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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不顾诸神

——现代印度的奇特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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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化和传统化——分裂的印度经济 3

第二章 印度的官员——无处不在的政府 36

第三章 正义之战——低种姓阶层的崛起 58

第四章 假想之马——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持续威胁 78

第五章 奉承者万岁！——国大党与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不解之缘 98

第六章 许多新月——分裂的南亚穆斯林 118

第七章 三角关系——印度与美中的关系及21世纪的世界格局 138

第八章 新印度，老印度——印度现代化的多面性 156

结语 失去的和将得的——21世纪印度面临的巨大机遇与挑战 173

序 言

本书的主题并非印度文化和古老的印度文明，我读过太多外国人对此发表的溢美之词，不想再跻身其中。我想要讲述的是这个国家不断变化着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状况，它的未来将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金融时报》的雇员，我通常是以记者那种客观中立的风格来报道印度，但写书毕竟不同，于是我在本书中大多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手法。书里还有一些批评性的文字，有时甚至近于苛刻。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如今依然生活在贫困中，尽管他们的生存状况在缓慢地改进，但许多机会仍会白白流失，于是，我很难抑制住愤怒，始终以平静的心态去记录和评述印度的政治、经济与法律体系的运行。同样，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外国人和当地人习惯于从纯精神的视角看待印度，面对这样的现实，也难免会令人沮丧。关于美国和法国的诸多与众不同之处，人们已经有过太多的论述（需要补充的是，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尊崇贫困），因此就印度的特点，大家自然可以更加大书特书。

如果不是对印度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为之着迷，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在过去的几年中，印度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教给了我很多知识，关于它自身，以及整个人类。尽管有时会让人疑惑不解，印度却总是向我和其他充满好奇的外来人敞开着大门。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印度对于作为不速之客的外国人的问讯总是表现得毫无保留的亲切、坦率、友善和宽容。在无意中，印度让我意识到我们这些西方人，尤其英国人，是如此缺乏善意。我希望读者们能够认识到，批评与热爱并不矛盾，这样就更容易理解书中想表达的期望，即印度将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崛起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我在印度生活、游历了5年，其中4年作为《金融时报》的办公室主任，1年专门撰写本书。在此过程中，我目睹过许多事件的发生，采访过许多人。在我记忆中，只有极少的情况被拒绝采访或是被拒绝接触某些信息。我采访过成百上千的印度人，有些是不同情况下的多次采访，在此很难将他们一一列出。我只能提到那些长期帮助我的人们，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我忠实的朋友。除了个别情况外，我将略去政府官员和商人的名字，因为对他们来说，接受记者的访谈是其职业生活的一部分。在此，我想对以下人员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杉克尔·阿卡亚、斯瓦米·阿格尼维斯、蒙特柯和伊什尔·阿鲁瓦利亚、马尼·杉克尔·埃亚尔、M. J. 阿克巴、索埃尔·阿克巴（以及他在阿拉哈巴德亲切和蔼的父母）、阿尼尔·阿姆巴尼、康提·巴吉派、桑贾亚·巴鲁、苏吉特·巴拉、奇仑·巴提、阿斯拉姆·克汉（凯伦和伊斯兰姆）、贾格蒂什·巴格瓦提、尤德·巴斯卡、拉赫尔·贝迪、法仑·博卡利、麦克尔和詹妮·卡特、莱姆·香德拉（“咕噜”）、韦克拉姆·香德拉、维杰·阔提亚瓦尔、阿朔克·裘谷尔、斯蒂芬·P. 科恩、塔伦·达斯、尼克尔·德、吉恩·德莱兹、戈登·杜吉德、韦杰斯·乔治、萨加理卡·格什、奥姆卡尔·戈斯瓦米、迪彭卡和马拉·古普塔、大卫·豪斯戈、托尼·吉苏达桑、普莱姆·杉克尔·贾、韦杰·克尔卡、苏尼尔·齐纳尼、苏德恒德拉·库尔卡尼、哈尼夫·拉科达瓦拉、莱姆·马德哈夫、莫尼·马鲁特拉、卡马尔·M、哈什·蒙德、阿夏克·梅塔、普拉特普·巴鲁·梅塔、维诺德·梅塔、姆利·梅农、科赞姆·蒙香特和马拉维卡·桑维、安加利·莫迪、拉贾·莫汉、贾亚普拉卡什·纳伦、苏尼塔·纳伦、奇夏·纳吉、南丹·尼勒卡尼、T. N. 尼南、尤迪特·拉奇、N. 莱姆、马里亚姆·莱姆、马赫什·拉贾拉简、阿鲁纳·罗伊、拉蒂普·萨德塞、纳夫特·萨纳、泰斯·斯加费尔、苏特尔·塞特、约提玛雅·夏玛、阿贾伊和索尼亚·舒克拉、N. K. 辛格、马拉和特比尔·辛格、阿朗·辛格、阿什雷·泰利斯、卡伦·泰帕尔、阿舒托什·瓦什纳和乔治·韦杰斯。

我还要特别感谢麦克尔·亚瑟、苏曼·贝利、罗摩占陀罗·古哈、安德鲁·戴维斯和杰基·雪利以及克利须那·古哈，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了手稿，并纠正了语法、描述以及判断方面的错误。在本书的筹备和写作过程中，我在华特出版经纪公司（A. P. Watt）的代理人杰基·雪利给了我无私的帮助、专业的建议和鼓励，这些对于本书的完成不可或缺。我与伦敦小布朗出版社的编辑提姆·怀汀，以及纽约达布德出版社的编辑克里斯·普欧鲍罗的合作充满快乐，这种合作也是我许多灵感的源泉。另外，我还想在此表达对《金融时报》的谢意，它不仅给了我一年的假期以筹备和写作这本书，而且还给予它的记者足够的自主权和自由空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这在众多报纸中绝无仅有。对于一名驻外记者而言，它的确是最理想的雇主。它一如既往地为有关印度的严肃报道留下版面，在众多报纸中独树一帜。它也从未对我的报道进行任何事先的限制，很少有报社能做到这样。

我要感谢我的岳父母，阿帕纳和普拉来德·巴苏，他们鼓励我培养对印度的兴趣并让我分享他们的经历以及见解。阿帕纳是一名历史学家、教授，在德里大学执教多年。普拉来德则是新德里的高级行政官员。很少有驻外记者（或者是女婿）能得到这样的帮助。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罗斯和理查德，他们有着非凡的见识，并阅读了我所有的作品。后来我发现，我少年时写的那些日记，尽管上面明确标注有“请勿阅读”，仍早被他们一一尽览。他们总是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使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本书有一半要献给他们，而另一半则要献给我的妻子，普莉娅，她用足够的耐心容忍了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的种种怪异举动，只有那么一两次除外。她对我的爱始终坚定不移，虽然她并不同意我所有的看法，但是同她的讨论却让我的观点变得更为明晰与充实。她是我的受害者，有时甚至是囚徒。在许多方面，普莉娅也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

引 言

在西方人眼里，我们的文明是高深的玄学，恰如演奏钢琴在双耳失聪的人看来，只有指尖的跳动而没有乐声。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最伟大的诗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遇到安德烈之前，我已在印度生活了四年多。这位63岁的法国老人将一头花白长发梳成马尾辫，是吠檀多哲学的忠实追随者。我与他虽是初次见面，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时我到位于印度南部的奥罗新村做短暂探访，这个国际新村是由一位年逾九旬的法国夫人米拉·阿尔法萨（Mira Alfassa）于1968年建立，在这里每个人都尊称她为圣母。她用奥罗宾多·高士（Sri Aurobindo）的名字给这个村庄命名。奥罗宾多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领袖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从早年求学剑桥到后来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下活动，最终在印度半岛景色宜人的东南海滨成为学者兼教授，这本身就可以用一两本书来记述。安德烈告诉我，圣母米拉于1973年“脱离了她的肉身”，当时距奥罗宾多逝世有23年。但幸运的是，这位富有探索精神的法国老人与圣母米拉一起度过了她在奥罗新村的最后几个月。

自安德烈移居奥罗新村以来，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型精神修炼所，居民已扩展至几千人。其中大多像安德烈一样是西方人，来这里寻求印度哲学的真谛。像安德烈一样，他们大多认为印度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度，拥有独特的道德和精神力量。安德烈说，印度是人类得以生存下来的关键所在。而我此行来奥罗新村就是想知道印度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人们产生这样的信仰。安德烈把我迎进他那宽敞洁白的屋子，饮着洛神花汁，然后对我说：“在欧洲，你感觉自己是完全迷失的。在西方，你是属于社会的，只能亦步亦趋地追随固定的模式，你应该拥有一套房子、一份工作，你的整个生活都得以金钱为中心。而印度不一样，印度是个独特的国家”。他强调说，“要是没有印度，这个世界将会贫穷到只剩下物质。”他的话赢得了在坐各位的一致赞同。

安德烈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起在北非的抗法战争时期去阿尔及利亚服过役，但没有染上士兵的那些不良习气。退役后，在巴黎的某个下午，他听说有一个关于奥罗新村的会议。当时他已试着阅读了流传最广的印度教典籍《薄珈梵歌》（Bhagavad Gita），对印度哲学略有了解。不久他便离开法国前往印度。安德烈的这些描述都是坦率的，但他没有解释究竟是什么把他吸引到印度来的。“对于我来说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不能理解”，安德烈说，“几千年来，印度一直在调和种种分歧和差异，并将它们融汇在一个统一体之中。印度有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精髓，它会告诉你在林林总总的生命背后，有种叫做‘统一体’（unity）的精神现实。”可能是看到我一脸困惑的神情，安德烈又接着解释道：“今天的人类正面临着一场全球危机，只有印度才能化解它。印度能够解释生命的轮回和万物的融合，指引人类通往超意识的道路。”他说道：“除了印度以外，没有哪个国家能接纳奥罗新村，它无法在西方世界存活下来——在西方，人们只会将它变成一种狭隘的宗教团体。”

圣母米拉希望奥罗新村不只是一种狭隘的宗教团体。然而关于她的各种记述五花八门，我们无法真正感知她的真实面目。她一生留下了许多神谕般的、晦涩难解的言辞。1878年，米拉·阿尔法萨出生在巴黎，父亲是土耳其人，母亲是埃及人。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米拉就有一种“与大自然交流”的倾向。她还能跨越时空，与“未知世界的神灵和生物交谈”[ http://www.indiayogi.com/content/indsaints/mother.asp。]。长大成人后，米拉开始不倦地游历不同国家，感受多样化的文明，探索人类生存的奥秘。最终，她于1916年来到印度并遇上奥罗宾多·高士，正是奥罗宾多给了她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共同发起了一场新的精神运动，旨在告诉人们印度将帮助人类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他们将这场运动称之为“超意识主义”（supramentalism）。在印度，还有其他类似的精神运动和其他圣母级的人物。但是作为精神修炼所，奥罗新村有着更为深厚的根基。

在遇到安德烈之前，我曾参观过马特里曼蒂尔庙（圣母庙，Matrimandir），那是一座高耸的球形建筑，直径大约为150英尺，通体覆盖着金色的花瓣状的圆片。这一奇特景观不由让人联想到好莱坞电影中的宇宙飞船降落在这片热带土地上。在清静宽敞的庙内，大约有二三十人散落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树下，彼此相隔一段恰当的距离，在落日余辉中做着瑜伽的伸展动作。他们大多是白人，有一两个可能就来自洛杉矶。奥罗新村有两三千名居民，大多过着和安德烈类似的生活，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俄罗斯人、韩国人、日本人、拉丁美洲人和欧洲人，只要浏览一下电话本就可一目了然。我的向导迈诺布·泰戈尔（Manob Tagore）是一位声音柔和并极具亲和力的孟加拉人，他告诉我，单从电话本判断可能会高估这里的本地人的数量，因为很多西方人已经改用了印度名字。迈诺布告诉我，他很小的时候被带去见圣母米拉。“她总是那么平静，她那种平静也使我平静下来”，迈诺布说，“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安德烈让我解释我是谁，我想要问他什么问题。我告诉他，我是一名英国记者，在印度生活了许多年，我的妻子普莉娅也是印度人。我想知道为什么印度对如此多的外国人有如此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而我却感受不到这种力量。我没有说的是，在我看来，几百年来印度一直生活在西方人强加于它的“精神圣殿”的重轭之下，印度人也早已习惯于草草应付西方人的这种期待，只是有时会稍加点缀而已。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期间，许多印度人或多或少将印度视为独一无二的超自然文明体。较之许多殖民统治者的蔑视态度，大多印度人当然更愿意接受这样的自我形象。曾制定印度第一部刑法典的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曾写过一段引起公愤的话：与西方人的成就相比，整个印度的文学与哲学全都不足挂齿。温斯顿·丘吉尔的评价则更为恶劣，他说，印度“是一个有着野蛮宗教的野蛮国家”，“就像赤道那样，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 拉玛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丘吉尔的印度演讲》（Chruchill’s Indiaspeak），印度教徒报星期日增刊（The Hindu Sunday magazine），2005年6月5日。]更不幸的是，持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在少数。

与此相反的则是另一派同样具有代表性但根基更为深厚的观点。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写道：“印度在梦想和时间上与我们相距遥远，它属于我们灵魂所附的古老东方。”[ 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转引自潘卡季·米什拉（Pankaj）编的《心中的印度》（India in Mind），纽约：古典书局，2005，第172页。]与他持相同见解的大有人在，德国哲学家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曾说，基督教的《新约》应该来自印度，因为这个国家有着人类最温雅和善的文明。[ 阿玛蒂亚·森，《好辩的印度人：论印度文化、历史和身份》（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Writings on Indian History, Culture and Identity），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2005，第152页。]如果要在麦考利和马尔罗，或是丘吉尔和叔本华之间做出选择，人们自然会选择马尔罗和叔本华。虽然在过去的250年中，西方学术界对印度有过许多公允的评价，但是普通西方人的看法仍分为两派，或不屑一顾，或充满浪漫幻想，这样的看法延续至今。印度人大多倾向于浪漫派。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写道：“在印度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欧洲人对印度的浪漫诠释或赞扬，这是因为长期的殖民统治极大地摧毁了人们的自信心，故而对这样的评价尤为喜欢。”而这样的想法不只限于欧洲人，也绝非属于遥远的过去。当阿玛蒂亚·森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来到哈佛大学后，他发现在著名的“哈佛小屋书店”（Havard Coop）中，所有关于印度的书都被放在“宗教”栏目下。[ 同上，第14页。]

安德烈自然同意后一种观点。然而我最想问他的是，他对印度的这种纯精神化的看法是否因为印度有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而动摇过。每一个到印度的人都不难发现它浓郁的宗教文化与骇人的贫困景象并存。在印度，敬神与渎神似乎总是联系在一起。一些印度哲人将贫穷归因于人们在前世犯下的错误。灵魂转世的信条则似乎可以让人们忽视现今的贫穷悲苦，甚至成为一些人安于贫困的精神支柱。面对身边四处可见的贫困景象，安德烈真的可以不为所动吗？他望着我，有些恼羞成怒，“印度是最富有的国家，只有印度才能理解物质主义的虚幻。”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念头，于是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在如今的印度，崇拜财富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个国家至少有一半的人在追求财富。“但即使印度拥有了电视频道、手机和其他现代化生活设施，它也决不会滥用它们，沉溺于其中。”安德烈说，“对此我毫不担心，因为这是印度。”

不能简单地将安德烈的这些说法看成是嬉皮士的奇思怪想，或者狂热信徒的胡言乱语。显然，这个法国人研读过艰深的《梨俱吠陀》（Rig Veda）、《奥义书》（Upanishads）和其他印度教典籍，他不是嬉皮士，也不是西方人眼里那种信徒。他的信仰里没有狂热、最后审判日以及虚妄的幻想。大多数奥罗新村人既不饮酒也不吸食大麻，他们不需要遵循任何具体的信条或教义。他们只需要认同印度对未来世界有着独特的哲学和道德重要性，这也是许多印度人认同的观点，无论他们有无文化修养。

虽然奥罗新村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外国人，但在今天的印度，类似的情绪也甚为普遍。同样，安德烈的很多观点，尤其是关于印度超凡脱俗的观点，即便在伦敦诺丁山、巴黎蒙帕那斯区或是好莱坞贝佛利山的聚会中，也会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简而言之，一种浪漫精神仍在主导着外国人和印度人自身对印度的看法。实际上，在代表印度的那些传统形象、符号和词汇里，认为印度超凡脱俗的观点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就算那些有意识地拒斥该观点的人，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成为它的宣传者。

道别时安德烈拥抱了我。他说，尽管我是英国人，但他仍然喜欢我。他略带歉意地说，绝大部分英国人他都不喜欢，因为他们过去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也因为他们总喜欢显得与众不同，比如靠左行驶和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还因为他们的优越感。他说：“印度将引领世界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这点，即便英国人也不例外。”

最近10年来，印度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全新的形象。这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领域和离岸呼叫中心的成功，宝莱坞在海外广受欢迎，无论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印度社团正变得更加富有和显赫。这还得益于1998年公之于世的深思熟虑的核武器计划。单纯从宗教的角度去观察印度会扭曲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进而使我们从根本上误读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件。同样，单纯从这些新形象来理解印度也会产生误读。按照以前的标准，印度的经济的确变化巨大，但这种变化的性质和规模往往被过分夸大了。印度人也养成了过于乐观的心态。例如近年来印度人就普遍认为，他们的国家即将成为超级大国。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印度会更有代表性，也更具启发性，那就是印度根深蒂固但又变动不断的政治文化。20世纪90年代末，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访问了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考察印度日益增长的英语市场，探讨在印度开办卫星和有线电视合资企业的可行性。在新德里会见了所有的政府部长后，他飞往印度的商业中心孟买，与印度最大的民营企业信实产业集团（Reliance Industries）的总裁迪鲁拜·阿班尼（Dhirubhai Ambani）会面。阿班尼被誉为是他那一代印度人中最精明的商人，他问默多克在新德里见到了哪些人，默多克说他曾与总理、财政部长和其他官员见面。“噢，你见到了所有该见的人，”阿班尼说，“但是你想在印度发展，就必须见所有不该见的人。”[ 2003年，在孟买举行的迪鲁巴伊·安巴尼纪念演讲上，阿伦·舒里首次提到这个故事。该故事已得到迪鲁巴伊·安巴尼的次子安尼尔·安巴尼的证实。]

阿班尼说的实际上是那些腐败的政客（或许还包括一些和他们合伙的政府官员）。在印度，品行不佳的人往往会从政，而正直善良的人在政界成功的可能似乎更为渺茫。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比尔·克林顿曾提醒自己，“关键是经济，傻瓜”。而在印度，在更多的情况下，“关键是政治，傻瓜”。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印度无所不包的政治文化以及政府的作用，你就不可能透彻地领会印度的经济和宗教特性的变化。

许多人预计，印度正奋起成为21世纪的强国为背景，本书将以此为背景，对当代印度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第一章关注印度发展迅速而又极不平衡的经济，然后评析印度无处不在的政府和主要的政治运动。接下来，我要考察的是反复无常的印巴关系，以及印度对本国穆斯林的暧昧态度，同时分析它在美、中、印三边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三边关系将左右21世纪的世界格局。最后，本书将探讨印度正在经历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它的宗教价值观充分体现出极强的适应力，旧貌换新颜，自我包装成现代的形式示人。在本书的末尾，我将分析印度会如何在以后的岁月中持续崛起，以及此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

在这里，我将简略考察20世纪印度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们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 Gandhi）、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安培多伽尔（Bhimrao Ambedkar）。对印度的国家性质和发展方向而言，即使将印度所有的神灵、软件经理人以及核科学家加在一起，也不及这三个人的影响大。他们三人都与印度的传统宗教角力，其中的两位最终抛弃了宗教，而甘地则善用民众的宗教情感，来实现了印度独立的目的。

1947年8月15日，印度在“午夜钟声”中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自由，至今已经历了三代人。1948年1月30日，独立斗争的领导者、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和战略导师甘地，在前往新德里做晚祷的途中被一名印度教右翼狂热分子南度拉姆·高德西（Nathuram Godse）刺杀。然而甘地至今仍然影响着现代印度人的梦想，他成功地领导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彰显出崇高超凡的人格魅力。他仅凭一己之力就使争取自由的斗争深入到广大目不识丁的民众中，激发了他们的积极参与，这种奇迹般的感召力至今仍引人瞩目。甘地用通俗的大众语言改变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最初，这场斗争不过是一群受过英式教育的衣冠楚楚的律师追求的“没有英国人的英式治理”，而甘地将其转变成了全印度人参与的群众运动。

甘地是政治战略和战术大师，这已广为人知。然而，甘地的反物质主义哲学对印度1947年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却鲜为人知。在许多方面，这种影响历久弥新。社会就像人一样：在童年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会影响它的性格和决策，即使这些事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其影响依然存在。如果现在甘地转世重生，他必会惊讶于所看到的一切。进入21世纪的印度已经成为一个日益自信、更加物质化和全球化的国家。1991年，印度废除了独立后开始实行的严格的管控制度，即所谓的“许可证制度”（Licence Raj），对经济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后，印度经济明显呈上升态势，它在美国和欧洲的软件市场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并开始发展出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印度还获得了向超级大国迈进的军事象征：它的精英阶层公开谈论的已经不是要不要研发洲际导弹的问题，而是何时研发。普通市民，说英语的中产阶级则迅速融入消费文化和品牌文化中，就像追随一种新的宗教。如果甘地泉下有知，一定会深感不安。

与此同时，今天的印度仍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慢性营养不良儿童（根据联合国的调查数据），它的人口平均寿命和受教育率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差距尤为明显。11亿印度人口，大约有7.5亿生活在它68万个村庄中，其中近一半的村庄没有全天候可通行的道路，大部分村庄没有合格的初级卫生保健中心和小学。将近一半的印度妇女是文盲，而很多所谓识字的人其实只能拼写自己的名字。

而印度的精英阶层仍然死守甘地的信条，认为农村应该成为印度社会的主体，这样的信条早在独立战争时期提出，当时是为了扩大独立运动的影响，吸引更多人加入。然而其他许多人，包括印度第一任总理、甘地的继承者尼赫鲁，其实反对这种见解，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印度正在经历缓慢的城市化，城市的不断扩展似乎势不可挡。但是许多甘地主义者仍然认为，农村应该在印度中占据一个神圣的地位，他们阻碍了更好的城市规划。

在给尼赫鲁的一封信中，甘地写道：“我确信如果印度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以及世界要通过印度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么大家迟早会认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将生活在乡村而不是城镇，居住在棚屋而不是宫殿。生活在城镇和宫殿里的人们无法和睦相处，他们的生活将暗无天日，只有暴力和谎言。”[ 阿克巴（M. J. Akbar），《尼赫鲁：缔造印度》（Nehru: The Making of India）第三版，新德里：罗里书局经典文集，2005，第469页。]在甘地最重要也是今天引用得最广泛的《印度自治》（Hindu Swaraj）一书中，他写道：“如果村民们能脱离长期笼罩着他们的贫困，远离文盲状态，那么他们将成为有文化、有教养、自由的公民……遵守道德是为了驾驭心智与激情，这样做即能自省。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正如许多作家所言，印度已达到一种完美境界，无需向别人学习。”

在历史作品中，甘地的这种文化自豪感及其对现代主义根深蒂固的蔑视，机智有力地还击了殖民主义者所谓“愚昧的印度人”的侮辱，同时也鼓舞了民众的自尊。甘地亦擅长于这样的斗争。他出生在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19世纪90年代在伦敦学习法律并取得律师资格。在1913年回到印度之前，甘地在南非已经颇具声望了，他在南非参加了当地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在此过程中被捕。正是在那里他发起了后来在印度影响深远的非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

然而甘地主义不只是独立斗争的战术，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乎社会组织形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哲学。时至今日，它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印度知识分子的思想。举一个常用不衰的例子，如果不能正确评价甘地对人们经济思想的影响，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今印度的纺织业严重残缺，始终不能形成与它自身潜力相匹配的规模。每个学习过发展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纺织业在许多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8世纪的英国到21世纪的中国，无一例外。甘地遗留的影响表现在，印度为了保护棉织品而对合成纤维长期实行关税歧视[ 甘地使用简单的手纺车作为工具向民众宣传英殖民者充满剥削的关税体系，在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独立后仍将它作为一项经济政策就显得毫无道理了。]（但出口需求主要是合成纤维），还有各种阻碍纺织企业超越家庭手工业规模的规章制度，这些都是惩治成功者而保护失败方。

自1991年印度进行经济改革以来，许多政策已经放宽，那些拒绝进一步放宽的政策不是因为甘地主义的影响，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而印度的那些更具活力的竞争者们，尤其是中国，无需与某位现代圣人的思想遗产角力。印度的自由战士萨洛基尼·南度（Sarojini Naidu）曾说：“维持甘地时代的贫困状态让我们代价惨重”，这句话虽然常被引用，但仍值得在此重复，因为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从甘地那里继承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尊重，这是今天的印度要重新发现并做好的事情，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阐述。

安培多伽尔在印度之外的知名度要远逊于甘地，然而，对数百万的印度人来说，他似乎更为重要。安培多伽尔戴着眼镜的雕像在这块人口密集的次大陆的村庄里随处可见。与甘地不同，安培多伽尔接受现代科学技术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作为第一个得到认可的贱民领袖（贱民过去称之为“不可接触者”现在叫做“达利特”，意思是“被压迫的”或“被污染的”）[ 安培多伽尔反对使用“神子族”（意思是神的儿子）这个名字。甘地将它用来称呼贱民。]，安培多伽尔给印度最边缘的人群带来了第一线曙光，使他们看到了摆脱自己所处阶层的希望。他将印度的种姓制度视为印度社会最大的罪恶，因为它使数百万的人仅因其出生而受到非人的待遇。他给达利特带来的希望远未成为现实，尼赫鲁在独立讲话中勾勒的图景依然遥不可及。但是对于印度近200万贱民来说这已足够，自1947年始，他们开始真正品尝到了自由和自主的滋味，长期以来，他们经历了各种有形无形的压迫，习已经惯于顺从和服从，这样的改变显得不可思议。

安培多伽尔是第一个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印度贱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于1916年在伦敦取得律师资格。他是印度1950年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这部宪法保证了不论种姓身份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赋予每个成年人投票选举的权利。这位身着蓝衣的律师在起草这部法律的过程中，用出色的法律知识调和了印度教高种姓阶层的要求，巧妙回击了那些反对他的甘地主义者。他成功地将宪法中一些强制性的条款，包括禁止杀牛、禁酒以及将乡村置于社会生活的首位等，从“基本权利”部分移植到了没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指导原则中”。

安培多伽尔对乡村的看法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遭受过种姓歧视，理发师拒绝为他理发，路边的咖啡馆也禁止他入内，直到在孟买获得求学的机会后，他的这种羞辱感才有所减轻。印度的许多读者应该还记得安培多伽尔对印度乡村的描述——这些语言多少有些不是那么动听——“印度知识分子对村落社会的热爱是一种轻蔑的同情……什么是乡村？地方主义的泥潭、无知的深渊、狭隘的思想和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在印度是指自己宗教群体的联合，而不是整个社会的联合，通常用于指宗教群体，有时也指种姓群体。在西方共产主义常指“共同的”，即共同生活、共同分享，在本书中并不适用。][ 克里斯托弗·詹弗里洛特（Christophe Jaffrelot），《安培多迦尔博士与不可接触贱民:对抗种姓阶级》（Dr Ambedkar and Untouchability: Analysing and Fighting Caste），新德里：深邃出版社，2005，第110页。]

甚至时至今日（事实上今天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安培多伽尔的雕像在哪里落成就会在哪里引发一场骚乱。他曾这样描述种姓制度，“歧视日渐消退，转为日益膨胀的怨恨。”公元前300年，麦加斯特尼斯（Megasthenes）作为塞流考斯的外交使节，被派驻到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Pataliputra），他曾这样记录印度的种姓统治：“人们不得与自己种姓之外的人通婚，不得从事非自己种姓的职业和手艺。”[ 理查德·兰诺依（Richard Lannoy），《说话的树：印度文化及社会研究》（The Speaking Tree: A Study of Indian Culture and Society）第二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第138页。]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千多年，而现在这样的描述已经不再准确。

安培多伽尔的诸多作品清晰地表达了他希望通过民主去分解种姓制度，然而这样的愿望没有实现，至少没有以他所希望的路径实现。在今天的印度，虽然种姓已与它的历史和经济根源脱离，但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它依然长盛不衰。如今，在印度一些地区，尤其是人口密集、相对落后的北方各邦，低种姓政治盛行，一些黑帮人物和有犯罪背景的人物登上政治舞台。倘若这位贱民律师有知，定会颇为震惊。他同样会很失望地看到今天印度的许多低种姓党派不是努力消除种姓制度，而是通过煽动民众以扩大他们各自权力，或通过为他们的领袖、神灵建碑立庙，凡此种种来巩固自身地位，与其他种姓对立。从政治忠诚方面讲，种姓并非如大家所愿地让位于阶级。正如一则笑话所说：“在印度你不是投选票而是投种姓”。

然而，种姓制度规定的各种世袭职业已经逐渐分解。在城市中，甚至在农村，尽管有人仍然从事世袭职业，但这种从事已经不再具有强迫性。比如，许多高种姓的婆罗门开始从事皮革业，对他们而言，这曾是一个避讳的行业；而贱民也可以为其他种姓的人们烹调食物，即使在今天许多人仍觉得这不可思议。尽管在大约有三分之二人口的广大农村，种姓间的通婚依然极为罕见，但这种情况日益增多。可以相信，历史终将站在安培多伽尔这边。

时至今日，依然对印度有着广泛影响的或许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甘地以及安培多伽尔一样，他的影响多样而矛盾，但是，在塑造代表印度的现代特征方面，如政府、民主和公民社会等，尼赫鲁的角色远比另外两位重要。从1947至1964年，尼赫鲁一直任印度总理，除了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她曾任印度总理达14年）以外，没有一位印度领导人在最高权力位置上停留如此长时间。今天，印度许多令人困惑的矛盾可以追溯至尼赫鲁时期。尽管尼赫鲁是现代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却统率着近代印度的封建皇族尼赫鲁-甘地王朝。[ 英迪拉嫁给了弗雷兹·甘地，一个来自北印度的善于调情的记者，他本人与圣雄甘地没有任何关联。弗雷兹是波斯索罗亚斯的一名拜火教信徒，年轻时死于心脏病。拜火教徒更为普遍的姓是托迪瓦拉（意思是售酒者）。如果是尼赫鲁-托迪瓦拉家族，你觉得会成功吗？]事实上，他的父亲莫提拉尔·尼赫鲁才是这个家族的创始者，此人曾任国大党主席，并且是1885年成立的国大党的元老之一。

甘地遇刺后，尼赫鲁成为印度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仍半开玩笑地自称为“统治印度的最后一个英国人”。他曾就读于英国最纯净的贵族子弟学府哈罗公学（Harrow），后考入剑桥大学，并最终在伦敦取得律师执照，尼赫鲁和他的父亲是典型的英式律师，在甘地使国大党染上甘地主义色彩前，他们支配着该党。离开剑桥去巴黎度假时，尼赫鲁在信中向他父亲描述了一出在法国看到的莎士比亚戏剧：“我想这些演员并不清楚这是一出舞剧，还是一部悲剧！”[ 见阿克巴《尼赫鲁》，第71页。]虽然他认同甘地穿土布衣服的哲学，也表现得像一个印度人，但尼赫鲁的行为举止从未失去爱德华时代绅士的风范。即使在被英国当局逮捕，并投入监狱时，他吃的仍常常是脆玉米片、煎蛋、牛肉和土豆，而甘地只是喝点酸橙汁和羊奶。

另外，尼赫鲁的恋英情结远远超出了个人品味之外。1947年成为印度总理时，他决定保留印度的皇家公务员职位，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印度人。而在那个时代，亲英国皇室的人在新独立的殖民地都会被驱逐、送到劳动营、到处流放，或者至少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尼赫鲁却邀请他们一起喝茶，阅读他们写的简报。他甚至说服了英国驻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在印度留任一年。[ 尼赫鲁与总督的妻子爱德温娜·蒙巴顿有着亲密的友谊，这也是他劝说他们留下的原因之一。]

尼赫鲁的英式作风遗留的影响，在21世纪初的印度随处可见，也体现在几乎没有改变的区税收长（district collector）体系上，这种体系使得印度的邦以下的行政区域内执法与司法未能实现彼此独立。这既是优势也是缺陷。优势在于印度的行政局（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 IAS）能像胶水一样将文化和民族如此多样的一个国家牢牢粘连。作为缺陷是因为行政局的官员都属于无法解雇的精英阶层，他们无法容忍民主。而各邦领导大多是由选举产生，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与行政管理局间这种动荡、离奇的关系将是本书一个重复的主题。

一直以来，信奉政府应该无所不在的思想也是尼赫鲁的爱德华式印迹的体现。尼赫鲁曾深受一些英国上层阶级左翼人物的影响，对费边社会主义心驰神往。费边论者认为，社会主义应该由国家中柏拉图式的专家政治论精英阶级领导，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印度应该庆幸的是，尼赫鲁受费边主义的影响远甚于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尼赫鲁的经济模式认为政府应该领导国家的工业化，消费无足轻重，还有可惜无法以民主方式完成的土地改革，这二者都是工业化的代价。但是直到1991年开始废除声名狼藉的“许可证制度”时，这种模式都未能实现。

尼赫鲁对私有企业和金钱膜拜深恶痛绝，他的这种观点至今仍有许多响应者，当然在1991年以后声势已经逐渐减弱。尽管尼赫鲁对种姓制度的厌恶真挚诚恳，但他仍以潘迪特·尼赫鲁（一种暗示他出身的敬称）著称。作为一个婆罗门出身的人，尼赫鲁性格的复杂性可以从现代许多高种姓印度人对他的态度上略见一斑。尼赫鲁曾以贬损的口吻写“商人文明”，并且说社会主义将引导人们走出“营利社会”（商人是小零售商和放款人，他们在种姓体系中的地位要远低于婆罗门）。当代印度对于金钱与金钱膜拜极为矛盾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尼赫鲁。

然而尼赫鲁最为重要并且至今仍完整无损的遗产，是他的世俗主义以及他对地方自治主义的强烈鄙视。他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并且对宗教及其礼拜仪式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厌恶。同样，这种倾向在当时的许多上层英国人士中非常普遍，然而他的这种对精神性和神学的不信任，在遭遇他的前辈与导师甘地时，情形就不免有些尴尬了。

尼赫鲁写道：“宗教在印度已经无法摆脱，它不仅残害我们的身体，而且抑制甚至扼杀了我们头脑中的许多创意。”在很大程度上，尼赫鲁容忍了甚至是敬佩甘地使用普通民众的语言的能力。但是当圣雄说要按照神的旨意做时，尼赫鲁会突然说：“他（甘地）总是提到神——神让他做这做那，神甚至暗示他举行斋戒的日期——这真让人感到愤怒。”[ 同上，第239页。]

令几乎所有印度人，包括尼赫鲁感到绝望的是，1947年这个国家被一分为二，印度的穆斯林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于是暴乱接踵而至，造成近100万民众丧生，同时还触发了新划定的边界线上1 200万民众的迁徙。尼赫鲁曾坚决主张穆斯林在稳定、独立的印度拥有平等的权利，这项主张使他备受右翼印度教复兴者的仇视。与甘地不同，尼赫鲁是在自己的床上安静地逝去的。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一贯的主张却多次遭受印度教复兴者的攻击，有时他们甚至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印度教复兴运动的政治组织——印度人民党（India People’s Party）——最终上台，并带领印度步入21世纪，它曾经发起选出印度著名民族人物的活动，甘地和安培多迦尔位列其中，而尼赫鲁在他死后40多年后仍然是印度教右翼人士最憎恨的人物。这种感情完全是相互的，尼赫鲁就曾写到：“据说，印度有近520万苦行僧和乞丐。其中当然有些人是诚实的，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毫无用处，他们只会欺骗他人，靠不劳而获得来的施舍来维持生活。”[ 同上，第242页。]此后，印度的人口翻了三倍，现在印度究竟有多少苦行僧也不得而知。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的题目《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神奇崛起》，其灵感来源于尼赫鲁。他曾说印度最大的优势与自己的宗教传统并没有专门的、甚至必然的联系。印度的优势在于尚未稳固的民主，它在印度存活了下来，并且牢牢扎根于印度文化之中，人们对它有着复杂的期望。这种期望也存在于印度多元化的传统中，由于它的多元化，几百年来，这个国家在处理社会冲突时不会自动转向暴力。由于宗教原因，印度被一分为二，随后的各种暴动造成许多流血死亡，但是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比印度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残忍。印度的优势还在于它的充足的人才资源和科技实力，它们最终将推动这个国家以与它的规模相符的角色登上世界舞台。

然而，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述，印度的崛起是神奇、或者说不同寻常的。它正在崛起为世界舞台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印度社会却仍然笃信宗教，崇尚精神性，在某些方面甚至充满迷信色彩，按照许多国家的标准判断，这的确与众不同。同样，在众多大国中，印度尚未拥有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或大量有文化的选民，就已完全实行民主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独一无二。

印度经济未经历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却发展迅速，这是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印度的大量劳动力仍然生活在农村。印度经济引擎的主要动力在于有较强竞争性的服务行业，而非来源于众多工厂、制造业或者劳动力密集行业。这种情况正逐渐得到纠正，印度的服务行业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使它与一些拥有更发达、成熟的经济体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有了更多相同点。

印度崛起的独具一格还在于它不稳定的、有时甚至是粗糙的政治体系。印度的某些联合政府由24个政党组成，这在民主政治体中绝无仅有。可以预见，分散且不连贯的政府将是印度的一大特色。于是，由此产生的腐败和行政上的犬儒主义将减缓印度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在情形极其类似意大利，那里流传着一则笑话：“经济在晚上增长，而那时政府正在睡觉。”不过在过去的20年中，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

最后，印度崛起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一些国家明确期望它崛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为它推波助澜。面对日益提升和壮大的军事力量，世界上许多国家心存忧虑，无论这种担心是否必要，并且它们认为，在国土面积以及思维模式上，只有印度能与喜马拉雅山脉另一侧的中国旗鼓相当，可以牵制这个庞大且不断发展的邻国。对于这种既定的角色，印度时常感到恼怒。然而无论它喜欢与否（或只是表面不喜欢），印度的确享受了这种关注，它作为中国的潜在的平衡力量，是西方以及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地缘政治棋盘上，印度最为重要的一个棋子或许就是其不断增长的核力量。

在印度，事情往往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这常常是你在印度生活最快乐也是最感到挫败的原因所在。我曾请求采访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A.P.J. Abdul Kalam），向他了解连接印度各大河流的巨型工程。这个项目的反对者们（在我写作该书时反对活动仍然在继续）将它称为“法老的幻想”，支持者则说它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困扰印度的旱涝灾害。

作为总统，卡拉姆的权力严格地限制在威斯敏斯特式的印度议会体系中。他是这个项目的支持者，我非常渴望听到他的见解，然而他的秘书在电话里告诉我：“采访总统阁下是绝对不可能的，印度的总统不接受采访，”在我感到万分沮丧并想挂断电话时，他接着说道：“但是总统非常乐意邀请您喝茶闲聊。”

卡拉姆是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印度被誉为“核导弹之父”，因为他多年来一直主持印度的导弹发展项目。1998年，印度首次公开试验核弹头时，他还是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的负责人。[ 1974年，印度曾进行过“和平核试验”。]在一些人（但不是多数）的忐忑不安中，西印度的拉贾斯坦邦沙漠地下进行的核试爆取得了成功，卡拉姆兴奋地写道：“我听到土地在我们脚下轰鸣，然后沙尘猛烈地升腾到我们上空。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景象。”

在印度，人们纷纷在街上载歌载舞，分发糖果欢庆这三次试爆的成功，而华盛顿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则深感不安。不久，巴基斯坦紧随其后，那里的人们以更盛大的场面庆祝。此后，尽管印巴双方努力使双边关系“正常化”，也试图解决双方关于喜马拉雅山脉克什米尔地区的争端问题，但印度次大陆仍然常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核闪点”——克林顿总统最先使用了这种说法。直到2001年布什政府开始执政后，美国才开始修改并最终改变了对印度核地位的评价。

尽管这个地区仍存在误解或意外的风险，但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而言，核战争的爆发依然难以想象。这并非是因为巴基斯坦，它由军人统治并且将其核武器视为真正的军事工具；而是因为印度，它仅将其核威慑力看做一种观念意义上的标志，使自己的大国地位得到认可。“噢，我们不谈论核武器，”他说，这位七十多岁的总统梳着他标志性的拖把头，“想要点饼干吗？”总统毫无新意地谈论着那些河流，我很快就感到谈话的无聊，可这是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他所说的一切都可以无关紧要。然而作为一名记者，我感到如果不尽快把谈话转向一些稍微敏感的话题，就是玩忽职守了。但我的努力并不成功。

我第二次见到总统是在印度每年一次的国庆游行上，当时距他较远。1930年1月26日，甘地、尼赫鲁以及国大党的其他重要人物第一次公开展示了印度的三色国旗，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发起挑衅。75年后，我看到阿卜杜尔·卡拉姆坐在总统席位上，和来访的许多高级官员一起检阅游行。在连接总统府和印度门的那条宽阔长道上，呈现出一幅壮丽宏大的景象：坦克、飞机、各种大炮以及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威严地行进，同时，坦诺伊扩音系统中传出一个柔软的声音——这种声音或许用在选美游行中更恰当——“这是阿格尼Ⅱ系列可携带核弹头导弹，射程达1 500公里。”我无法看到总统的表情，但我想一定是快乐的。

甘地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并将之发展为这个新兴国家的标志。此后，印度的民族主义发展迅速。甘地当然不会乐意看到印度拥有核武器，也不愿看到它的导弹以古老的印度教神灵命名，比如，阿格尼就是吠陀神中的火神。但尽管如此，今天的印度依然保留了甘地、安培多迦尔和尼赫鲁时期的一些印记。

尽管本书并不想轻率地预言未来，有一两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印度许多人将继续为他们的核地位感到骄傲，因为这证明了他们完全有能力在没有多少外界帮助和鼓励下完成科技的壮举。相反，巴基斯坦的大多数核技术直接来自比邻的某个国家。这种核地位也使印度成为世界大国中的一员，虽然这也许是一种错位的虚荣，但至少是一种威慑。与周边许多其他国家不同，印度已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并不试图寻求或是侵占新的领土。正如外交家所说的，印度是一个“现实的强国”。

进一步说，未来印度崛起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体，会更有利于全球局势的稳定，而非增加动荡。我承认，这似乎有些预言的味道，通常情况下只有安德烈、圣母米拉及其他人才会那样说。印度依然存在诸多弱点和缺陷，本书将关注其中的重点，然而领土的扩张几乎可以从这张清单上剔除。正如上文所述，精神扩张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第一章 全球化和传统化——分裂的印度经济

印度庞大的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业工人。它是一片辽阔的农场：田野一望无际，中间用泥土堆砌的栅栏将其划分成小块。设想一下上面的景象，你就可以想象这块土地上将有多少贫困的人民。

——马克·吐温，《赤道漫游记》，1897[ 潘卡季·米什拉编，《心中的印度》，纽约：古典书局，2005，第303页。]

尽管这是个缓慢的进程，但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修建了一系列的公路。于是当你从一个城市去往另一个城市时，不用再像蜗牛一样爬行。在此之前，印度最为著名的高速路是横跨印度次大陆、将印度从南到北一分为二的主干道（Grand Trunk Road）。这条交通要道最初是由中世纪晚期的莫卧儿王朝（Mughal dynasty）分几个阶段铺设完成的，到19世纪英国人又将它加固延长，并最终因鲁迪亚德·吉普林（Rudyard Kipling）的小说《基姆》（Kim）而变得家喻户晓。这条被印度人称为“GTR”的主干道直到独立后才被铺上了柏油，但它是唯一一条开车时速可以超过30英里的道路，所以当相对新颖的双行道在印度出现时，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2006年，印度建成了全长3 000英里的“黄金四边形公路”网，连接四大主要城市：从德里（Delhi）出发，经孟买（Mumbai，原英文写法为Bombay）到清奈（Chennai，以前称为马德拉斯Madras），再到柯尔喀塔（Kolkata，以前称为加尔各答Calcutta）[ 三座城市最初使用的是英国统治时期的名字，在20世纪90年代后都改用现名。]，最后回到德里。在这些路况较好的高速路上，时速终于可以接近60英里。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高速路开辟了一个新的速度时代，旅途的准时成为可能，同时还可以享受路边卫生的公厕。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道路是他们散漫悠闲的世界的贸然闯入者。对我而言，这些新的高速路将印度参差不齐的经济完全呈现在眼前。我有时会出于好奇——或者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将车开入到慢车道。观察印度突飞猛进的新经济的最佳方式之一，便是数数那些快车道上飞驰而过的车辆有多少种型号，经常你会数到有30或40种，然后放弃。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印度刚开始放宽对国外进口商和制造商的限制时，你最多只能发现6、7种型号。你所见的90%的轿车都是“大使牌”，它是一些显要人物、商人仍然在使用的殖民时期的堂皇却极不舒适的车，此外就是由印度政府和日本铃木公司合资生产的家用经济型车“Marutis”。而今天，当那些崭新发亮的丰田、菲亚特、本田、塔塔、福特、大众和梅塞德斯-奔驰在你面前一晃而过时，你很难将它们一一数清。

但事实上，你的行驶速度远没有应该达到的那么快。你经常会遇到迎面驶来的一些慢腾腾的单脚滑行车、自行车甚至是骆驼拉的车，它们的车主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破坏了所有的交通法规和道路常识，依然悠闲而快乐地驾着自己的车。有一两次，在从德里到斋普尔（Jaipur）的200英里的高速路上，我的车不得不因为前面的羊群而停下来。而即使没有这些动物群的干扰，沿途路标的缺失也常常会让你几近崩溃的边缘。

但正是高速路边那些闪闪发光的广告牌，那些耀眼的手机、苹果电脑、假日别墅的广告，路边干净明亮的加油站及其边上带空调的小型超市，向你展示了印度极不平衡的分裂的经济。就在它们身后、它们周围或者是离它们较远的地方，你所能见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印度农村的景象。田野里的人们以三千年不变的姿势赶着耕牛犁地，在一片连一片的稻田、麦田和油料作物地里，点缀着一个个古老的砖窑。印度农村正逐渐变得富裕，人们在慢慢走向机械化，生活也开始欣欣向荣，但他们仍然生活在与世隔绝中。在这连续不断的截然相反的画面对比中，你可以看到21世纪初印度经济两个最显著的特点：现代而繁荣的服务业与广泛而落后的农业。当你怀着按时到达的愿望，愉快地驶向你的目的地时，你很难想象这两个方面是属于同一个国家的。沿途你偶尔会看到一个工厂，一两个汽车或是洗衣机的装配厂，但显而易见，印度的制造业要远比与它相邻的中国薄弱。

独立之初，尼赫鲁就已经使这个国家的人民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整个国家应该齐心协力实现经济自给自足，而政府则竭尽全力领导人民建立起国家的重工业，重点是钢铁工业和大型发电站。1991年以来，对尼赫鲁的彻底批判风行一时，人们认为他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将这个国家与社会主义的官样文章绑在一起近40年。其中许多批评是公正的，因为印度没有像当时的日本以及后来的韩国、台湾、泰国和马来西亚一样，达到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在20世纪40、50年代，尼赫鲁的经济策略是与当时世界经济潮流非常匹配的[ 从1950年到1980年，印度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3.2%,这种速度后来被称为“印度增长率”，它几乎与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相当（因此不能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但与前半个世纪英国统治时期1%的年均增长率相比，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种策略得益于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专家组，他们就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向新德里提供了建议。同时，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an）也给印度提供了诸多建议。

经历了在“饥饿的三十年代”困扰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一系列灾难后，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对自由主义经济的不信任。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印度国内普遍存在对帝国主义经济体制的批判，这种批判与当时的经济策略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使政府在争取经济自立的进程中起绝对主导作用的经济模式。争取经济自给自足，即抵制英国货是印度实现自治以来的独立运动所提出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口号。在建立这种模式的过程中，政府开发了一系列大型项目，对后来的经济活动影响深远——其作用可以与美国广受赞扬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相媲美。尼赫鲁将这些项目称为“混凝土神庙”。

尼赫鲁关于建立一个政府主导的闭关自守的经济计划，得到了战后英国工党政府的支持，当时的工党政府同意印度独立，他们在英国国内推行的国有化要远比尼赫鲁在印度所做的更多。许多工党政府的费边主义顾问在新德里受到热烈欢迎。事实上，在印度独立后的15至20年，随着国际社会对印度经济模式效果的关注度的提高，对它的赞扬也有些言过其实。在那个时期，印度经济的发展轨迹并无多大争议，也没有太多特别之处。

但是，当我们现在来回顾这段过程，并将印度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时，就会发现尼赫鲁的经济政策对印度并无多大贡献。1950年，韩国刚从与共产主义的北朝鲜的战争中挣脱出来，人均生活水平和印度类似（按2005年价格标准计算，人均年收入大约为50美元）。可50年后，韩国的人均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是印度的10倍以上。类似的对比还可以在印度与东南亚其他许多国家间找到，甚至是中国。它在1949年时与印度的人均年收入水平相当，尽管在此后的头30年还不停地继续革命，但现在其人均收入也已是印度的两倍。

为什么尼赫鲁的经济政策会失败？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今天的印度经济会以这种奇怪的不平衡的方式发展。独立之初，印度是一个农村占主导地位的、农业为主的、贫穷的国家。90%的人生活在农村，靠着微薄的农业收入勉强度日，绝大多数人在贫困线上艰难挣扎。1951年，当印度进行独立以来的首次人口普查时，这个国家的识字率仅为16%，意味着在它的3.2亿人口中，只有七分之一的人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人口平均寿命仅为32岁，这个触目惊心却可靠的数字形象地勾勒出了当时农村居民极其低劣的生活质量。那时最普遍的描写瘦弱的农民的语言是：瘦得皮包骨头的人们，由于长年累月的体力劳动把腰弯得像弓一样的苦力，患蛋白质缺乏症而挺着大肚子的孩子们。

印度迫切需要一系列农村土地改革，来使它的粮食产量显著提高，养活自己的人民，同时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平台。然而，它却建起了大批钢铁厂、炼铝厂，这些企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严重亏损，而且吞噬了印度珍贵的外汇储备。印度农民迫切需要当地的灌溉工程，来帮助他们战胜反复无常的季风，而尼赫鲁却致力于修建大坝，其中许多现在已经不能使用，而有些压根就没有建成。印度的广大民众需要学习读书写字，得到抗生素和治疗疟疾的药物，没有这些印度就不可能脱离贫困，而尼赫鲁的议会政府却将大量资源投向为中产阶级而设立的大学，以及建设城市中新的公共医疗机构。

尼赫鲁认为，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大型工程中，能使印度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就步入工业强国之列。那些事后聪明的人将他的这种信条简单地解释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不过在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在一个84%的人口都是文盲的国家，高等教育得到的预算拨款为什么和初等教育的一样多[ 劳埃德·鲁道夫（Lloyd I. Rudolph），苏珊娜·赫贝·鲁道夫（Susanne Hoeber Rudolph），《追寻拉克什米：印度的政治经济》（In Pursuit of Lakshm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dian State），新德里： 朗文出版社，1998:297。]。也有一小部分批评家指出，新德里花在农业上的钱在195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只占三分之一，这是否太少？在1957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农业经费更是降到不足预算的五分之一，而当时的印度有五分之四的人口依靠农业生存。[ 弗朗辛·弗兰克尔（Francine R. Frankel），《印度的政治经济1947-2004：渐进的变革》（India’s Political Economy, 1947-2004），第2版，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131。]但是这些声音都淹没在乌托邦式的公正中。印度政界的精英人物对国家未来的梦想，与今天绝大多数印度人的需要显然南辕北辙。

公正地说，尼赫鲁曾经尝试过土地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根除了大部分封建领地制度。英国人在印度北部大部分地区设立了臭名昭著的土地管辖制，让地主为英国人从收入微薄的农民手中征集农业税，这样的制度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末被彻底废除。但是在印度的绝大部分地区，尼赫鲁的改革还是遭到了当地国大党精英分子的马虎对待甚至暗中破坏。让这位总理感到越来越沮丧的是，这些人大都来自高种姓的地主以及显要人物。尼赫鲁也尝试过在小农户间建立合作机制，但未获成功，原因在于这些农民的田地很少，不需要机械化劳作，所用的肥料也能自给。尼赫鲁的这些改革受到了同时期中国政策的影响，但却在需要真正发生效用的农村被国大党中的重要人物扼杀。作为一个完美无缺的民主人士，尼赫鲁有时甚至嫉妒中国能不顾人民自己的意愿推行任何政策的能力，但是他从未有过实行威权统治的倾向。“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1959年他告诉印度议会，“我会到每一块田地边去说服每一个农民，让他们同意搞合作农业，但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就不会推行这项政策。”[ 下院辩论，1959年2月19日，转引自同上。]但即使他成功地说服了他们，在种姓歧视最为严重的印度农村，合作农业是否能使农村焕然一新仍然很值得怀疑。

尼赫鲁整个经济模式的失败在两个特殊的时期变得更加显而易见，并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第一个时期是在1967年，即英迪拉·甘地继任印度总理的第一年，在美国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她不得不将卢比贬值。印度长期以来对农业的相对忽视，加上尼赫鲁不成功的土地改革，使许多人失去了土地。为了获得更大的国际援助，使印度进口大量的粮食来应对连续的减产，甘地夫人被迫吞下了一些她所厌恶的经济解药。为了防止支付危机，刺激出口以获得更多的外汇储备，她被迫将卢比贬值[ 除了大量进口粮食外，印度还大量进口资本货物以维持它的重工业。事实上，这项措施叫做“进口替代”。]。这标志着抵制英国货运动，即尼赫鲁总体规划的中心部分的失败。

更为糟糕的是，继货币贬值而来的是印度蒙受多年的耻辱。在以后的几年，作为食品援助，美国船队源源不断地给印度运送它过剩的粮食，以养活那些营养不良的印度穷人。有一则笑话说，印度“靠船只来哺育”。英迪拉·甘地坚持抵制英国货，但与她父亲不同，她有着实行独裁统治的倾向，这在1975年变得尤为明显。当时，由于她未能实现在竞选中承诺的“消除贫困”，反对她的声浪日益高涨，于是她让民主体制的运转暂停了19个月。同样，她对父亲所指的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并不相同，在1967年卢比贬值后两年她说：“公共部门应当成为印度工业的基础，惟有如此这个国家才会拥有更多的机器、更多的钢铁。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印度的独立自由。对进口的依赖让印度的独立打了折扣。”[ 国会简报（Congress Bulletin），1969年4～5月，转引自同上。]

第二个也是更为明显的时期是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石油价格陡然上升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在技术意义上已经破产，当时印度的外汇储备接近于零，经济直线下滑。[ 印度的外汇储备降至10亿美元，不足以支付一个月的进口量，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外汇储备应该至少能保证6个月的支付平衡，最好能保证一年的支付。]伊拉克决定火烧科威特油田，对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印度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与1967年成千上万的印度人靠国外援助维持生活不同，到1991年印度粮食已经能充分自给，甚至达到了20世纪70、80年代的“绿色革命”时期的粮食产量的两倍。印度国内以及国外的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了高产的水稻和小麦这两种印度的主食，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然而绿色革命的成功对1991年经济遭受的重创没有多大的抚慰作用，当时的经济崩溃为印度的“抵制英国货运动”敲响了丧钟。为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紧急的贸易支付差额援助，印度再次将货币贬值，同时作为抵押将一批黄金运往伦敦。尼赫鲁建立一个不受前殖民统治影响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梦想以破产而告终，尤为糟糕的是，在这次破产中，伦敦还扮演了挽救印度的典当商的角色。

几乎和圈子中的每个人一样，20世纪80年代阿洛克·科日瓦尔（Alok Kejriwal）在孟买一所英语学校上学。尼赫鲁曾尽最大努力使印度远离英国经济的影响（至少是在费边主义出现之前），但是由于有了他称之为“印度的胶水”的英语，这个他在独立后仍将其规定为政府和法庭的主要用语的语言，他与英国的恋爱便维持了一生。20世纪80年代，当他还在学校的时候，阿洛克就接触过《发现印度》（The Discovery of India）、《自传》（Autobiography）和《世界历史一瞥》（Glimpses of History）这些用英文写成的书，大部分是尼赫鲁在英国的监狱中完成的。尼赫鲁的一些散文写得非常优美。

但是这位伟大的印度政治家一定会对阿洛克以及成千上万像他一样活跃在今天印度的年轻人感到困惑。36岁的阿洛克已经成为百万美元身家的富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他的母语是印度的前殖民统治者的语言。印度的中产阶级使用流利的英语，使印度在服务行业相对于中国有了很大的竞争优势，因为在这个行业中，能否用世界通用的商业语言进行交流对结果有天渊之别。

尼赫鲁拥护英语也在无意之中给印度留下了另一笔遗产：他的政府创建了5所著名的工程技术大学，其中包括印度理工学院（IITs），这所大学的许多毕业生现在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成了领军人物。印度正期望着通过这些有雄心大志的工程师们建立重工业，带领印度走向经济自立。在硅谷有好几千印度的百万富翁，其中许多曾就读于印度理工大学。

阿洛克来自一个传统的商人家庭，父亲是一个制袜商，他没有进过印度理工大学，但是他发现经营制袜业以及和那些有组织的工人们打交道没什么意思，于是在他父亲的担心和怀疑之中，他决定另起炉灶自己干。阿洛克公司办公室的墙壁用原色粉刷，上面装饰着早期的宝莱坞电影海报，这些生动活泼的墙壁折射着今天印度的新经济。阿洛克的公司位于孟买市中心区，这个区以前曾集中了大量的纺织工厂，其中绝大多数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破产。阿洛克的办公室让我想起伦敦的克勒肯维尔区或者旧金山的嬉皮区。这种装饰的风格被有些人称为后现代主义。我和阿洛克谈了很久，也和他的C2W.com（意思是为胜利竞争）公司的60名员工中的许多人进行了交谈，他的公司服务范围横跨因特网、手机、交互电视以及其他新兴技术。

阿洛克的公司的主要客户是全球性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迫切地在印度新兴的消费人群中寻找皈依者。阿洛克说，印度的消费者已经厌倦于粗糙的电视广告和其他传统的营销策略，他们希望自己的市场变得灵活而有个性。阿洛克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的话让我想起20世纪90年代初可口可乐并不走运地回归印度时（它曾在20世纪70年代被踢出印度），美国人大声宣告“我们回来了！”印度人耸耸肩，然后继续喝他们的印度可乐（Thums up）——可口可乐在印度的模仿者，一直是最受印度人欢迎的饮料。

阿洛克的启动资金来自花旗银行（Citibank）和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本身就是一个他的市场策略的典范。法国化妆品公司卡尼尔想要在印度引入头发护理服务，而这只是一小部分经常旅行的上层人物的习惯。于是阿洛克为卡尼尔的印度网站策划了一个竞赛，赢得该项比赛的人可以免费享用一年欧莱雅的产品。这项竞赛是一种交互式的游戏，参赛者要沿着神话故事中被关在一个塔里的长发公主拉佩泽的头发爬上去，如果她的头发太干或者太油，你都不能成功。

C2W为著名的内衣品牌约克（Jockey）开发的另一个游戏，是脱去模特身上穿的短裤，成功完成后即可以听到从电脑里传出的一阵电子笑声。第三个游戏是为雅马哈摩托设计的，要求参加游戏的人在一条窄道上急转弯，然后接女朋友上车，当你成功地使动画制作的女朋友坐上车后，屏幕上就会出现一行黑体字“小心曲线”。在印度这样一个到现在仍然信奉甘地信条的国家，上述的做法多少有些冒险。但它们同样是空前的商业成功，极大地拓展了印度的市场。斯坦福大学甚至已经对C2W的一项手机营销策略进行了案例研究。

我问阿洛克，他是否在刻意违背父辈们所信奉的甘地主义信条。“事实上我并不在意甘地——甘地已经过时了。”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他边喝咖啡边告诉我，“那些反对超短裙和外国影响的人都是伪君子。他们中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英国的私立学校，当他们需要进行手术时，他们会尽量选择到国外，这些人是倒退的。”阿洛克谈话时有些激动，似乎他面对的是一个潜在的客户，他使用了诸如“生态系统”、“最末英里”、“知识成果共享”以及“最优化空间”等经常用到的术语。当我问洗手间在哪儿时，他指向一扇上面用网址的方式写着“绅士请进.com”（gentstogo.com）的门。当我问他，对他而言这是不是一份在智力上足够有挑战性的工作时，他回答道：“哇，这是个可怕的问题。”事实上他一直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阿洛克相对有优势的部分——因特网、信息技术、软件维护和呼叫中心、后勤办公室处理单位、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中心等——从某种角度来说又是非常严肃的。印度的IT企业成功地吸引了大批来自海外的美国和欧洲企业的交易，这种成功的影响波及到班加罗尔、海德巴拉、德里、孟买甚至其他地方。它让印度所有的怀疑主义者认识到，自己的企业也能够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并赢得利润。而由于受尼赫鲁抵制英国货的哲学的影响，这些人曾陷入经济学家所谓的“出口悲观主义”的思维方式中。IT企业的成功，对印度的制造业、以及与IT或服务业无关的行业都有着越来越明显的示范效果。

印度的软件业的威力同样使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状况得到了彻底改善。在1991年，印度不足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几乎摧毁了整个国家经济，而到2006年，其外汇储备已经攀升到1400亿美元。这赋予了许多印度人新的信心。2003年，印度的软件业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高度，就在那一年，软件业的收入超过了印度全国进口石油的费用——为石油买单是长期困扰这个国家的噩梦。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伊拉克的入侵，伊拉克的局势不断恶化，石油价格一路上涨，从2004年到2005年印度的石油账单也达到新高。但是这次，它对印度的贸易支付状况的影响不大。

20世纪90年代末，当西方人为千年虫问题焦虑万分时，尽管印度的IT以及与IT相关的行业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却获利匪浅，为印度软件行业的起飞铺平了道路。IT及相关产业的繁荣兴盛甚至改变了印度城市经济的面貌。这些企业雇用了几十万年轻的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英语专业毕业生，他们的薪金标准通常超过接近退休年龄的父母，于是产生了新一代的消费群体。他们几乎无暇顾及印度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父母长期以来当做真理的信条感到不耐烦：对老板要礼貌，好好工作争取荣华富贵，不要花的比挣的多等等。

阿洛克说，他的绝大多数员工穿得和他们在圣弗朗西斯科的同行一样，谈起钱从不用现金这样的字眼。他们都用按月分期支付（EMI）衡量自己的收入，即每月银行都会从你的账户扣除一部分的钱，一直延续数年，用这种方式让你在还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时就能购买轿车、摩托车、微波炉、冰箱、空调以及公寓。你甚至可以拥有一个分期支付的假期，许多人去泰国或者马尔代夫。广告是这样说的：“现在度假，以后付款”。你拥有的分期付款数取决于你的收入以及你想提前购买的物品。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市之前，阿洛克还提供了股票期权

作为一种防止员工流失的激励方式，这在每个人都忙着跳槽的今天是非常有效的，频繁更换工作在印度也是一个新现象，以前一个稳定的工作是人们梦寐以求、终身不放的。但是，股票期权对那些将大量收入投入到更现实的按月分期支付中的员工（阿洛克公司的员工中近一半是女性）也并无太大的吸引力。“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储蓄是他们最后考虑的事情”，阿洛克说。

阿洛克的员工以及印度大都市中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迅速富裕起来，使印度很快成为一个西方及亚洲出口商不容忽视的市场，因此不论在刚进入印度市场时要忍受多少官僚政治的折磨，他们仍然想方设法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我刚到印度时读到过一篇某家英语日报的文章，抱怨说印度移动电话市场的规模太小。2000年印度仅有300万移动电话使用者，这个数目是与它邻近的中国每月增加的移动电话使用者数量。而到了2005年底，印度每月增加的移动电话使用者就达到400万，全国共有超过1亿的移动电话使用者。像这样突然兴盛的销售案例并不多见。

我和阿洛克谈得很愉快，但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专一的野心。他所想做的一切就是赚更多的钱。“我的目标就是使C2W成为一个拥有10亿美元资产的企业，”阿洛克说，“我是贪婪的，我一点也不掩饰这个。”我和他回到他在毕打路的公寓，毕打路是孟买最时尚的一个区。公寓的墙壁由现代印度艺术作品装饰，阿洛克的妻子琪哈薇对现代艺术有一种长久的热情，琪哈薇每天上午在C2W上班。“这是一份轻松的工作，”阿洛克说，“琪哈薇没有重要的负责事务。”他们的两个可爱的女儿正在起居室玩耍，其中一个穿着一件T裇，上面写着“Miss Behave”。

我想，阿洛克在生活中的真实角色就是向印度人出售全球化，也许可以按他的方式简写为G2I。“人们的饮食起居都离不开品牌，如果你了解这些品牌，并且知道人们需要什么，那么你就站在了合适的位置上，”他说，“在当今世界，品牌是一种新的宗教。”我告诉他说：“我曾认为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但是现在你让我别无选择，只能是个无神论者。”他笑道：“你知道，37岁已经在我们的目标年龄群体（17~35岁）之外了”。20年前，阿洛克明目张胆的对金钱的追求，以及他的毫不掩饰的承认，即使是在孟买，这样一个自维多利亚时代起就是印度商业中心的、至今仍然是亚洲最古老的证券交易市场所在地的城市，都会使人们将他归为低级趣味或者不正常的群体。但是自1991年以来，印度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些方面甚至变得非常激进。“你知道我有一些朋友来自泰米尔纳德邦（印度最南部的邦），那里的人们在你谈起钱时仍然会皱眉头，”阿洛克说，“但是他们到今天已经成了特殊人群。”我告诉阿洛克说，现在是“采访结束.时间”（interview2end.time），他笑了，但这次是礼貌的笑，因为我重复了他刚才的玩笑。

印度，正如许多印度人提醒你的那样，是一个独特的国家。但究竟是什么使它显得如此与众不同，尤其是与中国相比较时更为明显，那就是它的经济所具有的特征。尽管令西方许多人感到担心，但中国经济发展的顺序与许多西方国家是相同的：它从农业改革开始，迈向低成本的制造业，现在则沿着附加价值链攀升，并且很可能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在更大规模上进入国际间的服务市场。而印度的发展则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开始的。

2006年，印度的服务业引人注目地占到了整个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农业和工业合起来大概占了经济总量的另一半。这种比例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希腊或葡萄牙应该拥有的经济比例，但是希腊和葡萄牙不需要为多达4.7亿的生活在穷乡僻壤中的劳动力大军担忧。印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它独特的解决方式，呈现出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经济也许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令人头痛的是社会。

1991年，当印度开始解放它的经济时，它只有一个国有频道：全印电视台（Doordarshan）。到2006年它已经有150多个频道，并且还以每月三到四个频道的速度增加。1991年全印电视台的节目仅能被一小部分家庭接收到，由于农村供电的问题，许多乡村即使拥有一台电视机，也只能间歇性地接收到较好的信号。2004年印度大选时，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选民第一次可以在电视上观看选举的实况转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选民，即1.5亿人，有多频道的电视光缆线接入到自己家中。

今天印度的许多农民以及小城镇居民拥挤在他们狭小的电视屏幕前，看到的许多充满诱惑的东西，那是他们在不久的将来无法得到的，如：汽车、国外旅游假期、私人医疗服务以及占据了电视广告的电子产品等。这些产品中绝大多数根本不是为他们准备的，他们的目标消费群是阿洛克这样的人，而且确实也只是这些人购买他们的产品。2006年印度年人均收入水平仍然低于750美元，在这样一个国家，此类产品是超出大部分人购买力之外的。那些眼光更加长远的政策制定者们常常提醒自己，如果这个国家要预防社会的倒退、犯罪率的攀升以及违法行为的增加，根治这些困扰着较为穷困的几个邦的痼疾，就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我曾多次采访过曼莫汉·辛格这位戴着眼镜的、从容不迫的锡克教徒，他1991年任印度财政部长，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打破了束缚印度经济增长的种种枷锁，并于2004年出任印度总理。我每次采访时，他都会强调：“治疗贫困的良方是经济的增长。”从印度自己的经验来看，你不得不信服他的话。

自1991年以来，印度经济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几乎是它独立后最初40年维持的“印度增长率”（Hindu rate of growth）的两倍。印度经济急速增长的同时，其人口增长率稳步下降，因此人均收入的相对增长甚至要比经济增长数据所显示的还要好。举一个生动的例子：印度1972年开始的那一段黑暗时期，和1995年以后让人更为印象深刻的时期之间最大的差别，可以从农村的动乱程度上体现出来。1972年，在连续的全国性罢工、抗议以及不断增加的暴力事件后，英迪拉·甘地暂时搁置了民主，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而自辛格博士引入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的民主进程一直相对平稳。在改革实施的第一个十年，印度的经济年增长率为3.5%，而人口年增长率为2.3%，从第二个十年开始，印度的经济年增长率达到了6%，而人口年增长率则降到2%。在甘地的年代，使一个印度家庭的收入翻倍需要57年，而在辛格博士时期仅需要15年。[ 我的这些观点大多受维贾·科尔卡（Vijay Kelkar）的谈话及文章的影响，他是印度财长得经济顾问，2004年退休。]在这样一个你可以在闪烁的屏幕上看到别人是怎样生活的时代，那就是混乱与稳定的区别。

然而光有更快的经济增长是远不够的：正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同样重要的则是增长的质量——是资本集中型增长，就像印度一样，不会雇用大量的劳动力；还是像中国一样的劳动力密集型增长，这样会使更多站在电视机前的人得到在他们面前招摇的经济增长的一份好处。

在曼莫汉·辛格成为印度总理之前，我曾经定期地采访他。因为他在印度政策制定历史上的显赫地位（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他几乎担任过新德里每个重要的部长职务），他对印度经济情况的诊断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成为总理后，他的言辞就更为谨慎了。

在印度独立后的最初40到50年，我们由于缺乏两样东西而备受折磨：其一是粮食，其二是外汇储备。这是支配一切的两个问题，现在都已得到解决，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是通过绿色革命，第二个是通过扩大出口和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现在我们拥有充足的粮食和外汇储备。今天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已经与以往完全不同，但是仍然有些人因为传统的思维方式，拒绝正视这些新问题，依旧投身于昨日的战斗中。我们唯一的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为普通人提供的工作岗位。我们需要为大量半熟练工人提供岗位，而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使我们能像中国那样雇用大量劳动力。我们需要进行工业化，为技术能力不强的的人们创造就业机会。为什么事情没有按我们期望的规模发展？因为我们

Chapter_2

没有专心致志地按照一个明确的方式追求既定的目标。

辛格博士概括了今天印度面临的两个经济挑战：进行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发展与此相关的制造业，为大量无业农民提供工作机会。他用自己典型的礼貌的方式，提到了使这些目标的实现变得更为困难的“思维模式的问题”。也许解决这两个挑战的最大的思想束缚，是印度的精英分子长期以来对农村的情有独钟。现在，印度很多记者和学者都普遍认为甘地哲学已经正式终结。当然，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甘地主义在今天的印度的确已经成为一个孤儿：没有一个政党公开认可圣雄关于农村的哲学。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态度，甘地对农村的见解在许多行政工作中依然存在，也仍然可以从许多高级外交官以及法官口中听到，而在印度的非政府组织中它也仍然是主流。印度的几万个慈善机构为农村提供了乡村学校、基本医疗设施以及谋生的技艺，而政府却往往没有做到这些。

甘地主义还可以看做一种有着更深厚渊源的态度的缩写，它在特权阶级以及高种姓的印度人中普遍存在，这些人尽管没有公开声明，但在一定程度上都将这个崭新的都市化的印度视为对他们在文化与社会中传统支配地位的挑战。这种态度也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一种回音，他们认为农村和家园是印度文化中受殖民影响最少的部分。即使那些并不非常赞同甘地主义的人，如伟大的孟加拉语作家、诗人和教育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也赋予了印度农村一个近乎神圣的地位——但这是那些生活在印度农村的人从未有过的感受。泰戈尔说：“在印度我们开始重建农村，其使命是延缓民族自我消亡的进程。农村是（印度人）生命的摇篮，如果不能给予农村应该拥有的一切，就等于自杀。”[ 乌玛·达斯·古普塔（Uma Das Gupta），《拉宾德拉那·泰戈尔传》（Rabindranath Tagore），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第32页。]

德弗东德里是位于拉贾斯坦邦干旱的西部的一个小村庄。拉贾斯坦邦是印度29个邦中面积最大的一个邦，人口却相对较少，为5 200万，其中绝大多数依靠每年变幻无常的季风栽种庄稼。这个邦靠近新德里的东部地区拥有很好的灌溉系统，但是在德弗东德里附近的区域，即西部地区，土地却干燥贫瘠。那里有美丽的阿拉瓦利山（Aravalli Ranges），却三年中才有一年有丰富的降雨。政府未试图弥合东西部差距，在灌溉方面投资甚少。2005年7月，在我走访这个地区时，当地饱受干旱之苦的村民正在祈雨。他们的祈祷只得到了部分应验。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去访问印度最受人尊敬和最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Aruna Roy）。20世纪80年代末，她定居在德弗东德里。尽管她来自母语是英语的上层种姓家庭，并且曾于1969年进入印度行政局工作，但是她放弃了这一切，选择和广大民众生活在一起。罗伊女士是一位彻底的甘地主义者：她的纱丽几乎都是土布的；她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她想苦行僧似的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她有时也会使用绝食斗争的方法，通常是长坐绝食或者静坐抗议，以对政府当局施加压力——这两个策略都是甘地为反对英国殖民者最先使用的。而且，尽管她承认在农村脱离种姓身份要远比在城市困难，但是她仍然将农村视为印度未来的中心。

我来自新德里的一个有空调的住所，这与阿茹娜所处的环境差别太大了。她的家是几间矮小的土屋，在几个月之前还是用自己烧制的瓦片作屋顶，现在已经用机器制成的瓦片替换了。她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这是因为晚上眼镜蛇在屋顶捕食老鼠，有时会掉到地面上来。但是在季风来临前的时期，屋子里奇热难耐，我们都一排地睡在屋外的地上或者印度的轻便床上——这是一种传统的用黄麻编织的线捆起来的木床，印度农民喜欢在上面午睡，我的出现是对这里的蚊子的重大奖赏。每顿饭都是营养的速食搭配：米饭、印度面包、小扁豆，有时会换成土豆、茄子、黄秋荚，和一杯白脱牛奶。摆好食物后，我们会在很小的水流下洗手和餐具，由于这个地区经常缺水，用水都是严格节约的。然后我们开始盘着腿坐在地上用手吃饭。

阿茹娜的助手是尼克希尔·德，这是一个四十出头的聪明且通情达理的男人，自从阿茹娜搬到德弗东德里以来，他就一直跟随着她。他也来自城市中一个显赫的家庭，父亲是印度空军的副总指挥。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人，他们在这里就像生活在一个紧密联系、却又无限扩展的家庭。阿茹娜的追随者们见面相互问好时，会抱紧拳头然后说“万岁”，而不是用印度人更传统的问候方式，行印度教的“合十礼”或穆斯林教的“额手礼”。他们的组织叫做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MKSS），为普通的农民向难以接近的官僚机构争取基本权利。

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激发阿茹娜这样做，因为我认为这大概有助于解释她对农村的态度。阿茹娜说：“我曾经和朋友长谈，问他们政治家和政府公务员相比，谁更腐败？”阿茹娜已经50多岁了，但她的热心和激情绝不亚于一个比她年轻许多的妇女。有时她那严肃的、有些像女校长似的表情会被有感染力的笑声取代。早些时候，她的一位追随者读了一封来自一个小城的学术机构的信，信里充满了阿谀的话语，写信者小心翼翼地请求阿茹娜允许他为她写传记。“这些要命的人，”她说，“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阿茹娜说在她看来，政府公务员更应该因为腐败受到责备，因为他们来自比政治家更有特权的背景。“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离开的原因，”她说，“我无法继续那样的工作，我想要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干活，加入到他们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斗争中。”

尼克希尔把我带到索罕加尔——拉贾斯坦邦一个典型的村庄，和德弗东德里在同一个地区。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MKSS）对该村的800名村民进行了一项有关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调查，这项调查公正准确地描绘了印度北方农民的生活情况。和许多这样的村庄一样，村庄中心有一块小型的泥地的公共广场，有时圣牛会在上面进行午后漫步。村庄里分布着几个供奉印度教神灵的简朴的神殿。一些较为富裕的农民能用电，但每天最多也只用3至4个小时。大多数村民晚上只能使用马灯。那里水很稀少，因此人们只能每隔几天换洗一次衣服。和印度其他地方一样，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成年人擦洗身子时仍穿戴整齐——男人通常穿着白色的束腰上衣，女人则穿着五颜六色的纱丽。平均每家拥有的土地只有半英亩，生产的粮食几乎不能养活家庭，更没有剩余粮食提供给市场。每块田地都会在下一代的几个儿子之间分配，因而日渐缩小。稍有常识的人就会看到，这样小面积的农田无法给未来日渐增多的村庄人口带来物质上的保障，更无法达到富足。除非人们大量地迁徙向城市，然后自愿出售土地，这样人们拥有的土地就可以合并起来经营。而一代接一代地分配原有的土地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村民们常外出打工，挣取微薄的收入。他们常到当地的一个城镇贝阿瓦尔（Beawar），或者是拉贾斯坦邦的首府斋普尔（Jaipur），或者拉贾斯坦邦以外的大城市，当仆人或做些临时工，挣周薪。人们对印度的传统印象是，那里的农民完全依靠土地生活，而与此相反，这里的人们都设法逃离村庄，因为土地无法养活他们的家庭。在2001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印度农民家庭要靠非农业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奥姆卡·戈斯瓦米（Omkar Goswami）是经济智囊机构CERG咨询公司总裁、印度工业联合会前主席，他关于印度农业及农村消费形式的研究，使我深受影响。]这反映了人们压抑已久的移居到城市的愿望。根据阿茹娜的调查，索罕加尔村去年的总收入是510万卢比（大约12万美元），平均每人150美元。平均每人每天得花费6卢比（大约10美分）在额外的食物供应上，其中3卢比用于尼克希尔笑称的非甘地主义的习惯——喝茶和抽印度雪茄，这是一种印度穷人们普遍抽的手卷香烟。

尼克希尔召集了一些当地的男人向我们讲述他们的生活。村里的女人们躲在后面，离我们有一段恰当的距离，好奇地偷听我们的谈话。大多数男人戴着醒目的红色穆斯林头巾，留着翘八字胡须，这些都是拉贾斯坦邦农民标志性的打扮。在尼克希尔的要求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通报自己的职业。这是一份标志农业失败的登记表。第一个是个挖井人，他常常从一个村庄跑到另一个村庄为人们打井。另一个是信诚集团（Reliance Industries）的保安人员，信诚集团是印度最大的企业之一，总部在德里。第三个是个织布工人，他刚在城里失业。第四个几年以来一直试图去参军，但总未成功。接下来的两个在邻邦古吉拉特（Gujarat）的艾哈迈达巴德市（Ahamedabad）一家宾馆做仆人。其余人也大体一样，几乎没有人留在村庄里，因为农业无法维持生计。他们离开后，女人和孩子就留在家里饲养牲畜，耕种田地。但是这些男人中很少有人能在城市里找到稳定的工作。他们既没有稳定的就业合同，也没有充足的收入，因此城市里的工作不足以说服他们卖掉自己的土地，移居到城市中。索罕加尔的男人们以及和他们一样生活在成百上千的乡村中的人们，仍然坚守着自己那一小块土地，因为这是他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保险。

我问尼克希尔，他是否相信索罕加尔或者其他类似的乡村能为村民提供经济出路。和阿茹娜一样，尼克希尔是印度大城市中不断涌现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激进分子之一。甘地主义者也许是非暴力主义者，但有些却非常顽固。“这似乎有些可笑，”尼克希尔说，“但是当我还是个少年，住在德里父母的家里，享受着拥有一切现代化生活设备的奢侈的生活时，我就想住在一个农村里，做一些我现在所做的事。我并不觉得搬到农村住有一丁点儿的困难，事实上，当我回到父母家住时，我会发现很难适应。我不需要空调和电或者其他丰裕的生活方式所提供的东西。”“但如果农民搬到城市里，他们就会牺牲他们的文化吗？”我问道。对于这个问题尼克希尔想了一段时间才回答。“这样说把问题过分单纯化了，”他说，“但是我想我们不应该冒险失去这些（他指向村庄）。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耕作和做家庭手工业使村庄变得更好。如果人们离开村庄，他们就会失去和自己长期生活的地方联系在一起的根基、以及从那样的生存环境中得到的力量。”

我越与阿茹娜和尼克希尔交谈，就越感觉到尽管他们的确非常关注农民的福利，并且已经做了很多努力，给农民以勇气，鼓励大家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但是他们的工作仍然可以变得更加伟大。他们对社会有一种见解，认为虽然在基层已经发生了许多深刻的社会改革，但大部分人还是需要依赖土地。也许“抵制英国运动”最能概括他们的观点：他们希望印度能越过这个普遍的趋势，即社会在发展的同时进行城市化。“在某些方面我们是甘地主义者，在其他方面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尼克希尔说，“但我们希望别人不要对我们冠以任何标签。”但是，很难想象村民会主动放弃电力和像样的消费生活方式提供的其他舒适条件。同样，很难设想一种农村经济模式能为7亿印度农民提供物质保障，以及一种社会文明的风气，而这正是阿茹娜和尼克希尔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印度人将会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能找到更多的工作，那么迁移的人会更多。

印度的文明同样存在于它的城市之中。一百年前，法国也是一个农村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城市，但法国的文明仍在继续。然而在阿茹娜和尼克希尔看来，现在的世界是由那些想要剥削印度人、攫取其资源、得到利润后就离开的跨国公司组成的。在本质上，当今世界上的企业是18世纪利用皇家宪章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现代版，这是一个通过欺骗和压榨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获取利润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因此在阿茹娜和尼克希尔看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今天许多印度人无论是从索罕加尔还是从其他乡村迁移到城市，都是被新科学技术和利润动机连根拔起的。这种资本主义的新的全球形式，通过使用大机器替代人们的技能和传统劳动，迫使人们移居到城市。一旦城市化，这些人就会被变成全球化大机器上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小齿轮。简而言之，他们认为印度能够而且应该抵抗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压力。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中仅有不到7%的人被正式的经济体雇用，即印度人所说的“有组织的部门”。这就意味着在4.7亿劳动人口中，仅有3 500万人拥有稳定的工作，也只有3 500万人支付个人所得税。按照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个极低的比例。而其余的人，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都处于“无组织的经济体中”。他们或者在家饲养牲畜、给牛挤奶，或者加入到季节性变换的临时的农业工人大军中，或者经营小商店和街边的零售摊，或者制作香棒和印度雪茄，或者做人力车夫、仆人、园丁和守夜人，再或者在小城镇的汽车修理厂机械地敲打金属部件。

在这3 500万有正式工作的印度人中——那些登记在案的、进行过审查核实的、符合标准的——有2 100万直接是政府的雇员。他们是行政人员、教师、邮政工作人员、制茶工、清道夫、石油部门员工、军人、煤矿工人，以及反应迟缓的印度政府办公网络、火车站、工厂和学校的售票员。

剩余大约1 400万人在“有组织的”私人企业就职。其中，仅有100万左右的人（大约占印度劳动力总数中的0.25%）在信息技术、软件部门、内勤处理部门以及呼叫中心服务。显然，印度的软件业帮助印度人民重新树立起了信心，并且使印度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保持贸易收支平衡，但这个国家的软件业没有、也从不可能为它的劳动力大军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外国企业也不可能雇用大量的印度劳动力，按照不同的定义，大概有100万人到200万人为外国企业工作。其余的人都在印度的私营企业就业。

理解印度的有组织企业和非组织企业之间的区别是理解印度经济与众不同之处的关键：印度经济在充满自信、欣欣向荣的同时，无法为它的大多数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按照西方的常识，人们普遍认为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印度人是靠出卖劳动力的体力劳动者，事实上恰恰相反，这1 400万在印度私企或外企中工作的人是属于特权阶级的那一小部分——他们是印度劳动力中的贵族。1983年，当印度抵制外国货的时期步入尾声时，在有组织的私营企业中工作的员工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非组织性企业员工的6倍。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9倍。[ 蒂姆·戴森（Tim Dyson），罗伯特?卡森（Robert Cassen）, 里拉·维萨里阿（Leela Visaria）编，《21世纪印度:人口、经济、人类发展及环境》（Twenty-first Century India: Population, Economy,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168。]员工的收入差距也与此类似。这是一个充满差别的世界，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需要良好的教育、熟练的技能以及足够的运气。而这并不会经常发生。

如果印度要在新旧世界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它就必须在制造业为它的没有技能或者只有少量技能的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从规模上说，印度的制造业远逊于中国。2005年，在印度的正式制造业中就业的工人仅有700万，而中国是1亿。如果考虑到尼赫鲁对工业的大量投资以及给予工业的诸多优先发展权，许多人会为60年后印度的制造业雇用如此少的人而迷惑不解。这是因为尼赫鲁的策略在本质上是资本密集型的：它的目的在于开发印度的科技实力，而不是最大限度地解决就业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印度的制造业相对疲软或缺乏竞争力。如果按照质量而不是数量衡量，印度本土的私人制造业要比它们的中国同行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从这种意义上说，印度站的位置要比人们所想象的高。只是它的大部分人口仍然处在最底层。

这种印度式的矛盾几乎随处可见。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东部恰尔肯德邦（Jharkhand）的干净整洁、企业云集的詹谢普尔市（Jamshedpur），它位于印度内陆与喜玛拉雅山区的尼泊尔接壤的边界上。詹谢普尔是印度工业史的一座博物馆，记录了从20世纪初（远在英国殖民者离开之前）民族主义开始盛行到21世纪初的印度工业历史，电镀的钢铁从这里出口到中国，而汽车部件则出口到美国和日本。钢铁厂是由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塔塔集团的创始人吉姆舍提·塔塔创建的。在市中心保持得干净美丽的公园里，人们可以看到在吉姆舍提·塔塔先生有胡须的威严的塑像下面，四、五代的塔塔员工都会去放上鲜花、稻米或者做礼拜，仿佛他仍然会感知到一样。[ “-ji”是一种尊称的后缀，使尊敬的表示。如果你在印度想做某件事，却没有成功，在你想要找的人的名字后面加上“-ji”，就会收到神奇的效果。]这种景象让人联想起鲁迪亚德·吉普林笔下那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彼此路边的神殿里不偏不倚地”做祷告。但是这些人是值得这样做的：对于穷人来说，塔塔集团的工作最值得拥有。有了这份工作，你就可以享受高质量的公司医疗保健，拥有干净的、可饮用自来水的房屋以及为孩子提供的好的教育。但是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

和印度许多大型制造企业一样，自1991年曼莫汉·辛格废除工业许可体系、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以来，塔塔的经营业绩已经跃升到今天的世界水平，而它的薪水册上的名单却不断减少。1991年，这个詹谢普尔的大型钢铁厂一年仅生产出100万吨钢铁，却雇用了8.5万名工人。但到了2005年，它一年的钢产量是500万吨，工人数量却减少为4.4万。同一时期，它的销售额从8亿美元增加到40亿美元。塔塔的一名执行经理说：“我们很可能将劳动力降到2万人，并把生产量提高到1 000万吨。”

塔塔钢铁的传奇——1991年以前，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生产面向国内市场的低成本钢铁，而今天，它为日本最先进的汽车企业生产世界级的汽车钢材——和许多其他成功的印度制造业一样。1991年以前，塔塔尽可能在国内生产它所能生产的一切，因为在印度“进口替代”的政策下，进口备件或新的机器要历经曲折。自然，这样会分散企业许多精力而不能专注于它所做的事，同时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塔塔不得不雇用一些说客和“活动者”去贿赂各部部长。像塔塔这样的企业要做出增加投资（哪怕数额很小）的决定，都要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告诉它应该生产什么，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生产。

尼赫鲁要建立的仁爱社会的设想留下的一项颇具争议的遗产，是印度拥有世界上最严厉的劳工法，使印度企业基本上无法解雇任何一名员工，哪怕他经常旷工。尼赫鲁模式中的某些部分，如奥伦威尔式的许可证制度，已经被废除了，但是其他部分，如这严厉得近乎荒谬的劳工法（1976年在英迪拉·甘地时期变得更加严厉），却保持到现在。它意味着企业即使在扩张时期也不愿意雇用大量的劳动力，因为他们担心在下一个经济低迷时期无法解雇规模庞大的员工，这样会导致企业破产，每个人都将失去工作。但这同时意味着企业愿意尽可能地将它们的生产外包给那些小型的、不需要经过审查的“非组织性企业”，这样它们就可以避开劳工法，这些法律在印度迷宫似的非正式经济中是没有强制效应的。尼赫鲁的另外一些遗产也有待废除，如“检查制度”，持续的检查使印度的企业苦不堪言。前印度宝洁公司总裁古尔恰兰·达斯（Gurcharan Das）曾这样写道：“在我三十年在印度的商业生涯中，我没有遇到过一位真正了解我的企业的官员，但是他们都有将它摧毁的力量。”[ 古尔恰兰·达斯（Gurcharan Das），《印度模式》（The Elephant Paradigm）新德里：印度企鹅出版公司，2002。]

尼赫鲁另一个颇具争议的遗产，即将大量资金投入为中产阶级准备的英语教学的大学，数额与投入农村初等学校的一样多，也收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效果。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人物，不是在硅谷或马萨诸塞州工作，就是为像塔塔和信诚集团这样的大企业工作。由于印度出色的大学体系，它的科技实力已经排名世界第三，[ 见鲁道夫夫妇，《追寻拉克什米》，第10页，或参考近几年美国《国家情报评估》。]在美国和日本之后，领先于中国。与印度不同，中国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为社会底层的人们设立的基础教育上。印度每年培养出100万名工科毕业生，而美国或者欧洲每年的工科毕业生人数不足10万人。然而印度的识字率只有65%，而中国的几乎达到90%。[ 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科毕业生为我们服务，”在参观完塔塔先进的生产线后，它的一位执行经理告诉我，“而且他们比日本的工程师要廉价得多。”

印度最成功的成衣供应商，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Gokaldas Exports）的首席执行官迪内希?兴都喇（Dinesh Hinduja）的财富更加生动地体现了印度经济的矛盾。在印度和中国，像兴都喇这样的商人使许多西方国家的人对这两个相邻的亚洲经济巨人的苏醒感到畏惧。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位于印度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经济发展迅速的首府城市班加罗尔，它每个月能为世界上26个品牌生产200万件成衣。它的大客户包括：玛莎百货（Marks and Spencer）、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盖普（GAP）、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以及阿贝克隆比 （Abercrombie）等。甚至在这些衣服运离印度之前，其条形码和价格标签就已经被粘好。

兴都喇训练有素的员工能生产出900种不同风格的衣服，他们能随着西方流行时尚的变化而改变制衣的技巧。他们为老一代人缝衣服时会在特制的织布上绣花、镶边，而做年轻人的牛仔裤时又会在上面猛烈拍打、再撕几道口子。看着这些工人带着一脸的困惑在粗斜纹布上跳来跳去，使它们变得不堪入目，我的这次工厂之行变得颇为有趣。“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做好一条牛仔裤后又必须将它扯成不像样子，” 兴都喇说。他拿起一件精致的棉质衬衣，上面已经粘好了85美元的价格标签和玛莎百货的商标，“如果这件衣服是在英国缝制，它的成本至少是300到400英镑，”他说，“今天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将他们的生产外包给印度或者中国，那么你别无选择，只能追随他们而去，否则你就会破产。”

按照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标准来看，兴都喇的工厂可以成为“复杂制造业”。印度的出口成衣不是像中国一样在那些大型的劳动力密集的工厂里生产，需要雇用几百万人，而是在像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一样的小型工厂里生产，仅需雇用几万人。兴都喇雇用了3.3万人。他说如果在有数百万有文化的劳动力的中国办厂，那么他的职工总数将接近20万。他的工人大多是女性，工厂还带有一个医疗中心和托儿所。“我们尽量不雇用男人，相比之下，女人更可靠，” 兴都喇说，“有过这样一个案例，我们曾有一个男工，他是个酒鬼，于是我们把他开除了。他提起上诉，我们花了15年和大量本可以用来经营企业的时间才赢得这场官司。”

迪内希?兴都喇在复杂制造业上的竞争优势是印度矛盾的经济的贴切例证。他可以雇用许多高质量的毕业生，这些人能立刻熟练掌握时装设计软件，于是他们就可以在电脑上设计时装。由于他们还能说流利的英语，因此可以在巴黎、纽约、伦敦和米兰大型的时装发布会上推销自己的设计。结果，兴都喇就会比他的中国同行挣到更多的钱。但是他会注意尽量不扩大职工规模，因为在印度劳动力是一种隐没成本。在印度，做出雇用职工的决定之前，你必须确信自己拥有足够的耐心来应对长坐绝食，还必须准备充足的诉讼费用。“如果我要扩大规模，一定是按照资本密集型的方式而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方式，”他说。

兴都喇先生的经营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这在印度其他纺织企业也非常普遍。由于小规模的家庭手工业往往能得到大量的财政支持和定期的激励机制，为了使它们维持在较小的规模，兴都喇要把他的生产线分解到遍布班加罗尔的各个小型的生产单元中。与他的中国同行相比，他还必须为除了棉布以外的所有布料支付更高的货物税以及关税，棉布则作为印度民族身份的象征而得以幸免。而他的中国竞争者不需要支付这些税，且不用将生产线分解，兴都喇别无选择，只能生产高级成衣，即意味着必须使用更多的复杂技术。因此，他已经被迫迈向更高的经济增值链了。“我们这样发展是因为比中国拥有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说英语的大学毕业生，”他说，“我们在生产廉价成衣方面无法在价格上与中国竞争。”

我的第二次有趣的工厂之旅是到一个位于清奈（Chennai）的印度成衣工厂。清奈是印度最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泰米尔纳德邦与斯里南卡岛相隔一衣带水。这家企业为美国最流行的女士内衣连锁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和其他内衣商生产内衣。同样，这个工厂的员工几乎都是女性。他们的工作服保守而拘谨，但他们生产的胸罩和不分叉内裤却远不是这样。和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的职工一样，这家德国与斯里兰卡合资的企业——内衣时尚（Intimate Fashions）——的工人也必须时刻注意调整缝制的技巧。而且它们的大部分材料都必须从国外进口，从法国进口蕾丝和从德国进口微纤维。“我们有情人节装、夏装然后是冬装——订单一直在变化，”经理说。与印度的北部诸邦不同，泰米尔纳德邦几乎所有的劳动力都是受过教育的。这是一个管理相对完善的邦。泰米尔纳德邦政府还成功地在当地放宽了一些劳工法令，因为印度的联邦宪法给了印度的各邦首府相当可观的回旋余地。因此，内衣时尚可以更快地扩大它的员工规模，而如果它的厂址设在其他地方，这就不可能实现。令它的许多身材匀称的女裁缝师们感到困惑的是，她们缝制的内衣正变得越来越小。

印度不断壮大的制造业也可以从它的制药业和生物科技业略见一斑，这两个行业的人才同样来源于这个国家为数众多的理科、工科和技术方面的大学毕业生。在印度西部城市普纳（Poona），普纳瓦拉集团（Poonawallah Group）拥有的血清研究中心（Serum Institute）每年为联合国提供近一半的牛痘疫苗，用于为发展中国家数百万名儿童接种。这个研究中心最初是从普纳瓦拉家族的养马场分流出来，位于这个城镇的赛马跑道附近。马匹能够自然产生用于人类破伤风接种的血清。今天，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中每两个就有一个接种了这个研究中心生产的各种疫苗，如：狂犬病疫苗、脑膜炎疫苗、麻疹疫苗、风疹疫苗和破伤风疫苗等。这个全球性的重要研究中心的员工仅有几百人，几乎全是大学毕业生。但是印度医药业的优势不仅仅在于生产比西方便宜的普通药物。印度制药企业正在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申请的专利多于其他任何国家。[ CLSA，《印度困境》（The Inida Paradox），2005春季刊。]

印度最大的汽车配件厂商巴拉特铸造公司（Bharat Forge）距离血清研究中心仅几英里。这家企业向欧洲、中国和美国出口汽车引擎部件和底盘，它将自己的优势立足于其员工中的软件和工程技术人才。在中国车间里的工人比他们的印度同行创造的产值多，但是得到的报酬却比他们低：中国基础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要低许多。与戈加尔达斯出口公司一样，为了在竞争中占据有利条件，巴拉特铸造公司已经转向需要更高技能的生产。由于使用了信息技术和工程技能设计更复杂的汽车部件，它具有更强的竞争性。这是整个汽车部件制造业的代表性趋势。印度的汽车部件出口产值很有希望从目前的30亿美元跃升到2012年的200亿美元。[ 麦肯锡和印度工商联报告，《印度制造：下一个制造业传奇》（Made in India: The Next Big Manufacturing Story），2005年10月。]但它仍然是资本集中型的企业。巴拉特铸造公司证明了印度可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但是它还无法证明印度能使它的广大民众脱离贫困。

印度有着极为与众不同的经济。它的联合钢铁工厂已经成功地将美国和日本的同行挤出印度。它最好的私营医院能成功地为富裕的阿拉伯患者实施大脑手术，也能为年老的英国“医疗旅游者”置换髋关节，这些人为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机构的长时间审批备感沮丧，因此选择到印度进行手术。呼叫中心的员工通过电话或电脑授权，就可以接收或拒绝来自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投保人高达10万美元的保险索赔。它的医药部门依赖印度本土的研究和开发就能生产世界顶级的新药品。但是大量的印度农民依然生活在非洲的生活水平上。不到100万的印度人在IT和软件业创造的外汇收入，远多于几亿农民在农业出口方面创造的收入。

与前几十年相比，近15到20年印度经济的高增长率的确已经成功地帮助更多的人脱离贫困。根据印度政府的统计数据，从1991到2001年，印度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中的人口比例已经从35%降至25%，而且自2001年以后这个百分比降得更快了。印度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普遍认为有更高行政效率的南部各邦以及西部地区，在有组织性的和非组织性的服务业以及制造业，创造出了比以前更多的就业机会。正如印度的许多情况一样，印度的经济画面也不能简化为一个单纯印象。

然而，与许多人口统计学家的期望相反，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的是，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加快时，它的城市化进程却减慢了。1981年，印度城市人口的比例是23.7%,而到2001年，这个比例仅增加至27.8%。[ 拉克什·莫汉（Rakesh Mohan），《地铁运营》（Managing Metros）研讨会，2006年第1期。]当然，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来看，移居到城市中的人口数量依然很大：1991至2001年间，有7000万的印度农民迁移到城市中。然而，“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当大家都在期望城市化进程加快时，它却放慢了脚步，”印度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印度中央银行副行长拉凯什·莫罕（Rakesh Mohan）这样写道。“原因之一是印度不完善的经济政策，它使城市就业率的增长受到抑制，另一个原因是僵化的政策阻碍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同上。]

印度的一些商业领袖认为，印度农村与城市间的经济鸿沟最终会对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2004年，曼莫汉·辛格邀请印度最成功的IT企业之一、印度软件服务公司Infosys的首席执行官南丹·尼尔卡尼（Nandan Nilekani）加入一个有关城市化的特殊工作组。在印度的领导人中，辛格认为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更强大的制造业对印度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尼尔卡尼曾将他自己的100万美金投入到一个改善班加罗尔（Infosys所在地）的城市化管理项目中，这次他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辛格的请求。

“印度的许多精英人物依然太过看重农村，尽管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生活在农村的。” 尼尔卡尼坐在他在班加罗尔的办公室里，边喝茶边说。

在我看来他们犯了非常危险的错误。印度必须以比我们目前做到的更快更好的速度城市化，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是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印度无法超越这种趋势。而即使它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应该这样呢？印度农村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农村无法为人们提供工作，而且永远也不会。因为农业改革意味着机械化耕作和工作岗位的减少。农村是低种姓人们的一个陷阱，它是一种监狱。除非我们以比目前做到的更快更好的速度城市化，否则我们将无法完成印度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许多到过印度游览的人都会震惊于城市贫民窟的悲惨景象，这些贫民窟在走出机场的那一刻起就刺激着他们的感官。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印度人主动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而这些人完全可以回到农村过着给牛挤奶的生活。但是绝大多数的印度人却甘愿这样做 （当然有些人是因为自然灾害或修建大坝而被迫搬到城市）。在他们看来，即使生活在最肮脏的贫民窟也比生活在农村强。尽管印度的城市规划欠科学，也无法提供大量稳定的工作，但是在许多生活在印度农村的人看来，城市为穷人以及低种姓的人们提供的经济以及社会机会依然是难以想象的。超过1亿的印度农村居民没有任何自己的土地，其中许多人在未来几年想要搬到城市中，不管贫民窟的情形是否已经得到改善。

“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是将人们送回到农村，这在一个民主社会是行不通的，” 南丹·尼尔卡尼说。

问题的关键在于改进城市管理的质量以及为穷人提供真正的工作岗位。城市中的精英阶层用最先进舒适的设备装饰他们的家，然后他们想把当初的梯子搬走，剥夺其他人享有类似生活的权利。除非我们为民众提供大量的工作，加快经济的增长率，否则每个人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我们必须面向未来。

印度的经济呈现出一边是中世纪的穷困，一边则拥有21世纪的高科技，这是一幅分裂的画面。令人更为困惑的是印度的精英阶层是1991年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但你又会在他们中发现旧式思维的最坚定拥护者，这种思维可以被称为特权阶级现代化、农民阶级封建化。阿茹娜和尼克希尔对印度农民的观点集中于普通民众的“共享民主”，如果将他们归为封建主义的拥护者，则不免有些欠公平。在各种类型的农村浪漫主义者中，他们站在进步的一端。这些人中有来自高种姓阶级的行政人员，他们的观点阻碍了人们对城市进行更好的规划；也有IT行业中南丹·尼尔卡尼的同事，他们认为如果数字革命扩展到农村，人们就不需要迁移到城市了（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 鉴于印度的许多农村还缺水、缺电、没有柏油路，认为印度经济社会的主要鸿沟是数字化鸿沟的观点似乎有些奇怪。这让人想到，印度的一些城市领导人对印度农村的经济现实缺乏认识。]然而众多的迹象表明农民——包括印度北部的农民——都不赞同这种观点。许多穷困的农民在城市里找到临时的工作，于是他们可以往家里寄钱，而他们的家庭还留在农村。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官方统计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减慢了。

我岳母阿帕纳陪同我去采访，她是一位学者，退休之前曾是德里大学历史系主任。我们访问了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一个村庄，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一个邦，共有1.7亿人口，拥挤在印度的圣河——恒河——周围的平原上。这次访问是维纶德·辛格建议我们进行的，他是阿帕纳的司机，和许多北方邦的农民一样，他到新德里给别人当仆人挣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维纶德几年前就邀请我到他的村庄去参观。

这个村庄距德里有三个小时的车程，凹凸不平的路上挤满了单脚滑行车、自行车、驴车以及被重新利用的废弃了的拖拉机，一幅奇怪的场景，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慢的乘坐出租车经历了。你常常会看到一辆拖拉机的后车箱里密密麻麻挤了二三十个人，彼此像被胶水粘在一起，拖拉机则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慢腾腾向前开着，一路发出扎扎的响声。我们经过印度北方恒河平原的大部分地区，沿途土地平坦，景观单调。村庄一个接一个，无穷无尽。无论是远处还是近处看到的都是人。每隔几英里，就可以看到一个狄更斯笔下的死气沉沉的制糖工厂，北方邦西部这些一望无际的甘蔗地为它提供原料。每到收获的季节，农民开着拖拉机或赶着驴车把甘蔗运到这些工厂，排队等着过秤，有时甚至会等上三天，交通也因此而受阻。每到这个季节，都可以看到排成几英里的长长的车队。糖厂主们并不增开更多的排队处，也不增加称的数量，而农民们似乎也安静地忍受着对耐心的考验，这样的情形是北方邦农村各种力量相互平衡的一个最好的例证。在外人看来，印度的农民似乎历经数代的磨炼，练就了无限的忍耐力。但是在这仍然平静的表面下，暗藏着新的强大的潜流。

维纶德的家和北方邦其他村庄里的家庭一样，房子的墙壁是泥土筑成的，屋顶是稻草的。窄小的院子里养着6头水牛。这里许多家庭仍然将牛粪当做一种消毒剂，在分娩孩子的时候使用。北方邦的孕妇死亡率是8%，与世界最贫困地区中的比率相当，为印度最高。[ 见世界银行，《印度的贫困：北方邦的挑战》（Poverty in India: The Challenge of Uttar Pradesh），华盛顿，2003，第2页。 ]

阿帕纳和我被邀请坐在这个家庭里唯一的一张印度轻便床上，维纶德给我们煮了一些牛奶喝。这间狭小的厨房同时也是供八个人睡觉的房间，厨房的墙壁和屋顶，都被炉膛里的煤烟熏得和木炭一样黑。在印度北方的村落，人们患结核病的干咳就像牛鸣和寺庙里的钟声一样寻常。维纶德说他是四个兄弟中唯一一个在德里工作的，他每月微薄的薪水占这个家庭收入的90%。他们家有两英亩的田地，他的兄弟们常在上面栽种一种北印度鹰嘴豆，或者扁豆，收获的粮食仅够维持这个家庭生存。维纶德告诉我们，在这个村庄里，几乎每家的情况都如此。每个家庭中都至少有一人到城里挣钱养家。

我们决定去拜访这个村庄里的一个大家族，他们是这里少数几个拥有好房子的家庭之一。他们的房子在村庄的另一头，靠近主路。和我许多次在印度不经邀请就去拜访的经历一样，这个家庭非常高兴地邀请陌生人到他们家做客而不需要经过任何解释。他们是这个村庄的领主（Thakurs），即一种高种姓的地主。他们说家里有15英亩地，一些土地租给别人耕种。然而这对他们气派的家来说，依然微不足道。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大理石铺成的庭院，院中央有一个装饰得有些夸张的喷泉。他们说自尼赫鲁20世纪50、60年代的土地改革以后，他们的田地已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

在房屋的另一翼，他们建了一小间供奉赛巴巴（Sai Baba）的私人神殿，塞巴巴是一位中世纪的圣人，他在印度有很多信徒。他们客厅天花板的周围边界用浅蓝和白色的雪花石膏做成花的图案装饰，让我想起英国摄政时期（Regency England）堂皇的舞厅。和这个村庄里使用煤油灯的绝大多数村民不同，这个家庭是完全电气化的，还有空调。

但和这个村庄里的其余家庭一样，这个领主家庭的收入也主要依赖于一个家庭成员的汇款。当我问起他们是怎样建成这样气派堂皇的家时，女主人说：“我儿子在新德里的印度国有电信公司MTNL（Mahanagar Telephone Nigam Ltd.）工作。”似乎这样就不再需要任何的解释了。印度国有电信公司是印度主要的国有电信运营商，它的职工薪水是按照国家公务员标准发放的，因此每个主管人员每月有500～1 000美元的工资，外加许多非现金的利益，比如免费的或低价的住房、用电以及通话费用。按其他村民的标准来看，这已经是一笔巨大的收入，但是不足以维持这个家庭奢侈的生活方式。

在印度，与国有电信公司或其他公共事业单位打过交道的人，都不会相信他们的员工仅依靠薪水维持生活。工资仅能作为零用钱。他们真正的收入来自受贿。尽管公司并未参与其中，但是它的员工经常敲诈顾客，例如在安装新的电话线时进行刁难，开列要价过高、登记不全面的账单，毫无理由切断别人电话线等等。

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政府部门的工作都是最让人垂涎的（除了那些母语是英语的人以外，他们自1991年后，有新的剥削别人的方式）。当我问维纶德他最希望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时，“政府部门的工作，”他说。他的侄子和侄女也这样回答，他们甚至奇怪这种问题也需要问。几个月前，阿茹娜和尼克希尔向我介绍的索瓦加尔的村民也回答说“政府部门的工作”。对于绝大多数的印度人来说，拥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不仅仅意味着稳定，虽然不会被解雇也是对它向往的一个主要原因；也不仅意味着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尽管这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极具诱惑力；对于广大的印度农民而言，最重要的是政府工作能很快让他们跃上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可以说就是拉贾斯坦邦一个在风中摇晃的里面堆满牛粪的棚屋，与一间用最优质的大理石装修的豪宅的区别。

第二章 印度的官员——无处不在的政府

正如不可能知道在水中游泳的鱼是否在喝水，我们不可能发现一个政府公务员是否在偷窃政府的钱财。

考底利耶，《政事论》(Arthashastra)，

公元前300年，印度古典政治学专著

从新德里最高政府部门的走廊到昏昏欲睡的地方官员的法庭，印度的政府机构和法律部门有着一些显而易见的共同点。它们从不会在你的生活缺席，除了真正需要它们的时候。如果你仅浮光掠影地观察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状况，那么你绝不会想到它正在经历一场软件业的革命。你看到的不是电脑，而是成群的人们在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文件；不是真空吸尘器，而是低种姓的清扫夫在小心翼翼地擦去你脚边的尘土。如果你想见某位官员，不是具体安排一次约会，而是告诉你“只要来就行。”是的，但是在什么时间？“别担心，只要来就行。”你不可能在等候室里坐着等，来这里来请求办事的人排的长队已经溢出屋子，塞满了走廊和外面的庭院。每个人都期望着抓住那些大人物的几分钟时间，因为只要他们的几句话或是一个签名，就能为你的几百个无眠长夜或是几千个毫无意义的电话划上句号。你见到的不是公仆——无论是市政的还是其他的——而是主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去拜访印度行政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公路局局长库里安（V. J. Kurian）时，问了两遍才确信自己找对了地方的原因。库里安倍受尊敬的功绩之一是修建了科钦（Cochin）的国际机场，科钦位于印度最南端，殖民时期曾是一个港口，我此行就是要与他谈论一些关于机场的话题。刚走进他的办公处时，我确信一定是弄错了地方，这里没有雇工在搬动那些用线捆住的布满灰尘的文件堆，没有嘈杂且古老的电传打字机，取而代之的是光滑、宽屏的电脑；这里也没有请愿者等候在这位大人物的办公室外面，寻求机会见他。库里安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对我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快进来请坐”，这时，我的两个疑惑都打消了，但同时又有了一些新的困惑。两分钟以后，采访就正式开始了。幸运的是，库里安愿意让采访大大超出原定的时间。同样幸运的是，库里安先生和许多印度人一样，在接受一名外国记者采访时不会保持沉默。这一直是个让我很欣赏的特点。

在印度，如果你不是对贪污过于敏感，并且不是很在意工程的最终质量，那么负责修建一个机场或是一个公共项目，都是很轻松的。因此在这方面，负责1992年科钦国际机场的库里安曾经是并且现在也是一个异类。由于他顽固地拒绝遵循这种游戏的一般规则，科钦现在拥有了一个干净且高效的国际机场。与印度其他机场不同的是，它还是个盈利的机场。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库里安不得不去解决一系列充满攻击性的障碍。“最艰难的时候是我被一位高级官员召唤过去，”当我们大声咀嚼着香蕉片、喝着加糖的办公室茶时，库里安告诉我，“这位官员要我放弃修建机场跑道的最低投标，而选择稍高的投标。在我说我不会违反规则时，他说我可以得到1000万卢比（相当于20万美元）。我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位官员最终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久，不出人们所料，库里安被调到一个不起眼的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岗位上。在印度，你不能随便解雇一名政府公务员，因此如果引诱不成，政客们通常会将公务员调到一个偏僻的地区或是安放到一个不起眼的部门。但是不到两年，库里安就被重新召回，因为机场亏损严重。到2005年，机场利润率达70%，主要是通过将零售商店立约外包给私人公司，而向他们收取大量的费用的方法，获利最丰的是免税商店。

到达科钦机场的感觉和初到库里安的办公室的感觉一样，让我充满了困惑。德里和孟买的那些机场曾让许多刚到达的外国客人对印度留下糟糕的第一印象。而科钦机场不同，它干净、光滑、现代，并且这里的候机大厅并不需要24小时的人群疏散。但是，尽管有着专业化管理的名声，库里安仍然不时地受到一些来自部长们以及公务员们的“请求”的困扰。“有一次，当我拒绝雇用200个企业与电力部长推荐的人做机场员工时，他对我大发雷霆。我告诉他我已经把机场几乎每一个职位都外包给了私人企业，因此我没有权利雇用或解雇任何人。”还有一次，国有的印度航空（Air India）公司说如果不将地面保障控制——历来的赞助来源——承包给它，它就拒绝往来科钦的航线。这一次，库里安别无选择只能让步，但他在其他情况下总能成功。“如果你立场坚定，并且不介意他们把你调到任何地方，那么他们常常会对你无计可施，”他说。

然而在印度，像库里安这样的例子极为罕见——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有意识地约束自己及其同事们的权力，因此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我向他提起一个在印度广为流传的公式：M+D=C，即垄断+判断=腐败。对于一个每月挣42,000卢比（大约为1000美元）的45岁的年轻人来说，完全可以从私营企业那里收取一小部分贿赂，提起这个爱因斯坦式的公式就等于暗示他打开话题。和印度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一样，他引用了神的话题。“我只能将幸运和侥幸存活解释为命运以及神灵的眷顾——我是受神保佑的，”他说。我说他本来也可以拿走别人给他的东西，为什么很少有印度行政局的官员像他一样做呢？“这很难说，”他解释道，“正直的印度行政局官员为了不涉嫌贪污就什么都不做——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没有什么可贪污的。问题是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去做。”他说在喀拉拉邦有些人甚至崇拜受贿的官员，“他们认为如果你不想点生财之道，你就是个十足的傻瓜。”喀拉拉人甚至创造出一个词来描绘那些正直的官员——“潘文格尔”（pavangal），意思是心地善良道德高尚的人，但同时也有天真和容易受骗的意思。同样地，那些懂得如何给人贿赂的人被称为“布迪”（buddhi），意思是狡猾的，但同时也暗含着“将成年人与孩童区别开的辨别能力”[ 菲利普·奥塞拉（Filippo Osella），卡罗琳·奥塞拉（Caroline Osella），转引自C. J.福勒（C. J. Fuller），韦罗尼克·贝内伊（Veronique Benei），《现代印度的日常政府及社会》（The Everyday State and Society in Modern India）。新德里：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49～150页。]的意思。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词汇。

库里安认为，许多人低估了清理印度行政系统过程中的困难。

当我和左翼的朋友交谈时，我会告诉他们：他们的见解是错误的，“印度真正的剥削阶级是官僚。虽然他们是靠人民养活的，但其中大约有1%至2%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是人民真正的剥削者。”如果你看看新招收入行政管理局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比我们那一代人更糟。他们会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向你要钱，他们会要求你带他们到最具异国情调的度假村去吃喝玩耍，他们从不试图掩盖对金钱的热爱。现在他们总看到自己的朋友以及同辈们能在私营部门挣到多少钱，这就使事情变得更糟了。

似乎是为了使他的良心得到折磨，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库里安经常被电话打断。其中一个电话是另一部门的官员打来的，他要求库里安用他的权力，将那天下午他要乘坐的航班的公务舱座位升级。还有一位来自声名狼藉的进口税以及消费税部门的官员，他将要参加在机场举行的晚间招待会，因此打来电话要求让他及其同事享受免费的停车服务。库里安两个要求都答应了。“你能怎么做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而且于别人无害。”我对这些打扰来的正是时候感到好笑，也为库里安的诚实感到好笑。如果他不得不处理这些“很小的事情”，至少他是透明的。

我们的谈话也引发了一种思考，即在印度要驯服某种在许多方面仍然处于控制之外的力量是何其艰难，尽管自1991年曼莫汉·辛格废除了许可证制度以来，中央许多政府机构的权力已经有了极大的收敛。这同样让我想起了曾在1999至2002年任行政改革部部长（Minister for Administrative Reform）的阿伦·舒里（Arun Shourie）的一句评论。在谈起他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所作的努力时，他说：“这就好像是要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森林中铺出一条道路来，我们刚前进了100码，丛生的灌木又会将它淹没。”

人们努力改革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也会被某些势力竭尽所能阻挠，这样往往会产生一些闹剧似的效果。舒里就曾说过一个这种例子。[ 阿伦·舒里，《管理及其症结》，新德里：鲁帕出版公司，2004，第3～7页。]1999年4月，印度的钢铁部（Ministry for Steel）向舒里先生的行政改革部递交了一份正式的询问书。这个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去解决、花费了印度一些最高级官员宝贵精力的严重问题，就是印度的公务员是否有权使用绿色以及红色水笔，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批注文件用的是蓝色或黑色水笔。

经历了几周的会议、磋商、做了备忘录以后，舒里部门的官员得出结论，认为这个问题只能由印刷局解决。又经历了三周颇有深度的讨论后，印刷局将文件返还行政改革部，并且建议说这个问题应该咨询培训与人事部（Ministry for Training and Personnel）。在这份文件送到该部门之前，又经历了三周的时间，因为勤勉的行政改革部官员需要花时间去考虑印刷局专业而委婉的措辞。于是这个政府的问题历经曲折，经历了几周又几月，从一个部门传到另一个部门，开了一次又一次讨论会，最终得出了一个所罗门式的折衷结论：“初稿起草时要用蓝色或黑色水笔。以后的修改过程用绿色或红色水笔，以区分最终的正确版本。”同时还规定了具体的等级制度：“只有联合秘书级别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在少数情况下（适时的宣布警告）使用绿色或红色水笔。”正如舒里注意到的，这是“一个贴切的官僚政治的解决方式：即使有判断力也会受到限制！”如果弗朗兹·卡夫卡把这种情形写入他的小说，批评家肯定会指责他过于夸张。

曾经有多家印度私营部门中的公司邀请库里安加入他们，并且提供了不错的薪酬。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接受任何一家企业的诱惑。“在当今的时代，如果说我愿意为公共事业服务，听起来似乎有些傻，但这是事实，”最后当我要离开时，库里安说。有一度我在想，是否可以请库里安先生为我升级第二天飞回德里的航班座位。但是这种念头仅一闪而过。

印度政府体制的历史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长。历史学家估计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政府机构就已经开始在印度形成了，当时佛教在北印度正逐渐兴起，成为印度早期最重要的哲学思潮。《政事论》（Arthashastra）完成于公元前300年到200年的孔雀王朝时期，其中信仰佛教的君主阿育王（Ashoka）可以称为印度最伟大的君王。[ 19世纪英国考古学家发现了阿育王时期雕刻在柱子上的法令，因而重新发现了一个人们几乎已经忘记的那个时代的人物。作为一个严格的佛教徒，阿育王在法令中劝诫它的臣民善待动物，禁止使用暴力，为旅行者提供安身处等。这些也许是最早的公共服务公告。]在对世界历史进行概括时，威尔斯（H.J. Wells）说：“在几万个刻在历史之柱上的君王的名字之中，惟有阿育王的名字闪耀着光芒，而且几乎是孤独地闪耀着，像一颗恒星。”学者们估计，阿育王的首都华氏城（Pataliputra）——现在，它的废墟上耸立起了一座印度北部的现代城市巴特那——拥有和那个时代的罗马几乎一样多的人口。在罗马帝国还未形成，北欧人甚至还未进入罗马人可以将他们称为野蛮人的时代，阿育王已经引用《政事论》治理他的王国。关于《政事论》这部有关治国的手册，学者们认为在思辨与巧妙方面可以与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相媲美，而《君王论》要比它晚1700多年。

这部由考底利耶写成的巨著，在21世纪初期的印度依然能引起人们的赏识与赞誉。[ 以下例子都引自《政事论》。]在书中，他引入了曼荼罗（mandala）的概念，依据这种理念，一个王国通过不断扩大的圈子评估自己的外交利益，它总是同另外圈子的反对者结盟。这也许是对“我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句名言最早的解释了。考底利耶还非常详细地列举了每个种姓的职责。他对于商人这个种姓阶层的描述是“不以贼的名义称呼的贼”，至今仍被人们沿用。在另一种情况下，他委婉地建议说，国王的税收政策应该类似于蜜蜂从花朵中汲取花蜜：对每个企业的税收都不应该重复收取，这样它才能繁荣，获得利润，于是以后才能再次向它征税（这似乎在当代印度很少获得人们的共识）。它还对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诸多详细的建议：为防止他们攫取个人利益，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应该不止由一个人领导。同样，官员也应该经常调动。在未向一系列的上级人员咨询之前，不应该做出任何决定。更为著名的是，考底利耶列举了官员可以窃取国王钱财40种方法。

自考底利耶写下他关于一个好的政府应该怎样运转的新奇而冷酷的观点以来，多少岁月已经过去。而如果用印度古书中的情绪去投射它的现代特征，会有一点奇怪，因为其间已有太长的时间逝去了。然而在印度还能发现它的一点文化上而不是政治上的连续性，这种特点在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1954年，当英国古典历史学家巴沙姆（A.L.Basham）撰写他至今仍广为传阅的著作《奇迹在印度》（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时，曾试图劝说他的美国出版商在题目上做一个稍微的修改。[ 引自托马斯·特罗曼为巴沙姆写的序言。A.L.巴沙姆，《奇迹是印度》，第3版，新德里：斗牛士出版社出版社，2004。]这本书是一个系列丛书的一部分，其他书籍还包括介绍阿兹台克、希腊、玛雅、古埃及等的历史。巴沙姆教授说，在印度的书中，应该将过去的时态换成现在时，因为它的文明史是完整延续至今的。尽管他的出版商并未同意这种更改，但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论点。

相反，自阿育王王朝瓦解后，印度的国家史就一直是破碎的，战争以及分裂一直持续到16世纪早期。直到莫卧儿王朝从中亚长驱直入印度，统一了印度北部地区。只有在阿克巴皇帝统治时期，从16世纪50年代他登上王位开始，直至1605年他去世——几乎和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同一当政时期——印度的大部分地方才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下统一起来，当时印度的疆域面积大约和阿育王时期的相当。相反，中国在过去的2500年中，几乎都是中央集权统治，仅经历过短期的外国入侵和内战。因此，印度与中国的对比是极其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印度与中国官僚体制间的历史对照。中国有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即使一个地位低下的农民也可以通过考试，凭借本领成为官员。而在印度，直到18、19世纪英国对其实行殖民统治之前，其国内所有政府部门的职位都是世袭的，而且通常都由种姓较高的婆罗门担任。

现在仍然在塑造着印度国家的主要影响来自英国，同时还带着几分莫卧儿时代的痕迹。英国的殖民政府远离民众，同时又维护着它庄严的形象，它的宗旨是“绝对的正义和不屈的正直”（minutely just and inflexibly upright）。[ 菲利普·梅森在《谁统治印度》一书中的引言，新德里：鲁帕出版公司，2004。]自印度独立以来，西方和印度本土的历史学家都将维多利亚时期印度的政府统治称为种族上的歧视和公开的帝国主义。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它的进步的、以及在某些方面对今天印度人的思维模式的激进的影响，包括行政工作遵循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以及司法权的公平行使。尽管印度的法官不允许审问英国被告，但英国的统治标志着在印度历史上印度人第一次在法律面前实现了平等。直至21世纪初，印度仍然有一个由低种姓人组成的按麦考莱勋爵（Lord Macaulay）——主持制定了现今仍存的《刑法典》的帝国主义统治者——的名字命名的社团，就是最好的例证。于是，低种姓的领导人、印度宪法的构建者安培多迦尔说，与英国的殖民统治相比，他更害怕一个完全由高种姓的婆罗门领导的独立的印度。这样的话也就不足为怪了。

两百多年来，英国的地方行政区官员总自认为是“柏拉图式的卫士”，[ 同上。]他们是有意识地远离民众、但又护卫着民众利益的精英阶层。这完全符合皇家的目的，因为这是一种征集税收、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有效途径。但它留下了一种超然于民众之外的家长式作风传统，这在今天依然很明显。对于大多数印度人来说，以下这段著名的印度作家回忆自己童年时代的话，对描写19世纪的印度仍然很贴切：“在我们的头顶，与天空一起的是一层永恒不变的正义与秩序的球面，每时每刻都笼罩在下面所发生的一切之上。”[ 尼拉德·肖都里，引言，引自《无名之士的自传》。]其他人则发现，人们对今天的印度的一种更为流行的看法，是将政府看成“像季风一样，是自然的一个方面”。[ 鲁道夫夫妇，《追寻拉克什米》，第61页。]很少有人认为他们能战胜自然。

我曾经参观过许多粉刷得雪白的殖民时期的平房，现在是印度众多的地方“收税员”的办公场所——这些地方成了官员们在当地的总部，在那里他们既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又是上级主管在地方的左膀右臂。尽管在他们的办公室中悬挂的画像是莫罕达斯·甘地，而不是乔治四世，但如果一名19世纪的英国殖民官员来到这里，他的感觉肯定会像回到本国一样。这位官员的周围围绕着一群日工，而且如果没有一窝蜂似的随从人员跟随，他是不会到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去的。每到一个村庄，他（或是越来越多的她）都会被戴上一个由康乃馨、茉莉或是金盏草编织而成的花环，看起来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由于印度每个区（district）的平均人口几乎都是200万——比美国许多州的人口多——村庄很少有机会招待地方官员，因此村里的领导会竭尽一切能事，在短暂的时间中给他们的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便是这位官员的座驾——殖民时期的上面有红灯闪烁的白色大使牌轿车——自英国殖民统治后期以来也从未改变过。

今天印度行政管理局的许多官员眼光都很高，也常怀有提高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愿望，并以此激励自己。但是极少有人坚持住工作之初的理想。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地方官员将他们的工作描述成是打一场必败之仗，总是尽力挡开永无穷尽的恳请者、抱怨者、起诉者以及奉承者。就像克努特国王（King Canute）一样，他们无法让涌起的浪潮退下。和他们的英国前辈一样，他们往往来自其他地方，远离自己的朋友以及同辈人。他们整天甚至整夜地工作，因为在印度农村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腐败在印度越来越被人们当作正常状态接受之后，[ 大部分任期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对腐败曾经有过一句著名的话：“你能拿它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但是由德国一个非营利组织作出的腐败“透明度指数”统计中，印度总是位列情况最糟糕的国家之列。]也开始变得腐败。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他们工作的合理的一部分。由于在印度这些官员是不可解雇的，即使当地的人们确信一位腐败的行政管理局的官员做了某些不正当的事，他们对他往往也无计可施。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了阿茹娜·罗伊，尼克希尔·德，以及他们组织的在印度一些最贫穷的地区抵制腐败的机构——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MKSS）。他们发起的使印度公务员承担起自己责任的运动，是到目前为止对深受殖民时期影响的官员的最大挑战之一，虽然那段时期谢幕距今已经超过三代人的时间了。我陪阿茹娜和尼克希尔到他们在拉贾斯坦邦的主要阵地贝阿瓦尔（Beawar）的一个大广场去，他们为了给当地政府制造压力，向公众公开政府开支，在那里分段进行了长达40天的长坐绝食。这项引起全国关注的运动远不是书呆子们所能想象的。在这样一个某些地方的公共救济资金会成为人们饿死与幸存的区别的国家，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妇女在进行了几个月艰辛的体力劳动后，依然得不到每天73卢比（大约1.73美元）的最低工资。另外一些人则发现，他们什么都不用干，名字却已经登记在政府的薪水簿上了。腐败的官员们则将这些“幽灵工人”的工资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认为他们曾做了某些劳动，比如填公路上的坑洞，或是修建小型的“水坝”，而这些通常都是虚构的。在强迫当局公开政府开支的详细清单后，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开始核实政府提供的信息。他们发现，在一个负责管理好几个村庄的政府分支机构，650万卢比的公共费用中有450万完全是编造的。这个村务委员会的名字叫做贾纳瓦德（Janawad）。

“那真是太具喜剧性了，”尼克希尔说，“那些政府官员把我们带到一座拦河坝，我们事先已经知道在他们的支出帐目上，这座大坝已经被写成了四座。而他们又带我们从另外三条不同的路去了三次，却希望我们没有发现这是同一座水坝。我们甚至都无法生气，只是感到太可笑了。”他们的调查发现了伪造的薪水簿、虚构的医疗诊所、根本不存在的学校以及成千上万付出了劳动却未得到报酬的劳工。由于被媒体大量曝光而倍感尴尬的拉贾斯坦邦政府，极不情愿地承诺对所有的质疑进行调查。尽管这支持了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的发现，却没有一名公务员被解雇，更不用说被判有罪。尽管如此，在拉贾斯坦邦，贾纳瓦德一案已经成为怎样与官僚受贿作斗争的象征。“我们从不绝望，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步，”阿茹娜说，“将来的官员想要腐败会更难，我们已经提高了腐败的代价。”

在他们定期的抗议活动和集会中，闪克尔·辛格这位木偶艺人和民间歌唱家创作了一些供农民们娱乐的歌谣，在拉贾斯坦邦的很多村庄已经广为流传。“他们（官员们）像西瓜一样胖，” 闪克尔·辛格用北印度语向抗议的人群唱道，“他们的脸像西红柿一样红。他们所知道的是怎样做虚假的保证。把这些高鼻子人物的鼻子砍去。他们用薪水簿上的假名字领钱，他们偷去了我们养家的钱！”闪克尔的演出中准备了割去鼻子的木偶，常常逗得村民们捧腹大笑。这是人们在活动中对印度民主的一种富有幽默感的不敬的展示。在印度，越是在基层，腐败的现象就越严重，政府公务员对人们的生活就越有控制力。这可以反映在投票人数上，越往地方一级，参与投票的人数就越多，而很少有人对全国大选有兴趣。仅仅管辖少数几个村的村民委员会的投票率，往往超过全国性选举的投票率。当我去拜访维仑德——我岳母的司机的家乡时，我吃惊地发现那里没有人知道他们下议院议员的名字，但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邦立法委员会的代表是谁。

尼克希尔带我到附近一个叫做维杰普拉（Vijaypura）的村务委员会的办公室，这个村务委员会的领导卡鲁·兰姆（Kalu Ram）是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的一名成员，他属于“不可接触”的贱民阶级（Dalit），和政府中所有的政治党派都没有交往。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些塑料椅子和一把扇子。我们不断被金属容器中一直往外渗漏的奶茶困扰。兰姆告诉我：“当我刚开始这份工作时，我一个人去见地方行政官，并向他索要划分给村务委员会的款项，他告诉我‘让我们商量一下’，我意识到单枪匹马去找他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你和一群人一起去见某位官员，那么他就无法否认他刚答应过的事。”

在他将要待四年的办公室外面，有一块浅黄的布告牌，上面列举着当地所有的公共建设工程，包括道路维修、妇婴医院、新挖的水井以及娱乐中心建设等的费用。每个项目都清晰地注明所花费的金额和竣工的日期。同时，墙壁还被用来充当薪水簿，上面写满了名字，于是人们可以检查他们的名字是否在上面，以及他们得到的报酬是否正确。所有这些都是这个群体的资讯权利运动（Right to Information，RTI）的成果，这项运动迫使拉贾斯坦邦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末颁布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很快在其他邦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于是2005年新德里通过了一项面向全印度的资讯权利法。如果阿仑·舒里这位前行政改革部的部长看到官方文件中通过页眉页脚处的注解（丝毫不顾该用什么颜色水笔），将新德里从这项法令的某些条款中排除在外，他一定会感到非常好笑。阿茹娜和尼克希尔却并未觉得好笑。官僚主义的昏庸常常活跃在页边的空白处。

“很难让人们摆脱为他们有权利得到的东西付款的习惯，”卡鲁·兰姆说。比如，人们经常需要一份有关自己出生证明的复印件，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一本粮食配给登记薄——这本是他们应该免费得到的东西。但他们仍然例行公事地设法塞入300到400个卢比。同样，一名寡妇常想尽方法去贿赂官员，以得到她丈夫的死亡证明，从而有资格受援助。当我们正在交谈的时候，两名戴着白色穆斯林头巾的惊慌失措的男子跑进来寻求帮助。他们是当地的小官员，因为把公共财产放错了地方，怕被警察控诉。这份出现问题的公共财产是一张很长的纸，上面写满了下一个月要领薪水的人的名字。他们说这张纸被邻居的羊吃了。我发现这样一个类似于“狗把我的家庭作业吃了”的笑话后，很难忍住不笑。但是其他人似乎都相信这个故事。“邻居的羊很可能会吃了他们的薪水簿，”尼克希尔说，“在季风到来前的这个季节，这里没有草，羊会吃任何东西，包括纸张。”显然，这并不是拿替罪羊开玩笑的时候。

再次向这两个人保证羊应该替他们承担责罚后，兰姆迎来了一位老妇人。她说话时是如此气愤，以至于她的面纱总是从脸上滑落下来。兰姆花了一会儿功夫才让她平静下来，并且弄清楚是什么把她惹得如此勃然大怒。她让我们看她的食物配给手册，告诉我们平价商店（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们可以在这种商店得到救济的面粉和大米）的经理撕去了四张息票，而只给了她价值一张息票的粮食。兰姆开始记笔记。“当你在为你愚蠢的手续担心的时候，”这位老妇人嚷道，“我的胃该怎么办？”于是我们站了起来，跟随她到平价商店。最初，甘迦·辛格这位被调查的粮食商拒绝承认偷了息票。但在意识到我们不会就这么罢休后，他改变了态度，笑着递给老妇人另外三张息票的面粉。但是这些面粉的质量非常糟糕，就连当地的骆驼在吃之前都会犹豫再三。像许多这样的食品商一样，辛格把政府提供的质量好的面粉拿到黑市上卖掉，取而代之的是这些不能吃的谷糠。在更进一步的交谈后，辛格高高兴兴地承认了这种做法，因为他完全知道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吊销他的执照。最终，这位老妇人带着四份好的面粉离开了。这是在拉贾斯坦邦一个典型乡村的普通的一天。“这就是印度穷人的生活，”尼克希尔说，“政府没有好好对待他们。”

在苏联，有一则关于政府公务员的笑话是这样的：“你假装工作，而我们假装给你付钱。”在印度这则笑话应该改成：“你假装工作，而我们会给你不错的报酬。”现在的确存这种情况，与他们在私营部门的同辈们越来越高的薪酬比较，印度行政局的精英人物们的报酬相对低了许多。但是与大多数私营企业的员工不同，他们有许多额外的津贴，包括免费的住房、电话、用电、一流的旅行服务等。在印度2100万公共部门的员工中，90%以上不是精英人物，而是属于三级或四级公务员，如下级官员、教师、政府司机和日工等等。他们的薪酬是在私营部门中做相同工作的同辈们的近三倍。只有非洲的加纳以及科特迪瓦有比这稍高的比率。[ 世界银行，《印度政府财政改革》，2004，第21页。]另外，公共部门的雇员有绝对稳定的工作。在印度宪法奇怪的311条款的保护下，根本不可能使一名腐败的政府公务员降职，更不用说将其解雇了。[ 比马尔·迦兰，《印度的未来》，新德里：维京出版社，2005，第27页。]

对于大多数公务员来说，最大的非薪酬收益也许是有许多另外的生财之道。1984年，在英迪拉·甘地被刺杀以后，拉吉夫·甘地继他的母亲之后成为印度总理，他于1991年被刺杀之前一直是政府腐败的最严厉批评者之一。他说在印度有85%的发展资金流入了官员的腰包。一些人指责他过于夸张，另一些人责怪他误导了对具体金额的估计。但是那些最熟悉这个体系的人们，即那些公务员们对他的话并没有反对。前印度内阁秘书长（这是印度最高级的文职官员）纳热西·乾德拉 （Naresh Chandra）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在印度，腐败已经泛滥成灾，我有时在想我们对它究竟还能承受多久。”另外一位前内阁秘书长苏帕拉马尼亚姆（T. S. R. Subramaniam）告诉我，“许多人，尤其是外国人，并没有正确评价腐败在印度蔓延的程度。他们认为这只是原有体制的一项附加的有害的东西。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许多方面，在印度的许多地方，腐败本身就是一种体制。”也许对此最精辟的描述来自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印度最受尊敬的政治学者，新德里卓越的智囊团的领军人物，他说：“在公民和政府打交道的每个地点，在他们被记录、登记、征税、采集信息、获得许可、被批准或被评估的每一个场所，人们都会有一种公开的讨价还价的印象。”[ 普拉塔普?巴努?梅塔，《民主的负担》，新德里：企鹅出版公司，2003，第115页。]

这样的腐败没有引起更大愤怒的原因在于，1991年许可证制度被废除后，绝大多数的印度中产阶级以及这个国家大部分的私营企业都经从政府的过度干涉中解放了出来。那些处于精英阶层、控制着媒体并拥有塑造公共舆论的力量的人们受腐败的影响微乎其微。有些人甚至认为自1991年后，腐败已经逐渐消退。印度关于配额的许可证制度更受大家诟病，它那些划分过分琐细的规章仍然存在于印度有组织的经济之外。除了齐整的印度中产阶级，许可证制度的触角依然延伸向广大的印度穷人。

比如，据估计在新德里有50万名人力车夫，而最多只有9.9万个允许经营人力车的执照。他们都是最贫困的贫民窟居民，但政府并没有提高许可证数量，或是彻底取消配额制，而是允许超过40万的人继续非法经营。为了能继续经营，人力车夫们每个月都必须定期向警察交纳贿赂。[ 帕特?沙，纳文?曼达瓦，《法律、自由和生活：在街道上谋生》，新德里社会研究中心学术基金会，2005，第28页。据他们估计，每月平均贿赂为200卢比。]更为糟糕的是，德里的一项法令具体规定人力车执照的拥有者必须同时是它的驾驶者。这就意味着这些来自贫民窟的车主只能维持现状，而不允许购买更多的人力车雇佣其他人进行经营。自然，那些拥有多于一辆人力车的车主为了让警察对他们熟视无睹，肯定也给了他们不少好处。

出于同样的原因，新德里60万沿街叫卖的小贩也被故意地安置在法律的边缘地带。许多城市的中产阶级抱怨小贩们免费地侵占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但是这些小贩每月都花费大约800到1000卢比用于行贿。[ 同上，25页。]尽管这样已经使他们微薄的收入损失了近三分之一，但他们还经常遭遇警察或海关以及税收部门的突然袭击。他们的商品，如果汁、太阳镜、萨莫萨三角蒸饺、进口香烟以及T-裇等会被“没收”，而他们几乎从未能取回这些东西。这些没收商品成了警察或海关检查员的工作好处。在印度生活对于穷人是非常残酷的。

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的，印度自独立以来能成功地摆脱饥饿，主要归因于它的民主政治。在每一次粮食严重短缺或是作物歉收的时候，选举的压力以及自由的媒体都会促使政府尽快分配救济物资。印度最近一次大规模的饥荒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统治时期，当时数百万的人死于饥饿。这个国家的饥荒记录自独立后就与中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即 “大跃进”时期，有近3 000万的人死于饥荒。但印度的民主政治与中国相比，在为穷人解除其他痛苦，如消除文盲、肺结核以及营养不良方面，却没有留下让人印象深刻的记录。印度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也是在1950年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职能，就是消除饥饿和向所有的人提供干净的饮用水。新德里在这项任务中的失败现在已经远没有二、三十年前明显了。经济的高增长率使贫困人口的比重稳步下降：生活在印度官方划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40%降到2001年的26%。但这同样意味着在2006年仍然有近3亿的印度人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儿。而每个家庭至少还有一个孩子死于很容易预防的饮水传染的疾病。每年几乎有1百万印度婴儿死于腹泻。

印度政府在这方面的失败与资源短缺毫无关联。比印度更贫穷的国家，如孟加拉国和博茨瓦纳，其人口发展指数都要好于印度。[ 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国家间的指数比较。]新德里不仅有充足的资金发展和维持核弹头军火库，并且还有能力与中国展开发射无人驾驶飞船登月的竞赛——两个国家都声称要在2010年实现这个梦想。

但是，印度政府似乎没有能力向它的大部分穷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比如为城市的贫民窟修建公共厕所，为乡村的小学老师们提供粉笔，为乡村诊所的医生们提供干净的耳咽管。在印度越来越严重的艾滋病的威胁下，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农村诊所糟糕的质量确实令人担忧。印度初级医疗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低于几乎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 同上。印度用于公共医疗保健的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9%，而中国是2%。]

印度政府诸多失败中最为严重的一个，是为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们设定的粮食补贴机制。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饥荒时期，印度的粮食分配是非常高效的。但是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有近47%的五岁以下的印度儿童患有“慢性营养不良”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一个营养不良的儿童，智力和身体发育都会受到阻碍，从而影响到他以后的生活——印度大多数营养不良儿童是女孩。当她们长大成人做了母亲以后，会把某些矿物元素的缺乏遗传给她们的孩子。

一个在科技实力上取得真正成就的政府，怎么会在这种最基本的目标上失败呢？仔细观察印度粮食补助系统的工作会让我们更接近答案。问题不在于缺乏粮食，独立后，印度的粮食产量翻了4倍多，而它的人口仅翻了3倍。而且印度政府还储存有大量的剩余粮食：在2003年的一个时期，印度政府在公共粮仓里储存了超过6000万吨的谷物，足够为每个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家庭提供1吨大米或面粉（印度的谷物储量超过当时世界谷物储量的五分之一）。同样，结论也不在于经费的限制。印度的国防经费和所有消除贫穷项目的经费的总和一样多。不幸的是，结论既在于印度公务员的思想情况，也在于公众不能将对官僚机构的失望，通过投票箱转化为对这个体系的真正的改革。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印度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将会对其他国家有严肃的启示。

我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是拜访桑德納格里（Sunder Nagri）的贫民窟，这个在新德里的贫民窟的名字意为“美丽的城镇”，真是绝妙的讽刺。桑德納格里距20世纪20年代埃德温·鲁琴斯（ Edwin Lutyens）设计的德里那美丽与宏伟的政治中心建筑仅几英里，却是好几万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的人们的收留所，这样的生活条件在很久以前就应该得到改善。一个被称为“革新者”的团体的一些成员陪同我参观，这个团体对于这座首都城市的官员来说，就像阿茹娜他们的组织对于拉贾斯坦邦的官员们一样令他们厌恶。他们把带我去见一些当地的妇女，我们到了这个贫民窟一条狭窄的

Chapter_3

小巷旁的一个小屋里，小厅装饰得颇有特色，厅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标志，上面用北印地语写着：“沉默就是死亡。”

这里的每个妇女都有令人难以想象的悲惨经历。其中一个到警察局登记自己被强奸的案子，她被带到一个单间，被她寻求帮助的人又强奸了一次。另外一个妇女失去了一个孩子，她的孩子正在外面玩耍不小心掉进下水道，溺死在污水里。德里立法委员会的一名官员答应介入此事，但是从那以后，他就杳无音信了。还有一个是寡妇，几年来她一直在争取得到一份她丈夫的死亡证明，这样就可以得到政府的一份微薄的津贴，但总是未能成功，因为她承担不起保证得到证明应交的贿赂。这些都是她们独自的悲惨遭遇。

我不想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认为印度的穷人除了委曲的忍受，什么都不能做。和其他许多参观者一样，我常常被在印度贫民窟里看到的团体的精神、鲜艳的色彩以及笑声所震撼，这里居民对外人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那种慷慨，常常令我感到羞愧。然而，许多和我交谈过的妇女，以及我在印度的农村和贫民窟里遇到的许多穷人，都被剥夺了获得粮食补助的权利。印度政府可以忽视或者漠视这些问题，但是就像做大量独立的研究一样，印度政府的众多统计学家会定期地、艰难地发表证明自己罪行的报告。[ 可以参考许多资料，如印度计划委员会、政府的腐败预警中心的报告，著名经济学家让·德雷兹的许多著作，以及新德里的智囊机构发展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等。]这些报告在具体的细节中会有所不同，但是都指向公共粮食的醒目而巨大的“转移”，从那些应该得到救济的人那里被转移走了。不同的邦偷窃粮食的比例各有不同，在情况稍好一些的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超过80%的补助粮可以分配到穷人手中。但是在北部拥有7 500万人口的印度第二穷的邦——比哈尔邦——超过80%的粮食被偷窃了。据调查，全印度公共粮食被“转移”偷窃的平均数额介于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一半之间。它展示了这个国家不同层次的一种惯偷模式。

一位妇女描述了她怎样去争取一张“低于贫困线”卡（BPL），有了这张卡她就可以得到补助的谷物、煤油和糖这些自己的家庭本来有资格获得的东西。政府调查显示，多达40%的拥有BPL卡的人本身并不贫困；他们通过行贿得到了这些卡。因此，印度接近一半的补助粮都被偷窃了，而剩下一半的人要得到这种卡就必须去行贿。“如果我不贿赂他们，他们连正确的申请表都不会给我，”这位妇女说，她是从比哈尔搬到德里的一名移民，“然后当我贿赂了他们后，他们给我一份英文表格，我不懂英语。于是我又得花钱请坐在办公室外面的一个人帮我填写申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她最终得到了那张卡，于是她可以到当地的平价商店。但是这里的平价商店几乎从不开门，开的时候只有发霉的旧面粉和谷物。这个妇女抓了一把给我看，上面爬满了虫子。

这次我忘了问这些妇女当她们的孩子们长大以后，她们希望儿女们从事什么工作，但是我敢确信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政府部门工作。有这种抱负的人一直都在宽恕他们往往是其受害者的腐败，因此对这种普遍的抱负实在没法说什么。普拉塔普?巴努?梅塔曾将印度人对政府的这种矛盾心态描述成为：“我们灵魂内部的战争……在一个并不经常承认个人价值和能力的社会，在一个只有少数人能通过取得巨大的成就证明自己价值的社会，腐败是证明你是个人物的一种方式。”[ 梅塔，《民主的负担》，第104页。]一份政府的工作会给予他们地位、金钱和机会。对那些居住在像桑德納格里这样的贫民窟的人们而言，这是上升到一个更高阶层的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对穷人来说，政府既是敌人也是朋友。它用一把承诺使他们爬出贫穷的梯子诱惑他们，但当他们向它求助时，它经常又会公然将他们踢开。它会既给他们承诺又让他们恐惧。对印度的穷人来说，政府就像一位虐待你的父亲，你永远无法背弃它。它的罪恶正是在你的身上延续。

我正和印度行政管理局的一名高级官员桑乔伊·达斯古普塔（Sanjoy Dasgupta）在班加罗尔俱乐部安静地吃中午饭，这是一个创建于英国统治时期的仅允许会员进入的传统俱乐部。俱乐部中悬挂着一大张显眼的加框的帐单副本，这份未付的帐单是以温斯顿·丘吉尔的名义开的，他在19世纪90年代作为一名军官曾在这里驻扎过。这时，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他突然哭起来，一直哭了几分钟。或许是由于俱乐部里郑重僵硬的传统，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达斯古普塔的不适。他那时正在给我讲述托马斯·孟上尉（Captain Thomas Mun）的故事，孟是一位英国在印度的地方长官，他在19世纪末期改变了附近地区几百个干旱的村庄中村民的命运。连续几年，他骑着马跑遍了印度南部农村的广阔区域，为村民们寻找打井的最佳地点。甚至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地的村民仍然会在他打的井旁放些贡品，以感谢他留给他们的遗产。20世纪90年代末，达斯古普塔成为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科拉尔的地方行政长官，和孟当年的工作一样。他对这位早已作古的官员心存敬爱，并被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于是他开始寻找孟的墓碑。找到墓碑并清理干净后，他邀请这位前辈的后裔们，以及孟曾经服役过的英国军团的一位代表，来班加罗尔参加一个小型的纪念会。“一个人对贫穷无助的村民们的这种热爱和奉献，应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动力与灵感，”达斯古普塔告诉我，“他是为了他们而死的。”然后他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几十年以后，在班加罗尔这片有着粗糙的美丽但却极其贫穷干旱的土地上的居民们，将会像尊敬孟一样敬仰达斯古普塔。在一种为公众服务的精神的支配下，达斯古普塔利用最先进的技术，为这片地区的居民们改进了用水条件。维多利亚时期的那位地方长官运用他的业余地理知识（但是非常有效）为村民们找到合适的打井位置，达斯古普塔则利用了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ndian Space Research Organization, ISRO）的卫星图。这些卫星图显示，大约有400多个旧水池或小型的水库，由于长期被废弃不用而淤泥充塞。这些都曾经是当地农民高效的灌溉系统，达斯古普塔决定着手修复它们。

我参观过一个受益于他的计划的村庄，他们告诉我今天只有富裕的农民才会定期浇灌他们的作物，因为只有他们才有钱安装电力网络，购买设备，钻出有地下水的井，这样才能用水泵把水抽取出来。于是，这个地区的地下水位从20世纪60年代的地下40英尺，下降到现在的地下600多英尺。更贫穷的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天然水井，在地下水位下降到这种程度时就变得毫无用处。下雨时收集雨水，并通过几百条沟渠将它们存储在水池中的古老的习惯也已经消失了。这些水池和通往水池的水渠由这个村庄中的一户人家维护，他们这项工作是世袭的。但是独立后政府认为应该由自己来管理所有的灌溉系统，以更好地促进发展。我所遇到的人们却似乎对此无动于衷。这种故事在印度俯仰皆是。政府以帮助穷人的名义向农民们提供免费的电力，让他们能从地下将水抽取出来。但是通常情况下只有富裕的农民才会受益。由于他们不用为电付钱，于是他们的水泵就一直不停地抽水, 抽空了地下水。“如果你给人们某种免费的东西，那么他们往往会滥用它，”达斯古普塔说。[ 得知达斯古普塔先生2005年底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的消息，我心情非常悲痛。]而这种情况是如此普遍，于是印度政府的花言巧语与它的实际行动之间的鸿沟就越来越深。打着穷人的旗号为穷人做事，穷人的水却被剥夺了。

但是，正如桑乔伊·达斯古普塔在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卫星图的帮助下发现那些小型水库一样，印度政府的一些机构是高效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如20世纪60年代维克拉姆·萨拉巴（Vikram Sarabhai）创立的航天中心。维克拉姆·萨拉巴出生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传统工业主家庭，他才华横溢，曾经负责过印度的一个卫星项目，这个项目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水平。其他一些国家，像马拉西亚和泰国，就租用印度的气象卫星，联合国科学家在进行全球变暖课题研究时也租用了印度的卫星。

一些国家，包括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声称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卫星发射工具是直接用作核导弹项目的军事设施，因为这两个项目需要类似的技术。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否定了这种指责，并坚持称它一直是完全独立的。“这就类似于问‘你停止打你老婆了吗？’”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一名高级负责人S.K.达斯说，“我们不能证明一件并不存在的事。”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所能证明的是，当需要的时候，印度政府是可以高效且负责任的。另一个例子是选举委员会（Election Commission），它全权组织和监控了由6亿选民参加的全国性大选的投票，并且主持了一些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这些选举被西方观察家称为：“可以与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大多数第一世界国家相比。”[ 鲁道夫夫妇，《追寻拉克什米》第89页。]每一次印度换届大选，都可以称为历史上最大型的民主运动。还从未有人称这些结果是不公正的。同样，在印度的大壶节（Kumbh Mela）时，即每十二年在恒河（Ganges）以及贾木纳河（Jamuna）的交汇处举行一次的印度教的宗教集会，印度的治安警察以及卫生部门的工作也无可比拟。政府必须设法保证聚集在河边的1 000多万人的安全和健康。这是一个让人印象至深的后勤壮举。

显然，印度政府行政上存在的问题，在于它将什么放在优先位置，而与它的能力无关。达斯认为，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拥有高效率是因为它被赋予了行动的独立权。“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只需要向首相负责，因此我们就不需要受到各部委对我们日常工作的干扰。因为我们的待遇很好而且有足够的自主权，所以很少有人离开。”同样，选举委员会也拥有由法律赋予的自主权，而且它的工作人员即使触犯了某位官员，也不会被调走。但是这些并不适用于在普通政府机构工作的公务员。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免受被调走的威胁，就让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做出艰难的决定，而不顾及来自那些想滥竽充数进入选举箱的人的压力。在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例子中，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发射卫星是一项困难而精确的技术，很难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只要有1%的腐败都会使卫星坠毁，”达斯说，“我们承担不起这种腐败。它在一个国家中享有优先权。”而选举也确实是自由而公平的。

与这些成功的事例相反的是北方邦公路部门声名狼藉的低效率。印度最糟糕的一些公路就在这个邦，路面凹凸不平，许多村民甚至无法将过剩的农产品运到市场。大量不达标的公路是印度只有2%的农产品在收获后价值可以增值的主要原因。这个国家超过三分之一的水果和蔬菜在到达市场前就已经腐烂了。政府不能将这归罪于缺乏人力——它的公路每两公里就有一名员工，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比马尔·迦兰，《印度的未来》，第107～108页。]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用操心是否去上班，因为即使不去，他们也不会被解雇，而任何试图向公共部门员工提出裁减冗余的请求，都会遭到他们的大声抗议，认为这是在滥用权利（而每天北方邦更为贫困的广大农民的农产品所遭遇的一切，却鲜能引起这样的愤怒）。然而，即使道路维修组的工作人员能认真工作，在北方邦的首府勒克瑙的政府也不能提供他们工作所需的工具和材料，如压路机和停机坪等，因为公路预算中的大部分已经用于支付员工的薪水了。北方邦公路部门员工的薪酬是市场行情的三倍。

这样的情况在印度其他公共服务部门也屡见不鲜，也许并不是出于巧合，但是这种情况在更为贫穷的北方各邦尤为明显。在印度最穷的一些邦的发展规划中，每一百个卢比里就有70个是花在薪水支付上。[ 世界银行，《印度政府财政改革》，2004，第11页。]这还不算那些委婉地被“泄露”即被贪污的钱。明白地说，区区几百万员工的薪水支出，要超过用于几亿人的消除贫穷的项目经费的总和。

在印度的帐簿上有一个更为严重的欺骗性账目的例子：政府补助。我们上文已经提到过粮食补助的情况是怎样的。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肥料补助上，这是新德里的年度预算中第二大的补助项目。如果将印度所有的“面向穷人”补助加起来进行评估，用印度政府的巧妙的措辞表示，其结果为其中三分之二的补助经费是“没有价值的”。[ 这是由政府的智囊机构国家公共财政研究中心做的详细概算。]换句话说，这些经费是到了“非穷人”的手中，而且这些人通常很富有。印度年度预算里的其余经费用于支付政府债务的利息、政府公务员的薪水和津贴以及国防开支。结果，中央和地方政府加起来的预算赤字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0%。由于政府经费支出严重不足，并且这些经费主要是用于其自身，因此其他每个方面的经费也就总是不足。这就增加了借款的成本，于是极大地降低了印度经济的总体投资水平，丧失了数百万个潜在的工作机会。更为糟糕的是，由于自身花费太多，政府没有多少剩余经费用于进行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创造许多直接就业机会，至于间接的就业机会则更多。因为良好的道路条件、电力供应、铁路交通以及港口运输会刺激更多的私营企业投资，从而增加整体的就业水平。恶性循环与良性循环之间的区别，就是使几亿人在一代人的时间中脱离贫困，还是使大部分的人维持原状、眼睁睁地望着他们的蔬菜腐烂，而只能指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更好的运气。

在某个时期，人们发现，已经很难找到恰当的词语来描绘印度政府承诺要做的事情与它事实上做了的事情之间的鸿沟。用伪善来形容那些用穷人的名义维护这个体系的人们实在太过温和。阿马蒂亚·森用更为外交化的辞令，将印度政府政策的结果，比作士兵们意外地误杀自己人时用的词——“友方射击”（friendly fire）。[ 森，《好辩的印度人》，第206页。]他在评价印度旨在降低贫困的面向农民的补助体系时，举例说明了这种“致命的混淆”。依照这种政策，，政府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买面粉和大米，以提高他们的收入。在理论上，这种维持最低价格的体系似乎合情合理，但在实际运行中，它成为了最高价格的维持体系。[ 这让我想起了一则笑话。一位顾问正极力劝说一名官员相信一项政策，在谈话最后他叫道：“而且这在实际中切实可行。”这位官员答道：“这很好，但是它在理论上可行吗？”]在灌溉良好的旁遮普邦（Punjab）和哈里亚纳邦（Haryana），一小部分富裕农民得到了几乎所有的补助金，这不仅因为他们比其他邦生产出更多的剩余粮食，而且因为他们在新德里操作着一个冷酷但高效的议员游说体系。政府的介入急剧地提高了粮食的购买价，于是其卖价相应膨胀。粮食价格过高冲击到了每一个人，但是更为严重地冲击到了最贫穷的人们，因为他们几乎将其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买粮食上。在理论上，平价商店应该向最贫困的人们提供相对便宜的粮食，将他们保护在高价之外。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在实际过程中根本没有这样做。印度的粮食政策也许是想帮助贫穷的人，但它最终却以杀死穷人为结果。

出于同样的原因，印度的司法体系应该是“六亲不认”的，但是它却常对有钱有势的人睁开眼睛。

那是印度一个最美丽的黎明，在中午的热浪将你逼入屋内之前，你可以尽情享受每一滴晨雾。我在清奈的马达拉斯俱乐部与士里拉姆·潘楚先生（Sriram Panchu）共进早餐。拉姆·潘楚是印度最高法院的一名高级顾问，他提出了自己对印度法律体系的看法。我们正在外面的阳台上，坐在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石柱和懒洋洋转动着的吊扇之间。在这个河边的俱乐部里，你偶尔可以看到在薄雾中满载船员疾速划过的小船，以及清晨的阳光洒在他们船桨上的反光。

我是上周在小镇昆诺（Coonoor）的尼尔吉里斯山（Nilgiris）上经人介绍与潘楚先生认识的，昆诺是殖民时期的一个盛夏避暑之地，四周环绕着茶园。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印度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罗摩占陀罗·顾哈（Ramachanda Guha），我们当时正和他及其才华横溢的夫人苏迦塔（Sujata）在一起，苏迦塔拥有自己的设计公司。我们在殖民时期的另一个避暑胜地乌堤（Ooty）的一个俱乐部共进午餐，和昆诺一样，乌提已经成为最受清奈和班加罗尔的中产阶级喜爱的周末度假胜地了。俱乐部黄色的墙上到处都贴着殖民时期穿红色夹克的猎狐人和他们的猎犬的画像，我们都觉得非常有趣。台球游戏是由我认为闲极无聊的英国军官在乌提俱乐部发明的。“这些是不是勾起了你的思乡之情？”潘楚友善地问我。“不，”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嘴里塞满了煮得很烂的豌豆和胡萝卜。

与潘楚在马达拉斯的俱乐部吃早餐时，我们俩都认为印度比英国更细致地保留了一些英国的传统文化。其中一个便是母语为英语的精英阶层所疯狂热衷的高级俱乐部，另外一个是现在印度法官们的从殖民时期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大多数印度法官过着一种非常上流社会的生活，”潘楚说。通常，一名法官正常的一个工作日是从上午10点开始，下午4点15分结束，中间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法官的假期很多，而且绝大多数印度法庭遇到所有全国性的宗教节日都会延期开庭。印度的宗教节日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除了主流的印度教和穆斯林节日以外，还有民族独立斗争的纪念日以及锡克教、基督教、佛教、耆那教和拜火教的诸多节日。其中许多节日是任人自愿参与的，但是大多数印度法官似乎有节必过。“有的法官每个节日都过，”潘楚说。

印度法官系统的这种悠闲的生活方式，因为仍有许多法官职位空缺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尽管印度是法官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小的国家之一，但印度高等法院却并不急于将它下设机构中的空缺职位填满。在一些地方，有近四分之一的法官席位是空缺的。

潘楚将这归罪于一种游说，或称为“马斯喀”——它大致的翻译为“阿谀奉承”的文化。“执行管理委员会（拥有任免权）被一些有抱负的法官的奉承和美言冲昏了头脑，他们只顾享受这些甜言蜜语而停止想该做的决定，”他说。“同样执行委员会也担心被指责腐败，或指定人时带有偏见，或指定的人能力欠缺。而留一个空缺的职位不会承担任何风险。风险全在于他们要指定谁。”

需要强调的是，正如在印度行政管理局中有许多富有自我奉献精神的官员一样，在印度的法官系统中依然有许多正直的法官。尤其是在高等法院中的一些法官，他们定期检查那些失去平衡感的执行人员的权力，做出及时且充满勇气的裁决。印度应该庆幸它拥有一个能吸引住高水平人才的法律系统。中国就对印度的司法独立羡慕不已。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正如印度行政管理局越来越难吸引到高质量的人才一样，最优秀的律师（也是收入最高的）越来越不愿意成为法官，因为在私营部门会拥有更高的收入。虽然在印度一名法官可以拥有一辆轿车，并配有一名司机，拥有一个带有花园和厨师的官邸，日常费用全免，同时还有很高的名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官的正式薪水看起来越来越少。按照每月3万卢比（大约700美元）的薪酬计算，一名高等法院的法官在他的职业生涯晚期的薪水，只相当于一名25岁的软件业工程师，或一名刚从媒体及广告专业毕业从事工作的年轻人的薪酬。“这种生活方式的确很诱人，但是如果你想把孩子送到国外甚至只是印度的好的大学，法官的这点薪水是远远不够的，”潘楚说，“养老金也是与薪水息息相关的，因此一旦你退休，官邸和司机都会被收回，你就不得不考虑其他的收入渠道。”

于是不可避免地，一些法官就开始腐败。潘楚列举了一长串林林总总的法官腐败的例子。所有人在法律界外都以喜欢“做交易”闻名，其中一些人甚至可以被公开雇用去处理一些案件，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不会被撤职。和政府机构的官员一样，印度法官免受被解雇和惩罚之忧。撤免一名高级法院的法官，需要在议会中得到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数，与修改宪法需要的票数相当。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从未发生。潘楚提到一名法官甚至有一张明码标价的定价单：如果因牵涉毒品被审讯，支付X千卢比就可以被保释，谋杀罪支付Y千卢比也就可以被保释，等等。潘楚还说一些法官甚至将这种运作当做家族企业一样经营。“一些腐败的法官让他们的儿子或女婿完成这种交易，”潘楚说，“这非常普遍。”这同样也引人深思：一般情况是，如果你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你的第一个念头会是不让你的家人知道这件事，而这里却不是这样。

印度司法系统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大量堆积的未受理案件，2006年已经达到2 700万件。按照目前印度法庭处理案件的速度，彻底清理这些堆积案件需要300多年。[ 麦肯锡公司的印度报告，2001。]“我们司法部门的座右铭应该是‘迟到的正义等于没有正义’”，潘楚说。这在印度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英国统治时期，司法系统这种缓慢的做事风格就已经遭受诸多抱怨，而其中的许多规则和他们的俱乐部一样，一直保持到现在。其实对司法部门低效率的抱怨比这更早时就已经存在。印度的一部古书就曾经警告它的读者，一位传说中的国王尼迦（King Nrga）让在一起有关牛的案件中的两个诉讼人等得太久，投胎时就变成了一个蜥蜴。[ 巴沙姆在《奇迹是印度》中引用的一则司法解释，第115页。]如果这样，今天主持印度法庭的应该就是许多蜥蜴了。

印度社会为其僵硬的法律体系付出的代价是极不合理的。尽管一些高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允许优先处理一些重大案件，但是一些谋杀案件要等到漫长的15年后才处理，在这个过程中，事过境迁，许多证人已经死去，而其余的人绝大多数也已经记不清楚法庭需要的细节。因此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犯罪者会被定罪。这同样也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与法律案件密切相关的金额有近750亿美元，[ 印度最大的私营银行，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的一个评估。]大约是2006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这些钱原本是可以为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可以预见，印度政府的不同分支间或者是不同部门之间的法律争端，在这2 700万起案件中占了很大部分。印度政府有一种自我堵塞的能力。但是这2 700起案件中最多的是家庭内部的民事诉讼，比如有关继承、家庭财产、离婚以及监护权等。至少在这些方面需要更多的改革。潘楚最近建立了印度第一个仲裁中心，这是受到了美国一些地区一个类似系统的启发。潘楚希望这个中心的建立使成百上千的民事案件能在印度的法律体系之外解决。

法律系统的另一项改革是法庭接受任何一名公众的诉讼请求，受理有关公共利益的案件，即称为公共利益诉讼（PILs）。最高法院说，它甚至会接受监狱中的某个人在明信片上写的诉讼请求。公共利益诉讼的案件会优先处理，这对于官僚机构和政治体系是一种重要的修正，因为它们经常对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充耳不闻。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利益诉讼变得日益重要，部分原因是由于印度已经从一党专政转变成多个党派轮流执政的联合政府。这使立法机构相应分割成几块，并且增强了法庭的政治权力，使之介入执行者的管辖领域。最高法院已经对一系列公共利益诉讼做出了裁决，诸如人们饮用干净水的权利，公众暴乱中所谓的政府共谋者，以及拆除城市中的非法建筑等。尽管印度的法律体系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当公民们觉得政府的其他部门对他们的权利置之不理时，公共利益诉讼提供了一种切实的解决途径。然而它的日益受欢迎也使政府的司法系统更加停滞不前。如果印度想要对民事案件进行及时的判决，它将需要更多的民事仲裁中心。“我们劝说人们如果他们去找仲裁中心而不是法庭，他们将节约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潘楚说，“在积压的案件中，民事案件大约占了五分之一，因此如果我们能成功地说服人们相信调解的优点，将会对司法系统大有帮助。”我惟有祝他好运。这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灼人的热浪开始扑向我们。[ 在印度夏天的极其炎热，以至于在一次晚宴上，女主人很认真地告诉我们“请赶快吃，不然汤会变热的。”]我们撤退到车里。

几个星期以后，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聚会上，我又猛然想起士里拉姆·潘楚关于印度因为其低效的司法系统付出代价的观点。我在达达尔（Dadar）——孟买市中心一个普通的区——和一名高级警官在一家破旧的宾馆喝咖啡，这位警官曾是刑事科领导，管辖着这个大都市中1600万人口的四分之一的一片区域，最近因为关于一起法庭外枪杀一名恐怖嫌疑犯的调查而暂时停职。这位警官（由于显而易见原因我省去了他的名字）留着印度警察典型的小胡子。他稀疏的抹得油亮的头发被小心地梳到一片秃了的区域。他很健谈。“他们给了我6个月的带薪假期，因此我现在有充裕的时间，”他说。和孟买一小部分高级警察一样，他是一名遭遇战专家，即在“假遭遇战”中杀死罪犯的警官。印度报纸经常将这些罪犯描写成试图“逃离现场”，于是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枪战”。最后结局往往是罪犯死去，弹孔一般在尸体背面，而警察毫发无伤。

我的受采访者很乐意解释遭遇战专家是怎样操作的。他对自己杀死嫌疑犯的角色同样毫不掩饰,他认为法庭对这些嫌疑犯会免于处罚，或从不会腾出时间进行审讯。然而，他断然地否认了与这次杀死恐怖嫌疑犯有任何的瓜葛，那个嫌疑犯是在2003年一起恐怖流血事件后被拘留审讯的：两枚汽车炸弹在孟买附近的沿海公路上被引爆，造成57名路人丧生。印度政府声称，炸弹是由巴基斯坦的国防情报局（伊斯兰堡与美国中情局类似的机构）的人引爆的，但是这个案件依然悬而未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一次我并没有将一个有问题的人杀死，于是被停职了一段时间，”这个警察说，“我为什么要杀死一个重要的目击者？他很有可能将我们引向炸弹背后的组织网络。”我也没有答案，但是最明智的做法是同意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问他曾经执行过几次遭遇战射击。“大约50次，”他答道，“与X（孟买另一个区的反犯罪科的负责人）相比，并不算多。他曾经参加过80次。”“我的天”，我叫道，“那比你多多了。”“在我同意做任何事情之前，我必须百分之百确信是对的。”“他事先也必须从上级那儿得到许可吗？”他做出一个很有耐心的表情。“很少有机会能自由地参与遭遇战，”他说。“我从未参与过一场未经上级警署允许或者要求的遭遇战，我们不会违反指挥系统。”

我发现这种见解使人既放心又不安。尽管这种遭遇战系统已经广泛地记载在印度媒体中以及其他地方，而且我也曾就这种情况询问过其他警察，但我仍然不能完全理解它是怎样组织和划分等级的。他接着解释说，射击这名恐怖嫌疑犯的任务是由孟买反恐单位中的一名警察执行的，这名警察已经收受贿赂去枪杀证人。我的受访者声称他受到陷害，这是那名受贿的警官参与的交易的一部分。“他（这名反恐官员）花了一大笔钱，才被调到反恐单位，这是一个很多人觊觎的有很高声望的职位，”他说。“自然，他不得不找到偿还债务的方法。”尽管他没有证据证明，但是我相信他的故事。不管怎样，为我安排这次采访的孟买的一名资深记者——迪亚纳什·迦塔尔——告诉我对这名警察的控告很可能会败诉。

那么同意进行遭遇战的程序是什么呢？这名停职的警察给我举了一个这类案件的例子，其嫌疑人很可能就会被枪杀。这是发生在1992年的一起极其恐怖的谋杀案，他是负责调查这个案件的主要官员。他说他已经收集了起诉嫌疑犯的一些清晰的证据，但是审讯一直推迟了好几年，被告已经被保释出狱。而当新的审讯日期临近时，一些关键的证人“转变了立场”——或者改变或者撤回了他们的证词。另外一名关键证人死于一场车祸。“这只会浪费时间和损害我们的士气，”他说。“被告需要的只是找到一名腐败的法官，争取到时间，于是他就可以做剩下的事。如果你看到这些谋杀案的本质，如果你看到这些暴徒怎样在贫民窟中恐吓人们，你也会想做同样的事。即使法官是正直的，对这个案件进行审理也得等很长的时间。最终证人都已经没有用处，因为他们已经记不起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孟买高级警官的日常生活与这座城市臭名昭著的黑帮密切联系。这座城市最大的黑手党头目被国际警察组织追捕，新德里声称他居住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大多数有名的黑帮人物一样，他的许多对手常常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犯下种种罪行，但似乎从不可能在印度被审讯。许多逃到孟买的势力较大的黑帮人物控制了潜逃而来的黑帮分子，但是他们的权力日渐衰微。他们在20世纪70、80年代通过走私商品赚钱，这些商品在其他国家非常容易得到，但是由于印度极其严格的进口控制，被政府管制很严。“黑手党的钱都是通过走私黄金和电子产品得到的，” 这名警官说。自20世纪90年代进口限制被取消后，走私就变得不是那么有利可图了。他们仍然有向商号收取的保护费以及妓院的收入，但是获利不多。

在过去的几年中，政府放宽了对电影工业的财政管理政策，这就意味着现在宝莱坞的电影制片人能更容易地从主流财政中分到资金，因此不需要像往常一样依赖于黑社会的支持。正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禁酒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控制犯罪的最简单方式，就是不要对人们需要的东西进行控制。“10年前这里每天都会有两到三起黑帮谋杀案，”这名警察说，“现在每个月只有几起，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他说，现在孟买警察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对付两种新领域的有组织的犯罪：伊斯兰教恐怖群体以及为争夺这个城市中最昂贵的房地产的斗争。尽管印度已经废除了许多贸易限制，然而这个国家在它的大城市中仍然保留了一套最详细的控制房地产市场的体系，尤其是在孟买，它的一些区域的地价是世界上最高的。过去人们谈论的是“宝莱坞黑手党”，而现在他们谈论的是孟买的“土地黑手党”。

这位警察唯一一次失去温和的态度变得愤怒，是当我问起有关黑手党人物和流氓进入主流政治的事。通过做候选人，罪犯们希望以此赢得尊重和保护自己不被警察在可能的遭遇战中枪杀。但是这些实权派同时也填补了政府留下的一个空白。孟买的贫民区居民在这个城市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几乎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因此他们转向支持这些黑社会人物。我们谈起了阿伦·高里（Arun Gawli），一个传说中的黑手党头目，他现在是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 邦议会的成员，我在前一个晚上曾去拜访过他。高里的支持者都在孟买市中心，他否认自己参与过谋杀。当我把他的话告诉这名警察时，他忍不住笑了，然后向我列举了一系列与高里有关的仍悬而未决的案件，其中许多涉及谋杀。我问既然警察已经确信高里是有罪的，为什么没有安排一场与他的遭遇战。“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好的机会，”他说。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对这场不同寻常的谈话思考了很多，并且将谈话的内容和一些更知情的人进行了讨论。尽管印度政府拥有一个威斯敏斯特风格的体系，它要求政府公务员保持党派的中立性，但是印度政府中属于各党派的公务员、带偏见的法官、以及圆滑的警察并不鲜见。当一名警察超越了他的职责，成为治安维持会委员，他常常就需要一种职业判断力。这种职业要求有强硬的性格，并且从不滥用自己掌握别人生与死的权力。下文中我们将看一个反面的例子，那是2002年发生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事件，当时有近两千多名无辜的穆斯林被印度教的武装分子屠杀，当地的警察站在一旁观望却不加以干涉，据说是受了政治领袖的指示。这种事情以前也曾经发生过，甚至是在孟买。我在想这要有多少年的不断增加的麻木与日益积累的憎恨，才能让人们望着孩子和他们的母亲被活活烧死而不加干涉。

除了这些让人感到惊骇的事件以外，在印度城市或农村的日常管理过程中，警察局长从当地的政治集团官员或农村的高种姓领导人那里得到某种指示是非常普通的。在高层的印度警察署下面，和印度行政局一样设有许多分支机构，印度有几十万治安官，他们接受过的训练很少，受教育层次不高，而且集体归属感很弱。与新兵入伍就开始向其灌输一种很强的集体精神的印度军队不同，印度警察的忠诚是可以协商改变的。“（贿赂的）程序在关键人物周围组织成网络，”一个对北方邦农村生活的记录是这样描述的。[ 克雷格·杰弗里，真斯·勒其，转引自福勒和韦罗尼克·贝内伊，《现代印度的日常政府及社会》第100页。]

不论你的社会身份是什么，也不论你来自印度的哪个角落，你与印度政府打交道的经历往往是与“关键人物”做交易、而不是与重要机构打交道的过程。很难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绝大多数印度穷人都很少期望能从政府那里得到尊重，更不用说从那些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那里。印度被描述成为“富穷并存的国家”和“强弱互见的政府”。[ 鲁道夫夫妇，《追寻拉克什米》，第1页。 ]你随处可见政府的明文规定，但这是一个权力很容易被那些谋私利的个人或集团抢劫的政府。有时他们会声称是为穷人利益服务，但穷人往往不会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他们的话。有时他们会转向一些实权派人物而放弃自己的忠诚，这些实权派人物经营自己的一片领地，就像一个小型的邦一样。比如阿伦·高里。

“没有一个枕头比一颗干净的良心更柔软”，一幅海报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圣城麦加（Macca）的图画。这幅海报悬挂在阿伦·高里在孟买纺织区中心总部的一座五层楼房的客厅墙上。高里的支持者大多来自工人阶层，他们将他视为一个英雄，一个慈善家，甚至将他称为“父亲”。在他的总部后面是一片分间出租的宿舍，住满了工人阶层的住户，破产了的成衣工厂的废船壳里也住满了工人。这些单间宿舍每间大约长12英尺宽10英尺。10个人左右的一家人一个挨一个地挤着睡在一个大约比普通美式亚麻橱柜还小的空间。

这片分间出租宿舍里的年轻人在一个充满汗臭的体育馆里锻炼，这个体育馆是高里捐赠给社区的。在他同时作为总部和住所的楼房前面，是他支持的一个医疗诊所，这个诊为所想来这里的人们提供免费的抗生素和其他药物。诊所的前面是一个湿婆（Shiva）神庙，庙里的祷告钟声每一个或两个小时响一次。高里还维持着一个小型的牛庇护所。于是吹向他住所的微风中就混合着牛粪、庙里的薰香、花香、汽车尾气以及一种让人垂涎的烤面包的气味。

我被带到顶层，高里在那里就寝和祈祷。房屋外面的露台上有一个人工花园，花床被堆积成伽拉萨山（Mount Kailash）的形状，伽拉萨山是湿婆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住所。这座假山上有一个小型的瀑布，流入下面的水池里。露台里面屋子的墙壁上挂满了克利须那神（Krishna）、湿婆（Shiva）、拉克西米女神（Lakshmi）以及其他神灵的画像。还有巨大的清真寺的图画。如果没有人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指向高里说他进来了，我一定会把他误认为是一个侍茶者或是清洁工。他五十多岁，矮小的身材，穿着白色束腰上衣，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当我问高里他是否是黑手党人物时他这样回答。“那么你的钱是怎样得来的呢？”“我父亲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养牛场，后来孟买禁止养牛，于是他把地卖了得了很多钱。这座楼房就是建在其中的一小块地上，”他说。听到有关他的收入的这种离奇的描述，甚至是那些和我们一起坐在露台上的仆役都感到惊讶。然后高里声称在他的一生中曾经有两次被错误地关进监狱，又两次被宣告无罪释放。他花了很长时间解释哪个黑手党人物进了监狱，哪个又从监狱释放，谁杀死了谁、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我很快就被这些细节弄得摸不着头脑，他的谈话中包含了太多的名字。而故事的主旨却明白易见。

在20世纪80、90年代，当孟买的纺织工业走向崩溃时，许多像高里一样的实权派人物开始兴盛起来。管制政策与情绪激动工会的结合，给工厂主们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就起用高里这样的人去破坏罢工，和招募临时工人进行替代。在西方他们被称为“工贼”。

在印度那些有特权的工人阶级（那些拥有正式工作的人）背后，有着一个没有工作的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只要有条件他们就非常渴望进入正式部门工作。印度社会分裂的特点，使大雇主们很容易将工会离间。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工会自身不断地分裂引起许多混乱，加重了工厂内部的无纪律性。在印度几乎没有一个车间的工人是真正团结的。安培多迦尔就曾经抱怨，在20世纪30年代，那些支配着工会的左翼人物控制着纺织工厂车间，拒绝与贱民阶层一起工作。这是因为在工作中需要用唾液将线沾湿，而其他种姓的人认为贱民是不洁净的、会传染的。

被极易分裂的工人阶级腾出的政治空间大多由湿婆神军（Shiv Sena，即湿婆的军队）填满，这是一个右翼的印度教沙文主义政党，他们的战斗口号是“孟买是孟买人的”。[ 湿婆是17世纪马拉塔的一名将军，他经常与入侵的莫卧儿王朝作战，并多次将他们击退。他的名字还与印度的湿婆神重名。]其余的政治空间则由像高里这样的人填充，他们虽然是讲着工人阶级的俚语，但目的是金钱和权力。纺织工业崩溃以后，工厂主们想要出售他们的土地，这些土地都是在孟买市中心的黄金区域，地价非常昂贵。孟买强大的房地产开发商阶层，需要像高里这样有实力、可信赖的人物去规避开这个城市土地管理和重新开发的规则网络。高里可以“劝说”贫民区的居民离开，于是土地可以重新开发而更加有利可图。然而在那些分间出租的宿舍里，高里仍然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英雄。“他们是我的人。我向他们提供免费的水、电以及医疗，因为政府什么也没给他们，”他说，“我是印度教徒、穆斯林以及所有工人阶级的朋友。”但是他进入政界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更多的犯罪案件中不受牵涉吗？“穷人是无知的，但是他们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他说。“他们需要有人在政治领域为他们说话。所有在政界的官员只是为了自己赚大钱。”

在我们下面的街道上，湿婆神庙里的钟声开始响起，已经是日落时分了。高里礼貌地问我能否允许他离开一会儿去做晚祷。他消失了几分钟以后，整个露台淹没在檀香的香雾之中（檀香传统上用于印度教的礼拜仪式）。我站在露台上看日落，如血的残阳的余晖慢慢滑落向孟买拥挤的地平线。其间延伸着乱七八糟的贫民窟、豪华的高层建筑，使这座城市显得混乱而充满活力。我们周围十几个清真寺的塔尖上有时会突然响起呼唤穆斯林做晚祷的声音，加入到湿婆神庙的钟声中。各种各样的声音融汇成一种奇怪的刺耳的音调，萦绕在深红色的天空中。这是一种你只能在印度找到的混合物。

“我的生命和成功都归功于湿婆的保佑，”高里回来时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印度我几乎没有遇到一位政治家或实权派人物不声称他是受神灵保佑的。高里同时也把神灵的意旨转达给他的委托人，让他们在开斋节（Eid）时向当地的清真寺做慷慨捐赠——开斋节在每个斋月（Ramadan）的最后几天；同时也要向在街道举行的象头神（Genish）游行进行捐赠。“人们需要这个，”他说。“宗教对他们很重要。”一会儿进来了两个高大、穿着西装、带着两个大公文包的人，高里介绍说这是他的律师。他们帮助他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做我这行的工作需要许多律师，”他说。“全都是文书工作。”

孟买刚遭遇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洪涝灾害，单天的降雨量就达947毫米。政府当局花费了几年宝贵的时间却未能使城市卫生系统升级，开始担心瘟疫流行而力求万全之策。和往常一样，媒体和社会活动家早已重视到这个问题，可政府醒悟得太晚。檀香的余香突然就被楼下小汽车喷向街道的尾气的那种工业杀虫剂的味道取代。我们一会就被烟雾吞没，不得不退回到屋内。烟雾散去后，高里把我带到电梯边，用印度传统的告别礼——双手合十和我道别。“这是一件乐事和一种荣幸。愿湿婆保佑你，”电梯门正在关上时他说。

第三章 正义之战——低种姓阶层的崛起

印度自1947年以来的精神解放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松绑。在这里，由于层层堆积的悲苦与残酷，这种解放的到来转化成一种骚乱。它伴随着愤怒与叛乱而到来。现在的印度是一个由无数的小叛乱团体组成的国家。

——V.S. 奈保尔[ V. S. 奈保尔，《百万叛变的今天》，伦敦：维京出版社，1998，第517页。]

有一个梵语单词——达摩（dharma）——在远古的印度教教义中经常出现。它常常被翻译为“责任”或“信仰”。遵守律法（dharmic）的人是“正直的”（righteous），然而这个词有许多层次的意思。[ 兰诺依，《说话的树》，列举了“达摩”这个词的许多种不同意思。第216～222页。]古老的教义中谈到过关于生命的律法，这种律法要求每个个体必须保持诚实，尊重长辈、遵守法律，并过着一种宽容且无私的生活。治理国家同样存在一种律法，即君主必须维护和谐与稳定。整个宇宙也存在一种律法，它强调统一、协调以及所有事物的通灵。

正是这种种姓律法，为我们提供了洞察印度传统社会如何审视自己的最佳途径。每个种姓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律法，具体指定了该种姓成员的责任和能力。最顶层的是僧侣阶层——婆罗门（Brahmans），律法赋予他们控制社会所有的精神和宗教的权力。他们同时还拥有文字的“神圣力量”，是唯一一个被允许读书和写字的种姓。其次是武士阶层——刹帝利（Kshatrias），律法规定他们掌控军政权力，像君王一样统治世俗世界。如果出现了一个来自低种姓背景的新的王朝，婆罗门僧侣就会为它创建一个吠舍（Vaishya）族谱图：“无论谁成为统治者都是吠舍，”并在族谱中这样写道。[ 巴沙姆，《奇迹在印度》，第92页。]而从商的吠舍阶层则因袭他们传统的职业，正如前文所述，比吠舍高的种姓阶层将他们称为“不以贼的名义称呼的贼”[ 同上，第143～144页。]。有一个重要的律法，规定他们是照顾好社会的物质需要，最原始的职业之一是看管好古印度的主要通货：牛。牛已经逐渐演化成了一种神圣的动物。第四个种姓阶层是首陀罗（Sudra），包括在社会底层的农民、仆人，有时还包括步兵。他们必须与其他种姓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不可以听人朗诵《吠陀经》。古老的摩奴法典（laws of Manu）详细规定了各个种姓的责任，告诫每个种姓的人必须严格遵守自己的律法：“做不好自己的职责也强于做好别人的职责。”

在这些阶层和社会等级之外，是贱民（outcastes）或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他们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种姓名称。经文中只是在有关传染的章节中提到他们：其他种姓的人不能与他们接触，不能吃不可接触的贱民烹制的食物。他们的职业是做一些其他种姓的人不想做的事，比如清除人的粪便（粪便被称为“夜晚的土壤”）、制革（从自然死亡的牛身上剥下皮）、清扫街道。印度教徒认为贱民天生受污染，这种污秽还有传染性，因此在印度一些地方，贱民出门时必须敲击两个木块发出响声，警告高种姓的人回避。一名中国僧人法显（Fa Hsien）曾在公元15世纪游历过印度，他记录下了和不可接触贱民“接近时会被污染”的所见所闻。他同时还发现，只有不可接触贱民和其他低种姓阶层的人才可以吃肉。[ 同上，第67页。]

古印度的律法依据种姓的不同对相同的罪行制定不同的惩罚方式。比如，一名首陀罗侮辱了一名婆罗门会被判处死刑，但是如果一名婆罗门杀死了一名首陀罗，则只会得到轻微的惩罚——通常是缴纳一些罚金，与他杀死一只猫或狗得到的惩罚一样。一本书中曾经写道，一名“傲慢地教诲婆罗门”的首陀罗应该得到的处罚是“将煮得滚烫的油倒入他的嘴巴和耳朵里。”[ 同上，第81页。]

以上这些是对传统的印度社会的一般纪录。然而近代的研究发现，不应该总是按照字面的意义理解古代的经文。有历史证据表明，在实际生活中，与古书中描述的情况相反，古代印度并没有像许多人设想的那样严格刻板，低种姓的人可以而且有时也确实能通过幸运或是联姻改变了他们的种姓。比如，统治伟大的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的阿育王的祖先就被认为是首陀罗。然而，尽管有些群体或个人能提高他们的种姓阶层，种姓作为一种体制却很难被超越。因此孔雀王朝的贵族被重新划分为吠舍（尽管他们是佛教徒而否认种姓制度）。公元8、9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及其平等意识的逐渐传播，在被称为印度的“中世纪”时期，印度教内部激起了一股反种姓运动的浪潮。这种反种姓崇拜被称为宗教虔诚运动（bhakti），强调对某个神灵的崇拜以及在神灵面前一律平等。他们引起了巨大的骚乱，并吸引了来自各个种姓的追随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自身也逐渐演变成新的种姓阶层，在不知不觉中被吸纳入传统的等级制度中。印度教有一种安抚和容纳它的挑战者的方法，它兼具刻板和灵活性。

在许多方面，奥兰加巴德镇（Aurangabad）并无特别之处，它位于印度第二大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一个贫瘠的角落里。奥兰加巴德镇荒废的旧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部700英里以外的高贵的海得拉巴邦（Hyderabad）统治的时期，现在已被一些难以名状的乱七八糟的建筑包围，这样的建筑在当代印度随处可见。城中狭窄的排水管道塞满垃圾。在炎热干燥的夏季，一阵微风就可以烫伤你的皮肤。苍蝇家族繁殖迅速、人丁兴旺。各种交通工具，主要是单脚滑行车和摩托车，懒洋洋地聚集在铁路道口，这些车辆偶尔还会被嘈杂的婚礼队伍挡住。在主要的商业街，你可以看到邦银行的支行、路边的茶摊以及糖果连锁店，这些在印度所有的小型城镇里都能看到。你还会看到圣牛，它们在垃圾堆里觅食或吃着扔在街道上的任何东西。不知为何，这座城镇显得既多彩又单调。

奥兰加巴德恰好是马哈尔群落（Mahar community）的中心，马哈尔属于不可接触贱民，安培多迦尔就是其成员之一。这个种姓的传统职业包括行李搬运工、报信者、看门人以及为高种姓的人担任向导。尽管其他达利特群体所从事的工作还要低下，但只有马哈尔人被禁止踏入寺庙，也不可与其他村民从同一口井中取水。[ 达利特是一种通称。事实上印度有几百种副种姓的贱民阶层，包括马哈尔人。在传统上他们的居住地彼此分开，并且不允许通婚。这条规则同样适用于四种瓦尔纳（varnas，种姓的传统称法）。每个瓦尔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有几百个贾特（Jati，即副种姓），传统上他们只能在自己团体内部通婚。在现代印度许多贾特融合在一起形成更多的副种姓。]安培多迦尔帮助他们摈弃了自己生而注定的职业。其他低种姓领袖与圣雄甘地一道，鼓动贱民争取进入寺庙和使用同样井水的权利，但是安培多迦尔并不在意给高种姓印度教徒带来精神上的实质改变。他公开声明，自己根本不想进入他们的寺庙。“我出生时是一个印度教徒，”他说，“但是我死时不会是一个印度教徒。”在选择佛教作为他的宗教信仰之前，安培多迦尔花了许多年的时间进行学习研究，他认为佛教是世界上的宗教中最平等的一个宗教。其他原因还包括佛教起源于印度，因此他就不会像其他低种姓的人皈依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一样被指责为缺乏爱国精神。而且，对于拒绝任何形式的迷信和礼节的安培多迦尔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佛教同时还是最接近无神论的宗教。他将自己对宗教传统的理解建立在佛教的原始教义上，而不是后来的阐释上，在原始教义中哲学家们否认了灵魂以及后世的存在。1956年，安培多迦尔在那格浦尔（Nagpur）正式皈依佛教，与他一起皈依佛教的还有五十多万名马哈尔，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最大的皈依仪式之一。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安培多迦尔的雕像和肖像在奥兰加巴德以及印度为数众多的小城镇里随处可见。我参观了弥兰陀学院（Milind College），该学院位于奥兰加巴德通往举世闻名的埃洛拉石窟（Ellora Caves）的路边。埃洛拉石窟有着印度最迷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印度教和佛教寺庙艺术。安培多迦尔用传奇的希腊国王弥兰陀的名字为学院命名。弥兰陀王博学雄辩，常常遍寻天下名士与他辩论哲学问题，多年以来，没人能胜过他。后来有一个名叫那格森（Nagsen）的佛教僧人来到国王面前，在辩论中使弥兰陀王陷入困境。国王承认了他的失败，并放弃王位，以余生追随那格森。“对安培多迦尔来说，弥兰陀王是知识上诚实的象征，而他觉得这正是印度教所缺乏的美德，”弥兰陀学院的校长英提拉吉特·阿尔特（Indrajit Alte）如是说。

安培多迦尔致力于教育。一项殖民时期的调查显示，在20世纪早期仅有0.13%的印度不可接触贱民会读书或写字。[ 普拉蒂普塔·肖都里转引自《研讨会》总第549期（2005年第5期），第26页。]虽然没有最新的统计数据——因为独立后分种姓的调查被禁止了——但是据估计，在现代印度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达利特受过教育。可以很确信地说，安培多迦尔的马哈尔群落中大部分人会读书和写字。因此，马哈尔比其他达利特群体在白领阶层和政府职位中占了更大的比重，已经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马哈尔中产阶级，其中大多居住在奥兰加巴德，在这个城镇的工厂和装配线上还形成了一个马哈尔工人阶级。绝大多数马哈尔已经离开了他们的村庄，并且再也不会回去了。

当他还是个孩童的时候，英提拉吉特·阿尔特常常坐在他们村庄寺庙的门口，徒然地期望人们允许他进去，后来他的家庭皈依了佛教并移居到城市中。“在奥兰加巴德、孟买或其他任何城市，人们会尊敬你。你可以漫步在街道上而没有人知道你的种姓，”阿尔特说，“但是当我回到家乡的村庄，那些甚至不会读书和写字的人却不允许我踏入他们的家门，甚至不会给我一杯茶喝。他们就是这样对待一名来自城市的大学校长。在农村，即使你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还是不能摆脱自己的种姓。”在阿尔特的3600名学生中，近一半是达利特。

阿尔特教授把我带到一间可以远眺弥兰陀学院的屋子里。1951年，安培多迦尔辞去在尼赫鲁政府中的法律部长一职后，就在这间屋子里居住和学习。他提出辞职的部分原因，是抗议《印度民法典》（Hindu Civil Code Bill）的延期通过，他认为这部法典对促进性别平等举足轻重（比如给予女儿财产继承权等）。该法典分为四部法案，并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颁布。这间在学院的屋顶上独立出来的屋子形状像一座佛塔（即佛教寺庙的尖塔），里面存放着一些安培多迦尔的遗物，包括一个长的竹质杖节，上面有八条刻痕，象征着佛教中通向涅磐境界的八正道。还有一些已经退色的黑白照片，安培多迦尔戴着他标志性的角边眼镜，穿着西服，与不同的政治家交谈。他的每张被季风吹得褪色了的肖像上都挂满了花环。这位教授给我讲述了一则故事，有一次，这个地区一名受过教育的农村马哈尔男孩公开羞辱一群保守的农村婆罗门。他说当地的婆罗门每年都要举行一个仪式，确定来年的季风是不是有利，他们的仪式是用水装满象征湿婆生殖器的一个容器。这个男孩用他的科学知识揭穿了他们的仪式。“这就是安培多迦尔所说的与种姓作斗争，”阿尔特说，“这同样也是与迷信作斗争。”

但是，那些仍然生活在农村的马哈尔，与生活在像奥兰加巴德这样的城市中的马哈尔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在农村，佛陀成了又一座供奉在马哈尔家庭中的神，放置在原有的传统印度教神如湿婆、克利须那神、罗摩和毗瑟挐旁边。一些家庭甚至还在他们的万神殿里放上一座安培多迦尔的小雕像，在妇女月经期间为了防止污染，她们还会把他的雕像移开。很难想象这名达利特领袖会受到如此的礼遇。出于同样的原因，农村中马哈尔遇到印度教村民时，会说“安培多迦尔万岁”来向他们问候，意味着不应该再将自己当做不可接触者看待。但是在马哈尔之间互相问候时会说“罗摩罗摩”，即传统的印度教徒问候方式。[ 我对马哈尔农村生活的评价受尼拉·巴拉的文章《佛教，皈依与身份》的影响。该文章见M. N. 斯瑞尼瓦斯编，《21世纪种姓的化身》，新德里：企鹅出版公司，1996，第155～169页。]许多婆罗门家庭声称，佛是印度教神毗瑟挐的一个化身。皈依佛教给农村马哈尔的生活带来的变化似乎甚是微小。

在城市中的，情况则有天渊之别。在奥兰加巴德，我拜访了一名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阿米特·苏达喀尔所在的一个马哈尔区及其附近区域。尽管这是一个贫穷的区域，但这里比城中其他地方更为干净的街道立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个地方都被干净地清扫和冲洗过。每个屋顶上面都迎风飘展着五色的国际佛教旗帜，以及印有伟大的佛教徒君主阿育王法轮的蓝色旗帜。在居民的家中，粘贴着电影明星和板球球星的照片。但我没有看到任何神灵的雕像，只有安培多迦尔和佛的镶边的画像。与印度其他城市中的达利特一样，马哈尔居住在穆斯林聚居区附近。“和讲究种姓的印度教徒相比，我们与穆斯林相处更为融洽，因为我们都以礼相待，”苏达喀尔说，“在皈依佛教之前，我们曾和穆斯林一起吃牛肉。”和我遇到的许多马哈尔一样，苏达喀尔的自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受过教育、有文化。我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第一代或第二代受过教育的马哈尔，他们身上洋溢着一种自信的气质。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人代表着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以及追溯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祖先，就只能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地生活一辈子。

和往常一个外人进入这片地区一样，这里很快就围满了人。他们把我带到当地的寺庙里。里面只有蓝色的墙以及安培多迦尔和佛的画像。让我感到好笑的是安培多迦尔的画像总是将他描绘成有着玫瑰红的、厚厚的嘴唇，就像许多佛像一样。但是这里没有钟、没有熏香、也没有蜡烛。“我们不会向佛祈祷，因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苏达喀尔说，“我们为和平祈祷，或者只是在这里沉思。有时我们来这里只是进行阅读。”然后他向我介绍当地的牙医，也是一名马哈尔，他的诊所就在附近。诊所带有空调，并且纤尘不染。“其他种姓的人会定期地来我这里看牙，”牙医说。在诊所里的其他人急切地想确定我是否明白：现在高种姓的人也允许一名不可接触贱民将手指伸入到他们口中，这是一件意义多么重大的事。于是嘴里不停地咕哝：“你能想象吗？” “他是一个很好的牙医。” “马哈尔牙医。”他们中的许多人说一些英语和北印度语，以及马拉地语（马哈拉施特邦德主要语言）。苏达喀尔说：“对我们的歧视仍然存在——我们不住在混合的社区，我们在自己的学校上学——但我们是自由的，而且知道自己的权利。”

参观一旦开始，就很难拒绝这些自豪的马哈尔带我去看那些表现他们成就以及令他们引以为荣的地方。这种参观过程本身就凝聚了一种动力。下一站是一个记录安培多迦尔生活的博物馆，尽管图书馆中近一半的书籍的内容是关于美国非洲裔人权运动领导者马尔科姆（Malcom X）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安培多迦尔死后，他的印度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 of India）分裂成许多争执不休的派系。其中的一个达利特群体受马尔科姆的启发，发起了达利特黑豹党运动。虽然这场运动从未引起巨大反响，但它至今仍然存在。“我们的经历与美国黑人在民权运动之前的遭遇、以及南非的黑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经历，有非常类似之处，”博物馆馆长说。但是在某些方面，不可接触贱民曾经遭受的和仍然遭受的痛苦要更为严重。在种族隔离时期，或在偏远的美国南部，白人家庭常常雇用黑人厨师以及黑人乳母。“高种姓的印度教徒宁死也不会让不可接触贱民为他们烹制食物或哺育婴儿，”馆长说。“他们认为这是不洁净的、会污染的。”

参观完博物馆后，我拜访了安培多迦尔大学（Ambedkar University），这所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称为奥兰加巴德大学（Aurangabad University）。这所大学的更名曾激起愤怒的讲究种姓的印度教徒的骚乱，当然最终未能推翻这个决定。接着我被带到了一个小型佛教学院，这个学院坐落在环绕着城镇的多岩的小山脚下。那里的僧侣大多是二三十岁，看起来要比我那天在城中遇到的马哈尔更严肃刻板，都穿着栗色的僧袍。他们和我们谈论为什么佛教会在它的起源地印度消失，而在亚洲其他众多的地方繁荣兴盛。他们说重要的佛教中心塔克希拉（Taxila）和那烂陀（Nalanda）（分别位于现代的巴基斯坦和比哈尔）已经遭到婆罗门的洗劫，因为他们担心佛教的平等主义信条会削弱他们对社会的束缚。[ 事实上，伟大的那烂陀庙很可能是被一个穆斯林王朝洗劫的，但是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在印度历史早期，印度教王朝也经常压迫佛教。] “他们破坏佛教，因为它没有种姓，”一个年轻的声音有些激动地说。“哪里有不讲种姓的婆罗门呢？”我问他们，为什么很少有其他达利特群体皈依佛教，如查谟（Charmar）或瓦尔米克（Valmikis），即传统的制革工人和清除其他种姓的粪便的清道夫。这些僧侣说，其他许多达利特群体认为马哈尔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尽管他们也树立起了安培多迦尔的雕像。“高种姓的人擅长于给低种姓的人洗脑，并胁迫他们留在印度教内，”那个年轻的声音说。“许多低种姓的人并不明白，印度教不可能被改变。印度教没有教皇也没有梵蒂冈。婆罗门太狡猾了。”

这是一种有趣的分析，而且很难让我不对他们的愤怒感到同情。与这些僧人以及其他马哈尔的交谈，同样也澄清了许多外国人包括我觉得难以理解的问题：达利特和其他低种姓群体彼此分开，并且处于一种敌对状态，就像他们对待高种姓的群体一样。而这正是安培多迦尔尽力去克服的。虽然他曾帮助过一些达利特群体，使达利特与其他低种姓群体联合在一起并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在他去世后50年的现在，这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正如奈保尔所说，印度已经成为一个由无数小的叛乱团体组成的国家：一些是低种姓阶层反对高种姓阶层的骚乱，也有一些是高种姓阶层（或低种姓阶层群体）反对穆斯林的骚乱，还有一些是低种姓阶层内部和高种姓阶层内部的骚乱。然而，印度同时也是一个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联盟的国家：有敌人与敌人之间的联盟，有穆斯林与低种姓群体间的联盟，也有昨天还彼此鄙弃、今天却联结起来、而明天也许又会彼此鄙弃的群体。在印度的一个大邦内，甚至还有达利特和婆罗门的联盟（反对他们之间的几乎任何群体）。印度的政治，就像以上提到的狡猾易变的种姓联盟一样，在它自己的一个奇怪的大锅炉里咕咕冒泡，倘若简单地将它与其他地方作任何比较，都会被人嗤之以鼻。

我来到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首府巴特那（Patna），这里即将产生这个印度第三大邦的下届议会。我刚离开印度南部安得拉邦 （Andhra）嘈杂的海德拉巴城（Hyderabad），那里聚集了印度大量的软件工业。两座城市间的对比极其鲜明。在海德拉巴尼可以见到许多五星级饭店，就像在任何西方城市中见到的一样。许多饭店还提供先进的无线上网服务，因此你可以在饭店内任何地方用笔记本电脑上网。而在巴特那最好的饭店里，其内部电话线系统的噪音是如此嘈杂，以至于你无法与接待员交谈。“喂，喂，是长途电话吗？”“不，我是从212房间打来的。”“喂，喂，您预订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上网服务自然是难以想象的。同样，虽然也经常堵车，但是海德拉巴德的道路是平坦的柏油路。而在巴特那，一座拥有300万人口的城市，道路凸凹不平，路边没有一个能正常工作的红绿灯。这是一种统治的惯性，这座城市甚至还没有改变殖民时期的街道名称。我就在烦心路（Boring Road）上颠簸地行驶过，这条路以一名英国殖民官员的名字命名。

巴特那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许多人将它称为“拉鲁王国”（Laluland）的首都，这是以印度最著名且机智的低种姓领导人拉鲁·亚达夫（Lalu Yadav）的名字命名的。自1990年以来，亚达夫和他的妻子拉伯莉·德维（Rabri Devi）通过“MY”的强强联手方式上台统治着比哈尔邦，MY即“穆斯林-亚达夫”，这是该邦穆斯林与亚达夫种姓的联盟。亚达夫是印度最大的“其他落后阶层”（覆盖了大多数首陀罗种姓的官方术语）之一。他们属于北印度传统的牧牛者种姓，在传统的种姓等级中相对低下，但要比不可接触的马哈尔和查谟高级些。在一个种姓分离比印度其他地方严重的邦，“MY”联盟为他的四届连任贡献了至关重要的30%的选票。在这届选举中，拉鲁的同盟似乎已经被磨损。其他种姓联盟开始分流一些富裕的亚达夫和穆斯林的选票，这些选民逐渐厌倦了拉鲁的种姓身份政治，因为这是以经济增长以及法律和秩序为代价的。

在我访问巴特那的那个周，新闻的头条几乎都与一起高级英语私立学校的一名小学生被绑架的案件有关。和此前几个月一样，这已经是该月的第五起绑架案。比哈尔的绑架业与这个邦的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每次选举开始时，绑架案件激增，这绝非巧合。比哈尔有243个选区，每个选区进行一次投票需要花费1 000万至5 000万卢比（即20万至100万美元），这个数目对于一个人均年收入不到1.5万卢比（约300美元）的邦来说，庞大得有些离谱。[ 对印度大选花费的评估有多种，最准确的大概是海得拉巴的政治监测机构国家改革党的研究：http://www.prajanet.org。]除了出产可以运往印度其他地方的多汁的芒果和荔枝外，比哈尔事实上没有其他工业。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新德里的补助，以及到德里、孟买或旁遮普的非正式部门做临时工的比哈尔农民们汇往家里的汇款。大多数比哈尔的中产阶级已经逃离了这个地方。

“如果当时我知道现在的一切，我永远也不会回到比哈尔，”阿吉·库马尔（Ajay Kumar）医生说，他在巴特那经营着自己的医疗诊所，并且刚辞去了比哈尔邦医疗委员会主任的职务。1984年当他决定返回比哈尔时，他还是英国国民医疗服务机构的一名医生。穿着一件上面装有金纽扣的海蓝色夹克，他在这个城镇里显得格格不入，而生活在这里最好不要让人觉得与众不同。作为一名布米亚尔（Bhumiyar），即传统的比哈尔地主种姓，和一名资历很深的医生，他既属于高种姓阶层也属于中产阶级（这两者并不总是重合的：有许多贫穷的婆罗门生活在农村）。在低种姓阶层眼里，他是一个“封建领主”，在绑匪眼里，他是主要目标。“我睡觉时枕头下放着一支枪，”他说，当时我们正坐在他的诊所里边喝茶边闲谈，而他的眼睛还始终盯在监控着诊所入口的闭路电视上。“我一直受到绑架或敲诈的威胁。这里的一切令人绝望。我的许多同事已经离开了，他们不会再回来。”

库马尔医生说，绑匪和警察通常是同一回事。他还说警察就仿佛是他们政治领导的随身侍从。在拜访库马尔医生之前，我曾经和奥迦（D. P. Ojha）交谈过，奥迦在提前引退之前是这个拥有7 500万人口的比哈尔邦的警署总长官。奥迦的罪状之一是曾经逮捕莫罕默德·舍赫布丁（Mohammed Shahabuddin），舍赫布丁是拉鲁政党中的一名议员，他面临谋杀、绑架和敲诈等多项罪名的指控。在一次全国性的电视访问中，舍赫布丁曾偶尔地恐吓过奥迦。在新德里545名下议院议员中，近100名议员有“犯罪嫌疑背景”，这意味着他们曾经因为犯一种或两种罪而遭到起诉，但是并没有被宣告有罪。[ 数据来源于班加罗尔的非政府智囊机构公共事务中心，由塞缪尔·保罗以及维韦卡南达教授作的报告《下院的新参照》（http://www.pacindia.org）。]一旦选举成功，事实上就不可能给他们定罪，这通常是他们进入政界的第一动因。反过来，黑手党人物的财富和实力又成为一些政治领导人的推动力量，比如拉鲁就曾经将他们推举为候选人。在这一百名左右所谓的议会嫌犯中，目前为止比哈尔邦和北方邦所占的比重最大。任何妨碍他们的人，如奥迦，都会有生命危险。像库马尔一样，奥迦说他已经太老了，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因此他决定孤身一人与政治腐败做斗争。“即使在比哈尔，我们也有很出色的法律，我们的问题在于那些本应该支持这些法律的人，”这位退休了的警署专员告诉我。“当猎场的看守人是伪装的偷猎者时，别人为什么还要认真遵守规则？”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很值得向拉鲁·普拉萨德·亚达夫（Lalu Prasad Yadav）提问。拉鲁也是新德里的一名议员。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曾因为一起饲料补助丑闻被指控贪污。短暂的关押后，为了他妻子拉伯莉·德维（从那时到现在她一直主持着比哈尔邦的事务）考虑，他辞去了比哈尔邦主任大臣的职务。但是这种指控并不能阻止拉鲁在2004年出任铁路部长，这是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中的一个高级内阁职位。在辛格的多党联合政府中，拉鲁的政党是继国大党之后的第二大合作伙伴。内阁是由像辛格一样文雅的专家政治论者与像拉鲁一样粗糙的平民领袖组成的奇怪的混合体。一些人对它缺少凝聚力感到绝望，另一些人则能更加辩证地看待。在选举结束后不久举行的一次聚会上，辛格的一位同事告诉我：“我想我们应该学习20世纪早期的美国历史，了解它的政治家是何其腐败。它证明这样的国家仍然能崛起成为一个强国。”这种类比足够合情合理：2004年以来印度经济维持7%的增长。

然而，比哈尔的经济却每况愈下。它是印度的农业大邦，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居住在乡下的绝大多数比哈尔人的生活远没有田园牧歌式的悠闲。只有不足十分之一的比哈尔家庭能享受用电的方便；二十个比哈尔人中只有一个能买得起单脚滑行车。比哈尔的人均寿命为印度最低，与大多数人可以享受医疗、教育以及用电的喀拉拉邦相比，比哈尔人平均少活15年。[ 这些数据大多来源于2001年人口普查，也参考全国抽样调查局对穷人每月营养摄入量的调查。经济智囊机构CERG咨询公司总裁奥姆卡·戈斯瓦米为我提供了大多综合数据。]在比哈尔没有多少就业机会，它的经济极其贫弱，尽管其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7%，但是营业税仅占全国营业税收入的0.7%。只有不到四十分之一的人拥有电视机。[ 同上。]许多人的娱乐生活全依赖拉鲁，他的公共演讲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们。他非常机智善辩，在最近的一次竞选活动中，一名记者告诉拉鲁，宝莱坞的著名女明星希玛·玛利尼 （Hema Malini）说她是他的崇拜者。“如果她是我的粉丝（fans，英语中也代表风扇），那我就是她的空调，”拉鲁回答。

这是我第二次与拉鲁会面，而且我有点紧张。几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他以后曾经写了一篇公开批判拉鲁的文章。当时是晚上，他正和一大批亲信坐在花园里。正和他们开着善意的玩笑，引起了许多笑声，而我写道：“空气中毫无疑问飘着一种大麻的味道。”[ 爱德华·卢斯，《击退婆罗门》，《金融时报》杂志，2003年7月5日。]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气味很难被混淆，而且陪我去的人也赞同我的看法。但是拉鲁并没有善意地对待它。[ 在印度许多地方以及许多邦，包括比哈尔，大麻是合法的，它在政府许可的商店销售。但是，它只允许在宗教节日使用。]他告诉当地媒体以及那些在意听他讲话的人们，说那名西方记者是在公开诽谤他：“他们是婆罗门的同盟，”他声称。

然而这次，进入拉鲁的院子显得颇为困难，尽管不是因为我先前的那篇文章。他的住所被好几百呼喊着口号的人包围了。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空气里弥漫着浓雾。由于怕撞到人，我们的车不得不缓缓蠕动。很难听清楚他们口中正在喊叫什么。我发现拉鲁被包围在重重的麦克风和照相机中间，他正在花园里召开记者招待会。他一解散了他们，就把我接到他和妻子坐的阳台上的火炉边。拉鲁躺卧在一把藤条椅上，用一条毯子盖到肩部，偶尔把手伸到火炉上方取暖。拉伯莉·德维给我们端来柠檬茶和比哈尔糖果。我问拉鲁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他为比哈尔做出了什么样的业绩。“我们最大的两个成就是社会公平以及共同和谐，”他说。“我们给了被压迫的人们勇气。达利特现在可以将他们的头昂起来。他们现在不再被婆罗门和地主压迫。而穆斯林也是安全的。我们已经击败了印度极端民族主义者。”他的这些话许多都是事实。但是比哈尔没有法治。拉鲁说：“任何人在提起比哈尔时总会谈论法律和秩序的问题，或谈论种姓暴力。那是因为我们在印度有一个高种姓人控制的媒体。即使外国人也会被这些报道蒙蔽。”然后他谈起，两年前有一名伦敦《金融时报》的记者写他在场时有人吸大麻。“那就是我，”我告诉他。“不，不，绝对不会是你，”他说，表情有点狼狈。“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你，他是，他是……”“但确实是我，”我坚持道。“噢，没关系，”他说，看起来的确很不舒服。“我相信这是一种文化的误解。这经常会发生。”我承认拉鲁的尴尬让我有种快感。由于他擅长别出心裁的攻击，而常常被印度人津津乐道。2004年全国大选时，他建议最终选票应该通过两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进行跑步比赛来决定，他们分别是拉鲁结盟的索尼娅·甘地，即五十九岁的有着意大利血统的拉吉夫的遗孀，和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ehari Vajpayee），七十多岁的印度民族主义首相。当时瓦杰帕伊的双膝刚动过手术，行走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赛跑。但连瓦杰帕伊先生的朋友都为拉鲁的玩笑感到好笑。

我问拉鲁，他住所外面嘈杂的人群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我的人，他们在呼喊支持我的口号，”他说。这些聚集的群众原来都是为拉鲁的政党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拉票的热心人。“当我开车经过人群的时候，”他对着那些在院子里面兴高采烈的人说，“我把车窗帘拉下来，这样可以不用看到他们的脸。”然后接下来的采访从逗趣变成了杂耍。拉鲁坚持带我参观他的庭院，他将之转变成了一个饲养他喜欢的宠物的动物园，其中很多是牛，有近两百头。还有两匹白色的阿拉伯马。拉鲁说上世纪90年代末，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看到亚达夫最敬爱的克利须那神的幻像，神告诉他要成为素食主义者并且对牛要友善。从那以后拉鲁就遵照他的指示行事。“这听起来像你正在试图成为一名婆罗门，”我说。他没有理睬我的玩笑。拉鲁出生在比哈尔农村一个赤贫的家庭，他的童年衣衫褴褛，没有鞋穿，靠照料村里的牧群为生。现在他的九个孩子都在英语学校接受教育。他的一个女儿生活在新加坡，并嫁给了当地软件业的一名高级执行官。我们已经站在牛栏里面，拉鲁向我介绍他最喜欢的牛，每头牛都有一个名字。有许多专职仆人负责照料这些牛。“这是我最喜欢的，”拉鲁钟爱地拍着一头牛的头说。然后他把两只手都放在牛的前面，说：“这只手代表拉鲁，这只代表拉姆·维拉斯·巴世旺（Ram Vilas Paswan）（拉鲁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当拉鲁把代表巴世旺的手举起时，牛一动不动，但是一会儿过后罕见的事情发生了，当他把另一只手即代表他自己的那只手举起时，牛慢慢地但是用力地点了点头。我试图找看是否有仆人在扯牛的尾巴或是在拉绳子，但是没有。这个表演是真实的，它一定花费了拉鲁好个几小时的时间去训练。

几个月以后，拉鲁的政党被从比哈尔的办公室里驱逐了出来，但在多党联合的国家政府中仍然保持着重要地位，而拉鲁也仍然是铁路部长。许多人将2005年的选举结果看成在拉鲁及其亲信15年的混乱统治后“为争取良好的管理”而进行的投票。但是，将拉鲁击败的低种姓和高种姓的联盟，又以与拉鲁的政党类似的方式联合在一起，而且借鉴他用过的种姓身份的手段来吸引选民。它由前铁路部长尼提什·库马尔（Nitish Kumar）领导，他是另一个低种姓库尔米（Kurmi）的成员。库马尔和他的同盟者与拉鲁的政党相比，更多的人有犯罪背景。即使被击败，但是拉鲁的哲学还是被保存了下来。我毫不怀疑他仍会回来。

低种姓领导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掌握了印度民主的复杂性。现在他们比其他人更精于此道。在印度政治中，低种姓选民有着一种在其他方面帮助不了他们的优势：纯粹的人数优势。印度人口中有近一半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属于低种姓阶层，如果加上1.5亿的穆斯林和那些生活在自己母语区域以外的人们，印度一半以上的人口属于官方划分的“少数民族”。[ 迈隆·维纳转引自阿舒托西·瓦尔希尼编的《印度的困境》，新德里：赛奇出版公司，第57页。]低种姓政党的另一种优势是，他们超越种姓的竞争对手不得不将其立场向尽可能广泛的群体倾斜。国大党为了吸引每个选民，强调一种世俗的、包容的印度民族主义和中立的经济体系。具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则注重吸引除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以外的每个选民（印度教徒占印度人口总数的85%）。而另一方面，印度低种姓政党可以无所顾忌地将自身立足于范围狭窄的部分人口，因此他们在储存各自的选票库（vote bank）方面效率更高。然而，这也将他们的选票限制在了自己的小群体中。如果所有的低种姓群体联合起来，团结在同一个低种姓政党的领导下，它将会永远统治印度。是什么阻止了他们这样呢？

拉鲁总是提起克利须那神，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小的线索。拉鲁独特的个性与历史上具有反叛精神的领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中很少有人会去请教星相家或占卜者，或很少有时间向圣像雕塑祈祷。他们致力于团结人民，反抗君主、教会、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或外来侵略。他们的辞令都是一样的，而且都承诺平等。可拉鲁以及其他六、七个全国性的低种姓政党的领导人都只针对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忽视了其他生活在同样的贫困状态下的人们。外国和印度一些观察家将印度的低种姓政党描述成左翼，因为他们代表着下层社会的利益，但这种观点正符合将那句格言反过来说，即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每个低种姓政党只代表一部分下层社会群体。低种姓领导人并没有通过强调下层社会的共同点，而将他们团结起来，反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将他们区别开的方面，而维持着一种分裂的状态。这更像是种族政治而非阶级政治。

拉鲁的为数众多的亚达夫也同样存在于比哈尔之外的地区，尤其是在北方邦和中央邦。在北方邦与拉鲁地位相似的领导人是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Mulayam Singh Yadav），他的得力助手是阿玛尔·辛格（Amar Singh）我们将在以下的章节中提到。和拉鲁一样，穆拉亚姆的政党依赖于数百万的亚达夫与穆斯林选民的联盟支持，他们由于对婆罗门的憎恶以及对达利特日益加剧的反感而结合在一起。他们还赢得了拉吉普特（Rajputs）——一个古印度武士种姓刹帝利的副种姓的支持，阿玛尔·辛格正是属于这一种姓。这是印度一个新的种姓联盟。

拉鲁和穆拉亚姆都是全印度亚达夫联盟（All-India Yadav Mahasabha）的成员，并且都担任过联盟主席。这个联盟发展了一种有趣的意识形态：它声称所有的亚达夫都是克利须那神的后代，在史诗中，克利须那神被描述成是一个牧牛者，即亚达夫传统的种姓职责。依照这种观点，亚达夫的遗传基因应该和婆罗门的一样纯净，或比他们更为纯净。联盟还宣布，拉鲁和穆拉亚姆都是克利须那神的化身。在联盟的年会上一名发言人说：“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共同聚集在这里。我们讲着不同的语言……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风俗都不尽相同，但我们感到自己是统一的、有着手足情谊的，因为我们的血管中流着同样的血液。”[ 引自露西亚·米克鲁迪的著名评论《我们是政治家种姓：一个印度北方城市的种姓和现代政治》，收录在迪潘卡尔·古普塔编的《关注种姓》中，

Chapter_4

新德里：赛奇出版公司，2004，第43～72页。]但是这种理论同时还包含着对其他低种姓阶层的血脉的一种未说明的观点，即他们应该和他们的前人一样是被污染了的。

和其他“种姓起源神话”一样，亚达夫认为，历史的不公和骗局否认了他们在上层阶级中的正确位置，他们应该属于上层种姓而不是被污染的种姓。印度几乎所有比较大的副种姓都创造出了类似的令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神话，即他们的高贵血脉在时间的迷雾中被诡计多端的婆罗门和贼性难改的吠舍所窃取了。除了马哈尔种姓（他们的观点仍受安培多迦尔的深刻影响）这个特例外，大多数其他贱民种姓（包括查谟）都声称自己是某个神灵或某位伟大的圣人的后代。或许最有趣的要数贝迪亚的声明，这是一个妓女种姓，至少在白天每个人都会避开她们。贝迪亚妇女声称种姓身份来源于父亲的血脉，由于她们的顾客大多是拉吉普特男人，因此她们认为自己真正的种姓应该是拉吉普特（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略高的种姓）。贝迪亚人甚至雇用了一名婆罗门僧侣去支持她们的主张，尽管有些省略，但他会适时地宣布：问题的关键是播撒在田地里的种子，而不是田里的土壤。[ 引自阿努迦·阿格拉沃尔引人入胜的评论《贝迪亚是拉吉普特人：边缘群体的种姓意识》，收录处同上，第221～245页。]拉吉普特男人似乎不同意这种观点。而他们妻子的看法则没有被记录下来。

在印度农村的大部分地区，种姓歧视和以往一样猖獗，每年都会有几百人在种姓暴力中丧生，一些人死于警察手中。根据印度政府的统计，在印度农村警察与他们错误地逮捕的达利特之间的暴力冲突依然常见：“在审讯中，被拘留的人常常会严重受伤甚至致死。”[ 国家人权委员会，《防止虐待表列种姓报告》，2004，第114页。]同样，达利特经常被拒绝进入寺庙。但也许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有如此众多的达利特想要进入寺庙。70年前，安培多迦尔写道：“印度社会是一个神话。印度这个名称本身来源于外国。这是伊斯兰教徒为了与当地土著人区分开而称呼他们的。每个种姓不仅只能在本种姓内进食、通婚，而且规定了自己独特的服饰。”[ 瓦勒里安·罗德里格编，《安培多迦尔选集》，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第267页。 ]这在当时也许是准确的，然而在现代印度很难从人们的穿着以及他们在什么地方进食上辨别他们的种姓。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低种姓阶层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普通的亚达夫也许还认为他们是克利须那神的后代。但是许多亚达夫和其他低种姓阶层已经越来越倾向于采取高种姓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印度的学者将这称为“梵语化”（Sanskritisation），影射婆罗门保留的正统语言。[ 这个词由“印度社会学之父”M. N. 斯瑞尼瓦杜撰。]它代表着一种趋势，即低种姓的人们正通过追随同样的神灵、进入同样的寺庙和庆祝同样的节日来复制高种姓人们的文化。在印度城市中，只有通过族姓你才能区别人们的种姓。而其他特征，如服饰和饮食习惯等已经越来越适用于所有种姓。相对富裕的低种姓阶层，即那些在绿色革命中获益的农民或在城市中有稳定工作的人，其生活方式正彻底地改变着他们。在现代印度，如果你走进一个城市家庭，你很难判断主人的种姓。在小的家庭神龛中供奉的神灵都是一样的。他们遵循着高种姓阶层的传统礼节。

然而在政治界，印度低种姓阶层却向着“梵语化”的相反方向发展。与他们试图模仿的婆罗门榜样相反，他们利用政治手段报复并榨取高种姓阶层，以补偿他们的低种姓地位，而且通常会如愿以偿。印度的平权运动项目（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me）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美国的项目规模更大涉及范围更广。在印度，近一半的政府职位是为三类不同的受压迫阶层保留的：第一类是阿迪瓦西斯（adivasis），即印度的原住民，约占总人口的10%；第二类是达利特，根据官方统计约占总人口的12.5%；第三类是“其他弱势阶层”，包括像亚达夫这样的种姓阶层，他们约占总人口的27%。总体来说，印度50%的公共部门职位是分配给这些群体的。另外，每个邦还有自己的保留体系，在一些邦（包括拉贾斯坦邦和泰米尔纳德邦），邦政府职位的保留份额高达三分之二。通过考试竞争上岗的职位很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职位由相关的种姓领导人分配，由他们的亲信担任，或是公开出售，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 《金融时报》在德里的司机有一次申请一份政府部门司机的工作。他被告知获得这个职位需要花费10万卢比。每份工作都有一个固定的标价。]这是民主世界最猖獗的任人唯亲的体系。

拓展这个体系是低种姓政党唯一的严肃政治诉求。在当选时，它们中没有一个政党公布有关经济、外交或国防政策的声明。它们能向支持者提供的是向大的政党榨取恩赐的能力，这是以凑足多党联合政府中的议会席位为交换条件的。这就是为什么拉鲁的政党在帮助曼莫汉·辛格登上了总理宝座后，他可以获得铁路部长职位的原因，这个部门掌控着150万的劳动力（仅次于中国的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第二大组织）。由于外交部和财政部可供分配的职位很少，因此两个部门都不具吸引力。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当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的政党在新德里支持一个早期的联合政府时，穆拉亚姆成了国防部长。许多印度大型国防工业都属于公有。尽管拉鲁和穆拉亚姆从未提交过一份像样的印度经济发展计划书，但两人都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因为任何公共成分的缩减都意味着他们任意授予官职的权力的缩小。两人还同时支持将公共部门的职位配额制扩展到私有部门。当然这种观点并不被看好，虽然事实上印度许多历史较长的私营企业在雇佣政策中的确实践着种姓和宗教歧视。提出以种姓而非资质为根据预留职位，一定会在印度企业的管理层中掀起波浪。

以上对拉鲁和穆拉亚姆的描述也完全适用于玛雅瓦蒂（Mayawati），她是代表达利特种姓的政党“大众社会党”（The Bahujan Samaj Party，BSP）的党主席。和许多达利特一样，马亚瓦蒂只有一个名字，但是为了突出她作为“最高领袖”的地位，她的许多追随者将她称为比恒吉·玛雅瓦蒂（Behenji Mayawati），意思是“尊敬的姐姐”。玛雅瓦蒂曾两次出任北方邦的首席部长。当她在1996年第一次执政时，是作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妇女、也是第一位不可接触贱民登上一邦之长的位置的。她很快得到了喜欢给高种姓公务员制造麻烦的名声。在执政的第一年，她调动了1 400名行政管理局官员的职务，这个纪录至今未被打破。一些高级行政管理局官员不得不在短短几周之内转移到新的岗位，与此相应，由于地点的调动，他们的孩子的教育费用也成倍增加。玛雅瓦蒂的小型改革似乎没有逻辑可言。一些人指责她试图羞辱婆罗门。其他人则称她想从行政局官员手中收取贿赂，因为他们如果想原位不动，或调回原来的岗位就会向她贿赂。“玛雅瓦蒂喜欢使婆罗门们疲于奔命，”她的一名顾问告诉我。“我们在乡下的人很享受这种景象。”而其他一些观察员，包括世界银行在内——它在北方邦的发展计划由于这种抢座位游戏严重受阻——就不会认为有趣了。

玛雅瓦蒂从未接受过我的采访，因为她对和英语媒体交谈——不论是印度的还是国外的——不感兴趣。但有一次我差点成功地采访到她。那一次是在印度北部城市加雅（Gaya）的大型达利特集会上。集会地点在菩提迦耶寺（Bodhgaya temple），据说佛祖是在一棵菩提树下冥想而达到彻悟，于是人们在佛得到真谛的地方建起这座寺庙。玛雅瓦蒂的公开会议在市中心的一个大型操场上举行，聚集了数千名高呼着口号的支持者。她结束演讲后离开讲台，走向一辆在一旁等候的大使牌轿车，然后由这辆车将她送到几百码以外的直升飞机处。挥动着记者证的我设法进入到场地内并向玛雅瓦蒂走去，但是四个戴着常规墨镜配有手枪的保镖挡住了我的去路。我大声向玛雅瓦蒂呼喊，试图让她答应我的采访请求。她一脸猜疑地看了我几秒钟，然后钻进了车里。接着她的车队开向等着的直升飞机，保镖在车队周围奔跑，挥舞着枪支，整整行进了30秒。直升飞机升空之前，玛雅瓦蒂简短、专横地向下面的人群挥了挥手。然后飞机腾空而起，飞向另一个集会地，另一个挤满了崇拜者的操场。

在现代印度，很少有领导人能像玛雅瓦蒂一样可以赢得如此多选民的忠诚。选举分析家说，她的“大众社会党”（BSP，请不要与具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党BJP混淆）拥有印度最可靠的选票库。无论环境怎样改变，也无论她的政绩如何，大众社会党总是能稳收北方邦近五分之一的选票，选票的比例与该邦1 700万人口中达利特的比例相仿。即使是在2003年，玛雅瓦蒂授权她亲信的一家建筑公司在华丽的泰姬陵（Jaj Mahal）边建造一个大型综合商厦，并受到指控，她的选票数仍然没有下跌。所幸，玛雅瓦蒂被迫放弃了将拉斯维加斯引入印度最伟大的建筑旁边的计划。

玛雅瓦蒂最重要的任务是使更多的达利特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她的前辈坎锡·拉姆（Kanshi Ram）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了大众社会党。拉姆最初在政府部门工作，当他在一个公共假日、即安培多迦尔的生日请假的请求被拒绝后，他创建了该党。这个事件引起了达利特多年郁积的失望与愤怒。拉姆还指出，达利特公务员经常被拒绝晋职，而且得不到同事的尊重。新党的议程即聚焦于给予达利特尊重，以及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政府部门工作岗位：“政治权力是一把万能钥匙，有了它，你可以打开任何一把锁，”拉姆说。[ 肯臣·钱德拉的著作《少数民族政党为什么获胜：印度的少数民族领袖和荫蔽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第145页。]玛雅瓦蒂模仿着她的前辈，在使用权力时常常带着一种怒气，与她相比，拉鲁和穆拉亚姆则更像代表民意的政治家。她的竞选演讲中常常包含一长串名单，她会读出每个候选人的种姓由来。她从不尝试就一些更大众化的主题提出自己的方针或主张。人们在仔细地研究过一次竞选运动后发现，在她的竞选演讲中，91%的演讲辞都涉及“社会公平”，即“为达利特预留政府职位”的代名词。[ 同上，第206页。]与她的竞争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在竞选演讲中没有一次提到诸如“善治”、“民族主义”、“价格”以及“腐败”等。

达利特通常都会把这些问题作为生活中的重点关注对象，但是在投票时，他们的选择似乎只取决于候选人的种姓。在北方邦的农村，道路、电等这些基本设施不足，工作机会缺乏，因此选民尤其是低种姓选民，需要接近有权控制这些的人。与候选者有相同的种姓背景是一种优势，给这名候选者投票则会更有帮助。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位学者肯臣·钱德拉（Kanchan Chandra）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后，提出了一个颇具说服性的观点：“在一个以庇护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如印度）中的选举，本质上是一种隐蔽的拍卖，将一些原则上每个市民都可以享受的基本服务出售给了开价最高的人。”

在北方邦，选举同时也是实力的较量。北方邦在印度543个选区中占了84个，并且拥有议会六分之一的席位，到目前为止，毫无疑问是印度29个邦中最重要的一个邦，而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却在这里黯然失色。印度史上的13位总理中有8位来自北方邦。今天，在北方邦的政治舞台上，该邦两个主要的低种姓政党已经超越任何一个全国性政党而成为主角。

穆拉亚姆的社会党竞选人游行，是我所目睹的印度竞选活动中最气势非凡的场面：40多辆由大多是梅赛德斯奔驰和丰田越野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从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市中心驶过，密密麻麻的枪支伸在车窗外面。毫无疑问，这种场面会对选民产生一种威慑，同时令他们印象深刻。阿拉哈巴德市是一座拥有400万人口的城市，从莫卧儿时期开始到英国统治时期，乃至今天，它都是一座重要的大都会。而上述的场面仅是这座城市中的一次中期选举。

这次中期选举的直接诱因是下议院的大众社会党成员拉吉·帕尔惨遭暗杀。帕尔是正午时分在阿拉哈巴德车展中心对面的主商业街上被人枪杀的，身上连中20多颗子弹。玛雅瓦蒂的政党声称，谋杀是阿提克·艾哈迈德（Atiq Ahmed）的哥哥阿什拉夫·艾哈迈德（Ashraf Ahmed）指使的，而阿提克是穆拉亚姆政党在新德里下议院的代表。阿什拉夫立刻被关押，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从监狱中继续支持选举。他的对手是拉吉·帕尔遗孀普亚·帕尔（Puja Pal），25岁的漂亮寡妇。这场年轻寡妇与谋杀她丈夫的嫌疑人间的竞赛充满了莎士比亚悲剧式的色彩。

最先接受我采访的是普亚·帕尔。我们在夜晚沿着泥泞的道路开车前往阿拉哈巴德市郊的一个村庄，帕尔在那里接待了我们，她穿着白色的丧服，而几周前她刚刚嫁给拉吉。院子里挤满了五六十名帕尔的支持者，他们看着这次采访。我每提一个问题，都有人替帕尔回答，于是我不得不请她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帕尔的社会党竞争对手是一名穆斯林，他声称大众社会党人正在发起一项反伊斯兰运动，指责帕尔将阿拉哈巴德的政治“罪犯化”问题嫁祸于穆斯林。于是我问帕尔，她是否发起了一项反穆斯林运动。她终于亲自回答我的问题了，“看看这些人，”她说，“他，他，他都是穆斯林，你可以问他们。”这三个人连忙点头。

帕尔说，警察借口防止送葬时可能的骚乱，在她丈夫被害的当天就将其火化，她一直未能见到丈夫的尸体。她声称正是首席部长穆拉亚姆命令警察以这种方式处理他丈夫的尸体。她还提到为了找到杀害丈夫的凶手，他们不惜花费重金。我无从证实她所说的一切，但不禁对这位年轻女人的勇气钦佩不已。离开时，她的支持者们把我们也当成政治家，为我们戴上花环，这种情况下，拒绝也是一种冒犯。最终在2005年的选举中，帕尔以微小的差距败北。

采访阿提克·艾哈迈德则颇费周折。每个人都想采访他，与他的会面必须经过周密安排。我坚持不懈地打电话，终于得到一次采访机会，他答应在家里接见我。他的府邸位于阿拉哈巴德市一个穆斯林聚居区，对面是当地的清真寺，整个庭院戒备森严。府邸前面停放着一队镶着有色玻璃的车，进入大门后首先印入眼帘的是官邸的武器库，一排排枪支靠墙摆放。在等阿提克时，他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坐下来和我闲谈。老人的胡须用指甲花染成红色，他刚完成了最后一次麦加朝圣。而阿提克和阿什拉夫还未参加过麦加朝圣，“他们还是孩子，”这位老父亲说，尽管他的儿子都已步入中年。这时一个年轻人进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说穆拉亚姆刚乘直升机抵达阿拉哈巴德进行竞选演说，艾哈迈德先生赶去见他，因此我们的会面不得不推迟。

当天下午，我在阿拉哈巴德的社会党总部见到阿提克。当时，他正在一间狭窄的屋子里，坐在一把塑料椅上对着手机喊话。我不由有些紧张，但他友好地向我摆摆手，示意我坐下，并让人端上茶水和糖果。他颧骨很高，有着浓密的胡须和一双凹陷的眼睛。由于经常咀嚼帕安——一种槟榔子、柠檬和烟草的混合物，供人咀嚼，会让人上瘾——他的牙齿被染成了红色。

我问他为什么断言达利特政党正发起一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达利特都很纯朴，”他说，“同样，他们也非常善良，但他们太过单纯。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生病只要在树上系根黄丝带就可以痊愈。在政治上，他们总是朝三暮四，极其容易被人误导。玛雅瓦蒂追随婆罗门，是因为婆罗门反感穆斯林和亚达夫。于是就有了所发生的一切。”

我告诉他，许多人认为这次选举的本质是两个黑帮团伙争夺对阿拉哈巴德的控制权，而政治成了附带产物。艾哈迈德有些惊讶，随后脸上泛起了若有所思的笑容，他似乎很欣赏这个问题。“那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谣言，”他说。“不用理睬它们，这样的谣言遍地都是。”“但您的枪支是怎么回事？”我问。“那不是我的私人枪支，”他回答。“政府分派情报局的人保护我，那是他们的枪。”我并不相信他，但对此事刨根问底没有多大意义。我问，有人认为他对所在的邦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对此他有何见解。“在印度，要有发展很难，”他说，表情突然变得很深沉，“这是一个如此复杂多样的国家。你驱车从阿拉哈巴德往南50英里，就会发现那里的风俗已经迥然不同，我们的风俗是繁复多样的。我们（社会党）不仅代表亚达夫和穆斯林，还代表拉吉普特，于是在政治平衡体中加入了新的种姓。加入的种姓越多，选民就越可以依据政绩而不是身份进行选择。”

然而这个预言在未来几年中不会实现。事实上，正如拉鲁在比哈尔邦的“MY”联盟一样，低种姓政党投靠某个高种姓群体的趋势愈演愈烈。在北方邦，玛雅瓦蒂会选出一些婆罗门作为高种姓群体聚居区的候选人，然而，她竞选思维背后的逻辑却与经济发展毫不相关。

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婆罗门以农业为生，因为传统的种姓律法禁止他们接触下等人使用的农具。而绝大多数亚达夫从事农业，因此许多达利特农业工人受到的压榨主要来自富裕的亚达夫农场主，而不是相隔遥远的婆罗门公务员。于是达利特和婆罗门都对亚达夫既恨又惧（婆罗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中的传统支配地位被亚达夫取代了）。显然，这样居心叵测的联盟带来的发展自然微乎其微。

艾哈迈德似乎对经济发展问题不感兴趣，而采访也已接近尾声。他站起来送我，办公室门打开时，原来在外面懒洋洋躺着的一百多个人立刻跳起来站好，其中许多人手持武器，我们仿佛穿行在军营中。这更像是一位将军而不是国会议员的告别仪式。不出我所料，几个周后阿提克的哥哥在阿拉哈巴德竞选中胜出。

作为一名记者，我有幸参观过许多富人的宅邸，其中阿玛尔·辛格官邸的内部装修堪称无与伦比。阿玛尔·辛格是下议院议员，同时也是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的社会党成员，他的官邸位于新德里市中心的洛迪地产（Lodhi Estate）27号，是一座通风良好的带游廊平房，属于首都分配给最高官员的204座风格相似的官邸之一，已被列入新德里的文化遗产。和新德里的许多建筑一样，这座官邸出自埃德温·鲁琴斯的手笔，阿玛尔·辛格曾因为对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而引起颇多争论。我和另外一位我们共同的熟人有幸得到辛格的许可参观他的府邸，在带领我们参观时，他一直强调这些改造是对原有建筑的“改进”。

尽管辛格属于相对高的拉吉普特种姓，但他是少数几个最具实力的低种姓政党领导人之一。他大约五十岁，身材魁梧，留着印度典型的小胡子。和他一起陪同我们参观的是贾娅普拉达（Jayaprada），她曾是宝莱坞影星，在2004年大选中步入政坛，尽管她自己也是下院议员，但提到辛格时她总用“阁下”相称。辛格告诉我们：“在遭到媒体的妄加评论后，我并不是很想带你们参观我的住宅。他们来到这里，受到我的款待，却在报纸上随心所欲地乱写。”

在我参观辛格官邸的同月，北方邦首席部长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任命一名官员作为他的秘书长，此人被同事评为北方该邦第二腐败的官员，这次任命立刻激起人们的暴怒。社会党的种种丑恶黑幕被纷纷列举出来，比如将选票出售给最高价竞买人，收取公务员贿赂将他们调到舒适的岗位，凭一己私利分配工业许可证，通过暗箱操作将城中最好地段划给亲朋等等。北方邦发展委员会（Uttar Pradesh Development Council）由被媒体称为“裙带资本家”（”crony capitalist”）的一批政客和商人组成，阿玛尔·辛格是其创建者和领导人，其他重要成员还包括印度最大的企业诚信资讯和诚信能源的总裁阿尼尔·阿班尼（Anil Ambani），撒哈拉集团（Sahara Group）总裁苏布罗托·罗伊（Subroto　Roy），该集团是横跨航空、电视以及房地产的综合企业。辛格告诉我，发展委员会已经为北方邦引入了许多新的投资项目，“如果这也是裙带资本主义，那所有人都是裙带资本家，”他说。我问，那么所有对他的政党的腐败指控该如何解释。“有些地方确实存在腐败，”辛格回答。“但你不可能对每个细节进行检查。”

我们的参观从花园开始，辛格带领我们沿着外围墙走，墙壁用白色大理石重新装饰，上面的浅浮雕图案是嬉闹的小天使和带翅膀的爱神，完全是希腊古典艺术和现代色情文化的离奇组合。接着我们进入到一个预制房屋，这是辛格增建的一个体育馆，里面有滑雪式竞步机和跑步机等体育器材。紧邻的房屋里有一个极可意的浴缸，上面装有金质水龙头。然后辛格带领我们穿过主楼，主楼外面是一个巨大的楼梯，直接通向露台，仿佛把电影《乱世佳人》中的楼梯移植到了这里。露台上长满绿草和玫瑰，俨然一座屋顶花园。“你们喜欢这里吗？”辛格问。

接着我们走进屋子里面。主厅里悬挂着一张巨大的辛格及其家人的合影，旁边是镶满黄金和珠宝的克利须那神像。整间屋子的每个角落都摆满了各种装饰品，令人眼花缭乱：这里放着法国雅薇莎托盘，那里放着价值连城的古花瓶。然而，在所有这些昂贵的物品中，辛格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一台六十英寸的丹麦班欧路森（Bang & Olufsen）等离子电视，这是世界顶级家电品牌的超豪华产品，在印度每台的零售价为6万美元。

然而压轴戏还在后面。随着参观的进行，辛格变得越来越兴奋，他将我们带到主餐厅。餐厅的一面墙壁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间伸向花园的凹室，一块玻璃荧光屏将凹室与餐厅隔开，荧光屏后面是一个波光粼粼的小型大理石水池，一线清澈的水流汩汩往外流向花园。辛格取出一个巨大的遥控器，并将它指向餐桌上方的屋顶，我想象着大概会弹出另一个电视屏幕。他按下按钮，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沉重的鲁琴斯石屋顶缓缓地悄无声息地打开了。你根本想象不到里面究竟有什么。我们仿佛走进了007式的电影里，彻底被所见情景惊呆了。屋顶完全打开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屋顶变成了一个完全仿照巴黎卢浮宫顶建造的玻璃金字塔，上面的玻璃折射出远处绿色的露台。每个人都长嘘了一口气，我们半是震惊，半是羡慕。辛格转向我们，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现在，你们认为这是改进还是只能算改造呢？”他问。

本章大部分篇幅关注了印度北方严重的种姓割据以及伴随而来的腐败现象。印度多数人口居住在北方，与此相应，北方各邦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特征的影响举足轻重。许多对北方那近乎病态的种姓政治感到绝望的人向往南方各邦，尤其是泰米尔纳德邦。尽管在那里种姓依然存在，而且和北方各邦一样，它的两个主要政党依然每天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去破坏对方的种姓联盟，但是它已经将最恶劣残暴的种姓冲突抛在了身后。与北方邦类似，在泰米尔纳德，国大党和人民党的势力都相对较弱，两党加起来在邦议会中的席位还不到五分之一。但是在泰米尔纳德，武力政治并没有盛行，而且其立法院中也少有带“犯罪背景”的政治家，绝大部分民众能享受到高效的基础设施服务，政府各部门运转顺畅。“我们估计在泰米尔纳德大约30%的公共资源被挪用，而在北方各邦这个比例是70%，”泰米尔纳德的秘书长告诉我。因此，它已经建起了高速公路，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投资，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泰米尔纳德人口的二分之一为城市人口，是印度城市化程度最高的邦，这决非偶然。与此相反，比哈尔邦仅有1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是印度城市化程度最低的邦。

18世纪，泰米尔纳德就成为首批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地区之一，因此与北方各邦相比，它的低种姓运动历史更为久远。早在19世纪80年代，当英国殖民者以种姓为依据进行人口普查时，马德拉斯城就已经成为低种姓激进分子的集结地。20世纪20年代，马德拉斯政府（当时也是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就已经为低种姓群体预留了政府公共部门职位，30年后印度政府才开始对达利特实行类似的政策，而大约70年后，新德里才将这项政策扩展到所有“弱势阶级”。泰米尔纳德有69%的政府工作岗位预留给低种姓群体，是全印度最高的配额比例。这各有利弊，弊端在于难以对臃肿的政府机构实行改革，引进人才。尽管有些配额是暂时性的，但是正如俗语所说，“最持久的是政府的临时性政策”。利处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邦的高种姓群体已经逐渐习惯于将“社会公平”视为政治的一个正常部分，尽管并不情愿。

泰米尔纳德邦的另一优势是其90%的人口受过教育，远超出比哈尔邦50%的比例。究其原因，远在印度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之前，低种姓运动就已经在泰米尔纳德蓬勃发展。这意味着那些低种姓领导人更为成熟，他们致力于寻求途径增强其追随者的实力，而教育作为提高他们社会地位的最显而易见的途径，日益受到重视。另一原因是，与它的邻邦喀拉拉一样，早在18、19世纪就有基督教传教士在泰米尔纳德传教，于是它的低种姓阶层就有更多的机会上学。此外，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在印度内陆，而泰米尔纳德帮位于沿海，相比之下更为开放，更易于受到各种外来影响。同时，在泰米尔纳德婆罗门人口相对较少，仅占总人口的3%，而在北方各邦，这一比例为15%至20%。这种不同寻常的比例，意味着在泰米尔纳德邦低种姓群体更易于联合起来抵抗高种姓群体，挣脱他们的束缚。最后，泰米尔纳德有着与印度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于是与位于“印度腹地”的各邦相比，它可以不受各种恶劣风气的影响。

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在赈灾工作中的高效率给全世界流下了深刻印象。印度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1999年，印度洋沿岸的奥里萨邦（Orissa）遭遇飓风袭击，造成几千人丧生；在印度西部，2001年古吉拉特邦和2005年克什米尔邦的地震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然而没有一个邦像泰米尔纳德邦在2004年的海啸中那样反应迅速，尽管它遭遇的灾害是印度近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有1.5万至两万人在巨浪中丧生。

我曾参观过距清奈以南几百英里的古达罗尔（Cuddalore）地区，2004年的海啸夺走了这片区域几百人的生命，致使几万人流离失所。然而，灾难过后一年内，邦政府已经成功安置好古达罗尔所有无家可归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奥里萨邦，直到2006年仍有人居住在帐篷里，而此时飓风袭击已经过去七年之久。在古达罗尔，我遇到的很多人都属于低种姓阶层，但是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应有的权利。约瑟夫·威廉姆斯是一名泰米尔医生，他曾参加过上述两次灾难中的医疗援助，他告诉我：“在奥里萨，妇女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和我交谈，而在泰米尔纳德那些妇女和我交谈时常常滔滔不绝。”

在一个受灾最严重的村庄，近三千居民住在临时住房里，我拜访了他们的住所。这些房屋尽管简陋，但是与孟买、德里以及加尔各答几百万人常年居住的贫民窟相比要强许多倍，灾民还可以使用每天有专人清扫的厕所。在参观过程中，许多人围在我身旁，回答我的提问，男人们的回答经常被妇女打断，这在北方是极其罕见的。教育创造了奇迹，使人们信心十足。一些妇女每天都会阅读报纸，核对他们收到的经济援助与报上的数字是否相符。一位妇女问我：“世界银行承诺的300亿（约7.5亿美元）到了吗？”另一位妇女告诉我：“我们损失了96艘船，但是政府仅补助了84艘。”当我问谁有亲人在海啸中去世，每个人都举起了手，当我问有多少人得到20万卢比的补偿时，所有人又再一次举手。距他们几百米外的地方，一个新镇区正在建设中，他们都已经在那里分到了免费的住房。

不可避免地，这个村庄里也有不同的种姓。我的向导在非政府救助组织行动救援社（Action Aid）工作，他告诉我这个村庄里有一个较高的“渔夫”种姓和一个较低的“渔夫”种姓，原先他们居住在村庄的不同地方，但是新村庄提供的是混合的住所。

与以往不同，达利特在这次灾难中受灾最轻，因为他们地位太低只能居住在相对内陆的地方，而那些临海的最佳位置，都被较高种姓的“渔夫”占据，于是他们成了损失最惨重的群体。现在往大海方向望去，在摇曳的棕榈树间都是倒塌房屋的废墟，后面是已经平静的蔚蓝的大海。

我问这些妇女，政府救助物资的发放速度怎样。2001年古吉拉特邦地震时，援助物资的发放常常受阻。一些国家要员为了显示他们对灾区的关心，前往那里考察，他们的私人飞机占满了为数不多的飞机跑道，使救援物资无法按时运抵。另外，不同的救援组织都想最先将援助物资运抵灾区，它们展开了一场无形的竞争，互不相让，情况变得异常混乱，面对这种场面，古吉拉特邦政府不知所措，使情况完全失去控制。相反，在泰米尔纳德邦，政府指定不同的援助机构支援不同的村庄，并且始终对整个赈灾工作进行强有力的领导，因此灾难过后没有任何瘟疫发生。“我们很快就得到了援助，”这些妇女证实。

泰米尔纳德不仅拥有高效的灾难应急系统，而且在对穷人的日常援助方面也成绩卓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午饭计划”。为了鼓励孩子们上学，印度政府为他们提供免费午餐。在印度许多邦，这项计划的实施困难重重，部分原因是他们并不像南方各邦一样重视教育，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是高种姓家庭的家长怀疑食物是由低种姓的厨师烹制的，而不允许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用餐。而在泰米尔纳德，这项计划实施得非常顺畅，尽管种姓间的通婚依然被禁止，但是除了极其讲究种姓区别的保守的婆罗门以外，绝大多数人已经克服了认为低种姓人会污染他人的心理。类似的对比也发生在各医疗中心。印度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让·德雷兹（Jean Dreze），在考察了泰米尔纳德的农村医疗诊所后说：“那里的诊所干净，充满生机，医生水平很高。病人川流不息，显然对诊所里的服务非常满意。而印度北方的情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那里的医疗中心简陋，鲜有人光顾，死气沉沉，口碑很差。”[ 让·德雷兹引自世界银行的《印度政府财政改革》，2004，第8页。]

我并不想美化泰米尔纳德，在那里，许多长期难以改变的问题依然存在，如城市用水紧张、农民灌溉困难，公共机构改革举步维艰等。而泰米尔纳德邦最著名的罪犯威拉班（Veerapan）逍遥法外竟达二十多年之久。威拉班是一个罗宾汉式的人物，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他的团伙偷猎该邦最美丽的热带公园中的野象，偷伐檀木，还杀害了几百个无辜的生命。据说，许多政府官员和当地警官都在他的贿赂名单上，这也是他这么多年逍遥法外的原因。然而在2004年，他终于落入法网。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席部长贾亚拉利塔（Jayalalithaa）向752名警察颁发奖励，每名警察都得到30万卢比（约7000美元）的奖金、一小块土地，同时还被晋升。在泰米尔纳德的邻邦卡纳塔克邦，有一万多名警察声称威拉班的落网有他们一份功劳——尽管曾多次与他“擦肩而过”——于是要求得到同样的奖励。卡纳塔克邦的首席部长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颇具幽默地说：“如果这次行动失败了，不会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成功有许多父亲，而失败是个孤儿。”[ 引自《今日印度》，2005年8月8日，第49页。]

然而与印度北方各邦相比，泰米尔纳德存在的问题显得微不足道。尽管它依然面临改革臃肿且缺乏责任感的政府机构等问题，但是它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一个城市化的文明社会。在泰米尔纳德，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认同规则对于社会的必要性（尽管有时并没有遵守），于是公共利益得到了更好的维护。这可以从一些微观层面上略见一斑，如清奈就实施了诸如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等一些日常规则，而这在德里等大城市往往是被忽略的。此外，向不同身份背景的人提供无差别的公共服务也是例证之一。尽管泰米尔纳德的市民文化难以衡量，但毫无疑问它是一笔无价的财富，赋予了该邦决定性的经济优势。

印度许多现代主义者希望泰米尔纳德成为北方各邦发展的范本，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在政治或是其他领域，种姓间的冲突逐渐缓和，社会更加文明。泰米尔纳德的经验表明，尤其在城市中，种姓情绪是可以淡化的。然而，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它还远未消失。2006年1月曾开展过一次全国性的调查，结果表明，74%的被调查者不赞同跨种姓通婚。[ 发展社会研究中心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印度台进行了此次民意调查，全国共有1.5万人参加。]而在受过高等教育、绝大部分居住在城市的被调查者中，只有56%的人同意上述观点。在所有被调查者中，72%的人认为父母对孩子的配偶选择拥有决定权。而在城市被调查者中，这一比例为59%。在城市中回避那些依然主导着农村生活的传统宗教禁忌和仪式并非难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轻易超越自己的种姓。人们仍然会更倾向于为自己种姓的政党投票，在同种姓内部通婚，居住在自己种姓聚居的区域。尽管生下来就被规定从事某种职业的时代已经远去，然而在许多方面，尤其是政治领域，种姓还远未退出历史的舞台。

第四章 假想之马——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持续威胁

贤明的罗摩王啊，只有今生，没有来世，这是千真万确的。

——怀疑论者迦瓦利（Javali）给罗摩王（Lord Ram）的忠告，摘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 引自森，《好辩的印度人》，第159页。]

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生物未来学”（biofuturology），然而在听了罗摩占陀罗·特普卡利博士（Ramachandra Tupkary）两个小时滔滔不绝的讲解后，我被这种前所未闻的科学吸引住了。当时我到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Nagpur）拜访当地一位成功的工业家，他的企业生产包装材料。特普卡利博士是他的好友兼导师。博士是一名退休工程师，并且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最大的组织同盟家族（family of the RSS）的智囊团重要人物之一。该同盟的核心是印度国民志愿团（RSS，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拥有200万或400万的成员——人数的多少取决于回答者是谁，因为它并未公布成员名单。然而即使只有200万成员，印度国民志愿团也无疑是仅次于中国共产党的世界第二大政治组织。其分支之一是代表印度教民主主义者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该党于1998至2004年间上台执政联合政府。

谈吐平和的特普卡利既是印度国民志愿团机关刊物的主编，也是该组织年度“官员培训营”的负责人。“培训营”是高级志愿者的半军事性集会，每年夏天在那格浦尔举行。我想他的观点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前去拜访的那天正值这座印度最热的城市一年中最热的几天之一，刚从热得像蒸土耳其桑拿浴一样的街道进入屋子时，我花了好一会儿功夫才重新找回方向感。特普卡利以定义未来生物学开始了谈话：这是一种为你提供理解人类发展的万能钥匙的科学。他说人脑分为两个部分，右半脑控制着差异性，左半脑控制着同一性。典型的印度人有一个“右半脑”，而典型的欧洲人有一个“左半脑”，当然，他也承认这一规律存在许多例外。右半脑占主导的文化擅长于复杂思维，并且趋向于认同一个民主和分权的社会，他们的思维具有独创性，但缺乏组织性。左半脑占主导的民族会更具纪律性，更倾向于发展成为独裁且集权的社会，他们擅长组织但缺乏想象。印度教教徒是右半脑占主导，而穆斯林是左半脑占主导。信奉多神教的印度人是右半脑占主导，而信奉一神论的欧洲人是左半脑占主导。人类发展的软件来自印度，硬件来自西方。“你能理解吗？”特普卡利问。我确实听懂了。

独立后，印度在那些受西式教育、左半脑过分发达的人的领导下误入歧途，这些人信奉过分单纯化的观念，诸如世俗宪法和工业社会。他们使印度严重地迷失了自我，但现在印度已经逐渐回归它的自然精神状态，多样性、复杂性和“非集中性”（用一个新的术语表达，dismassification），再次成为优势力量。[ 特普卡利说的许多术语和观点是借鉴了阿尔文·托夫勒，托夫勒是美国未来学家，他的著作包括《第三次浪潮》和《未来的震撼》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为流传。]“非集中性”象征印度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它们充分利用了右半脑占主导的印度人的创造力，而大型工厂的管理使人们囿于思维麻木的左半脑占主导的生活方式。世界正逐渐回归印度的方式。“许多西方人甚至一些印度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点，”特普卡利说。

远在分别被穆斯林和欧洲人殖民以前，印度就已经是一个发达的社会。几千年以前，我们就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分散的石油工业以及成熟的医学和自然科学。我们有着很高的生活水平。至少在一万年前，文明就在印度诞生，并且向世界其余地方传播。印度斯坦是宇宙的微观模型，它包含了每种矛盾和趋势。现在历史出现了一个轮回，印度又一次站在了普渡世界的位置上。

我大概是一脸的茫然，因为特普卡利博士专注地望着我，我晃了晃头。“一口气理解这些确实很难，”他温和地对我说。“要再来杯柠檬水吗？”

印度文化确实有着古老的渊源。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和公元前1700年，在印度河河谷即现在的巴基斯坦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与它在同一时期出现的还有美索不达亚（即今天的伊拉克）和中国长江流域的早期城邦文化。哈拉帕（Harappa）考古遗址是印度河流域主要的古文明遗址之一，然而学者们至今仍无法破译从中发掘出来的陶片和图章上的文字。[ 哈拉帕靠近现在的拉合尔城（Lahore），是印度河流域古文明遗址中发现最早的。最大的是卡拉奇（Karachi）附近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意思是死亡之谷）考古遗迹，发掘于20世纪20年代。]尽管哈拉帕手稿依然是不解之谜，但学者们已经成功地揭开了哈拉帕文明的一些引人注目的特点：哈拉帕人拥有古代社会最先进的卫生设施和排水系统；他们的文化在相隔几百英里的几十个城市中有着惊人的相似处，即使跨越了几个世纪后仍然如此；他们是专一且迷信的城市规划者，将其典型的栅格状街道网络复制在每个城市；他们维持着松散的联邦共和体形式，而没有一个明显的君主专制体系或朝代交替的形式；他们埋葬死去的先人，对马不熟悉。最后这两个特点尤为重要。[ 对哈拉帕文明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以下著作：罗米拉·塔帕的《早期印度史》、高斯的《早期印度的城邦》、布罗代尔的《早期文明史》或巴沙姆的《奇迹是印度》等。]

公元前2000年左右，哈拉帕人消失了。最初历史学家认为，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来自中亚的骑马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次大陆，摧毁了他们的城邦。今天依然有人持这种观点，并且能找到相应的证据，在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破碎的人类骨骸，这或许表明哈拉帕人遭到了暴力袭击而灭亡。但是现在另一些人认为，公元前2000年初期，雅利安人是以和平的方式移入印度的，随后哈拉帕文明才开始逐渐衰落。两种观点都以考古学发现（如钱币、瓦片、骨骸、砖块和陶器封条等）以及后世文学作品中的线索为依据。他们争论的焦点集中于这些雅利安人是以何种方式进入印度的，而对于雅利安人的移入这个事实、以及移入的时间方面则没有任何争议。然而，哈拉帕人是否本身就已经在走向衰落，还是入侵的雅利安人将他们灭亡，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解决，或许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但学者们的争论至少是建立在证据上的。

然而1998年，当印度人民党上台后，情况就被彻底颠倒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声称，事实上雅利安人最初就生活在印度大陆上，后来才移居到世界其它地方。因此哈拉帕人本身就是雅利安人。此外，他们还提出哈拉帕时期和随后的吠陀时期都距现在太近，应该再往前推几千年。这种说法虽然缺乏证据，但其意图显而易见，即让人们相信印度是文明的唯一摇篮，远早于古希腊、古中国、古巴比伦以及其他文明。通过移民，印度把文明出口到世界各地。如果这种理论正确，那么不仅所有现在公认的对古印度的研究，而且世界其他地区的正统考古学基础都将被彻底推翻。这种理论无疑是大胆的，但它缺乏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任何德高望重、举世公认的学者的支持。

1998年至2004年，穆利·马诺哈尔·乔希(Murli Manohar Joshi)任印度人民党的教育部部长，在此期间，他将大量的预算投向他期望能赋予该理论更高威望的项目。乔希在踏入政坛前曾是阿拉哈巴德大学（Allahabad University）的物理学教授，并且是印度国民志愿团的坚定拥护者。为了开展这些项目，他在新德里召集了许多愿意追随他的人，组成了各种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机构。而那些德高望重的拒绝随风驶舵的学者，在合同期满后就不再被学校聘用。其中一些，像印度最著名的正统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甚至遭到了印度国民志愿团恶毒的人身攻击。塔帕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期间，属于国民志愿团美国分部的当地印度裔千方百计阻止她发表公开演讲。“几乎所有其他研究项目都被停止，”塔帕女士说，“为了证明根本没依据也不存在的一些事物，所有其他事情都被排挤出局。”[ 2004年，与作者的访谈记录。]

尽管至目前为止，印度民族主义者对印度历史的描述没有任何学术上的突破，然而这种观点已经渗透入主流舆论中。印度的教科书已经被重新编写，将雅利安-哈拉帕理论写入其中，并且分发到这个国家的数千所学校。教科书中写道，新的证据表明，哈拉帕人确实拥有马匹，这就意味着印度河流域文明归根到底是雅利安人创造的。为了支持这一观点，教科书中提到，最近两位学者在一个哈拉帕陶罐的蜡封口上发现了明显的马的图案。[ 纳特瓦·贾， N. S. 拉加拉姆，《解密印度经文》，新德里:阿迪提亚·普拉卡什出版社，2000。]到2000年，这项发现被证明仅是一个简单的骗局，哈佛大学的梵文与印度学系迈克尔·维特兹教授（Michael Witzel）向人们展示了由那两个人先用电脑制作出蜡封条里的图象，之后再将它们制作成马的形象的过程。然而这些教科书既没有被召回，也没有被修改。

此外，印度人民党的教科书侧重于年代相对较近的印度历史。比如，他们提到了中世纪时期伊斯兰对印度的暴力入侵，却只字不提远在此之前的伊斯兰教徒通过贸易和平地移入南印度的事。同样，书中也找不到任何记录印度佛教兴衰史的文字，至于印度基督教，书中只写了基督教徒在宗教法庭折磨人民的情景。而“种姓”这个词根本就未出现。在现代印度史部分，1984年甘地被印度教极右分子纳斯拉姆·高德西（Nathuram Godse）刺杀的史实也被简单地略过不提。总而言之，所有这些改变彻底变更了向儿童传达的印度社会和历史知识。它要表达的信息是印度即印度教，印度教即印度，其余身份的人没有任何生存空间。低种姓群体的遭遇被简单地从整幅印度图景中抹去了。然而假想的马匹只能填补部分空白。

同样，印度的高等教育也被印度人民党政府染上了藏红花色（印度教的神圣颜色，也是印度人民党竞选标识的底色）。乔希将吠陀数学和吠陀自然科学课程引入印度大学。《吠陀经》创作于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1000年期间，最初只是通过人们的口头吟唱代代相传，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才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它们是宗教经文，其中有些部分极具诗意，而有些理论则极其深奥晦涩和精细。公元元年至8世纪期间，印度诞生了一些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他们被认为引入了成为现代数学基础的二进制体系。然而吠陀时代过后几个世纪，零才被发现，于是这种体系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科学价值。“尽管《吠陀经》在其他方面非常丰富，但是它里面没有成熟的数学，或者任何其他可以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东西，”阿玛蒂亚·森写道。[ 森，《好辩的印度人》，第66页。]即使《吠陀经》在某些知识方面有重大的突破，但自然科学的规律是普遍的，因此，就像不能给牛顿物理学说贴上“基督教”的标签一样，将“吠陀”加在任何科学之前都毫无道理。

为了将《吠陀经》追溯到史前时期的更早阶段，并且设定人类学习这些经文的最早原型，印度民族主义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还未找到支持它的关键性证据。几十年前，巴沙姆（A. L. Basham）说，《吠陀经》为浪漫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可以天马行空想象的绝佳机会，因为人们对吠陀时期知之甚少。“后世的人们为这些幻影披上了闪闪发光的传说外衣，”他写道，“但是将这些外衣脱去后，仅能留下模糊的阴影。”[ 巴沙姆，《奇迹是印度》，第32页。]

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描述成想象的共同体，“（这都是）想象的，”他写道，“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它的成员也大都不会彼此认识或见过面、甚或彼此听说过，但是在每个个体的头脑中都存在着他们的共同体的映像。”[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伦敦:威尔索出版社，1983，第15页。]许多人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一个自然实体，被历史唤醒、压迫或改造。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民族试图通过与其他民族相区别而建立自我身份的方式。有选择地搜寻历史事件，找出凝聚、团结人民的神话传说，是建立民族的主要工具之一。每个国家，包括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都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设置国定假日、教育体系和公众纪念碑。甚至有些民族对这些事物的设定是彼此相对的，如英国和法国。然而印度却与众不同，它保留了两种相互竞争的、完全对立的民族思想，其一主要是由国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独立斗争时形成的，强调建立一个多样、世俗、复合的印度（与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相对应）；其二以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奋力争取一个排外的、印度教的印度（无意中与巴基斯坦遥相呼应）。直至最近二十年内，第二种主张才对第一种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是印度政治和政府动荡无序的十年。一度占支配地位的国大党陡然地迅速衰落，为一种新类型的政治创造了空间，它发展得更为流畅且难以预见。1947至1989年间，印度仅产生了6位总理，而从1989年到2004年，印度已经出现了7位总理。不断走下坡路的国大党创造的部分空缺，大多被一批新兴的低种姓和地方政党填满。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政党只关注自身地位，而对整个印度的发展没有任何构想。尽管它们在竞选中对国大党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但无意于挑战其在独立斗争中形成的对印度民族性的定义。而另一些空缺则被印度教民族主义填满，这是一股更为团结的力量。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印度国民志愿团的家族”，印度人民党是其政治前锋）的主要目的是按照印度教的意图建立印度的民族身份，重写印度历史是他们计划的关键部分。

1925年，海德格瓦（Keshav Baliram Hedgewar）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在那格浦尔创立了印度国民志愿团。国大党主要由律师和记者组成，而国民志愿团的成员几乎都有科学背景。在建立之初，两个组织的成员全是婆罗门，时至今日，依然是高种姓成员占绝大多数。海德格瓦是国民志愿团的第一位领袖，他的四位继承者中有三位都来自科学界：戈尔瓦卡（Madhava Sadahiva Golwalkar）是一位动物学家，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巴拉沙希·戴拉斯（Balasaheb Deoras）比较特殊，是一名律师；拉简德拉·辛格（Rajendra Singh）是一位物理学家；而1999年当选的现任领导人苏德山（K.S.Sudershan）则是一名工程师。有了这样的背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印度的设想自然充满了科学幻想。受19世纪德国和法国浪漫民族主义者的影响，印度国民志愿团的支持者也将民族看成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之中。他们反对作为西方民族观念基础的个体之间的“社会契约论”，因为这意味着对于民族性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印度国民志愿团的组织方式深受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启发。它的主要组织单位是“沙卡”（Shakha），即一些成员团体，它们分散在印度各个区域，每天早晨成员聚在一起进行军事训练，背诵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誓言。每天，在各地的“沙卡”都会聚集几十万甚至是一百万的印度男子进行这样的晨练。他们的制服是殖民时期英国警察黄褐色制服与墨索里尼黑衫党成员服装的混合物，在1925年国民志愿团成立之初，黑衫党就是他们的偶像。“沙卡”是一种半军事性质的组织，类似于墨索里尼法西斯党或希特勒青年近卫军的基本构成单元。

戈尔瓦卡的书《我们或我们的民族性的界定》（We, or Our Nationhood Defined）以及《思想集成》（Bunch of Thoughts），已经成为印度国民志愿团成员的圣经，他写道：“我们事业的最终图景……是一个有着完美组织状态的社会，每个人都被塑造成理想的印度教教徒，成为社会共同的一个分支。”他把“沙卡”比作人身体的细胞：“每个细胞都感到与整个身体的同一性，并且时刻准备着为身体的健康与成长牺牲自我。”其主旨是创建一个充满阳刚气的印度教，超越强大的伊斯兰和西方文化。他认为，印度和印度教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变得太过“女人气”了，印度教的脆弱使得外敌轻而易举地支配这个国家。因此，印度教的目标就是要模仿具有统一性和组织性的一神论或“闪族”的文化，并且要比它们做得更好，从而将之击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最杰出学者克里斯托弗·詹弗里洛特（Christophe Jaffrelot）曾将印度国民志愿团的这种战略描述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克里斯托弗·詹弗里洛特，《1925～1990年，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伦敦:赫斯特出版公司，1996。]。换句话说，学习敌人的长处，并将其摧毁。于是，尽管甘地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典型的印度教教徒，但仍然遭到极右派印度教教徒的憎恨。他代表着非暴力，这是他们认为缺乏阳刚气的；他宣扬对其他宗教的友爱，这让他们将他视为叛徒。[ 尽管甘地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有一些共同点，他们的思想都来源于喜欢划分等级和宗教的英国人，但是，在1924年甘地写道：“印度教教徒本质上是懦夫，而穆斯林则是欺凌弱小者。”]刺杀甘地的纳斯拉姆·高德西就来自“同盟家族”。

印度国民志愿团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印度教的社会，社会机体的每个细胞都必须完全服从于它。对于这个社会的成员来说，印度不仅是祖国，而且是圣地。显而易见，这种观点把那些将麦加和罗马作为其精神支撑的印度人排除在了印度国家之外。“在印度斯坦，外来种族必须接受印度教文化和语言，学会尊重和维护印度教的权威，以崇尚印度教种族和文化作为唯一理想……或者留在这个国家，全心全意服从于印度教民族，不提任何要求，没有特权，更不用说优惠待遇，甚至不具备公民的基本权利，”戈尔瓦卡写道。[ 戈尔瓦卡的观点均引自他的著作《我们或我们民族性的界定》或《思想集成》。]

根据这种观点，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不仅是“外来的”，而且属于不同的“种族”。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种族、语言和文化极其繁复多样的国家。甚至是雅利安人现在也仍然被学者们描述成一个语言群体，而不是一个种族。但即使雅利安人是一个种族，他们也来自世界其他地方。在印度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中，只有极少部分是移民到印度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后裔，而绝大部分是低种姓印度教教徒的后裔，他们为了摆脱极低的社会地位而皈依了新的宗教。公元1世纪左右，基督教开始在印度出现，当时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出现了大规模的皈依基督教活动。而伊斯兰教的出现则在公元8世纪左右，从与阿拉伯国家有商贸往来的印度南部港口城市向内陆传播。因此，基督教在印度的渊源远早于大多数欧洲国家。而在新教教义出现之前几百年，伊斯兰教也都已经在印度扎根了。因此，国民志愿团没有彻底将印度宗教少数民族拒之门外，而是留了一个门缝。拉尔·克里希纳·阿德瓦尼（Lal Krishna Advani）是印度人民党执政时期的副总理，同时也是国民志愿团的一名兼职志愿者，他说自己承认“印度穆斯林”和“印度基督教徒”，他声称和大多数印度教教徒一样，他们认同信仰上帝有许多种途径。针对愿意皈依印度教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国民志愿团还发起了一项名为“欢迎回归印度教”的运动。[ 印度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951年基督教徒占印度人口总数的2.8%，而到2001年，这一比例为2.3%。但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坚持认为印度遍地是基督教变节者。]

与印度国民志愿团成员接触的过程往往与我的设想大不相同，通常他们都极具个人魅力。有一次，我曾到一位非常好客的国民志愿团拥护者家里做客，他家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当时的另一位客人是国民志愿团在该邦的领导人曼莫汉·维迪亚（Manmohan Vaidya）。这次晚宴是为了向我介绍他们的运动而设的。维迪亚向我描述了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国民志愿团宣传干事：首先他必须立誓过独身生活，以确保只与这场运动相结合。其次，他要住在全国各地的招待所中，以国民志愿团的工作为中心，来来往往奔波。此外，他不能喝酒、抽烟、食肉。他的存在与国民志愿团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是艰苦且自我否定的。“除了食素以外，”我说，“你们似乎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Islamic fundamentalist）有许多共同点。”听我这么说之后，维迪亚似乎有些震惊，随即笑道：“我们是非常专注的。我想你大概可以说我们有部分共同之处。但是他们太肤浅了，而我们是印度教教徒。”“只是印度教教徒，还是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我问。“我们不是原教旨主义者，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他强调。“这完全是两码事。”

几个月后，我拜访了国民志愿团的总部，去参观他们每年一次的“长官训练营”。国民志愿团的主楼位于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的市中心，俯瞰着一个尘土飞扬的巨大阅兵场，国民志愿团的志愿者们正是在这里进行日常训练。训练营是国民志愿团遍布全国的领导人的一种大型“沙卡”，持续三十天。拉姆·马达夫（Ram Madhav）陪同我参观，他是该组织全国性的发言人，非常健谈且富有个人魅力。我们看到两千人的队伍在阅兵场上来回行进，手里挥舞着一根警棍，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他们穿着标准的国民志愿团制服：白色衬衣，黄褐色短裤，中间系一条结实的黑腰带，黄色短袜和黑鞋。他们还戴着国民志愿团标志性的黑帽——对白色国会帽的反叛。国民志愿团的敬礼显而易见是法西斯式的：立正，然后将右手放到胸前，手心向下。每天清晨，训练者都会聚集在迎风招展的藏红花色国民志愿团旗帜下，向它敬礼致敬，然后齐唱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圣歌——“祖国万岁”（Vande Mataram）。在剩下的时间中，直到晚上10点，他们将分别进行军事训练和“品格培养”，中间插入讨论会和一些传统比赛，如卡巴迪等。卡巴迪要求两个队伍的人参加，分为攻守双方，比赛过程中，双方都竭尽全力，同时要高喊“卡巴迪，卡巴迪”。[ 要了解印度国民志愿团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沃尔特·安德森，斯里达尔·达莫尔，《藏红花的手足情谊：印度国民志愿团和印度教复兴主义》，新德里：维斯塔尔出版社，1987。 ]训练营不提倡进行单项体育比赛，甚至是起源于印度的项目，如象棋。而板球尽管是个集体项目，但也被禁止，因为它是一种外来运动。

观看完训练，我们回到国民志愿团在那格浦尔古城中心的官方总部。这里是高级领导人居住的地方，总领导和副领导共住一个套房。他们的卧室都是僧侣式的，简单得近乎单调，与一个狭小的客厅相邻。有些人争辩说，国民志愿团实质上不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分子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单个领袖的盲目崇拜上，而国民志愿团强调的是集体领导，其领导人只扮演“向导和顾问”的角色。然而在我看来，这两者并无实质差别。当然，国民志愿团的成员可以被描述成苦行者，其领导人简单的卧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住宅就像卡尔特会僧侣或提倡苦修的主教的修道院。“领导人很可能就会在这张床上终老，”我的向导告诉我。

随后我们到了国民志愿团创始人海德格瓦的家宅。这是一个保存得很好的基特帕文婆罗门（Chitpavan Brahmin，海德格瓦的一个副种姓）的住宅，展示了富有的印度教上层阶级的生活。19世纪，海德格瓦家从海得拉巴迁到那格浦尔，当时的海得拉巴是在一个专横的穆斯林领主的统治下。[ 三分之一的英属印度被分为各个独立的小邦，受当地领主统治。这500个公国中，大多数很小，微不足道。但像海得拉巴和克什米尔却是大邦，足够独立出去，自主统治。但它们并没有这样。]海德格瓦德的伊斯兰恐惧症或许是受这个家族史的影响。“这房子漂亮吗？”我的向导问。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如此期望得到不会拥护他们观点的人的认同。国民志愿团对世界的见解如此具有侵略性，而它的多数成员却文雅谦恭。他们鄙视外国文化和思想，却渴望得到外国人的承认和善待。这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或许远比他们的思想意识复杂。陪同我到那格浦尔采访的是索海尔·阿克巴（Sohail Akbar），一名德里的穆斯林摄影师。他不知道如果国民志愿团发现他的宗教背景会有什么反应，心里忐忑不安。然而没有人发现，或者说他们其实发现了却假装不知道。

然而在我们以下的访问中，将索海尔的全名隐藏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印度国民志愿团最具战斗色彩的分支是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wa Hindu Parishad，VHP）。国民志愿团着掌控社会的整体改革，印度人民党是其政治前锋，而世界印度教大会负责印度教的改革。印度青年民兵（Bajrang Dal）是印度教大会的年轻一翼，为之提供突击部队，任何时候只要有动乱就会前去冲锋陷阵。印度青年民兵以猴神（Hanman）的名字命名，在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中，猴神用尾巴烧毁了兰卡岛，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15～30岁的男性青年。据说目前为止，已经有30万～40万人接受过训练。

我们在那格浦尔参观了一次印度青年民兵的训练课。与国民志愿团的训练不同，这些年轻人——许多甚至尚未成年——除了使用警棍外，还用剑和气枪。教练用慢动作挥舞着一根警棍，告诉他们：“这个动作是怎样击打人的后脑，使他一击毙命，非常简单。”这些年轻人大多蓄着浓密的军人式胡须，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训练。其中一个少年来自一片基督教传教士比较活跃的区域，他说：“基督徒试图使我们的人民变节，我们需要自我防卫。”另外一个人说：“在我们的城镇，穆斯林要杀牛，并且在我们做祷告时制造许多噪音。我们不是去杀人就是被杀。”这里每个人都急切地想展示他们的技能。教练也非常友善，“这是印度教徒自卫的突击训练，”他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做任何掩饰。”训练课是在那格浦尔市中心一所大学的操场上进行的，过往的车辆行人可以一览无余。我们离开后，索海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如果他们知道是一名穆斯林在给他们拍照，上帝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他的担忧的确情有可原。在上个世纪印度最严重的三次流血冲突中，印度青年民兵在其中两次中扮演了主角，即1991年和2002年的教派冲突。[ 另外一次冲突是在1984年10月，英迪拉·甘地被他的锡克教保镖刺杀后，国大党的支持者与锡克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重写历史计划，直接导致了1992年的暴力冲突。当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身份受到质疑时，历史将变得多么血腥，三千被屠杀的平民（绝大部分是穆斯林）就是最好的例证。1992年12月6日，一群好战的印度教暴徒捣毁了北方邦印度教圣城阿约迪亚（Ayodhya）内的一座清真寺，冲突由此爆发。1987年，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阿德瓦尼（L.K. Advani，2004年，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失败后，阿德瓦尼成为党主席）的带领下，发起了一场摧毁清真寺的运动。他们声称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以莫卧儿王朝开国君主名字命名），是1528年巴布尔捣毁了当地印度教寺庙改建而成的。他们还声称，寺庙原址正是罗摩王的诞生地。然而，没有证据证明罗摩王的存在，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印度教教徒都只将他视为一个神话人物（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认为《罗摩衍那》“是一则无与伦比的寓言”[ 森，《好辩的印度人》，第48页。 ]）。而且据经文记载，罗摩的生日是在几万年以前，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个场所原来有一个印度教寺庙。印度独立后，有关罗摩诞生地和消失的寺庙的理论才逐渐盛行起来。在一名无神论者看来，阿约迪亚运动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力量的最好例证。1984年，在罗摩庙运动发起之前，545个议会席位中印度人民党仅占了2席；这项运动发起后两年，印度人民党的实力扩展到84席；而当1999年，该运动到达高潮时，印度人民党赢得了183个席位，2004年大选中才又降到138个席位。

2002年，古吉拉特的高德拉（Godhra）发生了暴乱。2月27日，一节列车车厢起火，烧死了58名印度教教徒乘客，引发了此次骚乱。这次事件与十年前巴布里清真寺被捣毁引起的大屠杀直接相关。高德拉是一座穆斯林聚居的城市，也是古吉拉特邦至北方邦铁路沿线的一个重要停靠站。在该事件发生之前几周，火车里满载的都是前往阿约迪亚的世界印度教成员，他们是为了重建罗摩神庙而赶去参加声援大会的。[ 这项运动至今还未达成其目的。印度司法部门迟迟未能裁决哪个宗教对寺庙遗址拥有法律权利。而只有这次，司法部门的拖延才有理由被原谅。]高德拉火车站附近的穆斯林社区有许多人在火车站兜售货物或当苦力。他们声称，几周以来一直受到车厢中印度教教徒的奚落。后来政府对该事件的调查未能找到车厢起火的原因，但是所有目击者都说，车厢起火时他们看到一大群愤怒的当地穆斯林。

古吉拉特邦的印度人民党政府由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他原是国民志愿团的宣传干事，该事件发生前几个周刚成为邦首席部长。事件发生后，他宣布2月28日为追悼日，将在古吉拉特邦最大的城市艾哈迈达巴德的街道上为死去的乘客送葬。这无异于一种不加掩饰的煽动。数千印度教教徒包围了艾哈迈达巴德以及古吉拉特邦其他城市中的穆斯林聚居区，形势剑拔弩张。而暴乱发生后，莫迪引用了牛顿第三定律：“每个作用力总有一个与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作用力。”他的话纵容、鼓励了凶手的暴行。随后的反作用力远非大小相等。接连几天，一波又一波的暴力冲突在这个邦蔓延，一些血腥的杀戮被电视镜头记录下来。攻击者对待穆斯林妇女和儿童的暴行令人发指，暴徒们聚在一起奸淫妇女，把煤油灌进她们以及孩子们的喉咙，然后将点燃的火柴扔向他们。数百人站在一旁观看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雀跃欢呼，这种焚烧象征为高德拉火车站被烧死乘客的报复。凶手们将受害者家庭里的男性成员拖到火烧现场，让他们眼睁睁地望着妻儿被活活烧死，然后再将他们烧死。这些暴行显然早有预谋：暴乱者拥有选民名册，因此他们能在混合社区挑出穆斯林家庭，而不会触及周围的家庭。他们还能准确无误地找出穆斯林的商铺，尽管这些店铺已经受到他们印度教商业伙伴的预警，改用了印度教名字的铺面招牌。暴徒们屠杀的形式和效率再次证明他们的暴行蓄谋已久。[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2月27日，即高德拉焚烧事件发生的那天，正是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发生的日子，希特勒以此为契机建立起纳粹党的法西斯独裁政权。]

而古吉拉特警察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也同样让人们感到震惊，他们对眼前发生的屠杀袖手旁观。据说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还是暴徒们的帮凶，比如告诉凶手当地穆斯林的住址，将逃亡的穆斯林拉回暴徒们的控制范围内。印度和国际人权组织曾对此次事件开展了大量调查。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古吉拉特警察曾受到指示不要干涉暴力活动。[ 许多简要的报告都得到同样的结论，如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及印度相关市民法庭等的报告。 ]“暴徒们抓住我的丈夫，用剑在他的头上砍了两下，”詹娜·谢赫（Jannat Sheikh），一名穆斯林主妇，在一次独立的法律调查中说。

然后他们把汽油浇到他的眼睛上，并把他活活烧死。我的小姑被剥光了衣服，然后被强奸，当时她怀里还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他们把汽油浇在她和孩子身上，并点燃火将他们烧死。我的婆婆没法爬楼梯，因此她和一个4岁的孙子留在一楼。她告诉他们拿走所有的钱和珠宝，放过孩子。他们把钱财拿走，然后还是烧死了孩子。我所在街区的少女们都被剥光衣服、强奸然后烧死。警察在现场，他们都是暴徒的帮凶。[ 引自报告《古吉拉特大屠杀怎样影响少数民族妇女——幸存者谈话录》，该报告收录于约翰·达亚尔编的《古吉拉特2002：印度教群体未说和重说的故事》，德里：媒体出版社，2002，第289页。]

这只是众多人权组织记录的几百份目击者证词之一。几乎在每次调查中，警察都拒绝记录下证人的证词。

印度人民党的一名部长哈伦·潘迪亚（Haren Pandya）是纳伦德拉·莫迪的对手。2003年，他答应一个调查委员会出面作证，提供古吉拉特事件中给警察的指令。然而此后不久他就被暗杀，据称是穆斯林恐怖分子所为。他被谋杀后，官方没有展开过任何调查审讯。直至2006年，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古吉拉特暴乱中仅有少数几个人被判谋杀罪，而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根据印度反恐法，将200多名高德拉火车燃烧事件中的穆斯林关进监狱。没有一名印度教教徒根据这些法律被拘留。2004年，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的失败对这种情况没有任何改善。而在印度的联邦宪法中，法律和秩序是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2002年12月，在暴乱发生后9个月，纳伦德拉·莫迪的政党在邦政府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席位，以绝对优势连任。莫迪的竞选主题是“古吉拉特的荣耀”，在竞选运动中，他将古吉拉特的穆斯林称为“第五纵队”——内奸的代名词，说他们是对巴基斯坦尽忠。

古吉拉特暴乱另一个让人担忧的特征，是新德里国家政府对该事件的反应。当时的印度总理阿·比·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在事件发生后整整一个月内，没有到冲突现场考察。据知情人士透露，被认为是印度人民党温和派代表的瓦杰帕伊在暴乱发生后曾试图除去莫迪的职务，但被他的同事驳回，于是无法主持正义的总理选择了随波逐流。事件发生后几个周，在美丽的沿海邦果阿（Goa）召开的一次政党会议上，他问道：“让我们记住整个事件最初是怎样开始的，是谁点燃了火？冲突是怎样蔓延的？”“穆斯林不论居住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不会与别人和平共处。他们总是采取恐怖与威胁的手段传播他们的信仰，”他说。[ 转引自作者在《金融时报》2002年4月15日发表的文章。 ]

其他人则公开庆祝暴徒们引进的“印度教荣耀”的复兴。印度国民志愿团则暗示，任何后续事件都会以流血告终。当时国民志愿团的发言人M.G.维迪亚（M.G.Vaidya）只发表了简单的声明：“让穆斯林明白，只有当大多数人对他们抱有善意，他们才会获得真正的安全。”这样的声明言下之意就是，和穆斯林不一样，印度教教徒是宽容的。我认识的绝大多数印度人，无论是印度教教徒还是穆斯林，以及许多不想被冠以任何宗教标签的人，都非常温和宽容。这是他们民族遗产的一部分。在这样一种民族遗产的氛围中，要对国民志愿团进行准确定位确实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古吉拉特暴乱最后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是该事件造成的后果。20多万人民无家可归，只能居住在难民营里。他们失去了亲人、家园、事业，而中央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资助，邦政府则只提供了微乎其微的一点救济。伊斯兰救济委员会（Islamiya Relief Committee），是由伊斯兰逊尼派（Sunni Islam）的一个保守且相对强硬的分支主持的慈善机构，它为难民们提供了绝大多数的临时学校和住所。[值得一提的是，冲突过后，数以千计的印度年轻人，其中许多是印度教教徒，志愿到古吉拉特帮助受害者。冲突中，冒着巨大危险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的记者也大多是印度教教徒。]在屠杀中遇害的大多是波拉派（Bohra）或依斯马宜里派（Ismaili），它们都是伊斯兰什叶教派（shiah）里人数很少的分支派别，与逊尼派占主导的巴基斯坦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在巴基斯坦，人数较少的什叶穆斯林也是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同时他们却被古吉拉特的警察、司法系统和福利官员遗弃。于是，许多愤怒的穆斯林青年男子——既有什叶派也有逊尼派，转向了一种在最需要时会帮助他们的指导原则。“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冲突前那些没有任何激进意识的穆斯林青年男人，在经历了冲突后变得异常激进，”哈尼夫·拉克达瓦拉（Hanif Lakadawala）说，他是一名艾哈迈达巴德的穆斯林，主持着一个为居住在贫民窟中的妇女提供帮助的慈善团体。“如果政府为这些穆斯林做点事情，或对他们的福利表示出些许关注，或为他们主持正义，这些年轻人就会有其他可以诉诸的途径。”假想的群体需要有其他假想的群体作为对手，才能彼此蓄积力量。

人们常根据需要想象一些民族的历史，对于宗教传统亦是如此。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徒将耶稣设想成金发碧眼的形象，后来当商业利益驱使去迫害犹太人时，他们又鼓吹犹太人害死耶稣的观念。同样，今天的穆斯林自由主义者为了找出妇女拥有平等权利的证据，遍搜了《穆罕默德言行录》的每个角落。与此类似，印度教复兴主义者为了现在的目的编造历史，其工具之一就是圣牛。仅简单地提起这个主题，就足以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中激起强烈的愤怒，于是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在印度，有一次做电视访问时我采访了一位印度人民党部长。当时，许多邦的选举即将来临，于是不可避免也毫无例外地，印度人民党又提起禁止宰牛的议题。我指出，我采访的大多数印度人其实更关心价格、就业和供水等问题，而诸如宰牛和禁止用武力逼迫人们转变信仰等问题，是否只是一种竞选策略，目的是转移人们对实际问题的关注。闻听此言，这位部长情绪变得异常激动，他的手指颤抖着指向我，说；“不要亵渎牛，这是一种神圣的动物。你是在亵渎牛吗？”“当然没有，”我说，搜肠刮肚地想找到一种恰当的回答。这位部长成功地转移了话题。

而任教于德里大学的历史学家D.N.吉哈（D.N.Jha）的经历则更为糟糕。吉哈博士是一位瘦小的七十多岁的老人。2001年，他完成了一本名为《圣牛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Holy Cow）的专著，在书中他写道，有证据表明，在古代印度社会的大部分人都吃牛肉，包括婆罗门。印度许多左翼人物则试图将“印度教与穆斯林”问题描绘成是英国人的发明，认为是英国人为了维持其统治，人为地将印度人分为不同类别。有些人甚至声称，种姓是在殖民时期被创造出来的。[ 利用原有的宗教和种姓差别（毋庸置疑，英国人正是这样做的），与无中生有的创造这些差别，完全是两码事。这种学术研究的一种无心的后果是抢劫了印度人的历史。同时也将英国人拔高为天才，这是研究印度殖民史的人不会乐意接受的。]显然，左派和右派的论断都尚待商榷，我也无意于判断吉哈博士观点的正确性。然而，印度的言论自由权在吉哈博士这里却遭到否定。他的书立刻遭到印度人民党政府的禁止，而且禁令一直未取消（我是在英国找到的版本）。有一段时间，吉哈博士不得不待在他在德里大学的寓所里，闭门不出，因为印度青年民兵以及学生中的右翼激进分子扬言要杀死他。“没有人支持我，甚至出版商也不站在我这边，”吉哈说。“当你提到‘牛’这个词时，人们完全丧失了理智。”

19世纪末，在穆斯林大量聚居的印度北方出现了护牛运动。阿利亚协会（Arya Samaj）是一个好战的印度教改革派，由于它崇尚禁欲主义以及武力，在很多方面，人们将它与加尔文教派相比。它选择假想中濒危的圣牛作为情感工具，在民众中制造一种印度教情绪。这个教派的目的是将低种姓印度教教徒拉入它的信徒行列，而它使用的战略手段则成为今天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范本。

我决定去拜访位于那格浦尔近郊的牛产品研究中心（Cow Product Research Center）。这个中心由世界印度教大会经营，致力于研究5种传统的农村牛产品：牛奶、酥油（经提炼的黄油）、黄油、牛尿（用于宗教的用途）和牛粪（作为燃料）。苏尼尔·曼辛卡（Sunil Mansinghka）陪同我参观，他是一名资格较老的世界印度教大会激进主义分子。这个中心吸收了许多有医学和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同时还经营着一个旅馆和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是为当地一个以斯哇密·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名字命名的部落开设的，维韦卡南达是位广受尊敬的印度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当我们接近一个巨大的牛棚时，曼辛卡告诉我：“请把你的鞋脱下。”“什么，赤脚？”我问道，眼睛盯着地上覆盖着的牛粪和尿混在一起的凝浆。“是的，赤脚，”他回答。“牛粪是一种杀菌剂。如果你有脚气，从这里走过，就可以治愈。”

在牛棚外面，贴着一个注意事项，上面写着：“不要逗弄牛，请给它爱。里面不允许随地吐痰。如果有捐赠品，请给工作人员，不要直接递给牛。”我小心翼翼地走进牛棚，尽量防止滑倒。曼辛卡说：“这些是纯种的印度斯坦牛。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外来品种和本地品种分离，无论哪个方面，本地品种都要优秀许多。”他把一头看起来非常凶猛的牛拉到我面前，它的睾丸足有板球那么大。我不由往后退缩。“不要担心，”曼辛卡说，把我又拉回牛前面，“这是纯种印度牛，它不会伤害你。不像那些西方的牛。”我被他推过去，和牛眼对视了几秒钟。然后我被领着穿过堆积有两英寸厚牛粪的地面，迷迷糊糊来到牛群中间。有人递给我一个上面插着蜡烛的银质托盘，里面摆放着姜黄、大米、花朵和染成红色的面糊。我把托盘在其中一头牛的头上绕了几圈，然后把面糊分别抹在牛的前额和我的前额上。“现在你要向牛祈祷。她是我的母亲，她是你的母亲，”曼辛卡说。“母亲”似乎丝毫不为这样的关注所动。

然后我被带向实验室。离实验室20米远左右的一间屋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里面存放着许许多多盛满牛粪的瓶子，一个堆在另一个上面。屋子里还挂着煤气灯，一些大口杯里的牛尿上面冒着气泡。“这是一种可以治疗癌症的抗氧化剂，”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举着一粒胶囊告诉我。接下来还有许多牛尿制品，可以用来治疗支气管炎、肥胖，或提供能量、净化血液等等。随后，他们又向我展示牛粪制品。同样，牛粪也隐藏了一系列世界一流的疗效。我最喜欢的产品是牛粪香皂。也有可以去屑的牛粪洗发香波。曼辛卡说，这个中心已经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利局递交了许多牛粪制品的专利申请。“神存在于牛粪中，”他说，“所有的处方都包含在神圣的经文里。”

曼辛卡先生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拉贾斯坦人，他告诉，我除了《吠陀经》里提到的以外，没有一种药物值得人们使用。他说这话时非常真诚，没有一丝玩笑意味。概括起来，他的信仰可以归结为经文原教旨主义——一种信条崇拜的现代版本，过去人们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当作象征符号的信条，现在被视为完全正确，甚至可以被科学验证。诸如，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造成的；罗摩就

Chapter_5

出生在那个精确的位置等等。但是，牛产品研究中心一些牛制品的用途的确令人印象深刻。曼辛卡向我展示了几棵树，每棵下面都施有浓缩的牛制品肥料。这些树的每片叶子都散发出一种浓郁的树果实的香味，或是芒果、或是柠檬或是柑橘。这的确让人心旷神怡。而且就我所了解的科学知识而言，我想牛尿也许真能治愈癌症。

参观结束后，曼辛卡急切地想得到一些暗示，看我是否已经被圣牛的种种优点打动，他说：“你写文章时，请善待牛。她是我们的母亲。”我很愉快地答应一定不会亵渎牛。我们离开了曼辛卡在世界印度教大会的办公室，返回那格浦尔。就在他办公楼出口外的街道上，我们看到有一头牛正把头埋在一个巨大的垃圾堆里，咀嚼着散落在塑料品间的食物。即使在护牛运动的首都那格浦尔，这也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画面。没有人会在意。

2002年10月15日，在新德里附近的加加尔（Jhajjar）镇，一大群高种姓的印度教暴徒将5名达利特男子用私刑处死。当时这5名男子正抬着他们从邻村买的一头牛的尸体。作为查谟副种姓的成员，制革是他们的一种世袭职业。有人声称，他们为了给牛剥皮，才先将它杀死，于是将他们吊死，并把他们扭曲的身体悬挂起来让人观看。谋杀过后，身心受到重大创伤的当地达利特坚持认为牛事先已经死去。在这次罕见的事件中，暴徒们使用的残忍的中世纪刑法让绝大多数印度人感到震惊。然而，世界印度教大会的最高领导人吉里拉·克修尔（Giriraj Kishore）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根据我们的印度教圣典，牛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尼纳·维亚斯，《印度教徒报》，2002年10月21日。 ]言下之意即，5名低种姓印度人的生命不及一头牛重要。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与低种姓印度人间忽冷忽热的关系，是理解印度人民党竞选命运的关键。这解释了为什么人民党难以在国家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直到它找到了一条赢得低种姓选民持续支持的有效途径，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过去，国民志愿团和印度人民党的成员几乎都属于高种姓阶层。直到20世纪90年代，为了扩大它的选民基础，印度人民党才试图吸收一些杰出的低种姓甚至是穆斯林政治人物。然而这种努力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正如我们在前章中所讨论的一样，在印度，一个政党的社会基础越狭窄，它在收集选票方面的效率就越高。当印度人民党突然面向所有的人承诺所有的事时，很难让人信任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低种姓群体保留政府公职配额的制度遭到高种姓群体越来越强烈的抵抗，并最终将印度人民党推上执政舞台。从1981到1985年，在“藏红花政治”的中心艾哈迈达巴德，为了抵制国大党政府向其他弱势群体扩大政府公职保留配额，高种姓群体连续发动暴乱。自独立后，国大党就一直依赖古吉拉特邦的高种性群体的支持赢得连任，而这项有争议的政策使国大党传统的古吉拉特政治基础遭到分解。高种姓群体开始转向印度人民党，而且自那以后一直没有回归。而1990年，当短命的少数民族政党联合政府总理辛格（V. P. Singh）支持曼达尔委员会（Mandal Commission）的报告，决定将27%的国家政府公职保留给低种姓群体时，几年前古吉拉特发生的那一幕再次上演。辛格的决定触发了新德里街道上一系列的骚乱，高种姓学生纷纷抗议，这一幕幕暴乱的场面通过电视屏幕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事件直接导致了辛格不稳固的联合政府的瓦解。他的政府由国大党的反对党组成，简而言之，囊括了除国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印度人民党以及拉鲁·亚达夫和穆拉亚姆·亚达夫的政党都在其中。对国大党的憎恨是将他们联合起来的唯一情感。在辛格先生宣布拥护曼达尔建议后，印度人民党撤回了对它的支持，将联合政府推向瓦解。随后，印度人民党领导人阿德瓦尼发动了一场前往阿约迪亚（Ayodhya）的“战车游行”。这场运动在两年后巴布里清真寺被捣毁时达到了高潮。此次游行指向的目标是穆斯林，然而推动阿德瓦尼战车前进的燃料是高种姓阶层对低种姓政治的愤恨。阿德瓦尼克服两者间分歧的战略，是发动在阿约迪亚建立罗摩庙（罗摩曼迪尔）的运动，将两者团结在印度教的旗帜下。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策略发挥了作用：自1990年后，印度政治的两极是曼达尔对曼迪尔（Mandal versus Mandir），即低种姓政治对印度民族主义。国大党则夹在其中，处于两难境地。

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后不久，我路过孟买。联合政府由24个政党组成，印度人民党只是其中之一，然而它在政府中占据着支配地位。1999年，在选举中再次获胜后，它将权力抓得更紧了。尽管2004年印度人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在大选中败北，然而在近代印度历史上，这是首次——到目前为止也是最后一次——由一个非国大党政府统治了一个完整的任期。而印度人民党七十多岁的领导人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也是第一位非国大党党员的总理。

对于印度人民党最终得以上台执政后会做什么（此外还有1996年曾上台的极其短暂的13天时间，当时瓦杰帕伊还没有机会进行任何动作），人们充满疑虑与担忧，1998年我在孟买遇到的许多人都有这种心态。然而印度人民党不负众望。上台后仅几周内，就在拉贾斯坦邦的塔尔沙漠（Thar Desert）进行了5次核试验。在印度，一度信奉尼赫鲁在独立以后倡导的道德外交政策、而反对核武器的许多人，转瞬之间，发现自己也在挥舞着三色国旗庆祝。在一次宴会上，我和一位自称自由主义者的小说家交谈。“我不支持印度人民党，但在印度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他说。“一千多年来，我们第一次拥有一个印度教政府，而且它有勇气用核试验向美国叫板。”

瓦杰帕伊同意将印度人民党最珍视的三项计划暂时搁置，极大地缓解了联合政府中其他政党的忧惧。这三项计划分别是：其一，制定一部通用的民法典，即意味着废除尼赫鲁向穆斯林让步而遗留的个别私人法律；其二，在阿约迪亚修建罗摩庙；其三，废除宪法中赋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Jammu & Kashmir）一定程度自治权的章节，该邦是喜马拉雅山地区一个分裂的邦，巴基斯坦声称对其拥有全部主权。[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查谟是印度教教徒聚居区域，克什米尔是穆斯林聚居区域。而在第三个区域，拉达克（Ladakh）则主要聚居着佛教徒。在后文中，我将它简称为克什米尔。]

和印度其他政党一样，印度人民党对独立运动中的口号如“印度自治”和“经济自给”等，有着很深的情结。1998年，在它上台之初，印度的一些中产阶级和外国投资者对此持理解的态度。1991年后，曼莫汉·辛格就已经废除了尼赫鲁经济框架的主要部分。然而，印度人民党依然不放弃旧有目标。在国民志愿团的哲学中，“印度自治”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常常将国外产品描述成“有污染的”。

1995年，新德里的印度人民党市政府关闭了首都唯一一家肯德基分店，理由是卫生检察员在其厨房中发现了一只苍蝇。熟悉德里市主要饭店卫生标准的人不禁质疑印度人民党的借口。然而事实上，这种关闭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与肯德基的广告“令人吮指的美味”相反，印度消费者一致认为炸鸡平淡无味。然而它的关闭却传递了一种明确的政治信号。同样，1998年，印度人民党在其竞选宣言中承诺接受外国投资，但仅限于新技术需要的领域，它的口号是：“要芯片不要薯片”。于是，人们普遍担忧印度人民党是否会逆转曼莫汉·辛格的改革。所幸，瓦杰帕伊的政府很快就热情地拥护了经济自由主义，尽管它在吸引“薯片”方面的投资要比“芯片”方面幸运得多。

支持印度人民党的选民们（或许只有少数被称为真正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人）最大的期望，是它兑现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政党”的承诺。这条效果非凡的竞选口号，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即印度人民党不会屈从于笼罩着印度公共生活的腐败。于是，它有效地使印度人民党从众多党派中脱颖而出，包括创造了腐败体系的国大党以及将这种体系完善的低种姓政党。人们也许不会认同印度人民党对穆斯林的一致憎恨，但至少他们期望着一个清廉的政府。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期望过于乐观了。印度人民党的确满足了它的中坚支持者的部分杀戮欲，正如我们在古吉拉特看到的一样，也通过给教育体系中的课程设置染上“藏红花”颜色，抚慰了对它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日益不满的国民志愿团。但是在日常政府工作中，印度人民党和其他政党一样腐败且充满机会主义色彩。2004年大选临近时，瓦杰帕伊为了赢得穆斯林的选票，戴上伊斯兰教的绿色头巾与穆斯林高官合影，成为许多讽刺笑话攻击的对象。显然，这种战略是失败的，因为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败北。这对于一个似乎日益强大的政府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

在我来到印度之前，《金融时报》一位熟悉这个国家的同事告诉我：“记住，在印度事情永远不会像它所表现的那么好，也不会像你看到的那么糟。”2004年大选最让人震惊的方面，是印度全国性大党得票率的普遍下降。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国大党以及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命运。然而，在国大党竞选成功后的一片欢腾中，人们忽视了2004年大选的真正胜利者。印度人民党的得票率从1999年的24%下降到2004年的22%，而国大党则从28%降至26%。

2004年的真正胜利者，是众多小型的低种姓和地方政党。他们在全国的集体得票率持续攀升，并最终超过半数。然而这些政党中，没有一个提出全局性的经济规划，它们对与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不感兴趣，是战是和漠不关心。在民族危机的非常时刻，印度人民党有能力克服种姓差别，将大量印度教教徒团结在它的宗教旗帜下。但这只是在极罕见的非常时刻，当处于常态时，印度教教徒又回归他们狭隘的种姓和语种群体中。在我们上文提到的曼达尔和曼迪尔的战斗中，似乎前者日益占据上风。“分块治之”或许是印度未来政治方向的最好总结。

2004年大选期间，我前往古吉拉特，去考察印度人民党在其心脏地带的竞选情况。在此次竞选运动中，印度人民党决定淡化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而着重强调它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在过去的一年中，印度经济增长率达到8.4%，并且2004年的目标是维持这一增长速度。尽管2002年的古吉拉特暴动使其经济受到一定影响，它仍然是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印度各邦中，古吉拉特的生活标准最高、全球化程度最深。美国硅谷的一大批软件企业，以及英国社会中许多新兴的亚裔中产阶级都来自古吉拉特。然而2004年印度人民党的竞选口号“印度大放光芒”却未能激发当地人们的热情。

在古吉拉特时，我做了许多努力去采访拉尔·克里希纳·阿德瓦尼（Lal Krishna Advani），他是印度人民党政府的副总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设计出罗摩庙战略，成功地将印度人民党推向印度政治中的显要位置。我去拜访时，他正在一位艾哈迈达巴德商人宽敞的住宅中躲避正午的酷热。几周前，我曾访问过一位世界印度教大会领导人，他对印度人民党在竞选运动中的温和语调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说建立罗摩庙依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对阿德瓦尼和瓦杰帕伊感到尤其愤恨。“他们乘坐罗摩的战车获得了权力，但是上台后却将罗摩抛弃，”他说。随着印度人民党任期届满的临近，类似的抱怨在走强硬路线的激进主义分子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罗摩庙在哪儿？”

2002年，当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重新支持印度人民党时，印度教民族主义强硬派认为政府终于找到自己的灵魂所在，并且支持他举行一次突然的邦选举，而对穆斯林的公开仇恨成了选举的主体。在竞选运动中，世界印度教大会领导人阿硕克·森加尔（Ashok Singhal）说：“古吉拉特发生的一切将在印度其他地方上演。”[ 国际特赦组织，183号公告，2002年10月16日。 ]印度人民党轻而易举地在邦选举中获胜。然而这次选举的背景是印巴关系处于紧张阶段，这对于古吉拉特显得尤为关键，因为它位于印巴边界。2002年后，两国关系缓和，发展经济和维护地区稳定成为国家政府的主题。于是，印度人民党又把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军犬送回窝里，只是偶尔扔给它们一两根骨头。

在2004年的竞选运动中，我终于幸运地找到阿德瓦尼。与瓦杰帕伊多次接受我的采访不同，这位副总理经常回避我的采访请求。现在坐在一间宽敞屋子的一个角落，他的表情看起来像是在守丧。印度人民党的法律部长阿伦·杰特里（Arun Jaitley）也在场。阿德瓦尼和杰特里在国会中都代表古吉拉特。阿德瓦尼出生在卡拉奇（Charachi），当时属于英属印度联邦的一部分。他的生活周围充斥着对巴基斯坦的憎恨，以及对印度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不信任。他曾发起象征性的“战车游行”，每到一处，就留下许多穆斯林的尸体。然而在2004年的竞选运动中，即使是阿德瓦尼，也向瓦杰帕伊一样，在电视镜头前戴上穆斯林的头饰。

我告诉他国民志愿团抱怨他抛弃了藏红花政治。“在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国民志愿团就影响着我和我的哲学观，”阿德瓦尼说。“我永远也不会抛弃这个组织。但是在过去的6年中，我们最大的成就是巩固了印度的联邦政治体制。我们成功地证明多党联合政府是可行的，它能为印度提供一个稳定的政府。这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他拒绝回答是否放弃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这个问题。我引用了国民志愿团和世界印度教成员评价他的非常粗鲁的语言。他们都期望印度人民党在2004年大选中获胜，也希望瓦杰帕伊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给阿瓦德尼让位，让他竞选新一任总理。这位继承人今年七十七岁，只是稍比瓦杰帕伊年轻，但是他看起来似乎已经精疲力竭。或许他得到了暗示，被告知所有的民意测验都是不准确的，印度人民党没有获胜的可能；或许他对自己领导的这项温和的竞选运动已经毫无热情。“不会是国民志愿团，我相信他们不会那样说我，”他稍稍表示反对。“世界印度教大会中或许有人会那样说，但不会是国民志愿团。这是一个非常有纪律性的组织。”然而2004年的选举中，国民志愿团只是在它的漠不关心方面表现出一致性。它在古吉拉特的几万名成员中，仅有少数人志愿参加了印度人民党的竞选工作，而在一个政党的早期竞选活动中，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国民志愿团需要的是具有冲击性和令人震惊的事件，而印度人民党的竞选宣言仅限于经济增长率和股票指数的上涨。

印度人民党竞选失利后几个月，坎奇（Kanchi）的商羯罗查尔雅 （Shankaracharya）因为涉嫌谋杀被捕。此人是印度教最具影响力的传教士之一，（有些夸张地）被媒体称为“印度教主教”。当时印度举国上下，电视画面里都是他被捆得像一名普通罪犯一样推进警车，送往监狱。当时已成为印度人民党主席的阿德瓦尼立刻嗅到了一个绝佳机会，提出复兴“濒危的印度教”的战斗口号。这同样也安抚了国民志愿团，他们本来认为阿德瓦尼背叛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事业，一直心存不满。这位商羯罗查尔雅（一种官方称谓，意思是英明的导师）据说谋杀了一名神职人员，这位职员曾以商羯罗大师与一名年轻女子私通的事为要挟，向他敲诈勒索。据说，他还从坎奇——泰米尔纳德的一个圣城——的寺庙账簿上洗黑钱。

这次，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席部长贾娅拉莉塔（Jayalalithaa）下令逮捕商羯罗大师，并且大肆宣扬对他不利的言论，人们普遍怀疑是出于政治目的。在全国大选中，贾娅拉莉塔的泰米尔民族主义政党与印度人民党结盟，而现在她的政党在新德里的代表几乎被完全取代，在该邦的40个国会席位中仅剩下一席。作为一名无情的政治运作者，许多人认为贾娅拉莉塔是存心羞辱商羯罗大师，旗帜鲜明地宣告拒绝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终结与印度人民党的同盟关系。几周前，她废除了该邦一项反皈依法（针对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变节者），而这项法律刚于一年前颁布。为了使她的政治目的更明显，她选择了在排灯节（印度教最重大的宗教节日之一）前夕下令逮捕。她完全可以选择其他时间。这无异于一种挑衅。

阿德瓦尼抓住这次机会，使印度教崇拜主义回归原路。他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三天的绝食斗争，并且到新德里国会外面长坐绝食，以抗议对商羯罗大师的羞辱性对待。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声称，印度教教徒的耐心已经接近极限。他将商羯罗大师的被捕与1975年英迪拉·甘地的中止民主相比：“在印度历史上，这次逮捕与被迫接受紧急状态一样意义重大，”他说。“即使在英国统治时期，印度教领导人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对待。”[ 《新闻报》，2004年11月20日。]一场藏红花政治信仰者与新的世俗政府间的激烈碰撞即将在印度舞台上演。然而让所有人，包括阿德瓦尼的反对者颇为惊讶的是，他的抗议以失败收尾：几乎没有人来看热闹。几个小时后，甚至新闻记者都撤离了。

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对于商羯罗大师的被捕，大多数印度教教徒没有感到愤怒。或许人们认为他的被捕有正确之处（该案件于2006年开庭审理），然而除此之外，人们对该案件缺乏愤怒也反映了一些更根本的问题：因为没有印度教教堂，于是也没有所谓的印度教主教。商羯罗大师在坎奇的寺庙里，几乎所有的传教士、神职人员以及朝拜者都是婆罗门。因此，商羯罗大师只能称为婆罗门主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聚敛人心的主题，修建一座罗摩庙对不同种姓阶层的印度教教徒更有吸引力，因为所有种姓都熟悉《罗摩衍那》。阿德瓦尼在急于唤起人们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信仰时，忘记了最基本的选举法则。2006年1月他辞去印度人民党党主席的职务，由来自北方邦的高种姓领导人拉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继任。尽管辛格来自印度人民党的传统阶层，但是他任命了许多低种姓领导人担任党内高级职务，似乎已经从几任前辈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

尽管离斯力·斯力·拉唯·珊卡（Sri Sri Ravi Shankar）的修行处所还有几英里，但我已经能辨认出在蓝色和白色微光中的雄伟的禅室。斯力·斯力·拉唯·珊卡是新一类最成功的印度教福音传道者中最杰出的一个，我此行是去他在印度南方的“生活之艺术基金会”（Art of Living Foundation）拜访。我们抵达时正直傍晚，几百名信徒已经聚集在那里做祷告。在近处观看禅室更让人感到震撼。它在几年前刚落成，共5层，通体全是大理石，形状酷似一朵莲花。共有1008瓣大理石花瓣覆盖在建筑表面，象征着人类思维的多样性。这座奢华建筑的资金来源于企业捐助（主要是附近的班加罗尔的软件公司）以及教授颇受欢迎的气息技巧和冥想课程的基金收入。“请进，”一位负责接待的年轻女士礼貌地告诉我。“您来得真巧，刚好赶上观看大师解答晚间提问。”

禅室内部像一个古罗马的圆形剧场，显得颇为壮观。中央有一个舞台，四周环绕着逐级下降的大理石台阶。坐在光滑的大理石台阶上，我感觉像是走入一个大型婚宴蛋糕的内部。在我们上方的墙壁和天花板上镶嵌满粉色的荷花。中央舞台的四周是支撑着圆屋顶的柱子，上面刻着世界主要宗教的标志：伊斯兰的新月、大卫王之星以及耶稣十字。在中间的柱子上，刻着一个比其他象征物大的拉克希米（Lakshmi）像，她是印度教象征财富的女神。在舞台上单独摆放着一个大型王座似的座椅，上面坐着一个穿白袍的人，他长长的胡须垂在胸前，浓密的丝般的长发散在肩上，看起来仿佛耶稣在做洗发香波的广告。他就是斯力·斯力·拉唯·珊卡。

接着响起伴有击钹声的圣歌，于是祈祷结束，整个大厅顿时鸦雀无声。然后是大师回答提问的时间。我想人们大概会问一些超意识或玄学的问题，然而大多数问题都与世俗世界的日常生活有关，诸如怎样教育叛逆的青少年、是否应该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以及怎样选择配偶等。大师用一种平静、洪亮的声音回答着提问，但是他的回答更像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姑母的劝解，而不是先知的寓言。有人问他怎样才能真正明白自己是个好人。“你不需要总是非常非常温和、非常非常善良，”大师说。听众爆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我感到迷惑不解，于是扭头往四周看了看，只见一片闪闪发光的眼睛和心醉神迷的面孔。接下来的问题是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由大师的一名助手朗读，邮件的结尾是：“我深深地爱着你，大师。”然后有人问行贿是否总是错的。“你不能太理想主义，”大师说，“有时你不得不做些很小、很小的妥协。”观众又一次爆发出笑声。我开始对“生活之艺术”（Art of Living）的气息技巧课程感到好奇了。

“提问与回答”过程结束后，有人告诉我可以“拜见”斯力·斯力·拉唯·珊卡了。然而过了好大一会儿采访才能真正开始，因为有密密麻麻的人群围着大师，寻求他的保佑，其中许多是西方人。“我能得到您的保佑吗，大师？”当他走向接见室时，一位金发碧眼的妇女叫道。他慢慢地转过身，然后把手放在这位妇女身上，她年轻的面孔立刻散发出幸福的快乐。最后，大师终于走进了接见室。我们都坐好后，我问他怎样看待坎奇的商羯罗大师被捕事件。“这让我感到震惊，”他说，“让我同样震惊的是听到寺庙里的财政黑幕。但我不惊讶公众反应冷淡。印度教教徒都是非常温顺的。我们是有着非暴力传统的人民。但也许还与商羯大师的寺庙没有真正深入到民众中有关，社会其他团体对他的寺庙没有很深的感情。”

与商羯罗大师在坎奇的肮脏的寺庙相反，“生活之艺术基金会”里几乎纤尘不染。它的会议室看起来就像经理们的会议室，里面还装有液晶显示屏。各种主要的信用卡都可以在这里使用。不同职业、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这里都会受到欢迎。斯力·斯力·拉唯·珊卡以神秘主义和自由主义者著称，然而这位大师不为多数人所知的一面，是他与印度国民志愿团的密切关系，以及在公开会议中他会与世界印度教大会的领导持相同立场。我问他罗摩庙是否应该建在阿约迪亚。“设想一下，”他说，“那是耶稣或穆罕默德的诞生地，你会怎么做？你能忍受另外一种建筑物建在那儿吗？让我们建罗摩庙，让穆斯林将这视为一种善意的行为，然后这座寺庙也就同时属于阿拉，属于所有穆斯林了。”“属于阿拉？”我问道。“是的，你也许已经看到了，我们接受通往神灵的所有路径。有时我们希望其他宗教也能这样。”

这位大师的话让我想起，阿德瓦尼曾说希望见到更多的“印度教穆斯林”和“印度教基督徒”，也让我想起与纳伦德拉·莫迪的会面。莫迪说：“我们没有反对非印度教教徒，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人们说‘我们比白人更白，我们的宗教比你们的优越’。”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莫迪以一种更激烈的方式表现了这些人的观点。我怀疑这位大师是否真的信仰他自己所说的一切。他显得温文尔雅——尽管我怀疑他有一点点自恋的倾向。“为什么人们总要让别人转换自己的宗教信仰呢？”他问道，“这真让人感到遗憾。我们应该尽力保护这个星球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试图去改变它。”我告诉他“生活之艺术基金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如加利福尼亚、伦敦以及荷兰等很盛行。“是的，但我们不是一种宗教。我们从未试图让任何人皈依。通向神灵的途径有许多种。”

几个周后，我接到一个来自拉姆·马达夫（Ram Madav）的电话，马达夫是印度国民志愿团的新闻发言人。“我是以斯力·斯力·拉唯·珊卡的名义给你打电话的，”他说，“几天前我和珊卡先生交谈，他对你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感到失望，你只引用了他关于政治以及商羯罗大师事件的见解，他希望你能引用他关于宽容以及维灵论的观点。”的确，我的文章没有足够的空间引用大师关于这些问题的见解。然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众多可以选择的组织中，他选择了国民志愿团来向我表达他的不满。我承诺有机会我一定更长地引用斯力·斯力·拉唯·珊卡的观点。现在我终于兑现了这个承诺。

我承认与大师的会面没有让我感到被保佑，然而，与印度许多有名的宗教领导人，如迪帕克·肖普拉（Deepak Chopra）、拉姆德夫（Ramdev）一样，他的确深谙公关之道。如果印度人民党和国民志愿团要重新崛起，它们就必须向印度的现代商业精英们学习，因为他们的营销策略和公关技巧能深入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商羯罗大师是否真正有罪尚无定论，但他却完全可以因为越来越远离人们的视野受到惩罚。相反，像斯力·斯力·拉唯·珊卡这样的人物就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印度人民党面临的挑战是向珊卡大师这样的人学习。

“显然，旧有的婆罗门秩序很难接受这样的挑战，”关于印度民族主义最著名的印度报纸评论员斯瓦潘·达斯古普塔（Swapan Dasgupta）写道，“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有一种可以简单成为印度教福音主义的强大传统，它是现代印度教的罗伯逊牧师（Pat Robertson）和葛培理牧师（Billy Garham）。有组织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不能形成的原因在于它无法与这些个人福音传道者的集会联合。”

在印度，婆罗门支配政治的时代已经逝去。消费者价值正在它的各个城市中迅速蔓延，深入每个种姓阶层，在这样一个国家，高种姓阶层占主导的国民志愿团的信条，诸如蔑视外在物质以及自我否定已经丧失了吸引力。人们再也不会主动将印度教与贫穷或独身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婆罗门还是首陀罗，也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消费者们都只关注自己的钱包。将这些钱包转化成选票将是印度人民党在未来几年的目标。同样，梵语化的潮流，即低种姓阶层采用高种姓阶层的生活方式、模仿他们的特征，对于右翼印度教教徒来说，也是一种有利的现象。印度人民党完全有可能东山再起，现在就为它写讣告为时尚早。

第五章 奉承者万岁！——国大党与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不解之缘

我对权力从来不感兴趣，身居要职也不是我的目标。我一直告诫自己，如果我处在今天所处的这个位置，我一定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现在，那个声音告诉我必须恭谦地拒绝这个职位（印度总理），我将不会改变这一决定，请求你们理解我内心的愿望。

——2004年5月18日，国大党竞选成功后，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婉拒了总理职位

在今天的印度，几乎没有人能像索尼娅·甘地一样激起如此多的赞誉和憎恨。1945年，索尼娅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镇，她生性腼腆、不善言辞。20世纪60年代，索尼娅在剑桥学习英文，并在那里与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一见钟情，拉吉夫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孙子、英迪拉·甘地的儿子，在剑桥学习工程学。两人于1968年在新德里结婚，婚后他们与英迪拉·甘地生活在一起，当时英迪拉任印度总理 。在那个时期，拉吉夫成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全职飞行员，他们夫妇都坚定地与政治保持着距离。不久，第一个悲剧降临在这个家庭。1980年6月，拉吉夫的弟弟山齐·甘地（Sanjay Gandhi）因飞机失事身亡，山齐曾是公认的英迪拉的继承人。于是，家族的使命落在拉吉夫身上。索尼娅写道她像 “一只母虎一样”极力劝阻丈夫不要踏进政坛，因为她担心着可能的后果。然而拉吉夫不顾她的强烈反对，接受使命的召唤，进入内阁。[ 斯瓦潘·达斯古普塔，《福音派印度教》，研讨会，2005年第1期。]

4年后，英迪拉·甘地被她的保镖枪杀，索尼娅把奄奄一息的婆婆抱在怀里，护送她到医院。让索尼娅感到惊恐与绝望的是，拉吉夫在母亲去世后不久迅速接任她的角色，成为印度总理。然而，索尼娅的预感是正确的。7年后，拉吉夫在印度南部参加竞选运动时，被一名泰米尔猛虎组织成员用自杀性爆炸杀死。索尼娅当时没有在他身边，“我看着他，在背后看着他，直至他消失在我的眼前，而这一次是永远地消失了……”她这样描述最后一次看见丈夫的情景。[ 同上。]在接下来的7年内，尽管国大党的领导人和支持者多次邀请，但索尼娅仍坚持不涉足政治。甚至至少拒绝了一次他们向她提供的总理之职。然后，在1998年，她终于在一浪接一浪来势汹汹的奉承、诱骗和请求下屈服，开始出任国大党主席至今。出乎几乎所有印度人意料之外的是，在过了政绩平平的6年后，总理的宝座突然降临到她的身上。与选举前几次民意测验的预测相反，被普遍看好的人民党政府被选下台，国大党意外胜出。这种荣誉对于索尼娅，以及她的两个孩子拉胡尔和普里扬卡（这次竞选是他们的政治处女秀）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实至名归。许多人看来，索尼娅的当选不能仅视为继承一种遗产：她为国大党重新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的确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尤其对于一个一生大部分时间厌恶政治的女人而言。索尼娅逐渐适应了她的角色，而在此期间，印度的政局也是动荡多于稳定。

2004年的大选进程中，即使在乏味沉闷的晚宴上，只要提起索尼娅·甘地的名字，就会立刻将气氛点燃，客人们分成两派，敬仰这位国大党领袖或是对她不屑一顾，争论激烈，每派的情感都是那么强烈。这常常让我困惑不已。有时索尼娅甚至能在同一个人心里唤起这两种情感。国大党的两位高级议员在选举开始前曾对于一个“无知的意大利主妇”担任国大党领袖感到绝望。而在2004年5月8日，当索尼娅放弃总理职位后，同样的这两个人站在他们国家和世界观众面前，声泪俱下地请求她出任这个职务。顷刻之间，她就成为了他们的“朋友、哲人、向导”和民族的救星。这不仅仅是一种奉承，它同时意味着，国大党唯一保留的原则是尼赫鲁-甘地家族。后来，（都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两位议员都成为内阁部长。

索尼娅·甘地的反对者对她的攻击，和她的支持者对她的奉承一样有力。在竞选运动中，古吉拉特邦的印度人民党首席部长由纳伦德拉·莫迪，曾把她叫作“杂种泽西母牛”和“意大利婊子”。他说拉胡尔和普里扬卡·甘地甚至不配替他开车和擦鞋。另外一些不是那么激进的印度人民党成员则认为，一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大国竟然要被一名有着外国血统的人领导，这无论如何都令人非常失望。在印度人民党领导的联盟竞选失败后的几天里，一位前内阁部长——苏什玛·斯瓦拉杰（Sushma Swaraj）——曾威胁说，如果索尼娅不辞去总理职务他就要迫使她削发为尼。印度人民党已经策划好了由一名资深印度教宗教人物领导的一项全国性运动，以抗议由一名“外国女人”担任总理的耻辱。结果索尼娅棋高一着，采取了一种非常印度教式的行为，首先宣布放弃。她任命曼莫汉·辛格出任总理，同样显示出优秀的判断力。在公共场合，辛格从未说过一句令甘地夫人感到尴尬的奉承话，但是在私下，他对她一直很礼貌。

在1991年她丈夫被害以前的照片中，索尼娅·甘地总是微笑着，容光焕发且富有魅力，常穿着精致的古琦（Gucci）和普拉达（Prada）套装。她总是崇拜地望着拉吉夫，似乎与她的丈夫仍然在热恋中。1991年后，她看起来总是阴郁且悲哀，偶尔的笑容也显得无力而仪式化。但是她的衣着品味却发生了改变：被照相机捕捉到的镜头中她总穿着一件纱丽。2004年5月20日，索尼娅·甘地和曼莫汉·辛格从德里的总理府中走出来，去宣布辛格就任总理。“印度在辛格博士的手中将会是安全的，”甘地夫人说。然后轮到辛格博士发表演讲。然而，每个人的目光仍然集中在索尼娅身上。她的脸上洋溢着微笑，不论记者提什么样的问题，她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有褪去。

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Rushdie）曾将尼赫鲁·甘地家族描绘成“一个将莫卧儿王朝取而代之的王朝，一部印版的《豪门恩怨》”[ 引自英德尔·马尔蒙特拉颇受欢迎的著作《印度及周边的望族》，新德里：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3，第18页。]，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而在更早一些的时期，尼赫鲁家族就如同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笔下《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中的家族一样。在阿拉哈巴德的传统的尼赫鲁家宅，与那些点缀在英国农村的古老别墅极其类似。宅院中较大的建筑欢喜宫（Anand Bhavan）带着伊斯兰风味，然而内部装修却融合了传统的婆罗门居所和英国贵族住宅的特点。这座房产是由摩迪拉·尼赫鲁（Motilal Nehru）于1902年买下的，他当律师赚了大钱。尽管他是1885年成立的国大党的主要成员，但作风举止却极像一名上流社会的英国绅士。传统对他毫无吸引力。从英国留学回来时，他拒绝参加一种净身的仪式（因为穿越“黑色的水”被认为是不洁净的）而被逐出他的种姓[ 阿克巴，《尼赫鲁》，第24～26页。]，他对此不屑一顾。他太忙于事务而享受着职业带来的丰厚收益，无暇顾及其他。摩迪拉是阿拉哈巴德第一位拥有轿车的人，他的香槟消耗量远近闻名，甚至有谣传说（尽管是不真实的）他的亚麻衬衣要送到巴黎洗烫。而他所有的套装都是在英国萨维尔大街（Savile Row）剪裁的。[ 同上，第23页。]欢喜宫里有一百多名侍从，尼赫鲁家族过着一种皇家似的生活。许多年以后，直到1928年，当这个家族已经改穿印度土布衣服以后，摩迪拉在给圣雄甘地写信时还说，他希望把“王冠”（国大党的党主席职位）传给他的儿子贾瓦哈拉尔。当时任国大党主席的摩迪拉已经习惯于用王朝的语言。

欢喜宫现在已经成为国家博物馆，在里面参观时，会让人有一种不知身在何方的感觉。外面是阿拉哈巴德这座有着400万人口的城市熙熙攘攘的街道，宝莱坞电影的海报贴得到处都是。而里面，你可以品味到一个几乎已经消失了的世界：有爱德华七世时代的马甲，软木帽以及成套的旅行用具，如熨斗、烤炉和早期的电动剃须刀。他们的阅读习惯是英国贵族式的：书架上堆满了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和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的著作。每年小贾瓦哈拉尔过生日时，都会用与小麦一起过秤的方式为他称体重，然后把这些等重量的小麦都施舍给穷人。[ 同上，第42页。]在一幅照片中，他穿着方特勒罗伊小爵爷（Lord Fauntleroy）华丽的服装，盛气凌人。大约一个世纪以前，麦考利勋爵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希望印度人“虽然皮肤是棕色的，但有着英国人的品味、道德和精神”，而这正是尼赫鲁家族的写照。

当你走到铺着地毯的房间时，会发现有一个变化。这里找不到精细的丝绸领结和手帕，取而代之的是朴素的手织布服装。20世纪20、30年代，欢喜宫成为国大党领导人的非正式聚会场所。圣雄甘地在这里举行战略会议，而在会议休息期间，他就坐在外面的阳台上，用纺车织布。这里还有一封放在镜框里的信，来自爱尔兰戏剧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落款有些傲慢地写着“一位圣雄寄给另一位”，信里面把“甘地”（Gandhi）错误地拼写为（Ghandi）。这座宅邸于1970年由英迪拉·甘地捐献给国家，每个在这里参观的印度人都被深深地迷住。这里混合着一种王朝遗风、圣人气息以及一个已逝世界的痕迹。这是一种皇室的优势，它侵染着一点异域风情，还可以激发想象。

1928年，小尼赫鲁首次成为国大党主席，几年后摩迪拉·尼赫鲁去世。贾瓦哈拉尔曾因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多次入狱，他的母亲斯瓦拉普·拉尼（Swarup Rani）和妻子卡玛拉（Kamala）去世时，他都在监狱里。每一次他都是被给予假期，在临终时前去探望，或参加她们的葬礼，然后再返回监狱。在狱中，他不断地给他唯一的孩子英迪拉写信，内容大多是向她介绍历史。当时，英迪拉由家庭教师和严厉的姑妈照料，后来又到了寄宿学校。这些信件后来被编辑成为《世界历史一瞥》（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尼赫鲁是否有意将他的女儿培养成总理接班人，人们争论不一，而且证据是含混不清的。20世纪50年代，当尼赫鲁担任总理时，他要求年轻的英迪拉作他的女主人和管家。自然，他的女儿把所见所闻都记在心里。这位笨拙且羞涩的年轻女人逐渐成长为应付自如的行家。1959年，她成为国大党主席（任期一年）。20世纪70年代，他的儿子山齐领导的国大党青年团也逐渐引人注目。

1964年尼赫鲁去世后，英迪拉被新首相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邀请进入内阁，夏斯特里是忠实的甘地主义者和尼赫鲁主义者，然而他的威信不高，1966年在塔什干（Tashkent）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时去世。当时国大党内各派观点激烈对立，整个政党面临四分五裂，英迪拉自然成为各派妥协的党主席候选人。国大党内右翼领导人莫拉齐·德塞（Moraji Desai）曾将她称为“哑巴玩偶”，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支配她。最初他的判断似乎是正确的，然而，就当大人们都认为英迪拉只能成为傀儡时，她却破茧成蝶，摇身一变而为印度近代史上最为强硬残酷、令人敬畏的政治人物。她应该像一名立宪制君主一样管理国家，但她却渴望绝对的权力。她的风格与她父亲小心翼翼的民主式管理形成了鲜明对比。英迪拉曾将她的父亲描述成为“误入政治”的圣人。而人们都把她称为“女战神”杜加尔（Dugar）——湿婆的妻子——象征着强大有力的女性力量。这个绰号是在1971年的东、西巴基斯坦战争中，在印度战胜了巴基斯坦后得到的。英迪拉逐渐变得有些狂妄自大，当她的一位同事说“印度即是英迪拉”时，她也没有反对。

1975年6月，英迪拉宣布印度实行“紧急状态”，并中止民主达19个月[ 英迪拉关闭了印度的自由媒体，大肆逮捕反对党领袖，将10余万人投入监狱，并且在紧急状态期间，绕过立宪制政府的几乎所有程序。这是印度在现代经历的真正的独裁统治。]，在此期间，她的儿子山齐一跃成为比他的母亲更加残酷无情的政治人物，但是他缺乏他母亲那样的政治圆滑度。与谈吐平和、有专业修养的哥哥拉吉夫相反，山齐是个实足的恶棍。尽管他在政府中没有正式的职位，但是他的权力几乎一手遮天。甚至英迪拉也畏惧他三分，即使在旁人面前，他对她也很粗鲁无礼。他的圈子逐渐壮大成为权力中心，吸引着每个野心勃勃的政客。有一则传闻甚至说，在一次晚宴上，他打了他母亲的脸6巴掌。[ 凯瑟琳·弗兰克斯，《英迪拉·尼赫鲁·甘地的生平》，新德里：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1，第399页。]这个家族的一位亲密朋友否认了这种说法，因为“即使是神也不可能在英迪拉的脸上打6巴掌”[ 同上。 ]。但是这种传闻能流传开来，本身就说明了人们对这对母子间的关系的看法。英迪拉允许山齐去策划和实施一些最具镇压性的社会项目，这样的项目自印度独立以来闻所未闻。比如，他强制清除了德里以及其他大城市的贫民窟，让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他还设计了一项严峻的计划，让数十万的男人丧失了生育能力，其中大多数人是强制执行的。1980年，当山齐因飞机失事（他是个业余飞行员）死去时，许多人都舒了口气。

1984年，当拉吉夫·甘地成为总理时，他的智囊团和顾问与山齐的幕僚完全是两种类型。许多人是他在杜恩中学（Doon School）的儿时玩伴，杜恩中学是相当于英国伊顿公学（Eton College）的贵族学校。他的风格是现代的、柔和的，以温文尔雅著称，并且表现出了对民主章程的尊重。换句话说，他更像他的祖父而不像他的母亲。1991年，当拉吉夫被炸死时，他还未能展现是否心存政治野心，他的两个孩子拉胡尔和普拉扬卡都还太小，无法继承这个家族的衣钵。于是这种使命就落在了索尼娅身上，而正如我们所未能预见，在丈夫死后她一直远离政界多年，最终却同意出来摄政。现在，英俊的拉胡尔像他的父亲一样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与拉吉夫不同，拉胡尔取得了他的哲学硕士学位。尼赫鲁是位贪婪的读者，阅读极其广泛，而且才华横溢。但他的孙子拉吉夫却不是个热爱阅读的人，拉胡尔也不是。英迪拉同样对学习没有耐心：她没有完成在牛津大学的学位。索尼娅则没有进过大学。]，并于2004年成为国会的一名议员，正逐渐成长为这个家族的另一位继承人。

尼赫鲁－甘地家族带给印度的是什么？国大党是否离不开这个家族？尽管圣雄甘地领导了独立运动，然而自1947年印度独立后，对这个国家的特征的形成发挥更大影响的却是尼赫鲁。其他人都不足以与尼赫鲁比肩，包括1950年主持起草印度宪法的安培多迦尔，以及巧妙地使500个左右的主要行政区都统一加入印度、并保证了殖民式行政风格延续的内政大臣沙达·瓦拉汉·佩特尔（Sardar?Vallabhbhai?Patel），虽然他们都在印度舞台上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1948年甘地被刺身亡后，佩特尔拥护保守的印度教，与尼赫鲁严格的世俗观点争锋相对，他也于1950年去世；安培多迦尔则于1951年从尼赫鲁的内阁辞职，而在此之后尼赫鲁还当了13年总理。

尼赫鲁给印度留下了三个至今依然清晰的烙印（第四个是冷战时期的不结盟政策，现在已经没有了很大关联）。它们是民主主义、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了突出尼赫鲁对这三大主义的推广，力求使之成为现代印度的信条，每个前面都被加上了“尼赫鲁式的”的前缀。民主主义，虽然经历了英迪拉的一段独裁统治，至今依然生机勃勃。世俗主义，在过去的15年中历经数次沉重打击，也仍然保存完好。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官方意识形态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它仍然既存在于国大党对一个未经改革的政府的难舍难弃中，也存在于其他许多方面。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像印度这样一个多样、多元的国家实行民主是自然而然的，然而在以前，印度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护民主。圣雄甘地试图使印度回归到半神秘状态的过去，由村委会组成联盟的统治，但是在这个国家还未着手举行制宪会议时，他就已经被谋杀；另一些人则认为选举权应该仅限于受过教育的成年人，而在独立之初，受教育人数仅占总人口的16%；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只有男人才能拥有选举权；而印度教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则质疑宗教少数民族是否应该享有选举权；印度共产党最初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到1951年，在与尼赫鲁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失败后放弃。

尼赫鲁本人则从不质疑印度应该采取威斯敏斯特议会式体系，即每个成年公民都拥有选举权。他的观点得到了安培多迦尔的强有力支持，终于胜出。回顾历史时，这个决定似乎应该是独立运动的自然产物，像英国人一样，每个印度人在法律面前都应该拥有平等权利。然而在当时，尼赫鲁的地位却是摇摇欲坠的。凭借他的非凡魅力和超凡才能，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威权统治中时，尼赫鲁成功地使印度跃入完全民主的国家行列。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赫鲁在将民主文化引入国大党内部时，却并不是很成功。国大党的派系特征持续地影响着民主在这个国家的推广方式。印度在迈向独立的进程中只有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它声称代表了这个国家所有的种姓、宗教、语种和种族。但事实上，国大党内绝大多数的是来自农村或城市的高种姓精英阶层。尽管它面向所有人民开放，它的所有高级职位都是选举产生，然而在基层，这个体系却常常被当地的显赫人物歪曲。时至今日，这样的文化依然存在于国大党中。20世纪80年代，拉吉夫·甘地收到一个报告，声称60%的国大党党员的资格是伪造的[ 弗兰克尔，《印度的政治经济》，第679页。]。党内的大人物为了控制地方政党机器，捏造党员名单。

尼赫鲁在新德里控制着全国性的政党，但是在他的土地重新分配政策和农业改革需要真正落实的地方各邦，国大党却在保守的地主精英阶层掌控之中，绝大部分的公共补助金都被这些精英阶层劫取。因为在印度很多地方，国大党与政府是合二为一的。“穷人常常发现自己位于可以获得‘政府救济物资’的名单的最后。”[ 同上，第203页。]1963年，国大党在遭遇了一系列中期选举的失败后，一份内部报告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这同样适用于2006年。报告写道：“国大党各项活动围绕的中心是能使他们得到特权的显要人物，而不是整个政党的目的和目标。”[ 同上，第222页。]在言辞上，国大党标榜自己是民主且激进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它却势利而保守。

国大党的选举标志是一只手掌[ 为了解决文盲选民不能通过文字辨别候选人所属党派的问题，每个参选的政党都有自己的标志。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标志是“一朵莲花”。 印度社会党(Samajwadi Party)的选举标志是“一辆自行车”。]。它的口号是：“国大党的手总是抚慰着穷人”。然而在国大党的任期临近结束时，穷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大党的手总是伸向本属于他们自己的钱柜里。于是，这个由不同种姓和团体组成的联盟逐渐分解，形成了各自的政党。然而，国大党跨种姓、跨宗教联盟的瓦解过程并不是直线型的。在国家危急的时刻，如1971年与巴基斯坦的战争和英迪拉·甘地被刺杀时[英迪拉是被两个她的锡克教保镖开枪刺杀。在此之前几个周，她下令印度陆军攻入位于阿姆斯特丹的金庙。这座被称为锡克教圣地的金庙，是在锡克教分裂主义武装分子的控制下。在英迪拉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出后，全国掀起了反锡克教徒的暴动，数千锡克教徒在这场暴动中被杀死。拉吉夫对此评论说：“假如一颗大树倒了，那么下面的地面总会震动的。”]，国大党的选票又重新攀升到尼赫鲁时期的水平，得票率达到42%或48%。国大党得票率最后一次达到这种水平是在1991年，拉吉夫·甘地被炸身亡后，达到了36%。此后它的得票率一直在25%～29%间徘徊。

国大党常常使它数量庞大的支持者失望，因为尽管它在竞选中言辞激烈恳切，却很少能做到自己所标榜的一切。1971年，英迪拉·甘地的反对者们叫道“英迪拉滚蛋”。她则用“贫穷滚蛋”反击。然而两者都没有滚蛋。1975年，阿拉哈巴德的印度最高法院宣布，她在1971年的竞选中舞弊，从技术角度来讲，该次选举应该作废。然而她非但没有退位，还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无限期推延大选。后来，她的追随者们说她在民意测验中有压倒性的优势，她才于1977年恢复民主。但在竞选中，国大党却遭遇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失败。除了大量的低种姓群体之外，许多穆斯林也给国大党投了反对票，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山齐的贫民窟清除和不育项目的受害者。

1984年，年轻的拉吉夫在人们对新一代的普遍乐观情绪中开始了自己的任期。然而由于他缺乏经验和周围无处不在的腐败，加速了支持的国大党阵营的瓦解，并导致1989年大选的失利（这是该党的第二次失败）。两年后，国大党在老派议员纳拉辛哈·拉奥（Narasimha Rao）的带领下东山再起。这届政府持续了完整的5年任期，并对经济采取了许多激进的步骤，但事与愿违，改革半途而废，在1996年的竞选活动中，国大党几乎没有提到经济改革[ 根据社会发展演技中心的调查，在1996年的竞选中，只有12%的选民听说过“经济改革”这个词。]，并再次遭遇失败。

1999年，国大党仍然没有意识到，为了赢得政权就必须与其他政党建立联盟。在年会上它宣布国大党要独立地统治印度，否则宁可不统治。会议的决定中说：“（这次会议）肯定了党的见解，即认为目前要形成一党专政政府，还面临诸多困难，这是我们国家组织在演进过程中的暂时现象。”[ 尤素福·艾哈迈德，《索尼娅·甘地：意志的胜利》，新德里：印度塔拉研究中心出版社，2005，第156页。]正因为国大党的这种狂妄自大和趾高气昂的口吻，使它的发展落入低谷。同时，这也是对印度政治发展方向的一种严重误读。2003年，国大党终于醒悟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印度的政治应该是拼盘式的。于是在喜马拉雅山的避暑地西姆拉（Simla）举行的国大党年会上，索尼娅·甘地同意建立一种等待联盟（coalition-in-waiting）作为可供选择的策略。她的决定推翻了国大党50年来的孤立主义传统，并且帮助它在2004年大选中赢得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选票，重新上台执政。

尼赫鲁在为新独立的印度创建世俗政府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如同他对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产生的影响一样不容低估。国大党在成立之初，是一个兼容了形形色色思想的政党，从马克思主义到印度民族主义，一应俱全。许多右翼印度教人士认为，尼赫鲁蔑视正统印度教的传统，因此强烈反对他。然而，一名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刺杀圣雄甘地的行为给尼赫鲁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在这位印度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战士死后，国民志愿团在全国各地的街道上举行聚会庆祝。该事件迫使尼赫鲁的右翼内政大臣瓦拉汉·佩特尔（Vallabhbhai?Patel）出来镇压国民志愿团，致使其几百名领导人和激进主义分子被关押。

甘地死后，尼赫鲁说：“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光芒。”在立宪会议中，这位首相巧妙地利用甘地的遗产来推进他的世俗化进程。在法国和土耳其，世俗主义意味着政府必须将宗教与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分离。而印度版的世俗主义则显得不是那么激进，政府很乐意地推广各种宗教，而不是蔑视它们。尼赫鲁允许每个宗教团体保留自己的民法，或称为“个人法令”（personal codes），即涉及结婚、离婚、出生、死亡和遗产继承等的法律。这也许不是尼赫鲁的理想，因为它违背了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在经历了印巴分治引起的一系列暴乱后，这是对留在印度的数百万穆斯林的一种必要妥协。这些改革大部分是自由主义式的，它保留了家族法，从而安抚了印度教保守分子，他们认为统一的世俗民法会削弱他们的传统地位，因此更倾向于印度教法典。

然而，尼赫鲁认同印度人至少可以由他们的宗教部分地决定其出身，这在无意中为宗教纷争埋下种子，这个问题至今仍折磨着印度。1950年宪法规定了个人权利和群体权利，无论是宗教群体还是语种群体。其中有一条规定，政府要更改任何一个宗教群体的法律，都必须征得其至少四分之三的成员的同意。这使得印度政府不论多么反对，都很难干涉一些传统的习俗。比如，政府对穆斯林的一夫多妻制无可奈何，因为这是他们的人身法令所许可的。尽管事实上只有2%的穆斯林男人有不止一个妻子，但是法律允许他们可以有4个妻子的事实，就足以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攻击国大党和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把柄。同样，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对穆斯林麦加朝圣的补助（尽管事实上这只是为数不多的一笔钱），以及对印度教寺庙的资助，都成为各个教派互相攻击的借口。

根据宗教区分印度人及其所具有的权利，同样给国大党留下了一个颇具争议性的政治烙印，而且它至今尚未突破此樊篱，因为无法抵挡不同身份选票库的诱惑。在竞选中，国大党不是用一种团结各派选民的语言，而是见风使舵，为各个团体量身定做了吸引他们的语言。国大党有时还会根据年龄长幼来选穆斯林候选人。不难想象，这种策略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尤其是在高种姓的印度教徒中，他们憎恨所谓的懦弱保守的伊斯兰教徒。现在，国大党也逐渐倾向于操纵种姓政治来拉拢地方的选票。

此外，认同单独法律的做法，不自觉地为印度的自由主义进程套上了重轭。当一个宗教群体声称某本书、某部电影或某件艺术作品冒犯了他们的信仰，并反对这部作品时，新德里就立刻将它取缔。20世纪80年代后期，萨尔曼·拉什迪（Salman?Rushdie）的小说《撒旦诗篇》（The?Satanic?Verses）就被拉吉夫·甘地禁止出版，因为据说它侮辱了先知穆罕默德。几年后，他的另一本书《摩尔人最后的叹息》（The?Moor’s?Last?Sigh）又遭到取缔，因为他讽喻了孟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领导人巴尔·萨克雷（Bal Thackeray）。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本书被禁止或被检查。在今天的印度，人们的话语权让位于那些传教士和毛拉自发地代表他们群体的抗议。毫无疑问，印度是一个多元的国家，但是多元化并不等同于自由主义。

印度社会存在的矛盾同时也是国大党的矛盾。1985年，印度最高法院在一起离婚案中裁决，一名贫穷的穆斯林妇女沙·巴诺（Shah Bano）可以得到由她丈夫承担的赡养费。这个裁定激怒了保守的穆斯林团体，因为在正统穆斯林看来，法庭让巴诺的丈夫支付赡养费干涉了他们的民法。保守的毛拉们义愤填膺，这危及到了国大党的竞选策略，于是拉吉夫接受建议，设法平息他们的愤怒。拉吉夫用一种非凡的手段剥夺了巴诺每月的赡养费，以向这些毛拉保证他们仍然对穆斯林的人身法令拥有绝对控制权。他的这个举措对于一直占优势的印度人民党无异于一份意外的礼物，他们可以就此攻击国大党，说它为了选票不择手段。印度教教徒不可避免的反应，同样让拉吉夫的竞选顾问忧心忡忡，于是他又被劝说去安抚印度教右翼分子。为了重新塑造印度政坛的轮廓，拉吉夫重开了位于阿约迪亚的巴布里清真寺（由于纷争不断，激进主义分子直至那时仍然没有得到许可使用那个场所）。这个拙劣的建议为后续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隐患，并在1992年清真寺被摧毁时达到高潮。

这个阶段展示了一种奇特的“天真无知与犬儒主义”[ 我借用弗兰克尔在《印度的政治经济》（685页）中的经典描述。]的混合，这一直是国大党的特点。它似乎不再相信任何事。首先，拉吉夫疏远了所有的穆斯林自由主义者（何除保守穆斯林外的几乎每个人），因为他剥夺了一名贫穷的穆斯林妇女微薄的赡养金。其次，他向狂热的印度教教徒开放阿约迪亚的清真寺，又疏远了所有的穆斯林。最后，他让所有印度人感到心寒的是，他以及他的政党似乎除了热衷于选票以外无所作为。正如最好以委婉的方式追求快乐，否则事与愿违，对权力的赤裸裸追求只能导致自取灭亡。于是毫无悬念地，当表达他们意见的机会到来时，1984年拉吉夫的支持者们立刻用选票表达了他们的不满。而拉吉夫糟糕的名声也直到他被炸身亡后才得以恢复。

很难想象他的祖父会犯这样的慢性战术错误。然而，用一种事后才知的眼光看来，尼赫鲁那一代人仍然会因为他们战略上的巨大错误受到指责，因为时至今日，它依然在削减着国大党的自由主义支持者。淡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使印度的自由主义遭遇了一个至今无法逾越的障碍。公平地说，尼赫鲁本人是民主主义者，只是在这些问题上，他不得不向保守的多数人让步。作为一名相对的政治新手和外国人，毫无疑问，索尼娅·甘地受到了国大党竞选谋士很大的影响，就像在20世纪80年代，她的丈夫在很大程度上听从他们的见解那样。2004年大选时，在北方邦的84个议会席中，国大党仅得到8席。而在以前，它通常都能得到这个邦一半以上的议席。在它的候选人中，有属于强硬的伊斯兰迪奥宾（Deoband）派的保守穆斯林。

2002年，在古吉拉特邦选举中，索尼娅·甘地发现在那年年初的反穆斯林屠杀事件后，她居然很难对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激进印度民族主义持强硬的反对立场。这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因为她显然对这个事件义愤填膺。暴乱发生后，她在议会做的演讲被广泛认为是她最好的演讲，也标志着她作为反对党领导人不断增长的信心。在演讲的最后，她把目光投向人民党部长们坐的位置，指责他们把古吉拉特变成“高德西的而不是甘地的土地”。圣雄甘地来自古吉拉特；而高德西将他刺死。

然而，本性难改，国大党再一次随风驶舵，而这次是藏红花色的狂风。索尼娅接受建议，任命国民志愿团的前成员山克辛格·瓦格拉（Shankersingh Vaghela）领导国大党的竞选运动。古吉拉特邦近10%的人口是穆斯林，而在该党的203名候选人中仅有5名穆斯林。在竞选运动中，索尼娅花了很多时间去拜访印度教寺庙。她同样得到建议，不去拜访退休了的国大党成员厄桑·贾夫里（Ehsan Jafffri）的遗孀，作为一名显赫的穆斯林，贾夫里和他的邻居一起在暴乱中被杀害。

我毫不怀疑索尼娅·甘地支持世俗主义是真诚的。但她似乎常常是国大党众多顾问、奉承者和外来议员组成的网络的囚徒，在过去的一代中，这些人的努力使国大党在印度大部分地方失去信用。正如我们所见，印度人民党在2002年古吉拉特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国大党拒绝采取一种有原则的立场，这再次证明它在拉吉夫的错误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对此，拉吉夫的遗孀也有一定的责任。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你有一支A队，为什么要去投B队的票呢？”

尼赫鲁的第三个遗产是社会主义。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探讨了印度“进口替代”模式的失败，以及最终于1991年放弃“抵制英国货运动”的原因。在这里需要补充两点。印度式的社会主义，即以由精英阶层组成的政府的无私工作来替代基层的社会改革，至今依然存在于国大党的习惯性思维中。印度政府部分是尼赫鲁的创造，但他的动机是意识形态的，而且正如我们所见，与当时更广范围的国际潮流相吻合。而60年后，仍然死守一个未经改革的政府，就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意识形态了。我们必须探究印度政府仍然可以靠传统方式运作的深层次原因。其中一些原因即在于国大党的习性和特征。

在独立后的几十年，印度相对糟糕的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尼赫鲁政府的低效率。然而，更应该责备的是英迪拉，她的政策将这个国家推向了破产的边缘。她号召“效忠于”政府，这等同于公然提倡社会主义，使行政工作丧失了中立性。在此之前，中立原则和公正原则一直约束着政府公务员的行为，这两个原则的丧失立刻导致腐败的激增，同样便于政客们随心所欲地调动公务员。

1969年，同样是英迪拉使印度的银行和保险部门国有化。许多人认为金融是一个高深遥远的主题，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无多大影响。然而一个国家调节和分配资本的方式对它的经济举足轻重。金融对于经济，就如同血液循环对于人体一样关键。以为穷人服务的名义，英迪拉把金融控制权交给了一个未经改革的政府。但是，穷人依然要向私营的放款人借高利贷。因为在印度，只有极少部分的农民对土地拥有真正的所有权，因此很多人没有抵押品，不具备贷款资格。2002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如果将放款人与公共的水电部门相比，绝大部分农民认为他们更相信放款人。[ 世界银行，《印度政府财政改革》，2004，第22页。]对于公共的银行部门，他们也一定会有相同的见解。对于那些足够幸运的具备贷款资格的人，他们平均也得花33周的时间才能办完所有手续，在此过程中，贷款金额的10%至20%都得用于行贿。最终，向银行贷款要比向放款人借款代价高。[ 普莉娅·巴苏，《印度的财政部门改革、近期改革以及面临的挑战》，新德里：麦克米伦出版公司，2005，第148页。]

同样，通过对银行层层设限，诸如该何时向何人借款等，英迪拉·甘地极大地提高了资本成本。如果对某个物品实行定量配给，则一定会提高其价格。于是，印度过去的利息率一直高于其他的新兴市场，从而使其投资率或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索尼娅·甘地的国大党不愿意对基本上由她婆婆建立的银行系统进行根本性的改革。2004年，国大党开始执政后不久，曼莫汉·辛格政府排除了对银行进行任何剧烈改革的可能性，包括私有化。据估计，对印度金融部门的改革，每年能为其经济增长贡献两个百分点。[ 出自同上的《引言》。]

出于同样的原因，国大党也反对对印度政府进行剧烈改革。成为总理后，辛格说政府的优先任务是改革行政机构。在第一次电视讲话中，他说：“如果不改革我们用来工作的工具，即政府和公共机构，任何发展目标都将难以实现。”[ 2004年1月24日，印度总理的全国演讲。]把水倒在漏桶里有什么用呢？然而，事实很快表明，辛格没有能力实现他所期望的改变。除颁布了《资讯权立法》（Right-to-Information law）以外，印度的行政机构和以往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在辛格政府领导下，它的权力在一些方面更加膨胀。我们已经看到过许多例子，了解许多为帮助穷人而设计的政策是怎样与他们擦肩而过的。在扶贫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方面，印度或许比其他民主政治更有“经验”。直到21世纪初，国大党仍然像20世纪50年代一样，热衷于把项目完全委托给行政机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印度的行政机构已经吸走了巨额的资金，很难相信它对此一无所知。毋庸置疑，如果没有政府的有效介入，印度农村的长期贫困状况就无法得到改变。但是，如果这些工作由一个未经改革、不可信赖的政府来展开，那么还不如维持原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愚顽是指“翻来覆去做同一件事，还希望有不同的结果”。国大党对一个未经改革的政府的坚信不疑，鲜明地体现在2005年印度国会通过的《农村雇佣保证法》（Rural Employment Grantee Act）上面。这项法案大部分由阿茹娜·罗伊和比利时出生的现为印度公民的经济学家让·德雷兹起草完成，他们对索尼娅·甘地的影响（她一直在幕后影响着辛格政府政策的形成）保证了这项法案的通过。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的这项旗舰法案计划到2009年覆盖整个印度，大概是到目前为止印度政府直接介入的扶贫项目中最雄心勃勃的尝试。项目构建者的好意自然毋庸置疑：他们的目的是使印度农村的贫困人口生活得更好。然而尽管它涉及面广、投资巨大，但仍然和以前的项目一样，难逃失败的命运。

这部法案很有代表性，它将印度与其邻邦中国的扶贫方式显著区别开来。中国选择了通过刺激（公有或私有）投资来间接创造就业机会的方式，辛格政府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径。在农村，新法案向人们提供从事一百天的体力工作的机会，任何想做的人都可以参加。因为是以最低工资支付报酬，每天大概是50～80卢比（大约为1或2美元）不等，依据各邦情况略有差别，因此只有别无他路的人才会来做这些工作。用行话来说，这个项目是“自我选择”的。报酬也可以是现金和粮食的混合。工作性质则完全是体力劳动，内容是几千年来印度穷人一直在做的工作：填埋路面的坑洞、清挖垃圾坑、修护河堤以及清理灌渠等。

按照以前项目的结果来看，尤其是参考在后殖民时期成功预防了饥荒的以工换粮项目，工作的质量不属于优先考虑范畴。事实上，所有这些工作都可以用现代机械更高效更高标准地完成，饥饿且没有技术的农民靠赤手空拳无法修出高质量的道路，填好的路面在下一年季风过后又变得凹凸不平，第一次汛期过后河堤就已经土崩瓦解，灌渠在几个周内又变得淤泥充塞。如果这个项目按原计划在全印度展开，那么每年将花费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或占年度预算的10%～20%。[ 这种评估来自政府、立法的推动者以及自由经济学家。]然而，对于它计划要帮助的人，却没有在提高其技能方面进行任何投资。也没有在农业基础设施，诸如全天候通行道路、全面电力供应、以及新农业技术等方面进行投资。而只有这些投资才能真正刺激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从而为农村的贫困人口创造持续的就业机会。

此外，在未来几年，随着项目的展开，资金的“渗漏”以及腐败问题也会随之而至。2004年，当这部法案被提议的时候，印度以及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这是一种对改善印度长期贫困的农村无所作为的昂贵方式，他们仍然只能做生产力极低的体力活。然而这项法案获得了印度议会的全体通过。许多怀疑论者认为，这种鲜见的一致同意，原因在于各党派又有一个可供侵吞的公共基金来源。一位印度评论员甚至建议应该将法案重新命名为《腐败保证法》（Corruption Guarantee Act）。[ 斯瓦潘·达斯古普塔引自《先锋》，2005年8月14日。]

同样，国大党领导的政府在国企改革方面未作任何努力，国企的亏损是政府部门无能低效的有力证明。许多人纷纷建议维持一些企业的国有状态，包括许多石油企业。但是，对企业董事会里塞满毫无商业经验的政客却无人提出异议，而2004年国大党执政以来，正是以这种方式作为的，它的前任——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亦如是。获得公有企业董事会的职位，就意味着拥有分派工作的权力、赢得朋友扩大影响力。这样的职位同时还带来额外收入和地位。

新德里有相当数目的汽车在车顶装有红灯或蓝灯，以逃避常规的交通约束，我曾就这个问题和新德里警察总署的长官长谈（新德里大人物泛滥，一直遭受着“大人物瘟疫”的袭击）。他说绝大部分车主都没有使用红蓝灯的许可，但是他的警员由于社会地位比他们低，感到无法阻止他们滥用特权。这种歧视体系同样存在于首都周围的诸多道路安全检查站，警察会毫不犹豫地拦截人力车、摩托车和货车，而那些高级轿车总是挥挥手就急驰而过。几乎没有哪个警察有足够的自信去挑战比他们社会地位优越的人。

在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的杰作《民主的负担》（The Burden of Democracy）中，他引用了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对早期美国职业准则的评价。对于一个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美国主仆间的关系显得格外新颖。德·托克维尔写道：“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他们分仆人和主人，而在合同之外，他们是两个公民和两个人。”然而在印度这样的传统社会，主仆之间的关系是天经地义、普遍适用的。在印度，“主人就一直是主人，无论他是否在办公室”梅塔写道。[ 梅塔，《民主的负担》，第88页。]印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一个完全民主的体制下，封建的社会关系依然经久不衰。这种关系在国大党内尤为明显。

国大党与政府间的暧昧关系不再仅限于社会主义，现在已很少有国大党党员鼓吹社会主义。但它远比意识形态深广，其中部分与社会地位有关，部分涉及对公共物资的优先获得权，比如免费的飞机头等舱和火车票、不必排队的特权、进行幕后操作的能力和享受各项免费服务。正如我们所见，腐败困扰着重要的公共服务项目，如粮食分配等。但它同样深深地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次在新德里费罗兹沙·科特拉体育馆（Ferozshah Kotla Stadium）举行的大型国际板球比赛时，我和两位印度朋友每人花费了5 000卢比（大约120美元）买了票，计划去观看印度队和英国队之间的比赛。但是当我们到达时，却和数千名持票人一样被拒绝入场。德里和地方板球委员会（Delhi and District Cricket Board）的会长阿伦·杰特里（时任印度法律部部长）为重要人物印发了数千张赠票，而体育馆仅能容纳26 000人。骑警队勒令被挡在体育馆外的愤怒的人群后退，为乘坐大使牌轿车而至的大人物们清道。我给杰特里写了封信，抱怨我们受到的待遇，要求他退票并做出解释。数千名印度人已经购买了昂贵的入场券，一些人为了观看比赛，连夜乘火车赶来，而最后却无法进场。第二天上午，杰特里先生的私人秘书给我打电话，转达了他“深深的歉意”，并给我提供了下一场比赛的赠票。但下一场是印度和津巴布韦的比赛，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于是我拒绝了他。

两年后，印度计划与巴基斯坦在新德里举行比赛，这是一次具有外交色彩而令人非常期待的比赛。巴基斯坦总统佩尔维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都将出席观看比赛。我试图通过正常的商业渠道购票，但是未能成功，但就在我几乎要放弃观看比赛时，接到阿伦·杰特里的电话。“我没有忘记给您留一张赠票，”他说。令我感到羞愧的是，这次我接受了他的赠票，并且还替我妻子要了一张。到这个阶段，我已经逐渐适应了德里的方式。后来，我了解到有不计其数的大人物向杰特里索要免费票，诸如法官、内阁部长、高级公务员等等，甚至索尼娅·甘地家族的人，包括她的两个孩子，都曾向他索要并得到了赠票。在所有这些请求中，只有曼莫汉·辛格的妻子格莎朗·考尔（Gursharan Kaur）支付了一张印有票面值的支票。这就是新德里的运作方式：如果你富有且显要，你几乎什么都不用支付；如果你穷，你就会常常被人敲竹杠。而且即使你付出了，也不能保证一定会得到。

至于农村雇佣保证计划，尽管国大党声称这是一种善意的尝试，并且将一劳永逸地消除印度的贫困，却让人难以置信。很难想象，一个需要穷人每天做十二个小时以上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却仅支付几美元的项目，就能改变他们的处境。如果你在印度各邦的首府漫步，你会见到在高大的公共建筑和官邸旁环绕着修剪得错落有致的花园。通常，你还会看到二三十个劳动者，一排地蹲在草坪上，慢慢往前移动，用他们赤裸的双手修整着草坪。而在这些建筑里面，还有数十名清扫夫，总是把他们的身子弯得低低的，用一种亘久不变的恭谦姿势清扫着灰尘。你偶尔会停下来问自己：这是一种雇佣关系吗？还是一种提醒，那些扫地的人以及享受服务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谁拥有地位，而谁没有？

经过几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我最终得到一次采访索尼娅·甘地的机会。由于她的每个字都会被政敌仔细审查，以寻找她不像自己说的那样印度化的蛛丝马迹，因此，她不愿意接受媒体的正式采访也就情有可原了。有一次，她告诉一名记者：“我所热爱的和所失去的一切都是在印度。”你很难怀疑她的诚恳，然而，有关她的民族忠诚度的评论从未间断。自然，她更不愿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以防这样的接见又被曲解成对非印度人的偏爱。有次我遇到一群意大利记者，飞到印度专程采访他们的前同胞，我不忍心告诉他们，他们一定被放在接见名单的最后面。他们最终仍得到了两分钟的时间。当他们用意大利语和她说话时，她用英语回答。

1991年拉吉夫死后，索尼娅一直为他服丧，直到1998年才接受国大党的领导职务，在此期间，她的每一个细微手势，都会被理解或重新理解成代表她的某种意图的信号。索尼娅近期的一位传记作者优素福·艾哈迈德（Yusuf Ahmed）说，她的“每句话都会被政客和记者无限引申，再编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东西”。[ 艾哈迈德，《索尼娅·甘地》，第95页。]在她接受领导职位后，弄清楚谁真正亲近她显得尤为重要。“夫人希望这样”成了那些佞臣的惯用语。国大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觉得，这样的阿谀奉承让人难以忍受。“小团体对政党不利，”吉特德拉·普拉萨得（Jitendra Prasad）说，他曾于1999年和索尼娅竞选党主席职位，“他们围绕在领导阶层周围，使之与工人分离，并阻塞了交流的渠道。他们将所有的讨论和分歧误传为（对这个家族）不忠的证据。”[同上，第245页。]普拉萨得竞选失败后，他的许多支持者遭到了索尼娅忠实信徒的殴打。

可以相信，索尼娅自己不会赞同这样盲目的谄媚。然而，这种趋炎附势的世俗根深蒂固且异常强大。她的传记作者曾在国大党工作过，尽管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尽力（并获得一定的成功）保持一种客观平稳的语调，但在对索尼娅的才华进行评价时也有许多溢美之词。索尼娅呆板的姿势和带口音的印地语，常成为反对者攻击她的把柄。她的拥护者则为她过度补偿了这一缺点，将她比作伟大的现代演说家。索尼娅的传记作者写道：“她的语调平和带着丝激动，停顿恰到好处，平稳的语调因为丰沛的情感而生动，她的话语就像种子落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一样，等待生长勃发。”[同上，第xxx页。]即使像尼赫鲁这样真正伟大的演说家，恐怕听到这样的语言也会忐忑不安的。同样，国大党官员在公共场合倾泻给索尼娅的奉承也会让他震惊。

在清奈，有一次我看到国大党的宣传牌是索尼娅的巨幅乌墨画，标题是“我们的骄傲是国母英迪拉”，“我们的向导是母亲索尼娅”。2004年，国大党竞选成功后不久，在德里的托克托拉体育馆（Talkatora Stadium）举行了大型集会，庆祝拉吉夫60岁冥寿。德里到处是祝他生日快乐的布告牌，接连几天，报纸上都是极尽谄媚之能事的文章，祝贺拉吉夫，赞颂索尼娅。一份跨页标题上写着“北方邦国大党愿拉吉夫常回来！”另外一个上写着“农业发展部（部长是一名国大党成员）祝贺拉吉夫60年诞辰！”对这对夫妇两个孩子的赞美同样是甜得发腻。在德里庆祝拉吉夫诞辰的聚会上，一位老练且广受人尊敬的内阁部长接过麦克风就开始唱：“让拉胡尔和普里扬卡成为领袖！”他们的母亲明显窘迫不安，请求这位部长停下。总理曼莫汉·辛格则安静地、不引人注目地站在观众之间。

我采访索尼娅是在2004年大选前3个月，当时大多数人普遍不看好国大党。与我同去的是一位资深的同事，他的新德里之行使采访得以实现。索尼娅的官邸位于詹巴特街（Janpath Road）10号，是一座传统的鲁琴斯建筑。我们在一个小的前厅等了一会儿，然后门开了，她伸出头看了看，然后告诉我们“请进”。我很惊讶地看到索尼娅完全是独自一人。她把我们带到书房，让我们坐在沙发上，然后问：“要我给你们到点茶吗？”我不由自主地窘迫不安，感觉仿佛是伊丽莎白女王问是否需要帮我按摩脚，而索尼娅对我们的表现也似乎显得更加尴尬。我环视了一下屋子，发现这是拉吉夫生前的书房。一切似乎都维持着原状：屋里的装饰、外国友人送的礼物或是橱柜里的书籍，没有一丝改变的痕迹。墙上挂着拉吉夫的巨幅照片，上面挂着一个花环。后来，同事告诉我这间屋子让他想起《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中郝维仙小姐（Havisham）的卧室，墙上的钟永远地停在她未婚夫死的时刻。

严格地说，这次采访是非正式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在报纸上进行任何报道。但是我觉得到现在已经过去足够长的时间可以忽略那些形式的拘泥。而且，索尼娅没有说过任何会让自己尴尬的语言，她的一些见解，尽管当初显得有些天真，在事后看来颇具先见之明。我问她，国大党聚焦农村贫困问题的竞选运动能否与印度人民党的“印度大放光芒”相抗衡，因为后者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电视广播和报纸头条。她有些害羞似地断续地回答着，字斟句酌，不时地问我们恰当的词语，当我们告诉她，她又感谢我们。但她的意思却非常清晰。“如果你在印度到处走走，你会发现有如此多的地方笼罩在黑暗与贫穷之下，”她说，“印度是在城市大放光芒，但是在绝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农村却没有光芒。我希望国大党能为这些人说话。当然，我不能预见我们一定胜利，但是我想民意测验的预测是错误的。我一直在印度各地奔走，并且向遇到的人们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所说的证实了我的见解。”她谈到印度经济的繁荣应该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利益，也否认她的政党反对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改革。后来，国大党采用的竞选口号是“人性化的改革”。

当我问索尼娅她怎样看待自己成为人民党谩骂的目标时，气氛突然变得有些沉重。她背负了如此多恶毒的人身攻击，是否有时也会想放弃？她思索了一会才回答。“你知道政治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她说，“我不喜欢它，我甚至认为自己并不擅长此道。政治夺走了我的婆婆和丈夫。但是当我看到他们对印度的世俗文化所做的一切时，我就感到自己无法袖手旁观。世俗主义是我们家族最重要的遗产，我必须站出来维护它。我不能眼睁睁地望着他们将它随意肢解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虽然没有哭出来，但是凝重的悲伤布满了她的脸庞。“他们对我所说的一切只能使他们自己出丑。我已经习惯了，这无关紧要。” 我们都轻声地表达了诚恳的同情。“你们知道在古吉拉特发生的事吗？”她问。我们说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印度。”

3个月后，在清奈外城区的一个公园我又见到索尼娅，这是一次有5万人参加的大型集会，我在人群外远远地望着她。再过两天就是印度大选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 印度的选举是错开进行的，因此不同区域投票时，准军事组织都能集中力量应对可能的骚乱，而不是将人

Chapter_6

员分散到各个地区。印度的投票系统是完全电子化的，并由电脑收集选票，因此，选举结果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就能公布。这与2002年弗罗里达的选举形成鲜明对比。] 5天后就将统计所有投票记录并公布投票结果。这次集会有三个特殊之处。首先，国大党的旗帜只是6面党旗之一，这是国大党第一次与其他政党组成联盟参加竞选。索尼娅只是讲台上几个领导人中的一个，虽然她也是最知名的。由于这次集会是在这个国家说泰米尔语的地区举行，索尼娅用英语而不是印地语进行演讲，每两分钟停顿一次，再由翻译译成泰米尔语。她的翻译动作表情极具戏剧性，他的每句话都比索尼娅拖长两倍的时间，并且都以一个夸张的手势结束。其次，这次集会的另一个特殊之处是索尼娅的表情，她的脸上洋溢着轻松与快乐。当她的泰米尔翻译在做活泼生动的翻译时，有几次她甚至忍不住笑了。我在想她是否已经感觉到胜利在望，或许她只是对公众集会驾轻就熟了。

集会的第三个特殊之处也是最令人感到痛苦的。讲台上几个政党中的一个是德拉维达进步联盟（DMK），这是泰米尔民族主义者的政党，它曾对凶残的泰米猛虎组织的分裂运动表达过同情。泰米尔猛虎组织是与印度邻近的岛国斯里兰卡（Sri Lanka）的反叛力量，1991年，正是这个组织的一名年轻妇女达努（Dhanu）用自杀式爆炸将拉吉夫和其他人炸死。1987年拉吉夫同意派遣维和部队进驻斯里兰卡，从而使印度卷入这个岛国的冲突中。后来，进驻的印度军队开始与泰米尔独立游击队作战，并与泰米尔猛虎组织有多次冲突。拉吉夫遇刺后，国大党拒绝与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有任何联系。但是索尼娅最终认为应该遵从选举实用主义。2004年大选时，在泰米尔纳德邦的40个席位中，国大党领导的联盟赢得了39个，其中许多是属于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的。

集会那天早晨，我参观了距清奈30英里的斯里佩雷姆布德尔（Sriperembudur），这正是拉吉夫遇刺的地方。现在，这里成了一个纪念馆，旁边有一个说明牌，描述了遇刺的经过。达努当时穿着一件纱丽，头发上戴着鲜花，为了以一种恭谦的姿势表达敬意，她弯下腰去触摸拉吉夫的双脚，就在这时她引爆了藏在纱丽下的炸弹。“在另一个场景中，另一个暗杀者也是弯腰去触摸圣雄甘地的双脚，”说明牌上这样写道。在那天傍晚的集会中，索尼娅提起了她丈夫的被害。像以前一样，她说：“我站在这里，站在这片渗透着我丈夫的鲜血的土地上，我相信，对于我而言，没有什么比为了国家的利益和他一起分担这种命运更值得荣耀的了。”我不止一次地想，索尼娅从事政治的确是非常个人化的。

国大党与印度人民党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最容易被人忽视的特征之一是前者的灵活性。印度人民党出于战术考虑，有时会淡化某种信息，但是它真正信奉的是什么，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然而，在今天要弄清楚国大党究竟信仰什么却并非易事。这既是弱点也是优势。它是弱点，原因在于除了对尼赫鲁-甘地家族的阿谀奉承外，该党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理想去凝聚这个政党的每个成员。它也是优势，因为它赋予政党足够的空间来运用不同的策略。在一些邦，如在安得拉邦（Andhra）以及南部各邦，国大党采用传统的统治方式，承诺穷人各种各样的要求，同时装满社会上流阶层的腰包。而在其他各邦，则由国大党的改革派担任首席部长，他们设法改变着游戏规则。

国大党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领导人之一，是新德里的首席部长（相当于市长）希拉·迪克希特（Sheila Dikshit）。新德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都会之一，有1 500万人口，而且平均每3年增加100万。它是印度最大或第二大的城市（取决于边界线的划分），和它不相上下的是孟买，然而管理孟买的是国大党最无能的行政机构之一。部分由于这两座城市某些特征的鲜明对比，最近几年，新德里已经超过孟买，倍受新投资商的青睐。此外，它还是印度最富有的地区，人均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20世纪90年代，如果问印度人最希望居住在哪个城市，几乎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孟买。现在，回答将是各持一半。许多人认为这应该归功于希拉·迪克希特。

和索尼娅·甘地一样，希拉·迪克希特也是个寡妇。她的丈夫是位印度行政局官员，英年早逝。同样和她的领袖一样，迪克希特也是一个大家族的成员。她的公公是国大党成员，她的儿子桑迪普（Sandeep）是代表德里选区在全国议会的成员。在国大党内，大家族不仅局限于尼赫鲁-甘地家族，这种现象已日益普遍。当一名高级国大党成员退休或死去后，他的后代中的一个就会继承其位子。国大党还促使这种王朝式的行为在印度社会更广泛的领域变得越来越正常化。英德尔·马洛特拉（Inder Malhotra）是《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的前编辑，同时也是南亚几个大家族的传记作者。他说在印度的公共社会生活中，只有两个高级职位没有被各大家族触及，即中央银行的行长以及陆海空总参谋长。马洛特拉认为攻击尼赫鲁-甘地家族的许多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他说：“那些最热衷于对家族崇拜疾首蹙额、喋喋不休的人，他们的言与行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这些人在各行各业都千方百计提拔自己的子孙。”[ 马尔蒙特拉，《印度及周边的望族》，第29页。 ]

迪克希特夫人是国大党政治家中的另类。她坦率地谈论困扰着她的行政部门的腐败，并且大声地抱怨政治的局限性。我问她，在德里的许多街道上，为什么垃圾在夏天的高温中腐烂发臭而没有人管。“这是一个每天都困扰着我的问题，”她承认道，“在新德里有数千名环卫工作人员，但是他们常常旷工，而我对此毫无办法。我曾试图引进机械化，但遭到他们的抵抗，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威胁到他们的工作。在印度，你只能缓慢地进行改变，你必须采取迂回路线。”

在改革德里的供水系统时，她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座城市尽管拥有一个相对良好的供水系统，足以为每人每天提供200多升的水，但是大部分地区仍然缺水或没水。穷人经常得向私营的送水司机——所谓的“水黑帮”——买水。另一方面，新德里的正式居民支付的水费却仅占供水成本的10%，自然没有多余的经费分给贫民窟的人。由于大部分的供应水被中产阶级享用，穷人就成了富人用水的资助者。和工业化国家的一座普通城市相比，新德里的供水委员会每千米水管上的员工数是前者的15倍。这些员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者阶层，抵制任何改变。

迪克希特计划将供水外包给私营企业，并就该计划向世界银行咨询，此举被指责为欺诈穷人。世界银行同样受到指责，人们认为它的招标程序有误，其目的是让美国的咨询公司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Price Waterhouse Coopers）获得当地的许多咨询合同。显然，世界银行违背了自己的指导原则，有不恰当的表现，在政治上过于天真。然而指责迪克希特，说她“屈从于新自由主义势力”[ 2005年8月“工农联合力量”组织和“变革”组织在新德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则不免言过其实。当她没有向世界银行咨询，独立地提高水价时，也遭到过同样的指责。印度政治的一种惯用模式，是反对者打着穷人的旗号进行抗议，却全然不顾这种行为的受害者正是穷人。

希拉·迪克希特遇到的麻烦表明，在印度要改革政府是何其艰难。然而即使在新德里，这种改革依然可以实现。2004年3月，她开通了新德里最初的18公里地铁线。新德里地铁线是一个绝大部分在地下的铁路网络，计划于2015年竣工，将有225个停靠站，几乎覆盖了印度首都这座杂乱无章的城市的每个角落，像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彻底改变一座城市。截至2006年，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50个停靠站，目前为止，每个阶段都是提前完成。地铁非常干净，运行高效而且准时。它与印度其他地方因腐败而拖沓延期、以次充好的基础设施项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德里地铁项目采取的是公私合股的形式，部分资金来源于日本和德国的软贷款，其经营不受政府日常管理的干涉。迪克希特尽了最大努力使这个公开招股的企业独立运营。

“没有人给我打电话请求帮忙，”德里地铁的运营经理斯里达伦（E. Sreedharan）告诉我，“我不需要去求任何人，这就是我们总是能提前完成的原因。在印度，这应该是一种管理公共部门的模式，谁说这样的部门注定会遭遇失败的命运？”和发达国家的公共交通系统建设项目一样，地铁项目仅依靠软贷款和政府资助就建设起来了，但是在未来几年，它将会极大地促进这座城市的经济繁荣。

迪克希特还成功实施了一个净化空气项目。压缩天然气（CNG）是一种远比柴油环保的燃料，使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机动的黄包车）改用压缩天然气，可以极大改进新德里曾令人窒息的空气质量。自1999年这种改进引入以来，新德里空气中的颗粒物已经下降了30%。和地铁项目一样，迪克希特只是推动这种改变发生的利益联盟中的一员，其他成员还包括科学与环境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viroment）这家咨询机构，以及印度最高法院，它宣布了要求使用压缩天然气的最终书面文件。然而，在印度，如果政治家们选择不参与解决问题，那么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2003年12月的选举中，迪克希特成功连任，在几乎没有政府官员连任的国家，这是她的又一与众不同之处。

新德里面临的问题不胜枚举，这座城市充斥着肮脏的贫民窟，其中几乎没有基本的公共设施。但是与孟买不同，孟买至今尚未达成需要进行大型现代公共交通系统建设的共识，而德里至少已经向前迈出了脚步——即使很小——去解决它存在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印度实行紧急状态时期，山齐·甘地曾清理过城市中的贫民窟，他简单地将贫民窟居民驱赶出城市，毫不顾及其死活，然而这种方法不仅侵犯了人权，且注定失败。人们以另外的方式、更大的规模卷土重来。据估计到2026年，新德里将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人口超过3 000万的巨型城市之一。[ 戴森，卡森，维萨里阿编，《21世纪印度》，第128页。 ]“这是一个巨大的、难以驾驭的城市，”迪克希特说，“在我的位置上，你只能不停地向前奔跑，不必奢望有时能停下来歇一会儿。”她承认，随着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德里就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最近几年已经成功创造了许多），也就会有更多的人涌来这里。印度国内的移民流已经从孟买转向了这座首都城市。这是一种难以绕过的死循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适宜居住、更吸引人，即使这只是弄巧成拙，”她说。

新德里的选民几乎都是城市人口，而在印度其他邦的国大党政府则没有这么幸运。2004年选举时，在农民选民占绝大多数的安得拉邦，国大党就被选下了台。在卡纳塔克邦，国大党被迫与一个当地政党组成不稳定的联盟（2006年，当这个政党转而支持印度人民党时，国大党就被逐出政府）。而在马哈拉斯特邦（该邦的首府是孟买），国大党只能死抱住旧有势力。对于以上三种情况的结果，政治家们认为，随着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水平的鸿沟日渐加深，选民们也日益失去了耐心。于是，这些新的邦政府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暂时搁置一旁。在卡纳塔克邦首府、印度的软件业中心班加罗尔，邦政府对这座城市日益严重的拥塞问题不闻不问，直接导致一些新的IT投资开始向其他城市转移，如新德里、普纳、清奈和昌迪加尔（Chandigarh）等。

在海得拉巴农村，负面的影响就更为严重。2004年5月，国大党的安得拉邦首席部长雷迪（Y. S. Reddy）承诺向该邦所有农民免费供电，从而击败了当地语种政党——泰卢固之乡党（Telegu Desam Party，TDP）——上台执政。泰卢固之乡党的党主席是钱德拉巴度·奈杜（Chandrababu Naidu）。由于重视信息技术，并成功地将大量软件投资吸引到海得拉巴，奈杜被印度以及国外媒体尊称为“IT先生”。谷歌（Google）的印度总部就设在海得拉巴，其他一些大企业，如美国微软公司（Microsoft）和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等，都在此设有大型研究中心。奈杜甚至还与比尔·克林顿私交甚好，2000年克林顿访问印度时，就曾到过海得拉巴。他还是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企业家年会的常客。然而，奈杜的名气有些言过其实，他的政府对改进该邦农民的生活状况无所作为，对自己政党臭名昭著的腐败现象也无良策改变。他同时还是抵制改革的顽固分子之一——当然，这也有些过于夸张，因为在选举之前，安得拉邦连续4年遭遇干旱，他所能做的微乎其微。旱灾造成庄稼严重减产，数千农民由于无法还债而自杀。

许多人认为，海得拉巴繁荣的经济是以该邦数千个村庄中穷人的利益为代价获得的，这就是奈杜失利的原因，然而实际的选举情况却远比这复杂。尽管国大党的竞选运动打上了服务穷苦农民利益的旗号，它成功的秘密却在于与当地的一个政党组成联盟，而这个政党则蓄谋从安得拉邦分割一部分领土，单独成立一个邦。国大党的得票率虽然下降了，但由于与这个政党联盟，在选举中它还是以较高的得票数当选。它同时还与当地的纳萨尔派分子（Naxalites，一个毛主义的起义团体）有地下交易。纳萨尔派分子以西孟加拉的纳萨拉伯里镇（Naxalaburi）命名，20世纪60年代，他们在该镇进行了首次起义，还与2003年试图谋杀奈杜的一起爆炸案有关，在安得拉邦有很大的势力范围。2004年竞选运动中，他们锁定目标，谋杀了奈杜政党的几个候选人，但并未对国大党下手。选举结束不久，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报偿，该邦的新任首席部长雷迪宣布与叛乱者停战，进行和平谈判。正如许多观察家所预言的一样，谈判持续了一年，以失败告终。但是纳萨尔派分子——现在称为印度共产党（毛）——利用停战的间歇，重新组织并装备了起来。“纳萨尔派分子是在进行一种持久战，中间间或有休整或者战略撤退，”贾耶普拉卡希·纳拉易（Jayaprakash Narayan）说，他是国家改革党（Lok Satta）的党主席，这是海得拉巴的一个著名智囊团。“而国大党是在进行一场短期战斗——去赢得选举。”

雷迪上台后，他承诺向农民免费供电的后果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在奈杜时期，农民支付的电费也仅占供电成本的小部分，大约为8%左右。然而只有最富裕的农民才拥有用电设备，也才能成为补助的受益者。他们不断地用电动水泵抽水，使得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于是没有能力购买电动水泵或柴油机动力水泵的贫苦农民就越来越无法使用地下水。而现在，把剩下的一小部分电费也取消，只能使贫穷的农民原本艰难的处境更加恶化。雷迪自己就是个富裕的农民，在他的农场上有超过30台的电动设备。政府为农民提供免费电的经费，是该邦用于初级医疗服务和小学教育经费的总和。因此，雷迪的竞选运动，是国大党用扶贫的花言巧语达到一己私利的手段的范本。

选举结束后几个月，我到雷迪在海得拉巴的办公室采访他。他身材魁梧，留着与身材相衬的大而浓密的八字胡，是个派头十足的当地总督。他办公室外面的房间里和走廊上挤满了人，仿佛熙熙攘攘的火车站，他们都是等待机会、希望能得到首席部长帮助的当地请愿者。我问他为贫穷农民的灌溉问题做了哪些工作。“每一个细节都已经注意到了，”他回答说。“那么，具体的细节是什么呢？”我问。“一切皆有可能，”他说。“你能举几个例子吗？”“适当的时候，我们会把一切都安装好，”他说。然后提问与回答就这样继续。在这次毫无信息可言的采访中，有一会儿雷迪开始到处找一张纸。他的秘书递给他一样东西，“就是这个，”他说，接着开始读：“亚瑟·科顿（Arthur Cotten）先生为当地农民修建了一系列灌溉工程。他是英国人。你也是英国人。”“但是你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在做每件可能的事，以保证农民能灌溉土地。”

不久，我又采访了钱德拉巴度·奈杜，和前次相比，这次采访稍微有些意义。他声称，雷迪的竞选是由建筑承包人资助的，而雷迪则承诺将大型农田水利工程承包给他们。为了证明他的这些话，奈杜还出示了图标和资料。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雷迪对灌溉工程的投资几乎都还没有到位。但是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运作家，奈杜一定会用这些事实大做文章，而雷迪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反击。

在采访雷迪时，我问索尼娅·甘地是否参与了他的这些项目规划。“夫人很高兴，”他说，“她全都赞成。”这是国大党的一种套语。没有“索尼亚夫人”的赞成，国大党的任何一名政治家都不会成功。但是除此之外，凝聚政党的意识形态的缺失便成为其成员进行各种（好的或坏的）尝试的掩护，于是这种种“尝试”在国大党仍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纷纷展开。而在全国范围内，国大党处在曼迪尔和曼达尔的支持者之间的左右为难的境地，有时会吸收一两种其他力量，但是无法主导印度政治的方向。

至于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未来，现在还不明确拉胡尔和普里扬卡对残酷的印度政治究竟有多大欲望，也不清楚他们在挡开俯仰皆是的奉承时能做得多好，或能否习惯各种恶毒的谩骂，就像索尼娅遭遇的一样。普里扬卡和她的祖母英迪拉有许多相似之处。2004年大选后，她热泪盈眶地说：“我们从来没有完整地拥有过自己的家庭。我们必须总是和这个国家一起分享自己的父母。”而拉胡尔最近首次参选，刚当选为议员，只是对印度人民党在竞选中对他母亲的玷污发表了简短的评论。“这些家伙是自作聪明而且令人讨厌的人，”他说。此后，他还没有在议会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而在国大党试图恢复其在北方邦地位的过程中，拉胡尔尽管承诺要加入其中，但事实上并未参与很多，北方邦是印度的最大邦，也是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故乡。拉胡尔和他母亲每到北方邦的一个选区，都受到异乎寻常的欢迎，成群的人们从不同地方涌来倾听他们演讲。但在北方邦以外的地区，国大党似乎都遭遇了失利。看来，这个家族的魅力也仅局限于很狭窄的区域。

虽然如此，在未来5年或10年的某个阶段，拉胡尔也很有可能成为国大党主席，甚至成为印度总理。他的母亲常常对她的孩子们的政治角色怀有复杂而矛盾的情感，既希望他们成功也担心他们的安全。而她自己则撤退到幕后，越来越远离政治。于是，拉胡尔将成为聚焦的中心（2004年大选时，普里扬卡拒绝参加议员选举，而是帮助母亲和哥哥竞选）。然后，可以设想，当尼赫鲁-甘地家族进入第六代时，这个家族新的一代又会成为聚焦的中心。[ 据疯狂的印度媒体报道，拉胡尔有一名西班牙女友，薇罗尼克（Veronique），但是她很少在公共场合与拉胡尔一起露面。据说她是名天主教徒，如果她和拉胡尔结婚，则不可避免地会对他带来政治风险。]

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故事是漫长的，它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也已经延伸入21世纪。对于许多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说，是一种茶余饭后的政治谈资，因为这个家族连接了他们封建的过去、民主的现在以及一个很可能更加繁荣的未来。对于这个家族而言，它丝毫没有从印度政治舞台隐退的意思。拉胡尔现在已经成为一出持续上演的戏剧的中心，这出戏剧有着神话故事中描写的荣耀和言过其实的赞誉。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必须挡开迎面而来的奉承，也必须不怕那粒随时可能射来的子弹。

第六章 许多新月——分裂的南亚穆斯林

我上有负宗土王国，下有愧黎民百姓，至于未来则了无希望。

——1707年，奥朗哲布（Aurangzeb），最后一位伟大的莫卧儿君主，在给他儿子的遗书中这样写道[引自阿克巴，《尼赫鲁》，第6页。]。

出于对我的礼貌与谦恭，德奥班德（Deoband）的毛拉们（mullas，伊斯兰宗教教师）允许我喝了杯咖啡，这种优待让我颇有些受宠若惊。德奥班德是南亚正统伊斯兰的中心。我正在拜访这个镇里的德奥班德神学院（Dar-ul-Uloom），这是一所大型的伊斯兰宗教学院，位于德里以北大约90英里。此时是2001年10月初，这所宗教学院里充溢着一种反美情绪。美国即将对阿富汗的塔利班（Taliban）政权大动干戈。塔利班得名于塔利布（talib，乌尔都语的“学生”），属于伊斯兰德奥班派。尽管塔利班的高层领导很少来拜访德奥班德学院，但他们仍将此视为其精神家园。在阿仆杜尔·卡里克·马德拉西（Abdul Khalik Madrasi）毛拉的书房里，我和他的一些学生一起席地而坐。他们告诉我，犹太人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基督徒应该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犹太人。他们说，几个周前飞机袭击纽约双子塔的事件，正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策划的。争辩将毫无意义。

这位毛拉身材魁梧，胡须很长，几乎要垂到腆着的肚子上。他问我想喝点什么，我说要杯雀巢咖啡。在印度北部城市以外的地方，这是唯一一种人们可能有的咖啡。“不，不，”他断然拒绝道，“我们颁布过一条法特瓦（fatwa，伊斯兰律法），禁止信徒购买英国或美国的任何产品。”我试图争辩说，自己不是这里的信徒，这种法特瓦不应该适用于我，但似乎白费力气，他们都一笑置之。然后，我又试图让他们相信，雀巢咖啡是雀巢公司的产品，这是一家瑞士企业，但他们从未听说过瑞士，也看不出这之间有何区别。“不，”他们说，朝我摆动着手指，似乎抓到我在欺骗他们，“雀巢咖啡是英格里兹的（Angrezi）”（在印度许多地方，“英格里兹的”即“英国的”，是指国外的或西方的）。然后，毛拉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一个法律的空子，”他笑着说，“这条法特瓦只适用于9月11日以后买的产品。有人有这之前的雀巢咖啡吗？”这位毛拉也是制定德奥班德法特瓦的委员会成员之一。一名学生举起了手。他从屋里取来一包有些变质的即溶咖啡——当然是“9·11”之前的产品。这是我喝到的最为满意的咖啡之一。

德奥班德学院成立于1857年印度兵变失败后。这次兵变旨在反抗英国统治，在印度被称为第一次印度独立战争，最终被英国人残暴镇压了。叛乱者极其凶残，凡他们遇到的英国妇女和孩子都被杀害。作为报复，英国军队洗劫了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区，烧毁村庄，把许多印度人吊死在主道边的树上。由于缺乏清晰的战略和可以信赖的领导者，叛军让莫卧儿王朝有名无实的最后一位君主——老态龙钟的巴哈杜尔·沙·扎法（Bahadur Shah Zafar）——充当傀儡领袖。部分出于这个原因，英国人把兵变更多地归咎于穆斯林，并在紧接着的报复中把目标集中于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一切上面。莫卧儿朝的德里古城有许多地方遭到破坏或摧毁，城中壮丽的贾玛清真寺（Jama Masjid），也是印度最大的清真寺，成了帮助英军镇压叛军的一个锡克军团的驻营地。接下来的几年里，显要的穆斯林贵族和叛军首领一直东躲西藏，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段黑暗无光的时期。对兵变的镇压有力宣告了印度穆斯林王朝时代的彻底完结。

此后，印度的穆斯林知识分子阶层明显分化为两派。其中一派以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爵士（Sir Sayyid Ahmad Khan）为代表，他们认为与英国人和解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但是，赛义德爵士做出这个决定的另一原因在于，他担心一旦印度独立，在一个印度教教徒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独立国家，穆斯林的处境将非常艰险。他对印度民主政治的展望充满悲观：“这将是一场赌博游戏，其中一个人手中有四粒骰子，而另一个人只有一粒。”[ 同上，17页。 ]1875年，他成立了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并将现代自然科学明确加入课程设置中。阿利格尔的许多毕业生成为英国当局的公务员，后来他们成了巴基斯坦建国运动中穆斯林精英阶层的先锋。

另外一派以两位伊斯兰学者——哈兹拉特·纳诺塔维（Hazrat Nanautavi）和拉什得·阿瓦德·甘格里（Rashid Ahwad Gangoli）——为代表，他们将兵变的失败以及其后的血腥杀戮，视为穆斯林应该回归纯正古兰经的信号。纳诺塔维毛拉的追随者认为，在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穆斯林逐渐养成了一种贵族化的生活方式和骄奢淫逸的习性，这直接导致了印度伊斯兰的衰败。穆斯林衰落的另一原因在于，在此前的两三个世纪中，他们接纳了在印度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偶像崇拜的印度教教徒的习俗。[ 弗朗西斯·鲁宾逊，《南亚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历史？，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第260页。]而先知那朴素的阿拉伯训喻则被遗忘。1866年，纳诺塔维在德奥班德创立了德奥班德神学院。它为绝望的穆斯林们提供了一个“知识探索者的无边海洋”[ 引自该校在本校网上的自我介绍：http://www.darululoom-deoband.com。]，让他们从异教徒的世界中退隐，进入一个必然世界。

20世纪30年代，当巴基斯坦建国方案被提出时，德奥班德派几乎没有人赞成。他们认为，如果巴基斯坦独立，会把穆斯林信徒这个共同体给人为分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战胜了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并占领了阿拉伯半岛，此举激怒了许多穆斯林，尤其是德奥班德派穆斯林。他们认为英国异教徒侵占了圣地，是对他们的侮辱。甘地抓住这个机会，劝说穆斯林加入1919年国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中。甘地承认旨在恢复穆斯林哈里发帝国（Muslim Caliphate）的基拉法特运动（Indian Khilafat movement）的地位，此举向国大党灌输了对印度穆斯林采取战略机会主义的思想，使得国大党的这种习性延续至今。除了机会主义的解释外，就无法解释甘地为什么将印度的独立运动与一个伊斯兰教的纯宗教问题联系起来。这种把宗教信仰与政治混合起来的做法遭到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的反对，他厌恶地离开了国大党。真纳是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的领袖，30年后成为巴基斯坦第一任总统。德奥班德派几乎没有人对真纳满意，因为他喝威士忌，吃猪肉，几乎从不进清真寺。直到20世纪40年代早期，他才将精工细作的伦敦套装换为考究的穆斯林服装。

德奥班德学院里既有摇摇欲坠的危房，也有雄伟壮丽的建筑，自建成后几乎没有改变。彼此相连的庭院建筑和清真寺，是一种独特的传统伊斯兰风格与哥特风格建筑的混合。我被安置在这个学院的一间客房里，度过了极其难熬的一夜，忍受着蟑螂和蚊虫的叮咬。这个学院大约有3 000名学生，其中大多来自贫困的穆斯林家庭，他们在这里的住宿和学习几乎都是免费的。有些人5岁就来到德奥班德学院，直到十几岁或二十几岁才离开。他们每天的生活从拂晓时第一次祷告开始，一天中还会有多次祷告。他们的课程设置几乎是中世纪欧洲学校的翻版，唯一的自然科学或数学是“伊斯兰教式”的，而且止于托勒密的天体学说（Ptolemaic system），而不是几百年后已经将它取而代之的哥白尼学说（Copernican system）。学校通常教授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以使学生能用原文阅读古兰经及其注释。和塔利班于1996至2001年间在阿富汗建立的大多数学校一样，除了伊斯兰教节日外，德奥班德学院几乎没有任何色彩、音乐和庆典。

然而，与塔利班不同（也与近邻巴基斯坦的德奥班德派不同），他们有自己的政党——伊斯兰学者协会（Jamiat-e-Ulema Islam ，JUI），他们用清教徒式的狂热统治着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印度的德奥班德派小心翼翼地避开政治——至少是在涉及印度本国时。“我们是善良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和好公民，”毛拉说。我问如果印度与一个穆斯林国家发生战争，他们会支持谁呢？“我们希望这不要发生，但如果发生了，我们不会背叛印度，”讨论了一会儿后，这些学生说。那么他们首先是印度人还是穆斯林呢？“我们两者兼是，”毛拉说，“这不矛盾。”我提到了塔利班犯下的一些暴行，包括当年摧毁了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扬大佛。我的话显而易见地让他们有些窘迫不安。毛拉说：“塔利班的人大多来自帕坦（Pathan，阿富汗的一个少数民族，塔利班政权内的人大多来自这个民族），帕坦文化比印度文化尚武好战。你不能将激进的帕坦文化与德奥班德派混淆。我们对‘德奥班德’这个词没有专利权。”

我曾听说过居住在印度城市中的非职业穆斯林对德奥班德学院的批判。他们说，德奥班德以及印度数百所德奥班德式的宗教学院（其中许多教员毕业于德奥班德神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很难适应现代社会，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因为他们所学的自然科学、数学和语言知识都是阿拉伯黄金时代的遗留物，而当今印度的市场需要现代技能，如电脑和最新的财经知识等。我把这些评论告诉了这里的学生。“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并不会使思维僵化，”他们回答。“它揭示了一个你们所不知的、隐藏着无尽宝藏的世界。”我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将来能做什么工作呢？他们低声咕哝着，没有明确的答案。有一两个说想成为乌尔都语播音员或翻译。我想他们中大部分人将成为宗教学院的老师。

我和他们交谈的主要内容是迫在眉睫的阿富汗战争，气氛激烈而友好，这些学生显得非常兴奋。他们设想肯定是塔利班胜利。这位毛拉显然更有演讲天赋，他比学生们谈得更多。“美国人信仰什么呢？”他问，“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只为自己生活。他们的生活没有自律，没有秩序。而在阿富汗，塔利班恢复了法律和秩序。你知道吗，没有一名德奥班德学院的学生犯过一起强奸案。”这似乎是一个大胆的断言，因为在过去的140年中，得奥班德神学院已经产生了6万名毕业生。我问，在他看来是否所有的妇女都该戴面纱（burqa）。“是的，我们建议所有的妇女都把自己藏起来，但只是为她们自己的安全考虑，”他说，“英国人来印度之前，甚至印度教妇女都戴面纱。”在印度北方农村，许多妇女现在仍然戴面纱。但是这能使社会更健康强大吗？能真正使男人们变得举止得体吗？“你在你们的西方学校里接受的是世俗教育。你们的社会里没有道德规范，只有自我放纵。你知道塔利班为什么不害怕美国士兵吗？”他停了一会儿，才说出最后一句妙语：“因为美国士兵就像一群孩子，他们还吃巧克力。”他的话激起了更多的笑声。结果是，美国军队把驱逐塔利班的主要任务委派给了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 前圣战组织的部分成员（mujahedin fighters）组成的群体，主要来自阿富汗的塔吉克族，20世纪90年代末，受美国、俄罗斯、伊朗等国支持。]。

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的穆斯林一直生活在猜疑的乌云之下，它从未完全消散。在印度，许多人将印巴分治看为对一个国家的“活体解剖”。此后，这个国家一直处于混乱之中。它不仅受到两国边界地区暴力冲突的困扰（造成了50万～100万人丧生），1946年8月加尔各答的“大屠杀”更是打击沉重。当时，真纳为了反对国大党对他的新国家的抗议，宣布了一个“直接行动日”，直接导致了此次事件。当别人问真纳是否考虑过直接行动日的潜在威胁，有可能使得街道血流成河时，真纳说：“我不准备谈论民族。”[ 阿克巴，《尼赫鲁》，第380页。]

1939年，英属印度总督林利思戈侯爵（Lord Linlithgow）为了报答真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持英国参战，承认穆斯林联盟为英属印度穆斯林的唯一代言人，而事实上，真纳此时已经赢得了巴基斯坦。战前，国大党的意见是，如果要以印度的名义宣战，英国人需要事先与他们商议，否则，他们就拒绝支持英国。而林利思戈甚至没有通知国大党，就宣布印度参战。回顾这段历史，即使现在看来这位总督也可以算犯了一个弥天大错。尼赫鲁和甘地都强烈反对纳粹主义，而且对不断扩张领土的日本心存忧惧。因此，如果在宣战之前与他们商议，他们两人都会支持英国开战的。“如果印度本身没有民主，它又怎么能为民主战斗呢？”尼赫鲁问。[ 同上，318页。]

然而，尽管林利思戈怠慢了国大党，并把它推向反对印度参战的一面，甘地仍然命令印度士兵坚守岗位。尼赫鲁只需要英国当局象征性的请求，他就会支持印度军队参与反法西斯战争，虽然这种象征性的请求都未得到满足，他仍然宣布会为自己的祖国抵御日本入侵而战斗。他甚至宣布，也会为抵御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的入侵而战斗。印度国民军是一些向日本叛逃的印度士兵组成的军队，由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领导，他是一名前国大党成员。然而，印度国民军及其日本统帅都被困在缅甸的丛林中，入侵印度的计划也就破产。独立后，尼赫鲁宣布，在战争中为印度国民军效力过的任何士兵都不得留在印度军队中。[ 鲁道夫夫妇，《追寻拉克什米》，第70页。]

一些印度人认为，巴基斯坦创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9年，当时印度总督明托伯爵（Lord Minto）设立了教派选区，即为不同的宗教群体保留不同选区，同时赋予有财产的印度人有限的邦民主。英国当局认为，此举是为了保证印度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在议会中享有发言权，而事实上，它在一个很早的时期就将教派政治植入了印度民主中。它保证了有一个穆斯林政党，而该政党只会吸引穆斯林，这些穆斯林不会代表别人，也不会倾向于其他政党。“教派单独选举制……使得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大党影响，而在一套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体系中运行。”19世纪初重要历史学家弗朗西斯·鲁宾逊（Francis Robinson）这样写道。[ 鲁宾逊，《南亚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历史》，第223页。 ]

从1909年至1947年，英国一直处心积虑地离间穆斯林和国大党间的关系。显要的国大党穆斯林成员不断遭受英国当局的骚扰。尼赫鲁和甘地也分别在监狱待过十年左右的时间。而真纳却从未进过监狱。英国方面则认为此举是受一个高尚的目的驱动，即在印度教文化占主导的社会中保护相对弱势的穆斯林。然而在那段时期，殖民当局所做的是打着保护所谓的受害者的旗号，而对分裂之势火上浇油。在事实面前，英国当局对自己行为的这些堂皇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显而易见，英国希望通过加重印度的政治分歧，而延长对其的统治。

即使英国设立“教派名额裁定”（communal awards，即分别选举）的初衷是充满善意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其真实意图也都昭然若揭。1931年，英国政府邀请印度各团体到伦敦参加圆桌会议，讨论印度的未来。甘地提交了一份他希望一同前往的国大党成员名单，英国政府划去了其中所有的穆斯林成员。[ 阿克巴，《尼赫鲁》，第239页。]1936年，英国当局举行了首次全印度范围内的邦选举。在最重要的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后改称北方邦），国大党获得一半以上的选票。而真纳的穆斯林联盟的得票不足穆斯林保留席位的一半，并且在全印度范围内，其得票率仅为4.4%。[ 同上，270页。]

1937年邦选举后，在联合省获胜的国大党拒绝与穆斯林联盟组成联盟，在许多历史学家、尤其是巴基斯坦历史学家看来，此举使得巴基斯坦的建立成为不可避免。在该省，真纳的穆斯林联盟虽然只获得了不到四分之一的席位，但他提出的与国大党结盟的条件却是使联盟作为穆斯林的唯一代言人。这在许多人看来难以容忍，因为国大党内有许多穆斯林，而且有更多的人曾经支持过联盟。不过许多人认为，国大党拒绝穆斯林联盟提出的结盟建议是犯了战术上的错误，因为这是拔去印度最大的教派政党的机会。然而，尼赫鲁认为，与穆盟结盟会激怒印度教教派主义者，而对于一个独立统一的印度，后者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

虽然真纳缺乏民众的普遍支持，然而有了英国的庇护作为补偿后，则显得绰绰有余了。1939年12月，真纳同意支持英国参战，便立刻得到奖赏。由于英国未与国大党商意就以印度的名义宣布参战，国大党的所有邦政府，包括联合省政府，都集体宣布辞职。真纳则将此称为“裁决日”（Deliverance Day），并大肆庆祝。1940年3月，他在拉合尔（Lahore）宣布了《巴基斯坦决议》（Pakistan Resolution），首次公开要求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然而此时穆斯林联盟仍然缺少支持。直至巴基斯坦建国前夕，真纳政党的大部分支持者仍然是穆斯林地主和城市中的精英阶层。“宗教或教派问题的实质，是上层阶级为分割政府利益和争夺议会席位而引起的纷争。”[ 鲁宾逊，《南亚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历史》，第225页。]许多印度人也许会认同尼赫鲁的传记作者阿克巴（M. J. Akbar）的看法，他写道：“巴基斯坦是由人为引发的憎恨创造的怪物。”[ 阿克巴，《尼赫鲁》，第374页。]当然，巴基斯坦人不会赞同这种理解。

然而，历史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印度独立时，国内保留了一个很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其中许多人眼睁睁地望着亲朋好友永远移居巴基斯坦，经历了切肤之痛。决定留在印度的人对它的情感自不待言，但他们的忠心却常常遭到印度教教派主义者和其他人的质疑。与此类似，那些从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移居到巴基斯坦的人，直到21世纪初仍被视为移民，他们的地位只能低人一等。这无疑是对分治的极大讽刺，那些留在印度或迁往巴基斯坦的穆斯林，都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作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身份自然应该毋庸置疑，然而，前者在印度比其他任何群体更易遭到怀疑猜测，后者在现代的巴基斯坦基本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拥有军权则更是天方夜谭。分治带来的矛盾至今依然存在。

克什米尔争端是英国当局的另一项遗产，至今仍然困扰着印度次大陆各国，偶尔还威胁到更广泛地区的稳定。英国帝国主义的辩护者认为，指责其“分而治之”的政策有失公平。他们的观点是“分裂的印度由英国统治”。他们认为，在英国人踏入印度之前，它就已经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教派分裂更不是英国的创造物。这种说法自然也有些道理。然而，没有人能否认英国从印度的撤离过于仓促、过于不称职。在印巴分治的方案下，印度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伯爵提出殖民地的数百个土邦可以自由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尼赫鲁尽管极不情愿，也只能同意。在许多情况下，进展很顺利，因为有归属决定权的王公或王侯与他们的臣民信仰同一宗教。但是在居那加德（Junagadh）、海得拉巴和克什米尔，统治者的信仰与绝大多数臣民的信仰相悖。海得拉巴的情况尤为复杂，在地理位置上，它既不邻近东巴基斯坦（曾是东孟加拉，1971年成立孟加拉国），也不靠近西巴基斯坦（由信德省、西北边境省、俾路支省和旁遮普省的约一半组成），然而它的王公是穆斯林。1948年的一个时刻，哈得拉巴德的王公即将宣布归属巴基斯坦，然而在短短48小时内，印度内政大臣沙达·瓦拉汉·佩特尔（Sardar?Vallabhbhai?Patel）率领印度军队涌入他的公国，尽管巴基斯坦强烈抗议，然而海得拉巴归属印度已成定局。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居那加德，它的穆斯林王公无视印度教臣民的意愿，毅然宣布归属巴基斯坦，但不久又被吸纳回印度。

然而对于印度而言，克什米尔的情况更为棘手。它的王公哈里·辛格（Maharaja Hari Singh）是印度教教徒，而臣民却大多是穆斯林。在地理位置上，它邻近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因此并入巴基斯坦似乎切实可行。可是，印度对此难以容忍，因为这意味着它的领土将失去天然屏障而暴露无遗，要知道克什米尔横跨次大陆的战略重地——喜玛拉雅高地。此外，这将是印度唯一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省，对于一心想推行世俗政治的国大党显得举足轻重。再者，尼赫鲁对克什米尔有着深厚的个人情感，因为这是他家族的故土，在许多夏日他本人也常来此避暑。

克什米尔的王公迟迟不做选择，让尼赫鲁和真纳日渐失望，他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他怀有使克什米尔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居心。1947年10月，巴基斯坦数千名游击武装逼近克什米尔邦首府斯利那加（Srinagar），于是哈里·辛格王公签署了加入印度的协议，以求得救援。[ 克什米尔王公是在尼赫鲁将军队空运至克什米尔之前还是之后签署加入书，以及他是否被迫签署加入书，至今仍有争论。印度历史学家和巴基斯坦历史学家自然持对立观点。 ]随后，尼赫鲁立刻将印度军队空运至斯利那加，并成功地抵御了巴基斯坦阿非利迪部落武装（Afridi Pakistani tribesman），阻止他们继续前进。最终，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双方同意停火。停火线即为印巴控制线（Line of Control），将克什米尔一分为二。时至今日，该停火线即成为两国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区的分界线。虽然控制线没有改变，它周围的世界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2003年印巴和谈已经启动，并持续至今，而且许多人认为此番和平进程比以往的努力更有希望成功，但是，在世界上印巴控制线仍被广泛认为是最危险的核战争爆发点。

我第一次拜访克什米尔是在2001年11月。之前两个月我几乎都在巴基斯坦，和数千名外国记者一起，观察巴政府对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下的最后通牒的反应。据说，布什告诉巴基斯坦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你们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毫无悬念地，鉴于美国的强大威慑力，穆沙拉夫勒克立刻决定巴基斯坦要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他同时承诺伊斯兰堡将协助驱逐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巴基斯坦曾帮助其上台）。

在巴基斯坦，这是一段极其紧张的时期。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穆沙拉夫在“9·11”事件后面向全国的首次广播演说。他对于与美国结盟的决定提出了三点理由。首先，这会保护巴基斯坦的核设施（言下之意，如果不与美国结盟，这些设施将难以保全）；其次，这将有助于巴基斯坦扭转其不景气的经济；此外，这将有利于巴基斯坦长期以来对整个克什米尔的领土要求（再次保证了将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保持友好关系）。穆沙拉夫的口号是“巴基斯坦优先”（Pakistan First）。短短几个字传递了一种重要信息：国家主义远比宗教重要。巴基斯坦应该优先于伊斯兰教。

几个周后，我和一些外国记者被带到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参观，这里被巴基斯坦人称为自由克什米尔（Azad Kashmir），而被印度人称为巴占克什米尔。我们被带到控制线上一个小岗哨里，在这里可以俯瞰一公里外、几座绿色山峰后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我们用双目望远镜观察印度士兵，而他们也在观察我们，接着大家兴高采烈地互相挥手。陪同我们参观的巴基斯坦少校，则急切地向我们强调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投决定其归属的重要性。“印度应该同意由联合国主持进行公投，允许人民自己决定归属巴印哪一方，”他说，“如果他们选择印度，我们将接受他们的选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后来印度拒绝“第三方”介入克什米尔争端，1948年却正是新德里请求联合国进行停火调解的，并最终以安理会对克什米尔的决议告终。决议号召巴基斯坦在公投之前从整个克什米尔撤离。然而，无人相信巴基斯坦会从自由克什米尔地区撤离，因此公投的决议便形同虚设。2004年，新的和平进程启动后，穆沙拉夫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公投的要求，这样，他就放弃了50多年来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政策的核心。

参观自由克什米尔后一周，我又来到拉基普塔纳来复枪（Rajputana Rifles）军团，在军官食堂里用餐。这里距几天前我到过的巴基斯坦哨岗很近。“有时他们朝我们开枪，有时我们朝他们开枪，”这位招待我的陆军上校说，“通常我们都不会伤到对方。”真实的情况是，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装分子（伊斯兰堡的“自由战士”，即为新德里的“恐怖分子”）会穿越控制线潜入印度。这通常在夜间进行，巴基斯坦军队为他们提供火力掩护，以使他们进行冒险的夜间突袭。这位印度上校称，他们已经多次成功拦截“潜入者”。他告诉我，降雪时节将至，随着季节转换，潜入行动会转入低潮。这一小队印度士兵也将钻进战壕里，从他们位于海拔11万英尺山顶的咽喉石房子（eagle’s nest）俯瞰陡直的山谷。当我们吃着热气腾腾的咖喱鸡浓汤和烤肉时，呜呜的冷风从食堂穿过，预示着喜马拉雅冬天的迫近。这里的生存环境非常艰苦。

在克什米尔驻有大约45万士兵和民兵，其中许多人在控制线的要隘度过漫长的冬天，另外一些人——主要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分布在克什米尔的公路或街道上，每两百米左右就有一个，他们藏在掩体里，等着开枪射击或是被射。他们的生活危机四伏。在克什米尔，穿着印度军队制服的人随处可见，清楚地昭示着这里已被占领。这个邦只有800万人口，但是士兵的比例却异乎寻常的高。1857年兵变之后，从欧洲派驻印度的英国士兵总数空前，也只有10万人，而当时印度人口为2亿多。现在看来，这两个比例间的对比，可以清晰地显示出帝国主义者分离印度人是如此轻而易举，也可见印度想赢得克什米尔的忠诚是何其艰难。

2001年11月在克什米尔的采访让我了解了这个地区的另一面。在我到达之前几周，一群经过训练的自杀式爆炸分子开车闯入位于斯利那加的克什米尔立法院，引爆炸弹，人和汽车一起报销，并造成十几人殒命。这次事件发生在“9·11”事件后仅几周，是一次严重的挑衅。当时，在伊斯兰激进分子领导下，克什米尔居民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改变他们在公共场所的行为举止。在巴基斯坦，妇女普遍戴面纱，与她们不同，克什米尔的妇女大多不戴面纱。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教风格深受苏非神秘主义（Sufi Mysticism）影响，但与他们相反，绝大多数武装分子信奉正统德奥班德派或塔利班派的伊斯兰教。几周前，武装分子向许多未戴面纱的克什米尔妇女脸上泼硫酸，致使她们毁容，痛苦万分。我遇见的几乎每一个克什米尔人都憎恨伊斯兰激进分子，谴责巴基斯坦的袭击。他们对印度警戒部队也恨之入骨，这些人使他们的生活不得安宁，人权遭到严重践踏：强奸妇女、肆意拷问、法外谋杀，无恶不作。“我们前有豺狼，后有虎豹，”一位克什米尔律师说。他们想要表达的是，这两方都来者不善，都不会得好报。

1989年克什米尔发生了一系列武装暴乱，从那时起到2001年，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运动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48到1989年，克什米尔经历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1987年，新德里明目张胆地操纵该邦议会选举，保证亲印派政府上台执政。新德里用腐败手段对该邦事务横加干涉，激起当地居民强烈怨恨，最终爆发以争取克什米尔独立为目的的叛乱。在最初几年，叛乱与伊斯兰教并无多大牵连，也未被巴基斯坦完全控制。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本土的查谟—克什米尔解放阵线（Jammu-Kashmir Liberation Front）在争取克什米尔独立于印巴之外，而在此之后，外部势力逐渐渗透到该地区，并试图使克什米尔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这些势力中占主导的是激进伊斯兰教主义者，他们分别来自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和西北边境省。一些武装分子甚至来自阿富汗、沙特阿拉伯、车臣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如果这些外来的圣战组织成员能帮助伊斯兰堡削弱印度对克什米尔的控制，巴基斯坦将对他们放任自由。克什米尔叛乱的爆发，虽然让伊斯兰堡和德里都始料未及，但在巴基斯坦看来，叛乱爆发得适时且有利。1989年恰逢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于是留下数千名得胜的圣战组织成员急于寻找一项新的事业。20世纪90年代，臭名昭著的巴基斯坦国内情报局（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类似的机构）把这些圣战战士重新安置到克什米尔，最近这种情势似乎愈演愈烈。

2001年，我首次拜访克什米尔后仅几周，世界的注意力就突然从阿富汗转移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北方联盟占领喀布尔后，塔利班已被瓦解。而且，在密集轰炸阿巴边界的托拉博拉（Tora Bora ）山脉后，美国开始意识到奥萨马?本?拉登并未藏匿于此。2001年12月13日，恐怖分子将斯利那加自杀式爆炸那一幕在新德里重新上演。四名身上绑满炸药的男子开车闯入印度环形国会大厦外围的大门，并引爆了他们乘坐的白色大使牌车。袭击者共杀死14个人，当他们最终被保安拦下时，距议会的议院仅几米之隔。当时议会正在开会。如果他们再前进几米，就将摧毁议院的部分建筑，并带走几名印度议员。我在半个小时内赶到了现场。街道已经被清理干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氛。先前懒洋洋的检查站士兵在人们面前挥舞着枪支。警笛声响彻整座城市，空中还有直升飞机的声音与此遥相呼应。印度人认为，此次袭击是总部在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激进组织“虔信军”（Lashkar-e-Toiba）所为。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坚持要求巴基斯坦对此做出解释，并要求立刻引渡20名被巴基斯坦藏匿的恐怖分子。瓦杰帕伊还要求武装分子立刻停止从控制线渗入印控地区，并要求关闭所谓受巴方支持的在自由克什米尔地区的恐怖分子训练营。穆沙拉夫愤怒地否认巴方与此事有任何牵连。似乎这两个邻国又准备进入另一轮高度紧张的对抗状态。然而，事实比这还糟。

当时，恰逢我的父母来印度旅游。我们带他们到拉贾斯坦邦著名的老虎保护区雷恩坦布尔（Rantharnbore）游览。我们没见到几只老虎，却目睹了近代历史上最壮观的军事动员之一。瓦杰帕伊将印度120万大军中的绝大部分压向印巴边界。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和旁遮普邦均在此边界上。我们的行程在拉贾斯坦邦旁遮普火车站受阻，很快，开往雷恩坦布尔的火车被延迟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整整两个小时，我们坐在月台上，望着一辆接一辆往北开的火车从眼前驶过，满载着坦克、重型火炮、装甲运输车和成千上万的士兵。这种景象使事情显得似乎更加复杂。这是我的圣诞假期不寻常的开端，也毁了我短暂的假期，因为作为一名记者，在重大事件发生时，我没有在该在的地方，心里非常内疚。然而，究竟我应该在什么地方才算恰当，也远未明了。

结果表明，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说，在随后的6个月中，直至印度从“胜利行动”（Operation Parakaram）中撤军，很多重大事件都几近发生的边缘。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但是两国已将核弹头安装到导弹上的流言都广为流传，两方已经剑拔弩张，因此一旦冲突爆发，就会迅速升级。2002年1月和5月，在两次印巴局势趋紧的过程中，印度两次濒于进行越境军事打击的边缘。幸运的是，两次也均从边缘撤回。2002年10月，印度铁路又参与行动，这次是撤回人困马乏、有些士气低落的印度军队。只有在这时，核战争的危机已经过去，雷恩坦布尔的老虎们或许也才敢从核掩体中出来。

有人曾将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战争描述为：“教派暴徒的兵戎相见”。[ 斯蒂芬·科恩，《印度：成型中的强权》，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第224页。 ]短短几字形象生动。毋庸置疑，巴基斯坦是个伊斯兰国家，在它的宪法框架下，巴共和国是靠真主阿拉得到主权，而不是靠它的人民。然而，印度是一个多样化、多信仰的国家，有一部世俗的宪法。尽管它犯过种种过错，但是将印度军队冠以“印度教”则有失公平，因为它既有穆斯林和基督徒军官，也有锡克教军团。2002年，印度议会选举出了一名穆斯林总统，2005年，辛格（J. J. Singh）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而印度最有实权的女人也是一名有着外国血统的基督徒。

从另一方面看，“教派暴徒的兵戎相见”这句话同样会引起误导。教派暴乱暗含着屠杀，但是印巴双方士兵在两国交战时丧生的相对较少，因为军队都彼此独立。印巴正式宣战共三次，分别在1947、1965和1971年。1999年，两国发生了一次非正式的交战，亦可称为第四次战争。一大群所谓的“游击队”（实际上是穿着便服的巴基斯坦士兵）占领了印控区的战略高地卡吉尔（Kargil）。随后，印度步兵团蜂拥而至，血战四周后，成功将他们驱逐。在本质上，这次战斗与正式宣战的战争一样，作战的时间都较短，其间只有极短的激烈交战。四次印巴冲突死亡的人数不足5万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场上，有时仅在72小时间，就有相同数目的士兵丧生。如果扩大战争的定义，把印度所称巴基斯坦的“代理战”，即由名义上的独立武装进行的战争都包括进来，则死亡人数将增加4万至8万。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但是自印巴开始分治到后来，在印度爆发的教派冲突中死亡的人数远多于此。

在许多印度人眼里，巴基斯坦是一把指向印度心脏的匕首。它带来的威胁是多层面的。首先，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有主权要求，而这是印度唯一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邦。而恰恰因为其众多的穆斯林，巴方也不可能放弃这种要求。如果真纳提出的“两个民族”的理论是错误的，那么巴基斯坦就根本不应该成立，而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克什米尔就应该归属于巴基斯坦。鉴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倾注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伊斯兰堡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其次，巴基斯坦的建立切断了印度的自然地理边界和文化边界。在印度，不仅仅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梦想着有一天巴基斯坦会回归大印度联邦（Akhand Bharat），绝大多数人，不论来自何种背景，都将分治视为一个不必要的悲剧，而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应该得到和平的纠正。自然，这种观点加重了巴基斯坦的不安全感。但是，现在印度几乎没有人会同意尼赫鲁的这个观点，即认为巴基斯坦是一个持续不了多久的国家，它最终会重新融入印度。时至今日，印度渴望次大陆统一只是一种模糊的情感，而非一种政策。

此外，最令印度感到棘手的，是巴基斯坦对其世俗身份形成了一种切实威胁。无论两国关系怎样平稳，在印度人眼里，巴基斯坦的存在总有离间它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可能。现在，印度大概有150万穆斯林，占其总人口的14%。而印度的这种疑虑反过来也加重了穆斯林的不安感。毫无疑问，在过去的60年中，巴基斯坦曾多次千方百计刺痛印度的这根神经。许多巴基斯坦人（以及整个世界）都曾设想，印度在纷繁复杂的矛盾的重压下，最终会逐渐走向瓦解。但事实证明，除了克什米尔地区外，这种设想是错误的，而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不足印度穆斯林总人口的10%。和印度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印度穆斯林坚定地在印度安家立业。[ 印度的确遭受一连串小的分离主义暴动，在地理上孤立的东北各邦则更甚，这些邦与中国、缅甸、孟加拉国不丹和尼泊尔接壤。但是这些均只在特定地理区域发生，而且印度许多邻国，尤其是中国，已经收回其对分离主义者的默许支持。]诚然，他们也曾有一些过火的行为，如在两国国家板球队比赛时，印度的穆斯林贫民窟里会飘扬起巴基斯坦国旗。但是在另外一个国家，这样的行为也许根本不值一提。诺曼·泰比（Norman Tebbit）曾提出臭名昭著的“板球测试”（cricket test），要求英国的南亚移民在观看英国队与他们原属国的队伍比赛时，必须支持英国队。现在，许多英国人将他的观点视为令人尴尬的不切合实际的挑衅，而不是爱国主义。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强硬派沙文主义者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尽管他们不敢承认。他们都对多样性充满猜疑，都试图通过教育与文化控制并规范妇女的社会角色。同时，他们还都热衷于利用并歪曲历史。在巴基斯坦的教科书里，现代巴基斯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穆斯林入侵印度，即一些穆斯林劫匪在印度北部横行霸道的时期，那时有来自阿富汗的铁腕人物，如加兹尼（Ghazni）的麦赫穆德（Mehmood）等。巴基斯坦的中程核导弹命名为喀乌里（Ghauri）得名于穆罕默德·喀乌里（Mohammad Ghauri），1192年，他击败拉吉普特的印度教徒王公——查哈曼王普里特维·拉贾（Prithvi Raj Chauhan），成为第一位统治新德里的穆斯林。与此相对，印度的短程导弹则命名为普利特维斯（Prithvis，在梵语里，普利特维有‘土地’的意思）。与印度人民党执政时引入的教科书相对应，巴基斯坦教科书中典型的印度人是“狡猾、诡诈、骗人的”[ 斯蒂芬·科恩，《巴基斯坦的理想》，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第243页。 ]。而在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国民志愿团在它所属的两万个左右的学校中使用的教科书里，都将穆斯林描绘成残忍嗜血的。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奥朗则布王，被巴基斯坦人描述成一位英雄，而被印度人描述成一个恶棍。奥朗则布伟大的祖父、印度最英明的一位统治者之一阿克巴，则同时遭到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的贬低。这都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相伴相生。

有人曾说，冷战时期美苏敌对是意识形态差异，而印巴间的仇恨是生物学差异。每次我到巴基斯坦采访考察，伊斯兰堡军界与外交界精英阶层对他们邻居毫不掩饰的偏执妄想都让我感到震惊。而同样让我震惊的是，这种情绪在普通巴基斯坦人心里无影无踪。反之在印度，情形亦如此。尽管与印度人相比，巴基斯坦人对印度了解得更多，部分原因是宝莱坞的影响。普通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接触时，总是充满善意和热情的。

2004年4月，我飞往巴基斯坦的商业中心卡拉奇（Karachi），去观看几年来印巴两国板球队的首场比赛。2003年双边和平进程启动后，新德里和伊斯兰堡举行了一系列的比赛，这是第一场。成百上千的印度人获得签证，前去观看本场比赛，成为自和平进程启动后，两国许可的最意义深远的“人民与人民”的接触。那天，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体育馆寻找印度人，问他们对巴基斯坦人的印象如何。大多数人似乎都对当时的场面感到头晕目眩。喧嚷的巴基斯坦人群不断高唱：“阿克塔万岁，万岁，万岁！”“阿克塔万岁！”肖艾布·阿克塔（Shoaib Akhtar）是巴基斯坦最迅速的板球投手。然而，当印度的击球手表现出色时，巴基斯坦人的歌声又变成：“印度万岁，万岁，万岁！”我遇到的每一个印度人都告诉我，巴基斯坦人对待他们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去观看的人大多是男性），商店店主不收他们的钱，出租司机给他们打折，旅馆也不向他们收钱，走在街道上还有巴基斯坦人过来给他们糖果和小礼物。“这真让人难以抗拒，”一个印度人告诉我，他站在一群印度人间，他们都穿着国家队蓝色队服。“来之前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只是担心他们会对我们有敌意。”印度队赢得了比赛，他们得到了一大群巴基斯坦观众长时间的喝彩。

相反，对于巴基斯坦的军政组织而言，印度是它的偏头痛，而且比它的其他所有头痛的总和还要难以忍受。印度对它构成的威胁，以及确保克什米尔主权的需要，使得这个国家历史上超过一半的时间都由军人统治。同时，以上两点解释了为什么和印度相比，巴基斯坦的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更大，2003年，印度军费是其政府预算的15%，而巴基斯坦是54%。[同上，第149页。]一些人将巴基斯坦描述为南亚穆斯林的家园，另一些人则日益将它当作中亚伊斯兰共和国，甚或认为是中东的延伸。对于巴基斯坦的国家身份，或许更为持久的表达应该是“非印度”（Not India）。

即使在伊斯兰堡和新德里关系趋缓的时期，巴基斯坦的军事集团仍然打着印度威胁论的旗号，抓牢政治权力。2005年10月，巴基斯坦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地震灾害，7万人在地震中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震灾最严重的是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印控地区也被波及。穆沙拉夫总统对紧急事件的处理，遭到巴基斯坦国内媒体的强烈谴责，他们认为对于数百万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克什米尔灾民，军队的反应过于迟缓。而他们的懈怠懒散也给许多伊斯兰慈善团体一个机会，使它们得以介入其中，并大受欢迎。印度和巴基斯坦（尽管有些不情愿）达成协议，在控制线上开放几个点，以方便救济物资运输，主要是从印度运往巴基斯坦，于是印巴关系又见一线曙光。然而在此期间，伊斯兰堡又突然出现了许多巨型标语牌，暗示又有一种来自印度的新威胁。这些标语要求印度立刻将克什米尔归还巴基斯坦。有一个标语牌上写着：“克什米尔不是次神的孩子”。这容易让人想起，巴基斯坦的军事集团一旦遭到攻击时，它具有转换人们注意力宣传的本能。

在过去几十年中，舆论普遍认为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是个死结。印度认为，只要巴基斯坦仍然在军人统治之下，巴方就不可能同意和平解决方案，因为这会丧失对克什米尔的完全主权。如果一个民主的巴基斯坦政府达成一项协议，没有满足这个国家的最大要求，军队就会以此为借口发动政变。正如1999年，巴基斯坦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宣布从印控克什米尔的卡吉尔（Kargil）撤军，穆沙拉夫立刻就发动政变。而巴基斯坦的法庭则坚定不移地支持军队政变的合法性。最高法院一如既往地引用这个国家无所不包的“事实需要原则”（Doctrine of Necessity，巴基斯坦法官们制定的一个法律体系，并不包含在宪法中），法则规定：“即使是违法的事，必要就会使之合法”。[同上，第58页。]换言之，如果你的庭院外面停着一辆坦克，你只能选择随波逐流。因此，印度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巴基斯坦政府或者太强悍或者太软弱，始终无法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解决方案。

而巴基斯坦认为，印度可以视为一个现状强权（status quo power），它对查谟-克什米尔紧抓不放，但是，对于这个分裂地区巴控的那小部分，它无意相争。如果和平协议是将停火线形成的控制线作为双方国界线，印度极有可能会接受，但是巴基斯坦则不会同意。在印度，有一小部分民族统一主意者，他们希望重新得到整个克什米尔，但是他们力薄势微。巴基斯坦的军事集团还非常清楚，印度通常是刚对某件事达成共识，又会花费几年的时间辩论它事实上已经同意的方案。印度外事处精于语义上的吹毛求疵，无人能及，这在世界外交团体中颇有声名。有时，它的这种做事风格会弄巧成拙。有一次，印度最大的软件企业，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Infosys）创始人纳拉亚纳·穆尔蒂（Narayana Murthy）曾说，印度的官员习惯于将“玛法”（MAFA，即“清晰”）误认为“完美”。这一点不仅让巴基斯坦人感到沮丧，也曾经让世界上许多国家颇为恼怒。但是，除了会对双方都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核战争之外，对于这种现状，巴基斯坦几乎无计可施。它曾尝试过多次常规战争，但均以失败告终。

最后，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克什米尔争端的任何可行方案，都应该至少部分地依赖于这个地区本身。作为一个现状强权，印度比巴基斯坦有更大的影响力使克什米尔人的态度朝着有利于印度的方向，对于这一点，尤为突出的原因是，尽管和平进程已经启动，巴基斯坦仍然保留着在控制线上部署恐怖分子的选择权。种种迹象表明，在过去几年中，像这类解决方案：既不是克什米尔彻底独立，也不是完全归入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人民也已经准备接受。这当然不是由于他们突然对印度产生好感，这个国家常常误读克什米尔局势，并以一种专横而傲慢的方式对待它的居民。这是由于暴力冲突和动荡不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们的生活，经年累月，克什米尔人日渐身心疲惫。此外，在过去几年中，印度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成就，而巴基斯坦的经济状况却颇不景气，也是克什米尔人态度逐渐转变的原因之一。

我在最近的两次克什米尔之行中，发现这种转变已经日益明显。现在，克什米尔人常将武装分子称为“外国人”或“恐怖主义分子”，而在过去，这些人被笼统称为“自由战士”。集结在“各党自由会议”组织（the All Party Hurriyat Conference）周围的形形色色的克什米尔分离主义领导人，对武装分子也远没有以前那么尊重。大多分离主义领导人极易遭到暗杀，他们的儿子、兄弟、侄子等，由于偏离亲巴基斯坦路线或伊斯兰路线太远，就惨遭武装分子的毒手。然而，不仅克什米尔分离主义领导人和人民认为武装分子已经失去控制，一些武装群体还参与试图谋杀穆沙拉夫总统的行动。最近一次谋杀行动就发生在2003年12月，一枚遥控炸弹炸毁了穆沙拉夫的车即将经过的桥。爆炸地点距穆沙拉夫在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的官邸仅几英里，而这里还是巴基斯坦的陆军司令部。随后，两名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者被逮捕。2004年，在西北边境省参加竞选活动时，巴基斯坦军方任命的总理肖卡特·阿齐兹（Shaukat Aziz）也曾经历过一次死里逃生，当时他的司机和保镖都已被枪杀。对于穆沙拉夫、自由主义者和支持他的现代主义群体而言，这些事件无异于自食其果。

在克什米尔分离主义领导人中，最易遭到暗杀的也许是奥马尔? 法鲁克（Omar Farooq），又称为米瓦兹（Mirwaiz），在斯利那加这是一个世袭的苏非派尊称，法鲁克家族已经沿用好几代了。1990年，法鲁克的父亲被暗杀后（至今尚未清楚是被谁暗杀），还是少年但极具辩才的法鲁克就成为米瓦兹。2004年，他的叔叔又在斯利那加被武装分子刺杀。2001年，我首次遇到米瓦兹，而2005年，当我再次采访他时，他态度的转变让我颇感震惊。“作为克什米尔人，我们属于许多不同的宗教，”他说，“我们中有穆斯林，既有什叶派也有逊尼派，有印度教教徒，还有佛教徒。克什米尔有一种久远的忍耐的传统，不同于在巴基斯坦占主导的旁遮普逊尼派穆斯林文化。”这是一个厌倦了说话前字斟句酌的人的声明。他说，大多数克什米尔人，包括他自己，对于各种各样的暴行（无论来自何种势力），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过去，有爆炸或刺杀事件发生时，大概有十个左右的武装团体会声称负责，”他说，“而现在，没有人会声称负责。这就说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不久，我拜访了阿仆杜尔·贾尼·巴特（Abdul Ghani Bhatt），这是另一位老练的克什米尔分离主义领导人，他态度的转变同样让我震惊。他的祖籍在巴拉穆拉镇（Baramulla）附近的一个村庄，距控制线约20英里。我是在一条小的街道上发现巴特的，他正坐在一个商店的橱窗后面喝茶，手藏在外套下面，抱着一个里面盛满热碳的容器，这是克什米尔地区一种传统的取暖方式。我曾多次和他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坚定的伊斯兰堡代言人。但这次，他的语调发生了变化。“所有的一切都无休无止，人们已经开始厌倦，”他说，“印度说‘我最大’，巴基斯坦说‘但是伊斯兰教更大’。这是一种市井居民式的争吵。在克什米尔，没有人再希望只有到了坟墓才能得到安宁。他们希望印度和巴基斯坦能够停止这种无休止的争吵，做些有意义的事。”我向他提起信德·吉拉尼（Syeed Geelani），克什米尔最强硬的伊斯兰分离主义者领导人，他的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 Party）拥有该地区最精良的武器装备。在仍然毫不含糊地反对印巴和平进程的分离主义领导人中，吉拉尼是最坚定不移的。与他打交道会比较危险。“噢，吉拉尼只是一个邪恶的自恋者，”巴特说，“不用在意他。”

事实上几周前，我曾重点关注过吉拉尼。我和两位同行，《经济学家》的西蒙·朗（Simon Long）和《纽约时报》的艾米·沃尔德曼（Amy Waldman），到吉拉尼位于斯利那加的住所拜访他。和多数情况一样，他被印度方面软禁在家里。当时气温接近零度，我们坐在三把椅子上，面对着这位强硬派伊斯兰教主义者。“我亲爱的，你们确信不是太冷吗？”他一直问我们，并且不相信我们的回答，派了一名年轻的仆人找来一条毯子，并吩咐他给我们盖上。这也许是我与自己的同行竞争者们的最亲密的一次合作。无论吉拉尼说什么，他的仆人们都会齐声重复最后三四个字。他说：“印度人凶残地杀害我们。他们强奸我们的姐妹、强奸我们的女儿。”然后他的伴唱队重复：“强奸我们的女儿。”接着，吉拉尼又继续他的独白。“印度人丝毫不尊重克什米尔人的权利，我们是人，不是动物，”他说。“不是动物，”他们重复。看到这样的情景，尽管他的话语冷酷，我们仍然有些忍俊不禁。然而，吉拉尼始终流露出对和平进程的憎恨。他只能是个少数派。

那天稍晚的时候，我们前往斯利那加的中央公园，曼莫汉·辛格成为印度总理后，首次在克什米尔集会上发表讲话。显然，这里几千人的群众是被当地亲印的政党聚集起来的。大多数人都会得到一点报酬。安全工作极其严格，空中几架直升机在盘旋巡逻。然而人群并非秩序井然。有许多次，在辛格讲话的间隙中，人群中的一部分就会高呼口号，于是总理不得不停止演讲。在这个国家郁积了许多不满和怨恨的边境前哨，这是印度政治家经常遇到的情景。然而与以往不同，人群高呼的口号不再是“自由”“巴基斯坦”或“伊斯兰教”，他们不断呼喊的口号与工作有关：“让失业滚蛋”。也许我从这件小事上看到的意义有些言过其实，但它似乎从另一方面暗示着克什米尔人关注重心的转变。

我在印度期间，常常留意印度穆斯林，看是否有任何可疑迹象表明他们对印度不忠。但是在克什米尔之外（即使在那里，人们的情感也比通常描绘的复杂），我还从未发现他们不忠的有力证据。印度穆斯林让巴基斯坦感到失望，因为它的强硬派们试图找到穆斯林被压迫的证据，以再次肯定巴基斯坦存在的逻辑；而印度教教派主义者同样感到失望，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不可能既是一名真正的印度人，又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然而，印度穆斯林的现实生活却远比他们想象的平淡无奇。

2004年，印度人口普查局（India’s Census Bureau）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91年至2001年期间，印度穆斯林的人口增长率为29%，而同期印度教人口的增长率仅为22%。[ 2001年印度人口普查：宗教数据的第一份报告。]于是反对党印度人民党抓住这次机会，印度教右翼分子充分利用这些数据，大肆宣扬印度到处充斥着穆斯林，处于危险之中。这种观念与陈腔滥调的宣传相符，即穆斯林威胁印度的平衡，因为他们人口在增多。印度人民党的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曾将穆斯林住的难民营描述为“儿童制造厂”，这些难民营是2002年古吉拉特暴乱后，为无家可归的穆斯林提供的。

然而，普查数据背后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印度所有群体的人口增长率都急剧下降，年均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2.2%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2%，预计到2011年下一次人口普查时将下降到1.5%。在20世纪90年代，较为富裕的南方各邦与贫穷的北方各邦相比，人口增长率下降更为显著。因此可以确信地说，这种下降的趋势是经济作用的结果，而非宗教原因。南方的穆斯林人口增长率比北方印度教教徒低。但是，由于相当大部分穆斯林居住在贫穷的邦，他们的人口平均增长率相对高。

问题应该是，在印度，为什么如此多的穆斯林生活在相对贫困状态。然而似乎很少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其原因多样而繁复。但是，1947年有大批印度穆斯林知识分子离开印度前往巴基斯坦，这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印度的绝大部分穆斯林公务员、军官和大学教师，抱着更能大展鸿图的愿望，纷纷去往新成立的国家。而贫穷的穆斯林却几乎没有迁移。此外，留在印度的穆斯林中，许多从事传统手艺，如编织工艺品和编竹篮等，而自20世纪50年代后，这些行业就开始走向衰落。因此，许多穷人是新产生的。

然而，印度穆斯林的贫穷状况一直在改进，尽管与印度总体平均水平相比速度缓慢。但是平均数据既可传递信息，也可误导视听。在统计数据和刻板成见之外，印度的穆斯林和其他群体一样丰富而多样。与印度教教徒只在同一群体中通婚类似，一名说泰米尔语的穆斯林通常不会与说古吉拉特语的穆斯林结婚。作为穆斯林，只是在印度本已复杂的身份菜单上再添一笔。尼赫鲁曾将印度描绘成一个重写本，因为深厚庞杂的历史和文化在这个国家都留下了清晰的印迹，而且所有印迹都未被彻底地擦拭干净。而每个印度人，包括穆斯林，也可以被描述成微型的重写本。

比如，和印度教教徒一样，在印度的许多地方，穆斯林也有种姓之分。在穆斯林聚居（大约有3 000万）的北方邦，穆斯林种姓分为阿什拉夫（Ashraf）和非阿什拉夫。[ 扎里纳·巴蒂引自斯瑞尼瓦斯编，《种姓》，第246页。]阿什拉夫是高种姓，有着象征其高贵身份的姓，如谢赫（Shaihk）、帕坦（Pathan）、蒙兀儿（Mughal）和赛义德（Sayyid），这些姓表明他们的祖先是外来的贵族，大多来自波斯（Persia）、阿拉伯（Arab）、土耳其（Turkey）和阿富汗。像印度教婆罗门对待达利特一样，他们蔑视低种姓的穆斯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的祖先大多是低种姓印度教教徒，为了逃避种姓制度，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阿什拉夫和非阿什拉夫可以平起平坐的唯一一个地方是清真寺。在农村，低种姓穆斯林常模仿阿什拉夫家族的生活习性和礼教习俗，如让女人们深藏闺中，这是财富的象征，因为只有富人才能让让他们的女人远离田间耕作。与此同时，许多阿什拉夫迁往城市，并且变得“西化”，而抛弃了“深闺制度”。[ 同上，第256～257页。 ]印度教种姓制度的无限蔓延渗透，或许是其低种姓阶层很少皈依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在印度许多基督教教堂，尤其是天主教教堂，种姓制度几乎被完全复制，婆罗门常作为主教，而达利特是他们的教徒，尽管后者人数远超过前者。在印度许多地方，达利特的公墓甚至被单独隔离出来。]的原因之一。

另一种常被忽视的复杂性是印度穆斯林群体中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这两个伊斯兰派系均有聚居的城市，如北方邦首府勒克瑙（Lucknow），主要的教派问题是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而非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的冲突。几年来，每到阿舒拉节（Shia Moharram Festival），什叶派穆斯林哀悼殉难的先知外孙侯赛因（Hussein）时，什叶派和逊尼派间都会发生暴力冲突。作为印度穆斯林中的少数民族，勒克瑙的什叶派出于战略考虑，常会投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政党印度人民党的赞成票，这是印度政治中“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最贴切例子。因此“印度伊斯兰教”并非总是一个整体，亦不能一概而论。

在印度的逊尼派穆斯林中，最普遍的一个陋习是他们更愿意让孩子在落后的宗教学院学习，而不是接受现代教育。印度许多穆斯林儿童在宗教学校学习，在北方尤为如此。其中部分原因是公立学校时停时开，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在任何一个工作日，公立学校的老师都有三分之一旷工。在穆斯林人口较多的比哈尔邦的公立学校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学校能用电，不到20%的学校设有教师专用厕所。[ 引自位于海得拉巴的印度行政学院的数据。 ]只有少部分学校设有女厕所，于是，印度教和穆斯林家长都不愿送他们的女儿到学校。但是，只要有好的机会，穆斯林家长会和其他家长一样充分利用。

我曾拜访过海得拉巴古城，这座城市曾是波斯人聚居的土邦首府，四塔寺（Char Minar）是其地标性建筑，因塔楼四角有四座直刺天际的塔尖得名。在这座依然美丽迷人的古城里散布着许多穆斯林贫民窟，政府对它们几乎不闻不问。公立学校的许多教师只有收取私人学费才去上课，于是，许多由家长们自发建立的私立学校蓬勃发展，其教师大多未受过训练或半受过训练，他们的薪水在每月500至1 500卢比（约12至36美元）之间。这些学校完全用英文授课，而公立学校主要教授

Chapter_7

泰卢固语，或安得拉邦的通用语乌尔都语。私立学校主要面向穆斯林工人阶级，如人力车夫、蔬菜商贩、纺织工和机修工等家庭的孩子。这些学校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或许就是其男女生人数几乎一样多。在海得拉巴城中这个人口略微超过100万的区域，大约三分之二的学龄儿童在私立学校学习。[ 数据来源于爱都卡尔（Educare），这是位于海得拉巴的非政府组织，专门研究私立教育机构。 ]而女孩几乎都不戴面纱。

这些学校位于四塔寺背后狭窄小巷里，大多有着与其自身极不协调的名字，如牛津公学、绿谷学校、加州高中和温莎公学等，试图用这些显得高贵的名字掩盖其低劣的教学质量和简陋的校舍。然而，尽管这里极度贫困，大多小巷却干净整洁。海得拉巴的这些穆斯林贫民窟居民似乎不仅在教育方面自食其力，环卫工作也不依赖政府。在“MA理想学校”（它得名于其主人的名字穆罕默德·安瓦尔，Mohammed Anwar），里面悬挂着一个醒目的横幅：“如果生活给了你石头，你要自己决定将它建成一座桥还是一堵墙。”

我和在学校外面等着孩子放学的一些母亲交谈。她们大多戴着面纱，没有人识字。她们唯一接受的教育是在阿拉伯语学校接受的口头训练，目的是为背诵古兰经。然而她们希望自己的女儿懂得更多。“和我们小时候相比，世界已经改变了许多，”里兹瓦娜·比甘姆（Rizwana Begum）说，她丈夫是个人力车夫。“我们希望女儿学习英语，这样才能找到工作。我们希望她们有我们没有的机会。”这是我听到的重复最多的话。里兹瓦娜的丈夫每月大约有3 500卢比的收入，其中五分之一用于孩子们的教育。

在教室里，女孩子们正在朗诵一首爱情诗。我问她们谁长大后愿意去工作。她们都举起手，于是我问她们想成为什么。她们的理想五花八门，从医生、律师到宇航员都有。有几个还想成为网球运动员，这并不出人意料，印度的头号女子网球选手萨尼娅·米尔扎（Sania Mirza）就是一名来自海得拉巴的穆斯林少女，她最近已经成功晋级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WTA）的前50强。在这座城市以及整个印度，她的海报随处可见。一名德奥班迪派毛拉曾公布了一条法特瓦，禁止她在网球场上穿短裙。米尔扎小姐则以穿得更加性感作为回应。这场小争论开始后，有一次她穿了件T裇，上面写着“随便怎么说”。在城市穆斯林最集中的德里贾玛清真寺外，沿街叫卖的穆斯林小贩们对这场争论同样漫不经心。在麦加朝圣的教徒们留宿的旅馆外，小贩们在叫卖穿得很暴露的米尔扎的海报，一些图片甚至经过制作修改变，得更加暴露。米尔扎自己曾告诉印度媒体：“我的裙子是6英寸还是6英尺长都无所谓，只要能赢就行。”我问海得拉巴的女孩子们，如果她们的丈夫不允许她们去工作该怎么办。“那我们就不会嫁给他们，”说完就掩着嘴咯咯笑。她们的确有自己的抱负和信心。

我顺路去拜访贾米拉·阿姆夏德（Jamila Amshad），她是当地一位乌尔都语诗人和坚定的穆斯林女权运动者。她经营着一个为贫民窟妇女服务的中心，她们大多被丈夫虐待。“穆斯林妇女面对两个敌人。尽管这两个敌人自己并未察觉，但他们有许多共同点，”她说，“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印度教教派主义者。他们对穆斯林心怀恶意，而别无其他。我们的另一位敌人是穆斯林毛拉，他们认为妇女只是奴隶。”在印度，阿姆夏德代表着一批声势日益浩大的穆斯林妇女，她们受过教育、能言善辩，正努力推翻法令全书中穆斯林个人法律的一些主要规则。她们最激烈反对的是“三次离婚”习俗，即一名穆斯林丈夫只要说三次“我要和你离婚”，就可以将他妻子离掉。阿姆夏德尤其憎恨全印度穆斯林个人法律委员会（All-India Muslim Personal Law Board），尽管它不是法定机构，但以代表整个“穆斯林群体”自居。“全印度穆斯林个人法律委员会是谁选举产生的？”阿姆夏德问，“他们有何权力代表我的利益？他们不是在维护穆斯林。他们是在维护父权制。”即使印度穆斯林个人法律现代化的运动尚未取得成功，但显而易见，在这里，穆斯林法律将得到有效的改革，而且一定是由穆斯林自己来完成这种改变。在阿姆夏德的办公室里，有一则标语让我忍俊不禁：“不要给我手镯，请给我笔。”一些慈善团体出于善意，常训练贫民窟的文盲妇女制作廉价的首饰。

我到海得拉巴拜访期间，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之一拉合尔发生了一起与我此行并不相关的事件，被印度媒体大量报道。该事件是一群巴基斯坦妇女参加了一场马拉松赛跑，旨在抗议妇女在她们国家受到的种种约束，却遭到了极其粗暴的对待。此次赛跑是巴基斯坦最勇敢的著名人权律师阿斯玛·吉哈尔（Asma Jehangir）组织的。然而，比赛尚未开始，他们就遭到警察的破坏，因为对妇女而言，这被认为是一项非伊斯兰的活动。一些跑步者被警察拖到一旁，剥光衣服。吉哈尔曾有意用“适度开明”（enlightened moderation）来描述此次赛跑，这个词正是穆沙拉夫总统对巴基斯坦穆斯林的期望。但是，这个国家的军人总统却对此次事件不闻不问。我想，如果萨尼娅·米尔扎出生在巴基斯坦，大概她在赢得比赛之前就已经遭痛打了。

印度穆斯林的状况常被描述为极其落后、无可救药。但是，民主在穆斯林群体中和在其他群体中一样根深蒂固。在双子塔被飞机炸毁（主要是沙特的民族主义者所为）后，舆论普遍认为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存在穆斯林恐怖主义者，现在这已成为一套陈词滥调。1993年，孟买的黑帮分子在该城组织了一系列恐怖爆炸，以报复一个月前摧毁阿约迪亚巴布里清真寺后的暴乱。爆炸造成300人丧生。并且还有许多其他爆炸事件，印度警方认为——如果他们值得相信（然而通常情况下并不应该相信）——这些爆炸事件是由巴三军情报局（ISI）策划的。2003年，一批自称为“古吉拉特穆斯林报复武装”（Gujarat Muslim Revenge Force）的武装分子在孟买制造了一系列汽车爆炸事件，致使十几名路人殒命。显然，这些武装分子是为一年前发生在古吉拉特的屠杀穆斯林事件复仇。

最近几十年，国际圣战组织（Jihad）纷纷兴起，然而只有极少部分的印度穆斯林加入这些组织，包括克什米尔叛乱。尽管印度与阿富汗关系密切，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时，几乎没有印度穆斯林参与到抗苏的圣战中。相反，与阿富汗相距遥远的国家，如菲律宾共和国和摩洛哥，虽然人口较印度穆斯林少，但是积极加入阿富汗各种圣战组织。当然，部分原因是与大多伊斯兰教国家的政府不同，印度政府与苏联关系友好，从而阻止了印度的参与。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与绝大多数伊斯兰教国家的公民不同，印度的穆斯林拥有言论、出版、信仰以及运动的完全自由。恐怖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不能过分单纯化为由于民主的缺失造成。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拥有公开表达冤愤不平的权利，人们自然会更倾向于以非暴力形式发泄怨恨。巴基斯坦有1.5亿人口，与印度穆斯林的人数大致相等。虽然他们有着相同的种族特性、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但是巴基斯坦人常与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相关联，而印度穆斯林则极少参与。或许真正区别巴基斯坦和印度穆斯林的，是两国不同的政治制度。

然而，随着印度经济持续增长，人们逐渐注意到，这个国家的穆斯林群体受中东式伊斯兰教风格的影响日益严重，与印度相比，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传统更正统且激进。这种影响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最为明显。长期以来，海湾国家，主要是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吸引了数百万的喀拉拉邦人前往打工。我拜访了喀拉拉邦的“小海湾”（Mini-Gulf），这片区域呈叶状，面向阿拉伯海，距科钦城大约70英里。德里久尔县（Trichur）则将整个“小海湾”都包括在其中，县城以北几英里是昌迦努尔（Changanoor）小镇，公元8世纪，印度第一座清真寺就落座于此，它也因此而颇负盛名。阿拉伯单桅帆船借着季风的力量，曾经往来于海湾与南印度之间，传递着货物和先知的预言。现在，喀拉拉邦穆斯林又穿越阿拉伯海，到海湾国家工作，然后寄回丰厚的汇款。

阿卜杜拉·卡提是一名退休的喀拉拉厨师，他曾在海湾地区工作近30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说着一口带阿拉伯口音的英语。他骄傲地带我参观他的“梦想之家”，完全用他自己的薪水建成。和周围许多邻居一样，他的房子宽敞洁白，装饰着仿科斯林柱式（Corinthian）的柱子。卡提在渔夫的小房屋里长大，那是一种竹子当墙茅草当顶的简陋小屋。而现在，他的房子有上下两层，空余的卧房，入口处是一扇巨大的柚木门。房屋的内部装修是用菠萝蜜树的木材。他的一个儿子拥有一家旅馆和一家商铺，均在小海湾欣欣向荣的主街拐角处。在他的商店附近有一个新建的巨大的清真寺，这是卡提和几百名在海湾国家工作的人共同捐资兴建的。这座清真寺仿照海湾国家最盛行的清真寺所建，比原来的大好几倍。在塔尖召唤人们进行祈祷的钟声，可以传到更远的区域。“我们希望能回赠这个社区一点东西，”卡提说，事实上他似乎并不是非常虔诚的宗教徒。他说与海湾国家往来密切，同样也改变了其他一些东西，大多数妇女在穿着上变得更加保守。“现在，如果她们不把除脸以外的地方裹得严严实实，就会被认为粗俗不堪，”他说。

当然，海湾国家对喀拉拉邦的穆斯林还产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卡提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是软件工程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工作。在我去拜访时，另一个正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卡提夫人自己没有接受过教育，非常羡慕她女儿们拥有的机会。“现在，这些女孩子们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否则她们就不能在海湾地区找到工作，”她说，“每个女孩子学习都非常刻苦。”由于她们都接受过教育，并且最终能经济独立，因此现在在小海湾地区，已经有一部分年轻女孩给自己的婚姻做主，这种趋势日益盛行。“在我们的年代，没有人可以选择，”卡提夫人说。如果我只是走马观花地在这个地区转转、看看，或许得到的印象完全不同。在西方，我们习惯于将面纱和面罩视为妇女被压迫的象征，但有时它们是穆斯林妇女从家中走向社会的必经过程。

对于这个一度贫困的穆斯林阶层，新得到的财富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奇怪效果。一些穆斯林家族向他们女婿的家庭送的嫁妆，可以是现金、珠宝以及大型家用电器如洗衣机等。从前，送嫁妆的习俗仅局限于高种姓的印度教教徒，但现在已经传遍整个印度，被低种姓阶层和其他宗教群体，包括穆斯林效仿。这种风俗的盛行很难视为一种进步，但却标志着人们向上靠拢的倾向。“人们变得越来越贪婪，”阿卜杜拉·卡提说。

正如我们所见，古吉拉特邦大概是印度最激进的地区，这里穆斯林的衣着习惯也发生了改变。2002年古吉拉特屠杀后大约一年，我受邀参加一次名为“跳动的古吉拉特”（Vibrant Gujarat）的会议，这是该邦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为吸引外商投资而举行的。和以往采访莫迪时一样，当我问及古吉拉特邦穆斯林的待遇问题时，莫迪习惯性地变得异常激动，他彻底地否定了该邦存在任何教派问题，“这些都是谎言。你听到的是伪世俗主义者的宣传，”他说。

正当我感觉有些沮丧，想打车回宾馆时，一位高级警官走过来向我作自我介绍，并邀请我共进晚餐。这位警官管辖着艾哈迈巴德的一个区，这座城市是古吉拉特邦的商业中心。我到古吉拉特时正值该邦一年一度的九夜节（Navaratri），在这个节日里，成千上万的年轻妇女和女孩们穿上传统服装，在缤纷如画的大规模集体舞蹈比赛中竞相斗艳。这位警官带我观看了九夜节的许多庆祝盛会。在我们漫步的过程中，他向我谈起暴乱中发生的事情。“在穆斯林被大量屠杀的区域，警察与暴徒狼狈为奸，”他说，“而在死亡人数很少的区域，比如我所在的区，高级警官都是坚定地维护法律，保护无辜的人们。如果你想了解印度的暴乱，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一切。”我无法确定他的话是否准确。但是后来，当我向艾哈迈达巴德的一个穆斯林群体提起他时，他们向我证实，他是一名敬业的警官。

随后，这位警官带我到艾哈迈达巴德最大的一个私人俱乐部，这里至少有两千名年轻妇女在宽敞的庭院里舞蹈，她们在泛光灯下优雅地旋转着。她们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裙子，很多还佩戴着各种饰物，随着她们裙摆的起伏晶莹闪烁。这真是一幅美丽迷人的图景。数千人在观看这场比赛，裁判会根据她们的舞姿，让她们一个个依次停止，直到最后剩下一名舞者。奖品包括一辆本田英雄摩托车（Hero Honda）和塔塔印迪卡轿车（Tata Indica）。“我敢打赌这里没有一名穆斯林，”这位警官说，“在今天古吉拉特大街小巷上举行的所有晚会中，情况也一样。穆斯林在这些聚会中消失了。十年或二十年前，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会互相庆祝对方的节日，而现在这在古吉拉特已经完全终止了。”这真是令人伤感。

这种教派间的区别也逐渐表现在古吉拉特穆斯林的着装上。以前，穆斯林妇女也穿纱丽，现在她们大多穿沙丽克米兹（Salwar Kameez），将身体严严实实包住。与此相应，古吉拉特男人开始喜欢蓄须，并戴白色的穆斯林帽。“对于两个曾经休戚与共、相互融合的群体，这真是一种悲剧式的分离，”哈尼夫·拉克达瓦拉说，他是一名非执业穆斯林，我们曾在第四章中提过他。“现在，古吉拉特的穆斯林会站出来说：‘既然你想让我们不同，那我们就是不同。’”拉克达瓦拉的小公寓在艾哈迈达巴德市中心，公寓的墙上挂着象头神甘尼许的图画、耶稣的画像和一幅取材于先知的生活的画。他的妻子是一名喀拉拉邦的基督徒。他们是一对典型的印度夫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好客、宽容，并且乐于接受所有宗教，即使那些在他们生活中一闪而过的宗教也不例外。

曾经在一次不甚满意的采访中，纳伦德拉·莫迪说：“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是他们的一种纸币票面上印有甘尼许的画像。为什么印度穆斯林就不能像他们学习呢？”当时我没想到答案。但是不久后，我猛然想起，正如穆斯林在印度一样，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教教徒是少数民族。按照莫迪的思路，与此相应，应该是在印度的一种票面上印有新月的图案。

第七章 三角关系——印度与美中的关系及21世纪的世界格局

与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一样，中国和印度将崛起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主要力量，并像前两个强国一样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改变地缘政治的面貌。

——引自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5年的报告《绘制全球未来》（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大陆板块以一种常人无法觉察的速度在移动，直到有一天，压力达到了突破点，于是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一切突然变得众所周知。同样，一个大国的兴衰起落也都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直到某一事件的发生而使情势大白于众。对英国而言，将其形势暴露无遗的事件或许是在1942年，当时颇受赞誉的驻新加坡英军却向日本无条件投降，也或许是1956年美国撤销支持后，英、法、以色列联军入侵埃及的可耻计划的破产。对美国而言，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是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觊觎已久的古巴和菲律宾，或是在1917年一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决定军事支持协约国。一些人则认为，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在未来会被视为美国衰落的开始。

1998年5月，新德里秘密下令进行五回合核试爆，此后，一些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印度已经开始跻身大国行列，但事实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似乎还未到来，仍有待证明。21世纪初印度的崛起虽被广为期待，但远非确凿不移。1998年的核试爆当然可以视为新德里勃勃野心的信号，但问题是，成为公开的核武器拥有国后，印度究竟能得到什么？两周后，巴基斯坦紧随其后，测试了六枚核弹头（象征性地比印度多引爆了一枚）。在国际社会看来，印度较之于巴基斯坦的传统军事优势不复存在，转变为两国势均力敌的核竞争。与此同时，作为巴核技术主要来源的中国，依然拥有超越印度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优势。

大国崛起的另一指标是经济实力，相较而言，军事实力只是其结果而非原因。18、19世纪，现代纺织工业和蒸汽机推动了英国的发展,而内燃机、铁路、以及后来的电脑促进了美国的崛起。同样，尽管发展速度不及邻国中国，印度软件业和“复杂制造业”的成功推动其向经济大国迈进。如果印度保持目前约7%的年平均增长率，其经济规模将每12年翻一番，并在21世纪20年代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印度最近的经济扩张足以促使世界重新评估其经济潜力。到印度之前，我一直住在华盛顿，当时美国政府和华盛顿的智囊团每谈及印度总会接上巴基斯坦，是“印度-巴基斯坦”模式。然而，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正如行话所说的，印度不再“连”着巴基斯坦（尽管巴基斯坦地理上仍然“连”着印度），如今的印度“连”到了中国，形成了“中国-印度”模式。这种重新定位与核武器并无多大关联。同样，在1998年的核试验以后，没有人会认为巴基斯坦是超级大国。

人口众多是印度和中国的第三个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也具备这一特征，英国则没有。这种特征既是优势也是弱点。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密度将加重两国的环境压力，加剧耕地的匮乏。除非两国严格调整其经济增长方式，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增长将导致大规模的环境危机。如果这两个亚洲巨人能维持其经济增长率，那么仅从纯粹的数字上判断，它们将超越其他经济体，甚至在更多年后将超越美国。然而，如果两国放任环境恶化，其庞大的人口不仅会成为障碍，甚至还会是劣势。这将使所有人付出惨重代价。老挝和玻利维亚可以放任自由地滥用其资源。但如果在未来几年中国和印度不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它们将把灾难出口到世界各地。在最后一章，我们将简略地考察印度目前的环境策略。值得一提的是，美、中、印这三个将成为21世纪主角的大国目前是达成抑制全球变暖共识的三大障碍。

1947年，印度将自己视为“道德超级大国”（moral superpower）。它先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独立，而且是唯一一个几乎通过和平方式获得解放的殖民地国家。印度独立斗争的独特性，以及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非凡魅力激励着全世界人民，在美国，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就将甘地的非暴力抗争方式运用到黑人民权运动中。印度的自豪源于它是用说服力而不是枪杆子取得了胜利。它的精英阶层认为，印度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在全世界张显其实力。事后看来，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英国尽管有诸多过错且过于傲慢，但与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和日本相比，它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殖民国家。因为绝大多数印度人的默许，或至少是宽容，它才能维系在印度的统治。而当必须做出镇压或离开的抉择时，英国选择了离开，尽管有些草率和为时过晚。甘地和尼赫鲁最伟大的特点之一，是这两位学成于伦敦的律师明白，英国事实上很容易说服。甘地在政治时局中恰当定位，发挥所长，堪称伟大的战术家。[ 与罗摩占陀罗·古哈的交谈以及他的著作，深深地影响了我对甘地的见解。古哈是最著名的印度历史学家之一，目前正在写作甘地的传记。]然而，正如我们前文讨论的那样，他的一些经济思想在独立斗争中十分有效，但并不适用于独立后的印度。在外交方面，甘地和尼赫鲁则如出一辙。

印度独立后的十五年，在包括经济在内的所有政府工作中，尼赫鲁更多地主导着印度外交政策。直至逝世，他一直但任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因此掌控着外交的方方面面。1955年在印尼万隆发起的不结盟运动得到了诸多政治家的支持，如南斯拉夫的铁托、埃及的纳塞尔、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等，其中尼赫鲁是最有力的推动者。中国总理、毛泽东的副手周恩来也出席了万隆会议，并提出在冷战时期发展中国家应该在美苏两极中间保持中立。然而在印度看来，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的支持是口头性的，甚至具有欺骗性。与此同时，立场强硬的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rster Dulles）谴责符合印度道德的不结盟是“不道德”的。[ 引自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文章，《美印关系：利益的汇聚》，《南亚观察》，总第84期（2005年第7期）。]在冷战时期的西方鹰派人物眼里，印度在向西方鼓吹自由和自主的同时，却纵容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扼杀其人民的自由。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逐渐向苏联阵营靠拢。在不结盟运动的几十年中，印度的大部分军备都来自苏联，它与苏联进行了广泛的易货贸易。尽管印度没有正式加入苏联集团，但它们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关系。

谴责美苏间的核军备竞赛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他极力主张核裁军，但是他的呼吁日益被忽视。或许尼赫鲁意识到全球裁军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他授权创立了印度的民用核计划，这成为核武器的研制的基础。尽管不顾他的顾问们尤其是著名核科学家巴伯（Homi Bhabha）的极力劝说，尼赫鲁从未正式签署推行核武器项目，但是很难想象这聪明人竟没有意识到他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要了解有关印度核武器项目的全面、权威的记录，请参考乔治·伯科维奇，《印度的原子弹：全球核扩散的影响》，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以及阿什利·泰利斯，《印度日益显现的核姿态：保守威慑和准备进攻》，新德里：兰德出版公司，2001。]

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另一个支柱是中印友谊。他认为两国间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后殖民时期世界秩序的承轴。“Hindi-Chini Bhai-Bhai”（印度与中国亲如兄弟）的口号传遍德里大街小巷，庆祝两国友谊进入新时代。然而印度太过理想化，甚至是自欺欺人。印度对实力政治的漫不经心令中国领导人困惑不解。尽管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它的外交眼光比印度更传统。不久，两个问题就开始困扰着中印关系，一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另一个是有关中印3 500公里边界线的争执。1959年，达赖喇嘛为躲避人民解放军流亡印度，印度为其提供了避难所。[ 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仍在印度，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达兰萨拉镇（Dharamsala）。]尽管印度不允许西藏的精神领袖在印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它为流亡藏人提供的庇护仍让中国不安。

在北京出版的地图上，两国间喜马拉雅边界线的许多地段被重新划定，为两国关系蒙上了更大阴影。印度人将此称为“制图侵略”。仍抱有理想主义心态的尼赫鲁，发现越来越难读懂中国人。两国关系迅速疏远。“很难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尼赫鲁说，“他们能面带微笑地谈论最冷酷无情的东西。毛泽东曾笑着告诉我，他不害怕核战争。跟中国人在一起你永远都弄不懂他们，并且要准备好面对意想不到的反应。这或许部分是由于其孤立，但我觉得主要在于中国人的独特个性。”[ 引自科恩，《印度：成型中的强权》，第257页。]

1962年，人民解放军压向喜马拉雅边境，令装备落后的印军措手不及并被迫撤退。在短暂的单方面作战后，中国沿着一条模糊的边界线宣布停火，这条位于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划分线至今依然是两国的边界。对中国而言，占领这小片领土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其真正目的是想降低新德里的威望。这对印度来说是一种耻辱，也是尼赫鲁的一次灾难。他的政敌们开始公开嘲笑他那不结盟以及和平共处的高调言论。尼赫鲁也的确再也没有从此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他明显地变得苍老和消瘦了，18个月以后就撒手人寰。不久，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对于尼赫鲁这位伟大政治家而言，这是他不懈努力的一生最悲惨的后记。中国这次无情的精确试爆，使得尼赫鲁关于亚洲兄弟情谊及核裁军的美好愿望化为乌有。这是世界历史的一次尖刻教训。

尼赫鲁外交政策的第三个支柱是第三世界的团结，这在对付美国时尤为重要，许多印度人将其视为继英国之后新的殖民者。尼赫鲁和他的对手美国总统杜鲁门及艾森豪威尔之间的交锋因为残酷而变得引人注目。尼赫鲁憎恨美国的资本主义，并且他还带着英国上流社会的些许印记，对美国狂热的物质主义嗤之以鼻。在纽约，有一次他曾对与美国商人的会谈不屑一顾，他还问助手为什么要和这些富翁浪费时间。

和中国人一样，美国人发现印度外交官难以理喻。当时，印度似乎认为“争论的力量”要比“实力的争论”重要得多。[ 这个短语借用自C. R. 莫汉，《跨越卢比肯河：成型中的印度新外交政策》，新德里：维京出版社，2003。这个词对于印度外交政策的评价与其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相对。]但是美国人更习惯给予而不是接受道德说教。在华盛顿许多人看来，印度接受了美国如此多粮食援助，却还自命不凡地教华盛顿该如何管理世界（或印度该如何管理世界），这让他们非常厌烦。作为美国前国务院官员和研究印度的学者，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写道：“许多美国谈判代表都会被印度人的傲慢吓一跳，他们觉得很难和新德里进行漫长而复杂的谈判。”科恩还说：“与对手是巴基斯坦人、中国人和欧洲人相比，美国更讨厌和印度人打交道。”[ 科恩，《印度：成型中的强权》，第86页。]如今，印度人已经充分理解“硬实力”（hard power）的威力。而尽管有某些残留的不快，华盛顿现在也更热切地与新德里展开一系列安全和商业方面的长期合作。

然而，美国的外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2005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公布了1971年尼克松总统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话录的副本，这又一次提醒印度人，美国领导人曾经多么厌恶他们的国家。当时，印度站在苏联一边，巴基斯坦是美国的同盟，中苏关系已破裂，尼克松极力拉拢中国。在中美关系解冻的过程中，巴基斯坦的军人政权发挥了中介作用。当巴基斯坦军队残酷镇压孟加拉分离主义运动时，印度打算介入巴基斯坦内战，得知这一情况后，尼克松下令美国军舰进取号进驻孟加拉海湾，对印进行威慑。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仍然介入了战争，并促成了孟加拉国的独立。对于她而言，美国的暗示性威胁无异于重演19世纪英国的“炮舰外交”。形势即将向世界大战的方向发展。基辛格公开表示，如果中国介入这场冲突，美国不会给印度任何援助，这无疑是对北京的强烈暗示。

在2005年读到尼克松和基辛格当初关于印度的对话时，印度人仍然感到震惊。尼克松说：“印度人需要的是大规模的饥荒。”基辛格则称英迪拉·甘地为婊子，骂印度人是杂种。尼克松曾猜想：“世界舆论都站在印度这边，但他们都是背信弃义、奸诈狡猾的人。”基辛格回答：“我想我们该告诉中国，他们对于印度边界采取些行动将有重大意义。”随后，他们达成共识，告诉中国：“如果你们想行动，现在正是时候。”[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http://www.gwu.edu/~nsarchiv/news/ 20050629/。]幸运的是，中国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一旦他们介入，就很可能把苏联和美国也扯进来。这次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印度为什么对美国有挥之不去的不信任感，也成为英迪拉·甘地对美国偏执见解的起点。印度有时该为其道德说教感到内疚，但有时美国的不顾廉耻也该受到谴责。

基辛格曾委婉地说过“印度处于一种危险的邻里关系中”。或许这种陈述还过于保守。眼看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标榜他们的友谊“像山高，像海深”，于是印度极力推进其核武器项目也不足为奇了。1962年后的几十年里，印度认为中国企图与其非友好邻邦建立亲密关系，已对它形成了“包围”之势，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缅甸，甚至尼泊尔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以印度教为国教的国家（印度宪法规定自己是世俗国家）。每当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克什米尔问题时，中国总是支持巴基斯坦，而苏联则一如既往地站在印度这边。1971年东巴基斯坦危机让伊斯兰堡颜面尽扫，整个国家被一分为二，并导致巴基斯坦第二个军人政权倒台。此后，由于美国对该地区的兴趣明显减弱，中国取而代之，成为巴基斯坦最大的军火供应国。20世纪80年代后，巴基斯坦作为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华盛顿扭转时局的前沿，美国才重新开始对其销售特惠军火。

华盛顿那些支持防止核扩散的团体，尤其是国务院，其中的许多人一直认为印度发展核武器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无意中却在促使印度这样做。此外，印度发展核武的另一个理由，是它对自己视为现代殖民主义的事物特别敏感。1968年，美、英、法、苏、中这五个核大国说服大多无核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条约承认，这五个国家为世界上仅有的核武器国家，并承诺向放弃核武器的国家和平利用核能提供援助。像伊朗和北朝鲜这样桀骜不驯的国家也已加入条约，但印度拒绝签署。自然巴基斯坦也如法炮制。印度外交家充分调动每个细节、竭尽雄辩之能，带着对大国地位的敏感和对西方的怨恨，谴责条约有失公平。新德里将其称之为“核隔离”。英迪拉·甘地则加紧了秘密研制核武器的步伐。

1974年她下令进行一系列的“和平核试爆”，印度就此捏造一些托辞，说这些核装置都是为了满足民用，比如挖隧道、建水坝等。面对印度的核试爆，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说，如果必要即使吃草也要发展核武器。而巴基斯坦只需向中国求援即可，中国已经向巴提供了研发核弹头及导弹发射系统的技术。此外，20世纪70年代，巴基斯坦臭名昭著的阿卜杜勒·卡迪尔·汗（Abdul Qadeer Khan）窃取了其所在的荷兰实验室的技术，于是建造了提炼浓缩铀的工厂，并将此技术转作制造核弹之用。他后来被尊为“巴基斯坦核弹之父”。1987年，印度在印巴边境附近进行代号为“黄铜钉”的大规模军演，印巴关系一度升级，战争一触即发，印度声称巴基斯坦将此次行动误解为战争前奏，伊斯兰堡则强调其理解情有可原。双方都拥有发展核武器的基本设备，是否试爆只是时间问题。

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爆之前，就一直有人担心处于“战争迷雾”（‘fog of war’）中的国家会误解对方的意图。这种担忧大多针对伊斯兰堡，因为新德里已经声明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即只有对手先动用核武器，印度才会还击。而巴基斯坦曾宣称，它将采取“先发制人”策略，这可比照冷战时期美国的立场，当时美国驻欧的常规军队少于以苏联为首的华沙集团军队（像印度一样，苏联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巴基斯坦常规军队大概为印度的2/3，稍处下风，因此，它不时强调其核威慑力。巴基斯坦的战略家认为，应该在新德里的决策者中制造疑虑，要他们认为发动常规军事战争有可能轻易地触及巴基斯坦的“核红线”。至于实际情况如何无人知晓。在过去20年中，一旦两国间紧张关系升级的时刻，巴基斯坦就会暗示印度核竞赛有扩大的危险。

2002年5月是印巴危机史上最危险的时刻。2001年12月恐怖分子对国会的自杀性袭击失败以后，印度将重兵压向印巴边境。1月，印度几乎要采取越过克什米尔地区控制线的军事行动，而此后，两国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布什政府担心印巴冲突会使其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受挫，开始对双方施压，于是穆沙拉夫总统发表电视演讲，承诺镇压巴境内他称之为“国中之国”的伊斯兰团体。然而，镇压并未起多大作用。像“虔诚军”（印度曾指责其参与自杀式袭击）之类的团体只是简单地更名换姓，把总部从巴境内的旁遮普省迁到巴控的自由克什米尔地区。每当三月下旬冰雪消融时，恐怖分子开始从控制线渗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渗入活动一年比一年猖獗，于是印巴间的紧张局势也日益升级。

之后，五月中旬，在查谟克什米尔的卡鲁查镇（Kaluchak），一个伊斯兰恐怖集团袭击了印军驻地。恐怖分子的自杀式袭击致使34人丧生，其中包括士兵的妻子和孩子。几个月以来在边境线上无所事事的印度军队立刻群情激愤，极力要求新德里进行报复。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飞到克什米尔，并在控制线附近的一个印度军营发表演讲。他说与恐怖势力的“大决战”迫在眉睫。在印度，人们公开谈论越过控制线，对巴基斯坦军队和他们保护的恐怖主义训练营进行“惩罚性打击”。于是，世界的目光转向穆沙拉夫，关注他的反应。

此时我正飞往伊斯兰堡采访穆沙拉夫。战争一触即发。几天前，穆沙拉夫下令测试巴基斯坦的长程核弹道飞弹，即在暗示印度如果跨过控制线，后果将不堪设想。一直善于用核威胁辞令的巴官员，告诉记者如果印度发动常规军事袭击，伊斯兰堡将考虑动用核武器。巴驻联合国大使则说：“如果印度保留使用常规武器的权利，又怎么能期望处于弱势的巴基斯坦不动用一切威慑力量呢？”[ http://www.rediff.com/news/2002/may/30war2.htm。 ]在我采访之前，穆沙拉夫刚做了一次面向全国的电视演讲。他穿着军服，声音和表情极其严峻，似乎要将巴基斯坦推入战争。但是穆沙拉夫的演讲包含了一个有条件的承诺，即如果印度撤出，他会中止越过控制线的渗透。当然他没有明确承诺停止恐怖分子渗透，因为这等于承认巴基斯坦军队一直在资助渗透活动，而这是伊斯兰堡向来否认的。穆沙拉夫将军告诉人民：“正如你们所知，敌人的军队已经部署在边境线上。”

敌人带来了他们的海、陆、空军队，他们将面临我们壁垒般的海、陆、空军。我们的人民和部队在一起，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决不容许祖国受到任何伤害。形势千钧一发……我们不想要战争，但如果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将全力以赴，给以适当的回击。现在，我想告诉全世界，巴基斯坦不希望战争，更不可能是发动战争的国家，我们希望和平。我也向国际社会保证，巴基斯坦没有在控制线上进行任何活动，也绝不容许恐怖主义从巴基斯坦输出到世界的任何地方。[ 穆沙拉夫的用语很精确。伊斯兰堡认为在联合国法律下整个克什米尔仍处于争议当中，巴基斯坦仍没有对自由克什米尔地区拥有完全主权。因而他用的时态非常值得注意：“巴基斯坦没有在控制线上进行任何活动”，如果穆沙拉夫说的是“一直没有进行”或“将不会进行”，那么结论就会完全不同。]现在我想告诉克什米尔的兄弟姐妹们，克什米尔存在于每个巴基斯坦人的心中。巴基斯坦将一如既往地为克什米尔提供道义、政治、外交方面的支持。巴基斯坦将永远支持克什米尔的解放斗争。[ http://www.infopak.gov.pk/President_Addresses/presidential_ addresses_index.htm。]

观看了穆沙拉夫似乎有些许慌张之色的演讲后，我和我的巴基斯坦同事博哈里（Farhan Bokhari）驱车前往穆沙拉夫的官邸，它位于距伊斯兰堡数英里的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市。我们被引进一间庄严华贵的客厅，几分钟后穆沙拉夫出来了。他已经换下军服，穿着敞领衬衫和休闲裤。他面带微笑，轻松地开着玩笑。之前的电视演讲针对许多观众：印度人、美国人、所有巴基斯坦人、还包括克什米尔的武装团体和军队，因此演说包含许多相互矛盾的信息。而这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是专门面向西方观众，于是穆沙拉夫将军调整了他的表达方式。 “巴基斯坦是一个有威慑力的国家，它有能力捍卫其荣誉和尊严，” 他开始道。

我不想讨论核问题，作为政治家谈论核武器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现在局势正紧，战争的阴霾在迫近。没有人希望战争。双方都不可能轻易取胜。我确信印度人对此心知肚明。理智要求避免战争，但追求和平不能以荣誉和尊严为妥协代价，我们需要在维护荣誉和尊严与追求和平间保持平衡。

面对西方观众，穆沙拉夫将军改变了他的措辞，用“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代替“全力以赴”。然而所传达的意思依然与电视演说中的一样：巴基斯坦仍可能使用核武器；除非印度同意就克什米尔地位问题谈判，否则巴基斯坦将恢复对跨边界恐怖活动的支持。这两点息息相关。我问总统他在电视中的承诺是否意味着将中止恐怖分子的渗透活动，并且想知道他是否在利用所谓的核威慑迫使印度坐到谈判桌前。他直接回答了关于恐怖渗透的承诺问题：

我说过，现在控制线上什么活动都没有，无论印度同意与否，他们都不能控告或裁决……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印巴间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是造成两国间紧张局面并引发三场战争的原因。除了战争，几乎每天都冲突不断。不计其数的人在边界线、控制线上丧生。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解决这些问题？这不是虚张声势，这是现实主义。可惜印度不持同样的现实主义观点。[ 法尔汉?博哈里，爱德华·卢斯，“我们要和平，但不能丧失尊严——穆沙拉夫”，《金融时报》，2002年5月28日。 ]

采访结束时，穆沙拉夫照例送我们每人一个礼物，一个雕有巴基斯坦国旗的壁炉钟，现在我已经拥有三个一模一样的钟。

我搭乘英国政府的飞机回到新德里。当时，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来到这个地区，劝说两国家停止冲突。几天后，美国的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也来此斡旋。阿米蒂奇也曾是位军人，他与穆沙拉夫总统的会谈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巴基斯坦承诺，将“永久”终止控制线上的恐怖渗透，当天阿米蒂奇就带着这个承诺飞到新德里。这个强有力的承诺足以让新德里结束这场危机。接下来的一周中，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访问了两国，把新形势彻底确定下来。美国在英国的协助下已经不止一次将印巴拉离战争的边缘。华盛顿甚至劝中国私下对穆沙拉夫进行劝阻。2001年，美国政府凭借技巧和坚持平息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与30年前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冒险行动的纵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冷战期间，尽管印度和莫斯科关系密切，但印度并不是前沿阵地。苏联的解体为新德里开辟新局面创造了可能。过去十至十五年里，印度和美国的关系日益改善，与此相对的是中美关系的逐渐冷却。与冷战时期相比，现今单极的世界外交逻辑更具多变性。尽管新德里和北京还未就存在的分歧达成任何共识，但两国关系已在逐步改善。或许是考虑到其西北部省份新疆的（当然是低级别的）分离主义问题，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北京淡化了对印度的批评。中国的一些分裂主义团体被怀疑与巴基斯坦发起成立的伊斯兰团体有联系，尽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斯兰堡推动了这种关系的发展。

2004年，巴核弹之父汗（A. Q. Khan）曾于20世纪80、90年代向任何愿意付款的国家出售核机密的事迹被披露，这成为中国更公正地对待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另一个理由。由于汗出售的大量核技术源自中国，他的事迹的揭露使北京陷入尴尬境地。汗的“国际核超市”的买主包括利比亚、北朝鲜，或许还有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此外，据传北京的战略家认为，不能支持巴基斯坦核军备的快速扩展，否则将引发印巴间的核军备竞赛，这会造成印度更快速地与中国形成核均势。[ 詹姆斯·金奇，爱德华·卢斯，《印度和中国让贸易缓解紧张》，《金融时报》，2003年10月24日。]

中国与印度发展友好关系，并会继续推动这种关系的发展，有两个更重要原因。首先，与不结盟时期相比，印度变得更加务实且精明。1998年5月的核试爆使中国对印度警觉起来，意识到它已经抛弃了甘地和尼赫鲁大多外交哲学。20世纪90年代初，新德里要求中国承诺对印度“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北京当时表示，对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声明核立场是毫无意义的。[ 同上。]

1998年核试爆前几天，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Gorge Fernandes）公开宣称中国是印度安全的头号威胁。核试爆后，瓦杰帕伊写信给克林顿总统说，是中国而不是巴基斯坦促使印度决定发展核武器。由于中国曾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部分核技术，印度的声明具有一定可信度。瓦杰帕伊公开说：

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将此刻视为一个强大而自信的印度崛起的开端。我和他们拥有同样的见解和梦想。印度从未将军事实力视为衡量国力的根本标准，它是综合国力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此我想说的是，核试爆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它们赋予印度原始的力量、实力以及信心。[ 引自伯科维奇，《印度的原子弹》，第442～443页。]

中国谴责印度的核试爆，但它的抗议是冷静的。2001年6月，印度第一个加入布什政府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或“星际大战II”计划。中国则谴责该计划严重扰乱了全球既定核秩序。后来，华盛顿建立一个天基核武器防御体系的计划陷入了技术和资金困境，同时9·11恐怖袭击表明，“星际大战II”似乎与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不相关。但是，北京并未忘记印度当时的坚定立场。中国始终指责印度，并且有些不切实际地希望印度放弃核计划、销毁现有的核武器。但现在，中国的警告中已经带有些互敬的语调，这是从未有过的。

中印两国紧张关系解冻的第二个原因是经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而印度直到1991年才废除许可证制度，因此中国比印度早13年迈出改革步伐。部分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现有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近两倍，出口额是四倍多。然而，最近几年印度经济发展开始加速。2000年，中印间的贸易额不到20亿美元，但到了2006年，已经逼近200亿美元。尽管这只是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小部分，但印度现已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贸易伙伴，反之亦然。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拉动了新贸易的增长，包括铁矿石和钢铁，而印度则大幅提高其出口量。同时，印度还向设立在中国的外国跨国公司销售汽车配件，并且为新一代的高科技汽车设计软件。现在，汽车软件的货币价值已超过其硬件价值。印度的许多企业公司还在中国开办公司。印度既有英语又有信息技术，这是中国望尘莫及的。许多设在中国的外国跨国企业，其投资贡献了中国一半的出口额，印度的IT公司就利用其设在上海或香港的办事处为他们提供软件和系统维护。印度极具竞争力的制药部门也在中国建立了生产基地。

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印度企业疑惧万份，担心廉价的中国货会塞满其国内市场。印度媒体充斥着中国的伞、电池、焰火等企业挤跨当地同行的报道。然而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印度连续几年都取得了一定的贸易顺差。这彻底改变了印度人对中国的看法，商业威胁转而成为潜在伙伴。世界对中国商品和印度服务的强烈需求，使两国在许多方面不再视对方为传统的竞争对手。印度工商会联合会主席斯里尼瓦桑（N. Srinivasan）说：“过去印度人常说（这些商品）是中国的而不是印度的，后来说中国冲击印度，但如果考查一些行业，真实情况是中国和印度联合。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是互补的。”[ 引自理查德·麦克格雷戈， 爱德华·卢斯，“共赢：贸易的增长使北京和新德里获益匪浅”，《金融时报》，2005年2月24日。 ]

假设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中印两国的经济都稳步发展，当然这极有可能，那么两国间贸易额的不断增长，将使中印贸易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贸易关系之一，甚至将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关系。在新的外交方针中，两国均把经贸置于核心地位。如今，创建“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成为双方的外交重点。中国领先于印度，但后者正迎头赶上，两个国家都已与东南亚国家联盟达成贸易协定，同时，印度也希望效仿中国，与南美洲发展经贸关系。在全球层面，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领导着20国集团，这是一个由20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它已成为世界贸易自由化谈判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中国与印度间也有可能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尽管这尚需几年的时间谈判。

这一切是否意味着中国和印度已经步入一个真正的友好时期？主张自由贸易的人喜欢这样一句格言：“当国家间开始商品交易以后，他们就会停止相互攻击”。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显然，随着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中印两国人民的交流日益密切，国际边界的分歧以及达赖喇嘛的地位问题也就会变得易于解决。中印两国已就边境争议进行了15轮谈判，并声称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已经指日可待。2005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了印度，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举行会晤，在此期间，印度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作为交换，中国也承认印度对喜马拉雅地区的锡金（Sikkim）的主权，20世纪70年代，新德里正式将（名义上独立的）锡金纳入印度版图。会晤结束时，辛格宣布：“印度和中国加在一起就能改造世界。”这是一个大胆的断言，也是一种含蓄的警告，两国关系如果在此处置失当，双方创建“多极化”世界的目标就会受挫。“多极化”只是一种委婉的表达，即希望建立一个能强有力地限制美国势力范围的世界。这是中国和印度共同的目标。

有句中国谚语说：“一山不容二虎”。不过目前山上物产丰富，因此两国关系还算友好。西方评论家认为，稳固的经贸关系能消除国与国间的冲突。对于印度与中国而言，这个问题虽然还有待商榷，但至少中印间保持稳固的经贸关系总没有坏处。两国相差甚远的思维模式形成截然不同的见解，导致了1962年战争的爆发。印度不再那么理想化，它更关注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第三世界的团结。尽管没有公开声明，但大多数观察家猜测，如果中国要实现其成为世界大国的雄心，它就会与印度保持和平。

大陆板块仍然在缓慢移动。这是国际关系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阶段，它将持续10～20年，直到中国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登上世界舞台。印度的崛起依然面临一些潜在的障碍，然而，大多数问题它都很有希望克服，至少美国也明确地期待印度崛起。

2005年3月，布什政府做了一件美国政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它宣布将催生一个新的大国。这个“大国”即指印度。美国发言人明确强调，美国想“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大国，我们充分理解这个声明的含义，包括其军事含义。”[ 和平与冲突研究所：http://www.ipcs.org。 ]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表了一份报告，将印度视为21世纪关键的“摇摆国”。[ 同上。]中央情报局还预言，按经济、军事和科技综合实力衡量，到2012年，印度将成为世界第四大强国。[ 引自阿什利·泰利斯，《印度作为新的全球大国：美国的行动日程》，华盛顿：卡内基基金，2005。]美国官员多次把印度称为“天然盟友”（natural ally），[ 2001年，布什政府首次提出该词，此后被多次引用。]认为与印度建立强大的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在未来时期延长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这个声明史无前例，其非同寻常之处在于新奇和坦率，那么动机何在？

对于亲印度的热情，美国政府官员有诸多解释。最常用的理由为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布什上台后，他让高级顾问罗伯特·布莱克维尔（Robert Blackwill）任选一个大使职位。[ 布莱克维尔是由赖斯领导的Vulcans小组的成员之一，在2000年总统竞选中，为布什提供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曾经在冷战时期担任高级武器谈判代表的布莱克维尔立刻选择了印度。布什对他说：“一个十亿人的民主国家，这难道不意味着什么吗？”[该词引自布莱克维尔大使对外国记者的一次非正式谈话。由于布莱克维尔已经从布什政府卸任，我可以在这里引用这个词。]此外，尽管在印度核试爆后，美国禁止向印度出口敏感的或“两用”的技术，但是印度对其核武库“负责任的工作”给布什政府留下深刻印象。与任意出售核技术的巴基斯坦相比，印度拥有良好的出口控制体制。再者，近200万在美国的印裔人士已经成为一种新力量，影响着美国政坛。在美国的少数民族中，印裔是最富有的群体，年人均收入超过5万美元。在美国的留学生中，印度人最多，面向技术人员的工作签证也大多被印度人得到，主要是软件工程师。尽管不及中国，印度也已逐渐成为美国商品潜在的巨大新市场。

尽管华盛顿支持印度成为大国的真实动机在于应对中国，但在声明中，美国官员却很少提到中国。由于其国家规模和政治体制，印度被视为唯一能抗衡中国崛起的大国。随着中国逐渐崛起，美国[ 引自泰利斯，《印度作为新的全球大国》。]的焦虑日益加重，尽管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开放中获利最多。美国曾期望经济自由化能使中国共产党放松对政治体制的控制，但这种结果并未出现。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也未有丝毫松动。相反，2005年，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如果台湾正式宣布独立，中国将采取军事行动。台湾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五角大楼的一系列报告，对中国迅速增长的国防支出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关注，据美国某些人士估计，这种支出远超出北京愿意承认的数目。中国创建远洋海军的设想，也引起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密切关注，因为这将使中国的势力扩张到印度洋甚至更远。

布什政府的顾问和一些前任官员，则更明确地将美印战略与美中战略联系起来。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是华盛顿卡内基基金会的印裔分析家，2001至2003年间，他在新德里担任布莱克维尔的军事和核顾问。同其他人一起，他和布莱克维尔成功地说服美国政府承认印度的核地位。2005年，泰利斯在一份颇有影响力的报告中写道：“也许有一天，中国会用其日益壮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对抗美国，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在现阶段，美国应该考虑调整与印度的关系，印度不仅是美国反恐战争的重要盟友，也是在亚洲与中国抗衡的力量。”几个月前刚离开布什政府的布莱克维尔说：“美国为什么要限制印度的导弹能力？这会使中国的核武器对民主的印度长期形成威慑。”[ 同上。 ]

他们的意见最终胜出。2005年7月，曼莫汉·辛格访问华盛顿，并得到了一份出乎新德里意料的核交易。美国承认印度的核武器地位，恢复对其民用项目的核燃料出口，并取消了向印度出口敏感技术的所有限制。作为回报，印度将加强出口管制，防止可以两用的核技术售往其他国家，接受国际机构对其民用核工厂的监测，并在民用和军事领域间划清界限，尤其是针对太空项目（据说，印度的卫星发射技术被用于其弹道飞弹技术中）。换言之，印度将成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非正式加入核武器国俱乐部的国家（不可能得到正式的国际承认，因为这会撕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访问期间，辛格得到了国际政治家的最高礼遇，对他鸣19响礼炮欢迎，布什在白宫设国宴款待他，这是四年来布什主持的第五次国宴。辛格还应邀在国会山向两院发表演说。

2006年3月，布什回访印度。让那些曾游说美国政府慷慨对待印度的人也颇为惊讶的是，布什几乎有求必应。印度获得了民用核燃料供给，作为交换，它同意将其大部分民用核工厂置于国际监督之下。华盛顿的许多人，以及国际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有44个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这样疑心较重的国家）中美国的一些盟友，对于美印达成协议、使印度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所有好处都困惑不解。如果忽视布什声称的原因（奖励印度不扩散方面的工作，加强国际核不扩散的机制），而着眼于美国政府的潜在动机，问题的答案就很简单。此协议将为印度提供核燃料，以及加快发展核武器，以制衡中国。依此判断，这项协议就合情合理。美印的这两次首脑互访，成为当年美国外交中非同寻常的事件。事后看来，它们或许就是印度崛起的时刻。

在美国，尤其是在国会山，有不少人批评这项协议。而协议在执行之前获得国会的批准是必不可少的。一些人认为，这等于允许觊觎核武器的其他国家效仿印度。此外，这次美印峰会的时间也比较尴尬，当时，国际社会正高度关注伊朗所谓的秘密核武器计划，这是华盛顿不惜任何代价要制止的，同时，由美中等国领导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仍毫无结果。另一些人认为，这将挑起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军备竞赛，不可避免地将中国卷入其中。最后他们说，布什政府的行为表明，对于美国而言，改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制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张，远没有制衡中国重要。

对印度提供核大国的利益，而不正式承认其核大国地位（这至少要得到中国的同意），将是一个漫长且充满变数的过程，而且布什2005年7月公布、2006年3月确定的协议也许会有所改动。然而，即使国会的反对者，以及国外另外四个核武器大国将此协议搁浅，也不会颠覆美国将印度推为大国的战略。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印军队已经进行过多次跨越海陆空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与核协议毫无关联。2004年，两国在印中边界举行了一次大型的联合军事演习。北京对此未作任何表态。在印度洋到新加坡附近的马六甲海峡的航线上，为了打击海盗和保护重要的商业航道，尤其是油轮航道，两国海军展开联合巡逻。美印在许多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打击恐怖主义的联合情报行动等，一直在发展壮大。几乎每个周都有美国的高级外交官、参议员、将军或舰队司令访问新德里。

然而，在与印度发展关系时，华盛顿并不能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与英国和日本不同，印度并非一个势力正在衰退的国家，在许多重大的全球问题上，它并不乐意遵循美国的指挥。新德里或许已经减少了传统的尼赫鲁式的道德说教，但有时它也会只为了得到拒不从命的快乐而蔑视美国。尽管美国对印度日益热情及无条件地主动示好，但印度的许多军事组织，以及支持辛格联合政府的有影响力的左翼政党（它们未正式加入政府）仍然对其疑虑重重。甚至作为美印良好关系的主要缔造者，瓦杰帕伊政府的外交部长贾斯旺特·辛格（Jaswant Singh）也表达了强烈的反美情绪。他是一名前陆军少校，印度人民党执政时期仍身居高位。1998年印度核试爆后，克林顿的副国务卿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和他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谈判。塔尔博特的目的是说服印度“遮蔽、撤销和消除”它的核武库，他未能如愿。但是在两年多时间里，在不同国家，与辛格进行的多次谈判成为布什政府时期美印关系迅速升温的跳板。塔尔博特写道：“（印度政府的）策略就是要让美国从骄傲和愤怒到精疲力竭，然后无可奈何地放弃，最后接受它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且有资格的核武器国家。”[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魅力印度：外交、民主和原子弹》，新德里：维京出版社，2005，第5页。 ]

尽管辛格的策略已经奏效，但一旦发觉华盛顿没有给予印度其应有的尊重时，他从不就此罢休。2004年，布什政府第一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下台时，他回忆了华盛顿在平息2002年印巴冲突中的作用。当时，贾斯旺特·辛格是印度方面与其对应的人物。鲍威尔说，他安排布什和瓦杰帕伊通话，并促成了穆沙拉夫和瓦杰帕伊的对话。另外，他还向瓦杰帕伊建议，在对话中应该提到一两件事情，最后他透露，他认为纠纷有可能上升为核战争。在大多数读过鲍威尔回忆录的人看来，这些言语似乎毫无争议。

但是，贾斯旺特·辛格异常愤慨，他在新德里召开记者招待会，反驳鲍威尔的言论。没有人想到他的自尊心竟受到如此大伤害。辛格说：“鲍威尔将军声称他在瓦杰帕伊先生的和平倡议中发挥作用，甚至到了开课的地步，这完全是编造。”

根本就不涉及核问题，就向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这完全是他们（美国人）的想象。鲍威尔先生说：“我们联系了谈判。”难道我们就可以认为国务院在扮演电话局的角色？在昏庸和推卸责任方面，美国的官僚总是领先于印度。美国的官僚主义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国务院、五角大楼、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根本就不知道彼此在干什么，美国人不知道如何维护大国地位，他们是在作茧自缚。

这段慷慨激昂的反驳，许多已经偏离到鲍威尔的回忆录之外，体现了印度人性格中的一个基本特质，而这个特点是美国人和其他人需要牢记在心的。印度的外交家们一旦觉得外国同行的公开言论没有给予自己格外尊重，他们就从不会善罢甘休。有时，印度的外交官更在意礼节而非实质。印度需要总是被提起它如何重要，总是被恭维它的文明何其深远。和众多印度外交官打过交道后，我赞同史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的见解：

在印度的政治家中，无论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印度是与生俱来的伟大，并将此视为珍贵的外交资本。印度的大使常以印度为例，加入对其伟大的文明、文化、政治成就以及民主取向的评价，让外国官员信服印度的智慧及其道德的正确性。[ 科恩，《印度：成型中的强权》，第62页。 ]

不管其外交成就如何，印度都会崛起，这样的推断未免过于冒险。例如，关于由“第三方”调解克什米尔争端的任何建议，都会被印度视为是恶意的。同样，认为南亚地区可能出现核冲突的观念，也令印度的精英阶层怒不可遏。2002年的印巴危机期间，我曾采访贾斯旺特·辛格，问及有关核威胁的问题时，他凝视着我，尖锐地说：“并不能因为我是个亚洲人就可以不负责任。”我还问他，有人认为美国希望印度扮演一个与崛起的中国抗衡的角色，他的见解如何。他全部的回答就是：“印度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卢斯先生。”2002年，印度政府曾发表声明，反驳了联合国独立军事观察员就克什米尔问题的报告，这并非是报告本身冒犯了新德里，而是因为这份报告由局外人提供：“我们认为查谟-克什米尔问题不需要任何第三方的介入。”[ 引自印度外交部：http://www.mea.gov.in/ pressbriefing/2001/10/30pb01.htm。]在我看来，这短短一句话暴露了印度外交的弱点。

有时，印度对地位的痴迷超过了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印度处理与巴基斯坦的核关系就是最佳例证。坦率地说，新德里似乎更介意关于南亚国家对核武器更不负责任的暗示，而不是采取一切措施减少与巴基斯坦发生核误会的可能性。事实上，我还从未遇到一位西方的战略家，说南亚人与生俱来地就对使用核武器不负责任。但国际观察家们真正关心的是，新德里和伊斯兰堡依然拒绝将基本的安全章程落实到位，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这种安全章程在美国和苏联间已成为必要程序。布莱克维尔说：“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即使将美国和苏联的核设施互换几周时间，仍会一切照常，但是对印度和巴基斯坦情况就不同了。”[ 引自布莱克维尔大使在新德里向外国记者做的另一个简报。]

印度常认为西方军事策略家有种潜在的种族偏见，并对此十分敏感，有时甚至会引起一些逆反的外交策略。2002年印巴危机期间，印度的外交官定期向媒体声明，巴基斯坦永远不会使用核武器。而巴基斯坦则极力散布相反的信息，印度媒体也沾染了本国外交官的自满情绪。在最危急的时候，阅读西方报道会更有益处，虽然有些报道甚至危言耸听到夸张的地步。[ “核战争迫近，西方人逃跑”，这是一份英国报纸上我最喜欢的一个标题。事实上，没有多少西方人逃跑，而且只是一个跨边境军事袭击的迫近。核升级的威胁确实存在，但概率不大。]然后再转向印度媒体的报道，你会发现它们更关心的是国家板球队的表现，而不是与巴基斯坦的冲突。对罪恶的巴基斯坦政权的激烈抨击总是伴随着令人放心的社论断言，即最终一切都会变好。查瑞（P.R.Chari）是印度最具思想的证券分析家，危机期间他曾告诉我：“印度想让全世界认为巴基斯坦是个不负责任的国家，除核武器问题外，什么都不能相信它。”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印度对自己的核武库不负责任。事实上，有时我觉得印度仅将其核地位视为一种观念符号。这既令人安心，但也让人烦恼，因为这意味着印度对邻国性质完全不同的核状况太过懈怠。于是，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核设施、政策和信号知之甚少，反之亦然。可惜在核问题上，无知从来不是好事。例如，如果了解哪一种军用飞机可以携带核武器，就能在冲突中防止信息误读。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是近邻，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美苏而言，两国相距遥远，因此其主要城市可以有二十分钟的导弹预警时间。而印巴之间只有两分钟。查瑞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彼此核设施的基本情况一无所知，这很可能使它们把迷路的敌机误认为是核攻击，在冲突中根本没有时间打电话。”

有趣的是，美国与印度战略关系不断升温，另一个动机是在该地区帮助建立一种更负责的核文化。自从印度和巴基斯坦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以来，这就成了一种长期的困境。“我们将其称为洁净针头困境”，布莱克维尔说，“如果你给吸毒者发放洁净针头，就会鼓励他们继续吸毒，但是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可能会死于艾滋病。”[ 同上。 ]许多迹象表明，始于2003年的印巴和平进程将会为两国创造一个更有序的核环境。目前为止，它们已经就象征性的安全章程达成了共识，例如，它们已经开通了军事指挥官间的热线电话，并同意相互通知进行核试验的时间和地点。但是，更实质性的核信息交换需要和平进程来促成，而并非必然发生。这是一种奇怪的顺序。当战争可能爆发时，尤为重要的是把核安全体制落实到位。然而，对于新德里而言，维持其在克什米尔的地位要比建立核安全章程更具优先权。措辞的轻微变化，或一个微小的插曲，都会使克什米尔的谈判陷入僵局。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印度已经变得更加务实，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和关键时刻上面，它依然认为言辞比武器更重要。

发展中的美印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正如贾斯旺特·辛格所说，印度显然不愿意为美国扮演一个制衡中国的角色。它希望与两国保持等距，同时都发展良好关系。实际上，这也已达到了华盛顿的目的。印度只需保持其经济持续增长，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更加自信，这样，无论它愿意与否，都将自然而然成为制衡中国的力量。有人猜测，事实上在中美之间，印度希望与美国维持更为亲密的战略关系，但它不愿意公开承认，既怕引起国内政治风波也怕得罪中国。事实上，过去几年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以及新德里有可能同意华盛顿在印建立美国F-18A战斗机合作生产基地，都充分表明印美间的亲密的战略关系已经形成。如果是这样，印度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已经表现得更为机智。

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与被华盛顿称为“无赖”的政权的关系，则让华盛顿更难以接受。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印度与伊朗的关系。伊朗虽然被布什总统称为“邪恶轴心”（axis of evil），但仍是印度相对密切的外交伙伴。2005年7月，印度与华盛顿的核协议达成后，新德里立刻淡化了对伊朗核试验的支持。有人认为，这种立场的转变体现了一句永恒的格言：你一旦加入俱乐部，就总是想将新成员拒之门外。但这里似乎用印度的新实用主义解释更为恰当，这可能是华盛顿的一种暗示，作为核协议的交换。然而，即使在那时，印度的新立场也激起国内两个共产党的强烈不满，抱怨政府变得越来越盲目亲美。[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印度的主要左翼政党,本身是一个矛盾体。1964年，它支持中国政府进行核试验，但1998年，它却反对印度政府那样做。现在它似乎又支持伊朗的核试验。它的立场从本质上看就是恐美。]

印度同样谴责2003年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的入侵。华盛顿竭尽全力劝说印度加入“自愿联盟”，并且已几近成功，但是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使瓦杰帕伊担心引发政治风波，于是在最后一刻决定退出。总理的高级顾问布拉杰什·米什拉（Brajesh Mishra）恰当地说：“印度绝不参与这场战争。”随后，国会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入侵伊拉克。

加强美印关系面临的更大限制或许在于两国间贸易的疲软，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对印度出口缓慢增长。在推动与印度的关系方面，布莱克维尔比其他任何一个美国外交官都积极。在新德里任职期间，他常说：美国对印度的贸易就“像飞饼那样薄”。美国的大投资商，尤其是电力部门的投资商，声称受到了印度政府的不公平待遇。最显著的事例是孟买附近的2 400兆瓦达博伊电站的失败，该电站由安然公司于20世纪90年代建设，当时的安然公司是美国的大能源公司，2001年破产。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声称标价过高，从而拒绝从该电厂买电，新德里则拒绝履行其在合同谈判时承诺的担保。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法律体制更为强大和独立。但美国人往往觉得，有必要对印度讲讲“合同的神圣”。

同样，美国也抱怨印度对其零售业、保险业、银行业的开放进度太缓慢，而这些正是美国企业觊觎很久的高利润行业。印度想要按照自己的步伐发展，但美国也有一个杀手锏促使它加快速度，它可以用限制国内软件市场的开放度相威胁，因为印度软件企业80%的营业额来源于美国客户。[ 数据来源于印度软件与服务企业协会，印度软件业其余收入大多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http://www.nasscom.org。]一个美国的高级贸易官员说：“有些时候，印度得回报美国曾给与它的机会。”事实上，单凭印度企业提供的低成本、更快捷服务，美国政府就不可能主动大幅限制印度IT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然而，印度软件业的总裁们依然很紧张，担心美国可能会屈从于国内反对“外包”的呼声。2004年大选时，总统竞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曾暗示，他倾向于对外包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他的竞选失败了，但如果新德里就此认为美国对外包业务的担心不复存在，则未免太草率，也为时过早。在这点上，新德里将面临一种选择：是以明确的方式对国外投资者开放其国内市场，还是拿已经令它获利颇丰的软件业冒风险。

2004年，在曼莫汉·辛格成为总理后我第一次采访他时，这位印度的新领袖表达了一些意义重大的见解。与他的很多同僚不同，曼莫汉的语言朴实且有分寸：他不擅长于使用华丽词藻或去煽动公众。事实上，他的很多全国性的演说都很枯燥。但他的判断力却倍受推崇。如果他强烈表达了一个你闻所未闻的观点时，就应该引起注意。“在我们的议程中，能源安全仅次于食品安全，”他说，声音低得几乎是耳语，“印度依赖于进口能源，而能源供给在当今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带来了新的挑战。生产者应该意识到，不稳定性对买卖双方都没有任何好处。（对印度来说）能源安全至关重要。”[ 引自昆廷·皮尔和爱德华·卢斯采访曼莫汉·辛格的记录，该采访曾载于2004年11月5日的《金融时报》。 ]

事实上，对印度而言，能源安全比食品安全更令它头疼。在过去的25年里，印度已经克服了它的粮食供应难题，而且在未来几年将成为一个粮食出口大国。如今，尽管对穷人的粮食补助体制有待完善，但是它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了其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然而，印度国内的能源不足，且短缺日益严重。目前其70%的能源靠进口，在未来二十年内，随着印度国内经济规模的扩大，能源进口将达到90%。同样地，如果以投向海外的资金来判断，能源安全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

中印两国面临的能源局势惊人地相似。两国都有巨大的煤炭储量，但煤炭是相对脏和低效的能源。两国都拥有石油，但供远小于求。两国，尤其是中国，都修建了颇具争议的大坝以提高水电装机容量，但建造水坝的政治成本高昂而且在持续上升；两国都想扩大其民用核能力，但是核电站的修建耗时耗资巨大。即使印度要扩大其民用核能的规模，到2020年实现其核发电量达2万兆瓦特（从现在开始接受华盛顿的资助）的目标，但是这还不足印度电量总需求的5%。在天然气方面，印度的优势大于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在孟加拉湾和其他地方发现储量丰富的海下天然气田。然而就印度全国而言，天然气仍然供不应求，于是像石油一样，也主要依赖于进口。

在未来几年，中国和印度都将在全世界范围内积极寻找新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源。两国间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中国已先于印度几年进行海外能源收购，包括与俄罗斯、拉丁美洲和非洲油田建立联系。现在印度也正迎头赶上，触角已伸向苏丹、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两国的收购都是由国有能源公司引领。虽然自由市场论者认为，与能源期货市场合作能源供给会更高效，但两国都想直接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中国与印度无休无止地追求能源安全，也使它们与世界一些“流氓政权”进行了种种引人注目的交易。最显著的是正在与伊朗建立的密切联系。亚洲记者将中印之间的能源安全竞赛称作“新大博弈”（New Great Game），以影射19世纪的“大博弈”，当时，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争夺中亚地区的控制权，这片区域将拉耶（Raj）与俄国南部边界分离。新大博弈虽然没有那么浪漫，但它和维多利亚时期伦敦和莫斯科之间的竞赛一样，将对世界地缘政治面貌产生巨大影响。

在布什政府（以及将在2009年1月上台的任何政府）看来，伊朗向印度和中国提供能源都令它非常不安。伊朗巨大的能源供应足以满足印度在未来20到30年内大部分能源需求。新德里已明确表示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到其他地方寻找能源。中国亦如是。

美国颁布了许多法令，对与“流氓政权”交易的公司进行制裁。因此，印度希望建设一条通往伊朗的天然气管道，预示着华盛顿和新德里间将摩擦不断。但是，鉴于印度能源需求巨大，美国能否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去补偿印度损失的伊朗天然气，还是个未知数。同样，很难想象美国对印度的任何制裁，其价值会大于伊朗大量廉价天然气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此外，印度的很多战略家认为，管道的架设将会给印度在整个南亚地区带来很大的外交利益，因为管道将经过巴基斯坦，它的能源需求同样巨大且日益增长。尽管管道可能会受到恐怖袭击，或在未来冲突中巴基斯坦会敲诈勒索，但是其外交影响和经济利益会更大。这条管道每年将给巴基斯坦带来10亿美元的过境费，这也将成为伊斯兰堡与新德里维持稳定的强大动力。

面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时候，印度和中国发现在很多方面上它们志同道合，而与美国站在对立面。新德里和北京甚至已经开始商讨某些领域的能源合作，比如与中东的卖家联盟相对，创建一个亚洲买家联盟，以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施加压力，迫使其降低价格。在能源开发方面，印度与中国将在某些领域竞争而在另一些领域合作。学者们杜撰了一个词——“合作竞争”（coopetition）——来描述这样的行为。例如，为保护中东至亚洲的繁忙航线，北京正与新德里团结合作。这甚至可能为中国发展“深海”海军的野心抹上别样的光彩。尽管印度的石油部是非正式部门，但在许多方面，它已日益可以与正式的外交部相匹敌。建设连接印度与缅甸、伊朗、 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管道的谈判，将比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口舌之战更具诱惑力。

部分由于它对国外能源的需要，印度在作为接受者的同时，也成为国际援助的给予者。鉴于它对国内一些区域的经济剥夺，一些外国援助官员把它的外援计划视为荒谬的资源浪费。但这也许误解了援助的本质。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而言，海外援助既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也是一种外交工具。同样，在对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方面，印度再一次落后于中国，但它也正迎头赶上。现在，印度在阿富汗和非洲部分地区都有援助计划，2004年12月海啸袭击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时候，印度也是紧急救援的贡献者之一。印度运送援助物资的飞机最先到达受灾最严重的斯里兰卡，它同样也对泰国进行援助，尽管印度自己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泰国。新德里甚至拒绝了对泰米尔纳德邦海啸受害者的外国援助，这个插曲也体现了印度典型的敏感易怒。印度的一个外交发言人说：“印度希望成为解决问题的一员，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 许多外国官员认为，这是新德里将国家自尊视为高于一切的又一例证，这次还包括高于其灾民的福利。但是这次，印度把危机处理得相对较好，因为泰米尔纳德邦拥有印度最高效的邦政府之一。

最近几年，印度追求一种过分自信的外交角色遭到了国内的许多批评。但尽管议会中反对党的呼声不断（例如，反对印度人民党1998年的核试爆，反对国大党领导的政府与华盛顿签订核协议），在过去10至15年中，在政府的不断更迭中，其政策依然保持了连贯性。印度的外交政策似乎是稳定持久，而非朝令夕改。举例来说，未来如果印度人民党上台，它不会撤销新德里与华盛顿达成的核协议。同样，任何一个未来的印度政府也不会抛弃印度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渐融合的策略（尽管比中国迈的步伐小）。除了极左的政党以外，印度所有政党都有一个共识，认为印度应该以“大国”地位为奋斗目标，尽管面对不断涌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仅关注印度的地位不免有些片面，甚至是自恋。

当今世界交流日益增多，像中国、印度和美国这些大国间的关系也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种类型的人之间展开。当美印两国外交官在酒店的宴会上互敬香槟时，美国工会很可能就在隔壁会议室游说制裁印度的IT部门。在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里，中印联手推动美国和欧盟减少农业津贴，却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组织里互相攻击。美国视印度为抵御中国崛起的关键壁垒，同时通过向巴基斯坦出售战斗机，与其保持亲密关系，而这些战斗机不知何时可能就会被用来对付印度。

当然，在未来几十年里，像日本、俄罗斯、巴西、南非、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些国家将继续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随着21世纪的来临，中国、美国和印度这三个大国间的关系将对世界产生更巨大深远的影响。没有战争，美国不能阻止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因此它将继续支持印度崛起成为制衡中国的力量。同时，印度想既得益于美国的帮助，又不危及它与中国的关系。这样的三国角力充满变数，既有机遇也有羁绊。

第八章 新印度，老印度——印度现代化的多面性

无论活跃于东方还是西方，从来没有一种思维，不曾在印度人的思维中出现过。

——汤普森（E.P. Thompson）

詹姆斯·保罗的脖子上挂着一个标号为“4844”的工号牌，在他的同行眼里，这位29岁的年轻人已经成功跻身于仅有的几千名幸运者之列，成为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一名员工，该公司是印度软件业巨擎。詹姆斯是在1998年被聘用的，当时，由于计算机千年虫问题的出现，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赢得了大量合同，为西方国家扫描计算机系统。它的员工曾担心，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不过昙花一现，此后便会遭遇低潮。恰恰相反，尽管2001年时美国的网络经济的泡沫崩溃，但印度的软件业几乎未受任何震动，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与詹姆斯刚加入时相比，到2006年，该公司的规模拓展了10余倍，拥有5万余名员工。在公司总部班加罗尔，詹姆斯已经成为一名部门经理，管理着1 500名员工，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往返于印度和休斯敦、巴黎、盐湖城等国际大都市之间，接洽客户，而其薪水也已经涨了10余倍，年薪超过5万美元，较之于印度较低的生活消费水平，这已经是一笔令人艳羡的丰厚收入。然而，在信息系统技术公司中，比詹姆斯幸运的大有人在。公司成立初期，曾有一项面向员工的自主参股计划（该计划在詹姆斯加入前不久已经取消），因此，工号牌标号在1000以前的员工都已经都成为百万富翁（美元）。一个1995年以前仍然默默无闻的企业，白手起家创造出如此巨额的财富，的确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在印度的IT行业，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威普罗（Wipro）公司创始人阿齐姆·普伦姆吉（Azim Premji）便是其中之一，他已跻身世界巨富行列。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是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联合创办人和首席执行官，其财富可以与普伦姆吉比肩，他说：“我们的人力资源部门异常忙碌，因为每年我们都能收到上百万份简历。”

然而，印度IT业传奇史的另一面，在某种程度上，比其财富更引人注目，即该行业汇聚了众多精英。20世纪90年代，

Chapter_8

印度的大型企业中，白领阶层绝大多数来自城市高种姓阶级。而现在，这个阶层的背景已经更为多样化。与较为传统稳定的行业相比，尽管在IT业及其他新兴行业中，高种姓阶级仍然占多数，但越来越多的低种姓阶级已经跻身其中。印度正以其与众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化。虽然，这种不计其背景、唯才是举的做法还未被广泛运用，但人们口头上已普遍承认，而且在许多企业，现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印度的前30强企业中大多与IT业相关，而几年前，这些企业还默默无闻。“我们无法遵循传统的‘仅招男性’的习俗，”尼勒卡尼告诉我，“我们必须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求得生存，我们择人的唯一标准是选择最优秀的人才。”

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企业园区，和硅谷任何一个园区一样富有艺术感，绿化规划井井有条。其员工中有许多是女性。企业园区内有为员工家庭提供的日托中心、超市、健身房、洗衣店和娱乐休闲中心等，一应俱全。园区占地40英亩，每座大楼前都备有自行车，供员工往返于园区内不同地方。在每座楼的出口处还备有五颜六色的雨伞。整个园区看起来更像是富裕的有闲阶级的周末度假胜地，而不是蒸蒸日上的国际企业。“在周末，这里就像个假日营地，”詹姆斯·保罗说，“而且我们还有‘带孩子上班日’，甚至是‘带父母上班日’。但是我们工作非常努力。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氛围，我们工作才这么卖力。”

为了进入信息系统技术公司，詹姆斯学习异常刻苦。我曾花了一天的时间参观詹姆斯的工作地点。那是一个典型的软件企业开放式办公室，他的办公地点是一个独立隔间，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标牌，上面写着：“詹姆斯专用车位，错停者车将被拖走。”詹姆斯负责软件测试部门，他们为客户的软件系统进行压力测试。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客户大多是国际电信业的巨头，在为客户进行内部软件系统开发和完善的过程中，必须全面了解它们的业务情况。于是，信息系统技术公司不可避免地将触角伸向咨询业。与相对机械地维护和修补基础软件的工作比较，咨询业可谓获利丰厚。结果，不仅西方的软件企业感到了竞争的巨大压力，大型咨询公司，如频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和埃森哲咨询公司（Accenture）等，都感到了印度企业的威胁。“为了做好软件业，你必须了解软件以外的许多东西，”詹姆斯说。

詹姆斯出生在喀拉拉邦一个基督教家庭，他们家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他的父母都是教师。祖父母是米农，收入勉强能维持生计。詹姆斯是家族中第一个在喀拉拉邦之外工作的人。他在当地一所学校上学，1992年，他申请印度理工学校，并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或者说他自己抓住了幸运之神，经过3场每场4小时的入学考试后，在10万名申请者中，他位列637名，被成功录取。“那真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时刻，”他说，“我必须仔细向父母解释，他们并不知道我面临着一个怎样巨大的机会。”詹姆斯的父母被他说动了，并贷款为他支付每学期5000卢比（约120美元）的学费。现在，詹姆斯每天的薪水都远超过这个数目。他常常飞回喀拉拉邦和家人共度周末，或从美国回来中途路过时去看望他们。“我让祖父母看艾菲尔铁塔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照片，他们都非常高兴，”他说，“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景点在什么地方，只是觉得我干得很棒。”自然，他还经常送给他们一些钱。他的弟弟在位于孟买的美国财经电视台（CNBC）工作。

在詹姆斯的同事中，越来越多的人来自普通家庭。他们的财富带来意义深远的改变。詹姆斯的妻子辛笃（Sindhu）是一名印度教教徒，来自喀拉拉邦的高种姓奈尔（Nair）群体。对于双方的家庭而言，他们的结合都是一种离经叛道。“最初我的家人对此充满怀疑，而且不赞成，因为我们家族经常和其他雅各派基督徒（Jacobite Christians，詹姆斯自创的一个词）结合，”他说，“我父母试图让我娶一个我们教派内的女孩，但是我对他们介绍的女孩都没感觉。后来，他们意识到我和辛笃无论如何都会结婚，就同意了。我们先在喀拉拉邦举行了一次教堂婚礼，然后又飞到班加罗尔举行了一次寺庙婚礼。”詹姆斯说，在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员工中，很多人都是跨种姓或跨宗教结婚。这在印度依然极为罕见，但是在IT业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同事结婚，而且通常是跨种姓的婚姻，”詹姆斯说，“没有人会大惊小怪，这已经屡见不鲜了。”有趣的是，在美国工作的印度软件业从业人员中，跨种姓婚姻并不像他们的印度同行中这样普遍。“远处的民族主义常比它的发源地更为保守。”[ 这是由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杜撰的词。]

和詹姆斯一样，玛丽娅姆·拉姆（Mariam Ram）来自喀拉拉邦一个基督徒家庭。但是玛丽娅姆的背景更为显赫，她在清奈拥有自己的公司TNQ，该企业负责国际期刊的出版筹备工作，业务内容跨越最艰深的自然科学期刊和非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她的最大客户是荷兰出版公司励德爱思唯尔集团（Reed Elsevier）。1998年，玛丽娅姆白手起家创建公司，雇用了15名员工，而现在，她公司的员工数已经超过600人。2005年，THQ公司的业绩是30万页，玛丽娅姆的目标是每年100万页。除了美国一些大学的出版社仍然倾向于在国内编辑外，玛丽娅姆和她的同行几乎囊括了各类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而这些业务以往都是在欧洲及其他地方进行。TNQ编辑价格是每页大约3美元，而根据现行的行情，在欧洲编辑每页至少需要10美元。

一些外国人仍然认为，印度的外包企业只是做一种重复性劳动，但是，玛丽娅姆的公司要求员工至少拥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她的员工中大约10%的人拥有博士学位。公司主办公楼位于清奈一个欣欣向荣的区域，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如《细胞》（Cell）、《四面体》（Tetrahydron）、当代语义学（Semantics Today）、《中世纪史》（Medieval History）和《聚合物》（polymer）等摆满书架。玛丽娅姆是一位举止优雅、思维清晰敏捷的女士，五十多岁，对她的企业信心百倍。在清奈，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母语是英语的理科专业毕业生。“中国没有母语是英语的人才，菲律宾没有科技实力，而爱尔兰又成本太高，因此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聚到印度，”她说，“而这还不是我们的所有优势，没有任何法律限制我们进行学术期刊的编撰。与报纸和杂志相比，我更喜欢为西方的一本著名期刊审稿。”

这种商业模式发展健康强劲，而印度面向海外的服务市场似乎还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还有许多业务，需要从初级到高等的各种技能，一应俱全，都可以在像印度这样的地方展开，花费的成本仅需西方的一半。玛丽娅姆公司带来的社会学方面的改变，意义更为深远。玛丽娅姆尽量雇用女性员工，她的员工中近一半都是女性，而且她更愿意聘用低种姓阶层或其他少数民族。“妇女是最好的审稿员，”她说，“她们尽职尽责，注意到每个细节。”我和她的许多女性员工交谈，除了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位外，其余人的薪水都多于她们的父亲。她们大多二十五六岁，几乎都是她们家里首位拥有正式工作的成员。在印度，已婚妇女常常保留着他们的娘家姓。从许多方面看，玛丽娅姆都是一个特例，因为她结过两次婚。她的第二任丈夫拉姆（N. Ram），是著名的《印度教徒报》（The Hindu）的所有人兼主编。拉姆还是位马克思主义者，这也许是印度的又一与众不同之处吧。玛丽娅姆说：“和我同辈的妇女几乎没有人参加工作，她们整天无所事事。”

与TNQ的女员工的交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两个印象。首先，无论她们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她们都一心想让他们接受最高层次的教育。其次，即使我问有些冒昧、非常私人化的问题，她们也丝毫不介意。事实上在印度，爱管闲事也是一种美德。“不，不，没关系，这是一种关心，”梅隆·坦乔尔（Mehroon Tanjore）说，她是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妇女，当我问她是否会只要一个孩子时，她那样回答，并且告诉我“我想这要和我的丈夫商量。”她的母亲居住在印度南部的坦贾武尔（Tanjore）镇，这里因其神庙群而闻名，母亲常常戴着面纱，没有接受过教育。坦乔尔的父亲坚持让妻子待在深闺中，却不介意他的女儿不戴面纱在外面到处走动，和男人一起工作。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坦乔尔说，不可思议地摇摇头，带着一种典型的南印度风格，似乎她从未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或许我与她不一样吧。”坦乔尔的婚姻是父母安排的，但是对于她是否会为自己的儿子安排婚姻，她显得很矛盾。“这随便他自己。最重要的是他要成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她说。普莉娅·雷蒂（Priya Reddy）是另一位员工，她的祖籍是安得拉邦。她的丈夫是泰米尔邦的婆罗门，他们是在一个政府办公室相遇的，当时两人都去申请驾驶执照。“那是一见钟情，”她说，“我想当时已经忘了驾驶执照。”她的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她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成为一名专业人员。在某种程度上，玛丽娅姆对于她的员工就像一位母亲。虽然工作异常繁忙，但她说正是与商业的“爱情”让她干劲十足：“事实上这无关乎金钱，我不想成为坟墓中最富有的僵尸。这是新印度的一部分，它能为那些处于弱势的人们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

玛丽娅姆和她的许多员工，以及詹姆斯·保罗的价值体系，与盛行于印度绝大部分农村的价值观有着天壤之别。几乎每周，都会有一起与种姓相关的谋杀出现在报纸头条。农村种姓暴力的起因之一，是当一对来自不同种姓的青年男女试图私奔被抓住时，往往会酿成悲剧。通常，谋杀是由双方家庭中的男人下手的，这对年轻的恋人有时会被活活烧死，有时是用刀割的酷刑折磨致死。这种现象在印度北部尤为严重，在喀纳塔克邦，类似性质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自然，这些事件让詹姆斯非常不安。

在信息系统技术公司办公室的隔间里，最令詹姆斯自豪的，是挂着一张“生活之艺术基金会”和斯力·斯力·拉唯·珊卡的画像。珊卡大师的修行所距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企业园区仅一小时车程。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过的孟买的网络企业家，阿洛克·科日瓦尔也是“生活之艺术”的一名信徒。詹姆斯告诉我，他的许多同事都会去参加斯力·斯力·拉唯·珊卡的晚间讲道。“有时只是冥想，并帮助减压，”詹姆斯说，“但同时也是一种唯灵论。我们必须变得更加印度化，以增加我们的自尊。比如，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有美味的印度柠檬汁解渴，还要喝可口可乐。”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单选出可乐作为背叛印度化的例证，那么，他自己在英式运作的企业工作，为西方客户服务，又将作何解释呢。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最终我希望能为农村中的穷人服务。在信息系统技术公司，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称为‘Good For Nothing’的组织，教农村妇女编篮筐。我希望有一天，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后来，在仔细翻看我的采访记录时，我深刻地感觉到，在许多方面，詹姆斯是印度新型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技艺精湛、游历四方、富有，而且与不同种姓、宗教背景的人均能融洽相处。同时，他还谈论了许多有关保护印度文化及宗教遗产的必要性。他认为世界文化充斥着诸多不良方面，如家庭的分裂、对长辈的无礼、过分的消费主义、宗教价值观的丧失以及拜金主义等，故而要保护印度文化，使其不受污染。印度许多人的传统见解是，印度的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要强于西方。这一点在詹姆斯的一些话中尤为凸显。“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必须保护印度的文化和道德观，”他说，“由于殖民主义，我们习惯于为自己的传统感到羞耻。现在，我们已经独立了，再也没有任何借口。我们的命运就在自己手中。”

在印度，有时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个国家古老的重写本上的另一层字迹，只是为原有事物增添了些现代色彩。许多欧洲人认为现代性是世俗生活方式的胜利，到教堂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少，宗教逐渐成为少数信徒个人的消遣，它已经成为一种遗产，人们更关注的是它的建筑与历史，而非它与现代生活的相关性。今天，在民意调查中，欧洲许多人自称是不可知论者或不信仰上帝。在欧洲，过去就是过去，但是在印度，过去在许多方面也是将来。

一些国家在衡量自身的进步水平时，欧洲已不再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对于印度而言，美国是更恰当的参照。与欧洲国家不同，除了美国在1776年以前名义上受英国教会的控制外，印度和美国在历史上都没有国教。于是，在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上，各种宗教团体和教派在世俗社会中并存，有时则相互竞争，但政府从未支持或迫害任何一个宗教。而在欧洲，天主教教会的专制统治引发了一系列相应的反抗，最初是以新教的形式，后来发展成为反教权主义和无神论。印度受这些外部刺激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历史。从它的现在就可以窥见它的过去。在印度历史上，有屈指可数的几次，政府曾试图让人们改变信仰，但是，政府的这种努力或者自己逐渐销声匿迹，或者激起了反抗而迫使政府退让。

例如，17世纪莫卧儿王朝的君主奥朗则布对国内的非穆斯林征收人头税，波及大部分人口。奥朗则布的这种做法，违背了自阿克巴大帝以来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印度的许多穆斯林统治者都尊重其国内的非伊斯兰教习俗。比如，奥朗则布的兄长达拉·什克（Dara Shikoh，奥朗则布在争夺王位时将他杀死），曾将《奥义书》（Upanishads，印度教古籍）翻译成波斯语。[ 森，《好辩的印度人》，第61页。 ]奥朗则布伟大的祖父阿克巴曾试图将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其他宗教融合为一个宗教，称之为“神圣的宗教”（Din Ilahi），但未能成功。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声称，曾有3万座寺庙毁于伊斯兰圣像破坏者之手。但据权威学者考察，能证实被毁的寺庙只是很小一部分。[ 里查德·伊顿，《伊斯兰教及印度历史随笔》，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第108页。]而且，被毁的寺庙中，很大部分与王朝的灭亡息息相关。[ 同上，第105～106页。]后来，当印度教居于统治地位时，他们将这种传统完整继承，并还治于其他宗教。印度中部的卡久拉霍镇（Khajuraho）布满了性爱主题雕刻艺术的神庙群，土耳其的穆斯林军队经过后，仍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因为修建这些庙群的昌德拉王朝（the Chandellas）在此之前已经灭亡了。[ 印度古典《爱经》（Kama Sutra）中的大部分内容，都雕刻在寺庙的外墙。在这些14世纪的独特的石雕中，作为配饰，还有一些动物交配如马等的雕刻。]

穆斯林统治者常常利用印度教的某些象征符号，使其统治在人民眼中变得合法化。比如，图格拉王朝的穆罕默德大帝（Mohammed-bin-Tuglakh）最初定都于德里，1327年，当他在道拉塔巴德（Daulatabad）另建新都时，将印度教的圣河恒河的水引到此。[ 里查德·伊顿，《伊斯兰教及印度历史随笔》，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第124页。]而在现代的碑文中，人们是通过文字记载（如土耳其语、波斯语、阿富汗语等）而不是宗教，才得以知道这个王室的存在。伊斯兰王朝还常常修缮和保养享有盛名的印度教寺庙。比如，举世闻名的伽格纳特（Jagannath）神庙位于奥里萨邦的普里，就是在莫卧儿王朝时期重建的。由于奥朗则布对印度教徒的公开憎恶，以及将帝国版图过多地向印度南方拓展，为莫卧儿王朝的瓦解埋下了祸根。感觉到帝国的即将崩溃，甚至他的一个儿子也加入到了由信仰印度教的拉吉普特将军领导的叛军中。莫卧儿王朝的衰落产生的空白逐渐由英国人填满。

英国人历尽波折后才知道，将自己的宗教偏见强加于印度人，结果只会适得其反。这就是为什么在英国统治200余年后，1947年印度独立时，只有不到3%的人信仰基督教。相反，1954年法国离开越南时，这个国家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信仰基督教，而法国统治越南的时间不足100年。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统治者都允许、有时是鼓励基督教传教士在印度传教，但收效甚微。然而，一些新教传教团体则认为，他们能将印度的“偶像崇拜的异教徒”从蒙昧状态中彻底解救出来。[ 西方一些新教团体至今仍然认为，印度人应该皈依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团体在印度的部落地区以及东北部各邦的传教方式，曾被认为不尊重当地文化，至今依然颇有争议。由于这些原因，尼赫鲁任命其管理印度东北部地区的维里尔?埃尔温（Verrier Elwin），将浸礼会称为“基督教国民志愿团”。]

1857年后，英国统治者对传教士的态度就从漠不关心转为直截了当的反对。据说兵变时，在许多叛乱的士兵中，尤其是来自联合省的婆罗门军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即他们必须使用一种新的子弹，用牛脂作润滑油，于是激怒了这些士兵。同样，在穆斯林士兵中则流传着子弹上涂的是猪油的说法，也让这些穆斯林士兵满腔怒火。而且，在起义爆发之前，军队里谣传着英国军队计划让印度变为基督教国家。这些谣言虽然无凭无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新教的许多传教士对待印度人和印度文化的方式激起人们的怨恨。因此，兵变镇压了以后，英国统治者决定在印度的历史框架内延续他们的统治，恢复了莫卧儿时期的一些礼法仪式，并最终将首都从加尔各答迁回德里。

即使在现代，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群体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教友相比，礼拜的方式也更温和折衷，更显得非正统。这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积极意义在于，这种趋势延续了印度对宗教的宽容，认同信仰神的方式可以有许多种。消极的一面是，种姓的影响根深蒂固，无论他们皈依的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仍然依据出身而被划分为三六九等。萨默赛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有一次曾拜访当时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Goa，1961年，尼赫鲁对葡萄牙人失去了耐心，将这块领土归入印度版图）。毛姆与当地一位天主教牧师成了朋友，这牧师的祖先是在葡萄牙人影响下皈依天主教。“我感觉到，”毛姆写道，“他尽管已皈依了有400年历史的天主教，但在心底里，仍然是个吠陀主义者（正统的印度教教徒）。”[ 引自米什拉编，《心中的印度》，第190页。 ]2004年，我和普莉娅顺路走访一位著名的果阿作家，她是一位天主教徒。她刚把祖传的房子修葺得很漂亮，这是一所具有当地婆罗门建筑风格的传统古宅。我有些天真地问她，他们家族是否有葡萄牙血统。“不，这不可能，”她说，“我们家族是婆罗门。”

据估计，印度基督徒中大约有70%的人，其祖先曾是达利特或属于部落民族（Adivasi）。[ 引自J. 塔瓦曼贾拉姆的随笔收录在斯瑞尼瓦斯编，《种姓》，第269页。]一般来说，他们不应该忘记这种背景，因为皈依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通常都是集体行为，一般是整个低种姓的群体一起皈依，而不是个人行为。然而，改换宗教并不意味着他们脱离了种姓，相反，他们只是简单地加了一个前缀：“达利特-基督徒”或“达利特-穆斯林”。在印度城市中，这种严格划分并不明显，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绝大部分仍未步入城市中产阶级。在泰米尔纳德邦，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所有的泰米尔天主教徒中，63%是达利特，但是只有3%的天主教牧师是达利特。[ 同上，第280页。]与高种姓的有关污染的规定类似，信仰基督教的妇女在月经期间或生完孩子40天内不能进入教堂。在许多地方，包括果阿，达利特天主教徒有单独的教堂和墓地。看来，萨默赛特·毛姆的见解颇有道理。

无论印度政坛怎样风云变幻，在印度教内已经出现了一些进步的趋势。随着印度逐渐城市化，以及新的科技如电视和网络等开始影响人们拜神的方式，印度教分层化的现象逐渐减弱。在许多方面，印度教逐渐转变成为一个统一的大众宗教，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例如，现在印度北方各个种姓都过女人节（Karwa Chauth），这是已婚妇女每年一度的节日，在节日当天妻子为表达对丈夫无限的爱与奉献而进行斋戒；还有兄妹节（Rakhi），姐妹们为自己的兄弟在手腕上系一条圣线，以表达她们的爱心和关怀（以上两个都是印度北方高种姓阶层的传统节日）。许多低种姓阶层仿照高种姓阶层为他们的孩子过成人礼，在男孩进入青春期之前，在他们的手腕上系一根圣线。婆罗门将此视为“再生”，这就是为什么高种姓阶层有时被称为“第二次出生”的人。此外，现在还有许多非婆罗门牧师。

于是，印度教，尤其是城市中的印度教，日渐成为一种标准的宗教。传统印度教寺庙的建筑风格独特，与大多数宗教建筑不同，它没有可供集会的公共场所。事实上，传统印度教没有真正的集会，这是一种不同种姓的宗教。标准的印度教寺庙有一个内室，称为至圣所（sanctum sanctorum），里面供奉着神像，通常只有符合条件的种姓才允许进入。但是，像斯瓦米纳拉扬（Swaminarain）派或19世纪末“孟加拉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中的罗摩克里须那教会（Ramakrishna Mission）一样，在日益增多的印度教徒新建的城市寺庙中，都建有宽敞开阔的礼拜堂，供人们进行集体礼拜。此外，人们做礼拜时，只需简单打开电视，就如同在一个巨大的宗教集会中进行集体礼拜。在过去的十年中，与美国有线电视频道的“电视福音书”类似，印度涌现出了许多相仿的频道。与印度寺庙的排外不同，印度的“神灵频道”包罗万象，因为他们的宗旨是尽可能扩大受众范围。同样，印度教也已经跨越了区域界线。例如，排灯节（Divali）和胡里节（Holi）曾是印度北方的传统节日，而现在，几乎已经是举国皆庆了。

毋庸置疑，在印度教逐渐全国化的过程中，科技起了辅助作用。现在，广受欢迎并逐渐成为泛印度化的印度教来源于《往世书》（puranas）的描绘，这部经籍是在印度教许多古典经籍完成几个世纪后写成的，内容包括人们熟知的一些神灵的世系源流，包括湿婆、罗摩、克利须那神和毗瑟挐等。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一些次神的节日，如猴神节和象头神节，变得日益受欢迎，传遍了整个印度。[ 每年一度的象头神节相对较新，1905年，一位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提拉克（Tilak）设立的。节日中人们举着象头神甘尼需的塑像在街道上游行，然后再将其投入海中。这个节日始于马哈拉斯特邦，盛行于孟买，现在已经传至印度其他地方。]托马斯·曼曾将主流的印度教描述为：“动物、人类和神灵的融合，无所不包而又玄妙复杂。”[ 引自兰诺依，《说话的树》，第77页。 ]现在，这种主流的宗教日渐兴盛。在印度，现代化与宗教往往并驾齐驱，有时甚至携手并进。这或许有些违背直觉（对于西方人来说尤为如此），但并不矛盾。

印度许多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对其现代化心存矛盾，原因在于过去15年中，新的财富和科技似乎使这个国家的陋习进一步恶化。在印度北部和西部的广泛区域，所谓的“性别鸿沟”急剧扩大。1991年，印度女婴与男婴的出生率之比大约是945比1000。到2001年，这个比例下降至927比1000。[ 2001年人口普查。]在印度一些地区，尤其是南部各邦，性别比例比较健康，大约是1比1。但是在印度西北部和北部地区，这个比例呈现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在古吉拉特邦，与1000个男孩相对应的女孩数不足900，而旁遮普邦则不足800。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是每1050名男孩对应1000名女孩。[ 森，《好辩的印度人》，第225～226页。 ]旁遮普邦和古吉拉特邦处于印度最富有的邦之列，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经济改革以来，两个邦的个人收入均大幅增加，但是它们的女孩出生数也都急剧下降。而在最贫困的邦，如比哈尔邦，性别比例却相对健康，而且在过去的几年中还有轻微的改善。在印度许多地方，性别比例成为其经济进步的反向指示器。与此类似，赠送嫁妆的习俗在较富裕的邦尤为盛行，为了补偿其新增一名女性成员带来的负担，新郎的家庭索要的嫁妆越来越苛刻。对于印度的许多新中产阶级来说，养女儿的代价越来越沉重。

“你要杀死自己的女儿吗？”这是古吉拉特的一则电视广告。这项引人注目的宣传运动是由阿玛吉特·辛格（Amarjeet Singh）发起的，他是该邦的卫生大臣，他告诉我这是目前为止他做过的最痛苦的一份工作。在印度，自2001年始，怀孕时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成为违法行为。但由于规定孕期扫描违法显然不切实际，因此这项法令成为一纸空文。目前为止，被定罪的只有一例，然而据估计，印度已有4 000万～5 000万“流失的女孩”。做一次声谱检查需花费150卢比，而一次堕胎则需花费约1万卢比。“性别比例下降的部分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人能承担进行性别鉴定和堕胎的费用，”阿玛吉特·辛格说，“因此现在也许杀死婴儿的案例少了，但是堕胎的情况却增多了。”他让我看了古吉拉特情况最糟糕地区的一张图表，在该邦一些地区性别比例，为每1000名男孩对应的女孩数不足800。现在，这些地区的家庭常常从印度其他地区引入女孩，使她同时作为几个丈夫的妻子，这名不幸的女子通常被三四个兄弟分享。这名引进的女子没有任何地位，境遇等同于一名家养的妓女。毫无疑问，他们未来的女儿不会降生，因此情况政变得更糟。辛格希望，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的思维逐渐转变，古吉拉特的性别危机也逐渐缓和。“解决的途径是使妇女接受尽可能高的教育，”他说，“当人们意识到，在现代的经济社会中，女儿也具有经济价值，性别危机缓和的现象才会出现。”

自然，性别问题在农村更为严重。对于绝大多数农村人口而言，城市生活所提供的经济机会和社会灵活性，以及新兴的经济实体，依然遥不可及。在农村，包办婚姻仍然大行其道，准文盲遍地皆是。据估计，印度的平均结婚年龄为世界最低，在许多农村地区，尤其是北方，童婚依然盛行。一份调查显示，在印度最贫困的5个邦，15%的女孩不足10岁就结婚了。[ http://www.hindu.com/thehindu/holnus/001200511270311.htm。]显然，这种情况几乎都发生在农村。农村儿童5岁以下的死亡率是城市儿童的近两倍。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谈到的“梵语化”现象，即低种姓阶层仿效高种姓阶层的观念和习俗，这种趋势正日益兴盛。印度的许多高种姓阶层，传统上将女儿视为家庭的负担，会损耗大量钱财，因此，当没有赠送嫁妆的习俗的其他种姓开始效仿高种姓阶层时，问题就变得每况愈下了。“这是旧观念与新财富的毁灭性结合，是新瓶装旧酒，” 阿玛吉特·辛格说。当低种姓阶层在向高种姓阶层看齐时，其拜物主义倾向也就更为严重。现在，新郎家里向女方索要汽车、洗衣机等已经非常普遍，甚至美国绿卡也成为嫁妆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西方根本不存在性别鸿沟扩大和嫁妆暴涨的问题，报纸的专栏作家仍莫名其妙地将其归咎于西方的消费观念。

相反，在印度绝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种姓阶层，已经抛弃了送嫁妆的习俗。他们的女儿接受过高等教育，因此她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然而，并非印度所有地方的所有高种姓阶层都如此。比如，耆那教（Jain）和马尔瓦尔教派（Marwari）是古吉拉特和其他地方传统的高种姓商人，在这两个群体中，女孩的出生率持续下降。古吉拉特商人中绝大部分是耆那教徒，他们是印度教中严格食素的一支。正统的耆那教徒极易辨别，因为为了防止吃进昆虫，他们总是带着一个白色的棉质口罩。据阿玛吉特·辛格的统计，2001年，耆那教徒的男女出生比例是1000比878，2003年，这个比例下降为1000比848。“设想一下，这些人的宗教规定他们甚至不能杀死一只苍蝇或蚊子，但是他们几乎杀死了近15%的女儿，”他说，“这又怎么解释呢？”

古吉拉特邦表现出的种种现象让人迷惑不解。从经济角度看，它或许是印度最国际化的一个区域，数百万的古吉拉特人都有家庭成员在英国、美国或世界其他地方。但如果从最具代表意义的性别比例来判断，妇女的境况似乎一年不如一年。从一个更为细微的层面看，在古吉拉特的宴会上，妇女和男子一般都不同席而坐。我曾参加过多次聚会，都是男人坐下吃，而女人则在一旁侍奉他们，她们最后只能吃些剩下的菜饭。我曾在菲律宾参加一个印度人的晚宴，我的妻子（她有一半古吉拉特血统）坚持要加入单独是男人们的坐席。我认为这是她要我加入女人的坐席的暗示，而其他的男人却将此视为双倍的奖励。

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古吉拉特是印度教沙文主义最为盛行的一个邦。穆斯林被指责的主要方面之一是伊斯兰教歧视妇女。然而，与许多伊斯兰教国家相比，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古吉拉特的性别比例更为失衡。或许性别歧视最具说服力的证明莫过于普遍的选择性堕胎行为。雷努卡·帕特瓦（Renuka Patwa）是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的一名助产士，她放弃了医院的工作，加入自雇妇女协会（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 Sewa），这是一个大型的妇女工会组织，有60多万名在非组织部门工作的成员，她们主要制作香棒、雪茄烟和纺织品。这个协会教育它的成员善待她们的女儿。尽管帕特瓦的主张众所周知，但她仍然常常接到电话，请她推荐可以进行堕胎的诊所。“前几天，一名非常富有的马尔瓦尔（来自拉贾斯坦邦的商人种姓）婆婆曾给我打电话，”帕特瓦说，“犹豫了一会儿，我还是告诉了她诊所的电话，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个可怜的媳妇不去堕胎，她一定会受到非人的折磨。这些马尔瓦尔人特别热衷于要儿子，因为他们要让儿子继承家业。”这个将要去堕胎的可怜的年轻女人，其嫁妆包括一辆奔驰轿车和到瑞士的蜜月旅行。

帕特瓦是一个50多岁的快乐的女人，“这对我来说的确很难，”她承认道，爽朗地笑了，“我认为妇女有堕胎的权利，但是绝大多数妇女堕胎的原因却令人担忧。这些婆婆是最坏的，她们曾是受害者，而现在成了肇事者。”帕特瓦的客厅里装饰着克利须那神与牧牛女嬉戏的图画，这些明快的图画描绘了这位年轻的神求爱的过程。帕特瓦本人就是这种性别偏见的受害者。“1972年，当我生下女儿的时候，我的婆婆来到医院，然后说‘你生了个石头’。就如同我犯了罪一样。我的丈夫说：‘我从不会违逆我的父母。’于是，我就和他离婚了。我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社会不接受女性离婚者，但这是我所做过的最棒的事。”

帕特瓦说对于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妇女而言，情况已经改进许多，她们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抗争。但是，显而易见，这只是极少的部分，正在经历“梵语化”的低种姓妇女在数量上远远胜于她们。“社会对妇女仍然有严重的偏见，”她说，“性别歧视直接导致性别鉴定。”帕特瓦对传统的道德观不屑一顾，她将性欲比喻为一定量的水，如果一个渠道被关闭，它自然要寻求其他渠道。“如果压抑妇女的性生活，她们就不会给她们的丈夫带来快乐，”她说，“于是丈夫就会到其他地方寻欢作乐，这又有什么道德可言呢？同时，妇女在性生活方面的失败就会升华为对她们儿子的热爱，这反过来会加剧她们对媳妇的憎恨，因为后者最终取代她们成为她们儿子的最爱。”我不知道她的这些见解是否正确，但至少值得一听。

整体而言，印度社会对性的话题比以前更为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地位提高。宝莱坞电影曾创作出举世闻名的奔放热情的舞蹈，而在过去十年中，它的影片变得更加淫秽。每天，报纸上都充斥着性感的女性舞蹈照片，照片通常是她们在表演宝莱坞的一种最暴露的舞蹈，而这种舞蹈往往与情节毫不相关。报刊和杂志也在宣传这样一种观念，即现在乱交已成为中产阶级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这无论如何很难作为为妇女具有自主权的标志，但同样也被过分夸大。引领风尚的所谓的严肃期刊常使用一些颇值得怀疑的民意调查方式，即仅选取一两百个人作为调查对象，而且往往是城市中说英语的阶层。但这样的调查仍然能成为封面故事的标题，如：“十分之七的德里人认为色情文学对性有益。”[《印度斯坦时报》系的《星期日早午餐》杂志，2005年5月22日。]我最欣赏的是2005年一本重要杂志进行的调查。这本杂志的调查显示，仅有27%的妇女知道什么是性高潮。在另一个补白处又写47%的妇女说她们曾有过多次性高潮。[ “性与单身女人”，《今日印度》，2005年9月26日，第43页。]

这样的调查在世界各种期刊中比比皆是，但是在印度它们却揭示了一种趋势，即将放荡的社会（尽管有些夸张）误认为是自由的社会。在印度，穿得很暴露的年轻女孩随处可见，她们经常光顾夜总会，和男孩子调情，完全和西方的年轻女孩一样。但是如果问她们是否会自己选择丈夫，她们常会回答由父母决定。社会学家迪潘卡尔·古普塔（Dipankar Gupta）将这种现象称为‘西方的毒化’（Westoxification）。[ 迪潘卡尔·古普塔，《误解现代性》，新德里：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1，第一章。]言下之意印度社会存在一种趋势，即仿效西方的品牌崇拜和消费习惯，并认为这就是现代化。或许的确如此。当然，印度未成年人怀孕的现象远少于英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但是，印度消费者阶级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同其余阶级之间的巨大鸿沟，在印度形成了一种社会压力，这在古普塔看来，这与20世纪70年代在伊朗王统治下的伊朗社会有诸多共同之处（当然，古普塔并不是预言印度将有一场革命）。

宝莱坞和印度电影业的其他分支，如和宝莱坞高产的泰米尔语电影，提供了一些更为微妙的线索，透过此，可见社会对妇女性生活的态度。典型的宝莱坞电影充分融入一些具有挑逗性的舞蹈，颇受男性观众的欢迎，最后毅然加入一个保守的结局，迎合他们的母亲和妻子的心理。曾有一部颇为流行的影片《心归何处》（Dil Chahta Hai），讲述了一名年轻男子爱上了一个比她年长的离婚女人。在女主人翁病倒、死去之前，引入了一系列纵情声色的描述，结局则是男主角与一个同他年龄相仿的女孩在一起。因为电影以一种同情的手法表现这名离婚的妇女在她死之前的境遇，于是被认为打破禁忌，而大受好评。

另一部影片（没有上一部经典）《女友》（Girlfriend），则莫名其妙地遭到举国印度教右翼分子的联合抵制。影片讲述的是一名女同性恋者，常常在业余时间与男人进行业余拳击比赛，痛打他们。在她最好的朋友喝醉酒，对她毫无戒备之心时，她将其诱奸。后者通情达理的未婚夫理解她的感情，并与她决斗，在激烈的搏斗中，他差点被杀死，但最终仍然胜利了。最后的场景是，这对传统的印度教夫妇站在基督教女同性恋者的墓前，向她表示哀悼。编写令人信服的剧本并不是宝莱坞的优势。“宝莱坞擅长于自己制作蛋糕，又亲口将它吃下，”独立的电影制作人德弗·贝内加尔（Dev Benegal）告诉我，“它展现了一些情欲的东西，但结尾又会反对这种行为。”

印度希望它的女演员兼具性感和保守。一名著名女演员结婚后，舆论普遍希望她放弃演艺事业。她通常也会这样做。有时，像希玛·玛莉尼（Hema Malini）和贾娅·巴强（Jaya Bachchan），婚后不久又回归银幕扮演主妇似的角色，如和蔼但苛刻的婆婆等。在极少的情况下，如蒂姆普尔·卡帕迪娅（Dimple Kapadia），与一名演员结婚并息影，离婚后又以一种性感的形象回归银幕。她们都有第二次机会，但这些只是特例。在印度，主流的电影看中的是演员的外表而非演技。著名影星首先必须漂亮，然后应该跳舞跳得好，并恰当演绎穿湿纱丽的场景。如果她们会表演那自然景上添花，但并不作为要求。她们应该不越过公共场合可接受的行为的严格界限，而勾起人们对声色的幻想。

我曾参观过孟买的电影城，它与拉吉夫国家公园邻近，是一个占地517英亩的开阔场所。将电影城建在一片丛林旁边可谓深思熟虑，因为宝莱坞电影里必不可少的场景，是一两段林中的舞蹈，或一对情人在横跨溪流的石桥上的二重奏。我被带去观看一个正在拍摄的场景。这个场景是，一名年轻的女子穿着扯破的夜总会衣服，在一棵大树下的隐蔽处被她的情人骚扰。拍摄结束后，这个女孩径直走到我坐着的地方。“你想采访我吗？”她问，带着些许不得体的直接。

原来她叫沙巴娜·苏丹（Shabana Sultan），是一名21岁的印度演员，她在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出生、长大，他父亲是一名整形外科大夫。她一直梦想成为宝莱坞的女影星，这是她的第一部电影。“我一点也不紧张，”她说，“摄象机是我的情人。”她的父亲从未让女儿离开过自己的视线（他说：“在宝莱坞，即使男孩子也不再安全”），他骄傲地把沙巴娜的公文包递给我。里面是她穿着不同服装的照片：西方的晚礼裙、有些放荡的夜总会服装、性感的湿纱丽、保守的纱丽等等。公文包里一个字都没有，甚至连她的姓名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给我这个角色，”她说，有些心不在焉，“甚至都没经过试演。”我离开的时候，她的父亲抓着一张纸条向我追来，“这是沙巴娜的手机号，”他说，“万一你想继续采访就可以拨打。”

透过最近的两则流言蜚语，可见印度社会对其主流女影星的期望形象是怎样的。卡任娜·卡普（Kareena Kapoor）是孟买的当红女影星之一，她丰满的臀部和微微撅起的嘴唇赢得了所有印度观众的青睐。和其他影星一样，她从不在银幕上接吻。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吻戏仍然是宝莱坞电影的一个禁忌。因此，当一个影迷在孟买的一次聚会上发现卡任娜吻她的男友、一名男演员沙希?卡普尔（Shahid Kapoor，与她没有情感关系）的时候，用手机拍下了一张模糊的照片，立刻掀起轩然大波。卡任娜否认照片上的人是她，“我不是那种女孩。我有一个荣耀的姓，我会维护家族的荣誉，”她说。另一个更为严重的事件是，2005年，来自泰米尔语电影业的女影星库什布（Kushboo）在接受采访时说她认同婚前性行为，于是激起了更大公愤。泰米尔纳德邦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者认为她侮辱了泰米尔文化，玷污了泰米尔妇女的名声。这位受到攻击的女演员被警察短暂地拘禁，出来后不得不躲藏起来。在此之前，库什布曾参加了一个有关宣传有关艾滋病知识的运动，向公众强调安全性行为的重要性。[ 在结语部分，我们将考察印度日益严重的艾滋病问题。]后来，她也被迫发表了一个声明，“即使在影片中，我也从未出演有损妇女形象的角色，”她说，“我深深地尊重泰米尔人，尤其是泰米尔妇女。如果我的言语曾伤害过你们的感情，我请求你们原谅。我是你们中的一员，并会一直与你们在一起。”

宝莱坞电影呈现出严重脱离现实主义的趋势，独立的电影制作人对此颇有怨言。他们认为反映印度“社会现实”甚或印度农村的场景已经从印度电影中消失了。现在，许多表面上是描述印度的影片，改在毛里求斯（Mauritius）甚至瑞士（Switzerland）的豪华度假胜地拍摄，因为这些地方的风景与克什米尔的景色相似。德弗·贝内加尔告诉我：“当我们想拍一部有关印度现实的影片，投资商就会说：‘我们不想拍记录片，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表演。’”在印度独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宝莱坞推销的是印度发展与现代化的梦想：影片表达的通常是在农村的背景下，主人公与邪恶的封建势力的斗争。现在，可以更准确地将宝莱坞描述为消费品部门的共谋。当今的规则是，将仍然有三分之二人口居住的印度农村抛置一旁，而去迎合新兴消费阶级的口味。

我的电影城之行凑巧遇到阿米塔布·巴沙坎（Amitabh Bachchan），他是印度广受尊敬的影星，不久前，他的62岁生日刚刚在各大报刊大肆渲染。当时我正在采访电影城的主管桑吉瓦尼·卡蒂（Sanjeevanee Kutty），突然她的助手跑进来说：“巴沙坎先生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什么？”我问。“准备好接受您的采访。”这可以称为宝莱坞离奇的插曲之一。由于根本不知道巴沙坎就在附近，我并没有请求采访他。而如果我要申请采访他，至少得花费几个周的时间不停地发传真，与公关部门接洽，还不一定成功。我们乘坐卡蒂白色的大使牌车赶往拍摄地点。和巴沙坎的大多拍摄场景一样，这次拍摄也是广告。巴沙坎引人注目的灰白胡须的形象做成的广告牌摆满了印度的大街小巷，只要在印度，即使闭上眼睛都能找到。不论是百事可乐、吉百利巧克力还是派克笔、玛鲁蒂汽车，都有他的广告形象，如此高的曝光率似乎没有冲淡他的品牌价值。这次，他是为达布尔（Dabur），一个保健食品连锁做广告。

尽管我们是在丛林边缘，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但是巴沙坎戴着一顶巴拉克拉法帽，似乎冻得满脸通红。在他的身后，一台机器正喷出人工烟雾。显然，这是一个冬天的场景。“您是为拍摄才戴那个（巴拉克拉法帽）吗？”卡蒂问，显然为我们目睹了一个现场版的传奇有些尴尬。“是的，显然，夫人，”这位巨星回答，重音落在“夫人”上。我的采访简短扼要。我说：“许多独立的电影制片人认为宝莱坞脱离印度的现实。”“是的，当然，”巴沙坎说，语调和刚才一样，“这称为逃避主义电影。人们在自己周围每天都能见到贫穷的景象，为什么还要花钱去电影院看呢？人们不愿意想起自己居住的现实世界。”“您愿意去拍一些能提醒人们想起现实世界的影片吗？”我问。“我想不会。没有人愿意花钱去看《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这样的影片。”不一会儿，他就匆匆结束了这次采访。

今天，印度耗资最巨大的消费也许就是婚礼，这多半归因于宝莱坞的影响，而这种风气反过来又影响着宝莱坞。梵达拉·莫汉（Vandana Mohan）拥有一家婚礼设计公司，并且是新德里最著名的婚礼设计师。他告诉我城市中产阶级的婚礼花费最少是2万美元，最多可达10万美元。2003年，勒克瑙著名的实业家苏布罗托·罗伊（Subrato Roy）耗资1 000万美元为他的两个儿子同时举行婚礼（尽管按传统应该由女方家长支付，但是作为一名富有的企业家，他出面支付了婚礼的费用）。这场婚礼由宝莱坞导演、舞台指挥和舞蹈指导等策划，并且有许多高官参加。随着婚礼成本的增加，邀请的人数、招待会的数量以及相关的聚会也相应增加。在过去只有3到4个招待会，而现在至少有5个或经常是8个。两家人的“亲密友人”的“内部聚会”常常超过500人。主招待会的人数可以超过1 000人。“有时很难认真地对待这些，”莫汉说，“但这的确是获利颇丰的行业。”

婚庆业的欣欣向荣同样也让占星师受益匪浅。德弗·瓦什赫塔（Dev Vashishtha）是一位有名的占星师，他每次占卜是45分钟，要价120美元。最近几年，向他咨询的人数日渐增多。“连穆斯林也来向我请教，” 瓦什赫塔说。他会根据配偶的生辰看两人是否般配，帮助他们选择婚礼的良辰吉日以及其他方面。“当金星处于上升运道，而木星比较强大时（木星是一颗变幻无常的行星），是举行婚礼的最佳时间。”

甚至婚礼的请柬也成为印度新兴中产阶级相互攀比的对象，价值不断攀升。以往，随请柬赠送的喜糖是盛在纸盒里，而现在盛糖果用的是水晶碗、银边盘子或手工编织的篮子。传统的卡片纸请柬也被昂贵的织物甚至是手工制纸取代。在这些时髦的家庭中，盛行着请印度著名画家胡珊（M. F. Husain）和萨迪什·古吉拉尔（Satish Gujral）设计请柬。邀请名单中常常包含一些与新郎和新娘素未谋面的人。对于双方父母而言，重要的是向人展示他们能邀请到多少客人，这一点外国人往往觉得难以理解。因此请柬做得越奢华，就越具竞争力。一些比较大型的婚礼，在向亲戚和朋友递送请柬时，会附送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包、露华浓（Revlon）化妆包、宝格丽（Bulgari）丝巾或普拉塔（Prada）饰品等。“赠送一件纱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梵达拉·莫汉说，“这不仅仅是你花了多少的问题，关键是让别人看到你花了多少。”

另一大受益者是餐饮业。过去几年中，一种专业的婚礼餐饮服务在德里、孟买和其他地方悄然兴起。主人不再只准备印度菜。所谓的“多国风味”餐馆提供了泰国、摩洛哥、日本烹饪和其他外国风味。“标准的婚宴至少有7种风味，外国风味越多越好，”莫汉说，“吃印式烧烤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同样重要的是装饰布景的新颖独特，如蜡烛的规格和种类、鲜花的摆放等。许多人还为主宴会选取了主题，如“闲居”（Lounge）、“红磨坊”（Moulin Rouge），或一部特别的宝莱坞电影，甚或一个国家的名称等。2004年，被大肆炒作的一个旁遮普人婚礼就以南非作为婚礼主题。为了增加真实感，新娘的父母特地前往遥远的非洲运来了8头长颈鹿。“印度的中产阶级似乎中了邪，”莫汉说。我猜想那些长颈鹿一定是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地被来回折腾了两次。

那么，印度高深的哲学传统情况又怎么样呢？面对现代消费主义的冲击，那些印度教的古籍，如《梨俱吠陀》（Rig- Veda）、《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和《奥义书》（Upanishads）等是否得以幸存？印度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历史，它微妙的抽象思维、自由的哲学思索的传统可以追溯到3 000年前。这也许不是群众的宗教，但是既然印度传统中最精细、微妙的部分已经延续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它也不可能在今天的社会中消失。

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时期的印度，佛和玛哈维拉的追随者以及数千个不同的流派都异常活跃，在一种相对自由的氛围中纷纷提出他们的思想，巴沙姆（A. L. Basham）在考察这段历史时评论道：“公元前六七世纪，印度知识界的各种思想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巴沙姆，《奇迹是印度》，第251页。 ]各派间的辩论纷纷展开：泛神论者和多神论者，二元论者和一元论者，唯物主义者和唯心论者，无神论者和其他所有人等等，热闹非凡。印度的古典语法，从巴利语到梵语，和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一样成熟。那些希望将印度教视为一种单纯宗教（有些人认为我这样描述也有误导意味）的人，应该注意到其高深的哲学传统。我自然不够资格对它妄加评论，但也可以欣赏印度哲学传统的复杂性。《奥义书》中一句有代表性的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神的出现也是在创世之后，那么谁真正明白自己来自何方？”[ 引自兰诺依，《说话的树》，第330页。]这既可以理解为承认对世界本原的无知，也可以理解为承认神在本质上是人类想象的产物。

一些经文甚至包含了虚无主义的思想。在《薄伽梵歌》中，克利须那作为一名战车御者，建议他的主人——勇士阿朱那（Arjuna）——克服认为杀戮无用的疑虑心理，乘坐他的战车投入战斗，去履行他的种姓职责。这段史诗对白常被当作种姓道德的例子而广为引用，因为克利须那劝告阿朱那履行种姓职责要远比个人顾虑重要。它同样也被当作因果报应的例子而引用：阿朱那只有抛弃顾虑投入战斗，才能逃脱以前因缘的束缚。这里强调的是动机而非结果。对于一个外国人，还会注意到克利须那的话语的糟糕的连贯性。他告诉阿朱那：“在没有怜悯的时候你会感到怜悯。明智的人对生者和死者都不会怜悯……我对一切生物都漠不关心，我既不恨谁，也不爱谁。”

从经文的记载可见，佛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这个世上只有那些什么都不爱的人才能脱离苦海到达极乐。”[ 同上，306页。]有一则被广为引用的佛的故事，讲述的是一名年轻母亲的孩子得病死去，这位母亲请求佛救活她的幼子，并发誓将用余生追随他作为报答。佛告诉这位痛失骨肉的母亲，到最邻近的一个城镇，找到第一户最近没有失去亲人的人家，取回一些芥菜籽。这位母亲把孩子的尸体留在佛那里，就到城中挨家挨户地问。当一天过完的时候，她终于意识到根本找不到符合条件的这户人家。她认识到试图改变生死规律是徒劳无益的，于是回到佛身边成为他的信徒。巴沙姆常将这个故事与耶稣的传奇故事相比，在这些故事中，耶稣能让死去的人能起死回生，病倒或受伤的人活蹦乱跳。《新约》中的许多故事除非相信它们在书中发生，否则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经历。然而在佛的故事中，不论是否真有其事，也丝毫不影响这个故事传达的信息的信服力。[ 巴沙姆，《奇迹是印度》，第262页。]巴沙姆一定也曾将这种信息与流行的佛教仪式作对比。在这种仪式中，人们绕着寺庙沿顺时针方向一圈一圈地走，嘴里念诵着一位伟大的无神论哲人的名字，认为每走一圈就会增加一份功德。

在印度备受尊敬的经文中，常常蕴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从字面上理解，它们似乎劝告人们对别人的苦痛漠不关心。同样，经文里面还包含着一种趋势是言胜于行。在当今印度人的生活中，这种哲学式的超然态度依然可以找到些许印记。在泰米尔纳德邦，有一次我坐在古达罗尔（Cuddalore）的一个大型咖啡馆里吃午饭，突然，我意识到穿梭在餐桌间、穿着制服的侍者都是孩子，其中一些只有八九岁。这家咖啡馆距该区的法院仅500米左右，它的许多主顾是律师。但是所有人都熟视无睹。许多年以前，印度就已经正式禁止使用童工，但是对于小型产业而言，依然有许多漏洞可钻。于是，在印度最富有的邦之一，雇用童工的现象，就在律师们在享用午餐时，于他们的眼皮底下，依然延续着。

20世纪80、90年代，泰米尔纳德爆发过一场关于使用童工的争论。当时，人们发现斯瓦卡斯镇（Sivakasi）的各火柴工厂雇用了大量童工。由于这些工厂属于家庭手工业，因此劳工法对它们的限制较为宽松。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瑞典企业温科公司（Wimco），其生产基于现代机械，使用劳动力较少。温科公司抱怨说当地实行着不公平的劳工法，一场争论随之而起。在这场争论中，几乎每个人，从政府官员到社会活动家，都联合起来反对这个外国的跨国公司。最终，对温科公司用于资本密集型生产线的进口机器，政府加重了关税。而童工现象依然继续。当发生冲突时，来自政界的各派人物，包括甘地主义者，抵制外国资本都比反对童工更甚。[ 迈隆·维纳，《印度的儿童和政府》，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3～27页。]

在印度，由于对于使用童工的情况没有严格定义，很难准确估计童工泛滥的程度。较大的估计数目是4 000万，这应该包括帮忙照看家里的商店，以及早晨挑家用的水（通常要走很长的距离）等的孩子。[ 评估依据数据来源的不同而不同。主要的数据来源是印度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而至少被第三方，如火柴制造商、印度雪茄制造商、黄铜器打磨商和地毯业中间商等间接雇用的童工大约有1 000万。另一种估计童工数目的方法，是考察学校旷课的人数，大约也是4 000万。这几个数字无论取哪一个，都令人触目惊心。

儿童文盲和童工息息相关，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只有消除贫穷，这个问题才能得以解决。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上问题会自行消失。十余年前，迈隆·维纳（Myron Weiner）曾写过一本极具震撼力的书，《印度的儿童和政府》（The Child and the State in India）。在书中，他指出，印度的精英阶层普遍认为儿童文盲和童工是贫穷的结果而非原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许多国家出于不同的原因，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前都曾实行过义务教育。维纳举例说，在德国，马丁·路德提出所有人都有通向上帝的无尚真理（Word of God）的权利，在这种新教教义的影响下，早在1524年，德国政府就已经推行了儿童义务教育。出于同样的原因，1647年，马萨诸塞州政府也对儿童实行了义务教育。1872年，日本为了赶上西方国家，将教育视为强国的关键途径，也推行了同样的政策。而苏联为了创造“社会主义新人”，也决定从学校教育入手。[ 维纳，《印度的儿童和政府》，第127～128页。]现在，中国也在实行类似的政策，它的识字率超过90%，而印度不足65%。

维纳指出，印度的文字工作都做得冠冕堂皇：颁布了严厉的法律，并在1950年《宪法》中高调融入有关儿童权利的规则。然而，这些法律一旦进入实行阶段，各机构又普遍表现出漠不关心。与此类似，印度虽然早就规定某些嫁妆习俗、不可接触制度和童婚违法，但时至今日这些现象依然颇为盛行。正如我们所见，其中一些问题，如嫁妆习俗，则显得更为严重。维纳将这些法律归结为：“一种现代护身符，只能希望文字本身的魔力发挥作用。”几百年前，来到印度的外国学者，如阿巴儒尼（Alberuni）和法显（Fa Hsien），就曾注意到婆罗门“言”胜于“行”的倾向，有时甚至认为二者没有区别。维纳还强调指出，虽然高种姓精英阶层承认所有人机会均等，然而一旦到实践中，他们的所做与所言就有天壤之别。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简明扼要地将其归结为：“这个国家已经将《薄伽梵歌》的寓意内在化，即认为只有意向重要，不计结果。”[ 梅塔，《民主的负担》，第126页。 ]印度教哲学曾产生过世界上最成熟的抽象思维，举世闻名，但是它从未创造出一个马丁·路德。按照传统，低种姓阶层从不允许阅读印度教的古典经籍。这种传统依然徘徊在今天的印度，否则将如何解释一个在两代人之前就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现在还能容忍每天有近4 000万的孩子旷课呢？

2004年秋，我拜访了位于北方邦的印度“地毯带”地区。圣城瓦拉纳西（Varanasi）周围的三个区域的工厂大多是家庭手工业，共雇用了大约50万人，有17.5万台手摇纺织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评估。]数万名儿童加入到地毯生产过程中。于是，这个地区受教育率为印度最低也就不足为怪了。陪同我去参观的是德里的社会学家迪潘卡尔·古普塔（Dipankar Gupta），他推荐我去考察宜家公司代理的一个项目，宜家是瑞典家具连锁商，它在该地区购买地毯。这个瑞典企业考察并驳回了现有的“地毯标志”（Rugmark）计划，该计划是由一些国际企业联合施行的，在西方，印有“地毯标志”标签的地毯标志着在生产过程中未使用童工。宜家公司要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Unicef）主持调查此项目。正如我所发现的，“地毯标志”所保证的未使用童工值得怀疑。和所有家庭手工业一样，地毯生产高度分散，而在几万个乡村，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名“地毯标志”巡视员，因此，从体力而言，这些巡视员不可能一一证实“地毯标志”的声明。

我们沿着狭窄、尘土飞扬的马路开车前往这个区域最偏远的村庄，去考察当地的一所“过渡学校”（bridge school），童工们在进入主流学校之前，要在这种学校进行一年的集中学习。在村庄的池塘边，孩子们坐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印度楝树下，用地毯的绳结学习数数。在另外的村办课堂里，他们的母亲正在学习更好地制作地毯的方法（他们的父亲大多在城市里打工）。在印度，地毯业中赞成使用童工的人为童工的存在寻找了4个理由。首先，这些孩子的父母太穷，无法负担学费；其次，教育对他们毫无用处，因为他们的所学用不到实践中；再者，他们是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工作，因此这种工作环境合情合理；最后，童工对于打地毯绳结的过程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手指比较纤细。我曾相信最后这个理由，但即使这个理由也不堪一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将此称为“细手指传说”。事实上，打地毯绳结的过程需要很大的力气，因此，成年人显然更适合此项工作。“我们全使用成年工人后，地毯的质量明显提高了，”费达·侯赛因说，他是豪华地毯公司（Deluxe Carpets）的所有者，该企业为宜家公司提供地毯。

至于宜家公司，其投资是为了自身利益，因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完全有理由相信它会认真实行该项目。宜家公司支持在地毯制造业使用成人劳动力的运动，也创造条件使支持该计划的家庭得到回报，从而消除企业可能面临的消费者联合抵制的威胁，也免予在西方形成于己不利的舆论。同样重要的是，该计划也使宜家公司投入的资金增值，因为成人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远高于儿童。[ 雇用童工的支持者们，与19世纪美国废除奴隶制前南方种植园主们的逻辑是一致的。但是自由劳动力比奴隶劳动力生产效率更高。] “在印度和其他地方，人权观点常常与盈利观点相悖，”潘卡尔·古普塔说，“但是如果做得恰当，友好的行为往往会盈利更多。”

这样的观点可以用到更广的范围，去理解印度长期面临的最令其烦恼的一些社会问题。虽然印度极力想创建一个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部门，却举步维艰，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大部分农村成人劳动力未接受过最基础的教育。即使对于最基本的小部件制作，工人仍然需要会阅读简单的说明书。然而，目前这种极不完善的现状，却得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群体的支持，如甘地主义群体和工会成员等。维纳举例说，在印度大型茶叶种植园的工人，都是使用童工的坚定拥护者，因为他们希望孩子继承自己的职业。甘地主义激进分子持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儿童在一些传统行业，如玻璃制造或地毯制造业进行早期学徒培训，会让他们拥有一种相对实用的生活技能，这是任何正规的教育系统都无法提供的。这些观点固然有些正确之处（同时也因为印度的公办教育系统实在太不完善），但认为应该子承父业的观点恐怕过于保守，而且在无意之中（或有意）否定了孩子足够大时自己做选择的权利。在一个发展程度更高的社会，这种观点会成为裙带文化的基础，使政治家和管理阶层大伤脑筋。从本质上说，这与种姓制度和维护世袭职业相关。维纳将此称为“社会再生产”：“简言之，工团主义者，如大多父母亲、雇主、教师和教育官员，以社会再生产原则为指导设定了一种社会秩序。”[ 维纳，《印度的儿童和政府》，第201页。]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从印度学到很多东西，诸如宽容、多元化的驾驭以及将民主植根于一个传统社会等。许多欣赏印度美食、音乐、舞蹈、文学、建筑和哲学的人，会对印度的一切怀有持久的兴趣。如果世界贸易仅限于文化产品，那么印度将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然而，在实践上（而不是原则上），印度始终未能保障基本的公民权利。尽管印度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平等权利，不计其数的学者、记者、活动家和评论员等均对此加以详细阐述，而且已被普遍承认为一个现实，但是在实践中，印度的“行”远远落后于其“言”。尽管印度的种姓制度和高种姓阶层的传统心理已经有所改变，并且将持续走向衰落，但还远未消失。男孩和女孩同样重要的观念也远未深入人心。正如我们所见，印度长期较高的文盲率、妇女的低下地位、低种姓儿童的经济劳动和某些传统思维使印度社会付出了道德代价。孩子们应该是无价的。这些传统的延续同时还会使印度付出经济上的代价，是这个国家难以承受的。

结 语 失去的和将得的——21世纪印度面临的巨大机遇与挑战

对印度唯一可能的理解是，它是一个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国家。

——印度著名作家、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 沙希·塔鲁尔，《印度：从午夜到千年》，新德里：阿克雷德出版社，1997，第5页。]

我曾有一个机会，可以骑着白马游历新德里的大街小巷。现在想来很遗憾，因为我当时拒绝了。我和家人选择了白色的大使牌车队到达自己的婚礼现场。婚礼的过程让我身心交瘁。普莉娅早就想到婚礼将成一团乱麻，她的父母直到婚礼前几天才开始不慌不忙地准备，她也不相信会有印度教祭司肯为一名印度人和一名外国人主持婚礼。我的亲朋好友对这一切茫然不知所措，而我尽管上下穿了一身印式无袖正装，但对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婚礼中该做什么却一无所知，也没有人告诉我。更糟糕的是，几个小时前去美容院接普莉娅的车一直未到，新娘已经被遗忘了。世界末日似乎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然而，这是在印度而不是英国，因此虽然一切似乎杂乱无章，婚礼最后还是圆满收场。直到90分钟的婚礼结束后，我才明白在这表面的混乱无序中，仍然自有某种规律。印度教祭司终于出现了，荷花花瓣被摆放在恰当的位置，泼在圣火上的酥油已准备好，即将把我们系在一起的圣绳也已经准备就绪。我们俩盘腿坐在布满鲜花的屋子里，宛如缤纷的万花筒中两个静止的小点。另外一些静止的点是我的亲戚们，他们穿着朴素的英国教徒婚宴服装，不知是否该站起来唱歌，一脸茫然。后来，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需要太拘谨，于是他们的窘迫不安才逐渐被谈笑取代。20世纪60年代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J. K. Galbraith）曾说，印度是“功能性无政府主义”（functioning anarchy），这场婚礼的过程恰能作为这个评价的最好注解，尽管最初种种迹象似乎都不妙，但事情最终还是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而普莉娅刚开始也曾怀疑她父母能否安排好一切，现在也对自己当初的疑虑感到有些愧疚了。

在印度，每当事情几近崩溃的边缘时，我就会想起自己婚礼的经历和加尔布雷斯对印度的贴切描述。有时我也会想起别人告诉我的蜂群的行为规律，如果你站在蜂群中央，只会感觉到每只蜜蜂乱哄哄地往各个方向乱撞，一切混乱无序，但如果站在蜂群后面，将之视为一个整体，你会发现它在往同一个方向前进。

在过去的30年中，印度经历过19个月的独裁统治，曾有两位来自尼赫鲁-甘地家族的领导人遇刺，历经发生在旁遮普邦、克什米尔邦、阿萨姆邦和其他地方的数次分离主义运动，它的经济从闭关自守转向改革开放，它经历了从世俗政府到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再回归世俗政府的轮回，它从一党专政走向24个政党联合执政，从反对核武器到制造核武器，从与巴基斯坦在边境线上不宣而战到进入漫长的印巴和平进程，它也从濒临破产的边缘到经济的欣欣向荣。用任何一种常规的标准评价，印度都是一个难以预测的国家。

以上都是过去30年中印度发生的重大事件，但是当你深入到一些统计数字中，又将得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印象。尼南（T. N. Ninan）是印度倍受尊敬的编辑之一，他曾将印度称为“百分之一的国家”[ “周末沉思”，《商业标准》，2004年9月11日。 ]。无论选择经济还是社会作为衡量标准，印度几乎都以1%左右的速度在前进。例如，1991年，印度的贫困人口占人口总数的35%，2000年下降为26%，贫困率以每年大约1%的速度下降。[ 对于1991年后贫困的消除程度如何，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尼南采用的是最乐观的评估，也是印度政府和世界银行采用的官方数据。显然，1991年以来，印度的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有所攀升，但伴随而来的是贫困率的急剧下降。其他数据体现出的改进，尤其是印度人类发展指数的改进，巩固了贫困率的下降。]而且未来极有可能以此速度继续下降。印度人的识字率1991年为52%，2001年为65%。人均寿命由1991年的58岁上升至2001年的65岁。在各种国际评估中，印度也大致呈现出这样的情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统计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显示，印度的成绩从1970年的0.254上升为2005年的0.602，相当于每年1%的增长速度。

如果按照普通印度人的生活状况，而非印度发生的重大事件来判断，这个国家正在稳步前进。印度的许多朋友希望它能以更快的速度前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1%的速率已经是好成绩，但是对于一个仍有3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的国家，这种速度未免过于缓慢。然而，不幸的是，印度分散的政治文化使其政府很难采取坚决行动，毅然转变为2%的速度，达到邻近的中国的水平。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要使印度停止稳步前进或倒退，除非有一场大规模的灾难或战争。

从国家角度看，在稳定与效率之间，印度更看重稳定。在许多方面，中国则与此恰恰相反。迈隆·维纳曾说，印度之所以前进缓慢，是因为其多样性。这同样也意味着它的相对稳定。在这个国家，即使某个地方出现问题，也并不一定会波及到其他地区。在一个比较同一的社会，情况便大相径庭，例如中国，那里的领导层对社会动荡往往会表现出恐慌的反应。但在印度，每一两周在全国各地都有静坐抗议，有时警察会用警棍对付他们，但几乎不会枪弹相向。“印度像一辆有12个轮子的卡车，”维纳写道，“即使有一两个轮子被刺破，也不会翻到沟渠里。”[ 维纳引自瓦什尼编，《印度的困境》，第36页。]如果将这个比喻拓展开来，则意味着中国的轮子较少，因此前进得更为迅速，但是远在中国之外的人们则担心，如果一个轮子失灵后果将不堪设想。

是什么让印度保持稳定？独立后，许多外国观察家曾预测，印度作为一个统一体不会维系太久，由于其社会、语言、宗教和民族等方面存在极其深刻的差异性，印度将不可避免地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早期曾有一本权威著作，名为《印度：最危险的年代》（India: The Most Dangerous Decades），书中论述了印度面临的许多分裂威胁，被广泛引用。[ 由塞利格·哈里森著，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0。]但是印度至今并未分裂，也没有这种倾向。另一个广为人知的预测，是印度将不会长期维持民主政治。理由在于，民主无法与赤贫和高文盲率兼容。同样，这个观点也被事实推翻了。印度至今仍是一个完整无缺的国家，这两个预测最终都未成现实应该有诸多理由，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印度是一个民主政治体，而它能维持民主政治的原因又在于它的多样性。印度的多元化非但没有危及民主政治，反而使民主成为必需。

另一个与此相关但居心叵测的观点，是认为中国比印度发展得快是得益于其威权统治。西方及亚洲的许多评论家均持此观点。和许多人一样，对这样简单的原因归纳我不敢苟同，同时我认为这样的辩论有误导倾向。在英迪拉·甘地时期，印度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独裁统治，结果对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严重损害。[ 印度的紧急状态时期的政策曾受西方一些智囊人物的支持，其中包括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越南战争初期，他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现任世界银行行长。他认为独裁统治能减少来自民主参与的人民的压力，增加投资率，从而提高消费水平。]在英迪拉·甘地领导下国大党的独裁主义倾向，加重了印度政治中的地方主义势力，同时激起了边境线上分离主义分子的叛乱，使国家的统一面临严峻挑战。而印度至今仍保持为一个统一体，归因于甘地恢复了民主联邦制，这为有分权倾向的地方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的出口。尽管印度叛乱频繁，但只有克什米尔争端对其国家完整构成严重威胁，而且这还部分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扰。

对于那些认为印度由于缺乏威权统治而未能发展起来的人而言，最好的例证是巴基斯坦。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在过去二十年中，印度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6%，而巴基斯坦仅为3.5%，印度始终胜过巴基斯坦。在这二十年中，巴基斯坦也曾施行民主政治，但即使在自由选举时期，其公民享有的自由权利依然非常有限。正如一则笑话所说：“在巴基斯坦，言论自由仅止于发表言论之前。”[ 科恩，《巴基斯坦的理想》，第95页。]由于民族和文化的相似性，对于印度而言，巴基斯坦比中国更具有参照性。阿马蒂亚·森说：“能与印度进行最近距离比较的、没有坚持施行民主的国家应该为巴基斯坦，它不会使那些认为印度错过了威权统治的人对此心存幻想。”

印度与中国间的比较也不应一概而论。尽管在很多经济和社会指标方面，中国优于印度，但这与它们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恐怕并无多大关联。印度的喀拉拉邦和其他各邦一样施行民主政治，它的人均寿命是74岁，受教育率超过90%，而中国的人均寿命是70岁，受教育率为90%。“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推行的政策不能被一个更为民主的社会采纳，”森说。[ 2003年8月，阿玛蒂亚·森就其著作《自由式发展》在新德里一次会议上作的公开演讲。]在另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印度对于我们如何界定“发展”提出了挑战。发展常被局限于经济的繁荣而无关其他，但它是否也应该包括人们的自由表达和自主决定生活方式的权利？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民主本身就应该作为发展的一个目标。在这方面，印度胜于中国。但显而易见，印度需要找到更合适的方式，使它的民主政治能保证人民平等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印度政府想要实现更好治理的途径之一，就是将其人民视为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而不是将他们划分为几个等级。从这个层面来看，印度的民主亦不彻底。正如印度政治家阿伦·舒里所指出的那样：“政府治理不同于打高尔夫球，我们拥有民主政治，这不应该成为一种障碍。”[ 引自2003年阿伦·舒里名为《改革的命运》的演讲。]

要理解印度的决策机制为什么比中国低效，就要了解印度根深蒂固的多元文化。尽管中国文化也具有多元性，但中国使用同种文字，只有一种官方语言，宗教流派也很少。而印度有18种官方语言，多种文字，宗教流派众多，种姓等级森严。印度社会高度分散的特性使统一行动很难实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体制，印度政府将很难实行任何果断行动。像挪威这样同质性很强的国家，可以在谨慎的民主体制下同时拥有相对高效和有决断力的政府系统；而在非洲和其他一些部落林立的国家，即便实行独裁统治也很难达成社会共识。[ 我的这个观点以及本章中许多观点受益于普拉纳布·巴丹，他是伯克利大学的一名政治学者，他关于印度政治经济的比较研究著作常犀利且引人深思。他的两篇文章让我尤其受益匪浅，分别是《印度的民主和分散政治》、《龙和象：中印之比较》。两篇文章均可在伯克利大学的网站找到： www.berkeley.edu。]印度政府的效率因民族分歧而受阻。各民族间很难建立互信，于是整个社会很难采取统一行动。学者们将此称为“囚徒困境”。我更欣赏另一种比喻：印度人就像是沙滩上的一桶螃蟹，每当有一只螃蟹试图爬出桶时，其余的螃蟹就会把它拽回去。

许多人对于用“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来描述印度政治存有争议，因为他们认为印度的种姓阶层或宗教群体间并不存在种族区别。“种姓”（caste）这个词在古典梵语中是“瓦尔纳”（varna），意思是“颜色”，这大概暗示着种姓制度的历史起源。种姓制度的主要起源之一，是印度的土著部落通过形成定居社区，逐渐并入印度主流社会，在这个种姓体系中，新并入的部落总是被安置在体系的最底层。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基督教传教士，争相将印度的部落群体并入各自派别的主流社会中，它们之间的争斗延续至今。

但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自身的定位。在许多方面，印度的种姓阶层更像是部落群体或血缘集团，而非经济阶级。如果仅知道印度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你几乎无法预测他们的投票意向（你不是投选票，而是投种姓）。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政治将如此多的精力聚焦于琐碎的社会地位纠纷，而不是集中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原因（“重要的是政治，傻瓜”）。这也是为什么在印度建立一个可以忽略公民身份背景的政府如此艰难的背景。在印度，主导个人与政府间关系的，是你是谁以及你认识谁。一些人认为，这种现象随着印度中产阶级的扩大将逐渐消失。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中考察的，印度的中产阶级大多受雇于走向国际竞争的企业，这些企业日益倾向于基于个人能力而非血缘关系来录用员工。按照国际标准，印度的中产阶级人数大约在2亿至3亿之间。[ 有关印度中产阶级规模末的辩论无休无止，得出的判断各不相同。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数据来源于新德里的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 ]而印度的穷人想要跻身此行列，依然极其艰难。

1991年的改革曾使印度获益匪浅。如果改革继续，更多的经济自由能带来更高的增长率和更大的效益。但印度自由经济的倡导者们不能简单地希望政府采取放任主义，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如果没有一个更优秀和更公正的政府[ 印度公共部门职位人才的选拔，除了严格的基于个人能力的选拔外，还有其公平性颇有争议的保留制度，主要是面向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部落及其他落后阶层。根据印度最高法院的统计，这些公共部门的工作配额，主要被弱势群体中经济较为富裕的阶层操纵]，印度的经济将遭受重创。印度的经济要繁荣兴旺，必须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高素质和健康的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以及法律和秩序的保障。而单凭私营部门则很难做到这些。和许多地方一样，印度社会面临的分歧，在于有些人认为政府应该支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有些人认为政府除了保障国防以及法律秩序外均须放手。正如我们所考察过的那样，建立一个负责且现代的印度政府，关乎所有印度人——无论是穷是富，是左派还是右派——的利益。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印度在未来一段时期面临的四大挑战。第一，帮助3亿人脱贫，并为其他人的生活提供更好的保障。第二，应对环境迅速恶化带来的危险。环境的恶化，在个人层面意味着空气和水的污染，在世界层面则意味着加重全球气候的变化。第三，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如果不将其控制住，印度经济将遭受沉重打击。最后，维护和加强印度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印度人民的智慧一样，这是印度最宝贵的财富。然后，我们还将探讨印度在未来几十年崛起的巨大潜力。但是为了更彻底地挖掘其潜力，印度必须果断地解决其面临的问题。克服这些问题需要一个高效、具有前瞻性的政府。就目前情形而言，这还是个大大的问号。

1900年世界人口为16亿。到2050年，仅印度一个国家就可以突破这个数字，并且它将在2032年左右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国对印度人口峰值的预测在13至19亿之间，[ 戴森，卡森，维萨里阿编，《21世纪印度》，第76页。 ]预测的误差幅度达6亿。印度越迅速消除贫困，其人口就越可能趋向10亿而不是20亿左右。印度能否尽快消除大面积贫困的关键，在于它是否能为其农民建立一个更良好的经济环境，以及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0世纪70、80年代，印度的农业产量曾有大幅度提高。然而在过去15年中，其谷物产量的增长逐渐停止。对于印度而言，尽管创造另一代“神奇”大米或小麦来实现第二场绿色革命显得不那么必要了，当然新的种子技术依然会大有帮助。[ 印度试验种植转基因棉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政府正考虑转基因芥菜、高粱和其他作物的种植问题。]目前印度平均每公顷的粮食产量大约是中国的一半。[ 引自2005年6月，法国投资银行里昂证券的报告，《中印大同：未来之势》。]为了赶上它的邻居，政府必须施行一系列已推延很久的改革。

但是说易做难。首先应该建立一个土地可以自由交易的市场，使农田整合，形成足够的面积，以进行机械化耕作。仅拥有一两公顷田地的农户（印度90%农户都只拥有这样大面积的农田）无法承担使用拖拉机耕作和滴灌技术的成本。对于销路有保证的作物，农民们可以组成合作农场。但是印度大多数邦都强迫农民把产品卖给政府指定的中间商，这些人低买高卖，狠赚差价。印度的农民应该有自行决定买主的权利，无论其来自国内还是国外。放开对印度零售业的限制，可以使投资转向冷藏设备和新的农业综合行业，带来更快的转变。

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繁荣，政府应该做的远不止废除农产品价格控制，它应该扮演一个

Chapter_9

更直接的角色。印度农村面临的最显而易见的障碍，是基础设施的严重匮乏，包括硬件和软件。因此需要修建更多全天候通行的道路，将村庄与城镇连接起来；印度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系统也亟待改革，以保证教师不再旷工、尽职尽责。同样需要改革的是乡村医疗中心，它们的医疗器械常常被废弃不用。在印度，只有不到一半的婴儿是由受过训练的接生员或医生接生的，这一比例在中国是9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这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政府的效率问题。

为了鼓励农民种植其他农作物，新德里必须反思其落后的农产品补贴体制。随着印度日益富裕，人们消费的蔬菜和蛋白质的比例将增加，而消费基本谷物的比例减少。但是印度几乎所有的农业补贴都分配给种植小麦和大米的农民。促进公共激励机制多样化，鼓励园艺、蔬菜、水产业和养殖业的发展，将带来更大的出口潜力，极大地增加贫困农村的收入。同时，种植小麦和大米将消耗大量水，这给印度本不充裕的水资源造成沉重负担。此外，农作物的多样化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每公顷蔬菜种植雇佣的劳动力相当于大米和小麦的15倍。

政府应该向所有农村稳定供电，提供干净的用水。仅将这些资源免费提供给部分阶层的人（大多是富裕农民），会让其他人将无法经济地享用。人们对需要花钱才能使用的东西自然会注意节约，也会刺激农民们去收集雨水。印度70%以上的雨水都白白流入了海里。[ 引自新德里科学与环境中心。 ]同样，在城市里向穷人收取水费，可以保证他们喝到水。而如果向他们免费供水，则意味着他们只能得到不洁净的水甚至得不到水。事实上，穷人向私营水商支付的水费，完全足够让政府向他们供水。

印度消除贫困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创造更多非农业就业机会。印度的劳动力市场每年新增约1 000万人，而每年新增的岗位仅有500万个。改革农业可以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仍是杯水车薪。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印度未经改革的农业部门（正如目前的情况）的就业增长弹性几乎为零，甚至是负增长。[ 戴森，卡森和维萨里阿编，《21世纪印度》，第174页。]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印度的服务业可以吸收部分剩余劳动力，如果印度采取措施振兴旅游业，效果会更显著。与印度其他日新月异的行业相比，其旅游业的发展缓慢出人意料。2005年，来印度的境外游客仅为250万，少于迪拜和新加坡的游客数。印度糟糕的交通运输和卫生条件令许多国外游客望而却步。当你不得不穿过垃圾场，避开乞丐和流浪狗才能进入泰姬陵时，游览也就远没有想象中浪漫和引人入胜了。发展旅游业并不意味着需要将印度文化“迪斯尼化”，有些人的担心也正在此。强劲的旅游业能在交通、旅店、餐饮和其他部门为穷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它决不会有辱印度文化的尊严，相反，政府收入的增加反而可以保护印度一些岌岌可危的古迹。

然而，对于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言，创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作用无可替代。而且，与更早实行工业化的国家相比，印度的技术和资本完全可以确保它在不受污染困扰的条件下实现这一方案。发展制造业也不见得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道路通畅，冷藏设备齐备，食品加工和纺织业完全可以在各邦的小城镇落地开花。我们曾简单考察过印度在成衣生产和时装行业中的优势，印度企业家在汽车零部件生产和制药行业创造的价值和潜力也有目共睹。但是这些高新部门仅雇用大学毕业生，对于其余劳动力，政府必须对其提供更好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才能使其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政府还必须消除投资壁垒，吸引国内国外的大量资金。印度的经理们常需要花费15%的工作时间与政府巡查员打交道[ 《印度的投资环境》，世界银行与印度工商联合会的联合报告，2005。]，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尽管新德里已经简化了税制，但印度仍是世界上赋税体系最复杂的国家。[ 这是一个主观判断，但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包括世界银行，见上文所引的报告。]印度企业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填写复杂的税单，和腐败的海关官员打交道。印度一些地区对从一个邦运往另一个邦的货物征税，上交的税费常比货物成本还高。腐败是这个税种得以保留的唯一解释。

发展制造业意味着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港口、道路、铁路和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项目本身能极大地提高就业率。印度政府长期受财政赤字的困扰。为了改进基础设施，它需要充分吸收国内外的私人资本。新德里承诺至2009年将全面开放银行业。一些金融巨头，如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等，已经从印度新兴的中产阶级那里获得了可观的业务。这些外资银行和日益增多的具有强劲竞争力的印度本土银行逐渐介入经营不善的农村银行网络，会显著增强印度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从而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印度只有不到10%的人参与人寿保险。投保的人越多，意味着有越多的资金可以用于投资。印度其实可以放心大胆地进一步开放其金融市场。

最后，正如我们在第一、二章中所讨论的，印度必须改革劳工法。这并非像有些人所言会违背穷人的利益。如果不能解雇某些人，企业首先就不太容易雇用他。印度仅有1 000万名工会成员，其中比较活跃的有137万。[ 维贾·科尔卡，《印度经济的未来: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外运行》，孟买，D.R.加格尔纪念演讲，2005年10月26日，第50页。 ]但是工会以对穷人不利的名义，否决了对劳工法的改革，而这项法令致使印度4.7亿多劳动力中的绝大部分被公共部门拒之门外。印度应该认识到，在改革劳工法这个问题上，工会和商业行会一样，是为自身利益代言，而非为穷人考虑。

印度面临的第二个巨大挑战，是遏制大规模的环境恶化。当然，西方国家应该为世界环境恶化负主要责任，因此，当西方国家让印度人保护森林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时，他们往往表现得烦躁愤怒，也情有可原。印度拥有17%的世界人口，但二氧化碳排放量仅占全球排放量的4%。[ 推测来源于2005年12月笔者对拉津德·巴乔里的采访。巴乔里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也是新德里能源研究所所长。]显然，按人均计算，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了更多的污染，并从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许多更富裕的国家正采取步骤，提高能源利用率，引进清洁能源。

对于防止全球变暖，印度应该担负起越来越多的责任。没有印度和中国的参与，任何遏制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都将无法实施（当然还需要美国这个世界的污染大户来带头）。为了促使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走上更为清洁的发展道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应该加大对它们的财政支持。就印度本身而言，则必须认识到正如大多数科学家预言的那样，印度自己也会深受气候变化之害，从而抛开对西方所谓“双重标准”的怨恨。印度不能为了泄愤，反而害了自己。

印度现在已经面临许多影响基本生活条件的环境问题。在印度，仅有不到2%的人拥有私家车（在美国这一比例是60%[ 同上。]），但是街道已经拥堵不堪。2004年，印度第一次在一年内售出了100余万辆私家车，这个数字将急剧增加。与2006年的4 000万辆汽车相比，到2030年，印度汽车总数将达2亿辆。[ 戴森，卡森和维萨里阿编，《21世纪印度》，第190页。]即使不考虑城市空气质量和更琐碎的停车位问题，道路规划项目是否能赶上汽车增长速度也是一大难题。可以想象，拥有比现在多5倍汽车（数量还在增加）的印度，将是一幅多么可怕的画面。

在电信业（印度移动通信业发展迅速，但固定电话方面业绩平平）这样的领域，印度通过开发新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样，如果现在就对其城市交通系统进行规划，使之更加清洁、高效，它的交通运输业也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像德里地铁这样的项目就代表着这种方向。此外，印度也应该升级其6.3万公里的铁路网，这是世界第二大铁路网络，与公路相比，它能以更环保的方式运送货物和旅客，也更经济。但是现在，印度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了补贴客运，印度铁路对货运提高收费，高额的运费迫使货物运输转到公路，致使公路堵塞问题严重。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电力部门，印度的国有电力部门征收高价电费，使得小企业的生存举步维艰，它们不得不购买污染严重的柴油发电机。

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空气和水质量的严重下降。据统计，印度每八名夭折的儿童中，就有一名死于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 与巴乔里的采访。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儿童由于水污染而死亡。印度的一些环保激进分子认为应该回归过去，但这并非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印度农村，由于缺乏电和煤气，人们普遍用牛粪和木柴作为燃料，然而受乡村的气候和地形限制，他们无法在户外生火，于是不得不改在在屋内，经年累月，他们的肺会受到严重损伤，因此，农村有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死于呼吸道疾病。在印度的农村家庭中，大约只有一半能用上电。同样，由于缺少现代卫生条件，许多水介传染疾病由此滋生。另外，即使与现代社会隔绝、回归田园式的过去在理论上可行，对于印度而言也为时过晚，因为它的人口太多。

印度用电收费的教训也同样适用于农民灌溉问题。正如我们讨论过的那样，只有富裕的农民才能买水泵抽水灌溉，这加剧了地下水位下降，土壤盐碱化日益严重。对森林的乱砍滥伐也是导致土壤浸蚀的原因之一。1900年，印度的森林覆盖率为国土面积的1/3，而现在只有1/6。[ TERI，《反思与先见》，1998年3月。]为了鼓励对水、土壤、森林和空气等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人们必须为所消耗的资源支付金钱。对于污染严重的企业应该罚以重金或关闭，但目前实行得并不好。那些纵容非法砍伐和偷猎的腐败的林业官员应该被解职，这同样也未做到。水和电的收费机制也应该简单公平，许多印度人仍然认为水电应该免费，或只是象征性的收费，但是，这些成本总是需要某些人在某些地方代他们支付。

最后，为了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印度应该制订一个统一的能源战略。由于政党联合执政的需要，印度的能源管理被分散到不同部门，诸如煤炭、钢铁、电力、石油、水电和核能等部门，每个部门都有各自的规划，各部门间缺乏关联。因此，印度需要一个统一的能源部门。

目前，印度70%的石油依靠进口，到2020年，除非国内发现新的油田，否则进口石油将占90%。[ 印度计划委员会所作的推测。]印度的政治体系使修建新的水电站几乎不可能。印度煤田的煤灰含量很高，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而民用核电站建设成本极高。但是，它仍有其他的能源来源。印度应该积极推进其颇具争议的天然气管道建设，该管道经巴基斯坦延伸至伊朗。同时应该努力开发其他可能的管道，如从中亚经阿富汗以及从缅甸经孟加拉国的管道，因为天然气是一种相对清洁的能源。同时也应该寻找能源的其他来源。南非的经验表明，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气化”污染较大的煤炭资源，而印度讨论这个可能性已经至少过去15年了。正如前文所述，印度还可以通过升级全国铁路网和建设新一代大众运输系统来降低对石油的需求。如果重复西方的错误，印度的前景将不堪设想，而且是自我毁灭的。印度总认为世界应该向它学习很多东西，或许它最应该向世界传达的，是使人民脱离贫困，并不一定要以破坏自然环境和遭踏下一代人的利益为代价。

印度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印度许多颇有影响力的人认为，艾滋病的威胁被西方过分夸大了，他们应该集中精力解决诸如肺结核和营养不良等更长期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对的，艾滋病的防治不应该以牺牲公民的基础医疗经费为代价，二者不可替代。但是，除非印度成功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否则其医疗体系将不堪重负。2005年，印度感染艾滋病的人口不到1%，这是事实，但已经意味着有510万人感染，使印度成为世界第二大艾滋病感染国，仅次于南非，其感染人数是530万。[ 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日内瓦。 ]而未来的形势更难预料，因为艾滋病最可怕的特征之一是蔓延迅速。1990年，南非感染艾滋病的人口不到1%，但是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激增至25%。这种疾病已经对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造成重创。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预测，如果印度不竭尽全力遏制艾滋病的蔓延，2010年其感染人数将达2 500万，而2013年将增至4 000万（这一数据几乎与2006年全世界的感染人数相当）。[ 转引自乔·约翰逊，“毁灭之路”，《金融时报》，2005年8月13日。]此外，大多独立专家认为，印度的官方统计低估了实际感染规模。印度有些邦，如比哈尔邦，就根本没有提供数据。有数百万的比哈尔男人在德里和孟买这样的城市打工，每年回家一两次与妻子团聚，因此很难相信这个邦没有艾滋病的感染者。

在遏制艾滋病蔓延方面，印度如果想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做得更好，就必须克服一个根本问题，即必须认识到这种威胁是空前的。2005年，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的总干事理查德·费切姆（Richard Feachem）曾推测，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尽管新德里的统计数据并非如此）。印度对此评价的反应却颇为冷淡。尽管这个评价足够耸人听闻，却很少引起公众的注意。而印度官方的回应也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在某种程度上，2004年印度政府的更迭带来了官方对此疾病态度的转变。与其前任印度人民党不同，曼莫汉·辛格领导的政府至少承认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愿意在公开场合讨论性行为问题。[ 辛格的印度人民党前任对此问题要不就否定要不就带有歧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普遍认为，同性恋是从西方引进的，印度妇女比外国妇女道德品质更优良。这些话语除了含有憎恨外国人的意味，还将艾滋病神秘化，认为只会感染该得此病的人。]

但是单凭辛格的好意并不能让人相信，印度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控制艾滋病的蔓延。例如，2005年，新德里驳回了立法委员会关于同性恋合法化的提案。印度政府的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当时的英国政府就将同性恋视为有悖自然人伦。在对待同性恋的法律态度上，印度和伊朗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国毫无区别。

对于避孕，印度的官方态度也颇为落伍。在印度，能够通过正常途径避孕的人口不到一半，而在中国这一比例超过8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 ]这或许与甘地的持久影响有关，和尼赫鲁不同，甘地憎恨避孕，主张节欲。在印度，艾滋病主要通过卡车司机和流动的工人传播，他们仅需20美分就可以与妓女发生性关系。[ 约翰逊，“毁灭之路”。 ]然后回到家又会传染给他们的妻子。这也是由于他们缺乏对安全套的使用知识。一名医疗工作者曾给我的一位同事举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例子。他向妓女演示安全套的使用时，将其套在拇指上。她们机械地理解为就该这样，于是当她们与别人发生性关系时就把安全套套在自己的拇指上。“你能相信吗？”这位医疗工作者说。[ 同上。]“我们需要做的和需要克服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印度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也折射出其社会内部的一些深层矛盾。印度制药企业通过改进西方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的生产过程，开发出了世界上最经济的抗艾滋病药物。总部在孟买的西普拉（Cipla）公司在这方面比世界其他企业迈出了更大步伐，为撒哈拉以南的数百万非洲人提供了可以买得起的抗艾滋病药物。但是印度本国的感染者却仅有一小部分能得到治疗。和印度的许多问题一样，它拥有解决问题的技术和实力，但缺乏解决问题的紧迫感。一位同事曾对我说：“在非洲，贫穷是一个悲剧，而在印度则是一个丑闻。”[ 马丁?沃尔夫是《金融时报》的副主编和首席经济评论员，20世纪70年代受雇于世界银行，在印度工作了较长时间。]当然，他并非指非洲人在实现经济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不如印度人，而是指印度拥有比非洲更雄厚的制度和智力资本。目睹非洲的悲惨景象后，印度应该对艾滋病给人类带来的悲剧性后果了然于心，更应该清楚它会削弱劳动力市场，重创国民经济。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已向印度资助了大笔资金，用于艾滋病的防治。此外，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已承诺让其名下的基金会与印度的制药企业合作，开发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将这些药物资助给非洲、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穷人。2004年，克林顿访问印度时说：“我必须认真地说，这件事情你们不能掉以轻心，形势已经刻不容缓，你们每拖延一天，就会使印度经济的未来面临更大的风险。你们已经为未来付出了太多艰辛的努力，可能无暇顾及其他。但如果现在不对艾滋病采取及时行动，数百万本不应该死的人就会死去。”[ 引自约翰逊，“毁灭之路”。]

印度面临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挑战是维护和加强其民主政治。印度独立之初，许多外国人都认为其多元化是弱点。正如前文所述，在某些方面，印度社会的分歧增加了国家管理的成本，但多元化也是印度最大的优势。现在，世界思想界到处活跃着印度的思想。印度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后仅几年，在欧洲建立一个跨越种族、国家、宗教和语言的大陆共同体的非凡构想也就诞生了。和印度一样，欧洲也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无数次流血和杀戮之后，才形成了这个构想。印度的经验向欧洲、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展示，如何在不强迫它的人民同一化、不限制他们的基本自由的前提下，维护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国家的统一。印度也能实现尼赫鲁和甘地的梦想，成为世界政治的灯塔。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印度必须消除其不完善的法治工程的隐患，并且使其完善。

印度的自由民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印度教民族主义。2004年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下台，以及随后爆发的激烈谴责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运动，使许多人相信藏红花政治已经趋于衰落。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印度人民党仍得到了全国1/4的选票，超过除国大党（稍超过1/4）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的三倍。它的运动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还在扩大。印度教“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控制着印度最大的工会、学生联盟以及最大的日报和周报网络。[ 引自克里斯托弗·詹弗里洛特编，《同盟家族：一名读者》，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第4～12页。]这项运动试图对自身重新包装，以适应快速现代化的印度社会，因此它的形象发生了变化。但是它的基本目标，即通过和平或暴力的途径，降低印度那些信众较少宗教的地位，却始终未变。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忠诚问题必需解决，但是羞辱1.5亿穆斯林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将会陷入持久的内战。

读者可能已经察觉我对印度教民族主义颇有微词，这不仅因为它鼓吹一种暴力和复仇的哲学，并且它玷污了印度教本身代表的善良与宽容。如果印度人民党想要东山再起，它就必须将精力集中于惩治腐败，并推进政府现代化。这样它才能脱颖而出，胜过国大党，而国大党目前除了带有些王朝气息外，本质上是一个官僚主义和庇护主义盛行的政党。而印度人民党如果要使自己传递的信息更具可信性，就必须切断与印度国民志愿团的关联，因为后者至今依然是民主政治的顽固敌人以及印度国家身份的潜在威胁。虽然目前这似乎不可能，但是印度人民党别无选择，否则没有人相信它会将自己重塑为一个中间偏右的温和政党。

印度同样需要加强议会制度和地方民主。防止犯罪分子混入候选人行列将是一个开始。[ 2003年，印度最高法院要求候选人公布是否有犯罪记录、财产状况和学历证明，这提高了透明度，但是没有减少有犯罪嫌疑的人进入政界。]印度还必须寻找途径来普遍提高其政治家的水平。对于一个拥有如此多雄辩之士和饱学之士的国家而言，印度下议院（Lok Sabha）的辩论和审查的质量之差得让人不可思议。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印度国会议员的素质明显下降，这已经影响了‘公议’（public reasoning）的质量。20世纪50年代，印度议会召开会议的天数每年平均为120至138天，现在则只有每年70至80天。与此相对，英国下议院召开会议的天数约为每年170天，而美国是每年150天。印度的政治家们常常对某项议题和项目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在辩论、审议甚至最后表决时，却都懒于到场。由于议员们无法保持纪律，议长常常不得不推迟决议过程。印度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在它出色的民主政治体制里却塞满了平庸的政治家。安尼尔·安巴尼是印度最有才智的实业家之一，2004年，他当选为上议院议员。他曾写道：“是应该用不劳不得的方式来对待印度的大人物们的时候了。”[ 引自安尼尔·安巴尼在2004年9月4日发表于《印度快报》的文章。 ]不幸的是，安巴尼先生是印度社会党提名的，这个政党在廉政方面的名声并不佳。

最后，印度还必须通过改善与近邻的关系来维护其内部的自由民主制度，它的所有邻国都未能长期维护民主政治，有些国家还动荡不安。对于印度而言，最明显的外部威胁来自巴基斯坦，在某种程度上还加上中国对巴的援助，尽管最近几年北京对伊斯兰堡的资助已经减弱。在写作本书时，印巴和平进程已经进入第三年，而且似乎会持续下去。远在印度次大陆之外的人们希望这个过程能稳固地进行，并且不可逆转。要做到这样，印度必须摈弃它对巴基斯坦根深蒂固的猜疑。尽管巴基斯坦有诸多不是之处，但是印度也一直没有做出让步，不能完全承认它的存在。作为一个相对较小和安全保障较少的国家，巴基斯坦显得更反复无常、更易于挑起冲突，无论是通过指使代理人挑起争端、发动恐怖袭击，还是用它的核武器相威胁。印度必须对所有情况有充分的想象，并采取相应的战略，让伊斯兰堡变得更加温、减少妄想。新德里更具雅量和深谋远虑的政治谋略对此将大有帮助，尤其可以赢得克什米尔人的好感。除了巴基斯坦外，没有人希望或要求印度放弃对克什米尔的主权。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无限变化的世界中，新技术的兴起和经济一体化已经使边界变得模糊。或许，南亚的外交家们有足够的智慧和灵活性设计一个模糊的克什米尔主权界定，可以被印巴双方的大部分人、和克什米尔人接受。

长期以来，印度同孟加拉国的关系也并不融洽。尽管在1971年是印度促成了孟加拉国的独立，但是后者对它的强大邻国既惧又恨。据估计，目前印度有1 000至1 500万孟加拉国非法移民，而且如果孟加拉国局势持续震荡，经济不能实现长期增长，还会有更多的移民涌入。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不丹）的内部贸易缺乏活力，印度需要担负主要责任。这七个成员国相互的贸易额仅占它们总贸易额的5%，足见内部贸易的疲软。作为迄今为止南盟最大的成员国，没有印度的带领就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如果印度希望遏制日益渗透到本国的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就必须放开进口限制，使这些国家的货物进入其国内市场，以刺激它们的经济发展，从而维护其社会稳定。中国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甚至尼泊尔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果印度想限制中国在南亚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它也必须像中国一样，尝试着将它的邻国当成伙伴，而不是敌人。

印度与尼泊尔间的关系一直密切，印度的外交家们总是一如既往地庇护来自尼泊尔的同行们。长期困扰尼泊尔的是其国内毛分子的叛乱。印度本身也存在毛分子问题。据估计，在与尼泊尔相邻的比哈尔邦以及南部的安得拉邦的深山老林中，活跃着近1万名游击队员或纳萨尔派分子。这个被称为红色走廊（red?corridor）的区域虽然不足以对印度的国家稳定构成威胁，但它破坏了印度最贫困区域的法律与秩序。印度必须通过更高质量的管理解决这个国内问题，同时，外交政策也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纳萨尔派分子与尼泊尔的毛分子有着极密切的联系。2005年，尼泊尔贾南德拉（Gyanendra）国王发动皇室政变，在此次政变过程中毛派的公共形象得到了改善。可以理解，印度不想对此次政变表现出任何支持，但是它可以通过帮助这个印度教国家恢复民主，从而消除尼泊尔毛分子的威胁。

结语部分主要探讨了印度在日益崛起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挑战是巨大的，但优势也是显著的。尽管面临人口压力，但印度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明显的优势是其人口构成的比例。自2010年始，中国的人口抚养率（dependency ratio），即劳动力人口与剩余人口的比例，将开始下降。与此相对，印度的人口抚养率将持续提高至2040年。[ 2004年，维贾·科尔卡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作名为《印度：驶在增长的高速公路上》的演说。 ]在未来20年中，依赖于劳动力养活的人数将从人口总数的60%降至50%。这将会为印度经济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常言道，国之未来在于国之少年。印度的未来也在于它自身的年轻化。一个国家处在劳动年龄的人口比例越高，储蓄率就越高。较高的储蓄率将刺激投资，于是印度的经济增长就处于良性循环，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1990年，印度的储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而2006年已经增长至26%。虽然这仍然低于中国40%多的储蓄率，但中国的储蓄率在下降，而印度的储蓄率在上升。印度经济的效率同样在提高。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6%至8%，储蓄额占国民收入的15%至25%。而中国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相对更高。

此外，印度取得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并未使用任何一种独裁政府的手段。民主政治中的政府，如果像大多数东亚国家一样，实行强制储蓄（compulsory saving）政策，是不可能再次当选的。同样，民主政治中的政府，也不可能强制执行计划生育，像中国实行的“只生一个”政策那样。如果考虑到印度以微薄的基础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发展潜力就令人刮目相看了。它既没有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代基础设施，也缺少外商直接投资。2005年印度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为50亿美元，仅为中国的十分之一。同时，印度的文盲率也相对较高。然而，它的经济依然增长迅速。如果印度彻底改善基础设施和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想象一下它将会取得怎样的成就。

印度的制度优势也让很多人相信，印度“龟”最终将超越中国“兔”。随着印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它所拥有的“软”优势，诸如独立司法权和自由媒体等，将会带来更丰厚的回报。尽管许多投资者担心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没有人担心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而雅虎、谷歌以及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中国正是受到了这种限制（他们最终都不情愿地接受了）。印度同样得益于其雄厚的智力资本。在美国硅谷，每四家新创企业中就有一家是由外来的印度人创立的。每年，美国有一半的工作签证发给印度人。有一百多家跨国公司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而在中国的仅有33家。[ CLSA，《印度的困境》，2005年春季刊。 ]

然而，印度的这些优势不会理所当然得到发挥，这就是我花了如此多的篇幅讨论印度面临的挑战的原因。过去，印度曾表现出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趋势。正如一则笑话所说：“印度不会错过任何错失良机的机会”。此外，印度还深受其过早流露出的胜券在握的情绪之害，它认为自己注定成为21世纪的强国，而无须为这一过程付出努力。这种自信多半源于纯粹的数据。印度的精英阶层评价印度的时候往往仅考虑经济规模，而不比较印度和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越日本的经济规模（计划在2020年实现，以美元为标准[ 按购买力平价判断，印度已经接近日本。购买力平价是将美元兑换成本国货币后的购买力标准。]）固然不错，但日本人口仅为印度的十分之一，而且几乎没有人生活在贫困当中。然而，评价一个国家的强弱是看它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它拥有多少人口，或者研发了多少核武器。所以，印度面临的最后一个挑战，是其特权阶层的自满情绪，这也是它在不久的将来必须克服的。解决前四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在印度的政治官僚精英思维中注入紧迫感。只有印度大多数选民对国家面临的挑战更警觉，并通过选票转化成更大的压力，促使政府改革，才能实现上述解决途径。印度不是靠自动导航取得今天的成就。但如果由一个不合格的飞行员驾驶，将会导致飞机坠毁。就会如印度最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之一维贾·科尔卡（Vijay Kelkar）所写的那样：“印度将失去21世纪”。[ 科尔卡，《印度：驶在增长的高速公路上》。]

我在拥挤嘈杂的火车站月台奋力穿行，期望在火车上睡个好觉。我定了张头等卧铺车厢的票，在这里仍然可以体验到传统铁路之旅的舒适。进入车厢就可以将嘈杂与炎热挡在车外。我还喜欢车厢里的小物件，调节一下台灯或摆弄一下温度计，都是一大乐事。这让我暂时拥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印度的火车一如既往地使人昏昏欲睡。望着车窗外印度的一切在眼前飘过，渐渐陷入沉沉的睡眠，没有比这更舒服的经历了。

正当此时，从我对面的铺位传来一个小孩的声音：“你叫什么名字？”我转过身，看见一个锡克教男孩正在好奇地打量着我。我回答了他。然后他又问：“你来自哪个国家？”我又一次回答了他。“我曾给女王写过一封信，”他说，“她还没有给我回信。”他告诉我，他建议女王陛下应该多来拜访印度，这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他还给布什总统写过信，建议他从伊拉克撤军。同样，这一次也没有回音。通过询问，我知道他有10岁，在阿拉哈巴德上学。他的父亲是一名少校，没有和他们一起旅行。他母亲在下铺（印度的头等车厢常有四个铺位），这时起来告诉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赶快睡觉。然后，她把主灯关了。这个小男孩等了一会，直到确信他母亲已经睡着了，然后把台灯打开并照向我。就在我即将进入梦乡时，他又开始和我说话。“告诉我一些有趣的事，”他兴高采烈地说，“我今晚不打算睡觉。”

我想尽办法劝说这个小家伙关灯睡觉，但是不论我请求、诱骗还是威胁，他都巧妙地驳回，而且不让我感到讨厌。因为他的坚持太过朴实。“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交谈一下，”他说。于是，我就同意考考他的知识面。我从简单的问题开始，从印度总理、财政部长、印度最大的河流到斯里兰卡的首都等，他答得不费吹灰之力。“我不是个大傻瓜，”他说。于是我又把问题转向问欧洲的首都，他同样觉得轻而易举。然后又问他印度的动植物，在这方面，他的知识要远比我丰富，接着又转到美国总统，如此等等。就这样一问一答大约过了一小时后，他突然决定要来审查一下我的职业和教育水平。他的问题都根据我的回答再做出调整，并逐渐开始构建出我的形象，然而这似乎更像一个罪犯。他还不时地把台灯照到我的脸上，察看我是否昏昏欲睡。

最后，我和这位不知疲倦的拷问者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我告诉他我的手机号，以使他可以在任何想继续谈话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这样他就允许我睡觉。但是，他太过于从字面上理解这项协议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枕头下的手机开始振动并把我惊醒。“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是否给了我假的手机号，”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对面传来，他用手机告诉我。我责备了他，但是立刻就后悔了。“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他说，有些垂头丧气，“再过5小时火车就到终点了，我们谈点儿什么呢？”

于是，我们的谈话又重新开始。火车在印度北方不计其数的小镇穿行，每隔一小时左右就会到达一个小站。好几次我们都到月台上买杯香料奶茶，奶茶盛放在印度特有的土陶杯中。我逐渐对他无止境的好奇和有些早熟的智慧产生了兴趣。没有几个十岁的孩子了解如此多的东西。而且尽管他彻底地漠视我的睡眠计划，但仍然显得很有礼貌。他还颇有心计，每当我的眼皮快要合上时，他就问我：“再要一片饼干吗？”

最终，在挖掘了他想得到的所有情报后，他宣布是睡觉的时间了。然而，晨曦已经初现，再过一小时左右火车就要到达终点。“我们真的该睡觉了，”他用一种温和的警告的语调说，同时以印度人特有的方式轻轻摇晃着脑袋，“明天我们可以继续谈话，晚安。”不一会他就进入梦乡。而我早已错过睡觉的点，再也无法入睡了。

不知何故我发现自己笑了。这种笑源自心底，然后慢慢地、静静地向上升腾，带着些许乐观的情绪，蔓延至全身，充满整个身体。有人曾告诉我：“记住，印度总是会赢。”印度可以让你在困惑不解的同时发笑。直到火车到达德里，我的笑意还没有完全沉淀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