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22-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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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物园长夫人：一个波兰女性的战争回忆/（美）黛安娜·阿克曼著；梁超群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

ISBN 978-7-02-017654-0

Ⅰ. ①动… Ⅱ. ①黛… ②梁… Ⅲ. 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Ⅳ.①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22）第249595 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陈莹

责任校对　孟天阳

责任印制　宋佳月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70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插页1

版　　次　2023年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2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7654-0

定　　价　7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文前辅文

献给安托尼娜和她的家人

献给人类和动物

文前插图

安托尼娜·雅宾斯基和她最爱的猞猁。

安托尼娜与雅安正在喂饲一只受伤的鸟。

小獾带着瑞萨德去散步。

全家福，左边为雅安母亲，右边是安托尼娜，中间是雅安怀抱瑞萨德。

特蕾莎抱着小獾，摄于战后。

山鸡馆，摄于1929年。此处有秘密地道直通小洋楼。

1937 年发行的小象图钦卡明信片，图钦卡是全世界在圈养状态下出生的第十二头象，因此得名Tuzinka。波兰语中Tuzin 有“一打”之意。

华沙动物园中的北极熊，摄于1938年。

安托尼娜曾在小洋楼里亲自瓶饲养育鬣狗幼崽。失去双亲的动物、受伤的动物常成为小洋楼的居民。小洋楼里除了雅宾斯基一家外，还住着仓鼠、猪崽、幼獾、北极野兔、麝鼠、凤头鹦鹉、山猫等动物朋友，当然也包括数百名先后在此藏匿的犹太人。

雅安抱着一只猞猁。

普氏野马在战前各国的动物园中都是稀罕物，雅安自然因自己动物园中出生了这匹普氏野马小马驹而感到无比自豪

小洋楼中的一位“居民”与它的两位高个子朋友，摄于20世纪30年代。

欧洲原牛图。纳粹分子们一心复育这种已经灭绝的动物，这样战后他们就有纯种的雅利安动物可供狩猎。

雅安与安托尼娜的小洋楼今日模样，背面照。

战时雅安从战俘营寄给安托尼娜的明信片，尽管他不能冒险在明信片上写下什么文字，但明信片上的自画像道出了他的状态与情绪。

波兰马的祖先是已经灭绝的欧洲野马——纳粹分子一心“再造”的另一种近乎神话生灵的灭绝动物。新石器时代的猎人们曾在岩洞的石壁上用赭石颜料画下欧洲野马、欧洲原牛、欧洲野牛的模样。

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中的“皇家猎人小屋”，曾是国王和沙皇华丽的行宫。

文前辅文

诗人、博物学家黛安娜·阿克曼以犀利的笔锋书写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动物园长夫人》，尽显战争与悲悯的张力。凭借她天才的非虚构叙事，一个独特的历史人物获得了饱满的文学生命……战时的一幅生命画像，读来令人备受感动和震撼。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新颖，引人入胜，无可抵挡的魅力……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关于大屠杀的一个可爱故事，这听上去好像很矛盾。但在《动物园长夫人》中，黛安娜·阿克曼证明了另外一种可能。这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再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往事，摹写了韧性中的悲悯与残忍。沉痛与欢乐交替，智慧与意趣交响。阿克曼有一个美妙的故事要讲给我们听，她讲述得也很美妙。

——《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阿克曼的作品部部精彩……但这本书注定要由她来写。真实的故事，优美的笔触，动物园长夫妇的故事必将深深打动每一位读者。在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中，阿克曼为我们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深刻联系，歌颂了生命的美丽、神秘与坚韧。

——《书单》杂志星级评论（Booklist , starred review）

一个震撼身心的战争故事，一段关于俗世圣殿的非虚构叙事，犀利、丰盈、飞扬的狂想……阿克曼深刻而精到地解剖了纳粹变态的自然观……闪耀着天才光辉的原创性，无法清晰地归入既有的文学类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克曼是为此书而生。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作者黛安娜·阿克曼馈赠于我们的这本《动物园长夫人》刻画了文学史上未曾描摹过的英勇行为，包含了丰富的不入正史的历史细节，让人联想到诺亚方舟……阿克曼的这个故事翔实、丰富地定义了“高贵”——书中的有些人类角色和所有动物角色，当得起这沉重的两个字。

——《今日美国》（USA Today）

高产作家黛安娜·阿克曼的这部最新作品可用一个词来评价——“神奇” ……她的学养，她深入体察各类角色的身心、以角色视角看世界的天赋，令人称奇，但最精彩之处当为她对书中许多动物的描写……简单说来，她把对人类角色的关注同样倾注在了动物角色身上。

——《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

阿克曼动人而丰富的叙事……构成了一幅令人振奋、令人难忘的人性肖像，表现了烈火考验下的勇气与尊严……把这么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呈献给全世界，彰显英雄主义和人类大爱，阿克曼居功至伟。强烈推荐。

——《图书馆杂志》星级评论（Library Journal, starred review）

尽管阿克曼是一位作家，但她在感官探索和隐喻方面拥有绝对的天赋。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才华，她才能挖掘出这个发生在二战期间的真实故事，以最优美的笔触写下来。读罢掩卷，胜利与宿命之感交杂沉积于心头。这无疑是作者才华的明证。

——《猎户座》杂志（Orion）

黛安娜·阿克曼给二战时期许多沉寂的往事注入了新生命……她的书堪称新异，不仅因为故事是新的，更因为她天衣无缝地把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融合在了一起。阿克曼为这个战时故事所做的深度研究，无疑将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故事昂扬的笔调将长期萦绕我们的心灵，因为它称扬的是战胜了残酷的坚韧人性，它警示了大规模毁灭性战争必将造成的深远影响。

——《弗吉尼亚评论季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精妙绝伦！黛安娜·阿克曼讲述起来，仿佛化身书中的主要角色——无论是人或动物。很少有作者和书中角色如此神奇地契合。

——《一星一世界》《伽利略的女儿》作者达娃·索贝尔（Dava Sobel, author of the Planets and Galileo’s Daughter）

黛安娜·阿克曼在这部作品中超越了自己，此书读来时而诙谐，时而感动，时而恐惧。这部充满力量、惊心动魄的作品可谓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只不过它是完全真实的。

——《崩溃》《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author of Collapse and Guns, Germs, and Steel）

作者的话

动物园长夫人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一

二

作者的话

基督徒雅安·雅宾斯基（Jan Żabiński）[1]与安托尼娜·雅宾斯基（Antonina Żabiński）夫妇曾是一座动物园的管理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惊骇于纳粹种族主义的暴行，利用纳粹统治者痴迷珍稀动物的心理，拯救了300多名陷入绝境的犹太人。（11）与诸多闪耀着大爱光辉的壮举一样，他们的故事长期湮没在历史的罅隙里。要知道，在二战时的波兰，哪怕是给口渴的犹太人端上一杯水，也会招致杀身之祸。他们的英雄行为因此更显得难能可贵，令人闻之动容。

我在本书中讲述他们的故事时所依据的各种资料，在书后的文献目录中均有列出，主要的来源如下：《动物园长夫人》——安托尼娜·雅宾斯基本人的回忆录（“依据我的日记以及各类零散笔记写就”），其中翔实生动地描摹了他们迷人的动物园；安托尼娜·雅宾斯基的自传性童书，如《动物园生活》（Life at the Zoo）；雅安·雅宾斯基的著述与回忆；波兰语、希伯来语以及意第绪语报纸上发表的对夫妇俩的采访报道。本书中凡有涉及他们的心理活动处，我都是在引用他们自己的文字或上述采访报道中的记述。两人留下的照片也是本书重要的史实来源，正是凭着这些照片，我才描绘出雅安毛茸茸的左手腕上戴着手表的形象，才判断出安托尼娜对波点花纹裙子情有独钟。我多次采访了两人的儿子瑞萨德（Ryszard）、华沙动物园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以及与安托尼娜年龄相仿的几位华沙女性，她们当时也曾服务于波兰的“地下抵抗组织”。（12）其他资料来源包括：卢茨·赫克（Lutz Heck）的著作文章；多家博物馆的文物，包括生动呈现当年历史场景的华沙起义博物馆（Warsaw Uprising Museum）；发出血泪控诉的美国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Holocaust Museum in Washington， D.C.）；波兰国立动物学博物馆（the State Zoological Museum）的历史档案；华沙犹太历史研究所（Jewish Historical Institute in Warsaw）珍藏的一批回忆录和信件（战时波兰即有一批义士以保留历史见证为己任，将一批相关资料密藏在各种盒子里，甚至藏在牛奶搅拌器中，使它们得以保存下来）；以色列“全球非犹太人义士”和“大屠杀见证”项目中独家搜集的大量证言；华沙犹太隔都居民留下的信件、日记、文章、布道词、回忆录和其他文字材料。我仔细研究了纳粹主义，发现他们不但意在控制世界、控制意识形态，而且试图改变全球生态系统，他们的做法是灭绝某些国家的原生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同时不遗余力地保护某些濒危动物及其栖息地，甚至试图复活欧洲原牛和欧洲野牛等已经灭绝的物种。我拜读了波兰的各类野生动植物指南（探索波兰的自然世界是一个不断邂逅种种小惊喜的知识旅程），钻研波兰的习俗、烹饪、民间传说。关于纳粹所研制的药物和武器，以及相关科学家的书籍，也是我的研读对象。为撰写本书所做的研究让我学到了很多，包括犹太教哈西德主义（Hasidism）、犹太教神秘主义卡巴拉生命树概念（Kabbalah）、20世纪初期的异教神秘主义、纳粹主义的神秘主义源头，甚至还有波兰社会与政治历史，以及当时的波罗的海灯罩这类实用知识，我享受这个求知的过程。

我也要感谢我的波兰语顾问玛格达·戴（Magda Day，26岁前她一直生活在波兰）和她的女儿阿加塔·M. 奥库里茨－科扎林（Agata M. Okulicz-Kozaryn），她们的知识对我而言是无价之宝。我也曾前往波兰，在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Bialowieża Forest）寻找灵感；在华沙动物园里流连忘返，徘徊在那幢古旧的小洋楼周围；在动物园周边的街道上努力寻找安托尼娜的足迹。我还要特别感谢华沙动物园现任园长马契依·伦比谢夫斯基（Maciej Rembiszewski）博士和他的夫人伊娃·扎波尼考夫斯卡（Ewa Zabonikowska），感谢他们慷慨的时间付出和精神鼓舞，感谢动物园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提供的信息、资源和热情对我非常重要。（13）同时感谢我的助理伊丽莎白·巴特勒（Elizabeth Butler），她总是不知疲倦，永远生气勃勃地提供帮助。我还要感谢罗伯特·简·范佩尔特教授（Robert Jan van Pelt）一丝不苟的审读。

与我所有的作品一样，本书的缘起与我的个人背景之间有着“情感纠缠”：我的外祖父母均来自波兰。外祖母的诸多亲属、朋友二战期间在波兰东躲西藏，有的甚至身陷集中营。外祖父当年在普热梅希尔市（Przemyś1）郊区的莱特尼亚（Letnia）长大，二战前才离开祖国。来到美国后，他在一个小农场上生活，他有关波兰日常生活的讲述深深渗入了我的血肉和心灵。他还给我讲了很多世代相传的波兰民间故事。

其中有一个故事说，某村庄有个马戏团，里面的狮子突然死了，团长就问一个犹太穷人是否愿意李代桃僵，假扮狮子凑数。因为实在缺钱，犹太人只好答应。团长对他说：“你只要穿上狮皮，坐在笼子里，大家就会相信你是头狮子。”犹太人穿戴打扮后进了笼子，一边自言自语：“我这一辈子干的都是些什么奇怪营生啊。”他正这么自怨自艾地想着，突然听到背后有动静，转身一看，只见一头狮子爬进了笼子，正用饥饿的目光紧盯着他不放。他顿时吓得瑟瑟发抖，身子直往后缩。眼看难逃一死，他无计可施，唯一的反应就是高声诵念犹太教祈祷经文：“听啊，以色列……”这几个词才出口，那头饿狮突然开口说起了人言，用的也是希伯来语：“上帝我主。”然后，两头狮子齐声诵完了这一段祈祷经文。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年听到的民间故事会和本书讲述的历史之间存在一种奇特的关联。

[1] 雅安是西方常用名“约翰”的波兰语变音。——译注（除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动物园长夫人

第一章

1935年夏

黎明时分，波兰华沙市近郊，万道晨曦萦绕在开满鲜花的椴树林间，悄悄爬上了一幢小洋楼的白墙。（17）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幢水泥与玻璃混合建筑，它的主人正是动物园长夫妇，两人此刻正安卧榻上。床是白桦木做的。这种淡色树木是人类的老朋友，原住民的独木舟、医用的压舌板、古雅的温莎椅都常以它为材料。床的左侧是两扇高窗，窗台宽敞，可供安坐，窗台下面是取暖器。温暖的东方式地毯下面是镶木地板，一条条细长木板以对角线走向拼接在一起，仿佛鸟类铺展的羽毛。卧室的一角贴墙放着一把扶手椅，也是桦木制品。

微风轻拂薄薄的窗纱，时而撩开一道缝隙，颗颗光粒趁机钻了进来，室内的家具陈设于是隐隐约约有了轮廓，它们慢慢地把安托尼娜从缥缈的梦境拽回人间。很快，长臂猿们将吹响一声声晨号，紧随而来的将是一部气势磅礴的“混合大杂唱”，百兽争鸣，此起彼伏，无论是新生的婴儿还是像猫头鹰一样熬夜熬红了眼的学生，没有人能在这样的喧嚣声中继续酣睡下去。园长夫人当然也睡不下去了，日常的家务已经在等她了，她有一双巧手，烹饪、画画、针线都不在话下；动物园里的有些问题也由她专门负责，其中有些难题堪称诡异（例如安抚狂躁不安的鬣狗幼崽），考验着她的专业积累，更激发出她与生俱来的天赋。

丈夫雅安·雅宾斯基通常比她起得更早一些。穿上长裤、长袖衬衫，给毛茸茸的手腕戴上手表后，他就轻手轻脚地下楼去了。（18）他长着一双黑眼睛，鼻子坚挺，身材高瘦，双肩肌肉发达，不逊于一般的体力劳动者。从体型上说来，他有点像他的岳父安东尼·厄尔德曼（Antoni Erdman），老爷子是圣彼得堡的一名铁道工程师，因为职业关系，他几乎走遍了俄罗斯全境。与雅安一样，安东尼·厄尔德曼不但肌肉发达，意志力也很强大，这助他赢得了安托尼娜继母的芳心——要知道，这位继母并非泛泛之辈，她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死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从职业上讲，雅安与他岳父也有相似之处，两人都可以归为工程师一类，只是他处理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关系。

雅安早早脱发，虽说头顶尚存一丛深褐色的头发，但夏可防晒、冬可御寒的帽子已是他的必备行头之一。在现存的户外照片中，他通常头戴软呢帽，这使他平添了一份冷峻坚毅之气；室内照上的他，则是坐在书桌后或电台录音间中的形象——颌部紧绷，看起来是个容易动怒的男人。即使刮净了胡子，一到傍晚时分，脸上也会冒出薄薄一层短髭，口鼻之间的髭影尤其浓密。他的上唇丰满，轮廓清晰，嘴型呈“丘比特之弓”状，这是女人们用唇线笔精心描画后才能实现的效果，在他却是天然——这成了他身上唯一的阴柔特征。

安托尼娜失去双亲后，姑母把她送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Tashkent）的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同时接受普通中学教育，15岁那年毕业。同年，她们一起移居华沙，安托尼娜又继续学习外语、绘画。她教过一段时间的书，在通过档案师资格考试后，她开始了在华沙农学院的“故纸堆生涯”。在这里，她遇见了雅安——大她11岁的动物学家，曾在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与她一样喜爱动物和动物艺术。（19）1929年，因创始园长在任两年后离世，华沙动物园园长一职出缺，雅安和安托尼娜欣然前往，志在打造他们心目中的动物王国，终生与动物为伴。1931年，两人结婚，住到了河对岸的布拉格区（Praga），这是个民风悍勇的工业区，自有一套“街头黑话”，在整个华沙市属于贫民区，但距离市中心只有15分钟的电车车程。

华沙以前的动物园均为私有，是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任何人都可以收藏一小群珍禽异兽：最大的鳄鱼，最老的乌龟，最重的犀牛，最罕见的老鹰……但这爱好不仅费钱，而且得有一股痴劲儿。17世纪时，国王扬三世·索别斯基（King Jan III Sobieski）就曾在皇宫中豢养了不少珍稀动物。贵族王公们也纷纷在自己的庄园里开设动物园，以此斗富。

许多年来，波兰科学家们一直梦想着在首都建一座大型动物园，使其足以与欧洲任何一座动物园相媲美，尤其是德国的动物园，格外壮观宏伟，声名远播。波兰的孩子们也一直吵嚷着要一座动物园，因为欧洲有着悠久的动物童话传统，那些会说人话的动物——有些真实动人，有些虚幻如梦——让孩子们心驰神往，让成年人重温儿时旧梦。安托尼娜很高兴自己的动物园成了他们的梦想实现之地，飞禽走兽从书页间跳了出来，各种各样的生灵让传说中的奇异东方乘着飞毯从天而降，来到眼前。要不是有这座动物园，很少有波兰人能亲眼看见野生企鹅以肥硕的肚皮为橇板，一路从山坡滑向水中，加拿大落基山脉的北美豪猪将身子团成一团，活像一颗巨大的松果。这种体验让他们在大自然中刻下了属于自己的“感受印记”，原本模糊抽象、混沌一团的大自然，变成了具体而生动的世界，令人领略到自然界千奇百怪的习性和无限多样的名字。这些美丽而凶猛的野生“怪兽”住进笼中，与波兰人友好相处。

每一天，黎明甫至，欧椋鸟会率先高歌一首“歌曲串烧”，唱的都是从别的鸟儿那里偷师学来的歌；远处的鹪鹩们发出几串琶音，以为应和；杜鹃也不甘寂寞，叫声单调而执着，仿佛一只卡在了某个钟点上反复报时的钟。（20）就在众鸟鸣啭得意之际，长臂猿突然吹响了洪亮的集结号，于是一时之间，狼嚎狮吼，狗吠鸦喳，鬣狗低吟，孔雀叽叽，狐狸狺狺，河马嘶噪，犀牛喷鼻。长臂猿们心念一转，又切换到了二重唱模式，雄猿在高亢的吼声中加入了柔和的啼唤，雌猿则迸发出一串串长音，连绵不断。华沙动物园里很有几对固定的夫妻，其中的长臂猿夫妇既能分别独唱，也喜欢妇唱夫随，还会用真假嗓音反复变换声调，不但曲目丰富，而且每一首都工致完整，不仅有序曲，还有间奏、尾声。

安托尼娜与雅安的生物钟早已和节序协调一致。与常人不同，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一边是动物天地，一边是人类社会，作息必须同时遵从两条不同的时间线。两线冲突时，雅安就可能迟迟无法回家，安托尼娜则常常半夜起身，为某只动物接生——有些动物必须如此小心伺候，例如长颈鹿总是站着生产，小宝贝会头朝下落地，当妈妈的却袖手旁观。这类事情让动物园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感，忙而不乱，因为种种让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尽在安托尼娜的预料之中。虽说她常有疲于应付的感觉，但这种辛劳也给生活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惊喜。

安托尼娜卧室的后面有一道玻璃门，通往一个宽阔的露台，由此可以直接进入二楼的三个卧室和一个狭长的储藏间——他们称之为阁楼。站在露台上，她就能和许多高大的常青树一样高，可以细细打量顶部的枝叶。河上的微风穿过一楼客厅六扇高窗外的丁香树，将阵阵暗香送入室内。在温暖的春天里，树上挂满的紫色花球像一个个摇曳的香炉，浓香扑鼻，好像无声的起床号，让人睡意顿消，偶尔会飘进一缕琥珀的甜香，发出催眠的气息，让嗅觉稍事休息。（21）露台上的安托尼娜，恰如栖息在银杏与水杉树上的鸟儿，和它们享受着同一高度的空气，在忘我的瞬间，成了林冠族的一员。黎明时分，晶莹的露水犹如千道水晶棱镜，把水杉树装饰得璀璨炫目。目光越过一棵枝叶繁茂的橡树顶，就可以看见山鸡馆，再往下看，大约45米开外，就是动物园正门，大门正对拉图绍瓦街（Ratuszowa Street），穿过这条街，你就能进入普拉斯基公园（Praski Park）。华沙人喜欢来这里游玩，特别是在暖和的日子里，园内椴树的奶黄色花穗间有无数蜜蜂在跳着伦巴，散发出蜜一样的香气，令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波兰文化传统中，椴树是夏季灵魂的栖所——椴树在波兰语中叫lipa，同源词Lipiec意为“七月”。多神教时代，椴树被赋予了爱神的神性；基督教传入波兰后，椴树成为圣母玛利亚的护佑树，旅人们常常在路边椴树下的神龛前，对着她默默祈求好运。椴树所在之处，周围总是生机勃勃；在华沙，不但在公园内栽种椴树，墓地与露天市场的周边，也总有这种树环绕；城市的大街上，多有枝叶繁茂的椴树夹道。有椴树，就必有蜜蜂，这种小生灵被尊为上帝的仆人，它们为波兰人的餐桌提供蜂蜜酒和蜂蜜，为教堂的礼拜仪式带来蜂蜡蜡烛。因为与教会的这种关系，蜜蜂的地位十分崇高，尤以15世纪初为甚，当时马佐夫舍地区（Mazowsze）的村民竟然通过了一条法律，把偷盗蜂蜜与捣毁蜂巢定为死罪。

到了安托尼娜的时代，波兰人不会再为蜜蜂而杀人，但对蜜蜂依然虔敬。雅安在动物园的深处设了不少蜂箱，它们聚在一起，好似原始部落的一间间小木屋。在家庭主妇们手中，蜂蜜是常用的调味品，冰咖啡、克鲁普尼克酒、皮尔尼克、皮尔尼兹基等甜品[1]中都少不了蜂蜜。着凉了，波兰人喝椴树花茶暖身；受惊了，饮用椴树花茶可以舒心宁神。在这个季节里，每当安托尼娜穿过公园前往教堂、市场或者电车站时，沿途会有多条椴树夹道的“走廊”，花香沁人肺腑，枝叶间嗡嗡声不断，满是“甜言蜜语”——在本地俚语中，椴树一词也指“甜言蜜语”“善意的谎言”。（22）

河对岸，老城区的天际线浮现在清晨的薄雾中，就像隐形墨水写就的一行行文句——起先是屋顶开始显形，弧形的陶瓦交叠相接，密匝匝如鸽子的羽毛；然后是一排排海绿色、粉红色、黄色、红色、铜红色或者米黄色的房子，沿着鹅卵石铺就的街道排列，一直通往集市广场。20世纪30年代，布拉格区也有一个露天集市，毗邻牙齿街（Zabkowska Street）上那座城堡模样的伏特加酒厂。相比而言，老城区的露天集市更加热闹，数十名商贩在黄色或黄褐色的遮阳篷下销售农产品、食品和手工艺品，橱窗里陈列着波罗的海出产的琥珀，花几个格罗申[2]就可以让一只训练有素的鹦鹉为你算命：它会从一把小壶中叼出一个小纸卷，上面写着你的命运。

过了老城区，就是面积广大的犹太区。里面街道密布，纵横交错，犹如迷宫，女人戴假发，男人蓄卷卷的鬓角。在这里可以看到宗教舞蹈，听到多种方言，嗅到不同的香味。店面大多很小，印染丝绸是犹太人的最爱；建筑多为平顶，附有铁铸阳台，漆成黑色或者苔藓的那种亮绿色，层层叠叠，很像歌剧院的包厢，只是这些“包厢”里坐着的不是人，而是番茄罐或者鲜花篮。犹太区有一种独特的波兰饺子，有拳头大小，馅是五香炖肉加洋葱，做法复杂：先煮，再烤，然后入锅油煎，最后浇上糖浆，让它像百吉饼一样变硬。

华沙犹太区是东欧犹太文化的心脏，这里有犹太戏剧、犹太电影、犹太报刊、犹太体育、犹太艺术家、犹太出版社、犹太政治运动、犹太文学俱乐部。（23）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遭受迫害，纷纷来波兰避难。12世纪的波兰硬币上甚至有希伯来语铭文。有传言说，犹太人之所以对波兰情有独钟，是因为“波兰”这个国名的发音很像希伯来文中的po lin（请在这里栖息）。但是，到20世纪，无孔不入的反犹文化已经在华沙弥漫开来。130万华沙人中，犹太族占三分之一，主要居住在犹太区，也有一部分分散在全城各处。尽管如此，他们基本上保留着犹太民族独有的文化、习惯、装束和语言，其中有些人完全不会说波兰话。

夏日清晨，安托尼娜常会在露台上倚墙而立，手臂撑着宽大平坦的窗台，杏黄色的瓷砖冰凉冰凉的，上面沾附的露水润湿了她红色睡袍的袖子。入耳的吼、吠、嚎、狺并非都来自外面，有些是从小洋楼的地下室发出的，有些则来自门廊、露台、阁楼。除了雅宾斯基一家，许多宠物也是小洋楼的“居民”，此外还有不少“临时居民”，其中包括生了病的动物，以及出生不久就成了孤儿的幼崽。安托尼娜负责小洋楼所有居民的饮食与教育，她的这些动物宝宝们肚子一饿就会吵嚷个没完。

这些动物甚至可以进入小洋楼的客厅。狭长的客厅有六扇高大的玻璃窗，乍一看很容易将窗外的景色误认作一幅风景画，小洋楼内外的天地也因此得以贯通。玻璃窗对面是一个有很多隔层的巨大木质书橱，陈列着书刊、鸟巢、禽蛋、羽毛、兽角、小动物的颅骨，还有不少工艺品。一架钢琴立在颇有东方风情的地毯上，旁边散放着几把扶手椅，椅子上堆着红色靠垫。客厅最远处是壁炉，这是房间里最暖和的角落，壁炉四周铺设了深褐色的瓷砖，炉架上赫然是一具野牛头盖骨。扶手椅是靠窗放的，到下午上面就洒满了阳光。

曾有记者进入小洋楼的客厅采访雅安，期间受到一系列不速之客的干扰，先是两只“伤猫”，一只在爪子上缠着绷带，一只尾巴上有包扎，紧随其后的是一只戴着圆锥形金属项圈的鹦鹉，再后来是一只折了翅膀、步履蹒跚的大乌鸦。（24）小洋楼里禽来兽往，记者对此大感意外，雅安的解释很简单：“人与动物保持距离不利于研究。只有和动物一起生活，你才能了解它们的行为和心理。”在雅安骑车巡视动物园时，后面总有亚当——一头体型庞大的麋鹿——摇晃着身子紧紧跟随。每天的这个时候，亚当是他形影不离的伙伴。

如此零距离地与乳猴、雏鹰、幼狮、狼崽们朝夕与共，是生活的炼金术：它们的体味与厨房的香味相交融，它们的抓挠与人类身体的动静相往还，它们的鸣叫与人类的喧闹和欢笑此起彼伏，构成了一个人兽同巢、平等相处的大同世界。每个新成员入住之初，都遵循它原有的作息规律，过不了多久，它的生活节律就与整个家庭趋于一致。不过，呼吸的频率是不会改的。夜深人静时分，睡梦中的众生发出各自独特的呼噜与抽鼻声，仿佛一首大合唱，其构成非常复杂，极难摹写成谱。

安托尼娜的体内跳动着一颗动物的心，对它们如何以各自的感官探测世界着迷不已。她和丈夫很早就领悟到，靠近野猫之类的掠食动物时，必须放慢动作节奏，因为它们瞳距小，深度视觉非常精准，如果在一两步跳跃距离内有物体快速移动，极易激发它们体内的攻击本能。而像马、鹿之类的温驯动物则拥有全景视觉，这有利于它们及早发觉悄悄挨近、心怀不轨的猎手，但它们的缺点是胆小，草木皆兵。拴在小洋楼地下室里的那只跛脚乌雕，则基本上可被视作一架长着翅膀的双筒望远镜。漆黑的夜里，鬣狗幼崽也能看见走进来的安托尼娜。其他动物也许没有夜视能力，但能觉察到她的靠近，嗅出她独特的气味，听见她睡袍发出的最细微的窸窣。（25）她轻巧的脚步在地板上引起的最轻微的振动，它们也能感受得到；甚至她移动时带起的尘埃，也会引起它们身体上的反应。安托尼娜嫉妒它们这种古老而精妙入微的感官。如果人类能拥有这些对动物而言很平常的禀赋，就会被当作巫师了。

安托尼娜喜欢不时“灵魂出窍”，透过动物们的眼睛窥视世界，也常从它们的角度出发描摹世界，凭直觉感知它们的想法和认知，领悟它们的所见、所感、所虑、所忆。每当她进入它们的知觉世界，她的感受力就会发生“动物化”的蜕变，这种蜕变在她的文字中留下了痕迹。例如，她会从她一手带大的猞猁幼崽的视角出发，抬头打量那些大着嗓门晃来晃去的人类：

大大小小的腿晃来晃去，有的脚上趿拉着柔软的拖鞋，声音很轻，有的穿着厚实的靴子，步履沉重，布鞋的气味比较温和，穿皮鞋的会有一股呛鼻的鞋油味。布拖鞋步子轻巧，不会莽撞乱踢，跟在这些鞋子周围没有危险……只听得有声音呼唤“基琪、基琪”，不一会儿，有个脑袋冒了出来，顶着一头乱蓬蓬的金发。接着，一双躲在巨大镜片后面的眼睛凑了过来……没多久就搞明白了，软和的布拖鞋、顶着蓬乱金发的脑袋和尖细的嗓音，都属于同一个家伙。

她常这样褪去自我，将自己的感官与动物的感官调整到同一频率，带着亲昵与好奇抚养它们。这种“同频性”让动物们舒坦、淡定。面对情绪失控的动物，她仿佛有魔法一般，能让它们渐渐平静。这种神奇的能力令饲养员和她的丈夫啧啧称奇，尽管雅安认为这可以用科学解释，但他还是认为她的这种天赋奇怪而神秘。（26）雅安虽是虔诚的科学家，却承认妻子在面对动物时能发射“形而上的心理波”，有近乎萨满巫师般的通灵能力：“她感觉敏锐，几乎能读懂动物的心理语言……她变身为动物……她有一种精密的、非常特殊的天赋，一种罕见的观察和理解动物的能力，一种第六感……她自小就如此。”

每天早晨，她会走进厨房，先给自己倒上一杯红茶，再给小洋楼里的一众“幼儿”消毒奶瓶和奶嘴。作为动物园的幼畜保姆，她很幸运地收养了两只猞猁幼崽——它们来自比亚沃维耶扎，全欧洲仅存的原始森林。波兰人将这类生态小系统称为“荒野”，让人联想到未被人类染指的古老林地。

广袤的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横跨白俄罗斯与波兰现在的边境，将两国在生态与神话系统中融为一体。历史上，这里是两国国王共享的著名猎场和度假地，沙皇曾在林间建起一座精致的小行宫。到了安托尼娜的时代，这里成了科学家、政客、盗猎者的宝地。全欧洲最大的陆生动物欧洲野牛（也称“森林野牛”）在丛林里争竞打斗，由于其数量锐减，点燃了波兰自然保护运动的火种。安托尼娜作为生于俄国、后来回到波兰的双语者，在这片连接不同政体的“地峡”中有一种归属感。她享受在树荫下散步的感觉。这里的树已有五六百年的高龄，它们包裹着她，与她亲密无间。整座森林一望无际，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一个精致而丰满的生命。它古老的处女林已被宣布为不可侵犯的圣地，若有航空器飞越，必须保持数千米的高度，以免惊扰这里的动物，污染树上的枝叶。树冠像一个个张开的降落伞，密密匝匝地紧靠在一起，抬头看去，偶尔会瞥见一架飞机经过，很小，很高，很远，仿佛一只沉默的飞鸟。

虽然是禁猎区，但盗猎时有发生，让不少幼小的动物成了孤儿，其中最珍稀的品种会被运送到动物园来，装载它们的板条箱上会写有“活的动物”的字样。（27）对于这些遭逢家变的幼小生命而言，动物园扮演了逃生船的角色。每年的四月到六月是动物繁育期，安托尼娜期待着各种奇特的小生命的降生，它们各自有着特殊的饮食和习性。狼崽通常由母亲和家族其他成员照顾，直到两岁才能独立。幼獾爱干净，喜群居，以昆虫和草本植物为食，长途散步有利于它的生长发育。有条纹的野猪宝宝偏爱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绝不浪费。一头红色的小鹿享受了半年的人工喂养，直到仲冬才离开奶瓶，经常叉着它的弓形腿，在小洋楼的木地板上趔趄打滑。

她最宠爱的是托菲和图法，两只三周大的猞猁，瓶饲六个月后才学会自己进食，一年左右后才真正自立。但即使在自立后，它们还是喜欢被皮带牵着在布拉格最繁忙的街上悠然自得地散步，引得行人纷纷驻足。因为欧洲的野生猞猁存有量极少，雅安亲自前往比亚沃维耶扎森林寻找猞猁幼崽，安托尼娜提出要把它们养在小洋楼里。一个夏天的傍晚，当雅安乘坐的出租车抵达动物园大门口时，门卫跑步上前，帮着把一只小木箱抬下来。两人合力把箱子搬进小洋楼，安托尼娜等待已久，早已备好消过毒的玻璃奶瓶、橡皮奶嘴和温热的配方奶。揭开木箱盖子时，里面的两个长满斑纹的毛茸茸的小皮球正抬头怒视着人类，嘴里嘶嘶有声，看到有手伸过来，它们就牙爪齐上，又抓又咬。（28）

“人手上有太多动来动去的手指头，把它们吓坏了，”安托尼娜轻声解释道，“而且我们的声音也太大，灯光又太亮。”

猞猁瑟瑟发抖，“已经吓掉了半条命。”她在日记中写道。她轻轻捏住其中一只小猞猁的后颈——松软而温热，然后把它拎了起来，小家伙没做任何挣扎，很安静，身子软绵绵的，于是她又拎起了另一只。

“它们喜欢这样。它们的皮肤记得被母亲叼在嘴里走来走去的感觉。”

她把它们放在餐厅的地板上，两个小家伙在这个光滑的陌生世界里蹦蹦跳跳地探索了几分钟，就藏到了一只衣柜的下面，大概是把衣柜当成了挡风遮雨的石檐，它们一步步往里爬，朝着它们所能找到的最黑暗的缝隙前进。

1932年，按照波兰天主教的传统，安托尼娜给自己的新生儿取了圣徒的名字“瑞萨德”，简称“瑞希”（Ryś），而瑞希在波兰语中就是“猞猁”的意思。尽管她的儿子并非动物园里“四脚、毛茸茸或有翅膀的大军”中的一员，但在这个兴旺的大家庭里，他是又一只淘气活泼的“小兽”：他像猴子一样牙牙学语，一沾上人身就黏住不放；像小熊一样，四肢着地笨拙地爬行；像狼一样，冬天白一点，夏天黑一点。她在一本童书中曾经描写过家中的三只“小兽”——儿子、狮子和黑猩猩——同时学步的故事。在她眼中，所有的哺乳动物宝宝——从犀牛到负鼠——都滑稽可爱，她是他们的女王，是其中一个的母亲，又是其他动物的监护人。这个形象于华沙而言并不陌生，因为这座城市的传统象征就是半人半兽——一条舞剑的美人鱼。如她自己所说，动物园很快就成了她“位于维斯瓦河（Vistula River）右岸的绿色动物王国”，一个被簇拥在都市景观与公园美景之间的喧闹伊甸园。

[1] 克鲁普尼克酒（krupnik），一种加蜂蜜的热伏特加。皮尔尼克（piernik），一种蜂蜜口味的甜蛋糕。皮尔尼兹基（pierniczki），蜂蜜味曲奇。

[2] 格罗申，部分欧洲国家使用过的货币，流行于德意志地区，后曾作为一种货币单位。在波兰，1波兰兹罗提为100格罗申。——编注

第二章

“必须阻止阿道夫。”一名饲养员坚持说。（29）雅安知道他说的不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而是“绑架犯阿道夫”——猕猴群的首领，它与群内最年长的雌性猕猴玛尔塔爆发了冲突，掳走了玛尔塔的儿子，将它赠送给自己的宠妃内莉，而内莉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小宝贝。“这不公平。每个母亲都有权抚养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要剥夺玛尔塔的抚养权，而让内莉有两个孩子？”

其他饲养员报告了园中许多明星动物的健康情况，比如长颈鹿罗丝，非洲野犬玛丽，儿童亲密接触区的小雄马阿拉伯王子——它经常溜进普氏野马群，同轻佻的母马在草地上厮混。大象的长鼻上有时会生疱疹；圈养环境下，禽类逆转录病毒和肺结核之类的病症很容易经由人类传染给鹦鹉、大象、猎豹等动物，再传回给人类，特别是在雅安他们的前抗生素时代，这类病毒杀伤力很大，一次比较严重的感染，就可能灭绝一方，人兽均难幸免。因此，一旦发现某种感染性疾病，就要请动物园的专职兽医罗帕廷斯基（Lopatynski）大夫来。他总是身着皮衣，戴一副夹鼻眼镜，头上扣一顶大帽子，上面的长耳罩一飘一飘的，骑着一辆突突喷烟的摩托车赶过来，脸颊被风吹得通红。

除了这些，动物园的每日例会上还会讨论什么呢？（30）动物园的一张老照片中，雅安站在一个很大的尚未挖掘完成的河马圩塘边，塘堤内嵌一根根粗木棍，作为支撑，与轮船龙骨上的支撑肋木属于一个性质。照片背景中有绿地，说明那是夏天，他们必须赶在大地封冻变硬前完成所有的挖掘工作，而波兰的冬天有时从十月就开始了，想必在那段时间的例会上，雅安经常要求工头报告工程进展，紧盯着他不放。例会上肯定还要讨论防盗问题[1]，因为珍稀动物的黑市交易很猖獗，动物园日夜都有武装警卫巡逻。

从雅安的很多著作和广播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动物园发展的宏伟愿景。他希望把自己的动物园打造成一个近似于原生栖息地的幻境，在这里天敌们能和睦共处。为了再造这种远古的“止战”幻境，就必须征用大片土地，挖掘、构造纵横交错的壕沟网络，设计精妙的供水排水系统。华沙动物园是华沙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心脏，雅安有心要在这里建立一座具有世界意义的创新型动物园，他甚至设想过在动物园边上加建一座游乐园。

无论古今，设计动物园都要考虑一些基本因素，比如如何确保动物们的健康和安全，但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把动物们留在园中，因为任何动物园都少不了心灵腿巧的“逃脱大师”。例如，长腿的山羚快如闪电，能一步越过人的头顶，在硬币大小的岩顶上稳稳立足。这种弓背的小型羚羊，虽然体重只有18公斤，却很结实，爆发力强，身子敏捷无比，跳跃时踮着垂向扁平的蹄尖，就像踮着脚尖跳舞的芭蕾舞者。一旦受惊，它们会在围场内狂奔，有时就会越过围栏。与所有的羚羊一样，它们也会垂直起跳。有传言说，1919年，一个缅甸人发明了一种类似的跳跃装置[2] ——弹跳杆，因为他的女儿上学途中会遇到很多水洼。

在一头美洲豹差点越过壕沟从如今的华沙动物园脱逃之后，园长伦比谢夫斯基博士安装了通电围栏，这种电网与波兰农场常用的阻止鹿群偷食庄稼的装置差不多，只不过他的电网是专门定制的，而且要高出很多。（31）雅安那时也可以架设这种电网，想必他也曾结合狮虎区的格局问过价，讨论过可行性。

每日早餐之后，安托尼娜会步行去动物园的办公楼，等待到访的名流贵客，除了负责家务和照顾患病的动物外，她的职责还包括接待国内外的贵宾、政府官员和各路媒体。她是一个出色的导游，会给这些大牌游客讲述动物界的轶事奇闻，有些是她从书上读来的，有些是与雅安聊天时听来的，有些则是她亲身经历的，这些故事总能逗得客人们乐不可支。漫步公园各处，他们可以看到湿地、沙漠、林地、草甸、草原等不同地貌，有些地方浓荫遮蔽，有的地方烈日暴晒。乔木、灌木、小山的位置都经过精心布局，有利于减少寒风对动物们的侵扰。波兰的冬天常常暴风肆虐，能把畜栏顶棚撕成碎片。

她设计的游程始于拉图绍瓦街上的正门，进门就是一条笔直的林荫大道，两侧有不同的动物围场，首先吸引游客的是一个波光粼粼的粉红色池塘——一群火烈鸟在这里昂首阔步，红色的膝盖向后弯曲[3]，嘴巴似一个个黑色钱囊。这里的火烈鸟，色彩不像它的野生同类那样“火烈”，因为长期食用甲壳类水生动物，羽毛变成了珊瑚样的粉红色。因为色彩醒目，它们很适合在门口担任迎宾工作，而且叫声粗犷，时而怒吼，时而低哼，时而发出单调的联奏。过了火烈鸟水塘，是一笼一笼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禽：有喋喋不休、羽毛艳丽的舶来品，如鹩哥、金刚鹦鹉、秃鹳、丹顶鹤等；也有不少本地“原住民”，如娇小玲珑的花头鸺鹠，体型庞大的雕鸮——它的爪力惊人，能突然俯冲而下，一把抓起一只兔子。

孔雀和小鹿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在园内到处游荡，一旦有人靠近，就会奔跑远遁，仿佛是被身后一波无形的海浪推走的。（32）青草覆盖的一个小山包上，一头雌性猎豹在晒太阳，身边长着斑纹的幼崽在不停地跳跃、摔跤，偶尔会因一旁经过的孔雀或小鹿而分神。周围满是自由活动的猎物，这对于被圈禁在笼中的狼、狮、鬣狗等优秀猎手而言，一定是一种折磨，但这也能保持它们感官的敏锐，激起它们对肉欲的渴望。黑天鹅、鹈鹕等水禽在一个狭长的龙形水塘上空飞翔。林荫道左边有多个开阔的围场，欧洲野牛、羚羊、斑马、鸵鸟、骆驼、犀牛在这里出没。向右看，则可以观赏老虎、狮子和河马。林荫道尽头是一条蜿蜒的石子路，沿着它前行，可以观赏到长颈鹿、爬行动物、大象、猴子、海豹和熊。密林中，小洋楼隐约可见，它位于黑猩猩山的前方，企鹅馆的东边，与禽类馆只有几步之遥，叫声相闻。

动物园的草原动物中包括非洲野犬，一种性情浮躁的长腿犬科动物，它们几乎总在奔跑，没有消停的时候，总爱晃着宽宽的大脑袋，转动着直挺挺的大耳朵，疑惑地嗅来嗅去。它们的拉丁语学名是Canispictus，意为“如画的狗”，能使人想起它们美丽的皮毛，上面散落着黄色、黑色和红色的斑点；然而这个名字没有提示它们凶残的本性和超群的耐力：它们可以一口咬住狂奔的斑马，将之拽翻在地；可以锲而不舍地追逐羚羊，连追几公里不停脚步。全欧洲境内，华沙动物园是最早拥有非洲野犬的动物园，视其为本园的骄傲。尽管在非洲农夫的眼中，它们只是邪恶有害的动物，但在华沙人心目中，它们却是美丽的明星，每一只身上都有独一无二的花纹，总会引得一大群游客驻足观赏。华沙动物园也是最早饲养细纹斑马的欧洲动物园，它原产于非洲东部的阿比西尼亚[4]，初看起来与普通斑马无异，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个子较高，条纹更密，身上狭长的条纹是垂直的，腿部的条纹却为横向分布，一条一条，直到蹄部。

当然还有图钦卡（Tuzinka），一头胎毛还未褪尽的小象，是全世界在圈养环境下出生的第十二头象，因此被取了这个名字——在波兰语中，tuzin是“一打”之意。（33）它的母亲卡西娅生产时，是安托尼娜为它接生的，那是四月的一个凉夜，凌晨三点半。在日记中，她把图钦卡描述成一个巨大的包裹，是她见过的体型最庞大的宝宝，重达110公斤。它身高足有90多厘米，满身黑色的茸毛，长着一对蓝眼睛，两只大耳朵呈三色堇花瓣状，尾巴相对身体而言显得过长——一个摇摇晃晃、一脸困惑的新生儿就这样坠入了闹哄哄、乱糟糟的生命感官集市。它的蓝眼睛中闪过的惊讶，与安托尼娜在其他新生动物眼中见到的一模一样，愣愣的，很着迷又很困惑于周遭的光亮和嘈杂。

吃奶时，图钦卡站在母亲的身下，曲着后膝，柔软的嘴部努力往前伸着、往上拱着。它的眼神显示出：此时此刻，除了温暖的乳汁和母亲令人心安的心跳，一切都不存在了。摄于1937年的一张照片抓拍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用这张照片制成的黑白明信片成了抢手的纪念品，同样抢手的还有一个小象布偶。在一些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兴奋的游客伸手招呼图钦卡和它的母亲，这位母亲也向游客伸鼻回应，鼻子越过竖着铁桩的狭窄的围场壕沟。对于不善跳跃的大象来说，深度和宽度均为1.8米（底部更窄）的壕沟就足以阻止它们脱逃，只要它们想不到用泥土填平壕沟，然后涉水而过——有记载说确实有一些大象曾这样做过。

动物们的味道构成了动物园的“嗅觉景观”，有些动物的味道比较“委婉”，有些则一闻就令人作呕。特别是鬣狗，每到一处都要留下气味标记，它们会把肛窝的底囊翻出体外，排出一摊臭气熏天的糊状物，业内戏称其为“鬣狗黄油”。这气味历时一个月左右才会消散，能起到“广而告之”、宣示主权的作用。（34）一头成熟的雄性鬣狗，每年大约要“创作”150个此类作品。河马宣示主权的方式是一边排泄，一边用尾巴把自己的粪便甩得到处都是。雄性麝牛习惯把尿液往自己身上淋。海狮的齿缝间卡着大量的腐烂食品，臭气可以传至约一米开外。长着黑色羽毛却不会飞的鸮鹦鹉，有着惊人的白色眼睛和橙红色的喙[5]，闻起来就像一只陈年的竖笛匣。公象双眼附近各有一个小小的腺体，一到交配季节，就会滴滴答答地分泌出带有浓烈甜香的体液。长着羽冠的小海雀，羽毛有橘子味，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求爱的小海雀会把长喙戳进对方气味刺鼻的颈羽中。与它们的鸣叫一样，所有动物发送的气味密电码都有各自的显著特征，不久之后，安托尼娜就学会了破译其中的信息——有的是威胁，有的是邀请，有的是在发布新闻。

安托尼娜深信，人类需要与自身的动物天性产生更深层的共鸣，但与此同时，动物也“渴望人类的陪伴，享受人类的关爱”，这种向往是双向的、相互激发的。每当她“灵魂出窍”，想象着自己进入无我的“动物境界”时，人类的世界——那个喜好炫耀武力、冲突不断，仿佛突然间失去了父母管束的世界——就被她挡在了外面。她常与猞猁宝宝追逐嬉戏，与它们一起在地上翻滚，用手直接给它们喂食，享受它们刺拉拉、热乎乎的舌头舔舐她手指的感觉，任由它们的小爪子反复揉捏自己的皮肤；此时此刻，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帮助她在自己与动物园之间建立起一条纽带，在她笔下，这是一条“永恒的”纽带。

动物园也为安托尼娜提供了一座生态保护的布道坛，她像个四处奔走的牧师，在维斯瓦河畔谒见众神，传布福音，给游客们搭建通向自然的心桥。但要迈上这座无形桥，他们先得穿越河上那座形如兽笼的有形桥，进入到华沙城比较“蒙昧野蛮”的一侧。（35）她给人们讲述妙趣横生的动物故事，关于她的猞猁，关于其他动物。听着听着，地球上那个广袤的绿色朦胧世界在人们心中逐渐具象化，化为一张脸、一个动机，或是一个有名有姓的存在。她和雅安还经常邀请导演们以动物园为舞台，举办电影、音乐、戏剧活动；他们慷慨地出借动物，让它们在各类演出中扮演角色，其中，幼狮是人气最旺的明星。“我们的动物园生机勃勃，”她这样写道，“我们有很多游客：青少年、动物爱好者，也有普通的游客。我们有很多合作伙伴：国内外的大学、波兰政府的卫生部，甚至还有波兰美术学院。”动物园独特的“装饰艺术”派风格的海报就出自当地画家之手。雅宾斯基夫妇邀请各流派的艺术家进入动物园，让他们尽情展开想象。

[1] 例会上肯定还要讨论防盗问题：几年前，窃贼闯入华沙动物园的禽类馆，偷走了多种猫头鹰、一只渡鸦和一只美洲秃鹫，园方认为他们抓猫头鹰和渡鸦是为了混淆视听，真正的目标只是秃鹫，因为此前秃鹫的黑市价格飙升。还有一次，一只小企鹅也被人偷走。动物园内也常发生诱拐动物的事件，主谋者多为动物饲养者或实验室，有时也有个人收藏家。其中比较轰动的一次，杜伊斯堡动物园失窃的一只美丽的凤头鹦鹉，后来在一对夫妇的公寓里被发现，但已经成了标本，这对夫妇称，这是某人赠送的结婚周年礼物。

[2] 一个缅甸人发明了一种类似的跳跃装置：上世纪20年代风靡一时的弹跳杆，实际上是美国人乔治·汉斯伯格（George Hansburg）申请的专利。

[3] 红色的膝盖向后弯曲：火烈鸟的膝盖看起来是向后突出的，但那其实是它们的脚踝。它们真正的膝盖在上面，隐藏在羽毛里。

[4] 阿比西尼亚（Abyssina），埃塞俄比亚的旧称。——编注

[5] 鸮鹦鹉是唯一不会飞的鹦鹉，但体貌特征为绿色、黑眼、浅蓝绿嘴，和作者描述不符。原文“kākāpō”为毛利语中鸮鹦鹉的名字，此处作者或指另一种鸟。——校注

第三章

一天，雅安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巡园。（36）到达禽类馆后，他把麋鹿亚当留在外面的草坪上，自己走了进去，温暖潮湿的干草味和橙子的清香扑面而来。他看到一个小个子女人站在一只鸟笼旁，正扭动着手肘模仿鸟儿梳妆打扮、搔首弄姿的样子。她有一头黑色的卷发，身材娇小，宽松的袍子下面露出两条细腿，看起来完全可以和鸟儿一起被关在笼中供人观赏。在她上面，一只鹦鹉在笼中的秋千杆上蹦蹦跳跳，睁大眼睛斜觑着她，尖声叫着：“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这女人随即以悦耳的声音模仿着回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鹦鹉俯身，冷冷地打量她一番，转头换了一只眼睛盯住她。

雅安道了声“Dzien dobry（日安）”。这是波兰人最恭谨、最正式的问候语。她自称玛格达莱娜·格罗斯（Magdalena Gross），这个名字雅安非常熟悉，因为波兰的富人和国外仰慕者都曾重金订购她的雕塑作品。不过他不知道她还会做动物雕塑——但其实在今天以前，格罗斯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后来她告诉安托尼娜，第一次游览动物园时，她就被迷住了，情不自禁地凭空雕塑起来，于是她决定带上工具，开始自己全新的“狩猎之旅”，冥冥之中，她来到鸟舍，这里的鸟儿都有着流线型的身材，羽毛绚烂，很像未来主义画作中的列车。（37）雅安依波兰习俗轻吻了她的手，说道，如果格罗斯能以动物园为她的露天创作室，以这些不安分的动物为模特，他深感荣幸。

依据各种资料，我们可以推断出安托尼娜的相貌：她身材高挑瘦削，皮肤白皙，很像安详淡定的北欧女武神[1]。而瘦小、黝黑的犹太女人玛格达莱娜则精力旺盛，活泼好动。在安托尼娜的眼中，玛格达莱娜是个迷人的矛盾组合体：执着而又脆弱，大胆却又谦逊，有一股锲而不舍的痴劲，却又高度自制。她洋溢着生命的激情，正是这一点最让安托尼娜着迷——与丈夫雅安不同，她没有那种隐忍、严肃的性格。两个女人都爱美术和音乐，有相似的幽默感，年龄相近，朋友圈也有交集——一段重要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玛格达莱娜来喝茶时，安托尼娜会端出什么来款待这位客人呢？波兰人多以红茶和糖果飨客，而安托尼娜种了不少玫瑰，做了不少玫瑰酱，想必她曾不止一次端上传统的波兰点心——松软的甜甜圈，里面夹着粉红的玫瑰酱，外面涂一层橙汁糖浆，散发着炙烤过的焦香。

玛格达莱娜向安托尼娜坦陈，一段时间以来，自己灵感枯竭，“创造之秘阁”[2]已被掏空，有一天偶然经过动物园，被一群火烈鸟昂首阔步前行的场面震撼，稍远处徜徉着一群更为奇特的动物——形态各异，瑰丽多姿，其色调层次丰富无比，任何油画家都难以完全调制出来。这景象激发了她的灵感，启发她创作出一系列蜚声国际的动物雕塑作品。

到1939年夏天，动物园已经非常壮观，安托尼娜也在为第二年春天的工作制订详细计划，届时，她和雅安将有幸作为东道主承办在华沙召开的“国际动物园园长协会年会”。（38）但这就意味着要把萦绕在心头的巨大恐惧抛诸脑后：到那时我们的世界还会是老样子吗？大概一年前，1938年9月，希特勒攫取了苏台德区（Sudetenland），这片领土属于捷克，与德国接壤，居民多为日耳曼人。对此，法国和英国选择了默认，但波兰人开始担心起自己与德国毗邻的边境地区。1918年到1922年间，德国曾向波兰割让西里西亚（Silesia）东部和以前叫作“波美拉尼亚走廊”（Pomeranian Corridor）的一个地区，把东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地区割裂开来。德国在波罗的海域的重要港口城市格但斯克（Gdańsk）被划定为“自由城”，德国人和波兰人都可以自由出入。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月后，希特勒索要格但斯克，并要求授权修建一条穿越波美拉尼亚走廊，且拥有治外法权的公路。1939年初的一番外交角力，到三月份转化仇恨与对抗，希特勒密令所属将领“解决波兰问题”。波德关系渐渐瓦解，波兰人猛然惊觉，战争的凶兆已现，这种感觉足以让人惊惧，却也不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中世纪以来，德国一次次占领过波兰，最近一次是在1915至1918年间。这种历史导致波兰传统中习惯于将斯拉夫人对决条顿民族的战斗提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波兰的地理位置在东欧具有重要军事战略意义，这已成为一个古老的历史魔咒，导致波兰多次被入侵、洗劫、瓜分，它的边境线就像海滩上的潮水线，起起落落，不断变化；有些边远地区的小孩会说五门语言，都是从邻村的玩伴那里学来的。战争可不是安托尼娜愿意去想的事，在上一次战争中，她失去了双亲，于是她与大多数波兰人一样选择了自欺，选择信赖波兰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法国之间牢固的盟友关系，相信英国的保护承诺。天性乐观的她，把关注点集中到自己的幸运生活上。毕竟，在1939年的波兰，没有多少女性像她那么“富有”：有一段美满婚姻，有一个健康的儿子，有一个让她充满幸福感的职业；没有人像她这样拥有这么多她视如“继子”的动物。（39）她感谢上帝的赐福和护佑。八月初的时候，她正是怀着这样的感恩之情，兴高采烈地带着瑞希和他的老保姆，以及圣伯纳犬左思卡去了著名的度假小村庄雷洋图夫卡（Rejentówka），让雅安留守动物园。她还决定带上科科，一只年岁已高的粉红色的凤头鹦鹉，因为它患上了晕眩症，经常从栖木上掉下来。科科一紧张就喜欢啄拔胸部的羽毛，安托尼娜给它装了个金属颈圈，只要它一尖叫，颈圈就会像扩音器一样。安托尼娜希望“清新的森林空气和以野生根茎、细枝为主的饮食”能改善它的病症，恢复它一身漂亮的羽装。那几只猞猁已经长大，不便带在身边，但一只名叫波苏尼奥（Borsunio，波兰语“小獾”之意）的幼獾必须带上，因为它还太小，领养未久，不能没人照料。她最想带的当然是瑞希，必须让他离开华沙，这里的人三句话不离战争，他应该在乡间度过童年最后一个无忧无虑的夏天。这也将是她的最后一个无忧之夏。

雅宾斯基家在雷洋图夫卡的乡间小筑[3]深藏在一片森林空地上，离布格河（Bug River）的支流拉扎河（Rzadza）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走上六公里多，就能抵达布格河长长的无林堤岸带。安托尼娜与瑞希到达这里时，正值酷暑，空气中弥散着浓郁的松脂香气，盛开的洋槐花、矮牵牛花丛丛簇簇，斗艳争丽。将近日落时分，高高的林梢勾留着一抹残阳，而低处已有三分夜色，蝉儿振腹而歌，尖厉绵长，夹杂着杜鹃前高后低的降调哀啼，饥饿的雌蚊嘤嘤嗡嗡，徘徊不散。

片刻之后，他们走进小筑的游廊，置身于葡萄藤的阴凉中，藤上“花容尚未绽放，只有依稀可辨的花蕾，但花香已沁人心脾，比之玫瑰、百合、茉莉，比之田野中最甜腻的黄色鲁冰花，葡萄花的香气更加柔和可亲……廊外就是茂盛的野草，几步穿过去……就是森然高耸的林墙，它们大多是嫩绿的橡树，偶尔间杂着白桦树……”（40）母子俩沉浸在寂静安宁的绿荫中，喧嚣的华沙似乎已在几光年之外，那是一段属于个体内心的广大距离，并不仅仅存在于现实之中。小楼里连收音机都没有，大自然成了唯一的课堂、消息源和游戏场。在这里，流行的消遣方式就是走进森林深处，去数一数林中的山杨树。

每年夏天他们都与这座林间小筑相约。小筑里备有锅碗瓢盆、浴缸、床单和充裕的干粮，静候主人带着一群人和动物喧嚷而至，把这里变成热闹的滑稽剧场。他们把大大的鸟笼架安放在游廊上，给凤头鹦鹉喂橘子，瑞希给小獾套上“缰绳”，劝说它随自己遛上一圈，小獾倒也不懒，开步就跑，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拽着瑞希一路狂奔。和它的其他伙伴一样，小獾同安托尼娜很亲近，安托尼娜则言必称它为“养子”。它很聪明，能听懂自己的名字，能与大家一起下河戏水，吃饭时，知道爬上床捧着奶瓶吮吸。它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挠门，为的是到外面如厕；洗澡时它会坐在浴缸里，一边微仰着身子，一边用双臂把泡沫丰富的水往自己的胸部撩，姿态与人类无异。安托尼娜在她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小獾把獾的天性与人类的习俗融合到了一起，同时又不乏它独一无二的个性。例如，它在如厕这件事上有自己的坚持。它在房子两侧各挖了一个厕洞，外出散步时，如果想要排便，它会全速冲回家，只因它无法勉强自己在外面“随便”。但是有一天，它却突然失踪了，安托尼娜寻遍了它日间常用的休息处——衣橱的抽屉、床上的被套下、瑞希保姆的衣箱，却还是踪影全无。她俯身查看瑞希的床下，终于看到了小獾，它正把瑞希训练如厕用的小马桶推出来，爬上白色的搪瓷面，有模有样地用起来。（41）

暑假快要结束时，瑞希的两位朋友马雷克与茨比谢克——家住普拉斯基公园另一侧的某位医生之子——从波罗的海上的赫尔半岛（Hel Peninsula）回家，顺道来看他。两个话匣子叽叽喳喳没个停歇，大谈格丁尼亚（Gdynia）港口停泊的轮船，驾帆船吃烟熏鱼的海上经历，以及海滨的种种变化。暮色四合，安托尼娜坐在光线昏暗的客厅里，听着孩子们在门廊上交谈，分享各自的夏日冒险，想起三年前尚在幼年的儿子也曾去波罗的海边游玩过，三年后的今天，波罗的海恐怕只是儿子脑海中一个模糊不清的记忆，其中也许包括拍岸的浪花，午间沙滩上蒸腾的热气，以及滚烫到扎脚的玻璃碴般的沙砾。

“你想不到他们把海滩挖成了什么样子！到明年，恐怕海滩上就看不见一个游客了！”马雷克说。

“为什么呀？”瑞希问道。

“修防御工事，准备打仗！”

他哥哥使劲给他使眼色，马雷克一手搂住了瑞希的肩膀，故作轻松地说：“让他们挖呗，谁管这海滩呀。跟我们说说你的小獾吧。”

于是轮到瑞希唱主角了，刚开始他还有点结结巴巴，不一会儿就越说越流利，绘声绘色地讲起“森林盗匪”的故事，又描述了小獾的种种“不法勾当”，最后讲到小獾某夜曾私闯民宅，钻进了邻居太太的被窝，又溜出来把一桶凉水打翻在酣睡的女主人头上，三个男孩都笑翻了。

安托尼娜想：“听着他们肆无忌惮的笑声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但这根永恒的刺，已经扎进了瑞希心里，尽管对他而言战争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听到鱼雷、工事，他联想到的也只是玩具。他会想到自己美丽的轮船，他常在拉扎河的河滩上修筑沙堡，四周是一道道水湾，里面漂荡着他的一艘艘轮船。（42）还有另一个精彩游戏——印第安战争，他常扮作英勇的牛仔，拿着弓箭射落无数松果……对于一场真正的战争即将发生的现实，他还无法理解——感谢上帝。”

这两个年纪大一点的男孩与安托尼娜一样，相信战争属于成人的世界，与孩子无关。她能感觉到，瑞希心里憋着无数问题，却问不出口，他怕问题太傻、太小儿科，被人看作小小孩。战争像一颗滚落到他脚边的隐形手雷，尽管人人都害怕它随时可能炸响，但他却只能愣愣地盯着它，一言不发。

“从天真的孩子口中听到战争这个话题，令人不知该作何感想。”安托尼娜一边想，一边打量着三个孩子，他们的脸都被太阳晒成了古铜色，在一盏大油灯的照耀下闪闪发亮。想到他们的安全问题，“一阵哀伤袭来”，她感到迷茫，“一旦开战，他们将会怎样？”这是几个月以来她一直在抗拒、逃避，不敢去正视的问题。最终她这样安慰自己：“我们的动物王国位于波兰最热闹、最忙碌的城市中，就像是被首都护佑的小小自治王国。关起门来，这座动物园就是一座与世界隔绝的孤岛，横扫欧洲的邪恶浪潮似乎不可能撼动我们这座小岛。”夜色渐深，周遭的轮廓变得模糊起来，焦虑也开始肆无忌惮地四处飘荡，让她忧心忡忡。护子心切的母亲，总是恨不得在儿子生命的锦衣刚出现蛀洞时就冲上去将它补好，但此刻的她却束手无策，只能坐等世界将它撕碎。

她一心要让儿子充分享受这最后的夏日田园生活，于是，第二天上午，她就组织了一次采蘑菇比赛，谁采的松乳菇、牛肝菌和草菇最多，谁就能得到奖品和荣誉称号。她准备用这些蘑菇制作蘑菇酱。一旦战争爆发，冬天里如果能用蘑菇酱抹面包吃，就能重温林间小筑的美好时光，回想起河中的畅游和小獾种种令人忍俊不禁的作为。（43）他们在林间走了六公里多，一直走到布格河边，途中瑞希多次被扛在肩上，左思卡一路小跑，小獾则全程都端坐在一个背包中。每经过一片比较开阔的草甸，他们就停下来野餐，踢足球，小獾与左思卡担任守门员，但小獾显然会错了意，一旦扑住了皮球，它就又啃又挠。

周末时，安托尼娜大多会把瑞希留给保姆照顾，独自回到华沙陪伴雅安。1939年8月24日，星期四，就是英国再度承诺德国一旦入侵，它将援助波兰的那一天，安托尼娜如往常一样回华沙去，眼前的景象让她惊呆了，环城都是防空炮兵的阵地，平民们正在挖战壕、垒路障，最让人心神不宁的是即将全民征兵的布告。就在前一天，德国与苏联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和莫洛托夫（Molotov）才宣布德国与苏联已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震惊了全世界。

“夹在柏林与莫斯科之间的只有一个波兰。”她想。

无论是她还是雅安，对于条约的秘密条款都一无所知。两国已经约定，分两个阶段入侵波兰，瓜分它肥沃的土地。

“外交官都是狡猾的。他们或许只是在耍花招儿。”她想。

雅安深知，波兰没有足以与德国一较高下的飞机、大炮、坦克，于是夫妇俩认真讨论起要把儿子转移到某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去的计划，最好是军事上无足轻重的小镇，如果还有这样的地方的话。

安托尼娜感觉自己好像“正从一场悠长的梦中醒来，或者说正在跌入一场噩梦”。（44）无论怎么形容，这都是一次心理地震。远离华沙的政治纷扰，沉浸在“宁静恬淡、井然有序的田园生活中，在白色沙丘与依依垂柳构建的和谐乐章里”，每一个日子都能因动物们的古怪行径和一个小男孩对世界孜孜不倦的探索而变得生气勃勃。在这里，几乎可以无视所谓的天下大事，至少能乐观以对，甚至于固守天真。

[1] 原文为Valkyrie，北欧神话中奥丁神的婢女，女武神瓦尔基里，也被称为生命女神。这个比喻契合本书中拯救犹太人的安托尼娜形象。

[2] 原文为creative attic，西喻，指脑袋。

[3] 雅宾斯基家在雷洋图夫卡的乡间小筑：许多细节来自海伦娜·博古谢夫斯卡（Helena Boguszewska），她在附近拥有一处房产。

第四章

1939年9月1日，华沙

黎明之前，安托尼娜在黑暗中醒来，远处传来的似是无数碎石在铁槽中倾泻而下的声音，她很快意识到，这是飞机发动机的轰鸣。（45）“但愿是波兰飞机在演习吧。”她祈祷着走上露台，警觉地望向天空。天上没有太阳，显得怪诞而陌生，似是被什么遮蔽了，但不是云，而是一道厚实的白金色釉光，像一道帘幕挂在天边，很长，低垂至地，很宽，从天的一头延伸到另一头，盖住了整个地平线，但是没有烟，没有雾。雅安曾参加过前一次世界大战，现在是预备役军官，前一晚他奉命在外值勤，但安托尼娜不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据说就在“动物园外某处”，在维斯瓦这条心理护城河外的城市峡谷中。

她听到了“飞机的嗡嗡声，有数十架，也许是数百架”，像“远处的海浪声，不是那种平静从容的海浪，而是大暴雨中一次次拍击海岸的怒涛”。细听片刻之后，她听出了德国轰炸机特有的混杂错落的轰鸣声。战争后期，经历过德国大轰炸后的伦敦人曾赌咒发誓说，他们分明听到德国轰炸机反复嘟囔着同一句话：“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

早晨八点，雅安回到家，他神色焦虑，只带回来大概的消息。“这不是他们说的演习，”他说，“是轰炸机，德国空军中队正在掩护德国陆军逼近。（46）我们必须马上撤离。”瑞希和他的保姆此刻身在雷洋图夫卡，暂时安全，夫妇俩决定先去近一点的扎雷希村（Zalesie），雅安的表亲住在那里。但两人没有立即动身，而是决定等等，听听收音机里会有什么最新消息。

这天正是波兰中小学新学年的第一天，人行道上本该满是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的学生。从露台上往下看，只见波兰士兵从四面八方冲过来——街道上、草坪上到处都有，有的甚至进了动物园。他们竖起气球屏障，架设高射炮，黑魆魆的炮弹在一旁堆成整齐的锥形，像动物们的一坨坨粪便。

大祸即将临头，园内的动物们看起来却毫无察觉。小火苗已经吓不到它们——多年来，它们已经见惯了家常篝火。但是当荷枪实弹的士兵突然如潮水般涌进来时，它们慌了，因为早上这个时候它们只习惯于与穿着蓝色制服的饲养员打交道，而他们通常是带着美食来的，也就十几个人。猞猁发出一种介于怒吼与呜咽之间的喉音，豹子在咕噜咕噜地低吼，黑猩猩的叫声尖锐而凄厉，熊像驴子一样嘶鸣，美洲豹不停地发出咳嗽一般的叫声，仿佛要努力把卡在喉咙里的什么东西咳出来似的。

到九点时，他们已经得知，希特勒为了给入侵波兰制造借口，导演了一出波兰人攻击德国边境城市格利维采（Gleiwitz）的闹剧：穿着波兰军装的党卫军士兵占领了本地电台，号召大家武装反德。德国方面领着外国记者去看了几个囚犯的尸体，都穿着波兰军服，作为波兰一方发起敌对行动的证据。这出戏当然骗不了任何人，但并不妨碍德国宣称必须做出回应。凌晨四点，德国战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号（Schleswig-Holstein）炮击了格但斯克附近的一个波兰军火库，而苏联则开始准备从东线入侵。（47）

安托尼娜与雅安草草打点了行装，步行过了大桥，准备前往扎雷希。这座村庄在维斯瓦河的另一侧，动物园的东南方，距离约莫20公里。他们走到兹巴维切尔广场（Zbawiciel Square）附近时，飞机引擎的轰鸣声越来越响，没多久就飞到头顶之上，从屋顶间的缝隙看过去，就像是投影仪打在天空上的一张张幻灯片。炸弹呼啸而下，在两人前面的几条街上炸开了花，只见黑烟滚滚，伴随着屋瓦掉在地上的爆裂声，以及砖块、水泥碎裂时发出的刺耳摩擦声。

每一颗炸弹都会产生一种不同的气味，主要取决于它击中了什么，把什么东西烧成了灰，把什么东西炸成了齑粉，让什么分子与空气搅在一起，飘到空中。此时此刻，鼻端可以嗅出一万种鲜明的气味——从黄瓜到小提琴的松香。如果击中了烘焙店，翻腾的尘雾中会散发出酵母、糖蜜、黑麦的味道。如果气味中混合了丁香、醋、烧煳的肉香味，那一定是肉铺无疑。如果闻到了烤焦的皮肉和松木，那一定是燃烧弹做下的孽，它以高温烈火迅速吞噬民居，里面的人会顷刻毙命。

“我们只能往回走了。”雅安说。两人跑过老城区的城墙，跨过战火呼啸的铁桥。回到动物园后，安托尼娜写道：“我消沉到了极点，感觉整个人都瘫痪了，什么事都做不了。我只听见雅安指挥着他的手下：‘找一辆大马车来，装上食品和煤炭，带上暖和的衣服，然后立即出发……’”

对雅安来说，要找到一个军事上无足轻重的小镇就像解一道有着太多未知项的方程式。对此他预先毫无准备，因为夫妇俩都没想到德国人会入侵波兰。（48）他们当然也曾讨论过这种可能性，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切“都是由恐惧而生的幻象”：顶多只是私下的封锁，而非战争真正迫近的迹象。安托尼娜不禁疑惑，两人的判断何以发生如此之大的偏差，雅安则专注于考虑如何把家人藏匿到安全的地方去，自己则留守动物园，能守多久守多久，等待上级的指令。

“华沙很快会封城。”他推测，“德军正从东面逼近，我想你最好回到雷洋图夫卡去。”

她考虑了片刻，尽管心存疑虑，但还是决定接受丈夫的建议：“是啊，至少那是我们熟悉的地方，是瑞希有着很多美好回忆的地方。”她心下茫然，但相信雅安的直觉，强迫自己打点行装，爬上一辆大马车，车上装了不少东西，足以应付很长一段时间。事不宜迟，她立刻出发，再迟的话路上可能就拥挤得走不动了。

度假山庄雷洋图夫卡离动物园只有大概40公里，但是安托尼娜的马车却在路上走了7个小时。她走的是泥路，还得和数千人争道，大多数是步行者，因为轿车、卡车和绝大多数马匹都已经被军方征用。一路上都是女性、儿童、老人，个个步履慌乱，神情焦虑而又恍惚。大家似乎把能带的都带上了，有的推着童车、板车、推车，有的拖着行李箱和孩子，大多数人都穿了层层叠叠的衣服，各式各样的包裹、鞋子不是背在身上，就是挂在脖子上。

路两侧是高高的白杨、松树和云杉，枝条上大团大团的褐色槲寄生在风中摇荡，在电线杆顶上安家的黑白两色的鹳，此刻还在忙着为冬天前往非洲的长途旅行觅食“蓄膘”。走了一段之后，两边变成了农田，谷穗饱满发亮，芒刺直指向天。（49）安托尼娜这样写道，“众人汗流如浆，气喘吁吁，尘灰满面”。

突然听到一阵低沉的隆隆声，仿佛暴风雨正在迫近，接着就看到天边地平线上的一大群“蚊蚋”，密密匝匝，仿佛一团巨大的乌云一点点逼近，几秒之内每一只“蚊蚋”赫然变身为德国飞机，把天空撕得支离破碎。飞机低低地从头顶上方飞过，人马俱惊。子弹倾泻而下，地面尘土飞溅，人人在弹雨中四散奔逃，不幸者当场倒下，相对幸运者暂且逃过一劫。沿途都是鹳、白眉歌鸫、秃鼻乌鸦的尸体，还有断枝残叶和被丢弃的书包。是否会被子弹击中纯看运气。这七小时中，安托尼娜侥幸死里逃生，但不堪的死亡景象和垂死挣扎的场面被深深刻在了记忆里[1]。

谢天谢地，至少此刻身在雷洋图夫卡的儿子躲过了这样血腥的场面。这样的记忆是很难磨灭的，特别是对孩子而言，他们的大脑正忙于感知世界，体悟该对这个世界抱有怎样的期待，将所了解的一万亿个真相碎片缝合在一起，一点一点拼出他们心目中的世界。这就是世界，此后余生，你要为之做好准备，面对这样一个混乱而无常的世界，大脑这样告诉它年幼的主人。尼采在《偶像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中有云：“任何打击，只要未令你灭亡，就令你坚强。”[2]潜台词是，人的意志就如日本武士的佩刀，千锤百炼才能让它坚不可摧。但是，若要将一个小男孩的意志锻造成一柄利剑，这样的击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安托尼娜一方面为儿子忧心，一方面又对德国人充满愤怒，“这样一场现代战争完全超出了我们以往所知，竟然放任对女性、儿童和平民的杀戮”。

尘埃落定之后，蓝天重现。她注意到田野上空有两架波兰战斗机正在攻击一架德国巨无霸轰炸机。远远看去，三架飞机构成的几何图案非常熟悉，凶猛的鹪鹩赶走老鹰时，就会摆出这个阵形。每当战斗机发射的子弹“叮咬”了轰炸机一口，令它的机身上冒起黑烟时，地上的人们就会发出一阵欢呼。（50）如此敏捷的波兰空军应该能击退纳粹德国空军吧？缕缕金箔在夕阳中闪闪发光。突然，轰炸机迸出一道血红色的火光，一个急转弯之后一头栽下。一只巨大的白色水母浮现在松树林上空：是德国飞行员的降落伞摇摇晃晃地落下，划过矢车菊般蓝色的天空。

与许多波兰人一样，安托尼娜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祖国和自己的生命处于怎样的危险之中。他们信赖波兰空军，相信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飞行员（特别是负责守卫华沙的追击大队），尽管波兰空军老旧的PZL P.11战斗机在数量上明显落于下风，根本不是迅捷的德国JU-87斯图卡轰炸机的对手。波兰的卡拉斯轰炸机[3]在德国坦克上方盘旋时，速度太慢，很容易在平飞时被地面防空火力吞噬。她更不知道，德国正在用波兰实验它的多兵种联合新战术：在同一时间出动举国所有的军事力量——让飞机、坦克、炮兵、步兵、机械化部队同时上阵，以求一击成功，震骇对手。不久之后，这种战术得名“闪电战”（Blitzkrieg）。

好不容易到达雷洋图夫卡时，安托尼娜看到的是一座“鬼镇”。避暑的客人不见了踪影，商铺都已关门歇业，连邮局都大门紧锁。精疲力竭、心慌意乱、风尘仆仆的她坐着马车进了小别墅，这里依旧密林环绕，天朗气清，熟悉、安全的气息扑面而来，满是泥土、花草、腐木、松脂混杂在一起的芳香。我们可以想象她将儿子瑞希紧紧搂在怀中的一幕。她问候了保姆，吃过了荞麦、土豆和浓汤的晚餐，打开行李箱归置衣物，洗澡。她渴望再次拥有正常的暑假生活作息，但这无法遏制她心中强烈的不祥之感。

此后的几天里，他们经常站在门廊上，仰望一波又一波德国飞机经由这里涌向华沙。（51）飞机画出一道道黑线，像整齐的灌木篱墙，染黑了整片天空。德国空军的出动非常有规律，每天清晨五点和傍晚日落后准时成群结队地出现。她不知道这一天中究竟又有哪些人命丧这些飞机之手，心下一片迷惘。

本地的景致看起来也添了几分陌生。他们从未在秋天造访过雷洋图夫卡，她很不习惯这个没有了游客和宠物的小镇。高高的椴树叶已经成了古铜色；橡树叶变成了深栗色，仿佛被血污浸染过一般；只有枫树上还留有不少绿叶，黄肚子的黄昏雀在枝叶间采食翅果。沙砾路边长着一排火炬树，角枝上茸毛细细，锥形的红果毛茸茸的，一簇簇挤挤挨挨。草坪上有蓝色的菊苣，棕色的香蒲，白色的香花芥，粉红的蓟花，橘黄的山柳菊，还有金色的一枝黄花，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秋景图。每当微风拂过，就好像是手拂过了丝绒地毯，让画中的风景随之一变。

9月5日，雅安坐着火车来了，他脸色阴郁，而在他看来，安托尼娜更是“消沉忧郁，神色迷茫”。

“我听到传言，一支德国军队正从东普鲁士入侵波兰，很快就会到达雷洋图夫卡。”他告诉她，“战争的前线还没有推进到华沙，而且华沙人也越来越习惯空袭。我们的军队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首都，我们索性回家去吧。”

尽管他这么说，口气却没那么自信，不过安托尼娜还是接受了他的提议，一方面是因为丈夫历来很有大局观，他的直觉屡获验证，更重要的是她希望一家人守在一起，互相安慰，分担忧惧，生活就不会那么难熬。不过，走公路看来是不可能了。

夜里，他们搭上一列慢车，车窗都被密密遮黑，于晨光熹微之时到达华沙。（52）天边慢慢泛白，四周静寂无声，华沙正处于晨昏交替之际短暂的平静期。据安托尼娜记述，当时有马匹在车站外等候，他们骑马回家，一路上着迷于往日熟视无睹的一切：无风的宁静，潮湿的空气，紫菀树篱，五彩缤纷的叶子，吱吱作响的车轴，鹅卵石上嘚嘚的马蹄声。有那么短短的一段时间，他们不知不觉回到了机械化时代之前，深深沉入质朴的宁静中，在那里，战争似乎被消了声，变得虚幻而荒诞，只是天边一团遥远而朦胧的月影。

到达位于布拉格的动物园正门时，安托尼娜下了马，满目的死亡景象狠狠将她从刚才的幻觉中打醒。炮弹把沥青路面炸出无数坑洞，弹片在一间间木屋上撕开或大或小的口子，加农炮的车轮在草坪上留下一条条车辙，老柳树和椴树的断枝摇摇欲坠。安托尼娜紧紧搂住瑞希，似乎这荒凉景象会传染。很不幸，动物园紧邻一条河道，河上的桥梁正是交通要道，它们成了德军飞机的首要攻击目标。再加上有一支波兰军队驻扎在此，更成了德军几天以来反复轰炸的上好目标。他们小心翼翼地在断壁残垣间择路而行，终于走到了小洋楼，楼前的庭院也被炸弹砸出了一个个大坑。安托尼娜看到被马蹄踩烂的花坛，目光久久地停驻在污泥中的花萼上，感觉它们“好像彩色的泪滴”。

天亮以后，气温上升，战事也渐渐激烈起来。站在门廊上，他们听到峡谷那边传来刺耳的爆炸声和金属梁折断后惊心动魄的回声。突然间，大地颤抖，他们脚下的土地开始移动起来，他们赶忙躲进了小洋楼，却看到屋梁、地板和墙壁都在晃动。狮虎区中传来狮吟虎啸，一声接着一声，一阵接着一阵，她知道母兽们此刻“必定已经吓疯了，正叼着幼崽的后颈在笼子里转来转去，恨不能找个洞把孩子藏起来”。（53）大象狂乱地打着响鼻。鬣狗连声呜咽，叫声极为怪异，像是受惊之后无法控制的咯咯傻笑，夹杂着打嗝儿似的喉音。非洲野犬嚎叫着。猕猴焦虑到失了理智，相互疯狂打斗，歇斯底里的尖叫刺破了空气。在这片喧嚣狂乱之中，饲养员们不为所动，继续给各个馆舍担水送食，检查笼子的门闩、锁闸。

在这一轮纳粹空袭中，一颗半吨重的炸弹砸中了北极熊山，围墙被震塌，壕沟被填埋，受惊的北极熊纷纷下山。附近驻扎的一个排的波兰士兵看到这些惊慌的动物身上流着血，围着自己的“山头”乱转，不由分说就开了枪。他们又转而想到狮子、老虎，因为担心这些猛兽闯出来构成威胁，于是决定把最有攻击性的动物统统射杀，因此而不幸遇难的包括公象雅斯——图钦卡的父亲。

安托尼娜站在门廊上，清楚地看到远处有几名波兰士兵聚集在一口井边，他们周围是几位动物园员工，其中一人在哭喊，其他人不说话，神色严峻。

“他们杀了多少动物？”她问自己。

事情来得太突然，没有时间抗议，更没有时间悲伤，剩下的动物还需要帮助，她和雅安与饲养员们一起继续喂食、诊疗，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安抚惊惧的动物。

“人至少可以带上紧要之物，不断地转移，随机应变，”安托尼娜哀叹，“如果德国占领了波兰，动物园里这些精致娇贵的生命会落得怎样的下场？……它们比我们的处境要恶劣几倍，因为它们完全依赖人类。迁移动物园是不敢想象的事，它是如此复杂的一个有机体。”她对自己说，就算战争能速战速决，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54）哪里去找粮食和资金来维持动物园的运转？两人都竭力不去想象最可怕的后果，只是额外多买了不少干草、大麦、干果、面粉、面包干、煤炭和木柴。

9月7日，一位波兰军官敲开了小洋楼的前门，正式命令动物园内身体健全的男子全部入伍，参与西北前线的战斗——包括42岁的雅安，其他所有平民立即撤离动物园。安托尼娜即刻打点了行装，带上瑞希再次过河避难。这次，他们准备去她城西的亲戚家暂住，地址是卡普奇恩斯卡街（Kapucyńska Street）3号，一幢四层的公寓。

[1] 死亡景象和垂死挣扎的场面被深深刻在了记忆里：安托尼娜的回忆与退休工程师维克托·奥库里茨－科扎林（Wiktor Okulicz-Kozaryn）的回忆相吻合，他小时候也看到过同样的场景，并记得“德国飞机低低地掠过人群，射杀了许多人……两架波兰飞机在田野上空攻击一架德国轰炸机，飞机着火了，一只降落伞飘了下来，落在几棵树附近”。

[2] “任何打击，只要未令你灭亡，就令你坚强”：引自尼采《偶像的黄昏》（1899）。

[3] PZL P.11是一种全金属结构的波兰战斗机。德国JU-87斯图卡轰炸机（Junkers JU-87 Stukas），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研制的一种螺旋桨俯冲轰炸机。卡拉斯轰炸机（PZL.23 Karaś）是一种波兰轻型侦察轰炸机。——编注

第五章

当天夜里，在卡普奇恩斯卡街的一套小公寓里，她听懂了一种新的声音：德国重炮发出的击打铁砧似的哐哐声。（55）此时此刻，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像她这样年纪的女性正溜进夜总会，在格伦·米勒[1]乐队的伴奏下翩翩起舞，陶醉在《珍珠链》（String of Pearls）、《棕色小水壶》（Little Brown Jug）这样轻快的乐曲中。有些女人则可能在路边的小酒馆里，跟着新发明的自动点唱机[2]里传出的音乐跳舞。很多夫妻请来临时保姆照看小孩，自己则上电影院欣赏1939年的新片：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主演的《妮诺契卡》（Ninotchka），让·雷诺阿（Jean Renoir）导演的《游戏规则》（The Rules of the Game），朱迪·加兰（Judy Garland）主演的《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家家户户驾车出游，去乡间观赏秋天的树叶，在欢庆秋收的节日活动中品尝苹果蛋糕和玉米煎饼。然而对很多波兰人来说，原本的生活已不复存在，成了一堆被榨干的残渣。德军占领期间，所有人都丧失了日常生活的种种兴味，为现实所困，为最基本的生存耗尽了大部分精力、心力、时间和金钱。

像其他动物妈妈一样，安托尼娜也变得无比焦虑，急于为孩子找一个安全的藏身地。“但与它们不同，”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没办法把瑞希叼在嘴里，送到一个安全的巢穴。”她也无法安心待在亲戚家四楼的公寓里——“要是楼塌了，我们说不定就被埋在里面了。”经过一番思量，她决定搬到楼下去住。（56）楼下是一家经营灯罩的小店。她不知道自己能否说服店主接纳他们。

她一把抱起瑞希，摸黑走下四楼，敲了敲门。门开了，里面是两位上了年纪的妇人，查德斯卡（Caderska）太太和斯托科夫斯卡（Stokowska）太太。

“请进，请进。”她们瞄了一眼她身后的走廊，迅速关上了门。

她走进商店，眼前是一片奇异的新天地，半像水下的珊瑚礁，半像天文馆。商店里塞得满满当当，扑鼻而来的是布匹、胶水、油漆、汗水和煮燕麦的气味。这里是个灯罩市集，琳琅满目的灯罩一串串吊在天花板上，一沓沓堆在地上，垒成金字塔型，还有的一个个紧挨着，仿佛舶来的风筝。木架上放着布匹——像一捆捆果馅卷饼，还有铜质的灯架，制作灯罩的小工具、螺丝、铆钉，闪闪发亮的托盘里盛放着灯罩顶饰，按玻璃、塑料、木材、金属等不同材质分门别类区分开来。在那个时代的灯罩店里，女店员负责手工缝制新的布面灯罩，修理旧灯罩，同时也代售别人制作的灯罩。

安托尼娜打量着这个房间，想必她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种种流行的家居饰品。当时的波罗的海文化中，家居装饰正从维多利亚情调转向“装饰派艺术”（Art Deco）以及现代主义风格，灯罩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流行的样式包括：绣着菊花的郁金香形玫瑰丝灯罩；嵌着白缎蕾丝的绿色雪纺灯罩；几何图形的打褶裥象牙白灯罩；拿破仑帽子状的明黄色玻璃灯罩；八面穿孔的金属灯罩，“裙边”还镶嵌着人造宝石；石膏质地的球形灯罩，顶饰是琥珀色云母，罩面有新艺术风格的浮雕，描绘着一众弓箭手追猎牡鹿的场景；形似鹅皮疙瘩、表面凹凸有致的橙红色穹形玻璃灯罩，“裙边”垂有水晶吊饰，下挂常青藤纹样的铜质花篮。此外，还有很时髦的红色玻璃灯罩，在安托尼娜的时代，那种玻璃俗称“鸽喉红”，常用来制作酒杯。在黑暗中，它呈酸樱桃般的暗红色，灯光点亮时，则像刚刚剥了皮的血橙。（57）它是用鸽子血染色而成，而鸽子血的色泽也是评定高档宝石的标准——最上等的红宝石，其色鲜艳如血。

随着瑞希的目光，安托尼娜看向房间深处。她惊讶地发现几个形容狼狈的本地女人和孩子坐在拥挤的灯罩间。

“日安，日安，日安。”[3]安托尼娜向他们一一点头问好。

灯罩店温馨的氛围吸引了无家可归、绝望无助的人们。这里的经营者是两位慈祥的老妇人，她们热心地与避难者分享食物、炭火和床褥。安托尼娜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这间前店后坊的灯罩店就像一块磁石，吸引了很多人前来避难。两位可爱的小个子老妇人非常非常温暖，充满爱心，善良热情。多亏了她们，我们才得以熬过那段最艰难的时期。她们就像夏夜里温暖的光芒，无论是楼上的居民，还是附近被炸毁了住房的无家可归者，甚至是别的街道的居民，都像飞蛾一样被她们的光芒所吸引，飞奔前来，相聚在这里。

安托尼娜敬畏地看着两人用布满皱纹的手给众人分发食物（主要是燕麦片）、糖果、明信片簿和小玩具。每天夜里，大家各自找地方睡觉时，她会把床垫放到一个结实的门框下面，以自己的身体掩护瑞希，战战兢兢地小睡一会儿。入睡很难，她怅然于田园牧歌般的往日时光已遥不可及。正因如此，回忆也变得愈发诗情画意。她原本为来年做了那么多规划，而现在，她满脑子想的只是她和瑞希能否活到天亮，能否再见到雅安，儿子还能再过一个生日吗……“（58）日复一日，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对恐怖当下的忧虑，甚至想象着自己的死亡。”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盟友不在身边，没人提供帮助，我们波兰人在孤军奋战。只要英国进攻德国，德国就不得不停止对华沙的狂轰滥炸，但英国人没有出手……关于波兰政府的消息也令人悲哀，我们的斯密格莱（Śmigly）元帅和政府成员逃往罗马尼亚，却在那里被逮捕拘押。我们震惊于背叛，我们感到悲哀。

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时，波兰人拍手称快。电台里循环播放着两国国歌，持续了好几天，但到了九月中旬，来自德军重炮与巨型轰炸机的密集火力并无稍减。“我们活在一座围城之中。”安托尼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城中时时有炸弹呼啸，充斥着刺耳的爆炸声，以及建筑物崩塌时发出的旱雷般的巨响。人们在饥饿中煎熬。自来水、煤气等等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首先消失，接着电台哑了，报纸没了。有胆子上街的人都速去速回，不敢稍待。要买上一点马肉或面包，都得冒着生命危险排队。整整三天，她白日里反复听炮弹尖啸着掠过屋顶，黑夜里感受炸弹一次次重击黑暗之墙。令人胆寒的尖啸声后总是紧跟着让人毛骨悚然的轰隆声。安托尼娜发现，自己每听到一声尖啸，就必须要等着听它最后的爆炸声，过程中一直悬着心，做着最坏的打算，直到听它在别处爆炸，将某些人的生命炸成碎屑，才长长地舒一口气。她下意识地估算着每次爆炸与自己的距离，庆幸自己没有成为炸弹的目标，然而紧接着又是一声尖啸，又是一声爆炸。（59）

三天里她也曾冒险出过几次门，每次都发现世界变成了一部战争电影，四周黄烟弥漫，瓦砾成堆，许多建筑物只剩下一两面孤墙，墙头锯齿森然林立，地上有随风翻飞的信件和翻滚的药瓶，有受伤的人，有死马——腿与身体之间拧成一个古怪的角度。但还有比这更不真实的景象：有一种东西在空中盘旋，初看像雪，时而轻盈地向上飘，时而静静地下坠，却不会落在地上。它们纷纷扬扬，却比风雪更瘆人——这漫天飘舞的东西是羽绒，从这个城市的无数枕头与被子里飞扬出来的羽绒。很久以前，波兰的某位国王曾以羽毛阵阻击进犯的土耳其人：战士们在背后绑上巨大的羽毛圈，骑马高速冲向敌阵，气流穿过这些人造翅膀，如龙卷风般呼呼作响，敌方的战马吓得拼命用蹄子抵住地面，一步也不敢前进。对许多华沙人来说，这场“羽毛暴风雪”也许会让他们想起那些英勇骑兵——这座城市的守护天使，想象他们惨遭杀戮，只留下羽毛在空中飞舞。

一天，一颗哑弹击中了安托尼娜所在的公寓楼，卡在四楼的屋顶，整整一天，她都在等待它炸响，却一直没有等到。夜里，轰炸机密集投弹，似在空中涂鸦，画出一道道烟雾。她带着瑞希搬到了附近一座教堂的地下室。第二天，“在清晨那令人窒息的死寂中”，她又带瑞希搬回了灯罩店。她后来告诉别人说：“我就像我们的那些母狮，胆战心惊地把幼崽从笼子的一侧移到另一侧。”

没有雅安的消息，安托尼娜担心得夜不能寐，但她告诉自己，如果不去拯救动物园里幸存的动物，她就有负于自己的丈夫。它们还活着吗？留守的那几名少年能照看好它们吗？看来别无选择：尽管恐惧引得她一阵阵生理性的反胃，她还是将瑞希留给亲戚照料，强迫自己冒着炮火过河回到动物园。（60）在遍地硝烟、一片狼藉中战战兢兢地赶路时，她想：“原来这就是猎物逃避追杀时的感觉，没有英雄的悲壮，只有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安全回家的那种疯狂。”她想起了雅斯和猛兽们的死，是被波兰士兵枪杀的，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它们，就在一米开外。它们垂死那一刻的场景折磨着她。然而，此时她心头突然升起另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如果事实证明，它们的死其实是种幸运呢？

[1] 格伦·米勒（Glenn Miller，1904—1944），20世纪初著名爵士长号演奏家、编曲家，“大乐队时代”著名指挥家，陆军空军乐队（Army Air Force Band）和格伦·米勒乐队（Glenn Miller）的掌舵人。——编注

[2] 新发明的自动点唱机：自动点唱机发明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为一些后街小店提供音乐——原文为jook，在卡罗莱纳州克里奥尔语中指集妓院、赌场和舞厅于一体的场所。

[3] 原文为波兰语：“Dzień dobry，dzień dobry， dzień dobry.”

第六章

纳粹军队向华沙出动了1150架轰炸机，位于防空炮兵阵地附近的动物园被完全摧毁。（61）那天天气晴朗，天空突然张开血盆大口，火球呼啸而下，动物馆舍纷纷被炸毁，壕沟四周下起了阵阵泥雨，铁栅栏被强力撕裂，发出刺耳的尖叫。爆炸产生的高温使得木制房屋轰然倒塌。玻璃与金属碎片四处飞溅，扎破皮肤、羽毛、蹄子和鳞甲。受伤的斑马浑身浴血，撒蹄狂奔。惊恐万状的吼猴与猩猩尖叫着跃上树枝，钻入丛林。蛇蹿出囚笼。鳄鱼迈开四肢，脚下生风。子弹撕碎了禽类馆的罗网，鹦鹉扑棱棱地盘旋而上，就像阿兹特克人信拜的神灵，随即又如铅锤般一头栽下。其他热带鸟类躲进了树丛，或凄惶地乱飞，奋力扇动着烧焦的翅膀。一些动物继续藏身于原本的窝棚之中，却被滚滚火舌吞噬。两只长颈鹿倒在地上，已经断了气，四条腿被横向撕裂，令人触目惊心。空气中烟尘滚滚，呼吸变得十分困难。四处都是木头、稻草和皮肉烧焦时发出的刺鼻气味。猴子与鸟儿不停地疯狂尖啸，与定音鼓点般的噼啪枪声和隆隆炮声一起，汇成一首宛若来自彼岸世界的合唱。所有这些喧嚣回荡在动物园内外，仿佛有千万个复仇女神张牙舞爪地杀出地狱，顷刻间就要毁灭世界。

安托尼娜带着五六名管理员搜遍了全园，努力营救、放生动物，一路上，还要小心翼翼地东挪西闪，避免自己受伤。（62）她匆匆从一个笼子跑向另外一个，一边挂念着丈夫。雅安此刻身在前线，“他是个勇敢的人，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人。但如果连无辜的动物都不能幸免于难，他还有生还的希望吗？”如果他能回来，看到的又会是怎样的惨状？紧接着，另一个念头又闯了进来：卡西娅在哪儿？那头母象，他们最宠爱的宝贝之一。她终于赶到了卡西娅的围场，发现这里已被夷为平地，卡西娅不见踪影（安托尼娜后来发现，她已经被一枚炮弹炸死），却听到两岁的小象图钦卡在远处打着响鼻。许多猴子死于猴馆的大火之中，也有的被子弹击毙，剩下的正疯狂啸叫着向树丛中奔逃。

一些动物在这次大轰炸中奇迹般地得以幸存，其中许多逃出动物园，过了大桥，进入正在燃烧的首都老城区。无论是胆子够大敢站在窗前张望的人，还是不幸被大火拦在街上的人，都看到了这宛若《圣经》中描述的末日幻象，简直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动物园里千奇百怪的动物们倾巢而出，走上华沙的街道，海豹沿着维斯瓦河摇摇摆摆地赶路，骆驼和美洲驼钻进小巷，蹄子在鹅卵石街面不停地打滑，鸵鸟、羚羊与狐、狼并肩奔跑，在石砖上疾行的食蚁兽正发出吭哧吭哧的喘息声。许多本地居民看到一团团毛乎乎的影子在眼前闪过，经过工厂、公寓楼，或奔向城外的燕麦地、荞麦田、亚麻林，或爬进小河，或躲进楼梯井、小棚屋。一头扎进水中的河马、水獭、河狸等，总算暂时捡回了性命，不少狗熊、野牛、骆驼、斑马、猞猁、猴子、普氏野马和爬行动物，以及孔雀和其他禽鸟都各显其能，在炮火中幸存下来。

安托尼娜写道，她叫住了小洋楼附近的一名士兵，问他：“有没有看见一头个子很大的獾？”

对方回答：“有一头獾到过小洋楼的门廊，又是撞门又是挠门，闹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让它进来，它就钻进树丛不见了。”（63）

“可怜的小獾，”她悲叹着，心如刀绞，想象着这个全家人的宠儿惊恐万状，在门外苦苦求援的景象。过了片刻，她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希望它能逃过一劫。”暑热又开始蒸腾，烟雾重新弥漫。她缓过神，双腿又有了力气，跑去察看那些来自蒙古的长鬃骏马。其他的马和驴子，包括儿子的小马驹“淘气鬼”，都已经倒毙在外面的街道上，而那些稀有的普氏野马竟然还站在它们的牧草地上，身子瑟瑟发抖。

安托尼娜最后还是离开了动物园，借道普拉斯基公园返回市中心那家她和儿子避难的灯罩店，沿途许多椴树的树冠在燃烧，仿佛笼罩着光环的圣徒。回到店里，她筋疲力尽，迷迷糊糊，可还是竭力向大家描述那冲天的烟柱、连根拔起的大树、一片狼藉的草地、带着斑斑血污的房屋和尸身。过了一会儿，她感觉自己镇定了一点，又前往蜂蜜街（Miodowa Street）1号的一幢石头建筑，上楼进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面挤满了神不守舍的人和堆积如山的档案。这是抵抗组织的一个秘密据点，她来找老朋友亚当·恩格勒特（Adam Englert）。

“有什么消息？”

“很显然，我们的军队已经弹尽粮绝，正在讨论集体投降事宜。”他脸色阴郁地答道。

在回忆录中，她写道：他的声音钻进她的耳朵，那些词语却飘飘荡荡，进不了她的脑子，她脑中塞满了这一天耳闻目睹的恐怖景象，发出了“暂停工作”的命令，拒绝吸收更多的坏消息。

她重重地跌坐在沙发上，身子像被胶水粘住了似的。在此以前，她一直不允许自己相信存在这样的可能：她的祖国真的会丧失独立主权。噩梦重现。（64）虽说历史上祖国曾被多次侵占，可它也曾成功驱逐外敌。上一次与德国交战还是21年前的事，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和平中度过的。前景令她感到恐惧。十年来，动物园不啻为一个独立王国，维斯瓦河就是它的护城河，一道安全的天堑，王国内的每一天都像充满挑战和惊喜的拼图游戏，与她炙热丰盈的生命无比契合。

回到灯罩店，她向大家转述恩格勒特的悲观说法，但这显然与市长在广播讲话中斗志昂扬的基调不符。在讲话中，斯塔日尼斯基（Starzyński）市长谴责了德国纳粹，强调希望还在，呼吁人人上阵，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首都。

在某次广播讲话中，他这样说：“就在此刻，我向你们发表讲话之时，我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它，在硝烟之中、火舌之中闪耀的伟大与光荣，看到那个光荣的、不可战胜的华沙，为华沙而战！”[1]

他们感到无比困惑，不知道该相信谁：发表公开演讲的市长，还是抵抗组织的成员。当然应该是后者。因为在另一次广播演讲中， 斯塔日尼斯基市长一度使用了过去时态：“我曾那么想让华沙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我曾相信它会成就其伟大。我的同事和我曾经拟定了城市规划，为未来的伟大华沙勾勒了蓝图。”这句话的时态——是口误吗？安托尼娜的消息听起来更可信一些。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跌入谷底，此刻正逢黑夜将近，店主在餐桌间小心地穿行，拧亮一盏盏小灯。

几天后，安托尼娜听到清脆的敲门声。当时她与大家正围坐在餐桌边，饥肠辘辘，却对桌上那点可怜的食物毫无食欲。华沙已向德军投降，不再有人上门购买或修理灯罩。店主战战兢兢地把门拉开一条缝，门外赫然站着雅安，安托尼娜喜出望外，眼前的丈夫神情疲惫，脸上却带着如释重负的表情。（65）他们紧紧拥吻，然后他坐到桌边，讲起这些天的经历。

几周前雅安和战友们就离开了华沙。9月7日傍晚，他们沿河步行前往布格河畔的布雷斯奇镇（Brześć），作为一支“影子部队”的一部分，他们寻找着波兰主力，期望早日归队。但他们没有找到，最后只得解散。9月25日，雅安在米艾尼（Mienie）的一座农场住了一夜。农场主是他在雷洋图夫卡乡间小筑避暑时认识的。第二天一早，管家就把他唤醒，问他能否给自己当翻译，有位德国军官夜里到了农场，而她根本听不懂德语。与纳粹打交道意味着危险，雅安一边穿衣，一边在脑内将可能发生的各类情况都演练了一番，做好种种预案。下楼时，他看到客厅里站着的纳粹国防军军官正在与农场主人讨论军需供应问题。心里虽然忐忑，他脸上却已佯装出从容的神情，表明自己不过就是这个家庭的一位合法客人而已。当这位纳粹军官转过身时，雅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过度紧张而出现了幻觉。与此同时，这位军官脸上也闪过诧异，继而冲他微笑。站在他面前的是穆勒（Müller）博士——国际动物园园长协会会员，他的动物园位于东普鲁士的克鲁雷维茨（Królewiec）——战前叫作柯尼斯堡（Königsberg）。

穆勒笑起来：“全波兰我真正认识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你，我的朋友，却恰恰在这里碰到你！太不可思议了。”作为军需官，穆勒来此的目的是为纳粹征集军粮。他告诉雅安华沙和华沙动物园遭遇的劫难，听得雅安很心焦，恨不能立刻长翅膀飞回家去看看，穆勒主动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但警告说，雅安这个年纪的波兰男子在路上会有危险。他建议，最好的办法是他假装逮捕雅安，让雅安作为战俘，坐他的车回华沙。（66）战前两人关系融洽，但此情此景之下，雅安不免担心，不知穆勒是否可以信赖。穆勒没有食言。华沙投降后，他又来到农场，开车将雅安送进了城，到了他不敢再往前开的地方，才撂下了雅安折返。雅安偷偷摸摸地在华沙的废墟中穿行，不知自己能否活着赶到卡普奇恩斯卡街，见到安托尼娜和瑞希——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终于找到了那座四层楼，当他第一次敲门没有得到回应时，他一下子“心惊肉跳，几乎瘫倒”。

此后的几天里，华沙狰狞的死寂让人越来越忐忑，雅安和安托尼娜决定偷偷过河，回动物园看看。这一次路上比较太平，身边没有炮弹，也没有冷枪。几位老饲养员已经回到动物园，恢复了战前的日常工作。在这个奄奄一息的动物园里，他们就像一支“幽灵军”，悄悄奔走忙碌，努力延续少数幸存者的生命。警卫室和宿舍楼已化为焦土，工作间、大象馆等都已坍塌，很多动物的栖息地和大围场都被烧毁。最令人感到怪异的是许多笼子的铁栅栏，被熔成各种怪诞的形状，宛如先锋派焊接工炮制出来的前卫作品。雅安和安托尼娜走进小洋楼，眼前的景象更加超现实主义，令他们目瞪口呆：小洋楼并未倒下，一扇扇高窗却已被炸弹砸得稀巴烂，玻璃窗粉身碎骨，沙粒一样的碎片溅得到处都是，地上散落着一丛丛被压烂的稻草，是空袭期间躲藏在这里的波兰士兵铺在身下睡觉用的。整幢楼千疮百孔，到处都要修补，尤其是窗户，而玻璃窗此时已是稀有商品，两人决定用胶合板将就一阵子，尽管这就等于把自己封闭在更加黑暗的世界里。

但当务之急是搜救伤残的动物。他们对动物园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包括最不可能的藏身之处。每在废墟中发现一只神志不清、饿得半死但一息尚存的动物，大家都会由衷欢呼。安托尼娜在书中回忆说，园中躺着不少死去的战马，肚子肿胀，牙齿洞张，眼睛圆睁，死状惊恐。（67）所有尸体都必须立即掩埋或屠宰（羚羊肉、鹿肉、马肉等可以分发给正在挨饿的市民），但夫妇俩下不了手，把这些活儿交给了饲养员们。夜幕降临，因为小洋楼还不能栖身，两人又回到卡普奇恩斯卡街，疲惫不堪，心情沉重。

第二天，隆美尔（Rommel）将军发表广播讲话，敦促华沙军民体面地接受华沙开城投降的现实，在德军进驻这座陷落的城市时保持镇定。他以这样一段话作为广播的结尾：“我相信华沙人民，他们在守城战斗中英勇不屈，已经表现出伟大的爱国精神，我相信他们将信守诺言，平静、体面、镇定地接受德军的进驻。”[2]

“这或许是个好消息，”安托尼娜告诉自己，“也许和平总算到来了，可以开始重建了。”

阴雨连绵的上午过后，厚厚的云层渐渐散开，十月温暖的阳光透过缝隙洒向大地。德军的巡逻兵出现在每一个居民区，街道上回响着厚重的军靴声和叽里咕噜的外国腔。过了一会儿，七嘴八舌的说话声传进了灯罩店，带着很明显的“咝——咝——”的波兰口音：是一大群波兰男女在说话。安托尼娜这样描述，只见“一支庞大的队伍慢慢从门前飘过”，向着市中心而去，沿途的一幢幢建筑里有人三三两两地走出来，汇入这股洪流。

“你说他们这是朝哪里去？”

收音机告诉他们希特勒准备阅兵的地点。安托尼娜和雅安被一股不断渗透的压力拖曳着往外走。目之所及，到处是触目惊心的毁灭。在留下的文字中，安托尼娜这样写道，“附近的院子里端坐着一幢幢畸形的建筑，像被战争砍了头——屋顶没有了。有些建筑，虽然头还在，却从头到脚伤痕累累，面目全非”。（68）这些建筑让她联想到“腹部受伤的人，他们为自己洞开的伤口感到尴尬，绝望地寻找遮掩的方法”。

安托尼娜和雅安又路过了许多幢被雨水浸泡过的建筑，外墙的涂层已经完全脱落，露出血红色的砖块，在温暖的阳光下蒸腾着热气。火还在烧，许多住宅的内部还在闷燃，烟雾在空气中弥漫，熏得人眼睛流泪，嗓子发紧。不断膨胀的人流如被催眠了一般，木然地涌向市中心。在影像档案中，我们能看到市中心大街两侧密密麻麻站着波兰人，征服者——德国军人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前进，像一股由无数铁灰色军服构成的汹涌洪流。他们脚步的回声，像绳索一下一下击打在硬木地板上。

雅安转过头，身边的安托尼娜脸色苍白。

“我透不过气来，”她回忆当时说，“感觉自己要淹死在这片灰色的海洋中了。他们正在淹没整座城市，冲走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的一切都从地球上消失。”

两人夹在人群中，看着亮闪闪的坦克和大炮缓缓经过，还有满面红光的德军将士，有些以挑衅的目光瞪着他们，逼得雅安不得不扭头避开。在波兰，木偶戏历来是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它的观众不仅是孩子，像古罗马木偶剧一样，它善于探讨政治，讽刺时事。老电影中留下了一些画面，华沙人想必敏锐地发觉了其中的讽刺意味：嘹亮的铜管乐队开道，后面紧跟着一拨拨锃亮的装甲车和昂首阔步的士兵，大街远处的阅兵台上站着他们的领袖——希特勒，他在检阅他的部队，一只手高举在空中，久久没有放下，就像一个傀儡操控者，在扯动隐形的绳索。

波兰各大主要政党的代表此刻正在一家银行的保险库中开会，会议宗旨是提升地下组织的战斗力。地下组织首次策划实施的大行动功亏一篑：放置在希特勒阅兵台下的炸药本可以把这魔头炸得粉身碎骨，却不料在最后一刻出现了一名德国官员，命令爆破手离开他选择的有利位置，使得他无法点燃引信。（69）

这座落在德国人手中的城市很快陷入了困境，银行关门，薪水停发。安托尼娜与雅安搬回了小洋楼，但没了资金来源，动物园的物资也断供了，两人只得苦苦搜寻波兰驻军此前留下的食物。德国的这块新殖民地交由希特勒的私人律师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统治。此人是纳粹党的元老，正忙于根据纳粹主义思想修订德国法律，尤其是种族主义法律和针对反抗分子的法令。就任总督后的第一个月，他就宣布“犹太人必须居留在规定城区，离开规定区域者”可被处死，“有意为犹太逃亡者提供藏身地者”也可处死，“煽动者、协助者等，与犯罪者同罪同刑；未遂罪行与既遂罪行同刑”。

不久，他又颁布《打击暴力行为政令》，宣布任何不服从德国统治者、蓄意破坏者、纵火者、持有枪支或其他武器者、攻击任何德国人者、违反宵禁者、拥有收音机者、黑市交易者、家中藏有地下组织宣传册页者、明知他人家中藏有此类宣传品而不及时举报者，都可被处以死刑。违法者与不举报违法者同罪。凡有违法行为，参与者与旁观者同罪。人性使然，大多数人都恪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信条，因此很少有人主动告发别人，更少有人因为未告发别人而被告发……不然，这样下去可能很快就会形成一条因不告发别人而获罪的荒诞举报链。在为与不为之间，人人都找到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大多数波兰人固然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庇护逃亡者，却也不愿意主动去告发逃亡者。

希特勒授权弗兰克“把波兰当作一个战区，一个战利品，可施以无情的压榨手段，彻底瓦解其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结构”（70）[3]。弗兰克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杀光所有有影响力的人，包括教师、牧师、地主、律师、艺术家、政界人士。然后他开始进行人口分布“大洗牌”：在5年时间里[4]，86万波兰人被驱离故土，背井离乡，7.5万名德国人占领了他们留下的土地；130万波兰人被运往德国，充任苦役；33万波兰人直接被枪杀。

波兰抵抗组织有勇有谋地展开斗争，他们破坏德军的设施，使火车脱轨，炸毁桥梁，还印刷了1100多种刊物，发表广播讲话，开办秘密中学和大学（学生数量达10万），帮助犹太人逃亡、藏匿，供应武器，制造炸弹，暗杀盖世太保，营救被囚人士，上演秘密戏剧，出版书籍，组织领导平民抵抗活动，开设私人法庭，构建并维持本土与伦敦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交通线。他们的军事武装力量“家乡军”（Home Army），巅峰时拥有38万将士，其中就包括雅安·雅宾斯基，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从一开始，我就与动物园一带的家乡军有联系。”[5]占领期间，生活自然充满混乱与迷茫，但一个秘密的波兰，一个由语言而不是地域团结起来的波兰，从没有动摇过抵抗的决心，连续不断、不屈不挠地战斗了6年。

波兰地下抵抗组织从未遭受重创的秘诀之一，是它的不向上联络的政策，以及坚持使用假名、化名的策略。如果没有人知道自己的上级是谁，即使有人被捕，也不会伤及组织核心；如果没人知道别人的真名，搜捕破坏分子就会变得无从下手。地下组织的最高指挥部并不固守一地，而是在全城流动。秘密学校会在多座教堂、公寓之间转移。（71）地下组织专门组建了交通员队伍和秘密印刷点，负责信息联络。“地下农民运动”的口号是“越少越好、越晚越好、越糟越好”，德军征缴物资时，农民们千方百计搞破坏，运送物资时常常半道把东西发给城内同胞，反复申报同一批交运的粮食或牲畜，把收据上的数字改大，一有机会就假称物资遗失，然后将它们藏匿起来，对那些没办法“遗失”或藏匿的物资，就想尽办法破坏。在纳粹德国秘密研制导弹的佩内明德基地（Peenemünde），从事苦役的波兰人甚至以尿液腐蚀电子元器件，让火箭无法升空。抵抗组织内有形形色色的组织，任何人，不论年龄、学历、性格，都可以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雅安生性爱冒险。他在战后接受采访时曾告诉记者，冒险让他兴奋，他又以一贯的轻描淡写的口气说，这是一种让人心跳加速的赌博，就像“下象棋——要么赢，要么输”。

[1] “就在此刻，我向你们发表讲话之时，我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它，在硝烟之中、火舌之中闪耀的伟大与光荣……”：斯塔日尼斯基的讲话，引自Warsaw and Ghetto (Warsaw: B. M. Potyralsey，1964)。

[2] “我相信华沙人民……将信守诺言，平静、体面、镇定地接受德军的进驻”：隆美尔讲话，引自Israel Gutman，Resistance: The Warsaw Ghetto Uprising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1994)，p. 12。（326）

[3] “把波兰当作一个战区，一个战利品……”：Proceedings of the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Nuremberg， vol. 290，ND 2233-PS；引自Anthony Read，The Devil’s Disciplines: Hitler’s Inner Circle (New York: W. W. Norton，2004)，p. 3。

[4] 在5年时间里：Adam Zamoyski，The Polish War: A Thousand Year History of the Poles and Their Culture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1994)，p. 358.

[5] “从一开始，我就与动物园一带的家乡军有联系”：雅安·雅宾斯基语，引自一以色列意第绪语报纸，当时他被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国际义人”称号。该报纸由雅宾斯基提供。

第七章

秋天来了，寒气无孔不入，门下的细缝、窗上的裂隙，都成了它们入侵小洋楼的通道。（72）夜里，呼啸的寒风刮擦着小洋楼的屋顶平台，只要稍微有点走形的窗板，就会被风吹得鼓胀。阳台围墙四周，风呼号得格外凄厉、猛烈。尽管动物园内的建筑和草地都破败不堪，但大家还是为为数不多的幸存动物铺草为床，做好过冬的准备，只是一切都不可与战前同日而语。最让人怅然若失的，是再也无法看到动物园四时变换的绚丽风景。往年，一进入冬眠期，动物园的生活节奏就会发生显著变化，夏季游人摩肩接踵的林荫大道，一到深秋便几无人迹。虽然猿猴馆、大象馆、猛兽岛、海豹池前还会有三三两两的游客，但排着长队等候骑羊驼、马驹和小脚踏车的小学生已不见踪影。火烈鸟、鹈鹕不耐寒，每天只出动一次，小心翼翼地排成一队，动作僵硬地在封冻的地面上走一圈。白天越来越短，树枝变得光秃秃的，大多数动物都躲在室内不出来，动物园的主旋律从嘹亮的高歌变成了低沉的轻吟，业内把这段时间称为“淡季”，是人和动物休养生息的季节。

战时的动物园虽然盛况不再，却仍然顽强地坚持运转。（73）它像个复杂的生态机器，一颗没拧紧的螺丝，一个残损的齿轮，都足以引发灾难。动物园园长可承担不起漏掉一颗生锈的螺栓、一只流鼻涕的猴子，忘锁一道门，忘记调节任何一个馆舍室温的责任，若有一头野牛的胡子乱糟糟的，也绝对要查出个究竟。一旦遭遇风灾、暴雨、冻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则会成倍地增加。

负责耙理落叶、清扫地面的女工们不来了，负责给畜棚屋顶和墙面盖稻草、帮动物御寒的工人不来了，负责给玫瑰和装饰性灌木枝扎防冻圈的园丁们也不来了。以往的秋季，动物园里会有许多穿蓝制服的工人，忙着将甜菜、洋葱、胡萝卜和过冬的饲料堆满地窖，确保动物们在严寒天气里也能补充足够的维生素（这个词由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Casimir Funk]于1912年创造）。所有的谷仓里本该塞满甜美的干草，贮藏室、食品柜里本该有满满当当的燕麦、面粉、荞麦、葵花籽、南瓜、禽蛋和其他重要饲料；一辆辆卡车开进动物园，运来煤炭、焦炭；到处有铁匠忙着修理工具，编织铁丝网，往每一把铁锁里面灌注润滑油；木工间里，有男人在修整木栅栏、桌椅、架子，还要制作门窗，为春天大地解冻后，动物园修建新的馆舍做准备。

正常情况下，安托尼娜和雅安此时已经开始制订来年的预算，准备新动物的入住，在办公室里审读各类报告。办公室的朝向经过精心设计，可以俯瞰外面的大河，一抬眼，就能看见老城区建筑陡峭的坡顶。动物园的媒体部此时本该忙着组织各类访谈、音乐会；实验人员则忙着涂抹一个个载玻片，进行各项测试。

“淡季”从来都不是轻松的时候，但通常为此间的人和动物提供了一个“自成结界”的庇护所。（74）在这里，人和动物都有充足的食物储备，遇到任何情况，他们都有信心从容应对。然而，战争毁掉了一切。

“这座受伤的城市没有忘记他们的动物朋友。”一天早晨，安托尼娜这样安慰雅安，因为她听到了嗒嗒的马蹄声。两辆四轮马车吱吱呀呀地停在动物园的正门口，上面是餐馆和普通人家厨余的水果和蔬菜。“至少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

“是的，华沙人民明白文化救亡的重要性，”雅安回应她，“所有这些生活中的重要事物塑造、提升着我们的文化。何其有幸，我们的动物园也包括在内。”

但是，局面在继续恶化。安托尼娜写道，占领当局决定迁都克拉科夫市（Kraków），她感到天旋地转，因为一旦华沙的地位降格，它就不再需要动物园。她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清算”，她讨厌这个听起来毛骨悚然的词，它冷酷地把他们全家珍视、亲近的所有个性独特的生命转化为数字，暗示占领当局看到的只是几张兽皮、几对翅膀、几组蹄子，而它们不久之后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小洋楼里只剩下安托尼娜、雅安和瑞希，食品紧缺（无论出什么价都很难买到），资金紧缺，又没有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安托尼娜每天烘焙面包，靠夏天菜园里种的菜和腌制的乌鸦、蘑菇、浆果度日；住在城外村庄里的亲友会定期送些食物过来，有时还有培根和黄油，在一个遭受战争重创、几乎瘫痪的城市里，二者都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以前负责向动物园供应马肉的男子现在只能偶尔给他们送点肉。

九月末的一天，门口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来人身着德军制服——是柏林动物园以前的一名守卫。

“我奉卢茨·赫克园长之命向二位致意，并传达他的口信，”他很正式地说，“先生希望能为你们提供帮助，他等你们的电话。”（75）

安托尼娜和雅安对视了一眼，心生诧异，不知该作何感想。他们与卢茨·赫克相识于国际动物园园长协会。协会是个小圈子，里面有利他主义者、实用主义者、狂热的福音派传教者，也不乏恶棍无赖。20世纪初，围绕如何在动物园中饲养外来动物，有针锋相对的两个流派，一派坚称应创造自然栖息地，即为这些动物提供与原生地地貌、气候相似的环境。这一观点的狂热支持者就是柏林动物园的路德维希·赫克教授（Ludwig Heck）及其长子卢茨·赫克。另一派认为，应该顺其自然，无论动物园在什么地方，都应该让外来动物自己适应新环境。这个阵营的领袖人物是路德维希·赫克教授的次子，慕尼黑动物园园长[1]海因茨·赫克（Heinz Heck）。雅安受到赫克父子三人的影响，华沙动物园的设计一方面引导动物们主动适应新环境，一方面又努力提供有特殊针对性的人造栖息环境。它是波兰第一家不把动物关在小笼子里的动物园，相反，雅安总是尽量为每一种动物量身定制适合的大围场，复原野生环境。同时，华沙动物园还拥有良好的自然水源（自流井）、复杂的排水系统和训练有素、乐业敬业的动物管理团队。

在国际动物园园长协会年会上，理念之争有时不免变味，沦为派系之争，但与会者毕竟都是动物园园长，都以自己的动物园为骄傲，有着相似的狂热与考量，因此，尽管语言不通，彼此之间还是惺惺相惜，乐于交流感情、分享经验。一些动物园园长不会说波兰语，雅安的德语说得磕磕巴巴，安托尼娜会说波兰语，也能说一点俄语、法语和德语。于是，一种类似于世界语[2]（Esperanto，也是波兰人的发明）的通用语产生了，主要以德语和英语为主，辅之以照片、随手涂鸦，以及对动物叫声、表情、动作的模仿。（76）年会的气氛很像家庭聚会，雅安是协会中最年轻的成员，作为他的妻子，安托尼娜的聪慧伶俐和婀娜多姿令园长们倾倒。在大家心目中，雅安是个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园长，他的动物园蒸蒸日上，繁育出不少珍稀动物。

卢茨·赫克一向待人友好，对安托尼娜尤其如此。但无论是在动物园的管理，还是现今的政治理念上，他都着迷于血统，包括雅利安血统。如果夫妇俩听到的传言不虚，赫克园长已经成为一名坚定忠诚、位高权重的纳粹分子，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都是他的座上宾，常与他一同狩猎。

“对赫克教授的善意，我们深表感激，”安托尼娜彬彬有礼地答复道，“请转达我们的谢意，烦请您告诉他，我们不需要帮助，因为我们的动物园难逃被清算的命运。”她很清楚，希特勒政府中官阶最高的动物学家正是赫克，很可能他就是负责清算动物园的纳粹官员。

出乎他们的意料，第二天，那名守卫又来了，说赫克打算不日登门拜访。守卫走后，两人不知该作何打算。他们信不过赫克，但多年来他一直对安托尼娜很好，而且按理说，作为同行，他应该会对他们的处境存有恻隐之心。更何况，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能否活下去往往取决于你是否有位高权重的朋友，同赫克拉上关系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安托尼娜揣测，赫克大概很乐意当她的保护人，很享受扮演像帕西法尔[3]那样的中世纪骑士角色，怀抱浪漫理想，既赢得她的倾心，又证明自己的高尚。她反复思忖，不知他伸出的橄榄枝是吉是凶，脑子里全是“猫鼠论”那一套：“也许他只是在玩弄我们。大猫总是需要小老鼠当玩具。”

雅安却认为，赫克可能是出于善意：作为动物园园长，赫克热爱动物，一辈子以保护动物为己任，一定很同情他们的遭遇。（77）两人时而心生希望，时而满心忧惧，忐忑不安地过了一夜，等待着翌日卢茨·赫克的首次来访。

宵禁之后，波兰人就不能在星光下漫步了。但是，他们依然可以倚着窗，或坐在阳台上，观赏八月的英仙座流星雨和随之而来的几场秋季大型流星雨——天龙座、猎户座和狮子座流星雨。但因为战争留下的弹壳和烟尘，华沙的大部分日子都阴霾密布，日落时分的天空总显得乱糟糟的，清晨又常有蒙蒙细雨。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上天入地的现代战争固然制造了污染，制造了触目惊心的战场乱象，却也营造出绚烂壮丽的天空“特效”。现如今，每当夜空中出现快速坠落的流星，尽管它们拖曳着风筝一样的长尾，却总会激起目击者对于炮火和炸弹的联想。曾经，流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离技术那样遥远，像来自遥远国度的旅人，像被冰霜覆盖的耀眼的铁丝网。很久以前，天主教教会将英仙座流星雨命名为“圣劳伦斯的眼泪”，以纪念这位殉难的圣徒，但在科学的描述中，它们更像一群脏兮兮的雪球，被一道道无形的波浪从太阳系边缘推出来，向着地球飞泻而下，召唤出属于自己的神圣魔力。

[1] 慕尼黑动物园园长：海因茨·赫克，1928—1969年为慕尼黑海拉布伦动物园（Hellabrunn Zoo）园长。

[2] 世界语：世界语1887年由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的眼科医生路德维克·拉扎尔·柴门霍夫（Ludovic Lazar Zamenhof）博士发明，发表该语言设计时以“世界语博士”(意为“希望博士”)为笔名。长期身处比亚韦斯托克的多语言环境中，他注意到不同种族之间的嫌隙和误解多源于语言障碍，因而设计了这种中立的通用语。

[3] 帕西法尔（Parsifal），亚瑟王传奇中寻找圣杯的英雄人物。

第八章

1931年，卢茨·赫克从他赫赫有名的父亲手里接管柏林动物园，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着手重建了动物园的生态系统与意识形态系统。（78）1936年柏林举办奥运会时，德国动物园向游客开放，专门展示德国的野生动物。园区以“野狼岭”为中心，四周分别是熊类、猞猁、水獭以及其他德国原生物种的围场馆舍。这个标新立异的爱国主义展览强调常见动物的重要意义，强调不必远走天涯海角、殚精竭虑地寻觅珍稀的外来品种，其理念值得称道。如果将这个展览放在今天，其动机不会引发质疑。但在那个时代，考虑到他个人的信仰和他家庭的极端民族主义氛围，显然他有心展示德国在各个物种中的优等血统，以取悦他的纳粹朋友。有一张1936年的照片，是赫克与戈林相伴去绍尔夫海德（Schorfheide）狩猎的场景；第二年，赫克加入纳粹党。

赫克酷爱捕猎大型动物，他生命的巅峰时期都在追求冒险与刺激。他每年会数度“出征”，为他的动物园搜罗动物，或许是为了在自家的墙壁上挂一只新的长角羊头，更是为了有机会与疯狂的母熊来一场面对面的搏杀。他享受你死我活、危险刺激的狩猎，特别是在非洲草原上。他常在信中绘声绘色地叙述这些经历。这些信件大多是他在旷野中就着马灯的微光、跨坐在熊熊篝火边的折叠凳上写就的，其时他的同伴都已进入梦乡，狮群就隐身在不远处的黑暗中，发出一声声低吟。（79）“营火在我面前闪烁，”[1]他写道，“而在我身后，无边无际的黑暗中，隐隐传来野生动物神秘的叫声。”四周看似空无一人，却分明有猛兽在窥视，在悄悄靠近。他孤身一人，在野兽环伺的危险处境中，以笔墨再现白天的英勇，有些只是为了记录，有些是想与那些身在完全不同的现实世界中的朋友们分享，在他看来，他们所在的欧洲似乎远在天边。信中常夹着他的狩猎照片：以绳索套捕长颈鹿，牵着犀牛幼崽漫步，抓住一只土豚，或是闪身躲避迎面冲来的大象。

赫克酷爱收藏战利品，因为战利品提醒着他留在遥远旷野上的那部分自我。他会把活捉的动物留在动物园里，把死了的制成标本，把照片分享给朋友，或是精心装裱起来。在他旅行的高峰期，他收藏的似乎是生命本身：他写下数卷日记，拍下数百张照片，写了不少畅销书（比如《动物——我的冒险》[Animals—My Adventure]），详述他的诸多英雄事迹，展现他异乎寻常的勇敢、坚韧不拔的意志、卓绝不凡的身手与智慧。赫克知道自己的优点，很欣赏自己和别人身上的英雄气概，在动物园园长年会上，他时常边喝酒边讲述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尽管他常常沉湎于自我神化，但他的个性确实很适合做这一行——不少沉迷探险、渴望逃离循规蹈矩的家庭生活、希望体验生死冒险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动物园园长这个职业。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地图上呈现的还只是一片平坦的大地，我们无从知晓尼罗河的源头。赫克有时也喜欢屠龙——准确地说是现实中与龙近似的生物——但他主要是喜欢活捉、拍下、展示它们，乐此不疲。他生性狂热而偏执，只要瞄上一头动物，不管它是野生的，还是属于某个人，他都要想办法弄到手，他会千方百计、坚持不懈地努力，直至这头可怜的动物精疲力竭，或是他的主人不堪其扰。（80）

数十年来，赫克兄弟都在追求一个近乎天方夜谭的目标：复育三种已经灭绝的纯血统生物——新石器时代的欧洲野马、欧洲原牛（所有欧洲牛的祖先）、欧洲野牛。严格说来，欧洲野牛并未灭绝，但已属于高度濒危物种。相较之下，卢茨比弟弟海因茨对这个计划更着迷。战争前夕，兄弟俩已经培育出与欧洲原牛和欧洲野马非常接近的品种，但波兰的品种其实更接近于它们的祖先，是血统更纯正的后裔。

只有史前动物才不会因跨物种杂交而“玷污”血统。尽管卢茨有借此计划提升个人声望和影响力的考虑，但他还有更私人的目的：复育这些业已灭绝、近乎天神的动物，掌控它们的命运，狩猎取乐，能带给他巨大的兴奋与刺激。基因工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兴起，而他的计划所依据的是有着古老传统的优生学理念。赫克认为：一头动物从父母身上各遗传50%的基因，即使是灭绝了的动物，其基因也会保留在现有的基因池中。因此，选取最接近某灭绝动物的现有品种进行交配，繁育出的动物在基因上就向该灭绝物种靠近了一步。如此反复配种，就能繁育出与其纯种祖先一样的物种。战争是天赐良机，他借此洗劫东欧的动物园和自然界，选取符合他目标的最优品种进行繁育实验。

他选中的动物恰巧在波兰都有强大的种群，它们栖息在著名的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中。如果获得在业内颇有声望的波兰动物园的许可，他的一系列行动就更加合理合法。德军入侵波兰时，赫克在波兰各地农场搜寻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欧洲野马特征的母马，让它们与几种野马交配，包括设得兰矮种马、阿拉伯马和普氏野马，希望能繁育出他理想中的品种——一种凶猛刚烈、桀骜不驯的野马，就像用赭石绘制在克罗马侬人[2]岩洞中的神马。（81）他觉得应该不用繁育很多代就可实现目标——也许只要六到八次，因为欧洲野马灭绝未久，18世纪时还在波兰东北部的森林中出没。

在冰河时代，北欧被冰川覆盖，烈风肆虐的冻原一直向南延伸到地中海的乡野，茂密的森林与肥沃的草原给庞大的欧洲野马种群提供了避难之地。欧洲野马曾在中欧低地徜徉，在东欧草原觅食，在亚洲和美洲大陆上驰骋。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自述他迷恋成群的欧洲野马在沼泽和湿地上自在觅食、悠然嬉戏的美景，这个地方就在今天的波兰境内。在漫长的岁月中，纯种欧洲野马战胜了所有猎手，在欧洲存活了下来；但到18世纪，其数量已经所剩无几。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成了人类餐桌上的佳肴——欧洲野马肉质甘甜，数量稀少，备受追捧；另一方面，大多数欧洲野马与农用马匹杂交，繁育出更多后代。1880年，最后一匹野生的欧洲野马在人类追猎途中，坠入乌克兰的山缝中殒命；七年后，最后一匹人工饲养的欧洲野马在慕尼黑动物园内死去。至此，这个物种正式宣告灭绝，而这不过是地球生命编年史上常见的一个篇章。

人类在大约6000年前就已驯化了野马，随即开始改良它们的品种：杀掉烈马当作食物，留下最温顺的马用来交配，繁育出的后代越来越愿意接受鞍犁加身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改写了马的天性，迫使它褪去狂躁、桀骜、孤僻的野性。桀骜不驯的普氏野马保留了这种烈性，赫克计划将它们的好战天性植入新欧洲野马的基因中。（82）这个野生的亚洲品种被波兰裔俄罗斯探险家尼古拉依·普热瓦尔斯基（Nikolai Przywalski）上校于1879年“发现”，因之得名，但实际上它早就为蒙古人所熟悉，被称为“塔基”（tahki）。赫克把这种马的体力、性情和外貌特征列入他的育种方案，但他渴望繁育出更为古老的品种——那种统治史前世界的神马。

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理想！这种马性感、火爆，喜欢刨地反抗，每只马蹄都在传达直白的警告。海因茨·赫克战后撰文坦陈，他和哥哥之所以进行复育实验[3]，一方面是好奇心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想到既然人类无法停止疯狂的毁灭——既毁灭自己，也毁灭其他生灵——那么某些已经灭绝的动物如果能重现人间，也算是一种安慰”。但是，如果世间并没有值得捕猎的对象，那么骑上欧洲野马又有什么意义呢？

卢茨·赫克很快得到了一些欧洲野牛，其中就包括他从华沙动物园窃取的几头。他希望它们能在比亚沃维耶扎这片充满神迹的森林里繁衍生息，就像它们的祖先那样。卢茨·赫克梦想着有一天欧洲野牛能再次驰骋在林间小路上，掠过一棵棵几十米高的橡树，阳光穿过橡树浓密的枝叶，光影之间，不时有狼群、猞猁、野猪等生灵出没，他还希望，不久就会有一群群纯种的古老野马加入这个行列。

赫克的复育梦想中还包括一种很有传奇色彩的公牛——欧洲原牛，这是一种松毛长角野牛，以性情残暴、身强体健著称。大约1.2万年前，冰川消融之时，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消失，但在北欧寒冷的森林里，极少量的欧洲原牛存活了下来，现代家牛都是这些少数幸存者的后裔——8000年前，驯化它们想必绝非易事。（83）因为这种野牛直至17世纪方才灭绝——以物种演化的尺度来衡量，这并不算很遥远的历史事件，所以赫克自信满满地认为，他可以复育欧洲原牛，从“物种退化”的边缘挽救它们。在他的梦想中，这个物种将与纳粹“”字纹一起成为纳粹主义的符号。从纳粹时代留下的一些图画中，我们看到绘画者把欧洲原牛与纳粹“”字纹组合在一起，将委婉的意识形态表达与凶猛狰狞的力量展示融为一体。

不少古代文化都崇拜欧洲原牛，尤以埃及、塞浦路斯、撒丁岛和克里特岛为甚。克里特神话传说中，他们的统治者就是一位跨物种者——一头神牛的后裔。希腊神话中，宙斯常化身公牛，似乎不这样就不能如愿强占美丽动人的凡间女子，留下天赋异禀的后代。他诱拐欧罗巴时，就以黑身短须、长角前突的野牛形象出现（就像现代长角牛和尼伯龙根英雄的头盔）。对于第三帝国[4]而言，还有比这更好的图腾动物吗？让赫克得意的是，纳粹高层官员们对这个计划一样着迷，这充分说明赫克的计划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复活几个灭绝的物种。希特勒掌权后，纳粹运动的生物学目标[5]催生了许多确保种族纯洁性的项目，以此证明纳粹灭菌行动、安乐死政策和大屠杀的合理性。第三帝国的重要科学家之一、赫克的同事兼密友欧根·菲舍尔（Eugene Fischer），创立了“人类学、基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重用约瑟夫·门格勒[6]（Josef Mengele）等一批纳粹党卫军医生，这些人都是施虐狂，在集中营里，他们把囚徒当作天竺鼠，直接在他们身上进行生物与医学试验。

欧根·菲舍尔迷恋暴力、血性和阳刚品格——与生俱来的勇猛、大胆、残酷、坚韧、冷静、豪迈、顽强，认为人的变异与家畜的变异一样，意味着毁灭，杂交已经让一些“美丽、优秀、英勇”的野生动物“去势”，也必将让人性之花枯萎，失去强大的原生基因。（84）纳粹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一种活跃于民间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催生出“图勒协会”（Thule Society）、“日耳曼秩序会”（Germanenorden）、“民族运动”（Völkisch movement）、“泛日耳曼主义”（Pan-Germanism）等民族主义狂热组织，鼓吹雅利安民族是高贵的神的子民，人类迫切需要消灭所有劣等种族。他们膜拜超人祖先，认为史前时代诺斯底派（gnostic）的统治给雅利安人带来了智慧、力量和繁荣，可惜后来被异族的敌对文化（即犹太文化、天主教和共济会）所取代。据说这些超人祖先以各种神秘形式（包括如尼文、神话、传说、传统、习俗）将他们的救世智慧密码留传下来，唯有他们的精神继承人才能破解。

种族纯洁这朵理想之花，其实在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的浇灌下就已盛开，这位荣膺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在纳粹圈子中备受尊崇。他认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20）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文化的衰退不可避免，但并不接受斯宾格勒的悲观主义。他以动物的驯化为例，证明强大的种群如果与孱弱的种群随意杂交，就会导致文化衰退，他据此主张一种生物学解决之道，即所谓的种族优生学，一种“审慎的、以科学为基石的种族政策”[7]，通过淘汰“堕落”的品种来避免毁灭。在洛伦茨的文字中，物种、种族、人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同义词。他警告说，“健康的人种经常‘注意’不到自己正在遭受腐朽元素的渗透”[8]。他把这种“腐朽元素”描述为肿瘤，形貌丑陋的民族就是这种肿瘤。（85）他宣称，任何动物的目标都是物种存续，并援引《圣经》来支持他的伦理戒律，“你们必须将种族的未来置于其他一切之上”。他呼吁将人类一分为二，“完全价值”的人和“低等价值”的人，很多种族属于“低等价值”的人，包括先天有智力或身体缺陷者，两类人必须分隔开来。他主张清除弱者，不论是人还是动物。

赫克对此举双手赞成，他立志清洗、改良、完善德国的自然世界。纳粹主义刚刚萌芽之时，他就已是虔诚信徒；纳粹党卫军崛起后，他又刻意逢迎。他吸纳了菲舍尔和洛伦茨鼓吹的种族纯洁论，受到希特勒的青睐，尤得戈林的欢心。对赫克来说，戈林是他最理想的保护伞。在这个“无菌乌托邦”中，赫克的任务从本质上说就是重塑自然。为实现这个目标，戈林是最慷慨的金主。作为回报，赫克一心要让戈林拥有波兰最伟大的自然宝库——波兰、白俄罗斯边境上的比亚沃维耶扎自然保护区，一片遗落在时间之外的神奇原始森林。赫克深知，对于一个会在大部分财产上刻印族徽，喜欢穿着“仿中世纪风格的长皮坎肩、软皮高筒靴、宽松的丝绸衬衫，扛着长枪巡视居所、庄园”的人来说，这是顶级的礼物。纳粹党内身居要职者有不少是贵族，最高层中，大多数人都有可供狩猎的庄园。因此，赫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猎获”上等的狩猎场，挖空心思进行布置。波兰全境分布着不少中世纪城堡，欧洲仅有的原始森林也恰好在其境内，因此，这个国家拥有欧洲大陆最好的狩猎场。戈林在战前拍摄的照片，有的摄于他在柏林东北的豪华猎庄。猎庄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包括一个6475公顷的私人自然保护区，他在那里放养了不少麋、鹿、野猪、羚羊等。（86）

整体而言，纳粹分子是狂热的动物爱好者和环保主义者，他们推广健身操，倡导健康生活，定期到乡间郊游，掌权后制定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动物保护政策。戈林[9]大力倡导开辟野生动物禁猎区（“绿肺”），将它们规划为人类休闲区和动物保护区，同时在主要公路两侧设计建造风景带。这种举措打动了卢茨·赫克，也吸引了许多世界一流科学家，比如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生物学家卡尔·冯·弗里希（Karl von Frisch），火箭设计师韦恩赫尔·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在第三帝国的庇佑下，动物成了贵族，成了神物，近乎为天使——当然也包括人类，但不包括斯拉夫人、吉普赛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在纳粹施虐狂门格勒医生眼中，这些人还不如天竺鼠，他在他们身上进行实验手术时，连一片止痛药都不让对方服用，更遑论麻醉剂了。但是，却有某位顶尖生物学家因为在某次实验中没给蚯蚓施行充分的麻醉而遭到惩罚。这个例子典型地反映了纳粹的恋兽癖。

[1] “营火在我面前闪烁”：Lutz Heck，Animals— My Adventure，trans. E. W. Dickies (London: Methuen，1954)，p. 60.

[2] 克罗马侬人（Cro-Magnon），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欧洲的高加索人种。

[3] 复育实验：尽管波兰科学家塔德乌什·维图拉尼（Tadeusz Vetulani）多年前曾尝试过同样的实验，但没有成功，赫克窃取了维图拉尼的研究，后来又窃取了他的30头动物，把它们运到德国，放养于罗明滕（Rominten）林地，最后放归于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

[4] 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此处指1933—1945年间纳粹统治下的德国。

[5] 纳粹运动的生物学目标：尽管希特勒在公开场合总是鼓吹健康美丽、活力无限的雅利安种族，但实际上，戈培尔有一只畸形足，戈林极为肥胖且对吗啡上瘾，而希特勒本人似乎在战争结束前就染上了三期梅毒，对兴奋剂和镇静剂上瘾，还很可能患有帕金森症。希特勒的医生西奥·莫雷尔（Theo Morell）是一位著名的梅毒专家，他寸步不离地跟着希特勒，药箱里一直备有注射器和金箔包装的维生素。一段罕见的影像片段显示，希特勒用稳定的右手与一排男孩握手，而他的左手藏在背后，显示出帕金森病特有的颤抖症状。希特勒服用的维生素究竟是什么？据犯罪学家沃尔夫·肯珀（Wolf Kemper，Nazis on Speed: Drogen im 3. Reich[2002]）的说法，德国国防军定制的一系列药物可以用来提高注意力、耐力和冒险能力，同时减少疼痛、饥饿和疲劳感。1940年4月至7月，军队收到了3500多万份3毫克的能使人上瘾并改变情绪的安非他命药物——倍飞酊和伊索芬。
年仅22岁的海因里希·鲍尔（Heinrich Böll）是当时驻扎在波兰的德国士兵——尽管他有“不可征服的（且仍未被征服的）反纳粹心灵”——1940年5月20日，他写信给在科隆（Cologne）的母亲，要她速速送上额外剂量的倍飞酊，这在当时的德国属于非处方药，平民可在柜台购买自用。（Leonard L. Heston and Renate Heston，The Medical Casebook of Adolf Hitler [London: William Kimber，1979]，pp. 127–129.）（328）

[6] 约瑟夫·门格勒：约瑟夫·门格勒成长于一个巴伐利亚实业家家庭，他在官方表格中宣称自己的宗教是天主教，而非按纳粹主义的习惯，写成“上帝的信徒”。他尤其着迷于基因异常。他后来以“奥斯维辛博士”出名，搜罗大量儿童做人体实验。法兰克福法庭后来谴责这些实验是“蓄意的、嗜血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经常涉及活体解剖或谋杀。“他很残忍，一种绅士的、邪恶的残忍。”一名囚犯这样说。也有人形容他“非常好玩”“有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风格”，身上总散发着古龙水的味道。（引自Robert Jay Lifton，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 [New York: Basic Books，1986]，p. 343。）利夫顿（Lifton）总结说：“在选择死亡或自己杀人时，门格勒表现出华丽的超然——也可以说是超功利——和高效率。” （第347页）
有新囚犯入营时，狱卒们会沿着囚犯队伍来回寻找，高喊着：“双胞胎，双胞胎！”他们寻找双胞胎，好让门格勒用变态的方式来进行对比实验。改变眼睛的颜色成了他最喜欢的研究方向，他办公室的一面墙上，钉着他取出的这些囚徒的眼睛，一排排，一列列，像飞蛾标本。

[7] “审慎的、以科学为基石的种族政策”：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语，引自Ute Deichmann，Biologists Under Hitler，trans. Thomas Dunlap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 187。（329）

[8] “健康的人种经常‘注意’不到自己正在遭受腐朽元素的渗透”：Konrad Lorenz，“Durch Domestikation verursachte Störungen artewigen Verhaltens，” Zeitschrift für angewandte Psychologie und Charaklerunde，vol. 59 (1940)，p. 69.

[9] 戈林：作为希特勒核心集团的一员，赫尔曼·戈林迅速蹿升为空军总司令、“日耳曼狩猎之主”和“日耳曼森林之主”。“狂热”已不足以形容他对狩猎的爱：他曾命人从他的庄园把一头雄鹿空运至法国，供他寻猎、射杀。对戈林来说，打猎让他回归童年的城堡生活。他梦想着让德国恢复它失去的伟大（“我们的时代会再次到来！” 日后他会这样公开宣称。）他常在森林里度周末，抓住一切借口把政治和狩猎结合起来，常举办高级射击烹饪派对。希特勒不打猎，尽管他常穿猎人装，尤其是在他阿尔卑斯山的度假屋里，好像他随时都可能放飞一只隼，或跳上马鞍去追逐一头长着“烛台角”的大雄鹿。
戈林尤其着迷于猎杀野猪，他有一柄视若珍宝的定制野猪矛，长达127厘米，有蓝色钢质叶形芒刃、深色红木手柄，钢杆上带两个中空的褶面球体，可把猎物从灌木丛中惊出。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1943年末，戈林与朋友、外国政要和德国最高统帅部官员进行了数十次狩猎之旅。有档案显示，甚至在1943年1月和2月，德国在苏联前线败北时，戈林还在他的城堡领地上猎捕罗明滕野猪和普鲁士皇家雄鹿。（330）（在同一时期，他还为德国空军军官引入了交际舞课程。）（330）

第九章

由于“灯火管制”政策的实施和园中大多数动物的流失，黎明变得静悄悄的，窗户上密封的盖板把晨曦挡在外面，动物们宛如天籁的大合唱成了遥远的回忆。（87）一觉醒来，周遭只有黑暗和沉寂。即使园中幸存的少量动物发出晨鸣，也是压抑低沉的。在深沉的静谧中，身体的声音变得清晰可闻，人听得见血液汩汩的涌动声，听得见双肺有规律的呼哧声。在深邃的黑暗中，萤火虫翩跹飞过，透过萤火之光，却只看到自己和无边的黑暗。雅安此刻正站在通向露台的门边穿衣服，安托尼娜却看不见他。她伸手去摸床的另一边，枕上枕下摸了个空，她懒洋洋地躺着，沉湎在对战前动物园生活的记忆中，流连在她童书中展示的如梦似幻的清澈中。但今天不行，安托尼娜有一大堆事情要忙，毕竟还有一些动物活着，需要喂养，瑞希要上学去，要给他穿衣服，屋里屋外也要打扫一下，准备迎接赫克的到访。

安托尼娜觉得赫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浪漫主义者”，政治观点固然天真，也许还有点自命不凡，但风度翩翩，让人一见难忘。他的殷勤令她受宠若惊。安托尼娜从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那里了解到，她让赫克想起了他真正意义上的初恋，他发誓说这是真的。两人此前鲜有交集，不过她与雅安确曾多次参观柏林动物园，赫克也曾给他们寄过他狩猎“远征”的照片，并附有亲切友好的信件，信中对华沙动物园多有赞美之词。（88）

安托尼娜穿上一袭波点连衣裙，她有好几套这样的裙装，有些是蕾丝领或褶饰花边领的，是她在社交场合最喜欢的打扮。留下的照片中，她的裙子要么有猞猁样的小圆点，要么是浅色大波点图案，配着黑色或海军蓝背景，很衬她的一头金发。

雅安与安托尼娜站在门廊上，看着赫克的座驾驶入动物园的大门。车停稳之时，他们想必已满脸堆笑。

“你们好，亲爱的朋友。”赫克说着下了车。他是个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男人，头发向后梳，黑色的胡髭整洁有型。赫克今天穿着一身纳粹军官制服，尽管在意料之中，还是让人觉得刺眼，因为他们习惯了这位同行身穿便服、狩猎装或动物园工装的形象。

他和雅安热烈握手，然后握住安托尼娜的手，轻轻一吻。这是当时的社交习俗，不足为奇，但这位“真正的德国浪漫主义者”究竟是怎么吻的？是随意一吻还是举止浮夸？他的双唇是轻轻触碰到了她的皮肤，还是停在一息之外？和握手一样，吻手礼传达出微妙的情感：有的表达对女性的敬意，有的传达战栗的心跳，有的反映不情不愿的臣服，有的则在电光石火间宣示了一位秘密党员的誓死忠诚。

他和雅安一定讨论了饲养珍稀动物的问题，尤其是赫克特别感兴趣的那几个物种。赫克的毕生追求——有人说是“致命情结”——与纳粹分子骑上纯种马追捕大型纯种猎物的渴求完美契合。

说到珍稀动物，雅安与卢茨·赫克可谓知音，两人都爱波兰的诸多原生物种，特别是体型庞大、体毛厚重的欧洲野牛，它是北美野牛的表亲，胡子更长，同时也是欧洲最重的陆生动物。（89）作为公认的牛科动物专家，雅安在“欧洲野牛保护国际协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该协会于1923年在柏林创立，第一个工作议题就是排查各个动物园和所有私人藏家手中幸存的欧洲野牛。他们一共发现了54头欧洲野牛，大多数已经过了繁殖年龄。1932年，海因茨·赫克在第一本欧洲野牛种系[1]图书中追溯了该物种的血统。

安托尼娜后来写道：赫克与他们叙旧，回忆了战前的多次交往，历数双方有多少共同之处，并再次称赞他们为这间年轻的动物园所付出的努力，听得她充满希望。最后，谈话转向赫克此行的真正目的，安托尼娜是这样记述的：

“我向你们保证，”他一脸严肃地说，“你们可以信任我。尽管我对德国高层并没有实际的影响力，我还是会尽力说服他们善待你们的动物园。与此同时，我会将你们最重要的动物带到德国去，但我发誓我一定会悉心照顾它们。亲爱的朋友，你们可以将此理解为租借，停战之后，我会立即奉还。”他微笑着安慰安托尼娜：“雅宾斯基夫人，你最宠爱的猞猁，我会亲自过问。我相信它们在我的绍尔夫海德动物园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此后，谈话转向敏感的政治话题，包括在大轰炸中饱受摧残的华沙未来的命运。

“至少有一点值得庆贺，”赫克说道，“华沙九月的噩梦已经过去，国防军没有进一步轰炸华沙的计划。”

“如果战火烧到德国，你那么多珍稀动物该怎么办？”

“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2]，他们还问我：‘如果空袭中你的动物逃出来，你会怎么处理那些危险的猛兽？’诸如此类。（90）这些问题想想就很可怕。如果英国人轰炸柏林，轰炸我的动物园，那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场巨大的噩梦。我不愿想象，如果欧洲的其他动物园遭到轰炸，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我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看到你们——我的朋友，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我很痛心，很悲哀。太可怕了，我愿意尽我所能提供一切帮助。”

“德国已经和苏联翻脸……”

“这是个正确的选择，”赫克说，“但是没有英国的帮助，我们不可能让苏联屈服，而目前英国站在对立面，我们获胜的机会很小。”

局势如此严峻，安托尼娜仔细观察赫克的表情。人脸是最敏感的雷达，转瞬即逝的情绪都会反映在脸上，泄露恐惧或撒谎时的愧疚。战争影响了她对人的信任，但对于华沙以及她的动物园所遭受的重创，赫克表现出明显的恼火。另外，赫克对希特勒的几个决策显得比较淡漠，这让安托尼娜感到诧异。她发现，“尽管身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公职人员，他竟然说出那样的话来，着实让人震惊”。战前的赫克极少表明政治立场，鼓吹“德意志一贯正确”。但这一切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他不久就要把她的猞猁和其他很多动物运到德国去，“我会善待它们”，他这样承诺。“只是租借”，他如此定义。她除了接受别无选择，还得欣然接受，尽量往好处想。

[1] 欧洲野牛种系：该书一直更新再版，至今仍在波兰出版发行。野生野牛的血统信息，书中不再继续梳理，但护林人们对此有关注和计数。
关于此主题的高质量讨论，参见Piotr Daszkiewicz and Jean Aikhenbaum，Aurochs，le retour...d’une supercherie nazie(Paris: HSTES， 1999)， 以及Frank Fox， “Zagrożone gatunki: Żydzi i żubry” (Endangered Species: Jews and Buffalo)， Zwoje， January 29， 2002。

[2] “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Heck， Animals， p. 89.

第十章

从卢茨·赫克留下的文字和平生事迹来看，他为人就像风向标：能根据需要时而温情时而冷血，有时如饿虎狰狞，有时又像小猫一样柔媚——这取决于他当下的目标。（91）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身为动物学家，他竟然置已成定论的杂交优势理论（即杂交可强化血统）于不顾。他不可能不知道，杂交生物具有更完备的免疫系统，拥有更多的遗传手段；而近亲繁殖的物种，不管自身何等“完美”，都非常脆弱，某种疾病只要能导致其中某一个体死亡，就可能灭绝整个种群[1]。正因如此，对于猎豹、欧洲野牛这类濒危动物，各家动物园都会保存详细的血统传承记录，以便在繁殖季到来之时，选择有利于提高其存活率的交配方式。不管怎样，在远古时代，在根本没有所谓的雅利安人以前，我们的祖先与各种不同风俗的原始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相邻族群之间的通婚屡见不鲜，养育出更强壮、更难缠的后代，人类得以繁荣至今。现今所有的人类都是这个强壮而健谈的混血人种的后裔，尤其来自其中突破了“基因瓶颈”的一百多人。2006年的一项线粒体DNA研究[2]将德系犹太人（1931年时这个群体占全球犹太人的92%）溯源至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从近东地区迁徙至意大利的4名女性（92）。全球人类都可以追溯至同一个人的基因池，有人说是一名男性，有人说是一位女性。[3]很难想象人类的命运是如此的偶然，但我们本来就是自然界的奇迹。

也许，通过对野生动物的数十年观察，赫克认定只有种族清洗才能保障卫生，因此势在必行。他也许把种族清洗当作改良的引擎，用更适合生存的基因谱系取代另一个基因谱系，就像动物王国中随处上演的大戏。以狮子为例：通常情况下，强悍者入侵相邻的狮群，杀死领头的雄狮，屠杀所有幼狮，强行与母狮交配，从而确立自己的血统，占领其他雄狮的领地。人类天生善于掩饰和否认，加上为道德观念所约束，会用自卫、必要、忠诚、群体福祉等说辞掩盖这种本能。比如1915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上世纪90年代中期波斯尼亚境内的基督徒灭绝本国穆斯林；还有1994年的卢旺达，胡图族人与图西族人发生战争，数十万人被屠杀，无数女性被强暴，都属于此类行径。

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与上述情况都不同，它有很强的预谋性，以高科技手段有条不紊地推进，却又更原始、更野蛮。生物学家勒孔特·杜努伊（Lecomte du Noüy）在《人的尊严》（La dignité humaine，1944）一书中指出：“德国的罪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罪行，它不只影响了人类历史，还影响了物种演化。”[4]并不是说人类此前未曾干预过物种演化，众所周知，人类曾导致许多动物灭绝，而我们很有可能也曾对其他人种做过同样的事。即便如此，所谓本能并不一定意味着必然，我们有时也会克制本能，不会总是按照自然法则行事。（93）毫无疑问，对赫克之流来说，希特勒既要净化血统，又要掠夺土地的双重要求激发了他们的原始本能，他们甚至可能认为，这样做虽然残酷，但很有必要。

赫克也信奉实用主义。德国人将很快重新规划波兰的国土，包括其境内的动物园。赫克拜访被炸毁的华沙动物园时，刻意隐藏了一个冷酷的动机：掠夺这里最珍稀的动物，送到德国的动物园和自然生态保护区去，他还觊觎华沙动物园非常宝贵的配种记录。他希望能和弟弟海因茨一起，造福新生的日耳曼帝国，恢复帝国自然生态的往日生机，就像希特勒希望重振人类一样。

赫克反复向雅宾斯基夫妇起誓说，他本人与关闭动物园的决策毫无关系，他对最高层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不足以左右将军们的意志。但安托尼娜怀疑他在撒谎，认为他对高层影响力巨大，甚至他本人可能会直接左右华沙动物园和他们夫妇的命运。想到自己的动物园在劫难逃，雅宾斯基夫妇心如刀绞，他们担心这里的建筑都会被拆毁，花圃、围场被夷为平地，整座动物园像所有阵亡者一样，从这个世界完全消失。无论如何，雅安都必须留下，因为动物园在为地下抵抗组织服务——该组织后来在布拉格区有90个排的建制，兵力达6000人[5]，是华沙最大的地下反抗组织。

家乡军是波兰军队的一个秘密分支，听命于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它有强大的建制，建立了一个完备的抵抗网络，下辖单位分散在各处，其中包括多个武器库、弹药工厂、学校、藏匿点、交通站、无线电接收站和炸药实验室。身为家乡军的中尉，雅安有心将动物园伪装成第三帝国希望它成为的样子，以便能使它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德军要保证粮食供应，德国人又喜欢猪肉，于是他找卢茨·赫克商量，能否将摇摇欲坠的动物园改造成养猪场。（94）波兰秋冬的气候非常寒冷，如果德军同意他们养猪，就能保证动物园的畜栏和场地不再受到破坏，甚至还能取得一些收入，贴补留下来的部分老员工。在战后向华沙犹太历史研究所提供的证言中，他这样说，他希望借养猪收集泔水之便而“获得粮票、腌肉和黄油，并为犹太隔都中的朋友传递消息”。安托尼娜曾写道：

我们知道赫克在撒谎，我们也悲哀地意识到，保留动物园的希望根本不存在。在这种处境下，我们决定与赫克谈谈退而求其次的计划：雅安想利用动物园的既有建筑开办一个大型养猪场。……但对于园中所有的野生动物我们不敢奢望，德国人根本不想让它们活下去。

她说的一点没错。尽管赫克同意了养猪场计划，但所有的野生动物，只要对他的繁育试验不构成“重要意义”，他就根本不在乎它们的死活。连续几天，一辆辆喧嚣的卡车开进动物园，将动物们一批批运走。刚刚失去父母的幼象图钦卡被送往柯尼斯堡；各种有峰和无峰骆驼去了汉诺威（Hanover）；河马们被送往纽伦堡（Nuremberg）；普氏野马去了赫克的弟弟海因茨在慕尼黑的动物园；猞猁、斑马、野牛去了柏林动物园。安托尼娜担心这种剧变会引发动物们的混乱，不知它们将如何面对新的围场馆舍、新的饲养员，如何应对陌生语言的劝诱与训斥，适应新的日常程序、微观气候和用餐时间。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要突然离开原有的同伴和父母，适应新的“舍友”、新的饲养员。（95）它们刚刚承受了大轰炸的冲击，九死一生，现在又背井离乡，真是雪上加霜。写下这些文字时，她体验到了双重的痛苦——作为它们的人类朋友的痛苦和这些懵懂的受难者自身的痛苦。

夺走了有助于繁育实验的动物之后，赫克决定举办一场除夕射击聚会。这原是北欧的一个新年习俗，基于一种异教信仰，认为喧闹的声音能驱走邪灵。年轻人骑着马驰骋在各个农场，高喊着举枪射击，驱赶恶魔，直到主人恭请他们下马喝酒。有时候少年们会围着大树开枪、摇铃、敲击罐缸锅盆。这种远古流传下来的习俗还有一个象征意义——唤醒沉睡的自然，让树上结满果子，让田野长满庄稼。

赫克歪曲了这个传统。他请他的党卫军朋友来享受这“千载难逢的盛宴”：在动物园里进行一场私人捕猎聚会。与会者感受到的是特权的狂欢，供他们取乐的是众多惶恐至极的异国珍稀动物，即使是新手或醉汉都能有所斩获。赫克将无情猎手的本性与自然学家的修养集于一身，尽管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虽然身为动物园园长，但他并不介意在别人的动物园里屠杀动物，更何况这能让他取悦一群有权有势的朋友。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赫克和他的一帮猎友来到动物园，他们都喝了酒，情绪亢奋，为德军最近的军事胜利而得意扬扬。他们在动物园内闲逛，一路朝着笼舍内的动物开枪取乐。这个场面于赫克而言堪称完美，只可惜少了戈林和他的中世纪长矛。

“就像一个康复期的病人突然发起了高烧，”安托尼娜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在这么一个美丽的冬天，他们如此冷血地杀戮我们园中的动物，我们惊呆了。”看到这帮人中有不少嘻嘻哈哈、佩枪的醉鬼，她担心出现最不堪的场景，于是决定把儿子瑞希留在房间里。

“求求你让我去美洲驼的山坡上滑雪吧。”（96）他恳求母亲。整天像动物一样被圈禁在房间里的儿子变得很焦躁，他哼哼唧唧地抱怨说：“我太无聊了，没有人跟我玩。”

“我们到你的房间里一起读《鲁滨孙飘流记》（Robinson Crusoe）怎么样？”她提议道。儿子不情不愿地随她一起上了楼。他们蜷在床上，扭开床头灯，母亲给儿子朗读他最喜欢的书。感觉到了母亲阴郁低落的情绪，儿子变得更加烦躁不安，即使在她读到令人兴奋的段落时，儿子也心不在焉。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冬天的寂静，每一声枪响都跟着回声，响彻整座动物园，声音颤抖着穿过百叶窗，传进了他们的房间。

“妈妈，怎么回事？”孩子吓坏了，拽着母亲的衣袖，“谁在开枪？”

安托尼娜不抬头，盯着书页一动不动，直到上面的文字在眼前跳了起来。她说不出话，身子动弹不得，捧着打开的书僵在那里。过去的几个月尽管让她头晕目眩、忐忑难安，她还是熬过来了，但此刻，“无论是政治还是战争都无法解释无谓的杀戮，为杀戮而进行的杀戮”让她痛彻骨髓。这种野蛮行径不是出于饥饿，不是不得不为，不是出于政治策略，这些在劫难逃的动物也不是因为过度繁殖而被扑杀。党卫军不仅忽视了这些各具特性的独特生灵，甚至不承认即使是动物也有恐惧和痛苦这类最基本的情绪。这是一种无耻的对快感的追求，短暂的杀戮快感竟然超越了动物的生命价值。“未来几个月，还会有多少人这样无谓地死去？”安托尼娜问自己。亲眼看到杀戮场面，闻到血腥气味是更可怕的，她写道，但听着枪声，想象动物惶惶而逃，倒在枪口之下也是一种让她五内俱焚的折磨。这种震惊与无助，赫克的背叛，让她六神无主，心神崩溃。她呆呆地瘫坐着，任凭儿子拽着她的衣袖。（97）既然她连自己饲养的动物都保护不了，又怎能保护自己的儿子？她甚至无法向儿子解释窗外的事实，因为真相足以让他惊惧，留下一生难以治愈的创伤。断断续续的枪声持续到深夜，不时折磨着她的神经。每一声枪响传来，她都会不可抑制地全身颤抖。

“一轮灿烂耀眼的淡紫色落日，预示着第二天会起风，”她后来写道，“大街小巷、结了霜的院落都被不断加厚的雪层覆盖。雪下得很大，一片片、一簇簇地飘落下来。傍晚冷酷的蓝光中，夕阳是沉默的丧钟，向我们刚刚下葬的动物致哀。我们看见我们的两只鹰和一只雕在菜园的上空盘旋。子弹射穿了笼子，它们飞了出来，却不愿离开仅有的家园。它们降落下来，停在门廊上，等着它们的马肉晚餐。没过多久，它们也成了盖世太保新年狩猎盛会的战利品。”

[1] 某种疾病只要能导致其中某一个体死亡，就可能灭绝整个种群：这种近亲繁殖之咒也适用于我们的奶牛，它们现在几乎是彼此的克隆；致死一头奶牛的疾病可以杀死所有奶牛。

[2] 2006年的一项线粒体DNA研究：“The Matrilineal Ancestry of Ashkenazi Jewry: Portrait of a Recent Founder Event”: Doron M. Behar， Ene Metspalu， Toomas Kivisild， Alessandro Achilli， Yarin Hadid， Shay Tzur， Luisa Pereira， Antonio Amorim， Lluís Quintana-Murci， Kari Majamaa， Corinna Herrnstadt， Neil Howell， Oleg Balanovsky， Ildus Kutuev， Andrey Pshenichnov， David Gurwitz， Batsheva Bonne-Tamir， Antonio Torroni， Richard Villems， and Karl Skorecki.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March 2006.（331）

[3] 有人说是一名男性，有人说是一位女性：并不是说那个人当时独活于地球之上，只是说没有后代流传下来。

[4] “德国的罪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罪行……还影响了物种演化”：Pierre Lecomte du Noüy，La dignité humaine (1944).

[5] 该组织后来在布拉格区有90个排的建制，兵力达6000人：Norman Davies， Rising ’44: The Battle for Warsaw (London: Pan Books， 2003)， p. 183.

第十一章

此后的几周，动物园的生活陷入了冰冷的沉寂。（98）曾经满是熟悉的鼻息与鸣叫的兽笼内外，回荡着空阔的寂寥与悲凉。葬礼般的沉默覆盖着园内的每一寸土地，安托尼娜拒绝接受这悲哀的新现实，她试着告诉自己，“这不是死亡的长眠，而是一场冬眠”，是蝙蝠与北极熊式的休憩，经过几个月的沉寂后，等春天一到，它们就会精神抖擞地醒来，伸展脏兮兮的四肢，重新觅食和求偶。这不过是冰崩与极寒天气条件下的休养生息。在大地藏起所有食物之时，隐居于洞穴暗道之中，以夏季储存的脂肪暖身，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所谓冬眠，并不仅仅意味着睡觉，熊多半会在这时产崽，母熊整个冬天都在喂奶、舔犊，等待春天，那个幼熊成熟的时节。安托尼娜想，人类或许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战争，把战时岁月想象成“一种精神的冬眠，让思想、知识、技艺、工作激情、理解与爱全部累积于内心深处，任谁也无法夺走”。

当然，她家的“地下”模式并不意味着可以终日高卧、休养生息，而是充满不测的危险之地。安托尼娜发现，心灵的这种地下冬眠状态，属于不约而同、心照不宣的“脑死亡反应”。实际上，在这种状态下，人只能选择麻木。（99）恐怖成为每天的常态：街头光天化日之下的殴打与逮捕，遣送到德国做苦役的厄运，盖世太保与帕菲雅克监狱（Pawiak Prison）大院里的酷刑，时有所闻的集体枪决……每天面对这样的恐惧和悲伤，人会变得麻木。但是，至少对于安托尼娜来说，这种逃避、隐忍、麻木——不管我们如何定义它——从来没有真正消除内心深处汹涌的暗流，由“害怕、反抗和极度悲哀”构成的暗流。

德军逐街逐镇地接管波兰。不久，在公共场所讲波兰语也在违禁之列，尤其在格但斯克，这成了死罪。纳粹争取更大“生存空间”这一目标直接针对波兰：希特勒早就命令其军队“对波兰裔或者讲波兰语的男女老幼进行无情杀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取所需的生存空间”[1]。相貌上具备显著日耳曼特征（因此自然也就具有这种基因）的孩子要被送往德国，改名换姓，由德国人抚养。与赫克兄弟一样，纳粹生物学家都是“外貌主义者”，认为无论人还是动物，只要与目标物种有强烈的相似度，就可以复育出他（它）们的纯种祖先。

纳粹的种族逻辑是：生物学上高人一等的雅利安人曾分布在全球各地，此后尽管一个个帝国先后覆灭，但雅利安人的血统还保留在贵族中间，在冰岛、西藏、亚马孙河流域和其他一些地区，可以找到保留这些痕迹的人，从这些雅利安人后裔身上，可以收获所需的种子。1939年，基于这一理论，党卫军首领希姆莱（Himmler）发起了一次“探险远征”，目的地为“日耳曼之西藏”，以求找到雅利安人之根。领队是26岁的自然学家、狩猎者、探险家恩斯特·舍费尔（Ernst Schäfer）。

“希姆莱与恩斯特·舍费尔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克里斯托弗·黑尔（Christopher Hale）在《希姆莱的十字军东征》（Himmler’s Crusade）一书中写道，他“迷恋东方和东方的宗教”，甚至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上面是他从印度《薄伽梵歌》（Bhagavadgita）中收录来的教义训诫。（100）对这个盘踞在党卫军‘毒蛛网’内貌不惊人的小个子男人而言，恩斯特·舍费尔是来自另一个神秘而刺激的世界的信使”。希姆莱内心一直酝酿着对基督教的仇恨毒酒，而绝大多数波兰人虔信天主教，所有波兰人都活该受到惩罚[2]。

安托尼娜写道，她感觉自己的世界在“”字纹的笼罩下慢慢崩塌。每一场快速的“闪电战”之后，“都有一段漫长难熬的岁月”。粮票制进入了他们的生活，然后是昂贵的黑市食品，安托尼娜还算幸运，秋季时她就从亲戚那儿买到了一批谷子。

冬末，她和雅安开始接收第一批母猪入园，到1940年3月，养猪场正式开张，猪饲料以餐馆、医院的泔水为主，也有从犹太隔都搜集来的残羹剩饭。动物驯养高手大材小用成了猪倌，但却是众猪之福，它们被养得膘肥体壮，到夏天就产了不少小猪崽，这样不但家里有肉吃，而且有利于掩护雅安实现他将动物园建成地下抵抗组织秘密仓库的目标。

春季的某一天，雅安带回来一头新生的小猪。他的母亲已遭屠戮，雅安把它送给瑞希做宠物。安托尼娜发现它精力旺盛，用奶瓶喂养时得使劲按住它的身子，这在它体重增加之后变得更加困难。他们给他取名莫里斯，两周半大时，莫里斯很像“《小熊维尼》中的小猪……身子干净光滑，粉嘟嘟的，像杏仁糖一样美丽”，她这样写道。（在波兰，复活节时孩子们常常会收到粉色杏仁糖做的小猪。）

莫里斯住在小洋楼的所谓“阁楼”里，其实就是个狭长的小壁橱，与楼上的几个卧室相邻，也通向那个露台。每天早晨，安托尼娜都会看到它静候在瑞希卧室的门外，门一开，它就“冲进去，一路哼叫着，然后开始拱瑞希的手或脚，直到瑞希醒来，伸出一只手给它挠背，挠得它身子像小猫一样弓成字母C的模样，发出一阵满足的哼哼声”，那是一种介于鼻息与开门的吱呀声之间的轻微声响。（101）

在极少数情况下，莫里斯也会冒险下楼去，混入那个交织着各种气味和声响，满是人腿和家具腿的迷宫世界。布置餐台时刀叉与杯盘的撞击声常会诱惑它走到楼梯最上面，停在那里“眨着它水汪汪的蓝眼睛，眼睫毛又长又白，边听边观察人的动静”，安托尼娜如此写道。如果有人发出邀请，它就会小心翼翼地走下光溜溜的木质楼梯，蹄子不时打滑，随后溜进餐厅，绕着餐桌乞食。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仅有残羹剩饭供它享用。

每顿晚餐之后，莫里斯和瑞希会去菜园给住在山鸡馆里的兔子们打草，莫里斯会趁机寻觅可吃的块茎与绿叶。那场景给安托尼娜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小男孩与他的小猪在淡紫的暮色中嬉戏，画面令人心醉，“瑞希和莫里斯漫步在一片绿野上的场景让我们所有人着迷，看着他们，我们甚至可以暂时忘记战争带来的一幕幕悲剧”。战争让儿子失去了太多的童年，太多的宠物，包括一只狗、一只獾、一匹小马、一只黑猩猩和一只猎豹宝宝，安托尼娜为他心痛。在她眼中，这个菜园成了儿子逃离残酷现实的迷你伊甸园，她无比珍视这个无忧无虑的时刻。

小洋楼里的日常生活中有个谜：身处一个杀气腾腾的、疯狂而无常的世界，如何才能不让爱与幽默泯灭？动物园内每天都有荷枪实弹的杀人凶手在游荡；地下抵抗活动固然危险，做顺民良民也不是免死金牌；大街小巷中，死神随机挑选着他的猎物。（102）“安全”的概念只能以微粒来计算——一个舒适的片刻，下一个舒适的片刻……与此同时，焦虑赋格曲始终在脑海中回荡，悲剧与喜剧在轮番上演。因为很不幸的是，对死亡的恐惧着实可以调动心智的全部力量，激发创造性，提高感官的敏锐度。相信自己的直觉似乎纯属在赌博——如果还有时间琢磨是否“似乎”如此的话；不能依赖直觉时，大脑就切入自动驾驶模式，放弃审慎周密的分析，从“危险档案”与古老的“锦囊妙计”中快速抓住漂浮起来的第一根稻草。

[1] 希特勒早就命令……获取所需的生存空间：来自纽伦堡审判的文字记录，见于“The Fallen Eagles，” Time， December 3， 1945。

[2] 所有波兰人都活该受到惩罚：波兰战前有3600万人口，战争中人口减损量达22%，超过任何欧洲国家。战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在以色列国家法庭详细描述了波兰天主教徒所遭受的苦难，揭露除600万犹太人遭屠杀外，另有300万天主教徒是如何被害的。（332）“但更为痛心的是，它失去了受教育阶级、青年和任何可能在未来反对这两个政权（或其中之一）的群体……根据德国的计划，波兰将成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民族，成为德国领主的奴隶。”

第十二章

“如此野蛮行径，怎么会发生在20世纪？！！！！！！”（103）安托尼娜不禁问自己，巨大的问号后面跟着整整六个感叹号，“就在不久以前，人类还对中世纪这个黑暗时代投以轻蔑的目光，鄙视它的残暴。时至今日，无法无天的残暴行径却史无前例地现身，赤裸裸地撕开了宗教和文明的面纱。”

她坐在餐桌边，为身陷隔都的犹太朋友们准备着一小袋一小袋的食品。谢天谢地，雅安每次进入隔都为魏玛帝国的养猪场收集厨房泔水时，没人撩开他的外衣，也没人揭开他的桶盖。他以收集猪饲料之名进入隔都，行的是从养猪场向隔都运送食品之实，这种反讽让他觉得好笑。当然，给犹太人送猪肉这事本身有些尴尬，犹太人忌食猪肉，但此时已顾不得这样的饮食戒律了，能补充一点蛋白质就该谢天谢地：无论隔都内外，蛋白质都已变得非常稀缺。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波兰人，一开始都没有完全把长篇累牍、听来有些荒谬的种族主义法律条文当回事，听到种种关于纳粹围捕、灭杀犹太人的传言时，因为毛骨悚然，干脆选择不信。“只要没有亲历亲见，”安托尼娜后来回忆说，“我们就一笑了之，只把它们当作冷酷的流言或病态的笑话。就连‘种族净化部’着手详细统计华沙的犹太人口时，人们似乎仍有理由将之归结于德国人一本正经、有条不紊的行事风格。”（104）人们认为这不过是在做官样文章。但事实上，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领取面包的队伍都分开，每天的配给量精确到了卡路里，德国人每天2613卡，波兰人669卡，犹太人则只有184卡。唯恐人们不能领会德国人的狼子野心，德国驻波兰总督弗兰克公开宣称：“我对犹太人别无他求，只要他们消失。”

“Verboten!”[1]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新指令。冷不防就会有德军士兵吼出一句。标语牌和《前锋》（Der Stürmer）这类反犹报纸上，它也是个常见词，写得格外大，后面总跟着感叹号，像一根晃动着的手指。对这三个音节的任何轻忽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吼出这个词，以摩擦音f开头，继之以爆破音b，完整呈现了从抿嘴的厌恶到冲口而出的恶意的过程。

针对犹太人的警告与羞辱与日俱增，饭店、公园、公共厕所都成了他们的禁地，甚至街边的长椅也不允许他们坐。他们必须戴上印有蓝色大卫之星的白色臂章[2]，这个神圣的符号标示着他们的罪恶和贱民身份，意味着他们不可以乘坐火车、电车，可以被公开侮辱、殴打、诋毁、强奸和杀戮。当局堂而皇之地发布命令，禁止犹太人演奏或者吟唱非犹太音乐家创作的乐曲，犹太律师纷纷被剥夺从业资格，犹太公务员被直接革除公职、剥夺年金，犹太教师与旅游经纪人被解雇。犹太人与雅利安人之间的婚姻或者性关系被宣布违法，犹太人禁止从事艺术创作、禁止参加文化活动，犹太人开办的医院、诊所被下令关门隔都内保留了少量诊所）。街道名字如果听起来有犹太嫌疑就必须改名，犹太人的教名如果听起来有雅利安味道，就必须改成“伊斯雷尔”或者“萨拉”。波兰人申领结婚证必须出具“适婚”证明。犹太人不得雇佣雅利安人为仆役。（105）母牛不得与犹太人拥有的公牛配种，犹太人不可饲养信鸽。《毒蘑菇》（The Poison Mushroom）一类的童书大量出版，宣传纳粹意识形态，并配有反犹漫画。

为了取乐，德军会把犹太教正统派教徒[3]扛到桶上，剪掉他们因宗教信仰而蓄起的胡子。他们戏弄年长的犹太男女，有时命令他们跳舞，抗命者当场枪毙。影像档案中，可以看到陌生的犹太人在大街上跳华尔兹，笨拙地相拥，脸上露出因恐惧而扭曲的表情，旁边的纳粹士兵却在拍手大笑。所有犹太人从德国人身边经过时必须脱帽鞠躬，否则就会招来一顿毒打。纳粹没收了他们所有的现金和存款，偷走他们的家具、珠宝、书籍、钢琴、玩具、衣服、药品、医疗器械和收音机等所有值钱的东西。超过10万人被赶出家门，长年累月地为德国人做免费苦役。为了最大程度地羞辱犹太女性，德国人还强迫她们用自己的内衣做抹布，擦拭地板和马桶。

1940年10月12日，纳粹命令华沙的所有犹太人搬离自己的住所，将他们驱赶到城北一个区域集中居住，该区域并非随机选择，它位于铁路大站萨克逊花园站（Saxon Garden）与格但斯克火车站之间。德军的典型做法是：一队士兵将一个街区团团围住，然后给区内所有犹太人半小时时间撤离自己的公寓，只能带几件随身物品。加上从农村安置到这里来的犹太人，该法令将40万人限制在华沙5%面积的土地上。隔都内只有15至20个街区，面积相当于纽约中央公园大小，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按其中一位居民的说法，单单隔都内的噪声——一种“持续的高强度的嘈杂”[4]——就足以让人神经错乱。（106）这是一个由2.7万套公寓构成的大旋涡，平均每15人被塞在两个半房间内，非常有利于纳粹实现其消磨敌人士气，弱化、羞辱、瓦解抵抗力量的目标。

犹太人聚集区在欧洲社会久负盛名。尽管有些地处偏远，或被歧视包围，但总是开放而充满生机的，行人、商旅、各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而华沙隔都却完全不同，如幸存者迈克尔·梅泽尔（Michael Mazor）所述：“在华沙，隔都变成了一种集体死亡形式，驻扎于此的守卫叫它‘小小死亡匣’……德国人将这里视作坟墓。”[5]只有机敏警觉者才能存活下来。任何人出门前都要先查看一下“危险预报”。街上行人相互及时更新资讯，“一听说存在什么危险，或者看到某个最细小的手势，成千上万的人会不约而同地做出同一反应：掉头奔回室内，熙熙攘攘的街头瞬间空无一人”[6]。

但生活的荒原不会轻易枯寂，在华沙隔都，它终究还是会开出鲜花来——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以种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文字快照”让我们看到了隔都早期的勃勃生机：“有两三年，这里人潮汹涌，摩肩接踵。有人力车，有车身上带有蓝色大卫之星的隔都电车。这里也有餐馆和路边咖啡馆，40号有一个‘作家汤店’。还有许多娱乐场所。莱斯诺街（Leszno Street）27号有家人气很旺的照相馆，里面陈列了许多来自埃及、中国、美国加州等异域国度的照片。一个红鼻子小丑站在人行道上，连哄带骗地兜售6格罗申一张的门票。莱斯诺街2号的艺术咖啡馆里日日上演卡巴莱歌舞[7]和各种音乐会，主打歌星包括薇拉·G.（Vera G.）、人称‘隔都夜莺’的玛丽斯塔·A.（Marysdha A.），登台的音乐家还有拉迪斯拉斯·S.（Ladislas S.）和亚瑟·G.（Arthur G.）等人。（107）莱斯诺街35号的‘神女’音乐厅上演了更多波兰国内小有名气的作品，包括时事讽刺剧《查尔达什公主》（Princess of the Czardas），以及剧名别具一格、意味深长的喜剧《寻找房子的爱情》（Love Seeks an Apartment）。所有这些音乐、戏剧，都是逃避现实的绝望形式，诚如有人所说，‘幽默是隔都仅有的自卫形式’。”隔都的许多街名都表达了人们对天堂、富足、冒险的幻想：花园街、孔雀街、清凉街、旷野街、新椴树街、龙族街、盐巴街、鹅街、勇敢街、温暖街、甘露街、快乐街等。

最初，当隔都尚没有被围得密不透风之时，雅宾斯基夫妇的犹太朋友们都以为，这里不过是暂时的贱民区，希特勒很快会垮台，正义必将重新到来，或者相信他们能经受住这次磨难的考验，认为希特勒的“终极解决方案”最多就是将犹太人驱逐出德波两国。没有人想到，等待他们的会是种族灭绝的命运。

在流血反抗现实与默默接受不可知的未来之间，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奉命迁居隔都。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在雅利安人居住区找地方藏身，选择了充满变数的藏匿生活。据安托尼娜所述，她的许多朋友属于混血后代，拥有部分犹太血统，也有不少处于跨种族（一方为犹太人）婚姻状态。这些朋友一碰面，就会谈论一个无法回避的冷血话题——1935年9月15日颁布的纽伦堡法案，对身上的犹太血统占比多少可被视为“未受玷污”作了明文规定。著名的丝绸之路探险家、纳粹主义鼓吹者斯文·赫定（Sven Hedin），其曾祖父曾是犹太拉比[8]，希特勒的核心圈内肯定有人知道这一点，但他显然获得了豁免，1936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他就紧挨着希特勒站在主席台上。

鲜有人预见到这些种族主义法律意味着杀戮，但还是有不少人很快皈依了基督教，甚至有人购买了假证件。安托尼娜的朋友亚当·恩格勒特和万达·恩格勒特（Wanda Englert）夫妇，妻子有部分犹太血统。（108）因为担心被查出，两人办了假离婚，继而上演了一出“万达失踪”的假戏。在失踪前，她决定搞个告别聚会，邀请家人和亲友参加，地点就在市中心以前的军火库，时间特意选在仲夏节那天。

在这个神圣日子的前夜，军火库想必已按传统习俗用艾蒿枝条装饰起来，这是一种蒿属的高大植物，茎部呈紫色，叶子是灰绿色的，开小黄花。这种古老的草本植物曾被用来破解魔咒、驱避巫师，特别是在6月23日，仲夏节前夕这一天，相传这与圣约翰（Saint John）有关——传说圣约翰的头被砍下后，滚入一片艾蒿丛。迷信的波兰农夫常在畜棚的廊檐下挂艾蒿，以免女巫夜里溜进来挤干奶牛的乳房。华沙的女孩子喜欢在发间插艾蒿花环，母亲们会在门口、窗台等处挂艾蒿驱魔。德占期间，看得见的魔鬼到处张牙舞爪。选择在仲夏节前夜搞聚会，绝非偶然。

6月22日，雅安与安托尼娜出发去参加聚会。计划穿过吉尔贝基大桥（Kierbedź Bridge），在明媚的天空下散步去，或是乘坐电车前往。在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条桁架桥，钢制桁架很像一排订书钉，阳光穿过鸟笼一般的桁架，在桥面上洒下一块块光斑。每每有风以不同的速度吹过，它就会发出一种不太悦耳的笛声，桥身也会随着它所感受到的音乐颤动，类似大象发出的令骨骼嗡嗡作响的低音——它们可以用次声波交流，饲养员只要站在大象说话的地方就能感受得到。

雅安与安托尼娜通常会抄近路，穿越普拉斯基公园，这座城市绿洲曾占地30公顷，含纳古老的拿破仑要塞。（109）1927年，新建的动物园将半座公园并入其中，基本原样保留了园中的老树。这样一来，凡是坐电车来动物园的游客，首先会穿过一片密林，随后会看到动物园里同样品种的美国皂荚、法国梧桐、铁线蕨、甜栗树，它们是动物园舞台的序幕和开篇。但这一天下午，因为身边恰巧没了香烟，两人挑了一条远路，沿着公园外的卢卡辛斯基街（Łukasiński Street），钻进街边一家散发着浓烈波兰烟草甜香的小店。就在他们点上烟要离开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千钧气浪把他们掀翻在路边的篱笆上，头顶沙雾笼罩，落石如雨。空气顿时凝结、变黑。一秒钟后，他们听到飞机引擎的轰鸣，抬头看见一道粉红色的细线划过天空。两人缓过神来，踉跄着直起身子，嘴唇无声地抖动——爆炸震聋了耳朵，令人精神恍惚。随后，他们才听到狼嚎一样的解除空袭的警报，他们推测，德军飞机并没有成群出动，刚才飞过的应该是一架单独的轰炸机，目标是吉尔贝基大桥。可是这座桥毫发无损，普拉斯基公园也没遭什么殃，遭难的是一辆电车，已经被炸烂了，一股黑烟从车里冒出，飘向空中。

“要是抄了近道，我们可能也在这辆电车上。”雅安恨恨地说。

两人正感到后怕，另一种恐惧又攫住了安托尼娜。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儿子放学的时间：“瑞希放学有时会坐这辆车！”

两人冲了过去。电车还在冒着火花，抽搐着。爆炸将它震离了路轨，掀翻在天主教堂前，像一头浑身冒着热气的猛犸象，车的钢架已经扭曲，电缆线耷拉着，车内车外约有50个人倒在地上。“泪水从我眼中滚滚落下。我逐个辨认死伤者的脸，寻找我的瑞希。”安托尼娜后来回忆道。（110）他们在黑烟和发烫的铁皮中找了很久，并没有看到儿子，就往学校奔去，但孩子们都已经离校。于是他们又掉头往家跑。路上又经过了那辆还在冒烟的电车，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两人跑过普拉斯基公园，经过一座又一座兽棚鸟舍，终于到了小洋楼，噔噔噔跑上后阶，冲进厨房，搜遍了整座房子，呼唤着瑞希的名字。

“他不在。”雅安终于停下脚步，瘫坐在一把椅子上。过了片刻，他们终于听到后门台阶上有脚步声。

雅安把瑞希拉到一把椅子前。“坐下，”他声音很轻，但非常严厉，“你上哪儿去了，坏小子？你忘了我们说的话吗？放学立即回家是你的头等大事。”

瑞希解释说，大家刚出校门，就有炸弹砸下来，附近有个陌生人担心他们的安全，就把他们带到他家里，直到警报解除才把他们放出来。

不用说，安托尼娜和雅安错过了万达的聚会，但他们很快就见到了万达，因为按照原定计划，万达“失踪”后进了动物园，她在这里的身份是瑞希的非犹太裔家庭教师。

[1] Verboten，德语“禁止”之意。

[2] 纳粹规定从1941年9月6日起，在所有德国占领区内，6岁以上的犹太人必须佩戴一个印有黄色大卫星，中间写有“Jude”（德语“犹太人”）的袖章。在被占国波兰，犹太人必须佩戴一个印有蓝色大卫星的白色袖章，他们衣服的前后部也须有类似标志。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也必须佩戴类似的标志。

[3] 犹太教正统派（orthodox Jews），犹太教的保守派及传统派，是犹太教中最大的宗派群体，教徒恪守犹太教的传统信仰、律法和礼仪。——编注

[4] “持续的高强度的嘈杂”：Michał Grynberg， ed.， Words to Outlive Us: Eyewitness Accounts from the Warsaw Ghetto， trans. Philip Boehm (London: Granta Books， 2003)， p. 46.
希姆莱曾邀请维尔纳·海森堡建立一个研究冰恒星的研究所，因为奥地利汉斯·赫尔比格（Hanns Hörbiger，Glazial-Kosmogonie [1913]的作者）基于自己的观察，得出“冰川宇宙说”，认为太阳系中的大多数天体，包括我们的月球，都是巨大的冰山。赫尔比格是一个制冷工程师，他根据月亮和行星在夜晚的光芒以及相关北欧神话而得出这种猜想。在北欧神话中，火和冰发生巨大碰撞，冰获胜，太阳系由此诞生。赫尔比格于1931年去世，他的理论在纳粹科学家中流行起来；希特勒发誓说，20世纪40年代异常寒冷的冬天证明了“冰川宇宙”的现实性。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Nicholas Goodrick-Clarke）的《纳粹主义的秘教根源》（The Occult Roots of Nazism）一书，探索了这些“魅惑狂人”的巨大影响力。例如卡尔·玛丽亚·威尔格特（Karl Maria Wiligut），“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私人魔法师”，他的信条深刻影响了党卫军的意识形态、徽标、仪式，以及党卫军成员作为当代圣殿骑士和未来雅利安乌托邦之“人种”形象。为此，希姆莱成立了祖先遗产学会（Ahnenerbe），专注于研究德国史前史、考古学和种族，其成员身着党卫军制服。（333）希姆莱还收购了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的维沃尔茨贝格城堡（Wewelsburg Castle），短期目的是用于党卫军教育和伪宗教仪式，其长期目标更为雄心勃勃：“在千年大日耳曼帝国的中心创建一个规模宏大的党卫军梵蒂冈。”

[5] “在华沙，隔都变成了一种集体死亡形式……视作坟墓”：Michael Mazor， The Vanished City: Everyday Life in the Warsaw Ghetto， trans. David Jacobson (New York: Marsilio Publishers， 1993)， p. 19.

[6] “一听说存在什么危险……瞬间空无一人”：Grynberg， Words to Outlive Us， pp. 46–47.

[7] 卡巴莱（cabaret），一种集喜剧、歌曲、舞蹈及话语等元素于一体的娱乐表演形式，盛行于欧洲。表演场地主要为设有舞台的餐厅，观众边用餐边观看表演。——编注

[8] 拉比（rabbi），犹太人中的特殊阶层，主要为学者、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编注

第十三章

雅安与安托尼娜认为残忍的纳粹种族主义令人费解，自灵魂深处感到反感。（111）尽管他们已经在帮助困在隔都内的朋友，但发誓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向更多的犹太人伸出援手。犹太人在雅安的童年记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与他们结下了忠诚的友谊。

“犹太人在精神上于我有恩，”雅安曾对一名采访他的记者说，“我父亲是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因此在1905年时他让我上了克莱茨莫特学校，这是当时唯一一所没有把基督教教义列为必修课程的学校——尽管我母亲竭力反对，因为她是个格外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学校里80%是犹太人，我交了很多犹太朋友，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在科学与艺术领域内功成名就……高中毕业后，我就到罗齐克学校教书。”这所学校也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这样一来，他在犹太知识分子阶层有了不少亲密的朋友。战祸一起，很多当年读书时的伙伴都困在隔都里。尽管雅安在公开场合没有过多谈及自己的父亲，但他曾告诉一名记者，他当年之所以选择动物学，就是成心“气我父亲，因为他讨厌动物，特别不待见它们，不允许它们踏进家里一步——除了飞蛾、苍蝇，它们上门可不需要打招呼！”

不过，父子俩有一点很相似，都与犹太人结下了深情厚谊：（112）

父亲和我都是在犹太人居住区长大的。他是律师，尽管他娶了一个地主的女儿，凭借婚姻进入豪门，但他完全是靠自己的奋斗上升到中产阶层的。我们居住在华沙城内贫穷的犹太社区，但这纯属偶然。从少年时代起，我父亲就和犹太孩子一起在街头玩耍，将他们视作平等的朋友。我受到了他的影响。

动物园绝非犹太避难者理想的藏身之处。小洋楼靠近拉图绍瓦街，四周很开阔，像一座高高的灯塔，围绕它的是众多低矮的畜棚、围场。500米开外就是员工宿舍和动物园的办公楼，它们位于动物园的中心区。小洋楼四周是数千平方米的空地、树林和草坪，外加一块块菜田，动物园的篱笆墙外，铁路沿着维斯瓦河向南而去，北边则是重兵把守的德军军事区，区域内分布着不少小木屋。华沙投降后，德军在动物园的中心地带——原先的狮子岛上建了一座仓库，用来存放从波兰军队收缴来的枪支弹药。其他德军士兵也经常到动物园来，为的是享受一下这里的绿色和安静。你根本无法预测会有多少人、在什么时间来到这里，因为他们出现的时间点并不固定，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他们都是带着放松的心情来的，并不是来巡逻的。毕竟，普拉斯基公园被轰炸的程度较轻，环境比较适合散步。

不可思议的是，雅安有个秘密从未被安托尼娜发现：家乡军的一个弹药库就在动物园内，埋在大象馆外围的壕沟附近（战后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木板搭建的地下室）。（113）他深知其中的危险：枪支就埋在动物园的中心地带，离德军军用仓库只有几步路，这甚至有点像蛮干。但他怎么敢告诉她？他怕这会吓坏她，怕她会央求自己把家庭安全放在首位。幸运的是，正如雅安所料，德军做梦也没想到竟有波兰人像他那样胆大包天，因为在他们眼中，斯拉夫人都懦弱无能、愚蠢透顶，只配干点体力活。

“基于德国人的这种心理，”他推断，“他们绝不会想到，在光天化日之下，还会有人从事地下活动。”

战后，雅安总会避开赞美，认为他的勇敢不值一提，他这样说：“我不明白大家为何如此小题大做。不管是人还是动物，眼看着任何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谁都该出手相救。”从有关访谈报道、他自己留下的文字和安托尼娜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雅安是个寡言少语却又擅长交际的人，严于律己，对自己和家人有时不免严苛，是俗称的“冷静型”男人，稳重，不动声色，有“大心脏”和“钢铁神经”。在每日里险象环生的波兰地下抵抗组织中，雅安化名“弗朗西斯（Francis）”，取自动物保护神“阿西斯的圣弗朗西斯”[1]，以勇敢、沉着、喜欢冒险著称。雅安竟然在纳粹营地的心脏地带、在众目睽睽之下藏匿武器与犹太人，无愧于弗朗西斯之名。这固然说明他善于揣摩对手心理，但我以为，这也是因为他有一颗好斗之心，在偷偷开着嘲弄对手的玩笑，可惜他只能把这种得意的嘲笑藏在心里。一旦被发现，其结果必定是残忍的，他和家人会被当场枪决，天晓得还会殃及多少人。（114）雅安把动物园建成了一个中转站，“供逃出隔都的犹太人短暂栖身，一旦决定去向后，他们就从这里动身，前往新的藏身处”。雅安发现，尽管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却还是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

[1] 阿西斯的圣弗朗西斯（Francis of Assisi，1182—1226），天主教通译为圣方济各。

第十四章

1940年夏天，地下抵抗组织陆续将秘密“客人”送进动物园来：一通电话，一张便条，一声低语，就能让雅宾斯基夫妇心领神会，做好准备。（115）“客人”多是东躲西藏、正在逃亡途中的犹太人，他们“流浪”到此，短暂停留，休息“加油”之后继续上路，前往某个不知名的目的地。那些会说德语、五官有雅利安特征的犹太人，能在收到伪造证件后顺利离开；不能蒙混过关的，有的在动物园一藏就是几年：有些住在小洋楼里，有些藏在动物园空置的棚舍里，最多时曾有50人同时藏身于空兽笼中。不少“客人”——比如万达·恩格勒特，原来就是他们的老朋友、老相识，在安托尼娜眼中，他们同属两栖类家庭。藏匿他们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有谁能比动物园长夫妇更深谙伪装之道呢？

在野外，动物天生就有融入环境、伪装自己的能力。例如，企鹅背黑腹白，在高空巡游的贼鸥眼中，它们是波动的洋面，而水下的豹形海豹则会将它们误认作白云。而人最好藏身于人群之中。因此雅宾斯基夫妇经常邀请一拨拨合法的客人——叔叔、阿姨、表亲和朋友们不定时登门造访，形成一种“无法预测的惯例”，让外人习惯于看到陌生的面孔，听到不同的口音。雅安的母亲是其中的常客。

“大家都喜欢雅安的母亲，”安托尼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天性善良、优雅，非常聪明，思维敏捷，记忆力超强，待人彬彬有礼，敏感体贴。（116）她的笑声非常爽朗，又有很强的幽默感。”可是安托尼娜还是很担心她，因为“她像一朵娇弱的温室花朵，我们有责任保护她不受任何恐惧或痛苦侵扰，以免让她受到精神打击，陷入抑郁的泥淖”。

雅安把这些无形的难题都留给了安托尼娜。再“难对付的动物”，她都能应付自如，现在面对自己的婆婆，她自然更乐意使出浑身解数展现自己，逗她开怀，不让她消沉厌世。雅安自己则喜欢承担将军、特工和谋士的角色，很享受以计谋迷惑、挫败、羞辱对手的感觉。

在德军占领的其他国家，藏匿犹太人者会坐牢，而在波兰，这会让你和家人甚至邻居当场殒命。在疯狂杀戮的氛围中，家庭和邻里都要承担所谓的“集体责任”。尽管如此，不少医院让成年犹太人扮作护士混出隔都，同时把麻醉的小孩子装在背囊中偷偷带出去。他们甚至会把犹太人藏在灵车中的一堆尸体下面。很多信仰基督教的波兰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让自己的犹太朋友藏在家中，这不但意味着出让自己有限的口粮，更意味着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放松警惕，一有情况，就要随机应变，使出浑身解数化险为夷。有多余的食品进了家门，出现一个陌生的身影，地窖或壁橱中发出一声最轻微的低语，都有可能让恰巧上门的邻居起疑，向警方告发，或者向敲诈勒索者提供线索。很多逃亡者长年蜷缩于黑暗中，几乎不能动弹，终于得见天日之时，想要舒展一下四肢，肌肉却已绵软无力，只能像傀儡一样被人抬出来。

对于“客人”——尤其是从隔都逃出来的“客人”来说，动物园并不总是逃亡途中的第一个驿站。（117）他们可能先在市中心的伊娃·布祖斯卡（Ewa Brzuska）处躲上一两晚。这是个脸色红润、身材矮壮、年逾六十的女人，人们都叫她“老奶奶”。她在赛奇奥夫斯卡街（Sędziowske Street）有一间小小的食品杂货店（5米长，1米宽）。她会把一桶桶泡菜、腌菜，一篮篮西红柿、绿叶菜都搬到店铺前的人行道上售卖。邻居们也常上门购物、聊天。路对面就是德军的一个汽车修理站，每天都有犹太男人从隔都被押送到这里修车，“老奶奶”会偷偷替他们寄信，在他们与家人交谈时替他们望风。高高的土豆麻袋堆放在四周，从隔都被偷运出来的孩子可以在这些袋子后面藏身。1942年，店铺的后间成了地下组织某分支机构的办公室。泡菜桶和酱瓜坛下面，是她藏匿身份证、出生证、钞票和面包券的地方，反对占领当局的宣传出版物则会被放置在储藏间的隐秘处。逃亡途中的犹太人经常在这里过夜，对于其中有些人而言，动物园无疑就是他们的下一站。

安托尼娜一般不知道何时会有“客人”上门，也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雅安负责线路与时间安排，以及与地下组织的联络。即使是藏在小洋楼的“客人”，也没有一个人能搞清楚他究竟参与了多少地下抵抗组织的工作。例如，厨房取暖器上方的一个架子上，时不时会出现一个雀巢盒子或阿华田罐子，他们根本不知道里面藏了什么。

安托尼娜回忆说，某日雅安以漫不经心的口气说：“这个盒子里我放了一些微型弹簧，是我实验仪器上的零件，请务必不要碰它。我随时可能要用到。”

这番话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为雅安平日里就好收藏金属小玩意，螺丝钉、垫圈、小线框之类的，只是他通常会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工作室里。（118）熟悉他的人也只觉得这个爱好有些好笑，以收藏五金件为乐。连安托尼娜都没有意识到，他这次收藏的是引信，造炸弹用的。

一天，动物学研究所一名年轻的研究员来到动物园，带了一桶肥料，雅安把它藏在小洋楼附近的动物医院里。此后他不时以很随意的口吻提到某人会来取走一些肥料，因为他的菜园要用。直到战后，安托尼娜才明白桶里装的实际上是C13F，一种水溶性炸药，而雅安正是地下抵抗组织中某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专门从事破坏德军列车的行动，具体做法是将炸药塞到车轮的轴承里，只要火车开动，炸药就会被引爆。1943年的某月，他们用这种方式炸毁了17辆列车，损毁了100个火车头。还有一件事，安托尼娜当时也毫不知情：战争期间，雅安曾有意让某些猪感染寄生虫，宰杀后做成肉丸，让在德军某食堂工作的一位18岁工友把这些肉丸偷偷塞进士兵们的三明治中。

他还帮助修建地堡——逃亡者赖以生存的地下巢穴。在战时的波兰，地堡并非今天这样简单的壕沟，它实际上是潮湿的地下掩体，连通精心伪装的通风井和出气孔，通常位于花园或公园的边缘。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Emanuel Ringelblum）的地堡位于格鲁耶茨卡街（Grójecka Street）81号，一个园丁的温室下面，在8.5平方米的空间里竟然挤下了14张床，住了38个人。林格尔布卢姆在这间地堡一直住到1944年被发现为止。他的室友之一奥尔纳·贾格尔（Orna Jagur）离开较早，她在留下的文字中回忆了“地堡生活”的初体验：

一波热烘烘的霉味扑面而来。从下面源源不断地喷发出一股恶臭，是霉菌的味道，夹杂着汗液的臭味、衣服的馊味、腐烂食物的酸味。（119）

掩体中有些居住者躺在铺位上，陷在黑暗中，看不清楚脸，其他人围桌而坐。因为很热，男人都半裸着，只穿裤衩。他们的脸色苍白而疲惫，眼神中闪烁着恐惧和不安，嗓音紧张、焦灼。

在知情人眼中，这是一座修建得不错的地堡，由一个很有爱心的家庭照料，提供足可下咽的食物，堪称一个绝佳的藏身处。

相比之下，动物园里的生活敞亮而富有田园情调，尽管有时不免滑稽可笑，以至于地下组织给这个“据点”取代号为“疯狂星照临之屋”，在他们眼中，小洋楼更像是一个超大型的奇珍异兽陈列柜，犹太难民幸运地隐身于一群畸人怪兽之间。来自城区的访客们很喜欢这幢未来主义风格的洋楼，它处于大型公园的怀抱之中，大约16公顷的绿野能让他们暂时忘记战争的存在，权当自己在这里度假消闲。所谓“天堂”其实只存在于比较之中，在从隔都逃亡到此的“客人”眼中，小洋楼就是一个小小的伊甸园，具备天堂的所有要素：有花园，有动物，有一个母爱满满的面包师——“天堂”（paradise）一词，其词源学语义就是“面包师”。

天一黑，雅宾斯基一家就按占领当局的规定，用黑纸遮住窗户；白天时，这个表面上仅供一家人居住的二层小洋楼像个喧腾的玻璃蜂巢。鉴于合法寄宿者甚众——有管家、保姆、家庭教师、亲属、朋友、宠物等，玻璃窗后人头攒动的景象也就不足为奇，传出再怪诞的动静也可被视作寻常。虽然小洋楼周围有几丛低矮的灌木，也有几棵大树，但标志性的高窗赋予了它引人注目的高透明度，它就像一个玻璃展览柜，内部一览无余。（120）这种效果出自雅安的刻意安排，它符合那条箴言：越公开，越无疑。

为什么小洋楼有这么多玻璃？因为它是一座具有“国际建筑风格”的典型建筑。这种建筑风格刻意忽略所在地的历史、文化、地理与气象特征，向机器时代和未来主义致敬。它以玻璃、钢筋、混凝土为主要建筑材料，努力营造极简风格，摒弃任何装饰性特征。建筑设计界的未来主义领军人物，如沃尔特·格罗皮厄斯（Walter Gropius）、路德维希·米斯·范德罗厄（Ludwig Mies van der Rohe）、马塞尔·布鲁尔（Marcel Breuer）、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等，希望通过创造一种无遮挡的开放式建筑，表达诚实、直率、正直的价值观。他们的口号说得很明白：“装饰有罪”“功能决定形式”“机器为生活而造”。未来主义与纳粹美学南辕北辙，因为后者崇拜古典建筑。建造并居住在这样一幢现代主义风格的小楼里，本身就是对纳粹主义的挑衅。雅安与安托尼娜又充分利用了这种风格的隐喻：透明、诚实、简单。

人群流动中，“客人”们来了又走了，无名无姓，不期而至，主人则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很难认出哪位“客人”，更难发现哪些人什么时候不在了。但是，这种隐秘的清白意味着生活在危险的边缘，要默默掩盖每一个异常动静，追踪每一道阴影。某个声音能否和谐地融入这里变奏丰富的生活乐章？杯弓蛇影，是对无时不在的危险唯一正常的应对方式。“客人”们学会了秘密生活所必需的种种绝技：踮脚尖、扮木头人、利用环境隐身、声东击西、以哑剧动作发信号。有些“客人”昼夜深藏，有些则昼伏夜出，黑夜降临后，才敢在小洋楼内自由走动。

家里“客人”一多，安托尼娜的家务负担增加了不少，她有一个大家庭需要照看，有一大群家畜、家禽和兔子需要管理，菜园里有西红柿和菜豆需要搭棚，面包天天都要烘焙，还有大量的腌肉、泡菜和蜜饯需要装罐。（121）

德军枪口下的波兰人慢慢习惯了随时随地面对意想不到的恐惧。前一刻还风平浪静，下一刻就可能如惊弓之鸟，四散奔逃。战争重新设定了他们的生理节奏，尤其是对休息的需求。每天早晨，他们在黑暗中醒来，不知这一天将是何种命运：也许见证种种不幸，也许遭到逮捕。德国人会随机选择一辆电车、一座教堂，封住出口，将里面的人统统杀光，借口是报复他们所遭受的某种真实或臆想出来的侮辱。安托尼娜怀疑，自己有一天可能也会这样惨死。

家务劳动固然单调乏味，却有安神之功，因为动作熟悉无害，不必用脑，想必安托尼娜可能喜欢在其中寻找放松的感觉，因为时刻保持警觉让人精疲力竭，各种感官都得不到放松。脑内哨兵来来回回在各个“风险码头”巡逻，盯住阴影，辨听危险，久而久之，大脑就会成为自己的囚徒。而在波兰这个被宣判死刑的国度里，醒来不见晨光，夜晚不见星光，时间变了形，失去了弹性，安托尼娜曾写道，日子变得虚幻，“脆弱，就像肥皂泡”。

不久，芬兰和罗马尼亚站到了德国一边，南斯拉夫、希腊也向德国投降。德国开始攻击它此前的盟友苏联，引发了一系列谣言和推测。列宁格勒之战让安托尼娜感到消沉，她原本希望战事会逐渐停止，没想到战火重燃，而且烧得更旺。（122）偶尔，她听说柏林遭到轰炸，某支喀尔巴阡队伍击垮了德军，甚至说德军已经投降。但她和雅安真正依赖的消息来源是地下报纸和新闻传单。整个战争期间，地下抵抗组织一直没有停止印刷各类日报、周刊、新闻简报，及时向同道者传递消息。编辑们也不忘向盖世太保的大本营递送自己的报纸，“只求有助于你的研究，有助于你了解我们对你们的看法……”[1]

密密麻麻的鸦群常在空中盘旋，然后齐刷刷落向树梢，像坠落的烟灰。德国士兵在动物园里的一项娱乐就是射杀乌鸦。待他们一走，安托尼娜就偷偷捡回一只只死乌鸦，将它们洗净，煮烂，做成腌肉酱，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还以为是波兰美食中的野鸡肉酱。某次，女士们齐声夸赞这道腌肉酱肉质鲜美，安托尼娜心下偷笑：“何必败了她们的胃口呢？在动物命名方面过于较真毫无必要。”

小洋楼里的情绪氛围有点走极端：上一刻还气定神闲、风平浪静，下一刻就焦虑不安、波涛汹涌；田园牧歌般的欢乐时光之后，紧随而来的可能就是一条让人意气消沉的噩耗。愉快的交谈或者弹钢琴能为黯淡的生活带来片刻的光彩，让安托尼娜忘却周遭的战争，甚至感到快乐。尤其是在浓雾弥漫的清晨，中心城区消失在一片迷蒙中，她可以想象自己正身处另一个时代、另一片土地。她在日记中写道，她为此心存感激，因为从在卡普奇恩斯卡街灯罩店的那些日子起，她的内心就始终被悲哀笼罩，像一场连绵不断的细雨，永无停歇之日。

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不时到访，来去匆匆，有时也有12至16岁的男女童子军。青年组织在战前的华沙很活跃，德军进驻后，即宣布它们为非法组织，但在家乡军的领导下，这些少年男女们继续活跃在抵抗阵线上，有些直接参战，更多的担任交通员、社会工作者、消防员、救护车司机和破坏者。年纪小一点的搞点小破坏，比如在墙上刷“波兰必胜！”或“希特勒是偷狗贼！”（用希特勒的名字来开玩笑）之类的标语，把戏虽小，却都是杀头大罪；他们还担任秘密信差。（123）年纪大一点的甚至参与了暗杀纳粹官员、从盖世太保手中营救犯人的工作。在动物园逗留期间，他们劈柴、运煤、生火，有些帮着用人力车把菜园里的土豆等蔬菜送往地下组织的藏身处：占领期间，出租车消失了，所有的汽车都被德国人收缴。

时间一长，瑞希难免听到童子军之间会谈及一些诱人的秘密。他感到沮丧：周围所有人似乎都是紧张刺激的秘密生活的一部分，而他却无法参与其中。几乎从他出生起，他就一直在接受“危险教育”，大人们时时都在告诉他，这些都是真实的危险，不是故事，不是游戏。父母早就警告过他，关于家里的“客人”，他不能对外泄露一个字。他也知道一旦说漏嘴，他自己、他的父母和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被处死。对于一个小孩来说，这是不能承受的重负。他的世界充满秘密，紧张而刺激，家里这么多怪人怪事，他却不能向任何人提起。难怪他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对儿子当年的这种命运，安托尼娜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她的痛惜之情。尽管她对儿子遭受的这种折磨感同身受，却无能为力，毕竟所有的成年人也都处于焦虑与不安之中。不可避免地，瑞希成了他自己最恐惧的噩梦：如果在与伙伴嬉闹时，嘴里滑出某个“客人”的名字，或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某个秘密，他的父母就会被枪毙，即使自己活下来，也会变成孤儿，而这一切都是他的过错。因为不敢相信自己，他自然而然变得孤僻，回避所有陌生人，特别是同龄的孩子。安托尼娜注意到，他甚至不喜欢在学校里交朋友，每天一放学就匆匆赶回家和莫里斯玩，因为只有和他的小猪在一起，他才会放松下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绝不会遭到背叛。

莫里斯喜欢玩一种叫作“怕死宝宝了”的游戏：只要听到某个小小的声响，例如瑞希合上一本书，或是移动桌上某个小东西，它就会装出极度害怕的样子，夺路狂奔而去，蹄子还要在木地板上打滑几下。（124）几秒钟后，它就会幸福地哼唧着回到瑞希的椅子边上，精神抖擞，随时准备玩第二次。

虽然安托尼娜一心希望儿子能有一个正常的童年，但风云突变的现实已经撕裂了他的世界，日常生活的残酷更是一次次侵蚀着他的童真。一天傍晚，瑞希正与莫里斯在菜园中玩耍，几个德国兵慢悠悠地走过来想看个究竟。从来不怕人的莫里斯一路小跑着奔向他们，只为冲他们哼上一声，博得他们在自己背上一挠，却不料他们一把将它拽住，直接拿去宰了，瑞希就这么惊恐地看着这残忍的一幕，束手无策地听着莫里斯凄厉的尖叫。瑞希的世界一下子崩塌了，他哭了好几天，谁都劝不住。此后几个月他都不愿意再去菜园，甚至不愿意去给鸡、兔子和火鸡摘青菜。终于有一天，他重新鼓起勇气走进他的菜园世界，但脸上再也没有那种欢乐无忧、从容淡定的神情。

[1] “只求有助于你的研究，有助于你了解我们对你们的看法……”：After Karski， p. 267， 引自Davies， Rising ’44， p. 185。

第十五章

1941年

养猪场只撑到冬至就难以为继了。（125）有些猪舍以前是住大象、河马的，有中央供暖设备，但即使是住在这里的猪，也需要住得更暖和一点。不可思议的是，慷慨资助了动物园的“屠宰场场长”虽然和蔼亲切地听取了雅安的请求，却断然拒绝了他申请资金购买稻草的要求。

“这显然说不通嘛，”雅安事后与安托尼娜分析，“他怎么会这么白痴！”安托尼娜感到惊讶，因为战时的华沙食品极度稀缺，猪就是会走路的黄金，买些稻草又能花多少钱？

雅安告诉她：“我把能想到的都说了，他就是不松口。我真想不通。他可一直是我们的朋友。”

安托尼娜断言道：“他就是个懒惰、固执的傻瓜！”

寒夜凛冽，玻璃窗上结满了霜花，风如利刃，刺穿了棚舍木板，刺入小猪们的身体，夺走了它们脆弱的生命。一场痢疾紧随而至，不少熬过了寒风的动物死在这场瘟疫中。屠宰场场长索性关闭了养猪场。大家怒不可遏。对小洋楼而言，这无疑断送了肉的来源，而对雅安来说，从此他少了为收集泔水而进入隔都的借口。

几个月后，雅安才得知内情，这位屠宰场场长与一个低级军官达成交易，合谋将动物园的场地租给了一家德国的花草种植企业。（126）

三月的一天，一群工人带着斧子、锯子进入动物园。他们砍削树枝，捣毁花圃、装饰性灌木丛和动物园正门口一直备受珍视的玫瑰园。雅宾斯基夫妇用尽手段阻止他们，怒吼、恳求、贿赂、威胁，都无济于事。看来，纳粹方面就是要将整座动物园连根拔起，不留一花一草，因为所有这些毕竟都是斯拉夫货，只配给健康的日耳曼植物当肥料。移民往往有个习惯，会挖空心思在新家园再现故土风貌（最常见的做法是烹制家乡菜）。看来纳粹所谓的生存空间针对的不只是人，安托尼娜忽然意识到，它也适用于日耳曼动植物；纳粹有心以优生学之道，将波兰的所有基因从这个星球上抹去，拔除根茎，碾碎花果，用他们的种子取而代之。一年前华沙刚投降时她担心的一幕终于上演了。也许德国人觉得，既然他们是高等战士，就需要高等食物，而根据纳粹生物学理论，高等食物只能从“纯种”种子中生长出来。如果纳粹主义渴望构建私有的神话，构建自己的植物、生物系统，一切动植物就必须是未受亚洲、中东血统玷污的远古“纯种”，那就意味着彻底推倒重来，将成千上万的波兰农场主赶出故土，换上日耳曼种植者，把所谓的波兰货和犹太货，包括庄稼和牲畜，统统换成日耳曼品种。

恰巧，周末时华沙占领区的德国长官[1]唐格鲁·莱斯特（Danglu Leist）带着妻女到访动物园。他是个狂热的动物园爱好者，要求这里原先的动物园园长做导游，让他们想象一下战前盛景。雅安一路走，一路比较着华沙动物园的微观气候与柏林、蒙海姆（Monaheim）、汉堡（Hanburg）、哈根贝克（Hagenbeck）以及其他城市动物园的异同，听得莱斯特格外满意。（127）接着，雅安带客人来到正门口附近被捣烂的玫瑰园，只见一丛丛美丽的花枝已被连根拔起，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边，就像战场上的尸体。莱斯特的妻女看了非常心痛，大声谴责这种辣手摧花的残酷行径，莱斯特也怒形于色。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厉声喝问。

“这不是我干的。”雅安平静地答道，语气中心痛与义愤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他向他们讲述了那个夭折的倒霉养猪场，并告诉他们，那家德国花草公司已经从屠宰场场长手中租下了整座动物园。

“你怎么不阻止他们这么干？”莱斯特冲雅安吼道。

“太可怕了，太可惜了，”他的妻子哀叹道，“我太爱这些玫瑰花了。”

“没人来问过我的意见。”雅安平静地向莱斯特太太表达歉意，言下之意是，既然这不是他的责任，那么她的长官丈夫肯定有轻忽草率之过。

她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莱斯特又气又恼，抗议道：“这事我可毫不知情。”

作别之前，他命令雅安第二天上午十点到他办公室来，与华沙占领区副总督尤利安·库尔斯基（Julian Kulski）对质，届时尤利安·库尔斯基必须对这起恶劣事件做出解释。第二天，三人进行了沟通，发现库尔斯基对相关的租赁计划也一无所知，莱斯特长官当场宣布这个租赁协议作废，许诺一定会惩处作恶者，然后征询库尔斯基的意见，如何在保护好动物园的前提下用好动物园的空地。莱斯特被蒙在鼓里，雅安知道，库尔斯基与地下抵抗组织早就暗通款曲。库尔斯基建议把动物园改造成公共菜园，按现有格局将空地划分成多个地块。雅安微笑着点头，心生佩服，这个方案可谓一箭双雕：既能让本地人吃上廉价蔬菜，又有助于把纳粹当局塑造成富有同情心的统治者形象。（128）分割出的小面积地块，能够确保不破坏动物园的中心，同时又能增加库尔斯基的影响力。莱斯特同意了这个设想，于是，雅安的职业生涯再次变道——此前他已从动物园园长摇身一变成为养猪场场长，现在又成了菜园管理人。这份工作让雅安有机会与华沙市的公园与园林管理部打交道，因而他又获得了一张新的隔都通行证，以便于他检查里面的植物群和花园、菜园等。实际上，隔都内的植被少得可怜，只在莱斯诺街的教堂边长了几棵树，根本没有公园、花园、菜园之类，但他要找一切借口进去访友，“偷偷递送食物和消息，鼓舞他们的士气”。[2]

安托尼娜此前就曾跟着雅安拜访过昆虫学家西蒙·特南鲍姆（Szymon Tenenbaum）博士、他的妻子罗尼娅牙医和女儿伊蕾娜。小时候，雅安与西蒙上的是同一所学校，喜欢一起爬水沟，翻石头找昆虫。那时候的西蒙就已经是个昆虫迷了。圣甲虫模样的小甲虫成了他的“太阳神”，也成了他的专业和一生热爱。成年后，一有时间他就远游海外，搜集甲虫。他专门研究了西班牙东部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的甲虫，以此为基础出版了一部五卷本学术专著，从此跻身顶尖昆虫学家行列。他是一所犹太中学的校长，一到暑假，他就一头扎入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这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昆虫，任何一根蛀空的木头里面，都可能藏着一座微型庞贝古城，他在这里搜集到不少稀有品种。雅安也喜欢甲虫，曾经进行过一项规模不小的蟑螂研究。

身陷隔都之后，西蒙仍在撰写论文，搜集昆虫，把他的一个个“猎物”小心翼翼地钉在玻璃面的褐色木匣里。纳粹下令将犹太人赶往隔都之初，西蒙就开始为如何保护自己庞大而珍贵的收藏而发愁，便问雅安是否愿意让它们在小洋楼避难。（129）值得庆幸的是，1939年党卫军洗劫动物园时，偷走了两百多本珍贵图书，多架显微镜和其他一些设备，却独独放过了特南鲍姆收藏的50万个昆虫标本。

战争加深了雅宾斯基夫妇与特南鲍姆夫妇之间的友谊，生活的噩梦让他们挨得更近。安托尼娜在回忆录中留下了这样的思考：战争不仅仅会撕裂人群，也有可能增进友情，触发浪漫火花，每一次握手都可能打开一扇门，或者改变命运。机缘巧合，因为与特南鲍姆一家的友谊，他们遇到了另一个人，而这个人无意间巩固了雅安与隔都之间的联系。

1941年夏，某个星期天的上午，安托尼娜看见一辆豪华轿车停在了小洋楼前，车上走下一位体格魁伟的德国人，身着便装。在他按响门铃之前，安托尼娜冲到客厅的钢琴前坐下，手指重重地敲击键盘，弹出一段喧闹、跳跃的音乐。是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美人海伦》（La Belle Hélène）中《滚，滚，滚到克里特岛去！》的一段，这是一个信号，要求客人们各自悄悄躲起来。选择这段音乐，很能反映安托尼娜的性格，也反映了小洋楼里的气氛。

德裔法籍犹太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父亲是一座犹太会堂唱诗班的领唱人，原名艾萨克·朱达·厄贝斯特（Isaac Judah Eberst），出于某种原因，某天他突然改以自己的出生地奥芬巴赫为姓。艾萨克有六个女儿、两个儿子，音乐让这个家庭生气勃勃。雅克成为了一名大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常应邀在咖啡馆、餐馆、时尚沙龙中演奏。他生性风趣又爱讽刺，对恶作剧毫无抵抗力——无论是在音乐中还是在生活中，挑战权威是他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早在严肃的巴黎音乐学院任职时，他就常因玩得太出格而被罚款，有几周，他竟因此一文钱薪水也没领到。（130）他喜欢创作通俗舞曲，其中包括一首以犹太会堂音乐为基础的华尔兹，把他父亲气得七窍生烟。1855年，他开办了自己的音乐剧剧院。“因为越来越难找到舞台上演我的作品了。”他一脸坏笑地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真正欢快、诙谐的音乐，也就是有生命的音乐，这个理念正渐渐被世界忘却。”

他创作的闹剧、讽刺剧、轻歌剧等风靡欧洲，既征服了精英阶层，也在巴黎街头传唱，这些曲风活泼俏皮的作品尽情嘲笑那些自命不凡的权威和一厢情愿的泥古者。他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戴夹鼻眼镜，蓄络腮胡，穿着打扮花里胡哨。正如音乐评论家弥尔顿·克洛斯（Millton Cross）所说，他的音乐之所以令那样多的人沉醉，原因之一与时代有关，因为“这个时期政治压抑，作品常遭审查，侵犯个人自由的现象屡见不鲜”[3]，在“秘密警察入侵市民私生活领地之时，戏剧选择了快乐、轻浮、含沙射影的嘲讽风格”。

歌剧《美人海伦》充斥着喧闹而美妙的旋律，是一出机智活泼的喜剧，演绎的是美丽的海伦被诱拐，她那呆板乏味的丈夫墨涅拉俄斯向特洛伊人开战复仇的故事。作品夸张地表现了好战的统治者，质疑道德戒条，赞美爱情，表达冒天下之大不韪私奔的爱侣海伦与帕里斯寻找美好世界的愿望。第一幕的结尾处，阿波罗神庙的预言家告诉墨涅拉俄斯，他必须去希腊，这时歌队、海伦、帕里斯与全剧的大多数角色齐声高唱，用一段喧腾而急切的《滚，滚，滚到克里特岛去！》将他赶走。其主旨很有颠覆性，嘲讽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大人物，倡导和平与爱。对于“私奔”到小洋楼里躲避迫害的海伦与帕里斯们来说，以这段音乐来提示他们危险降临，是个再恰当不过的选择。更妙的是，这段音乐出自犹太作曲家之手，而在当时，演奏犹太音乐本身就足可获罪。

雅安开了门。（131）

门外是个陌生人，他问：“动物园以前的园长住这里吗？”

片刻之后，男人进了屋。

“我叫齐格勒（Ziegler）。”他自称是华沙隔都劳工局[4]的局长。这个劳工局的职责，理论上是给隔都内外的失业者寻找工作机会，实际上是组织劳工队，将技能最出众的劳动力遣送到兵工厂，例如埃森市（Essen）的克虏伯钢铁厂。对于纳粹统治下绝大多数处于饥饿和半失业状态、经常生病的工人们来说，劳工局并没有带来实质性帮助。

“我想见识一下动物园里了不起的昆虫标本收藏，就是西蒙·特南鲍姆博士捐赠的那些。”齐格勒说。听到安托尼娜欢快的钢琴曲，他满面笑容，说了一声：“多么欢快的气氛！”

雅安领着他进了客厅。“是啊，我家里人都喜欢音乐，”雅安说，“我们非常喜欢奥芬巴赫。”

听了这句话，齐格勒露出几分勉强的神色，不情不愿地说道：“哦，这个，奥芬巴赫是个浅薄的作曲家。不过我们得承认，总体而言，犹太是个很有才华的民族。”

雅安与安托尼娜交换了一个焦虑的眼神。齐格勒怎么会知道昆虫标本的事？雅安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感到一阵绝望：“看来都完了，末日到了。”

看到他们脸上困惑的表情，齐格勒说：“你们一定很惊讶。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我有特南鲍姆博士的授权，他允许我欣赏一下他的收藏，这些标本目前应该就保管在你们手中，就在这幢楼里。”

雅安和安托尼娜不动声色地听着。判断险情类似于拆弹，不能有纤毫疏忽，嗓音中的一丝颤抖，判断上一个小小的失误，都足以让世界爆炸。齐格勒有何企图？（132）只要他想，他就可以直接把全部藏品带走，没人能阻止他。因此，否认是无谓的，而且他们必须回答得干脆利索，以免引起他的怀疑。

“哦，一点没错，”雅安故作轻松地说，“特南鲍姆博士搬进隔都以前，把他的收藏交给了我们。我们这里比较干燥，有中央供暖设备。要是在潮湿寒冷的房间里，这些藏品很容易被糟蹋。”

齐格勒会意地摇了摇头。“你说得对。”他告诉他们，自己是一位业余昆虫学家，对昆虫极为着迷，因此结识了特南鲍姆博士，凑巧的是，特南鲍姆太太罗尼娅还是他的牙医。

“我和西蒙·特南鲍姆经常见面，”他开始滔滔不绝，“有时我们开着我的车一起去华沙远郊，他经常在涵洞、壕沟里找昆虫。他绝对是个卓越的科学家。”

夫妇俩带齐格勒去了行政楼的地窖，一个个浅浅的长方形木盒整齐地竖在架子上，像一套卷帙浩繁的旧书，每一本都套在褐色的漆木盒子里，盒子都是以楔形榫拼接的，上有玻璃盖面，带小小的金属插销。匣脊上没有名称，只有一个个编号。

齐格勒从架上一个接一个地抽出匣子，对着光举起来。地球上鞘翅目动物世界的全景在他眼前一点点展开：发出宝石般变色光泽的绿色甲虫，是在巴勒斯坦找到的；金属蓝的虎甲，腿上有簇状绒毛；红绿双色的花金龟，生长在乌干达，甲壳闪着丝缎一般的光泽；细瘦的长着豹纹的甲虫来自匈牙利；棕褐色的荧光叩头虫个子小，比萤火虫还要明亮，南美原住民习惯于抓几只放在灯笼里，用于室内照明，走夜路时，还会绑几只在脚踝上；缨甲是已知甲虫中体型最小的，所谓的翅膀只是细杆，上面长着细毛；橄榄绿的长戟大兜虫产自亚马孙流域（那里的原住民把它们串成项链，挂在脖子上），雌雄间有很大差异，雄性体长20厘米，常常像中世纪骑士一样挥舞它们的长矛——头顶巨大的弯刀形触角向前弯曲，另一只较小的凹口触角则向上弯曲，恰好可以托住上面的大触角，雌性体型也很大，但无角，鞘翅上有串珠图案；圣蜣螂与那些雕刻在墓室石碑上的图案很像；锹甲长着像牡鹿一样的犄角；有些甲虫长着长长的环形触须，像电车的线缆在头顶来回弹跳；棕榈甲虫外壳有酒窝般的凹陷，身体蓝得像氰化物，足底6000根油乎乎的小黄毛使它足以牢牢粘住蜡叶；棕榈甲虫的幼虫佩戴用自己的粪便编织的草帽，尾部肛囊就是一个炮塔，身子一紧，就可以喷出一缕金灿灿的“炮弹”；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红萤，其鞘翅是橘黄色的，翅顶则变成了黑色，翅脉中空，构成有蕾丝边的脊纹，脊线交叉处布满毒血，受到攻击时会滴滴答答地分泌出来，以击退敌人；椭圆形的豉甲最难捕捉，它能趴在近岸的水面，一有天敌靠近，就会分泌出恶心的白色液体；背面光闪闪的棕褐色芫菁一般被称为“水疱甲虫”，身上有粉的被称为“西班牙苍蝇”[5]，“水疱”里都是剧毒的斑蝥素，小小剂量就可触发男性勃起，用量稍大一点就可致命（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据说就死于斑蝥毒素）；棕褐色的墨西哥食豆瓢的膝关节处能分泌含有生物碱的血液，以此击退进攻者。（133）甲虫触须的顶端构造也是千姿百态，有的像梳子，有的像旋钮，有的像毛刷，有的像蹄子，有的像穗子，有的像长柄勺，当然都是迷你款的；有的甲虫长着凸牙脸，像万圣节的南瓜鬼面；有的荧光甲虫简直就是代尔夫特蓝陶[6]的缩微模型。

每一只大甲虫独占一个圆头钉，小体格的则两三只串在一起。钉子底部有一张白色小纸片，用蓝色墨水写着它们的谱系，字母f和d总是写得特别优雅，像六翼天使，这些字迹很小很清晰，出自一只无比稳健却又非常细致的手。（134）很显然，收藏只耗费了特南鲍姆一小部分心力和时间，他还非常享受将精力投注在其他相关事务上的时光，会花很多时间摆弄显微镜、镊子、钢笔、标签和制作标本，他不厌其烦地制作适合放入博物馆抽屉和挂在客厅墙壁上的陈列匣，后者与同时代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约瑟夫·康奈尔（Joseph Cornell）的作品有些相似。小心翼翼地设计摆放圣甲虫们的腿、触须、口器，以求最佳的展示效果，就是他个人独有的微型宗教仪式。想象一下，他这样俯身弓背、全神贯注地度过了生命中的多少时光？与卢茨·赫克一样，特南鲍姆也会远游狩猎，只不过归来时带着的不是挂在墙上的鹿头，而是玻璃盖下的甲虫，在他仅可容膝的小房间的墙壁上，可以挂起来的战利品远远超过了任何专业收藏室或动物博物馆。光是他花在分类、干燥、制作和固定标本上的时间，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在其中一个玻璃“航空站”内，停放着一排排气步甲，它们擅长快速袭击，能从腹腔顶端的“炮塔”中喷射出滚烫的化学物质。这种“弹药”本身无毒，但有自燃性，一旦混入一种特殊的腺体，就会形成一种易挥发的神经毒气。作为防御和武器大师，气步甲的炮塔能灵活转向，快速对准目标，以每小时42公里的速度喷射灼伤性刺激物，“炮弹”不是一股连续的液流，而是多弹齐发，触及目标后便会引发一次微型爆炸。好在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当年吃过它的苦头，特南鲍姆早就知道气步甲能喷射这样一种滚烫的液体（达尔文无知无畏，竟然把一只气步甲含在口中，腾出手去抓另外两只虫子）。不过，即使是特南鲍姆这些后来者，也不知道气步甲这个绝招的底细，直到二战后，才由托马斯·艾斯纳（Thomas Eisner）发现它腹腔内这个秘密化学武器制造库。托马斯的父亲是一位化学家（希特勒命他在海水中提炼黄金），母亲是犹太裔表现主义画家，全家先后逃到西班牙、乌拉圭，最终在美国落脚生根。（135）托马斯在那里成长为一名昆虫学家，发现气步甲的脉冲式喷嘴与韦恩赫尔·冯·布劳恩和沃尔特·多恩贝格尔（Walter Dornberger）在佩内明德为2.9万枚德国V-1飞行炸弹制造的推进系统非常相似。气步甲开火时是悄无声息的，而V-1飞行炸弹即使以每小时563公里的速度飞在近1000米的高空，发出的嗡嗡声也足以让下方城市的居民色变胆寒。嗡嗡声一旦停止就意味着死亡，因为抵达目标上空后，炸弹的引擎就会立即停止工作，在随后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中，它带着约850公斤重的弹头直冲地面。英国人叫它“嗡嗡虫”（doodle-bug）——绕了一圈我们又回来了，因为它与气步甲在武器性能上具有相似性。

齐格勒凝视着一个又一个标本盒，盒中盛景让他脸上浮现出惊叹、陶醉、忘我的神情。这让安托尼娜消除了对他动机的怀疑，因为“当他看着这些美丽的甲虫和蝴蝶时，他忘记了这个世界”[7]。他一排排地看，时不时用目光亲昵地抚弄一下某个标本。看着这阵容浩大的甲虫军团，欣赏着它们的武器和铠甲，他如着魔了一般。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他一再低声自语，“了不起的收藏！不知花费了多少心力！”

他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想起了雅宾斯基夫妇，想起了他的“正经事”，脸上依然泛着潮红。他吞吞吐吐地开口：“那个……博士让我问问你们是否愿意去看他一次。也许我可以帮上忙，只是……”

齐格勒没把话说完，而是陷入危险的沉默，期待着对方的反应。尽管他没有冒险把话说完整，但安托尼娜和雅安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只是这层意思太过微妙，不能挑明。雅安立刻回答，如果能坐齐格勒的车进隔都看望特南鲍姆博士，那就太方便了。（136）

“我迫切需要当面请教特南鲍姆先生，”他换了一种非常职业的口气解释道，“我要问问他怎样防止这些昆虫标本盒发生霉变。”

为了尽可能不让对方起疑，雅安给齐格勒看了他作为公园与园林管理部公职人员的隔都通行证，暗示对方，他在意的好处是能够乘坐他的豪华轿车，不涉及合不合法的风险。齐格勒此时还沉醉在刚才欣赏的瑰丽多彩的昆虫世界中，一心要让它传之后世，所以他同意了雅安的要求。于是，两人驱车前往隔都。

安托尼娜知道，雅安之所以要坐齐格勒的车，是因为隔都的大多数出入口把守很严，外面有德国卫兵，里面是犹太警察。偶尔有人要因公进入隔都，他们也会放行。但通行证很稀有，也很难搞到，一般来说需要有关系，还需要行贿。正巧，劳工局的办公楼就在莱斯诺街与热拉兹纳街（Żelazna Street）交汇处，恰好属于臭名昭著的隔都围墙的一部分。

围困犹太人的隔都围墙是无偿征用犹太劳力砌成的，上面插着玻璃残片，或者安着铁丝网。围墙最高处达6米，长16公里，曲折蜿蜒，将有些街道拦腰截断，有些道路纵向剖开，形成了许多死胡同。“隔都的创建、存在与毁灭，体现了一种变态的城市规划。”[8]菲利普·贝姆（Philip Boehm）在《文字身后存：华沙隔都亲历者实录》（Words to Outlive Us:Eyewitness Accounts from the Warsaw Ghetto）一书中写道：

它将一份灭绝计划落实在一个由学校、幼儿园、基督教堂、犹太会堂、医院、餐馆、旅馆、剧场、咖啡馆、汽车站等城市生活核心场域构成的真实世界。（137）……居民区的街道变成了行刑场，医院成为死亡管辖区，墓地反而成了救护生命的林荫道。……在德国占领当局的统治之下，华沙人人都成了地形学家。尤其是犹太人，不管身处隔都内外，都需要知道哪个街区“很安静”，意味着纳粹正在围捕区域内的犹太人；需要学会在下水道中找到正确的通道，到达隔都外雅利安人那边。

透过隔都围墙上的缝隙，可以窥见外面的世界，那里有儿童在嬉戏，有主妇拎着生活必需品悠然地往家走去。身陷禁地，偷窥隔都外生气勃勃的世界，成了一种欲罢不能的精神折磨。受此启发，华沙起义博物馆（2005年正式开放）有个神来之笔：他们在馆中修建了一道砖墙，墙上有洞，访客透过这些孔洞，可以进行反向窥视——窥视隔都里面的日常生活。当然，他们看到的只是留存下来的影像档案。

隔都最初有22扇大门，此后缩减到13扇，最终只剩4扇。这些门很像畜栏，面貌狰狞，与华沙精致华丽的铸铁大门完全不同。隔都的有些区域之间有旱桥连通，因为要跨越下方的雅利安街道。有些歹毒的德国兵专门在隔都外围巡逻，猎杀那些胆敢钻墙洞到雅利安人这边来乞讨或购买食物的小孩。因为只有孩子才能钻过墙洞，他们成长为一个勇敢的群落，干着“走私”与非法交易的勾当，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养家糊口。杰克·克拉伊曼（Jack Klajman）就是这样一个打不死的隔都少年，靠着贩卖、偷运熬过了战争。他回忆过一个恶毒的德军少校，孩子们叫他“弗兰肯斯坦”[9]：

弗兰肯斯坦是个矮壮的公牛腿男人，令人望而生畏。他喜欢狩猎，但我想他一定厌倦了猎杀动物，于是认定射杀犹太儿童可能是更好玩的消遣。孩子越小，他越喜欢开枪。（138）

他躲在吉普车里看管这个区域，车上架着一挺机枪。孩子们一爬墙，弗兰肯斯坦和他的同伙突然就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出现在他们的杀人机器后面。另一个男人总是负责开车，好让弗兰肯斯坦能第一时间趴到他的机枪上。

没有爬墙者可杀时，只要一有隔都小孩出现在他的视线中，即使小孩离墙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也没想着要爬墙什么的，他就喊他走过来……于是，你的生命就这么结束了……他会拔出枪来，对准后脑勺射击，一枪致命。[10]

孩子们在墙上挖洞，德军忙着补洞，孩子们找个容易下手的地方再挖新洞。极少数情况下，孩子们也会躲在劳工队或者天主教牧师的双腿间混出大门。隔都的围墙正好把一座万圣教堂围在里面，教堂神父戈德雷夫斯基（Godlewski）不但把已故教民的出生证偷偷提供给地下抵抗组织冒用，有时还会在自己的长袍下面藏个小孩偷运出去。

对于勇敢者而言，如果在隔都外面有朋友，又有钱吃住和行贿，逃亡通道确实没有被完全堵死，最关键的是要有雅宾斯基夫妇这样的“房东”或保护人，因为逃亡意味着要有藏身地、食物供应和一系列假证件，还有——取决于你出去后是住在“明处”还是“暗处”——一整套无懈可击的身世故事。（139）如果逃亡者住在“明处”，一旦遇到警察盘问，即使出示了假证件，警察还会盘问邻居、家人、朋友的名字，然后打电话或者当面对质。

有五条电车线路穿越隔都，均会在大门内外短暂停留。车辆急转弯或放慢车速时，人可以跳下来，下面的人也可以把袋子抛给车上的人。这需要向驾驶员和随车的波兰警察行贿，“行价”是两兹罗提[11]，同时还要祈祷同车的波兰乘客缄口不言。隔都内的犹太人坟场毗邻两个基督教墓地，中间有篱笆墙隔开，有人会选择从僻静的角落翻过去。劳工队白天离开隔都出去做工，晚上回到隔都过夜，有人会主动加入，然后一去不回，当然，他需要劳工队给看门人行贿，让他在计点劳工人数时行个方便。不少守门的德国兵和波兰警察都很合作，有的是看中贿金，有的完全出自善心，免费提供帮助。

隔都下面存在一个真正的地下世界，由藏身点和通道构成，有些有电力照明，甚至还有厕所。这里有纵横交错的地下通道，连通地上建筑。循着这些通道可以抵达别的逃生通道，例如在砖墙上凿出来的洞，或者迷宫般的排污管道，最终通往雅利安人居住区的某个排污井盖（排污管道中的污水只有一米多高，成人可以蹚过去，但是臭气熏天）。有些人是把身子紧贴在运垃圾的马车下面逃出去的，垃圾车定期进隔都，车夫经常偷偷夹带食品进来，有时会留下一匹老马。（140）有钱的犹太人可以躲在私人急救车或者号称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犹太死者的灵车中逃出去，只要看门人收了钱，就懒得上车查验。每一位逃生者必须备齐至少五六份证件，还得换六七次住处，因此，在1942年和1943年间，地下抵抗组织伪造的证件数量高达5万份，也就不足为奇了。

隔都围墙蜿蜒曲折，齐格勒的办公楼正面在雅利安区一侧，而从很少使用的后门进去，就是犹太隔都。它旁边的大楼是隔离伤寒病人用的。街对面是一幢昏暗的三层校舍，被当作儿童医院。劳工局办公楼外的大门与隔都其他出入口不同，没有纳粹国防军或盖世太保守卫，甚至连波兰警察都没有，只有一个门房负责为出入办公楼的职员开门。雅安在这里看到了希望，因为这有可能成为一个难得的守卫不那么森严的出入口。劳工局这幢一面通向雅利安区、一面通向隔都的办公楼并非孤例。例如莱斯诺街上的地区法院也是一个犹太人与波兰人碰头的便宜场所，它的后门外是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向雅利安区的米洛夫斯基广场（Mirowski Place）。人们在法院的楼道里碰头，低声交谈、买卖珠宝、约见朋友、偷运食品、传递消息，但表面上都是来法院办事的。收了贿赂的门卫和警察，会对有些逃跑的犹太人，特别是孩子视而不见。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942年8月，占领当局重新划分了华沙市的区域，才终于把法院划到了隔都外面。

德乌格街（Długa Street）上有个药店的前后门分别通向隔都内外，热心的“药剂师允许任何人从这里进出，只要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类似的还有几幢市政办公大楼，有时只要付几个兹罗提，大楼的守卫就能让人逃出去。

他们的豪华轿车到了莱斯诺街80号的劳工局大楼，驾驶员按了按喇叭，守卫拉开了大门。（141）车子开到楼前的庭院，两人下了车。在这幢貌不惊人、乏善可陈的建筑中，却有一间能救命的办公室，因为只有持有劳工卡、获准在纳粹国防军的工厂里做工的犹太人，才能避免被遣送到集中营的命运。

雅安在大楼前门处停下脚步，高声发表了一篇绞尽脑汁想出来的长篇致谢词。看到对方突然变得如此客套，齐格勒吃了一惊，但还是礼貌地耐心等待雅安把话说完。他的话引起了看门人的注意，他仔细地打量着他们。雅安故意拖住场面，主要用德语，还夹杂着波兰语，最后他又客气地询问此时已经有几分不耐烦的齐格勒，将来如果那些昆虫藏品遇到麻烦，需要专业意见的指导，他能否从这个门进来。齐格勒对守卫说，只要雅安想进来，请随时放行。两人终于进了大楼，齐格勒带雅安进了他楼上的办公室，又带他参观了整座大楼，把通向隔都一侧的后楼梯指给他看。雅安没有立即前往隔都拜访特南鲍姆，他觉得最好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在积了不少灰尘的办公室里、楼道里，他东拉西扯，故意和每一个照面儿的人打招呼。然后他又重新下楼，以命令的口气要求守卫开门。他推想，自己已经给守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方从此一定会记住这个说话夸张、自命不凡的政府公职人员。

两天后，雅安又来了，还是用蛮横的口气命令守卫开门，对方顺从地照办，做出欢迎光临的手势。这一次，雅安去了后楼梯，从大楼的后门进入隔都，拜访了里面的几位朋友，其中就包括特南鲍姆。特南鲍姆把与齐格勒有关的一系列事件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142）

特南鲍姆说，齐格勒患有复杂的牙科病，经常在罗尼娅这里诊治，对罗尼娅的医术赞不绝口。对于这些复杂昂贵的治疗，罗尼娅分文不取（也许她想收费但又不敢，也许她想通过免费治疗博得对方的好感）。两人一致认为，可以尽量利用齐格勒对昆虫的迷恋，并讨论了地下抵抗组织的一些工作。特南鲍姆目前担任一所地下犹太学校的校长，尽管雅安主动提议帮助他逃出去，但他婉言谢绝，觉得他和他的家庭在隔都内生存的机会更多。

于是雅安刻意与齐格勒交上了朋友，经常去他的办公室拜访，有几次还与他一起进入隔都看望特南鲍姆，聊聊昆虫。一来二去，大家都视他为齐格勒的同伙，一个与劳工局局长关系密切的人，这为他铺平了穿越这道隔都大门的路径。他经常从这里独自进入隔都，给困在里面的许多朋友偷偷运送食物。隔三差五地，他会给守卫一些小恩小惠，这是波兰文化中的惯常做法，但不能给得太多，也不能太频繁，否则反而会让他起疑。

终于有一天，雅安觉得时机成熟，可以执行他从一开始就在酝酿的计划了——他带着一位衣着高贵、训练有素的男人一起走向大门。与往常一样，雅安让守卫开门，然后，他和他的“同事”就这样走向了自由。

这次成功使他备受鼓舞。雅安此后又帮助五个人逃出了隔都。终于有一次，守卫起了疑心。根据安托尼娜的回忆，守卫对雅安说：

“我认识你，可这位先生又是谁呢？”

雅安露出受辱的表情，“眼中电闪雷鸣”，“我跟你说了他是跟我一起的！”（143）

守卫吓得矮了半截，怯生生地答道：

“我知道你可以随时出入，但我不知道这位的身份。”

倘若一个微表情露出马脚，就会引来危险。流露出一丝丝的心虚，说错一个词，过分地盛气凌人，都可能让守卫起疑，怀疑雅安的反应不只是因为自尊心，从此关闭这条弥足珍贵的连接隔都与雅利安区的生命运河。雅安漫不经心地对守卫说：

“哦，原来是因为这个。这位当然有通行证。”

他出示了公园管理部给他的隔都通行证，这种黄色的通行许可证只颁发给德国公民、德裔侨民和非犹太裔波兰人。既然雅安本人的身份不是争执焦点，他也就不需要出示两张证件。守卫看到证件，有点惊讶，尴尬地沉默下来，雅安立刻热情地与他握手，微笑着对他郑重其事地说：“别担心，我从不违法。”

从那以后，雅安护送相貌有雅利安特征的犹太人走向自由就更没问题了。但事实上，威胁并不只来自守卫，若恰巧有劳工局职员经过，雅安和他所谓的同事就有可能会露馅。如何让逃亡者避开驻扎在动物园的德军的注意，也是一道难题。雅宾斯基夫妇设计了两套应对方案，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没出什么差池——他们把“客人”要么藏在小洋楼的各处“洞穴”里，要么藏在动物的棚舍里。

小洋楼厨房里泛着釉光的白色木板中，有一扇不起眼的带把手的白门，它通向狭长的地下室，里面有简易的房间。1939年，雅安在其中一个房间的最深处建造了应急出口——一条3米长的过道，直通山鸡馆（一片中央有座小房子的鸟类饲养区）。（144）山鸡馆连着厨房边的菜园，它成了“客人”进入小洋楼的通道，也是给地下室送餐的便捷通道。雅安在地下室内安装了自来水管道和厕所，楼上的壁炉有管道直通地下室，可以让地下室保持相对的温度。因为地板的隔音效果不太好，住在地下的人们可以听到上面的说话声，他们自己则只能活在低语中。

另一条地道高度有限，道壁被锈迹斑斑的铁条包围。它通向狮子馆，有些客人就住在狮子馆的简易房里，尽管它与德军的武器库非常近，连那边的一声吆喝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这条结构很像鲸鱼骨架的地道原本是用来保护进出兽笼、引导猛兽配种的饲养员的。

齐格勒后来又曾几次到动物园拜访雅宾斯基夫妇，欣赏那个精彩纷呈的昆虫世界。有时他甚至会带上特南鲍姆，借口这些藏品需要收藏者的直接督导。特南鲍姆每次都会在他的私家天堂里流连几个小时，有时他也会去菜园，跪在地上寻猎新的昆虫。

一天，齐格勒夹着特南鲍姆的金色腊肠犬扎尔卡出现在动物园。

“可怜的狗，”他说，“在动物园里它的日子会好过很多。”

“当然，欢迎它住下来。”安托尼娜提议。

齐格勒把手伸进口袋，摸出几片香肠递给扎尔卡，把它放下后就离开了。扎尔卡在他身后追着，挠了一会儿门，最后躺在门边久久不愿离开。一切都是陌生的，只有这里的气味是那个它还算熟悉的人留下的。

接下来的几天里，安托尼娜经常看到它待在那个地方，眼巴巴地等待它的家人重新出现，把它带回那个由熟悉的形状和气味组成的世界。（145）安托尼娜看得出来，对扎尔卡来说，这座喧闹的小洋楼里有太多的房间，太多的黑暗角落，太多的台阶、迷宫，到处都乱哄哄的。尽管它的小弯腿短短的，但扎尔卡老是踱来踱去，安静不下来，在无数陌生人和家具组成的“丛林”间嗅来嗅去。一段日子之后，它终于适应了小洋楼的生活，但还是很容易受惊，只要有脚步声或敲门声突然打破了寂静，它瘦弱的身体就会紧张得发抖，那身闪亮的皮毛一颤一颤的，似乎寻思着要找个地方藏起来。

冬天带着漫天大雪呼啸而至。雪掩盖了地面上的一切，狗狗们无法再像读报一样，从地面上嗅出更多气息。齐格勒又一次出现，依旧面色红润，还戴着那副眼镜。他亲热地招呼扎尔卡，扎尔卡一下子认出了他，跳到他的膝上，拱他的口袋，寻找属于自己的火腿或香肠。这一次齐格勒没给扎尔卡准备什么礼物，也没有心思跟它玩闹，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拍拍它的身体。

“特南鲍姆死了，”他悲伤地说，“想象一下，两天前我才跟他说过话。他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昨天他开始内出血……就这么完了。胃溃疡发作……你们知道他病得这么重吗？”

他们不知道。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表达了沉痛心情之后，大家都找不出话来说了。沉浸在震惊和悲痛中的齐格勒突然起身离开了，扎尔卡猝不及防地从他膝上滚落到地下。

西蒙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小洋楼一直笼罩在悲悼的气氛中，安托尼娜挂念他依旧困在隔都的未亡人，担心她也支撑不了多久了。（146）雅安为她设计了一个逃生方案，可是，逃出来之后让她藏在哪里呢？尽管他们希望小洋楼能像方舟一样载着它的“客人”安全驶过漫长的战争险滩，但对于大多数“客人”来说，它毕竟只能提供临时庇护，即使是儿时朋友的妻子。

[1] 华沙占领区的德国长官：这个职务相当于市长。

[2] 找一切借口进去访友，“偷偷递送食物和消息，鼓舞他们的士气”：见Rostal， “In the Cage of the Pheasant”。

[3] “这个时期政治压抑，作品常遭审查，侵犯个人自由的现象屡见不鲜”：Milton Cross， Encyclopedia of the Great Composers and Their Music， Doubleday， 1962， pp.560–561.

[4] 华沙隔都劳工局：被劳工局遣送到德国的波兰劳工必须在袖子上戴紫色的P字，不准上教堂，不准有文化生活，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德国人发生性关系会被处以死刑。（334）(Davies， Rising’44， p.106)

[5] 常意译为“西班牙芫菁”。

[6] 代尔夫特蓝陶（Delft Blue），最早诞生于16—17世纪荷兰南部的代尔夫特市，受中国青花瓷的影响，主要为蓝白风格的锡釉陶器。——编注

[7] “当他看着这些美丽的甲虫和蝴蝶时，他忘记了这个世界”：Polacy z pomocą Żydom (Poles Helping Poles)， 2nd edition (Kraków: Wydawnictwo Znak， 1969)， pp.39–45.

[8] “隔都的创建、存在与毁灭，体现了一种变态的城市规划”：Philip Boehm， introduction to Grynberg， Words to Outlive Us， p.3.

[9]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玛丽·雪莱小说《科学怪人》中制造怪物的疯狂科学家。

[10] “弗兰肯斯坦是个矮壮的公牛腿男人，令人望而生畏……一枪致命”：Jack Klajman with Ed Klajman，Out of the Ghetto(London: Vallentine Mitchell， 2000)，pp.21，22.

[11] 兹罗提，波兰货币，在波兰语中为“黄金”之意。——编注

第十六章

动物界到处都是欺骗和反欺骗的高手。（147）变色龙和蓑鲉令人叹为观止的隐身术只能算小伎俩，哺乳动物的欺骗手段更加巧妙绝伦。猴决定向同伴隐瞒它刚刚发现的甜瓜，不需要靠“心智理论”来做决策，只需要回忆起此前的谎言带来的好处。如果他的同伴发现了实情，他自然免不了挨一顿好打，而这也许就能改变他自私的行为方式。但对于很多动物而言，分享食物是别无选择的事，它们会本能地呼叫同伴来一同进食。至少1200万年来，人科动物（包括我们）都在不停上演种种令人叫绝的骗术，精心炮制谎言，有时甚至只是为了练习欺骗，或是纯为取乐。训练有素的审问者能从提高的嗓音、扩张的瞳孔、闪避的眼神和夸张的抱怨中发现线索，从“坦白”中发现试图隐藏的真相。

动物学家雅安曾多年研究动物行为的种种细枝末节，了解求偶、威胁、虚张声势等行为的复杂表征，熟悉表达爱情、忠诚、亲昵的种种“方言”，知道何种举止属于求和，何种行为旨在抖威风。由动物及人，推断人的行为特征，特别是人的诈术，对于这位勤勉的动物学家来说，自然不在话下。他可以瞬间换上一副面孔，这种天赋对他在地下抵抗活动中的暗影生活很有帮助，也很适合他的天性和后天的训练。

为了生存，不但雅宾斯基一家，动物园里来来往往的“客人”也都培养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警惕性，严格遵守这个小王国的种种纪律。（148）对于瑞希和寄居在此的孩子们来说，所谓“诚实”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成长不只是语言能力的发展，还意味着“学会装样”，学会部落忠诚、自我牺牲、煞有介事地撒谎、创造性地欺骗。如何捏造看似正常的表面生活？ 家里的一切都必须不引人注意，尽管这意味着全然的虚构。假装正常。从谁的视角看到的正常？巡逻的德军士兵。要让他们看到这里的一切一如他们想象中战前波兰动物园园长家里的日常。德国人知道，波兰人喜欢社交，常常几代同堂，亲友上门频繁。因此，适度的混乱与喧闹合情合理，但如果寄宿者太多，就会引发猜疑。

华沙动物园的现任园长雅安·马契依·伦比谢夫斯基少时曾在雅安的动物园中做志愿者（还对雅安说他长大也要做一名动物园园长）。他回忆说，雅安是个严厉的上司，一个完美主义者。在安托尼娜笔下，雅安是非常严苛的大家长，工作中不容有任何马虎和将就。从她那里，我们得知雅安的座右铭：“能确保行动正确推进的战略就是好战略。任何行动都不能冲动行事，必须事先分析所有可能出现的后果。任何一份过硬的计划都应该包含诸多后援和替代方案。”

西蒙死后，雅安上门看望他的遗孀罗尼娅，向她详细讲述了逃亡计划，告诉她地下抵抗组织正在为她仔细安排沿途的每一个落脚点，确保她在动物园短暂栖身后，能逃到国内某个更安全的地方去，甚至或许可以继续从事牙医工作。

雅安带着罗尼娅走向隔都的劳工局大门时，决定用他屡试不爽的花招儿，说她是自己的雅利安同事，陪他来拜访齐格勒。（149）因为守卫现在已经习惯了他进进出出，有时是一个人，有时带着“同事”。他们来到门口，正预备神气活现地把罗尼娅“混”出去时，他突然停下脚步，心凉了半截：那个守卫不在，替班的是个女人——守卫的妻子。怎么办？楼上的办公室里满是德国人，只要大叫一声，就能引来他们。她似乎认得他，也许她就住在附近，经常从公寓窗口朝丈夫值班的地方眺望，也有可能她丈夫向她描述过他的相貌和他神气活现、咋咋呼呼的说话方式。但罗尼娅的出现令她有些惊讶，一时间有些慌乱，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但她显然决定按规则行事，拒绝开门。

“我们刚才是来拜访齐格勒先生的。”雅安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解释说。

她说：“行，只要齐格勒先生下来，亲自授权你们离开，我就开门。”

言语恫吓在她丈夫身上很管用，可是这招对这个女人好使吗？雅安犹豫着，可能不会太灵，他判断。他决定继续扮演她丈夫已经习惯了的那个态度傲慢、言语粗鲁的角色，咄咄逼人地说道：

“你干什么呢？我每天来这儿，你丈夫对我非常熟悉。现在你倒命令我回到楼上去，打扰齐格勒先生。这事会让你……”

她有一点动摇，可心里还是没底，犹豫着。她看着雅安的脸涨得通红，似乎已怒不可遏，他哇哇叫嚷的口气确实像有权有势、能报复人的样子。她终于默默开门放行。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雅安和罗尼娅都吓得不轻：街对面正站着两名德国警察，一边抽烟，一边关注地盯着他们这边。

在安托尼娜的记载中，罗尼娅事后向她描述这个场景时，频繁提到“恐惧，一秒钟内脑子里转了上百个念头”：

我想对雅安说：“咱们逃吧。”（150）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我只求老天不要让他们叫住我们！可雅安不知道我的这种感受，他没有跑，反而停下脚步，还弯腰从地上捡起一个烟蒂，大概就是这两个警察扔在人行道上的。然后他慢悠悠地挽起我的胳膊，带着我向着沃尔斯卡街（Wolska Street）走去。这一刻漫长得像一个世纪。[1]

那天夜里，安托尼娜经过楼上的卧室，看见罗尼娅把头埋在枕头里低声啜泣，扎尔卡湿乎乎的鼻子充满同情地贴着她的脸庞。罗尼娅是亲眼看着西蒙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她的女儿也已经在克拉科夫市被盖世太保发现并枪杀；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家人只剩下这只腊肠犬。

几星期后，地下抵抗组织为她在乡下找到了比较安全的栖身之处。罗尼娅告别的那一刻，扎尔卡衔着狗链奔过来。“你乖乖留下，我不能带上你，我们还没有一个家呢。”罗尼娅对它说。安托尼娜在回忆录中说，她当时一阵心酸。她还写到，罗尼娅倒是熬到了战争结束，扎尔卡却没有。这条腊肠犬某日在德军仓库里误食了老鼠药。它硬是强撑着回到小洋楼，死在了安托尼娜的膝上。

华沙起义前三周，西蒙的昆虫标本被雅安安全运送到自然历史博物馆。战后，罗尼娅将它捐献给国立动物学博物馆。今天，这25万件半个多世纪前的昆虫标本还保存在博物馆一座附属建筑之中。该建筑地处华沙城北的一座村庄，距华沙有一小时车程。

要看特南鲍姆的这批收藏，得步行走上一条狭窄的碎石路，经过一家动物旅馆（从美国人那里借来的新概念），再经过一座圣诞树农场，那里矗立着一排排高大挺拔的云杉，再往前就到了路尽头，这里依然树木繁茂，林间有两幢平房，归波兰科学院所有，其中较小的那幢有很多间办公室，另外一幢陈列着动物学博物馆存放不下的多种馆藏。（151）

进入这座巨大的藏宝阁，眼前是由数百万标本构成的奇妙世界。千姿百态的奇珍异兽吸引着你的目光：美洲豹、猞猁、本地鸟类标本栩栩如生；无数架子上放满了玻璃罐，里面是蛇、青蛙和各种爬行动物。长方形的木橱和柜子在房间里隔出几条“小胡同”，里面存放着各种收藏的宝贝。特南鲍姆的昆虫标本匣占据两个柜子，每个柜子有五层，每一层有20只匣子，像书本一样竖立排放。这些应该是特南鲍姆全部收藏的一半，雅安曾告诉记者，当年共有将近400只匣子[2]。而在安托尼娜的记忆中，那些标本曾有800盒之多。博物馆方面的记录则说：“西蒙·特南鲍姆的遗孀战后捐献了……约25万件标本。”到目前为止，这些标本还以原样保存，但按照博物馆方面制定的存档方案，他们将把这些藏品移走，与其他藏品一起按目、亚目、科、属、种进行归类整理。也就是说，要把所有气步甲单独放到一个柜子中，所有缨甲则会出现在另一个柜子里。这意味着特南鲍姆的甲虫王国会被拆得七零八落。这样做有利于科学研究，却活生生抹去了收藏者个人的眼力与匠心。而这样的收藏者属于晚期智人中的一个珍稀亚目（知道且知道自己所知的一类动物）。

在这满是喧哗与骚动的世界中，昆虫收藏是一片寂静的绿洲，将种种奇异之物与外界隔绝开来，使得收藏者能专注地欣赏。从这种意义上说，收藏的不是昆虫本身，而是收藏者一往而深的“专情”。（152）这种别样的“专情”本身也是一种罕见的能力，是一座能直抵心灵的画廊，其中蕴藏的真正珍宝是一种力量，虽身处社会与个人纷扰的旋涡之中，却能由此留住永恒。“收藏”（collection）真是个妙词，暗合了收藏发生的动因——收藏源于好奇心一点一点地集合（collect），就像雨滴汇集成河流。每一只匣子的玻璃面下，都展示着一个独特收藏者独一无二的匠心。正因为如此，人们乐此不疲地观赏这些标本，尽管有些人对这些昆虫的每一部分早就烂熟于心。

因此，这些匣子究竟放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但就西蒙而言，他应该喜欢这个地处乡路尽头、远离尘嚣的地方，有农田围绕，有浓荫遮蔽——在颤动的枝叶间有昆虫出没，这其中一定有各种小甲虫。他的爱犬扎尔卡可以在这里追逐鸟儿和鼹鼠——这是它作为腊肠犬的特权。当我们回头看时，常常发现某些巧合、某些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却能改变命运。谁能想到，正是一个有股痴劲儿的教授和小小的昆虫标本，为这么多人打开了隔都的生门？

第十七章

齐格勒对昆虫的迷恋有别于纳粹的生态信条。（153）第三帝国历来对虫害非常警惕，战前和战争期间都资助了大量项目，研发杀虫剂、灭鼠药，想尽各种妙招对付蛀木甲虫、衣蛾、白蚁等害虫。希姆莱早年在慕尼黑学习过农业，对卡尔·弗里德里希斯（Karl Friederichs）这类昆虫学家非常欣赏。这位昆虫学家一直研究如何消灭吉松叶蜂及类似害虫，同时为纳粹种族主义辩护，认为它是一种生态学思想，是“血与土的信条”[3]。从这个角度出发，在被占领国杀戮亡国之人，代之以日耳曼人种，既符合政治目标，也符合生态目标，当然最好在物（人）种更替前，先种植森林，以改变气候条件——这是纳粹生物学家欧根·菲舍尔的建议。

通过电子显微镜（1939年发明于德国）观察，虱子很像矮胖的长角魔鬼，眼睛鼓胀，长着六条能编织罗网的蜿蜒手臂。早在1812年，它就是一场军事灾难的元凶：正是这种虫子将拿破仑远征莫斯科的大军在途中击溃。这个传闻近年来才被科学家证实。“我们相信虱子携带的疾病导致了拿破仑军队士兵的大量死亡。”马赛市地中海大学的迪迪埃·拉乌尔（Didier Raoult）在2005年1月的《传染病学学刊》（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上发文得出了这个结论，依据2001年建筑工人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附近发现的一个万人坑中的士兵遗骸。科学家们对这些遗骸的牙髓进行分析，发现寄生于人体的虱子是传播回归热、战壕热和流行性斑疹伤寒的媒介。拿破仑大军从50万人锐减至3000人，主要原因就是瘟疫。弗里德里希·普林辛格（Friedrich Prinzing）1916年发表的《战争导致的流行病》[4]（Epidemics Resulting from Wars）中，讲述了一个相同的故事，指出美国内战期间死于虱子所传播病毒的军人超过了阵亡者。到1944年，德国已有治疗伤寒的对症药，但还没有可靠的疫苗。美国军队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只能反复给士兵接种伤寒疫苗，每次接种的有效期只有几个月。

隔都拥挤不堪的公寓楼很快就成为结核病、痢疾和饥馑肆虐的魔窟。因为伤寒的流行，高烧、寒战、虚弱、身体疼痛、头痛、谵妄之症随处可见。所谓伤寒，实际上是由立克次氏体细菌引发的多种近似病症的总称，这个词的英文typhus源于希腊语词typhos，意为“朦胧”“模糊”，因为患者会出现意识模糊的症状。患病几天后，身上会不停地出疹子，最后遍布全身。这种病症通过虱子传播，在隔都拥挤的空间里，它的流行不可避免。瘟疫逐渐流行，走在街上，大家刻意保持距离，唯恐虱子跳到自己身上。隔都仅有的几名医生束手无策，因为缺少药品和营养品，只能代之以同情和关心，而患者是否能痊愈，则全靠自身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这自然会导致外界的误会，只要一提到犹太人，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满身病毒和虱子的形象。“灭犹，就是灭虱。”[5]1943年4月24日，希姆莱对党卫军军官如是说，“灭虱与意识形态无关。它是一个国民卫生问题……我们很快就会将虱子灭绝。（155）现在只剩下2万只虱子了。不久以后，这个问题就能在德国全境得到解决。”

早在1941年1月，德国派驻华沙的总督路德维希·菲舍尔（Ludwig Fischer）就报告说，他以“犹太——虱子——伤寒”为标语[6]制作了3000幅大型海报、7000张招贴海报和50万份宣传手册，并宣传“（德军控制下的）波兰出版机构与电台在共同努力，广泛传播这一知识”。此外，在波兰的学校里，孩子们每天都受到警告，要提防这种危险。

一旦将犹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划入非人类物种，纳粹自身的猎手形象就自然而然地成功树立起来。他们在乡间庄园和山间度假地举办各种狩猎聚会，通过这些嗜血的竞技项目，为纳粹精英们此后更宏伟的“狩猎行动”热身。他们当然也可以选择其他形象，例如骑士、医生，但猎手这个形象让人联想到的是远海独钓、深山诱捕、旷野围猎、无情毒杀、剖腹掏心，够豪迈、够男人。

纳粹最恐惧的就是传染病这个幽灵。他们经常在海报上将犹太人丑化为鼠脸（鼠蚤是鼠疫病菌的主要携带者），而这种妖魔化的鼠脸形象甚至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一部分犹太人的心中。隔都起义领袖之一马雷克·埃德尔曼（Marek Edelman）回忆，某次去参加地下组织会议的途中，他忽然被“一个念头攫住了内心：幻想自己是个无脸人”[7]，这样就没人能认出自己的犹太身份，不会被谴责和告发。他还说，他感觉自己：

长了一副恶心、阴险的面孔，那张“犹太——虱子——伤寒”海报上的面孔。而别人……都有一张漂亮的脸。他们相貌英俊，轻松洒脱。他们之所以这样轻松洒脱，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白皙而美丽。

隔都社会的钟形罩政治状态，使得社会上充斥着差异与冲突。（156）罪犯与奸细活得风生水起，其他人则在挨饿，一个以索贿行贿、敲诈勒索为主业的无良群体悄然崛起。德国兵常常施行暴力，抢夺财物，肆意抓人去做苦役和脏活。一位隔都居民曾写道：“侵略者召来了《圣经·启示录》中的三个末日骑兵[8]——瘟疫、饥馑、寒冷，却发现它们也不是华沙隔都中犹太人的对手，于是党卫军骑士亲自登场，完成末日骑兵未完成的任务。”德国方面的数据显示，1942年初至1943年1月，他们共将316822人从华沙送进集中营。鉴于他们在隔都内直接枪杀了不少人，实际的死亡人数还要高得多。

在雅利安区众多友人的策应下，数万犹太人在战争结束前逃出了隔都，但也有一些人英勇地选择坚守，其中就有卡隆内姆斯·卡尔曼·夏皮拉（Kalonymus Kalman Shapira），隔都的哈西德教派的拉比。战后，夏皮拉隐藏的布道文和秘密日记得见天日，揭示了他身陷宗教教义与历史现实的矛盾，在信仰和现实间煎熬、挣扎的心路历程。谁能调和哈西德主义教义与纳粹大屠杀之间的巨大差异，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向人们传布慈爱、欢乐与庆颂的宗教之舞？然而，作为哈西德教派的拉比，他的宗教职责要求他治愈信徒的苦难。面对如此深重的苦难，在一切表达虔诚的仪式与装饰都属违法的情况下，这使命谈何容易？曾有一些哈西德学者聚在一间修鞋铺里，一边裁剪皮革、敲击鞋钉，一边讨论经文。“为上帝之名”的原则在隔都拥有了新的定义，变成了“直面毁灭，为活下去而奋斗”。相应地，在德语中也出现了相似的词——“生存”（überleben），意思是“不屈不挠地活下去”。它的不及物动词属性表现出一种挑战意味。

夏皮拉信奉的哈西德主义主张超验的冥想，注重想象力的培养，强调引导自己的情绪进入神秘的视阈。（157）夏皮拉教导说，理想的方式是“检视自己的念头，纠正消极的习惯和负面的人格特点”。一个念头，特别是消极的念头，只要加以反观，就会被弱化。他忠告学生说，不要轻易陷入消极的思虑，要冷静地剖析。如果能从纷繁的思绪中抽离出来，静观自己的思维流动而不被其裹挟，就能进入一种称为“默神” 的冥想状态，它能让意识和心神沉静下来。他还宣扬“敏求圣心”[9]，即向内求神圣品质。哈西德传统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活得用“心”。18世纪的经师亚历山大·萨斯坎德（Alexander Susskind）教导说：“在你饮食之时，你能从饮品和食物中体验到享受的快感与愉悦。这时刻提醒你要以好奇之心求解：‘这种快感与享受是什么？我正在品尝的是什么？’”[10]

哈西德神秘主义教派中最能言善辩的拉比和作家当属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谢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他于1939年离开华沙，后来成为纽约犹太神学院声名卓著的教授（20世纪60年代，他曾是非常活跃且高调的“种族融合派”活动家）。他的非韵文作品中，有不少诗化的类似佛教“公案”的格言警句（如“人类是传信人，却忘了要传的口信”“异教徒赞美圣物，先知者称扬圣行”“理性的搜求止于已知之岸”“石碑已碎，碑文依旧活着”“在世为人就是一道难题，这道难题以千千万万焦虑折磨世人”）。他自觉“忠诚于寻常中的终极存在”，“在自身的有限之为中可得观无限”。他写道：“我有一种异能，能须臾不失惊奇之心，对生命、思想之种种感到惊奇。（158）对我来说，哈西德主义的终极要义是：不要老去，不要陈腐。”

大多数人都知道，二战期间全球30%至40%的犹太人遭到杀害，却不知道二战灭绝了80%至90%的犹太教正统派社群，这些人维持着古代的神秘主义传统和冥想实践，其源头可追溯至《圣经·旧约》中记载的先知时代。“少年时代，我成长于犹太教氛围之中，”赫谢尔回忆他在华沙度过的童年时写道，“在我们身边，有一种东西无处不在：赞美。无数人教导我们，每一个时刻都是了不起的，每一个时刻都是独一无二的。”

希伯来语中“先知”一词的词源navi综合了三个过程：叫出（navach）、涌出（nava）、空出（navuv）。哈西德冥想的作用，就是“打开心门，疏浚无限与凡人之间的河道”，上升到一种狂喜状态，名之曰“伟大心灵”（mochin gadlut）境界。“只有一个上帝。”哈西德教派经师阿夫拉姆·戴维斯（Avram Davis）写道：

这指的是包含且覆盖一切范畴的“同一性”。这个“一”，我们不妨称之为现实之海洋，以及在其中游弋的一切，它符合“十诫”中的第一诫。只有一个Zot，即“此一性”。Zot是此一（this），Zot本身是上帝（God）的诸名之一，上帝就是存在的此一性[11]。

弱者、病人、饥饿者、精疲力竭者、饱受折磨者、神智丧失者，都到夏皮拉拉比这里求取精神的滋养。他给予精神导引，也施舍食物，扮演着领导者和救济者的角色。（159）他是如何在保持理智和创造力的情形下，完成这些慈悲壮举的呢？他靠的是平静内心，与自然融为一体：

人能听见世界（教导）的声音，在鸟雀啁啾、牛羊低吟和人声喧嚷中，从所有这一切声音中，人能听见上帝的声音……[12]

感官滋养大脑。如果大脑主要以残暴和苦难的感受为食，还怎能保持健康？须用心改变这种饮食，训练感官重新聚焦于能给大脑提供良性营养的食源。夏皮拉拉比认为，不只僧侣、苦行者和拉比，即使是身陷隔都的普通人也能以这种方式缓解痛苦。尤其令人心酸的是，他选择以自然之美作为冥想修行的蒲团，而对于困在隔都的人来说，自然只存在于记忆中——这里没有公园、鸟雀和绿地。他们忍受着丧失自然的折磨，这种痛苦类似于“幻肢之痛”：被剥夺了自然就像被截了肢，它搅乱了身体的节奏，让感官陷入无可纾解的饥饿之中。对孩子们来说，关于世界的一些基本概念也变得难以理解。一位隔都居民[13]曾写道：

隔都中的一位母亲正试图给孩子解释“遥远”这个概念。她说，遥远“不只是莱斯诺街，遥远是一片开阔的原野，原野是一大片长满青草或麦穗的土地，人站在中央，看不到它的边际。遥远很大，很开阔，很空旷，遥远就是天空与大地相遇……（遥远）就是坐汽车、火车甚至飞机，旅行好几个小时、好几天好几夜……（160）火车呼哧呼哧的，会吸气会喷气，要吃很多煤炭，就像你的书里画的那个，不过它是真的。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真正的浴缸，海浪涌起来，拍下去，一波接一波连续不断。森林里都是树，就像卡梅利茨卡街（Karmelicka Street）和诺沃利皮埃街（Nowolipie Street）那边的树，多到数不过来。它们笔直而粗壮，树顶有绿叶，叫树冠，森林里全是这样的树，一眼看不到边际，满眼都是绿叶和花丛，还有鸟雀的歌声”。

这位隔都拉比教导说：被逐出自然以后，人才可能被毁灭；被自然放逐的流亡者只能通过追问和超验，才能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对抗精神的崩溃。

[1] “我想对雅安说：‘咱们逃吧。’……漫长得像一个世纪”：Lonia Tenenbaum语，见于Polacy z pomocą Żydom(Poles Helping Poles)。

[2] 这些应该是特南鲍姆全部收藏的一半，雅安曾告诉记者，当年共有将近400只匣子：Jan E. Rostal， “In the Cage of the Pheasant，” Nowiny i Courier， October 1，1965.

[3] “血与土的信条”：Karl Friederichs语，引自Deichmann， Biologists Under Hitler， p. 160。

[4] 《战争导致的流行病》：Friedrich Prinzing， Epidemics Resulting from Wa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6).（335）

[5] “灭犹，就是灭虱”：1943年4月24日希姆莱在乌克兰哈尔科夫（Kharkov）向党卫军军官发表的谈话。见United States Office of Chief of Counse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Axis Criminality，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6)， vol.4， pp.572–578， 574。

[6] 以“犹太——虱子——伤寒”为标语：信源人为Ludwig Fischer，引自Gutman， Resistance， p. 89。

[7] “一个念头攫住了内心：幻想自己是个无脸人”：Hannah Krall， Shielding the Flame: An Intimate Conversation with Dr. Marek Edelman，the Last Surviving Leader of the Warsaw Ghetto Uprising(New York: Henry Holt， 1977)， p. 15.

[8] “《圣经·启示录》中的三个末日骑兵”：Stefan Ernest语，引自Grynberg， Words to Outlive Us， p. 45。

[9] 原文为“Sensitization to Holiness”。——编注

[10] “在你饮食之时……品尝的是什么？”：Alexander Susskind语，引自Daniel C. Matt， ed.， The Essential Kabbalah: The Heart of Jewish Mysticism(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95; translated from Dov Baer， Maggid Devarav l’Ya’aquov)， p. 71。

[11] 原文为“God－the thisness of what is”。

[12] “人能听见世界（教导）的声音……听见上帝的声音……”：Nehemia Polen， The Holy Fire: The Teachings of Rabbi Kalonymus Kalman Shapira，the Rebbe of the Warsaw Ghetto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4)， p. 163.

[13] 一位隔都居民：此君名马雷克·埃德尔曼（Marek Edelman），见于Krall， Shielding the Flame。（336）战后，埃德尔曼成为一名心脏病学家，曾有言：“当一个人对死亡有了如此了解，他对生命就有了更多的责任。”

第十八章

1941年

夏去秋来，欧亚鸴、红交嘴雀、太平鸟等从西伯利亚、北欧出发，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飞向南方，它们以V字形编队，飞越人类头顶上方遥远的云霄，沿途所经的天空走廊比丝绸之路还要古老。（161）波兰处于多条天路（从西伯利亚出发的南向线路，以非洲为开端的北向线路，起自中国的西向线路）的交叉点，一到秋天，迁徙的鸣鸟和排成“人”字的大雁唱着嘹亮的歌，在天空中绣出一道道蕾丝边。以昆虫为食的鸟类会深入非洲腹地，例如斑鹟，迁徙距离可达数千公里，能一口气飞行约60小时，穿越撒哈拉沙漠。有些不用飞这么远，例如大蓝鹭，它和许多水禽会在地中海、大西洋、里海、尼罗河沿岸落脚安家。四处流浪的候鸟则不一定严格遵守传统线路，二战期间，它们有的向东，有的向西，完全避开充斥着炸弹气味的华沙，尽管欧洲其他许多地方的天空也一样凶险。

小洋楼里的“客人”们，一到秋末也要迁徙，换到暖和一点的房间里，或者离开这个临时藏身地，迁往更长久的住所。雅宾斯基一家迎来了战时的第三个冬天，这时囤积的煤炭已经非常有限，只能保证客厅的温度——前提是他们必须先将散热器中的水排空，封闭楼道和二楼。（162）这就将小洋楼分割成了三个气候带：地下“阴湿带”，一楼“赤道带”和卧室“极寒带”。大家从狮子馆搬来一个陈旧的美国柴火炉，虽然它散发着呛人的烟雾，众人还是围聚在边上，透过小小的玻璃门，盯着里面红蓝两色的火焰舔舐着一块块煤炭，一会儿就会吞噬掉一整块煤炭。他们一边听着烟囱吹奏温暖的颂歌，一边享受着寒冷冬日在室内制造春天的无声魔法。雅安和瑞希裹着羊毛和法兰绒衣服入睡，身上还要盖几层毯子和羽绒被。到了要上学或工作时，他们会猛地从床上弹起来，趁着身上还热乎，飞快地穿上衣服。厨房像个冷柜，玻璃窗内外都结满了冰花。做饭、洗碗，最糟的是洗衣服——任何需要把手浸到水里的家务对安托尼娜都是折磨，她的皮肤常常皲裂、流血。她琢磨道：“皮肤光滑的人类根本不适合严寒。”她这样想，除非他们能开动脑筋，穿上兽皮，想办法保存好火种。

每天，在雅安和瑞希出门后，她会套上一架雪橇，把一桶泔水从屠宰场拖到鸡棚，然后用干草和夏季菜园里收获的胡萝卜给兔子喂食。瑞希上的是有地下抵抗组织支持的学校，离家只有几个街区；雅安在市中心一间小型实验室工作，该实验室主要负责城市楼宇的防疫检查和消毒处理，这是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但能带来许多有用的零零碎碎：粮票、每天一份肉汤、一张工作许可证、一点微薄的薪资，还有一点对于地下抵抗组织来说是无价的：他可以合法进入华沙的各个地方。

因为缺乏燃料，无法为动物的馆棚笼舍以及三层的小洋楼供暖，所有“客人”都被秘密运送到其他可以过冬的安全地点，有的在城内，有的在郊区。（163）地下抵抗组织把有些犹太人藏到了乡下的庄园里，这些农庄之所以还留在主人手里而没被没收，是因为德国军队要它们供应军粮。在农庄里，女性逃亡者可以做家庭教师、女仆、保姆、厨娘、裁缝，男性可以下田干农活，或者进磨坊做工。也有的和雇工混在一起，或者在庄上的学校做教师。莫里西·赫林－格鲁金斯基（Maurycy Herling-Grudziński）的庄园就是其中之一，它位于华沙城西约8公里处，庄上接纳的避难者一度高达500人左右。

即使“客人”和亲戚纷纷离开，冬天的小洋楼里还是有两名古怪的房客留了下来。按照安托尼娜的记载，先来的维切克属于一个血统高贵到无可挑剔的贵族家庭，“它母亲出身于银兔品种中的名门望族”，人称北极野兔。这种兔子幼时毛色黑亮，进入青春期后，毛色变淡，渐渐变成银色。在十月潮湿的大风中，维切克在菜园的兔笼里瑟瑟发抖，于是安托尼娜把它带进了小洋楼，白天放在相对暖和的餐厅里，夜里躲在瑞希厚厚的毛毯下。每天早上，瑞希穿好衣服准备上学时，维切克就从被窝里溜出来，蹦跳着穿过走廊，来到楼梯间，小心翼翼地走下狭窄的台阶，用鼻子顶开隔门，一跃进入餐厅，在火炉的玻璃门边趴下来。它的长耳朵贴在后背上——这样更加保暖，一条后腿舒展地伸着，另外三条腿则紧紧地向内收起。它天生拥有一双包裹在黑色眼眶中的琥珀色眼睛，像极了古埃及象形文字，有三层皮毛，四只大大的雪鞋样的脚，门齿超长，适合咬啮苔藓、地衣。它很快养成了一些不属于兔子的习惯和口味，以及狮鹫式的古怪性格。

起初，只要瑞希坐下吃饭，维切克就会趴到他脚边，好似一只毛茸茸的黑色拖鞋，就像在北极的风暴中本能蹲伏的野兔一样。（164）当它长得又大又壮实之后，就开始像一只硬橡胶球一样满屋子蹦跶，开饭时间一到，它就一步跃到瑞希膝上，把前爪伸到桌上，抢瑞希的食物。北极野兔是天生的素食主义者，有时甚至以树皮和松果为食，但维切克常常会突然出爪，抢走一片马肉或牛肉，然后跳到一个阴暗的角落，三口五口把肉吞进肚子。据安托尼娜描述，只要一听到她用嫩肉槌在厨房里敲肉的砰砰声，维切克就会闪电一般冲进来，跳到一张凳子上，再一跃而上，抢走一片生肉，叼着战利品冲出去，躲在一边大快朵颐，活像一头小豹。

节日期间，若有朋友送来熏肠，维切克就更成了一只牙齿尖尖的小害虫，老是眼巴巴地围着人讨要食物，要是看到有人在吃香肠，便会不由分说，公然抢劫。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它发现紧邻厨房的雅安办公室的钢琴上面是个藏冷肉的好地方。从理论上说，光滑的钢琴腿足以防止饿坏了的老鼠爬上来，但看来阻止不了饿坏了的野兔。盗窃成性的维切克很快长成了一个胖墩墩、毛乎乎的小暴徒。只要雅安他们离开小洋楼，就会把它关在碗橱后面，因为它已经开始啃啮大家的衣服了。有一次，它把雅安挂在卧室椅子上的外套衣领咬烂了，另一次，它把一顶毡帽咬出了一个扇贝图案，还给一位访客的大衣镶了一道褶边。大家开玩笑说它是一只有攻击性的兔子，但安托尼娜用一种更严肃的语气写道：无论是在人的世界还是在动物的世界，无论她转向何处，都会看到“令人震惊的、不可预测的行为”。

一只病恹恹的小公鸡加入了这个家庭，在安托尼娜的悉心照顾下恢复了健康，瑞希把它认作自己的又一只宠物，取名库巴。战前的小洋楼里曾住过不少稀罕的外国动物，其中有一对很淘气的水獭宝宝。（165）现在尽管盛况不再，雅宾斯基一家还是保持了与动物同住的传统，一次又一次将流浪的动物迎进小洋楼，加入这个已经有些窘迫的大家庭。作为动物园的管理人，他们是因为秉性，而非命运的安排，才选择了动物。即使在战时食品稀缺的情况下，他们也必须留在动物中间，才能感受生命的真实，并让雅安继续从事他的动物心理学研究。雅安有言：“动物会因饲养、训练和教育方式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个性[1]，你不能概而言之。养狗养猫的人也会告诉你，没有两只宠物是完全一样的。谁能相信兔子竟然能学会亲吻人类，学会开门，甚至学会了提醒我们用餐的时间呢？”

维切克的性格也引起了安托尼娜的好奇心，她对它的评价是“无礼至极”，意想不到的狡猾，有时甚至让人害怕。一只会亲吻的、掠夺成性的肉食兔子——这真是童话中才有的角色，也是她童书创作的好题材。她记录了不少它的恶行，仔细观察它蹲伏守候时的样子：耳朵像雷达天线一样警觉，追踪每一个响声的来源，努力辨别每一个动静。

这座室内动物园变成了一个让人陶然忘忧的马戏团，这里充斥着各种动物的气味、声音和不同的规矩，有时它们甚至屈尊和观众一起游戏，带来满屋欢笑。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精神补品，对瑞希则尤其如此。安托尼娜认为，动物有助于分散他对战争的关注，因此，无论是有羽毛的、四条腿的、有爪的、有蹄的、散发着麝香气味的獾，还是没有体味的幼鹿，纷纷进入了瑞希的动物园——这座小动物园外面是小洋楼动物园，再外面是原先的华沙动物园——一环套着一环，简直是“动物园套娃”。

在小洋楼中，有些成员习惯于挨着桌椅腿撒尿，有的喜欢撕扯、啃啮家具，或是乱扑乱跳，安托尼娜从不生气，她喜欢把它们看作有特殊豁免权的孩子或未成年的被监护人。小洋楼法则规定瑞希有责任照顾所有宠物，他成了迷你动物园园长，管辖着一个小精灵王国，这些小家伙比他自己更需要人照顾，他一直忙于应付力所能及的种种杂务。（166）而此时，其他人似乎都背负着成年人更为沉重的秘密和责任。

这么小的孩子不可能理解战时华沙由社会关系、报偿、物物交换、互惠利他主义、小恩小惠、黑市、封口费和纯粹理想主义交织而成的复杂世界。一幢“疯狂星照临之屋”帮助所有人暂时忘却那个更为疯狂的世界，短则几分钟，长则几小时，这种“暂时”有时是一场畅快的嬉闹，有时是聚精会神的劳作，有时是七嘴八舌的交流，有时只是转瞬即逝却打动人心的一种感受。在危机四伏的岁月里，产生这种全情投入、活在当下的心态是件自然的事，却也是安托尼娜为自己和家人有心安排的一种疗愈节律。她的过人之处之一，是决心在所有人都对危机、恐怖与无常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仍然努力在家庭中保有游戏、动物、奇观、好奇心、奇迹和纯真的火种。这需要一种在战时弥足珍贵的特殊勇气。

夏皮拉拉比鼓励人们通过对美丽、神圣和自然的冥想来超越苦难，保持理智；而安托尼娜的做法则是在小洋楼里塞满令人忘忧的无辜生灵——麝鼠、公鸡、野兔、狗、鹰、仓鼠、猫和幼狐，它们吸引人类进入那个永恒的自然世界——这里既有人类习惯的自然，也有让人惊异的自然。当你全身心融入小洋楼独特的生态系统和日常生活之中，感受不同物种的需求与节律的交融，身心便得到了片刻的放松。动物园的树还在，鸟还在，花园还在；鲜花盛开的日子里，椴树上依然挂满香袋一样甜香的花朵；夜幕降临后，钢琴声为一天的快乐与喧闹画上完美的句号。

感官所调制出来的精神滋养，在严酷的环境中显得尤其珍贵。又有数十名“客人”来到小洋楼，讲述了纳粹令人发指的诸多暴行。雅宾斯基一家敞开怀抱接纳了他们。（167）善良的人并不孤单，他们背后有“秘密团体和联系人”的支持。“有些联系人实在有些另类。”艾琳·森德勒（Irena Sendler，化名“约兰塔”[Jolanta]）曾如此描述。艾琳·森德勒是一名基督教医生的女儿，结交了很多犹太朋友。她在占领当局政府的社会福利部工作，却偷偷地“另搞一套”，招募了十名志同道合者，干起了伪造签名、颁发假证的勾当。她还骗取了一张进入隔都的通行证，帮她搞到这个证件的是“卫生防疫站”，这个机构表面上的合法职责是处理传染病问题，实际上却向隔都“偷运食品、药品、衣服和钞票，想方设法帮助犹太人，特别是犹太儿童逃出隔都”。这意味着她首先要说服犹太父母把孩子交给她，然后把孩子们装进运尸袋、箱子、棺材，通过旧法院大楼或万圣教堂运出去，托付给天主教家庭或者孤儿院。她在一个菜园里埋了个罐子，里面装着这些孩子的真实姓名，以便他们的父母战后认领。天主教修女常把孩子们藏在华沙市内或近郊的孤儿院中，有些修女精于“易容术”，给那些难以安置的、闪米特族[2]相貌特征非常明显的男孩缠上绷带，搞得像伤兵一样。

若有“客人”要来动物园短暂栖身，雅宾斯基夫妇会预先接到电话或口信。艾琳经常上门来，有时传个消息，有时只为聊天，在她的办公室受到监视时也会来避风头。她后来被盖世太保抓住，在帕菲雅克监狱受了酷刑，所幸在地下抵抗组织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她成为动物园里最受喜爱的客人之一。

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在华沙组建了一家无线电台，借用英国的飞机、特工和资金，策划了许多行动。（168）波兰特工“契诃切姆尼”（cichociemni，发音接近“ cheekoh-chemnee”）人称“黑色沉默者”，会利用空中跳伞走私现金，腰带里最多时藏有10万美金和用暗语写成的各种收款人地址。他们也以跳伞的方式向华沙地下组织运送武器、制造工具和图纸等。据一位“黑色沉默者”描述，为确保特工们落地位置尽量集中，他们把跳伞高度定在了91米左右，目标是“像红白相间的花朵一样醒目地落在一大片空地上”。他的降落伞在松树间呼啸落下，落地时，会有一名头戴钢盔的男子迎上来，双方快速交换口令，握手致意。紧接着就有几位年轻的波兰农民上前搬运箱子，收拾降落伞。这些降落伞会被华沙妇女用来缝制衬衫和内衣。向家乡军首领传达总司令的加密指示后，他吞下小剂量的埃克塞德林止痛药，借其中的咖啡因保持头脑警醒，再把一粒氰化物药片放进裤子的暗袋中，然后被带到一间校舍。身材丰满的女校长招待他吃腌肉和西红柿煎蛋卷，黎明时又打发他上路。有些跳伞者加入了地下抵抗组织在当地的活动小组，其中不少人参加了1944年的华沙起义。全部365名跳伞特工中有11人牺牲；运送他们的英国飞机中有63架被击落；858次空投中，只有大约一半顺利完成目标任务。但这些空投保障了物资供应，有效支持了永不气馁的地下抵抗组织，无论盟友还是敌人，都将波兰地下抵抗组织视为全欧洲最好的地下反纳粹组织。这是必要的，因为第三帝国已经把波兰人列为“特别惩罚”的对象。

此时，雅安已经更深入地参与地下活动。他在华沙“飞行大学”的制药与牙科医学院教授普通生物学和寄生虫病学。班级规模很小，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教学地点流动不定，常常从华沙的一端换到另一端，私人公寓、技工学校、教堂、企业、修道院等都做过教室，踪迹遍布隔都内外。（169）几年下来，尽管图书馆、实验室、教室资源严重匮乏，还是有很多人完成了学业，获得了医学及其他专业的中学学历，以及本科和研究生学位。令隔都的医生们感到悲哀且讽刺（或许这反倒让他们感到乐观）的是：许多垂死病人其实只需要一点点食物和普通药品就能被治愈，他们却什么也给不了，除了言语上的安慰。另一方面，正是这些“无能”的医生在给未来一代医生们传授最前沿的医学技术。战争爆发之初，纳粹对波兰进行“精神斩首”：搜捕并枪杀了大部分波兰知识精英，将教育与新闻出版列为违法活动。然而这种策略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它不仅让学习成了一项具有破坏性色彩的活动，具有了致命的吸引力，还将幸存的知识分子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一心一意地将聪明才智用于抵抗和破坏。地下报纸在隔都内外都拥有大量读者，他们常将这些报纸一沓沓投放到犹太厕所里（这是德国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同时，在这段精神生活被公然剥夺的匮乏岁月里，图书馆、大学、剧场、音乐厅等场所反而人气兴旺，连秘密举办的全城足球冠军赛也搞得声势浩大。

1942年春天，“客人”再次大量进入动物园，藏身于动物馆舍、衣柜等处。虽然危机四伏，大家却都在努力适应，试图在惶惶不安的非常生活中构建日常生活秩序。他们对小洋楼的布局已经了然于心，不用看也知道谁的脚步声太重，哪里有小孩在跑，哪里有蹄子或脚爪在滑动，哪扇门关得太大声，哪里传来电话铃声，哪里会偶尔传来像女鬼尖叫一样的宠物打架声。毕竟，在收音机流行的时代，他们已经学会用耳朵搜集新闻，在脑海中自行配上画面。

安托尼娜很担心她的朋友、雕塑家玛格达莱娜·格罗斯。动物园遭到轰炸后，她的生活与艺术列车都倾覆了，因为动物园不仅是她的露天工作室，也是她双重意义上的罗盘：这里既是她艺术领域的想象王国，也是她生活的方向。（170）安托尼娜在日记中写到过格罗斯对艺术的执迷：一旦迷上某种动物，她会连续几个小时沉浸于忘我之境，专注于观察动物的本质特征，对身边静静观察她神经兮兮举动的游客视而不见。终其一生，雅安都是他口中这门“造型艺术”的忠实爱好者，也非常欣赏她的艺术作品。

格罗斯擅长小型雕塑，塑造过20多种动物，个个生动诙谐，表现我们熟悉的某个动作，或是具有明显人类特征的状态：例如一只仰头倚靠驼峰的骆驼，张着四条腿，仿佛一个伸懒腰伸到一半的人；一只竖着耳朵，发现美食的美洲驼宝宝；一只神色戒备的日本鹅，长嘴向天，眼睛却在打量着你，像一个“漂亮却无脑的女人”——格罗斯如是说；一只抬着右脚跟的火烈鸟，步态活像卓别林中期的表演动作；一只颇有男子气概的野鸡正在他的一众妻妾面前搔首弄姿；一只颇有异国风情的母鸡正压低身子小步快跑，“活像一个满脑子想着到哪里去买鲱鱼的主妇”；一只因某个声音而受惊的鹿伸长了脖子，正扭头向后张望；一只目光炯炯的苍鹭，长喙粗犷有力，双肩曲线优美而光滑，下颏深深陷入蓬松的胸部——玛格达莱娜曾言之凿凿地说，这只苍鹭就是她自己；一只高大的秃鹳，把头深埋在双肩之间；一头麋鹿嗅着空气，想寻找配偶的味道；一只神气活现的公鸡凶巴巴地翻着眼睛，一副随时准备约架的模样。

格罗斯寻找各种动物最独特、最细微的体态特征：它们的臀与肩需要维持怎样的角度，才能保持平衡？它们如何威慑对手？如何表达情绪？她偏爱细微的弯曲变化，常常模仿模特的姿态，用自己的四肢拗各种造型，体会动物肌肉与骨骼的受力情况。雅安充当了玛格达莱娜·格罗斯的顾问，也着迷于动物的核心设计、重力和几何结构——例如，鸟类细枝一样的双腿能支撑起它们矮胖的小身体，而哺乳动物的形态与质感要复杂得多，需要四条粗壮的腿来支撑。（171）他大学时研究过农业工程学、动物学和美术，很有可能曾受到达西·温特沃斯·汤普森（Darcy Wentworth Thompson）那部有趣的名著《生长和形态》（On Growth and Form，1917）的影响。这是一部生物工程学经典著作，研究主题包括脊柱的建筑学特征，以及骨盆如何演化出骨翅来避免躯干疼痛。格罗斯的每一件雕塑作品都要耗时几个月，她要从动物的万千姿态中挑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不但需要时间，更需要一股痴劲儿，以及格罗斯最钟爱的——信马由缰的想象力。这种创造的喜悦表现在她的每一件雕塑作品上。

安托尼娜经常赞美玛格达莱娜的艺术，思考过她在动物艺术表现的历史画廊中究竟属于何种角色。人类对动物的描摹可以上溯至旧石器世代：幽暗的岩洞中，人们举着火把，在岩壁上画水牛、马、驯鹿、羚羊和猛犸象。用“画”这个词并不确切，因为有时他们会小心地把颜料喷到凹凸不平的岩壁上。（为保护拉斯科岩洞里的原始壁画，法国人用激光完美复刻了岩洞，用的就是这种喷涂技术。）原始部落的鹿角和兽骨雕刻品常被视作圣器，受众人膜拜，也是猎人在洞穴中举行神圣仪式时的必备道具。倚着石灰岩壁的自然轮廓绘就的动物，仿佛要从墙上奔跃而出，来参与古人的成人仪式。闪烁的光影中，岩洞中的参观者很容易在自己的心跳中听到马蹄奔腾的节奏。

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是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高峰（两种主义的核心主旨都是艺术在生命中的角色和生命的艺术本质）。动物雕塑在波兰艺术界风靡一时，这股风潮持续至二战期间和战后。在安托尼娜看来，玛格达莱娜延续了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神奇动物传统，古巴比伦、亚述、埃及、远东、墨西哥、秘鲁， 印度、波兰艺术中都不乏这些神性动物的身影。（172）

在作品准备使用铜之前，玛格达莱娜先用黏土做模型。在黏土这个柔软、宽容的阶段，她经常请雅安从解剖学视角给她作品的细节挑刺，但雅安告诉安托尼娜，她的作品极少有瑕疵。每件雕塑要花费几个月时间才能最终打磨完成，玛格达莱娜平均一年只产出一件铜塑作品，因为她对模特的一纤一毫都要仔细考究，反复推敲草图细节，对黏土模型的修改会持续到最后一刻。曾有人问她是否满意自己已经完成的那些作品，她回答说：“过三年我能给你答复。”她只雕刻过两种濒危动物——驼鹿和野牛，她在后者身上花了两年时间，这是专门送给雅安的特殊礼物。动物园里的动物当然不甘于当模特、摆造型，它们会突然拍拍翅膀飞走，蹒跚着扬长而去，或者干脆躲着她不出来。而且，野生动物一般只在进食、交配、决斗等危险时刻才会与人类保持眼神交流，以防遭到突袭。如此兴致勃勃地反复观察动物让她得到了彻底的放松，反过来又让她的观察对象完全放松下来，久而久之，它们放宽了允许她盯着自己的时限。

虽然格罗斯名声显赫（她的《野牛》[Bison]与《蜂虎》[Bee-Eater]在1937年巴黎国际艺术展上获得金奖），但安托尼娜观察发现，这位雕塑家出人意料地谦虚，乐观得让人怜爱，对动物和艺术的迷恋非常纯粹。在安托尼娜的记忆中，格罗斯迷住了她的动物模特、动物园的游客和警卫们。“人人都喜欢见到这个一身阳光的小个子女人，亲切地叫她‘玛琪娅夫人’，看着她笑意盈盈的黑眼睛，欣赏她揉捏黏土模型时精雕细琢、津津有味的样子。”

纳粹把所有犹太人赶进隔都时，格罗斯没有就范。这绝不是一条更容易的求生之路。因为所有留在隔都外面、选择继续生活在“面上”的犹太人都必须伪装成雅利安人，生活变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化装舞会，必须一点点学说街头波兰语，培养足可蒙混过关的口音和腔调。（173）相关数据之间差异很大，但阿道夫·伯曼（Adolf Berman，他为犹太人提供帮助，并留下了相关记录）的估算最可靠：迟至1944年时，仍有1.5万至2万名犹太人过着地下生活，而且他判断此前的数据还要高得多。在以生活在雅利安区的犹太人为研究对象的《秘密城市》（Secret City）一书中，作者冈纳·保尔森（Gunnar Paulsson）给出的数字是近2.8万人。正如他所指出的，如此庞大的数字显示，我们所谈论的是一座社会学意义上的“城中城”，由隐藏者构成的五脏俱全的“秘密城市”，有其专属的犯罪因素（如敲诈者、勒索者、大盗、小偷、黑心警察、贪心房东），有社会工作者，也有文化生活、出版物、受欢迎的咖啡馆和隐语。在这个隐语系统中，躲藏的犹太人叫“猫”（cat），他们的藏身地叫“梅里娜”（melina，源于波兰语中的“贼窝”），如果有“贼窝”被发现，人会说它被“烧了”（burnt）。保尔森在书中说：“2.8万名犹太人，加上7万至9万名救助者，3000至4000名‘揩油党’（szmalcowniks，敲诈勒索者，源于波兰语中‘猪油’一词），以及其他无良之辈，总人口有10万之多，其规模或许超过了华沙地下抵抗组织，后者在1944年时拥有7万名战士。”[3]

最细小的疏忽都可能让“猫”露馅——不知道电车票的价格，神情比较孤僻，上门的访客太少，收不到什么信件，不参加区域内典型的社交生活。埃里西娅·卡钦斯卡（Alicja Kaczyńska）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房客们相互串门……交流时局消息，玩玩桥牌……傍晚回家时，我会在我家大楼门厅的小祭坛前逗留片刻。整座华沙城中，所有的门厅里都有这样的祭坛，整座城市都在吟唱：“请您垂听，耶稣，垂听您的子民的吁求。（174）请您垂听，垂听，止息纷争。”每逢有这样的祈祷时，我们楼里的租客就会聚到一起……[4]

保尔森的书中讲述过“海伦娜·赛泽舍夫斯卡（Helena Szereszewska）的女儿玛丽西娅的故事。玛丽西娅自以为已经完全被同化，什么地方都敢去”。她“有一次在市场的一个摊位上看到几个柠檬（战时几乎看不到的稀缺货），一时好奇，就问摊主价格，听到一个天文数字后，她惊呼了一声：‘哦，耶稣！玛利亚！’像极了波兰天主教徒。不料摊主坏坏地说：‘您才认识他俩没多久，小姐，怎么就直呼其名，连姓都不带？’”

格罗斯与一位老妇人住在一起，找了一份给几家烘焙店送蛋糕点心的活计，收入勉强能糊口，有时还会冒险离家，去一家“猫”友咖啡馆会会朋友。蜂蜜街24号的咖啡馆是藏在隔都外的犹太人会面的地方。塞维林诺夫街（Sewerynów Street）也有这样的一间咖啡馆，在那里他们可以“在圣约瑟夫天主教社区中心用餐，因为这里有一家人气很旺的餐馆。它地处街上比较偏僻的一侧，修女们的服务让人非常舒心，吸引了很多犹太人前来。……躲藏在华沙的犹太人几乎都知道这个地方，在这里可以得到一小时的‘缓刑’，暂时远离外面残酷的世界”。

只要格罗斯走出家门，就存在被人认出和告发的可能性。华沙的空气越发紧张，每天都有人在街头被处决，上门搜捕随处发生，安托尼娜听说纳粹在玛格达莱娜所住的街区开展了地毯式检查，时间上毫无规律可言，常常进入阁楼或者地下室虚张声势一番，企图把可能藏在里面的犹太人吓出来。

[1] “形成不同的个性”：来源于丹卡·哈尼什在以色列的采访，2006年4月译自希伯来文，哈维瓦·拉普金（Haviva Lapkin）译，所在机构为the Lorraine and Jack N. Friedman Commission for Jewish Education，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2] 闪米特人（Semitic），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沙漠的游牧民族。有研究认为，部分犹太人的祖先来自闪米特人种的近东分支。——编注

[3] “2.8万名犹太人……7万名战士”：Gunnar S. Paulsson， Secret City: The Hidden Jews of Warsaw，1940–1945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

[4] “房客们相互串门……聚到一起……”： Alicja Kaczynska， Obok piekla (Gdańsk: Marpress， 1993)， p. 48; 引自Paulsson，Secret City， pp. 109–110。

第十九章

安托尼娜站在厨房里揉面团，这是每日生活仪式中的一部分。（175）她突然听到后门口传来瑞希兴奋的声音：

“快来吧，欧椋鸟！到这里来！”

听起来儿子结交了一个新的动物朋友，她喜欢儿子的这个选择。欧椋鸟“有长长的黑色鸟喙，跳起来一弹一弹的，叫声爽脆连绵，令人心生愉悦”。她喜欢看它们在地上表演弹簧跳，吭吭吭地挖虫子，头和尾巴敏捷地抖动着。欧椋鸟的盛宴意味着冬天已近尾声，“大地放松了它绷紧的肚子，准备迎接春天的到来”。群飞的欧椋鸟在天空盘旋时会形成奇妙的图案——腰子形、圆锥形、三驾马车的缰绳状。它们行动统一，整体转向时纹丝不乱，一眨眼工夫就集体消失，一会儿又重现高空，像从瓶子里撒落的密密麻麻的黑胡椒粉颗粒。安托尼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它们在地上蹦蹦跳跳时，让她联想到“身上插着羽毛的弄臣”。她为瑞希高兴，他竟然抓了一只欧椋鸟，还与它交了朋友。当时她正站在水槽边，双手插在黏糊糊的面团中，扭头对儿子说自己暂时腾不出手来欢迎他的新宝贝，过会儿就来。就在这时，厨房门开了，她猛然明白了瑞希话中的真实含义。（176）门口赫然站着玛格达莱娜·格罗斯，穿着一件夏季旧外套和一双破烂的鞋子。

小洋楼所有“客人”与躲避盖世太保追踪的朋友都有一个动物化名，他们给玛格达莱娜取名欧椋鸟，一是因为安托尼娜偏爱这种鸟，二是因为她曾说过，一个又一个“贼窝”被“烧”，自己为躲避抓捕，“从一个鸟巢飞到另一个鸟巢”。采用动物化名的好处是：即使有人正巧路过听到，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在动物园里谈论动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另外，我们可以感觉到，这对于雅安和安托尼娜来说也很适合，经常念叨这些常见的动物名字，多少能帮他们恢复一点正常的生活。

在被占领的波兰，街头巷尾混乱破败，玛格达莱娜战前的名声成了危险之源。万一有当年的熟人认出她，有意无意说起她的行踪，后果不堪设想。谣言有一双长耳朵。吉普赛人还有一句老话：恐惧长着一对大眼睛。玛格达莱娜“上船”以后，小洋楼这艘诺亚方舟上的其他“客人”不得不加倍小心，而玛格达莱娜本人则根本不敢露脸，因为在某些波兰圈子里，她的脸实在太过熟悉。“玛琪娅往日快乐的脸上，蒙着悲哀的阴影。”安托尼娜在日记中写道。安托尼娜和雅安有时亲切地称呼她为“玛琪娅”，这个爱称把她原名中硬邦邦的g音软化成j音，传达出一种柔情。“她想念自由，想念战前那种令人兴奋的生活方式”，那时她在艺术界有一大群朋友。例如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一个夏加尔（Chagall）那样的画家，也写幻想散文。1934年，玛格达莱娜为他的第一本书《肉桂色铺子》（Sklepy Cynamonowe）找到了出版商。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以作者自己怪诞的家庭为题材。她把舒尔茨的手稿交到另一位朋友、小说家索菲娅·纳乌科夫斯卡（Zofia Nałkowska）手上，她读后大加赞赏，认为这些作品非常新颖，文采斐然。在她的努力推荐及后期督促下，这本书最终得以出版。

玛格达莱娜白天藏在室内，不可能再像往日那样在动物园里漫步，寻找模特，于是哄着瑞希给自己做雕塑模特。（177）

“他是一只猞猁，”她开玩笑说，“我这件雕塑的效果一定特别棒。”

一天，安托尼娜正在揉面团，为烤面包做准备，忽然听到玛格达莱娜说：“我现在可以帮你了。我学会了烤美味的羊角面包。既然现在不能用黏土玩雕塑，我还是可以用面粉来玩的。”她一掌拍向面团，盆中飞起一朵小小的白云。

“如此才华出众的艺术家，现在竟然只能在厨房里干活！”安托尼娜哀叹。

“这是暂时的，”玛格达莱娜一边安慰她，一边用手肘将她从面盆边推开，用她强劲有力的手揉起面团来。

“有的人也许以为像我这样的小个子做不了一个好的面包师。哈哈，他们不知道，雕塑家都是大力士！”

捏土制模首先是个力气活，久而久之，她双手和肩膀的肌肉都非常发达，也练出了好手艺。在她的艺术家圈子中——包括作家雷切尔·奥尔巴克（Rachel Auerbach）和意第绪语诗人德博拉·沃格尔（Deborah Vogel）等人——布鲁诺·舒尔茨认为，材料“独特而神秘的恒定性”非常重要，处理材料的手也很重要。他们在闪烁着思想与文学光华的长信中经常讨论这一话题。信在他们手中本就是一种艺术形式，可惜这些信件留存下来的很少。幸运的是，舒尔茨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征用了不少他自己写过的信。

战前，玛格达莱娜肯定在巴黎研究过罗丹以手为题材的生机勃勃的雕塑作品，它们陈列在罗丹博物馆中。博物馆外观像个音乐盒，四周有成片的玫瑰花丛和线条刚健的雕塑。她为这双强劲而灵活的手感到骄傲，它们无论是抱护婴儿、建造城市、种植蔬菜还是爱抚亲人，都是一流“好手”。这双手教会我们的眼睛把握事物的形状——告诉我们何谓圆润、何谓粗粝，在孤寂的心灵之间搭设桥梁，让我们与世界相连，描摹自我与他者的差异。（178）这双手与美如影随形，为忠诚作保，把谷物变成美食……

玛格达莱娜激活了小洋楼的生活，为它带来了“阳光、能量和生气”。安托尼娜写道，“她从没有丧失这种精神，即使身处危局。这辈子她直面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可怕危机，可是没人见过她消沉抑郁的样子”。安托尼娜有时不禁迷惑，没有她的那段日子，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她一来就成了这个大家庭里一股振奋人心的力量，她参与他们的生活，承担家务，分担每日的纠结、艰难和焦虑。每逢“客人”太多时，她爽快地让出床位，自己睡在面粉箱子上，或者用两把扶手椅拼成一张小床。“她的绰号是欧椋鸟，她的性格也很像欧椋鸟，即使有再大的困难，她也会吹着口哨轻松面对，其他人如果处于她的境地，多半早已被绝望压垮。”安托尼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有陌生访客要来，玛格达莱娜就会躲起来，如果访客似乎来意不善，或者有更糟的情况——这位访客因为什么缘故要上楼去，安托尼娜会以约定的钢琴声发出警报，如果一时不便弹琴，她会突然放声唱歌。在她看来，玛格达莱娜身上有那么点“无赖气”，对于爱玩爱闹不知疲倦的她来说，奥芬巴赫闹腾疯狂的合唱曲《滚，滚，滚到克里特岛去！》无疑是一支完美的“逃亡曲”。

一听到这支曲子，玛格达莱娜就会立即冲向某个藏身点——阁楼、浴室或者某个衣帽间，这取决于她当时的心情。她曾偷偷告诉安托尼娜，她常常一边躲一边偷笑，无声但很放肆的笑，因为感觉这样的情形很荒诞。

她有时开玩笑说：“我很好奇，战后再听到这段音乐时我会有什么感觉？如果电台里正好在播放这支曲子，我会一个箭步蹿出去，找地方躲起来吗？（179）我会不会再也受不了这首把墨涅拉俄斯赶到克里特岛的歌？”

这段生气勃勃的旋律曾是她的最爱，但是战争破坏了感官记忆，因为每一个令人战栗的紧张瞬间，每一次肾上腺素飙升、脉搏狂跳，都会把记忆推向脑海更深处，牢牢嵌入每一个细节，让相关事件变得刻骨铭心。这种体验虽然可以使友谊或爱情变得更加牢固，却也能玷污感官的珍藏——例如音乐。一旦将某支曲子与危险联系起来，每一次听到它时，肾上腺素就会飙升，记忆冲击意识，恐惧卷土重来。她的担心不无道理。正如她所言：“这是毁掉伟大音乐作品的好办法。”

第二十章

1942年秋天的风雪来得无比猛烈。（180）寒风抽打着动物园的棚屋，发出阵阵呻吟，把雪堆搅拌成玲珑剔透的松饼。因为此前的大轰炸，动物园的地面千疮百孔，地标也都失效了，厚厚的积雪盖住了一切，掩盖了新的车辙、倒伏的篱笆、崎岖不平的路面、碎金属的尖牙利爪。温柔的雪景之下，到处潜伏着金属“蛇怪”，出行只能走别人踩过的草地，以及新铲出来的迷宫似的曲径。

安托尼娜的活动范围更小了，因为她饱受腿疾之困，行动不便。她的病症听起来像是静脉炎（她对此语焉不详），似乎是腿部静脉感染，一走路就会钻心地疼。1942年秋到1943年春的几个月中，她不得不卧床养病。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又才34岁，卧床养病对她来说实属受罪，而且还得穿着厚厚的衣服，盖着一层又一层的毛毯、被子（“我感觉好尴尬，好没用。”她在文字中哀叹），况且还有一个大家庭在等她操持。毕竟她是“动物园套娃”中最外面的那个——这么说不仅仅是种象征，此时的她确实是个“套娃”：她怀孕了。很难判断她的腿部静脉是不是出现了血栓，是因为怀孕、抽烟、静脉曲张还是遗传。但肯定不是因为活动过少，也不会是因为肥胖。静脉炎有时候很危险。（181）重度静脉炎会导致下肢深静脉血栓，一旦血栓流动到心脏或肺部，就可能导致死亡。中度静脉炎或类风湿性关节炎都可能造成腿部肿胀，患者必须卧床休息。无奈之下，她也只得在卧室里主事，家人、朋友、雇员都到她床边来听令。

1942年，波兰地下组织收到一封用暗语写的信，警告他们注意，离华沙不远的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小镇有座犹太人灭绝营。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大伯也计划（愿上帝保佑我们）在你处为他的孩子们举办一场婚礼（愿上帝不要遂了他的心愿）……他已经在靠近你处租下一个地方，离你们真的很近，而你们可能还一无所知，为此我特地写这封信，并派专人送来，以便你们及时了解情况。我说的千真万确，你们必须给自己，给我们所有的兄弟，给以色列的子孙们，在城外租个新房子……我们非常肯定，大伯差不多已经把地方准备妥当了，很快就要把你们给请过去。你们必须明白情况的严重性，认真对待，找个办法脱身……大伯计划尽快举办这场婚礼……快藏起来……记住，我们是神圣的祭品，“如果还有剩下的留到早晨……”[1]

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他曾藏身于华沙的一座地堡，在此期间撰写了《二战期间的波犹关系》[Polish-Jew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等地下组织成员一看就能明白其中的暗语。最后那句神秘兮兮的话源于《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条中的逾越节[2]指令：到第二天早上，若献祭的羊羔还有剩余，要全部烧掉。海乌姆诺（Chełmno）那边很快传来犹太人被封闭在货车里用毒气杀害的消息，从立陶宛的维尔纽斯过来的难民也讲述了其他村镇发生的大屠杀事件。（182）尽管如此，人们对如此暴行还是将信将疑，直到有位从毒气室中逃出来，躲在货车里一路逃到华沙的男人，向隔都的犹太人讲述了他所目睹的一切。尽管地下抵抗组织此后大力传播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消息，仍有人认为纳粹不会在华沙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犯下同样的兽行。

1942年7月22日，隔都的“清算”行动从斯塔夫基街（Stawki Street）开始了，7000人被驱赶到火车站，塞进用氯气消毒过的运送牲口的红色车厢，发往马伊达内克（Majdanek）灭绝营的毒气室。纳粹欺骗犹太人说，这是要把他们“重新安置到东边”，允许他们带上够吃三天的食物、所有贵重物品和15公斤重的个人行李。1942年7月到9月，纳粹共从华沙向特雷布林卡运送26.5万名犹太人，隔都中只剩下5.5万人。隔都内成立了一个“犹太战斗组织”（Żydowska Organizacja Bojowa），简称ZOB，准备为生存而战。为防止蒙在鼓里的犹太人起疑，纳粹在特雷布林卡火车站还贴出了各班列车的抵达与出发时间，尽管这里已经是他们生命的终点。“他们踩着无比精准的步伐，开始向这个丧心病狂的目标迈进，”安托尼娜写道，“最初看起来只是个别人的嗜血本性在作祟，但很快就暴露出，这是精心设计的种族灭绝措施。”

他们的另一位邻居，也像西蒙·特南鲍姆和夏皮拉拉比一样，拒绝接受逃亡建议，选择留守隔都。他就是儿科医师亨里克·歌德施密特（Henryk Goldszmit，笔名雅努什·科扎克[Janusz Korczak]），出版有多部自传体小说和面向家长与教师的专著，例如《如何爱孩子》（How to Love a Child）、《尊重孩子》（The Child’s Right to Respect）等。令一众朋友、粉丝和学生惊讶的是，科扎克于1912年放弃了他的文学与医学生涯，创办了一家新型的孤儿院，收容7至14岁的孩子，地址在克洛赫马尔纳街（Krochmalna Street）92号。（183）

1940年，犹太人被迫迁入隔都，孤儿院搬进了一家废弃的商人俱乐部中，地址就在这个“该死的地区”[3]——他在日记中这样称呼隔都。他的日记写在蓝色的米纸上，其中既有孤儿院的诸多日常细节，也有不少诗性的想象、哲学的沉思、灵魂的探索。这些日记就是一只圣骨匣，见证了不可思议的人类困境，揭示了“在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一个有信仰、有道德的男人如何竭力保护无辜的孩子免受成人世界的暴行”。据传他在与成人打交道时非常害羞，举止笨拙，却和他的孤儿们一起创造了理想的民主环境。孤儿们称呼他为“潘神医生”（Pan Doctor）。

在那里，言语诙谐、想象丰富、惯于自嘲式幽默的他，致力于构建一个“儿童共和国”，有自己的议会、报纸和法庭系统。孩子们一旦起了冲突，他们不会挥拳相向，而是高叫：“我会起诉你！”“共和国”的法庭每周六上午开庭，法官由本周未受到起诉的5个孩子担任。所有的判决都必须依据科扎克制定的“法典”，其中前100条法律都在阐述宽恕之道。他曾向一位朋友坦承：“学校把我培养成了医生，机缘巧合之下，我又成了教师，激情驱使我开始写作，因为情势所需，我又成了心理学家。”

入夜之后，科扎克躺在医务室的简易床上（床下藏着残余的黑面包和伏特加），逃往自己的秘密星球——若（Ro），在那里他虚构的天文学家朋友慈（Zi）发明了一台机器，可以将阳光转化为道德力量。慈用它向整个宇宙吹送和平之气，却发现它在整个宇宙中无往而不胜，单单在“那个躁动不安的小光点——叫作‘地球’的行星”上屡屡受挫。（184）他们争论是否要让慈毁灭血腥好战的地球，潘神医生恳求他为了地球上的年轻人宽恕这颗行星。

他在这些蓝色的书页上记录了各种各样的感受、想象和出人意表的思考，却从不记载隔都内发生的邪恶事件，例如对于以死亡营为目标的“大遣送”，他只字未提。“大遣送”开始于7月22日，那天正是他64岁生日。他没有写当日隔都的喧闹和混乱，只写到“一个奇异的大月亮”，映照着这个“不幸而疯狂的角落”。

从照片上看，那时的科扎克，下颚和两鬓的胡子都已灰白，洞悉一切的黑眼睛下眼袋肿胀。他忍受着各种病痛：“粘连、疼痛、撕裂、旧伤”[4]，却谢绝了雅利安区许多追随者的帮助，不愿逃亡，不愿把孩子们抛在身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听到挨饿、痛苦的孩子们把他们的病比作“疗养院里的老家伙”，他笑出了一脸皱纹。他们需要掌握超越痛苦的方法，于是他鼓励他们这样祈祷：“感谢你，仁慈的主，感谢你妙法无边，让花有香，让萤火虫有光，让星星在空中闪耀。”[5]他身体力行地教育他们干活时用心投入，轻拿轻放碗碟盘匙，因为用心和细致的态度是抚慰心灵的良药。

餐后我收拾的时候，看到了开裂的盘子，折弯的调羹，擦伤的碗盆……我看到有些用餐者很随意地把杯子、勺子、刀叉、盐瓶扔来扔去，也许是出于一种假贵族的漫不经心，也许是缺乏教养，举止粗疏……有时我会观察多出来的食物是如何分配的，谁坐在谁的旁边。于是我想了几个主意。如果我要做什么事，我从来不会不假思索，随意草率。[6]

他发明了不少游戏，有些简单得有些傻气，有些则门槛很高，比较深奥。某日，受他热爱的东方宗教启发，他决定给孩子们排戏，戏目是印度作家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邮局》（The Post Office）。这部作品现在仍然具有象征意义。戏开演于7月18日，距离这些孩子被送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只有三周时间。戏中有个因病卧床的小孩，名叫阿马尔，幽闭的孤独让他身陷恐惧，他梦想着飞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国王的医生可以治好他的病。戏剧接近尾声时，这位御医出现了，治好了他的病，推开了房间的门和窗，阿马尔看到了璀璨的星空。科扎克说，他之所以选择这出戏，就是要帮助在困境中恐惧忧虑的孩子平静地接受死亡。

遣送日（1942年8月6日）到了，预感到灾难和恐惧的他与孩子们一起登上了开往特雷布林卡的火车。他说，他知道自己在场能让孩子们平静——“你不会把一个生病的孩子独自留在黑夜中。在这样的时刻你不能离开孩子们。”拍摄于转运广场的一张照片中，他穿着军靴，没戴帽子，与几个孩子手挽手向前走，后面跟着其余192名孤儿和孤儿院职工，四人一排，旁边有德国兵押送。科扎克和孩子们登上了比鸡舍大不了多少的红色车厢，每节通常可以塞进75名站立的成人，孩子们在里面应该是比较宽敞的。约书亚·珀尔（Joshua Perle）在《华沙隔都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Warsaw Ghetto）一书中记载了他亲眼看见的一幕：“奇迹发生了：200个纯洁的灵魂，面对在劫难逃的死亡，没有人哭泣，没有人逃跑，没有人企图躲藏。像受伤的燕子，他们紧紧依偎着他们的老师和朋友、他们的父亲和兄长——雅努什·科扎克。”（186）

1971年，苏联人以他的名字为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2163科扎克星。但也许，他们应该将它命名为“若”，那颗他梦想中的行星。波兰人宣布科扎克为殉道圣徒，以色列人敬他为“三十六义士”之一。因为有这36个纯洁的灵魂[7]，世界才有可能得到拯救。在犹太人的古老传说中，正是少数人的善心与善行，使得这个过于邪恶的世界免于毁灭。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全人类获得了赦免。传说他们都是普通人，既非完美无缺，也无神力魔法，其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籍籍无名，但他们选择了让善永恒，即使身处地狱。

[1] “大伯也计划（愿上帝保佑我们）在你处为他的孩子们举办一场婚礼……留到早晨……”：引自Ruta Sakowska， ed.， Listy o Zagladzie (Letters About Extermination) (Warsaw: PWN， 1997). Jenny Robertson， Don’t Go to Uncle’s Wedding: Voices from the Warsaw Ghetto(London: Azure， 2000)。

[2] 逾越节（Passover），犹太教节日，在犹太教历尼散月（公历3、4月间）14日黄昏举行，为庆祝出埃及，脱离奴役。——编注

[3] “该死的地区”：Janusz Korczak， Ghetto Dia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x.

[4] “粘连、疼痛、撕裂、旧伤”：Ghetto Diary， p. 9.

[5] “感谢你，仁慈的主……在空中闪耀”：Ghetto Diary， p. 8.

[6] “餐后我收拾的时候……随意草率”：Ghetto Diary， p. 107.（337）

[7] 这36个纯洁的灵魂：Betty Jean Lifton， introduction to Ghetto Diary， p. vii.

第二十一章

1942年7月的“大遣送”之后，隔都的形态与性质都发生了改变。（187）拥挤不堪的城区变成了一座苦役营，到处是德军的工厂，由党卫军直接管控。其南部街区人口所剩无几，人称“隔都荒地”，德军派出一支“评估队”忙着搜罗犹太人丢下的财物，改建废弃的住宅以作他用。剩下的约3.5万名犹太人被重新安置到工厂附近的居住区，每日由德军押送着上下班。实际上另有2万至3万名犹太“游民”躲在隔都中，穿行于连接各个楼宇、纵横交错的地下管网，作为这个迷宫世界的一部分幸存下来。

1942年秋，一个新的团体加入了地下组织，给雅宾斯基一家的救援努力带来了极大帮助。该团体叫“救助犹太人委员会”，代号“泽高塔”（Zegota），创建人是索菲娅·科萨克（Zofia Kossak）和万达·克拉赫尔斯卡－菲利珀维奇（Wanda Krahelska-Filipowicz），以救助藏在波兰人家中的犹太人为使命。它正式的对外名称是“康拉德·泽高塔委员会”，实际上并无康拉德·泽高塔其人。索菲娅·科萨克（代号“维罗妮卡”[Weronika]）是一位知名作家、保守民族主义者，与波兰上层阶级，特别是地主乡绅关系密切，在天主教神职人员中也有很多密友。艺术杂志《拱廊》（Arkady）（188）的编辑克拉赫尔斯卡－菲利珀维奇则是一位社会主义活动家，也是波兰前驻美大使的妻子，与地下组织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交往密切。（188）两人的此类社会关系加起来有数十人之多。她们又另外招募了不少在社交界、政界和各专业领域有大量人脉的成员。该团体的工作思路就是将社会各界人士联系起来，构建强大的关系网。他们的关系网中有亚历山大·卡明斯克（Aleksander Kamińsk），他战前在广受爱戴的波兰侦察兵协会中任职；有亨里克·沃林斯基（Henryk Wolinski），他隶属波兰律师协会；有左翼犹太复国运动党成员、心理学家阿道夫·伯曼，他是隔都儿童福利组织“圣托斯”（Centos）的领袖。作家联合会，地下记者协会，民主派医生委员会，由铁路、电车、卫生等行业人士组成的劳工联合会都是“泽高塔”的外围支持组织。正如艾琳·托马斯泽夫斯基（Irene Tomaszewski）与特契亚·韦伯斯基（Tecia Werbowski）在《泽高塔：战时波兰对犹太人的营救》（Zegota: The Rescue of Jews in Wartime Poland）一书中所述：“‘泽高塔’人不仅是理想主义者，更是活动家。所谓活动家，自然是认识很多人的人。”[1]

“泽高塔”构建了一个由天主教团体与政治团体组成的强大的联合体，把救助犹太人作为组织的唯一宗旨，不参与破坏活动和武装对抗活动。这在二战期间所有被占领国中绝无仅有。据历史学家考证，它在华沙救下了2.8万名犹太人的性命。其总部设在祖拉维亚街（Zurawia Street）24号，由书籍印制商尤根尼娅·瓦索夫斯卡（Eugenia Wasowska）和雅尼娜·拉贝（Janina Raabe）律师主理，每周开门办公两次，也为逃亡的人提供临时庇护。该组织与波兰地下抵抗组织一起向小洋楼提供资金支持和伪造的证件，在偏远小镇为暂避小洋楼里的“客人”寻找能熬到战争结束的长期住所。救一个人，常常要让许许多多的人冒生命危险。（189）这种冒险也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心理考验，他们不但面临死亡威胁，还要顶住德军宣传所构成的持续的心理压力。尽管如此，华沙及其郊区有7万至9万人[2]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们的“邻人”逃离死亡的魔爪，这个数字约占全部人口的十二分之一。除了救助者和地下组织的支援者，还有许许多多女仆、邮差、送奶工和其他人士，看到陌生的脸不多问，对陡然增加的口粮消耗也从不多嘴。

著名律师、活动家马策理·雷米－莱布考夫斯基（Marceli Lemi-Łebkowski）带着地下组织伪造的假证件来到动物园，肩负着“重要秘密使命”。他和家人假称是来自东部的难民，希望在小洋楼租两个房间，一间给他患病的妻子，一间给他的两个女儿诺尼娅和伊娃。马策理本人只能寄住在另一个安全地点，不时上门探访，因为小洋楼里凭空增加一名男性住客会比较难以解释，而让一位患病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住进来则不容易引起怀疑。她们的租金正好可以用来购买焦炭，为楼上的卧室供暖。这意味着可以有更多“客人”在小洋楼度过寒冬，其中就包括马雷克与兹乌斯（Dziuś），地下抵抗军青年破坏团的两个少年，他们曾在德军经常枪杀波兰人的行刑点偷偷摆放鲜花，悼念遇难同胞，在墙上涂写“希特勒必将失败！德国必将灭亡！”之类的标语，这都属于杀头之罪。

那年冬天，小洋楼里也有少量可靠的合法租户，他们支付租金。但是小洋楼接待的大多数“客人”是在夹缝中生存的人和逃避盖世太保迫害的流亡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名单包括：伊蕾娜·梅泽尔（Irena Mayzel）、卡奇欧·克拉姆斯提克和路德维尼娅·克拉姆斯提克夫妇（Kazio and Ludwinia Kramsztyk）、传染病专家路德维希·赫希菲尔德（Ludwig Hirszfeld）医生、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罗莎·安泽鲁夫纳（Roza Anzelówna）医生，雷米－莱布考夫斯基一家，波茨南斯卡（Poznańska）太太， 罗尼娅·特南鲍姆医生，维斯（Weiss）太太（一位律师的妻子），凯勒（Keller）一家，玛丽西亚·阿赛尔（Marysia Aszer），记者玛利亚·艾谢卢夫纳（Maria Aszerówna），蕾切尔·奥尔巴赫（Rachela Auerbach）， 柯尼斯韦恩（Kenigswein）一家，安泽尔姆（Anzelm）医生和金塞泽鲍姆（Kinszerbaum）医生，尤吉艾尼娅·希尔科斯（Eugienia Sylkes，化名“吉尼娅”[Genia]），玛格达莱娜·格罗斯，莫里西·弗兰克尔（Maurycy Fraenkel），艾琳·森德勒。（190）还有很多很多人，据雅安统计，总数大概在300人。

动物园里的犹太人和波兰逃亡者血管里流淌着的似乎是“隐形墨水”：他们只在天黑关门之后出现，活动范围严格限制在室内。小洋楼里人丁越来越兴旺，这一大家子人的存在，意味着安托尼娜的家务负担陡增，不过她也多了不少家务帮手，她很喜欢让雷米－莱布考夫斯基家的两个姑娘作帮手，但很快发现她们对家务劳动几乎一无所知，于是对她们进行了“严格”的主妇培训。

纳粹方面认为，没有动物的动物园就是在浪费土地资源，于是决定在这里建一座毛皮农场。这些裘皮不但可以帮助在东线作战的德军士兵御寒（为此他们早就把犹太隔都居民的所有毛皮服装悉数收缴），还可以出售多余的毛皮，增加对战争的财政支持。出于效率考虑，他们指派了一位名叫维托德·弗罗布列夫斯基（Witold Wroblewski）的波兰人负责毛皮农场的工作，他是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习惯与毛皮农场的动物们同吃同住。他日后曾告诉安托尼娜，像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的畸零人一样，他总是嫉妒地想象着温暖舒适的小洋楼里其乐融融的景象，“里面是个光明世界，飘荡着烤面包的香味”。一天，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让雅安与安托尼娜惴惴不安、大惊失色：他敲开了小洋楼的门，没有任何客套，不容任何讨论，就宣布他决定搬进来住。

老天对夫妇俩是眷顾的，因为他们很快发现“狐狸君”（不知从何时起他们开始这样叫他）是在德国长大的波兰人，对夫妇俩的义举心怀同情，人品值得信任。小洋楼里不乏奇人怪物，可谁都比不过“狐狸君”。这个奇怪的男人入住时带来了一只母猫，名叫巴尔碧娜，还有“几只与他形影不离的鹦鹉”（安托尼娜语），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他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安置到雅安的旧书房里。他以焦炭和煤支付房租，这正是小洋楼最紧缺的供暖物资。（191）“狐狸君”虽是生意人，但他最受不了日期、钟点、街名、数字这类信息。有时他会睡在书桌与床铺之间的地板上，仿佛累到再挪一步爬上床的力气都没有了。在小洋楼的居民发现他战前是个职业钢琴演奏家后，他就进入了雅宾斯基家的核心圈，诚如玛格达莱娜常说的那样，“疯狂星照临之屋最尊敬艺术家”。他们一次次缠着“狐狸君”，要他露一手，他一次次拒绝。突然有一天，凌晨一点整，他从自己的卧室钻出来，轻手轻脚地走到钢琴边，突然开始了不间断的演奏，一口气弹到天亮。从那以后，玛格达莱娜在晚上宵禁之后定期组织钢琴演奏会，他演奏的肖邦与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与那疯狂的《滚，滚，滚到克里特岛去！》大异其趣，极受欢迎。

安托尼娜留下的文字中经常写到“狐狸君”的灰色母猫巴尔碧娜，把它描述成一个迷人的小荡妇（“与正常的好猫一样，老是在结婚”），但只要她一产崽，“狐狸君”就会把猫宝宝们从猫篮里拿走，换成新生的狐狸，让它喂奶。安托尼娜没告诉我们那些猫宝宝后来怎么样了，很有可能被“狐狸君”送去做了毛皮动物养殖场中貉的美食（貉的毛皮是灰色的，上面有和浣熊一样的斑纹）。根据动物饲养专家的说法，母狐一次喂养的幼崽数量有限，以保证存活下来的幼崽都能长出厚实健康的皮毛。“狐狸君”用巴尔碧娜作奶妈，喂养那些被狐狸妈妈弃养的幼崽，在他看来无疑是一个顽皮的小妙招。安托尼娜注意到：“对巴尔碧娜来说，第一天总是最难过的，因为它可以对天发誓自己生下的原本是猫。（192）但到了第二天，它意识到这纯属自己的幻觉。”

我们可以理解猫妈妈的困惑，这些小东西的气味和叫声很奇怪，胃口又超强，吸起奶来简直穷凶极恶。几天的舔舐、喂养之后，它们终于和妈妈是同一种气味了。巴尔碧娜又不厌其烦地传授它们猫的本领，但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它经常在它们周围“以一种非常独特的嗓音喵喵叫个不停……企图教会它们使用正确的‘猫语’”，这些狐心狐肺的家伙却从不以“喵呜”作答，相反，它们常常高叫一声，把猫妈妈吓得全身一哆嗦。“它的一颗猫心之中，对孩子的叫声深以为耻。”安托尼娜如此推断。她还说，这些小东西都是“脾气暴躁”的大嗓门。它们倒确实掌握了敏捷的“猫咪跳跃术”，能一步蹿上餐桌、橱柜和高高的书架。小洋楼里的人常在钢琴上或者橱柜的抽屉里巧遇正在打盹儿的小狐狸，宛如巴伐利亚风格的大汤碗。

喜欢吃活物的巴尔碧娜每天都出门捕猎，为子女觅食，常常把鸟、兔子、老鼠拖进家来。不过它很快发现，它需要无休止地捕食，即使这样也无法应付孩子们没完没了的饥饿。小洋楼外，这只身材瘦小的猫在前面领路，后面跟着身量是它三倍大的“孩子”们，这些小兽鼻子长长，尾巴蓬松，尾尖如一朵盛开的白花。它教它们如何像斯芬克斯一样伏低身子悄悄靠近猎物，如何猛然一跃扑向敌人，如果有谁掉队，它会厉声喵呜，直到对方乖乖地一路小跑着归队。只要看到有鸡出现，小狐狸们就会悄悄跟上，腹部贴地爬行，然后猛地扑上去，用锋利的尖牙撕碎鸡的咽喉，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嗷嗷叫着。每逢这时，巴尔碧娜会在一旁注视这一切，与它们拉开距离。

“生养”了这么几窝狐狸，身体与智商遭受几番严重挑战之后，巴尔碧娜终于习惯了孩子们与它格格不入的举止和形容。它把它们养育成了半猫半狐的生物，而它也有了一身狐气。巴尔碧娜从不攻击楼里同住的动物居民，安托尼娜称赞它很有公民素养，她写道：“它似乎有自己的道德准则。”（193）对于“狐狸君”的鹦鹉，即使看到它们出笼，它也从没起过杀念；对兔子维切克和公鸡库巴，它也不感兴趣；它不会去攻击那些偶尔入侵的田鼠；若有迷途的鸟儿闯进门来（波兰人将此视为不祥之兆），它只会冷冷地打量一番。然而，一个新来者的加入，却重新唤醒了它的野性。

春天的时候，邻居为瑞希的“皇家动物园”带来一个奇特的孤儿——一只肚子圆滚滚的麝鼠宝宝，它的褐色皮毛油光锃亮，腹部呈米黄色，长长的尾巴有鳞甲覆盖，一双黑眼睛奇小无比。麝鼠的前爪有蹼，善于做窝、取食和挖洞。后爪有翼边，利于在水中强力划行。最怪模怪样的，也许要数突出嘴唇外的那四颗锋利的凿子状龅牙，这样它在水下根本不用张嘴，就能啃食植物根茎、芦苇和香蒲。

安托尼娜觉得这个小家伙太有趣了，于是让它在门廊上安了家，给它找了个大大的笼子，还在里面放了个原本用来冲洗照片的玻璃托盘，权当浅泳池，因为麝鼠是天生的游泳健将。瑞希给它起名叫“小老鼠”，没过多久它就听懂了自己的名字，适应了三环结构的小洋楼生活，白天总在睡觉、吃饭、打滚儿。野生麝鼠不易被驯化，但几周以后“小老鼠”就接受了瑞希，任由他打开笼子，带它到处转悠，抚拍它的身子，给它挠痒痒。“小老鼠”睡觉时，巴尔碧娜像一头美洲狮一样围着它的笼子打转，只可惜不得其门而入。醒着时，它也一直折磨巴尔碧娜：在浴缸中一刻不停地玩水，溅得猫一身是水，恨得牙痒痒。谁也说不清巴尔碧娜为何对麝鼠这般心痒，但不管谁给“小老鼠”喂食或者清理笼子，都必须记得事后用铁丝把笼子锁好。

安托尼娜喜欢看着麝鼠“精心梳洗打扮”。（194）每天早晨，它会把脸浸在水盘中，尽情地喷着鼻息。然后，它会像准备刮脸的男人一样，用湿湿的爪子往脸上拍水，长时间地洗脸。之后，它会爬进浴缸，俯卧着伸展四肢，再翻身仰卧，如是反复多次，最后爬出浴缸，像狗一样猛抖身子，一时水花四溅，声势浩大。很奇怪的是，它经常会爬到笼子里的栖木上坐着，就像这个笼子此前的主人凤头鹦鹉科科一样。在那里，它会用爪子梳理皮毛，擦干水分。访客们看到一只麝鼠竟然像鸟儿一样坐在栖木上梳理毛发，大呼怪哉。不过，小洋楼历来就有一群古里古怪的人和动物，即使在它最安静的时期也是如此。“小老鼠”成了瑞希的最喜欢的新宠物。每天晨浴之后，就是“小老鼠”的进食时间，它的食物中有胡萝卜、土豆、蒲公英、面包或谷物，但它想必非常渴望它最爱的树枝、树皮和水草，这些才最对野生麝鼠的胃口。

“小老鼠”渐渐长大，小浴缸盛不下它了，安托尼娜给它换了个大罐子，是雅安原先做蟑螂研究时用过的容器[3]。水罐一放进笼子，“小老鼠”就跳了进去，一时水花四溅。安托尼娜只好把笼子搬到厨房，那里的地面铺的是瓷砖，而且离水源很近，很方便给它换水。

一天，瑞希说：“你知道吗，妈妈，‘小老鼠’正在学习怎么打开笼子。他绝对不笨！”

“它没有这么聪明吧。”安托尼娜答道。

“小老鼠”花了几个小时鼓捣锁笼子的铁丝。它用爪子捏住铁丝的两端，企图解开它。它的爪子非常灵巧，摆弄了一夜之后，它终于成功地解开了铁丝，顶开滑动门溜了出去，沿着椅子腿顺利抵达地面，扭动着身子爬上水管，滑进它的“湿地”——厨房水槽。它又从那里跃上了火炉顶端，爬到一个暖和的散热器上，然后呼呼睡去。第二天一早，瑞希就是在那里找到的它。（195）瑞希把它送回笼子，关好门，把铁丝拧得比以前更紧了一些。

第二天一早，瑞希一路狂奔，跑到安托尼娜的卧室，惊慌地大叫：“妈妈！妈妈！‘小老鼠’去哪儿了？它的笼子空了！到处都找不到它！说不定巴尔碧娜把它给吃了？我要上学去了，爸爸在上班！帮帮我！”

对于这个黎明危机，卧床养病的安托尼娜帮不了多少忙，但她的“钦差”“狐狸君”和管家彼得拉西娅（Pietrasia）组建了一支搜索队。他们尽职尽责地搜查了所有壁橱、沙发、躺椅、靴子和每一个角落，找遍了每一个麝鼠可能藏身的地方，都没发现“小老鼠”的影子。

安托尼娜不相信它会“像樟脑一样从人间蒸发”，于是怀疑是巴尔碧娜或扎尔卡作了恶，她令人将这一猫一狗带到床前接受搜身检查，她仔细摸了它们的肚子，摸不到任何可疑的凸起，如果它们吃了这么一只几乎像兔子一样大的动物，肚子肯定会胀得鼓鼓的。但是它们没有。它们的肚子摸起来还是细细瘦瘦的，于是她宣布这两个在押犯无罪，准予当庭释放。

突然间，彼得拉西娅冲进她的卧室。“快来！”她高叫着，“快来厨房，‘小老鼠’在火炉的烟囱里！我像往常一样生了火，然后就听到一声惨叫！”

安托尼娜慢慢地下了床，拄着拐杖，挪动两条浮肿的腿，小心翼翼地下楼，一瘸一拐进了厨房。

“小老鼠，小老鼠。”她亲切地呼唤它。

墙壁里传来扭动爬挠的声音。一颗满是烟灰的脑袋从烟囱里探了出来。她一把抓住这个逃犯的后背，把它拽了出来。只见它腮须尽黑，前爪有烧焦的痕迹。（196）她轻轻地用温水和肥皂给它洗身子，一遍又一遍，尽量把粘在皮毛上的油污清除，然后给烫伤处涂了软膏，把它放回了笼子。

她大笑着解释说，麝鼠习惯于用水草和泥土堆成小土包，然后从水下挖地道钻进去，在里面掏出窝来。这只麝鼠也想要这么一座地堡，而不是一只笼子。它只是想为自己建造一个梦想中的小世界才爬进烟囱去的，谁能责怪它呢？它甚至把炉膛里的金属条弄弯了，以便比较容易地进入烟道。

瑞希下午放学回家，看到重回笼子的“小老鼠”，简直高兴坏了。晚饭时，大家正在往桌上端菜，瑞希兴奋地讲述了“小老鼠”的烟囱历险记。一个小女孩听得乐不可支，在从厨房出来的路上绊了一跤，把满满一盆热汤泼到了“狐狸君”头上，也溅到了坐在他膝上的巴尔碧娜身上。“狐狸君”腾地跳起来，冲回他的卧室，后面紧跟着他的猫。他们一进去就把门关上了。瑞希追了过去，从锁眼中窥视他们的动静，不时向大家汇报：

“他把外套脱了！”

“他在用毛巾擦外套！”

“现在他在给巴尔碧娜擦身子！”

“他在擦自己的脸！”

“哦哦哦！不会吧！他打开了鹦鹉笼子！”

再也忍不住好奇心的玛格达莱娜冲上前去，一把拉开了门。“狐狸君”——这位小洋楼的钢琴大师，像根柱子一样站在房间中央，鹦鹉们正绕着他的脑袋飞，活像旋转木马上挂着的动物。片刻之后，它们落到他头上，开始啄他的头发，拽出一根根面条，吞进肚中。“狐狸君”终于注意到了门口聚集的人群，他们目瞪口呆，好奇地等他解释这一切。（197）

“浪费掉这么好的食物太可惜了。”他这样解释这个怪诞的场面，就好像这是显而易见的不二选择。

[1] “‘泽高塔’人不仅是理想主义者，更是活动家。所谓活动家，自然是认识很多人的人”：Irene Tomaszewski and Tecia Werbowski， Zegota: The Rescue of Jews in Wartime Poland (Montreal， Canada: Price-Patterson Ltd.， 1994).

[2] 7万至9万人：见Gunnar S. Paulsson， Secret City: The Hidden Jews of Warsaw 1940–1945(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63。

[3] 换了个大罐子，是雅安原先做蟑螂研究时用过的容器：Jan Żabiński， “The Growth of Blackbeetles and of Cockroaches on Artificial and on Incomplete Die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Company of Biologists， Cambridge， UK)， vol. 6 (1929): pp. 360–386.

第二十二章

1942年冬

时间往往在不经意间悄悄溜走，但小洋楼里的时间会随着宵禁时间的临近而突然加快脚步，在宵禁来临的一刻到达极限。（198）这一刻，在安托尼娜的世界里，太阳停留在地平线上，几乎一动不动，每一分钟都像哑剧演员的动作那样漫长：一个动作，接着是一个被抻得无限长的停顿，然后是下一个动作……任何人，如果不能在宵禁前赶回家，都有被逮捕、殴打甚至杀头的危险。这个时刻成了异教至高无上的权威。关于宵禁的恐怖故事在所有人心中投下了阴影：玛格达莱娜的朋友——画家兼作家布鲁诺·舒尔茨就是宵禁规定的牺牲品。1942年11月19日，他在德罗霍贝奇（Drohobycz）被一个恶毒的盖世太保军官当场击毙。舒尔茨的画风阴森沉郁，时有表现施虐受虐倾向的作品。另一名盖世太保费利克斯·兰道（Felix Landau）对他十分崇拜，给了他一张出入隔都的通行证，请他在自己儿子的卧室创作童话题材的壁画。有一天，兰道杀了与另一名纳粹军官京特（Günther）交好的犹太牙医。作为报复，京特射杀了宵禁期间还出现在雅利安区、正挟着一块面包往家赶的舒尔茨。

如果大家都平安到家，安托尼娜会庆祝又度过了一个太平日子，感谢这个没有被城市迷宫中的恶魔侵扰的平安之夜。宵禁的黄昏折磨着瑞希，所以母亲并不催促儿子上床，允许他等待家人归来，这样他才可以安心睡去，他的世界依然完好无损。（199）几年过去了，战争和宵禁还在继续，母子俩的习惯始终未改，儿子还会每日焦灼地等待父亲的归来，这是夜晚必不可少的一环，就像月亮一样不可或缺。雅安深知儿子的习惯，所以一回家就会径直去儿子的房间，卸下背包，坐下来和儿子谈谈一天的见闻，还经常从口袋里摸出个小宝贝来。一天晚上，他回来时背包鼓鼓的，好像里面有根铁肋条。

“里面有什么呀，爸爸？”瑞希问。

“一只老虎。”雅安说着，脸上装出害怕的神情。

“别逗我了，到底是什么？”

“我说了，一只危险的动物。”父亲严肃地说。

安托尼娜和瑞希看着雅安取出一只铁笼子，里面是个毛茸茸的家伙，像一只矮小的豚鼠，身子主要是栗色的，白面颊，肚子两侧有斑点，像印第安苏族马一样。

“想要的话，它就归你了。”雅安说，“我在卫生研究所的一对仓鼠生的小宝宝……不过，如果我给了你，你可不能拿去喂巴尔碧娜。你会吗？”雅安逗儿子。

“爸爸，为什么你把我当小小孩？”瑞希抗议。他争辩说，自己有过各种各样的宠物，可从没亏待过它们。

“很抱歉，”雅安说，“好好照顾它，一点不要马虎，它可是七个兄弟姐妹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很可惜，仓鼠妈妈把其他孩子都杀了，我迟了一步，没能救下它们。”

“这么恐怖的妈妈！为什么你们要养这种家伙？”

“所有仓鼠都有这种残酷的本能，不是只有它们的妈妈会这样做。”雅安解释说，“仓鼠爸爸有时会杀死自己的妻子。仓鼠妈妈会把小仓鼠从自己的地道里赶出去，不顾它们的死活。（200）我不想让它们太早断奶，可惜算错了离乳的最佳时间点，只来得及救下一只小仓鼠。在实验室里我忙得没时间照顾它，我想你能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

安托尼娜曾留下文字说，她和丈夫觉得很为难的一点是，对于自然界超越道德界限、无情残酷的一面，他们究竟应该给孩子解释到什么程度。一方面不要吓坏了儿子（战争已经留下了足够的阴影），另一方面又有必要让他了解世界的真相，认识动物的本来面貌，认识它们有时合情合理的狠毒和莫名其妙的仁慈。

“我读过这么多仓鼠的故事，”他失望地说，“我确定它们都很和善，很勤劳，为了过冬，它们会收藏谷子……”

“说得一点没错，”雅安安慰儿子，“它们冬眠，和獾一样；但如果它们在冬天还没过去的时候提前醒来，感到肚子饿，就去吃谷子，之后继续睡，直到春天到来。”

“现在是冬天，为什么这只仓鼠不冬眠？”

“动物在野外会和家养环境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家养动物跟着我们的时间作息，这样我们照顾它们会更方便，但这种作息规律对它们来说是不自然的，扰乱了它们的睡眠节律。而且，虽说这只仓鼠现在醒着，但它的脉搏和呼吸频率比夏天的时候要慢好多。你可以自己验证一下。如果你把这只笼子罩黑了，它几乎立即就会睡着。”

瑞希把一条毯子覆盖在笼子上，仓鼠慢慢爬到一个角落，撅着屁股俯身躺下，把头埋在胸前，用前爪遮住脸，陷入深度睡眠。过了一段时间，安托尼娜认定它是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家伙，一个“闹哄哄的贪吃鬼”，“喜欢独处，贪图安逸”。（201）在这样一个“人来畜往”的大家庭里，动物时间与人类时间错综纠缠，因此，人们很自然地不以季节或者年份标示时间，而是以某个重要访客的留居来纪年——无论是两条腿还是四条腿的访客。对于安托尼娜来说，仓鼠的到来“开启了我们这艘‘诺亚方舟’上的一个新纪元，我们后来称其为‘仓鼠时代’”。

第二十三章

1943年的新年到了，安托尼娜基本上还只能卧床养病。（202）卧床三个月以来，因为“幽闭症”和严重缺乏运动，她的身体和精神都被消耗得很严重。她通常会开着自己卧室的门，远远地“参与”到小洋楼的动静之中，呼吸它混杂的气味，倾听它吵闹的声音。1月9日，海因里希·希姆莱访问华沙，下令对8000名犹太人进行“重新安置”。此时，没人不明白“重新安置”意味着死亡，他们不再乖乖地听命排队，很多人躲了起来，也有人伏击上门的德国兵，翻墙冒死逃命。这种反抗使得遣送行动拖延了几个月。令人惊讶的是，最基本的电话服务竟然还在维持运营[1]，甚至能接到某些地堡里。很难推测德国人为什么会放任这种局面的存在，除非他们认为精明的电气专家能捕捉到非法号码，或者在电话系统内部有地下组织的人。

一天，天还没亮，雅宾斯基夫妇就醒了，耳边传来的不是当年那熟悉的长臂猿和金刚鹦鹉的大合唱，而是刺耳的电话铃声。拎起听筒，里面传来的说话声似乎来自月球背面。是莫里西·弗兰克尔，一位依然困在垂死的隔都中的律师朋友。他问能否来小洋楼“拜访”他们。

尽管很长时间没有联络，但雅安至少去隔都看过他一次。（203）他们知道他是玛格达莱娜“最亲爱的朋友”，因此立刻同意了他的来访。安托尼娜在留下的文字中提到，此后的几小时里，玛格达莱娜如坐针毡，备受煎熬：

她嘴唇发紫，脸色苍白，因此，平日里几乎看不见的雀斑纷纷现形。她强健而永远在忙碌的双手在颤抖，眼神也失去了光彩，我们只能从她脸上读出一个痛苦的念头：“他能逃出来吗，能逃到这里来吗？”

逃是逃出来了。但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走形的“标本”，弯腰驼背，像是来自“异界”的怪兽。人们有时称隔都为“异界”，这原是意第绪语中的一个词“sitre akhre”，指的是昏暗的幽冥世界，那里是恶魔的居所，还有僵尸“披着皮囊，那皮囊是从圣火四周生出的，却遮蔽了圣火的光亮”[2]。

隔都生活的无法承受之重，严重地摧残了莫里西·弗兰克尔的身体：他的头总是低垂在耸起的双肩之间，下巴都贴到了胸口上，呼吸粗重。他的鼻子被冻得又红又肿，在苍白病态的脸上格外醒目。他进入新卧室的动作像在梦游：他将一把扶手椅从衣柜边拖到房间中最暗的角落里，弯着腰坐了进去，把自己缩得更小了，似乎要隐身一般。

“你们同意我在这里吗？”他轻声问，“你们会有危险……这里这么安静。我不明白……”他嗫嚅着，说不下去了，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完全听不见了。

安托尼娜想，他的神经系统似乎已经习惯了隔都生活的喧嚣，一下子置身于久违的安静之中，反而让他心慌焦虑。（204）她担心这会不会比隔都的苦难生活更消耗他的精力。

出生在利沃夫市的莫里西·保罗·弗兰克尔酷爱古典音乐，结交了很多作曲家、指挥家，自己也经常组织小型私人音乐会。他年轻时攻读法律，后来搬到华沙，认识了玛格达莱娜·格罗斯。他非常欣赏她的艺术天赋，经常买她的雕塑作品，后来两人就成了亲密的朋友，最后成为恋人。战前，雕塑家曾带他来过动物园，他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地方，还曾帮雅宾斯基夫妇买了几车皮水泥，用来翻修动物园。

隔都与动物园之间隔着一条河，从可怕的隔都逃出来的莫里西很快适应了河这边的生活，当他终于敢从角落和阴影中走出来时，安托尼娜写道：他的脊柱看起来板直了一点，但还是没有完全挺直。他有一种辛辣的幽默感，从不放声大笑，但笑容很大，能把整张脸点亮，眼睛会眯成一条缝，躲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眨啊眨。安托尼娜发现：

他性格安静，心地善良，脾气温和，言行文雅，为人没有攻击性，从不咄咄逼人，凡事唯恐别人为难。也正因为如此，他当年乖乖搬进了隔都。在隔都中，他遍历人生悲苦，走投无路时尝试过自杀，可惜吞下的毒药过期太久了。既然没有死成，他就觉得不妨冒险逃跑。

没有证件，莫里西无处登记身份，沦为“黑户”。从官方意义上说，这个人已经不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隐身在朋友们中间，形销骨立，宛如鬼魅，属于“失踪人口”。消失的不仅是身份，还有声音，他作为律师的声音，作为音乐经理人的声音，作为爱人的声音。（205）久而久之，他发现自己连说话都变得困难了，甚至前言不搭后语。

安托尼娜卧病在床时，莫里西常连续几个小时坐在她床边。他在一点一点恢复说话的力气，一点一点恢复精神上的平衡——安托尼娜想。压在他心头最重的负担，是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他经常提到弗兰克总督于1941年10月15日发出的威胁，即任何藏匿犹太人的波兰人都将被处决。在任何受到帮助的犹太人心头，这都是一个结，一个痛苦的心结。当时藏在小洋楼里的十几个人，以及躲在动物馆舍中的其他人心中也都有这个结。但这对莫里西来说尤其难受，他为自己给雅宾斯基一家的生活增加负担而深感歉疚。他告诉安托尼娜，自己暴露在危险中是一回事，但一想到自己可能把恐惧传播到整座动物园——这么多生命的避风港，他就有种难以承受的负罪感。

安托尼娜卧室的白墙上嵌有不少架子和抽屉，床也嵌在一个浅浅的壁龛里，伸出的部分就像一个装了软垫的码头。卧室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白桦木的，这种木材在波兰很常见，既坚固又耐用，颜色淡淡的，纹理多种多样，从朴素的到火焰纹带棕色结节的都有，还有的木头有褐色的虫斑，那是昆虫在树还活着的时候入侵树皮下面新生层留下的痕迹。

在房间的南侧，高窗边有一扇玻璃门，通往环绕式露台；北侧有三道白色的门，分别通向走廊、阁楼和常有“客人”藏身的步入式衣帽间。小洋楼的其他门都有把手，衣帽间的门却没有，只有一个开得较高的钥匙孔。衣帽间虽然狭小，但“客人”可以蜷缩在柔软的织物和安托尼娜抚慰人心的香气之中。衣帽间两边都有门，像魔术师的箱子。打开门往里看，无论怎么瞧都不会发现遮挡在衣物后面的另一扇门。（206）这里是一座很好的安全舱，特别是它开向过道的门离地有30厘米左右，让人觉得门后不过是个浅浅的壁橱，只要放上一只洗衣篮或一张小桌子，就可以把它遮住。

一天，莫里西正安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里，忽然听到管家彼得拉西娅上楼的声音，他躲进了衣帽间，蜷缩在安托尼娜的波点裙中。彼得拉西娅离开房间后，莫里西又悄悄地闪身坐下，但是，就在安托尼娜刚要开口说话时，彼得拉西娅推开门冲了进来，因为她突然想起刚才有个家务问题忘了请示女主人。看见房间里的陌生人，她猛地刹住脚，喘着粗气猛画十字。

“这样看来，你要继续服用水杨酸。”莫里西装出大夫的口气对安托尼娜说。他轻轻抓起她的手腕：“我给你诊个脉。”安托尼娜事后写道，她焦虑的脉搏一握可知，而他自己的脉搏也像铁匠的重锤，异常猛烈地一直传导到他的指尖。

彼得拉西娅疑惑地细瞧两人的脸，却发现他们平静如常，于是困惑地大摇其头，嘟哝着说自己可能产生了视觉障碍或者间歇性失明。她离开房间，用手揉揉额头，下楼梯时禁不住又摇头不已。

安托尼娜把瑞希叫了进来，吩咐他：“把医生的大褂、帽子拿进来，领他从厨房门走，让彼得拉西娅看见他出去。然后叫她去看看鸡棚里的鸡怎么样了。明白吗？”

瑞希眨眨眼，想了一会儿，脸上泛起微笑。“我就跟她说早上我不小心把一只鸡放出去了，让她跟我去找回来。这段时间里，医生可以从菜园的门溜回来。这样行。”

“谢谢你，这么聪明。”安托尼娜说，“快去吧！”

从那以后，莫里西只在夜里出来游荡。（207）这时管家已经下班回家，他可以安全地下楼，脚步很轻，像走在冻原上那样。每天晚上，安托尼娜发现他一次次地从客厅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步子很慢很虔诚，这样他就“不会忘记怎么走路了”，他解释说。有时他会停下脚步看看仓鼠——他已经和仓鼠交上了朋友。他后来还与其他客人一起，参加了“狐狸君”的钢琴音乐会。

一天晚上，在演奏拉赫玛尼诺夫前奏曲的间隙，“狐狸君”把莫里西拉到一旁说：“我在案头工作方面很不在行，有些文件还是用德语写的，这门语言我完全讲不好。我的皮毛生意目前在扩大，我真的需要一个秘书……也许你能帮帮我？”

莫里西此前曾悄悄告诉安托尼娜，这样躲躲藏藏过日子，顶着一个不熟悉的假名字，感觉自己像个幽灵。“狐狸君”的这个提议，意味着莫里西可以重返人间，获得有效的身份，在街上走动。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获得在小洋楼的合法居住身份，因为他是毛皮农场的合法雇员。重返现实生活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波兰的沦陷催生了“证件产业”的繁荣，而在这片欣欣向荣的“证件之林”中，也有一丛丛野蛮生长的“灌木丛”——各种各样的伪造证件：工作证、出生证、护照、登记卡、食品券、通行证等。莫里西的新证件上赫然写着他的新名字：帕维尔·西林斯基（Paweł Zieliński），身份是毛皮农场的专任秘书。于是他以寄宿者身份重新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再也不需要躲在楼上的衣帽间里了。这也意味着衣帽间可以腾出来，以备新“客人”入住。重返现实生活也带来了心理上的变化。莫里西睡在楼下一个狭小房间的沙发上，和他最爱的仓鼠同住。听着“小老鼠”窸窸窣窣的声音，他睡得很幸福。安托尼娜注意到，他的整体情绪开始发生变化。

莫里西告诉安托尼娜，每天晚上他上床前的准备工作总是进行得很慢，带着一种沦陷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幸福感，从一个个简单的动作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快乐：细心地叠好他仅有的套装——尽管它已经严重磨损；将它安放在椅子上——椅子靠近书架，他自己的书架，上面放着他从以前的生活中抢救出来的五六本书；他可以在小洋楼里享受不被打扰的睡眠，身边围绕着一个“代理家庭”，他们是自己存在的基础。（208）

对很多人来说，隔都生活抹去了日常生活中隐晦的神秘感。人的私密性，生活的能动性，特别是那种让你在夜里安心躺下、轻松入眠的信念。与纯洁的仓鼠在一起，莫里西睡在自己的书旁边，身边的证件赋予了他重返人间的资格，最妙不可言的是，同一屋檐下睡着他心爱的玛格达莱娜。安托尼娜想，发现爱情没有毁于战火，还有足够的存在空间，而且自己的心依旧柔软，他心中升起了希望，甚至一反常态地“时不时感到满足和快乐，这是他在隔都生活中已经遗失的感觉”。

1943年2月2日，德国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这是纳粹国防军遭遇的首次重大失利。但就在三周以后，柏林兵工厂的犹太工人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到三月中旬，克拉科夫市的隔离区被清算。与此同时，地下抵抗组织继续发动各种袭击，自1月1日起共计514次；1月18日，华沙隔都爆发第一次武装抵抗。

在这山呼海啸般的动乱中，越来越多的隔都居民被冲上小洋楼这艘方舟的甲板，一个个衣衫褴褛，饱经沧桑，“像遭了海难的淹死鬼，” 安托尼娜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感觉我们的房子不是一条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飘摇的小船，而是尼摩船长[3]的潜水艇，在深海中驶向一个安全的港口。”但是，战争的风暴依然疯狂，令所有人胆寒，“给刚刚从火葬场和毒气室逃脱的‘客人’们的生活蒙上一层阴影”，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藏身的地方。（209）“他们绝望地呼唤希望，他们需要这样一个信念——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避难天堂，战争的恐怖终有一天会结束”，现在他们住进了这幢奇怪的小洋楼，甚至它的主人也称它为方舟。“客人”们乘着这艘方舟，在乱世的波涛中漂流。

以精神受损为代价求得躯体的苟活，并不是安托尼娜信奉的生命之道。雅安认为生命离不开策略和计谋，安托尼娜则认为生命必须快乐，当然，快乐并不意味着放松警惕。因此，一方面，雅安和安托尼娜一直随身备着氰化物，另一方面，他们鼓励幽默、音乐和欢宴。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小洋楼里“客人”们的地下生活基本上还“过得去”，有时甚至还很欢乐。当然，因为生存空间的局促，沮丧与摩擦也在所难免，每当此时，“客人”们就会说出意第绪语的经典诅咒[4]，有的很有画面感，很形象：“祝你尿出绿虫子来！”“应该让一座营房压垮你！”有的则华丽到夸张的程度：

愿你有一千幢楼，

每幢楼里有一千个房间，

每个房间里有一千张床，

每天晚上睡觉，

你都要换楼换房换床，

每天早晨起床，

你都会走不同的楼梯，

进不同的汽车，

开车的都是不同的司机，

他带你去看不同的医生，

——这些医生还是搞不清楚你究竟有什么病！

虽说如此，“我必须承认我们楼里的气氛挺愉快的，”安托尼娜在日记中写道，“有时甚至是快乐的。”（210）就生活的质感与情绪而言，小洋楼即使与华沙城内外其他最好的藏身处相比，也有云泥之别。举例来说，安托尼娜和雅安对阿道夫·伯曼非常熟悉，很有可能读过他于1943年11月收到的一封信，写信人是朱迪特·林格尔布卢姆（Judit Ringelblum，伊曼纽尔的妻子），信中提到了化名“克莉西亚”（Krysia）的某个地堡中的气氛：

这里人人都患上了可怕的抑郁症——这是一种无期徒刑。可怕的绝望。给我们一些大局的消息吧，也许能让我们振作一点。另外，也许可以安排我们的亲属——任何亲属跟我们住到一起。[5]

共处一室的仓鼠与莫里西似乎很能互相取乐。安托尼娜注意到，两人很快成了玩伴。某日莫里西说道：“我太喜欢这只小动物了。既然我的新名字是保罗，我觉得他应该叫彼得。这样我们俩就是一对信徒了！”

每天晚餐之后，莫里西就把彼得放到餐桌上，这只仓鼠会从一只盘子奔向另一只盘子，把残羹剩饭打扫得干干净净，直到它胖胖的两颊都被食物撑到往下坠。然后莫里西再抓起它，带它回笼子里去。时间一长，彼得对它信赖有加，把它的手掌当成自己的魔毯，乘着它在小洋楼飞行。他们变得形影不离，小洋楼上下都把保罗与彼得合称为“那对仓鼠”。

[1] 令人惊讶的是，最基本的电话服务竟然还在维持运营：Emanuel Ringelblum，Polish-Jew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 Howard Festig， 1976)， pp. 89–91.

[2] “披着皮囊，那皮囊是从圣火四周生出的，却遮蔽了圣火的光亮”：Michael Wex， Born to Kvetch: Yidd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All of Its Moods(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5)， p. 93.（338）

[3] 尼摩船长（Captain Nemo），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中的人物，“鹦鹉螺号”潜水艇的艇长，攻击侵略者，援助被压迫的民族和穷苦的民众，支持他们进行正义的斗争。——编注

[4] 意第绪语的经典诅咒：Wex， Born to Kvetch， pp. 117， 132， 137.

[5] “这里人人都患上了可怕的抑郁症……住到一起”：Judit Ringelblum， Beit Lohamei ha-Getaot(Haifa， Israel: Berman Archives); 引自Paulsson， Secret City， p. 121。

第二十四章

1943年春，海因里希·希姆莱希望给希特勒送上一份无与伦比的生日礼物，借此提升他的地位，成为希特勒的头号亲信。（211）希姆莱，一个经常与希特勒的照片进行亲密对话的人，他的最高目标就是成为希特勒最优秀、最忠实的仆人。如果可能的话，他愿意把天上的月亮献给希特勒做礼物。他曾对一个朋友说：“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相信我，如果希特勒要我枪毙我母亲，我会毫不犹豫，而且会对他的信任由衷地感到自豪。”[1]他要送给希特勒的生日礼物，是将华沙隔都剩下的犹太人赶尽杀绝，时间选在4月19日，逾越节的第一天，也是希特勒生日的前一天。

凌晨四点，德军巡逻小队和突击小队悄悄进入隔都，抓捕了几名上班途中的犹太人，但这几个犹太人挣脱了他们的魔爪，于是这些德国兵撤了出去。七点钟，党卫军旅长容根·斯特鲁普（Jürgen Stroop）少将率领36名军官和2054名士兵杀了回来，带着坦克和机关枪，气势汹汹地直扑隔都中心地带。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犹太人设置了路障，他们用手枪、几杆来复枪、一挺机枪和不少“莫洛托夫鸡尾酒”还击德军的火力。所谓“莫洛托夫鸡尾酒”就是灌满汽油的酒瓶，瓶塞是燃烧着的破布。（212）这是不久前芬兰人从西班牙佛朗哥民族主义者那里学来的。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佛朗哥分子发明了这种酒瓶手榴弹，当时餐前鸡尾酒正悄然成为流行时尚。苏联入侵芬兰时，芬兰人就很讽刺地以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2]来命名这种手榴弹。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装备质量，犹太抵抗者根本不能与德军同日而语，但是纳粹推进的步伐还是被拖慢了。夜幕降临，进攻停止了。第二天一早，德军带着火焰喷射器、警犬和毒气卷土重来。在此后的日子里，大约有1500名犹太抵抗者抓住每一个机会随时抵抗着德军的进攻。

希姆莱准备的礼物是大屠杀，却不料它演变成一场围城战。将近一个月久攻不下，恼羞成怒的德国人决定烧毁一切，他们往各个大楼、地堡、下水道里放火，很多人葬身火海，有些人受不了只能投降，有些人则选择了自杀，少数人幸运逃生，向后人讲述了这场末日之战。地下组织的报纸呼吁波兰基督教徒帮助逃出来的犹太人寻找栖身之所，雅宾斯基夫妇毫不犹豫地响应号召。

“不远处，就在墙外，生活如常，一如昨日，一如它亘古不变的模样，”一位隔都幸存者写道，“人们——首都的公民们——继续享受生活。他们白天看得见墙那边浓烟滚滚，夜里看得见火光冲天。隔都旁一座旋转木马不停地转啊转，孩子们围成一圈跳着舞。多么迷人的景象啊，他们都很快活。来首都观光的乡村姑娘们坐在旋转木马上，眺望着隔都内的火焰。”[3]她们大笑着，伸手去抓空中飘来的飞灰，狂欢的音乐一直在播放。

5月16日，斯特鲁普少将向希特勒发送了一份报告，骄傲地宣称：“华沙隔都已不复存在。”根据1943年5月16日的《地下组织经济简讯》（Underground Economic Bulletin）记载，共有10万间公寓、2000处劳动场所、3000家店铺、20家工厂被烧毁。（213）德国人最终缴获的武器只有9支来复枪，59把手枪，数百枚各式各样的自制炸弹。7000名犹太人被枪杀在隔都内，2.2万人被押解至特雷布林卡和马伊达内克的“死亡工厂”，另有数千人去了劳改集中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德军付出的代价却微不足道：死亡16人，伤85人。

小洋楼的“客人”们密切关注着隔都起义的进展，安托尼娜记录了他们的情绪反应：“兴奋、震惊、无助、骄傲。”最初，夫妇俩听说隔都上空升起了波兰和犹太的旗帜，后来，随着德军开始使用重炮火力，他们从朋友斯蒂芬·考尔波恩斯基（Stefan Korboński，地下组织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处了解到，只有700名男女成员的“犹太战斗组织”（Jewish Fighting Organization）和“犹太战斗联盟”（Jewish Fighting Union）正在英勇地战斗，但是“德国人抓捕、杀害和活活烧死的犹太人却已有数万之多。300万波兰犹太人中，所剩人口已不足10%”[4]。

之后的某一天，可怕的景象出现了：动物园上空下起了一场灰雨——西风把正在燃烧的犹太隔都里的灰烬送过了河，慢悠悠地、纷纷扬扬地飘落到动物园的地面上。这场意在灭绝45万华沙犹太人的灾难已近尾声，而小洋楼里的每个人都还有朋友被困在那个死亡之地。

11月10日，宵禁开始之前，雅安已经安全到家，管家彼得拉西娅已经离开，安托尼娜把全家人和“狐狸君”、玛格达莱娜、莫里西、万达等人召集到餐桌边。晚餐是罗宋汤，油亮亮的红色菜汤映着烛光，舀在大银匙里，看起来像红葡萄酒。窗外雪片飞舞，路灯一照，看起来像是阿拉伯传说中的小精灵。室内暖意融融，因为这年冬天小洋楼弄到了充足的煤炭，足以供所有人取暖。晚餐后，瑞希正在厨房里给“小老鼠”的浴缸换水，忽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214）他小心翼翼地开了门，随即兴奋地跑进餐厅给父母报信。

“妈妈，紫貂的女儿一家来了！”他说道。

听得一头雾水的“狐狸君”扔下手中的报纸。他的毛皮农场不养紫貂这种小型貂。

“这地方整个儿疯了！”他说道，“给人用畜生的名字，给畜生用人的名字！我从来搞不清楚你们究竟是在说人还是说动物。这个紫貂究竟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这是名字还是代号，是人名还是动物名字？太让人搞不懂了！”然后他很夸张地“腾”的一下站起来，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安托尼娜急忙赶到厨房，欢迎小洋楼里新到的一群“紫貂”：瑞吉娜·柯尼斯韦恩（Regina Kenigswein），她丈夫塞缪尔（Samuel）和两个儿子——五岁的米艾乔和三岁的斯蒂夫乔。他们最小的儿子斯塔斯还不到一岁，已经被送到博杜恩（Boduen）神父的孤儿院，因为他们担心他会在路上哭闹，引起别人的注意。按当地的说法，瑞吉娜“心里还藏着一个婴儿”——她正怀着第四个孩子。

1942年夏，在纳粹将大批犹太人驱赶到集中营期间，曾被用作逃生通道的法院大楼被封闭，迷宫般的下水道逃生线路尚未被开发出来，塞缪尔此前就曾向他的天主教朋友兹格芒特·毕安塔克（Zygmunt Piętak）求助，希望在华沙城的雅利安区为全家找到避难所。对于绝大多数逃离隔都的行动而言，朋友、熟人、运气等因素构成了一张复杂的逃生网，柯尼斯韦恩一家的逃亡也是如此。塞缪尔和朋友萨普斯·罗托尔克（Szapse Rotholc）此前参加了隔都警察部队，借此机会很快交到了不少朋友——有同情心或贪财的德国守卫，以及从事偷运行动的波兰人。（215）某天晚上，柯尼斯韦恩把服下镇静剂的孩子们装进麻袋，贿赂了守卫，爬过隔都的围墙。起初，他们全家被安置在毕安塔克租的房子里，直到1943年冬天。在此期间，毕安塔克是他们与外界唯一的联络人，经常带着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去看望他们。积蓄用光之后，他们被房东赶了出去。毕安塔克向雅安求助，希望能安排柯尼斯韦恩一家临时借住，地下组织已经在为他们另找藏身处，安排妥当之后，就可将柯尼斯韦恩一家送走。

安托尼娜认识瑞吉娜，她父亲“紫貂先生”（他的姓氏“索博尔”与“紫貂”是同一个词）在战前为动物园供应水果。他是个心地善良的男人，总驼着背，穿一件褪色的旧背心，扛着沉重的果篮、蔬菜篮，步履蹒跚。尽管每次要装运不少东西，他总不忘在口袋里找点地方，放些糖果、礼物之类的东西，比如给猴子们的甜樱桃，或是给瑞希带个黄苹果。但真正让“紫貂”与雅宾斯基两家建立联系的人是“紫貂先生”的儿子，他在隔都的一个劳工队干活，有时会偷偷溜走，跑到动物园来，从雅宾斯基夫妇这里偷偷弄回去一些土豆或其他蔬菜。某日他说自己被重新分配到另一个劳工队，工作区域在隔都内部，他恳求安托尼娜向他的德国长官求情，允许他留在隔都外面干活。安托尼娜答应了这个请求，她注意到：

也许这位帝国的劳工长官本来就是一个好人，也许他听到我说如果“紫貂先生”没有我送给他的这些食物，全家就会活活饿死，心里受了震撼。他操着一口还不错的波兰语警告我说，我应该“小心一点”，但结果还不错，小“紫貂先生”被允许留在隔都外面干活。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他继续偷带食物回家。

瑞吉娜还是个姑娘时，雅宾斯基夫妇就认识她，后来还参加了她的婚礼，而她的丈夫塞缪尔更是雅安的战友，两人曾一起修建地堡。（216）塞缪尔·柯尼斯韦恩战前是著名拳击手，经常在华沙马加比明星体育俱乐部比赛。他也是个手艺不错的木匠，帮助“泽高塔”设计、改造了不少藏匿点。战争期间，“泽高塔”的核心人物之一、建筑师艾米丽娅·希佐娃（Emilia Hizowa）发明了一按键就可以滑开的假墙，“泽高塔”的工人在华沙的很多公寓里都建了这种假墙，并要求居住者注意不要用家具把它们堵住。这种手法很成功，因为无遮挡的墙面给人以诚实坦白感，没有人会注意它们。

柯尼斯韦恩一家进门时，模样狼狈至极，安托尼娜看了非常心痛：“我看着他们，眼中噙满泪水。孩子们眼中满满的全是恐惧，用悲伤的眼神回头看着我。”瑞吉娜的眼神尤其让她心疼不安，因为“这是一位在劫难逃的年轻母亲的眼睛，里面除了沉重，还是沉重”。

安托尼娜写道，她感到一阵揪心的痛苦，心中似有两股力量在拉锯，一边是同情，一边是自保意识。她还感到尴尬，因为要确保不危及自己家，她能为对方做的非常有限。让他们睡哪里呢？起初，柯尼斯韦恩一家在狮子馆里住了几天。后来，瑞吉娜和孩子们穿过山鸡馆下面的地道，搬进了小洋楼。安托尼娜给塞缪尔找了一双靴子和一件很大很厚实的山羊皮大衣，每天夜幕降临前，他会偷偷溜进山鸡馆的小木屋，让他们把门从外面锁上。第二天一早，在管家来上班前，瑞吉娜会带着孩子们悄悄溜进二楼的一间卧室。他们就这样藏了两个月。安托尼娜惊叹于孩子们如此配合，总能把动静压得很轻，他们告诉她，在隔都的秘密学校里，老师教他们在狭小空间里做游戏，用最悄无声息的方式移动，以最小幅度的弯曲动作顺利地躺下。（217）

“狐狸君”的农场雇用了不少陌生人，常有不认识的男孩子跑进厨房来讨吃的。警察也经常上门。而且，他们不敢完全信任那位女管家，不能直言相告为什么这几天家里人突然食欲大增。他们如果偷偷溜进厨房来拿吃的，必然会被管家察觉，因此只能在她面前一盘又一盘地索取食物，吃空了手里的盘子，又去要第二份、第三份、第四份……作为仆人，她当然无权对主人胃口的戏剧性变化说三道四，但是安托尼娜听到她嘟囔说：“真不敢相信他们这么能吃！这种事真是一辈子也没见识过。”瑞希会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把盘子、碗和勺子在楼上楼下之间搬来搬去。雅安和安托尼娜有时会对他说：“狮子该喂食了。”今天是“狮子”，明天就是“山鸡”或“孔雀”等。瑞希就会把食物送给那些锁在馆舍笼棚里面的“客人”。出于安全考虑，安托尼娜后来解雇了这位管家，换成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卡（Franciszka）的女人，她是雅安一位旧友的嫂子，是可以信赖的人，但即使是她，也并不清楚在宛如三维象棋棋盘的小洋楼中，究竟有多少个层面的生存与抵抗。

[1] “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相信我，如果希特勒要我枪毙我母亲，我会毫不犹豫，而且会对他的信任由衷地感到自豪”：Otto Strasser， Mein Kampf(Frankfurt am Main: Heinrich Heine Verlag， 1969)， p. 35.

[2]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即前文中提到的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外交部长。——编注

[3] “不远处，就在墙外，生活如常，一如昨日，一如它亘古不变的模样……隔都内的火焰”：Cywia Lubetkin， Extermination and Uprising (Warsaw: Jewish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9)；引自Robertson， Don’t Go to Uncle’s Wedding， p. 93。

[4] “德国人抓捕、杀害和活活烧死的犹太人却已有数万之多……”：Stefan Korboński， Fighting Warsaw: The Story of the Polish Underground State，1939–1945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2004)， p. 261.

第二十五章

1943年

十二月中旬，雅安给柯尼斯韦恩一家在退伍军官、工程师菲利克斯·茨温斯基（Feliks Cywiński）家里找到了新的藏身处。（218）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茨温斯基曾与雅安并肩战斗，眼下在地下抵抗组织中也与他有密切合作。茨温斯基已婚，有两个孩子，他位于萨皮因斯卡街（Sapieżyńska Street）19号、21号的公寓曾经藏过很多人。不仅如此，他还把人藏到他姐姐的公寓、他父母的公寓，以及一位朋友的家居装潢店里（这家店铺曾经关过一段时间，对外宣称要翻新）。他曾为多达17名避难者同时供应餐食，并为那些遵守犹太教饮食禁忌的人另外准备菜式和餐具。有人生病时，他会提供药品，必要时还会把地下组织的医生请上门。1940年成立的秘密组织“民主派与社会主义医生协调委员会”中，有50多名医生为这类伤病者秘密诊治，他们还出版了一份月刊，发文驳斥纳粹的种族纯洁论，揭穿纳粹散布的关于种族疾病的种种谣言。茨温斯基会安排藏在他这里的犹太人每月离开一次，去动物园或其他安全的地方，这样他就可以邀请邻居朋友上门聚会，以证明他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时间一长，菲利克斯陷入财务困境，只得举债度日。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子，用这笔钱又租赁装修了四套公寓，以便藏匿更多犹太难民。（219）他庇护的很多人与柯尼斯韦恩的情况类似，他们常常是从动物园转运来的，在这里待上一两天，等待地下组织准备好假证件，再把他们送去别的住所。

把柯尼斯韦恩家这么多人转移出去是个问题，因为要确保不引起注意。安托尼娜决定将他们的黑头发染成金黄色，因为很多德国人和波兰人都误认为凡是长着一头金发的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而所有的犹太人都是黑头发。这种误会一直存在，甚至有人拿希特勒的非雅利安式胡须和深色头发开玩笑，而且这种笑话还广为流传。从留存下来的照片和雅安说过的一句话可以推断，棕褐色头发的安托尼娜自己也染过发，但只是漂淡了几个色度，并没有把头发直接染成柠檬黄。为了给柯尼斯韦恩一家染发，她特地请教了一位理发师朋友，对方给了她几瓶过氧化氢纯液和一个调制配方。这个配方很关键，因为正如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曾经强调过的那样，“实践证明，铂金发色的金发女郎比黑发女郎更让人起疑。”

一天，她领着柯尼斯韦恩一家进了楼上的卫生间，锁上门，派瑞希在门外望风。她用在稀释的过氧化氢溶液中浸泡过的棉球逐个涂抹他们的黑头发，头皮被烫红了，她的手指也起了水泡，可就是没办法达到她想要的金黄色效果，她后来甚至提高了这种腐蚀性溶液的浓度，还是无济于事。最后，她打开门，释放了她的受害者，他们的头发都变成了紫铜色。

“妈妈，你干了什么呀？”瑞希惊愕地问，“他们看起来像小松鼠。”从那天开始，“松鼠”成了柯尼斯韦恩一家的集体代号。

深夜，雅安护送柯尼斯韦恩一家从小洋楼地下室的暗道进入山鸡馆，朝着城区出发，到达位于萨皮因斯卡街的菲利克斯家。（220）在这里，每逢遭遇险情，避难者会爬到一间地堡暂避风头，地堡的入口在浴室里，藏在浴缸后面的一个凹槽处。菲利克斯一直不知道瑞吉娜有孕在身。直到有一天她突然临产，菲利克斯慌得不知所措，因为此时已经宵禁，没办法请医生上门，接生的工作落到了他头上。战后，他在一次采访中坦言：“我最幸福的时刻，是有个孩子诞生在我手上。当时已是华沙隔都走向毁灭的最后时刻，镇上的气氛非常紧张，恐怖的暴政横行，露出它最丑陋的面目。德国宪兵和敲诈勒索者到处横行，大肆搜捕逃亡的犹太人。”菲利克斯一直庇护着柯尼斯韦恩一家。1944年华沙起义爆发时，一战老兵塞缪尔·柯尼斯韦恩带领一个营冲上了战场。

华沙的其他地方，也有其他救助者用化妆术掩盖犹太人的相貌特征，有些发廊专门从事更复杂的伪装术生意。例如玛尔塔·沃尔特（Mada Walter）医生和她丈夫在马夏考乌夫斯卡街（Marszałkowska Street）开办了一家名声在外的“美容院”。在这里，沃尔特太太向犹太女人传授“隐身技巧”——怎样的形容举止看起来像雅利安人，又不会引起注意。

“我在那里看见十几个没穿衣服的女士，”[1]波兰作家、“泽高塔”成员瓦迪斯瓦夫·斯穆尔斯基（Władysław Smólski）在战后曾做证说，“有些人坐着，各种各样的灯光照射在她们身上，有些人脸上涂着面油，正在接受一种神秘的化妆处理。沃尔特太太一进来，大家就围着她坐下，翻开书，开始她们之间的教义问答训练！”

尽管这些女性容貌上有鲜明的闪米特族特征，但每个人都在脖子上挂了一个十字架或天主教圆形圣章。（221）沃尔特太太向她们传授重要的祈祷词，告诉她们在教堂或其他典仪场合如何举止得体。她们学会了煮食猪肉、烹调波兰传统菜式，在餐馆里点一种叫“宾堡”的月光伏特加。一般情况下，如果警察在街上截住有犹太身份嫌疑的男人，会要求他们解开裤子，查验其是否受过割礼；如果是女人，则会要求她们背诵主祷文和《万福玛利亚》。

最微小的细节都可能让她们暴露。沃尔特太太的美容院就像一所礼仪学校，教授犹太女性不引人注目的仪容举止，这需要时尚的妆容、克制的姿态，并对波兰民间习俗烂熟于心。这意味着摈弃一切犹太式表达。例如不能问“你来自哪个区”，而要问“你来自哪条街”。 日常习惯和动作也要特别小心，在公共场合要注意走路、打手势和行为举止，男人在教堂里要脱帽（而在犹太会堂里是不用脱帽的）。每逢自己、朋友和家人的天主教守护神日，要举行庆祝活动。

额前不该有头发，要把它们全部整齐地向后梳拢成雅利安人的风格。刘海和卷发比较容易引起怀疑。黑头发要漂得黯淡一些，不要有黑亮的光泽，但也不能漂得太淡，反而不可信。选择衣服时，沃尔特太太的忠告是：“避开红、黄、绿甚至黑色。最好的颜色是灰色，或者也可以是几种暗色调的搭配。不要佩戴现在正流行的眼镜款式，因为它衬托出了你们鼻子的闪米特族特征。”有些特征过于明显的鼻子需要“手术介入”。幸运的是，她的合作者中有波兰外科医生（包括著名的安德烈·特罗亚诺夫斯基[Andrzej Trojanowski]医生和他的几位同事），他们会给犹太人的鼻子做整形手术，还可以恢复犹太男人的包皮[2]。（222）这种有着古老传统的手术历来饱受争议，一直在暗中进行。

历史上，“复皮术”（古罗马人对包皮修复手术的称呼）一直被用来帮助受迫害的犹太人隐藏身份，《圣经》中有记载，至少公元前168年以前就有这种做法，当时正是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统治时期，希腊罗马式的裸体竞技体育与公共浴池在朱迪亚（Judea）地区刚刚兴起，希望隐藏血统的犹太人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尽量避开裸体的场合，二是“整形”——用一种叫作“犹大挂坠”的特殊重物拉伸包皮，直到它能覆盖住龟头。牵拉会在表皮细胞间造成小裂口，新生细胞能填补这些裂口，慢慢地，包皮就能变长。毫无疑问，其过程漫长而痛苦，且容易被人察觉出异样，还好那时的衣服都比较宽松。二战期间，人们直接使用外科手术来实现类似的效果，不过毫无疑问，纳粹时期的医学文献记载中绝不会出现关于这种手术的详细描述。

雅安属于地下组织的核心人物，他肯定认识沃尔特夫妇，安托尼娜所获取的漂染配方很有可能就来自他们的发廊。沃尔特太太和她年迈的丈夫一度曾在家中同时藏匿五名犹太人。整个战时，他们在自己的美容院中向数不清的犹太人传授过“美容”课程。战后，沃尔特太太曾写道：“凡是来过我们战时据点的人，哪怕只是偶尔露过一次面，都躲过了灾难。这是事实，但纯属偶然，却催生了一个有迷信色彩的传言，结果我们的客人越来越多。”她解释说，事实上，她的“魔法”很简单，就是同情和悲悯：“苦难像魔咒一样攫住了我，让我从此消除了分别心，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在我眼中都是一样的。”[3]

[1] “我在那里看见十几个没穿衣服的女士”：Władysław Smólski的讲述，见Righteous Among Nations: How Poles Helped the Jews，1939–1945， edited by Władysław Barloszewski and Zofia Lewin (London: Earlscourt Publications Ltd.， 1969)， pp. 255–259。（339）

[2] 可以恢复犹太男人的包皮：Schultheiss， Dirk， M.D.， et al.， “Uncircumcision: A Historical Review of Preputial Restoration，”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vol. 101， no. 7 (June 1998): pp. 1990–1998.

[3] “苦难像魔咒一样攫住了我……都是一样的”：源于某部个人回忆录，存放于Jewish Historical Institute after World War II，见于Righteous Among Nations， p. 258。

第二十六章

春天悄然走近。（223）大自然还在冬春两季间徘徊。雪融化了，白天的时候，薄薄一层绿影会从菜地里冒出来，一到夜里，大地重新封冻，月光照耀着路面，像银色的溜冰道。冬眠的动物还蜷缩在地下，焦急地等待着。小洋楼里的人和动物们已经感觉到日光的延长；每有大风吹进门来，就能嗅到醒来的泥土中散发的苔藓的甜香。树冠上隐隐泛起一层极淡极淡的红晕，预示着花蕊绽放的日子已经不远，这是春天即将如约而至的确切信号。动物世界已经做好准备，要迎接它们的狂欢时节——求偶与交配、决斗与舞蹈、哺乳与挖土、蜕皮与换装——简而言之，那毛茸茸、热腾腾、闹哄哄的生活又回来了。

然而，春天飘荡在战争造就的时光裂隙之外。对于适应了自然和季节变换的人们——特别是农夫和动物饲养员来说，战争是阻滞时间的铁丝网，迫使他们按照机械的分秒煎熬度日，无法按照真实的时间生活——比如麦子的时间、狼和水獭的时间。

被囚禁在病床上的安托尼娜偶尔也会下床，一瘸一拐地忍痛走上露台，重温久违的开阔视野，甚至还能听到维斯瓦河上冰裂的声音，像定音鼓点，预示着冬天的结束。（224）卧床不起的日子让世界放慢了运转速度，让她有时间检视回忆，对某些事有了新的认识，而有些事则是不可触及的，或者说是她刻意回避的。瑞希有了更多无人监管的时光，但她猜想儿子“已经变得比他同龄的孩子更能干、更冷静”。

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有不少参加了地下组织的外围团体，他们经常出其不意地造访动物园，让安托尼娜和瑞希都有点措手不及。地下组织当然会预先跟雅安打招呼，但他总是在外面工作，无法及时通知他们。在母子俩眼中，这些少年会像云一样突然飘进来，又像风一样突然消失。他们通常会在山鸡馆中藏上一两夜，然后消失在华沙的矮树林中。其中就有茨比谢克，盖世太保重点通缉名单上的要犯，他曾在动物园逗留了好几个星期。给他送餐的任务落在了瑞希头上，毕竟，在小洋楼里，他是最不容易引人注意的那一个。

安托尼娜和雅安从来不曾当着瑞希的面说起过童子军在抵抗运动中的作为，尽管其中一些人曾不期而至，又神秘消失，就像巡展上的珍稀动物一样留下惊鸿一瞥。让她非常困惑的是，瑞希对他们似乎从不在意，这与他对凡事都感到好奇的性格相互矛盾。也许他已经在心里想象出不少关于他们的故事吧？她对此感到好奇，于是问儿子对这些少年有何看法，比如茨比谢克。

“哦，妈妈，”瑞希说话的语调像个忍耐许久、终于有机会向蒙在鼓里的父母倾诉痛苦的孩子，“我全知道！一个男人天生就会明白这些事情。我从来没向你们打听过，因为我知道你们和茨比谢克之间有不想让我知道的秘密。我不在乎。我根本不在乎茨比谢克！我现在有了自己的朋友。要是你真想知道我对茨比谢克是怎么看的，那我告诉你，我认为他是个愚蠢的小毛孩！”说罢，他像子弹一样冲出了房间。

安托尼娜并不惊讶，他的嫉妒反应看起来绝对正常，但瑞希最近有些神秘兮兮的，她还发现他的话少了很多。（225）她判断有什么事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但不知道他究竟在搞什么名堂。她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的新朋友耶瑞克·托博（Jerzyk Topo），这孩子的父亲是个木匠，最近他们全家搬进了动物园的员工宿舍。在安托尼娜眼中，耶瑞克讲礼貌，懂规矩。他比瑞希大几岁，手很巧，使起木匠工具来像模像样，俨然要子承父业。瑞希很佩服他的木工手艺，两个人又都喜欢搭建东西。因为住得近，两个孩子每天都在一起玩。从二楼的瞭望塔上望过去，安托尼娜有时会看见两人在做一个形状神秘的东西，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热火朝天。看到儿子找到了新玩伴，做母亲的松了一口气。

此后的一天，孩子们都去上学后，耶瑞克的母亲慌慌张张地来到小洋楼，神情焦灼地要求见安托尼娜，说有事必须和她私下谈谈。安托尼娜领她进入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根据安托尼娜的叙述，托博太太一进门就立即说道：

“这两个孩子不知道我到你这里来。别告诉他们！我不知道这事该从何说起……”

安托尼娜心头一震：儿子做了什么？

托博太太像连珠炮似的开口了：“我一直在偷听他们说话——我敢肯定他们没看见我。我当然知道偷听这事做得不地道，可我不能不偷听，我忍不住，因为我已经察觉到一点苗头，猜到他们在动什么脑筋。我要弄清楚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我就屏住呼吸听，听得我吓死了！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他们走了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想着还是先来找你谈谈。说不定我们两个能一起想出什么办法。”

安托尼娜听得心惊肉跳，希望托博太太只是反应过度。（226）也许孩子们只是在搞无害的小玩意？怀着这样的希望，她说道：“你儿子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他绝对不会做什么事害你。而我儿子瑞希还这么小……好吧，我会把他盯紧点……你快告诉我，这两个孩子究竟做了什么？”

“他们还没干什么错事，不过他们想干一票大的。”

安托尼娜写道：“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托博太太解释说，她偷听到两个孩子一本正经地发誓，要把德国人赶出波兰，他们坚信这是他们的爱国责任所在。两人决定先把一颗炸弹放到一堆高高的干草垛里，因为它靠近动物园篱笆墙附近的德军武器仓库。

“而且，在耶瑞克的床垫下面，”托博太太继续说，“我发现了你们的一条毛巾，上面写着一串红字：‘希特勒灭亡！’他们准备把那条毛巾挂到动物园正门上方，因为他们觉得这里进进出出的德国兵特别多，自然看得见！我们怎么办？是不是让你丈夫跟他们谈谈，就说他们年纪还小，不能战斗，如果他们真的完成了计划，会让我们所有人陷入险境……可是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安托尼娜静静地听着。终于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后，她开始分析孩子们何以会冒出这个又傻气又高尚的念头。她推想是瑞希先琢磨出这个想法来的，他肯定偷听过童子军们说话，他们也采取这类破坏行动。迄今为止，为了让这个人来人往的动物园不引起外界的怀疑，大家都提心吊胆，每天都像睡在炸药桶上面。要是有人真在外面挂上一面红旗，就能引爆这个苦心孤诣维持的局面。

她非常自责，为什么自己竟然没发现瑞希的这个“阴谋”？为什么自己误判了瑞希的心智，忘了孩子毕竟是孩子，不懂得在成人的世界里，后果两字是多么可怕？（227）她还一直觉得守口如瓶的儿子足可信赖，觉得自己对儿子心智成熟度的判断很可靠。她生儿子的气，更生自己的气，但气愤转眼变成了悲哀，因为她意识到：

儿子的勇敢与主动本该是值得称道的品质，现在他反而要受到训斥。我本该告诉他，妈妈为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现在却反过来要惩罚他，并且向他父亲告发他偷了他的炸药。这样做还有可能让儿子在他朋友面前颜面尽失。我知道雅安一定会大发雷霆。

她对托博太太说：“好，我会让雅安跟孩子们谈谈。另外，最好把那条毛巾烧掉。”

那天傍晚，她偷听了家中两位男子汉——父子俩的谈话，以一种很正式的军人的口吻。

雅安说：“我希望你明白，我现在不是把你当作一个小孩，而是作为一名战士在训话。”他这是在唤起儿子心中的本然渴望，即希望被当作一个成年人，得到严肃的对待。“在这个家里，我是长官，是你的首长。凡是涉及军事行动，你必须听从我的命令，不能自作主张。如果你想保持和我之间的这种关系，你就必须宣誓，你绝不会采取任何未经我预先批准的行动。你和耶瑞克策划的行动，犯了‘无政府主义’和‘主观冒进主义’错误，必须接受惩罚，就像在正规的军队里一样。”

可是，以军队首长自命的父亲该如何责罚扮演战士角色的年幼的儿子呢？风险的概念在孩子眼中是不一样的，他们对后果的认识也非常有限，他们看不到那么长远的后果。而惩罚，要让它真正产生作用，就必须确保双方都觉得公平，公平是童年时代的黄金法则。

于是做父亲的说：“你可以自己说，我应该怎么惩罚你？”

瑞希很严肃地思考了一会儿。（228）“你可以打我屁股。”他最后主动提议说。

我们推想雅安接受了儿子的建议，因为安托尼娜的日记在描写了上述场景后简单地总结道：“于是，我们家庭内部的地下抵抗组织就以这样波澜不惊的方式土崩瓦解了。”

第二十七章

1943年春，安托尼娜终于下床了，与冬眠的旱獭、蝙蝠、刺猬、臭鼬、睡鼠步调一致。（229）战前，她就最爱春天喧闹的动物园，动物们相互大声地吆喝“来吧！”或者“滚蛋！”，或者齐声高唱“哈利路亚”。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整座城市都在沉睡，动物园却像个巨大的自动点唱机，时不时冒出一声凶猛的吼叫。动物作息与城市作息碰撞出一种令她喜之不尽的独特节律，她的书中经常会写到，下面这个类似于动物狂想曲的片段就是一例，选自她创作的童书《小猞猁》（Rysie）：

春夜的华沙像被包裹在一件黑大衣里，静静闪烁的霓虹灯在黑暗的街道上投下欢快的光影，偶有晚归的车辆，鸣笛声打破睡城的寂静——此时的维斯瓦河右岸，从古老的垂柳与杨树间传出荒野神秘的低吟和丛林激荡的喧嚣。一支由豺、狼、鬣狗和澳洲野犬组成的舞蹈乐队在表演。一头被吵醒的狮子发出怒吼，附近的猴群闻之胆寒。水塘中受惊的鸟儿虚张声势，发出凄厉的回应。而笼子里的两只小猞猁托菲与图法在自顾自地唱着伤感的思乡小夜曲，它们尖细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飘得很远，在动物园其他的夜曲和声中格外突出。（230）隐居在这个原生态的角落，我们思考着自然母亲的法则，想象着她那些秘而不传的天机尚待我们去发现。我们生活在动物中间，它们是我们在尘世上的伙伴。

春寒料峭，久未使用过的肌肉依然无力，她用贴身的羊毛内衣、厚重的毛衫和暖和的长袜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像还躲在茧中的蚕蛹。她开始在小洋楼里重新学走路，拄着拐杖一步三摇，膝盖不住地打战，各种物品常常从她无力的指间滑落。多年以后，她又开始蹒跚学步，感觉自己成了玛格达莱娜等人娇宠的孩子，一个生病的小女孩，给家里添了很多麻烦，她不免深深自责，“感觉无比尴尬，恨自己如此没用”。三个月来，其他人要替她干活，等着她，照顾她，而现在，即使她急于承担起原有的角色，却还是做不了家务。“我这样算什么女人？”她自责。一听到她这样说，玛格达莱娜、诺尼娅和莫里西就会反驳道：“快别瞎说，我们这样帮衬你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没有你我们什么都干不了。你的任务就是快快康复，还有就是向我们发号施令！我们怀念生龙活虎、风趣机智的你。好吧，我们也怀念那个时不时犯傻闹笑话的你。快点好起来，再让我们有点笑料乐和乐和！”

安托尼娜听得哈哈大笑，一扫阴郁。渐渐地，她又重新给这个疯狂的家庭机器上起了发条，让这座古老的钟恢复了它的正确节奏。她写道，大家对她实施严密监控，常常小题大做，“唯恐我受了累、着了凉、挨了饿、伤了神”，她对大家表达了真诚的感激：“你们把我宠坏了，一辈子都没人这么宠过我。” 这是她所有文字中最触及她凄凉的孤儿身世的表述。（231）她死去的父母尽管缺席于她的生活，却又以这样的方式永远在场，他们是她心中不能愈合的伤口。那年她才九岁，还不会将悲伤诉诸语言。他们死在苏联人手上，是一个孩子无法想象的惨剧。关于父母的记忆或许一直萦绕在她的记忆中，但她在回忆录中却只字未提。

安托尼娜的朋友们总是给她穿得暖暖的，坚持让她静养恢复。在如此亲密的爱护中，她恢复得很快，有时“甚至忘却了被占领的事实”，忘记了她“对战争早日结束的强烈渴望”。

雅安依旧早出晚归，总是要到宵禁前的最后一刻才回来。小洋楼众人对他的工作状态一无所知，却都见识过他在家中的暴躁和不安。为了保护大家的生命安全，他会反复查验每日生活中的所有规矩和细节。这是一种沉重的责任，因为最微小的混乱、轻忽或冲动，都可能让他们暴露。弦绷得太紧了，难怪他整个人变得有些僵硬，言语中把大家当作“士兵”，把安托尼娜当作“副官”。雅安成了小洋楼的统治者，“客人”们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家里的气氛开始变糟。尽管安托尼娜非常努力地取悦他，这个喜怒无常的独裁者还是常常对她大喊大叫，使得大家都噤若寒蝉。安托尼娜在日记中写道：“他一刻都不肯松懈，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肩上，以免发生意外，殃及我们。为此他事无巨细，反复查验。有时，他说话的口气明显把我们当成了他的士兵……他总是冷冷的，对我期望太多，多过他对这个大家庭中的其他人……家中快乐的气氛一去不复返了。”

她又写道，她无论做什么事，丈夫都不满意，没有一件事能让他为妻子感到骄傲。总是让丈夫失望，她感到难受至极。时间一长，雅安犯了众怒，“客人”们拒绝同他说话，看见他也是转过脸去，只装作没看见。（232）他们恨他苛待妻子，又敢怒不敢言，只能当他不存在。这种无声的抗议让雅安感到愤怒，他抱怨说，这种非暴力的抗议根本不会奏效，况且他们有什么理由责怪他、排斥他？

“嘿，各位！你们不理我，就因为我稍微批评了一下普尼娅（Punia）吗？”“普尼娅”是他对妻子的爱称之一，意思是“小野猫”或“丛林里的小猫咪”。“我太冤枉了。难道我在这个家里都没有说话的权利？普尼娅不是什么事都对！”

“你整天不在家，”莫里西心平气和地说，“我知道你在外面不容易，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各种各样的陷阱，可日子至少没那么单调。托拉（Tola）的处境就不一样了，”“托拉”是安托尼娜的另一个爱称，“她就像个在前线昼夜值守没人换岗的哨兵，一刻也不敢大意。这你怎么会不懂？就因为她偶尔有点心不在焉，你就劈头盖脸地骂她？”

三月的一个下午，管家突然在厨房里喊起来：“天哪！火！起火了！”安托尼娜朝窗外望去，只见火光冲天，烟雾翻滚，像一朵巨大的蘑菇，是在德军仓库那边。火势非常凶猛，一阵大风刮过，火舌瞬间吞没了整个屋顶，像在面包上涂满了金色的蜂蜜。安托尼娜抓起貂皮大衣，冲出小洋楼，去检查动物园里的各处建筑和“狐狸君”的农场，那些地方离大火只有一阵风的距离。

一个德国兵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来到小洋楼，下了车，怒气冲冲地吼道：

“你们放的火！这里都有谁住着？”

安托尼娜看着他绷紧的脸，微微一笑。“你不知道吗？”她和颜悦色地说，“华沙动物园以前的园长住在这里。（233）我是他太太。我们都是正经人，怎么可能搞纵火这种恶作剧？”

愤怒的咆哮遇上礼数周全的回答，必然难以为继，德国兵的语气缓和下来。

“好吧，不过那边的房子里面——”

“哦，那里是两间小公寓，住的是我们以前的雇员，都是规矩人，我很熟悉也很信任他们。我肯定不是他们干的。再说，他们干吗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烧毁一个讨厌的干草堆？”

“可是，起火总是有原因的吧，”士兵说，“又没遇上雷电。肯定是人为的。”

安托尼娜一脸无辜地看着他，“你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几乎可以肯定是谁放的火。”

德国人一脸愕然，等她给自己解开这个谜题。

安托尼娜继续用亲切友好的语气说着，一个个已经很少使用的德语词从记忆的沼泽中蹦出来。“你们的士兵常把女朋友往那边带，毕竟现在天气还比较冷，坐在干草上比较惬意。很有可能是哪对小情侣今天又去了那里，他们抽烟，扔下一个烟蒂……接下来的事就不用我说了。”尽管她的德语储备非常有限，但德国兵完全听明白了，还听得哈哈大笑。

两人一起向小洋楼里走去，把话题岔开了。

“动物园的动物都怎么样啦？圈养环境下诞生的第十二头大象产在你们动物园，我在报纸上读到过新闻。它现在在哪儿？”

安托尼娜解释说，图钦卡熬过了初期的大轰炸，后来卢茨·赫克把它和其他一些动物运到柯尼斯堡去了。两人走近门廊时，两个德国警察开着一辆三轮挎斗摩托过来了，她的这位德国新朋友随即把安托尼娜的说法兜售给他们，三人放肆地大笑一通，回去写调查报告了。（234）

他们离开不久，电话铃响了。听筒里传来严厉的德语：“这里是盖世太保。”他的语速太快，她基本听不懂，但听见了“火”这个词，以及一句“请问你是哪位？”

“干草垛着火了，”她尽量用德语说着，“一幢房子烧塌了，救火车来了。现在没事了。德国警察刚才在这儿，他们写了一份报告。”

“你是说他们做了调查？现在没事了？那好，非常感谢。”

她的手抖得太厉害了，几乎没法把听筒好好地放回去。刚才一小时中发生的一切如潮水般淹没了她，她一次次在脑海中回放所有细节，确定她的言行并无破绽。险情解除以后，“客人”们从藏身处跑出来，拥抱她，称赞她的勇敢。她在日记中写道，她焦急地“等待雅安回来，把一切都告诉他”。

晚饭时，雅安听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述了整个故事，却没有给出大家满心期待的表扬，而是沉默不语，若有所思。

然后他说：“大家都知道咱们的普尼娅很棒，但我很惊讶各位竟然这么激动。她的表现与我对她的期待毫无二致。大家且听我从心理学角度阐释一下我的看法。

“大家听我们讲过动物园战前发生的不少故事。只要我碰到哪只动物出了什么棘手的问题，生病了，不肯吃奶了，或者闹腾得太凶了，诸如此类，我都会让普尼娅去处理，每次她都能巧妙化解，没人比她更能对付动物。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些？不是给她做广告，不是要证明她多非凡，或者我有多爱她，也不是奉承她。（235）我们都知道，普尼娅从小就与很多动物一起生活，她和它们心有灵犀。

“她能像吸水的海绵一样吸收所有信息，几乎可以说她懂得读心术。她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她的动物朋友究竟有什么烦恼。也许就是因为她把动物都当成人一样来对待。这是你们都见识过的。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抛却她作为智人的天性，化身为一头豹子、一只獾或者一只麝鼠！”

“作为一个跟动物打交道的艺术家，”玛格达莱娜笑着说，“我在这方面是最有眼光的，我一直说，她就是一头年轻的母狮子。”

雅安继续说道：“她有一种很奇妙也很特别的天赋，一种特殊的观察理解动物的方式。对于一个没受过正规训练的女博物学家来说，这是个非典型案例。这是独一无二的，是一种第六感。”

安托尼娜骄傲地听着丈夫这一番出乎意料的长篇大论，如此丰盛的赞美来自丈夫，太难得了，她几乎等不及晚餐结束，就在日记中逐字逐句地记录下雅安的演说，后面加了一句：“他讨论了我的才华，当众赞美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是认真的吗？他以前总说我傻，以至于我一听到‘傻’字就以为这是我的代号。”

雅安还说：“我说这些是为了阐释动物在不同处境中的反应。我们都知道，野生动物有时非常谨慎，很容易产生戒备心理，这时它们会本能地告诉自己要自卫。一旦感觉到有陌生者穿越它们的领地，它们就会变得非常有攻击性，这都是为了自我保护。普尼娅的不同之处在于，她身上似乎没有这种本能，无论是对两条腿的还是四条腿的动物，她不会产生‘害怕’这种本能反应。她不害怕，也不会传递恐惧。（236）这样的组合反应可以化解对方的攻击意图，无论对方是人还是动物。特别是动物，它们比人更擅长心灵感应，能读懂彼此的脑电波。

“当我们的普尼娅向她的动物们释放出平静、友好的吸引力时……她就像一根避雷针，能吸纳并化解对方的恐惧。她的语调让人如沐春风，她的动作很轻柔，她以一种安全的方式与它们四目相对，让对方产生一种信任感，相信她能保护它们、治愈它们、抚育它们……

“你们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普尼娅能够散发出一种镇定和理解的情绪波。对于这种信号，人不如动物敏感。不过，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能利用这些无形的情绪波，具体要看个人神经系统的敏感度。我觉得有些人很擅长捕捉这样的信号，但我不认为这与智力水平有关。甚至可以说，越是原始的生物，其接收能力越强。如果用科学术语来表述，我们不妨这样问：普尼娅属于什么类型的神经递质？她发出的是什么类型的信号？”

雅安似乎深受弗里德里希·伯恩哈德·马尔比（Friedrich Bernhard Marby，1882—1966）的影响。这是一位神秘主义者、占星家和反纳粹分子，他把北欧如尼文化的玄奥传统和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原理结合在了一起：

人类是宇宙波和宇宙射线敏感的接收器和发射器。正是这些波和射线激活了整个宇宙，其具体性质和性能取决于行星的影响、地球的磁场和地貌的物理形态。[1]

如果雅安活到今天，他就会了解到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作用，这是一种分布在运动前皮层的特殊细胞，它们能让人伸手去抓石子、大步往前跨、转身或微笑。（237）神奇的是，无论是我们在做这些动作，还是在看别人做这些动作，身体产生的感觉是类似的。因此，人会从别人的不幸中吸取教训，这是相对安全的成长方式，它帮我们解读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意图，推动我们不断周旋于错综的社交旋涡之中。大脑进化出了聪明的办法来帮助我们快速偷窥或窃听风险，衡量别人的快乐或痛苦，这无须借助语言，而是凭借一种细微的感觉。我们的所感即所见，也能对别人感同身受。

雅安继续说：“这事很有趣。她不是小孩子，智商也不低，但她与别人的关系往往比较单纯，她相信人人都是诚实善良的。普尼娅当然知道周围也有坏人，她远远瞧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她无法相信对方真的会伤害她。

“普尼娅的另一个优势是她观察周围环境的方式，她能注意到最小的细节。她看到德国兵在干草垛那边约会，也知道德国人粗鄙的幽默感，在这次的紧急情况下，她很好地利用了她所看到的细节和掌握的知识。她不怕自己的德国话说得蹩脚，她知道自己的嗓音和语调非常悦耳，能让人放松下来。她的本能和直觉发出了准确具体的指令。当然，她的外形也是她的王牌。她高挑苗条，有一头金发——这是理想的日耳曼式德国女性形象。我敢肯定这也是个很大的加分项。

“不过我还有一句真话，如果你们想听的话。这一出‘悲喜剧’的结局之所以有惊无险，是因为德国人觉得普尼娅的解释正中下怀。（238）这样他们就有借口不去调查这个仓库发生的诸多盗窃案。纵火是掩盖犯罪的好办法。如果他们有心要惩罚什么人，普尼娅就没这么容易过这一关。

“我不想批评你们的女英雄，普尼娅也确实表现得很出色。她很机智，我很高兴我可以信任她。不过我观察事物的方式与众不同，结论总是比较令人扫兴。”

就这样，令她心惊肉跳、仿佛噩梦一般的遭遇经他一说，就有点稀松平常了。她当时冷静且滴水不漏的反应或许在他的意料之中，设身处地的话，他的反应也不过如此。尽管安托尼娜天资聪颖，能力出众，但她对雅安总是很敬畏，愿意服从他的命令，她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永远在努力达到他的期望，获得他的认可。有时，瑞希也会学着他父亲的样子，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虽然年幼，但作为男子汉，他对事物的领悟能力超过了没头脑的女人。然而，日记中呈现出来的安托尼娜，是一个能深刻感受到雅安、瑞希和“客人”之爱的人，她和丈夫构成了很好的互补关系。在她看来，丈夫对所有人都很严苛，但最苛求的还是他自己。她也同意丈夫关于动物有微妙交流方式的说法。听了雅安关于她有读心术的小讲座之后，她难以入眠。当着她的这么多朋友夸奖她！这太难得了，就像波兰冬天的阳光！

“雅安一点没错。德国兵对我的心灵感应波的反应，与动物园的动物很相似。”安托尼娜在日记中反思。她过去经历过许多神秘事件，她认为自己和动物之间似乎可以架起一座无形的桥，使它们愿意倾听她的要求，约束住它们的恐惧，对她报以信任。安托尼娜称，她最初的这类体验发生在孩提时代，那时她的闲暇时间几乎都在马厩中度过，和那些纯血统的马一起，但在她的记忆中，动物一到她身边总是安静温顺，乖得像小女孩。（239）也许，她超乎寻常的同理心和警觉意识源于一种更原始的生物灵性，有些人刚出生时也遗传到了这种灵性，却被童年经历浸染扭曲了。而且，安托尼娜的案例有个重要的特殊情况，与父母之间的感情联系不够稳固的孩子，有时会与自然形成紧密的联结。

那天夜里，她躺在床上，思考着人与动物之间那层薄纱。那是一道模糊的分界线，但在人们心中，却把它画成了“一道具有象征意义的长城”。在她眼中，这只是一道依稀可辨、近乎隐形的细线。“若非如此，为什么我们常把动物比作人，把人比作动物？”

有好几个小时，安托尼娜一直躺在床上，思索着人与动物，相比化学、物理等其他科学领域，动物心理学至今还是那么粗疏。“人类至今依然闭着眼睛行走在心理迷宫中，”她认为，“可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动物行为的秘密，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掌控我们天性中那些阴暗的本能。”

整个战争期间，安托尼娜和雅安一直没有中断他们对人畜行为的非正式研究，如此亲密地与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昆虫、鸟类以及一大群人生活在一起，就是这种研究的一部分。她问自己：为什么“有的动物只花几个月就能克制自己掠夺和杀戮的本性，而人类，虽然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修炼，却能很快就变得比野兽更野蛮”？

[1] “人类是宇宙波和宇宙射线敏感的接收器和发射器……物理形态”： Goodrick-Clark， The Occult Roots of Nazism， p. 161.

第二十八章

1943年

战时的安全就像潮汐一样起落不定。（240）即使是不经意的一声低语，都可能引发灾难。有话传到安托尼娜和雅安的耳朵里，说动物园的某位波兰守卫曾偶然瞥见了玛格达莱娜，在外面嘀咕那个著名雕塑家就藏在他们的小洋楼里。安托尼娜判断，这是个“正派，甚至心地善良的人——毕竟，他没去报告盖世太保”，尽管如此，她还是担心，虽说言者无心，但只要有一个听者生了歹意，小洋楼这座“纸牌屋”就会瞬间垮塌。“盖世太保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她问自己，“也许不几天就要大祸临头？”

华沙城大大小小的敲诈勒索也构成了隐形的威胁。波兰战前就黑市盛行，人们习惯于以小费和贿赂铺路，大多数人干起这件事来驾轻就熟，它的恶果之一，就是让华沙迅速变成了掠夺者的天堂，有的掠夺者还算体面，可以贿赂打动，有的则属油盐不进的地痞流氓，这里有核心犯罪分子，有见风使舵的投机者，多数人因恐惧而畏手畏脚。纳粹支持者和冒险家如鱼得水，他们玩弄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就像杂耍者抛接燃烧的火把。为安全起见，最明智的选择还是把“客人”另找地方安置。（241）德维佐娃（Dewitzowa）太太战前曾与雅安同校任教，她挺身而出，主动提议让玛格达莱娜和莫里西躲到她在郊区的家里，但仅仅几周后，她就怕得不行，把两人送了回来，声称有可疑的陌生人已经开始监视她的住地。安托尼娜觉得不太可信。“郊区能比华沙城里还危险吗？”她疑惑。也许是真的，但她怀疑有比这更微妙的因素，生活在恐惧与不确定性中的人们，常常出现这种心理症候。

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曾撰文描述过一种“恐惧症”，逃到雅利安区的犹太人很多都会出现这种病症：

正是这种对危险的过度想象构成了主要的危险：总觉得到处都有人在观察自己，邻居、门房、物业经理人和街上的行人似乎都起了疑心。犹太人……经常东张西望，想看看有没有人正盯着自己，紧张的神情，猎物逃亡时的恐惧，到处都能嗅出某种危险的警惕——出卖他们的正是这种戒备状态。[1]

在别人眼中，安托尼娜总显得从容镇定，而在她自己的文字中，她也是一个常因恐惧而忧心忡忡的女人。她知道自己塑造出来的个人形象——小洋楼这艘方舟上的压舱石。但她坚持认为，小洋楼里“温暖、友好、几乎能疗愈人心”的气氛所暗示的安全感不过是一种幻觉。诚然，小洋楼给“客人”们提供了敞亮的空间，这里的避难者不必被迫躲在假墙后面，或蜷缩在拥挤潮湿的地下。但随着纳粹的铁拳越收越紧，这种障眼法和“大变活人”的游戏变成了预见危险和捕风捉影的艺术。就如波兰民间传说所说：

照片从墙上掉落，窗下有吱呀声响，扫帚没来由地倒下，没有钟却听得到钟声嘀嗒作响，桌子发出崩裂声，房门自动打开——这一切都预示着死神即将到来。（242）[2]

安全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例如，你不得不增加购物频次，而且一次不能买太多，以免引人注意；有些衣物必须在室内晾干，因为它们一看就不属于这里的合法公开居住者。恐惧不可避免地侵扰着每一个人，但作为动物园的资深管理者，雅宾斯基夫妇不仅很警觉，也深谙捕食者的心理。在毒蛇游走的沼泽，每一步都必须谋定而动。而战争扭曲了一切，内与外、忠诚与背叛、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

起初，没有人知道动物园长夫妇的秘密，他们只得孤军奋战，自己寻找多余的食物，为“客人”策划逃跑路线，很多逃脱计划完全是临时起意。幸运的是，他们发现自己的老朋友、心理学家兼艺术爱好者雅尼娜·布克霍茨（Janina Buchholtz）是“泽高塔”的核心成员。德占期间，雅尼娜的正式职务是政府公证处的注册翻译员。1939年大轰炸初期，安托尼娜去看了被炸毁的动物园后，就曾顺道去那个公证处打听过消息。雅尼娜·布克霍茨每天要处理大量文件、申请和诉状，办公桌和书架上的文书堆积如山，还有成摞的公文堆在地上，像一根根随时可能垮塌的石笋。这对任何公务人员来说都是噩梦，但这种混乱巧妙地掩盖了这间办公室的真面目——华沙地下组织的神经中枢。在这里，他们伪造雅利安档案、寻找安全公寓、派遣交通员、分配资金、策划反德破坏活动、给华沙以外的犹太隔离区居民送信。（243）联系人会来她的办公室接受指令、提交报告，这意味着这里是个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所，但和雅宾斯基夫妇一样，她精通在一览无余之处藏东西的方法，她刻意营造混乱景象，让前来窥探的纳粹望而生畏，不愿进积满灰尘、摇摇晃晃的纸堆中寻找可疑的线索。一位幸存者回忆，纳粹“企图通过一系列连锁法令，逐步创建一个报告与存档制度，堵住任何漏洞，防止一切阴谋，精确定位到每一个华沙居民”。这就需要为藏起来的犹太人提供详细的假身份，制造一系列繁复的档案和证件。因为波兰天主教徒主要住在市区，需要提供战前的教会和市政记录，包括出生证、洗礼记录、结婚证、完税证明、死亡证、财产继承文件等。新办的证件有的很“扎实”，经得住盖世太保的深挖、查证；有的很“薄弱”（华沙人用的词是lipne，从“椴树”[linden]一词衍化而来，后又引申出“白色谎言”之意），经不住仔细审查。冈纳·保尔森描述了办证的复杂程序：

要重做“新人”，不但要创造一个新的身份，还要斩断所有“不干净”的旧时关系。因此你必须搬家，这样从前的你就可以消失，可以在新的居住区以正常方式登记新的身份。……你必须在旧居住地的户籍管理处做注销登记，管理处会发给你一张凭证，之后你在新住处的房屋管理处报备身份，再领取一张凭证。在限期之内，你必须带着这两张凭证去当地户籍管理办公室登记……（244）要打破这个证据链，就必须伪造注销身份时才可获得的登记凭证，而且这张凭证要在户籍管理处的档案中有据可查。

幸运的是，雅尼娜在户籍管理处工作，可以伪造证件，往档案中塞伪造的备案记录。有些人声称自己出生在苏联，或是波兰穆斯林的后裔，或是在1939年的教堂火灾中丢失了文件；有些人冒用已故波兰公民或目前身在国外的波兰公民身份。无论哪种情况，都必须在长长的证据链中动各种手脚：伪造、偷换、篡改、夹带、无中生有。正因为如此，她办公室中的文件才堆得像阿尔卑斯山一样。1941年，汉斯·弗兰克发布政令，向全民发放身份证，证件上必须有系列编号和指纹。波兰办事人员实施拖延战术，直到1943年才开始执行这项规定，并趁机大肆伪造身份证。一下子有大批市民来挂失身份文件。贪婪的投机者和地下抵抗组织的专家们同时上阵，借此机会炮制了大量护照和其他文件。到1943年夏天，连劳工局的齐格勒都说，估计有15%的身份证件和25%的工作证件都是伪造的。仅“泽高塔”的一个基层组织就能日产50至100份证件，从出生证、死亡证到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低级官员证件，应有尽有。雅尼娜把她的客户形容成“行走在流沙上”的人[3]。

“我很幸运……我能制造奇迹。”[4]在一间咖啡馆里，她曾骄傲地对她的朋友和战友芭芭拉·特姆金－伯曼（Barbara Temkin-Berman，代号“芭西娅”[Basia]）说，一边微笑着，一边曲起一根手指敲敲桌面，这是波兰人驱赶霉运的小动作。

雅尼娜又高又壮，上了年纪的她总穿一件像袍子一样的黑裙，像个修道院的女院长。（245）她常戴一顶挂着小块面纱的怪帽子，帽绳系在脖子下面，手上是一副皮手套。眼镜架在她瘦长的鼻子上，双眼中温暖满溢，人们多半称她为“我见过的最亲切的人”或者“底层可怜人永远的保护者”[5]。

她瞒天过海的非法活动既反抗德国人，也帮助犹太人。她的密切合作者芭西娅战前是心理学家，从外形上看与她正好相反：芭西娅娇小苗条，经常紧张和情绪不稳，总穿一件酒红色旧外套，用黑色贝雷帽和面纱来掩盖她的闪米特族特征。

雅尼娜与芭西娅每日碰头，见面地点在蜂蜜街上的办公室里，或者蜂蜜街24号的“安全猫咪”咖啡馆。两人合力发展了很多联系人，有修女、神父、铁路工人、教授、市场摊贩、商店经理、女佣、电车司机、农民、美容师、工程师、文员和秘书（他们愿意从政府档案中消除某些人的记录，或者颁发假证明）。此外当然还要加上一位动物园园长和他的妻子。一天，雅尼娜向地下组织领导人汇报了玛格达莱娜藏在动物园内的危险情况，地下组织的反馈虽然听来让人有些难受，但安托尼娜和雅安也觉得不无道理。他们要求莫里西继续留在小洋楼，而玛格达莱娜则需转移到雅尼娜的一位工程师朋友处居住。这位工程师住在河东的萨斯卡肯帕（Saska Kępa），一个美丽的旧式教区，里面有一个公园，园内还立着《舞者》，《韵律》和全身裸露、妖娆丰满的《浴者》雕像。这个街区有很多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和新建的现代风格住宅，住宅前后栽种着不少灌木丛，还有很多混凝土与玻璃结构的先锋派别墅，都是两次大战的间歇期设计建造的。

最初，动物园只是临时庇护所，是地下组织精心设计的“地下铁路网”中的一个小站，雅安与安托尼娜只接待朋友和熟人。但后来，与雅尼娜建立合作后，“事情变得更有组织性了”，雅安的这个说法过于低调了，事实上，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扩大了救助行动的范围，屡涉奇险。（246）

安托尼娜说，在所有即将离开小洋楼的“客人”中，她最舍不得“热情洋溢、精力充沛、笑声爽朗”的玛格达莱娜。她们有着非比寻常的友谊，既有少女情怀，又有成熟女性的默契，既有个人感情上的亲密无间，又有事业上的惺惺相惜。雅安和安托尼娜欣赏玛格达莱娜的艺术成就，也喜欢这位朋友活泼、幽默、慷慨的个性。安托尼娜说，失去玛格达莱娜让她真切地产生了生理上的痛感，她当然明白，朋友的离开意味着为新“客人”腾出了空间，意味着多挽救一条生命。雅安与安托尼娜许诺一定去萨斯卡肯帕看望玛格达莱娜，而且会经常去。莫里西是不能在市区露面的人，离开动物园就可能遇到危险，他担心这一次的告别可能意味着几个月、几年不能相见，甚至是永别，“心里特别难受”。

1943年6月下旬，雅安和安托尼娜判断并没有人向盖世太保告发他们，于是开始战战兢兢地重新接收“客人”。雅尼娜给他们送去自己的一位年轻朋友，阿尼艾拉·多布鲁茨卡（Aniela Dobrucka）。用华沙人的话说，她“长得不错”，意思是她的相貌有鲜明的雅利安特征，因此，她白天一直上街卖面包糊口，夜里和一位脾气古怪的老妇人同宿。安托尼娜喜欢这个勇敢坚毅的年轻女孩，她长着一头黑发和海蓝色的眼睛，性情“甜美又有点调皮”。她从贫穷的村庄来到华沙，靠自己挣钱读完了利沃夫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她的真名是蕾切尔·奥尔巴赫，这个名字早已被埋葬在地下生活中。身处“地下”，她必须忘掉自己的身份，换上新的名字、新的装束，完成新的任务。

被迫改名不啻为一场“精神地震”，波兰移民艾娃·霍夫曼（Eva Hoffman）这样描述：“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就是一场小小的地震，引发了精神板块的震荡。（247）名字的别扭变化让它们与我们之间产生了细小的缝隙，好像有无数无形的恐怖妖怪钻了进去。”突然之间，她和妹妹的名字都消失了，尽管“它们与我们的眼睛和双手一样，曾是一种真切的存在”。新名字是“身份的标签，是没有实体的符号，它们之所以指向我和妹妹，纯属偶然。我们走到座位上，走到一屋子陌生面孔中间，新名字把我们自己也变成了陌生人”。

阿尼艾拉幸运地及早出逃，没有赶上隔都最黑暗的时期。脱险后，她致力于为挨饿的人寻找食物，同时还在一家医院和一座图书馆工作。她是极少数知道牛奶搅拌器秘密的人之一。隔都里面有个区域集中了很多工厂，OBW木工厂[6]由德国人管理，但他们允许工厂原先的犹太厂主继续负责日常经营。厂主兄弟之一亚历山大·兰道（Alexander Landau）参加了地下组织，雇用了不少组织成员，假称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木匠，实际上他们连最基本的木工活都不会做，很容易被人认出来。诺沃利普基街（Nowolipki Street）68号的哈尔曼木工铺雇用了另一批情况类似的工人，分配给他们的房子变成了“犹太战斗组织”中心。两家工厂帮助大量雇工逃过了被遣送的命运，还给一些逃亡者提供了临时住处。工厂曾多次给秘密学校提供教室，也是不少地下活动的指挥部。

德军攻占波兰一个月后，历史学家林格尔布卢姆就起意建档，因为他觉得当下发生的一切史无前例，必须有人准确地记录史实，给那些难以言传的苦难和暴行留下亲历者的证言。（248）阿尼艾拉帮助林格尔布卢姆整理这些档案，不过，最初阅读这些档案的是雅尼娜，这些文件在她办公室大沙发的夹层里藏了一段时间。后来成立了一个代号为“安息日聚会”的地下建档组织，因为他们总在周六碰头开会。他们把档案藏在哈尔曼木工厂地下室的箱子和牛奶搅拌器里。1946年，幸存者在清理隔都废墟时找回了这些搅拌器，只有一台找不到了。这些档案用意第绪语、波兰语和希伯来语写就，留下了生动翔实的记录。目前，这批档案存放在华沙犹太研究所。

过了一段时间后，阿尼艾拉把她的朋友吉尼娅（本名尤吉艾尼娅·希尔科斯）带进了小洋楼。吉尼娅曾在隔都组织秘密学校，参加地下抵抗军的战斗，并帮助策划了隔都起义。被捕后，她被迫登上了开往特雷布林卡的火车。接近奥特沃茨克（Otwock）时，为了给另一列车让行，火车减速开上一条旁轨，她和丈夫趁机跳车逃跑（有些车厢小窗上装的铁丝网可以被剪断，有些车厢的门可以用蛮力强行打开）。战后，在伦敦《白鹰—美人鱼》[7]访谈节目中[8]，吉尼娅回忆了跳车后的经历：

我又累又饿，但不敢靠近任何建筑物。……我找不到我丈夫，一个人从小路慢慢朝卢布林（Lublin）走。两天后，我决定回华沙去。我和一些工人一起，一大早就到了老城区。我的表妹嫁了个波兰丈夫，当时正和科瓦尔斯卡（Kowalska）太太躲在一起。我去了那里，她们像欢迎一个死而复生的人一样接纳了我。我吃了东西，洗了澡，然后上床睡觉。过了几天，我终于可以下床了，她们给我换了一身衣服，我去了蜂蜜街1号，找“泽高塔”的雅尼娜·布克霍茨。（249）我在那里搞到了证件和钱。后来我表妹的丈夫给我在西沃德纳街（Chłodna Street）找到了一个房间，在一个波兰警察的公寓里。每次说起所有这些帮助过我的人，我内心总是充满了最深切的感动和最崇高的敬意。

这位警察的公寓后来出现了安全问题，于是雅尼娜把她安排到动物园。她在这里的公开身份是安托尼娜雇的裁缝，主要负责缝补衣服，安托尼娜怀孕后，她的工作变成了缝制尿布和婴儿衣服。她身材高大，相貌像雅利安人，鼻子短而平，本来完全可以扮作波兰人，可惜她不懂波兰语，因此一到公开场合，她就装哑巴，有时候也装成爱沙尼亚人——她的假证件用的就是这个身份。像她这样装聋作哑的人并非孤例，华沙城里游荡着好些这样口音过重的人，他们都因为“不可说”的原因而沉默，变成了幽灵。

[1] “正是这种对危险的过度想象构成了主要的危险……戒备状态”：Ringelblum， Polish-Jewish Relations， p. 101.

[2] “照片从墙上掉落……死神即将到来”： Sophie Hodorowicz Knab， Polish Customs，Traditions，and Folklore(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96)， p. 259.

[3] “行走在流沙上”的人：Janina语，见于Righteous Among Nations， p. 502。

[4] “我很幸运……我能制造奇迹”：Rachela “Aniela” Auerbach战后证言，见于Righteous Among Nations， p. 491。（340）

[5] “底层可怜人永远的保护者”：Basia语，见于Righteous Among Nations， p. 498。

[6] OBW木工厂（Ostdeutsche Bauwerkstütte），意为东日耳曼建筑工厂。

[7] 波兰国徽上有头戴金冠、舒展双翼的白鹰，华沙市徽上有美人鱼图案，这两种动物可被视为波兰的文化符号。——编注

[8] 战后，在伦敦《白鹰—美人鱼》访谈节目中：节目时间为1963年5月2日。

第二十九章

春天，蓝色风铃草渐渐褪色以后，老树的潮荫下，一簇簇野蒜开始生长，白色小花悄悄释放出甜香，黄昏时分，香气会顺着打开的窗户飘进来，它们的叶子可以蹿到60厘米高，只为争夺稀有的阳光。（250）有些农场主有意在长着野蒜的地方放羊，这样羊肉可以自带一股异香；有些农场主则对野蒜避之不及，因为如果奶牛误食野蒜，牛奶就会有股异味。当地人将野蒜入药，做成康复性药水或药膏，可祛热退烧、提振精神、收敛粉刺、调节心率、纾解百日咳。很多人还会把它的球茎捣烂，炖野蒜汤。

“动物园沉浸在五月温暖的夜色之中，”安托尼娜在日记中描绘了小洋楼外的春景，“凉薄的月光洒下，高树和灌木、小楼和露台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蓝色晕影。丁香的细枝压得很低，挂满沉甸甸的、褪了色的花朵。人行道上投射出一道道长长的黑影，将它的几何线条衬得愈发峻厉。夜莺一遍遍吟唱它们的春曲，陶醉在自己的嗓音中。”

小洋楼里的人们正静静地坐着，欣赏“狐狸君”的钢琴音乐会。烛光摇曳，音符如隐形的群星，挂满大家内心的夜空。在这个被烛光与音乐点亮的世界里，时间和现实被屏蔽在外。“在肖邦《C小调练习曲》迅疾的旋律中，这个安静的浪漫之夜开始变得澎湃。（251）音乐向我们诉说着哀愁、紧张和恐惧，在房间里盘旋，穿过一扇开着的窗户。”安托尼娜回忆道。

突然，她听到一阵奇怪的窸窣声，很轻，是从窗户旁高高的蜀葵花丛那边传来的，似乎只有她从音符间捕捉到了。一只猫头鹰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在警告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远离它的一巢雏鸟。安托尼娜听懂了这个信号，悄悄告诉雅安，于是他立刻出去探个究竟。不一会儿，他重新出现在门口，示意她一起来。

“山鸡馆的钥匙。”他低声说。作为家庭主妇，她负责保管钥匙。她手里的钥匙还真不少，有小洋楼各道门的，有动物园各场馆的，有些钥匙虽在，门已不在，有些虽然没有什么纪念价值，却还不能丢掉。雅安要的这把应该很容易拿到，因为他们经常要用到它——开山鸡馆的门通常意味着一位新“客人”的到来。

安托尼娜没说话，一边以眼神询问雅安，一边递给他钥匙。两人一起走到外面，看见两个少年猫在灌木丛后面。雅安压低声音说，他们是地下组织反德破坏活动小组的成员，不久前烧了德军的油罐车，急需找个地方避避风头。他们接到指示，让他们直奔动物园。这件事安托尼娜并不知情，但雅安整个晚上一直在等他们，越等越心焦。确定他们是自己未来几周的房东后，两人立即从藏身处站了起来。

“我们在房子旁边的小树林里藏了几个小时，因为听见里面有人在讲德语。”其中一个少年说道。

雅安解释说，因为今天天气格外好，动物园来了一队军事警察，游逛了很长时间，其中有几个二十分钟前才离开。（252）趁着现在一切正常，他们必须赶快躲进山鸡馆。因为山鸡是一种美味佳肴，一听说是去山鸡馆，两个少年觉得这一定是个舒适豪华的地方，其中一个开玩笑说：“我们会把自己当成稀有品种的山鸡。我说得对吗，中尉先生？”

“那里可没什么特别的！”雅安警告道，“不是什么豪华的住处，现在里面就住着几只兔子。那里离我们的房子很近，方便照应，给你们送饭。但我必须提醒你们：从天亮起，你们就必须保持坟墓一样的寂静！”他又严厉地说道，“不准说话，不准抽烟。我可不想听到那里有任何声音！听明白没有？”

“明白，长官！”两人回答。

寂静笼罩着整座山鸡馆，是在无风无月的夜晚才会遇到的那种寂静。安托尼娜听到的唯一声响是钥匙开锁时的咔嗒声。这把锁藏在山鸡馆外野葡萄藤的下面。

第二天上午，瑞希带着维切克进入菜园，向禽类区走去。安托尼娜看见他停下了脚步，抚弄了一下维切克的长耳朵，说道：“做好准备，你这匹老马！我们现在要去山鸡馆！记住，声音一定要轻！”他在唇前竖起一根手指，示意它噤声。然后他们一起走向那间小木屋，维切克紧跟在瑞希身后。

在山鸡馆里，瑞希看见两个在干草上睡得正香的少年，身边围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兔子，像北欧神话中淘气而好奇的小山精，对着熟睡的两个人看了又看，闻了又闻。瑞希锁好门，把一篮子马利筋轻轻放下，又撒了几把青草和豆荚，款待这些兔子。然后他拿出一只牛奶罐，里面放着面条、一大块面包和两把勺子。

对于一个对人和动物都充满好奇的男孩来说，观察研究两个睡着的人是一种无可抵抗的诱惑。（253）于是他把脸凑过去，琢磨着最好用什么样的方式唤醒他们，因为他知道自己既不能跺脚，也不能拍手，更不能叫嚷。他蹲下身子，扯了扯其中一个少年的衣袖，但这对极度疲劳的熟睡者没产生什么作用。于是他扯得越来越用力了，可对方依然不醒。既然动手不管用，他就尝试更有技术含量的招数：他猛吸一口气，对着少年的脸喷气。终于，少年抬起一只手，驱赶他想象中的虫子。他睁开了眼睛。

半梦半醒间他露出惊慌的神色，瑞希觉得现在是时候介绍自己了。他把脸凑得更近了些，低声说：“我是瑞希（猞猁）！”

“幸会，”那少年低声答道，紧接着加了一句，“我是山鸡！”

这个误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波兰语中“瑞希”正是猞猁之意，躲在动物园里的人也总以藏匿点原先居住的动物为代号。

“好吧，可我说的是真话，”瑞希强调说，“我真的叫瑞希，不是开玩笑。我是说我是一个叫瑞希的男孩，不是耳朵上长着小肉冠、尾巴像猎狐梗的那种猞猁！”

“对，我看出来了，”男孩说，“我今天是只山鸡，以前以后都不是。再说，如果你是真正的猞猁，而我真的长了一身羽毛，你现在就会把我吃了，对不对？”

“也许不会，”瑞希严肃地说道，“请不要开玩笑……我给你们带来了早饭、一支铅笔，还——”人行道上突然传来了脚步声，至少可以听出有两个德国人在说话。瑞希和那个少年立刻默不作声地坐下。

说话声远去之后，瑞希说：“可能就是几个去菜地的人。”此时，另一个“破坏分子”也醒了，伸展了一下四肢，用手按着僵硬发麻的双腿，他的同志给他看了一下汤盆，递过去一把勺子。（254）瑞希继续蹲着看他们吃，等他们吃完才轻声说：“再见。别怕无聊。我会给你们送晚饭来，再带点书给你们读……上面有个小天窗，阳光能照进来。”

离开时，瑞希听到一个男孩对另一个说：“这孩子不错，是不是？而且这太好玩了，让一只猞猁守卫山鸡。可以写童话故事了，是不是？”

瑞希回到小洋楼，详细跟母亲讲述了这次奇遇。这两位少年在山鸡馆里藏了三周，在此期间瑞希一直照顾着他们。后来，德军放弃了对他们的严密搜捕，地下组织帮他们伪造了新的身份，另找了新的藏身处。一天早上，瑞希发现山鸡馆里只剩下兔子，意识到那两个少年已经转移，他有种被朋友抛弃的感觉。

“妈妈，他们去哪里了？”他问，“他们为什么要走？他们不喜欢待在这里吗？”

她解释说，他们不得不走，战争不是游戏，会有别的“客人”填补他们留下的空位。

“你还有你的动物可以继续照顾啊。”她竭力安慰他。

“我喜欢照顾山鸡，”他哀叹，“你不懂吗？这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都叫我‘朋友’了，他们不把我当小孩，他们把我当作他们的保护人。”

安托尼娜抚弄着他的金发：“你说得对，这一次你是个大男孩了，你的帮助可重要了。你也明白这是一个秘密，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是不是？”

她看见儿子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这个我比你懂，”他不耐烦地嚷道，“这种事女人不懂。”（255）他说着，脸上露出鄙夷的神情，然后打了个呼哨呼唤维切克过来。她无奈而伤心地看着他们消失在灌木丛中，知道儿子将再一次舔舐伤口，承受被抛弃的痛苦，承担一个他永远不能说出的秘密。“如果我对我的秘密保持沉默，这个秘密就是我的囚徒。”[1]出生于格但斯克的19世纪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曾写道，但是“如果它借道我的舌头溜了出去，我就成了它的囚徒”。在日记中记录当天发生的种种事情，使得安托尼娜可以在保密与泄密之间自如转换，就像水，虽然是同一种物质，却可以呈现出不同形态。

[1] “如果我对我的秘密保持沉默，这个秘密就是我的囚徒”：Arthur Schopenhauer， Parerga and Paralipomena， trans. E. F. J. Pay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vo1. 1， p. 466 (chap. 5， “Counsels and Maxims”).

第三十章

1943年

夏季是蚊蚋的狂欢节。成群结队的蚊子如往年一样，把动物园上下折磨得死去活来，落日时分还在户外的人都不顾炎热，穿上长袖长裤。（256）小洋楼内，银兔维切克正悄无声息地四处觅食，忽然听到吱吱声响，便跳向厨房，发现小鸡库巴正在享用美味。晚餐时，库巴有时会在桌上漫步，啄食散落的残渣，维切克则在远处默默注视着它，有时会突然一个箭步蹿到一块面包或一盆土豆旁边，径自狼吞虎咽起来，把小鸡吓得魂飞魄散，一旁的人类却被它们逗得乐不可支。

若是过了宵禁时分，瑞希还睡不着，躺在床上等父亲回家，兔子和小鸡就会伏在被子边上，陪他一起守夜。据安托尼娜说，一听到门铃声，三个家伙就会一起进入亢奋状态，屏息等待雅安的脚步声。一踩上过道的楼梯，他的脚步就会发出“叩叩”的回声，因为这些木楼梯下面就是连接厨房和地下室的台阶，上下两道楼梯的中空地带产生的回响很像低沉的鼓声。

瑞希会在父亲的脸上搜寻疲惫或焦虑的迹象。（257）有时雅安会用冰凉的手拆开他白天用粮票买来的食物，有时他会带回来一个有趣的故事，有时他会从“魔法背包”里变出一只动物来。瑞希睡着以后，雅安就轻手轻脚地下楼，兔子跟着跳下床，小鸡也从被子上滑下来，两个家伙跟着雅安走到餐厅的饭桌旁，陪他吃饭。安托尼娜说，兔子是必须要跳到雅安膝盖上去的，小鸡会沿着他的胳膊一步步爬到他的脖子上，蜷在他外套的衣领中睡去。哪怕安托尼娜已经撤下了雅安的餐具，递上报纸和书本，那两个家伙依然赖在那里，拒绝离开他温暖的膝盖和衣领。

1943年冬天，华沙冷得惨无人道。瑞希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进而发展成肺炎，在医院里待了几个星期，在没有大量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下慢慢恢复过来：盘尼西林1939年才在英国被发现，战争阴影下，英国科学家无暇去寻找繁殖力最强的霉菌用于人体试验。直到1941年7月9日，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与诺曼·希特利（Norman Heatley）飞往美国，飞机舷窗全程遮黑，保护机上价值连城的一盒盘尼西林。两人加入了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的一个实验室，在这里研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姿多彩的霉菌，发现把一只来自皮奥里亚当地市场的发霉甜瓜上的盘尼西林浸没在深桶中充分发酵后，产生的盘尼西林是其他竞争性霉菌产量的10倍。这一实验结果意义重大，它最终证明，这种药物是当时最好的抗菌药。但受伤的士兵在诺曼底登陆日（1944年6月6日）之后才真正用上这种药物，平民和动物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开始用上它。

瑞希康复回家时，春天的菜园里，冰雪已开始消融，他可以帮着除草、挖土、种树了。（258）无论干什么，维切克（经过这个冬天它的皮毛已经从黑色变成了银灰色）总在旁边蹦蹦跳跳，亦步亦趋，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猎犬。羽毛几乎已经丰满的小鸡啄着刚翻过的泥土，拽出一条条肥硕的粉红色虫子来。安托尼娜注意到，那些真正的鸡——就是养在鸡棚里的鸡都把库巴当作异类，啄起它来毫不留情；维切克则允许它爬到自己背上筑巢，安托尼娜经常看见它们在菜园里游走，库巴像个骄傲的骑手，维切克充当它的骏马。

战前的动物园地貌丰富，山、谷、塘、湖、池、林都有，取决于动物们的需要和动物园长雅安的喜好。但现在，动物园划归华沙公园与园林管理部管辖，雅安不能自作主张，必须听命于当局，这位长官希望看到的是一片连绵的绿地，在他的设计中，所有的小树林、树篱、方尖塔都必须相互呼应。为此，他把普拉斯基公园和动物园都纳入规划之中，特别是园中广阔的草坪和茂盛的植物园。

春天时，柯尼斯堡动物园的穆勒园长在听说华沙动物园已毁于战火之后，主动提出买下动物园中所有尚可使用的笼子。他的动物园尽管规模要小得多，但位于要塞城市柯尼斯堡，这是条顿骑士[1]当年修建的古城，被视为坚不可摧的堡垒。战争后期，丘吉尔派英国皇家空军对柯尼斯堡发动引发广泛争议的“震慑空袭”，炸毁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方（包括动物园），1945年4月9日，柯尼斯堡向红军开城投降，改称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

但在1943年，自我加冕为“华沙之父”的华沙占领区德国长官唐格鲁·莱斯特不想让一座小城市的风头盖过他的城市，决定重启华沙动物园。（259）据安托尼娜的描述，莱斯特请雅安提交重建动物园的预算时，雅安“大喜过望”。她说，尽管动物都没了，建筑毁损严重，设施残破不堪，但在丈夫心里，在他的想象中，这座动物园依然鲜活如初。她想，丈夫终于迎来了“凤凰浴火重生”的一天，他的动物园、他的事业必将再次辉煌，他管理动物园的激情又会熊熊燃烧。而且，他的地下工作也会因此受益，重新开放的动物园每天都会热闹无比，游客、动物和工人来来往往，像一幅随时移动的拼图，有助于掩盖小洋楼里的种种“越轨”行为。一座被重新激活的动物园也能让他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重新焕发生机。这简直完美！可雅安觉得这一切太完美了，他立即开始分析这个计划中的缺陷。首先，波兰人正在“抵制一切由敌人创造的娱乐活动”。在正常情况下，动物园是很多研究项目、教育文化活动的重要根据地，但出于对波兰知识阶层的恐惧，纳粹只允许小学继续办学，所有的中学、大学都已经被取缔。如此一来，动物园就失去了教育功能，只能充当一个小型的动物展馆。而且，目前食物稀缺，华沙各市场上都是空空如也，他们却要让动物园里的动物吃饱喝足，这怎么说得过去？雅安还担心，恢复动物园有可能损害城市经济。还有，假如他对德国人的种种规定阳奉阴违，就有可能暴露在危险中。在这些问题尚且无法解决之时，雅安决定牺牲自己的梦想。安托尼娜由衷地赞赏丈夫的“自我牺牲”，她觉得，这体现了“高贵、勇敢和现实的头脑”。

“很难说得清对于这座城市和它的动物园而言，哪个才是最佳选择，”雅安对华沙占领区副总督、波兰人尤利安·库尔斯基说，“如果五十年或一百年后，有人读到华沙动物园的历史，说德国人为了自己的娱乐需要重建动物园，进一步榨干了这座城市的资源，你会有什么感觉？你愿意让这一笔成为你个人传记的一个注脚吗？”

“我每天都在这种困境中煎熬，”库尔斯基叹道，“我发誓，如果华沙人全部死于1939年的大轰炸，现在的华沙人口全部是外来者，我绝不会接受现在这个职位。（260）我干这份工作完全是为了我的人民。”

在此后的两天里，雅安字斟句酌地起草了一封给莱斯特的信，盛赞他重开动物园的英明决定，附上一笔巨额预算，而且这还只涉及动物园的基础性需求。这个天文数字让莱斯特都懒得给出个敷衍的答复，雅安也没指望会有答复，可是，他也没有预料到此后发生的事情。

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公园与园林管理部的负责人获悉了重新开放动物园的建议，担心自己“大一统”的公园计划遭到破坏，于是要打击雅安。他发信给德国占领当局说，公园与园林管理部不再“需要”雅宾斯基博士的服务，可终止他的职务。

安托尼娜并未将此一招归结于“反感或报复”，她认为这是出于一种“执念”——希望在华沙的公园建设中留下自己历史性印记的“执念”。“反感”也好，“执念”也罢，这对雅安和他的家人却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因为德国雇主“不需要”的波兰人都会失去工作证件，有可能被遣送到德国的兵工厂服苦役。而小洋楼属于动物园的产业，雅宾斯基一家可能就此无家可归，这里的“贼窝”和雅安微薄的薪水都将不复存在。这样一来，这些“客人”将会是什么下场？

库尔斯基截获了这封针对雅安的信，做了点手脚，因此雅安没有失业，而是调任到耶祖伊茨卡街（Jezuicka Street）的教育博物馆，这个机构是一个沉睡的“小小独立王国”，里面只有一位年老的馆长、一位秘书和几名警卫，德国人很少上门。据雅安回忆，他的主要工作是给一些老旧的体育设备除尘，保护战前经常出借给学校的动物学与植物学海报。这让他有更多时间参与地下组织的活动策划，并在“飞行大学”教授生物学。（261）雅安还另外在卫生部兼了份差。一件件事情接踵而来，安托尼娜和瑞希知道，雅安每天早晨从动物园消失，去面对种种谁也不知道的危险，又赶在宵禁之前，在这个幽暗的无人之地现身。虽然安托尼娜并不清楚他究竟在做什么，但是她脑海中浮现的雅安形象，总是履险蹈危、不怕殉难的圣徒模样。她无法控制这种不请自来的恐怖想象，一次次想象他被捕或被害的场景。“我从早到晚都在担心他的安危。”她坦承。

除了制造炸弹、倾覆列车、向供给德军食堂的猪肉三明治投毒，雅安一直与地下组织的工程队一起修建地堡和藏身处。“泽高塔”还租下五套公寓，供难民使用。雅安他们负责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供给，出现险情时，把他们从一个安全屋转移到另一个安全屋。

严格说来——或者说就表面而言——安托尼娜对雅安的活动所知甚少。他很少跟安托尼娜说起他做的事情，她也很少向丈夫求证心中的猜测。她领悟到，关于他的战友、同志和计划，她知道得越少越好。否则，忧惧会整日干扰她的情绪，妨碍她履行同样生死攸关的责任。她意识到，因为有这么多人全身心地依赖着她，她必须跟自己“玩一种类似于捉迷藏的心理游戏”：尽管雅安的“影子生活”一直飘荡在她的意识边缘，她却要假装不知道。“如果有人时时刻刻都行走在生死边缘，那还是蒙在鼓里的好。”她对自己说。然而知易行难，那些可怕的场景还是会在脑海中闪现，有时以悲恸收场，有时又导向救赎。这似乎是一种心理预防机制，在创伤真正形成前，就让人一次次小剂量地、可控地体验创伤，以此得到免疫。焦虑本身是否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顺势疗法？（262）就这样，通过与自己耍花招，安托尼娜真真假假地一路糊弄自己，熬过了多年的恐惧和乱局。当然，不知情与明明知情却因不愿面对而假装不知情是两回事。多年来，她和雅安一直随身带着小剂量的氰化物。

一天，省督府打来电话，要雅安过去。小洋楼里的人都认为他大祸临头，会遭到逮捕，恐惧的气氛顿时弥漫开来，大家建议他趁还来得及快点逃走。“可那样的话谁来养家？谁来保护这一大家子人呢？”他问安托尼娜。他明白，他一走，就是把所有人置于死地。

第二天一早，雅安动身去省督府前，两人拥抱道别，她在他耳边说出了那句不可说的话：“你的氰化物在身上吗？”

省督府的约见时间是上午九点。安托尼娜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时间一秒一秒地在她心头嘀嗒作响，无论怎样忙碌，那嘀嗒声始终在她耳畔回响。下午两点左右，她正把削了皮的土豆往锅里倒，听到一声轻轻的“普尼娅”，她顿时脉搏狂跳，一抬头，看到雅安就站在她面前，在那扇敞开的窗户旁边，脸上带着笑。

“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吗？”他问她，“你绝对想不到。我到省督府后，他们用车送我去了康斯坦钦（Konstancin），总督菲舍尔的私宅。原来他的卫兵在房子周围和附近的林子里发现了蛇，他们担心地下组织在那里投放了大量毒蛇，想用这个办法把德国占领政府给一锅端了！莱斯特让他们与我联系，说只有我知道怎么对付毒蛇。哈哈，我就徒手抓了那些蛇，向他们证明这些不是什么毒蛇。”（263）讲完这些，他神色严峻地又加了一句，“很幸运，这一次我没用上氰化物。”

一天下午下班前，雅安把两把手枪放进背包，又在上面放了一只新宰杀的兔子。在老兵站下车后，他一抬头就看见两个德国兵，其中一个对他厉声喝道：“举起手来！”又命令他打开背包，接受检查。

“完了。”雅安心想，可他依旧做出一副气定神闲的架势，微笑着说：“我举着手，怎么开包呢？你还是自己检查吧。”一个德国兵朝里面瞅了一圈，看见了那具动物尸体。

“哦，一只兔子！大概是明天的晚饭吧？”

“是啊，总得找点东西吃啊。”雅安说道，脸上笑容依旧。

德国兵说他可以把手放下了，又补了一句“好了，回家吧”，就打发他上路了。

安托尼娜写道，在听雅安讲述他千钧一发的危险遭遇时，她脑内的静脉突突地跳，她能感觉到头皮都在移位。而雅安竟然觉得这段经历好玩，“拿一件有可能朝悲剧方向发展的事件开玩笑，使我的心情变得更加恶劣”。

雅安数年后对一位记者坦陈，他觉得此类冒险很诱人、很刺激，当感觉自己一身是胆、能在绝境中快速思考时，会产生一种战士式的骄傲感。“酷”，安托尼娜用这个词形容他，这是一种赞美。两人性格迥异，他的这种个性令她钦佩，又让她有点疏离和自卑，因为她做不出他这样的勇敢壮举。她也曾遭遇危险，九死一生。她认定丈夫能化险为夷是因为他的英雄气概，而自己能脱险则“纯属运气”。

例如1944年冬，煤气管道出了问题，小洋楼二楼的浴室没了热水，孕妇安托尼娜渴望着给身体洗个奢侈的热水澡。（264）冲动之下，她给雅安的表妹玛丽西娅（Marysia）和她丈夫米科瓦伊·古托夫斯基（Mikołaj Gutowski）打了个电话。他们住在佐利波茨区（Zoliborz），在市中心往北一点，这个漂亮的社区地处维斯瓦河北岸，以前属于一所修道院，他们给这个地方取名“美堤”。一提到热水，表妹果然如她所希望的那样，表示她这边热水供应充足，邀请她去过夜。安托尼娜很少独自离开小洋楼，甚至很少去菜市场、肉铺或其他商店，这种难得的放松机会吸引着她。于是，在“获得雅安的批准后”，她不顾厚厚的积雪、二月的寒风和满街的德国兵，于傍晚时分到了表妹家。

洗了个长长的热水澡后，她终于走出浴室，和表妹夫妇享受晚餐。餐厅“装饰精美，有雅致的家具和摆设”。墙上一处有很多耀眼的光斑，她仔细看去，原来是一组装在镜框中的微型银匙，每一把银匙上都刻有一座德国城市的市徽。这是一种价格并不昂贵的纪念品，是战前古托夫斯基夫妇去德国旅行时收藏的。晚餐后，她去客房睡下。凌晨四点，她突然惊醒，屋外传来卡车发动机的轰鸣声，玛丽西娅和米科瓦伊正奔向前窗去看个究竟。她也跟了过去，站在一片黑暗中，看到几辆带油布篷顶的卡车停在图霍尔斯基广场（Tucholski Square）上，周围是一大群人，其中有德国警察。还有几辆卡车也正在停靠。安托尼娜写道，这些士兵正在把人往卡车上装，送往集中营，她心中焦虑万分，希望他们不要把自己也抓走了。他们回到床上，祈祷大祸不要降临到自己头上，却听到猛烈的敲门声，米科瓦伊立即下楼，身上还穿着睡衣。安托尼娜想到了家人，不知道没了自己，一家人该怎么办。突然间，几个德国兵已经出现在门口，要求查验她的身份证件。（265）

一个士兵指着安托尼娜问米科瓦伊：“这个女人为什么在这里没有户口登记？”

“她是我表亲，动物园园长的妻子。”他用流利的德语答道，“她只是在这里过一夜，因为他们的浴室坏了，她来我这里洗个澡，过个夜，没别的事。外面这么黑，路这么滑，让孕妇一个人走夜路不太方便。”

德国兵继续搜查，在各个装修精美的房间里慢慢搜索，交换着愉快的微笑。

“好安逸哟。”其中一人说道，表达的是一种愉快轻松的心情，“在我们自己家那边，空袭已经把我们的房子炸烂了。”

安托尼娜后来写道，她完全可以想象他的悲哀。三月，美国轰炸机朝柏林投下了2000吨炸弹，四月，许多曾经美丽的德国城市上空，数千架飞机展开厮杀。这些德国兵渴望回归安逸生活，但最可怕的事还在前方等着他们。战争结束前，盟军将对德国城市发动地毯式轰炸，其中包括德累斯顿[2]，文明史上的人文主义之都，最辉煌的建筑艺术中心。

安托尼娜站在一旁，悄悄观察他们的脸色，判断是否有祸事临头的迹象。他们进了餐厅，其中一个一眼看到墙上那组豪华的银匙纪念品。他怔了一下，又稍稍走近了一些，脸上闪现出惊喜的神情，提示他朋友注意那一排排精心排列的小汤匙——每一把代表一个城市。这位德国兵彬彬有礼地说：“感谢各位，一切正常，我们的检查结束了。再见。”说完便离开了。

事后回想，安托尼娜猜测她之所以能逃过一劫，全赖那些银匙，它们唤醒了情感记忆，并且让这些德国兵以为这个家庭与德国颇有渊源。（266）玛丽西娅一时兴起买下这些德国纪念品，把它们作为民间艺术品展示在墙上，使得大家免于被逮捕、被审讯，甚至可能被处死的厄运。尽管安托尼娜有意对那么多东西视而不见，可她心中还是隐藏了许多重要的秘密（关于人、地点和各种关系），米科瓦伊也是如此，他是一个天主教工程师，却在“泽高塔”的帮助下，多次藏匿犹太人。

大家终于回到了床上。第二天上午，安托尼娜回家后向大家说起夜里的遭遇，“客人”们向她保证，既然她和雅安能一次次逢凶化吉，他们一定是“幸运星眷顾的人”，而不只是有一颗“疯狂星”高悬于头顶。

春天来了，冬眠的动物园开始苏醒，树上新叶绽放，土地渐渐松软，华沙城的不少居民带着农具来到这里，耕种他们的一块块小菜地。雅宾斯基一家向更多身陷绝境的“客人”敞开庇护的怀抱，小洋楼、地下室、衣帽间、壁橱、动物的棚舍都成了藏身的地点。这些人都已一无所有，身边没有安慰，身上没有照片，没有家庭纪念品，安托尼娜为他们感到悲哀，她在日记中将他们描述为“被剥夺了一切、只剩下一条性命的人们”。

六月，安托尼娜亲身证明了生命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精神：她诞下一个女婴。尽管此时世界舞台仍在上演战争大戏，这个取名特蕾莎（Teresa）的小生命却抢占了舞台的中心。瑞希被新生儿迷住了。而安托尼娜，据她自己说，仿佛回到了童话故事里，童话的主角是个小公主（雅布沃诺夫斯基公主特蕾莎[Jabłonowski Princess Teresa]生于1910年），每天都有人为她贡献礼物：金灿灿的柳条儿童床，手缝的婴儿被，羊毛编织的帽子、毛衫、袜子——羊毛在战时是极难得的稀缺品。所有这些礼物似乎都是“无价之宝，是带着保护魔咒的护身符”。一位穷困的朋友送的布尿片竟然绣上了微型的珍珠图案，安托尼娜对这些珠子爱不释手，把它们拆下来，欣赏把玩了很久，然后把它们像一个个圣像似的缝在了自己的被子上。（267）战时夫妻一般尽量避孕，毕竟生活变得无常。这个健康婴儿的诞生是一个吉兆。波兰堪称全世界最迷信的地方之一[3]，尤其对于生孩子这件事，更是流行着名目繁多的禁忌。

例如，波兰民间习俗中，孕妇不能盯着跛脚的人看，否则生出来的孩子也可能是跛脚；不能盯着火堆，否则孩子会长红色胎记；不能透过锁眼去看东西，否则孩子生下来一定是个斗鸡眼；不能跨过地上的绳子，也不能从晾衣绳下面走过，否则分娩时孩子会脐带绕颈。准妈妈对美丽的人、物、景不妨多看几眼；多唱歌、多说话，生的孩子会乐观开朗，长于社交。怀孕后如果想吃酸食，预示会生男孩；如果想吃甜食，那就可能生女孩。如果可能，最好在吉日和吉时生产，可以确保孩子一生好运；如果不巧碰上个凶日，就可能招来厄运。星期六是圣母玛利亚护佑的日子，这一天出生的孩子能自动避开邪祟，但星期天出生的孩子可能会成为神秘主义者或先知。脐带的收存和干燥是一件大事，自有一套神秘的仪典。给婴儿洗第一次澡、剃第一次头、喂第一次奶，都有神秘的仪式。断奶标志着婴儿期的结束，也必须郑重其事：

乡村女性认为断奶的时间颇有讲究。首先，候鸟纷纷南下越冬的时候不能断奶，不然孩子长大了会变野，爱钻树林。（268）如果在树叶凋谢的时候断奶，孩子会早早变成秃头。收获的季节，众人小心地收藏谷子，这时候断奶的孩子长大后会变得鬼鬼祟祟、神神秘秘。

——《波兰风俗、传统与民间传说》

（Polish Customs， Traditions， and Folklore）

另外，孕相藏得越久越好，必须秘而不宣，做丈夫的也不能泄露出去，以免嫉妒的邻居用邪恶的目光看腹中的胎儿。在安托尼娜的时代，人们普遍担心因嫉妒而生的“邪恶目光”，认为它会带来厄运；而好事能招来邪祟，如果赞美新生儿，就相当于恶毒的诅咒。一句“好漂亮的宝宝”相当于一句恶咒，为了破解它，新妈妈必须反驳“哦，这是一个丑陋的小孩”，然后厌恶地吐口唾沫。基于相似的逻辑，按照习俗，女孩月经初潮时，做母亲的通常要打她一记耳光。驱巫辟邪的职责主要落在母亲身上，她不能有任何幸福、骄傲的表现，以换取自己最珍视的人平安，因为一旦心生爱念，就可能失去所爱。天主教徒深信，撒旦和他的扈从一直环伺在侧。犹太人的生活哲学也相信恶魔无日不在，其中有一种著名的“死者恶灵”（dybbuk）[4]，它能附在活人身上。

7月10日，安托尼娜终于康复下床，参加特蕾莎的命名入教仪式，与少量来宾共庆小生命的诞生。依据华沙人的传统，这种场合必有驱邪的麻花面包和奶酪。端上来招待宾朋的培根腌肉，是用去年冬天德国兵射杀的乌鸦腌制的。“狐狸君”亲手做了华夫饼，莫里西调制了传统的蜂蜜伏特加，当地人称“派普科瓦”（pępkowa，有“肚脐”之义）。（269）当然，在莫里西看来，这个场合不能少了他的仓鼠，于是彼得也上了桌，如往常一样搜罗面包屑。它非常用心，不放过任何一个盘子、杯子，时而又抬起头东嗅西闻，腮须不停抖动。它终于辨别出一种新异的香味，发现它是从一只甜腻的空酒杯中冒出来的，于是用它的小肉掌捧起这只散发着蜜香的杯子，快乐地舔起来，继而又打扫其余的杯子，又舔又吸，终于醉倒不支，来宾都看得哈哈大笑。然而，它为这一次的放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第二天一早，莫里西发现他的伴侣僵卧在笼中，已然一命呜呼。

[1] 条顿骑士（Teutonic knights），三大骑士团中最后成立的一个，全称为“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圣玛丽医院骑士团”，其成员全部是德意志贵族。

[2] 盟军将对德国城市发动地毯式轰炸，其中包括德累斯顿：轰炸导致累日大火烧遍全城，因而无法统计遇难者人数，据估计，德累斯顿有3.5万人死亡。18世纪意大利作曲家托马索·阿尔比诺尼(Tomaso Albinoni)的罕见手稿也毁于大火，他的G小调慢板现已成为悲悼的代名词。

[3] 波兰堪称全世界最迷信的地方之一：许多波兰人相信符征和巫术。华沙人曾经很流行用普通纸牌（而非塔罗牌）来预测自己的命运，或者把蜡融化在勺子上，然后慢慢将蜡液滴入一碗冷水中，以此预测未来——特别是姻缘。据说，滴蜡在水中的形状能揭示一个人的命运：若为锤子或头盔，则预示一个男孩很快会成为一名士兵，预示一个女孩会嫁给铁匠或士兵。如果一个女孩的滴蜡在水中形成橱柜或其他家具的形状，预示她会嫁给木匠；如果蜡的形状看起来更像小麦或马车，她就会嫁给一位农场主。小提琴或小号则意味着这个人会成为音乐家。（341）
根据波兰传说，死神在人间的形象可能是一位裹着白布、手持大镰刀的老妇人，狗很容易就能认出她。因此，人们若是“踩在狗尾巴上，看向它的双耳之间”，就能瞥见死神。

[4] 其词源在希伯来语中有“黏附”之义。

第三十一章

1944年

小洋楼里的人与事都没有任何变化，但安托尼娜觉得，一种新的不安情绪正在蔓延，尽管“客人”们都在继续忙着家务，脸上依然挂着友善的微笑，竭力掩饰焦灼的神经。（270）大家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交谈磕磕绊绊，一个词常常走到半途就迷了路”。7月20日，冯·施陶芬贝格（von Stauffenberg）伯爵将一枚炸弹偷偷放进了深藏在普鲁士森林中的希特勒“狼穴”大本营，炸弹虽然按时炸响，希特勒却逃过一劫，只受了一点轻伤。事件发生后，恐慌在本地德国人群中蔓延，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德军纵队源源不断地涌入华沙，一路向西逃窜，炸毁沿途的建筑。盖世太保忙着烧毁档案，清空仓储，将个人财物运回德国。德国人，无论是省督、市长，还是低级行政官员，都纷纷搭卡车或马车逃离，只留下2000名宪兵驻守。德国人留下的种种空间被附近村庄的波兰人迅速填补，因为他们害怕很快就会有士兵来洗劫自家的住宅和农庄。

雅安确信起义随时可能爆发，而且用不了几天时间，35万家乡军就能制服剩下的德国人。（271）从理论上说，只要夺取了维斯瓦河上的桥梁，两岸的波兰军人就能会师，合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足以解放华沙。

7月27日，苏联人[1]抵达维斯瓦河，推进至华沙以南105公里处（安托尼娜说她听得见枪炮声），德军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征召10万名17岁至65岁的波兰男子围着华沙城修筑工事，每天要干9个小时，违者格杀勿论。家乡军呼吁人人抗命，准备战斗。第二日，苏军以行动呼应了这一武装起义的号召——他们抵近华沙城，向华沙人发出波兰语广播：“行动的时刻到了！”8月3日，苏联红军已经在动物园所在的右岸区16公里外扎营。小洋楼里的气氛更加紧张，大家不停地问：“起义何时开始？”

动物园里的角色发生了急剧变动。大多数“客人”已然离开，或参军，或逃往相对安全的“贼窝”；“狐狸君”计划搬到格鲁耶克（Grójec）附近的一个农庄；莫里西去了萨斯卡肯帕与玛格达莱娜团聚；律师夫妇逃到了华沙城的另一侧，但他们的两个女儿诺尼娅与伊娃决定留守在小洋楼，她们坚持说，万一安托尼娜遇上什么事，瑞希和刚出世不久的特蕾莎，还有雅安七十岁的老母亲就没人照顾，单靠一个管家独自支撑局面肯定不行。军方开始动员近河区域的居民撤离，但是雅安希望他的家人能留在动物园，因为波兰军队的武装起义必然会取得胜利，而新生儿和他年迈羸弱的母亲很可能经受不住逃亡旅途的劳顿与惊吓。他在向犹太人研究所提供的证词中回忆，8月1日早上七点，一名少女上门传令他准备战斗。这位少女可能是家乡军通信员哈丽娜·多布罗沃尔斯卡（Halina Dobrowolska，战时她的名字是哈丽娜·考拉比奥夫斯卡[Halina Korabiowska]）这样的人。（272）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在华沙见到了哈丽娜·多布罗沃尔斯卡，当年的妙龄少女已年逾八十，但依然充满活力。她还记得她那天的危险旅程。她受命先骑自行车，再搭乘电车，前往华沙城郊传令男性参战，同时警告他们的家人起义一触即发。为履行使命，她到处寻找电车，终于找到了一辆，却发现司机正在收拾东西，因为大多数华沙人此时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冲回家里备战。还好地下组织对此早有预见，给哈丽娜备了些美元，电车司机接受了这些美元，提心吊胆地开车把她送到目的地。

雅安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楼，通知正陪特蕾莎睡觉的安托尼娜。

“昨天你说的可不一样。”安托尼娜焦虑地说。

“我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能去那里问清楚。”

他们的朋友斯蒂芬·考尔波恩斯基事先也不知情，对起义的时机感到惊讶。他以文字记录了那天他在华沙市中心街道上耳闻目睹的亢奋与躁动：

电车里挤满了小伙子……人行道上，有三三两两走在一起的女子，肩扛手提，行色匆匆。“她们是在往集合地点运送武器呢。”我对自己说。路上有一队自行车争先恐后，车上是穿着高筒靴和防风衣的年轻男子，他们拼命地蹬着车往前赶……（273）时而看见一两个穿制服的德国人，有时还有一队德国巡逻兵经过，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对他们周围正在酝酿的风暴浑然不觉……很多男子疾步赶向各个方向，神色肃穆而坚毅，擦肩而过时，他们都与我交换心领神会的眼色。[2]

四小时后，雅安回到家中与安托尼娜及母亲道别，因为起义的号令随时可能下达，他要和部队待在一起。他递给安托尼娜一个金属饭盒，说道：“这里面有一把装了子弹的左轮手枪，万一有德国兵……”

安托尼娜身子一木。“我当时就感觉全身发僵，动弹不得。”她日后回忆道。她问雅安：“德国兵？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忘了，几天前我们都相信地下抵抗军会打赢？……你现在不相信了？”

雅安神色严峻地回答：“一星期前，我们打赢的机会很大。现在时过境迁，不是起义的好时机。我们应该等待的。仅仅在24小时前，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昨夜突然改了想法。这样反复无常，前景堪忧啊。”

雅安并不知道，苏联人说来是波兰的盟友，却有着自己贪婪的小算盘。有关国家已经许诺斯大林，战后会让他们分到波兰的一大片领土，因此斯大林不但想打败德国，也想让波兰屈服。他拒绝了前往波兰的盟军飞机使用苏联机场的请求。

“我用力抱紧雅安，脸紧贴着他的脸颊，”安托尼娜回忆道，“他吻了吻我的头发，看了小宝宝一眼，然后奔下楼去。（274）我的心怦怦狂跳！”她把放左轮手枪的那只饭盒藏到了床下，转身去雅安母亲的房间，只见她坐在扶手椅上，攥着念珠诵《玫瑰经》，“满脸泪水”。

雅安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雅安与她告别时，想必她依照习俗在自己的额上快速地画了个十字，祈求圣母玛利亚保佑雅安此行平安。“家乡军之圣母”（圣母玛利亚）在此次起义中被奉为战士们的保护神。在华沙城内有很多为这次起义而匆匆修建的圣母祭坛，许多道路两旁供奉着圣母神龛（波兰境内至今仍保留着不少当时临时修建的圣坛和神龛）。起义的战士和他们的家人同时也向耶稣基督祷告，随身的钱包中通常都有一帧小小的基督像，上面刻着铭文：“我们信仰耶稣。”[3]

我们已无从知晓安托尼娜是如何挺过焦虑与惶恐的煎熬的，但雅安曾告诉一位记者，安托尼娜从小在严格的天主教氛围中长大，两个孩子也都依天主教礼受洗，自己项上也常年佩戴圆形天主教圣章，那么想必她曾朝夕祝祷，以对天主的信念纾解焦灼的情绪。战争期间，种种希望都是奢谈，只有对神迹的信念不泯，因此，即使是无神论者也不免转向祈祷一途。小洋楼的有些“客人”也以占卜来鼓舞士气，但雅安公开宣称自己是理性的人，且他的父亲从不讳言自己的无神论者身份，他自然是不赞成迷信与宗教的。因此，无论是安托尼娜，还是对天主极其虔信的雅安母亲，在这个家庭里肯定藏着一些不为雅安所知的秘密。

飞机在低空盘旋扫射。安托尼娜努力揣测维斯瓦河对岸的局面，终于按捺不住，到二楼露台偷偷观望河对岸的火舌，竭力从每一声枪响中辨别战局的发展。（275）她注意到，枪声“分散、零星”，不像大规模战役枪林弹雨的气势。

她意识到，动物园这块小小的“封邑”及其“居民”，包括瑞希、四个月大的特蕾莎、两个女孩诺尼娅与伊娃、她的婆婆、“狐狸君”和他的两位助手，都交到了她这唯一的“领主”手上。她要“对很多人的生死负责，这责任像压舱石般沉重”，把她缠住了，始终萦绕在她心头：

局面严峻，我一刻都不敢放松。不管我愿意与否，我都得担负起这个大家庭的领导责任……时刻保持警惕，就像当年在童子军中被教导的那样。我当然知道，雅安担负着比我困难得多的职责。我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必须照料好家中所有的人和事。这些念头一直跟着我，挥之不去……我只知道我必须去做。

面对战争，睡眠也只能投降。整整23个夜晚，她都强迫自己警醒不睡，唯恐打个盹儿的工夫，就漏听了某个声音，某个微弱但预示着危险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守护天使”的角色安托尼娜并不是第一次担当，她仍然记得，在1939年的华沙大轰炸中，她曾以身庇护自己年幼的儿子。她自忖，这源于那种为保护家人不惜以命相搏的母性本能。

尽管战场远在河对岸，但只要西风一吹，她就能嗅到死亡的气息，混合着硫黄和腐烂的味道；她听见枪炮和炸弹的声音，震天动地，毫不容情。得不到任何消息，又与外界失了联系，安托尼娜感觉小洋楼“从方舟变成了汪洋中的一条小船，无望地漂流着，没有罗盘，也没有舵桨”，而且她时刻担心会有一颗炸弹从天而降。（276）

她和瑞希站在露台上，伸长了脖子观望河对岸的火力，揣摩战局的变化。夜里，他们看着血红的火花一次又一次突然亮起——听见零星的射击，而不是大规模作战那种铺天盖地的回声，城市上空整夜都有飞机沉闷的轰鸣和尖厉的啸叫。

“爸爸在城里最危险的地方战斗。”瑞希指着老城区方向不停地念叨着。他像个哨兵，连续几小时在那里守望，透过双筒望远镜侦察战情，寻找父亲的身影，听到炸弹呼啸着冲他而来时，他会迅速埋头躲避。

安托尼娜卧室门外就有一架金属火车阶梯，通往小洋楼的平顶，瑞希经常拿着双筒望远镜爬到楼顶去。驻守在普拉斯基公园的德军进驻了大桥附近的小型游乐场，里面有一座跳伞用的高塔，塔上的德国士兵注意到了楼顶上的瑞希，发现他正在观察他们。某日，一个德国兵来到动物园，威胁安托尼娜说，如果再看到瑞希在楼顶上现身，他们就一枪把他崩了。

尽管夜夜无眠，紧张不安，日间警报不断，但安托尼娜承认，她有时为起义感到“一阵阵兴奋”，因为“在德占期漫长的恐怖岁月里，她一直在想象这一天的到来”。然而她对战局毫无头绪，只能猜测它的发展。在河对岸，华沙的中心地带，食物和饮水紧缺，糖块和伏特加倒是不少，这些都是从德国军需供应渠道“顺手牵羊”来的。家乡军忙着用人行道上的石块修筑街头反坦克路障时，这些糖和酒为他们补充能量。3.8万名战士（包括4000名女性）中，只有十五分之一的人拥有像样的武器，剩下的只能用木棒、猎枪、刀剑充数，渴望缴获敌人的武器为己所用。

因为电话交换台依然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家乡军组织了一队勇敢的青年女性通信兵，在城里各处送信。（316）整个德占期间，这样的秘密队伍一直存在。哈丽娜·考拉比奥夫斯卡回到华沙后，就前往市中心参与情报的接力传递，搭建火线厨房和战地医院，为一线战斗人员输送物资。

“街头防御工事到处都有，”哈丽娜告诉我，声音中满是兴奋，“起初大家都兴高采烈。下午五点，起义开始，我们都戴上红白袖章……起义的前几周，我们每天只靠一顿马肉汤熬着，到最后，我们就只吃干豆、狗肉、猫肉和鸟肉了。

“我看见我15岁的朋友抬着担架，上面有个伤兵。一架飞机凌空飞过，她看到伤兵眼中恐惧的神情，便扑倒在他身上，结果她的脖子受了重伤。还有一天，我正好跑腿送信，看到两个女人从一幢楼里往外搬几个沉重的袋子，就停下来问她们需不需要帮忙，她们说碰巧发现了德军的一个医药藏匿点，里面还有一大袋糖块，她们分了不少给我。我往衣服口袋里和袖子里装了不少糖，走路时只能抬着手，不让糖块掉出来。每碰到一名战士，我就让他伸出手，然后我伸出手臂，让袖子里的糖块倒进他们手中。”

德军在撤退，多年来大家终于可以再次自由走动与交谈，种族主义法律消失后，犹太人从藏身处走上街头，人们挂起波兰国旗，唱起爱国歌曲，戴上红白袖章。菲利克斯·茨温斯基出任家乡军某旅旅长，麾下包括塞缪尔·柯尼斯韦恩率领的一个营。（278）华沙城内久遭压抑的文化生活重新繁荣起来，电影院重新开张，文学期刊纷纷复刊，典雅高贵的客厅里又开起了让人心旌摇曳的音乐会。免费的邮政服务开始发行邮票，派童子军跑腿送信。从一张档案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启用的金属邮筒，上面装饰着鹰和百合花图案，象征着最年幼的童子军们冒着生命危险送信。

希特勒接到华沙起义的消息后，命希姆莱出动手下最残暴的军队，将波兰人斩尽杀绝，用炸弹和火药将整座华沙城夷为平地，以此杀一儆百，警告欧洲的其他德占区。接到命令后，希姆莱精选了党卫军中最嗜血的部队，成员中不乏罪犯、警察和以前的战俘。起义的第五十天——史称“黑色星期六”，希姆莱久经沙场的党卫军和纳粹国防军如暴风骤雨般呼啸而至，屠杀了3万名男女老幼。第二天，一群群斯图卡轰炸机轮番轰炸华沙，观看当时的影像档案时，可以听到这些飞机的轰鸣声如亿万只蚊子在嗡嗡合唱。装备落后、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波兰起义军奋勇还击，用无线电向伦敦请求空投食品和军需，恳求苏联军队立即发动攻击。

安托尼娜在日记中写道：两名党卫军推开了门，举着枪吼道：“统统出去！！”

她和大家惶恐地走出房间，进了菜园，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命运，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

“举起手来！”他们咆哮着。安托尼娜注意到，他们把食指扣在了扳机上。

她怀里抱着宝宝，只能举起一只手来，脑子里全乱了套，“无法接受他们粗俗、野蛮的词句”。（279）他们在咆哮：“我们英勇的德国战士正在被你们的丈夫和儿子屠杀，你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你们的孩子在吮吸母乳的时候，”他们指了指瑞希和特蕾莎，“同时吸收了对德国人的仇恨。长期以来，我们对你们一忍再忍，现在已经忍无可忍了！从此刻开始，每一条德国人的命，必须要用一千条波兰人的命来换。”

“真的完了，”她心想。她紧紧抱着孩子，拼命想脱困之计。她感觉到心脏在剧烈地跳动，似乎要从胸腔中蹦出来，双腿重得抬不起来。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被恐惧攫住了。此时此刻，尽管她不能动，却知道自己必须说点什么，随便什么，同时要保持冷静，说话的方式要像安抚那些失控的动物一样，尽量获得对方的信任。她嘴里一下子冒出了一连串德国话——她不知道自己竟然还掌握了这么多德语词汇。她开始谈论古代的部落，谈论德国文化的辉煌。她把孩子抱得越来越紧，滔滔不绝地说着，与此同时，在她脑内的另一个区域，她努力凝聚心神，反复发出同一个指令：冷静！把枪放下！冷静！把枪放下！冷静！把枪放下！

德国兵继续叫嚷着，她充耳不闻。他们也一直没有放下枪，她努力收束如乱石般滚落的纷乱思绪，一边滔滔不绝地说话，一边持续发送着那段无声的指令。

突然，一名德国兵看着“狐狸君”十五岁的帮工，吼叫着命令他到菜园棚屋的后面去。这个男孩开始往那边走，后面跟着的党卫军把手伸进口袋，拔出一把左轮手枪。两人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了。一声枪响。

另一个德国兵对瑞希说：“下面轮到你了！”

安托尼娜看见儿子的脸因恐惧而发出无声的尖叫，面无血色，嘴唇发紫。她不敢妄动，否则自己和特蕾莎也可能遭殃。（280）瑞希举起了手，慢慢地挪动脚步，动作机械，“仿佛生命已经离开他小小的身体”，她后来回忆说。她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不见，心也跟着他走了：“现在他应该走到蜀葵那边了……现在他应该到了书房的窗下。”第二声枪响传来！像“一把刺刀插进了我的心脏……接着我们又听到第三声枪响……我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前一片空白，然后是一片漆黑。我全身瘫软，差一点就要晕过去了”。

“你坐在这凳子上吧，”一个德国兵对她说，“抱着小孩，这么站着太辛苦。”片刻以后，又是这个德国兵叫道：“嘿，小孩！把那只公鸡给我拎过来！在树丛里面，给我找出来！”

两个少年从林子里冲出来，依然吓得瑟瑟发抖。瑞希手里是他的库巴，已经死了，他拎着它的翅膀。大滴大滴的血从库巴身上的弹孔中落到地上，一滴，又一滴，安托尼娜死死地盯着那些血。

“这个玩笑好不好玩？！”一个德国兵说道。安托尼娜看见他们绷得像石雕一般的脸松弛下来，大笑起来。他们离开了菜园，手里拎着那只死鸡。她看见瑞希佝偻着身子，强忍着不想哭出来。他终于憋不住了，眼泪滚滚而下。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做母亲的又能怎样安慰孩子呢？

我走到他身边，凑近他耳朵说：“你是我的英雄，你太勇敢了，儿子。你愿意扶着妈妈进屋去吗？我快瘫倒了。”也许，激发他的责任感能缓解一下他的情绪。我知道他会羞于表露自己的委屈，而且我也确实需要他扶着我和怀中的孩子，我的两条腿因为这一番惊吓已经绵软无力了。（281）

后来，待平静下来之后，她开始分析这些党卫军士兵的行为——他们究竟动没动过杀人的念头？还是说，这从一开始就是个病态的权力与恐惧游戏？这些德国兵当然不知道库巴的存在，所以这应当是他们的即兴表演。她捉摸不透他们为什么突然软了心肠，请她坐下。他们真的担心自己抱着小孩身子受不住吗？“如果是这样，”她想，“也许他们邪恶的心灵中终究还有些许人性。既然这样，那么世界上也就不存在纯粹的邪恶。”

听到枪响时，她只当两个孩子已经死了，仿佛看到瑞希倒在地上，头部中了一枪。在这样的时刻，任何一位母亲的精神必然都会遭受重创。尽管大家都保住了性命，她却陷入严重的抑郁，在日记中自责甚深，“我的软弱让我羞愧”，尤其是在“需要我挺身而出，为我的小部落承担领导责任”的时刻。

此后数日，她又饱受头痛之苦——德军在动物园附近密集部署火箭弹发射架、迫击炮、榴弹炮和各种轻重炮车。此后的动静更是惊天动地，各种口径、各种形状的炮弹合奏出群魔乱舞般的喧嚣：尖啸声、爆破声、迸裂声、撞击声、坠毁声、刮擦声、轰鸣声，此起彼伏。还有“尖叫的咪咪”，这是个军中俚语，源于一个不幸患上歇斯底里症的叫“咪咪”的法国少女，士兵们用它指代一种德军迫击炮弹，它在飞行过程中会发出尖厉的啸叫，久而久之，士兵们又用它来指代一种因为长期面对敌人炮火而患上的战场神经症。

德军还发射一种掷雷器，俗称“吼牛”，它能六弹连发，在击中目标或砸进地面时，会连发六声吼叫，紧接着又会连续发生六次爆炸。（282）

“我至死也忘不了那个声音。”[4]雅切克·费托洛维奇（Jacek Fedorowicz）写道。华沙起义爆发时，他刚七岁。“这种掷雷器发动后，你做什么都无能为力。如果接下来你听到了爆炸声，那么恭喜你，死的不是你……我的耳朵很善于辨别这种与死亡打交道的声音。”他后来历经磨难逃了出来，随身带着“仅剩的一点家财……我把这些俗称‘猪仔’的面值5卢布的金币缝在了我的泰迪熊里。除此以外，起义后我从家中抢救出来的只有一只玻璃酒杯和一本《怪医杜立德》（Dr. Dolittle）”。

老城区上空，德军飞机对起义军战士狂轰滥炸。街道上，德军士兵以机枪扫射波兰平民。工程兵烧毁、炸毁无数大型建筑。到处有烈焰腾空，空气中满是尘土、烟雾和硫黄。天渐渐变黑，安托尼娜听到一种更可怕的隆隆声，从吉尔贝基大桥方向传来，那是一种巨型机械的吼叫声。有人说那是德军建造的焚烧炉，正在焚烧死尸，以免华沙暴发瘟疫，也有人说是德国人用上了一种大型放射性武器。河面反射出一种淡绿的荧光，照亮了暮色，安托尼娜甚至可以看清对岸房子里临窗而立的人。夜幕降临后，这种怪异的隆隆声中加入了嘈杂的大合唱，那是醉酒的德国兵，他们一直唱到深夜。

安托尼娜说，她整夜未眠，吓得浑身冰冷，颈背上汗毛倒竖。她事后得知，这诡异的荧光远没有她想象的那般高精尖，而是德军在普拉斯基公园安装了一台发电机，试图用一台巨型反射灯把敌人晃晕。

战场移出动物园之后，仍然常有军人闯进动物园来公然抢劫。（283）一天，一伙苏联人来到动物园，“眼神疯狂”，没打一声招呼就翻箱倒柜，见到什么抢什么，连地毯和相框也不放过。她默默地站着，毫不退缩。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有一群鬣狗在四周窜来窜去，见门就进。“如果他们知道我心中有多害怕，一定会把我活吞了。”她想。领头的长着亚洲人的五官，眼神冷若冰霜。他走近安托尼娜，冷冷地瞪着她，一旁的柳条小摇篮里睡着特蕾莎。安托尼娜一动不动，直视着对方，眼神没有半点躲闪。突然，他伸手拽住了安托尼娜项上的圆形金质圣章，“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她指指睡梦中的宝宝，动作和缓轻柔。刹那间，童年时期学来的俄语解冻了，她以响亮、严厉的口气命令道：“不允许！你的母亲！你的妻子！你的姐妹！你明白吗？”

她把手放在苏联士兵的肩头，对方面露惊讶之色，慢慢地，他眼中疯狂的怒火熄灭了，嘴角松弛下来，仿佛被一把发烫的熨斗抚平了脸上的狞厉。她想，自己的心灵催眠绝技又一次起了作用。突然，他把手伸进裤子的后袋中。在这恐怖的一瞬间，她想起了那个拿枪对准瑞希的德国兵。但他把手从口袋中抽了出来，张开手心，里面赫然是几块脏兮兮的粉红色硬糖。

“给宝宝吃吧！”他指指摇篮。

安托尼娜与他握手表达了谢意，他钦佩地冲安托尼娜笑了一下，看了看她没戴戒指的双手，露出怜悯之色，从他自己的手指上摘下一枚戒指，递了过来。

“送给你。”他说，“拿着！戴在你手指上！”

她轻轻戴上戒指，心猛地颤抖了一下，因为她看到戒指上面有银鹰的图案，这是波兰国徽的标识，他大半是从某位阵亡的波兰军人手上撸下来的。（284）“是谁的戒指？”她内心怅惘。

然后，他大声呼唤自己的士兵，命令道：“不管拿了什么东西，都给我放下！谁要违抗，我就把他像狗一样宰了！”

他的手下都很惊讶，但都把怀中抱着、手里攥着的战利品放了下来，又从口袋里拽出一样样小物件来。

“咱们走。什么都别碰！”他说道。

她看到，一听这句话，这些人“一下子似乎缩小了，一个接一个乖乖地离开，就像戴上了口笼的狗”。

他们走后，她在桌边坐下，又看了一眼手上带着银鹰徽标的戒指，她想：“如果‘母亲’‘妻子’‘姐妹’这类有血有肉的词汇有力量改变一个恶棍的灵魂，征服他的嗜血本能，那么人性的未来毕竟还有希望。”

此后时不时有别的军人到动物园来，都是有惊无险。某日，一辆轿车开了进来，从上面下来几名德国文员，他们负责管理第三帝国各毛皮动物养殖场，“狐狸君”在格鲁耶克时就已经与他们相识。他向他们报告说，他农场里的动物都还活着，皮毛长得很好，于是他们同意他将农场上的人畜都转移到德国去。装运这么多动物当然要花不少时间，这就意味着大家可以在小洋楼多待一些日子，甚至可能熬到起义胜利、德国人撤离华沙的那一天，到那时谁也不必离开动物园了。

在大家焦心等待的日子里，德军为了瓦解抵抗力量，常派飞机空投传单，敦促华沙平民及早撤离，因为这座城市很快就会被毁灭。不久，德军的卡车又把一大批重炮运进了普拉斯基公园，藏在近河的树丛中。（285）这离动物园非常近，驻扎的德军常上门来歇个脚，喝上一杯水、一碗汤，或者讨几颗煮熟的土豆。一天傍晚，一个高个子年轻军官以关切的口吻对她说，让平民住得靠战场这么近很是不妥。安托尼娜解释说，她和动物园里的人经营着一家毛皮动物养殖场，它对纳粹国防军具有重要意义。之所以暂时无法搬离，是考虑到现在走的话，对养殖场里的貉来说不是个好时机，这种动物的毛皮特别厚实暖和，是因为它们会在夏天脱毛，然后在九月到十一月间重新长出一身厚厚的“冬装”。如果现在就装箱运走，它们会经不住折腾、受不了旅途劳顿，换一个气候环境也会改变它们的生长进程，让它们长不出理想的“冬装”。这个回答听得对方频频点头。

安托尼娜是不怕打雷的，她写道：“说到底，雷声不过是空气填补闪电造成的真空所产生的声音。”持续不断的炮声却是另外一回事。雷暴天气时，空气会慢慢变得潮湿，预示风暴的来临。电闪雷鸣后会有大雨倾盆而下。而干打雷不下雨的隆隆炮声让她的神经系统严重受损。一天下午，炮声突然停了，小洋楼里的女人们抓住这个难得的间隙躺下来，沉浸在安静中，休养身心。雅安的母亲、诺尼娅和伊娃在卧室中小睡了一会儿，安托尼娜在楼下哄着特蕾莎，天气闷热无比，小洋楼所有的门窗都开着。突然，厨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名德国军官大步跨了进来，看到抱着婴儿的安托尼娜时，他微微愣了一下，继续一步步靠近，安托尼娜闻到他呼吸中的酒气。他在屋子里满脸狐疑地巡视一番，又进了雅安的书房。

“哦！钢琴！乐谱！你会弹钢琴吗？”他兴奋地问。

“会一点。”她回答。

他翻着几张巴赫的乐谱，然后停下来吹起了口哨，是一首赋格曲，旋律饱满清晰，很有行家的功力。（286）她猜这个德国兵曾是个职业音乐家。

“你的乐感似乎是专业水准。”她说。

他请安托尼娜为他弹一曲，安托尼娜在钢琴边坐下，心里总有一种不对劲的感觉。她真想一把抱起特蕾莎夺路而逃，又担心对方会开枪，只得开始弹奏《小夜曲》。这是一首浪漫的曲子，作曲者是舒伯特，一个在德国广受爱戴的音乐家，安托尼娜希望音乐能唤起他的情感记忆，安抚他的情绪。

“不，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他叫起来，“你为什么要弹这首曲子？！”

安托尼娜一惊，手指从键盘上弹开了。这首曲子显然不对症，但是为什么呢？她曾无数次听过这首德国人的小夜曲，自己也经常演奏。这个德国军官大步走向书架，翻检那里的乐谱，安托尼娜趁机低头看《小夜曲》的歌词：

我温柔的歌曲一夜未歇，我的爱人，

恳求你伴我一起走进那安静的小树林，

头顶上细枝沙沙响，在月光中呢喃。

别害怕，亲爱的，别害怕告密者恶毒的窥探。

你是否听到了夜莺？啊！它们在向你恳求，

它们唱着甜美的歌曲为我把你呼唤。

它们最懂得心的渴望，明白爱情的忧伤。

它们银亮的曲子能够感化每一颗温柔的心，

愿我的歌声也能把你打动，亲爱的，请听我为你歌唱！

我在这里把你等待，全身颤抖，

来吧，我的爱人，给我快乐，让两颗心一起飞扬！

原来是因为这曲中的伤心爱情，它确实足以让任何人听得心神不安，她想。突然，他的脸色由阴转晴。他打开一本国歌集，飞快地翻着，似乎在急切地寻找着什么。终于，他找到了。（287）

他把这本曲谱摊开来放到钢琴上，说道：“拜托，请给我弹这个。”

琴声一起，这个德国军官就跟着唱起来，他的英文带着浓重的口音。她一边弹，一边心下惶恐，不知道普拉斯基公园里驻扎的德国兵听他高唱《星条旗永不落》会作何感想。她几度偷偷抬眼看他，他只是半闭着眼。当她以一个花哨的高音结束演奏时，德国军官向她敬了一礼，然后安静地离开了小洋楼。

她心下疑惑，不知这位对音乐如此内行的军官究竟是谁，更不知他选中美国国歌有何深意。“也许他只是在跟小洋楼附近坐着的某个德国人开玩笑？想必会有人过来拷问我为什么弹奏这首曲子。现下，真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激怒了党卫军。”她后来又判断，这位德国军官的目的就是来吓唬她，若真是这样，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这旋律此后反复回响在她脑海中——直到夜里，一轮炮击撕裂了宁静的黑暗。

德军加紧了对老城区的进攻。安托尼娜依然心存希望，觉得地下抵抗力量终将赢得起义的胜利。但是，希特勒下令摧毁华沙的传言一点点传了进来。不久她又得知，“自由法国”[5]携手美英军队解放了巴黎，此后又听说，亚琛（Aachen）被盟军用一万吨炸药夷为平地，成为最早被攻破的德国城市。

雅安没让人捎来任何口信，也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打听到他的消息。他应该还在老城区，驻扎在那里的家乡军的生存空间遭到严重压缩，战斗变成了一幢楼一幢楼（包括教堂），甚至同一幢楼中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争夺。战后，多名亲历者在证言中描述了战线不断移动的情景：有时就在一幢楼里，双方突然交起火来，战线会从一层转移到另一层。而楼外的军人则会遭到密集的弹雨袭击和连续不断的狂轰滥炸。（288）安托尼娜和瑞希只能焦心地等待，看着老城区那边你来我往交织的火力，想象着雅安和战友们在鹅卵石街道上奔跑作战的场面。这些街道对安托尼娜来说太熟悉了。

战地记者希尔维斯特·布劳恩（Sylwester Braun，代号“克里斯”[Kris]）拍摄于8月14日的一张老照片中，波兰士兵骄傲地展示他们刚刚缴获的一辆德国装甲运兵车。照片中没有雅安的身影，但标题注文显示，他们给这辆笨重如大象的大家伙取名为“雅斯”，正是华沙动物园中那头死于大轰炸的公象的名字。很难说这纯属偶然。

[1] 苏联人：这些眼神疯狂的苏联士兵被称为“沃拉索仔”（Wlasowcy），是与第三帝国合作的俄罗斯将军沃拉索（Wlasow）手下的士兵。

[2] “电车里挤满了小伙子……心领神会的眼色”：Stefan Korboński， Fighting Warsaw: The Story of the Polish Underground State，1939–1945， trans. F. B. Czarnomski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2004)， p. 352.

[3] 原文为波兰语：“Jezu， ufam tobie.”

[4] “我至死也忘不了那个声音”：雅切克·费托洛维奇语，引自Davies， Rising ’44， pp. 360–361。

[5] “自由法国”（Free French），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反纳粹德国侵略的法国抵抗组织。——编注

第三十二章

到九月时，5000名被困在老城区的波兰战士通过下水道成功逃生，尽管德军往下水道的地面检修孔中投下了不少手榴弹和汽油弹。（289）在其他地区，盟军在所有战线上推进；解放了法国和比利时后，美国与英国军队借道荷兰、莱茵兰、阿尔萨斯向着德国境内推进。在东线，红军尽管在华沙附近裹足不前，却也已经拿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正在准备攻取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并计划从波罗的海地区向第三帝国发起摧枯拉朽的猛攻。与此同时，美国已经在冲绳登陆，在南太平洋战场上重击敌人。

一位德国军官向“狐狸君”保证，无论战事如何发展，第三帝国终究离不开他宝贵的毛皮动物养殖场，安全起见，他应该把那些动物装进通风良好的木箱，全部搬运到郊区的一座小镇上。炮弹落得离动物园越来越近了，安托尼娜也预备着“拔营”搬迁。“狐狸君”要去的附近小镇沃维茨（Łowicz）似乎是个不错的避风港，那里不在火力范围内，离华沙城区也不算太远。安托尼娜、瑞希、雅安的母亲、诺尼娅和伊娃这两个姑娘、“狐狸君”和他的两个帮手准备一起走，希望大家都能扮作毛皮农场的雇员。挑选随行的宠物让他们经历了一番心灵的折磨。（290）麝鼠？维切克？其他兔子？猫？狗？鹰？到最后他们无可奈何，决定只带上维切克，放生其他所有宠物。它们的生死只能仰赖各自的智慧了。

尽管可以装车运走家中任何物件，他们还是觉得轻装出行比较妥当，因此只带上了床垫、被子、枕头、冬衣、靴子、水缸、锅、铁铲和其他一些实用家什。任何贵重物品都必须深藏，以免毁于战火，或者被上门的士兵偷走。于是大家把裘皮大衣、银器、打字机、缝纫机、票据、照片、祖传遗物等重要东西装进大箱子，“狐狸君”带着他手下的几个少年把这些箱子迅速藏进了连通小洋楼和山鸡馆的地道中，又砌墙堵住了地道入口。

8月23日，动身出发的那一天，瑞希看着一枚巨大的炮弹落在离小洋楼大约45米的地方，嵌入了地面，却没有爆炸。随后不久，一支拆弹小队赶到，一名军官恶狠狠地指天发誓说，到中午，若有人还滞留在小洋楼中，就会吃枪子。瑞希一溜小跑去了山鸡馆，给兔子们喂了蒲公英的叶子，然后打开笼子，放它们出去。骤然到来的自由让兔子们感到迷茫，它们磨磨蹭蹭，流连不去。瑞希捏着它们的长耳朵，把它们一只一只拎到草坪上。无论是树林间、池塘里，还是天空中，此时都没有掠食动物藏着。小洋楼的最后两只宠物——老鹰和麝鼠，在前一天也已被放生。

“走，傻兔子，走啊！”瑞希说着，用嘘声叫它们赶快逃生，“你们自由了！”

安托尼娜看着大小不一的几团毛球慢慢蹦跳着钻进草丛。突然，灌木丛中蹿出巴尔碧娜，一路奔向瑞希，翘起的尾巴晃动着，发出响亮的呜呜声。刹那间，听到了猫声的众兔撒腿就逃。（291）瑞希一把拎起巴尔碧娜，抱在怀里。

“怎么啦，巴尔碧娜，你想跟我们一起走吗？”他抱着猫儿向小洋楼走去，但巴尔碧娜挣扎了一下，跳到地上。

“你不想跟我们走？太糟糕了。”他心酸地说，“可你比我们幸运，至少你还可以留在这儿。”巴尔碧娜进入树丛，一会儿就没了影踪。

站在门廊上看着这一幕的安托尼娜无比痛苦，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欲望，希望也能留在家中不走，同时却又焦急地盼望卡车快点来，快把大家送到火车站去。她一再看表，“表针依然不紧不慢地移动，毫无恻隐之心”。她有种冲动，想一头扎进华沙的某个藏身处，但偌大的城市，哪里有他们的藏身之处？她担心她瘸腿的婆婆，“她都走不了一公里的路”，担心途中遭到德军的伏击，因为她听说，德国兵现在看到波兰人就抓，送去普鲁斯库夫（Pruszków）附近的死亡集中营。鉴于目前这个局面，跟着这些毛皮动物一起西行，似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终于，上午十一点半，“狐狸君”的一辆旧卡车咔嗒咔嗒地开到小洋楼，大家迅速把行李装上车。车子开出动物园，穿行在僻静的街巷中，终于抵达了火车站，那里有一节货运车厢在等着他们，上面已经装了貂、貉、狐狸、河狸和维切克。安托尼娜和大家上了车，火车就过了河，在几座小站停了片刻，装上更多乘客，然后终于慢慢地出发了。在沃维茨，他们按指令卸下所有装动物的板条箱，等待来自波兰其他毛皮农场的动物。各处的动物集结到一起后，就会被送往德国境内的一座大型农场。这一天安托尼娜一直在村子里漫步，惊讶于自己的自由和小镇远离战争的宁静。第二天她出去找人求助，了解到波兰前总理之子安德烈·格拉布斯基（Andrzej Grabski）正巧是德国毛皮公司董事会的成员。（292）她解释说自己很怕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去德国，格拉布斯基就给她在附近找了一个临时住所。六天后，她和“狐狸君”道了别（“狐狸君”不得不守着他的一众动物留在沃维茨），租了一辆平板马车，前往马利威尔村（Marywil）。虽然只有6公里的距离，却是“一段漫长、缓慢的旅程，感觉永远都无法抵达终点”。

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是一间小小的校舍，在一座古老的庄园里。一个女人让他们住进一间小教室，教室的木墙上沾满了泥污，地上到处是烂泥和稻草，天花板上挂着蛛网，窗玻璃都碎了，地板上散落着成堆的烟蒂。他们把维切克的笼子放在一个黏土壁炉旁，安托尼娜说，它抓挠出的动静成了这座寂静的墓穴中唯一的声音。经历了几星期的爆炸声和枪炮声之后，这里的寂静显得非常怪异，它不是让人平心静气的安静，而是空洞、不自然、令人不安的死寂，“让我们的耳朵忍无可忍”。

“这里静得吓人。”瑞希说着，双手搂住她的脖子，抱紧了她。她写道，尽管她不想让儿子吃苦和受惊，但看到儿子需要她的安慰，那种感觉还是很奇妙。在这个暴虐而动荡的八月，她注意到儿子一直在假装坚强，扮演成人，但此时此刻，他“终于容许自己变回小孩”，这让安托尼娜松了口气。

“妈妈，我知道我们再也回不了家了。”他泪眼婆娑地说。

从硝烟弥漫的大城市搬到这座安静的小村庄后，他们与朋友、家人、地下组织失去了联系，也逃离了令人恐惧的炮声。（293）因为她预计只是小住一段时间，所以未做长期安顿在此的打算。安托尼娜的世界固然尚未崩塌，其支柱却已遥远缥缈。她描述说，自己在很多时间里“如受鞭笞，我无以名状、无可奈何……感觉虚幻而悬浮”，她却要强作欢颜，让儿子振作起来。

出去找扫帚、抹布、水桶时，他们敲开了本地教师科考特（Kokot）太太一家的门，她丈夫是个铁匠，夫妇俩有两个男孩。科考特太太矮小敦实，脸上有酒窝，伸出来迎接安托尼娜的一双手因惯于劳作而颇为粗糙。

科考特太太说：“我很抱歉，我们没来得及好好打扫一下就让你们搬进去了。我丈夫明天会过来给你们置一个好用的火炉。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们很快就会安顿下来，住得习惯自在的。”

此后几天里，科考特太太为他们送来黄油面包，还给特蕾莎带来一只木质浴盆和洗澡用的热水。生活很快有了改善，不像最初那么不堪了，但安托尼娜还是担心瑞希，他“失去了他熟悉的一切……就像一株嫩草被劲风连根拔起，吹落在远离故园的处所”。因为“遭逢弃家逃难这一场心理地震，又忧心自己的父亲”（他们一直没有雅安的消息），“再加上生活困苦，前景未卜”，瑞希变得闷闷不乐，喜怒无常。安托尼娜看在眼里，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渐渐地，瑞希与科考特一家变得亲近起来，他们周而复始的日常作息给了他所渴望的秩序感和规律感。战时的大部分日子里，小瑞希扮演的角色更像是成人，安托尼娜因此担心，长期的扭曲是否让儿子越过了一个临界点，“从此全然拒绝童年，任何人只要待他如小孩，就会得到生硬无礼的回应”。但科考特一家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是一剂补药，孩子们上学、玩耍，无忧无惧，这样的生活滋养着瑞希的生命。（294）安托尼娜注意到，儿子看着他们的生活，羡慕他们一家其乐融融，齐心协力，赞赏他们的诸多善举——科考特太太经常骑着自行车去给村里的病人扎针，甚至去城里替人请医生，她丈夫给邻居修理发动机、缝纫机、轮胎、手表、灯具等，任何出了状况的东西到他手里都能被鼓捣好。

“瑞希对知识分子历来没什么感觉，”安托尼娜琢磨着儿子的个性，“在他看来，沉迷于抽象概念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他崇拜实用技能，因此对科考特一家由衷地敬重，因为他们很能干，什么都懂，又非常勤劳。”他整日与科考特先生形影不离，帮他更换碎了的窗玻璃，用青苔和干草修补门框、窗框上的裂缝，用稻草浆或灯油拌和沙子填塞墙壁上的破洞。

不久，瑞希做出了惊人之举：他竟然把自己心爱的兔子维切克送给科考特家的两个儿子耶德雷克与茨比谢克。对他来说，这可是表达友情的终极方式。这个难得的割爱举动对维切克的生活状况并无多少改变，因为这几个男孩本来就终日玩在一起，易手的是喂养维切克和主宰其未来命运的特权。安托尼娜注意到，起初维切克对此懵懂不知，她听到瑞希一本正经地训示它，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谁是它的新主人，晚上它应该去哪里睡觉。此后维切克多次偷偷溜回来，要伴着瑞希睡，但总在门口被瑞希拦住。

“现在你住耶德雷克和茨比谢克的房间，你这个小傻瓜！”瑞希说，“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安托尼娜瞧着这只兔子，它乖乖地听瑞希训话，转动着耳朵，望着瑞希，“看样子它完全听明白了”。（295）瑞希抱着它走到两个房间之间的走廊，把它放下，回房关上门，维切克又开始在外面挠门，要求进来。

抑郁症再次袭来，安托尼娜在日记中如实地记录了这一切，就事论事，语气平淡，没有自怨自艾，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具体细节，似乎这只是另一种天气形态。这次逃难之旅掏空了她，“就像一个精神恍惚的人”，她勉力履行自己作为妇幼部落“首领”的职责，到处去找食物，寻求帮助。她连哄带骗地从村里的一个女人那里搞到了土豆、糖、面粉和小麦，从路上的一个男人那里弄到了一些泥炭做燃料，从村里每天领半升牛奶。

经过63天惨烈的巷战，轰轰烈烈的华沙起义失败了。城里的不少地方沦为瓦砾场，华沙家乡军余部正式宣布投降，以此换取德军的承诺：所有被俘者将以正规部队（而不是非法交战人员）战俘身份获得人道对待。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被送往劳改营服苦役，境遇如同奴隶。多家人满为患的医院被烧毁，很多病人被活活烧死在里面。德军将妇女儿童绑缚在坦克上，以此阻止可能的伏击。希特勒下令德国各教堂鸣钟一周，庆祝胜利。

路上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在沃维茨与马利威尔等地寻找临时栖身之所。这两个地方有很多大庄园，四周既有庄园主的大宅，也有一些贫穷的小农场，许多小农舍里住着地主们的长工，其中有不少当地人，也多是在大宅里当差的。难民们蜂拥而入，一天多似一天。越来越多失魂落魄、饥肠辘辘的难民出现在家门口，农场主们吓坏了，他们恳求政府另找地方安置这些饥民。

安托尼娜一家刚来时，行事低调，以防盖世太保追捕他们。（296）随着日子一天天平安无事地过去，大家渐渐放松下来。他们在马利威尔过了几周后，听说华沙投降了，便开始多方打探亲友的消息。安托尼娜日日盼望雅安的消息，觉得他会在经历一番“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找后，突然奇迹般地出现在她眼前，就像1939年一样——那次他在穆勒博士的帮助下回城，在灯罩店与她和孩子团聚。此时的她对雅安在起义初期的一次“奇险”尚且一无所知：雅安脖子中弹，被送到西米尔纳街（Chmielna Street）的一家医院急救，大家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因为子弹射穿脖子，几乎必然会伤及食道、脊柱、静脉或动脉。几年后，安托尼娜遇到了当时救治雅安的肯尼格（Kenig）医生。他对当时的这个病例记忆犹新、啧啧称奇：“你让我把他麻醉了，然后再造出一模一样的子弹轨迹来，我绝对做不到！”德军攻占医院后，他被送到一家专门关押军官的战俘营，枪伤慢慢愈合，却日日与饥饿和疲劳作战。

安托尼娜给一位朋友送了一封信，对方同意替她传信找人。诺尼娅没有去找自己的父母，而是留在安托尼娜与瑞希身边帮忙，还做起了送信员。一天，天还没亮，她就起身，等了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经由沃维茨前往华沙的马车——没了巴士，就只有这些马车充当公共交通工具了。在沿途的树上、电线杆上、篱笆墙上、建筑物的外壁上，她钉了不少查找雅安·雅宾斯基的启事，上面写了安托尼娜的暂住地址。这则寻人启事也被贴到火车站内，那里有一个房间已经被辟为公用的失物招领办公室。斯蒂芬·考尔波恩斯基曾撰文回忆道：

各个火车站的外墙上都贴了几百张寻人启事，丈夫寻找妻子，父母寻找孩子，上面写满了地址。（297）也有不少只写了自己目前的联系信息，告诉别人他们人在哪里。这些“信息转运办公室”前面从早到晚都聚集着庞大的人群。[1]

不久，安托尼娜开始陆续收到各处发回的信息：雅安受了枪伤后所在医院的护士、瓦雷茨基广场（Warecki Square）的邮差、威尔查街（Wilcza Street）上动物博物馆的保安都写信提供了雅安的信息，让她很受鼓舞。得知雅安可能已被关押到某个德国战俘营后，她和诺尼娅给所有关押军官的战俘营写了几十封信，寻找一切可能的线索。

[1] “各个火车站的外墙上……聚集着庞大的人群”：Korboński， Fighting Warsaw， p. 406.

第三十三章

1944年12月

冬天又到了，地面上的无数个泥水洼都结了冰，大地覆盖在白花花的冰层下面，一天比一天冻得结实，生出纤维状的图案。（298）安托尼娜忙着筹备圣诞节，这自然与战前不可同日而语。波兰传统中，平安夜的晚餐必须有十二道素菜，然后大家互赠礼物。动物园的平安夜总是有特别的犒赏。安托尼娜记得：“一辆大货车开进动物园，上面装满了卖剩下的圣诞树，这是给动物园里的动物的礼物，乌鸦、熊、狐狸等许多动物都喜欢咀嚼或啄食常青树芳香的树皮或针叶。圣诞树被分发到各个馆舍，宣告华沙动物园的圣诞季正式开始。”

整个夜晚，几盏提灯在动物园各处巡夜，拖曳的灯光像彗星的尾巴。珍稀动物区由一位尽职的男饲养员专门看护，定期检查棚舍中的温度，往炉子里加炭；几名男子把额外的干草送进畜棚或露天围栏；另一些人往禽类馆中添送稻草——热带鸟类会钻进稻草堆深处避寒。一派安居乐业、灯火摇曳的景象。

1944年的平安夜，瑞希跟着茨比谢克去了树林。（299）出发时茨比谢克对安托尼娜说：“小孩要玩小孩的东西。”不久，孩子们拖着两棵小小的杉树回到了家。

按照波兰乡村的习俗，圣诞树要在天黑前完成装饰，并在第一颗星星出现时点亮，以此纪念“伯利恒之星”。若有人缺席家宴，餐桌上要为他们留出位置。安托尼娜记述了她把小杉树放在凳子上进行装饰的过程，一旁看着的特蕾莎感到很新奇，不停地拍手大笑，一家人把“三个小苹果、几块姜饼、六支蜡烛和瑞希扎的几个孔雀眼草饰”挂到树上的过程中，特蕾莎喋喋不休地对着圣诞树说了很多话。

节日期间，吉尼娅来访，让安托尼娜喜出望外。她冒着因参加地下活动而被逮捕的风险坐上火车，又在凛冽的寒风中走了六七公里。她带来了朋友们的钱、食物和关怀，但雅安依然杳无音信。一天，如往常一样，科考特太太骑车到邮局去，也如往常一样，大家远远瞧见她蹬着自行车回来，看着她小小的身影一点点变大，越来越清晰。但这一次与往常不同，她手中挥舞着一封信。瑞希只穿着衬衣就奔了出来，抓过那封信，冲进门里，科考特太太也跟在后面走了进来，满面笑容。

“终于。”她只说了两个字。

安托尼娜和瑞希把信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后，瑞希冲出去把消息告诉了科考特先生。据安托尼娜说，瑞希很少向他们说起自己的“影子父亲”，而此时此刻，他终于可以冒险谈及他了。

在现存的华沙动物园档案中，除了老园长一家捐献的很多照片以外，还有一件奇特的遗物：雅安从战俘营中寄给家人的一张明信片，正面除了地址以外没有文字，背面是一幅颇见功力的漫画，画中人就是他自己，穿着过于宽松、不合体的制服，肩章上有两颗星，脖子上围着一条垂到腰部的深色围巾。（300）他给自己画上杂乱的胡茬、浮肿的眼袋、长长的睫毛和纹沟深嵌的前额。光秃秃的头顶上翘起三绺头发，嘴里叼着一个烟头，神情厌倦而不屑。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控诉，只有这一小幅画，画风介于悲哀和幽默之间，描绘了受尽摧残而屹立不倒的他。

1月17日，红军终于进入华沙。此时这个城市早已投降，苏联人的到来已经无济于事。理论上讲，苏联人的使命是驱逐德军，但出于政治、战略和现实原因（其中之一是：一路向西推进途中，部队减员12.3万人），他们在维斯瓦河东侧安营扎寨，隔岸观火整整两个月。在此期间，数千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数千人被送往集中营，古老的华沙沦为死城。

哈丽娜和她表姐伊蕾娜·纳弗洛卡（Irena Nawrocka，奥运会击剑冠军，战前游历广泛），以及另外三名女送信员遭到了德军的逮捕。她们与一大群脏兮兮的囚犯一起被德军押送着步行前往奥扎卢夫（Ożarów）的劳改营。路边田野中突然溜过来几个农场工人，给姑娘们穿上工作服，又塞给她们几件农具，趁疲惫不堪的押送兵不注意，拽着她们离开了人群，钻进高高的亚麻田。混在这些农场工人之中，几个姑娘逃到了塔特拉山区（Tatra Mountains）的扎科帕内小镇（Zakopane），在那里躲了几个月，直到战争结束。

第三十四章

1945年

一群群乌鸦在天空盘旋，落在积雪覆盖的田野。（301）这是一月的一个早晨，天雾蒙蒙的，隐约有些暖意；黑色的树枝发出湿亮的光，穿透了白雾；嗅起来有种吸入棉絮的感觉。这样的早晨充满了异样的信号。安托尼娜听到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遥远的爆炸声、运输重武器的卡车车队碾压路面时发出的巨大隆隆声。接着就有人高喊：“德国人逃跑了！”很快，波兰与苏联军队出现了，并肩而行，长长的苏联坦克车队缓缓驶过，当地人迅速升起红色旗帜，欢迎解放者的到来。突然，一大群白鸽腾空而起，在战士们的头顶纷飞，然后在空中重新聚成一团云的形状，掉转方向，向更高的地方飞去。“时间安排可谓完美，”安托尼娜写道，“很显然，某位电影导演安排了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场景。”

尽管相信雅安不久就能获释，她仍打算继续留在马利威尔，到春天再做打算，因为带着年幼的孩子长途跋涉回华沙，可能遭遇种种危险。但当地的孩子都心痒难耐，渴望返校读书——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生物钟，孩子们亦然。也就是说，安托尼娜的小部落必须离开校舍，另觅一个临时居所。（302）买食物的钱都用光了，新生儿却需要牛奶，本地的庄园主心生怜悯，保证了他们的给养。幸运的是，她已经省吃俭用地攒下了几个“猪仔”金币（卢布金币），这是回华沙的“买路钱”，她早就料到这可能会是一段耗资不菲的旅程。仿佛回到了战时，到处都是难民塞道的场景；但又与战时不同，难民们这次走的是回家的路，尽管他们早就听说自己的家可能已变成废墟。诺尼娅自命为先行官，担起探路侦察之责，回来告诉她，有朋友目前还居住在动物园区域，他们回家后可以去朋友处借宿，她还报告说，小洋楼尽管遭到轰炸和抢劫，却还没有倒塌。

他们需要一辆卡车，但这是稀缺资源。安托尼娜以一袋土豆说服一队东行的战士载他们一程。出发那一天，气温只有零度，除了裹在绒毯中的小宝宝，车上所有人都冻得瑟瑟发抖。卡车蹒跚前行，一路停车无数次，接受巡逻兵的检查。他们被放在沃榭（Włochy），又在那里搭上了一名苏联飞行员的敞篷卡车，大家爬进车厢，挤作一团。

终于进入了华沙城区地界，污雪和着泥沙飞溅到车身两侧，恶臭扑鼻，细沙迷眼。大家聚在一起，抱团御寒。她写道，眼前的场景“让我惶惑，情绪低落”，因为尽管此前听过种种传言、警告和亲历者的叙述，她还是无法接受眼前华沙的惨状。从档案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焦黑的门窗孤零零地矗立在废墟中，仿佛通向天国的门户；高耸的办公楼变成了空荡荡的蜂巢；公寓和教堂还在像冰川一样缓慢地崩解；所有树木都折断在地；公园里瓦砾碎石堆积如山；街道两侧的建筑都已倒塌，只留下一面面孤墙，薄如墓碑，让人一见心悸，犹如身陷超现实的噩梦。在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苍白无力的冬日阳光怯生生地爬进建筑物密布的枪眼、裂缝中，照着裸露的金属电线和拧成奇形怪状的管道和铁架。（303）全城85%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年华美壮丽的华沙已沦为巨大的坟场和垃圾场。一切独具匠心的创造都已崩解为沉默的碎片，所有宫殿、广场、街区、场馆和地标都被肢解。这些照片往往以“死城”“废墟的荒原”“瓦砾山”为题[1]。尽管依然天寒地冻，安托尼娜写到了她当时冷汗涔涔的感觉。那天夜里，惊魂未定、疲惫不堪的一家人留宿在诺尼娅的朋友家里。

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餐后，安托尼娜带着瑞希匆忙赶回动物园。瑞希疾步冲向小洋楼，跑回来时，脸颊被冻得红扑扑的。

“妈妈，我们的房子还在！”他兴奋地说，“那些说我们房子没了的人都是瞎说！好多地方坏了，门没了，地板没了，里面的东西都被偷了，屋顶还在，墙没倒！妈妈，楼梯也还在！”

地面积雪覆盖，大多数的树都被炮弹修剪得光秃秃的，但仍有一些黑色的细枝，在蓝天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惹眼。猿猴馆还在，小洋楼还在，还有几幢建筑只剩下断壁残垣。小洋楼楼上的一个房间完全消失了，底楼所有的木质部件——门、地板、壁橱、窗框——也都不见了，估计是在冬天被烧掉取暖了。连接地下室和山鸡馆的地下通道不见了，不是塌陷，而是“蒸发”了，一起蒸发的还有藏在里面的贵重物品（战后也没有查到究竟是谁挖走了那些东西）。地上散落着厚厚一层潮乎乎的文件和书页，走进去时根本避不开它们，因此踩烂了不少。母子俩在这些沉积的纸张中翻找，找到了一些污损的文件残片和发黄的照片，安托尼娜小心地把它们放进自己的手提包里。

尽管天气寒冷，两人还是去查看了一下被炸弹和炮弹炸得面目全非的菜园；又到庭院那边看了一眼，那里满是堆砌的掩体、反坦克深沟、铁丝网和没有炸开的炮弹。（304）她没敢往里走，唯恐踩到地雷。

视觉和嗅觉都告诉她“战争刚刚离开此地”。在她琢磨着修缮宅院时，瑞希开始“挑战自己的记忆力”，对着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回忆小洋楼的原貌，回忆他成长中铭刻在心里的种种细节。安托尼娜去看了一下去年他们种菜的地方，积雪覆盖的地面上只有一小处被风掀开了一个“雪盖”，露出伏在地上的一株小小的草莓。“新生命的征兆。”她想。就在此时，地下室的窗洞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老鼠？”瑞希猜测。

“比老鼠大。”安托尼娜说。

“是猫！”瑞希叫道，“它跑到了树丛里，瞪眼看着我们。”

一只骨瘦如柴的灰猫警惕地蹲伏在角落里。安托尼娜一阵心痛，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曾千方百计地诱捕它，想做一锅炖肉充饥。

“巴尔碧娜？老猫！猫咪宝贝！巴尔碧娜，到这里来！”瑞希一边慢慢靠近，一边反复呼唤它的名字。终于，巴尔碧娜平静下来，似乎突然记起了眼前这两个人，如箭一般飞奔而来，扑进了瑞希张开的怀抱。

“妈妈，我们得把它带上，带到斯塔洛瓦街（Stalowa Street）去！”瑞希恳求道，“我们不能把它留在这里！求求你！”

瑞希抱着它走向动物园大门时，老猫挣扎了几下，想要跳下来。

“和去年夏天一样，”瑞希不快地说，“它又要溜了。”

“让它去吧，”安托尼娜轻声说，“它一定有不想走的理由，我们不一定明白的理由。”

瑞希一松手，它飞奔着冲进了树丛，停下脚步，转身盯着他们，脸上瘦骨嶙峋，一副受尽饥饿折磨的模样。（305）它喵呜了一声，瑞希的翻译是：“我要回家去了。你们呢？”

对安托尼娜来说，她再也无法回到以前的生活。她的家应该有散漫无序的鹅群，嗓门粗豪的鸬鹚，呜咽的鸥鸟，在阳光下一边漫步一边扇动彩虹般尾屏的孔雀，吼声足以震塌耶利哥墙的狮子和老虎，在藤蔓上荡着秋千、吱吱叫的猴子，泡在水池中的北极熊，盛开的玫瑰与茉莉，还有那两只“性情快乐温和的水獭，它们与家中的猞猁交上了朋友，不愿安分地睡在自己的篮子里……而喜欢在猞猁的毛皮上打盹儿，吮吸猞猁的耳朵”。猞猁宝宝、水獭和小狗共处一室，在花园里没完没了地一起嬉戏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她和瑞希一起举行了一场小小的仪式，向园中受伤害、遭遗弃的所有凄苦无助的物件与生命郑重许诺，“我们一定不会忘记大家，很快就会回来救你们”。

[1] 照片往往以“死城”“废墟的荒原”“瓦砾山”为题：档案照片，复制件见Davies，Rising’44。（342）

第三十五章

劫后

尚在逃难时，玛格达莱娜·格罗斯就与莫里西·弗兰克尔（帕维尔·西林斯）结了婚，华沙起义后，两人转移到了东部城市卢布林，这里有家帕雷塔咖啡馆（Café Paleta），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306）在这里，玛格达莱娜·格罗斯进入了这座城市的先锋艺术界，其中包括戏剧艺术，尤其是它各式各样的非话剧戏剧：音乐剧、舞剧、绘画戏剧、影戏，还有以纸装、碎布、火焰为特色的戏剧。波兰古老的木偶剧具有悠久的政治颠覆传统，但在战时完全销声匿迹；在卢布林，她遇见了筹划着为新波兰复兴木偶剧的一批戏剧活动家，他们邀请她创作木偶头像。她的参与革新了木偶剧。传统木偶头像多以硬纸板为材料，表情夸张单一，她制作的头像非常逼真、精细，强调微表情，并且饰以丝绸、珍珠、珠环。这部作品于1944年12月14日在卢布林首演。

1945年3月，玛格达莱娜与莫里西回到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的华沙，没有电，没有煤气，没有公共交通，少数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房子也破败不堪。玛格达莱娜一心想着重新开始她的动物雕塑事业，哀怨地问安托尼娜：“你们什么时候会有动物呀？（307）我要雕塑！我已经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没了她最喜欢的火烈鸟、秃鹳和其他外来动物，她唯一可用的模特是一只小鸭子。因为她是个精益求精的艺术家，初样经过了无数次修改。待作品完成时，那只小鸭子已经长大成年。这是她战后的第一件雕塑作品，众人纷纷祝贺。

战前华沙有150万人口，到1946年早春，据动物园的另一名访客约瑟夫·特南鲍姆（Joseph Tenenbaum）博士后来报告说：“最多50万人口。而且居住空间只够十分之一的人生存。很多人仍然住在洞穴、地窖、地堡和地下避难所等地方。”[1]但是华沙人民高昂的士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体而言，全世界没有一座城市的人民像华沙人那么藐视危险。华沙散发着不可思议的生命活力、感染性极强的无畏精神。生活的脉搏快得不可思议。纵然衣着破烂、瘦弱憔悴、面有菜色，却毫无颓唐之相。日子虽然艰苦，却并不灰暗，甚至可以说是明亮。人们歌声高亢，笑声爽朗，洋溢着令人震撼的自信……

万事万物中都有一种节奏，一种浪漫，一种让人屏息的狂热……华沙像个蜂巢，整座城市都在忙着夷平废墟，建起新房。他们毁灭，他们创造，他们清空，他们填满。从最后一名纳粹士兵离开郊区的那一刻起，华沙就从废墟中挖出自己，重见天日。从那以后，它就开始建筑、再造和修复，来不及等待方案、资金和材料。

华沙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听到A.哈里斯（A. Harris）的咏叹调，那首非官方的“华沙之歌”。（308）人们吹口哨时吹的是它，想唱歌时唱的是它，劳动时中央广场的高音喇叭里播放的也是它。这首歌表达着人们对华沙城恋人一般的忠诚：“华沙，我的至爱，你是我的梦想，我的渴望……我知道你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你蒙受了血雨腥风，饱经沧桑……请让我重塑你的辉煌。”

1946年春，雅安获释回家。1947年，他开始进行清理、修缮工作，造了不少新屋子、新围场，动物园重新开张，只有300只动物，都是华沙人捐献的波兰本国品种。动物园里战时走失的动物中，有几只被找到了，其中竟然包括小獾。大轰炸中，它在自己的笼子下面挖了一条逃生地道，穿过维斯瓦河，游到了对岸，后来被波兰士兵装在一只泡菜桶里送了回来。玛格达莱娜创作了《公鸡》（Rooster）、《兔子1号》（Rabbit I）和《兔子2号》（Rabbit II），创作速度渐渐慢了下来，因为健康出了状况（安托尼娜推想是“战争严重摧残了她的身体”）。1948年6月17日，《兔子2号》最终完成的那一天，她离开了人世。她一直有心为动物园创作大型雕塑，安托尼娜与雅安也希望如此，特别是在动物园有条件为大型作品提供理想的创作背景之后。在今天的华沙动物园，游客们一进门，迎面就是一具真马大小的斑马铁艺作品，以凸起的铁条表现斑马身上的条纹和肋骨。玛格达莱娜的部分雕塑作品珍藏在华沙国立艺术博物馆内，也有少量展示在华沙动物园园长办公室里，实现了安托尼娜和雅安当年的心愿。

1949年7月21日，华沙动物园重新开园。前一天，雅安和安托尼娜把格罗斯的两件雕塑作品——《鸭子》和《公鸡》布置在园内大型喷泉附近的台阶旁。来园的所有游客都必然会经过这里。那年的7月21日是星期四，他们显然刻意回避了22日星期五这一天，因为人们已经把这个不幸的日子与1942年犹太隔都“清算”大屠杀联系在了一起。（309）

两年后，雅安突然从动物园园长一职上离任，尽管当时他只有54岁。战后华沙处于苏联统治之下，不喜欢当年与地下抵抗组织并肩战斗过的人。因为与政府官员不睦，他大概觉得自己只剩退休一途。诺曼·戴维斯的文字准确地捕捉到当时的政治氛围：

任何人，只要赞美战前的独立，或者对参与华沙起义的斗士表达了一丝敬意，就会被指控为胡言乱语，意在颠覆。即使私下交谈，人们也是瞻前顾后，战战兢兢。到处都是警方的眼线。孩子们在苏联式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告发朋友、父母的行为受到公开表彰。[2]

辞职后的雅安还需要养家，仍然致力于动物学研究，他潜心写作，出版了50本讲述动物生活的书，呼吁动物保护。他还参与了一个同主题的广播节目，很受听众追捧。此外，他继续积极推进国际欧洲野牛保护协会的工作，一直心系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中幸存的野牛种群。

说来尴尬，这个小小的野牛种群之所以能幸存，一定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卢茨·赫克，他在战争期间窃走30头欧洲野牛送往德国，继而又把其中的一些送回比亚沃维耶扎森林，一起放归的还有他复育出的形似欧洲原牛和欧洲野马的生物。（310）他曾梦想着让比亚沃维耶扎森林成为希特勒核心圈子在战后打猎取乐的浪漫田园。这些动物中的母畜后来全部死于盟军对德国的轰炸，使得放养到比亚沃维耶扎的那几只成为这些物种最后的希望。

1946年，国际动物园园长协会战后第一次年会在鹿特丹召开，会议决定重启《欧洲野牛种系》的编撰工作，这项任务交到了雅安手上。他考察了战后所有存活下来的野牛，包括在德国进行繁殖实验的那几头，研究了它们各自的谱系。他的研究记录了欧洲野牛战前、战时和战后的血统变化，让该项目和该物种的血统谱系回到了波兰人手中。

雅安的写作面向成人，安托尼娜创作的则主要是童书。在抚育两个孩子的同时，她没有忘记那个大家庭——她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客人”们一直保持着联系。雅安从隔都（通过劳工局办公楼）护送出来的“客人”中，卡奇欧·克拉姆斯提克（著名油画家罗曼·克拉姆斯提克[Roman Kramsztyk]的堂兄弟)与他的妻子路德维尼娅、赫希菲尔德医生（传染病医疗专家）、罗莎·安泽鲁夫纳医生和她的母亲在小洋楼短暂隐藏后，都转移到雅宾斯基夫妇的朋友推荐的一家位于维托克街（Widok Street）的廉价旅馆中。几个月后，他们被盖世太保逮捕并杀害，是仅有的几位没能熬到战争结束的小洋楼“客人”。

柯尼斯韦恩夫妇活到了德国战败后，并从孤儿院找回了自己的幼子。1946年，塞缪尔·柯尼斯韦恩因心脏病发作离世，他的遗孀瑞吉娜带着孩子们移民以色列，在那里再婚，在一家集体农场工作。她始终没有忘记在动物园度过的岁月。战后，她曾对一位以色列记者说：“雅宾斯基夫妇的家就是诺亚方舟，里面藏了那么多的人和动物。”蕾切尔·奥尔巴赫（阿尼艾拉）也去了以色列，在此之前她曾前往伦敦，把雅安关于欧洲野牛存活情况的报告递交给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战前的伦敦动物园园长）。（311）伊蕾娜·梅泽尔回到以色列定居，战后曾在家中招待来访的雅宾斯基一家。吉尼娅·希尔科斯也迁居伦敦，后来又去了纽约，在当地的意第绪科学研究所图书馆工作多年。

从隔都解救出不少儿童的艾琳·森德勒曾遭盖世太保逮捕，受尽酷刑，后来在地下组织的几位朋友救助下，幸运脱逃，此后一直隐居藏身，直到战争结束。尽管腿脚已废，她一直在波兰从事社会工作，为残疾人福利奔走呼号。万达·恩格勒特在战时颠沛流离，多次更换藏身地；她丈夫于1943年被捕，先后关押在帕菲雅克监狱、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最终和妻子团聚，一起移居伦敦。

哈丽娜与伊蕾娜这两位少女通信员今天还住在华沙，依然来往密切，友谊持续了82年之久。伊蕾娜公寓的墙上挂着多枚击剑奖牌，还有她和哈丽娜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中的她们精心打扮，光彩照人——这是战时一位邻居给她们拍摄的室内肖像照。

布里斯托尔酒店（Bristol Hotel）的庭院餐厅座无虚席，都是游客和生意人，门边有几个长餐台，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美味自助餐点。我在这里与哈丽娜会面，请她回忆遥远的战时岁月。她在不同的“记忆电台”之间反复切换，表情也随之变化。后来她还给我低声哼唱了一首歌，那是六十多年前，一位年轻英俊的士兵在她经过时对她唱的歌：

我的女孩，你对此还一无所知，

可是你已激起我的爱恋，

激起我美丽的梦想。（312）

多想把你抱在我的怀里，

让我梦想成真，一天一天，

更加爱你。

浪漫回忆像插着粉红色纸伞的高脚杯里的美酒，让哈丽娜的脸上泛起红晕。战时记忆自有它们独特的存档系统和生态系统，在无数悲剧性场景的缝隙之中，给浪漫留下了特别的存储空间。在场的其他用餐者似乎都没有听到她的歌声。我环顾四周，一张张餐桌排布如海中群岛，忽然意识到这五十位左右的客人中没有一位是上了年纪、脑海中储存着战争记忆的。

今天的瑞希是一名土木工程师，也已为人父，住在华沙市中心一幢八层的无电梯公寓里，没有养宠物。“狗可爬不了这么高的楼。”我们一起吃力地爬楼时，他给了我这么一个解释。他个子很高，身材细瘦，七十多岁了依然身手矫健，大概得益于长年爬楼。他友好且好客，但神色中总藏着一丝警惕，对于一个少年时期就经历战争的人来说，这种谨慎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根深蒂固地铭刻在他心里。“战争中，我们活得朝不保夕。”瑞希对我说。我们坐在他的客厅里，墙上有他父母的照片、他们留下的许多书籍、一幅装在画框里的欧洲野牛图和一幅他父亲的素描。他说，少年时期在动物园里的生活没让他感到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我自小就生活在那里，对别的生活一无所知”。（313）他说他曾眼睁睁地看着一枚炸弹落在小洋楼附近，如果爆炸了，自己早已命丧黄泉。他回忆自己曾给玛格达莱娜·格罗斯当模特，一坐就是好个几小时，看着她轻轻揉捏手中的黏土，变出各种模样，看着她完全活在自己的创作中。他很喜欢她叽叽喳喳地问长问短。我从瑞希处了解到：暖和的天气里，他母亲会在二楼露台上放满花箱。她最喜欢三色堇，这种花宛如一张沉思的脸（它的名字源于法语词“沉思”[pensée]）；她偏爱的音乐家是肖邦、莫扎特和罗西尼。显然，他觉得我的有些问题很古怪——我希望知道他母亲的发型、气味，她走路时的步态，她说话的腔调。对这些问题，他都以“普通”“正常”之类简单的回答敷衍过去。我很快意识到，这些是他没有注意到或不愿与人分享的问题。他的妹妹——战争后期出生的特蕾莎，婚后住在斯堪的纳维亚。我邀请年过七旬的瑞萨德先生与我一起重访小洋楼，他欣然同意。我们一起小心翼翼地跨过一道道装饰性的铁砧门槛，探索他童年时期的家时，他“挑战记忆力”的方式让我惊叹：他经常对照着眼前的摆设，回忆这里当年的样貌，就像数十年前，他在战争结束后望着满目疮痍的动物园时所做的那样。

历史总在轮回，战争后期柏林动物园遭到严重的轰炸，一如战争初期的华沙动物园，卢茨·赫克经受了当年他强加于雅宾斯基夫妇的种种煎熬、种种锥心之痛。在他的自传《动物——我的冒险》一书中，他写到了受到重创的柏林动物园，哀痛的笔调令人唏嘘。与雅宾斯基夫妇不同，他在轰炸开始的那一刻就已经想象到他的动物园将是怎样一幅末日景象，因为他曾在华沙动物园亲眼见证了毁灭的惨状。但他从未在任何文字中提及华沙动物园遭受轰炸一事。他一次次狩猎远征带回的动物战利品、大量狩猎照片和一本本狩猎日记，在战争结束时都已消失。（314）苏联军队逼近城下时，卢茨离开柏林，担心因洗劫乌克兰的动物园而遭苏联人逮捕。他的余生基本都在威斯巴登（Wiesbaden）度过，继续四处打猎。1982年，卢茨去世，比他的同胞弟弟海因茨晚一年。卢茨的儿子小海因茨1959年移民纽约州的卡茨基尔山区（Catskills），在那里开办了一家小型动物园，以豢养的一群普氏野马而闻名，这群马都是战争期间海因茨·赫克饲养的普氏野马后代。海因茨·赫克的慕尼黑动物园拥有蒙古草原以外最大的普氏野马种群（其中有几匹就是从华沙动物园偷来的赃物）。

总共约有300人曾在华沙动物园这个“驿站”暂时栖身，然后继续他们的漂泊生涯。雅安一直觉得——并曾公开表示——这个传奇的真正英雄是他的妻子安托尼娜。他告诉采访他的以色列《新消息报》（Yediot Aharonot）记者诺厄·克里格（Noah Kliger）：“她也害怕可能的后果，害怕纳粹报复我们和年幼的儿子，害怕死亡。但她把恐惧藏在心底，一个人承受着。她给我的地下活动提供了帮助，从来没有要我收手。”

“安托尼娜是个家庭主妇。”他对另一家以色列报纸的记者丹卡·哈尼什（Danka Harnish）说，“她不参与政治，尽量远离战争，她胆子很小，却在拯救他人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从未抱怨过危险。”

“她的从容自若能够瓦解最深的敌意。”他对另一位姓名无考的记者说，她的力量来自对动物的热爱，“她不只能体察动物的喜怒哀乐，而且似乎能摆脱人类视角，变成一头豹子或鬣狗，承袭这些动物的战斗本能，为护佑同类无畏无惧地挺身而出。”

他对记者亚隆·贝克尔（Yaron Becker）解释说：“她接受了非常传统的天主教教养，但这并没有束缚住她，反而赋予她坚强的意志，让她顺从心灵的驱使，绝不背弃真我，即使这意味着要承受巨大的自我牺牲。”（315）

马尔卡·德鲁克（Malka Drucker）与盖伊·布洛克（Gay Block）沉迷于研究“拯救者”的人格特征，曾采访百余名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冒险救助他人的英雄，总结了这类人的一些共性。拯救者往往遇事果决又思维敏捷，敢于甚至喜好冒险，光明磊落，富于叛逆精神，有超常的应变能力——能随时改变计划、摆脱长期养成的习惯，在需要时瞬间改变根深蒂固的日常惯例。他们通常不是墨守成规的人。尽管他们不惜牺牲自己，捍卫所信奉的原则，但他们并不自命为英雄。雅安的一个说法非常典型：“我只是在履行义务——如果你有能力救人性命，你就有义务做出努力。”他还说：“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这么做是对的。”[3]

1971年，安托尼娜去世；三年后，雅安去世。

[1] “最多50万人口……地下避难所等地方”：Joseph Tenenbaum， In Search of a Lost People: The Old and New Poland (New York: Beechhurst Press， 1948)， pp. 297–298.

[2] “任何人，只要赞美战前的独立……受到公开表彰”：Davies， Rising’44， p. 511.

[3] “我只是在履行义务……只是因为这么做是对的”：Rostal， “In the Cage of the Pheasant.”

第三十六章

一

2005年，比亚沃维耶扎

在波兰东北部一片原始森林的边缘，时间似乎已经蒸发。（316）二十多匹马在沼泽地上啃食青草，头顶是巨大的松树和耀眼的蔚蓝天空。寒意逼人的清晨，它们在水汽氤氲的林间吃草，所经之处会留下甜腻的皮革气味。这种“体雾”会随着它们移动，但留下的气味就像无形的云朵，滞留在杂乱的蹄印上方，经久不散，几小时后还能嗅到它的味道。有时，当你走上铺满沙砾或落叶的林间小径，脚下虽不见蹄印，却分明感觉自己钻进了一个野兽气息浓烈的“口袋”，突然间被包围在野马浓郁的体味之中。

从春到秋，生活在这里的马儿不依赖人类的帮助。它们悠闲地蹚水过塘，啃食灌木、树枝、藻类和青草。十月中旬开始下雪，雪越积越厚，到五月才完全消失。冬天时，饥肠辘辘的马儿只好刨开积雪，寻找枯草和腐烂的苹果。出没在这里的护马队有时会提供一些干草和盐巴。这些马的肌肉特别发达，善于奔跑跳跃，但缺少御寒的脂肪，作为补偿，冰天雪地的日子里它们身上会形成厚实粗糙的表皮，毛特别长，很容易结成一团一团的。它们此时的样子最接近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各处史前遗址中岩洞壁画上的野马形象。

跳出当下的时空，像数千年前的人类那样欣赏这些徜徉在森林边缘草地上的可能来自远古的野马，令人怦然心动。（317）它们美到让人惊叹：暗褐色的身体，背上有黑色的长纹和浓黑的鬃毛（刚出生的小马驹脸是黑色的，马蹄上长着距毛，其中一条或两条腿上长着斑马一样的条纹）。尽管耳朵特别长，颈部粗大厚实，它们却身体轻盈，奔跑迅速。与家养的马不同，到了冬天，它们的身子会变白，与貂和北极野兔一样，有利于它们融入背景隐藏自己，浓密的鬃毛和尾巴上容易结起玻璃球样的冰块，蹄子踩实积雪，垒起一座座雪台。纵然天气严酷，饮食匮乏，它们依然活得自在。公马们争斗起来会很激烈，用脖子猛烈地互相撞击，龇着牙，一副凶相。幸运的是，即使在争斗中受伤，它们自愈的速度也很惊人，就像被萨满巫师施了咒。亨利·贝斯顿（Henry Beston）在他描写野生动物的著作《遥远的房屋》（The Outermost House）中写道：“它们拥有我们早已失去抑或从未长成的敏锐感官。它们的生命中有人类永远无法听见的声音。”

在比亚沃维耶扎，你也能找到复育的欧洲原牛。它们曾是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最钟爱的捕猎对象，在写给罗马朋友的信件中，他称这种动物为残忍无比的黑色公牛，“体型比象略小”，身体强壮，奔跑迅速。“它们不放过任何人或动物，”他写道，“无论你想什么法子，都无法让它们习惯人的存在。你没办法驯化它们，即使把它们从小豢养在身边。”可以想象，黑森林的男性先民都受过捕杀雄性欧洲原牛的严格训练（母牛则被留下来繁殖后代）。“那些猎杀过大量雄性欧洲原牛的人会获得至高荣誉——牛角会被作为证据保存下来公开展示。牛角……广受追捧，被镶上银边……作为酒杯出现在重要筵席上。”博物馆中至今陈列着不少这类银边牛角酒器，但早在1627年，最后几头真正的欧洲原牛已经被杀。

然而在这里，在跨越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的自然保护区，我们分明看到了欧洲野马、欧洲野牛和欧洲原牛，它们吃草，徜徉，悠闲自在。（318）这片自然保护区自15世纪以来就是欧洲王公贵族最爱的猎场，一个充斥着魔幻与异兽的王国，是无数欧洲童话与神话的灵感来源。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四世（Kazimierz IV）极为迷恋这片森林，在林中一间简朴的猎人小屋中住了七年（1485—1492），在他的森林之家主持国政。

这里的风景让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人们，包括卢茨·赫克、戈林和希特勒都为之惊叹。它究竟有何不凡之处？首先，这里有参天的松树与云杉，有高达百米、如城堡般雄壮的榆树，有500年树龄的橡树。林中有1.2万种动物，从单细胞原生动物到野猪、猞猁、狼、驼鹿等大型哺乳类动物，应有尽有。当然还不能不提复育出的几个种群：欧洲原牛、欧洲野马和欧洲野牛。这里还有不少沼泽和水塘，獾、貂、白鼬、鼬鼠和河狸出没其间。蝙蝠、苍鹰、灰林鸮、黑鹳和波美拉尼亚鹰在空中翱翔。无论哪一天，你在这里遇到的麋鹿都会比你遇上的人类还多。空气中弥漫着泥炭藓、水藓、树脂、松针、石楠、浆果、蘑菇、湿地和泥沼的气味。难怪波兰人把这片自然保护区公选为祖国唯一的自然纪念碑，它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遗产。

猎人、伐木工和任何种类的机动车都被禁止进入这片区域。这里是许多本地独有动植物最后的庇护所。因此，这里严格限制游客总量和每群游客的规模，游客只能在专职护林人的引导下沿指定路径徒步游览。抽烟、乱丢杂物和大声喧哗是绝对禁止的行为，你也不可以从这里带走任何东西作为旅游纪念，哪怕只是一片树叶或一块石头。这里不欢迎人类的任何痕迹，特别是人为的噪音。（319）护林人必要时可以驾乘橡胶轮胎的马车，他们会徒手把倒卧的树木锯成小段，用马将它们运出去。

在被称为“严格保护区”的地方，游客可以看到许多倒卧在地、死亡已久、正在腐烂的树木，说来也怪，这些朽木正是森林的支柱和力量之源。也正因如此，热心人士不遗余力地保护这些死去的树木。这些被大风刮倒、自然死亡、处于腐烂状态的树木，为大量生命体提供了栖息的家园，其中包括3000种菌类，250种苔藓，350种地衣，8791种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游客可以从导游那里听到关于公园生态系统和历史演变的情况，还能通过博物馆内的实景模型了解相关信息。但其中又有多少游客会想到，这个神奇的地方曾让纳粹种族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心驰神往、魂牵梦萦？

暮色降临在比亚沃维耶扎森林的沼泽，成百上千只欧椋鸟同时冲天而起，在空中画出巨大的漏斗形状，又缓缓散去，在池塘的水草间寻找栖身过夜之所。我想起安托尼娜对欧椋鸟的偏爱，想起“欧椋鸟”玛格达莱娜，也想起了卢茨·赫克，他尤其喜欢“欧椋鸟这种一身闪亮的荧光绿羽毛的小鸟，吟唱宛转悠扬的小曲时，它的嘴巴张得很大，小小的身子随着每一个音符的力量颤动”[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纳粹哲学、赫克的野心、戈林对狩猎的疯狂迷恋，以及风靡一时的优生学和繁殖实验，到头来竟帮助人类保护了数十种稀有植物和濒危动物。

因为赫克与纳粹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他所作所为背后的动机，世人对他心怀仇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一些波兰爱国者曾动辄反驳说，那些动物固然貌似它们的远古祖先，但严格来说，它们不过是赝品，至今仍有人持这种看法。赫克兄弟那个年代，克隆技术尚未出现，如果在今天，兄弟二人一定是克隆实验的急先锋。一些动物学家谨慎地把两兄弟培育出的品种称为“类欧洲野马”和“类欧洲原牛”，将它们与特定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320）生物学家彼得·达西凯维奇（Piotr Daszkiewicz）和新闻记者简·艾肯鲍姆（Jean Aikhenbaum）在《欧洲原牛：一个纳粹骗局》（Aurochs : le retour d’une supercherie nazie，1999）一书中表示，这些马“尽管不是真正的野生动物，却是一种大型珍稀物种，它们背后有着一段戏剧性的历史，混杂着奉献与欺骗”。他们把赫克兄弟描写成骗子，导演了一出宏大的纳粹骗局——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物种，却假称复活了一个已经灭绝的古老物种。赫尔曼·莱辛巴赫（Herman Reichenbach）在《国际动物园新闻》（International Zoo News）上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反驳说，达西凯维奇和简·艾肯鲍姆的著作缺乏实证，本质上是“法国人所谓的‘争鸣’……美国人所谓的‘恶意攻讦’。……（当然）赫克兄弟也是罪有应得。战后两人对自己与纳粹暴政之间的勾连不够坦白，遮遮掩掩……不管怎么狡辩，（在一座公园境内）重现远古的日耳曼自然环境，与夺回阿尔萨斯（Alsace）一样，都是纳粹意识形态的表现”[2]。

但在莱辛巴赫看来，赫克兄弟的创举将发挥重要作用。“它们毕竟有助于保护将森林与草甸融合在一起的自然环境……而且，过去数十年来，家畜的基因严重匮乏，作为一种野生牛，这些欧洲原牛也许有助于改善家牛的基因池。尝试复育欧洲原牛也许是个愚蠢的举动，但也算不上犯罪。”比亚沃维耶扎自然保护区的Z.普切克（Z. Pucek）教授对这些“赫克牛”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指控它们是“20世纪最大的科学骗局”。这场争论仍在继续，人们依然在期刊和网络上吵得不可开交。美国人C.威廉·毕比（C. William Beebe）的一段文字经常在这场争论中被人引用。在《鸟：形式与功能》（The Bird: Its Form and Function，1906）一书中，毕比写道：“一件艺术品，其最初的物质形态即使遭到毁坏，其美质与匠心也可被重新孕育；一段和弦，固然可能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有朝一日还是有可能激发作曲家的灵感；但如果一个种群最后的个体停止呼吸，那就必须等到另一个天堂、另一个地球出现，这个种群的生命才能复生。”（321）

痴迷的形式各种各样，有的碰巧利国利民，有的却能令生灵涂炭。漫步在比亚沃维耶扎斑斓绚丽的生命长廊，我不禁心生迷惘，不知道人性中的“痴迷”究竟在卢茨·赫克的野心中，在华沙动物园的命运中，在雅安与安托尼娜利他主义的冒险中，分别扮演了何种角色。无疑，雅安和安托尼娜夫妇正是利用纳粹对史前动物和原始森林的痴迷，拯救了许多朋友和邻居的生命。

二

今天的华沙是一座广阔的绿色之城，绿树成荫的大道一直延伸到维斯瓦河岸，满目疮痍的废墟与蒸蒸日上的新景在这里共存，到处都有高大的老树，洒下清凉的树荫，散发怡人的香气。在动物园区域，普拉斯基公园内依然到处都有椴树，散发出甜腻的香气。夏天时，更有蜜蜂成群。河对岸是当年的犹太隔都所在地，有一大片栗子树，树林中央有一座广场和一尊质朴的纪念碑。1989年东欧剧变后，波兰人基于他们一贯的幽默传统，把前盖世太保大本营变成了教育部办公楼，把原克格勃总部变成了司法部，把原波兰统一工人党最高机关变成了证券交易所。老城区的建筑是一首无声的赞美诗，战后按照维斯瓦哥特风格重建，所依据的是17世纪威尼斯画家贝纳多·贝洛托（Bernardo Bellotto）留下的素描和油画。这一盛举的组织者是艾米丽娅·希佐娃，“泽高塔”按键式移动墙的发明者。有些新建筑物的外墙面上赫然夹杂着从华沙大轰炸的废墟中回收来的旧砖石。华沙街道上矗立着数十尊雕像和纪念碑，因为波兰有一半都淹没在被侵略、被欺凌的沉重历史中，进步固然滋养着这个国家，但它悲悼的面容从未褪尽。（322）

围城时期，安托尼娜曾与家人一起躲避在华沙市中心的一套公寓里。我从这套公寓出发，开始追踪安托尼娜当年的足迹。我步行到蜂蜜街，跨越了老护城河，穿行在环绕老城区的砖墙间，墙体斑驳老旧，偶有碎屑剥落。进入老城区后，满眼都是鳞次栉比的排屋，鞋子常常在鹅卵石街道上打滑，一次次失去平衡。终于，脚下的石块变大了，它们已被几个世纪以来的脚步磨平。战后重建华沙时，规划者尽可能地使用原有的石头。与安托尼娜同时代的作家布鲁诺·舒尔茨的短篇小说集《鳄鱼街》（The Street of Crocodiles）中描述的那条五颜六色的石子路，今天依然能看到，这些石子“有的呈金黄色，有的呈蓝灰色，有的呈淡淡的粉红，像人类的皮肤，一块块都很平滑，在阳光下看起来有温暖的天鹅绒般的柔软感，又像一个个古老的日晷，经过亿万次的踩踏，融入无的至福”[3]。

在类似的一条条狭窄的小巷里，电灯（以前是煤气灯）安在街角的建筑物上，一扇扇双格窗敞开着，像降临节日历。赤褐色的屋顶下方是壁炉烟囱的一道道黑色沟槽，有些涂色的墙壁斑驳剥落，露出里面肉红色的砖面。

我转了一个弯，进了面包师街（Ulica Piekarska），鹅卵石路面呈扇形或旋涡，像干涸风化的河床；左转进入啤酒街（Piwna Street），只见一幢房子二楼的墙面上有一个凹进的神龛，供奉着一尊木头圣像，两侧摆满鲜花。接着，我走过卡罗拉·贝耶拉（Karola Beyera）古币收藏者俱乐部，随后经过三扇矮小的木门，后面都是院子，街角处有一座外墙砌成金字塔形状的建筑，我从这里左转，终于进入那个大型露天市场，当地人叫它“集市广场”。（323）战争初期，安托尼娜在这里购物，但当时已很少有商贩冒险出摊，琥珀店、古董店都不敢开门，四周气派非凡的深宅大院门窗紧锁。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这里抽签算命的鹦鹉，那段时间也不知所踪。

离开集市广场后，我走向古城防御要塞，去看距这里最近的一口古井。我沿着一面黑乎乎的砖墙走着，砖墙围绕着几座中世纪高塔，塔上有漏斗状的盖顶，下面是瞭望台，四壁有一条条狭长的细缝，古时的弓弩手就曾藏身于此。夏天时，这条小路上的一棵棵西洋山梅花树会开满白色的花朵，引来胖乎乎的黑白喜鹊。路边还有山楂树，树冠在阳光下竞相摇曳。我走到骑士街（Rycerka Street）上的一座小广场，那里有一根黑色的柱子，上面刻着华沙的象征——舞剑的美人鱼。看到这个传说中的女神形象，我想安托尼娜会毫无障碍地对这个半人半兽的守护神产生认同感。柱子两边各有一个满面须髯的神像，水流从神像的嘴里喷射出来。此时，你脑海中不难想象这样一个画面：走到这里的安托尼娜把购物篮放到地上，斜托着一个水壶，将壶口对准喷嘴，等待着生命之水从地下涌出，汩汩流入她的壶中。

[1] “欧椋鸟这种一身闪亮的荧光绿羽毛的小鸟……随着每一个音符的力量颤动”：Heck， Animals， p. 61.

[2] “法国人所谓的‘争鸣’……意识形态的表现”：Herman Reichenbach， International Zoo News， vol. 50/6， no. 327 (September 2003).

[3] “有的呈金黄色，有的呈蓝灰色，有的呈淡淡的粉红，像人类的皮肤，一块块都很平滑……融入无的至福”：Bruno Schulz， The Street of Crocodiles，trans. Celina Wieniewsk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pp. 27–28.
2003年，皮亚塞茨基基金会（Piasecki Foundation）拍卖了玛格达莱娜·格罗斯的雕塑《鸡》，为波兰的自闭症研究筹集资金。

细节注释（324）

第二章

1 例会上肯定还要讨论防盗问题：几年前，窃贼闯入华沙动物园的禽类馆，偷走了多种猫头鹰、一只渡鸦和一只美洲秃鹫，园方认为他们抓猫头鹰和渡鸦是为了混淆视听，真正的目标只是秃鹫，因为此前秃鹫的黑市价格飙升。还有一次，一只小企鹅也被人偷走。动物园内也常发生诱拐动物的事件，主谋者多为动物饲养者或实验室，有时也有个人收藏家。其中比较轰动的一次，杜伊斯堡动物园失窃的一只美丽的凤头鹦鹉，后来在一对夫妇的公寓里被发现，但已经成了标本，这对夫妇称，这是某人赠送的结婚周年礼物。

2 一个缅甸人发明了一种类似的跳跃装置：上世纪20年代风靡一时的弹跳杆，实际上是美国人乔治·汉斯伯格（George Hansburg）申请的专利。

3 红色的膝盖向后弯曲：火烈鸟的膝盖看起来是向后突出的，但那其实是它们的脚踝。它们真正的膝盖在上面，隐藏在羽毛里。

第三章（325）

1 雅宾斯基家在雷洋图夫卡的乡间小筑：许多细节来自海伦娜·博古谢夫斯卡（Helena Boguszewska），她在附近拥有一处房产。

第四章

1 死亡景象和垂死挣扎的场面被深深刻在了记忆里：安托尼娜的回忆与退休工程师维克托·奥库里茨－科扎林（Wiktor Okulicz-Kozaryn）的回忆相吻合，他小时候也看到过同样的场景，并记得“德国飞机低低地掠过人群，射杀了许多人……两架波兰飞机在田野上空攻击一架德国轰炸机，飞机着火了，一只降落伞飘了下来，落在几棵树附近”。

2 “任何打击，只要未令你灭亡，就令你坚强”：引自尼采《偶像的黄昏》（1899）。

第五章

1 新发明的自动点唱机：自动点唱机发明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为一些后街小店提供音乐——原文为jook，在卡罗莱纳州克里奥尔语中指集妓院、赌场和舞厅于一体的场所。

第六章

1 “就在此刻，我向你们发表讲话之时，我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它，在硝烟之中、火舌之中闪耀的伟大与光荣……”：斯塔日尼斯基的讲话，引自Warsaw and Ghetto (Warsaw: B. M. Potyralsey，1964)。

2 “我相信华沙人民……将信守诺言，平静、体面、镇定地接受德军的进驻”：隆美尔讲话，引自Israel Gutman，Resistance: The Warsaw Ghetto Uprising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1994)，p. 12。（326）

3 “把波兰当作一个战区，一个战利品……”：Proceedings of the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Nuremberg， vol. 290，ND 2233-PS；引自Anthony Read，The Devil’s Disciplines: Hitler’s Inner Circle (New York: W. W. Norton，2004)，p. 3。

4 在5年时间里：Adam Zamoyski，The Polish War: A Thousand Year History of the Poles and Their Culture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1994)，p. 358.

5 “从一开始，我就与动物园一带的家乡军有联系”：雅安·雅宾斯基语，引自一以色列意第绪语报纸，当时他被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国际义人”称号。该报纸由雅宾斯基提供。

第七章

1 慕尼黑动物园园长：海因茨·赫克，1928—1969年为慕尼黑海拉布伦动物园（Hellabrunn Zoo）园长。

2 世界语：世界语1887年由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的眼科医生路德维克·拉扎尔·柴门霍夫（Ludovic Lazar Zamenhof）博士发明，发表该语言设计时以“世界语博士”(意为“希望博士”)为笔名。长期身处比亚韦斯托克的多语言环境中，他注意到不同种族之间的嫌隙和误解多源于语言障碍，因而设计了这种中立的通用语。

第八章（327）

1 “营火在我面前闪烁”：Lutz Heck，Animals— My Adventure，trans. E. W. Dickies (London: Methuen，1954)，p. 60.

2 复育实验：尽管波兰科学家塔德乌什·维图拉尼（Tadeusz Vetulani）多年前曾尝试过同样的实验，但没有成功，赫克窃取了维图拉尼的研究，后来又窃取了他的30头动物，把它们运到德国，放养于罗明滕（Rominten）林地，最后放归于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

3 纳粹运动的生物学目标：尽管希特勒在公开场合总是鼓吹健康美丽、活力无限的雅利安种族，但实际上，戈培尔有一只畸形足，戈林极为肥胖且对吗啡上瘾，而希特勒本人似乎在战争结束前就染上了三期梅毒，对兴奋剂和镇静剂上瘾，还很可能患有帕金森症。希特勒的医生西奥·莫雷尔（Theo Morell）是一位著名的梅毒专家，他寸步不离地跟着希特勒，药箱里一直备有注射器和金箔包装的维生素。一段罕见的影像片段显示，希特勒用稳定的右手与一排男孩握手，而他的左手藏在背后，显示出帕金森病特有的颤抖症状。希特勒服用的维生素究竟是什么？据犯罪学家沃尔夫·肯珀（Wolf Kemper，Nazis on Speed: Drogen im 3. Reich[2002]）的说法，德国国防军定制的一系列药物可以用来提高注意力、耐力和冒险能力，同时减少疼痛、饥饿和疲劳感。1940年4月至7月，军队收到了3500多万份3毫克的能使人上瘾并改变情绪的安非他命药物——倍飞酊和伊索芬。

年仅22岁的海因里希·鲍尔（Heinrich Böll）是当时驻扎在波兰的德国士兵——尽管他有“不可征服的（且仍未被征服的）反纳粹心灵”——1940年5月20日，他写信给在科隆（Cologne）的母亲，要她速速送上额外剂量的倍飞酊，这在当时的德国属于非处方药，平民可在柜台购买自用。（Leonard L. Heston and Renate Heston，The Medical Casebook of Adolf Hitler [London: William Kimber，1979]，pp. 127–129.）（328）

4 约瑟夫·门格勒：约瑟夫·门格勒成长于一个巴伐利亚实业家家庭，他在官方表格中宣称自己的宗教是天主教，而非按纳粹主义的习惯，写成“上帝的信徒”。他尤其着迷于基因异常。他后来以“奥斯维辛博士”出名，搜罗大量儿童做人体实验。法兰克福法庭后来谴责这些实验是“蓄意的、嗜血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经常涉及活体解剖或谋杀。“他很残忍，一种绅士的、邪恶的残忍。”一名囚犯这样说。也有人形容他“非常好玩”“有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风格”，身上总散发着古龙水的味道。（引自Robert Jay Lifton，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 [New York: Basic Books，1986]，p. 343。）利夫顿（Lifton）总结说：“在选择死亡或自己杀人时，门格勒表现出华丽的超然——也可以说是超功利——和高效率。” （第347页）

有新囚犯入营时，狱卒们会沿着囚犯队伍来回寻找，高喊着：“双胞胎，双胞胎！”他们寻找双胞胎，好让门格勒用变态的方式来进行对比实验。改变眼睛的颜色成了他最喜欢的研究方向，他办公室的一面墙上，钉着他取出的这些囚徒的眼睛，一排排，一列列，像飞蛾标本。

5 “审慎的、以科学为基石的种族政策”：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语，引自Ute Deichmann，Biologists Under Hitler，trans. Thomas Dunlap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 187。（329）

6 “健康的人种经常‘注意’不到自己正在遭受腐朽元素的渗透”：Konrad Lorenz，“Durch Domestikation verursachte Störungen artewigen Verhaltens，” Zeitschrift für angewandte Psychologie und Charaklerunde，vol. 59 (1940)，p. 69.

7 戈林：作为希特勒核心集团的一员，赫尔曼·戈林迅速蹿升为空军总司令、“日耳曼狩猎之主”和“日耳曼森林之主”。“狂热”已不足以形容他对狩猎的爱：他曾命人从他的庄园把一头雄鹿空运至法国，供他寻猎、射杀。对戈林来说，打猎让他回归童年的城堡生活。他梦想着让德国恢复它失去的伟大（“我们的时代会再次到来！” 日后他会这样公开宣称。）他常在森林里度周末，抓住一切借口把政治和狩猎结合起来，常举办高级射击烹饪派对。希特勒不打猎，尽管他常穿猎人装，尤其是在他阿尔卑斯山的度假屋里，好像他随时都可能放飞一只隼，或跳上马鞍去追逐一头长着“烛台角”的大雄鹿。

戈林尤其着迷于猎杀野猪，他有一柄视若珍宝的定制野猪矛，长达127厘米，有蓝色钢质叶形芒刃、深色红木手柄，钢杆上带两个中空的褶面球体，可把猎物从灌木丛中惊出。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1943年末，戈林与朋友、外国政要和德国最高统帅部官员进行了数十次狩猎之旅。有档案显示，甚至在1943年1月和2月，德国在苏联前线败北时，戈林还在他的城堡领地上猎捕罗明滕野猪和普鲁士皇家雄鹿。（330）（在同一时期，他还为德国空军军官引入了交际舞课程。）（330）

第九章

关于犹太人聚居区的日常生活、针对犹太人的围捕行动和死亡集中营的恐怖，已经有那么多优秀的著述在前，本书未予赘述。但此刻我想起一段关于起义的特别生动的描述，那就是《垃圾人日记》（A Fragment of the Diary of the Rubbish Men），作者利昂·纳伯格（Leon Najberg）与被打散的起义者们在废墟中一起坚持到了九月底。

1 欧洲野牛种系：该书一直更新再版，至今仍在波兰出版发行。野生野牛的血统信息，书中不再继续梳理，但护林人们对此有关注和计数。

关于此主题的高质量讨论，参见Piotr Daszkiewicz and Jean Aikhenbaum，Aurochs，le retour...d’une supercherie nazie(Paris: HSTES， 1999)， 以及Frank Fox， “Zagrożone gatunki: Żydzi i żubry” (Endangered Species: Jews and Buffalo)， Zwoje， January 29， 2002。

2 “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Heck， Animals， p. 89.

第十章

1 某种疾病只要能导致其中某一个体死亡，就可能灭绝整个种群：这种近亲繁殖之咒也适用于我们的奶牛，它们现在几乎是彼此的克隆；致死一头奶牛的疾病可以杀死所有奶牛。

2 2006年的一项线粒体DNA研究：“The Matrilineal Ancestry of Ashkenazi Jewry: Portrait of a Recent Founder Event”: Doron M. Behar， Ene Metspalu， Toomas Kivisild， Alessandro Achilli， Yarin Hadid， Shay Tzur， Luisa Pereira， Antonio Amorim， Lluís Quintana-Murci， Kari Majamaa， Corinna Herrnstadt， Neil Howell， Oleg Balanovsky， Ildus Kutuev， Andrey Pshenichnov， David Gurwitz， Batsheva Bonne-Tamir， Antonio Torroni， Richard Villems， and Karl Skorecki.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March 2006.（331）

3 有人说是一名男性，有人说是一位女性：并不是说那个人当时独活于地球之上，只是说没有后代流传下来。

4 “德国的罪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罪行……还影响了物种演化”：Pierre Lecomte du Noüy，La dignité humaine (1944).

5 该组织后来在布拉格区有90个排的建制，兵力达6000人：Norman Davies， Rising ’44: The Battle for Warsaw (London: Pan Books， 2003)， p. 183.

第十一章

1 希特勒早就命令……获取所需的生存空间：来自纽伦堡审判的文字记录，见于“The Fallen Eagles，” Time， December 3， 1945。

2 所有波兰人都活该受到惩罚：波兰战前有3600万人口，战争中人口减损量达22%，超过任何欧洲国家。战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在以色列国家法庭详细描述了波兰天主教徒所遭受的苦难，揭露除600万犹太人遭屠杀外，另有300万天主教徒是如何被害的。（332）“但更为痛心的是，它失去了受教育阶级、青年和任何可能在未来反对这两个政权（或其中之一）的群体……根据德国的计划，波兰将成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民族，成为德国领主的奴隶。”

第十二章

1 “持续的高强度的嘈杂”：Michał Grynberg， ed.， Words to Outlive Us: Eyewitness Accounts from the Warsaw Ghetto， trans. Philip Boehm (London: Granta Books， 2003)， p. 46.

希姆莱曾邀请维尔纳·海森堡建立一个研究冰恒星的研究所，因为奥地利汉斯·赫尔比格（Hanns Hörbiger，Glazial-Kosmogonie [1913]的作者）基于自己的观察，得出“冰川宇宙说”，认为太阳系中的大多数天体，包括我们的月球，都是巨大的冰山。赫尔比格是一个制冷工程师，他根据月亮和行星在夜晚的光芒以及相关北欧神话而得出这种猜想。在北欧神话中，火和冰发生巨大碰撞，冰获胜，太阳系由此诞生。赫尔比格于1931年去世，他的理论在纳粹科学家中流行起来；希特勒发誓说，20世纪40年代异常寒冷的冬天证明了“冰川宇宙”的现实性。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Nicholas Goodrick-Clarke）的《纳粹主义的秘教根源》（The Occult Roots of Nazism）一书，探索了这些“魅惑狂人”的巨大影响力。例如卡尔·玛丽亚·威尔格特（Karl Maria Wiligut），“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私人魔法师”，他的信条深刻影响了党卫军的意识形态、徽标、仪式，以及党卫军成员作为当代圣殿骑士和未来雅利安乌托邦之“人种”形象。为此，希姆莱成立了祖先遗产学会（Ahnenerbe），专注于研究德国史前史、考古学和种族，其成员身着党卫军制服。（333）希姆莱还收购了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的维沃尔茨贝格城堡（Wewelsburg Castle），短期目的是用于党卫军教育和伪宗教仪式，其长期目标更为雄心勃勃：“在千年大日耳曼帝国的中心创建一个规模宏大的党卫军梵蒂冈。”

2 “在华沙，隔都变成了一种集体死亡形式……视作坟墓”：Michael Mazor， The Vanished City: Everyday Life in the Warsaw Ghetto， trans. David Jacobson (New York: Marsilio Publishers， 1993)， p. 19.

3 “一听说存在什么危险……瞬间空无一人”：Grynberg， Words to Outlive Us， pp. 46–47.

第十四章

1 “只求有助于你的研究，有助于你了解我们对你们的看法……”：After Karski， p. 267， 引自Davies， Rising ’44， p. 185。

第十五章

1 华沙占领区的德国长官：这个职务相当于市长。

2 找一切借口进去访友，“偷偷递送食物和消息，鼓舞他们的士气”：见Rostal， “In the Cage of the Pheasant”。

3 “这个时期政治压抑，作品常遭审查，侵犯个人自由的现象屡见不鲜”：Milton Cross， Encyclopedia of the Great Composers and Their Music， Doubleday， 1962， pp.560–561.

4 华沙隔都劳工局：被劳工局遣送到德国的波兰劳工必须在袖子上戴紫色的P字，不准上教堂，不准有文化生活，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德国人发生性关系会被处以死刑。（334）(Davies， Rising’44， p.106)

5 “当他看着这些美丽的甲虫和蝴蝶时，他忘记了这个世界”：Polacy z pomocą Żydom (Poles Helping Poles)， 2nd edition (Kraków: Wydawnictwo Znak， 1969)， pp.39–45.

6 “隔都的创建、存在与毁灭，体现了一种变态的城市规划”：Philip Boehm， introduction to Grynberg， Words to Outlive Us， p.3.

7 “弗兰肯斯坦是个矮壮的公牛腿男人，令人望而生畏……一枪致命”：Jack Klajman with Ed Klajman，Out of the Ghetto(London: Vallentine Mitchell， 2000)，pp.21，22.

第十六章

1 “我想对雅安说：‘咱们逃吧。’……漫长得像一个世纪”：Lonia Tenenbaum语，见于Polacy z pomocą Żydom(Poles Helping Poles)。

2 这些应该是特南鲍姆全部收藏的一半，雅安曾告诉记者，当年共有将近400只匣子：Jan E. Rostal， “In the Cage of the Pheasant，” Nowiny i Courier， October 1，1965.

第十七章

1“血与土的信条”：Karl Friederichs语，引自Deichmann， Biologists Under Hitler， p. 160。

2 《战争导致的流行病》：Friedrich Prinzing， Epidemics Resulting from Wa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6).（335）

3 “灭犹，就是灭虱”：1943年4月24日希姆莱在乌克兰哈尔科夫（Kharkov）向党卫军军官发表的谈话。见United States Office of Chief of Counse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Axis Criminality，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6)， vol.4， pp.572–578， 574。

4 以“犹太——虱子——伤寒”为标语：信源人为Ludwig Fischer，引自Gutman， Resistance， p. 89。

5 “一个念头攫住了内心：幻想自己是个无脸人”：Hannah Krall， Shielding the Flame: An Intimate Conversation with Dr. Marek Edelman，the Last Surviving Leader of the Warsaw Ghetto Uprising(New York: Henry Holt， 1977)， p. 15.

6 “《圣经·启示录》中的三个末日骑兵”：Stefan Ernest语，引自Grynberg， Words to Outlive Us， p. 45。

7 “在你饮食之时……品尝的是什么？”：Alexander Susskind语，引自Daniel C. Matt， ed.， The Essential Kabbalah: The Heart of Jewish Mysticism(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95; translated from Dov Baer， Maggid Devarav l’Ya’aquov)， p. 71。

8 “人能听见世界（教导）的声音……听见上帝的声音……”：Nehemia Polen， The Holy Fire: The Teachings of Rabbi Kalonymus Kalman Shapira，the Rebbe of the Warsaw Ghetto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4)， p. 163.

9 一位隔都居民：此君名马雷克·埃德尔曼（Marek Edelman），见于Krall， Shielding the Flame。（336）战后，埃德尔曼成为一名心脏病学家，曾有言：“当一个人对死亡有了如此了解，他对生命就有了更多的责任。”

第十八章

1 “形成不同的个性”：来源于丹卡·哈尼什在以色列的采访，2006年4月译自希伯来文，哈维瓦·拉普金（Haviva Lapkin）译，所在机构为the Lorraine and Jack N. Friedman Commission for Jewish Education，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2 “2.8万名犹太人……7万名战士”：Gunnar S. Paulsson， Secret City: The Hidden Jews of Warsaw，1940–1945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

3 “房客们相互串门……聚到一起……”： Alicja Kaczynska， Obok piekla (Gdańsk: Marpress， 1993)， p. 48; 引自Paulsson，Secret City， pp. 109–110。

第二十章

1 “大伯也计划（愿上帝保佑我们）在你处为他的孩子们举办一场婚礼……留到早晨……”：引自Ruta Sakowska， ed.， Listy o Zagladzie (Letters About Extermination) (Warsaw: PWN， 1997). Jenny Robertson， Don’t Go to Uncle’s Wedding: Voices from the Warsaw Ghetto(London: Azure， 2000)。

2 “该死的地区”：Janusz Korczak， Ghetto Dia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x.

3 “粘连、疼痛、撕裂、旧伤”：Ghetto Diary， p. 9.

4 “感谢你，仁慈的主……在空中闪耀”：Ghetto Diary， p. 8.

5 “餐后我收拾的时候……随意草率”：Ghetto Diary， p. 107.（337）

6 这36个纯洁的灵魂：Betty Jean Lifton， introduction to Ghetto Diary， p. vii.

第二十一章

1 “‘泽高塔’人不仅是理想主义者，更是活动家。所谓活动家，自然是认识很多人的人”：Irene Tomaszewski and Tecia Werbowski， Zegota: The Rescue of Jews in Wartime Poland (Montreal， Canada: Price-Patterson Ltd.， 1994).

2 7万至9万人：见Gunnar S. Paulsson， Secret City: The Hidden Jews of Warsaw 1940–1945(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63。

3 换了个大罐子，是雅安原先做蟑螂研究时用过的容器：Jan Żabiński， “The Growth of Blackbeetles and of Cockroaches on Artificial and on Incomplete Die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Company of Biologists， Cambridge， UK)， vol. 6 (1929): pp. 360–386.

第二十三章

1 令人惊讶的是，最基本的电话服务竟然还在维持运营：Emanuel Ringelblum，Polish-Jew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 Howard Festig， 1976)， pp. 89–91.

2 “披着皮囊，那皮囊是从圣火四周生出的，却遮蔽了圣火的光亮”：Michael Wex， Born to Kvetch: Yidd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All of Its Moods(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5)， p. 93.（338）

3 意第绪语的经典诅咒：Wex， Born to Kvetch， pp. 117， 132， 137.

4 “这里人人都患上了可怕的抑郁症……住到一起”：Judit Ringelblum， Beit Lohamei ha-Getaot(Haifa， Israel: Berman Archives); 引自Paulsson， Secret City， p. 121。

第二十四章

1 “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相信我，如果希特勒要我枪毙我母亲，我会毫不犹豫，而且会对他的信任由衷地感到自豪”：Otto Strasser， Mein Kampf(Frankfurt am Main: Heinrich Heine Verlag， 1969)， p. 35.

2 “不远处，就在墙外，生活如常，一如昨日，一如它亘古不变的模样……隔都内的火焰”：Cywia Lubetkin， Extermination and Uprising (Warsaw: Jewish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9)；引自Robertson， Don’t Go to Uncle’s Wedding， p. 93。

3 “德国人抓捕、杀害和活活烧死的犹太人却已有数万之多……”：Stefan Korboński， Fighting Warsaw: The Story of the Polish Underground State，1939–1945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2004)， p. 261.

第二十五章

1 “我在那里看见十几个没穿衣服的女士”：Władysław Smólski的讲述，见Righteous Among Nations: How Poles Helped the Jews，1939–1945， edited by Władysław Barloszewski and Zofia Lewin (London: Earlscourt Publications Ltd.， 1969)， pp. 255–259。（339）

2 可以恢复犹太男人的包皮：Schultheiss， Dirk， M.D.， et al.， “Uncircumcision: A Historical Review of Preputial Restoration，”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vol. 101， no. 7 (June 1998): pp. 1990–1998.

3“苦难像魔咒一样攫住了我……都是一样的”：源于某部个人回忆录，存放于Jewish Historical Institute after World War II，见于Righteous Among Nations， p. 258。

第二十七章

1 “人类是宇宙波和宇宙射线敏感的接收器和发射器……物理形态”： Goodrick-Clark， The Occult Roots of Nazism， p. 161.

第二十八章

1 “正是这种对危险的过度想象构成了主要的危险……戒备状态”：Ringelblum， Polish-Jewish Relations， p. 101.

2 “照片从墙上掉落……死神即将到来”： Sophie Hodorowicz Knab， Polish Customs，Traditions，and Folklore(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96)， p. 259.

3 “行走在流沙上”的人：Janina语，见于Righteous Among Nations， p. 502。

4 “我很幸运……我能制造奇迹”：Rachela “Aniela” Auerbach战后证言，见于Righteous Among Nations， p. 491。（340）

5 “底层可怜人永远的保护者”：Basia语，见于Righteous Among Nations， p. 498。

6 战后，在伦敦《白鹰—美人鱼》访谈节目中：节目时间为1963年5月2日。

第二十九章

1 “如果我对我的秘密保持沉默，这个秘密就是我的囚徒”：Arthur Schopenhauer， Parerga and Paralipomena， trans. E. F. J. Pay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vo1. 1， p. 466 (chap. 5， “Counsels and Maxims”).

第三十章

1 盟军将对德国城市发动地毯式轰炸，其中包括德累斯顿：轰炸导致累日大火烧遍全城，因而无法统计遇难者人数，据估计，德累斯顿有3.5万人死亡。18世纪意大利作曲家托马索·阿尔比诺尼(Tomaso Albinoni)的罕见手稿也毁于大火，他的G小调慢板现已成为悲悼的代名词。

2 波兰堪称全世界最迷信的地方之一：许多波兰人相信符征和巫术。华沙人曾经很流行用普通纸牌（而非塔罗牌）来预测自己的命运，或者把蜡融化在勺子上，然后慢慢将蜡液滴入一碗冷水中，以此预测未来——特别是姻缘。据说，滴蜡在水中的形状能揭示一个人的命运：若为锤子或头盔，则预示一个男孩很快会成为一名士兵，预示一个女孩会嫁给铁匠或士兵。如果一个女孩的滴蜡在水中形成橱柜或其他家具的形状，预示她会嫁给木匠；如果蜡的形状看起来更像小麦或马车，她就会嫁给一位农场主。小提琴或小号则意味着这个人会成为音乐家。（341）

根据波兰传说，死神在人间的形象可能是一位裹着白布、手持大镰刀的老妇人，狗很容易就能认出她。因此，人们若是“踩在狗尾巴上，看向它的双耳之间”，就能瞥见死神。

第三十一章

1 苏联人：这些眼神疯狂的苏联士兵被称为“沃拉索仔”（Wlasowcy），是与第三帝国合作的俄罗斯将军沃拉索（Wlasow）手下的士兵。

2 “电车里挤满了小伙子……心领神会的眼色”：Stefan Korboński， Fighting Warsaw: The Story of the Polish Underground State，1939–1945， trans. F. B. Czarnomski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2004)， p. 352.

3 “我至死也忘不了那个声音”：雅切克·费托洛维奇语，引自Davies， Rising ’44， pp. 360–361。

第三十二章

1 “各个火车站的外墙上……聚集着庞大的人群”：Korboński， Fighting Warsaw， p. 406.

第三十四章

1 照片往往以“死城”“废墟的荒原”“瓦砾山”为题：档案照片，复制件见Davies，Rising’44。（342）

第三十五章

1 “最多50万人口……地下避难所等地方”：Joseph Tenenbaum， In Search of a Lost People: The Old and New Poland (New York: Beechhurst Press， 1948)， pp. 297–298.

2 “任何人，只要赞美战前的独立……受到公开表彰”：Davies， Rising’44， p. 511.

3 “我只是在履行义务……只是因为这么做是对的”：Rostal， “In the Cage of the Pheasant.”

第三十六章

1 “欧椋鸟这种一身闪亮的荧光绿羽毛的小鸟……随着每一个音符的力量颤动”：Heck， Animals， p. 61.

2 “法国人所谓的‘争鸣’……意识形态的表现”：Herman Reichenbach， International Zoo News， vol. 50/6， no. 327 (September 2003).

3 “有的呈金黄色，有的呈蓝灰色，有的呈淡淡的粉红，像人类的皮肤，一块块都很平滑……融入无的至福”：Bruno Schulz， The Street of Crocodiles，trans. Celina Wieniewsk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pp. 27–28.

2003年，皮亚塞茨基基金会（Piasecki Foundation）拍卖了玛格达莱娜·格罗斯的雕塑《鸡》，为波兰的自闭症研究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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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以下页码皆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achen， Germany， 287

Adam （elk）， 24， 36

Adolf the Kidnapper （rhesus monkey）， 29

African hunting dogs， 29， 53

African safaris，78–79，134

African wild dogs，32

Ahnenerbe institute，332n–33n

Aikhenbaum，Jean，320

Albinoni，Tomaso，340n

All Saints Church，138，167

All-Warsaw soccer championships，169

amphetamines，327n

animals:

anatomy of，170–72

breeding of，80–83，84，89，91，93，94，99，105，164–65，309–10，319–21，327n

cruelty to，78–79，85–86，86，95–97， 280–81

domestication of， 81， 82–83， 84，164–65

exotic， 30， 164–65

genetic makeup of， 80， 82， 83–84，91–92， 99

hibernation of， 98， 200， 223， 229，266

hunting of， 26， 27， 78–79， 80， 82，85–86， 88， 95–97， 155， 309， 319，329n–30n

hybrids of， 91

immune systems of， 91， 331n

intuition and， 24–26， 231–39

microclimates for， 126–27

mongrel， 91

newborn， 23， 25， 26， 27–28， 33

predator vs. prey， 24， 32， 79

rare， 30， 80–83， 88–90， 91， 94，95–97， 164–65， 309–10， 316–21，327n

relocation of， 74， 88， 94–95， 126，313–14

rights of， 86

scents of， 33–34

sculptures of， 35， 36–37， 169–72，306–7， 342n

seasonal time for， 20， 24， 98， 200，223， 229， 266

sick， 23–24， 29， 91， 126

species of，see species

territories of， 92

wounded， 61–63， 66–67

see also specific animals Animals—My Adventure（Heck），79， 313

antelopes， 30

Antiochus IV， Emperor of Rome， 222

anti-Semitism， 22–23， 84， 86， 103–8， 126，154–55

Anzelm， Dr.， 190

Anzelówna， Roza， 189

apes， 147

arctic hares， 163–64

Arkady， 188

armaments warehouses， 144， 225–28，232–35

Armenian massacre， 92

Arts Coffee House， 106–7

“Aryans，” 76， 84， 91， 99， 104–5，107，115， 137， 139， 140， 143， 149， 156，172–73， 184， 198， 214， 219–22，241， 246， 327n， 332n

Ashkenazi Jews， 91–92

assassinations， 123

Aszer， Marysia， 190

Aszerówna， Maria， 190

Auerbach， Rachel “Aniela，” 177， 190，310–11

Aurochs，le retour...d’une supercherie nazie （Daszkiewicz and Aikhen-baum）， 320

aurochsen， 80， 82–83， 309–10， 318–21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208， 328n

Bach， Johann Sebastian， 285–86

back-breeding， 82–83， 94， 99， 309–10，319–21， 327n

badgers， 27， 39， 41–42， 43， 62–63， 200，308

Balbina （pet cat）， 190， 191–93， 195， 199，290–91， 304–5

Balearic Islands， 128

Baltic Sea， 41

bats， 98

bears， 98

Becker， Yaron， 314

Beebe， C. William， 320–21

Bee-Eater（Gross）， 172

bees， 21

beetles， 128–52

Belle Hélène，La （Offenbach）， 129–30

Bellotto， Bernardo， 321

“bellowing cows，” 281–82

Berlin， 90， 121–22， 208

Berlin Zoo， 74， 88， 94， 126， 313–14

Berman， Adolf， 173， 188， 210

Beston， Henry， 317

Bhagavadgita， 99–100

Białowieża forest， 26–27， 80， 82， 85， 128，309， 316–21

Bible， 85， 158， 181， 222

Bird: Its Form and Function，The（Beebe）， 320–21

birds， 31， 37， 72， 161， 175–76， 190， 193，196–97， 319， 320–21， 324n

bison （European or forest bison） （Bison bison bonasus）， 80， 82， 88–89， 91，94， 172， 309， 310–11， 312， 318，330n

Bison（Gross）， 172

bison （North American buffalo） （Bison bison）， 26， 88–89

Bison Stud Book， 89， 311， 330n

black flies， 256

Black Forest， 317

blackmail， 116， 173， 240

black market， 100， 324n

Black Saturday （1944）， 278

Blitzkrieg warfare， 50， 100

Block， Gay， 315

bloodlines， 92–93， 311， 330n

boars， 27

Boduen， Father， 214

body lice， 153–54

Boehm， Philip， 136–37

Böll， Heinrich， 327n–28n

bombardier beetles， 134–35

Borsunio （badger）， 39， 41–42， 43， 62–63，308

Bosnia， 92

botany， 126

Boy Scouts， 122–23， 188， 226， 278

Braun， Sylwester “Kris，” 288

Braun， Wernher von， 86， 135

breeding， 80–83， 84， 89， 91， 93， 94， 99，105， 164–65， 309–10， 319–20，327n

Breuer， Marcel， 120

bribes， 139–40， 156， 214–15

Brzuska， Ewa “Babcia，” 117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311

Buchholtz， Janina， 242–46， 249

buffalo， 26， 88–89

bulls， 80， 82–83， 105， 309–10， 318–21

bunkers， 118–19， 210， 216， 220

C13F explosive， 118

Caesar， Julius， 317

Café Paleta， 306

camels， 94

Canis pictus （painted dog）， 32

Catholic Church， 21， 28， 77， 84， 86， 100，111， 174， 187–88， 243， 267， 268，274， 314–15， 331n–32n

Catholic Community Center， 174

cats， 190， 191–93， 195， 199， 290–91，304–5

“cats” （Jews in hiding）， 173

cattle， 80， 82–83， 309–10， 318–21

Cederska， Mrs.， 56–57

cemeteries， 139–40

Centos， 188

cheetahs， 91

Chełmno， Poland， 181–82

Chicken （Gross）， 342n

chickens， 164， 193， 256， 257， 258， 280，281

Child’s Right to Respect，The （Korczak）， 182

Chopin， Frédéric， 191， 250， 313

Christianity， 21， 28， 77， 100， 107， 111，116， 139–40， 220–21， 331n–32n

Christmas， 298–99

Churchill， Winston S.， 258

cichociemni （Polish agents）， 167–68

Cinnamon Shops （Schulz）， 176

Civil War， U.S.， 154

cockatoos， 39， 40

“Code of Laws，” 183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116

concentration camps， 83， 156， 181–86，202， 208–9， 213， 248–49， 311，328n

conservation movement， 26–27， 34， 86，153

conversions， forced， 107， 139–40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Democratic and Socialist Doctors， 218

Cornell， Joseph， 134

Council to Aid the Jews （Zegota）， 187–89， 220， 242–43， 261， 266，321

cows， 80， 82–83， 309–10， 318–21， 331n

crested auklets， 34

Cro-Magnon caves， 81

Cross， Milton， 130

crows， 268

curfew， 69， 198–99， 256

Cywiński， Feliks， 218–19， 277

Czechoslovakia， 38

Dadaism， 171

dairy cows， 80， 331n

Danzig （Gdańsk）， 38， 47， 99

Darwin， Charles， 134

Daszkiewicz， Piotr， 320

Davies， Norman， 106， 309

Davis， Avram， 158

D-Day， 257

“dead season，” 72–74

death sentences， 116， 121， 205

Decline of the West，The （Spengler）， 84

“Decree for the Combating of Violent Acts，” 69

deep vein thrombosis， 180–81

deer， 27， 31–32

Defoe， Daniel， 96

Democratic Doctors’ Committee， 188

Department of Racial Purity， 103–4

depth perception， 24

Destruction of the Warsaw Ghetto，The（Perlman）， 185–86

Dewitzowa， Mrs.， 240–41

Dignité humaine，La （Noüy）， 92

disease， 91， 153–55， 167， 169， 282， 331n

Długa Street pharmacy， 140

DNA， 91–92

Dobrucka， Aniela， 246， 247–48

documents， forged， 117， 138–39， 140，143， 167， 172–73， 188， 189， 204，207， 242–47， 254

dogs， 29， 32， 39， 53， 191， 285

domestication， 81， 82–83， 84， 164–65

“doodlebugs，” 135

Dornberger， Walter， 135

Dresden firebombing， 265， 340n

Drohobycz， Poland， 198

Drucker， Malka， 315

Duck （Gross）， 308

Duisburg Zoo， 324n

dybbuk （evil spirit）， 268

dysentery， 125

Dziuś （Underground member）， 189

East Prussia， 38， 51

Eberst， Isaac Judah， 129， 130

Edelman， Marek， 155

education， 162， 168–69， 215–17， 247，259， 260–61， 309， 332n

Eisner， Thomas， 134–35

elephants， 29， 33， 34， 53， 62， 94， 233， 288

elks， 24， 36， 172

endangered species， 88–89， 91

Englert， Adam， 63， 64， 107–8， 311

Englert， Wanda， 107–8， 110， 115， 311

entomology， 128–52

epidemics， 153–55， 282

Epidemics Resulting from Wars （Prinzing）， 154

Erdman， Antoni， 18

Erdman， Maria， 18

Esperanto， 75， 326n

ethnic cleansing， 92

eugenics， 80， 84–85， 92–93， 126， 319

Europa， 83

“evil eye，” 268

evolution， 83， 84–85， 92

Exodus， Book of， 181

exotic animals， 30， 154–65

extinct species， 80–83， 309–10， 316–21， 327n

Fedorowicz， Jacek， 282

Femina music hall， 107

Figlarz （pony）， 63

Finland， 121， 212

Fischer， Eugene， 83–84， 85， 153

Fischer， Ludwig， 155， 262–63

flamingos， 31， 37， 72， 324n

fleas， 155

Florey， Howard， 257

“flying university，” 168–69

food rations， 100， 104， 116， 162， 257

forced labor， 70， 71， 105， 131， 136， 139，141， 187， 208， 213， 215， 247–48，260， 295， 300， 332n， 334n

foreskin surgery， 221–22

forestation， 153

forest bison， 80， 82， 88–89， 91， 94， 172，309， 310–11， 312， 318， 330n

forest tarpans， 80–81， 309–10， 316–17，318， 319–21

Fotoplastikon， 106

foxes， 190， 191–92， 195， 207， 214， 217，232， 271， 284， 285， 289， 291

“Fox Man” （Witold Wroblewski）， 190–91， 193， 196–97， 207， 213，214， 249–50， 269， 271， 275， 279，284， 289， 291， 292

Fraenkel， Maurycy Pawel （Pawel Zielinski）， 190， 202–8， 210， 213， 230，232， 241， 269， 271， 306–7

Fragment of the Diary of the Rubbish Men，A （Najberg）， 330n

France， 38， 58， 287， 289

Francis of Assisi， Saint， 113

Franciszka （housekeeper）， 217

Frank， Hans， 69–70， 104， 205， 244， 271

“Frankenstein” （German officer）， 137–38

Frankenstein （Shelley）， 190

Free French， 287

Freemasons， 84

Friederichs， Karl， 153

Frisch， Karl von， 86

Funk， Casimir， 73

fur farms， 190， 191， 207， 214， 217， 232，271， 284， 285， 289， 291

Futurism， 120

Garbo， Greta， 55

Garland， Judy， 55

garlic， 250

Gdańsk （Danzig）， 38， 47， 99

genetic engineering， 80

genetics， 80， 82， 83–84， 91–92， 99

genocide， 92–93， 99

Germanenorden， 84

German Tibet Expedition （1939）， 99–100

Germany:

bombing raids against， 90， 121–22，265， 309–10， 313

defeat of， 313–14

Lebensraum （living space） for， 99， 126

nationalism in， 84， 99， 126

Nazi，see Nazi Party; Nazism

Poland invaded by， 38， 44， 45–71，80， 100

Poland occupied by， 54， 63–67，72–77， 89， 93–94， 98–99， 100，103–8， 112， 116， 127–28， 129，136–37， 153， 164， 241–42，258–60， 270–300， 301

rocket program of， 71， 135

slave labor for， 70， 131， 136， 139，141， 187， 208， 213， 215， 247–48，332n， 334n

zoos of， 19， 65， 74–77， 81， 88， 90，94， 121–22， 126， 208， 313–14

Gestapo， 70， 97， 98–99， 123， 140， 150，167， 189–90， 198， 234， 240， 243，244， 246， 270， 296， 310， 311， 321

gibbons， 17， 20

giraffes， 20， 61

Girl Scouts， 122–23， 275

Glazial-Kosmogonie （Hörbiger）， 332n

Gleiwitz， Poland “attack” （1939）， 46 “Go， go， go to Crete!” （Offenbach），129–30， 178–79， 191

Godlewski， Father， 138

Goebbels， Joseph， 76， 327n

Goodrick-Clark， Nicholas， 332n

gorge-de-pigeon glass， 56–57

Göring， Hermann， 76， 78， 85–86， 95，318， 319， 327n， 329n–30n

government-in-exile， Polish， 70， 93，167–68

Grabski， Andrzej， 291–92

Great Britain， 38， 58， 90

“great call，” 20

Greece， 121

Grewyi zebras， 32

Grójecka Street bunker， 118–19

Gropius， Walter， 120

Gross， Magdalena （“Starling”）， 36–37， 169–72， 175–79， 190， 191， 203，204， 208， 213， 230， 240–41， 245，246， 271， 306–7， 319， 342n

“Guests” （Jewish refugees）， 107–8， 110，111–18， 129–30， 138， 143–46，148， 161–79， 188–89， 202–8，214–22， 231–32， 240–42， 245–46，248， 249， 259， 260， 266， 271， 274，311

Gutowski， Ewa， 271， 275， 285， 289

Gutowski， Marysia and Mikołaj， 264–66，271

Gutowski， Nunia， 271， 275， 285， 289，296， 297， 302， 303

Gypsies， 86， 155， 176

Hale， Christopher， 99–100

Halmann carpentry shop， 247， 248

hamsters， 199–201， 208， 210， 269

Hansburg， George， 324n

Harris， A.， 308

hashkatah meditation， 157

Hasidic Jews， 156–60

Heatley， Norman， 257

Hebrew language， 248

Heck， Heinz， 75， 80， 82， 93， 94， 99， 314，319， 326n

Heck， Ludwig， 75

Heck， Lutz， 74–97， 99， 134， 233， 310–11，313–14， 319–21

Hedin， Sven， 107

Heisenberg， Werner， 86， 332n

herbal gardens， 126–27

Herling-Grudziński， Maurycy， 163

Herodotus， 81

herons， 170

Heschel， Abraham Joshua， 157–58

hibernation， 98， 200， 223， 229， 266

Himmler， Heinrich， 99–100， 153，154–55， 202， 211， 212， 278， 332n

Himmler’s Crusade （Hale）， 99–100

Hinduism， 99–100

hippos， 30， 34， 94

Hirszfeld， Ludwig， 189

Hitler， Adolf， 29， 38， 46， 67， 68–69， 83，90， 92–93， 99， 107， 134–35， 189，211， 213， 219， 270， 278， 287， 295，309， 318， 327n， 329n

Hizowa， Emilia， 216， 321

Hoffman， Eva， 246–47

Holocaust， 83， 92， 156， 158， 181–86， 202，208–9， 213， 248–49， 309–10， 311，328n， 330n， 331n–32n， 333n

Home Army， 70， 93–94， 113–14， 122，147， 168， 248， 270–74， 276， 287，295， 301

honey， 21

Hörbiger， Hanns， 332n

horses， 29， 63， 67–68， 80–81， 94， 239–40，309–11， 314， 316–17， 318， 319–21

“House Under a Crazy Star” code name， 119， 166， 191， 266

How to Love a Child （Korczak）， 182

hunting， 26， 27， 78–79， 80， 82， 85–86， 88，95–97， 155， 309， 319， 329n–30n

Hutus， 92

Huxley， Julian， 310–11

“hyena butter，” 33–34

hyenas， 17， 24， 33–34， 53

hypergolic chemicals， 134–35

Ice Age， 81， 82

identity cards （Kennkarte）， 244

immune systems， 91， 331n

informants， 69， 116， 173， 240

Institut de Beauté， 220–21， 222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Genetics，and Eugenics， 83

intelligentsia， 70， 169， 259， 332n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1937）， 172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Zoo Direc- tors， 37–38， 65， 75， 311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uropean Bison， 89， 309

International Style， 120

International Zoo News， 320

Isophan， 327n

Israel， 310

Jablonowski， Princess Teresa， 266

Jagur， Orna， 118–19

Jan III Sobieski， King， 19

Jaś （elephant）， 53， 288

Jewish Fighting Organization （ZOB） （Żydowska Organizacja Bojowa）， 182， 213， 247

Jewish Fighting Union， 213

Jewish Historical Institute， 94， 271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157

Jews:

ancestry of， 91–92， 107

Ashkenazi， 91–92

beliefs of， 156–60， 186， 203， 268

children of， 137–38， 140， 159–60，167， 182–86， 216–17， 328n

code names for， 167， 175–76

conversions of， 107， 139–40

culture of， 106–7， 129–30， 131

deportation of， 141， 156， 181–86，202， 208， 213， 247， 248–49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154–55， 218

extermination of， 83， 92， 156， 158，181–86， 202， 208–9， 213， 248–49，309–10， 311， 328n， 330n， 331n，333n

fear felt by， 241–42

foreskin surgery for， 221–22

forged documents for， 117，138–39， 140， 143， 167， 172–73，188， 189， 204， 207， 242–47， 254

Hasidic， 156–60

in hiding， 69， 70， 107–8， 110，111–18， 129–30， 138， 141–46，148， 156， 161–79， 188–89， 202–8，210， 214–22， 231–32， 240–42，245–46， 248–49， 259， 260， 261，266， 271， 274， 277–78， 311

informants against， 69， 116， 173，240

in labor gangs， 131， 136， 139， 141，187， 208， 213， 215， 247–48

leadership of， 156–60

marriages of， 104–5

military operations of， 155，211–13， 220， 248， 277–78

new identities for， 172–73， 240，242–47

nose operations for， 221–22

Orthodox， 158

Polish population of， 22–23

prejudice against， 22–23， 84， 86，103–8， 126， 154–55

prewar neighborhood for， 22–23， 103–4， 213

rabbis of， 156–59

Semitic features of， 219–22， 245

star of David worn by， 104， 106

in Warsaw Ghetto， see Warsaw Ghetto

workshops for， 247–48

John， Saint， 108

Johnson， Philip， 120

“Jolanta” （Irena Sendler）， 167， 190， 311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53–54

jukeboxes， 55， 325n

Junkers JU-87 Stuka dive bombers， 50， 278

Kaczyńska， Alicja， 173–74

kakapos， 34

Kamiński， Aleksander， 188

Kapucyńska Street shelter， 54–60， 64，66， 67， 122

Karas bombers， 50

Kasia （elephant）， 62

Kazimierz IV， King， 318

Keller family， 190

Kemper， Wolf， 327n

Kenig， Dr.， 296

Kenigswein， Miecio， 214， 216–17， 310

Kenigswein， Regina， 190， 214–20， 310

Kenigswein， Samuel， 214–15， 216，218–20， 277–78， 310

Kenigswein， Staś， 214， 310

Kenigswein， Stefcio， 214， 216–17， 310

Kennkarte （identity cards）， 244

KGB， 321

Kiddush ha-Shem principle， 156

Kierbedź Bridge， 108–10， 282

Kinszerbaum， Dr.， 190

Klajman， Jack， 137–38

Kliger， Noah， 314

klipspringers， 30

Knab， Sophie， 267–68

Koko （cockatoo）， 39， 40

Kokot family， 293–95， 299

Königsberg （Królewiec）， 65， 94， 233，258

Korabiowska， Halina， 272， 277， 300，311–12

Korboński， Stefan， 213， 272–73， 296–97

Korczak， Janusz， 182–86

kosher diet， 218

Kossak， Zofia （“Weronika”）， 187–88

Kowalska， Mrs.， 248

Krahelska-Filipowicz， Wanda， 187， 188，213

Kraków， 74， 208

Kramsztyk， Kazio and Ludwinia， 189， 310

Kramsztyk， Roman， 310

Kretshmort School， 111

Królewiec （Königsberg）， 65， 94， 233， 258

Krupps steelworks， 131

“Krysia” bunker， 210

Kuba （pet chick）， 164， 193， 256， 257，258， 280， 281

Kulski， Julian， 127–28， 259， 260

labor gangs， 70， 71， 105， 131， 136，139，141， 187， 208， 213， 215， 247–48，260， 295， 300， 332n， 334n

Landau， Alexander， 247

Landau， Felix， 198

Lawrence， Saint， 77

Lebensraum （living space）， 99， 126

Le Corbusier， 120

Leist， Danglu， 126–28， 258–60

Lemi-Łebkowski， Marceli， 189

Lemi-Łebkowski family， 189， 190

Leningrad， Battle of， 121

leopard seals， 115l

lice， 153–55

Lifton， Robert Jay， 328n

lilacs， 20–21

linden trees， 21–22

lions， 35， 79， 92

lipne （forged documents）， 243

“liquidation，” 74， 76

livestock， 80， 82–83， 309–10， 318–21

llamas， 94

London Zoo， 310–11

Lopatynski， Dr.， 29

Lorenz， Konrad， 84–85， 329n

Łowicz， Poland， 289， 291–92， 295

Lucretius， 133

Luftwaffe， 45–46， 49–50， 330n

lynxes， 25， 26， 27–28， 35， 39， 89， 90， 94，229–30， 305

Majdanek concentration camp， 182， 213

mammals， 82

Marby， Friedrich Bernhard， 236

Marek （Underground member）， 189

Market Square， 22， 322–23

marriage， 104–5

Marta （rhesus monkey）， 29

Mary （African hunting dog）， 29

Marywil， Poland， 292–302

marzipan， 100

Mayzel， Irena， 189

Mazor， Michael， 106

Mazowsze， Poland， 21

melinas （hiding places）， 173， 260， 271

menageries， 19

Mengele， Josef， 83， 328n

microclimates， 126–27

Midsummer’s Eve， 108

Mienie， Poland， 65

Mies van der Rohe， Ludwig， 120

Miller， Glenn， 55

mirror neurons， 237

mitochondrial DNA， 91–92

Molotov， Vyacheslav， 43， 212

Molotov cocktails， 211–12

Mongolia， 82， 314

mongrels， 91

Monkey House， 72

monkeys， 29， 62， 72， 147

Morell， Theo， 327n

Moryś （pet pig）， 100–101， 123–24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313

mugwort， 108

Müller， Dr.， 65–66， 258， 296

Munich Zoo， 81， 94

mushrooms， 42–43

musk oxen， 34

muskrats， 193–96， 213–14， 290

Muslims， 82， 244

mutations， 83–84

mysticism， 156–60， 177， 208

Najberg， Leon， 330n

Nałkowska， Zofia， 176

Napoleon I， Emperor of France， 153–54

Narnish， Danka， 314

nationalism， 84， 99， 126

native species， 78–82， 85， 88–90， 93

Natural History Museum， 150

Nawrocka， Irena， 300， 311

Nazi Doctors，The （Lifton）， 328n

Nazi Party， Nazism:

anti-Semitism of， 22–23， 84， 86，103–8， 126， 154–55

Aryan ideal of， 76， 84， 91， 99，104–5， 107， 115， 137， 139， 140，143， 149， 156， 172–73， 184， 198，214， 219–22， 241， 246， 327n，332n–33n

Blitzkrieg tactics of， 50， 100

Jews exterminated by， 83， 92， 156，158， 181–86， 202， 208–9， 213，248–49， 309–10， 311， 328n， 330n，331n， 333n

leadership of， 38， 69， 76， 78， 85–86，95， 99–100， 153， 154–55， 202，211， 212， 278， 318， 319， 327n，329n， 332n;see also specific leaders

occult beliefs of， 99–100， 120， 332n

Poles subjugated by， 54， 63–64， 89，93–94， 98–99， 100， 116， 128，136–37， 153

racial ideology of， 69， 76， 78–86，91， 92–93， 99， 104–5， 107， 115，126， 137， 139， 140， 143， 149， 153，156， 172–73， 184， 198， 214，219–22， 241， 246， 277， 309–10，319–21， 327n， 332n–33n

slave labor used by， 70， 71， 105，131， 136， 139， 141， 187， 208， 213，215， 247–48， 260， 295， 300， 332n，334n

zoological interests of， 19， 65，74–77， 81， 88， 90， 94， 121–22，126， 208， 313–14

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1939）， 43

Nelly （rhesus monkey）， 29

Nibelungen cycle， 83

Nietzsche， Friedrich， 49

Ninotchka， 55

Nordic races， 99

nose operations， 221–22

Noüy， Lecomte du， 92

Nuremberg laws， 107

Occult Roots of Nazism，The （Goodrick- Clark）， 332n

Offenbach， Jacques， 129–30， 131，178–79， 191

Okulicz-Kozaryn， Wiktor， 325n

Old Testament， 158， 181

Old Town， 22， 47， 62， 73， 276， 282，287–88， 289， 321–23

Olympics （1936）， 78， 107

Oneg Shabat archivists， 248

On Growth and Form （Thompson）， 171

orphanages， 167， 182–86， 230–31

Orthodox Jews， 158

Ostdeutsche Bauwerkstütte （OBW）， 247

otters， 165

Our Lady of the Home Army， 274

Outermost House，The （Beston）， 317

Ożarów labor camp， 300

Pan-Germanism， 84

parachute drops， 167–68

parakeets， 190， 193， 196–97

Paris Conservatory， 129–30

Parkinson’s disease， 327n

parrots， 22， 36， 61

Passover， 181， 211

Paulsson， Gunnar， 173， 243–44

Pawiak Prison， 99， 167， 311

peacocks， 31–32

Pedagogic Museum， 260–61

Peenemünde rocket program， 71

pelicans， 72

penguins， 19， 115

penicillin， 257

pępkowa （honeyed vodka）， 269

Perle， Joshua， 185–86

Perseids， 77

Pervitin， 327n

pest control， 153–55

Pheasant House， 21， 101， 143–44， 216，224， 251–55， 290， 303

phlebitis， 180–81， 195， 202， 206， 223–24，228–31

Piętak， Zygmunt， 214， 215

Pietrasia （housekeeper）， 206

“piglets” （five-rouble coins）， 282， 302

pigs， 92–94， 100–101， 103， 118， 123–26，127， 128

Piotr （pet hamster）， 199–201， 208， 210，269

plague， 153–55， 282

Pogo sticks， 30， 324n

Poison Mushroom，The， 105

Poland:

air force of， 50

education in， 162， 168–69， 215–17，247， 259， 260–61， 309， 332n

flag of， 277

folklore of， 241–42， 267–68， 340n–41n

German invasion of， 38， 44， 45–71，80， 100

German occupation of， 54， 63–67，72–77， 89， 93–94， 98–99， 100，103–8， 112， 116， 127–28， 129，136–37， 153， 164， 241–42，258–60， 270–300， 301

government-in-exile of， 70， 93，167–68

Home Army of， 70， 93–94，113–14， 122， 147， 168， 248，270–74， 276， 287， 295， 301

intelligentsia of， 70， 169， 259， 332n

military forces of， 50， 112

native species of， 78–82， 85， 88–90，93

slave labor from， 70， 332n， 334n

Soviet invasion of， 43， 47， 258， 271，273， 278， 283–84， 300， 309， 321

Underground of，see Underground， Polish

see also specific cities and towns

polar bears， 98

police forces， 140， 141–43， 149， 214–15，221， 234， 251–52

Polish Academy of Fine Arts， 19， 35， 308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151

Polish Bar Association， 188

Polish Customs，Traditions，and Folklore（Knab）， 267–68

Polish Health Department， 35

Polish-Jew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Ringelblum）， 181

Polish language， 99， 248

“Polish question，” 38

Polish Scouts Association， 188

Pomeranian Corridor， 38

Pondus Judaeus， 222

porcupines， 19

pork， 103

Post Office，The （Tagore）， 185

POW camps， 296–97， 299–300， 308

Poznańska， Mrs.， 189

Praga district， 19， 22， 52， 93

Praski Park， 21， 41， 63， 108–9， 112， 258，260， 276， 282， 284–85， 287， 321

predators， 24， 32， 79

premotor cortex， 237

prey animals， 24， 32， 79

Prinzing， Friedrich， 154

Przywalski， Nikolai， 82

Przywalski horses， 29， 63， 81， 82–83， 94，314

“psychosis of fear，” 241

Pucek， Z.， 320

puppet theater， 68

Pursuit Brigade， Polish， 50

Pyrophorus noctilucus （beetle species）， 132–33

Raabe， Janina， 188

rabbis， 156–59

Rabbit II （Gross）， 308

rabbits， 101， 163–64， 165， 193， 252， 255，256， 257， 258， 263， 290–91， 292，294–95

raccoon dogs， 191， 285

Rachmaninoff， Sergey， 191， 207

“racial degeneration，” 83

racial ideology， 69， 76， 78–86， 91， 92–93，99， 104–5， 107， 115， 126， 137，139， 140， 143， 149， 153， 156，172–73， 184， 198， 214， 219–22，241， 246， 277， 309–10， 319–21，327n， 332n–33n

racist laws， 69

Raoult， Didier， 153–54

rare species， 30， 80–83， 88–90， 91， 94，95–97， 164–65， 309–10， 316–21，327n

rats， 155

Ratuszowa Street， 31， 112

Red Army， 258， 271， 300

red deer， 27

refugees， 289–302

Reichenbach， Herman， 320

Rejentówka， Poland， 39–44， 46， 48–51， 65

Rembiszewski， Maciej， 31， 148

Renoir， Jean， 55

“reskinning，” 221–22

rhesus monkeys， 29， 147

rheumatoid arthritis， 181

Ribbentrop， Joachim von， 43

Rickettsiae bacteria， 154

Ringelblum， Emanuel， 118， 181， 210，219， 241， 247–48

Ringelblum， Judit， 210

Robinson Crusoe （Defoe）， 96

Rodin， Auguste， 177

Roman Empire， 222， 317

Romania， 121

Rommel， Erwin， 67

Rooster，Rabbit I （Gross）， 308

Rooster （Gross）， 308

“Ro” planet， 183

roses， 37

Rossini， Gioacchino， 313

Rotholc， Szapse， 214–15

Royal Air Force （RAF）， 258

Roziker School， 111

Rules of the Game，The， 55

Russia， 18， 27

see also Soviet Union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18

Rwanda， 92

Rysie （Żabiński）， 229–30

Sable， Mr.， 215

sabotage operations， 71， 93， 107–9，117–18， 122–23， 189， 208， 226，242， 251–55

safaris， 78–79， 134

Sahib （colt）， 29

St. Bernard dogs， 39

St. Joseph’s Church， 174

scents， 33–34

Schäfer， Ernst， 99–100

Schleswig-Holstein， 46–47

Schopenhauer， Arthur， 255

Schorfheide game preserve， 78， 89

Schubert， Franz， 286

Schulz， Bruno， 176， 198， 322

“screaming mimis，” 281

sculptures， animal， 35， 36–37， 169–72，306–7， 342n

sea lions， 34

seasonal time， 20， 24， 98， 200， 223， 229， 266

Secret City （Paulsson）， 173

secret communications， 181–82， 202，242， 271–72， 277， 300

Semitic features， 219–22， 245

Sendler， Irene （“Jolanta”）， 167， 190， 311

“Sensitization to Holiness，” 157

Serbs， 92

Shapira， Kalonymus Kalman， 156–59， 166， 182

Shelley， Mary， 190

Silesia， 38

silver birches， 205

Sixth Army， German， 208

Sklepy Cynamonowe （Schulz）， 176

skuas， 115

slave labor， 70， 71， 105， 131， 136， 139，141， 187， 208， 213， 215， 247–48，260， 295， 300， 332n， 334n

Slavs， 38， 86， 113， 126， 155

Smólski， Władyslaw， 220

snakes， 262–63

soccer， 169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167

“Song of Warsaw，” 308

Soviet Union， 43， 47， 90， 121， 208， 212，244， 258， 271， 273， 278， 283–84，300， 309， 321

see also Russia

Spanish Civil War， 212

species:

of animals，see animals

back-breeding of， 82–83， 94， 99，309–10， 319–21， 327n

endangered， 88–89， 91

extinct， 80–83， 309–10， 316–21， 327n

mutations in， 83–84

native， 78–82， 85， 88–90， 93

rare， 30， 80–83， 88–90， 91， 94， 95–97，164–65， 309–10， 316–21， 327n

survival of， 84–85

speckled eagles， 24

Spengler， Oswald， 84

spotted flycatchers， 161

SS troops， 46， 83， 85， 95–97， 100， 129，154， 156， 187， 244， 278–81， 287

Stalin， Joseph， 273

Stalingrad， Battle of， 208

“Ständchen” （Schubert）， 286

“Starling” （Magdalena Gross）， 36–37， 169–72， 175–79，190， 191， 203，204， 208， 213， 230， 240–41， 245，246， 271， 306–7， 319， 342n

starlings， 175–76， 319

Star of Bethlehem， 299

star of David， 104， 106

“Star-Spangled Banner， The，” 287

Starzyński （Warsaw mayor）， 64

State Zoological Museum， 150–52

Stauffenberg， Count von， 270

Stokowska， Mrs.， 56–57

storks， 48

Street of Crocodiles，The （Schulz）， 322

Stroop， Jürgen， 211， 212

stud books， 89， 91， 311， 330n

Stuka dive bombers， 50， 278

Stürmer， 104

Sudetenland， 38

Surrealism， 171

Susskind， Alexander， 157

Sylkes， Eugenia “Genia，” 190， 248–49，299， 311

syphilis， 327n

Szczurcio （muskrat）， 193–96， 213–14，290

Szereszewska， Helena， 174

Szereszewska， Marysia， 174

szmalcowniks （blackmailers）， 173

Tagore， Rabindranath， 185

tahki （Asiatic horse）， 82

tarpans， 80–81， 309–10， 316–17， 318， 319–21

Tashkent， Uzbekistan， 18

“tears of St. Lawrence，” 77

Temkin-Berman， Barbara “Basia，” 244–45

Ten Commandments， 158

Tenenbaum， Irena， 128， 150

Tenenbaum， Joseph， 307–8

Tenenbaum， Lonia， 128， 129， 132， 142，145–46， 148–50， 189

Tenenbaum， Szymon， 128–52， 182

Teutons， 38

“Thirty-Six Just Men，” 186

Thompson， Darcy Wentworth， 171

Thule Society， 84

Tibet， 99–100

Todeskätschen （little death chest）， 106

Tofi （lynx）， 27–28， 229–30

Tomaszewski， Irene， 188

Topo， Jerzyk， 225–28

torture， 167， 311

train derailments， 118

Treblinka concentration camp， 181–82， 213， 248–49

Trojanowski， Andrzej， 221

tuberculosis， 29

Tucholski Square， 264

Tufa （lynx）， 27–28， 229–30

Tutsis， 92

Tuzinka （elephant）， 33， 53， 62， 94， 233

Twilight of the Idols，The （Nietzsche）， 492163 Korczak asteroid， 186

typhus， 140， 154，155

überleben principle， 156

Umschlagplatz （Transshipment Square）， 185

Underground， Polish:

Antonina Żabiński as member of，98–99， 100， 101–2， 187， 209，245–46， 261–63， 266， 292–93，299， 314–15

bunkers of， 118–19， 210， 216， 220

children in， 122–23， 189， 251–55，271–72

documents forged by， 117， 138–39，140， 143， 167， 172–73， 188， 189，204， 207， 242–47， 254

educational facilities of， 162， 168–69， 260–61

funding of， 167–68， 188， 242， 249

German suppression of， 98–99

health care provided by， 218

Jan Żabiński as leader of， 70，93–94， 113–14， 122–23， 125–26，128， 147， 187， 209， 215， 227–28，231–32， 245–46， 251–52， 256–63，266， 314–15

membership of， 168， 173

news sheets printed by， 122， 169，212

organization of， 63–64， 68–71，122–23， 187–88

parachute drops for， 167–68

sabotage by， 71， 93， 107–9， 117–18，122–23， 189， 208， 226， 242，251–55

secret communications of， 181–82， 202， 242， 271–72， 277， 300

shelters provided by， 118–19， 210，216， 220， 245–46， 261

Warsaw Zoo as center for， 93–94， 98–99， 100， 101–2， 113–24，127–28， 146， 188–91， 214–20，242， 245–46， 251–66

Underground Economic Bulletin， 212–13

Underground Journalists Association，188

Underground Peasant Movement， 71

Uprising Museum， 137

V-1 buzz bombs， 135

Vetulani， Tadeusz， 327n

Virgin Mary， 21， 267， 274

Vistula River， 28， 47， 112， 223–24， 264，271， 274， 300， 308

vitamins， 73

Vogel， Deborah， 177

Völkisch movement， 84–85

Walter， Mada， 220， 222

Warecki Square， 297

Warsaw:

black market in， 100， 324n

bombing of， 52–67， 180， 242， 275，313

as capital， 74

cemeteries in， 139–40

curfew in， 69， 198–99， 256

defenses of， 43， 46， 61

German attack on， 45–71

German occupation of， 98–99，103–8， 112， 116， 128， 136–37，164， 258–60， 270–300， 301

Jewish Ghetto of，see Warsaw Ghetto

Jewish Quarter of， 22–23， 103–4， 213

Market Square of， 22， 322–23

Old Town of， 22， 47， 62， 73， 276，282， 287–88， 289， 321–23

police force of， 140， 141–43， 149，214–15， 221， 234， 251–52

population of， 22–23， 307

postwar condition of， 302–3，307n–8， 321n–23， 324n

Praga district of， 19， 22， 52， 93

refugees from， 289–302

Saska Kępa neighborhood of， 245， 246， 271

Soviet occupation of， 283–84， 300

surrender of， 64–65， 66

uprising in （1944）， 150， 168， 220，258， 270–300， 306

Żoliborz neighborhood of， 264–66

Warsaw College of Agriculture， 18

Warsaw District Court Building， 140

Warsaw Ghetto:

archive of， 247–48

deportations from， 141， 156，181–86， 202， 208， 213， 247，248–49

disease in， 154–55， 167， 169

education in， 168–69， 215–17， 247

establishment of， 94， 100， 103–8，111–14， 125， 128–52

Jan Żabiński’s visits to， 94， 100，103， 117， 125， 128–52， 202–3

Jewish leadership in， 156–60

liquidation of， 181–86， 309–10，330n， 333n

Nazi searches of， 174， 190

police force of， 214–15 uprising in （1943）， 155， 211–13，248

“Wild” neighborhood of， 187

workshops in， 247–48

Warsaw Health Department， 261

Warsaw Labor Bureau， 131–52， 153，244， 311

Warsaw Parks and Gardens Department， 128， 136， 143， 258， 260

Warsaw Uprising （1944）， 150， 168， 220，258， 270–300， 306

Warsaw Zoo:

Antonina Żabiński’s duties at，17–19， 20， 23， 24–28， 31， 34–35，165

archives of， 299–300

artists resident at， 35， 36–37，169–72， 306–7， 342n

bombing of， 180， 242

code name for （“The House Under a Crazy Star”）， 119， 166，191， 266

as fur farm， 190， 191， 207， 214， 217，232， 271， 284， 285， 289， 291

garden plots in， 127–28

German armaments warehouse at， 144， 225–28， 232–35

German exploitation of， 82， 87–90，93， 94–97， 98， 258–60， 314， 321

German invasion and， 46， 48，52–54， 60， 61–63， 66–67

German occupation and， 66–67，72–77， 89， 93–94， 98–99， 116，127–28， 129， 241–42， 258–60

habitats of， 66， 75， 126–27

as herbal garden， 126–27

Jan Żabiński as director of， 19–20，23–24， 29–30， 35， 37–38， 65–66，72–77， 87–90， 93， 128， 165，232–33， 258–60， 309

Jews （“Guests”） hidden in， 107–8， 110， 111–18， 129–30， 138，143–46， 148， 161–79， 188–89，202–8， 214–22， 231–32， 240–42，245–46， 248， 249， 259， 260， 266，271， 274， 311

keepers employed by， 53， 66， 73，100， 112， 240

Lions House of， 144， 162， 216

microclimates of， 126–27

Monkey House of， 72

Pheasant House of， 21， 101， 143–44，216， 224， 251–55， 290， 303

photographs of， 18， 33

as pig farm， 92–94， 100–101， 103，118， 123–26， 127， 128

postwar condition of， 31， 148，302–5

rare species in， 82， 94， 95–97，164–65

reopening of （1949）， 308–9

secret tunnels in， 143–44

SS raid on， 129

supplies for， 53–54， 73–74， 161–62，188， 191， 213， 242

as Underground center， 93–94， 98–99， 100， 101–2， 113–24，127–28， 146， 188–91， 214–20，242， 245–46， 251–66

visitors to， 30， 34–35， 72–74， 109，259

zookeeper’s villa in， 20–21， 23， 52，119–20， 161–79， 190–97， 198，202–8， 216–17， 260， 275–76， 290，313

Wąsowska， Eugenia， 188

weaning， 267–68

Wehrmacht， 89， 140， 141， 208， 278， 327n

Weiss， Mrs.， 189–90

Welteislehre cosmology， 332n

Werbowski， Tecia， 188

“Weronika” （Zofia Kossak）， 187–88

Werterfassung special corps， 187

Wewelsburg Castle， 333n

White Eagle-Mermaid， 248

Wicek （pet rabbit）， 163–64， 165， 193，252， 255， 256， 257， 258， 290， 291，292， 294–95

wildlife sanctuaries， 86

Wiligut， Karl Maria， 332n

Wilno， Poland， 181–82

Wizard of Oz，The， 55

Wlasow， General， 341n

“Wolf Rock，” 78

Wolfschanze （Wolf ’s Lair） headquarters， 270

Wolinski， Henryk， 188

Words to Outlive Us: Eyewitness Accounts from the Warsaw Ghetto （Boehm）， 136–37

working papers， 260–61

World Heritage Site， 318

World War I， 45， 92， 220

World War II， 58， 171， 208， 218， 222，257， 265， 270–71， 287， 313–14

wraparound vision， 24

Writers’ Union， 188

Wroblewski， Witold （“Fox Man”）， 190–91， 193， 196–97， 207， 213，214， 249–50， 269， 271， 275， 279，284， 289， 291， 292

Yad Vashem， 326n， 331n

Yediot Aharonot， 314

Yiddish language， 203， 209， 248

Yiddish Scientific Institute Library， 311

Youth Sabotage Group， 189

Yugoslavia， 121

Żabiński， Antonina Erdman:

background of， 18–19， 27， 28，230–31

children’s books written by， 87， 229–30， 311

country cottage of， 39–44， 46，48–51， 65

cyanide pill kept by， 209

diaries of， 25， 27–28， 33， 67–68，122， 170， 176， 209–10， 228， 231，235， 238， 255

education of， 18–19

fear felt by， 54–60， 232–35， 261–66，278–81， 284–85

German invasion and， 45–71

German occupation and， 66–68，74， 76， 161–79， 232–35， 264–66，278–81， 284–85

Germans encountered by， 232–35， 264–66， 278–81， 284–85

Heck’s relationship with， 76， 87–88， 93， 95–97

household chores of， 120–21， 162，175， 177–78， 190， 230–31， 262，322–23

intuition of， 24–26， 231–39

Jews hidden by， 107–8， 110，111–18， 129–30， 138， 143–46，148， 161–79， 188–89， 202–8，214–22， 231–32， 240–42， 245–46，248， 249， 259， 260， 266， 271， 274，311

at Kapucyńska Street shelter， 54–60， 64， 66， 67， 122

marriage of， 17–26， 231–32， 314–15

memoirs of， 63， 123， 129， 150， 175

as orphan， 18， 230–31

personality of， 25–26， 231–39， 313，314–15

phlebitis of， 180–81， 195， 202， 206，223–24， 228–31

piano played by， 129–30， 178–79，191， 285–86

postwar life of， 302–5， 311

as refugee， 289–302

Russian ancestry of， 18， 27

in Saska Kępa neighborhood， 245， 246， 271

second pregnancy of， 180， 249，264–66

as Underground member， 98–99， 100， 101–2， 187， 209， 245–46，261–63， 266， 292–93， 299，314–15

villa occupied by， 20–21， 23， 52，119–20， 161–79， 190–97， 198，202–8， 216–17， 260， 275–76， 290，313

Warsaw Uprising and， 270–300

in Żoliborz neighborhood，264–66

zookeeper duties of， 17–19， 20， 23，24–28， 31， 34–35， 165

Żabiński， Jan:

as building inspector， 162， 199

code name of （“Francis”）， 113

country cottage of， 39–44， 46，48–51， 65

cyanide pill kept by， 209， 262，263

education of， 18–19， 111， 128

garden plots managed by， 128

German invasion and， 43–48，51–52， 54， 58

German occupation and， 66–68， 74–77

Ghetto visited by， 94， 100， 103，117， 125， 128–52， 202–3

Heck’s meetings with， 74–77， 78，87–90， 93–94

in Home Army， 70， 93–94， 113–14，147

interviews given by， 24， 71， 263，314–15， 326n

Jews hidden by， 107–8， 110，111–18， 129–30， 138， 143–46，148， 161–79， 188–89， 202–8，214–22， 231–32， 240–42， 245–46，248， 249， 259， 260， 266， 271， 274，311

marriage of， 17–26， 231–32，314–15

military service of， 45， 54， 58， 62，64–65

mother of， 115–16， 271， 272， 273，275， 285， 291

at Pedagogic Museum， 260–61

personality of， 231–32， 263

physical appearance of， 18

as pig farmer， 92–94， 103， 118，125–26， 127， 128

postwar life of， 309

in POW camp， 296–97， 299–300，308

salary of， 260

Tenenbaum’s beetle collection pre- served by， 128–46

as Underground leader， 70， 93–94，113–14， 122–23， 125–26， 128，147， 187， 209， 215， 227–28，231–32， 245–46， 251–52， 256–63，266， 314–15

villa occupied by， 20–21， 23， 52，119–20， 161–79， 190–97， 198，202–8， 216–17， 260， 275–76， 290，313

in Warsaw Uprising， 270–74， 296–97

working papers of， 260–61

as zookeeper， 19–20， 23–24， 29–30，35， 37–38， 65–66， 72–77， 87–90，93， 128， 165， 232–33， 258–60， 309

as zoologist， 18–19， 25， 26， 89， 111，128–46， 147， 170–71， 235–38，239， 262–63， 309

Żabiński， Ryszard （“Ryś”）:

birth of， 28

childhood of， 39–44， 46， 50， 54，55–59， 87， 95–97， 100–101，123–24， 148， 162， 198–99， 266，293–94

curfew and， 198–99

education of， 109–10， 162

German threat to， 45， 50， 54，55–59， 95–97， 109–10， 123–24，162， 276， 278–81

Jewish refugees and， 175–76， 177，206， 217， 219

name of， 28， 253

pets of， 40， 100–101， 163–66，193–96， 199–201， 213–14，290–91， 304–5， 312

pneumonia of， 257–58

postwar life of， 302–3， 312–13

as refugee， 290–300

Underground activities and，123–24， 148， 224–28， 251–57，263， 312–13， 314

Warsaw Uprising and， 271， 275，276， 278–81， 283， 287–88， 289

Żabiński， Teresa， 266–69， 271， 272， 275，279， 283， 286， 293， 299， 302， 313

Zakopane， Poland， 300

Zalesie， Poland， 46， 47

Zamenhof， Ludovic Lazar， 326n

Żarka （Tenenbaum’s dachshund），144–45， 150， 152， 195

Zbyszek （Underground member）， 224

zebras， 32， 94， 308

Zegota （Council to Aid the Jews）， 187–89， 216， 220， 242–43， 261，266， 321

Zegota: The Rescue of Jews in Wartime Poland （Tomaszewski and Wer- bowski）， 188

Zeus， 83

Ziegler （Labor Bureau director）， 131–46， 153， 244

Zionist Party， 188

Zoological Institute， 118， 297

zoology， 16， 18–19， 25， 26， 65， 74–77， 81，88， 89， 90， 94， 111， 121–22， 126，128–46， 147， 170–71， 208，235–38， 239， 262–63， 309， 313–14

zoos:

German， 19， 65， 74–77， 81， 88， 90，94， 121–22， 126， 208， 313–14

Polish， 65， 94， 233， 258; see also Warsaw Zoo

Zośka （St. Bernard dog）， 39

Żydowska Organizacja Bojowa

（ZOB） （Jewish Fighting Organization）， 182， 213，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