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战后欧洲史（卷一）：旧欧洲的终结 1945-1953

战后欧洲史（卷二）：繁荣与革命 1953-1971

战后欧洲史（卷三）：大衰退1971-1989

战后欧洲史（卷四）：旧欧洲 新欧洲 1989-2005

战后欧洲史（卷一）

——旧欧洲的终结 1945-1953

[美] 托尼·朱特 著

林骧华 等 译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目录

前言与鸣谢

导言

卷一 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

第1章 战争遗留的问题

第2章 惩罚

第3章 欧洲的复兴

第4章 难以安定

第5章 冷战来临

第6章 卷入旋涡

第7章 文化战争

尾声 旧欧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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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行行：微信号和QQ：233885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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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珍妮弗

往昔越是接近当下，

其往昔性岂非越深刻和越显传奇？

托马斯·曼《魔山》

总目录

卷一

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

*

卷二

繁荣与革命1953-1971

*

卷三

大衰退1971-1989

*

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1989-2005

前言与鸣谢

欧洲是最小的一块大陆。实际上甚至可以说它不是大陆——它只是同亚洲连接的一块次大陆。整个欧洲（俄罗斯和土耳其除外）只有550万平方公里——小于巴西2/3的国土，比中国或美国的一半面积略多无几。与面积1 700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相比，欧洲简直像个侏儒。但就其内部差异和鲜明对比而言，欧洲是独特的。根据最近统计，它包括46个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包含着各有自己语言的州（邦）和民族；有许多国家虽无州（邦），却合并了其他民族和语言；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和叠合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记忆；每一个国家都被翔实地研究过。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短暂的60年欧洲历史，光是英文的第二手文献，就已经是无穷无尽的了。

于是，无人敢立志写出一部包罗万象的或者确切的当代欧洲史。我自己恐怕也有点力不胜任：作为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生的人，我同本书描述的大多数事件处于同一时代，而且随着写作的进程，我能记起所见所闻——甚至亲身参与过——的这段历史中的许多事情。这究竟使我更容易理解还是更难以理解战后欧洲的史实？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些记忆有时可以导致客观冷静地解决历史难题。

本书不冀求采取一种类似奥林波斯山上诸神的超然态度。我希望《战后欧洲史》坚持客观和公正，坦率地提供一种对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说得难听些，本书是“固执己见”的。它的有些判断可能会引起争议，有些可能会是错误的。凡人皆会犯错。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我自己的判断——尽管任何差错都会溜进篇幅这么长、范围如此广的一本书里。如果本书存在这类差错，但至少有些评价和结论经得起时间考验，那么也应该大部分归功于许多学者和朋友，他们使我在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获益匪浅。

首先，这类书是站在其他书的肩膀上的。[1]现代历史经典著作中使我们得以找到灵感和范例的有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乔治·利希泰姆的《20世纪欧洲史》，A·J·P·泰勒的《1914-1945年英国史》，还有已故的弗朗索瓦·孚雷的《一种愿景的消逝》。这几部书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彼此迥异，它们的作者无疑都有渊博知识和学术自信心，这在他们的后继者中间已很罕见——而且他们思路清晰的写作风格应该成为每一位历史学者的楷模。

我们拜读过的晚近欧洲史学者中间，特别值得一提和值得感谢的是哈罗德·詹姆斯、马克·马佐厄、安德鲁·莫拉夫斯克。他们的著作明显地影响了本书的各个章节。在研究现代欧洲的学者中，我要特别感谢博学的艾伦·S·密尔沃德对战后经济的创新研究。

就我熟悉的中欧和东欧历史而言，这是一般欧洲史家们经常关注的课题，但都由西欧的专家们撰著，而拙著得益于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包括布拉德·艾勃拉姆斯、凯瑟琳·梅丽代尔、马齐·肖尔、蒂摩西·斯奈德，以及我的朋友雅克·鲁帕尼克和伊斯特凡·德雅克。我从蒂摩西·加尔顿那里学到的不仅是关于中欧的知识（这是他本人多年来的研究方向），而且尤其是关于“东方政策”（Ostpolitik）时代两个德国的情况。在多年来同扬·格罗斯交谈的过程中（我得益于他的开创性著作），我不仅了解了波兰历史，也学会了如何理解战争的社会后果，他在这方面的著作里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人性关怀。

本书与意大利有关的一些章节得益于保罗·金斯伯格的著作，而关于西班牙的几章得益于阅读著名学者维克特·佩雷兹-达埃兹的著作和聆听他的高见。我特别要感谢他们两人，还有安妮特·维维奥卡，她对战后法国在大屠杀犹太人问题上的暧昧反应所做的权威性分析《驱逐出境和种族灭绝》深深地影响了我对那段棘手史实的叙述。我对“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的思考大多受到杰出的国际法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著作的影响，她对“崩溃的国家”的研究著作有力地为欧盟形式的国际治理辩护，这不是因为此举在本质上更有利或代表着一种理想模式，而是因为在我们存身的世界里舍此别无他法。

我在欧洲各地的朋友们、同行们和读者们教给我的欧洲大陆晚近历史和当前历史的知识，远远胜过我自己点点滴滴地从书本和档案馆里收集的资料。我要特别感谢克尔齐兹托夫·齐苏斯基、彼得·凯尔纳、伊凡·克拉斯台夫、丹尼斯·拉考纳、克尔齐兹托夫·米哈尔斯基、米尔西·米哈伊斯、伯尔蒂·穆斯里乌、苏珊·尼曼和戴维·特拉维斯等人的慷慨帮助。我要感谢伊斯特凡·雷夫坚持要我参观布达佩斯的“恐怖屋”（House of Terror），无论这种体验令人多么不愉快，毕竟值得一看。在纽约，我的朋友和同事理查德·米顿、凯瑟琳·弗莱明和杰罗德·西格尔慷慨付出时间和思想。迪诺·布图罗维克善意地帮我仔细检查我对南斯拉夫语言的复杂现象的叙述。

我非常感谢纽约大学艺术科学系的先后几任系主任——菲利普·富尔曼斯基、杰斯·班哈比和理查德·福莱——支持我的研究，也支持了我为鼓励别人研究和讨论欧洲问题而建立的雷马克研究所。若没有伊维斯-安德烈·伊斯特尔的慷慨支持和保护，我就不可能创建雷马克研究所（它主办了许多研讨班和讲座，从中我受益良多）。若没有研究所所长杰伊尔·凯斯勒任劳任怨而且特别高效的合作，我就不可能在管理雷马克研究所的同时写出这本书来。

我同样感激我的著作权代理人安德鲁·威利和莎拉·查尔方特的友谊与高见；他们自始至终支持这样一个项目，尽管不曾预料到时间延长和篇幅增大。在感谢编辑拉维·默钦达尼和斯科特·莫埃斯的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斯科特和他在企鹅出版公司的同事简·弗莱明，正是有赖他们这本书才成功出版。感谢列昂·维斯尔蒂埃，他在《新共和》周刊上开辟的著名艺术专栏首先以杂文形式发表了对卷二第5章和卷三第1章的评价意见。使我在专业问题方面受益最多的无疑是罗伯特·西尔弗斯，他是《纽约书评》的主编，一位无与伦比的编辑，多年来他一直鼓励我在更大的政治和历史视野中漫步，这种冒险给我带来许多风险，也带来许多益处。

本书极大地受惠于纽约大学的一批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保利娜·布伦博士、丹尼尔·科恩博士（现今在莱斯大学）和尼科尔·鲁道夫博士——用他们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帮助我理解战后欧洲史，我谨向他们致谢。另外一些人里，杰西卡·库伯曼和艾维·帕特作为研究助理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米歇尔·平托和西蒙·杰克逊毫无怨言地做出了富有经验的图片研究，米歇尔负责安排许多同内容最相关的插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那幅包扎起来的列宁雕像的照片，为第三部分的结尾增色不少。亚力克斯·莫洛特勤奋地寻找和积累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统计数据报告和系列数据，像本书这类著作不可避免地依赖这样的确切数据。说实话，若没有这些数据，这本书就写不成。

我的家庭在战后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我的子女们在战后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他们不仅容忍我不在家或外出旅行，以及由此给他们带来的烦恼，而且对本书的内容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丹尼尔确定了本书的书名；尼克拉斯提醒我，好故事不一定要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我的妻子珍妮弗为本书贡献甚多——她至少将书稿仔细阅读了两遍，并且提出建设性意见。但是本书作者欠她的实在太多，故《战后欧洲史》题献给她。

[1] 在各章里，脚注大多属于传统类型的：它们是对正文的评价，而不是注明出处。为避免使这本为普通读者而写的早已很厚的书再添冗赘，我不再列出完整的参考资料来源。《战后欧洲史》的资料来源和一份参考书目可以用访问网站的方法获得，网址是雷马克研究所网站［http://www.nyu.edu/pages/Remarque/］。

1947年的欧洲

今日欧洲

导言

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斯芬克斯，一旦它的谜被揭开，就坠入了深渊。

——海因利希·海涅

情势（某些先生居然对此无动于衷！）在现实中给每一条政治原理涂上明显的色彩，并且带来不同的结果。

——埃德蒙·伯克

重大事件，亲爱的小伙子，注意重大事件。

——哈罗德·麦克米伦

世界历史不是一片生长出快乐的土壤。各个快乐的时期在里面都是空白页。

——盖奥尔格·威廉·弗里德利希·黑格尔

我最初决定写这本书，是在维也纳主要的火车站——西站——换车时。那是在1989年12月，恰逢时机。当时我正从布拉格回来，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公民论坛”的剧作家和历史学家们正在强行去除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将它们扔进历史的垃圾筒。几个星期前，“柏林墙”出人意料地被拆毁了。在匈牙利同在波兰一样，每一个人都直面后共产主义政治的挑战：旧政权——几个月前它还执掌着一切权力——退出后的断裂。立陶宛共产党刚刚宣布从苏联独立出来。在去火车站的出租车里，收音机播送着罗马尼亚反对齐奥塞斯库家族独裁的暴动的最初报道。一场政治地震动摇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冻结的地缘政治结构。

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欧洲正在诞生。这显而易见。但是随着旧秩序的逝去，许多由来以久的假设就发生问题了。曾经看来是永久性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却转瞬即逝。冷战对峙；东欧、西欧分裂；“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繁荣的西欧同它东面的苏联卫星国集团的故事是各自分离、互不传播的：所有这一切都不再被理解为意识形态需要的产物或政治的铁定逻辑。它们只是历史的偶然结果——而历史却正在将它们推开到一边。

欧洲的未来看起来会非常不同——它的过去也是如此。回顾1945年至1989年的岁月，从现在来看，它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而是一个过渡时期：一段战后的间歇，1945年结束了无休无止的冲突，然而它的尾声又持续了半个世纪。对欧洲的塑造有赖于未来岁月，以往经历过的熟悉的、有条有理的故事难以重演。我觉得很明显，在那个冰冷的中欧12月份，战后欧洲的历史是需要重写了。

时间合适，地点也合适。1989年的维也纳是一幅覆盖画，将欧洲原先复杂层叠的昔日画面覆盖了。在20世纪初，维也纳就是欧洲：它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文明在大灾变门槛上的多事之都、边缘状态、自我欺骗的中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从辉煌的帝国大都市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的贫困干瘪首都，渐渐地褪失了荣耀，最终成为纳粹帝国的边疆省份，它的大多数公民热情地向纳粹宣誓效忠。

德国战败后，奥地利落入西方阵营，被认定是希特勒的“第一个牺牲品”。这两次受之有愧的好运气使维也纳得以祓除旧日的耻辱。它作为纳粹同盟者的事实被轻轻遗忘了。奥地利的首都——被苏联的“东”欧包围的一座“西”方城市——获得了一种新的身份，它是自由世界的前哨和榜样。对于它先前的臣民、如今陷落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人而言，维也纳代表着“欧洲中心”：一个在世纪的进程中似乎被抛弃的欧洲人的想象中具有世界性文明教化的地区。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那些年里，这座城市变成一个倾听自由的地方，一个重新充满活力的地方，一个为东欧人逃向西方、西方人建起通向东方的桥梁而相遇和启程的地方。

于是，1989年的维也纳成为一个“思考”欧洲的好地方。奥地利体现着战后西欧颇为自得的一切特性：一个充满福利的国家所标志的资本主义繁荣；通过一切主要的社会团体和政党自由地致力于创造工作机会和薪酬待遇而实现的社会安定；由西方核保护伞明显庇护下获得保障的外部安全——而奥地利自身保持着沾沾自喜的“中立”。与此同时，跨过利塔河和多瑙河仅仅几公里的东面，是“另一个”荒凉穷困和秘密警察的欧洲。将两者分隔开的距离可以用维也纳的两个火车站的对比来做恰如其分的概括。西站繁华而充满活力，商人和度假者登上光洁的现代快车去慕尼黑、苏黎世或巴黎；南站却阴森而毫无吸引力，是从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驶来的肮脏旧火车里下来的生活拮据的外国人出没的破旧、脏臭、还有点险恶气氛的地方。

正如维也纳的两个主要火车站无意中承认了欧洲的地缘分裂——西站面对积极乐观的、遍地黄金的西方，南站粗心大意而很不情愿地承认着维也纳属于东欧一面的素质——这座奥地利首都城市的街道也见证了一种无声的分裂，将欧洲平静的现实同它不安定的历史隔离开来。咄咄气势、充满自信的楼宇沿宽阔的环城路而立，诉说着维也纳一度有过的帝国性质——尽管对于一个欧洲中型首都来说，这环城路本身似乎有点太大、太辉煌，因为它只不过用作日常通勤要道——而这座城市却无可非议地为它的公共建筑物和城市空间感到自豪。的确，维也纳颇为沉醉于唤起对昔日荣耀的思念，但是一涉及不久前的历史，它却注定要缄默。

犹太人曾经占据了内城的许多楼厦，对绘画、音乐、戏剧、新闻和思想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那曾经是维也纳的黄金时代，对于这一点，维也纳却缄口不言。维也纳的犹太人被暴力驱赶出他们的家，从维也纳漂泊向东，关于他们的记忆也被抹去，这解释了今日维也纳带有负罪感的缄默。与战后的西欧一样，战后的维也纳是一座建筑在不可言说的过去之上的宏伟大厦。那段过去中最可怕的部分大多发生在后来被苏联控制的地区的时候，这就是它很容易被忘却（在西欧）或很容易被掩蔽（在东欧）的原因。随着东欧回归，以往的历史将不再难以言说：但现在是不可避免地不得不说了。1989年后，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将来，不是现在，更不是过去——是可以难为情的。

虽说我正是在1989年12月决定撰写一部战后欧洲史，但在此后多年，我一直未动笔。这是因为客观情势复杂交织。回顾往事，有一点是很幸运的：许多事情在当时还朦胧模糊，到今天却变得有些明朗了。档案馆的大门敞开了。革命性的转型造成不可避免的混乱，却使自身厘清了从1989年动乱以来的某些长期后果，使之现在触手可及。而1989年的余震并非很快消除。等到我下一次去维也纳时，这座城市正在想方设法容纳成千上万名从邻国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来的难民。

奥地利放弃精心培育的战后自治、加入欧盟的三年之后，它自己浮现为欧洲事务中的一股力量，这是东欧剧变的直接结果。我于1999年10月重访维也纳时，发现西站贴满了尤尔格·海德尔的自由党的海报。虽然海德尔公开吹捧说，纳粹军队“可尊敬的人们”在东部战线“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但是他仍然赢得了那一年27%的选票，其手腕是煽动奥地利同胞们对过去10年里的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产生的焦虑和不解。在几近半个世纪的静默之后，维也纳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重返历史。

*****

本书讲述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故事，所以从1945年开始说起：就像德国人所说的那样，从零点开始。但是，正如20世纪的一切事情一样，它的故事被从1914年开始的30年战争的阴影笼罩，欧洲大陆从那一年起就开始遭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一切参与者难忘的屠场——塞尔维亚18岁至55岁的男性人口的一半死于战争——但是什么问题也没能解决。德国（与当时普遍认为的相反）在战争中、在战后解决方案中未被摧毁：很难解释它只过了25年就又崛起，而且统治了几乎整个欧洲。确实，由于协约国的胜利代价超过了德国战败的代价，而德国并未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赔偿，因此在重新崛起时，比在1913年更强大。随着一个世代以前普鲁士崛起而在欧洲浮现的“日耳曼问题”依然未能解决。

1918年旧式土地帝国垮台后出现的一些小国家都是贫穷的，不稳定的，不安全的——而且怨恨邻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多的是“历史修正派”的国家：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在大战中被打败，它们等待时机要收复领土。1918年后，国际局势并未恢复稳定，大国之间也未恢复平静：只不过由于筋疲力尽而产生了一段幕间休息而已。暴力战争并未减弱。它转向了国内事务——转变为民族主义争端、种族歧视和内战。欧洲在20年代，尤其是在30年代，步入了一场战争的余烬和另一场隐约可见的战争之间的薄雾之中。

随着欧洲经济的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内部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对抗形势更加恶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经济萧条引发了恶化的形势。在那些年里，欧洲的经济生活事实上遭到三重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扭曲了国内就业，摧毁了贸易，蹂躏了整个地区，甚至还造成了破产国家。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中欧——始终未能从这些后果中恢复元气。那些恢复元气的国家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重又走低，而银根紧缩、商业失败、竭力保护关税以遏制外国竞争等等，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失业率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工业生产能力荒废，而且使国际贸易崩溃（1929-1936年法德贸易下跌83%），由此使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怨恨加剧。接着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对受影响的国家中平民人口和国内经济造成的史无前例的冲击，将在本书第一部分里叙说。

这些打击所积累的冲击，毁坏了一种文明。欧洲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其范围之广，即便在战争刚发生时，也使当时的人们明显感觉到了。有些人（无论是极左派，还是极右派）将资产阶级欧洲的自杀当作一次为改善境遇而战的机会。奥登称30年代为“低劣、卑鄙的年代”，但它也是承担道义和树立政治信念的时代，在西班牙内战的幻灭和牺牲中达到高潮。这是19世纪激进观点的印第安之夏[1]，此时却投入了一个更险恶时代的意识形态激烈战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多么渴望一种人类新秩序，然而不得不经受悲惨的失败。”（阿瑟·凯斯特勒语）

欧洲绝望了，有些人逃避了：起先逃向仍然是自由民主的西欧更远的地方，然后——倘若他们能及时逃出去——逃向美洲。还有一些人，例如斯蒂芬·茨威格和瓦尔特·本雅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欧洲大陆最终跌进地狱的前夕，它的前景显得毫无希望。在欧洲文明自我爆炸的过程中，无论失去的是什么——茨威格的心目中维也纳失去的东西，其迹象早已由卡尔·克劳斯和弗朗茨·卡夫卡凭直觉而知觉到了——都再也无法重新获得。在让·雷诺阿于1937年拍摄的经典电影成名作《大幻觉》里，那个时代的“大幻觉”是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关于荣誉、等级和阶级的神话。但到了1940年，有见地的欧洲人发现，整个欧洲最大的幻觉恰恰是“欧洲文明”本身，它已经声名狼藉，再无法复原了。

鉴于之前的遭遇，在叙述欧洲出人意料复原的故事时倾向于采用庆幸甚至抒情诗般的口吻也就可以理解了。而这正是占主导地位的战后欧洲史书的内在主题，尤其是在1989年以前写成的史书——就像欧洲政治家们在回顾自己这些年里的成就时所采用的主调一样。在总体战的大灾难之后，欧洲大陆各国复苏和重新崛起；国家之间不再起冲突，以制度化的形式逐步扩大欧洲内部的合作；30年经济熔毁过后的持续性经济复苏，以及繁荣、乐观、和平的“正常化”——这一切都引起了夸张的反响。欧洲的复苏是一个奇迹。“后民族的”（post-national）欧洲接受了晚近历史的教训。一个和解的、和平的欧洲站起来了，“像凤凰一般”从它的谋杀——甚至是自杀——的历史灰烬中再生了。

就像许多神话一样，这种使人非常乐于接受的对20世纪下半期欧洲历史的叙述，包含着一点事实真相。但它也留下了许多空白。东欧——从奥地利边界到乌拉尔山脉，从塔林到地拉那——都被排除在神话之外。它的战后几十年同以前发生的一切相比，当然是和平的，但仅仅是由于苏联红军未经邀请的驻扎：这是坦克监视下监狱院子里的和平。而如果说苏联集团的卫星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在表面上可以同西方的发展相比较的话，这仅仅是因为莫斯科靠武力强迫它们接受“兄弟”的制度和交流。

战后欧洲两个部分的历史不能相互孤立来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以及在此之前的几十年和先前战争的后果，迫使东欧和西欧的政府和人民做出同样艰难的选择，即如何尽最大努力来建立国内事务的秩序，以杜绝任何重蹈覆辙的可能。欧洲两个部分最初的普遍选择是寻求20世纪30年代那种激进方案的人民阵线运动（这一点提醒人们，有时看来1945年绝对不是新开端）。东欧的某种激进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要想回到声名狼藉的过去，已经没有可能性。那么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共产主义也许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但这是一种两难，而对此要做出的反应却是非常实在的。

西欧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业已消失，部分原因是美国的援助（和压力）。对人民阵线方案和共产主义的吁求减退了：这两者都是西欧在艰难时代开出的药方，但至少从1952年起，时世已不再那么艰难。因此在其后几十年里，战后初期的艰难困苦已被遗忘。但是在1945年时，看来非常现实的是，事情完全有可能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它们的确会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正因为有可能回到旧日的噩梦（失业、法西斯主义、德国军国主义、战争、革命），所以西欧走上了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的新道路。后民族主义、福利国家、合作、和平的欧洲，这些都并非出自今日欧洲理想主义者们在深情回顾中想象的那种乐观主义的、雄心勃勃的前瞻计划。它是焦虑和不安全感的产物。在历史的阴影下，它的领导者们实施社会改革，建立新的制度，以此作为预防性措施，来避免过去的历史重演。

当我们回忆起苏联集团当局实质上从事的就是这样一种计划时，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把握了。他们首先关注的也是设立防线来阻止历史倒退——尽管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不是靠社会进步，而是靠使用实体力量来保障实现目标。晚近历史的重写——而且鼓励民众去遗忘它——所依据的是一种说法，即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无疑消灭的不仅是以往历史的弊端，而且还消灭了使它们可能出现的条件。我们将会明白，这种说法是一种迷思；它最多只有一半是事实。

然而共产主义的迷思在无意中证实了，欧洲的两个部分都在继承历史的负担，这项任务很重要（也很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一个新欧洲创造了条件。但是整个欧洲在1945年之后的许多年里长期生活在刚刚过去的历史上由独裁者们和历次战争投下的阴影。这是战后一代欧洲人共同的体验之一，他们与美国人有所不同，对于美国人来说，20世纪教给他们的是相当不同的、完全乐观主义的课程。任何人只要是在寻求对1989年欧洲历史的理解——以及欣赏在此之后有多大的改变，那么上述情况就是必要的起点。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阐述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时，所说的两种“智性推理”（intellectual reasoning）之间的风格区别颇有影响，他引用希腊诗人阿尔喀洛科斯（Archilochus）的一句名言：“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情。”按照伯林的话来说，本书绝不是一只“刺猬”。我在书里提不出关于欧洲当代历史的重大理论，不阐释任何支配一切的主题，不讲述一以概全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没有主题形式。相反，它的主题还不止一个。欧洲像狐狸一样，知道许多事情。

首先，这是一段欧洲地位下降的历史。构成欧洲的各个国家在1945年以后再也不能渴望国际的或帝国的地位。这条规则有两个例外——苏联算一个，大不列颠部分地算一个——直到本书叙述的历史时段之末，它们在自己眼里、在任何问题上都只能说是半欧洲性质，而它们的地位也都大大下降。欧洲大陆的其余大多数国家都曾经蒙受战败或被占领的耻辱。它未能靠自己的努力从法西斯主义手下解放自己；它也未能不依赖援助就控制住共产主义。战后欧洲靠外人来得到解放——或者说是得到豁免。欧洲人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控制自己的命运。从前的欧洲海上帝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失去了海外领土，在这些年里全都沦落，回到欧洲本土，它们的注意力全都重新指向欧洲自身。

其次，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历史上，“元叙事”（master narratives）渐渐消失：19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关于进步与变化、革命与转型的宏大的理论模式，曾经武装了政治计划和社会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分裂了欧洲。这也是一个在泛欧画面上才有意义的故事：西欧政治热情的衰落（除了少数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伴随着——其原因各不相同——东欧失去政治信念和不信任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可以肯定的是，看来似乎知识界的右翼可能上演一场复兴。他们提出了一个同样具有19世纪特色的计划，试图废除“社会”，将公共事务交由不受限制的市场和最小化的政府打理。然而这阵发作总算过去了。1989年后，不再有左派或右派向欧洲提出支配一切的意识形态计划——只有自由的前景，这是大多数欧洲人的希望，现在已经实现了。

再次，作为对欧洲意识形态史上的过时野心的最温和替代，姗姗来迟地出现了——而且大多是出于偶然——“欧洲模式”。产生自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折中混合的立法，以及“欧洲共同体”和它的后身“欧盟”似蟹行般的制度延伸，这是规范社会交往和国际关系方面特征明显的“欧洲式”道路。这种欧洲方式囊括一切，从儿童保健到国际法律规范，代表的不仅仅是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官僚实务；到21世纪初，它已变成渴望加入欧盟的国家的一座灯塔、一种范例，是对美国、对富有竞争性魅力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一种全球性挑战。

欧洲从一个（充满争议的）地理概念变成了个人和国家的模板与向往之所，这种出人意料的决定性转变是一个缓慢而循序渐进的过程。根据亚历山大·沃特（Alexander Wat）对两次大战之间波兰政治家们的错觉的讽刺说法，欧洲不是“命定走向伟大”。它出现的这种能力，从1945年甚至1975年的情况出发都肯定是无法预见的。新欧洲不是预先构想的共同计划：没有人从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计划。但它在1992年后一旦变得明晰，欧洲的确占据了这种国际事务中的新地位，尤其是它同美国的关系产生了一种新的方式——这对欧洲人和美国人都一样。

交织在战后欧洲叙事中的第四个主题是：它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而且常常被误解。1945年后，西欧人要美国介入欧洲事务——但他们也厌恶这种介入，因为那意味着欧洲的衰落。再者，尽管美国在欧洲存在，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的岁月里，“西方”的两部分依然十分不同。在西欧，冷战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引起相当警觉性的反应，而随之而来的50年代和60年代西欧“美国化”则往往是被夸大的，这在下文行将叙述。

东欧以相当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美国及其特性。但其中也会在误导下过分地夸大1989年之前和之后美国对东欧的影响。东欧和西欧持不同意见的批评家们——例如法国的雷蒙·阿隆，或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都小心翼翼地强调，他们并不认为美国可以成为他们国家的任何一类社会楷模。虽说年轻一代的1989年后东欧人一度激奋地要按照美国的模式来使自己的国家自由化，即有限的公共服务、低税收、自由市场，但是并未达到那种样式。欧洲的“美国时刻”只存在于过去。未来东欧的“小美国”们完全坐落于欧洲。

最后，战后欧洲的历史是一个笼罩在沉默里和不在场的故事。欧洲大陆曾经是一幅复杂交叉的多彩画面，其语言、宗教信仰、共同社会和民族是互相叠合的。它的许多城市——尤其是新老帝国边界结合部的一些较小城市。例如，的里雅斯特、萨拉热窝、萨洛尼卡、切尔诺维茨、敖德萨或维尔纳——实际上都是多元化社会的原型，天主教徒、东正教徒、穆斯林、犹太教徒等等都相互熟悉地生活在一处。我们不会将这种旧欧洲理想化。波兰作家塔德兹·波洛斯基（Tadeusz Borowski）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几近喜剧般的各民族熔炉在欧洲心脏地带冒着危险的火花”周期性地爆发动乱、屠杀和迫害——然而这是真实的，它在鲜活的记忆中仍然存在。

从1914年到1945年，这个欧洲却被摧毁成灰。20世纪下半叶诞生的那个熠熠生辉的欧洲更加有序，没有那么多杂乱的元素。由于战争、占领、边界调整、驱逐、种族灭绝，每一个人现在几乎都生活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中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里，东欧人和西欧人都生活在封闭的民族聚居地，生存下来的属于同一宗教或同一种族的少数人群体——例如法国犹太人——至多只代表人口的一个很小比例，而且完全融合进它所在的文化和政治的主流社会。只有南斯拉夫和苏联——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苏联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帝国，但只是欧洲的一部分——站在这个新的、先后趋向同质的欧洲之外。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自从苏联解体和欧盟扩展以来，欧洲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局面。难民、客籍工人和欧洲的前殖民地的居民都回到了帝国都市，期待着就业和自由的前景；自愿的或不自愿的移民来自那些随着欧洲扩张疆域而失败或倒退的国家，将伦敦、巴黎、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柏林、米兰等十几座城市变成了国际性大都市，无论它们是否喜欢这样。

欧洲出现了新的活生生的“异类”——例如，大约1 500万穆斯林已经进入了欧盟，而在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还有8 000万等待进入——他们不仅凸显了今日欧洲对日益多样化前景的不满，也使得人们无法继续泰然地将欧洲历史上已经死去的“异类”抛诸脑外。自从1989年以后，比过去更清楚的是，战后欧洲的稳定局面有多少是依赖了约瑟夫·斯大林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成就。在他们合力，由于战时与占领者合作的人的协助，独裁者们炸平了人口中心，在那时就奠定了新的、不那么复杂的欧洲大陆基础。

对于这一令人窘迫的扭结（kink），在对欧洲历史朝向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阳光普照的辽阔高地”平缓前进的叙事中，大多只字不提战后东欧和西欧——至少直到60年代一直如此。自此之后，通常只提及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除了偶尔的争论外，对另外一些犯罪者——以及牺牲者——的记录都封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回忆典型地局限在一套人们所熟悉的道德规范方面：善对抗恶，反法西斯主义者对抗法西斯主义者，抵抗运动战士对抗通敌分子，等等。

1989年以后，由于克服了长期以来固定的禁忌，就有可能认识到（有时需要战胜强大的反对和否认倾向）为欧洲再生付出的道德代价。波兰人、法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等等，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希望知道的话——他们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前真实地发生的是什么。即使德国人也重温他们国家的公认历史——结论却自相矛盾。几十年来第一次，德国人认为，是德国人遭受了苦难，德国才是牺牲品，无论是在英国轰炸机、俄国士兵或捷克驱逐者手里——这些都是受到关注的问题。人们在某些正式的场合重新开始小心翼翼地暗示，犹太人并非唯一的受害者……

这些说法无论是好是坏，都值得商榷。这种公共记忆是否全部属于一种政治健康的迹象？或者像戴高乐等人心知肚明的那样，忘记它们有时是否更加稳妥呢？这个问题将在本书的“跋”中被再次提及。在这里我只是想指出，我们不必将上述令人不安的最新回忆看作欧洲原罪的可怕证据——当被和今日爆发的民族或种族问题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有时会这样看待它们（特别是在美国）。它没有从以往罪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它带着记忆缺失的怀旧，它随时倾向于回到1938年。按照约基·贝拉（Yogi Berra）的话说，这不是“又一次似曾经历的错觉”。

欧洲不会回到战时的动乱历史——相反，它正在远离那段历史。今日的德国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它意识到的是自己的20世纪历史，而不是以往50年里的任何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正在回到过去。本书尝试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长期阴影沉重地压在战后欧洲的身上。然而，它不会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对欧洲近期历史保持沉默，是构建欧洲之未来的一个必要条件。今天——根据几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痛苦的公开辩论——看来比较合适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避免的）是，德国人也应该至少能够公开质疑完全有意所为的官方记忆的准则。我们也许对此感到很不舒服；这也许并不是一种好兆头。但这是一次闭幕。希特勒死后已经60年了，他的战争及其后果也已经属于历史。欧洲的战后时代已经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而它也到了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了。

[1] Indian summer，指北美地区秋末天气突然回暖。——译者注

卷一

旧欧洲的终结 1945-1953

第1章

战争遗留的问题

发生在欧洲化世界的不是缓慢衰败——其他各种文明慢慢地逐步瓦解，欧洲文明却一下子被炸得粉碎。

——H·G·威尔斯《战祸将临》，1908年

战争留给人类的难题尚未被人想象到，更不用说会有谁在正视它。生活的结构从未被如此毁坏、如此解体过。

——安妮·奥海尔·麦克考米克

到处都在渴求奇迹发生，获得救治。战争将那不勒斯赶回到了中世纪。

——诺曼·刘易斯《1944年的那不勒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完全呈现一片悲惨荒芜景象。当时的新闻照片和记录影片揭示了大量可怜而且无助的平民在轰炸后破碎的城市和荒凉的乡间跋涉。孤儿们愁苦地流浪，衣衫褴褛的妇女们成群结队地在瓦砾中拾荒。被驱逐出境的人剃光脑袋，集中营囚徒穿着带条纹的衣裤，饥病交迫，目光呆滞地张望着镜头。甚至连电车也好像被炮弹击中过，在损坏的轨道上，凭着时来时停的电流艰难地行进。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都似乎疲惫不堪，由于失去支撑而精疲力竭，值得注意的唯一例外是营养良好的盟军占领部队。

假如我们想要理解，这同一块大陆在随后的岁月里为何能如此迅速地恢复元气，那么就必须对这幅景象做细致描绘。然而它传递的是德国战败后欧洲状况的根本事实。欧洲人感到绝望，他们的确疲惫不堪了——不过一切都事出有因。欧洲的战争开始于1939年9月希特勒侵占波兰，结束于德国在1945年5月无条件投降，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它将平民和士兵都裹挟在内。

的确，在那些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里，从法国到乌克兰，从挪威到希腊，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是一场平民的经历。正式的军事战斗只限于冲突的开端和末尾。在这两端之间，这场战争是占领、压迫、剥削和种族灭绝，而在其中，由士兵们、冲锋队员们和警察们控制着日常生活和千百万囚徒的生存。在有些国家里，占领持续了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它给一切地方带来了恐惧和剥夺。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一样，它几乎是全世界的经历。它持续了很长时间——自始至终卷入的国家（英国、德国）经历了6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战争开始得更早，从1938年10月纳粹占领苏台德地区时就开始了。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希特勒战败后，战争仍未结束，因为（苏联红军的）占领和内战在德国出局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

当然，战争的占领在欧洲并非史无前例。完全不是。民间还保留着对德国17世纪30年战争的记忆，在那场战争中，外国雇佣军占领土地，使当地居民生活在恐怖之中，300年后在他们的故事和传说中还记忆犹新。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老祖母们还用拿破仑来威吓不听话的孩子。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领的经历使他们印象尤深。这部分地是由于纳粹对待屈服的人们的态度非常特别。

先前的占领军——17世纪占领德国的瑞典人，1815年后占领法国的普鲁士人——剥削当地物资，侮辱和屠杀当地平民只是偶尔为之。但是1939年后，陷入德国统治之手的各国人民或者必须为第三帝国服务，或者被列入灭绝计划。这对欧洲人来说是遇到了新问题。欧洲各国在它们的海外殖民地里，习惯于为它们自己的利益而约束或奴役当地人。它们也只是使用拷打、残害或大规模屠杀来迫使受害者服从。但是自从18世纪以来，这些做法在欧洲人自己中间已经不大听得到了，至少在布格河与普鲁特河以西的地区。

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现代欧洲国家的整体力量第一次被动员起来，主要目的是征服和剥削其他欧洲人。为了作战取胜，英国剥夺和洗劫它自己的资源：到战争末期，大不列颠为战争花费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然而纳粹德国为战争——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利用了大量掠夺受害国家的经济而得来的财富（这同1805年以后拿破仑的做法非常相像，只不过其效率之高使拿破仑难以望其项背）。挪威、荷兰、比利时、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尤其是法国，很不情愿地为德国的战争付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们的矿山、工厂、农庄、铁路完全服从德国的需求，它们的人民被迫为德国的战时生产而工作：起初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后来在德国本土。1944年9月，在德国有748.7万名外国人，组成德国21%的劳动力，而他们大多数是被迫的。

纳粹分子尽可能长时间地享用受害国家的财富——事实上他们很成功，直到1944年，德国平民自己才感受到战时限制和物资短缺的压力。但到此时，军事冲突已经向他们逼近了，起先是盟军的轰炸，接着是盟军部队同时从东、西两面向德国推进。正是在这战争的最后一年，在相对短时间里苏联军队向西进攻，才发生了最严重的实质性毁灭。

1942年11月，轴心国占领的欧洲地区

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要衡量战争造成的冲击力，不是根据1945年同1938年相比的工业损益，或者国民资产净值，而是根据他们的直接环境和所处地区能目睹的破坏程度。如果我们想理解在1945年引起观察家们注意的凄凉绝望景象背后的创伤，就必须从这些情况着手。

幸存的欧洲城市和城镇，无论规模大小，很少有不受创伤的。根据非正式的承诺，或者是凭着幸运，欧洲有几座著名城市——罗马、威尼斯、布拉格、巴黎、牛津——这些古代和近代初期的中心，从未被当作攻击目标。但是在战争的第一年，德国轰炸机炸平了鹿特丹，进而摧毁了英国工业城市考文垂。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在先后经过波兰、南斯拉夫、苏联的侵略途中消灭了许多规模较小的城镇。整个伦敦中部地区，即著名的东区码头周边的穷人区，在战争过程中成为纳粹空军闪电战的受害者。

但是最大的物质损害是西方盟军在1944年和1945年史无前例的轰炸，以及红军从斯大林格勒到布拉格的不屈不挠的进军造成的。美国空军摧毁了法国沿海城镇鲁瓦扬、勒阿弗尔和卡昂。英国和美国轰炸机的地毯式轰炸将汉堡、科隆、杜塞尔多夫、德累斯顿等几十座德国城市化为废墟。在东欧，白俄罗斯城市明斯克在战争结束时被毁面积达80%；乌克兰的基辅沦为灰烬；而波兰首都华沙却在1944年秋天德国军队溃退时，一座座房屋、一条条街道系统地被放火或炸毁。当欧洲战事结束时——在1945年5月的最后14天里，柏林承受了苏联红军4万吨炮弹——德国首都大部分沦为瓦砾和扭曲金属物的冒烟废墟。它的75%建筑物不复存在。

有照片为证，变成废墟的城市是惨遭蹂躏的最明显证据，它们成为对战争之悲惨的普遍视觉速记。由于大多数破坏的都是房屋和公寓，结果使无数人流离失所（估计有2 500万苏联人，2 000万德国人——其中仅汉堡一地就有50万），遍地瓦砾堆的城市景象最直接地提醒人们，这场战争才刚刚结束。但这并不是仅有的例子。在西欧，交通和运输遭到严重破坏。法国在战前有1.2万个火车头，而到德国投降时，只有2 800个还能使用。许多道路、铁轨和桥梁都被炸毁——有撤退的德国人炸的，也有盟军进攻时或法国抵抗力量炸的。2/3的法国商船沉没海底。仅在1944年至1945年，法国就失去了50万所住宅。

但是法国人——同英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由于德国人炸堤放水，损失了21.9万公顷土地，到1945年时，战前的铁路、公路、运河运输线仅存40%）、丹麦人、挪威人（在德国占领期间，该国战前资产损失了14%），甚至意大利人一样——相对说来还算幸运，尽管他们自己不知道。战争的真正恐怖之处却在更远的东面。纳粹对西欧人还算客气，只要能够剥削他们就行，而西欧人回敬的是尽量少打扰或反对德国的战争行动。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德国占领军冷酷无情，不仅仅是因为当地的游击队——尤其在希腊、南斯拉夫和乌克兰——不屈不挠同他们战斗，哪怕是毫无希望的战斗。

德国占领东欧造成的物质后果，苏联的反攻，游击队的斗争，这些都与西欧的战争经历完全不同。在苏联，7万个村庄、1 700个城镇毁于战火，同时损失的还有3.2万家工厂、4万英里的铁路。在希腊，全国活跃的远洋海轮损失了2/3，它的1/3森林被烧毁，1 000个村庄被消灭。与此同时，德国的政策是根据军事需要来确定对其占领成本的赔款，而不是对付由此引起极大的通货膨胀的能力。

南斯拉夫损失了25%的葡萄园，50%的各类家畜，60%的全国道路，75%的农田和铁路桥，战前房屋的1/5，本来就有限的工业财富的1/3，以及战前人口的10%。在波兰，3/4的标准铁路无法使用，1/6的农场不能再耕种。全国大多数城镇和城市瘫痪（尽管完全毁坏的城市只有华沙）。

然而这些数字即便再重大，也只体现了一部分画面：整个大地变得阴森可怖。欧洲人在战争中遭受的物质损失尽管可怕，但是同人的损失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据估计，1939年至1945年，3 650万欧洲人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原因（相当于战争爆发时法国的总人口），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几年里自然死亡的人数，也不包括当时及后来由于战争而未能怀胎出生的孩子。

总体上的死亡人数大得惊人（这里的统计数字不包括日本、美国或其他非欧洲国家的人）。它使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相形见绌。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次冲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杀死了这么多人。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属于非战斗人员的平民死亡人数：至少有1 900万，或者说占死亡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在苏联、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希腊、法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平民死亡人数都超过军人。只有在英国和德国的死亡人数中，军人比平民多得多。

对苏联领土上平民死亡人数的估计数字各不相同。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超过1 600万人（大约是苏联军队牺牲人数的两倍，军人仅在攻克柏林的战斗中就牺牲了7.8万名）。在战前的波兰版图上，平民死亡人数达500万；南斯拉夫是140万；希腊是43万；法国是35万；匈牙利是27万；荷兰是20.4万人；罗马尼亚是20万。在这些死亡的平民中，尤其在波兰、荷兰和匈牙利的统计数字中，犹太人占约570万，还要加上22.1万吉卜赛人（罗姆人）。

平民死亡的原因包括从敖德萨到巴尔干半岛的死亡集中营和刑场上的大规模灭绝性屠杀；疾病、营养不良和饥饿等等引起的；枪杀和烧死人质——由德国国防军、红军和各种游击队执行的；报复性屠杀平民；在整个战争期间的东部战线和从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到次年5月希特勒死亡期间的西欧，在田野和城市里由于轰炸、炮火和步兵战斗造成的结果；精心策划的扫射逃亡军团；在战时工厂与俘虏营里由于奴役劳动而劳累致死。

军队的最大死亡人数在苏联，据信死亡860万男女武装人员；德国伤亡人员400万；意大利海陆空军人损失40万；罗马尼亚阵亡军人大约是30万，大多数牺牲在苏联战场上对轴心国军队的作战中。然而同各国的人口相比，军人阵亡损失最大的是奥地利、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以军人和平民合计死亡人数而论，波兰、南斯拉夫、苏联和希腊最惨。波兰损失了约1/3的战前人口，这是纳粹精心完成的毁灭性目标。[1]南斯拉夫失去战前人口的1/8，苏联失去1/11，希腊失去1/14。从比对的角度看，德国损失率为1/15；法国1/77；英国1/125。

苏联损失的人口中尤其包括战俘。在战争期间，德国人俘虏了大约550万名苏联士兵，其中3/4是1941年6月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最初7个月里俘虏的。其中330万因饥饿、寒冷、虐待而死于德国集中营里——1941年至1945年，苏联士兵死于德国战俘营里的人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各国士兵总人数。1941年9月，德国人攻占基辅，俘虏75万名苏联士兵，其中只有2.2万人活到德国战败的日子。而苏联人俘虏了350万人（大多数是德国人、奥地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他们大多数在战后回到自己的国家。

就这些数字而言，毫不奇怪，战后欧洲（尤其是中欧和东欧）遭受极其缺少男人之苦。在苏联，女性人数比男性多2 000万，这一人口不平衡现象要经过不止一代人才能纠正。当时苏联农村经济倚重女性来承担每一种劳动：不仅缺男人，而且几乎没有马。在南斯拉夫，由于德国人的报复行为，15岁以上的男人均遭枪决，致使许多村庄根本没有成年男子。在德国本身，1918年出生的男人中，2/3未能活过希特勒的战争：我们掌握有一个社区——柏林郊区特雷普托——的详细数据：到1946年2月，在19岁至21岁的成年人中间，女性有1105人，男性只有181人。

妇女的这种过分表现造成了许多后果，尤其是在战后德国。德国男性的卑屈和失势地位——从希特勒气焰万丈的军队里的超人堕落为一队衣衫褴褛的迟归战俘，茫然不知所措地遇到了一代严峻冷酷的女人，她们被迫学会没有男人的生存，靠自己解决问题——这并非虚构（德国总理葛哈德·施罗德就是战后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的千千万万德国儿童之一）。雷纳·法斯宾德在他导演的电影《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1979）里甚为有效地使用了这类战后德国妇女的性格形象，同名女主人公将她漂亮的外表和玩世不恭的精力当作优势，毫不理睬她母亲恳求她不要做任何“可能对灵魂有害”的事情的劝告。但是影片中的玛利亚挑起重担，面对下一代人充满愤恨的幻灭情绪；而实际生活中1945年的德国妇女面对的却是许多更直接的困难。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苏联军队向西挺进到中欧和东普鲁士，几百万平民（其中大多数是德国人）先行逃走。英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在回忆录里描述了这个场面：“苏联红军一进来，灾难就降临这个地区了，现代欧洲从未有过如此经历。根据现存的一切证据来判断，在苏联红军最初经过之地，相当多的地方，当地男人、女人和孩子几乎无一存活……苏联人……将当地人口横扫干净，自从亚细亚的蒙古游牧部落入侵的日子以来，从未有过如此情形。”

受害者主要是成年男子（假如还有的话）和任何年龄的妇女。据诊所和医生报告，在苏联军队到达维也纳后的3个星期内，这座城市里有8.7万名妇女被苏联士兵强奸。在苏军占领柏林后，被强奸的妇女人数还略多一些，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德国宣布投降前的5月2日至7日这一周内。这两个数字肯定是低估了的，它们还不包括苏联军队向奥地利进军和横跨波兰西部、进入德国的途中，乡村和城镇妇女被侵犯的未统计人数。

苏联红军的行为几乎已不是秘密。铁托在南斯拉夫游击军里的亲密战友、坚定的共产党人米洛万·德热拉斯亲自向斯大林提出这件事。据德热拉斯的记录，斯大林的回答很说明问题：“德热拉斯自己作为一名作家，难道不知人的苦难和人心是什么？难道他不能理解士兵在经历血与火、死亡威胁后同一个女人玩玩或弄一点小事情？”

斯大林回答问题的奇特方式有一半是对的。苏联军队没有休假制度。许多步兵和坦克兵一连战斗了可怕的3年，跨过苏联西部，穿过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他们的进军路上，目睹和听到德国军队暴行的无数罪证。德国国防军起先骄横地进军到伏尔加河、莫斯科城边、列宁格勒，后来在艰难的撤退中一路血腥屠杀，他们确实虐待其一路上遇到的任何人——虐待战俘，虐待平民，虐待游击队员，并且破坏一切东西，这些暴行都在大地上、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烙印。

当苏联红军最终到达欧洲中部时，疲惫不堪的士兵们看见了另一个世界。俄国与西方的对比一向反差很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经后悔让俄国人看到了西方人的生活——而在战争期间变得更明显。当德国士兵在东欧发泄兽欲和大规模屠杀时，德国本土仍然很繁荣，在战争进行到很晚之前，德国平民很少意识到战争的物质代价。战时的德国是一个城镇遍布、到处实现电气化、衣食无虞、商店里消费品充足、妇女和儿童营养良好的社会。在苏联士兵看来，这一切同他们自己惨遭蹂躏的故乡简直是天渊之别。德国人对俄国人做了可怕的事情，现在轮到他们吃苦头了。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女人就是战利品。在指挥官们的默许下，苏联红军放松了纪律，向新近征服的德国土地上的平民实施报复。

苏联红军在向西挺进的路上，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地一路抢夺“战利品”（这种说法曾经被肆意仿用）；但是德国女人受害最深。1945年到1946年，在苏占区生下了15万至20万“俄国娃娃”，而这个数字不包括未统计过的流产，其结果是许多妇女同她们不想要的胎儿一起死去。幸存下来的婴儿后来变成了越来越多的流浪孤儿：这是战争造成的人类流浪者。

仅在柏林一地，到1945年底时就有大约5.3万名遗弃儿童。罗马的意大利总统府奎利纳尔宫暂时因变成收容所而出名，收容了几千名意大利残疾、丑陋、无人认领的儿童。在被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有4.9万名孤儿；荷兰有6万；在波兰据估计大约有20万名孤儿，南斯拉夫可能有30万。幼小的儿童中很少有犹太人——犹太儿童在战争年代的种族灭绝计划中侥幸活下来的，大多数已经是青少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解放时，发现里面还有800名儿童活着；在贝尔森集中营只有500名，其中有些人是在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出发的死亡跋涉后幸存下来的。

从战争中幸存是一回事，在和平中活下去是另一回事。幸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和盟军占领军早早地并且有效地介入，避免了无法控制的大规模传染病流行——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横扫欧洲的亚洲型流感记忆犹新。但是形势十分严峻。因为1945年维也纳的大多数人平均每日靠800卡路里维持生命；在布达佩斯，1945年12月官方配给的只有平均每人每日556卡路里（幼儿园的儿童配给800卡路里）。在荷兰1944-1945年的“饥饿冬天”（当时该国一部分土地已经解放），一些地区每周的卡路里配给甚至低于盟军远征军给士兵推荐的每日配给量；16万荷兰人死亡，其中主要是老人和儿童。

在德国，1940-1941年成人平均每日摄入2445卡路里，1943年每人每日摄入2078卡路里，而1945-1946年降低到1412卡路里。但这只是平均数。1945年6月，在美国占领区，官方每日配给“正常的”德国消费者（不包括受优待的各类工人）的只有860卡路里。这些数字使战时的德国笑话充满了意义：“最好是享受战争——和平将是可怕的。”而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的一些地区甚至更糟。[2]

问题一部分出在农田被毁，一部分出在交通中断，而更多是出在孤苦无助、嗷嗷待哺的没有劳动生产能力的人数上。凡是欧洲农民能够种植粮食的地方，他们都很不情愿把粮食供应给了城镇。大多数欧洲货币都失去了价值；即使有一些硬通货作为必要的资金付给农民来购买粮食，也对农民几乎没有吸引力——有了硬通货也买不到东西。所有的食物出现在黑市上，但是价格高到只有罪犯、富人和占领军才买得起。

人们在挨饿的同时还在生病。1945年，希腊港城比雷埃夫斯的三分之一人口患了沙眼，全系缺乏维生素所致。1945年7月，柏林爆发痢疾，原因是供水系统遭到破坏，日常供应的是污染水。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是66%。驻德国的美国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于1945年10月报告说，联邦德国的勒尔特火车站平均每天有10人死于筋疲力尽、营养不良和疾病。在柏林的英国占领区，1945年12月报告称儿童死亡率在一年之内达到四分之一，而在这一个月发生的病案中，有1023例伤寒，2193例白喉。

战争结束后过了许多星期，在1945年夏季，发生了严重的危险，即尸体腐烂引起的疾病，柏林尤甚。在华沙，1/5的人患了肺结核。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于1946年1月报告说，需要救助的70万儿童中有一半染病。全欧洲儿童都在患致命的疾病，尤其是肺结核和佝偻病，还有糙皮病、痢疾和脓疱病。患病儿童很少有机会治疗：解放后的华沙每9万名儿童才有1所医院、50张病床。未患病的儿童也会死于缺乏牛奶（1944-1945年，整个南欧和东欧在战火中死了几百万头欧洲奶牛），大多数死因是日甚一日地缺乏营养。1945年夏天，维也纳婴儿死亡率接近1938年的4倍。即使在西欧各城市相对繁荣的街上，儿童也在挨饿，而食品是严格配给的。

食物供应、住房、衣服、医疗等等，对于饱受创伤的欧洲平民（以及几百万被关押的前轴心国士兵）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且因难民规模之大引发的危机而愈加严重。这是欧洲面对的新问题。所有的战争都使非战斗人员的生活流离失所：土地与房屋都被毁坏，通讯联系中断，丈夫们、父亲们、儿子们应征入伍，死在战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最严重破坏的原因却是国家（state）政策，而不是武装冲突。

斯大林沿用他战前的做法，将各族人民在苏联国土上大迁移。1939年至1941年，从苏联占领的波兰、乌克兰西部和波罗的海（Baltic）地区向东驱逐了100多万人。同年，纳粹也将波兰西部75万农民向东驱逐，将空出来的土地提供给德国民众，被占领的东欧境内的日耳曼种族的居民应邀“回家”，到新扩张的第三帝国土地上去。此举吸引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大约12万人，从苏联占领的波兰被驱走的13.6万人，来自罗马尼亚的20万人，等等——所有的人都在几年后又被重新赶出去。由此可以明白，希特勒在德国侵占的东欧土地上实行种族迁移和灭绝政策直接关系到纳粹的一项计划，即时间上溯到中世纪时代日耳曼人移居的远方居住地现在都要划进第三帝国，并且让日耳曼人到东欧受害者新近被剥夺的土地上去定居。德国人驱走了斯拉夫人，屠杀了犹太人，从东欧和西欧引进了奴隶劳工。

从1939年到1943年，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人合力迁移、驱逐、流散了大约3 000万人。在轴心国军队撤退时，这个过程倒了过来。新近重新定居的日耳曼人加入了整个东欧几百万早已定居的日耳曼人群体，一路逃离苏联红军的锋镝。除了那些安全返回故土的日耳曼人，其他民族流离失所的人口也浩浩荡荡地涌入了德国。英国军队的一名军官威廉·贝福德-琼斯如此描述1945年的情况：

流浪贫民！女人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男人失去了妻子；男人和女人失去了家、广阔的农田和地产、商店、酿酒厂、工厂、面粉磨坊、楼宇。还有幼小的儿童，他们背着小小的包裹，脸色忧愁。他们同母亲失散，或者母亲已经死去，被其他回归的移民埋葬在某处路边。

从东欧来了波罗的海人、波兰人、哥萨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等等。有些人只是因恐惧战争而逃来，另外一些人逃到西方，是害怕在共产党统治下被逮捕。《纽约时报》描述一支多达2.4万人的哥萨克士兵和家属的队伍经过奥地利南部，“同一位画家可能画的拿破仑战争在细节上毫无差别。”

从巴尔干地区撤退来的不只是日耳曼种族的人，还有10万多克罗地亚人，他们在安特·帕凡立克的战时法西斯政权垮台后逃离铁托游击队的愤怒报复。[3]在德国和奥地利，除了被盟军俘获的几百万名德国国防军士兵和最近从德国战俘营释放的盟军士兵，还有许多非德国人，他们曾同德国国防军一起，或在德国人指挥下对盟军作战过：俄国人，乌克兰人，安德烈·符拉索夫将军指挥的反苏军队士兵；挪威的冲锋队志愿兵，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从拉脱维亚、乌克兰、克罗地亚等地自由招募来的德国辅助部队士兵、集中营看守等等。这些人都有充足的理由寻求避难，摆脱苏联的惩罚。

接着是新近释放的被纳粹招募在德国工作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来自欧洲大陆各地，到德国的农场和工厂工作，人数达几百万，分布在德国本土各地及其吞并地区，构成1945年时纳粹移民的最大群体。对于许多欧洲平民来说，非自愿的经济移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社会经历，其中包括1943年9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后，由德国人强行移至德国的28万意大利人。

德国的大多数外籍工人是被迫来到德国的，但不是全部。其中有一部分在1945年5月随着德国战败而被捕的外籍工人是自愿来的——例如失业的荷兰人，1939年前他们在纳粹德国找到工作，就留了下来。[4]即使战时德国雇主付给的工资低得可笑，从东欧、巴尔干地区、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来的男女工人也往往生活得比留在自己国内好一些。而苏联劳工（到1944年9月，他们在德国的人数达到200万）即使被用武力带到德国，也不一定感到遗憾——其中有一个名叫埃琳娜·斯克尔雅伯娜的人在战后回忆说：“关于德国人将他们送到德国工厂去的事，他们谁都不抱怨。因为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唯一可能离开苏联的方法。”

另一群被迫流落异国者却感受迥异，他们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的“罪行”各式各样——政治上或宗教上反对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武装抵抗，由于有人袭击德国国防军士兵或设施而集体受惩罚，轻微触犯占领时期的规定，真实的或虚构的犯罪活动，违反纳粹的种族法律。他们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而那里到最后堆满尸体，各种疾病流行：痢疾、肺结核、白喉、伤寒、斑疹伤寒、支气管炎和肺炎、肠胃炎、坏疽病等等。然而这些幸存者比犹太人还好些，因为他们未被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灭绝。

犹太人幸存者寥寥无几。盟军到达时，几个星期里获得解救的人与死去的人的比例是4∶10——而他们的身体状况是西方医学无法想象的。但是幸存的犹太人像欧洲其他几百万无家可归者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得以进入德国。德国是盟军机构和军营驻扎之地——不管怎么说，犹太人在东欧仍然不安全。战后波兰发生一系列对犹太人的迫害后，许多幸存的犹太人永久地离开了：仅在1946年7月到9月间，63 387名犹太人离开波兰到达德国。

在1945年发生的事，以及此后至少一年里所发生的一切，成为史无前例的种族清洗和人口迁移的活动。这部分地是由于“自愿的”种族分离的结果：例如，犹太人幸存者离开不安全的、不想再居住的波兰，或意大利人离开伊斯的利亚半岛，不愿生活在南斯拉夫统治下。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曾同占领军合作过（居住在南斯拉夫的意大利人、匈牙利占领特兰西瓦尼亚时居住在那里的匈牙利人、苏联西部的乌克兰人等等），他们在德国国防军撤退时一起逃离，以免受到当地多数民族或正在挺进的苏联红军的报复，从此不再回去。他们的离境可能并不是地方当局和法律命令或武力胁迫，但是他们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但是其他地方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官方政策就已经生效。德国人当然早已用迁移和屠杀犹太人来开始执行这项政策了，并且大规模地驱逐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人。从1939年到1943年，在德国庇护下，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穿越有争议的特兰西瓦尼亚新边境线，来回往返。苏联当局反过来策划了一系列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的强迫性人口置换；100万波兰人从现在归属乌克兰西部的家园逃走或被驱逐，而50万乌克兰人在1944年10月至1946年6月间离开波兰，回到苏联。在几个月的过程中，曾经是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同群体混居的地区，变成了两个明显单一民族的领土。

保加利亚将16万土耳其人遣返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根据1946年2月同匈牙利的协议，将斯洛伐克境内多瑙河以北的匈牙利社群12万人换回了同等数目的生活在匈牙利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这种迁移还发生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之间；南斯拉夫南部40万人迁到北方，填补60万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撤走后的空缺。我们不准备讨论与此相关的人口问题，但是必须指出，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德国人。

在任何情况下，在东欧的德国人都可能逃往西欧：到1945年，他们不受其家族已经定居几百年的那些国家的欢迎。当地人都真心希望惩罚住在那里的日耳曼人，以报复战争与占领对他们的劫掠与蹂躏。战后各国都利用了这种情绪，于是，住在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苏联西部的德语社群就知道自己注定有厄运了。

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别无选择。早在1942年，英国就私下里答应捷克的要求，即在战后迁走在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口，次年，苏联人和美国人也一致同意了。1945年5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内斯颁布命令，“我们决定在共和国境内一劳永逸地解决日耳曼问题。”[5]日耳曼人（以及匈牙利人和其他“叛国者”）的财产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1945年6月，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同年8月2日，他们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资格。将近300万日耳曼人，其中大多数住在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在此后的18个月内被驱赶回德国。在驱逐过程中，有大约26.7万人死去。1930年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日耳曼人占人口总数的29%，但到1950年的人口普查时，他们只占1.8%了。

匈牙利驱逐了62.3万名日耳曼人，罗马尼亚驱逐了78.6万名日耳曼人，南斯拉夫驱逐了大约50万名日耳曼人，波兰驱逐了130万名日耳曼人。但是人数最多的日耳曼难民却来自德国本土的前东部地区：西利西亚、东普鲁士、东波美拉尼亚、东勃兰登堡。美国、英国、苏联的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达成协议，在条约第8条里，三国政府“认可日耳曼人口，或者说是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日耳曼人都应该承担迁移责任”。这不仅认可了既成事实，也正式承认了波兰边境线西移后产生的影响。约700万德国人现在被划入了波兰境内，波兰官方（和苏联占领军）希望赶走他们——部分原因是部分东部国土被苏联吞并，需要将失去土地的波兰人和其他民族安置在西部新获得的土地上。

其结果是法律上承认的一种新现实。东欧强制清除了它的日耳曼人口：正如斯大林在1941年保证过的，他归还“东普鲁士给它所从属的斯拉夫民族”。在《波茨坦公告》中，同意“所发生的任何迁移都应以有序的、人道的方式来执行”，但是在具体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西方观察家震惊于对待日耳曼人社群的方式。《纽约时报》记者安妮·欧海尔·麦考米克记录了她在1946年10月23日的印象：“这一重新定居的规模，以及其中发生的状况，皆为史上所罕见。亲眼目睹其恐怖情形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历史将施之以可怕的报应。”

历史并未施以报应。事实上，1 300万被驱逐的人非常成功地定居并融入了联邦德国社会，但是记忆犹存，在巴伐利亚（许多人移居在此），该话题仍会引发强烈的情绪。在当时的人听来，把驱逐这些日耳曼人描述成“反人类的罪行”也许有些刺耳，因为仅仅在几个月前，以这同一群日耳曼人的名义犯下的规模大得多的罪行刚刚大白于天下。这些日耳曼人仍然活着，存在着，而被他们所害的人——首先是犹太人——却大多数都死了，不存在了。纽伦堡审判纳粹领导人时的美国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在几十年后写道：在战后驱逐和战时人口灭绝之间有一条关键的区别，“战时的驱逐者们伴送被驱逐者，以保证将他们关入聚居地，然后杀害他们，或者逼迫他们做苦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划定和调整边界，但是居住在各国边境的人口总体上还留在原地。[6]1945年后所发生的情形正相反：边界线大多不动，而人口却迁移了。西方的决策者们有一种感觉，即国际联盟和《凡尔赛和约》的少数条款是失败的，而试图重订条约又会是一种错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立即想到要迁移人口。倘若中欧和东欧幸存的少数民族不能有效地受到国际保护，那么最好是将他们遣送到更能容纳他们的地方去。“种族清理”的说法尚未存在，但是事实肯定已经发生——而这完全不会引起总体上的反对或遇到难堪。

例外的情况频繁地发生在波兰。波兰版图的调整——东部边境6.9万平方英里割给苏联，得到的补偿是从德国划给的奥得河——尼斯河以东4万平方英里相当好的土地，这件与波兰、乌克兰和德国的土地相关的重大事情造成了一定的后果。但是在1945年的情势下，这一点非同寻常，而且应当理解为斯大林在沿苏联西面边界强行做领土总体调整策略的一部分：从罗马尼亚收复比萨拉比亚，分别从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的鲁塞尼亚，将一些巴尔干国家并入苏联，保留了战争期间从芬兰夺来的卡累利阿半岛。

苏联边界的西面几乎没有变化。保加利亚从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地区收回了一片狭长的土地；捷克斯洛伐克从匈牙利（由于它是战败的轴心国，所以它无法拒绝）获得了布拉迪斯拉发对面多瑙河右岸的3个村庄；铁托可以掌握位于的里雅斯特周围和威尼西亚朱利亚的原意大利一部分领土，这是他的军队在战争结束时占领的。其余在1938年至1945年间用武力占据的土地都归还原来的国家，由此恢复了原来状况。

除了一些例外情况，上述结果导致出现了一个由种族成分上更加一致化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苏联当然仍是多民族的帝国。南斯拉夫未改变其种族复合性质，尽管各种族在战争期间互相血战。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仍然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匈牙利少数民族，以及数不胜数的——也许几百万——吉卜赛人。但是波兰——尽管在1938年时波兰民族人口只占68%——在1946年时，波兰民族在其总人口中却占了压倒性多数。德国境内几乎全是德国人（不计难民和移置人口）；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在《慕尼黑协定》之前，日耳曼人占22%，匈牙利人占5%，喀尔巴阡乌克兰人占3%，犹太人占1.5%，而现在几乎全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战争中幸存的5.5万名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中，除1.6万名以外，其余全在1950年离开了。欧洲的古代大流散——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进入巴尔干半岛南部和黑海周围，意大利人进入达尔马提亚，匈牙利人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北部，波兰人进入伏尔尼西亚（乌克兰）、立陶宛和布科维纳，日耳曼人居住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莱茵河到伏尔加河的地区，而犹太人到处散居——现在无效了，消失了，一个新的、“更有条有理的”欧洲正在诞生。

对大多数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的最初安排——将他们集合起来，为他们建立营地，提供食物、衣服和医疗帮助——都是由占领德国的盟军，尤其是美国军队承担的。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北部等凡有难民聚集的地方，唯有盟军才是管理当局。只有军队才拥有物资和具备组织能力，来管理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难民。这是庞大的战争机器先前从未负责过的事情，仅在几个星期前，他们负担的还只是同德国国防军作战。正如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盟军最高指挥官）在1945年10月8日，针对责难军队管理难民和集中营幸存者一事，向哈里·杜鲁门总统做出回答的报告中所说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确实是没能达到标准，但是我要指出，整支军队面临的复杂问题是要从战斗向大规模遣返做调整，而现阶段平稳状态下的特殊问题是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

一旦收容营建立起来，实施照顾和最终遣返或重新安排几百万被迫流落异国者的责任就越来越多地落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肩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于1943年11月9日的华盛顿会议。未来的联合国44个成员国代表出席该会，讨论战后的各种可能需要。从此以后，善后救济总署在处理战后紧急状况中起了重大作用。这个机构在1945年6月至1947年6月间花费了100亿美元，这笔资金几乎全由美国、加拿大、英国的政府提供。许多援助资金直接流向在东欧的前同盟国——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苏联，还有用于管理在德国和其他地方的移置人口。在前轴心国的几个国家中，只有匈牙利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而且所得不多。

到1945年末，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德国为被移置者和难民设立了227个收容营和救济中心，在邻国奥地利又设立了25个，在法国和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也设立了若干个。到1947年6月，西欧有762个这样的单位，其中大多数设在联邦德国地区。到1945年9月，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盟军其他机构照顾和遣返的被解放的联合国平民（即不包括前轴心国的公民）总数达到679.5万人——在此之上还应该增加苏联当局管辖下的700万人和几百万被移置的德国人。就民族而言，最大的一个群体来自苏联：释放的俘虏和先前的强迫劳工。其次是200万法国人（战俘、劳工和被驱逐出境者），160万波兰人、70万意大利人、35万捷克人、30多万荷兰人、30万比利时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无数人。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食物供应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南斯拉夫：若没有这个机构的贡献，更多的人会死于1945年至1947年。在波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帮助解决的食物消费量达到其战前水平的60%，在捷克斯洛伐克则有80%之多。在德国和奥地利，它同国际难民组织（IRO）共同负责处理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国际难民组织的规章由1946年12月的联合国大会确认。

国际难民组织的资金大部分也由西方盟国提供。在它的第一年（1947）预算中，美国负担46%，1949年上升至60%；英国承担15%，法国承担4%。由于在强迫遣返问题上西方盟国同苏联之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国际难民组织总是被苏联（后来则是苏联集团）看作纯粹是西方的工具，因此它的服务仅限于西方占领军控制地区的难民。再者，由于它致力于为难民的需要服务，所以德国的被移置者也被排除在它的善举之外。

被移置者（有时假定他们有一处家园可去）和难民（被划分为无家可归者）之间的这种区别，在那几年里成为众多微妙差异之一。人们受到的区别对待，取决于他们究竟是战时同盟国的各民族（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等等），还是先前的敌对国家各民族（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等）。在确定优先遣返哪些难民时，这种区别尤其突出。首先得到处理和遣返的是联合国下属各国从集中营里被解救出来的人，然后是联合国各国的被作为战俘的人，再后是联合国各国被迫流落异国者（很多人是强迫劳工），再接下来是意大利的被移置者，最后才是前敌对国家的各民族的人。德国人不被考虑，而且只由当地吸纳。

遣送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或意大利公民回国的事情相对比较直截了当，而唯一的障碍是运输问题：确定谁有权到什么地方去，并且找到足够的火车来运送他们。到1945年6月18日，120万法国人中除了4.05万人外，其余全在德国投降后一个月内回到法国。意大利人不得不等候时间长一些，原因是作为前敌对国家的人，而且意大利政府也没有协调计划来遣返它的公民。但是到1947年，他们毕竟也全都回家了。然而在东欧，遇到了两个重大的复杂问题。东欧的有些被迫流落异国者从技术角度来说是没有国籍的人，没有一个国家可供他们回去。而他们之中也有许多人不想回去。这个问题起初使西方各国当政者颇为困惑。根据1945年5月在德国哈雷签署的协议，苏联的前战俘和其他公民都返回祖国，并且假定他们都是愿意这样做的。只有一条例外：西方盟国并不承认斯大林在战时将波罗的海诸国并入苏联的做法，因此，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西方占领区移置营里，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可以选择回东欧，也可以在西方寻找新的家园。

然而不仅是波罗的海国家的人不愿意回去。一大批原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公民也选择宁可留在德国的临时安置营里，也不愿意回国。就苏联公民而言，不愿回国的原因是害怕对任何一个在西方度过一段时间的人的报复，哪怕他这段时间是在俘虏营里。而对于波罗的海各国、乌克兰、克罗地亚人，等等，则是不愿意回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哪怕在名义上还不是共产党执政：许多人不愿意回国的原因是害怕由于真实的或强加的战争罪行而受到惩罚，但也有一些人只是希望逃到西方后生活得更好一些。

在整个1945年和1946年，西方各国当局从总体上宁可无视这种感情，责成苏联和东欧各国公民回国，有时还采用武力逼迫。苏联官员积极地从德国收容营集拢自己的人民，但是东欧难民竭力让迷惑不解的法国、美国和英国官员相信，他们不想回“家”，愿意留在德国——任何地方都行。他们往往不会成功：1945年至1947年间，227.2万名苏联公民被西方盟国遣返。

于是发生了绝望挣扎的可怕场面，尤其是在战后最初的几个月里，作为从未成为过苏联公民的俄国移民、乌克兰游击队员，还有其他许多人，被英国或美国军队强行——有时确实毫不夸张——送过边界，推入等候在那里的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内卫部队（NKVD）之手。[7]一旦到了苏联，他们就同成千上万其他各类遣返的苏联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和先前被当作敌人而被红军驱逐的人归在一起。到1953年，总共有550万苏联人被遣返。1/5的人最后或被枪决，或被送去劳改。还有许多人被直接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者被送进劳改营。

强制遣送的工作直到1947年才停止，随着冷战开始，西方各国将从苏联集团来的被移置者当作“政治”难民（布拉格于1948年2月发生共产党政变，当时仍留在德国和奥地利的5万名捷克人立即获得了这种身份）。总计有150万波兰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苏联人和犹太人因此成功地抵制了遣返。他们同波罗的海各国的人一起，构成了留在联邦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被移置者的绝大多数。1951年的“欧洲人权会议”承认对这类冠以“被移置的外国人”之名的人加以保护，最终保证他们不被遣返受惩。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他们将变成什么人？他们本身无疑是难民或被移置者。用热奈（即Janet Flanner，詹妮特·弗莱纳的笔名）在1948年10月的《纽约客》上的话来说，“（被迫流落异国者们）除了祖国，愿意到地球上任何地方去”。但是谁愿意接受他们？西欧各国缺少劳动力，并且正在经济和物质的重建过程中，起初十分愿意引进某几类不要祖国的人。比利时、法国和英国尤其需要矿工、建筑工人和农业劳动力。1946年至1947年，比利时安排2.2万名被迫流落异国者（连同他们的家庭）到瓦洛尼亚矿井工作。法国安排3.8万人从事各种体力劳动。英国也以这种方式接受8.6万人，包括波兰军队的许多退伍军人和参加过“流动冲锋队哈利奇尼亚分部”的乌克兰人。[8]

接受的标准很简单——西欧各国感兴趣的是强壮的（男性）体力劳动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符合这类条件的波罗的海各国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而不管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单身妇女作为体力劳动者或家务劳动者是受欢迎的——但是加拿大劳工部在1948年拒绝有任何迹象表明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姑娘或妇女申请加拿大家务工作的移民资格。谁也不要年长者、孤儿、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所以从总体上来说，难民们并不受欢迎——战后美国和西欧的民意测验表明，对他们的苦境很少有人同情。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希望看到移民人数减少而不是增加。

犹太人的问题尤其突出。西方各国当局起初对犹太人被迫流落异国者一视同仁，将他们关进德国的安置营，与许多先前屠杀他们的人关在一起。但是在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宣布，应该给德国的美国占领区内一切犹太人被迫流落异国者提供不同的待遇：杜鲁门在一份报告中下令关注此事，指出此前的混合收容营地和中心“明显不现实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拒绝承认犹太人本身的遭遇，是……对先前野蛮地屠杀他们的人熟视无睹”。到1945年9月底，美国占领区内的所有犹太人都受到了区别照顾。

关于遣送犹太人去东欧的事情，从一开始起就行不通。苏联、波兰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毫无让他们回去的兴趣。犹太人在西方也并不特别受欢迎，尤其是受过教育的或有资格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人。所以足具讽刺意义的是，他们留在了德国。只有在创建了以色列国之后，才解决了欧洲犹太人“安置”的难题。从1948年到1951年，33.2万名犹太人离开欧洲去以色列，他们有的是从在德国的国际难民组织的收容中心出发，有的是从罗马尼亚、波兰等地出发，因为当时他们仍留在那些国家。另外还有16.5万名犹太人最终去了法国、英国、北美和南美。

他们在那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余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会合，另外还加上1947年至1949年东欧和中欧国家新一代的政治难民。在这3年里，美国接受了40万人，另外在1953年至1957年又接受了18.5万人。加拿大接受的难民和被迫流落异国者总数达15.7万人，澳大利亚接受了18.2万人（其中6万多波兰人，3.6万波罗的海各国人）。

需要强调的是这项成就的规模。有些人（主要是某几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日耳曼种族的人）由于波茨坦协议未能覆盖他们的情况而被遗忘。但是经受了先前6年战争恐怖而满目疮痍、苦难贫困的并且早已预示了冷战的分裂的欧洲，在战后6年里，盟国军管政府和联合国的民事机构史无前例地、成功地遣返、汇合或重新安置了几百万处在绝望中的人们，将他们安置在欧洲各地乃至几十个国家的社会群体。到1951年底，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际难民组织由新建立的联合国难民高级委员会取代时，有17.7万人离开欧洲的被迫流落异国者收容营——其中大多数人年迈体弱，因为无人需要他们。设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弗兰伦沃德的最后一个收容营于1957年关闭。

欧洲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不仅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而且经历了所有的地区性战争和内战。欧洲在1934年至1949年间，经历了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的、在现存各国境内的血腥内战。在许多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外国占领——无论德国、意大利还是苏联人——会用新的暴力手段推动战前就已经存在的政治格局和矛盾，并使其合法化。占领者们当然不是中立的。他们的典型方式是派军队在被占领国家里加入一方，对付共同的敌人。按照这种方式，曾经在和平时代政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某种政治倾向或某个少数民族就能够利用局势的改变，来解决当地的宿怨。德国人尤其乐于鼓动和利用这类情绪，这不仅仅是为了挑起分裂以便更容易实现征服，而且能减少麻烦、在被他们征服的土地上降低统治成本：他们可以依靠当地的合作者来替他们做事。

自从1945年以后，“合作者”这一名称具有明显贬义的道德内涵。但是比起简单的战后定义，战时的分裂和附属关系，给所谓的“合作”与“抵抗”带来更为复杂、含混的当地含义。所以，在被占领的比利时，说佛莱芒语的人重犯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犯过的错误，他们受到“自治”的诱惑，认为自己有机会从说法语的贵族治国的比利时独立出去，于是就欢迎德国人统治。德国人在比利时时，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打出对立的种族这张牌，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佛莱芒族的比利时战俘在1940年敌对状态停止时就被释放，而说法语的瓦龙族人却在整个战争时期被关押在战俘营里。

法国、比利时、挪威确实都抵抗德国，尤其是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当纳粹企图逼迫年轻人去德国充当劳工时，许多人逃往森林区，这种选择的危险性比较小。但是直到占领时期行将结束，积极抵抗的人数才开始超过那些出于信仰、谋权或私利而同纳粹合作的人数——在法国，据估计，完全投入的男女人数两边大致相等，各自最多是16万至17万人。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的主要敌人却是对方：德国人大多不在场。

意大利的情况更复杂。1943年7月的宫廷政变推翻墨索里尼时，法西斯分子掌权已经20年了。或许由于这一原因，当地人对法西斯政权很少抵抗；大多数积极的反法西斯战士都流亡在外。1943年9月以后，这个国家正式成为同盟国一边的“战友”，德国人占领的北部被撕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墨索里尼的“萨洛共和国”傀儡政权；另一部分是虽小但是十分勇敢的游击队抵抗运动，他们同盟军配合，有时得到挺进的盟军的支持。

一方是占多数的持右翼思想的意大利人，一方是边缘化的、与外国势力相勾结的凶残的恐怖主义团体，在1943-1945年间，双方阵营的这种难解难分的较量是货真价实的内战，投入两边的意大利人都相当多。作为残暴占领军的合作者，萨洛的法西斯分子们实际上并不具备民众基础，但当时他们所能获得的国内支持却不容忽视，并不明显逊色于他们最咄咄逼人的对手，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派别。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在现实中是意大利人内部斗争的一个方面，但是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他们的记忆很容易地被隔断了。

在东欧，事情更加复杂。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趁德国人到来之际，根据战前分裂主义党派酝酿已久的计划，建立了民族独立的国家。德国人不想在波兰寻找合作者；但是在北面——在波罗的海各国，甚至在芬兰——德国国防军起初受到欢迎，被当作除了苏联的占领和并吞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乌克兰人在1941年以后尤其卖力地利用德国的占领，以保证他们长久以来寻求的独立，而在加利西亚东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土地上，发生了乌克兰人和波兰游击队之间的血腥战争，双方各自受到反纳粹的游击队和反苏联的游击队的支持。在这些情况下，意识形态战争、群体内部冲突、为政治独立而战等等目的之间的精确差别已经失去了意义：至少对于当地居民——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首先成为牺牲品的人们——而言毫无意义。

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或者与德国国防军、苏联红军分别并肩作战，或者反对它们，以及互相残杀，都因时、因地而异。在波兰，这种冲突（1944年以后转变为反对共产党国家的游击战）在1945年至1948年间夺走了大约3万人的生命。在苏联占领的乌克兰，最后一个游击队司令罗曼·舒克赫维奇于1950年在利维夫被杀，但是断断续续的反苏活动在乌克兰和爱沙尼亚又持续了几年。

但是在巴尔干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表现为内战，而且本身特别充满血腥气。在南斯拉夫，传统的称呼“合作者”和“抵抗者”的含义特别模糊。契特尼[9]游击队的塞尔维亚领导人德拉扎·米哈依洛维奇是什么人？爱国者？抵抗者？合作者？让人们投入战斗的缘由是什么？抵抗（德国、意大利）占领者？报复南斯拉夫内战中的国内敌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社群之战？拥护或者反对共产主义目标？对许多人来说，实际上的动机不止一种。

于是，克罗地亚傀儡国家的由安特·帕凡立克领导的“乌斯达莎”政权屠杀塞尔维亚人（20多万人）和穆斯林。但是，米哈依洛维奇的保王党游击队（大多数是塞尔维亚人）同样屠杀穆斯林。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有时出于自身防御的需要而同德国军队合作。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的战略目标尽管是从南斯拉夫赶走德国和意大利军队，也花费时间和资源来首先摧毁契特尼游击队——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在于这是他们能力所及的目标。米洛万·德热拉斯曾在铁托游击队和切特尼分子之间的战斗中亲身扮演过英雄角色，10年后，他已对这种战斗感到幻灭，作为在被占领的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和抵抗运动的一名真实见证人，他写道：“在一片饥饿的、流血的、受奴役的土地上，双方军队都长时间在6 000英尺高的危岩沟壑艰难攀爬，为的是逃过被消灭的命运，或者去消灭一小群同胞（往往还是邻居）。我想到的是，我们以往全部理论和愿景中工人和农民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居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再往南面，希腊像南斯拉夫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入侵、占领、抵抗、报复、内战的循环，最后高峰是1944年12月共产党人同得到保王党支持的英国军队在雅典的5周冲突，在此之后，于1945年2月达成停战协议。然而到1946年又爆发了战斗，接着又持续了3年多，结果是共产党人从北部山区的根据地败退。希腊人对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抵抗，比起更加出名的法国或意大利的抵抗运动来，无疑更有成效——仅在1943年至1944年，使6 000名德国士兵伤亡——但是它给希腊人自己带来的伤害更大。共产党游击队和以雅典为基地、得到西方支持的国王政府都使村庄陷入恐怖之中，摧毁了交通，在以后几十年里使国家分裂。当1949年9月战事结束时，10%的人口无家可归。希腊的内战不像南斯拉夫和乌克兰那样带有许多复杂的种族问题[10]，但是从人道的角度来看损失更重。

战后欧洲的这些内战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简言之，这些内战意味着欧洲在1945年德国人撤退后，并未结束战争。内战的创伤性特征之一是，敌人即使被打败，但他还在；只要他在，冲突的记忆就在。但是这些年互相残杀的战争还做出了别的事。纳粹的占领和后来苏联的占领不仅残暴，而且损害了欧洲的组织结构，这种状况是绝无仅有的。用一句套话来描述，它们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战争——转化为社会革命。

首先，系列性的外国军队占领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当地统治者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法国的维希政府——就像约瑟夫·蒂索神甫的斯拉夫国或帕凡立克在萨格勒布的乌斯达莎政府一样——名义上是自治的，实际上是希特勒的附庸代表，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在荷兰和波希米亚，市一级地方当局合作者保留着某种程度的主动性，但只是根据德国主子的愿望来避免任何冲突。在更东面的地方，纳粹和后来的苏联人用自己的人和国家机器取代原先存在的制度，除非有些地方能适合他们在一段时间里造成地方分裂，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野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只有在那些曾经同纳粹结盟的国家——芬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保持地方独立，由自己来统治，这种情形至少维持到1944年。

除了德国和苏联的心脏地区，欧洲大陆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个国家都至少被占领两次：首先是被敌人占领，后来被解放它们的军队占领。有一些国家——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希腊、南斯拉夫——都在5年内被占领了3次。每一次占领都摧毁先前的政府，使权威丧失，精英降格。某些地方的结果则是扫除殆尽，一切旧日的等级体制都名声败坏，它们的代表人物都妥协了。例如在希腊，战前的独裁者迈塔克萨斯清除了旧议会阶级。德国人推翻了迈塔克萨斯。然后轮到德国人被赶走，凡是同德国人合作者都名誉扫地。

最富于戏剧性变化的，或许当数旧日的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被清除。纳粹对欧洲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破坏的不仅是德国本身。它给中欧许多城镇和城市带来重大的社会后果，犹太人曾经在那里组成了当地的专业人士阶级：医生、律师、商人、教授。后来往往还是在这些地方，当地资产阶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人——也被赶走了，这是有目共睹的。其结果是使社会景观起了彻底变化——波兰人、波罗的海各国人、乌克兰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等等，都有机会升迁到被赶走的人留下的职业（以及房屋）。

这一平衡过程，即中欧和东欧的当地居民取代了被驱逐的少数民族，是希特勒对欧洲社会历史做出的最长久的贡献。德国人的计划是毁灭犹太人和波兰、苏联西部的当地知识分子，将其余的斯拉夫各族人口降为新的奴隶，将土地和政府转移到重新定居在那里的德国人手中。但是随着红军到达，驱逐了德国人，新的情势又一边倒地调整到苏联人更加真实的激进化计划下。

此中的一个原因是，占领岁月不仅迅速地用血腥的强迫手段使社会激荡，也使合法国家的法律和生活习惯完全被涤除。如果认为德国人占领欧洲大陆的时代是用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来监督和平与秩序的时代，那是错误的。即使在波兰，被占领的土地上实行的是最全面的警察统治和钳制，而它的社会仍然在无视新的统治者而运行：波兰人自己组织了一个相应的地下世界，其中有报社、学校、文化活动、福利服务、经济交换，甚至有一支军队——这一切都是德国人禁止的，是在法律之外运作的，也是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在被占领的欧洲要过正常生活，就意味着违法：首先是违反了占领者的法律（宵禁、外出规定、种族法等），同时也违反了传统的法律与规范。大多数普通人无法直接获得农产品，就只有去黑市或非法交换才能养家糊口。盗窃——无论是盗窃国家、盗窃市民还是洗劫犹太人商店——现象十分广泛，以致在许多人眼里已经不是罪行。事实上，宪兵们、警察们和市长们代表占领者，为占领者服务，由于他们自己也同占领军一起有组织地犯罪，挑选一部分平民作为牺牲品，致使一些重罪变化为抵抗行动（尽管往往是在解放后的回顾中才发现的）。

暴力首先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代国家的最终权威总是在极端情况下，依靠对暴力的垄断和在必要时诉诸武力来实现意志。但是在被占领的欧洲，权威是一种毫无阻力地只用武力的功能。奇怪的是，恰恰是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游击队和军队竞争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在某一块土地上发号施令的能力。在希腊、蒙特内格罗和波兰东部地区的较远区域，现代国家的权威从来就不很牢固，这是最明显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形就是如此。

暴力催生了犬儒主义。作为占领军，纳粹和苏联人促成了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他们不光反对那种对先前政权或国家的过时权威的忠诚，而且也反对任何一种人际礼貌或纽带的意识。从总体上来看，他们是成功的。假如统治者用权力残酷地、无法无天地对待你的邻居——因为他是犹太人，或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或少数民族，或是政府不喜欢的人，或者根本不用任何明显的理由——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尊重他呢？再进一步就是给你的邻居制造麻烦来抢先谋求当局的赞许，这就必须审慎了。

在整个被德国占领（甚至是未占领）的欧洲，直到战争结束，秘密告发、个人指控、流言蜚语等等满天飞。1940年至1944年间，匈牙利、挪威、荷兰和法国发生了数字惊人的向冲锋队、盖世太保、当地警察的告发事件。有许多人甚至并不是为了得到奖金或物质报酬。在苏联统治下的情况也一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至1941年波兰东部的苏占区——那种雅各宾专政式的鼓励告发者，那种怀疑别人不忠诚的（法国）革命习惯，愈演愈烈发展到无法抑制的地步。

简言之，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每一个他人。人们怀疑别人的动机，就轻易地以某种假定的叛变或有害行为之罪名而谴责他们。他们不可能得到来自上面的保护，因为掌权者往往是最无法无天的。在1939年至1945年间，大多数欧洲人根本没有公民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权利。国家不再坚持法律和正义，相反，希特勒的“新秩序”政府本身就是主要的掠夺者。纳粹对待生命的态度无疑是出名的恶劣，但他们对待财产的态度，可能在事实上就是他们企图在战后重塑世界模式的最重要的实际态度。

在德国的占领下，财产权最多只是有附带条件的。欧洲犹太人完全被剥夺金钱、物品、住房、店铺和商行。他们的财产被纳粹、合作者及其盟友瓜分，剩余的也只能听凭当地人洗劫和偷窃。然而被没收财产的远远不止是犹太人。财产的拥有“权”是脆弱的，常常毫无意义，完全取决于掌权者的好意、兴趣或冲动念头。

在这一系列剧烈的、被迫的财产易手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受害者失去了财产，他们的店铺、公寓会被当地人侵占；他们的工具、家具、衣物会被新的主人没收或窃取。这个过程在从敖德萨到波罗的海地区“屠杀区”里上演最烈，然而它在到处发生——巴黎或布拉格的幸存者们1945年从集中营回来时，往往发现自己的家被战时“占屋者”占据，而这些占屋者居然还很生气地宣布他们有权占据，拒绝离开。因此，几十万名普通的匈牙利人、波兰人、捷克人、荷兰人、法国人等等变成了纳粹大屠杀的同谋者，哪怕仅仅是从中得到好处。

在每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里，工厂、汽车、土地、机器和产品成品都被新的统治者出于利益而无偿剥夺，其借口是一概国有化。尤其在中欧和东欧，纳粹出于战时经济需要，接管了可观的私人股份和很多金融机构。这种剧烈变故很少有先例。1931年后，这些地区灾难性地转向闭关自守，紧接着是高度的国家干预和控制，而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战前和战争初期的国有企业扩展得相当厉害，目的是预防德国的经济渗透。国家指导的经济在东欧并不是从1945年才开始的。

战后从波兰到南斯拉夫的日耳曼人口移置，彻底完成了从德国自己驱逐犹太人开始的人口转移。苏台德地区、西利西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南斯拉夫北部的许多日耳曼种族的人拥有相当多的土地。当这些土地被国家没收，用于重新分配时，影响是巨大的。在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国人及其合作者手里夺回的物品和财产占国民财富的1/4，仅仅农田重新分配这一项，直接受益的农民、农业工人及其家庭人数就超过30万。这种大规模的变化只能形容为革命。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它们代表了一种彻底的断裂、一种同过去的明显决裂，而且代表了为将来实现更大变革的一种准备。

在解放了的西欧，需要重新分配的德国人拥有的财产很少，战争也并未作为大灾变而影响到更远的东方。但那里的问题同样在于，组织起来的当局的合法性成为问题。法国、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的当地政府并未获得自身的荣名。相反，它们总体上对占领者惟命是从。1941年，德国只用806名官员就管住了占领下的挪威。纳粹统治法国，只用了1 500名自己人。他们信心十足地依赖由他们指定的（除了他们自己的政府职员之外）法国警察和宪兵，而德国人只用自己的6 000名警察和宪兵，就确保了一个有3 500万人口的国家来服从他们。在荷兰的情况也一样。在战后的一份证词中，派驻阿姆斯特丹的德国安全部门首脑称：“在警察部门和其他部门，主要支持德国军队的是荷兰警察。若没有他们，德国的占领任务还不能完成其1/10。”相比之下，在南斯拉夫，需要毫不松懈地投入整支派遣部队才能应付武装的游击队员。[11]

这是西欧和东欧之间的差别之一。另一种差别是纳粹自己如何对待被占领的国家。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以及1943年以后的意大利人，都屈从了，并且受到剥削。但是除了犹太人、共产党人、各种抵抗者之外，他们总体上被允许自行其是。其结果是，西欧各国被解放的人民想象着回到过去的日子。事实上，由于纳粹统治这段插曲，即使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议会民主都显得不那么糟糕了——政治多元主义和法治的至少一种激进替代方式被希特勒成功地摧毁了。西欧大陆疲惫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一个符合规范的国家里恢复正常生活的外表。

在西欧新近解放的国家里，情势的确很糟糕。而在中欧，按照美国驻德国的占领委员会的约翰·J·麦克罗伊的话来说，那里是“经济、社会、政治全都垮了……其程度史无前例；除非回顾罗马帝国垮台的情形”。麦克罗伊所说的是德国，盟军政府不得不从零开始来建设一切：法律、社会秩序、公共服务、交通、政府管理。不过他们至少掌握许多资源来做这些事。而东欧的情况却更糟。

因此正是希特勒至少像斯大林一样，使欧洲大陆分裂。中欧（指哈布斯堡帝国的土地，旧日奥斯曼帝国的北方疆土，甚至包括俄国沙皇在最西边的领土）的历史总是同西欧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一定是种类差别。1939年之前，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波罗的海各国人都可能心怀妒忌地看待比较幸运的法国或低地国家的居民。但是他们没有理由不奋起为自己争取同样的繁荣和稳定。罗马尼亚人的梦想是要同巴黎一样。捷克1937年的经济超过了它的邻居奥地利，可以同比利时竞争。

战争改变了一切。在易北河东面，苏联人和他们在各地的代表继承了一块次大陆，那里发生的事情都早已同过去决裂。凡是未被彻底推翻的事物，也都遭到了无法挽回的破坏。逃出奥斯陆、布鲁塞尔和海牙的几个流亡政府可以从伦敦回去了，并有希望重新成为它们在1940年被迫放弃的合法政府。但是布加勒斯特、索非亚、华沙、布达佩斯，甚至布拉格的旧日统治者没有希望了：它们的世界被纳粹改变一切的暴力所涤荡。剩下的问题只是要决定新秩序的政治样式，必须用它来取代无法恢复的往昔。

[1] 或者说是斯大林的目标，他在1940年下令在卡廷森林枪杀2.3万名波兰军官，事后推诿给德国人。

[2] 1990年法国每人平均每日消费3618卡路里，可资对比。

[3] 他们完全有理由感到恐惧。驻扎奥地利的英国军队后来将他们遣送回去，交给南斯拉夫当局（根据盟军协议，将这类囚徒交给他们与之打过仗的政府），其中至少有4万人被处决。

[4] 然而他们也几乎没有真正的选择——在大萧条的岁月里，拒绝一份来自德国的工作合同，就会冒失去荷兰失业救济的危险。

[5] 1945年5月9日，贝内斯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讲话中宣布，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不再希望和匈牙利人、日耳曼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自此之后，这种情绪以及随后的行动，始终缠绕着住在捷克的日耳曼人和住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

[6] 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明显例外的只有希腊人和土耳其人。

[7] 1945年5月底，英国军队将1万名斯洛文尼亚士兵和曾逃往奥地利的平民交还给南斯拉夫当局。大多数人被运送到南方的科切维森林，在那里被草率地枪决。

[8] “流动冲锋队哈利奇尼亚分部”或“加利奇安分部”由乌克兰人组成，他们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波兰公民，原居住地区战后被并入苏联。因此他们不能被遣返到苏联去，他们曾同德国国防军并肩作战，同苏联打过仗，西方各国当局视之为无国籍者。

[9] 战时“契特尼游击队”的名称来自18世纪同占领塞尔维亚的土耳其统治者作战的高地游击队员之名。

[10] 但并非全部——希腊共产党在战后支持保加利亚共产党吞并希腊北部的斯拉夫人居住地区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他们自己的事业发展几乎没有帮助。

[11] 值得指出的是，波希米亚保护国在1942年仅由1 900名德国官员管理。在这些方面，捷克斯洛伐克至少部分地同西欧相像。

第2章

惩罚

在战争中长大的比利时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相信他们的爱国责任就是去欺骗，去说谎，去开设黑市，去怀疑，去榨取：5年的经历使这些习惯已经根深蒂固。

——保尔-昂利·斯帕克（比利时外交大臣）

复仇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某些人在我们寻求建设的世界里不会有一个位置。

——西蒙娜·德·波伏瓦

应该做出并且执行严厉、公正的判决，国家的荣誉要求这样做，最大的卖国贼也罪有应得。

——捷克斯洛伐克抵抗组织要求严惩约瑟夫·蒂索神甫的决议，1946年11月

为了使被解放的欧洲各国政府合法化，宣布它们是合适地组成的国家的权威，它们首先必须处置遗留下来的臭名昭著的战时政府。纳粹和他们的朋友已被打败，然而从其罪行规模来看，这明显不够。倘若战后政府的合法性只依靠它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军事胜利，那么它们自己比战时的法西斯政权又好在哪里呢？重要的是界定法西斯政权的罪恶，并相应地惩处它们。在此背后有着很好的法律和政治理由。但是惩恶的愿望也表达出一种深层的需要。对于大多数欧洲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不是一场由战役和战斗组成的战争，而是一场日益落魄的战斗，男男女女们在战斗过程中被出卖，受屈辱，被迫每天做一些小小的罪孽行为，自我贬黜，每一个人都丢失了一些东西，而许多人丢失了一切。

再者，在许多方面同仍然鲜活的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45年，几乎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很多事情不但令人有负罪感，而且令人感到窘迫。我们已经知道，大多数欧洲人被动地经历了这场战争——被一帮外国人打败和占领，又被另一帮人解放。民族集体自豪感的唯一来源是打击侵略者的武装游击队抵抗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在真正抵抗活动的证据最为罕见的西欧，抵抗组织的神话却最被看重。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或乌克兰，大批真正的游击队员公开地既对占领军作战，又互相厮杀，这就在大局问题上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例如在解放了的波兰，苏联当局不同意公开赞扬武装游击队员，因为后者在感情上既反对纳粹，又反对共产党。在战后的南斯拉夫，有些抵抗者比另一些更加名副其实——至少在铁托元帅和他手下的胜利了的共产主义战士眼中是如此。在希腊和在乌克兰一样，1945年的地方当局围剿、关押或扼杀他们能找到的每一名武装游击队员。

简言之，“抵抗”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含糊的范畴，在某些地方只是一个杜撰名词。但是“合作”则是另一回事。“合作者”到处可以被识别、受憎恶。这些男女或与占领者共事，或同占领者上床，占领者在他们的命运中打上纳粹或法西斯分子的印记，他们以战争为掩饰，趁机追逐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他们有的人在宗教或民族或语言方面是少数派，所以出于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们早就既被人鄙视也使人害怕了；虽说“合作”在法律定义上先前并未写为明确的罪行，但是合作者们总可以被理由充足地指控为叛国——一种完全符合严惩条件的真实罪行。

对（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合作者的惩罚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开始了。事实上它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执行，其形式或者是个人行为，或者是根据地下抵抗组织的命令。然而在德国军队撤退和盟军政府建立有效控制之间的空档期，普遍仇恨和个人报仇行为往往带上政治机会或经济利益的色彩，导致一个短暂但又血腥的创记录的循环。在法国，“法外司法”程序处死了大约1万人，其中有许多人死于武装抵抗组织的独立团体之手，其名为“爱国者卫队”，他们追捕可疑的合作者，夺走后者的财产，而且往往将他们枪杀。

以这种方式被草率处死的人中，大约有1/3是在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之前被杀的，其余大多数人在此后4个月里法国土地上发生战事时成为牺牲品。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考虑到4年被占领和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在法国引起互相仇恨和怀疑的程度，这个数字还算是低的；无人对报复行为感到惊奇——用年迈的法国前总理爱德华·埃利奥的话来说，“共和主义者重新执政之前，法国首先需要经过一场血的洗礼。”

在意大利出现的也是同一种情绪，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报复行为和非官方的惩罚（尤其是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和伦巴第地区）导致死亡人数接近1.5万人，而且还断断续续地至少持续了3年多。在西欧的其他地方，流血报复的程度要低得多——在比利时，以这种方式用私刑处决的男女人数为大约265名，在荷兰不到100名。然而，其他各种形式的报复则到处存在。对妇女的指控（说法语的玩世不恭的人们早已将她们称为“卧式合作者”）相当普遍：荷兰陪占领者睡觉的女人被裸体涂上柏油、黏上羽毛；在法国到处可以看到的场面是在公共广场上将她们剥光衣裳、剃光头发。这类事情往往发生在当地被从占领者手中解放的日子或此后很短的时间里。

妇女常常被其他妇女指控为结交德国人，这一点发人深省。许多指控中包含着某些事实：提供性服务，以换取食物或衣物，或得到这样那样的个人帮助，而这对女人及其家庭是绝望困境中的一条出路，而且往往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指控之普遍，以及报复与惩罚时的快感，都提醒男人和女人们：被占领的经历首先是一种屈辱。让－保罗·萨特后来用确切的性术语来形容“合作”是一种对占领者权力的“依从”，而在不止一本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里，描写的合作者要么是女人，要么是柔弱的（“女气的”）男人，她（他）们被条顿族统治者的阳刚魅力勾引。对失足的女人施行毁灭性的复仇，是克服个人或集体毫无力量的不愉快记忆的一种方式。

在被解放了的东欧，暴力惩罚的无政府行为也很普遍，但形式不同。德国人曾在西欧积极地寻找合作者，但是在其占领的斯拉夫土地上，他们直接用武力统治。他们为时持久地鼓励的唯一合作对象是当地的分裂分子，而即使在这种时候，也只要他们为德国的目的服务。结果，德国人一旦撤离东欧，立即受到惩罚的第一批牺牲品就是少数民族。苏联军队及其在当地的盟友并不制止报复。相反，立即报复（有些完全是刻不容缓）的措施是进一步将当地的精英和政治家赶走，因为他们会妨碍苏联在战后的目标。例如在保加利亚，新组织起来的“祖国阵线”鼓励以非官方形式报复各种种族的战时合作者，从整体上对“法西斯主义同情者”提出指控，谴责被怀疑为同情西方的任何人。

在波兰，普遍复仇的主要目标往往是犹太人——在被解放的波兰，1945年的前4个月杀死150名犹太人。到1946年4月，这个数字接近1 200名。小规模的袭击与1946年5月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9月发生在托波尔恰尼地区）和匈牙利的昆玛达拉斯，但是最严重的集体迫害犹太人事件于1946年7月4日发生在凯尔采（波兰），42名犹太人被杀，而在传闻有一名当地儿童被绑架和杀死做祭品之后，更多的犹太人遭到伤害。这些行为被当作是对合作者的惩罚，因为在许多波兰人（包括先前的反纳粹游击队员）眼里，犹太人被怀疑是同情苏联占领军的。

在苏联占领的东欧，或在南斯拉夫，最初几个月的“未经官方授权的”清洗和屠杀中，确切的死亡人数无从知道。不过，各地不受约束地算账报复的活动持续得并不太久。这不符合脆弱的新政府的利益，它们不仅不会普遍允许武装群体横扫乡村，任意逮捕、拷打和杀人，反而会明确地制止。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宣布控制军队和司法机关，树立正统权威。若谁被逮捕、被指控在占领期间犯有罪行，那么这是相关的权威机构的职责。若有举行审判，则应该在法治之下举行。若需流血，那么这是整个国家的事情。一旦新的当权者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情况就转变了，当权者会解除从前的游击队的武装，强化他们自己警察的权力，抑制对粗暴惩罪和集体报复的普遍要求。

至少在西欧和中欧，令人惊异的是无意解除抵抗者的武装。在被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狂热中发生的谋杀等罪行，当权者视而不见：比利时临时政府对在该国宣布解放的官方日子之后41天里以“抵抗运动”名义所犯的各种罪行实行大赦。然而，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重建的新政府机构应当担负起惩治犯罪的任务。

这里就产生了问题。谁是“合作者”？他们同谁合作，怀有什么目的？除了明确的谋杀或盗窃案，什么是“合作者”罪行？总有人要为国家遭受的苦难付出代价，但是对苦难作何种定义、谁又必须对此负责？各国之间对这些复杂难题的回答不尽相同，但是总的难题却是一个普遍问题：此前6年里欧洲经历的事情实属史无前例。

首先，针对与德国人合作者行为的法律必须是有追溯效力的——在1939年之前，“与占领者合作”的罪名闻所未闻。以前也有过多次战争，期间占领军在他们侵占的土地上寻求并取得人们的合作与支持，但是除了一些特殊例子外，例如1914-1918年德国占领下的比利时佛莱芒民族，这种行为不被当作罪行，而被看作是战争附带的破坏。

前文已经指出，符合现存法律概念而可称作合作的罪行只有叛国罪。代表性的例子是，法国的许多合作者——无论他们的具体行为是什么——都受到审判，被控触犯1939年刑法第75条“通敌罪”。但是在法国法庭受审的男男女女们往往不是替纳粹效力，而是替维希政府效力，而维希政府又是法国人领导和执政的，名义上还是战前法兰西国家的合法继承者。同样地，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波希米亚保护国、墨索里尼的萨洛社会共和国、伊昂·安东内斯库元帅的罗马尼亚、战时的匈牙利，这些地方的合作者可以，而且确实在辩护时宣称，他们只是为自己的国家政府工作或合作。

至于高级警察或政府官员，他们的明显罪行是通过受傀儡政府雇佣而为纳粹的利益服务，上述辩护就显得破绽百出。但是对于地位较低的人，更无须说那成千上万名被指控在这些政府里或同政府合作的商行里受雇的人，这种辩护就显得真假难辨了。例如，某人1940年5月以后是某个政党成员，而这个政党在战前的国会里是合法的，但他接着在占领时期同德国人合作，那么对此人的指控是否正确？

法国、比利时、挪威的流亡政府试图以颁布战时法令警告要在战后严惩，来预先解决这些难题。但这些法令旨在阻止人们同纳粹合作，它们并未提出更加广义的法律与公正的问题。首先，它们无法解决预先权衡个人和集体责任关系的问题。作为1944-1945年的政治利益平衡的基础，战争罪与合作罪被一股脑儿地加到了事先确定的群体头上：如某些政党、军事组织和政府机构的成员。但这种做法仍然放过了许多被强烈要求加以惩罚的个人，而某些仅仅因为消极或怯懦犯罪的人却被绳之以法，最为严重的是，它会招致某种形式的集体诉讼，这是大多数欧洲法学家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接受审判的都是个人，其结果因时、因地而差异甚大。许多男女被不公正地挑选出来受惩罚。更多的人完全逃过了惩罚。有许多诉讼程序不合规则，很可笑，而政府、执政者和法官的各种动机——出于个人利益、政治算计或感情原因——也远非无可指责。这是一种不完美的结果。但是当我们在评价标志着欧洲从战争转向和平时期的罪行审判，以及相关的社会净化行动时，始终需要想到刚刚结束的那场战争。在1945年的情势下，应当指出的是，法治是完全重新建立的——毕竟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整个欧洲大陆在寻求对如此大规模的新的罪行下定义，并且要将罪犯纳入适用的公正法律。

各国之间受惩罚的人数和惩罚的规模差距非常之大。挪威人口只有300万，光是拥护纳粹的合作者组织成员中就有5.5万人受审判，还有其他4万人受审；被判刑入狱的有1.7万名男女，判死刑的有30人，其中执行死刑的是25人。

其他地方的比例都没有这么高。在荷兰，20万人受到调查，将近一半人入狱，其中有些人的罪行是行纳粹礼；1.75万名公务员失去工作（但是在商业界、教育界和专业人员中间几乎无人丢掉饭碗）；154人被判死刑，被处决的是40人。在邻国比利时，被判处死刑的人更多（2 940人），但处决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只有242人）。荷兰关进监狱的合作者罪犯不久后大多数被宣布大赦；比利时将罪犯关押的时间更长些，而先前犯有严重罪行的合作者再也不能完全恢复公民权。佛莱芒居民的情况与战后长期以来的迷思相反，他们被当作惩罚目标的人数与人口比例大不相称，但是通过对战时“新秩序”政府支持者（大多数是佛莱芒族人）的有效压制，战前的比利时精英——天主教徒、社会党人、自由派人士——重建了他们对佛兰德和瓦洛尼亚等地方的控制。

挪威、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的合法政府曾经流亡，而法国的许多人认为维希政府是合法政府，这两者的对比颇具启发意义。在丹麦，实质上并未有过合作罪。然而在战后审判时，每10万名丹麦人里就有374人被判入狱。在法国，战时的合作者比比皆是，就从这一点来看，惩罚相当轻。既然国家本身就是合作者，那么用同样罪名来指控地位低微的公民，就显得粗率，而且会造成很大的分裂——更因为在法国担任对合作者审判的法官中有3/4的人自己就曾受“合作国家”的雇佣。在这种情形下，每10万人中只有94人——占人口总数不到0.1%——因战争期间的罪刑被判入狱。入狱的3.8万人里，大部分人在1947年的部分大赦时，除了1 500人仍被关押外，其余都被释放了。

1944-1951年间，法国官方法庭宣判6 763人死刑（其中3 910人系缺席审判），原因是叛国以及相关罪行。在这些判决中，只有791人被处决。法国合作者被判处的主要惩罚是1944年8月26日巴黎刚解放时开始使用的“国民降级”（national degradation），詹妮特·弗莱纳（Janet Flanner）讽刺地形容说：“国民降级的内容包括剥夺法国人认为是好的一切事情——例如，无权佩带战争勋章；无权当律师、公证人、公立学校教师、法官，甚至证人；无权掌管出版公司、广播或电影公司；最主要是无权担任保险公司或银行的董事。”

4.9723万名法国男女受到这种惩罚。1.1万多名公务员（占国家雇员1.3%，但比在维希政权下失业的3.5万人要少得多）被解职或调离，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在6年后重又恢复权利。总之，人所共知的清洗涉及35万人，其中大多数人的生命和职业生涯并未受到很大影响。无人因我们现在所说的反人类罪而受惩罚。这些责任就像其他各种战争罪行一样，只归咎于德国人。

出于许多原因，意大利的经历很特别。虽然它先前是轴心国，但是盟军政府授权它自行审判和清洗——毕竟它于1943年9月转向了。但是，“谁”应该为“什么”原因受审判的问题相当模糊。在欧洲其他地方，大多数合作者的罪名是“法西斯主义”，而在意大利，这一术语的含义太宽泛、太含糊。意大利从1922年到1943年一直由国内法西斯主义者统治，这个国家最初由自己的一位元帅彼特罗·巴道格利奥（Pietro Badoglio）从墨索里尼的统治下解放，而巴道格利奥建立的第一个反法西斯的政府里就有很多人是前法西斯分子。

唯一明显地可以惩罚的法西斯罪，是1943年9月8日（德国入侵）后同敌方合作。结果大多数被起诉的人都在被德国占领的北部地区，他们同在加尔达湖畔城市萨洛建立的傀儡政府有关联。流传于1944年的一份颇具嘲讽意味的调查表“你是否曾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关键只在于“萨洛”法西斯分子和“非萨洛”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区别。对前者的制裁，依据的是国内立法大会1944年通过的第159号法令，定义为“虽然不属于犯罪，但被确定为违反严肃规范和政治体面而特别严重的行为”。

这份世所罕见的法案旨在摆脱困境，即如何起诉受公认的国家政府雇佣而有此行为的男女。但是1944年9月组成的高级法庭要审判比较重要的囚犯，法庭的法官和律师们自己却多数是前法西斯分子，为惩罚合作政府里一般雇员而设立的特别巡回审判庭的组成人员情况也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审判过程在全国民众中很难获得尊重。

毋庸置疑，其结果无人满意。到1946年2月，39.4万名政府雇员受到调查，而被解雇的只有1 580名。大多数受调查询问的人都宣称自己下水是“豹猫主义”（gattopardismo），争辩说他们在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压力时故意玩弄两面派手法——说到底，是因为公务员必须加入法西斯主义党。既然许多执行询问的人很容易地坐到了询问桌的另一边，他们肯定会同情这种辩护词。在高度公开化地审判几名高级法西斯分子和将军之后，本应对政府和行政机关实行的清洗就结束了。

指定执行清洗任务的高级委员会于1946年3月关门，3个月后，即宣布了大赦，其中还包括撤消5年以下的判刑。实际上，1944-1945年间被清洗的每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市长、中级官员都恢复了工作或免交罚款，而将近5万名因法西斯活动而被判刑入狱的意大利人也只在狱中度过很短的时光。[1]最多只有50人因有罪而被法律判处死刑，但不包括1945年7月17日在斯基奥监狱里被游击队处死的55名法西斯分子。

在冷战期间，意大利可疑地、毫无痛苦地从轴心国转变为民主同盟国，这常常被归因于外国（美国）的压力，以及梵蒂冈的政治影响。实际情况还要复杂。教皇庇护十二世同法西斯分子关系热络，他对纳粹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罪行视而不见，但是，天主教会无疑很轻松地脱身了。教会的确施加了压力。而英美军事当局在试图重建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正常生活时，当然不愿意驱除妥协了的统治者。从总体上看，凡在左翼抵抗运动及其政治代表掌权的地区，实行对法西斯分子的清洗是比较有效的。

然而，正是51岁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帕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在战后担任联合政府司法部长时，起草了1946年6月的大赦令。经过20年流亡、多年在共产国际担任高级官员的陶里亚蒂不会幻想欧洲战争之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1944年3月，他从莫斯科回到意大利，在萨莱诺宣布，意大利共产党将致力于民族统一和议会民主——这使他的许多追随者感到困惑不解。

意大利几百万人在政治上都属于右翼，都同法西斯主义合作，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陶里亚蒂看到，将整个民族推到内战边缘是毫无好处的——或者毋宁说是会处于早已发生的长期持续内战中。努力重建秩序和正常生活，将法西斯时代抛弃，通过无记名投票来谋求权力，这样要好得多。再者，从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级人物的立场出发，陶里亚蒂的战略眼光超越了意大利边界，他牢牢记住应当将希腊发生的情况作为一种警示。

在希腊的官员和商界精英中，很多人都是被占领时期的合作者，然而在战后清洗的不是右翼，而是左派。这种情况很独特，但是有启发意义。1944-1945年的希腊内战使英国人相信，只有在雅典坚定地重建一个保守政权，才能使这个虽小但在战略上意义重大的国家稳定下来。在这个国家里，革命的左派摆出要夺取政权的架势，那么，如果清洗或威胁到曾经同意大利人或德国人合作的商人或政客，就会带上激进的意味了。

于是，对爱琴海和巴尔干南部地区稳定的威胁因素立即从德国军队变为在山区隐蔽很深的希腊共产党人及其游击队同盟者。很少有人由于战时同轴心国合作而受到严惩，反而是左翼人士被任意地颁布死刑。左翼游击队浴血奋战抵抗希特勒，共产党游击队试图推翻战后的希腊政府（实际上左翼和共产党往往是同一批人），由于雅典政府在这两者之间不做一以贯之的区别，所以在此后几年里，受到审判和入狱的都是战时的抵抗者，而不是通敌合作者——而且在往后几十年里，左翼被排除在民权生活之外：甚至他们的子女和孙辈都要付出代价，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们还不能在庞大的国家机关里就业。

希腊的清洗和审判就这样公然具有政治目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西欧比之更规范的起诉也是如此。作为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直接结果而引起的任何司法程序都带有政治目的。在法国审判皮埃尔·拉伐尔和菲利普·贝当，或者在意大利审判警察头子彼得罗·卡鲁索时，这种心态很难说能导致合乎规范的司法程序。在许多这类战后审判和清洗中，屠杀、流血、复仇和政治算计都起了关键作用。当我们考察中欧和东欧在战后的官方惩罚时，应当记住这个关键问题。

在苏联红军控制的土地上，无疑在斯大林和苏联当局看来，对合作者、法西斯分子、德国人的审判或其他惩罚一向是，而且首先是一种方式，可以用来清除当地阻碍苏联统治其政治和社会的力量。铁托的南斯拉夫也是如此。许多人被指控犯有法西斯重罪，而他们的主要罪行或者只是属于错误的民族群体或社会群体，或者是加入了不恰当的宗教团体或政党，或者只是当地群体看不惯的或有恶名的人。我们可以看到，清洗、剥夺土地、驱逐、判刑、处死刑等等，目的都在于消灭无罪的政治对手，这在社会与政治的转型过程中是阶段性的特点。但是他们也将目标对准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和战犯。

因此，铁托在攻击克罗地亚天主教会时，也起诉了臭名昭著的萨格勒布红衣主教阿罗伊·斯特皮纳克，因为斯特皮纳克替克罗地亚乌斯达莎恐怖政权最严重的罪行辩护，而他可以自我庆幸的是于1960年在床上死去之前只被软禁了14年。巴尔干地区契特尼游击队首领德拉扎·米哈依洛维奇受审判并于1946年7月被处决。由于他的缘故，几万人死于南斯拉夫解放后的两年。他们都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报复政策的牺牲品，但是考虑到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无论是契特尼分子、乌斯达莎恐怖分子、斯洛文尼亚白卫军，还是多莫布朗齐（Domobranci）武装分子，在任何法律制度下，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必然会被判重刑。[2]南斯拉夫处决和驱逐了许多匈牙利族人，原因是他们曾在1942年1月间匈牙利对伏依伏丁那实施军事屠杀中所起的坏作用，他们的土地被分给了支持新政权的非匈牙利族人。这是精心设计的政治行动，但是许多受害者确实是罪有应得。

南斯拉夫是一个特别混乱的例子。在它北面，匈牙利战后的人民法庭确实在1944年一开始就审查真正的战犯，特别是道姆埃·茨托亚伊和弗朗茨·萨拉西的亲德政权中的活跃分子。在匈牙利，受谴责的法西斯分子和合作者的比例不会超过战后比利时或荷兰的罪犯人数——他们无疑犯了严重罪行，包括制订和执行德国的计划，将几十万匈牙利犹太人围捕并送到他们的死亡之地去。直到后来，匈牙利当局才增加了“破坏罪”和“阴谋罪”等种类，它的明显目的是将范围更广的反对派和倾向于反对共产党接管的人一网打尽。

在捷克斯洛伐克，根据1945年5月19日总统令而建立的特别人民法庭对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普通人中的“叛国者、合作分子、法西斯分子”发布了713份死刑判决，741份终身监禁判决，19 888份有期徒刑判决。所使用的语言充满着苏联的法律提法，无疑预示了捷克斯洛伐克可怕的未来。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期间，确实有叛国者、合作者和法西斯分子，其中的蒂索神甫于1947年4月18日上了绞架。蒂索等人是否受到公正的判决——他们在当时的氛围下是否能够得到公正的判决——只是一个法律问题。但是他们得到的待遇并不比像皮埃尔·拉伐尔那样的人差。战后捷克的司法在很大程度上带着先入之见，用“反国家罪”这样含糊而有问题的类型词来特别针对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实施集体惩罚。然而在那几年里，法国的司法也处于同样状况，或许能拿出的理由还更少些。

在先前被占领过的欧洲，要判断战后的审判和反法西斯的清洗是否成功，这是一桩很困难的事情。当时判决的形式颇受非议——凡是战争尚未结束时或一个国家刚被解放时受到审判的人，所受的惩罚要比后来受审判的人更重。结果，1945年被判刑的罪行较轻的人，比起第二年或再后来才被送上法庭的合作者主要人物来，所判的刑期反而更长。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比例很高的（95%）死刑判决被执行，因为有一条规定，囚犯在审判结束两小时内就要执行；在别的地方，任何人只要逃过了立即执行，就有可能得到减刑。

当时的死刑判决相当频繁，而且很少遭到反对：战争时期对生命价值的轻视，使这些判决看起来不像在正常情况之下那么极端——而且理由更充分。在某些地方造成更大伤害而且可能最终破坏整个司法程序价值的，是公开表现出来的那种惩罚情况不一致，更不用说做出其中许多判决的法官和陪审团成员自己的战时记录就有污点，或者更坏。战时因效忠而白纸黑字留下记录的作家和新闻记者的结果更惨。高度公开地审判著名知识分子——例如1945年1月在巴黎审判罗贝尔·勃拉西拉克（Robert Brasillach）——引起了像阿尔贝·加缪这样的真正抵抗者的抗议，加缪认为，由于某人的观点而判死刑和处决是既不公正又很轻率的，无论这些观点如何可怕。

相比之下，从被占领中获得利益的商人和高官却几乎没有遭罪，至少在西欧是如此。在意大利，同盟国坚持认为，可以放过菲亚特汽车公司的维托里奥·伐莱塔，尽管他同法西斯当局的勾结早已臭名远扬。意大利其他企业家只要表明过去曾经反对过墨索里尼在萨洛的社会共和国，就可以逃过一劫——他们确实也曾常常反对这个共和国，而原因恰恰是它太“社会”了。在法国，对经济合作者的起诉由于采取国有化措施而落空，例如雷诺汽车厂的国有化就是因为路易·雷诺为德国发动战争做出很大贡献而采取的惩罚措施。而各处的小企业家、小银行家和小官员，曾经帮助过占领政权、建设“大西洋墙”（the “Atlantic Wall”）来抵制法国、向德国军队提供军需品等等，都保留不动，让他们为后继的民主政权提供同样的服务，保障社会的延续和稳定。

这种妥协或许是不可避免的。1945年，由于战争的破坏，民众士气普遍低落，这就意味着无论保留下来的是什么，都是为建设未来所需要的基石。在刚解放的那几个月里，各国临时政府都几乎缺乏帮助。若要向饥饿的民众提供食物、衣物和燃料，那么经济界、金融界和实业界精英们的无条件（对此还应该感激）的合作确系至关重要。经济界的清洗会破坏生产，甚至造成经济瘫痪。

但是这样做会付出政治上的代价，严重损伤人们对解放的幻想和希望。早在1944年12月27日，那不勒斯作家古利埃尔墨·齐亚尼尼在《大众报》（L’Uomo Qualunque，同名的新意大利政党机关报）上写的文章，表达的正是这种致命的幻灭情绪：“我就是那个人，碰到一位前领导人，问他：‘你怎么竟然会成为清除别人的人？’……我就是那个人，四处环顾，说道：‘这些都是法西斯分子的方法和制度。’我正是那个人，不再相信任何事情、任何人。”

正如我们所知，意大利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案例。但是像齐亚尼尼那样的人们的情绪在1945年末的欧洲十分普遍，而且迅速地导致情绪的变换。在前不久被德国占领过的土地上，大多数人希望将一切归咎于刚刚过去的历史，惩罚那些案情异乎寻常、或惩罚后能使人心理得到满足的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将令人不舒服不愉快的事情丢掉，使破碎的日子能够过下去。当时的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少乐意责备同胞们的最严重罪行。由于这些原因，普遍一致的意见是：德国人必须负全部责任。

这种非常普遍的观点确实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最终应该只归罪于德国，甚至连奥地利也被饶恕了。根据1943年的一份同盟国协议，奥地利被正式宣布为希特勒的“第一个牺牲品”，因此在战争结束时受到了与德国不同的对待。这一情况，应当注意到温斯顿·丘吉尔的观点，他认为纳粹的根源在普鲁士，他那一代人的观点纠结于普鲁士的崛起在19世纪的后1/3时间里对欧洲稳定造成的威胁。但是这种观点也符合其他同盟国的口味——由于奥地利的中枢地理位置及其对中欧政治前景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将它的命运同德国的命运分开，看来还是比较明智的。

无论如何，假如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合作者不受到惩罚、它的正常生活不得到恢复，奥地利就很难被当作是另一个受德国占领的国家。这个国家人口不到700万，却有70万名纳粹分子：在战争末期，奥地利仍有53.6万在册的纳粹党员；120万奥地利人在战争期间替德国服务。在冲锋队里和集中营管理人员中，奥地利人的比例都很大。纳粹同情者渗透在奥地利公共生活和高层次文化圈里——维也纳爱乐乐团117名团员中有45名纳粹党徒（而柏林爱乐乐团110名乐师中却只有8名纳粹党员）。

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令人惊愕地轻易脱身了。13万奥地利人受到战争罪行调查，其中2.3万受审判，但在被判决的1.36万人中，只有43人被判死刑，而执行处决的却只有30人。大约7万名公务员被解雇。占领奥地利的4个同盟国在1946年秋季同意让奥地利人从此开始自己处理罪犯，实行“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3]。教育界尤其迅速地“去纳粹化”：小学教师被解雇2 943人，中学教师被解雇477人，而大学教授被解雇的只有27人——尽管许多资深的学术界人士都是臭名昭著的亲纳粹分子。

1947年，奥地利当局通过了一项法律，将犯有罪行的纳粹分子作“程度高”和“程度低”的区分。后者50万人在第二年就被大赦，并且恢复了选举权。前者——总数大约4.2万人——将在1956年全部大赦。在此之后，奥地利人完全忘却了他们曾同希特勒勾结。轻易忘却，其原因之一是奥地利自从同纳粹主义调情才开始显山露水；而忘记历史却是符合当地所有人的利益的，可以掩饰他们的近期历史：保守的人民党（其前身是战前的基督教社会党）用尽一切理由来证明该党以及奥地利是“非日耳曼”的，以便转移对他们与1934年建立的合作政权同流合污的注意力。无可争议地是属于反纳粹性质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曾经无论如何要抹掉1933年前号召同德国合并的记录。另一个原因是所有的政党都感兴趣于安抚和奉承前纳粹党徒，为的是争取他们的选票，因为多数选民的投票会影响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再有一点是因为冷战已经开始，造成了新的政治格局。

在德国，也是出于同样的政治算计。但是德国民众自己的命运还没有得到一个说法。在1943年10月30日的同一份《莫斯科公告》里，奥地利投靠纳粹的罪责被赦免了，而同盟国却警告德国人说，他们应该对战争罪行负责。他们的确是负责了。在1945年至1947年的一系列审判中，驻德国的同盟国占领军起诉纳粹及其合作者的战争罪、反人类罪、谋杀罪，以及为追求纳粹的目标而犯下的其他各种一般罪行。

在这些起诉中，最出名的是1945年10月至1946年10月间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主要领导人的审判，然而还有其他许多次要审判：美、英、法军事法庭在它们各自占领德国的地区审判纳粹低级领导人，他们同苏联一起将纳粹分子转送到其他国家——主要是波兰和法国——在纳粹分子犯下罪行的地方举行审判。“战争罪行审判”的计划在同盟国占领德国期间一直在进行：在西方占领区，5 000多人被指控犯有战争罪或反人类罪，但其中只有不到800人被判处死刑，而最终处决的只有486人——在德国人呼吁从宽处理的喧嚷声中，最后一名罪犯于1951年在兰茨贝格监狱被处决。

尽管纽伦堡审判认定纳粹党是一个犯罪组织，但是，德国人仅仅因为是纳粹分子而受到惩罚却几乎是毫无疑义的。纳粹分子人数太多，反对将他们看作集体犯罪的声浪也甚嚣尘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清楚以这种方式认定几百万人有罪之后该怎么办。不过，纳粹党领导人的罪责却是清楚的，而对他们可能面对的命运也决没有任何怀疑。纽伦堡审判中的美国检察官之一、接下来一系列审判的主要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说：“太多的人认为他们受到第三帝国领导人不公允的伤害，所以想在判决时考虑到这点。”

从对德国战争罪行的审判一开始，就是教育与司法并重。纽伦堡审判的主要审讯情况在德国电台每天广播两次，它公布的证据在全国的学校、电影院和再教育中心用来教育人们。但是，这些审判并非总能显示出以儆效尤的意义。在最初几场审判集中营司令官和卫兵时，许多人完全逃脱了惩罚。他们的律师利用英美法系的对抗审判制度之便，反诘和羞辱证人与集中营幸存者。在吕纳堡审判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管理人员时（1945年9月17日至11月17日），正是一名英国的辩护律师做了成功的辩护，结果45名被告中有15名被撤诉。

因此就很难知道对纳粹的审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对德国和德国人进行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再教育。许多人认为它们代表的当然是“胜利者的正义”，而事情不过如此。然而它们也是对犯下明显罪行的真正罪犯的真正审判，它们为以后几十年里的国际司法提供了重大的先例。就在德国人和其他一些人最想迅速地忘却罪行的时候，1945年至1948年的审判和调查（当时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已经解散）记录下了无数份文件和证词（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德国要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这些记录清楚地表明，个人出于意识形态目的或国家目的而犯下的罪行，无论怎样辩护，都是个人的责任，都应该受到法律制裁。所谓“执行命令”并不能作为遁词。

但是同盟国在惩罚德国战争罪行时，有两个无法避免的缺点。苏联检察官和苏联法官的出场，被德国和东欧的许多评论家指责为证明了他们的虚伪。苏联红军的行为以及苏联在它“解放了的”地方的所作所为都不是秘密——这些行为在当时比在后来更多地流传着。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和屠杀，在许多人头脑里还记忆犹新。让苏联人坐在审判官的位置上来审判纳粹——有时审判的罪行是他们自己也犯过的——使纽伦堡一系列审判贬低了价值，使审判看上去完全是一种针对德国的报复行动。用乔治·凯南的话来说，“这种审判唯一能传递的意思是，说到底，当这类罪行在某些情况下是由某一个政府的领导人所犯下的时，是正当的，可以原谅的，而由另一个政府在另一些情况下所犯下时，则是不正当的，不可饶恕的，应当受到死刑惩罚。”

苏联人出现在纽伦堡，是因为在战时他们属于同盟国，也因为在打败希特勒的战斗中，苏联红军的卓越贡献。但是审判的第二个缺点却是司法程序的性质中固有的。恰恰是因为从希特勒本人开始，纳粹领导人的罪责是被小心翼翼地确定为完全个人的，所以许多德国人都感到有权认为其余人全都是无罪的，作为集体的德国人，像别人一样，都是纳粹主义的被动受害者。纳粹分子的罪行可以说成是“以德国的名义犯下的”（引用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半个世纪后说的话），然而几乎无人真正赞同说，这些罪行是由德国人犯下的。

美国人尤其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立即在自己的占领区启动了再教育和“去纳粹化”计划。其目的是在德国的公共生活中废除纳粹党，粉碎它的根基，播下民主和自由的种子。占领德国的美国军队组织了一群心理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他们的任务是要研究明白，为什么德国人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那么远。英国人也承担起同样的项目，但是他们心存怀疑，拥有的研究资料也很少。法国人对这件事无甚兴趣。但是苏联人立即赞同，于是各种积极的“去纳粹化”措施成为同盟国占领当局能够达成协议的为数不多的议题之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

对于任何行动一致、旨在从德国生活中根除纳粹主义的计划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1945年的情势下这种计划根本就行不通。美军司令卢修斯·克雷将军说：“我们的行政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是要合理地发现合格的德国人，他们未曾以某种方式附从或协助过纳粹政权……看来往往只有一种人符合要求……即职业公务员……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用我们的定义来说）只是名义上参加了纳粹党的各种活动。”

德国与奥地利：盟军占领的地区

克雷并未夸大其辞。1945年5月8日，当欧洲的战争结束时，德国有800万名纳粹分子。在波恩，112名医生中有102人曾经是纳粹党员。在沦为废墟的城市科隆，城市水务管理局的21名专家的技术知识在重建给水、排水和防止疾病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中间有18人曾经是纳粹党员。战后德国的民政、公共卫生、城市重建和私人企业都不可避免地要由这些人来承担，尽管他们还必须在盟国的监管之下。在处理德国问题时，要将他们排除在纳粹分子之外，这是毫无疑问的。

于是就做出了这样的努力。在德国的3个西方国家占领区，填写完成1 600万份调查表，其中大多数是在美国控制的地区完成的。那里的美军当局列出350万名德国人（约占这个地区总人口的1/4）作为“可以起诉的案件”，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被带上法庭。这份名单是1946年3月在同盟国的监管下，由德国人负责确定的。德国平民都必须去参观集中营，都必须观看关于纳粹暴行的纪录影片。纳粹教师被清除，德国与奥地利图书馆藏书：盟军占领的地区重新整顿，新闻报纸的发行由盟军直接控制，重新分配给被证明是真正反纳粹的新的出版者和主编们。

对于这些措施，甚至也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1946年5月5日，后来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在乌珀塔尔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反对“去纳粹化”的措施，要求让“纳粹的同路人”得到平安。两个月后，在对他新组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次演讲中，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去纳粹化”的持续时间太长了，而且毫无益处。阿登纳是真正关注这一问题的。他认为，让德国人来面对纳粹的罪行——无论是审判、法庭，还是再教育计划——会引起民族主义的对抗情绪，而不是引起悔罪之心。正因为纳粹主义在德国根深蒂固，这位未来的总理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允许甚至鼓励沉默，是更明智之举。

他的话并非全错。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其他国家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和他们的领导人做了些什么，只知道自己在战后的种种困难——食物短缺、住房短缺，等等——而不知道在被他们占领过的地方，那些受害者的苦难。他们实际上倾向于将自己看成受害者，所以认为审判也好，对纳粹行为的愤怒也好，都是胜利的同盟国对一个已被废除的政权的报复。[4]除了少数例外尚可尊重，德国战后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而这个国家的主要部分——自由职业者、法官、公务员——是态度最折中的一部分人。

调查活动就这样受到了嘲弄。它尽可能地洗刷可疑分子的劣迹，帮他们获得良好证书（所谓“帕西尔”证书，得名于一种洗衣皂的牌子）。再教育的作用十分有限。让德国人去看纪录影片是一回事，而他们看不看是另一回事，更不用说让他们看过电影后引起思考了。多年以后，作家斯蒂芬·赫姆林描述了法兰克福一家电影院的场面，当时要求德国人在领到配给证之前，先去观看关于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纪录片。“在放映机的忽明忽暗的光亮下，我看到从电影一开始放映，大多数人就将脸背过去，就那样直到放映结束。如今我在想，这些转过去的脸就是当时千百万人的态度……不幸的人们——我也在其中——既伤感又麻木。他们对被什么事情触动和‘了解你自己’都不感兴趣。”[5]

随着冷战的到来，西方盟国放弃了“去纳粹化”的努力。很清楚，这种努力的作用极其有限。在巴伐利亚，到1946年时，半数中学教师被解雇，但只过了两年就全部复职了。1949年，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全部结束了对公务员和军官的过去行为的调查。1951年在巴伐利亚，44%的法官和检察官、77%的财政部官员、60%的地区农业部公务员都是前纳粹分子。1952年，波恩外交部官员中有1/3是前纳粹党党员。新组建的联邦德国外交使团里，43%的人原先是冲锋队员，另有17%的人曾是秘密警探或盖世太保。汉斯·格劳伯克是阿登纳总理在整个50年代的主要助手，但他曾负责为希特勒1935年的纽伦堡法令提供官方解释。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警察总监威廉·豪瑟在战时担任党卫军中尉，对白俄罗斯的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

行政部门以外的情况也一样。大学和法律界受到“去纳粹化”的影响最小，尽管他们对希特勒政权的同情早已臭名远扬。商人们也轻易逃过了关。弗里德利希·弗立克在1947年被定为战犯，波恩当局于3年之后就释放了他，让他恢复先前作为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主要股东的名誉和地位。工业集团企业法尔本和克虏伯的有罪的高级人物都很早就被释放，重新进入公共生活，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为难。1952年，福特汽车公司德国分公司重新召集了纳粹年代的全部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在美国管辖区被判有罪的纳粹法官们和集中营医生们，也由美国最高行政长官约翰·麦克罗伊替他们轻判或减刑了。

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资料证实了盟军的努力收效甚微。1946年10月，当纽伦堡审判结束时，只有6%的德国人愿意承认，他们认为审判是“不公平的”，但4年后，1/3的人持这种观点。他们持这样的观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从1945年到1949年这整段时间里，大多数德国人始终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很好的理念，只是被操作坏了”。1946年11月，在美军占领区内接受调查的德国人中有37%的人认为“对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的调查，对于德国人的安全来说是必要的”。

在1946年11月这同一次调查中，1/3的德国人同意一种观点，即“犹太人不应享有属于雅利安人种的同样权利”。这也并不会令人感到特别惊奇，因为做出这种反应的人刚刚从时间长达12年之久持这种观点的极权政府之下走出来。真正令人惊异的是6年后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联邦德国持“德国土地上最好没有犹太人”观点的人数比例居然还略高于上述的1/3，达到37%。而且在同一年（1952年），25%联邦德国人承认对希特勒“抱有好感”。

在苏联占领区，对待纳粹遗产的方式略有不同。尽管苏联的法官和律师们也参加了纽伦堡审判，他们在东欧“去纳粹化”中主要强调对纳粹分子实行集体惩罚，并且从一切生活领域中消除纳粹主义。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抱幻想。后来担任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沃尔特·乌布利希，在他的国家战败后仅过6个星期，就在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说：“德国人民的悲剧是出于一种事实，即他们服从了一群罪犯……德国工人阶级和从事生产的人们在历史面前失败了。”

这是阿登纳或大多数联邦德国政客不愿意承认的，至少是在公开场合。但是乌布利希像他们听命的苏联当局一样，与其说是对惩罚纳粹罪行、不如说是对保证共产党在德国掌权和消灭资本主义感兴趣。结果，虽然在苏占区的“去纳粹化”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比在西方更深入，但是“去纳粹化”的基础是对纳粹主义的两种歪曲理解：其一与共产主义理论息息相关，其二则出于机会主义的考量。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苏联的官方说法都认为，纳粹主义纯粹是法西斯主义，因此也是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在危机时刻的产物。因其如此，苏联当局对纳粹主义的明显的种族主义一面及其种族灭绝的结果几乎不加注意，相反却集中精力抓捕和剥夺商人、有才华的官员、教师，等等，认为他们推进了背后支撑希特勒的那个社会阶级的利益。苏联以这种方式来拆毁德国的纳粹主义传统，同斯大林在中欧和东欧其他地方推行的社会转型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苏联对前纳粹分子政策的机会主义倾向源于自身的弱势。共产党员在被管制的德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团体——他们坐着红军的行李列车到达，但是并不能使自己赢得选民。除了暴力和选举骗局，他们唯一的政治前景只能依靠诉诸精心算计的自我利益。在东欧和南欧，共产党的方法是驱逐日耳曼种族的人，将日耳曼人空出来的农场、工商企业和公寓分给新来的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而自己则以保护人自居。这显然不是德国本身的选择。在1945年末的大选中，奥地利共产党错误地拒绝了少数纳粹分子和前纳粹党员起潜在关键作用的支持。因其如此，共产主义在战后奥地利的前景就黯淡了。柏林接受了这一教训。德国共产党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对几百万前纳粹党员提供了服务和保护。

教条的和算计的两种观点不一定是互相冲突的。乌布利希和他的同事们当然相信，实行社会经济的转型，是从德国清除纳粹主义的一条有效道路：他们对个人责任或道德再教育不感兴趣。但是他们也懂得，纳粹主义不光是一种对天真的德国无产阶级施行的诡计。德国工人阶级像德国资产阶级一样失职。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只要正确地施以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就能很容易使它适应共产主义的各种目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民主德国当局就像联邦德国当局一样，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假如不是同前纳粹分子，他们还能同谁一起管理这个国家？

因此，一方面，苏联占领军当局解除了大批前纳粹分子的工作职务——到1948年4月是52万人——并且任命“反法西斯分子”进入苏占区的行政管理岗位。另一方面，德国共产党领袖们主动鼓励前纳粹分子妥协，加入他们的队伍，只要这些纳粹分子的记录不是太公开。毫不奇怪，他们非常成功。前纳粹分子们非常高兴地用将自己的命运扔给胜利者的办法来抛弃自己的过去。作为党员、地方行政官员、告密者和警察，他们证明自己能完全一致地顺应共产党国家的各种需要。

毕竟新的制度非常像他们以前曾经知道的制度：共产党人简单地接管了纳粹的机构，例如“劳工阵线”或居民街区管理处，给它们起了新名称，委派了新长官。但是前纳粹分子们对新情况的适应也出自他们面对胁迫时的脆弱性。苏联当局充分准备好同先前的敌人共谋，隐瞒民主德国纳粹主义的性质和范围——声称德国的资本主义和纳粹传统只限于联邦德国地区，而未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工人、农民和反法西斯英雄们的土地——然而他们早就知道实情，而且纳粹的档案也证明了这些情况，只不过是出于需要罢了。各种各样的黑市商人、战争的既得利益者、前纳粹分子因此成了出色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们也都需要满足自己的每一种物质刺激。

到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校长们有半数以上是前纳粹党员，10年后，议员中前纳粹党员超过10%。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接管的不仅是纳粹盖世太保的角色和实务，而且也接收了成千上万名盖世太保的雇员和密探。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下的政治牺牲品往往被一个统一的罪名指控为“纳粹战犯”，逮捕他们的人是前纳粹警察，审判他们的人是前纳粹法官，而看守他们的卫兵，也是新政权统统接收过来的纳粹时代监狱和集中营里的前纳粹卫兵。

民主德国的个人和机构轻易地从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这种现象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地方或许只是规模问题。意大利战时抵抗运动中隐藏的各类前法西斯分子人数众多，而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的温和态度可能出于某种事实，即它的许多潜在支持者都曾向法西斯主义妥协过。在战后的匈牙利，共产党员公开地引诱前法西斯箭十字组织成员，甚至还会向他们提供帮助，阻止归还犹太人的财产。战时在伦敦，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弗拉多·克莱孟蒂斯和欧仁·洛贝尔是苏联间谍从战前捷克法西斯主义政党里悄悄招募来的，而10年后在公开审讯中，他们的证词将会被用来对付苏联间谍。

人们对纳粹或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视而不见，反而将其用于战后政治目的，这样做的不仅仅是共产党。在奥地利，前法西斯分子往往受到西方当局的青睐，允许他们从事新闻或其他各种敏感的职业：他们同战前奥地利的极权主义政府合作过，由于纳粹入侵，也由于他们对左派的憎恶是完全可信的，而且越来越可以被利用，所以他们的罪责不再被提起。在意大利东北部边疆地区，同盟国军事政府保护前法西斯分子和合作者，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被南斯拉夫通缉的，而西方的情报机构却到处招募有经验的和消息灵通的前纳粹分子——包括绰号“米兰屠夫”的盖世太保官员克劳斯·巴比——以备将来所用：大多是用来对付为苏联服务的前纳粹分子，因为他们很容易将这些人辨认出来。

1944年9月20日，康拉德·阿登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会里的第一次正式演讲中如此谈及“去纳粹化”和纳粹遗留人员：“联邦共和国政府相信许多人愿意为并不重的罪行赎罪，所以决定，凡是可以这样做的，都应该将过去忘掉。”很多德国人无疑从内心深处拥护这种说法。如果说“去纳粹化”流产了，那是因为出于政治目的，德国人已经自发地在1945年5月8日将自己“去纳粹化”了。

并非只有德国人是这样。意大利新成立的基督教民主党的日报在希特勒死去的那天就发出了相似的号召，宣布“我们有权遗忘！”“尽早忘却！”在东欧那些每一个人都有些事情——他们遭受的事情和自作自受的事情——需要忘却的国家里，共产党最有力的呼吁是许诺造成一个革命性的新开端。在整个欧洲，都有一种强烈的弃旧履新的意向，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伊索克拉底对雅典人所说的那样：“让我们一起来治理，就当它什么都没发生过。”

不相信短期的记忆，寻求可用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神话——德国的反纳粹战士、法国的抵抗运动战士、波兰的受害者——是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看到的最重要的现象。就其积极的一面来看，它使铁托元帅、夏尔·戴高乐或康拉德·阿登纳等人能向他们的同胞提供一种貌似有利的，甚至很自豪的自我评价，以致鼓舞国家恢复元气。甚至连民主德国也宣布自己有一种高贵的起点、一种虚构的传统：像神话故事般地、大多是编造出来的关于1945年4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共产党“起义”。这类说法使一些被动地遭受战争苦难的国家（例如荷兰）可以抛开他们曾经妥协的历史记录，使另一些其积极行动被证明是被误导的国家（例如克罗地亚）可以掩埋一段互相争斗的英雄主义的污点历史。

若没有这种集体失忆症，欧洲战后令人惊愕的复苏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很多被抛置脑后的事情将会以各种令人不愉快的方式被再度回忆起来。但是随着岁月流逝，要到很晚以后才会清楚，战后欧洲赖以作为基础的各种神话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破坏和变化。在1945年的情势下，在一块布满疮痍的大陆上，有很多事情需要做，需要表现得好像过去已经真的死去并埋葬了，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为之付出的代价就是大量的、有选择的集体失忆，尤其是在德国。然而在当时，首先是在德国，的确有许多事情是需要忘却的。

[1] 晚至1960年，在法西斯政府里任职的64名意大利省级行政长官中有62人，以及全部135名警察局长，都已释放。

[2] 多莫布朗齐武装分子，即战争期间的“克罗地亚内卫军”。

[3] 即清除纳粹主义所造成的影响。——译者注

[4] 1946年，联邦德国的地区委员会向盟军当局建议：考虑到德国目前的短缺现象，应当减少被迫流落异国者的食物配给。卢修斯·克雷将军仅回答说，即使是短缺的食品，也是由欧洲各国即德国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提供的。

[5] 斯蒂芬·赫姆林，《命运类型》（柏林，1985），第46页，引语出自弗兰克·斯特恩《刷白黄色奖章》（1992，第xvi页）。

第3章

欧洲的复兴

我们现在都知道，这场战争中没有一条出路可以回到自由放任的社会秩序，战争本身造就一场无声的革命，铺平了通向新型的按计划建立秩序的道路。

——卡尔·曼海姆

普遍的观点认为，为了完成重建任务，应当采用不同的资本主义方式。

——约瑟夫·熊彼特

我们回到英国，许多人对它很失望……无人能够在一夜之间将它变成我们想要的英国。

——温妮·怀特豪斯夫人（保罗·爱迪生《战争现已结束》）

要想补救，就要打破恶性循环，使欧洲人恢复对自己国家、对整个欧洲经济前途的信心。

——乔治·C·马歇尔

欧洲遭灾，其规模之大，反倒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战争改变了一切。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想回到1939年前事物的方式，那是无稽之谈。年轻人和激进派自然持这种观点，老一辈睿智的观察者们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夏尔·戴高乐出生在法国北部一个保守的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法国解放时他已经54岁，看问题异常精确：“在大灾变中，承载着失败的重压，人们思想上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将1940年的灾难看成是统治阶级及其制度在每一个领域都失败了。”

但是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别的地方，问题并非从1940年才开始。每一个地方的反法西斯抵抗者都看到，自己不光是在向战时的占领者及其当地代理人战斗，而且也在向整个政治与社会制度作战，他们对祖国经受的灾难负有直接责任。正是这些政界人士、银行家、商人和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将自己的祖国拖入了灾难，他们背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牺牲者，夯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础。英国有一本小册子痛斥保守党在1940年之前鼓吹绥靖政策的行径，责备这些人是“有罪之人”。为战后变革而设计的战时计划就将这些人和他们的制度当作批评目标。

因此，每一个地方的抵抗运动都明显带着革命性质。这一点天生符合逻辑。否定一个产生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使人自然“梦想革命会从擦干净的地方开始”（伊泰罗·卡尔维诺语）。正如我们所见，在欧洲许多地方，这块记事板的确已经擦干净了。但即便在西欧，也普遍地期待戏剧性的、迅速的社会转型：说到底，究竟是谁在阻碍道路？

从战时的抵抗运动战士们来看，战后政治会是他们战时斗争的延续，很自然地投射和扩展他们的秘密存在。很多在战时投身于地下抵抗运动的青年男女不知有其他公共生活的形式：在1924年以后的意大利，在30年代初开始的德国、奥地利和东欧大多数国家，在1940年以后欧洲大陆上被占领的每一个地方，不知有正常的政治。各种政党都遭禁止，选举制度受到严格控制或被废除。要想反对威权，鼓吹社会变革甚至政治改革，就意味着违法。

对于这一代人而言，政治就是同抵抗有关——抵抗威权，抵抗社会或经济结构状态，抵抗过去。法国抵抗运动的活跃分子、战后成为一家著名杂志主编的作家克劳德·波尔岱在他的回忆录《不确定的历险》里准确地描绘了这种心态。他写道：“抵抗运动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战斗者’，具备这个词所含的每一种意义，同人斗，也同社会制度斗。”从抵抗法西斯主义，到抵抗战后试图倒退回30年代的错误，看来只是跨出了很自然的一步。从中产生了很奇怪的乐观主义情绪，许多观察者在刚刚解放时就做出了断言。尽管到处陷入贫困——的确也是由于贫困——肯定会出现新的、更好的事物。1945年11月，意大利《社会》周刊的编辑们写道：‘我们谁也认不出自己的过去，似乎觉得它无法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受到一种麻木不仁意识的控制，凭直觉去寻求方向。事实使我们无能为力。”

希特勒失败后，激进变革的主要障碍不是反动分子或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命中注定要同独裁者一起被清除，而是合法的流亡政府，它们多数在伦敦坐观战争，谋划回归。它们认为自己同国内的抵抗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是同盟者的关系，而是一个麻烦问题：需要将这些粗心的年轻人解除武装，让他们回到平民生活，将公共事务交到充分清除了合作者与叛国者的政治阶级手里。若不这样做，就意味着无政府状态——或者被盟军无限期地占领。

战时的各种抵抗组织在1944年至1945年组织起各种政治派别，它们对流亡政府的回归持怀疑态度。在它们看来，政客们、官员们、大臣们逃离了被占领的祖国，他们负有双重责任：战前的错误和战时的逃跑。在法国和挪威，1930年选出的议员被他们自己在1940年的行为证明是不合格的。在比利时和荷兰，议员们在那复杂的5年里不在场，回归的政府无法理解国内的苦难和在纳粹占领下公众情绪发生的变化。在中欧和东欧，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其余国家先前的政府都由于苏联红军的到达而变得无足轻重了（而它们有时却迟钝到感觉不到这一点）。

回归的各国政府都很愿意在政策问题上妥协——尤其在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方面，这在下文再谈及。但是它们坚持的是戴高乐等人主张的“有序的转型”。由于这也是东欧和西欧的同盟国占领军的选择，所以抵抗运动的幻想不久就破灭了。在东欧（除南斯拉夫以外），由苏联人决定战后政府的组建，一切行动都听苏联人的指挥。在西欧，过渡政府掌权后就举行了新的大选。在任何情况下，抵抗运动组织都被劝说并最后被迫交出武器，解散组织。

回顾往事，值得注意的是，对这种制度复辟的现状几乎没有任何抵制。在波兰和苏联的一些西部地区，游击队武装组织又生存了几年，但它们都是民族主义的和反共产主义的特别组织。在挪威、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抵抗运动组织都和平地融入了战后的政治党派和联盟，没有出现公开的抗议。在比利时，1944年11月，命令战时抵抗组织在两个星期内交出武器。这引起了11月25日在布鲁塞尔的大规模抗议集会，警察开了枪，伤及45人。但是这类事件并不多见。[1]更为典型的是，20万名法国抵抗运动战士成功地合并进了正规军，他们的组织“法兰西国内武装力量”未表达任何抗议便解散了。

苏联人从战略角度考虑，竭力支持解散抵抗运动组织，赞成在西欧（并且名义上也在东欧）恢复议会政府。法国的莫里斯·多列士和意大利的帕米罗·陶里亚蒂等共产党领袖在使他们的（有时是茫然失措的）追随者们走向和平合作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许多人愿意相信，抵抗运动的能量和雄心到现在应该纳入民族复兴的政治目的了。

有时候，在抵抗运动中建立起来的联系还继续存在着——例如，荷兰社会在结束了几百年来天主教与新教的教派分裂后，在战时又开始了个人之间的联系。然而在战后成立“抵抗运动党”的计划却到处都失败了。它在意大利最接近成功，1945年6月，费鲁乔·帕利当上总理，他保证过，他的“行动党”会追随抵抗运动的精神和目标。然而帕利不是政客，当他在6个月后下台时，政权就明确无疑地落到了传统党派的手中。法国的戴高乐是一位比较出色的政治策略家，但是他也（在帕利下台后1个月）放弃了职位，不想将他在战时的雄心纳入议会的日常事务——因此无意在重建法兰西共和国的延续性中追求自己个人的成功。

大多数欧洲人在战争刚结束时，不想受一个新的、抵抗者兄弟团体的统治，却发现自己受到左翼和以中左翼政客们的联合统治，这是他们在30年代的“人民阵线”中已经熟悉了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在那几年里，战前的政党唯有在战时建立了反法西斯信誉的，或者，在苏联占领的东欧，唯有（至少暂时）能符合新政权对这种信誉的要求——才能继续正常运作。在实际情况中，这意味着就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一小批自由派或激进派团体。这些政党和团体同新崛起的基督教民主党一起，组成了战后最初几年里的参政党派，它们带来了“人民阵线”时代的许多政策和人员。

现有的各左翼政党因其在战时从事抵抗运动而斩获颇丰：尤其在法国，共产党将其战时所得（有时颇为夸张）转为政治资本，而且使冷漠的观察家们甚至也相信他们独特的道德立场——正如1944年12月詹妮特·弗莱纳所形容的，他们是“抵抗运动的杰出英雄”。所以战后欧洲各国政府的改革计划应和并且重复了20世纪30年代的未竟事业，也就并无特别令人奇怪之处了。

有经验的政党政客在1945年之后毫不费力地排挤了战时的积极分子，这是因为后者虽然共同反对法西斯，也都有普遍的改革愿望，但是抵抗组织及其继承人在具体问题上的目标相当模糊。意大利的“行动党”意图废除君主制度，使大型资本和工业国有化，改革农业。法兰西民族抵抗委员会的“行动纲领”中，虽然没有国王可供打倒，但其勃勃雄心同样没有精确地落到实处。抵抗组织一向太专注于战斗，或者只为了生存，所以对战后的立法都未做过详细的计划。

但是，抵抗者们显得软弱无能，首先是因为缺乏经验。在众多地下组织中，只有共产党具备实际政治知识，而且除了在法国，其他地方的地下组织都还不够成熟。但是共产党特别不愿意被具体计划的内容束缚手脚，因为那些具体内容可能造成同未来战略上的同盟者分道扬镳。于是，抵抗组织除了宏观内容的意向和泛泛的一般问题之外，对于战后制订的计划并未留下多大意见——即便如此，正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于1944年8月指出的，是“匆匆忙忙地写出了异想天开的计划”，尽管他在其他方面还都抱着同情态度。

然而，在一件事情上，各方都达成了一致——无论抵抗者还是政客都一样：“要制订计划”。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灾难——1918年之后失去的机会；1929年股市崩溃后紧接着的大萧条；失业造成的浪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不公正、低效率，导致许多人倾向于极权主义；傲慢的统治阶级精英无耻的冷漠；一个不成熟的政治阶级的无能——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完全无法将社会组织得更好。如果要实行民主，如果想恢复它的魅力，那么就必须制订计划。

有时候，有人会提出，这种对制订计划的信念（它像是欧洲战后的一种政治宗教）来自苏联的榜样：计划经济明显地避免了资本主义欧洲的痼疾，挺住了纳粹的进攻，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完全是靠了一系列具体的五年计划。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在战后的西欧和中欧，只有共产党人相信苏联式的计划（但他们对此所知甚少），他们甚至不懂这类计划如何才能用于他们当地的环境。苏联人沉溺于数字目标、生产配额和中央指令，除了少数在当时的西欧鼓吹计划的人之外，其余的人对这一切都十分陌生。这些鼓吹者们——而且他们也是各式各样的——依靠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信息来源。

计划与制订计划的时髦流行，早在1945年以前就开始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大萧条时期，从匈牙利到大不列颠，支持各种计划经济的呼声就已纷纷出现。所提出的某些思想（尤其在奥地利、在英国的费边社成员中间）来自较早的社会主义传统，但是更多的思想源自1914年前的自由派改良主义。这种思想认为，19世纪的“照管”型国家已经过时，因为它的注意范围仅限于国家安全与维持治安。即使只为了深谋远虑地防止政治动乱，国家也有必要介入经济事务，调整不平衡现象，消除无效率现象，校正市场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1914年前，这类改良主义的计划主要强调限制累进税，保护劳工，有时还包括数目有限地垄断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制。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的崩溃和战争的逼近，对制订计划的要求显得愈加迫切，而且显得雄心勃勃。法国和德国的年轻的工程师、经济学家和公务员中间广泛流传各种关于国家计划的建议方案，主张国家应该积极介入对经济领域的支持、阻止、援助，如果有必要，就监管主要的经济部门。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大多数时间里，想要成为计划者的人及其支持者们苦恼地徘徊在政治边缘。老一辈的政客们对他们的呼吁装聋作哑：保守的右派和中间派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令人厌恶的；而社会主义左派则普遍认为，只有革命后的社会才能合理地计划它的经济事务。只有到那种时候，资本主义才会自食恶果，最终由于自身的矛盾而崩溃。双方都认为，那种以为有谁可以“计划”资本主义经济的想法纯属荒唐。计划经济的鼓吹者们受到挫折，于是常常被极右派和极权政党所吸引，并且明显地发现与这些政党的道路更合拍。

所以并非出于偶然，奥斯瓦尔德·莫斯莱同英国工党的一些成员在苦于无法应对大萧条时，转向了法西斯主义。比利时的汉德立克·德·曼也无法说服他的社会主义同事们相信他的“计划”的可行性，就开始制订了更极权化的解决方案。在法国，社会党的一批最辉煌的年轻领袖对其政党未能富有想象力地应对经济危机而深感失望，遂分离出去组织新的派别。这类人中间有不少人最后成了法西斯主义者。

1940年以前，法国和英国的墨索里尼啦啦队员们钦羡地看着他通过国家领导的计划，并且对所有各个经济部门都建立了保护伞式的机制，成功地克服了意大利的经济缺点。希特勒“新秩序”的执行者艾尔伯特·斯皮尔的经济监管与调整计划在国外受到很多人佩服。1943年9月，斯皮尔同维希政府工业生产部长让·皮歇洛纳一起，根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计划主义”的思想，制订了一套降低关税的制度，为后来几年里欧洲贸易关系和法德经济合作做了准确的预案。1933年，一批敏锐地提出制订政策新方向的年轻思想家和政治家成立了“青年欧洲”会社，其中有后来的比利时国务活动家、热衷于欧洲事务的保尔-昂利·斯帕克，他与全欧洲思想相同的同时代人（包括后来在战时成为在巴黎的纳粹主政者奥托·阿贝茨）就加强国家作用的观点交换了意见。

简言之，“制订计划”的历史十分复杂。许多鼓吹者最初获得公务员和工商企业领导者的经验，是在战时的占领政府里——在法国、比利时和捷克斯洛伐克，更不用说在德国和意大利了。英国未被占领，但是战争引发并培养了当时相当抽象的政府“计划”观念。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战争，首先使英国的政府处于经济生活的中心。1940年5月的《紧急权力法》授权政府出于国家利益而监管任何人做任何事，控制任何财产，指令任何工厂完成它选定的任何一项国家目的。英国战后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的传记作者肯尼思·哈利斯说：“国家计划和国家所有制在1945年至1951年那段时期，是工党实施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组织战时总动员的结果。”

法西斯主义与战争因此成了异端的、边际化的、往往争议很大的经济计划观念同战后主流经济政策之间的桥梁。然而这种妥协的传承很少冲击对制订计划的吁求——无论它同极右派还是极左派、同占领还是战争发生联系，计划却十分明显地与两次大战之间名声不佳的政治没有联系，这一观点得到了普遍赞同。计划真正涉及的是对国家的信任问题。在许多国家里，它反映出一种基础深厚的意识由于战争的经历而进一步强化，认为在缺乏任何一种调整与分配的机构时，只有国家处于个人需求与经济匮乏之间。但是，当时提出国家干预的那种热心主张，未能顾及绝望情绪和个人利益。1945年英国的戏剧性般混乱的大选中，工党击败了丘吉尔的保守党，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的许诺非常符合同时代人的情绪：现在所需要的是“良好计划的、良好建设的城市、公园、运动场地、住房、学校、工厂、商店”。

人们极大地相信政府有能力（不仅仅是有责任）出于集体目的和目标，通过动员和指挥人民和资源，来解决一些大规模的问题。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很明显地对社会主义者特别有吸引力；然而关于“一种良好计划的经济意味着一个更富裕、更公平、更有规则的社会”的思想有非常广泛的拥护者，其中包括当时在西欧各地崛起的基督教民主党派。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在1945年11月对英国广播公司的听众们说：“在欧洲没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亦即私有企业；或者说，相信美国生活方式的是一群失败的人，他们的前途不会比1688年以后的英国激进分子们好到哪里去。”泰勒一向夸大其辞，而从长远来看，他想错了，（然而谁又不是呢？）如果他知道当时占领德国的美国当政者中有许多人都是“罗斯福新政支持者”（New Dealers），热心主张计划经济，他可能会觉得惊奇。但在当时，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

什么是“计划”？这个词是误导的。主张计划的人都相信在社会事务和经济事务中强化的国家作用。除此以外就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了，它们通常都是国家政治传统的产儿。在英国，事实上很少发生过“计划”，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通过国家所有制作为其本身的目标来实行“控制”——控制工业、社会服务与经济服务。因此，国有化（主要是矿藏、铁路、商品运输和公用事业）和对医疗服务的规定是1945年之后工党纲领的核心。简言之，经济的“统制高地”被接管了。但是仅此而已。

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留下的制度——它造成大部分经济领域处于国家监管之下——在战后大多未被触动。变化的只是政党的政治色彩，它们控制公司和国有机构，以权力为基础，从工业、金融业中获益。在联邦德国，1948年后的经济大部分保留在私人手中，但是在工厂管理、劳资关系、雇用和分配条件等方面都有详尽的、共同协定的细则。在荷兰，中央政府的计划对于使用私有企业做出了各式各样预先规定的法令。

以政府开支或公共服务部门雇员人数来衡量，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公共部门发展得很迅速。但只有在法国，国家计划的理论热情才真正转化为实际事物。像英国一样，战后法国政府推行国有化：航空运输、银行、32家保险公司、公用事业、矿产、军火工业、飞机制造业、巨型的雷诺汽车集团公司（其收归国有，是对其所有者曾在战时为德国发动战争出力的惩罚）。法国总体生产能力的1/5在1946年5月属国家所有。

与此同时，在1945年12月4日，让·莫奈向戴高乐总统提交了他的《工业设施现代化计划》。一个月后，成立了以莫奈为首的“计划总署”。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莫奈为各门工业（采矿、电力、运输、建筑材料、钢铁与农业机械，后来又增加了石油、化工、化肥、船运、合成纤维）设立了“现代化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又递交了各种建议和部门计划。仅在其创办后的一年，到1947年1月，“计划总署”的第一份国家计划就由法国内阁毫无争议地批准了。

莫奈的计划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位非凡之人的作品。[2]但这首先要归因于一种政治文化，即早已形成的主张用政府法令来实行极权式决策和建立共识的倾向。在这种政治文化的支持下，法国成为第一个全心全意地将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当作公共政策的西方国家。“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设想是法国获得德国的原材料和市场，因此它的成功故事成为战后10年法国阐释其同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关系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充满了许多虚假起点、限制和挫折的故事。

第一个“莫奈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针对法国战后危机的应急措施。到后来它才扩展内容，以适应“马歇尔计划”的条款。但是从一开始起，它就显示了战后法国经济战略的基本框架。法国的计划从未超出“指标式”：它向来只设定目标，却不制定生产配额。在这一方面，它同苏联的计划大不一样，后者的本质特点（也是主要缺陷）是坚持按部门、按商品来武断地、严格地规定产量数字。“莫奈计划”只限于向政府提供战略和平衡手段，以便积极地培养某些经批准的目标。在当时，这是一种特别具有原创性的做法。

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央计划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6月，贝内斯总统用它来指导和协调大规模公共部门的国有化，它的某些特征和目标同莫奈很相像。在1948年2月布拉格共产党执政之前的一年里，交通运输部门的93%雇员和工业部门的78%雇员早已为国家工作。银行、矿产、保险公司、主要的公用事业、钢铁厂和化工厂、食品加工业，以及所有的大型企业，都已经被政府接管：2119家企业的总产量占全国制造业总产量的75%左右。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有化与国家经济计划开始顺利地推动了共产党接管，并且表现出这是大多数选民真正的政策选择——1949年2月，在共产党执政仅一年后，“计划委员会”经过调整，改名为“国家计划办公室”，职权范围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东欧其他国家里，大规模的国有化（例如1946年1月波兰《国有化法》批准的）是由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推行的。但在这一方面，也有共产党执政前的根源：早在1936年，战前波兰共和国极权政府就在由中央指导制订计划的早期制度下，提出一项“四年投资计划”。

欧洲大陆战后制订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公共投资。在当时，资本严重短缺，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巨大的投资，政府计划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国家的有限资源投放到哪里？谁来花钱？在东欧，重点不可避免地放在基础设施的开销上——公路、铁路、工厂、公用事业。但这样一来，留给食品与住房方面就非常少了，而留给医药、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就更少；留给非关键性的消费品的则是零。这种经费支出的格局本身不会讨任何选民喜欢，尤其是在那些早已长期遭受物质被剥夺的国家里，所以毫不奇怪，在可怕的短缺条件下，这种计划或迟或早几乎总是伴随着极权统治和警察国家。

但西欧的情况也差不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英国人不得不把“节衣缩食”的那些年看作经济复兴的代价。法国和意大利几乎没有长时间的私人资本市场，一切主要的投资都由公共资金投入——第一个“莫奈计划”偏向于将资本投向主要的一些工业产业，牺牲国内消费、住房和公共服务，其原因就在此。这样做的政治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到1947年，法国像意大利一样，受到罢工、暴力游行、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共产党及其工会的威胁。刻意忽略消费品生产部门，将稀缺的国民生产资源投入少数重要的工业生产部门，这些都具有长远的经济意义，然而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策略。

计划经济理论直接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战后经济复苏的成功策略应该防止回到经济停滞、萧条、贸易保护主义，而且首要的问题是防止失业。创建现代欧洲福利国家就是基于这些考虑。根据40年代的传统智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0年的政治两极分化直接产生于经济萧条及其社会代价。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因社会普遍绝望、贫富差异巨大而兴旺起来。若要恢复民主制度，就必须解决“人民的状况”问题。用一百年前托马斯·卡莱尔的话来说，“如果某件事没有完成，那么终有一天它会自行完成，而且行事方式让谁都不愉快。”

但是，“福利国家”——社会计划——不止是一种预防政治动乱的措施。今天，我们对种族、优生学和“退化”等概念感到不安，却因此忽视了它们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大众思想中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严肃地对待这些事情的人不止是纳粹分子。到1945年，欧洲两代医生、人类学家、公共卫生官员和政治评论家都投入了广泛的争论，他们辩论关于“人种健康”、人口增长、环境与职业福利、公共政策，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改进和保障。有一种普遍的共识，认为公民的身体状况和道德状况是一个共同利益的问题，所以也是国家职责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结果是，1945年以前就已广泛传播各种不成熟的福利预案，尽管它们的水平和范围都相当不同。德国是典型的最先进的国家，它早已于1883年至1889年间在俾斯麦领导下，将退休金和事故保险、医疗保险计划制度化了。但是其他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也开始做到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英国的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就引进了初步的国民保险和退休金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英国（1919年）和法国（1920年）就立即设立了卫生部。

强制性的失业保障首先于1911年在英国实行，并且在意大利（1919年）、奥地利（1920年）、爱尔兰（1923年）、波兰（1924年）、保加利亚（1925年）、德国和南斯拉夫（1927年）、挪威（1938年）形成制度。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意外事故保险和疾病保险计划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生效了，东欧所有的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都建立了国民退休金制度。在增加生育率——1918年后，在战争中严重损失人口的国家特别关心的问题——的计划中，家庭津贴成为关键因素，这一制度最先在比利时（1930年）推行，随后是法国（1932年）、匈牙利和荷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但是这些办法（甚至包括纳粹的办法）都不代表全面的福利制度。它们都是逐步积累的专项改革，每一项措施都只涉及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是对先前制订的计划中显示的缺点做改进。例如，英国推行的各式各样的退休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其福利程度极其有限，而且只适用于在工作的人（不包括妻子们和需要赡养的其他家庭成员）。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失业救济者的资格取决于一种“财力测试”（Means Test）。这种测试根据19世纪的“贫民救济法”原则中的“最低资格”条件，要求申请公共援助的人证明他真实的赤贫状况，以符合资格。没有哪个地方认可国家有责任保证向所有的公民提供一整套服务，无论他们是男是女，就业或无业，年老或年幼。

正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促成了立法与社会规定（哪怕只是在战争年代过后解决寡妇、孤儿、残疾人、失业者问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改变了现代国家的职责和民众对它的期望。这种变化在英国最明显，梅纳德·凯恩斯正确地预见了战后“渴望社会的和个人的保障”。但在每一个地方，（用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的话来说）“战争与福利牵手并行”。在一部分国家里，关于营养与医疗的规定在战争期间确实得到了改进：动员男男女女投入战争总动员，意味着更多地发现他们的状况，并且尽一切必要手段来保证他们提高生产力。

1945年以后的福利国家之间的情况相当不同，这取决于它们能提供多少资源，以及获得资金的途径。但是可以指出它们的某些共同点。关于社会服务的规定涉及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城市娱乐地点、国家补贴的公共交通、改革对艺术与文化的资助制度，还有国家介入的各种直接利益。社会保险主要是由国家提供保险——针对疾病、失业、意外事故和老年的保险。战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提供或资助这些保险，有的国家做得比较好一些。

这些计划在涉及如何支付新的公共经费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别。有些国家通过收税来提供免费的或高补贴的照顾和服务——这就是英国选择的制度，它反映出当时对国家垄断方式的选择。另外一些国家根据社会共同决定的资格标准向公民发放现金福利，让受益者自己选择购买服务。在法国和一些较小的国家里，希望公民们支付某些种类的医疗经费前期款，然后向国家领回他们付出的大部分钱。

这些差别反映了国家财政与会计的不同制度，但是它们对于基本的策略选择是有意义的。从孤立的角度看，社会保险无论有多慷慨，在原则上都不是政治上的激进做法——我们可以看到，甚至连最保守的政府也都比较早地采纳了这种制度。然而全面福利制度本质上就是再分配制度。它们的普遍特点和运作的规模都要求将资源——通常是通过税收获得的——从特权阶级转到生活贫困的阶级。因此福利国家本身就担负了一种激进的责任，而欧洲福利国家在1945年以后的不同情形，所反映的不仅是制度性的计划，而且也是政治性的考虑。

例如在东欧，1948年以后的共产党政权从总体上一般并不赞同普遍福利制度——它们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它们可以凭权力任意重新分配资源，而不用为公共服务花费稀缺的国有资金。例如，农民由于政治原因而经常被排除在社会保险和退休金安排之外。在西欧，只有6个国家——比利时、意大利、挪威、奥地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在1945年以后采用强制性的、普遍的失业保险。对志愿者计划的补贴在荷兰维持到1949年，在法国维持到1967年，在瑞士一直坚持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建立已久的地方和团体的失业保障可能超过了普遍实行的保险制度的发展，因为对保险制度的需求已经降低了。在两次大战之间失业问题特别严重的国家——英国或比利时——里，福利开支的一部分是为了维护完全就业或接近完全就业。在就业问题并不严重的地方——例如法国和意大利——福利开支反映出完全不同的对优先性项目如何平衡的考虑。

虽说瑞典和挪威（而不是丹麦）在社会服务方面率先做到了比较广的福利涵盖面，联邦德国也保留了从先前的政权继承来的福利制度（包括纳粹时代鼓励高生育率的计划），但是只有英国才付出了最雄心勃勃的努力，从一开始起就建设一个真正的“福利国家”。这一点，部分地反映了英国工党的独特立场，直接地促成了工党在1945年7月大选中获胜，而且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不一样，能使它的整个竞选纲领成为立法内容，而不受联合执政伙伴的限制。不过，它也出自相当明显的英国改良主义的传统。

战后英国制订社会法规的基础是一份相当出色的报道，其作者是威廉·贝弗利奇爵士，出版于1942年11月，并且立即成为畅销书。贝弗利奇生于1879年，父亲是英国派驻印度的帝国法官。他具有英国爱德华王朝自由党改良派的那种敏感与雄心。他的报告一度成为对英国社会在1939年以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控诉，并且成为战争一旦结束后的彻底改革政策的模板。即使是保守党也不敢反对该报告中的核心建议，因此它变成了战后工党纲领中那些最受欢迎、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内容的道德基础。

贝弗利奇就战后福利法规提出了4条设想，这4条为下一代人考虑的设想后来都成为英国政策的组成部分：应当有一种全国性的医疗服务，一份足够的国家养老金，一份家庭补贴，以及尽量做到充分就业。最后一条本身是一种福利法规，但它支撑着其他一切，因为他确认在正常情况下，战后的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应该有一份领薪水的正式工作。根据这条设想，可以为失业保险、养老金、家庭补贴、医疗保险以及其他各种服务制订慷慨的法规，因为这些附丽的支付是依靠征收所得税，而且随着总体就业人数的扩大，可以使税收不断增加。

实际内容意义重大。它第一次将没有个人医疗保险的无职业妇女也包括在内了。造成屈辱地位和社会依赖的旧的“贫民救济法/财产测试”被废除了——福利国家的公民很少有（根据推测的）时候会需要公共援助，而现在他们根据权利就有资格享受。医疗和牙医服务是免费提供的，普遍实行养老金制度，采用了家庭津贴制度（从第二个孩子起，每星期补贴5-25英镑）。为这些制度立法的议会主要法案于1946年11月得到国王同意，“国家医疗卫生服务法案”（即福利制度的核心部分）于1948年7月5日写进了法律。

英国的“福利国家”既完成了早先的一轮改革（根源于19世纪中期的“工厂法案”），又是一次真正彻底改革的开始。乔治·奥威尔的《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年）中描写的英国，同20年后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回答诘问者时说的那句出名的话（“你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之间作对比，可谓是对“全国医疗卫生服务”和相伴随的对社会保险、维持收入、就业的规定献上了颂辞。今天回顾战后最初的一批改革者们的错误判断，要想贬低甚至否定他们的成就，那是太容易了。几年之后，“全国医疗卫生服务”的许多普适性的规定证明了其开支难以维持；在这些年里，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未能保持；随着时间推移，事情变得很明显，某些根本性的关于保险的计算和假设，包括对永久性充分就业的乐观预测，都是目光短浅的，甚至更糟。但是在战后的英国长大的任何人（例如笔者）完全有理由感激这个福利国家。

全欧洲大陆战后一代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除英国以外没有一个地方始终将全面的社会保险覆盖到如此慷慨的规模。由于实行了福利国家政策，欧洲人吃得更多而且（大多数人）吃得更好，活得更长久、更健康，住房和衣服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最重要的是他们比以前有了保障。当大多数欧洲人被问起他们对自己享受的公共服务的看法时，他们差不多总是首先谈到国家在战后向他们提供的保险与养老金规定的安全性，这并非偶然。即使在瑞士这个福利标准处于欧洲最低的国家，1948年12月的“联邦老年与幸存者保障法案”也被许多公民认为是他们国家的最优秀政绩之一。

福利国家的代价并不低。对于那些尚未从30年代经济萧条和战争摧毁中恢复过来的国家，它们的代价更是非常可观。法国在1938年时用于社会服务的成本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在1949年时要承担8.2%，即增加了64%之多。在英国，1949年仅用于社会保障这一项（也就是说，不包括除社会保障以外的各种服务与设施的公共项目）就占到全部公共开支的将近17%，比起1938年严格控制国家金融时的水平来，增加了50%。即使在意大利这个穷得多的国家里，政府也努力避免社会保障的高成本，其方法是将服务与设施转给私人经济部门或工作单位，而政府在社会服务上的开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1938年的3.3%上升到1949年的5.2%。

欧洲人为何愿意在保险和其他长期福利项目上花这么多钱，何况当时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物资仍然到处短缺？其首要原因恰恰是由于时世确实艰难，战后的福利制度对某些最低限度的公正或者公平是一种保障。这不是许多人在战时抵抗运动中梦想的精神革命或社会革命，但是它为摆脱战前几年里的绝望与玩世不恭态度而跨出了第一步。

其次，西欧的福利国家不会在政治上造成分裂。它们是总体意图上的社会再分配（有些人的愿望比其他人更强烈），但完全不是革命——它们并不“压榨富人”。相反，虽然穷人感觉到最大的直接利益，但是真正长期的得益者是专业人士和商业中产阶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先前并无资格享受同工作有关的健康保险、事业救济或退休金，反而在战前还需要从私人部门为这些服务和利益付钱。现在他们完全有资格免费或用低成本获得这些利益。获得国家提供给孩子们的免费的或补贴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使工薪的专业人士和白领阶级生活质量更好，有更多可供支配的收入。欧洲福利国家不会使各个社会阶级相互分裂、敌对，相反地要使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维护和保卫它的共同利益。

但是，支撑国家资助的福利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基础，是普遍地意识到，这些福利要符合政府本身的任务。战后的欧洲各国都是“社会的”国家，对它的公民福利暗负着（而在宪法上是明显的）责任。它有责任不仅是造就一个严格规范的、安全的和繁荣的国家，而且还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并且用范围很广的指标来衡量。至于事实上能否符合所有这些要求，那是另一回事。

明显可证的是，像瑞典这样富裕、单一民族、人口少的国家，比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更容易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社会福利的理想。然而贫困国家至少也像富裕国家一样，相信国家——或许还更相信一些，因为在这些地方，只有国家才能向人民群众提供希望，拯救他们。在经历过大萧条、被占领和内战之后，国家作为福利、安全和公正的代表，是使团体和社会得到凝聚和团结的至关重要的源泉。今天的许多评论家倾向于将国家所有制和依赖国家看作是欧洲的一个问题，认为从上到下的拯救是时代的幻想。但是对于1945年那一代人来说，政治自由和国家行政机构的理性的、公平的分配功能之间某种可行的平衡，应该是走出深渊的唯一一条有意义的道路。

1945年以后的变革紧迫性远远超过了建立福利制度的迫切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是一个紧凑的改革时代，在此期间，许多长期以来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接二连三地被提了出来。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农业改革，当时的许多消息灵通人士都认为这是欧洲最迫切的难题。昔日的重负仍然沉重地压在欧洲大陆的农业身上。只有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阿尔卑斯地区和法国的几个地区才有可能承认农民是一个兴旺的、独立的阶级。占欧洲主导地位的农村人口中，绝大部分人生活在贫困和债务之中。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大量最好的可耕地，尤其是牧场，仍然掌握在人数较少的富裕地主手里，他们常常回避或者在许多情况下固执地反对改善他们的土地、佃户或工人的状况。另一个因素是，相对于手工业产品价格而言，农产品价格长期下降，自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过程不断恶化，其原因是从美国和英联邦自治领进口廉价谷物和肉类。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农民整整三代人的生活状况无止境地下滑。希腊、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国家、中欧和东欧的许多人移民去美国和阿根廷等地方。留在家园的人们往往会相信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蛊惑主张。因此在战后，人们（尤其是左派）普遍相信法西斯主义尤其对绝望的农民有吸引力，法西斯主义的任何一次死灰复燃都会从农村开始。所以，农业问题带有双重意义：如何改进农民的经济前途，由此来使他们摆脱极权政治的诱惑。

第一个目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通过一系列土地改革来尝试使其实现了——值得注意的是在罗马尼亚和意大利，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已经到处展开——它的目的是重新分配土地拥有权，降低“无效分租”的数字，使农民有更好的机会有效地生产更多的商品。但是这些改革都未达到目的——部分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灾难性的经济环境，农产品价格甚至比1914年以前下跌得更快，新近“独立地”拥有土地的农民们事实上比以前更脆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尝试改革农业。在1945年3月的罗马尼亚土地改革中，从“富农”和“战争罪犯”手里没收100万公顷土地，分配给那时多达60万名贫困或无土地的农民。在匈牙利，两次大战之间由霍尔西将军主政的政府阻止任何实质性的土地重新分配。战后根据联合政府于1944年12月制订的“塞格德计划”[3]，全国1/3的土地面积从先前的地主手里剥夺出来。战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于同一年制订了相似的计划，在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内，重新分配了大批土地——主要是从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手里夺来的农田。从1944年到1947年，东欧每一个国家都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小土地拥有者阶级，他们的土地是新政府分给的。几年后，仍然是这批小土地拥有者，轮到他们在共产党政权的指令下加入合作化运动。但是与此同时，在波兰、东普鲁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土地贵族阶级和大农场主阶级一下子全部消失了。

在西欧，只有意大利南部的情况堪比东面发生的戏剧性变化。1950年，在巴西利卡塔、阿布鲁齐、西西里的土地被夺取和占领后，横扫一切的改革法规宣布，在整个西西里和南方地区重新分配地产。但是大大地忙乱一通之后，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重新分配的大部分旧日的大庄园土地缺水、缺路、缺房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西里重新分配的7.4万公顷土地中，95%是“边缘”式贫瘠土地，不适宜耕种。分得土地的穷困农民既无钱，又无处贷款；他们对自己的新地产一筹莫展。意大利的土地改革失败了。他们的庄严目标，解决“南方问题”，要到10年之后才解决，而在那时也只是部分解决：南方多余的农民放弃了土地，在意大利“奇迹”年代到兴旺发展的北方城市去寻找工作。

意大利南部是一个难以解决问题的案例。而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地方，佃农的法定权利使他们有动力在自己拥有的小块土地上投资，而富有创新意义的贷款制度和农业银行使他们有可能这样做。国家补贴的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有助于扭转几十年来下跌的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民尽可能扩大生产，并且以固定的最低价格来保证收购他们的产量。同时，战后的城市里前所未有的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比较穷的农村地区吸收了剩余的劳动力，使农业生产更有效率，从而使需要养活的人口数字大大减少。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范围更广的政治改革间接地面临着农业问题的政治方面。其中有许多带有宪法性质，需要再度完成1918年的未竟事业。在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妇女终于获得了选举权。1946年6月，意大利通过投票变为共和国，但是票数相差并不太大（1270万人投票赞成废除君主制，1070万人赞成保留君主制），而这个国家历史上的分裂，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却由于这一结果而更加恶化：南部除了巴西利卡塔地区外，以压倒多数将赞成票投给了国王（在那不勒斯是4∶1）。

相反希腊人却在1946年投票赞成保留他们的君主制。比利时人也保留了君主制，但是驱逐了在位的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作为对他同纳粹分子合作的惩罚。这一决定是在1950年处于压力之下，违背略占多数的人口的意愿而做出的，明显地将这个国家按社群和语言分裂开来：讲法语的瓦龙人投票赞成驱逐国王，而72%讲荷兰语的弗莱芒人表示宁可让国王留下。法国没有君王，不用将战时的屈辱记忆归罪于他，而只需要于1946年投票，用一个数字上的后继者来取代名誉扫地的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像1949年的德国基本法一样，意图尽可能消除任何极权的或专制独裁的风险——但是这种强烈的愿望不可能独自成功。

临时会议或立宪会议宣布了这些战后的政体，提出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全民投票复决，对公共机构的改革举行投票表决，这些都对左派有利。在意大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战后的表现都很出色。在1946年的意大利大选中，意大利共产党获得了19%选票；法国共产党在那一年的第二次大选中获得28.6%选票，这是从未有过的好成绩。在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5月的自由选举中，共产党获得全国38%选票（在捷克地区是40%）。在其他地方的自由投票中，共产党的得票情况没这么好，但是比他们先前的情况好，在比利时是13%，在英国是0.4%。

西欧共产党的最初政治影响力来自他们同各个社会党的联盟，这些政党中的大多数在1947年以前不愿意脱离在抵抗运动中重组的人民阵线式的同盟。在战后最初的选举中，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的得票数同共产党差不多，而在比利时却比共产党高出许多。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社会民主党的得票数远远超过其他政党，在1945年到1948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在丹麦、挪威和瑞典获得38%至41%的选票。

即便如此，在英国和北欧国家之外，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老左派”也决难独自掌权。在西欧，平衡总是由一头新的动物——基督教民主党——来掌握，它在许多情况下居控制地位。天主教政党在欧洲也是熟面孔——它们在荷兰和比利时早已兴旺。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都有一个“天主教中心党”，而奥地利政治中的保守派早就同（天主教的）人民党紧密相连。甚至连“基督教民主”本身也并不完全是一个新概念——它的根源在20世纪初期的天主教改良主义和天主教政治中心运动，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动荡年代里试图发展，但未成功。然而到1945年后，情况完全两样了，变得对它们有利。

首先，这些政党——尤其是联邦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和法国的人民共和运动党——现在几乎都控制了天主教的选票。在1945年的欧洲，这一点仍然事关重大：天主教的投票仍然非常保守，尤其是在天主教活动程度很高的地区里对社会问题的投票。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南部和西部的传统的天主教选民很少投社会党的票，也几乎从来不投共产党的票。然而作为战后时代的独特现象，保守的天主教徒们在许多国家里往往不做其他选择，只投票给基督教民主党，而不计较后者的基督教民主政治家及其政策的改良主义倾向，因为传统保守的各右翼政党要么是私底下活动，要么就是公开遭禁。甚至连非天主教的各个保守派也都日益转向基督教民主党，以遏制“马克思主义”左派。

其次，出于相关原因，基督教民主党主要得益于妇女们的投票——在1952年，大约2/3虔诚的法国天主教妇女投票给人民共和运动党。毫无疑问，这是教堂布道起的作用。但是基督教民主政党对妇女产生的魅力大部分是由于它们的纲领。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即便最当地化的言辞中，也还留有暴动起义的意味，相比之下，基督教民主党的著名人物——法国的莫里斯·舒曼和乔治·比铎，意大利的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和联邦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总是强调和解与稳定。

基督教民主党避开以阶级为基础的主张，强调社会和道德改良。在具体问题上，它坚持家庭的重要性，这条基督教的教义连同它的重大政策细节能得到民众的受拥护，是因为在当时，单亲家庭、无家可归者、赤贫家庭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因此，基督教民主政党很理想地出来强调战后现状中每一个真正重要的方面：渴望稳定与安全，期待复兴，不要传统的右翼主张，对国家充满希望——因为同上一代传统的天主教政治家相比，基督教民主政党的领袖们，以及比他们激进的年轻追随者们，都想动用国家政权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基督教民主党认为他们的主要对手不是主张集体主义的左派，而是主张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以十分希望现代国家可以适应各种以仁慈来调停的非社会主义形式。

其结果是在意大利和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在之后很多年里几乎都控制了政治权力。在法国——由于两次殖民战争的不利后果，随后戴高乐于1958年重新掌权——人民共和运动党运作得不大顺利。但即便如此，它直到50年代中期仍然是权力的决定者，在一些关键部门（例如外交部）里执掌实权。倾向于基督教民主党的天主教党派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连续掌权超过一个世代，在奥地利掌权一直到1970年。

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们（和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一样）都是上一个时代的人：康拉德·阿登纳生于1876年，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还要早5年出生，丘吉尔生于1874年。这既不是巧合，也不是传记作家的少见多怪。在1945年时，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失去了两代潜在的领导人：第一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伤亡，第二代或受法西斯主义诱惑，或死于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帮凶之手。人才短缺现象造成这些年里的年轻一代政治家们普遍显得资质平庸——只有帕米罗·陶里亚蒂是个例外（在此之前的20年里，他大多数时间充当莫斯科的政治代表）。莱昂·布鲁姆在被维希政府关押，又被囚禁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他的特殊魅力不仅是因为他的英雄行为，也因为他的年龄（他出生于1872年）。

初看起来也许很奇怪，战后欧洲复兴的大部分工作是由几十年前成熟并进入政界的人来完成的。丘吉尔进入议会是在1901年，他总是自称“维多利亚时代之子”。克莱门特·艾德礼也是维多利亚时代人，生于1883年。但这毕竟不是十分让人惊奇的。第一，这些老人在30年动乱中生活过来，而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未受创伤，这是非同寻常的，他们的稀有价值增强了公众对他们的政治信任。第二，他们都来自著名的欧洲社会改革那一代人，在1880年至1910年间成熟——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者（布鲁姆、艾德礼）、自由派（贝弗利奇或后来的意大利总统、生于1874年的路易奇·埃诺第）或进步的天主教派（德·加斯佩利、阿登纳）。他们的本性和兴趣非常吻合战后的时代情绪。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批重建西欧的老人代表了一种延续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尚是求新、求现代化。议会和民主被许多人（不仅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看作是颓废的、滞后的、腐败的，在许多方面不足以担当现代国家的任务。战争与占领驱散了这类倘若不是知识分子的也必是选民们的幻想。在冷冰冰的和平之光下，立宪民主的笨拙妥协产生了一种新的魅力。1945年的大多数人渴望社会进步与复兴，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们又重新认可稳定而又熟悉的政治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是政治化、激进化的后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结果却相反：内心深处渴望正常化。

国务活动家们的经验可以超越纷扰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十年，回溯到1914年以前那个更平稳、更自信的时代，因此他们特别具有吸引力。凭着他们个人的延续经历，他们能够促成从以往过热的政治向即将到来的社会迅速转型的艰难过度。无论他们的政党“标签”是什么，欧洲这些年长的国务活动家们在1945年时都是对可能的方法持怀疑态度的务实者。这种对两次大战之间过分自信的政治教条保持个人距离的态度，忠实地反映出他们的选民们的心态。一个“后意识形态”的时代正在开始。

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稳定与社会改革的前景，首先完全取决于欧洲大陆的经济复苏。国家计划和政治领导都不可能避开1945年欧洲人面对的极大任务。战争对经济的最明显冲击是房屋设备。伦敦大都市地区有350万幢房屋被毁，其破坏程度超过了1666年大火造成的灾难。华沙90%的住房被毁。1945年的布达佩斯只有27%的住房建筑可以居住。德国40%、英国30%、法国20%的住房消失了。意大利损毁了120万户住房，大多在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战争刚结束的时代，无家可归的问题是最明显的战争后果——在联邦德国和英国，住房短缺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正如在战后伦敦住房展览会上的一位妇女所说：“我什么都不要，只渴望有一幢房子。我最大的野心是有四堵墙和一个屋顶。”[4]

遭到明显破坏的第二个方面是交通运输——商船，铁路，机车和车厢，道路，运河，电车轨道。从巴黎到入海口的塞纳河上没有桥，莱茵河上只剩下一座桥还可以通行。结果，煤矿和工厂即使生产出了必需的产品，也无法运输——欧洲的许多煤矿从1945年12月起就恢复生产了，然而维也纳仍然没有煤。

触目可见的破坏达到了最坏的程度：许多国家看上去好像都被捣毁砸烂得毫无希望修复。事实上几乎在每一个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国家里，国民经济即使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表现不佳的情况相比，也显得停滞或萎缩了。但是战争并不全部是一种经济灾难——相反，在某些经济部门，它反而可以成为对迅速增长的一种有力刺激。由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崛起成为无可置疑的商业和技术领头人，很像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代的地位。

实际上盟国的调查研究者们很快就明白，抵抗希特勒的战争造成的经济方面毁灭性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来完全不是最初所想的那样，即便连德国本身也一样。轰炸所付出的人员代价，对经济造成的破坏，并不像鼓吹破坏结果的人所想的那么大。直到1944年5月，德国被毁的工厂只有20%多一点儿；甚至在鲁尔工业区这个盟军轰炸最集中的地方，工厂和机器仍有2/3完好无损。其他地方，例如捷克，工业和农业在德国占领期间繁荣起来，实质上未受损害，斯洛伐克像匈牙利的一部分地区一样，在战争期间加速了工业化，事实上情况比以前好得多。

许多遭破坏情况的性质带有戏剧化的偏向性，人和地方都可怕地遭了难，而工厂和产品却逃过了劫难，1945年以后的几个核心经济部门出人意料的迅速复苏做出了贡献。机械工业在战争期间繁荣起来。英国、苏联、法国、意大利、德国（以及日本和美国）全都比战争开始时生产出了更多的机床。意大利遭到破坏而严重受损的只有飞机制造业和船舶制造业。它的机械制造企业位于北部，因此远离了在意大利发生的战斗，运行得相当好（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它们的战时产量和投资超过了对他们所受的任何损害的补偿。至于造就了联邦德国经济繁荣的机床工业，其战争损毁的设备只有6.5%。

当然，在某些国家里，战争根本没有造成损害。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瑞典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保持中立。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同战争毫不相干。相反，欧洲的多数中立国都密切地（虽然是间接地）卷入了希特勒的战争。德国倚重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在战时供应锰。葡萄牙殖民地出产的钨经过里斯本运往德国。德国战时所需要的生铁，有40%由瑞典供应（用瑞典船运往德国港口）。这一切都是用黄金支付的，这些黄金都由德国偷自受害者而来，其支付渠道在瑞士。

瑞士所做的不仅是替德国洗钱，充当支付渠道，它本身就为希特勒的战争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1941年至1942年间，瑞士军火工业的60%、光学工业的50%、机械产量的40%是替德国生产的，获得的报酬是黄金。布尔-奥利康轻武器公司直到1945年4月还在出售冲锋枪给纳粹德国国防军。人所共知，日耳曼帝国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储存在瑞士的黄金相当于16.38亿瑞士法郎。也正是瑞士当局，在战争爆发之前就要求德国在护照上标明持有者是否犹太人，以便限制不欢迎的人入境。

瑞士当局在为自己辩护时，声称有充分理由同纳粹保持友好关系。虽然纳粹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推迟了1940年6月入侵瑞士的计划，但它从未放弃过；比利时与荷兰的经历可怕地提醒了它，脆弱的中立国家凡是阻碍希特勒的，等待着它们的将是什么命运。出于同样的原因，瑞典人也同希特勒合作，因为他们历来靠德国供应煤。多年来，瑞典一直向德国出售生铁——即使在战前，德国进口的生铁有一半通过波罗的海运来，而瑞典出口的生铁的3/4是给德国的。无论怎么说，瑞典的中立一向是倒向德国的，因其出于恐惧俄国的野心。同纳粹的合作——在巴巴罗莎行动开始时，允许纳粹德国国防军1.47万士兵通过，以及德国士兵休假时取道挪威回家，同时推迟对瑞典铁矿工人的征兵，以保证正常运送生铁到德国——可以说并非只出于惯例。

战争结束后，瑞士（而不是瑞典人）从一开始起就是国际上怀疑和厌恶的对象，因为它帮助德国发动战争。根据1946年5月的“华盛顿协议”，限它提供2.5亿瑞士法郎，“自愿”捐献给欧洲重建工作，作为对与日耳曼帝国银行从瑞士银行转账相关的一切赔偿要求的最后解决方案。但到那时，瑞士早已恢复了它那公正理财的名声，成为繁荣之地：它的银行赢利极大，它的农场和机械工业开始向需求极大的欧洲市场供应食品和机械制品。

战前，瑞士和瑞典都不算特别繁荣——它们实际上繁荣的只有乡村地区。但是它们在战争过程中所走的路是能够持久的：这两个国家现今在欧洲位居前列，稳坐了40年。在其他地方，复苏的道路颇多崎岖。然而，即使在东欧，经济的基础设施至少以显著的速度得到了修补。尽管在纳粹德国国防军撤退和红军反攻时造成极大破坏，但是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的桥梁、道路、铁路和城市都已重建。到1947年，中欧的交通运输网络和机车车辆都已达到或超过了它们的战前水平。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凡是受战争破坏较少的地方，这一复苏的过程比在南斯拉夫和波兰时间短。然而，即使是在波兰，经济的恢复也相当迅速——部分原因是它新近从德国夺来的地方都是富庶之地，那里有许多工业城镇和工厂。

在西欧，物质上的损毁也以最快的速度得到了修复——从总体上看，比利时恢复得最快，法国、意大利和挪威稍慢一些，最慢的是荷兰，那里破坏得最厉害的地方是农场、堤岸、道路、运河和人口，而且都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发生的。比利时人受益于安特卫普的独特地位，到战争结束时，它是欧洲唯一未经多大触动的港口城市。再说盟国军队高度集结在比利时，经济上源源不断地稳步流进硬通货，长期专门投入煤、水泥、金属半成品，这些都是对重建工作至关重要的。

对比之下，挪威的情况相当差。半个国家的重要渔船和商船船队都已在战争中失去。由于德国国防军在撤退途中有意破坏，挪威1945年的工业生产只达到它在1938年水平的75%，国家的资本总额失去了将近1/5。在后来几年里，痛苦的挪威仍然对同瑞典的反差念念不忘。不过，连挪威也在1946年底修复了它的大部分铁路和公路网络；而在1947年，西欧其余国家和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复苏不再受到燃料短缺和交通运输能力不足的妨碍。

然而根据当时观察家们的看法，最值得注意的正是德国的复苏能力。这要归功于当地的人们所做出的努力，他们的唯一目标是重建破碎的国家。希特勒死时，德国的铁路只有10%还可以运行，整个国家真可谓是停滞不前了。一年后，在1946年6月，全德国铁路的93%都已重新开通，还重建了800座桥梁。1945年5月，德国的煤产量只到1939年产量的1/10；一年之后，产量翻了5倍。1945年4月，随美国军队进驻联邦德国的心理学家索尔·K·帕多弗认为像亚琛这样被夷为平地的城市肯定需要20年才能修复。但是几个星期后，他已经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轮胎厂和纺织厂重新开张、经济生活重又开始的情况。

造成德国最初复苏的原因之一是，一旦重建了工人的住房，运输网络回归正常，工业就即刻开始生产出商品来。在大众汽车公司，91%的机器设备躲过了战时轰炸和战后洗劫，到1948年，该厂已经有能力生产出全联邦德国制造的一半汽车。德国的福特汽车分公司工厂大部分未受损失。由于战时的投资，到1945年时，德国1/3的工业设备都只使用了不到5年，而1939年时，这样的设备只有9%。战时德国投资最多的一些工业——光学、化学、轻型机械、汽车、有色金属——恰恰都是为50年代的繁荣打基础的工业门类。到1947年初，阻碍德国经济复苏的因素已经主要不是战争的破坏了，而是原材料等的缺乏——以及首要的因素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还不确定。

1947年是关键的一年，欧洲大陆的命运悬此一线。到了这个时候，欧洲人已经花费时间修补与重建，或者在长期的复苏过程中努力建设制度性的基础。在盟军取得胜利后的最初18个月里，整个欧洲大陆的情绪，从开始为可以展望和平前景和新的开端而感到轻松，转变为面对仍然沉重的任务而冷漠地承受和越来越失望。在1947年开始的时候，很明显地还没有做出最艰难的决策，而它们又不能在时间上拖得太久。

首要的问题是食物供应，这个根本的困难还未克服。除了瑞典和瑞士，到处都缺少食物。奥地利只有依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6年春天开始供应食品和物资，才在此后的12个月里免于饥饿。在德国的英占区，卡路里供应的标准从1946年中期规定的成人每人每天1 500，到1947年初降为1 050。意大利在1945年和1946年连续两年忍受饥饿，到1947年春天，食品供应的平均水平在整个西欧属于最低。法国1946年的民意测验中，“食物”、“面包”、“肉类”连续不断地超过其他一切，成为公众最大的意见。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西欧不再像以往传统方式那样依赖东欧谷仓。因为东欧人也吃不饱。1945年，由于错误的土地改革措施，加上气候恶劣，罗马尼亚农业歉收。从瓦拉几亚西部到摩尔达维亚，到乌克兰西部和苏联的伏尔加地区中部，农业歉收和旱灾导致1946年秋天接近饥荒的程度。救援机构描述说，一周岁的儿童体重只有3公斤，他们收回的报告称有吃人肉现象。在阿尔巴尼亚的救助人员形容那里的情况“不幸得可怕”。

接踵而来的是1947年严酷的冬天，这是1880年以来最坏的天气。运河冰封，道路接连几个星期不能通行，结冰使整个铁路系统瘫痪。刚刚出现曙光的战后复苏又因难以承受灾害而陷入停顿。煤仍然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国内需求，而且想方设法也无法解决。工业生产下降了——钢产量刚开始恢复，旋即又比前两年下跌40%。雪融化时，欧洲许多地方被洪水淹没。几个月后，在1947年6月，欧洲大陆又经受了气象记录中最炎热、最干旱的夏天。显然在一些地方会造成连续第三年的歉收：农业收成甚至比歉收的上一年还下跌1/3。从美国进口煤（1947年进口3 400万吨）部分地缓解了缺煤现象。食品也可以向美国或英联邦自治领购买。但所有这些进口都必须用硬通货（通常是美元）支付。

欧洲1947年危机背后有两种结构性的困难。其一是欧洲经济中会因为缺少了德国而造成影响。战前德国是中欧、东欧大部分国家（以及荷兰、比利时和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市场（例如，直到1939年，德国购买了希腊38%的出口商品，并向希腊提供1/3左右的进口商品）。法国钢铁生产需要的煤主要来自德国。然而在政治前途未定之前，德国经济（其复苏的全部潜力）仍然冻结着，结果阻碍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

第二个困难不是同德国而是同美国有关，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有牵连。1938年，英国进口的机器以价值而论，44%从美国进口，25%从德国进口。1947年，65%从美国进口，而从德国进口的仅3%。在欧洲其他国家，情形也相仿。这就造成了对美国商品需求的极大上升，而具有讽刺意味地表明欧洲在增加经济活动——而要买美国的产品或材料，则又需要用美元支付。欧洲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但是没有硬通货，他们就既无法买进食品来解除几百万人的饥饿，又无法进口原材料和机器来发展他们自己的生产。

美元危机很严重。1947年，英国的国债从1939年以来增加了4倍，由于进口的将近一半购自美国，致使现金迅速流出。法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进口国，每年对美国的支付赤字达到20.49亿美元。其余欧洲国家大多数甚至没有可用于贸易的美元。罗马尼亚的通货膨胀在1947年8月达到最严重的地步。其邻国匈牙利的通货膨胀创了历史纪录，远远超过了1923年德国通货膨胀，到最严重时，纸币10万彭格[5]值1美元——这意味着当1946年8月用福林取代彭格时，匈牙利全国流通纸币的币值是1彭格相当于1美分的1/1000。

在德国，没有流通的货币。黑市兴起，香烟成为可接受的支付手段：在被迫流落异国者的安置营地里，教师们的工资是每星期5包香烟。在柏林，一条美国香烟的价值从60美元到165美元不等，这就给美国占领军士兵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大肆地从事香烟配给倒买倒卖活动：在盟军占领的最初4个月里，驻柏林的美国士兵寄回家的钱比他们领的工资多出1 100万美元。在布伦瑞克，600支香烟可以买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在德国像在意大利一样是必需品，这在维托里奥·德·西卡于1948年拍摄的影片《偷自行车的人》中有令人难忘的描述。

欧洲危机的严重程度没有逃过美国人的眼睛。下文还将叙述，无论有无苏联的合作，这都是他们要提出一个解决德国问题方案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消息灵通人士如总统顾问乔治·凯南等人的看法，1947年春天的欧洲处于摇摇欲坠的边缘。西欧人原先指望能迅速复苏、回到正常的经济状况，这时都灰心丧气，而失望的德国人和中欧各国人面对意料之外的生存危机，都只能诉诸共产主义，否则就有跌入无政府状态的危险。

共产主义确实具有吸引力。虽然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的共产党（还有芬兰和冰岛的共产党）在1947年5月以前仍然参加联合政府，但是它们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和民众集会，能够鼓动人民的愤怒，从政府的失败中获取威信。共产党在地方选举中的成功，再加上红军战无不胜的氛围，使意大利（或法国、捷克）的“社会主义道路”显得真实有理而且很吸引人。1947年，法国共产党有90.7万人。意大利共产党有225万人，远远超过波兰甚至南斯拉夫。甚至在丹麦和挪威，每8名选民中就有1人受到共产主义的吸引。在德国的西方占领区，盟军当局害怕民众对纳粹主义好日子的怀旧，再加上对“去纳粹化”计划的反感、食品短缺、普遍发生犯罪现象，会使他们倒向新纳粹，甚至倒向苏联。

西欧各国或许可以庆幸，1947年春天的各国共产党仍然在追求1944年所采取的温和的、民主的道路。在法国，莫里斯·多列士仍然在敦促煤矿工人“加紧生产”。在意大利，英国大使形容陶里亚蒂用温和姿态影响他那些“头脑发热”的社会主义盟友们。斯大林出于他自己的原因，还未鼓励他在中欧和西欧的许多支持者利用民众的愤怒和沮丧。但即便如此，内战和革命幽灵已经离得不太远了。在比利时，盟军观察家们将社会政治的紧张气氛描述得很严重，并且将希腊和意大利等列为“不稳定”国家。

法国1947年冬天的经济困难早已导致民众对战后新的共和国表示失望。1947年7月1日的法国民意调查中，被调查者的92%认为法国的状况“糟糕或相当糟糕”。英国劳工大臣休·达尔登针对战后最初几年的热情泄气情况，在日记里吐露说：“充满信心的早晨决不会再来临。”法国社会主义者、国民经济部部长安德烈·菲利普在1947年4月的一次发言中，更夸张地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们受到总体上的经济与金融大灾难的威胁。”

到处弥漫着这种失望感和灾难临头的感觉。1947年3月，詹妮特·弗莱纳从巴黎发出的报道说：“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巴黎有一种十分明显的、越来越严重的抑郁气氛，或许整个欧洲都是如此，仿佛法国人或者全体欧洲人都在期待发生什么事，或者更不好的是，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正如她在几个月前指出的，欧洲大陆正在慢慢地进入一个新的冰河时期。乔治·凯南会同意这种观点。6个星期后，他在一份“政策制订人员”的文件中提出：真正的问题不是共产主义，或者若要这么说，那也只是间接的。欧洲抑郁情绪的真正根源是战争的后果，凯南将此诊断为“身心活力的根本枯竭”。欧洲面对的障碍看来太大，战后最初爆发出来的希望和重建的信心现在都消失了。对美国国会制订外交政策产生巨大影响的《外交》杂志主编汉密尔顿·费什在1947年7月对欧洲形势有如下印象：

所有的东西都太少，用于运送人们准时上班的火车、电车、公共汽车和私家车都太少，更不用说供休息日乘坐了；做面包用的不掺杂的面粉太少，即便如此，提供给繁重体力劳动者的面包还不足以提供能量；给报纸提供的纸张太少，所以对世界新闻只能报道个大概；种田的种子太少，给种子提供养分的肥料也太少；能住人的房屋太少，窗框上需要镶的玻璃不够；制鞋的皮革、织衣的羊毛、厨用的煤气、做尿布用的棉布、做果酱用的糖、油煎用的脂油、婴儿喝的牛奶、洗衣用的肥皂，统统都太少了。

今天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尽管当时充满着抑郁和沮丧气氛，但是1945年至1947年的战后最初复苏、改革和计划毕竟为欧洲未来的福祉打下了基础。毋庸置疑，西欧的1947年至少可谓是整个大陆复苏的转折点。但在当时，这一点根本就不明显。情况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途未卜的战后形势，好像促使欧洲走到了衰落的终点。在康拉德·阿登纳等许多人看来，欧洲大混乱的规模甚至比1918年更厉害。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观察家们的思想上还留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先例造成的最大错觉，确实害怕最坏的事情会发生。若做最好的打算，他们估计欧洲要经受几十年的贫困挣扎。美国占领区的德国居民们预计他们的国家至少要过20年才能恢复元气。1945年10月，夏尔·戴高乐用绝对的口气对法国人说，法国若要复兴，还需要25年“发疯一样地工作”。

但是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按照悲观主义者的观点，欧洲大陆会重新陷入内战、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存的局面。当美国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于1947年4月28日从在莫斯科举行的同盟国外交部长会议回来时，他对苏联不愿意合作解决德国问题表示失望，并且为他目睹西欧的经济状况和心理状况感到信心动摇，他自己脑子里很清楚，应该做出一些重大事情，并且要快。而且从巴黎、罗马、柏林等地方的那种屈从的、失败的心态来判断，这决定性的一步要华盛顿来走。

马歇尔制订了“欧洲复兴计划”，接下来同他的顾问班子讨论了几个星期后，于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上作了著名的公开演讲。他的这项重大计划是独一无二的。但它并非毫无根据。从战争结束到宣布马歇尔计划，美国早已向欧洲借出了几十亿美元的贷款。主要受益者是英国（得到44亿美元贷款）和法国（得到19亿美元贷款），但是没有哪个国家会被排除在外——意大利到1947年中期，贷款已经超过5.13亿美元，还有波兰（2.51亿美元）、丹麦（2.72亿美元）、希腊（1.61亿美元）等许多国家也都向美国借了债。

但是这些贷款都用于填补漏洞和应急。迄此时期，美国的援助还不是用于重建或长期投资，而是用于重要的物资供应、服务和修补漏洞。再者，贷款（尤其是向西欧各主要国家的贷款）都是附带一系列条件的。日本一投降，杜鲁门总统就立刻轻率地取消了战时的“租借”协议，此举引起梅纳德·凯恩斯在1945年8月14日的备忘录中提醒美国政府，说英国正面临着一场“经济上的敦克尔刻大撤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凯恩斯成功地通过谈判，同美国签订了实质性的贷款协议，美国向英国提供根据租借协议不再能得到的美元，以济购买商品之急。然而美国的条件苛刻得脱离实际——特别是要英国放弃对海外自治领的帝国统治，放弃对贸易的控制，并且使英镑完全可自由兑换。其结果正如凯恩斯等人预见的，造成了英镑多次挤兑中的第一次挤兑，使英国的美元储备迅速消失，甚至在下一年里造成了更严重的危机。

美国与法国之间于1946年5月在华盛顿谈判的贷款条件，其苛刻程度只是略轻一些而已。法国除了勾销一笔战时22.5亿的贷款外，还得到几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作为回报，巴黎答应放弃保护性的进口份额制，允许美国和其他外国产品更自由地进入。就像英国的贷款一样，签订这一协议的部分目的是推进美国的国际自由贸易计划，实行公开的、稳定的货币兑换，使国际合作关系更紧密。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笔钱在一年之内很快用完，唯一的中期结果是人们越来越厌恶（大多数是左派的意见）美国对法国经济实力的盘剥。

然后，到1947年春，华盛顿的双边解决欧洲经济困境的方法明显地失败了。1947年，欧洲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47.42亿美元，是1946年数字的两倍多。若像后来的评论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增长过程中的打嗝”的话，那么欧洲已经接近于噎住了。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对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做出反应时，形容它为“世界历史上最杰出的演讲之一”，当然他并没有说错。马歇尔的建议明确地否定了过去的运作方式。首先，在某些框架性的条件之外，留给欧洲人的是选择要不要得到美国援助，以及如何使用它，但是美国顾问们和专家们却要在资金管理方面做主。其次，援助资金必须覆盖多年，因此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种战略性的复兴和发展计划，而不是一种救灾经费。

第三，数目的确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到1952年马歇尔计划结束时，美国一共贷出大约130亿美元，比美国先前的海外援助总数还多。其中，就绝对数字而论，英国和法国得到的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贷款，然而，相对地说来，意大利和一些得到贷款较少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更大：奥地利在“欧洲复兴计划”第一年（1948年6月至1949年6月）里的全国收入的14%来自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这些数字在当时是十分巨大的：以现金而论，整个“欧洲复兴计划”按2004年的美元价值来算是1 000亿美元左右，但是比照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当时占1948年至195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5%），按21世纪开始时的美元价值来算，马歇尔计划大约值2010亿美元。

紧接着马歇尔的演讲之后，根据贝文的提议，英国、法国、苏联的外交部长在巴黎会晤，考虑三国作何种反应。7月2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退出。两天以后，英国和法国正式邀请22个欧洲国家的代表（西班牙和苏联除外）来讨论马歇尔的建议。7月12日，16个欧洲国家参与讨论。这16个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丹麦、挪威、瑞典、瑞士、土耳其、爱尔兰、冰岛、奥地利和葡萄牙——都将最终成为受益国。但是，尽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起初显示过兴趣外，并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最后加入“欧洲复兴计划”，也未曾从马歇尔计划中拿过1美元。

在此，值得停下来思考这件事的含义。贷款仅限于给西方国家（希腊和土耳其作为荣誉性质的欧洲人），这一事实无疑使杜鲁门更容易保证在下一年里让国会通过“欧洲复兴计划”。但到那个时候，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国会十分愿意相信，马歇尔计划能从经济上阻碍苏联的扩张。在1947年6月，通过了新的马歇尔计划，即美国向所有的欧洲国家不加区别地提供援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当然怀疑美国的动机——马歇尔提出的条件同封闭式的苏联经济很不相容——但是他们的感受在当时还未形成集团的东欧其他地方并未被广泛认同。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非共产党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接受了法国和英国于7月4日发出的联合邀请。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袖、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被召到莫斯科，初次受指示去参加巴黎会议。但是他接到的命令很清楚：利用他在巴黎露面的机会，表明“不能接受英、法计划，防止达成一致决议，然后离开会议，并且尽可能多地带走其他国家的会议代表”。

4天后，斯大林做了重新考虑。哥特瓦尔德被告知，要拒绝他的国家接受的参加巴黎会议的邀请。斯大林会见了包括马萨里克在内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他对捷克斯洛伐克人说：“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关系到（捷克）同苏联之间友谊的根本问题。如果你去巴黎，你就表明想同一种旨在孤立苏联的行动合作。”次日，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明确宣布，它不派代表团去巴黎。“捷克斯洛伐克若去参加，就会构成一种直接针对苏联以及我们的其他盟国的行动。因此政府一致决定，不参加这次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人为何让步？他们的邻国波兰和匈牙利早已被共产党接管，苏联红军严密注视着，所以别无选择地遵从苏联的“指导”。但是红军撤离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很长时间，共产党还未控制政权。然而斯大林一表示不悦，马萨里克和他的同僚们就屈服了。假如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坚持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他们就会得到公民中间占压倒多数的人（包括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支持，使斯大林更难于强加他的意志。在慕尼黑会议之后的更大的政治背景下，捷克斯洛伐克决定投入苏联怀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几乎明确无疑地为7个月后共产党在布拉格发动政变铺平了道路。

捷克斯洛伐克脱离马歇尔援助计划，对于这个国家而言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灾难。同样地，强加于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选择”也是如此，而且首先对于苏联本身或许也是不利的。斯大林决定置身于“欧洲复兴计划”之外，这是他最大的战略错误。无论美国人的私心做何种计谋，既然他们许诺援助所有的国家，就别无选择，只能将东欧包括在“欧洲复兴计划”之内，而其将来的结果会无法估量。相反地，援助若局限于西欧，则标志着欧洲大陆的两半部分分道扬镳。

马歇尔援助从一开始起就带着自我节制的意图。正如马歇尔本人在哈佛演讲中定下的调子，其目标是要“打破恶性循环，恢复欧洲人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前途、对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信心”。它不是单纯地提供现金援助，而是提出，根据每一个加入国在4年计划里制订的每一年需求为基础，向欧洲各国免费提供商品。这些商品在每一个国家售出后，会产生当地货币中所谓的“对等基金”，以供根据华盛顿和各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双边协议之用。一些国家用这基金来购买更多的进口商品；另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将其转化为自己国家的储备金，以期用于将来的外币兑换之需。

这种非同一般的提供援助的方式带有创新含义。马歇尔计划要欧洲各国政府预先做计划，计算未来的投资需求。它要求各国政府不仅同美国而且在相互之间也要谈判和协商，因为计划中所指的贸易与货币兑换旨在尽快地从双边走向多边。它限定政府、企业、工会三方合作，制订生产计划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条件。而它首先要阻止的是回到阻碍两次大战之间经济状态的各种情形：生产力不足，造成相互破坏的贸易保护主义，终使贸易衰落。

虽然马歇尔计划的美国管理者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期望，但是他们让欧洲人自己去负责决定援助的程度和其分配的方式。欧洲政客们在早先的双边贷款谈判中对美国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早已习以为常，此番却为之惊奇。他们被弄糊涂了，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就连美国人自己对马歇尔计划的目标也意见分歧。“新政”方式的理想主义者们（他们在战后美国政府里人数不少）发现有机会按照美国的形象来重建欧洲，强调现代化、基础设施投资、工业生产力、经济增长、劳资合作。

于是，由马歇尔计划资助的“生产力使命”使成千上万名经理人、技师和工会活动家到美国去，学习美国的企业方式——仅法国就在1948年至1952年间去了5 000名（占其总数的1/4）。1951年3月至7月间，有145个“生产力学习团”抵达美国——大多数团组的成员（很少有女性）都从未去过欧洲以外的地方。与此同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作为“欧洲复兴计划”资金渠道而于1948年成立）里热衷于“新政”的人敦促他们的欧洲伙伴，实施更自由的贸易、国际合作和国家之间的整合。

应该说，美国的这些驱动政策所取得的即时成功却相当有限。欧洲大多数政治家和制订计划者还未准备好思考国际经济整合的大项目。在这一方面，马歇尔计划的制订者们的最大成绩或许当推1949年12月提议并于一年后成立的“欧洲支付联盟”。它的有限目标是在欧洲各国货币之间建立一种借方与贷方之间的结算机构，来促进欧洲贸易“多边化”。它的设计思路是克服风险，即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可能试图储备亟需的美元，造成的结果是限制从其他欧洲国家进口，最终对每一方都没有好处。

欧洲各国利用国际结算银行作为代理人，来保证信贷途径符合它们的贸易需求。于是，它们可以不必用光稀缺的美元，而能够通过欧洲内部信贷转让来履行责任。一切的问题都不在于你同谁做生意，而在于用欧洲各国货币来达到借贷的全面平衡。到“欧洲支付联盟”于1958年完成使命时，它不仅悄悄地为欧洲内部贸易的稳步扩展做出了贡献，而且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达到了相互有利的合作——应该指出，其资金的筹措是靠了大量注入美元来填满最初的信贷池塘。

然而从比较传统的美国观点来看，自由贸易及其参与者的利益本身就是“欧洲复兴计划”希望充分达到的目标和正当的理由。美国在30年代的贸易和出口衰落中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未曾努力让别人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恢复自由关税体制和货币自由兑换的重要性。就像英国自由党在1914年以前的时代热心于自由贸易一样，美国人呼吁不限制商品流通也并不完全是无私的。

但是，这种自私自利也是说得很明显的。毕竟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所阐述的：“马歇尔计划的先决条件是，我们希望帮助恢复的欧洲，要能够而且愿意在世界市场上同我们竞争，正是为了这一条原因，它将有能力大量购买我们的产品。”在少数情况下会有即刻的好处：在美国国内，有组织的劳工支持马歇尔计划，他们得到的保证是，一切从美国运出的实际货物都使用美国拥有的货船，由美国“劳联——产联”的码头工人装运。但这只是直接的、即时的利益的偶然例子。杜勒斯所说的话大多是对的：马歇尔计划对美国有利的是，恢复了它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不是将欧洲降格为帝国的附庸。

当然，好处还远远不止这一点。即使当时并非每一个人都明白，欧洲在1947年面临一种选择。这一选择的一部分内容是复苏或衰败，但是更深层的问题是，欧洲以及欧洲人是否会对自己的命运失去控制，欧洲内部30年血腥冲突是否仍然无法使它避免厄运，即落入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外部大国之手。苏联十分乐意等待看到这种前景——正如凯南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的，1947年的欧洲被恐惧笼罩着，准备让它像成熟的果子一样落进斯大林手中。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认为，欧洲的脆弱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种机会。中央情报局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对美国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西欧经济有可能崩溃，结果使政权落到共产主义分子手里。”

美国的一个专门小组——国防部与海军部的协调委员会在1947年4月21日的报告中更完整地解释了这个观点：“重要的是使一些地区仍然保留在友好的手中，这些地区拥有或保护着金属、石油等自然资源，含有战略意义或占有战略地位，具有重大的工业潜力，拥有大量劳动力和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或者出于政治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原因，能使美国在世界稳定、安全与和平方面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就是马歇尔计划的更大背景，在这样一个政治地位和安全程度都下降的地方，美国的利益同脆弱患病的欧洲次大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欧洲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深知内情者，主要是贝文和法国外交部里地位对应的乔治·比铎，他们对这一点都理解得相当透彻。但是“欧洲复兴计划”本身所包含的欧洲内部利益，当然也包括如何实施，在各国之间歧见甚大。在比利时，美国的援助或许是最不紧迫需要的，马歇尔计划甚至可能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会使政府将投资放在传统的工厂和政治上比较敏感的部门（例如煤矿），而不计其长期成本。

但是在大多数地方，马歇尔计划如愿执行。在此计划的第一年里，对意大利的援助大部分用于急需进口的煤和谷物，还有像纺织业这样在苦苦挣扎的部门。然而在此之后，意大利相应的资金中90%用于直接投资——工程技术、能源、农业和交通运输网。实际上，在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和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下，意大利40年代末的经济计划很像东欧国家，故意不考虑消费品，食品消费维持在战前的低水平，资源转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几乎成了好事多磨：美国观察家们变得神经紧张起来，徒劳无益地想说服意大利政府建立更先进的税制，缓解它那种严酷的方式，降低贮备，以免引起衰退。在德国也同在意大利一样，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设计者想看到的是让社会与经济政策更加倾向于这个计划的中心内容，而且必须摆脱那些传统的主张通货紧缩的政策。

在法国，马歇尔计划大多是为“设计者们”的目标服务的。正像莫奈的同僚之一皮埃尔·乌利后来承认的：“我们用美国人来迫使法国政府做我们认定需要做的事，”不理睬美国人的自由化愿望，但是积极地响应美国关于投资与现代化的建议。“欧洲复兴计划”的美元——1948至1949年度的130万美元和此后3年追加的160万美元——在马歇尔计划时代，根据莫奈的计划，几乎支撑了法国公共投资的50%，若没有这些援助，法国就难以维持。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法国，马歇尔计划受到最多人的批评。在50年代中期，法国成年人只有1/3承认听说过马歇尔计划，而其中竟有64%的人宣称它对法国是“坏事”！

马歇尔计划在法国相对比较可怜的形象，部分地反映出法国共产党在公共关系方面的成功，或许对他们来说还是最大的成功。[6]在奥地利，当地的共产党人——受到仍占据着奥地利东部地区的苏联军队的支持——并不注意美国人及其援助的声望；后者让人们口中有食，这才是最大的事情。希腊的情况更清晰。马歇尔计划于1948年4月扩展到希腊，在残酷的内战情形下，它在生存与毁灭之间划出了界线。根据“欧洲复兴计划”，美国对希腊的6.49亿美元帮助难民和饥饿者摆脱了饥饿和疾病：仅靠骡队运输，就使几千户农民家庭从生死线上活了下来。1950年，马歇尔计划的贷款为希腊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提供了帮助。

“欧洲复兴计划”到底有多大成功？西欧明明白白地复苏了，而这恰恰发生在马歇尔计划时期（1948-1951）。到1949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首次超过了1938年的水平。根据同样标准，荷兰于1948年、奥地利和意大利于1949年、希腊和联邦德国于1950年也都达到了复苏。而在战时被占领的国家里，只有比利时、丹麦和挪威迅速复苏（于1947年）。在1947年至1951年间，西欧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30%。

简而言之，“欧洲复兴计划”在复苏中做出的最大贡献是美元信贷。贷款消除了贸易赤字，保障了大规模进口急需的原材料，因此使西欧度过了1947年中期的危机。1949年至1951年，欧洲人消费的小麦有4/5来自美元区国家。若没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就不知道燃料短缺、食品短缺、棉花短缺、其他各种商品稀缺等等能否以政治上可接受的代价得到克服。因为若没有美国的援助，西欧经济肯定也能继续增长，但只能通过克制内需、砍掉新建立的社会服务、进一步降低当地的生活水准才能实现。

大多数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心里明白，所以不愿意冒这种风险。1947年，西欧各国的联合政府都被套牢了，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我们在事后看问题，就能清楚地看到，马歇尔计划“仅仅”打破了由于重新产生的需求而形成的僵局，华盛顿的新方法克服了“暂时的”美元匮乏。然而在1947年，谁也无法知道46亿美元的缺口是“暂时的”。在那时，谁又能够保证那个僵局不会像咆哮的激流一样横扫脆弱的欧洲民主制度？即使“欧洲复兴计划”只不过是买到了时间，那也是一种关键性的贡献，因为时间恰恰是欧洲显得很缺乏的。马歇尔计划是一个经济项目，但是它扭转了政治危机。

至于马歇尔计划的长期助益，就比较难评估了。一些观察家感到很失望，因为美国未能成功地说服欧洲人按照他们最初的希望，圆满地合作，完成他们的计划。事实上，无论按照何种合作的惯例和制度，如果说欧洲人获得了什么的话，他们最终获得的都只是间接地受益于美国的努力。但是考虑到欧洲的近期历史情况，任何朝着这个方向的行动都代表着进步；而马歇尔计划的诱惑至少迫使互相猜忌的欧洲各国坐在一起，协调他们的反应，而最终得到更多的成果。《泰晤士报》说得大致差不多，它的1949年1月3日社论指出，“将去年的合作努力同两次大战之间经济领域强烈的民族主义做比较，就完全可以认为，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时代”。

真正的助益是在心理方面。事实上也可以说，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人对自己有了更好的感受。它帮助他们决然抛弃了沙文主义思想、精神沮丧和权威主义的解决方案。它使协调的经济决策显得正常，而不是异常。它使30年代的“向邻居乞讨”式的贸易和金融活动初看起来显得很轻率，再看时感到毫无必要，最后觉得荒唐。

若不是马歇尔计划作为欧洲“美国化”蓝图而出现，就不可能有上述的好处。相反，战后欧洲人由于意识到他们卑微地依靠美国人的援助和保护，所以来自这一方面的任何强烈压力都必然在政治上引起反面结果。华盛顿允许欧洲各国政府根据国内的折中方案和自己的经验来制订政策，在复苏计划中避免单一僵化方法，事实上至少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已经预先考虑了对西欧一体化的某些期望。

“欧洲复兴计划”并未落空。西欧能从美国的帮助中受益，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个地区就确立了私有财产、市场经济和（除近几年例外的）稳定政策。但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西欧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决定，而且会绝对坚持这样做。正如英国外交官奥利佛·弗兰克斯所说的：“马歇尔计划就是将美元放在欧洲人手里，去购买复苏的工具。”其余的一切——可兑换的货币，良好的劳工关系，平衡的预算，自由化的贸易——就要依靠欧洲人自己了。

但是，明显可对比的不是美国人的希望和欧洲的实际情况，而是1945年同1918年对比。两个战后时代非同寻常地相像的方面之多，超过了我们现在能回忆的。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早已鼓励欧洲人采用美国的生产技术和劳工关系。在20年代，许多美国观察家看到经济一体化和资本投资拯救了欧洲。同样也是在20年代，欧洲人眼光越过大西洋，寻求对他们自己的前途和目前实际援助的指导。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提供贷款，不提供资助；而这些都几乎总是通过私人投资市场来提供的，所以它们带着价格标签，通常还是短期贷款。当大萧条时期开始时，美国人就收回贷款，由此加剧了灾难性的后果。对这一方面做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在1945年至1947年的最初摇摆之后，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们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先前（战后初期时代）的错误。马歇尔计划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所做的一切，而且也在于它要小心回避的方面。

但是欧洲还有一个问题，使“欧洲复兴计划”既无法解决又无法回避它，而其余一切事情都取决于它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德国问题”。若德国不能复苏，法国的计划就等于零。例如，法国要用马歇尔计划中的对应资金在洛林建造新的大型炼钢厂，但是，若没有德国供应的煤，这一计划就毫无用处。马歇尔计划中的贷款用来购买德国的煤，这很好；但是，若德国没有煤，那怎么办？1948年春天，德国的工业产量仍然只有1936年的一半。如果英国花费前所未有的巨款（仅在1947年就是3.17亿美元），只是为了维持它在德国西北部的占领区里孤立无援的德国民众，那么英国的经济也就永远不可能恢复。如果德国不购买荷兰、卢森堡、比利时、丹麦的产品，那么这几个国家的贸易经济就会垂死凋敝。

根据马歇尔计划的逻辑，要求解除一切对联邦德国生产与产量的限制，以使联邦德国可以再次对欧洲经济做出关键性的贡献。所以从一开始起，国务卿马歇尔就清楚地说，他的计划意味着终止法国对德国提出的战争赔偿的希望——毕竟这一要点是使德国得到发展和整合，而不是使德国人成为依赖别人的贱民。但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20世纪20年代的悲剧性事件——回顾起来，徒劳无益地想从疲惫衰竭的德国获得战争赔偿，直接地导致了法国的不安全，导致希特勒的崛起——美国人和他们的朋友就很清楚，马歇尔计划仅仅是更大的政治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法国和德国从中都一样地可以看到实际的、永久的利益。这一点不是什么秘密——战后解决“德国问题”，这对欧洲的未来是一个关键问题，无论莫斯科还是巴黎、伦敦或华盛顿都看得明明白白。然而这一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样子，那就是一件从整体上更加有争议的事情了。

[1] 1948年秋天，意大利最后一批武装的游击队员在波伦亚一带遭到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围捕。

[2] 让·莫奈1888年生于科涅克，父亲是白兰地酒商。毕业后多年在国外生活和工作，主要是在伦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际联盟的秘书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大部分时间在美国，代表英国政府和“自由法国”同美国谈判武器供应。他致力于经济计划和后来他对欧洲经济合作的“舒曼计划”所做的贡献，使他在大规模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合作方面知名度很高，这对于像他那样的阶级出身的人而言，在当时可谓异乎寻常。

[3] 塞格德系匈牙利南部一城市。——译者注

[4] 引自沃勒·莫里恩《1945年的伦敦》（2004），第150页。

[5] 彭格是1925-1946年匈牙利货币单位。——译者注

[6]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国共产党选民中，有40%的人赞同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尽管作为政党，它是反对的。法国人对马歇尔计划的怀疑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不如说是文化上的；看来使许多人受到特别伤害的是美国官僚政治带来的“乏味的、没完没了的和大量的调查表”——它使人特别愤怒地想起自己屈从于一种低等文明。

第4章

难以安定

若非身处当时，很难想象战后那几年的欧洲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人们对于德国复兴的恐惧，而其政治方向是为了确保这种事情今后不再发生，这些都造成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迈克尔·霍华德爵士

毫无疑问，除了希腊以外，巴尔干半岛各国都在走向布尔什维克化，而我却无法阻止它。对波兰我也束手无策。

——温斯顿·丘吉尔，1945年1月

(这）让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暴君们——不讲原则，不择手段，但是言词朴实——要么“是”，要么“不”，然而只有在说“不”的时候你才能够相信他。

——克莱门特·艾德礼论斯大林

五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自卑情结。

——让-保罗·萨特

“只有当你和比利时人、法国人或者俄国人交谈过了，你才能够真正理解欧洲人对于德国人的态度。对他们来说，只有那些死去了的德国人才是德国好人。”美国随军心理学家索尔·K·帕多弗1945年在他的日记里作了如此描述。他的这一观察对于理解战后欧洲分裂很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重点是要击败德国，因此在战争进行期间，其他要考虑的事情全都被搁置一边。

战时同盟国的首要考虑是相互保持一致。美国人和英国人日益担心斯大林可能会和希特勒单独媾和，尤其是苏联收复了1941年6月的失地以后。斯大林从他自己的角度考虑，认为西方同盟国延迟开辟（西线）第二战场是一种战略手段，目的是在开辟战场前让苏联做出更多牺牲以从中牟利。双方都参照战前的绥靖主义和有关盟约，认为对方不可信赖；他们只是因为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才捆绑在一起。

这种互相之间的担忧，很能说明战争期间三大同盟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和谅解。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签订了确定只有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能结束欧洲战争的协议。11个月以后，在德黑兰，“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原则上达成协议：战后分割德国，恢复波兰和苏联之间所谓的“寇松线”[1]，承认铁托对南斯拉夫的统治，承认苏联拥有通向波罗的海的原东普鲁士港口哥尼斯堡。

显然，斯大林是这些协议的受益者。但鉴于红军在参与对希特勒的战斗中越来越重要，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出于同样原因，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起草了臭名昭著的“份额协议”，他只是让出了后者早晚会抓获的利益。这份条约由丘吉尔仓促起草，传给桌子对面的斯大林，斯大林“拿起蓝色铅笔，在上面打了个大大的勾”，英国和苏联就这样达成了协议：共同享有对战后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控制权（各50%）；苏联拥有对罗马尼亚90%、对保加利亚75%的控制权，而英国则拥有对希腊90%的控制权。

关于这项秘密“交易”，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关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百分比分割只是形式上的，其真正的争议之点是巴尔干半岛。第二，正如我们所见，这项交易主要靠协议双方共同遵守。第三，从条约中所涉及的那些国家来考虑，无论这份条约本身有多么残忍，但其实它并不是非常重要。同样的情况发生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在中欧政治中，“雅尔塔”成了西方背信弃义的同义词，因为当时的西方同盟国出卖了波兰和另外一些位于苏联和德国之间的小国家。

但是雅尔塔会议作用甚微。可以肯定的是，同盟国都签署了《欧洲解放宣言》——“创造条件以确保自由了的人们可以行使其（民主）权利，三大同盟国将齐心协力帮助那些获得自由的欧洲国家以及原附属于轴心国的欧洲卫星小国的人民……”成立议会制政府，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自由选举，等等。被禁锢国家的代言人义愤填膺地向西方哭诉的是苏联在对待上述承诺时玩世不恭的态度。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的一切其实早在德黑兰和其他会议上就已经达成了一致。

雅尔塔会议充其量只是造成了更多的误解：尤其是罗斯福，成了他自己错觉的受害者。因为在当时，斯大林其实已经可以在东欧为所欲为，不再需要经过任何西方国家的允诺。这一点，英国倒是理解得非常准确。根据纳粹和苏联在1939年和1940年间签订的秘密条约，那些割让给苏联的东欧国家再次被牢牢地掌控在苏联手中：雅尔塔会议期间（1945年2月4日——11日），苏联用货车带向西行、准备接管战后波兰的波兰共产党“卢布林委员会”其实早在华沙会议[2]上就已经被正式任命了。

事实上，正因为事情实在太重要，而且太棘手，所以雅尔塔会议推脱了一项真正重要的议题——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虽然经过了努力尝试，但西方领袖们还是无法从斯大林那里占到更多的便宜。唯一的希望是，为答谢西方的好意，斯大林有可能会对波兰和其他国家慷慨些。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打败希特勒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西方同盟国在寻求斯大林的协助，而非后者要答谢前者。当时必须让苏联继续与德国作战（并且设想以后还要苏联同日本作战），中欧的问题可以等到和平后再谈。若非如此，1944年8月苏联红军在维斯瓦河对岸坐观华沙那一场毫无希望的起义中德军屠杀20万波兰民众一事，将可能遭到罗斯福和丘吉尔更强烈的谴责。

斯大林说波兰地下组织“保家军”是“一帮贪权的冒险家和罪犯”，对此西方领袖们有可能不认同，但他们肯定不愿意由此引起他们的主要军事同盟者的敌意，这时距离诺曼底登陆的发起进攻日才过了六周。对当时的波兰而言，这违背了战争的目的——毕竟，由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已经对德宣战了。但对西方同盟国来说，让斯大林自由掌控东欧是不言而喻的事。战争的重点是击败德国。

直到战争结束，这项目标仍然是一种首要的推动力。1945年4月，德国其实早已全面战败，只是名义上还未投降。在战后处置德国的问题上，罗斯福还是宣称，“我们的态度有待研究，最后决定尚需推延。”采取这种姿态，理由十足——敏锐的观察者们早就注意到，寻求解决德国问题的途径相当困难，有必要尽可能继续保持战时各方组织成立的反德联盟。这样的实际结果是，战后欧洲的态势，并没有以已经签订的战时协议和条约为首要依据，而是以德军投降时各国占领军所占领的地方来划分势力范围。当莫洛托夫质疑用心良苦的《欧洲解放宣言》时，斯大林解释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重要的是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

1944年末，苏联军队完全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北部，欧洲东南部的战争得以宣告结束。到1945年5月，在欧洲东部和中部，红军解放并再次占领了匈牙利、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区。苏联军队穿过普鲁士进入了萨克森。在西部，英美正分别在西北和西南对德激战，艾森豪威尔完全可以先苏联一步抵达柏林，但却被华盛顿方面阻止了。丘吉尔很希望西方国家能率先入驻柏林，但是罗斯福却更明了：他手下的将军们关注着士兵伤亡（前一个冬天在比利时阿登高地的巴齐战役中，美军士兵伤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总数的1/5），而斯大林正在对德国首都虎视眈眈。

最后，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美军率先进驻了离布拉格18英里的地方，解放了波希米亚西部的比尔森地区，但随后不久又转交给了苏联红军）划定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比原来在战时预定的要略微偏西一些，它尚未将欧洲划分为“东欧”和“西欧”。顺便说一句：无论巴顿将军还是蒙哥马利元帅如何努力施压，最后结局并没有什么重大变更。在南方，1945年5月2日，在的里亚斯特这座中欧最大城市，南斯拉夫国民解放军和英国第八军两军对峙，划下了真正意义上的冷战第一条分界线。

当然，“官方”的冷战开始还有待时日，但从某些方面来说，早在1945年5月之前它就开始显露了。只要德国这个敌人还存在，那么关于苏联和它的战时同盟者之间的深刻分歧和敌意就容易淡忘些，但总归还是存在着。4年来面对共同敌人的战争期间生死存亡的合作，并无法消除相互间几近30年之久的宿仇和疑心。事实上，在欧洲，冷战并非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了。

这一点在波兰表现得很明显，在1920年，她就开始了与新苏维埃政权的拼死一战；在英国，丘吉尔的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威望部分地应该归功于英国国内对于20年代早期的“红色恐惧症”和他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主张；在法国，在1921年至1940年5月德国入侵前这段时间里，右翼党派主要的国内议题就是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在西班牙，斯大林和弗朗哥不约而同地鼓吹共产主义在西班牙内战中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在苏联本国，斯大林的政治独裁和针对党内批评的大清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指控西方及其在苏联的共谋者阴谋反苏和反共。1941-1945年正好是国际斗争处于西方民主和苏联极权主义之间的间歇期，这场战斗虽然形式模糊，但从根本上来说并未改变，因双方都受到欧洲大陆的中心由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崛起而造成的威胁。

是德国让苏联和西方国家在1941年走到了一起，正如它在1914年以前的成功所为。然而这一联盟早已命中注定。1918-1934年苏联关于中欧和西欧的策略——分裂左翼势力，怂恿颠覆和暴动——导致形成了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本性排斥和敌意。虽然苏联国内当时发生了一些审讯和大屠杀事件，但四年来处于内部混乱和意见分歧的“人民阵线”联盟对于消除这种印象起到了一些作用。然而，1939年8月签订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以及来年斯大林和希特勒合伙肢解了他们共同邻国的武装，严重损害了“人民阵线”联盟期间舆论宣传的影响。只是因为1941-1945年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表现出的英勇行为、纳粹分子史无前例的滔天罪行，才帮助消除了这些早期的不良记忆。

然而，对苏联人来说，他们从未停止过对西方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可以追溯到1917年之前。1917-1921年，西方军队介入了俄国内战；在接下来的15年里，国际机构排斥苏联，使它无法参与国际事务；苏联怀疑，若非万不得已，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宁可倾向于选择法西斯主义，也会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凭直觉认为，假如苏联和纳粹德国为了各自利益而发生毁灭性的冲突，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很可能会对此漠然，袖手旁观——所有这些有根有据的怀疑，大大加剧了他们的憎恨。虽然战时同盟已经建立，击败德国这一共同目标也已明确，但各方相互间不信任的程度还是令人相当震惊：据披露，战争期间东西方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涉及高度机密的情报交流。

因此这种政治态势就很明确了：战时同盟并不齐心和接下来的欧洲分裂，并不是由于某种错误或某种赤裸裸的自身私利和憎恨造成的。它们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二战”前，英美一方和苏联一方之间，一向关系紧张。所不同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以绝对优势来独自掌控欧洲大陆。此外，法、德的存在也使双方都未能遂愿。随着1940年法国的蒙羞和5年后德国的战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欧洲，接踵而来的冷战虽然不是不可避免，但却完全有可能继续发生。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为了各自无法调和的目标和需求，最终导致了冷战。

在欧洲，由于德国的侵略，终于使美国第一次成为欧洲的一股强势力量。即使那些被战绩显赫的苏联红军所吸引的国家，也清楚地看到了美国所拥有的强大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到1945年春，美国拥有了世界制造业1/2的生产能力，粮食过剩，国际金融储备充裕。为对付德国及其盟国，美国投入了1 200万人的兵力，到日本投降的时候，美国舰队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他舰队加起来的总和。美国将如何使用她的军事力量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盛顿方面采取了不作为态度，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美国究竟想要什么呢？

就德国而言——美国85%的兵力都是用来对付德国的——美国参战的初衷是严峻的。罗斯福去世两周后，1945年4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给杜鲁门总统一份编号为JCS1067的报告。根据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其他人的回忆，报告指明：

应当让德国人深刻体会到，残忍的战争、纳粹的拼死抵抗，不可避免地摧毁了德国的经济，造成混乱和苦难，于此种种，德国人咎由自取。占领德国的目的，并不是要解放德国，而是要让它意识到自己是战败国、是敌国。或者用摩根索自己的话来讲：“最最重要的是，要让每一个德国人都认识到这次德国是战败国。”

简而言之，关键是要避免再犯《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个大错：没有让德国人深刻体会到，正是他们的罪行程度之严重，才使复仇女神降临。这一点可以从1945年政策制定者的回想中看出。美国介入德国问题的最初动机是解除德国武装、粉碎纳粹主义、削弱其工业化——剥夺德国的军事、经济资源，对民众实行再教育。这项政策执行得不错，至少部分如此：德国国防军正式解散了（1946年8月20日）；如本书第二章所述，美军在其占领的德国区内实施了“去纳粹化”计划；对德国工业产能和产出都实行了严格限制，根据1946年3月实施的“战后（德国）经济平衡计划”，钢铁生产受到严格限制。

但是，“摩根索计划”从一开始起就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内部的激烈批评。如果使（受美国控制的）德国沦为前工业化状态，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战前德国最富饶的土地大多数已经到了苏联手里，其余的又转让给了波兰。此外，联邦德国到处充斥着那些既无土地又无食物的难民。对城市和工业生产的限制可能会使德国衰竭，而德国将无法完成其自给和重建。这样一副重担将由那些胜利的占领者来肩负！他们迟早会把这些责任推卸给德国人自己，届时又不得不让德国人重新发展经济。

考虑到这些，原来的美国“强硬”派批评家又补充了一条：强制性地迫使德国人意识到他们的战败固然不错，但还得让他们看到一些美好未来的希望，否则的话，结果恐怕还是会重蹈覆辙：一个充满怨恨、心怀耻辱的民族将会落入蛊惑人心的左翼或右翼手里。1946年，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曾当面对杜鲁门解释说：“或者是报复，或者是和平，你只能选择一样。”如果说美国的对德政策随着利益天平越来越倒向“和平”一面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美苏关系的恶化引起的。

华盛顿内部有一小圈人从一开始就看出，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利益的不可调和将会导致冲突，而若明确地划分势力范围，这对解决战后问题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方案。这是乔治·凯南的观点。1945年1月26日，他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和苏联）做一个明白而又得体的妥协呢？——真实地按照势力范围来划分欧洲——我们自己不去碰苏联的地盘，苏联也不要来碰我们的地盘？……不管留给我们的行动范围有多大，至少我们可以……在一种安定、有尊严的基础上，在战后开始重新生活。”

6周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埃佛莱尔·哈里曼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对苏联在东欧的军事行动做出了悲观的、毫不掩饰地对抗的反应：“随着苏联在东欧越来越进逼，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苏联的统治策略，除非我们愿意接受20世纪的蛮族入侵欧洲……如果我们现在不正视这个问题，历史将把下一代人经历的时代描述为苏联时代。”

关于如何对付苏联，哈里曼和凯南意见完全相左，但他们对于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的描述却是一致的。其他美国领导人的态度就乐观多了，至少在1945年春是如此。另一位美国外交官查尔斯·波伦，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凯南信件的收信者，认为战后安定要依靠有原则的民族自决和强国合作。波伦认识到在解决德国问题上还应寻求苏联的合作，他和战后的国务卿杰姆斯·巴恩内斯等人对同盟军占领原轴心国及其卫星国抱有信心，根据雅尔塔会议上的规定，这些国家享有自由选举权。然而，在实际观察中，他们看到苏联在盟军管制委员会的名义下滥用职权，尤其是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因此，他们不得不承认上述目标的不可调和性，转而赞同凯南的观点：对这些分管地区应该采取强权政治。

最初的乐观主义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大众普遍认为斯大林没有兴趣去挑起争端和战争。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46年6月亲自对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说的：“我认为红军不会发动战争。现在的武力冲突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想要的几乎都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话有点道理：斯大林并不想和美国交战（认为苏联想和以前的同盟国展开充分合作，虽然这一结论后来并没有站住脚）。在那样的情况下，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对苏联实行开放交流，寻求解决共同问题，这对美国而言，其冒险性微乎其微。

战后初期，美国政策的另一部分是帮助筹备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并真诚地希望成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联合国，1945年10月24日颁布了《联合国宪章》，1946年1月召开了首届联合国大会。但对当时的政策制订者来说，更为重要的可能就是涉及金融和经济组织与协议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美国人看来，欧洲（和世界）危机的根源是由战争期间的经济灾难造成的。除非货币之间可以互相流通兑换，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贸易的增长共同获利，否则的话，将重蹈1931年9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货币体制的崩溃而导致的经济危机。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其主要精神是梅纳德·凯恩斯领军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寻求替代战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方案：以某种相对灵活、紧缩的方式取代金本位，但它又必须比浮动汇率下的货币体制更坚挺可靠。凯恩斯强调，不管将来新的货币体制采取什么模式，它可以效仿一家国际银行，其作用相当于某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对于国内经济的管理：在促进和简化外汇交易的同时，保持汇率稳定。

那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协议的核心。（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是为了“便于扩展和平衡国际贸易”（协议第一条）。参照联合国安理会形式而成立的最早的总理事会代表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苏联。会上提议建立国际贸易组织，最后在1947年成立了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国同意相互之间减免关税，规范贸易，制定解决违约和纠纷的程序。所有这些，与原来贸易中的“重商主义”方式截然不同，它旨在等待时机成熟时开辟一个崭新的开放性贸易时代。

隐含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各种目标和机构中的，还有一项是要成立“世界银行”：这也意味着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对各国的国家事务进行外部干预。此外，货币变得可以通兑，这是使以同美元的关系为基础的国际商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实际操作中出现了重重困难：英法两国强烈抵制兑换权，英国是因为战后经济的衰弱以及想保护它的“英镑区”[3]，法国则是长久以来一直迷恋它那“坚挺的法郎”，期望对不同地区不同产品采用不同的汇率，这是一种已逝的辉煌年代的新柯尔贝尔式的做法。10年以后，法郎和英镑分别于1958年和1959年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才实现了货币的完全自由通兑（1959年5月德国马克、1960年1月意大利里拉也先后加入了该体系）。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参与者们曾预计全球化的国际通兑要到20世纪40年代末才能完成，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由于冷战的到来（或者说，事实上由于马歇尔计划）而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换句话说，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制度而制定的这些合作计划和组织被高度地理想化了，它假设了一个可以产生共赢的、安定的国际合作年代。一开始，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倡议的金融体制，苏联态度诚恳，它将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筹资者。也许美国人（和一些英国人）都太天真了，认为苏联——或实际上法国——的决策者们会同意。他们没有事先征询苏联、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任何意见就草拟了这些计划，因此碰到了障碍。

此外，他们还真切地希望，通过国际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带来的共同利益，将会克服各国之间的传统差异和政治上的不信任。因而，当1946年初苏联断然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美国财政部非常尴尬；为了解释斯大林的真实动机，1946年2月22日夜里，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来了他那封著名的长电报，首次郑重告知美国政府：美苏之间即将产生对抗。

除凯南外，其他美国外交决策者对此完全不知情。不仅仅是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威尔和沃尔特·李普曼，他们听说苏联在东欧及其他地区的行动后，都觉得不可置信。至少在1946年下半年以前，许多美国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们确实认为自己和苏联在战时形成的合作关系还在继续下去。甚至连罗马尼亚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卢克莱修·帕特拉斯卡努（后来他成了本国政治公审中的牺牲品）也在1946年夏签订《巴黎和平公约》时，大为震惊地感叹：那些“美国佬疯了。他们给苏联人那么多，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的要求和期望”。[4]但是，美国政策可不仅仅是无知而已。1945年以后，美国极力想尽早从欧洲抽身而出，因此它热切地实施可以无需美国亲临或监控的可行方案，这也就能够为人所理解了。今天对美国战后这项想法知道并理解的人不多，但在当时，这一点对于美国的谋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解释说，美国希望对德国（和欧洲）的占领最多不超过两年。

杜鲁门要完成这项行动，受到的压力很大。突然中止租借协议是削弱对欧洲经济、军事总体承诺的一部分。1945-1947年，美国国防预算缩减了5/6。欧洲战事结束时，美国在那里拥有陆军97个师，到1947年中期，只剩下了12个，其中大部分师都是编制未满并且只是执行行政任务。其余都早就回国或复员了。这比较迎合美国选民的意志，1945年10月仅有7%的选民认为海外事务较国内事务严峻。但这却对美国的欧洲同盟国造成了严重困难，他们十分害怕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孤立主义重新出现。他们只对了一半，英国知道，如果1945年苏联入侵西欧，美国的策略是立即撤回到边缘地带，如英国、西班牙和中东地区。

即使已在削减对欧洲的军事责任，美国外交官们还是在采取倾斜政策。还是那位原先对战时协作和苏联的好心抱有信心的国务卿巴恩内斯，1946年9月6日在斯图加特发表讲话，试图安抚他的德国听众：“只要德国需要占领军，美国军队就会加入进来。”这很难说是一项对欧洲防御的明确承诺，但它可能是由杜鲁门6月份的一封信引起的（“我受够了对俄国佬的骄宠！”），反映了美国对与苏联共事过程中产生的困难越来越恼怒。

不只是德国人需要安抚——英国人尤其想弄清楚美国为什么摆明了想急于逃离欧洲这块累赘之地。英国在华盛顿并非受到人人欢迎。1946年4月12日，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在讲话中提醒他的听众：“除了语言和文学传统上的共同之处外，大英帝国和共产主义苏联一样，和我们之间毫无共性。”当然，华莱士以对共产党“手软”而著称，但他对美国卷入英国和欧洲事务的厌恶却在政界广受欢迎。1946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勒顿镇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华尔街日报》刻薄地评论说：“公众对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富勒顿演说之反应强有力地证明，美国勿需任何联盟，或和任何国家之间的任何类似联盟的东西。”

不管是华莱士的讲话还是《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丘吉尔对此都并不感到惊讶。早在1943年，他就仔细估量过罗斯福要清除大英帝国的梦想了——实际上有好几次罗斯福似乎考虑过战后削弱英国，容纳苏联。1944-1947年间，美国的策略如下：与斯大林达成欧洲大陆协议；给英国施压，迫使其放弃在海外的帝国控制权，拥护开放性贸易和英镑自由通兑；尽快从欧洲撤军。有关这些，只有第二条实现了，第三条由于第一条的不可行而随之失败了。

英国的观点则迥然不同。1944年，内阁下设的一个委员会列出了与苏联谈判中需要牢记的4个首要方面：（1）中东石油问题；（2）地中海地区；（3）“重要的海上交通”；（4）维持和保护英国的工业强势。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没有一条是直接涉及欧洲大陆的——除了第二条，它解释了英国对希腊的保证。如果说英国领导人在对斯大林的交涉中抱有戒心，那其实是预见到了未来苏联向中亚和近东的进军，而非害怕它对中欧的计划。

鉴于英国在东亚、印度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优势，上述几点就显得有意义了。当涉及欧洲问题时，大英帝国的战略幻想（不光是华盛顿的一些人早已有这种说法）就比它的同盟国美国讲究实际得多了。伦敦方面认为，战争是为了击败德国，如果相应的代价是让苏联得以霸占东欧，那也是势之所趋。英国依然从权力平衡的角度来对待欧洲问题：引用外交部威廉·斯特兰爵士的话来说，“由苏联来统治东欧比由德国来统治西欧强多了。”

斯特兰写这句话的时间是1943年。到了1945年，苏联的统治范围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扩大，英国领导人和他们的美国同仁们一样无法再乐观了。1945年2月，苏联操纵了布加勒斯特政变，接着又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施以高压，很显然，这些国家为苏联的霸权付出了高昂代价。但英国并不打算改善这些地区的状况，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对美国国务卿巴恩内斯说：“在这些国家里，我们必须准备好以欺诈对付欺诈。”

对于苏联有可能控制东欧——到1944年末，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英国并不真正害怕，它担心的是苏联可能会将衰落、怨愤的德国也纳入它的范围内，从此确立其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为阻止这一切的发生，1944年秋的英国参谋长会议得出结论，认为很有必要划分德国，并占领其西部。在此情况下，1945年3月英国财政部的一封机密报告总结说，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之一是，不再通盘解决德国问题，而应当将西方占领的德国地区完全纳入西欧经济。英国总参谋部长艾伦·布鲁克在1944年7月27日的私人日记中写道：“德国已不再是欧洲的霸主了。苏联才是……它……15年后必将成为主要威胁。因此，要栽培德国，将它培养成熟并纳入西欧联盟。不幸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所谓苏、英、美神圣同盟的面纱下进行。”

4年后发生的情况大致如此。在所有的同盟国大国中，只有英国猜对了甚至找到了对最终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英国既无权力、又确实根本不愿意把这样的结果强加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已明显地不再是美国和苏联的对手了。在与德国的史诗般战斗中，英国已经筋疲力尽，连作为一个大国的起码体面都无力维护了。从1945年欧洲胜利日到1947年春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兵力从巅峰时的男女总共550万人服役削减到了仅110万人。1947年秋，为了节约燃油，它甚至被迫取消了海军演习。美国大使威廉·克莱顿充满同情地说道：“英国人差点就坚持不下去了，他们指望通过我们的帮助或其他什么来维持大英帝国的地位和统治。”

在此情形下，英国只担心美国会退缩，而不担忧苏联的攻击，也就情有可原了——英国的政策基础是估计苏联可能采取战争以外的其他形式进攻欧洲——而美国则会退却。执政的英国工党中还有一小部分人对美国的退缩感到高兴，他们寄希望于战后成立中立性质的欧洲防务联盟。但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可不这么幻想，在给他的伙伴、工党成员芬纳·布罗克韦的信中，他解释说：

（工党中）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将自己创建成为欧洲第三种力量。想法不错，毋庸置疑。但是在目前，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基础来看，时机尚未成熟。欧洲现在的剩余力量本身还不足以抵抗苏联。必须以一种世界力量才能对抗另一种世界力量……假如没有美国的力量去阻止，苏联将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横扫欧洲。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这样做，但你们却没理由忽视这一点。

但是，美国值得信赖吗？英国外交官们并没有忘记1937年的《中立条约》。他们当然也理解美国在海外问题上采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这跟英国早年的态度没什么两样。从18世纪中叶到1914年英国向法国派遣远征军期间，英国就一直倾向于委托别人参战，而自己不用维持正规军队，这样可以避免长期介入大陆纠纷，所以在欧洲地区不常年驻军。在过去的欧洲战场上，海战方面可以依靠西班牙、荷兰、瑞士、瑞典、普鲁士，当然还有俄罗斯作为盟友。但现在时代不同了。

因此，1947年1月，英国决定继续其原子武器项目的研究。但是这一决策的重要性要到未来才能显现。在战后初期状况下，英国最大的希望还是鼓励美国继续参与欧洲事务（这意味着通过谈判来公开拥护美国的信念），同时在现实可行的情况下和苏联合作。只要对德国复仇主义的害怕处于首要位置，这项政策就会继续下去。

然而到了1947年初，这项政策就开始瓦解了。虽然尚未明了苏联是否会成为一种真正的、事实上存在的危险（直到1947年12月，贝文仍然认为，比之将来复兴的德国，苏联的威胁要小一些），但德国的窘境的确使他明显感到非常痛苦：由于政治讨论悬而未决，德国经济停滞，英国在它的占领区投入了巨大财力，今后恐怕维持不久了。不管苏联同意与否，德国经济要复苏。于是，英国迫切希望对过去做一了结——自始至终，英国和德国两次长期交战，虽艰难获胜，却收获甚微——并且寻求解决大陆危机的权宜之计，以便让一切从新开始。

如若情况好转，英国也许会退回到不列颠群岛，同时他们猜测美国也想撤兵回美洲，而将西欧的安全问题留给他们原来的保护者——法国。在1938年以前，英国战略思考的基石是：作为欧洲大陆的最大军事强国，法国值得依赖，它可以抗衡在中欧野心勃勃的德国和将来有可能对东欧造成威胁的苏联。法国的这一欧洲大国形象，在慕尼黑会议上发生了动摇，但出了东欧各国大使馆的门，在一般人心目中它还没有破裂。令整个欧洲大为震惊的是，1940年5月和6月，德国装甲部队跨过墨滋河，穿过皮卡迪，大肆杀戮，法国大军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结果完全出人意料。

接下来的6个星期令人痛苦难忘，欧洲内部各国之间的主要参照关系永远改变了。法国的强权地位，甚至大国地位，从此消失了。虽然在后来几十年里，戴高乐一直竭力争取，但还是一去不复返了。1940年6月的溃败，导致了接下来4年里忍辱含羞、低声下气的被占领生活，贝当元帅的维希政权沦为德国的傀儡。无论他们在公众场合如何表态，法国领导人和决策者们对他们的国家状况心知肚明却又束手无策。正如1944年巴黎解放一周后，法国内部的一份政策报告所指出的：“假如来一个第三次攻击，下一代法国人又投降的话，那真是令人害怕……法国将会永远屈服了！”

那是私下里说的话。面对公众，战后法国的国务活动家和政客们坚持要求，承认其作为同盟国成员而应享有的胜利者荣誉，作为世界大国应享有与其他大国同等的地位。这种幻想在某种程度上尚能维持，因为它比较符合其他大国之间的表面意愿。苏联需要一个西方战略盟友来和它共同抵制英美；英国希望复兴后的法国可以取代它在欧洲的责任，从而减轻大不列颠在欧洲大陆的负担；甚至美国也同意在高层领导方面给予巴黎一席之地，它看到了这样做的一些好处——虽然不多。因此，法国获得了新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加入了对越南和柏林的联合军事管理，（在英国的坚持下）还得以从原美国对德国西南部的占领区里分得一杯羹，这块法军占领地毗邻法国边境，并且正好在苏联前线的西边。

然而这些激励措施反而引起了这一已经受屈辱的民族更大的羞辱感。法国最初的回应就表现得敏感而棘手。在同盟国对德管理委员会上，对于最后通过“三巨头”在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决定，它不是坚决阻挠就是投反对票，理由是当时法国没有参加。在处理被迫流落异国者问题时，法国各外省政府最初拒绝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同盟军政府的合作，理由是法国难民和被迫流落异国者的安置和管理应当采取独立的、完全法国式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战后法国政府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被排斥在同盟国最高层决策圈子之外。法国人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值得信赖（请记住，1920年美国撤离欧洲，1940年7月英国在米尔斯克比尔击毁了法国舰队）；但他们联合起来则更不值得信赖——戴高乐的感伤尤其强烈，脑海里老是萦绕着战时他客居伦敦期间的屈辱地位和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眼里对他的轻蔑。法国清楚地认识到，华盛顿和伦敦可以对与其切身相关的事务作做出决定，而法国却毫无能力施加影响。

和不列颠一样，法国也是一大帝国，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如此。但是在占领进程中，法国渐渐失去了对它的殖民地的控制。无论如何，除了在非洲和东南亚拥有大量资产外，法国首先是并将仍然是一个欧洲的强国。和英国不同的是，法国现在被间接地卷入了苏联在亚洲的行动或即将到来的中东危机中。正由于法国现在在衰退，因而在它的视野中，欧洲就显得突出了。巴黎也确实有理由关注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外交在东欧地区曾经非常活跃，但现在法国对东欧的影响结束了：1938年10月，那位被炮火吓坏了的爱德华·贝内斯留下一句名言：他“在历史面前犯的大错……是忠于法国”，他的这种幻灭情绪在这个地区具有广泛的普遍性。

现在法国的注意力放在了——事实上是集中在了——德国身上。这也情有可原：1814至1940年间，法国国土曾五次遭受德国入侵和占领，最近的三次还记忆犹新。法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国土流失，财富遭掠，人员伤亡，苦难重重。1918年以后，为未能建立起一种联盟体制来控制并遏制德国的复兴和复仇，法国外交部一直无法释怀。因此，希特勒战败后，他们的首要考虑就是确保这样的错误不再发生。

如此一来，法国对待德国问题的最初立场就很明朗，它直接借鉴了1918-1924年的教训：如此种种，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企图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年的计划，只是这次依赖的军事对象不同而已。法国决策者想要彻底解除德国武装并削弱德国经济：禁止生产一切军需产品和相关军需设备，做出战争赔偿（包括德国工人要在法国境内进行义务劳动），重新配置农产品、木材、煤炭，运走机械设备。鲁尔区、萨尔州和部分莱茵河地区的矿区从德国划分出来，其资源和产品均归法国处置。

如果实施这一计划，那么多年后德国将被毁掉：还好这项目标只被认可了一半（在法国，那是一项很有政治吸引力的计划）。但是这项计划有利于法国恢复元气，它占有了德国的大量重要资源——实际上，莫内计划尤其看中自由支配德国的煤炭资源，因为缺少了它，法国的钢铁业就无以为继了。到1938年，法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进口国，约40%的煤和焦炭需要从国外购买。到了1944年，法国国内的煤炭产量下滑到只有1938年的一半都不到。整个国家越来越依赖于进口煤。到了1946年，虽然国内煤炭产量恢复到了1938年的水平，但法国1 000万吨的煤炭进口量还是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离开了德国的煤和焦炭，战后法国的经济复兴计划将注定夭折。

然而，法国的计划中有许多漏洞。首先，它与25年前凯恩斯对法国政策提出的异议相抵触。如果德国的资源对法国自身的复兴至关重要的话，那么摧毁德国资源就没什么意思了。其次，根本就没有办法强迫德国人为法国效力，因为在德国国内，生活条件低劣而又看不到得以改善的希望。20世纪40年代，战后德国反对外来压迫的全民抵制情绪，比起20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要实施法国对战后德国的计划，最重要的阻力是，法国根本没有考虑到它的西方同盟者的利益，这在当时是一种大意的疏忽。法国同样还得完全仰仗这些同盟者，才能保证安全，并得以恢复活力。在次要问题上——例如与德国的萨尔州之间的海关和货币联盟，1947年法国曾提出自己的方式——西方同盟国可能会接受法国的要求。但是关于德国的未来这一核心问题，法国对于英美的决策却丝毫没有影响力。

法国和苏联的关系略有不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和俄国或盟或友，在公众心里，法国人对俄国的感情比较特殊，战后的民意测验不断地揭示，法国十分同情苏联。1945年2月，民意测验显示，被问及哪个国家最有可能帮助法国复兴时，25%的法国人认为是苏联，另有24%的人认为是美国。德国战败后，法国外交家们曾指望，出于天然的共同利益，即害怕德国，怀疑英美，希望苏联能长久地支持法国实现外交目标。和丘吉尔一样，戴高乐把苏联称为“俄国”，这是有更大的历史原因的：1944年12月，他前往莫斯科，商谈一项意义不大的、防止德国侵略复发的《法苏条约》。这位法国领导人高兴地发现，他和斯大林的见面，可以媲美400年前弗朗索瓦一世与苏莱曼大帝的会晤，差别只是“16世纪的法国还没有穆斯林组织”。

然而，斯大林可没有法国式的幻想。他对于作为一种对抗势力来协助法国抵消英美的外交重压不感兴趣。但直到1947年4月，在同盟国外交部长们的莫斯科会议上，莫洛托夫拒绝支持乔治·比铎分裂莱茵河地区、控制鲁尔工业区的提议，法国才最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法国政府还在梦想换一种方式来实现毫无可能的独立政策。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关于煤炭、法国钢铁和农产品市场的谈判也流产了。1947年末，法国国防部长还秘密建议法国可以采取国际中立的立场，与美国和苏联达成防范性的谅解或协议，以防止两国中任意一方对法国挑起进攻。

最终，法国放弃了这些幻想，在1947年回到了它和西方伙伴们的现实之中。原因有三：第一，法国的对德战略失败了，它既没能肢解德国，也没有得到赔偿。法国无权实施它的德国计划，也没有其他人去采纳它的方案。第二，1947年年中，法国陷入了可怕的经济危机。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法国（正如我们所见）也急需美国的援助和德国的复苏。前者是间接的，但显然得依赖于法国同意对后者的战略。

第三，也是决定性的一点，法国政客们和法国民众的思想在1947年下半年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苏联对马歇尔援助的拒绝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详见下一章）的建立，使得强有力的法国共产党从一个不显眼的政府联盟者变为对法国内外政策的激烈批评者：如此一来，在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许多人看来，法国可能会走向内战。在这段时间里，巴黎多少有点儿恐惧战争的爆发，又新愁旧虑不断，既担忧德国的复仇主义，又害怕苏联的随时入侵。

在这样的情境下，加上遭到了莫洛托夫的断然拒绝，法国极不情愿地转向了西方。1947年4月，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问及美国是否“可以信赖法国”时，外交部长比铎回答道：“可以”——但需要时间，并且条件是如果法国可以避免内战的话。可以理解，马歇尔当时对此并没有太在意，11个月后，他描述说比铎“惊恐不安”。马歇尔认为法国对德国威胁的事先担忧“背时而不切实际”。[5]

马歇尔关于法国害怕德国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却缺少对法国近期历史的同情心。法国议会通过了1948年英美对联邦德国的计划，这件事情意义重大，虽然当时的投票情况势均力敌，297票对289票险胜。法国实在别无选择，但它心里明白。如果他们要经济复苏，并且得到英美在某种程度上的安全保护，来抵抗德国复兴或苏联的扩张，那他们就必须赞同——尤其是现在的法国已经深深陷入了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里，损失惨重，急切需要美国支援。

美国和英国可以担保法国不受德国军事复兴的威胁，而美国的政策可以保证实现德国的经济复苏。但这些都无法解决法国长久以来的尴尬处境——如何保证法国在德国早已享有的物质和资源方面的特权。如果这些目标通过武力或合并都无法实现的话，那就必须另辟蹊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法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将德国问题“欧洲化”。这就又像比铎在1948年1月所说的那样：“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里，必须将这作为一个目标……建议同盟国和德国人自己都要将德国纳入欧洲整体……这是……唯一的办法，可以为经济上繁荣但在政治上边缘化的德国注入延续和活力。”

总之，如果无法摧毁德国的话，那就将她融入欧洲体系，使她不再对别人造成军事伤害，却给经济带来好处。1948年以前，要是说法国领导人还没有想到这个主意的话，那并不是因为没有想象力，而是因为他们只将其作为权宜之计，是一个万不得已才选择的最佳方案。只有在最后放弃“法式”方案的情况下，才会选择采取“欧洲”方案来解决德国问题。法国领导人花了3年时间才接受了这一方案。那3年里，法国人实际上不得不和他们300年来的历史做斗争和妥协。就结局而言，这可绝不是一项小成绩。

1945年，苏联的情况正好和法国相反。20年来，苏联一直被排斥在欧洲事务之外，现在它开始重新露面了。苏联人口的恢复，红军取得的胜利，还要补充的是，纳粹的占领使得原本最反对苏联的国家也开始转向了，这些都给斯大林带来了声誉和影响力，无论是在政界舆论中还是在街谈巷议里。

这种新建立的布尔什维克魅力建立在权利诱惑的基础上。苏联确实强大：除却德国入侵的最初6个月里的巨大损失外——当时红军损失了400万兵力，8 000架战斗机和1.7万辆坦克——1945年，苏联军队恢复到拥有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到1946年，仅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苏联的常规驻军就达到了约160万人。斯大林直接或间接（如在南斯拉夫）控制了欧洲东部和中欧的绝大部分地区。若不是被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军抢先一步，斯大林差点就长驱直入德国北部，进军到丹麦边境。

西方将领们都清楚，如果斯大林下令的话，根本无法阻止红军直捣大西洋。可以肯定的是，美军和英军在战略轰炸能力上占有明显优势，并且美国拥有原子弹，这一点早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告诉斯大林之前，他就早已知道了。毫无疑问，斯大林也想苏联拥有原子弹——那就是为什么他坚持要苏联控制德国东部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那里拥有铀矿。几年后，20万东欧人将在这些矿区为了苏联的原子弹计划而劳作。[6]

原子弹虽然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心，使斯大林比先前更加怀疑美国的动机，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苏联的军备计划。这些计划直接来自斯大林的政治规划和目标，后来成为苏联和俄罗斯的长远目标。这些目标中，首先是领土目标：斯大林想收复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以及两年后和波兰的战争中布尔什维克丢失的土地。通过1939年和1940年与希特勒的秘密会谈及协约，他已经收复了一部分失地。至于其余的失地，却是希特勒决定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时丢失的，而苏联红军在向柏林挺进的途中乘机重新占领了这些有争议的地区。苏联以这种方式占领和并吞了比萨拉比亚地区（从罗马尼亚手里）、布科维纳（从罗马尼亚手里）、下喀尔巴阡鲁塞尼亚（从捷克斯洛伐克手里）、西乌克兰（从波兰手里）、芬兰东部，而3个独立的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的被并吞，与其说是与法西斯敌人之间令人作呕的交易，还不如说是战争胜利一页上的污点。

在这一地区的版图扩大对苏联来说有着双重意义。它结束了被人歧视的地位。对斯大林来说比较重要，他现在已经成了欧亚大陆一个庞大集团的领导人，苏联在新的联合国安理会上坚持要求设立否决制，这标志着苏联获得了新的权力。此外，土地代表的不仅仅是名声，最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安全。从苏联角度考虑，在西部拥有一块地带，这一大片地区就可以有效地防范德国对俄罗斯的入侵，安全意义非同小可。在雅尔塔会议上，后来又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非常明确地坚持要求，介于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这些地区，如果不能全部并入苏联国土的话，也应该成为由“没有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的”政府来统治。

对最后这句话的解释，可谓争议颇多。但在1945年，英美两国并不想就此问题和斯大林起争执。在感觉上，苏联有优先权来解释他们认为合适的安全保障，就像最初同意莫斯科有权从原轴心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获得赔偿、战利品、劳力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现在回顾起来，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和经济掠夺似乎是苏联对欧洲东部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一步，当然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但在当时，并非每一个人都明显觉察——西方观察者们甚至还觉得莫斯科最初采取的战后姿态比较熟悉和传统，可以让人得到鼓舞。[7]因为曾有先例。

总之，若不从思想意识的角度认真分析它的主张和雄心，就无法理解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但在有些时候，比如说1945-1947年，即使你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无所知，只要参照以前沙皇们的政策，也能够很好地理解苏联的外交政策。毕竟，是彼得大帝教会了俄国人如何通过“保护”邻国来实现统治的战略。凯瑟琳女皇又将帝国疆土向南部和西南部延伸。最重要的是，正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帝国的势力扩展到了欧洲大陆。

1815年的维也纳议会——和1945年情况相仿——在打败拿破仑一世以后，那些取得胜利的、相互猜忌的联盟者汇聚一堂，商讨重新构建欧洲大陆的平衡。当时亚历山大的意图十分明显。各小国的利益完全让步于各个大国。由于英国只对海外利益感兴趣，而欧洲大陆又没有可以和俄国抗争的其他势力，沙皇成了当时划分战后欧洲大陆的仲裁者。当地人民的反抗被看作是对此项安排的威胁并遭到了相关势力的镇压。俄国的安全在沙皇统治下的各地区得到了保护——从此不让任何西方军队随意到达莫斯科——随着这一条款的奏效，那些占领军被迫向新体制妥协。

1945年的一切都是在苏联的预谋下进行的。如果亚历山大和他的大臣们假如能看到副外交人民委员伊凡·马伊斯基1944年11月写的政策备忘录，肯定会觉得它无懈可击：“对我们来说，最有利的状况是战后欧洲只有一种强大的大陆势力——苏联；只有一种强大的海上势力——英国。”当然，130年过去了，情况早就不同了：1945年的斯大林比亚历山大更关注中亚和近东地区（虽然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在那些地区也很活跃）；相反，苏联战略家们并没有像沙皇那样，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君士坦丁堡、直布罗陀海峡和巴尔干半岛南部。但是政策的延续性远远超过了差异性。在沙祖诺夫（1914年战争爆发时的俄国外交大臣）的规划中，它们似乎又被联结到了一起，他设想未来东欧是一个众多弱势小国的组合体，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却依附于伟大的俄国。

根据沙皇的欧洲外交政策的一贯宗旨，斯大林明显补充了他自己的计划。他切实希望看到欧洲经济的崩溃——通过两次大战之间的先例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推断——面对萎缩的世界市场，英美两大帝国成了主要的竞争者，他夸大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由此他不仅演绎出更加动荡的时期即将来临——因此苏联必有所获——而且“分裂”西方联盟也确实可行：尤其是中东问题，可能还借助德国问题。这也是他不急于达成最后解决方案的原因之一，斯大林认为对他来说，时机有利。

但这一切并没有使他觉得更安全。相反，苏联外交政策的一大特征就是防卫并小心翼翼地心存怀疑，正如乔治·凯南在1946年所说的“克里姆林宫对世界局势神经质”。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了著名演说，宣称苏联将恢复到战前对工业化、战备等的重视，提到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再次明确地重申，今后只有当苏联需要的时候才会和西方合作。

这些说法并无新意：斯大林又回到了1921年前，后来是从1927年到建立“人民阵线”之间，布尔什维克采取的“强硬”路线。布尔什维克政权一直不很稳固——毕竟，它生来就只是处于逆境中的少数派的政变，又处在极不受同情的大环境里——和所有的暴君一样，斯大林需要在国内外制造威胁和敌人。此外，斯大林比其他任何人都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角斗：如果1941年德国再早一个月入侵苏联（按照希特勒的原先计划），苏联很可能就垮掉了。和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一样，但理由可能更充分些，苏联领导人一直受困于“突然袭击”的多虑症，担心他们新赢得的地位受到挑战。俄国人（有甚于法国人）几十年来不断把德国看作是主要威胁。[8]

那么，斯大林想要什么呢？他预测到了与西方的关系即将冷却下来，他想充分利用手里的资本和西方的弱势，无疑这是对的。但却无法表明除此之外，斯大林还有其他一些明确的战略。研究苏联占领后的战后民主德国史的历史学家诺曼·奈马克总结说：“苏联人只是被该地区的具体事件所驱使，他们没有预先的计划或思想意识上的考虑。”这不仅适用于解释民主德国事件，它也符合我们对斯大林总体思路的理解。

苏联人并不打算在近期内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从1945年6月到1947年末，红军在编人数从1136.5万减少到了287.4万——削减的比例和美英两国大致相当（虽然战场上还保留了相当多装备精良的摩托化师）。当然，苏联的预谋在其西方同时代人眼里绝不是不言而喻的，即使那些认为斯大林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实用主义者的人们也无法完全肯定。不管怎样，莫洛托夫倒是陈述了一件事实，他在自传里说，苏联倾向于利用有利形势而非冒险去实施他们的计划：“我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可能的话，我们会采取进攻手段；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等待。”

斯大林本人以反对冒险而著称，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以及后来的一些评论家对西方未能对其尽快并进一步实施“包容政策”感到遗憾的原因。但这些年来没有人想要再打一场战争，而斯大林也很快被说服了放弃扰乱巴黎或罗马的企图（因为他在那些地方并无驻军），人人都意识到苏联在东欧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在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的盟军管制委员会里，苏联人毫不掩饰地拒不理睬英国和美国的意愿，对当地人的意愿更是不屑一顾。只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有点模棱两可，苏联红军早就从此地撤军了。

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他在执行莫斯科谈判的决议方面倒是很守信用的。他和他的同事们假设西方同盟理解苏联计划占领和控制“他们的”半个欧洲，他们倾向于把西方对苏联占领区行为的抗议看作形式主义，或者说一次小小的民主宣传。但是他们觉得在要求东欧的独立和自治问题上，西方却咬文嚼字地过于认真了，苏联领导层对此大光其火。这一点从1945年2月莫洛托夫评论西方干预波兰前途的话里可以捕捉到：“我们不知道比利时、法国和希腊等国的政府是如何组建的。没有人问过我们，然而我们要说，我们不喜欢这些政府的这种或那种模式。我们未加干预，只因为那是在英美两国的军事占领区。”

人人都盼望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能够像上次那样，签订一项包罗万象的《和平条约》。事实上，1946年在巴黎确实签署了5项单独的条约。这些条约解决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和意大利的领土等等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挪威问题，挪威从技术角度来说仍然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直到1951年。[9]最后，那些大国为了避免自身的利益冲突而达成了一致意见，完全不顾对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签署了接受苏联统治的条约），这些条约有多么重要。

至于德国问题，那就完全不同了。尤其对苏联人来说，德国问题举足轻重。战争是由德国引起的，和平问题也主要牵涉到德国。苏联人脑子里萦绕着的德国复仇主义阴影并不比法国人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在波茨坦会晤时（1945年7月17到8月2日，期间在英国大选中，工党获胜后，艾德礼取代了丘吉尔），达成了共识，将德国从东欧分离出来，对德国的行政再分割是为了占领的需要，以及实现“民主化”、“去纳粹化”和“非卡特尔化”的目标。然而在这些总体上的共同意向之外，困难还是产生了。

虽然当时一致同意将德国经济当作一个单独的单位，但也允许苏联有权从德国的苏占区自由支配和获取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通过从民主德国提供的粮食和原材料供给中，他们相当于从西方占领区又获得了10%的额外补偿。但由于对德国东部和西部的资源采取了明显的区别对待，这些协约也带来了矛盾。关于赔偿问题，一开始就引起了分歧（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做的一样）：俄国人（和法国人）想得到赔偿，苏联政府从一开始起就毫不犹豫地拆除了德国兵工厂，并搬走了他们的设备，也不管是否获得其他占领国的认可。

关于德国和波兰之间的新边界，一直没有最后结论。甚至连实施民主化的共同基础这一具体问题，在执行过程中也都遭遇了许多实际困难。结果，同盟国领袖们一致认可了差异的存在，并暂时延缓决定，指派他们的外交部长们稍后就此事另约时间再行会谈。从而开始了所有同盟国外交部长们长达两年时间的会谈——分别代表苏联、美国、英国和后来加入的法国政府：第一次会谈是在波茨坦会议后的两个月，地点是伦敦；最后一次是在1947年的12月，地点也是在伦敦。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就战后德国问题做出最后决议，并为同盟国和德国、奥地利之间签订《和平条约》做好准备。也正是在这些会谈中——尤其明显的是在1947年3月和4月的莫斯科会议上——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针对德国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变得更清晰了。

英、美的战略部署一部分是出于政治上谨慎的考虑。如果在德国的西方占领区里的德国人老是处于战败、贫困、并且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希望的话，他们迟早会重新投入纳粹的怀抱——或者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所以在英美两国军队占领的德国地区内，工作重点早就转向了重新构建民事和政治机构，并赋予德国人管理其国内事务的责任。这给了新的德国政治家们比较多的优势，远比他们在战争结束后预期的要多，因此他们立刻就开始充分利用它——宣称除非问题得到改善，并且占领者们要听从他们的建议，否则他们将无法对德国未来在政治上是否效忠负责。

对西方联盟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柏林和民主德国地区的苏联占领区内，共产党的占领政策还没有想到要去赢得不满的德国人的感情和选票。不管在满怀仇恨的德国人眼里，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有多么不受欢迎，后一种选择（投靠共产主义）只会更糟糕：如果斯大林真心诚意希望德国保持统一的话，就像他在战后最初几年里对德国共产党所要求的那样，那么苏联的策略实在是选择得不怎么样。从一开始起，斯大林并未征得同盟国的同意，就在他的占领区内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大肆利用《波茨坦公告》中的协议，尽其所能，无情地榨取德国资源、拆走他们所抓到的一切东西。

斯大林也并不是没有其他选择。只是共产党还从未考虑过，除了武力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实现对德国，甚至只是对苏联占领区的统治。1946年10月20日柏林市的选举显示，共产党候选人的得票远远落后于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这样一来，苏联的政策明显地强硬起来。但在这一阶段，西方占领者自己也身陷困境。到1946年7月为止，为养活英军占领区（德国西北部的城市和工业区）的当地人口，通过向美国借贷的方式，英国已被迫进口了11.2万吨小麦和5万吨土豆。

英国从德国最多得到了2 900万美元的战后赔偿，但为了维持占领区的供给，每年却要支出8 000万美元。这里的差额只能由纳税人来承担支付，英国政府甚至被迫在国内对面包实行了配给制（这种权宜之计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未被采用过）。英国财政大臣休·达尔登认为，英国是在“给予德国人赔偿”。美国人没有遭遇同样的经济困难，他们的占领区遭受的战争损失不大，但是他们的情况看来也同样荒唐——尤其是美国军队很不满意，因为供养上百万饥荒的德国人的开支要从他们的军事预算中支付。乔治·凯南注意到：“德国的无条件投降……让我们对德国的一部分独立承担起了责任，德国的这一地区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从来就没有达到过经济自给，由于战争以及德国战败被占领后，这一地区要实现经济自足的可能性更是渺小。在我们同意承担此项责任的时候，我们对如何恢复这一被占领区的经济还没有任何计划，因此期望以后可以通过国际协约来解决这一问题。”

面对如此尴尬境地，再加上德国对苏联拆运走工厂设备这一举措怨恨日深，美国军事长官克雷将军注意到苏联政府并未对《波茨坦公告》中的有关协议践约，于是在1946年5月单方面暂停了从美占区向苏联（或其他地区）提供赔偿。两个月后，英国也开始效仿这一做法。这只是标志着分裂的开始。法国也和苏联一样，一直想得到战后赔偿，而所有四大同盟国仍然在遵循1946年签订的“产业规划水平”协议，照此协议，德国的生活水准应该被压制在欧洲（不包括英国和苏联在内）的平均标准线以下。此外，1946年5月的英国内阁会议考虑到欧洲安全问题，仍然不情愿将德国正式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但明摆的情况是，四大占领国并不想达成一致意见。1946年10月，纽伦堡审判主案结束后，《巴黎和约》的各条款也在11月定了下来，战时结成的同盟国除了负有对德国的共同责任外，相互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的矛盾最终上升为军事力量的对比。1946年末，英美达成统一，将他们的占领区经济合并为一个所谓的“双占区”；但这还并不意味着是对德国的划分，更不是标志着要把“双占区”纳入西方范畴。相反，3个月后，即在1947年2月，法国和英国大张旗鼓地签署了《敦刻尔克条约》，双方约定共同抵抗未来德国的任何侵略行为。1947年初，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仍然态度乐观，认为不管采取哪种方法解决德国经济难题，都没必要分裂德国。至少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还是一致的。

真正的分裂是从1947年春开始的，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外交部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3月10日到4月24日），会上重提了寻求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和平协议。这次会上双方的裂痕开始明显了。美英两国决定重建联邦德国经济，期望德国可以实现自给并有助于欧洲总体经济的复苏。苏联代表想从德国西部地区获得赔偿，因此希望根据最初在波茨坦所设想的一样（虽然比较模糊）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行政、经济实体。但是，现在西方同盟国不再想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德国政府了，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脱对德国西部的人口负担——这同时本身也是出于政治考虑——只要当时的军事力量是不对称的，还可以将这个国家实际上转交到苏联的势力范围内。

驻德国的美国军政府政治顾问罗伯特·K·墨菲指出：“是1947年的莫斯科会议……真正拉下了铁幕。”恩斯特·贝文甚至在抵达莫斯科以前就早已放弃了正式的希望，认为关于德国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对马歇尔（和比铎）来说这是一个做出定义的时刻。无疑，这对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来说也一样。到了下一次四国外交部长们在巴黎会晤时，从6月27日到7月2日，他们讨论了马歇尔突然提出的新计划，美国和英国早就一致同意（5月23日）允许德国参加新的双占区“经济委员会”——这拉开了联邦德国政府的筹备期序幕。

从此以后，事情迅速向前发展。双方不再寻求或做出任何妥协：美国和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害怕苏联和德国单方面签订和约，并为预先阻止这一切而同意延缓和妥协，但最后认为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决定不再把这一结果考虑在内。8月份，他们单方面提高了双占区的产能（引起苏联和法国的一片批评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那份报告JCS1067（即“摩根索计划”）被JCS1779取代，它正式指出了美国的新目标：与德国西部地区实现经济联合，鼓励德国政府自治。尤其对美国人来说，德国人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敌人了。[10]

在伦敦，外交部长们——莫洛托夫、贝文、马歇尔和比铎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从1947年11月25日到12月16日。这是一次奇怪的聚会，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早已破裂。西方联盟之间一直致力于西欧复兴的独立计划；而早在两个月之前，斯大林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他们的国内事务中采取不调和路线，并且对那些加入了苏联统治集团的、由共产党控制的国家实行严厉看管。这些部长们就像过去一样，讨论了要在西方联盟的控制下筹建一个德国人政府的前景，并讨论了可以达成最终和约的一些其他条款。但关于如何管理德国并未进一步达成一致意见，对德国的未来也没有做任何规划，这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并没有预先安排下一次会议。

相反，英、法、美三国却继续就德国的未来问题展开了三方会谈，地点又一次设在伦敦，时间是1948年2月23日。正好也就在那一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功发动了政变，标志着斯大林明确放弃了他的早期战略，开始认可与西方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受布拉格政变的影响，法国和英国将他们的《敦刻尔克条约》扩展成为3月27日的《布鲁塞尔条约》，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一起纳入共同防卫体系。

现在已经消除了一切障碍，西方领导人和伦敦会议迅速同意将“马歇尔计划”扩展到联邦德国，并制定规划，要为联邦德国建立一个最终的政府（这一计划得到了法国代表的赞成，作为交换，他们暂时同意将萨尔从德国分离出来，并建议成立独立的权力机构监管鲁尔地区的工业）。这些计划明显违背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无疑地遭到了驻柏林的盟军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的抗议（他忘记了苏联自己早就多次违背了那些同样的精神）。

3月10日，索科洛夫斯基谴责这项关于联邦德国的计划，认为那是资本主义强加于德国民众的，完全否定了德国人表达自己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愿望和机会。他重申了苏联的看法，认为西方列强在干预德国东部问题时，滥用了他们在柏林的权力——该地区应该属于苏联占领区。10天以后，即3月20日，在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柏林会议上，索科洛夫斯基痛斥西方联盟的“单方面行为”，“欺骗了联邦德国人民，损害了和平国家的利益，违背了热爱和平的德国人民的意志——他们追求国家的和平、统一和民主”。随后他愤然拂袖而去，其他苏联代表也跟着退出了会场。接下来的会议日期一直未定。同盟国之间对德国的共同占领就此宣告结束：两周不到，即4月1日，柏林的苏联军政府开始干涉联邦德国和西方联盟在柏林占领区之间的道路交通问题。欧洲大陆真正的冷战开始了。

不用再质问，通过上述叙述就可以明了“谁发动了冷战？”就冷战是因德国而起这一点来看，最终的结果可能会造成一个分裂的国家，所以各方都可能选择让德国统一。1945年5月，还没有人会预料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局，但却很少有人对此深感不满。一些德国政治家，最著名的是康拉德·阿登纳，他的政治生涯甚至还得感激国家的分裂：假如德国继续保持四国占领局面或实现统一的话，一个来自边远西部天主教莱茵地区、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政客将不大可能在政坛上脱颖而出。

阿登纳并没有将德国的分裂当作他的政治目标，不管私底下他是多么欢迎这一结果。在联邦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政敌是社会民主党的库尔特·舒马赫，一位来自西普鲁士的新教徒、一位孜孜不倦地主张德国统一的鼓吹者。与阿登纳相反，舒马赫宁愿德国成为中立国，也不愿意看到现在德国分裂的局面——这看起来是斯大林所许诺的。当时的舒马赫在德国更受大众欢迎，这成了阿登纳不得不谨慎行事、并将德国分裂的责任推卸到占领军身上的原因所在。

到了1948年，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一样，并非不乐意看到德国出现分裂，面积较大的德国西部现在主要控制在美国人手中。虽然有一些人曾经预测到了这一结局，如乔治·凯南（早在1945年，他就得出结论，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引导美占德国区成为……一个繁荣、安全、优秀的独立体，这样就不会受到东部的威胁”），但他们还只是少数派。美国人和斯大林一样，这些年来一直在临时凑合，没有计划。有时候也有人认为，美国的有些重要决定和宣言，例如著名的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加速并促成了斯大林从妥协到严厉的态度变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欧洲的分裂责任在于华盛顿政府的麻木不仁，或者更糟糕的是由于它那早已预谋好的不退让政策。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此事而言，杜鲁门主义对苏联谋略几乎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影响作用。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国会上宣布：“美国必须支持自由国家的人们反抗来自少数武装分子或外部压力的占领企图，这是美国的政策。”这也是对伦敦政府因1947年2月的英国经济危机而无力再继续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一事的直接回应。美国将转而扮演英国的角色。杜鲁门因此寻求美国国会的批准，为其海外援助计划增加40亿美元的预算：为确保获得这笔资金，他在申请中列举了共产党的活动引发的危机。

美国国会对他的讲话很重视，但莫斯科方面却没有意识到。斯大林对土耳其和希腊——援助计划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很感兴趣。他十分明白自己的利益范围不应该受到杜鲁门哗众取宠表演的影响。相反，他继续认为和西方阵营的分裂对未来是件好事，美国肯承担以前英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责任就是个标志和先兆。不管是什么导致了斯大林对东欧的策略性思考，那肯定不是由美国国内政治说法的变化而引起的。[11]导致德国和欧洲分裂的最直接的原因，其实是这些年来斯大林自己的过错。在中欧，他曾想选择让一个统一的德国保持衰弱和中立，但是在1945年和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不肯妥协的僵持和冲突战略中浪费了自己的优势。假如斯大林的愿望是想看着德国腐朽下去，并让德国人怨恨而又无助地最后求助于他的话，那斯大林的算盘就完全打错了——虽然在联邦德国占领区的同盟国政府曾经担忧他有可能计谋得逞。由此看来，欧洲冷战的不可避免是由苏联独裁者的个人性格和他领导的体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但实际情况是，德国就在斯大林的脚下，这一点他的敌人们都清楚：“问题是我们在玩火，却又没有工具去扑灭它”，1948年2月13日马歇尔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做了如此描述。苏联要做的只是接受马歇尔计划，并让大多数德国人相信莫斯科曾经本着良好的信念，寻求建立一个中立的、独立的德国。在1947年，这有可能会迅速改变欧洲力量均衡中的优势。无论马歇尔、贝文和他们的顾问们对这一行动如何考虑对策，他们将无力阻止这一切。这一战略计谋远比斯大林无法让西方信任这一点来得高超。就像迪恩·艾奇逊在另一场合所说的：“我们比对手们来得幸运！”

回顾过去，多少有点讽刺性的是，为了削弱德国在欧洲中心的过于强大的势力，各方展开了一场死伤无数的大战，战后的胜利者们却又对击垮战后德国这一巨人的安排意见不一，最终为了各自的利益只能在他们内部将其瓜分。很显然，先是英国，接着是美国，然后是法国，最后是苏联，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办法只是不断地争论协议条款，然后公之于众。这样做虽然让人感觉不佳但却行之有效。用英国驻德国占领区的情报官员诺尔·安南的话说：“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自己却和希特勒的自觉追随者们沆瀣一气，这想起来确实令人憎恶。但是对西方而言，最好的希望还是鼓励德国人自己建立一个西方的民主国家。”

[1] 波兰和苏联之间的边界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英国外交大臣提议划定。

[2] 1943年，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提出要求，对卡廷森林大屠杀进行国际审查，苏联为此与之决裂。该遗址由德国人发现，他们正确指出该地为苏联对俘虏的波兰军官实施大屠杀之地。在当时和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苏联政府及其在西方的支持者们一直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并对此大为恼怒。

[3] 印度和其他一些英联邦自治领持有相当数量的英镑，这笔财富主要是在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信贷资金。假如战后立即实现英镑和美元自由兑换的话，那么这些财富就会大幅缩水，从而削弱英国早已脆弱的外汇储备。那也正是英国为了从美国获得贷款，作为交换条件而被迫经历了最初灾难性的兑换后，又在1947年重新建立英镑管制的原因所在。

[4] 据凯南声称：“我们华盛顿的国家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料到，可能也不会想到，在苏联秘密警察支持下的贝利亚时代，苏联的占领对那些被占领国的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5] 比铎的话并没有给马歇尔带来多少宽慰，他认为，公众对德国的威胁产生焦虑，仅仅是出于现在法国国内消费的原因。

[6] 据1945年3月签订的捷克——苏联秘密协约，苏联拥有波希米亚西部贾奇莫弗矿区的开采权并可攫取铀。

[7] 当然，波兰人觉得最宽心了——原因是这一切实在太让人熟悉了。

[8] 1990年，据称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曾注意到：尽管同美国之间的冷战时间长达40年，他的孙辈们在玩战争游戏时，仍然把德国人当作敌人。

[9] 意大利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付给苏联、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和埃塞俄比亚3.6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另外还把伊斯特拉半岛割让给了南斯拉夫。边城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仍处在争议之中，又持续了长达8年之久。

[10] 后来证明这种调节实施起来很简单。一位美国军人很高兴也很诧异地发现，他在德国得到的认可比起冷冰冰的法国人对解放者的态度强多了：“真见鬼，这些人干净多了，比法国佬和善多了。他们和我们是同一类人。”引自厄尔·齐姆克《德国被占领时期的美军，1944-1946》，（华盛顿，1985），第142页。

[11] 1947年12月，经常代表他的领袖发言的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告诉代表们，杜鲁门主义的矛头至少是指向苏联的，但同时也是指向了英国，“因为它指明要把英国的势力范围逐出地中海和近东地区”。

第5章

冷战来临

想象一下奥匈帝国分裂成大大小小的共和国吧，这对想要一统天下的俄国君主来说是多好的基石啊。

——弗朗蒂塞克·帕拉斯基，1848年4月

南斯拉夫人想要希腊的马其顿。他们还想要阿尔巴尼亚，甚至还想要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土地。这是不合情理的。我不喜欢他们的做法！

——约瑟夫·斯大林，1945年

红军若是想抵达北海，他们所需配备的只是靴子而已。

——丹尼斯·赫利

关于建立欧洲秩序这一想法，不是说要人为地创建一个德国，而是势在必行。

——鲍尔·亨利·斯巴克，1942年4月

对这种事情，我们骨子里很明白不该做。

——安东尼·艾登，1952年1月

“这场战争与以往有所不同。无论是哪一方占领了一块领土，都会在该地区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人人都想把他自己的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及之处。情况就是这样。”米洛万·德热拉斯在他的《与斯大林谈话录》中所述说的约瑟夫·斯大林的这段名言早已不是它最初的原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绝不是欧洲历史上第一场以军事结果来决定社会制度的战争：16世纪的宗教战争以1555年签订的《奥格斯堡和约》宣告结束，制定了“教由国定”的原则，承认各邦诸侯有权自由选择其所辖区的宗教信仰；在拿破仑征服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初的欧洲，军事上的成功很快就在当地演变成法国式的社会的、制度上的大革命。

然而，斯大林的观点也很清晰——早在共产党占领东欧以前，他就告诉过德热拉斯。苏联参战的目的是击败德国，重振雄风，确保苏联在西部边防的安全。无论将来德国会变成什么样，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地区不应该悬而未决。从芬兰到南斯拉夫之间这块南北纵向的地区上，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小国政府虽然不值一提，但对苏联是一致敌对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除外）。尤其是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一直对莫斯科政府很不友好，疑心苏联会对他们入侵。在斯大林看来，唯一可以接受的结局就是，在那些事先还未并入苏联范围的地区建立起苏联可以信赖并且不会威胁苏联安全的政府。

但要保证这一结局的实现，就必须使东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和苏联一样，这从一开始起也是斯大林的要求和意图。他的目标看来非常直截了当：像罗马尼亚或匈牙利这些国家里的旧贵族早已名誉扫地，若想将他们清除掉，除旧布新，这并不太难。在许多地方，苏联占领者起初是作为解放者、作为变革和改革的先锋而受到欢迎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除了在军事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外，苏联对西方邻国的内部事务几乎毫无影响力。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在先前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共产党人被禁止参与公共生活和合法的政治活动。即使在那些共产党占有合法地位的国家里，他们对苏联的认可以及1927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里受莫斯科方面僵硬、偏执的影响，将他们自身推到了东欧政治的边缘。苏联后来的一些做法，他们对在莫斯科避难的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监禁和清洗政策，又加深了他们的弱势——对波兰领导人事件的处理，差点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共产党的灭亡。

1945年2月，当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马迪亚斯·拉科西从莫斯科返回布达佩斯的时候，他尚可以依赖大约4 000名匈牙利共产党人。在罗马尼亚，根据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安娜·鲍克的自述，近2 000万民众中只剩下了不到1 000名的共产党员。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不见好：1944年9月只有大约8 000名共产党。只有在波希米亚和南斯拉夫的工业区，在那里共产党作为胜利的游击队抵抗组织保存了下来，共产主义这才得以代表了基层大众。

一方面是出于性格上的谨慎，另一方面是无论如何还要和西方列强保持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斯大林从30年代人们熟悉的“人民阵线”和西班牙内战中共产党的实际经验中想出了最初的战略：赞成他们成立“阵线”政府，结成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反法西斯”团体的联合阵线，排除和惩罚旧政权及其支持者，谨慎地、“民主”地实行改革，而非实施革命。到战争结束或刚结束后不久，东欧每个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联合政府。

欧洲分裂该由谁负责这一问题引起了不断的学术争论，从这一角度来看，有可能需要强调的是，斯大林和他的地方代表们肯定早已确定了他们的长远目标。联合政府是使那些在历史上处于劣势的各国共产党走上通向权力的途径；它们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已。正如民主德国共产党领导沃尔特·乌布利希对他的追随者们私下解释的一样，当他们对党的政策表示困惑不解时，他说：“再明白不过了——表面上要民主，但我们必须控制住每一件事。”

事实上，控制比政策来得更重要。在东欧的每一个联合政府——“祖国战线”、“联合统一政府”、“反法西斯团体联盟”——里，共产党都寻求对一些重要部门的控制权：内务部，给予共产党控制警力和国家安全力量、准印或取缔报纸的权力；司法部，控制清洗、公断、裁决审判的权力；农业部，实行土地改革或重新分配的权力，由此广施恩惠，赢得成千上百万农民的忠心。其实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机遇巧合。共产党还进入了重要的“去纳粹化”委员会、地区行政委员会和工会组织中。

相反，东欧的共产党并不急于要求获得总统、总理或外交部长的职务，而通常把这些职务让给同他们联合的党派，例如社会党、农业党或自由党。这也反映了战后初期的政府性质——共产党只在其中占有少数地位——有助于安抚西方观察者。当地百姓可并没有被愚弄，他们预先小心防范——1945年底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员人数上升到了80万——但在许多方面共产党的策略还是相当令人心安地温和的。除了土地集体化外，共产党一直在敦促给无土地者分配土地。除了将“法西斯分子”的财产充公外，共产党并没有强制实行资产公有制或国有化——它要求得并不多，甚至比同它联合的党派要求的还少。也几乎没有将“社会主义”说成是目标。

共产党在1945年和1946年宣传的目标是“完成”未完成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那些严重缺失财产、平等和民主的地方，重新分配财产、保障平等并加强民主权利。这些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可实现的目标，吸引了该地区以及西欧国家的许多人，他们愿意从善意的一面去考虑斯大林及其意图。然而，发生在民主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一系列的地方和国家选举，一下子就降低了共产党本身的魅力。非常明显（以匈牙利为例，在1945年11月布达佩斯市的选举中），无论他们如何积极成功地置身当地影响势力中，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有能够通过投票箱来获得公众势力。除却军事占领和经济庇护方面的优势外，共产党候选人总是不断地被那些旧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农业党或小土地拥有者党派的代表所击败。

结果，共产党转向采用施加压力的措施，伴随着公开的恐怖和压迫行为。在1946年和1947年的选举中，那些竞争对手遭到了诬蔑、威胁、殴打和被捕，遭遇了像针对“法西斯分子”和其“合作者”一样的对待，被监禁甚至枪杀。“人民”民兵助长了一种恐惧和不安的氛围，共产党发言人将此归咎于政治批评家们。那些弱小或不受欢迎的非共产党候选人成了公众辱骂的目标，为了避免同样的厄运，他们的同伴忍受着这种辱骂。因此，在保加利亚，早在1946年夏，农业联盟党的22名常务委员中就有7人、80名委员中有35人被监禁。最典型的一次是指控农业党记者库内夫，控诉他在一篇文章中“以一种真正的罪犯的姿态称保加利亚政府是政治和经济的梦想狂”。

农业党、自由党和其他主流党派轻而易举地成了众矢之的，蒙上了法西斯主义和反民族情绪之名，最后被驱逐出了政治舞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大、最复杂的一项障碍是当地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他们一直参与了共产党的改革。在中欧和东欧，很难指控说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或其同谋——他们也曾经和共产党一样遭到了压迫。在农村占绝对优势的东欧，只要存在着工人阶级，他们就在传统上忠于社会党而非共产党。因而，当共产党无法轻易打败社会党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了加入他们的方式。

或者毋宁说，这是在让社会党加入共产党。这是共产党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项策略。1918-1921年间，列宁的最初策略是分裂欧洲的社会党，将激进的左派全部重新吸收进新成立的共产党，并谴责社会党的残余部分为反革命，让他们遭到历史的淘汰。但当各国共产党在接下来的20年里处于少数派地位时，莫斯科改变了策略，转向了同（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党组成左翼“联盟”的计划——当然还是在共产党的监管下。在当时东欧已经获得解放的氛围下，这种建议在许多社会党人眼里看起来比较敏感。

甚至在西欧，一些有左倾思想的法国和意大利社会党成员也被共产党吸引，受邀请合并成一股单独的政治力量。在东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股压力难以抵抗。在苏占德国区首先开始了这一进程，（在1946年的莫斯科秘密会议上）共产党决定联合比他们大得多的社会党“同盟者”。这次合并以两个月后“社会统一党”的诞生而初战告捷（在这些新成立的联合党派中故意避免使用“共产党”的名字，这是这些合并的特征之一）。事实证明，在苏占德国区，相当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前领导人对这次合并采取了顺从的态度，在新党派和后来成立的民主德国新政府中，他们被授予了极高的权位。那些抗议或反对成立新党的社会党成员遭到了谴责、驱逐，甚至其中一小部分人还被迫退出了公共生活或遭流放。

在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里，这些共产党——社会党“联盟”的结构都大致相同，只是成立的时间稍微晚一些，基本上都是在1948年：罗马尼亚是在1948年的2月，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在6月份，保加利亚在8月份，波兰在12月份。那时，社会党已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在它们消失之前，已经早就不是在本国政治领域内的有效力量了。就像在德国一样，那些听从共产党指挥的原社会党人获得了一些空头衔。原来的社会党人阿尔帕德·萨卡西茨在1948年7月30日被任命为匈牙利共和国第一任国家元首。

东欧的社会民主党处在一种两难境地。西方的社会党经常鼓励它们与共产党合并，这要么是天真地认为，只要那样做，便使人人可以得益，要么寄希望于缓冲共产党的行动。直到1947年，东欧那些独立的社会党（即拒绝和共产党同志们合作的社会党）才被阻止加入国际社会党组织，因为它们对“进步”力量联盟来说是一种障碍。同时，它们在国内又遭受着屈辱和暴力。即使他们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境况也未见好转——1948年2月在罗马尼亚两个党派“联合”的议会上，共产党领导人安娜·鲍克谴责她的前社会党同事，说他们蓄意破坏体制，对反动政府奴颜婢膝，“恶意中伤”苏维埃。

共产党在1947年及以后的大选中确实成绩斐然。因此很典型的是，在后来的政府构成中，共产党，或者说新组成的“工人”或“联合”党显然占据了统治地位：即使还有合作伙伴的话，也被降到了徒有虚名或架空的位置上。在这一从统一阵线到共产党独揽大权的转变过程中，苏联的策略在1948和1949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加强国家控制和集体化，摧毁中产阶级，清洗并惩罚真正的和假想的对手。

这些对苏联最初接管东欧之情况的描述，展现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普遍进程。斯大林的策略并没有将民族差异性考虑在内。共产党想要通过合法或表面合法的手段来确保安全，这看起来是斯大林的意愿，至少在1947年秋之前是如此，但重点却是在权力而非合法性上。这就是共产党的策略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对司法和政治的顾虑却越来越少的原因所在。一旦明白选举的胜利会为其开脱后，它甚至不惜牺牲外部的同情。

此外，各国之间还存在着重大差异。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苏联出手很重——部分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在战争期间曾经是苏联的敌人，另一部分原因是当地共产党势力较弱，但最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和苏联在地理位置上关系明显，正好处于苏联版图的外围。在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前第三国际的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早在1946年10月就大胆宣布，谁要是在选举中不投共产党的票，谁就被认作是叛徒。即使这样，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议会465个席位中，共产党的对手们还是赢得了101席。但反对派早已注定要失败——占领区的红军及其当地同盟者公开消灭反对势力的唯一障碍是，他们需要和西方同盟国合作签订关于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来确保英美认可共产党领导的保加利亚政府在保加利亚的合法权威。

一旦签署了和约，共产党就意识到等待不会有结果，各种事件该发生的还是会按时间顺序陆续发生。1947年6月5日，美国参议院不顾驻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的美国外交官们的担心，正式认可了《巴黎和约》关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和意大利的条款。就在第二天，保加利亚反共产党的政客、农业党领导人尼古拉·佩特科夫被逮捕了（由于不愿意跟随绝大多数识时务的农业党人，他拒绝加入共产党的祖国阵线）。对他的审判从8月5日持续到15日。9月15日《保加利亚和平条约》正式生效，4天后，美国对索非亚政府给予外交认可。96小时后执行了对佩特科夫的处决，对他的宣判一直等到美国官方表态后才公布。通过司法程序杀了佩特科夫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再也不惧怕任何绊脚石了。苏联将军比留佐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红军支持保加利亚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政党时说道：“我们没有权利不支持保加利亚人民努力消灭这个可怜虫。”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地位比在保加利亚还要低微。在保加利亚历史上还曾有过亲俄罗斯情结，使共产党可以利用。[1]虽然苏联人对罗马尼亚保证过会归还其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1940年在胁迫下割让给了匈牙利），但斯大林根本就不想归还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这两块地方早就并入了苏联，他也不愿意归还与保加利亚接壤的罗马尼亚东南地区的南多布罗加。结果，在两次大战期间，罗马尼亚共产党被迫放弃了这一重要地区，完全受束缚于苏联提出的对当时还属于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土地要求。

更糟糕的是，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经常表现得不像罗马尼亚人，至少不符合罗马尼亚的传统标准。安娜·鲍克是犹太人，埃米尔·鲍德纳拉斯是乌克兰人，瓦西尔·卢卡有着特兰西瓦尼亚日耳曼人的背景。其他领导人是匈牙利人或保加利亚人。由于老是被看作外来人员，罗马尼亚共产党完全得仰仗苏联军队。他们得以在本国内生存，不是依靠大选获胜——这从来不是他们的实际目标——而是依靠他们神速地、高效地占领这个国家，在自由派的中心分裂并消灭“历史上的”敌对党派。对这一任务，他们执行起来得心应手：早在1948年3月，他们的政府就在全国大选中赢得了414席中的405席。罗马尼亚的情况和保加利亚（或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的装甲部队平息了南部托斯克社群反抗北部盖格区的种族压迫的动乱）一样，颠覆和暴力并不只是众多手段中的一种方式——而是通向权力的唯一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人也命中注定落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因为在地理上他们位于柏林通向莫斯科的必经之途；在历史上，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是俄罗斯帝国向西面实现勃勃雄心的心腹大患；而在波兰，亲苏的当地政府通过公众选择而自然上台的希望又是十分渺茫。然而，与巴尔干半岛各国不同的是，波兰是希特勒而非其他轴心国的牺牲品；成千上万的波兰士兵曾与同盟国军队一起并肩作战在东、西战线；波兰人对战后前途充满了希望。

正如后来所示，那些期望其实也不算太糟糕。波兰共产党的“卢布林委员会”经苏联授权成立于1944年7月，这样苏联就可以在抵达华沙时就拥有一个一切准备就绪的政府来掌控大权。但这个委员会根本就没什么群众基础，只得到了当地尤其是年轻人的些许支持，他们强调和苏联“友好”，会有一些实质性的利益：可以有效防范德国重新占领他们的领土（在当时确实存在这种忧虑），可以实现民族交换政策，例如波兰可以清除剩余的乌克兰少数民族，而东欧各地的波兰裔人可以在新的疆土边界内重新定居下来。这些想法有助于处于民族边缘化的波兰共产党人（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是犹太裔的）获得机会，融入波兰民族甚至它的政治传统中去。

然而，波兰共产党在选举中始终处于毫不起眼的少数派地位。斯坦尼斯拉夫·米科拉伊奇克领导的波兰农业党在1945年12月统计的党员人数为60万，是共产党领导的波兰工人党（1948年12月波兰联合工人党、吸收社会党人后组建的）积极分子的10倍。但是米科拉伊奇克曾是战时的波兰流亡政府总理，最终被他的政党既反纳粹又反苏联这一典型的波兰人的固执态度而葬送了前程。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在波兰取得的胜利多少有些漠然，后来发生的事件都能揭示这一点。但他对波兰政策的总体思路十分关注，尤其是波兰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随着德国的退出，波兰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至少在欧洲问题上是如此。相应地，农民党的地位岌岌可危，被推向了边缘：它的支持者们遭到了威胁，它的领导者们遭到了攻击，它的信誉也遭到了怀疑和抨击。在1947年1月，波兰的议会选举完全被操纵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派集团”获得了80%的选票，农民党只得到10%的选票。[2]9个月后，米科拉伊奇克为保性命，逃离了波兰。以后的几年里，战时的“内卫军”（Home Army）剩余力量仍以游击队的形式来反对共产党政权，但他们的行动已经于事无补，毫无希望。

苏联对于波兰的政治斗争如此感兴趣，导致波兰人在战时——雅尔塔会议前后——的幻想看来更加虚幻而不切实际。而匈牙利关于“走匈牙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信念倒并不完全是幻想。战后莫斯科对匈牙利的主要兴趣在于构建一条将来红军可以通向西方、进入奥地利（或者是后来意图向南进入南斯拉夫）的安全通道。因此，一旦当地共产党人需要广泛支持，他们的苏联顾问们就会很乐意上演“民主”策略，并且乐此不疲。

但是事实证明，在匈牙利，即使在布达佩斯，共产党也一直影响不大。而“小农党”（在匈牙利相当于其他地方的农业党）尽管被看作是反动派甚至是法西斯党，却稳稳占据了1945年11月全国大选的绝对优势。后来在社会党的支持下（其领导人安娜·凯斯里拒不相信共产党会在选举上弄虚作假），共产党成功驱逐了议会里小农党的一些议员，并在1947年2月起诉他们阴谋造反，指控他们的领导人贝拉·科瓦茨是反对红军的间谍（科瓦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1956年得以回国）。在1947年8月新一轮的选举中，虽然共产党人、内务部长拉兹罗·拉吉克厚颜无耻地暗中大做文章，但共产党还是只保住了22%的选票，尽管小农党也下跌到了只有15%的选票。在这样的情况下，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地和它的东欧邻国汇聚到了一起。在接下来的1949年5月的选举中，“人民阵线”赢得了95.6%的选票。

回顾往事，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1945年以后要实现东欧民主的希望是比较渺茫的。中欧和东欧并不具备与生俱来的民主或自由传统。在欧洲的这些地区，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的各国政府一直充斥着腐败、威权主义，甚至嗜好谋杀。旧的统治阶层充满腐朽气息。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的当权阶级极其官僚，正是这一社会群体的人又将被招募为共产党国家的行政干部。借着“社会主义”的调子，从落后的威权主义政治转向共产党的“大众民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轻而易举。因此，历史的重演毫不稀奇。

此外，罗马尼亚、波兰或匈牙利转回1939年以前的政客和政策，也极大地削弱了反共产党的力量，至少直到1949年以后他们才对苏联的恐怖势力感到害怕。毕竟，像法国共产党领导人雅克·杜格劳斯在共产党日报《人道报》1948年7月1日的文章中狡黠地提出的：苏联的保护难道不是既防止了这些国家回到原来痛苦的老日子又阻碍了他们真正的民族独立吗？当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这么认为。丘吉尔注意到：“总有一天，德国人会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而波兰人将无法阻止他们。”现在苏联自命为罗马尼亚和波兰新边界的捍卫者，更不用说那些驱逐了德国人之后重新分配到这一整个地区的其他土地了。

有必要提醒的是，这也表明了苏联红军势力的无所不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第37军系由1944年9月占领罗马尼亚的红军派遣，一直驻守在保加利亚，直到1947年《和平条约》的签订为止。苏联军队在匈牙利驻留到50年代中期（1956年以后又再次驻守），在罗马尼亚驻留到1958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整整40年的统治一直是在苏联军队的占领下，苏联军队还经常在波兰境内通行自如。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苏联并不想离开这片欧洲的土地，而这片土地上的国家也因此把它们的前途和苏联这一强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捷克斯洛伐克是个明显的例外。许多捷克人欢迎苏联人来做解放者。由于慕尼黑条约，他们对西方势力并不抱有什么幻想。依赖伦敦的爱德华·贝内斯的流亡政府是唯一一个早在1945年以前就向莫斯科明确表态的政府。1943年12月，贝内斯对莫洛托夫如此解释他的处境：“在重大问题上，（我们）……会在言行上都配合苏联政府代表。”虽然贝内斯不一定像他的导师、已故的总统托马斯·马萨利克那么警惕投入俄罗斯人或者说是苏联人怀抱的危险性，但他也不是一个蠢人。布拉格和莫斯科交好的原因和1938年前它寻求和巴黎关系亲近一样：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身处中欧、易受攻击的弱小国家，它需要保护者。

因此，虽然身处“东”欧国家，但它在许多方面却最具有西欧特点——它在历史上就具备多元政治文化，是重要的城市和工业区，在战前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战后则实行西方倾向的社会民主政治——捷克斯洛伐克也是这一地区在1945年以后苏联的最亲密同盟，虽然由于苏联的土地“调整”使它丧失了最东部的下喀尔巴阡山区的鲁塞尼亚。那也是贝内斯在东欧和东南欧众多的战时流亡政府总理中唯一得以班师回朝的原因所在——1945年4月，他重组班子，联合了7名共产党人和其他4个党派的11位部长。

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领导的捷克共产党真心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上台执政。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那次选举中，他们赢得了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爱戴，获得了84.9万张选票（占总数的10%）。他们并没有依靠红军，1945年11月红军就撤离了捷克斯洛伐克（虽然苏联以外交机构的形式在布拉格还是保留了一些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1946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大选在一种真正自由但心理上充满忧虑的气氛中举行了，共产党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区赢得了40.2%的选票，在大部分农村和天主教斯洛伐克地区获得了31%的选票。只是斯洛伐克的民主党表现更佳，它获得了占斯洛伐克人口1/3的民众的欢迎。[3]

捷克共产党预计能继续获胜，因而他们一开始就对马歇尔援助计划表示欢迎，并招募新人为未来投票做准备——党员人数从1945年5月的5万人左右上升到1946年4月的122万人，到1948年1月达到131万人（全国人口只有1 200万）。当然，不排除共产党利用恩惠和压力等手段来确保选票的可能性。并且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事先掌控了重要部门，并在警察局和其他部门的重要岗位上安排了自己人。预测到1948年的选举结果后，在本国成长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准备通过“捷克式的道路”上台执政，这一点与东欧其他国家相当不同。

哥特瓦尔德确信不需要苏联帮助，就能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获胜，这一点不知道苏联领导人是否清楚。至少直到1947年秋，斯大林都没有插手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捷克人驱逐了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这引起了德国人对他们的仇恨，遂使捷克斯洛伐克更加依赖苏联），战后，贝内斯政府把重点放在了经济规划、国有化和努力工作上，这使得1947年5月至少有一名法国记者将这种精神和苏联早先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联想起来。早在共产党组建自己的政府和独揽大权以前，布拉格的告示栏里就一直张贴着斯大林的画像，把他的画像和贝内斯总统的画像挂在一起。1947年夏天，在苏联的要求下，外交部部长扬·马萨里克和他的同事们就断然拒绝了马歇尔的援助计划。总之，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斯大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

此外，1948年2月，共产党在布拉格策动了一场政变，利用非共产党部长们（就共产党渗透进入警察机构这一虽小却很重要的事件）的草率辞职，获得了国家大权。布拉格政变意义深远，因为它恰恰发生在一个多少有些民主的国家里，并且这个国家看起来曾经和苏联又是那么友好。这引起了西方联盟的震惊，他们由此判断共产主义正在西进。[4]但这一事件却很有可能救了芬兰人：由于捷克政变给德国和其他一些地区惹了麻烦，斯大林被迫在1949年4月和赫尔辛基妥协，签订了《友好条约》（最初是想以东欧方式解决芬兰问题，先分裂其社会民主党，再迫使他们和共产党合并成立“芬兰人民防卫同盟”，最后再让后者执政）。

布拉格政变唤醒了西欧社会党人对东欧政治生活现实的认识。1948年2月29日，年迈的莱昂·布鲁姆在法国社会党报纸《大众报》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反响的文章，批评西欧社会党未能站出来对东欧同志们的遭遇大胆说话。多亏布拉格政变，它使得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非共产党的左翼中的重要部分能坚决站在西方阵营一边，这一事态的发展限制了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的活动，从而也导致了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各国共产党变得孤立和越来越虚弱。

如果说斯大林在策动布拉格政变时未曾料想到这些后果的话，那么错误并不在于他老是通过苏联集团来推行他的指令，也不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举足轻重。布拉格所发生的一切——同一时期的德国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苏联的政策由原来的阻碍与反对迅速地转向了同它的前盟友之间的公开对抗——是斯大林回到了上一个时代的风格，转变了策略。这一转变，总的来说是表现了斯大林因无法如其所愿地控制欧洲和德国而产生的焦虑，同时最重要的是表现了他对南斯拉夫与日俱增的恼怒。

1947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的地位很独特。和欧洲其他各国共产党不同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力量上台执政，既没有依靠当地同盟，也没有借助外来支援。当然，英国在1943年12月就停止了对契特尼游击队的资助，而转向支持铁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于南斯拉夫的金钱资助（4.15亿美元）已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72%的资金来自于美国。但对当时来说，最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唯一一个成功地抵抗了德国和意大利侵略者的党派。

1944年8月，美军解放拉瓦尔镇的几小时后，一名法国妇女因被指控犯有与德国占领军“卧式合作”而被剪掉头发，游街示众。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成千上万名妇女因同样原因遭此羞辱。

1946年在基辅，德国士兵以战犯罪名被公开处以绞刑。对于战后实行的审判和处决，无论当时苏联的动机有多复杂，德国国防军、党卫军和他们在当地的合作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却铁证如山。

1945年德国战败后不久，一个小男孩路过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营外的乡间路边堆放着成百上千被关押者的尸体。和战后许多德国成年人一样，小男孩扭头不看。

1946年6月，南斯拉夫契特尼（民族主义）战时抵抗运动领袖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在军事法庭上。对共产党游击队来说，契特尼分子所造成的威胁和外国侵略者一样严重。战后，铁托对他们实行了无情镇压。米哈伊洛维奇于1946年7月18日被枪毙。

1947年2月的严冬，伦敦妇女排长队等候购煤。燃料供应十分紧缺，大多数妇女不得不等候整天以获得每周的配额。那些婴儿手推车为运煤所需。

1946年8月6日救济金首发日，一位母亲携带孩子们在伦敦东区的斯特拉特福德领取家庭救济金。战后欧洲的福利机制促进了正式的社会变革，极大地改善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生活。

马歇尔援助（1）：1949年2月3日，马歇尔计划援助的首批食糖从加勒比海地区运抵伦敦码头。工党的大臣约翰·斯特雷奇（左）、马歇尔计划代表埃尔默·霍尔姆格林（中）到场迎接。

马歇尔援助（2）：1949年圣诞节的雅典，希腊孤儿们领取用“马歇尔计划面粉”制作的面包。即便在贫困的希腊，马歇尔计划振奋人心的作用和物质捐助一样，对经济复苏有重要意义。

马歇尔援助（3）：“世界人民不想再受战争之苦。”——约瑟夫·斯大林（和鸡蛋一起递送的步枪上裹着的文件是《北大西洋公约》）请注意：苏联在西方的支持者们正在一面法文旗帜下行进。

1948年2月25日，捷克民众在布拉格的文切斯拉斯广场集会，倾听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宣布成立新政府。请注意观众的不同表情流露——共产党政变并非像普遍认为的那样令人失望，而是受到了欢迎。

1948年7月，铁托的画像装点在布拉格的一座大楼外墙。1948年春，斯大林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决裂，并非是由于南斯拉夫的政策，而是恼恨铁托不听话：他搞个人崇拜，并且越来越加强了对莫斯科的独裁权威的挑战。

1948年6月，一架美国飞机在柏林的藤珀尔霍夫机场着陆。对柏林长达11个月的封锁是斯大林的重要战略失误：它驱散了德国人的中立幻想，促使西方联盟进驻柏林，加速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成。

“约瑟夫大叔”在莫斯科的一个接待站，1949年。“（这）让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暴君们——不讲原则，不择手段，言词朴实——要么说‘是’，要么说‘不’，然而只有当他在说‘不’的时候，你才能相信他。”——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

出席成立大会。从左至右：迪恩·艾奇逊，美国国务卿，“遏制”政策的主要幕后人；厄内斯特·贝文，战后英国外交大臣，首倡建立大西洋联盟者；罗伯特·舒曼，法国国务活动家，他建议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

1953年6月17日的民主德国动乱，首次标志着在苏联集团内部，人们可能会“丧失对政府的信心”。（布莱希特荒唐地提出）“感动大众，另选一个”的建议还未一试，就已落空。

1949年9月23日，拉兹洛·拉吉克（中）在受审判的最后一天。身为内政部长，拉吉克对许多无辜者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对他本人的审判和处决使他成为后几代人心中的烈士。

大约在1952年，苏联的古拉格岛上的劳改犯。那一年是斯大林的恐怖政策达到第二个巅峰期的年头，170万犯人被关押在苏联的劳改营，另有80万人在移居地服劳役，275.3万人遭到“特别安置”。“一般的”苦刑期长达25年。

1954年6月23日，让-保罗·萨特在列宁格勒国家图书馆欣赏善本图书。这些年里萨特对共产主义的沉迷主要来自他的浪漫主义幻想（和反美主义），而并非意识形态领域的信仰。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玷污了他的国际声誉，并有损其战后光彩。

1952年雷蒙·阿隆（左）参观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之声”广播电台。在没有自由的时代，阿隆是一位自由派人士。他的政见往往不被同时代知识分子所理解：“在政治上没有善恶之选，只有好恶之争。”

在胜利的鼓舞下，铁托领导的共产党人根本不想走东欧其他被解放国家的那种联合政府之路，他们立刻消灭了所有的敌人。1945年11月，在战后的第一次选举中，选举者们明确无疑地面对着一种选择：或者是铁托的“人民阵线”……或者是一只公然贴着“反对派”标记的瓮。1946年1月，南斯拉夫共产党引进了一套直接效仿苏联的政治体制。铁托推行这套制度时变本加厉，他大肆逮捕、监禁和处死他的反对者，同时强制实行土地的集体化。而同时代的邻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共产党还在小心翼翼地树立其更能被人接受的形象。看起来南斯拉夫正处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强硬前沿。

从表面上看来，南斯拉夫的激进主义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对这一战略要地的牢牢掌控，对苏联是大大有利的，而且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还很热络。苏联毫不吝惜对铁托及其领导的共产党的溢美之词，并且怀着极大的热情，将南斯拉夫树立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作为回报，南斯拉夫领导人利用一切场合表达他们对苏联的敬重，他们自认为是把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和政府引进巴尔干半岛的典范。米洛万·德热拉斯回忆说：“我们人人都在精神上倾向于苏联。要不是由于它那种傲慢大国式的忠诚标准，每个人都会继续忠于它。”

但在斯大林看来，南斯拉夫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投入总是太过热情了。我们前文已经说过，斯大林对权力的兴趣比对革命的兴趣更大：应该由莫斯科来决定共产党的战略，由莫斯科来决定何时采取稳健路线、何时采取激进方式。作为世界革命的发源地，苏联不应当只是一种革命的模式，而它本身就是模式。在合适的条件下，力量薄弱的各国共产党会效仿苏联，但他们想要跳出苏联的掌心，就会遭到批评。这也正是斯大林眼中铁托根深蒂固的弱点。在他树立东南欧共产党标准的雄心方面，这位前游击队将军跑到了苏联战略的前面。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革命的胜利：他正变得比国王还像国王。

斯大林虽然早在1945年1月就对“缺乏经验的”铁托很恼怒，但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得出了这些结论。由于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铁托正在超越自己，而且还把南斯拉夫本地的革命树立为与苏联革命相抗争的模式，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不和随着地区政策的实际问题而开始显现上升。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开始孕育野心，其实这早就根植于巴尔干的历史中，想要吞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部分地区，将南斯拉夫扩大为一个新的“巴尔干联邦”。这一主意在南斯拉夫境外也颇有吸引力——在索非亚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特莱科·科斯托夫眼里，这对保加利亚的经济很有意义，并觉得这将进一步摆脱小国的民族主义，而正是这些民族主义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斯大林自己一开始也并不反对谈论巴尔干联邦。斯大林在第三国际的心腹、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号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直到1948年1月还在公开谈论这一前景。但是这项在共产党领导下把东南欧纳入共同联邦的诱人计划还存在着两大问题：其一，斯大林对此早就心存怀疑，当地的各国共产党之间共同合作的基础刚有眉目，马上就显现出其中有人想以此求得地区霸权。斯大林很可能马上会给铁托扣上一顶帽子，说他有野心。其二，显得非常严重的是，在西方，铁托正在给斯大林制造麻烦。

南斯拉夫公开支持和鼓励希腊的叛乱，一次是在1944年，还有一次比较严重，是在三年后希腊内战的战火重燃之时。这次援助主要和铁托的自恋情结有关，帮助希腊共产党是为了褒扬他自己的胜利，当然也和南斯拉夫对有争议的希腊马其顿的“斯拉夫”区感兴趣有关。但希腊是在西方势力的兴趣范围内，丘吉尔以及后来的杜鲁门都曾对此明确表态过。斯大林不想在希腊问题上和西方挑起争执，希腊对他来说只是次要问题。希腊共产党天真地以为他们的起义会得到苏联的帮助，甚至有可能让苏联军队介入其中，但这根本就不可能。相反，斯大林认为他们是一批毫无纪律的冒险家，在寻求一场失败的革命，有可能会引起美国的干涉。

因此，铁托煽动和鼓励希腊的叛乱，这件事激怒了斯大林——他的判断非常正确；如果没有南斯拉夫的介入，希腊错综复杂的局面早就会自己得到和平解决[5]——而且铁托本人也会由于受到排斥，而进一步被踢出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圈子。但是铁托不光在南巴尔干半岛上使斯大林尴尬，他同时也激起了英美两国的怒火。在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的利亚半岛，南斯拉夫的地域野心成了同盟国签订《意大利和约》的障碍：1947年9月《和约》最后签署时，的里雅斯特地区一直悬而未定，同盟国军队仍然驻防在该地区以防南斯拉夫接管。在紧邻的卡林西亚，奥地利最南端，铁托要求按照南斯拉夫的意愿分得这一地区，但斯大林宁愿维持这一地区的未定现状（这样苏联就可以享有明显有利条件，得以在奥地利东部屯兵，当然也包括在匈牙利驻军）。

铁托将南斯拉夫的民族统一主张和游击革命的狂热相结合，这越来越使斯大林觉得尴尬。根据《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史》所说，1945年5月之后，在西方军事圈内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那就是发生在的里雅斯特地区。但斯大林并没有兴趣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根本瞧不上意大利东北端这一不起眼的角落。他只是不大乐意看到意大利共产党被他们的共产党邻国不讨人喜欢的区域野心所为难。

由于上述原因，到了1947年夏，斯大林私底下对南斯拉夫的恼怒就激化了。虽然保加利亚首都火车站上贴满了铁托、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画像，匈牙利共产党也开始诟病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治国模式，甚至在1947年末的莫斯科会议上，奴颜婢膝、满腔忠诚的拉科西还向斯大林汇报了铁托对他的私人的赞扬之辞，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斯大林满意。铁托已经不仅仅是给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制造了外交尴尬，他还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惹麻烦。

在外人看来，共产主义是一个单一的政治“整体”，成形于苏联，并受莫斯科“中心”的指挥。但在斯大林眼里，情况要复杂得多了。从20年代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除了在中国以外，莫斯科确实成功地控制了世界上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在与德国人的对抗中，苏联被迫求助于爱国、自由、民主和其他许多“资产阶级”的目标。共产主义失去了它的革命狭隘性，小心翼翼地变成了反法西斯广泛联盟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战前“人民阵线”的战略，但到了30年代，莫斯科已经能够牢牢掌控住各国的共产党组织了——通过经济援助、私人干涉和恐怖的手段。

然而在战争期间，它失去了这种控制权——以1943年第三国际的解散为标志。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也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在欧洲，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唯一一个不需要苏联扶植就上台执政的党派，但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虽然表示继续对莫斯科效忠，却是一天一天靠着自己逐步成长起来的，没有得到任何外来的建议和指令。这些共产党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意图并不知情。就像捷克共产党，他们从苏联得到的指导更少，他们追求的是自己所描述的法国或意大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采取联合执政方式，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党内目标时，并不觉得那是不可调和的问题。

但到了1947年夏，一切都变了。1947年5月，担任部长职务的一批共产党人被逐出了法国和意大利政府。这对他们来说多少有点突然，法国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寄希望于他领导的共产党能重新加入联合政府，在1947年6月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他还称那些提倡反对派全部出局的人为“冒险家”。西欧的共产党人不知道该对马歇尔计划采取何种态度，只好拖延时日，最后从斯大林的否定中得到一些线索。总之，莫斯科和西方各国共产党之间沟通不够。在法国共产党脱离政府后，安德列依·日丹诺夫发给多列士一封密函（相当重要，另外抄印了一份，给捷克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的行动和我们一致。你知道事实不是如此。你们所采取的行动使苏共中央委员会大吃一惊。”

很显然，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已经跟不上形势了。在日丹诺夫发信给多列士的几周后，6月2日。莫斯科和它的东欧邻国及其卫星国签订了商务协议，以此作为一致对抗马歇尔计划的行动的一部分，并且打击在该地区的对苏联影响力的威胁。布拉格、巴黎、罗马所追求的并且此时被斯大林默认的合作策略，很快被日丹诺夫所宣布的两大“阵营”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理论所代替，转而退向对抗战略。

为了执行新的方法，1947年9月下旬，斯大林在波兰的斯特拉斯卡波雷巴召集了一次会议。除苏联外，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都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公开目的是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接替共产国际负责“协调”国际间共产党的活动，加强莫斯科和它的各卫星国共产党之间的沟通。但这次会议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实际上只开过3次会，在1956年就解散了）的真正目标是重新建立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

斯大林套用了20年前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处事方式，开始着手处罚和诽谤“右派”。在斯特拉斯卡波雷巴，法国和意大利代表不得不听从教训，批评南斯拉夫代表爱德华·卡德里奇和米洛万·德热拉斯的革命战略，他们作为“左派”的代表被挑选出来，并受到了苏联代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的表扬。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代表（由于会议的批评矛头同样也清楚地指向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党代表）对此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曾经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一直追求的和平共处政策走到了尽头。“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援引日丹诺夫的话）形成了，以后将按新的路线行事。从此，莫斯科希望各国共产党密切关注苏联利益，并使本国利益服从苏联的利益。

斯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议后，各地的共产党都迅速转向对抗战术：出现了一系列反对马歇尔计划的罢工、示威游行和各种活动——在东欧还上升到夺权。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47年10月29日到30日在巴黎开会，宣告正式开始针对他们先前的同盟者社会党的诋毁运动。意大利共产党的转向稍微晚了点，但在1948年1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共产党也采用了“新路线”，它的焦点是“为和平而战”。结果西欧共产党遭遇了重重灾难——他们被推到了国内事务的边缘。在意大利，损失更重。由于梵蒂冈和美国大使馆站在反共这一方，大肆干预，意大利共产党在1948年4月的全国大选中遭到失败。[6]但是没有关系。在日丹诺夫的“两大阵营”理论中，西方阵营里的共产党人只是处于次要的、搞破坏者的地位。

南斯拉夫的高度革命论在当时成了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绊脚石，现在看来也许是一种财富。在斯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议上，南斯拉夫共产党被树为明星。尤其是南斯拉夫在斯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议上表现出的纡尊降贵的姿态，令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对此耿耿于怀：随着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的破裂，各地共产党无不拍手称快，谴责“铁托党的叛变”，无需苏联的任何鼓励，他们就大肆辱骂和嘲讽那些失宠的巴尔干同志们。

其实，铁托和斯大林之间的裂痕最早公开是在1948年2月，由斯大林谴责巴尔干联邦这一想法引起，苏联由此取消了贸易谈判，接着又在下一个月召回了苏联驻贝尔格莱德的军事顾问和民事顾问。虽然接下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正式沟通和指责，双方都宣称是出于最良好的意愿，但是铁托拒绝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二次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导致矛盾激化到顶点。因此在1948年6月28日那次会议上，正式出现了分裂。会上做出正式决议，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理由是它不承认红军和苏联在南斯拉夫的解放和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贝尔格莱德被正式指责为实行了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和不正确的国内政策。事实是，南斯拉夫代表了国际上堪与斯大林独裁势力抗衡的一股“左翼反对派”力量，因而难免造成冲突：斯大林需要通过制服铁托来向铁托的共产党同伴们明确表示：莫斯科不容反对。

当然，铁托没有被制服。但当时他和他的国家实际上比表象看起来还要弱。若没有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支持，铁托很有可能难以逃脱苏联对他的经济制裁和苏联干预所构成的颇有实效性的威胁——1948年南斯拉夫46%的贸易都是和苏联集团之间进行的，一年后，这一数字降到了14%，南斯拉夫为了自己独立自主的行动而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它的攻击步步紧逼。在善于使用修饰词的列宁式的辱骂语汇里，铁托成了“犹大铁托及其煽动者”、“泛塞尔维亚和整个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新沙皇”。他的追随者们被骂为“无耻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狗腿子”，“战争与死亡营里的害人的先驱、阴险的战争贩子、希特勒的孝子贤孙”。南斯拉夫共产党被贬为“一帮间谍、煽动者和刽子手”，“一群啃着帝国主义的骨头、为美国的资本而吠叫、受美国牵制的狗”。

铁托和他的同伴遭到攻击时，正好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巅峰状态的那几年。接下来就发生了大清洗和公开审判，弄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毋庸置疑，斯大林确实看出了铁托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害怕他可能会对其他各国共产党或他们的政权产生腐蚀作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报纸和刊物上都坚持强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正面临危险，并且提醒人们，这些正是1945年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推行的政策。因此，必须强调要对苏联和斯大林效忠，反对一切“民族主义”或“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要求保持“高度警惕”。斯大林主义的第二轮冰河时代开始了。

如果斯大林不辞辛劳地想在东欧渗入或再次渗入他的权力的话，那他将要付出相当代价，因为他正在失去在德国获得的先机。[7]1948年6月1日，西方同盟国在伦敦开会，宣布了建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德国国家的计划。6月18日宣布发行一种新货币：德国马克，三天后就开始流通（这些纸币是在美国秘密印制后，再由美国军队护送运回法兰克福）。同时开始回收旧的帝国马克，允许居民按1∶1的比率兑换手里40%的旧马克，其余的旧币换新币则要按10∶1的比率兑换。虽然新货币一开始不受欢迎（因为导致了储蓄受损、物价上涨，这让许多居民无法购买东西），但很快就得到了认可，因为商店里摆满了货物，农民和商人愿意按照一种可靠的兑换率，以固定价格售货。

6月23日，苏联政府做出反应，也发行了新货币——民主德国马克，并切断了连接柏林和联邦德国的铁路线（三周后又关闭了运河通道）。第二天，柏林的西方军事政府阻止了苏联向西柏林输送民主德国新货币的企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因为柏林城是处在四国力量的控制下，西柏林从此就一直没有落入苏联控制的民主德国范围。随着苏联军队对进入柏林城的地面交通管制的加强，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定利用空运为它们自己的占领区保障供给。6月26日，第一架运输机降落在西柏林的藤珀尔霍夫空军基地。

对柏林的空运一直延续到1949年5月12日。在那11个月的时间里，西方盟国共空运了约230万吨食物，一共起飞了27.75万架次飞机，牺牲了73名盟军飞行员。斯大林封锁柏林的目的是迫使西方或者放弃该城（利用《波茨坦公告》中无任何文字保证西方同盟国可使用地面通道的漏洞），或者放弃建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德国国家的计划。这正是斯大林的真实希望——柏林一直是斯大林用来谈判的筹码——但最终他的两个目标都落空了。

西方盟国不仅继续紧紧抓住柏林不放（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而西柏林人在无限感激的同时也觉得奇怪），而且由于苏联的阻挠，接着是布拉格政变，反而更坚定了他们的决心，要继续实施他们关于联邦德国的计划，他们使得分别设立德国的设想越来越得到德国人自己的认同。1949年4月，法国加入了“双占区”，创立了一个独立的联邦德国经济体，拥有4 900万居民（而苏占区只有1 700万人口）。

和斯大林的大多数外交政策一样，封锁柏林也只是一项临时决定，而根本没有经过如何进逼的深思熟虑（虽然当时西方因对此一无所知而无可指摘）。斯大林并不想为了柏林而发动战争。[8]相应地，由于封锁失败，苏联领导人改变了策略。1949年1月31日，他公开表示要解除封锁，以换取延缓建立联邦德国的计划。西方盟国根本就无意让步，但同意安排一次会议来讨论该问题。因此5月12日，苏联取消了封锁政策，但仅仅换来了一次定于5月23日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

这次会议如期召开并持续了一个月，但如前所料，却并未达成任何共同意见。事实上，这次会议的召开，恰恰是在联邦德国议会刚在波恩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联邦德国政府的《基本法》之后；一周后，作为回应，斯大林宣布了完成建立民主德国政府的计划，正式成立时间是10月7日。[9]6月20日，会议中断了，联邦德国的军政府转由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的高级专员组成。虽然西方盟国保留了一定的控制权，并在必要时可以恢复直接行使权力，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了。1949年9月15日，紧随着基督民主党在8月份大选中的胜利，康拉德·阿登纳成了联邦德国的第一位总理。

柏林危机导致了三方面的重要结果。第一，它直接导致成立了两个德国，4年前没有一个同盟国会料到是这一结局。对西方各大国来说，这成了一项吸引人而又很现实的目标；实际上，鉴于德国统一后可能产生的口惠而实不至，没有人会急吼吼地盼望它发生。正如9年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答复夏尔·戴高乐总统关于德国统一问题有何想法时所说的：“只是理论上说说罢了。从理论上说，我们必须一贯支持重新统一。那样说，就不会有任何风险。”对斯大林而言，一旦他认识到既无法在德国人的效忠问题上和西方同盟国竞争，又没法强迫他们放弃他们的计划，那么，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德国共产党国家可能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第二，柏林危机使美国第一次在前途未卜的欧洲展示了它的强大军事实力。这是英国外交部长欧内斯特·贝文的成就——正是贝文成功地敦促美国对柏林的空投。当时杜鲁门被马歇尔和克雷将军（美军驻柏林司令官）说动了，认为值得冒险一试。法国是所有卷入柏林危机的国家中最不积极的一个，因为从1948年7月18日到9月10日期间，它正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危机，在国民议会中各党派的统治优势均不明显。

第三，基于上述两点，柏林危机直接使西方的军事预算得到重新审视。如果西方想保护德国不受苏联侵犯，那么它本身就必须有一定实力才行。柏林危机刚出现时，美国曾经在英国部署了携带原子弹的战略轰炸机群，当时美国拥有56颗原子弹。但华盛顿政府对如何使用这些原子弹并没有明确政策（杜鲁门本人尤其不愿意使用它们），而且万一苏联领先的话，美国在欧洲战略上仍然考虑从欧洲大陆撤兵。

军事上的重新考虑是由捷克的政变引起的。捷克政变之后，欧洲进入了一个高度危险期，关于战争的议论很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甚至连克雷将军都感受到了这种到处蔓延的恐惧：“几个月来，根据逻辑分析，我原以为并且认定至少10年之内不会再发生战争。但最近几周里，我感觉到苏联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虽然我一时之间无法描述，但我有一种感觉，可能会在突然之间发生剧烈变化。”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对马歇尔计划的立法，欧洲各盟国之间也于1948年3月17日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布鲁塞尔条约》的签订，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捆绑在一起达50年，“利用互相援助力量的合作措施，防止德国再度发动侵略”，因为当时欧洲政治家们明显意识到了无法面对苏联的压力。在这一方面，他们和以前一样易受侵略：正如荷兰外交部长德克·斯迪克在回忆时说的，“对于美国的支持，我们欧洲只是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口头承诺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欧与东欧

英国首先向华盛顿提出新的方案。在1948年1月22日的议会发言中，贝文提出让英国和它的大陆邻国之间组成共同防御战略，成立一个“西欧联盟”，这样一来，英国的安全问题就不再脱离欧洲大陆国家了——这与英国原来的思路大相径庭，意义重大。这一西欧联盟根据《布鲁塞尔条约》正式宣告成立，但贝文在3月11日给马歇尔的口信中解释说：只有把安全范围扩大到将北大西洋作为整体统一考虑，这样的组织才会确有实效——关于这一点，马歇尔深表同意，因为当时斯大林正在对挪威大力施压，要求它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在贝文的敦促下，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有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起草了一份北大西洋防卫条约。1948年7月6日，也就是开始柏林空运后的第十天，时值南斯拉夫刚被逐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些会谈内容对其他签订《布鲁塞尔条约》的国家做了公开。其中，法国又一次对英美背着它私下里安排世界局势非常不满。第二年的4月，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加拿大和其他10个欧洲国家都签名加入了该组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直到1947年末，还鲜有人预测到美国会加入欧洲的军事同盟。实际上，在美国国会内部，也有许多人十分不情愿认同这项公约的第五条（规定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任一成员国遭袭击时，其他成员国须提供援助）。而且，由于它只是一个有关大西洋的公约，而非欧美之间的联盟，因此经过长达3个月的讨论后，这一公约仅得到了国会层面的通过。事实上，迪恩·艾奇逊在参议院代表政府发表意见时，小心翼翼地坚持认为，美国实质上不会向欧洲派遣地面部队。

这也正是美国的意图。如果说美国现在已经第一次卷入欧洲联盟的话，那也是因为华盛顿的很多美国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认识和对马歇尔计划的认识一样：它有助于欧洲人对自己感觉好一些，并能料理自己的事务——这里意味着他们的自我防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身并没有改变欧洲的军事平衡：在驻扎西欧的14个师里，美国只有两个师。西欧盟国仍以12∶2的优势遥遥领先。1949年，美国三军参谋长预测，最早也要到1957年才能建立起莱茵河地区的有效防卫体系。因此，1949年4月9日，在华盛顿宪政厅举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约仪式时，乐队奏响一曲《我什么也没得到》……这倒并非不对头。

但在欧洲人眼里，情况完全两样。美国人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军事同盟上，但欧洲人却认为“比起以前只是纸上承诺的一鳞半爪，这次确实更重要”，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对国务院政策规划处的同事如是说。或许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话好说。至少，英国还是一个岛国。但法国却和其他国家一样不堪一击：既抵抗不了原来的德国人，又抵抗不了现在的苏联人。

因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尤其受到了巴黎政府举双手欢迎：这将有助于把抵抗苏联的防御线比目前更进一步向东推进——正如查尔斯·波伦早在北大西洋公约签订前的好几个月里就说过的，“（法国人）的微薄信心只在于一个事实，即不管美国军队的数量是多少，他们毕竟挡在了法国和红军中间”。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也有助于在防止德国的复仇方面增强安全感。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承诺保护，使内心深处还牢记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果的法国也同意联邦德国建立国家。

法国因此欢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做出承诺，保护它不受德国复苏之害，这是它在前三年里一直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问题。荷兰和比利时也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看到了对未来德国复仇主义的阻碍。意大利的加入是为了获得对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的大力支持，从而抵制共产党的批评。英国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订的公约看成是把美国拉入欧洲防御体系的标志性成果。而杜鲁门政府则对国会和美国人民宣称，这是为了建立起防止苏联入侵北大西洋的一道屏障。因此，1952年就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一任秘书长的伊斯梅勋爵有句闻名遐迩的妙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赶走苏联，拉进美国，压制德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是一个空架子。英国后来的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对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除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阻止另一场战争的爆发，否则它将毫无意义。他们不希望再次发生战争。”公约的初衷并不在于要取得多大的成就，而是在于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和马歇尔计划（以及作为它的基础的《布鲁塞尔条约》）一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明了战后欧洲（和美国）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一种分享信息并在国防、安全、贸易和货币制度及其他许多领域里合作的意愿。毕竟，要在和平时期实现一个完全联盟化的统治，在实践中肯定是闻所未闻而脱离实际的。

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没有完全按照1949年的条约行事。1950年春，华盛顿政府还一直在担忧，不知如何对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启口，解释只有让德国重整军备才是防卫西欧安全的最实际的希望——这种想法会让每个人都觉得不安，并极有可能挑起斯大林难以预料的反应。无论如何，没有人愿意为重整军备而花费大量宝贵资源。因而，德国和法国都倾向于中立，这是出于毫无防卫能力而又要避免冲突时采取的一种选择。如果不是因为这时正好爆发了朝鲜战争的话（这只是一种与事实相悖的假设而已，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近代欧洲历史就有可能完全不是现在的面貌了。

斯大林支持金日成于1950年6月25日向朝鲜南部进攻，这是他最严重的判断错误。美国人和西欧人立刻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朝鲜的事情要么能扭转局面，要么就是一个序幕，下一步可能就会是德国了——这种推论又由于乌布利希的话而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因为沃尔特·乌布利希不负责任地吹嘘说，接下来联邦德国就要垮台了。8个月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导致美国军事专家夸大事实地认为苏联正在准备战争；但即便如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没有通过第68号文件（提交于1950年4月7日）关于增加预算的请求，只是同意对朝鲜宣战。

关于欧洲战争要爆发的危险被极度地夸大了，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斯大林正在考虑有可能的话进攻南斯拉夫，而非联邦德国——但由于面对西方的军备重整而放弃了这一打算。和西方国家误解斯大林在朝鲜问题上的目的一样，斯大林也错误估计了美国，他的情报部门准确提供了美国军事装备迅速升级的信息，以为他们对他的东欧地盘有进攻计划。但当时对这些假设和错误估计并不清楚，所以政客们和将军们只好尽可能地依赖有限的情报和先例来做出判断。

西欧的军事重整确实规模较大。在杜鲁门总统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后，美国的国防预算从1950年8月的155亿美元上升到了1951年12月的700亿美元。1952-1953年度的美国国防开支已经占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7.8%，而1949年才只占4.7%。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的美国盟友们响应华盛顿政府的要求，也增加了他们的国防开支：自从1946年稳步削减以来，到了1951-1952年，英国的军费开支也上升到了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10%，增长速度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年的重整军备时期还要快。法国也相应地提高了国防开支。到了1951-1953年，每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国防开支都上升到了战后最高峰。

由于军备投入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带来的经济影响也同样前所未有。尤其是大批机械、工具和汽车订单涌入德国。此外，德国人还得生产大批只有联邦德国才能精加工的其他产品，因为当时联邦德国被禁止生产武器，所以只有他们才能集中精力生产好其他一切产品。仅钢产量这一项，联邦德国从1946年的250万吨增长到了1949年的900万吨，1953年则接近1500万吨。由于美国在海外花费巨资用于军队装备、武器储备、军事布署和部队供给，联邦德国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美元负债在短短一年内就减少了65%。都灵的菲亚特集团拿到了美国的第一批合同，生产支持地面部队的喷气式飞机（出于政治原因，这批合同由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出面敦促华盛顿政府而得以完成）。

但是经济状况不容乐观。英国政府不得不动用福利等公共事业的开支来弥补国防需求，这一选择使得执政的工党内部分裂，导致它在1951年大选中的失败。在西欧，由于政府部门开支过大激发了通货膨胀，居民生活费用上涨——法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两年里，消费品物价上涨了40%。刚刚开始享受到马歇尔援助而获益的西欧人，肯定不愿意长期支持战争经济。1951年美国颁布的《共同安全法》认识到了这一点，它立即废除了马歇尔计划，而开始转向军事援助计划。到1951年末，美国总计向西欧提供军事援助近50亿美元。

为了从心理上提高欧洲人的信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要充当了军事援助的角色，凭借看起来似乎取之不竭的美国经济资源，利用美国及其盟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建设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时代。艾森豪威尔将军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重返欧洲，在比利时和法国建立了盟军司令部和行政机构。此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毫不含糊地成了一个联盟。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军事策划者们所说的“继续捍卫”欧洲安全：也就是说，在德国中部同苏联红军对峙。为执行这一任务，1952年2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在里斯本召开的会议上达成共识，决定在此后的两年内，至少要新编96个师的兵力。

但即使拥有了重要的、不断增加的美国兵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只有靠一种途径来实现它的目标，即重新装备联邦德国的军事力量。由于发生了朝鲜战争，让美国人意识到有必要重提这一敏感问题（在1950年9月的外交部长会议上，迪恩·艾奇逊首次正式提出了这一观点），虽然最初杜鲁门总统本人还是不大情愿。一方面，在欧洲重获自由后才过了5年，没人愿意将武器重新交到德国人手里；另一方面，在“双占区”经历了前三年的经济困难后，还没有要求德国人做点贡献，现在又要把几十亿美元花在德国人对苏联进攻的防卫上，这多少显得不正常。万一如有人预测的，德国变成了一个缓冲区和未来的战场，那么就不容忽视一种危险：德国人会变得由于缺少同情心而滋长中立情绪。

当然，莫斯科不会善待联邦德国的军事重整。但在1950年6月以后，苏联的情绪已经不是主要关注对象了。英国别无选择，不管有多么不情愿，也只好在联盟的有力控制下，寻找方式来装备德国。法国一向最强烈地反对把武器交到德国人手中。法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不是为了看到这一组织成为德国重整军备的保护伞。法国成功地阻止并延缓重整德国军备的进程，直到1954年才住手。但早在这以前很久，法国的政策就经历了很大转变，巴黎政府相对坦然地接受了德国有限复兴的现实。出于对落到列强之末地位的不快和恼怒，法国率先发起了着手建设新欧洲的事业。

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欧洲联盟，这一概念并不新颖。19世纪时，曾在中欧和西欧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关税联盟，它们当中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偶尔有过一些理想化的讨论，认为欧洲的未来在于各不同地区的统一联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又加强了这种想法，而不是消弭这种乐观的展望。正如法国国务活动家、欧洲条约及其蓝图的积极规划者阿利斯蒂德·勃里昂所坚持认为的：克服宿怨，想欧洲人所想、说欧洲人所说、感欧洲人所感的时代已经来临了。1924年，法国经济学家夏尔勒·纪德联合欧洲其他签约者，成立了欧洲关税同盟国际委员会。3年后，英国外交次大臣承认，蔓延整个大陆的“泛欧”观念令他“大吃一惊”。

老实说，令人奇怪的是，大战反而使得法国和德国相互间更加依赖。随着战后分裂的瓦解，巴黎放弃了强制德国赔偿的努力，在1926年9月，法国、德国、卢森堡、比利时和萨尔区（当时仍是自治区）签署了国际《钢铁条约》，用来规范钢铁生产，防止生产能力过剩。虽然第二年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加入了《钢铁条约》，但它只是一个传统类型的卡特尔。但德国总理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当然从中看到了未来跨国联动的雏形。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孤单。

和1920年代其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样，《钢铁条约》也没能躲过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作为其结果的大萧条。但它进一步证实了1919年法国钢铁大王们所看到的事实：法国的钢铁业，由于阿尔萨斯——洛林区的回归而规模翻了一番，现在却得完全依赖从德国进口的焦炭和煤，因此需要寻求长期合作的基础。这一状况在德国人眼里也很明显，1940年纳粹占领法国，和贝当就支付和运输方式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很少有人料到，当时德国以战争形式迫使法国向德国提供能源的这一法德“合作”体制，会成为新的“欧洲”经济秩序的萌芽。

因此，维希政府的高级官员、后被“自由法兰西”组织处死的皮埃尔·普谢构想出一个战后欧洲秩序，各国取消关税壁垒，整个大陆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统一货币。普谢的想法得到了艾尔伯特·斯皮尔等人的认可，代表了在希特勒支持下的一种拿破仑式的大陆体制的升级，从而吸引了年轻一代的大陆官僚阶层和技术人员，他们曾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制定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困苦。

真正使得这些计划具有魅力的原因在于，它们是以共享泛欧洲利益的形式提出来的，而不是出于某一国家的私利考虑。他们是“欧洲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法国人。在战争时期，这些想法受到了那些在绝望中认为可以从纳粹统治下获得好处的国家的高度重视。实际上，纳粹们也显然对欧洲进行了技术层面的综合处理——拆除边界、没收财产、整合交通网络，等等——使得这一想法更具有可行性。把欧洲从它的过去和敌意中解放出来，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各个国家的欢迎。击败纳粹后的第四年，即1949年10月，乔治·凯南对迪恩·艾奇逊坦白说，他能够理解人们对于德国在西欧事务中影响力上升所产生的忧虑，“战争期间我在那里居住，常常想到，希特勒的‘新秩序’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只在于那是希特勒个人的。”

凯南只是在私下里表达了他的观点。在公开场合，1945年以后，很少有人愿意对战时的“新秩序”说一句好话，凯南完全低估了它所产生的低效率和不诚信。欧洲内部的经济合作当然还在继续——比如，和1943年一样，战后的让·莫奈仍然相信，要想享受“繁荣和社会进步……欧洲各国必须形成……一个‘欧洲实体’，成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许多热心“欧洲统一体运动”的人们在丘吉尔的怂恿下，于1947年1月成立了“欧洲统一运动”。

温斯顿·丘吉尔曾是早期很有影响力的倡导某种形式的欧洲合并的人。1942年10月21日，他写信给安东尼·艾登：“我必须承认，我的主要考虑都放在欧洲方面，在恢复欧洲的荣耀上……如果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使得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都蒙暗的话，那将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虽然现在还很难说，但我相信欧洲国家会在‘欧洲委员会’的名义下，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联合起来。”但战后的政治环境对实现这样的理想来说并不合宜。最好的期望也只不过是建立一个欧洲对话的论坛，这一建议在1948年5月在海牙召开的“欧洲统一体运动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由这一建议而产生的“欧洲委员会”于1949年5月在斯特拉斯堡宣告成立，并于当年8月召开首次会议，英国、爱尔兰、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挪威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该委员会既无权力又无权威，也不具备司法、立法和行政地位。它的“代表们”代表不了任何人。它最重要的资本就是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虽然在1950年11月，它颁布了《欧洲人权公约》，它将对以后几十年产生更大的影响。正如丘吉尔自己所认识到的，在1946年9月19日苏黎世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重建欧洲大家庭，要走的第一步就是让法国和德国建立伙伴关系。”但是法国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正如我们所知，并不想和德国建立伙伴关系。

在它们北面的几个小邻国却行动积极。早在大战结束前，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的流亡政府就签署了《比荷卢协定》，取消关税壁垒，寻求三国之间劳力、资本和服务的最终自由流动。1948年1月1日实现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关税同盟，接着又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和法国、意大利之间进行了多次漫谈，商讨扩大合作范围的计划。但很可惜，这些“小欧洲”制订了一半的计划一碰到德国问题就被搁浅了。

1947年7月巴黎召开的马歇尔计划谈判结束时，人人都同意“德国经济应当纳入欧洲经济整体，这样才能有助于提高总体生活水平”。问题是如何纳入呢？联邦德国即使在1949年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后，它和欧洲大陆其他部分并无任何有机联系，除了马歇尔计划要求提供的机械生产和被盟军占领外——而这两点也都是临时性的——大多数西欧人仍然把德国看成是一种威胁，而非合作伙伴。荷兰一直在经济上依附于德国——1939年以前，荷兰48%的“看不见的”收入都来自德国通过荷兰港口和水路的贸易——德国的经济复兴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到了1947年，只有29%的荷兰人对德国人态度“友善”，荷兰希望经济复苏后的德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仍处于弱势，这点对荷兰很重要。这一想法也深得比利时人赞同。除非德国势力受到大不列颠的介入而实行抗衡，否则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与德国合作。

1948-1949年的国际事件打开了这一死结。随着布拉格政变、同意成立联邦德国、柏林遭封锁、计划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乔治·比铎和罗贝尔·舒曼等法国国务活动家们都清晰地意识到，法国必须重新调整对德路线。应当成立一个把鲁尔和莱茵地区包括在内的联邦德国政治实体——只是把弱小的萨尔州暂时排斥在德国主体之外了，因为萨尔州出产的煤不适合炼焦炭。如何才能使得这一新成立的联邦德国的资源既能纳入、又能促进法国的利益呢？

1949年10月30日，迪恩·艾奇逊向舒曼呼吁，为了法国的利益，带头把新建的联邦德国纳入欧洲事务中。法国人很清楚应该做些什么——后来让·莫奈曾提醒乔治·比铎，美国肯定会鼓励新独立的联邦德国提高钢铁产量，这样一来钢铁就会大量涌入市场，从而迫使法国保护自己的钢铁工业，并由此减弱贸易萎缩。在本书卷一第3章，我们谈到过莫奈自己的计划取决于能否成功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这一计划可以使法国复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让·莫奈建议法国外交部长实施了历史上所称的“舒曼计划”。这引起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外交革命，虽然它历时5年才得以完成。它的实质很简单。用舒曼的话来说：“法国政府建议把法、德两国所产的全部煤和铁都交由一个联合的高管机构管理，这一机构具备组织的基本框架，并对欧洲其他国家开放，允许它们加入合作。”舒曼的建议远远不止是一个钢和煤的卡特尔，它已差不多是欧洲一体化的蓝图，代表了一种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一问题从1945年起就一直在困扰着法国。在舒曼的计划中，高管机构有权鼓励竞争、制定价格政策、引导投资、代表成员国操作买卖。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从纯粹的德国土地上掌控鲁尔和德国的其他重要资源。它以欧洲方式解决了一个——这一个——法国问题。

罗贝尔·舒曼在1950年5月9日宣布了他的这一“计划”，在5月8日，他曾事先告知迪恩·艾奇逊。英国事先并不知情。法国外交部对此满心喜悦：这是首次对英美抛开巴黎制定决策的小小报复之一。这些决策中最近发生的一件是：就在8个月前，英国单方面将英镑贬值30%，事先只通知了美国，而使得欧洲国家被迫跟进。[1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一重新开始的经济私利和欧洲各国之间缺少沟通带来的风险，促使莫奈等人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德国政府立即对莫奈的计划表示欢迎，他们当然会这样做：康拉德·阿登纳高兴地对舒曼说，“法国政府的这一计划考虑到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曾经因互不信任和猜忌而一度陷于瘫痪，现在的计划对建设性的合作是一次新的推动。”或者，用他更直率地对助手们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突破点！”这是联邦德国第一次在加入国际组织方面和其他独立国家平起平坐——并且，如阿登纳所愿，从现在起就和西方联盟绑在一起。

德国人最先认可舒曼计划。接着是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虽然荷兰一开始并不愿意脱离英国而加入。但英国拒绝了舒曼计划的邀请，而英国若不加入的话，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加入就成了问题。因此，到了1951年4月，在签订《巴黎条约》、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时，只有6个西欧国家签署。

有必要在此插一句，对当时颇受关注的这一共同体的前途作一评论。1951年在条约上签字的所有6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都是基督教民主党成员。主要成员国的三位主要的国务活动家——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康拉德·阿登纳、罗贝尔·舒曼——均来自于他们国家的边缘地区：德·加斯佩利来自意大利东北部的特兰提诺，阿登纳来自莱茵区，舒曼来自洛林。在加斯佩利出生和成长的整个过程中，特兰提诺属于奥匈帝国，他本人在维也纳接受教育。舒曼成长的洛林区曾并入德意志帝国。和阿登纳一样，他在年轻时加入了天主教社团——事实上10年前莱茵地区的人们仍还属于这些同样的社群。当他们碰头的时候，三个人都用德语交谈，那是他们的共同语言。

对于他们三人，同样地对于来自讲双语的卢森堡的同事、来自双语和二元文化并存的比利时的同事、还有荷兰人来说，欧洲合作计划具有经济的和文化的意义：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对克服文明危机做出了一大贡献，这种危机在他们青年时代曾将欧洲世界搞得摇摇欲坠。由于均来自本国的边缘区域，他们在那里的身份一向是多重的，国界也一直在变换，因而舒曼和他的同事们用不着费多大麻烦，就能坐在一起憧憬各民族的主权在某些方面的融合。新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6个成员国直到此时才发现，在战争和被占领期间，它们的主权就遭到了轻视和践踏，它们根本就没剩下什么主权好丢失的。作为基督教民主党，他们共同关心的是社会团结和集体责任，这使他们对为了共同利益而建立跨国“高管机构”来行使权力这一理念感觉贴心。

但是再往北去，这一前景完全不同。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新教区（或是在一个德国北部新教徒如舒马赫的眼里），欧洲煤钢共同体带有一股权威主义气息。对于加入完全由天主教占绝大多数的新共同体，1948-1968年担任瑞典总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泰奇·厄兰德就如实表述过他自己的为难。得悉舒曼计划后的第五天，贝文的高级顾问凯尼斯·杨格在1950年5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虽然他总体上赞同欧洲经济一体化，但这一新计划可能“在另一方面……只是巩固天主教‘黑色国际’的一个步骤，我一直担心这是一股背后操纵欧洲委员会的巨大力量”。在当时，这种观点并不极端，也并不少见。

欧洲煤钢共同体不是一个“黑色国际”。它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特别有效的经济杠杆，因为高管机构从未真正行使过莫奈所设想的权力。相反，和那几年里的其他许许多多国际机构改革一样，欧洲煤钢共同体只是在心理空间上为欧洲的发展提供恢复了的自我信心。正如阿登纳在10年后对麦克米伦解释时所言，欧洲煤钢共同体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组织（因而，在他眼里，英国置身事外是正确的）。这不是一个欧洲一体化的计划，尽管这是莫奈的梦想，但它在签署的时候却体现了西欧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这是一辆在经济伪装下的政治大车，一项克服法德之间敌意的手段。

与此同时，欧洲煤钢共同体提出的那些问题开始得到了自我解决。在1949年第四季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工业产量重新达到了1936年的水准；到1950年末，就又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增长。1949年联邦德国和欧洲的贸易平衡基于原材料出口（主要是煤）。一年后，即1950年，出现了贸易逆差，因为联邦德国国内消耗了大量的原材料来促进当地的工业生产。到了1951年又出现了贸易顺差，并在后来保持了好多年，这得感谢联邦德国成批生产的产品出口。到1951年末，联邦德国的出口水平增长达到了1948年的6倍，联邦德国的煤、成品和贸易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复兴——实际上，到了50年代末，西欧已经饱受煤供应过剩之苦。在这当中，欧洲煤钢共同体起了多大作用，这有点令人怀疑——使得联邦德国工业机器高速运转的是朝鲜，而非舒曼。但是说到底，这一点并不重要。

如果欧洲煤钢共同体确实比它所宣称的作用小——如果说法国组建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只是为了控制一个他们继续怀疑的联邦德国，如果说欧洲经济繁荣和高管机构的行为之间关系不大，而它们对竞争、就业和价格的影响甚微——那么，为什么英国要拒绝加入呢？既然它很重视，为什么又离得远远的？

英国并不反对建立欧洲关税同盟——至少他们很赞成让其他各国的欧洲人建立这种形式。令他们感到不安的是高管机构这一组织要被赋予超国家的执行权，哪怕只是指导产品生产和两种商品间的价格而已。伦敦政府对此早有体会——1948年，贝文和工党内阁商讨美国提出的在将来成立一个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议，他主要考虑的是“各国代表团必须拥有有效控制权……以防秘书长（或‘独立的’主席）自作主张采取行动……各成员国必须服从组织下达的指示，这应该不成问题”。

英国不愿交出任何国家权力，这与莫奈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目的明显地格格不入。英国认为欧洲煤钢共同体是欧洲大陆想楔入英国事务的苗头，因其含意不明而更具危险性。贝文对艾奇逊解释英国拒绝加入的理由时说：“这样重大的事情，风险也大，我们可不能盲目赞同。我确信换了美国处在这样的境况，也会这样考虑的。”或者，他用丰富多彩的语言跟他的助手们如此解释对欧洲委员会的担忧：“如果你打开那只潘多拉盒子，你根本不知道会跳出什么样的特洛伊木马来。”

英国的理由还有一部分涉及经济方面。英国经济，尤其是涉及贸易方面，看起来比它的欧洲大陆邻国健康多了。1947年英国出口总值相当于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和丹麦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额。当时西欧各国的贸易主要在其内部进行，而英国则在全世界进行商品贸易——实际上，到了1950年英国对欧洲的贸易比1913年的还要少很多。

因此，在英国官员眼里，如果加入这样的经济组织，其成员国的经济前景又如此模糊，对英国来说可能会得不偿失。在舒曼计划出台的前一年，根据高级公务员的私下描述，英国的立场处于“对和欧洲长期经济合作毫无兴趣。那样一来，最好的可能是消耗我们的资源，而最差的话会严重损害我们的经济”。此外，必须补充的一点是，工党对加入某种形式的欧洲大陆组织十分焦虑，认为那会限制其追求国内“社会主义”政策的自由，这些政策和50年前建立工党的老工业团体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在1950年，（短暂地）讨论是否接受舒曼计划时，代理首相赫伯特·莫里森对他的内阁解释说：“它毫无用处，我们不能那样做，达勒姆的矿工们不会答应的。”

还有英联邦国家。1950年，英联邦范围扩大到了非洲、南亚和美洲的大片地区，它们大多数仍然掌控在英国手里。从马来半岛到黄金海岸（加纳）的殖民地是摇钱树，提供了大量金钱以维持伦敦政府，即臭名昭著的“英镑平衡”。英联邦也是主要的原材料和粮食来源，英联邦（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称其为帝国）都认同英国的民族身份，或者说在当时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在大多数决策者看来，让英国成为欧洲大陆体制的一部分，而把它同从现存状态的其他发展方向中剥离开来，这明显太过无耻了——也太不切合实际了。

当时，英国是欧洲的一部分，但也是世界范围内讲英语的帝国主义共同体的一部分。它和美国的关系又非同一般。英国人对美国态度矛盾——和他们自己的节俭生活相比，他们远远地称其为“奢华消费者的天堂”（作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雷语），但另一方面又因此心怀怨恨。两国政府不断标榜所谓的“关系特殊”式的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这缘起于战争时期英国出席“峰会”的地位，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英国是三大强国之一，也是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1952年英国成功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同时，战争期间两国之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多少也得归因于英国人对美国特有的优越感，后者是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分裂出去的。[11]

英国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和欧洲的命运连在一起，同时还坚持维持自己的帝国地位，这激怒和惹火了美国人。然而在1950年，维护伦敦政府要比帝国的自我幻想或莽撞行事重要得多。让·莫奈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英国没有被入侵或占领过：“她没有必要抹煞历史。”英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看作是一次民族调和与整合的契机，而不是像在海峡对岸的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国家和民族结构的一次有害腐蚀。在法国，战争揭示了国家政治文化中存在的一切错误；在英国，战争看起来证实了其国家制度和习性中一切都良好、正确。对大多数不列颠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展开的，英国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并且是正义的一方。[12]

这种使得英国能够遭灾、忍受并最终战胜苦难的无言的优越感，使英国区别于欧洲大陆，同时也塑造了战后英国的政治文化。在1945年大选中，工党在其历史上首次以明显优势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并且，如前所述，通过大范围的国有化进程和社会改革，在宪法里明确英国为世界上第一个普遍福利国家。政府的大多数改革受到了欢迎——但在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性和喜好上改进极少。在1949年7月的《新政治家》中，J·B·普里斯特利说道：“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君主国，这才是自由主义真正的最后一座纪念碑。”

战后英国的国内政策主要考虑社会正义问题和必要的机构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以前各届政府逐步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围绕着急需解决的公共事业开支再度展开辩论——健康、教育、交通、住房、养老金，等等。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对人们为国家近年来所做牺牲的最好补偿，但它也表明英国大多数选民（还有许多英国议员）对国家的贫困状况以及为赢得对德旷日持久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一无所知。

1945年的英国濒临破产边缘。英国是所有国家中动员兵力最多、历时最久的一个：1945年，在2 150万名能就业的成人中，有1 000万名男女在编或服役，差点就耗尽了国家的有限资源。温斯顿·丘吉尔又竭尽所能，向美国借债，并拍卖英国的海外资产，以维持货币和物资流通。战时的财政大臣曾说，这些年眼看着“英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倍，它失去了1/4的国民财富。

这引起了战后英国周期性的货币危机，因为必须努力偿付以美元为主的巨额债务，而国内收入又在锐减。那也是马歇尔计划在英国未对工业投资和现代化起作用的原因之一：97%的对等资金（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都被用来偿还国家巨债了。换作任何一个欧洲其他的中等国家，处在战后英国这种困境下，都将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另外，由于英国还负有全球范围内的帝国责任，因而问题就更显严重了。

自从1939年以来，英国为维持大国地位而付出的代价就在剧烈上升中。1934-1938年间，英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开支是每年600万英镑。而在1947年，仅军费开支一项，政府预算就达2.09亿英镑。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夕——也就是说，是在战争爆发后各国相应地提高国防开支之前——英国海军舰队就遍布了大西洋，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也各有一支舰队，同时还在“中国基地”[13]拥有常驻军。在全球范围内，英国拥有常备的120支皇家空军中队，在香港、马来半岛、波斯湾、北非、的里雅斯特、奥地利、联邦德国和英国国内，都拥有部队或供养着部分常驻军。此外，英国的巨资还耗费在世界范围内的外交、领事和情报机构以及殖民地的公务开支上，这本身就是一副官僚、行政的重担，尽管新近印度的独立已然减轻了英国的负担。

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下，英国唯一的解困办法是自我节制，面对这前所未有的自愿拮据生活——这种贫穷催生了这些年来广为赞誉的美好品德：昔日不可一世、常胜不败的大不列颠看起来比整个欧洲以往任何战败的、被侵略或掠夺过的国家都更拮据、更寒酸、更阴沉而又坚定。一切物资都实行配给制，受政府限制和控制。1947年4月，编辑、散文家西里尔·康诺利承认，当时大家心里都笼罩着一股消极情绪，通过对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比照可以清晰看出：

自我处于半压抑状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是男人和女人，而只是茫茫大众中没有性别、渺小而终日操劳且被高度法制化的一员，衣衫陈旧，手持配给证和凶杀小说，满心嫉妒，行事严谨，带着旧世界的冷漠——完全是一个缺少关爱的民族。而伦敦正是这一切情绪的标志，现在它是所有大城市中最大、最悲哀和最肮脏的一座，未经油漆的、一半空置的民居绵延数英里，肉店没肉，酒吧无酒。昔日的闹市生气了无，广场寒酸……在永远灰蒙蒙又低沉如铁盖的天空下，人们裹在破旧的雨衣里，在满是油污的小餐馆绿柳栅栏外，成群结队，闲逛度日，百无聊赖。

这是一个节衣缩食的年代。为了增加出口（由此获得大量外汇收入），几乎所有的东西要么按配给供应，要么根本就买不到：肉、糖、衣服、汽车、汽油、出国旅行，甚至糖果。1946年时，连面包也实行了配给制，直到1948年7月才取消，这在战争期间都未发生过。1949年11月5日，英国政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庆祝解除管制。但是到了朝鲜战争时期，不得不重新实施许多控制手段，老百姓再次勒紧了腰带，直到1954年，英国才取消了基本食物的配给制——比欧洲其他国家晚了许多。英国战后的街景倒是让苏联集团各国的人民比较熟悉——一位英国主妇回忆说，那些年里，“买什么都要排队，唉，甚至你都不知道在卖什么……你就加入了排队队伍，因为你知道那里肯定是有东西在卖”。

事实证明，英国人虽然被剥夺了权利，但他们特别能忍耐——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相信，至少，这对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公平——虽然对配给和管制的恼怒在加剧，一些工党的大臣们产生了一定的清教徒式的家长制情绪（主要是财政大臣斯坦福·克利普斯爵士），这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在大选中重新上台。这种“别无选择，而只有政府才知道”的态度，使得英国战后那一代人变得“谨慎、谦逊，对小恩小惠心存感激，不再野心勃勃”，小说家戴维·洛奇在回忆他的青年时代生活时这样描述，这和他们后来的一代人迥然不同。其实这些恩惠可不小。特勒姆矿区退休的工会领导人山姆·华生在回忆1950年的工党年会时说：“消除了贫穷，解决了温饱，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我们的孩子们成长在一片充满机遇的乐土上。”

英国仍然是一个差异很大、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但也是一个福利社会，我们看到，首先得益的是“中等社会”。作为战后立法的结果，对收入和财富确实进行了重新分配——占总人口1%的最富有者对国有财富的占有率从1938年的56%下降到了1954年的43%；有效消除失业的做法与战前的黯淡情景相比起来，确实为社会提供了乐观前景。1946-1948年，15万英国人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且还有更多的人正在打算追随其后。但从1951年开始，似乎这种紧缩的年代快要结束了，国家正在乐观地筹备“不列颠的节日”庆典，纪念阿尔伯特亲王1851年胜利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世博会”的前身）100周年。

这些感想在汉弗莱·詹宁斯1951年拍摄的英国纪录片《家庭写照》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片名本身也揭示了这一国家的显著特征——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比利时的记录片制片人根本不会想到起这样的名字。这部片子是对英国特性的礼赞，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在近年的战争中再度的苦难与辉煌，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弥漫着的一种淡淡的孤芳自赏的骄傲。该片主要侧重科技与进步、构想与工作，并不涉及英国的邻国和盟友。它所展现的1951年的英国和1940年的英国实际上如出一辙：形单影只。

1828年，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就做过早已为人熟知的观察：“在他们的议会辩论中，英国人很少对某一原则发言。他们只争论这样东西有用还是无用，并且用事实来表态赞成还是反对。”1950年，英国拒绝了舒曼的邀请，因为他们认为加入欧洲经济计划是没用的，再说他们也厌倦了欧洲大陆的长期纠纷。但英国这一远离欧洲煤铁同盟的决定，还是太出于本能、太心理化，甚至太感情用事了，这是英国近年来的经历所造成的特殊结果。1952年1月，安东尼·艾登在纽约演讲，他在对听众总结英国的这一决定时说道：“对这种事情，我们骨子里很明白不该做。”

这还不算是最后决定，但是一旦做出决定，一切就都命中注定了。缺少了英国（以及在英国人看来还有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势力的加盟，西欧这个“小欧洲”最后错误地落到了法国手里。法国人确实承担起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英国应该承担的责任，树立起“欧洲”自己的形象，并最终仿照法国惯例的模式制定了一系列的机构和政策。在一系列事件的进展过程中，欧洲大陆国家对英国未能加盟深表遗憾，但英国却不觉得遗憾。欧洲许多政要都从内心深处非常希望英国能够加盟。比利时的欧洲政治家保尔-昂利·斯帕克不无遗憾地回忆说：“这道义上的领袖地位——是你们的，只要你们开口。”莫奈后来回顾旧事时也在想，如果是在英国的权威地位尚未遭到挑战时，如果它选择加入的话，那么情况又将会发生什么变化。10年之后，英国确实会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但在战后的欧洲，10年是一段漫长的时期，届时恐怕一切都早已成了定局。

[1] 实际上保加利亚人多年来一直明显地在狂热地亲德和极端的斯拉夫主义两边摇摆不定，结果两面不讨好。当时有位当地评论家指出，保加利亚老是挑错牌……然后把它甩在牌桌上。

[2] 这并不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第一次亲自监管波兰的重大选举：在1772年当地议会选举中，波兰人被要求选举那些肯定会分裂国家的人，外国军队驻守在会场，以威胁来确保选举结果。

[3] 捷克的农业党及其同伴——斯洛伐克的人民党——由于密谋推行纳粹政策而在战后被取缔。

[4] 西方公众舆论同时也受1948年3月10日马萨里克之死的影响——据报道说他是从外交部大楼窗口“失足”而亡。关于他死亡的确切情况一直未做解释。

[5] 铁托和斯大林决裂后，于1949年7月关闭了南斯拉夫与希腊之间的陆地边界，导致希腊共产党的抵抗运动几乎立即分崩离析。

[6] 在1948年的大选中，意大利共产党所得选票确实有所上升，但却是以牺牲社会党为代价，后者损失惨重。得胜的基督民主党以超过400万张的选票大胜左翼联合阵营。

[7] 1948年3月18日苏联召回了驻南斯拉夫的顾问。绝非巧合的是，48小时后，索科洛夫斯基将军退出了正在德国召开的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会场。

[8] 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不会有什么实际障碍。1948年春，苏联在柏林附近拥有300个师的兵力。美国在全欧洲只有6万名士兵，其中，驻柏林的美军还不到7 000名。

[9] 《基本法》故意拟定为临时性的——“在转型期内规范政治生活新秩序”，意即将实行到国家再统一时止。

[10] 法国财政部长昂利·居叶对美国驻法大使抱怨说，英国人“完全背信弃义”。

[11] 英国战后向美国借款谈判期间，盛传的一首匿名小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心态：在华盛顿，哈里法克斯老爷/窃窃私语，对着凯恩斯老爷：/“他们确实抓着钱袋/只有我们才有脑袋。”

[12] 可以理解德国人不会这么认为。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对英国足球迷唱的小调里和英国小报标题把他们称为“德国兵”、“德国泡菜”深感困惑。

[13] 指中国台湾。——译者注

第6章

卷入旋涡

随你怎么说吧——共产党人比你更聪明。他们有着宏伟蓝图，要建设一个新世界，那里人人各居其位……刚开始时，有人认为他们缺少田园诗般的气质，想离开这个国家。但田园诗的定义是让人人享有家园，那些想移民的人在内心里认为它不可能实现。他们走进了监狱，而不是去了国外。

——米兰·昆德拉

因此有必要教育人们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要迫使他们去看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并且反驳那些明摆着的事物。

——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我在集中营里碰到许多人，他们总想把对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深刻感悟和对斯大林的宗教狂热式的崇拜联系起来。

——伊芙吉尼亚·金斯堡《旋涡之旅》

斯大林主义就是要消灭人的本性，那才是事实真相，无论诡辩家们怎么说，不管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如何撒谎。必须消灭人的本性，才能将共产党的戒律根植于灵魂深处。

——亚历山大·瓦特

他们先把人绞死，然后再审判他。

——莫里哀《浦尔叟雅克先生》

1945年后，在西方观察家眼里，苏联咄咄逼人。红军徒步行军，将武器和供给抛在牲口拉的大车上；禁止士兵请假，稍一犹豫，就毫不容情：仅1941年和1942年就有15 7593人因“懦弱”而被处决。稍作休整后，苏联就胜过和击败了纳粹巨人，给了不可一世的德国军事力量以重重一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见证了布尔什维克取得的成就，这对它的敌友都一样。斯大林的政策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在战前的行为大多被遗忘了。所谓成王败寇，斯大林深谙此道。

但是，苏联为胜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胜利者中——其实在所有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中，无论胜负——苏联是唯一遭遇永久性经济灾难的国家。可估算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惊人，此后几十年都会感受到它的影响。捷克共产党员、1950年在莫斯科留学的兹德内克·姆莱纳尔回忆说，当时的首都陷入了“贫穷和落后的困境……成了一座木头房子的大村庄”。在远离城市的乡村，情况更糟糕。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西部，大部分地区的道路、桥梁和铁路都遭到了蓄意破坏。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粮食产量还不到1929年的水平，也远远低于沙皇和平统治最后时期的水平。苏联的一些最肥沃的土地成了战场，成千上万的马、牛、猪和其他牲畜遭到了屠杀。曾在20世纪30年代遭受人为严重饥荒的乌克兰，还未来得及恢复元气，却又面临着另一场——这次是天意——1946-1947年冬末春初的大饥荒。

战争年代，苏联人民过着一种半军事化的生活。战争时期的高度集中的指令计划，以及长期以来主要生产坦克、枪炮和飞机，使战时的苏联变成了一架令人惊奇的高效的战争机器，无法关注人民生活和福利待遇，只能为全面战争作准备。战争年代滋生了一大批党内官僚阶级——勃列日涅夫一代——随着国防工业的丰产，他们也功成名就。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们也就按照脑子里固有的模式来管理这个国家。万古长青的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比喻，现在在真枪实弹中得到了验证，值得骄傲。苏维埃政权又得到了一块新的神圣丰碑：伟大的卫国战争。

纳粹的侵略和蹂躏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1941-1945年苏联发起的是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为了共同的目标和民族利益，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大战中，斯大林鼓励俄罗斯人民自发表达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允许暂时将党的利益搁置一边。这一点也表明苏联强调自己植根于过去的俄罗斯帝国历史，这使斯大林在战后突然进入中欧。

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斯大林在欧洲最最想得到的是安全。但他也想通过在西欧取胜来获得经济利益。中欧的各个小国，从波兰到保加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期生活在德国主宰的阴影下：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是他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及外国资本的来源。在战争期间，这种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主奴关系，德国通过战争竭尽其能地榨取一切可得的土地和人力资源。1945年以后，自然而然地轮到苏联来接管原来德国人占领的地方，肆意剥削东欧的经济资源。

作为补偿，苏联得到了原希特勒的盟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战争赔偿。这些赔偿，和德国苏占区一样，实际上根本不足以补偿苏联的损失，但它们代表了赔偿国所做出的重大牺牲：到1948年，罗马尼亚对苏联的赔偿占到国内总收入的15%；匈牙利是17%。对于那些并没有和苏联作战的国家，斯大林索取的也并不见少，只是采取了“兄弟般的”态度而非惩罚性的手段。

据估算，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从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剥削所得远远超出了它的占领成本；在捷克斯洛伐克收支持平。1945年到1960年间，保加利亚和波兰，尤其是后者，与它们对苏联的贸易和供给相比，得到了莫斯科更多的援助。这样一种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于殖民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并不陌生。由此看来，苏联和它占领的西面国家之间是一种传统的“帝国”关系（只是在苏联这个案例上，帝国中心比隶属它的边缘区更加贫穷落后）。

和其他帝国开创者甚至沙皇不同的是，斯大林坚持在他所控制的地区重建和苏联相同的政府和社会。1939年至1941年间，斯大林在波兰东部，1940年及1945年在波罗的海各国（随着他们从纳粹手里重新夺回占领权），又重新开始着手按照苏联模式重塑东欧；在当时共产党执政的每个小国家重写苏联历史，重建苏联体制并进行苏联模式的实践。

按照一位学者比较得体的措辞来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后来变成了“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1]各国都仿效苏联模式建立政体（最早是1947年12月的保加利亚，最晚是1952年7月的波兰）。每个国家都进行经济“改革”并实施“五年计划”，以保持在机制和实践方面都和苏联一致。各个国家都按苏联的模式成了警察国家，并且它们都由一个共产党机构执政，这个共产党机构又都（或在表面上，或在实际上）听命于莫斯科共产党的领导。[2]

斯大林要在他的卫星国里复制苏联社会，这一动机非常简单。战后东欧普遍渴望和平、土地、食物，渴望能有一个新的开端，这就使共产党轻而易举地走上了权力之路，但并不能保证当地人会支持苏联政策。他们不选择纳粹，而是选择了共产党，或某种形式的民主党派，至于哪个党派更受欢迎，这并不取决于是否坚持共产党统治的实践经验。即使是苏联所说的防止德国复仇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吸引力也会黯淡消失。

斯大林想要求他的附属邻国对他忠贞不渝，他知道只有一种办法。首先，共产党必须保证大权独揽。根据1949年8月的匈牙利宪法，应先取得并保持“领导地位”，消灭或吸收其他一切政治团体。共产党是社会行动的唯一动力，是实施恩惠和公正分配的唯一来源——通过控制法庭来实现。由于和独揽大权的机构密不可分，并直接受命于莫斯科的指示，当地共产党和他们的国家安全机构成了苏联统治的最直接的杠杆。

其次，共产党国家对经济决策也实行独裁统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东欧国家的经济状况差异很大。有一些国家是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拥有规模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则处于乡村和贫穷状态。波兰和匈牙利在战前就拥有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并且制定了保护自我、防止德国经济渗透的战略。其他一些国家，像捷克斯洛伐克，战前的财产和商业绝大部分都掌握在私人手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商业发达，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则和苏联本身差不多。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饱受经济大萧条之苦，采取闭关自守的保护政策来对付大萧条；但是，如前文所述，战争期间有些工业区，尤其是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地区，确实得益于德国对军工生产的投资。

尽管有这种种差异，共产党执政后立即就在这整个地区内强制实现了同一种经济体制。首先，和列宁主义重新解释的“社会主义”概念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所有制，而不是社会关系，国家没收了服务业、商业和工业等行业中原本属于私人拥有的大型企业。接着，国家对所有雇用人数超过50人的公司进行接管、课税或排挤。在捷克斯洛伐克，到1948年12月，雇用员工超过20人的小公司几乎绝迹。同一时期，匈牙利83%的工业归国家所有，波兰是84%，罗马尼亚为85%，保加利亚更是高达98%。

在东欧，剥夺中产阶级手中财富的现成途径是货币改革。这种剥夺现金存款的做法对农民和商人来说都非常有效，这种巧取豪夺比国家强迫课税更为先进。罗马尼亚先后进行过两次货币改革，一次在1947年8月（但是其合法目的是为了终止过高的通货膨胀）；另一次是1952年1月，这次使农民们在此之前4年里（他们很少有花钱的机会）的辛苦积蓄一下子就泡汤了。

在苏联及其控制的东欧，农民的地位命中注定。战后农村的最初改革是把小片土地分配到大批农民手里。不管这一做法在政治上多受欢迎，这些改革只是加剧了这一地区长久以来的农业危机：对机械和肥料的投入太少，而失业的劳力却越来越多，造成了连续50年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直到东欧共产党稳稳地掌握了权力，它们才积极鼓励毫无效率的土地再分配。但从1949年起，它们又开始越来越迫切地、咄咄逼人地摧毁“私营小企业主”和“单干个体农民”。

在农村集体化的早期阶段，小地主——这时已鲜有大地主存在了——被罚以重税（常常超过他们的收入），农产品价格和配额的差异都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倾斜，他们必须依靠配额证生活，他们的子女也受到歧视，无法享受小学后的教育。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存活了一批数量惊人的个体农民，虽然大多数人是处于经济的底层，仅拥有“微不足道”的两公顷甚至更少的土地。

在罗马尼亚，1950年秋，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在集体农庄登记注册，政府任意诉诸强迫手段，直到1962年。后来的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不无得意地宣布“比原计划提前3年”完成了农村集体化。在保加利亚，在1949年开始的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进程中，剥夺了私人手里的所有可耕地。在捷克，土地集体化开始得比较晚（到1956年，大多数可耕地还在私人手里），接下来的10年里政府接管了95%的农业用地，在斯洛伐克落后和偏僻的地区则没有这么多（85%）。但是，在匈牙利全国，自由农民的存在则是有名无实。针对他们采取的措施，再加上摧毁了市场分配的网络，使他们只能身处赤贫和毁灭的窘境。

苏联这种非理性的，有时甚至超现实的经济实践在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里都被忠实地一一仿效。1948年9月30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盖奥尔格·乔治乌-德治宣布，“我们要在农村以资本主义因素为代价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积累”——这个国家的农村经济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的因素”。在斯洛伐克，1951年，甚至曾试过把城市职员和政府公务员都赶到农村去，所谓的“7万人大生产运动”最终被证实为是个灾难而很快被废弃了。在离维也纳东面仅50英里处，这一毛泽东主义的“时代先驱”实践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心态。同时，在新苏联化了的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导致了长期的体制化匮乏，这些国家在此前还是粮食富足、价格低廉。[3]

这一政策的明显失误在于，这些政府引进了苏联的法律模式，将“寄生虫”、“投机倒把”和“颠覆活动”看成罪行。捷克斯洛伐克法官、国民大会委员兹丹卡·帕茨科娃博士在1952年3月27日对她的立法者同行们讲话时说道：“刑法程序的首要任务是要揭露农村富人的真实面目……不完成和实现(农业）生产计划必须按照破坏罪予以严惩。”这些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说法的忠实模仿，对农民的反感，以及成功地执行农业集体化，都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实践。

在短期内，实现按照苏联制定的工业计划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灾难：一些控制经济的因素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土地集体化和解散小企业释放了大批男女劳动力进入工矿企业；共产党单一地将投资重点放在重工业生产上，忽视了消费品和服务行业的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产量增长。各个地方都采用“五年计划”来制定宏伟目标。就总产量数字显示，这些第一代工业化的增长率是惊人的，尤其是在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些工业化起点几乎是零的国家。

从1948年到1952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即使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东欧城市化的国家，也下降了18%。在德国的苏占区，纯钢的产量从1946年的12万吨增长到了1953年的200万吨。东欧一部分地区（波兰西南部、布加勒斯特西北面的工业带）几乎一夜间就完成了工业化转型：建立了许多全新城市，如克拉科夫附近的新胡塔市，给成千上万生产铁、钢和机床的工人提供住房。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建立的那些规模相对小一些的、半军事化、单一的、第一代工业化城市出现在苏联集团各国。和苏联的共产党一样，东欧共产党正在短期内加速重走19世纪西欧工业革命之路。

就这点而言，1945年以后的东欧经济历史和同时期的西欧复兴模式非常相似。在西欧，消费品和服务行业的优先性也为生产性投资和增长做了让步，虽然马歇尔计划稍稍缓冲了一点由此种策略带来的伤痛。西欧的某些工业部门和地区也是起点较低，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进程在把农村转变为城镇中得到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东欧和西欧之间的相似性消失了。共产党统治的东欧经济史的最显著特征是：除了煤、钢、工厂和大批公寓区外，苏联模式的第一代工业化产生了奇怪的扭曲和矛盾，甚至比在苏联本国还要严重。

随着1949年1月经互会（经济互助委员会）[4]的成立，制定了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贸易法规。每个国家都要和苏联展开双边贸易（这是对纳粹时代的需求的又一仿效，莫斯科再次取代了柏林），被指定在国际共产主义经济中担任不容商议的角色。因此，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向苏联提供工业成品（价格由莫斯科决定），而波兰和罗马尼亚专门从事食品和工业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作为回报，苏联将提供原材料和燃料。

除了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一奇特的颠倒外，帝国提供原材料，而殖民地却出口成品，这种结构使我们回想起了欧洲的海外殖民地。而在东欧，像在非欧洲统治下的殖民地一样：本土经济遭遇了损伤，缺少发展。一些国家被禁止生产成品，还有些国家被责令过量生产某些产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鞋子，匈牙利生产卡车）并卖给苏联。没有人关注经济上的比较优势。

临时模仿的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模式，原本显示出的是苏联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广袤无垠的土地、丰饶的原材料资源，以及无穷无尽的廉价低技术含量的劳力。这对那些像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缺少原材料、但又拥有熟练技术工人、长期拥有高附加值产品国际市场的小国家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捷克的例子尤为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捷克的波希米亚地区和摩拉维亚地区（在1914年以前早就是奥匈帝国的核心工业区），人均产量远远高于法国，擅长生产皮革产品、摩托车、高科技武器和大量种类的奢侈品。从工业技能水平、生产力、生活水准、国外市场份额来衡量，1938年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堪与比利时媲美，并远远超过奥地利和意大利。

到了1956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落后于奥地利、比利时和其他西欧国家，与20年前相比更是效率低下、经济贫困。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人均汽车拥有量与奥地利持平，到1960年他们之间的比率却是1∶3。即便该国仍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最著名的是小型武器生产，也不再能够给捷克带来任何的利益，因为他们被限制只能对他们的主人苏联出口。至于在奥斯塔拉伐建立的大型企业哥特瓦尔德钢厂，它的模式和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苏联的钢厂一样，这些对捷克而言，不是代表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而是加速了它的落后（由于没有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的铁矿资源非常有限，导致这些以钢铁生产为基础的工业化项目很快破产）。在那些基础工业领域，一开始确实出现了短期内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达到效益增长，这在每一个卫星国里，情况也都一样。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早已在逐步走向衰落，在“按计划”地被淘汰。

苏联集团里有两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存在着部分例外。波兰和其他国家一样，对最初的工业化进程也非常积极，但是他们没有对土地实施集体化。斯大林看来是明白的，想迫使波兰农民并入集体农庄这一点不切合实际，但是这种想法并不会使他犹豫半分。苏联在处理波兰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论述这一问题）只是手段。与其他东欧附属国民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波兰人对苏联统治的反抗和叛乱，对一代又一代俄国官僚来说并不陌生。在波兰，苏联的统治明显地遭到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强烈反对。

在苏联人看来，波兰的反抗令人恼怒，战时成立的波兰地下组织针对共产党的统治展开了游击战，至少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但似乎也并不值得一提。战后波兰不是以东部6.9万平方英里从苏联手里换得了4万平方英里的良田吗？而且莫斯科不是波兰抵制人人害怕发生的德国复兴的（唯一的）保障吗？还有，波兰已经摆脱了战前的国内少数民族：犹太人被德国人屠杀了，德国人和乌克兰人又被苏联人驱逐出境了。此时的波兰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波兰都更“波兰”，这可得多多感谢莫斯科。

但是，各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苏联集团内部，并不取决于感恩与否。对莫斯科来说，波兰的使用价值首先在于作为反抗德国或西方侵略的缓冲带。波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那是求之不得，但是波兰保持稳定和可靠才是首要的。无论这样看来是多么低效，并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合拍，但为了保持波兰国内的平静，斯大林愿意容忍自由农民阶级的存在，也允许天主教在公开场合活跃，这些活动要是放在南面和东面，却是不可想象的。波兰的大学也都毫发未损地保持原样，这和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高等学校教师被驱逐和受压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南斯拉夫是另一个例外。直到斯大林和铁托决裂，在我们看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东欧国家中“最先进”的一个。铁托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远胜于斯大林，在苏联集团里，他的目标瞄准更高的工业化投资比率。早在其他卫星国开始集体化以前，它就建成了7 000个集体农庄；战后的南斯拉夫在效率方面早就超过了莫斯科，它的压制机构无处不在。战争时代的游击队保卫机构扩大为全方位的警察网络，他们的任务，用铁托的话说，就是“对那些不喜欢现在的南斯拉夫的人，要让他们从心里感到恐惧。”

在和斯大林分道扬镳的时期，除了它的邻国阿尔巴尼亚之外，南斯拉夫的人均收入是欧洲最低的；经过4年的被侵略和内战，这片穷壤早已沦为赤贫。南斯拉夫的战争经历所带来的痛苦灾难远比它的种族差异来得复杂，它是欧洲最后一个真正的多民族国家：根据1946年的人口调查统计，南斯拉夫1 570万人口中，有650万塞尔维亚人，380万克罗地亚人，140万斯洛文尼亚人，80万穆斯林（主要在波斯尼亚），80万马其顿人，75万阿尔巴尼亚人，49.6万匈牙利人，40万黑山人，10万瓦拉几亚人，还有一些数目不详的保加利亚人、捷克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希腊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和吉卜赛人。

根据1946年的宪法，这些人中只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和马其顿人分别得到了认可，他们可以将自己同另外几个民族一样看作是“南斯拉夫人”。[5]作为南斯拉夫人，他们的前途确实十分黯淡。20世纪40年代末，劳伦斯·杜勒尔从贝尔格莱德写给希腊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这个国家“环境非常不好——好比战争中期，人口过剩，贫困潦倒。至于共产主义——我亲爱的朋友西奥多，只要来这里稍作观察，就使人认定值得为资本主义而奋斗。虽然资本主义是黑暗的，而且充满血腥，但至少不会比现在这种惰性的、压抑的警察国家更灰暗、乏味和没有希望”。

在和斯大林决裂的最初几个月里，铁托确实变得更加激进，更加“布尔什维克”，似乎要证明他自己的言论是正统的，而苏联人对他的批评是错误的。但这一姿态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由于缺少外来的援助，又面临苏联入侵的危险，他转向西方寻求资助。1949年9月美国进出口银行借给贝尔格莱德2 000万美元的贷款。10月，南斯拉夫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了300万美元，同年12月，又和英国签订了一份贸易协议，得到了800万美元的预支款。

苏联的威胁迫使铁托增加了国防开支（作为南斯拉夫可怜的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从1948年的9.4％上升到1950年的16.7%；为安全起见，该国的军工业全部搬到波斯尼亚的山区（这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1950年，美国国会认识到了南斯拉夫在全球冷战中的可能意义，通过了《南斯拉夫紧急救援法案》，又为它提供了5 000万美元的援助。接着在1951年11月又根据《共同安全法案》，同意给予南斯拉夫军事援助。到了1953年，南斯拉夫的国内财政赤字全部由美国的援助所填平；从1949年到1955年，铁托从西方得到的资金共计12亿美元，后来只还了5 500万美元。1945年5月，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的僵持，曾经导致它和意大利及西方的交恶，最后通过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英国、美国在1954年10月5日签订《谅解备忘录》而得到了解决。

西方的援助使得南斯拉夫政权得以继续偏重重工业和国防，维持1948年分裂前的状态。但是随着南斯拉夫共产党继续执政，他们放弃了战后那些年来的极端布尔什维主义。到了1951年春，只剩下邮政业和铁路、民航和水运还归联邦（也就是中央政府）控制。其他的服务业和所有的经济单位都被掌控在各个独立的共和国手中。到了1954年，80％的农田又回到了私人手里，根据1953年3月30日颁布的法令，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并收回他们自己的土地。7 000个集体农庄到最后只剩下了1 000个。

由于战胜了希特勒，斯大林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在国内外都沐浴在“他的”红军的伟大光环下。对苏联独裁者的个人崇拜早在大战之前就形成了，现在更是达到了巅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公开文件表明，斯大林单枪匹马赢得了战争，他在军事谋划和战争指挥中没有启用任何将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辩证法到植物学，斯大林被宣布为无可匹敌的最高权威。苏联生物学家们被命令采纳徒有虚名的李森科的理论，他对斯大林许诺，如果正式采用他的关于习得性特征遗传方面的理论，并广泛应用于苏联的农场，那么就可以实现梦想中的农业大丰收——结果可想而知，导致了灾难性的大结局。[6]在1949年12月斯大林的70岁生日那天，斯大林的光辉形象被挂在气球上，由探照灯光锁定，照亮了整个克里姆林宫上方的夜空。诗人们争先恐后地唱着对领袖的颂歌——以1951年拉脱维亚诗人V·卢克斯的两句诗最有代表性：

好比你我心中编织的美丽红纱线，

我们的父兄，你的名字叫斯大林。

对这一暴君的新拜占庭式的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他所拥有的几乎魔法般的权力，揭示了一个专制、恐怖、黑暗的社会背景；在战争的最后那几年里，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斗篷下，继1941年伏尔加地区的日耳曼人被驱逐出境之后，斯大林驱逐了一些西部和西南边境的小民族，将他们向东赶入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尤其是高加索地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依人、纳尔卡人、卡尔梅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其他民族。这一驱逐少数民族的野蛮手法并不新颖——早在1939到1941年间，就有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和波罗的海各国人被驱逐到东部，20世纪30年代的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也遭此厄运，最早可追溯到1921年。

战后这些地区对纳粹合作者和叛徒的最初审判也同样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45年到1947年间，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农民党领导人都遭到了逮捕、审讯和枪毙，罪名或真或假，从战时的法西斯同谋到西方间谍不等；但在每个案子中，起诉者都特别小心地以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人民”的身份诋毁那些人的爱国心和名誉。那些拒绝投入共产党怀抱的社会党人，如保加利亚的克拉斯廷·帕尔塔柯夫（1946年受审并被判入狱，3年后死于狱中），被单独列为人民公敌受到处罚。

在早期的公审中，审判情况令人震惊，除了那些确实和德国有染的人和那些罪行早就为人所知的以外，他们公开否认有罪或否认他们的“叛国”罪行。1947年8月，在那场明显受操纵的对农民党领导人尼古拉·佩特科夫及其“共犯”的索非亚公审中，受指控的每5人中有4个人虽遭到折磨和伪证，还是坚持宣称自己无罪。[7]

随着1948年南斯拉夫危机的爆发，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作为和莫斯科不同模式的另一种选择，贝尔格莱德其实吸引了很多国家。和斯大林不同，铁托不摆出帝国威胁的架势（对当地的巴尔干地区除外），在解放自己的国家并引导它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上，他并没有依靠莫斯科的任何帮助，南斯拉夫的领袖为东欧那些共产党国家树立了诱人的先例，他们也想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在当地发起革命运动。斯大林一天到晚疑神疑鬼，害怕有人威胁到他所拥有的独裁权力；但那并不意味着他误解或未看出铁托或“铁托主义”确实给他带来的危险。所以从此以后，民族主义（“小国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再是地方性的特点，而相反地成了主要敌人。在1948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召开的谴责南斯拉夫“叛变”的会议上，共产党的辞藻中首次把“民族主义”用作贬义词。

但是，随着国内那些非共产党员敌人的死亡、监禁或流放，苏联的专制又面临着什么样的真正危险呢？知识分子或被收买，或被恐吓。军队都被牢牢掌控在苏联占领军的手里。大众的示威抗议对共产党的统治产生了重要的威胁，因为它会严重腐蚀“工农”国家的信誉。但在早些年里，人民民主在他们宣称代表的无产阶级中间虽然一向闻所未闻。但是，消灭中产阶级和驱逐弱小民族，倒是给那些乡村农民、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些往上爬的动力和希望。

到处充满了机会，尤其对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和政府雇员来说，可以参加工作，租住享受房租补贴的公寓，工人阶级的孩子可以在学校就读，而“资产阶级”的子女则被驱逐出校。政治上的可靠远比能力来得重要，就业得到了保障，迅速发展中的共产党官僚机构雇用了大批信得过的男女雇员，从事从街区组织者到警察局审讯员的各项职业。[8]苏联统治下的大多数东欧国家，尤其是那些落后地区的人民，都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安排，至少在这些年里一直如此。

在这种统一化的模式中存在着两个显著的例外，都发生在这个集团的最城市化、最发达的角落：工业化的波希米亚和柏林的苏占区街头。1953年5月31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币制改革”，明摆着是“对前资本家们的致命一击”，导致工业界的工资下降了12％（由紧接着的物价上涨引起）。原来基于报酬丰厚的熟练工人基础上的发达的工业经济，现在随着工作环境的不断恶化，激起了大众的游行示威，在波希米亚西部主要工业中心比尔森的斯柯达汽车工厂，有2万工人参加了示威。接着在1953年的6月1日，成千上万的工人手捧贝内斯和战前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的画像，向市政厅挺进。

仅限于一个外省城市的比尔森游行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几天以后，却在北面几十英里外爆发了一场更大的抗议，反对大幅度提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官方工作标准（但不给付报酬）。这些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强加的，这个政权早已（并非最后一次）变得比它在莫斯科的苏联主人还要严酷无情，苏联曾建议民主德国共产党领导同意改革，并就向联邦德国输送熟练技术工人一事做出妥协，但民主德国政府对此不予理睬。6月16日，民主德国全国大约40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柏林也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和比尔森的示威群众一样，德国工人轻而易举地被警察镇压了，但是为此付出了代价。苏联红军的坦克被召了进来，将近300人被杀，数千人遭逮捕，其中1400人被判长期监禁，200名“乱党头目”被枪毙。柏林动乱为贝托尔德·布莱希特唯一一次公开反对共产党政府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虽然他的表态多少还有些含糊：

随着六月十七动乱的开始，

作家协会的书记派人

在斯大林大街上散发传单。

从传单上可以读到

人民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

只有付出加倍努力才能赢回它。

难道此情此景，就不能简单一点，

让政府解散人民

而重新选择一群？

处在苏联帝国统治的西部边缘工业区的工人产生了愤怒和不满，这对宣扬共产主义非常不利，但他们并没有对苏联的权力造成什么威胁，并且比尔森和柏林的动乱都发生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这并非巧合。在斯大林时代，真正带有威胁性的挑战看起来存在于共产党组织机构的内部。这是南斯拉夫分裂行动的真正含意所在，这也直接造成了斯大林对“铁托主义”的回应，他因时因地制宜，重新回到了早期的政策上。从1948年到1954年，共产党世界经历了第二代的逮捕、清洗，以及最为重要的是政治性“公开审判”系列事件。

这些年里，所有清洗和审判的主要先例，当然就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恐怖清洗。而共产党人自己成了主要受害者，目的是要清洗党内“叛徒”，清除可能对政策和总书记造成挑战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假设的暴乱领袖就是列昂·托洛茨基——和铁托一样，他是一位不能为斯大林所容忍的真正的共产党英雄，对共产党的策略和实践有着自己的见解。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活动保护并阐释了斯大林无边的权力和权威，而战后那些年里的清洗活动又成为东欧国家效仿的目标。

但是，当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审判，尤其是1938年对尼古拉·布哈林的审判变成一种独特的、戏剧性的创新时，所付出的令人震撼的代价就是，革命不仅仅牺牲了它的儿女们，更是牺牲了它的设计者。接下来几十年里的审判和清洗运动只是一些厚颜无耻的翻版，完全模仿过去的苏联实践模式，看起来那些卫星国根本就不愿意费心，只是生搬硬套而已。毕竟，经过一段长期的系列审判式的清洗后，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

除了战后审判叛国者和对反共政治家进行政治审判外，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府还利用法庭处罚教会，并关闭了除波兰之外的所有教堂。波兰教会的幸免是因为，要是在波兰和天主教公开抗争的话，那就会注定涉险太深。1949年，保加利亚新教联合会的领袖因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而遭到审判。在上一年，罗马尼亚东仪天主教会就在新的共产党政权下被迫并入了更显圆滑顺从的罗马尼亚东正教。这一迫害传统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沙皇统治时的18世纪。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天主教神父在布拉格分两次受到审判，被指控充当梵蒂冈（和美国）的间谍，并被判处从有期徒刑10年到终身监禁；到20世纪50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狱中被关押的教士和修女已达8 000人。1949年1月，接替被监禁的红衣主教曼恩德逊迪担任匈牙利天主教会领袖的格罗斯主教被指控有罪，因为他参与了哈布斯堡王朝复辟运动，并同铁托分子勾结，企图武装匈牙利法西斯分子。

对共产党人自己的审判也明显划分为两组。第一次是始于1948年并贯穿整个20世纪50年代，源于对铁托——斯大林分裂的直接反应。在阿尔巴尼亚，1949年5月到6月间，共产党内务部长科奇·霍谢受到审判，于7月份被判有罪，并被处绞刑。被指控为铁托主义者的霍谢，确实很明显地支持铁托的巴尔干计划，但当时这一切也曾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因此看来，他的案件就显得稍稍有些与众不同了，因为事实上他是被秘密审判的。

紧随阿尔巴尼亚审判之后，是保加利亚对它的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特莱科·科斯托夫的逮捕、审判和处死。科斯托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深受保加利亚统治者迫害而双腿致残[9]，他以公开反对铁托而出名，他批评铁托想把保加利亚纳入巴尔干联邦的计划（铁托讨厌科斯托夫，双方都对对方没有好感）。但斯大林还是不信任他——科斯托夫曾莽撞地指责苏联和保加利亚签订的经济协约对保加利亚不利——他是被用来有目的地描述为民族主义罪行的理想人选。

他和他的“小团体”（“叛国间谍阴谋危害国家的特莱科·科斯托夫集团”）于1949年12月被判处下列罪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同保加利亚法西斯分子合作，从事间谍活动，为英国提供情报，参与铁托的阴谋。经过连续不断的折磨，科斯托夫最终不得不屈服，并在“坦白书”上签字，但他拒绝在法庭上宣读事先同意的文本，面对审讯者，他公开翻供，坚称自己无罪，因而被拖出法庭。两天后，即1949年12月16日，根据斯大林及其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在审判前的决定，科斯托夫被处以绞刑，而他的“同谋者们”则被判无期徒刑。科斯托夫案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东欧共产党中唯一一个在公审中翻供并声明自己无罪的人。这使保加利亚政府在国际上造成了小小的尴尬（广播播放了科斯托夫的审判，西方国家广为报道），马上就被勒令以后要坚决制止，下不为例。但为时已晚。

在处死科斯托夫前不久，匈牙利共产党曾举行过一场公审，针对他们党内的可能成为“铁托”式的人物——共产党内务部长拉兹罗·拉吉克。这个案子和保加利亚的版本也差不多，只是受害者名字不同而已。指控、细节和招供都一模一样，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两次审判都是由莫斯科一手策划的。拉吉克本人并非无罪，作为共产党内务部长，他曾经令其他很多人身陷囹圄，甚至更糟。但在对他的起诉书中，更强调的是他犯有“叛国活动”，受到“外国收买”。在匈牙利，苏联的占领尤其不受欢迎，因此莫斯科不想冒险把拉吉克变成“民族共产主义”的英雄。

但在这个案件中，不用担心这种危险的存在。拉吉克适时地开口说话，承认自己为了在匈牙利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而充当英美间谍。他告知法庭，说他的真名是赖希（因此他是德国人而非匈牙利人），并且在1946年被南斯拉夫情报部门招募，因为他们威胁“如果我不按照他们的全部意愿行事的话”，就会把他在战争期间和匈牙利纳粹合作的事公之于众。法庭对拉吉克及其“同谋者”的审判过程，包括拉吉克自己在1949年9月16日的招供，都由布达佩斯广播电台现场直播。9月24日宣布了事先拟好的判决书，拉吉克和另外两个人被宣判死刑。10月15日执行了绞刑。

对拉吉克和科斯托夫的公开审判，相对东欧各国搜捕铁托主义者并对他们实施秘密审判和裁决的事件而言，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受害最深的是与南斯拉夫接壤的“南邻”共产党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仅在匈牙利——鉴于与南斯拉夫的近邻关系，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区匈牙利少数民族众多，以及在1947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紧密同盟，斯大林对铁托主义抬头的害怕不无道理——大约有2 000名共产党干部被立即处决，更有15万人被判有期徒刑，35万人被开除党籍（这就意味着失去工作、住房、特权和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在波兰和民主德国，虽然也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被捕入狱，但没有举行大型公审。波兰倒是有这么一位铁托——科斯托夫——拉吉克式的候选人：瓦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他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和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哥穆尔卡公开批判波兰的土地集体化计划，公开谈论要走波兰社会主义的“民族化道路”。实际上，他遭到了波兰党内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们的批判，1948年8月，他的总书记一职被博莱斯拉夫·比埃鲁特所取代。5个月后，他辞去了部长会议的职务，并于1949年11月被驱逐出党。同年12月，比埃鲁特公开批判哥穆尔卡及其“小集团”的民族主义和铁托主义。

哥穆尔卡被降职担任华沙社会保障局局长，最终于1951年7月被逮捕，直到1954年9月才被释放。但他并没有受到伤害，因为华沙方面并没有对铁托主义进行公审。波兰也有过审判——其中有一次是在1951年哥穆尔卡被捕的当天开始的，起诉一帮官员企图叛国。在莫斯科的情报机构的秘密计划中，想把哥穆尔卡和拉吉克、铁托等人联系到一起，通过一张错综复杂的、或真或假的联络网，说他主要和美国人、专门负责战后欧洲善后救济工作的“唯一神教”领导人诺尔·菲尔德接触。以布达佩斯为据点、想象中的菲尔德的主要间谍们和铁托主义者的谍报网络，早在起诉拉吉克等人的案子中就被使用过了，现在又成了批判哥穆尔卡的主要证据。

苏联要求波兰按照匈牙利的模式展开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迫害，但是，波兰人能够有效抵抗来自苏联的压力。十多年前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流亡后落入他手里的波兰共产党人大肆消灭的做法，使得比埃鲁特预感到一旦波兰也卷入逮捕、清洗和审判的旋涡的话，他自己将来也会遭此厄运。波兰人在时间上还是幸运的：他们推延了准备哥穆尔卡的卷宗——在审讯中他拒绝开口，不愿在伪供上署名——这使得波兰一直拖到斯大林死后、他的心腹贝利亚被处死，都没有实行公开审判。最后，一些苏联领导人毫无疑问地认为，早些年里在公众面前分裂波兰共产党领导的做法是草率鲁莽的。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可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在1952年11月，布拉格举行了所有审判中最大的一场公审。紧随着对拉吉克和科斯托夫的清洗，早在1950年捷克就开始策划大的公审。但等到最后执行的时候，公审的重点却发生了转变。铁托仍然是敌对的目标，主要指控他向西方提供谍报。但在对“阴谋叛国集团领导人”的审判中，14位被告里有11位是犹太人。在起诉书的第一页上明明白白地指出这一点绝非巧合。更重要的是，这些“托洛茨基——铁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叛徒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敌人”首先也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斯大林是反犹太人的，而且历来如此。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对犹太人的厌恶还是很心安理得地深嵌在他对其他不同派别人士的摧毁中，老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左倾和右倾分子、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等等，诸如此类，他们的犹太出身几乎就确定了他们的命运。无论如何，这只是共产主义的教条，和种族歧视或宗教歧视无关；一旦苏联革命事业和“反法西斯”这面大旗相关联，从1935年到1939年8月间，之后又始于1941年6月，欧洲的犹太人恐怕再也找不到比约瑟夫·斯大林更伟大的朋友了。

上面这种说法略带嘲讽意味。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尤其是中欧和东欧的共产党组织里，他们的党员人数大多靠犹太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犹太人是受压迫和被厌恶的少数民族。年轻的世俗犹太人几乎没多少政治选择：犹太复国主义、邦得主义[10]、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合法的）或共产主义。在这些派别中，毫不妥协地反民族主义的、最有抱负的共产主义显然吸引力最大。不管过去有多少缺点，苏联为当时面对选择“威权主义的过去”还是“法西斯主义的未来”的中欧和东欧国家提供了一次革命机会。

经历战争以后，苏联的吸引力更大了。1939年德国入侵苏占波兰，那里的犹太人被迫不断东迁，许多人死于疾病和苦难。但他们并没有遭到系统的大屠杀。红军通过乌克兰、白俄罗斯挺进到波罗的海各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国，拯救了这些地区的犹太人。正是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并不是为了犹太人而战；但一旦希特勒获胜的话，如果德国人及其合作者继续掌控他们所占领的区域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话，将会有更多的犹太人罹难。

当共产党接管东欧时，许多领导干部都有犹太血统。在次级领导人中，这一比例更是明显：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警察局长都是犹太人，还有经济政策制定者、行政管理首长、著名记者和党的理论家们。在匈牙利，党的领袖（马迪亚斯·拉科西）是犹太人；在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党的领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的核心领导层里大部分都是犹太人。苏联集团的犹太裔共产党人完全得感谢斯大林。通常在长期流放后，他们又回到了原来各自的国家，但是并不受欢迎：不管是作为共产党人还是作为犹太人。战争和被占领的经历，使得当地人比以前更加讨厌犹太人（战争刚一结束，海达·马格里斯从奥斯维辛死亡之旅逃脱性命回家后，一个邻居问她“你为什么要回来呢？”[11]；在听命于斯大林这方面，东欧的犹太裔共产党人也许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值得信赖。

战后最初几年，斯大林并没有表现出对他的犹太下属有任何敌意。在联合国里，苏联是犹太复国计划的积极支持者，赞成在中东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阻止大英帝国的野心。在国内，斯大林很欣赏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所做的一些工作，它成立于战争期间，在苏联国内调动犹太人的积极性，（尤其）在国外，它支持苏联抗击纳粹。苏联的犹太人和莫斯科领导下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欣喜地认为战争年代的这种大联合精神（因为当时的斯大林寻求和接受一切可能的援助力量），必将把战后的胜利转变成一个更加容易相处的时代。

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看到，战争甚至还未最后结束，斯大林就开始把一些民族整体向东流放，并且毫无疑问地也对犹太人制定了相同的方案。在中欧，和苏联本土一样：即使犹太人遭受的损失比谁都严重，人们还是习惯性地轻易把他人所遭遇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战争时期俄罗斯人反民族主义的旗号，使苏联人的说法更接近旧时代俄罗斯反犹的斯拉夫主义排外言论；这对当局绝无不利。对斯大林本人而言，这意味着重新回到熟悉的地盘，通过观察希特勒成功地利用大众的反犹活动，他的反犹本能进一步彰显。

出于各种原因，对纳粹残暴行为中明显的种族主义性质轻描淡写是符合苏联目的的：对巴比亚尔地区乌克兰犹太人的大屠杀被官方记载为“对和平的苏联公民的谋杀”，就像战后对奥斯维辛的回忆仅限于大体上谈及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里没有种族主义的地位，那些死去的犹太人在身后又被同化到了他们生前深受嫌恶的同一社群。但是此刻这种假设的犹太人的世界性特征——这是斯大林希望从德国发动进攻后的黑暗岁月里得益的国际关系——再一次被用来反对犹太人，在斯大林眼里，它确定了冷战的战线，可能造成对战时国际接触和沟通不利的反作用力。

最初的一批受害者是战时成立的“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那批犹太领导人。所罗门·米柯埃尔斯，该组织的发起人和俄罗斯意第绪剧院的重要人物，于1948年1月12日遭到了谋杀。1948年9月11日，以色列大使果尔达·梅厄抵达莫斯科，掀起了犹太运动的热潮，在犹太新年和赎罪日的街道上挤满了游行者，他们在以色列大使馆外高歌“明年相聚耶路撒冷”。对斯大林来说，这一事件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挑衅性，并且是不可接受的。但他却很快失去了对新建的以色列国的热忱：不管它的社会主义倾向多么模糊不清，很明显它根本不愿意成为该地区的苏联盟国；更糟糕的是，在敏感时期，以色列小心警觉地显示自己的亲美情感。当时对柏林的封锁刚刚开始，苏联和铁托的分裂正处于关键状态。

1948年9月21日的《真理报》发表了一篇伊利亚·爱伦堡的文章，明确指出了犹太复国主义路线发生的变化。从1949年1月起，《真理报》刊登了许多文章，攻击“没有祖国的世界主义者们”、“没有爱国心的剧评家团体”、“无根的世界主义者们”、“失去身份的人”和“没有护照的流浪者”。犹太学校、剧院遭到封闭，犹太报纸被取缔，犹太图书馆也被关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早在1948年11月20日遭到镇压。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那些残留的领导人、艺术家、作家和政府官员们遭到逮捕，入狱达3年之久。在重重折磨下，他们被迫承认阴谋“反苏”的罪行，因此很有可能被安排公审。

负责执行审讯的安全部上校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想扩大起诉范围，将事情说成是揭露犹太人反苏阴谋，指责他们是受到了美国和特拉维夫的指使。他曾对其中一位被捕者所罗门·罗佐夫斯基说道：“犹太人是低等、肮脏的民族，犹太人个个都是卑劣的杂种，所有的反党活动都有犹太人的份，苏联的所有犹太人都在进行一场推翻苏联的秘密活动。犹太人想灭绝苏联人。”[12]然而，这种公开的反犹主义即使在斯大林看来也多少有些感到难堪；最后，这15名被告（都是犹太人）于1952年夏被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只有一人除外，其他都被处死；唯一的幸存者是丽娜·施特恩，她被判处10年监禁。

同一时期，反犹的浪潮正在那些卫星国里集聚力量。在罗马尼亚，那里生活着相当多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犹太人，1948年秋掀起了一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并在接下来的6年里以不同程度的能力继续着这场运动。但罗马尼亚犹太人社群的规模及其与美国的关系，约束了对它的直接攻击；实际上罗马尼亚人有段时间曾考虑过让他们的犹太人离开该国，只是并未当真而已——从1950年春开始，他们同意发放签证申请，直到1952年4月才停止发放，届时仅成功申请前往以色列的罗马尼亚犹太人就已达到了9万人。

罗马尼亚计划中的公审目标是（非犹太裔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卢克莱修·帕特拉斯卡努。帕特拉斯卡努曾公开对农村集体化表示怀疑，这使他自然地成了罗马尼亚由于亲铁托主义而遭起诉的“拉吉克审判”式的最佳候选人，1948年4月他遭到了逮捕。但当他的审讯官打算对他审判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帕特拉斯卡努的案子又和安娜·鲍克的案子搅和在一起。鲍克是犹太人，来自摩尔达维亚，是犹太教割礼师的女儿，也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第一位犹太裔的政府部长（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外交部长）。她以推行强硬路线的理论和政策而著名，这使她成了竭力想讨好当地人的罗马尼亚领导层的惩戒靶子。

斯大林的去世导致了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盖奥尔格·乔治乌-德治公开审判鲍克等人的计划流产了。取而代之的是，在1953年到1954年初，罗马尼亚共产党针对一些小人物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审判，指控这些犹太复国主义的间谍们出卖自己，充当“帝国间谍”。受害者中有些是真正的（右翼）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一些是被诬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裔共产党人，他们被指控与以色列非法往来，并在战争期间和纳粹通敌合作。他们被判刑，刑期从10年到无期徒刑不等。最后，在身陷囹圄长达6年之后，1954年4月，帕特拉斯卡努本人也遭到了审判；他被指控替英国人当间谍，被判处死刑。

鲍克幸运得多了：由于受到莫斯科方面的保护（最初是斯大林，后来是莫洛托夫），她从未被直接攻击为“犹太复国主义者”，1952年9月被开除出党后，她就默默无闻地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一直活到1960年去世。相比东欧其他国家，罗马尼亚共产党势力更小、也更孤立，老是发生内讧。对“右翼”帕特拉斯卡努和“左派”鲍克的胜利，对心存邪恶的独裁者乔治乌-德治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派系胜利，他的统治风格（和他的后继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样）是对过去巴尔干半岛各国专制统治的病态恋旧。

在这些年里，犹太人被清洗出了罗马尼亚共产党队伍和政府部门，而民主德国和波兰的情况也一样，这两个国家的党内一派可以不顾该党的“世界性”，煽动大众的反犹情绪。民主德国的政治土壤更是肥沃。1953年1月，莫斯科一公布“医生阴谋案”，一批著名的民主德国犹太人和犹太裔共产党人就马上逃向西方。民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汉斯·扬德雷斯基要求把犹太人作为“国家公敌”从公众生活中驱逐出去。但是，出于幸运、时机或谨慎起见，这三个国家都没有按照莫斯科的计划举行全面的反犹主义公审，只有布拉格照做了。

斯兰斯基审判后来成了共产党公审的经典。它经过3年的精心准备。首先被“审讯”的是一批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其中著名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弗拉多·克莱孟蒂斯，他于1950年被捕，被指控犯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还有很多人是捷克共产党的中层干部，被控勾结斯洛伐克人参与铁托——托洛茨基的阴谋，程序和拉吉克案件相仿。但是1950年到1951年间，那些受牵连的或被捕入狱的人中还没有一个有足够高的资格充当斯大林所要求的公审傀儡或乱党头目。

1951年春，苏联警察总头目贝利亚命令捷克人把审讯的重点从铁托阴谋转向犹太复国主义阴谋。从此刻起，整个事情都掌握在苏联秘密警察的手中——科马洛夫上校等军官被派到布拉格接管审讯工作，而捷克的安全警察和共产党领导人需要听命于他们。最后根据需要，苏联把受害者目标定在了捷克高层中仅次于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总统的第二把手身上：党的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哥特瓦尔德是一位可供使唤的傀儡，一心忠于共产党，而斯兰斯基则不同，虽然他是著名的斯大林主义者（和他之前的拉吉克一样），但他是个犹太人。

起初，哥特瓦尔德不太情愿逮捕斯兰斯基——过去的3年里他们两位亲密合作，清洗党内的同事们，并且如果总书记被牵涉进去的话，那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哥特瓦尔德自己了。但是苏联人坚持这么做，提供了关于斯兰斯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往来的伪证，哥特瓦尔德只好屈服。1951年11月23日，斯兰斯基被捕；接下来的几天里，那些尚身处自由的著名犹太裔共产党人跟着他走进了监狱。现在安全部的那些人的任务就是要从那么多的被关押者那里获得口供和“证据”，用来制造大案，起诉斯兰斯基和他的同谋们。多亏了有相当一批受害者们（尤以总书记本人最为突出）即使面对酷刑也坚决否认，使这项任务耗费了安全部大半年时间。

最后，到了1952年9月，起诉书才得以完成。供词的内容、诉状、预判的徒刑和审判的卷宗都送到了莫斯科，让斯大林本人阅批。而在布拉格，举行了一场公审全过程的“彩排”——并且还录了音。这是为了提供两手准备，以免届时在公审法庭上某个被告翻供，出现“现场播送”事件，就像科斯托夫一样。但是实际上没这个必要。

公审从1952年11月20日一直持续到11月27日。一切都在按预先的计划顺利进行：被告们被起诉做了、说了一些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些都出自被强迫的证人们以及一些被告的供词）；他们因自身的所作所为而被起诉，但增加了新的内容（因此其中有3个被告被指控在贸易中优惠照顾了以色列的利益，而在当时，这其实是苏联的政策）；公诉人又起诉克莱孟蒂斯私下会晤铁托（“南斯拉夫人民的刽子手、帝国主义的走狗铁托”）——其实当时克莱孟蒂斯正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副部长，而铁托还正在受苏联器重。

与先前的案例相比，这次的公审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公诉人和证人反复强调绝大多数被告都是犹太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鲁道夫·马戈留斯”、“斯兰斯基……共产党内所有犹太人最大的希望”、“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们”，等等。“犹太血统”（有时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根源”）被当作了罪恶、反共和背叛捷克的有力推断。公诉人和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所使用的语言，其粗鲁谩骂的程度，比起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公审中的语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憎的叛国贼”、“走狗”、“恶狼”、“狡猾的希特勒的追随者”等，一样的语调风格。捷克的报纸上又把它们扼要地重述了一遍。

到了公审的第四天，布拉格共产党日报《真理报》发表社讯说：“一见到这批冷酷无情的人，就会厌恶、憎恨得浑身发抖。犹大斯兰斯基。”文章接着写道：“这些外来力量，这批乌合之众劣迹斑斑”。作者解释说，没有一位捷克人，会犯下这样的罪行：“只有那些犬儒主义的犹太复国者们，没有祖国……自作聪明的世界民族主义者，会在美元面前出卖自己。他们的犯罪动机是犹太复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犹太民族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

14名被告中有11名被判处死刑并被处死，还有3位被判无期徒刑。在一个月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全国大会上，哥特瓦尔德发言对他过去的同志们做了如下描述：“一般来说，我们党不接受银行家、工业家、前富农加入。但如果他们有着犹太人血统或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那么我们就会不大在意他们的阶级成分。这些事件的起因源于我们憎恨反犹太主义，尊重犹太人所遭遇的苦难。”

斯兰斯基公审是一场面对公众蒙上了犯罪假面具的司法谋杀案。[13]和先前莫斯科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审判一样，布拉格事件只是逮捕苏联犹太医生前预先设计好了的一场序幕，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报》公布了他们的“计谋”。这些犹太医生——“一帮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被控谋杀了安德列依·日丹诺夫，阴谋联合“英美资产阶级”，在美国犹太人联合资源配置委员会（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者”所罗门·米柯埃尔斯）的默许下促进“犹太民族主义”——将在斯兰斯基最后判决后的3个月里接受审判。

需要指出的是，克里姆林宫把这次审判看成是后来苏联犹太人聚众闹事的序曲，并以此为借口接着把他们驱逐到比罗比兹罕（划派给犹太人的东部“家乡”）和苏联统治的中亚地区，1939年到1941年间曾有许多波兰籍犹太人被赶到那里：MVD出版社刊印并准备发行100万份宣传册来解释“为什么犹太人必须撤离该国工业区重新安家”。但斯大林本人却在犹豫不决（伊利亚·爱伦堡警告他，对犹太医生的公审有可能在西方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无论如何，在他做出决定前，他就与世长辞了，时间是1953年3月5日。

斯大林的偏见无须借口：俄国和东欧到处都盛行反犹太主义。斯大林的更大兴趣在于清洗、起诉、供认和审判这整个的行动过程。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苏联独裁者还需要公审呢？莫斯科完全有权通过“行政管理的程序”来消灭苏联统治下的集团中任何一个它想要清除的人物。审判的结果看来有些适得其反：那些明显出于伪造的证据和供词、那些毫不知耻的对个人或社会团体的目标选择，根本无法让外国观察家们对苏联司法程序的信誉产生信服。

但是，共产党集团所做的公审并非出于公正的考虑。他们只是对公众上演的一堂实例教学课。虚弱的共产党政权（在苏联，这种形式的审判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的目的是要在苏联模式的体制中树立起权力机构的典范。他们告诉公众是非之所在，他们甚至还编写了一套在讨论公众事务中适用并得到认可的词汇。在鲁道夫·斯兰斯基被捕后，他只是被指称为“间谍斯兰斯基”，这种形式的称谓就是一种政治上的魔咒。[14]

公审——或曰公断，按1936年维辛斯基在《苏联刑事犯罪调查录》中所引用的词汇——是为了明确地“调动无产阶级大众的思想”而进行的。1953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庭组织法》糟糕地总结说，法庭的功能是“为了教育公民热爱并忠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等等”。1948年布达佩斯公审中的被告之一罗伯特·弗格勒当时注意到：“从我们所写的卷宗来判断，认定我们的寓意身份比确定我们的‘罪行’更为关键。在我们每个人的证词中，我们都被迫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报纸、电台的利益而‘揭露’自我真相。”

被起诉者从假设的政治批评家和政敌降格到了一群无耻的阴谋家，他们贪慕金钱而背叛国家。庞大而笨拙的苏联帝国体制有时候掩盖了这一目标——通过重提那些反对“批斗富农”者的错误，需要设计什么样的冠冕之词才能调动大都会布达佩斯公众的思想呢？但这些“公众”并没有要求去信其所闻，他们只是被训练得去重复一遍而已。

公审的一大用处是可以分辨出替罪羔羊。假如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没有实现预期的胜利，假如苏联的外交政策受阻或是被迫妥协了，那么肯定要有人来接受指责。万无一失的领袖将如何解释他所犯下的过失呢？有很多候选人：斯兰斯基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外都不受人欢迎；拉吉克担任内政部长时曾是位无情的斯大林主义者。更主要的是，他们所推行的政策过去不受欢迎现在又以失败告终，此外还有一些或者全体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部长们在排队等候成为潜在的牺牲品。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败将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一样，共产党的部长们在他们所推行的政策失败后也招供自己暗中蓄意破坏——通常实际上是——为了运送物品。

除了可作为在裁定罪行时的理由外，供词的另一优势是可以巩固共产党的纪律。在斯大林的世界里，没有不同意见，只有异端邪说；没有批评家，只有敌人；没有错误，只有罪行。这些公审是用来展现斯大林的美德和揭露他的敌人的罪行；他们也同时揭示了斯大林偏执狂的一面和笼罩在他身边的多疑的文化氛围。其中部分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对俄罗斯的焦虑，更多的则是出于一种“东方”低下的心态，一种害怕受西方影响同时又对西方富裕难抵诱惑的感觉。1950年在索非亚举行的对“保加利亚的美国间谍”公审中，被告被指控散布观点，认为“优等种族只存在于西方，而忽视了从地理上来说他们都来自于东方这一事实”。起诉书接着描述被告说他们因为展示了“严重的低估自贬情绪”而被西方间谍成功利用了。

当时的西方对他们来说是一大威胁，需要不断地被祛魔。当然，确实有过西方间谍：真有其人。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华盛顿方面确实考虑过破坏东欧稳定的可能性，美国情报局做了一系列尝试，企图渗透进入苏联统治集团，但均以失败告终，但根据那些据称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或为英国秘密部门充当间谍的共产党人的供词，认为表面看来有这种可能性。而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确实一直在期盼着一场战争；在1951年1月《真理报》的一篇采访中，他解释道，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在这一矛盾日益剧烈。从1947年到1952年，苏联统治集团一直处在战备状态，准备打一场永远的战争：1948年到1953年间，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生产翻了7倍，而苏联向民主德国派驻了大量的军队，制订了准备战略轰炸的计划。

因此，逮捕、清洗和审判是为了提醒公众矛盾正在到来，是对苏联战争恐惧的一种辩护，是削弱列宁主义党派并为战斗做准备的一种战略考虑（与几十年前很是相似）。1949年指控拉吉克里通英美、阴谋颠翻共产党的起诉，让许多共产党人和西方同情者们信以为真。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对斯兰斯基等人的公开起诉都引起了广泛认同，使人误认为在苏联统治集团里，捷克斯洛伐克是和西方联系最多的国家。但为什么偏偏是拉吉克？是斯兰斯基呢？这些替罪羔羊是如何被选中的呢？

在斯大林眼里，任何在西方逗留过的共产党人，只要是发生在脱离苏联控制的情况下，就值得怀疑——不管他或她在那里做了些什么。那些在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期积极参与的共产党人——其中有许多来自东欧和德国——首先值得怀疑。而拉兹罗·拉吉克曾在西班牙服役（担任“拉科斯营部”的政委）；奥托·斯林格也一样，他是斯兰斯基案中的共同被告之一。佛朗哥得胜后，许多西班牙老兵都逃到了法国，结果却被关在法国人的战犯拘留营里。在那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和来自德国及流亡法国避难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起组成队伍。法国共产党把这些男男女女们组织起来成为地下共产党的分支，名为“移民工作队”（MOI）。战后杰出的共产党人如阿图尔·伦敦（另一位斯兰斯基案的被告）在MOI组织的战时工作中和西方有过很多接触和联系，因此也就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并在后来受到指控。

苏联战时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受命和西方联络并记录纳粹的暴行——正是这些活动后来成了指控他们罪行的依据。德国共产党人有的像鲍尔·莫克是在墨西哥度过了战争年代；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如后来的外交部长克莱孟蒂斯在伦敦工作过；任何一位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待过的人：都会轻易受到指控，因为他们可能和西方特务接触过或者是和非共产党人在工作中交往过密。约瑟夫·弗兰克，一位在布痕瓦尔德狱中躲过大劫的捷克共产党人，在斯兰斯基案中被指控利用待在集中营的时间结交了可疑人——“阶级敌人”。

那些没有被斯大林的疑心所首选为起诉目标的共产党人，都是那些长期待在莫斯科、生活在克里姆林宫监视下的人们。以下这些因素需要至少反复考虑两遍以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苏联政权的严密监管下，鲜有和外国接触的机会；假如他们已从30年代的清洗运动中幸存下来的话（当时大多数波兰、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流亡于此的共产党领导人都遭到了灭亡），那他们肯定是唯苏联独裁者马首是瞻的人。另一方面，“民族”共产党，那些待在自己国土上的男男女女，被认定是不可信赖的。比起那些曾在莫斯科待过的同事们，他们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更坚持抵制外来压力，具有英雄气概。但是那些承红军的好意战后被归送回国的莫斯科同志们，他们的形象反因此在当地更受欢迎。他们倾向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建设一条当地或全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鉴于上述原因，“民族”共产党总是难免成为战后公审的主要受害者。只因拉吉克是位“民族”共产党，而拉科西和格罗——主导其公审的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却是“莫斯科人”（虽然格罗也曾活跃于西班牙）。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其他明显的差异。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些组织斯拉夫国人抵抗纳粹统治的共产党人（包括斯兰斯基）自然而然就成了苏联怀疑的对象而成为受害者；斯大林可不愿与人分享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功劳。克里姆林宫想要的是它所熟悉的那些可靠的、非英雄主义的、注重实际的“莫斯科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式的人物。

特莱科·科斯托夫在战争期间一直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各派直到被捕，战后他任第二把手，仅次于新从莫斯科回来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直到1949年他在战争时期的历史使他受到指控。在波兰，哥穆尔卡曾和马里安·斯贝查尔斯基一起组织武装力量反抗纳粹统治。战后斯大林欣赏的是贝鲁特和其他以莫斯科为基础的波兰人。斯贝查尔斯基和哥穆尔卡后来都遭到了逮捕，正如你我所见，差点儿在对他们自己的公审中又成为明星。

还有一些例外。罗马尼亚的一位“民族”共产党人乔治乌-德治，他一手导演把另一位“民族”共产党人帕特拉斯卡努拉下了场，就像对付清白无辜的莫斯科人、斯大林主义者安娜·鲍克一样。虽然科斯托夫曾在莫斯科度过早期的三十几年岁月，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巴尔干谈判。他也曾是经过合格检验的铁托的批判者（虽然有他自己的理由：科斯托夫看到了铁托想牺牲保加利亚来承管塞尔维亚地区的野心）。然而这些不但没有能够救他，反而加深了他的罪行——斯大林根本就对协议不感任何兴趣甚至不赞同，他只想要绝对的服从。

最后，在选择公审受害者并对他们起诉时，对个人的打分评判和世俗的工具主义也成为相当大的决定因素。在1952年12月17日召开的捷克共产党全国会议上，卡罗尔·巴西莱克解释说：“最后，谁有罪、谁清白的问题将在国家安全机构的协助下由党来做出决断。”在有些案件中，后者捏造事实和证据以诬陷被告人；还有一些案例中他们更是故意颠倒是非。因而，在斯兰斯基的审判中有两名被告被控在捷克产品贸易中哄抬物价敲诈莫斯科。通常，为满足苏联的利益，那些卫星国所生产的产品价格都被压得很低；只有莫斯科有权例外。然而，捷克案件中的“哄抬物价”是苏联早已认可过的，检察官们心里也都一清二楚：这样可以通过向布拉格注入现金而流到西方国家，用于谍报工作。

同样世俗的是——作为诋毁个人名誉运动的一部分——对安娜·鲍克的起诉，她同时受到“右翼”和“左翼”分离分子的指控：首先，她批评过农村集体化，接着她不顾农民意愿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化。拉吉克被指控在1947年解散了匈牙利警察内部的共产党网络，实际上他这么做（1947年大选前夕，在官方认可的前提下）是为解散更为强大的社会民主党警察组织作掩盖。后来他又秘密重建了共产党网络而禁止其他党派建立该网络。他的所作所为虽然在当时无可非议是正统的，但是一旦等到清除他的时机成熟他也就成了苏联利益的牺牲品。

公审的主要被告们都是共产党人。还有一些被清洗的共产党人并没有举行公审，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但是，在苏联及其卫星国里，那些斯大林的受害者中，绝大多数人并不全都是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从1948年到1954年，在占人口1%的那些被判入狱或工作劳教的人中，共产党只占了1/10，在死刑犯中只占1/20。在民主德国，1950年2月8日，成立了“斯塔西”组织，监管和控制共产党及其他所有社会组织。日常生活中，斯大林不仅怀疑那些和西方有过接触或在西方生活过的共产党人，还怀疑任何一位生活在苏联统治集团以外的人。

因此，毋庸讳言，那些年里，东欧国家的所有人实际上都处在克里姆林宫的怀疑之下。战后苏联国内的压迫到处都是，日趋严密：由于认为1813-1815年西方对俄国的影响导致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斯大林害怕战时的接触会在他的统治时期引起毒害和反抗。因此，任何一位躲过纳粹迫害或从牢狱中存活下来的苏联公民和士兵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1949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项法律，对犯有强奸罪的士兵处以10-15年的劳动监禁，但禁止红军在民主德国和奥地利境内横冲直撞并非主要动机。这一法律的真正动机是建立一种机制来对那些回国后恣意妄为的士兵进行惩戒。

这项对苏联和东欧公民的惩罚范围之广，在“二战”后的10年里具有历史性意义——并且，在苏联以外的国家，那更是完全史无前例的。审判只是群岛式压迫显露出的一小端而已：还有监禁、流放、强制劳动营。1952年，在斯大林恐怖统治的第二轮高峰期，苏联劳改营关押了170万犯人，还有80万人在劳动区、275.3万人关押在“特殊居地”。“一般的”古拉格刑期是25年，通常是在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苏联中亚地区之后（如果还能侥幸存活的话）判处。在保加利亚，在略微不到50万的工业劳动力中，2/9是奴隶劳工。

在捷克斯洛伐克，据估算，在20世纪50年代初，1 300万人口中有10万是政治犯，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成千上万被迫在号称国家工矿里工作的劳动力。根据“行政清理”，未经过任何公示或审判，那些消失在监狱里的男女就被无声无息地枪决了，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惩罚。受害人的家庭往往要等到事隔一年之后才会得悉当事人的“失踪”。3个月后，法律上开始假设这人已经死亡，但还是不会出具任何官方通知或证明。在捷克斯洛伐克恐怖最盛之时，每天的报纸上会刊登大概30到40份这样的声明。好几万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更有好几十万的人被剥夺了应当享有的权利、赶出了家园、失去了工作。

在匈牙利，1948到1953年间，据估计约有100万人（总人口还不到1 000万人）经历过被捕、起诉、监禁或流放。1/3的匈牙利家庭受到过直接影响。亲戚们也遭遇了同样的痛苦。弗丽齐·罗埃布尔，一位斯兰斯基同谋犯的妻子，被监禁在布拉格城外的鲁津监狱整整一年，还被俄罗斯裔的审讯官谩骂为“犹太臭婊子”。释放后她被流放到波希米亚北部的一家工厂。那些被关押者和流放者的妻子们失去了工作、住房和个人财产。如果运气够好的话，最好的结局也只是被人们遗忘，就像约瑟芬·兰格，她丈夫奥斯卡·兰格是斯兰斯基公审中的证人，后来在秘密审判中被判了22年有期徒刑。她和她的女儿们在一间地下室里生活了6年。

相比之下，罗马尼亚的起诉可能是最为严峻的，也是历时最久的。100多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或充当多瑙河——黑海海峡这一工程的工奴——其中死了好几万人，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那些被流放到苏联的人在内。罗马尼亚监狱和各种形式的“试验”狱的条件之艰苦严苛是非常出名的，其中犹以皮特什蒂监狱最为著名，从1949年12月到1952年末的3年里，被关押的犯人们被鼓励通过折磨身心来接受“再教育”。被关押的受害者中大多数都是学生、“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共产党政治家。

各个国家陷入了一场针对内部人民展开的未宣战的长期斗争。像列宁一样，斯大林也懂得敌人的必要性，并且这成了走斯大林路线国家的一种逻辑：要不断发动针对敌人的斗争——永远地进行下去，但主要限于国内的敌人。捷克斯洛伐克司法部长斯蒂芬·拉伊斯在1952年6月11日捷克斯洛伐克法官会议上指出：

（法官们）必须……以苏联的法学为基础，依靠世界上最深思熟虑的、唯一正确并值得信赖的科学，并完全按照苏联法律的实践经验来行事……不断上升的阶级矛盾是我们当今时代所不可避免的需求。

共产党词汇中所厚爱的军事用语反映了当时所处的环境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军事用语泛滥：阶级斗争需要联盟、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联络、转折性的运动、正面进攻。斯大林指出，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要强调阶级斗争，这点可以根据以下这一奇怪的事实得到引证：虽然各处选举表明99%的人都支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敌人队伍还是在扩大，还必须对他们进行更坚决的斗争，必须不遗余力地在苏联统治集团里模仿、复制苏联国内历史的模式。

很显然，主要的敌人是指农民和资产阶级。但实践过程中知识分子却成了最易被攻击的靶子，正和纳粹统治时期一样。安德列依·日丹诺夫恶毒攻击安娜·阿赫玛托娃——“一半是修女，一半是婊子，或者就是修女兼婊子，一边卖淫一边树贞节牌坊。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完全远离了人民大众”[15]——反映了传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反知识分子的主题所在：宗教、娼妓、脱离人民大众。假如阿赫玛托娃是个犹太人的话，就像中欧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这幅讽刺画可能就会完成得更出色了。

政治压迫、审查甚至独裁专制，这些手段在奉行斯大林主义之前对欧洲东半部来说并不陌生，虽然相比较而言，大家普遍更倾向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审讯和监禁做法，而非“大众民主”的做法。1947年后共产党国家所建立的统治和恐怖机构在斯大林手下人员的努力下变得更趋完善，但其实大部分根本没有必要从东方照搬，它们早就存在了。尤根·图尔卡努一手创建的皮特什蒂监狱为共产党安全局服务，这并非出自偶然巧合，他早期曾是雅西大学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参与了罗马尼亚内战时期的法西斯组织“铁军”。

然而，共产党领导的党国和先前的独裁专制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压迫机构办事的效率之高，而是在于现在它调动了权力和资源，并滥用它们为外来势力获取几乎归其独享的利益。继纳粹后，苏联的占领在形式上破坏性很小，它把欧洲东半部稳稳地深深纳入了苏联的轨道（对在纳粹专制统治下生活了12年的民主德国公民来说，这种转型是平静而顺当的）。这一进程及其带来的结果——东欧的一切，从生产过程到学术头衔都被“苏联化”或“俄国化”了——迟早就将导致那些非老派斯大林主义者的背弃。

这一转型的副作用是模糊了许多人的记忆，这些人曾在共产党转型的最初时期产生过矛盾情绪。后来几年里，要忘记斯大林主义者在公开场合所讲的反犹太的、多是陌生恐怖的语言就比较容易了，正和苏联本国一样，东欧很多地区都能找到富有同感的听众。经济民族主义在当地根深蒂固，因此，没收财产、国有化、控制并制定工作方面的国家法规，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根据1946年实行的“两年计划”，可以把违抗命令不听话的工人流放到劳改营（但实际上1946年到1948年间很多捷克法官都拒不采纳此种处罚）。

虽然我们认为可能只有一小帮华沙和布拉格的年轻人才会对共产党统治的未来抱有极高希望而已，但事实上在早期阶段，苏联对东欧的统治并非是我们现在回头看到的一场单方面的、残酷的变革。但是，正如1941-1942年从苏联手中“解放了”这些地区后，纳粹的暴行使得当地人民对其毫无好感一样，斯大林也很快就使这些卫星国失去了对他抱有的幻想和希望。

苏联想让它邻近的这些西部发达地区加速推行自己并不景气的历史经济模式，这样的结局显而易见。共产党管理者们唯一能够不断依赖的资源，就是已被压迫到濒临破产边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是1948-1953年间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恐怖时期和20年前的苏联相似的原因所在：双方都受到了强制工业化的束缚。中央计划经济在强迫矿工和工人获取剩余价值方面确实效果卓著，但也仅此而已。苏联统治集团的农业生产变得越来越落后了，到处是荒诞不经的浮夸风，毫无实效。以苏联为例，伏龙芝（现属吉尔吉斯斯坦比兹凯克）的官僚机构在1960年竟然鼓励当地农民通过买空当地商店的库存来完成他们（专制而又无法实现的）黄油供应配额的指标……

审判和清洗，伴随着大量不切实际的长篇大论，贬损了东欧公众中仅存的一些良知。政治和政府变成了腐败和专制压迫的代名词，受操纵并服务于一批贪赃枉法之徒，他们内部之间又互相猜忌着、害怕着。但是，当时的暴政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世俗特点：竭力以平等和社会进步的赞歌形式来推行老式专制，这种假面具曾为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的寡头统治集团及纳粹侵略者们所不齿。并且，这又是一种为了某一外来势力的单独利益而采取的暴政形式，这使得苏联的统治在苏联以外的国家里遭到怨恨。

东欧苏联化的结果是使他们离他们的另一半西欧大陆渐行渐远。西欧国家即将经历剧变转型并步入前所未有的繁荣，而东欧各国却陷入了停滞不前：进入了迟钝和放弃不前的冬天，抗议示威运动和压制后屈从的状态不断轮回上演，大大削弱了国势，这种状态延续了将近40年。据大致正确的表面估算，正是在这些年里，马歇尔计划为西欧经济复兴注入了约140亿美元，而斯大林——通过战争赔偿、强制派送和畸形贸易的方式——则从东欧国家攫取了大致相当的金钱。

东欧和西欧之间一向存在着差异。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影响欧洲大陆对自身的理解，也并没有被看作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欧洲的地中海地区就和欧洲西北部之间迥然不同；从历史上来看，在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宗教远比政治显得突出和重要。“二战”以前的欧洲，南北之间、贫富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东西部之间的差异。

在某些方面，苏联对维也纳以东地区的统治产生的影响力甚至要比在俄国本国还要显著。毕竟，俄罗斯帝国并非完全的欧洲国家；彼得大帝统治后的俄国所具备的欧洲性在列宁领导的世纪变革中受到了质疑。为把苏联和欧洲历史、文化一刀两断，布尔什维克对俄罗斯采取了大幅度的、持久的暴力措施。但是，他们对西方的怀疑和害怕受西方影响的心情却并非史无前例；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早在1917年前，就存在于有自我意识的亲斯拉夫派的文章和实践中。

在欧洲中部和东部则不存在这样的先例。事实上，它只是没有安全感的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其他小国家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他们自认为是远离欧洲文明边缘的先驱；但却是受到低估了的欧洲重要遗产的捍卫者——就像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对自己的理解一样，非常合理，他们居住在欧洲大陆的正中心。罗马尼亚和波兰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艺术上追求巴黎时尚，正如哈布斯堡王朝后期那些讲德语的知识分子一样，从下喀尔巴阡山区的莱茵区到的里亚斯特，一直都以维也纳为楷模。

那个统一的、世界主义的欧洲只存在于少数人之间——而且在1918年就消亡了。那些根据《凡尔赛条约》筹建的新兴国家则从一开始就显得根底虚弱、短暂易逝。因而，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的几十年反倒成了一个过渡间歇期，既不太平也无大战，这时，帝国统治结束后的欧洲中部和东部国家多少有些前途未卜。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复苏后的德国可能成为该地区旧帝国统治下的从斯德丁一直延伸到伊斯坦布尔地带的实际继承者——由于希特勒自身的错误而擦肩而过，未能实现。

强加于身的苏联方案而非德国模式，使得不堪一击的欧洲东半部脱离了欧洲大陆的主体。但当时的西欧人本身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当然，德国人除外，他们的国家直接受到欧洲分裂的影响但却无权对此大声抗议。大部分西欧人都对东欧的消失漠不关心。事实上，他们很快就对此习以为常，并且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国内的巨大变革中去，因此很自然，需要有一道贯穿巴尔干半岛到亚得里亚海岸的不容渗透的武装防线。但对那些位于防线东部的人来说，似乎被向后推向了一个灰暗的被自己大陆所遗忘的角落，任由一个并不比他们好多少的半陌生的外来强国宰割，这个强国靠着剥夺他们日益减少的资源、衰退的历史而过着寄生生活，自己也慢慢逐步走向停滞。

[1]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肯尼斯·乔瓦特教授的说法。

[2] 这种机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尤为明显，在苏联眼里，这反映了它的过渡时期，但就其法律精神和实践操作而言却是完全正统的做法。

[3] 在波罗的海各国，由于完全并入了苏联，结局比东欧其他任何国家都惨。1949年爱沙尼亚北部的集体农庄被要求在收获开始之前就要上交谷物，目的是要和南面400公里以外的拉脱维亚保持一致。到了1953年，农业一向发达的爱沙尼亚农村经济大大受损，被大风刮倒的牛羸弱到没人扶助就无法自己站立起来。

[4] 最早的经互会成员国是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稍后加入的是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几年后，南斯拉夫、蒙古、中国、朝鲜和越南也成为会员国。1963年经互会在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为12%，到1979年只有9%，并开始下跌。

[5] 根据1956年的《宪法》，组成南斯拉夫的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马其顿和黑山——可以自由脱离联邦，但7年后它们被剥夺了这项权力。

[6] 这一点非常重要，斯大林放任其核物理学家，而对他们的计算结果从不怀疑。斯大林可能是疯了，但他可绝对不傻。

[7] 不管怎样，他们都被处决了。在佩特科夫死后3周，政府发表了他的“供词”。但这一供词伪造之处过于明显，因而很快引起尴尬，甚至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内部都让人难堪。当局不再提及它，负责安排其发表的保加利亚秘密警察头子因此事而被枪决。

[8] 直到1966年，波兰政府雇员中还有五分之四的人只接受过小学教育。整个国家都由这样一个低学历的行政管理层来统治，令人惊讶。

[9] 1924年，年仅27岁的科斯托夫遭到逮捕，受尽保加利亚警察的百般折磨。因担心自己可能会背叛（地下）共产党，而从索非亚警察司令部的四楼跳楼，双腿致残。

[10] 邦得（Bund）是一场犹太劳工运动，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沙皇俄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此项运动仅限于波兰国内。

[11] 参见海达·马格里斯·科娃丽所著《无情的星空下》（1986）。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8个月里，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比起战前10年间，更多的犹太人遭到了杀害。）

[12] 《斯大林秘密大屠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战后调查录》（耶鲁大学出版社，2002），乔什瓦·鲁本斯坦、弗拉基米尔·纳乌莫夫主编，第52页。按照惯例，后来科马洛夫本人也遭监禁并被处决——他最后是以反犹太罪被起诉的。

[13] 那些幸存者们后来都被释放了，但直到1968年这些和他们受害的同伴们才准予安居并被免除罪名。

[14] 这一卷宗记录非常精确。1952年12月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安德烈·马蒂进行非官方“审讯”，他的“起诉人”列昂·莫威指控他是“国际托洛茨基分子”而非“托洛茨基渣滓”或“托洛茨基间谍分子成员”，后面这些都是共产党谈及托洛茨基分子时“常用的习惯性”称呼。这一语言学上的用词滑移将马蒂置于了十分可疑之境。

[15] 凯瑟琳·梅里黛尔，《石头之夜：20世纪俄罗斯的死亡与回忆》（2000），第249页。

第7章

文化战争

我们都厌弃过去的时代。我主要是从文学作品中得悉，过去的时代看起来愚昧又野蛮。

——米兰·西迈斯卡

在20世纪中叶，做每一件事都要事先考虑和顾及苏联对于此事的态度。

——雷蒙·阿隆

即使我错了，也是对的；而你们即使对了，也是错的。

——皮埃尔·库塔德（与艾迪加·莫林语）

无论喜欢与否，社会主义建设的优势在于，要想理解社会主义，就必须投入运动中去，并且承认它的目标。

——让-保罗·萨特

如果理由错了，你就没法帮助别人行事正确……这种对站错队的害怕心理，不是政治上纯洁的表现；而是缺乏自信。

——阿瑟·凯斯特勒

还在欧洲法西斯和民主之间的斗争尚未结束时，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分裂：共产党和反共产党。对未来几代人来说，其速度之快，可能会让他们感到费解。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进行监视，看他们是否支持苏联，这并不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分裂而开始的，但是在战后的这几年里，在1947年到1953年间，这条划分东方和西方之间、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分界线深深地刻入了欧洲的文化知识生活。

当时的情况非同一般，所以产生上述现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极右派的支持程度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后来的回忆。从布鲁塞尔到布加勒斯特，20世纪30年代的报刊和文献都对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教权主义和政治上的反动派展开了大量的激烈辩论。那些在战前和战争时期从事法西斯活动或持彻底反动观点的知识分子们、记者们和教师们，在1945年后找到了恰当的理由，大声叫嚣着支持他们新找到的密友，如革新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甚至还有一些临时或永久退离公众视线的人）。由于此刻大多数法西斯党派和报刊、彻底保守的言论都受到了禁止（伊比利亚半岛除外，那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公开表达政治观点的仅限于中间派和左派。右翼思想和观念在欧洲失势了。

虽然希特勒、墨索里尼及其追随者的覆灭极大地改变了公共写作和表演的内容，它们的基调却没有大的变化。法西斯分子世界末日式的紧迫感；他们所采用的暴力和“终极”手段，仿佛真正的变革必定需要经历彻底的毁灭；讨厌对自由派的“伪善”和妥协；热衷于二元选择（赞成或反对，革新或颓败）：这些冲击力同样可以很好地服务于极左派，而在1945年后它们的确如此。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西斯作家们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国家、堕落、牺牲和死亡这些概念有着先入之见。1945年后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成形于战争经历，但是这一次他们关注水火不相容的道德选择的冲突，排斥一切妥协的可能性：善与恶、自由和奴役、抵抗与合作。从纳粹或法西斯占领下获得解放，以进行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这种做法受到了广泛欢迎，被认为是一个变战争的破坏为革命的动力并创建一个崭新开端的机会。而当这一机会看来受到挫折，又回归到“常规”生活时，失望的情绪一下子就转变为愤世嫉俗的冷嘲热讽——或转变成极左派说，世界再一次两极分化，陷入了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

战后欧洲的知识分子全都急吼吼地对妥协全无耐心。他们太年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牺牲了整整一代年轻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消失了一大群名声败坏的年长者。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帮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太年轻了，根本不知道1914-1918年的战争，但他们却急于弥补上一代所失去的岁月。他们的政治教育来自统一阵线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年代，当他们主要通过战争时期的表现来赢得公众认可、获得公众影响时，根据欧洲传统标准来衡量的话，他们确实是成名太早了。

在法国，大战结束时，让-保罗·萨特40岁，西蒙娜·德·波伏瓦37岁，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阿尔贝·加缪年仅32岁。在比他们年长的一代人中，只有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生于1885年）的影响力和他们相当，主要是因为他并没有受到过去维希政府历史的玷污。在意大利，只有那不勒斯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生于1866年）保留了意大利上一代公众人物的形象。法西斯倒台后，伊格纳齐奥·西洛内（生于1900年）是较为年长的、有影响力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之一，小说家、政治评论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当时38岁，共产党编辑、作家厄里奥·维托里尼更年轻一岁。在德国，对纳粹的同情和战争影响了最大多数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作家，海因利希·伯尔——最有才华的、自我意识强烈的新生代作家之一，他们在希特勒战败后的两年里组建了“47社”——在战争结束时年仅28岁。

在东欧，战前那些知识分子精英受极端保守主义、神秘民族主义的影响，甚至更糟糕的是，年轻人的社会地位上升更是显著。切斯瓦夫·米沃什不可不谓一个典型人物，他那篇轰动一时的杂文《被禁锢的心灵》发表于1951年，当时他年仅40，正处于政治流亡中。杰尔齐·安德尔泽也夫斯基（他出现在米沃什的书中，但并不是为了恭维）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出版了一部广受好评的关于战后波兰的小说《灰烬与钻石》。1922年出生的塔德兹·波洛斯基才二十几岁，就出版了他的奥斯维辛回忆录：《女士们、先生们，毒气室请走这边》。

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典型地都是一批年岁稍长的人，他们或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犯生涯或是曾流亡苏联，也有些人两者都经历过。但是在他们领导下的那些年轻男女，都沉浸在苏联支持下的推翻政权的理想主义状态中，这对他们获取成功至关重要。在匈牙利，格沙·罗松齐差点在1956年匈牙利动乱后成为苏联镇压的牺牲品，二十几岁的他和几百位同他一样的人把匈牙利共产党推上了执政舞台。海达·科娃丽的丈夫鲁道夫·马戈留斯曾是1952年12月斯兰斯基公审案的被告之一，他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部长职务时才35岁；公审案件中另一被告阿图尔·伦敦更年轻，共产党执政时他才33岁。伦敦曾在法国抵抗运动中接受了政治教育，他和其他许多地下共产党员一样，年纪轻轻就学会了如何行使政治、军事职责。

东欧和西欧的年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热切地向往共产主义的未来。但是这种热情里也掺杂着一种明显看不起无产阶级、蓝领工人阶级的复杂情感。在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熟练的技术工人非常稀缺——这和大萧条年代形成了鲜明对照，在集体的回忆里记忆犹新。煤矿等着开采；公路、铁路、楼房、电线都需要重建或整修；需要生产出工具来制造其他产品。所有这些工作都急缺熟练人手；和那些有家室的妇女或那些各种类别的“知识分子”相比，被迫移置者收容营里那些身体健全的年轻人很容易找到工作和避难所。

这样一来，工业企业和工人的地位普遍提高了——这明显是一种对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党派的政治资产。那些因出身问题而感到尴尬的左倾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男女可以通过投奔共产主义而得以安慰。但即使是那些并没有加入共产党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也都“拜倒在无产阶级面前”（阿瑟·凯斯特勒），为“革命的工人阶级”歌功颂德（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观念，典型地想象成坚定强壮的男性形象），使之几近偶像地位。

虽然这一现象是欧洲范围的，并且超越了共产党的政治（在欧洲最为著名的这种拥护“工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是让-保罗·萨特，他一生从未加入法国共产党），但只有在东欧，这些感情才产生了实际效用。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地区的学生、教师、作家和艺术家大批涌入（分裂前的）南斯拉夫，赤手空拳地帮助重建铁路。1947年8月，伊泰洛·卡尔维诺热情洋溢地描写了来自意大利的志愿者投身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事业的相似状况。对新事业的投入、对或真或幻的工人集体的向往以及对苏联（和它那无往不胜的红军）的倾慕，使战后的青年一代从他们的社会根基和民族历史中脱离了出去。

年纪轻时下定决心要加入共产党（或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通常就意味着共产党员）。因此，捷克人卢德克·帕奇曼说：“我1943年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我当时只有19岁，一想到我突然通晓一切、能够解释一切，还想到能够同无产阶级一起进军全世界，先是反对希特勒，接着要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我就着了迷。”即使是那些像切斯瓦夫·米沃什一样并没有被共产主义教条的魅力冲昏头脑的人，也毫不含糊地欢迎共产党的社会改革：“我很高兴看到波兰半封建社会最终被摧毁，大学向年轻的工人和农民敞开大门，农业改革正在实行，整个国家最终走上工业化道路。”正如铁托身边的米洛万·德热拉斯回忆所亲身经历的一切时，曾观察到：“极权主义开始时是一种热情和信念，只是后来才成了组织机构、政府权力和职业。”

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小国狭隘性和法西斯对知识分子的暴政相比，一开始，东欧各国共产党都奉承知识分子，这一点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对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如亚历山大·瓦特（另一位波兰前共产党员）所见，那些世俗的波兰知识分子对这种“精装的教理”非常渴望。虽然东欧只有一小部分学生、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记者和教授们成了积极活跃的共产党员，但他们往往是同代人中最有天赋、才华最出众的人。

帕维尔·科胡特，几十年后作为不同政见者蜚声国际的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散文家、剧作家，最初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公众视线时，对自己祖国的新政权绝对热情。1969年，他回首1948年2月捷克政变，描述他在布拉格人潮拥挤的旧镇广场看到共产党领袖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时的情景时，描述说他当时对此持“肯定态度”。“在那些想要寻求公正的人民大众和在领导他们加入决定性斗争的这个人（哥特瓦尔德）身上”，20岁的科胡特看到了“夸美纽斯徒劳地寻找的核心保障”。4年后，科胡特一腔忠诚地写下了“致我们自己的共产党的颂歌”：[1]

让我们对党高歌赞颂！

年轻的工人突击队代表了她的青春，

百万人的头脑是她的理性，

百万人的双手是她的力量，

她的军团是

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的话语。

鲜花盛开的五月，

远处古堡的上方

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真理战胜一切！”

工人阶级的话光芒四射！

工人的真理战胜一切！

我们走向辉煌的未来。

光荣啊，哥特瓦尔德的党！

光荣啊！光荣！

这种忠诚在科胡特那代人当中十分普遍。米沃什也观察到，共产主义实行的原则是，作家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懂得。但即使是“懂得”也没有“赞同”来得重要，这正是东欧知识分子所要追求的。“战争年代我们还是孩子，”兹德内克·姆莱纳尔（1946年他才15岁时就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写道，“这代人并没有真正和任何人作战过，只是带着战时的思想就步入了战后这几年，这时为了某些事情而斗争的机会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姆莱纳尔这代人只知道战争岁月和纳粹的占领，思想上“不是这一方就是那一方——没有中间道路。因此我们独特的经历在我们脑海里灌输了这样一种概念：正确观念的胜利意味着——很简单——对另一方的清洗和消灭”。[2]

带着这样一种天真的热情，东欧的一些年轻人投向共产主义（“我一心想参加革命……”，作家鲁德维克·瓦楚里克在加入捷克共产党时对他的女朋友如此宣称），但是莫斯科的目的是最终统治这些国家，因此导致后来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和幻想都消退了。那些稍稍年长些的共产党人，如德热拉斯（生于1911年）可能一直都比较明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操纵人们的狂热情绪，正是为了束缚他们”。但是那些年轻的皈依者们，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在发现共产党的严峻纪律和斯大林主义的权力现实后都大为震惊。

因此到了1948年，出现了日丹诺夫的“两种文化”论。他坚持认为，一切事情——从生物学到诗歌——都必须采取“正确的”立场，这使得盛行民主的东欧国家尤感诧异。凡是盲从的知识分子，都一直紧跟党的路线，无论如何，这种采取压迫手段和保持正统信仰的路线，是早在苏联成立之前就由来已久的传统做法，但是对于那些刚从温和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转型过来的国家而言，却显得比较艰难了。在19世纪的中欧，在知识分子和诗人中间形成了一种代表民族发言的习惯和责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以前他们代表的是抽象的“人民”，现在却在更多时候成了（真实的）暴君的文化喉舌。更糟糕的是，他们即将成为被选中的牺牲品——作为世界主义者、“寄生虫”或犹太人——成为暴君所犯过失的替罪羔羊。

因而，东欧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即使是在表现得最强烈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斯大林死后就烟消云散了，虽然还有一些以“修正”或“共产主义改革”的形式滞留了一些年月。共产党国家里的分裂不再只是发生在共产党和它的对手之间。重要的分歧重又出现在那些执掌大权者——党管国家、警察、官僚、议会知识分子——同其他所有人之间。

这样看来，冷战期间的分界线与其说处于东西方之间，不如说处于东欧和西欧内部。在东欧，共产党及其机构和社会其他各部分之间处于未宣战状态，那些接近共产党的熟人已经划定了新的战线：在那些共产党给予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社会实际利益的人和那些因此而遭受歧视、失望和被压迫的人中间。在西欧，分界线两边都能看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身影，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热情与对它的直接实践经验呈现出明显的反比。

对当代东欧命运的普遍漠视，以及西欧对它越来越冷淡，成了令许多东欧人困惑、恼恨的根源。东欧知识分子和其他一些人遇到的问题不是他们的边缘化情状——这是他们早就必须屈从的命运。1948年后，令他们痛苦的是他们受到了双重排挤：一方面由于苏联的存在，他们被剥夺了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是意识到自己受到了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冷落，那些人从未把他们的经历和例子放在眼里。在50年代初的东欧作品中，对西方的描述重复出现的主调感到受了伤害，同时也感到迷惑和奇怪，例如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心灵》中所描述的“失望的爱”。流亡的罗马尼亚人类学家米尔西亚·埃利亚德在1952年4月写道，难道欧洲没有意识到，她的躯体被肢解了一块吗？“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位于欧洲，所有这些民族都是欧洲人。”

但是，它们已经不再属于欧洲了，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斯大林成功地把他的军事防卫圈渗透到中欧，这就打破了东欧国家的均衡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层次剧烈下降，波兰人、捷克人和其他一些民族在总体上被排挤了。虽然共产主义的挑战实际上一直是西欧辩论和争论的核心，但对处在几十英里之外的东欧“真实存在的共产主义”的实际经验却很少引起注意：对那些最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仰慕者来说，更是未引起丝毫注意。

战后西欧国家的知识分子状况，即使对刚过去的时代中的外人来说，也是很难看清的。讲德语的中欧国家——20世纪的前30年里一直是欧洲文化的核心发源地——不复存在了。早在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时，维也纳就一直生活在自己过去的阴影里，如今也像柏林一样被盟国四强瓜分了。它甚至无法为自己的国民提供足够的衣食，更不用说对整个大陆做出什么精神贡献了。奥地利哲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们，和他们匈牙利及原先奥匈帝国时期的同代人一样，要么流亡外国（到了法国、英国、英联邦自治领或美国），要么和当局妥协，否则就性命难保。

德国自己已是满目疮痍。1933年以后，德国知识分子的移民潮中留下来的人，几乎都不得不同当政者妥协。马丁·海德格尔同纳粹政府调情的臭名昭著的态度并非典型，只不过是在他那具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中的蕴涵意义引起了争议罢了；在中学和大学里、地方和中央政府里的官僚们、报纸和文化机构里，成千上万名小海德格尔们也一样，出于热情而采取妥协态度，根据纳粹的要求来写作和行事。

战后德国的场景因存在着两个德国而更显复杂，其中一个德国宣称自己是唯一继承过去“好”德国的传统：反法西斯的、积极进步的、开明的。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受到诱惑，决心站在苏联占领区和它的后继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边。和波恩的联邦共和国不同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却以坚持诚心地反对纳粹而自豪，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还没有完全消除纳粹主义，而且他们并不愿意直面刚刚过去的德国历史。共产党政府鼓励历史学家、剧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向观众揭露“另一个德国”的罪行——只要他们不触犯某些“禁忌”。一些从魏玛共和国统治下劫后余生的杰出天才们纷纷移居民主德国。

他们迁移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占领下的民主德国是东欧集团中唯一一个还保留着西方“幽灵”的国家，它的知识分子可以面向西方听众，而罗马尼亚和波兰的作家则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一旦审查太严或压力太大而无法忍受的话，还可以有机会逃回西部，只要通过柏林关口就可以了，至少在1961年前柏林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贝托尔德·布莱希特选择住在民主德国；年轻的作家们像克里丝塔·沃尔夫也留在了那里；还有一些更年轻的作家们，像后来持不同政见的沃尔夫·比尔曼，实际上还移居到东部去读书和写作（比尔曼在1953年17岁时就移居民主德国。）[3]

对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吸引他们离开“物质主义的”联邦德国的原因，是民主德国自我表现出来的进步、平等和反纳粹精神，其政治倾向和清醒程度也和联邦共和国有所不同。后者似乎既表现出对历史不愿谈论的沉重心情，同时又奇怪地感到轻松。他们缺乏政治根基，在文化上依赖西方盟国，尤其是促成建立联邦德国的美国。联邦共和国的早期知识生活缺少政治方向。那些倾向于两种政治极端的激进观点被公开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并且像伯尔这样的年轻一代作家不愿加入任何党派政治（这跟他们之后的一代人截然不同）。

文化宣传的途径当然并不缺少：到了1948年，原来因缺少纸张而引起的报纸印刷短缺问题得到了解决，发行网络得以重建，在联邦德国，约有200多份文学和政治期刊得以发行（但是后来其中很多刊物由于币制改革而停刊了），并且新的联邦共和国拥有大量高质量的报纸，其中尤以在汉堡出版的新周报《时代》最为著名。然而，联邦德国对欧洲知识生活的主流来说还只是处在次要地位，并且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也一直如此。柏林一位联邦德国新闻记者兼编辑梅尔文·拉斯基在描述1950年德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时写道：“我认为，现代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会在灵感甚至智力上显现出如此地枯竭和凄凉失落感。”

与德国早先在文化上的杰出表现相比，这也是导致国内外观察者对新成立的共和国深思后产生失落的部分原因所在：不止雷蒙·阿隆一人在回忆中把早些年看作是“德国的世纪”。为了达到纳粹的目的，德国的文化遗产遭受了许多腐蚀，丧失了它的品格，很难讲清德国人现在将会对欧洲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可以理解，德国的作家和思想家们尤其受到了德国窘境的困扰。卡尔·雅斯贝斯——纳粹统治前的知识界留存的唯一主要人物，重要的是他积极参与了1945年以后的争论，也是最为著名的对德国内部争论做出唯一贡献的人：1946年他写了文章，论述《德国的罪行问题》。但是西德（联邦德国）知识分子刻意回避谈及政治意识形态，这曾在战后最初10年里对把他们边缘化产生过最大的作用，当时西欧的公共话题都强烈地受到政治分化的影响。

在这些年里，英国人也完全处于欧洲知识生活的边缘，当然原因大不相同。英国对导致欧洲分裂的政治争论也很清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矛盾冲突胜过了和平主义，经济大萧条和西班牙内战导致了工党和知识分子左派的分裂，这些分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一直没有被遗忘。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法西斯和共产党都没有能够成功地把社会不满变为政治革命。法西斯主义者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伦敦的贫民区，20世纪30年代有一段时间，他们在那里鼓动大众反对犹太人；大不列颠共产党除了早期在苏格兰造船业和一些矿区以及英格兰中部的西区工厂里拥有强势外，此外就一直没有什么支持力量。即使是在它昙花一现的选票达巅峰时期的1945年，也只获得了10.2万张选票（只占全国选票的0.4%），因此只赢得了议会的两个席位——而这两个席位又都在1950年的大选中失去了。到了1951年的大选中，大不列颠共产党在约4 900万人口中只获得了2.1万张选票。

当时英国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政治空想。但在伦敦知识界和大学里，它并不约束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心。布尔什维主义从一开始就对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如H·G·威尔斯有着相当的吸引力，他从列宁甚至斯大林的政策中看到了许多熟悉的事情并且怀有同感：可以通过上层那些对此最为了解的人来推动社会进步。英国的左派内务官员和外交部的同僚一样，没时间来关注这些介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小国家的痛苦，他们一直认为这些事情不过是琐事而已。

但是，当这些事情越过英吉利海峡引起激烈争论时，共产主义再也不能按原来的样子来鼓动或划分英国的知识分子了。1947年，乔治·奥威尔注意到，“英国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兴趣还远没有达到对他们不能容忍的地步。”英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争论（而在英国其他部分程度略低些）是集中在国内事务上：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焦虑产生的最初征兆是对国家“衰落”的担忧。这也是战后英国矛盾心态的一种表现，这个国家刚刚经过6年奋战打败了它的死敌，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福利实验——而文化评论家们却被失败和衰退的先兆吸引住了。

因此，T·S·艾略特在他的《文化定义札记》（1948）中声称：“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时代正在衰退，文化的标准也比50年前更低，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都可以看到这一衰退的证据。”出于比较，1946年英国广播公司开设了第三档节目：特设了一档旨在鼓励和传播深度思想、高雅文化的“优质”节目，由那些在欧洲大陆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士编导；但是他们把古典音乐、主题演讲和严肃话题的讨论混在一起，俨然是英国人故意避免会造成分裂的或政治上敏感的话题的做法。

英国人并非对欧洲事务不感兴趣。有关欧洲政治和文学的文章在周刊或定期刊物上发表，只要愿意，英国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很好的了解。英国人也不是不知道欧洲刚刚经历过的创痛。1945年9月，西利尔·康诺利在他自己主办的杂志《地平线》上发表了关于当时欧洲状况的文章，他写道：“从道义和经济上来说，欧洲输了这场战争。正是在欧洲文明之光的照耀下，我们得以成长起来，读书写字、恋爱、旅行，但是这顶文明的大帐篷垮了下来：边绳受到了磨损，中间的支柱断裂了，桌椅分崩离析，帐内空空荡荡，玫瑰正在花瓶里枯萎凋零……”

除了对欧洲大陆状况的这种关心之外，英国的（尤其是英格兰的）评论家们持一种旁观态度，似乎欧洲问题和英国的问题虽然相关，但在关键方面还是有所不同。除了个别明显的例外，[4]英国知识分子在欧洲大陆的争论中并没有起到影响作用，他们只是在一边袖手旁观。大致说来，那些在欧洲属于政治上紧迫的问题只引起了英国知识分子的一点点兴趣；而那些知识分子关于欧洲问题的思考，即使能引起注意的话，通常也只局限于学术圈内。

意大利的情况则几乎完全相反。在西欧所有国家里，意大利是直接经受这场时代灾难最多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受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长达20年的统治；曾经被德国占领，后来又被西方盟军解放，在历时近两年的拖拖拉拉的战争中遭到消耗和破坏，范围覆盖了全国的3/4，使得大片土地荒芜，人民几乎沦为赤贫。此外，从1943年9月到1945年4月，整个意大利北部几乎都卷入了全方位的内战之中。

作为以前的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它在东西方之间都遭到了怀疑。直到铁托和斯大林分裂，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未定的边界线还一直是引起冷战的不定因素和发生边界战争的潜在危险。意大利和它的共产党邻国之间一直关系不和，其复杂原因还在于它又是除苏联集团之外拥有最多共产党员的国家：1946年是435万人（占总数的19%），到1953年上升到了612.2万人（占总人口的23%）。也就是在同一年，意大利共产党宣称拥有交纳党费的党员214.5万名。共产党在当地的影响力因其控制了某些地区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著名的是在波洛尼亚市附近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它可以依靠彼德罗·内尼领导的意大利社会党的支持，[5]而且它那思想精确而又深刻的领导人帕米罗·陶里亚蒂也广受大众欢迎。

由于上述原因，战后意大利的知识生活被高度政治化了，并且和共产主义问题紧密相关。占压倒多数的意大利年轻知识分子们，甚至包括那些曾经受到过法西斯主义诱惑的人，一起形成了受贝内德托·克罗齐影响的团体。克罗齐明显地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和19世纪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他为知识分子中反法西斯的一代人提供了道德准则，但在战后的环境里，仅靠这些还是明显不够的。意大利人实际上面临的确切选择似乎明摆着：要么是政治化的教权主义——形成保守的梵蒂冈（在庇护十二世统治下）和美国支持下的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的联盟——要么是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

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东、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相比，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从一开始，它就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和安东尼奥·葛兰西以及20年前的年轻的共产党创始人一样，陶里亚蒂比起欧洲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大多数来，确实才华非常出众——智慧超群而受人尊重。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里，该党公开欢迎知识分子——加入党的阵营，成为党员或同盟者——并注意在党的言辞中去掉那些可能会不利的话语。事实上，陶里亚蒂有意识地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调整共产主义以迎合意大利知识分子：“一半克罗齐、一半斯大林。”

这一方式获得了独特的成功。这条从克罗齐的自由派反法西斯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道路，被意大利共产党中最聪慧的一批年轻领导人采纳：乔奇奥·阿曼多拉、卢齐奥·龙巴铎·拉迪齐、彼德罗·英格拉奥、卡罗·卡索拉、埃米利奥·塞伦尼等等，这些共产党人均来自哲学和文学界。1946年后，对行动党的政策失去了幻想的人也都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因为这个党未能实施战时抵抗运动的想法，表明在意大利公众生活中引入世俗的、激进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等种种希望的破灭。当时有位作家称呼他们是“羞怯的克罗齐派”。

作为这片停滞的土地上一种代表进步和现代的声音，以及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实践的最好希望，意大利共产党在它周围凝聚了一批思想相近的学者、作家，他们为党和它的政治提供了一道敬意、智慧和普世教会主义的光环。但随着欧洲的分裂，陶里亚蒂的策略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在1947年9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来自苏联的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批评揭示了斯大林想把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一样）牢牢控制在他手中的决心；他们的政治策略必须和莫斯科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不拘泥于宗教教条形式处理文化事务的方式，也必须改为日丹诺夫的毫不妥协的“两种文化”论。此外，美国厚颜无耻的干涉但却成功地支持基督民主党获得了1948年大选的胜利，战后陶里亚蒂对自由民主党的合作政策就开始显得有些天真了。

因此，不管有多怀疑，陶里亚蒂别无选择，只好抓住控制权，并实施斯大林的模式。这在一些党内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公开不满，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本着自由权利去区分党的政治权力范围——对此他们毫无疑问——和他们享有自主权的“文化”领域范围。共产党文化刊物的主编维托里尼在1947年1月的一封公开信中提醒陶里亚蒂：“文化”不可能从属于政治，除非它以牺牲自己和真理为代价。

陶里亚蒂曾在莫斯科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并在1937-1938年第三国际的西班牙行动中担当过领导角色，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在共产党内，人人都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每一件事情都要从属于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受保护的领域，可以不受苏联的传诏。维托里尼和他的同伴们必须接受党关于文学、艺术和思想的路线，否则就得离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意大利共产党更接近于服从苏联权威的道路，使得维托里尼等一批知识分子同它正式疏远了。但除了陶里亚蒂对莫斯科的绝对忠诚外，意大利共产党并没有从整体上失去一种非教条式的“光环”，因为只有意大利共产党这个大党还在包容着、甚至赞同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思想自主；这种好名声将在以后几十年里对它大有好处。

陶里亚蒂对非共产党左派的批评却一直无法改变国内外（尤其是国外）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广泛看法，即它不同于他国的共产党。后来伊格纳齐奥·西洛内承认说，意大利社会党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亲密关系至少一直维持到1948年，后来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展开的不断批评也并非自愿，使得意大利政坛无法在共产主义之外出现另一种左倾政治力量。

但是，如果说意大利共产党在西欧国家中显得与众不同的话，那当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非同寻常的原因。1943年彻底推翻了墨索里尼的统治，但却并不能抹掉他20年来的统治对许多意大利知识分子产生的复杂影响。墨索里尼的极端民族主义首先导向反对外来文化和外来影响；法西斯主义公开支持“民族”知识分子，在文学和艺术上推行闭关自守的保护政策，鼓励用本国同样的作品来取代那些质量平平的舶来品。

最终，许多意大利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屈服于法西斯政府，接受它的支持和津贴；而那些反对者或被流放海外，或者沉默。埃利奥·维托里尼本人就曾获得过法西斯政府颁发的文学竞赛奖。维托里奥·德·西卡在法西斯当政时代是著名的电影演员，后来成了战后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新现实主义伙伴、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在其战后导演的影片中明显表现出在政治上同情共产党，而仅仅在几年前，在政府的支持下，他还拍摄了许多有关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像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对几百万没有经历过和平统治年代的意大利成年人来说，1943年前墨索里尼的统治就是一种正常的秩序。[6]

因此，战后绝大部分意大利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立场，反映出了整个国家在国际问题的立场上的模糊性，由于受到过去威权政治的不当影响过深，而无法参与战后欧洲事务的核心。无论如何，意大利长期以来就处于欧洲现代文化的边缘，也许部分原因和它自身历史上的离心状态和所属位置有关：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波洛尼亚、米兰和都灵，各个城市都自成一个小世界，拥有自己的大学、报纸、学术圈和知识界。罗马是权威之地，是恩惠的源泉和权力的中心，但它一直没能控制过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

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年来，只有一个地方成了适合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地方：这座城市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它的纠结和分化反映并界定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文化状况。它的竞争者们都遭到了监禁，早已自我毁灭或者人云亦云了。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先后沦入独裁者之手，政治难民和流亡知识分子纷纷逃向法国。有些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那里，并加入了抵抗运动，许多人成了维希政府和纳粹的牺牲品。有些人逃到了伦敦、纽约或拉丁美洲，但在解放后又回归了。还有一些人，像切斯瓦夫·米沃什和匈牙利历史学家、政治新闻记者弗朗索瓦·费吉托，他们并没有移居海外，直到苏联在东欧搞政变，迫使他们逃离祖国——就这点来看，他们似乎很自然地就直奔巴黎。

结果，自19世纪40年代卡尔·马克思、海因里希·海涅、亚当·密茨凯维奇、居塞佩·马志尼和亚历山大·赫尔岑在巴黎度过流亡生涯以来，法国再次成为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知识分子在欧洲的自然家园，成了一处对欧洲现代思想和政治的清洗场所。因此，战后巴黎知识分子的生活更具有双重的世界性：来自欧洲各地的男男女女们都参与其中——正是在这个欧洲唯一的舞台上，各种观点和争论得以扩大，并传向更广的国际听众范围。

尽管1940年法国惨败后被德国占领，忍辱含羞过了四年，贝当元帅领导的维希政府又道德观念模糊（甚至更糟），战后好些年里，整个国家在国际外交上落入听命于美英的尴尬境地，法国的文化再次成为国际瞩目的中心：法国知识分子在充当时代代言人时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国际意义，而且法国政治理论的要旨又体现了世界范围的各种意识形态。巴黎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了欧洲之都。

这一结局在当时具有讽刺意义。是历史机遇在那些年里将法国知识分子推到聚光灯下，而他们本身关注的事情和其他人并无大异。战后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一直忙于清算旧账、物资短缺和政治不稳定等问题。法国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困扰来重新阐释世界其他各国的政治，法国人对巴黎重要性的自恋情结生动地、不做自我批评地投射向整个世界。阿瑟·凯斯特勒回忆说，战后法国知识分子（“这些草原上神圣日耳曼人的小马屁精们”）是一帮“透过墙上的小洞来窥探历史玷痕的偷窥者们”，但历史显然提供了他们一次有利时机。

后来标志法国知识分子团体特色的派别在当时尚未立时显现出来。让-保罗·萨特于1945年创办《现代》杂志时，编委会成员不仅包括了西蒙娜·德·波伏瓦、莫里斯·梅洛-庞蒂，还有雷蒙·阿隆，反映了左翼政治和“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广泛共识。后者的标签也贴给了阿尔贝·加缪（这令他非常不悦），当时他是萨特和德·波伏瓦的好朋友，并且从他写的日报《战斗报》社论版专栏文章可以看出，他是战后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他们全都抱着一定的“抵抗主义者的”态度（但是只有加缪曾积极投身抵抗运动——阿隆参加了在伦敦的“自由法国”组织，而其他人则在被德国占领的那几年里多少只想着明哲保身）。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在法国知识分子看来，战争年代的斗争克服了“存在还是行动”的两难。因此，他们存在于历史“中”并且必须尽可能地介入历史。他们的处境再也不容这些知识分子享有拒绝政治选择的权力，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接受这一事实。萨特说：“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是尽其所能。”

萨特那一代人宣称从战争中还悟出了政治暴力的不可避免性——从而也符合了某种程度上的意愿。这远远超出了法国对当时的经历所做的解释：到1945年，许多欧洲人生命中经历了30年的军事、政治暴力。整个大陆的年轻人在言行上已对公开的残暴行为习以为常，而这只会使他们的19世纪的先辈们感到震惊。而且现代政治词汇还提供了一种“方言”以帮助唤起国内的暴力和冲突：《精神》杂志的主编、基督教左翼有影响的人物伊曼纽尔·莫尼埃在1949年无疑地代表大众发言时声称：在每天都上演对资本主义受害者实施“白色暴力”的时候，谁若反对暴力和阶级斗争，谁就是虚伪的。

但是在法国，诉诸暴力手段并不仅仅代表着对近期经历的控制。它也是重现了旧有的传统。对同谋、背叛和叛国罪的起诉，要求严惩罪行，并且转向一种需要一个全新开端的呼声，这些都并不是在获得解放后才开始的。这只是古老的法国传统的重现。自从1792年以来，法国公众生活中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极分化扩大并且进一步使国家分成两派：对君主制赞同与否，对革命赞同与否，对罗伯斯庇尔赞同与否，对1830年和1848年的《宪法》赞同与否，对巴黎公社赞同与否。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经历如此漫长而不间断的二元政治，传统历史学强调了这种全民族的革命迷思，又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灌输给了法国的孩子们。

此外，比起西方其他民族国家来，法国的知识分子更推崇，甚至促使在公众政治中实行武力手段。乔治·桑回忆1835年她和一位朋友在塞纳河边散步时，她的朋友极力主张无产阶级的流血革命，并且解释道：只有当塞纳河的河水染红了的时候，当整个巴黎都燃烧起来、穷人获得合法地位的时候，才可能实现正义与和平。将近一个世纪后，英国散文家彼得·昆奈尔在《新政治家》中描述说：“这种几近病态的对暴力的推崇似乎占据了大批法国作家的心灵。”

因而，当激进党的年迈政治家爱德华·埃利奥（他一直担任“法国民族阵线”主席，直到1957年85岁时去世）在解放时宣布，除非“法国首先经过一场浴血奋战”，否则就不会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他的话语对法国人来说并不显得奇怪，反倒因出于一位来自政治中心的大腹便便的外省议员之口而显得更有希望了。法国读者和作家们一向熟悉这样一种思想：历史变革和血腥清洗形影相随。萨特及其同代人坚持认为共产主义的暴力是一种“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历史的催生婆”，在这方面，他们远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传统。

在法国人的想象里，这种对革命暴力的熟悉感，伴随着对过去法俄结盟发黑了的记忆。早已命中注定的法国知识分子满怀同情之心，倾听着共产党对苏联的暴行做出的辩护。当然，辩证法也起了作用。马塞尔·佩居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里著文评论斯兰斯基公审案时，提醒读者说：一个人处死政敌并不算犯错。布拉格搞糟的是“如果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这些暴力是合法性的，那么他们所采取的仪式（即公审）看起来却有点儿像一幅讽刺画。毕竟，这些指控并非显得不合情理”。

眼看着建设中的共产主义，那些访问过苏联集团的法国知识分子变得更加充满田园诗般的热情。因此，诗人、超现实主义者保尔·艾吕雅于1948年10月在布加勒斯特对那批（无疑很茫然的）听众说道：“我来自这样一个国家，那里的人已经没了笑声，也失去了歌声。法国处在阴影中。但是，你们发现了幸福的阳光。”第二年，也正是这个艾吕雅在苏联占领的匈牙利说：“一个民族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做主，这样几年之后，幸福才会成为最高法律，欢乐才会每天从地平线上升起。”

艾吕雅是共产党员，但他的情绪感染了许多从未入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1948年捷克政变后，西蒙娜·德·波伏瓦确信共产党将变得无往不胜：正如与她同时代的保尔·尼赞在许多年前所写的那样，革命的哲学家只有在他所选择的阶级肩负革命重任后才能发挥作用，而共产党认为自己正是那个阶级的代表。介入革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站在进步的历史这一边，无论有时候在道德方面发生什么变化。[7]

对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共产主义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法国共产党无处不在而产生的结果。法国共产党虽然在人数上远远不如意大利共产党（最多时达到80万人），但是法国共产党在战后最初几年的大选中一直是成功的，在1946年赢得了28%的选票。和意大利共产党不同的是，法国共产党无需面对一个联合起来的中——右势力的天主教党。相反，法国社会党出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同共产党的策略交往中积累的长期经验，它在冷战初期并未毫无异议地和共产党联合（虽然有少数成员希望如此）。因此，法国共产党比起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来，显得更加强大，同时也更加孤立。

然而，它对知识分子也特别没有同情心。与意大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共产党一直由脾气倔强而头脑迟钝的党的官僚在领导，比如说矿工出身的莫里斯·多列士，他从1932年起一直担任党的领袖，直到1964年去世为止。斯大林认为，多列士的最重要品质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一样——他值得信赖，总是听命行事而从不发问。并非巧合的是，自从在1939-1940年的虚假战争（phony war）中逃离法国军队后，多列士就在莫斯科度过了接下来的5年时光。因此法国共产党是可靠的，虽然严格说来是卫星党，却是宣扬和执行斯大林路线的有效工具。

战后一代的学生在寻找领导人、行动方向和纪律，以及和“工人们”配合行动的前景，所以法国共产党的异常严格性反而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至少持续了好几年：这点和它的捷克、波兰同行们最初在东面几个国家激起了同代人热情的情况大致一样。但是对那些更成熟的法国知识分子来说，法国共产党内的文化委员们在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上，长篇累牍地大肆宣扬这种狂热的正统性，这就在其他方面日益对他们的进步信念形成了挑战。那些将自己的命运同法国共产党绑在一起的作家或学者们像意大利的维托里尼和伦敦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团体一样，根本无法预料到会失去周转的余地。[8]

由于这个原因，巴黎知识分子的天性倾向成了我们最好的向导，可以用来透视冷战时期欧洲信仰与观点的错误路线。在巴黎不像在其他地方，各种知识分子派系都追随国内外的政治线路。东欧国家的公审在巴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其中许多受害的共产党人都曾在法国生活和工作过：拉兹罗·拉吉克在西班牙内战后就一直被软禁在法国；阿图尔·伦敦参加过法国抵抗运动，并和一位杰出的法国共产党员结了婚，后来又成了另一位法国共产党员的岳父；“安德烈·西蒙”（即奥托·卡茨，斯兰斯基案的另一位受害者）在30年代的巴黎记者圈内赫赫有名，工作表现出色；特莱科·科斯托夫从担任保加利亚驻巴黎外交官时就早已为人熟知——事实上，他在索非亚被捕的照片上了加缪《战斗报》的封面。

巴黎本身还进行过两次颇有影响的政治审判。1946年，一位在1944年4月叛逃美国的苏联中层官僚维克多·克拉夫钦科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选择了自由》。次年5月法国出版了它的法文版，其中关于苏联的大清洗、大屠杀，尤其是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体制的描述，使该书在法国畅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波兰召开会议，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因未能按照苏联新的强硬派路线行事而在会上遭到了指责。两个月后，即1947年11月，共产党的报纸《法兰西文学》连续刊登了系列文章，指出克拉夫钦科的书乃一派谎言，纯属美国情报机构的捏造之作。报纸不断宣传并扩大这类指责，1948年4月，克拉夫钦科终于要求起诉这家报纸的诽谤罪。

这场审判从1949年1月24日延续到4月4日。在审判中，克拉夫钦科带来了许多无名的证人来为自己作证；但被告们却拿出了一大堆出自法国非共产党的主要知识分子的证词：抵抗运动小说家韦尔科，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艺术评论家让·卡索，抵抗运动英雄、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还有其他许多人。这些都证明了法国共产党抵抗运动的清白，苏联革命信心的无可非议，以及克拉夫钦科供词的不可接受——即便那是事实。审判判给克拉夫钦科一个法郎作为象征性的名誉伤害赔偿费。

这种进步的左派在“道义上的”胜利和东欧第一轮的主要公审很相似，而且对知识分子地位的确认取决于是否站在苏联一边——正如萨特在前几个月指出的，“谁都必须在苏联和英美集团之间做出选择”。但对许多批评苏联的人来说，克拉夫钦科远非一位理想的代言人。很长一段时期内，那些选择流亡美国的苏联共产党官员，对欧洲反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也许他们大多数人还是想既和华盛顿保持距离，同时也拒绝莫斯科对进步运动的独断控制。萨特和梅洛-庞蒂在1950年1月写道，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对他没有友好的感觉：他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俄罗斯本国”堕落的活生生的证明。

但是，另一场审判却令人很难忘却。1949年11月12日，在布达佩斯对拉兹罗·拉吉克执行处决的4周后，戴维·罗塞特在《费加罗文学报》上撰文呼吁那些曾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人们，帮助他探寻苏联集中营的真相。他指出，根据苏联制定的劳动教养法，那些地方并非像官员们所说的是接受再教育的中心，而是为完善苏联经济和刑法体制而建的集中营。一周后，《法兰西文学》再次刊文，共产党作家皮埃尔·达伊克斯和克劳德·摩根谴责他捏造事实，恶意诬蔑苏联。罗塞特为自己名誉受损提出起诉。

这次对抗的人物特别有意思。罗塞特并非克里姆林宫的叛徒。他是法国人，早就是社会党人，有时又是个托洛茨基分子，是个抵抗运动的英雄人物，又是布痕瓦尔德和诺因加默集中营的幸存者，是萨特的朋友，也是1948年一场短命的政治运动“重建民主革命”的共同发起者。由这样一个人去起诉苏联的集中营或劳改营，一下子就打破了当时传统的政治组合力量。达伊克斯本人也曾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捕，并被驱逐到奥地利的茅特豪森。对两位左翼前抵抗运动成员、集中营幸存者来说，这样的冲突说明，过去的政治联盟和政治效忠的程度现在只取决于对共产主义这个单独问题的态度。

罗塞特的证人名单包括各种对苏联监狱制度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值得高度信赖的专家，尤以玛格丽特·布伯-纽曼的证据最具戏剧性，她证实说自己不仅在苏联集中营里呆过，还住过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时间是在1940年斯大林把她转交回纳粹手里后，这是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发生的小小变更。罗塞特赢得了这场官司。他甚至还在同时代人的良心和意识里烙下了一些印痕。在1950年1月的最后判决宣布以后，莫里斯·梅洛-庞蒂承认“要集中所有事实来质疑苏联体制的意义所在”。西蒙娜·德·波伏瓦感到完全有必要在她的影射小说《名士风流》中加入一段主人公们在听到关于苏联集中营的消息后发生的系列痛苦争论（但是出于溢美之目的，她重新修改了小说里的时间，使得萨特和他的朋友们看上去似乎早在1946年就意识到这类事情）。

为了反击罗塞特那批人——并且留住“进步”的知识分子们——各国共产党动用了“反法西斯主义”这根道德杠杆。这具有一定的亲和力。许多欧洲人参与的第一次政治动员经历可能就是参与反法西斯运动，即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阵线组织。大多数人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反法西斯的胜利，战后的法国和比利时也一直这样在庆祝。“反法西斯主义”对于一个单纯年代而言是一种普遍的安慰。

正宗的左翼把反法西斯言语的核心归结为简单的政治忠诚二元观：我们是和他们不同的人。他们（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分子、佛朗哥分子、民族主义者）是右翼，我们是左翼；他们是反革命的，我们是进步的；他们代表战争，我们代表和平；他们是恶势力，我们站在善的一方。用克劳斯·曼1935年在巴黎时的话来说是：不管法西斯主义是什么，我们可不是，并且我们反对它。由于大多数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敌人在给自己的政策下定义时，首先都标榜自己反对共产党（这也是战时纳粹主义对那些远在丹麦和罗马尼亚等国的保守知识分子精英产生部分吸引力的原因所在），这种对称有序的口号对共产党的辩论大为有利。亲共产主义，或者说反对反共产主义，是反法西斯主义的逻辑本质。[9]

当然，苏联对在战后把注意力指引到反法西斯方面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在美国取代德国成为它的敌人之后。反法西斯的言语现在主要针对的目标是美国，首先是谴责它在保护试图复仇的法西斯主义，然后扩展到将其描述为本身就是一种原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力量。当然，使得共产党的这种策略特别有效的原因，还是在于欧洲普遍存在着一种对法西斯主义复兴的真正恐惧，或者至少是害怕那种对在废墟上产生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同情。

“反法西斯主义”是抵抗运动和结盟的潜在内容，也和战时久受欢迎的苏联形象有关，许多西欧人对库尔斯克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的英勇胜利同样感到欢欣。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回忆录中以明显一边倒的赞许态度写道：“我们对苏联的友谊是毫无保留的：苏联人民所做出的牺牲证实了它的领导人体现了他们的愿望。”据埃德加·莫林说，斯大林格勒战役扫清了一切怀疑和批评。它也有助于西方盟军解放了巴黎，然而盟军的罪行却凸现在当地人的记忆之中。

但对亲俄的知识分子来说，还远不止这些。有必要回顾一下向东几英里之外发生的一些事情。西方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热情趋于高峰，时间并不在“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或“温情脉脉的社会主义”时期，而是在它统治最严酷的时期：1935-1939年和1944-1956年。作家、教授、艺术家、教师和新闻记者们经常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并不是没有看到他的缺点，而是因他的缺点而更加尊重他。那是在斯大林大规模镇压、苏联共产主义对公审采用的手段达到极致的阶段，那些处在斯大林统治范围之外的男男女女们却受到了这个人以及对他的崇拜的极大诱惑。言语与现实之间的荒诞距离却对那些善意追寻事业的男男女女们有着不可抵抗的魔力。[10]

共产主义在知识分子中激起的兴奋，是希特勒和（尤其是）自由民主所无法奢求比拟的。共产主义的产生及其规模，在地域上带有异国情调，而且具有英雄主义色彩。1950年，雷蒙·阿隆评论说：“令人可笑和惊诧的是……欧洲左翼居然把一个金字塔建造者看成了它的上帝。”但真有这么令人惊异吗？让-保罗·萨特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就是个恰恰在“金字塔建造者”发动其最后的疯狂计划时受共产党吸引达最深状态的人。关于苏联正在追求一项伟大事业的想法，它的勃勃雄心为其缺点找到了借口和辩护理由，这些都对那批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法西斯主义与生俱来的罪行成了它集中攻击的目标。但共产主义是为了实现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毋庸置疑的、超级伟大的目标。它所犯下的错误在那些非共产党的观察者眼里，只是为了所谓创造历史而付出的代价。

但即便如此，在冷战初期，要不是担心自己的言行会帮了政敌的忙的话，西欧还是有许多人可能会公开批评斯大林、苏联共产党，以及当地共产党人。这也是“反法西斯主义”的遗产之一，坚持认为“左翼无敌人”（必须指出的是，斯大林自己对这一条规律都没怎么注意）。当试图阻止弗朗索瓦·费吉托写作有关拉吉克受审的题材时，进步人士艾比·波利埃解释道：如果关注共产党的罪行，那就是在“玩帝国主义者的游戏”。[11]

这种害怕为反苏联利益集团所利用的担心并不新奇。但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欧洲知识分子的争论中主要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尤以法国为最。即使东欧公审最后使伊曼纽尔·莫尼埃和《精神》杂志的许多成员都疏远法国共产党之后，他们还是特别注意不说出自己已经变成“反共产党分子”——或者说更糟的是，他们已经不再“反对美国”。反对“反共产主义”本身正在走向一种政治、文化上的末路。

当时的欧洲文化是分裂的：一方是共产党及其友人和辩护者——进步人士和“反法西斯主义者”；另一方的人数比前者多（在苏联集团之外），但也更显得五花八门，他们是反共分子。反共分子的性质从托洛茨基派到新法西斯主义者都有，批评苏联的人往往发现自己和那些在其他政治方面很可恶的人在观点和意见方面相同。这种非神圣的同盟成了为苏联辩护者的主攻目标，有时候很难说服那些反共的自由主义评论家们公开发表观点，因为后者唯恐自己被涂上“反动派”的色彩。1948年在纽约的卡内基演讲厅，阿瑟·凯斯特勒对大批听众解释说：“如果理由不正当，你没法帮助别人弄正确……这种惟恐站错队的心理，并非政治清白的表现；而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战后最初10年里，那些真正的反动知识分子根基很浅。即使像法国的雅克·洛朗特和罗热·尼米耶这种毫不羞耻地公开宣称自己为右翼的人物，也知道自己事业无望，只能抱着快乐心态，形成了一种新波希米亚式的对不光彩的过去的怀旧情结，炫耀自己与政治无关，并以此为荣。如果时机对左翼有利，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那么新一代右翼知识分子将以失败的挑战者自居，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些真正堕落的、寻求死亡的唯我论作家（如德里厄·拉·罗歇叶和厄内斯特·荣格）转变成了一种社交和服饰的风格——因而预示了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的一帮“年轻的老顽固”。

更具代表性的是，至少在法国和英国，知识分子中的保守派对共产主义的厌恶几乎30年来都没有什么改变。在这两个国家，和在意大利一样，那些活跃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在反共产党的激烈辩论中起了重要作用。伊维林·沃和格雷厄姆·格林以其聪明才智和悲观的天主教传统，继希莱尔·贝洛克和G·K·契斯特顿之后在英国文化生活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当英国保守主义者们对现代生活的空虚乏味感到愤怒或想完全逃避现实生活的时候，法国天主教徒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却自然而然地在和左翼政治展开激烈辩论。

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莫里亚克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他定期为《费加罗报》撰稿直至80多岁——1970年他以85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他的论据几乎充满了伦理道德性——首先是和阿尔贝·加缪辩论战后清洗的正当与否，接着又和他的保守派同伙辩论阿尔及利亚战争——他反对这场战争——他反对共产党，总是同共产党人争论。1949年10月24日，他对《费加罗报》的读者解释说，法国共产党认可布达佩斯公审——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合理性，那是一种“下流思想”。但在这些年里，莫里亚克对共产党的行为在道德方面的清醒意识，也一直伴随着他在道德方面对从美国社会来的“外国价值观”的同样不满：和欧洲许多保守派人士一样，他对冷战要求他们和美国结盟这一点总是感到心里不太舒服。

而这对自由派现实主义者如雷蒙·阿隆来说就不成问题了。和欧洲政治中心的许多“冷战勇士们”一样，阿隆对美国抱着极其有限的认同感——他写道，“在我看来，美国经济，这一模式既不人性，也不适合西欧国家。”但阿隆对战后欧洲政治的核心事实非常清楚：来自国内外的矛盾冲突都搅和到了一起。他在1947年7月写道：“我们所处的时代对我们个人和国家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全球性问题，实际上是个地缘选择的问题。要么生活在自由国家里，要么处在苏联的强硬统治下。从现在起，每个法国人都应当表态做个选择。”或者用他在另一场合的话来说：“这远非善恶之争，而是好恶之选。”

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是大陆派的阿隆和路易奇·爱因诺第，还是英国的以赛亚·伯林，比起那些由于历史原因而和美国有关的大多数保守派人士来说，都明显怡然自得多了。社会民主党人也同样如此，虽然这看上去有些令人奇怪。这部分是因为对F·D·罗斯福总统还记忆犹新，最近几年里和欧洲人打交道的许多美国外交官和决策者也都是些新政支持者，他们鼓励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右的。

但这也是美国政策造成的直接结果。美国的劳联——产联、美国情报部门和国务院把温和的、以工会组织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和劳工党看作是阻碍共产党发展的最佳障碍，尤其是在法国和比利时（意大利的政治格局有所不同，他们把希望和大量资金都押在了基督教民主党身上）。直到1947年中期，这场赌博还未见胜负。但是在那一年春天，随着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共产党被逐出政府，尤其是1948年2月布拉格政变以后，西欧社会党人就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了。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工会之间、在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者和社会党的部长们召来的军队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这时又从东欧传来了社会党人被捕和监禁的消息，这就使西方许多社会民主党变成了反对苏联集团的顽敌，转而准备接受美国的金钱援助。

对于像法国的莱昂·布鲁姆、德国的库尔特·舒马赫那样的社会党人来说，冷战提供的政治机会至少在某一方面令人并不陌生：他们了解过去的共产党，对人民阵线结盟之前那些党内兄弟间互相残杀、斗争不断的阴暗年代一直未能忘记。年纪稍轻的一代人就没有这样舒心了。阿尔贝·加缪——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短期加入共产党后又很快退了出来——经过战争洗礼后，他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变成了一个在抵抗运动中坚信要和共产党、社会党及任何形式的激进改革者合作的人。1944年3月，他在阿尔及尔写道：“反对共产主义，就是专制独裁的开始。”

加缪最初产生怀疑是在战后法国清洗运动和公审时期，共产党以抵抗运动党的名义实行强硬路线，要求对几千名真正的和假想中的通敌者实行驱逐、监禁和处死。接着，从1947年起，知识分子的政治忠诚道路开始变得艰难起来，加缪发现自己开始日益怀疑他的政治盟友是否有良好的信仰——刚开始时是出于习惯，以及为了维护统一，他想抑制这种怀疑。1947年6月，他上交了《战斗报》的领导权，比起3年前来，他不再那么具有政治自信和乐观精神了。在同年出版的他的主要作品小说《鼠疫》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加缪对他的政治伙伴所走的强硬路线这一政治现实感到不安。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塔尔鲁之口，他讲出这么一句话：“我已决定舍弃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可以置人于死地或者可以用来评判他人死活的事物。”

然而，加缪还是不愿意在观众面前站出来，和他以前的朋友们决裂。在公开场合，他还是试图将“对斯大林主义的真实批评”同“对美国种族主义及其在资本主义阵营里所犯下的罪行的批评”之间做出“客观的”平衡。但是，对罗塞特的审判及东欧发生的系列公审破灭了他仅存的一些幻想。他在私人笔记本里透露：“我的一大遗憾是我太相信客观性了。客观性有时候是一种宽容。而今天真相已经大白，我们必须把一些事物——如果确有其事的话——称作是‘集中’，即使它是社会主义。就某种意义而言，我将不再彬彬有礼。”

这里也许隐含着一种对伊格纳齐奥·西洛内讲话的无意识的回应，两年前，即1947年6月，在国际笔会的大会上，伊格纳齐奥·西洛内就“智慧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无耻”发表了讲话——对自己和他的左翼知识分子同伴们的沉默表示公开忏悔：“就像坦克藏在了兵站里一样，我们把人类的尊严以及一切自由主义原则都摆在了书架上。”就像西洛内还将继续在理查德·克罗斯曼1950年的集子《上帝失败了》里发表一篇好文章一样，加缪由此成了一位攻击“进步分子”假象的更尖刻的批评家，尤以1951年他的论文、谴责革命暴力的《造反的人》为巅峰之作，这篇文章造成了他和巴黎左翼知识分子朋友们的最后决裂。萨特认为，一个激进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就是不能背叛工人阶级。对加缪和西洛内来说，最重要的则是不能背叛自己。文化冷战的界线就此划定。

时隔几十年后，再去回顾和捕捉早年发生的这些强烈反差和冷战言论，确实比较困难。斯大林还不是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恰恰相反。1948年7月莫里斯·多列士解释说：“人们以为可以通过骂我们是‘斯大林分子’就可以侮辱我们共产党人了。其实，对我们来说，那样的称呼是一种荣耀，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美誉。”而许多天才的非共产党人也同样不大愿意谴责苏联领导人，千方百计开脱他们的罪行，或为他们找借口。对苏联统治美好希望的幻想伴随着许多误解，更糟糕的是还牵涉了美国。[12]

美国和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样，也遭到了共产党言论的激烈攻击。这是一种机敏的战略。美国在西欧并不广受欢迎，虽然它在欧洲经济复兴上曾给予某些国家慷慨资助。1947年7月只有38%的法国成年人认为马歇尔援助计划不会给法国的独立带来严重威胁，1948年的战争创伤和两年后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美国动机的怀疑。共产党指控美国军队在朝鲜使用了生物武器，很多人都是相信的。

在文化方面，共产党根本没必要抢占先机。由于害怕受美国统治、失去国家自主权和机会，使各种政治派别和没有政治派别的男男女女们投入了“进步”阵营。相比贫困而需要依赖的西欧，美国显然是个经济占强势而文化蒙昧的国家：这是一种致命的组合。1949年10月——马歇尔计划实施的第二个年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正在最后筹划中——法国文化批评家皮埃尔·伊曼纽尔告知《世界报》的读者们，美国赐给战后欧洲的主要礼物就是……阳具；即使在司汤达的土地上，“阳具也正在变成上帝”。3年后，《精神》杂志的基督教编辑们提醒读者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警告过大家：美国文化冲击欧洲各民族之间的精神和道德的内聚力，危害我们的国家福祉。”

同时，一种阴险害人的美国产品正在欧洲大陆蔓延。1947到1949年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典和意大利开设了瓶装工厂。这家公司进入欧洲5年以来，在联邦德国开设了96家分厂，并使它成为美国本土之外的最大市场。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只是出现了一些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但在法国，可口可乐公司却引发了一场公众风暴。《世界报》杂志披露了该公司1950年要在法国销售2.4亿瓶可乐的市场目标，在共产党的鼓励（但并非精心组织）下，这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在自己的圈子里警告大家，可口可乐的销货渠道同时兼任着美国间谍网的任务。《世界报》1950年3月29日发表社论：“可口可乐是欧洲文化的但泽。”[13]

对“可口可乐殖民主义”的抗议浪潮也有过轻缓的一面（曾有谣传说该公司想把它的公司标志以霓虹灯广告的形式挂在埃菲尔铁塔上……），但其背后伤害的情感比较严重。美国文化的粗俗，从电影到饮料，包括美国在欧洲所表现出的自私自利和帝国主义野心，是欧洲左翼和右翼都能看到的一面。苏联有可能会对欧洲立刻造成威胁，但从长远来说，引起更险恶的挑战的是美国。朝鲜战争刚爆发，美国就开始向欧洲施压，要求重整联邦德国的军备武装，这就证实了这一观点。共产党现在可以把在波恩对“前纳粹”的指责和对美国支持“法西斯复仇主义”的指控联系起来了。早在战时被占领时期，民族主义者就开始仇恨“英美”，但在解放后稍稍沉寂了一阵，如今这种敌意又重新抬头并席卷了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而且在德国本国也出现了，主要表现在布莱希特等民主德国作家身上。

为了控制住这种虽是萌芽状态但却四处蔓延的战争恐慌，并且怀疑美国在欧洲知识分子精英中做了手脚，斯大林发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运动。从1949年直到斯大林去世，“和平”成了苏联文化战略的核心。和平运动的发起是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1948年8月的一次“世界知识分子大会”上。弗罗茨瓦夫会议后又召开了第一届“和平会议”，时间是1949年4月，几乎同时在巴黎、布拉格和纽约进行。作为一个典型的“阵线”组织，和平运动本身在名义上由杰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如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领导；但是共产党控制了它的各个委员会，它的所有行动都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紧密合作，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已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刊物现在更名为《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

和平运动就其本身而言非常成功。1950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由“世界和平爱好者大会常委会”发起了一项呼吁，在西欧吸引了几百万人签名（另外在苏联集团里还有几千万人签名）。确实，征集签名是和平运动的主要活动，尤其是在法国得到了最强劲的支持。但是在和平运动的这把庇护伞下，其他阵线组织也深知：苏联是站在和平一边的，而美国（及他们的南朝鲜、南斯拉夫和西欧各国政府那些朋友们）则是在战争一方。詹妮特·弗莱纳对发表在1950年5月《纽约客》上一篇来自巴黎的文章印象深刻：“当时，共产党的宣传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极大成功，尤其是在那些非共产党人中间，而在法国更是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

共产党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非常实际的——和平运动只是实行苏联政策的一种工具，那就是为什么它在1951年突然采纳了“和平共处”的主题，它是随着斯大林的国际战略发生转变而改变的。私底下，共产党，尤其是在东欧集团，对他们的路线追随者们除了讥讽外并不抱有什么幻想。在有组织地参观人民民主生活时，和平运动的支持者们（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和印度）由于他们的支持行动而受到了热情款待、享受了极大的荣耀；然而在背后，他们却被取笑为“鸽子”，是新一代列宁的“有用的白痴”。

共产党至少在争取许多西欧人有条件的同情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所起的巨大作用，尤其为他们赢得了那些怀疑美国的文化精英们的支持，引起了一帮西方知识分子迟来的但却坚定的反响。西方担心斯大林在这场文化战中可能以退为进，于是开始建立自己的文化“阵线”。“文化自由大会”于1950年6月在柏林召开。这次大会旨在针对莫斯科在上一年的和平运动做出回应，但正好碰上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这就更加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决定在柏林而非巴黎开会可谓别有用心：从一开始起，这次大会就是一场针对苏联的文化战争。

“文化自由大会”是在官方的赞助下成立起来的，参与者有伯特兰·罗素、贝内德托·克罗齐、约翰·杜威、卡尔·雅斯贝斯、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利坦。这些老人们为这项新的冒险带来了可敬性和权威性，但是隐藏其后的政治动力和智慧力量则来自一批耀眼的中年自由派和前共产党知识分子——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A·J·艾耶尔、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伊格纳齐奥·西洛内、尼古拉·齐亚罗蒙特、悉尼·胡克。他们转而又受到更年轻一代人（大多数是美国人）的协助，承担起“文化自由大会”的日常工作和管理任务。

文化自由大会最终在35个国家设立了办公机构，但其工作重心还是在欧洲，欧洲的重心又是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它的目标是召集、激发并鼓动知识分子和学者加入反共产主义的斗争，主要途径是通过出版和传播文化期刊：英国的《文汇》、法国的《证据》、意大利的《当代》和德国的《月刊》。这些期刊没有一本赢得过大批读者——最成功的一本《文汇》据说在1958年发行量达到了16000册；同年《证据》只有3000册的发行量。但它们的内容很少有人读，投稿者是战后几十年内一批最优秀的作家，他们形成了自己严格的小圈子——尤其是在法国，在由中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共产党同路人或完全由共产党掌握的期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下，《证据》只提供自由主义的、反共产党的论坛。

文化自由大会及其主要活动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公开支持，私下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买单——对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参加者和投稿人都并不知情，直到许多年后才公之于众。美国政府在欧洲秘密资助反共产党的文化运动，其中的意味在当时看来也许无关紧要，并不如现在回顾起来那么严重。当时的共产党、“阵线”杂志和所有的文化产品都是由莫斯科秘密资助的，美国的支持也许不会令文化自由大会的某些作者们感到尴尬。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和伊格纳齐奥·西洛内采取强硬路线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并不需要美国的鼓励，也没有任何根据表明他们对美国的批评有所减轻，或者说为了迎合华盛顿这位付费的主而降低调子。

美国在这场文化战争中只是个新手。苏联在1925年就建立了自己的“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早在1914年前，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曾积极地资助面向海外的“文化外交”。美国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才开始这项活动的预算；到了1946年，随着富布赖特计划的启动，才开始认真介入这个领域；迟至1947年秋，美国对欧洲的文化教育项目才转向“民主的重新定位”，直到此时，反对共产党才成了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

到了1950年，美国情报部门全面掌控了美国在欧洲的文化交流和信息项目。在美国驻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军政府（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美国占领区内享有绝对的媒体、文化控制权）情报分支机构的协同下，美国情报部门开始地位上升，可以对西欧的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力。到了1953年，在冷战的高峰期，美国的海外文化项目（不包括秘密资助和私人基金会在内）雇用了1 3000人，耗资1.29亿美元，大部分花费在对西欧知识分子精英的洗脑大战上。

共产党媒体所号称的“为和平而战”，在文化“阵线”上开演为“书之战”（注意该词具有显著的列宁主义语言的军事化特征）。第一次交锋是在1950年早春的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著名的共产党作家们——艾尔莎·特里奥莱、路易·阿拉贡——在外省许多城市巡回演讲，签名售书，展示共产党世界的文学作品。实际上这对提高共产党的声誉并无帮助，战后法国两本最畅销的书是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在1945-1955的10年间销售达42万册）和维克多·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同一时段里卖了50.3万册）。但显然这次活动的关键不是在卖书，而是提醒读者和其他人士：共产党人代表着文化，法国的文化。

美国的反应是建立“美国之家”。这种机构带有图书馆和报纸阅览室，举办讲座，召开会议并开设英语课。到了1955年，欧洲建立了69所这样的“美国之家”，在某些地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奥地利，马歇尔计划在该国发行了1.34亿册英语图书，维也纳和萨尔茨堡（前者处于四大国统治下，后者属美国占领区）的相当一部分居民前往当地的“美国之家”借阅图书、阅读报纸。英语替代了法文和古典语言，成为奥地利高中生学习的首选外国语言。

和美国资助的广播网一样（朝鲜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自由欧洲之声”电台在慕尼黑开播），“美国之家”项目有时候也会因华盛顿方面的粗暴宣传命令而遭削弱。在麦克阿瑟统治巅峰时期那几年里，“美国之家”的负责人们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从书架上撤书。几十位作家的作品注定不合时宜，这里不仅包括那些明显的怀疑对象——约翰·朵斯·帕索斯、阿瑟·密勒、达西尔·哈迈特和厄普顿·辛克莱——还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汤姆·潘恩和亨利·梭罗。在奥地利，至少在许多观察者看来，在“书之战”中，美国有时候就是自己的最强劲的敌人。

对西方来说，幸运的是，美国大众文化拥有一种美国政治上的愚昧所无法玷污的魅力。共产党处于严重的劣势，他们正式诋毁美国爵士乐和美国电影为颓废之作，成了约瑟夫·戈培尔观点的应声虫。东欧共产党国家禁止爵士乐，认为那是颓废和异化的，而“自由欧洲之声”却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对东欧播放长达三小时的流行音乐，每小时插播10分钟的新闻。电影作为当时另一种普遍使用的媒体，在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里受到了管制；但在整个西欧，观众普遍被美国电影的魅力吸引。对此，苏联的宣传根本无法匹敌，甚至连那些西方进步人士也受到了美国音乐和电影的吸引，而不同情党的路线。

冷战早期的文化竞争具有不相对称性。在欧洲文化精英中，他们普遍怀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即使跨越了意识形态的分裂，即使在铁幕两边建构了桥梁，美国还是对共同文化产生了威胁。法国人尤其带着这种观点，这反映出他们在战后初期想通过外交努力摆脱美国控制的国际政策。有迹象表明，驻柏林占领区的法国文化委员会头目菲利克斯·鲁塞特和苏联同行（亚历山大·季姆希茨）相交甚欢，远胜于他和该城市英美代表的交往。和他巴黎的上司们一样，他梦想着恢复一条从巴黎通向柏林再通往列宁格勒的文化轴心。

美国花费了几亿美元，试图赢得欧洲人的好感，但结果出版的许多出版物和产品不是质量拙劣就是效果适得其反，只是证实了欧洲知识界早就心存的怀疑。在德国，美国过分关注共产党的行为，反而被许多人看作是在精心策划，想使人遗忘或联想纳粹所犯下的罪行。在意大利，梵蒂冈领导下的耸人听闻的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削弱了对西洛内、维托里尼等人关于反斯大林派的争论。斯大林文化政策的荒诞可笑只对艺术和文学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直接冲击了画家和诗人的领域，使得西方知识分子一致疏远了莫斯科——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保持着沉默，唯恐引起美国“宣传”的敌意。[14]

另一方面，在这场争取西欧人民大众同情心的斗争中，苏联人很快失去了地盘。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除意大利以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在大选中败下阵来，如果民意测验确实可信的话，即使那些投了共产党一票的人，也只是把投票看作是象征性的抗议，或者是表达一种阶级感情，或者仅仅是为了团结一致。早在1956年大难临头以前，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大多数西欧人早就做出了决定，那些西欧知识分子的同情心来了个急转弯，背离了苏联集团。

[1] 见印第安纳大学马西·舒勒教授的英译文，由本书作者托尼·朱特略做修改。此外，笔者还得多谢舒勒教授，有关卢德克·帕奇曼的语句也引自舒勒文。

[2] 兹德内克·姆莱纳尔，《布拉格寒夜》（伦敦，1980），第2页。

[3] 颇具典型性的是，布莱希特为避免风险而保留着奥地利护照。

[4] 最著名的当然是阿瑟·凯斯特勒，但当时他很容易被看作是匈牙利人、奥地利人、法国人甚至犹太人。

[5] 在西欧社会中，这些年来的意大利社会党在西欧各国社会党中间与众不同，它倾向并听命于共产党——这种模式只在东欧比较常见。

[6] 在德·西卡的影片《擦鞋童》（摄于1946年，并以当年为背景）中，一名男子监狱的监狱长不仅行法西斯敬礼——他无法打破这一习惯——还影射出他那毫不遮掩地对墨索里尼时代低犯罪率的怀旧之情。

[7] 保罗·艾吕雅尽管对苏联的文化政策有所疑虑，他仍然拒绝在当地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里当着他的工人阶级同志们之面批评日丹诺夫的政策。他对克劳德·罗伊解释说：“可怜的家伙们，那样只会令他们失望。总不能让那些参加战斗的人感到不安吧；他们不懂。”

[8] 生活在巴黎的弗朗索瓦·费吉托在若干年后发现，法国共产党谴责他所写的东欧历史著作，把它看作是一种叛逆。而意大利共产党虽有保留，但表示了热情欢迎。

[9] 因此伊曼纽尔·莫尼埃在1946年2月的《精神》杂志上说：“反共产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复辟的一股必然的、相当集中的势力。”

[10] 同样，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西方的毛泽东崇拜也达到了巅峰。

[11] 正如雷蒙·阿隆尖锐地观察到的，这些年里的“进步主义”包括“代表了共产党的观点，似乎他们都自发地独立思考过了”。

[12] 有一件事在无意中讽刺地描摹了这份报告中的情感，在1948年4月，布拉格一所小学一年级的共产党教师如此说道：“孩子们，你们知道，在美国，人民生活在地上挖的洞穴里，成了少数资本家的奴隶，所有的利润归资本家拥有。但是在苏联，人人都过着幸福生活，我们布拉格的人民也很幸福，这得感谢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政府。现在，孩子们，请跟我一起大声说：‘我们满心欢喜，拥护哥特瓦尔德政府。’”

[13] 但泽是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的旧称。——译者注

[14] 法国诗人克劳德·罗伊写道：“在如此熟悉的领域里，我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愚蠢的低能。却又不得不原谅那些罪行，因为我们对此不甚了解。”罗伊在战时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此之前，他曾是一个激进的右翼行动党人物。

尾声

旧欧洲的终结

战后的生活居然没什么变化。

——戴维·洛奇

“我早年住在工厂区的镇上，生活在砖墙和煤烟灰之中，铺满了鹅卵石的街道两旁烟囱高耸。路程短的话我们就乘坐街车，长了则坐火车。每一餐都购买新鲜的食物，不是因为我们对食物考究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冰箱（那些不易变质的东西都藏在地下室里）。我母亲每天大清早冒着寒冷就起床，生火点燃客厅里的炉子。自来水管流出的水永远都是冰冷的。我们通过信件交流沟通，主要从报纸上得悉新闻（然而我们还是很时髦，因为我们拥有一台像文件柜那样大小的收音机）。早年的教室里都装备了肚子鼓鼓的炉子，双人课桌上刻有放墨水瓶的凹槽，可以用来蘸笔尖。在举行12岁成人仪式前，男孩子们一律穿着短裤，等等。但这一切并不是出现在尚未经开发的喀尔巴阡山区，而是在战后的西欧，这里的‘战后’时间一直延续了将近20年。”[1]

比利时作家吕克·桑特对1950年代工业区瓦龙尼亚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当时的大多数西欧国家。笔者成长于战后伦敦市内的帕特尼区，回忆起小时候，自己经常光顾一家布满尘埃的糖果店，店主是位干瘪的小老太，不无责备地对我说：她“从女王登基50周年纪念日起，就一直卖大块硬糖给你这样的小男孩了”。也就是说，从1887年就开始了，当然她指的是维多利亚女王。[2]在同一条街上还有家杂货店——名叫桑斯伯雷——地上铺满了木屑，店里挤满了身穿条纹衬衫的壮汉们，那些年轻活泼的姑娘们则系着浆过的围裙、戴着帽子。看起来就像19世纪70年代小店刚开张时所拍摄的那些挂在墙上发黑了的老照片里的场景。

就许多本质特征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10年里的日子和50年前的男男女女们所过的生活没什么不同。在那几年里，煤炭产量还是只能满足英国燃料总需求量的90%，满足比利时等国新建的欧洲煤钢联合体82%的需求。部分地由于伦敦煤电产业带来的全局影响——伦敦市满是电车和船坞——导致经常出现烟雾笼罩，和维多利亚后期的城市景象十分相似。那些年里的英国电影也染上了明显的爱德华王朝的情绪——无论是在社会背景（例如1948年的影片《温斯洛男孩》）还是在时代主调上。在影片《白衣绅士》（1951）里，当时的曼彻斯特被描述为一个具有19世纪特色（手推车、房子和社会关系）的城市；老板和工会领导人携手，把企业的外行做法看作美德，而不管付出了多少牺牲生产效率的代价。每周有300万英国男女去光顾持执照营业的舞厅，在20世纪50年代初，仅约克郡的哈德斯菲尔德镇就有70家工人俱乐部（虽然当时的年轻人正在对这两种社交活动失去兴致）。

同一种仿佛时间已经停滞的感觉弥漫在欧洲大陆的上空。比利时的乡村生活和米莱笔下的别无二致：木耙拢着干草，连枷打着秸秆，马车运载着手摘的蔬果。和在法国外省的乡镇一样，头戴贝雷帽的男人们在回家的路上，从街角的“安宁咖啡店”（1919年时取此名者较盛）买些法式长棍面包；而西班牙则封闭在佛朗哥专制统治的阴影里，比利时和英国则笼罩着一种爱德华王朝沿袭下来的拘束感。19世纪经济革命的灰烬仍然在战后的欧洲散发着余热，顺其自然地往前走，留下了文化习俗和社会关系的积淀，与拥有飞机、核武器的新时代显得日益格格不入。说起来，那就是战争逆转了一切。20世纪20年代延续到30年代的现代化热潮已消失殆尽，只留下了老掉牙的生活方式。在意大利，和欧洲的多数乡村一样，儿童在完成小学学业的同时（甚至根本未完成学业）就加入劳务市场；1951年，年满13岁的10个意大利少年中只有1个还在上学。

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在恢复权威之后，如沐春光。在西班牙，天主教统治集团动用一切手段，在政治上支持并重新发起了反对革新的运动：在1953年的一份政教协定中，佛朗哥不仅免去了教会的税收，允许教会全面干政，还赋予它审查它所反对的一切作品和言论的权力。作为回报，教会统治集团负责维持并加强宗教和民族认同这两种保守势力。实际上，教会已经完全投身于阐述民族同一性和民族责任，而小学的主要历史课本《我是西班牙人》（初版于1943年）把西班牙历史说成了一个独特的、天衣无缝的故事：始于伊甸园，终于最高统帅。[3]

为此他们还为那些死者编造了一个新的受崇拜的名称——在最近的内战中属于胜利者一方的“烈士”。在几千个纪念地，西班牙教会组织了无数次纪念仪式和纪念会，祭祀同反教权的共和主义作战而死的人。这种宗教的与世俗的权势之间的审慎混合及其对胜利的纪念活动，加强了教会统治集团在精神领域和人们记忆上的专制统治。由于佛朗哥对天主教教会的需要远甚于教会对他的需要——西班牙战后和国际社会及“西方”之间的薄弱链接还剩下多少呢——他实际上给予了教会无限权力，以期现代西班牙重建古老政权下的“十字军东征”精神。

在西欧其他地方，天主教会不得不估算着和那些反对大众对教会忠诚的呼声进行较量；但是即使在荷兰，天主教统治集团还是有足够信心，把那些在战后第一轮选举中投票选举它的劳动党对手的选民逐出教会。直到1956年，即教皇庇护十二世去世、标志着旧秩序终结的前两年，7/10的意大利人还是定期参加礼拜天的弥撒。如佛兰德一样，意大利的教会也赢得了尤其是保皇党人、妇女和老人们的拥护——他们明显地占据了整个人口的大多数。1947年3月通过的意大利宪法第七条从法律上承认墨索里尼1929年和教会签订的宗教协约有效：天主教统治集团保留其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并享有一切有关婚姻与道德方面的监督权。在陶里亚蒂的坚持下，连共产党也只好不情愿地投票通过了这项法律，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梵蒂冈在第二年将那些投票支持意大利共产党的选民开除教籍。

在法国，天主教统治集团和它的政治拥护者们感觉非常自信，他们向政府施压，要求在“学校之争”中获得特别的教育优先权，直接地再现了19世纪80年代的政教之争。争执的主要事件是国家投资资助天主教办学的老话题；这一要求很传统，但是经过精心挑选。推动过19世纪反教权主义的那股力量，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大部分已经消融了，仅剩下的也都转向了时下的意识形态之争，至于他们子女的教育成本和质量问题，是为数不多的可以鼓动那些甚至是频繁去教堂的人的议题之一。

在欧洲的各种传统宗教里，只有天主教的人数在四五十年代还在很活跃地不断增加。这部分是因为只有天主教会才直接拥有政党（而有些政党则是依附于它以求得支持）——在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奥地利，情况就是如此；还有部分原因是在这些年里，天主教早就在传统上根植于欧洲那些变化不大的地区。但最重要的是，天主教会可以为它的教徒们提供一些当时特别稀缺的东西：一种延续感、一份安全感和一种安抚，这个世界在过去10年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此后的岁月里更会发生剧烈的变革。天主教会与旧秩序相伴，实际上它坚决反对现代化和变革，这使它在这过渡的年代里具有了特殊的吸引力。

欧洲西北部的各个新教教会就不具备这样的魅力。在德国，非天主教人口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现在都处在共产党统治下；德国福音派教会由于和希特勒妥协而多少招致一些破坏，1945年新教领导人在斯图加特的罪行忏悔会上遮遮掩掩地承认了这一点。但主要问题在于，在联邦德国和其他地方都一样，新教教会没有与时俱进，为现代社会提供选择变更的机会，而是只想着如何与现代社会和谐共处。

按照传统，新教徒牧师或者圣公会牧师的精神权威并非用来同国家竞争，而是作为服从国家的协作者——这也是当时中欧新教教会未能抵挡得住共产党国家压力的原因之一。但是，当西欧国家开始加强并担当起其公民精神和物质上的保护人角色时，教会与国家之间在由谁来充当公共行为和道德的仲裁者这点上，其区别开始变得模糊。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就因此表现为过渡时代，社会对地位、权势的追求和尊重的传统仍然摇摆不定，但是现代国家却开始取代作为集体行为仲裁者的教会，甚至取消等级。

这个时代的特征在BBC（英国广播公司）1948年内部员工指导手册（《BBC各类节目——作者及制作人政策导引》，1948）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面向公众的广播公司将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点表述得很清楚：“（BBC）可能对听众产生巨大影响，因而相应地对高标准的品位也负有高度责任。”禁止开宗教玩笑，就像不可以把老派的音乐鉴赏趣味说成是“B.C.”——“Before Crosby”。[4]不可以谈及“厕所”，不可以取笑“男人的娘娘腔”。禁止作家使用战争期间流行的用来轻松气氛的笑话，也不可以使用暗示性的双关语，例如提及女性的内衣时说是“冬天来了”（“冬天穿上”）。严禁使用任何性暗示——不准说“兔子”（“姑娘”），也不可以说“动物习惯”（“肉欲习惯”）。[5]

还有：国会议员们不可以出现在广播节目中，以免有损公众形象，而给人以“不体面”或“不妥当”的印象，也不允许开玩笑，或谈及可能引起“罢工或行业争端，黑市、骗子和懒汉”的话语。这些词语——“骗子”和“懒汉”是泛指那些品行不端的犯罪轻微者，“黑市”是泛指那些规避配额制和其他限制的商人和顾客——至少表明了英国在战后还长期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下。直到20世纪50年代，BBC还在斥责流行广播喜剧《戆剧》的制作人彼得·艾登，因为他让“丹尼斯·布鲁德诺克少校（彼得·赛勒斯饰演）”得到一枚大英帝国勋章，获得勋章的原因仅仅是他“在战斗白热化时清空了垃圾桶”（此外，他还允许一位男演员模仿“女王说话的声音”，试图驱赶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一群鸽子）。

这种严格的要求以及他们那种爱德华王朝时代的贵族改良主义腔调在英国颇具特色。但他们的做法对整个欧洲大陆来说并不陌生。在学校、教堂和国家广播电台里，还有在私底下，在大幅印刷品甚至是小报上，以及在公众人物的言谈衣着方面，处处表现出纡尊降贵态度，欧洲人还是遵循着过去年代的习惯和规矩。我们早已指出过，当时有许多政治领袖都是老派人物——英国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在参观工厂棚户区时表现出了维多利亚式的作派，因此足以说明他后来担任首相时，忽视了英国正在向现代福利社会转型，而这本来可以使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伦敦东部大有作为的。

针对这种旧欧洲形象——正在按照先前的步伐走路，却在突然间，既由于战争爆发而改变了一切，同时又由于受到战前旧俗和习惯的限制——我们必须准确地把现代化形式的首要起源定位为娱乐。这是电影的黄金时代。在英国，看电影的人数在战争结束后很快达到了巅峰，1946年，英国5 000家影院共计售票17亿张。同年约有1/3的人每周都光顾当地电影院。即使到了1950年，尽管观众人数已经开始滑坡，英国成年人每人平均每年看电影的次数还有28次，这一数字几乎比战争爆发前一年高出近40%。

当英国电影观众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里开始逐步下滑时，欧洲大陆的观众人数却还在继续上升。50年代前期，法国新开张了1 000家电影院，联邦德国的数字也差不多；在意大利出现了3 000家新的电影院，到了1956年，全国拥有总计约1万家影院。1955年意大利电影观众最多，约有8亿人次（总人口和英国差不多，但只有英国一半的票房）。法国观众在20世纪40年代末人数最多，但其人数和英国甚至意大利都无法比拟。[6]联邦德国也无法与之相比，直到1959年，联邦德国的电影观众人数才达到了高峰，但以另一种标准来衡量，观众人数确实还是很多；即使在西班牙也一样，1947年，那里的成人观众平均每人看电影的次数也在欧洲最高之列。

战后的这股电影热，部分是因战时禁锢的需求，尤其是对美国电影的热情被激发了起来——因绝大多数美国片受到了纳粹分子、墨索里尼（1938年后）和法国贝当政府的禁映，当然总体上也是因为战时影片的短缺。1946年，87%的意大利电影院放映的是外国片（大多数是美国片）；从1939年到50年代末期，在马德里上映的约5 000部电影中，有4 200部是外国片（又是美国片占多数）。1947年法国电影业生产了40部电影，相比之下，却从美国引进了340部片子。而且美国片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还广受大众欢迎：战后柏林商业上最成功的一部影片是卓别林的《淘金记》，另一部是《马耳他之鹰》（拍摄于1941年，但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在欧洲上映）。

美国主宰了战后欧洲的电影院，并非因为它的奇思怪想迎合了大众趣味，而是因为政治内容：“积极的”美国电影在1948年意大利大选的关键时刻大批涌进了意大利；美国国务院鼓励派拉蒙电影公司重新发行《妮诺基卡》（1939）以在大选中帮助赢得反共选票。相反，华盛顿要求约翰·福特的《愤怒的葡萄》（摄于1940年）暂缓在法国的放映：法国共产党有可能会利用影片中描绘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的不利一面。从总体上来说，美国电影成为美国魅力的一部分，也成了文化冷战中的宝贵资产。只有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被谢尔盖·爱森斯坦导演的《战舰波将金号》中所描述的敖德萨所深深感动，从而将审美鉴赏转化为政治上的亲近感；但是每个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都会欣赏亨弗莱·鲍嘉。

然而，美国电影进军欧洲市场主要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美国影片一向出口到欧洲并赚了大钱。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片人受国内票房萎缩和制片成本上涨的挤压，在进入欧洲市场的竞争上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欧洲政府与以前相反，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愿意对美国产品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当地的电影业，尤其在英国和意大利更明显地需要政府保护，不受美国片“倾销”之害；而且美元实在紧缺，不能过多花费在进口美国片上。

早在1927年，英国议会就通过了一项关于配额制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要求1936年英国放映的电影中必须有20%的片子是国产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的目标是在1948年把这项比例提高到30%，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也追求着同样的甚至更高的目标（当然德国电影业不会要求得到这样的保护措施）。但是好莱坞不断游说、施压，使得美国国务院对欧洲谈判者施压，从而达成有条件的协议，把允许美国片进入欧洲作为战后最初10年里美国和欧洲盟国之间达成主要的双边贸易和借款协议的一部分。

因而，根据1946年5月签订的《布鲁姆——巴恩内斯条约》，法国政府很不情愿地降低了对法国电影行业的保护性配额，把国产片每年55%的配额比例减到30%，结果一年后，法国国产片产量减了一半。英国工党政府同样也未能抵挡住美国进口片。只有佛朗哥在西班牙成功限制了美国电影的进口（尽管1955-1958年美国制片商试图在西班牙市场进行“联合抵制”运动），主要是因为他并不需要看大众的反应行事，而且他也没有预料到自己的决定会引起政治上的不和。但是我们看到，即使这样，美国片在西班牙还是远远超出了它的国产片。

美国人对这一点很清楚：当1949年以后的欧洲各国政府通过向影院票房收入征税来补贴国产制片商时，美国制片商就开始直接投资海外制片市场，他们对欧洲市场的选择往往是根据当地的“国内”政府补贴的多少来决定拍片数量。接着，欧洲各国政府马上就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在通过当地的中间商间接地补贴着好莱坞。到了1952年，美国电影业40%的收益来自海外市场，其中又以欧洲居多。6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了50%。

美国影片主宰欧洲市场后，要想通过这一时期的欧洲电影来了解欧洲观众的经历或感受就不足为据了。尤其是英国观众更倾向于通过好莱坞电影所反映出的英国特性而非英国人自己的切身经历来表现当代英国。值得注意的是，40年代的影片中有一部《米尼弗夫人》（1942）就是纯粹好莱坞片子——它讲述的是一个典型的英国故事，表现出了英国人的坚忍与耐力、英国中产阶级的缄默与毅力，背景选择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时期，从而将这些人物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然而对那些首次观看这部影片的英国人来说，就会在脑海中长久地认为这是对英国历史和自我形象的真实表现。

美国影片除了它的美艳光彩给身处灰色环境中的观众带来感官魅力外，其魅力还在于它的“质量”。它们制作精美，通常都是用帆布来放映，这是资源匮乏的欧洲制片商无法企及的。但是它们也并不像30年代传统风格的“荒诞”喜剧或浪漫片一样来表现“逃亡者”。实际上，40年代末最受欢迎的一些美国片是（正如后来的欧洲大陆影迷所称的）“黑色影片”。它们的背景可能是一个侦探故事或一场社会剧，但是格调和拍摄的质感却比前几十年的美国片更阴暗、更沉闷。

这一时期，倒是欧洲人老是喜欢拍些关于逃亡的片子——就像50年代初德国那些空洞无味的浪漫片，场景选在如童话故事中风景的黑森林或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或者像英国拍摄的轻喜剧，如《皮卡迪利大街轶事》（1946）、《花园街之春》（1948）和《伦敦五月集市》（1949），这些片子都由赫伯特·威尔考克斯制作，场景选在时尚的伦敦西区（在战争中受到的破坏相对较少），由安娜·尼格尔、迈克尔·瓦尔丁、雷克斯·哈里森分别扮演初涉社交界的聪慧少女和古怪任性的贵族老爷。而那些令人难忘的意大利和法国电影则都是些化妆时髦的故事，剧中的农民和贵族则经常被机械师或商人所替代。

战后10年里最受欢迎的欧洲电影——那些观众们后来最欣赏的片子——不可避免地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来讲述战争。欧洲解放后短期内拍了许多有关“抵抗运动”题材的片子——《刽子手》（1945）、《末日审判》（1945）和《铁道战》，所有影片中都把英勇的抵抗者和懦弱的通敌者、残暴的德国人之间划上了一条道德鸿沟。紧接着的一部分电影的故事背景（如实也罢，想象也好）都选在了柏林的瓦砾堆上：罗贝特·罗西里尼的《德意志零年》（1947）；由美国籍奥地利移民比利·瓦尔德导演的《外交事件》（1948）；沃夫冈·施道特的《凶手就在我们中间》（1946），这是唯一一部开始在道德观念上涉及并暗示纳粹暴行的德国片（但是整部影片都没有说出过“犹太人”这个词语。）

在这些影片中，罗贝特·罗西里尼执导了三部：《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战火烽烟》、《德意志零年》。和维托里奥·德·西卡一起，后者导演了《擦鞋童》（1946）、《偷自行车的人》（1948）和《D·恩贝托》（1952）。罗西里尼是1945-1952年拍摄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潮流的代表，新现实主义推动了意大利电影制片人走向世界电影前沿。就像同时代在伊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两部英国喜剧片一样，著名的有《通向皮姆利科的护照》（1949），这些新现实主义影片尤其以城市中战后的毁灭和破坏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使之成为战后电影的主题。但即便是英国最好的电影，也比不上意大利杰出影片中对人性中阴暗面的探索。

这些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事实”并没有反映出欧洲当时所处的时代，而是反映了战后被滤过的对战争的记忆和神话式的世界。工人、未遭毁坏的乡村、首先是年少的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代表了某些善的、未经玷污的、真实的东西——即使是处在城市废墟和贫困中间——用来反示那些错误的价值观：阶级、财富、贪欲、通敌、骄奢淫逸。影片的大部分都不会出现美国人（除了《擦鞋童》中出现擦皮鞋的美国大兵的镜头、《偷自行车的人》中出现的那张好莱坞明星丽塔·海沃斯的电影海报，但这只是为了同那个一贫如洗的海报张贴工人互相对比和映衬）；这是一个欧洲人的欧洲，他们生活在一个毁建参半的城市中，影片几乎是以纪录片的方式来拍摄（因此也得归功于战时军队的纪录片拍摄经验）。就像战后欧洲本身一样，1952年后这些影片也销声匿迹了。虽然新现实主义还是以某种奇特的后继方式存在于西班牙的生活中，刘易斯·加西亚·贝尔兰加1953年导演了《欢迎你，马歇尔先生》，又过了3年，胡安·安东尼奥·巴尔登拍摄了《车手之死》。

和同时代的其他各种娱乐一样，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一种集体愉悦。在意大利的小镇，每周观看上映的电影并对它进行品评，这是大多数居民的喜好，是一种可以公开讨论的大众娱乐。在英国，星期六上午放映的儿童专场上，歌词显映在银幕上，一个白色的小圆球会随着乐曲节奏逐词跳动，用来鼓励孩子们跟着一起唱。1946年前后，有这么一首歌一直在战后伦敦南区的孩子们中间传唱：

周六上午我们相聚，

人人微笑相互致意。

周六上午我们相聚，

心中珍惜这种聚会。

坐在剧场，我们都是

未来社会优秀公民，

捍卫自由，争当勇士！[7]

这种说教的意味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至少不会以如此直白的形式——因而用不了几年就会销声匿迹。但歌词中天真率直的老派腔调在当时仍然很有吸引力。工人大众中流行的娱乐如饲养鸽子、摩托车赛或猎狗赛跑等活动在这些年里达到了顶峰，随后开始慢慢下降，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加速滑坡。从观众们所戴的帽子上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贝雷帽（法国）和工人鸭舌帽（英国）都是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的，直到1950年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式。男孩子们的穿着还和他们的爷爷辈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都换上了短裤。

跳舞也很流行，这主要归功于美国大兵，他们介绍的旋转舞和博普爵士舞在舞厅、夜总会盛行，电台也广为播放这些舞曲（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很少有人买得起录放机，自动唱机也还没有完全取代现场伴舞乐队）。接下来的10年间几乎还未显露出代沟。1947年2月克里斯蒂安·迪奥推出的“新颜”系列，它的挑战性服饰与战时的衣衫紧缺形成了鲜明反差：拖地长裙，“羊腿式”垫肩，缀满了装饰结和褶裥，只要买得起，到处受不同年龄女士的追捧。外在形象更是一种身份（和收入）的象征，而不是年龄的表征。

当然，代际张力依然存在。在战争年间，受美国影响的伦敦懒汉、骗子们和巴黎的“小混混们”都穿“佐特服”，引起长辈们的极大不满；40年代后期在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中间又开始流行粗呢上衣，这种衣服的式样改自比利时渔夫们一直穿的传统外套，这暗示着年轻一代的穿衣风格将是倾向于下层，而不是崇尚上流。在巴黎，最顶尖的时尚夜总会“塔布”（意为“禁忌”）于1947年4月开张，它非常慎重地对待服装式样的宽容性。而1949年拍摄的一部法国片《相约七月》，揭示了被宠坏的年轻一代表现出来的缺乏庄重：午餐时，一位传统资产阶级家庭的老派父亲对最小的儿子的行为甚为震惊，特别是因为儿子居然坚持不打领带就坐下来吃饭。

但这一切都只是成长期逆反心理引起的一些小小变化，没什么新奇之处。战后欧洲各年龄段的人都在关心着如何将就度日。20世纪50年代初，意大利1/4的家庭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余大多数人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拥有室内厕所的家庭不到一半，只有1/8的家庭拥有浴室。在意大利东南端的最贫困区域，生活极端困苦：在位于克罗托内的马尔切萨托乡村，库托镇上唯一的一处公共喷泉要为9 000名居民提供干净的生活用水。

意大利南部的贫困是一个极端例子。而1950年在联邦德国，全国4 700万人口中仍有1 700万人被归为“急需帮助”一类，主要是因为他们无处栖身。即使在伦敦，那些榜上有名、等待住房安排的家庭，也需平均等上7年才有可能找到住所；在这段时期里，他们只能栖身在战后搭建的“预制件棚户”里——在城市周围的空地上用金属架搭建了许多简易房，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暂时栖居，等待新的住所完工后再解决需求。在战后的民意测验中，“住房”成了公众关心的首要问题；在德·西卡的《米兰奇迹》（1951）中，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群高唱着“我们想要有个家，孩子们才会相信明天”。

战后欧洲的消费方式反映了欧洲大陆持续的拮据生活，以及大萧条和战争带来的持久影响。英国实行配给制的时间最长，1946年7月到1948年7月对面包实行配额供给，对布票的配给制一直实行到1949年，对军需衣物和家具的管制直到1952年才取消，对肉类和其他许多食品的配给制也到了1954年夏才予以取消。其间由于1953年6月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加冕典礼而有过中断，当时每人额外分配到了1磅糖和4盎司人造奶油。即使在法国很快就取消了配给制（因而黑市亦随之消失），但是在战时实行的对粮食供应的控制方式一直没有放弃过，直到1949年才开始取消。

几乎所有的东西，不是根本没有，就是供应量很少（英国工党政府盖建的、最受欢迎的推荐家庭住房，标准是3间卧室一套的居室，面积大约只有900平方英尺）。欧洲人中间很少有人拥有汽车或冰箱——在生活水准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高得多的英国，女工们每天要买两次食物，或者步行，或者乘坐公交车，与她们的母亲或祖母一辈没什么差别。来自远方的商品都很稀缺，价格也很昂贵。在国际旅行方面的控制（为了节省宝贵的外汇）进一步普遍引起受限制的感觉，法律严禁外来务工者和移民进入本国（战后法兰西共和国一直沿袭执行20世纪30年代和被占领时期的法律，严禁输入外国劳工和不想放进来的外国人，只对有实际需要的熟练技工网开一面）。

在许多方面，与1913年相比，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欧洲不够开放和活跃，当然也更显破落。到了1950年，柏林的战争瓦砾堆也只被清除了1/4，这种情况不止是在柏林一地。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罗伯特·休森描写这一时期的英国人是“饱经风霜的英国人用老掉牙的机器在生产”。而在美国，到40年代末，大多数工业设备使用了还不到5年，战后法国机器的平均使用年龄却已到了20年。通常一位法国农民的粮食年产量可以养活5个法国人，而一名美国农民的年产量却达3倍之多。欧洲人为40年来的战争和经济萧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战后”状态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把战后所经历的困苦时期和即将来临的繁荣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延续得远比历史学家们所设想的长久。在当时，欧洲很少有人（无论得到多少消息）会被告知或预料到，即将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之规模会有多么巨大。过去半个世纪的实际经历使他们许多人产生了悲观和怀疑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欧洲是块乐观主义的大陆，政治家和评论家们都对未来满怀信心。30年过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人们的眼睛还是紧张地盯着可怕的过去。许多观察家对未来的预期都是：又一次的战后大萧条、政治极端主义的再现和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但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人这种集体性的悲苦情绪产生了一种深层意义上的反政治化效果：远非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方式求助于极端手段解决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暗淡岁月里，欧洲公众远离了政治。这种变化在当时只能隐约感觉得到，法西斯和共产党都难以应付日常的生存；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把政治作为集体行动的目标和语言；国内娱乐和国内消费的出现，取代了人们对公众事务的参与。

此外，还发生了一些事情。《纽约客》杂志的詹妮特·弗莱纳注意到，在1946年5月，战后法国占据第二位（仅次于内衣）最受欢迎的“实用”品是婴儿车。多年以来第一次，欧洲人又开始生儿育女了。1949年英国的出生率比1937年高出11%，法国更是前所未有地上升了33%。这次生育高峰的来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个大陆自1913年以来，主要的人口指标一直未能上升。在更多的方面，大多数同时代人可能并没有预见到：一个新的欧洲正在诞生。

[1] 战时英国的幽默主要集中在物资短缺、轻度的性影射，以及对美军士兵享有过分特权的私下怨恨。有时候这种幽默会三者合一：“你听说过有种新型的实用（Utility）内裤吗？拉（Yank，另一含义是‘美国佬’）一下它们就全掉了！”

[2] 但请注意，法国关于电影方面的出版物却远远超过这两个国家加起来的总和。

[3] 特莱弗尔·格仑迪，《法西斯童年回忆录》（1998），第19页。

[4] 吕克·桑特，《工厂真相》（1998），第27页。

[5] 她并不是唯一一位抱有维多利亚式幻想的人物。当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曾经提醒公众：1898年9月他曾在英军在苏丹的奥姆德曼骑兵部队任职。

[6] 高中历史教科书上关于佛朗哥上台执政一事的叙述是明明白白的：“经历了300年之后，西班牙的未来同往昔的命运紧密相连！……古代的进程并没有停止……逝者和生者行进在充满基督教义的大道上，在这个早已变化的世界和灾难动荡的中心，深深扎根……这是上帝赋予当今西班牙的一项伟大的重任……一种罕见的天命……通过帝国，走向上帝！”（费里齐亚诺·塞雷西达，《西班牙帝国与民族史》，马德里，1943，第273-274页）引自卡萝琳·波义德《祖国历史：1875-1975年西班牙政治、历史和民族同一性》（普林斯顿，1997，第252页）。

[7] Crosby：指Bing Crosby（平·克劳斯比），30年代百老汇著名歌手。此处利用英文缩写做双关语。——译者注

译者目录

卷一

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

林骧华

（全书统校，重版校订，前言与鸣谢，导言，第1-3章）

王晨

（重版校订）

唐敏

（第4-7章，尾声）

托尼·朱特著作目录

《1921-1926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建》

《1871-1914普罗旺斯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并非完美的往昔：1944-1956法国知识分子》

《论欧洲》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战后欧洲史》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记忆小屋》

《沉疴遍地》

《思虑二十世纪》

《1939-1948地中海欧洲抵抗运动与革命》

（主编）

《欧洲的惩罚政治》

（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编）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认同的政治学》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赞成我还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欧洲史（卷一）: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 / （美）朱特著 ; 林骧华 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4. 9

书名原文：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ISBN 978–7–5086–4613–8

Ⅰ. ①战⋯ Ⅱ. ①朱⋯ ②林⋯ Ⅲ. ①欧洲－现代史－1945-1953 Ⅳ. ①K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9977号

战后欧洲史（卷一）: 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

著者：[美]托尼·朱特

译者：林骧华 等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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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欧洲史（卷二）

——繁荣与革命 1953-1971

[美] 托尼·朱特 著

林骧华 等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卷二 繁荣与革命 1953-1971

第1章 政治稳定

第2章 幻想破灭

第3章 繁华年代

附记 两种经济的故事

第4章 社会民主时期

第5章 革命的幽灵

第6章 尘埃落定

总目录

卷一

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

*

卷二

繁荣与革命1953-1971

*

卷三

大衰退1971-1989

*

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1989-2005

卷二

繁荣与革命 1953-1971

第1章

政治稳定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之明显之前，大多数人也肯定已经明白，欧洲各国相互吵闹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欧洲想在这方面寻求出路，肯定一无所获，任何一位还在渴求世界霸权的欧洲人必然会绝望，或者成为笑柄，就像疯人院里的许多拿破仑党人一样。

——麦克斯·弗里奇，1948年7月

因为我们在那里派驻了军队，欧洲人就不分担责任了。他们不愿意为了保卫自己而做出牺牲，提供士兵。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反对法国拥有核信息的主要理由是，这有可能对德国人产生影响，促使他们也这么做。

——约翰·F·肯尼迪

你们知道，条约就跟少女和玫瑰花一样：到时候自然会凋零。

——夏尔·戴高乐

单凭政治制度就可以构成一个国家的性质。

——斯达尔夫人

英国历史学家J·H·普拉姆在其研究18世纪早期英格兰政治稳定发展过程的经典著作中写道：“大多是因为受到伯克和19世纪历史学家们的影响，民众普遍认为政治稳定的形成就像珊瑚的生长过程一样非常缓慢：是靠时间、环境、审慎、经验和智慧在几个世纪里逐步形成的一种结果。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加违背事实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一旦形成，往往是在转瞬之间，就像水突然凝结成冰。”[1]

在欧洲，这种情况意外地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

从1945年到1953年初，欧洲人一直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中，满心焦虑，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政治家们和公众一样，对1919年的调停失败记忆犹新。东欧共产主义的盛行更是勾起了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动荡的回忆。布拉格政变、柏林的紧张局面、远东的朝鲜战争，这一系列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危机，净是些令人不快的回忆。1951年7月，西方各盟国宣布结束他们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但是随着迅速加剧的冷战局势，仍然毫无缔结和平条约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这种希望。也没有人敢确定法西斯主义不会借助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或在其他任何地方死灰复燃。

各种国际联盟、机构网络的扩展和国际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为国际和谐提供什么保证。事后想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在欧洲委员会、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支付联盟和最重要的北约组织之间，实际上产生了国家之间的一种全新的、稳定的体制的萌芽。就像1950年欧洲委员会召开的“保卫人权大会”的文件显示，它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产生持久的意义。但在当时，这些文件就像发表它们的机构一样，只是代表了一种良好意愿，在20世纪20年代命中注定只能成为一些无效的条约或同盟。当时的人们对此都持怀疑态度，因此很少予以关注，这是可以原谅的。

此外，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朝鲜战争的结束，西欧在半清醒状态中跌跌撞撞地步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稳定的时代。40年来，西欧各国至少在它们相互之间首次处于没有战争或战争威胁状态。国内的政治冲突逐渐平息。除意大利之外，各国共产党开始逐步退入政治边缘化。人们也不再相信法西斯复仇主义会卷土重来。

由于冷战带来的不确定性，使西欧人找到了新的安乐。政治对峙的国际化，以及由此造成美国的介入，有助于消除欧洲国内政治冲突所产生的刺痛。上一个时代有可能引起暴力和战争的政治问题——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之间的国土争端、被占领后的奥地利的前途——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控制，总有一天会由强国对峙和协商来解决，而欧洲本身却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

德国问题还是没有答案。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的恐慌平息之后，西欧领导人意识到斯大林不会打算在中欧立刻“建立一个朝鲜”，德国东西双方之间要达成协议仍然为时尚早。西方的正式立场是，1949年形成的两个德国应当重新合并为一个民主国家。然而，这种重新统一并不可行，除非等到所有德国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要在其中生活的国家的政治制度，而且同时还要让联邦德国（西德）来代表所有德国民众。私底下，美国人像西欧人一样，倒并非不乐意眼看着德国就这样无限期地分裂下去。正如1959年2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总统艾森豪威尔所言：将“对此现状有许多话可说”，但这不是“我们可以公开表达的立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的立场也十分相同。斯大林在晚年继续坚持苏联的官方态度，认为莫斯科要寻求德国的统一，甚至表示只要德国不再拥有军备，莫斯科愿意接受统一后的德国保持中立。在1952年春的一系列外交照会中，斯大林提议四大占领国达成一项和平条约，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保持中立、解除军备，撤出所有占领军，由所有德国人自由选举成立一个德国政府。历史学家们曾指责华盛顿方面未能采用斯大林的建议——“失去了一次”结束冷战的“机会”，或至少可以在最严峻的对抗时刻消除刺痛。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领导人并没有把斯大林的外交照会当回事，他们拒绝采纳苏联的有关建议。虽然事后证明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苏联领导人对自己的建议也不是很上心，也不认真指望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会从占领区撤军，并且允许成立一个中立的、无任何军事装备的德国游离于四分五裂的欧洲大陆中部。要说的话，只是斯大林和他的后继者们并非不乐意看到美军一直逗留在德国领土上；在这一代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军常驻联邦德国（西德）是防止德国复仇主义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如果放弃这种保证可以换来德国解除军备并受控于苏联手中的话（为此目标，莫斯科十分乐意放弃它手中的民主德国［东德］和它们的民主共和国），那倒还值得去冒险一试；但若非如此，就不值得一试。

俄罗斯人坚决无法接受的是联邦德国重新军备化，为此他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苏联的策略并不是要在德国再统一问题上和西方达成共识，而是想阻止有可能出现的德国重新军备化。在打败希特勒仅5年之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国提出这个问题。假如国会能同意杜鲁门政府增强海外军事援助的请求，那么美国的同盟者，包括德国在内，就不得不自我担负起保卫欧洲大陆的责任。

1950年9月，当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首次和英法两国探讨德国军事重整问题时，遭到了法国的强烈反对。这证实了他们早期的疑虑：北约组织只是实现德国重新军事化的一个幌子而已，远非如美国所承诺的那样是为了保护法国的东翼地带。甚至德国人也对此不情不愿，当然这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康拉德·阿登纳对情势的改变把握得非常到位：联邦共和国将保持克制，而不只是抓住这次重整军备的机会。德国对西方的防御做出了贡献，作为回报，波恩应坚持要求国际上认可联邦德国，并赦免被盟军羁押的德国战犯。

法国预计到这类交易有可能会在它的背后悄悄进行，于是通过提出反对意见，预先取消了有关允许德国加入北约组织防卫的一切协商。1950年10月，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建议建立一个欧洲防务共同体，与舒曼计划相仿。除了大会、部长委员会和法庭外，这一共同体还将拥有自己的欧洲防卫军。美国人，还有英国人，当然对此想法很不乐意，但是同意参与，因为这是当时解决欧洲防卫问题的最好办法。

于是在1952年5月27日签订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此条约及其附加文件指出，一旦签约国认可这一条约，美国和英国将全力协助欧洲防卫军，并且终止对德国的军事占领。苏联曾经徒劳地许诺用一个解除德国武装的《和平条约》来干扰《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1953年3月，联邦德国联邦议院认可了这一《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接着，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也承认了这一条约。[2]现在只等法国国民议会认可这一条约，西欧各国就可以拥有一支所谓的欧洲军队了：将各国（包括德国在内）的军队混合组编在一起。

然而，法国人还是不太高兴。1953年11月，詹妮特·弗莱纳敏锐地观察到：“在全体法国人看来，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问题在德国人而不是俄罗斯人身上，只有美国人才认为问题出在俄罗斯。”法国人的犹豫不决惹恼了美国，在1953年12月北约组织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新任命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威胁说，如果欧洲防务共同体不能顺利建立，美国就会采取“令人不快的重新评价”。但是，即便普利文计划只是法国总理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公众的辩论却早就揭示出法国民众极不情愿在任何情况下同意德国重整军备。况且，这一份关于德国重整军备并建立欧洲军队的建议提得太不是时候了：法军刚在越南遭遇败仗，很丢面子。新上任的法国总理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做出了正确估计，如果他拿脆弱的联合政府之前途去冒险违抗民众意愿，而同意法兰西民族的敌人重整军备的话，那就太过冒失了。

最终，当《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最后提交国民议会审批时，孟德斯-弗朗斯拒绝利用这个问题换取美国的信任，从而在1954年8月30日以319票对264票否决了这个条约。于是，成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并在欧洲军队中容纳重整军备的德国人这一计划就此宣告终结。在一次和比利时外交部长保尔-昂利·斯帕克及卢森堡首相约瑟夫·贝奇的私下会晤中，阿登纳恼怒地将孟德斯的行为归因于他的“犹太性”——根据这位德国总理的说法，孟德斯将自己和法国民族主义情节纠结在一起，显得太过分了。对于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流产，孟德斯自己的解释看上去似乎更有道理：“欧洲防务共同体里过多地强调了整合，但是对英国却考虑得太少。”

欧洲人和他们的美国盟友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现在的情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鲜战争已经结束，斯大林也已去世，北约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已经站稳脚跟。法国可以在短期内成功地阻止欧洲防务的建立，但却无法长久阻止下去。几周后，国民议会即将就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问题进行投票，美、英、法这几大西方盟国为此两次会晤，在伦敦和巴黎匆匆召开会议。在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提议下，迅速地通过了一系列建议[3]——所谓的《伦敦协议》——并在后来的《巴黎条约》上得到最后的完善，奠定了接下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欧洲防务政策的基础。

为了解决“对英国考虑得太少”这一问题，艾登提出承担英国军队（4个师）常驻欧洲大陆（这是自中世纪以来的第一次）。1948年的《布鲁塞尔条约》将被扩充为“西欧联盟”，德国和意大利都将加入该组织（虽然在我们看来，1948年条约的目的明显是为了相互保护、抵抗德国）。相应地，法国将同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拥有不超过50万人的兵力；德国将作为主权国家加入北约组织。[4]

当这些条约都被认可并开始生效后，德国的被占领地位将从此消失，除了在名义上之外，西方盟国完全地同它们过去的敌人正式和解。盟国军队将继续驻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防范德国重蹈覆辙，但在形式上却是以欧洲军队的身份，并将遵守共同协议。对这些新的计划，法国并非毫无异议地举双手欢迎，但因处势不利，只好放弃自己提出的那些变通性的建议。即便如此，联邦德国从1954年的条约中获得的总体利益要远远超过普利文计划。在有关德国问题的国际争端中，法国已经不是第一次成为自己最糟糕的敌手了。可以理解，法国对《巴黎条约》也是抱着非常模棱两可的态度。1954年12月30日，国民议会投票认可这些条约，以287对260票、仅27票的多数赞成票得以勉强通过。

如果说法国人对此态度犹豫的话，那么俄罗斯人是明摆着很不满意。1955年5月15日，即德国正式加入北约组织后10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撤消盟国高级委员会那天，苏联宣布成立“华沙条约”国组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结成联盟，为了“友谊、合作和互助”，接受统一指挥。莫斯科废止了和英、法缔结的战时结盟条约，别无选择地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接受其纳入华沙条约。虽然“德国问题”并未得出确切的答案，但双方都整个地融入了各自的国际联盟，使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边，它的地位自然由仍未解决的难题，即它的前首都、如今已遭分裂的柏林来替代。

此刻，德国近期的问题解决了，双方都迫切地去面对那些次要的矛盾冲突和紧张关系。克里姆林宫的新人，尤其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欧洲严格奉行他们自己的“和平共处”方针，和美国一起将可能引起未来冲突的风险降到了最低点。在宣布“华沙条约”的第二天，四大国签署了《奥地利立国条约》。条约规定，奥地利将成为独立国家，保持中立，既不加盟北约组织，也不加入华沙条约，可以自由选择道路。[5]但在辩论立国条约时，奥地利议会在文本中加上了“中立”的内容。四国的占领军准备撤军——虽然苏联早就从其奥地利东部占领区内攫取了大约1亿美元的资产，却还要求得到最后的1磅肉：要求奥地利再付给苏联1.5亿美元，“买下”苏联在奥地利东部地区的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南面的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达成了协议，结束了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僵局。通过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从中斡旋，1954年10月形成了协议：的里雅斯特市留归意大利，但其周边主要由斯洛文尼亚人居住的外围地区应该返归南斯拉夫。的里雅斯特协约和那些年里签订的其他许多条约一样，被认为是一种“临时措施”：根据意大利驻美国大使阿尔伯托·塔奇亚尼的话说，《的里雅斯特协约》“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临时性的，实际上它是最终条款”。

在处理欧洲事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缓和”情绪，它使那些关于奥地利、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协约的制定成为可能。比如，以1955年7月在日内瓦（自波茨坦会议以来首次）召开的峰会为标志，它接受了16个新成员国加入联合国，打破了长达10年之久的东西方敌对的死结。除了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和艾登之间形成了友好交流的氛围外，日内瓦会议上解决的最重要议题是还留在苏联手里的1万名德国战俘的命运。作为对1955年9月阿登纳出访莫斯科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回馈，苏联领导人同意遣送这些人回德国：当年遣返了9 626人，剩下的也在1956年1月底全部送回了德国。此时，德国西邻的一些小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波恩达成了最后的协议。1955年，丹麦就少数边界问题和战争赔偿问题同德国达成了协议，一年后比利时也达成了协议（然而，卢森堡大公国直到1959年才和德国达成协议，而荷兰则等到了1960年才达成协议）。实际上不言而喻，本书接下来要讲述的是欧洲战争的罪行、遭受的惩罚及带来的后果。

这些安慰性的进展是在重大的国际军备竞赛背景下展开的。这种吊诡式的现象——虽然当时两大强国正在全副武装为最终的热核战争做准备，但是欧洲和平的解决方案正在成形——它实际上并不像其表面显现的那么怪异。美国和苏联越来越重视对核武器的战略思考，以及洲际导弹及其运载问题，这就把欧洲各国从它们在资源舞台上无法匹敌的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中解脱了出来，尽管中欧最有可能在未来战争中成为战区。因此，这些年里西欧经历的冷战和美国甚至苏联所感受的冷战在形式上完全不同。

美国的核武器在20世纪50年代增势迅猛：1946年仅9枚，1948年拥有50枚，到了50年代初，达到了170枚，到1952年，美军装备可供使用的核武器达到了841枚，在德国加入北约组织之前，又扩展到了约2 000枚（7年后，在古巴导弹危机前夕，其数量达到2.8万枚）。为了能运输这些炸弹，美国空军组建了一支B-29型轰炸机近程机群，从1948年柏林封锁时期的约50架飞机，扩建到了远远超过1 000架，历时仅5年之久；1955年6月，首架带有洲际导弹的B-52型轰炸机开始服役。由于苏联在欧洲拥有人力和常规武器上的绝对优势，所以这些机载的核武器不可避免地成了华盛顿方面的核心战略，尤其是在杜鲁门总统1950年3月10日下达加速研发氢弹的密令之后。

1949年8月，苏联试验成功了一颗原子弹，这促进杜鲁门下定了决心。美苏之间在核武器能力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埃鲁吉拉伯环珊瑚礁试验成功第一颗热核武器；而苏联第一枚热核武器试验成功则是在时隔10个月之后，即在1953年8月12日宣布在塞米帕拉金斯克首次试验成功。同年9月，美国第一批战地核武器运抵联邦德国；次年1月，杜勒斯宣布了艾森豪威尔关于北约组织即将“核武器化”的“新面貌”政策：在欧洲战场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将成为西方联盟的防卫策略之一。为了让苏联相信西方联盟可能真的对其开火，他们想废除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的差别。1954年4月，杜勒斯在北约组织委员会上解释说：“面对目前存在的威胁，美国认为使用原子武器的能力对于捍卫北约地区的安全是关键性的。总之，这些武器现在都应当被当作常规武器来看待。”

北约组织的核武器化和欧洲大陆的稳定并非事出巧合。同样在苏联看来，中欧和西欧的常规战争已经逐步丧失了他们的战略意义。莫斯科也正在储备核武器——最初是在1950年，当时只有5枚，但到了50年代末就已经制造了约1 700枚核武器。但苏联强调的重点是要提高核武器的发射能力，不是射向欧洲战场，而是要跨过大洋，与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本土仅几百英里之遥在德国设置的核武器基地相抗衡。

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提出的著名的“导弹差距”说，这个神话成了苏联宣传攻势的一个成功案例；当时大家还公认苏联在教育和科技方面占有优势，这同样是个神话。比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早了20年，赫鲁晓夫及其高层官员们就已经凭直觉意识到他们所统治的帝国从根本上来说是“拥有导弹的上沃尔特”（Upper Volta，即今天的布基纳法索。施密特曾用此语形容苏联除了导弹一穷二白）。但是苏联在增强导弹能力上也确实付出了很大努力。苏联第一次成功试验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在1957年8月，比美国早5个月。接下来，1957年10月4日成功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再次证实了苏联的实力（令美国非常恐惧[6]）。

弹道式武器——可以从苏联内陆发射核武器弹头瞄准美国的洲际导弹——对尼基塔·赫鲁晓夫来说独具魅力。它们比常规武器便宜多了，可以使赫鲁晓夫在保持重工业和军事方面发展的同时，转移其他资源用于消费品的生产。而且它们还有一种奇怪的结果，即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大减少发生大战的可能性，这一点双方都将体会到。核武器使得莫斯科和华盛顿双方在形式上看来更加趋于好战——似乎已经准备好了并想要使用它们，这一假象看起来很重要——但事实上却使战争进一步遭到了制约。

对美国人来说，核武器还有另外一种吸引力。美国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使自己能够从欧洲事务的纠纷中抽身而出，他们的卷入早已背离了建国领袖们最初的美好愿望。欧洲的核武器化是解决此事的一种途径。今后将没有必要让大批美军士兵长期驻守在欧洲的腹地了——政治家们和军事战略家们都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欧洲能够实现自我防卫，一旦苏联发动袭击的话，美军会坚决保证支持欧洲实行大规模的核武器还击。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曾反复重申，美国在欧洲驻军一向只是“一项权宜之计，是为了给我们的海外友人们带来信心和安全感”。

美国一直未能实现从欧洲撤军的原因很多。在全欧洲的集体要求下，临近20世纪50年代末时，美国一直在想法促成欧洲集体指挥下的核震慑能力。但英国和法国都不太喜欢这一想法。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在原则上都反对核武器。1952年8月，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首次成功爆炸了一颗钚弹；14个月后，英国王家空军装备了第一颗原子弹。出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考虑，当时的英国政府迫切希望把欧洲大陆的战略防御转换到核震慑上来：实际上，英国的敦促在说服艾森豪威尔提出“新面貌”政策的过程中起了作用，而英国政府并不反对拥有核装备发射能力的美国轰炸机在英国国土上建立军事基地。[7]

法国人也有一项原子武器计划，在1954年12月得到了孟德斯-弗朗斯的认可，但是法国独立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直到1960年2月才爆炸成功。然而，英法两国都不愿意把核武器的控制权交给欧洲防务组织；法国人尤其怀疑美国人可能会让德国获得发射核武器权。美国人不太情愿承认他们驻守在欧洲是责无旁贷的，而这又恰恰是他们的欧洲盟友们所乐意听到的话。[8]

把美国和欧洲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桩事件是柏林问题。由于1948-1949年苏联对柏林的封锁遭到了失败，使德国前首都有点儿像是一座开放的城市；东、西柏林之间通过电话线和其他穿越各个占领区的交通网络继续保持着联系。同时，柏林也是东欧得以进入西欧的唯一交通要道。那些想要逃往西部的德国人可以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意角落涌向东柏林，沿着和西柏林相连接的公路或铁路线，从苏联占领区进入西方盟军占领区，直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任何地区。只要能够顺利抵达这些地方，他们就自动成为联邦德国公民。

然而这样的旅途并非一帆风顺，没有危险。那些逃亡者只能携带一些力所能及带走的东西。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那些民主德国的年轻人铤而走险。从1949年春到1961年8月，约有280万到300万的民主德国人通过柏林来到了联邦德国，约占民主德国总人口的16%。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专业技能——这些男男女女曾经是民主德国的未来和希望；但其中也有一些是为了躲避1952年农村集体化的农民和经历了1953年6月那场残酷的压迫后逃离民主德国的工人。

因此，柏林的奇特地位使民主德国政府十分尴尬，给它处理公共关系带来了灾难。1959年12月，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字斟句酌地对莫斯科说：“目前柏林开放的现状，确切地说，这座城市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受管制的边界线，让人们对两边做出草率的比较。很不幸，这种比较对民主德国并非有利。”柏林的这种状况既然可以为莫斯科所利用，当然也能为他人所利用——这座城市成了冷战中重要的情报通讯站和间谍中心；到1961年为止，那里大约有70家不同的情报机构，也正是在柏林这里，苏联的间谍机构取得了一些最辉煌的战绩。

不管怎样，现在的苏联领导人已经接受了德国分裂的事实，把德国东部完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他们无法继续对大批人力资源的不断流失漠然视之。并且，莫斯科再次引起了国际上对柏林的直接关注，在该城市的地位问题上造成了长达3年之久的国际危机，从而伤害了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感情。到了1958年，苏联开始重新担忧美国人这次有可能计划采用核武器来武装联邦德国的同伴。看来这点并非是毫无理由的多虑——毕竟很多西欧人也都有过这种想法。因此，赫鲁晓夫开始利用柏林——这座俄罗斯人原本毫无兴趣的城市——作为一种压力来阻碍波恩的核武器化，因为他们对波恩还是非常在乎的。

第一次“柏林危机”发生在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发表公众演说，对西方列强宣称：

帝国主义分子们使德国问题变成了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长久根源。联邦德国统治者在尽其所能地煽动军事激情以对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阿登纳和国防部长施特劳斯的讲话、联邦德国防御力量的原子弹装备和各种军事操练，都明确表明了联邦德国领导层的政策取向……是时候了，波茨坦公约的各签约国应该放弃对柏林剩余地区的占领权，从而提供可能，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一切正常化。苏联本身将把控制在苏联各机构手中的权力转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

赫鲁晓夫这次挑衅的公开目标是要美国人放弃柏林，并允许它成为一座“自由的城市”。两周后，这一愿望显得更为迫切，苏联领导人要求西方各国下定决心在6个月内撤离柏林。如果他们照做的话，他们集体承诺捍卫西欧的可信度就将遭受严重削弱，而要求中立、反对核武器的呼声将在联邦德国和其他地方越来越高涨。然而，即使西方列强坚持暂时逗留在柏林，苏联也会有可能作为交换条件，坚决要求西方同意不给波恩任何核武器。

西方领导人拒绝在柏林问题上做出让步，他们宣称苏联自己违背了波茨坦公约：在达成最后协约前就把东柏林纳入了民主德国政府体系。赫鲁晓夫又做了一次尝试。在1959年夏在日内瓦举行的一系列外交部长会谈失败之后，他一遍遍地重申着自己的主张，先是在1960年，接着又在1961年6月，即必须结束西方军事力量对柏林的占领。否则，苏联将单方面撤离柏林，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平条约，让西方和独立的民主德国去谈判其占领区的命运问题。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夏，柏林危机逐步激化，外交形势紧张，大批民主德国的公民像潮水般移居国外。

1961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高峰会议上，赫鲁晓夫向新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下达了最后通牒。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上届高峰会议原本是定在1960年5月举行的，但当时因苏联击落了美国空军飞行员盖里·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而被取消了，美国很不情愿地承认当时他们正在执行高空间谍活动（最初曾全盘否认说对此毫不知情）。在同肯尼迪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威胁说如果到本年底还未见结果的话，他将“清洗”西方在柏林的权力。

在公开场合，肯尼迪和他的前任艾森豪威尔一样，采取的是强硬路线，坚称西方国家永不背信弃义。华盛顿是在按照波茨坦公约行使权力，提高国防预算尤其是用来支持驻守在德国的美军。但在非正式场合，美国却显得比较圆通。美国人和他们的联邦德国同伴不一样，接受了民主德国国家存在的这一事实，理解苏联对阿登纳，尤其是他们的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在最近发表的言论中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调子。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推动德国局势向前发展，正如1960年3月28日艾森豪威尔对麦克米伦所说的，西方不可能“真正负担得起在今后50年里囿于这一小块地方”。出于同样的想法，在维也纳会议上，肯尼迪向赫鲁晓夫保证说美国并不想“因此而剥夺苏联与东欧之间的联系”：这暗示着承认俄罗斯人仍然可以保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德国东部在内，以及原德国所属现归波兰的领土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领土。[9]

肯尼迪回到华盛顿后不久，东德当局开始对那些企图移民者实行旅行限制。作为直接回应，美国总统公开重申西方联盟对西柏林的承诺——此举暗示着承认了苏联对东柏林的控制权。经由柏林移居国外的人口比例上升更为迅猛：7月份就有30 145人涌向西部；1961年8月的第一周，又迁移了21 828人，其中一半人还不到25岁。如果以此速度继续下去的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很快就会变成空壳了。

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对柏林问题要快刀斩乱麻。在8月6日的巴黎会议上，盟国外交部长们再次拒绝苏联提出的威胁：假若无法达成解决方案的话，苏联声称将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平条约。于是，莫斯科授权民主德国划一条界线，实实在在地把东西两边分隔开来，一劳永逸。1961年8月19日，东柏林政府分派士兵和工人砌筑横穿整座城市的分离墙。仅用了三天时间，就草草砌完了整座墙，使它足以阻止柏林东西两端的日常往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对这道墙又进行了加固和抬高。接着又安装了探照灯和带刺的铁丝网，并配备了岗哨；那些紧挨着墙壁的建筑物上的门窗先是被封闭，后来又用砖堵死。街道和广场被一分为二，两边的跨城交通联络要么得服从封锁政策，要么被完全中断。柏林建了“柏林墙”。

西方盟国当真害怕了。1961年10月，连着三天，苏联和美国的坦克车互相对峙在划分各自地界的关检口——这是他们之间仅剩的最后联系之一——民主德国政府以此来考验西方列强的意愿，来确定它们是否继续拥有进入东部地区的入境权，是否遵守四大强国之间的协约。面对当地美军驻军司令的拒不妥协——他坚决不承认民主德国有权妨碍盟军的行动——苏联只好不情愿地同意今后30年内四大占领国军队继续逗留在原地，然而双方都认可了当地德国现存政府对各自区域内的管辖统治权。

私底下，许多西方领导人对柏林墙的出现都大大松了口气。3年来，柏林一直是可能引起国际对抗的爆发点，其局势和1948年相仿。肯尼迪和其他西方领导人私下里都一致认为，建立一道横跨柏林的高墙这一结局远比引发一场战争好多了——不管在公众场合是怎么宣传的，那些西方政治家当中几乎没有人敢真的想象如何去命令他们的士兵“献身为柏林而战”。迪安·腊斯克（肯尼迪时期的国务卿）悄悄地观察到，柏林墙很管用：“用实实在在话来说，它能使柏林问题很容易地得到解决。”

柏林危机的最终结果显示，两大霸权国家之间存在的共识远大于他们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异议。如果不是莫斯科再次提出盟国在柏林的地位问题，华盛顿有可能会接受民主德国政府存在这一事实，而顶住联邦德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压力，双方都关注着中欧的稳定；但更关键的是，美、苏都对来自它们各自庇护的两个德国的抱怨声和不断需求感到了厌倦。冷战的第一个10年，把德国的政治家们划分为力量很不平衡的两派，分别依赖于华盛顿和莫斯科。因为害怕对“他们的”德国人失信，列强们只好同意阿登纳和乌布利希的胁迫，分别“坚决挺住”。

我们注意到，莫斯科其实从未打算在德国东部占领区建立庇护国，但却殚精竭虑地支持在柏林成立一个弱小而不受欢迎的共产党政权，以此作为第二解决方案。反过来，民主德国共产党人却一直在心里有一半担心着苏联宗主国将来有一天会出卖他们。[10]因而这道柏林墙多少给了他们一些慰藉，虽然他们对赫鲁晓夫在建起障碍墙后拒绝继续施压、争取签订和平条约感到了失望。对波恩而言，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担心美国人会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以前华盛顿老是高高在上地安慰他们说，美国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波恩，然而，一旦这堵高墙树立起来之后，美国人就明显地默认了这一切，这就更加加深了西德人的焦虑。因此，柏林墙建立后，华盛顿方面反复承诺，说美国决不放弃他们的占领区，这成了1963年6月肯尼迪发表著名的“我是柏林人”宣言的背景。到1963年止，美国共有25万名士兵驻守在欧洲，显然美国人和苏联人一样，整个过渡期间都驻守在那里。

柏林墙的建立，标志着柏林已不再是世界和欧洲事务的危机区了。虽然时隔10年才达成了正式协议，决定了通道问题，但1961年11月，柏林就不再是争端了，西柏林也逐步进入政治稳定状态。甚至连苏联人也对它失去了兴趣。奇怪的是，西方对此并没有一眼看透。当1962年古巴危机爆发的时候，肯尼迪及其顾问们都确信，赫鲁晓夫正在精心策划复杂的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达到他在德国的长期目标。这一点他们早就从1948-1950年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训。

杜鲁门和艾奇逊曾把入侵朝鲜看作苏联寻求越过德国分界线的序曲，因此，肯尼迪及其同事们也把这次古巴安装导弹事件看作苏联胁迫美国在柏林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一着棋子。古巴危机事件发生的最初10天里，美国领导人每一小时都在重新考虑西柏林问题，考虑是否有必要对赫鲁晓夫在这座分裂的城市中预先谋划好的对抗行动采取“中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对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解释说：“不用我指明，您也应该明白赫鲁晓夫这一秘密的、危险的行动和柏林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问题是，肯尼迪对苏联最近的胆大妄为和宣传之词过于当真，他对美苏关系的理解都围绕着柏林问题来展开了。这就进一步戏剧性地推动了古巴危机，并使之在表面上显露出重要性，导致10月19日肯尼迪对他的顾问们私底下说道：“我想我们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古巴，也包括柏林。我们认识到了柏林对于欧洲的重要性，也认识到我们的盟友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这也是这些天来导致这件事令人进退维谷的原因所在。否则的话，答案会更容易些。”3天前，当古巴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对苏联的这一行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概括说：“我也认为柏林在很大程度上也牵涉在里面。我第一次开始真正想知道赫鲁晓夫先生在柏林问题上是否完全出于理性。”

然而赫鲁晓夫事后得知，对柏林问题完全是出于理性考虑的。在欧洲，苏联确实在常规武器方面拥有超强的优势实力，只要它愿意，它可以在任一时间占领西柏林（和西欧大部分地区）。但是既然美国已经发誓说，会动用一切手段来捍卫西柏林的自由（实际上是指利用核武器），赫鲁晓夫可不想为了德国而冒核战争之风险。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评论道：“肯尼迪高估了赫鲁晓夫及其盟国对柏林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其实最咄咄逼人的手段只不过是砌一堵柏林墙。”[11]

撇开柏林和古巴，这两个超级大国以惊人的速度着手解决第一次冷战所带来的不安定局面。1963年6月20日，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一条“热线”；一个月以后，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场美国、苏联和英国之间的会谈，最后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于10月10日开始生效，对欧洲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大部分原因并不在于它所提出的公开目标，而是在于它隐含的“潜在内容”。

两大强国都想禁止核武器落入中国和联邦德国之手，这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真正目的所在。许诺建立一个无核化的德国，只是莫斯科为折中地解决柏林问题所寻求的权宜之计；这也是美国为了达成此目的而宁愿在波恩招人嫌恶的原因所在。联邦德国的公民对德国核武器装备遭否决一事多少有些心怀怨恨，就像他们接受柏林被分裂这一现实一样，这是他们想要继续使美国在当地驻军所付出的代价。然而，该条约明显标志着苏联战略重点的转变：从欧洲转向了其他各大陆。

欧洲冷战开始进入稳定期、其可能性不降反“热”，而且所有情势远远超出了欧洲人自己的掌控范围，反而使得西欧人确信常规战争的爆发似乎早已过时。在1953-1963年间的许多观察家看来，战争是不可思议的，至少不会在欧洲大陆爆发（在其他地方，战争永远都是解决争端的途径）。假如战争来临的话，那些拥有巨大核武器库的超级大国们也就必须承担难以想象的后果，因此只得把它归结为某一方的判断失误。在那样的情况下，欧洲人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来缓和这些结局。

然而，并非人人都是这么考虑的。在一小部分人当中，同样的事实有利于激起一场运动，紧急呼吁核裁军。1958年2月17日，英国伦敦有人发起了要求核裁军的运动。从一开始，他们就和传统的英国激进派表示不满的政策有所不同：支持者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左翼倾向的非暴力派，他们首先对自己的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而不是针对苏联人或美国人（英国两大政党都一致确信英国有必要独立拥有核威慑力，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事情很清楚，要是离开了美国提供的导弹和潜艇，英国的炸弹永远不会击中目标）。

1962年，在核裁军运动高峰时期，居然有15万名该运动的支持者参加了年度游行，抗议在奥尔德马斯顿举办的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成立大会。然而，和在联邦德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那些相同性质的核裁军运动一样，英国的这场运动到了60年代开始逐渐销声匿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出台后，这些反对核武器的运动者们就逐渐失去了关联；要想获得证据申明欧洲即将面临着灭顶之灾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些新的议题取代了核裁军，被提到了新的议事日程上，引起了激烈争论。连苏联原来的反原子弹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洛夫也开始不再关注即将来临的核灾难可能造成的危害性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全球性问题”转向了“保护个体民众”。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西欧人如果确实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他们是赞成核裁军的：1963年的民意测验显示，意大利人尤其欢迎废止一切核武器。法国人还不是完全的废除派，而德国人和英国人则分为两派，然而他们当中还是以反核者明显居多数。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关于裁军的激烈争论不同的是，欧洲的核武器问题并没有对人们产生多大影响。它太抽象化了。只有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名义上）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中只有西德的一小部分政治机构需要寻求核武器装备。

意大利人、丹麦人和荷兰人不时地对美国在他们国土上设有美军基地感到担忧，害怕一旦战争爆发，就会由此陷入危险。然而，这些引起关注的武器都属超级大国所有，大多数欧洲人都还算足够理智，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左右莫斯科和华盛顿方面所做的决定。事实上，处在现实的意识形态边缘的美国冷战理论，使许多西欧人在核战争即将爆发的威胁已消失的时候，自我慰藉地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通过允许美国捍卫他们的安全而在帮助美国。因此，他们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参与裁军的争论，而是只关心建设自己的家园。

20世纪50年代欧洲政治场景中最值得注意的并不在于它所看到的变动，而是它没有看到的变化。战后欧洲那些自治民主国家的重新崛起就多少令人惊奇——它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发动战争，那些年长的领导者们虽未明确表态，但其共同的政治信条都是“不做试验”。尽管背离了大众的期待，西欧的政治气温还是从过去40年来的高热期降温了。虽然公众仍对过去这段时间里经历的灾难记忆犹新，大多数欧洲人却轻松地远离了全民运动型的政治。选民（有许多地方的选民中首次出现了妇女）主要关注的不再是革命的希望和经济的绝望，而是政府能否提供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对此，各国政府和各个政党都做出了相应的回答。

意大利的变化尤其惊人。和欧洲的其他地中海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不同的是，意大利成了一个民主国家，虽然尚待完善，但却将在战后几十年里一直维持这一状态。这一成果可不小，意大利曾是一个从根本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事实上，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它的存在很久以来就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并且还会在后来的岁月里引起争议。20世纪50年代初的研究表明，每5个意大利成年人中只有不到1人会用意大利语交流：许多意大利人仍然把他们的籍贯地作为最重要的身份标志，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使用方言或本地语言。对那些没有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而在那些年里，这批人占据了人口中的绝大多数。

意大利南部更是出名的落后，战时曾在那不勒斯驻守过的英国军官诺尔曼·路易斯对那不勒斯随处可见的送水人大为诧异，“和庞贝古城湿壁画中所表现的几乎没什么两样”。墨索里尼时期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罚流放到此的一名来自皮埃蒙特的医生卡罗·列维在《基督驻足埃勃利》（初版于1945年）一书中也做了类似的描述，经典地再现了意大利南部贫瘠高原上的边远乡村生活。南部非但没有什么变化，还很穷困。1954年的一份议会调研揭示85%的意大利贫困家庭都居住在罗马以南。在意大利东南部阿普里亚的农民一年的收入最多是他们在伦巴第的同行所挣的一半。假设当年意大利人均收入为100的话，那么在意大利最富有的西北部的皮埃蒙特的人均收入则为174，而在最南端的卡拉布里亚仅为52。

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意大利由来已久的分裂状态：意大利的北部地区从1943年9月起，经历了将近两年的德国人的统治和政治反抗，接着又遭遇了盟军对一些激进城市的军事占领；而意大利南部地区则在西方盟军到来后就很快结束了战争。意大利南部地区沿袭了法西斯统治时期的社会和行政体制，因而墨索里尼手下的一名将军未经流血事件就成功发动了政变，取代了墨索里尼。除了南北之间早就存在的政治、经济差异外，现在的南北部意大利人之间又多了一层对战争的不同记忆。

战后农业改革的失败，导致意大利政府只好对该国令人伤透脑筋的“南部问题”采取新的措施。1950年8月，意大利国会设立了南部地区基金，开辟了用国家财富救助贫困的南部地区的渠道。设立基金这种做法本身并无新颖之处，罗马试图改变南部贫困和无助状况的努力，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就具有改革意识的乔万尼·乔利蒂政府。然而以前的努力收效甚微，令意大利南部居民痛苦的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还是移民，而这一做法早在意大利进入现代社会就开始产生了。无论如何，比起以前的计划来说，基金意味着对南部更多的资源投入，成功的希望也更大，因为这更适用于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的核心政治机制。

共和国的国家功能和原先的法西斯前任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倒是从前任那里继承了许多官僚人员[12]，罗马的任务是提供就业、服务和福利，这对多数意大利公民来说是唯一的救助途径。通过各种中介公司和控股机构——其中有些如墨索里尼建立的工业重建局、国家社保局和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国家碳氢局——意大利的大型经济部门或由国家拥有，或由国家控股：能源、交通、机械工程、化学，尤其还有食品工业。

无论从经济方面证明这一战略有多么失策（部分根源在于两次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自给自足经济运动），它的社会和政治优势却十分清晰。20世纪50年代初期，工业复兴公司（IRI）雇用了21.6万工人，其他机构，包括国家官僚机构的一些分支部门，更是雇用了几十万人员。基金会支持的合同工劳务——道路建设、城镇住房建设和乡村灌溉系统工程——以及国家补贴建设的新工厂和商业服务业也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还有中央政府提供的大量资金来源也促成了国有企业本身雇用大量人员：到50年代中期，每5名公务员中就有近3名来自南部地区，虽然该地区总人数还不到整个国家人口数的1/3。

这些就业安排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和犯罪行为；共和国沿袭了原先的统一国家的做法，对此坐视不理。谁掌控意大利国家大权，谁就或明或暗地享受特权。因此，在战后的意大利，无论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有多狂热，首要的目标都只是为了争夺国家大权，借此途径获得拥有某种特权和恩惠之权柄。一旦这些权柄已稳操在手并得以运作，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手下的基督教民主党徒及其后继者们表现出来的手段和技巧就变得无人匹敌。

1953年和1958年，基督教民主党先后两次得以保全40%以上的选票（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其选票才降到了38%以下）。通过联合中间派的其他小党派，他们一直顺利执政，直到1963年，他们才和非共产党的左翼各小党派共享执政大权。除了按传统来自威尼斯和威尼托区的天主教徒的投票外，他们最强大的支持者来自南部地区：巴西利卡塔、莫利塞、卡拉布里亚，以及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这些小镇居民投基督教民主党一票，并非出于忠心，而是一种效劳，这一传统延续了好几代人。那些一次次当选的南部小镇市政厅里的基督教民主党市长们和国会议员们，靠的是向人们许诺说，他们会拥有电力和室内管道，会提供农业按揭、修缮道路、开办学校和工厂，并提供就业——由于该党一直当权，所以他们代代相传地重复这些许诺。

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做法在很多方面和联邦德国、荷兰及比利时的各基督教民主党很相似。它缺少意识形态根基。当然，德·加斯佩利及其后任一直小心翼翼地与梵蒂冈教权定期会晤，在立法的提议或支持方面从不违逆梵蒂冈之意；教会对自1861年以来新成立的意大利国家反教会的世俗主义心存报复，战后的意大利在某些方面就成了这种报复的契机。但天主教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远远低于它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们认定的程度。控制社会的主要渠道是有权有势的中央政府各部，重要的是，和战后几年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一样，加斯佩利很注重把内务部直接掌控在基督教民主党手中。

基督教民主党及时引入了慈善和捐助等社会救济体系，使之成为意大利国家政治整体中的一部分。其他政党也被迫仿效此行：在那些由意大利共产党执政的城市和地区，比较著名的是“红色”波洛尼亚和艾米利亚周边地区，共产党供养着他们的支持者并施惠于他们的救济对象，城市工人和居住在低地坡谷里的小土地拥有者。要说有差别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强调市政管理的正当性和诚信，而不像南部基督教民主党政府那样一派腐败，而且和黑手党之间有着不清不白的瓜葛，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腐败几乎成了天主教民主党的专利权；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在南部大城市执政的社会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政治上，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机会的副产品。

意大利式的政府并不具有特别的启迪意义，但是奏效。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地区的公众和市民活动事实上都被划分给各个政治家族。所有的工业都成了基督教民主党“殖民地”。对报业、广播业及后来的电视业的控制和利用由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和共产党来分管，它们偶尔也会给那些正在逐步走向衰退的旧派反教会自由人士以一定的津贴。所有的就业机会和福利优惠都被按比例分配给当地、各地区及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从工会到体育俱乐部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都被分别划归给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共和党和自由党等各派去掌管。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体制总体来说是种浪费，不利于个体创新和提高财政效率。意大利出现的“经济奇迹”（下文详述）并非得益于该体制，而是在摒弃它之后才产生的。

然而，战后意大利的稳定才是促成国家经济发展和后来社会转型的最关键的必要条件。不管表面看起来显得有多么似非而是，这种稳定又恰恰建立在上述特定的组织分布上。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都不会长久地赞同某一政党或政纲，而按比例来选举议员的这种复杂的选举制度所产生出的议会，也分裂为立法时的赞成派和反对派：战后的共和国宪法直到1956年才由宪法法院裁定，而争论已久的地方自治则在时隔14年后才在议会中付诸投票表决。

同样由于某些相似的原因，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一样，意大利实际上是由那些非经选举而产生的行政官员在管理着中央政府和许多半官方的机构。这些明显属于非民主的产物，导致历史学家们多少有点儿鄙视意大利的政治体制。贪赃枉法、收受贿赂、营私舞弊、拉帮结派、巧取豪夺的行为到处泛滥，一心只为基督教民主党一党垄断制牟利。[13]然而，在这样的政府庇护伞下，面对传统沿袭下来的困难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大利整个国家和社会表现出了超常的灵活适应性。如果以加拿大和丹麦的标准来衡量，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需要在公众道德和体制透明度方面有所加强。但是，和过去意大利举国贫困的状态相比，或者和原来经常比较的那些地中海沿岸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飞跃。

战后意大利的状况在一些重要方面可以同奥地利做比较。两国都曾和德国并肩作战，战后都相应地承受了许多损失（意大利向苏联、希腊、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赔付了总计3.6亿美元）。和意大利一样，奥地利也曾是一个贫穷、不稳定的国家，很难从它的最近历史中重获战后复兴。奥地利两大政治组织在两次大战之间不断互相倾轧，斗争激烈。对于1918年从哈布斯堡王朝的废墟上出现的、被斩头去尾的奥地利国家，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把它看作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无稽之作。在他们看来，旧奥匈帝国遗留下来的德语区从逻辑上来说应当加入德国，成立一个联合体，而且假如《凡尔赛条约》中有关自决权这一条款能一直生效的话，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

奥地利左翼一向受到维也纳和奥地利东部各城市中心区的工人阶级的强劲支持。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执政期内，该国的大部分地区——乡村、阿尔卑斯山区和天主教辖区——都投基督教社会党的票，这个来自外省的保守党反对一切变革，并且怀疑一切外来者。和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是，基督教社会党并不带有泛日耳曼的情结，也不想融入城市化的、新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德国。但他们对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维也纳工人运动也没有什么同情心；1934年，右翼发起的政变摧毁了社会民主党的“红色维也纳”堡垒和奥地利的民主。自1934年至纳粹入侵，奥地利一直处在教权政府的统治之下，受天主教政党的独断统治。

战后共和国留给奥地利的是并不愉快的首次实行民主的经历。基督教社会党（后更名为奥地利人民党）不无骄傲地鼓吹他们曾在1938年反对德国接管；但对于4年前独力摧毁奥地利民主一事，他们却缄口不谈。社会党人（现在称作社会民主党）有理由宣称自己两次成为受害者：第一次是受1934年的内战之害，第二次是受纳粹之害。但是同他们先前热切盼望同德国合并之事相比，所谓受害，简直不值得一提。社会党领袖卡尔·伦纳博士是奥地利凭1955年“立国条约”建立起来的独立共和国的首任总统，但是先前他直到1938年还在主张奥地利同德国合并。

所以这两个政党都有意将过去遗忘——从战后奥地利对“去纳粹化”的最初尝试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社会党在奥地利是第一大党（党员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4），而人民党靠阿尔卑斯山区乡村和小镇的选民们支持。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国家几乎被一分为二：在1949年的大选中，人民党得票比社会党多12.3万张；1953年社会党得票比人民党多3.7万张；1956年人民党以多12.6万张选票获胜；1959年社会党比人民党多2.5万张选票；而在1962年，又一次翻盘，在425万余张选票中，人民党比社会党多6.4万票。

这些独特的险胜结果使人回忆起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共和国大选的相仿情形。天主教的奥地利和社会党的奥地利因此面临着重蹈覆辙，议会政治蜕变为一场文化内战。即使借助于第三党——人民党，它令人难堪地依靠了前纳粹分子的投票，而它的票数在每一次大选中都逐步下跌——奥地利的两大政党都无法期待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而任何一项有争议的立法都会引起痛苦的会议。对奥地利民主前途的预测，看来非常渺茫。

然而，奥地利不仅成功地避免了重蹈历史覆辙，还在很短的时间里重新包装自己，成为阿尔卑斯地区民主的典范：中立、繁荣、稳定。这部分是因为它有过被苏联占领的不愉快经历，当时苏联占领了下奥地利，直到1955年才向东部撤退了几公里，从而提醒奥地利它现今有着3个共产党邻国（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种易受攻击的地位使得它不得不小心谨慎，采取友善和解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此外，冷战也赋予了奥地利一种与西方合作的伙伴身份，使它保持自由和民主，而这一切原本是奥地利内部难以自我实现的。

但战后奥地利政治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尽力避免了战前导致其国家分裂的意识形态冲突。由于奥地利不得不这样做——由于1945年后同德国合并已不可能，它的各个政治派别就必须寻找一条共存之路。奥地利领导阶层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通过长久协作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消除可能的对抗。在政治上，两大政党同意联合执政，从1947年到1966年，奥地利一直实行社会党和人民党的“大联合”执政。政府各部也经过精心分配，如若由人民党担任总理，则社会党担任外交部长，等等。

在公共行政方面，奥地利同样进行了相应的责任分工制。战后奥地利的公共行政管理主要包括所有公共服务、大部分媒体和从银行到采伐在内的主要经济领域。几乎所有层次的工作都由两大政党之一提出候选人，由双方认同后就任。一段时期以内，这种“各人有份”的制度深入奥地利政治生活，形成了一条庇护和受惠链，他们通过协商、互惠或互换来最终解决争端。通过仲裁而非冲突来解决劳动纠纷，双头政府通过两党合作、共享福利待遇这种体制来消除矛盾。那些年里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使得大联合政府得以掩盖其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冲突，并在实际上求得一致，以构建这个国家的公正平等。

不可避免的是，奥地利社会中有一些群体被排除在外。那些小店主、自由职业的工匠、孤立的农民等等，一切诸如此类的由于其行业或思想不合时宜者，都被排斥在福利分配和社会地位之外。而在那些某一方政党占有绝对优势的地区，也会因要顾及该党成员的地位和利益，而在分配上对他人有失公允。但是，要求避免冲突的压力往往战胜了地方的私利。这种新求得的中立，被热心地采用作奥地利的国家标志，取代了过去那段好争斗的历史——“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社会党”、“基督教”——从而使后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后政治）的联合政府和协同执政的理念开始界定了奥地利的公共生活。

初看起来，奥地利这种解决政治不稳定的途径与意大利的社会变动大相径庭；毕竟意大利的政治大分裂将共产党和天主教分离了开来，这种反差很难体现“后意识形态”。[14]但在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的情形非常相似。陶里亚蒂及其政党的独特性是他们在战后几十年来获得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维护并加强民主的公共生活的制度，甚至不惜有损共产党革命先锋的形象。而且，意大利也是通过一种类似于分工合作管理的制度来分配福利、安排就业，虽然这种制度严重地偏袒了单方面的利益。

如果说意大利的这种政治稳定是付出了惨重的公共腐败的代价的话，那么相比而言，奥地利求得稳定的代价虽不明显，但却同样致命。有位西方外交官曾戏称战后的奥地利是“一部由替角演唱的歌剧”，这一描述非常形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维也纳失去了作为帝国首都的存在理由；在纳粹占领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座城市又失去了它的犹太居民，而这些人正是知识精英层和国际公民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15]而在1945年该城被解放时，只剩下了不到1 000名犹太人。1955年苏联撤军时，维也纳的吸引力甚至还不如声名不佳、早已分裂的柏林。实际上，对许多游客来说，奥地利走出其多事的历史阴影、取得很大成功的措施，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那单调乏味却又令人宽慰的特性。

然而，在这个逐渐繁荣的“阿尔卑斯共和国”平静的外表背后，奥地利也在以它自己的方式走向腐败。和意大利一样，它以全民族的忘却为代价赢来了新求得的安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意大利——至少可以吹嘘曾经举国抵抗德国的占领，而奥地利却根本没有过类似的抵抗经历。并且和联邦德国人民不同的是，至少在公开场合，奥地利人从来没有被强制承认他们曾经犯下过怎样的罪行。有趣的是，奥地利和民主德国倒是很相似，而且不止在公共机构的官僚独断性质上相同。从地理意义来说，两国都是在地缘上多变的国家，它们在战后的公共生活都建立在默契地构建新的民族认同基础上——只不过奥地利在实践过程中更为成功罢了。

一心改革的基督教民主党、议会左翼和广泛的共识都反对沿袭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分裂，不愿意走政治极端化的道路，不愿意陷入政治不稳定，不愿意接受非政治化的公民地位。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解决西欧问题的明显轨迹。在各种社会结构中，随处可见意大利或奥地利式的模式。甚至在斯堪的纳维亚，公众的政治运动热情也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高点开始不断降温：在瑞典，从1939年到1962年（战争结束时短期成为一大亮点的）五一节徽章的年销售量逐年下降，只是后来在新一代人的热情追捧下销量才有所回升。

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不同的结构性的社群（荷兰的天主教和新教，比利时的瓦龙人和佛兰芒人）早就形成了以各自的社群为基础的组织机构来统管大部分活动。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荷兰，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不仅祷词不同，而且还在不同的教堂做礼拜。他们甚至投票给不同的政党，阅读不同的报纸，听自己的广播（后来又收看不同的电视频道）。1959年，在荷兰天主教徒中，90%的孩子上天主教小学；95%的荷兰天主教农民参加天主教农民联盟。天主教徒自己组织旅行、游泳、骑自行车、踢足球；享受天主教社团的保障，死后也只埋葬在自己人的墓地里。

在比利时，讲荷兰语的北部居民和讲法语的南部瓦龙人的日常生活也终生有别，虽然他们绝大部分还是天主教徒。这是因为在比利时，社会群体不仅按照语言而且还按照政治观点来严格划分：有天主教团体和社会党团体，天主教报纸和社会党报纸，天主教广播电台和社会党广播电台，分别服务于各自的荷兰语和法语民众。确切地说，两大社团中都很少有自由派的倾向去鼓吹公有化。

战争和被占领的经历，对早期好争吵的内部派别的记忆，促使人们跨越社群的分立，朝着合作的方向努力。更多的极端运动，特别是佛兰芒民族主义者，就是由于采取机会主义态度而和纳粹合作，而使自己的名声遭到了玷污；总的来说，战争淡化了人们既定的政治党派的身份，但并没有减弱与之相关的社群服务。在比利时和荷兰，天主教政党的一支——比利时天主教社会党和荷兰天主教人民党——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就在政府中确立了自己的固定地位，直到60年后期。[16]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的天主教各党派在名义上都是一些比较温和的改良派，实际上非常像其他地方的基督民主党，其作用是保护天主教群体的利益，掌控着从国家到各城市、各阶层的统治权，并通过制定国家规划来实现广泛的社会选民的需求。如果不考虑宗教因素，这一描述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主要敌对党派——荷兰的工党和比利时的工人党（即后来的社会党）。这两个党派都更接近于北欧模式的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运动，而不像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党，后者更具有激进的传统，经常有反教会的言论，在和天主教的权力斗争中（和分赃方面）很少显露出不安。

正是这种战后自我维持的文化族群和改良主义的左翼、右翼政党之间明显的混合，构建了低地国家的政治平衡。然而，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尤其是在比利时，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佛兰芒分裂主义者同列昂·德格莱伊的法西斯主义派相互争斗，危及议会政府，自60年代开始，这个国家又经历过一次新的、更加扩大分裂的族群之间的斗争。但是，老牌的政治和行政精英们（以及当地天主教统治集团），他们的统治曾在1945年短期内受到过威胁，通过大幅度提高福利并且实施其他各种改革而得以重新掌权。从而使种族社群得以生存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落伍过时的前政治时代的做法，正好延续到为激烈的经济转型时期提供了文化和体制上的稳定因素。

战后欧洲政治稳定最富戏剧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现在看起来最不足为奇。到1955年加入北约组织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早已充分准备步入经济复兴之路，但是波恩的共和国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错误的根基上取得了成功，令东西两大阵营的许多观察者都大跌眼镜。康拉德·阿登纳引导联邦德国安全地渡过了新纳粹主义和亲苏的中立主义相夹持这种腹背受敌的困境，虽然遭遇了来自国内外的一些批评和谴责，却在西方联盟中间安全着陆。

战后德国在体制建设上力避重蹈魏玛共和国的覆辙。政府权力被分散：主要的行政管理权和服务经费被分解到各州地方政府。其中有些州，如巴伐利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相当于在19世纪时期并入日耳曼帝国的德意志独立公国。其他一些州，例如西北部的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州，是为了行政管理方便而对一些旧的区划做归并或分割。

1955年，西柏林也成为一个地区，因而在上议院享有地方代表的议席（虽然其直接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代表在全体会议上不享有投票权）。和以前相比，中央政府的权力一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西方盟国曾谴责说，希特勒的兴起是因为普鲁士的权威主义政府传统，需要防止历史重演；另一方面，下议院不可随意弹劾已经当选的总理及其组阁的政府，除非他们事先已经准备好了合适的继任人选并能保证其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这样限制的目的，是防止出现魏玛共和国最后时期连续地表现出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政府的虚弱，同时进一步加强实力派总理的权力并延长其任期，如康拉德·阿登纳及其后任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赫尔穆特·科尔。

对冲突转移或者包容冲突的关注促成了西德的公共文化。“社会市场”的立法目的是要减少劳动纠纷和经济争论政治化的危险。根据1951年的《共同决议法》，煤炭和钢铁这些重工业行业的大公司必须在监事会中含有雇员代表，这一做法后来又推广到其他行业和小企业。联邦政府和各州活跃于各经济部门；虽然原则上反对国有化的垄断做法，但20世纪50年代基督教民主党治理下的国家拥有或掌控了40%的煤铁生产，2/3的发电厂，3/4的铝制造业，并且关键的是，控制了德国的大部分银行。

换句话说，权力的分散并不意味着政府不管不问。通过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控股公司）积极参与经济活动，联邦德国地方和中央政府利用政策和实践，引导并鼓励求得社会安定和个人福利。银行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银行家通过坐镇企业董事会担负着关键作用。德国经济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尤其是在定价和市场分配上。尤其在地方一级，各地很少受到纳粹时代官僚、商人和银行家的多少影响，因而到了5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经济的运行大体上和前几十年大托拉斯和卡特尔集团经济的模式十分相似。

这种事实上的社团主义也许并非美国监督人头脑中的新德国的共和国模式——托拉斯及其权力曾被认为是使希特勒上台的推波助澜之主要因素，并且总是不利于自由市场。如果是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阿登纳执政时期曾长期担任经济部长——掌权的话，联邦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将完全变个样。然而，按照基督民主党的计划方案，出于社会总体原则和实用主义的考虑，受制约的市场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得到了有效调解。工会和商业组织之间在大部分问题上能相互合作——这些年来经济蛋糕飞速增大，大多数需求都得到了有效处理，避免了许多矛盾冲突。

自1949年联邦德国第一次大选直到1966年，基督教民主联盟一直顺利执政；1963年康拉德·阿登纳以87岁高龄离职前，他一直掌管着波恩政府的事务。以康拉德·阿登纳担任总理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之所以能够多年称雄政坛，原因诸多。其中之一是因为天主教会在战后的联邦德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原来新教占统治地位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和萨克森地区现在都落入了共产党之手，天主教徒就占据了联邦德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在保守的天主教徒占选民绝对优势的巴伐利亚，当地的基督教社会联盟拥有不可动摇的力量基础，并以此来确保自己作为少数派联盟在阿登纳政府中占有永久的一席之地。

阿登纳自己也老马识途，牢记当年教会成了俾斯麦文化斗争靶子的威廉帝国时期的状况；他告诫自己谨防从新的势力平衡中过分攫取利益，以免冒险重新挑起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教会曾有过明显的不光彩的记录之后。因而从一开始起，他就寻求途径，力图使他领导的政党成为全民性的而非单一的、排外的基督教选举工具，强调基督民主党在普遍范围内的社会吸引力。在这一点上，他做得非常成功：在1949年首次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只是险胜社会民主党，但是到了1957年，他们就赢得了双倍的选票，结果以高出对手50%的选票获胜。

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这两大政党之间通常会确保在全国大选中赢得44%左右的选票）联手获胜的一个相关原因是：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一样，它吸引了大量的选民。和低地国家的同僚一样，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党的吸引力有限，只是赢得了当地一个保守的忠实教徒社团的选票。而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虽然仍然坚持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比如说，在许多小镇和乡村社区中，当地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活动家会联合天主教会和其他基督教团体，控制并审查电影节目，但是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社会政策方面，则表现得非常具有广泛性。

通过这种方式，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建立了一种跨地区、跨教派的政治基础。他们获得了来自乡村和城镇、来自劳资双方的选票。当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专权掌控国家之际，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已经掌控了一切。在经济政策、社会服务和福利以及尤为敏感的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分裂、众多德国流亡者的前途问题上，阿登纳领导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始终以大众保护伞的姿态坚守阵地，这是一种有别于以往德国政治文化的新起点。

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功后的最大受害者是社会民主党。表面看来，社会民主党原来应该有更好的结果，但是他们失去了向来属于他们的德国东部和北部社会党人的选票。然而，阿登纳的反纳粹经历也是有污点的：直到1932年，他还在认为希特勒值得信赖，幸亏他在1933年被纳粹当作怀疑对象（当时他被剥夺了科隆市长一职），并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作为政治敌人而被短期囚禁。如果没有这些记录的话，不知道西方盟国是否还会扶持他一路青云。

另一方面，社会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底的反纳粹主义者。1932年2月23日，他在德国国会说了一句名言，称国家社会主义是“不断地诱惑着人类内心的蠢猪”，在德国历史上唯有它才成功地“不断鼓动着人类愚蠢的一面”。1933年7月被捕后，在12年里，他在集中营里度过了大部分日子，身体状况严重受损，影响了寿命。然而，身体瘦弱、佝偻的舒马赫却显示出他个人的英雄主义色彩，在战后，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认为德国必须承认自身的罪行，这不仅表现出他是社会党的天然领袖，更展示出他是战后德国唯一一位能向德国同胞提供道德天平的政治家。

可惜的是，舒马赫虽然品行兼优，却很奇怪地不够果敢，未能及时抓住这一新的欧洲大国的大权。他出生在普鲁士的克雷斯泰特，不忍心看到德国分裂或失去中立。他不喜欢、也不信任共产党，对它丝毫不抱幻想；但他似乎坚信非军事化的德国将会获得安宁，从而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只有这种环境才对社会党人有利。他彻底反对阿登纳倒向西方盟国一边，明显地反对让德国永无休止地分裂下去。在社会党看来，恢复一个主权的、统一的、政治上中立的德国，要比任何国际纠纷都重要。

阿登纳热切地谋划西欧一体化，这一计划引起了舒马赫的特别注意。舒马赫认为，1950年的舒曼计划是为了构建一个“保守主义、资本主义和教会势力联合，并且受卡特尔统治的”欧洲。他的这一观点是否完全正确姑且不论。问题在于舒马赫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提出任何可行性方案。在1949年联邦德国的首次大选中，社会党将它关于民族化和社会保障的传统党纲同德国统一与中立的主张结合起来，受到人们尊重，获得了29.2%的选票和693.5万选民的支持（比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少了42.4万张选票）。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紧跟西方联盟，形成了早期的欧洲联盟计划，而社会民主党的经济预言又遭遇了早就命中注定的失败，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在1953年和1957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只是略有上升，处于停滞状态。

1959年，距离舒马赫英年早逝仅7年之后，新一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正式抛弃了该党长达70年之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生存之需而妥协接受了联邦德国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在战后德国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也仅仅是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即便早期还有一点儿革命的雄心壮志的话，到1914年也就不再有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放弃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调整新的实质性思考。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德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新角色并不满意，但还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一方面接受德国参与西方联盟，另一方面改变自己，成为跨越阶级性的大众党——而不再只依赖工人阶级——他们以前曾经严肃地挑战过阿登纳的专权。

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他们在1961年和1965年大选中改进了做法，为自己赢得了1966年“大”联合组阁的胜利，这是当时维利·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自魏玛时代以来的首次入主政府。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他们却为此次胜利付出了代价。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向反对阿登纳的大部分政策，他们反而在漫不经心之间促进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稳定。在联邦德国，共产党历来表现欠佳（1947年大选中只有5.7%的选票，1953年是2.2%，1956年遭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取缔）。社会民主党从而得以依靠政治左翼而独掌大权，并且吸收了当时社会上的一切年轻、激进的反对派入党。一旦它同基督民主党一起执政，并且接受了较为温和的改良方案，社会民主党就失去了极左势力的支持。这样一来，就导致在议会之外给新一代的政治上不稳定的激进分子留下了空间。

联邦德国的政治领导人们不必担心会出现新的纳粹分子，因为国家基本法明确规定严厉取缔这一类政党。然而，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千百万先前拥护纳粹分子的选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分化进入不同的主流政党之中。而且现在又多出了一种选民：回归者——那些从东普鲁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地被驱赶过来的日耳曼种族的人。在总数约1 300万的流亡者中，接近900万人最初被安置在西方占领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柏林向西涌入的难民人数不断增加，从德国东部又涌入了大约150万的流亡者进入联邦德国。

最主要的是，这些小农场主、小店主、商人和回归者的人数太多，不容忽视，作为日耳曼种族人，他们的公民权和难民权受到了1949年基本法的明确保护。在联邦德国早期，比起其他德国人来，他们更加缺少适当的栖身之所，就业无望，所以他们在投票选举中表现更加强烈，在一切问题中，他们最突出的政治意愿是：回到他们的原籍，夺回现在苏联集团手中那些原本属于他们的财产，或者实在拿不回来的话，那就要求得到应有的损失赔偿。

除了这些回归者外，还有几百万名退伍军人——在1955年赫鲁晓夫同意遣返战俘营里的战俘后，这批人数更是大为增加。和那些回归者一样，这些退伍军人及其代言人都认为他们首先是受到这场战争虐待的受害者，在战后又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切有关德国、尤其是德军以前的言行理应遭到报应的说法都遭到了愤怒的反驳。阿登纳领导的德国更倾向于以三重受害者的形象示人：首先，是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成为受害者，有些影片非常成功地塑造了战争中的大多数德国好人是在与希特勒做斗争的形象，如《最后的桥》（1954）讲述了一位女医生反抗纳粹的故事，还有1955年的《告密者》；其次，是在敌人手里受害，战后德国被炸弹摧毁的城市残迹更让人相信，德国人在家里和在战场上一样，都遭受了敌人的残酷摧残；最后，由于那些恶意“歪曲了的”战后宣传普遍让人深信不疑，它故意夸大了德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低估了它的损失。

在联邦共和国早期，有某些迹象表明，这些伤感情绪会成为影响德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阻力。在1949年的大选中，就有48个议会议席——3倍于共产党得到的议席，和自由民主党的议席大致相当——落入颇受欢迎的民族主义右翼各党派之手。那些被允许成立政治组织的难民立刻成立了“回归者和被剥夺权利者团体”：在1950年石勒苏因格——荷尔斯泰因的地方选举中（这里曾是纳粹党在乡村的坚强堡垒），这一“团体”赢得了23%的选票。第二年，在邻近的下萨克森州，一个性质类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获得了11%的选票。正是觉得这样的选民绝不可小觑，康拉德·阿登纳才小心翼翼，避免直接批评近来德国的历史，而是在德国的一系列问题上明确谴责苏联和西方联盟，尤其是针对由于波茨坦公告而引发的那些问题。

为了安抚并满足那些回归者和他们的支持者，阿登纳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对东德采取了强硬路线。在国际关系中，波恩坚持在最后召开和平会议之前仍依法维持1937年的德国边界线。根据1955年提出的荷尔斯泰因决议原则，联邦德国拒绝和一切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建交（并且公开地拒不承认波恩1949年的《基本法》中提出的代表全体德国人一说）。唯一的例外是苏联。1957年，铁托承认民主德国，阿登纳和南斯拉夫断绝了外交关系，显示出波恩的强硬态度。接下来的10年间，联邦德国和东欧的关系进入了冰冻期。

在国内事务方面，除了投入大量资源帮助那些回归者、归来的战俘及其家眷回归并融入德国社会外，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政府主张对德国的近代历史不做任何明显的批评。1955年，外交部正式抗议当年加纳电影节上放映的阿伦·雷奈的纪录片《夜与雾》。由于联邦德国即将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北约组织，这部电影会伤害它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用官方抗议的话来说，它“强调提醒人们不忘过去的苦难，将扰乱电影节上的国际和谐关系”。法国政府及时做出回应，取消了这部电影的放映。[17]

这绝不是一时的反常现象。到1957年为止，联邦德国内务部一直封杀沃尔夫冈·斯陶特（民主德国公民）根据海因里希·曼的《稻草人》所拍的电影，它反对影片中所提出的观点，即德国的独裁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这一切似乎证实了战后德国正在患着一场集体失忆症，然而现实却更为复杂。德国人并非如此健忘，而是采取了有选择的记忆。在整个50年代，联邦德国官方主张采取这样一种使人感到舒服的观点：在德国历史上，魏玛时代是英雄的时代，纳粹分子只是一小撮，何况他们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就是在这样一种系列性的失忆的过程中，被关押的战犯很快就被逐步释放，回归平民生活。与此同时，罪行最严重的战犯，包括那些在东欧地区和集中营中犯下过滔天罪行的战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都逃过了调查审讯。虽然1956年在斯图加特建立了国家司法部的总部，但地方政府直到1963年在波恩的施压下才开始对被起诉者进行调查审讯，在1965年联邦政府将谋杀罪的法定追诉时效延长至20年后才开始真正见效。

对于这些事情，阿登纳本人抱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清楚地感到，对此持谨慎缄口的态度，要比承认过去的事实而激起公众愤怒来得稳妥，因为那一代德国人虽然过分地以道德妥协的态度来实施民主，但却不可能为此偿付高昂的代价。其他任何措施都有可能引起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舒马赫曾对深受德国人迫害的犹太人公开表示同情，德国总统西奥多·胡斯1952年11月在卑尔根——贝尔森也说过：“Diese Scham nimmt uns niemand ab.”[18]和他们不同的是，阿登纳对此几乎从不发表什么看法。事实上，他只提到过犹太受害者，但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有关德国的暴行。

另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必须做出赔偿的压力。1952年9月，阿登纳和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雷特达成协议，对幸存的犹太人多年来的损失做出赔偿，总金额达1 000多亿德国马克。为达成这项协议，阿登纳在国内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在1951年12月的民意调查中，只有5%的联邦德国公民承认对犹太人“有罪”。另有29%的民众认为德国可以对犹太人给予一定的赔偿。其他人抱有两种观点，一种（约占被调查者的2/5）认为只有那些“犯下过什么事的人”才应承担责任并进行赔偿，一种（21%）认为“在第三帝国时期，那些犹太人本身也应该对所发生的一切承担部分责任”。1953年3月18日在德国国会的会议上，赔偿协议引起了辩论，德国共产党反对，自由民主党弃权，基督教社会联盟和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也发生了分歧，许多人反对做出任何赔偿。为了通过这项赔偿协议，阿登纳只好依赖他的政敌社会民主党人的投票。

阿登纳曾不止一次利用国际上害怕德国纳粹复苏的恐慌情绪来推动联邦德国的盟友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前进。他提出，如果西方盟国希望德国在欧洲防务上采取合作态度的话，那么它们就不该谴责德国的行为或者重提过去的灾难。如果它们想阻止国内政治势力的反对的话，那么它们应当坚定地站在阿登纳这边，反对苏联关于民主德国的计划，等等诸如此类。西方盟国对阿登纳的意图了然于胸，但它们也看清了德国的民意所向。因此，它们允许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由偏离，并且接受了他的观点，即坚持认为只有他才能斡旋于它们之间，这也是一种尽可能稳妥的选择，以及如果要他排除国内困境的话，他需要外国的让步。1951年1月，连艾森豪威尔都宣布阿登纳把魏玛和纳粹混为一谈是一种错误——因为阿登纳说：“德国士兵为保卫祖国而英勇地、光荣地作战。”艾森豪威尔的后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李奇微将军也一脉相承地要求盟军司令部在1953年赦免东线战事中的全部德军军官战犯。

阿登纳的言行并没有拉近他和他的对话者们的距离，迪恩·艾奇逊尤其反感在达成协议前，波恩坚持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才肯加入文明国家的群体，好像联邦德国反而是在给获胜的西方盟国面子。偶尔也有那么几次，华盛顿和伦敦方面一旦公开表示愤怒，或者它们有可能背着波恩在和莫斯科谈判的时候，阿登纳就会立刻扭转政治局势，以利于自己——他会提醒德国选民说德国的盟友有些不牢靠，而只有他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只有他在照顾民族的利益。

20世纪50年代，德国国内支持重整军备的呼声并没有多么强大，在战败后仅11年即1956年重新组建的联邦德国军队“联邦国防军”也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热情关注。甚至阿登纳本人也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就他而言并无多少真诚在内地坚称他正在回应国际方面的压力。20世纪50年代初由苏联支持的“和平运动”取得的成绩之一是，它说服了许多联邦德国人，使他们相信只要宣布“中立”，他们的国家就可以重新统一，可以获得安定。50年代初，超过1/3的成人投票赞成在任何情况下，应建立一个中立的、统一的德国，将近50%的人希望联邦共和国在任何战争中宣布中立。

由于德国问题一直被认为最有可能引起欧洲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德国人的这些想法反倒显得有些奇怪了。但是，实际上作为美国的受保护国，联邦德国虽享有一定的特权，但它的一些公民却对此耿耿于怀，并不觉得有安全感，这也是战后联邦德国的怪事之一。这种怨恨之情到了50年代末逐步加深，因为事态越来越明朗，德国有可能成为核战争的战场，受到他人的完全掌控。

早在1956年，阿登纳曾警告说，联邦共和国不可能永远成为“核武器问题上的附属国”。到了60年代初，很显然，西方盟国和莫斯科之间已经就此敏感问题达成了协议，它们双方将永远禁止德国拥有核武器，阿登纳怒火中烧。[19]从短期内看来，波恩共和国似乎不再效忠于华盛顿，而有可能转向巴黎的戴高乐政府，因为他们两国都对强硬而专横的英美怀恨在心，都怀疑美国想摆脱对欧洲各国的责任。

当然，法国一心想要成为独立的具有核威慑力的国家，这对联邦德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是戴高乐老谋深算地竭力利用时机、瓦解波恩和它的美国盟友之间关系的策略。1963年1月14日，在同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曾说过，他对英国加盟欧共体说“不”，却“同情”联邦德国想获得拥有核武器的地位。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把这种“同情”转变成了法德之间的友好条约。然而，虽然经过了大肆鼓吹，条约本身却空洞得很。阿登纳公然转向的做法在他党内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后来在1963年下半年，他的同事们想密谋将他赶下台，以表达他们对北约组织的忠心。而在所有人当中，戴高乐本人对德国人并不抱有任何幻想。6个月前，在汉堡，这位法国总统曾面对狂热的群众高呼：“法德友谊万古长青！你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却对他的一位助手评论说：“要是他们真的还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的话，他们就不会对我如此欢呼了！”

然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冷淡，联邦德国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人胆敢为了法国人提供的这一机会而和华盛顿翻脸。此外，阿登纳的外交政策手腕迎合了潜藏在德国民众内心对不得不听从于美国而产生的怨恨之情。回顾往事，不难发现战后的联邦德国狂热地接受美国的一切；在这些年里，美国大兵驻守在德国的中部和南部，德国民众对美军的军事装备、军事基地、护航舰队、电影、音乐、食品、衣服、口香糖和美元现金青睐有加，因为他们的自由和安全受到了这些美军的保护。

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大部分美军（和英军）士兵就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是随着被西方（而非苏联）“解救”后那种释怀的感觉逐步消退，其他各种情绪就浮现了出来。战后盟军占领后那段时期内百姓生活的艰苦，和纳粹统治时期相比，很不尽如人意。在冷战时期，许多人责备美国将德国置于“它”同苏联冲突的中心，让德国去冒险。还有许多保守派人士，尤其是南部的天主教徒，把希特勒的上台归咎于西方的“世俗化”影响，认为德国应当从现代的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及“美国主义”三大罪恶中探索出一条“中间道路”。而处在西方联盟东部边缘的德国的逐渐崛起，在潜意识里会令人回想起纳粹德国曾经自封的角色，认为它可以担当起欧洲的文化堡垒，对抗亚洲的苏联集团各国。

此外，联邦德国的美国化进程，外国占领军无处不在的身影，和德国民众现行的经过净化的思想与愿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愿望出自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产怀旧片。这些所谓的“国产”影片，通常以德国南部的某个山区景色为背景，以爱情、忠贞和群体为情节特征，服装体现了时代和地区特色。这些高度流行的娱乐片毫不掩饰其矫揉造作的风格，往往是纳粹时期电影的忠实翻版，有些甚至在片名上也不惜雷同（例如1950年的《黑森林少女》就是1933年同名影片的重拍本）：这些影片的导演如汉斯·德珀早在纳粹时期就享有盛名，而年轻些的如鲁道尔夫·勋德勒等又是前者们一手培养的。

一些影片的名字，如《绿色的原野》（1951）、《微笑的乐土》（1952）、《白丁香花又盛开了》（1953）、《维多利亚和她的轻骑兵》（1954）、《忠实的轻骑兵》（1954）、《欢乐的村庄》（1955）、《盛开的阿尔卑斯山玫瑰》（1955）、《来自黑森林的罗琦》（1956），等等，好几十部诸如此类的影片，勾画出了一片未遭炮火的乐土，一批未遭流亡命运的民众，富有“浓浓的德国味”：那些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充满了健康的乡村气息，纯朴而快乐。片中人物怡然自得的闲居生活营造了一种舒适惬意的社会氛围，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东、西方势力的侵占，而且远离了罪恶，没有受到德国最近历史的玷污，纯洁无瑕。

德国国产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联邦共和国早期那种乡村的、保守主义的气息，那种一心想置身世外的愿望。德国成年人中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这可能也是促成德军解甲复员的因素之一。1950年，战后首次人口统计显示，联邦德国家庭中1/3的户主是离异女性或寡妇。1955年和1956年，即使把那些从苏联释放后回归的战俘计算在内，还是存在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1960年，联邦共和国女性人数远远超过男性，为126∶100。英、法两国的状况更甚，在公众心目中，家庭和家务事是首要的。在这样一个女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许多女性单身肩负着全职工作和抚养孩子的双重责任[20]，她们经历了战争最后几个月和战后最初几年的恐惧的私人回忆，那些所谓的国家、民族主义、重整军备、军事辉煌或意识形态矛盾等言辞对她们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通过精心思考，领导者采用了一些新的公共目标来取代过去那种不切实际的狂妄野心。1952年2月4日，在对国人指出舒曼计划的重要性时，康拉德·阿登纳对他的内阁解释说：“必须赋予人们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它只能是一种欧洲式的思想。”根据联邦德国本身的特性，只有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才能使之独立地恢复它的主权；而欧洲这一概念本身就可取代德国公众生活的空洞乏味，可以消除德国民族主义的本质，而这也正是舒曼计划所明确期望的。

对那些知识界和政界精英来说，这种转移精力的做法行之有效。但对那些整日为生活而奔波的女人们来说，这种旧政换新政的做法不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欧洲”，而是提供生存和走向繁荣的机会。根据英国工党政治家休·达尔登的说法，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表示，希望德国成为一个“富裕却无能力的”国家。于是事实也就如此，甚至比丘吉尔所指望的还要快、还要有效。希特勒战败后的20年里，联邦德国人民的精力根本无须指引就偏离了政治，而转向了生产和消费：整个国家都在全心全意地朝那个方向发展。

对于大多数联邦德国人民而言，生产、节省、获得、消费不仅仅是首要的，而且也是普遍认可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目标。多年后，回顾当时联邦德国的这种奇特的集体大转型以及全民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热情，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写道：“如果你没有看到他们已经把缺点转换为优点的话，你就无法理解德国人的这种令人惊异的能量。从某种实际意义来讲，他们失去了思想，但这也造就了他们后来的成功。”

希特勒垮台后，德国人那种对非道德命令的盲从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但他们却把这种积极服从的缺点变成了全民族的优点。在彻底战败后，德国摇摇欲坠，接着又遭遇外来的占领，联邦德国乖乖接受了强加于其头上的民主，这在10年前可是令人不可思议之举。早在一个世纪之前，海涅就首先观察到德国人身上具有的“献身统治者”的特性，但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人却以同样的献身精神，一门心思关注产品生产中的高效、细节和优质，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这种为繁荣建设而新发现的献身精神尤其受到了老一辈德国人的明确欢迎。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超过60岁的老人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当权派——还都认为独裁时代的生活更加美好。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表明，联邦德国被动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安宁，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令人欣慰。倒是较为年轻的一代反而更加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这“多疑的一代”男男女女都出生在魏玛共和国的末期，刚好经历过纳粹的年代，但却还太年幼，因而并未参与到任何纳粹的罪行中去，从而他们对德国的新秩序更是抱着多疑和不信任的观点。

对出生在1927年的作家君特·格拉斯和社会学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这类人而言，联邦德国是一个没有民主人士的民主社会。联邦德国的人民从希特勒时代的极度闲逸一跃进入了消费时代，他们在逐步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平息了对过去罪行的记忆。在德国人从关注政治转向私人积累财富的转变中，格拉斯等人注意到了民众在推卸过去和现在的公民责任。他们极力赞同贝托尔德·布莱希特反对那种“先填肚子，后讲道德”的说法。西柏林市市长恩斯特·路特在1947年3月解释道：“再没有比‘先填肚子，后讲道德’更危险的说法了。正因为我们允许这句话所示意的道义之错横行，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饥寒交迫。”

哈贝马斯后来致力于对“宪政爱国主义”的研究，他认为只有这种民族情感才会合适地、谨慎地激励他的国民奋发向上。他最初出现在公众视野，是源于1953年他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的一篇文章，该文攻击马丁·海德格尔重新发表的一篇在海德堡的演讲稿，这篇讲稿最初提出了纳粹主义“内在的伟大性质”。当时这次事件是孤立的，并没有引起多少国际关注，但是树立了一个标志，成为后来10年间引起对海德格尔激烈质疑的起源。

雷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生于1945年）在他1978年的影片《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中，尖锐地批评了联邦德国在年轻一代批评家眼中所显现出的一系列缺点。片中女主角从战败的废墟上爬起来，面对着“浑身破落的德国男人们”，很冷酷地抛却了过去的历史，宣称“这不是谈感情的好时候”。于是，玛利亚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一心一意投入了全民性的赚钱行列，表现得如鱼得水。沿着这条道路，她从一个容易受伤的弱者转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一方面利用一切资源、男性的感情和易受骗心理——包括一名美国（黑人）士兵，另一方面又坚守着对她丈夫赫尔曼的“忠贞”，她的德军丈夫当时正被关押在苏联，而影片对他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却故意隐晦不提。

玛利亚的一切社会关系、取得的成就以及获得的舒适生活都是以金钱来衡量的，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她为迎接丈夫归来而准备的那所焕然一新、装备齐全的房子上。然而，正当他们即将重温幸福婚姻旧梦之时，他们的世俗财富却因一个小小的疏忽而瞬间灰飞烟灭：在他们全套现代化装备的厨房间，一只煤气开关爆裂了。而此时此刻，收音机里正在歇斯底里地欢呼着联邦德国赢得了195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对于法斯宾德和下一代对联邦德国极为不满的愤怒青年来说，在新的欧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德国，虽然具有了新的品质：繁荣、妥协、政治安定、默许不再唤醒本国早已沉睡的过去，不再惹是生非，然而这些都还不足以掩盖掉以往的过失。它们是披着伪装新衣的旧疾。

[1] J·H·普拉姆，《18世纪早期英格兰的政治稳定发展过程：1675-1725》（伦敦，1967），第十七章。

[2] 1951年3月，在美国的施压下，荷兰克服了国内相当强烈的中立情绪，极不情愿地同意把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并且在1954年准备好5个师供调动。

[3] 据艾登所说，这些想法是他在早上洗澡的时候冒出来的。

[4] 唯一一条明确限制德国重整军备的条件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将来，绝对禁止德国实施核武器计划。

[5] 在最初的条约文本中没有关于奥地利中立的内容。

[6] 并非只有美国人对苏联展示的武器和军备实力深感恐慌。1960年英国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私下得出结论说：“他们（苏联）将不再害怕任何侵略。他们至少拥有和西方一样强大的核武器。他们有了内部（通讯）线路。他们结成了经济合作联盟，并将很快在物质财富竞赛中超过资本主义社会。”

[7] 关于这个问题，不清楚英国人（如果确有其人）到底是怎么说的。当时（1952年），丘吉尔——杜鲁门联合声明曾含糊其辞地宣布“在危急时刻，这些基地可根据共同的决定付诸使用……以当时的情形而定”。

[8] 1956年11月，美国施压要求英、法两国撤离苏伊士运河（见本卷第2章），这使得北约国家害怕一旦发生战争的话，美国又可能会退回美洲，弃毫无保护的欧洲于不顾。因此华盛顿方面有必要事先做到“立场坚定”，先是在柏林，后来是在古巴，安抚那些需要美国保护的易受侵略的盟国。

[9] 肯尼迪的讲话不仅属于机密，甚至在当时的峰会文件中都未做记录，直到时隔30年后首次出版时才得以披露。

[10] 根据1990年发生的情况来看，他们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

[11] 安那托利·多勃雷宁，《机密》（时代书局，1995），第46页。赫鲁晓夫确实对战争产生了厌恶。10月26日，在古巴危机达到高峰时，他给肯尼迪的信中写道：“如果确实爆发战争的话，那么凭借我方的力量将无法让它停止，因为这是战争的逻辑。我参加过两次战争，也知道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它将席卷城乡，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满目疮痍。”

[12] 直到1971年，95%的意大利高级公务员都是法西斯倒台以前的在职者。

[13] 从意大利的早期历史来看，如果将它的体制腐败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那并不完全公正。参见艾瑞克·J·霍布斯鲍姆的《1941-1949年的世界史》中的“极端年代”一章（纽约，1994，第238-239页）。

[14] 在1945年的大选中，奥地利共产党只得到17.4万张选票，仅占5%，获得议会的4个席位。因此，他们在奥地利政治中不起作用。

[15] 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前夕，维也纳共有18.9万名犹太人。

[16] 在比利时，为了增加其超越教派的吸引力并强调其更具现代性、改革性的抱负，成立较早的天主教党更名为基督教党。在荷兰，基督教内部各教派的区别很大，因此天主教党就沿袭了旧名。

[17] 对此，雷奈回复道：“本来我很自然地认为在戛纳不会有人代表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现在我明白了。”

[18] 没有人可以替我们担此罪过。

[19] 在不经意间，他不无夸张地把《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比作“摩根索计划的平方”。

[20] 这一时代的孩子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德国现代社会的高层公众人物（包括本书写作期即2005年时的联邦总理和外交部长），他们都生活在单亲家庭，由参加工作的母亲独自抚养成人。

第2章

幻想破灭

东印度群岛丢了，大家都输了。

——荷兰谚语，被广泛引用于20世纪40年代

整个大陆风向已变。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非洲人的）意识正在觉醒，这是一个政治事实。

——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开普敦的演话，1960年2月3日

大不列颠已经失去了帝国，却还没有找到新的角色。

——迪恩·艾奇逊在西点军校的讲话，1962年12月5日

我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发起强攻，想占领我国首都，明显地企图推翻合法的、民主的匈牙利政府。我军正在抵抗。政府仍在执政。我谨对全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做此公告。

——伊姆雷·纳吉在匈牙利电台的广播，1956年11月4日凌晨5点2分

依靠外来军队教训本国人民，那是大错特错。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956年1 1月1 1日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西欧各族人民本身已难以自治，民不聊生，但却还在统治着欧洲以外的许多地区。在欧洲殖民地本土的精英们看来，这些悖论并没有不合时宜，但却结出了恶果。对许多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而言，他们国家在非洲、亚洲、中东地区和美洲拥有的殖民地和帝国资产所带来的丰厚收益，可以弥补他们在欧洲遭遇的灾难性战争损失和屈辱；他们宣称那场战争中所有的物质财富都是国家资产。一旦丧失了这些遥远的领地，缺少了来自这些殖民地的供给和人力资源，英法在对德和对日作战中会比实际上蒙受更大的不利。

对英国来说，状况尤为明显。任何一名战后长大的英国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把“英国”、“不列颠”和“英帝国”看成近义词。小学生的世界地图上显示的英国占领了红红的一大片领域；历史教科书尤其着重描述了英国征服印度和非洲的历史；新闻影片、广播报道、报纸、画报、儿童故事书、喜剧、体育赛事、饼干桶、水果罐头的标签、肉店橱窗上的告示，无处不在提醒人们，在这个海上帝国的中心，英国拥有多么重要的历史、地理意义。那些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城市、河流和政客们的名字也都和大英帝国本土上的名字一样耳熟。

英国人失去的“第一个”帝国是北美。而后来的那些帝国即便不是“心不在焉状态下的产物”，至少也完全没有经过认真规划。它受到了一小群农场主和牧场主阶层的拥护和捍卫，它在警力、服务业和管理上耗费了巨资；和法国在北非的统治区一样，例如在肯尼亚和罗德西亚地区。这些“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南非都是独立的国家，但他们在形式上依然正式效忠于女王，在感情上依附于英国，并且他们的食物和原材料的供应以及军备力量除了在名义上，都计入英国的国有资产。这些地区对大英帝国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物质财富上，而是在于其战略意义。英国在非洲东部占有的资产，首先被认为是帝国主要资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还有英国统治的其他地区和中东的港口、阿拉伯半岛一带和印度洋地区：当时还包括后来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在内的印度、斯里兰卡和缅甸。

所有的欧洲帝国在领地上都呈现出一种星罗棋布的随意性片断性（除了英国通向印度的海陆通道），忽视对物流和经济收益应有的持续性关注。西班牙早就丧失了部分帝国领地，先是输给英国，再后来是由于当地居住者要求独立，最近则是因为美国势力的崛起，这时断时续地引起了西班牙人的反美情绪。如今只剩下了1956年至1968年间佛朗哥（曾经的现实主义者）想要放弃的在摩洛哥和赤道几内亚的一些飞地。

但是欧洲仍然控制着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这些地区要么直接受帝国首都的统治，招聘那些在欧洲接受过教育的人执掌当地人组阁的政府，要么就是由那些完全听命于欧洲宗主国派遣在当地的统治者执政。战后欧洲政治家们只认识这些人，因而大多对整个帝国范围内迅速崛起的新一代民族主义情绪知之甚微（也许印度是个例外，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低估了印度当地民族运动的规模和决心）。

因而，英国和欧洲其他殖民帝国都没有预见到他们即将丧失自己在海外的财富和影响力。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考证，1939年在一次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共产党青年学生组织的讨论会上，他们都觉得欧洲殖民帝国的终结还是件很遥远的事情。6年后，这个世界就分裂为两大派：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强势的和弱势的、富有的和贫穷的，他们之间的鸿沟在近期似乎根本没法逾越。即使到了1960年，全世界争取独立的运动已经轰轰烈烈之时，全球70%的总产量和80%的工业生产的经济附加值还是来自西欧和北美。

不起眼的葡萄牙在所有欧洲帝国中是最小、最穷的一个以极低的代价从它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掠夺原材料，这些也为葡萄牙的出口创造了垄断市场，使它得以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因此，莫桑比克为葡萄牙商品市场种植棉花，而不顾本国人口的粮食之需，这一不合理的做法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利益，但却不断导致了当地人长年饥荒。在这样的情况下，葡萄牙的殖民地虽然时有动乱发生，而且葡萄牙本国军事政变不断，但是尽可能地推迟了非殖民化的步伐。[1]

即使欧洲各国没有了他们的殖民帝国也还能继续维持，但当时很少有人相信那些殖民地本身离开了外来统治势力的支持，自己能够立足。甚至那些拥护自治和欧洲海外殖民地独立的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也都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很多年。值得提醒的是，时至1951年，英国外交大臣、工党的赫伯特·莫里森还把非洲殖民地的独立比作“给一个10岁的孩子一把碰簧锁钥匙、一个银行户头和一支滑膛枪”。

然而，世界大战给殖民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远远超出了大部分欧洲人的理解。战争期间，英国丧失了它在东亚的领地，被日本人所抢占；虽然在日本战败后收回了这些地区，但却严重破坏了老牌殖民者大英帝国在这些地区的实力。1942年2月，新加坡的英国人向日军投降，这是英帝国在亚洲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令英国人一直无法释怀。虽然英军成功地保住了缅甸，从而保护印度未沦入日军之手，但欧洲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却从此永远破灭了。1945年以后，在亚洲的殖民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放弃传统的领土主张的压力。

对荷兰而言，作为该地区最老的殖民势力，其最终结局更是使它痛苦难忘。荷兰属下的东印度殖民地以及为发展殖民地而组建的贸易公司，是荷兰民族神话的一部分，直接关联着它的黄金时代，也是荷兰商业、航海业繁荣的象征。尤其是到了战后那些暗淡、贫困的日子里，人们都在猜测，东印度的那些原材料，尤其是橡胶，将成为荷兰经济复兴的救星。然而，在日本战败后的两年里，荷兰再次被卷入了战争：荷兰控制的东南亚一带（今印度尼西亚）牵制住了荷兰14万人的军队（包括职业军人、应征入伍者和志愿者），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运动又激起了荷兰帝国在太平洋、加勒比海地区及南美洲各殖民地的佩服和竞相效仿。

接踵而来的4年游击战给荷兰带来了3 000多名军民伤亡。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革命，是1945年11月17日由印尼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单方面宣布的，最终于1949年12月在海牙会议上得到了荷兰当局（和泪流满面的朱莉安娜女王）的承认。一大群欧洲人被逐步遣散回“家”（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出生在东印度，根本就没有到过荷兰）。到1957年末，印尼总统苏加诺宣布禁止荷兰商人入境，这时被遣返回国的荷兰人已经达到了好几万。

非殖民化的进程对曾经经历过战争创伤的荷兰公众产生了痛苦的影响。许多前殖民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朋友们一起向政府施压，将荷兰未能在日本战败后的间歇期内重夺殖民政权一事归咎于左翼，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良政神话”。另一方面，那些应征入伍的士兵们（占有绝对人数）在经历了一场无人喝彩的殖民战争后，只想着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认为，这场军事胜利只是联合国坚持用谈判来移交权力而极力促成的，而这一切很快就会湮没在国人的记忆空洞中。

从长远来看，荷兰被迫从殖民地撤离，反而使荷兰人越来越滋长“欧洲”情结。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荷兰不可能置身国际事务之外，尤其是它周边的大国。失去印度尼西亚及时提醒了荷兰，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弱小而易受侵犯的欧洲小国。出于自身需要，荷兰改变了策略，成了促进欧洲经济和后来的政治一体化进程的热切拥护者。然而，这一进程的实现并不顺畅，荷兰全体民众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实现情感的大转移。截至1951年春，战后荷兰政府的军事预算和开支主要还不是针对欧洲防务（尽管荷兰已经加入了《布鲁塞尔条约》和北约），而是为了保有原来的殖民地。渐渐地，带着一丝强忍的遗憾，荷兰政治家们放弃了他们一向优先考虑的要务，开始全神贯注于欧洲的事务。

西欧所有的殖民强国和前殖民强国的情况也都大致相同。美国学者在对西方其他国家展示华盛顿方面的经验和先见时，有时会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的这一显著特征。在美国，冷战是它的大事，其表现主要反映在它的内政外交优先事务和言论上。但在海牙、伦敦和巴黎，这些国家近年来一直疲于应付那些遥远的、越来越难统治的殖民地的游击战，消耗巨大。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令人头痛的大事不是防范野心勃勃的莫斯科，而是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尽管在有些时候这两者是重叠的。

和英国一样，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世界的再分割中，法兰西帝国从同盟国手中夺得了亚洲和非洲的统治权，获利丰厚。而1945年后，解放后的法兰西再次获得了对叙利亚、黎巴嫩的统治，还拥有非洲下撒哈拉一带的一大片土地、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的所有权。但是，法兰西皇冠上的“宝石”是印度支那，还有那些早期法国殖民者占领的地中海北非沿岸地区：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在法国的历史教科书里，对殖民地的标示比英国教科书含糊：也许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是共和制国家，帝国的统治在教科书里自然不会显示；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在早期征服的土地早就被讲英语的统治者接管了。到了1950年，还有数百万法国男女记得发生在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当时法国在和英国争夺埃及、苏丹和上尼罗河地区的控制权时遭到了惨败。谈起法兰西帝国，对法国人来讲是事关成败的事。

另一方面，法国的学龄儿童一直被灌输说，“法兰西”是一个跨越大洋的统一体，法国文化的特点是它的公开性。从西贡到达喀尔的小学都教“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并且宣称——哪怕只是从原则上——自身与法国文化浑然融于一体的品质，这在英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统治者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2]也只有在法国，帝国当局会把大量拥有的殖民地看成法国行政区划的延伸而非外邦。因而“阿尔及利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整个地区归由法国的三大部门掌管（然而，在当地却只有欧洲人才享有完整的公民权）。

战争期间，法国和英国、荷兰一样，它们视为珍宝的东南亚殖民地都落入了日本手中。但法国的殖民地丢失得稍微晚些，1945年3月，法属印度支那还在维希政府的托管之中，无论如何比起法国本土1940年的惨败所遭受的苦难要好得多。法国在欧洲遭遇的耻辱使它更注重它的海外帝国的象征意义：在法国人自己看来，要说法国还没有被彻底退化成“一堆无依无靠、毫无希望的细胞质”的话（1954年艾森豪威尔对他们的评语），那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它作为一个主要的殖民大国的持续声誉，这一点非常重要。

通过1944年2月初的布拉柴维尔会议，戴高乐再次确立了法国在非洲的地位。在法属非洲赤道地区的首都，在比利时所属刚果界河对面，自由法兰西的领袖对法国殖民地的未来前景做出了很有特色的表述：

在法属非洲，以及所有生活在插有我国国旗的土地上的人们，只有依赖本土获得道义和物质的利益，通过逐步实现自给自足并参与自我管理，这才算是取得了真正的进步。法国有义务实现这一切。

实际上和往常一样，戴高乐说话含糊不清，也许那是故意的。但是他也明确提到了殖民地的解放和最终自治。恰逢时势。法国公众舆论对殖民地的改革并不反感——安德烈·纪德在《刚果之行》（1927）中严厉痛斥过强制劳动这一奴役行为，唤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对欧洲在中非所犯罪行的觉醒——而美国人也一直在不断发出反对殖民统治的声音。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考德尔·赫尔曾赞同对欠发达的欧洲殖民地国家实行全球化统治，并且尽早让其他国家实行自治。[3]

关于贫困而孤立的、讲法语的非洲地区，改革派的言论毫无价值，尤其是在法国自己也还没有获得解放的时候。而东南亚的情况则不同。1945年9月2日，越南民族领袖胡志明（因为年轻时参加了1920年12月在图尔的会议，因此他也是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宣布越南独立。英军在两周内赶到了南部城市西贡，法军也在一个月后赶赴当地。由于越南北部先前还在中国的管辖范围，因而在1946年2月又重新回到了法国人手中。

基于这样的因素，巴黎当局公开召开了民族主义代表会议，商讨越南自治或独立之事。但是到了1946年6月1日，法国上将、当地全权代表梯也利·德·阿冈利厄单方面宣布交趾支那（该国南部）从民族主义者统治的北部分离出来，破坏了法国政府试图妥协的精心努力，宣告了与胡志明之间政府商谈的破裂。同年秋，法国轰炸海防港，民族主义的越盟（越南独立同盟会）进攻法国人盘踞的河内，第一次越南战争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一直试图在印度支那重建权威，结果却导致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灾难。胡志明赢得了法国国内左翼的双倍支持，他被看作一名争取国家独立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战士，并且这两种特质相互交织，不仅构成了他本人思想的一部分，还塑就了他的国际形象。[4]对大部分法国选民而言，把年轻人送到印度支那去为一场“肮脏的战争”而送死毫无意义，而让河内来接管并不比支持法国在1949年3月选定的无能的新“皇帝”保大更差劲。

另一方面，法国军官团还想继续在越南挣扎；在那里，就像后来在阿尔及利亚一样，法国的军事遗产（或者保留下来的一切）似乎正面临危机，法国最高司令部有必要证明这一点。然而，如果没有重大的外力援助的话，法国经济已经再也无法维持在遥远的殖民地的这种长期战争的消耗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得到了美国的资助，起初，华盛顿的援助是间接的：提供贷款和帮助，使法国能调动大量资源来打击越南人，从事这场耗资越来越大、得胜希望却越来越小的战争。实际上，美国曾保证战后法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然而法国却将其有限的国内资源用于了战争。

从1950年开始，美国采取了比较直接的援助方式。同年7月起（离朝鲜战争爆发仅1个月），美国大量增加了对驻东南亚法军的军事援助。在同意支持那份遭受厄运的欧洲防务计划和同意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组织成员之前，法国曾讨价还价：它得到的回报（在华盛顿知情人士看来，就是允许美国保护它）是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到了1953年，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无论是金钱还是其他方面，法国是最依赖美国支持的一个国家。

到了1954年，华盛顿开始叫停，无论法国如何越来越拼命地乞求，美国拒绝从空中救援法国必败无疑的奠边府之战。经过长达8年毫无结果的浴血苦战，华盛顿方面清楚地意识到，法国不仅没有希望重建其在印度支那的政权，而且他们也不是胡志明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对手。在美国人看来，法国白白耗费了他们的钱财，这项投资正变得越来越冒险。1954年5月7日，奠边府宣布投降，法国要求停火，这时已经没有人对此觉得惊讶了。

法属印度支那的溃败，宣告了最后一个想要保有该地区的联合政府的倒台。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士继任当上了总理。在他的带领下，法国在谈判后于1954年7月21日在日内瓦签署了一份协议，同意从该地区撤离，留下两个独立的实体——越南“北部”和“南部”，它们的政治关系和体制将由以后的选举来决定。然而，这些选举从未实行过，维持法国原先殖民地南半部的负担就由美国来独自承担了。

法国人对失去印度支那并不难过。与荷兰不同的是，法国人拥有这一地区的时间并不长久，尽管美国为第一次越南战争支付了款项（当时法国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但毕竟是法国士兵在作战伤亡。尤其是法国右翼政治家对孟德斯-弗朗斯及其前任们大加指责，怨他们没有对战争做出更有效的规划，但又没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建议，因而几乎所有的人都窃喜能把越南扔掉。只有法国空军，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职业军官团才一直心怀悲戚。一些年轻的军官，主要是那些第一次参加抵抗运动或在“自由法兰西”服役的军官们，因为在那里养成了独立判断政治问题的习惯，所以渐渐产生了一种很不成熟但又充满危险的怨恨情绪。他们再次嘀咕说，战场上的法国军队遭到了巴黎政治主子们的虐待。

失去印度支那后，法国的注意力转向了北非。一方面是因为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发动了起义，这离日内瓦条约的签订仅仅过了14周。但长期以来，北非就是法国人关注的中心。自从1830年法国人首次踏上当今属于阿尔及利亚的这块土地，这里就成了法国殖民主义者更大野心的一部分，更远还可以追溯到控制从大西洋到苏伊士运河之间的撒哈拉非洲。由于在东部受到英国的阻挠，法国转而首先取得了地中海西岸，并且穿越撒哈拉，进入了非洲中西部地区。

除了早已占领的魁北克和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小岛外，北非（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是有大批欧洲人定居的永久殖民地中法国人拥有的唯一殖民地。但当地欧洲人中间有许多人并非法国人的后裔，而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或其他国家人的后裔。即便是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也拥有部分西班牙人、部分法国人的血统，而他的法国祖先也是最近才移民到当地的。法国人口过剩的现象早就成了历史，和俄罗斯、波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德国、爱尔兰和苏格兰（甚至还有英格兰）不同的是，法国已经好几代都没有移民进入了。法国人并不是天生的殖民者。

此外，要是说在法国之外还有法国存在的话，那就是指阿尔及利亚了。这一点可以得到确证，阿尔及利亚在技术层面上属于法国的一个行政区，受法国的管制。与此非常相似的是另一块海外殖民地北爱尔兰，它在体制上也属于“大陆”的一部分，对于久已在那里定居的社群来说，依附于帝国心脏地区的心理远比帝国都市的大多数人更甚。在少数欧洲人看来，阿尔及利亚终有一天会独立（并由阿拉伯人来统治，因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占绝对多数）这一想法简直匪夷所思。

相应地，长期以来，法国政治家也尽量避免考虑此事。除了莱昂·布鲁姆1936年领导的短命的“人民阵线”外，历届法国政府都未曾对法属北非殖民统治者的暴政予以重视。温和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如费哈特·阿巴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法国政界和知识界广为人知。但却没有人能够料到巴黎当局会这么快就同意他们采取温和至极的自我统治或“地方自治”的要求。此外，阿拉伯人的领导层最初很乐观，认为希特勒的垮台会促进他们盼望已久的改革进程。因此，1943年2月10日，紧随着盟军登陆北非之后，他们发表了一份宣言，小心翼翼地强调了他们忠诚于1789年的理想、对他们“所接受和培养的法国和西方文化”的至深情感。

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呼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解放的法国政府根本就不关心阿拉伯人的感情。这种冷漠态度导致了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东部卡比地区的起义，起义者最后遭到了残酷镇压。接下来的10年里，巴黎方面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日积月累，阿尔及利亚人这种被压抑的愤怒之情和期望被遏制之怨，积聚到了爆发的顶点，终于在1954年11月1日爆发成一场有组织的、毫不妥协的革命动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是一名年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对温和的、亲法的老一代人的策略嗤之以鼻。民族解放阵线的目标不是要实现“地方自治”和改良，而是要获得独立，这一目标是历届法国政府所没有料到的。结果又造成了长达8年的内战，伤亡惨重。

法国政府提出了改良的建议，但为时已晚。在1956年3月，盖依·莫雷领导新的社会党政府，认可了邻近的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这是殖民势力在非洲大陆上首次让步。但是当莫雷到达阿尔及尔时，一群当地的欧洲居民就朝他扔掷烂水果。巴黎陷入了两难困境，在暗中活动的民族解放阵线决不放弃自己的要求，而当地的欧洲人又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防卫委员会的领导下，拒绝同阿拉伯邻居们妥协。法国的策略是在施压并使当地居民接受政治改革并共享权力之前，要先用武力解决掉民族解放阵线。

在对付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战中，法国军队也遭遇了消耗战的痛苦。双方都不断采用威胁恫吓、严刑拷打、蓄意谋杀以及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手段。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阿拉伯人暗杀事件和1956年12月欧洲人的报复行动之后，莫雷的政治代表罗贝尔·拉科斯特授权法国伞兵上校雅克·马苏，可以采取任何必要手段任意消灭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到1957年9月，马苏取得了成功，镇压了一次大罢工，并在阿尔及尔的战役中消灭了起义者。阿拉伯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法国的声誉也无可挽回地遭到了玷污。在巴黎长久以来的心目中，欧洲人都是怀疑对象。[5]

1958年2月，法国空军轰炸位于突尼斯边境的萨奇特市，他们怀疑那个小镇是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一个基地，这令费利克斯·盖拉德的新成立的政府由此陷入尴尬境地。国际舆论大哗，英美两国“善意的部门”提出帮助解决阿尔及利亚纠纷。这也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心里越来越引起恐慌，担心巴黎会弃他们于不顾。巴黎和阿尔及尔的军警们开始公开宣称，他们同情这些居民。盖拉德政府于4月15日宣布解散，这已经是11个月里法国的第三届政府了。10天后，阿尔及尔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示威活动，要求永久保有法属阿尔及利亚，要求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这些集会组织者成立了一个“公安委员会”，挑衅性地沿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同一机构名称。

5月15日，皮埃尔·弗姆兰领导的新一届法国政府在巴黎宣誓就职仅48小时后，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司令罗洛·萨兰将军就在阿尔及尔的讲坛上，面对欢呼的人群，大喊戴高乐的名字。戴高乐本人自从离开公共生活后，一直默不吭声地居住在法国东部的科伦贝乡村老家。在重回公众视线后，5月19日，他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当时，武装分子已经控制了科西嘉岛，巴黎谣言四起，据说即将被伞兵占领。5月28日，弗姆兰辞职，勒内·科蒂总统召请戴高乐重组政府。戴高乐当仁不让，毫不迟疑地于6月1日正式上台执政。第二天就赢得了国民议会的全票通过。他第一步就直飞阿尔及利亚，6月4日，面对热烈欢呼的士兵和满怀感激的欧洲人，他含义不明地宣称：“Je vous ai compris.”（我早就了解你们。）

这位新任的法国总理确实早就了解他的阿尔及利亚支持者们，远胜于他们对自己的了解。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他们把他看成了自己的救星：在1958年9月公民复决投票中，戴高乐在法国获得80%的选票，而在阿尔及利亚，得票率却高达96%。[6]戴高乐众多优点中最突出的品质是他坚持秩序和立法。这位自由法兰西的英雄人物、维希政府的严厉抨击者，这位自1944年8月以来使法国恢复名誉的人，绝对不是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朋友（这些起义者当中有许多人曾是贝当的追随者），更不会站在加入起义的思想自由的年轻军官这边。他很明白，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法国政府的权威。他的下一个相关目标才是解决已经极大地危害到法国政府权威的阿尔及利亚冲突。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事情就很明显了，巴黎和阿尔及尔之间存在着摩擦。国际舆论日渐倾向于同情民族解放阵线，支持它的独立要求。英国正在同意它的非洲殖民地取得独立。甚至连比利时都最终于1960年6月放弃了刚果（虽然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7]。正如戴高乐所了解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很快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他早就成立了“法兰西共同体”作为将那些前法属殖民地组成“共同体”的第一步。在撒哈拉以南，那些由接受过法国教育的精英们所执掌的国家立即得到了正式独立的允诺，因为他们实在都很弱小，根本无法自立，因而在未来几十年内必定会完全依赖于法国。1959年9月，在执政一年后，法国总统提出了阿尔及利亚获得“自决权”的建议。

阿尔及利亚的官员和定居者都觉得这是即将被“出卖”的证据，被激怒的人们开始策划一场全面的反抗。其中有阴谋、有政变、也有谈论革命。1960年1月，阿尔及尔筑起了街道堡垒，“彻底的爱国者们”见到法国宪兵就开枪射击。然而，在戴高乐的坚决镇压下，那些动摇了的高层官员出于谨慎，纷纷从阿尔及利亚辞职离去（包括马苏及其上司莫里斯·夏勒将军），这次反抗最后以失败告终。然而，局势还是不稳定，在1961年4月又演变成了一场由新成立的“秘密军队组织”发起的军事起义，但还是失败了。这些谋反者们并没有扳倒戴高乐。戴高乐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宣布，那是“一小撮退休将军们发布的一份军事宣言”。这次政变，令法国军队的士气和（仅存的）国际形象大受损伤。大多数法国人，尤其是有儿子远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的父母们，都认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大得人心的事，从法国的利益出发，应该越快越好！[8]

戴高乐向来是个务实的人，他开始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地点定在日内瓦湖区的温泉疗养胜地埃维昂。最初几轮谈判是在1960年6月和1961年的6-7月间，但是没有找到共同基础。1962年3月开始了新的尝试，这次比较成功。只经过10天的讨论，双方就达成了一致协议，在经历了将近8年的连续战火后，民族解放阵线于3月19日宣布停火。根据埃维昂协议的条款规定，戴高乐于7月1日星期日举行了一次公民复决投票，法国人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了这项议案，从此摆脱了自己脖子上的阿尔及利亚这道枷锁。两天后，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并未到此终结。“秘密军队组织”这一地下组织已经羽翼渐丰，它的首要任务是保有法属阿尔及利亚，这一招失败后，就严惩那些“背叛”他们事业的人。仅在1962年2月，“秘密军队组织”的特工和炸弹袭击就杀死了553人。虽然在巴黎郊外小克拉马镇暗中伏击总统座车险些得逞，但针对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和戴高乐的公开暗杀行动也都未成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好几年里，法国受到了顽固的恐怖分子不断的疯狂威胁。法国情报机构最终剿灭了“秘密军队组织”，但是人们总是对此记忆犹存。

同时，几百万阿尔及利亚人却被迫流亡到法国避难。这些在欧洲的“黑脚杆”主要定居在法国南部。第一代移民都对法国当局心怀怨恨，认为法国政府“背叛”了他们，害得他们背井离乡，失去了原来的财产和工作。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也离开了，他们中有些人去了以色列，还有许多人和之前的摩洛哥犹太人一样来到了法国，在这里，他们来得正是时候，构成了西欧最大的犹太人（最主要是西班牙裔犹太人）社群。许多阿拉伯人也离开了获得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他们中有些人是因为怕会遭到民族解放阵线的高压专制，还有一些，主要是那些曾经同法国人一起工作过，或者是为法国军警当局服务过的雇员——那些被称为“鹰犬”的人——为躲避得胜的民族主义者而逃到了法国，以免沦为民族主义者早就宣誓过的报复对象。但许多人还是难逃被捕和惨遭报复的命运，即使是那些安全逃到法国的人，也并没有因他们的牺牲而得到法国政府的感激或认可之辞，更没有得到任何奖赏。

法国急于忘却它的阿尔及利亚之痛。1962年《埃维昂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生活中近50年来的战争和对战争的担忧。人们精疲力竭，厌倦了各种危机，厌倦了战争，厌倦了各种各样的威胁、谣言和阴谋。第四共和国仅存在了12个年头。无爱无怨，从一开始起就缺少一种有效的执行机制，这是维希政府的遗疾，令战后的法国立法者们一直不愿意加强总统的权力。总统的权力受到议会和选举制度的削弱。议会和选举制度倾向于维护多党利益，从而导致了合作政府的不稳定，对社会的变化缺少预见，却造成了政见分歧。来自法国西南部内地的圣泽黑的一名书商皮埃尔·布雅德发起成立了欧洲史上第一个单一目标的反对党，要保护那些“被剥夺的、受欺骗的、受侮辱的和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1956年全民大选中，反对现行制度的52名“布雅德主义者”赢得了议会的席位。

但是，重要的是，战后法兰西第一届政府是被它的殖民战争拖累的。就像1789年大革命前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一样，第四共和国也为战争付出了惨重代价。在1955年12月到1957年12月间，尽管经济稳步增长，法国还是失去了2/3的货币储备，外汇管制、浮动汇率（和后来几十年苏联集团的运作相比而言）、外债、财政赤字和连年通货膨胀，都得归咎于毫无胜算的、军费开支无度的殖民战争，这场战争从1947年打到1954年，又从1955年开始继续进行下去。历届政府面对这样的难关，不是分裂就是垮台。在法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军事失败、经历了长达4年被占领的屈辱后，接下来的10年里，即使不是士兵们心怀不满，第四共和国也备感压力，难于应对这样的挑战。然而，它还是坚持得够久，真是令人惊讶。

夏尔·戴高乐领导的第五共和国在体制设计上尽量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大大削弱了议会和政党的势力，总统行政权得到了大幅度强化：宪法赋予总统相当的控制权，并且让他拥有制定政策的主动权；总统对总理拥有绝对支配权，并可以任意任命和罢免总理。在成功解决阿尔及利亚冲突之后，戴高乐建议今后的共和国总统应当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非迄今那种间接地由国民议会产生的方式），对宪法的这一修改提案于1962年10月28日经公民复决投票得以通过。受惠于他的体制、个人经历和个性，以及法国人的善于取舍，如今的法国总统拥有了比世界上其他所有通过自由选举而当选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更多的权力。

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戴高乐乐于将大部分日常事务交由他的总理去做。为响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法国于1958年12月27日发行了新版法郎，这一举措对稳定备受困扰的法国金融做出了直接贡献，从此拉开了彻底的经济改革计划的序幕。作为政界名流，戴高乐的魅力在于他是一个天生的激进者，从不惧怕变化：正如他年轻时在关于军队改革的论文《未来之军队》中所写的，“只有不断更新，才能持久”。因此，法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城镇规划、国家指导下的工业投资等许多重大项目的改造，都是在他执政期间构思和开始的，这就毫不令人惊奇了。

和戴高乐追求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其他举措一样，特别是马尔罗雄心勃勃地计划修缮所有的法国历史公共建筑物，所有这些举措，都只是为了实现一个更远大的政治目标：为了再现法国的辉煌。和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一样（除此之外他俩截然不同），戴高乐明白，经济稳定和现代化是重现民族辉煌的强大武器。至少从1871年以来，法国就一直在走向衰退，主要表现在军事失败、外交屈辱、殖民撤退、经济受损、国内不安定等一系列事件上。戴高乐的目标是要结束法国的衰落时代。他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终我一生，我对法国都抱有一种理想。”而现在正是他付诸实现的时刻。

这位法国总统选择了外交作为他表演的舞台，这主要取决于他的个人品位和国家的政治需要。戴高乐早就对法国遭受的一系列屈辱十分敏感——认为后来从英美盟军手里受到的屈辱更要远甚于1940年从德国敌人那里受到的屈辱。他绝对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伦敦，他作为贫困法国的发言人所受到的极大冷落和令人难堪的孤立处境。鉴于对当时军事现实的了解，对1940年7月在克尔比海英国击沉法国人引以为豪的地中海舰队一事，他并没有表现出他内心和法国同胞们一样感受到的痛苦，但这次行动的象征意味使他一样地怨恨悲痛。

在对待华盛顿的态度方面，戴高乐更有理由持暧昧态度，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来没有把他当回事。美国一直和战时的维希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完全超出了应有的情理和谨慎。法国未能参加战时的盟军谈判，这使得戴高乐后来可以玩世不恭地否认法国应承担雅尔塔协议的责任，而先前他曾私下答应过此事。毕竟还是过去的记忆伤害了他，令他痛苦。但最大的屈辱却发生在战争胜利之后。在讨论决定德国的重大问题时，法国被彻底排除在外。英美之间的共享情报从来都不会透露给法国（因为它被确认为是最危险的泄露者）。该“俱乐部”中也没有法国，从而前所未有地使法国被排斥在国际军事讨论之外。

更糟糕的是，在亚洲的殖民战争中，法国一直完全依赖于美国。1956年10月，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密谋袭击纳赛尔领导的埃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却施压令英国撤退，这令法国大为光火却又无从发作。一年后，即1957年11月，法国外交官满腔怒火，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国和美国的军火运进突尼斯，而完全不顾法国的担忧：这些武器可能最终会落到阿尔及利亚的动乱者手中。1958年，戴高乐上台执政后不久，北约组织的美国司令诺斯塔德将军就粗暴地告诉戴高乐本人，说他无权得知美国在法国国土上部署的核武器的具体情况。

这就是戴高乐就任总统后在外交政策上所处的背景。他对美国人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从核武器到作为储币而占有特殊国际地位的美元，美国都处于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西方联盟中其他国家利益之上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并不值得信赖，这一点至少可以预料。重要的是不要依赖于华盛顿，不能像法国在印度支那和后来在苏伊士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那样。法国必须尽可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比如说，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而戴高乐对英国的态度则更复杂。

和许多观察家一样，这位法国总统合理地、正确地估计大不列颠会努力在欧洲和美国之间维持一种折中的地位。而且如果被迫选择的话，伦敦会舍弃它的欧洲邻居而倾向于它的大西洋盟友。这一点在1962年12月得到了铁的证明，当时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肯尼迪总统在巴哈马群岛首都拿骚会晤，达成了一份协议，接受美国提供为英国装备的用潜艇发射的北极星核导弹（这一多边军事力量合作将英国的核武器有效地纳入了美国掌控中）。

戴高乐怒火冲天。在出发去拿骚之前，麦克米伦曾经在兰布莱和戴高乐有过会谈，却没有对法国总统透露过任何消息。于是，拿骚协议在当时成了又一个背着法国炮制的“英美”计划。更令人进一步感到羞辱的是，在未跟法国协商的情况下，法国也被以相同的条件要求配备同样的北极星导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戴高乐总统在1963年1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法国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如果英国想成为美国的卫星国的话，那就随它好了。但它不能同时拥有“欧洲的”身份。与此同时，众所周知，戴高乐转向了波恩，和联邦德国签订了一份象征性的、毫无实质性内容的条约。

通过和莱茵河对岸的宿敌联合而弥补在英美那里受到的压力伤害，这个想法对法国来说并不新鲜。早在1962年6月，法国外交官雅克·塞杜就给他的政治老板写过一封密信：“和德国人一起来统治欧洲要胜过与他们为敌……法德修好可以使我们尽快摆脱英美的钳制。”[9]1940年支持贝当政府的那些保守派外交官也有着类似的想法。但在1963年的情境下，和德国签约并没有多少实际区别。法国无意脱离西方联盟，戴高乐丝毫没打算加入德国在战后重建东部的安定的计划。

1963年的条约和新的法德共同管治，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决心转向欧洲。对夏尔·戴高乐而言，20世纪的教训是，法国只有投身于欧洲计划并将其转变成为法国的目标而服务，法国才能回到过去的辉煌。殖民地正在逐渐消亡，英美还是一如既往地冷酷无情。过去几十年里的失败和损失令法国别无选择，如果它还想恢复一些过去的影响力的话，那么，正如当时英美联手迫使法国放弃苏伊士时，阿登纳安慰法国总理盖伊·莫雷时所说的：“欧洲将成为你的报复。”

值得一提的是，英帝国的衰弱和法国的衰弱大相径庭。英国的殖民地势力更大，情况更为复杂。英帝国和苏联一样，虽然遭受重创，但完整地保留了帝国的版图，英国的基本食物主要都靠帝国种植生产（和法国不一样，法国食物主要靠自给自足，它那大部分热带殖民地生产的是不同的产品），而且在某些战场上，尤其是北非，共同体的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英军人数。而且我们看到，比起他们的法国同伴而言，英国本土居民更加关心帝国的安危，伦敦比巴黎更大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繁荣源于它是帝国赖以生存的港口、商品交易、制造业和金融中心。1948年的英国广播电台员工手册提醒播音员要注意他们那些重要的非基督徒海外听众时写道：“任何对佛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等不敬，更不用说是贬抑性的言词……都可能引起极度冒犯，都应一概避免。”

但1945年以后，英国并没有实际指望能保有帝国的遗产。国家的资源供应紧张，毫无办法，帝国甚至连维持印度这一在经济和战略上占有优势的地区都觉得不划算：1913年英国向印度次大陆的出口占英国总产量的1/8，“二战”后只占8.3%，甚至还在逐年减少。无论如何，几乎人人都明显感到了压力：印度的独立是不容抗拒的。根据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而创立的英联邦，其构建者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殖民地的加速独立，因而为那些自治或半自治地区提供一个框架，使它们能够团结在一起，效忠并听命于英王陛下，同时又免受英帝国的不当统治。但如今，它却成了原来那些殖民地的束缚者，那些仍属于英联邦而今已独立的国家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感情而努力压制着自己。

1947年，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取得了独立。第二年，锡兰也独立了。整个独立的过程都充满了流血事件——在消灭种族的斗争中，上百万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徒惨遭屠杀，接着，又是人口交换——但撤退中的殖民势力本身并未遭殃。然而，毗邻的马来西亚地区爆发的一场共产主义运动，却令英国政府于1948年6月宣布整个国家处于戒备状态，这一禁令直到12年后起义彻底失败才宣告解禁。但总体来说，除了从印度及其邻国撤退了成千上万的殖民地居民及行政人员外，英国从南亚的撤退不仅比预期中的有序，而且也没有遭遇多少痛苦。

在中东，情况更为复杂。在英国管辖的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在虽然不光彩但却（在英国看来）相对和平的条件下，大不列颠放弃了它的权利。英国一撤离，该地区就陷入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争夺战。在英美都对当地石油感兴趣的伊拉克，美国逐步取代了英国的统治地位。但在埃及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原来并不属于英国殖民地的国家，有悖常理的是，英国却遭遇了戏剧性的、尖锐的反殖民运动，经历了历史性的惨败。1956年苏伊士危机中，英国首次感受到了国际性的耻辱，这意味着并加速了帝国走向衰落——那是法国早就习以为常的事了。

出于后来那些年里对石油的需求，英国对埃及的兴趣直接源于保有印度的重要地位。1882年，英军首次占领开罗，时隔由巴黎苏伊士运河公司掌管的苏伊士运河开通13年。“一战”前埃及虽然名义上不是但实际上一直是由一位英国居民在统治（大部分时期是由令人敬畏的克罗默勋爵在统治）。1914年到1922年，埃及成了英国的受保护国，1923年后取得了独立。两国关系一直维持稳定状态，并于1936年正式签署了一份条约。但1952年10月在开罗成立的军人领导的新政府，推翻了埃及法老的统治，正式废除了该条约。因害怕由此失去具有战略优势的这条水路，英国重新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区域。

两年后，起义的军官之一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台执政，他施加压力要求英军撤出埃及。英国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们需要和埃及合作。英国越来越依赖廉价的石油，它得通过苏伊士运河大量进口并支付英镑。一旦这种供应中断，或者阿拉伯人拒收英镑，英国将不得不动用它珍贵的储备货币来购买外汇从别处进口石油。此外，当时的外交官安东尼·艾登在1953年2月曾建议英国内阁：“可以通过武力维持军事占领，但在埃及问题上，如果没有当地劳力来支撑的话，埃及的基地就失去了价值。”

因而，1954年10月伦敦签署了一份协议，英军将于1956年撤出苏伊士英军基地，但双方达成谅解，一旦英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或该地区受其他国家的威胁，英军将重新在埃及“活动”。条约很快付诸实施，1956年6月13日，最后一名英军按时撤离了苏伊士。然而，当时的纳赛尔上校本人却卷入了权力斗争的麻烦中，他早已于1954年11月宣布自己担任埃及总统。在从亚洲到非洲之间新成立的国家独立运动中，他可是一位杰出的大玩家，在1955年4月（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上严厉谴责“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在该地区阿拉伯人激进分子眼里，他更是一位极具魅力的导师。他正在设法吸引苏联人的注意，1955年9月埃及宣布与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大批武器交易。

到了1956年，英国越来越感觉到纳赛尔构成了威胁：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行事激进如暴君，处于激流中却又逆向而行；另一方面是他现在成了他人的楷模。艾登及其高参们不断地把他和希特勒做比较，把他看成一个难以摆平的威胁人物。法国人也有同感，他们恨纳赛尔并不是因为他对苏伊士运河及他和苏联集团的交好对法国构成了威胁，而是他对法国在北非的臣民们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力。美国也不太喜欢这位埃及总统。1956年7月18日在南斯拉夫和铁托的一次会谈中，纳赛尔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起签发了一项“不结盟”联合声明，明确表态埃及将保持独立而不会与任何西方国家结盟。美国马上予以报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7月19日取缔了先前于1955年11月关于美国资助在尼罗河上建立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协议。一周后，即7月26日，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化。[10]

西方国家的最初反应是结成联合阵线：由英、美、法三国在伦敦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如期举行，并于8月23日起草了一份“计划”，派遣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齐斯去约见纳赛尔。但纳赛尔拒不接见。那些伦敦会议的参与者只好再次开会，从9月19日一直开到9月21日，最后商定要成立一个苏伊士运河使用者协会。同时，英法宣称它们将把有关苏伊士运河的争议提交联合国商讨。

在对纳赛尔的行动做出反应这点上，英国特别注意美国的反应并与其保持一致。英国对美国仍欠有巨额债务，需支付大笔贷款利息，1955年英镑支付带来的压力甚至使英国想寻求暂时的豁免偿付。英国一直怀疑美国在该地区暗藏野心：它认为华盛顿正在构思取代英国在中东的地位，那也是美国发言人不断热衷于发出反殖民主义论调以博得当地精英人物好感的原因所在。但总体来说，英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作为冷战动力的朝鲜战争掩盖了20世纪40年代两国之间的互相怨恨，英国觉得可以在英国的国际利益和承诺方面依赖美国。因此，虽然艾森豪威尔亲口说他们都非常担忧纳赛尔及其带来的威胁，但英国领导人还是想当然地认为一旦事态发展到了危急关头，美国人是会支持他们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1955年刚接替年老的丘吉尔）出发了，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埃及问题。不管在公众面前如何表现，英法都对联合国及其烦琐的程序失去了耐心，它们并不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虽然因纳赛尔的行动而引起的各种会议和国际计划正在召开和讨论中，但英国政府却开始和法国进行私下协谈，计划联合出兵入侵埃及。10月21日，这项计划又新增加了以色列，它参加了英法在塞弗尔举行的高层机密协商会。以色列的目标很明确：1949年2月，埃及和以色列的边界宣布停火，但双方都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因而双方为边界之争冲突不断，尤其是在加沙地带。埃及于1951年7月封锁了阿卡巴海湾，限制了以色列的贸易及行动自由，因而耶路撒冷方面决定要撤销这一封锁。以色列想通过打击纳赛尔而确保其在西奈和周边地区的土地及安全。

在塞弗尔，这些阴谋家达成了共识。以色列负责袭击西奈的埃及军队并向前推进，进而占领整个半岛，包括其西侧的苏伊士运河。英法将发布最后通牒要求双方撤军，然后借着不相干的国际社会第三方的名义，偷袭埃及：先空袭，再从海上打击。它们将占领运河，以证明埃及没有能力公平、有效地管理这一重要资源，从而恢复过去的状况，最后再摧毁纳赛尔。这一计划实行了严格保密，在英国，只有艾登和4位内阁高级部长知道这一协约。这份协约经过10月21日至24日三天的酝酿，最后在塞弗尔签订。

一开始，一切都在按计划顺利进行。10月29日，（由于苏联的反对）在安理会未能就苏伊士问题达成有效决议两周后，也就是塞弗尔会议一周后，以色列军队占领了西奈。几乎同时，英国船舰从马耳他基地向东行驶。第二天，即10月30日，英法投票反对联合国要求以色列撤军的提议，并对以色列和埃及下达了最后通牒，狡猾地号召双方停止战争并接受英美军队占领苏伊士运河区。第二天，英法空军开始空袭埃及空军基地。48小时后，以色列完成了对西奈和加沙的占领，完全不顾联合国大会的停火要求。埃及出于自救，击沉了苏伊士运河的船只，有效封锁了航线。两天后，即11月5日，英法地面部队开始登陆埃及。

这时，阴谋才得以暴露。11月6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华盛顿政府对英法的欺骗行为大为恼火，对其联合行动谎言背后的真实目的非常痛恨：英法公然违背了1950年《华盛顿三国共同宣言》的内容和精神，这一宣言要求在阿以冲突中，英、法、美一起反抗侵略者。美国开始在明里暗里对英国施加大量的压力迫使其停止侵略埃及，甚至威胁说要对英镑实行“釜底抽薪”的做法。一方面震惊于美国竟然站在如此直接反对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又担心英国无法经受住大量的英镑流失，艾登稍有迟疑后，不得不采取屈服的措施。11月7日，即英国伞兵首次在塞得港登陆两天后，英法两国军队宣布停火。同一天，联合国向埃及派驻维和部队。纳赛尔于11月12日接受了这一决定，证实了埃及主权不容侵犯。三天后，联合国维和部队抵达埃及并于12月4日进入西奈。

同时，英法军队宣布撤离苏伊士，并于12月22日完成了撤军。在这次危机中，英国的英镑和美元储备共损失了2.79亿美元，但后来得到了美国允诺的财政资助（从美国进出口银行获得了相当于5 000万美元的贷款限额）；12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批准了一项对英国约计5 614.7万美元的贷款，附加另外的一笔7 380万美元的贷款。在美国公开保证它可以在阿卡巴海湾和蒂朗海峡右侧安全通行后，以色列军队也于1957年3月的第一周内撤离了加沙。英法完全撤离一周后，苏伊士运河开始清理河道，并于1957年4月10日重新通航。它还是留在了埃及手里。

在苏伊士大灾难中，每个国家都得到了一定的经验教训。以色列人虽然在武器上还得依靠法国，但却清楚地看到，以后还得尽可能地站在华盛顿这边以谋得自己的利益。这些在美国总统1957年1月宣布“艾森豪威尔令”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条总统令声称美国将出兵镇压“国际共产党”对中东地区的侵略。在不结盟国家中，纳赛尔的地位通过击败旧殖民势力而得到进一步巩固。正如法国人所担心的，他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及他们的支持者中所具备的道德影响力及其榜样作用更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法国在埃及的失败预示着它在阿尔及利亚将遇到更大的麻烦。

对美国来说，苏伊士事件既提醒了美国它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实力的良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对莫雷及艾登自以为美国总会提供援助的做法心怀不满。他们都对英法很恼火：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这次秘密计划在构思上有误、在出征中又执行不当，还因为它们选择的时机不对。苏伊士危机爆发的时间和苏联占领匈牙利几乎发生在同时。由于英法如此公然为了某块地区的帝国统治权而狡施计谋去对付一个阿拉伯国家，从而将世界注意力从苏联入侵其他国家并摧毁其政府上转移了开来。在华盛顿方面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落伍的做法，它们完全是在将自己国家的利益凌驾于西方联盟的整体利益之上。

更糟糕的是，它们为莫斯科提供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宣传资料。苏联并没有参与这场苏伊士危机，但在11月5日，却威胁英、法和以色列，假如它们不停火的话，它将采取军事行动镇压。这种威胁当然对于整个事态的发展作用甚微。而且赫鲁晓夫及其同伴们也并不想采取什么行动。但一旦允许莫斯科哪怕只是象征性地扮演保护弱者的角色，英法就会使得苏联首次获得参与权，这正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苏联所乐意并兴致勃勃地扮演着的角色。由于苏伊士危机的爆发，冷战的分裂主义和论调也被根植到了中东和非洲大陆。

对苏伊士危机的失算，使英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虽然针对纳赛尔所策划的整个阴谋要经过许多年以后才会被揭露出来，但许多人还是心存怀疑。几周后，安东尼·艾登被迫辞职，满怀羞辱，因为他所实行的军事战略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还遭到了美国的公然反对，不予支持。虽然执政的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哈罗德·麦克米伦曾不愿参与出征苏伊士的计划，在他的领导下，保守党轻松赢得了1959年的大选——英国政府却被迫急速改进外交政策以重获好感。

苏伊士事件给英国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英国再也不是全球殖民主了。苏伊士事件很明确真实地显示出英国缺少军事和经济资源，而且唤醒了英国的意识：今后将会面临更多要求独立的呼声。经过将近10年的间歇期后，其间除了苏丹（1956年）和马来西亚（1957年）曾脱离英国的统治外，英国开始步入了一个殖民化加速分解的时期，尤其是在非洲。黄金海岸在1957年获得独立，成立了加纳共和国，成为众多独立国家中的第一个。1960年到1964年间，英国又有17处殖民地举行独立庆典，英国政界要人在全球奔波，忙于降下英国国旗并看着新的政府成立起来。1950年仅有8个成员国的英联邦，到了1965年拥有了21个成员国，而且还在不断有新成员加入进来。

和阿尔及利亚独立带来的苦难，或1960年比利时放弃刚果后导致的灾难性结局相比，英帝国的瓦解相对而言显得比较和平。但也有例外。在东部，尤其是非洲南部，比起在西非，帝国的解散表现得更有争议。1960年在开普顿的一次著名讲话中，哈罗德·麦克米伦对南非人民说道：“风向已经变了，正在吹遍这块大陆，而且，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非洲的）正在觉醒是一个政治事实。”他并不期望受到友好接待，而且也未得到欢迎。为了维护自1948年来就强制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的白人们于1961年宣布成立共和国并脱离英联邦。4年后，在邻近的南罗得西亚，白人殖民者单方面宣布独立和自治。以后许多年里，这两个国家中占少数人口的统治者都成功地推行暴政，打压那些反对他们种族政策的人。

但是非洲南部比较特别。在其他地方，如东非，占相对优势的白人殖民者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一旦明了英国政府既无力也无兴趣来加强殖民统治、镇压大多数人的反抗，这些欧洲殖民者就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而相安无事。那些反抗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还尚不明显，当时英军曾在肯尼亚发动了一场残忍、阴暗又不光彩地挑动当地白人抗击茅茅人运动的战争。

1968年，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从1956年11月的事件中最后得出一个必然结论，宣布英军将从各种基地、港口、贸易中心、输油港和其他帝国时代为了保有苏伊士东部而建的机构中永远撤离，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位于阿拉伯半岛上带有传奇色彩的天然港口亚丁港。英国再也无力假装可以影响和左右大洋彼岸的世界了。渐渐地，英国本身也坦然接受了这一结果。正如亚当·史密斯早就预见到的，1776年在大英帝国的初期阶段，放弃“帝国那华而不实的马车”是控制债务并使国家根据那平庸的现状来设计、规划它的未来的“最好的办法。”

苏伊士事件的第二个教训是：对英国绝大多数机构而言，那就是英国也不能犯站在美国对立面与其争论之错。这并不是说今后这两个国家总得意见一致——比如说，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英国更倾向于对苏联做出让步，而这导致了1957年到1961年间英美关系的冷淡。但在任何情况下，华盛顿都不可信任、不会支持它的友人这一说法，又使得哈罗德·麦克米伦站到了得出这一结论的法国同时代人戴高乐的对立面。不管内心有多少顾虑、不管它对美国的行动有多么不解，英国政府今后是铁定矢志忠于美国了。只有这样，它才能指望影响到美国的决定并在必要时保证美国会扶持英国一把。这种战略上的再次结盟对英国和欧洲来说具有重大含义。

英国社会感受到了苏伊士危机带来的延续性影响。大不列颠，尤其是英格兰，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还十分乐观。1951年保守党当选上台以及第一次显示出的经济繁荣的征兆，驱散了战后早期的平等主义阴霾。在女王新执政的最初几年里，英国沐浴在怡然自得的秋后难得小阳春般的阳光下。英国人在殖民地导游的正确导引下，第一个征服珠穆朗玛峰的（1953），并且首次以低于4分钟的成绩跑完了1英里（1954）。而且整个国家都时刻记得，正是英国人分裂了原子，发明了雷达，发现了盘尼西林（青霉素），设计出了涡轮式直升机引擎，等等，不胜枚举。

那些年代的辉煌——多少有些过誉地号称是一个“新的伊丽莎白年代”——在有关当时的电影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最受欢迎的关于英国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影片如喜剧片《古纳维芙》（1953）和《家庭医生》（1954）描述了生机勃勃、年轻富有而又充满自信的英格兰南部的景象。除了背景和人物都不灰暗且没有受过压迫的迹象外，其他的一切都沿袭了传统：剧中人物个个都青春亮丽、受过教育、薄有资产、言辞得体、受人敬重。那时的英国宫廷还仍然接受首次进入社交界的女子（这一明显落伍过时且荒唐可笑的礼仪最终被女王于1958年正式取缔）；保守党议员中1/5来自伊顿公学；1955年的大学里，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比例并不比1925年的高多少。

除了善意的社会喜剧外，英国电影院也纷纷推出了大量的战争片：《木马》（1952）、《无情的大海》（1953）、《轰炸鲁尔水坝记》（或译《敌后大爆破》）（1954）、《小艇英雄》（1955）、《普拉塔河口的战役》（1956）。这些影片都根据“二战”中的英国英雄事迹改编或创作而成（其中尤以海战为重），令英国人自然而然地回想起那些值得他们自豪的人和事，有点儿妄自尊大。要是缺了辉煌的战役，那他们就会杜撰英国的战争神话，浓墨重彩地描绘那种跨越阶级的或占领时期的同志之爱。当涉及暗示有社会压力或阶级差异时，往往会出现一种老于都市世故的妙语或令人怀疑的论调，而不会出现冲突或发怒。只有在查尔斯·克里奇顿的《熏衣草山的乌合之众》这部伊灵喜剧中最尖锐的一部喜剧里，才出现了一些对社会的评论，这是一种布雅德主义（poujadism）在英国的变体：反映了那些身处当中的温驯小人物们的怨恨与梦想。

然而，从1956年起，调子开始明显阴暗了起来。战争片如《克瓦依河大桥》（1957）或《敦克尔刻》（1958）就带着一种质疑的低调，似乎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自信正在瓦解。到了1960年，完全按过去模式拍摄的战争片《击沉俾斯麦号军舰》更是显得出奇地过时，与现时口味格格不入。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开创了新风，这部剧本于1956年在伦敦首演，两年后又被忠实地搬上了银幕，令人印象深刻。在这部充满了愤怒与幻想破灭的戏剧中，主角吉米·波特一直在他所处的社会和婚姻中苦苦挣扎，既无法放弃，又无力改变。他谩骂他妻子艾莉森的资产阶级背景。而她，反过来，又陷入了她那易怒的工人阶级丈夫和日亦衰老的前殖民者父亲之间，而她的父亲则对现在的世界感到迷茫而无法理解，觉得受到了伤害。就像艾莉森警告他时所说的：“你受伤害是因为一切都变了，杰米受伤害是因为一切还是老样子，而你们又都无法面对这一切。”

这种对苏伊士危机爆发时英国人心态的分析虽然说不上惊人地细致入微，但却很真实。《愤怒的回顾》登陆电影院的同时还上映了大量表现同样情绪的影片，大部分改编自50年代后半期的小说或剧本：《顶楼的房间》（1959）、《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晨》（1960）、《孤独的长跑者》（1962）、《如此之爱》（1962）、《运动生涯》（1963）。50年代初的电影不是由那些仪容端庄、操一口标准伦敦音调的中产阶级演员来担纲扮演——如肯尼斯·莫勒、迪尔克·鲍贾德、约翰·格雷逊、瑞克斯·哈里逊、格奥弗雷·吉尼——就是由那些可爱的伦敦“派”的犹太演员来扮演（如西德尼·詹姆斯、阿尔菲·巴斯、西德尼·泰菲勒和彼得·赛勒斯）。后来的电影，所谓的“厨房——水槽剧”则一味地描述日常生活，造就了另一批新星，如汤姆·康特纳、阿尔伯特·芬妮、理查德·哈里斯、阿兰·白德斯。他们是一批典型的在北部工人阶级社区环境中成长的人，操一口与环境相称的口音和语言。他们所代表的英格兰充斥着分裂、痛苦、世俗、敌意和坚硬，幻想已破裂。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影片中，其唯一相同之处在于，妇女都处于次要地位，而且影片中只有白人。

如果说帝国之梦想在苏伊士危机中遭遇了破灭的话，那么英国中产阶级那种岛民固有的自信心却早就遭到了围攻。1956年的灾难只是加速了它的崩溃。1950年，就在伦敦“这块圣土上”，在板球运动的老家，英国国家板球队首次败于西印度群岛板球队，标志着英国的衰退；3年后，即1953年，在国家体育馆，英格兰足球队又输得一塌糊涂，颜面尽失，以出人意料的3∶6负于毫不起眼的匈牙利队。在这两项由英国人传遍世界的体育运动中，英国再也不是老大了。

这些非政治性运动的失败给英国带来的影响和打击更为深远，因为这些年来英国社会一直在避开政治。苏伊士危机中持反对意见的英国工党，根本无法利用艾登的失败来扭转局势，因为选民们再不会通过政党政治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经历。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人对消费和享乐越来越感兴趣。他们的宗教信仰热情也开始衰退，从而对与之相关的任何形式的群众运动都兴味索然。哈罗德·麦克米伦，一位带有自由倾向的保守党政治家，一位以爱德华式的乡村绅士面目出现的中产阶级政治改革家，对外宣扬取消殖民主义，对内则激励和平与繁荣政策。年长些的选民们都对此结局满心欢喜，只是年轻人们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兴趣。

帝国从各殖民地的撤离加强了英国人对国家未来何去何从的焦虑之心。失去了帝国往日的荣耀，现在的英联邦国家成了为英国提供食物的巨大来源。多亏了英联邦的优惠策略（即英联邦各国家之间享有关税优惠），英联邦国家提供了廉价的食物，在20世纪60年代初构成了英国所有进口产值的1/3。但英国对英联邦国家的出口比例在其总出口量中却逐年下降，而更多地转向了欧洲（1965年，英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额首次与英联邦之间的贸易持平）。苏伊士危机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都把它看作英国衰败的标记，它们重新调整了对外贸易的对象和政策，转向了美国、亚洲以及后来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

而对英国来说，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盟友，但却不大可能为英国提供一个全新的未来前景，更不可能帮助它赶上时代潮流。反而言之，英国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恰恰表明了英国的衰落和无助。因此，它的文化和教育都针对着欧洲大陆，倒并不是说它是出于本能。对许多英国政治家及其他人来说——而不仅对麦克米兰本人——他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多多少少，他们国家的未来在海峡对岸。除了欧洲之外，大不列颠现在还能指望谁来帮助它恢复昔日的世界地位呢？

一些理想主义者提出的“欧洲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遭遇了阻碍。法国国民议会投票否决了建立欧洲军队的提议，从而阻碍了一切有关加强欧洲之间合作的会谈。地区之间制定了一些以比荷卢协约为模本的地方性条约，如1954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之间订立的“流动人口共同劳力市场”条约，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提出什么重要议程。倡导欧洲合作者于1955年春宣布成立了欧洲原子能机构，但它和煤钢共同体一样，是由法国最先倡议的，它的成功也主要在于这一机构范围狭小且便于技术管理。因此英国人对欧洲统一的前景仍抱怀疑态度，倒也情有可原。

再一次重新推动欧洲统一的进程，得主要归功于比、荷、卢等国家，它们曾从跨疆界的统一合作中获益匪浅，却并没有淡化本国的个性特征。这就提醒了欧洲的政治家们，如著名的比利时外交部长保尔-昂利·斯帕克，至少在目前，要寻求政治或军事统一是不可行的。到了1950年代中期，所有欧洲人的关注重点已经从前些年的军事领域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很显然，重点应当放在欧洲的经济一体化上，在这一领域可以实现本国的利益和各国的合作而又不侵犯传统的民族感情。斯帕克和他的荷兰同伴一起，于1955年6月在麦西拿召开了一次会议，共商对策。

参加麦西拿会议的是欧洲煤钢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还有一位英国（低级）“观察员”。斯帕克及其同伙们提出了一项旨在促进关税联盟、贸易合作和其他跨国合作的提议，尽力避免伤及英、法两国的自尊。法国抱着警惕的热情，而英国则坚决地怀疑这一切。麦西拿会议后，斯帕克在一次由他本人主持的国际会议上继续谈起这项计划，旨在坚定地寻求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寻求一个“共同的市场”。1955年11月，英国退出，表现出对他们一直心存怀疑的所谓欧洲共同体的警觉。

然而，法国却决定冒险一试。1956年3月斯帕克委员会再次强烈推荐成立“共同市场”时，法国表示赞成。英国观察家们还是犹疑不决。他们也深知不加入这一组织可能遭遇的风险，正如在斯帕克推荐之前英国政府委员会私下观测后所指示的：“一旦麦西拿会议的权力机构在脱离英国的前提下实现经济上的一体化，那就意味着德国获得了欧洲的霸权。”[11]要不是担心这一点，而且亲英的斯帕克又在极力主张，并且国际英镑体制在几个月前的苏伊士危机中又显得过于疲软的话，英国政府可能还不会冒险和“欧洲人”站在一起共命运。1957年3月25日，根据在罗马签订的和约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掌控原子能的欧洲原子能机构），并于1958年1月1日起生效。新成立的欧共体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共有6个7年前原属煤钢共同体的成员国。

完全有必要重申《罗马条约》的重要性。对多数人而言，它表达了对未来的一种良好意愿。它的签约国都列出了一份时刻表，计划着要减免关税和促进和谐发展，以达到最终调整货币并实现自由商品、货币和劳力兑换的目标。《罗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构建一种框架并为以后制定和加强这些规则而设计出一套程序。根据条约第177条，各国可以提交诉讼至欧洲仲裁法庭以获得终审权。这项最重要的创新提议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倒是在后来几十年里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意义。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基础并不强大，反倒可以说十分微弱。1956年斯帕克在报告中强调：“欧洲这一世界制造业的巨头，曾经从其海外市场获得了大量重要资源，如今正面临着外在地位衰弱、影响力衰减的局面，它在分裂中失去了进步的能力。”正是因为英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它才拒绝加入欧共体。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部分战略目标是为了抵抗正在日益强大的美国势力，从而获得一定量的货币资金以便在未来几十年间进入华盛顿政策圈内，这一目标实在显得荒唐可笑：新成立的欧共体得完全依靠美国的安全防护，离开了美国的保护，它的成员国根本没法投入经济一体化进程，更不用说什么共同防务了。

然而，也并不是每个成员国都对这一新的提议感到满意。在法国，许多保守党代表（包括戴高乐主义者）投票反对以“国家为基础”的汇率制，而有些社会党人和激进的左派（包括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则反对成立因没有英国参加而显得令人不踏实的“欧洲小团体”。在德国，阿登纳自己的经济部长，热切主张自由贸易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对新商业主义者的“关税联盟”提出批评，认为它会损害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限制了贸易往来并损害了价格体系。在艾哈德看来，欧共体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宏大经济体”。一位学者曾敏锐地观察到，情况有可能变得完全两样：“要是艾哈德统治德国的话，有可能会成立一个英德自由贸易组织，在农业上称霸世界，这样一种经济上排外的作用会最终迫使法国加盟进来。”[12]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如实发生。而欧共体的最终成形也有它的逻辑可循。20世纪50年代，西欧大陆各国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和联邦德国进行贸易，欧洲经济复苏越来越依赖于联邦德国的市场和产品。此外，战后欧洲各国正忙于各自的经济事务：通过计划、法规和制订增长目标并抵消其他各种力量之间的势力抗衡。但出口的增长、从旧产业转向新产业中的资源转向、对农业和交通等行业发展的扶持等等，这一切都需要跨国合作。没有一个西欧国家的经济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这样一种为实现共同体利益而合作的大趋势是受到了各国自身利益发展的驱动，而并不是舒曼煤钢共同体的目标之一，这一权力机构近几年来一直没有制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1939年以前，这种保护和增强地方利益的想法曾使欧洲国家各自为政，如今却把它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及障碍的排除，成了推动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比如，荷兰对欧共体可能对外征收的高额关税并不高兴，认为那会引起当地价格膨胀，和它的邻国比利时一样，它也因英国未加入这一组织而感到担忧。但它们也不敢冒险断绝与它们主要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

德国人的心思则比较复杂。作为欧洲主要出口大国的德国，在和西欧的自由贸易中获利日增——主要是因为德国制造商失去了在东欧的重要市场，也没有以前的殖民地可供剥削利用。在艾哈德看来，为保护关税而限制了6个国家的欧洲关税联盟并不是德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和英国人一样，他和许多德国人期待着一种更广阔、更自由的欧洲贸易的到来。但为了遵守外交政策的原则，不管他们之间的利益差异有多么不同，阿登纳将不会和法国断交。另外，还有农业问题。

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农民大多产能低下，生产的食物还不足以养活他们自己，结果导致了贫穷、移民和乡村法西斯主义。“二战”后的那个饥荒年代里，所有的计划都用来鼓励和支持那些有生产能力的农夫们尽量多生产。为了减少对以美元为主导的进口国如加拿大和美国的依赖，政策的重点放在了鼓励多产而非提高效率上。农民们不用担心会出现战前的价格紧缩：直到1951年，欧洲的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在政策保护和政府的价格支撑下，欧洲农民的收入得到了有效保障。可以说，40年代对农民来说是他们的黄金时期。到了50年代，虽然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已流向了城市新兴行业，但农产品产量还是在不断增加：欧洲农民正在变得越来越高产。而且他们也从公众的永久福利中不断得利。

在法国，这一怪异的状况表现得尤为突出。1950年，法国还完全是一个食品进口大国。但接下来的几年里，该国的农产品出口就开始飙升。1949-1956年，法国的黄油产量上升了76%；1949到1957年奶酪出口上升了116%。同时期的大麦和玉米种植分别增长了348%和815%。法国现在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还有剩余。跨度从1957年到1961年的第三个现代化计划，仍倾向于肉类、牛奶、奶酪、糖和小麦生产（在法国北部和巴黎盆地盛产主要粮食的地区，影响法国农业生产的辛迪加势力最强）。同时，法国政府也一直关注土地在法国公众生活中的象征性意义——最重要的是会影响农村选票——努力维持着支撑价格并寻求着食品的出口市场。

这在法国决心加入欧共体的过程起了重要作用。法国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利益兴趣主要在于它可以优先进入海外尤其是德国（或英国）的肉类、奶类和谷物产品市场。这和它的欧洲同伴所允诺的持续的价格支撑以及同意全部购买法国剩余农产品的许诺一起，成为说服国民议会投票赞成《罗马条约》的重要原因。作为交换，法国对德国非农产品打开了国内市场。法国通过向欧共体成员国转嫁国内农产品而大大减轻了巴黎政府的负担，这一对农业的承诺长期以来已成了耗资巨大（并且快引起政策崩盘）的重负，法国早已无法忍受了。

这就是欧共体著名的共同农业政策诞生的背景，它最早提出是在1962年，经过了近10年的商谈才于1970年正式产生。由于欧洲固定价格的上涨，所有的欧洲粮食产品都因价格太高而在世界市场失去了竞争力。由于都得受制于同样的价格机制，高效的荷兰奶业企业联合集团并不见得比小型、低产的德国农场好多少。20世纪60年代，为解决这一问题，欧共体花费了大量精力设计实践方案和制定规则。他们为所有的农产品制定了目标价格。欧共体的对外关税将使进出口农产品的价格提升到这一水准——这完全是根据欧共体成员国国内最高价格和最低效生产者的水准而制定的。

因此，欧共体每年都得以低于“目标”价5%——7%的价格买空它所有成员国的剩余农产品，然后以低于欧洲价的价格贴补卖给共同市场外的国家，以清空多余的农产品。这种事实证明非常低效的交易流程实际上是一种早已过时的政治交易。为了维持生计，德国的小农场往往需要大量的补贴。法国和意大利的农场经营成本并不很高，但却没有人敢叫他们限制生产，更不会要求他们为他们的产品定个市价。相反，每个国家都对农民有求必应，把产品成本部分地转嫁到城市消费者和所有纳税人头上。

共同农业政策的出现并不是前所未闻的。19世纪末欧洲的谷物关税和它非常相似，主要针对的是从北美进口的廉价粮食。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高峰时期，曾有过多次尝试通过购买剩余产品或出钱让农民少生产的方式来抬升农产品价格的做法。在1938年德国和法国之间再也无法完成的一项协约中，德国曾许诺将从法国进口农产品，而法国则对德国开放国内化学、机械工程类产品的市场。（战时在被占领后的巴黎曾举办过一次“欧洲的法国”展，强调了法国丰富的农产品，并认为法国加入希特勒的新欧洲后将进一步获益。）

现代农业的发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策保护。即使在美国，从1947年到1967年，它的对外关税降低了90%，却还是（并且仍在）小心地将农业排除在这些自由贸易之外。从一开始，农产品就被故意排斥在《关贸总协定》之外。当然，欧共体也不例外。但共同农业政策带来的后果却也明显有悖常理。随着欧洲生产者效率的不断提高（他们的高收入保障使他们得以投资最好的装备，使用最好的化肥），供远大于求，尤其是在那些受政策保护的商品领域：法国大农业主尤其偏好于谷物和牲畜，而对意大利南部生产的水果、橄榄和蔬菜却毫不关心。

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粮食价格的下跌，欧共体的粮价显得高得离谱。共同粮食政策宣布后的几年里，欧洲的玉米和牛肉价格是世界价格的200%，而欧洲的黄油价格则高达400%。到1970年，共同粮食政策雇用了共同市场4/5的行政人员，农业占据了预算的70%，这对一些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来说，真是一种怪异的状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承受这样一种荒唐的政策，但是通过把重担整个地转嫁给共同体，并将它与共同市场的更广泛的目标联结在一起，每个国家都至少在短期内获得了收益。只有那些城市贫民（和非欧共体农民）没有从共同农业政策中获利，但前者还是至少从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

这一时期，当然欧洲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加入欧共体。共同市场宣布成立一年后，英国仍在试图阻止出现一个超国家范围的欧洲集团，提议将欧共体扩展为一个工业自由贸易区，包括欧共体成员国、其他欧洲国家和英联邦在内。可想而知，戴高乐拒绝了这一提议。作为回应并在英国的带动下，一些国家于1959年11月在斯德哥尔摩聚会，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协会。会员国多是些繁荣、次要却热切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如奥地利、瑞士、丹麦、挪威、瑞典、葡萄牙、英国以及后来加入的爱尔兰、冰岛和芬兰。除葡萄牙外，它们的农业生产虽然规模很小却很高效，并且以世界市场为主。

由于上述原因，而且它们又和英国关系密切（尤其是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它们对欧共体而言意义不大。但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却成了（并仍然是）一个少数派的组织，成了对布鲁塞尔派缺陷的一大对抗而非一种真正的替代品。它只是制成品的自由贸易区，农产品还是得自我定价。一些小的成员国，如奥地利、瑞士或瑞典，可以在此找到高附加值工业产品的市场并吸引大批游客，得以繁荣本国经济。其他如丹麦等国则严重依赖英国市场出售它们的肉类和奶制品。

但英国本身需要一个更大的工业出口市场，它的盟友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阿尔卑斯山区国家的市场还太小，满足不了它的胃口。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虽然还在希望能够影响欧共体的政策，但却认识到自己其实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最终正式决定于1961年7月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时离伦敦鄙夷地拒绝参加麦西拿会谈已隔了6年。爱尔兰和丹麦在经济上和英国关系极为密切，也跟随英国申请加入了欧共体。是否会批准英国的申请加入还不确定，大多数欧共体成员国仍然希望英国能够加入进来，但是他们对英国能否接受《罗马条约》的核心目标却有理由心存怀疑。但事情仍属悬而未决，众所周知，戴高乐曾于1963年1月公开反对英国的加入。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后，一些事情真相正在逐步被揭示出来，直至此时仍受轻视的欧洲社会拒绝英国的加盟，这令麦克米伦非常绝望，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多年来的一切努力……白费了。我们的内外政策都毁了。”

英国别无他法，只好再试一次。他们于1967年5月再次申请加入欧共体，6个月后却再次遭到了心存报复、态度冷静的法国总统的投票否决。最后，在1970年，戴高乐退休并过世后，英国和欧洲之间展开了第三轮谈判，终于顺利加入了欧共体（部分原因是随着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之间贸易额的不断下跌，英国不再坚持要求布鲁塞尔会议各国保证和非欧共体国家之间的第三方贸易优先权）。但是到了1973年，英国、丹麦和爱尔兰最终加入欧共体的时候，欧共体早已定型，它们再也无法像英国的领导人以前一厢情愿地想对它施加影响力了。

欧共体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宰，波恩掌管着财政大权，而巴黎主持政策。联邦德国希望成为欧洲社会的一部分，为此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随后的几十年里阿登纳及其后继者们却心甘情愿地为此买单，毫无怨言，忠于法国这位盟友，这让英国大感意外。法国的农场则通过贴补和转型实现了“欧洲化”，而不用花丧失主权的代价。后者一直是法国外交战略的首要考虑点，早在1955年麦西拿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安托万·比南就明确宣布了法国的目标：跨国行政管理机构固然不错，但应当听命于各国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

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在欧共体的最初10年里，戴高乐可以对其他成员国吹胡子瞪眼睛。根据最初的《罗马条约》，所有的主要决策（除吸纳新成员外）都应当在成员国内部的部长级会议上以多数投票赞成的方式才可决定。但是，通过1956年6月撤离政府间的会谈，并迫使其他领导人同意根据法国的要求调整农业资金，法国总统一直束缚着欧共体的运行。经过长达6个月的僵持后，其他国家开始屈服；1966年1月，他们很不情愿地一致同意，今后部长级会议将不再通过多数投票的方式施压。这是第一次违背了原来的《罗马条约》，也是法国赤裸裸权力欲望的一次重要表现。

但欧共体早期取得的成就还是十分令人瞩目。1968年，欧共体就取消了内部关税，提前实现了原定计划。同期内6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长了3倍。农业劳动力降低了约4%，而在20世纪60年代，每个劳动者的农产品产量却年递增8.1%。到第一个10年快结束时，虽然还处在戴高乐的阴影之下，但欧洲经济共同体却成了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吸引了欧洲其他国家排队申请加入。

但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那代价很高的自我服务式关税联盟、由集权当局和一位非经选举产生的执行官直接从布鲁塞尔发号施令的做法，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好处。实际上，这种按法国的命令形成的保护性条约和间接性补贴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几十年来形成的国际贸易组织体系的精神和体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欧共体的管理制度完全是按照法国模式建立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拿破仑的传统并不是一种好兆头。

最终，法国人对早期欧共体产生的影响造成了一个新“欧洲”，它被指责为在次大陆使各个民族国家再次产生了一切最坏的特征：似乎为西欧复兴而付出的代价总是太高，有可能引起以欧洲为中心的地方主义危险。尽管增长势头喜人，但欧共体的世界实在太小。在某些方面，它在人数和地域上甚至比法国或荷兰以前在海外的殖民地还要小得多。但这在当时对大多数西欧人来说影响并不大，因为他们还没什么选择余地。但一旦时机来临的话，它将导致产生一种狭隘的“欧洲”观，这对它的未来发展很不利。

1953年3月约瑟夫·斯大林的去世，预示着在他那批神经紧张的继承者中间将引发一场权力之争。起初，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首先表现出一副唯一继承人的架势。正因如此，他的同事们密谋准备于同年7月将他暗杀，中间经过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的短期执政2个月后，在斯大林内部圈子里名气并不大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被确认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这多少带有点儿讽刺意味：贝利亚虽然患有精神错乱，但他一直是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甚至主张实行当时还不具备正式名称的“非斯大林化”。从斯大林去世到他自己被捕的这段短时期内，他还一直在谴责所谓的“医生的阴谋”，并且从古拉格劳改营释放了一些犯人，甚至还在那些卫星国推行改革，这令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很是迷惑。

虽然新的领导层名义上是集体领导，实际上却越来越以赫鲁晓夫为主，他们除了继续走贝利亚鼓吹的路线外，别无选择。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许多年里，苏联一直陷于压迫和贫穷交迫的境地，到处都是抗议和要求变革的呼声。1953年和1954年，在西伯利亚的诺里尔斯克、沃尔库塔和坎格尔的劳改营里发生了暴乱，克里姆林宫出动了大量的坦克、飞机和人数众多的军队，才平息了这些动乱。但一旦恢复“秩序”后，赫鲁晓夫又恢复贝利亚的策略。在1953-1956年间，从古拉格劳改营释放了约500万名犯人。

后斯大林时代的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1953年的柏林动乱中（参见第六章），而且还表现在那些弱小卑微、逆来顺受的帝国边远地区的反抗中，如保加利亚的卷烟厂工人于同年5月、6月发起了骚乱。苏联的统治并未受到严重的威胁，但莫斯科当局还是严密关注公众不满情绪的范围。赫鲁晓夫及其同事们目前面临的任务是既要埋葬掉斯大林及其暴行，又得注意不损害斯大林主义者早已建立起来的恐怖体制，同时还可以利用垄断的权力为其政党服务。

第二年出台的赫鲁晓夫的策略分四个方面。第一，众所周知的是，由于联邦德国重整军备，并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他需要稳定和西方之间的关系。第二，莫斯科开始构建和“不结盟”国家之间的桥梁，最早是和南斯拉夫，在经过长达7年的对峙局面后，1955年5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元帅访问南斯拉夫（离签署《奥地利立国公约》仅隔了一个月），以便重修苏——南旧好。第三，莫斯科开始鼓励其卫星国的共产党改革，允许谨慎批判老派斯大林捍卫者们所犯下的“错误”，重新安置一些当时的受害者，结束一系列的公审、大规模逮捕和党内清洗。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小心翼翼地迈向了有控制的改革的第四步（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这也是最后一步）：划清同斯大林的界线。这一步是在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走出的，赫鲁晓夫发表了他那现在为人熟知的“秘密报告”，严厉批判总书记所犯下的罪行、错误和个人崇拜。现在回顾起来，这次报告带有神话般的基调，但却不可夸大它的划时代意义。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一位列宁主义者，并且至少和他的共产党领袖中的同时代人一样是一位真正的信仰者。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阴险狡猾的目标，承认并细述斯大林的行为，但是把一切责任又都推到斯大林本人身上。他明白自己的目标就是通过将一切指责和责任推卸到已死的“约大叔”身上，同时确保共产主义事业继续下去。

2月25日发表的报告在篇幅和言辞上都完全按传统的样式进行。它是对一批党内精英所做的发言，而且发言本身仅限于描述斯大林在“背离”共产主义理论方面所犯的错误。独裁者被指责为“忽视了党内生活的准则，践踏了列宁主义关于党内集体领导的原则”，也就是说他独断专行。因而他的下级同事（自1930年初以来，赫鲁晓夫也归入了此列）可以被免除罪责，不用为他的罪行及更严重的政策失误承担责任。为了维护并加强列宁、列宁式的政府体制和斯大林的后继者的纯洁地位，赫鲁晓夫经过精心思考，冒着一定的风险，罗列了斯大林个人失误的细节（从而使听众中那些唯唯诺诺的老干部们感到震惊和感情上的伤害）。

这次秘密报告达到了它的目标，至少在苏共内部是如此。它和斯大林时代坚决划清了界线，承认了那个时代的荒谬和灾难，并且继续表明这一切都和现任的共产党领导无关。于是赫鲁晓夫的权力得到了保障，他相对自由地腾出手来改革苏联经济，并可以放宽对恐怖机构的控制。老一代斯大林主义者被边缘化了——在6月铁托回访莫斯科的前夕，莫洛托夫就被免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在赫鲁晓夫的同代人以及那些年轻些的共产党员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看来，这些人和参与斯大林罪行的赫鲁晓夫一样，都是有罪的，因此，他们根本无权来否定斯大林的主张和败坏他的名誉。这场控制严格的“非斯大林化”几乎对每一个人都有用处。

然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无法保密，从而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虽然在苏联，这份秘密报告直到1988年官方才准许公开发表，但事发后几天之内，西方情报机构就风闻了这份报告。西方各国共产党也得知了这一报告，虽然他们对赫鲁晓夫的动机还并不知情。结果，几个星期后，赫鲁晓夫贬损斯大林的传闻天下皆知，令人激动不已。对共产党人而言，贬损斯大林及其著作的做法令人迷惑而且担忧，但也是一种解脱。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共产党人今后将不再需要寻找借口或否认他们批评斯大林的大胆指责了。西方各国的一些共产党员和同情斯大林的人开始退党和转向，但也有一些人仍然坚守着他们的信念。

赫鲁晓夫公开抛弃斯大林主义的言行在东欧激起了强烈反响。分析苏联领导人最近和铁托的重修旧好、4月18日奄奄一息的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诋毁之言，人们觉得莫斯科今后似乎将寻求一条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还放弃了作为控制手段之一的恐怖和压迫行为。现在，至少让人觉得，苏联将首次开诚布公地发言了。正如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在1956年4月布拉格的一次作家大会上所解释的：“一次又一次，在这种大会上我们被告知，作家要讲真话。这就是说这些年来，他们的写作并没有讲真话……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梦魇终于被祓除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导人对他们过去的斯大林主义历史保持沉默。对他们来说，过去的恐怖记忆犹新，而且莫斯科那边又有传言说将发起新的政治行动。[13]非斯大林化在邻国波兰则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反响。6月间，波兰军队奉命开赴西部的波兹南市，镇压了一场因工资和劳动指标的争议而引起的示威运动（这和3年前柏林的那场动乱很相似）。然而，这在整个秋季反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这个国家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并没有被彻底苏联化，波兰的共产党领导人从战后的大清洗中幸存了下来，受到的破坏并不严重。

1956年10月，由于害怕对公众情绪失去控制，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撤销苏联元帅康斯坦蒂·罗科索夫斯基的波兰国防部长一职，并将其逐出政治局。同时选举符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以取代斯大林主义者博莱斯拉夫·比埃鲁特。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戏剧性变化：哥穆尔卡几年前还被关禁在狱，几乎难逃公审的厄运。在波兰公众眼里，他代表了一种波兰共产主义的“民族性”，他的当选被普遍理解成是共产党为了维持民族性而采取的一种对莫斯科更高权力的暗中对抗。

那也正是苏联领导人对此事件的看法。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和另外3名高官于10月19日突然飞抵华沙，意图阻止哥穆尔卡上任，禁止驱逐罗科索夫斯基，并想重新控制波兰。为确保对方明白他们的意图，赫鲁晓夫同时命令一个苏联坦克旅开赴华沙。但在机场柏油碎石路上，在与哥穆尔卡的激烈争辩中，赫鲁晓夫得出了结论，认为与其强加于人并引起激烈冲突，还不如接受波兰共产党的新状况，从而使苏联在波兰的利益得到最大实现。而哥穆尔卡则向苏联人保证，他能够恢复控制局势，无意放弃权力，但不会使波兰退出《华沙条约》，也不会要求苏联从波兰撤军。

考虑到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之间的悬殊实力，波兰新的领导人却成功转移了一场国家灾难，实在令人惊奇。但赫鲁晓夫却认清了他的对话者，第二天回到莫斯科后，他对苏联政治局解释说，苏联驻华沙大使波诺马连科“完全错误估计了哥穆尔卡”。共产党控制波兰的代价只是一些人事变动，放松了波兰公众的生活，但哥穆尔卡是一位坚定的党员，他不愿意把权力拱手放到街头或落到共产党的政敌手里。同时，他也是一位务实的人：如果他没法平息波兰动乱的话，那么就只能让位给苏联红军了。哥穆尔卡认识到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并不意味着他打算消除苏联的地域影响力和政治垄断。

“波兰的十月”最终得以化险为夷，纯属偶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华沙差点儿再次被苏联占领。然而，匈牙利的情况却不一样，这在最初表现得并不明显。早在1953年7月，匈牙利斯大林主义领导层就被一位一心改革的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所取代（他是由莫斯科提名的）。纳吉和哥穆尔卡一样，早年曾遭受过清洗并被关入狱，因此对他的国家刚刚经历过的恐怖时期和暴政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作为党的领导人，他的首次行动就是在贝利亚的支持下，推行自由化政策：关闭拘留营和劳改营，允许农民自愿离开集体农庄。从总体上更多地鼓励农业生产，而放弃不切实际的工业目标。1953年6月28日的匈牙利共产党秘密决议很有特色地表述说：“错误的经济政策揭示出一种自我吹嘘之象，充满了风险。只要强制发展重工业，就总是预见到有一部分资源和原材料无法得到。”

在莫斯科看来，纳吉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接班人。1949年9月，他曾批判过马迪亚斯·拉科西的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路线，并且他也是匈牙利政治局成员中仅有的两名反对处死拉兹罗·拉吉克的人之一。这件事以及他对农村集体化的批判，导致他被逐出党的领导层，并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纳吉承认了自己的“机会主义态度”，未能紧跟党的路线。但是选择他是符合逻辑的。在这样一个政治精英和经济都曾遭受斯大林蹂躏过的国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拉科西统治下，从1948年到1953年间，约有480名公众人物被处死，这还不包括拉吉克和其他共产党牺牲者在内；同一时期，（在总人口不到900万的国家里）竟有15万人被关进了监狱。

纳吉一直执政到1955年春。那时候，拉科西和匈牙利共产党的一批中坚分子正在暗中给这位同事制造麻烦，趁当时的苏联正面临着北约组织扩张的威胁、邻国奥地利将要变成独立的中立国家，他们成功地说服了莫斯科，说纳吉不值得信赖，他无法坚决控制局面。苏共中央委员会严厉批评了纳吉的“右倾背离”，他被赶下了台（后来又被开除出党），而拉科西和他的朋友们则得以重掌布达佩斯的大权。在赫鲁晓夫发表讲话的8个月前，这种从改革中倒退的做法，预示了在诋毁斯大林名誉的同时，苏联领导人是多么缺少计划，扰乱了共产党的平稳执政。

大约过了一年左右，下了台的“纳吉集团”在匈牙利共产党中形成了一股非正式的反对派，即“改革”派，这在战后共产主义中还属首次。与此同时，又轮到了拉科西来吸引莫斯科的嫌恶目光了。众所周知，赫鲁晓夫正在急切地想重续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而拉科西在先前反铁托的那阵疯狂运动中曾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匈牙利的公审中，尤其是对拉吉克的审判中，特别指控了拉吉克等人的“铁托主义”，这并不是出于偶然。在这场运动中，匈牙利共产党被指派扮演了公诉人的角色，而且党的领导层在执行任务中表现积极而热切。

因而，这时的拉科西就陷入了尴尬境地，成了苏联计划中不合时宜的障碍物。1956年6月，随着苏联——南斯拉夫高层领导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似乎继续在布达佩斯保留这样一位与过去不光彩的日子有着千丝万缕关系而又未经改造的斯大林主义者，显得毫无必要而且容易引起争议，况且他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顽固正在激起匈牙利民众的公开抗议。尽管拉科西费尽心机，在1956年3月撰稿，在匈牙利报纸上起劲地批判贝利亚在匈牙利警察中的追随者尉加伯·佩特，紧跟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的论调，并庆贺得以“揭露”这种迫害无辜者的罪行，但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956年7月17日，阿纳斯塔斯·米高扬飞抵布达佩斯，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最后一次把拉科西赶下了台。

苏联提拔了厄尔诺·格罗顶替拉科西的位置，这位匈牙利人也是一位毋庸置疑的斯大林主义者。这次苏联选错了人，格罗既无能力领导变革，又无法镇压变革。10月6日，对贝尔格莱德来说尤其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示，布达佩斯当局允许公众重新安葬拉兹罗·拉吉克及其在公审中牺牲的同伴。拉吉克公审中的幸存者贝拉·萨兹在墓前演讲道：

被以捏造的罪名处决的拉兹罗·拉吉克在一处不知名的墓地里躺了七年。然而他的死对匈牙利人民和整个世界而言是一种警示。从他棺木旁经过的成千上万的人都不仅仅是在向死者表示敬意，他们是在热切希望并决心埋葬掉一整个时代。过去那种无法无天、独裁专政、道德腐朽的不光彩的年代，应当被永远埋葬掉；匈牙利实践者们在执政中使用的暴力手段和个人崇拜，充满了危险，更应当被永远禁止。

拉吉克的命运在激起人们同情心的同时，又夹杂着某种讽刺意味，这个人自己也曾将许多无辜的（非共产党）受害者送上了绞架。但不管是否带有嘲讽意味，重葬拉吉克却引发了匈牙利的火星。

1956年10月16日，匈牙利外省城市塞格德的大学生们组织了“匈牙利学生团”，它独立于官方的共产党学生组织。一周之内，学生组织遍及全国，到10月22日，以布达佩斯科技大学学生系统阐述的“十六点”声明为高潮。学生们要求实行包括工农业在内的改革、获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言论权，取消各种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对生活的禁令和规定。但是，他们还要求伊姆雷·纳吉当总理、审判拉科西及其同伙的罪行，以及要求苏联军队撤离他们的国土。这就预兆着有更大的事情要发生了。

第二天，10月23日，学生们开始聚集在布达佩斯的议会广场上示威，坚持他们的要求。政府一开始是禁止，后来又允许了这次示威。当天下午，示威还在继续，格罗通过当晚的匈牙利广播电台开始发表讲话，指责这次集会及其组织者。一小时后，愤怒的示威者打碎了矗立在市中心的斯大林雕像，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攻击人群，匈牙利中央委员会连夜召开会议。第二天早上8点13分，宣布伊姆雷·纳吉被任命为匈牙利总理。

如果党的领导层指望通过纳吉的回归来平息这场事端的话，那他们是盘算错了。纳吉本人也急于恢复秩序：他上台后1小时内就宣布了宵禁法。在和苏斯洛夫与米高扬的谈话中（米高扬当天就从莫斯科直飞而来），纳吉和匈牙利的其他新的领导人却坚持认为有必要和示威者对话。在10月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雅努什·卡达尔[14]向苏联人汇报时解释说，有可能也有必要分辨出谁是忠诚的大众，他们因党在过去所犯的错误而疏远了党；谁是武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纳吉政府希望孤立的人。

卡达尔的明确表态可能说服了苏联领导人，但这不是匈牙利的真实情况。一时之间，全国各地自发地出现了各种学生组织、工人团体和革命者“全国委员会”。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反击和私刑泛滥。匈牙利共产党领导层不顾一些党员的劝告，从一开始就拒绝承认这场动乱是一次民主革命，而认为这是一场“反革命运动”，从而失去了拉拢对方的机会。10月28日，在首次示威爆发仅一个星期后，纳吉才在广播中建议停止武装冲突，承认最近的抗议活动是合法的、具有革命性的，许诺废除令人鄙视的秘密警察，并宣布苏军即将从布达佩斯撤离。

苏联领导人虽心存疑虑，但还是认可了匈牙利领导层的新路线。苏斯洛夫在纳吉发表广播讲话的当天发回莫斯科的报告中，把这次让步看作党为了控制群众运动而付出的代价。然而匈牙利的局势发展远远超出了莫斯科的估计。两天后，即10月30日，在共产党的布达佩斯总部遭袭并造成24名楼层保卫者遇难后，伊姆雷·纳吉再次发表广播讲话。这一次，他宣称他的政府从此以后是建立在“1945年新成立的各党之间民主合作”基础上的。换句话说，纳吉正在成立一个多党政府。纳吉不是与反对派对立，而是将他自己的权力地位建立在民众运动的基础上。他的演讲结束语说，要迎接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匈牙利，他甚至明确地省略了“社会主义的”这个形容词，这可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公开要求莫斯科从布达佩斯直至匈牙利全国各地“开始撤走苏军”。

纳吉的赌博得到了共产党内阁其他成员的支持，他深信可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并能摆脱苏联的干涉所造成的难以启齿的威胁。但是他放弃了主动权。民众起义委员会、政治党派和新闻报纸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到处充满了反抗苏联的情绪，还不时提到1848-1849年沙皇俄国对匈牙利起义的镇压。最重要的是，苏联领导人正在对纳吉失去信心。10月31日下午，纳吉宣布他正在商谈匈牙利决定退出《华沙条约》之时，也许他的命运就此被注定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早就想好了，就像先前的波兰一样，一旦匈牙利的“反革命”运动失控的话，他们就会插手此事。只是一开始他们还并不想做此打算。直到10月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仍宣称，关于苏军撤离匈牙利一事，他们愿意和匈牙利领导层“进行适当的谈判”。然而，即使他们已做出了这一让步，还是得到报告说（罗马尼亚的）蒂米索拉的学生示威活动以及“含有敌对情绪的”保加利亚知识界都同情匈牙利动乱。这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似乎是他们长期以来害怕的传染效应的开始，因此他们决定采取新的措施。

于是在赫鲁晓夫建议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取消了原来定于第二天进行撤军谈判的议程。因为“帝国主义者”可能将这次撤军看作苏联软弱的证据之一。因此相反，苏联现在正“不得不首先恢复匈牙利的秩序”。苏联驻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部队被立即调派前往匈牙利边境。得知这一行动后，匈牙利总理召见了苏联大使（尤里·安德罗波夫），并通告他，为表示对苏联军队新动作的抗议，匈牙利单方面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当晚，11月1日19点50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匈牙利从此以后将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并请求联合国承认其新地位。这一宣言在全国范围得到了广泛赞同；曾在动乱之初就举行大罢工的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马上积极回应，号召工人复工。纳吉此举最终赢得了大多数曾对他产生过怀疑的匈牙利人的支持。

就在纳吉发表历史性讲话的那天晚上，雅努什·卡达尔却秘密前往莫斯科，在那里，赫鲁晓夫说服了他，说苏联将支持他在布达佩斯成立一个新政府。不管怎样，苏联红军将进入匈牙利维持秩序，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匈牙利人才能有幸与之合作。赫鲁晓夫坚持说苏联现在意识到7月份让格罗重新上台是犯了个大错，这就打消了卡达尔心中残存的会背叛纳吉和匈牙利人民的顾虑。一旦控制了布达佩斯的局势，他们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然后，赫鲁晓夫动身前往布加勒斯特会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领导人，共商干涉匈牙利事宜（一个低一级的代表团曾在前一天会见过波兰领导人）。这时，纳吉还在继续抗议苏联越来越多的军事行动。11月2日，他请求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出面调停匈牙利和苏联的关系，并寻求西方社会承认匈牙利的中立地位。

第二天，即11月3日，纳吉政府与苏军领导就撤军问题开始（或者说自认为是开始了）谈判。但当晚匈牙利谈判团一回到苏军驻匈牙利特克尔总部，就立刻遭到了逮捕。没过多久，在11月4日凌晨4点，苏联坦克进攻布达佩斯，一小时后，苏联占领了匈牙利东部地区，并广播宣称已经推翻了纳吉政府并成立了新政府。纳吉立刻做出回应，亲自发表最后一次广播讲话，号召匈牙利人民一起抗击入侵者。然后他和他的亲密同事们就逃往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避难，他们在那里被允许避难。

军事战绩不言而喻：尽管遇到了激烈的抵抗，苏联军队只用了不到72小时就占领了布达佩斯，而后于11月7日，雅努什·卡达尔宣誓就职。由于卡达尔并不想直接攻击一些工人委员会，这使得它们得以多存在了一个月，一些零星的罢工运动一直延续到1957年：根据1956年11月22日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报告，匈牙利的煤矿产量下降了10%。但一个月后，新政府就感到有了足够的信心开始执政。1月5日，确立了对“挑动罢工”处以死刑的法令，并开始了严厉的镇压运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有2 700名匈牙利人在斗争中丧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处死（最后一批人被处死刑是在1961年）。总计约有2.2万匈牙利人因参与“反革命活动”而被关进监狱（许多人被判长达5年以上的徒刑）。另有1.3万人被关进了拘留营，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或处在严密监视下，直到1963年3月才宣布全国大赦。

估计约有20万人——占总人口的2%以上——在苏联占领后逃离了匈牙利，他们中大多是年轻人，许多人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精英，他们来自布达佩斯和城市化的匈牙利西部。他们定居在美国（约有8万匈牙利难民）、奥地利、英国、西德、瑞士、法国和其他许多地方。在一段时间内，纳吉和他的同伴们命运未卜。在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过了3个星期之后，他们于11月22日被骗离开了那里，立即遭到了苏联当局的逮捕，并被送进了罗马尼亚的监狱。

卡达尔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处置他以前的朋友和同志。为了避免引起国际舆论的抗议，针对那些参加巷战的年轻工人、士兵的报复行动尽量都在暗中进行；尽管如此，国际上还是要求对那些杰出人物如作家约瑟夫·加利和古拉·奥伯索夫斯基等从宽处理。纳吉本人的命运是一件特别敏感的事。1957年4月，卡达尔和他的同事决定把纳吉及其“同谋犯”一起引渡回匈牙利接受审判，但这一程序一直被他们自己耽搁到了1958年6月，甚至到了那时候一切都还处在严格保密中。1958年6月15日，这些被告都被指控犯有挑动反革命的罪行，分别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作家伊斯特凡·毕波和阿帕德·冈茨（后来共产党下台之后当上了匈牙利总统）被判终身监禁。还有两位——约瑟夫·齐拉吉和格沙·罗松齐在审判前就在狱中被杀了。伊姆雷·纳吉、帕尔·马勒特、米克洛斯·吉姆斯于1958年6月16日凌晨被处死。

匈牙利暴乱，这场在苏联帝国一个小小边远地方发生的短暂而毫无希望的动乱，对国际事务产生了破坏性的冲击。首先，它从客观上给西方外交家们上了一课。直到那时，美国官方虽然知道无法使东欧卫星国摆脱苏联的控制，但是还在不断地鼓励它们的“反抗精神”。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第174号文件（1953年12月）所言“创造条件以便在未来适当时机下解放那些卫星国家”，美国采取了一些秘密活动和外交支持。但后来根据1956年的动乱而于7月份起草的一份机密文件却强调：“美国不打算依靠战争来消灭苏联在其卫星国的统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5608/1，“美国对东欧苏联卫星国政策”）。

其实，自从1953年的柏林动乱被镇压后，美国国务院就得出结论，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时间内，苏联在它的“地盘”上是不可动摇的。“不干涉”成了西方对东欧的唯一战略。但是匈牙利的造反者们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真诚地希望能得到西方的支持，受到了美国毫不妥协的公开论调的鼓励，“欧洲自由之声”移民广播节目也鼓励匈牙利人拿起武器，并许诺他们会立刻得到外援。一旦这种支持并不兑现，失败的造反者们自然就幻想破灭，感到痛苦。

即使西方各国政府愿意提供更多的帮助，当时的情状也并非好时机。就在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当天，英法两国代表正在塞夫勒同以色列人举行密谈。此时法国已经陷入了北非困境之中：10月27日，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比诺在递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法国代表的一份高度机密备忘录中解释说：“在关于匈牙利问题上起草的提交给安理会的决议中，必须注意不要包含任何会影响到我国在阿尔及利亚行动的措施……我们尤其反对组织调查委员会。”4天后，为答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要求伦敦直接呼吁苏联领导人停止侵略匈牙利一事，英国外交部长塞尔文·洛伊德写给首相安东尼·艾登的信也如出一辙：“我本人认为传递这一信息的时机尚未成熟。”

10月28日，赫鲁晓夫对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事解释说：“英国和法国现在在埃及这件事情上焦头烂额了。”[15]而艾森豪威尔此刻正处在竞选运动的最后一周——他再次当选的日子正是布达佩斯打得最激烈的一天。直到苏联占领3天之后，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才开始讨论起匈牙利问题。他们针对纳吉的行动（尤其是纳吉放弃了一党制）而采取的正式行动慢了几拍，因为这个国家在美国的全盘战略中没有意义（反而是最近的波兰危机引起了华盛顿更大的关注）。在11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当匈牙利问题真正被提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程上时，艾森豪威尔和下属们都一致认为，那都是英国和法国的错。如果英国和法国不入侵埃及的话，苏联就不会有借口出兵匈牙利。艾森豪威尔政府问心无愧。

于是，苏联领导人看准并且抓住了时机。在共产党眼里，真正的威胁并不是纳吉的经济自由化，也不是放宽审查制。即使匈牙利宣布中立，这在莫斯科看来也只不过是具有“挑衅性”，还不足以就此推翻纳吉的统治。克里姆林宫无法容忍的是匈牙利共产党居然放弃一党专政，放弃“党的领导作用”（这是波兰的哥穆尔卡十分小心、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这种背离苏联实践的做法，会小事变大，导致民族分裂，使各地共产党遭到失败。这也是其他各卫星国的共产党领导人立即听从赫鲁晓夫的决策，主张推翻纳吉的原因所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11月2日的会议上，表示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匈牙利人民的民主”，这种感情毫无疑问发自肺腑，十分真实。[16]

连铁托也最终承认，匈牙利共产党统治的垮台和国家安全机构的瓦解，树立了一种危险的榜样。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一开始曾把匈牙利的变化看作非斯大林化的进一步证明。但到了10月底，布达佩斯事态的进程改变了他的想法：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有相似情况，在他的国家里，在伏伊伏丁那地区住着的匈牙利人少数民族的人数很多，而且一旦受到传染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这使铁托感到很不安。11月2日，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不辞辛劳地飞抵铁托在亚得里亚海上的疗养地，简要地告知了他将出兵的情况，铁托表现出了忧虑，但表示理解。他最关心的是匈牙利即将组成的傀儡政府中有没有拉科西和其他未经改造的斯大林主义者。对这一点，赫鲁晓夫很高兴地让他放宽了心。

然而，仅仅两天后，铁托就为纳吉及其15名政府成员和他们的家属提供了避难场所，这让赫鲁晓夫明显感到不快。南斯拉夫的这一决定似乎是在匈牙利危机爆发的高潮时期所做的，并且假设了苏联人对制造烈士不感兴趣。但后来苏联领导人表示了不满，接下来在卡达尔本人保证其安全的情况下，却绑架了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纳吉等人，这样一来，铁托落到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在公开场合，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继续表示赞同卡达尔的新政府；但私底下他却毫不掩饰他对整个事态发展的不满。

苏联任意干涉共产党兄弟国家内政的一贯做法，并没有拉近苏联对南斯拉夫的领导关系。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再次恶化，南斯拉夫政府主动提出要和西方国家、和亚洲的不结盟国家修好。铁托对苏联入侵匈牙利一事一直抱着复杂的态度。和苏联领导人一样，他对恢复了共产党的秩序表示释然，但认为，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却是树立了一个坏榜样，而且引人非议。

其他地方的反应总体来说要明朗得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西方一泄露开来，就标志着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后斯大林主义的改革与更新还可能继续存在，通过牺牲斯大林本人来保护人们对列宁的革命纯洁性的幻想，赫鲁晓夫为他的党员们及跟随他们的进步人士提供了一种可以执着坚守的神话。但布达佩斯发生的绝望的巷战却驱散了人们对这种苏联“改革”新模式的一切幻想。苏联再次毫不含糊地揭示出它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坦克炮筒而不是其他东西上的。剩下的就是诡辩了。西方各国共产党开始大伤元气。根据意大利共产党自己的统计，从1955年到1957年间约有40万党员退党。在匈牙利危机最高峰时期，陶里亚蒂曾向苏联领导人解释说：“匈牙利事件的发展趋势令我们党内的思想净化工作变得十分困难，而且要想得到领导层的共识也变得很难。”

意大利的情况和法国、英国等地方的情况一样，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党员们纷纷退党。[17]他们和左翼非共产党知识分子一样，被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改革前景所吸引，并对匈牙利革命本身感兴趣——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学生运动，等等——这些都暗示着即使是在苏联集团的共产党的执政下，也可以接受新的方向。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正是这些协会组织的崛起（而非纳吉恢复各政党的地位）意味着开始真正兴起了以民主反对独裁，以自由反对暴政，并且有可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与自由的相互并存。用当时在巴黎从事秘密工作的西班牙年轻共产党员豪尔赫·塞布伦后来的话说：“秘密报告让我们松了口气；它至少给了我们一个从理性沉睡中清醒过来的机会。”匈牙利被占领后，这种希望就破灭了。

一些西方观察者们还试图为苏联的干涉寻找正当的理由，或者至少想为它做解释，接受了共产党的官方声明，说纳吉领导了一场反革命，或者说他被清扫出局了。特别是萨特坚持认为匈牙利动乱明显具有“极右性质”。但不管布达佩斯或其他地方的起义者有何动机——这在当时众说纷纭，难以辨明——引起国外观察者们更深印象的并不是匈牙利的动乱，而是苏联的镇压。40年来，西方左翼一直看着苏联，原谅甚至敬重布尔什维克的暴力，把它看作为获得革命的自信心和历史的进步而付出的代价。莫斯科正是他们政治幻想的一面悦人的镜子。1956年11月，这面镜子破碎了。

在1957年9月8日，匈牙利作家伊斯特凡·毕波在备忘录中写道：“在摧灭匈牙利革命中，苏联给那些为共产主义增添力量的‘同路人’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知识界运动等等）造成了一次沉重的或者说是道义上的打击。”他的见解是很深刻的。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一旦失去了奇特的吸引力，布达佩斯事件所揭示出的只能依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平庸之才，使苏联共产主义在许多西方同情者和敬佩者眼中失去了魅力。为了摆脱“斯大林主义的臭气”，前共产党人如法国诗人克劳德·罗伊主张把“鼻子转向别处”。1956年后，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在阴暗的工厂和荒废的集体农庄里，已经找不到历史的秘密了，它们躲在了其他更怪异的领域里。一批未经改造过的列宁主义辩护者们还在死守着过去，人数却在逐渐消退；从柏林到巴黎，一代新生的西方进步势力正在从欧洲之外那个还未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地方所正在追求的抱负和发生的动乱中寻求慰藉和榜样。

在东欧，人们的幻想也破灭了。10月31日，一位驻布达佩斯的英国外交官报告第一轮战斗高峰时说道：“匈牙利人民居然能忍受并击退那种残暴的猛烈进攻，真是一个奇迹。他们将永不忘记，永不宽恕。”其实，不是只有匈牙利人的心中牢记着苏联的坦克。罗马尼亚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以表示支持他们的匈牙利邻居；民主德国的知识分子因谴责苏联的行为而遭到逮捕和审判；在苏联，1956年所发生的事件也让迄今忠诚的年轻共产党人如列昂尼德·普列希切看清了真相。在布达佩斯事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如罗马尼亚的保尔·戈马和民主德国的沃尔夫冈·哈里希。

当然，在东欧，情况有所不同，声名扫地的统治者治下的臣民们没法把目光转向遥远地区，那里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再也不能重新点燃人们的革命信念。虽然人们不再相信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却还必须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经历了1956年的事件后，东欧人久已累积的失望达到了极点。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在非斯大林化的时候曾重新燃起过的信心，都最终消失了。但他们也不再指望西方国家的救助。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发、还有对重新恢复公审受害者名誉的迟疑，这些都暗示着共产党内部也有可能播下了复兴和解放的种子，匈牙利事件后，“玩世不恭地顺从”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也并非没有好处。正因为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人民现在平静了，一切事情都恢复了常态，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领导层适时地允许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由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首先是在匈牙利。在匈牙利，紧随着对1956年的起义者及其同情者进行了惩罚性的报复后，卡达尔建立了一个示范性的“后政治化的”共产主义国家。匈牙利人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样一个共产党专政的政府，作为回报，他们被允许享有一种虽然受到了严格控制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非常真实的生产和消费自由。任何人都不会被要求信仰共产主义，更不用说信仰他们的领导人了，但却没有人表示对党有丝毫的反对。他们的沉默被看作一种默认。

由此带来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保证了匈牙利的稳定；而对匈牙利的记忆至少在后来的10年间又确保了苏联集团中其他国家的稳定。但这一切都是付出代价后才换来的。对大多数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们来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激进、向前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这也曾是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部分原因所在。而现在，它只是成了必须忍受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这并不是说它将维持不了多久，1956年以后很少有人会预见到苏联统治制度将不久于世。事实上，在1956年事件以前，人们对苏联的统治都抱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但是，1956年11月以后，东欧共产党国家和苏联本国一样，开始逐步走向了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停滞不前、社会腐败和犬儒主义。

在许多方面，苏联人也将为此而付出代价。1956年的事件标志着列宁及其继承人曾经如此成功地培育出的革命神话的失败和破灭。正如鲍里斯·叶利钦许多年后在1992年11月的匈牙利议会上演讲时所说的：“1956年的悲剧……是苏联统治者永远无法抹灭的一块污点。”然而，比起苏联人施加给那些受害者的苦难，这又算得了什么。33年后，即在1989年6月16日，在庆贺布达佩斯获得自由的纪念会上，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参加了另一场隆重的重葬仪式：这次是为了伊姆雷·纳吉和他的同事们。在纳吉墓地上，有一位年轻的发言者维克多·奥尔班——未来的国家总理——对集会的群众说道：“这是革命遭受血腥镇压的直接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笔债带来的负担，从而走出我们被迫陷入的小亚细亚死胡同。老实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56年已经剥夺了今天年轻人的未来。”

[1] 自1961年2月安哥拉革命运动爆发7年后，在1968年，有人问及葡萄牙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博士，对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想争取独立这一事件做何种预测，他回答道：“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有500年之久。但与此同时，他们首先得继续参与发展。”（见汤姆·加拉格著《解读20世纪》，第200页，1983，葡萄牙。）但在当时，萨拉查坚决抵制现代世界的方式可是很有传奇色彩：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成功抵制了可口可乐入侵葡萄牙，那可是连法国人都做不到的事。

[2] 对此说法，偶有事实为证：1945年担任法属非洲赤道地区总督职务的费利克斯·埃布伊是个黑人，但他是法国殖民地的高级官员。

[3] 据说，戴高乐不愿就殖民地自治问题举行公开会谈，他担心那些欧洲移民，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会仿效南非模式，乘机脱离法国单独成立国家。后来的一些事实证明，他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4] 对敌友双方来说，在1950年1月14日，胡志明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化身得到了确认，当时毛泽东和斯大林首先承认了他新宣布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5] 这些事件在吉耶·庞特科尔沃1965年的影片《阿尔及尔之战》里都有令人难忘的描述。

[6] 公民复决投票成立了新的第五共和国。3个月后，戴高乐当选为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

[7] 1960年比利时撤离刚果时，只留下30名刚果的大学毕业生来掌管4 000多个高级行政管理职位。

[8] 从1954年到1962年，有200万法国军人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其中120万为应征入伍者。

[9] 引自费尔南德·勒·于耶尔，《法德对话录：1925-1933》，斯特拉斯堡，1971，第35-36页。

[10] 苏伊士运河本身位于埃及境内，是埃及领土不可侵犯的一部分，但运河的绝大部分收入却归外资公司所有。

[11] 引自艾伦·米尔瓦德，《欧洲民族国家的自救》（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92），第429页。

[12] 安德鲁·穆拉维斯克，《欧洲的选择：从麦西拿到马斯特里赫的社会目标和国家权力》（伊萨尔，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8），第137页。

[13] 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在此仍然地位牢固，而且私下里的秘密审讯还是延续了两年多。1955年5月1日，一座巨大庄严的斯大林雕像矗立在一座山上，俯瞰着布拉格城。直到10年后，捷克斯洛伐克才掀起了非斯大林化运动，后果惊人。

[14] 卡达尔是3年前由纳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10月25日被任命为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顶替了格罗，因为当天早晨格罗手下的安全部人员向议会广场上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开枪。

[15] 苏联领导人在英法入侵埃及前3天即10月28日就知道了此事，这说明苏联情报机构比当时西方联盟所担心的还要厉害。

[16] 甚至波兰的哥穆尔卡也马上认同了苏联的论调。在波兰，纳吉退出《华沙条约》曾引起过焦虑——波兰因恐惧德国的领土复仇主义而对苏联军队所保证的安全布局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但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5月，在和赫鲁晓夫的一次会晤中，哥穆尔卡曾力劝苏联领导人不要审判纳吉，但没有奏效。

[17] 尤其在那些落后的组织里，比如法国共产党（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在否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责），许多党员并不是因为苏联集团内部发生的一些事情而退党，而是因为当地领导层禁止谈论这一切。

第3章

繁华年代

实话实说，我们的大多数民众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好日子。

——哈罗德·麦克米伦，1957年7月20日

整个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力不断上升、加上通货膨胀，加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高压的广告和营销手段，加上大众传媒，加上文化的民主和创造大众的思想，而我的名字就是“容易受广告左右的大众”。

——J·B·普利斯特莱

看看这些人！原始人！

他们从哪里来？

卢卡尼亚。

它在什么地方？

一直下到底！

——《罗科和他的兄弟们》，卢齐诺·维斯康蒂导演，1960年

我们要去那儿，阳光灿烂，

我们要去那儿，海水湛蓝。

在电影中，我们早已见识，

现在亲自看看，是否属实。

——克立夫·理查德《夏日假期》，1959年

生活在美国人的时代，真是糟透了——当然，除非你是美国人。

——吉米·波特在《愤怒的回顾》中，1956年

1979年，法国作家让·福哈斯蒂耶出版了一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0年里法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的报告，书名起得不错：《伟大的辉煌：看不见的革命（1946-1975）》。在西欧，自希特勒战败以后的30年里，确实算得上“辉煌”。经济的飞速增长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在经历了长达40年之久的战乱和经济大萧条之后，西欧大陆的经济早已失去了原先的雄厚基础，但仅仅在一代人的努力下，它就开始仿效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方式。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它就摇摇晃晃地从废墟上站起来，蹒跚地进入了欧洲的繁荣时代，令人大吃一惊，并且多少有些令人诧异。

战后西欧的经济发展史被认为是完全背离了先前几十年的模式。20世纪30年代马尔萨斯派所强调的保护主义和紧缩政策均遭到了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更受欢迎的自由贸易。政府不但没有缩减开支与预算，反而进一步加大了这些支出。几乎到处都在进行对基础设施和机械制造方面的长期投资，公私兼有；一些老工厂和旧设备或者更新，或者替换，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得到了有效提高；国际贸易大幅度上升；那些有了工作的年轻一代不仅有需要而且也有能力来消费各种各样的产品。

战后的经济“繁荣”在时间的到来上，各地略有不同：最早是出现在德国和英国，稍后是法国和意大利；而且各国在税收、公共支出和投资重点上也各有侧重，不尽相同。战后，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修筑或改善公路、铁路、房屋、工厂。有些国家还故意抑制居民消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岁月里都经历过（委婉地说来是）贫困时期。当然，这些国家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它们的起点：越是富有的国家，其改变的速度越慢、程度越小。

此外，欧洲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也都在稳步增长。GDP和GNP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实力与福利的一种新的重要指标。在20世纪50年代，西德的人均国民生产力年平均增长率为6.5%，意大利为5.3%，法国为3.5%。与过去几十年的表现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持续高增长率令人赞叹：1913-1950年间，德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只有0.4%，意大利是0.6%，法国0.7%。即使是在1870年以后威廉二世帝国统治的几十年繁荣时期里，德国经济也只是保持在平均1.8%的年增长率。

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但西欧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是非同寻常地超过了历史平均水平。总之，从1950年到1973年，德国的实际人均GDP翻了3倍多。法国人均GDP上升了1.5倍。意大利经济虽然底子更弱，但却发展得更快。那些历史上的穷国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得更为引人注目：从1950年到1973年，奥地利人均GDP从3 731美元上升到了11 308美元（按1990年的美元比价换算）；西班牙的人均GDP则从2 379美元上升到8 739美元。从1950到1970年间，荷兰经济以每年3.5%的幅度增长，与过去40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相比，其增速是原来的7倍。

这样的增长速度主要得归功于持续增长的海外贸易，它的增幅远远超出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总出口量。仅仅通过排除国际贸易障碍这一招，就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战后西欧各国政府走出了以前几十年的经济停滞状态。[1]联邦德国就是主要受益者，仅仅10年时间，它在世界出口制造品中占有的份额从1950年的7.3%上升到了19.3%，使德国经济又恢复到了1929年大萧条前它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据的地位。

1950年后的45年里，世界出口量增长了16倍。就连法国这样一个几十年在世界贸易中一直维持10%左右份额的国家，也从全球不断激增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丰厚利益。实际上，所有工业国家这些年来都获利良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贸易条件明显有利于它们这一边，因为从那些非西方世界进口的原材料和食物价格一直在下跌，而制成品的价格却一直在上涨。在和“第三世界”长达30年的不公平贸易特权中，这些西方国家简直就是获得了印制钞票的许可证。[2]

然而，西欧经济的繁荣最主要体现在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欧洲统一体。早在《罗马条约》之前，后来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那些国家的主要贸易往来就已经在各国之间展开：1958年联邦德国出口量（按价值估算）的29%都是销往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另有30%销往欧洲其他国家。在签订《罗马条约》之前，比利时的出口中早已有44%销往欧共体成员国。即使是那些事隔多年以后才正式加入欧共体的国家，如奥地利、丹麦和西班牙，它们也早就融入了这一贸易网络：1971年，即在奥地利正式加入欧共体20年之前，它就从欧共体最初的6个成员国中进口了约占它本国进口总额一半以上的产品。欧共体（后来的欧盟）并没有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打下基础，而是代表了一种正在实际形成中的体制。[3]

战后欧洲经济革命的另一关键因素是欧洲工人的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从1950年到1980年间，西欧的劳动生产力比过去80年间提高了3倍：每小时生产的GDP增速甚至超过了人均GDP的增速。考虑到就业人数的增加，这说明生产效率也在大幅度提高，而且几乎所有地方的劳动关系都得到了很大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竞争的结果：过去30年来的政治动乱、大规模失业、投资不足以及人们身体上遭受的伤害等等，使欧洲大部分国家自1945年以来处在一种历史的低起点。即使没有当代人那种对现代化的兴趣，也缺少技术上的革新，西欧的经济发展也还是会有进步。

但是在生产力稳步提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深层的、永久性的工作性质的转变。1945年，大多数欧洲国家还处于前工业化时期。地中海沿岸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爱尔兰和东欧还主要都是乡村，并且不管怎么说还处于落后状态。1950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成人就业者中4/5是农民。在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匈牙利和波兰，每2个就业者中就有1个从事农业生产；意大利是每5个人中有2个务农。奥地利每3个就业者中有1个人在农场劳作，法国则是近3/10的就业者在从事这种或那种农业生产。即使在联邦德国，就业者中也有23%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在英国，这一数字仅为5%，还有相对比例小一些的比利时（13%），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才真正地推动它们进入了后农业社会。[4]

在接下来的30年里，大量的欧洲人抛弃了土地，开始进入城镇工作，使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了1977年，意大利的农业生产人数仅占16%；在东北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农业生产人数从1951年的52%猛跌到1971年的20%。奥地利全国农业劳动力的人数则降到了12%，法国是9.7%，西德是6.8%。即使在西班牙，到了1977年，其农业生产人数也只占20%。在比利时（3.3%）和英国（2.7%），在统计上（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的话）农民所占的已经是无足轻重的地位。农业生产和乳制品生产已经变得越来越高效，而不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了，尤其是在像丹麦和荷兰这样的国家里，黄油、奶酪和肉制品现在成了出口盈利产品，成了国内经济的主要支柱。

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在意大利，农业在国民生产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27.5%降到了1960年的1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包括政府部门的雇员）获利最多，许多原先的农民及其子女享受到了这一优势。在某些地方，如意大利、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还有法国，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就直接从农业国跃变成了以服务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实质上跨过了工业阶段。而英国、比利时为了实现工业化，几乎耗费了百年时间。[5]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在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阿尔卑斯山国家，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占据了就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就职于通讯、交通、银行、公共管理等行业。意大利、西班牙和爱尔兰也紧跟其后。

相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欧国家，原先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现在转入了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含量低的工矿业和制造业。在捷克斯洛伐克，20世纪50年代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例严重下滑。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比利时、法国、西德和英国煤、铁矿产量的逐步减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产量却正在逐步增加。共产党重点强调原材料开采和初级产品加工的策略最初确实促进了总产量和人均GDP的快速增长。短期内，共产党在经济上侧重工业生产的要求确实让人印象深刻（而不仅仅是对许多西方观察家而言），然而，这却对这些地区的未来发展埋下了祸根。

仅仅农业生产下降这一项就对欧洲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从乡村到城镇、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伴随着英国再次步入百年前的崛起。实际情况是，英国并没有多余的农业劳动力来转向从事低收入的制造或服务行业，因此，也就不可能通过一下子从所谓的落后状态向高效率迅速转型而获利，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这些年来，英国的表现要相对落后于法国、意大利（甚或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出于同样原因，这几十年来，荷兰也远比它的邻居、工业化的比利时表现得更为出色，这主要得益于“一次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尚未发展起来的工业和服务行业。

在欧洲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很难估量政府和计划的作用。在有些地方，它们根本就显得多余。比如，意大利北部的“新兴”经济大多得益于成千上万的小企业——以以前那些季节性农业人员为主要的家庭雇工——管理费用低，投资也不大，几乎无需纳税。到1971年止，该国劳动力的80%受雇于人数不到100人，甚至远远不足100人的企业。除了对财政、区划、建设及其他基础设施不闻不问外，意大利中央政府对维持这些企业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也并不明显。

但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在规划那些由个人力量或私人投资无法完成的大型项目方面的作用是关键性的。长期以来，欧洲的非政府资本基金一直少之又少，而在50年代末以前，来自美国的私人投资也还未开始取代原先的马歇尔计划或军事援助。在意大利，由世界银行大笔贷款的南部重建项目，一开始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农业生产——开垦土地、建设道路，铺设下水道、构建高架路，等等。后来，这项投资转而支持开建新工厂。它以贷款、资助和优惠税收的方式吸引那些愿意到南部去投资的私人企业。这一方式有效地将60%的国有资产转为向地方的投资，直接促进了南部地区的新投资建设。1957年后的几十年里，在半岛的南部1/3地方，建立了12个经济“发展区”和30个经济“发展中心”。

和其他地方的大型国家项目一样，南部重建项目也毫无成效，而且发生了很多腐败现象。这项计划的绝大部分好处都落入了沿海地区手中；它所引进的新兴工业多是资金密集型企业，因而并未能提供什么就业机会。该地区在农业改革初期形成的许多小型、“独立”农场还是在依赖国家扶植，使得意大利的南部成了一块享受半永久福利待遇的地区。但不管怎么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部地区的人均消费却翻了一番，当地的收入以年均4%的比例在上升，婴儿死亡率下降了一半，电气化的进程也正在完成之中——这里可是在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属于欧洲最孤立、最落后的地区。以北部工业起飞的速度来看，令人震惊的并不是重建计划未能在罗马以南地区创造出经济奇迹，而是这一地区居然也能跟上发展的脚步——这是由于南部的工人们努力所致。仅此看来，罗马政府还是有些值得称赞之处。

在其他地区，政府的作用各不相同，但却不容忽视。在法国，国家仅限于人们所说的“指示性计划”，利用权力杠杆来调配资源到指定的地区、指定的行业甚至是指定的产品中去，并且有意识地补偿那些战前几十年里由于马尔萨斯式的投资不足而造成的落后状态。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由于货币法规和限制国际资本流动阻碍了外来的竞争力量，这使得政府官员完全有能力对国内投资实施相当有效的控制。由于通过短期海外投资以获得更多利润的自由权受到了限制，法国和其他地区的那些银行家和私人借贷者只好转而投资国内。[6]

在联邦德国，人们脑海中还存留着两次大战之间的那种冲突和不稳定之感（政治上和金钱上都有），比起法国和意大利同行而言，波恩政府在对经济行为的规划和指导方面显得不那么积极，但却更加紧密地关注于避免引起或尽量平和社会冲突，尤其是在劳资双方。他们尤其鼓励并支持通过协商和制定“社会合约”来降低工人罢工或工资通胀的风险。因而，私人企业（以及它们协作的或拥有的银行）更倾向于为未来做投资规划，因为他们可以依赖对员工工资的长期限定。在联邦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那些相对顺从的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们，通过就业保障、低通货膨胀，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从高累进税率中征得的资金来支撑的综合性全面公共福利服务而得到了补偿。

在英国，政府更直接地干预经济。1945-1951年间工党政府从事的国有化项目完全由后继的保守党政府来接替掌控。但两党都坚决不制订长期的经济计划，也不过分干预劳资关系。它以“需求——管理”的方式积极参与其中——通过操纵利率和尽量缩小税收面，来鼓励存款或消费。这些都还只是短期策略。这些年来，英国各届政府的主要战略目标是防止重新出现20世纪30年代那种可怕的失业率。

那时的整个西欧，政府、雇主、工人同心协力地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政府支出居高，税收累进，工资增长受到限制。众所周知，这些在战争中和战后形成的目标早就赢得了广泛的共识，以符合计划经济的需要并形成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因此，它们是政府政策和集体意愿的产物。然而，为创造这一史无前例的成功而具备的便利条件，却远远超出了政府直接掌控的范围。欧洲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了欧洲经济奇迹出现及其后来所引起的社会、文化动乱的导火索。

过去，欧洲曾有过多次人口剧增的经历，最近一次发生在19世纪中期。但这些都未导致人口的持续增长，一来是因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无法供养太多的人口，二来是因为战争和疾病，还有就是那些新增人口中，尤其是年轻人，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而纷纷移居海外。到了20世纪，原本以为随着前几十年欧洲出生率上升而有可能增加的人口，却因战争和移民等因素而一直维持在低于原先估计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整整一代男性成年人的大批死亡，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内战纷扰、政治不稳定等因素，西欧部分地区的人口出生率降到了历史低点。在英国，每1 000个人中的新生儿比例仅为15.3，比利时是15.4，奥地利12.8。1939年法国每1 000人中新生儿比例为14.6，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9年、1929年，以及后来从1935年到1944年间的每一年，人口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出生率。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全国人口数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欧洲的地中海其他地区到维也纳以东，人口出生率要高一些，有时甚至高达西欧的两倍。然而，不断上升的婴儿死亡率及各个年龄层次的人口高死亡率，使得那里的人口总数并不显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造成的人口灾难中，战后出现的婴儿潮才显得能够为人们所理解。从1950到1970年，英国人口上升了13%，意大利上升了17%。这些年来，联邦德国的人口出生率也上升了28%，瑞典上升了29%，荷兰更是高达35%。其中，有些国家当地人口的增长是因为大量移民所导致的（如大量原殖民地居民回归荷兰，民主德国的人民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难民拥向联邦德国）。但对法国而言，外来的影响力并不大，从战后1946年的首次人口统计到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人口增长几乎达到30%，成了该国有史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

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欧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到处都是儿童和青年，这一景象在当时的街头比比皆是。经过40年的空档之后，欧洲再次焕发出了青春。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生育高峰出现在1947到1949年：1949年法国出生的新生儿人数达到86.9万，而在1939年仅有61.2万。到了1960年，荷兰、爱尔兰、芬兰人口中30%的人数年龄不到15岁。1967年，法国1/3的人口年龄不足20岁。战后不仅出生了上百万的婴儿，而且他们的存活率之高也是史无前例的。

多亏了不断改善的营养摄入、不断提高的居住条件和医疗水平，这几十年来，西欧出生后不足1岁的新生儿死亡率急剧下跌。在比利时，新生儿死亡率从1950年的53.4%下降到了1970年的21.1%，而且这一变化主要出现在1950-1960年的10年间。意大利的这一数据从63.8%降到了29.6%，法国从52.0%降到了18.2%。老年人也越来越长寿，至少在西欧，同一时期的人口死亡率也稳步下降。东欧的婴儿存活率也有所上升，与以前的高死亡率相比好了许多：在南斯拉夫，新生儿死亡率从1950年的11.86%降到了1970年的5.52%。[7]在苏联本土，该比例从1950年的8.1%降到了1970年的2.5%，但它内部各共和国之间有差异。但是比起西方国家来，共产党国家的生育率却下跌得很快，而且从60年代中期开始，因死亡率（尤其是男性）的不断上升而变得更为糟糕。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生育率的复苏，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但大多数解释归结于乐观主义精神加免费牛奶的供应。在1913年到1945年长时间人口低谷时期，为弥补长期以来男性短缺的问题，各国政府曾通过鼓吹爱国主义、制定家庭“法规”和其他立法，提供住房、就业、社保等补偿途径来极力鼓励生育，但却不起作用。而现在，即使是在战后经济增长能够转化为就业保障和消费型经济之前，由于社会的和平、安宁以及政府的政策鼓励，足以使整个社会很快就实现了1940年之前提高人口出生率的宣传所无法达到的目标。

那些解甲归田的士兵们、重回故土的战俘和政治流放犯们，在供给和分配制度偏向有孩子的夫妻、给每一个孩子发放现金补贴这一政策鼓励下，首先抓住了这一机会结婚成家。而且情况还不止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初，西欧各国政府能够为它们的公民提供的还不只是希望和社会安全：他们也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在整个30年代，西欧的平均失业率为7.5%（英国是11.5%）。到了50年代，除了意大利之外，其他国家的失业率都低于3%。到60年代中期，欧洲的平均失业率只有1.5%。自有记录以来第一次，西欧进入了全面就业状态，在许多部门还出现了用工短缺现象。

但除了组织劳动力的优势以外，（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工会不是本身弱小就是不愿意行使它们的权力。这也是两次大战期间留下的后遗症：那些战斗性的政治工会再也没能从大萧条的冲击和法西斯压迫的阴影下完全恢复。在充当全国性的谈判方而重新获得尊重之时，工会代表们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往往选择同雇主合作，而不是利用劳动力短缺之机来获得直接利益。1955年，当法国首份生产协议因汽车工人代表与国有化的汽车制造商雷诺发生冲突而搁浅时，就显示出他们的目标并不在于工人对工资收入的要求，而是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第3个带薪休假周。[8]

西欧过去的蓝领工会现在之所以不再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们的持续性力量，即男性技术工人正在逐渐减少。煤矿、钢铁、纺织和其他19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行业的用工需求正在萎缩，虽然这一切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日益明显。第三产业开始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其中大多数职位需要的是女性雇员。有些行业，例如纺织生产和家政服务业，长期以来就一直是女性的天下。但是，战后所有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少得可怜。女性劳动力不再只从事女仆或纺织女工的工作。相反，越来越多的年长女性（通常是已婚妇女）开始在商店、写字楼和其他一些低收入行业尤其是护士、教师行业就业。到了1961年，英国就业劳动力中有1/3是女性，而且就业女性中有2/3从事神职或秘书工作。甚至在意大利这样一个年长妇女按传统不会正式就业的国家，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就业劳动力中妇女也占了27%。

在繁华的欧洲西北部地区，因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加强，导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拥入了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那些男人们（还有为数较少的妇女、儿童）放弃了乡村生活而迁往城市、迁往本国更发达的地区。在西班牙，1950年之后的20年间，100多万居民从安达卢西亚迁往北部的加泰隆尼亚：到了1970年，有160万出生在安达卢西亚的西班牙人居住在外地，其中仅巴塞罗那一地就有71.2万安达卢西亚人居住。在葡萄牙，大量居民离开了贫穷的阿连特如地区，前往里斯本。在意大利，从1955年到1971年，估计有900万人从本国的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

这种形式的人口迁移并不仅仅局限在地中海地区。1950年到1961年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几百万青年涌向联邦德国，也许是为了寻求政治自由，但是前往西方也是为了寻求薪酬更高的工作和更好的生活。就此看来，他们和他们同时代的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之间也没什么区别，甚至和1945年后的10年里由中部和北部乡村迁往城市的25万名瑞典人也差别不大。这种迁移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提高收入，但对更多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为了逃离艰苦、孤独和无聊的乡村生活，摆脱农村传统旧习的束缚。这种迁移给那些留在当地的人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好处，可耕的土地增多了，他们的收入也随之提高了。

第二种移民方式是从欧洲的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当然，欧洲人移民并不是件新鲜事。然而，从1870年到1926年，就有1 500万意大利人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和阿根廷。同一时期，另有几百万名希腊人、波兰人、犹太人和其他人也开始了移民，甚至还有上一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移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有一小批来自意大利和波兰的矿工、农民不断拥入法国；而20世纪30年代也有许多政治难民为了躲避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逃往西方。但欧洲内部的移民，尤其是为寻找工作而移民他国的，却一直是个例外。

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出现了跨越边界的劳工输出活动。根据1946年6月的一份合约，成千上万的意大利青年工人被集体护送到瓦洛尼亚的矿区工作，以报答比利时对意大利的供煤支持。然而，到了50年代，欧洲西北部地区的经济扩张远远超出了当地人口的增长速度，“婴儿潮”一代还没有加入劳动力大军，但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却已达到了高峰。尤其是当德国经济步入加速发展后，波恩政府被迫从国外市场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1956年，阿登纳总理来到了罗马，同意为愿意前往德国工作的意大利劳工免费提供交通费，并向意大利官方寻求合作，借道阿尔卑斯山向德国输送意大利南部的失业工人。接下来的10年里，波恩当局不仅和意大利，而且还和希腊、西班牙（1960）、土耳其（1961）、摩洛哥（1963）、葡萄牙（1964）、突尼斯（1964）、南斯拉夫（1968）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鼓励外国（“客籍”）工人在德国就业，双方都懂得，严格说来这只是暂时性的：他们最终将回到原籍。就像在瑞典工作的芬兰季节性工人和在英国就业的爱尔兰人一样，这些绝大多数年龄还不足25岁的男人们几乎全都来自贫穷的农村或山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什么技术经验（虽然有些人为了找工作而经过“技术扫盲”）。他们在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的所得收入，对支持他们所离开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离开甚至缓解了当地的就业竞争和住房压力。1973年，这些劳务输出者的汇款额占到了土耳其出口收入的90%，在希腊、葡萄牙和南斯拉夫出口收入中都占到了50%。

这些移动人口对于人口统计的影响也十分重大。虽然在官方看来这些移民只是“临时性的”，但他们却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即使重回故里，他们也要等到许多年后退了休才会回去。1945年到1970年，有700万意大利人离开了家乡。1950年到1970年，约有1/4的希腊劳动力前往国外寻找工作；在移民潮达到最高峰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每年有11.7万希腊人背井离乡。[9]据估算，从1961年到1974年，有150万葡萄牙工人在国外就业，这是葡萄牙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大迁移，让葡萄牙本国只剩下了310万的劳动力。对一个总人口数在1950年只有833万的国家来说，这些数据太富有戏剧性了。那些想在巴黎和其他地区谋得家政服务工作的年轻女性移民，则对农村生活产生了尤其显著的影响，还好来自葡萄牙殖民地佛得角群岛及非洲的移民略微缓冲了这些乡村地区年轻劳力的不足。在葡萄牙北部乡村地区的大城市沙布加尔，移民使得当地人口从1950年的43 513人在30年后的1980年下降到了19 174人。

而那些“输入”人口的国家在经济上都受益匪浅。到1964年，外国工人（主要是意大利人）占到了瑞士劳动力的1/4，该国的旅游业主要依赖廉价的季节性工人：雇用起来方便又可以随时解雇。在联邦德国，1973年高峰时期有280万外国务工者，主要从事建筑业、金属加工业和汽车制造业。他们占到了全国劳动力的1/8。在法国，当年登记在册的外国工人有230万，占到了总就业人数的11%。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女性，其中又以葡萄牙籍妇女占了绝大多数，她们主要从事家政服务，充当厨师、清洁工、宾馆接待员和婴儿保姆。

这些男男女女中绝大部分人都未获得永久居住权，而且他们也不能享受工会和雇主为当地雇工所签订的协议中提供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及退休金。因此，对雇用他们的雇主及接纳他们的国家来说，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认可，也构不成长期的成本支出。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身在德国的“客籍工人们”依然处在入境时的地位和工资水平。他们尽力维持生计，而把挣来的大部分钱都寄回家乡：不管他们所挣得的马克或法郎是多么少，但比起他们在老家农村可能挣得的钱却要远远超出很多倍。他们的处境很像弗朗科·布鲁萨提在1973年的影片《面包和巧克力》中那位孤身一人在卢塞恩当餐馆侍者，而且略显滑稽的意大利人。

到了1973年，仅西德就有将近500万名意大利人、53.5万名南斯拉夫人和60.5万名土耳其人。[10]德国人和瑞士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英国人一样，并不喜欢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突然冒出这么多的外国人。大多数欧洲人都不习惯生活在这么多来自陌生国度的外国人当中。他们还算比较理智地容忍了这一切，只是偶尔会对这些外国劳工所在的社区抱有一定的偏见并偶有针对外国工人群体的暴力冲突发生，好在这些外来人口都住得离当地人比较远，往往居住在大城市周边环境恶劣的郊区；因为在这样一个充分就业的年代，他们并没有构成任何经济上的威胁；而且至少这些来自葡萄牙、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基督徒们在身体上和文化上都属于“可同化的”一类人，也就是说，他们肤色不黑，也不是穆斯林；还有一点，那就是大家都清楚，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去。

然而，上述体谅之情并不适用于引进的第三种劳动力，即那些来自欧洲过去和现在的殖民地移民。起初这种类型的移民人数并不多。那些从亚洲、非洲、南美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前帝国辖区内重回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许多人都是白人专业人士或退休了的农民。即使到1969年，居住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也只有60万人，少于居住在当地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

即使在英国，政府也曾在20世纪50年代积极鼓励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入境，从事火车、公共汽车行业和市政服务，移民人数也并不惊人。根据1951年的人口调查，英国居民中只有1.5万人来自西印度群岛（大部分是巴巴多斯人），其中4 000人居住在伦敦。到了1959年，每年移居英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大约在1.6万人左右。来自英联邦其他地区的移民人数更少，1959年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仅有3 000人。在后来几年里，移民人数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极不情愿地接纳了受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驱逐出境的东非亚裔居民，但到1976年为止，英国人口中“非白人”人数也仅有185万，只占总人口的3%，而且其中40%的人都是在英国当地出生的。

当然，之所以会有差异，是因为这些人是棕色、黑色人种——而且作为英联邦公民，他们在帝国宗主国内享有假定的永久居住权，并最终享有公民权。早在1958年，伦敦西部爆发的种族动乱就提醒英国政府，它早期允许“过多”移民入境的做法给历来的白人社会埋下了危险。因此，虽然对那些身无一技的移民来说，经济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但就总体来说却无足轻重，因而英国政府首先对非欧洲移民采取了许多控制手段。1962年的《英联邦移民法》首次采用了“工作签证”法，并严格控制非白人移民入境英国。接下来1968年的法律更是对上述这些情况严加限制，要求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为英国人者方可获得英国公民权；1971年的法律更是公开针对非白人移民，严格限制那些早已移民英国者的亲属入境。[11]

出台这些法律的动机纯粹是为了争取在今后20年内结束非欧洲移民进入英国的历史。因此，在英国人口中非白人比例的上升只能主要来自英国国内非洲人、加勒比海人和南亚人口的高出生率。另一方面，通过严格限制黑人和亚洲人移民英国，反而可以相应地为那些早已获得移民资格入境英国者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机会。1965年的《种族关系法》废除了在公共场合的歧视令，引入对工作歧视方面的弥补方案，并开始处罚挑起种族仇恨的行为。11年后接着出台的法律终于彻底废除了所有种族歧视，并成立了一个“种族平等委员会”。在某些方面，那些非欧洲的英国新移民（以及后来法国的新移民），比起那些在阿尔卑斯山北面找到工作的欧洲二等公民要来得更为幸运。英国女房东们再也没法贴出“严禁黑人、爱尔兰人和狗入内”的牌子了；但瑞士公园里却还留着一些“严禁狗和意大利人入内”的告示，一直延续了好些年。

在欧洲北部，那些外来务工者及外国居民一直被故意维持在一种岌岌可危的处境中。荷兰政府鼓励那些西班牙、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后来又包括土耳其、摩洛哥和苏里南）工人从事纺织业、采矿业和造船业的工作。而一旦这些旧企业关门倒闭的话，失去工作的正是这些工人，但却通常没有任何的保险或社会保障机制来保障他们及其家人不受失业影响。1965年联邦德国颁布的《外国人法》中包含了1938年纳粹首次公布的“对外国人员警令”。外国工人都被描述为临时居住人员，是由于当局的怜悯才留下的。然而，到了1974年，随着欧洲经济发展进入缓慢阶段，不再需要很多移民工人，他们就变成了永久性居民。就在那一年，联邦德国出生的儿童中有17.3%来自这些“外国人”家庭。

这些移民造成的影响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总的来说，这些迁居人口的总数高达4 000万人，他们或者在国内迁居，或者从一个国家移居另一个国家，或者从海外来到欧洲。如果缺少了这种脆弱而又大多无组织发起的廉价却又大量的移民，欧洲的繁荣也许就不会出现。战后欧洲各国和私营企业老板们因往往无须支付全额的社会成本，而从这些顺从的廉价劳动力身上稳稳地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当经济繁荣开始消退，需要解雇多余劳动力的时刻来临之时，最先遭殃的就是那些移民和流动劳动力。

和其他人一样，这些新来的工人们不仅制造产品，他们还购买产品。这可是件新事物。根据史料记载，欧洲大部分人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都曾拥有四种东西：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通过以物易物或交换而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以及他们几乎总是从认可的制造者那里必须用现金购买来的少量物品。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将整个世界变成了城镇，但欧洲的许多乡村却还保留着传统的经济模式，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都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

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最大的开支预算往往是衣服和食物，这两样和住房一起占据了一个家庭收入的大部分。大多数人都不会按现代人的观念来购物或“消费”，他们仅仅维持着基本生活。直到20世纪中叶，对绝大多数欧洲人而言，“可支配性收入”只是一种用词自相矛盾的说法。到1950年，西欧的普通家庭一半的现金支出都是用在生活必需品上，用以购买食物、饮料和烟草。在欧洲的地中海一带，这一支出比例明显更高。一旦把衣服和房租都算在内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剩余的钱可以用来购买非必需品了。

对下一代人来说，一切都变了。在1953年以后的20年里，西德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实质性工资收入增长了近3倍。意大利的工资收入增长比例更高。这些年里，英国普通公民的购买力也将近翻了一番。1965年，在英国的居民消费中，衣物和食品仅占31%；到了1980年，北欧和西欧的全部衣食消费平均只占总消费的不到1/4。

人们手上有了余钱而且也乐意消费。1950年，西德的零售业仅售出了90万双女用尼龙长丝袜（这在战后几年里曾被看作“奢侈品”的象征）。4年后，即1953年，年销售量达到5 800万双。对更传统些的商品而言，这场消费革命的主要影响在于产品的包装方式与销售规模。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们购买力的急剧增强，开始出现了超级市场。荷兰在1961年曾以拥有7家超级市场而自豪，10年后却拥有了520家大型超市。同样的10年里，邻国比利时的超级市场数从19家上升到456家，法国从49家上升到1 833家。[12]

大型超市得以存在的理由是，购物者（大多数为家庭主妇）可以更便利地在一次购物时，在同一个地方购买到想买的或者说是被诱惑而忍不住想买的所有商品，他们会消费得更多。但同样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妇女们回家后，得有东西来装置她们的食物，于是冰箱就应运而生，而且需求量不断上升。1957年，大多数西欧家庭还没有冰箱（各国家庭拥有的比例不同，联邦德国是12%，意大利只有2%）。这倒并不是因为技术上还未跟上，而是供电问题（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除挪威的部分乡村及意大利南部及高地外，西欧已经全部实现了供电服务）：家庭主妇们外出一次就足够有钱购买那些易坏的食品，并且可以把它们带回家，但却还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冰箱这样的大额开销。[13]

因此，到了1974年，比起其他相关变化而言，在许多地方拥有冰箱反倒成了件不值得谈论的事情：在比利时和英国，82%的家庭拥有冰箱；法国是88%；荷兰和联邦德国是93%。最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94%的家庭都拥有冰箱，占有率排名欧洲第一。事实上，意大利成了欧洲最大的冰箱及其他“白色家电”生产商。1951年，意大利的工厂仅生产了1.85万台冰箱；20年后，它的产量一年内就达到了524.7万台，几乎和美国一样多，比欧洲其他国家的生产总和还多。

和家用冰箱一样，洗衣机在这些年里也开始面世。洗衣机的发明也是为了减轻那些新近变得富裕的家庭主妇的工作量，并刺激她们扩大购物范围。然而，比起冰箱而言，洗衣机耗费了更长的时间才赢得了青睐：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大部分地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半以上的家庭还没有普及自来水供应；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地方的用电管制，使得同一家庭无法同时满足两大件电器的用电需求。[14]甚至到了1972年，当时大多数西欧家庭都装备了室内马桶，安装了全部的管道设施，但却只有2/3的家庭拥有洗衣机，其每10年的拥有量在稳步上升但却很缓慢。对那些真正最需要它的穷困大家庭来说，许多年来，他们还是买不起洗衣机。部分出于这样的原因，洗衣机就像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洗碗机一样，成了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向往装备的商品。

洗衣机和冰箱变得越来越便宜了。就像玩具、衣服一样，它们都是比以往更大规模地大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随着投资上升和持续高涨的需求，产品价格逐步下降：即使在法国这样一个批量生产往往有些落后的国家，在1948-1955年婴儿潮时代的初期，玩具的产量也增长了3.5倍。但这种新近就业的几百万人的消费者圈子，其最重要性的影响不在于家庭内部，而是在于外部世界。使欧洲繁荣的最大举措就是家庭用车带来的革命。

直到20世纪50年代，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汽车还是件奢侈品，在许多地方很少见到。即使大城市，它也是近来才出现的新东西。许多人都不会为了游玩而长途跋涉，他们一般都乘坐火车、电车、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去上班或上学。20世纪50年代初，西班牙（除出租车外）只有8.9万辆私车，每31.4万人才拥有一辆私车。1951年，法国平均12个家庭拥有一辆私车。只有在英国，拥有私家车才是大规模现象：1950年共有225.8万辆私车。但在地理分布上却极为不均：伦敦登记有1/4的私车总量，而英国许多乡村地区和法国、意大利的情况一样，并没有汽车。即便如此，许多伦敦市民也没有汽车，成千上万的市场商贩、街头小贩和其他人还得依靠马车来工作。

接下来的20年里，汽车拥有量开始剧增。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起步的汽车增长，因战争和战后的短缺而中止了，但从1950年到1980年，它的汽车拥有量却每隔10年增长一倍。英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从1950年的225万辆上升到1964年的800万辆，到60年代末更是上升到了1 150万辆。在战争爆发初期，意大利私人拥有的汽车量是27万辆，到1950年达到了34.2万辆（比大伦敦区一个地方所拥有的量还少），1960年上升到了200万辆，1965年是550万辆，1970年超过了1 000万辆，1975年约有1 500万辆，平均每7个居民就拥有2辆车。[15]在法国，50年代，汽车拥有量从不足200万辆上升到了近600万辆，到60年代，这一数字又翻了一番。50年代末，出现了停车计时收费器，最早是在英国，后来在60年代传遍了法国和其他国家。[16]

欧洲人之所以购买私家车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字，倒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手里有了更多的余钱，而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大萧条和战争之后，那种长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恰逢有那么多的汽车可供购买。早在1939年前，欧洲的一些汽车制造商（德国的保时捷、法国的雷诺和雪铁龙、英国的名爵）就预见到经济大萧条后会出现私人汽车购买力上升的现象，开始考虑设计一种新型的家用车，该车在功能上和20年前亨利·福特的T型轿车相似：性能可靠，大批生产，价格适宜。战争的爆发推延了这些新款车型的上市，但到了50年代初，他们开始用前所未有的数量大批安装新型生产线。

西欧每个国家都拥有一种当地产的占主导地位的车型，但就本质而言，它们都惊人地相似。大众甲壳虫，雷诺4CV型，菲亚特500型和600型，奥斯汀A30型，迷你名爵都属于小型、双门型家庭用车：价廉、省油且维修简便。它们的外部框架轻薄质差，引擎小而动力不足（设计上以尽量少耗油为主），配置上又把附件装置等降到了最低限度。大众、雷诺和菲亚特都是后置引擎、后置发动型汽车，这样可以使驾驶座前面的空间用来放置少量行李和电池、备用轮胎、曲柄把手以及工具等物品。

引擎前置的名爵，和它同时代的竞争对手福特大众型车一样（该车产权归美国拥有，但却是由英国伦敦附近的达根翰地区的福特工厂生产制造，在英国国内市场销售），在设计上要显得档次略高一些，而且后来又衍生出了四门式车型，在款式上更加符合这些年来英国越发繁荣的时代。法国的雪铁龙尤以其2CV型汽车最为显眼（最初市场定位在那些想用来取代牛车的农民身上），它有4扇门，车顶和座位都可以移动，引擎动力相当于一辆中型摩托车。除了这些文化差异之外，20世纪50年代的小型汽车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尽量使西欧每个家庭都能够买得起、买得到汽车。

随着战后欧洲交通运输革命的发展，几年以后，汽车的市场供应再也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了（这一情况在东欧一直延续到1989年）。因此，一时之间出现了自行车、摩托车、翻斗摩托车充斥市场的现象。翻斗摩托车其实是那些买不起汽车或暂时无法买到汽车的家庭用来替代汽车的代用品。小型摩托车也开始出场了。在法国，特别是在意大利，1949年11月13日在罗马还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小型摩托车拉力赛，引起了后来销售市场的火爆，因为这种车既便捷又价格公道，象征着城里人的自由与活力，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尤其是黄蜂牌小型摩托车，几乎出现在了当时每一部意大利拍摄的或有关意大利场景的影片中。

60年代初期，汽车在西欧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取代了从铁路到公路、从公共到私人的交通运行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岁月里，铁路网曾在长度和使用量上达到高峰期，而现在却因亏损而缩减了运营，拆除了长达几千英里的铁轨。英国铁路1946年的营运量是9.1亿人次，接近历史最高点，但之后却开始逐年滑坡。在西欧其他国家，铁路运输状况要好很多，在那些铁路网络密集、人口众多而面积较小的国家，如比利时、荷兰和丹麦，铁路运营量还确实在增长，但增速却远远落后于公路运营量。

有史以来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车的人数也开始下降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己开车去上班。1948年到1962年间，在英国人口拥挤的首都，由于通勤者改开汽车而使得乘坐伦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以及地铁的总人次数从每年39.55亿下降到了24.85亿。人们不顾欧洲的道路设施有多么明显地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求——除德国以外，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各国都没有采取任何改造升级国家公路网的重要举措。许多个人，尤其是家庭，都在越来越多地开车自由出行，去那些新建的位于城市边缘的超级大型市场购物，尤其是去周末短途游，或在一年一度的节假日里外出游玩。[17]

外出游玩对欧洲人来说并不新鲜，尽管此前，这种娱乐方式最早仅限于贵族阶层，后来又只限于那些家境较好的，在文化层面上更有抱负的中产阶级享有。但是，和所有其他经济产业一样，“旅游业”在战争年代和经济大萧条时期也遭受了挫折。1913年瑞士旅游业发达时期曾提供过2 190万人次的食宿服务，但直到50年代中期，它才又恢复到这样的业绩。然而，当这一切到来之时，20世纪50年代的旅游业的兴旺又有所不同了。它提供并鼓励私人驾车出游，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带薪休假：到1960年，大部分欧洲大陆的雇员都可以依法享有两周的带薪休假（挪威、瑞典、丹麦、法国为三周），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外出度假。

休闲旅行正在变成大众旅游。长途客运公司开始繁荣了起来，它们把工人、农民传统的一年一度的大型海边度假扩展到了国内游、国际游这一商业服务范围。一些新兴的航空业企业家，如英国的弗雷迪·雷克就购买了一批战争剩余的达科他涡轮螺旋桨式飞机，为那些新开辟的暑期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胜地旅游提供包机服务。战前就深受那些经济上并不十分富裕的度假者和户外活动爱好者喜爱的野营，在50年代末也变成了一项主要的旅游产业，催生了一大批海滨、田园宿营地，兴起了大量出售野营装备的商场，大量的导游指南手册和服装专卖店。原来那些位于欧洲北部和西部海滨、乡村的古老的度假胜地，现在又开始兴旺起来了。一些新发现（或重新被发现）的景点，通过那些印刷精美的宣传小册子和广泛流传的神秘描述，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过去只是那些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贵族绅士们冬天用来隐居的静谧的法国里利维拉地区，在一部新生代的影片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诱人形象，在阳光下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乐趣：1956年，在罗热·瓦蒂姆导演的影片《上帝创造女人》中，他为新星碧姬·芭铎“创造”了一座新的展示场：圣·特洛佩。

虽然对来自英国或德国的旅游者来说，按当时的汇率把英镑或德国马克兑换成低价的法郎或里拉的话，前往法国或意大利的海滨、山区费用并不昂贵，但也并非人人都有能力前往圣·特洛佩或瑞士度假。相比而言，在自己本国内的海滨度假，费用要便宜得多了，因而特别受到英国人、荷兰人和德国人的追捧。曾在1936年于斯凯涅斯创建了自己的首家游乐场的加拿大人比利·布特林，到了20世纪50年代继续在工业发达的英格兰海边很策略地建立了许多可以容纳一大家子人共同度假的假日营地，打出了“既便宜又开心”的招牌，挣得了一大笔财富，被一位批评家在回忆中嘲笑地贬为“一夜食宿型的沃尔玛”。但布特林的度假营在当时却深受大众欢迎，成了后来法国梅德俱乐部的鼻祖，这种集体娱乐的方式深受后来更具大都市特色的一代人的青睐，甚至还吸引了一批“上流人士”（或按布特林的叫法是“有身份者”）。

在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新开了一些更具探险性的度假地，游客可以根据新兴的全包式的旅游公司团体预订，选择仅提供住宿和早餐的、供应膳宿的或条件适中的海边宾馆。这些地方都是驱车可以到达的。几百万家庭，人人身着夏日休闲装（这种衣服本身也是一种新产品，是一种炫耀财富的新象征），挤进他们的菲亚特、雷诺、大众和名爵车中，沿着早期为旅游设计的、明显运输能力不足的狭窄道路，前往遥远的海边。他们往往挤在同一天上路，因为官方规定的假期大都集中在8月份的几周之内。

结果就无法预料地造成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可怕的交通堵塞，而且一年比一年拥挤的状况愈演愈烈。他们按照预先设计的路线，沿主干道而行：西南向的A303公路从伦敦通向康沃尔郡；6号、7号国道从巴黎通往地中海海滨；9号国道从巴黎通向西班牙边境（法国前往西班牙的游客从1955年的几千人上升到了1962年的300万，两年后又增加到了700万人——法国法郎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一直流通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在戴高乐重新估定法郎价值之后）[18]。德国游客沿着中世纪商路往南，拥向奥地利的提洛尔，然后再穿越勃伦纳山口，进入意大利，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许多人会继续向前，进入南斯拉夫这个和西班牙一样在这些年里才对外开放旅游的国家。南斯拉夫的外国游客到1973年就达到了170万。10年后，这个欧洲唯一一个对外旅游开放的共产党国家一年的外来游客量达到近万人次（这得归功于亚得里亚湾长长的海岸线价廉景美）。

其实人们早就明白，大规模的旅游业会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但却明显可以帮助实现利益的再分配。因为大批富裕的北方游客拥入迄今还处在贫困之中的地中海地区后，就为当地的建筑工人、厨师、侍者、旅馆打扫房间的女工、出租车司机、妓女、门童、机场地勤等等人员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希腊、南斯拉夫、意大利和西班牙那些身无一技之长的年轻人第一次得以在本国找到一份低收入的季节性工作，不用再为此而漂泊异国。他们再不用移居到经济发达的北部国家，就可以在自己国内从事这样的经济服务了。

国外游也许并不能开阔眼界：某个外国景点越是受大众欢迎，其引人之处就越快地受他人仿效——除了气候之外，其他各种实质性的东西都可以仿效一致。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旅游业的大规模发展，依靠的是使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游客们尽可能地感受到舒适，在一大群乡村人的包围下，他们觉得新奇、陌生而又出乎意外。但是，这种一年一度仅为出门远行，并借助新型交通工具如私家车和班机的旅游，为那些至今仍处在闭塞环境中的几百万男男女女（尤其是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更广阔世界的窗户。

直到20世纪60年代，对绝大部分欧洲人来说，他们获得信息、观点和娱乐的主要来源还是无线电广播。人们从广播中收听新闻，要是一个国家形成了一种共同文化的话，那也多是基于人们的听闻而不是通过亲眼目睹或阅读所得。在这一时期，欧洲每个国家的广播电台都由政府管制（在法国，国家广播网在半夜就会结束广播）。广播电台、中转台和波段都需要许可证才能经营，并且都归中央政府所有，而少量的、通常安装在船上或岛上转播国外广播的电台，往往被俗称为“海盗”广播。

战前就广泛拥有的收音机到了1960年更是普及：1960年苏联每5人就拥有一台收音机，法国、奥地利和瑞士是每4人一台，斯堪的纳维亚和东德是每3人一台。事实上，几乎家家都有收音机。[19]大多数家用收音机还是那种体积庞大、笨拙难看的无线电设备，和两次大战之间的式样比较起来，并没有什么改进。通常是一家一台，安装在起居室或厨房间的显要位置，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必听无疑。甚至连汽车收音机在这方面也变化不大：一家人在一起旅行，一起听收音机，往往由父母来决定收听什么样的电台节目。那时候的无线电广播是一种很自然地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媒体，在内容和社会形式上都鼓励并维持着传统标准。

晶体管改变了这一切。1958年，晶体管收音机还很少见，比如，在整个法国也只有26万台。但3年后，即1961年，法国人拥有了225万台晶体管收音机。到了1968年，法国9/10的人都拥有了收音机，其中2/3是便携式收音机。十几岁的孩子们再也不用和父母们坐在一起收听那些按成人口味播放的新闻或戏剧了，这些节目往往都是在晚餐后“家庭节目时间”播出。他们现在可以收听自己的节目，例如法国国家广播电台的“向伙伴致敬”、英国BBC的“流行采编”等节目。收音机的个人化促生了特定目标的节目制作；当国家广播系统落后于这一改编的步伐时，那些“外围的”电台一下子抓住了这一机遇，例如卢森堡广播电台、蒙特卡洛广播电台、安道尔广播电台通过跨越国界并在商业广告的经济支持下，开始合法广播节目。

靠干电池供电的晶体管收音机既轻巧又便于携带，能更好地适应这个正在变得流动性越来越大的时代，因而经常出现在旅游者光顾的沙滩或公园里。但收音机还只是一种听觉媒体，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无法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视觉需求。对年长些的人来说，收音机还是一种提供信息、启智和娱乐的首要渠道。在共产党国家里，无论收音机数量多么不足，但它同样是接触“自由欧洲之声”、“美国之音”，尤其是“BBC全球广播”播出的未经审查的新闻和观点的唯一途径。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主要是通过收音机收听流行音乐，而其余一切节目他们都从电视中来收看。

在欧洲，电视服务出现得比较缓慢，有些地方甚至非常晚。英国最早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了定期播放电视，许多人都收看到了1953年6月伊丽莎白女王加冕的电视现场直播。到1958年，经授权许可的电视台比广播台还多：早在1960年以前，全国的家用电视机达到了1 000万台。相比之下，法国在1953年6月还曾以拥有6万台电视机而沾沾自喜（当时联邦德国已拥有20万台，而美国则有1 500万台）；甚至到了1960年，法国也只有1/8的家庭拥有电视机，而英国按同等人口比例是1/5。在意大利，这一数字还要小一些。

但是在60年代里，几乎到处都是电视机：小尺寸的黑白电视机价格适中，即使是最普通家庭也日渐将它当作一种必备的家庭用具。到了1970年，西欧平均每4人就拥有一台电视机，英国的拥有量更高，而爱尔兰则较少。这段时期，在有些国家如法国、荷兰、爱尔兰、意大利（欧洲最大的电视机、冰箱生产国），一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比拥有一部电话机还普遍，但根据后来的标准来看的话，当时他们的使用率并不高：意大利75%的成年人每周收看电视的时间不足13小时。民主德国2/3的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而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有电冰箱）；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爱沙尼亚（该国人民早在1954年就可以收看到芬兰的电视了）的家庭拥有率略低于民主德国。

电视的影响作用比较复杂。它起初的一些节目题材并不是为了创新：国有化的电视频道要求所播节目的内容在政治和道德方面都应当同时适合成年人和儿童，从而对节目内容有严格的规定。1955年，英国最早出现商业电视，但在其他地方还没有，直到1970年后，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才允许开播私营电视频道。早期几十年的电视节目大都传统而无新意、沉闷乏味，充满监护的意味：它被用来肯定而不是去破坏传统规范和价值观。在意大利，1954-1956年担任“意大利国家广播网”总裁的费利伯托·加拉教导员工说，他们的节目“不应当破坏家庭制度”，不应当“在观念、姿态或对具体事物的描述上可能诱发人们的本能”。[20]

电视节目实在没有什么可选性，大多数地方只有1个或至多2个频道，而且播出时间仅限于下午和晚上那几个小时。然而，电视还是对社会起到了颠覆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边远社群的孤立和闭塞状态，为每个人提供了一种同样的经验和共同的视觉文化。人们不再通过最初所受的教育和公众庆典来区分何为“法国式的”，何为“德国式的”或“荷兰式的”，而是通过电视所投射到每个家庭时，人们心中所能理解的程度来对国家形象做出判断。无论是好是坏，“意大利人”更多地被塑造为共同热爱观看“意大利国家广播网”播出的体育运动和各种“秀”节目的一群，而不是一个已统一了百年之久的民族国家。

最重要的是，电视把国家政治直接摆到了家庭层面。在电视出现以前，在巴黎、波恩、罗马或伦敦，政治是精英人士的事情，是由那些在广播电台中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在报纸上毫无生气的照片、在短暂而又公式化的新闻电影纪录片中一闪而过的、相距遥远的领导人所从事的行业。而现在，时间跨度还不到20年，那些政治领导人就不得不在电视上以一种友好的姿态出现：要能够在大众面前表现得权威而自信、高雅而自如，还要热情而有亲和力——这种表演功夫对许多欧洲政治家来说都还未准备好，表现得远远比不上他们的美国同行们。许多老一辈的政治家们在电视镜头前表现得非常糟糕，那些年轻又善于适应新形势的政治家们却尝到了甜头，得益巨大。正如英国保守党政治家爱德华·希思在回忆录中对其对手、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利用媒体获胜后所做的恰如其分的评论：电视“可以被那些善于合理操纵它的骗子公开滥用。今后10年将会证实这一点”。

作为一种视觉媒体，电视对电影构成了直接挑战。它不仅提供可供选择的娱乐节目，而且可以供人们在家里直接收看除新片以外的各种故事影片，免除了人们必须外出之烦。从1946年到1958年，英国电影院损失了56%的观众。在欧洲其他地方，这一数字减少得比较缓慢，但迟早会明显下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人们还是经常光顾电影院，尤其是在意大利，那里的观众人数一直维持着相当的数量，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但即使到那时候，意大利人仍然不仅定期（通常每周）光顾电影院，而且还拍摄影片：50年代中期，罗马的电影业雇用的人数在所有的行业中占第二位，仅次于建筑业，不仅制作了由许多明星拍摄的经典影片，还出产了（赢利更多的）许多很快被人遗忘了的电影，由那些美女皇后们和昙花一现的童星扮演，走的是“肉体优势”路线。

最终，意大利制片业和电影观众一起衰退了。欧洲的制片人因缺乏好莱坞那样的资源而毫无希望同美国影片在规模及“产品价值”上竞争，只得局限于不断拍摄一些有关“普通生活”的片子，无论是“新浪潮”影片还是厨房水槽片和家庭喜剧片，都是如此。欧洲电影业从社会活动降格到了一种艺术形式。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相比，当时的人们自动地拥向当地电影院，饥不择片，而他们现在只去观看某部令他们感兴趣的影片。如果纯粹是为了娱乐而不管“放”什么片子，那他们就会转而从电视里面去看。

电视虽然是一种“年轻的”媒体，却对老年观众有特别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它最初由政府控制、在文化上显得特别谨慎的那些年里。以前收听广播或外出上电影院的成年男女转而待在家里观看电视节目。那些商业性体育比赛，尤其是传统观赏型运动如足球和赛狗等，受到了很大影响：一来是因为它们的观众现在有了一种新的娱乐选择，更加方便而且又更加舒服；二来是因为不久电视也开始播放体育比赛了，通常时间往往选在周末。只有年轻人才会大批外出，但他们的娱乐兴趣也开始发生了转变。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欧洲经济开始感受到了婴儿潮带来的全面的商业影响力。首先涌现出了大量为初生婴儿、蹒跚学步的幼儿和儿童设计的产品：婴儿车、婴儿床、纸尿片、婴儿食品、童装、体育用品、书籍、游戏机和玩具。然后又涌现出了大量的学校和教育服务机构，紧接着出现了一个新的市场：校服、课桌、教材、教学设备以及（包括教师在内的）各种教育产品。但所有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购买者却是成人：父母、亲戚、学校管理者和中央政府。在1957年前后，欧洲历史上才首次出现年轻人开始自己为自己买单的现象。

在此之前，年轻人还并不是一组明显的消费者群体。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年轻人”。在传统的家庭和社区里，孩子永远是孩子，除非他们离开学校并工作了，才能算是年轻的成人。处于两者中间的“十几岁的青少年”新群体是根据年龄而非社会地位来归类的一代人，他们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有可能会代表一个明显的消费群体，这种想法在几年前还匪夷所思。在大多数人看来，家庭永远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消费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家里的任何一个年轻人独立挣得的钱都应当属于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应当被用来支付家庭集体的开销。

但随着实际工资的迅速增长，大多数家庭都能够仅靠主要收入者的工资就能维持生计并过得更好了，要是父母双方都有工作的话，那生活就更加富足了。如果子女14岁离开学校（这是近些年来西欧年轻人离校的普遍年龄），但还住在家里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仅仅是打半工的话，父母也不会再指望他们每到星期五就自动上交薪水。到了1965年，在法国，62%的16-24岁的年轻人都还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却自己保管自己的收入，自己随心所欲地花销。

新一代青少年的消费能力最明显、最直接地表现在服装业上。早在婴儿潮这代人自己发现迷你裙和长头发之前，他们的上一代——那些在战争年代而非战后出生的人——就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的街头团伙中宣告了自己的存在。他们身着皮革或仿麂皮的黑色紧身衣，裁剪得线条分明又隐隐带着挑衅意味，例如黑夹克（法国）、阿飞装（德国、奥地利）或怪样皮衣（瑞典），就像20世纪50年代伦敦的那帮穿着花哨、热衷于摇滚乐的男阿飞一样，装出一副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样子，有点儿像马龙·白兰度（《野性骑手》），也有点儿像詹姆斯·迪恩（《无因的反抗》）。然而，这些人除了偶尔会挑起暴力争端外——最严重的是在英国，那帮身着皮夹克的街头小混混会攻击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主要的威胁是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服装挑战了上一代人的“得体”意识。他们看上去与众不同。

身着具有时代特征的衣服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种表示独立甚至反抗的方式。而且这也是一种全新的变化，以前的那些年轻人根本就别无选择，只好穿和父母辈一样的衣服。然而，从经济角度而言，这还不是构成十几岁青少年消费习惯最重要的变化所在：年轻人确实在衣服上花销巨大，然而，他们更大的花销是在音乐上，远远超过了服装花费。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一定的商业和文化基础上，“十几岁的青少年”和“流行音乐”自动地互相交融。和美洲一样，现在欧洲人的家庭预算中已经可以把青少年的开销也包括在内了，这些获得自由权的少年们有钱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去买一张唱片。

1948年发明了密纹唱片。第二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向市场上推出了每分钟45转的“单张”唱片，每面刻一首歌。在美国，唱片销量从1955年的2.77亿美元上升到了1959年的6亿美元，一开始，欧洲大陆的销售量比美国差远了，但也还是在上升。英国年轻人最初都迷上了美国流行音乐，而对欧洲大陆同时代的音乐并不感兴趣。1956年的影片《昼夜摇滚》，掀起了一场流行音乐的盛行之风，涌现出了比尔·哈利、彗星组合和浅碟合唱团这样的摇滚明星。即使借用了摇滚乐这样的载体，这部电影本身其实还是乏善可陈，倒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哈利主唱）震撼了英国的青少年一代。

那些原本对爵士乐毫无兴趣的、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青少年们，一下子迷上了具有革命性的美国（接下来是英国）流行音乐：激情洋溢、曲调优美、平易近人、性感迷人，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音乐完全属于他们自己。[21]这些音乐中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愤怒之情，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即使是有些性感之音，也都被唱片制造商、销售经理和广播电台的执行总监们捂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这是因为最初的流行音乐革命只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种现象：它虽然没有伴随着60年代的文化转型，但却是它的先驱。结果，这往往成了官方评论家的批评对象。一直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当地监察委员会禁映《昼夜摇滚》，一如他们早期对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主演的更优秀的摇滚乐作品《狱中猫王》的态度。

威尔士斯旺西市的市政厅父老们认为英国的噪音爵士乐演奏者罗尼·东尼根很“不合时宜”。50年代末英国摇滚歌手、温和又充满活力的汤米·斯梯尔，在普次茅斯就被勒令禁止在安息日演唱。一心模仿美国摇滚歌星吉恩·文森特或埃迪·科奇兰，并获得一定成功的法国摇滚歌星约翰尼·哈雷蒂在1960年发行的首张唱片，激怒了法国知识界的一代保守主义分子。回想起来，当时西欧那些家长、教师、牧师、专家、政客等人对摇滚乐的过激反应，显得多么奇特而又不合理。因为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哈利、东尼根、斯梯尔和哈雷蒂等人就会无可救药地过时，并沦为无辜的历史遗迹。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欧洲青少年并不想改变世界。他们成长在一个安定而又适度富裕的环境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想显得与众不同而已，他们不断旅行，玩流行乐，购买各式用品，完全反映出他们喜爱的歌手和他们收听的节目里流行音乐唱片节目播音员的举止和趣味。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离革命还差得远呢，只是处于边缘状态而已。比起他们的父母辈，他们这代人更是广告业的目标人群，他们追求着、伴随着、刺激了商业消费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商品生产出来，品种繁多，前所未有。市场上充斥着形形色色、不同尺寸、不同色彩的汽车、衣服、童车、包装食品和洗衣粉。

广告业在欧洲由来已久。报纸（尤其是1890年以后畅销的报纸）通常都刊登广告。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意大利人就对路边的广告牌和灯箱广告并不陌生；20世纪中期去法国的旅行者也早就熟谙那些乡村农舍旁和城区里高高竖起的广告牌，邀人品饮圣拉斐尔和杜博尼酒。在整个欧洲的电影院里，商业广告的短歌和照片一直就伴随着新闻短片的播放，成了影院的第二大特征。然而，这种传统的商业广告并没有对产品市场的目标做出明确的划分，在年龄层次和品位特色上也没有做出市场细分。相比之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消费者的偏好成了市场调研的重要内容；广告在战前的欧洲相对来说商机很少，如今却起了显著的作用。

此外，早期英国商业电视台的广告如清洁产品和早餐麦片等，针对的都是家庭主妇和儿童，而蒙特卡洛等地方的电台插播广告则瞄准了“青年一代”的市场。青少年的非理性消费构成了一块巨大的、回报丰厚的、尚未触及的大市场，吸引了大量广告商蜂拥而至，抢占先机，例如烟草、烈酒、机动自行车和摩托车、价格适中的时装、鞋子、化妆品、护发品、珠宝、杂志、唱片、录放机、收音机，等等。英国的商业零售广告开支从1951年度的1.02亿英镑上升到了1978年的25亿英镑。

在法国，在关键的1959年到1962年，杂志上刊登的针对青少年的广告上升了4倍。对许多人来说，广告中所描述的那个世界还是离他们很遥远：1957年法国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青少年都抱怨无法按自己的需求得到向往的娱乐消费、梦想中的假期和自己的交通工具。但这项民意调查却也显示出，这些年轻人都早已认为他们有权享有这些产品和服务，而不是把这些东西仅仅当作遥不可及的幻想。同年，在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国，一群中产阶级活动家，因受困于自发商业广告和众多商业产品销售的烦扰，在欧洲出版了第一本消费者购物指南。有意义的是，他们为其取名为《哪一样？》而非《什么》。

这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新世界，就像英国小说家J·B·普利斯特莱1955年所描述的，是“易受广告影响的社会大众”。而对同时代的其他许多观察家而言，非常简单，这就是“美国化”：全欧洲都全盘接受现代美国的实践和抱负。虽然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彻底同过去脱离了，但事实上却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经历。至少在过去的30年里，欧洲一直在经历着“美国化”——而他们在思想上却很担忧。[22]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式的生产线、“泰勒式的”工作效率和精彩的美国电影、美国时尚就开始流行一时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知识界早就哀叹，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美国现代化世界是“灵魂空洞”的；在不受限制的美国资本主义和到处泛滥的、以毫无根基的纽约大都市为代表的“大杂烩”面前，纳粹和共产党都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来维持并保护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观。

然而，欧洲人的想象基础还只是遍布西欧各处的美国大兵的活生生的例子，而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美国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国家。美国人讲的是英语，在那些年里，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人都不熟悉这种语言。欧洲的学校并不教授美国的历史和地理，即使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一小部分人来说，他们也不熟悉美国的作家；除了少数特权人物外，美国的政治体制对大众来说更是一个谜。几乎没有人会耗费巨资、长途跋涉前往美国旅行。去过美国的只有那些（为数并不多的）有钱人，那些由马歇尔计划资金援助的、精心挑选出来的工会活动家和其他人员，以及几千名交流学生——其中有些1900年后移居美国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在晚年又重新回到了西西里岛和希腊群岛。由于许多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会有一些朋友或亲戚已经去了美国，所以有可能的话，他们当中会有更多人愿意前往那里，因此东欧人比起西欧人来，同美国的关系要相对地更密切一些。

当然，美国政府和各式私人机构——例如著名的福特基金会——向来在努力缩小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差距：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美国议会和富布赖特基金会学者向海外文化投资的伟大时代。这在一些地方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1948年到1955年，共有约1.2万德国人被送往美国进行为期超过1个月的访问交流。整整一代联邦德国人民在美国军事、经济和文化的阴影下成长起来，路德维希·艾哈德就曾声称自己是一个“美国制造品”。

然而，重要的是指出，这种受美国影响并仿效美国的做法并没有直接依赖于美国经济的干预。1950年，美国占有西方资本总市场3/5的总量和产量，却几乎没有越过大西洋直接流入欧洲。1945年后的投资首先来自美国政府。1956年，美国在欧洲的私人投资额只有41.5亿美元左右。后来，从1960年开始（尤其是在英国），这一数字开始大幅度上升，到1970年达到了245.2亿美元。到了这一时期，许多有忧患意识的出版物开始引起轰动，提醒大家注意美国经济权力的上升，最著名的是1967年J-J·塞尔文·施瑞伯的文章《美国的挑战》。

在欧洲，人们感受更深的并不是美国经济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和杠杆作用，而是它对美国和欧洲同样产生的消费革命的影响。欧洲人现在也开始能够得到那些早已为美国消费者所熟悉的各式新奇商品：电话机、大型家用电器、电视机、照相机、清洁用品、包装食品、廉价的花哨衣服、汽车及其配件等等。这是一种“美国生活方式”，是一种象征着富裕和消费的生活方式。对年轻人来说，“美国的”吸引力在于它的与时俱进和积极进取。它虽然抽象，却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代表：它巨大而开放，繁荣又充满着青春活力。

前文早已提到过，“美国化”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流行音乐上，虽然这本身也不是什么新花样：早在1903年，维也纳就上演过“散拍乐”（ragtime，一种早期爵士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舞蹈乐队、爵士乐团就一直在到处巡回演出。而且它也不只是一种单方面的音乐输出：大多数现代流行音乐都吸收了海外音乐和当地音乐的一些类型，是一种混合型音乐。在英国上演的“美国”音乐就和在法国、德国的“美国”音乐有着细微的差别。尤其是法国人的鉴赏趣味受到了那些为躲避国内歧视而前往巴黎的黑人表演艺术家的影响，这也造成了法国文化观念中认为“美国”明显带有种族主义形象的理由。

到20世纪50年代，通过电影这一媒体，美国的榜样对欧洲观众产生了巨大影响。欧洲观众可以几乎毫无限制地看到所有好莱坞输出的片子，到了50年代下半期，美国每年向市场投入大约500部影片，其中投向欧洲市场的总计约有450部影片。当然，美国影片也受到了语言不通的影响（虽然在某些地方，尤其是意大利，当地人也会为这些影片重新配音）。部分出于上述原因，某个年龄层以上的人宁愿选择观看国产片。但他们的子女的想法却不一样。年轻观众越来越喜欢美国故事片，这些影片通常都由那些逃离希特勒或斯大林的欧洲导演所执导。

当代批评家们担心美国流行文化中那种墨守成规的自鸣得意和通过电影向广大观众传播的那种或明或暗的政治信息，会对欧洲青年一代的意识产生腐蚀或潜移默化。可是，结果却完全相反。欧洲青年过滤掉了美国主流电影所宣传的内容，并没有像20年前他们父辈所做的那样妒忌荧屏上所描述的“美好生活”，而是对美国式浪漫故事与日常生活的矫揉造作与天真烂漫发出大笑。然而，他们却极度关注演员们往往是颠覆性的表演风格。

收音机、咖啡馆、酒吧和舞厅里经常播放美国影片中的音乐。从电影里看到的那些美国叛逆青年的肢体语言，成了欧洲同龄人津津乐道的时尚话题。欧洲的年轻人开始在穿着打扮上也趋于“美国化”，1963年5月，“正宗李维牌”牛仔裤首次在巴黎跳蚤市场出售时，一下子就脱销了。美国青年穿着的牛仔裤和T恤衫没有阶级标志（至少在得到高端服装设计师们青睐之前一直如此，而且即使到了这一步，当时的差别也只体现在面料上，而并不代表社会等级）。实际上，这种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喜爱的牛仔裤，属于传统服装风格的“降级”发展，却完全是真正的工作服在服装领域“升级”的结果。而且，它们显得如此青春洋溢，和那些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影片中仿制而来的服装样式一样，年长的人们是不会喜欢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牛仔裤和摩托车、可口可乐、大波浪发型（男女都一样）及流行明星们一起，风靡了整个西欧地区（但他们所炫耀的影片和各种产品却一直无法向东蔓延）这也是整个美国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美国电影的固定主题——科幻故事片、侦探片和西部片——和风格都被欧洲人吸收了。千百万联邦德国人从当地那些并未去过美国的作家所写的平装本小说中了解到了牛仔的生活；仅在联邦德国，1960年德语版的“西部”小说一年就能卖出9 100万册。在欧洲，继比利时儿童侦探“丁丁”之后，最受欢迎的又一卡通人物“幸运卢克”也同样来自比利时，这位运气不好却有魅力的牛仔每周都会出现在法语和荷兰语喜剧片中。真也罢，假也罢，美国正在成为各类轻松娱乐节目的自然背景。

美国对欧洲青年产生的影响更直接地加深了人们早已哀叹的“代沟”。长辈们一边看着，一边却在遗憾：欧洲各地的年轻人都乐于在谈话中渲染真实的或者想象中的美国色彩。有一项研究估计说，在60年代奥地利和德国的报纸上，这种“崇美主义”出现的次数增加了14倍。1964年，法国批评家雷内·埃蒂昂布勒在他出版的《你会讲法式英语吗？》（Parlez vous Franglais ?）一书中调侃地（现在看来是预言性地）指出了讲英语对法语所造成的污染性破坏。

反对崇美主义——对“美国文明及其所有现象”表现出原则性的怀疑与厌恶——在文化精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的影响使这种反对崇美主义的思想传播得更为广泛。文化保守主义者、法国作家安德烈·齐格飞1954年的作品《美国场景》重新引发了所有人的怨恨和一些人在两次大战之间关于反犹主义的辩论。他同意文化激进分子让-保罗·萨特（或几十年后英国的哈罗德·品特）的观点：美国人是一群歇斯底里的清教徒，偏执于科技和标准化，墨守成规，富于创造性思维。其实，引起这种文化上的不安全感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本身的变化太快，而不是来自美国的挑战与威胁。欧洲青少年将他们几乎毫无所知的美国看作自己的未来，而他们的父辈却在责怪美国给欧洲带来的巨大损失：他们曾经认为欧洲这块大陆拥有自己的同一性、自己的权威、自己价值观，不受现代性与大众社会诱惑的影响，但这一切其实原本就不存在。

这些情绪在德国、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并不多见，因为这里的年长者一直认为美国是他们的解放者。相反，在英国和法国却不断地出现了反崇美主义，因为美国的崛起直接取代了这两大殖民帝国原先的地位。正如莫里斯·杜维杰1964年3月在法国周刊《快讯》中所说的那样，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一种威胁：“对欧洲来说只有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那就是美国文明。”这种文明就像诗人路易·阿拉贡在13年前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然而，不管自命不凡的巴黎知识分子们如何鄙视这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还有室内管道、中央空调、电视机和汽车——它们却是绝大多数欧洲人现在想要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这些商品，并非因为它们是美国货，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舒适和安逸。有史以来第一次，舒适和安逸成了大多数欧洲人触手可及的东西。

尼基塔·赫鲁晓夫参观某集体农庄。“赫先生”自诩为农业专家，其实他的实验往往以灾难性的惨败告终。但他在非斯大林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尤以1956年2月的“秘密报告”最为著名）却无可估量，虽然其结果超出了他的预料。

1956年11月1日，伊姆雷·纳吉（中）上诉联合国。在注定失败的匈牙利动乱中，纳吉为自己所起的作用付出了惨痛代价，但从长远来看，苏联付出了更高代价，令它的追随者们幻想破灭。

1961年8月19日，构砌柏林墙。虽然西方政府对此持反对意见，但在苏联决策下，通过在被其占领的柏林砌上一堵壁垒来把城市一分为二，从而解决了不断复发的柏林危机，西方也无甚遗憾。

《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1978），电影导演雷纳·法斯宾德尖锐地剖析了战后联邦德国存在的弊病。对年轻一代评论家来说，联邦德国沉湎于繁荣、政治上解散军备及集体遗忘过去历史的做法是一种假面具，实质上还是犯了过去的弊病。

“所有的德国人都和总理一起焦急地注视着他们的首都。”实际上，（来自天主教莱茵地区的）康拉德·阿登纳从心底里讨厌普鲁士式的柏林。但他还是利用柏林的分裂作为杠杆以求得西方盟友的让步。

1949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的前一天，荷兰派来的历任总督的画像被搬出雅加达宫。失去“印尼群岛”给荷兰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现在它只好退缩回欧洲，地位大跌。

1954年5月奠边府战役后，越盟军队押送法国士兵进入关押地。法国羞辱地在越南被逐出境，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灾难，尤其是法国军队不得不从北非剩下的占领区撤退。

1956年12月，埃及人民要求英法撤军。苏伊士危机成了战后欧洲的转折点，加速了欧洲殖民帝国的撤离，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重塑了英法两国的政治轨道。

OAS（秘密军队组织）掀起了一场血腥报复的恐怖行动，针对那些它认为是要对失去阿尔及利亚担责的人们。它尤其憎恨戴高乐，认为他背叛了事业（注意图中那断裂的洛林十字架，那是戴高乐主义者的标志）。

“终我一生，我都对法国抱有一种理想。”1958年5月的一场实际政变中，夏尔·戴高乐夺得了权力。他使法国重新出现在世界事务中，并使他所建立的第五共和国比以往更稳定。

图片上标：“英国失去了一个帝国，但还未找到自己的角色。”——迪恩·艾奇逊先生，肯尼迪总统的顾问

图片下标：“呃，请问，我可以扮演两条后腿吗？”

1962年，迪恩·艾奇逊就英国失去帝国地位后所处尴尬境地而讲的著名俏皮话，激发了卡通画家维奇的灵感，他描述出了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卑躬屈膝地和华盛顿保持“特殊关系”的耻辱形象，时隔40年后，这一关系还是一如既往地令人沮丧。

1960年7月，刚果的欧洲人逃往坦桑尼亚。比利时从殖民帝国领地的撤离是一场不负责任的、可耻的失败：经过几十年的剥削后，比利时于1960年放弃了刚果，他们仅留下了30名刚果的大学毕业生来填塞那4 000个高级行政职位。

1968年8月的布拉格。“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可以自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但如果它仍还是共产党的话，却不可自由偏离这些原则。”（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68年8月3日）苏联的占领扑灭了“布拉格之春”。

战后欧洲各地“清除贫民窟”行动和城市规划，引领了兴建一大批高层公寓大楼，但并不受居民的欢迎，尤其是这些大楼容易提早破败和倒塌。格拉斯哥在建中的“莫斯高楼”很富有代表性。

现代性的象征（1）：1959年9月在布尔诺交易会上展出的捷克生产的塔特拉603型轿车。苏联集团生产的汽车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共产党国家内部在经济方面的错误：它们设计得很差劲，并且仅供极少数特权人物使用。然而它们却经久耐用。

现代化的象征（2）：1960年，伦敦3位女士在窥视一辆豪华轿车的内部。虽然对许多西欧家庭来说，现在已经可以买得起现代化的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冰箱、洗衣机，但还是存在着明显的财富、阶级和特权的差异。豪华轿车一般都配有专职私人司机。

《上帝创造女人》。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度假者喜欢上了阳光下的欢乐享受。芭铎还留在因她而成名的法国蓝色海岸，而她的许多朋友们却因忍受不了蜂拥而至的旅游大众而纷纷逃离该地。

1955年7月，伦敦大象城堡电影院旁的社会青年。20世纪50年代，介于大萧条时代出生的父母辈和即将出现的战后婴儿潮之间出生的所谓“迷失的一代”缺乏娱乐休闲设施。许多人参加了街头暴力帮派，例如法国的“黑夹克帮”，而德国和瑞典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披头士确实很有成就。40年后，他们仍然是且也许是唯一让全世界的人们常常提起的20世纪60年代人的标志。而且他们创作的音乐也确实不错，虽然其灵魂人物约翰·列侬还算不上是“欧洲文明史上的关键人物”（肯尼斯·泰南语）。

1968年，巴黎学生占领了巴黎大学。除了高举象征马克思主义的镰刀斧头旗并在旗的顶端贴上毛泽东、斯大林、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画像外，1968年的造反者们并不带有明显的教条主义。大多数学生也并不十分严肃。正如一位参加者后来回忆时所说的，我们只是“喜欢革命”（丹尼·科恩-班迪特）。

1969年9月25日，汽车厂和轮胎厂的工人们在圣卡罗的都灵广场举行示威活动。在意大利和法国，群众大罢工和工人们的抗议比起转瞬即逝的大学激进主义运动来，对政府构成了一种更大的威胁。

[1] 然而，对于旧规则，我们也不应该过度强调其不合时宜而应该迅速废除。比如直到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政府针对进口轿车，在配额政策上还是谨慎维持法西斯时代的关税和配额，以保护国内产品（主要是菲亚特汽车）。英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同策略。

[2] 其中许多钱款被转化成了对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导致这些国家至今债台高筑，经济严重受损。

[3] 英国老是与众不同。1956年，英国74%的出口销往欧洲以外地区，主要是它的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甚至到了1973年英国最终加入欧共体之后，它也只有1/3的出口贸易是直接和这些在1992年组成欧盟的12个国家进行的。

[4] 从比较角度来看，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美国农业生产人数仅占12%。

[5] 瑞典部分地属于例外，战后瑞典的繁荣主要依赖其高价值产品的生产制造。一方面，它利用了大批廉价的、现成的（芬兰）技术移民工人，另一方面又通过水力发电缓解了高油价带来的危机。瑞典和瑞士的情况非常相似，纯属特例。

[6] 同过去的做法作对比颇有启示意义。在法国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巴黎一些大型投资银行因缺少资源而无法支持国内工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进程，也得不到政府的任何帮助或鼓励。这些弱势状况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1945年法国的工厂、道路、铁路网和公共设施都处于破败之态。

[7] 到了1950年，欧洲国家中只有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几个国家中不足1岁的新生儿死亡率超过了1/10。葡萄牙1950年的新生儿死亡率是9.41%，在西欧排名最差。

[8] 第二年，即1956年3月，法国扩展到所有工人都享受这项权利。雷诺汽车厂的工人们于1962年获得了第4周的带薪休假，但全国其他行业的工人却为之奋斗7年才争取到了同样的权利。

[9] 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旅游业在希腊的发展，希腊本国也出现了大量普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10] 仅仅15年前，即1958年，根据官方登记的数据，当时只有2.5万意大利人、4 000名南斯拉夫人以及为数不多的土耳其人。

[11] 对殖民地移民在法律上的严格限制，反映了两大主要政党的主流思想。其实，仅仅早在不到一代人之前，在情况完全不同的时期，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曾在1948年7月写道：“无论是英联邦自治领还是殖民地的居民（且不论种族和肤色），按传统来说，均可自由进入英国。在我看来，不可轻易废弃这种传统，尤其是当前我们正需要大批引进国外的劳力。”

[12] 意大利是个例外，1971年，该国538家超市的销售量在居民总消费中所占比例还不足5%，几乎所有人都还偏好在当地的专卖店购物。20年后情况也没有发生改变。1991年，联邦德国的食品外卖店已经减少到了3.7万家，法国只有2.15万家，而意大利却有182 432家。按人均拥有量算，只有波兰最多。

[13] 而且“文化”层面上也有反对意见。1952年，法国共产党作家罗杰·范兰德断言：“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一年中除了有两个月比较热以外，而且也不是年年如此，其他时间的天气都那么冷，只要把食品盒放在窗台上就可以使烤过的食物保鲜一周。再说了，冰箱是一种‘象征’，一种（美国式的）‘神话’。”

[14] 直到1963年，法国电力局才开始升级城市电力网，以容许使用多件电器，而乡村电力网的升级却要等到多年之后。

[15] 费利尼导演的影片《八部半》（1963）的开片场景里就出色地捕捉到了这种汽车快速增多的现象。即使按照费利尼自己的标准，几年前还不可能在城市里出现这么糟糕的交通堵塞现象。

[16] 当地群众对此项新创新反应有先例可循：英国的机动车驾驶者认为按时收费是一种未经政府许可的变相税收，因而拒不交费。法国人则通过摘掉巴黎的停车计时器的顶盖以示反对。

[17] 最初的欧洲超级大型市场的定义是：每一层楼面不少于2.5万平方英尺面积，位置至少离城镇中心2英里，它们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1973年，西欧有此类巨型超市750家左右，仅法国和德国就有620家。同年在意大利只有3家。20年后，法国有8 000家超级大型市场，但在意大利仍然只有118家。

[18] 从1959年到1973年，前往西班牙的游客从300万人上升到了3 400万。早在1966年，当年前往西班牙的观光者就达到了1 730万，远远超过了前往法国或意大利游客的总数。在西班牙东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有些地方的经济只花了半代人的时间就从前工业化时代转型进入了信用卡时代。但从美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它所产生的影响倒并不见得都是正面的。

[19] 只有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南部属于例外，1960年，那里的收音机拥有量同西欧35年前的情况大致一样，人们还是挤在咖啡馆里收听新闻和音乐。

[20] 鲍尔·金斯伯格，《意大利当代史：1943-1988年的社会与政治》（1990），第240页。

[21] 也许值得强调的是爵士乐的边缘化。它就像美国20世纪60年代民间音乐一样，在西欧，有这么一小部分人，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或波希米亚派人，他们从不欣赏和购买爵士乐，他们也不像一般摇滚乐爱好者。而东欧的情况则略有不同。他们把爵士乐看作来自美国（黑人）的一种音乐，既有异国情调，又具颠覆性，是一种西欧的激进的东西，但又并不是完全西方化的。

[22] 1902年，美国作家威廉·斯泰德出版了《世界的美国化》一书，预见到了这一现象，但也许并不全面。

附记

两种经济的故事

德国到处都是孩子。长远看来，也许德国才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这种想法令人不安。

——扫罗·帕多瓦，1945

当然，要是我们连续输了两场世界大战的话，债务就会一笔勾销，而不是背负近3 000万英镑的债务，就会被免除一切海外义务，也不用驻军海外，那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和德国人一样富裕了。

——哈罗德·麦克米伦

1953年和1954年英国财政大臣R·A·巴特勒几次讲话中庆贺的英国经济的繁荣和富强，只是随着德国经济奔腾前进中带动欧洲经济之船队前行时，在英国岸边撞击出的最后浪花而已。回想起来，1954年成了英国的幻想中最后一个辉煌之夏。

——艾伦·密尔瓦德

战后西欧历史上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联邦德国和英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反差。德国的一代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战败国命运：城市被毁、货币失效、男劳力不是战死就是被关押在战俘营中，交通和服务业基础设施都被彻底摧毁了。而英国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个明显得胜的欧洲国家。除却遭受的轰炸和人员伤亡外，英国整个国家的结构如公路、铁路、船坞、工矿企业都在战争中完整地幸存了下来。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联邦德国就开始欣欣向荣，成了欧洲经济的动力，而英国却发展滞后，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西欧其他各国。[1]到1958年，西德经济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在许多观察家眼中，英国正在成为欧洲的病人。

这两种截然不同而带有嘲讽意义的命运，究其原因，具有教育意义。50年代德国经济“奇迹”产生的背景在于其“30年代”的复兴计划。纳粹在通讯、军备、车辆制造、光学、化学和轻型发动机产业及有色金属方面的投资，原本是一种战争经济，但却在20年后见效了。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就根植于艾尔伯特·斯皮尔的政策之中，实际上，战后爬上高位的联邦德国商界年轻经理和政界规划者原先都是在希特勒手下起步的；他们为联邦德国各委员会、规划局和公司所提供的政策和实践都是些受到过纳粹官僚首肯的项目。

德国商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战争中并未受损。20世纪50年代初期，制造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批发商又都恢复了运营，为如饥似渴的国外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就连德国马克的不断升值也未能阻碍德国经济的发展，它降低了原材料的进口成本，却没有限制国外对德国产品的需求量，这些德国产品都是价值很高、技术先进的物品，它们靠的是品质而非价格取胜。何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它们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要是瑞典人、法国人或荷兰人的公司想要购买某种发动机产品或工具时，他们除了从德国购买外，别无他选，所以只好以卖方价格买进。

通过对新的高效率生产方式的持续投资，以及依靠员工的顺从，德国的企业得以维持较低的成本。联邦德国确实得益于取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从民主德国逃离过来的年轻而富有经验的工程师，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半熟练的机械维修师和装配流水线生产工人，还有来自土耳其、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普通劳动力。所有这些人都因工作稳定、每周可以得到硬通货工资而心怀感激，就像那些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优良传统而不会反抗的老一辈德国工人一样，他们也不会惹是生非。

通过介绍一个行业就可以了解当时的大概情况。到了20世纪60年代，德国汽车制造业就因其引擎质量和生产的可靠性而赢得了声望。斯图加特的梅赛德斯-奔驰和慕尼黑的宝马几乎垄断了高档车的市场，先是在国内，之后又不断销往海外。波恩政府毫不羞涩地公开支持这样的“国家牵头产业”，一如当年纳粹的做法，向它们提供早期优惠贷款进行扶植，并鼓励银行业同企业联姻，向德国公司提供现金投资。

大众汽车公司早在1945年就完成了基本建设。和战后联邦德国许多其他产业一样，大众公司从自由市场经济——尤其是市场对其产品的不断需求——的一切好处中获益，根本没有遭遇过竞争的损失，也没有消耗什么研发成本、改进工具成本。该公司在1939年前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它曾为纳粹、战争及军事占领出了大力，盟军政府之所以器重它，也是因为早在大战前它的生产能力就已确立，因而无需进一步投资就可以投入生产了。因此，一旦市场开始大量需求小型家庭用车，大众甲壳虫型汽车就不会碰到国内竞争对手，即使售价固定且低廉，它还是能够盈利，这可得感谢纳粹政府使它没有旧债一身轻。

英国也有这样的“国家牵头产业”——由莫里斯、奥斯汀之类的独立的汽车生产商合并而成的英国汽车公司（BMC），但英国汽车公司后来又并入了利兰汽车公司，专门生产英国利兰车（BL）。到了1980年，利兰汽车公司就专营英国特色的汽车产品，打出了这样的广告：“挥动旗帜——买辆奥斯汀·莫里斯吧！”和德国制造商一样，英国汽车生产商也越来越关注海外市场。然而结局却完全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届英国政府都敦促英国汽车公司尽量向海外销售汽车（却无法对在英国的美国福特汽车及通用汽车等分公司施加任何影响）——竭力争取外汇收入，以抵消国家欠下的巨额战争债务。（政府制订的官方出口目标是到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生产的汽车出口量要占到其总产量的75%。）公司为了快速提高产量，相应地甚至故意地忽视了质量管理。起初，英国汽车的劣质并没有产生不良影响。

英国公司垄断了市场：英国国内和欧洲市场的订单远远超过了汽车的可供应量。而欧洲大陆的生产厂商在产量上根本不是英国的竞争对手：1949年英国生产的客车量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生产总和。然而，一旦形成了质量差、服务差的坏名声，也就覆水难收了。随着各国汽车的大量上市，可供选择的种类多了，欧洲人就不再购买英国汽车。

当英国人决定将汽车产业升级，并使生产线改进现代化设备时，英国的汽车公司却无法像德国那样从银行获得资金投资和贷款。它们无法指望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来补缺（不像意大利的菲亚特和法国的雷诺）。然而，在伦敦的政治压力下，为了服从当地政府的决策并安抚当地的政客和工会组织，它们又不得不在经济不发达的乡村地区建立工厂和分销中心。即使后来放弃了这种非理性经济策略，加强了措施，英国的汽车产业仍然遭到了彻底分化，毫无希望：1968年，英国的利兰汽车公司所辖的是60家不同的工厂。

英国各届政府的政策造成生产厂商消极怠工。战后，政府按照各个生产厂家在战前的市场份额，来给它们配给极少量的钢铁，导致按过去的经济模式发展的主要生产部门受到冻结，而新的部门也受到致命伤害，哪怕它们是具有潜在高效率的企业。供应保障不到位，虚假性的过高需求，以及政治上的压力，等等，这种种经济发展上的低效无能，一并导致了英国汽车产业走向破产。到了1970年，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厂商开始占领了英国人的市场，并在质量和价格上击败了英国。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英国加入欧共体，以及英国最后一些受保护的市场因英国撤消了原有自治领和殖民地而消失，这些都最终摧毁了英国的独立汽车工业。1975年，英国唯一独立产权的利兰大众型汽车生产厂商倒闭，从而不得不通过国有化的途径来摆脱困境。几年后，它原先利润丰厚的那几块沦为宝马（BMW）的收购对象。

英国自主汽车业的衰败与最终消亡，大体上可以代表英国总体经济发展的历程。英国的经济一开始并没有这么糟糕：1951年英国还是欧洲的主要生产制造中心，总产量是德国和法国之和的两倍。英国实现了充分就业，而且经济发展虽然比其他国家缓慢，但还是在增长阶段。

然而，它主要遭遇了两大致命性的打击：一个是历史的不幸所造成的，另一个是它自己造成的。

英国无处不在的支付危机，主要源于6年来对德、对日作战所累积欠下的巨额债务，此外还有为支撑战后有效的防御系统而增加的巨额开支（1955年占到了国民收入的8.2%，而德国这方面的支出还不到此数字的一半）。20世纪50年代仍是世界主要贸易支付单位的英镑价值被高估，这使得英国很难向海外卖出足够的产品，以弥补它对美元的长期赤字。作为一个岛国，英国的食物和大量原材料完全依赖进口，在历史上英国完全依靠英帝国和英联邦统辖下的特权市场保护来弥补这一结构性劣势。

而这种对遥远市场和资源的依赖性，在战后早期欧洲其他国家努力挣扎着复兴之初所表现出的优势，到了欧洲，尤其是欧共体地区一旦起飞，就变成了英国的一大劣势。在不受保护的海外市场上，英国根本无法和美国以及后来的德国竞争，而英国在欧洲市场上的出口产品也越来越比不上欧洲其他国家的制造商了。1950年，英国出口产品总值占世界总量的25%，20年后，它只占到10.8%。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它的份额，而它原先的那些传统供应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非洲殖民地，也开始纷纷转向其他市场。

就某种程度而言，英国的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但英国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容低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制造业就以低效而著称，只是借着过去的成功而行。这倒并不是说英国定的物价太高，而是恰恰相反。梅纳德·凯恩斯曾经讥讽过英国战后的经济前景：“该国的每小时工资是（大约）2镑，美国每小时为5镑……即使英国制造商出名的低效率也很少（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在各大行业都将对自己有利的初始成本差异消耗殆尽，尽管他们在某些重要行业的确做到了这点……可获得的统计数据显示，如果我们从未生产过某种产品，那么我们在成本上自然让全世界望尘莫及了。”

还有，劳动力也是一个问题。英国工厂里就业的男人（和一些女人），他们都按传统加入了成百上千种由来已久的行会：英国的利兰汽车公司在1968年就一共有246个不同的工会组织，管理层事无巨细都得分别和各工会协商解决工作效率和工资问题。这是一个充分就业的年代。事实上在这些年里，保证充分就业成了每届英国政府的头等社会目标。为避免重新陷入20世纪30年代人员闲置和机器折旧的灾难，充分就业的决心就比经济增长、生产能力和高效率来得更重要。工会——尤其是那些当地的工会代表和工厂车间的管事——比以往任何时候、比以后都显得更加有权有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罢工——这既是劳方的战斗，又是资方无能的标志——在英国工业生活中普遍存在。

即使英国工会领导仿效德国的做法，温和地处理工厂的各种关系，并限制工资用以促进投资、保障安全和刺激经济增长，大多数工人也不会愿意上钩。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来的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就准确地指出，英国的经济忧患在于投资不足，缺少革新，劳工懒怠而资方又过于平庸。然而，一旦当政后，他和他的后继者们似乎也没有什么手段可以用来制止这样的衰败。德国工业从纳粹手里和战争中继承了一切变革所带来的优点，而英国那些缺乏竞争的老工业却因袭了呆滞，深深地害怕任何变革。

战后几十年里，纺织厂、矿业公司、造船厂、钢铁厂和轻型发动机厂都面临着重建，需要重添设备，然而，英国工厂的资方选择容忍工会，而不是指责劳动效率差的实际状况，他们宁可陷入投资减少、研发受限制、低工资、客户萎缩的恶性循环，也不愿冒险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结果尚不明显。凯恩斯曾经说过：“如果出于可悲的地理判断失误，美国空军（现已为时太晚，不可能指望从敌人手里得到太多了）沿着东北海岸和兰开夏郡（正好当时只有工厂主们坐在那里，而没有别人）空袭每一座工厂的话，那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让我们重新变成一张生机勃勃的白纸，而这对于成功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法国资方也继承了这样的管理无能和惰性，但公共投资和进取性的指示计划弥补了这些不足。但是英国政府却仅限于集体讨价还价、要求管理和劝告。对于一个在1945年后经济迅速走向国有化轨道、1970年47%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来自国有化部门的国家来说，这种警告看起来显得匪夷所思。英国政府虽然将大部分的交通、医疗、教育和通讯部门都国有化了，但却从不自夸全国总体战略的雄心；经济发展只是按自己的方式达到实际目的。直到后来那一代崇尚自由市场的改革者和激烈地反对国有化的保守党首相手里，才开始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力来解决英国经济发展的迟滞问题。然而到了那个时候，由于种种原因，那种针对英国政府对“旧”经济调节不当的指责也落到了摇摇欲坠的德国经济身上。

[1] 1960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为9.0%，英国为2.6%，成了发达国家中除爱尔兰以外发展最慢的国家，因为当时的爱尔兰还远称不上“发达”。

第4章

社会民主时期

政府的重要任务不是做个人早已在做的事，将它们做得好一点儿或者差一点儿；而是要做目前根本还未做过的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6年

挑战不会来自美国……来自联邦德国或法国；挑战来自那些好不容易才最终能够收获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物质成果的国家，无论他们可能错到什么地步——而我认为他们在许多根本的方面都是错误的。

——安奈林·贝文，1959年

我们的国家代表着民主和适当的疏导。

——约翰·贝杰曼

我要把教堂的窗户打开，这样我们就能向外看，而人们可以向里面看。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照片就是真相。电影就是每秒24帧照片的真相。

——让-吕克·戈达尔

20世纪60年代是欧洲国家达到顶峰的时代。在这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西欧各国的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总是在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之间妥协游走：公民刚刚获得的现代权利被保家卫国的旧义务所抵消。但是自1945年起，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以社会公益和经济策略相互交织为特征，而政府的角色也转变为服务于国民，而非相反。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西欧各福利国家包揽一切的雄心壮志会失去部分吸引力——不只是因为这些国家不再能兑现他们的诺言：失业、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经济减速等众多掣肘，使得政府兑现不了当初承诺的一半。国际资本市场和现代电子通讯的转型削弱了政府计划和实施国内经济政策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政府干预的合法性本身已经遭到破坏：国内公共部门机构和生产企业的僵化和无能，而在国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失灵和政治镇压也是再明显不过的。

但所有这些尚未到来。在现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巅峰年代，行政机关仍然保有广泛的权威性，其可信度也没有受到质疑，因而可以获得显著的共识。人们普遍相信国家总是比不受限制的市场要做得好：它不仅仅能够行使公正、保卫国土，或分配物品和服务，而且还设计和实行能产生社会凝聚力、提升道德支持和增强文化活力的策略。有人认为这些事情最好由开明的、自利的和商品及观念上的自由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一主张当时被欧洲主流政界和学术界认为是前凯恩斯时代有趣的残留：往好处看是没有吸取大萧条的教训，往坏处看可能会导致冲突和遮遮掩掩地诉诸最根本的人类本能。

如此看来，国家是一件好东西，有诸多的好处。1950年至1973年间，法国的政府支出从国内生产总值的27.6%上升到38.8%，联邦德国从30.4%上升到42%，英国从34.2%上升到41.5%，荷兰从26.8%上升到45.5%——这一时期国内生产要比以往和后来的任何时候增长得快。巨额增长的政府支出中绝大多数花在了保险、退休金、医疗、教育和住房上面。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丹麦和瑞典仅用于社会保障一项，1973年占国民收入比例就比1950年上涨了250%；而挪威甚至翻了3倍。只有瑞士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占战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相对低一些（直到1980年才达到30%）；但即使这样，与1938年仅6.8%的占有率相比，反差也是相当大的。

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的成功历史上，无处不强化公共部门的重要性。但是国家介入的性质有相当大的差异。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避开直接拥有实业（除公共交通和通讯领域），而喜欢间接控制；他们常常通过名义上的自治机构，比如意大利业务涉及各个领域的工业复兴公司（IRI），是该国规模最大、最知名的公司。（见本书卷二第1章）

像工业复兴公司（IRI）那样的大集团不仅服务于他们的员工和消费者，还有各种政治党派、工会、社会服务机构，甚至教堂。对于上述团体和机构，大集团不仅施予恩惠，也同时扩大它们的影响。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囊括”了从村庄到首都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占据了公共服务以及国家控制或资助的一系列产品领域：运输、电子媒体、银行、能源、工程和化学产业、建筑业、食品生产等。除该党派之外，其主要受益人就是那些在官僚机构里找到稳定工作的无土地农民成千上万的子孙。意大利战争孤儿收留机构为每70个孤儿雇用12名员工，每年80%的预算都花费在员工的工资和管理上。

同样地，比利时政府控制的公共部门公司允许布鲁塞尔中央政府缓和本地的民怨，对那些为不同地区和语种的利益而相互竞争的人群提供服务和工作岗位，大笔投资基础设施，从而安抚他们。法国战后的国有化奠定了一张产生长期影响和庇护的网络。法国电力公司（EDF）是该国主要的能源供应商，同时也是该国最大的雇主之一。根据最初的战后法规所签订的协议，法国电力公司（EDF）每年1%的营业额将汇入由当时法国总工会（CGT）控制的一个社会基金中。由该基金支付的假期和其他福利（还不包括基金会本身带来的就业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代表着法国总工会（CGT）对其大恩主——法国共产党的回报，这种杠杆式的回报在经济上合算，政治上也意义重大。

这么一来，国家通过无数种方式推动了商业、政治和社会的运行；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对数以百万计男女的就业和报酬负责，使他们因此以专业人士或官僚的身份从中获得了既得利益。从英国一流大学毕业的学生们，与毕业于法国大学院的同龄人一样，不去私营部门找工作，也几乎不涉足工商业，而是在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公共法律、国家垄断行业或政府服务部门寻找就业机会。到20世纪70年代末，比利时60%的大学毕业生占据了公共服务或政府资助的社会部门的职位。欧洲国家由此打造了一个它所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独一无二的市场。在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就业的良性循环，其产生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的赞赏。

国家在公开目标方面存在的原则差异可能会引起左派和右派、天主教民主党和共产党、社会党和保守党等等的争吵和对立，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从国家提供的机遇中获得收入和影响力。对国家作为计划者、协调者、促进者、仲裁者、提供者、关怀者和守护者的作用的普遍信心，跨越了几乎所有的政治分野。[1]福利国家号称是社会主义的，但其实远不是。这一点上，正如西欧各国所展现的那样，福利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后意识形态的东西。

然而，在战后欧洲的一般共识中，有一种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独特见解。社会民主主义总是被当作杂种；而事实上左派和右派的敌人就是用这个观点来反对社会民主政治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项长期寻求理论的实践活动，是20世纪初欧洲整整一代社会主义者深刻见解的产物：就像19世纪社会主义空想家预言和计划的那样，近代欧洲中心地带激进的社会革命发生在过去，而非将来。19世纪的城市暴力起义的范式作为对工业资本主义不公正和无能的解决办法，已经不仅不理想，也不可能达到其目标；它也已经是多余的。真正要改进一切阶级的状况，只能采用渐进、和平的道路。

但这并不意味着19世纪最根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已经被抛弃。20世纪中期绝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即使刻意与马克思及其忠实追随者保持距离，也总是保有这样一种信念，资本主义先天不足，而社会主义无论在道德还是经济上都更优越。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愿意承认资本主义必然终结，也不认为其有智慧以自己的政治行动来加速资本主义的终结。经历了几十年的大萧条、分裂和独裁，社会民主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其任务是运用国家资源来清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社会病态和无制约的市场经济运作，从而建立起良好的社会，而不是经济乌托邦。

社会民主派的政治并不总像后来的事情所显示的那样诱惑性急的年轻人，但是它对于1914年以来经历了几十年可怕生活的男男女女具有天生的吸引力；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某些西欧国家的人民眼里，社会民主已经不再是政治，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点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再明确不过的了。1945年至1964年间，丹麦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的选票从33%上升到42%；而同一时期挪威工党赢得43%到48%的选票；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战后在大选中的选票从未低于45%，在1968年甚至超过了50%。

上述投票数据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数据本身——奥地利社会党有时几乎也做得一样好，而在1951年英国大选中，艾德礼的工党也获得了48.8%的选票（虽然保守党得票总数略低，但获得了较多的国会席位）。重要的是这些数据所体现的同一性。年复一年，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确保了本国2/5以上的选票，其结果是连续几十年掌控政府，虽然其间也偶尔联合较小的、顺从的合作伙伴，但通常单独掌权。从1945年至1968年，10届丹麦政府中有8届由社会民主党主宰；同一时期5届挪威政府中也有3届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瑞典更是4届政府全由社会民主党掌权。政府人事也有一贯性：挪威的埃纳尔·基哈德森领导了两届社会民主党政府，总共执政14年；而瑞典的泰奇·厄兰德首相同时领导他的政党和国家长达23年，从1946年直至1969年。[2]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继承了某些优势。这些国家都很小，同根同源，没有海外殖民地或帝国主义野心，从多年以前开始它们就是立宪君主国家。1849年的丹麦宪法纳入了有限议会、广度新闻和宗教自由的内容。瑞典（同时也是挪威）1809年宪法确立了近代政治体制，包括代表比例制和具有示范作用的监察专员制度——后者后来被全体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采用——而且为政党政治体系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框架，直到1975年这一体制还在起作用。

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历来贫穷——这个地区拥有森林、农场、渔场和少数初级工业，其中大部分位于瑞典。瑞典和挪威的劳工关系长期以来矛盾不断——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两国的罢工频率是世界上最高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这个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了很长时间。

1932-1933年间，1/3的瑞典劳动力失业；而挪威和丹麦40%的成年劳动力没有工作——这一数字与英国、魏玛时期的德国或美国各工业州失业率最高的几年不相上下。瑞典的这一危机导致了暴力冲突，最著名的是1931年军队镇压瑞典阿达伦纸厂罢工工人（这一事件被瑞典导演波·维德伯格记录于电影《阿达伦1931年》中）。

如果说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瑞典——在两次大战之间没有走欧洲其他经济萧条国家的老路，那么大部分应当归功于社会民主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它们早先与德国和其他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共有的激进教条和革命抱负；并于20世纪30年代时开始倾向劳资双方历史性的相互妥协。1938年在盐湖浴场（斯德哥尔摩郊外的一个小镇）瑞典劳资双方代表签署了一项协定，奠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社会关系的基础——同时也为1945年后在德国和奥地利形成的新组合主义伙伴关系提供了先期经验，但这一切在战前除了在法西斯支持下之外无人预料到。[3]

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欢迎这种妥协态度，因为他们对所谓的“无产阶级”选民不抱有幻想，而其他的社会主义党却把这批选民当作核心支持者。如果社会民主党只单独依靠城市工人阶级的选票，或者甚至联合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里的改革派，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政党也还是永远占少数，他们的政治前景依靠该地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因此，社会民主党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并没有像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那样，因为马克思关于“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评论和列宁对“富农”的嫌恶，本能地对农村反感而受到创伤，而这恰恰是许多欧洲左派人士的特征。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欧和南欧痛苦而贫穷的农民们形成了一批盲目地支持纳粹、法西斯和单一问题农民民粹主义者的选举力量。而在北欧，同样深受苦难的农场主、伐木工人、佃农和渔夫们却越来越多地加入到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农民合作社（这在丹麦尤为重要，那儿的商业化耕作方式普遍、高效但规模不大），这样就模糊了长期以来存在于私有生产和集体目标、“落后”农村和“现代化”城镇之间的社会主义差别，这种差别在其他欧洲国家的选举中会是灾难性的。

这种劳工和农民的联合由极为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农民促成，出现在虔诚的新教徒社区中，不受传统农村中牧师和地主的控制，形成了一个由欧洲最成功的社会民主政治建立起来的长期平台。“红——绿”联合阵营（最初是农民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后来则是社会民主党内部）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都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却成了一种模式。社会民主党是一个载体，通过它，传统的农村社会和工业劳力共同进入了城市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形式。

1945年后发展起来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两项社会协定：订立双方分别是雇主和雇员、劳工和农民。斯堪的纳维亚“模式”颇具特色的社会服务和其他公共设施反映了上述起源，强调了普适性和平等性，即广泛的社会权利、同等报酬、由差距很大的累进税率支付的统一费率福利金，等等。如此一来，上述福利国家就明显地与典型的欧洲大陆版本形成显著对比：在后者，国家把收入转化给或者归还给家庭和个人，让他们用现金的方式支付所谓的政府补贴的因私服务（特别是保险和医疗）。但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制度除了教育于1914年之前已经得到了普及和统包，从未被突然间同时构想和实施过——这种制度是逐步出现的。医疗保障尤其拖在最后：丹麦的全民医疗保障到1971年才完成，比北海对岸的英国人艾纳林·贝文创立的国家医疗服务整整晚了23年。

而且，局外人看来单一的北欧福利制度，其实根据不同的国家而各不相同。丹麦最没有“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这不仅由于它主要依靠海外市场销售其农产品（尤其是奶制品和猪肉）而使该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政策和政治发展更敏感，还因为该国的技术劳动力大多是按传统手工艺为基础的组织来划分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丹麦更接近英国而非挪威；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的丹麦社会民主党往往不得不仿效英国政府，以便通过物价和工资来控制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以英国的标准衡量，这一政策成功了；但以更高要求的斯堪的纳维亚尺度衡量，丹麦的社会关系和经济表现总显得有点儿问题。

除冰岛外，挪威是北欧社会中最小也是种族最纯的国家，它也备受战争创伤。而且，即使在海岸线外石油资源发现之前，挪威的形势也与众不同。作为冷战的前沿国家，挪威承担了比面积少得可怜的丹麦和中立国瑞士更多的军费开支；挪威也是北欧最狭长的国家，低于400万的稀少人口却要分布在欧洲最长的1 752公里的海岸线上。许多偏远的城镇和村庄祖祖辈辈到现在都依靠打鱼为生。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其他党派领导，奥斯陆政府一定要把国家的资源运用于社会和社区事业中：补贴从中央拨到地方，用于运输、通讯、教育、提供专家和服务，尤其是用于居住在北极圈北部的平民，而这种补贴是挪威民族国家的生命源泉。

瑞典也很特别，虽然它的特点在以后一直被认可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瑞典人口相当于挪威和丹麦两国的总和（仅大斯德哥尔摩一处就相当于挪威45%的人口），至今仍是半岛上最富有、工业化最彻底的国家。到1973年，其铁矿产量相当于法国、英国和联邦德国的总和，几乎是美国的一半。在造纸业方面，木浆和航运业领先世界。当挪威社会民主党多年来一直辛苦地为贫穷的本国组织、定量和分配有限的资源时，瑞典却早已于20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那儿的社会民主党为了人民共同的利益，将对财富和服务进行平均分配。

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尤其是瑞典，私有制和生产方式的运作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英国工人运动自1918年起，就把其核心的原则和纲领建立在对国有制优点的根深蒂固的信仰之上，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非常乐意把资本和主动权下放到私有业主手里。英国的不列颠汽车公司成为政府集中分配资源的孤立无助绝望的试验品，而瑞典没有仿效它；对于沃尔沃、萨博和其他一些私有企业，瑞典政府全部让他们自生自灭。

事实上，工业资本在“社会主义”的瑞典比西欧任何国家都更集中于少数人手里。政府从来不干涉私有财富的积累或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即使是挪威，经过了15年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治理，国家直接拥有的或者国家运营的经济部门实际上比基督教民主党统治的西德规模还要小。但上述两个国家，加上丹麦和芬兰，政府确实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逐步地、无情地对私人收益课以重税、并为了大众的福利而重新分配。

在许多外国观察家和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人看来，结局最有说服力。到1970年时，以人均购买力为标准，瑞典（同芬兰一样）是全球四个经济强国之一（另外两个是美国和瑞士）。斯堪的纳维亚人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生活得更健康、寿命更长（也许这一点会让三代以前贫穷闭塞的北欧农民感到非常惊讶）。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为北欧公民带来了令人满意生活，政府提供的教育、福利、医疗、保险、退休和休闲服务以及相关设施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连美国和瑞士也比不上）。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冰冻的北欧”发展如同神话：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模式或许不会被其他国家那么容易效仿，但它确实受到广泛的钦佩和羡慕。

无论是谁，只要是从易卜生、蒙克到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中来熟悉北欧文化的人，都会认识到斯堪的纳维亚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自我拷问的、轻度的忧郁本质，这些年来，这种特质被理解为沮丧、酗酒和高自杀率的倾向。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类问题印证了保守派人士批评斯堪的纳维亚政治的观点，他们认为太多的经济保障和集中化使得人民道德瘫痪，并产生诸多问题。于是外界不断有传言说，斯堪的纳维亚人倾向于在大庭广众之下（以及在电影中）脱光衣服或者与完全陌生的人做爱，而且这种说法流传非常之广。一些观察家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一个过分强大的国家由于向人民提供一切，而没有任何禁令，因此导致了精神问题。[4]

如果这就是对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最坏看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原谅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可以一路笑着走向银行（或者一路抱怨着）。然而批评家认为：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确实有其不利的一面。20世纪初对于国家有能力把社会治理得更好的信心现在已经转变成诸多形式：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政治就像是英国福利社会的费边主义改革主张，天生对各式社会工程抱着无边的迷恋。从让国家调节工资、支出、就业和信息到让它试图干涉个人生活只有一步之遥。

优生学作为一门种族优化的“科学”，超越了例如素食主义和散漫思想那样的爱德华时代的时尚（尽管优生学也往往迎合了同样这些人）。各种不同政见的思想家都喜欢优生学，它尤其与善意的社会改革者的雄心壮志相吻合。如果某人的社会目的是从整体上改善人类的状况，那为什么拒绝现代科学提供的种种机会，而一直去做小修小补的改善呢？为什么我们不把防止或消除有缺陷的人类状况扩展到防止或消除有缺点的人类呢？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要求用科学手段来操控社会或人种的计划广为流传，而且深受尊重；只不过由于纳粹的“卫生”雄心始于合成人体测量室而终结于毒气室，才使优生学在战后欧洲各处名声极坏。不然的话，它将会是一种受到广泛赞许的假设。

但是，当它在多年以后出现时，斯堪的纳维亚的各国政府至少没有舍弃对优生学理论及其实践的兴趣，即“人种卫生”。1934年至1976年间，在挪威、瑞典和丹麦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支持或默许下，这些国家都相继实施了绝育计划。在这些年里，大约有6 000名丹麦人、4万挪威人和6万瑞典人（90%为妇女）为“卫生”目的，即“提高人口质量”，做了绝育手术。作为这些计划背后的知识界推动力——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人种生物学研究所，创立于1921年优生学最流行之时，直到55年后这个研究所才被撤消。

这段伤心历史所叙述的社会民主政治状况，如果有，也是模糊的，因为非社会主义和非民主政治的社会和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更多、更差。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合法性和大多数胸无疑虑的公民所赋予国家的权威性和主动性，使得政府可以对貌似共同利益的事务采取自由行动，而缺少明显的监管。监察员似乎从未想过调查不属于纳税公民因而不享受权利的群体所受的虐待。把累进税率和父亲假与强制干预“不健全”公民的生殖能力划开界限的做法，在战后斯堪的纳维亚某些社会民主党政府里也不完全明朗。这至少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所上的道德课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样清晰，特别（或许还不是出于偶然）是在瑞典这类过去被普遍认为有集体良知的国家里。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最接近理想的社会民主模式的国家是位于西欧边缘的另一个中立小国奥地利。确实，奥地利所具有的表面相似性被许多观察家指为“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像瑞典和挪威一样，占奥地利历史上绝大部分国土的贫穷农村，已经转变成我们看得到的繁荣、稳定、政治安定的一块绿洲，一个由国家提供福利的国度。奥地利为了避免重新回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十年公开冲突的状态，也签署了一份事实协定，协定双方是社会党和保守的人民党。但是相似性却不复存在。

奥地利确实是“社会的”（曾经是除芬兰之外西欧民主国家中最大的国有化区域），但它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政体。直到1970年，该国才有了一个战后社会党政府首脑，当时布鲁诺·克莱斯基任奥地利总理。奥地利虽然多年来制定了许多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相同的社会服务措施和公共政策，例如儿童保育、丰厚的失业保险金和退休金、家庭救济、全民医疗和教育、示范性的国家资助的交通事业，但是把奥地利与瑞典区别开来的，是其根据政治倾向而在就业、影响力、优惠政策和基金等领域进行近乎全民式的分配。奥地利这种为根据政治选择来稳定市场而使用资源的做法与社会理想无关，却和对以往创伤的记忆有关。一想到两次大战期间的经历，奥地利的社会党人就更加对稳定本国脆弱的民主政治感兴趣，而不是使其社会政策革命化。[5]

同其他政党一样，事实证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尤其擅长忘记过去，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从激进的改革中消除怀旧情绪要花相对更长一些时间。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到1959年，党代表大会才在巴特哥德斯堡重新设立其长远目标和具体目的。新通过的《党纲》中坦率地提到：“民主社会主义，扎根于欧洲的天主教道德规范、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不打算宣称拥有绝对真理。”《党纲》还声明，国家应当“约束自己，仅限于参与间接影响经济的办法”。商品和就业的自由市场是至关重要的：“极权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摧毁的是自由”。[6]

这一姗姗来迟的认识在两个国家的态度中产生了明显对比：比利时工党在随后的1960年决定重新确认该党在1894年成立时的党章，要求生产资料集体化；而1960年英国工党拒绝了其改革派领袖休·盖茨凯尔的建议，没有删除1918年工党纲领第四条中公有制公平分配的原则。

在某种程度上，奥地利与比利时、英国上述行为的对比可以通过其晚近的经历来解释：对刚刚过去的破坏性抗争的痛苦记忆，和国界线对面近在咫尺的极权威胁，促使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妥协的种种好处上，就像意大利共产党人一样。

英国的工党没有这类可怕的梦魇要驱赶。在这一点上，它也和比利时、荷兰的工党一样，从一开始起，就是被工会成员的利益（和钞票）所驱动的，其根源是劳工运动而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因此它不太强调意识形态，但是也更加盲目。如果被问到，工党的发言人会乐意赞同欧洲大陆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总体目标；但工党自身的利益更实际、更加狭隘。恰恰是因为英国（或至少是英语）政治文化的内在稳定性，也由于长期奠定（虽然正在缩小）的工人阶级基础，工党才会对斯堪的纳维亚和德语福利国家采取的改革措施兴趣不大。

相反，英国式的妥协以控制需求的财政政策和成本很高的普通社会供应为特征，它得到大幅度累进税率和大型国有化部门的支持，是在动荡的、前所未有地历史对抗的产业关系背景下产生的。除工党所强调的国有化的固有好处，上述特定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守党和自由党主流派的大力支持。如果说之前所受的冲击对英国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一定是对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重现大规模失业之必要性的跨党派广泛认同。

即使在工党做了13年反对党之后，其新党魁哈罗德·威尔逊于1964年率领工党重新登上了权力宝座、并热切地谈论“技术革命白热化”时代时，还是几乎没有改变什么。威尔逊在1964年大选中的险胜（以多4票当选）使他不愿意冒政治风险，而且即使两年以后的选举中工党赢得选票更多的情况下，也没有看到工党在经济或社会政策上有任何激进的转向。威尔逊本人继承了费边的理论和凯恩斯的实践相结合的艾德礼——贝弗利奇传统，对经济（或政治）的革新毫无兴趣。像大多数形形色色的英国政治家那样，他从本质上是传统的、务实的，但在公共事务方面带着傲慢的短视目光，他曾说过，“对于政治来说，一周是段很长的时间”。

不过，除了所有相关党派一致否认自己采取的是社会民主政策，英国的社会民主政府还有一个特别之处。英国左派（和当时许多政治上的中间派和中右派）首先致力于社会公正的目标。战前明显的不公平、不公正的生活是贝弗利奇改革和1945年工党以压倒多数当选的原因。工党当时承诺它能够解放经济、维护报酬和服务的公平分配，同样的承诺也帮助1951年保守党上台并长期执政。英国人接受了累进税率，欢迎全民医疗，并不是因为这些事物以“社会主义”面目出现，而是因为直觉地感到它们更公正。

同样地，带有严重倒退色彩的英国福利和服务机制的统一费率（富裕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从中受惠颇多）也得到广泛接受，因为它看起来很平等，即便只是表面的平等。20世纪60年代工党政府一项最重要的革新，是中学教育不按智力分班和废除重点学校的入学考试制度这两件事，这一项被1945年以后艾德礼政府长期有意忽略的工党承诺，推出后受到了大家欢迎，与其说这是因为这项变革内在的好处，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看起来“反精英”，因此“公平”。这就说明了1970年威尔逊卸任后为什么保守党仍然推行教育改革，而不顾各方面警告说这样的改革带来的后果可能违背初衷。[7]

工党依靠工会的支持，延迟了各类工业改革，许多人（包括工党的一些领导人）都知道改革来得太晚了。当英国的产业关系彼时仍处于工厂里对抗与冲突的困境，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奥地利或荷兰按熟练程度计件和计工资一类的争端几乎闻所未闻。工党的大臣们企图摆脱这种沉重的负担，但都劳而无功。部分出于这个原因，英国从来没有效仿过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成果。

而且，英国福利制度的普遍性特点虽然比法国或意大利早二三十年采用，但是英国即使在物质平等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果也非常有限：直到1967年，80%的英国个人财富还掌握在10%的人口手中。战后最初30年重新分配政策的唯一效果就是从收入最高的10%人口手中把收入和资产转移到了在其之下的40%人口手中，而垫底的50%人口在保障和福利方面从总体上来看几乎没有提高。

如果对西欧福利国家的时代做一番全面审视，我们必然发现其中预示着以后几十年要面对的问题。今天我们知道诸如1957年《西德社会安全改革法案》一类的立法提案将会成为人口增长、经济环境变化后财政预算上不可承受之重；该法案保证工人的养老金依他们退休时的工资而定，也同他们的生活费用指数挂钩。我们事后总结瑞典的社会民主政治，可以清楚地看到。急剧拉平收入会减少私人储蓄，遏制未来的投资。政府换届和统一费率的社会费用征缴使得那些懂得如何充分利用它们的人获益，即使当时这一点也很明显：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会牢牢把握机会去争取一系列新的特权。

无论这种国家制度是由谁引进的——社会民主党人、家长式的天主教徒，抑或是谨小慎微的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欧洲的“保姆国家”也都真的取得了成果。以保护社会、经济的核心纲领为起点，福利国家向着权利、福利、社会公正和收入再分配的制度迈进，而且在这一实质性的转变中几乎不产生任何政治成本。即使是实际受益的官僚和白领所组成的自私自利阶层，他们的创造活动也不是没有优点的：常受中伤的“中下层阶级”农场主在民主政体的制度下得到好处，也像农民一样成了既得利益者；当然对社会民主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同样也有好处，因为这类政党必定注意到这一方面。但对于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者却不好，它们遇到的麻烦更多一些。

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早已引起注意的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也反映了个人保障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更加注重教育以及社会的高度灵活性。当西欧人开始倾向于不固守他们的出生地、职业、收入级别和社会阶级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自动地囿于认同父辈的政治派别和社会从属关系。20世纪30年代这一代满足于获得经济保障，不想卷入政治运动及其产生的危机；他们的孩子——60年代人口更多的那一代，只知道有和平、政治稳定和福利国家，并认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国家对其公民就业和福利问题影响力日益增大，随之而来的是对公民在道德和观点上的权威性逐步削弱。当时并不认为这两者相矛盾。支持欧洲福利国家的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人士认为，原则上政府没有理由不去关注人民的经济和医疗福利、不去保证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康乐，同时坚决认为不应该干涉民众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事务（诸如宗教信仰和性、艺术品位和判断等等）的观点和实践。德国或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认为，政府对于其国民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关注仍然是合法的，他们不太愿意做这种区分，尽管他们也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要去适应这一切。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整个西欧的公共权力（部分地除斯堪的纳维亚外）仍然对个人事务和公民的观点进行坚决的、强制性的控制。同性恋做爱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是非法的，并会受到长期监禁的惩罚。在许多国家的艺术作品里也不准出现同性恋题材。堕胎在大部分国家里是非法的，甚至从理论上来说避孕在某些天主教国家也是犯法的，虽然在实际上可以得到谅解。离婚在任何地方都很困难，在一些地方甚至决不可能。西欧的许多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又要部分地排除在外），政府机构仍然负责审查戏剧、电影和文学作品，电台和电视台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政府垄断的，对节目内容有严格规定，不大允许出现异议和“不敬”。即使在1955年就有了商业电视台的英国，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电台、电视台有责任遵照国家指令，在播放娱乐、广告节目的同时节目还要包含“启迪意义和丰富信息”。

审查制度与税收一样都是由战争推动的。英国和法国一系列最严厉地限制行为和言论的政策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纳入的，而且从未废止过。在其他地方，例如意大利、联邦德国和被它们占领的一些国家，战后的法规沿用了遗留的法西斯法律，当地的民主立法者还想适当地加以保留。到1960年还在起作用的最带压制性的“道德”机构很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最明显的例外也许是英国的张伯伦勋爵负责预审戏剧的办公室，其中的戏剧审查官和副审查官两个职位在1738年初就设立了）。当然这条审查规则的除外特例便是天主教教会。

1870年第一届梵蒂冈会议在公开反动的教皇庇护九世支持下举行，从此天主教教会便以囊括一切、坚定不变的教条主义观点看待其自身的职责，认为自己是所有信徒的道德守护人。恰恰由于天主教逐渐被挤出了近代国家的政治权力，梵蒂冈就在其他方面对其信徒提出了不容更改的要求。事实上，教皇庇护十二世（1939-1958年在位）尤吉尼奥·帕切利有争议的长期在位不仅维护了天主教的思想主张，实际上也正式地把教会带回了政治领域。

从当时梵蒂冈与墨索里尼的密切联系、对纳粹模棱两可的回应、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天主教独裁者的热情，可以看到帕切利教权的反动政治立场。他在位期间，对其国内民主政治也采取了不妥协的方针。特别是意大利天主教徒，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不投天主教民主党的票，就是灵魂有问题，甚至可能更糟。即使在相对自由的比利时或荷兰，当地等级森严的天主教体系也按照严格的指令，要求教徒只能投天主教政党的票。直到1967年，教皇庇护十二世死后9年，一位荷兰主教才敢对公众建议，荷兰的天主教徒可以为非天主教党派投票，而没有被逐出教会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战后天主教在某些问题上仍然持不妥协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问题包括家庭、道德行为或不合适的书籍与电影。但年轻一点儿的教徒和新一代的教士们于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不安地感到，梵蒂冈对于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独断和顽固不化是个时代错误，也是欠考量的。在1900年时，大多数的意大利婚姻大约维持20年，通常以一方的去世而告终。但到70年代中期，婚姻往往超过35年，要求离婚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战后婴儿潮的出现从人口统计学上也削弱了反对避孕的态度，孤立了那些持不妥协态度的教会首脑。西欧每个地方的弥撒出席率都很低。不管是什么原因——原来顺从的村民在地域和社会上的流动性，妇女的政治解放，福利国家里天主教慈善组织和教区学校的重要性日益减弱——问题确实存在，并且就像洞察力非凡的天主教首脑们看到的那样，这一问题不能诉诸传统和权威来解决，也不能像20世纪40年代晚期那样挑起反共浪潮来实行压制。

帕切利死后，他的继任约翰二十三世召集了一次新的梵蒂冈大会，倾听这些困难，提出目前教会应当采取的态度和做法。这次会议史称第二届梵蒂冈大会，时间为1962年10月11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仅改变了罗马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和语言（实际上，在日常教会活动中不再使用拉丁语，对此，少数死守传统的天主教徒感到难以理解，并且十分愤怒），更重要的是教会对现代生活的两难做出了反应。在第二届梵蒂冈大会声明中，清楚表明了天主教会不再害怕变化和挑战，不再与自由民主政治、混合经济、现代科学、理性思想，甚至是世俗政治为敌。教会审慎地迈出的第一步尝试是与其他基督教教派和解，并且通过重新解释长期以来所说的犹太人造成了耶稣之死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很大程度）认可教会有义务不鼓励反对犹太人的情绪。最重要的是，天主教会不再被视作独裁统治的支持力量；相反地，在亚洲、非洲、尤其是拉丁美洲，它们至少看起来像是与对手的立场一致。

在天主教自己的改革派中间也不完全赞同这些转变，一位参加第二届梵蒂冈大会的克拉科夫年轻教士后来成为教皇，他以恢复天主教不可妥协的道德权威性和影响力为己任。第二届大会也没有扭转欧洲天主教徒教会活动衰落的现状：即便在意大利，弥撒的出席率也从1956年全体天主教徒的69%下滑到12年后的48%。但是，既然欧洲宗教的衰退并非只限于天主教信仰，那么这种现状恐怕也不是天主教会能控制的。第二届梵蒂冈大会真正获得的成果至少是推动和批准了欧洲大陆政治和教会的最终分离。

教皇庇护十二世死后，没有哪一个教皇，而且几乎没有哪一个主教会有胆量威胁教徒说，如果他们不正确投票将会后果严重；并且，曾经出现在荷兰、比利时、联邦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教士阶层与天主教民主党或基督教民主党的亲密关系又被撬开了。[8]即使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尽管当地的教士阶层享有非同寻常的待遇和特权，梵蒂冈第二届大会也造成了急剧的变化。虽然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班牙领导人才禁止非天主教信仰及活动的一切公开声明和表现，但他还是于1966年被迫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其他基督教派别的存在，而天主教仍然享有特权；随后的4年里又批准了基督教信仰的绝对自由。通过在西班牙成功地游说天主教晚到的“政教分离”政策，而为佛朗哥有生之年的统治和教会带来一线曙光，梵蒂冈的教廷至少部分避免了西班牙天主教会因为长期地、劳神地与“古老政权”相联系而产生的后果。

比利时和其他国家所熟知的这一“文化分裂”，发生于政治和宗教之间、天主教同它的晚近历史之间，对“60年代”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梵蒂冈的改革思维肯定有其局限性，因为对于许多与会者来说，第二届大会背后的策略动力不是接受激进的变革，而是阻止它。几年以后，当大家为堕胎和离婚的权利进行表决的时候，在天主教徒为主的国家里，如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神职人员激烈地投反对票，即便结果不成功。但是即使在这一类敏感问题上，教会也并没有死不松口，而它的反对也不再会冒分裂社会的风险。在一个稳步走向“后宗教的”社会里，教会接受了它的降格地位，并且尽可能做得好一点儿。[9]

在非天主教的社会里，即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荷兰的一部分和少数德语区的西欧国家，认为有必要把公民从传统的道德权威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进行得必然更加分散，而事实上运动一旦来临便非常剧烈，这种转型在英国最引人注目。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仍然禁止公民赌博，禁止阅读和观看前人认为“淫秽”和政治上敏感的事物，不支持（更不用说参与）同性恋行为，禁止本人或给他人堕胎，离婚会遭遇巨大困难并且受到公众鄙视。如果公民犯了谋杀等一些大罪，就会被绞死。

然而从1959年起，这类枷锁被解除了。随着那一年《淫秽出版物法案》的颁布，开始执行成人文学作品免审制度，一本成人书刊如果被认为其目的是“为了科学、文学、艺术或学习”，就可以免予被指控为“淫秽作品”。自此以后，出版商和作者可以借助作品的整体价值，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同时还可以在法庭辩护时借助“专家”的意见。1960年10月，著名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小说一案中，检察官起诉企鹅出版社在英国出版了这本D·H·劳伦斯创作的淫秽小说的未删节版，除此之外，小说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查泰莱”一案引起了英国人特别的兴趣，不只是因为原本违禁的章节可以堂而皇之地公诸于众，还因为这部小说的名声来源于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情爱。当案件的检察官问一个证人是否会让他的“妻子或女仆”读这本小说时，证人回答说，“妻子或女仆”读这本书不会给他带来丝毫麻烦，但是他绝不会让这本书落到猎场看守人手里。

由于召集了35名专家到场作证辩护，企鹅出版社被宣告无罪；英国正统体制的道德权威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同一年，赌博在英国也合法化了。4年后，上台执政的工党政府废除了死刑；在出色的改革派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的领导下，工党于1967年引入了政府出资的家庭计划诊所，修改了同性恋法律，并使堕胎合法化，第二年又废除了戏剧审查制度。1969年，工党又颁布了《离婚法案》，这项法案对婚姻制度实施彻底改革的程度实际上很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每58对夫妻中只有1对离婚，而40年以后，每3对夫妻就有1对离婚。

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自由化改革被整个欧洲西北部所仿效，虽然在时间上先后都迟了些。联邦德国在维利·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下，于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进行了相似的改革。这次改革与其说受到法律和先例的限制，不如说被其联合的党派所挟制——主要是经济上开放但在社会问题上持保守态度的自由民主党人。法国要废除死刑，不得不等到1981年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上台执政，但那儿的堕胎和离婚法律也像意大利一样，早在70年代初期就重新修订过了。总而言之，除了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60年代”的解放运动直到70年代才在欧洲真正来临。但是，一旦法律上的变革到位，其社会后果也就接踵而至：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离婚率1970年至1985年间翻了可怕的3倍！

公共权威在道德和私人关系方面名声日渐降低，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在民族文化事务中角色的式微。实情正好相反。西欧广泛的时代共识是：只有国家才有足够资源服务于民众的文化需求，如果让公民个人或者社区来做则缺乏方法和决心。只有运作良好的公共权威才有责任给予大众食物、住房、就业乃至文化滋养。在这一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想法相似，两者都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改良思想，而现在他们手中的资源要比以前多得多。60年代的审美反叛几乎没有改变——新的（“反”）文化运动与旧文化所要求和获得的资助是一样的。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政府文化资助的美好时代。自1947年起，英国工党政府就在地方税上增加了6便士，以支付地方上的艺术创新，如剧院、爱乐乐团、地方歌剧等等项目，拉开了60年代艺术委员会的序幕，这个机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慷慨补贴各类地方的和中央的艺术节、艺术机构和艺术教育。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没有这么乐善好施，它的补贴主要针对传统的、有声望的高雅文化场所，如博物馆、巴黎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等等，还有政府垄断的电台和电视台。但戴高乐重新掌权，任用安德烈·马尔罗做文化部长后，法国的文化现状变了。

法国政府在文化活动中长期扮演文化艺术保护人的角色，但马尔罗以全新的方式演绎了他的角色。按照传统习惯，法国宫廷及其共和国接替者把他们的权力和荷包总是使用在巴黎（或凡尔赛），以吸引艺术家和艺术，使得国家的其他地方艺术干涸。现在中央政府愿意将钱补贴给外省的表演者和演出。博物馆、美术馆、艺术节和剧院开始在法国的外省生根发芽，其中最著名的是由让·维拉尔执导的阿维侬夏季戏剧节，始于1947年；但当维拉尔的作品在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戏剧的改革和更新中起主要作用时，这个戏剧节却落荒而逃。许多法国一流的演员，如让娜·莫罗、玛丽亚·卡萨雷斯、杰拉尔·菲利浦，都在阿维侬工作过。就是在阿维侬和其他一些看来不太可能的地方，例如圣艾蒂安、图卢兹、雷恩和科尔马，法国艺术复兴开始了。

马尔罗对外省文化生活的鼓励当然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动机。即使是维拉尔自己的作品，在反对偶像崇拜方面也是典型巴黎式的：关键不在于把文化带到各个地区去，而在于打破主流剧院的陈规——“把生活带回剧院、带进群体艺术……让它再次自由呼吸、从阁楼和画室里面解放出来、使建筑和剧诗结合在一起”——这些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好像更加容易做到，但必须拥有中央政府的资金和文化部的支持。在一个真正的非中央集权的国家，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情况则刚好相反——文化和艺术是地方政策和地区利益的直接结果。

如同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战后几十年里德国在艺术上的公共花费急剧增长。由于联邦德国的文化和教育事务控制在联邦的州政府手里，而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却重复得惊人。每个州和大多数最重要的市镇都有一个歌剧团、一个乐团和诸多的音乐厅、一个舞蹈团、享受补贴的剧院和各种艺术团体。有一项统计表明，两德统一时，联邦德国地方上有225家剧院，它们预算的50%——70%都由州政府或市政府资助。这种制度在法国的历史上由来已久，而对德国来说，近代历史上产生了小侯国、大公国和教会的封地，其中许多地方都保留了专职的宫廷音乐家和艺术家，还有定期委托创作的新作品。

这一做法的好处很大。经历了纳粹统治后的联邦德国虽然在文化上缺乏信心，但政府慷慨资助的文化机构却成了各类艺术家的圣地。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柏林交响乐团、科隆歌剧院以及几十个较小的机构（曼海姆国家大剧院、威斯巴登国家剧院等等）为成千上万名舞蹈家、音乐家、演员、舞蹈指导、剧场技师和办公室职员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和失业福利、医疗保障及养老金）。许多舞蹈家和音乐家来自国外，包括美国。这些外国艺术家极大地受惠于欧洲繁荣的文化场景，其受惠程度不比当地为那些得到不同的补贴来观看或聆听他们演出的观众差。

就像“60年代”的景况直到70年代初才在许多地方真正来临一样，50年代的文化一成不变的映象——沉静、乏味、荒芜、停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神话。在《愤怒的回顾》一剧中，剧作家奥斯本通过剧中人吉米·波特之口，斥责战后繁荣和自满中蕴含的虚假成分；毫无疑问，优雅背后的虚伪直到50年代末，在许多观察家、尤其是青年感到极端丧气后才被赶走。[10]然而50年代还是出现了许多有新意的作品，那些有新意的作品大多出现在戏剧、文学和电影中，许多作品拥有比后来的作品更长久的影响。在权力和政治声望中失去的东西，西欧各国政府现在从艺术中补了回来。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晚期是欧洲“高雅艺术”的小阳春时光，形势是那么异乎寻常地有利：“欧洲质量”（这儿的着重引号还没有以后几十年里所产生的贬义）第一次由大规模的公共资金支持，这时的大众尚未对之提出“易懂”、“明白”和“有意义”的要求。

随着1953年3月巴黎的巴比伦剧院首次上演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欧洲的剧院进入了现代主义的黄金时代。在海峡对面，伦敦王家宫廷剧院的英格兰舞台剧团采用了贝克特和东德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作品，并上演约翰·奥斯本、哈罗德·品特和阿诺德·威斯克的表演作品，所有这些戏剧都把极简主义风格和鄙视现实的审美态度融合在戏剧技巧中，这样的艺术在传统政治的范围内是很难出现的。甚至连英国主流剧院也开始更加冒险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晚期，英国一代出色的戏剧界翘楚（奥利维尔、吉尔古德、理查森、雷德格雷夫、金纳斯）与大学里（大部分从剑桥大学）刚毕业的年轻表演家们及著名的创新派导演和制片人联合起来，其中包括彼得·布鲁克、彼得·霍尔和乔纳森·米勒。

英国于1946年最初提出建立国家大剧院，它正式建成于1962年，当时任命劳伦斯·奥利维尔为建院总监、戏剧评论家肯尼思·泰南作为他的顾问和助理，剧院在伦敦南岸正式落成于1976年。与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一起，国家大剧院是英国新兴戏剧的主要赞助人和演出场所，同时又是慷慨的英国艺术委员会的主要受惠者。应当注意的是，这不表示戏剧成了当时较受欢迎的娱乐形式。相反，当音乐厅一走下坡路，剧院也落到了二流地步，虽然表面上看来戏剧题材挺无产阶级的。剧作家们可能会写工人阶级的生活，然而看戏的却是中产阶级。

就像贝克特和他的作品很容易进入英国一样，英国的戏剧和戏剧界的主要人物也在国外过得非常舒适：彼得·布鲁克在伦敦以他的莎士比亚作品（最出名的是《仲夏夜之梦》）成名后，在法国永久定居了下来，轻松地跨越了审美和语言的障碍。到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可以谈论“欧洲”戏剧了，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其素材是有争议的、描述当代欧洲主题的戏剧。罗尔夫·霍赫胡特的《代表》1963年第一次在德国上演后不久即在英国演出，这部作品攻击了教皇庇护十二世在战争期间没有保护犹太人；但他接下来的那部作品《士兵》（1967）又把矛头指向了丘吉尔，指责他战争期间轰炸德国城市，所以英国最初是禁止这部戏上演的。

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艺术又被“新浪潮”的作家和电影导演横扫，他们结束了传统戏剧的叙事，而把注意力转向了性、青年、政治和异化，预示了许多应该由60年代人考虑的问题，以此作为自己的成就。5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西欧小说——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随波逐流的人》（1951）、阿尔贝·加缪的《堕落》（1956）、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1959），在所有各个方面都比后来的作品要新颖和勇敢得多。即使是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作品《你好，忧愁》（1953）或者科林·威尔逊的《外人》（1956）中的那种刚过青春期的青年人专心致志、自恋式的描述（威尔逊的作品里不止一次地暗示对威权主义蔑视人类的厌恶），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原创性的。上述小说创作时作者分别为18岁和24岁，其题材及其成功预示了60年代的“青年革命”，却比后者整整提早了10年。

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叶和60年代初，尽管影院的上座率明显下降，欧洲电影却赢得了艺术性和创新性的长久美誉。西欧的电影从大众娱乐中升华（或摒弃出来）为高雅文化，可能与之有一定关系。当然欧洲电影业的振兴不是由观众需求推动的；如果让观众做决定，法国影院会仍然被牢牢限制在50年代初“高质量”的古装戏剧上，德国影院只能继续放映黑森林背景下的浪漫“故乡”电影，而英国的观众会津津有味地欣赏战争电影和越来越具挑逗意味的轻喜剧。在任何欧洲国家，大部分观众还是会非常喜欢美国的通俗电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欧洲观众对美国电影的热衷，尤其对40年代晚期那种朴实无华的“黑色电影”风格的喜爱，才引起了一群新生代法国电影编导者的电影革命。出于对前辈的陈腐主题和洛可可装饰风格的绝望，1958年一批年轻的法国人借用了法国影评人皮埃尔·比亚尔的文章《新浪潮》的名字，拉开了法国重新制作电影的序幕：首先从理论上，尔后从实践上。这一理论在新刊物《电影手册》上已有预示，其核心概念是“导演即作者”：比如说，对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霍华德·霍克斯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品，影评人所赞赏的是作品体现的“主体性”，即一种在制片厂的工作中设法让他们拍摄的电影具有他们自己的“符号”。出于同样原因，新生代法国电影人也先是挑战，然后抛弃诸如让·维果和让·雷诺阿等上一代法国导演的作品。

上述一切都揭示了一种直觉的良好品味，但是其所处的理论氛围却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兴趣——事实上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小圈子之外，人们通常理解不了。但是路易斯·马勒、让-吕克·戈达尔、克罗德·夏布罗尔、雅克·里维特、埃里克·侯麦、阿涅斯·瓦尔达，尤其是弗朗索瓦·特吕弗等人的实践改变了电影的面貌。在1958年至1965年间，法国各家电影制片厂制作能力惊人。马勒于1958年执导了《通向断头台的升降机》和《移情记》，1960年《地铁里的莎姬》，1961年《私生活》和1963年的《鬼火》。戈达尔也分别执导了《筋疲力尽》（1960）、《女人就是女人》（1961）、《随心所欲》（1962）、《法外之徒》（1964）和《阿尔法维耶》（1965）。同一时期夏布罗尔的作品包括《俊男塞吉》（1958）、《两次旅行》（1959）、《女仆》（1960）和《恶眼》（1962）。

里维特的作品更有趣，创作时间也晚一点儿。像瓦尔达（这些年里以作品《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和《幸福》最出名）一样，里维特也堕入了自我放纵；而这一辈新浪潮电影人中年纪最大的埃里克·侯麦就不同，他后来以悲伤的“道德故事”而举世闻名，其中的第一、第二部电影《蒙索的女面包师》和《苏珊的职业》都是1963年拍摄的。到最后却是无与伦比的弗朗索瓦·特吕弗铸成了“新浪潮”艺术的风格和影响。特吕弗首先是因为在一系列电影中起用让-皮埃尔·利奥德扮演安托万·德瓦奈（一个特吕弗自传式的“主角”）而享有声誉，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四百击》（1959）、《二十岁的爱情》（1962）和《被偷的吻》（1968）；特吕弗不仅是法国电影革命的主要理论家，也是其中最稳定、最成功的实践者。他的许多独立题材影片，如《朱尔与吉姆》（1962）、《柔肤》（1964）、《华氏451度》（1966）和《最后一班地铁》（1980），是电影史上的艺术经典。

新浪潮运动优秀导演的力量之一是，虽然他们总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知识分子的宣言，而不是转移大众注意力的娱乐（《电影手册》的投稿人频繁地提及他们得益于“存在主义”），但是他们的电影一样地娱乐大众（没人会说看特吕弗或马勒制作的电影就像看油漆慢慢干掉那样无聊，就像人们对戈达尔和里维特的作品私下里议论的那样）。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严肃性和视觉上的易懂性相结合，对外国的仿效者才有重要意义。对于阿伦·雷奈的作品《广岛之恋》的回应，也暗示了法国电影已经成为国际上道德辩论的首选载体。

所以，当26个年轻德国电影导演1962年在奥伯豪森集会，宣布“传统德国电影的崩溃”和他们要“创造新的德国特征的电影……以从这个产业的成规中、从特殊利益集团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时，他们其实公开承认了法国电影对自己的影响。1957年，让-吕克·戈达尔在《电影手册》里的著名论文《论伯格曼的电影》中赞扬伯格曼这位瑞典“作者”是“欧洲电影界最有原创能力的制片人”；同样地，爱德加·赖兹和他的德国同事就像西欧和拉丁美洲所有的年轻导演一样，从戈达尔及其朋友身上得到启发。[11]

特吕弗、戈达尔等人年轻时喜欢黑白片，是因为这些影片没有“虚伪”。美国和其他各国的评论家艳羡法国导演自己对美国现实主义的重复演绎是出于他们的精妙和知识分子的世故：他们能够独特地使小人物赋予令人敬畏的文化意义。在埃里克·侯麦的《我在慕德家的一夜》（1969）中，由让-路易斯·特林提格南特扮演的外省哲学教授让-路易斯在慕德（法国费边社成员）家的沙发上度过了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慕德是让-路易斯一个熟人的女朋友，聪明而又有魅力。天主教徒让-路易斯在当时那种情景所暗示的道德规范中挣扎，为该不该与女主人发生一夜情而烦恼，他不时地与一位共产党同事交换一些感想。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让-路易斯回了家。

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或英国的导演会去拍这样一部电影，更不可能使它发行。但对于新一代的欧裔美国知识分子来说，侯麦的电影抓住了所有要素——世故、厌世、巧智、影射、成熟和欧洲人对法国电影的看法。同时代的意大利电影虽然在国外发行范围很广，却达不到相同的影响。一些比较成功的影片自我意识太强，将意大利和意大利人塑造成为富有而性感的新形象，通过索菲娅·罗兰的肉感特征和马切洛·马斯特洛亚尼扮演的浪子回头的喜剧角色来传达：比如《意大利式离婚》（1961）和《意大利式结婚》（1964）。

马斯特洛亚尼第一次扮演回头浪子的角色是在一部由费德里科·费利尼执导的、比较严肃的影片《甜蜜的生活》（1960）中，但是总体上调子比较灰暗。费利尼本人在与特吕弗、戈达尔相同的许多圈子里忠实地仿效他们，尤其是《812》（1963）和《鬼迷朱丽叶》（1965）。当时老一代的天才导演还没有退出舞台：维托里奥·德·西卡执导了《万劫余生情海恨》（1962），和费利尼共同执导了改编自萨特剧本的《三艳嬉春》（1962），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末还导演了《费尼兹花园》，但是他们的作品再也不能像40年代新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那样拥有政治和美学的影响，尽管德·西卡与新现实主义一直联系紧密。更有影响的人是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他的作品《奇遇》（1960）、《蚀》（1962）和《红色沙漠》（1964）都起用了莫妮卡·维提，安东尼奥尼敏锐的电影艺术风格和无法吸引人的、愤世嫉俗的回头浪子角色，要早于60年代晚期电影艺术中出现的疏远而淡漠的世界，安东尼奥尼自己也自觉地沉迷于其作品《春光乍泄》中。

意大利电影缺少法国（或瑞典）电影那样有魅力的知识性，但是它们富于自己的风格。恰恰是这种欧式风格，以“多样化”平衡了艺术家的自信、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和有教养的才智，使得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眼里的欧洲大陆电影独具特色。到50年代末，西欧不仅从经济萧条和战争创伤中恢复了过来，还再次成了吸引雄心勃勃的世故之人的好地方。虽然纽约有钱，也许还有现代艺术，但美国仍然被认为有点儿嫩，即便在许多美国人眼中也是如此。约翰·肯尼迪作为美国总统，他的魅力部分地在于他在华盛顿办公场所显示出的世界主义文化气概，俨然一个“肯尼迪王朝”。这个“肯尼迪王朝”要归功于他妻子那欧洲背景的、大陆式的自我展示。

杰奎琳·肯尼迪把欧洲风格引入了白宫，这不足为奇。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欧洲化“设计”空前繁荣，并且被认可为地位和质量的标志。如果商品、创意或者某个人被贴上了欧洲的标签，就意味着与众不同，当然价格也更高昂。这个发展过程其实刚过去不久。我们坚信，“巴黎产品”至少从18世纪末晚期开始，长期列入奢侈品交易的行列；而瑞士手表已经享有几十年的声誉。德国汽车工艺事实上要比其他国家的好，意大利设计的服装、比利时的巧克力、法国的厨具和丹麦的家具毫无疑问是各自领域中最好的——但这种观念在上一代人看来几乎是可笑的。

在这种混合经济中，公共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的地位不再不容商榷，而是补充了越来越多的局部自主权和价格信号，并放松了控制。这是英国19世纪工业至高无上地位的遗产。英国国内的货物、汽车、工具或武器长期以来被外国市场看重。但是除了男士服装外，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英国制造商几乎在每一个商品领域里都成功地破坏了自己的地位，到60年代末，英国零售商给人的鲜明形象就是低质量的“时髦”货，在下一个10年中，这一市场被无情地开发了。

欧洲商业风格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产品和它们的国家一样，是各自不同的。意大利的轿车，如菲亚特、阿尔法罗米欧和蓝旗亚，因为以次充好、性能不可靠而臭名远扬，但这并不影响意大利在国外市场中日益上升的地位，比如皮具、高级女装，甚至低一档的白色家电。[12]对于德国服装和食品，国际市场从来没有任何需求，也应该如此。但到1965年，任何一件用德国机床做出来的或由德国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东西，在英国或美国的橱窗里想开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在许多产品领域里赢得了高质量的美誉，但即使在那里，市场的情况也明显地变化多端。外国的富人们在家里高档风格的瑞士家具或丹麦家具，即便它们的结构有点儿脆弱，因为它们非常“现代”。但是这些消费者同时会对瑞典的沃尔沃汽车感兴趣，虽然看上去外观不美，但却给人坚固的感觉。“风格”和“价值”这两种特性被称为识别“欧洲”产品的标签，而在美国通常相反。

巴黎仍然是高档女式时装之都。但是意大利由于劳动力成本低、不受原料定额供应的限制（不像法国和英国），早就是法国强有力的竞争者，早在1952年，就在圣雷默市举办了第一次国际男士时装节。然而无论法国多么时尚、创新，其高级女装（从克里斯汀·迪奥到伊芙·圣罗兰）风格还是非常传统的：直到1960年，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杂志编辑和专栏作家还把出席年度时装发布会所戴的帽子和手套穿到工作场所。只要中产阶级妇女在着装方面还跟着一小部分巴黎的设计师和时装屋的风向标走，那么后者的地位（和利润）还是牢靠的。但到20世纪60年代初，欧洲的妇女像男士一样，不再把戴正式的帽子、穿剪裁得体的外套或者晚装作为日常生活。大众服装市场既追随上层也跟从下层的时尚。欧洲作为时尚和优雅之都的地位是稳固的，但欧洲的未来存在于更加多姿多彩的时尚风格中，其中有许多是从美国甚至是亚洲借鉴而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上意大利人尤为擅长。对于服装及其理念，巴黎主宰着欧洲市场，并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将来的服装之都却在别处。

1955年3月在米兰举行了文化自由大会，雷蒙·阿隆提出大会的议题是“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当时，他的一些听众认为这个提法有点儿为时过早，毕竟在铁幕对面和其他一些地方，意识形态都看上去很活跃、而且很得势。但是阿隆有自己的观点。在那些年里，西欧国家越来越与任何一种主义的事业相分离；并且我们也看到，福利国家的出现缓和了旧的政治仇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有更多人来直接关心国家的政策和开支，但是他们也不会淡忘应当由谁来控制国家。看来西欧人抵达这块繁荣而和平的“阳光普照下的辽阔高地”（丘吉尔语）比预计早了点儿：在欧洲这个地方，政治向政府让步，而政府又越来越限于行政事务。

然而，我们可以预见保姆国家（即使是后意识形态的保姆国家）制度的后果就是，对于任何一个不知道还有不同的生存环境而成长起来的公民而言，国家有责任兑现诺言，创建更加美好的社会，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没有做好，就是它的错误。通过一群仁爱的执政者来使公共事务明显地惯例化，也不能保障那些对公共事务十分冷漠的民众会关心政府政治。从这一点来看，至少阿隆的预测没有说中。因此，正是这一代人在他们父辈向往的社会民主政治天堂里长大，才会对这一制度的缺陷感到最生气和憎恶。这一悖论所孕育的征兆在公共规划和公共建筑领域内可以明确地看到：因为这个领域内，冷战双方国家都极其活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时出现的人口增长和迅速城市化，对城市规划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在东欧，即使许多城市的中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被摧毁或半废弃，还有2 000万人口在战后20年里从农村移居城镇和城市。到1970年，立陶宛半数的人口住在镇上；而20年之前只有28%。南斯拉夫的农业人口在解放至1970年的一段时间里下降了50%，大批人口从农村拥向城市：1948-1970年间，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人口长了一倍，居民从28万人增长到56.6万人；同样地，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人口在同一时期内从36.8万人上升到了74.6万人。

布加勒斯特从1950年至1970年间，从88.6万人增长到了147.5万人；索非亚从43.5万人上升至87.7万人；1961年苏联的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的人口从1959年的50.9万人上升到了两年后的90.7万人。造成这些城市（从柏林到斯大林格勒）人口增长的原因在于苏联时代的住房政策：苏联建造了成千上万幢式样相同的灰色或棕色的水泥公寓楼，它们价格低廉、结构简陋，没有显著的建筑风格特征，也一点儿没有美学思想（或公共设施的样子）。

在一些没有遭受战争破坏的内地城市（如布拉格），或者根据以前的计划重建的城市（如华沙和列宁格勒），大部分新建筑位于城市边缘，形成了一长串延伸到农村的郊区宿舍。其他地方，比如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新的贫民窟却位于城市中心。这是由于小镇和村庄没有能力吸纳成千上万无家可归之人，这些人以前是农民，后来做了矿工和钢铁工人，而城市的中心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所以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工人的聚居地，不复有老镇残存的优雅。集体农庄的工人不得不进入农业城镇生活，这一措施在20世纪50年代由尼基塔·赫鲁晓夫发明，后来又由齐奥塞斯库来完善之。一些新型的公共建筑，如技术学校、文化站和党组织办公室，都一板一眼地模仿了苏联的建筑：有时呈现出社会现实主义风格，但总是空间过大、很少吸引人。

强制性的工业化、农村集体化和对私人需求的批评和蔑视，是导致共产主义城镇规划变成灾难的原因。但西欧的“城市之父”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尤其在欧洲的地中海一带，大量农村人口的拥入造成城市资源相对紧张。大雅典地区的人口从1951年138.9万人上升到1971年的254万人；而同一时期的米兰则从126万人上升到了172.4万人；巴塞罗那从128万人上升至178.5万人。在所有这些地方，就像是意大利北部的小镇和伦敦、巴黎、马德里等大城市的快速扩张的郊区，城市规划者忙都忙不过来。与在共产主义城市中办公的同时代人一样，他们的本能使他们设计建造出大片面目相同的住宅，位置不是在被战争夷为平地或重新改造过的城市中心地带，就是在城市边缘的绿色田野上。特别是米兰和巴塞罗那，当第一代南方移民于60年代从破烂的小镇搬往高层公寓大楼时，其结果让人联想起苏维埃时代的灰房子，而且他们还遇到了进一步的困难：好多人因为租不起离他们上班地点很近的房子，所以不得不每天忍受公交不足而带来的长途奔波之苦；也有人开着新买的车上班，结果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

然而，这些年西欧城市建筑形式的丑陋不应当只归因于人口压力。这种“新野兽主义”（建筑评论家雷纳·班汉起的绰号）的出现不是由于偶然或疏忽。在联邦德国，重建的许多大城市极其缺乏想象力和眼光；在伦敦，伦敦市政议会的建设部门竟然把大批的住宅项目承包给了阿尔顿房地产公司，该公司位于罗埃汉普顿，专门营造咄咄逼人的、直线风格的、看上去乱七八糟的勒·柯布西耶式的建筑。这些建筑的丑陋外表似乎是精心设计、故意造成的。米兰那座可怕的维拉斯科摩天大楼由一家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的私人集团于1957年至1960年间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具有当时那种典型的、咄咄逼人的超现代主义风格，意欲表现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1959年3月，法国建筑委员会同意了蒙巴纳斯大厦的设计，他们在报告里总结说：“巴黎再也不能迷失于过去了。在将来的日子里，巴黎必须经历巨大的转变。”

其结果不仅仅是蒙巴纳斯大厦（或是像它生下来的孩子，丑陋的拉德芳斯建筑区），而且有一系列的新镇迅速出现：超高密度的住宅街区（它们被特指为“大集中”）位于大巴黎区的边缘，人们被剥夺了就业和享受当地服务的机会。这些小镇中最早、也是最出名的是位于巴黎北面的萨尔塞尔，它的居住人口从1954年的8 000人一直扩展到7年后的3.5万人。从社会学和美学的角度看，这个小镇没有根基，与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专门用于工人住宅的郊区相似（尤其与立陶宛城市维尔纽斯边上的拉兹迪奈相似），远远背离了法国当地建筑设计或城市传统建筑的风格。

这种与过去的不同之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其他生活领域里被万分赞赏的欧洲“风格”在这儿没有任何迹象。确实，欧洲的传统在这儿被刻意地避开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更甚——的建筑，是有意识地反历史的；它们从建筑规模和建筑材料上（最喜欢用钢铁、玻璃和钢筋混凝土）来背离过去的建筑设计。[13]这样一来，建筑作品就不再有必要比以前的更富有想象力：相反，这种几十年来改变了诸多欧洲城镇面目的“城市再开发”计划被视作一个巨大机遇而让人念念不忘。

在英国等地方，城市“规划”最多作为一种修修补补的策略：政府没有哪项长期战略会纳入住房、服务、就业或者休闲等问题（几乎所有的新兴小镇或住宅区都没有电影院，更遑论运动设施或足够的公共交通）。[14]政府的目的是消灭贫民窟，并快速、低成本地容纳日益增长的人口：在1964年至1974年间，仅在伦敦一地就有384幢公寓大楼拔地而起，其中许多大楼在接下来的20年里将会废弃。伦敦东头最抢眼的建筑“罗纳角”公寓大楼在1968年发生了自行坍塌事件。

公共建筑也不见得怎么好。蓬皮杜艺术中心（20世纪60年代设计，直到1977年1月才对外开放）像它西面的巴黎地下购物中心（Les Halles）一样，本该为巴黎市中心展示各色流行文化资源，但在较长时间内它跟周围的街区和传统建筑显得格格不入。同样情况也发生在伦敦大学新建的教育学院上，这座建筑位于旧布卢姆斯伯里区中心的伍伯恩广场，它招摇过市，用伦敦历史学家罗伊·波特的话来说，简直“丑陋至极”。还有，伦敦南岸建筑群素以提供各类无价的表演艺术和艺术服务而闻名，但是其可怕的、低矮的标高，乱七八糟的小巷和满是裂纹的混凝土立面，老是令人沮丧，印证了城市评论家简·雅各布斯“杂乱无趣的市容”一说。

即使我们承认两次大战和长期的经济萧条以后，确实存在着一种渴求崭新的、脱离过去的事物的愿望，我们还是不清楚为什么战后欧洲的政治家和规划者会犯如此多的错误。这好像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自己周围的新环境很难看：居住在大型住宅区、高楼公寓和新兴小镇上的人们从来就不喜欢这些房子，并且他们对每一个来询问的人明确表明否定态度。建筑师和社会学家也许不会理解，他们设计的住宅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会成为社会上流浪汉和暴徒的滋生地，但居民们十分清楚。即使是欧洲电影，几年前还在拍摄关于老城和老城生活的爱情、怀旧题材，现在也转向关心现代大都市冷淡、困苦的非人性化题材。戈达尔、安东尼奥尼一类导演在拍摄俗丽的新兴市区和工业化环境题材的电影时感受到了感官上的愉悦，如《阿尔法城》（1965）和《红色沙漠》（1964）。

深受战后建筑打破旧传统之害的是火车站；火车站被历来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精细的艺术成就的体现，同时它本身往往也是一座重要的建筑丰碑。美国的火车站也一样遭受灾难（许多人仍然记得1966年拆除纽约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一事，它见证了官方流氓主义时代的开始）；但至少美国城市规划者至少还有理由——在轿车和飞机的夹击下，铁路旅行的前景实在比较黯淡。但是在人口拥挤、面积相对较小的欧洲大陆，铁路交通的未来从来就不是大问题。欧洲拆除的火车站被缺乏风格的、毫无吸引力的大厦所取代，而它们行使的不过是同一种功能。如果要去拆除伦敦的尤斯顿车站、巴黎的蒙帕那斯火车站和柏林的安哈尔特火车站，这在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在美学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大规模拆除城市建筑、全欧洲要求与过去割裂，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废墟一步跃入极端现代化，被自己证明得到了报应（感谢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经济不景气，为此公、私预算都被削减，从而使翻新旧建筑得以暂停一段时间）。早在1958年，大批城市改革巅峰到来之前，就有一批保护主义者在英国发起成立了“维多利亚协会”。作为典型的英国志愿者组织，“维多利亚协会”致力于寻找和保护英国受威胁的建筑文化遗产；在接下来的10年里，整个西欧受其影响，出现了一张类似组织的网络，推动居民、学术机构和政治家们与之呼应、采取行动以避免进一步损失。虽说他们对于保护某一块区域或某一幢建筑而言已经太晚了，但是他们至少设法保护了尚未被破坏的一些建筑，比如位于米兰科尔索马金塔大街上的展览中心，除了70年代早期已经被拆掉的部分，所有能够反映17世纪城市孤儿院面貌的建筑元素，如正立面和内部回廊，都被保存了下来。

在欧洲城市的有形历史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20年。那些年里对城市建筑的伤害是出于无知，但在“辉煌的30年”的经济发展光环下，这一点没有完全被认识到，为此付出的代价就像在上一个世纪的工业城市化过程中一样。虽然在以后几十年里也做了一些弥补（例如法国对现代化的规划和对道路等交通运输网络的大力投资，显著地提高了边缘郊区的生活质量），但是被破坏的建筑再也无法挽回。法兰克福、布鲁塞尔、伦敦等一些大城市对于为扩张城市的野蛮行为而付出的巨大代价追悔莫及。

20世纪60年代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之一是，被无情地“更新”和重建的城市景观被居住其间的这一代年轻人深深地嫌恶。他们的房屋、街道、咖啡馆、工厂、办公室、学院和大学可能非常现代、无比“簇新”。但除了极特别的建筑，大部分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丑陋的、没有灵魂的、沉闷的、野蛮的，而且用流行的话来说是“异化”的。如此一来，出现下列情况就很正常：当欧洲实行仁慈服务的那些福利国家那些吃得好、住得好，也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孩子们长大后反对这个“制度”时，第一幢正式宣告爆破的建筑是位于一所没有灵魂的大学“分部校区”中的预制混凝土宿舍，原因是它正好位于人口过多的巴黎郊区，那里充斥着高楼街区，而且交通堵塞。

[1] 德国和意大利的自由党派和自由思想家，就像英国保守党内一小部分自由市场派别一样，并不加入这种共识。但在那时，部分出于这种原因，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2] 与意大利相比，同一时期意大利有13届不同的政府和1 1任不同的总理；法国在1945-1968年间，有23届政府和17个总理。瑞典任命长期的政党领袖做首脑，它是个特例：埃兰德的前任，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佩尔·阿尔宾·汉松任总理职位从1926年直至1946年。

[3] 《盐湖浴场协定》与1937年瑞士达成的《劳工和平协定》在某些方面相似。在后者中，雇主和工人双方同意建立一种无冲突的集体交涉制度，这种制度后来成为瑞士未来稳定和繁荣的一种长期基础。然而，尽管瑞士的《劳工和平协定》试图把政府排除在经济交涉之外，瑞典的《盐湖浴场协定》却委托政府和平调解劳资双方共同的利益。

[4] 到1973年为止，西欧最发达和富足的国家里自杀率最高，如丹麦、奥地利、芬兰和联邦德国。欧洲贫穷的边缘国家最低，丹麦的人均自杀率是意大利的6倍、爱尔兰的14倍。这一意志消沉的现象到底是何种因素导致的，是经济繁荣、气候、地理纬度、饮食、宗教、家庭结构，还是福利国家制度，直到现在都还不清楚。

[5] 有趣的是，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20世纪早期维也纳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和鲁道夫·希法亭的兴趣更甚于奥地利本国人。相比之下，这两位理论家的奥地利继承者们却更乐意把上述理论抛置脑后，除了偶尔有所呼应，比如奥地利社会党1958年的纲领里含糊地宣称“民主社会主义的地位处于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之间”。

[6] 关于这一部分的解释，详见1992年出版的巴克和格莱斯两人撰写的《西德史》第一卷第十六章“从影子到实质”。

[7] 英格兰的国立重点学校取消入学考试，只能把更多的中产阶级人士推入私有领域，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收费的重点“公立学校”的期望和利润，而这是当初工党激进分子所蔑视的。与此同时，选择还在继续，不是凭考试成绩，而是以家庭收入为标准：有能力的父母在“好”学校周围买房子，而穷人的孩子只能在最差的学校和最差的师资环境下学习，将来升学的希望也相应降低。中等教育的“综合化”是战后英国实施的最倒退的社会立法。

[8] 随着神权政治的死亡，政治上的反教权主义也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从而结束了充斥着争吵和困扰、时间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循环。

[9] 然而在爱尔兰，教会当局参与日常政治活动的做法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时相当长。

[10] 奥斯本把英国王室描述为“满口烂牙中镶的一颗金牙”，以表达其典型的“愤怒青年”式的愤怒。

[11] 戈达尔尤其具有极其明确的折衷主义品位。有报道称他“痴迷”于尼古拉斯·雷执导、琼·克劳馥主演的《约翰尼的吉他》（1954）。

[12] 意大利当然能够设计轿车，这一点任何赛车迷都会认同：是意大利客车制造商去除了小型家用汽车上的一些多余的东西，如挡泥板、踏脚板等等，就像在同一年里米兰的裁缝去掉了裤脚的褶边，并创造了现代意大利西装简练清晰的线条和裁剪风格一样。意大利轿车制造商所不能做到的是让他们准确无误地按照图纸制造轿车。

[13] 一位巴黎评论家有一次赞赏道，巴黎大居住区规划中挤得紧紧地“大集中”的、整齐划一的成千上万间公寓是“纳入垂直结构的真正的小房子，就像是排列在酒架上不同的酒瓶子那样”。参见皮埃尔·阿加德在《精神》杂志上的文章《同一模样的居所》，1953年10-11月号。感谢尼科尔·鲁道夫博士为此提供的引文信息。

[14] 但是荷兰的鹿特丹与此不同：在被德国炮弹摧毁之后的几十年里，经过一步一步的重建，港口鹿特丹成为一座真正有意识地被“设计”的城市。

第5章

革命的幽灵

性交开始于1963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解禁和披头士出第一张激光唱盘之间。

——菲利普·拉金

革命——我们如此热爱它。

——丹尼尔·科恩-本第特

后悔了的资产阶级起而反叛沾沾自喜而又令人难以忍受的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怪象之一。

——以赛亚·伯林爵士

现在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拍你们的马屁，但我不会，亲爱的各位。你们一副被宠坏的小杂种的嘴脸，我恨你们，就像恨你们的父亲一样……昨天你们在朱利亚山谷殴打警察时，我对警察充满同情，因为他们是穷苦人的儿子。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1968年6月

我们追随的不是杜布切克。我们追随的是毛泽东。

——意大利学生口号，1968年

具有伟大文化意义的时刻，一般是在做历史回顾时才为人所认识。而20世纪60年代却不同：那一代人对于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他们自身的重要性了如指掌，而这正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色。套用“谁人”乐队的歌词，在6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谈论我这一代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倒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自我陶醉，但可以想见这也造成了一些视角上的扭曲。对于现代欧洲而言，20世纪60年代确确实实是现代欧洲有着非凡结果的10年，但并不是当时看上去非同小可的事情样样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那些自我陶醉、反对偶像崇拜的冲动，不管是在服装样式还是思潮方面，都犹如昙花一现；相反地，那些政治上或是公共事务领域真正革命性的转变，尽管在60年代末已初露端倪，但直到多年以后才看到效果。同样，60年代的政治版图也容易给人以错误的印象——最重要的变化并不总在最出名的地方发生。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战后的人口爆炸带给社会的冲击随处都可以感受得到。似乎欧洲到处都是年轻人——1968年的法国，年纪16岁至24岁之间的学生人群超过了800万，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6.1％。在早些年，这样的人口爆炸早已对国家的食品供应造成了严重压力；即使可以让所有人糊口，他们的就业也会是大问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高度繁荣的时期，欧洲各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吃饭穿衣住房，甚至也不是年轻人的就业，而是如何教育他们。

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欧洲多数孩子在小学教育完成后便离开学校，年龄通常在12岁至14岁之间。在很多地方，19世纪末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也并没有得到有力执行——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和共产党掌权前的东欧国家里的在家孩子一般会在春天、夏天或初秋时节辍学。中等教育仍是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所专享的特权。在战后的意大利，完成了中等教育的人不到全部人口的5%。

展望未来的学生人数，同时也作为较大范围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战后欧洲各国的政府都开始了一系列的重大教育改革。在英国，离校年龄在1947年提高到15岁（到1972年提高到了16岁）。在意大利，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多数孩子事实上在11岁就离校，而在1962年，这个年龄提高到了14岁。1959-1969年的10年间，意大利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儿童数量增加了一倍。在法国，1950年高中毕业生的数量是区区3.2万人。2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5倍多，在1970年，中学毕业生人数占到了该年龄段总人口数的20％。

这些教育变革带来了一定的破坏性。一直在多数欧洲社群划在两类人中间的文化分界线从此消失：一类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在学会读写和基本的算术、背出民族历史大纲后便离开了学校；另一类人是十七八岁才离开学校，获得了价值不菲的中学毕业文凭，尔后继续专业训练或开始工作的少数特权阶层。那些语法学校，如法国公立中学和德国高等中学，则更是统治阶级的保留地。这些昔日将农村和城市贫民的孩子们拒之门外的经典课目，现在却向所有社会阶层日益扩大的青年群体开放。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入并完成中等教育，这些年轻人的世界和他们的父母所知的世界出现了断层。

这个崭新的、史无前例的代沟本身也成了事实上的社会革命，尽管它的后果尚在家庭范围之内。但当成千上万的孩童拥入匆忙建成的中学，给不同时期建造的教育机构造成了物力、财力上的巨大压力，规划者们早已开始发愁：这些变化对于大学——曾只为更少数的精英保留的大学——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1960年以前大多数欧洲人从未得以一窥中学校园，那么更少有人怀有上大学的梦想。在19世纪，一些传统的大学曾有过些许扩展，高等学校的数量——主要是技术学校——也有所增加，但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高等教育仍只向少数特权阶层开放，这些家庭不需要孩子在18岁以前自己挣钱，并且有钱支付从中学到大学的所有费用。当然也有向穷人和中产阶级家庭开放的奖学金，但除了第三法兰西共和国和第四法兰西共和国的那些令人景仰的追求卓越、平等的学校，很少再有哪些奖学金够支付所有的教育费用，更不用说可用以补偿收入上的损失。

尽管上一辈改革者有着极好的意图，牛津、剑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波洛尼亚大学、海德堡大学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古老学府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1949年瑞典共有1.5万名大学生，比利时有2万名。整个西班牙总共只有5万名大学生，是人口为4 900万的英国所有大学生总数的两倍不到。那一年，法国的学生总数刚刚超过13万。但是，欧洲的中等教育规模已经达到顶峰，很快就将不得不进行高等教育的扩展。变革迫在眉睫。

首先，欧洲需要大大增加大学的数量。在很多地方还没有所谓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多数国家只是继承了一些零散的大学，小小的、古老的、相互独立的院校，每年仅能收纳数百名新生，通常坐落在偏僻市镇，那里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公共基础设施。其讲堂、实验室、图书馆和宿舍（如果有的话）都很难再容纳额外的数千名年轻人。

欧洲典型的一些大学城，如帕多瓦、蒙彼利埃、波恩、鲁汶、弗莱堡、剑桥、乌普萨拉等等，都是幅员狭小且远离都市（几个世纪以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选择了这些地方）。只有巴黎大学是个例外，但只是个特例。欧洲的大多数大学缺乏美国大学意义上的那种校园（但在这一点上，英国的大学，尤其是牛津和剑桥，明显地属于例外），它们完全融入周围的都市环境：学生们在市镇里居住，依赖于城市居民提供住宿和各种服务。最重要的是，尽管很多学校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欧洲的大学几乎没有自己的任何物质资源。他们的资金来源完全依赖于城市或国家。

如果欧洲的高等教育要与时俱进，以适应逐渐经过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庞大的人口数量，这一举措必须来自中心地区。在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在边远城市和农村市镇外围的“绿地”上建造新的大学，比如英国的科尔切斯特和兰卡斯特，丹麦的奥尔胡斯。当第一批中学毕业生来临时，这些新的大学，尽管其建筑乏善可陈，至少已经建好，足以解决日益增加的入学需求，同时也为数量日增的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教师职位。

英国的教育规划者并未通过开设新的大学来满足大众的需求，而是把他们纳入了古老的精英体系中。英国的大学因此保留了接受或是拒绝学生入学的权利：只有那些在全国中学毕业考试中获得一定成绩的学生才有望进入大学，并且各大学有权自由选择志愿入校的学生，同时只接受它能容纳的学生数。英国的大学生一直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在1968年仍不足该年龄段人口的6％），从长远观点来看，这无疑是社会的倒退。但对于那些幸运的少数人来说，这个体系运转平稳，并使他们不会遇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在欧洲大陆，高等教育在朝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在从中学到大学的过程中没有设置任何障碍：如果你参加并通过了全国性的中学毕业考试，你自动获得进大学的资格。到20世纪50年代末为止，这一制度都没有造成任何困难，因为总人数少，大学不必担心学生人数过多无法负担。不管怎样，欧洲大陆大多数大学中的学术研究仍沿袭固有的松散风气。傲慢的、高高在上的教授们对着讲堂中一帮不知姓甚名谁的学生正儿八经地讲课，而学生们也丝毫没有必须及时完成学业的压力。对他们而言，进大学既是一种受教育的方式，也是经历一次社交成人仪式。[1]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中央规划者都决定扩展现有的大学，而不是建造新的大学。同时他们也没有设置新的预选障碍或制度。相反，也是出于很好的理由，他们往往尽力去去除那些残余的预选制度——1965年，意大利教育部废除了所有大学入学考试及既定的专业招生人数限额。曾经是一项特权的高等教育现在成为了一种普遍享有的权利。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例如在1968年，意大利的巴里大学历史上能容纳约5 000人，却面临着消化3万多名学生的压力。同年，那不勒斯大学有5万名学生，而罗马大学有6万名。仅此三所大学所接收的学生总数就超过了18年前意大利全部学生人数的总和。很多学生一直未能毕业。[2]

到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每7个年轻人中有1个在上大学（10年前为每20人中有1个）。在比利时，这个数字为每6个人中有1个。在西德，1950年时总共有10.8万名学生，当时传统的大学已经开始人满为患，而到60年代末已接近40万人。在法国，到1967年，大学生人数已经达到1956年公立中学学生的人数。欧洲各地学生的人数远远超出以往任何时候，而他们所获得的教育质量在迅速下降。图书馆、宿舍、教室、食堂，到处都拥挤不堪，条件也相当恶劣（即使新建学校也是如此，而事实上新建学校尤其如此）。战后各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尽管各方面都有大量增加，但更多的是集中在中小学建设、设备和教师的配备上。当然这样的做法是对的，这在任何情况下也都是由选举政治所决定的。但它需要付出代价。

在此有必要提醒：即使在1968年，欧洲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是学生（这一细节容易被这一时期的记载所忽略），特别是如果他们的父母是农民、工人、没有技术或是从偏远省份或国外来的移民。在这些并非学生的年轻人中间，大多数人所经历的60年代必然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在60年代后期，有很多事件都是在大学内外发生的。这些人的意见，特别是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不能从他们的学生同龄人那里来推断的。不过在其他方面，年轻人们倒是有着鲜明的、共有的文化。

每一代人都把世界看作崭新的。60年代的人眼中的世界不仅崭新而且年轻。历史上大多数年轻人都踏进了充斥着年长者的世界中，年长者们占据着有影响力、为人榜样的地位。而对于60年代中期的一代青年而言，事情并非如此。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以远超过以往的速度在发生变化。横亘于这数量庞大、生气蓬勃、娇生惯养、志得意满、文化上自成一派的一代人与数量奇少、毫无安全感、被萧条和战争所压垮的他们的父辈之间的代沟，比一般两代人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退一万步说，对很多年轻人而言，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包括其价值观、风尚、规则，就在他们的眼前，顺应着他们的要求而在不情愿地改变。流行音乐和影视界完全由年轻人所主导，并且越来越取悦年轻人，因为他们就是受众和市场。到1965年，专门以年轻人为服务对象、依赖于他们的惠顾而生存的行业纷纷出现，电台和电视台、杂志、各种商店、各类产品，一应俱全。

尽管每个国家的青年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标志和习俗，以及本土独有的特点（1963年6月22日巴黎民族广场举行的兄弟节是法国60年代青年文化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但这一事件在其他地方几乎不为人所知），这一时代的很多流行文化样式却以前所未有的轻松跨越了一条又一条国界线。大众文化必定会成为国际性的。某种潮流（音乐或是时装）在英语国家——往往就在英国——开始，然后再向南、向东，借助着日益视觉化（因此也更容易跨越国界）的文化流行开来，只是偶尔会因为当地的一些不同趋势，或更多时候是由于政治干预而受到阻碍。[3]

新潮事物首先面向手头阔绰的年轻人，即欧洲白种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他们买得起唱片、音乐会门票、鞋子、衣服，还可以消费时髦的化妆和发型。但这些新潮事物的表现却又完全跨越了寻常的界限。当时最为成功的音乐人——披头士及其模仿者——把美国布鲁斯吉他音乐（多为黑人所演奏）的节奏和英国工人阶级的语言和经历直接拼合在一起。[4]这种极具独创性的组合不久便成为了欧洲年轻一代本土的、跨国界的文化。

流行音乐的内容固然重要，但其形式更加重要。60年代的人们对风格尤为关注。有人会说这毫不稀奇。但是由风格直接替代了内容，这可能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一大奇特之处。60年代的流行音乐对曲调、对表演的方式无比关注，而歌词却往往平淡乏味，外国人听起来最多是一知半解。在奥地利，演奏或是听英美流行乐曲让经历了希特勒时代的父母们大惊失色，就像脸上挨了一巴掌。类似情况也发生在邻国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说，这些音乐代表了每一个人的反叛心理。

如果说60年代的主流音乐文化似乎都与性有关——至少在它短期内转向毒品和政治之前——这其实也是风格问题。更多的年轻人不再和父母住在一起，离开父母的时间也比以前更早。而避孕药也比以前更为安全、易用、合法。[5]电影和文学中的裸体、滥交等表现也更为常见，至少在西北欧是如此。由于这些原因，年长的一代相信的有关性的种种禁锢已经全然崩溃，而他们的孩子也乐于让他们面对这种梦魇。

事实上，60年代的“性革命”几乎可以肯定是绝大多数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如此——的幻觉而已。据我们所知，多数年轻的欧洲人的性兴趣和性行为并没有像当时的人喜欢宣称的那样发生了迅速、激进的变化。当时的调查证据表明，甚至当时学生的性生活与他们前面几代人的也并无太大不同。60年代人的性解放的生活态度一般会被拿来与50年代的相比，而50年代经常被（有些不公地）描述成有良好道德风尚、情感收敛的年代。但如果与20世纪20年代，或是19世纪末颓废的欧洲，或是19世纪60年代的巴黎“风流社会”相比，“时髦的60年代”实在是相当平淡的了。

为了强调风格，60年代的人异常执着地追求外表上的独特。服装、发式、化妆，还有当时所谓的“时尚配件”都成为一代人的关键的政治性标签。伦敦是这类潮流的发源地：欧洲在服装、音乐、摄影、模特、广告甚至流行杂志方面的品位，无不是从那里获得灵感。考虑到英国早已有了设计单调、建筑破烂的名声，成为欧洲时尚风潮的发源地似乎绝无可能，那只不过是年轻人的思潮对于传统秩序的逆反。事实证明它的生命力是短暂的。但是昙花一现的“时髦的伦敦”——《时代周刊》在1966年4月给它的称号——为这一时代留下了一道独特的光亮。

到1967年为止，英国的首都有超过两千家商店自称为“时装商店”。多数都厚着脸皮模仿了卡尔纳比街沿街服装店的风格。卡尔纳比街长期以来是男同性恋者的聚集场所，现在被改造成了吸引同性恋和异性恋者的“新潮”时尚中心。在巴黎，“新男士”时装精品屋，第一家模仿服装裁剪革命的法国时装店，1965年4月13日在古戏街开业。不到一年时间，一连串模仿其风格的时装店开业，全部被冠以时髦的英国风味的名字，像“迪恩”（Dean）、“特温蒂”（Twenty）、“卡的夫”（Cardiff）等。

卡尔纳比街风格在整个西欧被克隆（只有在意大利的影响不甚明显）。它的特点是颜色鲜艳、剪裁贴身，不分性别，不适合30岁以上人士穿着。“新男士”出售的红色紧身灯心绒裤和黑色紧身衬衣成为之后3年巴黎街头游行示威者的正规服装，而且被四处抄袭。与60年代的其他事物一样，这些服装出自男人之手、为男人所设计，但年轻女性也可以穿，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穿了。这甚至影响到了巴黎主流的时装设计公司；从1965年起，巴黎的女式时装店制作的宽松裤子多过了裙子。

同时，他们也降低了帽子的产量。可以看到，作为最主要的帽子市场的青少年市场，发式代替了帽子成为自我表现的最佳形式。传统的帽子只限于在为“年长者”举行的正式场合上戴。[6]但帽子并没有就此消失。在服装裁剪变革的第二阶段，式样活泼、使用原色的“新潮服装”（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继承而来）被更“严肃”的外套所代替，这与音乐上的变化类似。年轻人的服装裁剪和营销都更强调其灵感源自“无产阶级”和“激进分子”：不仅仅是蓝色牛仔裤和“工作衬衣”，还有靴子、深色夹克以及皮制“列宁”帽（或是毡帽的变种，令人想起19世纪匈牙利起义者所戴的“科苏特”式的帽子）。这种更带有政治自觉意识的时装在英国并没有真正流行，但在60年代末，这种服装成了德国和意大利极端分子和他们的学生追随者们的半正式制服。[7]

与这两种流行时装风格都重合的是嬉皮士们类似吉卜赛人穿的带有很多垂饰的服装。与源于欧洲的“卡尔纳比街”和“街头斗士”风格不同，嬉皮风格——其明显的原始风格中体现的非西方、“反文化”、无性别的主张里依稀有些“乌托邦情调”——是美国舶来品。它的商业效用显而易见，因此很多顺应60年代中期的紧身服装潮流出现的商店很快就开始努力调整自己的商品。他们甚至有段时间尝试贩卖“毛式服装”。肥大的外套、尖尖的领角，配以随处可见的“无产阶级”帽子，“毛式服装”将三种风格的不同方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特别如果配以毛泽东的革命红宝书就更是如此。但是尽管戈达尔在1967年拍摄的电影《中国人》中有一群法国学生努力研究毛泽东并以他为榜样的情节，“毛式服装”一直只是少数人的欣赏对象，甚至在“毛泽东主义者”当中也是如此。

反文化的政治及其一些象征在1967年后风头渐劲，因为与被浪漫化的“第三世界”游击队活动有关联。但即便如此，他们在欧洲也从未真正造成大的影响。我们千万不要被切·格瓦拉身后被西方青少年奉为烈士、犹如耶稣的传奇误导：60年代的欧洲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即使是“嬉皮运动”，也并未真正越过大西洋，至多不过是冲刷了英国和荷兰的海岸，以比别处更严重的毒品问题的形式留下了一些残迹，以及一张非常独特、经久不衰的唱片。

60年代浮夸的一面，比如时装、大众文化、性等，都不应该被当作做秀的无聊玩意儿而不屑一顾。这是新一代人与其祖父母时代一刀两断的方式——老人们（阿登纳、戴高乐、麦克米伦，还有赫鲁晓夫）仍掌控着欧洲大陆的各种事务。当然，60年代沉溺于自恋的现象将永远被后人与这一时代联系在一起，其引人注目的、装腔作势的各个方面集中起来，听上去确实很假。但在那个时代，对那些人而言，这些都是新颖的、鲜活的。即使是冷冰冰的、生硬的当代艺术，或是60年代后期那些愤世嫉俗的电影，在同之前作假得令人昏睡的小资艺术的对比之下也显得真实、令人耳目一新。年轻人们认为“做自己的事情”、“让一切大白于天下”、“要做爱，不要战争”就可以改变世界，那唯我独尊的时代心态一直是种幻觉，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这并不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有的唯一的幻觉，更不是最愚蠢的幻觉。

20世纪60年代是理论的伟大时代。有必要说清楚这句话的意思：这里的理论当然不是指当时在生化、天文、物理或基因学上的那些创造性突破，因为这些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所关心的。同时也不是指欧洲社会思潮的复兴：20世纪中期没有产生像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穆勒、韦伯或涂尔干那样的社会学理论家。“理论”也不是指哲学：当时最广为人知的西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卡尔·雅斯贝斯、马丁·海德格尔、贝内德托·克罗齐、莫里斯·梅洛-庞蒂、让-保罗·萨特——当时不是死了、老了，就是已经改做别的事情，而东欧的思想领袖，如杨·帕托斯卡和莱谢克·科瓦考夫斯基在其国门之外仍鲜为人知。至于在1934年前曾一度蜚声中欧的一帮有朝气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理论家，大部分幸存者都已永久移居到了美国、英国或是大洋洲，在那些地方分别在各自的领域成为现代“盎格鲁——撒克逊”学术的核心人物。

“理论”一词的时髦用法是另外一番含义，主要是指“拷问”（一个当代艺术新术语）学术领域的方法和目的：首先是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同时也包括人文科学，甚至在后来也包括了实验科学。在大学迅速扩大的年代，各种期刊、杂志和讲师们迫切搜罗“本子”，各种“理论”都有市场——这些理论并不是因为知识的改进而产生的，而是被无法满足的消费需求催生的。

在理论革命的前沿是历史学科和其他更“软”的社会科学学科。欧洲对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从上一代就开始复苏：《经济史评论》和《经济、社会、文明年鉴》都创刊于1929年，其修正的思想在刊名中已有体现。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小组”和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历史刊物《历史与现实》，受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的著作影响而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专业，还有稍后的在联邦德国的贝勒菲尔德大学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为中心的社会历史学学派。

以上这些组织和机构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并不一定是破除偶像的；事实上，尽管一般来说质量上乘，这些研究采取的往往是常规方法论。但这些研究显然是解析性的、自我意识很强烈的，通常是采取非教条的但明确是左倾的立场。他们的历史研究从社会理论出发，强调阶级、特别是下层阶级的重要性，目的不仅仅是叙述，甚至不只是解释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而是为了揭示更深层的涵义。这类历史学著作似乎是使历史和现实相连接，使学术性的思考和介入当代现实相连接。新一代的学生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或者在很多时候是去误读）这些研究。

尽管有这些政治意义在里面，但历史学是一门特别不适合于做高度理论思考的学科：理论越深入，历史越后退。尽管60年代有一两个领先的历史学家也在年老时成为了学术偶像，但没有一个人——不管他的学术观点如何具有颠覆性——成为文化巨人。其他学科的情况稍好、或者说稍差，则按名人的观点而不同。以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文化人类学家在语言学领域的思路，对各种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差异做出了新的完整解释：最重要的不是表面的社会行为或者文化征兆，而是其内在本质，即构成人类行为的深层结构。

“结构主义”这一后人给它起的名称是极有诱惑性的，作为整理人类体验的一种方式，它与年鉴历史学派如出一辙。年鉴历史学派当时最出名的鼓吹者当数费尔南·布罗代尔，他的名声建立在研究“长时段”，即对长期以来缓慢变换的地理和社会架构进行全景式历史描述的研究之上，因此非常切合当时的学术风格。但更重要的是，结构主义让知识分子和专业外的人士都觉得容易理解。如认知学科领域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仰慕者们所说，结构主义甚至不是一个表征理论：它所描述的社会代码，或“符号”，并不与某些特定的人、地方或事件相联系，而只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与其他符号相联系，因此它就不必受经验的检验，或被证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证明结构主义是错误的。它的断言带有打破传统信仰的雄心，加上它防止产生矛盾的特点，为它赢得了广大的追随者。无论什么事物，一切都可以以各种“结构”的组合来解释，就像皮埃尔·布列兹将他作的一首曲子起名为“结构”时所说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20世纪60年代的进程中出现了各种应用性结构主义：有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当然还有文学上的结构主义。因此通常是那些既具有一定的学术勇气又有天生的自我推销能力的人，他们有幸进入学术界的聚光灯下，继而成为国际知名人士，就像电视成为大众媒体一样。如果换作早些时候，米歇尔·福柯可能会像50年前的昂利·柏格森一样，成为沙龙的宠儿、巴黎讲座圈的明星。但《词与物》在1966年发行头4个月便销售2万册，福柯可谓一夜成名。

福柯本人坚决摈弃“结构主义者”这一标签，就像阿尔贝·加缪一直坚称他从来不是“存在主义者”，甚至不知道“存在主义”为何物。[8]但是福柯至少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怎么认为的并不重要。“结构主义”已经成为所有对过去或现在貌似颠覆性的叙述的简称，传统的线性的解释方式和范畴都已动摇，它们的种种假设也备受置疑。更重要的是，“结构主义者”缩小甚至否认了在人类活动中个人和个人主动性的作用。[9]

尽管它的应用千变万化，但如果说万物都是“结构性的”，那么有些重大的问题是无法解释的。对于费尔南·布罗代尔或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甚至米歇尔·福柯而言，他们的目的是揭示文化系统中的深层活动。这也许是、也许不是一种具备颠覆性的学术冲动，在布罗代尔看来显然不是，但它的确忽视了变化和转变，或者将其最小化了。特别是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政治事件证明用这种方法解释是不妥的，因为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事情在某一阶段必须改变，但很难解释这些改变是如何产生的，或者某个具体的社会角色是如何促进这一改变过程的。因此如果要对人类经验做出解释，任何依赖于消除了人类选择的结构的理论都被其自身的假设所阻碍。结构主义在理论上具有颠覆性，在政治上却是消极的。

60年代的活力并不在于理解这个世界。如卡尔·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称的（此文系他年仅26岁时所写，近年来被人引用颇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至于如何改变世界，只有一种伟大理论是将对世界的解释和改变世界的宏伟大业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一种元叙事既可以解释一切、又可以让人类采取行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大业。

欧洲在60年代的学术倾向和政治思潮可以与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兴趣联系起来理解。正如让-保罗·萨特1960年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写到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的这一坚定信念并不被普遍认同，但是凡涉及政治领域的人都有一个共识：所有希望认识世界的人都必须非常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政治遗产。萨特的同时代人雷蒙·阿隆，同时也是萨特曾经的朋友和学术上的对手，便是一个终身的反共产主义者。但是阿隆也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主导思想，是这个时代的世俗宗教（尽管对此他感到遗憾和迷惑不解）。

在1956年和1968年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活动中止”的状态存活并繁荣着：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因1956年的种种事件的披露而名声扫地；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不是在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如在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联邦德国和低地国家），势头渐弱，就是像意大利，在竭力使自己与莫斯科划清界限。由各国的列宁主义政党所体现在历史和政治主张中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大多失去信誉，特别是在其仍维持统治的疆域更是如此。甚至那些在西方国家将选票投向共产党的人对它也表现得毫无兴趣。

与此同时，人们认为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脱离了后者的道德沉船，对它们普遍给予了思想上、学术上的关注。自从其创始人去世以来，早在1914年前的小政党中间就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和分离出来的各种派别，纷纷自称是“真正的”继承人。这其中有少数派别，例如英国社会党，仍然存在且仍在夸耀自己政治上的纯洁性，声称只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解读才是唯一正确的。[10]而19世纪后期的社会主义者的各种运动、圈子、俱乐部、社团等组织，多数都在1900-1910年间被总体目标相同的社会党或工党所吸收而联合起来。现代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争端的根源都在于其后列宁主义所带来的分裂。

苏联早期的派系斗争，导致产生了持续时间最长的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即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们所持的学说。尽管托洛茨基后来在墨西哥被斯大林主义的刺客所暗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件事）25年后，他的政党在每一个末遭明令禁止的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这些党通常规模较小，以托洛茨基的名字命名，由一个颇具领袖魅力的集权领导人带领、决定他们的理论和策略。他们的策略以“打入内部”为特色：从较大的左翼团体内部（党派、工会或学术团体）内部夺权，或是将这些团体的政治行动和政治联盟推向托洛茨基理论的方向。

外人很难将托洛茨基党以及与他们所属的短命的第四国际（“工人国际”）和共产党区别开来，因为两者都效忠于列宁主义，只是因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血腥的权力斗争而分道扬镳。不过，两者之间确实有一个关键的理论区别，即托洛茨基主义者仍然坚持“不断革命”，指责正统派共产主义者把革命局限在一个国家，而使工人阶级的革命流产。但在其他方面，唯一的显著区别就是斯大林主义是政治上的成功者，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败北。

当然，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失败，托洛茨基后来的追随者才对它趋之若鹜。过去或许不堪回首，但他们认为，苏联革命被反动官僚们所利用，就好比1794年的“热月政变”终结了雅各宾派的统治，对以往的错误进行分析可以帮他们在以后夺取胜利。但是，即使是托洛茨基，也曾短暂地拥有过权力——他毕竟在苏联政权成立的早期起过关键作用，对后来苏联路线的偏离也负一定责任。对于那些政治上毫无经验的新一代，真正有魅力的失败者是欧洲那些失败的共产主义领袖、那些根本没有机会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的人们。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这个在1919年1月注定失败的柏林革命中被德国自由军团士兵暗杀的波兰犹太人被重新发掘出来；还有乔治·卢卡契，匈牙利共产主义思想家，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著作中扼要提及有别于正统派共产主义对历史和文学的解释，不久便被迫公开表示放弃这些观点；此外更有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写作了一系列出色的、未能发表的有关政治革命和意大利历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是他在法西斯的监狱中写就。他从1926年入狱，直到1937年4月死于狱中，时年46岁。

在20世纪60年代，这三个人的著作以各种语言版本大量出版或再版。他们相互之间并无多少共同点，即使有，那也都是否定的：他们都不曾执掌过权力（除了卢卡契，他曾于1919年3月至8月在布达佩斯的贝拉·孔所领导的短命的共产党政府中担任文化部部长）；他们都曾一度反对列宁的做法（罗莎·卢森堡甚至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前就反对）；而且他们三人都同其他很多人一样，在正统派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阴影下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

卢森堡、卢卡契、葛兰西等等被遗忘的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与葛兰西年纪相近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卡尔·科尔施，还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作家奥托·鲍尔和鲁道夫·希法亭，他们伴随着马克思本人的重新被发掘而再现于世。事实上，一个全新的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近年来为人们所重新关注的关键因素。“旧的”马克思是列宁和斯大林的马克思，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科学家，他的新实证主义著作预见并授权实施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即使这个马克思不应为他后期著作的应用直接负责，他无疑是与那些应用有关联的。不管是为共产党或是社会民主党所用，它们代表的是“旧的”左派。

从1956年开始自称的“新”左派寻找的是新的文本——在马克思年轻时期的著作中、在形而上的论文中、19世纪40年代初期的笔记里（当时马克思刚过19岁，还只是一个倾向于黑格尔派历史观点、带着绝对自由的浪漫主义梦想的年轻哲学家）找到了它们。马克思自己觉得其中一些著作不宜发表；确实，1848年革命失败的后果使他坚决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当代政治，从此以后他就一直关注这两个领域。

因此，马克思早期的很多著作甚至在学者中都不为人熟知。这些著作于1932年在莫斯科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第一次完整出版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对这些著作的重新关注，尤其是《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30年后。突然间，人们可以抛掉传统的西方左派沉重肮脏的包袱而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年轻的马克思似乎关注的都是极为现代的问题：如何改变“异化了的”意识，把人类从对自身真实状态和能力的无知中解放出来；如何逆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权秩序，使人处在自身存在的中心；简言之，如何改变世界。

在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看来，这种对于马克思本人都不愿意出版的文本的坚持，是非常不严肃的。但同时它也具有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阅读这些文本、去随意解读马克思，那么共产党领导的权威（也包括托洛茨基派的权威）就将覆没，而当时所理解的主流的革命政治观点也将覆没。因此毫不奇怪，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发动了反击。路易·阿尔都塞（法国共产党的首席理论家，享有国际名声的马克思主义专家，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教师）通过声称在“年轻的”受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和“成熟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为自己赢得了专业上的名声和短暂的知名度。他认为，只有后期的著作才是科学的，因此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理论主张建立在对马克思做古怪的结构主义解说的基础之上。它对当时追求“理论”的年轻人的吸引力与其晦涩的诡辩力量成正比（老一辈的学者们对此很是冷淡）。但它所声称的权威性是非常清楚的：他坚持说，只有一种正确解读马克思的方法，这就是我的方法。在法国，阿尔都塞的光环随着他所鼓吹支持的党的衰落而褪去，时至今日，只有英语国家学术界外围的学者才对他的晦涩理论有些兴趣。

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确预见到这个新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可以很容易地被改变成顺应当代的趣味和时尚。马克思这样一个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工业社会的非人性因素的抱怨，很容易适应反对后工业时代西欧“强压下的忍耐”的现代抗议。自由、繁荣的西方明显地具有的无限灵活性、其如同海绵般地化解激情和差异的能力，都激怒了对它的批判者们。他们坚称，压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不可能自行消失。这种压迫如果没有在大街上表现出来，那么必定转移到了另外的地方：事实上它进入了人们的灵魂，而首先是他们的身体。

赫伯特·马尔库塞，魏玛时代的知识分子，后来落脚在南加州。在那里，他巧妙地把旧的认识论和新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将这些思潮合并，给人以新的启发。他这样解释：西方的消费社会不再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直接经济剥削的基础之上，而是将人们的精力从寻求满足（特别是性满足）中转移到商品消费和幻想上。真实的需求，例如性需求，社会的、公民的需求，已经被一些虚假的需求所代替，而这些需求的满足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文化的目的。这样对年轻马克思愈加牵强的解读吸引了很多听众：不仅是那些读马尔库塞著作的少数人，而且随着它的广泛流行，还有更多的人掌握了这种语言和论证的大致过程。

老一辈的左派人物对强调性满足是一种极端目的的说法是相当反感的。关于自由社会的自由性爱一说并不是什么新思想，19世纪初的一些社会主义派别就曾鼓吹过，而且在苏联成立之初，对道德方面明显地也相当宽松，但欧洲激进主义的主流传统是道德品行端正。老左派们即使在年轻的时候，在文化上也从未脱离主流或冒险持有开放的性观念，他们认为那些都是波希米亚人、美学家、艺术家一流的作派，往往带有个人主义甚至是政治反革命的倾向。

但是，不管它们是如何令人发窘，性与政治的组合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事实上，不止一个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努力指出，这种强调把个人私欲放在集体斗争之上的新倾向，只在客观上是反动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此，比利时环境因素论者哈伍尔·范内哲姆在1967年这样写道：“这个世界让人去抓住种种令人喜不自禁的享乐，我们能失去的只有无聊。”现在来看，很难确定当时的这些口号究竟是巧智、无知、抑或仅是愤世嫉俗。但无论如何，它们对当时的现状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新左派对马克思的篡改，其真正的颠覆性含义不在这里。共产党人和其他人都可以不理睬性解放的言论，甚至对年轻一代的反权威美学观，他们对卧室、教室和商店有自我管理权的要求也可以置之不理——所有这些，他们可能都大意地认为不过是自然秩序短暂地受到扰乱罢了。真正对他们造成严重困扰的，是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外国的一些革命实践的倾向，而那些革命实践是无法由任何既定的范畴和权威来解释的。

欧洲历史上的左派的核心主张是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即蓝领产业工人阶级。事实上，对共产党而言，它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这种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城市工人的做法并不仅仅是一种选择。这是意识形态左派的明显特征，由此他们与其他愿望良好的自由主义或者天主教派的社会改革者们相分离。工人阶级的选票，特别是男性工人的选票，是英国工党、荷兰和比利时工人党、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和中欧那些德语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基础。

除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大部分的劳工阶层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的政治信仰形形色色，无所不有。但是传统的左翼党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工阶层的选票，因此与他们有着深切的认同感。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阶层在逐渐消失。在西欧的发达国家，矿工、钢铁工人、造船工人、冶金工人、纺织工人、铁路工人和其他各类手工操作者都在大量退休。在随后到来的服务业时代，他们的位置被完全不同的一些劳动者所代替。

对于传统的左派而言，令人焦虑的是：工会成员和党员以及会费都主要来自这一群体。但是尽管传统的欧洲无产阶级人数开始下降这一事实在当时的社会调查中已有广泛报道，老左派们仍在强调自身的工人阶级“基础”。尤其是共产党，更是毫不妥协：革命的阶级只有一个，那就是无产阶级；只有唯一的党能够代表、提升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指引下，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有一种正确的结果，那就是革命，即俄国在50年前实行的革命。

但对所有并不接受这一欧洲史版本的人而言，无产阶级不再是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唯一载体。在当今越来越多人所称的“第三世界”，有着各种另类因素：北非和中东的反对殖民的民族主义者，美国的黑人激进分子（不是真正的第三世界，但与之非常相像），以及从中美洲到中国南海各国的游击队员。再加上“学生”甚至还有年轻人，这些组成了一个非常巨大且容易发动的群体，他们的革命期望要比那些繁荣的西方国家里稳重而满足的工人大众大得多。在1956年以后，年轻的西欧激进分子开始把目光从欧洲东部的令人沮丧的共产主义实录移开，开始向更远的地方寻求灵感。

这种对外国的新兴趣，一部分来自当时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激励，一部分是因为欧洲自己的幻想破灭，转而将其投射到其他国家。这种关注很少以对当地的了解为基础，尽管当时产生了专注于“农民研究”主题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古巴和中国的革命，被认为是具有各种优点而且成就非凡的，而这些在欧洲都无处可觅、令人失望。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作家玛利亚-安东尼埃塔·马乔基抒情诗般地比较了当代欧洲的悲惨形势和中国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后的乌托邦，而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巅峰时期：“在中国，人们身上没有任何在商品社会里个人所发生的异化和神经错乱迹象。中国人的世界是紧密的、健全的、绝对完整的。”

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发生的农民革命，对于当时的西欧知识分子和学生而言，更有另外一种迷人的特点：暴力性。当然，在向东飞行几个小时的苏联和其卫星国并不缺乏暴力，但是那是国家的、正统派共产主义的暴力。第三世界的起义的暴力是寻求解放的暴力。萨特在他给弗朗茨·法农《地球上的穷苦人》一书法文版所写序言中对此做了有名的解释：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暴力是“人类为了重新创造自己……杀死一个欧洲人等于是一石两鸟：既消灭了一个压迫者，又消灭了一个被压迫者：一个死了，另一个得到了自由；活下来的人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脚下所踩着的是本民族的土壤”。

这种自我否定的、对外国模式的推崇在欧洲并不新鲜——托克维尔在很久以前就曾提到，它对18世纪法国革命前的知识分子颇具吸引力，而且当年苏联革命所具有的吸引力也同出此源。但在20世纪60年代，远东或是远南地区的榜样被高举着，让欧洲来学习。米兰和柏林的激进学生受到鼓舞，要学习东方的成功策略。1968年，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契克将毛泽东的理论和托洛茨基的战术进行创造性的整合，敦促他的追随者们进行一次“穿越体制的长征”。

在保守的长者们看来，这种对于外国模式的盲目推崇，表明了旧欧洲所拥有的令人尊敬的革命法则已经被胡乱堆砌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巴别塔，全无章法。意大利学生们提出，在新的服务型经济下，大学成为知识生产中心，因此学生是新的工人阶级，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滥用到了极点。但至少他们还遵循着辩证法，还在游戏规则的范围以内。几年后，当一家名为《裸体的国王》的米兰学生报纸号召“欧洲的无产阶级青年们，吉米·亨德里克斯将我们联合在一起”时，辩证法就蜕变成了滑稽剧。正如批评他们的人们从一开始就指出的，60年代的年轻人们根本就是闹着玩儿的。

然而，60年代仍是意义非凡的10年。从玻利维亚到东南亚，第三世界处在动荡之中。“第二世界”的苏联只是在表面上局势稳定，但已维持不了多久，这是我们即将看到的。至于西方的主要国家，被暗杀和种族骚乱所摇撼，同时在越南发动了全面战争。美国的国防开支在60年代中期逐步上升，在1968年达到顶峰。欧洲人在“越战”问题上观点没有分歧，各个政治派别都坚决反对“越战”，因此“越战”成为发动整个欧洲反美运动的催化剂，甚至连英国也包括在内：英国整个10年里规模最大的游行就明确是为反对美国的政策而举行的。1968年，“声援越南运动”将成千上万名学生组织起来，穿过伦敦的大街小巷，一直走到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气愤地要求结束越战，而英国的工党政府则漫不经心地支持着这一行动。

当时如此众多的争端和要求都与政治而不是经济有关，这也说明了60年代的奇特状况，以及当时一些最重要的公众活动家们的社会背景。和1848年的革命类似，60年代的革命也是知识分子的革命。但是尽管当时很多参加者都没有意识到，事实上人们对时局的不满中还是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的。尽管战后几十年的繁荣还没有到头，西欧的失业率处在历史最低点，但西欧新一轮的劳工争端在60年代初已经预示了即将出现的麻烦问题。

在这些罢工事件以及1968-1969年的罢工事件背后，是人们对于随着战后增长减慢后日益缩水的实际工资的不满，但抱怨的真正缘由在于工作状况特别是雇工和老板之间的关系。除了在奥地利、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情况不同之外，欧洲工厂和办公室里的劳资关系相当糟糕。在米兰、伯明翰或巴黎工业区的任何一个普通的车间里，充满仇恨的、好斗的工人们受到强硬、专横的雇主们的严密监视，双方之间几乎毫无交流。在西欧很多地方“工业关系”一词的意义根本就无法成立。

在服务行业和专业领域情况也大致如此。法国国家广播电视组织和原子能委员会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从记者到工程师，技术人员们个个都咬牙切齿。传统的权威、纪律和称呼（甚至还有穿着打扮）都不再能和快速的社会文化变革相适应。工厂和办公室的管理都是从上至下，根本不听下面的意见。管理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管束、羞辱或是开除员工。员工通常得不到尊重，意见也没有人听。于是，要让工人拥有更多主动权、更多专业上的自主权，甚至要求“自我管理”的呼声四起。

从1936年发生人民阵线占领工厂事件以来，有些事在欧洲的产业冲突中没有受到很多注意。它们之所以不太受到工会和政党的关注，是因为焦点只集中在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更传统、更容易控制的要求上。但是这些要求与学生激进分子的言论大致吻合（后者与工厂里的那些好斗分子在其他方面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学生激进分子对于过度拥挤、管理混乱的大学也是牢骚满腹被排除在决策和权力之外的感觉，反映了60年代的另一维度，而其涵义在当时并没被充分觉察到。正因为有由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组成的两轮全民公决的选举制度，法国的政治生活才在60年代中期合成一个围绕两大政治阵营的选区和议会而相互组合的稳定体系，一个政治阵营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组成的左翼，另一个是由中间分子和戴高乐主义者组成的右翼。按照各方心照不宣的协议，较小的政党和边缘组织不是被迫和四大组织之一融合，就是被从主流政治圈中排挤出局。

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同样的事情也在意大利和德国发生。从1963年开始，意大利一个广阔的中间派和左翼联盟占据了国家政治的大多数空间，而将共产党和前法西斯分子排除在外。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1966年起就被一个由基督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大联盟”所统治，它和自由民主党一起主宰了国会。这种结构保证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连续性，但也因此造成了在这西欧的三个主要的民主国家里激进的反对派不止被边缘化，而是被彻底排除出了议会。如新左派在一段时间里所坚称的：“体制”似乎完全被“别人”掌控了。出于一种必然性，激进的学生们自称为“议会外”反对派，从而使政治延伸到了街头。

人们最熟悉的同时也是短命的例子发生在1968年春的法国。它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其震撼力，以及发生在巴黎街头的暴动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因为它带来了任何持久的效应。“五月风暴”起始于1967年秋天巴黎西郊的一个沉闷的街区农泰尔，它也是古老的巴黎大学一个匆忙建起的新校区。农泰尔校区的学生宿舍长期以来已成为正式学生、“地下”激进分子和一小撮毒品贩子和瘾君子的流动家园，租金没人支付，男女宿舍间还有很多晚间的活动往来，尽管官方对此严令禁止。双方的摩擦由来已久。1966年1月，在巴黎南部安东尼区的学生宿舍区发生了长达几个月的争端之后，一个新上任的主任施行了在当时称得上是激进的做法：21岁以上的学生可以在宿舍里接待异性，而21岁以下者只要有父母书面同意也可以如此。这种自由化的做法在其他地方都是不被允许的。

农泰尔校方一直不愿严格执法，以免挑起事端，但在1968年1月，他们将一个违法居住的人驱逐出校区，并威胁要处分一个正式学生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因为他侮辱了一位来访的政府部长。青年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来到农泰尔，为一座新落成的体育设施剪彩。一个名叫科恩-本第特的当地学生狂怒地质问，为什么教育部对宿舍争端（他的说法是“性问题”）不闻不问。部长回击了这一挑衅，建议科恩-本第特如果有性问题，他应当跳进这个崭新的游泳池冷静一下。这位有德国血统的学生科恩-本第特回答说：“以前的希特勒青年团都是像你这么说话的。”随之而来的是接连不断的游行。到了3月22日，随着袭击巴黎市中心的美国捷运公司大厦的学生激进分子被捕，一场运动随即形成，科恩-本第特是领袖之一。两周以后，更多的学生与警察之间发生冲突，农泰尔校区被关闭，运动和行动转移到了巴黎市中心区的巴黎大学本部古老的楼群中。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触发了“五月风暴”的都是些狭隘的、明显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些问题，以免此后数周里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言语和野心勃勃的计划误导我们。在5月10日至11日和24日至25日夜间，学生们占领了巴黎大学，并且在学校附近的街道设置街垒，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些都是在托洛茨基派共产主义革命青年团代表，还有历史悠久的学生和讲师联合会职员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言论，尽管耳熟，却掩盖了一种实质上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它的直接目标就是清除和羞辱权威。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对此充满蔑视的法国共产党领导层正确地指出的，这是一次闹剧，而不是革命。它具有传统法国革命的所有象征物——武装游行者，街垒，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楼房和街口的占领，政治要求和反要求——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这些年轻的男女学生们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出身，事实上，很多人本身就属于巴黎的资产阶级，法国共产党领袖乔治·马歇轻蔑地称他们为“爸爸的儿子们”。当他们在街头列阵与法国国家政权的武装力量作对时，是他们自己的父母、姑妈、奶奶从舒适的资产阶级公寓楼的窗口向他们投以蔑视的目光。

戴高乐主义者、政府总理乔治·蓬皮杜很快地采取了解决麻烦问题的措施。在最初的对抗之后，他不顾来自政党内部和政府的批评，撤走了警察，让学生事实上控制了学校和周围的街区。蓬皮杜和戴高乐总统都对名声大振的学生运动深感棘手。但是，尽管最一开始在短时间内使他们大吃了一惊，但是他们并没有觉得受到威胁。时机一到，就会有警察到来——特别是防暴警察。这些防暴警察都是贫穷的外省农民的儿子，让他们去砸破养尊处优的巴黎特权阶级年轻人的脑袋，他们绝不会手软，可以依靠他们恢复秩序。但是让蓬皮杜担心的事远比这件事情严重。

学生的骚乱和占领学校引发了全国各地接连不断的罢工和占领工作场所事件。到5月底，法国已处于近乎瘫痪的状态。比如，最先的一些抗议活动是法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记者们发起的，针对他们的政治领导对报道学生运动，特别是报道防暴警察的过度暴力行径的禁令。但是当大罢工蔓延开来，从图卢兹的飞机制造厂到电力和石化工业，甚至到了巴黎市区边缘巨型的雷诺工厂时，很明显，制造危险的就不仅仅是几千名躁动的学生了。

这些罢工、静坐、占领办公室和伴随着发生的游行示威，是现代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抗议运动，涉及面比1936年6月的抗议运动范围更广。即使现在回顾起来，也很难确定地说那些抗议活动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组织“法国总工会”开始时不知所措：当工会组织者试图接手雷诺罢工时，他们被大声喝止；政府、工会和雇主们达成的协议被雷诺的工人们断然拒绝，尽管协议答应要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并给予更多的协商机会。

成千上万名罢工者与学生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不管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抱怨的理由，他们首先都是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不满。他们并不是想要在工作上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他们想要的是改变生活方式，这些在他们的小册子和宣言、演讲里都有明确的表述。这对于当局来说是好消息，因为这就降低了罢工的情绪，使他们的注意力从政治目标上移开，但它也指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难以面对的社会病症。

法国社会繁荣而安定，一些保守的评论家认定抗议的浪潮并不是出于不满，而不过是出于无聊。但是那些不满确确实实存在着，而且不仅仅是在那些工作条件一贯不尽如人意的像雷诺地区的工厂，实际上到处都是如此。第五共和国已经按长期习惯将法国权力集中到一处、集中在几个机构手中。很多人都认为，法国只是由一小群巴黎精英，一群社交上排他的、文化优越的、傲慢的、等级分明的、难以接近的人所掌管着，事实上也是如此。甚至连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尤其是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种情况令人窒息。

年迈的戴高乐本人自1958年后第一次没能理解事件的发展态势。他最初的反应是发表了一次效果不佳的电视演说，然后就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他去访问了驻扎在德国的法军部队，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希望确认这支部队的忠诚程度，在需要的时候能用得上。但这些情况在当时无人知晓。当他在第二年全民公决时，试图利用他所认为的反对集权的民族情绪，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分散法国的中央政府和决策权力的措施时，遭到了绝对的、大失脸面的挫败。他就此辞职退出政坛，回到了乡下的家中，几个月后在那儿去世。

与此同时，蓬皮杜等待学生示威运动过去的做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学生静坐和不断升温的罢工运动的高潮时期，一些本该有更好判断的学生领袖和少数资深政治领袖（包括前总理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和后来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宣称当局毫无用处，因此权力应由其他人来掌握。这种言辞是危险而愚蠢的。正如当时雷蒙·阿隆所说，“驱逐一个民选总统与驱逐一个国王是两回事。”戴高乐和蓬皮杜迅速地利用了左派的错误。他们警告说，国家正受到共产主义政变的威胁。这明显是假的。法共在1968年除了对学生激进分子冷嘲热讽，以及试图对工人运动保持影响力之外，并没有一贯的战略。要夺取政权显然是超乎他们的能力和想象力之外的。在5月底，戴高乐突然宣布实行选举，号召法国人在合法政府和革命无政府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为了开始选举活动，右翼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示威，比两周前的学生示威规模远为浩大。5月30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上香榭丽舍大道，驳斥左翼声称当局已经无法控制局势的说法。警察接到命令，重新占领了大学的大楼、工厂和办公室。在之后的议会选举中，当权的戴高乐政党大获全胜，选票比之前增加了1/5强，在国民议会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工人们回到了工作岗位，学生们开始休假。

法国的“五月风暴”带给人们的心理影响比它的实际意义要大得多。这显然是一次实时在全球电视观众眼前展开的一次革命，其领袖们是一群风度迷人、口齿伶俐的翩翩少年，带领着法国青年穿行在巴黎左岸弥漫着历史感的街道上。当时的学生领袖中没有女性。在当时的照片和新闻纪录片中可以看到女孩子们醒目地骑在她们的男朋友的肩头，但她们充其量不过是学生大军中的“步兵辅助部队”。1968年的青年动乱在“性”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而对性别歧视却并不关心。他们提出的种种要求——不管是更加民主的学术环境、结束道德监察，或者仅仅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都是可及的。而且他们尽管拳头紧握、满口革命言辞，但并不具备实际的威胁性。全国范围的罢工运动尽管具有神秘意味，令人不安，但只是给学生们的行动增添了一重光环：他们意外地触动了社会怨恨的爆发，但后人认为是他们预见甚至制造了这种爆发。

总的来说，与其他地方的和法国历史上的革命动荡相比，法国“五月风暴”和平得出奇。当时发生了大量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另外，在5月24日的“路障之夜”过后，有一些学生和警察受伤住院，但双方都相当克制。没有一个学生于1968年5月遇害；共和国的政治代表也没有遭到袭击，它的体制也从未受到任何严厉的责难，只有革命的发源之地——法国高等教育体制遭受到持久的内部破坏，信誉大受影响，但并没有进行任何重大改革。

1968年的激进分子模仿以往革命的风格和道具的程度，到了漫画般夸张的地步——毕竟他们是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但他们放弃重复以往的暴力。因此，法国1968年的“心理剧”（雷蒙·阿隆语）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神话，几乎立即成为怀旧的对象，一种时髦的斗争，它让生命、能量、自由等种种力量与同时代人的麻木、无聊做斗争。一些在“五月风暴”中突出的、受到大众推崇的人物从此走上了常规的政治生涯：阿兰·克礼文，当年魅力四射的托洛茨基派的学生领袖，在40年后的今天年纪已经60有余，是法国最老的托洛茨基派的领导人之一。在“五月风暴”中被驱逐出法国的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则成了受人尊敬的法兰克福市的市政委员，后来更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绿党代表。

但正由于1968年5月社会情绪的基调是非政治性的，一代人过去之后，法国有关“五月风暴”的畅销书都不是什么分析历史的严肃作品，更不是庄重的时代宣言，而不过是当代涂鸦和口号的汇集。脱胎于墙头涂鸦、布告栏和城市街道，这些充满巧智慧的“一句话文学”鼓励年轻人去做爱、寻找乐趣、嘲弄权威，总的说来就是：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顺便改变世界。就像口号里说的：Sous le pavé, la plage（铺路石底下是沙滩）。1968年5月的口号发明者们从来没有请读者们去干任何严重伤害别人的事，甚至对戴高乐的攻击也只是把他当作一个老朽、障碍，而不是一个政敌。他们表达了一种烦躁和失望，但也明显地有一点儿愤怒。这场革命没有牺牲者，这就最终意味着它根本不是真正的革命。

意大利的形势则完全不同，尽管在学生运动的言辞方面有一些表面的共同点。首先，意大利的冲突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60年代的上半期，由南往北的人口大迁移在米兰、都灵和其他的北方工业城镇产生了交通、服务、教育，特别是住房方面的需求，而这些问题政府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意大利的“经济奇迹”比其他地方来得都晚，跳出农业社会的过渡要远为突然。

因此，第一代工业化生产造成的破坏，加上对现代性的不满情绪，两者重叠，产生了冲突。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他们通常来自南方，其中有很多妇女——从未被吸纳到工业化的北方那些历史悠久、由男性熟练工人所组成的工会。在历时已久的劳资紧张关系之上，现在又增加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之间的多重争端。菲亚特汽车制造厂和倍耐力橡胶公司里的熟练工人有较高的收入和更多的保障，他们在工作时间、工资差别、纪律措施等方面的管理决策上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而那些非熟练工人只支持其中的一些目标，但反对另一些目标。他们主要反对的一点是令人筋疲力尽的计件工作指标、超强度的大规模机械化流水线，以及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意大利的战后经济变化是由几百个小型工程、纺织和化工公司，而在这些公司里，大多数员工对老板提出的要求没有任何法律和体制上的反对能力。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福利国家仍然相当粗糙，一直要到下一个10年才逐渐成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60年代的社会动乱），很多非熟练工人及其家庭仍不能享有工作场所的权利或得到家庭福利（1968年3月发生过一次全国性大罢工，要求建立综合性的国家养老金制度）。这些问题不是传统的政党和左派工会能解决的。相反，他们当时主要的担心是老的劳工组织被这种新的、不受约束的工人力量所稀释。当女性半熟练工人向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寻求支持、希望降低工作强度时，工会做出的反应是劝说她们去要求更高的工资。

在此情况下，意大利社会矛盾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已有的左派组织，而是几个非正式的“议会外”左派组织。他们的领袖——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主张工人自治的学术界理论家，以及学生组织的发言人——很快认识到工厂里新的不满情绪的源泉，迅速将他们吸收进自己的组织。再者，大学本身的情况也完全相仿。那里同样存在着一股新增的、未经组织的力量（即大量的第一代学生），面临着极为糟糕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同样也有一帮长期以来拥有掌握决策权的旧式精英人物压在学生头上，在学生的工作量、考试、成绩和惩罚措施等方面恣意妄为。

从这一角度看，大中学校的管理者、那些成立已久的工会和其他专业组织和工厂车间一样，都是现实中的既得“客观”利益的受益者。意大利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城市中产阶级，这一事实并不妨碍这样的推理——作为知识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他们自视代表着比传统的无产阶级力量对权力和权威更大的威胁。在新左翼的思想中，一个组织的社会根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破坏制度和权威结构的能力。讲堂和机械车间一样是开始活动的好地方。

在那些年里，意大利激进的政治形态变化多端，米兰的一所中学里流传的以下一系列要求对此有很好的反映。它宣称，学生运动的目标是“控制直至最终消灭分数制和不及格制度，由此取消学校对学生的选拔制度；每个人都有受教育和得到有所保障的奖学金的权利；有集会自由；应该有晨间集会；老师应对学生负责；驱逐所有反动、专制的教师；自下而上地决定课程安排”。[11]

60年代后期意大利的一轮抗议活动和破坏行动在1968年的都灵展开，当时学生反对将学校的一部分（理科科系）搬到郊区，这恰巧与当时正在巴黎郊区的农泰尔地区展开的抗议活动遥相呼应。与之同时的另一件事是在1968年3月，罗马大学学生暴动，抗议议会有关大学改革的议案，后罗马大学被关闭。但与法国学生运动不同，意大利学生运动组织者对于学术制度改革的兴趣并不强，他们更把自己看作与工人运动一体，就如他们组织的名称（例如“工人先锋队”、“工人权力”）所表明的。

劳工争端最早开始于倍耐力公司在米兰的几家工厂，从1968年9月一直持续到1969年11月（政府强制倍耐力公司接受罢工工人的主要要求）为止。对于学生抗议者来说，这是来自业界的类似行动，对他们是一种鼓励。1969年的罢工运动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年轻的意大利激进分子所产生的动员力量和政治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前一年在法国的短短一个月的抗议活动。那一年“火热的秋天”，小规模的工人组织进行了多次自发罢工和占领行为，要求有权参与工厂的管理。这促使意大利一代学生理论家及其追随者认定，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国家”是正确的策略。工人自治作为策略和目标，是通向未来之路。学校和工厂的改革不仅无法达到，而且也不理想。妥协就意味着失败。

为什么“非官方”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会有如此转变仍是个值得争论的话题。通常采取传统的低调、随和策略的意大利共产党被指责在他们的“系统”内做手脚，寻求稳定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被左翼的批评家指责为“客观上的反革命”。而意大利政治制度本身就很腐败，而且似乎使变革难以渗透：在1968年的议会选举中，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选票都得到了增加，其他政党则处境很糟。但是尽管这一情况也许可以解释议会外左派的不满，它并不能充分解释这些人为何转而动用暴力。

“毛泽东主义”——或者说无论如何，那种对当时在进行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完全迷恋——在意大利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普遍。接受了毛泽东主义的各种政党、团体和杂志——从它们坚持使用“马列主义”这一形容词（以使自己区别于那些受鄙视的官方共产党）即可分辨出来——在这些年里相继出现。它们受到中国“红卫兵”的启发，强调工人和知识分子利益的一致性。罗马和波洛尼亚的学生理论家们甚至模仿北京的教条主义者的论调，把学科划分成“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残余”（希腊语和拉丁语）、“纯粹意识形态”（例如历史学）和“间接意识形态”（物理、化学、数学）。

这种靠推断来产生的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工人主义教条的结合，表现在《不断斗争》杂志和它的派别中。就像通常的情况一样，这个刊名就是对它的宗旨的概括。《不断斗争》创刊于1969年秋，当时早已有充分迹象表明它的行动即将转为暴力。在1968年6月的都灵学生示威中有这样的口号：“反对工厂里的社会和平！”“暴力统治的地方必须使用暴力！”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大学、工厂的示威游行的暴力程度越来越高，这种暴力既是语言上的（“国家不要改，要砸！”），也是实质上的。当时意大利学生运动中传唱最广的歌曲就是《暴力》，真是贴切至极。

当时的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一切所具有的反讽意味。正如电影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在学生与警察在罗马博尔格斯花园里发生对抗之后所说的，阶级的角色如今已完全颠倒：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子弟在喊叫着革命口号，殴打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工资微薄的南部佃农的儿子。对于任何一个对意大利过去几年有着成年人记忆的人，这种转向暴力的做法只能以失败告终。尽管法国学生玩弄一种思想，认为公共权威一旦遭受从下而上的破坏，将会不堪一击，而具有戴高乐主义坚实基础的制度也允许他们拥有这种奇怪的念头而不加以惩罚，但是意大利的激进分子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改变后法西斯时代的共和国结构，并且他们也跃跃欲试。1969年4月24日，他们在米兰贸易市场和铁路中央车站埋下了炸弹。8个月以后，在倍耐力公司的冲突得到解决、罢工结束之后，米兰喷泉广场的农业银行被炸飞。20世纪70年代初的那几年“紧张策略”开始了。

人们可以指责60年代意大利的激进分子遗忘了国家的近期历史。但是在联邦德国，情况恰恰相反。直到1961年，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都知道是纳粹导致了战争和失败，但它真正糟糕的一些方面一直无人提起。那一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以及之后从1963年到1965年在法兰克福所举行的所谓“奥斯威辛审判”，终于迟到地将纳粹政权的邪恶行径带到德国公众的视线之内。在法兰克福，273名证人证明德国人所犯下的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所涉人员远远超过了被诉的23人（22名党卫军和1名集中营狱卒）。1967年，亚历山大·米茨切里希和玛格丽特·米茨切里希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无力哀悼》，指出尽管西德官方对纳粹所犯罪行承认不讳，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个人对此真正地承担责任。

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都非常热衷于这种观点。一些有名气的作家、剧作家和电影导演，例如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尤尔根·哈贝马斯、罗尔夫·霍赫胡特、艾德加·赖兹等，都出生于1927年至1932年间，现在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作品集中在纳粹主义及人们对它的回避态度上。但是一群更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战后几年出生的一代，对此的态度更为尖锐。他们对之前发生的事没有亲身体验，他们透过失败的棱镜看德国的过错，认为这与其说是纳粹主义的过错，不如说是波恩共和国的过错。因此，对鲁迪·杜契克（生于1940年）、皮特·施奈德（生于1940年）、古德龙·恩斯林（生于1940年）或是更年轻一些的安德里亚斯·巴德尔（生于1943年）和雷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生于1945年）而言，联邦德国战后的民主制度并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才是个问题。不带政治色彩、消费主义的、在美国保护壳下的联邦共和国不仅不完美，而且患有健忘症：之前它与其西方的主子串通一气，试图否认德国的历史，将历史埋葬在商品和反共宣传中。甚至连它的宪法内容都不够真实，正如法斯宾德所说的：“我们的民主制度是被判给西部占领区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赢得的。”

德国60年代年轻的激进知识分子指责波恩共和国掩盖共和国建国一代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很多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几年的德国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做过些什么。在学校里，他们没有学到任何有关1933年后的德国历史知识（对魏玛时期也不甚了了）。如皮特·施奈德等人后来解释的那样，他们生活在一个空白基础上建立的真空里：即使在家里——事实上，正是在家里——也没人会去提“它”。

他们的父母，生于1910年至1930年间的德国人，不仅是不愿提起过去，他们对政治许诺和宏大思想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物质享受、稳定和体面上，同时对此又稍感不安。正如阿登纳所理解的那样，他们对于美国和“西方”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希望脱离与“德国性质”有关的一切事物。于是，在他们的子女眼中，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在物质方面的成就也受到其道德传统的玷污。如果说有一代人的反叛是真正基于对他们的父母所代表的一切的排斥之上的——所谓一切，包括民族自豪感、纳粹主义、金钱观、西方、和平、稳定、法律和民主——那就是“希特勒的孩子们”，即联邦德国60年代的激进分子。

在他们眼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充满了自大和虚伪。首先可以证明的例子是《明镜周刊》事件。在1962年，这一德国主要的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系列调查联邦德国国防政策的文章，暗示阿登纳手下的巴伐利亚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有一些不当行为。在阿登纳的授意和施特劳斯的命令下，政府袭击了报社，逮捕了出版人，大肆搜查了办公室。这种滥用警力以压制不利报道的无耻行径激起了人们普遍的谴责——即使是十分保守的《法兰克福汇报》也发文称“这是我们这个民主社会的耻辱，因为没有了出版自由，没有了不可分离的出版自由，民主就无法存活”。

4年以后，在1966年12月，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选择了前纳粹分子库尔特-盖奥尔格·基辛格来继任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总理职位。这位新总理是交纳过12年党费的纳粹党人，因此他被选为总理的事实，被很多人认为无疑是表明波恩共和国毫不悔改的、玩世不恭态度的表现。如果政府首脑对自己曾经支持希特勒长达12年之久的事实不感到羞耻，那么当新纳粹主义组织再次在边缘政治中抬头时，谁还能把西德的忏悔和对于自由价值的承诺当回事呢？正如格拉斯在新纳粹主义抬头时给基辛格的一封公开信中所说的：

如果你在总理的职位上仍然不肯丢弃过去的沉重负担，那么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将如何才能反对那个在20年前死去、现在又以新民主党的形式复活的政党呢？

从1966年至1969年，基辛格担任政府首脑为时3年。在那几年里，德国的议会外左派（这是他们自称的）向大学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当年令社会党学生会振臂而起的一些问题，如今在西欧大陆各国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拥挤不堪的宿舍和教室，遥不可及的教授，枯燥乏味的教学。但是那些年最为紧迫的问题是联邦德国所特有的。最活跃的校园莫过于柏林自由大学（建立于1948年，以替代被圈入共产党占领区的历史悠久的洪堡大学），很多学生都去了那里，以躲避征兵。[12]

反军国主义在德国学生抗议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它不仅表现了对联邦共和国的谴责，同时也表现了对其前身——纳粹的谴责。随着反“越战”情绪的升温，这种将过去和现在放在一起加以谴责的对象扩展到联邦德国的军事教父——美国。在少数激进分子口中，美国一直被称为“法西斯”，现在则成了更多人的敌人。确实，谴责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罪行几乎代替了对德国自身的战争罪行的讨论。在彼得·魏斯1968年的剧作《越南话语》中，明确地将美国与纳粹相提并论。

如果美国比希特勒政体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正如当时的口号所说，US=SS（美国=党卫军），那么把德国等同于越南也只不过是一步之遥了：两个国家都被外国占领者分割，都孤立无援地陷于其他民族之间造成的冲突。这样的提法使联邦德国的激进分子同样地蔑视波恩共和国目前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联盟及其以往与法西斯的勾结。更糟糕的是，它使左派激进分子得以重提当年的说法：德国人自身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这种论调一向与极右势力的观点一致。[13]

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对“奥斯威辛一代”——60年代的德国年轻人——的愤怒情绪同屠杀犹太人问题没有多大关系。确实，他们同父母一样，一提到“犹太人问题”就感到心里极不舒服。他们宁可把这个问题放在“法西斯理论”课上去讨论，把纳粹的种族主义倾向模糊化，转而强调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联系——以此来进一步讨论华盛顿和波恩。真正的“国家的镇压工具”是波恩的那些帝国主义走狗，其受害者是那些反对美国“越战”的人士。在这样的奇怪逻辑下，流行畅销的《图片报》（其前身是《先锋报》）对学生的政治活动采取尖刻的批评态度，把学生描绘成新“犹太人”，而纳粹集中营则成了对帝国主义罪恶的贴切比喻。在1966年，达豪的墙头被激进分子们涂上这样的口号：“越南就是美国的奥斯威辛。”

德国的议会外的左派因此与它的根基——反纳粹的主流——失去了联系。因为维利·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与基辛格组成了联合政府，之前投身社会民主党的学生组织火冒三丈，很快地就转移到了边缘。他们的组织比欧洲其他地方的60年代的运动更明确地反对西方，特意选择了第三世界的名字，当然会包括“毛主义者”，还有“印第安人”和“梅斯卡勒罗人”一类的名字。这种对反西方的强调反过来促成了一种有意识地追求异国特点的、相当怪异的反文化，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

60年代的文化混乱中有一个比其他地方更明显的德国变种，它把性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德国激进分子组织（也包括奥地利，至少是维也纳）追随马尔库塞、埃利希·弗洛姆、威廉·赖希等等20世纪德国研究性和政治压迫关系的理论家，为裸体、自由性爱和反权威主义的儿童培养大唱赞歌。他们随意地将希特勒的性官能症大加宣传，认为它是纳粹主义的根源。另外，在一些团体中还出现了一种怪异而且恐怖的类比，将希特勒造成的犹太人受害者与60年代的年轻人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是父母在性压抑的政府压迫下的牺牲品。

“一号公社”是一个毛主义小团体，它积极推动以性乱作为解放的途径。他们在1966年流传这样一张自画像式的照片：7个裸体男女手脚张开贴在墙上，注解是“光墙上的光身毛主义者”。照片后来于1967年6月在《镜报》上刊登。突出裸体的设计，显然是为了使人们联想起那些集中营里无助的裸体囚徒。看，照片说：先前有希特勒的受害者，现在有叛逆的毛主义赤身露体的革命者。如果德国人能够正视我们的身体所表达的真理，那他们也就能够正视其他的真理了。

这一“启示”——认为年轻人的乱性将迫使老一代人在性的问题上持开放的态度、从而对希特勒和其他一切事情上持同样态度——使社会党学生会领袖鲁迪·杜契克（他在此类事件中是一个传统的左派道德家的角色）站出来，将“公社分子”斥之为“神经病”。他们确实如此。但是他们本着好斗的、无政府的自恋，为了逗弄和震动资产阶级，而随意地将大屠杀和性暴露癖联系起来的做法，并非没有结果。“一号公社”的一名成员曾骄傲地声称他的性高潮比越南更具有革命意义，后来他于20世纪70年代在中东的游击队训练营里再次露面。从自我沉迷到暴力的路，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短。

1967年6月，在柏林反对伊朗国王的示威活动中，警察开枪打死一个名叫本诺·奥内佐格的学生。杜契克宣称奥内佐格之死是一次“政治谋杀”，号召民众群起讨伐。几天之内，联邦德国各地共有10万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几天后，一向批评波恩政府的著名批评家哈贝马斯警告杜契克和他的朋友们说，他们这是在玩火。他提醒社会党学生会说，“法西斯左派”与右派一样致命。那些动辄提到“潜在的暴动”与和平的波恩政权的“抑制着的宽容”的人，以及那些刻意用真正的暴力事件来挑动政府进行镇压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次年的3月，随着激进的学生领袖们反复号召对抗波恩“政权”，而政府又威胁要对西柏林和其他地区的暴力挑衅行为进行报复，哈贝马斯（还有格拉斯、瓦尔泽、恩森斯伯格和霍赫胡特也随后加入）再次劝说学生和政府双方尊重共和国的法律，呼吁采取民主理性手段。4月份，杜契克本人为他所鼓吹的暴力冲突付出了代价，1968年4月11日，他在柏林被一名新纳粹分子枪击身亡。接着便是一连几个星期的暴动日子，仅柏林一地就死了两人，伤了400多人。基辛格政府通过了紧急法令（以384票对100票通过，其中得到很多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授权波恩在必要的情况下依照法令实行统治，因此引发普遍恐惧心理，认为波恩的共和国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就像35年前的魏玛共和国一样。

德国学生政治中日渐趋于暴力的边缘组织，像社会党学生会中的激进派别“K小组”和“自治会”，很明显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们通常都是“马列主义派”（即“毛主义”一派）。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暗中接受民主德国或莫斯科的财力支援，尽管这一点当时并不广为人知。事实上，德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新左派与正统派共产主义保持着区别，后者在联邦德国的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但是像联邦德国的许多左派（其实不仅仅是左派）一样，激进分子们与东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出生在当时的民主德国，或是他们的德国祖先被赶往的更东面的一些地方，像东普鲁士、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毫不奇怪，他们父辈对于失去的在德国往昔的种种的怀念，在他们自己的梦想中留下了影子，向往着东面一个更好的德国。民主德国，尽管（或是由于）其压制的、实行审查制度的威权体制，对于彻头彻尾的年轻激进分子而言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它的一切都与波恩政府截然不同，而且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态度。

因此，激进分子们对联邦共和国的“虚伪”的憎恨，使他们很少会怀疑民主德国的共产党人的说法，称他们正视德国历史，清除他们过去的法西斯德国。再者，将联邦德国同北大西洋公约国组织绑在一起、并将反共产主义当作其政治内容的核心，这本身也成为新左派的打击目标，特别是在“越战”的年月里更是如此，这就说明了新左派的“反反共”态度。强调“共产主义所犯下的罪行”，只不过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资本主义罪行的视线。正如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在巴黎时所说，共产党人或许是“斯大林主义的坏人”，但是自由民主党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此德国左派对华沙和布拉格的普遍抱怨充耳不闻。联邦德国20世纪60年代的脸，就像整个西欧一样，坚决地转向自己内部。那个时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相当有局限性的：如果西方的青年人把视线投向外国，那也是因为外国的形象完全不受任何熟悉事物或信息的那种令人愤怒的限制。

60年代的西方人对于距离他们自己的祖国很近的各种外国文化所知甚少。1968年春，捷克改革运动正进行到高潮，鲁迪·杜契克到布拉格做了一次友好访问，他在那里坚称多元民主政治制度是真正的敌人，让当地学生大吃一惊。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正是他们当时的目标。

[1] 显然一些规模较小、精英型的学院情况并非如此，比如法国的理工大学和高等师范学院，它们的学生人数不多，都是通过严格的考试精心挑选出来的，教育质量也非常高。但这些是特例。

[2]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意大利只有44％的大学生最终毕业，而这个数字在70年代继续下降。

[3] 在共产主义阵营中，“60年代”作为一种流行文化一般是受资本主义国家影响而产生的。但不能因此夸大其中的区别。用当时的典型参照物来判断：每一个东欧人都知道“披头士”乐队，很多人都听过他们的音乐。而且不仅仅是“披头士”，法国摇滚歌星强尼·哈里代到斯洛伐克的一个小镇科希策演出时，听众多达2.4万人。

[4] “披头士”乐队出身于利物浦的工人阶级，或者说其中只有保罗·麦卡特尼出身高了一两个阶层。另外一支6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摇滚乐队“滚石”的歌曲题材更体现了波希米亚传统风格，与其主唱人员的伦敦中产阶级背景相符。这一缺陷因为其故意硬朗的风格以及其成员广为人知的非常混乱的私生活得到了弥补。

[5] 但是应该注意到在6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在西欧和东欧的很多地方仍是禁止传播避孕知识的。英国是个例外，它在1961年就批准可以使用避孕药。而在海峡对岸，在1966年歌手安托瓦纳销量达100万张的唱片里，他在悲哀中梦想着法国也会有一天让避孕药可以“在廉价连锁商店里出售”。

[6] 但在较为边远的地区存在着一个时间差。那里黑色贝雷帽、布帽，甚至妇女的有带子的帽子，平时都还有人戴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帽子仍然是区分出生地和社会阶层的可靠的传统标志。

[7] 之后很自然地演变成70年代的光头打扮。

[8] 到1960年，“存在主义”（就像几年后的“结构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可随意套用的流行词汇，其意义大体与之前几十年的“波希米亚风格”一词相近：那些到汉堡的利泊邦区听披头士音乐会的、找不到工作的艺术专业学生、无不自称“存在族”。

[9] 在此情况下可能看起来有些奇怪的是，风头正健的精神分析理论家雅克·拉康也被大家归于此类。不过拉康当属特例。即使按60年代巴黎的宽松标准，拉康对当时的医学、生物学和神经学发展都相当无知，但这些对他的工作和名声并未造成明显的影响。

[10] 英国社会党在本书写作时仍然存在。始终不变，人数太少，因此其脱离现实的事实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它想必会一直存在下去。

[11] 引自罗伯特·朗姆利，《紧急状态：1968-1978年意大利的反叛文化》（1990，伦敦），第96页。

[12] 西柏林在那些年也带上了些许反文化的调子。它奇特地独处在国际政治紧张局势的中心而无法动弹，依靠波恩和华盛顿的命令行事，它的未来不可预料，城市处在一个在时间、空间之中僵滞的状态，这使它对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激进分子和其他寻求政治、文化的边缘状态的一些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当时情势的反讽意味在于，西柏林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的前哨，完全是拜美国士兵的存在所赐。但它的年轻居民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13] 这种颠倒的说法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得到响应。当时德国的反战派坚决声称美国是20世纪的第一号战犯，而德国则是它的第一个牺牲品。

第6章

尘埃落定

革命是指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统治的行为。它常伴随着政治权力危机和高压统治手段的衰弱。这也是革命并不一定非要动用武力的原因所在。

——雅契克·库伦、卡勒尔·莫泽列夫斯基《给党的一封公开信》，1965年3月

每个共产党都可以在它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但要想保持党性，就不得任意背离这些原则。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68年8月3日

经历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

——兹丹纳克·姆莱纳尔

一下子又回到了过去。

——保罗·麦卡特尼

20世纪60年代，苏联集团内部的经历必然和西方所经历的完全不同。1956年以后的非斯大林化激起要求变革的呼声，和西方在苏伊士危机后要求非殖民化的呼声一样，越来越大。然而，对匈牙利动乱的摧毁，表明这种改革只有从一开始就在共产党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进展。这反过来也提醒了人们，共产主义的主要动力来自莫斯科当局，一切都得按照苏联领导人的心情和政策来做定夺。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下台以前决定着欧洲东半球的历史命运。

赫鲁晓夫那一代苏联领导人仍然相信国际阶级斗争还存在。实际上，正是赫鲁晓夫把对过去苏联革命历史的理想化投射到了拉丁美洲的动荡上，令他采取了错误的决策，从而导致了1962年古巴危机，并且害得自己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苏联和中国之间矛盾的公开化出现在1960年，使莫斯科的左翼批评家们看到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另一种“毛泽东主义”，这不仅仅是争夺地缘政治的先机；本质上，它也有一部分是出于对“世界革命”的思想之争。在这表面现象之下，莫斯科那些后斯大林主义的统治者们和北京之间的竞争反而令苏联处于一种矛盾地位。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发源地，他们不断地在苏联内部及其卫星国煽动性地宣扬他们的理想抱负，坚称绝不能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又不断地讨好西方势力以求得共存，还不断地讨好本国公民。

在赫鲁晓夫统治的年代，苏联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从1959年开始，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再是苏联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版本。[1]实行恐怖统治的年代结束了，但是产生恐怖的机构和做法还存在：古拉格劳改局还在，几万名政治犯还在劳改营遭受折磨或被流放，其中有一半是乌克兰人。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废除了斯大林颁布的禁止劳工流动法，缩短了法定工作时间，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推出了生育产假，并在全国推行了养老金计划（1965年后这一计划扩大到集体农庄的农民们）。总之，苏联以及那些比它更先进的卫星国，至少在形式上变成了萌芽中的福利国家。

然而，赫鲁晓夫许诺生产更多剩余粮食这一更具雄心的改革计划却以失败而告终了（这也是他的同伴们在1964年10月抛弃他的原因之一）。迄今为止，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南部的垦“荒”作业更是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那些并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上，每年都被冲走50万吨的表层土壤，而那些原来丰收的农田现在却又因为种植牧草而遭到彻底破坏。在中央统一计划和各地的腐败双重作用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完成官方指定的粮食上交份额，竟然逼迫集体农庄的农民买断了当地商店的所有粮食供应。有些外省城市爆发了粮食骚乱（尤其是1962年6月在新吉尔卡斯克）。到了1964年1月，由于1963年农业歉收，苏联不得不从西方进口粮食。

而同时，那些受赫鲁晓夫鼓励而零星地存在的私有化小型农场取得的成功却使人尴尬：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些私人耕种的农场以占地3%的比例，生产出了苏联1/3的粮食总产量。到了1965年，苏联人的粮食消费中2/3的土豆和3/4的鸡蛋都来自这些私营农场。和波兰、匈牙利一样，苏联“社会主义”的生存依靠的却是内部这些非法的“资本主义”经济，对此它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只是兴之所至地想弥补不健全的体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一半是出于真心想要取消中央制定经济决策的做法，或者允许那些实际上存在的私有化生产的合法化，但是他们冒犯了那些拥护旧制度的强硬路线者。其实，赫鲁晓夫及其后任勃列日涅夫实施的自由化并没有对苏联体制赖以生存的权力网和官员任命权造成任何直接的威胁。的确，正是因为苏联集团内部的经济改善总是得服从于政治优先原则，才使得这些改革收效甚微。

文化改革又是另一种状况。列宁往往更担心的是人们针对他个人的批评而不是针对他的原则，他的后继者也一样。知识界的反对意见，无论是否会在党内外引起更大的回应，这对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1956年赫鲁晓夫首次谴责斯大林之后，在苏联及世界各地，曾引起过人们广泛的乐观态度，认为以后苏联会放松审查制度，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网开一面，接受那些谨慎的不同意见或批评意见（就在同年，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将小说手稿《日瓦戈医生》投往文学期刊《新世界》，却遭到了退稿）。但克里姆林宫很快就开始担忧文化领域产生的放任自由，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的3年里，赫鲁晓夫多次发表咄咄逼人的公开讲话，捍卫艺术领域里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威胁那些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批评的人，如果他们继续地哪怕只是以回顾形式来诋毁它，也会遭到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在1959年，苏联当局压制东正教牧师和浸礼会教徒，而自从斯大林去世后，当局曾经允许给予这种形式的文化偏离以一定的自由。

然而，如果不算上他的同事们的话，赫鲁晓夫本身就是个令人难以估摸的人。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开了中国和苏联的分裂程度（11月，苏联关闭了驻阿尔巴尼亚的大使馆，阿尔巴尼亚是北京在欧洲的临时代理人），为了角逐其在全球的影响力，苏联开始以新面孔出现在那些国外追随者面前，使他们感到迷惑和犹豫。1962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外省乡村教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准许出版了他那部带有悲观主义色彩，并且以暗示手法批评顺从态度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刊登在文学期刊《新世界》上——而正是这家期刊社在6年前拒绝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投稿。

赫鲁晓夫在执政的晚期虽然态度相对地比较宽容，但并没有允许人们直接批评苏联领导层：即使到了最“解冻”的时期，索尼仁尼琴的一些后期作品也一直未能被批准出版。然而，和以前相比，20世纪60年代初期还算是一个文学自由，可以谨慎地从事文化实验的时期。但到了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宫发生政变后，一切都变了。这些反对赫鲁晓夫的阴谋策划者们迁怒于他政策上的失败和专制独裁的做法，尤其是他的反复无常令他们坐立不安。第一书记本人也许十分清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但是旁人却很有可能被他那表面的宽容所误导。这样就可能会出错。

克里姆林宫新的领导层控制政局几个月后，就开始镇压知识分子。1965年9月，两位年轻作家安德雷·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尔遭到了逮捕。他们两人分别以艾勃拉姆·德尔兹和尼古拉·阿扎克的化名将手稿偷送到西方，出版了许多小说。德尔兹，即西尼亚夫斯基，还在国外发表了一篇批评苏联当代文学的短文《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66年2月举行了对这两人的审判。由于苏联尚无律法明文规定禁止在国外出版作品，当局只得宣称作品内容本身即是他们反苏活动的罪证。这两人被判有罪并被送往劳改营：西尼亚夫斯基被判7年监禁（虽然6年后就获释了），达尼尔被判了5年。

虽然媒体发起的污蔑这两人的运动引起了公众对他们命运的关注，但是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的审判是在私下里进行的。只有几位被允许进入审讯室的人把审讯过程秘密记录了下来，并且整理成文，一年后，这些审讯记录以俄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出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呼吁，要求释放这两人。[3]这次事件的特别之处在于，即使在斯大林的粗暴统治时期，也一直没有人会仅仅因为其所（虚构的）作品内容而被逮捕入狱。即使他们为了某种目的而任意编造物证，过去的知识分子们也往往是因其行为而非言辞而受到指控。

与赫鲁晓夫统治时期相对宽松的政策相比，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的处置在苏联本国引起了出人意料的抗议，由此引发了几十年来对苏联政府表示不满的各种运动：在这两人被捕的那一年，出现了许多“私人出版物”，而且正是由于这些地下出版物，涌现出了许多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反苏联圈子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最初就是以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案件抗议者的身份出现的。当时年仅25岁的学生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就因为在普希金广场组织示威游行，捍卫公民权并要求言论自由，而于1967年遭到了逮捕。早在1963年，他就曾被克格勃逮捕过，罪名是私藏反苏的文学作品，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性治疗。如今，他因“反苏活动”罪被判刑3年，送进了劳改营。

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事件及其引起的反响，很明显地显示出了苏联的情势：哪些事情已发生了变化，哪些还没有。若非按历史自身的标准来看，苏联的政权是不可动摇的、压制性的和僵化的。1956年，海市蜃楼般的幻想已经消失了。那些可以针对历史讲实话、可以在未来进行改革的前景似乎也已消逝了。对赫鲁晓夫年代抱有的幻想也已破灭。不管苏联政权以何种面目出现在西方列强面前，它在国内正经历着经济发展停滞、道德腐败的现状，星光暗淡，前途未明。

然而，在苏联集团的东欧卫星国中，改革的前景却显得比较明朗。这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一种悖论。毕竟，如果连苏联公民在面对后斯大林时代的专政时也都束手无策的话，那么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居民就显得更加无助了：他们不仅生活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他们本国的领导层也完全服从于苏联帝国首都的权威。1956年11月的布达佩斯事件已经对苏联的绝对统治权做了最恰当的诠释。此外，早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遭受公审的那些受害者们，时隔10多年后，却还在狱中受罪。

但是，东欧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到了20世纪60年代，对绝大部分的苏联居民来说，共产主义成了他们所知道的唯一一种统治方式。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影响下，共产主义甚至具有了某种合法性。但对苏联西面国家的人们来说，他们对苏联占领和武力接管的事还记忆犹新。那些卫星国的共产党人纯粹成了莫斯科的傀儡，在当地缺少威信，这些国家的党的领导人对当地民众的感情和利益需求尤为敏感。

尤其在1956年到1968年间，在东欧共产党国家内部，人们对共产党政权的批评决非出于反共产党，看来这是非常可能的。针对萨特在1956年提出的匈牙利革命具有“右翼精神”这一论断，匈牙利流亡学者弗朗索瓦·费吉托回复说，那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站在右翼一边。他们是“凡尔赛分子”。“我们仍然是左翼分子，忠实于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传统。”费吉托坚称，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左翼分子的这种诚意代表了后来12年里东欧知识分子的反对意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谴责共产主义，更不在于要推翻它；相反，目的是要想清楚为什么一切会错得如此离谱，而且还应当在共产主义本身范围内提出另一种选择。

这就是“修正主义”：1957年5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波兰领导人瓦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首先根据当时情景提出了这一说法，用来形容那些知识分子中持批评意见的人。在1956年前，这些“修正主义者”在许多场合下都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在波兰最有名的是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他们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背弃了过去的忠诚，而是在接下来的12年间，按斯洛伐克作家米兰·西迈斯卡的说法是：“一直企图在蓝图中挑刺”。和同时代的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执着于这样一种信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可信性和斯大林主义的行为之间可以划清界限。

对东欧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性拙劣模仿，而苏联是对社会主义变革事业的一种永久性挑战。但和西欧新左派不同的是，东欧的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还继续和共产党在一起，而且经常是在共产党内部活动。当然，这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出于需要，但更主要的也是出于真诚的信仰。从更长远来看，这种联系将会孤立这些年来的共产党改革，甚至败坏改革的名声，尤其是在那些正在成长中的、越来越倾向于向西欧同龄人看齐的年轻一代眼里，他们更看重的是资本主义的现在而非斯大林式的过去。然而从1956年到1968年的东欧这段修正主义时期，为作家、电影制片人、经济学家、记者和其他一些人打开了一小扇得以看见未来社会主义改革的机会之窗。

在波兰，天主教会提供了最重要的批评空间，为那些批评者们提供了庇护，尤其著名的是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和一些杂志。这在哥穆尔卡统治的年代，真是一种奇特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和天主教神学家们为了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权而找到了共同基础，这成了两者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结盟的雏形。然而，在其他地方，却只有在共产党内部论坛上才能安全发表这些批评性言论。共产党的经济管理这一领域成了发表最“有益”的批评的合适地带。

其原因之一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据称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因此一旦斯大林过世后，获得解放了的经济政策就成了允许知识分子发表不同意见的舞台。另一原因是当时东欧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十分器重马克思主义，他们将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看成实行认真改革的重要理论起点。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主要的解释却很简单：欧洲各个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正在开始出现严重失修的迹象。

东欧共产党国家经济的失败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们只能勉强向居民提供足够的食物（在苏联，甚至往往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他们不断地、重复地、大规模地生产最基本的工业产品，而并不生产那些需求量在不断增长的商品——主要消费品不是供应量不足，就是质量太差。此外，由于执行的分销制度和销售渠道的原因，这些商品的供应渠道并不通畅，经常由于一些人为因素而造成严重短缺，例如销售环节上的瓶颈问题、瞒报赢利、腐败，还有大量的浪费，尤其是在食品和其他一些易耗品方面。

在战后10年里，由于战后重建的需要，共产主义效率低下问题部分地被掩盖着。但到了60年代初，随着赫鲁晓夫宣称共产主义将“战胜”西方，并正式宣布现在已经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后，这种靠激励来修复战争创伤或增加生产的做法，却再也无法弥补共产党的说法与日常生活拮据之间的鸿沟了。而对那些阴谋破坏者——例如富农、资本家、犹太人、间谍或对西方“感兴趣者”——的指控，是因为他们蓄意破坏共产主义前进道路，这类事件在某些地方还时有耳闻，他们迎来的却是恐怖的时代：这是一个继赫鲁晓夫之后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都急于把它抛在身后的时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问题必定出在共产党的经济制度本身。

在匈牙利，自称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们（他们不采用“修正主义者”这个名称，因为它带有贬义）根基很深。1961年，雅努什·卡达尔宣布说，共产党国家认为，今后一切不积极反对的人都将被看作赞成者，所以在卡达尔执政期间，人们才敢第一次感到对共产党的经济实践发表批评是安全的。[4]改革派经济学家们认为，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土地集体化是一种错误。他们还非常谨慎地意识到，苏联过分强调大规模开采和生产初级工业产品的做法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总之，他们虽然话不多，却认为东欧照搬苏联强制工业化、废除私有财产的做法已构成了一场灾难。更激进的是，他们还开始寻求途径，使共产主义经济能融合价格指数和其他刺激市场的因素，一起形成一套促进财产和生产集体化的机制。

60年代发生在东欧的有关经济改革的争论，不得不注意走好每一步。一些党的领导人在承认过去发生的技术性错误方面表现得非常实际（或焦虑），甚至连新斯大林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在也在灾难性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执行到半途中，即1961年就放弃了强调重工业的做法。然而，要去承认中央计划制或财产集体化的错误，却是另外一回事。那些改革派经济学家们，例如奥塔·西克或匈牙利的雅诺什·科尔奈，都在寻求给“第三条道路”做出定义：在这种混合经济中，公共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的地位不再不容商榷，而是补充了越来越多的局部自主权和价格信号，并放松了控制。毕竟这些经济学论点是无可辩驳的：若没有这样的改革，共产党的经济体制将陷于停滞和贫困状态——正如科尔奈在一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会“再度产生短缺”。

在匈牙利，卡达尔确实对那些批评家们说的话做出了回应，采取了一项真正的改革措施：在1968年正式推行了“新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赋予集体农庄相当大的自主权，不仅允许还积极鼓励并支持私有土地，打破了一些垄断行业；一些商品根据国际市场来定价，并允许其价格根据多种汇率变化而上下浮动。批准建立私人零售店。进行这项实践活动的主要目的倒并不是为了在两种不可调和的经济制度之间建立一种可行的中间路线，而是为了在政策对经济的高度控制毫不减弱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地促进市场活动（借此希望在引导消费者满意的情况下促进繁荣）。

回想起来，很明显当时这些改革家们是在自欺欺人地认为，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会真实地存在着“第三条道路”。但这也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先前的经济分析存在着缺陷，而是因为他们天真地误解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制度。对共产党领导层来说，重要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这些经济改革家的理论将必然导致的结果是：如果恢复正常经济生活的话，那么共产党国家的中央集权将会受到削弱。但面对那样的选择，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往往会趋于选择经济的非正常化运作。

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政权首先都对稳定更感兴趣。因而出现了三种形式的经济模式。第一种是“卡达尔主义”，它并不适宜于其他国家照搬，因为这是匈牙利领导人自己想出来应付克里姆林宫的策略，为的是让苏联当局相信，并不存在什么匈牙利的“模式”，这只是为了解决当地困难而采取的有限而且实际的解决办法而已。确实，匈牙利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卡达尔老是玩世不恭地在渴望着的匈牙利同胞们面前答应他们去繁华的西方世界旅游，作为对他们行为良好的一种奖赏，这真是对共产党统治失败的默认。现在，整个匈牙利都由一个“新阶级”在统治，在为这个“新阶级”服务，正如南斯拉夫反对派人士米洛万·德热拉斯在1957年的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畅销书中所称呼的那样：这些由官僚阶级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官僚们，首先关心的最实际问题就是中饱私囊，并确保自己的生存。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但也绝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压迫状态。

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这座“防御营地中最好的兵营”在当时受到了许多人的妒忌，但只引起了短暂的仿效跟风。第二种模式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明显地更为独特。这倒并不是因为南斯拉夫设法避开了它的邻国们所碰到的问题。苏联的卫星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遇到的许多障碍，对南斯拉夫人来说一点儿都不陌生，而它那悬处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生存状态更是一种历史偶然性造成的结果，而并非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选择。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铁托在决策上采取了一些非中央集权制的做法，而且允许工厂和工人们从事“自治”实验。

这些革新既是因为天生的种族和地缘上的分野，也是出于经济的必然性。在这样一个联邦国家里，组成联邦的各共和国和各民族之间除了对过去的不幸有着共同的对抗性记忆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统一发号施令更会显得让人回到了战前的状况。该国艰难的地势也更需要各地方的创造性；并且多亏了与斯大林之间的决裂，铁托可以根据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行事，而不用再被迫按苏联本国工业现代化的道路重复其每一个错误。正是这些因素——而不是像这些年来西方仰慕者们所相信的是铁托那富有创新意义的另一种社会主义蓝图——构建了南斯拉夫的模式。

但南斯拉夫还是与众不同：它对批评者们毫不留情，例如德热拉斯等人就是因为不赞成铁托的正统观点而付出了代价。[5]但它却对人民群众的需求在总体上处理得非常灵活（这还得感谢西方的援助）。南斯拉夫散文作家杜勃拉芙卡·乌格雷西茨在描写逝去的青春年代南斯拉夫时，不无怀旧地写道，映入她脑海中的是一些“真正的‘去皱霜’、塑料计算器、第一条尼龙内裤……第一次的里雅斯特之行”。这些廉价消费品的清单，也许根本不大可能会出现在保加利亚人或罗马尼亚人的记忆中，例如，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什么“第一次的里雅斯特之行”。南斯拉夫人并不富有，也不自由，但他们也并没有被禁闭在封闭的制度中。“铁托主义”压迫人，但却并不压抑人。在当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很重要。

第三条走向稳定的道路是“民族斯大林主义”。这是阿尔巴尼亚的选择，这个封闭、贫穷的国家完全受当地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专制独裁、偏执多疑而又大权独揽。但这也是愈演愈烈的罗马尼亚模式。尼基塔·赫鲁晓夫非常讨厌罗马尼亚（这种情绪在他那一代俄罗斯人中非常普遍），只让它在国际共产党的劳动分工中担任农业角色。然而，布加勒斯特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意沦落到只能为更繁荣、更先进的共产党国家提供原材料和食物的地步。

在匈牙利事件中，罗马尼亚扮演了监狱的角色；在1958年，它又保障了苏联军队安全撤离罗马尼亚地区，后来又逐步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在乔治乌-德治和齐奥塞斯库（自1965年起）的领导下，罗马尼亚逐渐退出了中苏之间的争论，甚至拒绝《华沙条约》国在当地的军事演习。罗马尼亚领导人主动向铁托示好（铁托和《华沙条约》之间纯属官方之间而非朋友之间的正常交往）。1963年，德治甚至向南斯拉夫国民议会大献殷勤，他们利用西欧供给的金钱和机器来保障罗马尼亚的新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建设。罗马尼亚一直在不断加强同西方打交道，而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却在下降；在罗马尼亚的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70%降到了10年后的40%。

这种鼓吹“罗马尼亚第一”的战略在国内广受欢迎。实际上，这也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为了弥补其执政中明显的非罗马尼亚根源的缺陷，因而裹以民族主义面目示人。从德治开始，齐奥塞斯库更是进一步采取了这样的手段。但是，这一策略在国外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是中国在欧洲的代理人，它只能引起那些怀旧的斯大林主义者和完全沉迷于毛泽东思想者的注意。而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国际上却令人惊奇地树立了积极的形象。仅仅通过疏远莫斯科，布加勒斯特的共产党人就赢得了西方崇拜者的仰慕，真是不可思议。1966年8月号的《经济学家》称齐奥塞斯库为“东欧的戴高乐”。

而戴高乐本人在1968年5月出访布加勒斯特后注意到，虽然齐奥塞斯库的共产主义并不适合西方国家，但却很适应罗马尼亚的情况：“对你们来说，这样的政权很有用，它可以让人们行动起来，把事情办成功。”毫无疑问，戴高乐说对了：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并不适合西方国家。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特别凶恶和高压：自从1958年它疏远苏联后，德治和齐奥塞斯库更加自由行事，再也不必去附和赫鲁晓夫时代的非斯大林化和改革政策。和其他卫星国不同的是，罗马尼亚决不容忍内部的反对意见。20世纪60年代布加勒斯特那些受自己的社会排挤的知识分子们，无权参与国内事务的争论（也没有什么争论），只好满足于阅读那些来自巴黎的最新出版的新小说派作品，并通过参与到这一世界性的法国文化中而间接获得乐趣，因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尼亚人老是标榜自己和法国之间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

西方各国政府并没有抨击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反而给予他们各种鼓励。在罗马尼亚投了否决苏联的票并与之决裂后，它于1967年1月正式承认了联邦德国，它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热络了：1969年8月，理查德·尼克松出访布加勒斯特，成了第一位到访共产党国家的美国总统。齐奥塞斯库的民族共产主义得到了回报——“他也许是个共产党人，但他是我们的共产党人”。罗马尼亚成了华沙条约成员国中首个加入关贸总协定（1971年）、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组织（1972年）的国家，接受了欧共体的贸易优惠政策（1973年），并享有美国的最惠国待遇。[6]

西方外交官们将他们在布加勒斯特看到的罗马尼亚反对苏联独裁统治当作即将出现一个新的铁托：稳定、顺从，更多地关注当地的权力而不是国际争端。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铁托和齐奥塞斯库就像卡达尔和民主德国的新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一样，成功地绕过了60年代的暗礁。他们至少在和莫斯科保持妥协时，用自己的方式保障了自己在本国内的权威，而华沙和布拉格的共产党领导人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1956年，波兰为达到和平处理动乱的目的而付出了代价。基督教机构和基督教作家们在哥穆尔卡领导下的波兰获准存在，但是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却受到了严格限制。波兰统一工人党还是根深蒂固地坚持保守主义态度，尽管他们成功地逃脱了斯大林时期的暴力大清洗。由于一直担心1956年的动乱会再次出现，党的领导人把任何对党的政策的批评都看作对党的政治垄断的直接威胁。这在“修正主义”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愤怒，他们不仅对党的统治深感不满，还对失去转向革新的机会、对未完成的“波兰十月革命”感到十分沮丧。

1964年夏，华沙大学的两名研究生雅契克·库伦和卡勒尔·莫泽列夫斯基起草了一份关于波兰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学术性批评论文。他们的论文在语气和内容上都无可指摘，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却还是未能幸免被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开除，并在官方圈子内被指责为是在宣扬反党言论。对此，他们做出了回应，于1965年3月向华沙大学党支部递交了一封《给党的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指出，现在的官僚、专制政府只关注那些统治精英们的利益并为其服务，而对其他大众的利益不闻不顾，在对贫穷的工人大众的服务和统治上却完全无能，但是审查一切评论和批评。库伦和莫泽列夫斯基得出结论说，波兰的唯一希望在于一场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真正的革命，要实现新闻自由，并取缔政治警察。

递交《公开信》后的第二天，这两个人就遭到了逮捕，并被指控犯了鼓动推翻国家的罪行。1965年7月19日，他们分别被判入狱3年和3年半。当局对他们的批评文章里所使用的毫无瑕疵的马克思主义言词，它所引用来指出政府经济表现无能的有效社会数据，以及它所号召的要工人阶级用革命来取代现行官僚专政的提法，都是十分敏感的。（而新托洛茨基派的支援行动也根本无助于解救这两位作者。[7]）也许最重要的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已下定决心，要消灭库伦-莫泽列夫斯基信中呼吁的那种将知识分子的调查分析和无产阶级的行动相联合的可能性。

库伦-莫泽列夫斯基案件在大学里激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场对两个学生的秘密审判使不少人感到震惊，许多人不仅要求释放这两名学生，还要求公布他们的《公开信》和先前的研究论文。年长的学者们也参与了进来。华沙大学哲学教授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在第二年亦即1956年10月举行波兰统一工人党全体会议十周年的庆典上，对历史研究所的学生们做了演讲。他说，波兰的10月错失了良机。10年后的波兰成了一个特权阶级做主、政府低效无能和有严格审查制度的国家。党已经脱离了民族，对库伦、莫泽列夫斯基的压迫证明了这一点，而他们所提出的批评也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党和国家都在衰退。

虽然华沙大学的同事们都勇敢地站出来，坚称科瓦考夫斯基是一位国际认可的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还是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被开除出党。22位知名的波兰党内作家和知识分子联名上书给中央委员会，为“科瓦考夫斯基同志”辩护，因为他是“自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民主”的代言人。然而，这些上书者也因此而被开除了党籍。到了1967年春，愚笨的波兰领导者被来自左翼的批评激怒，由此造成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华沙大学成了学生动乱的中心，他们要求言论自由，要求保护受迫害的教授们。

华沙大学要求言论自由的运动在1968年1月又发生了新的转折。自1967年11月末以来，华沙大学剧院一直在上演一出波兰民族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写的剧本《先人祭》。该剧虽然创作于1832年，但它所描绘的19世纪反抗压迫的革命运动具有当代危险性，显然该剧生动地吸引了卷入事件的参与者。1月底，共产党当局宣布取消该剧的演出。在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几百名学生游行前往位于波兰首都的密茨凯维奇纪念碑，谴责审查制度，要求“自由演出权”。其中两名学生，亨利克·兹拉耶弗和亚当·米奇尼克向法国《世界报》驻华沙的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之后这篇报道在“自由欧洲之声”电台广播了出来，结果米奇尼克和他的同伴立刻被学校开除了。

由此引发了学生组织向波兰议会的请愿潮，波兰作家协会华沙分会做出了同情学生的决议，科瓦考夫斯基等著名教授、作家们都发表了为学生辩护的言论。有一位作家公开抨击党执行的文化政策是“聋子专政”。3月8日，华沙大学的学生们集会，抗议开除米奇尼克和兹拉耶弗一事，遭到了警方的暴力驱散。3天后，这件事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学生示威活动，华沙大学学生罢课。党内那些新斯大林主义者们开始预言党已失去了控制，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警告莫斯科，要注意波兰出现捷克斯洛伐克式的“修正主义”的危险。

哥穆尔卡政府坚决反击，采用暴力手段残酷地镇压了罢课和紧接着的抗议示威活动，激起了一名政治局委员和内阁两名高级部长辞职，以示抗议。华沙大学又开除了34名学生和6位教授（包括科瓦考夫斯基在内）。接着在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也失败了（参见下文），政府当局逮捕了一些为抗议苏联入侵而举行示威请愿活动的组织者们，对他们进行了审判。从1968年9月到1969年5月，通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审判，华沙、弗罗茨瓦夫、克拉科夫和罗兹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们被判处了6个月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罪名是“参与秘密组织”、“散发反对国家的出版物”等等。像亚当·米奇尼克、扬·利廷斯基、芭芭拉·托鲁尼茨耶克这些早就积极参与学生先前的抗议示威活动的人被处以重刑。

在1967年到1969年间，波兰那些被逮捕、开除和监禁的学生、教授中，犹太人极不相称地占了很大比例，这并非出于偶然的巧合。早在1956年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后，波兰党里的保守派势力（新斯大林主义者）就一直在寻找机会破坏他所推行的，即便是有限的自由化政策。在内务部长米奇斯拉夫·莫查尔的领导下，党内的反对派们联手制造了这起反犹事件。

自斯大林去世后到1967年，虽然在东欧和苏联本国内部还存在着反犹主义，但是共产党的官方言论绝口不提这个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幸存下来的犹太人都去了西方或以色列。那些留在原地的许多犹太人也都尽可能地在斯大林对犹太人进行大迫害运动的后期逃离了。然而，在波兰、（尤其是）匈牙利，还存在着重要的犹太人社区；但其中大部分人并没有按犹太方式生活，许多人甚至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对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人而言，通常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的父母出于慎重考虑，认为还是不告诉他们这一事实为好。[8]

尤其在波兰，在人数相当多的党员中，有一些人是政府官员，还有些人是教授和专业人士，许多人都对他们的犹太出身非常漠然，他们甚至天真地认为波兰人也和他们一样并不重视这一点。然而，一旦有人想在党内夺权或在民众中蛊惑民心的话，那么这些犹太人就必然会成为诱人的靶子。[9]所缺少的只是机会。然而1967年6月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六日战争”及时地提供了这一时机。苏联对阿拉伯人的支持，更是为公开批评以色列、批判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正当理由。

因而，哥穆尔卡在1967年6月19日的一次讲话中，谴责了那些在最近的冲突中支持以色列的人们，厚颜无耻地把犹太人和犹太国家混为一谈：“我想宣布，只要波兰犹太裔公民愿意，我们就不应当阻止他们回到以色列去。我们的立场就是，每个波兰公民都应当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人民的波兰……让那些自认为这些话是针对他们的人、那些不顾自己民族的人得出恰当的结论吧。我们不想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出现了第五纵队。”将犹太人看作波兰的第五纵队的说法，通过广播、电视传到了几百万波兰人的耳朵里。它传播的信息不言而喻。

不管哥穆尔卡表达的是否其本人的意愿，或是否只是在为过去10年来的政策失败寻找替罪羔羊，或者仅仅是预见到了莫查尔正在蓄意推翻他，而他本人已下定了决心要战胜他的斯大林主义对手，这些已经永远无人知晓了。但他所下的决心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波兰当局在整个波兰尤其是在党内和学术机构内，掀起了一场蔑视犹太人的浪潮。党内官员开始散播言论，暗示经济短缺等问题都是那些犹太裔党员们造成的。在那些一心为波兰国家利益着想的“好”党员和那些心思在别处的其他（犹太）党员之间，公开地划分了界线。

1968年，那些被逮捕或被开除的犹太裔学生家长、亲戚们本人也都被逐出了官场，解除学术职务。检察官们尤其关注出庭的学生和教授们的名字和出身，这和20世纪50年代斯兰斯基案和其他公审案很是相似，但在共产主义的波兰却还是头一遭。在反犹主义狂热的高潮时期，各家报纸都直接按照《纽伦堡法》所制定的标准来为犹太人定论，也许，执政党里的斯大林主义派系的这种做法毫不令人惊奇。

犹太人现在被请出了波兰国门。许多人由此而蒙受了奇耻大辱，并且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留在波兰的3万名犹太人中，约有2万人于1968-1969年间离开了波兰，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千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年轻人，包括正在狱中服刑的米奇尼克和他的同学们。这场动乱的受益者是莫查尔和他的支持者们，他们接管了党内和政府部门里犹太人留下的空缺。而受损害的除了波兰的犹太人外，还有这个国家的教育机构（它们失去了一批最优秀的学者和教师，包括科瓦考夫斯基，他不仅本人是犹太人，而且还娶了位犹太妻子）。哥穆尔卡意识到自己所激发的这一切变化时，已为时过晚矣，两年后他自己也被赶下了台。而波兰本国的国际声誉又一次地，并且在以后多年里一直不可避免地和虐待犹太少数民族连在了一起。

波兰的统治者们之所以可以相对轻松地孤立并破坏学生的示威抗议，原因在于他们成功地将知识分子及其不满同其他国民分离了开来，反犹主义自然对这种策略的成功起到了作用。对此，学生们自己或许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尤其在华沙大学，波兰共产党高官们那些享有特权的子女们，在抗议和示威活动中起了带头作用，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对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其他一切。正如他们的对手、新斯大林主义者们很快就指出的：华沙那些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们根本不关心工人大众的面包和黄油问题。反过来，那些波兰民众有意对起诉犹太人和学生的事件无动于衷，尤其是对那些犹太学生更是毫不关心。

两年后，即1970年，波兰政府将食品价格提高了30%，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用罢工来表示抗议，结果得到的回应是竟然无人愿意支持罢工。然而这些年来的教训是，倘若波兰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想要向党挑战的话，他们就必须抛弃相互之间的冷漠，结成一种政治联盟。尤其对亚当·米奇尼克和雅契克·库伦自己他们来说，更是会好好吸取这一教训，并且会产生一定的历史影响。在这一方面1968年的波兰事件至少有一种积极的后果，尽管是推迟了的。而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

20世纪60年代初的捷克斯洛伐克处于一种混杂状态，正痛苦地经历着从民族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向改革的共产主义转型的过程。50年代的公审和清洗运动在布拉格到来得比较晚，而产生的影响却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深远、更长久。这里既没有老派的斯大林主义精英，也没有捷克的哥穆尔卡或卡达尔。旧政权的捍卫者们仍然当道在位。为调查斯兰斯基案及其他公审案件，专门成立了两个调查委员会，第一个是在1955年到1957年，第二个则从1962年到1963年。成立这两个委员会的背后目的，多少承认了政府近期所犯下的罪行，但它却并不会由此而放松现在的统治权。

这个目标在短期内达到了。斯大林式公审的那些受害者都获释并恢复了原职，其中许多案件还是在那些起诉他们的同一批政治家、同一批法官、检察官和审讯者的要求下获得了重申。原先的犯人们又重新恢复了党籍，获得了一些金钱赔偿，得到了一些福利待遇（例如一辆轿车），而且有些人还归还了原来的公寓。他们的妻子重新找到了工作，孩子们也得以重返校园。除了遭受了过去这些实际上的不公正的待遇以外，共产党和它在斯大林时代的领导层还在继续执政，丝毫未受影响。

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一样，在决定跟随赫鲁晓夫的榜样来批判苏联的独裁专制之前，第一书记安托宁·诺沃提尼一直等待了好多年，以观察政治风向的变化。捷克所经历过的斯大林式的恐怖时期是如此的极端，历历在目，以至于共产党领导人根本不情愿承认他们所犯下的任何“错误”，以免贬损1956年波兰动乱或匈牙利事件会带来什么后果。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非斯大林化就尽可能地故意拖延时日，连矗立在高处俯瞰布拉格的斯大林塑像和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法那座仿制的小雕像也都在1962年10月前一直未被触动过。[10]

结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导致了比其他地方的革命更重大的后果。其主要原因恰恰在于，比起其他听命于苏联统治的国家而言，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恐怖主义政策的主要受害者都是知识界人士，他们通常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其中许多人还是犹太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社会阶层并没有受到多大伤害。工人阶级不断上升的社会运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他阶级人人每况愈下的社会运动，这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地区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显著特征。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非职业性高等教育机构里，工人阶级子女的比例从1938年的10%上升到了1956年的31%，到了1963年更是接近了40%。在苏联统治的欧洲国家中，60年代初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收入分配最平等的一个国家。

因此，共产党领导人确实想按1960年宪法所宣布的，促进捷克斯洛伐克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然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却付出了发展停滞的代价，即使根据苏联的标准，这一代价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因此，在1962年12月的第十二届党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当局决定“调整国民经济”以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说，接受并允许少量不可避免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以激活处于停滞不前的经济现状。然而，由奥塔·西克和共产党内另外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例如让工人享有一部分工厂利润以刺激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而不是只要求他们完成国家制定的计划或规定，却遭到了党内强硬派的反对，最终在4年后的第十三届党代表大会上才得以通过。

此时此刻，正如领导层一向担忧的：公开恢复名誉，小心翼翼地承认斯大林的错误，期待哪怕是最温和的经济改革，这些情况合并在一起，都已经引起人们对共产党束缚公众生活的强烈质疑。1963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可能并没有得到基层劳动者的普遍欢迎；但对那些作家、教师、制片人和哲学家而言，放松斯大林主义的束缚意味着能够迎来一种新的前景，可以让人大肆批评，可以有许多希望和期待。

1963年在利贝雷茨，作家们举行了纪念弗朗茨·卡夫卡的大会。在此之前，卡夫卡一直是个被禁止谈论的话题：部分原因是卡夫卡作为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人，却用德语写作，因此会勾起人们对波希米亚失去的历史的记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卡夫卡的许多作品中都深刻地预见到极权主义的统治逻辑，令人尴尬。因此，允许讨论卡夫卡就预示着今后的公众讨论将变得更加自由：从讨论被禁的作家到议论那些被害的领导人，这仅仅是跨出了一小步。1963年4月，重新恢复了名誉的斯洛伐克作家拉迪斯拉夫·诺伏梅斯基在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大会上，公开充满敬意地提到了他的“同志和朋友”克莱孟蒂斯——斯兰斯基公审案中的一名受害作家。现在，虽然人们还是小心翼翼地以“修正了的”的语言来谈及这一切，但那种想要谈论过去历史的欲望却开始变成了中心话题：1963年，青年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布拉格文学期刊《新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谨慎地批评了捷克文学中斯大林主义导致的“背离”现象，提出文学有必要说出真相。

在那些年里，捷克斯洛伐克人相对的自由化思想是对赫鲁晓夫“解冻”政策的一种迟来的回应。虽然在勃列日涅夫政变后，莫斯科方面改变了调子，但捷克斯洛伐克的艺术复兴却在继续展开，只是偶尔受到审查或压力。在外国人眼里，最显著的迹象就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影片，而这些片子所小心涉及的主题在几年前肯定会被禁止，例如伊利·门泽尔导演的《被严密监视的火车》（1966年），就很温柔地揭露了战争时期共产党抵抗纳粹的核心神话。这部影片原作者之一是约瑟夫·史考沃雷茨基（他写的小说《懦夫们》主题也很相似，极为谨慎地勾勒出了大致轮廓，在几年前就为他赢得了声誉）。但是那些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昆德拉在内，这些年里还兼写电影剧本。

1966年，路德维克·瓦楚里克出版了小说《斧子》，以虚构手法叙述了他父亲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儿子的幻灭收场。1967年，另一位作家拉迪斯拉斯·穆纳斯科则借着小说的形式，尖锐地抨击诺沃提尼和共产党的术语，书名却一目了然：《权力的滋味》。同年，昆德拉也出版了《玩笑》一书，以新的存在主义的手法和自传体小说的形式，揭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主义一代人的生活。那些年里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现在成了知识分子们的批评靶子，在1967年夏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昆德拉、瓦楚里克、诗人兼剧作家帕维尔·科胡特、青年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攻击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只追求物质享受、道德败坏。他们呼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并要求国家再次恢复到从前处于自由欧洲的中心的“正常”地位。

对捷克斯洛伐克现任领导人的影射攻击，显然是针对了所有的人。如今看来，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早就在略带担忧地关注着布拉格的时局了：勃列日涅夫早就把捷克斯洛伐克看成《华沙条约》国家中在意识形态方面最不值得信赖的分子了。因为他们早就知道布拉格城堡中那些年老的斯大林主义者早已对坚持党的路线力不从心。如果他们不坚决镇压1967年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反对派的话，那倒不是说他们根本不想这么尝试，而是因为他们面临着两种束缚：其一是若要继续推行现在的经济改革，就意味着要按照匈牙利的路线，适度开放并允许一些反对意见的存在；其二是现在斯洛伐克出现了一些难题。

“捷克和斯洛伐克”（它原先的国名）一向是一个艰难而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该国南部和东部地区的斯洛伐克少数民族，要比西北部的捷克人穷困且更乡村化。1918年脱离匈牙利统治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多民族之间爆发的内战中，斯洛伐克人一直矛盾不断，民族关系很差，而且又没有得到过布拉格的善待。因此，斯洛伐克许多政治领袖都对1939年的国家分裂表示欢迎，在纳粹支持下，他们建立了以布拉迪斯拉法为首都的“独立的”傀儡国家。反而是那些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城镇居民中占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捷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选举中支持共产党候选人，而那些天主教斯洛伐克人不是保持漠然就是反对共产党。

同样，在共产党执政下，斯洛伐克人也没有什么两样。斯洛伐克知识分子成了共产党清洗的对象，被指控犯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阴谋反对共产党（或者两罪兼具）。那一小批幸存下来的斯洛伐克犹太人也和捷克犹太人一样遭到了迫害。然而，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犹太人和知识分子人数并不多，而且他们一直孤立于社会之外。大多数斯洛伐克人都很贫穷，而且都在乡村劳动。对他们来说，战后最初10年里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飞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利益和好处。与捷克人相比，他们决不会对命运感到不满。

然而，1960年以后该国斯洛伐克地区的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新的“社会主义”宪法比以前的宪法更不关注当地人的主动权或意见，并且还收回了战后斯洛伐克重建国家时的自治权。对大多数斯洛伐克人来说，更直接的后果就是经济停滞（1964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增长是苏联集团的国家中最慢的一个），导致斯洛伐克中部的重工业发展受到了比其他地区更严重的打击。

1967年1月，在党内专家的建议下，诺沃提尼开始推行预定的经济改革。在布拉迪斯拉法，改革派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决策非集中化”和增加地方自主权的建议，得到了人们的欢迎，当然也有一些改革——例如与利润相挂钩的工资激励制度——并没有经过仔细考虑，因此对斯洛伐克效率低下的工厂里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们毫无吸引力。但诺沃提尼完全出于本能地抵制了一切使党放松控制权的改革，所以他鼓励对提出的建议做修改，目标是加强中央计划体制。这不仅暗中破坏了西克等党内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更是远离了斯洛伐克人的观点。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自己开始在内部讨论建立联邦制的可能性，以及同布拉格那些年老的共产党政府官员们合作的困难。这些想法得到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在抱怨的斯洛伐克清洁工、建筑工人、教师和店员们的响应，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低微，而且一直被捷克的主流社会忽视。也有人开始谈论被遗忘已久的战前屈辱和斯大林式的对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大清洗。

与此同时，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会发生动乱的迹象。1967年10月31日，布拉格科技大学的一群学生们在斯特拉霍夫区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抗议切断他们寝室里的电源。然而，他们要求“多一点儿光！”的呼声正可以解释为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困难。后来被称为“斯特拉霍夫事件”的这次示威遭到了警察局高效、残暴的镇压；但这更加重了当时的紧张气氛，暗示着共产党国家也无法避免西方国家所经历的学生运动。

诺沃提尼和波兰的哥穆尔卡一样，面对如此挑战也束手无策。由于缺少反犹的机会，他只得求助于勃列日涅夫来对付当地对他的批评。然而在1967年12月，当这位苏联领导人抵达布拉格时，却只是含糊其辞地称赞说，他所看到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所做的一切都很恰当：“那是你的事情。”诺沃提尼的同事们立刻抓住了时机：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了一位新的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这位新人还很年轻（只有47岁，比诺沃提尼小16岁），来自共产党的改革派一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斯洛伐克人。在过去3年里，他担任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许多人看来，他可以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双方都能接受的人：作为一名共产党政府的长期官员，他将会既支持改革，又安抚斯洛伐克人的怨忿。杜布切克早期的行动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上台1个月后，党中央就大力支持被中止了的经济改革计划。杜布切克纯朴而毫不做作的作风更是赢得了青年人的喜爱，而他那毋庸置疑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忠诚，在当时更是让正在焦急地关注此事的克里姆林宫和其他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得以安心。

要说杜布切克的动机在观察者眼里并不明朗的话，那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并不知道何去何从。起初，这种含糊对他是有利的，因为各种不同的派别都在竞争想要获得他的支持，为他提供强手的力量。在他当选几个星期后，布拉格举行了公众集会，要求取消审查制，获得更多的新闻自由，真正深入地调查20世纪50年代的大清洗案，并要求追究诺沃提尼身边的那些老近卫军的责任（诺沃提尼虽被取消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地位，但他还在担任国家总统一职）。杜布切克积极顺应这波民众潮流，批准放松审查制度，并开始在党内和军队内清洗诺沃提尼派。

3月22日，诺沃提尼极不情愿地辞去了总统一职，一周后由路德维奇·斯沃博达将军接替总统职位。又过了5天，中央委员会颁布了一项《行动纲领》，宣布斯洛伐克人享有平等地位和自治权；恢复过去那些受害者的名誉，并对政治、经济体制实行“民主化”。此时，共产党正式批准纲领中所宣称的要进行“一场独特的民主共产主义的试验”，也就是后来俗称的“人性化社会主义”。经过一段时期后（文件中称需要10年过渡时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将允许成立其他党派，和它一起参加真正的竞选。这些想法并非原创，但经由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官方机构公开宣布，却引发了政治地震。“布拉格之春”开始了。

1968年春夏，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发展要以当时的三种幻想来定局。第一种是在杜布切克上台后，尤其是颁布了《行动纲领》之后，全国都在传闻和议论说，“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计划中也可以包容自由和改革。现在看来，当时所认为的1968年的学生、作家及共产党改革家们正在“真正”地寻求以自由资本主义替代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追求“人性化社会主义”的热情仅仅是一种妥协论调或习惯性的表达，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相反，当时存在的是“第三条道路”的想法，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制度媲美，它既尊重个人自由，又尊重集体目标，这种思想对捷克学生们的吸引力，一点儿都不亚于对匈牙利经济学家们的吸引力。

诺沃提尼那一代人的并不可信赖的斯大林主义和杜布切克时代新的理想主义之间，划上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后者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尤其得到了共产党员们的欢迎。[11]正如伊利·佩利康在关于捷克政治审判的第三份调查报告（1968年受杜布切克委托调查，但在他下台后即被废止）的“前言”中所声称的：“共产党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极大的声誉，人民群众自发地宣称他们拥护社会主义。” [12]这种说法或许有点儿夸张，但是并没有太脱离当时的实际舆论情况。因此，这就导致了第二种幻想。

既然人们相信共产党可以从历史中拯救社会主义，那么共产党领导人就假设他们可以进行改革而不会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权。4月18日，组建了以奥德里奇·泽尔尼克为首的新政府，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真心拥戴和支持，并举行了庆祝游行（尤其是在传统的五一节庆祝会上），它确实在公众表达意愿方面放松了一切形式上的管制。6月26日正式废除了对新闻和媒体的审查制度。同一天，还宣布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真正的联邦制国家，由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共同组成（这是后来经过镇压后，杜布切克所有改革中唯一保存下来的成果，于1968年10月28日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

然而，在放松对一切意见的控制后，接着，共产党领导层却在行动的逻辑方面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为什么还要等上10年再实现自由而公开的选举呢？既然取消了审查制度，又为何保留对媒体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呢？6月27日，捷克的一些刊物刊登了鲁德维克·瓦楚里克一份“两千词”的宣言书，向“工人、农民、官员、艺术家、学者、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呼吁重建政党，成立公民委员会，来保卫并促进改革事业，并提出了其他一些抓住时机脱离共产党控制以推动更多变革的建议。这场斗争还没有取得胜利，瓦楚里克警告说：共产党内的反动分子将会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而进行斗争，甚至称可能会“利用外国势力来干涉我们的发展”。因此，有必要让人民来加强党内改革者的力量，迫使他们加快改革步伐。

杜布切克驳回了瓦楚里克的宣言书，不同意宣言书中所提出的共产党人应该放弃它的独断统治权的说法。作为一名毕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不会同意这种重大的、本质上的转变（“资产阶级多元化”），而且并不觉得有任何必要去这样做。在杜布切克看来，如果要保持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本质的话，那么共产党本身就是可以促进这种激进变革的唯一恰当的载体。共产党得到群众的拥护越多，就越可以更安全地推行更多的变革。然而，正如瓦楚里克宣言书中所明确而残酷地指出的那样，共产党的受拥护及可信赖度将越来越取决于它所推行的改革意愿，而这终将导致它失去权力。如今，在共产党国家和开放社会之间所存在的错误路线已完全显露无遗了。

而这些事情反过来又在1968年夏天将全国的关注引向了最危险的第三种幻想：杜布切克深信他能控制住莫斯科，他可以说服苏联同志们放心，不用担心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一切——事实上，他们可以从新近赢得民心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那里，从重新恢复信心的社会主义改革计划中得到想要的一切。杜布切克之所以会做出这样致命的判断，实在是因为捷克的改革家们完全错误地解读了1956年的教训。他们认为，伊姆雷·纳吉错在脱离了《华沙条约》并宣布了匈牙利的中立。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坚持留在《华沙条约》内，毫不含糊地与莫斯科结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就会让他们自行其是。

然而到了1968年，苏联更担忧的是共产党会失去控制权，而不是军事安全。早在3月21日苏联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佩特罗·谢列斯特抱怨捷克斯洛伐克坏榜样的传染性，他报告说，来自布拉格的谣言对乌克兰青年的思想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样在3月，波兰和民主德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德累斯顿会议上也向他们的苏联同伴们发出了类似的告诫（内乱缠身的哥穆尔卡对布拉格公众舆论批评波兰反犹主义一事尤为光火）。让布拉格蒙在鼓里的是，克格勃首领尤里·安德罗波夫早就说起过必要的话将采取“具体军事措施”；4月份，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秘密授权起草了一份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临时计划——“多瑙河行动”的第一份草案。

随着布拉格自由化的每前进一步，莫斯科方面就变得越来越不安。杜布切克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5月4日到5月5日，他和其他捷克共产党人访问莫斯科，东欧集团的领导人们亮出了一张抱怨和指责捷克斯洛伐克事态发展的抗议书。然而，杜布切克还在继续坚持认为，共产党仍然在掌控一切，不管捷克斯洛伐克的言论有多么自由，整个国家还是毫无疑问地和兄弟国家站在一起。但是现在，捷克军队是否还效忠于党却是个问题，而且不受审查的捷克新闻界正在发表反对苏联的文章。那些访问布拉格的苏联学生可以读到、听到一些在自己国家一直被禁止发表的言论。布拉格成了向西方敞开的一扇窗户。

到了1968年7月，莫斯科得出结论，认为布拉格的事态正在飞快地脱离共产党的掌控，事实可能也确实如此。7月1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来自苏联、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被排除在外——的代表们决定以兄弟之情联名写信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警告他们反革命活动的危险，并列举了一些应采取的对付措施：“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破坏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重要利益。”两星期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苏——捷边界上的蒂萨河畔切尔诺会晤，杜布切克再次试图说服勃列日涅夫，并使他相信共产党并没有因为推行改革而损害党的地位，而是正在扩大它的公众支持率。

苏联领导人不会轻易信服，反而更加怀疑杜布切克的计划。《华沙条约》组织宣布将在靠近捷克边境处举行军事演习。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法召开的一次华沙条约国成员会议上（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勃列日涅夫提出，今后所有的指令全都得以他的名义签发：“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可以在它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但若还是共产党，就不得任意背离这些原则……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削弱任何一个环节，都会直接影响到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它们不会对此漠然视之。”

这一宣言虽略带掩饰，但却断言克里姆林宫有权采取防卫措施，消灭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可能造成的威胁。杜布切克应该歇手了。然而，他却对此束手无策，只好继续坚称他的国内改革不会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任何威胁。8月13日，在和多疑的勃列日涅夫的电话会谈中，杜布切克费尽心机解释说，他正在努力压制公众对苏联的舆论批评，但“这种事件并不是只通过上面的直接指令就能解决的”。要是他得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中他的5名同事早在8月3日就私下里递交给苏联一封密信，声称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秩序已经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并且请求苏联出兵实施军事干涉的话，也许他的想法就会不一样了。[13]

8月18日，苏联才最终正式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大愿意——从直觉上感到，无论多么轻而易举就可以得胜，但后面的余震却可能导致许多麻烦——但此时此刻已势在必行了。苏联领导人预计到，即将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可能会让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明显得胜，而他们现在正切实地害怕捷克的例子会在周边邻国中产生影响力。正如格列奇科在决定入侵前召集苏联军事领导人会议时所告知他们的，“即使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要实施。”其实，苏联领导人心中十分明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风险，这倒并不是因为当时华盛顿方面正全力以赴地在打越南战争。仅仅5个星期前，华盛顿和莫斯科刚刚联合签订了《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美国还不想为了这几百万迷失了方向的捷克人的利益而破坏这样的成果。因此，1968年8月21日，来自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苏联的50万名华沙条约国士兵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14]

这次入侵遭遇了一些消极抵抗，尤其是在布拉格引发了许多次群众的上街抗议，但在捷克政府的紧急请求下，他们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遭到镇压。苏联领导人对这些不友好的接待略感惊讶，因为他们原本以为他们的坦克会受到广泛的欢迎。他们首先逮捕了杜布切克和他那些位居领导层的同伴们，之后又用飞机把他们押送到莫斯科，并迫使他们签下一份协议，要他们放弃原来的部分计划并同意苏联占领捷克，这样一来，克里姆林宫方面就可以装出一种姿态，承认这些改革家们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支持，并至少暂时同意他们继续执政。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一切都会显得很轻率。

此外，对布拉格改革的镇压——号称为“使之正常化”——的进程几乎正在同时进行。即将召开的党代会被取消了，重新实行了审查制度，并禁止谈论有关执行《行动纲领》的一切话题。苏联领导层内部对军事强占布拉格这种专制统治大为支持。这不仅仅是安德罗波夫和谢列斯特的愿望，而且很明显也是民主德国的沃尔特·乌布里希、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和波兰的哥穆尔卡等人的心愿。然而，勃列日涅夫却选择让杜布切克继续执政了几个月，继续在该国实行联邦制（目的是要将主要要求已获满足的斯洛伐克人从激进的捷克人中分裂出来）以静观事态的发展，同时继续维持《华沙条约》的现状。

学生们偶尔还会为了捍卫改革而举行一些示威活动，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工业城镇，短时间内出现了一种模仿1956年匈牙利模式的工人委员会（在顶峰时期，即1969年1月，这些委员会宣称代表了全国1/6的劳动者，但在斯洛伐克，它的力量却很薄弱）。然而，查理大学一位年仅20岁的学生扬·帕拉赫，却为了抗议苏联的侵占及其之后的行为，而在布拉格的温切斯拉斯广场上国家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自焚以示抗议。3天后，即1969年1月19日，帕拉赫因烧伤抢救无效而身亡。1月25日，为他而举行的葬礼成了举国哀悼的一种方式：为了帕拉赫和捷克斯洛伐克失去的民主。

人们又一次上街举行了民主大游行（这一次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冰球赛中击败苏联后），克里姆林宫就利用这次机会剥夺了杜布切克的权力，并于1969年4月17日挑选他以前的同事古斯塔夫·胡萨克替代了他。胡萨克是斯洛伐克人，而且以前曾是公审案的受害者（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曾因“民族主义”罪而被判入狱），他成了可以肃清改革异端而又不会被指责为回到斯大林时期统治的理想人选。捷克斯洛伐克接下来所遭受的压制，比过去显得温和了些，但却更加高效。政府未使用公开审判的方式，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共产党内部一切“不可靠”的人物都被清洗得一干二净（其中被驱逐的人中9/10都是捷克人）。那些在“布拉格之春”中表现活跃或突出的男男女女都被接受“约谈”，要求他们签订声明，弃绝过去的言行，并且不再参与杜布切克的改革。大多数人签了字。那些拒绝签字的人被剥夺了工作，并连带他们的子女和亲属，遭到了社会的遗弃。然而，最大的受害者还是这些年来在党内外占据了显眼位置的那些人物：记者、电视台播音员、杂文作家、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或者学生领袖。[15]

对这些知识分子实行的“屏蔽”和肃清运动都是由那些下层官僚、警察和党的干部来执行的，他们多半不是那些受害者本人的同事。他们的目标只是要求他们认一点儿罪，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控告他们，而是为了羞辱他们，从而在这个动乱的社会中通过顺从以求自保。

1968年，全国都在经历一场心理恐慌，伪先知们利用了接踵而来的“歇斯底里”的状态，预测整个国家需要坚定不移地回到正道：接受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统治，即一方面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又必须接受无处不在的监督统治。

暴力的威胁似乎总是挥之不去，但实际上却很少发生，这更增加了一种集体的羞辱感。和1938年、1948年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再一次败在了自己手里，而且沦为同谋犯。直到1972年，那些诗人和剧作家们还在被迫清洗锅炉、擦洗窗户；大学讲师们还在砌砖墙，那些更会惹事的学生们都被开除出校门；警察局里堆满了有用的“认罪”卷宗；那些共产党改革家们不是屈服认错就是被流放在外——正如正常化运动的一位受害者在一篇出色而又充满痛苦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一切又“恢复了秩序”。[16]

整个共产党集团内部掀起了一波抗议性的涟漪。1968年8月25日，在红场上举行的抗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示威活动中，参加者里面有巴威尔·李维诺夫（斯大林时期的外交部长之孙）和拉丽莎·达尼尔（被关押的苏联小说家之妻）。参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东欧各国军队都被误导为是在捍卫自己的国家，以免受到联邦德国和美国的入侵，但他们后来都悄悄地撤离了，他们的可靠性——尤其是占领了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军队——非常令人值得怀疑。在波兰，对布拉格的镇压一方面激起了学生们的抗议，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统治当局对此进行彻底镇压的力度。1969年4月，在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位犹太女学生伊利娅·利普斯引火自焚，以唤起人们对苏联处置杜布切克行为的警醒。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本身，还有苏联集团中原来最亲苏的一些国家，现在无可挽回地转入了一种抑郁的默然状态。

但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受到控制的。克里姆林宫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只拥有有限的自主权，任何背离共产党专政的做法都会引起军事干涉。与此相比，在国内外不受欢迎只是为求得稳定而付出的小小代价而已。1968年后，在莫斯科再次表示若有必要将不惜以武力相待的“态度”下，苏联统治区那些国家获得了稳定局势。然而，1968年的真实教训，首先对捷克人而言，对其他一切人来说也必然如此，共产主义再也不可能继续成为大众的共识了，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的历史教训也都如此。

在布拉格，对改革运动的破坏令其元气大伤，只留下痛苦的回味。许多最热心的整肃者仅在几个月前还都是杜布切克改革的最积极拥护者。共产党改革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兹德内克·姆莱纳尔写道：“只有在经历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这种从杜布切克开始，然后是共产党内部，最后又弥漫到整个社会，在苏联君主和各地的仆从面前所表现出的明显顺从，不仅仅是一种蒙羞（简直可以和12年前的匈牙利相媲美），它给改革年代本身的理想和希望投上了一种起反作用的令人怀疑之光。

许多年后，姆莱纳尔回忆起1968年8月21日苏联红军士兵闯入捷克共产党领导人会议，每个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身后都站守着一名士兵时的情景时，他说：“此情此景下，每个人对社会主义的观念都一下子退到了底。但同时，你又会直接联系到好像正有一支枪指着你的后背。”正是这种联系，比1956年匈牙利的悲剧更明显地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历史出现了转折点。

那些认为共产主义可以被改革，斯大林主义只是一种错误转变，但仍可以被纠正，而民主多元化的核心理想仍可以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结构并存的幻想，在1968年8月21日的坦克声中被碾碎，再也无法复原了。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和他制订的“行动纲领”不是一种开始，而是一种结束。那些改革家或激进分子们再也不会寄希望于执政党会实现他们的抱负或采纳他们的计划了。东欧的共产主义开始蹒跚而行，依靠着不太可能的外来借贷的支撑和苏联人的刺刀来维持：直到1989年整个体系才最终崩散。其实，共产主义的灵魂早在20年前即1968年8月的布拉格就已失去了。

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各地悲惨谢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繁荣，驱散了新左派的论调和计划——对后工业时代的异化以及对现代生活缺少精神质量的强调说法将迅速地被淘汰，而代之为一种新的对工作和薪水的关注。[17]在东欧，60年代的情况是你再也无法在“体制”内工作了；而在西方，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铁幕的双方都抛开了幻想。只有那些铁了心要游离于政治共识之外的真正的激进主义者——那些在德国和意大利，以及美国和拉丁美洲暗中活动的人——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暴力和犯罪活动。

从短期来看，60年代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微乎其微。18岁的成年人获得了选举权：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其他各处。大学尝试将设施升级，改进课程，更多地满足学生们的需求，这些都取得了成功。在接下来的10年里，到处都能获得更为便捷的离婚、流产、避孕途径，在言论和行动上，大部分人们不再限制性行为。1970年5月，通过《劳工法》，意大利工人们赢得了不受任意解雇的保护权。总之，这些变化构成了欧洲社会的文化转型；但在1968年生活在标语和行动中的那代人眼中，它们根本就不算什么“革命”。[18]

事实上，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是自杀式的。这些意图鄙视并憎恶“消费文化”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了文化消费的目标，反映出了言论普遍脱离行动。那些咄咄逼人地宣布要“改变世界”的巴黎人和柏林人往往都是些目光褊狭而又耽于身体情绪影响的人，他们沉迷于自我遐想，这些都预示着接下来10年里唯我论者以“我”为主的政治倾向的出现。早在这个年代结束之前，“60年代”就成了一种崇拜对象。

然而，如果说60年代的逝去最终并没有留下什么令人悼念的东西或几乎没什么永恒的纪念丰碑的话，那或许是因为，从70年代初看来，它们带来的这些变化是如此包罗万象，而又如此正常。在70年代初，欧洲一直由那些年长者控制着，并且看上去也是在为这些年长者服务。无论是在卧室还是在家里，在街上还是在教育机构和工作场所，还是在媒体或政治上，权威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就在10年里，这些年长者（丘吉尔、阿登纳和戴高乐）相继过世。权威不是从大多数社会生活领域里隐退，就是在社会生活出现裂缝时才被人承认。在有些地方，例如法国和意大利，这种社会转变非常激烈。而在另外一些地方，也许如英国，这种转变经历了好多年才得以实现，而且它的方向只有后来在回顾中才能完全得到肯定。[19]

也许是出于自我幻想，人们认为60年代是政治意识高涨的年代：“人人”（或者至少每个在校读书，并且受到激进思想吸引的，小于25岁的年轻人）都会上街，受到某种事业的召唤。革命事业的降温以及后来几十年里取消了的群众运动，现在回顾起来，都说明了对那整整10年里狂热的政治运动只让人产生一种失败情绪。然而，在某些重要方面，60年代实际上从相反角度来看是重大的10年：这是一个欧洲大陆东西两部分人都开始明确远离意识形态政治的契机。

因此，60年代人的标语和计划，远未重新唤起那代人所热切想要重新赋予其语言与标志以新活力的革命传统，倒反而在现在看来成了它最后的绝唱。在东欧，“修正主义”的插曲及其悲剧性的收场，从实践上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幻想。在西欧，那些马克思主义和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远远脱离了当地的实际情况，使它们无法在未来胜任那些公开、严肃的辩论。1945年，极右派妄称自己为合法的政治表现的载体。到了1970年，轮到极左派来效仿他们了。欧洲长达18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政治终于落下了帷幕。

[1] 虽然后来又出现一种新版本，但对斯大林问题仍然遮遮掩掩。

[2] 令人惊奇的是，苏联体制的可靠性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农业生产的成就。在它存在的80年里，农业一直以不同方式处于性命攸关的基础地位。这对那些18世纪的欧洲观察家甚或20世纪的非洲观察者来说，也许并不稀奇，但苏联却对农业生产极端重视。

[3] 西尼亚夫斯基获释一年后就移居法国，并在巴黎大学谋得一个教授俄罗斯文学的职位；达尼尔一直待在俄罗斯，直到1988年去世。

[4] 虽然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改革派经济学家是捷克人奥塔·西克，但是影响最广、最具有实际冲击力的还是匈牙利学派。

[5] 《新阶级》在西方出版后，德热拉斯被关入狱长达4年之久，获释后不久又被关押了4年。

[6] 理查德·尼克松可绝不是最后一个受罗马尼亚独裁者吸引的美国人。参议员乔治·麦戈文1978年出访罗马尼亚时，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印象很深，称赞他是“世界上主张用武力执政的主要倡议者之一”。直到1983年9月，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事实早已广为人知时，副总统乔治·布什的话让人不会忘记，他称齐奥塞斯库为“欧洲的好共产党人之一”。

[7] 第二年在巴黎公开发表的法文版《公开信》是由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青年共产主义革命”发行的。

[8] 在波兰，20世纪60年代中期约3万名犹太人中，只有不到7 500人属于正式的犹太人组织。

[9] 出于反犹目的而编造的伪书《犹太长老议定书》于1966年以波兰文出版，曾在党组织、大学和军队里私下发行。

[10] 并不是只有诺沃提尼一个人害怕反攻倒算。1963年4月5日，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米罗·陶里亚蒂私下写了封密信，要求诺沃提尼及其同事们在即将来临的意大利大选结束前，不要公开已恢复斯兰斯基名誉并释放其他公审受害者的消息。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深知，10年前捷克领导人在公审中参与大规模司法迫害的行为，完全有理由引起人们对共产党人的不满。

[11] 1967年12月，共产党员人数占捷克斯洛伐克总人口的16.9%，这在共产党国家里是占比例最高的一个。

[12] 伊利·佩利康主编《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审判：1968年杜布切克政府调查委员会被压制的报告》（斯坦福，1971），第17页。

[13] 这一请求并不是自发的。两周前，在匈牙利巴拉顿湖畔由亚诺什·卡达尔主持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谢列斯特向瓦西尔·比拉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中杜布切克的政敌之一）提出，莫斯科需要一封“邀请函”。因此在邀请莫斯科“介入并全面支持”之前，该信就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共产党的“失控”、可能引起的“反革命政变”及“对社会主义的危险”。信的结尾写道：“我们恳请贵方对我们的陈述严格保密，有鉴于此，我们才会私下给远在俄罗斯的你们写信。”

[14] 由于齐奥塞斯库拒绝参加这次入侵行动，也不允许华沙条约国军队穿越罗马尼亚国土，保加利亚军队不得不空降到乌克兰。他们的出场并不能摆平这次麻烦，但这种为了进攻而跨跃如此多的兄弟国家，让它们也担负责任的做法，其重要意义压倒战胜了其他一切想法。

[15] 1989年后，资料显示，在正常化年代里，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组建了一种特殊组织，来监视和对付犹太人：这既是捷克斯洛伐克过去历史的回响，也是同时代波兰的写照。当局注意到，在杜布切克的领导圈内，仅有一人拒绝按莫斯科的要求签字承认自己会放弃行动。这人名叫弗朗蒂塞克·克里格尔，是领导层中唯一的犹太人。

[16] 米兰·西梅斯卡，《恢复旧序》（布拉迪斯拉法，1984，地下出版物）。在苏联入侵后，8万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逃亡国外。

[17] 婴儿潮一代人本身从来不用急于就业。反而是他们的后来人，1953年以后出生的那代人一踏上社会就经历了工作难找的阶段。毫不稀奇，这些后来人的政治观明显不同。

[18] 只有西班牙，社会抗议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融入并回归到议会民主制上，这时，60年代的动乱才显示出它预示了一场真正的政治转型。详见本书。

[19] 1963年英国的普罗富莫事件——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包含性、阶级、毒品、种族、政治及间谍案于一身的事件——几个月来引起了整个国家的关注，这件事要是放在几年前，简直会令人不可思议。一位精英人物因小过失而堕落垮台可能会继续引起人们一定的好奇心，但过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类事情就不再令人震惊了。

译者目录

卷二

繁荣与革命1953-1971

林骧华

（全书统校，重版校订）

王晨

（重版校订）

唐敏

（第1-3章，第5-6章）

梁薇

（第4章）

托尼·朱特著作目录

《1921-1926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建》

《1871-1914普罗旺斯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并非完美的往昔：1944-1956法国知识分子》

《论欧洲》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战后欧洲史》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记忆小屋》

《沉疴遍地》

《思虑二十世纪》

《1939-1948地中海欧洲抵抗运动与革命》

（主编）

《欧洲的惩罚政治》

（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编）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认同的政治学》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赞成我还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欧洲史（卷二） : 繁荣与革命1953—1971 / （美）朱特著 ; 林骧华 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9

书名原文：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ISBN 978–7–5086–4614–5

Ⅰ. ①战⋯ Ⅱ. ①朱⋯ ②林⋯ Ⅲ. ①欧洲－现代史－1953—1971 Ⅳ. ①K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0148号

战后欧洲史（卷二）: 繁荣与革命1953—1971

著者：[美]托尼·朱特

译者：林骧华 等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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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欧洲史（卷三）

——大衰退1971—1989

[美] 托尼·朱特 著

林骧华 等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卷三 大衰退 1971-1989

第1章 降低期望

第2章 新基调中的政治

第3章 过渡时期

第4章 新现实主义

第5章 无权者的权力

第6章 旧秩序的终结

总目录

卷一

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

*

卷二

繁荣与革命1953-1971

*

卷三

大衰退1971-1989

*

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1989-2005

卷三

大衰退 1971-1989

第1章

降低期望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难题。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1971年

杀人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有的时候它是必要的。

——格里·亚当斯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毛泽东

这是铅一般沉重的时刻——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

——艾米莉·狄金森

朋克可能是为文化理论家们发明的——事实的确部分如此。

——罗伯特·休伊森

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的喧嚣平静下来以前，造就这份喧嚣的独特环境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有史以来最昌盛的10年的最后3年里，战后的经济繁荣热潮结束了。西欧的“辉煌三十年”被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所替代，同时还伴随着大范围的工人失业和社会不满。60年代的大部分激进分子如同他们的追随者一样，放弃了“革命”，转而为自己的工作前景担忧。一些人选择用暴力对抗的方式；它们造成的损害和由这些行为导致的政府应对措施，引发了一些恐慌言论，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失控”。这种恐慌感被证明是夸大了的：西欧各国政府顶住了压力，显示出了超出旁观者想象的应变力。但是，不可能再回到“一战”后最初几十年的乐观或幻想中了。

当两种外部打击使西欧经济几近停滞时，经济滑坡的影响才刚刚开始。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美国废除固定汇率制度。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一直是国际货币比价标准的美元，从此以后将随着其他货币的汇率浮动。而促成这一决定的背景是美国因参与越南战争而背上的沉重军事负担，以及不断增长的美国联邦财政预算赤字。与美元挂钩的是金本位制，华盛顿政府越来越担心国外的美元持有者（包括欧洲中央银行）用美元兑换黄金，从而消耗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1]

美元自由浮动的决策从经济方面来看是理性的。美国经历了一场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昂贵的拉锯战，并为此付出了举借外债的代价，已经不可能期望继续维持固定而又不断被高估的汇率。但是，美国的这一举措无疑是一枚炸弹。如果美元的汇率出现浮动，必将导致欧洲货币的汇率浮动，那么战后精心构建的货币和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就会出现问题。固定汇率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政府希望它能够控制国家的经济网络，现在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什么呢？

随着之后几个月的混乱，两次接踵而来的美元贬值，以及1972年英国的英镑“浮动”（推迟带来了英国银本位制度这个古老而又不堪重负的角色的结束），1973年3月，欧洲各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浮动汇率制。显而易见，为此付出的代价将会是通货膨胀。由于1971年8月美国采取美元汇率自由浮动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元贬值），欧洲政府不得不采取通货再膨胀政策：允许放宽信贷、放任国内物价上涨和国内货币贬值，以遏制必定出现的经济滑坡。

在通常情况下，这个受控制的“符合凯恩斯理论的”通货膨胀会是成功的——除了在联邦德国，因为自古以来德国人对物价上涨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与排斥。但是美国退出固定汇率制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刺激了货币投机，而国际浮动汇率协定对此是无力限制的，这又破坏了各国政府为操纵本国利率和维持本国货币价值所做的努力。货币贬值了。随着货币的贬值，进口货物的成本相应增加：1971-1973年，世界非燃料商品价格上涨了70%，食品价格上涨了100%。就是在这种已经很不稳定的状况下，国际经济遭遇了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中的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历上的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起进攻，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主要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家在24小时内宣布削减石油开采量；因不满美国对以色列的庇护，10天后又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同时将石油价格提高70%。第四次中东战争于10月25日以埃及和叙利亚的停火而告终，但是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的不满并没有随之消除。12月23日，阿拉伯产油国联合起来再次提高油价，使其上升到1973年初的两倍多。

为了了解这些变故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回顾一下石油价格的变化尤其重要。与其他几乎所有现代工业经济依靠的初级商品不同，石油价格在经济发展的几十年当中几乎保持不变。一桶沙特阿拉伯的轻原油在1955年的价格是1.93美元，到1971年1月上涨到2.18美元。去除那些年的货币通货膨胀因素，油价实际上是下降的。1960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并不希望其成员国将石油储备当作政治武器。西方国家早已习惯了依赖这一充足而又廉价的石油产品——它同时又是保持社会长期繁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石油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不断稳步增加。1950年，西欧能源消耗总量中的83%是固体燃料（绝大部分是煤和焦炭），只有8.5%是石油。到1970年，使用固体燃料和石油的比例分别是29%和60%。1973年，意大利能源需求的75%依赖进口石油；而葡萄牙则达到80%。[2]英国曾因在北海发现了油田而一度自给自足，但它的石油开采也只是于1971年才开始。50年代末至60年代，西欧出现了消费热潮，上百万辆新的汽车开上马路，它们的动力供应既不能依靠煤，也不能依靠电，尽管那时——特别是在法国——已经可以使用核能发电，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大陆对廉价石油的需求和依赖。

至此，进口燃料的价格是以美元的固定汇率来定价的。因此，变化浮动的汇率和石油价格上涨变成空前的不稳定因素。在此之前的20年时间里，物价和工资的上涨是稳定而温和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仍然可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现在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非欧共体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1961-1969年稳定在3.1%，1969-1973年是6.4%，1973-1979年的年均通货膨胀率是11.9%。这只是整体数据，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稍有不同：1973-1979年，联邦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仅为4.7%，而瑞典是联邦德国的两倍。法国在那些年当中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0.7%，意大利是16.1%，而西班牙则超过了18%。英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5.6%，但是在最糟糕的年份（1975年）却超过了24%。

此种程度的通货膨胀在历史上并不是空前的，但是这对于经历过50年代和60年代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的人民来说，的确是新的体验——对他们的国家也是如此。更为糟糕的是，伴随着1979年第二次石油价格上涨，伊朗革命推翻了国王统治，造成了石油市场的恐慌，石油价格从1979年12月到1980年5月上涨了150%，70年代的通货膨胀使人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辛而痛苦的生活。在过去，通货膨胀与增长相关联，通常是由于增长过快。19世纪末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都伴随着通货紧缩：由于过于刚性的货币以及政府和人民长期的消费能力不够，导致物价和工资水平下降。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人们在传统的模式中似乎找不到解释现实的答案。

相反，西欧国家开始经历所谓的“滞胀”：在出现经济滑坡的同时，工资和物价出现膨胀。现在来回顾这种情况，不会像当时那样令人惊奇。到1970年，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工业生产行业的移民潮已经结束；不再能吸收到“闲散人员”，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下降了。100%就业仍然是欧洲主要工业和服务行业的标准。到1971年，英国的失业率只有3.6%，法国的失业率只有2.6%。但是，这意味着有组织的、习惯于以优势地位和雇主们讨价还价的工人们现在面对的是雇主们的利润率开始缩水。

自从1971年以来，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工人代表们要求提高工资并获得其他经济方面的补偿。即便在1973年经济危机之前，也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开始走向衰退。实际的工资增长已经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利润不断下降，不再有新的投资。战后经济复苏激发的投资热情一点点被通货膨胀或者失业所吞噬。由于中东危机，欧洲的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两个问题并存。

对比过去的经济繁荣，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更显得糟糕。参照历史标准进行比较，该时期西欧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不是特别低，处于英国的1.5%和挪威的4.9%之间，实际上比法国、德国和英国在1913-195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1.3%有明显的提高。但是与不久前的过去相比，差别却很明显：从1950-1970年，法国的年均增长率是5%，联邦德国将近6%，即使是英国也维持了超过3%的年均增长率。与其说不正常的是70年代，不如说是50和60年代。[3]

然而，痛苦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随着针对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出口竞争压力不断加剧、进口商品（不仅仅是石油）的价格不断提高，更是雪上加霜。失业率开始稳步而无情地上升。到70年代末，法国的失业率占全部劳动力的7%，意大利为8%，英国为9%。比利时、丹麦等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失业率比30年代的联邦德国相似，法国和意大利的失业问题更严重。

经济衰退的一个即时后果就是对各种“外国”工人的冷遇。虽然对制成品的需求锐减，但是官方公布的联邦德国失业率（在1970年接近为0）却没有达到8%，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失业的工人并不是德国人，因此不被官方统计在内。例如，当奥迪公司和宝马公司在1974年和1975年大裁员时，首先被解雇的便是“外来工人”。失业的宝马公司员工中有4/5都不是德国公民。1975年，联邦政府永久性关闭在北非、葡萄牙、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的征募劳工办事处。联邦委员会在1977年的一份报告中的“基本条款第1条”中指出：“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只是那些最终还会自愿回到自己国家的外国人的居住地。”6年后，联邦议会通过法案来“帮助外来工人做回国准备”。

很多外来工人，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确回到了自己的国家。1975年，29万名移民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离开了德国，去了土耳其、南斯拉夫、希腊和意大利。同年，20万西班牙人回国找工作；而意大利的移入国内者人数首次超过移居外国者人数，很快在希腊和葡萄牙也出现这种情况。70年代中期，将近30多万移居外国的南斯拉夫人不得不回到巴尔干半岛，但是那里的就业状况并不比在德国或者法国乐观。北欧的就业危机转嫁到了地中海地区。同时，法国严格限制阿尔及利亚以及它以前的非洲殖民地国家人民入境，英国也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排斥南亚次大陆的有移民倾向的人。

结构性失业、上涨的石油进口价格、通货膨胀以及不断下降的出口，导致了席卷西欧的财政赤字和支付危机。即便作为欧洲大陆制造业和出口业领头羊的联邦德国，也没能幸免。在1973年一年之内，它的贸易支付由94.8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变成了6.9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英国国家财政连续出现赤字——到1976年12月，开始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以至于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面为其做担保。其他国家也好不了多少。1974年，法国的财政收支出现逆差，而且此种状况持续了近10年。意大利和英国一样，不得不在1977年4月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对于英国实行的一些不受欢迎的国内政策，它的领导人将其归咎于“国际力量”。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如同通货膨胀本身，预算不足和支付赤字并不是生来有害的。在30年代，它代表了“通过自身的消费”摆脱经济不景气的一种似非而是的办法。但是在70年代，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已经被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压得不堪重负。正如英国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沮丧地对他的同僚们所说：“我们曾经认为自己可以摆脱经济萧条的困境……我坦率地告诉你，现在这种可能已不复存在。”他们也不能指望通过放宽贸易政策来解救自己，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做过的那样：60年代中期最近一轮的“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已经将工业税率调到了历史低点。如果再采取什么措施的话，必将面临不断增加的国内重新引入竞争保护的压力。

20世纪70年代的决策者们面临的选择具有更加复杂的因素。环境和时局引发的经济危机与政府的软弱改良相一致。在这个过程中，西欧进行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几年前曾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浓烟工业的重要性正逐渐下降。如果钢铁工人、矿工、汽车制造工人和纺织厂工人都开始失业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周期性的地方经济低迷，也不仅仅是石油危机的附带后果。古老的西欧制造业经济正在消失。

尽管多年来决策者们一直试图忽视这些迹象，证据是无可争议的。在20世纪50年代，西欧的采煤业达到最高产量以后，煤矿工人的人数一直稳定下降：在比利时南部桑布尔-默兹山谷矿区，1955年的煤炭开采量为2 050万吨，1968年下降到只有600万吨，而10年之后的开采量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1955-1985年间，比利时有10万名矿工失业；与采矿业相关的各种相关贸易也相应受到影响。英国的采矿业损失更大，经历的时间也更长。在1947年，英国自称拥有958个煤矿；然而45年之后只剩下50个了。采矿业工人的人数从71.8万下降到4.3万，其中大部分都流失在1975-1985年这10年期间。

作为欧洲工业另一个主要行业的钢铁行业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因为钢铁不像煤炭那么容易被其他产品替代，所以对它的需求量并没有大幅度下降，但是随着更多的非欧洲国家进入工业生产的行列，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钢铁的价格不断下降，因而生产成本较高的欧洲钢铁产品市场受到的冲击较大。从1974-1986年，英国有16.6万名钢铁工人失业（尽管在1986年，英国的主要钢铁生产商——英国钢铁公司取得了近10年来的首次盈利）。造船业、汽车业和纺织业都因为类似的原因受到影响。在英国最大的纺织品和化工联合企业考陶尔兹公司在1977-1983年间裁员50%。

7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几乎所有传统行业的失业率骤增。在1973年之前，煤炭、钢铁等行业开始进行改革；之后扩展到化工、纺织、造纸和消费品行业。欧洲所有国家都元气大伤：1973-1981年间，在小工程公司和汽车制造企业集聚的英国西部内陆，有1/4的工人失业。在法国西北部的洛林工业区，有28%的制造业工人失业。同年，联邦德国纽伦堡的产业工人失业率更高达42%。意大利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自从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换为自动化生产后，3年之内工作岗位减少了6.5万个（工作岗位总共是16.5万个）。20世纪50年代，阿姆斯特丹的产业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的40%，但是25年之后，这个比例下降到1/7。

在过去，规模如此庞大、速度如此之快的经济转变必将导致极大的社会创伤以及不可预料的政治后果。好在有政府的福利政策——也许还包括当时人民政治热情的低迷——没有太多的示威抗议，也没有激起太大的民怨，但这并非说它们是不存在的。1969-1975年间，西欧的产业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静坐、罢工和向政府请愿等活动，活动遍及西班牙（1973-1975年，西班牙产业工人的罢工达到150万个工作日）和英国，英国煤矿工人分别在1972年和1974年举行了两次大罢工，迫使紧张的保守党政府推迟几年关闭主要煤矿，甚至同意给所有工人都提高津贴。

采矿工人和钢铁工人也许是当时最著名和最绝望的有组织的抗议者，但他们并不是最具有斗争精神的。传统行业的工人人数不断下降，抗议力量由工会运动转向服务行业联盟组织的运动，而且活动的频率越来越高。在意大利，随着共产党领导的传统行业的成员不断减少，教师和公务员组织的规模和战斗力量不断增强。老的工会对工人失业缺乏足够的同情心：绝大部分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和他们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尽可能避免公开的冲突。好斗的协会组织，法国的“工人力量”，英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全国协会”、“全国公务员联合会”和“科技与管理人员协会”，斗志昂扬地继承了青年人和失业者的事业。

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对就业和工资保障的强烈要求，欧洲领导人最初参照了过去的经验。他们与英国和法国强势的工会代表们协商通货膨胀中工资的解决办法。在意大利，工资和物价与按照标定指数系统的相同比率挂钩，称之为工资指数等级系统，自1975年开始实施。不景气的行业——特别是钢铁行业——由国家接管，与战后首轮国有化的做法类似：在英国，通过1977年制订的“钢铁计划”，统一规定钢铁价格，取消了价格竞争，挽救了整个行业；在法国，洛林地区破产的钢铁联合企业和国家的工业中心重新组合成为由政府给予保障的国有联合公司。在联邦德国，联邦政府也参考类似形式，鼓励私人企业合并而不是国家控股，同样达到了企业联盟的目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鲁尔煤矿控股公司的产煤量占到鲁尔地区产煤总量的95%。

通过直接的工资补贴（支付一定金额给雇主，使其不解雇富余的工人）以保留工人的工作岗位，以及制定限制第三世界国家产品输入本国的保护措施，法国和英国的国内纺织行业得以存活了下来。在联邦德国，波恩政府采取措施，工人们实行半日工作制，减少了80%的工资成本。瑞典政府则直接资助虽不赢利但政治敏感性高的造船业。

各国对付经济萧条的对策各不相同。法国政府采取了微观经济干预措施，确定各行业的“国家龙头企业”，给予它们合同、资金和信用担保方面的支持；英国财政部继续宏观经济调控的老传统，采取调整税收、利率和再补贴等方面的措施。令人惊奇的是政策方面的变化很少。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意大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派成员、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和英国的各党派政治家们起初本能地听取了战后多数人的呼吁：尽可能消除失业，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为失业人员转换工作岗位，为不景气的私营和国有企业提供现金补贴等。

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开始确信，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程度已经大于大规模的失业问题，特别是失业给人和政治带来的损失可以通过制度来缓解。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只有通过对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定一些国际协定，以代替美国政府抛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2年，欧共体原六国开始构筑“蛇形浮动汇率制”，规定缩小欧共体成员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只允许波动1.125%，总波幅为2.25%。这个波动幅度比欧共体以外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少一半。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首先加入“蛇形浮动汇率制”，但是仅仅维持了两年时间，英国、爱尔兰和意大利政府由于无力或者不愿顶住国内货币贬值的压力，都被迫宣布退出“蛇形浮动汇率制”，让他们的货币自由浮动。法国也曾经两度加入和退出“蛇形浮动汇率制”。很明显，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当时的状况。

1978年，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呼吁建立一种更严格的制度以取代“蛇形浮动汇率制”，这就是“欧洲货币体系”（EMS）。每一成员国的货币都以欧洲货币单位（ECU）[4]定出一个固定汇率，共同对美元浮动。由于马克既是欧洲货币体系中最强的货币，又是国际外汇市场上最主要的交易货币之一，人们便常常把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货币与马克汇率的波动，作为中央银行干预的标志。成员国要致力于控制国内经济以维持其在欧洲货币体系的位置。这是德国首次在金融方面掌握主动权，事实上，德国马克至少在欧洲已经取代了美元。

有些国家没有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特别是英国，因为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正确地认识到，欧洲货币体系将阻碍英国采取通货再膨胀政策以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而加入的国家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加入。作为“必须的解决办法”，欧洲货币体系行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或者是欧盟委员会和几年之后的欧元的职能）：它可能迫使政府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政府可把这归罪于外国人制定的条款和规矩。事实上，这是新安排的真正长远意义所在。他们在及时消除通货膨胀问题上并不是很成功（尽管也做了一些），但是却成功地剥夺了各国政府在制定国内政策上的主动权。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它所带来的影响在当时也许还不能完全看到。在过去，如果一个国家选择“硬钱”策略，坚守金本位制或者不愿意降低利率，那么它必须对它的选民们有所交代。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状况是，无论是英国政府、瑞典政府还是意大利政府，都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失业问题，或者持续下降的工业生产值问题，或者通货膨胀导致的工资增长，它们都只能无望地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例，或者事先协商好的欧洲内部汇率的威力，并逃避责任。此举在战术上的受益是明显的，但这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欧洲国家不能解决就业、高工资和经济增长的问题，其成员国必将觉得遭到背叛而变得非常愤怒。正如我们所提到过的，政府领导人的本能反应是缓和蓝领工人阶级及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受害最深，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有先例证明他们最有可能激发全社会范围的抗议。但是，事实证明，真正的反对者却不是他们。赋税沉重的中产阶级——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白领雇员、小商人和个体户——在重压和忧虑之下，迅速转化为对政府的反抗者。

毕竟，现代福利社会的最大受益者是中产阶级。当20世纪70年代的战后体系开始解体时，由于通货膨胀蔓延，由于以税收补贴衰退的工业，也由于因为预算和财政限制而减少甚至取消社会公共服务，他们觉得利益受到威胁，甚至感觉上当受骗。如同过去一样，对于现代福利国家的高税收而导致的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产阶级的感受最深刻。

中产阶级同时也被认为是最难“管理”的。20世纪70年代广泛流传着一种恐惧，那就是欧洲的民主党已经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首先，20世纪60年代破除旧习的革新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原先看起来是令人好奇的，甚至是兴奋的、充满信心的日子，现在却越来越像不稳定和无政府状态的预兆。接踵而来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带来了更多的焦虑，然而政府对此似乎无计可施。

的确，欧洲政府领导人表现出了对时局的失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大众担心的根源——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在那些政治家身上可以发现他们坚持自己的缺点带来的好处。70年代中期，时任倒霉的英国工党政府财政大臣的丹尼斯·希利哀叹着充斥在欧洲大陆的数以亿计的欧洲美元，“那些不愿露面的人不断地将自由资金像原子云一样积聚到欧洲市场，以规避国家政府的管制”。[5]这正是他们的杰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罗德的政党正是因为对手——保守党成员——无力消除公众的不满，而在1974年成为执政党，但是在紧接下来的一年即被指责为无能。

在英国，甚至有些传言涉及民主机构应对现代危机的能力低下，涉及媒体对冷漠的局外人或非政治专家与“社团主义者”合并给政府带来利益的推测。在那些年里，英国一部分高级政治人物就像戴高乐（在1968年5月）一样，认为同警察和军队领导人会见是一条谨慎的措施，以确保一旦发生公众骚乱时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甚至在从来不怀疑议会制合法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低地国家，世界金融体系的混乱、战后经济明显的衰退以及传统选民的不满，都给战后容易自信的一代人带来困扰。

在这些模糊而活跃的疑虑和幻象背后，存在着非常真实而又在那时看来是一触即发的危险。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国家的国内冲突并不多，公开的暴力事件也很少。在东欧、欧洲的殖民地地区、整个亚洲、非洲和南美地区，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流血事件。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期间，斗争和谋杀不断升级，从朝鲜到刚果有上百万的士兵和平民被杀。美国本土也发生了三次政治暗杀和不止一次的暴力流血事件。但是相比之下，西欧各国却平和安定。

欧洲警察也殴打或枪杀平民，但是通常只是针对外国人，所谓的深肤色的人。[6]除了偶尔与共产党的示威者发生冲突，西欧的军队很少被政府召集起来镇压暴力反抗，即便是有暴力事件，也是他们自己内部所为。按照两次大战之间数十年的标准衡量，欧洲的城市是相当安全的，这一点经常被评论员用来强调和对比欧洲社会的井然有序和美国城市疯狂而冷漠的个人主义。至于60年代的学生暴动者，对他们的评价是这样的：欧洲的青年人可能会参与革命，但大部分是出于展示或炫耀自我。“巷战者”的实际危害性很小。

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途突然一片黑暗。如同东欧在前苏联入侵布拉格之后，在苏联政党领导人兄弟般友爱的拥抱下几乎窒息，西欧也逐步失去了对公共秩序的控制。挑战并不是来自传统的左翼。可以确定的是，苏联政府对这些年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优势非常高兴：水门事件和西贡“沦陷”决定性地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然而苏联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在中东危机中没有受到损害。但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古拉格群岛》英译本问世而在1974年2月被强行驱逐出苏联，之后几年柬埔寨发生的大屠杀，以及所谓越南“船民”遭遇等，都导致了对共产党的幻想彻底破灭。

除了一些非常边缘化的例子，右翼复兴的可能性也不大。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社会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选举的得票率从来不曾超过6.8%，它在任何场合都从不关心自己是否表现得像一个合法政党。联邦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不太注重外部形象，而与比利时、法国或者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政党一样，他们在选举方面的重要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简而言之，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法西斯政党的代表，他们在西欧都没有前途。国内和平的真正威胁来自其他方面。

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社会面临两个严峻的考验。一个是病态的，源自长期以来的不满情绪，但是它以很现代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地区、在北爱尔兰的信奉天主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科西嘉岛等等，长期积累起来的不满转变成暴力反抗。这对欧洲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比利时佛兰德斯的民族主义者和意大利上阿迪杰（即以前的南蒂罗尔）的讲德语的“奥地利人”长期以来不满他们的被“征服”，他们借助各种各样的手段，如胡写乱画、示威、袭击、投炸弹甚至损毁投票箱等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但是，到1970年，南蒂罗尔问题通过建立双语自治区的方式解决了，除了最偏激的批评家，大家皆大欢喜；尽管佛兰德斯的“弗兰芒人民联盟”和“弗兰芒团”的民族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从法语区的瓦龙独立出来的最终目标，然而佛兰德斯的前景和影响深远的使比利时联邦化的立法，使他们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要求：佛兰德斯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从被社会遗弃者的报复运动，转变为因讲荷兰语的纳税人不愿资助失业的瓦龙钢铁工人（参见本书卷四第2章）而导致的反抗。但是，巴斯克人和阿尔斯特天主教徒的问题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乡村地区总是令元首佛朗哥特别忿怒：一方面是因为在西班牙内战中它与共和党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巴斯克独树一帜，这与根深蒂固的国家集权意识和西班牙军队的自我约束观念背道而驰。在佛朗哥执政期间，一切具有巴斯克特色的东西都遭到压制：语言、习俗、政见等等。和他自己的极权本能相悖的是，这个西班牙独裁者甚至赋予纳瓦拉（该地区要求独立自治的呼声远不如巴斯克或加泰罗尼亚强）权利、特权和独立的立法权，他的目的很简单，仅仅是为了向邻近的巴斯克证明他们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佛朗哥的统治激发了现代巴斯克人的恐怖行动，尽管他们的发言人和拥护者总是声称这缘于他们更深的、破灭的独立梦想。埃塔（ETA，即“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组织”）成立于1958年12月，旨在领导武装斗争，争取巴斯克的独立。它从早期的地下组织发展起来——后来提出一些华而不实的思想和理论——与国外类似的组织建立联络，那些组织为他们提供资金、武器、培训、避难所以及出版物：德国的巴德迈因霍夫集团、爱尔兰共和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法国的秘密军队组织（OAS）等等都在其中。

埃塔以及它的支持者、成立于1978年的独立政党“埃里·巴塔苏纳党”的战略是直接的武装暴力行为：关于巴斯克归属西班牙的问题，它提出的条件高到令政府无法忍受。但是，像爱尔兰共和军和其他类似的组织一样，埃塔也有统治整个国家的野心。用佛朗哥自己很喜欢的方式，天主教徒和恪守道德的埃塔激进分子袭击的目标不仅仅是西班牙警察（第一个受害者于1968年6月被杀）、温和的巴斯克警察和名人，还包括本地“西班牙式的”颓废的标志：电影院、酒吧、迪斯科舞厅、毒品贩子等等。

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埃塔的活动遭到严厉的镇压，但是政府越是镇压，他们的活动越猖獗：20世纪70年代初，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末期，驻扎在巴斯克的西班牙武装警察达到全国警察总人数的1/4。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埃塔组织于1973年12月20日在马德里暗杀西班牙首相、海军上将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仅仅9个月之后，他们又在首都实施炸弹袭击，导致12名平民死亡。1975年9月，在佛朗哥去世前不久，5名埃塔成员被处死，但是这并没有威慑到该组织的恐怖活动。而另一方面，即将到来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转机。

埃塔组织和它的支持者希望获得完全的独立。按照西班牙佛朗哥政府之后的宪法规定（参见本书卷三第3章），通过1979年全体公民投票决议，巴斯克地区得到的只是自治区的地位。因为失去了满足于地区自治及语言和文化自我表达的温和同情者的支持，愤怒的埃塔组织加紧了炸弹袭击和暗杀等恐怖行动。在1979-1980年，该组织杀害了181人；在接下来的10年间，平均每年都有34人被杀害。但是尽管这样，西班牙的民主政治根基还很脆弱，埃塔和它的政治同盟们也没能把他们的恐怖运动转变为政治优势：他们曾鼓动一小撮右翼军官以法律、秩序和国家统一的名义阻止1981年2月的议会会议，结果以惨败收场。

埃塔的影响力之所以有限，是因为除了其疯狂杀人造成了广泛而又非常恐怖的后果外，还因为大部分巴斯克人的身份。的确，很多“巴斯克人”并不是真正的巴斯克人。20世纪60年代的西班牙经济改革，以及国内外大量移民的涌入所造成的巨大变化，是老一代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的狂热的青年追随者们感受不到的。到80年代中期，在巴斯克地区，父辈是巴斯克人的不到人口总数的一半，祖辈是巴斯克人的就更少。许多人把埃塔和埃里·巴塔苏纳党当作他们幸福生活的一个威胁。

由于埃塔的政治目标与社会现实脱节，使他们甚至变得更加极端。借用乔治·桑塔亚那对“狂热”一词的定义来说就是：忘记了目标，再加倍努力。埃塔组织通过犯罪和敲诈勒索获得有限的资金，它的运作日益受到限制，只能在法国西南的巴斯克边境活动，偶尔去杀死一名政客或乡村警察，但是它毕竟生存了下来。然而，它在煽动巴斯克人支持政治独立的情感和威胁西班牙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埃塔最大的“成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恐怖活动促使社会党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同意“反恐怖主义解放组织”非法进入法国，以铲除埃塔组织，在1983-1987年期间，26名埃塔组织成员被杀。冈萨雷斯的这一决定，多年之后才被公之于众（参见本书卷四第4章），给西班牙佛朗哥之后的早期民主立宪制投下了阴影；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这算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有争议性的温和回应。

“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在方法和对外宣布的一些目标上与埃塔类似。正如埃塔寻求巴斯克地区摆脱政府统治从而脱离西班牙，爱尔兰共和军也寻求北爱尔兰地区不受政府统治从而独立于英国，并且统一北爱尔兰的6个省和爱尔兰其他地区。但是，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既然独立的爱尔兰是早已存在的，分裂者们至少在原则上可以给支持者们提供一个实际的国家目标。在另一方面，北爱尔兰的社群不止一个，两者之间的差别由来已久。

像法属阿尔及利亚一样，北爱尔兰阿尔斯特省既是一个残留的殖民地，又是英国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22年，当英国政府最终决定放弃爱尔兰地区，将它交还给爱尔兰人时，它有足够的理由把岛上的6个郡保留下来。这些郡的绝大多数新教徒对英国王室非常忠诚，不愿意接受爱尔兰共和国的统治，也不愿意融入一个由主教支配的半神权政治的共和国。不管他们在公共场合说些什么，新组成的共和国政治领导人们并非总是不愿放弃巨大而且团结的新教徒社区。但是对于爱尔兰的一小部分民族主义者而言，对他们的放弃就意味着是一种背叛。在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下，他们继续要求统一整个爱尔兰岛——如果需要的话，会采取暴力的形式。

这种状况大致维持了40年。到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都柏林政府的官方姿态和联邦德国波恩政府的态度相似：愿意接受国家的重新统一，但同时希望统一的日子无限期地推迟。同时，继任的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选择尽可能对阿尔斯特的动荡局势视而不见，那儿占多数的新教徒通过不公正立宪、政治代言制、对雇主的宗派性施压，以及垄断例如公务员、法官，特别是警察等重要职位的渠道，控制了当地的天主教徒。

如果说英国本土的政治家宁愿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保守党依靠“统一党”人士（可追溯到19世纪主张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运动）来争取至关重要的议会席位。他们希望维持现状让阿尔斯特成为英国领土完整的一部分。而工党与贝尔法斯特强大的造船业工会和联合行业工会组织一直关系密切，那里的新教徒长期以来享受着优厚待遇。

最新的观察资料显示：北爱尔兰派别林立，情况非常复杂。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矛盾是实实在在的，表现在公共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出生到死亡，贯穿在教育、居住、婚姻、就业和娱乐等。这种矛盾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17和18世纪。在局外人看来，与此相关的争执和胜利也许具有荒谬的仪式性，然而这背后的历史都是真实的。但是，尽管爱尔兰共和军尽力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它的政治理论，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绝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阶级区别。双方都有工人和牧师——在更小范围内还包括地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以及专业人员。

而且，很多阿尔斯特的天主教徒对立即摆脱都柏林政府的统治并没有迫切的愿望。在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仍然是一个贫穷而落后的国家，北部的生活水平尽管比英国大部分地区要低，但还是要高出爱尔兰的平均水平。甚至对天主教徒来说，阿尔斯特有更好的经济状况。同时，新教徒坚定地与英国保持一致。这种情感并没有得到英国其他地区的回应，他们对北爱尔兰考虑甚少。20世纪60年代末，像英国其他地区一样，阿尔斯特的传统工业开始衰退，英国政府的决策者很清楚，广大新教徒蓝领工人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但尽管这样，还远远不能认为几十年以来英国政府对阿尔斯特问题不予关注。

爱尔兰共和军变成了一个边缘化的政治派别，它公开指责爱尔兰共和国是非法的，因为它并没有彻底实现将爱尔兰变为一个特别的、激进和统一的国度的期望。然而，爱尔兰共和军观念模糊的、不合时宜的理论对年轻一代士兵毫无吸引力（包括在贝尔法斯特出生的17岁的格雷·亚当斯，他于1965年入伍），他们对行动的兴趣大过空洞的理论说教，而且组成了自己的组织，即秘密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7]“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大部分从德里和贝尔法斯特招募而来，加入到席卷北部的为争取公民权利而进行示威游行的潮流中，向位于斯托蒙特城堡的阿尔斯特政府要求迟迟未到的天主教徒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但是他们的努力换来的是政府的不妥协和警察的暴力镇压。

接下来的30年里笼罩北爱尔兰——某种程度上说是整个英国——公众生活的“阴影”是德里的街头战争，它伴随着1969年7月传统的“学徒游行”，高调纪念281年前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和天主教的失败。面对不断升级的公开暴力和天主教领导人要求伦敦干预的呼吁，英国政府派出军队行使这6个郡的警察职能。派出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在英国本土招募的，他们没有严格的党派背景，因而不像当地警察那么残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出现也凸现了新成立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核心愿望：作为在爱尔兰的统治之下，重新统一整个爱尔兰岛的第一步，英国政府和它的部队必须撤离阿尔斯特。

英国军队没有撤离。他们该怎样离开也不清楚。20世纪70年代建立社区间的相互信任、各省自主管理的各种尝试，最终的结果是双方的相互怀疑和对峙。天主教徒即使一点儿都不喜欢他们自己的极端武装分子，也早就怀疑阿尔斯特新教徒领导关于分享权力和公民平等的诺言。后者总是不愿意对占少数的天主教徒做出实质性让步，他们现在真正开始害怕这些不妥协的新教徒武装分子。如果不是因为英国军队的介入，这个地区的公开内战将更加严重。

英国政府因此被拖下水。起初，伦敦政府对来自天主教的改革压力持同情态度，但是，1971年2月一名英国士兵被杀后，伦敦政府就出台了不经审判便可以拘禁的条令，形势迅速恶化。1972年1月是一个“血腥星期天”，英国伞兵在德里大街上向人群开枪，打死了13人。同年，在阿尔斯特，146名安全部队队员和321名平民被杀，将近5 000人受伤。由于新一代的殉道者和对手的固执，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组织的活动持续了30年，在此期间，阿尔斯特和英国大陆大量的士兵和平民被枪杀、被炸死或致残。试图暗杀英国首相的事件不止一次地发生。当时即使英国政府希望与阿尔斯特划清界限（许多大陆选民都希望这样），他们也做不到。1973年3月的公民投票以及后来的民意测验显示，占压倒性多数的阿尔斯特人民希望继续保持与英国的联系。[8]

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并没有使爱尔兰得到统一。它没能将英国人赶出阿尔斯特，也没有动摇英国的政权，尽管谋杀政治家和社会名流的事件（特别是蒙巴顿勋爵，他是前印度总督，也是威尔士亲王的教父）改变了公众对爱尔兰海两岸局势的看法。但是爱尔兰人的“麻烦”将英国人民的黑暗生活推进到更加水深火热的地步，给当时“失控的政府”的论调火上浇油，同时也终结了20世纪60年代的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时代。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和开始觉醒的新教准军事部队终于同意坐下来谈判，以确定合法解决方案，英国政府对此从一开始就乐意让步，然而到这个时候，已经有1 800人在战争中丧生，20%的阿尔斯特家庭有人在战争中受伤或者被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欧洲其他“病态、反常”就算不上什么了，尽管它们加重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一个自称“愤怒旅”的组织代表没有议会席位的失业者，于1971年在伦敦周围放置了炸弹。瑞士的汝拉地区讲法语的分裂主义者模仿爱尔兰共和军的战略，在1974年因抗议被强制合并到（讲德语的）伯尔尼州而发生暴动。在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伦敦地区的布里克斯顿，暴动的人群纷纷与警察发生冲突，争夺“闲人免进的”城市贫民窟的控制权。

如同我所指出的，这样的抗议和行动是政治上的病态：不管它们的形式有多么极端，它们的目标是相似的，采取的策略也是功利性的。他们尝试要获得些什么，而且根据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如果达到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停止行动。埃塔、爱尔兰共和军和他们的模仿者们是恐怖主义组织，但他们不是没有理性的。为了保住他们的目标，哪怕只是一部分，大部分组织都以在适当的时候与对手谈判而告终。但是，这种思维对再一次发起暴力的领导者来说没有半点儿影响。

在西欧的大部分地方，20世纪60年代无处不在的激进理论并没有产生负面影响。但在比较特别的两个国家，可自圆其说的激进主义促成了一小部分以前的学生激进分子醉心于改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开始“揭示”西方民主政治中强制性宽容的“真实面目”。他们推断，如果大力施压于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议会政府，那么它将被剥掉合法的掩护，露出真面目。面对压迫者的本来面目，无产阶级将在阶级斗争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尽管它迄今同自己的利益“异化”，成为对形势“错误认识”的牺牲品。

这样的结论给了20世纪70年代的地下恐怖主义组织太多，同时也太少的理据。大部分青年男女投身到恐怖组织，不管他们多么熟悉暴力合法性的词汇，却很少有人做归纳和总结。他们是恐怖主义的实践者。另一方面，特别是在联邦德国，投入到给他们灌输对联邦共和国仇恨情绪的情感能量，比投入到19世纪激进主义滥用的修辞里的更深、更阴暗。摧毁父辈的安全和稳定体系，是更加广泛的怀疑论的极端表达。所以，“革命恐怖”在德国和意大利采用它最危险的形式绝不是偶然的。

议会外政治和直接的暴力之间的联系，早在1968年4月就在德国出现了，当时4名青年激进分子——包括安德里亚斯·巴德尔和古德龙·恩斯林——因涉嫌在法兰克福两个百货大楼纵火而被捕。两年后，巴德尔在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策划和领导的武装袭击的帮助下从监狱逃跑。迈因霍夫和巴德尔发表“城市游击队宣言”，宣布组建“红军旅”（缩写为RAF），他们的目标是用武力推翻联邦共和国。这个首字母缩写词RAF是特意选择的：正如英国的皇家空军空袭德国纳粹分子，人们俗称的“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也将用炸弹和子弹迫使英国政府投降。

在1970-1978年，红军旅及其分支机构采取或有意、或随机的恐怖行动策略，杀害士兵、警察和商人，抢银行，绑架主流政治家。在那些年里，在这类恐怖活动中，他们除了杀死28人、打伤93人，还绑架了162名人质，抢劫30多家银行——这一方面是为了补充活动经费，另一方面是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在成立初期，他们还将驻扎在德国的美国陆军基地作为目标，杀死、打伤一些美国士兵，尤以1972年春末为甚。

在恐怖活动最猖獗的1977年，红军旅绑架并杀死了戴姆勒-奔驰公司董事长、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刺杀了联邦德国联邦总检察长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主席尤尔根·蓬托。不过，这已经是他们最后的表演了。迈因霍夫于1972年被捕后，于1976年5月在斯图加特的监狱里自杀。尽管有传言说她是被政府处死的，但是很显然她是上吊身亡。1972年，巴德尔在法兰克福的一次交战中被抓，并被判终身监禁，他于1977年10月18日在狱中自杀。同一天，古德龙·恩斯林和另外一名恐怖分子也双双在狱中自杀。他们的地下组织一直维持到80年代，但是恐怖活动减少了很多：1981年8月，他们对驻扎在联邦德国拉姆施坦因的美国空军总部实施炸弹袭击；9月，他们又试图刺杀美国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结果却失败了。

由于德国的地下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没有明确的目的，所以它取得的战绩只能根据它破坏德国的公众生活和共和国机构的程度来衡量。从这方面来看，它显然是失败的。当时最著名的政府打击行为是1972年社会民主党政府总理维利·勃兰特通过的《禁止从事公共职业法令》。该法令规定所有从事危害国家的政治活动的人不得承担公共职务，它的目的显然是将左、右翼极端分子的支持者排除在政府敏感职位之外。在一个早已与公众利益一致的文化背景下，它当然激起了对审查及其更恶劣后果的恐慌；但是这还不是那些批评家们所担心的独裁统治的前奏，也不是他们希望的极限。

左翼恐怖主义分子或复兴的新纳粹右翼分子在198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制造炸弹袭击，造成13人死亡，220多人受伤，但这都没有造成联邦共和国时局的动荡不安，尽管他们的确煽动了保守派政治家限制公民自由和“加强”秩序。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其他方面都很守法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人士对“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的广泛同情。[9]

当地人民同情他们的原因之一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对德国失去的往昔的怀旧之情不断增长。人们觉得德国似乎“被双重剥夺了”：被纳粹分子剥夺了值得尊敬的“有用的”过去；被联邦共和国剥夺了美国监管人强加给德国的虚假的自我形象。用电影导演汉斯-尤尔根·西贝尔伯格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在“精神上被剥夺和被放逐了……我们生活在没有家乡、没有‘故土’的国家”。明显带着德国极端左翼恐怖主义气息的民族主义者以美国占领军、多民族融合以及“国际性”资本主义秩序为目标，敲响了警钟，如同恐怖主义分子宣称的：德国人成了为其他国家的利益而被其他国家操纵的牺牲品。

同样是在这些年，大量探讨这个国家充满疑问的历史和身份的电影、演讲、著作、电视节目和公共评论蜂拥而出。正如红军旅——可以说是通过代理人——所宣称的“对法西斯主义开战”那样，联邦德国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也为了掌控真正的德国传统而斗争。与西贝尔伯格同为电影导演的艾德加·赖兹导演了一部非常受欢迎的16小时的小型电视连续剧：《故土，一部德国编年史》。它讲述了居住在莱茵兰-巴拉丁州的亨斯吕克乡村的一家人的故事，通过一个家庭成员的叙述，回顾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到当时德国的当代史。

在赖兹的电影里，战争之间的和平岁月是沐浴着浓浓晚霞的甜蜜回忆，即使纳粹猖獗时期也不能打破那段美好时光的回忆。另一方面，战后联邦共和国的美国化遭到了愤怒而冷漠的鄙弃：它的重物质利益而轻国家价值，它对历史传统的破坏，都被描述为对个人价值和社会的强烈腐蚀。如同在法斯宾德的电影《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中的女主角“玛利亚”为成为牺牲品的德国履行义务，但是很显然，《故土，一部德国编年史》却相当怀旧，甚至蔑视和憎恨外国价值，渴望“深沉的德国人”迷失灵魂的回归。

赖兹如同西贝尔伯格和其他导演，对1979年首次在德国电视台播出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公开表示蔑视。如果要描写德国的过去，不论有多么痛苦，应该是由德国人自己来做。赖兹写道：“最极端的剥夺过程是对一个国家历史的剥夺。美国人通过《大屠杀》偷走了我们的历史。”对德国的过去运用“商业审美”的方式，是控制德国历史的美国做派。德国导演和艺术家为反对美国的粗劣作品而进行的斗争，是反对美国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赖兹和法斯宾德都是《德国之秋》的导演之一。它集纪录片、影片片段和人物专访为一体，拍摄于1978年，涵盖了1977年秋天发生的所有事件，特别是汉斯-马丁·施莱尔的被绑架和被谋杀，以及后来巴德尔和恩斯林的自杀。这部影片因对恐怖主义同情的语言而引人注目。通过细心的剪接，联邦共和国传承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家族特征。“资本主义”、“利润制”和国家社会主义都同样应该受到谴责，也都无可辩解，恐怖主义以现代反抗者的面貌出现：现代的安提戈涅们凭良知反抗政治压迫。

《德国之秋》运用了很多电影手法。它像当代其他德国电影一样，把联邦德国描述成一个像纳粹主义极权的国家，只是在镇压和暴力程度上（还没有揭露过）有所不同。一个当时仍然被关在监狱的、有点儿悔改之意的恐怖分子豪斯特·马勒对着镜头解释说，1967年发生的国会反对派的反抗，是本该在1945年发生而没有发生的“反法西斯革命”。地下青年激进分子进行着反抗德国纳粹恶魔的真正斗争——虽然采用的是引人注目的纳粹似的方式，这是马勒无法解释的一个矛盾。

《德国之秋》中对纳粹主义的暗示，在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恐怖行动的告白书中已经变成了明示。如同哲学家戴特勒夫·哈特曼在1985年所言：“我们可以从金钱、技术和纳粹帝国主义新秩序的消亡这三者明显的联系中了解……（怎样）揭开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新秩序’上的摧毁文明的技术的面纱。”就是这种很容易产生的思想变化——纳粹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之间的联系比它们之间的区别更为重要，而德国人是这两者的牺牲品的想法——有助于解释德国激进左翼分子对犹太人问题上明显的麻木不仁态度。

1972年9月5日，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袭击了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并且杀害了11名运动员和1名德国警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杀手得到了当地左翼激进分子的援助（虽然当时德国的极端派政治家们不明白为什么极右翼分子也很乐意提供援助）。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和欧洲恐怖主义集团早就建立了联系——恩斯林、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曾经同时与巴勒斯坦游击队、巴斯克人、意大利人以及爱尔兰共和军等一起接受过“培训”。但是，只有德国人做得更过分：1976年6月，当4名持枪的歹徒（2名德国人、2名阿拉伯人）劫持一架法国航空公司飞往乌干达恩德培的班机时，德国人负责核实乘客的身份，并且把犹太乘客与其他乘客分隔开来。

如果德国人歧视犹太人的行为并没有彻底使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在他们的同情者面前丢脸，那是因为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论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共鸣：受害者是德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罪犯是美国资本主义者而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例如，美国人现在对越南人的所作所为是“战争犯罪”。在联邦德国有一种“新爱国主义”，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德尔、迈因霍夫和他们同党最初的暴力反叛直指父辈的日耳曼优越感，但是发现他们自己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受到指责。作为联邦德国左翼恐怖主义创建者中少数幸存者之一的豪斯特·马勒，在30年之后，转而成为极右翼分子就不足为奇了。

客观地说，当代意大利恐怖主义与德国的恐怖主义没有显著区别。它也是从60年代的仿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来，绝大部分领导人接受的政治教育来自当时大学里的抗议活动。自称“红色旅”的左翼恐怖主义地下组织在1970年10月首次进入公众视线，他们散发传单，宣扬与德国“红军旅”非常相似的政治纲领。像巴德尔、迈因霍夫等领导人一样，“红色旅”的领导者也非常年轻（最著名的是雷纳托·库尔奇奥，他在1970年时年仅29岁），大部分都是学生出身，他们自愿投身于地下武装斗争。

但是意大利与德国的恐怖主义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从一开始起，意大利左翼恐怖主义分子就非常强调他们与所谓的“工人”的关系；在北部某些工业城市，特别是米兰，极端左翼分子的确有一小部分追随者。与以一小撮犯罪分子为中心而集聚起来的德国恐怖主义组织不同，构成意大利极端左翼组织的有：合法的政党、城市游击队组织、小规模的武装政治匪徒等等，它们在成员和目标方面都相互重叠。

这些团伙和派别是欧洲主流左翼组织派系林立历史的微缩复制品。在20世纪70年代，每一次暴力行动之后，都有当时仍不出名的组织声称对其负责，通常是某个组织的分支派别或者该组织分离出来的派别。除了恐怖分子本身，还有一大堆松散的、半公开的恐怖活动和刊物，这些刊物上发表的说教式的“理论”声称要为恐怖战略提供舆论支持。这些各色各样团伙、网络组织、刊物等的名字都是对别人拙劣的模仿：除了“红色旅”，还有“持续斗争”、“工人力量”、“前线”和“工人自治”、“工人先锋派”、“无产阶级武装核心”和“革命武装核心”、“共产主义斗争兵团”、“共产主义斗争联盟”、“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等，不一而足。

如果说这份名单再现了数千名学生及其追随者在叛逆的工人运动中宣扬社会革命的欲望，那么他们为引起公众注意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其影响也自然不可低估。库尔奇奥、他的同伴玛拉·卡戈尔和朋友们过着浪漫的、神话传奇般的、革命强盗的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著名的拉丁美洲革命游击队形象），但是他们的危害的确是罄竹难书。在1970-1981年，意大利每年都会发生谋杀、致残、绑架、袭击和各式各样社会暴力行为。在这10年当中，有3名政治家、9名地方官员、65名警察和大约300名其他人员被杀害。

在成立初期，红色旅和其他恐怖组织的行动大部分仅限于绑架和偶尔枪杀工厂经理和小商人——他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走狗”、“老板的仆从”，这反映了他们对工厂里的直接民主的最初兴趣。但是到70年代中期，他们开始进行政治暗杀。首先针对右翼政治家，然后是警察、新闻记者和检察官，采取的策略是“揭开”资产阶级合法性的“面具”，迫使国家进行暴力镇压，从而使大众观点出现两极分化。

在最初几年里，虽然攻击的声势越来越强，但直到1978年，红色旅仍然未能成功地煽动起对社会的强烈不满情绪。1978年3月16日，他们绑架了一名最有名的人质：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前任总理和外交部长阿尔多·莫罗。绑架事件持续了两个月。基督教民主党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在共产党人和他的本党党内大部分人的支持下，甚至拒绝考虑绑匪提出的以释放“政治犯”为条件来交换莫罗的生命。虽然面临意大利各党派上上下下的一致谴责，以及罗马教皇和联合国秘书长释放人质的呼吁，恐怖分子依然不留情面。5月10日，在停放在罗马市中心的一辆汽车里，人们发现了莫罗的尸体。

莫罗事件显然暴露了意大利政府的无能——内务部长在尸体被发现的第二天就提出辞职。尽管有长达8年的反恐立法和全国范围搜捕，警察对地下恐怖主义的打击却明显是失败的。[10]这同时反衬出红色旅在国家的心脏地区和大城市进行政治谋杀的成功是巨大的。每个人都明白，现在意大利的政治秩序面临着真正的挑战：距离莫罗尸体被发现不到两周的时间，红色旅杀死了热那亚反恐部队的头目；1978年10月，又暗杀了国家司法部刑事司的司长。两周之后，“共产主义斗争兵团”暗杀了一名高级检察官。

不过，红色旅也开始为它对政府的挑战付出代价。意大利共产党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对红色旅重拳出击，他们公开表明的态度现在家喻户晓，那就是不管恐怖分子在60年代领导的受人欢迎的运动扎根于什么样的群众基础，到70年代，他们已经超出了极端政治派别的范畴。他们就是犯罪分子，同样应该被绳之以法。那些给他们提供理论保护的人也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也许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1979年4月，帕多瓦大学的讲师托尼·奈格里和“工人自治运动”组织的其他领导人被逮捕，并被指控犯密谋武装叛乱国家罪。

奈格里和他的支持者们坚持（现在仍然如此）说，既非秘密的，也没有武力的激进“自治运动”不应该与非法的秘密组织相提并论，他们的政治主张刚好与红色旅预期和追求的“资产阶级秩序”背道而驰。不过，对于奈格里暴力袭击帕多瓦大学的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指控，因缺乏证据而不了了之。“大规模非法”、“不断内战”和需要组织“武装”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等口号在受人尊敬的学术圈广泛传播——在奈格里自己办的报纸《红色》里亦是如此。在莫罗被绑架和谋杀一年之后，奈格里亲自写下文章，以庆祝“敌人的灭亡”：“敌人的痛苦对我没有影响：无产阶级的正义有着自我肯定的活力和合理的审判能力。”[11]

政治暴力有“自我肯定的活力”的观点在意大利历史上并不陌生。当然，奈格里所肯定的和红色旅以及他们的同伴们所实践的思想，与法西斯主义者鼓吹的“暴力清除能力”并无区别。在德国是那样，在意大利也是那样：极左翼分子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仇恨让它重新回到反民主右翼的“无产阶级”暴力的轨道上。到1980年，意大利左翼恐怖分子和右翼恐怖分子在目标和方式上都开始变得无法区分。实际上，红色旅和他们的后代绝不能为意大利“沉重岁月”发生的所有暴力事件负责。在那些年里，地下的反共和国的右翼分子重新露面（犯下了当时最严重的一个罪行，1980年8月，他们炸毁了博洛尼亚市的火车站，造成8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在意大利南部地区蒙佐乔诺，黑手党在与地方官员、警察和当地政治家的斗争中，也采取了更具有侵略性的恐怖主义战略。

但是，新法西斯恐怖行动的重现和黑手党暴力活动的复苏，显示和加剧了民主制度的弱点，他们的承诺也许是正确的，被左翼恐怖分子解释为是他们自己成功的标志。左翼和右翼极端分子都是通过搅乱正常的公众生活秩序，使其出现令人无法忍受的危险，从而破坏国家稳定。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极端右翼分子可以从恰恰是他们想要颠覆的力量中寻求一些保护和协作。隐蔽的右翼阴谋组织网络已经渗透到了警察、银行团体和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民主党的高层，掌控着对法官、检察官和记者的谋杀。[12]

意大利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在那些年能保存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从1977-1982年，国家受到极端右翼、极端左翼和犯罪分子为所欲为的暴力袭击。同样是在这些年里，黑手党和其他犯罪团伙谋杀警察局长、政治家、检察官、法官和记者，有时候几乎根本不受任何惩罚。然而更严重的威胁来自极端右翼分子，他们更有组织性，而且离国家的首都更近，“红色”恐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更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像德国的红军旅一样，利用了群众对激进思想的广泛同情。正统的共产党人正确地看到，这种盗用革命传统来作为恐怖分子主要资产、赢得主流左派信任的行为是一种很危险的征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当地共产党自己也不知道，“红色旅”和“红军旅”，如同动机相似但效率低下的比利时“共产主义战斗”、法国的“直接行动”，甚至其他地方更小的组织，它们的部分资金资助是由苏联情报部门秘密提供的。这些资金并非用来部署某个统一的战略。出钱资助只是根据一种普遍原则——我们敌人的敌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无论它多么荒谬可笑和无足轻重，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此类承诺产生了意外的后果：这些年西欧左翼恐怖主义的一个无可争议的功绩是，它将一个国家的人民心中残留的对革命的幻想完全抹掉了。

所有左翼的主流政治团体，特别是共产党，被约束在主流地位，远离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动。一方面是对他们和其他人面临威胁的自然回应，传统工人运动中的工会活动家和其他代表人物是地下组织最轻视的目标之一；但另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沉重岁月”让人们联想起自由民主制度是多么脆弱，这个教训在头脑发热的60年代经常被忽视。多年来在西欧的心脏地带发生了多次的所谓革命颠覆活动，它们的实际结果并不是像恐怖分子们计划和期望的那样，使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相反却使各党派的政治家们聚集到相对安全的中间立场中来。

20世纪70年代是整个20世纪人们精神上最沮丧的10年。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可能缘于本章所述及的社会环境：急速而持续的经济衰退和大范围的政治暴力，引发人们感叹欧洲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也许要过很多年后才会回来。大多数年轻人关心的不是如何去改变社会现状，而是如何能找到一份工作：追求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吸引力已让步于个人物质需求的困扰。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里，怎样保全个人利益比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显得更重要。

毫无疑问，这种情绪变化也是对前10年社会令人如醉如痴地放纵生活的回应。才刚开始沉浸于空前的活力爆发和音乐、时尚、电影等艺术创新中的欧洲人，现在开始从容地思考享受这狂欢盛宴所付出的代价。60年代的理想主义不会像当时的“头脑简单”那样很快就过时：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做到；只要做到的就一定能拥有；犯罪——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审美的——本来就是有魅力和创造力的。如果说60年代的特征是天真、自以为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新生事物，而所有新生事物都是意义重大的，那么70年代的特征就是愤世嫉俗、幻想破灭和期望下降。

阿尔贝·加缪在《堕落》中写道：“庸俗的时代产生空虚的预言家。”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大量这样的人。这个时代绝望地意识到，在伟大的希望和抱负离去之后，只剩下令人窒息而又难以置信的陈旧思想在老调重弹。很显然，这是一个“大势已去”的时代，前途一片黑暗。如同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那时所意识到的：“带有连字符号的前缀post-（后）的使用意味着（一种）生活在有裂缝的时代的感觉。”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描述——“战后”、“后帝国”、最近的“后工业”——即使它意味着将来的不确定，这个前缀有自己的用意。而当它用于思想范畴时，例如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以及最难懂的“后现代主义的”，就给本已困惑的时代增添了更多的疑虑。

60年代的社会文化是理性的。虽然有少量的吸毒者和乌托邦式的狂欢，但是那个年代的社会思想，如同那个年代的音乐一样，是熟悉而又条理清楚的，只是有点儿“臃肿”。同时，它具有惊人的群体性质：和“工人”、“农民”、“黑人”以及其他群体一样，学生也被认为拥有相同的利益和兴趣，通过某种特殊的关系彼此联系在一起，并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对立。60年代的社会事业，不管有多么荒谬，设定了个人和阶级、阶级和社会、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几个世纪前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来说，在形式或内容上或多或少都有几分熟悉。

70年代的文化传统由集体主义转变为个人主义。如同人类学取代哲学成为60年代的原始学科，现在心理学又取代了人类学。在60年代，“错误意识”的概念被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广泛用于解释工人和其他人将自己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解放出来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我们看到，这个想法通过歪曲和变形，就构成了左翼恐怖主义的核心前提。但是在政治性不那么强的团体里，它也信奉奇特的“后世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背景语言用于弗洛伊德的话题，即所谓的“后弗洛伊德”。它强调需要解放的是个人主体，而不是社会阶级。

如同在北美，西欧也出现了“解放论”的理论家，其目标是将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幻想而不是社会强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在性问题上的体现形式——社会压迫和性压迫互相关联的想法——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是某种社会背景下的陈词滥调了。但是马尔库塞或者威廉·赖希显然是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的继承者，后者的思想是通过解放个体寻求整体改革。另一方面，雅克·拉康，或者是当代女权运动理论家凯特·米利特和安妮·莱克勒克的信徒在某些方面没有那么大的抱负，在另一些方面则雄心勃勃。他们不太关心传统的社会革命事业（女权主义者将其正确地定义为由男人领导，并且主要是为了男人自己的政治运动）。相反，他们试图削弱曾经是其基础的人类主体概念。

这样的思考包含着两个广泛流传的假设，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里非常流行。第一个假设是，正如大部分启蒙运动时期以来的社会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权力不是存在于对自然和人类资源的控制，而是存在于对知识的掌握：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关于社会领域的知识，关于人本身的知识，而且首要的是关于知识本身是如何产生和合法化的知识。

从这个角度来说，权力的掌握依赖于掌握的知识量，以及控制其他人对危险“知识”的掌握，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在那个时候，对人类这种状况的描述与米歇尔·福柯的作品有着广泛而正确的联系。尽管福柯偶尔流露出蒙昧主义，他在内心里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的早期作品与德高望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紧密，他认为，要把工人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人们首先要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和经济的自私自利性。简而言之，人们应该用主人翁的知识来替代革命的知识。用前些年非常流行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来说，人们该反抗统治阶级的“霸权”。

第二个假设是，那些希望更强烈地抓住知识潮流的人会走得更远。这是一种诱人的做法，他坚持要颠覆的不仅仅是旧有的确定性，而且还可能是确定性的可能性本身。对于所有起源于社会而有助于政治的行为、观点和知识都应该持怀疑态度。判断和评价的理念应该独立于形成这些判断和评价的个人，而在某些领域里，它本身就应该被看作一个参与者（及其明显保守的）社会立场的表现和表达。

原则上，所有判断和信仰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重新分析。即使批评型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这样“被定位”。用欧洲最有影响的新社会学知识的代表、法国社会学教授皮埃尔·布迪厄的话来说：“教授话语”只不过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一部分人”的表达。这种带欺骗性的、具有破坏作用的定位知识和观点的方法，并不能揭示如何判断一种“话语”比另一种更真实：一个需通过将“真理”看作社会定位范畴来解决的难题——一个很快就开始在很多地方流行的姿态。这种发展状况的结果自然是对一切理性的社会论点越来越怀疑。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1979年写了一篇题为“后现代状况”的文章，很好地概括了“时代气息”。文章中的观点很明确：“我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

法国这些主流知识分子通常受到德国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情况在过去这几十年中经常发生。意大利作家埃利奥·维托里尼曾经观察到：从拿破仑时期以来，除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任何其他外国影响都不能渗透到法国。他在1957年这样写是有道理的，20年之后依然如此。然而，如果说是先辈的人道主义意识能力吸引了马克思和黑格尔，那么，缺少自信的70年代人却被更隐晦的德国思想所迷惑。米歇尔·福柯的极端怀疑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尼采思想的改写。其他有影响力的法国作家，特别是著名文学批评家雅克·德里达，从马丁·海德格尔的理论中寻找对人类原动力及其解构性的批判，以及越来越引人关注的认知人类主体及其文本素材的问题。

对于研究海德格尔或者与他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他的历史实在论对国际事务专业的学生很有吸引力）的专家而言，这种兴趣形式颇有些奇怪。毕竟，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的思想与纳粹主义是一致的。显然，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他接受了由纳粹党人资助的学术机构。但是在批判盲目乐观的进步假设、在质疑启蒙的理性主义及其政治和认知副产品的基础等方面重新燃起的兴趣，在20世纪初海德格尔式对现代性和技术进步的批评和“后现代主义”时期醒悟的怀疑论者之间建立了某种密切关系，使海德格尔等人可以澄清他们早期的联系。

当德国哲学穿过巴黎的社会思想、进入英国的文化批评的时候，它们的形式对当时大部分读者来说都很熟悉。它本身的困难词汇使人们很难读懂和理解，因而对新一代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那时因大学扩招而招聘的年轻教师大部分都是60年代毕业的学生，是在那些年的时尚和辩论中培养起来的。但是，尽管在此之前10年里，欧洲的大学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重大理论——有关社会的、国家的、语言的、历史的、革命的——但流传到下一代的首先就是这些理论。“文化理论”或者“一般理论”的学术研讨会代替了几年前还控制着激进学术辩论的传统学科分界线。“难度”开始成为知识分子严肃性的衡量尺度。在对“1968年思想”传统的反省中，法国作家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尖锐地总结道：“60年代思想家最伟大的成就是让他们的读者相信：凡是不可理解的，就是伟大的。”

由于大学里现成的听众，像拉康和德里达这样新近被奉为名人的理论家们将语言的无规律性和悖论性提升为成熟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给文本和政治分析提供了无限灵活的模板。在一些学术机构，如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新旧理论顺利融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再是经济范畴和政治机构的尴尬附属品，而重生为“文化批评”。再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止革命的无产阶级击败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如同那时的英国文化研究的首席发言人史都华·豪尔在1976年所说的：“‘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失’的观点被更复杂的现实所替代，因为一个阶级内不同的阶层在做出决定性的社会经济环境选择时，选择了不同道路。”

在后来的几年里，豪尔自己承认他的“‘中心’一度被各种各样难度很高的理论主题所占据”。不过实际上，这种自恋的蒙昧主义在当时十分盛行，它远离现实生活，在无意识中也成了枯萎乏力的知识分子传统的见证人。而且，它绝不是那些年文化损耗的唯一症状。即使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电影光彩夺目的创意，也退化成了不自然的艺术技巧。1974年，导演过《巴黎属于我们》（1960）和《修女》（1966）的聪明而富于创意的导演雅克·里维特导演了《塞丽娜和朱利乘船旅行记》，这部193分钟的片子是典型的法国新浪潮电演，缺乏情节，充斥着程式化的模仿（尽管不是有意如此），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艺术理论化代替了艺术本身。

如果说60年代的传统之一是高端文化主张，那么另一个与之相对的主张则是赤裸裸的故意的玩世不恭态度。相对单纯的摇滚音乐逐渐被“深谙媒体喜好的”流行乐队替代，后者的一惯手段是将前辈形成的风格做延伸和降格处理。就像流行浪漫小说和通俗小报为了商业利益而投靠大众文化一样，70年代产生的“朋克”摇滚也是以争夺流行音乐的市场为目的。它以“反文化”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寄生于主流文化，通常因唯利是图而使用暴力形象和极端语言。

“朋克”摇滚乐队公然使用具有政治性的语言，以1976年“性手枪”乐队轰动一时的“英国的无政府状态”为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伤感情绪。不过朋克乐队的政治性如同他们的音乐一样，只是单向度的，他们的音乐通常都局限于三个和音和一个拍子之内，依靠音量来产生效果。像“红军旅”一样，“性手枪”乐队和其他朋克乐队首先期望的是引起震动。甚至他们惊世骇俗的外表和举止也充满了讽刺和低俗：“还记得‘60年代’吗？”他们似乎在说，“那么，不管喜不喜欢，我们没有被淘汰”。现在，音乐颠覆了包括谴责“霸权”的愤怒的歌曲，他们假冒的政治内容掩饰了音乐形式元气大伤的现实。[13]

无论他们的政治和音乐有多么虚伪，至少朋克时代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是真实的，这是一段诚实的经历。他们那些不断发展的不敬态度以各种粗俗、伤感而又无能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目的：对过去的历史、政府、公众人物和公众事物都是如此。在体现巧智的时候，这种对浮华世界和传统的嘲笑，可以从20年前就出现的、醒悟的英国青年讽刺作家那里得到暗示：戏剧评论专栏“边缘之外”、英国广播公司的午夜节目“就是那样的一周”、周报《侦探》。随着电视观众的大幅增加和国家审查制度的弱化，《巨蟒》及其追随者和模仿者创造了大量的闹剧，下流、世俗的解说词和讽刺性的政治笑话，最后在尖锐的政治卡通片《吉尔瑞和格鲁山克》中以混合形式达到极致。摇滚音乐和新兴滑稽表演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两部巨蟒电影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由“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和“齐柏林飞船”乐队资助的《巨蟒与圣杯》（1974），以及由“披头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赞助的《布莱恩的一生》（1979）。

贬低公众人物的地位的风格，给类似“模仿秀”或者法国的“稚拙秀”等每周一次的电视节目提供了大量素材。在这些节目中，主要的政治领导人轮流地被拿来嘲笑和奚落（现在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还是这样），这种事情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讽刺作家和政治喜剧演员替代作家和艺术家而成为那个年代的智慧英雄：80年代初，当法国学生被问到谁是他们最崇拜的社会名人时，年长的评论员震惊地得知，让-保罗·萨特已经被科吕什所代替。科吕什是一个下流的、偶尔放肆的电视喜剧演员，他揶揄地承认自己是通过竞选总统而得到了现在的声望。

然而，播放通俗流行文化中尖酸刻薄的滑稽模仿作品的公共电视频道同时也给幽默作家和滑稽演员提供了原材料。得到最广泛赞扬的滑稽节目也许是始于1970年的每年一度的“欧洲之梦歌唱大赛”。这档节目用电视同步传送多个国家的新技术的商业行为，在70年代中期吸引了上亿观众。在“欧洲之梦歌唱大赛”中，整个欧洲大陆的拙劣的、不知名的歌手们的表演让观众过目即忘。在观念和制作方面极其陈旧，以至于与滑稽模仿作品无异。它早该在15年之前就过时了。但正是出于那种原因，它预示着一些新东西的到来。

“欧洲之梦歌唱大赛”的狂热，提升和赞美了没有前途的陈旧表演形式和一群无能的表演者，这种狂热反映了一度沉静和内省的怀旧文化。如果说朋克、后现代主义和滑稽模仿作品是幻灭时代迷茫的结果，那么“向后”则是另一个结果。法国的流行乐队“从前”夸耀地穿戴着20世纪30年代的服装，这也是一种从“奶奶裙”到“新浪漫主义”的新爱德华七世时代发式的短暂的服饰复兴——后者在30年间重复了两次。在服装和音乐（以及建筑）方面，旧风格复兴的诱惑与不自信的心理混合和搭配在一起，替代了革新。70年代自我质疑的麻烦时代是向后看的，而不是朝前看的。“自由博爱新时代”在身后留下了一个拼凑混搭的季节。

[1] 美国联邦财政预算赤字由1965年的16亿美元上升到1968年的252亿美元。

[2] 相比之下，美国的石油进口在1973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占到国内消费总额的36%。

[3] 平均值毕竟只是平均值。在最低迷的1976年，英国的失业人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超过100万，而且年均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5%，各国的增长率都降到了低点——意大利的国民经济出现战后首次负增长。

[4] 这个缩写单词有明显的政治用意：通过重新使用18世纪法国银币的名字，以减轻法国人对联邦德国成为参与欧洲事务的领袖角色的不满。

[5] 摘自哈罗德·詹姆斯《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国际货币合作》，纽约，牛津，1996年。

[6] 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发生在1961年10月17日，法国警察谋杀了大约200名阿尔及利亚人，还有许多人是在巴黎跟随游行示威队伍经过塞纳河时淹死的。当时的警察局长是莫里斯·帕彭（Maurice Papon），他后来因战时与德国纳粹合作、逮捕在法国的犹太人，并将他们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而被指控犯有侵犯人权罪。

[7] “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名称来自1916年4月24日的《都柏林宣言》，当时的起义者宣布成立一个临时政府。

[8] 据估计，当时英国为维持和北爱尔兰的联系，每年需要花费30亿英镑，这导致伦敦政府很难维持财政收支平衡。

[9] 无可挑剔的守法的法国社会党甚至在联邦德国成立了一个“人权保护委员会”，为那些被控实施恐怖行为的被告提供专业咨询和帮助。

[10] 就像在德国一样，警察也曾一度真正发现了他们的领导人。雷纳托·库尔奇奥于1974年被捕，后于1975年2月从狱中逃走，11个月后再度被捕。

[11] 奈格里起初被释放过，但于1983年再次被捕。1984年4月，经审判被判监禁30年。

[12] 这类网络之一、臭名昭著的“P2共济会救难所”是一个神秘的，由右翼政治家、银行家、士兵和警察构成的组织，归利齐奥·盖利领导，他在1943年至1945年间曾是墨索里尼的“社会共和组织”骨干。在总共962名成员中有30名陆军将军、8名海军上将、43名议会代表、3名内阁部长，还有天主教教会、实业界和私人银行业里级别最高的代表。

[13] 在东欧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衰落时期，西欧的朋克音乐在其中对鉴赏趣味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在那里，虚无主义的地下乐队无聊地将它与政治和音乐传统挂钩，以达到自己的目的。80年代匈牙利的朋克乐队“斯皮翁”将色情描写和政治错误混合，录制了《安妮·法兰克》：“在他们的高潮之前有一点儿被迫的交媾，让你消魂，安妮·法兰克！同我做爱吧，安妮·法兰克！哭吧你这婊子，安妮·法兰克！否则我将抛弃你！安妮·法兰克——男孩子们在等你。”

第2章

新基调中的政治

我堕过胎。

——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其他342名女性），1971年4月5日

用不了一代人的时间，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要么会与莫斯科决裂，要么萎缩到不值一提。

——丹尼斯·希利，1957年

在此条约下，除了先前赌光的东西以外，毫无损失。

——维利·勃兰特总理，1970年8月

当两国希望增进友好时，他们通常会寻求那些最为一致的陈词滥调。

——蒂莫西·加顿·阿什

20世纪70年代，西欧的政治图景开始呈现分裂。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坛主流一直分为两大政治“家族”：左翼和右翼；各自内部又分成“温和派”和“激进派”。1945年以来，两翼有所靠拢，但整体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1970年的欧洲选民们所面临的政治选择，即便在他们的祖父辈看来，也是似曾相识的。

欧洲政党之所以存活时间长，得益于选民生态惊人的连贯性。在英国，选择工党还是保守党，或者在联邦德国，选择社会民主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与其说体现了选民们在具体政策上的深刻分歧，不如说是对各自政党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偏好使然。在大多数地方，这只是一种旷日持久、跨越几代的选举习惯的延续，起决定作用的是选民的社会阶级、宗教信仰或地域位置，而非政党的竞选纲要。人们像父辈那样投票，选择对象则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工作领域和收入状况。

然而，在表面的延续性之下，欧洲选民的政治社会状况正在经历一场结构上的转换。白人男性工人阶级这个投票群体，通常作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支持者的基石，正在萎缩和分裂。与之相仿，“理想——典型性”的保守派选民，老年女性教徒，也不再铁定成为基督教民主党或保守党的选民核心。就其坚持的程度而言，这些传统选民已不再是选举主体了。原因何在？

首先，战后几十年间，社会变迁和地理迁移已经冲淡了原先固有的社会阶级划分，甚至到了难以辨别的程度。法国西部乡村或意大利威尼托区小镇里的基督教选民团、比利时南部或英格兰北部的工业无产阶级大本营，如今都已分崩离析。人们不再像其父母一样定居一处，还频繁更换工作。因此，无须奇怪，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已大不相同；而这些变化也开始反映在他们的政治倾向上，尽管起初还很缓慢。

其次，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繁荣与社会改革，已经有效地耗尽了各传统政党的纲领和愿景。正是它们的成功，使得左右翼的温和派都无法提出合理可信的议案，尤其经过60年代洪水泛滥般的自由改革之后。国家的制度本身无可争议，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亦如此。可做的就只剩下劳资关系的调整、反住房歧视和雇佣歧视的立法、教育设施的扩展完备，诸如此类。它们都是严肃的公共事务，却几乎不属于重大的政治辩论。

再次，现在出现了新型的政治组织。少数族群，在其迁居的欧洲当地，往往不受白人工人阶级社团的欢迎，也就无法一直受邀参与当地的政治组织或工会组织，因此他们的政治活动反映了这种受排斥的生活状况。

最后，一些旧日的政治文化全然陌生的话题，已由60年代政治家引入了公共讨论。“新左派”也许缺乏纲领，但从来不缺少主题。最重要的是，它吸引了新的选民。而对性和性活动的着迷，很自然地导向了性政治；在传统激进党派中居于次要地位的女性和隐形的同性恋群体，如今已作为合法的历史主体浮出了水面，拥有自己的权利和主张。特别是，随着不少地方法定选举年龄降至18岁，青年和他们的参政积极性都已移向了中心舞台。

这一时期的繁荣促使人们将注意力从生产转向消费，从生存必需品转向生活质量。在60年代的热潮中，极少有人费神思虑繁荣带来的道德困境——它的受惠者们正忙着享受那幸运的果实呢。可是数年后，许多青年，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欧和北欧青年，开始把50年代和60年代以来的商业至上和物质财富看成一笔沉重的遗产，只会带来庸俗的商品和错误的价值观。现代性的代价，至少在其主要受益人眼里，开始显得过高了；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曾经历的那个“失落的世界”却魅力大增。

显然，对这种文化不满而造成的政治化是活动家们的典型成果，他们的家庭或许曾一度活跃于比较传统的政党，对于那套政治策略了然于胸。因而，政治逻辑的改变是微乎其微的：其要旨依然是围绕一项立法纲领，动员那些观点相近的人们，来敦促国家使之生效。有所不同的是组织的前提。迄今为止，在欧洲，政治上的支持者是由大型选举团体在投票中的亲密关系形成的，这些团体由阶级或职业构成，通过一套共同的、遗传的，而且往往相当抽象的原则和目标扭结在一起。政策远不如忠诚来得重要。

不过，谋略在70年代走向了前台。“单议题”政党和运动出现了，其支持阵营取决于共同关注点的多种组合：这些关注点通常聚焦单一，偶尔也有异想天开的点子。在英国大获成功的“散装啤酒运动”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个中产阶级压力集团成立于1971年，旨在反对当时倾向气态的、均质的“罐装”啤酒的趋势（以及这类啤酒的出售者——面目雷同的“现代化”酒吧）。他们依据的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规模生产的垄断型企业吞并了手工酿造产业，出于大公司的利益目的而操纵着啤酒消费者，用俗不可耐的替代品诱使消费者异化了自己的味蕾。

“散装啤酒运动”巧妙地将经济分析、关爱环境、美学偏见和纯粹怀旧杂糅在一起，预示了其后很多单议题活动家的网络，还有不久后追随者甚众的布尔乔亚-波西米亚人群对昂贵的“本真”的追求风尚。在英国，这种风尚可追溯至长期以来对素食、“本真”的建筑材料和布料等的热烈追求——通常与社会主义团体和步行者俱乐部的活动相重合，是左翼对于保守派热衷的狩猎、射击和钓鱼的回应。在欧洲大陆，左翼文化和右翼文化之间的对立则反映了另外一种历史。英国的《美食指南》是由费边派社会主义者（Fabian socialists）创立和编辑的，并且一开始就在烹饪界前沿引发了阶级之争；而法国的《米其林指南》却始终是单纯的商业企业，尽管它们的读者群基本相同。但是，这项独特的单议题运动的魅力有些过时，更别提参与者的投入之深与激情目标之浅之间产生的失衡，这些都使得它必定显得有点儿古怪好笑。

不过，其他单议题政治党派就一点儿也不古怪了，其中大多数如同“散装啤酒运动”一样，是由中产阶级组织并为自身服务的。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70年代初出现了好几个抗议性政党，有名的如芬兰的农村党（即后来的真正芬兰人党），摩根斯·格里斯特鲁普的丹麦进步党和安德斯·朗格领导的挪威进步党。这些政党起初都只是积极致力于减税——1973年成立的挪威进步党，最初就叫“安德斯·朗格的要求大力减税、减费和减少国家干预的政党”，党纲就是用一页纸重申名称里的要求。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情况也许比较特别，别处的税率都没它高，公共服务也没它贵。当然，别处的单议题政党也没格里斯特鲁普的政党干得出色，它在1973年丹麦全国大选中赢得了15.9％的支持率。但是反税党并非新鲜事物，它模仿皮埃尔·布亚德的“商人手艺人保护联盟”。后者成立于1953年，旨在保护小商人小店主免遭税收和超级市场的冲击，并因在1956年的法国选举中获得12％的支持率而煊赫一时。但布亚德领导的运动也是个特例。1970年后出现的大多数抗议性政党都颇持久。挪威进步党在1/4个世纪后的1997年，赢得了成立至今最高的支持率（15.3%）。

反税党像战争期间的那些农业反对党一样，基本上是被动的、消极的。它们反对令人讨厌的变化，对政府的最大要求是去掉那些它们认为不合理的财政负担。其他的单议题运动则会对政府、法律或制度提出更为积极的要求。其关注面相当广泛，从通过教育来改革监狱、精神病院的医疗服务，到食品安全、社区服务、城市环境的改进和文化设施的普及等等，不一而足。它们全都“反对一致通过”，不愿将自己的支持者局限在任何传统的政治选民团体之中，而且都乐意，且必然尝试以另类方式宣扬自己的主张。

其中有三大新政治团体：妇女运动，环境保护主义组织与和平运动，因其规模和持久的影响力而意义显著。显而易见，妇女运动是最具多样性和深远影响的。除了两性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以外，女性还有些要求特别给予关注的问题：儿童保育、薪酬平等、离婚、堕胎、避孕、家庭暴力，这些议题此时刚刚开始进入欧洲的立法视野之中。

另外，还有激进派女性团体所强调的同性恋（女同性恋）权利问题，以及女性主义者日益关注的色情文艺问题。后者极好地说明了政治上的道德新格局：在老自由派和新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文学和电影作品中的色情描写直到最近才被审查制度松了绑。可还不到10年，它又成了众矢之的，这回是妇女团体协同作战，而它们通常是由激进女性主义者和传统保守派就此结盟、共同领导的。

从一开始起，欧洲的妇女运动就是一个多重兴趣和目标交叉的混合体。1950年，联邦德国有1/4的已婚女性外出工作，到1970年，这一比例已经升至1/2；在意大利，1972-1980年的150万新增劳动力中，就有125万是女性。截至90年代中期，除葡萄牙和意大利以外的欧洲各国，女性占了总劳动力（官方统计）中的40％强。许多女性新劳力干的是兼职，或者从事初级文员工作，享受不到充分的福利。兼职工作的弹性特点很对打工母亲的胃口，但是在70年代的经济困境下，报酬较少又很不稳定的兼职亦于事无补。因此，在各种要求当中，西方大多数女性雇员早先提出的同工同酬、工作场所应提供育儿设施，就一直居于首要位置。

上班（和不上班）的女性都日益希求在育儿方面得到更多帮助，然而她们却未必想生更多的孩子。事实上，随着经济的繁荣，她们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出外工作，想少生些孩子，或者至少在生育上有更多话语权。自20世纪初就产生了获取避孕信息和避孕工具的需求，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高峰顶点之后的10年间，这种需求更是大增。法国的“母亲联盟”成立于1956年，迫切要求获得避孕权；4年后“法国家庭计划运动”继而起之，名称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心态的转变。

在解放的60年代对各种形式的性自由的吁求压力下，各国放松了对避孕的法律控制（东欧某些国家除外，比如罗马尼亚的全国性“人口繁殖战略”仍然禁止避孕）。到了70年代初，除去一些偏远农村和天主教对当地人口仍保有道德权威的地方，西欧国家已经普遍接受避孕。不过，即使在城镇，这一新自由造福最大的还是中产阶级妇女；对于很多工人阶级已婚妇女和绝大部分未婚女性来说，控制生育的主要方法还是沿袭已久的形式：堕胎。

因此，对堕胎法律约束的改革要求成为新女性政治的主题也就不足为奇了。女性主义激进派的政治主张与不关心政治的普通女性的需要，在此构成了少有的交叉点。有目共睹的是，在英国，1967年开始免除堕胎刑事责任。但在其他不少地方，堕胎依然是一种犯罪：在意大利，它意味着5年的牢狱之灾。不过，无论是否合法，堕胎已经成为千百万女性的一种生活经验。仅在1973年的小国拉脱维亚，3.4万例婴儿诞生的同时，就有6万例堕胎。在那些堕胎尚不合法的地区，堕胎宿命地背负了法律和医疗的双重风险，因而总能让女性跨越阶级、年龄和政治派别的界限，团结在一起。

1971年4月5日，法国的《新观察者》周刊刊登了一份由343名女性联名签署的请愿书，声明她们全都堕过胎，所以犯了法，由此呼吁修订刑法典。签名者都是名人，其中包括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弗朗索瓦兹·萨冈，演员凯瑟琳·德纳芙、让娜·莫罗和玛丽-弗朗斯·皮希尔，律师和政治活动家伊维特·胡迪和吉赛拉·阿里米，真是名流荟萃。紧随着1968年蓬勃发展的女性主义运动，一些不出名但斗志旺盛的活动家们也都加入了她们的活动。虽然在此前一年就有300多名女性因堕胎而获罪，法国政府还是谨慎地保持了克制，没有起诉公开信中的签名人。

这封请愿信是由成立于1970年的“女性解放运动”组织发起的；行动引起的政治轰动效应促使阿里米和德·波伏瓦一起成立了名为“选择”的政治组织，致力于推翻堕胎禁令。1973年1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承认，法国法律已落后于公众观念的进步。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仅在1972-1973年，就有3.5万多名法国女性跑到英国去做合法的堕胎。蓬皮杜的继任者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指示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律修订案；1975年1月17日，国民议会宣布在法国堕胎（在怀孕10周期间）合法。

整个西欧妇女界都对法国的案例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意大利，新成立的“意大利妇女解放运动组织”与小规模的“激进党”联手发起了一份含有8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更改禁止堕胎的法律条文，并在1976年4月得到了5万名女性罗马大游行的声援。1975年，一份姗姗来迟的新“家庭法规”才取代了原来的法西斯主义条款；3年后，意大利国会终于通过投票表决，宣布堕胎合法化——当天正是1978年5月29日，距离发现阿尔多·莫罗的尸体刚好3周。

在1981年5月的一次全民投票表决中，该决议间接地得到了认可。当时意大利人同时否决了两项提案：一项是要求进一步放宽现有的合法堕胎的条件，另一项则是由刚成立的“保护生命运动”组织提出的，希望重新将堕胎定罪。如果说意大利的改革步伐有些落后于英法，那不仅是因为它受到了天主教教会的反对，更主要的原因，是很多意大利女性主义者已在各种国会权力以外的“自治”左翼运动中初经历练（具有启示意味的是，1971年第一份“女权战斗宣言”的核心议题是要求家务有偿化，这是将现代社会视为一个巨大工厂的旧“工人社会观”在家庭领域的惯性延伸）。所以，在利用现有政治机构以达到目的方面，她们的动作有些迟缓。

在西班牙，法国式策略得到了更直接的借用，并且由于旧政权垮台而释放的能量而加速实行。1976年1月，佛朗哥死后不到两个月，西班牙出现了第一次女性主义示威活动。两年后，通奸行为被免罪，避孕合法化。1979年，1 000名女性，其中包括许多社会名流，在公开声明上签字，宣布她们曾因堕胎而违法。这不禁让人想起，在佛朗哥统治下，西班牙曾经成为拥有欧洲最高的非法堕胎率的国家之一，堪比那些同样是威权主义的、鼓励生育、严禁任何形式的人口控制的东欧国家。不过，即使在后佛朗哥时代，反对堕胎法律改革的文化压力依然强大；1985年5月，西班牙议会最终通过了允许堕胎的法律提案，但仅限定适用于强奸、胎儿畸形和母体濒危三种情况。

争取堕胎权的成功战斗，与离婚权的取得一起，构成了近年来女性政治团体的主要成果。千百万女性的生存状况因之而获得极大的改善。自主堕胎和有效易行的避孕，不但大大降低了许多女性，特别是贫困女性的死亡危险，还使工作女性得以选择晚育，历史性地将生头胎的时间推迟到了育龄的后期。

新生人口因此持续下降。1960-1996年，西班牙女性的生育率下跌了将近60％；意大利、联邦德国和荷兰紧随其后。在70年代改革后的数年里，除爱尔兰以外的西欧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都不足以更新前一代。在1960年以来的30年间，英国每年的生育率从平均每位女性生育2.71个孩子下降到1.84个；法国从2.73个跌至1.73个。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只肯生一个孩子，甚至干脆不生。若没有非婚生人口，出生率还会更低：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非婚生人口在每年新增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奥地利是24％，英国是28％，法国是29％，瑞典是52％。

随着经济发展变缓、妇女解放运动放慢，欧洲的人口统计情况正在变化，这为福利国家的未来敲响了警钟。然而，女性运动带来的社会变革并没能完全体现在政治本身。没有出现“女性的政党”，从而有效地指挥大批选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在国家的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女性依然是少数派。

事实证明，在推选女性候选人上，左翼通常比右翼更开明。但并非到处如此。在比利时和法国，多年来属于中右翼的基督教政党，就比它们的社会党对手更乐于向忠实的选民推荐女性候选人。不过，能对女性在公共领域的未来前景做出最佳预言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地理。1975-1990年，芬兰国会中的女性席位从23％升至39％；瑞典从21％升至38％；挪威从16％升至36％；丹麦从16％升至33％。而在南欧，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国会里，1990年女性议员只占了1/12。在英国下议院，女性比例不过7％；而在法国的国民议会里，这一数字仅为6％。

环境保护主义者不分男女，在转化情绪为选举政治方面更为成功。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环境保护主义”（一个始自30年代的新词）的确称得上是个新起点：它集中表达了中产阶级对核电站和急速发展的城市化、高速公路以及污染的恐惧。欧洲的绿色运动之所以深入人心，和它在60年代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分不开的：衣着考究的周末“勒德分子”身穿石洗的自然纤维衣物，在本能与兴趣之间权衡。对一个更“自然”的世界的向往和对一种“本真”的个人政治的追求，都深深扎根在人们心中，而源自浪漫主义时期人们对早期工业化带来的破坏的惊骇，这是不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的。20世纪初，左翼和右翼都拥有自己的自行车俱乐部、素食餐馆、“漂鸟”运动和步行爱好者，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都以不同的方式接纳了解放和回归的梦想。

德国人怀念独一无二的日耳曼风景，怀念舒尔茨山和法耳茨地区的山脉与河流，还有故乡；法国民族主义者梦想“法兰西深处”的和谐乡村，纯然未经城市和国际化的污染；英国人幻想永恒的和睦田园，布莱克诗中的失落的耶路撒冷。没有比这种感同身受更为人们所乐于承认的了。几十年来，左翼一直对共产党国家的工业产量超越了西欧而满怀钦佩，但是从70年代起，它也和右翼一样，开始对发展、对生产力和现代性的间接代价有些不安了。[1]

因此，现代的环境保护主义革命具备了双重好处：它打破了近来那种无情的万能灵药式方案；它还可以上溯到更久远的历史，虽被人遗忘，但又古老得让人安心。环境保护主义（如同和平主义）的兴起往往也唤醒了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但是它们面目和善。西柏林的“另类派”，还有奥地利的反核能抗议者——后者在1978年赢得了公民投票，成功地阻止了政府实施温滕多夫核电站的计划——是决不会自命为民族主义者甚至爱国者的。可是他们对于当地遭受的污染之愤怒（与之对其他地方经受类似破坏的相对冷漠）却表明了相反的态度。早期绿色运动表现出的“邻避”（别在我的后院）品格，不禁让人想起先前的模式。

所以，当日趋年迈的葡萄牙独裁者安东尼奥·萨拉查，还有维也纳、阿姆斯特丹的由“1968年后”激进分子组成的民主政府都大力推行同一环境控制政策时，也并不显得矛盾。萨拉查对“物质主义”充满怀疑，决心牢牢守住20世纪，就此而言，他堪称一名真正的生态主义爱好者——通过简单地把国民经济保持在惊人的停滞状态，他达到了保护生态的目的。假以天年，萨拉查一定会赞赏1971年法国示威者的成就——他们封锁了一处规划建设于法国中南部平原上拉尔扎克的军事基地。

拉尔扎克的象征意义——由一群环保主义者奋起保卫原始草原免受法国政府集合军队的侵扰——是巨大的，且不限于法国本土：这个感人的胜利，与其说是为了当地高地丘陵里的绵羊，不如说是为了那群显然来自外地的牧羊人。年轻的激进分子中有不少刚从巴黎或里昂赶来，体验在“法兰西深处”的蛮荒海岸当农夫的感觉。毫无疑问，战斗前线已经转移，至少在西欧是如此。

当然，在东欧，初级生产无限制的信念和政府补偿行为的缺失，使得环境任由官方污染滥用。当奥地利政府屈从于国内的反对，打算放弃核能利用时，她的共产党邻居正毫无悔意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大建核反应堆，计划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沿多瑙河下游筑造大坝，或者在波兰专门建设的钢铁城“新胡塔”区北部一带，稳步地提高产量，加重空气污染。但不管怎样，对于剧烈的工业污染所造成的道德和人文代价，以及环境的恶化，东欧集团还是有所察觉的。

因而，富于讽刺性的是，“1968年后”在布拉格上台的胡萨克政权的冷漠态度。为了满足国内发电的需要，它情愿把共有的多瑙河边境践踏个够，这惹恼了政治上较为沉默的匈牙利人，对抗情绪大涨。尽管在先前看来令人难以置信，但“加布奇科沃——纳吉马罗斯大坝”工程的合建计划，竟然成了匈牙利国内反对布达佩斯政府的导火索，也成为两个“兄弟般的”邻国之间关系的一大障碍。[2]

在捷克斯洛伐克，对科技现代性素来抱有的恶感，特别经由哲学家扬·帕托斯卡和瓦克拉夫·贝罗拉德斯基的作品，传递给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后者自1970年后流亡意大利时开始写作，他的新海德格尔式的冥思以地下印刷品的形式回流到祖国。那种人类要彻底征服自然的观念——启蒙主义运动的目标——也许是要付出过高代价的。对此，冷战双方通过阅读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都已熟知，尤其是西奥多·阿多诺和麦克斯·霍克海默合著、1944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根据海德格尔式的曲解——暗示着共产主义本身是西欧的非法进口物，为无穷的物质进步这一自大的幻觉所吸引——以这些思考为基础，形成了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并在70年代浮出水面。它把伦理学的异议和生态学的批评结合起来，领导者是帕托斯卡和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3]后者是贝罗拉德斯基最狂热的读者之一。

如果时机适宜，相同的环保主义批评论是可以在东欧和西欧各种新式的抗议活动之间充当桥梁的。但在70年代初，双方都没能意识到这一点，西欧方面也是如此，他们更关心铁幕后的对手存在的状况或问题。西欧的环保主义者更是大力引导自己的选民关注国际政治，只要无碍于他们的核心目标即可。在这一点上，他们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

“生态学”候选人首次在英法的地区选举中亮相，是在1973年。同年，联邦德国的农夫代表大会成立，是为绿党的先驱。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刺激下，联邦德国的环保运动迅速转向主流政治。在第一个10年里，绿党获得了农民、环保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城市无业者的支持，并通过静坐、示威游行和行使公民优先权等途径，终于在1979年突破性地为自己的代表在两个州议会赢得了席位。4年后，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警醒下，他们在1983年联邦选举中的得票数从56.8万张一路飙升到216.5万张（5.6%的支持率），首次在联邦议会获取了席位（27席）。至1985年，绿党已经进入主要的地方政府，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管理黑森州（当时由年轻的绿党政治家约斯卡·菲舍尔出任黑森州环境与能源部长）。

尽管在奥地利，尤其是法国，绿党纷纷起而效之，但德国绿党的成功还一时难以得到复制。联邦德国人民似乎与众不同。近年来，他们逐渐反对起那些自己在战后曾赖以复兴的东西：从1966年至1981年，对“科技”及其成就持乐观态度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急剧下降，从72％跌至30％。联邦德国绿党还从本国实行的按比例分配议席制度中获益，该制度使得小党派也能进入州议会和联邦议会。不过，在议会制度差不多的意大利，环保主义者却经营惨淡：至1987年，意大利绿党获得的选票不到100万，只拿到630个议席中的13个。比利时的两个生态主义政党（一个说法语，一个说佛兰芒语）都得到了稳步发展：自从1981年首次参选获得4.8％支持率后，这一数字逐步增长，1987年超过了7.1％。至于英国，选举制度本身就是不利于小党派或边缘地位政党的，选举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像环保主义这样的单议题政党（又如和平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的前景受到了现存政治势力宽泛范围的限制——既然社会民主党或者农业党都有类似的主张，那又何必在绿党身上“浪费”一张选票呢？例如，环保主义在挪威也赢得了在德国那样广泛的支持。早在1970年，工党政府打算开发位于北极圈马多拉的北欧最大瀑布，以利用水力发电时，就激起了全国性的普遍愤慨，环保政党应运而生。但是，无论是马多拉事件，还是后来的反核电抗议，都没有演变成独立的政治运动：抗议和妥协，都是在同现有政权主体的协商后完成的。

瑞典绿党干得稍微出色一些，他们总算在1988年进入了国会；在芬兰，最初是1987年有一名环保主义者以个人身份赢得了选举，次年才成立环保政党“绿色联盟”（也许这不足为奇，相比略微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中部和北部，芬兰绿党在发达的、城市化的、“雅皮”风行的南部更得人心）。不过，瑞典和芬兰都比较特别，和平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残障人士等单议题活动家们，都确信自己的主张能够引起文化大环境的同情和共鸣，因而不惜冒着分流支持者的风险脱离主流政治，且同时既不会危及政权主体，也无碍于自身的前途。

正如我们所见，一次危机事件、丑闻事件或不受欢迎的提案往往催生出单议题政党：围绕着1984年奥地利政府提出的在东部海恩堡的湿地建设水电厂的方案，环保主义者应声而起，与之进行了艰苦对峙，还在某种程度上发展成了一支全国性力量。在社会党人领导的联合政府与环保主义者的持续对峙中，绿党声势大涨：这次事件不仅以政府取消计划而告终，还为绿党争取到了一大批觉醒的社会党选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的支持。

单议题政党和运动的繁衍及其逐步为主流公共生活所吸纳，对传统政党特别是左翼敲响了警钟。西欧的共产党，随着无产阶级选民的逐步流失而不断被削弱，并因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名誉大损，已变得极度脆弱。领导法国共产党的是一群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没能真正震动他们，使之与苏联保持距离，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更不用说了。先天的保守，加之不信任任何它所无法征服和控制的思想或个人，导致法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支持率一路走低：从1946年战后巅峰期的28％，到1977年的18.6％，此后更是一蹶不振，到80年代已跌至10％以下。

意大利共产党的表现就好多了。与法国共产党几乎平庸无才、毫无吸引力的高层（这一点法共也酷似其亦步亦趋的苏联典范）相比，意共幸运地拥有从帕米罗·陶里亚蒂到恩里科·贝林格（1972年任意共总书记，1984年以62岁的年龄早逝）一系列才智超群且极具魅力的领袖。和其他共产党组织一样，法共和意共都非常依赖苏联的资助：从1971-1990年，从苏联代表处那里，法国共产党接受了5 000万美元，意大利共产党接受了4 700万美元。[4]但是，意大利人至少还是对苏联异乎寻常的行动，特别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举，公开表示了反对。

1973年，贝林格决定，将他领导的意共纳入意大利民主保卫阵营之中，这就是所谓“历史性的妥协”：一方面加强了意共的（相对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放弃它的彻底反基督教民主党的立场。1973年震惊世界的智利政变[5]在这次转变上起了部分作用，贝林格等共产党知识分子由此相信，即使共产党赢得了国会的大部分席位，也会受到美国或其在意大利军事、商业和宗教领域中的同伙的阻挠，而无法建立自己的政府。不过，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这也是对右翼和左翼恐怖组织威胁到意大利民主的一种反应，后者将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政府一并视为仇敌。

这些变化在竞选结果上立竿见影。支持意共的选民稳步增长，从1958年的670万票到1972年的900万票，4年后更是达到了顶峰。在1976年6月的选举中，意共赢得了1 260万选票和228个国会议席。它的34.4％的支持率，仅落后于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4个百分点，也只比后者少34个议席而已。这是西欧共产党取得的前所未有的佳绩。意共通过努力，切实地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体制内”的政党，甚至（就像亨利·基辛格等外国观察者所担心的）可以成为备选政府。[6]

意大利共产党开创的新道路，以及法国共产党为效仿其成功（而非理念）所做出的不够有效的尝试，促成了“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该词是在1975年11月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三国共产党会议上发明的，并经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桑提亚哥·卡里约写于1977年的文章《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而正式传播开来。西班牙共产党当时刚刚结束几十年的地下状态，领袖们急切希望为其树立民主的声望。像意大利的同志一样，他们懂得，要实现这一目标，最佳途径是坚守自己的立场，不仅与当时的苏联保持距离，而且更重要的是，与他们共同的昔日列宁时代划清界限。

历史证明，“欧洲共产主义”只是昙花一现，它对知识分子和学院派的吸引力比对选民更大，前者误把这次理论衰竭的症状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复兴。如果西欧的共产党希望摆脱历史的负担，重新自我定义为左翼民主运动的一派，那么，它们还需要抛弃诸如“无产阶级专政”之类浮夸的教条，这些玩意儿早就葬身在20世纪70年代意识形态幻灭的大火之中了。它们还应当公开鲜明地割断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而这一点即使是贝林格与卡里约也未能做到。

无论各国共产党发言人如何努力，欧洲共产主义终究是一个矛盾体。正如列宁所想要的，臣服于莫斯科是任何共产党的第一个身份标签。西欧的共产党一直受到苏联的制约，直到后者自身解散。就算他们自己不这样认为，选民们可都是这么看的。在意大利，意共尽管再也没能达到1976年创下的辉煌，但它在某些地区成功地树立了独立自主的本土政党的形象，也保持了相当规模的拥护者。但是在其他国家，欧洲共产主义的支持率却在持续下滑。“欧洲共产主义”的发明者西班牙共产党在1982年的选举中得票率跌到了可怜的4％。

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坐镇莫斯科时，的确希望欧洲共产党能够在本土获取自己的地盘，为此他刻意保持了与西欧的距离。苏联的这一举动，作为其国际关系“先缓后取”策略的副产品，对于潜在的共产党改革家却效用甚微。此后，苏联领导人虽然以继续提供资金等多种形式表示支持，但他们对西欧共产党的兴趣越来越小，因为后者的政治影响力实在有限，而且似乎不可能在可预计的将来夺取到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尤其是有影响力的社会民主党，却另当别论。于是在国家分裂形势下面临严峻考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确实引起了苏联的极大兴趣。

1969年，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维利·勃兰特的领导下，在联邦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持政。自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它首次将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挤到了在野党的位置。勃兰特此前已在基辛格的大联合政府中担任了3年的外交部长，从那时起，他就与自己的智囊团头目埃贡·巴尔密切合作，开始构思德国外交政策的新路线，通过新的途径来建立德国与“东方政策”——苏维埃集团的联系。

当时，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完全受阿登纳的理念的支配。这种理念是：新的联邦政权应通过西欧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约组织，与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应当坚定不移地拒绝承认东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登纳宣称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了德国，同时拒绝承认与民主德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苏联例外。他的继任者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布加勒斯特、索非亚、华沙和布达佩斯设立了贸易代表机构；但直到1967年，勃兰特促成联邦德国与罗马尼亚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才第一次真正打破了阿登纳的原则；一年后，联邦德国又与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

阿登纳始终坚持认为，德国的分裂和它东部悬而未决的领土争议，应当在中欧形势缓和或军事撤离之前予以解决。但是，1961年美国反对联邦德国参加柏林墙建造竞赛，表示不愿因敞开柏林边界而担负战争风险；1966年10月，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确认，不再允许本国的外交政策因为未来德国统一的原则而受到制约。这一信息十分明确：若要实现目标，新一代德国外交官就不能再坚持把“德国问题”的解决作为缓和的前提，而应该把原来考虑的先后次序颠倒过来。

维利·勃兰特之所以敢于承担打破联邦德国政界惯例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担任过西柏林的市长。事实上，“东方政策”最热心的拥护者中有好些都是柏林前市长——勃兰特本人，后来的联邦总统理夏德·冯·魏茨泽克，还有继勃兰特之后成为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汉斯-约申·沃格尔，而这并非巧合。对他们来说，显而易见，克服欧洲的分裂并不会给西欧盟国带来任何麻烦——西方对于华约条约国组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极接受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联邦德国想打破中欧的政治僵局，那他们就只有自己亲自动手，直接与东方当局交涉。

由于这些思虑一直萦绕心间，于是勃兰特和巴尔设计出了自己接近东方的方式，以实现巴尔所称的“通过接触寻求改变”。目标是“越过雅尔塔（条约）”，途径是多重接触——外交的、公共机构的和个人的；在不引起国内外不安的情况下，达到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和欧洲内部的关系“正常化”。借这种典型的修辞学发明，勃兰特不动声色地摒弃了联邦德国政府原本在民主德国的非法性和不通过谈判寻求统一问题上的顽固立场。自此以后，联邦德国政府一直肯定德国人民的基本团结，但民主德国的真实存在也应得到承认：“一个德国，两个政府。”[7]

在1970-1974年间，勃兰特与其外交部长、自由民主党的瓦尔特·谢尔协商并签署了一系列主要的外交协议：1970年与莫斯科和华沙分别签订协议，承认战后两德之间及德国与波兰之间边界的事实存在和神圣不可侵犯（“现存的边界线……将成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西部边界”），并提出“在欧洲现存的政治条件的基础上”建立德国与其东部各邻国的新关系；1971年签订的关于柏林的四组协议，其中苏联同意不做任何单边性的改变，并为对方的越界活动提供便利，随后又与民主德国签订了《基本条约》，1973年经联邦德国联邦议会批准，其中联邦德国方面表示继续承认任何从民主德国移至联邦德国的居民的完全公民身份，放弃长期以来联邦德国作为全体德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声明；与布拉格签署条约；1974年5月与民主德国互派“永久性代表”。

凭借这些成就，还有其后访问华沙时在犹太人街区殉难者纪念碑前满怀歉意的下跪壮举，维利·勃兰特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国内，他也大获全胜。在1972年选举中，他带领的社会民主党首次成为联邦议会的第一大党。尽管避开了联邦德国政府长期坚持的“边界和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并未完成、《雅尔塔协定》划定的边界不合法理，必须保持关于1937年12月以来德国边界一贯性的合法构想”等主张，勃兰特在国内还是大受欢迎。[8]而且不仅是在联邦德国：勃兰特于1970年作为联邦德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民主德国，来到埃尔福特市时，受到了热烈的掌声欢迎。

勃兰特在1974年因间谍丑闻被迫下台后，其继任者们——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基督教民主党人赫尔穆特·科尔——从未偏离“东方政策”的总路线，不仅在公开外交上孜孜以求，还与民主德国开展了官方和非官方的多重联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便于个人来往，理顺关系，减轻对联邦德国复仇主义的恐惧，并从整体上使联邦德国与东部邻国的邦交“正常化”。应当承认，历史正如勃兰特在签署完承认战后德国边界的《莫斯科条约》时说的：“在此条约下，除了不久前赌光的东西以外，毫无损失。”

“东方政策”的制定者必须考虑到，若要成功实行他们的宏图大计，一定要争取三方力量的支持。要向西欧保证德国并非投向了东方。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在获知《莫斯科条约》后的第一反应，是向英国发出鼓励性的提议——当下，为了牵制不太听话的德国人以维持平衡，英国在欧盟的地位越发重要了。最终法国得到了德国人的安抚，后者承诺联邦德国与西欧的联系会比以往更加牢固（就像后来蓬皮杜的继任者也得到德国人的保证，许诺20年后统一的德国一定加入欧洲共同货币流通体系）。不过，巴黎和华盛顿仍议论纷纷，正如财政部长赫尔穆特·施密特在1973年所言，在描述一个“变化的世界”时，“关于东西方问题的传统策略”正在失去效用，但还会延续相当一段时日。

“东方政策”的第二类拥护者是分裂后柏林墙两边的德国人。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给很多德国人带来了实惠。两德之间的接触和沟通发展迅速。1969年，双方仅通过50万次电话；20年后已变成约4 000万次。东西柏林之间的电话次数，1970年的数字尚不得而知，到1988年已达到一年1 000万次。事实上，到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人已经可以自由地向联邦德国打电话；民主德国政府甚至把电缆铺到了德累斯顿附近的“无影谷”（因当地的地形阻挡了联邦德国的电视信号而得名），满以为只要民主德国的人们在家里看得到联邦德国的电视节目，就不会打算移民去联邦德国了。这些做法，还包括隔离家庭的重聚、向联邦德国释放政治犯等措施，都有助于提高“东方政策”的声誉，也体现了共产党对联邦德国的“稳定”和“无意外”政策的信心在不断增长。

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尤其乐于看到这些发展。1973年9月，联合国承认并接纳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视其为独立国家；此后一年内，民主德国获得了80个国家的外交承认，包括美国。与联邦德国政府的变化形成反讽的是，民主德国自己的领导人不再提到“德国”，而是开始日益自信地自许为一个独特、正统的“德语”国家，独立自主，拥有自己的前途。他们强调，民主德国不仅根源于“好的”、反法西斯的德意志民族，同时还是普鲁士的土地和遗产的继承者。虽然在1968年的民主德国宪法中，提到了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但这句话在1974年的宪法修订版上却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永远坚定不移地拥护苏联”的誓言。

民主德国对“东方政策”感兴趣，还有更加直接的和利益上的因素。自从1963年起，民主德国一直把政治犯“贩卖”给联邦德国政府去换钱，价钱视对象的“价值”和资格而定。到1977年，为了从民主德国监狱弄出一个犯人，联邦德国需要支付将近9.6万德国马克。新政策的外交成果之一，就是隔离家庭团圆的制度化：为此柏林的潘科区政府额外收取每人4 500德国马克（大便宜——1983年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要收每人8 000德国马克才放境内的德国人出国）。有人估算，截至1989年，通过释放3.4万个犯人、允许2 000名儿童回到父母身边，和“调节”25万个家庭的团聚，民主德国政府一共榨取了联邦德国将近30亿德国马克。[9]

在事情发展进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统一”问题真的从德国的政治议程上消失了。固然，诚如勃兰特所言，分裂国家的重新统一依然是联邦德国的“生活的谎言”，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意外实现统一的前几年，重新统一已不再是大众感兴趣的话题。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45％的联邦德国人认为统一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自7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数字再没超过1％。

联邦德国政府新路线的第三方支持者，自然是苏联。从1970年勃兰特与勃列日涅夫的首次协商，到近20年后戈尔巴乔夫访问波恩，联邦德国围绕与东方关系“正常化”所做的一切规划，都通过了莫斯科，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用赫尔穆特·施密特的话来说，“当然，德苏关系处于‘东方政策’的中心地位”。其实，一旦联邦德国人和俄国人就波兰新边界的永久性达成共识（双方尊重长期形成的欧洲实际，但没人问过波兰人的意见），同时联邦德国政府同意承认波兰人民共和国，联邦德国人就和俄罗斯人就有了很多共同语言。

1973年5月，当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作为首位出访联邦德国的苏共领导人来到波恩时，竟然与赫尔穆特·施密特一起，温情地回忆起“二战”中两人的共同经历——施密特很容易便想到前者曾“不分昼夜，为打败希特勒而战，为德国而战”。维利·勃兰特自始至终反对德意志第三帝国，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冷静地评述道：“要是把对战争的回忆交换一下，虚假和真实的谎言彼此非常接近。”回忆或许是虚幻的，而共同利益则足够真实。

多年来苏联一直迫切希望，自己的战后成果和欧洲的新边界能够得到西欧方面的官方承认，最好是通过正式的和平大会。西方同盟，尤其是美国，则始终宁愿维持现状，也不越雷池半步，特别是保持“德国问题”悬而不决。不过既然德国人自己在向东部邻国表示主动，西方的位置也必然随之改变；苏联领导人有望实现他们的愿望了。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在与莫斯科开展谈判方面，态度较之前任更加开放，可能对苏联政权的性质也没那么寝食不安。就像1974年9月19日基辛格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所解释的，不应等到苏联内部改革才去缓和国际关系。这正是他们制定的与苏联和中国缓和关系之雄才大略的一部分。

于是，1971年12月，北约组织的部长们相聚布鲁塞尔，原则上同意参加欧洲安全大会。不到一年，筹备会议已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1973年7月，还是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正式会议召开了。35个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与会，只有阿尔巴尼亚拒绝参加。在其后的两年里，与会国提出协议，草拟条约，提议通过“建立信任”方式来改善东西关系等。1975年8月，《赫尔辛基协定》获得了一致通过并得到签署。

从表面上看来，苏联是该协定的主要受益者。在最后的议定书中，“原则一”规定：“参与国将尊重彼此的独立自主以及主权固有和包含的一切权利，特别是各国的司法公正和领土完整的权利。”而且，在“原则六”中，参与国保证“对于各国内部事务，或本国权限以内的外部事务，无论与其关系如何，其他参与国应避免任何形式的干涉，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也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

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们理应心满意足了。现在，不但战后欧洲的政治分界线得到了正式的和公开的接受，而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附属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受到了官方的承认；西方集团更是第一次表示禁绝所有“针对任何其他参与国的武力干涉或胁迫”。当然，北约组织或美国实际入侵苏维埃集团的可能性一直微乎其微。事实上，1948年以来真正实施过武力干涉的唯一国家，就是苏联自己，而且还实施了两次。

《赫尔辛基协定》中的这些条款，包括“原则四”中确认的“参与国将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所强调的，恰恰表现出莫斯科方面特有的不安全感。有了与联邦德国签订的系列条约和《赫尔辛基协定》对《波茨坦公告》所做的回顾性重申，苏联终于如愿以偿、高枕无忧了。反过来，会议的西方参与国似乎只得到了一些无可非议的形式上的条款：社会、文化和经济上的合作与交流，同心协力去解决重大的和未来的分歧，等等。

在有“第三个篮子”之称的赫尔辛基原则中，除了国家权利以外，还包含了对个人及种群权利的规定，集中体现在“原则七”（“尊重人权和包括思想、良知、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和“原则八”（“各民族权利平等，独立自主”）之中。绝大多数政治领袖在签署这些条款时都漫不经心——铁幕两边都把它们当作民主的“橱窗展示”，用来应对国内意见的标准操作流程，实际上根本行不通：依据“原则四”和“原则六”，外人无权干涉签署国的内部事务。正如一名捷克知识分子在当时愤愤不平地指出的，《赫尔辛基协定》其实只是重复了“Cuius Regio，Eius Religio”（拉丁语：统治者的宗教即国教）。在各自的辖区内，统治者们再次达成一致，随心所欲地处置各自的国民。

事情并没朝协定写的那样发展。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中的大多数原则和约定，只不过是把现存的国际格局包装得漂亮了些。但是，“原则七”不仅规定了签署国应“尊重人权和包括思想、良知、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和宗教”，还要求全部35国“提高和鼓励在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其他领域的权利和自由的有效履行”，并“承认和尊重个体依从内心意愿所表达和实践的宗教或信仰，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

这份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看上去冗长而无甚效力的清单引发了“赫尔辛基权利”运动。就在此项等待甚久的国际协定签订后的一年间，苏联领导层便发现，国内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小集团、俱乐部、协会、机构和个人，就是要求政府严格遵守这一协定。就像最后议定书上写的，各国政府有义务“履行在本协定中提出的各项国际性声明和协议”，这一呼声日益高涨，最终几乎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本来，勃列日涅夫指望亨利·基辛格和他那些死心眼儿的接班人严守在赫尔辛基签订的“互不干涉”条款，这没错；可惜他从来没想到（其实基辛格也一样），对于其后那些乌托邦式的段落条文，别人竟然也会一样当真。[10]

从短期来看，苏联及其东欧盟国政府可以毫不费力地压制任何代表个人或集体权利的声音：1977年，乌克兰“赫尔辛基权利”集团的领导人们遭到逮捕，并被判处3年到15年不等的徒刑。然而，当年在《赫尔辛基协定》中，共产党领导人为证明自身政权的国际合法性而强调的东西，如今又反过来让他们大伤脑筋了：通过援引莫斯科自己刚刚许下的承诺，（国内外的）批评者们就可以向苏联政权施加舆论压力了。政府对这种反对派的武装镇压非但无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弄巧成拙地公开承认。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就这样疏忽大意地打开了自身防线的一道缺口，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竟是一道致命的缺口。

[1] 到1980年，苏联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几乎和美国相等。直到不久前，这一统计数据还让苏联的仰慕者感到骄傲而不是窘迫难堪。

[2] 环境问题上的抗议由于在表面上无关政治的特点，在控制严密的政权下能为其政治行动和发表言论提供安全的空间。至1983年，水质污染问题迫使10%的苏维埃立陶宛人加入了“立陶宛自然保护协会”。

[3] 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开启了通往西方的另一条道路：法国哲学家埃曼纽尔·穆尼埃多年前就宣称，他在同代人（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看到了一种“主体性障碍”，是与他所批判的“客观物质主义”和“科技”相对立的。之后数十年间，《精神》杂志作者群中穆尼埃的私淑弟子们，最早在西欧出版和褒扬了哈维尔及其不同政见追随者的作品。

[4] 同期莫斯科甚至还共计拨出4 200万美元给实力极弱的美国共产党，显示出一视同仁、不加区别的慷慨。

[5] 1973年9月1 1日，在美国暗中支持下，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右翼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领导的政权。——译者注

[6] 1976年4月13日，就在意大利大选前的9周，基辛格公开表示不会欢迎一个共产党性质的意大利政府，恰好验证了贝林格的直觉。

[7] 勃兰特在1969年上任时所做的第一个决定，是将“全德事务部”更名为“德国内部关系部”，以减少民主德国对于联邦德国继续以全体德国人民代表自居的忧虑，这表明他已准备把民主德国视作一个特殊而持久的实体。

[8] 这种合法构想，以及围绕它产生的种种情感问题，正是基督教民主党为何在1973年拒绝签署标志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基本条约》的原因，该党也因此一直坚持东部边界问题应存而不议，直到1990年两德统一为止。

[9] 从“东方政策”开始实施起，中东欧的德侨（Volksdeutscher）也同样享有特殊待遇，他们在德国东部和南部的边界线内外生活。按照家庭关系或种族血统，如果他们能够进入联邦德国，就能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上百万移民从乌克兰、俄罗斯、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地涌入联邦德国，他们突然间重新发掘出了自己的德国背景，而这正是在前半个世纪造成他们极大痛苦的原因。

[10] 1976年5月12日，第一个“赫尔辛基团体”（Helsinki Group）在莫斯科成立。其最初1 1个成员中包括尤利·奥尔诺夫（Yuri Orlov）、伊莲娜·波娜（Yelena Bonner）和安纳托利·夏兰斯基（Anatoly Sharansky）。两年后，庞大的国际性组织“赫尔辛基观察团”（Helsinki Watch）成立，专门监视《赫尔辛基协定》各签署国的权利误用情况。

第3章

过渡时期

回顾往事，我们最大的一桩错误就是允许选举继续进行。我们的垮台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奥特洛·萨赖瓦德·德·卡瓦略将军

西班牙是问题的所在，而欧洲是解决的办法。

——奥尔特加·加塞特

欧洲不光是各种物质结果，它还是精神。欧洲是一种精神状态。

——雅克·德洛尔

大国之间的这些交易长期存在，大陆东西分界也从未消失过，北欧各国国内与国际的风云变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是在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各国，问题主要是在国内。70年代初以前，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一直处于欧洲的边缘，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尽管在冷战时期它们共同效忠于“西方”（葡萄牙与希腊均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这三个国家在其他方面却各有千秋。其经济严重依赖在国外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国内汇款以及增长中的旅游业，因而与欧洲南部边缘的其他国家如南斯拉夫或土耳其相似。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希腊的大部分地区的生活水平同东欧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相仿。

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三个国家都由独裁者统治，这种情况在拉美比在西欧更加常见。战后几十年间的政治改革似乎忽略了这三个国家。葡萄牙于1932-1970年间由安东尼奥·萨拉查统治，在西班牙，佛朗哥将军于1936年发动军事政变，并且从1939年开始直至1975年去世，他一直统治该国，其间无人敢挑战其地位。在这两个国家，来自另一时代的等级制度因此而固定下来。在希腊，一个军事小集团于1967年推翻了国王和议会，自此这个上校集团统治了该国。这段动荡的历史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在它的影响下，三个国家的前景一片黯淡。

希腊的近代史和西班牙一样，受到内战的严重影响。在战后的两年间，希腊共产党对其控制下的村庄实行恐怖统治，以至于过后很久人们仍然心怀恐惧，并把左翼激进派和压制与暴行联系在一起。1949年10月共产党人放弃斗争后，轮到左翼分子遭受持久的压迫。战时的游击队员（包括许多在战争初期参加抵抗德国入侵的战斗者）被迫流亡海外，长达几十年。那些仍留在国内的人则被禁止在公共部门就业，直至70年代，其子女甚至孙辈也不能幸免。在迈克罗尼索斯岛臭名昭著的监狱中，共产党人被长期囚禁，并受到虐待。[1]

但是，不管这与冷战时期的情景多么相符，希腊国内的政治斗争一直有其明显的地方特点。1949年3月，在斯大林与铁托斗争的高潮时期，奴性十足的亲莫斯科派希腊共产党曾在布加勒斯特通过无线电台发表声明，赞成马其顿独立。这样做的本意是通过鼓励南斯拉夫领土分割来削弱铁托的力量，不料却并未奏效。相反，它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希腊共产党的信任，因为此举暗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将导致北部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人聚居的马其顿地区实现自治，使希腊分崩离析。

希腊人之所以如此在意这一点，是因为希腊的民族主义特别缺乏保障，即便以地区标准衡量也是如此。由于希腊战后的保守派政治家时时刻刻对先前土耳其帝国时期的统治者保持警惕，防范与其发生冲突，而且从1940年以来一直与阿尔巴尼亚处于交战状态（直至1985年情况才有所改观），甚至不愿承认在与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接壤的地区存在着庞大的斯拉夫社区，因此他们选择了“秩序”与“稳定”，而不是“民主”或战后“妥协”。综合旧的国内因素与新的国际派别划分，希腊国王与其军队和大臣们选择了与西方站在一起，把西方国家看作在一个动荡的地区里最可靠的同盟者。

他们的忠心得到了很好的补偿。[2]1947年2月，《巴黎条约》迫使意大利将多德卡尼斯群岛割让给雅典。在实施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以后，希腊成为美国援助的主要受惠国之一。它于1952年被批准加入北约组织，其军队也接受了从部署到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量援助。这些军队后来也确实起了关键性作用。英国本来打算赠予希腊一支非政治性的陆军和现代警察部队，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被证明是不可能的。相反，希腊军队经过8年战争后，以永不妥协的反共主义者、保王主义者和非民主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对北约和美国同盟者的忠诚甚至远远超过了对本国政治制度或规约的认同。

事实上，希腊军官就像传统的西班牙军官一样，在他们看来，国家及其领土完整的守护神是他们自己，而不是那些他们曾宣誓捍卫的短命的宪法文件。在战后希腊的政治生活中，军队从一开始起就十分活跃：在50年代初的全国大选中，获胜的“希腊阵线党”就是由亚历山大·帕帕戈斯元帅领导的，他曾在内战中担任政府军的指挥官。直至1963年，军人还十分乐意地支持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卡拉曼利斯曾经领导更名后的希腊阵线党（现称“民族激进派联盟”）在1956年、1958年和1961年的大选中获胜，尽管他在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选举胜利后被怀疑有大规模舞弊行为。

卡拉曼利斯本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并不持反共态度，他甚至对军队也没有显示出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他出生在希腊的马其顿地区，并且从内心深处是反斯拉夫的。他出身农民家庭，信仰东正教，本能地具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特点，很适合代表他的祖国。在美国外交官和本国官员等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安全可靠的人，他无意实施平民对军队的监督，也无意过于详细地调查愈传愈盛的高层人物中反议会的网络和阴谋。在卡拉曼利斯的领导下，希腊社会保持了稳定，但是经济停滞不前，腐败现象严重。

然而在1963年5月，左翼议员格里戈里斯·兰姆布拉基斯博士在泰萨洛尼基市的一次和平集会上演讲时遇袭，5天后身亡。这件事为左派造就了一位烈士，也催生了希腊的和平运动。而当局处事可疑，对这起暗杀事件的幕后主使者不想追查到底，这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怀疑。[3]过了6个月，卡拉曼利斯在大选中以微弱之差输给了乔治·帕潘德里欧领导的、代表日益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益的中间派联盟。在下一年的新一轮选举中，帕潘德里欧的政党及其同盟者表现得更加出色，以绝对多数选票获胜，所占比例从42%上升到52.7％。

新的议会多数派要求调查1961年大选被人操纵的情况，议会与年轻的国王康斯坦丁之间的紧张局面逐渐升级。国王在政治上对保守派的同情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右翼不断对他施加压力，要求解除帕潘德里欧的职务。帕潘德里欧最终出于无奈，只好辞职，随后相继有几任临时首相上台，但是谁都未能得到稳定的议会大多数的支持。这时有一群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军官被指控与帕潘德里欧之子安德里亚斯密谋，使议会与王室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1967年3月，他们中间有21人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到这个时候，希腊议会政府已经徒有其名了。保守派分子与军官们隐晦地警告人们，共产主义在全国的影响正在扩大。国王不愿与多数派的中间派联盟合作，说他们依靠极左派的选票，而反对派的民族激进派联盟拒绝支持成立临时代理政府。最后在1967年4月，民族激进派联盟组成了少数派政府，直至国王解散了议会，号召举行新的选举。

公众对议会陷入的僵局感到失望，他们普遍感觉国王从中扮演了过分偏袒一方的角色，这一切都表明即将到来的选举将会进一步偏向左翼。由于这个原因，加上自1949年以来“共产主义威胁”论不断地被提起，希腊的民主制不健全，以及执政者不称职，以此为借口，军队内部存在已久的右翼军官集团于4月21日夺取了政权。

在乔治·帕帕多普洛斯上校的领导下，雅典等城市的街道一时间布满了坦克和伞兵，军队逮捕了政治家﹑记者﹑工会运动积极分子等公众人物，夺取了所有的要塞，并宣布自己为国家的拯救者。他们解释说，“民主将得以修复”。国王康斯坦丁尽管对这些阴谋家不感兴趣，不过还是被动地同意并命令他们宣誓就职。8个月后，国王试探性地组织了反政变，失败后携家人逃往罗马，他的离开并未让国人感到惋惜。这个军人集团任命了一位摄政者——帕帕多普洛斯被任命为首相。

上校的这次政变是一篇经典的政治宣言。帕帕多普洛斯及其同僚以暴力起家，惯于实行压制，他们上任后解雇了近一千名公务员，囚禁或驱逐了左翼和中间派的政治家。在他们执政的7年间，希腊与世隔绝，令人窒息。上校们反对现代性已经到了滑稽的地步，他们审查报刊，宣布罢工为非法，禁止现代音乐和迷你裙，还禁止研究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甚至连社会学、俄语、保加利亚语的研究也遭到禁止。他们虽然走的是平民主义路线，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家长式统治，对外表形象极为关注。在军政权统治下，留长发遭到禁止，宫廷侍卫和其他礼仪官员的制服也被换成了华丽俗气的“传统”服饰。尤其是首都雅典，更是给人以军管式的整齐划一的感觉。

军事政变对希腊经济的影响好坏参半。旅游业没有受到影响。即便有旅游者出于政治觉悟而对军人掌权的希腊进行抵制，还是会有人对它趋之若鹜，因为希腊旅游胜地虽然各种规章多得令人窒息，但毕竟价格低廉。政变之前10年才出现的国外投资和国民生产总值的稳步增长（自1964年以来年平均增幅为6%）都未受到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正如西班牙一样，低工资（依靠对工人反抗的镇压）和建立在“法律与秩序”基础之上的政权，为国外资本提供了有利环境。这些大多出身农民的上校们最初甚至获得了农村地区的广泛支持，尤其在1968年他们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债务之后。[4]

但是上校们身上自给自足的农民本性，使他们更加倾向于恢复旧式的进口替代制度——低效的本地制造商生产的低质产品，在与国外厂商的竞争中受到保护。这种做法最终注定要使政权与本国城市中产阶级发生冲突，因为虽然他们几年前看到争吵不休的政客们被赶下台时备感舒心，但现在他们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显然更为重要。而即便是以不苛刻的标准来衡量，上校们也只能算是平庸之辈，他们面对未来毫无准备：既没有计划如何让希腊融入正在兴起并日益扩大的“欧洲共同体”，也没有关于如何恢复平民统治的计划。[5]

再者，该政权虽然在国内还算稳固，在国外却日渐孤立。1969年12月，“欧洲委员会”全票通过将希腊赶出该组织；两个月后，“欧洲经济共同体”终止了与军政权的一切谈判。更无耻的是，该政权的基础只有武力。因此，在解决塞浦路斯历史遗留问题时，它在境外使用武力而遭到灭亡也就十分正常了。

塞浦路斯岛自1571年以后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1878年后由英国控制，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由英国单方面吞并。它位于地中海东部较远处，靠近土耳其安纳托利亚，虽然远离希腊大陆和边远的希腊诸岛，但是岛上居民大多数都讲希腊语，信仰东正教，并且倾向于与希腊统一。占岛上人口18%左右的土耳其少数民族自然反对这种安排，并且得到了安卡拉当局的全力支持。就这样，塞浦路斯一方面有英国竭力要其摆脱帝国遗产，另一方面要面对由来已久的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对立，其命运在整个50年代都悬而未决，令人不安。

由于“合并”计划（即与希腊统一的计划）遭到否定，岛上大多数赞成统一的领导人勉强同意独立。1960年英国允许塞浦路斯独立，只保留了某些过境权和一个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军基地。新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和宪法由英国、土耳其和希腊共同保障，由希腊、土耳其两族组成联合政府，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任总统。大主教曾被伦敦以武装暴力恐怖分子的名义流放，而今受到尊敬，成为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雄心的“合理”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该岛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毗邻而居，气氛紧张，社区间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希腊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均自称是塞浦路斯岛上各自同胞的保护者，而且偶尔会威胁说要进行干涉，但出于谨慎和国际压力，都没有这样做，即使在1963年塞浦路斯土耳其人遭到袭击，次年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时也没有出兵。尽管希腊人几乎垄断了塞浦路斯所有的公共部门岗位和有权力的职位（其情形大致相当于在阿尔斯特占人口大多数的清教徒把天主教徒排挤出有特权和权力的部门），或许正因如此，塞浦路斯看上去比较稳定。但是尽管塞浦路斯不再有危机，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问题”。

因此，在1973年，当雅典学生（起初是在法学院，后来在理工专科学校）首次公开反对上校们的统治，令他们尴尬不已时，希腊军政权的反应是转移公众视线，试图通过重提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要求，来挽回公众支持。强硬派的伊奥安尼德斯将军在理工院校学生示威游行后，取代帕帕多普洛斯成为军政权首领，他与乔治·格里瓦斯等希腊——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合谋推翻马卡里奥斯，将塞浦路斯与希腊统一。1974年7月15日，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与一批精心挑选的希腊军官袭击了总统府，驱逐了马卡里奥斯，设置了傀儡政府以期待雅典直接实行统治。马卡里奥斯逃往国外。

但是，就在这个关头，土耳其政府宣布将入侵塞浦路斯，以保护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利益，并且很快于7月20日付诸行动。一周之内，该岛2/5的领土就在土耳其的掌握之中了。希腊军政府面对比他们强大许多的土耳其军队，既无力阻止，又无法做出回应，显得相当无助：一会儿命令部队全体动员，一会儿又下令取消动员。由于这次行动令国家蒙羞，遂使国内群情激愤，希腊的独裁者们只得求助于日渐衰老的卡拉曼利斯，邀请他结束巴黎的流放生涯，回国归政。7月24日，这位前首相回到了雅典，开始带领希腊回归平民统治。

这次过渡完成得相当轻松。卡拉曼利斯的“新民主党”在1974年11月大选中一举获胜，并在3年后再次奏响凯歌。1975年6月通过了新宪法，尽管反对派各党在开始时反对加强共和国总统的权力（1980年后卡拉曼利斯一直位居总统）。希腊民主政治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具有了与欧洲相似的特征，它的政治派别大致可以划分为中右翼（新民主党）和中左翼（由已故的乔治·帕潘德里欧之子、具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安德里亚斯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希腊能够平稳地向民主社会过渡，要部分地归功于卡拉曼利斯的技巧。他一方面能与自己的过去诀别，另一方面又能给公众以成熟老练、游刃有余、前后一致的印象。他没有重建已经失去民心的中间派联盟，而是组建了新的政党。对众叛亲离的君主制的去留，他号召在1974年12月进行了全民投票。当69.2%的投票者要求将其废除时，他监督建立了共和国。为了避免疏远军人，他拒绝了清洗军队的要求。相反，他让那些比较愿妥协的高级军官提前退休，而对愿意效忠新政府的人予以奖励和提拔。[6]

在废除了君主制，军队也实现中立之后，卡拉曼利斯不得不来处理尚未解决的塞浦路斯问题。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继任者都不愿再重提“合并”问题，但他们同时也不能公开忽视岛上土耳其人的存在，即使在1974年12月马卡里奥斯回国后，他们也未能这样做。卡拉曼利斯随后将希腊撤出了北约军事组织达6年，以抗议北约另一成员国（土耳其）的行径。尽管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它还是赢得了国内包括左翼和右翼都在内的广泛赞同。1975年2月，塞岛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宣布成立“塞浦路斯土耳其联邦”——尽管至今只有土耳其一个国家承认它——以此为标志，再加上北爱琴海地区领土问题外交争端时有发生，希——土关系进入冰封时期。

在以后的几十年间，联合国的外交家和律师们都曾试图解决塞岛的划分问题，但都毫无结果，该岛也因此成为国际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希腊政治家们也可以就此放下担子，暂时不管塞岛问题（尽管他们迫于国内政治因素，要对其命运继续表示关注），而去关心其他更有前途的事务。1975年6月，在上校们落马后不到一年，希腊政府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1981年1月1日，希腊成为欧共体正式成员国，这令布鲁塞尔欧共体总部的许多人感到遗憾，他们认为这是“希望”战胜了“智慧”。

与希腊不同，葡萄牙在近代没有经历过哪怕是最初级的民主。萨拉查的独裁统治是倒退的，即使以1932年他上台之初通行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事实上，吹毛求疵的教权主义、混合的制度、落后的农村这三者汇合，使葡萄牙像极了1934年后的奥地利。难怪战后的葡萄牙得到了怀念维希政府的退休法国人的垂青——“法兰西行动党”颜面丢尽的党魁夏尔·莫拉斯深受萨拉查崇敬，并一直与他保持通信，直至1952年去世。[7]

在萨拉查统治下的葡萄牙，国民总体生活水平更像当今的非洲而不是欧洲大陆：1960年，人均年收入只有160美元（土耳其是219美元，美国是1 453美元）。富人的确富有，而婴儿死亡率为欧洲最高，32%的人口是文盲。萨拉查这位曾在科英布拉大学任教数年的经济学家，不但不为葡萄牙的落后感到不安，反认为这是国家稳定的关键。当听说在葡属安哥拉境内发现石油时，他仅评论说这是一个“遗憾”。

萨拉查像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一样，着迷于避免债务，煞费苦心地平衡每年的预算。他是个狂热的商业主义者，建立起了数量惊人的黄金储备，并且注意避免把它用于投资或进口。结果使国家陷入贫困，人口大多数在北方小型家庭农场和更靠近南部的大庄园中劳动。由于没有本地资本为国内工业提供资金，而国外投资者又明显不受欢迎，葡萄牙大多依靠出口或再出口初级商品，其中包括自己的国民。

直到1970年去世，萨拉查一直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不仅使葡萄牙免受20世纪毁灭性的国外战争之苦，还带领国家避开了掠夺性的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两大灾祸。而事实上，他已让自己的臣民备受其苦：物质上的不平等和为盈利而进行的剥削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严重，而且这个位于里斯本的独裁政府压制一切独立观点和首创精神。1969年，只有18%的成年人口有资格投票选举。

由于国内缺乏反对党，萨拉查的唯一阻力来自军队，这是全国唯一的独立机构。葡萄牙军人收入菲薄——萨拉查不是支付有限的军人工资，而是积极鼓励宦囊羞涩的军官们迎娶有钱的资产阶级家的小姐。军官们尽管不情愿，并在1947年和1958年分别有过一次徒劳无功、轻而易举地被镇压的政变，但是直至1961年，他们对这个政权至少还是忠诚的。陆军或海军中倾向于改革的低级军官虽然对军队的毫无生气感到厌烦，但是又缺乏同盟者或群众基础。

所有这一切在1961年得到了改变，这一年新德里强行吞并了葡萄牙在印度本土的领地果阿，非洲的殖民地安哥拉也爆发了武装叛乱。失去果阿固然是国家的耻辱，但相比之下，非洲的叛乱更为严重。葡属的非洲各“省份”（他们自己这样称呼），较大的有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西非的佛得角群岛和东南非的莫桑比克。其中安哥拉不到600万人口中有近50万欧洲殖民者，其重要性远远大于其他几“省”。它境内尚未开发的丰富的物质资源，比如铁、钻石和新发现的近海石油，使得萨拉查不愿意外商前来投资（典型的如美国“海湾石油公司”）。在60年代，这块领土对葡萄牙本土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那里也发生了公开的叛乱。为了摧毁风起云涌的安哥拉民族主义运动，1967年里斯本实施了“反叛乱”战略，将人口重新安置到可以控制的大村落中：截至1974年，100多万农民被搬迁。这一计划并未瓦解叛乱，尽管它对安哥拉社会和农村经济贻害无穷。不过，此举确实离间了前去执行这一计划的士兵：既包括把参加殖民地军队作为提升社会地位手段的宦囊羞涩的军官，也包括不情愿被派去镇压叛军的普通士兵。

在安哥拉，叛乱者划分为不同派系，葡萄牙军队至少还可以暂时控制他们，而在别处，情况逐渐难以维持。在莫桑比克，6万名葡军士兵为保护仅1万名欧洲殖民者忙得不可开交；在几内亚和佛得角，充满魅力的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在游击战中以1万兵力牵制了葡军3万人，使他们徒劳无功。到20世纪70年代初，非洲战事每年消耗掉这个欧洲最穷国家的年国防预算的一半。每4个到入伍年龄的葡萄牙男性中就有1个要应征到非洲服役，并且在1976年之后，最低服役限度为4年。到1973年，他们中有1.1万人阵亡。按人口比例来说，死亡率比美军在越南战争最激烈时还要高出许多。

葡萄牙为保卫其殖民地付出了昂贵而又血腥的代价，而且希望越来越渺茫，对此军人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而且他们还有别的理由感到沮丧。为了巩固权力，也为了把国人的视线从海外的不幸中转移开，萨拉查选定的接班人马切罗·卡埃塔诺放松了信贷限制，从国外大举借债而且鼓励进口。再加上在国外工作的葡萄牙人的汇款，1970年至1973年间，葡萄牙经历了短暂的消费繁荣。但好景不长，石油危机引发了不断的通货膨胀，公共部门的工资开始被物价远远地抛在后面。

葡萄牙多年来首次遭遇了罢工。首都周围贫民区的居民中，有许多是刚刚从赤贫的阿连特霍地区搬来，他们不但要忍受地方性的贫穷，还要眼看着附近里斯本炫耀性财富急剧增长。由于非选举产生的技术专家、官员指挥的政府不受欢迎，军队越来越痛恨代表它在遥远的土地上进行“肮脏的战争”，他们的不满而今在国内得到广泛响应。低级军官满腹苦水，通货膨胀使他们本来不高的收入缩水，家人生活难以为继。与他们同病相怜的是正在兴起的一代商人，统治者的无能让他们苦恼不堪，他们明白国家的希望在欧洲而不是非洲。[8]

1974年4月25日，军官和“武装部队运动”成员把卡埃塔诺和他的同事赶下台，宣布成立以民主化、非殖民地化和经济改革为目标的临时政府。这次政变（就像1926年年轻军官们发表檄文首次拥立萨拉查上台一样）没有遇到多大阻力，旧政权的领导者们被允许流亡——先是到马德拉群岛，然后到巴西。前葡萄牙军队副参谋长、1968至1972年几内亚总督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将军被同僚任命为军事集团首领。秘密警察被废除，所有政治犯被释放，新闻自由得以恢复，葡萄牙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领袖结束流亡回国，他们的组织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得到法律认可。

这次革命处处受到极大的欢迎。[9]斯皮诺拉把中立派和社会主义者都纳入临时内阁中，7月，他公开宣布了给予非洲殖民地完全自决权的计划。一年之内，这些殖民地全部独立，印度尼西亚乘机控制了葡属东帝汶。非殖民地化的过程相当混乱。几内亚和莫桑比克的游击队对斯皮诺拉让他们先放下武器的要求置之不理，安哥拉局势则恶化为内战。但是从葡萄牙的角度看，优点是前后过程相当迅速。它还加速了在葡军撤退、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发生暴力冲突后约75万名欧洲人返回葡萄牙。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相对保守的葡萄牙北部地区安顿下来，在未来数年中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这些飞快的变化令斯皮诺拉感到不安，他的保守本能与更为年轻的同事们越来越激进的做法产生抵触，他于1974年9月辞去职务。在接下来的14个月中，葡萄牙走向全面的社会变革。在军官和武装部队运动和阿尔瓦罗·肯哈尔领导的坚定的“列宁主义共产党”的热情支持下，银行和主要工业实现国有化，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进行，特别是在南部产粮区阿连特霍，那里的土地所有权大部分仍在大地主，尤其是不在当地的大地主手中。

国有化在城镇中受到欢迎，南部地区的土地改革——尤其是土地集体化——最初是由当地佃农和体力劳动者在共产党及其盟友的动员下“自发”进行的土地占有和夺取。共产党不愧为暗中反对旧政权的一支组织最严密、行动最有效的队伍。但同样的做法在中部和北部却显然不受欢迎，因为这些地区的土地已经被细分为若干小块，归家庭私有。以农村和小镇为主的北部盛行天主教（现在仍然如此），1972年平均每500人就有1名教士。中南部地区教士和平民的比例为1︰4500，在南部更远一些的地方比例更低。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和农民领袖所倡导的反教权主义和集体化运动遭到了人口众多的北部地区的强烈反对。

实质上，1974年葡萄牙革命者在重复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土地改革激进分子所犯的错误：他们试图将适合南部社会条件的集体主义土地改革强加于北部土地私有、效率更高的小农身上，最终把后者变成了敌人。在1975年4月立宪会议选举中，共产党只赢得了12.5%的选票。中间偏右的党派战绩稍好，但大赢家是“葡萄牙社会党”。该党两年前由马里奥·索瑞兹在流亡中建立，他以“要社会主义，不要独裁”为口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竞选，赢得了38% 的选票。

“武装部队运动”和共产党对选举结果感到失望。肯哈尔公开承认，如果通过议会获得权利的道路走行不通，他们或许会采用其他办法——正如他在1975年6月对一位意大利记者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可能拥有你们西欧那样的民主……葡萄牙不会成为一个有民主、自由和垄断的国家。它不允许这些东西存在”。从4月到11月，局势越来越紧张。国外评论家警告说，共产党即将发动政变，而葡萄牙的北约盟国和西欧贸易伙伴也许诺，一旦发生马克思主义革命，他们将介入并提供援助。

事态在年末发展到了关键性阶段。11月8日，里斯本立宪会议被建筑工人包围，在两周的时间里，传言说即将成立“里斯本公社”，甚至将爆发南北内战。11月25日，有几队激进士兵试图暴动。起初他们还有列宁主义共产党的支持，但后来当武装部队中大多数人，甚至一些左翼军官本身都反对起义时，就连肯哈尔也妥协了。正如“武装部队运动”有些领导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1975年4月的选举结果已经提前使革命军官们的目标失去了民心：左派可以实现议会民主，或实现革命“过渡”，但不可能两者都实现。

1976年2月，葡萄牙军队正式把权力移交给平民当局，尽管在政变后两年他们仍然有效控制着全国。国家将按照1976年4月通过的宪法得到治理，这部宪法在措词和目标上仍然反映了1974年后的政治气氛，它使葡萄牙致力于“通过创造让工人阶级民主地行使权力的条件，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当月的立法选举中，尽管选票数略有下降，社会主义者又一次领先，马里奥·索瑞兹组建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葡萄牙第一个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葡萄牙民主的前景仍然堪忧。维利·勃兰特只是许多赞同这一观点的当代观察家之一，他们在索瑞兹身上看到了克伦斯基的影子，克伦斯基不自觉地充当了非民主势力的掩护，一旦机会适合，他们就会将他撤换掉。然而索瑞兹却幸存了下来，而且不止如此。军队仍然局限在军营中，其政治作用越来越不重要。共产党的得票数上升了——1976年上升到了14.6%，3年后又上升到19%，原因是经济发展状况恶化，而且索瑞兹的温和政策挫伤了党内的左派，他曾许诺他们会在社会主义的葡萄牙消灭资本主义，但前提是左派要放弃起义的企图。

1977年，议会通过了一部农业改革法，肯定了不久前进行的土地集体化，但是把这种做法局限在南部，而且限制了从当前所有者手中没收土地的数量。这一做法消灭了农村冲突的危险，也避免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但是短期内却不能改善民主葡萄牙所继承的一团糟的经济状况。由于没有了来自前殖民地的廉价原料（而且没有了殖民地提供的垄断市场，其出口产品在别处毫无竞争力），不能像过去一样向西欧输出非熟练工人，而且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限制，要平衡预算，厉行节约，葡萄牙遭遇了连续几年的失业和消费不足。

军队并没有完全退出舞台。根据1976年宪法规定，由非选举产生的军人代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具有否决权。在1980年一年中，它否决了23项立法，其中包括由当年选举产生的中间偏右派政府所做的将国内银行非国有化的计划。但是，议会在随后的两年中修改宪法，削减行政权力（1982年把“革命委员会”也废除了），并悄悄去掉了宪法的原来文字中强调的反对资本主义，对此他们也并未表示反对。

在随后的20年中，社会党与其对手、由阿尼巴尔·卡瓦科·席尔瓦领导的中间派“社会民主党”将交换位置。早已放弃反资本主义言论的马里奥·索瑞兹本人在1986年升至总统，是年，葡萄牙加入欧共体。以西欧的标准看葡萄牙，它仍然十分贫穷，这要感谢萨拉查，是他留下的永久遗产泽被后世。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葡萄牙既避免了“白色恐怖”，也避免了“红色恐怖”。共产党虽然在南部农村和里斯本郊外工业区仍然受欢迎，在日渐老去、直至1992年才退位的肯哈尔领导下依然坚定地坚持着强硬路线，但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被永远地削弱了。被遣返的殖民者从未成功地组织过心怀怨愤的民族主义者的极右党。在这种环境中，民主葡萄牙的出现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对一个比方说在1970年从法国一路看到西班牙的游客来说，比利牛斯山脉两侧的差距似乎太大了。佛朗哥长达30年之久的统治，加重了西班牙近两个世纪以来经历的社会落后和文化孤立的痛苦，他的独裁政权似乎比当初更加与当代欧洲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第一眼看去，西班牙似乎与60年代擦肩而过了：苛刻的审查制度、严格按照法律来约束民众的着装和举止、无处不在的警察，还有对待政治批评者的严酷刑法，凡此种种，无不昭示着这是一块时间停滞的土地，历史的时钟永远地停在了1939年。[10]

但是，如果就近看的话，你会发现西班牙——至少在北部地区和城市中——其实正在快速地发展。佛朗哥的确是一个严苛的、真正反革命的独裁者，但与邻居萨拉查不同的是，他还是一个经济现实主义者。1959年，西班牙放弃了20多年来的闭关自守，在一群教士的鼓动下，通过了“国家稳定计划”，旨在平抑地方性通货膨胀，开放西班牙，允许投资和贸易。这一计划最初对经济的冲击是严酷的：贬值货币、削减预算、冻结信用、限制工资——所有这些都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得到了执行。这些做法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同时也迫使数以万计的西班牙人到国外寻找就业机会。

但是，私有部门自此受到了社团主义规章和长期进口替代政策的保护，拥有了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关税得到削减，西班牙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成为“经合组织”准成员（佛朗哥1962年甚至申请加入欧共体，但没有成功）。佛朗哥推出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机是合适的。在战后欧洲经济繁荣阶段的初期，西班牙对国内经济采取保护政策，规避竞争，而现在对国外贸易开放得正是时候。从1961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农业劳动力所占百分比（1950年是50%）急剧下降，并且从南部、西部移向北部，转向工业和迅速发展的旅游业。截至1971年，全国只有1/5的人口还在从事农业。到60年代中期，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西班牙已经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

佛朗哥的“经济奇迹”也不能被过分夸大。西班牙没有帝国的遗留影响，因此也无须为非殖民地化付出经济或社会的代价。60年代流入西班牙的外币，大多不是来自国产商品的出口，而是来自在国外务工的西班牙人往国内的汇款，或者北欧度假者的消费。总之，西班牙的经济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国家繁荣兴旺的副产品。除去巴塞罗那、布拉瓦海岸、巴斯克等部分地区和（现代化程度稍差一些的）马德里，该国的交通、教育、医疗与服务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即使在1973年，该国的总体人均收入仍然低于爱尔兰，不到欧共体国家的平均值的一半。

不过，即便是有限的经济现代化，其社会影响也十分重大。在有电视之前，西班牙人或许大都未受到其他国家60年代文化冲击的影响，但是由于实施“国家稳定计划”而产生的经济不平等和对经济的扰乱，引起了劳动者的广泛不满。从60年代晚期开始，一直到佛朗哥去世，工人罢工、资方停工、示威、集体谈判和工会抗议成为西班牙社会生活的一种固定特色。这个政权固执地反对一切政治让步，但是当有如此众多的外国游客到来时（1966年达1 730万人次，到佛朗哥去世前一年，上升至3 400万人次），它就不好在公众面前显得过于压制一切了。

西班牙当局也无法忽视日益壮大的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合作能力与技巧。因此，他们被迫承认了事实上已经出现的、主要集中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重工业区的工人运动。加上由公共部门的职员、银行工作人员和其他正在扩大中的白领阶层组成的非正式工会，截至佛朗哥去世，这个由工人和职员代表组成的半地下网络可能经过了近10年的组织和经验才得以建成。

但是，西班牙的工人反抗活动被严格限制在生活必需品问题上。在最后的几年里，佛朗哥政权就像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政权一样，依靠的不是公开的暴力镇压，而是一种强制的被动接受，一种几十年来形成的文化去政治化。1956年以来，学生中的反抗者一直在谋求更大的校园自主权，以及对道德规范和其他限制的放宽，政府允许他们在极其严格的范围内组织反抗；他们甚至得到了政权集团内部一些批评家的同情，包括那些有意改革的天主教徒、受挫的“社会长枪党党员”等。但是，政府严格禁止他们对别的阶级主动表示同情，或是与其他部门联合，比如说与罢工的矿工联合。[11]这种做法也被用于对政权持批评态度的成年人。

事实上，一切纯粹的政治观点都受到严格限制，独立的政党也遭到禁止。直至1967年，这个国家甚至还没有一部宪法，已经存在的那些权利和程序也大都是做给西方伙伴看的。作为被暂时取消的君主国的“摄政者”，佛朗哥选定年轻的胡安·卡洛斯——西班牙末代国王的孙子——在适当的时候接替他，但在大多数观察者看来，君主国问题在西班牙事务中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便是教会，虽然在许多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是一股重要力量，但是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起的作用也很有限。

西班牙在传统上是基督教文明反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堡垒，这是小学课程的基本内容之一；但是天主教本身（不像天主教社团中的现代化“秘密僧侣”那样）被排挤到了权力之外，这与政权创立之初10年间所提倡的新十字军“国家天主教教义”精神所受到的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12]1968年6月，佛朗哥屈服于当代现实，首次承认了宗教自由的原则，允许西班牙人在自己选择的教堂里公开做礼拜。但在那时，宗教本身却已经进入了漫长的衰退期：一个在60年代初有8 000名神学院学生的国家，12年后只剩下不到2 000名。1966年至1975年间，全国1/3的耶稣会修士离开了修道会。

国家对军队也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佛朗哥本人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十分清楚疏远军队会有什么危险。这支军队继承了保卫国家、保卫传统价值观的过强的责任感。在战后的几年中，西班牙陆军受到了宠爱和奉承。它在内战中取得的胜利，每年都要在主要城市的街道上举行庆祝，而在内战中的失败也在1959年9月完工的、排场十足的阵亡将士谷里得到了纪念。军衔与勋章数量增加了：到这届政府灭亡时，共有300名将军，军官与其他军阶的比率为1︰11，为欧洲之最。1967年，“国家公共机构法”正式规定军队负责保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卫“公共机构系统”。

但实际上，军队已经变得多余。佛朗哥几十年来都在保护自己的军队不参加国外战争和殖民地战争。与法国或葡萄牙军队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经历过耻辱的失败或被迫撤退。西班牙没有面临过军事威胁，国内安全由警察来负责，宪兵和特殊部队只用来对付恐怖分子——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而军队主要被用于仪式典礼，成为一种风险规避的惯例。军队的保守派传统日益表现为热情地希望君主国复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认同感在后来向民主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国家事务由一群受严格限制的律师、信仰天主教的教授、公务员实行管理，他们中许多人对政策鼓励的公司表示出积极的兴趣。但是由于国家禁止提出正式的政治反对意见，所以是从这些统治阶层圈子内部——而不是其领导者仍在流亡的知识阶层——在地方政府效率低下、国外的批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榜样的刺激下，产生了改革的设想和变革的压力。

佛朗哥在1975年11月20日去世，时年82岁。他直到临终都不肯认真考虑自由化或移交权力的问题，这样做，即便对支持他的人来说，他也没有价值了。支持者中有很多人同情年初曾要求取消对新闻界和政治集会的限制的示威者。因此，向民主社会的过渡是由佛朗哥自己任命的官员和部长来操作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过渡既迅速又成功。在告别佛朗哥主义、向民主过渡的最初阶段，西班牙赞成民主改革的传统力量——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工会会员——扮演了配角。

佛朗哥死后两天，胡安·卡洛斯加冕为国王。最初，他在内阁中保留了佛朗哥的最后一任总理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和他的同僚，以此向军队和其他人保证不会同过去突然决裂。但是在1976年4月，阿里亚斯取缔了刚刚成立的、尚未批准的左派政党的联盟——“民主协调组织”，逮捕了其领导人，从而受到国王的冷遇。两个月之内，国王就撤掉了阿里亚斯，换上了自己的一个部长阿道弗·苏亚雷斯·冈萨雷斯。

44岁的苏亚雷斯是一个典型的佛朗哥时代后期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者，他曾担任过一年由元首佛朗哥创立的长枪党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事实证明，选择苏亚雷斯是精明之举。他组建了新的政党“民主中间派联盟”，而且开始说服佛朗哥集团接受关于政治改革的全民复决投票，实际上就是说服他们批准引入普遍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佛朗哥的老近卫军被一个他们认为是自己人的人打乱了阵脚，同意进行全民复决投票。1976年12月15日，投票结果是94% 的人赞成改革。

1977年2月，苏亚雷斯授权西班牙最古老的政治组织西班牙社会党回国。当时该党由来自塞维尔市的年轻的费利佩·冈萨雷斯·马奎斯领导，他从20岁出头时就开始积极从事地下活动。同时，工会也变得合法化，并且获得了罢工权。4月1日，苏亚雷斯禁止并解散了他曾经领导的民族运动组织；一周后，他又宣布桑提亚哥·卡里约领导的“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与他们的葡萄牙同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已经承诺在向议会民主过渡时期的种种限制下运行。[13]

为了制定新宪法，1977年6月进行了立宪会议代表选举。这次选举是自1936年以来在西班牙的第一次。得票数最多的是苏亚雷斯领导的民主中间派联盟，赢得了议会165个席位；处于第二位的是冈萨雷斯的社会党，占121个席位，其他角逐者仅合占67个席位。[14]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可能出现的最好结果。苏亚雷斯的胜利让保守派们（他们大多数投了他的票）放下心来，不会突然转向左派。由于没有取得明显的大多数席位，这就迫使他与左派代表合作。左派因此也就承担了起草新宪法的部分责任。

这部宪法（在1978年12月的第二次全民复决投票中得到了充分确认）总体来讲相当传统。西班牙将成为一个议会君主制国家；将没有官方宗教（尽管在仔细斟酌后向教会让步，承认天主教是一个“社会现实”）；法定选民年龄下降到18岁；死刑被废除。但会议将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地区（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有权自治写进了新宪法，这一点可以看作与它的近期历史的重大决裂。

宪法第二条肯定了“全体西班牙人共同的、不可分割的栖息地西班牙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但接着又“承认并保证境内各民族和地区自治和各自团结一致的权利”。接下来的自治法承认了在迄今为止极端中央集权的西班牙，存在古已有之的语言多样性和地域性情感；他们还承认了加泰罗尼亚在人口数字方面不成比例的重要性，以及在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都存在的强烈的自治情绪。但是，一部分西班牙人被赋予的东西不可能不让其他人也拥有。在4年内，西班牙将被分成17个自主管理的地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旗帜和首府。不只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会被承认是独立的，加利西亚人、安达卢西亚人、加那利人、瓦伦西亚人、纳瓦拉人等也一样。[15]

但是，新宪法规定马德里继续负责国防、司法和外交，这是一个尤其对巴斯克民族主义者而言让人难以接受的妥协。上文已经讲述过，“埃塔”组织在新宪法讨论阶段的几个月内，故意加强了针对政治家和士兵的暴力和暗杀活动，希望借此能引发他们的强烈反应，从而阻止使他们每况愈下的民主进程。

在1981年，他们有可能取得成功。1月29日，对经济发展的不满达到最高峰（见下文），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加利西亚和安达卢西亚都开始尝试分离主义的地方自治，苏亚雷斯在本党派的胁迫下辞职。他所在的党痛恨的不是他的失败（1979年按照新宪法举行的大选中，民主中间派联盟又一次获胜），而是他的成就，还有他独断专行的作风。在另一位民主中间派联盟政治家卡尔沃·索特洛接替他之前，巴斯克地区各省爆发了大罢工。这样，在右翼批评家看来，民主西班牙不仅无人领导，而且到了崩溃边缘。

2月23日，国民卫队陆军中校安东尼奥·特赫罗·莫林·莫利纳用武力控制了议会。经过协调，巴伦西亚军区司令员哈伊梅·米兰斯·德·博斯克将军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号召国王解散议会，任命一个军事政府。尽管现在看来，特赫罗和米兰斯·德·博斯克的做法显得颇有戏剧性而且笨手笨脚，却是有传统和先例可循的。而且议会本身或各政党及其支持者，也对政变的发生束手无策。军队是否持同情态度还很难说。[16]

决定事态最终结果并塑造日后西班牙历史的，是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对阴谋者要求的断然拒绝和他的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坚决地捍卫宪法，并毫不含糊地宣布他和王权都与新兴的追求民主的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年轻的国王的勇气或许令事态双方都同样吃惊，因为此前他一直生活在阴影中，认为自己是被已故独裁者任命的国王；但是现在他的命运已和议会政治不可挽回地联系在了一起。由于缺乏一种凝聚力量的制度或符号，那些怀念旧政权的警察、士兵等等都避开了起义或恢复原状的想法，转而投身于支持曼纽尔·弗拉伽领导的“人民联盟”。这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致力于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抗击“西班牙最危险的敌人：共产主义和分裂主义”。

特赫罗的做法让民众失去了对他的“事业”的信任，议会当初就应该趁机削减军队预算，并且通过一项早就应该通过的法案，将离婚合法化。但是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大多数人都被夹在教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右翼和刚刚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左翼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前者不满于变革速度之快，对区域自治也感到不安，而新西班牙公共道德的松懈也让他们感到愤懑。后者一方面对宪法事宜公开妥协，另一方面又针对难以控制的工人运动和日益严重的失业现象摆出一副激进面孔。

就像葡萄牙一样，这次政治过渡恰逢经济困难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追究佛朗哥时代最后几届政府的责任。在1970年至1976年间，这几届政府为了换取公众支持而增加公共开支和公共部门就业岗位，补贴能源消耗，抑制物价，同时增加工资，几乎不考虑这样做的长远影响。这种漠然态度的后果在1977年开始显现：大选时，通货膨胀率达到每年26%，国库（在佛朗哥政权的递减税政策下空虚已久）接近干涸，失业率长期呈上升趋势。据估计，1973年至1982年间，全国失去就业岗位180万个。[17]

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昙花一现的共和国时期一样，西班牙民主建设时期恰逢经济衰退，与生活指数挂钩的工资和经过政府补贴的物价恶化为过高的通货膨胀，因此很多人议论说，西班牙正在走阿根廷的路。如果这一点能够得以避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77年10月在《蒙科洛协议》上签字的那些人。该协议是经过谈判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的第一个，在协议中，政治家、工人领袖和雇主都同意着手进行大范围的改革：贬值货币、制定收入政策、控制政府开支，以及对庞大而又浪费严重的公共部门实行结构性改革。

《蒙科洛协议》和后来的其他协议（最后一个签署于1984年）并没有创造奇迹。部分由于石油冲击的影响，国家的收支平衡危机持续恶化；许多较小的公司倒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一齐上涨，引发了罢工浪潮以及左翼工会和共产党内部的痛苦分裂——他们都不再愿意分担民主过渡的社会代价。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协议，这些分歧及其造成的社会后果肯定还会更加严重。

1982年10月的选举正值经济困难最高峰时期，社会党在议会中获得了绝对大多数席位，费利佩·冈萨雷斯上台，出任首相，并且将要留在这个位置上14年。苏亚雷斯的中间派民主党——它曾经带领国家摆脱佛朗哥主义——几乎被从议会中排除，只赢得了两个席位。共产党只赢得了4个席位，这是一次蒙受耻辱的失败，导致桑提亚哥·卡里约辞职。从此以后，西班牙政治将按照西欧其他国家的模式进行，不断围绕中左翼和中右翼进行重组。在这里，中右翼是指弗拉伽领导的人民联盟（1989年更名为“人民党”），他们在选举中令人惊讶地获得了26.5%的选票。

社会党以平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为纲领参加竞选，承诺保护工人的工作和消费能力，使西班牙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但一旦掌权，冈萨雷斯坚持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开始对西班牙的工业和服务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后来又逐步实行私有化），并于1986年在西班牙是否继续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上的公民复决投票中击败了他的许多支持者。此刻他赞成西班牙继续留在北约。[18]

这种方向性的改变并没有为冈萨雷斯赢得守旧的社会主义者的好感，这个政党在他的带领下，离存在已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越来越远。[19]但是他的核心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对内战没有记忆的青年男女，并且公开宣称，他的目标是带领西班牙战胜落后（争论已久的“落后”问题自黄金时代结束以来，就一直折磨着这个半岛），对于这样一个政治家来说，旧的左倾意识形态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据冈萨雷斯判断，西班牙的未来不在于社会主义，而在于欧洲。1986年1月1日，西班牙与葡萄牙一起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国。

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和出人意料的发展，是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向民主的过渡。截至80年代初，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不仅实现了向议会民主的和平转变：而且这3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几年前还处于地下状态，并且大张旗鼓地反对资本主义——现在都是主要的政治力量，实质上以中间派的立场执政。萨拉查和佛朗哥政权不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且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而新一代政治家们在努力争夺年轻的“摩登”选民的拥戴。

其中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其一是已经提到过的，尤其是在西班牙，远远落后的不是整个社会，而是它的政治状态。佛朗哥统治的最后10年间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社会和地理的流动性，意味着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和期望已经发生了太多变化，远非仍然透过1936-1956年间的状况去看待西班牙的外界观察者所认为的那样。地中海沿岸欧洲的年轻人并不觉得难以适应这种在离他们较远的北方欧洲国家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事实上，他们在政治革命以前就已经在学着适应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从上个时代的种种束缚中解脱出来，对左翼或右翼的政治说辞持明显的怀疑态度，也不为忠于过去的行为所感动。过渡完成以后去里斯本或马德里的游客往往对这里的年轻人感到惊讶不已：他们从不提起最近的过去，不管涉及的是政治还是文化。[20]

社会现实不容许20世纪30年代重现，导演阿伦·雷奈在1966年的电影《活在战争的梦魇》中未卜先知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这部电影叙述了悲伤的挽歌式故事，讲述的是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员迭戈（由杰出的演员伊夫·蒙当扮演）偷偷地从巴黎回到了马德里，勇敢地携带了“工人起义”所需的颠覆性文献和计划，虽然他知道起义永远不会发生。“你们难道不明白吗？”他试图告诉梦想复兴1936年希望的巴黎共产党领导人，“西班牙已经变成了浪漫左派的聚集点，成了一个用来欺骗过去战争中老兵的谎言。现在每年有1400万游客在那里度假。世界的现实在抗拒我们”。电影的编剧是豪尔赫·塞布伦，这也并非偶然，他本人几十年来都是西班牙共产党的秘密间谍，后来因为对该党不正视现实、一味怀念过去感到失望而离开。

到了80年代初，西班牙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愿停留在近期的历史上，这是不争的事实，尤其表现在对旧的公共行为准则大张旗鼓地拒绝：在语言上、着装上，特别是性观念上。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的脍炙人口的电影就是一种对50年来发霉的独裁统治的自觉反抗，是新的反主流文化的一种表现。这些电影运用独特的视角和存在主义的表现手法，刻画一群在充斥着性的环境中感到迷惘的年轻女子。在1980年的电影《佩比、卢西、邦及不出众的姑娘们》（出品于西班牙首次自由选举后仅3年）里，剧中人心照不宣地对“大选”和“正在吞噬我们的色情战争”大笑不已。

两年后，在《激情迷宫》中，训练营里出来的恐怖分子和色情狂互相说着淫秽笑话，还一度争论“他们快乐的小恋情”和“国家的未来”孰先孰后的问题。他的电影故事背景一部比一部更浮华，城市外景地也越来越时尚。到1988年，以电影《崩溃边缘的女人》为标志，阿尔莫多瓦以电影的手法，令人信服地完成了对一个拼命弥补失去的时光、忙乱而又带有自我意识的现代社会的概括。[21]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变化的发生不是由于文化或政治领域的激进分子和革新者的努力，而是多亏了来自旧政权的保守派政治家。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阿道弗·苏亚雷斯就像几年后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样，都是他们帮助摧毁的那个体系的典型人物。卡拉曼利斯确实在军政权统治期间处于流亡中；但他也与任何人一样是无可指摘的民族主义者，并且思想偏执。而且，他对受到玷污的1961年希腊选举负直接责任，主要是那次选举使战后的政治体系名誉扫地，使军队执掌了大权。

但正是他们带给选民的这种信任感，使他们能够摧毁自己曾经忠诚服务过的独裁制度。接下来又都由社会主义者——索瑞兹、冈萨雷斯、帕潘德里欧——继任。这些继任者们也都曾令人信服地向自己的支持者保证过，说他们的激进主义信念不可动摇，但随后又为环境所迫，实行温和的、经常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这种过渡，用一位西班牙著名评论家的话说，是“要求佛朗哥主义者假装自己从来不是佛朗哥主义者，左翼妥协者假装自己仍然坚持左派原则”。[22]

所以，时代环境迫使很多人几乎在一夜之间放弃坚持已久的原则立场。这些年来，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公众生活中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息，那就是审时度势地背叛诺言，出于实用主义考虑而忘却某些记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年轻一代会有那种怀疑的、不关心政治的态度。而那些忠诚地、无怨无悔地坚持过去的追求的人，从共产主义者到长枪党党员，都很快被发生的事情甩在后面。如果不考虑现实，即便始终如一也没用。

最终，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毫不费力地加入或重新加入了“西方”，尽管它们对自己采取政治孤立的方针，但是它们的外交政策却始终能够与北约或欧共体国家兼容甚至联合。冷战的传统，加上对共产主义的共同仇视，促进了多元民主国家和军事或教权独裁国家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北美人和西欧人在经过多年与独裁国家的伙伴共同开会、谈判、制订计划，或者仅仅是跟他们做生意之后，早已不会再动辄为马德里、雅典或里斯本的国内事务大动肝火。

因此，对大多数旁观者，包括许多它们本国的批评家来说，令人不快的南欧政权与其说是在道德上破产了，倒不如说是在制度上落后于时代了。当然，它们的经济在本质上还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相似的，并且早已融入国际市场，以获取金钱、商品和劳动力。即使是萨拉查统治下的葡萄牙，也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可以辨认的一部分——尽管是在错误的一端。新兴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在西班牙，不仅在衣着打扮上，而且连理想抱负都在效仿法国、意大利或英国的经理人、商人、工程师、政治家和公务员。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的社会尽管还很落后，但也已经属于它们现在渴望以平等身份加入的那个世界，而从独裁统治的过渡，首先得益于给他们这样做的机会。他们中的那些曾经坚决地往后看的精英人物，现在已经在往北看。地理似乎战胜了历史。

在1973至1986年间，欧共体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行动和扩张，一位历史学家曾称之为“一系列不规则的大爆炸”。庇护者戴高乐去世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想法不必再因他的不赞成而被束之高阁，而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的战略意义使他烦恼不堪（上文已讲到），他明确表示欢迎英国加入欧共体。1972年1月，在布鲁塞尔，欧共体正式批准英国、爱尔兰、丹麦和挪威加入，一年后生效。

英国申请成功，当归功于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唯一的一位毫不含糊地热情赞同把国家的命运同欧洲大陆邻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政治领袖。1974年工党重新执政时，号召全国就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共体进行复决投票，结果是1 730万票赞成，840万票反对。但即便是希思也无法使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感觉”自己是欧洲人，左翼和右翼各有相当一部分投票者继续怀疑“加入欧洲”的好处。而挪威人则明确认为，如果他们不加入，生活反而会更好。在1972年9月的公民投票中，全国54%的人反对加入欧共体，相反，他们选择与欧共体签订有限自由贸易协定。这次投票结果在22年后以几乎相同的票数得到了确认。[23]

英国的成员国身份在后来的几年中受到争议，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反对刚刚出现的与欧共体加强联合的计划，并且要求欧共体退还英国“过多支付”的公共预算。但在70年代，伦敦有自己的问题，而且尽管加入欧共体导致了通货膨胀，但是贸易区的交易在当时能为英国提供1/3国内投资，伦敦为此感到宽慰。新的欧洲议会的第一次直接选举是在1979年。在此之前，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大会的成员是由各国立法机构选举产生的，但是没有引起人们多大兴趣。在英国，可以想见投票人数很少，只有31.6%；但那时在别处也不是特别高——在法国，只有3/5的选民愿意投票，在荷兰则人数更少。

“北方三国”对欧共体的追随，相对显得问题较少，不管是新成员还是原有成员。爱尔兰贫穷但是面积小，而丹麦和英国富有，因此也就成为公共预算的纯粹贡献国。正如下一轮成功扩张一样，当1995年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加入了已改称“欧盟”的欧共体时，新成员的加入增加了扩张中的欧盟的财力和影响，却并未显著增加其费用，也不必在敏感领域与已有成员竞争。来自南方的新成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希腊像爱尔兰一样穷而且小，所以它的农业对法国农民构不成威胁。因此，尽管存在制度上的障碍——东正教具有官方地位和影响力，例如，公证结婚直到1992年才得到允许——但并没有激烈的争论阻止它加入。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等人都支持它加入。但是对葡萄牙，尤其是西班牙的加入问题，法国提出强烈反对，因为葡萄酒、橄榄油、水果还有其他农产品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生产和销售成本要低得多；如果允许西班牙和葡萄牙与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地进入欧洲共同市场，伊比利亚半岛的农民会与法国生产者形成激烈竞争。

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用了9年时间才得以加入欧共体（而希腊的申请在不到6年就获得了通过），在此期间，法国历来的良好形象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一落千丈。到1983年，在一系列用词尖刻的谈判过程中，有2/3的时间里，只有39% 的西班牙人对法国持“正面”看法，这是走向共同未来的一个不祥的开端。一部分问题在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到来，不仅意味着欧共体将向法国农民进一步增加支持性拨款，以作为对巴黎的赔偿；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为欧共体增加了5 800万人，这些人多数很贫穷，因此也就有资格享受布鲁塞尔资助的各种计划和补贴。[24]

事实上，随着这3个贫穷农业国的加入，共同农业基金背上了新的沉重负担——法国已不再是该基金的主要受益国。因此需要经过仔细谈判，达成各种协定，来补偿法国的“损失”。新成员国的劣势也得到了应有的补偿，而且他们的出口产品被允许平等地进入欧洲市场之前，由法国强加给他们的漫长的“过渡时期”所带来的损失，欧共体也给予了补偿。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后享受的“地中海综合计划”——事实上是区域性补贴，尽管名称上不是——在1981年时就没有提供给希腊，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因此才要求将他的国家也包括进去，甚至以“如果遭拒绝，就退出欧共体”相威胁，终获批准。[25]

因此，正是在这几年时间里，欧共体才有了一种令人不敢恭维的形象，仿佛是一个制度化的牲畜交易市场，其成员国以政治上与之结盟换取物质上的回报。当然，这些回报都是实实在在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欧洲”之外做得也不错（虽然不及法国），西班牙谈判家变得非常擅长摆出保卫本国财政优势的姿态。但真正发了大财的是雅典：尽管它在80年代初落后于欧共体的其他国家（至1990年就取代葡萄牙，成为欧共体内最贫困的国家），但是以其成员身份而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事实上，正因为希腊如此贫穷——至1990年，欧共体内部最穷的地区有一半是在希腊——它才会有这样大的起色。对雅典来说，加入欧共体等于接受第二个马歇尔计划：仅在1985至1989年间，希腊接受了欧共体基金的79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其比例高于其他任何成员国。只要没有其他穷国在排队等候，如此慷慨的财富再分配——这是要希腊默许欧共体各种决策的代价——仍然是欧共体的缴费大国（主要是联邦德国）可以承受的。但是由于德国统一花费高昂，又有一批东欧的穷国将要申请加入欧共体，因此我们将会看到，地中海沿岸诸国加入后几年间，欧共体的慷慨做法被证明是会造成负担而且备受争议的。

欧共体规模越大，就越难管理。政府间的部长委员会所要求的“全体委员一致同意”造成了无休无止的辩论，各种决策都要经过几年才能被同意。有一项关于矿泉水的定义和标准的指令，用了11年时间才从委员会的会议室里被送出来。必须采取措施了。长久以来的一项共识就是：欧洲的“计划”需要把目的和干劲儿融合起来。早在1969年在海牙召开的一次会议，就是一系列不定期举行的、旨在“重新启动欧洲”的会议中最早的一个，而法国总统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德国总理施密特在1975-1981年之间的私人友谊有利于这项日程。

但是，消极的经济融合——消除关税和贸易限制、补贴处于劣势的地区和部门——要比达成积极的政治行动的标准来得容易。原因很简单。只要有足够的现金周转，经济合作只会给各方带来净利润；而任何以欧洲一体化或调整为目的的政治行动都会潜在地威胁国家自治，并且限制各国在国内政治方面的主动性。只有当强国的强势领导人出于自己的原因同意朝着某个共同目标合作时，变化才会发生。

因此，维利·勃兰特和乔治·蓬皮杜首先发起了货币体系的调整，即“蛇”计划；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吉斯卡尔·德斯坦把它发展为欧洲货币体系（EMS）；赫尔穆特·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他们各自的继任者酝酿了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从而促使了欧盟的诞生。德斯坦和施密特还发明了“首脑外交”，作为一种规避布鲁塞尔累赘的超国家官僚作风的方法。这进一步提示我们，与过去一样，法德合作是西欧统一的必要条件。

70年代法德联合行动的动力是经济焦虑。欧洲经济当时即使有增长，也是缓慢的，地方性通货膨胀流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带来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汇率反复无常、不可预测。考虑到对该问题的地区性而非国际性反应，“蛇”计划、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货币单位”成为退而求其次的解决办法，德国马克被用来逐步代替美元，成为欧洲银行家和市场的稳定参照货币。几年后，欧元代替了各国货币，成为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尽管从形式上来看，这样做的结果是打乱了各国的货币体系。因此，统一的欧洲货币的最终出现，是对经济问题的实用性反应的结果，而非朝着既定的欧洲共同目标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行动。

但是，通过说服众多观察者——尤其是当时持怀疑态度的社会民主党人——经济复苏与繁荣不再可能仅靠一国之力实现，西欧国家成功的货币合做出人意料地成为通往其他形式的合作的台阶。在基本上没有重要选区反对的情况下，欧共体各国首脑和政府于1983年签订了《庄重宣言》，致力于进一步的欧洲联合。这种联合的具体轮廓是在协商《单一欧洲法案》的过程中敲定的，法案于1985年12月由欧洲议会批准，1987年7月生效。

《单一欧洲法案》是对原先《罗马条约》的第一次重要修改。法案第一条明确规定“欧共体和欧洲政治合作应以共同致力于脚踏实地迈向欧洲统一为目标”。仅仅通过把“欧共体”换成“欧盟”，12个成员国的首脑就在原则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是法案的签字者却避免或推迟了一切真正有争议的问题，最明显的是欧盟农业预算负担越来越重的问题。他们还小心翼翼地绕过缺乏防务和外交方面的共同政策这一尴尬问题。20世纪80年代“新冷战”高峰时期，在几十英里开外的东部重大发展即将开始时，欧盟成员国却坚决地专注于内部事务，关心的是欧盟尽管有3亿多人口，却仍然主要是关于共同市场的问题。

然而，他们的确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要有目的地向着真正的、单一的内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这是将于1992年实施的目标）迈进，而且决定在欧盟的决策过程中实行“有效多数票”制——提出“有效”的问题，是因为较大的成员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坚持保留阻止对它们的国家利益有害的建议的权力。这些是真正的变化，这些变化之所以能够被通过，是因为单一市场得到了从玛格丽特·撒切尔到“绿党”的赞同，尽管他们各有各的原因。这些变化促进了未来10年间真正的经济一体化。

13年来，欧盟成员国数量已经增长了一倍，瑞典、奥地利等国家也即将申请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共同体若要做出任何决定，就必须取消欧洲委员会的国家否决权制度。欧盟规模越大，对那些尚未加入的国家来说就越有吸引力，甚至让他们觉得无法规避。但是，对成员国公民来说，近年来欧盟最重要的特点不是它的管理方式（许多人对此一无所知），也不是其领导人为进一步一体化所做的努力，而是出入金库的钱的数目，以及这笔钱是如何花出去的。

按原先的《罗马条约》，只有一个机构有特别权限认定各成员国有哪些地区需要帮助，然后将共同体现金分发过去，那就是在意大利倡议下成立的欧洲投资银行。但一代人之后，以现金补贴、直接援助、发放启动资金和采取其他投资鼓励形式进行的地区性开支，已成为布鲁塞尔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欧共体掌握下的最有影响力的杠杆。

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各成员国国内的地方主义政治和成员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欧洲各国仍然是统一的，由中央统一管理，很少考虑地区多样性或地方传统。

只有1948年的意大利新宪法承认了地区权威，但即便如此，在它控制下的有限的地方政府，在1/4世纪以来仍然形同虚设。但就是在地方要求自治成为整个欧洲的国内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以后，欧共体出于自身原因，设立了地区资金体系，以1975年“欧洲地区发展基金”的设立为第一步。

在布鲁塞尔官员看来，“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和其他所谓“结构性资金”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应对欧共体内部经济落后和不平衡的问题。正如《单一欧洲法案》明确指出的那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战后欧共体前进的方向。每批新成员国的加入都会带来新的不平衡，要实现经济一体化，就必须对这种不平衡给予关注和赔偿。意大利南部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唯一的贫困地区。爱尔兰大部分地区、英国部分地区（阿尔斯特、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西部）、希腊与葡萄牙大部分地区、西班牙南部、中部与西北部地区都很贫穷，要赶上其他地区，需要大量补贴和中央援助的再分配。

1982年，欧共体成员国的年收入若以100计的话，丹麦（最富裕的成员国）是126，而希腊只有44。至1989年，丹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葡萄牙的两倍多（在美国，穷州和富州的差距只有它们的2/3）。而且这只是国家平均值的比较，地区之间的差距更大。即便富国也有需要帮助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和芬兰加入欧盟时，其靠近北极的地区就是。这些地区人口稀少，完全依赖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拨款维持生活，而他们现在也有了向布鲁塞尔申请援助的资格。为了纠正西班牙的加利西亚和瑞典的法斯特波顿在地理上的不便和市场的畸形状态，以便使其不再依赖援助，布鲁塞尔的机构分发给它们大量现金。这无疑给当地带来了利益，但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开销巨大、臃肿、有时腐败的地方官僚机构。[26]

欧洲开支巨大的地区资金援助项目的第二个动机是使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能够绕过成员国中不肯合作的中央政府，直接与地区合作。为了这两个目的，到本世纪末，各种“结构性”和“聚合性”基金要占到整个欧盟总开支的35%。这一战略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各地区的地方主义情绪一直在增长（或复苏）。1968年的激进主义分子以加强地区之间的亲密联系为新的政治信条，试图恢复并使用法国西南部古老的奥克语。与布列塔尼的激进分子一样，他们与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分裂主义分子、苏格兰和佛兰芒民族主义者、意大利北部分裂分子等等找到了共同的事业，共同反对马德里、巴黎、伦敦或罗马的“苛政”。

这种新的地方主义政治分为许多互相交叉的亚文化类型，有历史的、语言的、宗教的，寻求自主、自治甚至是完全的民族独立。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痛恨被迫资助本国贫穷地区的富裕省份；另一类是历史上长期贫穷的，或刚刚被削减工业生产能力的、对反应冷淡的政治家感到愤怒的地区。前一类别的地区有加泰罗尼亚、伦巴第、比利时的佛兰德、联邦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或巴伐利亚州、法国东南部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截至1990年，这个大区与巴黎大区合在一起，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40%）。第二类有安达卢西亚、苏格兰大部分地区、讲法语的瓦龙大区和其他许多地区。

这两类地区都将从欧洲地区政策中获益。加泰罗尼亚、巴登-符滕堡等富裕地区在布鲁塞尔设立了办事处，学会了如何代表本地区进行游说、争取投资，或是使欧共体政策有利于地区而不是国家机构。贫穷地区的政治代表也同样迅速地学会了操纵布鲁塞尔的拨款和援助，用以增加自己在当地的人气，并借此迫使无奈的都柏林或伦敦当局鼓励甚至补充布鲁塞尔的慷慨援助。这样的安排于各方都适合：欧洲金库可能会花费几百万元的库存来补贴爱尔兰西部人口稀少地区的旅游业，或者同意税收优惠，以吸引投资者到洛林或格拉斯哥等人员长期失业的地区；但即便是出于自我利益考虑，受惠者也正在成为忠诚的“欧洲人”。爱尔兰用这种方法，成功更新或改造了相当一部分破烂的运输及污水处理基础设施。不仅爱尔兰，其他较穷的边缘化成员国也受惠于此。[27]

《单一欧洲法案》把欧共体的权力延伸到了许多政策领域：环境、雇用方式、地方的研发行为。这些领域是欧共体以前从未涉足过的，而一旦涉足，就意味着要把布鲁塞尔的资金分发到地方机构。欧洲这种逐渐的“地区化”助长了官僚主义，而且开销不菲。举一个有代表性的小小例子：处于与奥地利北部接壤处的意大利的阿尔托阿迪杰-南蒂罗尔地区，1975年被布鲁塞尔正式归入“山区”（一个没有争议的称呼）类；13年后，它正式宣布，超过90%的地区为“农村”（任何普通的旅行者都看不出来），或者用布鲁塞尔的术语来说，是一个“5-b类目标地区”。这种双重身份使阿尔托阿迪杰省有资格申请的项目有：环境保护基金、支持农业的拨款、加强职业教育的拨款、鼓励传统手工艺品的拨款、改善生活条件以保持人口数量的拨款。

结果，在1993年至1999年间，小小的阿尔托阿迪杰省就接受了总计达9 600万埃居的拨款（价值大致相当于2005年同等数量的欧元）。在欧洲结构性资助的所谓“第三个时期”（计划从2000年至2006年间实施），又有5 700万欧元被分发给这个省支配。按照“第二类目标”的规定，这些钱只能用于为居住在“完全”山区或“农村”地区的居民谋福利。1990年以来，该省首府布尔扎诺有一个专门的政府部门，指导当地居民如何获益于“欧洲”和欧洲资源。1995年以来，该省还在布鲁塞尔设立了办事处（与邻省特兰提诺和奥地利的蒂罗尔区共用）。布尔扎诺所在省的官方网站（提供意大利语、德语、英语、法语、拉地诺语以及各种罗曼斯语的方言版本）满腔热情地表达对欧洲的好感，这也在情理之中。

结果，在南蒂罗尔省等地方，不管代价是否昂贵，“自下而上”的欧洲大陆一体化似乎确实行得通。当1985年发起成立“欧洲地区委员会”（后改称“大会”）时，该会已有107个成员，还有更多地区即将加入。在一定意义上的统一的欧洲已经开始明朗化了。地方主义曾经是积习难改的语言学家或怀旧的民俗学研究者研究的对象，现在有了另外的“准国家”身份：它取代了国家，而且更加合法化，因为它得到了布鲁塞尔，甚至是本国首都（尽管明显缺乏热情）的正式许可。

欧共体的公民也许不像几十年前一样明显地分为“意大利人”、“英国人”或“西班牙人”，但他们未必就觉得自己更像“欧洲人”，尽管“欧洲”的标签、选举、公共机构呈扩散之势。像下层灌木一样繁茂的各种事务处、媒体、公共机构、代表和基金，虽然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却几乎没有赢得他们的喜爱。原因之一也许正是分配和监督赠款使用情况的欧盟官方分支机构的大量存在：本已很复杂的现代国家政府机器，及其各部门、委员会、理事会，现在又加了上层（布鲁塞尔）和下层（省或地区），机构规模增加了2倍甚至3倍。

这不仅会造成规模空前的官僚主义，而且大量可利用的资金还会诱发和助长腐败。在许多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了申请资金而夸大甚至捏造当地的需求，因此而造成了地方滥用权力、贪赃枉法，这些行为虽然逃过了欧盟官员的眼睛，但这样做会使他们的事业丧失信用，致使将来连受益者也不再相信他们。尽人皆知，欧盟放手让遥远的、未经选举产生的公务员进行决策，而且有大量传言说各地区在政治上互开方便之门、投机倒把，所以最近几年“欧洲”虽然成就不小，但名声欠佳。

本以为在管理得较好的国家里已经克服了的地方政治的常见弊端——任命制、腐败、操纵——如今又在整个大陆重现。偶尔出现“欧洲丑闻”时，公共责任就会被国内政客小心翼翼地转嫁到一群隐形的“欧洲官僚”身上，因为这些人不必为坏名声付出政治代价。同时，欧共体日渐膨胀的预算得到受惠者和提倡者的鼎力维护，理由是这有利于国家之间的“和睦化”，或者这是应得的补偿（其预算由欧共体似乎取之不尽的资金来支撑）。

总之，“欧洲”逐渐代表一种严重的“道德危险”，正如挑剔的批评家（尤其是英国人）高兴地坚持认为的那样。几十年来，依靠纯技术手段来促进大陆统一的努力，现在明显具有了政治色彩，但这种努力又缺乏一种名分，不像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从事的传统政治事业一样名正言顺。只要“欧洲”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其经济战略就仍会以50年代的精心设计与雄心为基础。至于政治，欧洲委员会宣言中体现出的自信的、干涉主义的语调，以及欧盟专家莅临遥远地区时体现出的权威感和手中拿着的翻开的支票簿，都表明了一种牢牢扎根于60年代初社会民主鼎盛时期的管理风格。

尽管70年代和80年代建设“欧洲”的男男女女们努力超越国家政治的种种弊端，精神可嘉，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仍然思想褊狭。他们在当代最伟大的跨国成就，即1985年6月签署的《申根协定》中就暴露了这一缺陷。根据这一协定，法国、联邦德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国家同意废除共同边界，成立共同的护照控制体系。自此以后，从德国去法国就像长久以来来往于比利时跟荷兰之间一样轻而易举。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申根协定》的参与国要全力保证与非参与国之间最苛刻的签证和海关制度。比如说，法国要为自德国入境的人开放，那么他们必须首先确保德国人在过境者穿越他们边境时已经对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在开放某些欧共体成员国之间内部边境的同时，该条约坚决强化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外部边界。文明的欧洲人之间可以互相跨越边界，但绝不能给外部的“野蛮人”这种自由。[28]

1970年，葡萄牙工人到达法国。到1973年为止，外国人占法国劳动力的11%。在联邦德国有大约300万名“客籍工人”，他们大多来自地中海沿岸国家。欧洲的“经济奇迹”极大地依靠了这些移民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们寄回家的汇款。

1972年通缉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布告（左上角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里亚斯·巴德尔）。该组织系德国议会外激进分子集团，后转为恐怖组织，目的是“撕下”联邦共和国的“面纱”，揭示“布雷顿森林新秩序”的文雅的扼杀技术。

1982年，“埃塔”即“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组织成员。由于富裕的当地人口（很多来自西班牙其他地区）不为“独立的巴斯克”幻景所动，“埃塔”日益孤立，备感沮丧，在整个80年代，“埃塔”杀手平均每年杀害34人。

“…… 我找到了一块大石头往士兵身上扔……再长大一点儿我就会去弄一枝枪……”（贝尔法斯特儿歌，流行于1976年前后）。爱尔兰共和军、清教徒和英国军队之间长达30年的冲突使大约2 000人丧生。

被指控杀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的63名“红色旅”成员在1982年4月开庭审讯日。在意大利，左翼恐怖分子强调他们与无产阶级的（虚幻的）联系，但构成更大威胁的（杀人更多的）是右翼恐怖分子。

1974年，意大利妇女示威要求改革离婚法。战后西欧福利方面的立法主要惠及有工作的人和家庭。而妇女特别关心的问题——堕胎、避孕及离婚——北欧60年代才有立法，其他地方则要到70年代才出现。

1971年10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他选定的接班人胡安·卡洛斯王子。佛朗哥（1975年去世）如果活着的话，会对这个门生很失望：胡安·卡洛斯作为国王，挫败了1981年的一次军事政变，并成为民主西班牙忠诚的、受欢迎的捍卫者。

1975年4月，葡萄牙第一次议会选举。现在回想起来，地中海沿岸国家向议会民主的过渡似乎是顺利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当时，左翼和右翼各有许多人希望不是这样，他们对选举结果感到惊讶（和失望）。

1970年3月，维利·勃兰特总理和民主德国总理维利·斯多夫在埃尔富特举行第一次两德谈话期间。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缓和了中欧紧张气氛，开启了交流。但在有些人看来，联邦德国似乎是在将共产主义邻国合法化，甚至是在支持他们。

“卡利古拉的眼睛和玛丽莲·梦露的嘴巴。”玛格丽特·撒切尔能够成功地迫使欧共体将巨额预算返还英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会诱惑、恫吓英国选民，就连弗朗索瓦·密特朗这样老练的愤世嫉俗者也愿意俯首。

1979年6月，约翰·保罗二世作为教皇首访波兰。教皇并不是单枪匹马打倒了共产主义，尽管有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是这样。但是在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失去民心这件事情上，他的确功不可没。

1984年，亚当·米奇尼克在格但斯克市。米奇尼克是东欧最勇敢、最有独到见解的共产主义批评者之一。尤其有影响力的是，他强调非暴力，强调要从内部腐蚀共产主义政权，而不是试图与其正面冲突或将其推翻。

1987年4月，布拉格，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陶醉在民众过分的敬仰中。这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在国内从来没有像在较远的西边国家那样受欢迎过；但是他在国外的成功感激励他在国内进行改革，这也许并不是他的初衷。

1989年11月，民主德国难民乘坐一列封闭列车，经布拉格驶向西方。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列宁乘坐封闭列车穿过德国开始，因此以这种方式把共产主义公民送往西方是完全合适的。

1989年11月24日，布拉格，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与瓦茨拉夫·哈维尔。一项任命杜布切克为后共产主义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计划很快就流产了：1989年的人们选择了哈维尔。

1989年11月，布拉格。即使是“天鹅绒革命”，序幕也是血腥的。但是除去罗马尼亚，其他国家1989年的过渡却少有严重暴力。

列宁雕像，匈牙利，1990。

[1] 迈克罗尼索斯监狱的狱警迫使共产党人开口忏悔，并让他们说服那些拒绝忏悔的人。这一方法与同一时期罗马尼亚共产党在皮特什蒂监狱所使用的手段极其相似，尽管在残酷程度上略轻。

[2] 美国最初打算像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希腊政坛的中左翼分子中寻找同盟者，但不久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转而在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军队中找到了亲密持久的盟友。

[3] 导演科斯塔斯·盖维拉斯1969年拍摄的著名电影《Z》的故事就是取材于拉姆布拉基斯被暗杀事件。

[4] 这些军官大多数毕业于战前鲁尼斯·迈塔克萨斯独裁统治期间的军官学校。他们也许并不像国外批评家所宣称的那样不受欢迎，但他们确实得到过美国的同情（也许不仅是同情）。本来这实质上是希腊20世纪40年代的内战在时隔多年后的延续，却被看成了欧洲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内战中最新的轰动性事件。至此，“希腊”代替“西班牙”成为两极化的政治舆情的探测器。

[5] 从1962年起，希腊成为欧共体“非正式”成员。

[6] 但是，军人集团并未逃脱应有的惩罚。1975年8月，集团的1 1个领导人受到审讯并被定罪。3人被判死刑，后来又减刑为终身监禁。帕帕多普洛斯1999年死于狱中，至死都未悔改。陆军准将伊奥安尼德尼德斯由于参与镇压理工院校学生造反而在后来的审讯中被定罪。截至本书写作时，他仍在狱中。

[7] 莫拉斯于1952年84岁时去世。萨拉查则是房地产经理之子，1889年4月28日出生于葡萄牙的维梅罗，仅比希特勒出生晚1周。萨拉查身处20世纪60年代晚期，而且统治的是一个欧洲国家，却固守着19世纪的道德标准，这一点十分罕见。他的母亲出生于1846年。

[8] 截至1973年，葡萄牙2/3的进出口贸易是与西欧各国进行的。

[9] 但是，道德上极为拘谨的年轻军官及其左翼同盟者对解除了50年来的文化禁令后大量涌现的色情文学作品和电影感到不悦。他们甚至一度企图禁止演奏葡萄牙传统民歌“命运歌”，认为这些歌曲宣扬怨恨和宿命论，不利于实现启迪国民和社会进步的目标。

[10] 即便到了现代的1963年，这位西班牙元首仍会毫不犹豫地处决被捕的共产党人胡安·格里莫，以示对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的蔑视。

[11]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佛朗哥在他的最后10年里给了大学里的激进主义分子们一些经过严格限制的自由，这样做的后果之一就是，60年代的西班牙学生在回忆往事时，通常会夸大他们后来在国家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12] 参见本书卷一第7章。结果，在佛朗哥时期也保持一身正气的天主教领袖在向民主社会的过渡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成为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桥梁”。

[13] 在被宣布合法化之前1个月，西班牙共产党在马德里主办了西欧的“欧洲共产党”的公开会议。

[14] 1977年选举所产生的社会与地缘影响与1936年的选举不可思议地相似——国家的政治生活被冷藏达40年。

[15] 宪法第151条准许任何提出自治要求的地区实现“地方自治”。

[16] 1982年和1985年还各有一次针对国王和议会的阴谋，但是都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

[17] 到80年代中期，官方公布的失业数据显示，就业年龄的人口中有超过1/5的人失业。实际数字有可能接近1/4。在一个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少有人拥有私人存款的国家，这些数字意味着普遍存在的生活艰难状况。

[18] 1982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的竞选口号是“不进北约！”4年后，他们的竞选海报上写的是“要进北约！”

[19] 社会主义的传统纲领“国有化”在西班牙行不通，因为独裁的国家已经拥有了官方经济的相当一部分。

[20] 西班牙1978年新宪法的首要目标就是调和西班牙历史上对立的两极——左翼与右翼、教会与反教权主义、中心与边缘。它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对它所取代的政权保持沉默。

[21] 他最近一部电影是2004年的《不良教育》，非常尖锐地反对教权主义；也许只有在这个方面，阿尔莫多瓦还保持着对文化多样化这一西班牙旧传统的忠诚。

[22] 维克多·佩雷兹-迪亚兹《十字路口的西班牙：文明社会、政治与法制 》（坎布里奇大学出版社，马萨诸塞，1999），第65页。

[23] 首都奥斯陆先后两次投票强烈支持加入欧共体。但是，这项决定是由一个反欧洲联盟做出的，其成员包括激进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语言民族主义者”，以及来自沿海和北部各省的农民，还有激烈反对欧共体将排他性沿海捕鱼区限制在12英里之内的渔民。丹麦的加入也带动了格陵兰加入，当时格陵兰仍由哥本哈根派驻代表管辖。但在1979年取得自治后，格陵兰进行了一次全民投票，结果决定脱离欧共体，成为迄今唯一一个退出欧共体的国家。

[24] 但是，这种好处被在私有部门的新增投资机会抵消了：在1983年至1992年间，西班牙的公司中，外商所持股份的比重上升了374%。

[25] 不止一位有影响力的人在布鲁塞尔高声要求欧洲议会对他的要求不予理睬。

[26] 当然，欧盟预算的另一主要消耗者——共同农业政策长久以来加剧了聚合性基金和其他基金本该帮助消除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27] 比较富裕的国家则通常不会对布鲁塞尔如此感恩戴德，它们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要更紧一些。在法国，尽管“权力下放”已写入20世纪80年代通过的法律里，但是预算控制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巴黎手中。结果，法国的富裕地区跟得上国际潮流，并从与欧盟的联系中获益，而贫困地区仍然要首先靠国家援助度日。

[28] 自条约签订以来，“申根区”已经扩大到了超过欧盟其他成员国，但英国没有参与，而法国和其他参与国出于安全考虑，保留了重设边境控制措施的权力。

第4章

新现实主义

世上并无所谓“社会”之物，有的只是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和一户户人家。

——玛格丽特·撒切尔

法国人民开始渐渐明白，是商业创造了财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水平，并确立了法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弗朗索瓦·密特朗

在密特朗试验的尾声，法国左翼势力表现出空前的思想匮乏、灰心丧气和孤立无援。

——唐纳德·萨松

每一场重大的政治革命都是以政治观念的转变为序曲的。欧洲20世纪80年代的几场巨变也不例外。7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将战后数十年以来西欧盛行的乐观主义态度渐渐蚕食，导致了传统保守政党的消亡，一些原本无人问津的问题反倒成了大众讨论的焦点。关于冷战的两大阵营的政治争论，摒弃了以前几十年来陈旧的思维定势，并以惊人的速度，建立起新的思维方式。无论前景如何，新现实主义悄然诞生了。

在这种观念巨变中，首当其冲的是一直笼罩整个战后时期直至今天的社会民主共识，以及它的重要的学术支持：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到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社会开始渐渐察觉到其国家福利体制成功的背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的一代人现已步入中年，政府的统计学家早已在提醒社会重视这一代人将来的退休金供给问题。由于退休年龄大范围提前，这一问题日益显现出它将对政府预算造成的压力。以60-64岁男性人群为例，在联邦德国，在1960年，他们当中有72%仍在从事全职工作；但是20年后，该年龄段的男性人群中只有44%在职。在荷兰，这一比例从以前的81%下降到58%。

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乃是欧洲历史上有记载的人口数量最多的一代人，用不了几年，他们便不再向国库缴纳税收，相反会开始消耗大量的财政支出。有的是以领取国家养老金的方式直接占用财政支出，有的是通过增加对政府支持的医疗及社会服务的需要，对财政造成间接压力，这一压力与前者相比不分伯仲。此外，这一代人比前人的生活条件都更为优越，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寿命会更长。考虑到这一点，随之而来的便是失业救济支出造成的成本将日益增长，截至1980年，在西欧各国，事业保障金支出一直是政府预算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上种种担忧波及甚广，而且并非毫无事实根据。战后福利国家理论的成立有两个暗含的假设前提：一是经济的增长和工作岗位的增加（从而意味着政府收入的增加）将持续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水平发展；二是出生率将一直大大高于退休人员比例，从而为社会提供新一代纳税人做好准备，以确保他们缴纳的税收足以支付其父辈甚至祖父辈的养老金。这两种假设现在都成了问题，但是这两者对人口的错误统计造成的错误更大。到80年代初，西欧的人口置换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只有在希腊和爱尔兰才符合或超过要求。在联邦德国，这个数字只有1.4。在意大利，不久还会进一步下降：1950年，26.1%的意大利人（每4个人中有不止1个）在14岁以下；1980年，这个数字降到20%，即1/5。到1990年，降到15%，接近1/7。[1]

在繁荣的西欧，似乎在20年后不会有足够的人来支付账单。可靠的避孕手段、越来越多的妇女出门工作都难辞其咎，甚至连繁荣本身似乎都成了问题的根源。[2]结果是使付钱的人面对更高的费用。某些地方（尤其是法国）养老金的成本和国民保险准备金早已成为就业者的沉重负担，这是在高就业率时代的认真思考。但是，更直接关注的事情是国家银行的直接费用：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意大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政府债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1977年，瑞典国民生产的1/3用于社会性开支，这种预算性开支要么靠赤字，要么靠提高选民——就业的工人、公务员、专业人士——的赋税来平衡，而社会民主党至今还是靠这些人来达成共识的。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公共政策依赖的是已被普遍接受的“凯恩斯主义”共识。这一理论想当然地认为，经济计划、赤字财政和零失业率究其本质而言是理想的选择，而且三者互利共存，持续发展。相关评论提出了两点争议：第一点很简单，即西欧各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系列社会服务是不可持续的；第二点是，无论可持续与否，国家干预总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一点在战后大多数时间内一直受到危机困扰、经济停滞不前的英国尤为紧迫。

这些批评家坚持认为，国家与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影响分离，且分离越远越好。国家不应占有生产资料，不应进行资源配置，不应实行或鼓励垄断，也不应控制价格和收入。根据这些“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当前由国家支配的大多数服务行业——金融、住房、养老金、卫生和教育等行业——若改为私营部门，以上各项费用就不再（错误地）归为公共支出，而是由市民用其收入自行支付，那么这些行业的效率会更高。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他认为，即使运行最为完善的政府，也无法有效地处理数据，从而得出积极有效的政策。他们要做的本应是通过分析经济信息得出正确结论，而事实上他们却总是在扭曲信息。

这些观点并非首次提出。它们是“前凯恩斯”时期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的灵丹妙药，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提出。之后的经济专家们还会常常在哈耶克及其美国信徒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中读到这些观点。然而，由于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50年代和60年代由需求带动的经济繁荣的影响，上述观点被普遍认为是政治上缺乏远见和经济的无政府主义而遭到废弃（至少在欧洲情况如此）。但是，自1973年以来，自由市场理论家又再次出现，他们十分自信，大张旗鼓地指责地方经济的衰退，抨击伴随“大政府”而来的不幸，指出税收这只手已失灵、税收带来的国家活力和动力已不复存在。在许多国家，这种雄辩的策略颇能迷惑那些年轻选民，因为他们在半个世纪前自由主义理论占统治地位时还未出生，未能亲身体验自由主义带来的不利后果。只有在英国，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追随者得以控制政策制定，从而得以根本转变该国的政治文化。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所有国家中，是在英国发生了这种转变，因为尽管英国的经济受到高度控制，但在欧洲诸国中却算得上是“计划性”最少的一个。尽管英国政府不断操纵价格机制和财政“信号”，但在英国经济生活中，唯一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而产生的结果便是1945年后由工党政府首次出台的国有化政策。即使是在将“国家占有生产资料，控制分配和交换”并入政党的方针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党领导人也仅是说说而已，很少付诸行动。

英国作为福利型国家的关键并不是在于“集体主义”经济，而在于该国统一化的社会公共机构，这些机构是在20世纪初由凯恩斯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进行的改革中而牢固确立的。大多数英国选民，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并不在意国家是否发展计划经济和推行国有化，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医疗免费、公共教育免费以及公共交通补贴。而这些措施在英国不尽完善，因为英国公共服务缺乏资金、公共养老金不足、住房条件差，这样建立起的福利国家，耗费的成本当然比别国低，但它们被视为是一种权利的象征。无论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家对这种社会产品的低效性抨击得多猛烈，它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仍不可动摇。

英国现代的保守党领导人，从温斯顿·丘吉尔到爱德华·希思，都积极拥护英国的“社会契约论”，就像工党中凯恩斯学派“社会主义者”一样满怀热情，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坚持中间立场（毕竟丘吉尔早在1943年3月就说过，“对任何国家来说，没有比给婴儿喂牛奶更明智的投资了”）。1970年，爱德华·希思曾在伦敦附近的塞尔斯登公园召集一帮自由市场主义拥护者，讨论下一届保守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尽管自由市场主义者的建议不温不火，而希思也只是十分含糊地略微表达了对它们的好感，但此举还是为他招来了劈头盖脸的嘲笑和谴责。他们指责希思寻求的是“尼安德特人的”原始主义丛林经济，于是“塞尔斯登人”希思匆忙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如果说英国这一政治共识在之后的10年中渐渐瓦解，原因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遇到障碍，而是由于历任政府均未能制定并实施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英国的经济悲剧源于长期投资不足、管理不当、地区性工人工资纠纷和分工纠纷。从这一点出发，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政府都努力消除英国工业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代之以与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相一致的计划经济。这在英国被称为“价格和收入政策”，是别具特色的经验主义最低纲领。

他们都失败了。工党政府没能重新设置工业秩序，原因是它在产业工会中的主要支持者们更喜欢19世纪风格的在工厂车间里的对抗，这样他们获胜的机会更大。他们不喜欢在唐宁街谈判后签订的契约在未来数年内对他们的约束。以1970-1974年的爱德华·希思政府为代表的保守党，由于英国某些部门的工人阶级中主要是煤矿工人，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不愿与托利党政府做出任何妥协，更难以取得成绩。因此，当希思首相在1973年提出关闭部分亏损的煤矿，试图通过法律限制工会发动工人暴动的权利（这一权利首先由工党政府制定，几年前又由其废除）时，遭到了一连串罢工热潮，希思政府也遭到重创。希思提出由竞选来定夺，他自称“国家的经营者”，却以极微弱的劣势败给了哈罗德·威尔逊，一个行事谨慎、不轻言辩护的工党党人。

只有在1976至1979年由威尔逊首相的继承人、工党的詹姆斯·卡拉汉执政期间，新政策才开始出现。当时国内形势令人绝望，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的一项贷款又遇到了苛刻的条件，在这种情况的逼迫下，卡拉汉和当时的财政大臣（令人尊敬的丹尼斯·希利）决定放弃战后英国政府一直视为灵丹妙药的方针政策。他们开始着手进行一项改组计划，该计划承认一定程度的失业率必然存在；通过在保护技术工人权益的同时，允许但不鼓励少数自发的、无组织的兼职雇员的存在，因为这种做法能减少社会转移支出和劳动成本；不惜以经济发展艰难、经济增长缓慢为代价，着手抑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支出。

然而，工党政府从未公开承认执行过上述措施。工党政府在其执政期间，始终坚持其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的各种福利制度。甚至是在他们严密策划、试图秘密进行一系列前人无法通过立法公开进行的改革期间，他们的基本立场也没有动摇过。但是，他们的策略失败了：工党非但没能因其取得的成绩而受到好评，反而失去了许多支持者。到1977年8月，英国的失业人口已超过160万人，并且还在持续增长，部分原因是工党政府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第二年，也就是在英国历史上有名的1978年至1979年间的“不满的冬天”，英国各大工会出于愤怒纷纷组织工人罢工，向他们“自己的”政党、政府抗议，罢工范围甚广，以至于连垃圾和尸体都无人处理。[3]

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本人却显得无动于衷：在回应记者提出的关于工业部门日益严重的动荡局面的问题时，他轻松地宣布说，大家无须担心。于是就有一个著名的新闻标题诞生了：“危机？什么危机？”正是这一讽刺性的标题“帮助”他在来年春天的大选中败下阵来。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79年大选中，工党一直在声明，工党政府从未因为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而引起社会危机——事实恰恰相反——新任保守党女领导人则坚信，由于英国社会混乱不安，需要的正是这种激进的政策。

从表面上来看，玛格丽特·撒切尔并不是她将扮演的这个革命性角色的合适人选。她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的一个安静的乡间小镇格兰瑟姆。父母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经营一家杂货店。她向来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父亲作为保守党人，在当地的市政府里有一席之地。年轻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攻读化学专业，并且在读书期间担任过大学里的保守派社团主席。1950年，25岁的玛格丽特作为全国年龄最小的候选人，代表保守党参加大选，但是未取得成功。她先是从事化学专业工作，后来成了一名职业税务律师。1959年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代表的是保守党盛行的芬奇莱选区，直至1992年进入上议院为止。

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在希思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担任教育部长。为缩减预算，她废除在学校免费供应牛奶的政策。正是这一决定（尽管是无奈之举）给她带来了“牛奶贼玛吉·撒切尔”的绰号，并首次预示了她未来政治生涯的发展趋势。然而，这个决定为撒切尔夫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阻碍她的发展——她努力挽回负面形象的精神，不仅没有招致同事的不满，反而成为她的魅力之一。因此在英国，她以教育部长而闻名，直到1975年她击败保守党内多位资深人物，当选为保守党领袖，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

毫无疑问，她魅力十足。确实，在欧洲和美国，私下表示认为撒切尔夫人性感迷人的政治家数量之多，令人惊讶。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此有所了解，曾形容她有着“卡利古拉的眼睛和玛丽莲·梦露的嘴唇”。她的强硬手腕比得上丘吉尔以来任何一位英国政治家，同时她也懂得使用温婉的说服策略。1979年至1990年间，玛格丽特·撒切尔强硬攻势和温和战略并用，一次次说服广大英国选民和她一起进行政治革命。

“撒切尔主义”代表了多种概念：削减税收、自由市场、自由企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爱国主义、“个人至上”。其中的经济政策是保守党和工党早已广泛讨论的经济提案的延伸。其余各项，尤其是与“道德”主题相关的，更多的是被保守党成员们所接受并坚决实行，而一般大众选民并不热衷。这些观念紧随着60年代的反自由主义热潮而出现，与工人阶级和中低阶级中的撒切尔夫人支持者的观念相一致，由于近年来在公共事务中知识分子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这些支持者从未真正感到心里舒服过。

但最能代表撒切尔主义的实质的是“打破国家干预”。英国所谓的“不可统治性”是一个普遍接受的观念，即政治阶层已失去控制能力，他们不但无力制定经济政策，甚至对工厂和社会秩序也束手无策，到70年代末，关于这个观念的讨论日益增多，担忧重重。工党一直被指责无力掌控经济，在“不满的冬天”之后，更被斥为毫无执政能力。他们在1979年的竞选中，在大力宣扬其发展经济的实力和合理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努力营造值得信任的领导人形象，以迎合社会的需要。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首次竞选获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意义。事实上，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保守党从来没有能够在事实上赢得很多选票。与其说是保守党赢得了选举，还不如说是由于工党的支持者要么改投自由党候选人，要么干脆弃权，致使工党输掉了大选。从这个角度看，玛格丽特·撒切尔制订的激进计划以及努力实现这些计划的决心源自于她的民族使命，这是一项出人意料甚至风险重重的举动，亦即与英国一贯坚持的尽可能向政治中间派靠拢的传统统治方式相背离。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这便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成功的关键。即使在货币政策失败的情况下，她仍坚持不动摇。（1980年10月，保守党成员们请求她改换战术，在政策上采取180度转变，她的回应是：“你们若要转变，随你们的便，首相不变。”）她欣然接受了苏联人给她的“铁娘子”的称号；从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阿根廷军事集团，到英国矿工领袖阿瑟·斯卡吉尔，她挫败了一连串对手，得意洋洋；在欧共体诸位领导人面前，她挥舞着手提袋，愤怒地高呼“还我们钱来”。以上种种，表明她早期的政治资本正是她顽固的作风和永不妥协的处事方式，这也正是她的批评家对她表示愤怒的缘由。每一次民意测验都显示出，即使不关心撒切尔政治方针的人，也常常不得不承认他们还是很欣赏撒切尔夫人本人的。英国又一次被“统治”了。

确实，玛格丽特·撒切尔宣扬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并亲自主持实现了英国社会的复苏，成绩斐然，但又有些令人泄气。在管理方面，她是一个本能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为确保她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彻底执行，她不断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减地方政府的预算（1986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废除英国的大都市政府，将管理权力收归中央，而欧洲其他国家此时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则是地方分权）。教育政策和地方经济计划改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由于首相不再像往常一样依靠广大高级公务员，而主要依靠其少数几个亲信，所以政府部长们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自由。

直觉告诉玛格丽特·撒切尔，她不能相信政府机构内部的高级公务员们（这一怀疑也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同教育界和司法部门的公务员一样，都更倾向于传统的家长式统治。英国政治向来带有浓厚的阶级色彩，玛格丽特·撒切尔出身于下层中产阶级，代表新富裕起来的一批商人，并未受到政府中贵族统治阶级的青睐，因此她用“利益”来对付“情感”。她对传统和旧惯例的无情批判令老一辈托利党人瞠目：在私有化热潮中，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曾指责她出卖“家产”。她的保守党前辈爱德华·希思曾愤怒地将一个腐败的英国商人的广为人知的所作所为称作“资本主义的无法接受的脸”，因为他本人十分反对撒切尔夫人及其政策。撒切尔夫人对此无动于衷。

这场撒切尔主义变革使国家得到了巩固，也改善了市场规划，同时又让国家和市场之间脱离了紧密联系。撒切尔通过立法限制工会领袖发动工人罢工的权利，并通过法庭切实地实施这些法律，从而永久性取缔了英国工会的社会影响力。在1984年至1985年间，由于撒切尔政府颁布政策，关闭非营利煤矿、停止对煤矿业的政府补贴，遭到了全国矿业工会的激烈反抗，引起了一场颇具代表性的对抗。在这场对抗中，撒切尔态度坚决，彻底平息了这批穷途末路的工业无产者的抗议。

这些矿工缺乏正确领导，对他们的事业毫无信心，他们的罢工之所以得以持续，与其说是出于精心部署，不如说是出于绝望。爱德华·希思没能完成的使命（这是后来的工党政府领导人努力回避的难题），玛格丽特·撒切尔却做到了，凭这一点巩固了她的统治。正如这场罢工中，临时爱尔兰共和军企图暗杀撒切尔夫人未遂，反而增加了她的威信。与所有成功的革命家一样，撒切尔夫人幸运地遇到了无能的对手，对手允许她自诩为被压迫、被过分管制的普通大众的利益的唯一代表，将他们从不劳而获、占尽既得利益的社会主导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毫无疑问，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除了初期的1979-1981年间的短期经济下滑，英国经济确实得到了很大发展。由于淘汰了一批亏损企业，提高了产业竞争力，重组了产业联盟，企业的生产率大大提高，经济利润显著增长。出售国有资产的（一次性）收入补充了国库库存。这并未包括在撒切尔夫人制订的1979年计划之内，私有化本身原本也并没如此多地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毕竟是工党政府在1976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出售了英国石油公司的全部国有股份。但是到1983年，清算国有和国营资产所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促成了撒切尔夫人未来10年的政治资本：“解放”生产者，同时“解放”消费者。

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被划入了私有化的范围。首先是小企业、小团体（主要是制造业领域）的私有化，政府在这些小企业、小团体拥有部分或绝大部分的股份。之后紧接着便是“天然”垄断行业，例如电信业、能源、航空业，它们的私有化以1984年出售英国电信集团公司为开端。政府还出售了大量国有的战后公共住房股份：起先是出售给现在的房屋居住者，后来又出售给所有的人。在1984-1991年间，仅英国一个国家的私有化的资产金额（按价值计算）就占世界总量的1/3。

尽管国有部分明显减少，而且撒切尔夫人也曾承诺“国家不再是人民的负担”，但与10年前的数字（42.5%）相比，1988年英国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基本没变（41.7%），这是因为保守党政府不得不支付巨大数目的失业救济金，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1977年卡拉汉执政期间，失业人数曾达到160万，从而导致政府垮台，成为一时的“丑闻”，而到1985年，失业人数已达325万，这一数字在撒切尔的任期内一直是欧洲最高的。

许多生产率低下（而且以前大多接受政府补贴）的行业的工人，例如钢铁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造船工人，他们失业后便再也找不到工作，只有终生靠政府救济生活。如果他们以前的雇主通过私有化将公司转变成盈利的私有企业而保留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在钢铁行业尤为常见），公司重新盈利与其说是私有化创造的奇迹，不如说是撒切尔政府通过失业救济将过剩劳动力的成本“社会化”，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关于公共产业和公共服务业的私有化问题，多年来，公共部门占有许多重要的经济资产，但从不考虑加以投资利用、更新换代。这些行业自己紧缺资金，它们受到的来自竞争和消费者的压力很有限，他们的管理者已被官僚主义和政治干预腐蚀。[4]在撒切尔夫人的努力下，英国的产品市场、服务市场和劳务市场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展。选择多了（尽管耗时较长，多样化的选择也不尽完善），价格竞争也更加激烈。当她的继承人约翰·梅杰将英国排除在欧盟条约的“社会章节”之外时，雅克·德洛尔指责他将英国变成了“外资的投资天堂”。对于这一“罪名”，撒切尔夫人更当之无愧，而且她还会欣然接受。

作为一个经济体，撒切尔夫人统治下的英国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国家。但是作为一个社会，英国遭受的是彻底垮台，造成了长期的灾难性后果。轻视国有资源，进而消除国有资源，宣扬个人主义，对一切不可量化的资产表示不满，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这些举措对英国的公共生活体制造成了严重伤害。市民变成了股东，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而变成了资产和所有权的关系。从公交公司到电力公司，随着它们的私有化，公共空间市场化了。

如果真是像撒切尔夫人所断言的那样，根本没有“所谓‘社会’之物”，那么人们终有一天会不再重视社会产品。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铁娘子”一直很推崇美国模式，但之后撒切尔主义统治下的英国渐渐表现出的更多是这种模式不良的一面。仍由国家掌控的服务部门资源紧缺，但在那些已经“被释放出来的”经济部门，财富却大量积聚，这一现象在伦敦金融城尤为明显。1986年，英国政府开始放开金融市场，并让其加入到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去，引发了一场金融“大爆炸”。在这场“大爆炸”中，伦敦金融城的投资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聚敛了大量财富，公共部门领域严重遭到忽视。随着贫困人口日益增加，轻微违法犯罪现象日趋频繁。私人富裕的实现常常伴随着公众贫穷。[5]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威信也是有局限的。典型的“撒切尔主义”拥护者们曾被幽默地讽刺为是一批30岁左右、生活在伦敦东郊的房地产经纪人。他们受过的教育不多，却享受高额报酬，物质生活丰富（享有房子、汽车，还能出国旅游，持有公共基金，并制订了私人养老金计划）。这些是他们父辈梦寐以求却从未享受过的，因此，他们的生活可算得上是进入了撒切尔特色的个人主义社会。但尽管是在所谓的个人主义社会，他们和家人仍要依赖国家为其提供许多重要服务：义务教育、免费医疗服务以及交通补贴。因此，当撒切尔夫人及其继承人约翰·梅杰暗示政府有意实行国民卫生保健服务私有化或是国家教育开始收费，公共支持便瞬间蒸发了。放弃支持的那些人正是新富裕起来的，但基础仍很薄弱的撒切尔主义的首批拥护者。

撒切尔夫人离任5年后，约翰·梅杰成功实现了铁路服务的私有化。保守党又一次受到鼓舞，对公共资产私有化的利润前景充满信心；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梅杰需要找出可以私有化的东西，让大众看到私有化的好处。私有化是保守党唯一的计划，而那时所有可供私有化的部分几乎都已被撒切尔夫人转化完毕。但是，私有化过程中不规范、不合法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最大的灾难是一连串明显可以避免的火车车祸——不仅导致了两年后保守党政府的下台，而且结束了一轮又一轮的私有化进程，同时回过头来批判了极端化了的撒切尔主义本身。

玛格丽特·撒切尔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中就包括她自己所在的保守党。当这位铁娘子结束对保守党的领导时，保守党这个近一个世纪来英国“天生”的执政党已经没有了计划，没有了领袖，在大多数人眼中，保守党也失去了灵魂。对一位带领她的政党连续3次获得大选成功、执政长达近12年的女士来说，这个评价无疑是苛刻的。但这个评价确实指明了重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执政是独裁统治。用腓特烈大帝的话来说：“人民的声音代表的是他们的意愿，而我则是按我自己的意愿行事。”在重大事件上，凡有人与她政见不同，便会遭到孤立，受到排挤。

不用说，保守党内的老一辈政治家都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而撒切尔的势力一旦强大，他们便遭到了排挤。她的许多保守党同时代人也都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清楚地记得两次大战之间的政治分裂和阶级斗争的悄然兴起。撒切尔夫人是个激进主义者，一心进行改革和创新；她鄙视妥协。在她眼中，合乎时宜的阶级斗争正是政治的内容所在。与她的目标相比，她那些常常是突发奇想而制定出来的政策是第二位的；而这些政策却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她的行事风格。撒切尔主义主要是关于如何执政，而非具体做些什么。她之后的保守党领导人面对的是撒切尔主义之后萧条的社会，他们没有政策、没有目标、没有自己的风格，十分不幸。[6]

也许我们可以谴责玛格丽特·撒切尔毁了保守党，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她挽救了工党，使工党获得新生。当然，从短期来看，她无情地打击了她的工党对手。其实，要不是工党领袖们如此无能，撒切尔夫人也不会取得她现在所取得的成绩。在1979年时，尽管工党领袖深知他们面临的处境，但他们既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也无法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工党的发展过程中动荡不断。工党好战的、集中的党风使其在看待问题上和撒切尔夫人很相似，却是从不同的立场。英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选择保护主义、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国家调控，要么选择开放性市场、自由竞争、私有资源以及最小限度的公有产品和服务。人们再次面对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这都要归功于铁娘子。

工党中的传统分子向来态度温和，他们和保守党中的传统分子一样，满怀绝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前欧洲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为代表，退出了工党，自行成立了社会民主党。这个新成立的党派存在时间很短，后来与英国第三大政党自由党合并。但大多数人尽管忐忑不安，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他们怀有的悲观主义有理有据。工党领导人迈克尔·富特聪明睿智、魅力十足，却缺乏政治头脑。在他的领导下，工党在1983年大选中厚颜无耻地推出一项与时代不符的竞选计划，不仅企图推翻撒切尔主义，还企图否定以前的工党政府曾做出的让步。英国可能会退出国际经济舞台（并且从此不再坚定不移地追随盟国美国）。不会再有私有化、开放市场、“欧洲化”或其他外国特色的计划。他们这些左翼英格兰小市民企图躲在封闭经济的围墙中，不顾别人的反对和指责，一意孤行，以最终建立起新耶路撒冷。

工党的国会议员都垂头丧气，其中一位议员将工党1983年的竞选宣言简洁地概括成“历史上最长的自杀遗书”，事实证明这一描述是很有预见性的。在福兰克群岛战争中，撒切尔夫人利用“爱国主义精神”统一全党，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再一次展示了她摆脱困境的超凡才能。[7]在这次胜利的鼓舞下，她以压倒性优势一举取得1983年大选胜利。工党失去了300多万选民，失掉了议会中的160个席位。在这次大选中，工党仅获得27.6%的选票，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工党取得的最差成绩。撒切尔夫人所宣扬的是否恰好是英国人民所需要的，这一点至今仍不明朗（保守党的得票率并未增长）；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民不想要工党提出的计划。

工党历经14年，在3位不同的领袖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从1983年的失败中重新站了起来。在政治上，工党要努力摆脱托洛斯基的影响，在（以利物浦为代表的）工党的大本营地区消除“极”左激进主义分子的影响。在社会观念方面，工党需要改正以前的错误观点，努力在思想上与新中产阶级保持一致，关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了解他们的需要，因为新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工党（和各社会民主党）一直依赖的、现在却日益萎缩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公共部门的雇员。没有他们的支持，工党是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的。在政策方面，工党领导人需要制定一系列全新的政策目标，并且对它们重新做出解释。

到90年代中期，上述目标已全部实现，至少表面工作做得很好。1996年，工党改名为“新”工党，一年后，它的未来领袖托尼·布莱尔说服党内其他领导人，废除了颇具争议的第四条党纲，解除了工党的国有化的义务。1997年，工党终于全面打败筋疲力尽的保守党，再次掌权，这时的工党已经不再提起关于反对撒切尔主义革命的话。新工党在竞选中努力争取“易动摇的”保守党支持者这一小部分人，猛烈抨击高税收、腐败和低效率，这些正是上一时代撒切尔夫人精选的攻击目标。

如果说托尼·布莱尔和他的同僚也都选择谨慎地对待撒切尔执政的时期，对其避而不谈，那绝不是巧合。布莱尔的成功主要依靠撒切尔夫人（现在是女勋爵）的三重遗产。第一，撒切尔夫人使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公共部分的激进政策改为“正常化”，并代之以“私有化”，使英国社会充满企业家精神，这些都是布莱尔所大力赞扬的。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撒切尔夫人彻底打败了老一代工党，为新一代工党成员改革工党创造了条件，布莱尔只不过是继承了前人改革的成果。第三，正如我们亲眼看到的，撒切尔夫人毫不容许反对意见，她冷酷无情，这一作风导致了保守党的分裂，使保守党失去了广大选民的信任。

托尼·布莱尔紧跟撒切尔的路线，也接过了她的许多偏见，但是不像她那样生硬粗暴。他像她一样，强烈地讨厌陈旧的政治语言。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要避免一切关于“阶级”的话题，使这种老式的社会范畴在新工党的语言里以“种族”或“性别”来取而代之。布莱尔像撒切尔夫人一样，几乎不能容忍非中央化的决策或者内部的反对意见。他也像她一样，宁可让身边都是私营业主。[8]而新工党虽然仍旧模糊地对“社会”负责，但是布莱尔的领导层就像撒切尔一派的核心原则一样，对“国家”始终本能地抱着深深的怀疑态度。

因此，这就是衡量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取得的成绩的尺度。她不仅摧毁了战后的共识，而且造就了一种新的共识。在她上台执政之前，英国公共政策中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国家是合法性和立法权的天然源头。而当她退出政治舞台时，这种观念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即使在英国国内与国家关系最深的工党的观念上也是如此。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国家的作用问题第一次被提出来讨论，但是越来越少听到为它辩护的声音，至少在主流政治圈子里是如此。当然，仍然有人继续认为，撒切尔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们仍然希望回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直接管理（即便不是在生产公有制的条件下）。但是根据撒切尔夫人的观点，需要的是造成这样一种情况——除了像教育和医疗这样的核心社会商品需要郑重考虑之外，其他方面就不再保证能听到同情的声音。

有时候会有人指出，撒切尔在这场变革中的作用被夸大了，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环境情势总会推动英国走向“撒切尔式的”方向：战后的社会契约早已枯竭。或许是吧。但是即使回顾起来，也很难说有谁能像撒切尔夫人那样扮演了掘墓人的角色。应该承认，她操作这场变革的规模是很大的，无论其结果是好是坏。任何一个人，若他在1978年的英国睡着了，20年后醒来，他们的国家确实会变得很陌生了，完全不像它旧日的模样，而且与欧洲其他国家也相当不同。

在这些年里，法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着一些相同的结果。然而在英国，战后共识的核心命题是由右派的革命粉碎的，而在法国，却是非共产主义的“左派”的复兴和转型打破了它的政治模型。多年来，法国政治一直因为左翼的共产党和右翼的戴高乐主义者的相互平行和对立而受到束缚。共产党和戴高乐主义者都与他们下级的伙伴们一起，忠实地具体化和扩展了一种奇特的法国式政治效忠的传统，这种政治效忠是由区域、职业和宗教决定的。

严谨而且刻板的法国政治社会观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就未受到损坏，但是现在，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受60年代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影响而使它陷入重围。左翼再也不能依靠无产阶级的集体选择，右翼也不能指望戴高乐本人和他的光环了，戴高乐于1970年去世。法国的政治保守性的最基本措施——保守的投票者倾向于奉行天主教——正在受到破坏，公众信奉宗教的人数下降，因为法国村庄里和小城市的教堂的教区居民，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都被吸引到大都市去了。

但是更加深刻的变化也正在它的进程之中。传统的法国社会和旧有的生活方式被饱含感情地描述成多种多样的说法——“源远流长的法国”、“甜美的法国”、“美好的老法国”、“永恒的法国”，等等。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法国人看来，这种传统社会正在从眼前消失。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民的子女们迁徙到城市，不断地使法国农村变得日益干涸，人口越来越少。复兴的国民经济影响着工作、旅游方式、一个新的城市居民阶层休闲时光的转变。几十年来长满了野草、积满灰尘的道路和铁路经过重建，重新规划，或者完全被一种全新的全国交通网代替，长期以来由于缺少投资而逐渐变得陈旧的市镇和城市也在变得拥挤和充满活力。

法国人对这种变化速度并不总是感到舒服，于是出现了一些政治运动，抗议社会生活的加速化、都市化、城市的发展和乡村人口的减少。60年代的遗产之一，即人们重新对本地和区域的语言和文化感兴趣，似乎威胁着法国本身的领土完整和统一。在感到恐惧的同时代人看来，他们的国家似乎正在因为现代化而突然变得四分五裂。但是，国家高居在冲突之上。在英国，一个囊括一切的国家和一个低效率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对此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直不屑一顾——在许多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法国，是国家政权本身掌握着这个国家经济复兴的关键。经理们是这个国家里知识分子的精英，规划者们把自己看成不受国家短暂的意识形态激情和社会动荡的影响的无私的公仆。法国政治在谁会掌权和要达到什么样的社会目的等问题上使国家令人不愉快地造成分裂，但是，在如何使用手中权力的问题上却有着明显讲究实际的共识。

自1958年至1969年，法国由夏尔·戴高乐统治。这位总统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传统风格，以及他公开宣称不关心经济规划细节的态度，都没能阻碍变化的发生。恰恰相反，正是在这种为适应这位具有领袖魅力的军事独裁者的需要而产生的半独裁式的宪法的伪装下，法国开始了现代化，而这样的现代化带来了一些混乱现象，于是引发了1968年的抗议。究其原因，是守旧的家长式权威与不稳定的社会变化的混合导致了这些抗议的发生。

戴高乐的反对者和批评者们过分夸大了这位将军获得和行使权力的“不民主的方式”。弗朗索瓦·密特朗在1965年发表的小册子里称之为“永远的政变”。但是，这种实际上不受限制的总统权力的资源和诱惑，对来自各个政治领域的后继者来说同样具有吸引力。这种与众不同的直接选举总统的体制，给全国五年一度的议会选举投下了阴影，候选人的个人政治技巧和性格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党派必然是围绕这些候选人而重组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令人生畏的密特朗胜出了。

弗朗索瓦·密特朗像玛格丽特·撒切尔一样，对于他在国家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来说，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候选人。他出生于法国西南部一个保守的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政治态度右倾的法律系学生，而且是那个年代里一些最激进的反民主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维希傀儡政府里担任低级雇员，后来又适时地改变了他的效忠对象，为的是以抵抗者的身份在战后取得人们的信任。他的议会生涯和内阁生涯是在中左派的许多小党派内部度过的，这些小党派没有一个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想。

在1965年的大选中，即使是在左派政党的支持下，他没有成功地当选为总统，而他也绝不是他们需要的候选人，他刻意跟他们保持距离。直到1969年，旧的社会党内部分裂，而且在1968年的大选中失利，密特朗才开始着手策划他在社会党复兴中的角色。他在1971年发起了接管运动，于是出现了一个以密特朗为领导的新社会党，新一代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被招募来为他服务。

密特朗和使法国社会主义自豪的残余遗产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利用。这个政党需要密特朗，他在1965年的总统选举中表现良好，保证了27%的注册投票者的支持（其中包括东部和西部的许多保守派分子），迫使戴高乐进入最后一轮选举，这些情况都显示出他是个竞选的赢家。早在1967年的一次议会选举中，密特朗的竞选徽章和照片就卖得很好。这个国家进入了一个电视化政治、个人化政治的新时代，正像圣艾蒂安的市长米歇尔·杜拉弗在1971年沮丧地说的那样：“法国只生活在对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期望中。”密特朗将会是左翼的王牌。

反过来说，密特朗也需要社会党人。他曾经任职于第四共和国的政府，所以他的名声因其妥协和丑闻而受到很大影响，他缺少一个自己的组织，因此这位杰出的机会主义者既利用社会党把自己重新包装成忠实的左派分子，同时又能够避免接触旧左派所负担的那些沉重的教条包袱。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宗教信仰：“我生来是、毫无疑问到死也会是基督教徒，但是同时……”用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话来说，他也许想说他生来是，而且到死也会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是同时也能够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这种便利的结合所起的作用要比任何一个党派原来想象的都好。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工党进入最后的衰落时期，而法国的社会党却站在巨大成功的边缘。法国左翼多数党再次复兴有两个并存的障碍：其一，是戴高乐个人的影响力；其二，是许多投票者害怕左翼的政府将会被共产党人控制。到1970年的时候，戴高乐已经去世了，不到10年，共产党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前者与密特朗没有直接关系，但后者毫无疑问是他的功劳。

密特朗承认这种必然逻辑，他缺乏真正的社会党人前辈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精细态度。起初他使新生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结盟；1972年，在一个措词含糊的、反资本主义的共同纲领下，他与共产党人结成了一个选举联盟。到1977年选举的时候，共产党——自1945年以来一直主导左翼的政党——已经比密特朗的社会党落后了10%的票数，到那个时候，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才意识到，把共产党的命运与密特朗的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社会党联系在一起是个错误。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欧洲共产主义”普遍的乐观主义影响。但是意识到这个错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在1974年的总统选举中，密特朗的表现在1965年的基础上又有了改进。作为已经统一的左翼的候选人，他只以很少的票数之差输给了吉斯卡尔·德斯坦。在那个时候，密特朗已经筑成了一个极好的选举机器，把社会党的主张变成了一种全面的社会运动，吸引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天主教徒、妇女、农民和小店主。在这之前，所有这些人都对社会党怀有敌意。[9]他的形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成熟：1981年的春天，在全法国范围内，巨大的竞选宣传牌以“软焦点”的形象展示密特朗的肖像，背景是永恒的乡村田园景色，向选民承诺“平静的力量”，这种背景曾在贝当时代的宣传牌上出现过并受到青睐。

与此同时，共产党变得软弱无力。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使法国共产党陷入极大的尴尬境地，他们的票数也一落千丈。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共产党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天空里固定不变的明星了：它的威望同它的票数一起瓦解了，甚至在巴黎工业区的“红色地带”——从20世纪中叶起，共产党就一直在那里占主导地位——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如此，马歇还是决定参加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一部分是出于习惯，一部分是出于自信，但更多的是由于愈来愈意识到有必要让共产党摆脱它的社会党伙伴的有毒的怀抱。

在1981年总统竞选的第一轮选举里，两位保守党的候选人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年轻的雅克·希拉克的总票数超过了密特朗和马歇（后者仅赢得了12.2%的选票）。但是在双方阵营得票领先者密特朗获得了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环境保护论者，甚至是平时采取不合作态度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支持，票数翻了一倍多，击败了吉斯卡尔，成为欧洲第一位由直接选举产生的社会党人国家元首。他立刻解散了议会，并且召集了立法的选举，他的政党痛击了共产党和右翼，在国民议会里为自己赢得了绝对多数。至此，社会党人已经完全控制了法国。

迎接社会党的胜利的自发庆祝是史无前例的。对于在街上手舞足蹈的成千上万名密特朗的支持者来说，这是“盛大的夜晚”，是革命的前夕，是与过去断然决裂的开端。仅以选举数据而论，可以说是个奇怪的现象。就像在过去的选举中的跌宕一样，密特朗的成就立即被拿来与1936年4月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或者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选举做比较。1981年的法国大选并未经历彻底的力量重新配置，尽管事实上在1981年的最初一轮投票中，密特朗实际上遭遇过比他在早期1965年和1974年竞选总统时更糟的情况。

造成这种不同结果的是左翼选民在这一次表现出来的纪律性，他们在第二轮选举的时候，在密特朗身后联合起来，而不是固守宗派的偏执，与此同时，右翼却产生了意见分歧。在1981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给希拉克的人中，16%的人在第二轮中投给了密特朗，而不是重新选举即将卸任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他是希拉克阵营里的戴高乐主义派的支持者们非常讨厌的人。如果右翼没有这样分裂，就不会有密特朗总统，没有接下来立法选举中社会党的大获全胜，也没有了带着巨大期望的“盛大的夜晚”。

这一点很值得强调，因为似乎有太多的事情有赖于1981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在回顾选举过程的时候，密特朗自己也明白，他在1981年的成绩是为了使法兰西共和国的政权交替过程“正常化”，使社会党有可能被当作政府的正常组成部分来对待，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对1981年密特朗的支持者来说，情况看起来非常不同。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使将来的权力交替正常化，而是现在马上就抓住权力并且利用权力。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领袖很有希望进行巨大的变革，不仅会努力扫除吉斯卡尔年代的腐败和厌倦，还会努力扫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被长期排除在法国政局之外的法国社会党斗士一直做着革命的美梦。

左翼在法国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行使权力了。确实，它在行使权力时总是受到同盟伙伴、不合作的银行家、外汇兑换危机、国际紧急事件和一长串别的理由的阻碍，最终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失败。在1981年，这些因素似乎都不适用了，也没有了后退的理由，此外，控制国家政权与实现革命性的变革相结合是如此深深地印在法国激进的政治文化中，以至于仅仅是赢得选举这个事实就被当作一场将要到来的社会对抗的象征。

像马克思本人一样，法国左翼把真正的变化与普遍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等同起来，有人曾充满热忱地将其与1871年，甚至1791年做比较。密特朗在竞选中所说的话并没有让他的追随者中比较忠心的那一部分人想到别的方面。为了“欺骗”共产党和他自己党派中的左翼，密特朗盗走了它们的革命外衣。他的竞选唤起了对他的期望，现在是他实现这种期望的时候了。

因此，密特朗的时代是以一个富有野心和激进的时间表开始的：道德的提升、迟到的社会改革（其中取消死刑的意义最为重大），混合着一个变幻不定的“反资本主义”立法的计划。工资有所提升，退休年龄降低，工作时间缩短了。但是，这个计划的核心成分是史无前例的国有化进程表。在任职期间的最初几年中，总理皮埃尔·莫鲁瓦的新社会党政府把以下企业纳入国家的控制——有36家银行、2家大的贷款公司、5家法国最大的工业公司（包括汤姆逊——布朗特这家法国电器和电子产品的主要制造商），还有法国大型钢铁集团与齐诺尔公司和萨西洛尔公司。

在这些活动的背后，没有提前制订好的经济策略。曾经有过讨论，提出通过注入政府资金来激活正在放慢的法国经济，但这不是一个新主意，也不是社会主义专有的：早在70年代中期，希拉克总理曾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同样搞过类似的计划，想以需求为导向来实现增长。1981-1982年的国有化以及相伴随的汇率控制的主要功能，就象征着这个新政权的反资本主义的目的，并且以此来证实1981年的选举是真正地改变了一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变换了政府的人员。

实际上，关注这些事情的人从一开始起就明白，比如说，国有银行只有获准“完全自主的决策和行动”才可以发挥功能，因此就取消了调整的和社会再分配的目标，这些目标原本是用来证实他们一开始的接管就是正当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妥协阐释了密特朗改革面临的更广泛的阻力。一年来，这个新政府大胆地向法国和世界展示了它激进的一面。一开始时，这一点颇有说服力。根据密特朗的亲密顾问雅克·阿达利的记录，美国官员们（他们总是关注着这种倒退现象）声称，法国和苏联的经济政策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对法国来说，1982年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仅意味着强加了汇率控制，还强加了一整套规则，把这个国家与它的商业伙伴们断绝开来，把经济放在自给自足的基本点上。把法国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脱离出来或许本来不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后来的情况确实如此——1977年，仅美国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市场资本化就相当于整个“巴黎证券交易所”交易额的两倍。意义更重大的事实是，这样的动向可以导致法国同欧共体产生隔阂，甚至从欧共体中分裂出来，由于它们之间在关税、市场、流通货币联盟方面都是达成过共识的，更不用提实施一个统一市场的计划，那么法国的状况已经严重地限制了对会员国开放的特权。

这些考虑好像引起了密特朗的重视。毫无疑问，铁证如山，商业领域日益增长的恐慌，还有迹象表明货币、贵重物品还有人们正越来越急切地移往国外，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在眼前。1982年6月12日，这位总统决定进行180度的大转弯。密特朗拒绝了更加激进的议员的建议，他授权他的政府冻结价格和工资达4个月之久；减少公众支出（在前些年总体有所增加）；增加税收；优先对付通货膨胀（而不是印刷纸币，尽管他被催促这样做）。这实际上是采纳了保守经济学家雷蒙·巴尔的经济策略，根据他的从没实施过的1977年“计划”，本可以提前给法国引进一剂撒切尔主义药方，而且毫不犹豫地抛弃“通往社会主义的法国道路”的一切可能。

这位总统的共产党盟友和他的一些社会党同事都非常震惊，但是他们原本是不应该感到惊奇的。密特朗这位实用主义至上的人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东西，如果法国考虑到底是选择继续呆在西方经济（和政治）的轨道上，还是把自己抛到一条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并不一定能持续发展的中间道路上，那对法国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他总是把过去必须做的事情装成出于好心做的，又适时地把自己塑造成一名主要的“欧洲主义者”。法国通过欧洲的统一，而不是去和它对抗，就能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不与资本主义对抗，会创建一个出众的国家。

到1984年，密特朗已经撤掉了他政府内的4位共产党部长。他公开声称“混合”经济的优点，任命一位年轻的技术官僚洛朗·法比尤斯担任总理，把经济事务、金融、预算的管理权交给雅克·德洛尔，并且指示他要稳定法国经济。[10]在那一年4月份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密特朗甚至号召实现“美国式”的法国现代化。

密特朗让法国站到了他这一边。1983年，他自己的社会党里只有23%的人为他没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而感到惋惜。他们是否想让他带着这么大的热情去“现代化”倒不一定，不过他确实是搞过现代化的。密特朗没有明确地放弃那些争议比较少的早期改革，比如分散行政权力，监督社会保障、保证妇女的工作权利、实行期待已久的司法改革。他在很长的任期（他在两个7年的总统任期后于1995年退休，次年于80岁时去世）的其余时间里都致力于在审美观和实际效用上都很成问题的、代价昂贵的公众工作，重建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能力，[11]并且监督将他最近刚刚纳入公共控制的许多服务业和产业重新回到私人手中。

最先推动法国庞大的公共部门私有化的，是在1986年选举中获胜的、在议会里成为多数派的保守分子。但是，后继的几届政府的各个部门也都追求同样的目标。确实，密特朗执政晚期的社会党政府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活力的私有化倡导者。仿照着英国公开销售证券的模式，第一批卖到私人手中的资产是一些大银行和法国电视台一台（即法国三大国家电视频道之一），接下来是公有控股公司、保险行业、化学和药业大公司，以及石油工业巨头道达尔和埃尔夫。

但是与撒切尔夫人和她的继承者们不同，法国对卖掉公共事业（或者像雷诺汽车公司这样的“战略性”公司）是非常谨慎的（1985年，国家的一大笔拨款刚把雷诺公司从破产中拯救出来）。在市场上就像在花园里一样，法国人对没有计划的增长持怀疑态度。他们宁愿保留一定的干预能力，主要是通过把一部分已经私有化了的企业仍然保留在国家掌握之中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在法国，私有化本身很显然就是一种受到管理和调节的事情。控股的做法被很小心地引导到国家依赖的企业和商业上，而国际投资者多年来一直被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以法国的标准看来，这些变化是非常重大的，使这个国家重新和欧洲与国际社会的发展保持了一致。

现在或许是谈谈私有化浪潮的适当的时机，这股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冲破了西欧海岸，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席卷了整个大陆。这些情况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从1977年起，英国石油公司就逐渐地卖掉了；联邦德国政府早在1959年就通过发行公共股份来与普罗伊萨格化学联合公司分离，几年之后，它卖掉了在大众汽车的股份；甚至连奥地利也在20世纪50年代卖掉了它在两个国有银行中的40%股份，1972年又放弃了在西门子公司的可观的资产。

但是这些还只是零星的情况，而且本身都是注重实效的私有化。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事情却非常不同，政府面临的压力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第一种压力来自技术方面，尤其是电信和金融市场方面的加速发展正在破坏旧的“天然”的垄断。如果政府不能让无线电波或货币的运转供它专用的话，“拥有”它们也就没多大的意义了。另外还有一种强大的政治和社会需要，使政府保留了某些部门，比如说一个公共电视频道或是邮局，但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种压力是，政府出于短期的经济需要，被迫卖掉公共资产。通货膨胀、1979-1980年的石油危机、巨大的年度赤字和日益增长的政府债务，给政府带来了各方面的压力，财政部长把卖掉公有资产看作双重有利的事情。国家将会甩掉亏损的工业和服务业，筹集的钱又可以帮助平衡预算，尽管是一次性的。即使某一项工业或服务业继续保留部分国有制（国家一般会保留私有买者不想要的无利可图的部分），从出售股份得来的国库现金也会被应用于将来的投资。就是出于这一原因，许多公有部门的经理甚至也成了这次部分出售的热心分子。他们对于把他们的利润拿出去帮助改善国家预算短缺的做法一直心怀怨恨。

欧洲各国在公有制和公有控制权的形式和程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荷兰、丹麦和瑞典的公有工业部门最少，而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最多。除了卫生和社会服务业，各国在80年代初由国家直接雇用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各有不同，联邦德国是15%，意大利是28%，奥地利是接近1/3。在奥地利、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公有的部分被组建成大型工业控股公司，其中意大利的“工业复兴公司”是最大的一家。[12]

在其他方面，国家的利益经由“国家投资银行”和“工业保障基金”的过滤，在荷兰或比利时则是性质相同的“国家投资协会”。仅钢铁工业就有多种支持方式：在英国，财政部通常将国有企业债务一笔勾销；法国政府提供低利率贷款，并通过政治干涉手段，为国内生产商提供同国外生产商竞争的优势。联邦德国私营钢铁企业的生产商得到的是直接的现金资助。

不同国家的悬殊情况，导致欧洲的私有化形式自然相差迥异。然而无论怎样，它们都导致撤销国家的管理制度，市场自由主义化，引入新的金融手段促进部分或全部私营化企业的股份销售或再销售。在联邦德国，主要出口部门已经被私人占有（汽车、机械工程、化工、电子公司）。阻碍效率和竞争力的不是国家控制，而是昂贵的固定成本和劳动力市场规则。在德国的私有化中，负主要责任的是托伊汉德公司，这是一家为处理前民主德国国有企业而建于1990年的国有公司。[13]

在意大利，私有化道路的绊脚石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政党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利用国家企业和公有控股公司，以公共合同、吸收进政府部门或自己掌控的权力机构的方法，来奖励同伙，贿赂支持者。但是，尽管有如此强大的障碍，意大利的私有企业在这一时期依然稳定增长，尤其是员工在100人以下的制造业公司，这种公司在意大利比在英国、法国、德国要多得多。

1976年，宪法法庭已经结束了对国有电台电视台网的垄断。几年后，仍在一家公有控股公司庇护下的“阿尔发罗密欧公司”被“移交”给了菲亚特汽车公司。在6年内，主要的控股公司（包括IRI、INA、ENI和ENEL[14]）自身都被改造成为合资的公有企业。它们本身没有价值。正相反，工业复兴公司在1984年为其50万名员工每人每年损失450万里拉。但是，它们可以在自己掌握并列入私有化日程的公司内部发行可转化为股份的债权。

但是，在刚从独裁统治下浮现的国家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以佛朗哥下台后的西班牙为例，它的公共部门实际上反而扩大了。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组成部分的公共开支在逐渐上升，因为自1976年到1982年，政府部门里的中间派沿用旧政府的策略，仅仅通过将经营不善的私人企业转移到国有部门来，以避免社会冲突。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出于各种原因，这种形式的国有化也备受工人、业主、国家政客和地方当局的喜爱。在任何情况下，在削减公有部门问题上的主要争论是，它所体现的福利社会耗资过大，难以维持，但是削减公共部门的做法在西班牙、葡萄牙或希腊都行不通。那里没有什么需要拆除的福利国家。

然而，即使西班牙的社会服务和保障达不到欧洲的水准，但其公共部门——尽管承担着被西班牙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并备受宠幸的青春期所抛弃的负担，但仍然不堪重负。1976年，仅国家工业部门就负责对747家工业公司（大多数无盈利）的投资和对另外379家公司的控制。若西班牙想要偿还能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私有化和撤销管理的办法。正如在法国，发起这一进程，在1987年引入个人退休基金，并于两年后废除国家电视垄断的，都是社会党政府。

在后革命时代的葡萄牙，宪法第85条和1977年后续的法律都明确禁止私营企业经营银行业、保险业、运输业、邮政电讯业、电力生产和分配、石油精炼和军事工业等产业。1983年，马里奥·索瑞兹的社会党政府寻找途径，采取灵活方针，允许私有部门同国有部门在银行业和保险业竞争，并批准钢铁、石油、化工和武器产业成立股份合资企业。但要使其余受保护的部门开放到有限竞争的程度，也还有待时日。

地中海地区就像几年后的“后共产主义”中欧一样，若不是欧共体和欧盟的影响，放弃国家控制的速度可能会更慢。1979年后，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货币汇率过早地产生了约束。密特朗政府开始出售公共资产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确保货币市场，因此将法郎维持在欧洲货币体系的协商一致的水平上。但布鲁塞尔的主要平衡手段是它的种种法规，而起草这些法规的目的是为了运作一个单一的欧洲市场。单一的欧洲市场要求所有的公私企业一律遵守国内的、最终遵守国际的公开竞争的准则。这样便不会有对哪个“冠军”国家的偏爱，也不会在竞争合同或顾客时，对公有或公共控股企业私下里提供补贴或其他好处。

无论在实施时这些规章如何被回避，仅仅由于它们的存在，便迫使国有公司在市场上的行为要与私有公司毫无异处，这就没有理由维持国家在处理双方事务中的干预。在欧共体所有成员国中，意大利的反应最典型：1990年，意大利采用新规章，与单一欧洲法案的相关条款相符合，要求（除对国家实施任务时执行国家垄断必不可少的公司或企业外）一切国有企业在一切交易中实行公开、公平的竞争。这一条款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使得各国政府既能适应欧洲的规范，又能对地方压力保持敏感。

尽管在布鲁塞尔（和伦敦）都兴奋地讨论日益增加的开放性和“竞争性”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欧洲的“私有化热”带来的变化或许并没有比它的支持者许诺或期待的多。批评者们曾经警告说，结果并不会是更多的竞争，而仅仅是从公有的集中型经济到私有领域的转化，而事实正是如此。法国许多大型的私有公司得益于复杂的跨股权安排，模仿以前公有企业的做法，例如，它们垄断整个部门，对它们的小“股票拥有者”的要求不做任何反应，就像以前在公有行政部门管理下对纳税人或消费者的态度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私有化和增加的竞争对国有部门本身的规模几乎也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已经在撒切尔统治下的英国看到，国家的范围实际上扩大了。在其他地方也一样。1974-1990年间，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就业者享受的份额增加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性私有企业的失业状况）：德国从13%增加到15.1%，意大利从13.4%增加到15.5%，丹麦从22.2%增加到30.5%。然而，这些政府工作人员大多从事第三产业，即供应服务和管理服务（包括金融、教育、医学和运输业），而不是制造业。

经济的自由化并不意味着福利社会的垮台，更不是其第三产业的衰退，尽管这不是理论家们的期望。但是，它确实表明了从公有到私有企业在资源及主动性分配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已远远超过谁拥有工厂或在任何特定的行业该有多少规则这样的技术性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在观察他们的国家，而政府当局在他们的事务上起着不容置疑的、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已变得如此普通，以至于它背后的前提，即最积极的国家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已经大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一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若没有对这一假设的积累不断的阐明，那么无论是撒切尔主义还是密特朗“铁面”，都将成为不可能。

[1] 若不是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来的移民出生率明显上升，这个数字还会更低。

[2] 在东欧，正是匈牙利许多人靠“地下”经济（参见本书卷三第5章）而比苏联集团其他地方生活水准更高，也正是在那几年里首次达到了低生育率。

[3] 其中表现得最为愤怒的是公共服务部门，其中包括从清洁工到护士的一系列低收入的政府雇员。主要的工业联盟对卡拉汉削减政府支出的政策是持积极态度的：只要工党政府保证保护产业技术工人的权益，保证他们的特权不被侵犯，工业部门的领导者们就乐意支持政府的政策改革。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撒切尔夫人不买他们的账。

[4] 1996年（其存在的最后一年）英国的国有化铁路系统以在欧洲范围内接受最少政府补贴为“特色”。正是在那一年，法国在计划向铁路投资人均21英镑，意大利是人均33英镑，而英国只有人均9英镑。

[5] 与私人富裕的实现伴随的还有私人的贫穷。撒切尔夫人打破了退休金与工资之间的关联，从而使广大市民退休后的收入大大减少。到1977年，英国的公共养老金只占平均工资的15%，这一比率在欧盟国家里是最低的。

[6] 在撒切尔夫人离任后的10年中，她的保守党继承人一代不如一代：从约翰·梅杰的死气沉沉、单调乏味，到威廉·海格盲目自大、毫无能力，再到伊安·邓肯·史密斯的彻底无能、愚蠢至极。在漫长的太阳女王统治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无能之辈的轮番统治。

[7] 1982年5月14日，撒切尔夫人在苏格兰保守党大会上表示：“当你天天处理诸如环境等等的乏味问题，处理了大半个政治生涯，这时，一个巨大的危机突然降临到你身边，反而会让你兴奋不已。”

[8] 或许他们之间的差别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相信私有化属于道德的善，而托尼·布莱尔只喜欢富人。

[9] 根据1979年的民意测验显示，密特朗的社会党的竞选纪录非同寻常地反映出法国的民意，使其他政党都望尘莫及。

[10] 德洛尔原先是银行家，一度担任过戴高乐派总理雅克·夏邦-戴勒玛的顾问，他将会在1985-1995年继续担任欧洲委员会主席。

[11] 即使在民众对政府的政策最不满的时候，即经济情况最糟糕的80年代中期，也有57%的选民宣称自己对密特朗的外交政策表示满意。

[12] 1982年，工业重建银行实行控股，主要控股的有：意大利的全部铸铁生产、集团公司2/3的特种钢产量、1/4的冰淇淋生产、18%的削皮马铃薯。

[13] 托伊汉德公司的原初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改造9 000家民主德国的公司（男女雇员总数达700万人）成为真正的企业，然后将剩下的淘汰掉。但是在政治压力下，它采取了重建或加强许多不盈利的公司的方法，于是讽刺性地造就了一个新的、依靠公共资金资助的、半公共的部门。

[14] 即“工业复兴公司”、“国家保险银行”、“国营水务公司”、“国营电力公司”。

第5章

无权者的权力

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哲学的一种，它是历史哲学的全部，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历史中将理性葬入了坟墓。

——莫里斯·梅洛-庞蒂

我谈论权利，是因为只要有了权利，我们就可以离开这种神灯表演。

——卡兹米尔兹·布兰迪斯

极权主义社会是整个现代文明扭曲的反映。

——瓦茨拉夫·哈维尔

和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给人的压力相比，国家机器给人的压力实在算不得什么。

——切斯瓦夫·米沃什

“社会民主政治时期”在西欧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其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人们出于实用考虑而相信公有制，以及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原则，还包括对整个时代面貌的感知。那个时代影响了众多潜在的批评者，压制他们达几十年之久。对于刚刚逝去的欧洲历史，这种共识里夹杂着对大萧条的记忆、民主世界与法西斯的斗争、福利国家道德上的合法性以及铁幕两边许多人对社会进步的期待。它是20世纪的元叙事。当它的核心观念开始腐蚀和崩溃时，随之而去的不仅仅是一批公有制公司，还有整个政治文化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如果要找出这一变化完成的时间标志，找出战后欧洲了解自己的时间节点，这一时间就是1973年12月28日。这一天在巴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首次在西方出版。W·L·韦伯在《卫报》上评论了此书的英译版。他写道：“活在现世而不知道此书，就是缺乏时代认知的关键部分，就是对历史愚昧无知。”正如索尔仁尼琴自己所承认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所传达的信息并无新意，那就是“苏联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一场野蛮的骗局，是一种建立在奴隶劳役和大屠杀基础上的极权主义专制。

索尔仁尼琴自己以前就写过这个主题，许多受害者、幸存者、旁观者、学者也写过。《古拉格群岛》在已有的证据上又添加了几百页的细节和数据，不过，就道德思想的热烈程度和感情上的影响来说，作为一部见证作品，该书并不比其他一些作品有明显的高明之处。那些作品包括：叶芙盖妮娅·金斯伯格于1967年出版的《旋风之旅》，玛格丽特·布伯-纽曼关于自己在苏联和纳粹集中营经历的回忆录（1957年以德语首次出版），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对自己不当信仰的纠错式叙述（1955年问世），甚至还包括较早揭穿苏联神话的维克托·谢尔盖和鲍里斯·苏瓦林的作品。[1]

可是，抓准时机非常重要。批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历来不少，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的影响遭到了削弱，这是因为在西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东欧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也是如此），普遍的愿望是想找到国家社会主义暴风乌云的一线亮色，无论这道亮色是多么暗淡。国家社会主义自1917年于俄国滥觞以来，已席卷了欧洲大部分地区。无论“反对共产主义”真实的或可能的动机是什么，都置人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使人看上去是在质疑历史进步的形态，是未看到“大局”，是在否认民主福利国家（无论福利如何不足）和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制度（无论如何不济）的必然连贯性。

正因如此，与战后大众意见相左的人士遭到了极大的边缘化。像哈耶克等人那样，如果认为为了大众利益而限制市场的计划用意虽好，但不仅毫无经济效率，而且最重要的，是迈向奴隶制度的第一步，那就是撕碎了20世纪的路线图。反对共产主义专政的人士，比如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阿尔贝·加缪和以赛亚·伯林都坚持认为，为了大众利益的社会民主改革和以集体主义神话的名义建立起来的一党专政之间是有区别的。可是在批评他们的许多“进步”人士看来，他们甚至也是在政治上随声附和在冷战中所效忠的政党，并为之服务。

因此，这些人与不愿意放弃激进教义的大众（特别是60年代的大众）意见相冲突。知道真相之后，讥笑去世已久并且遭到其接班人谴责的斯大林是一回事，而承认错误不在其人而在体制，又是另一回事。更进一步说，把列宁主义的错误归咎于激进的乌托邦主义制度，就是在削弱现代政治的基础。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可以说是年轻一代的“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崇拜的偶像。他在写给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的信中就严词批评道：你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失望威胁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信仰。（在此之前，科瓦考夫斯基针对1968年事件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

但是，到了1973年，这种社会主义信仰不仅受到批评者的严厉抨击，单单一些事件本身就给了其沉重的打击。当《古拉格群岛》以法语出版时，法国共产党的日报《人道报》对其不屑一顾，提醒读者说，既然“每个人”都知道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任何人翻炒此事的动机都只能是“反对苏维埃”。然而，“反对苏维埃”的指责逐渐变得软弱无力。在苏联入侵布拉格以及随后的镇压事件之后，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道慢慢流出中国之后，索尔仁尼琴对整个共产主义制度的全面指责听起来就是真的了，甚至对于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士来说也是如此，而且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尤其如此。

越来越清楚的是，共产主义败坏了其激进的传统，而且还在继续这样做。不久，柬埔寨的种族屠杀、越南逃难“船民”[2]受到的广为人知的创伤就证明了这一点。西欧为数不少的人认为美国应对越南和柬埔寨发生的灾难负主要责任。离《古拉格群岛》出版只有3个月的时候，美国策划杀害了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使得这些人的反美情绪更加高涨。现在，连这些人也越来越不愿意像过去那样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在道德上有优越性。他们认为美帝国主义确实很坏，但另一边更坏，或许还要坏得多。

这时候，过去坚持认为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是对所有社会改善目标（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国有化、集中计划以及进步的社会工程都是同一个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不言而喻的威胁的传统“进步”人士开始否定自己的观点了。他们认为，如果列宁和他的继任者们在社会公平这口井里下了毒，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就都受到了伤害。就20世纪历史而言，不仅由于经济原因，甚或是主要由于经济原因，国家开始看上去更像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开始是集中计划，结果却是集中屠杀。

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当“知识分子气”的结论，但是后来，知识分子立刻感受到了逃避国家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相当正常，因为正是知识分子首先热衷于推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正如捷克作家叶尔利·格鲁沙在1984年所写的：“是我们（作家）美化了现代国家。”也正如伊格纳齐奥·西洛内所指出的，从本质上说，现代专制统治的实施需要知识分子的协作配合。因此，正是欧洲知识分子对进步这一宏大叙事的疏远，才导致了随后的雪崩性后果，这是非常正常的。这种疏远在巴黎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也是比较正常的。200年前在巴黎的知识界和政界，这一宏大叙事就已首次出现了。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巴黎就不再是阿瑟·凯斯特勒所称的“西方文明闪光的明镜”了，但是法国思想家们仍然特别喜欢研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西班牙、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作家、评论家们在那些年里则是穷于应付本国问题，尽管令他们牵肠挂肚的恐怖威胁本身就会让人不再相信激进的乌托邦主义。英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曾受到共产主义的深刻影响，对共产主义的衰落也不大关心，因此也就没有欧洲大陆新近产生的那种情绪。与此相反，法国国内对共产主义制度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同情。在法国，共产党所得选票日渐减少，影响力日渐式微，这使得反共产主义的公开讨论越来越多。因此，本国的往事和事例使人们对共产主义产生同情。法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急于放弃自己以前的信仰，异常迅速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么匆忙，有时候倒是不太合适的。

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黎年轻的“新哲学家”们，比如安德烈·格鲁克思曼和伯纳德-昂利·利维抨击遭到扭曲的激进的乌托邦主义，但在绝大多数方面并无新意。格鲁克思曼广受好评的文章《论大思想家》出版于1977年3月，文中大部分内容并不如雷蒙·阿隆在22年前出版的作品《知识分子的鸦片》。利维的《有人脸的野蛮人》比格鲁克思曼的文章晚了两个月问世，但文中所写，法国读者无不可见于阿尔贝·加缪的《反抗者》。但是，尽管加缪的文章于1951年问世时，让-保罗·萨特对其评价非常尖刻，认为不值一提，利维和格鲁克思曼的文章却是很有影响的畅销品。时代变了。

法国国内知识界的这场大地震具有明显的犯上性质。表面上它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思想界走了严重的弯路，但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战后法国等国知识界的统领人物的。这些人物把目光停留在历史的达阵线后面，朝着胜利者欢呼，同时礼貌地把目光从其受害者身上移开。萨特是这些人物里最著名的，这些年来却受到了冷遇，甚至在他1980年去世之前，还因为曾经先后为苏联共产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辩护而使自己的创造性遗产背负了污名。[3]

巴黎的氛围发生了变化，已经不仅仅是一代牵涉其中的知识分子在进行报复了。1978年，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首次以法语出版，由此开始，法国主流社会不断地吸收了“盎格鲁——美利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全部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法国知识界几十年来几乎一无所知。同年，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福海具有开创性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出版。在书中，他系统地解析了“革命式教义问答”。几十年来，法国人就是通过“革命式教义问答”来学习理解自己的国家及其历史的。

据福海分析，在这种“革命式教义问答”里面，法国革命成了现代性的最早契机。这种冲突使法国分裂为左右两种互相对立的政治派别，属于哪一派别，表面上看是由对立者的阶级出身决定的。这一理论建立在19世纪初的自由乐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激进的社会改造观点这两大支柱之上。按福海的话说，这一理论现在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尤其是因为苏联共产主义已经溯及既往地污染了其整个传统。在有目的地对社会进行激进的改造这一道德剧里面，苏联是推定的革命继承者。按福海的话说，法国革命“死”了。

福海的作品含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点作者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政治学未获得成功是一回事，这总是可以解释为时运不济或时过境迁之类。可是，假如人们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宏大叙事”，假如理性、必然性在历史中都不起作用的话，那么斯大林的行为，依照国家命令改造社会时所牺牲的性命、浪费的资源，以及20世纪强制命令进行乌托邦式的激进的试验所犯的错误和所引起的失败，就不能辩证地解释为是沿着正确的道路迈出的错误的步伐。相反，这些就都成了批评者所一直指责的：损失、浪费、失败、罪行。

福海和年龄比他小一些的同代人都反对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自从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活动。福海等人坚持认为，不存在制约人类行为进程的“元叙事”，因而也就没法证明一些公共政策和行为是合理的，这些公共政策和行为打着将来可能会给人带来好处的旗号，却造成了现实的苦难。鸡蛋碎了，还可以做出可口的蛋卷，但人心碎了，就无法借其改进社会。事后看来，以此来总结几十年激烈的理论和政治争执可能显得相当苍白无力，但正因如此，才清楚地显出了变化程度之剧烈。

帕斯卡坚信上帝，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历史。在埃里克·侯麦1969年拍摄的“道德故事”剧《慕德家的一夜》中，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哲学家和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哲学家对此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辩论。回想起来，令人瞩目的不是辩论本身（年纪稍长、还记得欧洲大陆60年代往事的人，会觉得这场辩论的内容非常熟悉），而是人们对待这场辩论的认真程度，这些人不仅包括银幕上的主角，还包括当代观众。10年之后，即使这部电影还在，这个话题却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了。求助于历史来为令人不快的政治选择进行辩护，从道德角度来看就开始显得非常幼稚乃至无情了。加缪在许多年前就指出：“对历史负责就可以使人不用对人类负责。”

自从这种不相信历史（以及历史学）的新情绪产生以来，西欧的知识分子度过了非常不愉快的10年。他们惴惴不安，心里清楚伟大的历史方案和主宰叙事的分崩离析预示着，那些喋喋不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将来不会很妙。过去提出那些历史方案和主宰叙事的主要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他们自己现在也遭到了漠视，这令他们颇为难堪。1986年9月，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私下对一名法国记者袒露心迹时就曾哀叹，孜孜不倦地为大众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很差。他说：“对我来说，我认为要说现在还有什么伟大事业的话，那就是保卫知识分子。”[4]

知识分子在面对历史时，选择自我否定。以赛亚·伯林曾经把这称作“以可怕的德国方式来摆脱道德抉择的重压”。这种说法对德国人来说有些苛刻，虽然这一想法根源于德国浪漫主义哲学，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在历史必然性的圣殿上贬低自己的欧洲人绝不只有德国人。这种说法指向了欧洲政治学说正在出现的真空：假如没有剩下伟大的事业，假如进步传统已走到穷途末路，假如历史或必然性不再能够令人信服地引起对行为、政策和制度的保护，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那些宏大的时代难题呢？

对于撒切尔式的激进人士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公共政策是私人利益的延伸，市场对于他们而言是判定价值与结果的必要的、充分的标准。对于欧洲传统的保守派人士而言，那个时代也并不特别令其感到厌烦。对于这些人而言，处理人事的善恶标准仍然是宗教准则和社会习俗。60年代的文化大地震只是略微地给这些准则和习俗造成了危害，但并没有消除他们。进步的左派仍然在欧洲的政治和文化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正是他们急于需要一种新的理论。

让左派集体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发现了一门全新的政治语言，确切地说，是一门重新发现的非常古老的语言。右派（亦即自由派）的语言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每一部欧洲宪法，尤其是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但是几十年来，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讨论权利”一点儿也不时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权利，特别是自决权，在有关战后安排的辩论中起了关键作用。参加“凡尔赛和会”的有关各方在迫使几大国接受自己的方案时，绝大多数都大张旗鼓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但是那些都是集体权利，即国家权利、民族权利和少数派权利。

况且，集体决定的权利并没有令人高兴的记载。只要民族或宗教群体之间的权利发生冲突（通常是领土争端），很明显，最终获得优势的唯一有效途径是武力而不是法律。这很令人沮丧。在一国内部，少数派的权利得不到保护，面对力量强大得多的邻国的要求，弱国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回顾业已落空了的“凡尔赛和会”所带来的希望，1945年战争的战胜国得出结论，重新划分地理板块（后来被称作种族清洗）是一个尽管痛苦但很有效的解决方法，可以更好地为集体利益服务。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至于没有自己国家的人，在一个由国家和民族组成的世界里，在司法管辖上将不再被特殊对待，而是被看作迫害或不公正行为的个体受害者。

因此，战后关于权利的讨论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这也是战争带来的教训。即使人们是因为共同身份（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而遭受到迫害，那么受害的也只是个人。新成立的联合国也就是寻求把人们当作有个体权利的个人来保护的。已经并入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各种有关人权、种族灭绝以及社会经济权利的公约对大众情绪的影响越来越深：他们把18世纪盎格鲁——美利坚对个人自由的关注和20世纪中期对国家义务的强调结合了起来。强调国家义务是为了使更多的要求，无论大小，都能得到满足：从生命权到广告真相的知情权以及其他更多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的低潮以及“国际安全和合作会议”在欧洲召开（于《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的那一年在赫尔辛基召开），共同推动了用法律语言把个人权利写入现实政治。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有关权利的议论在偏左派的欧洲知识分子中受到冷遇。他们附和马克思著名的论断，认为“所谓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将其加以摈弃。在进步圈子里，表达“自由”、“权利”以及其他与“一般意义的人”有关的抽象概念的词汇，只有在前面加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形容词修饰时，才会被认真对待。

正因为此，1969年属于“法国社会主义联合党”左翼的一群知识分子（当时由米歇尔·罗卡尔和皮埃尔·孟德斯-弗朗士领导）批评自己的政党支持布拉格的改革派。他们宣称，后者“自愿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人道主义、自由、正义、进步、普遍无记名投票权等等）的牺牲品”。这样的例子绝非仅有。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许多偏左翼的评论家尽管政治信仰相当温和，可是避免提到“权利”、“自由”，以免显得天真幼稚。在东欧，共产党改革派人士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也避免使用这样的语言。在他们那种情况下，那些词汇在官方的语言里已含有贬义。

但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人权”和“个人自由”越来越多地见于西欧政坛各类人士的演讲和作品中，使用起来毫无限制。一位意大利观察家1977年说道，这是左派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公开讨论“未打折扣”的自由这一理念和理想，而“没有将它神秘化或者丑化”。[5]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一定马上就会转化为政治现实，因为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的工党和社会党都在苦苦地挣扎，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将对手的方案非法据为己有来掩盖自己的贫乏。但是他们开始向权利和自由这样的词汇敞开大门，这使得西欧学者和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东欧正在发生变化的有关政治对立的语言，能够跨过界线进行交流，而且正当及时，因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重要变化现在就在“铁幕”的东边发生着。

1975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改革派人士兹德内克·姆莱纳尔写了一封《致欧洲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公开信》，其中主要是写给欧洲共产党人的，呼吁支持不同政见，反对压制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不同政见，然而对共产主义改革的幻想一时还很难根除。可是姆莱纳尔已经属于少数派，他既相信社会主义，又相信那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西方人士，这让苏维埃阵营内部的大多数批评者感到困惑不解。

那些批评者当时还没有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一般来说，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是不认同这个词的），但他们多数已经脱离了政权，摒弃了政权所支持的“社会主义”术语。在1968年事件之后，这种术语以及那些机械地包含于其中的词，例如“和平”、“平等”、“兄弟般友好”，听起来就特别虚假，在那些曾经将此类话当真的60年代的活跃分子听来尤其如此。他们绝大多数是学生、学者、记者、剧作家和作家，他们曾是镇压的主要受害者，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古斯塔夫·胡萨克的领导下，正确地算出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改善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意见，同时大力压制不同的意见，禁止谈论近期刚刚发生的事情。

政权的反对者被迫转入地下（在捷克斯洛伐克有许多失业的教授和作家去做锅炉工，的确如此），几乎不能再和压迫者进行政治辩论了。相反，他们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述，终止了早年的修正主义辩论，心甘情愿地接受环境，有意支持那些“非政治”的主题。由于《赫尔辛基协定》的签订，“权利”成为其中可以经常谈论的主题。

在形式上，所有苏维埃阵营的宪法都很关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赫尔辛基达成了包括相当具体的补充权利的一揽子协议，这些协议给共产主义制度内部的批评者提供了战略机会。捷克斯洛伐克历史学家彼得·皮特哈尔特指出，意义不在于要求不曾有的一些权利，这只能招致进一步镇压，而在于要求得到业已经政府承认并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权利，这样在迫使共产党进行招架的时候，就使得“反对”带上了一层温和而且几乎保守的面貌。

认真看待“社会主义”法律的文字表述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也不仅仅是一种让共产党领导人感到难堪的手段。在封闭社会里，一切都是政治，因此前述的策略和手段遭到了杜绝。在这样的社会里，“权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权利”在“沉默的70年代”笼罩于东欧的厚重的悲观气氛中打开了第一道缺口，“权利”结束了苏维埃政权对话语权的垄断。而且，个人的宪法权利就其本质而言，正式见证了拥有权利的个人的存在。人们彼此互相拥有权利，个人对集体也拥有权利。宪法权利规定了无助的个人和全能的国家之间应保持的距离。

正如匈牙利年轻的理论家米克洛斯·哈拉扎梯所承认的，权利运动（“人权运动”）说明，纠正共产主义的缺陷需要的不是一种更理想的共产主义，而是公民（即中产阶级）社会的宪法立法或者宪法修订。颠倒马克思主义的进程安排，寻求用中产阶级社会代替社会主义国家，这让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们觉得很具有讽刺意味。不过，正如哈拉扎梯的匈牙利同事米哈利·瓦依达解释的，和他们国家过去令人不能忍受的对公民的专制统治比较起来，中产阶级社会具有绝对至高无上的地位。

重新修订公民社会的宪法这一说法含义模糊，只是道出了一个不确定的目标，但是自7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东欧反对派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这一努力的意义在于，承认在1968年之后，尝试改革“党国一体”是不可能的。很少有人真切地希望（苏联人就更不会这样想了），布拉格的胡萨克或柏林的昂纳克承认“谈论权利”是合理的，会认真对待宪法。在理论上谈论权利恰好说明了实际上没有权利，恰好提醒了国内外的观察家，这些社会实际上是多么没有自由。新的反对派并没有与共产党当局纠缠，而是故意越过了他们进行讨论。

对于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例如哈拉兹梯和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来说，这是以一种剧烈的方式脱离年轻时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亚当·米奇尼克出版于1976年的论文《新进化论》为波兰反对派设计了未来的战略。对于那些从来不曾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辩论感兴趣的人，比如瓦茨拉夫·哈维尔来说，这种转变就轻松得多。哈维尔是布拉格一个富商的儿子，他的家庭财产1948年后被共产党政府剥夺。哈维尔没有表现出同时代人那种蓬勃的革命热情，在1968年之后的改革运动中也不积极。哈维尔和共产党当局一直有一种敌对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出身，从来不是因为政治见解。

在70年代和80年代，哈维尔由于自己的活动而受到骚扰和逮捕，并最终被投进了监狱，由此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政治人物，但是他传达的信息还是绝对与政治无关的。他坚持认为，重要的不是和当权派争论，甚至也不是说出真相，尽管在一个靠着撒谎执政的政权里，说出真相非常重要。他写道，当时那种情形，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生活在真实中”，否则就只有妥协。“成立政治组织行为本身并不是把真实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反而是使人开始了一项政治游戏。”

哈维尔1984年在一篇文章中详细探讨了捷克斯洛伐克脆弱的知识分子反对派的目标和策略。他说，目标应该是无论政府想把什么强加于你的身上，你都应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着，“假装”你真的很自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解决方法几乎没有什么用，哈维尔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在当今世界，这些方法可能不现实，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难运用，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哈维尔所处的境遇不是没有先例，即使在不久以前也是如此。鲁德维克·瓦楚里克1967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甚至就曾向他的同事们推荐过类似的“假装”策略。他说：“装装公民的样子吧……假装我们已经成人，法律上已经能够独立，讲话要像那个样子。”不过，在60年代乐观一些的气氛中，瓦楚里克还可以希望当权者能够做出一些调整和变通。到米奇尼克和哈维尔提出类似的观点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时重要的不再是建议政府如何执政，而是通过实例建议国民如何生活。

在70年代那种环境下，认为东欧的知识分子可以“建议国民”如何行事这一看法可能显得很有野心。那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能够提什么建议，甚至彼此之间也不能提，更不用说对全国同胞提什么建议了。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工业中心的情况和民意，与农民的隔绝就更加严重了。用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伊万·泽兰尼和乔治·康拉德的话说，共产主义这一政治制度使“知识分子走上了争取权力的道路”。实际上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共产主义，过去中欧将人们划分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分法（这种分类更适于匈牙利、波兰这样的贵族社会，而不大适于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平民社会，但是1948年以后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也人为地做了这样的划分）又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出现了。

首先弥合这条鸿沟的是波兰人。1976年，波兰发生了一系列罢工，抗议食品价格飞涨。当局予以严厉回击，在工业城市乌尔苏斯和拉多姆，许多工人遭到了痛打和逮捕。几年前，工人和知识分子互不关心对方的抗议运动，此时，雅契克·库伦与几个同事特意对此做出反应，于1976年9月宣布成立KOR（“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首字母缩写）。KOR以及几个月后成立的“保卫人权和民权委员会”（ROPCiO）的目标就是揭露对工人公民自由的侵犯，在法律上帮助他们进行自卫，组成一条统一战线。3年后的1979年12月，作为KOR领导人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些是犹太人，有一些是天主教徒，有一些是前共产党人，还有一些什么都不是）后来负责起草公布了《工人权利宪章》。

因此，社会冲突导致产生了波兰公民自治群体（更确切地说，确认了这一群体的存在）。在与波兰相邻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环境更加令人沮丧，公民自治群体的产生源于一个法律上的机缘。1977年1月，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在一份文件上签名。该文件最初以宣言的形式刊载于一家联邦德国的报纸上，批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未能实施捷克斯洛伐克宪法、《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最终法案》以及联合国的政治、民事、经济及文化公约中有关人权的条款。上述法律布拉格业已签署，并且还将“赫尔辛基120法令”正式纳入《捷克法典》。[6]

在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七七宪章》）上签名的众人称自己为“松散、非正式、开放的群众团体……希望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以求得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对人权和民权的尊重，出于此愿望而联合起来”。他们特别强调《七七宪章》不是一个组织，没有章程，也没有常设机构，“并不构成任何政治上敌对行动的基础”。做出这种约定，意图是将他们的行为控制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律规定范围之内。

《七七宪章》永远是一小群勇敢的人缔造的，他们不代表别人，只代表自己：在原始文件上签名的有243人，在后来10年里仅有1 621人（全国人口是1 500万）加入进来。宪章的首批发言人有哈维尔、伊利·哈耶克（杜布契克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长）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顶尖的哲学家、年老的扬·帕托斯卡。这些人都是独立的个人，在大众眼里，既没有权势，也没有影响力。但这并不妨碍当局对他们的宣言做出狂怒的反应，认为它是“一部反政府、反社会主义、蛊惑人心、恶语伤人的作品”。对每个在宪章上签名的人的描述也各不相同，逐字不差地用50年代盛行的3种说法来描述就是：“叛徒败类”、“帝国主义忠实的奴仆和代表”、“破落的政治家和国际冒险家”。对签名人的报复和恐吓随即展开，包括将他们解雇，拒绝让他们的孩子入学，吊销驾驶执照，剥夺公民身份，迫使他们流亡，遭逮捕、审判以及监禁。

在《七七宪章》上签名的众人遭到了严厉处罚，新一代年轻的音乐人（著名的摇滚乐组合“宇宙塑胶人”）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报复迫害，这促使支持他们的“保卫遭受不公正迫害者委员会”（VONS）于1978年4月成立，该委员会的目标与KOR大致相同。对这一新成立的组织，布拉格当局的反应是将该委员会领导人中的6人（包括哈维尔）予以逮捕，并在第二年以颠覆政府罪对他们进行审判。1979年10月，这些人被判监禁，刑期不等，多者5年。

1968年之后，各共产党政权（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罗马尼亚除外）在实践中都采取了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的做法。他们甚至不再假装寻求真正得到国民的忠心，只要求人民表面上装出顺从的样子。和VONS和KOR一样，《七七宪章》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本国公民中因此而存在的对公共事务玩世不恭的漠然态度。哈维尔特别强调，需要让政府不再满足于看到民众为了不引起注意而随意地贬低自己的这种现状。他写道，如不这样，当局可以料想每个公民的外表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一主题在哈维尔的经典名篇《无权者的权力》中已得到阐释，书中以一位蔬菜水果店的店主为例，写他习惯性地在商店的橱窗里挂上了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关心的事务中，有些较好地适应了消除公众的冷漠和恐惧情绪这一努力。本书第15章里提到的正在出现的环境灾难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当局自己的统计，1982年在斯洛伐克，总长3 500英里的河流中，45%已遭到污染，达到危险的程度。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地区80%的井水已不能供人饮用，这主要是由于在东部的集体农场过度使用化肥，导致土壤含毒、庄稼歉收，就像苏联黑土区曾经历过的那样。

到80年代早期，由于在工业和能源生产方面使用褐煤（因其价格很便宜），波希米亚北部遭受了欧洲最严重的空气污染。这个地区发电量为735亿千瓦，其中640亿千瓦产自燃烧这种含硫量高的燃料的电厂。结果，到1983年，捷克地区大约35%的树林死亡或濒于死亡，1/3的水源遭到严重污染，甚至不能用作工业用水。在布拉格本地，政府不得不设立一所专门医院，医治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儿童。在一篇名叫《圣诞节的阴谋》的短篇小说里，伊凡·克里玛描写了从这家捷克医院走出来到街上的情景：“阴暗、冰冷的雾气里充满了煤烟、硫磺的味道和易怒的情绪。”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污染的是国家，受害的却是整个社会，因此污染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隐含着政治含义：难以保护环境的原因是没有人对采取预防措施感兴趣。只有一贯施行有效的行政制裁，才有可能取得一些改善，而这又得来自于首先鼓励浪费的同一行政当局。如果有工厂的经理、农场的场长不够明智，甘愿冒完不成“定额”的风险，自发地采取控制污染的措施，那他就会惹出很大的麻烦。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对环境就是有偏见的，这一点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7]

作家和学者们关心的是作品审查制度，这是合情合理的。阻止出版或表演的条件在不同的共产党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在1969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满不在乎地推行压制政策。不仅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被禁止出版作品，禁止在公开场合露面，而且有大量的主题、人物和事件甚至不准被提及。相反，在波兰，天主教会及其所属的机构、报纸提供了半保护的空间，只要谨慎行事，在文学界和知识界就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

在波兰，像在匈牙利一样，问题在于往往需要做自我审查。为了保证能够让观众、读者见到作品，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学者们预计有些地方可能会遭到官方的反对，因此就总想着要改编作品，修饰或回避某个观点。在非常严肃地对待文化艺术的社会里，做出这些调整所取得的职业上乃至物质上的益处是不容小觑的，但道德上的代价可能是昂贵的，或许会伤到自尊。海涅在150年前就已写道：“那些思想的刽子手们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审查官而变得疯狂，杀死了自己思想的婴儿。”海涅的这席话肯定会立刻得到许多东欧知识分子的认可。

这是部分共谋的一种。另一种是沉默。沉默就是把事情放在心里，而不是在嘴上，奉行的是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心灵》中所写的“阳奉阴违”。真正大胆表达出自己想法的那些人，将自己作品的原始复写本在私下里非法地流传。这些真正的作品面临着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惨淡前景，他们的观点和艺术只能限于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他们的遭际至多也就是某捷克知识分子所称的“自慰”。后者曾闷闷不乐地将在同一群两千个知识分子中流传禁书称为自慰，因为那些人写的也是禁书。

而且，勇气本身并不能保证质量。地下作品表现出来的叛逆和对立情绪经常是危险的，所以也给它罩上了一层浪漫的、其重要性有时候被夸大的光环（尤其是在西方的崇拜者中）。原创的激进思想在苏维埃阵营这一渐渐腐烂的混合肥料堆里真的可能会鲜花怒放，哈维尔和米奇尼克的作品是共产主义“恶之花”最好的例子，但绝不是唯一的例子。[8]但是对其他许多人来说，作品过去未能出版，并不保证它就是质量好。世上不存在“审查女神”（乔治·斯坦纳语）。并不会因为政府当局不喜欢你，就意味着你很有才。

因此，一旦进入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社会，即使曾经是知名度最高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名声都得大打折扣。1989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匈牙利的乔治·康拉德就是其中之一。康拉德在80年代写了几篇文章，谈论“反政治”，非常张狂，因此而广受膜拜。另外一些人，比如民主德国小说家克里丝塔·沃尔夫心里就很明白，正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做一名作家非常困难，这才给他们提供了题材，也提供了一些力量（还有社会声望）。也正因如此，许多共产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甘愿放弃移民和流亡的机会。他们认为，受到迫害但具有重要的影响，要比享受自由却变得无关紧要更好。

近些年来，害怕变得无关紧要的想法导致了另一种顾虑的产生，即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尽快“回归”欧洲。就像对待审查制度一样，关心这个问题的只有知识分子，事实上主要是来自前哈布斯堡帝国西部省份的一些作家。过去苏联的政令导致这些省份非常落后，经济非常不发达，令人痛心。怀有这种情绪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捷克小说家和剧作家米兰·昆德拉。昆德拉流亡巴黎，在巴黎写作。在他看来，中欧（一个地理名词，为了清楚地证明昆德拉的观点而重新启用）的悲剧就在于受到了外来的、属于亚洲的独裁者统治。

在昆德拉的祖国，欣赏他的人不多。他选择流亡国外，又获得了成功，这令他的许多同辈感到憎恶。那些人由于自身的原因，选择放弃流亡，也选择放弃了成功的机会。不过，他的写作主题和大多数人还是一致的，特别是到目前为止写给西方读者的作品。他批评西方的读者忽略并无视在自己的东面还有一个“另类”西方存在。早在20世纪50年代，米沃什就约略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假设就战后波兰诗歌写一本书，其中一章在写到西欧特别是法国的知识分子时，得好好讽刺戏谑他们一番。”

昆德拉对国民采取类似于《七七宪章》这样的主动行为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统治之下的捷克面临的处境只是一个老问题的延伸，这个问题就是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国家的身份和命运究竟如何？在这个区域，弱小的国家和民族时刻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他认为，这个区域的知识分子在国内外从事反对派活动的重点，应该在于使这个问题引起国际关注，而不是浪费时间，试图去改变莫斯科“拜占庭”式的帝国，更何况中欧还是“以一种浓缩的形式反映了西方的命运”。哈维尔对此深表赞同：“共产主义是历史举起给西方看的一面阴暗的镜子。”

像米奇尼克这样的波兰人不使用“中欧”这样的词汇，也不大谈论“重返欧洲”，部分原因是波兰人不像捷克人，波兰人追求的是实现更切近、更可及的目标。这不是说波兰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不想有朝一日能分享新成立的欧共体所带来的好处，也不是说他们不想把社会主义失败的神话换成欧洲成功的神话，只不过是他们有着更为切近的目标。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再谈论。

民主德国也有自己需要关注的事情。勃兰特及其继任者奉行的“东方政策”的悖论之一，就是通过把大笔的硬通货转入东欧，以及不断地对民主德国表示承认、关注和支持，联邦德国领导人在不经意之间就排除了民主德国内部变革的可能性，包括改革污染严重而且早已过时的工业。通过“架设沟通桥梁”、缔结姊妹城市、向对方表示好感以及与批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意见保持距离，波恩的政治家们使民主德国的领导人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政权非常稳固和安全。

而且，联邦德国“赎买”出民主德国的政治对立分子和政治犯，使民主德国的反对派失去了一些最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像民主德国一样，在西方有一个孪生姊妹，使用同一种语言。因此对于民主德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来说，离开民主德国的诱惑就一直存在。在这些人关心的权利中，“迁移权”非常典型地位列名单之首。但是民主德国当局的许多“圈内”批评者既不愿抛弃自己的国家，也不愿抛弃旧有的观念。事实上，到70年代末，民主德国是唯一继续允许有非正式对立派乃至党内对立派存在的欧洲共产党国家。民主德国最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从左派的立场攻击共产党当局。捷克作家伊利·佩利康曾辛辣地写道，这些人所采取的姿态使得他们在东欧的其他地方默默无闻、毫不相干。

正因如此，鲁道夫·巴赫罗以《另一种选择》这篇文章而名声大振。该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公开批评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巴赫罗本人在经受多年的迫害之后，于1979年被驱逐到了联邦德国。比巴赫罗年长的共产党人罗伯特·哈弗曼在那些年里由于代理民歌手沃尔夫·比尔曼（1976年被驱逐出境）的事务而遭到审判和罚款。哈弗曼严厉地批评了执政党，不是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而是指责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指责他们鼓励大众消费和私人拥有消费品。民主德国哲学界领袖沃尔夫冈·哈里希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政府当局“官僚”作风日炽。他同样大力反对“消费主义虚幻的东西”，认为让人民接受再教育、反对这些虚幻的东西，是执政党的任务。

在民主德国，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教会，即新教的德国基督教会联盟。波兰也是这样。权利、自由等新的提法是与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的，由于与唯一幸存的先于社会主义产生的机构有关而得到了加强（在波兰也是如此）。由于教会的影响，在东欧的反对派中“和平”问题显得非常突出。

在东欧其他国家，西方的“反战分子”和要求核裁军的积极分子受到了相当的怀疑。人们认为他们无非是因为天真无知、没有头脑，所以成为苏联操纵下的工具。[9]例如，瓦克拉夫·哈维尔就认为，80年代早期西欧不断高涨的反战运动是吸引西方知识分子、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并使他们保持中立的最好方式。他说，在国家政权总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国度，“和平”不可以选择。在现有条件下，和平和裁军会让西欧获得自由和独立，却会让东欧受到苏联的统治。把“和平”问题和要求拥有权利、自由分开是错误的。或者像亚当·米奇尼克说的：“减少战争危险的唯一条件就是充分尊重人权。”

但是在民主德国国内，和平运动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毫无疑问，这有一部分归因于联邦德国。不过，也有其他原因。民主德国既没有历史，又没有民族同一性，它的出现只是一种偶然。可以说和平（至少是“和平共处”）是它“存在的原因”，这似乎有些道理。然而，民主德国同时又是军事化程度最高、最穷兵黩武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德国学校1977年就有了“国防学”课程，民主德国的青年运动组织准军事化程度非常高，即使按照苏联的标准也是如此。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所引起的紧张情绪，导致了反对派运动的爆发。反对派运动以和平和裁军问题为焦点，在对它的支持力量中，大部分即来源于此。

1962年，民主德国当局规定，年龄在18岁到50岁之间的男子都必须服18个月的兵役，不过两年后，又增加了一条免除条款：由于道德原因，希望能够免除兵役的人员可以加入名为预备役的另类劳动营。虽然加入后者被证明可能会在后半生造成残疾，但是它的存在就说明民主德国承认了出于良知反对服兵役的事实及其合法性。到1980年，从预备役劳动营中走出的民主德国人民数以千计，这些人组成了潜在的庞大的和平主义者网络。

因此，当1980年路德教会牧师向早期的和平主义者提供支持和庇护时，就能够比较大胆地去做，而没有招致政府的反对。然后，初生的和平运动就从教堂扩展到了大学，人们不仅呼吁裁军，而且还要求拥有不受阻碍地发出这些呼吁的权利，这是必然的。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后来终于能够与本阵营里其他国家的反对派进行对话，并赶上他们的步伐。

罗马尼亚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七七宪章》一出现，罗马尼亚作家保尔·戈马以及另外七位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就写信勇敢地表示支持。他们立即遭到了镇压。但是除此以外，罗马尼亚就像过去一样悄无声息，时间长达30年。戈马被迫流亡他乡，他做过的事情也没人再做。对此，西方应该负一定责任。即使《七七宪章》或类似于波兰的“团结工会”（参见本书卷三第6章）这样的组织在罗马尼亚出现，也不大可能得到西方的大力支持。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要求过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让罗马尼亚自由发展”。

即使在苏联，也允许某些知识分子享有严格限制的自由。这些人主要是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一直享有一些特权。生物学家若列斯·梅德维杰夫在20世纪60年代揭露李森科的著作，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读者中长期流传。梅德维杰夫先是受到了干扰，后来被剥夺了公民权。1973年，他在英国定居。但是，安德烈·萨哈罗夫（苏联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对当局持批评态度）却还能保持自由身，只是后来他公开反对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才令当局不能忍受。萨哈罗夫令当局尴尬，不得不管，但他又极为重要，不能将其驱逐出境。于是，他和妻子叶琳娜·波纳尔被内部放逐到了十分闭塞的高尔基市。

不过，萨哈罗夫一直坚持说，他向来呼吁苏联说清楚自己所犯的错误，说清楚对批评者的迫害，而不是寻求它是如何被推翻的。这种态度使他的立场介于老一代的共产党改革派和中欧新兴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之间。其他不太突出并且公开宣称反对苏联的人士受到的处置就要严厉得多。诗人娜塔莉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与其他几百人一起被诊断患有“呆滞型精神分裂症”，在一所监狱精神病院待了3年。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在年轻一代的激进分子中最为出名，他在苏联监狱、劳动营和精神病院里度过了12个春秋。此后，由于国际社会强烈要求给他治疗，他才于1976年被用来交换智利共产党人路易斯·戈瓦兰。

除了类似的偶尔为某个人表示抗议，以及为了苏联犹太人有移民的权利而统一行动之外，西方对苏联国内事务的关注少得可怜，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比对诸如波兰乃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反对派运动的关注要少得多。1983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终于开始批评苏联对人滥加诊断（这种缓慢拖拉的作风让人感到可耻）。直到此时，苏联才从世界精神病学协会退出。

要不是由于外界因素的推动，苏联知识分子中占压倒性的绝大多数绝不会照着东欧别国知识分子的样子去做，无论后者是多么小心谨慎。斯大林进行镇压所引起的恐惧就像阴沉的棺罩，在他死后，笼罩着人们的精神世界长达30年。即使没有人实际提到这种恐惧，除了那些最大胆、最直率的批评者之外，大家都刻意不去超越苏联划定的合法的主题和语言的范围。大家都认为苏联还是会存在下去的，这是很合情理的。像安德烈·阿玛里克这样的作家有预见性，但是不典型。阿玛里克的作品《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于1970年首次在西方出版，10年后以增订版的形式再版。与其设立在周边的几个傀儡政权相反，到1983年的时候，苏联存在的时间已经超出了大多数苏联国民的记忆，并且看起来还相当稳固。

中欧知识分子反对派运动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很小。大家对此并不吃惊：7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新产生的现实主义，不仅包括业已纠正了的对社会主义失败的理解，还包括对权力运作的事实的清楚认识。而且，要求于人们的也有限：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鲁德维克·瓦楚里克在《论勇敢》一文中就颇令人信服地写道，对于那些辛苦度日的普通大众来说，要求于他们的只能有这么多。大多数民众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积极地反对当局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为看起来没必要（又是对普通大众来说）。人们大多会说自己那样做“不够英雄，但很现实”。

知识分子交流的对象主要是在圈内，而不是广大的大众：在有些情况下，他们是在暗暗地校正自己以前的狂热言行。况且，他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就是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特权在他们中相当高效地代代相传，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这并不总是能让人民群众喜欢他们。就像在过去他们为现在所反对的政权辩护一样，那时他们只是一小撮，只代表自己。

乔治·康拉德略带说教地写道：“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应该想着将其他人从政治权力的高位赶下来，以便自己能取而代之。”当他如此说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没有哪个“有思想的人”在当时、当地能够做成那样的事情。以此来理解严峻的生活现实就构成了反对派运动坚持非暴力的背景：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甚至在波兰也是如此。在捷克斯洛伐克，面对政府当局时采取消极态度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在民主德国，路德派教会在反对派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在波兰，对于米奇尼克等人来说，这种态度防止了危险而无谓的冒险，既实用又合乎道德。

新的反对运动的成就在其他方面。欧洲东部和西部一样，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都是愤世嫉俗的时代，60年代的精力已经耗尽，60年代的政治理想从道德方面来看已经没有了可信度，为公共利益而忙碌让位于为私利而斤斤计较。哈维尔等人讨论权利，关注“公民社会”这一相当模糊的概念，不断谈论中欧在过去和现在保持沉默，可以说是在公众场合进行毫无羞耻的说教。他们通过这些手段，逐渐建立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以代替被共产主义损毁的公共空间。

经济是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不大谈论的，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自从斯大林时期以来，经济增长，更确切地说是工业增长，既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又是衡量社会主义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尺。正如我们在本书卷二第6章所看到的，经济曾是老一代改革派知识分子重点关注的：这向共产党当局反映了其本身所关注的问题，印证了所有的政治最终都是围绕着经济展开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持有这种观点。1956年至1968年是修正主义的10年，在这期间，有些反对派运动得到允许。对于这些反对派运动来说，批评意见以对经济改革的推荐意见的面目出现也是新近才有的。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阵营里见多识广的观察家们要认真看待从内部进行经济改革的前景就很难了，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言体系经过几十年不恰当的滥用，已经瓦解。1973年以来，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远远落后于已经有所下降的西欧各国。此后，由于能源价格上涨，石油产量丰富的苏联经济曾有过短暂的反弹。除此以外，由于70年代的通货膨胀以及80年代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经济陷入难以逾越的不利境地。1963年，经互会成员国的国际贸易量占世界总量的12%，到了1979年底，这一比例下降到了9%，并且还在迅速下滑。[10]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商品质量上无法与西方各工业国竞争。除了苏联之外，它们销往西方的原材料也不能有持续供应，因此它们甚至连与不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都没有。经互会的封闭体系阻碍了其成员国加入西欧和关贸总协定等新的贸易网络。经济既不与国际物价水平接轨，又不冒激怒国内消费者的风险，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国家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1976年波兰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

到了此时，导致共产党国家经济大幅衰退的问题是它们身上所独有的、意识形态导致的低效率。由于顽固坚持第一产业产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国家错过了从粗放型生产转向集约高效型生产的机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使西方各国的经济得到了改造。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依赖于相对过时的经济活动模式，这使人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的底特律、鲁尔，或者19世纪末的曼彻斯特。

捷克斯洛伐克铁矿资源极为有限，然而到了1981年，捷克斯洛伐克却成了世界第三大（人均）钢铁出口国。糟糕到底的是，民主德国还在计划不断扩大落后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如果有别的选择，没有人愿意买捷克的钢铁、民主德国的机械，除非有很高的价格补贴。因此，这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是亏损的。实际上，苏联式的国家在减损物品的价值：他们进口的或从地下挖出的原料比用这些原料生产出来的成品更值钱。

甚至在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苏联式的经济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经互会内部选择匈牙利生产拖拉机和大客车，同样，在20世纪80年指派民主德国生产电脑。但是民主德国生产的电脑不仅不可靠，而且也已过时，集中的经济体制也使产能不足。到1989年，民主德国（人口1600万）电脑产量只有奥地利（人口750万）的1/5，而作为电脑生产国，奥地利的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优势”严格来说只是相对的：民主德国在花费数百万马克生产没有人要的商品，相对质优价廉的同类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都可以买到。

所有这些问题的责任都主要应该归于集中计划的内在缺陷。到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的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有40个部门负责经济的不同分支领域，另外还有27个各自独立的经济部门。对数字指标的关注恶名昭著，以至于达到了自嘲的地步。蒂莫西·加顿·阿什举了“（民主德国）普伦茨劳堡区人民经济计划”为例。据该计划称，“图书馆的藏书量要从35万册增加到45万册，借阅量要增加108.2%”。[11]

固定价格体系不能弄清商品的实际成本，不能对需求做出反应，也不能适应资源条件的限制。各级官员都害怕冒险和革新，唯恐短期内会减少总产量。这些官员在任何情况下都缺乏上进心：众所周知，由于勃列日涅夫喜欢保持“干部的稳定”（1971年之后所使用的口号），因此不管干部多么无能，职位都非常稳固。同时，为了确保能够完成上级制定的目标，工厂的干部和经理们花费大量精力向上级隐瞒原材料和劳动储备。浪费和短缺因此而相互支持，相互依赖。

这种体制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不仅助长了生产停滞和低效之风，而且还导致了贪污腐败之风不断。没有财产往往导致更多的腐败现象产生，而不是更少，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矛盾的现象之一。权力、职位和特权不是直接可以买来的，相反是以提供庇护和接受庇护这一互相强化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律权利被阿谀奉承所代替，阿谀奉承相应地又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和升迁作为报偿。为了实现哪怕是一般的合法目标，人们都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细微或腐败的方式徇私枉法。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那些年里，愤世嫉俗的人在数量上有了明显的增长。下面的例子就能说明许多问题：拖拉机厂和生产卡车的汽车厂不愿意生产足够的零配件，因为制造大型机器更容易达到“标准”，结果一旦这些机器坏了，就找不到替换的零配件。官方数据只公布某个领域生产的各种机器总量，而不公布还有多少台机器仍然能够工作。工人们当然更加清楚。

可以用一句很流行的笑话来总结社会主义的社会契约：“你们假装工作，我们假装付你们工资。”这样的安排对许多工人，特别是对那些非熟练工人有利。它为人们提供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工作压力却很小。作为回报，工人们就在政治上保持沉默。民主德国官方的《政治小辞典》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工作与自由时间之间的矛盾消失了。”这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讽刺的意味。

到1980年的时候，典型的共产主义经济中相对高效的只有高科技国防工业以及所谓的“第二经济”——商品和服务业黑市。这种第二经济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承认，它的存在证明了官方经济是多么糟糕，这是它的重要性所在。到了80年代初，据估计，在匈牙利有8.4万个私下开展业务的从业人员，满足了国内几乎60%的服务需求，业务范围从修理管道业到娼妓业。

除此以外，农民在私下也从事一些生产活动，一些公共资源（例如砖头、铜线、印刷模板等等）也“挪给”私营企业里的工人使用。由此可见，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就像意大利的资本主义一样，依赖于两种并存的经济。[12]这两种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共生性质的：只有把那些既不能否认又不能肯定的活动和需求导入私有领域，共产党国家才能维持其在公共领域的垄断地位，而第二经济又要依赖于官方经济的资源，最主要的是要依赖于公共领域的低效率。这保证了第二经济能够获得市场，并且可以人为地提高价值和利润。

经济停滞本身就有力地反驳了共产主义所宣称的它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经济停滞假使没有使人们产生反对意见，也一定使人们产生了不满情绪。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即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于生活在共产党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恐怖和镇压都不再影响生活了，但生活却是灰暗乏味的。成年人生的孩子越来越少，喝的酒越来越多。在那些年里，苏联每年人均烈性酒消费量翻了两番，因此他们的寿命也短了。共产党国家里的公共建筑不仅没有艺术吸引力，而且品质低劣、令人不适，忠实地反映了这种专制制度的不堪。一位布达佩斯的出租车司机曾经指着一排排肮脏灰暗的住宅楼对笔者说：“我们就住在那些楼房里，冬冷夏热，典型的共产主义式建筑。”

此处就像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大多数国家一样，住房很便宜（在苏联，房租平均只占一般家庭预算的4%），因为经济不是由价格调整的，而是由稀缺性调整的。这对政府来说是有好处的，将稀缺商品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分配，可以使人们继续忠于政府。但共产党领导人大都十分清楚，这样做也有重大的风险。到60年代末，事情已很清楚，光靠“社会主义”的远大前景不再能够使人们依附于政府当局，自此以后，执政的共产党人选择将国民当作消费者，选择用物资丰裕的现在代替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未来。

他们是有意识地做出了这一选择。捷克的强硬路线者瓦西尔·比拉克曾经在1968年协助苏联军队进入自己的国家。1970年10月，他曾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委员会”里说：“（1948年）我们在商店橱窗里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人们尚能接受。那时候的历史时代不同，人们的兴奋心情也不同。如今，我们不能再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了。如今商店的橱窗里必须摆满商品，这样我们才能够用文献记载：我们在朝向社会主义前进，我们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13]

那时，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而受到鼓励，这和赫鲁晓夫1959年与尼克松展开的那场著名的“厨房辩论”不同。当时，赫鲁晓夫向美国副总统保证，在可见的将来，共产主义就将超过资本主义。比拉克与匈牙利的卡达尔一样，对此不抱幻想。只要提供的商品能够让消费者高兴，哪怕共产主义只是在简单地模仿资本主义，他也就满足了。1971年，民主德国的埃里希·昂纳克接替无人哀悼的沃尔特·乌布利希，担任共产党领导人。同样，他也希望能为民主德国公民带来某些经济成就，只要稍稍类似于联邦德国20世纪50年代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就行。

这种策略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一些成功。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至少以消费品零售额来看是如此。汽车和电视机是那个时代具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销售数量都有了稳定的增长。在波兰，1975年至1989年间，人均拥有私家车的数量增长了4倍。到80年代末，匈牙利每10人就拥有4台电视机，捷克斯洛伐克也差不多是这一水平。如果顾客不在意质量和款式的优劣，也不在意选择余地有限，他们通常都能在国有商店或“私营”市场找到心仪的商品。但是在苏联，这种“可选的”商品就很难找到，而且相对要贵一些。

生活基本必需品也是如此。1979年3月，华盛顿特区的一位消费者必须工作12.5小时，才能买得起普通一篮子的基本食品（香肠、牛奶、鸡蛋、土豆、蔬菜、茶、啤酒等等）；购买同样一篮子食品，在伦敦需要工作21.4小时，而在莫斯科尽管有高额补贴，购买同样一篮子食品却需要工作42.3小时。[14]如果不以卢布、克朗或福林计算，而以付出的时间和工夫计算，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不仅代价高昂，而且累人。

要是以能否满足个人消费者的需要来界定共产主义，问题就在于整个经济都是以大量生产工业机械和原材料为目标的，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到。除了食品之外，共产党国家不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东西（这些国家生产食品的效率也不高。苏联很早以前就是纯粮食进口国，单从1970年至1982年，其食品进口就增加了两倍）。绕过这道障碍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国外进口消费品，但这需要支付硬通货，而硬通货又只能通过出口获得。然而，除了苏联的石油之外，世界市场几乎不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除非大幅打折销售，而且许多情况下，即使大幅打折，也销售不掉。

西方当然乐于帮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一些私人银行家都乐意贷款给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因为苏联红军是稳定的可靠保障，也因为共产党官员虚报产量和资源到了令人信服的地步。[15]仅在20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硬通货债务就增加了12倍。由于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盖莱克及其同僚大量引进得到补贴的西方商品，为农民提供代价高昂的新的社会保险，将食品价格固定在1965年的水平，波兰的硬通货债务增加了大约3 000%。

一旦如此高额的借贷启动，就很难得到控制。1976年，盖莱克政府给食品涨价，引发了愤怒和暴乱，于是又迅速取消了涨价。波兰当局转而选择继续借贷：从1977年至1980年，波兰外借贷款限额的1/3被用于补贴国内消费。布拉格的共产党经济学家建议逐步停止补贴，引入实际价格，但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害怕这种倒退所导致的社会后果。相反，领导人们宁愿增加债务。就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一样，脆弱的东欧小国又开始向西方借钱，以支撑其封闭的经济，同时又不需要选择艰难的方法。

匈牙利共产党的最后一任总理米克洛斯·纳密斯在几年以后对这种情况大多予以承认。匈牙利向波恩借10亿德国马克的贷款，1987年10月得到了批准。联邦德国政治家形容此贷款致力于推进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但实际上贷款是如此分配的：“我们将贷款的2/3用于偿还利息，剩下1/3用于进口消费品，以减轻经济危机的影响。”到1986年，匈牙利官方的经常账户赤字每年达到14亿美元。从1971年至1980年，波兰硬通货债务从10亿美元上升到205亿美元，后来的情况更糟。根据其自身的计算，民主德国在最后几年将60%以上的年出口所得用于偿还西方债务的利息（西方已经非常慷慨地将利息打折）。南斯拉夫一直是受到青睐的客户（从1950年直到1964年底，美国支付了贝尔格莱德年度赤字的3/5），根据其提供的官方数据，它获得了大量的贷款以及备用贷款安排，而那些数据和现实却没有一点儿关系。

整体来看，东欧各国的硬通货债务1971年为61亿美元，1980年就增长到了661亿美元。到1988年，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956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将负担转嫁到长期受苦的国民身上，从而付清了外债。要不是匈牙利在70年代允许一定范围的自由定价，前述数字可能会更高。但是这些数字传达的信息是很清楚的：共产主义制度不仅依靠贷款，而且是在拖延时日。它迟早是要做出痛苦而且导致社会分裂的经济调整的。

此后不到几年，民主德国间谍组织头目马尔库斯·沃尔夫曾宣称，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民主德国“不行”。这样认为的当然不止他一人。匈牙利经济学家塔马斯·鲍尔和同时代的波兰人莱舍克·巴尔采洛维茨就清楚地知道，共产主义已经像纸牌搭造的房子，非常脆弱。然而，只要资本家愿意为共产主义提供资金，共产主义就能存在下去。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政的“经济停滞时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语）使许多人产生了幻觉，这还不仅仅限于苏联国内。1978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就当真认定民主德国的生活水平比英国高。这时，波将金大公一定是在遥远的墓地里微笑。

不过，有些东西是西方银行家忽略了的，共产党人却对此十分明白。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不仅被推迟，而且毫无可能。正如阿玛里克在《苏联会生存到1984年吗？》一书中所预言的，共产党的精英们“认为与变革政局的痛苦历程比较起来，现行政权的弊端要轻一些”。即使对完全局域性的、效率低下的经济成分进行改革，也会立即产生政治上的后果。社会主义的经济部署并不是用自治区方式，而是构成了这一政治体制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东欧的卫星国全都由日益衰老、保守的随波逐流者统治着，这不是偶然的。在现实主义的新时期，华沙的爱德华·盖莱克（生于1913年）、布拉格的古斯塔夫·胡萨克（生于1913年）、柏林的埃里希·昂纳克（生于1912年）、布达佩斯的雅努什·卡达尔（生于1912年）以及索菲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生于1911年）都是最讲现实的。地拉那的恩维尔·霍查（生于1908年）和贝尔格莱德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生于1892年）就更不用提了。这些人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样，都很守旧，也都已经衰老。他们不愿意放弃职位，他们一心只想终老于位子上。[16]勃列日涅夫生于1906年，7次获得“列宁勋章”，4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曾获“列宁和平奖”，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自1977年以来，还担任了国家元首。

“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一事实存在着功能性的障碍，也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决定它的命运。索尔仁尼琴1971年在接受诺贝尔奖的致辞中（本人缺席，由他人代读）就令人鼓舞地断言，“一旦谎言散去，令人厌恶的暴力就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然后，业已衰退的暴力就会崩溃”。不过，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苏联的暴行很久以前就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其1979年给阿富汗带来灾难的侵略暴行也会暴露在人们面前，在1968年之后的那些年里，共产主义的谎言也逐渐被驱散了。

然而，这一制度还没有崩溃。列宁为欧洲历史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在于绑架了欧洲激进主义的离心的政治传统，通过革新的垄断控制系统将其纳入政权，并且毫不迟疑地将它聚拢在一处，有力地将其保留在一处。共产主义制度可能会在外围无限期地腐蚀下去，但是，导致其最终崩溃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其中心区域。在共产主义消亡的整个过程中，一种新的反对派运动在布拉格和华沙蓬勃发展开来，而这只是开始阶段的结尾。然而，一种新的领导阶层在莫斯科本地出现，这才是结尾阶段的开始。

[1] 叶芙盖妮娅·金斯伯格《旋风之旅》（哈尔考特出版公司，1967）；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从波茨坦到莫斯科：一个走向歧路的阶段》（斯图加特，德意志出版社，1957）；沃尔夫冈·莱昂哈德《革命的孩子》（英文版，拓荒者出版社，1979，德文版首次出版于1955年，科隆）；维克托·谢尔盖《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巴黎，1951）；鲍里斯·苏瓦林《斯大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研究》（初版为英文版，1939）。

[2] 从1975年至1981年，法国就接收了8万名来自印度支那的难民。

[3] 1963年，《肮脏的手》一书的作者对法国本国共产主义者失去兴趣已经很久，可人们仍然能够听到他在布拉格，对着一群困惑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大谈特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4] 参见《伟大的事业还会再次存在吗？》（载《新观察家》1986年9月号）。

[5] 安托尼诺·布鲁诺《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与理想主义》（1977），第99-100页。

[6] 令人颇感奇怪的是，正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1976年决定批准联合国人权公约（系第35个批准公约的国家），才使得公约成为有效力的国际法。

[7] 不过，环境保护者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斯洛伐克作家米兰·塞姆卡（Milan Simecka）就曾警告过自己的同事（其中包括哈维尔）不要低估现代性的好处：“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即使工业繁荣要伴随着污染，也好过于遍及社会的混乱与粗野，而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有乌托邦的世界或没有乌托邦的世界》，载于《跨文化思潮》1984年第3期，第26页。

[8]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是个例外：“南斯拉夫从未建立过一种官方文化（但这并不妨碍官员在文化生活中存在），因此就不可能有天然对立的、地下的、替代性的、平行的文化，后者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厚待。”参见杜勃拉芙卡·乌吉西克（Dubravka Ugesic）《谎言文化》（1998），第37页。

[9] 这样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就我们所知，苏联和民主德国情报人员就彻底渗透进了那时在英国和联邦德国爆发的和平运动。

[10] 在20世纪80年代，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经济陷入了负增长，经济总量实际上在缩减。苏联经济可能自1979年始就已经开始衰退。

[11] 蒂莫西·加顿·阿什《苦难的用处》（纽约，1989年），第9页。

[12] 在农业方面，苏联、匈牙利以及罗马尼亚非常像19世纪的大庄园：农民们收入很低，工具粗劣。他们消极怠工，以便节省体力回去种自己家的地。

[13] 感谢鲍林娜·布伦博士提供了此条材料。

[14]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生产1磅牛肉要3.5卢布，但商店里只卖2卢布。欧共体也对农民进行补贴，补贴比例也大致相同。区别当然就在于西欧能够负担得起共同农业政策，而苏联却不能。

[15] 匈牙利于1982年5月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使双方都颇为自得。只是到了1989年，匈牙利政府严重少报了其上一个10年的国内外债务，问题才浮出水面。

[16] 而且，这些人还像勃列日涅夫一样，属于那个时代最大的消费者之列。当时苏联有个笑话，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带母亲去看自己的郊外别墅、汽车和狩猎时住的别墅，他母亲说：“真好啊，列昂尼德，可是，要是共产党又回来了，那该怎么办呐？”

第6章

旧秩序的终结

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妻子赖莎说），1985年3月

对糟糕的政府而言，它开始改革自身之日，就是最为危险之时。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我们没有伤害或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造成动荡的意图。

——海因里希·温德伦（联邦德国的两德关系部部长）

历史经验表明，共产党有时也会迫于形势而采取理性措施，并同意妥协。

——亚当·米奇尼克

国民们，你们的政府已经回归你们了。

——瓦茨拉夫·哈维尔总统就职演说，1990年1月1日

通常认为，苏东易帜的故事始于波兰。1978年10月16日，克拉科夫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依蒂拉被选为教皇，成为第一位当选教皇的波兰人，即约翰·保罗二世。他的当选在教众中引起的热望，在现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部分天主教徒认为他会是个比较激进的教皇，因为他虽然年轻（1978年当选教皇时仅58岁，而在被任命为克拉科夫大主教时仅30多岁），但早已是第二次梵蒂冈大会的元老级人物。他精力充沛、魅力非凡，是完成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遗愿的合适人选，能够将教会带入新时代。而且，他更像一位神父，而不是教廷的官僚。

同时，沃依蒂拉在神学原则上有毫不妥协的坚定性，以及因为有在共产党国家做神父和高级教士的经验，而且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绝对忠诚，这些都让天主教徒中的保守人士颇感安慰。他这个人尽管素来背负“有思想的教皇”的声名，尽管对于知识与学术方面的交流和争论持开放态度，但对于教会的敌人是绝不会妥协的。与信仰教义部权威的负责人、红衣主教约瑟夫·拉青格一样，他早年对改革一度热情高涨，但在看到约翰二十三世因改革造成的极端后果后，惊悚之下不禁也有所收敛。在成为教皇之时，早已身为主管领导的他在教义上也更趋于稳重了。

沃依蒂拉非比寻常的坚定信仰和卓尔不群的教皇风格，也可以从他的波兰人身份和早年不幸生活中找到部分答案。他8岁丧母（3年后又失去了唯一的哥哥埃德蒙；他没有姐妹，父亲作为他唯一幸存的亲人，在他19岁时于战争中丧生）后，父亲将他带到了卡尔瓦利亚·泽布日多夫斯卡的圣马利亚教堂，他也在日后的岁月中多次前往朝拜。该教堂与琴斯托霍瓦一样，是现代波兰重要的圣母马利亚朝拜中心之一。15岁时，沃依蒂拉就已经成了家乡瓦多维采圣母马利亚联谊会主席。这是他对圣母马利亚崇拜的一种早期体现，而这种崇拜则坚定了他对婚姻和堕胎的看法。

这位新教皇对基督教的看法，从波兰天主教那种独特的救世主风格中可以找到根源。在他的眼中，现代波兰就是真正宗教真理的东线前沿，它不仅饱受战火的洗礼，而且这块土地及其人民正是上帝选中的一面旗帜和一柄利剑，向东可以对抗无神论，向西则可以同唯物质论斗争。[1]这种观念，再加上他的长期履职地克拉科夫与西方神学和政治主流相互隔绝的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倾向于采取教区观念、有时候还采取令人不安的波兰式基督教观念。 [2]

但这也同样解释了他对祖国具有的那种前所未有的热情。他的几位前任都来自罗马，是大都市人，因而默许现代性、世俗宗教观和妥协，但他从一开始起就与这种观念决裂了。他的一系列国际亮相，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大型露天广场演出设计上用心良苦，而且在声光和时机的拿捏上也很有火候。这一切都表明，这位教皇是一位强势教皇，是要将自己的信仰推行到全世界的，要推行到巴西、墨西哥和菲律宾，要推行到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而最重要的，是要推行到波兰。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抛弃了前任奉行的谨慎的“东方政策”，于1979年6月2日来到了波兰首都华沙，这便是他三次戏剧性“朝拜”共产主义波兰中的第一次。在华沙，他享受到了热爱他的教众人山人海的欢迎。而他的到来，也更加巩固和增强了天主教在波兰的影响力。但仅仅让基督教寄存于共产主义的屋檐下苟且，决非教皇的兴趣所在。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他已经开始用明白无误的语言鼓励人们决不要与马克思主义妥协，并且通过基督教廷向人们不仅提供一种无声的庇护，更提供了一种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社会权威标杆。这种做法，甚至让他的主教们也不时地感到一丝不快。

波兰共产党非常清楚，天主教这种从妥协到反抗的转变，会对波兰本国的稳定产生影响，从而挑战党对权力的垄断。这一方面是因为占波兰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是天主教徒，非常虔诚；而更大的原因，则在于教皇这个人本身。但他们却束手无策，若禁止教皇造访波兰并发表讲话，只能适得其反，徒增其魅力，让其数百万信徒更加远离自己。即使在1983年6月已经实行戒严以后，教皇重返波兰，并在华沙的圣约翰大教堂中对自己的“同胞们”就他们的“失望与耻辱、他们的苦难与被剥夺的自由”发表讲话的时候，党的领导人们也只能站在一旁洗耳恭听。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讲话中，他对如坐针毡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说：“波兰必须在欧洲国家之间、必须在东西方之间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斯大林曾有言，教皇手上并无一兵一卒。但是，上帝并不总是在兵多将广的一边：教皇虽手上无兵，却占有人和以及天时。1978年的波兰已经处于社会动荡的边缘。自1970年和1976年两次因物价暴涨引发的工人暴动以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就一直在竭力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但他的方法，如前所述，主要是通过大借外债来对食品和消费品进行补贴。到了这个时候，这一策略已显露出失败的迹象。

由于库伦领导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的出现，反对派知识界人士和工人领袖们展开了远比过去更为广泛的合作。作为对谨慎出现的“自由”（即合法）工会组织的回应，“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领袖们于1979年12月起草了《工人权利宪章》。在《工人权利宪章》的众多要求中，有的要求成立自治的、无党派的工会组织，有的要求罢工的权利。官方的反应是不难预料的，那就是逮捕知识界活跃分子和开除犯事的工人。而在这些被开除的工人中，就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电工列赫·瓦文萨和其他14名格但斯克电机厂的员工。

半隐蔽的工人权利运动能否延续下去，形势变得模糊了起来。但教皇最近的一次到访却给他们壮了胆，使他们觉得当局因为害怕国际上的反对，所以不太愿意使用暴力措施，只是他们现在的活跃分子网络规模还很小，也极为危险。但是，导致民众对他们大规模支持的原因，却是共产党于1980年7月1日宣布立即提高肉价，试图以此来解决经济困难。这已经是10年中的第三次了。

在此决定宣布后第二天，保卫工人委员会宣布自己为“罢工信息机构”。在随后的3周时间内，抗议罢工从1976年爆发抗议活动的乌尔苏斯拖拉机厂扩展到了全国各主要工业城市，并于8月2日抵达位于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该厂工人占领造船厂，组织了一个非官方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领导人为瓦文萨。瓦文萨于1980年8月14日登上造船厂墙头，也登上了全国罢工运动的领导位置。

当局的本能反应是逮捕主犯，孤立罢工工人。此举失败后，又选择了争取时间、离间反对派人士的办法。政治局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派出代表到格但斯克与“有理性的”工人领袖谈判。甚至连库伦、米奇尼克和其他保卫工人委员会领袖也被短时间拘押问话。但是历史学家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和天主教律师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等学者赶到格但斯克，帮助工人谈判，而工人们也要求由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言人作为代表：这当然主要是指声望日隆的瓦文萨。

当局被迫采取温和态度。9月1日，警方释放了所有在押人员。两周后，波兰国务委员会正式让步，同意了罢工者们的主要要求，即组织和注册自由的工人联合会。在8周时间内，遍布波兰境内的所有非正式的罢工网络和特别的联合会组织都组织成了一个单一的组织。对于这一组织的存在，当局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1980年11月10日，团结工会成为共产党国家第一个得到官方注册的独立工会，估计拥有1 000万会员。在次年9月举行的全国团结工会成立代表大会上，瓦文萨当选为主席。

1980年11月到1981年12月的波兰，到处是激动、不安和拘禁。那些对历史记忆犹新的顾问们非常担心会对蒙羞受辱的共产党领导人造成刺激，给后者造成报复的机会，他们时刻提醒瓦文萨要谨慎。这是一次“需要自我克制的革命”。由于不能忘却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先例，库伦不断坚持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承诺，时刻念叨要团结工会接受“党的领导地位”。任何人都不想给华沙和莫斯科当局派出坦克进行干预的借口。

自我克制的努力没有白费，但也并非一劳永逸。裁军和对外政策这些显而易见的政治问题，是不可能由团结工会公开讨论的。后者讨论的内容集中在保卫工人委员会业已确立的策略，即“实践社会”：与天主教会建立联系（米奇尼克对此特别感兴趣，决心打破波兰左派人士传统的反教权主义情绪，与重新焕发出活力的天主教领导层形成同盟），组织地方工会及工厂委员会，致力于在工作场所实现自我管理和社会权利（后一概念是从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劳工组织”借来的词汇）。

但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即使是谨慎到如此地步的“非政治性”策略，也注定会与不愿真正放权的党发生冲突。另外，经济形势在继续恶化：由于新组成工会的工人们举行集会、抗议和罢工来表达自己的要求，整个1981年的工业生产都在下滑。在华沙，特别是在莫斯科看来，国家在漂泊，方向难以确定，政权也在逐渐失控。对邻国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妙的先例。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们尽管已经竭尽谨慎之能事，但它注定要勾起人们心中那个匈牙利事件和布达佩斯之春的梦魇。

1981年2月，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取代失势的盖莱克，由国防部长升任总理。后又于同年10月接替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他得到了军方的坚定支持，苏联领导人也鼓励他对逐渐出轨的波兰采取强有力措施。于是，他便迅速出手，以终止双方都知道无法永久维持下去的局面。1981年12月13日，也就是美苏核裁军谈判正在日内瓦举行的当口，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在波兰实行戒严。此举明显有预阻苏联干涉的意图。团结工会领导人和智囊们悉数被捕入狱（虽然团结工会本身直到次年才被取缔，并从此转入“地下”）。[3]

1989年以后，回头审视当时的情形，团结工会的崛起就仿佛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后斗争中射出的一阵排枪。但1980-1981年的波兰“革命”还可以有一种更好的理解方式：它是自1970年以来，工人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压制工人运动和经济管理无能而掀起的一系列抗议浪潮的最后一组日益高亢的强音。玩世不恭、管理无方、论资排辈、草菅人命、物价高涨、抗议罢工，以及随之引发的镇压、地方工会的自发涌现、知识界持不同政见者的积极参与、天主教会的同情与支持，这一切，像极了民权社会重生过程中那一幕幕场景，也像极了安德尔泽伊·瓦依达的两部电影《石人》（1977）和《铁人》（1981）。这两部作品以电影的笔法，动人而深刻地揭示了共产主义的波兰那种被出卖的错觉和重生的希望。

但除此之外，这两部电影也没有更多的东西了，它们没有预测到共产党政权的垮台。米奇尼克、库伦等人坚持认为，在实行戒严之前、之后，尽管共产主义日渐从内部、并自下而上地受到侵蚀，但却也不会被推翻。公开的对抗只能导致灾难的后果。这一点，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过。的确，戒严令（直到1983年7月才撤销）以及随后宣布的“战争状态”，等于承认了当局方面的某种失败——还没有任何其他共产党国家被逼到这步田地，连米奇尼克本人也将其称为“极权国家的一场灾难”（他同时也承认这是“独立社会的一次严重倒退”）。但共产主义就是关于权力，权力不在华沙，而在莫斯科。在共产主义解体这出大戏中，波兰事件尽管可称为令人激动的序曲，却远不是主戏。真正的演出并不在这里。

在波兰的镇压行动，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系日渐冷却的过程。这在后来被称为“第二次冷战”，但其作用却不应被夸大。尽管勃列日涅夫和里根都曾一度指责对方搞阴谋，甚至计划发动核战争，但苏美双方都不曾有此企图。[4]在达成《赫尔辛基协议》后，似乎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认识到冷战的终结对双方都有好处。当时的情形对两个超级大国来说都很适合，而美国现在的角色，与1815年击败拿破仑后数十年中沙皇俄国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即有这样一个大陆警察的存在，就可以保证不会有什么不知天高地厚的国家敢来场革命，从而打破现状。

然而，东西方的关系却在不断恶化中。为恢复其敏感的南部边境的稳定，在该地区恢复一个听话的政府，苏联在外长安德烈依·葛罗米柯的鼓动下，于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导致美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苏联集团同样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对美国还以颜色），并导致卡特总统公开修正“我对苏联最终目的的个人意见”（1980年1月1日《纽约时报》）的看法。这一入侵也促使西方领导人在两周后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在欧洲增加部署108枚潘兴Ⅱ式导弹和464枚巡航导弹。这一部署同时也是对苏联在乌克兰部署新一代SS20中程导弹的回应。新一轮军备竞赛似乎已在提速。

对于核弹的威力，任何人都不会有错觉，尤其是那些自己的国家在核战中首当其冲的西欧国家领导人们。其实作为作战工具，这样的武器与长矛形成了鲜明对比，恐怕是唯一的一种没有实际用途的武器。它们的作用，正是用来摆着不用的。但是，作为阻止战争的装置，核武库还是有其用途的，前提是对手相信你有可能最终使用核武器。不管怎么说，面对当时拥有50个陆军装甲师、1.6万辆坦克、2.6万辆战车和4 000架战机的华沙条约集团，除了核武器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西欧。

这就是为什么卡拉汉和撒切尔夫人两任英国首相、历任联邦德国总理以及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领导人都欢迎部署新式战术导弹，并下令在本国部署。新近对西方联盟倍感兴趣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对此更是特别热心。1983年1月，他在德国国会大厦做过一次颇具戏剧性的演讲，让联邦德国人深深地感觉到他想抓住最新式的美国导弹的那种强烈意愿，这让在座之人稍感意外。[5]

在一切显而易见的问题上，或者说是出于大多数参与国的意愿，“新”的冷战开启了一种恐怖前景。在西欧，它引起了一场反对核武器的和平运动，新一代“绿党”活动家的加盟壮大了和平运动的力量。在英国，热情洋溢的、行动果断的女权主义者们，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无政府主义者们集合了朋友的力量，动用了各种关系，发起了一场持久的对格林汉康曼巡航导弹基地的包围和抗议，此举颇令长期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军队感到迷惑。

阻力最大的是联邦德国。在社会民主党左翼对新型导弹投了反对票之后，该党总理施密特被迫下台。而在基督教民主党的科尔继任总理时，这一提案又被批准了，导弹也部署了。[6]在中欧建立一个去核化中立区的想法，在很多德国人中还有着巨大的市场，加之联邦德国绿党及社会民主党中的显赫人士也在为民主德国抵制核武器的呼吁推波助澜。在1983年10月波恩举行的一次示威集会上，前总理勃兰特敦促30万同情的群众要求联邦德国政府单方面解除新型导弹。那场反对在联邦德国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的所谓《克雷菲尔德呼吁书》总共收集到270万个签名。

但即使在政界圈内，入侵阿富汗和波兰“战争状态”都没有在西欧引起与此相似的反应。不错，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实行戒严后，施密特的第一反应是于1982年2月向华沙派出一位高规格的个人代表，以帮助波兰摆脱“孤立”境地。[7]而对于“反战分子”来说，让他们头疼的不是华沙的镇压，反而是来自华盛顿的好战论调。尽管北约在决定部署新型导弹的同时，也提出进行谈判以削减此类武器（即实行所谓的“双轨制”），但换了新总统的美国正在采取一种新的、更具有攻击性的策略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但好战的论调终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当里根要求“让波兰自主自决”的时候，当他于1983年3月宣称莫斯科为“邪恶帝国”的时候，他面对的只是国内听众。毕竟，启动核裁军谈判的是这位总统，提出只要苏联拆除自己的导弹美国也将撤回中程导弹的也是这位总统。但此时的美国，确实在启动一项新的重大军备计划。1981年8月，里根宣布美国将储备中子弹。MX导弹由于违反《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于1982年11月被宣布放弃，但5个月后就被战略防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所取代。苏联对此表示抗议，抗议的理由很可信，即该计划违反了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对阿富汗和中美洲官方的军事援助和暗中的支持，都一直在稳步加强。1985年，美国的国防开支上升了6%。在和平时期，这一涨幅是史无前例的。[8]

早在1981年9月，里根就警告说，如果没有可靠的核武器协议，就会有一场军备竞赛；而如果有军备竞赛，美国一定会赢得这场军备竞赛。事实证明，情况确实如此。从现在回头审视那段历史，美国的防务军备在事后被看作导致苏联破产并最终解体的妙手。但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准确。苏联早在1974年即已开始军备竞赛，这是它的经济无力承担的。但仅仅一个经济的原因，并不足以让共产主义俯首认输。

第二次冷战以及美国公开的战争叫嚣，无疑加剧了苏联这个早已年久失修、机能失调的体系。苏联曾建立过一个军事机器，这个军事机器击败了希特勒，占领了半个欧洲，并在与西方武器的一一比拼中不落下风。但这一切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其高峰时期，苏联30%——40%的资源被用于军事开支，这一数字是美国的4倍到5倍。众多的苏联专家早已看出，这样的负担国家是不可能无期限承受下去的。时间一长，这个由几代人付出的军备欠账单的收款时间就要到了。

但至少从短期来看，外交关系的紧张在帮助支撑着这个政权。苏联也许就是个面积有整整一个大陆那么大的“波将金”村，用德国总理施密特那灰暗的笔调来描述，就是“有导弹的上沃尔特”。但它的确有导弹，而且这些导弹给了他的主人地位与尊严。再者，垂垂老矣的苏联领导人们，尤其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都没把美国的威胁当儿戏。他们与华盛顿同行一样，都认为对方阴谋率先发动核战争。里根的强硬态度，尤其是他的战略防御计划，使得老迈的苏联领导层更加不可能考虑妥协。

但苏联领导人面临的真正的军事两难困境既不在欧洲，也不在华盛顿，而是在喀布尔。这场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在时间上正好与卡特总统在任后期体现出的对苏联战备野心的暗合，却并没有为共产主义开辟出一条与自由世界作斗争的新战线。其实，将它的起因说成是国内忧虑情绪的体现才更为合理。1979年苏联人口普查显示，苏联中亚地区人口（主要是穆斯林人口）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在哈萨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几个毗邻阿富汗的加盟共和国，197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25%以上。在此后的10年中，塔吉克斯坦的人口增长了几乎一倍，而同期乌克兰只增长了4%。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俄罗斯这个欧洲国家，在人口问题上正在受到来自内部少数民族的威胁。正如健康状况不佳的勃列日涅夫于1981年2月苏共二十六大上所承认的那样，国家仍有“民族问题”需要处理。

要是占领阿富汗后，能够在喀布尔成功地建立一个稳定、友好的政府，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也算得上是一次双重的成功。它一方面可能重新确立莫斯科在中东日见衰落的存在，另一方面可以向梦想独立的新一代苏联穆斯林们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当然，苏联在阿富汗遭到了失败。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和他们的将军们不仅忽视了美国在越南的教训，重复了很多美国犯下的错误，甚至还忘掉了80年前沙皇俄国自己在同一地区犯下的错误。苏联在一片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建立傀儡政权的企图是灾难性的，只起到了相反的结果，激起了由外国人武装起来的游击队和宗教激进分子永不妥协的强烈反抗。帝国自身的民族问题非但没有“处理”好，反而有火上浇油之嫌：喀布尔由苏联扶持的马克思主义当局对莫斯科在穆斯林世界及国内外的地位作用甚微。

一言以蔽之，阿富汗是苏联的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对整整一代苏军士兵的创伤，要在以后才会逐渐显露出来。至90年代初，每5名参加阿富汗战争的士兵中，据估计有1人确认有酗酒的问题。而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很多士兵由于找不到稳定工作，滑向了极右翼的民族主义组织。但早在此之前，苏联领导人就已经发现自己所犯的错误严重到了什么程度。除了人员和物资的损失以外，在阿富汗山区长达10年的摩擦式战争成了苏联长久的国际性耻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红军要在境外部署兵力已经不可能了。后来，政治局成员伊戈尔·利加乔夫对美国记者瑞姆尼克承认道，自阿富汗战争之后，在东欧用兵的问题就想都不用再想了。

这个事实的背后，无疑显示出苏联已经脆弱到了一定程度，就连一次新殖民主义战争的冲击都已经承受不起，尽管这次战争失败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就像80年代初日益加速的军备竞赛一样，一场战争的失利也不足以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因为恐惧、惯性和统治国家那批老人的个人利益，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代”也许还会永无休止地延续下去。这个因素不是因为有对冲力量，也不是因为有持不同政见运动。无论在苏联本身还是在其附庸国，这些因素都是没有的。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做到这一点的，也正是一位共产党人。

共产主义事业的指导性前提，是其对历史规律及集团利益的信仰，用这种信仰来抑制个人的动机和行为。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恰恰是，其最终的命运也将由人的命运来决定。1982年11月10日，时年76岁、重病已久的勃列日涅夫去世了，最终离开了这个已如幽灵一样的国家。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也已经68岁了，健康状况也不好。仅仅1年之后，还没来得及实施自己的改革计划，他就死去了，总书记职位由72岁的契尔年科接过。契尔年科身体更糟，在1984年2月举行的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甚至连悼词都无法念完。13个月之后，他也死了。

三位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老共产党人接二连三地死去，是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那些对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起源有着第一手记忆的、身体和事业都遭受过斯大林打击的老一辈党的领导人正在逐渐逝去。他们继承了一个集权专制的官僚主义老人政治体制，并监督着这个体制。这个体制的首要目的，就是关注其自身的存亡：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年龄幼小的那个时代，不死于非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从此以后，领导国家的将是年轻的一代。他们也并不是一定会远离专制主义，但却别无选择地必须去解决腐败、停滞以及从头到脚渗透到苏联体系中的效率低下的问题。

契尔年科的继任者，就是于1985年3月11日正式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他于1931年出生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41岁时入选苏共中央。而仅仅13年后，他已经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不仅比前任苏共总书记年轻20岁，甚至比除了克林顿之外的所有美国总统都年轻。他的快速崛起得益于安德罗波夫的鼓励和提携，而且被广泛地看作一位改革者。

是改革者，但绝不是激进分子。他是一位十足的政党官员，在党内一路攀升，从1956年起任斯塔夫罗波尔共青团第一书记，到担任地区国营农场党委书记，再到1970年入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他体现出了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很多思想情结：从来不公开批评党或党的政策，深受1956年匈牙利事件意义的影响并为之激动，在赫鲁晓夫时代被打倒，以及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压制和惯性力量深感失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古典型改革派共产党人。因此，50年代初他在莫斯科大学法学院时与姆莱纳尔成为好友就不仅仅是巧合了，后者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扮演过最重要的角色。但就像他那一代人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一样，戈尔巴乔夫首先是一位共产党人，然后才是一位改革家。正如他1986年2月在接受法国共产党报纸《人道报》采访时解释的那样，列宁式共产主义对他来说一直是一种纯粹的、没有被污染过的理想。那斯大林主义呢？“只不过是由共产主义的对手拼凑起来、用以大规模对苏联和社会主义从整体上进行污损的概念而已。”[9]

毫无疑问，作为苏共总书记，是应该这样说话的，即使是在1986年。但是戈尔巴乔夫肯定也是相信这句话的，而且他发动的改革从意愿上说也是有意识地在走列宁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路线。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也许在意识形态上比他的几位前任更加严肃。赫鲁晓夫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若是英国人，一定投托利党一票。”戈尔巴乔夫最喜欢的外国政治家是西班牙的费利佩·冈萨雷斯，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后来发觉冈萨雷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与自己的想法最为接近。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态度，并不是偶然的。

戈尔巴乔夫所怀有的希望的强烈程度，最确切地反映了在苏联国内反对力量的缺失。党造成的混乱，只有党自己才能清理。幸运的是，党现在选出的这位领导人既有精力，更有足够的从政经验来做出这种努力。对于一位高级苏联官僚来说，戈尔巴乔夫受教育的程度好得出奇，而且阅读也十分广泛。除此之外，他还本能地体现出列宁所拥有的一种素质：为了达到目的，愿意牺牲自己的理想做出妥协。

作为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继承下来的困难是尽人皆知的。在70年代时，他曾周游西欧，那一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一开始起，这位新的苏联领导人就有意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死气沉沉的苏联经济、繁冗的高层机构盘根错节的低效率和腐败进行大修。外债在稳步上升。由于国际油价下跌，到1986年时，苏联最大的出口商品石油收入已经从70年代最高的307亿美元回落。到1989年时，外债达到了540亿美元。整个70年代，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增长，现在更是处于萎缩状态。过去，苏联的经济产出还只是质量上的落后，而现在，则连数量上也不够了。专断的计划经济目标、各种地方反复出现的物资短缺、供给瓶颈，以及物价和市场指标的缺失，使人们丧失了所有的主动性。

正如匈牙利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倡导的那样，在这样的体制下进行“改革”的出发点，是在定价和决策上的非中央化。但这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外，苏联几乎没有任何人有独立从事农业和推行市场经济的第一手经验，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制造商品，该如何定价，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找买主。即使在1986年颁了《个体劳动活动法》允许进行有限的（即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后，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开办企业，这实在令人吃惊。3年后，整个苏联2.9亿人口中，也才只有区区30万商人。

此外，所有即将进行改革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如果经济改革从决策的非中央化开始，或者首先给当地企业以自主权，不再听命于远在天边的中央，那么生产者、经营者和商人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功能呢？从短期来说，物资短缺情况和供应瓶颈只会加剧，而不是减缓，因为每个人都会退回到过去的区域自足型经济，甚至就在当地从事以物易物的经济。另一方面，“市场”并不是一声令下就会有的。而且在一个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已经被批透批臭的社会，“市场”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风险（1987年以前，戈尔巴乔夫本人都一直避免提及市场经济，甚至在此之后也仅仅使用“社会主义市场”这一提法）。

改革的本能就是妥协，即试着从上至下创建几家有特权的企业，解除它们的官僚主义束缚，并为它们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供应及熟练工人。有人提出理由说，这是为了向其他那些相似的企业树立一种成功的、可以赢利的榜样。这样做的目标，是实行可以控制的现代化，逐渐过渡到按供需关系定价和生产。但因为运作前提有问题，即当局通过行政命令创建高效企业，这种方法已经先天注定是无法成功的。

通过将紧缺资源提供给少数农场、作坊、工厂或企业，确实可以打造出几家可行的、可以赢利的单位，但这只是暂时的和抽象意义上的，而且还必须提供大量的补贴，并付出让其他不受宠的企业饿死的代价。其结果是更为严重的扭曲现象和更大的挫折。另外，农场经营者和各地厂长们也不知道风向会如何变化，总是担心中央计划的成规还会再度回头，因此无论有什么物资都会囤积起来，以免中央计划经济的控制再度套紧。

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来说，这一套他们早就见识过了。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自1921年以来，苏联的每次改革都有着相同的开始，也都因为同样的原因最终熄火。严肃的经济改革意味着放松或放弃管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现在却不仅从一开始起就加剧了问题，而且还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失控了。但是共产主义就是依赖于管控的。的确，共产主义就是管控，对经济的管控，对知识的管控，对运动、意见以及对人的管控。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辩证法，而辩证法正如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布痕瓦尔德对年轻的豪尔赫·塞布伦所说的那样，“就是永远双脚先落地的艺术和技巧”。[10]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明白，要在与苏联经济角力的过程中双脚先落地，就必须接受苏联的经济之谜无法孤立地解决的事实。但这只是症状之一，真正的问题还广泛得多。在指令性经济中，通过政治和机构进行控制，正是苏联这个国家那些有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在，那些如疾病般出现在某地的可笑情况，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腐败，也正是他们权力的源泉。要让党来改革经济，它首先就必须改革自己。

这同样算不上什么新鲜观点。列宁及其继任者统治期间那些周期性的清洗，正是这种似曾相识的阻力的典型性表现。但时代已经变了。此时的苏联，无论如何进行压制，也无论如何落后，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嗜杀成性的极权暴政国家。得益于赫鲁晓夫里程碑式的住房改革，大多数苏联家庭现在都拥有了自己的公寓房。尽管这些租金低廉的房屋外观难看，效用也很差，但毕竟给普通人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私密性和安全感。这是他们的前辈们享受不到的，他们再也不再暴露在告密者的注视之下，再也不用被自己的亲人和邻居出卖给当局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怖时代已经结束。而且至少对于戈尔巴乔夫这代人来说，回到过去那种大规模逮捕和党内清洗的时代也已经不可想象了。

为了打破党组织的壁垒，推进经济改革计划，这位总书记以“公开性”为突破口，即官方鼓励对一些精心限制的话题进行公开讨论。通过让人民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改革，提高人民的期望值，戈尔巴乔夫将制造一种杠杆，这样他自己和支持者们就可以化解官员们对自己计划的反对。这也是一种极好的计划，也是进行改革的专制者们常用的。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官方公开性的紧迫需求来自于1986年4月26日的那次灾难性事件。

那一天凌晨1点23分，位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核电厂四台石墨反应堆中的一台爆炸了，1.2亿居里的放射性物质被排入大气。这一数字比广岛和长崎加在一起还要高一百多倍。原子辐射尘埃向西北方向进入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远到达威尔士和瑞典，共有500万人暴露在其危害之下。除了造成30名抢险工人当场死亡外，另有3万人日后死于切尔诺贝利核辐射造成的各种并发症，包括邻近地区居民中的2 000多例甲状腺癌。

切尔诺贝利并不是苏联的第一次环境灾难。1957年，乌拉尔山中叶卡捷琳堡附近车里雅宾斯克40公里处的一处秘密研究基地的核废料库爆炸，对一片8公里宽、100公里长的区域造成污染。另有7 600万立方米的核废料被倒入乌拉尔河系统，造成长达数十年的污染，先后共有1万人被撤离，23个村庄被清除。车里雅宾斯克的反应堆是1948-1951年间使用苦力建造的，属于苏联的第一代核设施。[11]

其他相同级别规模的人为环境灾难，还有贝加尔湖的污染、咸海的毁灭，向北冰洋和巴伦支海倾倒和丢弃数十万吨废弃的海军舰船及其核物质，以及在西伯利亚诺里尔斯克地区形成的面积相当于意大利那么大的、因生产镍制品而形成的二氧化硫污染区。以上事例和其他一些生态灾难，既是漠不关心、管理不善以及苏联实行的对自然资源野蛮的“砍烧耕作法”的直接后果，也是那种保密文化的产物。即使车里雅宾斯克40公里处爆炸地点几公里外就有一座大城市，官方竟也数十年秘而不宣。也就是在这座城市，1979年曾因市中心一座生物武器工厂泄漏而造成数百人染上炭疽热死亡。

对内部人士而言，苏联核反应堆的问题是广为人知的。1982年和1984年的两份克格勃报告曾警告过设备（由南斯拉夫提供）“质量低劣”，切尔诺贝利的第三和第四两台核反应堆也存在问题（1986年爆炸的正是后者）。正像上述情报一直被隐匿不报、也不采取任何措施一样，苏联领导人对“4·26爆炸”的第一本能反应仍然是装聋作哑。毕竟，当时整个国家还有14座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电厂在运行。莫斯科第一次承认有不幸事件发生时，已经过去整整4天了，而且也仅仅是两句话的官方公告。

但切尔诺贝利事件想再保守秘密已经不可能了。由于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苏联自己无力处理灾难造成的损毁，戈尔巴乔夫于两周后被迫首次发表公开声明，部分地承认了这一事件，并呼吁国外援助，特别是专业人员。就这样，戈尔巴乔夫的同胞们第一次公开意识到官员的无能和对生命和健康的冷漠到了何种程度。同样，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被迫承认国家的问题严重到了何种程度。对这次灾难和随后的掩盖企图需要负责的那些人所体现出来的愚蠢、欺骗和玩世不恭是不能被当作对苏联价值观的曲解而加以原谅的。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这正是苏联的价值观。

从1986年起，戈尔巴乔夫改变了手法。在这年12月，世界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结束了在高尔基市（下诺夫戈罗德）的软禁生活，这预示着次年将有大量苏联政治犯被释放。出版审查也松绑了。1987年，瓦西里·格罗斯曼久久不能出版的《生命与命运》面世了。而仅仅在26年前，党的意识形态主管苏斯洛夫还曾预言说该书“两三个世纪”都不可能出版。警察也接到命令，停止对国外电台的干扰。这位苏共总书记还借用1987年1月在苏共中央举行电视采访时讲话的机会，使这一事件成为更具有包容性的民主。他就这样当着党内保守分子的面，对全体国民讲话。

到1987年时，每10个苏联家庭中已经有9个以上拥有电视机，而戈尔巴乔夫的手法一开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通过开辟公开渠道，对国家的弊病进行半公开的讨论，通过打破领导阶层对信息的垄断，迫使整个党跟着他出牌，也使得体系内部至今保持沉默的改革者们站出来说话，并给他们以支持。在1987-1988年间，这位苏共总书记创造了一种需要变革的民意基础，几乎到了连他自己都无法左右的地步。

大量非正式组织也涌现了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1987年于莫斯科数学研究所创立的“改革俱乐部”。该俱乐部又成立了一个名为“纪念”的组织，其成员致力于“让人们记住斯大林时代的死难者”。一开始，他们都惊奇于自己居然没给处死，毕竟苏联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随后，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组织迅速扩大。到1988年时，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开始主要来自党外，来自这个国家新近出现的公众舆论。

真实的情况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目标的逻辑性，以及他在实践中呼吁全国民众反对他在党内的对手的决定，已经改变了改革的方向。他一开始是一位党内的改革者，现在已经渐渐成了一位要对党进行改革的人，至少是试图绕过党内阻碍改革的力量。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首次在公开讲话中说到了斯大林的罪行，并警告说，如果党不支持改革，就将失去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在1988年6月党的一次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了进行改革和给出版审查松绑的承诺，并呼吁准备在次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开（也就是有竞争性的）选举。1988年10月，他将几个主要的持反对意见的人降了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利加乔夫这位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他的人。同时，他还自己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即国家元首），取代了最后一位老资格人物葛罗米柯。在党内，他的身后还有一股反对力量。但在全国，他的声望已经达到了顶点。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继续前进的原因，而且实际上除了继续向前，他已经别无选择。[12]

1989年5月和6月间的选举，多少算得上是苏联自1918年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这不是一次多党派选举（多党派选举要到1993年才出现，那时苏联早已不再存在），结果是预定好的，很多席位保留给了党内候选人，而且不允许党内竞争，但是经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包括了很多独立的和批评的声音。选举进程对大约1亿观众转播，萨哈罗夫等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已日益失去公众信任的党的特权）也没有被置之不理，虽然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不乐意。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正在流失。在戈尔巴乔夫的鼓励下，人民代表大会将于次年2月正式进行投票，从苏联宪法中删除关键性的第六条，即赋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13]

对1985-1989年苏联国内形势剧变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还有戈尔巴乔夫及其新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主导的重大外交政策变革。从一开始起，戈尔巴乔夫就决心给苏联减负，尤其是繁重的军备累赘。上台还不满1个月，他就停止了导弹部署，并提出举行无条件的核武器谈判。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将核武库减少一半。1986年5月，在与里根于日内瓦进行了一次意外成功的“峰会”（这是史无前例的5次会谈中的第一次）之后，戈尔巴乔夫同意只要有助于谈判，可以将美国的“前沿武器系统”从战略武器谈判中排出。

第二次峰会于1986年10月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会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就核裁军达成协议，但却为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1987年末，谢瓦尔德纳泽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起草了一份《中程核武器条约》，并于次年签字认可。这份条约全盘接受了里根早些时候提出的“零选择”提议，等于让苏联承认了欧洲的核战争是无法打赢的。而且，这份条约还成了1990年签订的另一份更为重要的条约的前奏，对欧洲大陆上常规军力的存在和运转都做了严格的限制。

从华盛顿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的让步自然成了里根的胜利。因此，对于主张“零和游戏”的冷战专家们来说，这也是莫斯科的失败。但对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的戈尔巴乔夫来说，巩固住稳定的国际环境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为他赢得了在国内进行改革的时间和支持。而这一连串会谈和协议的重要意义在于，苏联承认在国外搞军事对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作用甚微。就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访问法国时被表述为“意识形态”并非制定外交政策的恰当依据。

这些观点反映出，他正在接受新一代苏联外交事务专家们的建议，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同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认识到，通过精心计算的让步，苏联同样可以对外交关系进行控制，而不是搞毫无结果的对抗。相对于国内面对的无法处理的问题而言，外交政策是戈尔巴乔夫可以直接施加控制的一个领域，因此，他也希望最先在这一方面取得效果。况且，苏联对外关系中严格的超级大国纲领是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他对西欧关系的重视并不比对美国少。他经常访问西欧国家，并与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德国总理科尔和英国首相撒切尔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撒切尔对戈氏“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的评价，一时成为名言）。[14]

确实，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欧洲政治家，欧洲问题具有优先性。他对结束军备竞赛和停止囤积核武器的强调，与其将苏联定位为角色鲜明的欧洲国家的新思路是密不可分的。他在1987年宣称：“军备应该削减到足以应付严格防御目的即可的水平。华约和北约都应该修订一下自己的战略概念了，要更多地转向防御目的。‘欧洲家庭’内的任何一间屋子都有权保护自己不受盗贼侵犯，但前提是不能毁坏邻居的财产。”

本着同样的精神，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位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从阿富汗抽身的紧迫性。他在1986年2月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将阿富汗称为苏联“流血的伤口”。5个月之后，他宣布撤出6 000名苏军士兵，并于同年11月完成重新部署。按照于日内瓦在两个超级大国保证下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签订的协议，苏军从1988年5月开始撤离阿富汗，最后一名红军士兵于1989年2月15日撤出。[15]

现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富汗战争非但没有解决苏联的民族问题，反而加剧了民族矛盾。如果苏联面临着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民族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它自己造成的：发明出臣服的“诸民族”，并划拨给它们地区或者加盟共和国的，正是列宁和他的继任者们。莫斯科曾经鼓励在各个民族的城区或“首都”建立一些机构和知识界团体，也就是在那些50年前从未听说过何为民族、何为国家的地方。在高加索地区和其他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们基本上是从该地区占主导的民族中挑选的。为了牢牢掌握自己的封地，不难理解这些人会去认同“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在中央机关出现裂痕的时候。因各地管理者保护自身利益的急迫心情而造成的离心力作用，使党正在造成分裂。

对于这一进程，戈尔巴乔夫似乎还没有完全看明白。他在1987年对全党说：“同志们，我们可以真的说一声，对我国来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也许，对于自己的话，他也不完全相信。但是，他肯定觉得中央的控制稍稍放松一点儿，长期的怨忿稍稍缓和一点儿（比如说在被放逐亚洲数十年后，克里米亚鞑靼人终于被允许重返家园），就足够了。苏联地域广大，西起波罗的海、东达鄂霍次克海，拥有100多个民族，相互间不满已久。过去不敢出声，现在由于鼓励公开性，怨忿之声四起。对于这样一个大陆帝国，戈尔巴乔夫此举严重失算了。

对于苏联帝国广阔疆域的边缘地区发出的自治要求，戈尔巴乔夫反应不足并不令人奇怪。我们早已看到，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改革派共产党人”，尽管是一个很不一般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他对变革和更新的要求抱有同情心，但却不愿意去进攻这个体系的核心原则，因为他就是在这个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就像很多在苏联和其他地方的同龄人一样，他真的相信进步的唯一道路就是回归列宁主义“原则”。也许列宁的事业本身就有错误这样的念头一直离他很遥远。直到1990年，他才最终批准在国内出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公开批评列宁的作家的作品。

在新近发现的材料中有一种官方容忍流行音乐的声音，其中的那种无法模仿的论调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早期目标精髓的最好例证。1986年10月的《真理报》这样表述道：“摇滚乐也有其存在的权利，但它必须有优美的曲调、有意义，而且演奏也要有水平。”戈尔巴乔夫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东西：曲调优美、有意义而且演奏也有水平的共产主义。必要的改革可以进行，适当的自由也可以允许，但并不是可以毫无节制地颁发许可证。一直到1988年2月之前，对于独立出版商和印刷业，政府一直在进行坚决的打压。

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最令人不解的一点，就是他们总是带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目的，以为可以改革体制的某些方面，而不触及其他方面，包括引进市场激励机制却保持中央计划控制，允许更大的言论自由却保持党对真理的垄断等。但是部分改革，或是对某一方面孤立地进行改革，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控制下的多元化”或“社会主义市场”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至于共产党可以一方面维持“领导地位”，一方面摘除七十余载绝对权力产生的病理赘生物的想法，体现了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某种天真。在专政体制下，权力是不可分享的，放弃部分就终将失去全部。将近400年前，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斯一世对此的理解要比戈尔巴乔夫好得多。当苏格兰圣公会成员们对主教们的既定权力提出抗议时，他干脆地回绝道：“无主教，便无国王。”

最终，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控制型革命被其自身引发的大规模矛盾扫荡得干干净净。事后，他不无遗憾地说道：“自然，未能成功地将整个改革进程置于我初衷的框架内让我感到很不安。”但初衷与框架并不是兼容的。一旦那些起维持作用的支撑物，比如新闻审查、控制和镇压等等都被撤除掉了，那么，苏联体制下所有由此而衍生的东西，比如计划经济、公众舆论以及党的垄断权，就将轰然倒下。

戈尔巴乔夫没有实现他那个高效率而且没有功能性障碍的改革型共产主义的目标。的确，他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但是他的成就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苏联，批评者和改革者们没有独立的，甚至没有半自主的机构可以代表自己来发起行动。因此，苏联这个体系只有从内部加以拆除，或者自上而下主动进行解体。通过今天引入一项改革、明天又引入另一项的方法，戈尔巴乔夫演进式地腐蚀掉了那个支撑自己崛起的体系。他用党的总书记这一职位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从内部摘除了党的专政。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没有先例的成就。1984年契尔年科去世时，没有人预测到这一点，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一点。用他的一位亲密顾问的话来说，戈氏是“这一体系中的一个创造性的错误”。[16]回顾那段历史，人们禁不住会想，他崛起的时机真是巧不可言——正当苏联整个体系开始动摇之际，出现了一位洞察到这一点的领导人，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走出帝国的战略。难道真的是“时间一到，主角也到”？也许吧。而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绝不像其前任们那样仅仅是一个党务干部。

但他对自己在干些什么却根本没有什么洞察力。要是有，他自己一定会被吓得不轻。但是，他的批评者们却比他看得清楚。一方面可以理解，党内的强硬派都痛恨戈尔巴乔夫，都热烈赞成1988年3月13日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人》报上那篇著名的书信。信中，列宁格勒一名中学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愤怒地（事后证明，她完全有理由愤怒）警告说，新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把国家引向倒退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从来就没有给予过激进的改革者无条件的支持，反倒是后者对前者明显的优柔寡断越来越感到沮丧。戈尔巴乔夫有一个弱点，为了使事件处于控制状态下，他总是感觉到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占据中间派立场。对新观点他给予鼓励，但当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等激进改革派敦促他走得更远一点儿时，他又溜回党内保守派的怀抱之中。他的这种摇摆不定、不愿按设计的改革逻辑推进的迹象，以及坚持认为改革不能走得太远，也不能走得太快的态度，都让他早期的崇拜者们有一种被涮了的感觉。

麻烦在于，由于放弃了党的权力垄断和主导性，戈尔巴乔夫也同样等量地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于是，他被迫缔结战术同盟，并在他人的各种极端立场之中寻找平衡。对于民主派政治人物来说，这种做法虽不舒服，却也并不陌生。但在已经习惯了70年专政统治的国民眼中，这种伎俩只会让戈尔巴乔夫显得很软弱。从1989年开初几个月起，这位苏联总统在民意调查中一路下滑。到1990年秋，戈尔巴乔夫的民众支持率只剩区区21个百分点了。

于是，他还没有从权力的位置上下来，就早已决定性地从荣誉的位置上下来了。但这只是在国内。在其他地方，“戈尔巴乔夫热”却正在掀起高潮。他更加频繁地出访，所到之地，都受到西欧政治家们的热情迎接，受到热情人群的欢呼。1988年末，戈氏热烈的追捧者之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冷战“结束了”。从东欧看，下此断言似乎让人觉得还有些为时过早。但就算在东欧，戈尔巴乔夫同样也受到了狂热的追捧。

在东欧那些“人民民主国家”，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国内的痛苦虽然也被人们注意到，但与他发出的那些外交声明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其中最广为报道的，就是1988年12月7日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讲。戈尔巴乔夫先是宣布单方面裁减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军力，接着又向听众建议说“自由选择是一条普遍的原则，不应该有任何例外”。这已不仅仅是对“勃列日涅夫原则”的抛弃，而是莫斯科再也不会用武力将自己版本的“社会主义”强加在东欧兄弟国家之上的承诺。戈尔巴乔夫正在承认的，而且立即被理解为已经承认的事实是，这些卫星国的人民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地走自己的路了，无论是社会主义道路或是其他什么道路。东欧即将重新走进历史。

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自1985年起即已逐渐摆脱了对它的附庸国的直接监督，但这种日渐远离的情况究竟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这些人民民主国家仍然被一些专制政党集团统治着，他们的权力建立在大规模镇压机器上。警察和情报机关仍牢牢地处于掌控之中，紧盯着苏联自己的安全机关，在行动上也半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当布拉格、华沙或是东柏林的统治者们开始意识到莫斯科的无条件支持再也靠不住时，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自己的臣民都没有认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这些不确定因素让波兰局势都给占全了。一方面，宣布实行戒严重申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镇压团结工会并让其领导人噤声非但解决不了国家的任何根本问题，反而使情况更糟。债务没有丝毫改善，而且由于镇压行动导致的国际谴责，波兰领导人再也无法通过继续借债来让自己摆脱困境了。事实上，他们面临的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曾试图解决的问题，只不过现在的选择更少了。

另外，反对力量虽然被定了罪，却没有蒸发，秘密出版仍在进行中，演讲、讨论及舞台表演也没有停止。团结工会本身虽被禁止，却维持了事实上的存在，尤其是当其最著名的代言人瓦文萨于1982年11月结束拘禁获释（并于次年缺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当局也不敢冒险拒绝教皇于1983年6月的回访。自此之后，教会更加活跃地参加到地下及半官方活动之中。

政治警察倾向于进行镇压，并且干下了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1984年，为杀一儆百，他们策划逮捕并杀害了一名很受欢迎的神父泽西·波皮鲁兹科，罪名是“破坏民心”。但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同事们早已知道，这种挑衅和对抗行为已经不起作用了。波皮鲁兹科的葬礼吸引了多达35万名群众。这一事件非但没有吓倒反对力量，反而彰显了民众对教会和团结工会的支持程度，不管它是不是合法组织。社会是决不会顺从的，而国家也因日益绝望而孤注一掷。到80年代中期，波兰正在快速进入这两者的对抗状态。

党的领导们的本能反应，就是提议“进行改革”（在华沙如是，在莫斯科亦如是）。1986年已经担任国家总统的雅鲁泽尔斯基释放了米奇尼克和团结工会的其他领导人，并通过新设立的“经济改革部”制定了一份温和的经济改革方案。方案的目的之一，就是重新吸引外资，以填补此时已经接近400亿美元的国债。[17]1987年，政府竟问波兰民众喜欢哪种类型的经济“改革”，此举算得上是对民主的一种奇怪默许。摆在波兰人民面前的问题是：“你们愿意面包涨价50%、汽油涨价100%，还是汽油涨价60%、面包涨价100%？”不出意料，公众的答复大体上是“都不愿意”。

这个问题本身，以及做出提这个问题的决定，都很好地说明了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者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经破产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波兰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部分是因为团结工会的同意，这多少说明当局的公信力正在崩溃。尽管已经被禁，团结工会在国外的组织却保存了下来。于1985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建议接受波兰加入的，正是团结工会驻布鲁塞尔分部。在提出建议的同时，团结工会还坚持认为，雅鲁泽尔斯基的不彻底改革是命中注定要失败的，只有一揽子彻底的改革才能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18]

到1987年时，波兰局势最引人注意的方面，就是波兰党及其各部门完全无助的情况。波兰统一工人党不是采取实际行动处理自己的权力垄断面临的可见威胁，而是滑落到了去做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的境地。米奇尼克等人10年前提出的“反社会”理论正在成为实际上的权威，并且掌握了主导权。1986年以后，反对派内部争论得更多的，已经不再是如何教育社会争取自由，而是与政府的交锋应该做到什么程度，以及目的是什么。

以莱舍克·巴尔采洛维茨为首的华沙计划与统计学院的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们，早已着手在为摆脱中央计划之后的自主私营经济（即市场经济）制订计划。在一些“非官方”波兰人中间、在海外，人们广泛地讨论着这些计划和其他一些建议。但政治“现实主义”和1980-1981年间的“自我克制”的目标仍然在起作用，因为对抗和暴力正是党内强硬派的拿手好戏，因而被小心而且成功地避免了。对话是一回事，但是“冒险”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不难预料的是，波兰党最后垮台的契机，是另一次经济“改革”的企图。或者说得客气点儿，是削减国家再也无力承受的债务的企图。1987年，消费品价格上涨了约25%，1988年又上涨了60%。在1970年、1976年和后来1980年出现过的景象，现在又再次出现了：暴涨的物价激起了一轮罢工浪潮，在1988年春夏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形成了大规模的堵塞交通和占领工厂的情况。在过去，由于没有什么杠杆可以撬动工人的力量，共产党当局要么放弃涨价，要么只能诉诸武力，或者双管齐下。现在，他们有了第三种选择——请工人们自己的领袖来帮忙。1988年8月，内务部长切斯拉夫·基斯沙克催促瓦文萨（一位未得到承认的组织的未得到承认的领袖，不过一介白丁而已）与自己会谈，以结束这个国家的工人抗议活动。瓦文萨一开始不愿意，但最终同意了。

瓦文萨对罢工者的号召力是不成问题的（毕竟1981年以来，这几年团结工会的道德权威增长了不少），但引发罢工的原因却不会消失：通货膨胀已经接近每年1 000%的水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团结工会与政府进行了一些零星的非正式接触，激起了更加响亮的呼吁“改革”的声音。当局在无助地摇摆，时而做出姿态，时而进行威胁：撤换部长、拒绝谈判计划、承诺经济改革以及威胁关闭格但斯克造船厂。就这样，公众对国家的信心崩溃了。

1988年12月18日——不知是巧合还是具有某种征兆，这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做的那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演讲的一周之后——华沙成立了“市民委员会”，计划与政府进行全面谈判。雅鲁泽尔斯基看上去已经别无选择，最终只好默认客观存在，并强迫仍然心有不甘的中央委员会同意谈判。1989年2月6日，共产党终于正式承认团结工会为谈判伙伴，并与其代表召开了“圆桌”会谈。谈判持续到4月5日（巧的是，这一天正好又是苏联一次重大事情，即公开进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后的一周），各方同意独立工会合法化、进行广泛的经济立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选举新的国会。

事后回顾这一事件，可以说圆桌会议以谈判的方式终结了波兰的共产主义。至少对于部分谈判者来说，这一点已经足够清楚。但谁也料不到的是，结局竟来得这么快。计划于6月4日举行的选举虽说会允许前所未有的真正选择，但其本意还是为了确立共产党的多数派地位：国家参议会的选举是真正而开放的，但在议会选举中，半数席位已经预留给了共产党官员候选人。而且，政府把选举日期定得这么早，也是希望能够因对手缺乏组织与经验而占点儿便宜。

结果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在米奇尼克的临时《选举日报》的支持下，团结工会获得了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99席，以及议会中所有允许公开竞选的席位。同时，在“预留”给共产党候选人的席位中，仅有两人得到要求的50%以上的选票，有资格当选。在这种全面溃败和史无前例的公开耻辱面前，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者可以选择不承认投票，再次实行戒严，或者接受失败，放弃权力。

然而，选择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中私下跟雅鲁泽尔斯基说得很明白，选举必须有效。雅鲁泽尔斯基的第一个想法是邀请团结工会与自己组成联合政府，好有个体面的妥协，但却遭到回绝。相反，经过数周进一步谈判和共产党屡次提名自己的总理候选人而失败后，共产党领导层不得不向时势低头。1989年9月12日，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被批准为波兰战后第一位非共产党籍总理（尽管共产党仍然保留了对几个关键部长职位的控制）。

接着，团结工会又下出了一手精明的政治妙棋。他们在议会内的成员同时投票，选举雅鲁泽尔斯基担任国家元首，有效地将共产党温和派纳入了随之而来的过渡进程，并缓解了他们的尴尬。第二个月，马佐维耶茨基政府宣布了实行“市场经济”的计划。这一计划是放在稳定计划中提出的，即所谓的“马佐维耶茨基计划”，于12月28日被议会批准。第二天，波共的“领导地位”的条款终于从宪法中删除了。还不到4周，即1990年1月27日，波兰共产党连自己也解散了。

我们不能被波兰共产党垮台前最后几个月的狼狈而蒙蔽了眼睛，而应该看到在此之前漫长而缓慢的积累过程。1989年这台大戏的大多数演员，雅鲁泽尔斯基、基斯沙克、瓦文萨、米奇尼克和马佐维耶茨基等，都已经在舞台上活跃了很多年了。波兰在1981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繁荣和相对自由，之后是戒严，然后迎来了一段漫长而不确定的压抑和半容忍带来的痛苦，最后，又经历了一次10年前经历过的经济危机。相对于天主教会的强大力量、团结工会在全国上下获得的广泛支持和长期以来波兰人民对共产党统治者的不满，共产党能够抓牢政权，维持这么长时间，已经很不容易了，甚至当它最终垮台时都让人觉得有点儿意外。这真是一次漫长的谢幕。

波兰实行戒严引发的后果，表明了党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也有不足的地方。镇压手段使得反对力量在变得更团结的同时，也变得更加谨慎。而在匈牙利，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却产生了一种相似的谨慎。当局连续20年实行的容忍政策，已经模糊了官方对不同政见给予宽恕的准确界限。毕竟，匈牙利是希尔顿于1976年12月掀开铁幕开办酒店的第一个共产党国家，是葛培理在80年代曾三次而不仅是一次公开访问过的国家，也是在同一个10年中有两位美国国务卿和一位副总统老布什访问过、并暗示过很喜欢的国家。到1988年为止的10年，共产党领导下的匈牙利无疑有着美好的形象。

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反对党的力量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走向公开。伪装与计谋似乎压倒了勇气，特别是对于那些还记得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而且，在卡达尔治下的匈牙利，生活虽然单调了点儿，却也还是可以忍受的。实际上，正如前一章所述，官方经济在试验过多种改革方式与实行“新经济机制”后，与波兰相比也只是半斤八两。可以肯定的是，“黑市”经济（或称“平行经济”）的存在，使得很多人可以过上比邻国更高水准的生活。但是匈牙利社会统计学家们的研究已经表明，国家正经历着收入、健康和住房条件方面的严重不公平现象，社会流动性和福利水平实际上也落后于西方。此外，超长的工作时间（很多人不得不做两到三份工作）、过高的酗酒比例、精神障碍等，再加上东欧最高的自杀率，都长时间折磨着匈牙利人。

这些都是不满的充足理由。但是，却没有产生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独立的组织浮出了水面，但基本上都限于环境问题和抗议罗马尼亚对匈牙利少数民族的虐待。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默默同情的政策是可靠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官方对1987年成立的、带有明显民族主义性质的匈牙利民主论坛持容忍态度。匈牙利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也是1972年版宪法的正式定义。虽说1985年的选举第一次允许不同的多党派参加，而且也有几个官方同意的独立人士当选，但不同政见和批评基本上还都控制在执政党内部。但到1988年时，重大变化出现了。

变化的催化剂，是年轻的一代“改革派”共产党员们对垂垂老矣的党的领导层的顽固感到失望，并对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进行的改革公开表示出热情。在1988年5月专门为此问题举行的一次党的特别会议上，他们成功地搬开了76岁的卡达尔，并以总理卡罗利·格罗斯取而代之。这次党内政变在严格意义上的实际后果仅限于一项旨在加强市场力量的经济节俭运动，但它却有着重大的象征力量。

自1956年起，卡达尔就一直统治匈牙利，而且他在那次镇压中起过主要作用。尽管他的国际形象很不错，但是对匈牙利人来说，他只不过是“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这一官方谎言的化身，即匈牙利的改革运动只不过是一场“反革命”。而且，他还是30年前那场围绕伊姆雷·纳吉进行的无声阴谋的活化身，最终导致了纳吉被绑架，并被秘密审判、处决和埋葬。[19]因此，卡达尔的靠边站，似乎暗示着匈牙利公众生活中出现了某种根本的变化。后来，当卡达尔的继任者不仅允许一群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共产党员和其他人组成青年民主党，而且于1988年11月正式允许独立政党出现时，这种印象便得到了印证。

1989年的前几个月中，共产党的立法机关通过了一系列文件，承认自由集会的权利，正式批准向多党制“过渡”，并于4月份正式抛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更重要的时刻还在后面。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们心照不宣地承认，如果不对历史进行清算，就没有继续控制这个国家的希望。于是，他们宣布有意发掘出令人不得安生的纳吉的遗体，重新安葬。同时，伊姆雷·波茨盖依等政治局中的改革派也说服了同事们，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1956年事件，并给事件重新正式定性：即官方的定性不再是“反革命事件”，而成了一次“反抗有辱民族的寡头统治的民众起义”。

1989年6月16日，即在纳吉逝世31周年纪念日，他和他的4位同志的遗骸得以按照民族英雄的身份重新隆重安葬。据估计，有30万名匈牙利人肃立在街道两旁，更有数百万人观看了葬礼的电视直播。在众多到墓地致辞的人中，有青年民主党领导人维克多·奥尔班。他控制不住地说道，今天重新安葬纳吉并对纳吉大唱赞歌的某些共产党人，正是几年前还在声嘶力竭地污蔑这次革命的人。

这是事实。匈牙利脱离共产主义的进程正是由共产党人自己主导的，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他们刚刚在6月份模仿波兰的先例，与反对派召开了圆桌会议。这在反共产主义的匈牙利人中引起了某种怀疑。对于他们来说，此次纳吉的复活就像他先前的遇害一样，只不过是一次党内事件，与众多被害死的人没有多大关系。但如果低估了重新安葬纳吉的象征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种对失败的承认，承认了党及其领导人编造了一个谎言、宣传了这个谎言，并将它强加给了人们。

3个星期后，卡达尔去世了。同一天，匈牙利最高法院宣布给纳吉全面平反。这一天，匈牙利的共产主义也随着卡达尔一道死去了。剩下的，只不过是给它办个死亡手续而已。党的“领导地位”废除了，多党选举已定于次年3月举行，10月7日，共产党（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经过再一次洗礼，改组为匈牙利社会党。10月23日，仍由原共产党执政时当选的共产党代表占压倒多数的议会再次投票更名。这次，他们是给国家更名，更改为简单的匈牙利共和国。

1989年的匈牙利“革命”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正如前文所述，这是唯一的一个完全由内部发动的、向真正的多党制过渡的共产党政权。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波兰和晚些时候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1989年的事件都是以自己为参照的，但匈牙利的演变却在另一个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个国家就是民主德国。

如果从外部观察的话，民主德国似乎是共产党政权中最不容易击破的一个，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没有任何苏联领导人会让它倒下。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尽管民主德国的物质环境，尤其是城市，有些俗气和过时，但是它的安全警察无所不在也是有名的，而且柏林墙也是一种道德和美学上的耻辱，但人们普遍相信民主德国经济要比其社会主义邻国们好得多。当1989年10月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庆祝大会上，第一书记埃里希·昂纳克自豪地宣称民主德国是世界上经济状况最好的10个国家之一时，有人听到贵宾戈尔巴乔夫发出了一声重重的鼻音。别的不说，民主德国政权在生产和出口的虚假数据上，效率还是很高的：很多观察家都相信昂纳克的话。

民主德国最狂热的崇拜者在联邦德国。西欧国家的“东方政策”在消除紧张和促进两德人员和经济交流方面的明显成功，使得几乎整个政治集团都将希望寄托在民主德国能够永远延续下去。联邦德国要员们不仅鼓励民主德国领导人们产生幻觉，甚至鼓励自己也产生幻觉。只要不停地说“东方政策”具有缓和与东方关系的效果，他们就会笃信不疑。

满脑子“和平”、“稳定”和“秩序”概念的联邦德国人最终都赞同了与之做生意的民主德国政治家的观点。1982年1月，一位显赫的社会民主党员埃贡·巴尔在听到波兰宣布实行戒严的消息后，立即解释道，为了和平，德国人已经放弃了民族统一的要求，波兰人也应该以同样的“最最重要的名义”放弃争取自由的权利。5年后，著名作家彼得·本德尔在一次关于“欧洲中部”的社会民主党论坛上颇为自豪地断言：“在对缓和关系的欲望上，我们与贝尔格莱德、斯德哥尔摩以及与华沙和东柏林的共同点，要比与巴黎和伦敦的共同点更多。”

若干年后，人们渐渐得知，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国家领导人们不止一次对来访的民主德国高层人士做过秘密却明显的妥协性表态。1987年，布容·英格霍姆称赞民主德国的政策为“历史性的”。次年，他的同事奥斯卡·拉封丹许诺将尽一切努力打压联邦德国支持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他向对方说：“社会民主党人会避免一切可能导致那些持不同政见力量得到增强的事件。”正如1984年10月苏联给民主德国政治局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很多此前我们传达给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观点都已经被他们接受了”。[20]

也许，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幻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多基督教民主党成员也以几乎同样的热情相信这些幻觉。自1982年起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科尔在发展与民主德国的良好关系方面，与他的对手一样热心。1984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他与昂纳克举行了会谈。第二年在契尔年科的葬礼上，两人再次举行了会谈，并就文化交流和边界排雷问题达成了协议。1987年9月，昂纳克成了第一位访问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领导人。同时，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援助持续增加（但却从来没有对民主德国内部的反对派提供过任何援助）。

民主德国有联邦德国的资助，可以感到激动；有莫斯科的支持，可以充满信心；还有西方可以转嫁持不同政见者，这样的民主德国政权本可以永远维持下去。而且，它也确实显示出对变革的免疫力：1987年6月，民主德国有示威者反对柏林墙，并为遥远的戈尔巴乔夫唱赞歌，但是很快就被驱散了。1988年1月，有示威者纪念1919年被杀害的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并打着卢森堡自己的话做标语：“自由也是那些有不同观点的人的自由”。政府毫不犹豫地逮捕并驱散了100多人。1988年9月，昂纳克在访问莫斯科时，当众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只不过一直努力回避回家后也实施改革的问题。[21]

民主德国共产党人无视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正在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局势变化，仍然在按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熟悉的方式，在选票上做假。1989年5月民主德国市镇选举的官方结果是98.85%支持政府候选人，操纵的结果太过明显，因而激起了全国牧师、环保组织甚至执政党内批评人士的抗议。对此，政治局刻意置若罔闻。但现在，民主德国人民有了一种选择。他们不必再接受现状，也不必冒被捕或逃亡到西方的危险。1989年5月2日，在给匈牙利自己对运动和表达思想实行松绑的过程中，布达佩斯当局拆除了该国西部的电网，虽然边界本身仍然处于正常的关闭状态。

民主德国的人民开始蜂拥进入匈牙利。到1989年7月1日，已有约2.5万人到那边去“度假”了。数以千计的人也跟了出来，很多人到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大使馆寻求暂时避难。少数人则越过仍处于关闭中的奥匈边境，边境警卫也不加阻拦，但大多数人都留在了匈牙利。到9月初，进入匈牙利等待的民主德国公民已经达到6万人。9月10日，当匈牙利外长居拉·霍恩在一档匈牙利电视新闻节目上被问及，如果这些人启程向西，政府会如何应对时，他回答说：“我们将让他们穿过，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猜想奥地利人会让他们进入。”通往西方之门就这样正式开启了：在72小时内，大约2.2万名民主德国人就已越境而过。

民主德国当局发出了强烈抗议，因为匈方的举动违反了一条各国共产党政府间长久以来形成的共识，即不能让自己的国家成为兄弟国家人民的逃亡通道。但布达佩斯当局只是简单地坚持说，受《赫尔辛基最终协定书》约束，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人们相信了他们的话。在接下来的3周中，民主德国当局面临着一场公关灾难，因为数以万计的同胞们通过新的出口弃国他去。

为控制事态，民主德国统治者向在民主德国驻布拉格和华沙大使馆中避难的人们提出，给他们开辟一条通过自己的国家的安全通道，然后可以乘坐密封的火车前往联邦德国。但此举无疑是给丢尽颜面的政府再添一道新的耻辱：当火车在德国境内穿行时，数以千计的当地人夹道欢呼，报以羡慕的目光。据估计，当火车在德累斯顿短暂停留时，有5 000人爬了上去，在警察殴打他们时发生了暴乱。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全世界媒体的眼皮底下。

当局的狼狈相使批评者的胆子大了起来。匈牙利开放边界后的第二天，一群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者在东柏林成立了“新论坛”。几天后，另一个公民运动“今日民主”也成立了。两个组织都敦促民主德国实行民主改革。10月2日，星期一，万余人在莱比锡举行示威，表达对昂纳克拒绝改革的不满，这是自不幸的1953年柏林起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集会。77岁的昂纳克不为所动。9月份，他宣称“试图移民的民主德国人民是受到了诱惑、许诺和威胁的讹诈，想要放弃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基本价值观”。对于那些再也不能无视面临的大规模挑战的年轻同行们，领导层显得是那么的无助：就像被冻住了一样。10月7日，为纪念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戈尔巴乔夫来访并发表了讲话。他向面无表情的主人指出：“生活总是惩罚那些拖拖拉拉的人。”他的这句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昂纳克表示对目前的现状感到满意。

在苏联领导人来访的鼓励下——还不用说国外局势的发展的鼓励——莱比锡的示威者们开始定期举行示威和“守夜”，要求进行改革。在戈尔巴乔夫到来后的第二周，时间已经固定为星期一的莱比锡集会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9万人。集会的人群宣称：“我们就是人民！”并呼吁戈尔巴乔夫帮助他们。到了下一周，人数又增加了。昂纳克越来越生气，开始提议用武力镇压任何反对的迹象。

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似乎最后占据了昂纳克在党内的批评者的思维。10月18日，在埃贡·克伦茨的领导下，昂纳克的一些同事发动政变，将这位执政18年的老人赶下了台。[22]克伦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飞往莫斯科，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支持，同时也寻求戈氏的支持，并返回柏林准备进行谨慎的民主德国改革。但已经太晚了。在莱比锡最近一次集会上，参加者估计已达到30万人，要求实行改革。11月4日，50万名民主德国人聚集柏林，要求立即实施改革。同一天，捷克斯洛伐克开放边界，仅仅48小时之内，就有3万人逃亡。

这时，当局才真的慌了。11月5日，民主德国政府犹犹豫豫地提出了一部稍稍自由一些的有关旅行的法案，但立即被批评者们拒绝了，他们认为这种法案极其可怜、根本不够。于是，民主德国内阁戏剧性地提出辞职，随后政治局也辞职了。次日晚间，即11月9日，也就是凯泽绑架案和克里斯托纳赫周年纪念日，克伦茨提出了一项新的旅行法，以图阻止目前的逃亡现象。在由德国电视台和电台现场直播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君特·沙博夫斯基解释说新的条款立即生效，允许到国外旅游可以不提前通知，并允许穿过边境进入联邦德国。换言之，柏林墙打开了。

广播还没有结束，人们就已经涌上大街，向边境进发。几小时内，就有数千人涌入西柏林：有的人一去不返，有的人只是过去看看。第二天早晨，世界变了。每个人都看到，柏林墙永远地打破了，一去不复返了。4周后，横跨东联邦德国边境的勃兰登堡门打开了。1989年圣诞节假期间，240万民主德国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6）访问了联邦德国。这肯定不是民主德国领导人的初衷。沙博夫斯基日后解释道，当局丝毫想不到打开柏林墙会导致民主德国的垮台。相反，他们把此举视作“稳定”的开始。

民主德国领导人们犹犹豫豫打开边界的决定，只不过是希望打开一个安全阀门，也许还会获得一点儿民众好感。而最重要的，是为了争取时间提出“改革”计划。毕竟，打开柏林墙的原因与一代人之前修建并关闭柏林墙的原因大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阻止人口失血。1961年，这一孤注一掷的策略成功了。而1989年，也多少起了点儿作用。因为，一旦相信返回后不会面临牢狱之灾，永远留在西柏林或移民到联邦德国的人少得令人称奇。但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一点的代价，并不是民主德国政权垮台的全部原因。

柏林墙倒塌后，还要办理最后一个手续，一个现在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的手续。12月1日，民主德国议会以420票对0票（5票弃权）决定从民主德国宪法中删除那条宣称国家“由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条款。4天后，政治局再次辞职，格雷戈尔·居希当选为新的领导人，党的名称也正式变更为民主社会党。老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包括昂纳克和克伦茨，都被逐出党外。与“新论坛”（这是一般人公认的、最明显的反对派组织）代表之间的圆桌（又是圆桌）会谈也开始了，并制定了自由选举的时间表。

但在由德累斯顿的党的首领汉斯·莫德罗领导的最新的（也是最后一个）民主德国政府开始起草“党的行动计划”之前，并非它所有的行动和意图都与事态无关。毕竟，民主德国有一个其他东欧国家所不具备的选择：没有“西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西波兰”，所以它们就无法起到榜样作用。革命目标正在发生变化：1989年10月，莱比锡的示威者们呼喊的口号是“我们就是人民”（We are the people）。到了1990年1月，人群呼喊的口号发生了一点儿微妙的变化，成了“我们是一个民族”（We are one people）。

因为德国共产主义的终结，会带来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终结。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再叙述。到1990年1月时，问题已经不再是要走出社会主义（更不用提“改革”社会主义了），而是变成了走进联邦德国。1989年秋那些推翻民主德国的人心中的希望究竟是什么，时过境迁，我们已经无从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共产党（如匈牙利）还是反对党（如波兰）都不能完全左右事件的进程。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在认识自己所处的不利势态时是多么的迟缓。但是，那些聪明智慧的批评者们也快不到哪儿去。

11月28日，史蒂芬·海姆、克里丝塔·沃尔夫等民主德国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一道呼吁“为了我们这片土地”，试图拯救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并抵制被海姆称之为西方的“闪闪发光的垃圾”的东西。“新论坛”的领导者巴贝尔·保利甚至把柏林墙的开放说成是“不幸的”，因为这样“改革”提前上演，各政党和选民都还没做好准备，就要面对匆匆而至的选举。像众多民主德国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一样（更不用说他们在联邦德国的崇拜者了），保利及其同事们仍然一心设想一种改革式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中，没有秘密警察，也没有执政党，但同时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吃人成性、唯利是图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后来的事件表明，这种想法是极不现实的，它与昂纳克回归前斯大林时代那种一切服从上级的幻想一脉相承。于是“新论坛”批评它在政治上离题太远，而“新论坛”的领导人们更是整天抱怨群众的鼠目寸光。[23]

如此看来，1989年德国的剧变或许是那一年里唯一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众运动，而且确实是德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的群众暴动。[24]共产主义在相邻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终结，虽说也和民主德国的转变出现在同一时间，但走的却是一条极其不同的道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两国，党的领导都是强硬和压制型的，而且戈尔巴乔夫的崛起在布拉格和东柏林都不受欢迎。但除了这一点相同以外，其他的就都不一样了。

与匈牙利一样，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也建立在一个被偷窃的历史的沉默记忆之上，不是那么十分踏实。但匈牙利的卡达尔及其领导下的党却部分成功地与斯大林的遗产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们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没有想去这么做。1968年华沙条约国入侵以及随后的“正常化”，是1969年上台的古斯塔夫·胡萨克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即使在现年75岁的胡萨克于1987年辞去党总书记的职务（但继续留任总统一职）后，接替他的也只不过是米洛什·雅克什而已。后者的确要年轻一些，但他扮演过的最重要角色，却是70年代初的几次大规模清洗。

在把全面控制维持到最后一刻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确实是做得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天主教会（即使不说斯洛伐克，至少在捷克，天主教永远都只是一个小角色）还是知识界反对派，都没有在社会上赢得过什么支持。由于几次残酷而有效的成功清洗，该国从剧作家到历史学家，再到60年代的共产党改革派，不仅已经从工作职务上被撤除了，而且从公众视线中也被抹掉了。1989年以前，国内最敢于说话的那些对共产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自瓦茨拉夫·哈维尔开始，全都是境内开花境外香。在上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就连“七七宪章”这个哈维尔自己创办的公民组织，从1 500万人口中也仅仅收集到不足2 000个签名。

当然了，人们总是担心公开批评政权会有危险。但必须指出的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并没有对自己的命运如何不满。像东欧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70年代初以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已经被特意转轨到生产基本消费品方面，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还不只是基本消费品。虽然不太明显，但共产党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确实在某些方面模仿西方消费型社会，比如在电视节目和大众休闲娱乐方面。在捷克斯洛伐克，生活是单调的，环境在日益恶化，年轻人对无处不在而又吹毛求疵的当局也相当反感。但只要不与政权直接对抗，只要口头上对政府的宣传口头上表示赞同，人们还是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对任何迹象的不同政见，政府的盖子都是捂得很紧的，手腕也很残酷。在布拉格等地，1988年8月上街抗议被入侵20周年的人都被捕了。一些非官方人士想在布拉格举办一次“东方——西方”研讨会，也被取消了。1989年1月，在扬·帕拉赫于温切斯拉斯广场自杀20周年纪念日当天，哈维尔和其他13名“七七宪章”活跃分子被捕入狱（但与前些年哈维尔所受的虐待不同，5月份他就被释放了。因为此时的哈维尔已经是一名国际知名人士，对其虐待只能让监禁他的人难堪）。

整个1989年春、夏两季，非正式的网络和组织在全国各地涌现，希望模仿邻国局势：先是1988年12月成立的“约翰·列侬和平俱乐部”，随后是1989年5月的“布拉格母亲”抗议活动，然后是6月份于布拉迪斯拉法出现的环保抗议活动。这些民众活动的规模都很小，很容易控制，翻不起什么大浪，不会对警察和政权构成任何威胁。但到了8月，也就是马佐维耶茨基正在华沙敲定政府计划、匈牙利边界马上就要门户洞开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突然到处都是示威者，人们再一次走了出来，纪念对布拉格之春的颠覆。

但是这一次，捷克警察采取了坚决的克制态度。雅克什政府已经决定稍微变一变，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认可了莫斯科的转变态度，但在其统治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种算计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一次重大群众示威时，即10月28日纪念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建国的集会上（自1948年后，官方历来不纪念这一日子），当局为什么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但是，公众对共产党政府仍然没有施加太大的压力。即使是11月15日宣布到西方旅行不再需要办理出境签证之举，也只不过是对其他国家局势变化的战略性仿效而已，并不是被迫做出的让步。

正是由于党的领导人身上明显缺乏真正的改革意愿，以及外部有效反对势力的缺失（夏季的示威活动没有共同认可的目标，也没有出现任何领导者来将人们的不满转变为某种计划），才使得后来发生的事件乃是一桩策划好的阴谋这一广泛流传的说法具有了某种可信性：这是一次政府及警察内部潜在的改革派人物把衰落的党向着捷克改革方向推动的企图。

这听上去真是奇谈怪论，但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11月17日，警察批准学生队伍穿过内城，去纪念另一个黑色的日子，即纳粹杀害学生扬·奥普莱塔尔50周年。但当游行的学生开始呼喊反共口号时，警察出手了，他们驱散人群，并且暴打那些被分离开来的人。后来，警察甚至鼓励关于有一名学生被害（就像奥普莱塔尔被害事件的重演）的传言。这在事后被证明纯属谎言，但却不难预料，这样的谣言有在学生中激起愤怒的效果。此后48小时内，数以万计的学生动员了起来，他们占领了学校，大量人群聚集到街上示威。但在这时，警察却只是站在一旁观望。

如果这是阴谋的话，那肯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1月17日的事件及后来发生的情况，确实搞倒了共产党的新斯大林领导班子：不到一周，雅克什就带领整个常委会辞职了。但继任者们根本得不到群众的信任，而且被事态的发展过快搞晕了头。11月19日，一直处于实际软禁状态的哈维尔从北部波希米亚农村回到了动乱中的首都。那里，共产党正飞快地丧失权力，但却没有人去从他们手中把它接过来。

哈维尔自己先在布拉格剧院中安顿好（这一举动很恰当），随后与“七七宪章”的朋友们组成了“公民论坛”。这是一个非正式的、而且流动性很强的网络，它在几天内就从一个供人论辩的协会发展成了一个民众运动，然后再演变为影子政府。这个“公民论坛”讨论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它的一些著名成员长期以来致力的目标，但大部分是外面大街上正在加快发展的事态进程。“论坛”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是要那些对1968年布拉格之春及其后果负责的人辞职。

11月25日，在党的领导人总辞职后第二天，布拉格的莱特纳体育场外聚集了50万人。他们不是为了提出什么特别的改革要求，而是在经过20年高压下的沉默后，想让人知道他们的存在——让自己知道，也让别人知道。当晚，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对哈维尔做了史无前例的采访。第二天，他在温切斯拉斯广场对25万名群众发表了演讲。这个广场，也正是共产党总理拉迪斯拉夫·艾达梅克和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年的讲坛。

到了这个地步，刚刚浮出水面的“公民论坛”领导人们已经清楚，自己已经在身不由己地发动一场革命。为了指明方向，同时也为了找点儿什么话来对外面聚集的群众说一说，一个由历史学家彼得·皮特哈尔特领导的小组起草了《民众论坛行动原则》。它简述了论坛的总目标，成了1989年男男女女们的情绪指南和首先该做什么事的行动指南。“我们需要什么？”原则问道。一、一个法治国家；二、自由选举；三、社会公平；四、洁净的环境；五、受教育的人民；六、繁荣；七、回归欧洲。

这些各种政治诉求的杂合物，以及文化和环境理念，特别是对“欧洲”的渴求，都是具有典型的捷克特色的，也是《七七宪章》对此前数十年来各种要求的体现。但在11月那些个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民众论坛行动原则》很好地把握了群众的那种很实际、理想化而又野心勃勃的情绪。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的演变之中，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的情绪被公认是最乐观的。这就是加速度的效果。[25]

对示威的学生进行镇压后不到一个星期，党的领导成员辞职了。一周后，“公民论坛”和“公共反暴力组织”合法化，并开始与政府谈判。在“公民讲坛”的温和要求下，联邦议会于11月29日从捷克斯洛伐克宪法中删除了那条作为一切根源的保证的捷共“领导地位”的条款。此时，作为妥协，艾达梅克政府提出了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在已经长久占领大街的、规模庞大的、意志坚强的群众的支持下，“公民论坛”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

到了这个时候，共产党想再忽视国外的情况已经不可能了。不仅他们在民主德国领导层的同事们已于12月3日被驱逐，戈尔巴乔夫已经在马耳他与布什总统共进晚餐，就连华沙条约各国也准备公开谴责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了。由于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丧失了领导资格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共产党胡萨克集团的其他成员，包括总理艾达梅克在内，也辞职了。

经过两天“圆桌”会议（这是那一年最短的一次圆桌会议）的商谈，“公民论坛”的领导人终于同意入阁。总理仍是一位党员，即斯洛伐克人马里安·卡尔法，但大多数部长都不是共产党员了，这是自1948年以来的第一次：来自“七七宪章”派、5周前还是司炉工的伊利·丁斯特贝尔出任外长，来自“公共反暴力组织”的天主教律师扬·恰尔诺古尔斯基出任新闻部长，此前默默无闻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瓦茨拉夫·克劳斯入主财政部。新政府于12月10日对胡萨克总统宣誓就职，尔后胡萨克立即辞职了。

沉沦20年的杜布切克重新出山，使得他当选并接替胡萨克出任总统成为可能。这样，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象征，以延续1968年被中断的梦想；另一方面，可以抚慰共产党人受伤的情感，同时也可以平息警察和其他组织内部的强硬派。但是，他一开口对公民讲话，就立刻让人觉得他是那么尴尬，那么与时代不合拍。他的用词、他的风格，甚至他的手势，都属于完完全全的60年代的共产党改革派。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学到，满口讲的是要重建一种更加善良、更加温和的捷克斯洛伐克式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布拉格、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法大街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说，他一开始是一件老古董，后来干脆变成了一件让人看着心烦的不相干的东西。[26]

作为平衡，杜布切克当选为联邦议会主席（即议长），总统的职位则落到了哈维尔头上。仅仅5周前，这样的想法还曾是那么不可理喻，以致当布拉格街头欢呼的人群首次提议让他当总统时，他还委婉地拒绝了。但到12月7日时，这位剧作家才恍然大悟，意识到由他来接受这一职位，才是帮助国家走出共产主义的最佳途径。1989年12月28日，过去只不过在立法程序中充当橡皮图章角色，同时也曾把哈维尔等人判处若干年监禁的共产党议会，把他选举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1990年元旦，这位新总统宣布对1.6万名政治犯实行大赦。第二天，就连政治警察也被解散了。

捷克斯洛伐克能够惊险但成功地以和平方式退出共产主义，完成所谓的“天鹅绒革命”，是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就像在波兰一样，把知识界的反对力量团结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对过去失败的记忆和避免直接对抗的决心。同理，斯洛伐克起领导作用的民众组织把自己命名为“公共反暴力组织”是有其原因的。就像民主德国一样，执政党已经完全破产的暴露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进行武装自救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考虑之外了。

但同样重要的是哈维尔的作用。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出现过有如此威望的公众人物。尽管大多数可行的意见甚至“公民论坛”的政治策略，都在他不在时就已经出台了，但能够掌握并引导公众情绪、推动同事前进而同时又能够把群众的期望保持在可控范围内的人，正是哈维尔。他本人以及他向公众发出的呼吁的影响力，是再怎么大书特书都不过分的，他后来甚至渐渐被人们等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独立的奠基人托马斯·马萨里克。哈维尔也像后者一样，有着不可思议的个人魅力，现在已被广泛看作民族的拯救者。1989年12月的一幅布拉格学生海报，用近乎宗教的语言把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描绘为“他把自己给了我们”。也许这种解释有牵强附会之嫌，却是非常合适的。

把哈维尔摆上这一神坛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多次遭受牢狱之灾却矢志不改地反抗共产主义的履历，更有他显著的非政治化人格。同胞们对哈维尔的推崇，其中有他专注于戏剧艺术的原因，而且这是一种重要的原因。一位意大利评论家对哈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崛起评论说，他那独树一帜的声音，使得他能够把一个被噤声的民族的情感清晰地表达出来：“一个民族如果从来没有开过口，那么他们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诗。”（费迪南·卡蒙的诗句，1989年12月16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只有哈维尔才能架起一座桥梁，引导人们走过横亘在诱人的平等谎言和自由市场令人不安的事实之间的千沟万壑。（人们怀疑过还有其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诱惑。但哈维尔与财长克劳斯是不同的，后者才会受这种诱惑。）

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座桥梁十分重要。除了它是东欧各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很多方面最具有西方特点这个原因之外，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唯一的一个具有显著平等主义和左倾政治文化的国家。毕竟，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早在1946年的自由选举中几乎每五人中就有两个人选择共产党的国家。尽管实行了40年“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外加20年让人感到死亡的“正常化”，上述政治文化中的某些东西仍然没有泯灭：1990年6月举行的首次后共产党选举中，14%的选民选择了共产党。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规模可观的核心共产党支持者的存在，加上规模更大的对现状不满、但并没有达到需要抗议的程度的非政治化公民的存在，才使得瓦楚里克等持不同政见者敢于质疑立即进行重大变革的合理性。历史似乎总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过不去：从1938年开始，捷克斯洛伐克就从来没有收回过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权。

于是，当1989年11月人们自己终于抓住一次可以主动做点儿什么的契机时，随之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似乎就让人觉得结果太过理想，因而是不可信的。这就是那种警察搞阴谋和人为地制造危机的论调的根源，就好像捷克斯洛伐克人连起码的信心都没有，以至于倒共运动必定得来自共产党人自己似的。这种怀疑一切的思想肯定是放错地方了。到目前为止浮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11月17日捷克警察只不过是行为过头而已，并没有什么“阴谋”要逼迫执政集团出手。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真的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在罗马尼亚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似乎很清楚在1989年12月时，执政的罗马尼亚工人党内确有一小部分人认识到，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以武力将齐奥塞斯库周围的统治核心赶下台。当然，罗马尼亚并不是典型的共产党国家。如果说捷克斯洛伐克是共产主义卫星国中最具有西方特色的国家的话，那么罗马尼亚就是最具有“东方特色”的国家。在齐奥塞斯库的领导下，共产主义已经从全面的列宁主义退化成了新斯大林式的总督领地。这里，触角遍布的秘密警察拱卫着拜占庭式的裙带关系和低下效率。

与50年代的乔治乌-德治的独裁相比，齐奥塞斯库的统治外表上似乎看不出有多少暴政的迹象。但是，罕见的几次公开抗议的蛛丝马迹，都被强烈而有效地镇压下去了，如1977年8月的丘河矿山罢工，以及10年后的布拉索夫红星拖拉机厂罢工。此外，齐奥塞斯库之所以能够维持，不仅是靠恐吓人民，更是因为国际上没有人批评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将丘河矿山罢工的领头人物投入监狱（并将主要领导人杀害）8个月后，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作为卡特总统的客人访问了美国。通过与莫斯科保持距离这种手段（我们已经看过他如何回避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了），齐奥塞斯库给自己争取到了极大的腾挪空间和国际声望，尤其是在“新”冷战初期的80年代。由于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乐于批评苏联人（并派体操运动员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保持缄默。[27]

但是为了齐奥塞斯库这种特殊的地位，罗马尼亚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66年，为了增加人口以满足这种传统的罗马尼亚式梦想，他禁止年龄40岁以下、子女不足4人的妇女堕胎。1986年时，更把这一年龄限制提高到了45岁。1984年，妇女的结婚年龄下限降低到了15岁。为防止堕胎，每月对育龄妇女进行强制体检。即使是少之又少的获批准堕胎，也只能在有党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某位医生所在地区出生率下降，他的工资也将被降低。

人口没有增长，但因堕胎造成的死亡率却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非法堕胎作为唯一的节育手段得到广泛采用，但条件之危险令人震惊。在1966年法律实施后的23年中，至少造成1万名妇女死亡。婴儿死亡率如此之高，以至于1985年以后的新生儿都必须等到存活4周以后才上报官方登记：共产党对知情权的控制在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到齐奥塞斯库被推翻时，新生儿死亡率达到25‰，另有10万名以上的儿童被教养院收养。

如此的国家悲剧的背景，使人为造成的落后经济已从温饱型下滑到贫困型。80年代初，为提高国际地位，齐奥塞斯库决定偿还罗马尼亚的巨额外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各个国际资本机构十分高兴，对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极尽赞美之能事，并给布加勒斯特开出了完整的偿还外债时间表。为偿清向西方债主的债款，齐奥塞斯库对国内消费施加了无情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别国的共产主义统治者都毫无节制地向外借贷，丰富国内货架，以讨好本国人民。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却大大地不同，将所有能够生产的商品通通出口。在家里，罗马尼亚人只能使用40瓦的灯泡（如果有电的话），这样，能源就可以出口到意大利和德国。肉、糖、面粉、黄油、鸡蛋等很多商品都定量配给。为提高生产，甚至在星期天和节假日都向公共劳力分派强制性生产指标。

汽油的使用更是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在1986年，甚至还实施了一个养马计划，以代替机动车。马车成了主要交通工具，而收割庄稼时则用镰刀。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现象：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对系统地造成的短缺物质的集中控制之上的，而在罗马尼亚，建立在对不需要的工业硬件进行过度投资基础上的经济，成功地转变成了建立在工业时代以前那种以土地为生存基础的经济。

齐奥塞斯库的政策有着某种残忍的逻辑。罗马尼亚确实偿清了外债，但代价是自己的人民过着穷困的生活。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几年，除了这种疯狂的经济措施之外，他的统治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为了加强对农村人口的控制，也为了给农民增加压力，以增产出口食品，政府提出并施行了一项农村“系统化”计划。全国的1.3万个村庄中的一半（是从少数民族区域中按非正常比例选出的）被强制夷为平地，其居民被迁入558个“农业镇”之中。要是齐奥塞斯库还有时间把这一计划执行下去，那么这个国家所剩无几的社会组织也将被破坏殆尽。

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日益严重的夸大狂心理推动着这一农业“体系化”计划的执行。在他的统治下，列宁时代那种控制、中央化以及对日常生活每一个细节都进行计划的冲动已经不过瘾了，已经发展成了要与斯大林的野心一较高下，甚至要超过他的迷恋。这种偏执狂的冲动，它的永恒的实际体现，乃是这个国家的首都。一个规模上超越尼禄帝国的庞大计划连时间表都已经定好了，只是后来因为1989年12月政变，这个“改造”布加勒斯特的计划才流产了。但已经进行的部分，已经足够把齐奥塞斯库的野心刻进这座城市当前的布局之中，再也抹不掉了。在该市中心，一块面积相当于威尼斯那样大的古城区已经完全夷为平地。为腾出空间修建“人民宫”和一条5公里长、150米宽的社会主义胜利大道，共有4万多幢建筑物以及几十座教堂和纪念碑已经被拆除。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个门面。在白光闪闪的大道正门后面，映入眼窝的仍然是熟悉的景象，是肮脏、冷酷和用预制砖建成的街区。而且那个门面本身，也是那么整齐划一，让人觉得压抑、羞辱和无情，正好做了极权统治最直观最完整的化身。那座由25岁的建筑师安卡·佩特莱斯库作为齐奥塞斯库个人宫殿设计的“人民宫”，即使按其同类的标准来看也十分丑陋，丑陋得难以言述，丑陋得独一无二。怪诞、残酷而又品位低俗，唯一的特点就是大（是凡尔赛宫规模的3倍……）。其正前方是一片半圆形空地，可以容纳50万人。而它的接待处，则有一块足球场那么大。这座齐奥塞斯库的宫殿曾经是（而且今天仍然是）那种不受节制的暴政的魔鬼般地准确的体现。这宫殿，就是罗马尼亚对极权政府都市化运动做出的贡献。

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的最后几年是在残暴和滑稽的交错中不安地度过的。到处都是这位党的领导人和他的妻子的像，对他的赞美被写成诗歌传唱，其语言足以令斯大林都感到脸红。从齐奥塞斯库正式批准用于表彰其丰功伟绩的词语中稍稍挑出几个，应该有下面这些：设计师、信条塑造师、智慧的舵手、最高的桅杆、胜利的光环、目光远大、大神泰坦、太阳之子、思想的多瑙河、喀尔巴阡山脉的天才。

齐奥塞斯库那些马屁精同僚们对此是何等想法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在1989年11月，当他在67次起立欢呼中再次当选为党总书记，并傲慢地宣布不会进行改革时，其中一些人开始清楚地觉得他是多么可靠了：他遥远得就不可触及，不仅已经高高凌驾于时代情感之上，而且已经凌驾于臣民们那种绝望的情绪之上了。但是，只要他有秘密警察的支持，他就刀枪不入。

因此，由秘密警察来加速这一政权的崩溃就再合适不过了。1989年12月，秘密警察想搞掉西部城市蒂米索瓦拉的一位广受群众爱戴的匈牙利族新教牧师拉兹洛·托克斯。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下饱受歧视和压制的匈牙利族人，受到邻国匈牙利局势的鼓舞，更因在国内不断受到屈辱而对齐奥塞斯库恨之入骨。于是，当罗马尼亚政府把托克斯当成迫害目标时，托克斯就成了他们的象征和愤怒的焦点。12月15日，教众围在他藏身的教堂周围，日夜守护他，给他支持。

第二天，守夜却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反政府的示威。政府出动警察向人群开枪。夸大其词的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播出了所谓“大屠杀”的报道，传遍了整个国家，抗议活动也从蒂米索瓦拉扩散到了布加勒斯特。为了平息史无前例的抗议活动，正在对伊朗进行正式访问的齐奥塞斯库返回国内。12月21日，他出现在党的总部大楼的一处阳台上，想发表讲话谴责“一小撮动乱分子”，但立刻在质问面前被震惊得陷入了沉默。第二天，他再次试图对聚集的人群发表讲话，但仍然没有成功。于是，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乘直升机逃离了党的总部大楼。

此时此际，权力的天平已经飞快地远离了现政权。一开始，军队似乎是支持这位独裁者的，他们占领首都的街道，并向试图夺取国家电视台的示威者开枪。但从12月22日起，在夺取了电视大楼的“全国解放阵线”的指挥下，军队掉转枪口，与装备精良的秘密警察对峙。与此同时，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抓获、逮捕并草草审判。在被判定犯有“危害国家罪”后，二人于1989年圣诞节被匆匆处决。[28]

“全国解放阵线”改组为临时执政委员会，将国家更名为简单的“罗马尼亚”，并指定自己的领导人伊昂·伊利埃斯库为总统。伊利埃斯库像阵线内的其他同事一样，也曾是共产党员，几年前与齐奥塞斯库决裂。他曾于学生时代与戈尔巴乔夫认识，因此勉强算得上是一名“改革派”。但他领导“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的真正资格，是他能够控制武装力量，特别是最后几个顽固分子，于12月27日放弃抵抗的秘密警察。的确，除了在1990年1月3日下令重建政党外，这位新总统基本没有撤除原政权的任何机构。

后来的事件显示，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国家机器令人惊异地没有做任何变动，只是剔除了齐奥塞斯库家人及其被控有罪的死党。那些宣称在抗议活动和12月的战斗中有数千人死亡的说法被证明太夸张了，真正的死亡人数接近100人。而且后来证实，尽管在蒂米索瓦拉、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城市都有大量勇敢而热情的群众，真正的战斗只是在伊利埃斯库周围的“现实主义者”和齐奥塞斯库周围的原卫兵之间进行的。前者的胜利保证了罗马尼亚能够顺利地走出共产主义，而且确实顺利得令人有点儿怀疑。

齐奥塞斯库晚期的荒诞行为被一扫而光，但警察、官僚机构和党基本保留完好。很多机构名称改了（其中秘密警察被取消了），但不改的是它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和行为：3月19日，在特尔古穆列什，有人策划对当地匈牙利少数民族发动攻击，造成8人死亡，约300人受伤，伊利埃斯库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暴乱。此外，在1990年5月，他领导的“全国解放阵线”在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已经事先许诺不与他们竞争）、他本人也正式连任总统之后，他毫不犹豫地用大巴运来大量矿工，殴打抗议学生，造成21名抗议者死亡，约650人受伤。罗马尼亚的路还很漫长。

罗马尼亚式的“宫廷政变”的本质，在其南面显得更为突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隆重地将78岁高龄的托多尔·日夫科夫请下了权力宝座。他于1954年起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共产党集团里任期最长的领导人。他已经以具有保加利亚特色的风格，为追随着俄国的榜样而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80年代初，他推出了“新经济机制”以提高生产力；1987年3月，他又在莫斯科的带领下，承诺终止官僚主义对经济的控制，向全世界证明保加利亚能够走上自己的改革之路。

但由于保加利亚经济接二连三地失败，而且因为莫斯科局势的日渐明朗化造成的共产党领导的日益不稳定性，迫使日夫科夫要走一条不同的路，来寻找其合法性：民族主义。保加利亚境内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土耳其人（在900多万的总人口中占到了约90万）于是就成了一个诱人的目标：因为土耳其人民族特色鲜明，信奉不同的宗教，而且不幸的是，他们是记忆犹新的、遭人痛恨的奥斯曼统治的后人和象征。于是，在邻国南斯拉夫发生过的一幕，现在又在保加利亚重演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党的独裁政府，将民族偏见的怒火发泄到了无助的国内牺牲品身上。

1984年，官方宣布，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其实根本不是土耳其人，而是被迫改变信仰的保加利亚人，现在应该恢复他们的固有身份了。穆斯林习俗（比如割礼）将被限制，并视同犯罪；在广播、出版和教育中禁止使用土耳其语；而其他最犯忌讳（也最让人痛恨）的举措，是要求所有使用土耳其语姓名的保加利亚人从此以后必须使用地道的“保加利亚”姓名。这些规定的后果是一场灾难。土耳其人进行了强烈抵抗，并且继而在保加利亚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反对。国际社会强烈抗议，保加利亚在联合国和欧洲法院受到谴责。

同时，日夫科夫在国外的共产党寡头伙伴们也与他拉开了距离。1989年，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孤立状况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而且，邻国南斯拉夫事态的发展，尤其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正在失控的情况，也让他们感到稍有些不安。1989年夏，约30万土耳其人逃往土耳其，使得这一问题严重到了不能不解决的程度。这是保加利亚政权在公共关系方面的一场灾难，同时还是一场经济灾难，因为国家开始感到劳动力不足。[29]当10月26日警察对聚集在索菲亚公园的一群环保人士做出过激举动——由于来自《生态公报》的活动分子传阅请愿书而被逮捕和殴打——的时候，以外长佩特尔·姆拉德诺夫为首的改革派决定行动了。11月10日（正巧是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他们将倒霉的日夫科夫赶下了台。

下面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十分熟悉了：释放政治犯；政党开禁；删除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举行圆桌会议计划自由选举；原共产党更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然后就像在罗马尼亚一样，原来的共产党轻松赢得选举（其中有关选举作弊的指责流传甚广）。

在保加利亚，政治上的反对派是先见其形，再闻其声。与罗马尼亚一样，也有传言说，所谓反对派，其实就是共产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为达到目的而捏造的。但是，产生的变化却是实实在在的。至少，保加利亚成功地避免了南斯拉夫即将遭遇的悲剧：12月29日，在愤怒的民族主义抗议者的压力下，穆斯林和土耳其人被给予了同等权利。到1991年为止，一个主要由土耳其人组成的政党“权利与自由运动”得到了足够的选举支持，在全国议会中形成了平衡局面。

欧洲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在1989年轰然倒下？我们不能沉浸在事后的聪明中沾沾自喜，不管其诱惑力有多大。尽管欧洲共产主义由于其自身固有的弊病，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却没几个人能够预测到它崩溃的时间和方式。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共产主义泡沫破灭的容易程度揭示出，这些政权原本就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脆弱。这一点，使人们在看待其早期历史时会有新的感悟。但无论是不是错觉，欧洲共产主义都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为什么就不能再延续几年呢？

答案之一是“多米诺理论”。一旦某个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倒台，其他地方共产党领导人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相信，部分是因为它宣称自己代表了某种需要，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是政治生活的一种事实，是现代画卷上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一旦这一切让人觉得不再真实，比如说在波兰团结工会就明显把历史倒转了过来。那么，在匈牙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怎么还会继续有人相信呢？别人的事例在某种平衡中占有多重的分量，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

但是，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时最令人注目的一面实际上并不是其传染性：所有的革命都是这样传播的，即以事例累积的方式腐蚀掉已建政权的合法性。1848年、1919年以及1968年所发生的，正是这么回事。不同的，只不过是1968年的事件的调子低一些。1989年的新奇之处纯粹就在于整个进程的速度。甚至在1989年10月的时候，匈牙利的波茨盖依和民主德国的克伦茨都还曾兴高采烈地猜想可以控制住局面，可以把各自版本的改革搞成。对此，他们的对手们也都倾向于同意，并继续在其中寻找某种妥协。上溯到1980年时，米奇尼克曾写道：“混合型社会是有可能的，即国家组织的集权形式与社会机构的民主形式将会共存。”而到了1989年仲夏之际，他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期望别的什么了。

传媒的作用是一个新的因素。尤其是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德国人，他们每天都可以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自己的革命。对布拉格民众来说，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重播11月17日的事件，已经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即时政治教育，向千家万户传送着这样两条信息：“他们已无能为力”和“我们做到了”。于是，对新闻的控制和垄断这一共产主义的致命财产，就这样丧失了。对于孤独的恐惧——那种无法知道别人是否跟自己有同样的感觉——就这样永远地烟消云散了。甚至在罗马尼亚，占领国家电视台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将齐奥塞斯库的可怕命运拍摄下来向全国观众播放，决不会是没有效果的。当然，这种模式并不新鲜。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电台和邮局都是首先要夺取的目标，从都柏林到巴塞罗纳无一例外。但最快的是电视。

1989年诸多事件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平静。当然，罗马尼亚是个例外。但考虑到齐奥塞斯库政权的性质，这应该不是个意外。但意外的是，无论是在蒂米什瓦拉，还是在布加勒斯特，流血的规模都要比每个人担心的小得多。这一点，电视同样也起着部分作用。当全国民众——还不用说国际社会很多人——都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时，共产党政权下不了手了。如此这般处于注视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权威的丧失，也极大地限制了可供做出的选择。[30]

对暴力的厌恶是1989年的众多参与者的一个共同点。即使按最近的几次暴乱来衡量，他们也是成分五花八门的一群人。也许各地成分相互之间稍有不同，但这些“人民”的典型构成，包括共产党人中的改革派、社会民主党人、自由知识分子、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天主教活跃分子、工会人员、和平主义者、顽固守旧的托派分子等等。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他们力量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恰恰形成了一种由市民和政治组织构成的非正式组合，因而是对一党制国家尤其憎恨的。

至少有一条明显的断裂线（一条将自由民主人士和民粹派民族主义者区别开来的断裂线）应该早就已经发现了，可以将一些人区别开来。比如说，将马佐维耶茨基和瓦文萨区别开来，或者将以雅诺斯·基斯等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匈牙利的左倾自由民主人士和“民主论坛”中的顽固派民族主义者区别开来。我们还可以看到，1989年的这些民众在年龄上也有一个明显的断代特点。知识分子反对派中那些老成的领导者，与党内那些对政权的批评者往往有着一段共同的历史。但对于学生和青年人来说，他们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段不能也不该复活的过去。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从其创始理念来说，是一个仅对30岁以下的人开放的政党，因为它是按照自己年仅26岁的领袖维克多·奥尔班的形象来设计的。[31]

杜布切克那一代人的记忆和愿景并没有被他们的子孙所分享，后者对回忆1968年或者拯救民主德国“好的”方面并没有多大兴趣。年轻一代对与统治者辩论并不感兴趣，对给他们提供一种不同的激进的统治方法也不感兴趣。他们只对自下而上地出头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1989年的革命会像一些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观察家评论的那样，在某些方面像是一场嘉年华。同样，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用暴力进行惩罚不感兴趣。因为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障碍，它早就成了一个离题万里的枝节问题。

在人们普遍用来表达1989年的目标的用词中，这一点体现得最清楚。“回归欧洲”这一主题并不新鲜。远在共产主义之前，这块大陆的东边一半就一直是在寻求欧洲的认可与承认；“西”欧才是那个认识自己的欧洲，所谓承认就是要热切地获得西欧的认可。[32]自从来了苏联集团，这一部分欧洲的已被连根切断的意识，就成了知识界持不同政见人士和整个地区反对派人士的主调。

近年来，东欧人那种失去欧洲身份的哀痛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西欧出了一些新事物：这就是体现某种制度性身份的“欧洲共同市场”和“欧洲联盟”。这种身份是建立在具有自我意识的“欧洲”价值观念之上的，也是东欧人极力认同的：个人权利、公民义务、表达和迁徙的自由等等。谈论起“欧洲”时，已经少了以往的空洞论调，因而成了年轻人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它已经不再是对古老的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失去的文化的哀痛，而是已经代表着一种具体的和可以达成的政治目标。共产主义的反义词已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已经变成了“欧洲”。

这决不只是玩弄辞藻。老一辈共产党干部们虽然可以令人信服地（而且确实做到了）把“资本主义”抽取出来破坏掉，但他们却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代替“欧洲”，因为这一概念代表的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规范。有的时候，这一思想反映在“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中，有的时候则反映在“公民社会”中。但无论用什么词，“欧洲”都代表着常态及现代生活方式，公公正正而又简简单单。共产主义已经不再代表未来——这是它坚持不懈打了60年的王牌——而是代表过去了。

自然，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想法的。大量在1989年很活跃也很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保守人士，也许考虑的就是“波兰”或“匈牙利”，而不是什么欧洲。而且与别人相比，他们有些人对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兴趣会小一些。群众各自首要考虑的东西也是各不相同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挑动群众情感时，“回归欧洲”这一概念在捷克斯洛伐克就要比在罗马尼亚管用，因为在罗马尼亚，人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打倒独裁者并把食物摆到餐桌上。1989年时，某些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建立市场经济（1989年9月马佐维耶茨基组建第一届政府时，就发表过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宣言，宣称要“寻找自己的路德维希·艾哈德”），但是，其他人则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民主的民众基础之上。后一类人以哈维尔为代表。

这些细微差别的重要性，要再过一些时间才会体现出来。但此时，似乎该探讨一下美国在这段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了。东欧人，特别是东柏林人，对美国牵制苏联的作用非常了解。同样，他们也明白西欧政治家与里根等美国政治家的细微差别。前者只要共产主义不来惹麻烦，就谢天谢地了；而后者则将共产主义描述为“邪恶帝国”。团结工会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而且一旦美国看清柏林等地方的抗议者有可能胜利，那么给予的官方支持最多的也是美国。

但却不能据此就得出结论说（有时人们确有这种想法），东欧被奴役的人们渴望变成……美国的奴隶，更不能说是美国的鼓励和支持加速或促成了这一解放。[33]在1989年这场大戏中，美国的角色小得令人惊奇，至少是在既成事实之前作用甚微。而且，美国的“自由市场”这一社会模式本身，也只是偶尔出现在群众和发言人的口中，成为羡慕和仿效的对象。对大多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里的人而言，所谓“解放”不意味着向往那种毫无约束的经济竞争，更不意味着要失去免费的社会公益服务、有保障的就业形势、低房价或任何其他共产主义的附带福利。按照东方的想象，这些正是“欧洲”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即它那种富足而又同时安全、自由而又不失保护的前景。你完全可以拿上一块社会主义的蛋糕，在自由中去吃。

这样的欧洲之梦预示着未来是会有人要失望的，但当时基本没什么人看到这一点。在另一种模式的市场方面，美国的生活方式只有少数人喜欢。而且美国尽管在全球都有影响，但毕竟远在天边，而另一个超级大国却近在眼前。东欧的卫星国全都是那个设在莫斯科的帝国的殖民地，因此，1989年的大变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归因于各国本土社会和政治力量，无论是斯洛伐克的天主教组织、波兰的摇滚乐团或是其他地方的自由知识分子，都不会超过上面所说的程度。而最后的分析，应该来谈谈莫斯科了。

在“解放”那诱人的余晖下，很多东欧人贬低了莫斯科的作用，以便突出自己的成就。1992年1月，“民主论坛”的姚哲夫·安塔尔，现任匈牙利外交部长，提及西方对中欧人民在欧洲共产主义垮台时的英雄作用缺乏认可时，大倒苦水说：“这种有爱却得不到回报的状况必须停止了，因为我们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我们自己完成了战斗而没有放一枪，而且我们为他们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安塔尔这番苦痛的言辞固然让听众很受用，却忽略了1989年的一个根本的事实：如果真是东欧人民、知识分子还有工会领导人们“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原因很简单，是戈尔巴乔夫让他们赢得的。

1989年7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对与会人员说，苏联不会阻挡东欧的改革之路：那“完全是人民自己的事”。1989年7月7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一次东方集团领导人会议上，这位苏联领导人保证，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权按照自己的轨迹发展而不受外来干涉。5个月之后，在离马耳他海岸不远处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战舰特等舱中，他向布什总统保证说，不会使用武力来帮助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维持政权。这种立场是毫不含糊的。正如1988年米奇尼克指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是“自己外交政策成功的囚徒”。一旦一位帝国元首如此这般公开表示不会、也不能牢牢抓住外围殖民国家，而且还因此受到了天下人的赞扬，那么它的殖民地就失去了，同时失去的，还有自己固有的合作者。剩下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是崩溃的方式和方向而已。

这些合作者们自己当然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从1988年7月到1989年7月间，匈牙利共产党中的主要改革派成员格罗斯和纳密斯共分别4次造访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他们的同事雷兹索·尼尔斯也曾于1989年7月7日，即卡达尔死后的第二天，在布加勒斯特与戈尔巴乔夫会谈过。从这个日期来看，前两个人的使命明显是失败的。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过任何主动行为加速或鼓励1989年的变化，他只是站在一旁观望。1849年时，俄国的干预曾决定过当年匈牙利和其他国家革命的命运；而1989年时俄国的退席则帮助这些国家取得成功。

戈尔巴乔夫所做的，还不仅是放手让这些殖民地国家离去。他表示的不干预，决定性地打击了这些卫星国的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真实根源：莫斯科武力干涉的承诺（或威胁）。没有了这种威胁，这些政权在政治上就变得一丝不挂了。从经济上说，他们也许还可以再勉强支撑上几年。但即使是经济上，苏联撤出的后果也是一种决定性的打击：一旦莫斯科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对出口给经互会成员国的商品要价（就像1990年所做的那样），那么这些对帝国的补贴有着沉重依赖性的国家的崩溃也就不可避免了。

正如最后一个例子揭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让共产主义在东欧垮台，是为了拯救俄国自己的共产主义，就像斯大林建立这些卫星国，不是为了这些国家本身，而是为了自己的西部边境，是同一个道理。从战术上说，戈尔巴乔夫严重失算了。还不到两年，东欧的教训就在他自己的国家降临到了这位东欧地区的解放者身上。但是从战略上说，他取得了巨大的、史无前例的成功。自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地域帝国如此迅速地、体面地并且以这么少的流血代价而放弃过自己的领地。戈尔巴乔夫不应该对1989年事件直接负责——这不是他规划的，他只不过朦朦胧胧地领悟了它的长远意义。但是，他却是这一切发生和加速的原因。这是一场戈尔巴乔夫的革命。

[1] 抨击物质崇拜和自大的罪恶当然是天主教会的事，但沃依蒂拉的行为远远超出了这一范畴。1975年，也就是在他成为教皇的3年前，在梵蒂冈举行的大斋期间，他明确指出在教会面临的消费主义和宗教迫害这两大威胁中，从当时形势上看，前者的危险程度更大，因此也是教会更大的敌人。

[2] 需要注意的是，一开始时，他支持奥斯维辛卡迈尔教派女修道院，因遭国际抗议，后来撤回支持。他曾未加思索地就把戒严状态下的波兰称为“广阔的集中营”，这一点也反映出他的局限性。

[3] 在梵蒂冈鼓励下，美国后来对处于地下的团结工会给予了极大的财政援助。有人估计，援助总额达5 000万美元之多。

[4] 尽管在1981年11月里根上台初期曾失口透露出，欧洲若发生核战，不见得会导致战略武器交锋，但华盛顿的西欧盟友们极为震惊，它们的强烈抗议程度丝毫不亚于莫斯科。

[5] 当然，在法国本土部署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任何疑问。

[6] 到1990年人们才知道，至少25位国会议员当年曾是从民主德国领取薪水的间谍。

[7] 1981年12月13日，即波兰宣布实行戒严的那一天，施密特正在民主德国与民主德国总理昂纳克举行“峰会”。听到戒严的消息，施密特很愤慨，既是因为听说数以万计的波兰持不同政见者被监禁，也是因为波兰局势对正在改善中的两德关系而言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8] 由于GDP持续增长，从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1979年，国防开支在美国财政支出中占有的相对比例一直在下降，即使在越战期间也不例外。此后，这一数字激增，按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看，1987年的水平比1980年上升了24%。

[9]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自己的家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受尽了苦难。在大清洗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双双被监禁和放逐。但这位新任的苏联领导人直至1990年才承认这一点。

[10] 豪尔赫·塞布伦《美好的节日》，巴黎，格拉赛出版社，1980，第100页。

[11] 这件事是梅德维杰夫在流亡期间于1979年发表的《乌拉尔山脉核灾难》的主题。

[12] 数月后，1990年1月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在公众推崇度上，戈尔巴乔夫仅排在彼得大帝之后，远超马克思和列宁。

[13] 正是萨哈罗夫在电视直播上要求废除第六条，将自1918年来被共产党“窃取”的权力还给人民代表，这个问题才公开化了。戈尔巴乔夫最终亲自关掉了萨哈罗夫的麦克风，但已经来不及了。

[14]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在契尔年科的葬礼上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当时迎接了莫斯科向来不喜欢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德罗·纳塔。

[1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富汗的情况与美国在越南的情况如出一辙。喀布尔的傀儡政权在失去外国武器援助后举步维艰，终于在1992年被塔利班武装推翻，国际保证形同虚设。

[16] 安德烈·格拉切夫的话。引自阿奇·布朗《戈尔巴乔夫因素》（牛津，1997），第88页。

[17] 1986年美国取消了阻止波兰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否决票。作为条件，波兰释放了所有剩余的政治犯并实行大赦。

[18] 参见哈罗德·詹姆斯《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第567页。

[19] 按正式官方说法，纳吉的墓址30年来无人所知。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墓址其实就在布达佩斯市公墓一处不起眼的角落里，未做任何标记。

[20] 蒂莫西·加顿·阿什教授提供这条资料，我再此谨致谢意。

[21] 似乎昂纳克有充足的理由算计到戈尔巴乔夫难以长久，因而对他可以忽略不计。

[22] 戈尔巴乔夫来访三天后，昂纳克接待了一位来访的中国要员，将民主德国的动荡说成是“反革命运动”，而这也是他的同事们要推翻他的原因。

[23] 公平地说，民主德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们确实将1989年11月群众体现出来的那种勇气误读为更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种误读的根源，在于他们的盲目和对“社会主义”为何物的误解，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复兴问题上的努力。

[24] 从某些方面说，波兰的剧变始于1980-1981年间，而10年后的政治转变从总体上来说，不过是在进行计算和谈判而已。

[25] 本书作者当时就在布拉格，他可以保证那时有一种创造历史的令人陶醉的感觉。

[26] 1989年12月，一份短命的布拉格学生报上曾登过一幅漫画，很好地体现了两者之间的代沟。画中是一位穿着汗衫、大腹便便的中年人，直愣愣地盯着梳妆镜中站在门口的一位蓬乱不洁的肥胖女人，一脸嫌恶的表情。那女子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睡袍，头发上还带着烫发滚筒，嘴上叼着香烟。“不认得我了？”她嘲笑地说，“我就是你1968年的梦中情人啊。”

[27] 至少在戈尔巴乔夫出现前是如此。此后，这位反苏的另类人物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28] 对齐奥塞斯库的审判和枪决的情况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两天后播出。

[29] 当然了，按官方的说法，土耳其人原本就不存在：“保加利亚没有土耳其人”（内务部长语）。

[30] 这种想法不适用于偏远的乡下社区和小地方的城镇。在那些地方，摄像机镜头或公众的反对都不会阻止警察将任务执行到底。

[31] 60年代留下的唯一间接地被接受的思想是，年轻是一种天生的优越条件。按照杰瑞·鲁宾的话来说是：“决不要相信超过30岁的人。”

[32] 这种推理思路主要源自伏尔泰，但在拉里·沃尔夫的《发明东欧》（斯坦福，1944）一书中表达得最为优雅。

[33] 即使是里根，对波兰宣布实行戒严的最初反应也只不过是一次明显温和的警告。只是在公众对此提出强烈批评（来自基辛格等人）后，华盛顿才正式采取了它后来广为人所知的强硬路线。

译者目录

卷三

大衰退1971—1989

林骧华

（全书统校，重版校订）

王晨

（重版校订）

司建国

（第1章）

胡荣

（第2章）

张守柱

（第3章）

孙钦美、陈先奎

（第4章）

张欧

（第5章）

杨万斌

（第6章）

托尼·朱特著作目录

《1921-1926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建》

《1871-1914普罗旺斯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并非完美的往昔：1944-1956法国知识分子》

《论欧洲》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战后欧洲史》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记忆小屋》

《沉疴遍地》

《思虑二十世纪》

《1939-1948地中海欧洲抵抗运动与革命》

（主编）

《欧洲的惩罚政治》

（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编）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认同的政治学》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赞成我还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欧洲史（卷三）: 大衰退1971—1989 / （美）朱特著 ; 林骧华 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4. 9

书名原文：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ISBN 978–7–5086–4606–0

Ⅰ. ①战⋯ Ⅱ. ①朱⋯ ②林⋯ Ⅲ. ①欧洲－现代史－1971—1989 Ⅳ. ①K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9980号

战后欧洲史（卷三）: 大衰退1971—1989

著者：[美]托尼·朱特

译者：林骧华 等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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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欧洲史（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 1989-2005

[美] 托尼·朱特 著

林骧华 等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 1989-2005

第1章 四分五裂的大陆

第2章 清算

第3章 旧欧洲——新欧洲

第4章 欧洲的多样性

第5章 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

跋 来自死者之屋 ——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总目录

卷一

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

*

卷二

繁荣与革命1953-1971

*

卷三

大衰退1971-1989

*

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1989-2005

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 1989-2005

第1章

四分五裂的大陆

我不需要亲自阻止这件事，苏联人会替我做到的。他们不会让愈加强大的德国站在自己对立的阵营里。

——弗朗索瓦·密特朗，1989年11月28日

事情起初之时，我们并不清楚面临的问题之难度。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0年

我们的国家一直饱受诘难。施行马克思主义实验的任务落在我们头上。最后证明，马克思主义无立足之地——这一理论使我们偏离了成为世界文明国家的道路。

——鲍里斯·叶利钦，1991年

捷克这个国家的存在是偶然的，正是这一偶然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米兰·昆德拉

东欧摆脱了共产主义的束缚之后，又经历了一次更加激烈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已建立的4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大陆的版图中消失了，14个国家由此诞生或复辟。这包括（前）苏联西部的6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以及俄罗斯，分别成为独立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了斯洛伐克和捷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也分裂成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黑和马其顿几个独立的国家。

这种分裂与统一，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的影响，并且更具悲剧性。经过了漫长的过渡期，在凡尔赛签约之后，民族国家的诞生达到了顶峰，而其根源却在19世纪中叶或更早时期。这个顶峰时刻的到来丝毫没有任何的惊心动魄，但类似现象发生在20世纪末期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这当然是指在20世纪90年代解体的3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1917年成立的苏联。

然而，这一地区的几个多民族联邦能维持到最后也绝非偶然。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分裂是从最后四个欧洲内陆帝国之一的苏联解体开始的。实际上，这个国家的解体是继奥斯曼土耳其、哈布斯堡奥地利和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之后的一系列帝国分裂后又一迟来的尾声。帝国分裂的逻辑本身并不会引发东欧国家的重组，就像过去多次发生的那样，这一地区的命运受到德国事件的左右。

对赫尔穆特·科尔来说，坚信德国的重新统一才是他的当务之急。这是经历了10年的分裂之后的特殊使命。联邦德国总理最初也像其他人一样，对统一犹豫不决。1989年11月，他向联邦议院发布了使德国迈向统一的五年方案。但科尔倾听了民主德国人民的呼声（并相信以后会得到来自华盛顿的支持）之后，他预测一个统一的德国不仅是可能出现的，而且也必定如此。联邦德国领导人很清楚，阻止民主德国人口涌入的唯一办法就是与民主德国合并。

20世纪德国的统一，首先是由货币的统一引发的，然后才是政治统一。“联邦”这个当初联邦德国赞成、汉斯·莫德罗的民主德国内阁热切拥护的话题被“冷藏”起来。1990年3月，在匆忙中举行的民主德国竞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坚持统一的主张，他们打出“德国联盟”的口号，使自己获得了48%的选票，而社会民主人士则表现出对“统一”的犹豫和矛盾，他们获得了22%的支持；[1]前共产主义者即现在的民主社会党巩固了原有的16%的选票；“联盟90”即前联盟中的不满分子，包括巴贝尔·保利的“中立论坛”在内，只获得了2.8%[2]的选票。

在民主德国的人民议会中，掌握权力的是洛塔尔·德·梅齐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联盟。他们推出的第一个法案是把他们的国家推向统一。[3]1990年5月18日，两德之间签订了在“货币、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联合”。其中的关键条款——有关民主德国货币兑换德国马克的部分——于7月1日生效。现在民主德国人可以按1∶1的比例，把他们手中贬值的民主德国货币兑换成德国马克了——每人最多可兑换4万马克。留在民主德国工作的人可以得到用德国马克支付的薪水，这就给民主德国的就业和联邦德国的预算都带来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8月23日，在与波恩签署协议前，民主德国人投票通过成立联邦共和国。一个星期后，统一的条约签订了。据此条约，民主德国加入了联邦德国。这与3月份投票的结果一致，并依照了1949年基本法的第23款。10月3日条约正式生效：这意味着民主德国同意加入联邦德国，原民主德国解体。

德国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1990年的再次统一，也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国的支持和努力。民主德国一直依附于苏联，直到1989年，36万苏联士兵仍然驻扎在那里。其实联邦德国独立后，由于驻军问题，他们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主。柏林的命运一直受制于占领过它的国家——英、法、美和苏联。

英、法两国并没有特意关注德国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欧人甚至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东欧经历了漫长的变革之后，最初无法实现的统一，最后也能实现。道格拉斯·赫德（英国的外交大臣）对冷战得出结论：“这是一个……体系。我们已经在这个体系下，愉快地生活了40年。”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有隐瞒自己的忧虑。她回忆了一次与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简单会晤：“我从手袋里拿出一张标明德国过去地形的地图，显示了对未来的担忧……（密特朗）说，过去法国处于危机四伏之时总会与英国联谊。他觉得这样的时刻又来了……对我而言，虽然我们好像还没有具体的办法，但至少我们两个国家有验证一下德国的主宰世界的愿望。这便是一个开端。”

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并非只有撒切尔夫人对此担忧。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不无忧虑，德国的统一会导致苏联的衰落（类似赫鲁晓夫的古巴之辱）。但英国在没有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法之前，对德国问题采取了一定程度的默认。而密特朗却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相比他国而言，法国人对他们熟悉的曾经非常稳定的德国以及欧洲共产党国家集团的解体表现出了更多的惊讶。[4]

巴黎的第一反应就是阻止其统一。密特朗甚至在1989年12月远赴民主德国，以表示对他们主权的支持。他拒绝了科尔庆祝勃兰登堡门重新开放仪式的邀请，并且试图说服苏联领导人作为其传统盟友，与法国有着相同的兴趣的苏联领导人阻止德国的野心。实际上，法国人正指望戈尔巴乔夫去阻止德国的统一。1989年11月28日，密特朗向他的智囊团解释道：我不需要亲自去阻止这件事情，苏联人会替我做到的，他们不会允许更强大的德国站在与自己对立的阵营里。

但是，人们一旦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发展不尽如人意——科尔执掌的民主德国竞选成功了，法国总统又提出了不同的说法：德国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统一，但需付出代价。毫无疑问，德国完全可以走上独立之路，而不是恢复它在昔日中欧的特权。科尔必须致力于追求德法共管的欧洲模式，并且德国将会加入一个“比以往更紧密”的联盟。这是一桩普通的欧洲式交易。其加入的期限将庄严地载入一个新的条约（待次年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市的谈判）。[5]

根据早期的回顾，德国人同意随时满足法国人的要求（虽然法国人不灵活的外交手腕曾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波恩同意1955年之后，把“欧洲”的范围限制在最初的6个国家之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顾及法国在德国获得完全主权这个问题上紧绷着的神经。科尔甚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做了一系列微小的让步，旨在回报法国的忍耐。[6]德国的统一很好地安抚了其邻邦紧张的神经。科尔出生于路德维希港，同他的莱茵兰同乡阿登纳一样本能地向西关注——对德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欧洲共同体之内并无反感。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总理有着强大的后援。任何一张当时的照片都可以印证这一点：德国的统一依仗着美国的支持。最初，老布什总统像其他人一样认同其盟国的想法：德国的统一只能发生在苏联和东欧一系列不可预知的变革之后，最后还得征得苏联的同意。但华盛顿更快地捕捉到了德国的民意，特别是1990年2月的民意调查显示：58%的联邦德国人更青睐于一个统一而中立的德国。这个结果让美国（以及许多联邦德国政治家）极其不安。他们惧怕德国疆域的扩大会使其中立并脱离中欧，从而导致其两边的邻国动荡不安。

于是，美国便不遗余力地支持科尔的计划，以确保德国不需要在自身统一和同西方联盟之间做出选择。迫于华盛顿的压力，法、英双方同意坐下来，与苏联代表就两德问题深入地探讨了新德国诞生所需的条件。这就是所谓的“4+2”会谈，即1990年2月至9月外长会晤。最后本着对德国的尊重，他们于9月12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条约。

这一条约正式承认了未来德国的边界，即现在的两德边界。四国对柏林的牵制终于在1990年10月2日的午夜宣告结束。苏联同意让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并达成了撤出在德红军的协议。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柏林（预期4年，其后将只有一小股北约部队保留在德国境内）。

为什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会这么轻易让德国的统一向前迈进呢？几十年以来，苏联的主要战略目标一直是维持中欧的现状。莫斯科就像伦敦、巴黎、华盛顿一样已习惯于德国长久的分裂。他们早已放弃了斯大林的战后目标：把柏林从西方联盟中疏离出来。但不同于英、法两国的是，苏联领导人仍固执地企想阻止统一的进程，并且原则上也是这样一直坚持着。

1990年的戈尔巴乔夫一直处于茫然中，就像当时所有人一样。东方或西方都没有一个国家对民主德国解体有所准备，德国的统一也没有蓝本可循。但是和西方同僚不同，苏联并没有什么好的选项。戈尔巴乔夫不能幻想阻止德国的统一，除非放弃多年来树立的温和的形象，并不惜损害自己的公众信誉。他最初反对吸纳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即使后来做出了让步，在原则[7]上他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北约部队不得向东挪动到300公里以外的波兰边境——这其实是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90年2月对苏联的承诺。但是后来美国不遵守诺言，戈尔巴乔夫也束手无策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戈尔巴乔夫为这一次让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正如联邦德国总理先前预见的那样，苏联对财政问题从不对外遮掩。戈尔巴乔夫最初提出统一问题谈判的担保金为200亿美元。最后商定为大约80亿美元，另外附加20亿美元的无息信用贷款。总之，从1990年至1994年由波恩转账到苏联（后来的俄罗斯）达到将近710亿美元（另外还有360亿美元给了前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科尔还兑现了缓和苏联（和波兰）紧张关系的承诺。正如人们所见，他接受了国内的东部边界线，并将其载入第二年与波兰之间签署的条约之中。

获得了对其有利的条款后，莫斯科同意了民主德国的解体。在讨好华盛顿方面，演技低劣的苏联只做了很小的让步。其愤愤的民主德国伙伴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但没有流露出任何的遗憾之意。苏联明白：同友好而蓬勃发展的新德国建立良好的战略关系，和与他为敌相比更有利可图。而且从苏联方面看来，统一的德国会更紧密地投入西方的怀抱并受到控制。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

没有多少人喜欢民主德国，但它的消失还是让一些人心生遗憾。除了君特·格拉斯和尤尔根·哈贝马斯这样的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为重新统一的“大”德国的灵魂感到担忧外，那些民主德国人也意识到，他们已丧失家园，“德国”已经消失了。由此他们产生了复杂的情感。两代德国人生长在民主德国，他们既不愿面对愈来愈强烈的迷失感，也不能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装聋作哑。在1989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民主德国读书的孩子们仍然坚信：是民主德国的军队和苏联的援助才把他们的国家从希特勒手里解放出来。

这种通过反复灌输而产生的错误认识是民主德国的核心身份，它对缓解前公民“回归”德国时产生的迷茫感毫无帮助。特别是他们的“德国体系”已从政府的记载中删除，这包括城镇、街道、大型建筑物以及国家名称。这些都变成了1933年以前的称谓。一些古老的仪式和纪念活动又恢复了原貌。这些做法并不是在弥补历史，却更像是在抹去民主德国曾经存在的历史事实。恩利希·米尔克作为政治谋杀犯而非“斯塔西”（Stasi，即安全部门）的头目受到指控，指控他所采用的证据，居然是30年代纳粹的审讯记录。

与其说是人们不愿提及民主德国混乱的历史，还不如说是政府驱使人们忘却那段过去。这真是一幕再现联邦德国50年代试图遗忘历史的讽刺剧！1989年之后，联邦共和国却用最初的繁荣回答了过去的一切疑惑。德国人用钱买断了历史。其后民主德国人民决定接受适当的调整，因为不仅他们的国家机关瘫痪了，而且大多数的基础设施也破旧不堪。2/5的建筑物建于1914年以前（而在联邦德国这种情况还不到1/5），1/4的房屋缺乏浴室，1/3的房屋只有室外卫生间，超过60%的房屋缺少中央供暖系统。

正如在与莫斯科的交易中，波恩花大笔的钱来解决问题一样，在接下来的3年里，“统一”让联邦德国把相当于1.2万亿欧元的资金调入了民主德国。截至2003年年底，合并民主德国的总成本达到了1.2万亿欧元。民主德国人的工作、退休金、交通、教育、住房这些庞大的开销都由政府来买单。在短期内，这种做法的确有效，民主德国人更信赖的不是自由市场，而是联邦德国财政部无穷无尽的资源。但随着统一带来的最初的兴奋劲头过去，“东德佬”开始对西德兄弟们傲慢的胜利者态度感到失望，这种情绪将帮助从前的共产党人在未来的选举中获得一些成功。

同时，为了避免使联邦德国的选民们惊惶失措，为了使他们对统一抱有热情，科尔没有提高税收。反之，为了兑现巨额的承诺，此前一直保持巨额经常账户盈余的联邦政府不得不陷入赤字。联邦银行对这种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感到惶恐不安，于是从1991年起相应地逐步提高利率。但与此同时，德国马克开始永久性地被欧洲货币计划捆住了手脚。高利率导致失业率上升和经济增速放缓，这些连带效应不仅影响了德国，也波及了整个欧洲货币体系。实际上，科尔将德国统一的成本转嫁到了国外，让欧洲的合作伙伴们一起背负。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德国问题上的让步，使他在国内的威信大打折扣。事实上他曾警告詹姆斯·贝克：一个统一的德国加入到北约，可能就是“体制改革的结束”。丧失对东欧一些国家的支配权是不幸的，放弃德国更似一种粗心大意的做法。苏联国防部长谢尔盖·阿赫洛梅耶夫坚信，如果戈尔巴乔夫及时重视这个问题的话，本来可以从西方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他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但这当然是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注意力一直被来自国内的问题羁绊，以至于他对苏联的“近西near-West”[8]问题的反应就是顺其自然。

但苏联国内的挑战无法仅仅靠视而不见来解决。俄罗斯帝国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侵略和扩张，愈来愈强大，大部分先前属于外国的疆土已经紧密地融合在自己家园的土地上。它们似乎不可能像波兰或匈牙利那样再被“吐出去”。但苏联新近吞并的土地只被消化了一半，而且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仍然容易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比如中亚和高加索，帝国西部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尤为如此。

波罗的海沿岸联盟共和国（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有着三个明显特点。第一，它们比苏联任何地区都更接近西方。特别是爱沙尼亚人，一直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在观看芬兰的电视节目。自然他们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生活状况和他们富足的邻国做比较。而立陶宛人的早期历史和他们的居住地都与近邻波兰密不可分。他们无法回避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波兰人比他们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这一事实。

第二，虽然与邻国相比不容乐观，然而若以苏联的标准去衡量的话，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无疑也很繁荣。他们为苏联生产大量的工业产品，其中包括有轨电车、收音机、纸张，还有鱼、乳制品和棉花等农副产品。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通过爱沙尼亚的港口实现。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是其他苏联人做梦也想不到的。

第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特点也尤为显著：他们拥有过真正独立的近代史。1919年随着沙俄的垮台，他们赢得了最初的自由。而20年后根据1939年8月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这些国家受到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现代继承人苏联的再次强占。对于1940年的侵略，他们仍然记忆犹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其他地区也急需解决民生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这些需求促进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再度公开地追求独立。这一地区的地下文学也一直表现出了民族主义的基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俄语”问题。1945年同属于波罗的海沿岸联盟共和国的3个国家的多数居民，虽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但他们仍操当地的母语。但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强制驱逐，以及在战后一年内，苏联军队、管理人员、工人的不断涌入，造成当地人口十分混杂。尤其在共和国的北部，情况更为严重。在立陶宛共和国，80%的居民仍是立陶宛人。但在爱沙尼亚，本族人估计只占人口的64%，他们讲爱沙尼亚语；在拉脱维亚，198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人口总数虽然达到了250万，而当地人只占135万，占人口总数的54%。而且乡村人口主要以波罗的海沿岸居民为主，城市的俄国化程度却不断加剧：这是一次充满着怨恨的变革。

这个地区愤愤不平的人们提出的第一场抗议是语言和国籍的问题，他们更难以忘怀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当地“移民”。1987年8月23日在维尔纽斯、塔林和里加同时举行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署纪念活动，而里加人在纪念拉脱维亚1918独立周年的仪式上公开宣布独立。由于受到里加人成功的启示，更准确地说，这是受当局对公开反对意见的容忍态度的激励，各地的独立组织和聚会开始不断涌现。

1988年3月25日，里加举行了几百人参加的聚会，追忆1949年拉脱维亚人遭到的驱逐。紧接着6月又举行了游行活动，以纪念1940年遭到的驱逐。素来安静的拉脱维亚作家联盟还发表了题为“拉脱维亚人民战线”的讲话。几个星期后，一个以“环境保护俱乐部”为掩护的拉脱维亚独立运动组织诞生了。爱沙尼亚整个事态的发展也是如此，随着1987年的纪念活动和一系列环境保护者的抗议，诞生出了第一个“爱沙尼亚语保护协会”组织。他们致力于保护和恢复当地的文化遗产。1988年4月“爱沙尼亚人民战线”产生，9月爆发了爱沙尼亚独立运动。

发生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政治运动本身与富有颠覆作用的名称都颇具戏剧性。但是立陶宛的情况却截然不同：该地区地处中央政府无法顾及的偏远地区，他们与苏联政权的斗争趋于明朗化。1988年7月9日维尔纽斯爆发了一次示威游行，人们要求保护环境。尔后争取民主和更大的自主权的斗争，则吸引了10万人参加支持改革运动的组织。1989年发起的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公开批判了立陶宛共产党对莫斯科的“屈从”。人们在横幅上公开写上了“红军回家去”的字样。到1989年2月，改革运动组织已经演变成了全国性的政党，在3月的苏维埃国会中，他们赢得了立陶宛42个席位中的36个席位。

这3个共和国竞选成功的标志是：拥有了独立的候选人，同时也激发了大众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关心。1989年8月23日，人们手拉着手，制造一条人链（“手拉手横跨波罗的海”），全程达650公里，从维尔纽斯出发经过里加到达塔林，纪念《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署50周年，这是对蒙受外国奴役的历史的追忆。大约有180万人参加了此项活动，占整个地区人口总量的1/4。随着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独立运动的不断涌现，立陶宛公开宣布国家独立是自己的目标。他们与莫斯科的对抗势不可挡。

来势虽然缓慢，但终究还是来了。1989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运动开始于反抗边境的开放。立陶宛的最高苏维埃首先产生了独立的想法，之后拉脱维亚试图效仿爱沙尼亚。1988年11月，他们颁布了一条法律：准许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莫斯科却否认了这条法令，在这之前，他们还否认了爱沙尼亚的自主权。另外，政府还制止了所有类似的行动。在1989年10月8日（就在戈尔巴乔夫公开警告东柏林“生活惩罚迟疑的人”之后的一天）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宣告采取行动，争取完全独立。由于苏维埃当局对不断升级的危机过于疏忽，竟然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12月18日，立陶宛共产党分裂，绝大多数人宣布立刻独立。当时戈尔巴乔夫不能继续保持缄默了。在1990年1月11日出访维尔纽斯时，他提出劝告，反对脱离联邦，并敦促“缓和”。然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自食其果了。立陶宛人受到改革运动组织在选举中获胜的激励，由苏联总统本人通过“4+2”谈判，成功地使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角色”。[9]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于3月11日投票，以124票赞成，0票反对，恢复了立陶宛的独立。他们象征性地恢复了1938年的“立陶宛国立宪法”，并且认定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无效。

据说1990年的局势很不明确，发生了许多骚动，当时甚至连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都在宣布自己的“主权”，并且声称其法律高于“全苏联”。苏维埃的统治者向维尔纽斯人表示，要对其施行最具威慑性的经济制裁，但这样的举措也无法阻止立陶宛的独立。尽管制裁行动在当年6月已经停止，而且立陶宛同意“暂停”独立宣言的全面实施，但当时戈尔巴乔夫仍有能力阻止他那些强硬派的同事们提出的用武力干涉的要求。

在这个忙碌的6月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其余各共和国纷纷宣布它们的“主权”，使得戈尔巴乔夫的位置变得更加摇摇欲坠。他企图阻止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自主、主权与独立，但是，失败的结果使他的同事们纷纷埋怨，而且进一步削弱了他作为改革者的形象。更糟糕的是来自军队和安全部队的骚动。1990年12月20日，他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公开辞职，并且警告他说，危机已迫在眉睫。

1991年1月10日，由于海湾战争的爆发，美国和它的盟国完全分心于伊拉克时，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人发出了最后通牒，凭着他的总统权力，要求对方遵守苏联的宪法。第二天，来自克格勃精锐部队的士兵和苏联内务部队占领了维尔纽斯的公务大楼，并成立了“国家救援委员会”。24小时以后，他们攻陷了城市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并向聚集在那里的示威人群开枪，导致14个平民死亡，700人受伤。一周之后，他们又以同样暴力的方式进入了拉脱维亚在里加的内务部，并杀了4个人。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发生的流血冲突，拉开了苏联走向解体的序幕。仅一周之内，莫斯科就有15万人聚会，对枪击事件表示抗议。这时鲍里斯·叶利钦已从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变成了苏维埃主席。他在1990年5月到塔林访问时，在不受苏联当局制约下，签署了相互承认“主权”的协议。1991年3月，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公民投票表决，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通过完全独立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却不能全身心地平息不服从的加盟共和国，于是他又恢复了先前的态度。他试图寻找权宜之计来解决眼前的危机。

但此时的苏联总统承受着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他不愿控制波罗的海人的行动，使得他的军方盟友疏远了他（两位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发动袭击的将军计划在莫斯科发起突然袭击），而且他的朋友和先前的支持者们对他已经失去了信任。叶利钦于1991年3月公开谴责了戈尔巴乔夫的“谎言和欺骗”，并要求他辞职。戈尔巴乔夫以沉默来抵抗来自官方的压力和弹劾。这一事件同时也使得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成了其他共和国效仿的对象。

只要苏联权力的总体结构保持稳固，从乌克兰到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领导人就会把自己的“改革”局限于对戈尔巴乔夫小心翼翼的模仿上。但波罗的海的惨败让这些人敏锐地感觉到，自由化让苏联即将走向末日。无论如何，他们全都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在某些圈子里已经是众矢之的。因此，尽管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政治新动向反映了真正和广泛的民族复兴，但其他共和国的“主权”要求的动机要复杂得多，混合了民族情感和各种自保意图。这中间还包含了与日俱增的恐惧感：如果稳定和权力从顶部开始崩塌，或者出现戈尔巴乔夫的敌人掌握政权这样更坏的结果，那么最好还是把必要的权力抓在地方的手中。此外，苏联的管理者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中央崩溃了，大量有价值的公共财产将成为争夺的对象，党的资产、开矿权、农场、工厂，还有税收，等等。

到此，宣称了明确主张并将成为“主权”共和国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最重要的是乌克兰。[10]乌克兰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同样拥有过争取“独立”的历史（尽管饱经沧桑），这些努力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宣告失败。这与俄国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眼里，基辅“罗斯”——13世纪的王国——是以乌克兰首都为中心，由喀尔巴阡山脉到伏尔加河，构成了帝国的核心地带。但更现实的问题则是这一地区的物质资源。

乌克兰地处俄罗斯通往黑海（和地中海）和中欧的通道上，它是苏联经济的支柱。乌克兰的领土面积只占全苏联的2.7%，却拥有全国18%的人口。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苏联的17%，仅次于俄罗斯。苏联60%的煤炭储藏在这里，钛的储量也很丰富（对现代的钢铁生产至关重要），异常丰饶的土壤使它的农业产量占苏联农业产量的40%。

在俄国和苏联的历史上，乌克兰的重要性还体现在领导层方面。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来自乌克兰东部——赫鲁晓夫在20世纪30年代曾回到家乡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是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富农”之子，而尤里·安德罗波夫之所以能升到权力顶层要归功于他曾担任乌克兰克格勃领导这一战略性的核心职务。但乌克兰共和国与苏联领导者如此密切的关系，并没有给它的人民带来任何益处。

情况恰恰相反。乌克兰作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它在很长一段历史上被当作内部的殖民地：它的自然资源被大量开发，它的人民遭受到严密的监控（在20世纪30年代，对它的迫害几乎达到种族灭绝的程度）。乌克兰生产的产品，尤其是食品和有色金属，赔上很大的补贴价后运到苏联的其他地方，这种情况几乎持续到了最后一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波兰东部的加利西亚和西部的沃里尼亚的兼并，使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面积大大地扩展了。众所周知，当地的波兰人被迫离开家园西迁，与乌克兰人进行人口交换。

这些人口的互换（包括战时大部分犹太人的灭绝）使得该地区人口标准与苏联的标准相符合。因此，虽然到1990年时，俄罗斯的100多个少数民族中有31个民族居住在自治区，但是在乌克兰，84%人口仍是乌克兰人，其余占大多数的是俄罗斯人（占11%），还包括少量的摩尔多瓦人、波兰人、马扎尔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在这个国家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也许需要提醒的是，最重要的少数民族——俄罗斯人主要集中在东部工业区和首都基辅。

在乌克兰中部和西部地区，尤其是在它的第二大城市利沃夫一带，人们所操的语言主要是乌克兰语，主要的宗教派别是东正教或希腊天主教。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宽容，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幸运地保存了自己的母语。但是不同地区的情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94年，78%——91%的当地居民讲乌克兰语，而在曾受沙皇统治过的地区里，居民虽自称为乌克兰人，却更倾向于讲俄语。

正如人们所见，苏联宪法把各个共和国按民族来界定它的公民种族类别。与其他地区一样，乌克兰人也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尤其是遭兼并的乌克兰西部，情况更为突出。早些时候，乌克兰语主要局限在偏远地区使用，城市居民则以讲俄语为主，并受苏联当局管辖。理论上的“去中心化”和苏联的性质只是学者们和为苏联辩护的人的事情。但随着讲乌克兰语的城市居民和乌克兰语媒体数量的增长，一个具有“乌克兰人”利益的自我意识的政治精英团体的形成，乌克兰民族主义也预示了苏联的分裂。[11]

1988年11月，一个非党派的运动组织——“鲁克”（“人民改革运动”）——在基辅成立了，这是许多年来乌克兰第一个自主的政治组织，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其中以生活在大城市里的60年代改革派共产党人居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与乌克兰明显不同，他们以“独立运动”为主线，既没有强大的后盾，也没有基础良好的民族情感的支持。1990年3月，在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中，共产党以明显的优势获得了多数席位，而改革派只赢得了不到1/4的席位。

由此看来，掌握主动权的并不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是共产党人。乌克兰苏维埃的共产党人于1990年7月16日投票通过了乌克兰的“主权”独立。他们声称共和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自己的军队，自己制定法律。正是在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他是改革派，在乌克兰共产党中曾任“分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的领导下，乌克兰人于1991年3月参加了全苏联的公投并表示将继续支持联盟制度，尽管该制度（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经过了“革新”。只有在乌克兰西部，当投票者们被问及是否更希望得到完全的独立而非只享受联盟内部的主权时，寻求与莫斯科决裂的力量才胜过了乌克兰共产党：88%的投票者选择了“是”。克拉夫丘克及其追随者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也在静观其他地方事态的发展状况。

这种模式也在苏联西部一些较小的共和国里出现，但是根据不同的地方情况也有所不同。位于乌克兰北面的白俄罗斯就没有类似的关于民族身份和传统的争执。虽然“白俄罗斯共和国”经历过1918年的短暂的独立，但却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认可。而且它的多数居民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相比，更乐于亲近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同波兰东部的区域合并之后，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多了俄罗斯人、波兰人、乌克兰人这些重要的少数民族。白俄罗斯共和国内部虽然有最大的母语人群，却没有要求和期盼任何主权的迹象。由于过多地依赖俄罗斯，所以白俄罗斯也无法期盼维持真正的独立。

战争摧毁了土地贫瘠、四处沼泽的白俄罗斯，这一地区仅适合家畜饲养，而不适宜大规模农业生产。它对战后苏联经济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化学制品和亚麻的生产，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白俄罗斯是莫斯科通往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道和通讯线路主干的必经之路。1989年发生了一次以首都明斯克为中心、以“再生”为名的独立运动。这次运动简直就是乌克兰“鲁克”运动的翻版，这使得白俄罗斯的情形同乌克兰的情形如出一辙。人们看到共产党人在1990年的苏维埃选举中恢复了明显的多数席位。就在乌克兰苏维埃在1990年7月宣称“主权”的两周之后，它的北邻也紧随其后。明斯克和基辅一样，当地的“改革派”谨慎行事，观望莫斯科事态的发展。

苏维埃摩尔达维亚被挤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且相当有意思的案例。[12]这片有争议的土地在沙皇统治时代曾被称为“比萨拉比亚”，一个世纪以来，它一直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下，俄国和罗马尼亚交替占领这片土地。它的450万居民中包括摩尔达维亚人、为数众多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大量的保加利亚人、犹太人和加告兹人（住在黑海附近的讲土耳其语的正教徒）。在这片典型的多民族混杂的土地上，讲罗马尼亚语的居民占了人口的多数。但是在苏维埃的统治下，他们最好还是同邻国罗马尼亚人分开为妙。摩尔达维亚的居民曾被迫只能用西里尔语书写，并且也不能称自己为罗马尼亚人，而只能说自己是摩尔多瓦人。

因此，这里的民族问题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说来，在摩尔达维亚，特别是首都基什尼奥夫的居民都能讲流利的俄语。他们也认同自己是苏联公民；另一方面，同罗马尼亚的关系（在历史上和语言上）搭建了一座通往欧洲的桥梁，也提供了一种越来越要求自治权的基础。1989年出现的“人民战线”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罗马尼亚语成为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同一年，当地的共产党当局做出了让步。此外还出现了煽动性很强的言论，大多来自布加勒斯特，处心积虑地、积极地劝阻摩尔达维亚“重归”罗马尼亚。

在接下来的1990年选举中，“人民战线”赢得了大多数的选票。新政府首先把“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简称为摩尔多瓦共和国），并在6月宣布了主权的独立。这些大多属于象征性的举动引起了越来越大的焦虑，在说俄语的人中间和小小的加告兹地区引起关于抢先分离的话题。1990年的秋天，在关于自治的全民投票之后，蒂拉斯波——摩尔多瓦东部德涅斯特河对岸的一个大城市，人口以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居多——的共产党领导层宣布成立外尼斯特里安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与东南面一样“自治”的加告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相互呼应。

加告兹人口最多只有16万，外尼斯特里安人口不到50万，地形像一块香蕉，面积也只有4 000平方公里，出现了这样的自治共和国似乎很荒唐，俨然是“发明传统”和“想象民族”的归谬。但是加告兹共和国只不过是宣布了自己的存在（未来的摩尔多瓦可以和平兼并该国，但如果摩尔多瓦选择“回归”罗马尼亚，该国有权分裂出去），而外尼斯特里安的“独立”却是在苏联（后来的俄罗斯）第14军的支持下实现的，这支军队的出现阻止了摩尔多瓦最初吞并该地区的企图。

随着时局越来越不安稳，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当局并非不愿意庇护一个必然忠诚于莫斯科的微型国家，它的生存全仗着苏联的支持，它的统治者是当地的共产党“总督”，他们控制了这片土地，想立即把它变成走私和洗钱的天堂。外尼斯特里安为摩尔多瓦提供90%的电力资源，它的新统治者们甚至有各种合法的经济资源，如果基希讷乌拒绝合作，他们就可以用它们来威胁并实施控制。

外尼斯特里安的独立没有得到摩尔多瓦和其他任何人的承认，甚至连莫斯科也不可能允许赋予脱离的地区以正式的合法性。弹丸之地摩尔多瓦发生的分裂事件却预示了东面几百公里以外的高加索地区更加棘手的麻烦：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持久的对抗。亚美尼亚地区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情况尤为复杂，1988年，两边的冲突以及他们和苏联军队之间的冲突已导致上百人伤亡。[13]1989年1月，发生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冲突进一步升级。

1989年4月，在它的邻国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爆发的民族主义者和军队的冲突中，有20名示威者遭到枪击。随着事态的发展，人民要求脱离苏联，但是政府却决定维持现状。在地理位置上，苏维埃格鲁吉亚和它的邻国苏维埃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共和国一样，它们地形上很难防御，民族问题过于复杂，极易受到攻击，而这些都预示着它必将随着苏联解体而瓦解。当地政府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而相应地加快了动作。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层都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是“民族独立运动”，而各地区的党的领袖们——其中最著名的是格鲁吉亚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有机会夺取权力时，紧紧把它握在手中。

1991年的春天，周边的每一个人都在拭目以待中心的风云变化。当然问题的关键是，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它还是苏联占统治地位的共和国——拥有全国一半的人口总量，五分之三的国民生产总值，四分之三的领土面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国”作为一个国家并不存在——无论是作为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愿望，它作为一个帝国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地域横跨十一个时区，囊括了几十个不同的民族。“俄罗斯”太大了，所以无法归结单一的身份或者一致的目的。[14]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及其后的岁月里，苏联当局确实打出了俄罗斯民族这张牌——表现民族自豪感，并宣扬“俄罗斯人的胜利”。但是俄罗斯人从来不曾标志自己的“民族性”，因为按照苏联的说法，哈萨克人、乌克兰人或亚美尼亚人都是正式的“民族”，甚至也没有独自的“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人就是苏联人，这两者存在着天然的互补关系：在后帝国时代，苏联掩盖着俄罗斯帝国，而“俄罗斯”也使苏联的出现在历史上和领土上合法化。“俄罗斯”和“苏联”之间的界限就这样被（故意地）混淆了[15]。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越来越强调“俄罗斯性”。基于相同原因，民主德国公然赞扬腓特烈大帝的伟大，并适时地宣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日耳曼精神。在人民共和国衰落的岁月里，爱国主义被再次用来替代社会主义。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爱国主义又成了最便当、最没有威胁性的政治对抗形式。在俄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像在匈牙利一样，知识分子中的批评者往往会遭到迫害，而默然表现的民族主义却不会受到压制或阻挠——他们可能对当局有利。于是，在苏联的出版物和媒体里出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复兴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还有另一方面的焦虑，这就是他们那些不起眼的少数民族。

这就是鲍里斯·叶利钦出人意料地崛起的背景。他在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前，一直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名传统官员，负责工业建筑。叶利钦在党内的职位一步步地上升——直到1987年曾因为超越权限批评上级而遭到降级。在这个紧要关头，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观察党和国家官僚体制是如何阻止真正的变革的。他凭着自己的政治本能，把自身重新设计成为一个特殊的“俄罗斯”政治家。在1990年3月的选举之后，他先是以俄罗斯联邦的一名代表的身份浮出水面，然后便坐上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即俄罗斯议会）主席的位置。

从登上这个明显有影响力的宝座的那一刻开始，鲍里斯·叶利钦就摇身一变成了改革派的领袖，并于1990年7月宣布退党。他以“俄罗斯的莫斯科”为权力基础，把目标瞄准了“苏联的莫斯科”的同志们。现在他的主要目标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尽管在事实上，叶利钦曾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坚强后盾，他在戈尔巴乔夫的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工作了十多年）。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失败变得越来越明显——他的声望在迅速下降，这一点叶利钦早就注意到了。

戈尔巴乔夫在处理国内政务上出现的策略性失误，促成了一个有着鲜明的民族性、真正的权利、高度独立的国家立法机关的产生。叶利钦和他的俄罗斯支持者们比戈尔巴乔夫更快地懂得，这个公开选举的新苏维埃很自然地变成了人们表达各种不满的论坛，而叶利钦尤其善于巧妙地把俄罗斯的利益同各民族和各共和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机警地发现这种结盟对苏联本身的威胁。但是此刻的情况对他而言，一切为时晚矣。现在的戈尔巴乔夫唯有艰难地、不太容易令人信服地调整自己，联合那些怀念旧的共产党专政时期的岁月的苏维埃各部门官员——而这种专政也是他一向努力要打破的。

当戈尔巴乔夫仍然在“渴望”和“可能”之间为一个“控制下的联邦”（具有戈尔巴乔夫特色的折中方案）而摇摆不定时，叶利钦却公开而热情地为保卫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奋斗着。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勉强地在一部新的苏联宪法中承认了分离的权利，而这样做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他的权力，使那些保守的政敌相信，如果恢复秩序，戈尔巴乔夫就将面临免职。与此同时，在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在全国的民意测验中威信已超过了戈尔巴乔夫，并且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民选的总统。[16]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7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投票赞成新联盟：它是“非中央集权的”，允许各加盟共和国有一定的自主权。公然反对共产主义的叶利钦赢得大选，最终倾斜了天平。共产党内的保守派日趋绝望，一些高级官员——包括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首脑弗拉基米尔·克留奇可夫——开始准备政变。于是在莫斯科酝酿的政变成了公开的秘密，早在6月20日，美国大使就警告戈尔巴乔夫说有这样的阴谋，但已经没用了。

政变的时间就定在了戈尔巴乔夫一年一度的克里米亚的假期之行——和当年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时的情形一样，当时赫鲁晓夫在苏联南方疗养，他的同事们在莫斯科搞突然袭击，赶他出局。发生在1991年的政变的策划者们试图恢复苏联的统治。“8月17日，紧急委员会”要求戈尔巴乔夫交出总统的权力。戈尔巴乔夫拒绝之后，“紧急委员会”于8月19日声明，总统由于“健康原因”无法行使权力，由“紧急委员会”代为执行。苏联副总统根纳迪·雅纳耶夫签署了旨在弹劾戈尔巴乔夫的命令，并声明进入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

尽管戈尔巴乔夫已经无能为力，实际上成为了克里米亚南部海角那座黑海别墅中的囚徒，但政变策划者们也好不了多少。首先，为了让另一名共产党领导人取代现有领导，他们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和事实上的戒严令，这显示了苏联的传统结构已经被破坏得多么严重。而策划者们也缺少一致认可的领导者——关键是克格勃的高级官员不支持克留奇可夫。对于政变策划者反对的是什么，这毋庸置疑，他们却没有能够清楚地表明支持谁。

另外，策划者们的所为，无意间为苏联以往所犯的错误勾勒出一幅讽刺画：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老人们言辞缓慢、木讷，无法与时俱进，他们的时钟俨然定格在了30年前。这些人过去就隐藏在克里姆林宫里，避开了公众的视野，他们只远远地出现在公开的仪式上。现在他们被迫出现在电视上，对记者们解释，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而公众也有了充足的机会来观察官方社会主义的昏聩面容。

就在此时，鲍里斯·叶利钦抓住了机会。他利用3周之前美国总统出访苏联之机，和乔治·布什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这使他的地位又一次得到提升。8月19日，他公开谴责克里姆林宫的接管只是非法的军事政变，并且冲到了抵抗的最前沿，在俄罗斯的总部指挥着人们包围克里姆林宫，捍卫民主，抵挡坦克。与此同时，在国际媒体的关注下，叶利钦参加了各国首脑的会谈，其中一位首脑公开表示全力支持他，使他从孤立的阴谋家[17]的身份中解脱出来。

抵抗不仅是形式上的：在8月20日晚上到8月21日的凌晨，与军队的冲突导致了3名示威者的死亡。政变的领导者失去了主动权——此刻也丧失了勇气。他们没有军队的广泛支援，就无法保障国家的安全，站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街头，他们时时刻刻在失去关键的法宝：恐惧。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没有被克里姆林宫事态的发展吓倒，反而更加大胆了。在形势还不明朗的时候，8月20日，爱沙尼亚宣布独立，第二天，拉脱维亚紧跟着宣布独立。8月21日，政变的领导人之一鲍里斯·普戈（内务部部长，前拉脱维亚克格勃首脑）自杀，叶利钦下令拘捕普戈的同事。同一天，疲惫不堪的戈尔巴乔夫心急如焚地飞回莫斯科。

从形式上看，戈尔巴乔夫恢复了权力；但实际上一切都已经不同了。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信任。直到8月21日，共产党的发言人才公开谴责他们同事的叛变行为，而这时政变的策划者已经被捕入狱。叶利钦就是利用了共产党致命的犹豫，在俄罗斯联邦禁止共产党活动。戈尔巴乔夫在公开露面时看上去晕头转向，很明显在把握事态发展方面行动迟缓。他不愿意称赞叶利钦、俄罗斯议会、俄罗斯人的胜利，他向公众谈论改革，并且强调共产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共产党会继续革新和推动改革，等等。

这种方法在西方仍然很有效，人们普遍假设（而且希望）在政变流产之后，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但是在苏联却揭示了戈尔巴乔夫的失败的目标是在重复时代的错误，而且对拯救了他的人也不知感恩。他跟不上历史的步伐，却又懵懂无知。对许多俄罗斯人而言，8月事件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一次受欢迎的起义——并非支持改革者和共产党，而是反对他们。俄罗斯议会上，示威者们向姗姗来迟的戈尔巴乔夫大喊说，苏联共产党是一个“犯罪企业”。他们制定的宪法，甚至连自己的政府部长们都企图推翻掉。戈尔巴乔夫明白了这一点，他毁了苏联共产党，而且自己也在8月24日辞去了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但这已经太晚了。共产主义现在已经过时了，戈尔巴乔夫也一样。

当然，前总书记仍然还是苏联的总统，然而联盟的问题却直接成了问题，失败的政变成了苏联解体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推动力。在8月24日至9月21日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和亚美尼亚继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之后相继宣布独立。它们多数是在戈尔巴乔夫归来[18]后陷入迷惘和疑惑的时候宣布独立的。紧随着克拉夫丘克担任了乌克兰总统，各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们——哈萨克斯坦的努苏尔坦·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阿塞拜疆的盖达尔·阿利夫、白俄罗斯的斯坦尼斯拉夫·舒斯凯维奇等等，都狡猾地脱离了他们长期从属的共产党，他们在新国家中为自己重新谋得首脑地位，使当地共产党的资产迅速地国有化。

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最高苏维埃只能面对现实，承认新诞生的国家，并提出了另一部旨在用某种联合体的形式来归拢各个独立共和国的“新宪法”。与此同时，就在几百米以外，鲍里斯·叶利钦和俄罗斯议会建立了独立的俄罗斯。到了11月，叶利钦已经在俄罗斯的疆土上控制了全俄罗斯的财政及经济活动。苏联现在只是一个空壳，没有了权力，也没有了资源。

至此，苏联的核心机构或者落到了独立国家的手中，或者已经不复存在。10月24日，克格勃本身也被正式废除。而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新的《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时，多数独立共和国都拒绝签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0月举行的会议中，西部各共和国缺席了。最后，在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总统和总理们——苏维埃帝国的核心斯拉夫国家——在明斯克附近会晤，并谴责1922年的联盟条约，解散苏联。为了取代苏联，在他们的提议下建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听到这些消息，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愤怒地谴责道，这是“非法的”、“危险的”。但是人们不再关心苏联总统的意见了。戈尔巴乔夫终于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什么也管不了了。9天之后的12月17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叶利钦，他们同意（或者毋宁说是戈尔巴乔夫让步了）正式解散苏联：苏联的各个部门、使馆、军队都交由俄罗斯控制，其领土根据国际法由俄罗斯共和国继承。

24个小时之后，戈尔巴乔夫声明他将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1991年圣诞节那天，飘荡在克里姆林宫上方的苏联国旗变成了俄罗斯国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卸下了他的职务。48小时之内，戈尔巴乔夫搬出了他的办公室，叶利钦搬入。1991年12月31日子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苏联的消失在现代史上是引人注目的空前事件。这里既没有发生外国的侵略，没有血淋淋的革命，也不存在自然灾害。一个工业大国——军事超级大国——就这样垮台了：它的权威消失了，它的机构都蒸发了。苏联的解体并未完全免除了暴力，我们在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区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些独立的共和国发生了更多的战事。但是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在离开舞台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抗议。更准确地说，苏联的解体是帝国不流血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整个过程出人意料地显得很容易。

那么，为什么它会全然没有痛苦？为什么经历了几十年的内乱和外国侵略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不经过丝毫的挣扎就消失了？一种答案当然就是它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存在过：引用历史学家马丁·马利亚的话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是苏联把它建立起来的”。这种说法也许可以用在卫星国的共产党执政者身上，他们的地位只不过是依靠了红军的庇护，但是这也无法解释在帝国本土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算共产主义宣称要建立的社会不真实，可是列宁的国家毕竟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它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一种产物。

一部分答案在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无意中成功地使苏维埃国家所依靠的行政机构和国家机器丧失了元气。一旦共产党失去了控制权，一旦军队和国家安全局明显地不愿意被利用来冷酷地粉碎反对派和惩罚不同政见者——这种情况到1991年才显露——于是，一个地域广袤的庞大帝国就自然地产生了离心倾向。直到这时事情才变得明显——70年来积极宣扬的主张到最后走向了反面——实际上不存在共产主义：存在的只是一个衰退的国家和焦虑的公民。

但是——而这就是第二方面的解释——苏维埃国家事实上并没有消失。与其说苏联解体，不如说它只是变成了多元化的后继小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仍掌握在老练的共产党官员手中，他们的第一本能就是复制和实施他们迄今作为苏维埃管理者而铸就的制度和权威。在后继的各个共和国里大多数并没有“向民主过渡”，那种过渡——即使真的来了——也为时晚矣。苏联国内大多数公民唯一熟悉的一种专制国家政权并没有完全废黜，也没有萎缩。从外部看来貌似一场剧烈的变革，其实内部却并非如此。

再者，那些顺利蜕变为民族国家总统的各国共产党总书记们有理由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捍卫自己的领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领导者们没有领地需要保护，他们只能回到破旧的机关里，而那些地方曾是戈尔巴乔夫急于裁减的。他们缺乏继续战斗的意志[19]，这一点毫不奇怪。在莫斯科，具有实际权力基础的前共产党领导人只剩下鲍里斯·叶利钦一人了。正如上文所述，他倒是果断地采取了行动，但代表的却是新生的“俄罗斯”。

我们也不能用那些加盟共和国后来的繁荣来解释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解体是各个加盟共和国里的民族主义复苏造成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是个特例，它们的发展轨迹更像它们西面的邻居。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自己设计的产物——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复合体。在新成立的独立国家里，有很多需要保护的少数民族（特别是无处不在的俄罗斯人）——前苏联公民有理由懊悔，因为他们失去了“帝国”的保护，从而在新环境中显得很矛盾。

它们也不是孤独军奋战，布什总统在1991年8月1日访问基辅时，曾公开向乌克兰人建议让乌克兰留在苏联里面。他说“有一些人敦促美国在支持戈尔巴乔夫总统或支持那些有独立思想的领导人之间做出选择。我认为这是一个无谓的选择。戈尔巴乔夫总统已经做出了让人惊讶不已的事情……我们将维护与戈尔巴乔夫总统领导下的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在苏联总统处于岌岌可危之时的支持，并不等于是对苏联制度的认可，这个国家气数已尽。

美国总统的公开表态进一步提醒人们美国在这些事态发展中的局限性。忘掉美国那些载入历史的沾沾自喜的记载吧！华盛顿并没有“推倒”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它是自己将自己搞垮的。与此同时，如果说乌克兰的听众们无视布什的忠告，而在几个月以后以压倒性多数票的结果永远退出苏联，那并不是突发的爱国热情所致。乌克兰或摩尔多瓦，甚至格鲁吉亚，它们的独立也不完全是为了民族自决和自我保存——那是建国的坚实基础，却是一种脆弱的民生基础。

苏联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同样如此真实发生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1993年1月1日，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之间的“平静离婚”波澜不兴。初看起来，这将是教科书上出现的由于共产主义留下的空隙而让种族情感得以自然宣泄的例子，是以民族复兴形式出现的“历史回归”。当地的许多主角也是这么宣传的。但若仔细观察的话，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两个不同的国家——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捷克共和国——这一事实再次说明，这样的解释对于欧洲中心地带的小国来说还存在着局限性。

这里当然不缺少可供回忆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区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确实很难，但他们各自拥有明显不同的历史。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构成捷克国土的历史疆域——不仅明显地拥有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心地带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历史，而且在中欧的工业化时期也有重要的地位。在哈布斯堡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那一半，捷克人享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治权，而且相当繁荣。重要的城市布拉格是欧洲大陆辉煌的美学胜地之一，在1914年的时候，那里是视觉艺术和文学领域的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

相比之下，斯洛伐克人可以用来炫耀的东西却少得可怜。由于布达佩斯对它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使它缺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历史——在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那一半里，他们不是被看作“斯洛伐克人”，而只是匈牙利北部农村的讲斯拉夫语的农民。而斯洛伐克地区的城市居民主要是德国人、匈牙利人或者犹太人。说起来不是偶然现象——这座本地区里的最大城市，沿多瑙河离维也纳东面只有几公里的地方，一直不被世人关注，而且人们对这里的称呼方式也不一样，讲德语的奥地利人称它为“普莱斯堡”，匈牙利人称它为“坡佐尼”。一直到了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时，斯洛伐克人或多或少地带着勉强态度附着其内，它才以布拉迪斯拉法的名称成为新国家的第二大城市。

以一般的区域性标准来衡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民主的、自由的。但是它的中央机构强烈偏向捷克人，捷克人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权力和有影响的要职。斯洛伐克只是一个不受关注的贫穷省份。这个国家里300万讲德语的公民听从拥护纳粹的分离主义分子，而相同的冲动也使捷克斯洛伐克的250万斯洛伐克人同情斯洛伐克民粹党的自治甚至是独立的要求。1939年3月，希特勒把捷克地区纳入“受保护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建立起一个由约瑟夫·蒂索神甫领导的独裁的、教权主义的斯洛伐克傀儡政权。这样，有史以来第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国家在希特勒的羽翼下，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尸身”中诞生了。

根据这样的事实，你要了解曾经如此有名的斯洛伐克战时“独立”史却不容易。战后，斯洛伐克记载的那段历史使自己名誉扫地，包括斯洛伐克将战前人口为14万的犹太人全部驱逐进死亡集中营，以及它对纳粹恩主的直接依赖关系。解放之后，捷克斯洛伐克重新建立成一个单一的国家，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对此深表不满。的确，在斯大林时代的初期，“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就是人们当时准备的公审中对那些清洗对象的指控之一，因此古斯塔夫·胡萨克被关进监狱达6年之久。

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看到了鼓励温和的民族情绪所带来的好处。1986年的改革派身上反映出越来越滋长的布拉迪斯拉法情绪（他们中间有许多是斯洛伐克人），他们提出一种新的联邦体制，包含两个明确区分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布拉格之春”谈论和实施的一切重大创新中，这是在接下来的“正常化”里唯一幸存下来的名堂。此前一直将斯洛伐克当作天主教农村性质的敌对地区来对待的共产党当局，现在对斯洛伐克有点偏爱了。（参见本书卷二第6章）

斯洛伐克的落后状态——或者毋宁说，那里缺少大量集中的、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现在有了它的优势。同先进的西部省份相比，此地汽车和电视机比较少，通信设施也更差。斯洛伐克人比那些有外国媒体支持的、以布拉格为根基的激进分子和反对派更顺从地接受了外族的压迫。相应地，他们在70年代的压迫和清洗中也较少受难。现在该轮到捷克人面对官方不喜欢的结果了。[20]

记住了这段历史，就可以想见1989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如果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至少也是因他们之间已存在几十年的相互的不适感造成的逻辑结果：人们无法忘却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压制和剥削。但是事情并非如此。从他们历时3年的分裂直到最后共产主义的结束，每一次的民意测试都显示，大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喜欢某种共同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形式。这并非说明政治等级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法，从一开始起，广泛一致的意见是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是一个联邦，分开的各方都享有充分的自治权。新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就坚定地、非常公开地表明应该让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留在同一个国家里。

从1990年6月的第一次自由选举的结果中，就可以看出最初的“民族”问题并不突出。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哈维尔的“公民论坛”党保证了一半的选票，剩下的选票在共产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瓜分。斯洛伐克的局面比较复杂：“公民论坛”的姐妹组织——“公众反暴力”虽然以最大组织的面目出现，但是可以抓得住的选票都在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匈牙利基督教民主党和绿党[21]手中。新出现的“斯洛伐克民族党”在斯洛伐克国民议会的议员选举中只获得13.9%的选票，在联邦大会议会的议员选举中只获得11%的选票。只有不到1/7的选民选择了唯一的一个主张按种族分割国家的政党。

在1991年间，“公民论坛”开始瓦解。一个建立在以共产主义为共同敌人的基础之上的、在颇受欢迎的领导人哈维尔带领下的联盟已不复存在，它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共产主义消失了；哈维尔去做了共和国的总统，明显地超越了政治冲突。同僚之间政治立场的不同也凸显出来，由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他自称撒切尔信徒）带领下的自由市场派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1991年4月，随着国会批准了一项开明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法律，“公民论坛”分裂了，而克劳斯领导的（主导性的）一派演变成了“公民民主党”。

克劳斯决心使国家快速走向“资本主义”。在捷克确实有一批拥护这一目标的支持者，但是在斯洛伐克，情况却大不相同。大多数斯洛伐克人对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削减国有部门几乎没有兴趣。和捷克人相比，他们更需要依靠那些效益低下的落后的国有工厂和矿山来谋生——这些“企业”的产品不再受市场的保护，也不可能吸引外资或私人来投资。在布拉格某些商界与政界人士的眼里，斯洛伐克是一个继承来的沉重负担。

同时，由于相似的原因，“公众反暴力”组织也分裂了。这个派别中此时最有实权的公众人物是弗拉基米尔·麦恰尔。他曾是一名拳击手，在1989年的事件中虽充当了一个小角色，但是自此之后他却比别人更适应地度过了民主政治面对的险境。在6月份的竞选之后，他在斯洛伐克全国议会中组阁，但他那令人讨厌的个人风格却导致了他的阵营的分裂。麦恰尔被一个天主教的政治家扬·恰尔诺古尔斯基取代。麦恰尔离开了公众反暴力组织，组织了自己的“斯洛伐克民主运动党”。

从1991年的秋天开始到1992年的夏天，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政府机构的代表们举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希望在双方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建立一部非中央集中化的联邦宪法——这是双方大多数政治家们和选民们的选择。但为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与其政党的选区，麦恰尔诉诸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而他在此之前对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从未表现过如此大的兴趣。他对听众们说：斯洛伐克人受到了全面威胁——从捷克的私有化计划、匈牙利的分离主义到进入欧洲的前景。他们的民族生存（更不用说他们的生计）正处于危难关头。

由于麦恰尔的这些言论，也由于他虽然媚俗却颇具公众领袖气质的风格，他领导的新党在1992年6月的联邦选举中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获得了斯洛伐克将近40%的选票。与此同时，在捷克地区，瓦茨拉夫·克劳斯的新“公民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联盟，也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克劳斯现在出任捷克地区的总理，联邦共和国的两个自治地区掌握在那些目的不同却可以互相利用的人之手，而他们看到国家分裂并不会悲伤难过。现在只有联邦总统一个人坚持宪法规定的形式，代表着一个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理想。

但是，瓦茨拉夫·哈维尔不再如从前那般受拥戴了——所以也不像两年前那样有影响力了。第一次作为总统正式出访时，他没有去布拉迪斯拉法，而是去了德国。从化解两国之间长久的积怨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他的国家需要和西欧交朋友。但是从斯洛伐克人的感受来看，这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误。哈维尔的部下对他也并非忠心耿耿，1991年3月，他的发言人米哈伊尔·赞托夫斯基宣称：斯洛伐克的政治正逐步回到前共产主义者和“那些怀念斯洛伐克国家的民族黄金时代的人们”[22]手中。

赞托夫斯基的说法并非全错，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满足一己的愿望。哈维尔及他的同仁们就像其他的前捷克不同政见者一样，往往并不是为斯洛伐克的前途着想。他们宁可将自己看作爱国的沙文主义者：说得好听点是追求至高无上的民族主权，说得难听点是怀念战时的傀儡政权。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劳斯既没有表现出对自由的偏爱，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关心斯洛伐克的历史。他像麦恰尔一样，是个实利主义者。从表面上看来，这两个在各自地区最有权力的政治家，确实花了几周的时间，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国家条约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

然而，他们是否能达成一致却是另外一回事。麦恰尔要求真正拥有主权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应该有发行货币和借贷的权力，推迟私有化，恢复共产主义时代的补贴制，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措施——所有这些都令克劳斯感到厌烦。他正竭力完成强行开放自由市场的计划。因此，在1992年6月到7月间举行的会议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谈判。克劳斯对麦恰尔的要求感到惊讶和苦恼，但这些都已不是什么秘密了，麦恰尔就这个问题做过许多演讲。实际上，正是克劳斯操纵着斯洛伐克的领导人走上了解体的道路，而并非其他道路。

结果，即使斯洛伐克议会和联邦议会的大多数代表们满足于批准一部国家条约，给这个国家的每一半完全的自主权和在联邦里的平等地位，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既成的事实。随着谈判的拖延，克劳斯事实上在告诉斯洛伐克的会谈者们：既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最好停止这些无谓的努力，而各走各的路。斯洛伐克人一方面心满意足，但在另一方面却陷入了困境——许多情况不符合他们的判断。

1992年7月17日，斯洛伐克全国议会投票，相应地产生了一面新的国旗、一部新宪法和一个新国名——斯洛伐克共和国。一周过后，克劳斯和麦恰尔同意于1993年1月1日正式分解他们的国家，后者仍然有点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就在那一天，捷克斯洛伐克消失了，它的两个共和国以分立的形式再现，由克劳斯和麦恰尔分别担任各自的总理。瓦茨拉夫·哈维尔努力想把国家合在一起的做法越来越孤立无援——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完全无人理睬——他不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但却在短期内做了更名后的捷克共和国[23]的总统。

这两个伙伴的分离是好事还是坏事，暂时还不能妄下定论。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在后共产主义初期的10年里都没有繁荣起来。克劳斯的“休克疗法”和麦恰尔的“民族共产主义”的方法都失败了，尽管他们方法不同。斯洛伐克人尽管开始后悔他们与弗拉基米尔·麦恰尔之间的调情关系，但由于人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怀念明显也淡薄了，所以克劳斯的星光在布拉格也黯淡了。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是一种操纵过程，捷克右翼带来的是它宣布不会追求的东西，而斯洛伐克的民粹党人捞到了比他们期望中更多的好处；没有多少人会喜欢这样的结果，但他们的悔意也未持续多久。如同苏联的解体一样，因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而生出的国家权力和政治机器并没有受到威胁：它们只不过是复制了一遍。

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是机缘和环境情势的产物。它也是人为的。若是由别人来操纵——1990年和1992年的竞选结果就会截然不同——就会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传染性也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苏联的先例，以及巴尔干诸国展示的事件，使得这个中欧小国的两个“民族共和国”之间由于分歧而解体显得似乎没有实际上那么荒谬。1992年之前如果有一份双方共同认可的联邦国家协议的话——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再多维持几年的话——那么，加入欧洲共同体的前景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发生在临近的波斯尼亚血淋淋的大屠杀也会集中他们的思想，这就会使生活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法的人不大可能斤斤计较于他们之间的争吵了。

[1] 1989年8月，社会民主党的副主席批评了科尔政府，指责它为欢迎民主德国难民而开放了匈牙利边界“加重”了危机。但是在柏林(传统德国大联合政府的堡垒)，德国大联合政府在1990年的竞选中表现尚佳，赢取了35%的选票支持。

[2] 保利本人的回应就是闷闷不乐地看到：“我们想要正义的法律，并且我们拥有了法制国家（拥有宪法的国家）。”

[3] 德·梅齐尔的第二步行动是承认了民主德国对大屠杀和620万德国马克的赔偿负有的责任。

[4] 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密特朗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第二年发生在莫斯科的旨在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流产的政变。他是西欧唯一这样做的重要的政治人物。

[5] 这真是有点讽刺。密特朗的后继者们现在还得埋头应付那个条约和预算的限制，还有它产生的社会影响。

[6] 尤其是密特朗的老友雅克·阿达利，他被任命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首脑。这是一家受委托以投资的方式来重建东欧的银行。但他没有把钱花在受益对象的身上，而是花巨资为自己装修了一座气派的大厦。阿达利因其可耻的行径被解雇了。这段经历没给他的自尊心造成可见的伤害。

[7] 有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夫疏忽地承认了这关键的一点。在1990年5月，他同意了布什总统的提议：德国自己的决定权，应该包括“选择盟友”的自由。

[8] 指地理上接近西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9]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8周之前，戈尔巴乔夫还坚持拒绝考虑任何这类变革。

[10] 五个中亚共和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它们的广袤土地 (占苏联疆土的18%)比除了俄罗斯之外的任一个共和国都大。虽然在1991年9月，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合起来只占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9.9%，但它们的故事不在本书涉及的范围之内。

[11] 但是其中大多数情况都是不可预测的。为了加深印象起见，可参见罗曼·史波鲁克写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论文集《俄罗斯、乌克兰，以及苏联的解体》（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2000) 。

[12] 但是历史上的摩尔达维亚不应该与普鲁特河对岸的罗马尼亚相混淆。

[13] 阿塞拜疆人起源于土耳其，造成他们之间紧张关系的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

[14] 典型的俄国自画像：一个缺乏安全感、过分傲慢、不稳定的组合民族。这一点恰好被自由派的哲学家彼得·恰达耶夫捕捉到。他在1836年的论著《哲学信札》里评论道：“我们的民族似乎不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的存在仅是为给世界一些警示。对于我们注定要接受的指示，我们不会放弃。但天知道，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的一份子而又未能完成历史使命之前，会有多少苦难在等着我们。”

[15] 那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也是许多俄国人感到遗憾的真正缘由。“独立”对于别人意味着获得什么，但对俄国本身来说无疑是一种损失。

[16] 在74%的投票者中，叶利钦在表决中得到57%票数的支持。

[17]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是个例外。他对东欧发生的不稳定状况耿耿于怀，而对于阴谋策划者们成功地恢复现状的认可又略显仓促。

[18] 即使在乌克兰，许多讲俄语的人一直在谨慎地谈论民族独立。8月政变对公众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8月2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就独立问题表决，根据投票结果，以346票对1票通过表决。在12月1日举行公民复决投票时，84%选民参加投票，其中90.3%的人投票脱离苏联。

[19] 他们有意愿，但是没有办法。戈尔巴乔夫——或者8月里的策划者们——如果选择动用军队镇压所有反对派，那么他们就不一定失败。

[20] 这在捷克人中间造成了不愉快。在1985年的布拉格之行中，本书作者受到捷克自由派人士的款待，他们讲起政府对斯洛伐克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从斯洛伐克来的教师们——他们被招募到布拉格的小学里教书，却被孩子们的父母视为来自落后省份、不能胜任教学任务的人——成了发泄怨气的特殊目标。

[21] 这个分离出来的匈牙利党派，代表着在斯洛伐克疆土上生活着的大约50万匈牙利人，占斯洛伐克人口的10%。

[22] 引述自《今日青年阵线》，1991年3月12日。参见艾比·英尼斯《捷克斯洛伐克：简短的告别》(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2001)，第97页。

[23] 事实证明，政治分裂比经济问题容易处理，直到1999年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财产分割协议才最后达成了。

第2章

清算

如果欧洲再次出现战争，一定会是巴尔干某个该死愚蠢的东西引发的。

——奥托·冯·俾斯麦

看来这些充满仇恨的农民好像迫不及待希望别人入侵他们的国家，这样他们就可以抓住对方互相残杀。

——米洛万·德热拉斯《战争年代》，1977年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1991年6月

共产主义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余波。

——亚当·米奇尼克

真理总是具体的。

——G·W·黑格尔

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解体和同年代南斯拉夫解体时的大灾难相比有天壤之别。1991年到1999年间，成千上万的波斯尼亚族人、克罗地亚族人、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惨遭种族杀戮、侵略或荼毒，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四处飘零。1945年以来，在一个西方激进者认为是模范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从没见过如此规模的大屠杀和内战。追根溯源，外国评论家已经提供了两个对比鲜明的典型解释。

一种在西方媒体中广为流传并为欧美政治家在公开陈述中采用的观点认为，巴尔干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是一口充满神秘争吵和宿仇的大锅。南斯拉夫受到了“诅咒”。用一句广为引用的妙语来说，它由6个共和国、5个民族、4种语言、3种宗教、2个字母表组成，这些都由单一政党掌控。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很简单：盖子打开了，大锅爆炸了。

根据这个说法，“多年的”冲突，正如德·萨勒伯里侯爵在1791年描述的那样，是欧洲“未经修饰的极端行径”，重复着几个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情况。危险的深仇大恨被不公和复仇的记忆驱使，占据了整个民族。正如美国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1992年9月所言：“除非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决定停止互相残杀，否则外人对此一筹莫展。”

在另一种相反的解释中，一些历史学家和外国观察家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巴尔干悲剧的始作俑者是外人。由于外部干涉和帝国主义的野心，前南斯拉夫领土在过去200多年里被人利用，受人占领、分割、盘剥。分到这杯羹的国家有土耳其、英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这个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根源不在于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而在于帝国主义的控制。所以说，正是外国强权的不负责任的干涉，才加剧了当地的困境，例如，若不是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在1991年“超前地”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波斯尼亚人就不会步其后尘，贝尔格莱德也就不会被入侵，而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灾难也许就不会发生。

不管怎么看待对巴尔干历史的两种解读——尽管这两种看法明显水火不容，它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令人印象深刻：两者都弱化或忽视南斯拉夫人自己扮演的角色，要么简单认为他们是命运的牺牲品，要么认为他们任人操纵的牺牲品，或是别人错误的牺牲品。当然，在前南斯拉夫的山脉下埋葬了许多历史，还有许多不堪回首的记忆。局外人的确对这个国家的悲剧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当地罪恶横行不负责任的默许形成的。然而，南斯拉夫的分裂——正如其他前共产党国家的解体——是人为，而非天命。对南斯拉夫悲剧最该负责任的人并不在波恩或是别国的首都，而是生活在贝尔格莱德的政客们。

当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980年87岁去世的时候，他重新集结的南斯拉夫有了真实的存在。它的加盟共和国存在于一个联邦制国家中，总统职权通过全部6个共和国和2个在塞尔维亚中间的自治区（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的代表行使。不同地区的历史迥异。北部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天主教为主，一度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波斯尼亚也曾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但是时间要短一些。这个国家的南部（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和波斯尼亚）好几个世纪都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信仰东正教的塞族人之外，还有大量的穆斯林。

但这些历史差异，尽管足够真实，并且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更进一步加剧，却在随后几十年里淡化。经济变化把到目前为止还与世隔绝的农村人口带到了像武科瓦和莫斯塔尔这样的城镇里，这样的接触有时让人感到不安；但同样的变化也加速了跨越陈旧社会和种族界限的融合。

这样，尽管共产主义博爱团结的神话要求对战时的记忆和分裂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的历史教科书小心翼翼地对这个国家过去的共同历史上充斥的血腥内战避而不谈——这样的官方沉默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战后崛起的一代受到鼓励，把自己当作“南斯拉夫人”而不是“克罗地亚人”或“马其顿人”；而许多人，尤其是受到更好教育的、越来越多的城市中的年轻人，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1]在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的年轻知识分子不再对他们族中先人或英勇的或困苦的历史感兴趣。到1981年为止，在波斯尼亚充满大都市气息的首都萨拉热窝，20%的人口称自己为“南斯拉夫人”。

波斯尼亚一直是南斯拉夫种族成分最为混杂的区域，但也许还不是最典型的。在整个国家的版图上，种族交织混杂。1991年居住在克罗地亚的58万塞族人大约占那个共和国人口的12%。波斯尼亚当年人口中44%为穆斯林，31%为塞族人，17%为克罗地亚人。即便是小小的黑山共和国，也是黑山人、塞族人、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混居，就更不用说那些选择告诉普查人员他们是“南斯拉夫人”的人了。在种族混居地区的居民，对他们朋友或邻居的国籍或宗教信仰知之甚少，但跨族婚姻越来越普遍。

的确，南斯拉夫境内“种族的”错误界限从来就没有被很好界定过。语言上的差别就是有代表性的例子。阿尔巴尼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语言大不相同。马其顿人说马其顿语（其实就是保加利亚语，只不过略有不同），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塞族人和克罗地亚人所说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之间差别的确很小。塞族人使用西里尔字母表，而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是用拉丁字母表；但除了一些文学和学术术语不同，还有偶尔出现的拼写不同和字母e的发音（在“Iékavian”中或克罗地亚语形式发“ye”，在“Ekavian”或塞尔维亚语变体中发“e”）不同外，这两种“语言”是一致的。还有，黑山人书写（像塞族人那样）用西里尔字母表，但口语却类似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用的是“Iékavian”方式，波斯尼亚的塞族居民也是这样。只有塞尔维亚当地原住民使用“Ekavian”这种变体——波斯尼亚塞族民族主义领导人于1992年后，在从波斯尼亚划出来的地区中试图向他们的波斯尼亚塞族同胞强制推行官方的“塞尔维亚语”（即“Ekavian”）的时候，遭遇了绝大多数人的对抗。

1945-1991年的南斯拉夫

于是1974年被认定为克罗地亚共和国官方语言的“克罗地亚”语——这是应一群萨格勒布知识分子起草的《语言宣言》的要求而宣布——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作为身份的标签：让克罗地亚人可以抗议铁托对一切在他的联邦内的民族主义言论的压制。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迷恋于保护和重申“纯正”塞尔维亚语的某些塞尔维亚作家身上。可以看似公平地得出以下结论：对于单一全国性语言的方言之间的区别形成反差，方言的用法千差万别，然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倾向于使用一个共同的“正确”形式——在前南斯拉夫，事实上正是人口中的大多数使用可以互换使用的单一语言，然而少数的民族主义者寻求通过强调自恋主义的细小差别来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

被大作文章的宗教差异也一样有误导作用。比如说，天主教克族人和东正教塞族人之间的差异在早先几个世纪中，或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克罗地亚的法西斯分子舞动天主教作为反对塞族人和犹太人的武器时[2]，这种差异的作用明显重要得多。到20世纪90年代，在南斯拉夫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宗教日渐式微，只有在乡村，宗教和对应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有一定地位。许多表面上是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已经完全世俗化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和阿尔巴尼亚族的穆斯林人鲜有相似之处（绝对不是所有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是穆斯林，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敌人并不在意这一事实）。这样，尽管毫无疑问，旧日的奥斯曼习惯于通过宗教来确定民族——主要是在南部的斯拉夫人中夸大东正教地位的做法留下了它的印迹，但是这样的证据也已经越来越削弱了。

尽管南斯拉夫的老一辈人继续持有早先时候的偏见——后来的克族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是出了名的偏向基督教而厌恶穆斯林，塞族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他都不喜欢——也许这是近年唯一普遍性的针对生活在南部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的歧视，这种歧视遭到许多斯洛文尼亚人、克族人、塞族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的谴责，认为这种歧视是可耻的、没有出息的。这些情绪在塞尔维亚最为强烈。[3]

之所以如此，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阿尔巴尼亚人是这个国家人口增长最快的一族。尽管在1931年，阿族人在南斯拉夫人口中仅占3.6%，到了1948年，由于战后邻近的阿尔巴尼亚移民的加入，已经达到7.9%。到1991年，172.8万的人口数字，占了塞尔维亚（包括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总人口（但不是南斯拉夫联邦的总人口）的将近16.6%。大多数南斯拉夫的阿族公民居住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自治区，他们占到当地人口的82%，大大超过了19.4万塞族人的数量，尽管如此，还是塞族人享受了更好的工作、住房和其他社会特权。

科索沃作为中世纪塞尔维亚最后一个抵抗土耳其人进犯的战场，对塞族民族主义者来说有其历史意义。1389年，塞尔维亚人在这个战场上历史性地战败。于是一些塞族知识分子和政治人士认为当地阿族人的主导地位从人口统计学上说是棘手的，从历史渊源上说是有挑衅意味的。而且，由于塞族人被穆斯林取而代之，不再是在邻近的波斯尼亚共和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相比之下这一点就尤为突出。看起来塞族人输给了迄今为止一直对铁托的联邦里平等地严格推行政策的做法表现出顺从态度的少数民族。[4]科索沃于是成为一个潜在爆发的火药库，原因只是隐隐地与“古老的”巴尔干宿仇相关：正如60年代安德烈·马尔罗精明地向一位去法国的南斯拉夫访客指出的：“科索沃是你们在奥尔良地区的阿尔及利亚。”

如果说塞族对阿族的嫌恶建立在相邻性和不安全感上，在南斯拉夫的北端，人们对软弱无能的南方人越来越讨厌，而且不管他们是什么民族。这种情绪不是建立在民族问题上，而是建立在经济问题上。就像在意大利那样，在南斯拉夫也一样，更繁荣的北部越来越憎恨贫穷的南方人，似乎南方人的生活是靠他们更有生产力的同胞的接济才能维持的。南斯拉夫的贫富反差变得极为显著，而且和地缘相关，这就带上了挑衅意味。

尽管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和科索沃都在全国人口中比重相当，各占8个百分点，但在1990年，小小的斯洛文尼亚负担了南斯拉夫产品总出口量的29%，而马其顿仅占4%，科索沃占1%。从南斯拉夫的官方数据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倍于塞尔维亚，3倍于波斯尼亚，8倍于科索沃。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斯洛文尼亚，1988年文盲率低于1%，马其顿和塞尔维亚是11%，科索沃则是18%。到80年代末，斯洛文尼亚婴儿出生死亡率为11‰，波斯尼亚是16‰。但在塞尔维亚是22‰，马其顿是45‰，科索沃是52‰。

这些数字说明斯洛文尼亚以及（程度更次一等的）克罗地亚已经接近于欧洲较不发达国家之列，而科索沃、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农村地区更接近部分亚洲地区或拉丁美洲。倘若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他们共同的南斯拉夫家园内变得越来越不安分，那么这不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宗教或语言情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或是种族独立发展自身利益原则的重现，而是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如果可以不用考虑住在他们南面生活水平不好的南斯拉夫人的需要和利益，而自主发展自己的事业，他们就能过得好得多。

铁托的个人权威和他对严肃批评的猛烈压制，使许多非常不同的见解远离公众视线。但他死后情况迅速恶化，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西欧蓬勃发展，吸走了南斯拉夫的劳力，送回了大量硬通货的汇款，那时南方人口过多而就业不足就不那么成问题。然而从70年代末开始，南斯拉夫经济开始放开。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南斯拉夫欠下了对西方的巨额债务，华沙或布达佩斯的反应是继续借来国外资金，而在贝尔格莱德，他们是不停地印刷自己的钞票。在整个80年代，这个国家进入持续高通胀时期。到1989年，年通胀率高达1240 %，并且不断上升。

政府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犯下经济错误，但其后果被人感觉到并且最遭人嫉恨却是在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许多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共产党员也好，不是共产党员也好，都相信撇开联邦首都当权者的腐败和裙带主义，让他们自主发展经济，就会过上更好的日子。然而，在其本族的塞尔维亚共产党联盟迄今为止默默无闻的主席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周围有一小群共产党官员，通过鼓动并操纵塞族民族情感，努力在铁托死后的政治真空中谋求权力。对这些人的做法与日俱增的恐惧，加重了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上述想法。

米洛舍维奇的行为在那些年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共产党人通过调用18世纪普鲁士的荣耀来求得好感；而在邻邦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民族共产主义”被四处展示已达数年之久。1986年，米洛舍维奇炫耀性地欢迎来自塞尔维亚艺术与科学学会的爱国备忘录，或在次年访问科索沃，对塞族和阿族的“民族主义”的抱怨表示同情，他的算盘和当时其他东欧领导人并没多大不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当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执政党迅速衰败时，爱国主义提供了保住权力的另一种选择。

在东欧的其他地方，这种求助于民族主义唤起民族记忆的做法还只是冒着在外国人中间引发焦虑的危险，但是在南斯拉夫，代价会在国内偿付。1988年，米洛舍维奇想进一步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国内巩固他的地位，开始公开鼓励民族主义集会，并且在集会时公开展示战时的契特尼游击队徽章。这在40年来还是第一次，这些徽章提醒人们回忆曾经遭受铁托压制的过去。这种精心策划的行动，目的尤其是要在克罗地亚人中间制造真正的忧虑。

民族主义是米洛舍维奇确保自己控制塞尔维亚的方法——这在1989年5月他当选为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时得到了证明。但是，为了保持并加强塞尔维亚对整个南斯拉夫的影响，他需要对联邦制本身进行改革。这种精心安排的不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影响力的平衡，先是由铁托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力，后来是由轮换担任总统职务的办法来实现的。

通过强制推行对塞尔维亚自己宪法的修正案，他将到那时为止还保持自治的科索沃和普里什蒂纳省“吸收”进塞尔维亚——同时允许他们在联邦内部各共和国总统职位中保有两个席位。此后，塞尔维亚能保证在任何争端中得到联邦投票的8票中的4票（塞尔维亚，科索沃，伏伊伏丁那，顺从的、亲塞尔维亚的黑山共和国）支持。既然米洛舍维奇的目标是缔造一个塞族领导下的更加一元化的国家，这自然会遭到另外4个共和国的反对，联邦政府制度在事实上陷入了僵局。尤其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视角出发，事情的发展导致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既然他们不再能指望通过一个功能紊乱的联邦政府来推进或保护他们的利益，那么他们的唯一希望只能是远离贝尔格莱德，在必要时宣布完全的独立。

为什么到了1989年底，事情就落到了如此地步？在别的地方，共产主义的出路是“民主”：从俄罗斯到捷克共和国的政党官员和官僚，在几个月内就把自己从原先唯唯诺诺的人转变成圆滑的多元政党政治的实践者。生存取决于调整个人的忠诚外表，使传统政党同自由政治的文化一致起来。不管这种转变在许多个人身上多么难办，但是它的确是有效果的。这是因为别无选择。在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若再打出“阶级”这张牌便不会再有权威性，内部也没有几个民族可以成为猎物：根据一套新的公众分类——“私有化”或“公民社会”或“民主化”（或者囊括了这三者的“欧洲”概念）占据了政治新地形的主要部分。

但是南斯拉夫不一样。正因为它的多种族人口如此交相混杂（并且没经历过类似几十年前使波兰和匈牙利改头换面的种族屠杀和人口变迁），这个国家为擅长煽动民心的政治家（比如米洛舍维奇，或他的克族对等人物弗拉尼奥·图季曼）提供了大量机会。在围绕着新的政治体制退出共产主义的时候，他们可以打出一张在欧洲其他地方再也得不到的种族牌——用这张牌取代对民主的关注。

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或者乌克兰、斯洛文尼亚，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政客们可以求助于国家独立，作为走出共产主义过往岁月的出路——同时建立一个新国家和一个新民主政体——而不用过度担心民族主义少数派的存在。但在南斯拉夫，联邦瓦解成各个加盟共和国，会使一个或几个举足轻重的少数民族在别人的国家里处于孤立的地位，只有斯洛文尼亚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其他的就觉得不得不亦步亦趋。简言之，南斯拉夫现在面临的棘手问题有如70年前伍德罗·威尔逊及其同僚在凡尔赛未能解决的问题一样。

正如很多人预见到的，催化剂正是科索沃。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阿尔巴尼亚人反对政府虐待的示威和抗议总是零零星星地出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科索沃的首府普里什蒂纳发生的抗议行动。他们的机构被关闭，领导人被驱散，尤其是在1989年3月实施宵禁以来，他们的日常生活由于被严格管制而受到困扰。塞族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剥夺了已经沦为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底层的阿族人所有自治权和参政权——通过米洛舍维奇1989年6月为庆祝“科索沃战役”600周年而访问这个省份，一系列事件被大大地强调了。

米洛舍维奇对大约100万名听众发表演讲，向当地塞族人保证他们会再一次“重新获得他们的国家，重获民族和精神的完整……到目前为止，由于他们的领导人、政治家们和他们的奴性心理，（塞族人）面对自己和他人都问心有愧。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在这里，我们在科索沃的土地上，我们要说这一切不能再是这样了”。几个月后，在警方和示威者造成大量伤亡的血腥冲突后，贝尔格莱德关闭了科索沃省议会，把这个地区置于政府直辖之下。

在这个国家最南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直接影响到北部共和国的决策。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对阿族人的困境最多只是同情，而他们更直接地关心的是塞族独裁主义的抬头。1990年4月，在斯洛文尼亚的选举中，尽管选民的多数仍然喜欢留在南斯拉夫联邦，但是他们支持对联邦现状持公开批评意见的非共产党的反对党候选人。5月，在相邻的克罗地亚，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政党赢得了压倒性多数票，政党领导人弗拉尼奥·图季曼接手成为共和国的总统。

发人深省的是，“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1990年12月——在米洛舍维奇授意下，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领导层未经授权，就攫取了南斯拉夫联盟用于支付联邦雇员和国企工人欠薪和奖金的全部提款权中的一半。占全部人口8%却贡献四分之一联邦收入的斯洛文尼亚人对此尤为愤慨。1991年1月，斯洛文尼亚议会宣布，他们要退出联邦财政系统，并宣布共和国独立，不过尽管他们做出声明，实际上并未开始采取任何分裂的行动。一个月之内，克罗地亚议会也做出类似举动（在斯科普里的马其顿议会也照办不误）。

这些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起初并不明朗。在克罗地亚东南部，尤其是在克拉伊纳这个长期存在的塞族边疆定居地，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已经和克族警方发生冲突，他们向贝尔格莱德的政府求救，反抗他们的“乌斯达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名称）压迫者。但是由于斯洛文尼亚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距离，以及塞族人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中人数不足5万，使人感到有希望策划一个和平的退出。国外的看法各异：华盛顿尽管由于塞族在科索沃采取的行动，而延缓一切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但还是公开反对任何分裂行动。

几周后，正在基辅等待布什总统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91年6月访问了贝尔格莱德，他向南斯拉夫政府领导人保证美国会支持“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南斯拉夫”。但到那时为止，“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南斯拉夫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字眼。贝克发表讲话5天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都控制了他们的边界，在公民压倒性的支持下和几位欧洲重要领导人的默许和赞同下，开始单方面退出联邦。作为回应，联邦军队向新的斯洛文尼亚边界进发。南斯拉夫内战一触即发。

或许，我们可以说南斯拉夫的系列战争一触即发，因为后来一共打了5场。1991年，南斯拉夫对斯洛文尼亚的进攻持续了仅仅几个星期，随后军队撤退，允许分裂分子在和平中离开。紧随其后的是一场血腥得多的战争，交战双方是克罗地亚和反叛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反叛者得到“南斯拉夫”（实际上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军队的支持。战争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年初，在联合国调停下达成了不稳定的停火协议。1992年3月，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投票争取独立，波斯尼亚塞族人对新国家宣战，开始构建一个塞族共和国，并且再次得到南斯拉夫军队的支持，他们包围了几个波斯尼亚城镇，尤其是首都萨拉热窝。

与此同时，1993年1月，波斯尼亚的克族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另一场内战爆发，一部分克族人试图在克族占统治地位的黑塞哥维纳建立一个暂时的小国家。最后，这些冲突刚告结束（尽管由于萨格勒布再次成功夺下3年前输给塞族军队的克拉伊纳，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火于1995年重燃，此时这些冲突并未结束），科索沃境内缘起科索沃问题的战争又爆发了：米洛舍维奇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结结实实地吃了败仗之后，1999年春天，他重新把注意力转向科索沃，而北约军队对塞尔维亚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进攻，阻止了米洛舍维奇毁灭或驱逐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企图。

在这一切冲突中，既有内在动因，也有外因作用。正如我们所见，促成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国内因素。但正是仓促而至的德国以及随后而来的欧洲国家对这两个新生国家的承认促成了他们的正式存在，对他们的友人也好，敌人也好，这个事实不容动摇。由于独立的克罗地亚现在存在了，贝尔格莱德广播电视歇斯底里的宣传开始利用新国家内塞族人的恐慌情绪，激发战时大屠杀的记忆，催促塞族人拿起武器对抗他们的“乌斯达莎”邻居。

在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数量多得多，一个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占多数的、独立的波斯尼亚的前途引发了类似的焦虑。波斯尼亚独立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在战前的各个共和国中，波斯尼亚是最为团结的，而它星罗棋布于领土各处的各个社区一旦因为武力而分裂，将会带来巨大损失；在米洛舍维奇崛起之前，它的少数民族或宗教上的少数派从来没有实质性地表述过政体分立的愿望。然而一旦它的北方邻国分而治之，这个问题又有了讨论的余地。

1991年以后，比起在米洛舍维奇的剩下的南斯拉夫当中身处少数民族地位，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必然更喜欢主权独立，于是他们在1992年2月底的全民公决中表达了这一意愿。然而，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已经连续数月听到了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说教，这些宣传攻势不仅有关于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大屠杀的，还有关于即将到来的伊斯兰圣战，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与其在由萨拉热窝统治的穆斯林——克罗地亚国家中处于少数民族地位，还不如和塞尔维亚保持统一或至少拥有自己的自治区。一旦波斯尼亚（或不如说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或克族领导人——因为塞族人同时抵制了全民公决和议会投票）在1992年3月宣布独立，它的命运就尘埃落定。4月，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宣布成立塞族共和国，南斯拉夫军队开拔进来，帮助他们保卫领土和“清场”。

塞族对克族、塞族对波斯尼亚的战争，使人民深陷苦难。尽管早先在正规和不那么正规的军队之间有一些公开的战事，特别是在类似萨拉热窝和伏科瓦这样的战略性城市中，大多数战事是由非正规军进行的，尤其是塞族的非正规军。这些人只不过是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一帮由贝尔格莱德武装起来由类似于“阿尔坎”（泽利科·拉日纳托维奇）这样的职业蛇头领导的暴徒凶犯，他们的“塞族志愿卫兵”（“猛虎”）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东部地区屠杀了成百上千民众；或是由类似于拉特克·姆拉迪奇中校（美国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形容他为“富有个人魅力的谋杀者”）这样的前南斯拉夫军官领导，这位前中校从1992年开始领导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帮助组织了第一次针对居住在克拉伊纳的塞族占多数社区的克罗地亚村民的进攻。

基本的战略目标与其说是打败反对派部队，不如说是将非塞族公民从他们自己的位于被宣布为塞族领土的家园、土地或谋生之地驱逐出去[5]。这种“种族清洗”——对一个古老做法的新名词——由各方共同参与，但塞族军队是最残忍的凶手。除了那些被杀害的人（到波斯尼亚战争结束时，估计有30万人遇害），几百万人被迫四处流亡。1988年至1992年间，申请向欧洲国家避难的人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多，共计25.6万难民提出申请避难。在战争的头一年，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共有300万人（占战前人口的1/8）寻求海外避难。

于是国际社会就几乎不可能不知道南斯拉夫的悲剧——无论如何，在实播时间里展示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在悲惨的画面上，在塞族监狱营地里，穆斯林在忍饥挨饿，还有其他更悲惨的事。欧洲人是最先努力干涉的，1991年6月，派遣了欧共体部长级团队前往南斯拉夫——正是在这个场合，卢森堡外交部长雅克·普斯沉痛地说出了一句不朽名言——“欧洲时刻”已经出现。但是，尽管建立了高级别的委员会进行问讯、仲裁和建议，欧洲社会及其各类机构却被证实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尤其是因为它的成员意见不一，比如，德国和奥地利支持分裂的共和国，其他以法国为首的国家想要保留原有的边界和国家，还有一些国家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并不完全对塞尔维亚采取不同情的态度。

由于美国（因此也是北约）打定主意超然于冲突之外，那么顶用的只有联合国了。但是除了制裁贝尔格莱德，联合国看来也做不了什么。在历史上，联合国指挥的士兵能够进入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和地区，确保并维持和平，但在南斯拉夫尚无和平可维护，而且既无意愿又无手段带来和平。在具有可比性的西班牙内战中，表面中立的国际姿态事实上倾向于内战冲突中的侵犯他人的一方：国际上对前南斯拉夫的武器禁运，对抑制塞族人于事无补，塞族人可以依赖于旧日南联盟坚实的武器工业，但是禁运严重阻碍了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他们在1992年到1995年间惨重的军事失利。

1995年之前，国际社会取得的唯一实用成绩是在战火逐渐熄灭后，向克罗地亚派驻超过1.4万名士兵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来分隔开克族人和塞族人，然后有选择地向波斯尼亚某些被划为“安全区”的城镇派驻几百位穿制服的联合国维和士兵，以保护数目日增的、蜂拥而至的难民（主要是穆斯林）。日后又出现了联合国授权的在波斯尼亚部分地区的“禁飞区”，目的是限制南斯拉夫自由地威胁平民（或是它打破联合国实行的制裁）。

也许从长远来说，具有更重大意义的是1993年5月在海牙设立的国际仲裁法庭。仅仅是这样一个法庭的存在，就证明了在那时不言而喻的道理——有人在维也纳以南几十英里的地方犯下了战争罪行，甚至做出比这更糟糕的事。但由于多数假定的罪犯，包括姆拉迪奇和他的波斯尼亚塞族同胞、拉多万·卡拉季奇（塞族共和国总统），对他们犯下的罪行乐此不疲，而且逍遥法外，这个法庭还只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

这种情况只是到了1995年才发生变化。到那时为止，在联合国军队内外的英、法军官非常积极地宣称，波斯尼亚塞族人力量强大，意志坚决，装备精良。于是一切关于外国干涉的言论都被堵塞了。这些军官还说，千万别惹波斯尼亚塞族人：任何违背他们意愿或利益的要在波斯尼亚达成和平解决的企图，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会使情况雪上加霜。这种推理方法来自于贝尔格莱德的米洛舍维奇，他仍然有点不实事求是地说，他在波斯尼亚的塞族同胞所做的决定中没起什么作用。

波斯尼亚塞族人拥有事实上的自由[6]，他们仍然进一步过度使用这样的权力。尽管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包括一群外国外交家组成的“联络组”不知疲倦地寻求一项协议）“穆斯林——克罗地亚”联盟（1994年3月建立于华盛顿的一次结束穆斯林——克罗地亚战争的庆典上）应该在一个新的波斯尼亚联邦中占51%，而塞族人占49%，但以佩尔镇为基地的塞族领导人无视这个建议，反而继续他们的进攻。1994年2月，他们的军队从环山上往萨拉热窝的市场发射了一枚迫击炮弹，杀害了68人，使好几百人受伤。随后，北约在联合国支持下威胁说，如果有进一步的进攻，他们将实行空中打击，于是有了暂时的平静。

然而在1995年5月，由于波斯尼亚的军事拓展和克罗地亚成功夺回克拉伊纳（这就证明关于塞族军事威力的说法荒诞不经），塞族对萨拉热窝的轰炸再度开始。当作为回应北约飞机轰炸波斯尼亚的塞族目标时，塞族人将350位联合国维和人员挟为人质。西方各国政府担心自己的士兵，恐遭不测，强求联合国和北约中止他们的行动。国际力量的存在远不能够抑制塞族人，现在反而给了他们额外的保护。

有此西方人胆怯之明证壮胆，7月11日，姆拉迪奇领导下的波斯尼亚塞族大胆地阔步进入所谓的一个联合国“安全区”——波斯尼亚东部城镇斯雷布雷尼察，到那时为止，那里已满是心惊胆战的穆斯林难民。斯雷布雷尼察不仅正式由联合国法令“保护”，而且守军是超过400位荷兰士兵组成的联合国维和分遣队。但当姆拉迪奇的手下到来时，荷兰军队放下武器，不做丝毫抵抗；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军队梳理了穆斯林社区，将男人和男孩同其他人分开。第二天，姆拉迪奇说“以他军官的名誉担保”这些男性不会受到伤害，但他的士兵将这些穆斯林男性，包括年仅13岁的男孩，带到斯雷布雷尼察周围的田地里。在随后的四天里，他们当中几乎所有的人（一共是7 400人）全部被杀害。而荷兰士兵毫发无损地回归故里。

斯雷布雷尼察事件是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恐怖的集体谋杀：这一战争犯罪的级别达到了欧哈杜村惨案、利迪泽村惨案或卡廷惨案的规模，而且是在国际观察员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几天之内，关于在斯雷布雷尼察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新闻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然而唯一的快速反应是北约对塞族人的官方警告：如果其他“安全区”再遭袭击，空中打击将卷土重来。直到8月28日，整整过了7个星期，国际社会终于做出反应——这仅仅是因为波斯尼亚塞族人合理地假设自己能够随心所欲地发动大屠杀，而再次错误地向萨拉热窝的市场投掷炸弹，又杀害了38位平民，其中包括许多儿童。

现在，北约终于行动了。克林顿总统战胜了联合国领导层、某些欧洲领导人，甚至他自己的美国军队里始终存在的不情愿的情绪，授权进行严厉的持续的大型轰炸行动，意在减少并最终消除塞族人造成进一步伤害的能力。行动来得晚了些，但的确有效。塞族人自己大肆吹嘘的战斗机器烟消云散。面对着对他们的阵地持久而结果未定的攻击，而又没有米洛舍维奇的支持（此人此时可以强调他和来自佩尔镇的人保持着距离），波斯尼亚塞族人偃旗息鼓了。

塞族人现在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而美国却大显身手，证明要在巴尔干引入和平是多么令人吃惊地轻而易举——或者至少让那里没有战争。10月5日，克林顿总统宣布停火，宣布各方同意在美国进行和平会谈。11月1日，会谈在俄亥俄州戴顿的美国空军基地开幕。3个星期后，会谈结束，1995年12月14日，各方在巴黎签署了协议[7]。图季曼代表克罗地亚，阿利扎·伊泽特贝戈维奇代表波斯尼亚穆斯林发言，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同时代表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塞族签署协议。

从美国的观点看，戴顿会议的目标是寻求南斯拉夫战争的解决，而不引起波斯尼亚的分裂。若分裂，就代表塞族人的胜利（塞族人到那时候就会寻求加入他们在塞尔维亚的中心地区部分，建立符合民族主义梦想的大塞尔维亚）；而且分裂就等于将种族清洗作为建国的一部分内容而获得国际认可。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了复杂的三方统治系统，波斯尼亚的塞族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均享有一定程度的行政和领土权，但他们并存于唯一的波斯尼亚国家中，整个国家的对外边界将保持不变。

于是，从形式上看，波斯尼亚从内战中幸存下来，但恐怖和驱逐的后果却无法被消除。大多数被逐出家园的人（首当其冲的是穆斯林）再也没有回来，尽管他们得到当地和国际当局的保证与鼓励。千真万确，进一步的“清洗”即将发生——这回轮到塞族人了，他们被萨格勒布当局从刚被获取的克拉伊纳系统性地驱逐出去，要不就是被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施压，要他们离开在萨拉热窝或别处的家园，然后在主要是塞族的地区“重新定居”。但从总体而言，和平持续了下来，波斯尼亚金瓯无缺——这要归功于超过6万名士兵的北约军队作为执行部队（而后又作为稳定部队）和一位平民高级代表，他被授权管理国家，直到这个国家能够承担责任，管理自己的事务。

这位高级代表和国际部队还一直留在波斯尼亚，持续监管它的事务，直至本书撰写之时（戴顿协议签署后已经10年了）——这表明这个国家在战后多灾多难，3个民族之间仍然彼此不怀好意，缺乏合作。[8]波斯尼亚接待了大量的国际机构：政府机构，政府间机构，还有非政府机构。的确，1995年后的波斯尼亚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这些机构的存在和开销。1996年1月，世界银行估计，使波斯尼亚复苏3年之内需要51亿美元。后来这被证明还是极度乐观的估计。

一旦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各式各样的国际机构都到位来确保和平，国际上的关注就退潮了。和往常一样，欧盟为自己机构的事情所折磨，而克林顿则首先忙于本国选举的问题，其次是北约扩张，还有叶利钦的不稳定的俄罗斯，于是全世界就不再聚焦于巴尔干危机。但尽管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表面上现在是独立国家，但是南斯拉夫问题还没得到解决。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还掌控着他的国家残存的部分，而问题是他赖以掌权的首要问题一触即发。

塞尔维亚的阿尔巴尼亚人一直遭受歧视和压迫——的确，国际社会的关注转向更北部地区的危机了，所以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戴顿协议签署后，米洛舍维奇的国际地位决定性地提高了：尽管他并没有成功地使所有的制裁都取消（这是他如此配合美国人在波斯尼亚和平行动的主要目的），南斯拉夫不再是过去那种低三下四的下等人。于是，由于他的一系列失败，并且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治家批评他和塞尔维亚的“敌人”妥协时，米洛舍维奇重提科索沃问题。

到1997年春，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人伊丽莎白·雷恩已经开始发出警告，说科索沃省的灾难即将到来，因为贝尔格莱德当局压迫那里占多数的阿尔巴尼亚人，拒绝一切要求当地自治权的要求，甚至剥夺了当地人哪怕最少量的机构代表席位。武装起来的年轻一代的阿族人从阿尔巴尼亚那里得到鼓励，越过孤立无助的、忍辱负重的易卜拉欣·鲁戈瓦的温和派领导，放弃了非暴力抵抗，越来越接近科索沃解放军。

科索沃解放军最早于1992年出现在马其顿，致力于通过武装斗争来争取科索沃独立（也许也希望和阿尔巴尼亚联合）。它的策略主要是对孤立的警察局进行游击战式的进攻，这给米洛舍维奇一个机会来谴责所有的阿族抵抗为“恐怖主义”，并授权发动越来越暴力的行动。1998年3月，武装有迫击炮和战斗直升机的塞族军队在德雷尼卡和其他阿尔巴尼亚村庄发动屠杀，伤亡达几十人。尔后，国际社会最终对鲁戈瓦的呼吁发出回应，开始密切关注。但是当美国和欧盟表示他们“对科索沃警方的暴力极度震惊”，米洛舍维奇却发出好战的警告，说“意在将问题国际化的恐怖主义将对那些求助于这种方式的人最为有害”。

到此时为止，科索沃所有的阿族领导人——其中多数人或四处漂泊，或东躲西藏——认为只有完全脱离塞尔维亚，才能拯救他们的部族。与此同时，美国和正在进行的“联络组”国家继续努力，在米洛舍维奇和阿族人之间斡旋——部分原因是为了从中促成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而另一部分原因是阻止在巴尔干南部地区爆发一场范围更广的战争。这并不是无端的恐惧：如果南斯拉夫不能被调教到体面地对待它的阿族公民——而阿族人是选择分裂的——就会给邻近的马其顿带来严重后果，马其顿本身就有一大群不开心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

刚独立的马其顿，在希腊人的坚持下，被称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简称为“前南马其顿）[9]，从历史上来看一直是个敏感地区。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它与保加利亚、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接壤的地区都一直充满争议。它的所有邻国总用充满疑虑的眼光对待它——这个完全处于内陆的国家必须全部依赖邻国，才能获得外贸和通向外面世界的通道，而且在它脱离南斯拉夫后，能否生存下去还不是一件十拿九稳的事。但是一旦马其顿崩溃，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甚至土耳其都有可能卷入纷争。

于是米洛舍维奇持续地对科索沃阿族人进行的虐待甚至屠杀，必定会给他带来西方列强的不满，直至最终干涉。奇怪的是，他好像从来没有真正领会这一点，尽管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北约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在1998年整个夏天都对他发出系列警告，比如奥尔布赖特就说，她认为米洛舍维奇“个人应该负责”。正如几年后的萨达姆·侯赛因那样，米洛舍维奇与西方的意见绝缘，并对自己长袖善舞、操控外国政治家的能力过分自信。

这并不全是米洛舍维奇的错。某些美国外交官虚荣心强，过度自信他们的谈判威力，他们频繁造访米洛舍维奇，让他很有理由高兴地相信，他不被西方当作不妥协的敌人，而是一位有特权的对话者。[10]这位南斯拉夫独裁者很清楚，国际社会首要关心的问题是防止任何进一步重新划定国界的可能。一直拖到1998年7月，尽管有明确证据证明科索沃局势已经令人绝望，外国“联络组”国家的部长们仍然公开排除将独立作为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米洛舍维奇很不理解的是波斯尼亚浩劫对国际舆论所产生的转折性的影响。人权——尤其是种族清洗——如今是重中之重的议题，只是因为当初整个世界没有及时行动，结果让所有的人都为此自责不已。1998年6月，设在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宣布，对在科索沃犯下的罪行拥有执法权——检察长路易斯·阿博尔宣布，在科索沃省发生的战斗的规模和性质，决定其为应受国际法管辖的武装冲突。7月19日，美国参议院敦促海牙官员，指控米洛舍维奇犯下“与人类为敌和种族仇杀的战争罪行”。

这样指控的可行性在快速增加。当时不仅成百上千阿族“恐怖分子”被从塞尔维亚抽调来的特警部队杀害，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冲突的掩护下，贝尔格莱德当局计划“鼓励”阿族人离开，强迫他们为了逃命背井离乡，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营生。1998年至1999年冬天，一直有关于塞族警方行动的报告——有时是他们回应科索沃解放军的进攻，尤为典型的是塞族警方攻击一个或多个有几代人的大家庭——目的在于使整个社区胆战心惊，从而放弃他们的乡村，落荒而逃，直到穿越边境进入阿尔巴尼亚或马其顿。

国际反应日显分歧。美国及其多数北约盟友公开赞成代表被困阿族人进行某种形式的军事干涉，这些行动早在1998年10月就开始了。但遭到联合国（它对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表面上必须经过授权）、中国和俄罗斯强烈反对，俄罗斯议会通过了决议，将北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定性为“非法入侵”。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希腊出于自身原因，反对对南斯拉夫事务的任何干涉。与此同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向他们在塞尔维亚的斯拉夫同胞提供“无条件团结”和“道义上的支持”。

贝尔格莱德当局在1999年年初增加赌注，进行一系列残忍的大屠杀，首先，1月15日在科索沃南部的农村下手，继而在3月里扩大到科索沃全省。要不是他们这样做，这明显的僵局也许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拉恰克屠杀造成45名阿族人丧生（其中23人明显是被处死的），这次暴行最终就像萨拉热窝市场的刺杀案那样，刺激国际社会采取行动。[11]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一个南斯拉夫代表团在朗布依埃举行了毫无结果的谈判，贝尔格莱德当局拒绝从科索沃撤军，也拒绝接受国际军事力量在科索沃的存在。谈判陷入如此结局，已是意料之中。干涉已不可避免。3月24日，尽管没有联合国正式许可，北约军舰、飞机和导弹在南斯拉夫开始行动，事实上向贝尔格莱德政权宣战。

最后的南斯拉夫战争只持续了3个月，其间北约军队对塞尔维亚本身造成了严重破坏，但是对于制止正在进行的将阿族人从科索沃驱逐出去的行动，成效却很有限：在战争期间，大约86.5万名难民（其中一半是科索沃的阿族人）逃往黑山、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西部阿族地区边境的临时营地里。克林顿总统轻率地公开坚持认为北约地面部队不应该介入其中，迫使北约联盟从空中发动战争，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灾祸，而被南斯拉夫宣传攻势利用，也被塞族抓住，以受害者的身份大作文章——这个结果是可以预见的。6月9日，贝尔格莱德当局同意从科索沃撤出全部军队和警力，北约的进攻暂时延缓，联合国适时下令由北约领导的科索沃军队对科索沃进行“临时”占领。

攻占科索沃，标志着长达10年之久的南斯拉夫战争终结，也标志着米洛舍维奇自身终结的开始。他的信誉遭到了破坏，原因是他自己给塞族人的民族主义计划带来了最近的也是最大的挫折。2000年9月，他在南斯拉夫总统选举中被反对党候选人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击败。米洛舍维奇玩世不恭地承认科什图尼察得票更多，却宣称两人差距甚微，应该再进行一次决定性选举。此举终于引发长期遭受苦难的塞族人的普遍抗议。成千上万抗议者涌向贝尔格莱德街头，10月5日，米洛舍维奇最终承认失败，认输下台。6个月以后，对西方经济援助越来越不抱希望的塞尔维亚政府同意逮捕米洛舍维奇，并将其移交给指控他犯下种族屠杀和战争罪行的海牙法庭。

该怪谁造成了南斯拉夫的悲剧？当然各方面都应该负一定的责任。起初，联合国对此几乎无动于衷，它的秘书长波特罗斯·波特罗斯-加利行动不力，对此漠不关心，他把波斯尼亚形容为“有钱人的战争”。当联合国代表正式抵达巴尔干后，他们把大多数时间用来阻挠对最可恶的侵略者采取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行动。欧洲人也好不了多少。尤其是法国明显地不情愿将事态进程归罪于塞尔维亚——而且法国人的确根本不愿意和巴尔干事务沾边。

这样，当1990年9月华盛顿当局在法国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峰会上，试图将南斯拉夫提上议事日程时，弗朗索瓦·密特朗指责美国人“过度夸大”（事态的严重性）而拒绝这项提议。4个月后，当南斯拉夫问题再度上升，法国外交部声称外国干涉“为时已晚”，之后即使国际力量不得不投身该地区的行动，巴黎当局依然保持不合作，联合国派驻在波斯尼亚的维和部队司令、法国将军贝尔纳·让维埃个人禁止在斯雷布雷尼察展开打击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的空中袭击。[12]至于荷兰政府，更是否决了北约针对波斯尼亚塞族要塞的一切打击行动，直至所有的荷兰士兵安全离开波斯尼亚。

其他国家的表现略微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伦敦当局最后支持美国施压干涉，但在南斯拉夫冲突发生后的关键的前几年，英国当局阻碍欧共体和北约进行任何直接干涉。英国对待南斯拉夫难民的行为很是可耻：1992年11月，当无家可归的、绝望的波斯尼亚人的数量达到高峰时，英国宣布波斯尼亚人没有签证不能入境。这真是“不讲信义的英格兰”最无心肠的表现。由于萨拉热窝没有英国大使馆可以发放这样的签证，波斯尼亚家庭唯有借道第三国才能到达英国大使馆，这样英国人就说，既然他们已经在其他地方找到避难所，英国就不需要让他们入境。就这样，尽管在1992年到1995年间，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慷慨大方地接纳了成千上万南斯拉夫难民，英国实际上在同期减少了向它寻求庇佑的人员的数量。

尽管华盛顿当局过了特别长的时间才关注于巴尔干事务，但是一旦开始关注，美国在那里的表现就好多了。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的动议，才推动了每一阶段的国际干预，这是西方国家中欧洲盟国一系列屈辱的源头。然而美国也踯躅不前——主要原因是其国防部不愿冒任何风险，也因为许多美国政要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什么好处”。在这个新奇环境中部署北约军队的想法——或者美国单边干涉这个与之从未争吵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没有什么吸引力。正如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波斯尼亚战争达到高潮时说的，“这是来自地狱的问题。”

至于南斯拉夫人自己，没有人以光荣的姿态出现。南斯拉夫联邦制度的失败是贝尔格莱德当局猝然造成的，但是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当局并不为联邦制度的消失而感到难过。波斯尼亚穆斯林没有多少机会犯下战争罪——在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别人进犯的对象。他们的损失是最让人难过的——萨拉热窝的毁灭尤其令人悲伤。尽管规模有限，波斯尼亚首府是个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它也许是最后的多种族、多语种、基督教普世主义的中心城市之一，一度代表了中欧和地中海中部的荣光。它可以被重建，但它永远不可能恢复元气。

另一方面，武装的克罗地亚人要对无数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负责——这些暴力行为，或者是在萨格勒布当局的授意下，或者是他们自发的。在波斯尼亚西部城镇莫斯塔尔，这里有超出寻常比例的跨宗教信仰的婚姻关系，克族极端分子开始有意将穆斯林或多信仰的家庭逐出城市西部。然后他们将克族农民驱赶进城市，取代上述家庭，这些农民由于在自己村庄里发生的种族清洗的经历，已经变得激进了。克族极端分子还包围了穆斯林的东部地区。与此同时，在1993年11月，他们有计划地摧毁了内雷特瓦河上一座16世纪的奥斯曼大桥，这座桥象征着这座城镇融合宜居的过去。

于是克族人便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在碎石瓦砾中崛起的所有“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领导人中，弗拉尼奥·图季曼是更惊人地缺乏吸引力的一位。他想把南斯拉夫的过去从同胞们的记忆中抹去，他比任何人都重视这一点，并且把这当作一项个人计划：截至1993年3月，在克罗地亚新出版的课本、读物、百科全书、书本标题和地图中，“南斯拉夫”一词已经杳无踪迹。只有在图季曼死后，他建立的克罗地亚国家才能可信地重新定位自己，申请国际社会的成员身份。

但是说到底，是塞尔维亚人和他们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应该为南斯拉夫的灾难负主要责任。正是因为米洛舍维奇追求权力，导致了其他共和国的分离；正是米洛舍维奇随后鼓励他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同胞划出领土地界，并使用自己的军队支持他们。还是米洛舍维奇，授权并指引了针对南斯拉夫的阿族人的持续进攻，导致了科索沃战争。

贝尔格莱德当局的行动所到之处，都给塞族人带来灾难。他们在克罗地亚的克拉伊纳地区失去了土地；他们被迫接受一个独立的波斯尼亚，放弃了从中划出一个拥有主权的塞族国家；他们在科索沃被打败，从那时起，许多塞族人有理由害怕遭到阿族的报复，满怀恐惧地从那里出逃；在南斯拉夫的残余部分中（黑山共和国也试图从中分裂出来），他们的生活水平降至历史最低点。事态发展已经进一步加剧塞族人由来已久的因为遭受历史不公待遇而形成的整体自怜倾向。的确如此，从更长远看来，塞族人极有可能成为南斯拉夫战争最大的输家。这和他们国家的状况有关，今天即便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当前的生活水平和未来前景方面也比塞尔维亚排名靠前。

但是这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情况不应该让我们无视塞族的责任。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战争可怕的暴行和病态的残忍——那一系列的虐待、侮辱、折磨、强奸，以及对成千上万自己同胞的谋杀——是塞族男性（大多是年轻人）干的好事，引发了意外的仇恨，以及媒体和当地的部族领袖对苦难的漠视，这些部族领袖的最高指令和权力来自贝尔格莱德当局。随后而来的就不是那么不寻常的事了：在欧洲短短几十年前就已发生过——当时整个欧洲在战争的旗帜下，普通人犯下了非同寻常的罪行。

毫无疑问，尤其是在波斯尼亚，塞族的宣传力量可以依赖的历史，一段以往的苦难历史，深埋在战后南斯拉夫貌似平静的生活底下，这种平静很有误导性。但是，恰恰是人们，尤其是某一个人，决定要唤醒这段记忆，从而操纵它，利用它来达到政治目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戴顿会谈期间言不由衷地向一位记者承认，他从来没想到在他的国家，战争持续时间会这么长。这无疑是真的。但那些战争并不是由于种族原因自发点燃的。南斯拉夫不是坠落：它是被推的。它不是自己死的：它被杀害了。

南斯拉夫的情况最糟，但是各处的“后共产主义国家”都举步维艰。葡萄牙和西班牙从独裁到民主的道路，伴随着从落后农业经济到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西欧其他地方从自己的历史上就一直熟悉的混合过程。但是从共产主义倒退却没有先例。从贝尔格莱德到伯克莱，在学术界、大学和咖啡馆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十分令人期待的道路被理论化了；但是没有人想过要给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提供蓝图。

在共产主义的许多沉重的遗产里，最看得见的是经济问题。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或西利西亚落后陈旧的工厂不光经济上运作不良，还带来环保问题。二者联系密切：贝加尔湖的毒化，咸海的死亡，波希米亚北部森林四处飘落的酸雨，不仅代表着生态的浩劫，还代表着对未来的严重透支。在对新工业能够有任何投资以前，旧工业需要被拆除，并且也应该有人为他们造成的破坏做出补偿。

在德国东部各州，联邦政府开始采用对共产主义造成的破坏进行修复的议案。国家投资银行（参见本书卷三第4章）在随后4年里花费几十亿德国马克，收购或变卖陈旧的工厂，向冗员清付工资，尽力补偿他们的活动造成的后果。结果尽管参差不一，并且几乎使联邦财政破产，前民主德国人民还是幸运的：他们摆脱共产主义的过渡由西欧最强大的经济体买单。其他地方重新投资经济生活的代价却必须由受害者自己付出。

“后共产主义”的政府面临的基本选择，要么用“大刀阔斧”模式尝试一次性地、一夜之间从接受补助的社会主义经济到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的变形，要么谨慎地去除或变卖“计划经济”中运作特别不良的部门，与此同时尽可能长久地保留对当地人来说最重要的方面：便宜的租金，有保障的工作，免费的社会服务。第一种策略与新崛起的一代“后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和生意人钟爱的自由市场法则最为吻合；第二种从政治上来说比较谨慎。问题在于任何一个策略在短时期内（也许在不那么短的时期内）都会引起严重的痛苦和损失：在鲍里斯·叶利钦的俄罗斯，两种策略都应用了，它的经济在8年里剧烈萎缩——这在现代史上对一个主要经济大国而言，是和平年代里最重大的挫折。

波兰莱舍克·巴尔采洛维茨（他先是财政部长，后来是国家中央银行行长）强有力的监督下，首开先河，运用“大刀阔斧”模式，也是最持久使用这一模式的国家。巴尔采洛维茨争辩道，很显然，他的国家除了名称外已经破产，如果没有国际援助，一定无法恢复元气。然而除非波兰的信用建构是那种让西方银行家和借贷机构放心的类型，否则国际援助就来不了。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波兰强加严厉举措；相反，只要波兰预先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格规矩，就可以名至实归地得到它需要的帮助。要想这样，唯一的方法是“要快”：应该抢在“后共产主义”的蜜月期，抢在人们认识到这个过程有多痛苦之前。

于是在1990年元旦，波兰的第一个“后共产主义”政府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建立外汇储备，停止价格控制，紧缩信贷，削减补助（换言之就是允许企业破产）——这些措施都以国内的实际工资为代价，工资立刻降低了大约40%。除了不可避免地明确承认失业（支持和帮助那些失业者再培训的基金的建立，使情况得到缓和），这和70年代两度改革不成功的尝试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政治气候变了。

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在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后来担任了总理）领导下，国家奉行一套同样雄心勃勃的计划——只不过他们额外强调货币可兑换性，实行开放性的对外贸易政策和私有化，一切都符合克劳斯公开宣传的“撒切尔主义”。和巴尔舍诺维奇以及克里姆林宫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一样，克劳斯喜欢“休克疗法”：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中他找不到什么值得保留的，他发现推迟转向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好处。

站在另一个极端的是斯洛伐克的麦恰尔、罗马尼亚的伊利埃斯库和乌克兰总理（后来担任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等人。为了避免他们的选民不安，他们尽可能推迟实行任何变革——乌克兰的第一个“经济改革计划”在1994年10月宣布——事实还证明他们非常不愿意放开国内市场，或降低国家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1995年9月，库奇马警告说，不要“盲目抄袭外国经验”，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立场——这种说法对这一地区的历史学家来说早已是陈词滥调。

90年代初，第一批前共产主义国家艰难地走出经济泥潭后，在比较安全的基础上重新崛起，它们能够吸引西方投资者，并且看到自己最终可以进入欧盟的前景。波兰或爱沙尼亚相对于罗马尼亚或乌克兰而言，在经济策略方面比较成功，这对于任何来访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的确，就小型商业活动或者从公众的乐观主义的层面上来说，这些更成功的东欧国家比前民主德国都要做得好，尽管后者拥有明显优势。

我们不妨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更“先进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像波兰——或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也许还有匈牙利——可以用这种方式，在经过几年的艰辛之后，缩短从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之间的距离，尽管这是以他们老一辈更穷苦的公民付出一定代价来达到的；与此同时，剩下的第二批巴尔干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自己挣扎，它们的前进步伐受制于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考虑必要的变革的、腐败的统治集团领导者。

从总体上来看的确如此。但即便没有克劳斯或巴尔舍诺维奇，或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的同级别领导人，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在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也一直要比别人做得更好：要么是因为他们在1989年以前就出发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要么因为他们在苏维埃时代的扭曲现象并不像那些不那么走运的邻国那样病态（在这一方面，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比较即为明证）。当然，在某些国家首都可以找到的经济转型的奇迹——比如说，在布拉格，或者华沙，或者布达佩斯——并不是在它们的偏远省份里可以复制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中欧和东欧真正的界限不是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在繁华的都市地区和被人遗忘的穷乡僻壤之间。

比这些国家在后共产主义阶段经历的差异更发人深思的，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毕竟在每个国家，新的管理精英面对同样的策略选择。正如俄罗斯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在1994年1月鄙夷地说过的：“市场经济的浪漫故事”到处都一样。[13]所以，总体的经济目标也是普遍地一样的：经济自由化，转型到某种形式的自有市场，加入欧盟——欧盟会保证带来诱人的外国顾客，他们会投资，提供地区性的援助资金，来缓解指令性经济的解体带来的痛苦。这些都是几乎每个人梦寐以求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在有见识的人看来，这件事别无选择。

如果说“后共产主义”各国的公共政策有深刻差异的话，那么不是因为对这些国家何去何从——或者如何到达目的地——有任何普通的见解分歧。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资源。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也许已经扭曲，效率低下，但它们拥有大量的、潜在性的、有利可图的资产——能源、矿产、武器、房地产、通讯媒体、交通网络，还有其他不可胜数的资产。而且，在后苏维埃社会中，唯一知道如何管理一个实验室、一座农场或工厂的人——拥有国际贸易或管理大型机构经验的人——知道如何办事的人，是共产党的自己人：知识分子、官僚、政要显贵。

这些人就是要在1989年后负责管理自己国家的人，正如他们在1989年以前也一样——他们要管到至少“后共产主义”新一代出现以后。但现在他们要在新的姿态下工作：他们不再为党服务，他们要在各个争权夺利的政党中工作；他们不再受雇于国家，相反却成为技能、商品和资本的竞争性市场中的独立工作者。当国家出卖自己的一切利益（从采掘权到公寓街区）时，这些人（主要是男人，而乌克兰未来的总理尤丽娅·季莫申科是个明显的例外）就是会做卖出生意的人——也是会做买入生意的人。

在传遍福音的整个“后共产主义”欧洲，资本主义就是同市场相关。市场意味着私有化。在1989年后的东欧，出售公有商品就像火灾受损物品大拍卖一样史无前例。西欧对私有化的顶礼膜拜从70年代末（参见本书卷三第3章）加快速度以来，为东欧从国有制狼狈撤退提供了一个模板；但除此之外两者几无相似之处。与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世界和西欧在4个世纪中的崛起相伴随的，是法律、制度、规章和实践——这些是它赖以生存，保持合法性的奠基石。在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这样的法律和制度鲜为人知——而且自由市场的新信徒们低估了它们的重要性，这是很危险的。

这样的结果造成了私有化下的盗贼当道，贪污腐化。最寡廉鲜耻的是叶利钦和他的朋友们当政时期的俄罗斯，过渡时期之后的经济落入一小撮人的手中，这些人变得富可敌国——到2004年为止，36名俄罗斯亿万富翁（“寡头”）聚敛了估计1 100亿美元财富，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1/4。私有化、贪污勒索和直截了当的偷窃之间的区别简直荡然无存：有那么多东西可供窃取——石油、天然气、矿产、贵金属、输送管道——然而却没有人也没有什么措施可以防止这种偷盗。公共资产和公共机构分崩离析，被重新配置，官员们将事实上可以移动的或可以合法重新分配的东西占为己有，或转移到私人名下。

俄罗斯的情况最糟，乌克兰紧随其后。库奇马和其他政要都来自“商人”的巨额现金支持，当然这些钱也将为这些商人带来未来的收入：在后苏维埃的乌克兰，正如这些人心知肚明的那样，权力带来富贵，没有权力就没有富贵。公共财物、国家贷款或补贴从政府手中直接流入几大家族的腰包，当中许多转移到了海外的私人账户上。这些国家里的新“资本家”没有真正创造任何东西，他们仅仅通过洗钱方式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

裙带关系泛滥成灾，正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情况一样，但是有人变本加厉地中饱私囊：乌克兰拥有世界最大的钢厂之一——克里沃罗格钢铁厂，这家工厂拥有4.2万名雇员，每年（在一个人均月薪只有95美元的国家）税前利润高达3亿美元。2004年6月，这个厂终于被出售。在基辅，当人们得知成功“拍得”这个厂的人叫维克多·平丘克，无人会感到惊讶。此人是这个国家最有钱的商人之一，也是乌克兰总统的女婿。

在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国有资产即使没有全部卖光，也遭受了类似命运。当地政治首脑们安然度过最初的私有化谈判，他们更愿意按原有方式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影响。正像阿尔巴尼亚人在差不多也是同时期里所做的那样，追求快速从市场得到满足的罗马尼亚人却被提供了一种金字塔计划，能保证在短期内带来巨额的无风险暴利。在高峰时期，一个号称“博爱”却实为欺骗性的商业阴谋活动，在1992年4月到1994年8月风行一时，参与者可能有400万——几乎占到罗马尼亚人口的1/5。

就像“合法”的私有化一样，这些金字塔计划（这些计划在俄罗斯也大行其道）主要使私有现金流入以旧的政党网络和安全机构为基础的黑手党手中。与此同时，在齐奥塞斯库倒台14年后，66%的罗马尼亚工业仍然保留在国有制中，尽管一些更加有利可图的、有吸引力的企业已经易手。许多年来，国外投资者对冒风险将资本投入这样的国家顾虑重重，这也是情有可原的：由于长期缺乏法制保障，充裕回报的前景被抵消了。

在中欧其他地方，风险的平衡对外国投资者有利，原因是欧盟成员国的地位必将加速必要的制度改革和立法。即使这样，在匈牙利和波兰最初的私有化过程中，很多是将共产主义时代的黑市交易转化为合法的活动，或是将国有企业中明显有望成功的部分快速出售给有境外资金支持的当地企业家。变革3年之后，波兰国有企业中仅有16%出售给私人。在捷克共和国，有一个有独创性的担保计划，向人们提供机会购买国有企业中的股份。这个计划原本想要使公民人人成为资本家：但它在后来几年的主要效果却是为未来的丑闻种下祸根，并且造成了针对猖獗的“牟取暴利”的政治反击。

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私有化被扭曲的一个原因是西方介入的实质性缺席。的确，在莫斯科或华沙，一开始时有许多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主动要求教给接待他们的东道主如何建设资本主义，而且特别是德国公司对相对比较高级的共产主义公司（例如捷克的“斯柯达汽车制造公司”）很早就表示了兴趣。[14]但事实上几乎没有外国政府的参与，没有马歇尔计划，或者任何和马歇尔计划有一点相似的东西：除了在俄罗斯，来自华盛顿当局的大量拨款和贷款源源不断地涌入，以支持叶利钦的政府，而这些钱却又流入了叶利钦及其盟友和支持者的腰包里。

外国投资不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建西欧那样持续不断，相反，却像凡尔赛协议后那样，只有零零星星的私人投入，而且在情况良好的时机投入，在形势严峻时撤出。[15]于是像过去那样，东欧人只好和西方的对手在明显不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他们既无当地资本，也无海外市场，只能出口低附加值的食品和原材料，或其他低廉的工业品或消费品。这些商品保持低廉的原因是低工资和公共补贴。

因此也不令人感到奇怪，许多“后共产主义”政府都动心了，就像他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前任那样，他们保护自己避免因为这样的局势而付出政治代价，他们的做法是建立保护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建立限制外国人拥有土地和公司的法律。这些较早地试图自给自足的努力，被外国评论家不甚公正地指责为“民族主义”，可以预想，这些做法成效甚微：通过限制外来投资而扭曲本地市场，他们只不过将私有化进程进一步推向腐败。[16]

于是每个不老实的俄罗斯寡头都在伦敦或戛纳有第二个家，每个兴高采烈的年轻波兰生意人都有一辆宝马和一部移动电话，每有一个这样的人，与之对应的是几百万愤愤不平的、靠微薄养老金度日的老人和下岗工人。对这些老人和工人而言，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充其量是模糊不清的，更别提成百上千万个既不能被重新安排就业又不能在经济上自谋生活的农民了：在波兰，到了20世纪末，农业只贡献3%的国内生产总值，但他们占劳动力的1/5。失业一直在许多地方泛滥——但失去工作却带来便宜设施和其他福利，过去这些好处在这些国家是和工作相伴的。物价持续上涨，不管是因为通胀[17]也好，或是因为预期加入欧盟，任何有固定收入或国家年金收入的人（这就意味着大多数教师、医生和工程师过去曾是社会主义的骄傲）很有理由越来越怀念过去。

东欧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年过40的人——沉痛地抱怨他们失去的物质上的安全感、便宜的食宿和各种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渴望回到共产主义。一位50岁的俄罗斯退休军事工程师和她拿着养老金的丈夫每月依靠448美元度日，她在2003年对外国记者解释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像苏联时代那样好过，确保有个美好稳定的未来，物价便宜，但与此同时，我们能拥有过去没有的自由。”

对拉脱维亚人来说，回到俄罗斯的统治之下是非常可怕的，但他们的民意测验仍然表明，尤其是农民坚信他们的日子在苏维埃时期更好些。他们也许是对的，不光因为他们是农民。在革命前的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人非常喜欢看电影。到1997年，拉脱维亚人看电影的比例下降了90%。各处的情况都如此，保加利亚下降了93%，罗马尼亚下降了94%，俄罗斯下降了96%。有意思的是，同期波兰只下降了77%，捷克共和国只下降了71%，匈牙利只下降了51%，斯洛文尼亚几乎没有下降。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富裕程度和看电影的直接关系，证实了一项保加利亚对当地电影院上座率下降调查得出的解释：自从共产主义衰落以来，有更多的好电影可以选择……然而人们不再买得起电影票。

在此情况下，东欧艰难的不彻底的经济转型引发了约翰逊的观察评论，即认为尽管经济转型没完成好，能看到他们在努力实现转型，就已经够让人吃惊了。同样适用于这个评论的是向民主过渡的进程。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例外，在维也纳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没有任何一个前共产主义社会有任何关于真正的政治自由的记忆，各国的许多批评家都对未来实行多元政治的可能表示悲观。如果资本主义没有法律限制，直接堕落成偷窃行为，那么，如果没有公认的、能被理解的公众言辞和政治竞争的界限——恐怕民主将冒着沦为竞争性煽情的风险。

这种恐惧不是没有缘由的。通过将权力、信息、主动性和责任集中在政党国家手中，共产主义造成了一个不仅个人互相猜忌、对任何官方声明或承诺将信将疑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缺乏个人或集体主动意识，缺乏任何可供做出知情的公众选择的基础。在后苏维埃国家中，最重要的新闻导向来自提供确凿信息的报纸——莫斯科的《事实与争鸣》，基辅的《事实》，这绝非偶然。

年纪大一些的人对转换到一个开放社会是最难应付的。年轻一代有获得信息的较好渠道——从外国电视广播或越来越多地从互联网上获得信息。但尽管这使这些国家的许多年轻选民越来越国际化，甚至越来越老于世故，这也使他们和父母或祖父母之间有了分歧。在国家独立10年后对年轻斯洛伐克人的调查，证明了年轻人和长辈之间明显的鸿沟。年轻人对1989年前发生的往事知之甚少，也概无联系；相反，他们抱怨在“后共产主义”的斯洛伐克的美丽新世界里，他们的父母飘忽不定，而且十分无助：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既不能提供帮助，也不能提供建议。

代沟在任何地方都会造成政治后果，事实证明，凡是年纪大一些或者比较穷困的选民，往往都容易被对新的自由共识提供怀旧的或是极端民族主义选择的政党打动。可以预料的是，这个问题在前苏联的某些地方最为糟糕，那里分裂和混乱的状态最严重，民主是闻所未闻的东西。由于贫困潦倒，缺乏安全感，痛恨一小撮招摇的新贵富豪，俄罗斯和乌克兰上了年纪的——还有没那么上年纪的——选民们尤其容易受独裁政治家的吸引。因此，尽管在“后共产主义”国家里很容易创建模范宪法和民主政党，但要锻造一个有甄别力的选民群体，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各处的初期选举倾向于自由派或中间偏右的联盟，因为他们作为中间人促成了旧政体的倒台；但经济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失望情绪带来的反冲力往往对前共产党人有利，现在他们以民族主义者的面貌重新出现。

旧日的政要显贵的转型不像外界的观察者眼里那么古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比起它们其中任何一个与民主的共同之处要多：可以说，二者有共同的政治“句法”——而自由主义则完全是另一种语言。姑且不论其他，苏维埃共产主义和传统民族主义者有一个公敌——资本主义，或“西方”——而他们的继承人会擅长操控广为人知、令人羡慕的人人平等主义（“至少在过去那时我们人人都很穷苦”），进而将“后共产主义”的悲哀归罪于外来干涉。

于是，像科尔内留·瓦迪姆·图多尔的崛起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此人是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手下有名的擅长溜须拍马的文人，早在从民族共产主义转型到极端民族主义之前，他就致力于撰写对“近卫团”的荣光歌功颂德的赞美诗。1991年，在移民们的金钱支持下，他创立了“大罗马尼亚党”，其政治纲领包括了民族主义怀旧情绪，攻击匈牙利少数民族，还有得到公开支持的反犹太主义。在2000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1/3罗马尼亚选民选择支持图多尔，票数超过唯一的另一位候选人、前共产党官员伊昂·伊利埃斯库。[18]

即使当民族主义政客开始成为对共产主义的批评者——正如俄罗斯名为“Pamyat”（意为“记忆”）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运动——他们舒舒服服地滑进对苏维埃过去共生互惠的同情中，将一种无法公开表达的民族主义的愤懑之情和对苏维埃遗产和它的丰碑的怀旧之情融合在一起。类似的还有将爱国的漂亮话和对苏维埃式的独裁主义失去的世界表示遗憾结合在一起，这是乌克兰、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的新民族主义者受到欢迎的原因——在波兰90年代末兴起的各式农民政党和“民粹派”政党中也有类似人物，著名的有安捷依·莱佩尔的广受支持的“自卫党”。

尽管循环再生的共产党员们到处与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结盟，[19]彻底的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在俄罗斯是最强大、最持久的。不足为奇的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是一位在不肯改悔的旧式俄罗斯仇外基础上建立个人竞选魅力的新的火爆公众人物，用他的话来说，“俄罗斯人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受屈辱的民族。”不管这句话有多少局限性，苏联也曾是世界上的泱泱大国：幅员辽阔，文化璀璨，是俄罗斯帝国合法的继承人和延伸。它的解体对老一辈俄罗斯人来说是奇耻大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痛恨苏联军方，由于北约将俄罗斯“远东”吞并了，而国家无力阻止。重获国际“尊重”的愿望驱动了莫斯科当局的许多后苏维埃的外交政策，这既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总统职权的性质使然，也是因为普京可以获得的广泛支持，尽管（或因为）他的国内政策越来越狭隘偏执。

出于明显原因，中欧的俄罗斯前帝国的公民并不喜欢这种形式的怀旧。但即使是共产主义失去的世界在民主德国也有些吸引力，到了90年代中期，那里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普遍认为，除了旅游、电子媒体和言论自由，1989年前的生活更好。在其他国家，甚至连旧日共产主义时代的媒体节目都引起了某种喜爱之情——2004年，捷克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节目是《泽曼少校》的重播，这是70年代初的侦探系列节目，它的剧本几乎就是1968年后“正常化”的宣传。

只有在捷克共和国（还有法国和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还公开保留它的名字。但在每一个中欧“后共产主义”国家，大概1/5选民支持有同比性的“反某某”的政党：反美，反欧盟，反西方，反私有化……或更常见的是反对上述一切。尤其在巴尔干人中间，“反美主义”或“反欧主义”就是典型的反资本主义的代号，这给不能公开对旧日表达怀念的前共产党员以外衣，让他们在经过掩饰的公开声明中表达相同的观点。

这些抗议的选票，间接地说明不可避免的共识约束了政治主流：这个地区只有唯一可能的将来，那就是在西方，在欧盟，在全球市场，不管它以什么方式出现。就这些目标而言，相互竞争的各主要政党之间差别很小，他们全部通过批评他们政敌的“失败了的”政策，然后自己又接着实施一个惊人相似的计划。中欧和东欧的结果都是一种新的公共政策的“生硬”语言——“民主”、“市场”、“预算赤字”、“增长”、“竞争”——对大多数公民而言，这些概念都没有意义，也无关紧要。

想要表达抗议或痛苦的选民就这样被拖向边缘。90年代初，观察者们在“后共产主义”欧洲见到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边缘政党及其擅长煽动情绪的领导人的崛起，认为他们是反民主的危险的力量，是一个落后的、被时间扭曲和束缚了半个世纪的地区里的倒退现象。然而在最近几年，奥地利的尤尔格·海德尔、法国的让-玛丽·勒庞，还有和他们非常接近的从挪威到瑞士的领导人的成功，已经倾向于稀释西欧评论俨然以恩人自居的语气。复旧现象是不管边界的。

政治民主的成功，在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奋力使之实现的知识分子看来，它的结果是模糊不清的。其中某些人（像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一直通过新闻界保持有影响的话语。另外一些人（像匈牙利的雅诺斯·基斯）从原本知识分子出身转向议会政治（基斯是自由民主党的领袖），最后还是在公众的视线中度过喧嚣的几年后，回到了学术生活。但大多数早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并没有成功变身为“后共产主义”政治家或公众人物，除了做做过渡性质的有名无实的领导，还有许多人努力过，但也令人悲哀地证明是不合适的。瓦克拉夫·哈维尔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即使是他，也不是特别成功。

正如埃德蒙·伯克很不屑地评论早一代的革命者：“他们中间最好的也只是纸上谈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未来几十年混乱的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全无准备。他们对一般知识分子的公共地位剧烈地下降也一样全无准备。地位下降的原因是阅读习惯的改变，年轻一代离开了传统观点的指引。到了90年代中期，一些在老一辈知识分子中间一度很有影响的期刊已经令人悲哀地边缘化了。

芭芭拉·托鲁尼茨耶克的《文学评论》是在巴黎由68年一代的波兰流放者出版的、广受崇敬的文学期刊，它在1989年前，在维护波兰文化的争论中起了主要作用。现在，在它被解放的祖国的首都成功地创办后，挣扎着保有1万名读者。《新文学》是历时最久、最有影响的捷克文化周刊，也一样困难重重，到了1994年，发行量不到1.5万份。这些数字如果按比例摊派到人头上，对多数西方国家的文学杂志和期刊的出版商而言，并不是那么不值一提；但在中欧，它们日益边缘化的地位代表着文化的重点发生了令人悲伤的转移。

这些知识分子的式微，原因之一是他们大受好评的强调反共产主义的道德观，他们认为需要建立重视道德的文明社会，来填补个人和国家之间缺乏方向的空间；然而他们的看法被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实务压倒。在短短几年间，中欧的“文明社会”成为一个古旧的观念，只有几个外国社会学家对此感兴趣。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发生了十分相似的情况（参见本书卷一第3章），战时抵抗力量的道德高调被驱散，首先被战后重建事业取代，随后被冷战取代。然而，虽然法国和意大利作家在那些年里仍然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这要部分地归功于他们大张旗鼓的政治活动），但是他们的匈牙利和波兰同行就不那么走运了。

那些的确成功地跃入公众民主生活的知识分子，通常都是“技术官僚”——律师或经济学家——这些人在1989年之前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默默无闻。到当时为止，他们没做过惊天动地的英雄伟绩，他们现在向芸芸众生的同胞提供了一个更让人放心的模式。瓦茨拉夫·克劳斯于2003年接替哈维尔担任捷克总统，他在总统演讲中很直率地表明了这一点：“我有一点像你们。我过去既不是个共产党员，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既不是某党派的追随者，也不是个道学先生。我出现在这里，就是在提醒你：你缺乏勇气，你问心有愧。”

这里所指的“问心有愧”，提出的是关于报应这个麻烦的问题——人们在过去共产主义时代里如果做过什么事，那么他们现在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有的话）。这就证明了，几乎任何一个后共产党政权都会带来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不仅在道德化的知识分子中间，而且在其他人中间都一致认为，在苏维埃时代犯下的政治罪行应该昭告天下，而犯罪的人应该被惩罚。除非关于共产主义的过去得到公开承认，已是困难重重的、向自由的过渡就会难上加难：旧政权的辩护者们会洗刷罪行，人们就会忘记1989年究竟意义何在。

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里，共产党执政都超过40年——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50年，在苏联本身是70年。政党国家对权力实行垄断。它的法律、它的机构、它的警察成为国家中唯一的当权派。回顾过去，谁能说共产党不是合法的统治者？他们当然被外国政府当作合法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国际法庭或审判庭宣布共产主义是非法政体。那么，怎能因为某人过去遵守共产主义的法律或为共产主义国家工作而惩罚他呢？

何况，最早呼吁对共产主义暴政还以颜色的人当中，一些非常显眼的人自己的出处就让人怀疑——在90年代初混乱的情绪中，反共和某种对被共产主义者们取代的政体的怀旧混杂交织。要将对共产主义的谴责与它之前的法西斯统治者分开来，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有理智的人承认，应该区别对待斯大林时代：要惩罚50年代那些参与政变、公审（为宣传目的而举行的对政治反对派等的公审，通常判决已在审讯前决定）和迫害的人为时已晚，而且他们的很多受害者已经去世了。

人们觉得这样的事最好留给历史学家，他们可以翻阅档案，可以出于后代的利益而考虑把事情处理好。然而，关于后斯大林的几十年，已有广泛共识，对最惊人的罪行和罪犯应有一些公开反思，例如：共谋推翻“布拉格之春”的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对刺杀波皮鲁兹科神父负有责任的波兰警察（参见本书卷三第6章），下令射杀任何企图翻越柏林墙之人的民主德国当局，等等。

但是仍然有两个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怎样处理前共产党党员和警官？如果他们没受到明确指控，他们应为自己过去的行动遭受什么惩罚吗？允许他们作为警察、政治家，甚至总理参与公众活动么？为什么不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毕竟积极参与了推翻自己政权的活动。但如果不允许他们参与，如果要对这些人的公民权或政治权利加以限制，那么限制的有效期是多长？所应牵涉的政要显贵应该包括哪些人？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和在战后占领德国的想要实施“去纳粹化”计划的盟军所面临的问题相比——除了一点不同：1989年后，做决定的不是占领军，而是直接相关的各方。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在某些方面更加复杂，随着时间流逝而出现。共产党政权不仅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不情愿接受领导的公民；他们还鼓励人们加入对自己的压迫——通过同安全机关合作，报告自己同事、邻居、熟人、朋友和其他有关系的人的活动和想法。这种地下特工和线人网络的规模，各国之间互不相同，但它到处都有。

结果是整个社会都被怀疑——谁在某个时间不会为警方或政府工作，哪怕在不经意间？出于同样原因，很难区分仅仅由于懦弱或甚至是保护自己家人的目的，做出贪图金钱或别的利益而同警方或政府合作的事。如果拒绝向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报告的话，要付出的代价也许是你孩子的将来。道德上模棱两可的灰色面纱就这样落在很多孤立无助的个人的选择上。[20]回头看，谁——除了几个英勇的、坚定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外——能够安然通过评判？而令人惊讶的是，同样是在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之间，许多人——其中有名的有亚当·米奇尼克——最积极地反对以任何方式惩罚他们的同胞。

尽管这些困难在每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里都很普遍，但是每个国家都有各自处理的方式。在没有真正转变的国家——共产党人及其朋友仍然当权，只不过换了新名称，而且有了新近洗过（像洗钱一样）的“西方化”日程——过去尘封如故。在俄罗斯，正如在乌克兰、摩尔多瓦、南斯拉夫的剩余部分，惩罚的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提出过，旧政权的高级官员静悄悄地又官复原职：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统治下，共产主义时代的“强力部门”（包括检察官、警察、军队或安全部人员）占据了超过半数的总统非正式内阁。

另一方面，在德国发现的国家安全部门的规模和范围令举国震惊。除了8.5万名全职人员外，全国还有大约6万名“非正式合作者”，11万名固定线人，还有超过50万的“兼职”线人，许多人甚至无从知道自己被归入这一类人。[21]丈夫监视妻子，教授告发学生，教士检举教徒。前民主德国有600万份居民档案，占人口1/3。整个社会实际上被渗透，被分裂，被污染，这些都是它自己任命的保卫者惹的祸。

为了使互相恐惧、互相猜忌的沸腾情绪缓和，1991年12月，联邦政府任命由前路德教会教士约阿西姆·高克领导下的委员会监管政党的档案，防止对其滥用。个人可以确认他们是否有这么一个“档案”，然后，如果愿意，他们可以过来阅读这个档案。这样人们就可以知道——有时是带来了破坏性的家庭后果——是谁告发了他们，但这材料并不是对全部公众开放的。这是一种笨拙的妥协，但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非常成功：截至1996年，一共有114.5万民众申请阅读他们的档案。覆水难收，没有办法复原人类造成的破坏，但由于信任高克委员会不会滥用职权，它控制的信息几乎从来没有被用来提升政治优势。

正是由于担心利用这样的信息，在东欧其他地方禁止了类似的程序。在波兰，使政敌蒙羞的常用做法就是指责他们过去（和旧政权）的合作——在2000年，甚至是列赫·瓦文萨也被指控和前特务机关合作，尽管这个指控从来没有生效。一位“后共产主义”的内政部长甚至威胁要将他所有和前政体合作过而因此褪去光环的政敌名单全部公之于众；正是由于担忧出现如此的行为，米奇尼克等人倾向于将共产主义的过去一笔勾销，向前看。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米奇尼克在2001年甚至反对审讯前共产党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当时78岁）。时间回到70年代，那时这位总统下令向罢工的工人开枪。1989年，最近记忆中的军事法及其余波，使旧事重提并评估罪责显得不明智；到了可以安全地这么做的时候，机会已经溜走，大众的注意力已转到别的地方，于是，迟到的、回顾性的伸张正义看起来更像政治上的机会主义。

拉脱维亚规定，任何被记录和克格勃有瓜葛的人将被禁止从事公职长达10年之久。从1994年开始，拉脱维亚公民重获自由，他们学习德国的榜样，可以阅读自己在共产主义时期的档案；但内容只有在一个人寻求司法职位时才公之于众。在保加利亚，新政府学习维希政府之后的法国，建立法庭，拥有权威，对那些做下和前政府相关的坏事的人施以“公民权降级”的处罚。

在匈牙利，共产党在交出权力的过渡阶段的和善方式，使人觉得很难清算或惩处它早先的罪行——尤其因为在卡达尔之后的匈牙利，争论的主要焦点当然是1956年，一个对大多数人很快就成为古老历史的时期。在邻近的罗马尼亚，那里最近真的有很多理由要实行报复，要建立一个当地版的高克委员会的努力，几年来一直遭到失败，因为受到“后共产主义”政治精英的坚决反对：他们中间的那些知情人（从总统伊利埃斯库开始）肯定会被任何与齐奥塞斯库政权活动有关的严肃盘问牵连其中。最后，一所“国家‘安全’档案研究学院”创立，但它永远比不上德国原创的权威性。

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解决和共产主义的过去达成妥协的问题能使人人都满意，或达到完全的公平。但在捷克斯洛伐克，采用的解决方式引发了超越国界的争议。在这里，斯大林主义比别的地方来得迟，持续得也更长久些，而对“正常化”的丑恶记忆还很鲜活。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的政治基础在捷克地区也比别的东欧地区更加扎实。最后，举国对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1948年和1968年后一系列抵抗暴政的明显失败感到不舒服。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整个国家——在它最不妥协的国内批评家看来——问心有愧。瓦茨拉夫·克劳斯知道他自己说的是什么。

1990年制订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项“后共产主义”立法旨在抚慰1948年至1989年之间被非法审判的人，最后付出1亿欧元作为补偿——几乎没有引发争议。但紧接而来的是一部“清洗法”[22]（1996年该法重新获得5年有效期，并且在21世纪初到期时，再度延长有效时间），它的目的是审查一切公务官员和即将成为公务官员的人，看他们是否与旧制度的安全机构有关。但是，这个貌似有理的目标造成广泛的滥用机会。后来得知，许多在旧时秘密警察线人名单上的名字只不过是“候选人”罢了：旧政权想要强迫就范的男男女女。他们包括几个最有名的捷克作家，有些人甚至并不住在国内。

秘密警察的名单很快进入报界，由政客们和议员候选人发布，并且借此大作文章，希望借此羞辱他们的政敌。在这场诽谤政敌的硝烟中，甚至哈维尔也被指为一度要被警方搜罗到间谍网中的候选人。然而，正如某些评论家警告的那样，这份警方秘密名单虽然极大扩展了他们想要招募的人员的数据，但却对那些从事征召工作的警员的身份几乎保持缄默。在每日出版的《人民报》上刊登的一幅卡通，描绘了两个男人在布拉格议会大厦前的对话，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不担心遭到清算，我不是告密者，我只是指挥员。”[23]

清算并不是刑事诉讼程序，但是也确实给它的许多受害者带来尴尬，他们被不公正地“点名和羞辱”。更严重的是，也许从一开始起，这就是一种公开使用的政治工具。它也造成了旧的“公民论坛”联盟的分裂——长期坚持立场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哈维尔）反对新法律，而克劳斯则热情地支持这个法律，认为这是一种“澄清谁的立场是什么”的方法（而且让以前批评他的人——有些是改革派共产党员——感到难堪）。值得关注的是斯洛伐克的弗拉基米尔·麦恰尔同样反对关于“清算”的法律，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被广为流传的谣言说成是同前秘密警察有瓜葛——尽管从前他为了将自己的国家引向独立，曾经充分利用警方档案的信息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相对地说来，《清算法》在生效的头12年里基本上没有造成直接破坏。这项法律运用于申请证明自己清白的30万人：其中大约9 000人没有通过，这个数字与1968年后50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失去工作或被从党内清算出去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这项立法更持久的影响是它遗留的苦涩滋味，它普遍地造成了捷克社会对“天鹅绒革命”如此结束的方式的愤世嫉俗情绪。看来，捷克共和国中的“清算”与其说是关于如何诚实地对待逐渐淡出的过去，还不如说是关于如何使逐渐登堂入室的精英合法化。

1993年7月，捷克议会采纳了《关于共产党政权的非法性以及反共产党政权的法案》，事实上宣布共产党为犯罪组织。这样就从理论上把千百万前共产党成员变成了犯人，但是它的实际影响是纯理论上的，并未采取实质行动。这项法案并不是要羞辱共产主义，并使推翻共产党的行为合法化，而只是用来将一种超然的怀疑强加给民众。在这项法案通过的10年后，民意测验显示1/5选民拥护一直存在的（而且是完全合法的）共产党，这个党一直是国内最大的政党，党员有16万名。

[1] 1910年到1990年间，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和斯科普里（马其顿首府）是中欧发展最快的城市中的几个。

[2] “我们应该杀死一些塞族人，将另一些驱逐出境，然后让剩下的信奉天主教。”——克罗地亚法西斯在萨格勒布的宗教部长1941年7月22日如是说。

[3] 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本书作者前往斯科普里搜集事实，马其顿首相“秘密”告诉笔者，阿族人（包括他自己的刚刚离开房间的内阁同事）不值得信任：“你不能相信他们说的任何东西——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是基督徒。”

[4] 当然，在克族人和其他人看起来，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们会指出塞族控制了全国的军队（截至1984年，60%的军官团队是塞族人，这一点公正地反映了塞族在总人口中的存在状况，但也仅仅如此而已），而且他们会指出贝尔格莱德当局不成比例的投资和联邦财政的支出。

[5] 由于南斯拉夫的种族身份不能通过体貌特征或语言来确认，游荡的军人依赖于村民“指认”他们的邻居——他们与这些家庭在和平时期曾经多年甚至几十年友好地比邻而居。

[6] 1992年至1994年间，联合国在巴尔干的机构几乎和波斯尼亚塞族人一个鼻孔出气，比如说，允许他们享有有效的否决权，可以决定何人何物可以出入被包围的城市萨拉热窝。

[7] 在法国坚持下，签署协议在巴黎举行——这个做法本意是要在形式上好好补偿一下，但这样一来，反而更加突出早先法国对反对塞族人的行动是不情愿的。

[8] 北约领导的维和部队在2004年12月2日被欧盟驻波黑的多国维和部队所取代。

[9] 日渐迟暮的希腊首相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为获得竞选优势而操纵民族情绪，宣称“马其顿”的说法是他的国家的古老遗产的一部分，仅适用于希腊自己的最北部地区。如果源自南斯拉夫南部的斯拉夫国家自称为马其顿，它必有民族统一之志。帕潘德里欧不能承认的是，许多希腊马其顿地区的“希腊人”本身就是斯拉夫人的后裔——尽管最后由于爱国的目的而希腊化了。

[10] 1996年冬，在当地的选举明显带有欺骗性的结果产生后，塞族学生在贝尔格莱德的街道上示威，时间长达3个月之久，他们抗议米洛舍维奇的独裁，要求变革。他们没有得到西方列强的任何支持，因为西方国家将米洛舍维奇当作戴顿协议签署后的稳定因素，于是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削弱米洛舍维奇地位的行动。

[11] 至于在萨拉热窝发生的暴行，贝尔格拉德当局及其支持者要么坚持说暴行从未发生过，要么等到他们无法自圆其说时，就说这是受害者自己刻意安排的“挑衅行为”。

[12] 让维埃的行为引起了法国还有其他地方的人们要求将他作为随后发生的大屠杀的共犯。

[13] 在以商业为导向迫不及待想要逃离桎梏重重的过去的年轻一代中，“市场经济的浪漫故事传奇”甚至带来了新的因循守旧，来代替共产主义刻板的公众语言：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顶礼膜拜，认为这种经济学带来的是阳光明媚和欢欣鼓舞，却从来不懂它的社会代价。

[14] 由于对布拉格被大德国共荣圈重新吸收的前景，在民族主义者之间出现了不安情绪，有一个流行的笑话：“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后共产主义远景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德国人来了！”“坏消息是什么？”“德国人来了！”

[15] 例外的是爱沙尼亚。它事实上被斯堪的纳维亚邻居收养了，因此获益颇丰。1992年，当它离开卢布区时，它的92%的贸易都是和前苏联进行的。5年后，75%的贸易都是和西方进行的，其中多数跨越波罗的海。

[16] 除了腐败，还有效率低下。形式上的私有化造成了颇具讽刺意味的结果：一旦集体农场分割为小块土地，它们就不能再用拖拉机耕种，而恢复到手工耕种的形式。

[17] 据估计，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1993年，乌克兰的年通货膨胀率达到5 371%之高。

[18] 但罗马尼亚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在布加勒斯特1998年市长选举中，罗马尼亚工人党在整个城市中到处张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海报。海报上这样写着：“他们枪杀了我，但你们有没有过得更好？记住我为罗马尼亚人民所做的一切。”

[19] 他们甚至有时还和顽固守旧、怀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好时光的法西斯分子结盟——尤其是在克罗地亚。

[20] 这个面纱没有落在某些为自己服务的著名作家身上——他们如果拒绝提供服务的话，并不会遭受什么损失。比如克里丝塔·沃尔夫，她那些很引以为自豪的文学成就，若从后来发现的她和安全部之间的合作上来看，就显得有点不那么令人欣赏了。

[21] 作为比较，1941年，盖世太保人数不到1.5万名，却管辖了整个大德国。

[22] 这个词源于捷克语lustrace，意思是“带向光明”，尽管英文译语也带有“清洗”的内涵。

[23] 感谢雅克·拉普尼克博士提供这条资料。

第3章

旧欧洲——新欧洲

你一定想知道为什么欧洲在自己的舞台上似乎很难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假如重新开始，我会从文化入手。

——让·莫奈

用爱把很多人凝聚在一起总是可能的，只要仍然有人接受他们的各种咄咄逼人的表现形式。

——西格蒙·弗洛伊德

绝大多数人的相对富裕和1 1%的永久性人口失业率，该如何解释这种奇怪的组合现象呢？

——比阿特丽斯·韦伯，1925年

90年代的政治分裂情绪不仅限于原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欧国家同样具有摆脱中央统治的强烈要求——或者说是为了摆脱承担偏远省份贫困人口的责任。从西班牙到英国，西欧已确立的各国领土遭受大范围的行政分权，虽然这些区域在表面上仍然维持民族国家的形式。

我们在本书卷三第3章里看到，西欧某些地区的离心倾向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浮出水面。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一直要求自治，西班牙在新宪法中已经给予承认。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就已经成为国中之国，拥有自己的语言、公共机构和统治机构。1983年颁布的《语言标准化法》使加泰罗尼亚语迅速成为具“支配地位的授课语言”；10年后，加泰罗尼亚议会规定幼稚园和学前班内只允许使用加泰罗尼亚语。所以毫不奇怪，即使卡斯蒂亚西班牙语仍然在各地使用，很多年轻人还是习惯于说自己的加泰罗尼亚语。

西班牙其他地区都未达到民族独立的程度；但若是按实力，其他地区的确也望尘莫及。1993年，作为西班牙7个行政区域之一的加泰罗尼亚，其国民生产总值已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5。其中超过1/4的外资直奔加泰罗尼亚，大部分又投资在其富庶的省会城市巴塞罗那；该省的人均收入高出国内平均水平20％。如果加泰罗尼亚获得独立，毫无疑问它将迈入欧洲大陆富庶国之列。

导致加泰罗尼亚人萌生独立意识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反感对国家财政部的巨额资助。这项资助主要是指1985年西班牙政府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地区性补偿基金。但是和巴斯克地区、加利西亚省、纳瓦拉省和其他一些新成立的自治省一样，加泰罗尼亚也同样从“西班牙”这个大整体概念中受益。佛朗哥对传统意义上民族名义的利用已经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 (无论是帝国的光辉、军队的荣耀，还是西班牙国教），等他一下台，很多西班牙人对传统和天赋权力等豪言壮语已经没有兴趣了。

事实上，和上一代“后独裁时期”的德国人一样，西班牙人是严厉禁止“谈论民族”的。另一方面，地区性或是省份的定位没有受到极权组织的玷污和否定，相反，地区性身份曾经是旧政权最钟爱的目标，它被认为是向民主过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巴斯克这个例子中，自治、分裂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就不是很明显，巴斯克的“埃塔”组织由此走上一条危险之路 (他们甚至还策划了1995年刺杀国王和首相的行动）。此外，600万加泰罗尼亚人走上一条康庄大道时，巴斯克地区的老工业区却日渐衰弱。巴斯克地区普遍存在失业问题，收入水平比加泰罗尼亚地区低，只在国家平均水平上下波动。

如果巴斯克民族主义者没能利用上述条件，那么多半是由于该地区200万居民中有很多新居民(到1998年，只有1/4的居民会说巴斯克本地语）。所以居民们对分裂活动毫无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18%的巴斯克人支持独立，更多人选择已受法律保护的地区性自治。即使是在巴斯克民族党内部，大部分成员也持相同看法，选择地区自治。对于“埃里·巴塔苏纳党”这个“埃塔”组织的政治分支而言，它的选票正在流向温和自治党派甚至主流西班牙政党。到20世纪末，埃里·巴塔苏纳党已经成为包括对政府当局不满的绿党人士、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对全球化论者的多元在野党。

如果说，推动西班牙民族国家分裂的是对过去的记忆，那么在意大利，分裂更多是由对现状不满引起的。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意大利持不同政见的地区位于北部偏远地方：该地区的人们对自己被迫接受意大利人这个身份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往往因为战争原因，而非自愿认可意大利人身份）。和意大利语相比，当地人更喜欢说法语、德语或者斯洛文尼亚语。所幸的是一系列新的自治区协议的颁布使这些地区的不满情绪得到缓和：瓦莱达奥斯塔自治区位于阿尔卑斯西北部的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的交界处；特伦蒂诺——上阿迪杰自治区位于邻近奥地利的蒂罗尔地区；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区则在种族模糊的南斯拉夫(之后成为斯洛文尼亚）边界地区。这些地区(正如我们在上阿迪杰地区这个例子中看到的）也从来自欧盟布鲁塞尔的地区性补助和其他帮助中获益。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阿尔卑斯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意大利北部边境地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政治视线：它们成为这个区域化大陆里的区域性地区。

但是，取而代之的地区分裂主义却更具威胁性。1970年之后，按照战后宪法的规定，意大利在原有5个自治省(3个边境地区、撒丁岛、西西里）的基础上被细分为15个区。这样做，当然有充分的先例：比如皮埃蒙特区、翁布里亚地区或者艾米利亚，这些地区都和加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一样，因为历史特殊性而产生强烈的独立愿望，虽然几十年前这些地区非常明显的语言差异已经慢慢减弱，但是这样的差异性并没有完全消失。

与西班牙相比，意大利的新自治区大部分只是行政上的虚构单元。虽然这些地区吹捧自己选出来的议会和领导人，并且招募了很多官员，但是这些地区单位既不能克服他们的意大利人身份，也无法与中央政府切断政治上、首先是财政上的联系。不过这些自治区的存在，倒是提醒意大利人：富庶的北部与靠救济的南部地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和持续的差别，同时也为南北部地区之间的仇恨提供了一种政治上的解释。

这种结果至少在意大利导致一些新情况的出现：富裕地区出现分裂主义。几十年来，意大利北部地区(特别是皮埃蒙特区和伦巴第区的工业化城镇、博洛尼亚省及其腹地的富裕农场和小型企业）明显比意大利其他地区富裕，与别的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世纪80年代末，米兰周边的伦巴第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是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32％；而位于意大利“靴子”地形的“脚尖”部位的卡拉布里亚区，其人均生产总值是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56％。80年代梅索兹阿诺的贫穷率是意大利北部的3倍。一方面，意大利北部和中北部在富裕程度和公益设施方面已经可以和法国或者英国相比，另一方面，意大利南部地区远远落在后面，巨大的差距只好部分地通过巨额财政汇款来弥补。

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伦巴第联盟(之后改称“北方联盟”)开始崛起。它正是利用了人们认为意大利“南部地区”依靠北部财富占了太多便宜的共识而慢慢发展起来的。根据北方联盟党创始人和主席翁贝托·博西的意见，解决方式是剥夺罗马的财政权力，将北方地区从其余地区中分离开来，最终保证伦巴第及其周边地区的独立，同时让那些贫穷的“寄生”地区自食其力。这与加泰罗尼亚(或者斯洛文尼亚，或者是瓦茨拉夫·克劳斯领导下的捷克共和国)何其相似。

在90年代的大选中，北方联盟在伦巴第区和威尼托区获得了足够多的选票，使其能在保守的政府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联盟党在政府中的席位靠的是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以及前法西斯主义者詹弗兰科·菲尼的国家联盟党的联合获得的。这两个政党(尤其是后者）主要依靠受政府资助的贫穷的意大利南部人民，而这些人正是北方联盟党非常鄙视的。虽然两党相互敌视，联盟党领导人博西的支持者们仍心存幻想，但是意大利不存在严重的分裂问题，也没有哪个省会独立。

法国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在密特朗担任总统期间，实行了有限的非中央化治理，并且漫不经心地着手将某些机构和资源分给各省。在法国新建立的各个地区单位中，不光是阿尔萨斯或者法国的巴斯克各地区有兴趣切断它们同巴黎的联系，而不管它们之间的历史同一性。只有科西嘉岛基于真正意义的语言独特性和历史独特性而掀起了一场民族脱离运动，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宣称说，科西嘉岛只要独立于大陆，就能繁荣。但是科西嘉民族主义者对暴力（和解决家族之间的宿怨）感兴趣，就像“埃塔”组织一样，所以始终只限于吸引少数人。

法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当其他欧洲国家都在大肆谈论自治和地方自治的优点时，在法国即使是最轻微的骚动，也会在巴黎政治界掀起对新雅各宾派的突然涌现出来的普遍敌视。此外，法国那些特征最为迥异的省份(例如布列塔尼和人口稀少的郎格多克高山地区）几十年来一直是法国政府的重点扶持对象。从高速铁路干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到内部投资的税收优惠，都来自法国政府。支持布列塔尼和欧克希坦分裂分子的人寥寥无几，这部分支持者大多数是60年代那个时代的狂热退潮之后仍然于心不甘的、上了年纪的好斗之士。相反，里昂和格勒诺布尔周围的罗纳——阿尔卑斯地区等富裕的地区即使只靠自己也能发展得很好，但是他们关于独立的记忆却尘封已久，并且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有政治野心想要恢复这种记忆。

但是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凯尔特人虽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伦敦政府，但是他们仍然希望民族复兴。在威尔士，这种复兴意识体现在文化形式上，威尔士人在教育和媒体方面加强了语言的使用。正如民族主义政党“威尔士民族党”领导人所说的，只有在山区和人口稀少的北威尔士，人们才要求完全独立，实际上也只有在那些地方，要求独立的呼声才找得到共鸣。威尔士的南部城市与英格兰有更加便利的交通联系，与全国工会组织、工党、自由党都有完善的政治联系，所以他们对主张建立小国家的威尔士民族独立分子一直非常地警惕。

所以，虽然威尔士民族党候选人在1974年的全国大选中首次实现突破，并且之后一直存在并保持其微弱地位，但该党从来没能使民族独立的提案获得通过。1979年3月参与投票的一小部分威尔士人中，只有小部分人同意成立地方议会，大部分人投了反对票。20年后，威尔士终于开始实施分权制，但促成这个结果的不是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而是托尼·布莱尔第一任期内工党新政府的行政重组计划——在推行这项计划时，精明的布莱尔早已胸有成竹，因为他赋予加的夫新威尔士议会的有限权利同样会落入现在正行使着它们的威斯敏斯特的议员手里。

结果，威尔士国民大会虽然拥有大量象征性权力，但是几乎没有实权，它们只是在表面上满足了民族分裂者们对于认同威尔士最高权力的需求。毕竟，威尔士从1536年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起就处于英格兰统治之下，而亨利八世本人也是威尔士王室的后裔。在语言和历史方面，威尔士的复兴已经足够，但如果认为这就是威尔士全面民族意识的复苏，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威尔士公众生活表面之下的愤怒和仇恨出于经济上的苦恼，而非民族独立的野心。假如有两个选择，一是威尔士独立，二是必须处在英格兰的统治下，但恢复受工业化破坏的矿区、城镇、港口以及解决失业问题，那么很少会有威尔士人犹豫不决。

苏格兰的情况则另当别论，苏格兰同样因为老工业的衰落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成立于70年代的“苏格兰民族党”在当地的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比他们的威尔士同行高出4倍。20年之后，苏格兰民族党作为“单一目标”党在1974年的大选中实现了突破——该党在议会中重新获得11个席位——此成绩已超过保守党，并对传统的工党大本营造成严重的压力。和威尔士人不同，苏格兰公民真正赞成权力下放；虽然他们在1997年才真正享受到这种权力，并且无可置疑地在为一个国家说话。即使苏格兰不是以一个国家的名义在为自己说话，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议会无疑是以一个独特和分离的民族的身份在说话。

苏格兰民族主义从两处受益，一是幸运地发现北海油田和天然气(它为阿伯丁和东北部地区带来财富）；二是从欧盟委员会的地区政策中受益，这使苏格兰行政官员和商人能够绕开伦敦，与布鲁塞尔总部建立直接联系。苏格兰虽然在1707年的《统一法》中加入了英国，但是它一直保持了一定距离。与其说它的自我意识建立在语言或宗教的区别之上（尽管这些区别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大部分苏格兰人身上已经变得模糊），不如说建立在优越感和怨愤的奇异组合之上。

正如很多现代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实际上出自爱尔兰人之手，一些自启蒙时代以来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来自同样使用英语的苏格兰人，从大卫·休谟到亚当·斯密，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到后来的一些名人，其实都是苏格兰人。从某种程度上讲，不仅爱丁堡是英国早期工业化时代的知识中心，格拉斯哥是20世纪早期英国工党运动的激进中心；而且苏格兰的商人、经理和移民都担负着建设、开发和管理英格兰帝国的大部分领地。此外，苏格兰一直坚称并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即使在伦敦的集权统治下，它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教育和法律系统。

那么，建立一个独立的苏格兰似乎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建议，特别是在欧盟这个大集体中，苏格兰绝对不会是最小、最贫穷的民族国家。当然，是否大部分苏格兰人在确保形式上以及某些方面的实质性独立后还希望走得更远，不得而知。地理、人口和资源方面的限制都使得苏格兰仍然依赖英格兰；所以到90年代末，似乎有理由相信苏格兰和其他一些地区一样，它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引擎会很快失去动力。

这种情况对于那些苏格兰人在爱尔兰移民的后代是否属实，那就说不清楚了。虽然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之间仅仅隔着50英里不到的海峡，但是两个民族在意识和感受上仍然存在鸿沟。苏格兰民族主义首先来自抵抗和排斥英格兰人的那种欲望，而北爱尔兰新教的民族爱国精神则来自强烈留在“联盟”内部的决心。爱尔兰“问题”的悲剧在于双方极端分子有着相反的、在某些方面又相同的目标：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希望将不列颠当局从北爱尔兰赶出去，成立重新统一的、独立的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而新教统一党成员以及他们的准军事志愿者则将目标定在压制“天主教徒”并且继续保持与伦敦历时300年之久的联系。(参见本书卷三第1章)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临时共和军和统一党能够最终达成妥协，这不是由于双方阵营中的极端主义者不够有决心，而是双方都受到压力。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大屠杀中，外国势力纷纷介入，所以，看来似乎无休无止的北爱尔兰暴行和反暴行，不仅使当地的人们失去对号称是他们的代表的军事武装力量的同情，而且迫使伦敦、都柏林、华盛顿都以比以前所能召集的更多力量，介入和迫使双方至少能达成暂时的停战协议。

但是，1998年4月签订的《耶稣受难日协定》是否能解决爱尔兰民族问题，仍然不是很明朗。双方勉强签订的停战协议在很多方面都没有解决问题。这个协议是在多方努力下达成的——爱尔兰和英国的两国首相以及克林顿总统的努力；爱尔兰自治政府议会对当地天主教少数派的担保；结束新教秘密机构和其他组织的活动；双方的信心建立措施以及长期的政府间会议，用以监督这些措施的实行。所有可以想到的措施都在实施，多方力量的善意举措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但是作为爱尔兰百年战争的停战协议似乎支撑不了多久。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领导起义的年长激进分子似乎很有可能执政。

此外，爱尔兰共和国自身在90年代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所以现在和“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形象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在后民族时代的欧洲繁荣中，通过鼓励多元文化和推行低税收，年轻的都柏林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对它来说，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分裂主义观点是另一个时代的怪异老古董，就像伦敦人眼中的执迷于帝国统一梦想的“奥兰治社”——另一个时代的怪异遗物。

对于熟悉西欧大国早期历史的人而言，在西欧的大国里实施“准民族特殊论”的新政治，似乎是对19世纪的中央集权模式的颠覆。即使在与众不同的现代欧洲，这一模式的例外之处还是证实了以下规则：德国作为前苏联的最大的欧洲西邻，其分裂势力并未苏醒。这不是因为其历史特殊性，而是因为纳粹德国战后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联邦共和国了。

无论德国是直接以古代邦国为基础(例如巴伐利亚），还是将曾经独立的公国和共和国重新组成地域联合(例如巴登——符腾堡，或者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现代德国在很多直接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方面都实行相当程度的财政和行政自治：教育、文化、环境、旅游和当地公共电台和电视台。在有限范围内，以地区界定的身份政治对德国人也许比较有吸引力（德国历史的特殊性也许的确起到抑制作用），所以地区发挥了替代治理作用。

事实上，民族分裂主义最集中的政治形式并没有出现在西欧最大的国家，而是出现在欧洲最小国家比利时。它的国土面积与威尔士差不多，人口密度只超过邻国荷兰，但是这个西欧国家的党派林立状况却能与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发展状况相比。比利时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为什么在20世纪晚期分裂主义浪潮消退后，西欧的民族国家仍然完好无损。

到20世纪90年代，瓦龙尼亚的城镇和其他区域都陷入后工业时代的经济衰退中。采煤、炼钢、石板制造、冶金业、纺织生产这些传统的比利时工业财富的摇篮实际上已经消失：比利时的煤产量从1961年的每年2 100万吨下降到1998年的年产量少于200万吨。欧洲曾经利润最高的工业区，只剩下位于列日省北部默兹河流域的旧煤矿区，此外还有在蒙斯和沙勒罗瓦的一些设备落后陈旧的煤矿。该地区先前大部分的采煤工、炼钢工和他们的家庭，现在都靠双语首都的政府福利制度由就业收入较高的北方人的税收来支付（在佛兰德斯民族分裂分子看来是如此)。

佛兰德斯经济繁荣。1947年，佛兰德斯有20％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但是50年之后，操荷兰语的佛兰德斯人中，靠土地为生的人占总人口的3％不到。1966年到1975年的10年间，佛兰德斯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5.3%；即使是在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的经济低谷，佛兰德斯的经济仍在持续发展，其速度是瓦龙尼亚的两倍。由于没有老旧工业和工人失业问题的羁绊，像安特卫普和根特这样的省份随着服务业、科技和商业的发展而实现了经济繁荣。它们的发展还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即位于从米兰到北海的“金色香蕉”地带。在比利时，说荷兰语的人比说法语的人多(人口比例为3∶2)，前者比后者的人均收入高。与南部地区相比，北部地区更具优越性，占绝对支配地位——这种变化导致北方佛兰德斯人强烈要求与其新的经济实力相符的政治地位。

2005年的比利时

简言之，比利时具有欧洲一切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运动的构成要素，如古老的地域区分[1]，历史悠久且似乎无法克服的语言鸿沟(虽然很多说荷兰语的居民至少会一点法语，但是大部分瓦龙尼亚人不说荷兰语），而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又使情况加剧。更为复杂的是：在比利时短暂的历史中，生活在贫穷的居住区的佛兰德斯农民一直受到实现工业化的、说法语的瓦龙尼亚城市同胞们的控制。佛兰德斯民族主义一直是在多方面的因素下形成的——对强制使用法语的憎恨，说法语者在权力和影响力上的明显垄断，说法语的上层精英阶层在文化和政治权威等各个方面的霸权。

佛兰德斯民族主义者在传统上一直将自己视作与之前未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人的角色类似(为此甚至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处于希望渺茫时同占领者合作，希望能从纳粹的版图上求得分裂自治）。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角色逆转：佛兰德人现在看到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不再是贫困的斯洛伐克人的那种形象，而是斯洛文尼亚形象(或者是他们自己更喜欢的称呼——伦巴第）——一个落伍的、体制运转不灵的、充满变数的现代化国家。

这两个自我归属的身份认同——受压制的按语言划分的少数民族；受挫折的经济地区——此时都已交织成佛兰德斯的分裂的政治势力，其程度之深，即使旧有的不公正能够一扫而空，并且北方荷兰语省份能赢得盼望已久的、在公共事务中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力，然而记忆中的憎恨和受蔑视也会很容易地变成新的顾虑，这种顾虑不仅会加剧比利时公共政策争论的激烈程度，还会产生新的仇恨，而那些公共事务本身也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其中在“语言战争”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在60年代——当时距离荷兰语正式被官方承认，被允许在佛兰德斯的学校、法庭和当地政府中使用已经整整50年，同时从荷兰语成为官方语言开始，也已经过去40年了——当时讲荷兰语的学生在位于荷兰语区的佛兰德斯——布拉班特省的鲁汶大学反对说法语的教授出现在校园里。学生们喊着“瓦龙人滚出去！”的口号，在学校游行。最后，学生们达到了目的，学校被一分为二，那些说法语的教师只好跑到南部说法语的布拉班特——瓦龙地区，并在那里建立新鲁汶大学(不久后，图书馆也被一分为二，其图书馆资源也重新分配，这对双方都不利)。

发生在鲁汶大学的戏剧性事件(以及之后在其他地区发生的同一时期学生相互呼应的盲目而狭隘的爱国运动）导致政府下台，并直接导致之后30年一系列宪法条款的修改(共计7条）。虽然温和的政治家们希望以此满足分裂主义者的要求，但是比利时的机构重组在后者看来只是他们实现最终决裂的一步。最后，双方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他们在解除比利时单一国家体制的问题上却越走越近了。

其结果就是导致拜占庭式的复杂局面。比利时被划分为三个“地区”：佛兰德斯、瓦龙尼亚和布鲁塞尔——首都，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议会(除了全国议会以外）。此外，这里还有3个正式的“社群”机构：荷兰语区、法语区和德语区(德语区大致包括6.5万居住在瓦龙尼亚靠近德国边境地区说德语的居民）。这些聚居区同样也有自己的议会机构。

这3个地区和语言社区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在瓦龙尼亚也有说德语的居民，在佛兰德斯同样也有一些说法语的小城镇(或者城镇的部分地区是说法语的）。这些地区存在的特权、让步政策和保护措施都成为各方仇恨的源泉。其中的佛兰德斯和瓦龙尼亚这两个地区除了上面提到的情况外，实际上只使用一种语言。虽然布鲁塞尔至少有85%的人是说法语的，但是它的官方语言是双语。

除了地区和语言社区之外，比利时又分为10个省(佛兰德斯和瓦龙尼亚各5个）。这些省份同样行使行政和管理职能。但是在形形色色的宪法修正案中，真正的权威越来越多地出现一边倒倾向：或者是倒向地区(比如在城市化、环境、经济、公共建设、交通和对外贸易方面），或者就是倒向语言社群(比如教育、语言、文化和一些社会服务方面)。

由此带来的麻烦颇为滑稽。比如，语言原则上(也是宪法上）现在要求所有的国家政府机构，无论它们的政治色彩如何，都必须在部长人选上实现荷兰语和法语的平衡，同时，总理必须能使用双语(因此总理人选非常典型地就来自佛兰德斯地区）。在宪法法院人事任命上也同样要求语言上的平等，每年按照不同语种轮流更换任期。在布鲁塞尔地区，由4名行政官员一起(可以自己选择语言）决定公共大事；但如果是处理佛兰德斯区或者说法语地区的事务，他们会两两分开坐。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比利时不再是一个（甚至也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不平衡的、权力互相重叠的一个政权。组建比利时政府是困难的：它需要地区内部和地区间的多党协商，需要在民族、地区、语言社群、省份和当地的政党联盟之间实现“平衡”，需要主要的和同等的语言群体在政治和行政层面上实现合作。当政府形成时，它是缺乏主动权的：即使是外交上的权力(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国民政府仅剩的职责之一）实际上也掌握在地区手里，因为对于当代比利时来说，大部分外交即外贸协定，都是掌握在地区手里的特权。

从欧共体到欧盟：1957-2003年的欧盟

宪法本身的巨大变革和机构改革一样是复杂的政治。佛兰德斯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分裂分子施加压力，想从他们制造的变革的新机会中获取利益。当弗兰芒集团成为战时民主主义激进分子的精神领袖，成为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北部某些荷兰语区的重要政党时，那些相对比较传统的荷兰语政党为赢得竞争，决定接受分裂立场。

同样，在瓦龙尼亚和布鲁塞尔，操法语的主流政党的政客们采用强硬的“共产主义”路线，以迎合那些憎恨在政治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佛兰德斯的瓦龙尼亚选民。结果迫使所有的主要政党都按语言和社群两条线划出分水岭：在比利时，基督教民主党(成立于1968年）、自由党(成立于1972年）和社会党(始于1978年）都一式两份，分别对应不同语言社群。这种做法导致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由于政客们都只忙于自己的政党[2]，各社群之间的不和状况就加剧了。

比利时为安抚语言和地区的分裂分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首先是经济代价。到20世纪末，比利时在西欧的公共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最高的，这一现象并不偶然，要知道，重复每一种服务、每一笔贷款、每一笔经济补助、签署每一份协议的代价都是非常昂贵的。按照比例将公共经费（包括欧盟拨款）分拨给各社群“骨干”代理人的惯例现在被应用到语言社群的政治上：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有部长、部长秘书、他们的工作人员、预算和朋友，但只有在比利时，它们各自从属于某个语言区。

到20世纪末，“比利时”在外形上已经发生改变。走在乡间路上，旅行者若是没有留意用荷兰语或法语刻着“比利时”一词的不显眼路标，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他绝不会错过彩色的标语牌告诉他们所进省份的信息(例如列日省或者西佛兰德斯省），有时，他也会看到信息栏(用荷兰语或者法语写的，但不是两种语言皆有）上告诉游客在佛兰德斯或者是在瓦龙尼亚的信息，但次数要少得多。传统的做法似乎已经颠倒了：比利时的国际边界只是一种形式，但其内部边界的区分却是真实存在并让人印象深刻的。那为什么比利时没有分裂呢？

比利时仍然没有分裂的原因有三点，从广义上讲，这三个因素同样适合解释所有西欧国家为什么会坚持统一。首先，随着宪法改革方案的实施，以及几代人时间的流逝，分裂主义者慢慢失去了追求独立的迫切性。老一代共产主义“精英分子”(他们希望建立等级社会和政治网络，用以代替民族国家）已在走下坡路，而比利时的年轻一代不容易受到党派亲密性的感染，即使是老一辈的政治家们，对这样的事实也还需要慢慢接受。

常规宗教活动的减少、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使得传统政党影响力减弱，对新“比利时人”来说尤其如此：成百上千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从意大利、南斯拉夫、土耳其、摩洛哥或者阿尔及利亚来到比利时。和新巴斯克人一样，这些人对老掉牙的分裂主义者的议事日程毫无兴趣。20世纪9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佛兰德斯，大部分人也不再把地区或者语言的问题放在心上。

其次，比利时很富有。其他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可以成功地利用那些并不富裕的国家中人们希望共有财产的想法来从事分裂活动，而比利时比较幸运，人们生活平静安逸，物质条件优越。比利时国泰民安(即使国内不是那么太平，至少可以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梦想有朝一日另一个“佛兰德斯奇迹”创造同样的财富，减少政治上由于语言问题产生的仇恨。这种结论同样适用加泰罗尼亚甚至苏格兰的一些地区，当地的极端民族独立分子发现，他们的论点会因为异乎寻常的富裕所带来的破坏性力量而慢慢变得毫无说服力。

最后，比利时和其他内部搞分裂的西欧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的第三个原因是人口因素，它比经济因素更重要，虽然两者是紧密联系的。佛兰德斯或者苏格兰如果最后还能惬意地留在比利时或者英联邦，不是因为以前出现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民族情绪在这些国家不够强烈，恰恰相反，加泰罗尼亚比其他地区（例如波希米亚）的自治愿望更强烈，佛兰德斯人与瓦龙尼亚人之间的鸿沟远比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要深，甚至也比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的鸿沟要深。但是，与它们不同的是，西欧各国不再是靠独揽大权就可以对公民进行统治的自立自足的民族团体，它们已经而且越来越成为另外一种机构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向完整的欧盟迈进的正式机制由1987年的《欧洲一体化法案》开始启动，但是真正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却是冷战的结束。1992年签署《欧洲一体化法案》的12个成员国在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流动上实现了全面自由流通。不过这还不能算是一项突破，类似目标在几十年前已在原则上通过。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直接导致同一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颁布，它和5年之后的《阿姆斯特丹条约》都使欧盟成员之间建立了真正新型的机构和财政框架。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吸引公众注意的一项条约是建立欧洲的单一货币。出于对统一后德国的顾虑，法国希望通过让德国同意放弃德国马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而将联邦德国紧紧捆绑在“西方世界”，同时还希望通过欧盟网罗密布的各项法律，将一系列的限制扩大到德国的法律、规章以及各种协议之中。而德国则坚持要求欧元必须是德国马克的翻版：和德国马克一样，欧元必须有一个由中央银行家们组成的自治监管会，必须服从德国中央银行的财政政策——低通胀，紧缩银根，赤字最小化。德国欧盟谈判专家们对“地中海俱乐部”成员中具有铺张浪费倾向的国家（像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非常谨慎，因此对新货币的成员资格设置苛刻条件，同时要求欧盟委员会对那些缺乏道德观念的政府行为实行处罚。

在德国政府的要求下，欧洲的财政部长们像奥德修斯一样，被绑在欧元这根桅杆上，置选民和政治家们关于银根松动和公共开支增加的警告于不顾。但旨在保证新欧元与德国马克一样低通胀的条款，并没有受到普遍欢迎。一些相对贫穷的成员国普遍担心这会影响它们的公共政策，甚至还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为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条件更合乎人意，欧盟对那些持反对态度的政府进行现金奖励，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贿赂”了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的财政部长们，允诺如果他们在条约上签字，就可以保证在欧盟内部大大增加结构性基金。

同时，英国和丹麦仅仅就条约主体部分签了字，但没有在单一货币的文件上签字，这部分是由于经济方面的限制；另外的原因则是象征性反应，表明这些国家在放弃主权转而进入跨国体制的过程中显得很勉强。英国和以前一样，认为向欧盟迈进就是向欧洲超级大国迈进一步，为此英国非常担心。[3]

当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辅助条文”上做了很多文章：它对欧盟官员实行“奥卡姆剃刀定律”，指出“欧盟不得采取行动(除非属于垄断性竞争)”，除非此行动比当地、地区或者某国本身采取的行动更有效。但即使是这样的条款，不同国家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法国认为，此条款会使超国家的权力摆脱巴黎的控制；德国认为，该条款可以让地区性政府拥有特权；而英国则认为可以通过该条款阻止机构融合。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具有3种重大的附带影响。第一种影响是未能预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急剧膨胀。在条约的限制性条款下，显而易见(至少是法国的意图），刚摆脱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不可能立即加入该条约(这些国家的法律和金融机构很脆弱，经济仍处于恢复期，很难按照条例在严格的财政制度和其他规章制度下进行操作，而这类规章是欧盟现有各成员国以及新成员国必须强制执行的)。

相反，作为一种弥补，布鲁塞尔总部建议波兰、匈牙利和它们的邻国尽早取得北约成员国地位：作为对它们的过渡性奖赏。北约的这种扩张方式具有很多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方式立刻受到新申请国欢迎的原因。当然其实际意义要模糊得多(这不像对它们与莫斯科的关系所造成的伤害那么真实和立竿见影）。但是，因为美国支持北大西洋防御共同体的扩张，因此第一批重要的欧洲国家在几年后都正式加入了北约。[4]

第二种影响是对欧洲的公共意识产生了影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激起各国对欧盟模棱两可的工作机制和匿名官僚机构的前所未有的兴趣。虽然这个条约在每个国家都举行全民投票，并获得通过(虽然在法国只有50.1%的得票率），但是将国内议事日程置于欧盟框架之下，在一开始仍然激起一片反对声。在过去的40年里，新的大陆体系的制度和规则一直在偏僻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几个小城镇静静地制定并签署，既没有征求公众意愿，也缺乏任何民主程序。这种日子现在似乎要结束了。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产生的第三种影响，是它至少在西欧为即将来临的一体化扫清了道路，当然还没有为整个欧洲扫清道路。冷战结束，欧盟通过了建立共同市场的决议，为旧的欧洲自由贸易区[5]剩下的成员清除了障碍。瑞典、芬兰、奥地利不再受中立立场的制约(对芬兰而言，原本是为了保持和苏联良好的关系），提出正式申请，它们对被排除在欧洲之外日益感到紧张。

由于新提出申请的3个国家不仅政局稳定，国土面积狭小(三国人口之和，只有德国人口的1/4)，并且非常富裕，入盟谈判在3个月内便告完成。其余两个申请国挪威和瑞士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与两国商界精英对入盟兴致盎然相比，挪威和瑞士两国公民仍对加入欧盟投了反对票，他们担心在超国家联盟中失去自治权和主动权，同时对于加入欧元区是否能带来益处仍然持怀疑态度。

1994年，瑞典在是否加入欧盟问题上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结果表明瑞典人心里存在着相同的疑虑，只有52.3%的人投了赞成票，即使是这样的结果，还是建立在瑞典不加入统一货币的前提下实现的(10年后，当瑞典政府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公投，建议放弃克朗引入欧元时，遭到惨败，与此相类似的是，丹麦政府也曾在2000年9月举行的公投上提出相同议题，也遭到同样结果)。佩尔·加尔顿——瑞典的绿党领导人、加入欧盟的强烈反对者——指出瑞典人普遍存在的焦虑：“加入欧盟的那天，就是瑞典议会决定将这个独立的国家转变为一个超级大国集团内某个省的日子，这是将瑞典从一个立法机关变成比顾问团稍好一点的机构。”

鲍里斯·叶利钦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莫斯科，1991年。叶利钦在总统任职期间的丑闻无法掩盖他的成功。他在理解时局和适应时局方面，特别是在俄罗斯帝国苏醒时让民族国家重新屹立方面比戈尔巴乔夫更敏锐。

莫斯科第一个“麦当劳”配送中心，1990年1月1日。西方商品和现金大量涌入“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真空地带。但是缺乏管理的经济很快就被极少数寡头政治集团成员控制，他们很快变得非常富有，这是盗贼统治的资本主义。

1991年9月（乌克兰独立一周后），示威者在基辅举着受内务人民委员会之害者照片。乌克兰人尤其牢记苏联的镇压，由斯大林造成的群体性饥荒无异于种族灭绝。

在布加勒斯特的吉卜赛人，1996年。大约有500万吉卜赛人居住在欧洲，而在罗马尼亚的吉卜赛人至少有200万，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歧视和虐待（或者是像英国那样，根本不允许入境）。

白俄罗斯的明斯克，1999年：儿童肿瘤医院。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中，3万人死亡，1/4的白俄罗斯人受感染。切尔诺贝利事故不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核灾难，但却是最严重的一次。

乌兹别克斯坦的咸海，1997年10月。苏联的工业政策加剧了经济发展造成环境恶化的负面功能，和贝加尔湖污染事件一样，咸海的消失不仅是生态灾难，而且是对未来欠下了巨债。

布加勒斯特，2002年12月。这个罗马尼亚妇女标价800美元，东欧色情交易达到相当猖獗的程度，犯罪组织从罗马尼亚和前苏联地区诱拐或绑架女孩到西欧和巴尔干从事卖淫活动。

在等待加入欧盟时，匈牙利先加入北约，并很快参与了科索沃战争（虽然是不情愿的）。1997年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次国际博览会上，北约的摊位上赫然挂着这样的标语：“在北约大门口”。

1989年6月，塞尔维亚人纪念“科索沃战争”600周年：这是中世纪的塞尔维亚人反对土耳其入侵的最后据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执意煽动人民的历史仇恨情绪，允诺塞尔维亚人捍卫“民族和精神的完整性”。

1995年6月，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牺牲者。武装的荷兰维和部队人员站在旁边，塞族不法分子仍然在拉特科·姆拉迪奇的领导下，将7 400名波斯尼亚男人和男孩赶出村庄，开枪扫射。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1999年3月21日。作为南斯拉夫战争的最后一步棋，米洛舍维奇希望通过武力阻止阿族分裂。但这一公然的种族清洗政策遭到北约武装力量的干涉，这是北约历史上第一次军事干预。

土耳其——小亚细亚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度过了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欧洲“节日”。图中，加入欧盟的支持者挥动土耳其和欧盟旗帜，迎接埃尔多安总理。他在确定了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开始日期后，于2004年12月返回安卡拉。

法国作为欧盟的创始国，在2005年5月的全民公投中否决了“欧洲宪法”提案。一部分法国人担心欧洲的约束力不够，而另一部分人则担心欧洲的制约过多。很多国家担心自己变得太欧洲化，特别是土耳其。

尤尔格·海德尔，奥地利右翼自由党领导人。尽管遭受了几次失败，海德尔还是成功地将自己和奥地利纳粹党的历史区别开来，同时攻击其余政党和“外来暴民”。图中标题的意思是，“他没有欺骗你！”

“投丹麦人民党一票！”皮娅·克亚斯伽尔德和她的“丹麦人民党”在2001年的大选中获得了12％的选票。即使是在斯堪的纳维亚，新的民粹主义也使主流政党通过限制避难权和外国人的权力来体现政党的“强硬”态度。

托尼·布莱尔介于欧洲“模式”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这和他努力在欧盟、伦敦和（与英国关系特殊的）美国之间处理三角关系一样。如果有机会，很多英国人更愿意选择欧洲大陆的医疗保障制度。

2000年2月，摩洛哥人在阿尔梅里亚的安达卢西亚城抗议西班牙的种族主义。当西欧大部分国家越来越具有多元文化的特性时，种族偏见和紧张局势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欧盟边境的一些地中海国家。

佛罗伦萨，1997年，在新圣母马利亚教堂前的索马里人。到2000年，欧盟大约有1 500万穆斯林。伊斯兰教是欧盟发展最快的宗教——这是基督教欧洲帝国历史上的一项具有讽刺意义的遗产。

雅克·希拉克在纪念1942年巴黎屠杀1.3万名犹太人的仪式上。值得称道的是，希拉克是第一位承认法国在种族大屠杀的最终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总统：他宣布该周年纪念日为“法国人悲痛和永怀羞耻日”。

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纪念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纪念日上讲话。战后初期从公众的意识中消失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已经在德国等地成为欧洲的正式纪念日。

很多北欧人和加尔顿有同感，包括那些在公投时投赞成票的公民。即使是瑞士，或者是为了不错过共同市场带来的利益而希望加入欧盟的斯堪的纳维亚政界和商界精英们，他们也认识到这样的选择是要付出经济的和政治的代价的：在私下里他们承认，如果决议没有通过，对国家而言不会是个彻底的灾难。在瑞典、挪威甚至丹麦和英国，加入欧盟(不涉及新的货币一体化议程）只是一种选择，而非一种必需。

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国家，成为“欧洲”成员国却是唯一的选择。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实现经济现代化，还是保障新市场，或是获得外国援助，稳定国内政局，同“西方”欧洲国家捆绑在一起，或者仅仅是为了防止退回到民族共产主义——爱沙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新上台的领导人都在指望着布鲁塞尔。加入欧盟后实现富裕和保障安全的前景，对那些刚获解放的“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领导人是一种诱惑。他们被警告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旧体制优于新体制，千万不能误以为真，而转变的代价是值得的：欧洲就是你的未来。[6]

但是从布鲁塞尔的角度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从一开始，欧洲计划就是极其分裂的。一方面，它的文化是包容性的，向所有的欧洲民族都开放。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加入欧共体，最终加入欧盟，是任何“建立在民主原则之上的政府体制”并同意成员国条款的欧洲国家的权利。

但是另一方面，欧盟在职能上又是排外的。作为融入“欧洲大家庭”的交换条件，每一项强加于新成员国的新协议和条约都使欧盟的准入条件复杂化；这些规章制度无异于筑起越来越高的篱笆，将那些不能通过测试的国家和人民关在门外。因此，《申根协议》（1985年）对缔约国的公民来说是个福音，他们现在可以自由地穿越主权国家的边境。但对于申根俱乐部之外国家的公民而言，他们不得不排起长队（名副其实的长队）等待入境。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下的欧洲是个极其排外的政治区域，它严格实行单一货币，坚持所有成员国融合在统一体制的管理之下，迅速形成欧洲行动惯例的萌芽形式。条约不会阻碍北欧诸国和奥地利等国加入欧盟，但对东欧国家却设置令人生畏的障碍。让新成员国忠于欧盟的宪章条款才能把它们迎进大本营，这说明欧盟实际上希望将这些国家尽可能拒在门外。

欧盟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即使是申请国中最富裕的国家斯洛文尼亚，或者是捷克共和国，它们也比任何一个欧盟老成员国贫穷，事实上大部分申请国的确都非常贫穷。无论用哪一种方式来衡量，东欧与西欧国家之间都存在巨大差距：1996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其他欧盟15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匈牙利男性的平均寿命比欧盟成员国的平均寿命低8岁；而拉脱维亚则低11岁。

如果匈牙利、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情况稍好一些，它有3 800万居民——与现在的成员国一样的条款加入欧盟，那么欧盟在补贴、地区性援助、基础设施资金和转账等方面肯定会超过预算。1994年12月，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中欧的6个国家(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和老成员国一样的条件入盟，那么每年仅在结构性基金上的开支就将超过300亿马克。

人们普遍担心，中欧国家的入盟会激起欧盟会费中贡献最多的那些国家的强烈反对，而且欧盟还不得不期待它们做出更多捐助：这些国家里面有荷兰和英国，但最突出的是德国。无论如何，东欧的那些受援国都无法执行现存的欧盟制度下哪怕是最少的基金标准。“后共产主义”国家真正需要的是“马歇尔计划”，但是现在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提供类似计划。

除了昂贵的入盟代价，新的申请国还会带来麻烦。它们的法律制度或者容易滋生腐败，或者功能不健全，它们的政治领导人未经审查，货币不稳定，边境管理漏洞百出。人们担心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会在西欧寻找工作和福利，或者呆在国内接受微薄的工资，这种状况会诱使国外投资者将目光从欧盟旧成员国转移到这些国家。无论哪一种状况，他们都会对西欧国家造成威胁。有一种说法是：西欧将会“人口超限”。这正好印证了很久以前赫尔德认为东欧“野蛮民族”将遍及西欧的担心。没有人会怀疑欧盟可以为东欧国家带来奇迹，但是东欧又可以为欧盟做些什么呢？

带着这些顾虑，西欧人犹豫了。1989年后，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首次提出欧盟应该尽快吸纳所有东欧国家，作为反对民族主义的预防性措施，但是他很快就下台了。虽然玛格丽特·撒切尔继续热烈支持欧盟早日扩大(考虑到扩大的欧盟将不可避免地淡化为英国梦寐以求的泛欧洲自由贸易区），而真正开始支配欧盟的是法国的策略。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第一反应是建立一个松散的“欧洲联邦”：一种无条件向所有国家开放、极少涉及物质利益的形式上的成员联盟。之后几年，法国外交官发现这项建议缺少支持，为失去“和平协作”迈向欧盟的机会而惋惜。但这种策略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透明策略，即可以将新获得解放的东欧各国圈进虚假的“欧洲共同体”内，而实际上却将它们排除在真正的欧盟阵营之外。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他拒绝加入的原因(瓦茨拉夫·哈维尔在一段时期内是爱丽舍宫不欢迎的人)。

相反，东欧和西欧国家在之后几年中关系一直停留在双边交换和贸易协定上，比如匈牙利和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而和欧盟之间的关系仅仅停留在严格遵守“联合”地位，再无别的深入联系。但是，1991年苏东剧变和巴尔干战争爆发后不久，西方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到放任共产主义国家带来的风险上；1993年，在西欧国家于哥本哈根召开的欧盟峰会上，在原则上同意(日期待定）“那些愿意加入欧盟的东欧和中欧各国将成为欧盟成员国”。

不过这一点丝毫没有让那些与布鲁塞尔总部和西方各成员国打交道的准成员国减轻挫折感，用波兰总理汉纳·苏霍茨卡轻描淡写的话来说是“失望”。事实上，东欧各国的领导人在之后10年中一直耐心等待，虽然屡遭挫折，仍然希望从态度勉强的西欧合作者那里寻求坚定的承诺。它们允诺按照欧盟成员国标准制定国内宪法的事情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抓住机会让欧盟的外交谈判官员们感觉到让它们加入欧盟的迫切性。

但是西欧关注的是其他方面。西欧各国专注于推行新的单一货币和旨在实现机构整合的马斯特里赫特计划的实施。德国对为合并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付出的代价和困难越来越感到焦虑，同时，南斯拉夫剧变(从一开始起就提醒西方政治家们，不可低估“后共产主义”问题带来的风险性）也让政治家们全心关注这些问题了。

杰出的知识分子们曾经是时事政治的精确气压计，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几年前，“中欧”被西方评论员们重新发现，像哈维尔、昆德拉、米奇尼克和他们的同伴们，在巴黎、纽约等城市都是社论版和高雅杂志的宠儿。但是历史匆匆而过：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奇迹般摆脱专制的历史已经成为褪色的记忆，只有游客和商人还留有记忆。人们更容易在萨拉热窝找到伯纳德-昂利·利维和苏珊·桑塔格。中欧短暂的名声已烟消云散，带着这样的名声，它们开始加速融入西欧的进程。在公共场合，布鲁塞尔的政治家和经理们一如既往地坚持欧盟在条件“成熟”时向东部扩张，而在非正式场合，他们则比较坦率。一位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在90年代中期评论说，“这里没有人真正地认真对待欧盟的扩大”。

但是扩大还是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规定，欧盟没有剥夺任何国家申请加入欧盟的权力。欧盟委员会不得不接受东欧国家的申请：1994年匈牙利和波兰，1995年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保加利亚，1996年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在1989年就递交了申请，还有土耳其(它的申请从1987年以来就一直被搁置）。就这样，10个前共产主义国家也加入马耳他、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申请之列。所有的申请国现在都在拥挤的候见厅等待欧盟的关注。

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在原先的《罗马条约》上增加了一系列专门的辅助性条款，以完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制定的目标，强制执行欧盟在发展公民权利上的纲领，以及在就业、健康、环境和共同的外交政策方面完成欧洲范围内的机构建设，加强统一的外交政策。在这些方面，统一货币于1999年正式生效；欧盟吸收其所有政府机构的力量后，完成为期10年的内部整合。“欧盟扩大”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已经不再有任何推迟的借口。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欧盟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曾希望限制入盟谈判，以便“简化”事务，像斯洛文尼亚或者匈牙利这些小国，与欧盟边界邻近，同时经济相对现代化，这对欧盟的机构组织和预算带来的挑战并不算大。但是欧盟很快发现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轻率的，将波兰或者罗马尼亚晾在一边，会让这些国家陷入非民主化的危险境地。所以从1998年开始，和塞浦路斯一起，欧盟正式开始审批这10个国家的申请流程。马耳他很快也加入了申请之列，但是土耳其却被搁置了下来。

从这一点来看，扩大是一个自我的动态过程，虽然老欧盟成员国仍然顾虑重重，而且从民意调查的结果来看，人们也缺乏普遍兴趣。但是扩大欧盟的双边谈判已经开始，首先是那些被认为是核心申请国的成员：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一年后考虑剩下的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和马耳他。虽然波兰经济不发达，但出于其国土面积和重要性的考虑，它仍然排在优先位置。相反，斯洛伐克则降到第二考虑行列，主要是对该国由麦恰尔领导的独裁政权造成的经济停滞和贿赂丑闻的回应，作为对其他国家发出的警告的例子。

之后是为期5年密集的、有时激烈的谈判。为使各申请国的公共机构、法律规章、行为规范和公共服务设施符合欧盟的最低标准，“布鲁塞尔”总部官员会突然访问所有的申请国首都，安排大量顾问，提供各类咨询意见、建议、先例、各种纲领和指导性意见。而申请国则尽力抵制，确保本国能在自由出入欧盟市场的前提下，保护国内市场，使其不被西欧其他国家极具竞争力的商品和高效的服务吞没。

这种努力的确是不对等的。长久以来，欧盟一直是东欧国家公开承认的渴求的目标，而这些准成员国除了能承诺良好的表现外，做不出任何贡献。鉴于这种情况，欧盟和各新成员国达成一些限制性特权协议——其中就涉及敏感问题，例如购买国外土地的临时性限制协议——虽然允许新成员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但是它们不得不接受欧盟对它们在货物出口方面，尤其是人口输出上的大量限制。

针对可能的人口流动的夸张性预测(欧盟在2000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中预测，如果西欧国家的边境完全开放，10个东欧国家每年将有33.5万人次涌入西欧各国)，大部分西欧成员国坚持在东欧向西欧的移民问题上采取配额限制，对10年来欧盟的各项宣言和条约的精神视若无物。德国、奥地利和芬兰强行将上述严格限制延长两年，并保留延长至5年的权力。比利时、意大利、希腊也紧跟效仿。只有英国和爱尔兰宣布它们遵守欧盟的“门户开放”政策，但声明给予东欧各国打工者的福利补助将实行最低标准。

东欧国家的农业补助和其他福利也受严格限制。根据欧盟2003年的过渡性报告，这一方面是担心“受援国能否吸纳和高效利用欧盟凝聚基金和结构基金给予的后期拨款的问题”，但最主要还是为了控制欧盟扩大的开支，使西欧各生产国面临的竞争最小化。东欧各国农民要到2013年才能得到与西欧农民相同的农业补助(到那时，大部分农民很可能已经退休或者破产)。

当谈判结束，所有条款获得通过，欧盟长达9.7万页的“欧盟规章”按照要求被写进申请国的政府规章，真正的“扩大”反而让人有点失望。在15年漫长的等待后，大部分新申请国缺乏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假如10年前它们能获准加入欧盟，这些国家或许会很激动。无论怎样，融入西欧后，很多实际利益已经大打折扣，特别是汽车制造业，前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拥有廉价的、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大众、雷诺、标致——雪铁龙在90年代投入巨资，从1989年到2003年，在东欧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累计达1 170亿美元。

到21世纪初，外国在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投资实际上已经减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盟扩张即将到来。一旦这些国家加入欧盟，那么与波兰或者爱沙尼亚做生意或是在境内投资自然变得容易。而反过来，东欧国家也可以向西方国家销售更多产品，如波兰希望在加入欧盟3年内，对欧盟的食品出口可以翻一番。但这是相对落后的结果。一旦进入欧盟，东欧国家的工资和其他费用将开始向西欧各国看齐，同印度、墨西哥等国相比成本优势就会失去。至少在制造业，利润率将开始下降。

“不断扩张的欧盟？2004年的欧盟”

同时，由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耗费了巨大的成本，使东欧国家在即将加入欧盟的时候，仍然与其他欧盟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即使是在最富裕的新成员国，人均GDP也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斯洛文尼亚是欧盟平均水平的69％；捷克共和国是欧盟的59％；匈牙利是欧盟的54％。波兰是欧盟的41％，而在拉脱维亚这个最贫穷的新成员国，其人均GDP仅及欧盟的33％。即使新成员国以每年2％的增长速度，即以比现在的成员国[7]更快的速度发展，斯洛文尼亚也需要整整21年才能赶上法国。而拉脱维亚赶上其他成员国的时间就需要75年。当然，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没有这些数据。但是大部分人对面临的困难不抱什么幻想。当捷克人在2000年的一系列民意调查中，被问及他们认为需要多久才可以“改善”现状时，30％的被调查者认为“5年之内”，30％的人回答“10年之内”，另外30％的人回答“15年或者更久”，还有10％的人回答“永远不会”。

虽然在受惠国里存在着各种怀疑理由，但是欧盟大爆炸似的扩大是真实存在的。当2003年4月在雅典正式签署入盟协议，并于2004年5月正式生效后，欧盟这一次使它的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5个(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被搁置，它们有望于2007年加入欧盟）。欧盟人口增加了20％(但是经济增长减少了5％)，土地几乎连成一片。之前的“欧洲”边境在最近的1989年也只不过到达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但是现在它已经延伸到前苏联领地。

在21世纪的黎明，欧盟面临一系列令人畏惧的问题：一些是旧问题，一些是新问题，还有一些是欧盟本身的问题。经济问题也许最常见，却是众多问题中最不严重的。无论是否有新成员国加入，欧盟仍然对农民进行大量倾斜性投资。欧盟40％的财政预算(在2004年是520亿美元）继续作为政治意图的“农业支持补偿”，很多投向根本不需要帮助的、高度机械化的法国或者西班牙。

即使在降低农业补助和减少共同农业项目上已经达成协议，估计农业价格补助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会占欧盟总开支的1/3，这对欧盟的预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问题不是欧盟贫穷，正相反，欧盟成员国的财富和资源总和可以与美国匹敌，但是欧盟的财政预算如果用2003年布鲁塞尔单独报告中的话说，是“历史遗迹”了。

半个世纪之前，欧盟作为海关联盟——可算一个“共同市场”——只是统一外部关税。它的开支形式是由关税谈判协议、价格、补贴和支持来推动并实行限制的。多年来，它的雄心已经扩展到文化、法律、政府、政治领域，在布鲁塞尔等地，它在形式上已经和传统的政府有很多相似之处。

传统的政府在募集资金、满足预期开支上非常自由，但是欧盟本身却没有税收的募集能力。它的收入主要来自固定税率的关税、农业税、欧盟范围内的非直接销售税(增值税），以及每个成员国交纳国民总收入GNI的1.24%的会费。所以欧盟的收入几乎没有多少是由自己直接控制的，并且因每个成员国的国内政治压力的不同而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大部分成员国是欧盟的财政预算的受援国，而不是捐助国。2004年欧盟东扩后，19个欧盟成员国从布鲁塞尔得到的资助要高于它们所交的欧盟会费。欧盟日常开支的维持实际上出自6个捐助国：英国、法国、瑞典、奥地利、荷兰和德国。但是，这6个国家在2003年都提出减少对欧盟财政预算的贡献，由原来的1.24%下降到1％。

即使与最小的成员国的预算相比，欧盟的预算也是小的，而且大部分花在结构基金、价格补贴和欧盟自身的高额管理费用上，所以无论对捐助国还是对受惠国的利益来讲，都是一种永久性的制约。欧盟的经济杠杆机构的有效性取决于所有成员国的一致性。在所有成员基本赞成的大原则和既定政策的利益下——例如开放内部边境，或者是货物和服务市场的非限制政策——欧盟已经取得很大进步。而在少数成员国无法真正达成一致意见时(或者仅仅是一国不同意，特别是某个主要的捐助国），政策就会中断：数十年来，统一关税和减少农业补贴一样，一直搁在议事日程上。

有时候，欧盟也会走回头路。20年来，布鲁塞尔致力于推动取消对特惠产品国的国家补助，而欧盟的单一市场委员(荷兰人弗里茨·博尔克斯泰因）在2004年6月表达了他的惊讶之情——法、德两国为了保护本国农场，开始恢复20世纪70年代的“保护主义”政策。但是和布鲁塞尔那些没有被选上的委员们不同，法、德两国无法忽视本国的纳税选民。

欧盟的这些矛盾在推行欧元时遇到的困难中可见一斑。单一货币的主要问题不是技术上的，需要用一种单一货币代替各国的不同货币，这个过程在取消法郎、里拉或者德拉克马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事实上这个过程惊人地顺利，并且没有造成痛苦[8]——当然这是以协调国内经济政策为前提的。为了避免道德上的冒险和实际运行中的风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德国坚持那项有名的《欧盟增长与稳定公约》。

希望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必须将它们的公共债务降低到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60％的水平，预算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任何未能通过此类考验的国家将受制裁，其中就有欧盟强制执行的巨额罚款。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确保欧元区的各国政府不放宽财政保护政策，不任意超出财政预算而使欧元区其他成员国为维持单一货币的稳定性而承受巨大压力。

让人惊讶的是，曾经被认为会挥霍浪费的南部国家相当自律。一名驻西班牙的观察家指出，西班牙有“资格”成为欧元成员国，不仅是因为幸运，还因为西班牙自身的优点，经济增长使西班牙能在1999年欧元引入时，及时降低国家的公共债务。连意大利也通过了德国人的测试(很多意大利人怀疑这项规定是为了把他们拦在欧元区外），当然意大利在数字上做了手脚，而且一次性出售国家财产。到2003年，欧元区包括了爱尔兰和希腊，共有12个国家。

但是，正如很多怀疑论者预测的，根据“通用规则”制定的单一货币很快就显露弊端。在法兰克福新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从一开始就保持相对的高利率，以支持新货币，防止通货膨胀。但是欧元区国家在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周期方面都是不同的。一些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经济在发展，而其他国家，特别是葡萄牙，经济远远落在后面，它们本来可以发展本国的经济活动和贸易出口，而这些活动在传统上是通过降低利率和让通货“贬值”来实现的。

因为葡萄牙政府不被允许再执行这些措施，所以必须根据《欧盟增长与稳定公约》降低政府开支，否则就面临巨额罚款。此时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政府应当通过这种方式摆脱经济衰退。这项政策并未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但是至少政府可以说在加入新货币的条款上没有违约，到2003年，里斯本已经成功地将政府债务降到GDP的59.4%，年赤字率降为2.8%，勉强符合官方规定。

但是第二年，法国的财政赤字就几乎达到4.1%，而德国疲软的经济最终为合并付出了代价——赤字高达3.9%，负债率达到近65％。考虑到德、法各自的经济实力，两国未能遵守自身的规章制度，这对整个欧盟协议来说是一种挑战。但当欧盟委员会启动处罚议程时，法国和德国都发表声明，认为“临时性”赤字在经济上不可避免，它们无意支付赔款，甚至也不能承诺在下一年有更好的表现。

欧盟的小成员国(如希腊和匈牙利）是通过一些牺牲，经过努力，才符合公约条款的规定的，而荷兰和卢森堡等国则担心新货币的稳定性，这些国家都高呼法、德违反规定，但也从中得到教训。《欧盟增长和稳定公约》颁布不到10年就已经失效。如果欧元国在本国财政预算上能享有更多自由，欧元将会遭受多大损失还不清楚。但也有人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各国政府，而在于体制僵硬的、似乎不负责任的中央银行，它坚持完全独立，仍然在从事70年代的那种反通货膨胀的战斗。

欧元面临的困难，显示出了欧洲一体化的更大的缺点：极其庞大而笨拙的政府系统。问题主要在于原先的观念上，让·莫奈和他的继承者故意避开实践，更多地去构想民主或者联邦体制。因此，他们自上而下地推动了欧盟现代化的方案建设：传承圣西门主义的构想，实施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发展经济的策略，并且由专家和官员们去具体实施该策略，同时极少考虑受惠者的意愿。这一方案的提议和倡导者们大部分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复杂的技术性方面，而出现的其他问题都被推延到以后解决。

到20世纪90年代，出于管理上的便利，欧盟仍然在数十年前的线路上行进。布鲁塞尔的委员会并非经由选举产生，其下管理一支庞大的官僚机构，制定各项政策，实施各国部长制定的日程和决议。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于1979年由直接选举产生，慢慢扩大了其监管职责(在最初的《罗马条约》中，它的功能被严格限制在咨询上），但是没有动议权。

在布鲁塞尔，存有争议的议案通常由专家和公务员决定。可能对宪法或者国家利益产生极大影响的政策，是由欧盟各部长经过仔细研究制定的，往往出现复杂的妥协性结果或者高价交易。无法达成一致的协议（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则被简单地搁置一边。几个核心成员国（例如英国、德国，尤其是法国）并不总是得偿所愿，但是它们真正不想看到的事情也绝对不可能通过。

这是一种独特的协商方式。它与1776年北美各个独立的州的情况不同，独立州就像卫星一样围绕在英国的周围，其语言、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与英国相同。这种方式也不同于瑞士联邦，虽然人们经常在两者之间做比较：瑞士的多重主权，行政区划和各地方权利与特权已经形成一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政治网络，瑞士的这种情形更像法国1789年前（假如没有国王时）的情况。[9]

相反，欧盟各成员国仍然保持完全独立，它们在过去一直自愿联合在一起，通过让步和妥协逐渐积累了一套权力和立法议案，它们既没有说明这些协议背后有哪些原则，也没有说明这些共同的承诺可以坚持多久。“布鲁塞尔”是个模糊的行政实体的匿名总部，它既不贯彻民主，也不实施极权——它通过所有成员国政府的一致同意来实行管理。从一开始起，它就作为一项积极的事业，以正面进步的形象示人——欧共体或者欧盟致力于为各成员国创造福祉，同时又不减损其独立的重要性。但是这个目标能否继续作为目标还是个未知数。

让人担心的不是欧盟制度体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而是它不可能将25个成员国结合在一起。至今，欧盟部长会议主席的任期每6个月轮流一次，每个国家轮流主持两年一次的欧洲会议——这种制度一直不受专任部长们的欢迎。以这种方式从里斯本到卢布尔雅那等25个不同的国家首都之间轮流，显然是很荒唐的。此外，在出现50名欧盟委员(每个成员国两名）后，或者说出现欧洲理事会后，六国决策机制就渐渐地停止运行了，这种体制对12个国家来说已经很麻烦了，更不用说是15个国家了，欧洲理事会代表25个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

2000年12月的尼斯会议充分暴露了欧洲一体化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困难。会议表面上是为欧盟扩大打好基础，并为欧盟委员会部长们设计一套新的投票制度——该制度以成员国的人口为重要指标，同时仍然希望确保大部分决议能够通过——但会议在既激烈又尴尬的讨价还价中结束。法国坚持与德国势均力敌(尽管人口相差200万)，而西班牙和波兰被授予观察员地位，两国希望通过向欧盟中权力最大国出让支持票，以期在将来的欧盟中获得更多的投票影响力。

为了在欧洲这个大家庭里争取地位和影响力，欧洲各国领导人托尼·布莱尔，雅克·希拉克和葛哈德·施罗德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讨价还价，唇枪舌剑，尼斯会议上的混乱场面证明先前忽视宪法精确性的做法是要付出代价的。欧盟通过引进新体制，尼斯会议直接产生了“欧盟制宪大会”：这是一种未经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授权为扩大后的“欧洲”建立一种实际的管理制度，同时人们希望对所有的事情都做出可信的解释。经过法国人的大量游说(这种方式现在人们已经很熟悉），由年迈自负的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担任欧盟制宪大会主席一职。

经过两年的筹备后，欧盟制宪大会提交了一份高于草案但远不及宪法的提案。略去吉斯卡尔洋洋洒洒的序言部分(与杰斐逊一类的前辈的简洁文风形成鲜明对比），议会通过的传统方式宪法提案的文件也几乎没有什么说明（既没有对各国的自由做出完整的定义，也没有对权力分配做出声明，等等）。正像很多人预测的那样，从这方面来讲，欧盟宪法草案是令人失望的。

但是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文本内容经过讨论后，被采纳为2004年的《欧盟宪法条约》，的确为欧盟事务的实际性操作提供了工作蓝图：改善共同防御和移民问题上的合作体系，简化和统一欧盟法律，制定旨在进一步加强欧洲议会权威的欧盟公民《基本权利宪章》，对欧盟的正式权力做了清晰的甚至可以说是雄心勃勃的说明。

首先，宪法提案应该本着在一段时间内改变欧盟委员会内部各成员国头重脚轻状态的目的，并且能够设计出一种欧洲理事会内部运行的投票制度，经过一定程度的协商后，能让所有的成员国以及各国人民接受。新提案在一些难题上是否能达成一致还很不确定，但是在税收和防御等这些真正有争议的问题上，毕竟还是一致同意保留以往戴高乐主义的国民否决机制(虽然英国实施否决权表示反对，但其他国家还是松了口气）。毫无疑问，在所有认真的、有分量的投票中，真正的权柄仍然掌握在大国手中——正如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伽塞特在1930年早已得出的结论那样，“欧洲”是为满足“法国、英国和德国三位一体”的实际目的而准备的。我们可以一直在假定欧洲宪法需要经过每个成员国的认可，这曾经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但现在欧盟至少已经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了。

时间到了2004年，让许多观察者惊奇的是，欧盟似乎克服了或者至少减轻了管理25个很难处理的成员国的实际困难。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它仍然没有站在欧洲公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一点，无论是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欧盟制宪大会和形形色色的条约，还是欧盟委员会及其各类报告和规章，以及已经开始运作的旨在教育欧洲公众认识欧盟及其工作方式的昂贵出版物和网页都没有做到。

如果说建立新“欧洲”公共机构的技术官僚们傲慢无礼地忽视欧洲民意，那么现在这种态度则是有过之无不及。在反思其工党同事执迷于政党政治管理的技巧和规则方面，英国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曾经对“根本性谬论”的假设，即认为“机构扩大可以让政党不再依靠人民”，提出反对意见。[10]但是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各项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的，它造成的后果现在终于变得明朗了：欧盟正遭受着严重的“民主缺失”。

欧洲议会的每次直选，选民人数都在下降，唯一的例外是当国家大选和欧洲大选刚好碰到一起的时候，被动员参加当地和全国大选的选民顺便也参加欧洲大选。否则，选民人数下降的趋势将一直持续。法国的投票率从1979年的60％下降到2004年的43％，德国的投票率从66％下降到43％，而荷兰的投票率则从58％的投票率下降到39％。[11]

选民们对本国政治表现出的兴趣程度，对比他们日益对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选举的漠不关心，两者差别之大尤其令人深思。在2004年6月的欧洲大选（也就是欧盟扩大后的第一次大选）上，英国的投票率比最近一次的全国性大选下降了20个百分点，西班牙下降了23个百分点，葡萄牙下降了24个百分点，芬兰下降了39个百分点，奥地利下降了42个百分点，瑞典下降了43个百分点 (瑞典本国大选的投票率为80％，而欧洲议会的投票率只有37％)。

这种现象太过普遍，因此不可能归咎于地方环境。此外，对于欧盟的未来造成更为严重影响的是，在新加入的东欧国家也出现了非常类似的现象，虽然这是它们等待很久后，第一次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投票。在2004年6月的欧洲大选中，匈牙利的投票率与上一次相比下降了32个百分点，在爱沙尼亚下降了31个百分点。斯洛文尼亚最近的一次国家大选的投票率是70％，而选民们费心去参加欧洲选举的投票率只有17％。在波兰，20%的欧洲大选投票率比2001年国家大选的投票率减少了26％，这是共产主义政权下台后最低的一次投票率。

那么为什么“新欧洲人”和“旧欧洲人”一样，对欧洲事务的态度非常冷漠呢？这主要是因为欧洲人普遍认为，欧洲事务对他们没有多少影响。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政府从来没有在是否需要加入欧盟或者欧元区问题上举行过全民投票(有些国家虽然将议案列入全民公投，但是遭到否定，或者即使是通过了，也是以极微弱多数通过）。所以，欧盟不是所有的欧洲公民“拥有”的，它与一般的民主机制不同。

此外，在欧洲公众中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欧盟机构中的欧盟议员是最不重要的，实质权力掌握在各国政府任命的欧洲理事会和由政府代表组成的欧洲部长会议手里，简而言之，国家大选才是做出重要选择的时刻。为什么当你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街头手风琴师身上时，你还浪费时间在表演杂技的猴子身上呢？

另一方面，即使是最漠不关心的欧洲公民也非常清楚，那些在布鲁塞尔不“露面”的男女政治家们现在拥有实权。从黄瓜的形状到颜色，从人们所持护照上的用词等等，任何事务都由布鲁塞尔总部决定。它可以给予(从牛奶补助到学生的奖学金），也可以拿走(你的现金，解雇员工的权力，甚至是奶酪上贴的标签）。在过去的20年里，欧盟的各个国民政府发现，将不得人心的法律、税收，以及政府不愿意承担责任但又默认的经济政策归咎于欧盟是非常方便的。

在这些情况下，欧盟的民主缺失就很容易从冷淡变成敌意，变成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的决定都是由“那里”制定的，其结果对我们“这里”的人不利，但“我们”都没有决定权——这种偏见大部分都是由不负责任的政客添油加醋，再由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煽动造成的。在2004年的欧洲议会大选中，选民的兴趣急剧下降，很多人的确不辞辛苦地赶来投票，但是他们的票却是投给反对欧盟的竞选者的。

在西欧，“欧盟扩大”本身触发了反冲力。在英国，憎恶欧盟的“英国独立党”和信奉白人至上的“英国民族党”获得了21％的投票率，它们保证要使英国与“欧洲”分开，预防移民和寻求避难者涌进英国。比利时的弗兰芒集团、丹麦的人民党和意大利的北部联盟的表现也都和过去的行为类似，只不过现在要成功得多。

在法国，让-玛丽·勒庞的“民族阵线党”也持类似立场，但是法国在欧盟扩大上的很多疑虑并不局限于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法国政界一直反对欧盟扩大，以防止法国的影响力下降，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秘密：密特朗、希拉克和他们的外交代表都尽力将这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往后拖延。公众也对这种情绪予以回应：在新成员国加入欧盟前4个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70％的法国民众对新成员国的到来表示“未准备好”，而有55％的人则反对和新成员国融为一体（与整个欧盟35％的反对率形成对比）。[12]

但是对欧盟的反感同样也在东欧出现。在捷克共和国，人民民主党——它与瓦茨拉夫·克劳斯的立场相同，对欧盟及其“过于强大”的权力持怀疑态度——显然是2004年大选的赢家，赢得捷克在欧洲议会中的席位的38％。在邻国波兰，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极右政党事实上比执政的中左联盟表现得更好(如果考虑几个月前的欧洲大选中只有刚超过一半的波兰选民认为加入欧盟是“一件好事”，这样的情况也许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总而言之，加入欧盟的确是一件好事。从共同市场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是实实在在的，即使是那些对欧盟持强烈怀疑态度的英国人也开始承认这一点，特别是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任职期间“和谐”欧洲的热情劲过去之后。加入欧盟后，可以在欧盟任何国家自由旅行、工作和学习，这对年轻人而言是真正的福祉。另外还有不少好处。相对而言，所谓的“社会”因素在欧盟的预算中只占极小的比例，还不到欧洲地区GNP的1％。但是从80年代末以来，欧洲共同体和欧盟却明显地重新分配预算，将资源从富裕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并稳步减少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实际差距——这在实际上取代了前几代人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的计划。[13]

近年来，欧洲公民甚至拥有了自己的法庭。“欧洲法院”建于1952年，与“欧洲煤钢共同体”一样是在《巴黎条约》的框架下建立起来的，刚开始时，它只实施立宪任务，确保欧共体立法(“共同体法律”）阐释清晰，能同时在各成员国以一致方式实施。但是在20世纪末，欧洲法院的法官(主要来自各个成员国）授权解决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的法律纠纷，同时审理来自下一级法庭决定或者是反对成员国政府的决议。欧洲法院事实上已经具有泛欧洲上诉法院的许多特点和权力。[14]

欧洲法院的这个例子说明，欧盟的机构如果以间接的、非刻意的方式出现，会有不少优点。即使是在原先欧洲最“核心”的国家中，也很少有律师或者立法者会在一开始就愿意放弃他们本国法律的权威性。同样，如果将一个“欧洲议案”清晰化，仔细描述欧盟的目标和机构，并将此方案在西欧各国分别投票，那么很显然这种方案是会被否决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欧洲的理念的优点恰恰在于其含糊性。比如“增长”和“和平”——这两个词都与欧洲一体化支持者心中的想法紧密相连，“欧洲”的概念非常亲切，不会招致反对。[15]早在70年代，当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最先开始轻描淡写地谈论“欧盟”时，外交部长米歇尔·若贝尔曾经问他的同事爱德华·巴拉迪尔(后来的法国总理）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巴拉迪尔回答道，“没什么意味。不过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蓬皮杜本人则放弃使用这个词，认为它是“一个含糊的概念……用来避免原则上的争议”。[16]

当然，正是这种概念上的含糊性和欧盟立法方针的精确性，导致了欧盟民主的缺失：对欧洲人来说，关心一个定义模糊但同时似乎还影响到他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欧盟，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然而，欧盟作为一种间接的政府体制，在它的所有缺陷中，毕竟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原创性的特点。决议和法律也许可以在跨政府的层面上通过，但是必须通过国家政府才能真正落实。因为没有强迫机制，所以每件事都必须通过公约执行——欧盟没有税收官，也没有警察。所以，欧盟代表一种非同寻常的妥协方式：由国家政府承担的国际政府。

最后一点，因为欧盟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机制能够阻止各成员国之间互相攻击，所以它的存在从某种方式上来说是荒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种通过战争才能赢得政治上和领土上优势的方式，已经让战胜国接受了惨痛的教训，当然，战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到这个教训。若是欧洲内部再打第三次战争，就会是末日的灾难，就会彻底毁灭欧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发生，至少在战后初期还不能保证。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欧盟的精英们和各种机构互相交织和相互依赖的现状，使武装冲突尽管绝不是不可能的，但也多少变得不可思议。这就是为什么“欧盟”成为拉脱维亚和波兰等国家向往的目标——这是它们摆脱历史的一条逃离路线，也是对未来政策的一种保证。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什么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们在面临巴尔干战争时，会显得那么愚蠢而且无用？

南斯拉夫事件上的耻辱[17]提醒我们，欧盟的优点不能掩盖其缺点。欧盟不是一个国家，虽可以将4.5亿人口组成一个单一有松散组织且较少意见分歧的共同体，然而，它毕竟不是一个国家，公民们仍对自己的国家保持最基本的忠诚，他们遵守本国法律，说本国语言，在本国纳税，而欧盟却没有决定权或强制保障自己安全利益的机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没有共同的外交政策。相反，在几十年来，欧共体和后来的欧盟在国际论坛上提高和维护自身利益与别国展开竞争方面非常有效。但是这些利益绝大部分是经济上的，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一些经济保护主义条款。在美国出口商减税或者美国限制欧洲产品进口等事情上，欧洲的经济部长们和贸易代表们是同美国对抗的。

更具争议的是，为了保护受到农业补贴的农民的利益，欧盟也在同高关税作斗争。比如欧盟对像糖类这样的商品实施进口限制措施，从而损害了非洲和中美洲农民的利益。[18]但是当欧盟的各成员国——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地方发生经济纠纷时，就会乐于把责任推给欧盟，而自己却保持了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有的那种重大特点。

欧盟没有军队。部分地说来，这是一种历史偶然。在20世纪50年代初，很多人认为西欧将来可以而且应该组织集体军事力量（在1950年8月的欧洲理事会咨询大会上，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甚至提出设立欧洲军事部长一说）。但是建立欧洲共同防御的建议的破产(参见本书卷二第1章），以及联邦德国并入北约，结束了一代人的这种想法——西欧舒适地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帝国时代结束，西欧各国都减少了防御开支。随着欧洲共产主义下台，军事开支就进入了新低。在80年代末，北约各成员国在军事上的平均预算已经下降到GNP的3.4%。到2003年，丹麦在国防上的开支只有GNP的1.6%，意大利是1.5%，西班牙只有1.4%。只有法国和英国的军事开支庞大，但它们的开支也没有超过5％（从历史标准来看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2000年已经宣布了“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计划，但是欧洲没有哪一支武装力量在“欧洲”的控制之下，或者将来有可能在其控制之下。尽管“欧盟对外关系委员”存在好几年了，但是在《阿姆斯特丹条约》签订之后，它的职能被“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复制(所以其权威性就下降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只对欧盟委员会部长会议负责。无论是对外关系委员还是高级代表，都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而派遣武装力量、谈论外交政策或者替各国部长发言都需要事先指示。亨利·基辛格在几十年前问过一个讽刺性的问题——“如果我想打电话给欧洲，该拨哪个号呢？”——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过时。

但是这些限制(比如欧盟虽然面积大，又富裕，但它仍然不是个国家，更不是一个大国）反而提升了它在国际和国内的形象。在这一方面，至少欧盟确实与瑞士相像，成为国际合作和中介的地方，在解决问题和社会融合方面提供了“后国家”策略的模板：与其说这是一个机构网络或者一种法律体系，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套价值观，即“欧洲价值观”，这体现在新的《欧盟基本权力宪章》中。

如果这个新欧洲的价值观和标准在20世纪末处于压力之下，这不是因为已有的民族国家对欧洲的观念历来是错误的。欧盟及其成员国现在面临着超出它们掌控之外的力量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其中大部分与那个被通称为全球化的过程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全球化毫无神秘之处。它并不算史无前例，至少19世纪末新兴的、迅捷交通和通信网络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一个世纪后因特网给世界带来的巨变，以及解除管制和开放金融市场带来的改变一样剧烈。在全球范围内，20世纪末在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进行不平等分配方面，比起1914年之前，也没有什么新意——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制度一贯以符合强权者和富人的利益为标准的时候。

但是从欧洲来看，世界经济中的新转型在以下重要领域所起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19世纪末，欧洲国家开始扩大对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当时很多国家拥有、运作或调控大型经济部门。不断增加的新税收为政府开支提供了保障，急剧增加的政府开支部分用于支付战争开支，而更多的则用于满足已经成为政府职责的社会福利事业的需要。

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国际化是紧随欧洲私营化的第一次浪潮之后出现的，也为以后的国际化浪潮提供了动力(参见本书卷三第4章）。欧洲国家现在正在“倒退”——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大部分西欧国家，最后是在“前共产主义”国家，这种过程继续受到1987年《单一欧洲条约》的支持，它为国内和国与国之间的公开竞争做了准备。通过合并、占有和生产国际化等操作，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经常跨出国门，公司和企业开始实现全球化运作。

货币的成倍增加和转移方式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80年，所有的国际性银行每年借贷的总和是3 240亿美元；到199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7.5万亿，在10年中增加了20倍。而这仅仅是个开始。80年代初，大部分欧洲国家对资金流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在此时看来，对资金流动进行控制的手段与实行食物配给一样陈旧。而1992年9月的“金融风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先是英国，然后是意大利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由于无法阻止私人投机商和机构投资者的经济行为，两国的货币被迫贬值。

这场全球经济中的变革，其优点是不言自明的。投资资金不再受到国与国、汇率制度或者本地货币的制约，只要有需要，资金就可以自由流动(并且可以预见其利润），到1990年，外国人已拥有德国34％的债务。但是这场变革也有弊端：在德国、法国和瑞典，制造商们的利润率受到管理者和高技能工人的高薪成本的限制，现在，这些欧洲制造商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投资，而且还在国外寻找适应性更强、更廉价的劳动力。

德国、英国和法国发现，直接将工厂设在国外，在巴西、尼日利亚或者罗马尼亚进行产品生产安装，然后将成品直接销往全球市场，比以前从贫穷的国家引进廉价劳动力要高效得多。这进一步加速了西欧的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加剧了许多地区的长期性失业问题，增加了失业补助和其他社会保障服务的费用。

当位于法国摩泽尔的克勒兹瓦尔镇的最后一个煤矿在2004年关闭时，没有人认为矿工们可以找到固定工作。摩泽尔省的失业率一直在10%上下波动。再往北，与比利时交界的采矿小镇，其失业率是15％。整个法国在过去的30年里，特别是1980年以来，失去了150万个工作岗位。西班牙很快失去了以较落后国家的身份加入西欧而增加的相对优势，在向民主制转变的过程中，西班牙在20年内失去了60万个工作岗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班牙处于经济衰退的高峰期，全国有44％低于25岁的劳动力失业。

失业问题不是个新问题。即使是拥有完善的福利网络的大部分欧盟国家，失业对个人和社区的经济影响不能和内战的破坏力相比(它们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另外一回事），但它与战争相比有其特殊之处，20世纪最后几年的经济混乱发生在物质富足时期，其社会代价是极其巨大的。私有化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创造了大量财富(虽然相对而言不是很多），在某些地方，比如说伦敦或者巴塞罗那，其影响非常显著。因为距离缩短，电脑和电子媒体实现了交流速度的增加，关于他人生活的信息可以很快并且大量地向所有人传输。

正是这种贫穷和富裕、风险和繁荣、大众贫穷与私人富有之间的显著差异，才使得欧洲人对无法规范的自由市场和全球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虽然很多欧洲人是自己哀叹的这些变化的间接受益者）。过去，这种感情(加上来自工会和利己主义政客的压力）也许会让人们选择后退到某种程度的有限保护主义。

但是现在政府的手被捆住了，而传统意义上的工会也不再存在。只有在法国，统一工会在公众舆论的帮助下，暂时阻止了国有公司对外出售。即便如此，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阻止公司私营，比如战后实行国有的电力巨头法国电力公司，其雇员就属于为数不多的大工会“法国总工会”成员。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即使欧洲能源市场都摆脱了政府管制，但法国电力公司仍然是国有企业。

但是法国总工会这个曾经的蓝领协会龙头，与它的前身相比，实力也大不如以前，整个法国工会运动从1980年以来就失去了2/3的会员，并且它代表的工人已经不再是法国或者其他地区典型的工人了。工作本身已经改变。在很多地区出现的是一种新型的“四等级”体系。它的上层是新职业阶层——大都市居民、世界公民、富裕人士和受过良好教育者——他们经常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联系，是新全球经济的受益者。然后是第二等级，也就是传统雇员的核心层级，他们分布在工厂、服务业或者是公众部门，工作有良好保障，仍然能享受许多传统利益和其他物质保证。

第三等级由小型企业和服务业组成，包括零售店店主、旅行社从业人员、裁缝、电器修理人员和类似人员，大部分由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来充当(在法国是阿拉伯人，在德国是土耳其人或者库尔德人，在英国则是南亚人）。以上这3个等级的后面还必须加上数量庞大的、典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南欧灰色经济”。在意大利，从制鞋到纺织乃至零部件制造经常是在政府的监督下生产和分配的，据估算，在1997年，“非正式”部门所做的贡献只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葡萄牙，正式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22％；但是在一些地区，如偏北地区的布拉加镇，“非正式”工人占当地劳动力的45％。

接着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第四等级：雇佣工人，他们无法既享受传统熟练工种的长期安全性，也不能享受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繁荣期的利益标准。的确，在一些地区（例如英国和荷兰），失业人数最终降到很低的水平：很多人认为这证明了自由市场的运作令人满意。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再把失业人员算在内，特别是女人和年轻人，因为他们工资低，从事没有奖金的兼职工作或者是签订受国家政策支持和保护的固定合同。

很多无法靠低工资维持自身及其家庭开支的工人，仍然可以求助于国家的福利保障，事实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在英国，撒切尔主义对国家和社会影响最大的地区，1 4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包括400万名儿童。[19]1/6的人依靠收入补助和家庭信贷计划而维持在贫困线之上。到20世纪50年代，在北欧曾彻底消失的无家可归者的数目又一次上升：仅在伦敦地区，撒切尔时代的无家可归者就增长了10倍。到90年代中期，人数已经达到8万。英国首都离一些最昂贵的房地产相隔不远的几英里处，已经开始与维多利亚时期臭名昭著的“流浪者的伦敦”相似起来。[20]

过去，经济高涨可以让很多人摆脱贫困，包括拥有较高的收入，以及更有保障的工作，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欧洲是在富裕时期发展了下层阶级。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安德烈·高兹在20世纪60年代预言的那样，在工业时代末，将出现临时的新工人阶级，他们属于“非工人阶级”，在现代生活中属于边缘，然而在本质上却属于现代生活的核心层。

和美国一样，欧洲的下层阶级不仅仅是由贫困和失业 (或者是待业）决定的，而越来越多的是由种族决定的：在90年代中期，伦敦年轻黑人的失业率是51％。如果考虑到很多黑皮肤的荷兰人、德国人或者英国人都是当地出生的孩子，甚至是原先摩洛哥、土耳其或者巴基斯坦[21]移民的后代，那么20世纪末的欧洲的穷人就是跨种族或者是“跨文化”的(现在已经习惯于这样描述）。相隔短短20年再回到像鹿特丹和莱塞斯特区这样使用双语的多种族小镇，很多人会惊讶不已。1998年，在伦敦市区的公立中学里，白人孩子只占了一小部分。

欧洲的大城市（例如伦敦）现在已经是真正的国际化都市了。如果说城市的高收入工作仍然由欧洲白种人(和北美人）完成，那么几乎所有的低收入工作，从街道清洁工到儿童保育员，现在不是由来自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传统“第二等级”的欧洲人完成，而是由那些“少数民族”——经常是黑人或者棕色人种——来做的，其中有很多人没有工作许可证。根据官方数据，住在伦敦和英国东南部的外国人在1992年至2002年净增长了70万人；但是实际的数字还要高。

移民虽然在西欧一再受到阻止和严格控制，但它仍然是个主要的人口因素：1998年在伦敦市区生活的孩子中，有1/3第一语言不是英语。通常这些孩子是难民和“寻求避难者”，南斯拉夫战争使这样的避难者人数激增；不过也有来自东亚、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很多地区的民工，他们中很多人是非法移民，所以也没有正式记录。

德国的避难设施是(并且仍然是）欧洲最慷慨的[22]，但是一般来说，移民要拿到公民资格仍然是很困难的，据统计，到20世纪末，只有500万移民(算上他们的家庭人口）取得了公民资格。在21世纪，大部分申请德国难民的人来自伊拉克、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国家，但是从伊朗、阿富汗、俄罗斯等国来的难民人数也越来越多。

因为担心西欧将会被“经济难民”（比如非法移民）、寻求避难者和类似人员“淹没”，人们对“欧盟扩大”缺少积极性。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和德国的建筑业中存在大量无证波兰工人。但问题不在波兰、匈牙利或者其他中欧国家，而是它们东面的国家。1992年，波兰本国有29万“非正规”移民，大部分来自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前苏联国家；只有1 000万人口的匈牙利是10多万寻求避难者的家。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的生活是艰辛的，但还不是难以忍受，这些国家与他们的西方邻国之间的差距已经在缩小，但是速度很慢。中欧和其他“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的差距则越来越大了。

于是，到90年代末，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平均月工资早已接近400美元，而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则徘徊在80美元左右，在保加利亚低于70美元，在摩尔多瓦只有30美元——这个平均数字还是有误导性质的，因为在它的首都基希讷乌之外，其他地方的收入更低，占人口48%的民众仍然靠土地生活。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状况不像波兰，甚至还不如保加利亚，没有多大改变：到2000年，每两个摩尔多瓦人中就有一个年收入不到220美元——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9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摩尔多瓦人、乌克兰人或者很多处于大都市圈之外的俄罗斯人的唯一选择就是在西欧寻找工作。结果，大量的移民，首先是年轻妇女，最后落入犯罪辛迪加的手里，他们由船只经罗马尼亚和巴尔干运送到西欧，情况最好的也就是在工厂和餐馆做契约工人，而最糟糕的，并且也是大多数，妇女移民通常沦为妓女：在德国、意大利甚至是波斯尼亚，高薪的西欧士兵、行政官员和“援助人员”都是她们的客户。这些摩尔多瓦人和乌克兰“客籍工人”由此加入了罗曼人（吉卜赛人）的行列，处于欧洲大陆多文化的熔炉的最底端。[23]

性交易的受害者大部分是很难发现的，和早些年从欧洲边缘地区过来的白人移民一样，她们很容易融入当地社会，这也是警察和社会服务机构很难找到她们的原因。但是大多数法国社会学家和评论家们所描述的“被排除在外者”(即，被排挤的外来移民）是非常容易发现的。这个新下层阶级不是被工作而是被他们的“生存机会”排挤出来的：他们被排除在主流经济之外，他们的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家安在城市边缘的简陋棚屋里，没有商店、社会服务和交通设施。2004年，由法国内政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大约有200万这样的外来移民生活在大都市边缘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由于社会排挤、种族歧视和严重的家庭暴力而日益沦落为贫民窟。在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区里，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50%；受害最深的是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的后代。

通常这些下层阶级不是由肤色而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来区分的。除了多元文化，在现在的欧盟里，宗教类别越来越多。基督教徒仍然占绝对多数，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做礼拜仪式。犹太教徒的人数较少，只在俄罗斯和法国较多，英国和匈牙利的人数就相对少得多。但是印度教徒，还有特别是穆斯林教徒，在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大城市、意大利和中欧等地方广为散布。在欧洲众多的世界性宗教中，伊斯兰教徒的人数在迅速上升。

直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法国(大部分来自北非）和德国(主要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背景的人口）的穆斯林人口大约达到600万。再加上英国约有200万的穆斯林(大部分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和意大利的众多穆斯林，使欧盟的穆斯林总共达到1 500万人。

在穆斯林区有着很多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公共学校里应该如何规定宗教特色的着装和标志？政府在鼓励（或阻止）独立文化组织方面该起怎样的作用？政府是否应该支持多元文化组织的发展（以利于各种文化独立发展）？或者说当局是否应该推动文化融合的进程？法国政府在政策上鼓励文化融合，但是禁止在学校里展示各种宗教标志。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英国和荷兰，对于文化差异和强烈的宗教自我意识则要包容得多。但是各国的人们对这一点持不同意见（详见本书卷四第4章）。

随着新一代排外主义政党的发展，整个欧洲大陆可能会陷入愈来愈严重的紧张气氛中，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此类问题将被认为是政治议程上的首要问题，而且频频出现在就移民和收容问题引发的争论中。在这些排外主义团体中，一部分扎根于此前就存在的宗派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而其他的，例如非常成功的丹麦人民党或荷兰的“皮姆·富图因特别党”，则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这些政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特别擅长激发“反移民”情绪。

无论是像“英国民族党”那样攻击“少数民族”，或是像法兰西“民族阵线党”的让-玛丽·勒庞那样抨击“移民者”（在德国，移民更多地被称为“外国人”或者“异族”），近年来，那些极右翼党派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大量批评。一方面，经济缓慢发展和全球经济的脆弱性给很多工薪阶层带来了终身难忘的经济危机感；另一方面，老牌左翼政治机构已无法通过各种阶级旗号来控制这种不安全感了。在原本法国共产党势力极强的地区，法兰西民族阵线能屡战告捷，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移民中外来文化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增加（可以预见，将会有越来越多外国人同国民一起分享社会福利，在对东方劳工敞开大门后，本土的工作机会竞争也将更加激烈）使新右翼党派如虎添翼。民粹党的蛊惑家们指责说“船已满载”（或者说，他们的政府已经放弃了对自己国境的控制，即对所谓的“世界利益”和“布鲁塞尔官僚”彻底让步），他们承诺将禁止移民，遣返那些“外国人”，让白人公民恢复原来地位，让外来者待在自己的国家。

与早期的法西斯主义相比，现在的仇视外族运动可算是相对温和的了。但是在90年代初，德国仍然出现了一系列因仇视外族和少数民族而引发的犯罪事件，这在当时引起了批评者们的广泛关注。君特·格拉斯就严厉指责联邦德国在政治文化上表现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和冷漠无情，以及对“不合时宜”的统一的盲目热情，他认为那些得意而健忘的政治精英们该对种族主义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在原民主德国那些颓败的工业小镇，因为那里的人民仇视外国人的情绪最为强烈）负责。

但是，即便这些暴力事件得到控制，公众对新右翼势力的支持仍然值得注意。在年轻有为的领导人尤尔格·海德尔的带领下，邻国的奥地利自由党（其前身是战后出现的“独立者联盟”，所不同的是，在表面上它已消除了前者的纳粹成分）在民意测验中脱颖而出。该党派宣传自己代表着广大未能从两大党派双赢合作中受益而且受到那些入侵本国的“罪犯”、“瘾君子”和其他“外国暴民”威胁的本国民众的利益。

为了防止触犯法律，海德尔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可能带上纳粹主义爱国色彩的行为。大部分奥地利人（和让-玛丽·勒庞一样）只是隐晦地流露出自己的偏见——比如当公共生活中有什么事令其不快时，他们会点某些人的名，而后者恰好是犹太人。海德尔及其追随者对于战胜欧盟等新对手充满了信心，他曾说“奥地利人应该对欧盟、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任何国际意见充耳不闻，我们只需对自己的祖国效忠”。

在1986年的奥地利国会选举中，海德尔的自由党赢得了9.7％的选票。4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7％。在1994年10月的大选中，它获得的选票高达23％，仅仅落后人民党4个百分点，而后者在战后执政长达25年，而且在当时仍然控制着奥地利的多个农业大省。更糟糕的是，海德尔在原本忠于社会党的工人阶级中也已深入人心。如果考虑到（根据1995年的民意调查）1/3的奥地利人都认同海德尔的观点，认为“外籍劳工”和其他外来者在奥地利享受了太多的福利和特权，这样的结果是一点也不会让人惊讶的。

在20世纪末期，海德尔的影响达到顶峰。在1999年的大选中，自由党获得了27％的选票，成功地把人民党挤到第三大党的位置，与第一大党社会党的选票差距也缩小到29万张。2000年2月，在奥地利的欧洲盟友们略显夸张的担忧中，人民党组建了一个与自由党合作（不包括海德尔自己）的联合政府。奥地利新总理沃尔夫冈·舒瑟尔做了一个精确的估算：自由党发起的是一场抗议运动，是一个反“特定社会群体”的政党，迎合了“利益受损和被欺骗的普通民众”（援引自皮埃尔·布亚德，民粹派人士）。一旦进入对国家事务的实质性管理，自由党就会忙于处理各种公务杂事，还得对不得人心的政策承担责任，很快就会失去它的吸引力。在2002年的大选中，自由党只获得了10.1％的选票（而人民党的得票率则上升到了43％）。在2004年的欧洲大选中，海德尔的自由党仅仅获得了6.4％的选票。

奥地利南部卡林西亚州州长尤尔格·海德尔从崭露头角到势力衰微，显示出排外政党的发展轨迹。在荷兰，2002年，“富图因特别党”因为领袖的遇刺，赢得了17%的支持率，跻身荷兰执政党之列，结果在之后的选举中，仅得到5%的微弱支持，国会席位也从42席锐减至8席。在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支持率猛然陷入下跌状态，北方联盟趁机入主政府。

在丹麦，1995年还默默无闻的丹麦人民党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在2001年前已成为国会第三大党派。人民党从未执政，而且始终将焦点放在移民问题上，主席皮娅·克亚斯伽尔德以此集结影响力，渐成气候。丹麦两大党派——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在关于政治避难和对外国居民的法律的强硬度上打压对方。皮娅·克亚斯伽尔德在2001年的选举中获得12%的选票后曾这样宣称：“现在政府是我们的。”[24]

在某种角度来看，她的说法没有错。因为几乎没有主流的左翼或右翼政党敢在这些问题上“手软”，即便是势力较小的但对政策能施加影响的英国民族党，也能在新工党政府的政策制定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个以往处于边缘的小党，近期最好的表现仅仅是在伦敦东部的一个地区争取到7%的选民。在那里，孟加拉人取代了犹太人，成为当地主要的少数民族。4年后，该党在奥尔德姆的两个区获得11 643张选票（占14%）。奥尔德姆从前是兰开夏郡的磨坊小镇，在选举前不久还爆发过种族动乱。

以上的数据跟欧洲大陆的发展比起来是无足轻重的，英国民族党距离赢得国会的一个席位的目标还很遥远，但民意测验表明了全国上下普遍焦虑不安的情绪。极右翼能够向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施压，使他进一步收紧英国原本就不宽松的移民和难民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之前2001年大选的民愿：一个在国会中占据压倒性席位的新工党政府和近1 100万选民，本就该对一个新纳粹主义小党做此回应。该党在全国范围内只吸引了4.8万选民，是总票数的2‰，只比“魔怪狂欢发疯党”多了4万张选票。

在法国又是另一番景象。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党有两大优势，一是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排外移民政策，在1986年大选中有270万选民支持；二是具备善于将公众的不满情绪转化为集中愤怒和政治歧视的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实际上，在当年密特朗总统将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引入国民阵线前，极右势力从未如此风光过。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旨在带领国民阵线取得国会的成功，从而分裂并削弱法国主流的保守党派。

450万选民在1995年的大选中支持国民阵线领导人让-玛丽·勒庞，当他取得空前成功后，2002年4月，这个数字攀升到了480万，以17%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将时运不济的左翼法国社会党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淘汰出局。法国主流政客们得出结论，认为应该平息让-玛丽·勒庞的担忧，并承诺在“安全”和移民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来压制他的魅力，但同时容忍他的语言或者计划(“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其余人都应当遣送回国)。

勒庞同旧传统的极右翼政治关系密切，在青年时代就支持布亚德主义（主张用减税来保护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就参加过带有极右色彩的组织，出语谨慎地为维希政权和贝当政权辩护，他的行动如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同党们，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法西斯的念旧那么简单。当然，皮姆·福图因和克亚斯伽尔德也不属此列，因为两者都强调了保持国家传统上政治宽容的意愿，尽管面临着宗教狂热和新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文化的双重威胁。

奥地利的自由党不是纳粹运动，尤尔格·海德尔也不是希特勒。恰恰相反，他近乎卖弄地强调自己生于战后的事实。他出生于1950年，反复提醒民众关于战后出生一代的天时地利。克里斯托夫·布洛克领导的瑞士人民党在2003年的一项反移民、反欧盟的投票中，夺得28%的支持率，与他类似的是，尤尔格·海德尔的部分成功归因于其先锋姿态，在全国以传播自由信念的形象出现，掩盖了其民族主义者之实。这一招对年轻的选民异常奏效，一时间，自由党成为奥地利最受30岁以下选民青睐的政党。[25]

奥地利和法国对移民(法国的移民来自南方，奥地利的移民则来自东面，那两个地区都曾经是这两个帝国的占领地）的恐惧和仇恨已经取代了反犹主义，成为维系右翼派别的纽带。但新的反对党也从别处获利：一身清白。他们没有上台执过政，未受到90年代初困扰欧洲政坛的腐败问题的毒害。腐败问题不仅出现在罗马尼亚、波兰或者(首先是）俄国（在这些国家里，尚可以认为腐败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间接代价），还出现在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腹地。

在意大利，据传基督教民主党与银行家、承包商、城市老板、政府雇员相处甚好，也获得了可观利益，而且根据流传甚广的说法，意大利黑手党新一代头目开始勇敢地打破在公众生活中几十年来的沉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2年的米兰丑闻案让意大利社会党先倒台了。社会党名声扫地，前任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被迫穿越地中海，逃亡突尼斯。

但是，社会党的丑闻同他们的长期合作伙伴基督教民主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丑闻事件后的逮捕浪潮和指控行动，更是让两个政党声名狼藉，他们在两代人40多年时间里建立的整个政治网络被颠覆。1994年的总统大选中，除了意大利前共产党和前法西斯党，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土崩瓦解——但是在这次政治风波中，最终得益的只有前酒吧歌手品行不端的媒体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他步入政界更多地是为了确保自己的业务不受影响，而不是继续深化意大利国内的政治清扫运动。

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政治生涯的结束则是因为另一类型的丑闻。9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世界日报》和《十六日报》上刊登了年轻记者的调查报告，指出冈萨雷斯政府参与1983-1987年镇压巴斯克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政府允许和鼓励敢死队在“埃塔”活动范围内的西班牙境内和西班牙——法国边境的巴斯克地区实行绑架、拷问和暗杀行动(参见本书卷三第1章)。

考虑到“埃塔”是个声名狼藉的恐怖组织，对该组织的镇压活动还不至于使魅力非凡的冈萨雷斯失去民心（由于佛朗哥政权晚期公众普遍愤世嫉俗的情绪，冈萨雷斯的很多同辈对国家和法律的看法都明显地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假如没有揭发渎职和有权势人物的话（他的社会党同事一直在宣扬，在这之后的意大利还出现很多例子），公众对不成熟的西班牙民主的道德状况就不会如此担忧。

在法国（或者在德国、比利时），90年代频繁的丑闻丑化了政府形象，表明公共机构和道德的脆弱，但更显示出在现代社会实行民主的成本在不断上升。政治——包括职员、广告、顾问——的成本都很昂贵。在欧洲，政党的公共经费受到严格限制，经常只有在大选期间才有常务开支。如果他们需要更多的经费，在过去，政治家们就会求助于他们的赞助人——政党成员、工会(左翼）、私人企业家和私人企业。但是这些资源快穷尽了：党员人数减少，工会影响力下降，越来越多的政党关注经济事务，所以那些公司和私人都觉得不必要向任何一个政党慷慨捐助。

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欧政党普遍开始或多或少地找寻吸引资金的出路。废除控制和商业全球化，使政治家们发现周围有更多的资金。像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英国的新工党一样，法国的戴高乐党和社会党在过去的20年里用一系列不正当手段募集资金，或者是通过出让利益，或者仅仅是在政策上向原先的赞助人倾斜。

在比利时，事态走得更远。在众多丑闻中，只需一件，即所谓的“达索——奥古斯塔事件”就可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末，比利时政府从意大利奥古斯塔公司定购了46架直升飞机，并让法国达索公司改装16架F-16战斗机。其他的竞标者都空手而回，这种事本身并不罕见，关键是三个国家的卷入使该事件带有泛欧洲的色彩。

后来就披露出比利时（当时执政的）社会党在两宗交易中拿到大量回扣的事件。很快，得知太多内幕的社会党领导人安德烈·科尔斯于1991年在列日市的一个停车场被杀；另外一位叫艾蒂安·芒热的在1995被逮捕；第三位是比利时前总理威利·克拉斯，1994年至1995年任北约秘书长，在交易发生时任外交部长，在1998年因替自己的政党收受贿赂遭逮捕；第四名嫌疑人雅克·勒菲伏尔是一名军官，也深陷其中，于1995年神秘死亡。

如果这是个典型的比利时故事（按照波德莱尔的说法，“比利时人没有生活，但并不是没有腐败”），也许是因为宪法权威的重复和力量削弱不仅导致政府监管失力，而且还使包括刑事司法体制在内的政府机关近乎瘫痪。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在其他国家，鲜有个人贿赂的证据（大部分犯罪行为的实施实际上出于维护政党利益）[26]，但是这也导致一些政府显要被迫结束任期，离开政治舞台。

这些人中不仅包括冈萨雷斯，法国前总理阿兰·朱佩和基督教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些领导人，还包括德国前总理、两德统一英雄赫尔穆特·科尔，他因拒绝透露自己政党基金的秘密捐助人而使自己名誉受损。如果没有公职的保护伞，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出任巴黎市长期间，其政党卷入渎职和任人唯亲的政治风波中）肯定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这些变化最显著的特点，也许就是它对整个政治体系带来的耻辱是微乎其微的。在大选中，选民人数的减少当然预示人们对公众事务普遍失去兴趣；但是在几十年前不断上升的弃权票和政治辩论减少的现象里，早就可以看出类似倾向。真正令人惊讶的不是新右翼的民粹党力量的崛起，而是他们从1989年以来利用了分裂，利用了人民的不满，却没有能力改变过去欠佳的政绩。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欧洲人也许已经对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失去信心，但是在整个欧洲政府体系的核心中，有一点是大多数激进的反对派不敢攻击而且可以让所有的人民保持普遍忠诚的。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欧盟，尽管它有很多方面的优点；也不是民主，因为民主太抽象，太朦胧，而且往往只是一种向往的目标；也不是自由或者法规（几十年来在西方一直没有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在欧盟各成员国的年轻一代中都被理所当然地认可）。真正把欧洲人凝聚在一起的（虽然他们可能对具体操作的某个方面深表怀疑），是与“美国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欧洲社会模式”。

[1] 在《高卢战记》中，尤利乌斯·恺撒曾在高卢罗马地区和法兰克人领地之间设置界线，以此为界将主要说拉丁语和法语的欧洲地区与北部说德语的地区相区分。

[2] 两大主要报纸《大晚报》和《标准报》分别面向法语区和荷兰语区人群。所以，任何一方都可以轻易地从另一方获得消息，当有人在瓦龙尼亚电视上说荷兰语时(或者相反），电视上就会提供字幕。即使是区间火车，也会在到达地区边界时，在自动信息板上自动切换荷兰语和法语（如果在布鲁塞尔，就会提供两种语言）。所以，说英语是比利时的共同语只是戏谑而已。

[3] 这或许会让人想到历史上的事情。拿破仑的副官拉斯卡斯撰写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中说，流放中的拿破仑·波拿巴曾经设想过在未来建立一个“欧洲联盟”：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个政府，同一种货币。

[4]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在1999年加入欧盟，适时(有些勉强地）介入北约的科索沃战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在2004年加入欧盟。

[5]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同样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它促使瑞典形成共识，即没有欧洲共同市场，国家的出口商是无法生存的。

[6] 见本书卷四第2章。变革的痛苦极为深刻。1989年之后，东欧国家损失了30%——40%的国家收入。波兰在1997年最先恢复到1989年的经济水平，其他国家则在2000年，甚至更晚才恢复。

[7] 这是一种高度乐观的估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西班牙和葡萄牙于1986年加入欧盟委员会，它们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在1.5%——2%之间，高于欧盟其他成员国。

[8] 2002年1月1日，总计6 000亿欧元现金严密配送到欧元区各国，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成就。

[9] 这种体制仍然可以和以前一样流畅运作，部分是因为联邦制本身的完善，而不仅仅因为瑞士资金充足：20世纪90年代，经过大部分指标测量，表明瑞士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10] 引自肯尼斯·哈里斯《艾德礼传》(伦敦，1984)，第63页。

[11] 荷兰投票率的下降是个不祥的预兆。它曾是“欧洲”核心国，是欧共体和欧盟基金的慷慨捐助国，但是荷兰在近几年开始退回到国内事务方面——在皮姆·福图因的崛起和遇刺之后，加速了这种变化。

[12]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在2004年1月，每50个法国成年人中只有1人能说出10个新欧盟成员国的名字。

[13] 但也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英国和美国一样，从70年代末开始，富人和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14] 不能将“欧洲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相混淆，后者是在欧洲理事会的支持下，为强制实行1953年的《欧洲人权及基本自由保障公约》而建立的。

[15] 出自吉斯卡尔的《欧盟宪法条约》，第3条第1款对欧盟的目标做了定义，即“促进和平及其价值观和人民福祉”。

[16] 被安德鲁·摩拉夫西克在《欧洲的选择》（纽约，1998）引用，第265页。

[17] 美国前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曾尖锐地预言欧洲人“会把事情搞砸，并且会由此得到教训”。

[18] 欧盟并不是唯一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对欧盟区内的农民实施补贴的机构，并且也不是最严重的——挪威、瑞士、日本和美国在人均补贴上都要高得多。但是欧盟的政策似乎比较虚伪，一方面，它承诺对各国采取一致措施，另一方面，它对各国的政策又经常是区别对待的。东欧被告知要采取统一的欧盟条款，但它们不会不注意到西欧政府经常违背同样的条款。

[19] 1995年，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英国20％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在德国是10％，而在丹麦是5％。

[20] 持类似观点但标准略有不同的剑桥政治学家约翰·道恩将富裕国家的劳动力做了区分——“一部分是在市场上完全可以照顾自己的人……一部分属于在联合行动中生存的单个成员，还有一些属于下层，因为没有人充分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道恩《无理性的狡诈弄清政治的意义》（伦敦，2000），第333页。

[21] 作为政论家和时代人物，高兹认为，这个新的等级反过来会促使新一轮激进社会运动的爆发。但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没有什么迹象。

[22] 仅1992年，联邦德国就向将近25万南斯拉夫难民敞开了大门，英国吸纳了4 000难民，而法国是1 000人。

[23] 20世纪末，欧洲的吉卜赛人大约有500万——波兰5万，阿尔巴尼亚6万，匈牙利50万，保加利亚、前南斯拉夫和捷克共和国大约各60万，罗马尼亚至少200万。在任何有吉卜赛人居住的国家，偏见和虐待是很常见的(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入境)。

[24] 丹麦人民党由丹麦进步党分裂而来，是70年代反对税收运动的产物(参见本书卷三第1章），但是它被新一代激进主义者认为是在欧盟和反移民问题上太“手软”。

[25] 在瑞士的德语行政区，普遍存在反移民偏见，而且这种种族主义不一定总是埋在地底下：有一张竞选海报上画的是一排黑皮肤的面孔，下面赫然写着这样的标题“瑞士人将成为黑人”。

[26] 只有艾迪特·克勒松(前法国社会党总理和前欧盟委员）是个例外，1999年，她被揭露滥用在布鲁塞尔的特权，将自己以前的牙医作为私人高薪顾问，此举导致整个欧盟委员会名誉受损，集体辞职。

第4章

欧洲的多样性

我们的确智慧过人，所以能洞悉我们的时代；因为知道它的不足之处和优势所在，因为聪慧，我们调整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我们不要毫无目的地一味凝视渺茫的前方，要保持头脑冷静，稍稍环顾四周，看看我们所处的复杂形势。

——托马斯·卡莱尔

造物主造出面积不大的欧洲，甚至又把她分成更小的部分，让我们高兴的不是她的面积大小而是她的多样性。

——卡雷尔·恰佩克

在欧洲，我们是亚洲人；在亚洲，我们是欧洲人。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共产主义在欧洲失败了，苏联分崩离析，随之而去的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还有整个大陆的政治体制和地理形态。45年来——大多数欧洲人已经没有印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令人心神不安的阴霾挥之不去，欧洲的意外分裂和随之而来的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现在这些影响已被一扫而空。回顾战后的几十年，欧洲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把战后这几十年看成是新时代（意识形态长期两极化）开端的话，战后这几十年其实就是延续始于1914年欧洲内战的尾声，从阿道夫·希特勒战败，到最后裁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未尽事宜之间的40年空白期。

随着1945-1989年这段历史的逝去，人们的期待也越来越美好。战后西欧“经济奇迹”令人欢欣鼓舞，它让该地区重返其曾在1914-1945年期间失去的世界贸易和生产的舞台。其经济增长率堪比19世纪末期。这的确是不小的成就，但也绝不是当代人所幻想的突飞猛进，一片欣欣向荣。

冷战是战后复苏的原因而非障碍。就像当年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一样，苏联帝国的阴影在震慑欧洲的同时，也让幸存的欧洲残余力量团结起来。当东欧国家解体时，西欧繁荣起来：西欧免于承担帮助曾经是古老大陆帝国的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义务；并且有美国军事大伞的保护，可以防止有人在政治上卷土重来。不过，在东欧国家看来，这向来都是井蛙之见。随着欧洲共产主义失败和苏联的解体，这些都不复存在。

与此相反，作茧自缚却又洋洋得意的战后西欧——有经济区和自由贸易区，有可靠的外部联盟和众多的内部盟国——突然显得脆弱起来，一方面需要回应它东边的未来“欧洲居民”的受挫的期待，而同西边大洋彼岸的超级大国之间也不再是那种不言自明的依附关系。在描绘欧洲共同的未来时，西欧人不得不再一次承认欧洲大陆的大步向东迈进，他们必然会回归到欧洲共同的过去。

1945-1989年这段历史很能说明问题。300年来，国家之间的战争一直都是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特征在1913-1945年间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20世纪上半叶，大约有6 000万欧洲人死于战争和国家发动的杀戮。而在1945-1989年，欧洲大陆没有爆发过国家之间的战争。[1]两代欧洲人至今都难以想象，和平是这么自然的事情，他们就是在这种和平环境下成长的。作为政治的延伸，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外包”给了所谓的第三世界。

值得回忆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邻国和平共处的同时，在国内却开展了一场形式独特、旷日持久的斗争：在多数情况下是严厉的检查制度，强加的匮乏和强行管制，但偶尔也会爆发公开冲突。值得一提的有：1953年的柏林冲突，1956年的布达佩斯冲突，1968年的布拉格冲突，1968-1981年在波兰零散发生的冲突，以及在随后的军事管制下发生的一些冲突。因而战后几十年的东欧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不尽相同的（不过还是有说明作用的）。与过去相比，东欧也经历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平静时期，尽管是无意而为的。

随着新世界秩序（或混乱）的问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很快成了人们的回忆。这个时代能否让人怀念，能否让人感到遗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生于何时何地。铁幕两边生活在60年代的孩子——他们是1946-1951年间出生的婴儿潮那一代人的代表——肯定会饱含感情地回顾“他们”那10年的美好记忆，并认为它意义非同一般，尽管这有点夸张。在西方，与以前的恐怖相比，至少他们的父辈对这个时代的政治稳定和物质保障心怀感激。

但在对于60年代没什么印象的年轻人眼中，逐渐老去的一代对那个年代念念不忘，他们自我中心式的自夸令人反感。而许多在共产主义下度过一生的年长者所记得的，不仅仅是铁饭碗工作、低廉的租金和安全的街道，人才的浪费和希望的破灭更让他们记忆犹新。铁幕两侧的双方要从20世纪的瓦砾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和平、繁荣和安全是有的，但是人们先前乐观的信念却永远消失了。

维也纳小说家、文艺批评家斯蒂芬·茨威格在1942年自杀前，曾写到对已经逝去的1914年前的欧洲的渴望，并表达了对“在信心时代尾声已不再年轻的人们”的同情。60年后，即20世纪末，几乎一切都已恢复或重建，但唯独茨威格那一代欧洲人带到20世纪的信心永远无法完全重建：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经历战争的欧洲人在想起巴黎“美丽时代”时，或许会低声抱怨“要是……该多好”；人们每每想起欧洲所经历的持续30年的灾难，绝大多数人的感觉就是“永远不要再有战争了”。[2]

简而言之，开弓没有回头箭。东欧的社会主义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错误答案。西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这场战争灾难。西欧是这样做的：把近代历史全然抛在一边，扼要概括了19世纪下半叶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比如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生产逐步增长、对外贸易稳步扩大，然后冠以“欧洲”之名。然而，1989年后，繁荣的“后政治”的西欧又一次面对它的孪生兄弟东欧，“欧洲”不得不重新思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并不一致赞成放弃“茧壳”。1993年，雅契克·库伦在为波兰杂志《政治》撰文时推测说“某些西方政治人物对旧世界秩序和苏联还是很怀旧的”，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但“旧世界秩序”——人们熟悉的过去40年的停滞不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欧洲人现在面临的不仅是未卜的前途，还有变幻莫测的历史。近来曾经简单明了的事情现在又一次变得复杂难懂了。到了20世纪末，在欧亚大陆西部海角的5亿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集体质疑他们的身份。谁是欧洲人？做欧洲人意味着什么？什么是欧洲？欧洲人想让欧洲成为什么样？

分析“欧洲”的本质不会有多大收获。“欧洲”这一概念本身就是颇具争议的话题，且历史久远，有些概念还颇负盛名。在各种会议和条约中反复重申某一欧洲“概念”，虽然表示今天大多数欧洲人属于欧盟，但是通过欧盟还只能了解到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如今这样一个人口变迁、调整和移民时期，欧洲人口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更具多样性。也只有在承认这种多样性并绘制出他们共同的轮廓，划定他们是否具有欧洲身份和欧洲经历的分界线之后，才能去描述21世纪初期欧洲人的共同特点。

“绘制”一词需慎用，因为欧洲毕竟是一个国家间的边界一直都处于轻微变动中的地方。罗马和拜占庭，神圣罗马帝国和基督欧洲这些古代帝国的边界和后来的政治分界线密切吻合，这表明了真实的连续性：日耳曼民族统治下的欧洲和斯拉夫民族统治下的欧洲相通的地方，对此我们和诸如11世纪不来梅的作家亚当一样地熟悉；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统治下的边界从波兰延伸至塞尔维亚，这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景况并无二致；易北河把欧洲一分为二，分成东西两部分，如果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行政官员按照这种方法思考的话，他们对这一概念也不会陌生。

这些设定已久的边界线是否能够引导我们去探寻欧洲，总是取决于你站在何处。18世纪前，数百年里大多数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亚人都信奉天主教，其中很多人讲德语。但对于开化的奥地利人，“亚洲”一词在向东驶出维也纳的联邦公路上就出现了。1787年，当莫扎特从维也纳行进，通往布拉格的时候，他在描述说，他正跨越东方边界。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这一堵墙就像地图上的分界线一样，在我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

欧洲的大部分区域是到了近代才被分裂成不同国家的，之前是统一在不同的帝国之下。知道这一点，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欧洲大陆的外部标志并非边境线，而是不确定的边界区域——有争议的边界地区（marches，英语），罗马帝国的长城（limes，法语），军事边界（Militärgrenze，德语），地区（krajina，捷克语）。皇家征服区和殖民地，虽然在地形测量上并非总是毫厘不爽，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却界限森严。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这些地区是既脆弱又敏感的区域，其居民数百年来一直都把自己看作是文明的前哨阵地保卫者。在这里，熟悉的世界到此为止，未开化的人被拒之门外。

这些边境地区经常随时间和环境而变迁：地理标志也具有迷惑性。波兰人、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在历史文献和政治神话中都是以欧洲（或者基督教）保卫者的身份出现的。[3]稍微看看地图就知道他们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都是对的。无独有偶，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相互竞争的故事也是如此。同样，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坚持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南部边界构成文明欧洲的外部防御线。

这种争执不下的状况，恰恰表明了欧洲的外部边界在几个世纪以来对于感兴趣的政党意义非凡，在他们的竞选宣言中都表示了要把这部分边界归于本国的紧迫性。身处欧洲有一种安全感：它是一种避难和包容的保证，至少是一种承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越来越成为一种集体身份。作为一个边界国家，作为一个欧洲文明核心价值观的榜样和保卫者，它既脆弱又让人感到自豪，这就是为什么被欧洲排斥和遗忘的感觉，加上苏联的统治，对中欧和东欧的知识分子构成了奇耻大辱的原因。

与其说欧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绝对版图，还不如说它是相对的，因为他们都相互关联。20世纪末，来自摩尔多瓦、乌克兰或者亚美尼亚的作家和政治家们都宣称自己有“欧洲属性”，这并非基于历史或版图的考虑（似乎有道理，也许没道理），准确地来讲是基于对历史和版图的保卫。总之，摆脱了前苏联的统治，这些像后帝国孤儿一样的国家在寻找另一个“帝国”首都：布鲁塞尔。[4]

这些外围国家渴望从新欧洲的包容中得到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果被欧洲排斥在外，他们能承担起多少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在21世纪初的几年，甚至连最普通的游客都已很清楚地感受到了被欧洲排斥的种种迹象。在纳粹和苏联统治下，欧洲一些像乌克兰的塞尔诺维茨和摩尔多瓦的基希讷乌一样的城市里，曾是国际和欧洲共有的一切早已消失殆尽。周围的乡村呈现出一片进入现代化之前的社会状态——路是土路，车是马车，饮水来自户外水井，脚上穿的是毡靴，四周一片寂静，夜空一片漆黑。[5]认同欧洲，不是认同那一段早已被完全破坏了的历史，而是认同欧洲共同的未来，不管它的希望多么渺茫。

担心被欧洲遗弃的不限于欧洲大陆外围国家，从讲罗马尼亚语的摩尔多瓦人的角度看，他们罗马尼亚西部的邻居算是受到了历史的眷顾。不像摩尔多瓦，如果它们不是加入欧盟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西方会认为他们是合法的，因而确保了成为欧洲一员的希望。但在布加勒斯特看来却不是这样的：处于被欧洲遗弃的危险之中的是罗马尼亚自己。1989年，齐奥塞斯库的同事们终于开始反对他，他们写信控诉领袖试图把他们的国家从欧洲分裂出去：“罗马尼亚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个欧洲国家……你已经开始改变乡村地区，但是你没有能力把罗马尼亚搬到非洲去。”同年，罗马尼亚年迈的剧作家尤金·尤奈斯库这样描写他所出生的国家：“即将永远离开欧洲，这意味着远离历史。”这种担心并不是现在才有的，1972年，齐奥兰在回顾本国令人忧郁的历史时，对罗马尼亚普遍的缺乏安全感的回应是：“让我最沮丧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地图。看着它我就想到了我们的过去和其他的一切。”[6]

和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及其他人一样，罗马尼亚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核心”欧洲把他们看作局外人（当从整体上看时）。他们一边保护性地声称自己有原本欧洲的特点（在文学、建筑、地貌等方面）；一边又承认他们的事业没有希望，会逃往西方。在东欧共产主义之后的一段时期里，这两种反应都很明显。2001年7月，当罗马尼亚前总理纳斯塔塞在为法国《世界报》的读者描述罗马尼亚人带给欧洲的“附加价值”的时候，因非法穿越波兰——德国边界而被捕的外国人中，超过一半都是罗马尼亚人。21世纪初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52％的保加利亚人说（绝大多数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从保加利亚移民出去——最好去“欧洲”。

这种成为别人中心的边缘的感觉，成为二流欧洲国家的感觉，大多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的，他们几乎都在托马斯·马萨里克所预见要形成的小国家区域内，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北角到马塔潘角。但这种情况并非向来如此。在近代，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至少在经济上、语言上、文化上也曾处于边缘化。诗人爱德温·缪尔童年时期，于1901年从奥克尼群岛迁到格拉斯哥，他这样描述这次搬迁：150年的历史在两天的旅程中一掠而过。这种情愫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仍不过时。到了20世纪80年代，欧洲边缘上一些包括西西里岛、爱尔兰岛、北苏格兰岛和拉普兰在内的高地和岛屿彼此之间和与自身过去的共同点要多于它们与欧洲中心繁荣的大都会地区之间的共同点。

甚至现在——尤其是现在——把国家边境作为分界线和边界也是靠不住的。波罗的海国家议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波罗的海国家议会成立于1992年，它涵盖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成员有：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3个波罗的海的前苏联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还有德国、波兰、俄罗斯（从1995年起，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坚持下，冰岛也加入了进来，尽管这公然违背了地理邻近原则）。这种具有象征性地重申古代密切贸易关系的做法，受到曾经是汉莎同盟（商业同业公会的）成员的城市（例如汉堡市和吕贝克市）的欣赏，甚至更受塔林和格但斯克的市政首长们的欢迎，因为他们都急于把自己置于重建的（这是西方的口吻）波罗的海共同区域的中心位置，并远离欧洲大陆腹地和近代历史。

对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和波兰的其他地区——来说，波罗的海的意义微不足道。相反，例如近些年来，从旅游业挣外汇的前景诱使克拉科夫不得不重视南部的定位：将自己视为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加利西亚”首都的化身，并以此在旅游市场推广。慕尼黑和维也纳虽然都在为跨界工业投资而竞争，但它们却发现了一份共同的阿尔卑斯山遗产，这得益于南巴伐利亚、萨尔茨堡和蒂罗尔之间边界的消失。

很显然，地区文化差异很重要，但是经济差距更重要。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所共有的不只是德国南部的天主教和阿尔卑斯山的风景：近几十年来，二者依靠科技而非劳动，转变为高工资收入的经济模式，在生产力和经济繁荣程度上已经超过了更北方的老工业区。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埃米利亚——罗曼尼亚、法国的罗讷——阿尔卑斯山地区和法兰西岛、德国南部、奥地利、瑞士、卢森堡、比利时的佛兰德斯的部分地区共同构成了欧洲经济特区。

尽管东欧集团的绝对贫困水平和经济劣势仍是最高的，但最鲜明的对比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家之间。这种情况就像在西班牙的南部一样，意大利的西西里以及南意大利，他们和过去几十年一样，仍旧远远落后于蓬勃发展的北方：20世纪90年代末，意大利南部的失业率是佛罗伦萨北部的3倍，而南北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事实上比20世纪50年代还要大。

英国同样如此，富裕的东南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之间的差距近年来正在逐步扩大。当然，伦敦是迅速发展了。虽然不属于欧元区，但英国首都仍是欧洲大陆无可挑战的金融中心，并呈现出一副光鲜耀人、高科技的景象；相比之下，其他欧洲城市显得寒酸邋遢而且像中世纪一样破旧不堪。与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相比，伦敦到处都是年轻的职业人士，对国际文化和语言的变化更加开放。20世纪末的伦敦似乎有重返60年代多姿多彩光辉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布莱尔政府把英国重新打造成“酷不列颠”。

但是光鲜如薄纸。在这个欧洲最拥挤不堪的大都市里，房地产市场充满泡沫，公交车司机、护士、清洁工、中小学教师、警察，这些曾经为大都市新英国人提供服务的人再也买不起他们附近的房子了，只能去越来越远的地方寻找安居之所，这些人充其量也就是能沿着欧洲最拥挤的道路上下班，或是去乘坐既昂贵又破旧的轨道交通。在大伦敦区外围以外，它的触角已延伸到偏远的东南部乡村地区，这里出现了英国近代历史上最严重的地区差异。

20世纪末，英格兰10个行政区中只有3个（伦敦、东南区、东英吉利亚）达到或超过人均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全国其他地区相对贫穷，有的更是穷得厉害。英格兰东北区曾经是英国矿业和航运业的心脏地带，该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伦敦的60％。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乡村地区、意大利南部、德国前社会主义地区之后，英国是2000年欧盟结构基金的最大受益者——也就是说，英国的部分地区也在欧盟最贫困的地区之列。英国的较低失业率是撒切尔和布莱尔政府大肆宣扬的值得骄傲的地方，但繁荣的首都发展不均衡，英格兰北部的失业率几乎接近欧洲大陆的最高水平，这使得让人骄傲的地方顿然失色。

公共政策方面的考虑不周，使英国本来就明显的地区贫富差距更加扩大；但这也是工业时代末期可以预见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德国，类似的差距是政治决策的直接结果，即便不是有意为之的。吸收民主德国加入统一的德国，从1991年到2004年，花去了联邦德国1万亿欧元的迁移和经济援助费用。到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东部地区远远没有能够企及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事实上比西方国家更加落后。

当德国私有公司在斯洛伐克或波兰能找到更好的、工资更低的工人时（还有更好的交通设施和地方服务），他们是不想落户东部的萨克森州和梅克伦堡州的。老龄化的人口、糟糕的教育、低下的购买力、熟练工人的西飞，遗留下来的那些人又对外国人充满难以改变的敌意，这一切都意味着东部德国对于国外投资者没有吸引力，更何况这些投资者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可以选择。2004年，前联邦德国的失业率是8.5%，而前民主德国超过了19％。同年9月，新纳粹国家民主党赢得了9％的选票，并在萨克森州的议会夺回了12个议席。

在德国把联邦德国人和民主德国人分开的、相互憎恨的鸿沟不仅仅是有无工作或者穷与富，但是在东部人眼里，这是最明显的也是最痛苦的地方。和新欧洲的其他人一样，德国人越来越被一些新奇的差异区分开来，这些差异打乱了传统上的地界和经济划分。站在分界线一侧的是老练的欧洲精英：主要是年轻人，不分男女，他们去过很多地方，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可能在欧洲的2个甚至3个不同的大学学习过。他们的素质和专业能够让他们在欧盟的任何地方找到工作：从哥本哈根到都灵，从巴塞罗那到法兰克福。高收入、低飞机票价、开放的边界和综合性轨道交通网络（参见下文）使得流动变得容易而频繁。为了消费、休闲、娱乐和就业，这些欧洲新人类在欧洲大陆四处游走，轻松自在，信心十足，就像游走于波洛尼亚、萨拉曼卡和牛津的中世纪教士一样，他们用一种国际通用语交流：在当时用拉丁语，现在用英语。

在分界线的另一侧，绝大多数人仍旧是那些不能成为美好新大陆成员的人们，或许他们不想加入（或者还没有决定加入？）——千百万欧洲人因缺乏技能、教育、训练、机遇和方法，而只能固守原地。这些男男女女就像是新的中世纪式的农奴一样，无法轻松地从欧盟市场提供的商品、服务和劳动中受益。相反地，他们只能停留在本国或当地的社区；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熟悉，又不懂外语，这些情况都对他们造成了条件限制。他们通常比那些国际大都市的同胞们对欧洲怀有更多的敌意。

这种新的国际阶级界限使得旧的民族差异开始模糊起来，而这种新界限有两个明显的例外。对于来自东欧做零活的工匠和劳工们来说，伦敦或汉堡或巴塞罗那的新工作机会和早已形成的使用流动工人和季节性海外雇佣的传统密切相连。向来都是男人（主要是男人）到遥远的国家去找工作：不懂外语，雇主对他们充满敌意，抱有怀疑，无论如何也要把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钱带回家。这并非欧洲所独有的特点，就像土耳其的汽车工人或塞内加尔的小商小贩一样，斯洛伐克的油漆工也不大可能在布鲁塞尔外出就餐、在意大利度假，或在伦敦购物。即使如此，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欧洲生活方式。

另一个例外是英国人，更确切地说是反对欧盟整合、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的臭名昭著的英格兰人。由于本国糟糕的天气状况而向往国外，加上后撒切尔时代费用低廉的航空公司能把他们运送到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其费用之低，有时候还不及小酒馆的一顿午餐，他们所受的教育虽然不见得比父辈好，但是21世纪的新一代的英国人在欧洲人当中，他们如果称不上跑遍全世界，也算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了。英国人普遍蔑视、不信任欧洲的公共机构或雄心抱负，而英国人又想在欧洲的这些地方欢度时光、购物消费，这两种现象并存所形成的种种讽刺，在观察家们看来并没有消失，而且依然是复杂难懂、奇异古怪的。

但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一样，用不着学习外语，因为他们讲的就是英语。欧洲其他地方语言资源十分丰富（如上文提到的），这很快成了欧洲的首要身份标签、个人社会地位和集体文化力的衡量标准。在丹麦或者荷兰这样的小国家，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几乎没有外国人讲的单一语言，成了该国发展的最大障碍。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学生正在用英语学习，而丹麦地方小镇上银行的大多数年轻职员必须达到用英语顺畅处理事务的水平。和很多欧洲小国家一样，在丹麦和荷兰，学生和银行职员通过收看没有配音的英语电视节目，他们早就能流利地使用英语了，至少是能被动地使用。

在瑞士，凡是达到中学学历的，通常都会掌握三四种地方语言。但是当他们和来自本国其他地方的人进行交流时，还是用英语（非母语）更容易也更熟练。同样，在比利时，很少看到瓦龙人或佛兰芒人能用对方的语言很舒畅地进行交流，双方都会很自然地把英语作为通用的交流媒介。

有些国家，政府出面要求学习地方语言，如加泰罗尼亚语或巴斯克语。在这样的国家，年轻人（在欧洲，都知道他们是“E一代”）出于责任去学习地方语言，但是在自由时间里仍讲英语，以显示青少年的叛逆、愤世嫉俗和文明的个人兴趣。失败、落寞的是本国的民族语言，而不是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它们在本地早已式微，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未来。当英语成为交流媒介的默认选择时，主要语言只好退居二线了。西班牙语曾经是显赫的欧洲通用语，现在却和葡萄牙语或意大利语一样，已不再广泛地被西班牙人以外的人们所学；西班牙语能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外的地方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得以保留，还多亏了西班牙语作为欧盟官方语言之一的地位。西班牙语作为从圣地亚哥到旧金山的几千万美洲人的通用语言，它的国际地位还是安全的。葡萄牙语也如此，至少是独特的巴西式的葡萄牙语。

德语在欧洲语言联盟中也很快失去了地位。曾几何时，凡是参加国际科学或学术团体的人都必须能用德语阅读。德语和法语一起，曾是文明欧洲的通用语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那时，在日常生活中，从斯特拉斯堡到里加，德语的使用一直都比法语更广泛。[7]然而随着对犹太人的迫害，德国人被驱逐出去，然后苏联人来了，中欧和东欧突然也不再使用德语。城市里老一代人虽然还继续阅读德文、说德语，但只是偶尔使用。在特兰西瓦尼亚偏僻的德语社区和别的地方，德语已经沦为边缘语言，实际使用频率非常有限，因为其他人都在学习俄语，或在教授俄语。

一旦把俄语和苏联入侵联系起来，俄语的吸引力就会被大大降低，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的语言和俄语很相近，他们学习俄语还是很容易的。作为苏联附属国的居民，学习俄语纯属被迫，大多数人并未努力去掌握这种语言，而用俄语口头交流的更少，除非是不得不说。[8]在社会主义大厦倒塌后的几年里，被德国和苏联侵占所造成的一个矛盾的的后果日渐清晰：曾被侵占过的国家都不再学习德语和俄语。在这些被苏联和德国长期侵占的地方，现在只有一种外语最重要。在1989年后的东欧，要想成为“欧洲人”，必须讲英语，对于年轻人尤其如此。

即使在以德语为母语的奥地利、瑞士或者德国，德语的地位也正在逐步降低，被逐步地方化。即使是从德语派生出来的其他语言，比如荷兰语，也因此受到牵连，而不再被人们广泛地学习和使用。这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为此悲伤毫无意义。在90年代，像西门子这样的德国大公司，也不得不将英语作为公司的工作语言。德国的政治家和企业老总因为能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交圈中应对自如而令人刮目相看。

法语的衰落则另有原因。作为最普通的日常语言，自从王室贵族统治结束后，法语在欧洲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在法国本土以外，只有比利时人、卢森堡人、瑞士人，再加上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和西班牙比利牛斯山的一些袖珍型社区的居民——区区几百万人口——把法语当作母语，况且他们多数是以方言的形式讲法语。这种方言受到了法兰西学院官方人士的鄙视。按照严格的统计数据，和德语或俄语相比，法语早已沦落在欧洲语言圈的边缘了。

但自从拉丁语衰落之后，法语就成了国际都市精英的语言，因此也是最著名的欧洲通用语言。然而在20世纪初，当第一次有人提出把法语教学作为牛津大学现代语言教学大纲的一部分时，不止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师反对这一想法。他们反对的理由听起来很有道理：凡是能进这所大学的学生，其法语都已经很流利了。到了20世纪中期，在研究院和大使馆，很多人仍旧广泛地提出类似设想——如果算不上大胆提出的话。而笔者也可以保证，直到1970年，可以保证法语仍有必要、也有能力作为从巴塞罗那到伊斯坦布尔的学生之间的交流媒介。

不到30年时间，这一切都变了。到2000年，法语不再是确定的国际交流的媒介，甚至在精英们之间也是如此。只有在英国、爱尔兰、罗马尼亚，法语才作为第一外语被推荐给中小学生，其他人则都在学习英语。在前欧洲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些地方学校，法语甚至连第二外语都排不上，取而代之的是德语。在存在多种通用语言的国度里讲法语的人——也就是世界范围内的讲法语的团体，他们大多来自以前的殖民地——在世界舞台上还使用法语；但是在法语的故乡——欧洲，法语的衰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能也是无可挽救的。

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早期曾将法语定为它的官方语言，在该委员会中，母语是法语的人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心理优势和实际应用的优势，但是如今这里的情形也不同了。这一改变的原因，与其说是英国的加入——这些来自伦敦的、临时调任的公务员都能流利地讲法语——还不如说是能流利地讲英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到来，讲德语的团体的扩张（多亏了德国统一和奥地利的入盟），他们打破了战后的沉默；再有就是来自东欧的未来的新成员。尽管有同声传译（覆盖25个成员国之间420种可能的语言组合），但是对于希望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的成员国来说，在欧盟3种核心语言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必不可少的。而法语现在正处于次要地位。

然而法国人不像德国人，法国政府不会为了确保自己在商业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转而使用英语。虽然越来越多的法国年轻人学习英语，并且为使用英语还去国外旅游，法国官方的立场仍是毅然决然地防御。毫无疑问，部分程度上是由于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而导致该国语言的衰落；而英国却免遭此难，因为美国人讲的也是英语。这是一种令法国人尴尬的巧合。

面对法语地位降低的种种迹象，法国人最初的反应是，坚持认为其他人还继续讲法语：正如总统乔治·蓬皮杜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说的：“如果法语不再是欧洲的主要工作语言，那么欧洲本身将不再是完整的欧洲。”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是注定要失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选择了“围困精神”：如果在法国以外没有人再讲法语的话，那法语至少在法国本土应该有绝对的垄断。1992年7月，包括作家雷吉斯·德布雷、阿兰·芬克尔克罗、让·杜图尔、马克斯·加洛、菲利普·索莱尔在内的250位知名人士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法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在法国本土召开的各种大小会议上使用法语，由法国投资拍摄的电影要用法语，等等。他们还告诫说，若不这样做的话，“英国佬们”就要让我们都说英语或者“美语”了。

如果只是为了面子，任何有说服力的法国政府都不会通过立法来强制使用法语。社会党文化部部长凯瑟琳·塔斯卡曾断言：“在国际组织中，在科学领域，甚至在我们城市的墙上，一场为法语进行的战斗是必不可少的。”两年后，一位保守的文化部长雅克·杜邦继承了这一主张，并把塔斯卡留下的未被提出的主张明确无误地提了出来：让人焦虑的不仅仅是法语的衰落，而且还有英语的霸权，而后者最为重要。如果法国人学习英语之外的别的语言，哪怕是任何一种，都可能会好些：“当我们的孩子们应该去深入理解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或者俄语时，他们为什么要去学习在任何年龄都能学会的贫乏的英语呢？”杜邦曾这样质问。

杜邦把英语轻蔑地称为“商业英语”，而正是这“商业英语”正在取代法语的地位（法语是“最重要的资本，是法国人民尊严的象征”）。但是当杜邦瞄准他的靶子——英语时，英语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之外了。像米歇尔·塞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预见性地抱怨，巴黎在被德国占领时期，其街头的德语名称还不及现如今英语名称多，但是在电影、各种电视秀、电视电脑游戏、互联网和国际流行音乐的影响下长大的年轻一代对法语的关心少得不能再少了，他们即使用法国俚语进行手机通话，其中也充斥着舶来语或改编过的词汇。

法律试图强制法国人之间相互讲法语，这或许是可以的，虽然大多是在被违反时才被重视。但当外国学者、商人、智囊团成员、律师、建筑师和其他人聚集在法国时，也要求他们用法语表达他们的想法或者去理解别人用法语表达的想法，只会产生一种结果：他们会把生意和自己的想法带到别的地方去。在新旧世纪之交时，现实才被了解，而大多数（当然绝对不可能是所有的）公众人物和政策制定者也不得不接受21世纪欧洲的残酷现实：新欧洲的精英们，无论他们是谁，过去未讲法语，将来也不会讲法语了——“欧洲”不再受法国的掌控。

在第二个千禧年的末尾，为了弄清欧洲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和以前一样，很容易被诱惑去追溯它的内部分割、不和、决裂——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欧洲大陆分裂较深的现代历史和相互重叠的团体、身份、历史的多样性。欧洲人对自己身份和生活的看法取决于让他们团结的事情，也同样取决于让他们分裂的事情——而且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凭借这种“长期亲密联盟”，欧洲人把自己捆绑在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开明的领导把他们捆绑在一起。这种联盟的一个最好例证是结成联盟以后产生的、比以往更密集的交通网络。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包括桥梁、隧道、公路、火车和渡口在内的欧洲内部交通基础设施被新建或扩建，其变化之大让人难以辨认。现在欧洲人拥有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最安全的铁路系统（饱受诟病的英国铁路系统除外）。

欧洲大陆比较拥挤，城市间距相对较短，与空中交通相比，地面交通更受欢迎，所以铁路成为无可争议的持续的公共投资目标。就是曾经聚集在申根的那些国家，现在正在欧盟的强力支持下，合作铺设一条延长的、改良的高速铁路，从马德里到罗马，再到阿姆斯特丹和汉堡，计划向北延伸到斯堪的纳维亚，向东横穿中欧。即使在永远不会赞成法国高速列车、德国城际快车和意大利欧洲之星列车[9]的地区和国家，欧洲人现在也可以通行全欧洲大陆了——不一定比一个世纪前快，但是障碍比以前少多了。

和在19世纪时一样，欧洲铁路改革是以享受不到铁路服务的城镇和地区为代价的，这是冒着失去市场和人口的危险，也冒着落后于比他们更幸运的竞争对手的危险而进行的改革。但现在也有一个广阔的高速公路网——除了前苏联、南巴尔干、波兰和罗马尼亚最穷困的省份，大部分欧洲人都可以使用小汽车。加上水翼船渡口和解除管制的航空公司，这些变化让人们在一个城市居住，在另一个城市工作，在别的地方购物、娱乐的远景不远了——费用并不总是很低廉，但效率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欧洲的年轻家庭想在马尔默（瑞典）居住、在哥本哈根（丹麦）工作；或者往返于弗莱堡（德国）和斯特拉斯堡（法国），或者甚至跨越大海，往返于伦敦和鹿特丹；或者从布拉迪斯拉法（斯洛伐克）到维也纳（奥地利）。这让曾经平淡无奇的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复苏了，一个真正完整的欧洲正在形成。

由于移动性越来越强，现在欧洲人比过去更加了解对方。他们可以在同等条件下旅游、交流，但是有些欧洲人比其他人更平等。两个半世纪以前，伏尔泰曾经把欧洲人分为“主动去了解”和“等着被了解”两类，这种区别延续至今。权力、繁荣和各种机构在欧洲大陆最西部的角落里聚集。心理上的欧洲版图——欧洲人头脑里的版图——有一个由“真正”的欧洲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地处边缘，如瑞典）形成的核心，这些国家的宪法的、法律的和文化的价值观被视为次要的但是有抱负的欧洲国家的典范：找回过去的、真正的自我。[10]

人们期待着东欧人去了解西欧。而事实正好相反，是西欧人去了解东欧了，但是了解的方式并不总是受人欢迎。并不只是贫穷的东欧和南欧人一路向北、向西去出卖他们的劳动或者身体。20世纪末，某些东欧城市作为重新被发现的、迷失的中欧前哨的吸引力已经消失殆尽之后，它们又重新投身于有利可图的、瞄准机会的市场，如廉价而花哨的度假胜地，接待来自西欧的低档次的旅游团。塔林和布拉格是英国“全男人航班”的聚集地，只需带简单行李去度周末，花费不大，英国人可以在此饮酒作乐，花天酒地，享受廉价的性服务。塔林和布拉格这样的名声并不值得羡慕。

旅行社和旅游组织机构报告说，曾经满足于旅游景点黑泽或者更近些时候的旅游热点本迪铎的游客们，现在对于东欧异国情调的款待可谓是兴高采烈，热情高涨。当然英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处于欧洲的边缘——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很多国家对他们而言仍有异国情调。1991年，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一家名为《文化报》的周报对保加利亚人对于哪国的文化感到最亲近这一问题进行问卷调查：18％的人回答“法国的”，11％的人回答“德国的”（15％的人回答“美国的”），只有1.3％的人承认对“英国文化”有亲近感。

尽管统一带来创痛，无可争议的欧洲中心仍旧是德国：在人口和工业产值上德国都是欧盟最大的国家，它才是“核心欧洲”的核心，从阿登纳到施罗德每一位总理都坚持这样认为。德国还是唯一一个对以前的分割持观望态度的国家。多亏了两德统一、移民和联邦政府的形成，大柏林地区的面积目前是巴黎面积的6倍——这是欧盟两个领袖成员国相对地位的象征。德国主导欧洲经济，它是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欧盟有2/3的净收入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尽管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德国人是欧盟中最忠诚的居民。德国的政治家们周期性地建议建造国家间的“快速通道”，用于欧洲完全一体化，实现联邦欧洲，但对它的合作者们的一再拖延也只能表示出毫不掩饰的沮丧。

如果德国是最“了解”欧洲——将伏尔泰所说的比喻继续深化——的国家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期，另外两个前帝国主义国家最应该一直坚持被“了解”，这也没什么不合适。和德国一样，俄罗斯和土耳其在欧洲事务中也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现在，许多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也变得和欧洲的日耳曼族群同病相怜：作为专制政权的弃儿，他们背井离乡，沦落为其他民族的国家中不受待见的弱小少数民族，成了帝国退潮后的渣滓。据估计，在90年代末期，有1亿多俄罗斯人生活在境外，生活在东欧的独立国家里。[11]

但是相似点到此为止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亚欧帝国，而不是欧洲国家。俄罗斯忙于应付高加索地区的暴力叛乱，而由于新诞生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阻隔，加之其越来越不自由的国内政治，它与欧洲渐行渐远。俄罗斯加入欧盟是不可能的：欧盟新成员必须在法律规则、公民权利和自由、公共机构透明度上与“欧洲价值观”保持一致，而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莫斯科根本不承认这些价值观，也更少执行它们。[12]不管怎样，与加入欧盟相比，俄罗斯当局更感兴趣的是铺设管道，向欧盟出售天然气。很多俄罗斯人，包括西部城市的居民，并不是本能地认为他们是欧洲人：当他们去西方国家旅游时，（和英国人一样）他们说“去欧洲”。

不过，300年来俄罗斯一直都是一个喜欢“插手”欧洲事务的国家，这一遗产被继承下来了。拉脱维亚银行是俄罗斯商人接管的目标。2003年，立陶宛一位名叫罗兰达斯·帕克萨斯的总统因被怀疑与俄罗斯黑手党关系密切而被迫下台。莫斯科保留了加里宁格勒周围的波罗的海的飞地，继续要求俄罗斯货物和军需运输可以从立陶宛无条件地通行，并且俄罗斯居民可以免签证经过这个国家去欧盟旅游。由俄罗斯寡头政治执政者的商业企业洗出来的黑钱，从伦敦和法国里维埃拉的地产市场流出去。

从短时间来看，俄罗斯居于欧洲边缘无疑是令人不舒服的，但它并不是威胁。俄罗斯军队忙着别的事，而且不管怎么说，俄罗斯军队已破旧不堪。俄罗斯人的健康令人深感担忧，尤其是男性寿命急剧减少，国际机构有一段时间一直警告说，肺结核正在俄罗斯复苏，俄罗斯处于艾滋病蔓延的边缘，但为其操心的主要是俄罗斯人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肯定会只忙于自己的事务。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与欧洲比邻，它幅员辽阔，化石燃料储存无人可及，就这一件事实，就不可避免地给能源匮乏的欧洲大陆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波兰在2004年就已经有一半的天然气和95％的石油是来自俄罗斯了。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当局和俄罗斯人期望从欧洲得到的是“尊重”。莫斯科希望能以一种更加亲密的方式参与欧洲内部事务，不管是在北约还是巴尔干地区的管理，或者是贸易协议的制定（包括双边协议和由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协议），这并不是因为俄罗斯不在场时做出的决定就一定会有损俄罗斯的利益，这是原则问题。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欧洲历史完全是循环发生的。21世纪如同18世纪：俄罗斯既在欧洲之内，又在欧洲之外，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欧洲民族”，吉本所描述的“斯基泰人的蛮荒”。对于俄罗斯人而言，欧洲西方和几个世纪以来一样，是一个矛盾集合体：既魅力无穷又令其极度反感；既令其赞叹不已又无名怨恨。俄罗斯统治者和人民对外界的评论始终极度敏感，而同时又表明对所有国外的批评和干涉都持怀疑态度。俄罗斯是历史和地理遗留给欧洲的一个邻居，欧洲既不能忽视它，也不能接纳它。

这一情况对于土耳其也是如此。有将近700年历史的土耳其人是欧洲的“异类”，之前这一角色被阿拉伯人占据500年。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从土耳其人结束的地方开始（这就是为什么一提到罗马尼亚长期在土耳其帝国统治之下，齐奥兰就沮丧不已）；人们经常说起基督教欧洲被多次从土耳其伊斯兰的虎口中“拯救”下来——不管是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的大门口，还是在1571年的“勒庞多战役”中。从18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土耳其帝国开始衰落，“东方问题”——即如何处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败，怎样解决从几个世纪土耳其统治下衍生出来的领土问题——是对欧洲外交官们最紧迫的挑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战败，土耳其帝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凯末尔·阿塔土尔克的爱夸耀的、非宗教的、迈向现代化的国家，这一切都把东方问题从欧洲的日程表中取消了。在安卡拉政府的统治下，土耳其人自己的麻烦就够多了。土耳其从巴尔干和阿拉伯人的中东脱了身，这却遗留下了一张复杂的冲突网，同时也留下了能对欧洲和世界产生长期重大影响的抉择。不管怎样，土耳其人不再深陷其中了。土耳其横跨苏联通往地中海的海上航道，要不是这一战略位置，这个国家很可能就从西方人的脑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与此相反，在冷战期间，安卡拉成了西方联盟的调解员，成了北约一支很重要的分遣队。美国在土耳其建立导弹和军事基地，形成了封闭线的一部分，来包围苏联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边境。西方各国政府不仅向土耳其提供丰富的援助资金，而且对其不稳定的独裁政权（经常是军事政变的结果）和颜悦色、不加指责，对其滥用少数民族权利的态度也是如此（主要是该国在远东的库尔德人，占它的总人口的1/5）。与此同时，就像地中海盆地的剩余乡村人口一样，土耳其“外籍劳工”为了寻找工作而大批移居到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会重新在新欧洲弥漫。随着冷战结束，土耳其独特的位置呈现出了不同的重要意义。在国际地缘政治的对抗中，土耳其不再是边防前哨和屏障国家了。相反，它现在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通道，同两方都有密切关系。虽然土耳其在形式上不是宗教共和国，7 000万居民中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很多年长的土耳其人不是特别正统，但是随着激进的伊斯兰教的兴起，新一代土耳其人反抗他们已经世俗化的父母，他们从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的遗产中寻根问祖。人们越来越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阿塔土尔克那样无情地强制实行的非宗教国家，也会变得异常脆弱。

但是，土耳其大批受过教育的商务精英们生活在面积不大的欧洲城市伊斯坦布尔，他们很认同西方的服装、文化和习惯。和其他有理想的东欧人一样，他们把欧洲——包括欧洲的价值观、欧洲的机构、欧洲的市场和职业生涯——看作自己唯一可能的未来，也看作他们立场摇摆不定的国家的唯一可能的未来。他们的目标很清楚：逃脱历史，进入“欧洲”。而且，有着传统影响的军官团也有这一目标，他们全心全意地认同阿塔土尔克的非宗教国家的梦想，并且对土耳其公众生活中悄然发生的伊斯兰化也曾公开表示过愤怒。

然而，欧洲，或至少是布鲁塞尔，还是犹豫不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申请多年悬而未决。有充足的理由对此小心谨慎：土耳其的监狱、对待国内批评者的态度、不充分的民法典和经济法典，这些只是有待解决的众多问题中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才能有希望去打破与欧洲伙伴之间的严格的贸易关系。欧盟高级委员如奥地利的弗朗茨·费什勒曾公开对该国的长期民主信心表示怀疑。然后还有现实困难，作为成员国，土耳其将是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欧盟成员国，也是最穷的，其繁荣的西部边缘和广袤的、贫穷的东部之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即使加入欧盟，众多的土耳其人也有可能向西涌向欧洲，寻求一份最低生活工资。这些对国家移民政策和欧盟的预算造成的影响几乎是不能忽视的。

但真正的障碍还在别的地方。[13]如果土耳其加入了欧盟，那欧盟将会有外部边界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相比邻。从地理上讲，它把“欧洲”延伸到了离摩苏尔100英里以内的地方，不管这是不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在当前的环境下，这无疑具有安全隐患。并且，欧洲边界延伸得越远，包括2004年宪法文件的起草者在内的很多人就越会觉得欧盟应该明确声明，是什么在界定他们共同的家园。这反过来已经促使波兰、立陶宛、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们——更不用提罗马的波兰教皇了——在新欧洲宪法文本的序言中提醒人们，欧洲曾经是基督教的欧洲，尽管这样做并不成功。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于1994年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讲中不是曾经提醒他的观众们吗？——“欧盟是建立在一大套价值基础之上的，它根植于古代的风俗习惯、制度和基督教。”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土耳其人绝对不是基督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把自己界定为基督徒（或者犹太教基督徒），属于“准欧洲人”的土耳其人甚至比其他欧洲人更有可能去强调自己欧洲身份的非宗教、宽容和自由的特点。[14]他们还越来越急于把欧洲价值和标准作为杠杆，来对抗土耳其公众生活中的反动影响，这一目标也是很多欧洲成员国一直赞成的。

2003年，尽管在欧盟的吩咐下，土耳其议会最终取消了对库尔德文化生活以及人们发表政治意见的长期限制，布鲁塞尔的政府部门和官员表演的漫长的、犹豫不决的华尔兹舞步也开始强行加价了。对加入欧盟持反对态度的土耳其国内的批评家们坚持认为，这是对曾经是帝国的土耳其的羞辱，它现在已降至在欧洲大门口恳求，纠缠那些曾是土耳其附属国的国家来支持土耳其入盟的地步了。此外，土耳其持续增长的宗教情绪不仅能够促使本国温和的伊斯兰教政党获得选举胜利，而且还鼓励国家议会又一次就把通奸作为犯罪的提议进行辩论。

布鲁塞尔直率地警告它，这绝对会危害到安卡拉加入欧盟的申请。作为对该警告的回应，上述提议被放弃，而欧盟最终也于2004年12月同意开启与安卡拉的入盟谈判。然而，危害还是出现了。土耳其入盟的反对者——其中很多是来自德国[15]、法国以及地处希腊或保加利亚周边的国家——能够再次指出土耳其入盟的不适当性。2004年即将离职的荷兰籍欧盟委员弗里茨·博尔克斯泰因告诫说，要警惕欧洲的“伊斯兰化”倾向。继续顺利谈判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欧盟扩展事务委员君特·弗尔休根承认，他并不指望土耳其能在“2015年前”成为欧盟成员国。同时，将来拒绝土耳其入盟或将其进一步搁置的代价，是对土耳其的自尊以及作为欧洲脆弱边缘的该国政治稳定的一大伤害。东方问题又回来了。

鉴于历史对当代欧洲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要是再期待它能对21世纪之初的欧洲事务产生重大影响，无疑是具有讽刺意义的。与其说这是教育的问题——当然，东南欧部分地方的历史教育，或者是错误的历史教育，也是让人担心的地方——还不如说是因为历史在现在被用于公共事务。当然，这在独裁社会里并不新鲜，但欧洲自称是“后独裁”社会，政府对知识不再实行垄断，历史也不再因为政治而被轻易篡改。

绝大部分历史并没有被篡改。在欧洲，对历史的威胁不在于为了不真实的目的而故意歪曲历史，而在于怀旧——这个历史知识的天然属性。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公众对历史日益升温的迷恋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工制品，它封存在内部的并非最近的记忆，而是失去的记忆：历史不再是启迪、教化现实的镜子，而成了展示一个与当今有区别的注解。电视上的历史（无论是以讲述的形式，还是表演的形式，主题公园里的历史，博物馆里的历史），所有这些强调的都不是人们与历史的密切联系，而是把人们与历史隔离。“现在”已被描绘成一个“历史”的孤儿，而不是它的继承人，这就切断了与事物本质的联系，也切断了与我们失去的世界的联系。

在东欧，虽然社会主义的负面影响已不复存在，但怀旧还是直接引起了对逝去的社会主义的遗憾。2003年，布拉格装饰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前革命时装”展，展品包括靴子、内衣、礼服等等，这些虽然属于结束只有14年的那个世界，但是已经让人流连忘返。展览吸引了很多老人，这些劣质的千篇一律的灰色展品勾起了他们最近的回忆。而参观者们的反响却显示出了某种程度的喜爱甚至遗憾，这让馆长大为吃惊。

民主德国人的怀旧病在德国家喻户晓，也同样是忘却的记忆。借用米拉波对德国霍亨索伦王室治下的普鲁士的描述，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仅仅是掌握政权的间谍组织。但在回忆中，它却在激发人们的感情甚至是渴望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当捷克斯洛伐克人对他们的旧服饰赞美不已时，德国人却对电影《再见，列宁》趋之若鹜，该电影对埃里希·昂纳克时代生活的物质匮乏、教条主义和普遍的荒谬性进行明显的嘲讽，但由于观众对那个时代的主题抱有某种同情，而它的突然终结又令他们非常不知所措，影片的嘲讽效果大打折扣。

同其他中欧人一样，德国人和捷克人都有很多对满目疮痍的家园进行重建的经历。为挽救遗失的历史碎片而产生的有选择性的怀旧颇具意义。1984年，艾德加·赖兹的《故乡：德国的历史》在电视台播出时，平均每集有900万联邦德国人观看，这绝非偶然。这种对怀旧的着迷在20世纪最后几年同样席卷了西欧的其他国家，它进而导致了遗产行业、纪念馆、重建、重新立法以及改革的兴起，而人们却很难解释这种对怀旧着迷的现象。

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1995年所描绘的“历史神话的伟大时代”并非史无前例。霍布斯鲍姆自己曾就民族时代之初19世纪欧洲的“传统的创造”写过精彩的文章，爱德温·缪尔（1941年在苏格兰著有《彭斯与司各特》）把这种人造文化解释为“虚假民族的虚假诗人”。但是在20世纪末法国和英国出现的对民族历史创造性的再想象则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景象。

“历史即怀旧”在这两个国家尤其发出最强音，并非偶然。法国和英国以高傲帝国的身份进入20世纪后，两国都在战争和非殖民化进程中逐渐丢失了领土和资源。昔日作为全球帝国的自信和安全感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不堪回首的记忆和未卜的前途。法国人或英国人虽然曾风光无限，但是风光不再。是否要成为热情的“欧洲人”，对于比利时和葡萄牙这样的小国家或者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在近代史上有巨大阴影的国家倒容易得多。[16]但对沐浴在伟大和光荣的记忆里的国家而言，“欧洲”总是一种不愉快的转换：它是一种妥协，而非选择。

从社会公共机构的角度来看，英国几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开始怀旧了。为获得“美与历史”的场地和建筑，劳工部长休·达尔登设立了“国家土地基金”，并由国民信托银行管理。一大批由国民信托银行管理的财产——公园、城堡、宫殿和“杰出的自然美的地方”成为重要的旅游胜地，其中有些仍由原主人拥有，他们将这些祖传遗产赠与国家，以此换得巨额财政减免。

从50年代到70年代，让人重获信心的近代史版本以战争题材的电影、古装戏、服饰的形式得到再现。从男阿飞到多毛的面部装饰，爱德华国王时代的风尚再度流行，就是这股潮流的特点。它在1977年达到顶峰，人们举办街头舞会和摄影展，举国上下都在祈祷重回昔日美好时光，人们就是以这种自觉的“回忆”和怀旧的方式来庆祝女王登基25周年。但是，80年代的撒切尔改革之后，这种元素的连续性就中断了。在那10年间，回首40年代，甚至回首1913年，大不列颠——更准确地说是英格兰——能从别人的赞誉中感受到一丝温暖，但是这种感觉现在一扫而空。

在那片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国家，它让人无法回顾它的近代史，除非是无意地讽刺它对历史的否认，或是将其作为一种被清洗干净的、无实质内容的“遗产”。这种对历史的否认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样古老的教育机构的不安全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两所大学在布莱尔新政府的平等机会主义的氛围中被迫宣扬“反精英主义”，这对它们可谓奇耻大辱。这种否认还体现在一些文化机构的奇异的自我否定上，例如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在20世纪90年代，它们已经沦落到了要不断讨好、招揽客人才有生意，可算是“配有上等博物馆的一流咖啡馆”了。

民族遗产已经公然演变成了一个商业计划，即“遗产行业”，由“民族遗产部”这个新政府部门负责筹划和经营。这个新部门于1992年由保守党政府设立，这与原本工党起草的计划是一致的，后来被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合并成“文化传媒和体育部”。这在全球背景下的意义是重大的——遗产不是政党工程。历史不再被滥用或用以自肥，它已被净化并被赋予了愉悦的面孔。

地处已被废弃的南约克郡的煤田中心位置的巴恩斯利就是最好的例证。巴恩斯利曾是重要的矿业中心，但在“后撒切尔”时代，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让人难以辨认。镇中心的精华部分已不复存在，市民中心也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被混凝土停车库包围的华丽的商业步行街。残存下来的仅有镇礼堂和几幢相邻的建筑，他们是代表19世纪巴恩斯利荣誉的建筑遗产，是指引游客的伪古代、“老式”的地标性建筑。同时，当地书店现在专门把介绍本地历史的书籍销售给本地居民（巴恩斯利当时不在已开发的任何旅游路线上），这包括深褐色照片和出版物，以及像《巴恩斯利黄金时代》或《古唐开斯特的回忆》一类的书籍，这些出版物能让人勾起对刚刚逝去的、几乎被遗忘的世界的回忆。

2001年，距巴恩斯利仅几英里之遥，靠近欧格里夫村，“欧格里夫暴力冲突”在电视上重播。1984年6月，在此地，罢工矿工与警察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它是暴力程度最高、最猛烈的一次冲突，也是当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全国矿工联合会之间冲突的标志。此后，大量矿工失业，有些失业矿工（为挣钱）穿着“特定时期”的服装重新演出了这场冲突。这种对著名暴力冲突的演出是英国既定的一种娱乐方式。但本该一直享有“遗产”待遇的欧格里夫是正在进行中的加速历史化的例证。毕竟，在距南部仅两三个小时车程的内斯比发生的内战，过了300年以后英国人才考虑重新演绎；而欧格里夫冲突发生之后仅17年即被搬上荧屏。

巴恩斯利镇在《通向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中非常出名，在该书中，乔治·奥威尔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在冲突中失业的悲剧，令人难以忘怀。威根码头自身历经70年的变迁，现在不仅是一个码头（奥威尔曾对它未能列入遗产名单而发表过著名的评论），而且在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还树有路标，以鼓励人们来此地参观。清澈的运河旁，已建成名为“历史之路”的博物馆，以及名为“奥威尔在威根码头”的很普通的现代酒馆，出售汉堡和薯条。奥威尔笔下可怕的北部贫民窟的确是不复存在了——不仅从地面上消失了，而且还被本地人遗忘了。《1930-1970年的威根记忆》是一本在博物馆打折出售的指南书，书中印有漂亮的深褐色图片，有端庄的女售货员和精巧的但已被遗忘的商店。但对于吸引奥威尔来到威根，并为当地带来意义不明的声望的矿坑和矿工，书中并未提到只言片语。

享受遗产待遇的不仅仅是北部地区。在英国中西部制陶地区，游客和当地的小学生都被鼓励去学习18世纪陶器制作商约书亚·威治伍德是如何制作他那些著名的陶器作品的。他们寻找有关制陶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以及这个地区为何被称为“黑色乡村”的证据（奥威尔曾经描述过，甚至白雪都因为上百个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而变成黑色），但却无功而返。很多事物本来的面貌已被过去的（或现在的）面貌所取代，这样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现实存在的英国铁路是一桩公认的国家丑闻，但截至2000年，大不列颠所拥有的蒸汽机铁路和蒸汽铁路博物馆的数量超过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整个欧洲此类博物馆有120个，而英国就占了91个之多。大部分火车都不再上路运营了，即便是那些能够上路的，也满不在乎地试图将现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为参观约克郡而坐上“西行列车”的夏季游客受邀乘坐托马斯蒸汽机火车，沿基思利到豪沃斯的路线去参观著名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的故居。

在当代英国，历史和小说结合得天衣无缝。工业、贫困和阶级冲突已被淡忘和平息。深刻的社会对比差距被否认或和谐。即使是最近的饱受争议的历史，也只能在怀旧的电影作品中看到。这种全民族的记忆的大删除，是英国新政治精英们的标志性的成就。依靠撒切尔夫人的声望和影响力，新工党成功地废弃了历史，而英国繁荣的遗产行业却适时地变成了“历史”。

英国人种植和培育“遗忘花园”，在援引历史的同时又竭尽全力否定历史这种能力上，可谓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方面，法国对民族遗产的着迷可与英国一较高低，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法国，对确认和保护民族历史上有价值的物品和场所的着迷，可以追溯到很多年以前。它开始于对逝去的1914年前的世界表示出怀旧的农业展览，并且在维希政权做出努力，用过去理想化的乡村取代当时生活不方便的都市之后，又得到了加速发展。

战后，在第四共和国与第五共和国时期，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到对民族历史和地方历史保护中，累积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有形的教育，即作为当代一种长久的、对民族独特历史（在痛苦不堪和动荡不安的世纪之后）的警醒。但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法国，确切地说是密特朗和希拉克总统时期的法国，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引发评论的已经不是昔日的荣耀——或者说是昔日的悲剧——的延续，而是它的中断。过去——过去的革命，过去的农民，过去的语言，而首先是不久前的过去，从维希政府到阿尔及尔——对未来几乎不提供任何指导。经历了人口变迁和两代人的社会地理变动，曾经毫无断裂的法兰西历史似乎注定要在民族的整体记忆中消失。

对记忆消失的焦虑产生了两种结果。其一是官方宣布的遗产、大量由公众支持的遗迹和由国家贴上“遗产”标签的人工制品越来越多。1988年，依据密特朗政府文化部长雅克·朗的要求，法国文化遗产中受官方保护的项目名录急剧扩大，而以前该名录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遗产，如尼姆附近的嘉德水道桥或位于埃格莫特的“勇敢的菲利普的堡垒”。

雅克·朗和他的继任者所采取的方法很具有启发意义。在法国的新“遗址”中，位于巴黎热马普码头有着碎块状外墙的“北方旅馆”就是其中之一，并特别声明是向马塞尔·卡内于1938年拍摄的经典电影表达怀旧式的敬意。但是卡内的拍摄全部是在摄影棚进行的。对电影中从未出现过的建筑物（或建筑物外观）的保护，依据个人好恶，可以被看作一种微妙的法国式“后现代”讽刺，也可以被看作在官方以假乱真的做法下出现的、注定虚假的事物的表现。

密特朗个人对国家遗产的突出贡献，与其说是保护遗产或对遗产分类，还不如说是在现实中制造了遗产。自路易十四以来，还没有别的统治者在其任期内留下数量如此众多的建筑和典礼。密特朗在任14年的政绩，不仅仅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纪念堂、庄严的就职典礼、名人下葬和重新下葬，还体现在通过巨大的努力，确保了总统自身在国家遗产中的位置：从巴黎西部拉德芳斯雄伟的凯旋门出发，到卢浮宫优美的金字塔和巴士底狱旁边盛气凌人的现代主义歌剧院，再到塞纳河南岸饱受争议的新国家图书馆。

在密特朗忙于简洁优雅的纪念碑式建筑、让国民真实地记住了自己的同时，人们也感觉到国家正在隔断与祖宗的联系，正是这种令人痛苦的感觉，促使一位杰出的巴黎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编了《记忆中的地方》，该丛书是一部巨型文集，包含三个部分，共7卷，长达5 600页，在1984-1992年间陆续出版。这部巨著旨在辨认和阐明法国人集体记忆中的地方和范围：名称和概念，地方和居民，现在是或曾经是法国的工程和象征，包括从大教堂到美食烹饪，从国土到语言，从计划中的城镇到法国人心目中的法国版图。

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没有什么出版物可以与这本书相媲美，很难想象这本书是如何写成的。诺拉的《记忆中的地方》一方面记录了全体法国人的一种令人惊讶的自信，那就是人们坚信800年的历史留给法国的是少有的集体遗产，并且将它以这种方式来回忆和展示；另一方面，正如主编在前言中所阐明的那样，该书还表明了一种焦虑感，担心这些集体的、共同经历的标志即将永远被人们遗忘。

这既是怀旧，也是不安。担心总有一天——而且很快地——风景优美的高速公路两旁的泥土色信息指示板对法国人将不再有任何意义。如果委婉提示——起初是标志，然后是名字——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兰斯的大教堂、尼姆的古罗马圆形剧场、沃日奥葡萄园的葡萄树、圣维多利亚山或者凡尔登战场，又有何意义呢？如果偶遇这些名字的普通游客想不起来它们原本的含义，也唤不起他们打算唤起的感情，法国人还能得到什么呢？

英国的遗产行业表明了它迷恋的并非是事物的本质——怀旧是真的，而它所纪念的“过去”却是赝品（对虚假历史的真实怀旧）。相比较而言，法国人对其精神遗产的迷恋还是有一些文化真实性的。“法国”总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表现自己，比如作为共和国象征的各种“玛丽安娜”的形象和化身。法国人用大量物质的或者精神的象征形式，集中表现对失去的法国本性的遗憾，这样做倒是比较恰当的。这就是法国。如果它们被放错了地方，或者不再让他人共享，法国就不成其法国了——这就是夏尔·戴高乐所说的“没有荣耀，法国就不成其法国”的含义。

这类假设是政客、知识分子以及各种政治信仰派别的人们的共识，这也是《记忆中的地方》如此成功的原因所在。它让成千上万的法国读者深深地感受到了法国特质的存在，而这种特质在渐渐消失，在日常生活中也被法国人慢慢淡忘。在诺拉的这本大部头的书中，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建筑、基督教的实践和标志——浓墨重彩，占据主要地位，关于“犹太人”只有简短的一个章节，而且大多作为被同化、排斥或迫害的对象出现的，而对“穆斯林”却只字未提。这就非常说明问题。

这并不是由于疏忽。法国人的记忆殿堂里没有为伊斯兰教预留位置，如果事后再创造出一个位置来，这将与这个项目的目标背道而驰。“疏忽”不过是表明了法国与它的邻国一样，很难容纳数以百万计的新欧洲人。肩负起草欧洲宪法任务的“欧洲大会”的105个代表无一不具有欧洲背景。从葡萄牙人到波兰人，和欧洲大陆的其他政治精英一样，他们首先代表的是白人的、信奉基督教的欧洲。

或者更准确地讲，这是原来信奉基督教的人们的欧洲。虽然欧洲基督教分支众多，从乌克兰的东仪派天主教到威尔士的卫理公会教派，从横穿喀尔巴阡山脉的希腊天主教到挪威的路德教会，但真正实践他们信仰的基督教徒的人数却在日益减少。在20世纪末，西班牙鼓吹仍有900座女修道院和寺院，占全世界总数的60％，但实际信仰人数也一直在下降，这种状况与修道院地处偏僻的乡村落后地区以及老龄化不无关系。在法国，仅1/7的成年人承认会去教堂，但平均每月只有一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国，这个数字甚至会更低。甚至在波兰，基督教也在日趋衰落，全体公民对曾经非常强大的天主教等级制度的道德训词越发是充耳不闻了。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超过一半的波兰人（其中绝大部分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赞成堕胎合法化。

相比之下，在阿拉伯、土耳其或非洲裔居民仍被广泛视为“外国人”的国家里，伊斯兰教的吸引力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对年轻人。对于他们而言，伊斯兰教越来越成为他们的团体身份和集体自豪感的源泉。然而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曾极其努力地想融入本地、入乡随俗，安特卫普、马赛、莱斯特的年轻男女叫嚷着说，他们既认同比利时或法国或英国是他们的出生地，也认同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家族根源，尤其是女孩子，她们开始穿戴传统服饰，佩戴宗教标志，这样做有时是迫于家庭压力，但更多时候是对上一代人的妥协态度的一种抗议。

正如我们所见，政府当局的反应也因地方传统和环境而异，只有法国国民大会凭借世俗共和主义的正义热情，以494∶36的投票结果，选择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任何宗教标志。但此项启动于2004年2月、以薄纱（信仰穆斯林的女性头饰）为目标的举措，应该放在更广阔也更复杂的背景下理解。在很多地方，种族偏见正在被极右派转变成一种政治利益；欧洲的反犹主义40年来首次出现上升势头。

在大西洋彼岸，反犹主义已经成为对欧洲怀有恐惧症的政客和新保守派的博学者们讲话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法国、比利时或德国的反犹主义复辟了欧洲的黑暗历史。在2002年2月刊登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很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乔治·威尔甚至将欧洲再次出现反犹主义表述为“为‘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而进行的第二阶段的战斗——也是最后阶段？”美国驻欧盟大使洛克威尔·施纳贝尔在布鲁塞尔的一次特殊集会上告诉美国的犹太问题委员会说，欧洲的反犹主义“正在向1930年的糟糕形势发展”。

这是很具有煽动性的言辞，而且是被深深误导了。在当今欧洲，人们还感觉不到反犹的情感，但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的欧洲人除外，因为他们是中东危机的直接受害者。通过卫星转播，在整个欧洲都可以看到阿拉伯电视台经常播放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报道。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主要是）郊区的年轻人被所见所闻激怒，同时也受到阿拉伯和以色列当局鼓励要把他们当地的犹太邻居和以色列人一样看待的刺激，他们开始攻击他们的犹太邻居：在犹太社区建筑物上涂鸦，亵渎他们的公墓，向学校和犹太教会堂投递炸弹，甚至还有袭击犹太青少年或犹太家庭的情况。

在21世纪的前几年，对犹太人和犹太组织的攻击之所以引起关注，不是因为他们攻击的规模，或者是其种族主义特征，而是因为他们所固有的种族对立的特性。这与过去欧洲出现的反犹情形不同：对于因为情绪不满而要寻找替罪羊的人们而言，犹太人不再是选择的目标。事实上，犹太人远非最受歧视的种族。2004年1月进行的一次法国民意测验发现，接受问卷调查的人中虽然有10％的人承认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不喜欢“北非人”的比例更高，达到23％。对阿拉伯人的种族攻击，包括对来自其他国家（例如土耳其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人、塞内加尔人等等）的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攻击，要比对犹太人的攻击多得多。在有些城市，这种种族攻击甚至在当地蔚然成风。

新型反犹太主义的麻烦一面是，当犹太人再一次成为受害人时，这次的凶手却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唯一的例外出现在德国，在德国复活的极右势力没有费心去区分德国的移民，即犹太人和其他“非德国人”。显而易见，德国是个特例。在其他国家，当局更担心的不是所谓的法西斯主义的复兴，而是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族群与社会日益格格不入。

美国仍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视为遥远的挑战、异端和敌人，这一点可以从它提高安全等级并且抢先发动战争得到说明。与美国相比，欧洲政府有充足的理由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尤其是在法国，中东危机不再是外交政策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国内问题。在巴勒斯坦遭受迫害的阿拉伯人的愤怒和失败情绪转移到了生活在巴黎的、愤怒的、沮丧的同胞们身上，这种转移不足为奇——毕竟它是另一种帝国遗产。

[1] 即使把发生在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考虑在内，20世纪下半叶死于战争的欧洲人也不超过100万。

[2] 雷蒙·阿隆（生于1905年）和茨威格有相同的愁闷的记忆——如果算不上绝望的话：“从此中产阶级欧洲在7月进入了一个充满战争的世纪，人类对历史发展的方向已失去控制。”

[3] 应该注意的是，很多波兰人也坚持认为波兰是欧洲的中心——这显然颇具争议。

[4] 阿尔巴尼亚族的科索沃人也是如此。由北约组织帮助从塞尔维亚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之后，他们渴望独立的国家状态，虽不奢望民族的雄心壮志，但至少保证不再受塞尔维亚压迫，也不被欧洲排斥在外。

[5] 安娜·里德《边疆：乌克兰历史之旅》（2000），第20页。由此使“欧洲”这个地方成了2004年12月乌克兰革命中的语言和希望。

[6] 参见托尼·朱特的“罗马尼亚：底层”，《纽约周刊》，2001年11月1日。

[7] 罗马尼亚是个例外，在那里，情况正好相反，法语的支持者要多得多。

[8] 保加利亚是个例外，在那里，俄罗斯和它的语言总是比在其他地方更受欢迎。

[9] 分别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王牌高速列车。

[10] 2004年6月，本书作者收到在位于萨格勒布的外交部采访的一位记者的好消息：“这里情况良好。克罗地亚已经收到加入欧盟的邀请。这将改变很多人的心理地图（mental maps）。”

[11] 生活在21世纪的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西伯利亚的匈牙利人是另一更小的后帝国的少数民族成员：曾经主宰一切，现在软弱无比。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伏伊伏丁那地区，匈牙利人在这里曾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不断地受到攻击，塞尔维亚的年轻人故意破坏他们的财产。贝尔格莱德当局似乎没有从90年代的灾难中吸取任何教训，而且什么也都不曾忘记。当局对此事的回应让人沮丧，也是可以预料到的：攻击不是“很严重”，而且是“他们”先挑起来的。

[12] 恰恰相反。在2004年春夏的一系列措施中，当局大大削减了新闻媒体和本已）受限制的公众示威的权利。俄罗斯短暂的自由之窗很快就关闭了——实际上是混乱和没有限制，而非真正地受宪法保护的自由。2004年，俄罗斯观察家估计，由苏联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训练的官员在国家的公务员行政职位上占了1/4。

[13] 希腊的政治家们同时出于国内的政策考虑，他们多年来一直利用手中布鲁塞尔的投票，来阻止和妨碍土耳其为获加入欧盟的资格所做的任何努力。

[14] 此外，他们一贯把“欧洲”看作理想的自由市场，这与土耳其自己的经济活动中的贪污贿赂和任人唯亲形成了鲜明对比。

[15] 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曾公开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

[16] 民主的西班牙的确开发出了官方的“遗产”行业，受其“民族遗产”的培育，但后者更注重该国久远的黄金时代，而不是近代史。

第5章

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

在社会的某个部门，当商业法则表现出最糟糕的情形时，集体行动和公众积极参与精神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免费医疗服务的建立就是一种成功的范例。

——奥纳林·贝文

我们希望诺基亚公司的员工感觉到，我们都是合伙人，而不是老板和雇主。也许这只是一种欧洲式的工作方式，但对于我们来说，它确实管用。

——约玛·奥利拉（诺基亚总裁）[1]

欧洲人想要保证将来的生活没有风险，他们已经吃过了太多这样的苦头。

——阿尔封斯·凡尔普拉茨（比利时国家银行行长），1996年

当你还年轻，还是单身的时候，你适合去美国。

但当你上了一定的年纪，你还是应该回到欧洲。

——对匈牙利商人的民意调查，2004年

如果不带热诚或愤怒的情绪来观察，那么可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雷蒙·阿隆

20世纪末，欧洲形势迅速变得复杂多样：其地缘、国家和联盟组成的格局瞬息万变，欧洲大陆的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前景和心态对比鲜明，欧洲大陆内外通讯和交流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五花八门的错误划分使得原本清晰的民族或社会分野变得模糊不清，对过去的评判和对未来的预测仍无定论。这些都让人们更加难以认清何为集体经验。20世纪末的欧洲缺乏19世纪末所具有的同质性，这一点我们从人们对上一个世纪末充满自信的叙述中可以清楚看到。

虽然如此，但在各行各业仍能察觉到，一种显著的欧洲特征在形成。对于高雅文化尤其是表演艺术，国家依然积极扶持，至少西欧国家是这样的。每个国家的博物馆、画廊、歌剧院、乐团和芭蕾舞团每年的开支都完全来自于公共基金的慷慨拨款。“后撒切尔”时期的英国被误认为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例外，它通过国家发行的彩票减缓了财政部在文化扶持方面的一些经济负担。发行彩票只不过是另一种募集公共资金的方式，和传统的资金征收方式相比，甚至从社会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倒退。[2]

这方面（所需）的公共基金数额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不禁怀疑国家是否有能力无限制地支付这样庞大的开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对这样一大笔的开支心存疑虑，因为通常一座德国影院或剧院支出的80%以上都来自公共补贴。然而，这一水平上的文化又代表各个地区所处的地位和门面，事关重大，所以柏林尽管经济停止不前，财政亏空，但仍不惜重金资助三座专用的歌剧院：德国歌剧院（前西德歌剧院）、国家歌剧院（前东德歌剧院）和喜剧歌剧院，其他还有柏林室内乐团及交响乐团。这些歌剧院和乐团都耗资巨大。法兰克福、慕尼黑、斯图加特、汉堡、杜塞尔多夫、德累斯顿、弗莱堡维尔茨堡以及其他许多城市也都一直在扶持许多国际一流的芭蕾或歌剧团，每年都承担着演职人员们的薪水、各类保险金和国家津贴。截至2003年底，德国总共有61.5万人被国家认定为全职的文艺工作者。

法国也一样，就连偏远的城镇，艺术（尤其是剧院艺术）都很盛行。这里主要是得益于文化部提供的政府基金，这些基金分配到地方直接对艺术进行资助。密特朗总统除了建造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和其他一些博物馆之外，对卢浮宫、巴黎歌剧院和法国戏剧院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其数额之大是路易十四以来无人能比的。此外，还投巨资建立地方博物馆、地方艺术中心、地方剧院公司，以及全国性的电影院网络，其目的在于保存经典和推广现代电影。

然而在德国，高雅艺术具有让德国人引以为豪的世界主义特征（德累斯顿歌剧舞剧院的指挥是俄罗斯人弗拉基米尔·杰列维扬科，获得授权演出的舞蹈作品出自美国艺术家威廉·福赛斯之手，热情洋溢的观众却是德国人）。相比较而言，法国出资扶持艺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和展示本国丰富的艺术遗产——法国文化的精粹。高雅艺术在法国一向被公认为具有寓教于乐的功能，所以在法国学校的课程中尤其强调法国戏剧的这一准则。简·布朗这位伦敦的女校长曾在1993年禁止学生观看《罗米欧与朱丽叶》的演出——因为这场戏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用她的话就是“荒淫无耻的两性间的”故事）。她的做法在法国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法德两国对文化的公共投资规模最为引人注目，其实欧洲每个国家都是支持艺术的主要的——通常甚至是唯一的——资金来源，在“文化”这个公共生活里最不重要的领域中，既不是欧盟，也不是其他私营企业，而是国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几乎是唯一的扶持者。就连在东欧国家（老一辈人仍清楚记得国家完全控制文化生活时所带来的恶果），依靠贫困不堪的公共财政拨款来扶持，仍是应付市场的致命冲击的唯一办法。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表演艺术虽然值得关注，但远没有达到令人振奋的程度，通常在技巧上来看颇有才华，但几乎都表现得一贯谨慎保守。任何在维也纳或者布达佩斯看过《魔笛》演出的人，几乎能看出这样的反差。然而在欧洲共产主义失败之后，虽然出现了大量低成本的实验作品——索非亚尤其成了后现代新奇的编舞和演出实验的温床，因为几乎没有资金来源，许多一流的音乐家、舞蹈家甚至演员都去了西欧。加入欧洲也可能意味着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偏远之地。

另外一个原因是欧洲高雅艺术的观众现在都来自欧洲各国：大城市里的国立剧团的演出，拥有的国际观众越来越多。各个国家的新知识分子阶层已经欣然打算跨国界和跨语言去进行交流，正如（去其他国家）追求衣服穿着或事业生涯一样，他们有时间、有办法去自由追求娱乐和艺术熏陶。对一场戏剧、一次展出或一场舞剧的评论通常会出现在多家媒体的报纸上。一个城市里一场成功的演出，比如在伦敦或者阿姆斯特丹，常常可能会吸引远至巴黎、苏黎世或米兰的观众前来。

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新观众是否不只是穿着考究、真正精通高雅艺术，还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节，例如一年一度的奥地利萨尔茨堡文化节和联邦德国拜罗伊特定期举行的巡回演出，仍然吸引着一批老观众。这些观众不仅对演出的内容耳熟能详，而且也熟悉社交礼仪规范。但是总的趋势却是要不遗余力地在年轻观众中间普及传统作品（他们对经典作品和原作的语言通常是不大懂的），或者委托制作一些给新一代的观众看的创新的、浅显易懂的作品。

对于那些推崇时新歌剧的人来说，“新潮”的歌舞团和后现代的艺术表演都表明了欧洲文化场景的转变：朝气蓬勃、勇于创新、无视传统，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还深受大众欢迎。如此转变，倒是适合这个十分依赖公众支持、必须取悦广大观众的行业（的发展）。然而在批评者看来，伦敦的新的艺术场景（所谓“英伦艺术”）和法兰克福备受争议的威廉·福赛斯的芭蕾、巴黎不定期上演的由经典作品改编而成的荒诞歌剧一样，证实了他们的悲观预言，即这种艺术“越多越糟”。

由此看来，欧洲“高雅”文化之前曾经只是为了迎合它的恩主心目中传统的共同标准，现在却在利用一批新观众群的文化不安全感。这批人对文化糟粕和精华没有足够的把握去辨认究竟，但他们却对时尚的东西顶礼膜拜。其实并不像文化悲观主义者一贯宣称的那样，认为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史无前例的。至少从莫里哀时代起，未受过教育的暴发户的焦虑一直都被用来作为文学和戏剧作品讽刺的主题。所不同的是，这一文化转型是全欧性的。从巴塞罗那到布达佩斯，观众群的结构现在都惊人地一致，舞台剧目也面目相同。对于批评家来说，这种现象完全证明了艺术和它们的顾客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为欧洲垃圾作品制造出了欧洲崇拜。

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欧洲联盟是否使其人民变得更加具有世界性，还是仅仅是把各自的狭隘性混合在了一起，这不只是《法兰克福汇报》和《金融时报》艺术版关注的问题。《法兰克福汇报》、《金融时报》、《世界报》，还有地位稍低的意大利的《共和报》，现在都是真正的全欧性的报纸，通常在欧洲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然而，大规模发行的小版面报纸因为语言和地域的局限，它们在各处的发行量都在下滑，英国下滑的幅度最大，西班牙下滑的幅度最小，民族传统不再像以前那样同流行的报纸杂志关系紧密（在这一方面英国又是例外，在英国国内，大众媒体煽动并利用了本国人民的恐欧情绪）。在东欧和西班牙，免费报刊杂志的长期缺失，意味着很多人尤其是不住在大城市的人统统错过了报纸时代，他们直接从前文字时代过渡到了电子媒体时代。

电子媒体尤其是电视如今对欧洲人来说是信息、思想和文化（包括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主要来源。电视和报纸一样，是和英国人的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媒体。英国的电视观众人数在欧洲占据首位，其次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相对比较落后的东欧国家。虽然面临着地面商业电视台和卫星（转播）频道电视台的竞争，但传统的国有电视台仍然拥有数目相当巨大的观众群体。它们还极力效仿日报媒体的做法，急剧减少自己的国外新闻覆盖率。

因此，20世纪末的欧洲电视体现着一种奇特悖论。各国电视上播出的娱乐节目没有什么差别，引进的电影、电视连续剧、“真人秀”、游戏节目等内容在欧洲各地都能看得到。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些被引进的节目是否配了音（比如意大利）、添加了字幕或是仍保留原版语言（这种情况在一些多语种并存的小国家里越来越多）。电视节目的播出风格，例如新闻播报，非常相像，很多都是从美国地方新闻播报那里借鉴来的。[3]

另一方面，电视又是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甚至狭隘封闭的媒体。因此，意大利电视一定是意大利式的，从它那过时的杂耍秀、生涩的访谈秀，到那些长相出众的著名主持人、拍摄衣着暴露的年轻女人时所采用的特殊镜头视角（都体现着它的意大利风格）。相邻的奥地利地方制作的脱口秀则体现着一种道德严肃性，剩下的几乎被德国的节目所垄断，但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瑞士（比利时也是如此），全国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电视频道，并用不同的语言播报不同的事件，而且各个地区电视的运作方式也迥然各异。

正像批评家所严厉指出的那样，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和自己的商业对手竞争过程中，已经摒弃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和早期作为英国道德仲裁者及仁慈教育者的理想。但尽管立场保守（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英伦特色。你若是不相信，可以去拿BBC播出的节目和法国有线电视2台、法国电视1台相类似的节目做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两个国家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无论是对学术热点或是政治热点也好，对当局或当权者也罢，它们的态度和半个世纪前一样，仍各有特点。在这样一个年代里，大部分的集体活动和公共组织都日益衰败，但唯有电视是人民大众普遍拥有的，它极其高效地发挥着加强民族特色的作用，同时又使彼此高度缺乏了解。

除了一些重大的危机事件，电视台很少会对邻国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而且现在甚至比以前电视的初始阶段时还要封闭。在那个时候，因为对技术的着迷和对邻国的好奇，电视台拍摄了很多外国城镇、海景的纪录片和实况转播等等。但是现在对大部分观众来说，欧洲完全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东西了，当然，麻烦不断、贫困不堪的东南欧除外。旅游和欧洲电视的其他节目早已“面向世界”了，它们的注意力已经投向了欧洲之外更远的地方，完全忽略了欧洲内部的其他地方，这样一来，那些属于观众原本应该熟悉的土地，现在却对他们知之甚少。

一些重大的公共场面，如法国的帝国风格公开葬礼，英国、比利时、西班牙或挪威的王家婚礼和丧葬仪式，“后共产主义”时期各国国内的纪念活动、总统致歉，等等，都只能算是地区性的事件，仅在本国内的各电视台向国民播报，其他国家关注的人很少。[4]在欧洲，地方性的选举结果，除非具有重大意义或跨洲影响力，才会在国家级的大众媒体上播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欧洲人都对邻国发生的事情了解很少。这种对欧洲选举的出奇的淡漠态度不只是来源于对布鲁塞尔（欧共体和北约组织总部所在地）呕心沥血的工作所持有的那份怀疑和不满，它是大部分欧洲人身上那种非欧洲精神自然生成的副产品。

不过，全欧洲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体育运动。有一个卫星电视频道“欧洲体育”，专门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转播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从爱沙尼亚到葡萄牙，每个国家的电视台都在体育赛事播出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即便这些赛事很多都是欧洲范围的，甚至经常没有本地方或本国参加，他们也愿意转播。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人们对观赏性的体育比赛的兴趣与日俱增，而参与运动的人数却越来越少。在地中海地区的3个国家里，人们都对面向大众创办并深受大众欢迎的体育日报有强烈的需求，例如法国的《队报》、西班牙的《马卡报》和意大利的《体育报》等。

尽管许多国家以自己国家有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而自豪，如捷克的冰球、立陶宛和克罗地亚的篮球、环法自行车赛和英国一年一度的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但以欧洲大陆而论，这些赛事虽然有时也能够吸引几百万的观众，但毕竟是小众赛事（环法自行车赛是唯一的现场观众人数在最近几十年来真正地不断增加的体育赛事），西班牙的斗牛比赛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增加收入的文化遗产产业而得到复兴，但对年轻的西班牙人来说并没有多少的吸引力。就连英国传统的夏季运动板球也滑落到了娱乐的地位，尽管英国也曾做过大量的努力，力图使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和具有观赏性，但最终它也只能成为一个没有商业性利益的仅供娱乐的糟糕的5天比赛。要说真正把整个欧洲连在一起的，还是足球。

这种情况并非从一开始就如此。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足球，但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足球运动员只限于在自己本国内踢球。观众也只能观看本国的足球联赛。相对来说并不很频繁的国际足球赛，在一些地区被人们带有情绪地看作战争历史的重新上演。那时候，英国和德国之间，或者是德国和荷兰之间（波兰和俄国很少比赛）比赛的队员，没有谁会想到以后有《罗马条约》的签订，以及“关系更加密切的联盟”。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欧洲各个国家的运动员相互之间并不熟悉。在场下也没有什么接触。1957年，威尔士的中锋队员约翰·查尔斯以闻所未闻的高价6.7万英镑从利兹联队转到都灵的尤文图斯队，这一历史性事件在当时成了英国和意大利两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的足球俱乐部里还几乎不大能看到外国队员的身影。只有在意大利，具有开创精神的足球俱乐部经理们已经开始四处猎取有天分的球员。50年代战绩辉煌的皇家马德里队对自己拥有像匈牙利人费朗茨·普斯卡什这样出类拔萃的运动员确实感到非常自豪，但他几乎没有代表性。这位匈牙利的前国家足球队队长，是在苏联驻军匈牙利之后，从布达佩斯来到西班牙的，后来加入了西班牙国籍。那时他和其他匈牙利球员一样，在国外鲜为人知。转折点出现在1953年11月，他带领匈牙利队在伦敦的温布利体育场比赛，对手英格兰队的一个队员说：“看那个小胖子，我们要杀了他。”结果匈牙利队以6∶3大获全胜，这是英格兰队首次在主场被打败。

这一代人之后，尤文图斯队、利兹联队、皇家马德里队等几乎所有欧洲的主要足球俱乐部都拥有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球员。一个来自斯洛伐克或挪威的天才球员，以前只能在捷克的科西策地方或者挪威的特隆赫姆地方拼搏，偶尔在自己的国家队里露一露脸。但现在他们却有机会加入大的球队，在英国的纽卡斯尔、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赢得出场机会和经验，同时还享有相当优厚的待遇。2005年，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就来自瑞典。阿森纳队——英国顶尖的足球队——在21世纪初是由一个法国人执教的。北伦敦俱乐部一线队的球员分别来自法国、瑞士、德国、瑞典、丹麦、冰岛、爱尔兰、荷兰、西班牙、巴西、科特迪瓦和美国，当然还有一些来自来英国国内。运动员、经理包括观众，都让足球成了不分国界的运动。诸如曼彻斯特联队等先进的俱乐部，利用自己辉煌成绩，将自我形象做了重新包装，这一行动无论是在近到英国的兰开夏，还是远至拉脱维亚的商业市场，在宣传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有这样一批足球明星，他们未必是最有才华的，但是却爱大肆炫耀自己出众的容貌、美丽的妻子和绯闻缠身的私生活，从而使自己能在欧洲公众生活和专门报道影视新星和小贵族的大众娱乐媒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大卫·贝克汉姆这位球技一般但十分擅长自我推广的英国足球队员在2003年从曼彻斯特联队转到皇家马德里队，这件事一时成了欧盟各国电视台的头条新闻。在第二年葡萄牙举行的欧洲杯足球赛中，贝克汉姆作为英格兰队的队长，痛失了两个点球，使英格兰队丢尽脸面，提早退出比赛，但他这种尴尬的表现丝毫也没有影响球迷们对他的热情。

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英格兰队后来离开比赛，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英国的电视观众对接下来的那些小国家之间（葡萄牙、荷兰、希腊、捷克）比赛的兴趣，尽管其中没有英格兰队。虽说国际比赛场上群情激昂，彩旗挥舞，队员们如狼似虎，观众竞唱国歌，但是人们对观看任何一场比赛的着迷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爱国热情。[5]到了那一年夏天在葡萄牙的赛事最高峰时期，英国广播公司对比赛的转播仅在英国国内就吸引了2 500万观众。欧洲杯的官方网站Euro.com点击率多达4 000万次，对赛事日程的网页浏览量达5亿次之多。

足球运动深受大众欢迎，自然是有充分理由的。作为一种业余运动，它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除了一个球以外，它不需要其他任何设备。任何人随处都能想玩就玩，不像网球、游泳、体操，要有一定经济收入的人才能玩，而且在许多欧洲国家还缺少那些必需的公共设施。无论你身材高大与否，对参加比赛都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而且这种运动也没有太大的危险性。足球运动在过去一直都是低收入的职业，是工业城镇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们的一种选择。但是现在，它竟然成了穷小子获得成功过富人生活，得到很多利益的一条捷径。

而且，不管这些运动员多有才华、多受人欢迎，任何一个运动员个人必然还是自己球队的一分子。他们不可能像法国那位一直没有成功的自行车运动员雷蒙·波利多一样，成为一种得不到回报的民族热情的象征。足球也太过于直接，无法像美国的棒球那样被赋予太多的寓意。足球不像北美的职业团体运动，它是面向所有人的（甚至包括每一个女人）。总之，足球是一种非常有欧洲特色的运动。

足球作为欧洲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有时它甚至不仅取代了战争，而且也取代了政治，所以它在报纸上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多。就连政界人士也对这些运动场上的英雄们表现出了尊重，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应有的关注。虽然政治在欧洲失去了自己的竞争优势，但以前常挂在嘴边的热门话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帝国主义和革命者）的消失，并不等于说公共政策的特殊热点话题就不再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不再使公众舆论产生分歧。然而，你要是还想用传统的政治观点来描述当前的政治选择和联盟，就要比以前更加困难了。

传统的两个政治极端——极左和极右——现在经常联系在一起，来反对外部势力，对抗他们共同害怕的欧洲统一趋势。反资本主义居然演变成了反全球化主义，仿佛严格意义上的“国内”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破坏性不强的一种势力，但反资本主义对于持本土保护主义立场的保守派和国际主义的激进派都有吸引力。至于政治上的中间势力中右派与中左派政党之间的原有差异已基本消失殆尽。比如，从广泛的当代问题来看，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的新戴高乐主义者们之间观点的共同之处，远远比和他们各自的相同意识形态的前辈们之间的共同点要多得多。欧洲的政治形势在过去的20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仍然保留了用“左”和“右”两个方面考虑问题的传统，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却越来越模糊不清。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时代变迁的隙缝中幸存的传统派政党，其成员和投票人数也正在与日递减。与此相仿的还有另一个同样脆弱的群体，即“公共知识分子”。20世纪末，在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还有巴黎，就曾经有过知识分子踊跃参与政治的第一次热潮，其主要人物有西奥多·赫茨尔、卡尔·克劳斯、莱昂·布鲁姆等。但在一个世纪之后的欧洲，这些人的后继者即便没有完全消失，也已经迅速被边缘化了。

欧洲大陆知识分子群体的日渐式微，有诸多原因。（在英国，这类知识分子偶有出现也通常是流亡的副产品，例如阿瑟·凯斯特勒和以赛亚·伯林。）对于马克思主义、极权主义、人权、经济转型等等在中欧和东欧地区使政治知识分子动员起来的热点事物，现在的年轻一代毫无兴趣。像哈维尔这些上了年纪的道德学家，以及一度在政治界被尊奉为英雄的米尼奇克，都必将成为无人愿意重温的历史。切斯瓦夫·米沃什曾经把美国人对纯粹物质产品的狂热追求描述为“让东欧的知识分子生气的现象”。现在他的这一说法越来越适用于他们自己的国民了。

在西欧，知识分子能起的激励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德国和法国的有品位的出版物的读者仍然定期读君特·格拉斯或者雷吉斯·德布雷的激情的政治演说，但是知识分子的激励却迷失了方向，不知该把人们引向何处。虽然仍有很多值得道德学家们谴责的罪恶，但要动员起自己的追随者们来，他们缺少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战争，就连专制制度和极刑都已经从这块大陆上被消除了。堕胎、避孕几乎普遍存在了，同性恋也被允许并自由公开了，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掠夺，不管是全球范围的还是部分地区的，都在思想界燃起火焰。但是，既然没有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周密计划，这一场争论比较适合思想库的智囊们，而不是哲学家。

欧洲知识分子唯一能把自己的道德真诚和确立普遍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领域，就是外交事务，这样就不用考虑本国内部政策制定时的大量需要妥协的因素，同时，是非对错、生老病死的问题仍然关系重大。在南斯拉夫战争中，东欧和西欧的知识分子都热情洋溢地尽力去捍卫正义。像法国哲学家阿兰芬克尔克罗就已经把自己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克罗地亚的事业。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法国和奥地利，当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借夸大的甚至莫须有的罪名进犯塞尔维亚时，他们强烈谴责了这样的罪恶行径。根据一般性原则，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对科索沃和波斯尼亚内政的干涉，他们进一步扩展了20年前发起的关于人权的争论，争论的重点是塞尔维亚军队的种族灭绝大屠杀。

但即便是在南斯拉夫危难之际，知识分子也没有重归公共政治生活的中心。在巴黎，伯纳德-昂利·利维有幸被邀请去爱丽舍宫做总统顾问，但这就和托尼·布莱尔偶尔会宴邀自己喜欢的某些英国记者和作家一样，这些为建立自己的政治形象而精心设计的舞台似的表演，并没有影响到政治家们政策的制定。法国、英国乃至它们的任何一个盟友，都不会因为受知识分子们的压力所迫，而在任何方面改变自己的政治计划。满怀热情的知识分子不会像以前那样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了，这在2003年北约组织分裂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那一年欧洲民众（和某些欧洲政界人士不同）都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事件上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对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过于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非常不满。然而对这样的担忧和焦虑，也有对立的声音存在，尽管这是许多欧洲知识分子所发出的，但是并没有明确表达和组织起来。一些法国作家，仍然是利维、帕斯卡尔·布吕克内等，拒绝谴责华盛顿，部分原因是担心太过于直接和明确地反对美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站在美国反对“激进的伊斯兰”立场上，对美国也很理解。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听到。

曾经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诸如米奇尼克和格鲁克思曼等人，都呼吁人们支持华盛顿对伊拉克的政策，他们在自己早期关于共产主义的著作中进一步试图说明，在各处为了维护人权而执行的“自由的干涉主义”从普遍原则上来说是有理论根据的，他们还认为美国一贯都是反对政治罪恶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先锋。他们已经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美国总统有他们的理由执行其外交政策，但是却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原本那些听众抛弃，遭到孤立。

米奇尼克和格鲁克斯曼观点的不合时宜，并没有妨碍这些观点对人们的影响。和他们持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2003年5月31日，尤尔根·哈贝马斯和雅克·德里达这两个欧洲最有名的作家、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题为《战后我们的复兴：欧洲的重生》的文章，他们认为，美国的新的危险的道路给欧洲国家敲响了警钟，让欧洲国家能重新思考自己的共有的身份特征，找回他们共有的启蒙价值，形成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特殊的地位。

与此同时，西欧其他一些同样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也相继发表类似的文章，其中有在《共和国报》上发表文章的安伯托·艾柯，在《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的艾柯的同仁、意大利哲学家吉亚尼·瓦迪摩，在《新苏黎世报》发表文章的德国艺术学院院长、瑞士人阿道夫·穆希格，在《国家报》发表文章的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尔，还有在《南德日报》上发表文章的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如果是在20世纪任何时候，如此规模的知识分子运动，在这样有名的报纸上，有这么一大批的知名人士发表文章，将可能对社会有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宣言和行动都将可能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引起不小的波澜。

然而，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发动的这场运动虽然明确地表达了许多欧洲人的共同心声，但还是无人理会。各家媒体并没有大肆报道，也未被支持者运用。谁都没有敦促这些作者拿起他们的笔继续战斗。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包括法国、德国、比利时及后来的西班牙，无疑都基本同意这些文章所述的观点，但是并没有哪个政府愿意邀请德里达和艾柯教授去做他们的政治顾问。这样一场运动最终渐渐地平息了。在德雷夫斯事件的100年之后，让-保罗·萨特完美典型的50年之后，欧洲范围内重要的知识分子们发出了呼吁，但是没有人响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年后，欧美之间的大西洋联盟陷入了混乱状态。从冷战的结束上就能够看到这样的结果——虽然没有人愿意看到北约组织解散或被放弃，但是它的存在形式却没有什么意义，而它的将来目标也不明朗。在南斯拉夫战争中，北约受到了进一步的冲击。美国军官极其憎恨和欧洲军官共同指挥战争，他们觉得欧洲军队的指挥官缩头缩尾，在实际行动上几乎无法给美军以有力的支持。

首先，2001年发生“9·11”事件之后，北约组织被美国的反应逼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布什总统强硬的、仓促的单边主义政策让其北约盟国迟迟不愿意伸出援手，美国又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出兵伊拉克，现在这些事实都使得美国被视为对世界和平安全的主要威胁——不亚于它声称要发动无限制的战争来打击的“恐怖”对象。

为了在美国的欧洲同盟军中加进楔子，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于2003年春声称，欧洲已经分为“旧欧洲——新欧洲”。但是这种新旧欧洲的划分方法丝毫也不能解释欧洲的内部分化形势，而且完全误导了它的对象。只有在波兰，美国才能得到普遍的支持和尊重。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新欧洲也好，旧欧洲也好，美国对伊拉克以及其他国家的很多政策都非常不得人心。[6]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匈牙利和捷克私下表示，他们是在西班牙首相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施加压力下才签了这份联合声明的，为此他们非常不悦，也感到遗憾。一年之后，阿斯纳尔本人也在大选中失利而下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顾国人的强烈反对，使西班牙参加了入侵伊拉克的联盟。但是在欧美苦心经营多年试图联合之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还以这样的方法来分裂欧洲，这不禁让人感叹：现在的美国本身就是欧洲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麻烦。

北约的建立是为了弥补西欧在没有美国帮助时自我保护能力的缺乏，欧洲政府一直无法形成自己有效的军事力量，这才使北约一直在起作用。从1993年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起，虽然它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制定和修正仍然不明朗，但欧盟至少已经承认了自己需要这样一种共同的对外安全政策。欧洲在10年间已建立了一支接近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可用来完成干预别国内政和维和的目的。在法国的敦促下，欧洲各国政府正在达成一项协议，打算建立一支自主防御的军队，这支军队可能不受北约的限制而独立行动并被派往北约以外的地区，这显然让美国大为不快。

但是大西洋两岸之间的隔阂还远不止在军事方面，甚至也不是经济上的冲突。欧盟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能力给美国国会以及个别的美国企业施加压力，使他们遵守欧洲的规章制度，否则会把它们挤出欧洲的市场。这一进步引起了很多美国议员和商人的注意。欧洲不仅走出了美国的阴影，甚至还可以说是欧美关系出现了逆转。2000年，欧洲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达到9 000亿美元（而美国在欧洲的直接投资额是6 500亿美元），美国国内吸引的外来资金有70%来自欧洲，而且欧洲很多国家现在已拥有相当多美国的标志性企业，像布鲁克斯兄弟公司、蓝登书屋、肯特烟草公司、潘佐尔公司、鸟之眼公司、洛杉矶多杰斯棒球队，等等。

经济上的竞争虽然激烈，但还算是一个紧密的整体。真正能够把这两个大洲分开的却是日渐增长的价值观上的分歧。用《世界报》上的话来说，就是“跨大西洋的这两个大洲的价值观正在粉碎”。从欧洲来看，美国，这个在冷战过程中从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熟悉的国家，现在开始变得有点儿异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真挚的宗教感情——这在最近他们“重生”的总统身上可以反映出来——对许多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来说也不可理解了（他们那些更加虔诚的穆斯林也许可以理解邻居）。美国人对于随身携带包括全装备的半自动来复枪在内的各种武器的偏爱，让美国人的生活变得危机四伏、杂乱无章。同时，对于欧洲绝大多数的观察家们来说，极刑的滥用似乎也正在让美国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7]

另外，华盛顿政府越来越不把国际公约放在眼里，它在对全球变暖问题到国际法等所有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让人大跌眼镜，尤其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危机事件中扮演着几乎狂热的角色。2000年布什总统上台之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大西洋两岸的隔阂在很久之前就已形成。但这个新政府越加严厉的态度让许多欧洲的评论家们坚信他们一向保留的怀疑：这不只是在一些零零散散的政治事件上的分歧。这些分歧越加证明了大西洋两岸的最基本的文化对抗性。

这种认为美国在文化上是完全不同的——或者低等的，或者带有威胁性的——想法并非首次出现。在1983年，法国文化部部长雅克·朗就曾经发出警告说，广为流传的电视连续剧《达拉斯》就代表着美国文化对法国甚至对欧洲文化的严重威胁。9年之后，当《侏罗纪公园》在巴黎的电影院上映的时候，他的保守派后任之一在信里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欧洲迪斯尼”于1992年春天开张时，来自巴黎的激进人士、电影导演亚里安·莫努什金更进一步警告说，这座娱乐公园就证明了“文化上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但这是众所周知的文化上势利倾向、不安全情绪的细微变化，以及某种大国沙文主义式的怀旧情绪的集中体现（在法国和在其他各处都一样）。在盟军反攻50周年纪念日，意大利前法西斯民族联盟党领袖詹弗兰科·菲尼在意大利日报《新闻报》上说：“如果我认为美国文化的登陆让欧洲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文化身份的话，希望不会被误解成是在为法西斯辩护。”

21世纪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在欧洲越来越普遍，并开始从文化和政治的领域向欧洲社会生活深处进一步发展。现代欧洲反美情绪的蔓延远远超过了越南战争时期，甚至也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平运动高涨的时候。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大部分人仍然相信大西洋两岸关系是可以维持的，但是在2004年，有3/5的欧洲人（在欧洲的另外一些国家里，这样认为的人很多，众所周知的有西班牙、斯洛伐克，更明显的还有土耳其等）都认为美国对这个世界的强势领导“很不理想”。

这种情况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相比对比尔·克林顿的感情来说，欧洲人对美国总统布什的政策及他个人都普遍十分反感。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欧洲人也对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大为恼火，可是他们对于东南亚战争的不满还不至于普遍转变成为对整个美国和所有美国人的反感，40年之后，整个欧洲都弥漫着一种情绪（尤其是英国人民，他们强烈反对他们的首相积极和美国结盟的立场）：美国正在误入歧途，或者如许多人坚持认为的那样，它一直都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

实际上，以前所谓的欧洲“非美国式”的特质，正在迅速成为欧洲人自我身份认同中最普遍的因素。欧洲人的价值观念和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正在——或者说是应该努力地使一切都与美国不同。1998年11月，专门报道文化艺术的法德艺术电视台台长杰罗姆·克莱蒙特警告说，“欧洲的创造力”是防止美国的物质主义的唯一壁垒，他还特意指出，“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布拉格俨然已经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城市：不受限制的市场恣意发展，并且受到利润的无限诱惑。

布拉格在“后共产主义”之初与东欧其他地方一样，无疑被认为是罪恶地向往美国的一切——从个人自由到物质上的富有。从塔林到卢布尔雅那，凡是访问过东欧这些大城市的人，无一不会注意到那些富有活力的新贵们——穿着考究的年轻男女。他们乘坐昂贵的汽车，匆忙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约会中，购买奢侈品，享受着克莱蒙特所描述的那个噩梦中的自由主义乌托邦。但是即便是东欧人，也正在和美国模式撇清关系，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和他们的欧洲新联盟保持一致，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反感，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和社会模式来看，美国的道路看来不再是他们的选择了。[8]

极端的反美情绪在东欧仍然算不上主流，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这种情绪只是一种间接的、政治上可接受的对民族的共产主义表示怀念的方式，就像在过去一样，是一种反犹太主义的有用的替代品。但是即便是一些中间派的政治家和评论家，他们也不再把美国的制度和措施视为激励自己的精神之源和自己效仿的对象了。长期以来，美国都好像是另一个时代——是欧洲的未来。现在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当然，许多年轻人仍然梦想到美国去。但是正如一位在加利福尼亚工作多年的匈牙利人对采访他的人所说的那样：美国是一个适合单身的年轻人来的地方，但当你上了一定年纪，你还是应该回到欧洲去。

21世纪的欧洲是中年人和不愿冒险的人的乐园，而美国则是适合年轻人和喜欢冒险的人的生活场所，这种形象的说法甚为流行，尤其是美国人自身也这样认为。但是实际上，欧洲正在走向衰老。2004年，世界上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数比率最高的20个国家中，除日本之外，其余全部在欧洲。许多欧洲国家的婴儿出生率都远远低于其人口的死亡率。在西班牙、希腊、波兰、德国和瑞典，每个妇女平均生育不到1.4个孩子。在东欧的部分国家（例如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斯洛文尼亚），每个妇女平均生育接近1.1个孩子，是世界上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最少的国家。以此推算，到2040年，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口将减少1/5，甚至还不止。

似乎没有一种传统办法能够解决欧洲国家已经初现端倪的人口危机。贫穷如摩尔多瓦，富有如丹麦，它们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天主教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年轻人（不管是结了婚的还是未结婚的）过了30岁还经常和父母住在一起。但在信奉路德教派的国家瑞典，年轻人拥有自己的房子，拥有充足的国家资助的子女抚养金和产假。虽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人们比地中海地区的人们平均拥有的孩子稍微多一点，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也都大同小异。若没有从欧洲以外迅速涌进来的移民的话，欧洲人口还要少，这些移民相比较来说更愿意生育。1960年在德国，外来人口生育的孩子占这一年总的婴儿出生人数的1.3%。40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5。

实际上，欧洲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危机和大洋彼岸的美国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区别，在千禧年伊始，美国新生儿的出生率就已经低于其人口死亡率了。但不同之处在于，进入美国的新移民的数量相当大，而且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成年人，所以美国总的人口出生率在将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要远远超过欧洲国家，虽然在今后几十年里欧美都将要面临支付大量退休金和其他福利义务，但相对来讲，欧洲的福利制度覆盖面较广，所以它面临的形势也将更为严峻。

欧洲人显然正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如果有一天（什么时候说不定）没有足够的青壮年劳动力来支撑这样一个愈加庞大的退休人群的话，欧洲将会怎样？现在这些不用纳税的退休人群寿命比过去要长，这对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一种非常严峻的考验。[9]一个办法是削减退休福利，另一个办法就是抬高享受退休福利的门槛，比如说推迟人们的退休年龄。第三种选择就是从目前正在工作的纳税人的口袋里收取更多的税额。第四种办法，只有英国真正考虑过（不过那时也是三心二意的），就是效仿美国，鼓励甚至强制人们向私人保险公司购买社会保险。所有这些解决办法都有可能在社会上引起爆炸性的反应。

按照欧洲福利国家自由市场的许多批评者们的观点，欧洲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人口危机，而是经济上的僵化，并不是没有（或者将会可能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而是有太多试图保障人民有权享有工作和收入的法律存在，这些法律、法规甚至也保障有权享有越来越高的失业补贴和收入，致使大家缺乏工作动力。如果这种劳动力市场疲软的现象得到了解决，越来越多的人都将愿意投身到劳动大军中去，那么在职纳税人的负担将会减轻，欧洲僵化症方能彻底根除。

这一针对欧洲僵化症的诊断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免太过片面。无疑，战后经济繁荣高峰时期制定的行之有效的福利制度，现在成了政府的巨大包袱。在德国，一个失业工人在失业后的32个月内可以领取他最后一周工资的60%（如果他有孩子，就是67%），32个月之后他们仍然可以无限期地领取最后一周工资的53%（或57%），这样的福利制度最终是否会导致人们懒惰，目前尚无定论，但它确实需要相当大数目的财政支付能力。此外，还有一系列旨在保证在岗职工利益制度的建立，让欧洲很多国家的企业主（尤其是法国）很难解雇他们的全职职工，他们因此经常不愿意轻易招聘员工，这势必也是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虽然欧洲的福利制度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显得相对保守和缺乏弹性，但这并不说明欧洲的经济效率低下。2003年，从每个小时的工作效率来看，瑞士、丹麦、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经济效率都和美国不相上下，爱尔兰、比利时、挪威、荷兰和法国比美国的经济效率还要高。如果说美国总体上的经济效率相比更高的话，比如美国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提供更多的服务、拥有更多的金钱，那是因为美国在职人数比率比欧洲高，他们比欧洲人工作的时间更长（2000年人年平均工作时间超过300个小时），他们享受的假期比欧洲人要少得多，也短得多。

英国人每年法定的带薪假期是23天，法国是25天，瑞士30天以上，然而美国人的带薪假期却连这一半还不到，这还要看他们住在哪里。欧洲人能够特意选择少工作、少赚钱但高质量的生活方式，欧洲人高额的纳税制度（在很多英裔美国人看来，这是对经济增长和革新的又一个障碍）给他们带来的是他们能够享受免费的（或者几乎算是免费的）医疗保障服务、提前退休、范围相当宽泛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等保障。在整个中学教育方面，欧洲人比美国人接受的教育要好。欧洲人过得更有保障——正因如此，他们也更长寿、更健康（尽管他们花的钱要少得多[10]），贫困人数所占比率也更低。

这就是“欧洲社会模式”，无疑，它的代价是昂贵的。但是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这种模式所承诺的工作上的保障、高昂税额和庞大的社会支付，好似政府和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一份心照不宣的约定，根据每年一度的欧洲参数表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认为贫穷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无能。调查还显示，如果高税收是为了平衡贫富差距的话，他们宁愿支付。

可想而知，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样的观点也很普遍。在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想法也一样流行。在各阶层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国际性的一致看法，那就是：国家的职责就是保护公民免受来自市场或不幸事件的痛苦折磨。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不应该把职工当成是生产中不必要的一个单位。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应该不是相互独立存在的。经济增长固然是件好事，但不能为了它就不惜一切代价。

欧洲模式还可以分为更多类型：北欧模式、莱茵兰模式和天主教模式（Catholic）等等，在这之下还有更具体的分类。这些模式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不是一种分散的体制或经济制度，也不是一种国家干预的特殊制度。有时候在一些文献和法律中这样阐述过，它应该说是社会权利平等、人民团结、集体责任感的一种体现，它对现代国家来说是适合的，也是可能的，总的结果在不同国家也不会完全相同，例如意大利和瑞典，但最后形成的社会一致意见，是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团结。200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总理打算对国家福利支付制度进行一些变革，正如10年之前戴高乐主义者执政的政府要推行类似的改革一样，由此引发了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都有人不断进行尝试，想在保障社会稳定的欧洲模式和富有弹性的美国经济模式之间寻求一条新的道路。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其中一些人曾在美国的商学院或公司待过，这些人对缺乏灵活性的欧洲经济环境非常不满，力劝政府官员们引进流水作业线的做法，在经济发展中引进竞争机制。法国所谓的效仿美国派，开始让左派摒弃其反资本主义情结，保留其社会道德感。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高税收的抑制作用甚至在社会民主党的圈子里也开始讨论起来（即便往往意见不一）。右派开始认识到福利问题的重要性，左派现在也感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好处。

试图把双方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和要找一个能够代替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西方政治的核心——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时的争论——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并非巧合。在20世纪末的一段短时期内，这个结果被称作“第三条道路”，从表面上来看，它是把无限制的资本主义生产热情和对社会结果以及集体利益的应有的考虑联系起来了。这种做法几乎不算是一种全新的做法，从本质上来说，它和20世纪50年代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别无二致。但是政治，尤其是后意识形态政治学，讲的就是一种形式。这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形式，后来被克林顿政府成功地借鉴到它的由左派和右派搭建的三角政治中，又被布莱尔政府更进一步地实践，他们的实践对政治观察家们起到了迷惑性的作用。

当然，布莱尔有其独有的天时和地利方面的优势。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已经把政治的标杆大幅向右移动，而布莱尔之前的工党领袖们则完成了消灭党内老左派的艰巨任务。因此，在“后撒切尔时代”的环境中，只需对建立分配良好的公共服务之愿望表示肯定，布莱尔就能为自己博得“进步”和“支持欧洲道路”之名。同时，他还不断宣传自己对私有化的构想和对适合贸易发展的经济环境的政治追求，这样的论调就让他自己被完全放置到“亲美”阵营中。他热情洋溢地表示，一定要让英国投入欧洲的怀抱，同时还坚持使自己的国家免受欧盟单一市场中欧洲法制和财政上的统一的限制。

在政治理论停滞不前几十年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出现，既是对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困境的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又是在观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欧洲大陆上对这一条道路的推崇者们，无视自己历史上那些“第三条道路”破产的事实，即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著名的“第三条道路”，而欣然从之。在雅克·德洛尔的领导（1985-1995）下，欧洲委员会不断地出台法令，用已近失传的费边式的官僚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引导欧洲。布鲁塞尔也似乎很需要寻找第三条道路：这令人振奋的故事，使欧盟处在制度的缺席和规则的过度这两者之间摇摆。[11]

随着布莱尔做出灾难性的决定，让自己的国家和个人名誉卷入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他的新貌政治也即将走到尽头——此举让国外观察家们清楚地看到，新工党之所以采用第三条道路，是因为英国不愿选择欧洲或美国的道路。事实证明，和美国一样，英国穷人的数量正在大幅上升，而欧盟其他国家的贫困率即便增长，幅度也很小，这严重削弱了英国模式的吸引力。但第三条道路的生命周期注定不会很长。它的名字本身暗含了两个极端的存在——极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现在两者都已不复存在（前者甚至一直不过是理论上的想象）。戏剧化的理论（或言论）上的突破已经过时了。

在20世纪80年代初，私有化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曾一度引起了对公共部门范围和合理性的广泛讨论，引发了对社会民主目标是否能够达成，公共资产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利益目的是否合理的质疑。然而到2004年，私有化成了注重实效的做法。在东欧，要成为欧盟成员的首要条件，就是完全同意布鲁塞尔对不遵循市场规律的公共部门的抨击。在法国或意大利，变卖公有资产现在成了既能在短期内减少年度财政赤字，又能和欧元区政策保持一致的两全之策。

即便是托尼·布莱尔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计划，从成本效益核算出发，给国家预算带来了一定的附加好处（例如他所大力提倡的伦敦地铁半私有化，在医疗服务系统引进竞争机制，等等），这些做法所引起的关于社会原则的争论层面也不过是后来对其客观结果的一种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布莱尔对民众的吸引力消失了（这一点从2005年5月他的第三次大选选票严重减少就能看得出来），他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做法，例如减少政府开支、决定退出欧洲社会宪章、减少企业税额、利用各种手段来鼓励内部投资，等等，但英国的生产效率仍然止步不前，用每小时的生产效率来计算，它还是赶不上那些“体制僵化”、受制度束缚的欧盟其他国家。

再者，新工党原本打算通过把债务转嫁到私人企业，来规避即将到来的欧洲国家入不敷出的公共养老规划带来的风险，但是这样的计划在自信地宣告实施后，不到10年就破产了。和美国一样，在英国，企业把养老基金投放到动荡起伏的股票市场之后，就很难实现对它们的员工们的长期承诺了，尤其是和依赖公共福利资金的人数一样多的员工们现在比过去的寿命要长得多。显然，如果国家不重新收回并把支付养老金的企业的赤字补上的话，许多人都将无法享受到全部的企业福利。“第三条道路”看上去简直和飞牌赌输赢的游戏毫无区别。

21世纪初，欧洲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处境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左派和右派或第三条道路的问题，甚至不是“美国式”或“欧洲式”的问题，因为人民的心里都十分明显地倾向于欧洲。确切地说，它是一个疑问，一个在1945年的历史中就已经被提上日程的疑问，这个疑问悄无声息地、坚持不懈地驱赶走了其他曾经吸引欧洲人民的诉求，位居前列。那就是：对于这些单一民族的国家来说，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一种未来？他们有未来吗？

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个自治自理，和邻国除了一个共同的边界之外没有其他共同之处的单一的民族国家了。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丹麦人，甚至英国人，如今都是欧洲人。几百万的印度锡克教徒、孟加拉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塞内加尔人，等等，也都加入了欧洲人的行列。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每一个人所属的国家都加入了——或者想加入欧盟，所以他们现在自然也就应该算是欧洲人。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部单一市场，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商，其成员国在所有的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的规定下唯一的权力来源。

如今的社会固定生产要素（诸如能源、矿产、农田，甚至地理位置）等硬件方面的相对优势比不上教育、研究和投资等软件方面的有利政策时，欧盟在其中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市场的构成中，国家的作用——用制定政策来规范市场、劳动关系和商业行为——总是非常重要，现在这样的法律和法规由欧盟来制定；欧盟有自己的货币，所以也可以在市场上通过货币本身来发挥着一种近似垄断的权力。唯一留给成员国自己实施的重要的经济活动就是税收政策的制定——因为英国一再坚持要保留这样的权力。

但是人们是生活在社群中而不是生活在市场中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些社群或自愿或被迫（多数时候是后者）聚集成群，成为国家。在经历了1914-1945年的世界大战之后，各地的欧洲人都觉得国家的建立是各民族的头等大事：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大事表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比什么都迫切的需求。然而随着经济繁荣、社会和平、国际局势的稳定，这样的一种需求也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强大公共权力的质疑、对个人权威的期望和取消限制个人能动性政策的要求。而且在超级大国的时代，欧洲的命运似乎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了。欧洲单一的民族国家因此越来越显得可有可无。但是，自从1990年以来——2001年以来就更加如此了——这些国家似乎又开始显得举足轻重起来。

早期的现代国家有两种功能紧密相关：征税和发动战争。欧盟并非一个国家，它既不征税也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大家都知道，事实上用了很长时间，它才获得了初步的军事能力，更不用说制定对外政策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反感再进行一场欧洲战争，他们要防御的唯一潜在敌人已经转向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了。

2001年“9·11”事件后，为欧洲前途而开的这张“后民族”时代的处方，其局限性暴露无遗。传统的欧洲国家毕竟不仅仅对外作战，还要维护国内和平。就像霍布斯在很久以前认识到的那样，这就赋予了国家鲜明的、不可代替的合法地位。最近几年，非武装平民的暴力政治冲突在一些国家时有发生（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在这些国家里，国家的重要性——它的警察、军队、情报机关和司法机构——永远存在。在恐怖主义横行的时代，国家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掌控是对大部分民众的安全非常重要的保证。

保护自己公民的安全是国家的职责所在。没有什么能够证明布鲁塞尔（欧盟）将要或者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负担起这样的责任。从这样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国家是本国公民重要的合法代表，尽管欧盟也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权力，但在这方面却不能和国家相提并论。欧洲人可以享受到越过自己的政府首领直接向欧洲法官申诉的权力，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明白，德国或英国的国家法庭为何会如此乐意接受斯特拉斯堡或者卢森堡的判决，但是当要想解决枪支、炸弹造成的问题时，责任（因此也是权力）就一定在伦敦或柏林。试想如果一个欧洲的公民房子被炸弹炸毁了，他到底会怎么办？难道会给欧盟的官员打电话吗？

合法性来自能力——例如，各自为战和超联邦制的比利时政府，有时似乎不能保证公民的安全，因此它的合法地位就受到质疑。尽管政府职能源于军事力量，但即便是到了今天也并不止于此。只要它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跨国的实体，它就负担着保障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失业人员的正常生活、下一代人的教育等等责任，这个国家专享的以一定的形式存在的政治合法性也就必将继续存在下去。在20世纪的历程中，欧洲单一的民族国家对其公民的福利、安全和生活承担着相当一部分的责任。在最近几年里，它又卸掉了监管公民道德的职责，以及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经济上的职责，可是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变化。

合法性也来自领土。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述，从领土方面来看，欧盟如同原始猛兽，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领域。虽然它的法律和制度是有地域性的，其公民可以对自己的地方和对全欧洲进行投票，但却不能够相互在别人国家的选举中投票。和自己的出生地或居住地所在国家的内部事务相比，人们在欧洲范围的日常事务中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也微乎其微，这样看来，欧盟的地域影响力就看不出来了。其实，欧盟的确是一个能够提供经济或其他服务的组织，但是这就把它的公民定义为消费者而不是参与者——它是“由一群被动的人组织的、由陌生人掌管的一个实体”。这就很容易激起一些负面的比较，把它和民主时代以前的西班牙和波兰等国家，或者和阿登纳时代联邦德国静止的政治文化相比较，欧盟就显得虽然野心勃勃但毫无成功希望。

公民身份、民主、权利与义务是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有着公民踊跃参与政治的传统的国家里。公民亲自参与政治相当重要：参与到你感到自己是其中一份子的那个国家之中。即便是在一个有着高速火车和实时的电子通讯时代，你仍然不知道在葡萄牙的玻因布拉市或者波兰的热舒夫市之类的地区怎样才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为了保留这个概念的含义，为了欧洲人怎样从有利的意义上参与政务，他们把可预见的将来寄希望于里斯本或者华沙，而不是布鲁塞尔。如今世界上的大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是或者由集权形式领导，或者采用绝对的离散体制，而人们对联邦首都及其全部工作持相当大的怀疑态度，这绝非偶然。

表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在2005年，欧盟没有取代传统的边界意义上的国家，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也不可能取代。在希特勒失败60年后，多重身份、主权和边界一起界定了欧洲及其历史，这些因素自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环环相扣。所谓新的、外面的观察家们很难理解的现象，就是一个人既是法国人又是欧洲人，或者既是加泰罗尼亚人又是欧洲人——抑或是既有阿拉伯特色又是欧洲人的可能性。

有特色的民族和国家并未消失，正如这个世界还没有统一成为“美国模式”一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展现出了社会形式的多样性和对市场与国家问题上视角的多重性，所以说，欧洲也喜欢民族和传统。我们误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后民族”或“后国家”的世界，是因为太过于注重全球化的经济进程，因而误认为相似的、跨民族的发展模式也一定会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效。单从生产和贸易过程来看，欧洲实际上已形成了跨民族的连贯区域。但是如果从权力、政治合法性或者文化亲和力方面来看，欧洲仍然和过去一样，是由离散的国家组成的。民族主义起起伏伏，[12]但民族和国家仍然存在。

想一想在20世纪的上半叶欧洲人相互之间的行为，这就相当明显了。如果要从1945年的历史碎片来看的话，那就不可能预期未来了。实际上，欧洲多灾多难的各民族，它们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制度在欧洲大陆30年战争中产生的复兴，将可能会被看成是比集体创造了一个跨国的联盟组织更有成就。后者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被排到欧洲的大事议程上来了，甚至还可以说是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它的建立。然而，从总体来看，不用说匈牙利和立陶宛，就连德国、波兰或者是法国的复苏，在那个时候看来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更不可预料到的——实际上就在几十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是21世纪初欧洲居然成了国际美德的模范：在一系列道德和国际关系制度方面，它被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的人们标举为效仿的典范。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选择美国模式的幻灭而产生的反响。但是它却赢来了良好的声誉，并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在去除了自己过去的罪孽和动荡之后，欧洲崭新的形象是否能够顺利地迎接新时代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人民怎样对他们中间和他们之外的非欧洲人做出反应。在21世纪之初纷扰频仍的年代，这依旧是一个公开的问题。

早在170多年前的民族主义时代之初，德国诗人海涅对两种集体精神做出了清楚的划分：

我们（德国人）被要求爱国，所以我们就爱国，我们做我们的统治者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这绝不是法国人所说的爱国主义，虽然和他们所说的那种情绪有着同样的名称。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意味着他的心是热情的，这种热情能使人的心灵变得宽广和辽阔，能使人不仅仅爱自己的亲人，还爱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文明世界。而德国人的爱国主义则意味着他的心灵像冷空气中的皮革一样凝固收缩，德国人憎恨所有外来的东西，更不想成为一个属于世界的公民，也不想成为欧洲的一员，他只想成为一个狭隘的德国人。

当然，如今法国和德国不再是批评家们的矛头所指了，但是海涅对两种爱国主义的划分非常直接地道出了当代欧洲的状况。如果新兴的欧洲倾向于德国式的选择，“像冷空气中的皮革一样凝固收缩”成一种防御性的狭隘主义——2005年春的法国和荷兰的国民公投就预示了这样的可能性，大多数人都明确拒绝接受提交表决的欧洲“宪法”——那么将会错过大好的机会，欧盟将不会超越其作为组织机构的功能。它最多只能是其成员国自身利益的总和，还有就是在最高层面上共同拥有一个代理机构。

但是，如果欧洲的爱国主义能够突破自我的局限，像海涅所说的理想的法国式爱国主义那样，展开双臂去拥抱整个文明世界，那么更多的事情是可以实现的。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在此期间，欧洲跌落到深渊，这个古老大陆的复苏是一个缓慢而又不明确的过程。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过程永远没有结束——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生产越来越多、越来越物美价廉的产品，但是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提供全球通用的模式。尽管欧洲对于自己的过去很憎恶——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过去——但也只有欧洲人才能够向世界提供一些温和的建议，建议这个世界不再重复欧洲犯过的同样的错误。虽然在60年前很少有人能预料到，但21世纪将可能是属于欧洲的世纪。

[1] 引自T·R·雷德《欧洲的美国》（纽约，2004），第131页。

[2] 这样做的还不只是英国。2004年9月的一个星期内，西班牙的政府发行的“胖子”彩票吸纳了5 920 293欧元的资金。

[3] 但是还没有完全拘泥于美国的做法：美国电视的新闻经常是由白种男性主持人主持，并搭配一个黑人男性体育节目主持。而社会记录片或传真节目通常由白种女性主持人主持，天气预报节目的主持人则没有肤色和性别的限制。

[4] 关于黛安娜王妃之死及其跌宕起伏的后半生似乎应该算是一个例外。然而即便是相当多的人通过电视观看过她的葬礼，很快他们就完全失去了兴趣，一直在表达着自己缅怀之情的只有英国公众。

[5] 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外，就是一小撮德国和英国的（尤其是英国）疯狂的球迷经常去国际性的比赛现场闹事，这种行为使其他人都大惑不解。

[6] 2003年1月，由英国和西班牙两国首相牵头，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八国政府签订了一份联合声明，成立八国亲美联盟。

[7] “是的，美国大肆宣扬‘要爱你的邻居’，但是他们杀害和强奸他们的邻居，案发率使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感到震惊。”见T·R·雷德《欧洲的美国》（纽约，2004），第218页。

[8]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欧地区，新贵们以欧洲风格进餐、打扮、打电话、开车。他们不再需要效仿美国人去追求时尚，恰恰相反，美国人喜欢用的东西往往被认为是过时的、不上档次的。

[9] 在1960年，法国的每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由4个在职劳动者支撑，到了2000年就只有2个劳动者支撑了。根据目前的趋势，到2020年就会发展到一对一的程度。

[10] 在2004年，医疗方面的财政支付用去了瑞典的国民生产总值的8%，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4%。瑞典政府支付了80%的医疗费用，然而美国联邦政府仅仅支付了45%，余下部分由美国企业和企业员工自己负担。在美国共有4 5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11] 在德洛尔的继任者的领导下，形势又摇摆回来了：欧盟委员会仍然像过去一样活跃起来，但却是试图走向一种毫无限制的市场经济。

[12] 这是指在欧洲，而不是在美国。20世纪末进行的全球性调查显示，在美国，75%的人表示自己有民族自豪感。在欧洲，只有在爱尔兰和波兰，才会有大部分人怀着这样的民族自豪感。其他地区拥有民族自豪感的人所占总人数的比率从49%（拉脱维亚人）到17%（前联邦德国人）不等。

跋 来自死者之屋

——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邪恶意志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像死亡成为上一次战争之后的根本问题一样。

——汉娜·阿伦特，1945年

忘却，我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历史错误，但它是创立一个国家的关键性要素；因此历史研究的过程对于民族认同而言往往是一种威胁……一个国家的本质就是所有的个人都拥有许多共同点，并且已经忘却了许多事情。

——欧内斯特·勒内

对这一阶段历史事件的一切研究都必须追踪或联系到奥斯威辛事件……在这里，所有的历史记录都达到了它的极限。

——索尔·弗里德兰德

海因利希·海涅总结道，对于犹太人来说，洗礼是他们“进入欧洲的门票”。但那是在1825年，当时要被近代世界接纳的代价是抛弃沉重的犹太民族与世界的分歧和隔阂。而在今天，进入欧洲的代价已经有所改变。海涅的总结发生了反讽的逆转，在21世纪来临之时，想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欧洲人，首先必须背负起一个沉重得多的全新历史包袱，海涅对此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曾经具有远见地宣告一个“狂热、黑暗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轰然而至”。今天，相应的欧洲标准不是洗礼，而是种族灭绝。

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为了结束他的国家那段痛苦的历史，使波兰与它的欧盟伙伴步调一致，在2004年正式承认波兰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了包括来自波兰同胞的迫害。而在次年，即使是将要离职的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为了完成罗马尼亚加入欧盟的雄图大业，也不得不做出让步，被迫承认他和他的幕僚们长期以来费尽心机否认的历史——罗马尼亚在毁灭欧洲犹太人的过程中也扮演着它的角色……

当然，完全融入欧洲大家庭的评判标准还有其他种。土耳其继续拒绝承认曾经在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进行过种族屠杀，这将是它申请成为欧洲一员的绊脚石。同病相怜的还有塞尔维亚，在它的政府承担起南斯拉夫战争期间的种族屠杀和其他罪行之前，塞尔维亚不得不继续在欧洲的门口苦苦徘徊。然而，这些罪行之所以带上了这样的政治意义，“欧洲”之所以承担责任，确保它们受到重视，并把足够重视它们的人定义为“欧洲人”，皆是因为这一切都是一项最可怕罪行的部分步骤（既包括真正动手之前，也包括之后）：这种罪行就是某个群体的欧洲人想把在欧洲生活的另一个群体赶尽杀绝。这种罪行就发生在欧洲本土，仍在世人的记忆中。

希特勒在欧洲实施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不仅仅是战后国际法律体系中“种族屠杀”或“反人类罪”这些关键领域的根源。它也判定了人们对此评论时的道德（在某些欧洲国家甚至是法律的地位）立场。否认或者漠视“浩劫”——也就是“大屠杀”，则被视为文明的公共话语中无法忍受的行为。这就是主流政治家们尽其所能，避免与让- 玛丽·勒庞之流的政治蛊惑家们产生干系的原因。现代的“大屠杀”已经远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那个难以否认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欧洲人再也无法忽视的。就在欧洲准备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最后一座纪念馆落成开幕，最后一批幸存老兵和受害者接受表彰之时，对死于战争中的欧洲犹太人的追忆成为欧洲大陆人性回归最恰当的认可和保证。但在过去，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欧洲犹太人所蒙受的灾难从来都没有疑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估计有600万犹太人遭到了杀害，这在战争最后几个月内便取得了广泛的共识。那些屈指可数的幸存者，不管是在难民营还是在原籍国，都是死亡人数的有力证人。在奥地利，被流放的12.6万犹太人中，仅有4 500人从战争中返回。战前的荷兰共有14万犹太人，其中11万遭到驱逐——能够返回荷兰的犹太人不到5 000人。在1940年至1944年间，法国共有7.6万犹太人（大多数出生于国外）被流放，幸存下来的不到3%。再往东面的情况更加恶劣，在波兰，战前人口超过300万的犹太人，其中97.5%被屠杀。在德国本土，截至1945年5月，60万德国犹太人只活下来21 450人。

重返家园的犹太幸存者并没有受到夹道欢迎。在多年的反犹思想宣传的影响之下，各地的本地居民不仅将自己的战争苦难怪在犹太人头上，而且显然因为工作、财产和住所被自己夺走的犹太人的归来感到沮丧不已。1945年4月19日，在法国巴黎的第四行政区，几百名法国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一名被流放的犹太人要求归还他（被剥夺）的住宅。在被驱散之前，示威活动演变成了暴乱，示威人群大声高喊“法国属于法国人”的口号。毫无疑问，受人敬重的法国天主教哲学家加伯列尔·马塞尔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但几个月后，他毫无窘迫地在《基督见证人》杂志中如此写道：“那些犹太人过分地自以为是”，他们恨不得“接手一切”。

难怪后来的法国政府部长西蒙娜·韦伊从“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归来之后写道：“我们曾经觉得自己的生命完全不受重视，毕竟我们的人数那么少。”在法国（在比利时也是如此），幸存的抵抗者在流放归来之后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被视为拯救祖国荣誉的英雄。然而，因为人种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受到驱逐的犹太人却无法得到相同的待遇。无论如何，戴高乐（与丘吉尔一样）令人不解地无视遭受希特勒迫害的受难者的人种特殊性，宁愿把纳粹主义理解为普鲁士军国主义背景下的产物。纽伦堡审判的法国检察官弗朗索瓦·德·门松始终对“反人类罪”这一概念感到不安，他更愿意使用“反和平罪”这一术语。而在审判过程中，他自始至终没有提及犹太人被谋杀或被驱逐的事实。[1]

将近3年后，也就是1948年1月11日，《世界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的社论，它在动情地谈论“28万被驱逐出境者，只有2.5万人幸存”的同时，却没有一次提及“犹太”这个字眼。根据1948年通过的法案，法语中的“被驱逐出境者”一词只适用于因为政治或者抵抗入侵者的原因遭到驱逐的法国公民或居民。被驱逐的法国人并没有因为他们被送往的集中营的性质，或者他们到达集中营之后的命运得到任何区分。因此被关进列车，运往奥斯威辛并被毒气屠杀的犹太儿童在官方文件里一律被描述为“政治流亡者”。无意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犹太儿童都在国外出生，他们在法国宪兵的威逼下离开父母，但后来在官方文件或者纪念碑上则被称为“为法国而死”。[2]

比利时的天主教各党派在战后第一次议会的会议上反对给予“仅因种族原因被拘留的犹太人”任何补偿，暗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为黑市交易商。事实上，比利时的犹太人被剥夺战后援助的情况愈演愈烈。由于95%从比利时驱逐出去的犹太人都属于外籍或者无国籍人士，战后通过的一项法律条款规定：除非参加过抵抗组织，否则留在比利时的犹太人将不得接受任何公共援助。1944年10月，比利时当局将无法提供比利时公民身份证明的犹太幸存者笼统地归类为“德国”国籍。这个措施从理论上消除了所有战时的“种族”区分，但它也将幸存的犹太人推向“实为通敌外侨”的那一方，因此他们不仅要面临着被拘留的危险，而且也被剥夺了财产（直到1947年才被归还）。这些法律措施随后所带来的好处是这些犹太人能够永久性返回德国，因为他们不再会受到纳粹迫害的威胁。

在荷兰，根据荷兰抵抗报纸《自由荷兰》的报道，当地市民与市政领导人欣然合作，坚决反对那些数量少得可怜的犹太人返回荷兰，就连纳粹分子都为他们自取其辱的行为感到吃惊。作为返回犹太人中的一员，丽塔·库普曼听到了这样的欢迎词：“你们很多人回来了，你们不在这里才让人高兴呢——挨饿的滋味是多么难受！”事实上，荷兰人在1944年至1945年“饥饿的冬天”期间吃尽了苦头，很多犹太人被驱逐之后，空出来的房屋成为木头和其他物资的重要来源，而在阿姆斯特丹，情况更是如此。然而，战时荷兰政府同纳粹合作，积极辨认和围捕犹太人，但战后的政府当局却自认为良心清白，没有义务给予犹太人任何特别的补偿。恰恰相反，他们还为自己拒绝以种族或其他任何标准来区分荷兰人而感到沾沾自喜，从而将失踪的犹太人的身份埋藏在杳无行迹的历史尘烟之中。在50年代，身为天主教徒身份的荷兰首相们甚至委婉地否决了为筹建奥斯威辛国际纪念碑捐款的提议，指责该提议为“共产主义宣传”。

在东欧，承认迫害犹太人的事实的可能性更加微小，更不用说要对此做出补偿了。在战后紧接着的几年里，东欧犹太人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1946年8月，一位名叫维托德·库拉的非犹太裔波兰人从罗兹坐火车到弗罗茨瓦夫，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当地人对犹太家庭的冷嘲热讽。他如此写道：“普通的波兰知识分子意识不到现在的波兰犹太人不能开车，不愿冒险乘火车，不敢让孩子参加学校郊游；他不能去边远地区，宁愿呆在大城市，也不愿意去中等城市，夜幕降临之后出去散步显然很不明智。在受尽6年之久的折磨之后，只有英雄人物才有勇气在这种氛围里继续生活下去。”

在德国战败之后，很多居住在东欧的犹太人继续采取他们战时的生存策略：在同事、邻居甚至是自己孩子的面前隐藏他们的犹太人身份，最好的情况是能融入到战后的社会生活中，至少也得做出重新开始正常生活的表象。不仅是东欧如此，在法国，尽管新法律禁止发表战前的公众反犹言论，维希政权时期的遗风却仍然存在。为后一代人所忌讳的话题并没有被禁止，为后人所不齿的行为也仍然广为流行。就像在30年代那样，左派分子也不免要插上一脚。1948年，共产党的国会议员阿瑟·拉梅特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到莱昂·布鲁姆、朱尔斯·莫奇、雷内·迈尔等著名的犹太裔政治家身上，试图凸显他们与自己党内国会议员的不同出处，并宣称：“我们共产党人只有法国名字。”（这种言论其实既失体面，又与事实不符。）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欧洲犹太人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选择，要么离开（一旦以色列建国成功，他们可以去那里，或者去在1940年打开国门的美国），要么保持缄默，并且尽可能地远离公众视线。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确实感到一种压抑不住的渴望去说出真相，并为之作证。用普里莫·莱维的话来说，他是被一种“纯粹的、病态的诉说责任感”驱使着，写下了他刚刚经历过的一切的。然而莱维自己接下来的遭遇具有启示意义。1946年他将记录在奥斯威辛的亲身监禁经历的《如果这是一个人》一书交付给当时最前卫的意大利左翼出版社——艾因纳乌迪出版社出版，最终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莱维书中对自己所遭迫害和幸存经历的描述，是以一位犹太人而不是以抵抗者的流放经历开头的，这与意大利令人振奋的全国性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报告文学不相符合。

《如果这是一个人》一书转给了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但仅仅印刷了2 500本。其中的绝大多数一直被遗弃在佛罗伦萨的一间仓库里，尽毁于20年后的一场大水灾中。莱维的回忆录一直到了1959年才在英国得到出版，但只卖出了几百本（该书的美国版本《奥斯威辛幸存录》也直到20年后才开始畅销）。法国最知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在很长时间里都拒绝购买任何一本莱维著作的出版权，直到他在1987年去世之后，他的著作和影响力才在法国得到认可。与他著作中的主题一样，由于无人愿意去倾听，他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都默默无闻。到了1955年，他意识到谈论集中营已经成为了一种“卑鄙”的行为：“你得冒着人们指责你靠受难者身份吃饭，或者指责你有暴露癖的风险。”另一位奥斯威辛幸存者朱丽安娜·特德斯基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我遇到过不想了解真相的人，因为意大利人也遭受了苦难，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没有被关进集中营里的经历……他们那时总是说，‘看在老天的分上，一切都结束了’，因此我保持沉默很长一段时间。”[3]

即使是在英国，公众也不会去讨论大屠杀问题。布痕瓦尔德是具有代表性的监禁法国人的集中营，其中关押着拥有组织严密的委员会的共产党政治犯。与此相似，战后的英国具有标志性的纳粹集中营不是奥斯威辛，而是卑尔根——贝尔森（被英国军队解放）；当战争接近尾声时，电影院开始公映战时拍摄的新闻影片，影片中骨瘦如柴的幸存者却没有被特别地指明为犹太人。[4]战后的英国犹太人也往往倾向于保持他们一贯低调的形象，将往事深埋在心底。作为集中营幸存者的后代，杰里米·阿德勒在1996年回顾在英国的童年生活时说：“尽管在家里讨论大屠杀时可以无话不说，但在其他场所他们却是讳莫如深。我的朋友们可以将自己父亲在沙漠里与德国山地守军的战斗经历吹得天花乱坠，而我却对自己父亲的经历感到难以启齿。直到不久前他们都还是默默无闻。从抑制到痴迷，英国公众对这个话题的态度转变经历了将近50年的时间。”[5]

回顾历史，最惊人的是那种普遍的特点，即忽略某些事情。遗忘犹太种族屠杀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那些有充足的理由不去回想这个问题的国家（例如奥地利或波兰。以奥地利为例，它的人口数量仅是德国战前的1/10，但它所提供的集中营守卫却占据了所有数目的一半）；它同时还出现在意大利，尽管大多数意大利人没有必要为这场冤案感到羞耻；英国也一样，不同的是英国人是怀着骄傲，甚至是带着怀旧之情来看待那段战争岁月的。当然，冷战的开始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之一。在美国尤为如此。1995年美国国会“难民委员会”表示：“波罗的海党卫军”在意图、意识、行动、规格上有别于德国纳粹党卫军。因此该委员会不会将其所作所为视为针对美国政府的敌对行为。波罗的海党卫军在东部前线折磨和残杀犹太人的残忍和狂热程度，没有哪支部队能出其右，但是，冷战的异常环境使得他们成了“我们的”纳粹。在此，我对莱斯大学的丹尼尔·科恩教授提供此信息表示感激。但是还有其他原因，除了把战争的起因怪在犹太人头上以外，大多数欧洲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犹太人无关，并且非常反感把蒙难的犹太人列为头等大事。

“大屠杀”远非是人们所要忘却的全部：“战争过后的那些丰年里……欧洲人把‘集体失忆’当作挡箭牌（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语）。几百万欧洲人在战争中与法西斯当局和占领军妥协，勾结战时特务机构和统治者，受尽不为人知的羞辱，历经物质上的困难和个人的不幸，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远离不久前的过去，或者为了达到更好的目的而篡改这段历史。”法国历史学家亨利·卢索后来所称的“维希综合征”，指的就是人们数十年来一直难以接受那场战争的真相，从而不由自主地试图尘封那段历史，或者为了维持战后脆弱的社会关系而改写历史。而这种“维希综合征”绝非法国所仅有的。

被占领的欧洲各国均形成了各自的“维希综合征”。例如，在战争时期不管是在自己的家园里还是在战俘营，意大利人都备尝艰辛，这就转移了公众对意大利人给其他民族——例如巴尔干半岛，或者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人民——所带来的苦难的注意力。荷兰人和波兰人的战争故事将在数十年内维持着国家的自我形象，荷兰人尤为如此，他们重视自己国家的反抗形象，但却尽其所能忘掉这样的事实：2.3万荷兰人曾经自愿加入党卫军，组成了西欧最大的纳粹分遣队。即使是挪威也不例外，1940年前后，超过两成的挪威军官志愿加入了维德孔·吉斯林的新纳粹“民族统一党”。尽管解放运动、抵抗组织和流亡者，甚至连敦刻尔克勇敢的大撤退或1944年的华沙起义，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修补、美化国家形象的作用，但大屠杀却对此“毫无用处”。[6]

在某些方面，相比之下德国人调查和承认他们的罪行严重性的难度事实上要小一些。当然，在一开始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去纳粹化”是怎样以失败告终的。早期的联邦德国历史教育仅限于威廉帝国时期以前。除了库尔特·舒马赫这样的政治家在1947年6月极为罕见地警告自己的同胞最好学会“为了德国和全世界的犹太人说一次话”以外，40年代和50年代的德国公众人物都在设法逃避“最终方案”这个话题。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卡辛在1952年时评论说，对于他在科隆的学生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谁都不应该再提这场战争。我的学生对战争一个字也不愿意谈”。联邦德国人在回顾这场战争时，眼里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苦难。50年代末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联邦德国人把战后盟军占领的时期视为“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

正如1946年一些观察家所预测的那样，德国人甩掉了希特勒这个包袱：他们把“元首”当作替罪羊献给全世界，从而逃避了惩罚和道义上的谴责。人们对于希特勒所造成的后果确实有着极大的怨恨——但也只是因为他给德国人带来了灾难，与他和德国人对其他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无关。这些年来对于许多德国人而言，将枪口对准犹太人，似乎是希特勒最大的错误，而不是他最严重的罪行。在1952年的一次调查中，将近四成的联邦德国成年人毫不迟疑地告诉调查专家：德国“最好”不要有犹太人居住。

由于附近相对缺乏警醒纳粹暴行的纪念场所，人们对此问题的类似看法有增无减。纳粹煞费心机地挑选了远离“旧帝国”的地点来修建主要的死亡集中营，这不是说地理位置的远近本身决定了人们敏感的程度，事实上“达豪”是慕尼黑的一个郊区，离市中心也就是一趟电车的路程，当地人也并没有因为它近在咫尺而了解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巴伐利亚议会于1948年1月通过匿名投票决定，将“达豪集中营”遗址改建成一座“劳改营”，也就是针对“游手好闲，反社会分子”所设立的强制性劳工营。就像汉娜·阿伦特在1950年访问德国后所说的那样：“人们对于发生过的事情无动于衷的现象随处可见，但这很难说是他们有意不去哀悼，还是缺乏真情。”1955年，法兰克福法院宣布豁免一位名叫彼得斯的医生。他曾经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为纳粹党卫军提供名为“齐克隆B”的毒气，但却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该毒气曾用于屠杀流亡者”而免予起诉。

然而，在欧洲，唯独德国人无法否认他们对犹太人所做的一切。他们可以不去谈论这件事，可以坚持说自己也受了苦，可以将责任推给“一小撮”纳粹分子，但却难辞其咎，把种族灭绝的罪行推到别人头上。就算是阿登纳本人，在公众面前也从不发表除了对犹太人“受害者”表示同情以外的言论，也没有指证过那些迫害者的身份，最终也不得不与以色列签订了赔款条约。尽管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是作为同胞的意大利人均对普里莫·莱维的回忆录毫无兴趣，但《安妮日记》（虽然此书的内容来源比其他书更加公开）在1960年之前就已经售出了70万本，成为德国历史上销量最大的平装书。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德军在东部前线所犯下的罪行进行的调查尽管来得太迟，但它所促成的一系列审判成为德国人自我反省的导火线。这些审判始于1958年对战时乌尔姆“干预小组”成员的诉讼，随后阿道夫·艾希曼锒铛入狱并受到起诉，之后以1963年12月和1965年8月间在法兰克福对审判奥斯威辛守卫的审判告终。这些审判过程也是集中营幸存者战后得以公开他们悲惨经历的首次机遇。同时，联邦法律所规定的针对谋杀案件的20年“法定时效”也得到了延长（尽管没有被取消）。

这种气氛上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50年代末所出现的一系列反犹主义破坏活动，以及日益明显的德国年轻一代对“第三帝国”历史的一无所知。德国年轻一代的父母不会告诉他们有关“第三帝国”的任何事情，而他们的老师也绝口不谈。从1962年起，联邦德国有10个地区公开了1933年至1945年间的包括犹太人种族屠杀的所有历史，从此这成为所有学校的必修科目。康拉德·阿登纳原先的战后预测也因此而被推翻：德国的民主状况要求人们记住而不是忘记纳粹主义。人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行”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将“战争罪行”与“国家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新一代的德国人接受教育，认识到纳粹暴行的本质和恶劣性。而《明星周刊》和《快报》之流的杂志也无法再像50年代那样淡化集中营问题的重要性，甚至为“好纳粹分子”歌功颂德。在某种程度上，德国民众也逐渐意识到德国的近代史是多么野蛮和无耻。

但是这种改变也不应该被夸大。在60年代，联邦德国的总理（基辛格）和联邦总统（汉斯·吕布克）职务均由前纳粹分子担任，这与青年时事评论员（参见本书卷二第5章）所指出的那个波恩共和国政府的自我形象大相径庭。在道出纳粹的真相与承认德国人应须承担的集体责任方面，两者大不相同，大多数的政界人物至今对此仍旧保持沉默。此外，在1967年，有32%的德国人认为希特勒若不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将步入德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尽管这个比例（其中德国的中老年人占了绝大多数）低于1955年的48%，但仍然让人感到难以心安。

接下来的10年才是真正的转变时期。持续了6天的1967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社区纪念馆下跪，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被杀，以及最后1979年1月德国播出《大屠杀》的电视连续短剧，这一系列事件将犹太人和他们遭受的灾难推到了德国公共议程的台前。其中，《大屠杀》系列片的影响显然最为重大。作为最纯粹的美国商业电视节目，《大屠杀》（如本书卷三第1章所述）情节简单，大部分角色不够真实，叙事的安排纯粹是为了产生最大的情感效应，因此遭到了从艾德加·赖兹到克劳德·朗兹曼等人的恶评和痛骂，被指责为由德国历史改编而成的美国肥皂剧，它把一些本来难以启齿、令人费解的事情变得庸俗而简单。

但这些局限性恰恰说明了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力。这部系列片连续4个晚上在德国国家电视台播出，据估计有2 000万之多的德国人收看了该剧——远远超出了成年人数量的一半。该剧的上映与对马伊达内克死亡集中营的前卫兵的审讯恰好形成巧合，提醒观看的德国人此事还未了结。此剧对公众的影响超乎寻常。6个月后，联邦德国联邦议院投票废除了针对谋杀案件的时效条例（应该被记录在案的是：投反对票的所有人中，后来当选为总理的赫尔默特·科尔赫然在列）。从此以后，德国人了解“浩劫”主题的深刻程度处在欧洲人的前列，他们活跃于全世界的最前沿，督促公众对于他们国家的暴行保持清醒的头脑。在1968年，总共才有471个学校团体访问了达豪集中营，而到了70年代末，每年的访问数量就远远超过了5 000个。

了解并公开承认40年前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所做所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如后来8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所示，要把它写入德国和欧洲的历史，却仍然是个两难的棘手的问题。坚持将希特勒本人及其所发起的运动和他的罪行看作特殊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观点在包括迄今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在内的一些保守学者看来，始终是不适宜的。他们坚持认为：要了解纳粹主义，就必须将它放在它的时代和空间背景之中。根据诺尔特的观点，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以及它后来那些更为怪诞的形式，首先是一种对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响应：他们追随列宁和他的继承人，模仿后者所创立的部分模式，甚至模仿了他们的恐吓手法。诺尔特在1986年6月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为这种观点进行辩解，称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减轻纳粹的罪行，但如果缺少布尔什维克这个前提，就无法对其做出解释。现在是到了把“大屠杀”置于更为广阔的现代种族屠杀范畴去重新审视纳粹时代的时候了。

尤尔根·哈贝马斯最先对诺尔特做出了回应。像恩森斯伯格、君特·格拉斯以及“怀疑的一代”的其他成员一样，哈贝马斯的岁数足以让他将纳粹主义铭记在心，因此他强烈怀疑任何“界定”德国罪责的企图。胡说八道！哈贝马斯如此回答道，纳粹主义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定位”或“历史背景化”——这种念头正是任何一名德国人都无法轻易接受的诱惑。纳粹的罪行，也就是德国的罪行，乃是独一无二的，其范围之广，野心之大，罪恶之深，是前所未有的。诺尔特所理解的纳粹主义背景化，以及势必随之而来的对德国罪责的盲目相对化，是完全行不通的。

然而，毫不妥协的哈贝马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建立起来的标准并没有得到他的同胞们（包括那些以比较和背景化为学科根基的历史学家们）的长期坚持。针对“大屠杀”问题的讨论在德国公众中初见活跃，并最终于90年代达到最高潮：官方大量举办对历史劣迹表示忏悔的展示活动，而德国人则沉浸于如作家皮特·施奈德所说的“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厌憎”情绪中。但是，这种状态却无法维持长久。让新一代的每一个德国人永远生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中，要求他们为德国所犯下的罕见罪行担负责任，并将它作为衡量自己国籍的尺度，这是最基本的但却极难实现的要求。

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悼念和认错的第一步是要克服“当地人自私”的错觉，整个过程经常需要两代人和数十年的时间。《大屠杀》在德国播出仅两个月后，奥地利也开始播出这部电视片，但其影响却根本无法与在德国的情况相提并论。一直到80年代中期，奥地利总统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被揭露曾经供职于战时残暴占领了南斯拉夫的纳粹国防军，（一些）奥地利人才开始了对本国纳粹历史做虽严肃却仍然不够充分的审查。当然，在瓦尔德海姆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国际社会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背景不闻不问，这使得奥地利人怀疑世人是以一种独特的高标准来看待他们的。毕竟，奥地利曾经选过一位犹太人（社会党人布鲁诺·克莱斯基）当总理，这可不是德国人所能做到的。

然而，没有人对奥地利人抱有很高的期望。由于总体而言他们没有因近代史感到不安，将近四成的奥地利人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希特勒的受害者，而不是他的帮凶，并且有43%的奥地利人认为纳粹主义具有“两面性”——这恰好证明了他们和其他人共同的偏见。[7]与奥地利接壤于阿尔卑斯山脉的邻国瑞士则不同，在1945年之后的40年里，瑞士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自己战时的档案。瑞士人不遗余力地将犹太人拒之门外，但这个事实却被忘得一干二净；此外，在全球流行的小说和电影作品中，这个国家还被刻画成一座安全的避风港，热情接待任何一名能够抵埠的难民。瑞士人为自己清白的良心而得意洋洋，愉快地享受着来自全世界的、令人羡慕的敬意。

事实上，在1945年之前，瑞士人只不过接纳了2.8万犹太人——在战前则仅有7 000名。战时难民被拒绝授予劳工证，因此只好依靠政府从犹太富人身上征收而来的救济金维持生活。一直到了1994年6月，伯尔尼政府才公开承认：瑞士当年（1938年10月）为了控制犹太人入境，要求对所有的德国犹太人护照加盖“J”字母印记的做法，是一种“难以容忍的种族歧视”。如果这就是瑞士丑行的极致，那也不必过于大惊小怪。虽然伦敦和华盛顿从未真正要求在犹太人的护照上加盖标识，但在救助犹太难民方面，英美两国的记录难以令它们感到自豪。但是，瑞士人的所作所为却远甚于此。

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官方调查中，人们痛心地发现瑞士除了做尽掠夺黄金的勾当，在战时极力帮助德军为虎作伥之外（参见本书卷一第3章），瑞士银行和保险公司还有意识地大量窃取属于犹太账户持有者或者由于亲人遇害而提出索赔的犹太客户的钱财。在1996年第一次得以公开的与波兰共产主义政府达成的秘密协议中，伯尔尼政府甚至把遇难的犹太人的银行账户提供给华沙新政权，而作为回报，波兰对被共产党接管的瑞士银行和产业做了补偿[8]。一旦类似的证据开始呈现，这个国家毫无污点的闪光形象便崩溃了，无论数目多大的赔偿金（是在不甚情愿的情况下答应支付的）、偿付金和“受难者基金”，都无法在短时间内使之恢复。德国的《时代周报》在1996年9月13日的社论中提到瑞士终于被“大屠杀”“长长的阴影”笼罩，并为此击掌称好，颇有幸灾乐祸之意。但事实就是这么简单。

由于几乎所有荷兰人都被认为参与了“抵抗运动”，并且尽了全力去阻止德军的计划，他们给人留下了光彩照人的战时印象，但这个形象在更早的时候就受到了源于荷兰本土的质疑和打击。在60年代中期，官方发行了多卷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解释了荷兰在战时的细节过程，其中包含了驱逐事件，但涉及犹太人灾难中的受难者、过程，特别是起因等等细节问题时，却只是谨慎地一笔带过。不管怎样，人们几乎没怎么读过那套书。但在1965年4月，荷兰历史学家雅各布·普利瑟所出版的第一本关于荷兰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完整历史——《灭顶之灾》，仅在1965年就卖出了10万册，并且激起了公众对该主题的浓厚兴趣。[9]大量的电视纪录片，以及其他关于战争和侵略的节目也蜂拥而至。其中有一部题为《侵占》的节目热播了20多年。接着，官方的态度也开始有所转变。在1965年，荷兰政府首次提出为奥斯威辛纪念馆捐款——尽管长达7年之后，荷兰才最终同意为幸存的犹太流亡者发放抚恤金，而早在1947年，蒙难的反抗人士和其他纳粹受害者就得以享受这种补偿了。

荷兰与德国的情况相同，引起犹太人对那段尘封历史的兴趣的是以色列和60年代初德国举行的审判。和在其他地区一样，荷兰的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那一代人对近代史产生了好奇心，并且对他们所听到的或者自己的属于“沉默的一代”的父母没有告诉他们的经历产生了很大的怀疑。60年代的社会变化促使官方打破了对那段侵略史的沉默：在荷兰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流行的社会禁忌和性禁忌的破除使得当时还很保守的社会出现了深深的裂痕，随之引起了人们对其他惯例和文化常理的怀疑。对于新一代的读者而言，“大屠杀”的核心读物《安妮日记》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的：最终背叛安妮和她的家人的是他们的荷兰邻居，而不是德国人。

到了20世纪末，1940年到1945年间的历史阶段成了被研究得最彻底的荷兰断代史。荷兰人曾经协助德国人辨认、逮捕、驱逐和处死他们的犹太裔同胞，这个事实早在60年代就众所周知，但一直过了很久，其影响才得以全面呈现：直到1995年，荷兰女王贝特蕾丝在访问以色列途中公开承认了发生在荷兰犹太人身上的惨剧，荷兰女王也成了荷兰首位有此表示的国家元首。在90年代中期，全副武装的荷兰维和部队曾面对塞尔维亚民兵在斯雷布列尼察围捕和屠杀7 000名穆斯林民众时无动于衷，任由事态发展，可能只有到了那个时刻，荷兰人才彻底被历史教训触及痛处。荷兰人终于展开了一场姗姗来迟的全国性辩论，讨论荷兰为了一贯的秩序、合作和顺从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荷兰人可以像比利时人、挪威人、意大利人（1943年9月之后），以及大部分被侵略的东欧国家的人们那样为自己辩解，说尽管个别官僚、警察之类的人与占领军的合作那么可耻，但主导力量永远是高高在上的德国人。但事实并非如人们过去所相信的那样。在某些地方，这种说法只有一半属于事实，特别是在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或者战争结束前几个月的匈牙利这样的地方，当地的绥靖政府为了牟取私利而从事非法勾当。但在西欧的被占领区，除了一个特例之外，均没有深得人心的地方政权或者合法的国家政府在行使国家权力，因此也无法承担相应的行为责任。没有当地人的协助，德国人是无法像在挪威、比利时或荷兰等占领区那样肆意妄为的（在丹麦，民众没有助纣为虐，犹太人也因此得以幸存下来）。但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发布命令的都是德国人。

当然，法国是特例。维希政权与纳粹狼狈为奸，并在纳粹计划尤其是“最终方案”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这构成了法国备受折磨但却从未完整的战争回忆，也正是这段回忆，让战后欧洲在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大屠杀问题上做出的所有让步和努力为之失色。这并非是因为法国的表现最为糟糕，而是因为法国的作用最为重要。正如本书所述，一直到1989年，巴黎都还是欧洲的思想和文化中心，它的这一地位比第二帝国之后的任何时候都要稳固。夏尔·戴高乐的杰出成就不仅让法国重新回到世界强国之列，而且还使它成为西欧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也正是法国，或者说法国的政治家、法国的体制和利益，促使欧洲依照法国提出的条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集体。在法国能够直面历史之前，新的欧洲将会一直被笼罩在谎言的阴影之下。

“维希”问题解释起来并不困难。贝当元帅的政权于1940年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议会投票推上了执政舞台，它因此成为唯一称得上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战前民主制度连贯性（尽管有多么虚假）的战时政权。至少在1942年底之前，绝大多数的法国人都把维希政权和它的政治机构看作是法国合法的权力机构。对于德国人来说，要管理像法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需要成立一个花费不菲的战时占领机构，维希政权的存在则是方便至极，这样他们就再也无需为此操心，同时还能从这样的政权手中获取任何想要的东西，例如默认战败、“战争赔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等，而且还远远不止这些。

因为维希政权所做的，不仅仅是促使自己的国家和国民适应战败这个事实，省了德国人管理法国的麻烦。在贝当和他的总理皮埃尔·拉法尔的授意下，法国在没有任何德国压力的情况下率先展开了与纳粹合作的计划，也就是分别于1940年和1941年通过的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犹太人法案”。法国当局还做出自行围捕法国犹太人（首当其冲的是许多生于国外的犹太人）的决定，以此满足纳粹业已开始的“最终方案”所要求的数额。在这件事情上，法国政府充分显示了行政上的独立自主，以至于大部分被逐的法国犹太人在到达奥斯威辛之前都没有看到过一个外国士兵的影子，直到他们到达德朗塞的铁路调车场（法国北部）后，才由德国人接管。直到移交之前，整件事都是法国人在操控着。

在法国解放后，贝当和他的同谋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谴责，但却极少有人提起贝当政府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战后的法国政府则更是缄口不提。法国人不只是成功地把“维希政府”挤到民族历史的角落里，将它封存起来，而且根本就没有把维希政府和奥斯威辛联系起来。维希政权背叛了法国。卖国贼犯了叛国和战争罪行。但“反人类罪”这个字眼却从来没有出现在法国的判决词上。它只与德国人有关。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0年。英国现代学者在研究法国历史时发现，60年代针对维希时期的法国学术文献——尽管没有多大价值——对“犹太人”问题几乎没有给予任何关注。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维希研究”中，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是贝当政权到底属于“法西斯”还是“反动派”，以及它代表的是这个国家共和国历史的延续还是断裂。仍然有一批具有威望的历史学家认为贝当政权这个“盾牌”替法国挡住了“波兰化”的冲击，听上去就像是希特勒要把东方曾经历过的蹂躏施加在他征服的西方诸国上。不管是在史学研究中，还是在法国人的生活中，任何质疑法国所谓的全国性英勇抵抗运动的行为仍然无法获得支持。

在那些年里，法国当局对海外日渐转变的态度所做出的唯一让步发生于1964年12月，国民议会将“反人类罪”的范畴（1945年8月8日的伦敦协议首次给予定性）写入法国法律，并宣布该类罪行不可宽恕。但这与“维希政权”同样无关。它只不过是对当时正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威辛审判所做出的回应，意在为将来对在法国领土上直接参与纳粹种族灭绝阴谋的任何个人的审判提供方便。至于这离法国官方考虑重新审视法国的“集体责任”还有多遥远，则在1969年逐渐明朗——法国政府在那一年禁止法国电视台播放马塞尔·欧富尔斯拍摄的电影《痛苦和愤怒》。

欧富尔斯的电影是一部根据法国、英国和德国的采访对象访谈录拍成的纪录片，与战时被占领的法国中部城市克莱蒙费朗有关。影片以战争年代泛滥的受贿和日常的通敌活动为主题，与大屠杀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很少涉及维希政府。欧富尔斯的目的在于探究战后为了自身利益而虚构的英雄事迹背后的真相。但即便是这样的影片，对于戴高乐执政最后一年的政府当局而言，也是难以承受的。而且不仅仅是当局这么认为。两年后，该影片最终解禁，但公映该片的是巴黎拉丁区的一家小电影院，而不是国家电视台。据悉，一位中年妇女走出电影院后做了以下评论：“可耻！但你能期待什么？欧富尔斯不就是犹太人吗？”

值得注意的也是法国所特有的情况是，在更加忠实地研究法国战时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突破的是外国历史学家，其中两位分别是德国的埃伯哈德·杰克尔和美国的罗伯特·佩克斯通。他们的主要著作都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中期之间，首次利用来源于德国的资料揭示法国故意低估维希罪行的严重程度。这是任何一个土生土长的法国学者都无法轻松对待的主题，因为即使已经解放了30年之久，整个法国的情感神经仍然非常敏感。即便是到了1976年，当获知一次纪念法国奥斯威辛集中营受害者的展览的细节之后，“退伍军人事务部”要求其做出某些改变，因为名单上列出的名字“无法得到法国人适当的共鸣”。[10]

在那些年里，类似的事情在法国经常发生，这样的情感反应很可能源于受伤的自尊，而不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近至1939年，法国还一直是主要的世界强国。但在短短的30年里，它却遭受了毁灭性的军事失败，备受凌辱的侵略，两次尴尬的殖民地撤退，以及一次近乎政变的政权更替。这个“伟大的国家”自1914年以来就累积了如此之多的损失和羞辱，以致整个国家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弥补国家荣誉的意识，不光彩的甚至更加糟糕的历史篇章最好能埋进记忆的深坑里。毕竟，维希政权只不过是法国人所要迫切忘却的一部分历史而已，甚至没有人愿意去谈论发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肮脏战争”，更不用说，法军在那里的施虐了。与维希政权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戴高乐的离职对这种状况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新一代的法国人对国家荣誉少有兴趣，对法国近代史也没有情感投入。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年头里，法国人对大屠杀的了解有所增加，对大屠杀也变得更加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得感谢戴高乐——这位法国总统在1967年11月27日那次著名的新闻发布会上引发了人们的义愤：由于以色列取得“六日战争”胜利，法国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将犹太人称作“一个自信而又傲慢的民族”。1985年，法国导演克劳德·朗兹曼拍摄了名为《浩劫》的纪录片，尽管几乎只涉及犹太人在东方的灭绝经历，但或许正是因此，它对法国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法国战时统治者对在该国领土上受到驱逐的犹太人的命运应该担负绝大部分责任。尽管法国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在外国同行的启发下，也在试图证实这一点，但官方的态度却从未转变过。从乔治·蓬皮杜（自1969年至1974年间任总统）到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任期为1974年至1981年），再到弗朗索瓦·密特朗（任期为1981年至1995年），官方的态度一直保持一致：不管维希政权做过什么，或者在其统治下发生过什么，是维希政权自己的事情。维希政权的问题存在于法国，但可能只是某些法国人的行为所致。维希政权只不过是法兰西共和国史上一段独裁专制的插曲。换言之，维希不属于“法国”，因此法国公众的良心是清白的。

密特朗总统（生于1916年）是最后一位在成年时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政府首脑，他有特别的原因保持这种虚伪的个性。作为一名前维希政府公务员，密特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掩饰自己履历中的不足和隐晦之处，并且将那些隐晦之处设想为人皆有之的生活经历，从而取得后来的政治成就的。他在公共场合竭力避开任何与维希政权相关的话题。当他开始愿意对大屠杀发表一些笼统的看法时，不管是在1982年的耶路撒冷，还是在国内纪念1942年被围捕的12 884名巴黎犹太人50周年纪念会上，他从未发表过认为法国在某件事上有过罪孽的看法。

这个禁忌是由密特朗本人实施并身体力行地遵守的，而且毫无疑问，也将被他带入坟墓。这一禁忌最终被一系列的审判打破（这类事情的结果往往如此）。在1994年，藏匿了将近50年之久的保尔·杜维埃被抓捕归案，并受到了应有的审判。作为维希政府秘密警察部门中的积极分子，他于1944年6月在里昂附近杀害了7名犹太人。杜维埃本人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他只不过是维希政权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一名与克劳斯·巴尔比（1987年被捕并被审判的里昂盖世太保头目）狼狈为奸的通敌者而已。但杜维埃的受审，加上浮出水面的证据，证明了维希政府与盖世太保的合作关系及其在驱逐、屠杀犹太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其他永远都无法实现的审判，其中较为著名的例子是对雷内·布斯凯（维希政府的一名高级行政官员）的起诉。布斯凯曾于1942年亲自与德国当局协商递交犹太人事宜，他的受审本来为法国提供了一次直面维希政权真相的机遇，并且不仅仅是维希政权。布斯凯之所以能够在战后的法国安然无恙地生活了数十年，其原因在于得到了包括戴高乐本人在内的高官的庇护。但就在他的审判开始之前，他却在1993年被一个“疯子”颇为“及时”地刺杀了。

随着杜埃尔的定罪和布斯凯的消失，法国的司法部门终于鼓起勇气去指控、逮捕和审判另外一名重要人物——莫里斯·帕彭。此人曾经是戴高乐手下的一名政府部长，也是巴黎的警察局长，在战时曾被任命为波尔多行政区的秘书长。这纯粹是个官僚岗位，帕彭在贝当政府任职时期的节制，使得他战后顺利地成为一名公务员，并且官运亨通。然而，他在波尔多任职期间，曾经授权逮捕所在地区的犹太人，并在遣送犹太人到巴黎并驱逐出境一事上负有直接责任。这在现行的法国法律中被定性为“反人类罪”，帕彭正是因此在1997年被推上了被告席。

帕彭在审讯中令人惊诧地没有流露出任何的遗憾和懊悔之情。对他的审判持续了6个月，并没有找出有关于他本人之外的新证据。当然，这个审判足足迟到了50年：来得太迟，以致无法惩罚虽罪行累累却已年至八旬的帕彭，无法为被他迫害致死的受难者报仇雪恨，无法拯救他的国家的名誉。许多法国历史学家拒绝以专业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他们坚持宣称自己的任务是重述和解释50年前法国发生的一切，而不是将他们所了解的事实用来审判罪犯。[11]虽然如此，这次审判还是起到了示范作用。它最终证明了从戴高乐到密特朗每一个人所精心划分的“维希”和“法国”之间的界限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帕彭是一个法国人，他先后效力于维希政权和共和国政府：两届政府均对他在波尔多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但却从未找过他的麻烦。

此外，帕彭并不是个例，他和他的个人档案确实并无显著之处。就像很多人那样，他所需要做的仅是签署对从未谋面因此也不会在乎的那些人的处决命令。帕彭案（还有布斯凯案）最让人好奇的地方在于，为何法国政府花了将近50年的时间才揪出了就在他们中间的罪犯，还有就是，为何一直到了世纪之末才最终打破沉默。解释可以有很多种，但并不是每一种都能讨得法国政界和国家媒体的欢喜。但是时间的流逝，以及一个时代的终结所带来的心理作用，也许才是最贴切的。

只要密特朗还未下台，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国家无法公开谈论被侵略的历史耻辱的化身。当密特朗下台之后，情况完全改变了。他的继任者雅克·希拉克在法国解放的那一年，也就是1944年，年仅11岁。希拉克上台不到数周时间，在第53个巴黎犹太人被围捕纪念日上，也就是密特朗一直保持慎言的同一个场合中，希拉克总统打破了50年的禁忌，首次直截了当地承认他的国家参与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10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3月15日，希拉克的政府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在新建于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博物馆开幕仪式上庄重宣布：“法国曾经是这个罪行中的帮凶。她将永远背负着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

到了20世纪末，大屠杀似乎已经成为西欧人身份和记忆问题的焦点。当然，仍有个别历史修正主义者和组织在寻找否认对犹太人种族屠杀的证据（尽管他们更多是活跃在北美地区）。这些人仅仅是流离在极端主义的政治边缘，他们对种族屠杀在技术可能性上的否认，也恰好凸显了纳粹暴行的罪恶。然而，为了弥补过去，如今欧洲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损失所举办的认罪、教育和纪念活动随处可见，这确实带来了其他风险。

首先，反抗情绪的出现总是难以避免的。在民族负罪感的重压下，甚至连德国主流的政治家也会不时地发泄一下自己沮丧的情绪。早在1969年，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领袖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就曾在公众面前流露出这样的看法：“一个在经济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民族，有权利不再去提‘奥斯威辛’。”政治家们当然有他们的理由。[12]在21世纪初，一种迅速扩散的渴望情绪，也许更能显示即将到来的文化转变：公众在关注犹太受害者多年之后，重提德国本身所受苦难的问题。

文艺界人士（其中包括马丁·瓦尔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同辈，一位在战后联邦德国文学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如今开始讨论另一个“还未触及的过去”：不是犹太人的种族清洗问题，而是鲜为人知的德国近代史的另一面。他们质问道：为何多年之后我们还不能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焚烧的德国城市？在希特勒时代，起码一直到“二战”结束前几年，德国人过着远非人们可以想象的那样可怕的生活。尽管这个事实令人难以接受，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说出来？难道是因为我们更应该讨论德国人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吗？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数十年之久，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程序、一种习惯。联邦德国是全世界最爱公开表示热爱犹太人的国家，可我们（德国人）还要提心吊胆多久？关于“盟军罪行”的新书的销量巨大，它们讲述了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对汉堡的焚烧，还有战时德国难民船只的沉没（君特·格拉斯2002年所著《蟹行》一书的主题）。

其次，欧洲官方近来在描述欧洲历史时突出了大屠杀的重要性，这可能带来另一种误读。真正令人难堪的是，对于大多数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来说，1939年至1945年间犹太人所遭受的种种迫害，并不像义愤填膺的后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果说许多欧洲人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对他们犹太邻居的命运视而不见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沉浸于自己难以抑制的、难以承受的历史负罪感中，而是因为——除了少数高层纳粹分子以外的欧洲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是针对犹太人的战争。甚至对于纳粹分子来说，对犹太人的屠杀，也仅仅是一个更具野心的种族清洗和重置计划的一部分。

带着半个世纪之后的认识和情感来解读40年代，这种倾向可以理解，但它却将反犹思想推向欧洲历史舞台的中心，从而改写了历史。毕竟，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如何去解释欧洲那些年所发生过的一切呢？然而，这样也未免过于简单、过于轻松了。在1940年法国陷落后，大多数法国人民接受了维希政权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迫害犹太人，而是因为它使他们抱有幻想：既能维持安稳、正常的生活，又能把损失降到最小。这个政权如何对待犹太人，只与它的冷漠本质有关，犹太人本身就无足轻重。在其他被占领区，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这种冷漠也是欧洲20世纪前半叶道德状况严峻的一种体现，也许今天的我们会为此感到震惊。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欧洲各国还有一些民众，他们亲眼目睹了犹太人的遭遇，并尽了全力去唤醒他们麻木不仁的同胞。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忽视了这种冷漠的存在，认为大多数欧洲人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歼灭战”，一场灭绝式的战争）与犹太人所经历的并无两样的话，那我们就会给自己的记忆涂上另一层不真实的色彩。在今天看来，“奥斯维辛”是我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事件。可当时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在当时的东欧，情况也同样并非如此。东欧人直到1989年才扔掉了共产党官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所做的解释的重负。对于他们而言，20世纪末的西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投入隐藏着一定的破坏性。一方面，较之西欧世界，1945年后的东欧需要记住和忘却的要多很多。犹太人更多集中在欧洲的东半部，因此遭到屠杀的也更多。大多数的屠杀行径发生于这一地区，同样参与其中的当地人也更多。然而在另一方面，战后的东欧政府也更着力于消除公众对“大屠杀”的记忆。发生于东欧的战争暴行和由此带来的恐怖并不是遭到了忽视，恰恰相反，它们在官方的宣传中被反复提起，也在纪念碑和教科书中随处可见。只不过问题在于这部分历史对犹太人只字不提。

在民主德国，为纳粹主义负责的重担完全推给了希特勒的联邦德国继任者们，他们向苏联而不是向犹太人提供赔偿。在民主德国的教科书中，希特勒被塑造成了资本巨鳄的工具，为了追求巨额的商业利润而发动战争，占领别国领土。沃尔特·乌布利希在1950年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日”纪念的不是德国的受害者，而是1 100万名“为抵抗希特勒法西斯而牺牲的战士”。在民主德国领土上曾经有过的集中营——著名的有布痕瓦尔德和萨克逊豪森——曾一度被改作政治犯的“特别隔离室”。多年以后，布痕瓦尔德已经被改造成了纪念馆，它的导游手册使用“对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对失利战争的报复，对所有抵抗者的残忍迫害”等字眼来描述“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企图。在同样一本手册里，在奥斯威辛那个决定生死的分岔口的照片下引用了德国共产党员恩斯特·台尔曼的一句话：“为了消灭党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资产阶级不惜使用一切手段。”[13]这样的文字直到民主德国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才被删去。

这样的例子在共产主义的欧洲可以说随处可见。在波兰，想要否认或者掩盖位于特列布林卡、马伊达内克、索比堡的灭绝营里发生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一些集中营的遗迹已经不复存在了，不断逼近的苏联红军迫使德军在逃之夭夭之前，煞费力气地清除了残存的痕迹。而保留有集中营遗迹的地方，如距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几公里远的奥斯威辛，则被回顾历史的人们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在奥斯威辛，估计有150万人惨遭杀害，其中93%是犹太人，但战后共产党建立的纪念馆却只按照国籍列出了遇难者的名字，例如波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等等。波兰的中小学生排队浏览那些令人震惊的图片，参观过陈列着的一堆堆鞋子、头发和眼镜，但却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一切大多数是犹太人的遗物。

的确，人们曾经在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原址上，缅怀过那里发生过的生生死死。然而，发生于1943年的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人起义，却被一年后的波兰人的华沙起义挤到波兰人的记忆之外。在共产党执政下的波兰，没人会否认德国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但很少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波兰落在苏联的控制中，加之人们普遍认为，犹太人欢迎甚至协助过共产党接管波兰，这两种原因使得波兰人对德国占领时的记忆变得模糊。无论如何，波兰人自己蒙受的战争苦难冲淡了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关注，且在一定程度上与之抵触，而这个“苦难比较”问题将会在数十年内毒害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这种并列比较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合时宜的。300万波兰人（非犹太血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虽然低于乌克兰部分地区或犹太人的死亡率，但仍然是个惊人的数字。可是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又的确有所不同。对于波兰人来说，要在德国的占领之下生存下来是艰难的，但是从原则上来说是可以的；对于犹太人来说，你在德国的统治下可能幸免于难，但在原则上你是必死无疑的。

人们庄重地悼念了那些曾生活在纳粹傀儡政权下的受害者，却极少注意到这些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他们被标明了国籍（“匈牙利”），尤其是社会身份（“工人”），可他们身上的种族以及宗教信仰特征却被有意回避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参见本书卷一第6章），人们给第二次世界大战贴上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标签，以此教育后人，但却忽略了它的种族主义性质。20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甚至设法涂掉了刻在布拉格犹太人会馆墙上的“大屠杀”中犹太人遇难者的姓名。

在改写这一地区的当代史时，战后的共产党政府当然不会忘记利用人们深远持久的反犹情绪，这也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他们要竭力掩盖相关证据的原因之一（70年代波兰国内禁止提及任何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反犹思想言论）。如果说相比之下东欧人对犹太人的困境不够关注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当时冷漠无情，或者只顾自己的生存，而是因为苦难和不公足以让他们生活在新的怨恨和记忆中。

在1945年至1989年间发生的驱逐、囚禁、虚假公审和“正常化运动”，让苏维埃集团里的每个人要么自身受到了损失，要么就是导致他人受损。曾经从受害的犹太人和被逐的德国人那里没收过的公寓、店铺和其他财产，往往几年后又被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再次没收，使得1989年后解决历史赔偿的问题遥遥无期。那些在共产党掌权时期受损的人应该得到补偿吗？如果补偿，那么谁有权获得这些补偿？是那些战后（1945年）才得到财产但仅仅几年后再次失去的人？还是那些在1938年到1945年间被夺去了生意和住所的人的继承人？以哪个时间为准？1938年？1939年？还是1941年？每一个日期不仅牵涉在政治上敏感的、对国家合法性和种族合法性的定义问题，还牵涉道德上孰优孰劣的问题。[14]

同时，共产主义本身有着特有的内部历史问题。那些请求苏联坦克阻挠1956年匈牙利改革的人，或者要为镇压1968年“布拉格之春”负责的人，是否应该为这些罪行受到指控？许多身受1989年剧变之苦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但一些前共产党领导人也在受害者之列。那么，哪些人值得后人的关注呢？是默默无闻的斯洛文尼亚人，还是被收缴了土地的匈牙利农民？或是那些曾经驱逐过他们却在几年后也成了受害者的共产党干部？哪些受害者、哪些记忆更为重要？谁说了算呢？

共产党的垮台随之引发了种种苦涩的回忆。关于如何处置秘密警察文件的激烈争论只是整个事情的一方面（参见本书卷四第2章）。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倾向于通过改写历史来摆脱共产主义的历史阴影。曾经公认的真理如今彻底失去了权威，似乎成了公开的谎言。可这种禁忌的破除自有它的风险。在1989年以前，所有的反共分子都被批为“法西斯分子”。然而，如果认为“反法西斯主义”也是共产党的谎言的话，那么人们在回顾历史时，就很有可能以同情甚至支持的目光来看待所有至今被指为反共分子的人，包括那些法西斯分子。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作家重新成为主流。在东欧共产党倒台之后，就有不少国家的议会通过了动议，表彰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元帅，或巴尔干地区和中欧地区的类似人物。他们直到最近还被痛斥为极端民族主义者、法西斯和纳粹的帮凶，如今却可以因战时的英雄主义而立碑了（罗马尼亚议会甚至为安东内斯库默哀一分钟）。

还有一些禁忌也随着失去威信的反法西斯措辞一道消失了。如今，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红军和苏联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新近独立的波罗的海沿岸3国要求莫斯科承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非法性，以及斯大林对其国家独立主权的单方面破坏。波兰人在1995年4月最终促使俄方承认卡廷森林里被杀的2.3万名波兰军官的确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害，而不是德意志国防军。此后，波兰人要求苏联档案向波兰调查官全面公开。直到2005年5月，波兰人所提出的要求似乎都无法得到俄方的同意。那一段记忆仍然还是人们心头的一道伤疤。[15]

然而，俄罗斯人却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记忆。在苏联的卫星国看来，苏联版本的当代史显然是荒谬的，但许多俄罗斯人却认为它说出了不少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是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苏联的军民，从数目上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红军确实从德国的铁蹄下解救了东欧一大片地区，而希特勒的落败也的确让苏联人民感到由衷的满足和欣慰。在1998年后，许多俄罗斯人震惊地发现，昔日的兄弟国家显然对他们毫无感激之情。而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在1945年逃脱出德国的魔掌，完全是因为苏联红军做出的牺牲。

但除了这几点以外，俄罗斯人的记忆出现了分歧。事实上，这种分歧产生了两个民间组织，各自宣扬彼此截然对立的针对本国共产主义历史的批判理论。刊物《纪念》于1987年由一群持不同政见的自由主义者创办，目的是为了获取苏联历史的真相并将之公之于众。它的成员注重于人权侵害，坚持承认历史、防止历史重演的重要性。比它早两年创立的《回忆》同样致力于重现历史、尊重历史。然而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仅限于此。《回忆》的创立者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共人士，大不同于自由主义者。他们想要展现的是一种完善后的俄罗斯历史：删去其中的苏联“谎言”，但同时不受与俄罗斯传统不符的思想，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短短几年之内，《回忆》就发展成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政治阵地，它以俄罗斯被忽视和“被诋毁”的历史为武器，抵御来自“世界主义者”的挑战和干涉。

大打“迫害史”这张政治牌，成了维系前苏联核心国及其成员国的最后纽带，即便它们各自的回忆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对低估了他们的历史苦难和损失的国际社会，他们都感到愤愤不平。那些古拉格集中营中的受害者怎么办？为什么他们还没能像纳粹迫害下的受害者和幸存者那样得到赔偿和纪念？千百万名战时纳粹政权受害者战后沦为新政权的受害者，承受了无休止的压迫，他们又该怎么办？西方社会为何如此地漠视？

然而，想要对共产主义的过去历史一概而论，全盘否定，亦即把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历史解读为一以贯之的独裁史和罪行史，是对外来者或集权政府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和压迫的完全记录，这样做也有其他的风险。首先，这样的历史是一部糟糕的历史，完全抹杀了在苏联前期的几十年里人们发自内心的参与热情和投入的积极性。其次，新东正教对当代政治也有所影响。如果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或其他国家的东欧人并没有主动参与到他们过去历史的阴暗面里；如果东欧的历史从1939年以来（对于俄国说来，则是从1917年到1991年）完全是他人造成的话，那么这一整个时期就成了其民族历史中的细枝末节，同战后法国人的意识中的维希政权相差无几，但持续的时间更长，留下的噩梦般的记忆也更加可怕。最终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也是相似的：1992年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捷克政府禁播了BBC一部关于1942年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遇刺的纪录片，原因是剧中出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捷克人示威支持战时纳粹政权的片断。

随着“后共产主义”东欧修改记忆的风潮的兴起，对比较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做法的禁忌也在消失。事实上，政治家和学者们已经开始支持这类比较了。而在西欧，这种并置比较的做法还存有争议。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的直接比较并不是争议所在，因为很少有人质疑这两位独裁者乖戾专横的本性。然而，将斯大林前后的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归为一类的建议，将给西方自身的历史带来不安的因素，并且不仅是对德国而言。对于许多西欧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是人类共同命运前进过程中失败的衍生物。但对于中欧和东欧的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是20世纪威权主义犯罪原理在局部地区的成功应用，也应当如此为人们所铭记。欧洲各国也许能统一起来，然而欧洲人们的记忆深处却仍有隔阂。

让欧洲头疼的历史记忆问题，西方的解决办法一直是牢记它们，更确切地说，是把它们刻在石头上。在21世纪初的几年内，从斯德哥尔摩到布鲁塞尔，西欧冒出了各种为纳粹主义压迫下的受难者建立的纪念碑、纪念馆和展览馆。正如我们所见，有一些是由先前的遗址修补或“改正”而成的，但更多是新建的。还有一些致力于公开的教育功能，2005年1月在巴黎开放的“大屠杀纪念馆”就是其中之一。它结合了两个现有的场馆——“无名犹太烈士纪念馆”和“当代犹太人档案中心”。巴黎的“大屠杀纪念馆”还同时拥有一面石墙，上面刻有7.6万名从法国被遣送到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名字。它仿效了美国“越战纪念碑”的做法，同时也吸取了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和耶路撒冷“雅德法西姆大屠杀纪念馆”的设计理念，但规模要小得多。的确，绝大多数此类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是完全用来纪念“大屠杀”的，而于2005年10月10日在柏林开放的那座纪念馆却令人印象最为深刻。

这一批新近开放的纪念馆所承载的信息的清晰度，与前一代那些纪念石碑的搪塞含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表达得最清楚也最直接的，就是柏林的大屠杀纪念馆。它紧邻勃兰登堡门，占地1.9万平方米，非常壮观。它清楚地向世人表明，它是一座“为所有在欧洲遭到屠杀的犹太人建立的纪念馆”，其用词远非泛指普通的“纳粹主义的受害者”。[16]在奥地利，拒服兵役的年轻人现在可以选择为国家赞助的“纪念服务”组织工作一段时间，在其中主要的几座大屠杀馆内实习或担任导游，以此代替兵役（“纪念服务”，设立于1991年）。毋庸置疑，如今的西欧，尤其是德国，已经拥有充足的机会来正视他们可怕的过去。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时提醒他的听众时说的那样：“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种族屠杀的记忆，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这些记忆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

然而在其他地方，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在波兰，新建立的“民族纪念研究院”想方设法鼓励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展开严肃的学术调查和研究。然而波兰政府对曾经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公开道歉，激起了波兰民众的强烈反对。更令人遗憾的是，波兰团结工会的英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列赫·瓦文萨对2000年出版的《邻居们》一书所做出的反应，就是这种反对情绪的集中代表。《邻居们》是美国历史学家扬·托马斯·格罗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犹太人遭波兰邻居屠杀的情况做出的颇具影响力的研究。瓦文萨在一次广播采访中抱怨道：“格罗斯”这个人显然是要在波兰人和犹太人间散播不和的声音，他是“一个平庸的作家……一个想凭这本书赚钱的犹太人”。

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将犹太人的受迫害历史融入当代历史记忆中的难度，在匈牙利的经历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2001年，维克多·奥尔班政府设立了“大屠杀纪念日”，定于每一年的4月16日举行纪念活动（同时也是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布达佩斯建立的一个犹太人聚居区的周年纪念日）。3年后，奥尔班的继任者匈牙利总理彼得·迈杰希为匈牙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揭幕。这座纪念馆位于布达佩斯市，原先用于拘禁犹太人。但在大部分时间里，这座大屠杀纪念中心门庭冷落，只有稀稀落落的游人在参观展厅或翻看资料，而且以外国人居多。与此同时，大批的匈牙利人涌向了城市另一边的“恐怖博物馆”。

“恐怖博物馆”（“恐怖之屋”），顾名思义，是一所展示恐怖事件的博物馆。它讲述着从1944年到1989年在这个国家发生的暴力、折磨、压迫与独裁事件。博物馆中的时序安排富有深意。它如同杜莎夫人蜡像馆般重现了阴暗恐怖的秘密牢房、行刑工具以及审讯室（这座“恐怖之屋”曾是秘密警察的总部）。对成千上万的参观学童和其他参观者而言，“恐怖博物馆”所呈现的匈牙利历史，对1944年10月至次年4月间掌权的弗朗茨·萨拉西的“箭十字党”暴徒政权和战后成立的政权之间并不做任何区别。而且，展示“箭十字党”党徒以及他们积极参与残害6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的罪行的展厅只有3个。而这栋巨大建筑的多数空间全被用于分门别类地、带有根本偏见而详尽地展示战后政权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这种现象所传达的信息并无特别隐晦之处。但除此之外，布达佩斯的“恐怖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和陈列内容显然表明了博物馆馆长们的观点：战后政权不仅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带来的危害也远远超出了他们之前的纳粹政权。对于许多老一辈的匈牙利人来说，这样做，看上去似乎更符合他们的经历与感受。在匈牙利后来的立法里，这种信息表达得更加明显。其法律禁止在公开场合出现任何与匈牙利不民主的历史有关的标志：不仅包括纳粹十字标志和“箭十字”标志，还包括如今随处可见的另一些标志。匈牙利并没有对这两个标志所代表的不同政权做出区分，而用匈牙利总理欧邦在2002年1月24日为布达佩斯恐怖博物馆揭幕时的话来说，匈牙利仅仅是“关上了令人厌恶的20世纪的门”。

但那一扇门关起来并非那么容易。如同中欧和东欧的其余国家，匈牙利仍然为欠下的前债所困扰。[17]同是那些敦促莫斯科履行责任、承认对其造成伤害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却在质询自身责任的时候明显迟缓起来。自从赢得独立以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没有起诉过它们国内任何一名仍在人世的战犯。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政权受害者及反共产主义抵抗力量纪念馆”于1997年在锡盖特成立（部分资助来自“欧洲议会”）。尽管前总统伊利埃斯库承认其国家参与了“大屠杀”，纪念馆中还是将两次大战之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各种铁卫团积极分子，其他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和反犹太分子列在纪念名单之列。他们摇身一变，反成了遭到共产主义迫害的烈士。

东欧的评论家们可以举出当代西方政治文化中“受难者崇拜”的思想，来支持他们所坚持的主张。他们评论道，我们正从胜利者的历史走向受难者的历史。那么好，让我们在这一点上再讨论下去，其逻辑就是：即便纳粹主义和另一些主义出于截然不同的意图——即便根据雷蒙·阿隆的理论，“一种丑恶的哲学，和一种可以给出丑恶解读的哲学，两者之间有着不同之处”——但是对它们的受害者而言，这种安慰微乎其微。人类的苦难不能由作恶者的目标来衡量。以此推理，对于那些遭受惩罚或者遇害的人而言，劳改营同纳粹的集中营都是一样的。

与此相似，现代国际法学和政治措辞中对“权利”（以及对践踏人权做出赔偿）的强调，为那些感到自己的苦难和损失没能得到承认和赔偿的人提供了根据。一些德国保守党人从国际社会对“种族清洗”的谴责中得到提示，重新提出德国团体的索赔事宜——这些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驱逐出自己的土地。他们质疑，为什么自己所受的苦难就显得那么次要？不管是斯大林对波兰人所做的，还是最近米洛舍维奇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所为，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总统贝奈斯对苏台德区的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两样？到了21世纪初，社会名流圈里已经有人开始讨论是否在柏林另建一座纪念馆，即一所“反驱逐纪念中心”，用来纪念所有的遭受种族清洗的受难者。

新近这种思想逆流暗示了所有形式的集体受难从本质上来说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差异，因此在纪念它们时应该给予同等的待遇。这激起了来自最后一位仍然健在的华沙犹太人起义领导者——马瑞克·埃德尔曼的猛烈反驳。2003年，当他在反对建立那个纪念中心的请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他说：“好一个纪念！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吗？就因为他们没有了房子？背井离乡当然是件悲哀的事。可犹太人失去的不仅是他们的房子，而且还有所有的亲人。遭受驱逐是苦难的一种，可这个世界的苦难太多了。病人也受苦，可没人给他们立纪念碑。”（《克拉科夫天主教周刊》，2003年8月17日）

埃德尔曼的反应及时地提醒了我们，过度沉浸于纪念仪式，把关注的焦点投向受害者而不是行凶者，这样做会带来种种风险。一方面，值得回想的记忆和经历从理论上讲是无穷尽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博物馆和纪念建筑来铭记过去，把回忆的责任留给了他人，这也是一种遏制过去甚至是遗忘过去的方式。只要在我们身边仍有人因为亲身感受而确切地记得过去，这也许并不成问题。但如今，正如在2005年4月10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会上，81岁的豪尔赫·塞布伦在提醒那些幸存者时所说的那样，“对过去的积极的回忆正在逐渐关闭”。

即使欧洲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让世人永远记着过去的罪行（这也是那些纪念馆和博物馆想要达到的设计理念，即便它们还不尽如人意），也将无济于事。回忆本身总是让人争论不断，各成一派：让一些人坚信不疑的，其他人可能不以为然。而且在通往过去的路上，回忆是一个不可靠的向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就是依靠一种错误的记忆而得以重建——也是依靠人们对过去的遗忘。作为对过去的弥补，1989年以后的欧洲在另一种过度的回忆上再次重建，大一统的公共记忆成为各民族集体身份认同的基石。前一个欧洲是不能持久的，而后者亦是如此。一个安定的社会，需要一定程度的忽略甚至遗忘。

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提倡人们健忘。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有所记忆，才可以有所忘却。法国人只有实事求是地理解了维希政权，而不像曾经那样选择错误的记忆，才可能放下这段历史，继续前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波兰人——对曾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犹太人的记忆，他们仍旧理不出头绪。西班牙人也是一样。自从它转向民主制度之后的20年里，西班牙对国内战争的惨痛记忆一直讳莫如深。对于那场战争及其后果的公众讨论，直到现在才得以展开。[18]而德国唯有正确评价、真正反思罪行累累的纳粹历史，完成一次长达60年的否认、教育、争论和共识的轮回之后，才可能开始与那段历史共处，不再为此牵挂烦恼。

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要追溯过去，依靠的是“历史”，而不是“回忆”本身。这里的“历史”具有双重含义，既是指时间的流逝，也是指对于过去事实的专业研究，而后者更为重要。对罪恶的铭记——尤其是纳粹德国犯下的滔天罪恶——是永远不可能令人满意的。在如此深重的罪行面前，任何纪念方式都会显得单薄无力。[19]这种罪行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人们在回忆时都很难冷静地想象那段历史，这也使得对它的轻描淡写，甚至刻意否认都成了可能。由于不可能被真实地记录，这种罪行注定要以不真实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记忆中。在这种挑战面前，回忆本身也无能为力：“只有那些历史学家，那些拥有他们职业中最核心的品质，即对事实、证据、证物一丝不苟、充满热情的人，才能为过去的真相把关。”[20]

记忆本身是靠自己来论证和强化的。与之不同，历史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份清醒。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带给我们的是不安，甚至混乱。因此挥动着历史这个道德大棒，来攻击、斥责一个曾经犯下罪行的民族，并非总是谨慎的政治手段。然而，历史又的确需要人们去认识，而且每隔一段时间，有必要再重新认识。在苏联时期有一个很流行的笑话：一名听众打电话到“亚美尼亚广播电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预测未来？”回答是：“当然，没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未来。可我们的问题在于过去：它老在变来变去。”

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且不仅仅发生在极权主义社会。即便是这样，欧洲对互相矛盾的种种过去，对它们在欧洲人的集体自我意识中所占据的地位的严格调查和拷问，依然是欧洲近几十年来还未被人们赞颂的成就，也无法成为欧洲统一的根基。然而，如果没有后人的继续努力，这种成就是一定会消失的。欧洲野蛮的近代史，作为战后欧洲重建时所努力抵制的黑暗“反面”，早已被欧洲的年轻一代遗忘。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些纪念碑和博物馆也将会蒙上灰尘，被日渐冷落，只会有一些狂热的爱好者和受难者的亲友参观，正如同今天“西线战场遗址”的命运一样。

如果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还想知道为何在奥斯威辛的焚尸炉上重建欧洲曾经显得如此重要，那么只有历史才能帮助我们回想起来。这个崭新的欧洲，是由那些代表着可怕的过去的符号和象征联结在一起的，它的建立是个不同寻常的成就；然而，它将与那个过去永远捆绑在一起。如果欧洲人想要维系这条至关重要的纽带，而欧洲的过去还要为欧洲的现在提供劝戒和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历史应该在今后每一代人中得以传承下去。“欧洲联盟”也许可以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一种回应，却永远不能成为历史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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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检察官特尔福特·泰勒在回忆录中对此事表示吃惊，但承认当时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的陈述透露了其中的内情。参见特尔福特·泰勒的《纽伦堡审判之剖析》（纽约，1992），第296页。

[2] 奥尔良附近的皮思维尔镇曾经关过遭到围捕的巴黎犹太儿童，直到他们被运到东部。皮尔维斯镇于1957年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纪念我们为了法兰西而死的流放者”的碑文。一直到了1992年，当地政府才换上了新的纪念碑面板，碑文更改为“纪念1942年7月19日至9月6日期间被拘留在皮尔维斯集中营，之后流放到奥斯威辛并遭到杀害的2 300名犹太儿童”。虽然不那么令人欣慰，但这句碑文显然要比前者准确多了。

[3] 朱丽安娜·特德斯基的话引自尼可拉·卡拉乔洛的《避无定所：大屠杀中的意大利和犹太人》（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95），第121页。

[4] 在战后的英国，极瘦弱者或者重病人常被形容为长着一副“从贝尔森出来的样子”。在法国，露天的“鬼屋”被标记为“布痕瓦尔德”，用来吸引喜好探秘的游客。

[5] 参考1996年10月4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在英国，并非是犹太人率先在大屠杀问题上保持慎言的。丘吉尔领导下的战时政府决定在对德宣传时，隐瞒了有关死亡集中营的信息，以免激起更严重的反犹太情绪，而战时情报机构的报告则显示这种情绪在伦敦某些地区已经甚为严重。

[6] 当然以色列除外。

[7] 1991年10月，在位于维也纳的犹太人墓被亵渎之后，盖洛普对奥地利人看待犹太人的态度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的奥地利人认为犹太人不应进入权力机关；31%的奥地利人则宣称他们“不想与犹太人做邻居”；50%的奥地利人则愿意接受“犹太人应对自己遭受的迫害负责”的见解。

[8] 波兰人很高兴地同意了——出于这些目的，华沙觉得要将犹太人界定为波兰人并没有什么障碍……

[9] 《灭顶之灾》于1968年出版英文版本时，书名改为《荷兰犹太人的灭绝》。

[10] 参见索尼亚·康伯《绝密档案：当代法国人的恐惧感》，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11] 哥伦比亚大学的佩克斯通教授早于他人1/4个世纪的时间开始了对维希政权的罪行的历史调查。当他的法国同行们正热衷于其他事务时，他在职业道德的感召下做出了回应，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12]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于1985年访问联邦德国时，曾被建议避开在比特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阵亡士兵墓地（这里埋葬有纳粹党核心组织“武装党卫队”成员），而到另一个集中营进行吊唁活动。德国总理科尔写信警告他说：“这样做会严重影响德国人民对美国的友好感情。”美国人做出了让步，里根于是访问了贝尔森和比特堡。

[13] 引自伊恩·布鲁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2）。

[14] 当捷克议会于1991年投票表决战后被占财产归还问题时，那些1948年后被没收财产的人的权益明显地受到了限制，这样就把共产党人执政之前在1945-1946年被逐的苏德台德国人排除在外。

[15] 在普京总统执政时，俄罗斯仍坚持认为这些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由苏联红军解放的，而此后是它们自愿加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

[16] 这座纪念馆并非毫无争议：除了很多人不喜欢它过于抽象的设计理念以外，还有一些人，包括前柏林市长、基督教民主联盟人士艾伯哈德·迪普根，他批评它把柏林变成“忏悔之都”。

[17] 2004年3月，包括彼得·埃斯特哈吉和乔治·康拉德在内的84名匈牙利作家退出匈牙利作家联盟，抗议其对反犹太主义的纵容。此次抗议的导火索是诗人康奈尔·多伯伦泰对大屠杀幸存者伊姆雷·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论。按多伯伦泰的说法，这个奖，是对一位只是沉迷于“他那个少数民族”的“恐怖经历”中的作家的安心钱。

[18] 2005年3月17日，马德里最后一个佛朗哥塑像于黎明时分被悄悄地搬走了，当时有百余名围观者。

[19] “我们这些幸存者，并不是真正的目击者……。我们是……极其侥幸的少数人：我们只是靠搪塞、靠其他特征或者是好运气而没有被赶尽杀绝。然而那些不幸的人，那些看到了‘戈耳贡女妖’的人，没能够活着回来讲述那些经历，或者是他们回来后已经变成了哑巴。”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纽约，1988，第83页至84页。

[20] 约瑟夫·哈伊姆·耶鲁沙尔米《铭记：犹太人的历史和回忆》，西雅图，1982，第1 16页。

译者目录

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1989—2005

林骧华

（全书统校，重版校订，索引）

王晨

（重版校订）

冯智强、陈敬岩

（第1章）

薛初晴

（第2章）

张小丽

（第3章）

张忠魁

（第4章）

庄彩云

（第5章）

宋柯

（跋）

托尼·朱特著作目录

《1921—1926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建》

《1871—1914普罗旺斯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并非完美的往昔：1944—1956法国知识分子》

《论欧洲》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战后欧洲史》

《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记忆小屋》

《沉疴遍地》

《思虑二十世纪》

《1939—1948地中海欧洲抵抗运动与革命》

（主编）

《欧洲的惩罚政治》

（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编）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认同的政治学》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赞成我还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欧洲史（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1989—2005 / （美）朱特著 ; 林骧华 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4. 9

书名原文：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ISBN 978–7–5086–4608–4

Ⅰ. ①战⋯ Ⅱ. ①朱⋯ ②林⋯ Ⅲ. ①欧洲－现代史－1989—2005 Ⅳ. ①K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9984号

战后欧洲史（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1989—2005

著者：[美]托尼·朱特

译者：林骧华 等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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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战后欧洲史（卷一）：旧欧洲的终结 1945-1953

战后欧洲史（卷二）：繁荣与革命 1953-1971

战后欧洲史（卷三）：大衰退1971-1989

战后欧洲史（卷四）：旧欧洲 新欧洲 1989-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