党的强力领导人。

词汇表

Alim | 穆斯林宗教学者
Anjuman | 文化或文学协会
Ashraaf | 上流社会或高等级种姓
Azaan | 穆斯林祷告的召唤
Basti | 巴斯提——印度一个穷人的定居点
Bhadralok | 孟加拉有钱阶级，通常指地主
Bhikshu | 漫游四方的佛教僧侣，即托钵僧
Bidaa | 宗教信仰中的革新
Biradari | 亲戚关系，延伸的家庭
Burqa | 一种覆盖妇女全身的传统服装，即罩袍
Chadar | 穆斯林或印度教妇女用的头巾
Chardiwari | 家中的四面墙
Chaudhari | 一位旁遮普名人
Dasis | 印度庙宇中的女奴
Dhimmis | 穆斯林国家中的非穆斯林
Fiqh/Fiqah | 圣斗士
Hadith | 先知的传统或圣谕
Hajj | 哈吉，每年去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朝圣
Hakim | 传统的医师
Hari | 信德的无地农场工人
Hawala | 转移外汇的私人系统
Imam | 宗教领袖
Jihad | 圣战运动
Jirga | 部族长老会
Jizya | 吉兹亚税，向非穆斯林征收的代替服兵役的税种
Madrassa | 一座伊斯兰教神学院
Majlis | 一个文化协会
Mansabdars | 莫卧儿王朝的贵族
Maulvi/Mullah | 穆斯林宗教领袖，即大毛拉
Muhajir | 穆斯林移民
Mujahideen | 穆斯林移民的复数
Mullah | 学问稍逊的教士，即毛拉
Nizam | 尼查姆，旧时印度海得拉巴土邦君主的称号
Pir | 一个苏菲派圣徒
Purdah | 穆斯林或印度妇女为不让陌生人看见而用的帷幔，面纱；也指隐居
Riba | 利息
Sadhu | 印度苦行僧
Sajjada Nishin | 穆斯林王朝的苏菲派法令
Sardar | 俾路支人的头领
Shaheed | 烈士
Shalwar | 宽松长裤
Sharia/Shariat | 伊斯兰法；法学
Shia | 伊斯兰教什叶派，哈里发阿里的信徒
Sisilah | 苏菲派法令
Sufi | 苏菲派，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者
Sunnah | 先知的实践／榜样
Sunni | 伊斯兰教逊尼派
Tabligh | 传布伊斯兰教知识
Taliban | 阿富汗学生军，即塔利班
Ulama | 穆斯林宗教学者，即乌力马
Ummah | 穆斯林社会
Wadera | 信德的大地主
Zakat | 穆斯林每年一次的慈善捐款，即扎卡特
Zikr | 颂读阿拉的名字

参考文献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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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杂志、网址和电视频道

ARY TV

Asian Age (London)

BBC

Channel 4 TV

CNN

Daily Times (Lahore)

Dawn (Karachi)

Economist (London)

Friday Times (Lahore)

Guardian (London)

Herald (Karachi)

http:www.aiindex.mnet.fr

http:www.fashionpakistan.co.uk

http:www.hrw.org

http:www.jaring.my/just

http:www.visage.pk.com

Independent (London)

News International (London)

Newsline (Karachi)

Newsweek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Observer (London)

Sky TV

Sunday Times (London)

Time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London)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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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A

Abbasids　阿巴斯王朝　52

Abdali, King Ahmed Shah　艾哈迈德·谢赫·阿卜达里　国王　51，83，92—93

Abduh, Muhammad　穆罕默德·阿布笃　113

Abul Fazl　阿布·法兹尔　75—76

Afghanistan　阿富汗　3，4，6，11，26，37，50—72，111，137，165，186—191，198，205—207；

British Invasion　英国入侵　96—98，102—104；

Invasion by the Soviet Union　苏联入侵　170—171，180—181；

NATO campaign　北约行动　207

Africa　非洲　16，25，28，31，95，114；

slaves　奴隶　53

Afshar, Nadir Shah　纳德尔　84

Aga Khan　阿贾汗　147

Aga Khanis　阿贾汗派　12

Ahmad, Qazi Hussain　卡兹·侯赛因·艾哈迈德　183

Ahmadis　阿玛迪派　17

Aibak, King Qutb - ud - Din　艾伯克国王　50，54—55

Aitchison College　艾奇森学院　115

Akali Dal　锡克人的政党　90

Akbar the Great　阿克巴大帝　66，70—77，83

Al - Afghani, Syed Jamal - ud - Din　哲马鲁丁·阿富哈尼　112—113

Al - Beruni　阿尔·白鲁尼　53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26，34，37，38，40

Ali, Jam Sadiq　萨迪克·阿里　183—184

All - India Muslim League　全印度穆斯林联盟　1，90—123

Al - Qaeda　基地组织　198，200，201，203

Ambedkar, Bhimrao　安贝卡　37

American revolutionaries　美国革命　95

Amir Taimur（Tamerlane）埃米尔·帖木儿汗　59，60，66，67，90—91

Amritsar massacres of 1919　阿姆利则惨案　104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　59

Anjuman - i - Himayat - i - Islam　伊斯兰教希玛亚特学校　115

Anjuman - i - Islamia, Lahore　拉合尔的伊斯兰学校　115

Anjuman - i - Islam School　伊斯兰学校　115

Arab（s）　阿拉伯　2，8，49—50，111，113，117—118；

Arabian Sea　阿拉伯海　2，6—7，28—29，130；

Arab States　阿拉伯国家　170；

control of India　印控　49—52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印度的考古调查　29

Arif, K. M.　阿里夫　170

Aryans　雅利安人　23—43

Arya Samaj　雅利安社　118

Ashoka, the Emperor　阿育王　25，36，39，66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91

Attlee, Clement（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英国首相克莱门特　106

Aurengzeb, Emperor Mohiy - ud - Din　奥朗则布　66，79，81—85

Australia　澳大利亚　28，114

Awami League　人民联盟　133—134，150—156，159—160

Awami National Party　人民民族党　166，177，183

Ayodhya　阿约提亚　34

Aziz, Shaukat　阿齐兹　202

B

Babur, King Zahir - ud - Din　巴布尔国王　60，66—69，90

Baburi Mosque　巴布里清真寺　186

Baig, Aslam　阿斯兰姆·拜格　178，183，184

Bakht, Mirza Jawan　米尔扎·贾万·巴克特　100

Balban, Sultan Ghiyas - ud - Din　苏丹巴尔班　56

Balochistan　俾路支　6，11—13，19，121，133—135，154；

Balochi language　俾路支语　8

Baltistan　巴提斯坦　12，40

Banerjea, Surendranath　邦纳吉　103

Bangladesh　孟加拉　28，111，129，196；

elations With Pakistan　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159—164，179—180；

separation of East Pakistan　东巴基斯坦分离　143—156

Barani, Zia - ud - Din　巴兰尼　53

Battle of Buxar　巴克夏之战　93

Battle of Panipat（3rd）　潘尼帕之战　92

Battle of Plassey　普拉西之战　93

Bengal　孟加拉　1，121，123；

Bengalis　孟加拉人　8；

East Pakistanis　东巴基斯坦　123，129—156；

Faraidhi Movement　法莱德运动　117；

parties　政党　119；

generals in East Pakistan　东巴基斯坦的将军们　155

Bentinck, William　威廉·本廷克　96

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　印度人民党　191，197；

Hindutva　印度民族主义运动　207

Bhutan　不丹　180

Bhutto, Benazir　贝·布托　160，175—188，198，202，204—205

Bhutto, Ghinwa　津娃·布托　186

Bhutto, Mumtaz　穆姆塔兹·布托　188

Bhutto, Murtaza　穆塔查·布托　176，186，187—188

Bhutto, Shahnawaz　纳瓦兹·布托　160

Bhutto, Zulfikar Ali　佐勒菲卡尔·布托　149—155，159—170，177

Bogra, Muhammad Ali　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　147

Bose, Subhas Chandra　钱德拉·鲍斯　105—106

Brahmanism　婆罗门教　23—43

Brelvis　巴列维神学院　16，119

British Historians　英国历史学家　28—29，50；

control　控制　14，27—28，89—123，132；

Indian Army　印度军　146；

Indian Civil Service　印度内务部　101；

rule in India　在印度的统治　1，27，89—123；

Utilitarians　实用主义　95—96；

viceroys　总督　97；

visitors to Indian　到访印度　77—78，91；

withdrawal from India　从印度撤离　104—106，121—123

Buddhism　佛教　4，23—43，49

Bugti, Nawab Akbar　纳瓦布·阿克巴·布格蒂　202

Burke, Edmund　埃德蒙·伯克　94

Burma　缅甸　26

Burnes, Alexander　亚历山大·伯恩斯　29

Bush, President George H. W.　小布什总统　181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West Asia after 9/11　布什政府与9·11之后的西亚　199—207

Byzantines　拜占庭　49

C

Cabinet Mission of 1946　1946年内阁使团方案　106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2

Cambridge University　剑桥大学　1，105，121

Carter Administration and Pakistan　卡特政府与巴基斯坦　170

Caspian Sea　里海　54

Central Asia　中亚　3

Chandra Gupta, the Mauryan King　孔雀王旃陀罗·笈多　35，39

Chaudhari Muhammad Ali　乔杜里·穆罕穆德·阿里　147

Chaudhry, Iftikhar Mohammad　伊夫提卡尔·马哈茂德·乔杜里　203，204

Chilas　吉拉斯　4—5

China　中国　3，5，25，40，66，95，102，114，131，145，151—152；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49　中国1949年革命　138；

Chinese travelers to Indian　前往印度的中国旅行者　43；

Leaders　领袖　160—161；

Sino - Pakistan relations　中巴关系　151—152，160—161，170；

Wall　长城　41

Chishti, Faiz Ali　切斯提将军　170

Chishti, Shaikh Salim　沙利姆　75

Chitral　吉德拉尔　6，12，40，102

Choudhary, Rahmat Ali　瑞莫特　121

Choudhry, G. W.　孟加拉学者乔杜里　154

Chiristianity　基督教　16，17，27，33，49，51，100，114，116

Clinton, William　克林顿总统　191；

administration　政府　186；

visit to South Asia　访问南亚　196—197

Clive, Robert　罗伯特·克莱武　93—94

Cold War　冷战　138—139，144，145，170—171

Constitution of 1956　1956年宪法　136

Constitution of 1962　1962年宪法　149

Constitution of 1973　 1973年宪法　166—168

Cornwallis, Charles　查尔斯·康华里勋爵　95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　102

Cripps, Stafford　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　105—106

Cunningham, Alexander　亚历山大·康林罕　29

Curzon, Nathaniel（Viceroy）　印度总督寇松　29—30，102—103

Cyrus, King of Persia　波斯国王居鲁士　34，37

D

Dalhousie, James Ramsay　达尔豪西勋爵　98，99

Delhi Sultans　德里的苏丹政权　50—68；

Mughals in Delhi　德里的莫卧儿王朝　92—100

Deoband　迪奥宾神学院　16，114，117—119

Din - i - Ilahi　神圣宗教　75—76

Disraeli, Benjamin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　101

Dravidians　达罗毗荼人　2，23—35

Dubai　阿联酋首都迪拜　184

Dudhu Mian　原教旨主义者米安　118

Dulles Brothers　杜勒斯兄弟　138—139，147

Durand, Mortimer　英印外交部长亨利·杜兰　102；

Durand Line　杜兰线　2

Dutch in India　印度的荷兰人　91

E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27—28，50，83—84，90—100，117—118

Egypt　埃及　23，30，51，52，138—139

Ephesus（Anatolia）　以弗所　30

Europe　欧洲　66

F

Faraidhi Movement　法莱滋运动　117—118

Fatehpur Sikri　法塔赫布尔·西格里　75，77

Fatimids　法蒂玛（穆罕默德之女）王朝　52

Fazlul Haq　法兹卢勒·哈格　147

Federally Administered Northern Areas（FANA）　联邦直辖北部区　5，7，12，17，18

Federally Administered Tribal Areas（FATA）　联邦直辖部族区　17，178，202，203，205，206

Ferghana　费尔干纳　67

Firdausi　宫廷诗人菲尔多西　53

Forman Christian College, Lahore　拉合尔的基督教大学　115

Fort Williams College　威廉堡大学　93，94

France　法国　91；

French - British wars in India　英法在印度的战争　92—95

G

Gamal Nasser of Egypt　埃及的纳赛尔总统　139

Gandhi, Indira　英迪拉·甘地　155，163—164

Gandhi, Mahatma　圣雄甘地　26，104—106，120，122，132

Gandhi, Rajiv　拉吉夫·甘地　180，186

Gangetic Valley　恒河流域　1，3，25，28—29，31—42，53，60，72

Gauhar, Altaf　阿尔塔夫·高尔　149

Ghalib, Mirza Asadullah Khan　米尔扎·阿萨杜拉·加利布　101

Ghauri, King Muhammad　穆罕穆德·高里国王　54

Ghaurids　高里王朝　54—55

Ghaznavids　伽色尼王朝　52—53

Ghulam Muhammad　穆罕穆德·古拉姆　135—136，147

Gilgit　吉尔吉特　4—6，12，40，102，133

Goa　果阿　16

Gokhale, Gopal Krishna　戈卡莱　103

Gowda, Deve　德韦·高达　186

Government College, Lahore　拉合尔政府大学　115

Granada　格拉纳达　112

Great Mughals　伟大的莫卧儿王朝　23，27—28，50—51，64—85

Greek Influence　希腊的影响　2，4，25—27，33，37—41，49

Gujral, I. K.　前总理因·库·古杰拉尔　186

Gulbadan Begum　高尔巴丹·比甘　70

Gulf States　海湾国家　7，11—12

Gupta rulers　笈多王朝的统治者　41—43

Guru Nanak　南纳克大师　78

Gwadar　瓜达尔港　133

H

Haji Shariat Ullah　穆斯林学者哈吉　117—118

Hamida Banu Begum　哈米达·巴努　70，76—77

Harappa　哈拉帕古城　25—43

Harsha, the King　戒日王　36—37，43

Hastings, Warren　总督沃伦·哈斯丁斯　94—95

Heidelberg　海德堡　105

Himalayas　喜马拉雅山　4—6，28—29，132

Hindu（s）　印度　8，60；

Dalits　贱民　114；

kingdoms　王国　16—17，61；

nationalists　民族主义者　50；

refugees　难民　131；

relatives of Akbar　阿克巴的亲戚　74—75；

revivalists　复兴主义者　103

Hinduism　印度教　2，4，16—17，23—43

Hindu - Kush　兴都库什山　2，4—5，37，40，55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33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Pakistan　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　14

Humayun, Emperor Nasir - ud - Din　胡马雍　69—70

Hume, Octavian　屋大伟·休谟　103

Huns 匈奴人　43

Hunza　罕萨　4—7，40，133

Hussain, Altaf　阿尔塔夫·侯赛因　178—179，　　184—188，　　199，202，204

I

Ibn Battutah, the Traveller　摩洛哥旅行者伊本·白图泰　59

Iltutmish, King Shames - ud - Din　伊杜米思　55—56

India　印度　3，14，23—43；

Act of 1935　1935年法案　130；

Deccan dynasties　德干王朝　28，37—42，58，61，83；

during WWI and WWII　一战与二战期间　104—107；

independence movements　独立运动　89—123；

Indo - Pakistani War of 1969　1969年印巴战争　153

Indo - Pakistani War Of 1971　1971年印巴战争　155—156，159；

partition　分离　107，123；

relations with Pakistan　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129—156；

role in the separation of East Pakistan　东巴基斯坦分离中的角色　154—156；

Shimla Treaty　西姆拉条约　163—164；

ashkent Treaty　塔什干协定　153

Indian: influences　印度：影响　2；

Muslim（s）　穆斯林　61，89—123，130—131；

National Congress（INC）　国大党　90—123，144；

Ocean　印度洋　7，91，155；

Union　印度联邦　3，144

Indo-Islamic Culture　印度—伊斯兰文化　3，27，49—85

Indus　印度教　6，17，28—29；

cities　印度的城市　25—43，60；

Valley（civilizaiton）　印度河流域　2，3，17—18，23—47，123，129，15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82

Inter - Services Intelligence（ISI）　三军情报局　170，176，177，181，187

Invasion of Egypt by Britain France, and Israel　英、法和以色列入侵埃及　138—139

Iqbal, Allama Muhammad　伊克巴尔　105，115，121，123

Iran　伊朗　2，6，15，138

Iraq　伊拉克　37，51，52，138；

invasion of Kuwait　入侵科威特　181—182

Iskander Mirza　伊斯坎德尔·米尔扎　135—137，147—148，160

Islam　伊斯兰教　1；

holy places　圣地　49；

in Pakistan　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　14—17，136；

in South Asia　南亚的伊斯兰教　8，　49—84，111—123；

political parties　伊斯兰教政党　119；

refugees of 1947　1947年的伊斯兰教难民　130—131；

sects　伊斯兰教派　15；

Sufis in India　印度的苏菲派　60—61，119

Islamia College, Lahore　拉合尔的伊斯兰教大学　115

Islamia College, Peshawar　白沙瓦的伊斯兰教大学　115

Islamic Summit in Lahore（1974）　1974年的拉合尔伊斯兰峰会　165

Ismailis　伊斯玛仪派　52

Israel　以色列　151；

attacks on Palestinians　攻击巴勒斯坦　200—201

J

Jahangir, Emperor Nur - ud - Din Muhammad　贾汗吉尔皇帝　77—79，82

Jainism　耆那教　16，23—43，66

Jamaat - i - Islami　伊斯兰大会党　133，167—168，171，183，185，201

Jamali, Mir Zafrullah　总理米尔·扎法尔·贾迈利　202

Jamiat - i - Ulama - i - Hind　印度神学者协会　119，122

Jamiat - i - Ulama - i - Islam　伊斯兰神学会　168，201

Jamiat - i - Ulama - i - Pakistan　巴基斯坦神学者协会　168

Janjua, Asif Nawaz　阿西夫·纳瓦兹·詹朱　184

Japanese victory over Russia（1905）　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　103

Jatoi, Gulam Mustafa　古拉姆·穆斯塔法·贾托伊　181，182

Jews　犹太人　51

Jihad Movement　吉哈德运动　117—118

Jinnah, Fatima　法蒂玛·真纳　150

Jinnah, Muhammad Ali　穆罕穆德·阿里·真纳　104—106，112—123，130—144，206

Jones, William　威廉·琼斯　32，42，94

Judaism　犹太教　49

Junagarh　朱纳格　132，160

Junejo, Mohammad Khan　穆罕穆德·居内久　171

K

Kabul　喀布尔　6

Kakar, Abdul Wahid　阿卜杜勒·瓦希德·卡卡　184

Kalasha　卡拉萨　12

Kapal Vastu　迦毗罗卫　36

Karakoram Highway（KKH）　喀喇昆仑公路　5—6，12，152

Karakorams　喀喇昆仑山　4—5，28，40，132；

glaciers and peaks　冰川和山峰　5—6；K—2，5

Karamat, Jahangi　贾汗吉尔·卡拉马特　190

Kargil campaign　卡尔吉战役　197；

Heights　高地　191

Karzai, Hamid　哈米德·卡尔扎伊　202

Kashmir　克什米尔　1，2，3；

Azad　自由克什米尔　4，17，130—138，186—188

Kennedy Administration　肯尼迪政府　151—152

Khalid, Malik Meraj　马利克·米拉吉·哈立德　188

Khalji, Sultan Ala - ud - Din　苏丹阿拉·卡尔吉　56—58

Khalji, Sultan Firuz　苏丹菲路兹·卡尔吉　56

Khalji, Sultan Jalal - ud - Din　苏丹贾拉尔·卡尔吉　56

Khaljis（Khiljis）　卡尔吉王朝　56—61

Khan, Abdul Ghaffar　阿卜杜勒·加法尔汗　122

Khan, Abdul Wali　阿卜杜勒·瓦里汗　166，177

Khan, Amir Abdur Rahman　阿卜杜尔·拉赫曼　102

Khan, Asfandyar Wali　瓦里汗　205

Khan, Asghar　阿思加·汉　150

Khan, Bairam　拜兰汗　72—73

Khan, Chengiz　成吉思汗　55，67

Khan, Dost Muhammad　多斯特·穆罕穆德　98

Khan, Ghulam Ishaq　古拉姆·伊沙克汗　177—184

Khan, Imran　伊姆兰汗　189

Khan, Khizr Hayat　希扎尔·哈亚特　122

Khan, Liaquat Ali　里亚格特·阿里汗　121，122，130—138，145，147

Khan, Mahabat　马哈巴特78

Khan, Muhammad Ayub　阿尤布·汗　135—138，143—154，160—162，171

Khan, Sardar Daud　达乌德　165

Khan, Sikandar Hayat　西坎达·哈亚特　122

Khan, Sultan Khizr　苏丹希扎尔汗　59

Khan, Syed Ahmed　赛义德·阿哈迈德　101，112—116

Khan, Yahya　叶海亚·汗　151，153—156，159，160—162

Khan of Kalat　卡拉特汗　133

Khwaja Nazim - ud - Din　卡瓦贾·纳兹穆丁　134—135

Kissinger, Henry　亨利·基辛格155，165

Kohistan　科希斯坦　6

Korean War　朝鲜战争　138

Kot Diji　科特·迪吉　30

Kushana Dynasty　贵霜王朝　41

Kuwait　科威特　181

L

Lahore Declaration　拉合尔宣言　197—198

Lahori, Abdul Hamid　阿卜杜勒·哈米德·拉赫里　80

Lawrence, John　约翰·劳伦斯　98—99

Leghari, Farooq　法鲁克·莱加里　188，189

line of Control　控制线（in Kashmir）　3

Lodhi, Sultan Bahlol　苏丹巴赫拉尔·洛提　59

Lodhi, Sultan Ibrahim　苏丹易卜拉欣·洛提　60，68，73

Lodhi，Sultan Sikandar　苏丹西坎德尔·洛提　59—60

Lodhi kings of India　印度洛提王朝的国王　56—69，78

London　伦敦　17，115，147；

Commonwealth　英联邦15；

Lincoln' s Inn　英国法学者协会　160；

Round Table Conferences　圆桌会议　121

Lucknow pact of 1916 between Congress and Muslim League　1906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签订的《勒克瑙协定》　120

M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历史学家麦考莱　96，97

Mahabharata　《摩诃婆罗多》　34

Mahasabha　印度大会党　90，119

Mahmud of Ghazna　加兹尼的马赫穆德　53

Makli Graveyard　马克里大墓　11

Makran　马克兰　6

Maldives　马尔代夫　180

Malik Yaqut, Jalal - ud - Din　奴隶亚古特　55

Mamluks　马木留克王朝　53

Man Singh　辛格·曼　74—75

Marathas　马拉特人　65，66，82—88，92—95

Marshall, John　约翰·马歇尔　29

Marwat, Irfanullah　伊凡诺拉·马尔

瓦特　183—84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99

Masud, Ahmad Shah　艾哈迈德·马苏德　187

Maulvi Mahbub Alam ofPaisa Akhbar　《派萨·阿克哈巴》作者大毛拉马赫布卜·阿兰姆　116

Mauryans　孔雀王朝　33—34，37—39

Mayo School of Arts（NCA, Lahore）　梅奥艺术学校　115

Mehrgarh　梅尔伽赫　30

Metcalfe, Charles　查尔斯·梅特卡尔夫　97，113

Mian, Sir Muhammad Shafi　穆罕穆德·沙菲·米安爵士　116

Migrations into Pakistan　前往巴基斯坦的移民　130—132

Mills, John Stuart　约翰·密尔　96

Minto, Gilbert Elliot　吉尔伯特·艾略特·明托　104，120

Minto-Morley Act of 1909　1909年的明托-莫莱法案　103—104

Mir Jaafar of Bengal　孟加拉的米尔·贾法尔　93

Mir Qasim of Bengal　孟加拉的米尔·魁西姆　93

Mirza, Omar Shaikh　乌玛尔·沙伊赫·米尔柴　67

Mohammadan Anglo - Oriental College（Aligarh）　英国东方大学　103—104，113—116

Mohenjo Daro　摩亨佐·达罗　11，25—43

Mongols　蒙古人　53—56，66，67；

Mongol destruction of baghdad in 1258　1258年蒙古人洗劫巴格达　53

Montague - Chelmsford Act of 1919　1919年的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法案　104—105，119

Mountbatten, Louis　蒙巴顿勋爵　106—107，123

Mount Everest　珠穆朗玛峰　5

Movemen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　民主重建运动　176

Mughal (s) empire　莫卧儿帝国　53，56，60—61，64—85，91，93—100；

Decline　衰落　111—112，115

Muhammad bin Abdel Wahhab　阿拉伯复兴主义学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布　117

Muhammad bin Qasim　穆罕穆德·伊本·魁西姆　51

Mullah Omar　毛拉奥马尔　187

Mullah Soofi Muhammad　毛拉索菲·穆罕穆德　187

Muller, Max　马克思·穆勒　32

Mumtaz Mahal　穆姆塔兹·马哈尔　78，81

Munro, Thomas　托马斯·门罗　96—97

Musharraf, Pervez　佩尔韦兹·穆沙拉夫　168，176，191，195—206

Muttahida Majlis - i - Amaral（MMA）　联合行动阵线　201—203

Muttahida/Muhajir Qaumi Movement　统一民族运动党　177，178—179，182—186，201，202，204

N

Nanda Kings　难陀国国王　38

Nanga Parbat　南迦帕尔巴特山　5

Naoroji, Dadabhai　瑙罗吉　103

Napoleon　拿破仑　95—96

Native Americans　美国土著　25

Nawabs of Awadh　奥德的纳瓦布　91—99

Nehru, Jawaharlal　尼赫鲁　26，105，120，131—32

Nepal　尼泊尔　138，180

Nixon Administration　尼克松政府　155

Nizam of Hyderabad　海得拉巴的尼查姆　42，91—95，121，132

North America　北美　95

North - West Frontier Province　西北边省　1，6，12，13，17，102，146，154；

Khudai Khidmatgar　神的侍者，即普什图人反抗英国的非暴力运动　119，122，

Referendum　大选　122，133

Nur Jahan（the Mughal Queen）　诺尔·贾汉　77—78

O

Oakley, Robert　罗伯特·奥克莱　178

Objectives Resolution　目标决议　134

Oman　阿曼　133

One - Unit Scheme　统一框架协议　134—36，154

Osama bin Laden　奥萨玛·本·拉登　198，199，200，207

Ottomans　奥斯曼帝国　52—53，59，65，66，67，95；

Caliphate　哈里发王权　104，113，119

Oxford, University Of　牛津大学　160，177，205

P

Pakistan Democratic Alliance　巴基斯坦民主联盟　177—179，181—183

Pakistan Islamic Front　巴基斯坦伊斯兰阵线　185

Pakistan Muslim League　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　138，143—154，175—191，197—205

Pakistan National Alliance (PNA) and anti - bhutto campaign of 1977　巴基斯坦民族联盟　168—169

Pakistan People' s Party（PPP）　巴基斯坦人民党　149—155，159—170，175—189，198—205

Palestine　巴勒斯坦　51；

Palestinians　巴勒斯坦人　200—201

Persian　波斯人　2，27，50—53，60，80，121；

empire　波斯帝国　26—27，33—43，51；

invasion of India（1739）　波斯人入侵印度　92；

Perso - Islamic culture（Persianate）　波斯-伊斯兰文化　3，60—61，111

Portuguese: missionaries in India　印度的葡萄牙传教士　76—78；

sailors and traders in India　在印度的葡萄牙海员和商人　90—91

Pores, King of Punjab　旁遮普的波拉斯国王　26，37，54

Pothowar　白沙瓦　9

Powell, Colin　科林·鲍威尔　200

Prophet Muhammad of Islam　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　49，51，59，115

Punjabis　旁遮普人　9—10

Punjab National Unionist Party　旁遮普的民族统一党　119，122；leaders领袖　122

Punjab University　旁遮普大学　115

Pushtu　普什图族　8

Pushtuns　普什图人　9，12，74—75，102，117，138

Q

Qadir, Manzur　曼苏尔·卡德尔　149

Qings　中国的清朝　66

Queen Victoria　维多利亚女王　99

Quit - India Movement　退出印度运动　105

Quran　《古兰经》　13，113—114，116；

Quranic calligraphy　古兰经书法　80

Qureshi, Moeen　穆恩·库雷希　184—185

Qutlugh Nigar Khanum　库特鲁　67

R

Rahman, Akhtar Abdu　阿克塔尔·阿　卜杜尔·拉赫曼　170

Rahman, Sheikh Mujibur　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　150—156，159，164

Rai Bareilli　雷伊·百雷利神学院式的　114

Rajasthan　拉贾斯坦邦　2

Rajput Kingdoms　拉吉普特王国　51，68，73—74

Rakaposhi　勒格博希峰　6

Ramayana　《罗摩衍那》　34—35

Rawalpindi Conspiracy Case　拉瓦尔品第阴谋案　145

Reagan, President Ronald　罗纳德·里根总统　170，200

Rebellion of 1857　1857年起义　16，27，89—90，99—102，113—114，117—118

Red Mosque in Islamabad　伊斯兰堡的红色清真寺　203

Red Shirts　红衫军　119，122

Rigveda　《梨俱吠陀》　23—24，33—35

River Nile　尼罗河　23

Rohilkhand　罗希尔坎德　94，100

Roy, Raja Ram Mohan　拉姆·摩罕·罗伊　96

S

Safavids of Persia　波斯的萨非王朝　53，65，66，67，70，75

Salt Range Hills　盐矿山　6

Samarkand　撒马尔罕　59，67

Sanskrit　梵文　5，25—43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7，183，187，199，204

Sayyid Ahmed Barelwi　萨依德·艾哈迈德·巴列维　117

Sayyid Kings of Delhi　德里的赛义德国王　56—59

Shah, Syed Sajjad Ali　赛义德·萨贾德·阿里汗　190

Shah Abbas of Persia　波斯总督阿巴斯·沙　75，91

Shah Abdul Aziz of Delhi　德里的阿卜杜勒·阿齐兹·谢赫　112，117

Shah Alam, the Mughal King　莫卧儿国王阿兰姆·谢赫　93—94

Shah Jahan, Emperor Shahab - ud - Din Muhammad　穆罕默德·沙·贾汉　79—81；

sons and war of succession　儿子与继位战争　80—81

Shah Tahmasp Safawid　萨非王朝的国王塔赫马斯普一世　70

Shah Wali Allah of Delhi　德里的瓦利·阿拉　112，117

Shaka Kings　塞种国国王　40—41

Shandur Pass　申杜尔山口　6

Sharif, Mian Nawaz　纳瓦兹·谢里夫　18，175—205

Sharif, Shahbaz　沙赫巴兹·谢里夫　190

Shastri, Lal Bahadur　印度总理沙斯特里　153

Shujaud Daula of Awadh　奥德的纳瓦布苏查　93—94

Shunga Dynasty in India　印度的巽伽王朝　40

Sicily　西西里　52

Sikh（s）　锡克　8，17，65，66，114；

Akali Dal　锡克教　119；

Gurus　圣地　78—79，82—83；

holy places　圣地　10；

Khalistan　卡利斯坦　180；

refugees　难民　131；

revival　锡克教复兴　103；

rule　统治117；

troops　军队　98，100

Silk Road　丝绸之路　3，40，41

Simon Commission　西蒙委员会　105

Sindhi Language　信德语　8，165；

saints　圣徒　11

Singh, Gulab　古拉布·辛格　98

Singh, Ranjeet　兰吉特·辛格　83，97—98，117

Sinkiang　新疆　152

Sirajud Daula of Bengal　孟加拉的西拉吉—乌德—陶拉　93

Slave Dynasty　奴隶王朝　53—56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南亚地区合作组织　179—180，186

Soviet Union　苏联　145，151—155，197；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入侵阿富汗　170—172，180—181

Spain　西班牙　51，52；

armada　无敌舰队　91；

foreign trade and colonies　外贸和殖民地　91；

Muslims　穆斯林　112

Sri Lanka　斯里兰卡　51，138，180，191

Sultana, Queen Razia　苏丹拉齐亚王后　55—56

Sultana Hyder Ali of Mysore　迈索尔的苏丹海德尔·阿里　94—95

Sultan Tipu of Mysore　迈索尔的提普苏丹　94—95

Suri, Sher Shah　舍尔沙　70—72

Swadeshi Movement　斯瓦德希运动　104

Swat　斯瓦特　207

Syed, G. M.　赛义德　123

Syed Ameer Ali　赛义德·阿米尔·阿里　114—115

Syed Mumtaz Ali　穆姆塔兹·阿里·赛义德　114—116

Syria　叙利亚　51，52

T

Tabligh groups　宣教派　119

Taj Mahal　泰姬·马哈尔　79，81

Taliban　塔利班　118，187，198，199，202，203，207

Tarar, Muhammad Rafiq　穆罕默德·拉菲克·塔拉尔　196，198，199

Tariq bin Ziad（in Spain）　塔里克·伊本·齐亚德　51

Taxila　坦叉始罗古城　9

Thar Desert　塔尔沙漠　11

Tibet　西藏　5，40

Tirichmir　蒂里杰米尔　4—5

Todar Mal　道达尔·马尔　73

Treaty of Amritsar　阿姆利则条约　98

Tughluq, Sultan Firuz　苏丹菲鲁兹·图格鲁克　58—59

Tughluq, Sultan Ghias - ud - Din　苏丹吉亚斯·图格鲁克　57—58

Tughluq, Sultan Muhammad ibn　苏丹穆罕穆德·伊本·图格鲁克　58

Tughluq, Sultan Nasir - ud - Din Mahmud　苏丹纳赛尔·图格鲁克　59

Tughluqs　图格鲁克王朝　57—59

Tunisia　突尼斯　52

Turkey　土耳其95，138，196，198

Turkmenistan　土库曼斯坦　53

Turkish　突厥的　26—27，60，80，111

Turks　突厥人　8，52，55—56，61，67

Tyabji，Badruddin　提亚布吉　115

U

Umayyads　倭马亚王朝　51—52

United Kingdom　英国　2，132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131—132，137—138，153，156，161—162，180

United States　美国　2，145，160—161，178，180;

alliances With Pakistan　与巴基斯坦结盟　138—139;

CIA　中情局　170—171，180—181，200，203;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and Iraq　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　195；9/11

and the American reaction　9·11和美国的反应　195—204;

U. S. -China relations　中美关系　152—153;

U. S. -Pakistan relations　美巴关系　143—148，155，170—171，196—207;

U. S. -U. K. relations　美英关系　200

Urdu　乌尔都语　2，13，26，27，99，113—117，121;

press　出版　116—117;

Renaissance　复兴　116—117，165;

Urdu - Sindhi controversy　乌尔都语-信德语之争　166;

Urdu Speakers　说乌尔都语者　10—11，133，163，178—719

Uzbekistan　乌兹别克　37，67—68

V

Vajpayee, A. B.瓦杰帕伊　191，197—199

Vasco da Gama　达·迦马　98

Vedic Age　吠陀时代　25—43

Victorian era　维多利亚时代　101—3

Vijayanagar　维查耶纳伽尔　37—38，61，74

W

Waziristan　瓦济里斯坦　7

Wellestley, Richard　总督威尔斯理勋爵　95

Western Hemisphere　西半球　114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182，184

World War Ⅰ　第一次世界大战　15—16

World War Ⅱ　第二次世界大战　105—106，120—123，146

Y

Yemen　也门　51

Z

Zafar, King Bahadur Shah　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穆罕默德·巴哈杜尔·沙·扎法　50，100一101

Zahir Shah of Afghanistan　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　165

Zardari, Asif Ali　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　177—178，186—189，205

Zia-ul-Haq　齐亚·哈克　159—172，175—177，190，200，206

Zinat Mahal　金娜·马哈尔　100

Zoroastrianism　琐罗亚斯德教　16，28，49，51；

Parsis　帕西王朝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