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史

隋岩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史/隋岩著.—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093-4987-8

Ⅰ. ①美…　Ⅱ. ①隋…　Ⅲ. ①中央情报局（美国）－史料　Ⅳ. ①D77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9664号

策划编辑：刘　峰　　　　责任编辑：王　玥　郭会娟　陈晓冉　　　封面设计：孙希前

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史

MEIGUO ZHONGYANG QINGBAOJU MISHI

著者/隋　岩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毫米16　　　印张/16 字数/190千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 978-7-5093-4987-8

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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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3年，中央情报局（CIA，简称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曝光的“棱镜计划”让美国颜面扫地，也把这个神秘的情报机构再次带进人们的视野。中情局是如何诞生的？它在美国和世界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都干了些什么？本书将为你揭开中情局的神秘面纱。

在众多的好莱坞电影中，都曾涉及特工以及中情局。在《真实的谎言》中，中情局的特工是身体强健的壮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在《邻家特工》中，中情局的办公室变成了机关重重的密室，手表是GPRS跟踪器，打火机是微型炉灶；在007系列电影中，特工则变身花花公子，和英俊潇洒、温柔多情这些字眼扯上了关系……可是，到底中情局是什么样子的？中情局的特工又是怎样工作的呢？

从美国的独立战争到一战、二战，中情局从无到有，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当人们提起中情局时，却总是忍不住用“无能”、“低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些词来形容它。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中情局尚未正式建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则是因为中情局做得太过头了；到了“9·11事件”，中情局则像所有美国人一样，目瞪口呆地看着飞机撞向纽约的双子塔。

在国内，党派斗争有它的影子，总统被刺有它一份，政治阴谋也无法避开它。它既是一头迷途的羔羊，也是一头代人受过的羔羊。在世人面前，它像鬼魅一样飘忽不定；在总统面前，它却成了仰人鼻息的仆从，渐渐依从总统的个人意愿进行情报分析。在国外，中情局却策划着政变、颠覆、战争等高难度、高危险的活动，搞垮一个政权，就换一个新的替代者。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部门像中情局一样神通广大，也没有哪个部门像它一样时而声名远播，时而臭名昭著。

在这本书中，我们会沿着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隧道，回顾中情局的历史以及几十年来它所取得的成就和卷入的丑闻。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一系列行动，如苏伊士运河危机、匈牙利事件、打捞苏联核潜艇以及对卡斯特罗的638次刺杀、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等。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恐怖主义者的第一大仇家，“9·11事件”让美国人变成了受害者。于是，中情局又参与了十多年的反恐战争，扳倒萨达姆政权、击毙本·拉登……

在历史事件之外，我们会了解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中情局由什么样的部门构成，由谁领导，由哪些部门来监督。此外，我们还会研究一下——特工是怎样炼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你会看到，好莱坞的电影虽然场面炫目、动作夸张，但基本上是取材于特工工作时的真实状态。或许，现实中的特工不能在两幢摩天大厦的天台之间飞身越过，不过，他们的确这样尝试过，只不过，用的是更安全、更高级的方法。

这个诞生于美国伤痛期的部门，多年来，有人对它竖起大拇指，也有人恨它恨到咬牙切齿。然而任何人都要承认，无论是冷战期间还是进入21世纪，世界各地的动荡和战乱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中情局的作品。截止到2013年，中情局先后经历了21位局长，他们作风不同，志向各异，却都努力将中情局打造成世界上最大的情报部门。可惜，除了先天不足之外，中情局的缺陷真的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得清的。

如果中情局在你眼中还是神秘的、不可捉摸的，那么，请你赶快打开这本书吧！当你跟着中情局的脚步走过这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史，你就会发现，中情局的发展的确充满神话，大多数时候，它是鬼，是骗子，也是白痴。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中情局诞生始末

国父的情报之路

“珍珠港事件”成了引子

多诺万：美国情报机构之父

第二章　奏一首成名曲

和平年代的情报使命

CIA成战犯归宿

麦卡锡的白色恐怖

特工是怎样炼成的

第三章　冷战中的中情局

苏伊士运河危机

盗取苏共的报告

匈牙利事件

打捞苏联核潜艇

第四章　未曾想后院起火

1500人的“古巴旅”

惊爆十三天

谋杀卡斯特罗

永远的切·格瓦拉

第五章　肯尼迪之死

被诅咒的肯尼迪家族

不可知的真相

是谋杀，还是政变？

第六章　深陷越战的泥沼

美国兵犯越南

吴庭艳被诛

血淋淋的“凤凰计划”

赫尔姆斯的坚守

第七章　进入群魔乱舞的时代

埃及的赎罪日战争

被希腊涮了一把

不结盟的苏加诺

第八章　区域战乱何时了

末代皇帝：巴列维

宗教带来的革命

逃离德黑兰

失落在阿富汗

第九章　与沙漠枭雄的较量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伊朗门事件

从栋梁变成恶魔

CIA成了“替罪羊”

第十章　旷日持久的恐怖之战

9·11吓坏了美国佬

本·拉登传奇

让本·拉登进地狱

第十一章　历史上的丑闻

奥尔森事故

毒贩的保护伞

斯诺登与棱镜门

附录

中央情报局的组织结构

中央情报局历任局长名单

第一章　中情局诞生始末

国父的情报之路

说起美国的国父华盛顿，人们很容易想到那个“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

华盛顿小时候，父亲给他买了一把小斧头。华盛顿非常开心，就拿着它东砍一下、西砍一下，他还把父亲最心爱的樱桃树给砍倒了。父亲发现时，非常气愤，问他：“这是谁砍的？”华盛顿既不想撒谎，又害怕被父亲责罚，经过内心的挣扎后，华盛顿还是鼓起勇气对父亲说：“樱桃树是我砍的，我只是想试一下斧头是否锋利。”父亲看到儿子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非但没有责罚他，还称赞他说：“即使是一万棵樱桃树，也比不上一个诚实的孩子啊！”

这则故事最初出现在华盛顿的传记中，经过多年的润色和加工，已然变成了教育孩子要诚实的范文。可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华盛顿之所以能够从一个种植园主成为美国的首任总统，并不是凭借“诚实”这一品质，至少在战争中，他并没有表现出诚实的一面。华盛顿取得的军事胜利，依赖的主要是准确的情报和高超的骗术。

实际上，美国历史上的欺骗传统从第一艘欧洲船在北美靠岸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殖民者用欺骗的方式换取印第安人珍贵的海狸和水獭皮，用狡诈的条约来霸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到了华盛顿这一代，更是继承了欧洲殖民者的传统，从小滑头发展为大骗子，从散兵游勇的指挥官发展为美利坚的“国王”。

说起乔治·华盛顿，即使到了现代，他依然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人。华盛顿带领美国人取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联邦政府，在他两届总统任期内创建的美国法律体系延续至今，依然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华盛顿的政治头脑和军事才华，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他的生平事迹、人生旅程也已被一代又一代的传记作家写尽。不过，华盛顿依然有不为人知的一面：他是美国情报事业的创始人，甚至可以称他为“美国间谍之父”。华盛顿对情报工作的贡献并没有像他在军事、政治上的表现那样声名远播。但作为情报事业的奠基人，华盛顿在情报工作上的经历、活动和思想却为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753年，同样在北美进行殖民统治的英法两国为了争夺领地和人口，陷入了僵局，一时间，整个俄亥俄州气氛紧张，仿佛刹那间就会爆发战争一般。此时，身处弗吉尼亚的英国总督采取了两方面的战略，在外交上，他给法国总督写信，要求对方放弃这块土地，如果法国应允，战争或可避免；在军事上，英国军队准备派人刺探法国军队的实力，以做好应战的准备。

写一封言辞激烈的外交信件当然难不倒英国的总督，但是，挑选什么样的人去探听情报却成了一个难题。这个人必须忠诚、勇敢，头脑聪明，机智灵活，既要探得出法国人的真实情况，又不能被对方识破，使法国人有把柄可抓。

经过层层筛选和推荐之后，英国总督选中了一位少校副官。这位副官身材高大、外貌俊朗，却不好言谈，是做情报搜集工作的上佳人选，他就是乔治·华盛顿，时年仅有21岁。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当时的华盛顿和所有弗吉尼亚地区的年轻人一样，怀着为宗主国献身的理想，誓死效忠英国国王。

这是华盛顿人生中第一次做搜集情报的工作，在行动中，华盛顿显示出了惊人的天分。华盛顿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后发现，俄亥俄地区的法国人喜爱喝酒，有的人甚至嗜酒成性。于是，华盛顿将酒馆看作是最好的情报来源，每天出入城里的大小酒馆，从那些喝得烂醉的殖民地官员身上获取情报。

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生于一户富有的种植园主之家，20岁时便继承了家业，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良好的生活环境使得这位年轻的军官在法国人面前表现得彬彬有礼、谈吐优雅，备受众人喜欢。当地的官员喝醉了之后，更是放下心中的戒备，对华盛顿倾吐各种禁忌言论。经过他巧妙的询问之后，有关法国军队的大量信息就拿到手了。

华盛顿虽然从未进过大学，却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和独创性。在这次行动中，华盛顿还表现出老成持重的性格和沉着冷静的作风。这次亲身上阵的间谍经历为他日后组建情报团队打下了基础，也为他的组织工作积累了经验。历史已然证明，华盛顿非常看重战争中的情报工作，并且从情报中取得了战争的先机。

1755年，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爆发了战争，华盛顿跟随英国军队，参加了杜肯堡战役。当时的英军司令官并不重视情报工作，只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混战，结果英军惨败。此时，华盛顿开始真正意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他在日记中写道：“没有什么比良好的情报更能挫败敌人，也没有什么比得上情报值得下大力气去获取。”

在7年的军队生涯中，华盛顿跟随英军打仗，先后获得中校和上校军衔，并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从军队回到种植园后，华盛顿在经营农场和手工作坊时，备受英国殖民者的剥削和限制，直到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华盛顿选择站在殖民者的对立面，不久后，他被推举为大陆军总司令。再次参与战争，华盛顿更加重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并且着手组建自己的情报体系。

1776年，美国大陆军遭遇了惨败，退守到纽约的长岛地区。此时，华盛顿要求国会拨付专门的款项，用来为军队购买情报。但国会议员并不了解情报的重要性，再三讨论后，终于同意拨出两万美元作为购买情报的费用。放在今天，两万美元并不是多么大的数目，在当时，这笔钱已经占军费开支的十分之一了。

拿到经费后，华盛顿组建了一支专门负责侦察和突击的部队——诺尔顿突击队。诺尔顿突击队的成员都是精兵强将，个个骁勇善战，可惜的是，当时的间谍培训并不专业，导致军队获取情报的代价非常大，往往一条可靠的情报都没有获得，就开始损兵折将了。诺尔顿突击队的内森·黑尔，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牺牲的情报人员。

黑尔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强壮、勇敢，充满爱国热忱。作为一名军人，他的成绩非常突出；作为一名情报人员，他却是一个十足的菜鸟。在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的情况下，黑尔便潜入英军，成为英军反间谍人员眼中的“目标人物”。缺乏经验的黑尔不仅轻易相信他人，而且将自己的任务和目的和盘托出。

黑尔被捕后，很快就判以绞刑。为了恐吓华盛顿的大陆军，英军将黑尔的尸体悬挂了三天。临刑前，黑尔留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句话：“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祖国。”后来，这句话成为美国情报界的名言。为了纪念黑尔，今天的美国中情局总部依然矗立着他的雕像，并刻有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

初战失败后，华盛顿汲取了教训，开始大力训练情报人员，增加情报开支，并且将多名负责情报工作的军官送到了各个英军驻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华盛顿的军队在情报工作上的开支就达到了6000多美元，可喜的是，一个名为“库尔帕”的间谍网已经成功建立，并且发展成一支专业的间谍队伍。

“库尔帕”间谍网有20名成员，这些人都经过专业的训练，能够使用密码、密写、加密信件、信使、信号站等方式搜集有关英军的情报。除了“库尔帕”间谍网之外，华盛顿还经营着许多单独行动的间谍，他们执行的都是非常秘密的任务。因此，大多数人都归华盛顿一人领导，知道他们身份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这些间谍多是以正当的社会身份或职业作为掩护，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获得有价值的情报。被人们传颂多年的“大陆军圣诞夜袭击敌营”的故事，就得益于间谍约翰·霍尼曼的帮助。

战前，霍尼曼只是一个做纺织品生意的商人，后来因为支持独立战争，选择为华盛顿效力。1776年，霍尼曼奉命去新泽西搜集情报。在那里，他的身份是一名专做牛肉生意的商人，财产颇丰，并且对外宣称永远忠于英国。因为亲英的表现，霍尼曼的生意做得非常顺利，甚至和当地的英国驻军攀上了交情。

12月22日，华盛顿司令下令，逮捕“亲英奸商”霍尼曼，当然，这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假象。霍尼曼的归来为华盛顿带来了最新的消息：特伦顿地区的英军已经前往纽约，只剩下由德国人组成的雇佣军驻守。这支部队嗜酒成性，疏于防备，甚至没有修筑防御工事。

霍尼曼的消息传达给华盛顿后，没过几天，他就从大陆军的营地“逃”了出来。“幸运生还”的霍尼曼向雇佣军的指挥官透露：大陆军都待在冬季兵营里，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听到这个消息，雇佣军立刻放松了警惕。此时恰逢圣诞节，士兵和指挥官都喝得不省人事。就在当晚，大陆军偷偷前往雇佣军的驻地，将沉醉在节日气氛中的德国人打得措手不及。

这次战役成为美国历史上有名的“特伦顿大捷”，大陆军伤亡很少，德国人却损失惨重。虽然这次战役的规模并不大，却为战争初期屡战屡败的大陆军增长了士气。很显然，这次战役的胜利并不能归功于大陆军的骁勇善战，或者是华盛顿的运筹帷幄，而是因为霍尼曼的重要情报，才为大陆军扭转了战争局面。

“珍珠港事件”成了引子

1940年，二战的欧洲战场战事正酣，希特勒以“闪击战”的模式横扫西欧，一夜之间入侵波兰、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逼迫英军退守英伦三岛。与此同时，与德国结成法西斯同盟的日本人认为，这正是日本将亚洲的战事向南推进，夺取英国、法国、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攫取战略资源的大好时机。日本上下纷纷爆发出“不要耽误了末班车”的战争呼声，日本的陆军将领则开始筹划东南亚的战事，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英国和美国。

日本人深知，如果他们想要占领东南亚，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远在欧洲的宗主国，而是美国。一旦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从珍珠港出击，对日军的行动进行牵制，日本占领东南亚的企图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于是，作战的第一步就是摧毁美军在太平洋的海军主力，去掉军事上的后顾之忧。

制订好作战计划之后，日军迅速地进入紧张的备战状态。日军的飞行员在进行模拟攻击训练的同时，日本海军的情报部门还派出间谍，负责打探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情况。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12月7日清晨，日本南云机动部队接到了进攻的命令。日本海军的飞机从航空母舰的甲板上一架接一架地起飞，不到15分钟的时间，183架飞机飞离甲板，编好队形，扑向珍珠港。

此时，身在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却毫无戒备，大部分官兵都离开了战斗岗位，正在享受难得的周末时光。当日本的战斗机发起第一波袭击时，美军显得混乱不堪、惊慌失措，在最初的几分钟内，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排列在后面的几艘战舰先后升起星条旗，准备做出反击时，刹那间就被日军的机关炮打得粉碎。一位美国水兵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向下俯冲的飞机，没等他回过神来，炮弹已经落在了他的头上。

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日本海军的飞机控制了珍珠港的上空，对美军进行随心所欲地轰炸。上午10点，当美国人还处在目瞪口呆中时，日本海军的飞机已经全部撤离了珍珠港，返回母舰。

同一时间的美国，多诺万正在运动场看一场足球比赛，在比赛的关键时刻，他接到了来自华盛顿的紧急通知。总统的秘书告诉他：“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总统要你立即赶回华盛顿。”

多诺万一边在心中咒骂着，一边朝白宫的方向赶去。他之所以感到异常的愤怒，是因为他早就向美国陆海军情报部索要过关于日本军事动向的资料，但是对方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此时多诺万任职情报协调局，负责协调各个情报机构之间的信息，可惜的是，这个情报员永远拿不到最核心的情报。

深夜，多诺万赶到了白宫，见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办公室的气氛非常尴尬，罗斯福阴沉着脸，其他办事人员则连大气都不敢出。过了一会儿，罗斯福狠狠地敲着桌子说：“他们像猎人打野鸭一样在打我们的军舰！”说到气愤之时，罗斯福用力挥舞着手臂，显得异常激动。而此时，多诺万无法拿出一份像样的情报分析，因为他手头上甚至没有日本的情报，而其他情报机构都在忙自己的事，根本无暇顾及多诺万的要求。

一夜之间，日本偷袭珍珠港在整个美国社会引起了轰动。民众质疑声四起，为什么事先没有任何的警报？美国有那么多的情报部门，他们都在干什么？到底谁应该为这个国家的悲剧负责任？实际上，珍珠港的悲剧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从1941年初开始，美国的情报机构曾经通过不同渠道，多次获得关于日军的行动计划，可惜的是，这些情报要么被搁置，要么被领导层忽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位情报军官就曾发现日军航母的异常，并且多次警告说：“远东和珍珠港有可能发生战事。”结果，他被作战部的军官视为庸人自扰，甚至嘲笑他酷爱散布“星期六危机”。

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的情报机构，没有一个人负责研究日本的军事情报，也没有人专门整理互相交错的情报信息，在向总统递交情报时，甚至没有一个精干的机构对情报进行分析。“他们交出来的全部都是原始资料”，多诺万愤怒地说。正因为情报部门的失职，导致了历史悲剧的发生。于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陆军和海军的情报部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被骂得狗血淋头。

在二战之前，美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机构，除了负责国内情报事务的联邦调查局外，没有一个专门从事国外情报工作的部门。一般情况下，国家的情报活动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其他政府部门共同负责。在任务重叠、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各个部门搜集到的情报都是七零八落的，既无整体协调，又缺乏先进的情报技术。

美国的情报事业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无战事。自从美国成立以来，周边始终没有强国，因此，白宫上下没有人认为有哪个国家可以对美国造成威胁。前任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甚至认为，拆检信件和窃听通讯并非正人君子所为，于是下令取消了情报业务。

罗斯福上台时，已然对美国情报机构的状况非常不满意，情报机构不能提供完整的分析报告不说，时不时地，他还需要出面调停各个情报部门之间的纷争。1938年，罗斯福给联邦调查局拨款30万美元，一时间引来其他情报部门的不满，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趁势提出，海军、陆军的情报部门要不定期地与联邦调查局交换情报，可惜两家都不买账。

就在美国情报界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已经组成法西斯同盟，开始进一步的侵略战争。就在美国的总统和内阁最需要了解法西斯国家的军事信息时，那些情报专家却拿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资料。无奈之下，罗斯福一边将全部的谍报工作交给联邦调查局和陆、海军情报部，一边避开长期效率低下的官方情报渠道，建立私人情报网。罗斯福从外交官、军方人士、记者、作家、社会名流以及私人朋友中挑选忠实可靠的人，负责处理一些高端机密的任务，并且由他本人负责。这些人当中，就有中央情报局的开山始祖——威廉·多诺万。

1941年7月，罗斯福下令成立美国情报协调局，由多诺万出任局长。情报协调局是美国最早的一个情报联合机构。当时，情报协调局主要从事对敌国的战略情报研究，收集有关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供总统决策时参考。他们还承担了一些对外宣传活动，以配合政府的对外政策。

珍珠港事件之后，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多诺万加大了情报协调局的活动范围和力度，不过，这并没有改变情报机构之间互掐的局面。在一次对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秘密搜查中，多诺万本想借此找到佛朗哥政府的密码本和文件，以协助英国打击德国。没想到，情报协调局的行动惹得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非常不高兴，胡佛和多诺万两人吵到了罗斯福面前，最后以任务交给联邦调查局作为结束。

为了改善情报部门分工混乱、权限不清的局面，罗斯福曾经想过解散情报协调局，将协调局的工作人员分散到其他情报部门中去。为了延续情报协调局的存在，多诺万想了很多办法，幸运的是，他最终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帮手——美国最高军事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确信，美国需要一个专门从事对外情报工作的机构，多诺万则建议，情报协调局就是最好的选择。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多诺万的建议下，罗斯福下令将情报协调局和军方情报力量结合到一起，成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由多诺万担任局长。战略情报局正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也是美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的工作是破坏、谍报、反间谍和部署、实施秘密行动，直到今天，中央情报局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

作为一名英勇的沙场老将，多诺万曾经因为一战期间在法国的英勇表现而获得国会授予的荣誉勋章，但是，这位绰号为“疯子比尔”的大汉却完全不懂政治。海军和陆军中的将领没有几个人是真正信服他的，他喜欢用广告人、新闻人、书呆子、窃贼等担任谍报工作，已然令将领们目瞪口呆了，可以说，任命他为战略情报局的局长也不过是罗斯福的权宜之计。

战略情报局在当时的地位并不高，在五角大楼里更是微不足道。战略情报局不得查阅从日本、德国截获的重要材料，主管军事情报的将领认为，让多诺万领导一个由文官组成的情报机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与此同时，怀有掌控美国在全球情报机关野心的胡佛也不大看得起多诺万。

因此，战略情报局的编制非常少，始终没有超过13000人，不及陆军的一个师。由于多诺万曾经向英国的老牌间谍偷师学艺，在战略情报局成立初期，他也只能依靠英国的情报机关的套路向他的手下传授技艺。二战期间，战略情报局的勇士深入敌后，爆破桥梁，联合法国和巴尔干的抵抗力量对抗纳粹德国。战争的最后一年，战略情报局的间谍已经遍布了欧洲、亚洲和北非地区。与此同时，多诺万还会直接派遣特工深入德国，可惜的是，其中大部分人都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了。

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多诺万曾经不止一次向罗斯福建议，要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部门，而他也有能力领导这样一个部门。可以看出，多诺万迫切想要将战略情报局这个临时的部门变成永久的情报机构。罗斯福也有同样的想法，毕竟，二战后世界格局迅速变成了二元对立，美苏之间的冷战需要大量情报人员的工作。而在当时，美国人不仅对苏联不了解，对其他国家也不甚了解。

于是，罗斯福派人对战略情报局进行调查，以便决定这个部门有没有可能成为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部门。就在多诺万抱着一丝希望的时候，罗斯福去世了，而来自军方的调查报告称，战略情报局根本就没有多诺万吹嘘的那样神勇，相反，它不过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部门。

这一系列打击对战略情报局来说是致命的。很快，杜鲁门宣布解散战略情报局，将其中一些优秀的特工安插在国务院，其他特工则必须走人。没有战略情报局对情报资料的分析和整理，杜鲁门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应付政府各部门的报告。到了1947年，杜鲁门终于批准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最终设立了中央情报局。

由于联邦调查局和公众害怕美国正在建立一个盖世太保式的组织，于是国家安全法案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职责分得非常清楚，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国内的安全事务和反间谍活动，中央情报局则主要负责对外情报工作，完全没有执法力量或负责国内安全的职责。就这样，世界上最公开、最强大的情报组织——中央情报局由此诞生。

多诺万：美国情报机构之父

说起来，多诺万从来没有在中央情报局担任过任何职务，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已经成为了“中央情报局之父”。多诺万去世时，中情局曾经在电文中称：那个对中情局无比重要的男人去世了。为此，中情局还设立了“威廉·多诺万奖”，以表彰多诺万对美国情报事业的贡献。

多诺万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来自贫穷的爱尔兰，却始终向往伦敦上流社会的生活；他是一个狡猾的骗子，但有时也会轻信他人；他热情、充满活力，却又野蛮、残忍；他在事业上头脑清醒、非常成功，却也难免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举动……揭开他的面纱，我们会看到一个执着、勇敢，一生献身于情报事业的专家。

1883年，多诺万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布拉罗，父亲是一名铁路警察。小时候，多诺万身体强壮、个性勇敢，曾经是橄榄球队的明星球员。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就读时，他和未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同班同学。毕业后，多诺万回到家乡，迎娶了当地首富的女儿，拥有了百万家产。

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多诺万也参军入伍，并成功领导了由“爱尔兰恶棍”组成的69团。在法国战场上，多诺万带领69团突破了三面包围，成功穿过了乌尔克河。因为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多诺万获得了十字勋章。有趣的是，军人并不会将勋章带到战场上，那样只会让自己成为敌人狙击的目标。多诺万则恰恰相反，他喜欢将勋章挂在身上，以鼓舞士兵作战。多诺万喜欢开玩笑说：“他们打不中我，自然不会打你们。”

一战后，多诺万以战争英雄的身份回到了家乡，并被授予了荣誉勋章。告别了战场上的峥嵘岁月，多诺万成为一名从业律师。很快，他就厌倦了这份职业，他去参加纽约州副州长的竞选，最后遭遇失败。后来，他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检察官的任命，成为美国司法部刑事总检察长的助理。

在地方检察院工作一年后，多诺万辞掉了工作，搬到纽约开办了律师事务所，赚到了一笔钱。永不安分的多诺万再次参加选举，这一次他竞选的是纽约州的州长，可惜，还是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多诺万真的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在爱尔兰选民心中，他大手大脚、花费无度，更像是生活富裕的共和党人。

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多诺万将兴趣全部放在了旅行上。虽然他已经是一家之主，同时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却非常少。多诺万的行踪不定，今天在华盛顿，明天就可能在开曼群岛，因此，在他妻子的日记上，最常出现的话就是“比尔今天不在家”。

多诺万出行的名目是联系海外的业务或者休闲旅行，实际上，他也做一些搜集情报的工作。在二战前，美国尚且没有一个正式的情报机构，美国的外交官也认为，间谍活动实在不符合绅士风格。因此，一些商人和律师就会扮演情报员的角色，为美国政府提供一些可靠的消息。

很显然，多诺万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才找到他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谍报。1939年，多诺万在西班牙会见了弗朗西斯科·弗朗哥，拜访了意大利的总理墨索里尼，游历了德国的周边各国。多诺万对外声称是休闲旅行，实际上是为一个秘密组织搜集情报。

在英国，多诺万结识了一位加拿大商人——威廉·斯蒂芬森。和多诺万一样，斯蒂芬森也参与了一战，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战绩。此后，多诺万和斯蒂芬森便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而多诺万并不知道，斯蒂芬森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当他们足够熟悉之后，斯蒂芬森向多诺万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并且邀请多诺万加入反法西斯的战争，多诺万欣然允诺。

随后，多诺万跟随斯蒂芬森前往伦敦，会见了军情六处的首脑和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实际上，英国的情报机构要比美国早很多，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英国的军情六处也算是老资格了。不过，当英国人看到德国军队汹涌来袭时，特别迫切地希望和美国建立同盟，尤其是在情报机构方面。因此，多诺万在英国受到了极大的礼遇，首相丘吉尔不厌其烦地向多诺万介绍英国的谍报经验。

1941年，多诺万回到美国，向总统罗斯福建议效仿英国，在美国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考虑到当下的形势，罗斯福下令成立美国的情报协调局，主要从事对敌国的战略情报研究，收集有关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情报。

实际上，当时的美国官员非常反感间谍活动，当德国军队横扫欧洲，威胁英国时，美国国务院仅有18人在从事情报工作，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不过，即使战略情报局宣布成立，军方的情报机构和战争信息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务院仍对多诺万的工作进行限制，为此，他不得不和各个部门争斗，产生摩擦也是不可避免的。幸好，多诺万似乎从来不惧怕争斗，有时候，他还会先斩后奏，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

工作时，情报协调局分成两个部分，对外公开的部分是从事情报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多诺万招聘了许多学者，要求这些学者监听敌国的广播，研究农业报告、工业统计、科技杂志和当地的报纸，还要了解德国占领区发生的一切。

隐秘工作则效仿了英国的谍报模式，在敌后从事破坏、游击战等活动。情报协调局和后来的战略情报局共有五个专业部门：秘密情报处负责谍报工作；特别行动处负责破坏与颠覆活动；反情报处负责防谍工作，并执行特别行动处的任务；心战行动处负责制造和传播“黑色”信息；作训处负责训练打入敌占区的游击队。此外，还有财务管理、通讯联系、人员招聘和训练等后勤部门。

情报协调局转变为战略情报局后，多诺万领导的机构被放置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之下，依然由多诺万直接领导。可以说，多诺万的头脑非常灵活，在工作中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战略情报局的工作氛围很好，管理宽松，工作人员可以随心所欲。招募情报人员时，多诺万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去调查对方的背景，只要有从事情报工作的才能，就会被多诺万收入麾下，因此，他并不介意情报人员有前科。

多诺万有着无穷无尽的想象力，这也使得他的情报工作看起来充满戏剧性。多诺万曾经领导情报人员酝酿了一个针对希特勒的计划：向希特勒的食物中投放雌性激素，使其日渐女性化，降低他的攻击性。情报人员选择了一种无色无味、效果缓慢而微妙的雌性激素，在服用数周或者数月后，效果就会出现。

不过，这项任务的难度在于，需要情报人员能够接触到希特勒的日常饮食，而且不被他的试毒师发现。有趣的是，英国的情报系统非常重视这项计划，甚至已经派人潜伏在德国，成功地在希特勒身边安插了间谍。若不是前方的战事局面有所改变，这项计划可能已经实施了。

多诺万还设想过在蝙蝠身上绑上燃烧装置，用飞机空投到日本，由于日本人的房屋都是木质结构，这样就能让日本人的房子着火。除此之外，还有单枪匹马地参与秘密谈判、煽动政变、开展暗杀等策略。战略情报局的心理学家还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德国的士兵接触到大量的色情作品，他们就会变得士气低落。于是，多诺万让情报人员去收集淫秽书籍，准备空投给德军总部，后来被一位军官认定为“无厘头”而没能实施。

当然，多诺万的脑子里并不完全是这些荒诞的想法，长期以来，他都建议罗斯福建立一个长久的中央情报机构，也希望自己能够担任这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可惜的是，在罗斯福时代，他的梦想并没有实现，到了杜鲁门时代，战略情报局被解散，多诺万也被撤职，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直到1947年，杜鲁门听从了内阁成员的建议，建立了中央情报局。在第一任局长罗斯科·伦科特由于不喜欢这份工作选择辞职后，多诺万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继任的中情局局长，但因杜鲁门不喜欢他脑子里的想法，最终未能如愿。1953年，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时，多诺万被任命为驻泰国大使，不久后，他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不得不住进医院。

1959年，多诺万因病去世，享年76岁。尽管多诺万一生中从未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却为中情局的诞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他培养的大批人才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骨干人员，其中还有4人先后当上了中情局的局长，他们是艾伦·杜勒斯、理查德·赫尔姆斯、威廉·科尔比和威廉·凯西。为此，艾森豪威尔称他为“美国最后的英雄”。

第二章　奏一首成名曲

和平年代的情报使命

二战之后，世界格局变成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冷战迅速展开。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本着“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使命，成为美国在世界范围活动的先锋部队。

战争的炮火并没有烧到美国本土，使得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取得辉煌的胜利。但是，美国人也非常清楚，单凭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并不能战胜共产主义阵营，只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保持优势，才能防止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表面上是搜集、整理、分析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实际上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

冷战的设计者之一乔治·凯南曾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弥补这个空白。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其一，中央情报局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其二，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继续渗透西方世界，美国有责任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推广到世界各国。

中央情报局的使命还体现在第三个方面：塑造美国的新形象。二战结束，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共产主义世界，都是一片疮痍，亟待休养生息，唯独美国保持着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不过，在古老的欧洲文化面前，美国这片新大陆不过是一片文化荒漠，在英国人看来，美国人只不过是嚼着口香糖、开着雪佛兰车、满口美式俚语的暴发户。因此，美国政府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将美国的生活方式当作一种价值观来对外输出。而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中央情报局。

可惜的是，中情局从诞生那天起就存在重大的缺陷。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组再到中央情报局，它的功能一直是整合各个情报机构的情报，然后做出分析报告。这样的功能从一开始就遭到多方反对，反对呼声最高的是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于是，中情局就变成了情报机构中的继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既没有正式的章程，也没有得到国会的经费拨款，只能靠少数议员提供的补贴经费勉强维持。另外一方面，由于中情局向来行动隐秘，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它的监控目标，一些主张民主开放的议员对此非常不满。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甚至提醒总统，一旦设立中情局，总统、国安会以及任何其他人都不知道它在做什么，也没有办法控制它。

尽管如此，1947年1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派给中情局一个重要的任务：秘密进行心理战，以应对苏联及苏联所策划的颠覆活动。中情局看准了这次大展拳脚的机会，将行动目标锁定为意大利。中情局向白宫报告称，一旦意大利的共产党获得选举的胜利，意大利就可能变成极权的警察国家，从而让共产党人占领这个代表西方文明的古老国度，中情局必须迅速行动，着手打击意大利的共产党，防止他们在下一年的大选中夺权。

实际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授权中情局开展这一行动之前，中情局的特工已经开始行动了。可以说，这项任务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法的。这一情况印证了艾奇逊的担心，没有人知道中情局在做什么，也没有办法控制它。从“意大利行动”的结果来看，中情局并不是传说中的等闲之辈。

想要对付共产主义，不仅需要具体的情报信息，还需要大量的经费。时任中情局罗马工作站站长的詹姆斯·安格尔顿报告称，行动经费估计需要1000万美元。好在，安格尔顿从战略情报局开始就一直在罗马，他熟悉意大利的特勤机关，可以利用特勤机关的成员将经费分发出去。接下来，中情局面临的问题就是去哪里搞到这笔钱，毕竟，中情局始终没有独立的预算，更没有应急费用。

为了筹措费用，时任海军部部长的詹姆斯·福里斯特尔与好友艾伦·杜勒斯便邀请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商人、银行家，获得了不少来自朋友的捐款，可是，经费还是不够。后来，福里斯特尔找到了担任财政部长的老朋友约翰·斯奈德，他也是总统杜鲁门的亲密战友之一。为了尽快筹措军费，福里斯特尔劝说斯奈德挪动外汇平准基金。

这一基金原本是大萧条时期用来稳定海外美元币值的，二战期间，变成了战利品的收藏所。于是，斯奈德从欧洲重建的经费中挪出了数百万美元，找到一些有钱的私人户头，其中不乏意大利裔的美国人，再由他们转给中情局在海外设立的组织。捐款人只要在申报所得税时注明特别的密码，就可以顺利报税，不会引起地方政府的怀疑。

得到这笔可观的秘密拨款后，艾伦·杜勒斯局长让中情局的各色人物——华尔街的经纪人、常春藤盟校的书呆子、雇佣兵、窃贼和骗子们带着大把大把的美元，通通登上前往欧洲的客轮。之后，这些人将上百万的美元转交给意大利的政客或者梵蒂冈教廷的政治组织。巨额现金的移交方式非常传统，中情局的人员会带着装满现钞的黑色公文包进入当地的星级饭店，在隐秘的地方转手。虽然用大额现钞来干预政治选举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但是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选举前，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者已经出局，保皇党已然过气，其余的都是小党，只剩下基督教民主党、梵蒂冈教廷的政治组织和意大利共产党三足鼎立。立场居中偏右的基督教民主党和梵蒂冈教廷联手之后，尚且只能和意大利共产党平分秋色。随着中情局的介入，原本僵持的状态出现了转机。

在第二年的意大利大选中，基督教民主党以很大的优势获得胜利，并组成一个将意大利共产党排除在外的政府。基督教民主党从此和中情局相交甚好，1948年在意大利爆出一则新闻，称中情局的特工请求当地的黑手党帮忙，成功地让装有美国武器的货船逃过共产党控制下的码头工人的搜查。虽然中情局总部对这样的做法非常不满意，却真实表现了中情局和意大利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1948年3月，捷克危机爆发，身处柏林美国占领区的卢修斯·克莱将军给五角大楼发电报说，苏联随时会发动攻击。五角大楼将电报内容泄露出去，华盛顿顿时陷入恐慌。尽管中情局的柏林站多次保证，并没有发现苏联发动进攻的征兆，但是没有人相信。第二天，杜鲁门总统在参众两院的会议上警告说，苏联已经扬言要制造巨变。随后，杜鲁门提出了帮助欧洲复兴的计划，即广为人知的“马歇尔计划”。出于对苏联发动战争的恐慌以及政客的警告，国会立刻同意了这项计划。

“马歇尔计划”为欧洲各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战后重建经费，并建立了对抗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屏障。为了世界各国能够按照美国的蓝图重建文明，美国协助了16个欧洲国家和3个亚洲国家。之后，战舰、军人、枪械、弹药、汽油弹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则在激烈地讨论，试图找到拯救世界的最好方法。

有趣的是，虽然这个复兴计划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主要发起人却是外交家乔治·凯南和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并由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担任法律顾问。这样的人事组合给中情局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国会批准了“马歇尔计划”，5年拨出总计137亿美元的援助经费（包括战后重建和经济援助项目在内）后，中情局各地的工作站透过“马歇尔计划”的海外办事处，使用了这笔经费的5%，约6.85亿美元。

这个秘密的“洗钱计划”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就像美国的援助在欧洲和亚洲大行其道一样，中情局的特工也随着这些资金而动，有了这笔秘密的经费，中情局就可以拥有源源不断的现金，完成他们的秘密计划。正因为经费来得轻而易举，中情局的行动慢慢地变成了“烧钱行动”。在日本、叙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中情局都是大手大脚地花钱，要么是购买高质量的情报，要么是搞秘密的颠覆行动，到了艾森豪威尔任职总统的后期，中情局的一切活动都靠钱来解决。

得益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美国的武器流入了意大利，粮食、日用品也进入意大利人的生活，中情局和意大利政坛的关系也更为牢固。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阿尔契德·加斯贝利还特别前往美国，送给杜鲁门一批骑马铜像，以感谢美国为意大利战后恢复所作的贡献。

可以说，中情局的“意大利行动”消耗不菲。在早期的25年间，这是中情局投资最大、历时最久，当然也是收获最丰厚的一次行动。此后，中情局将现金收买选票、政治人物的手段运用到了极致，不断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实施政治干预或者颠覆。

CIA成战犯归宿

到1945年9月，意大利、德国、日本三个法西斯国家已经先后签署了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告一段落。战后，依照《波茨坦公告》，战胜国开始处理战后事宜，并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被判处绞刑、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经历被捕和获救后，最终被游击队捕获，暴尸街头；第三帝国的元首希特勒在总理府地堡自杀；其余战犯或在审判中获刑，或在审判期间自杀。

当然，由于美国、苏联等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许多战犯被免予起诉，有些战犯甚至透过法网的缝隙，逃脱惩罚，改头换面，开始了新的人生。为了争夺德国的尖端科技人才，中情局利用美国入境管理法规的漏洞，将大批的纳粹战犯送入美国，对此，美国的执法部门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做深究。于是，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得以在美国逍遥法外，甚至推动了美国的科技发展计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图尔·鲁道夫和冯·布劳恩。

阿图尔·鲁道夫，1906年出生在德国，24岁时进入柏林大学求学，在火箭技术方面成绩斐然。1934年，鲁道夫成为德国“V-2火箭之父”冯·布劳恩的主要助手，此后一直负责当时的V-1火箭的实验工作。之后，他又成为“米特维克”地下火箭制造厂的负责人。期间，他利用来自苏联、波兰、法国的战俘制造V-2火箭，这些火箭后来被用于轰炸伦敦等同盟国的城市。

在“米特维克”，由于沉重的劳动和党卫军的杀害，数以千计的战俘被折磨致死，以至于鲁道夫不得不要求上级不断给他加派新的战俘。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集中营对囚犯的处决。一位曾经在纳粹政府任职的官员回忆说，那些囚犯像生猪一样被人用钩子勾住下颚，然后吊起来。基于这些作为，鲁道夫的罪行是绝对不能被宽恕的。

不过，这位罪大恶极的战犯竟然成功地逃过了惩罚，从欧洲偷偷潜入了美洲，而这一计划就出自中情局之手。实际上，纳粹倒台之后，像鲁道夫一样从德国逃到美国的科学家还有一百多人，鲁道夫的童年玩伴兼同事冯·布劳恩也在其中。他们一起前往美国，一起为美国研制V-2火箭原型，研制弹道火箭“红石”等，为美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鲁道夫还参与了美国“土星”号火箭的研制工作，这只火箭被用来发射“阿波罗—11”载人航天飞船——也就是搭载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那一艘。凭借这些，鲁道夫和冯·布劳恩纷纷获得了美国国籍，并且被美国国防部授予了最高嘉奖。

其实，在战争接近尾声之时，中情局就已经开始策划网罗德国科学人才的行动了。他们看到，即使战事打到1944年，纳粹德国即将走入末路，还是能够拿出一系列的新式武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V-1、V-2火箭。同盟国深知这些武器已经无法改变法西斯国家战败的命运，对于研究这些武器的科学家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1945年春，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就开始筹划一次代号为“回形针”的行动。他们派遣专家跟随美军进入德国，四处搜寻这些火箭专家，势必要在其他同盟国到来之前抢到这批“无价之宝”。搜寻人才之前，最重要的事是甄别人才，为此，美军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找到了匈牙利籍科学家西奥多·冯·卡门教授，希望借助他的科学顾问集团，即美国著名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前身，找到最有价值的德国科学家。

冯·卡门带领的顾问团进入美军占领区后，被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委以重任，并且授予了正式的军衔，其中冯·卡门成为陆军航空队少将，火箭组长钱学森则被授予陆军航空队上校军衔。有趣的是，正当美军蓄势待发，准备采取行动时，德国的火箭工程师马格努斯——冯·布劳恩的弟弟主动找到了美军，商量投降的事宜。

据马格努斯说，第三帝国的统帅不希望大批的科学家落入苏联人的手里，早在盟军攻入本土之前，哥哥冯·布劳恩已经带着500名科研人员离开了研究基地。“我们希望找到下一个服务的对象，条件是能够善待我们。”马格努斯如是说。送上门的礼物让美军喜出望外，于是，在不费一兵一弹的情况下，美军找到了藏身深山的冯·布劳恩。

在冯·布劳恩的带领下，美军发现了“米特维克”火箭制造厂，并抢在苏军到达之前，运走了工厂里的火箭部件和车床。在未来的9天里，美军用了3趟列车将所有的机械设备、仪器和零件运离苏军控制的范围，这些材料足以制造100枚V-2火箭。

说起冯·布劳恩，这位已经被公认为现代航天之父的伟大人物，有着一段充满荣誉和争议的人生之路。1912年，冯·布劳恩出生在德国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德国的农业大臣，母亲是一位天文爱好者。从寄宿学校毕业后，冯·布劳恩进入柏林工业大学，成为火箭先驱赫尔曼·奥伯特的学生，不久，他开始协助奥伯特进行液体火箭的测试。22岁时，冯·布劳恩获得了柏林洪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此时，德国纳粹党上台，并将火箭研发列入国家发展的计划。冯·布劳恩凭借出色的物理学知识，参与到火箭研制的工作中，不久后，他进入党卫军，获得少校军衔。

盟军进入德国腹地后，冯·布劳恩看到一切已成定局，便和手下商量，究竟应该投降苏联，还是投降美国。由于担心苏联会虐待战犯，他们一致决定投降美军。于是，就出现了上文中冯·布劳恩的弟弟出面接洽美军的场面。跟随美军离开德国后，冯·布劳恩和他的同事们被带到了美国本土，利用手边的资料继续火箭研制的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冯·布劳恩和他的同事率领美国军方的火箭研制组研制出“红石”导弹，这是美军第一代核弹的洲际导弹载具。

虽然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冯·布劳恩并不能抹去作为纳粹党卫军的罪行。和鲁道夫一样，在制造V-2火箭的工厂里，冯·布劳恩也曾参与挑选战俘劳工。被V-2火箭制造厂雇佣的六万多劳工中，有一些正是冯·布劳恩亲自从集中营挑来的，其中有两万人死于疾病、饥饿和折磨。作为工厂的负责人，冯·布劳恩有着难以逃脱的道义责任。虽然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二十多年，但为纳粹工作的那11年一直是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

在取得辉煌成就的日子里，鲁道夫和冯·布劳恩的昔日罪行被严格保密，人们只把他们当作是出色的科学家，而不知道他们背后那些血腥的历史。当然，美国司法部从来没有中断过对这一批德国科学家的背景调查。为此，司法部还成立特别的调查办公室，负责清理有纳粹背景的德国移民。事实证明，司法部对鲁道夫的罪行非常清楚，冯·布劳恩的罪行也被证实。不过，由于中情局的多次干预，他们轻松地逃脱了指控。中情局的观点是，在冷战期间，如果将这些德国科学家的纳粹背景曝光，势必会成为苏联的把柄，对此事大肆炒作，影响美国的形象。

1975年，冯·布劳恩被确诊为肠癌，于两年后去世。与此同时，鲁道夫也顺利地从美国国家航天局退休，定居在加州何塞市。到了1984年，美国司法部对鲁道夫施压，如果他不立刻离境并放弃美国国籍，就会遭到起诉。无奈之下，已经78岁高龄的鲁道夫和妻子离开美国，前往西德，随后，他在美国驻汉堡总领事馆放弃了美国国籍。

和鲁道夫、冯·布劳恩一样，一些罪孽更加深重的纳粹战犯也受到了中情局的保护，甚至被中情局吸纳为给美国效力的特工。有“里昂屠夫”之称的克劳斯·巴比便是其中之一。1913年，克劳斯·巴比出生于德国波恩，22岁时，巴比加入了德国党卫队保安处，为纳粹收集情报。二战期间，他被派往法国里昂，担任当地的盖世太保头领。在那里，巴比大肆抓捕、杀害犹太人和法国的爱国人士。他还亲自参与折磨被捕的男人、女人，对他们使用电击，打断他们的四肢，甚至实施性虐待。

1943年，巴比抓获了法国民族英雄、戴高乐的战友——让·穆兰，在一个多月的严刑拷打后，将其折磨致死。1944年，巴比还曾下令把一家孤儿院里的44名犹太儿童全部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由于他出了名的凶狠、残暴，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里昂屠夫”。

战后，巴比被法国法庭判处死刑，此时他已经在美国人的协助下，成功逃到了南美的玻利维亚，化名克劳斯·奥尔特曼，成为玻利维亚的一名特工。表面上，巴比是为拉丁美洲国家工作，实际上，他的情报早已交到了中情局的手里。巴比对美国人的救命之恩感恩戴德，不仅为其提供大量的情报，还充当中情局在冷战时期的勇士，据说，拉美革命家切·格瓦拉的被害，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麦卡锡的白色恐怖

二战之后，作为同盟国的核心，美国获得了极大的胜利，可惜，战争的阴影刚刚退去，冷战的恐怖气氛又笼罩了美国的上空。美国一方面要和苏联抗衡，时刻防备苏联的攻击，另一方面又在担心本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担心美国政府会被共产党“赤化”，从而颠覆美国的现行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宣扬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一时间，美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恐怖闹剧，每个人都被逼迫着揭发国家内部的共产党人。

在了解“麦卡锡主义”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下麦卡锡这个人。

1908年，约瑟夫·麦卡锡出生在威斯康星州北部一个爱尔兰裔小农场主家庭。童年时期，麦卡锡一直生活在乡下的农场里，19岁时，由于农场突发大规模的鸡瘟，父母经济破产，麦卡锡跟着家人搬到威斯康星州的小镇马纳瓦。他一边在杂货店工作，一边进入当地的高中读书，由于成绩优异，麦卡锡考入了马凯特大学法学系，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

1939年，麦卡锡虚报年龄，参加威斯康星州第七区巡回法庭法官的竞选，成为该区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野心勃勃的麦卡锡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开始不择手段地打拼，试图在仕途上找到一条出路。1946年，凭借巧舌如簧的演说，麦卡锡以微弱的优势当选参议员，顺利进入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不过，此时的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也比较低。

在参议员任职期间，由于行为不检点、做投机交易、赌博和酗酒，麦卡锡的名声一落千丈。有人说，麦卡锡的公文包里经常装着一瓶威士忌酒，他喜欢用一大堆不同性质的事实和经不起验证的数字，把参议院和整个美国搞得团团转。到了1949年，麦卡锡出面为屠杀美国士兵的纳粹党人辩护，一时间引起民众的哗然，在这一年的民测中，他成为当年“最糟糕的参议员”。眼看自己在国会的位置即将不保，政治生涯也要受到威胁，麦卡锡急需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挽回当下的难堪局面。

为了吸引媒体的眼球，1950年初，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一次共和党妇女团体的集会上做了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讲演。麦卡锡声称，国务院里有205人是共产党，这些人甚至参与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知道有这205名共产党员的存在，却姑息养奸。演说之后，麦卡锡又先后飞到了犹他州和内华达州，重复他的演讲，手中甚至还拿着一张小纸片，声称就是传说中的“间谍名单”。不同的是，在随后的演讲中，麦卡锡将人数降低到81名，最后减到57人。

麦卡锡的言论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令美国上下哗然，原本政治生涯即将走到尽头的麦卡锡也一夜之间成为政治明星，占尽各大报纸、杂志的版面。麦卡锡打电话给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要求他们对外公开表态，杜鲁门则反唇相讥，希望他把名单公布出来。麦卡锡没有理会杜鲁门的质疑，而是继续发表国务院“私通苏联”、“帮共产主义的忙”之类的言论。而他之前对外声称的国务院里的205名共产党员，经过调查委员会的仔细排查，结果发现他的指控纯粹是子虚乌有。

一场政治闹剧草草收场，麦卡锡却赚到了惊人的知名度，于是麦卡锡准备实施下一个计划，为自己赢取更高的政治筹码。正在愁眉不展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了。战争的紧张气氛让美国产生了一股反共浪潮，民众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之下，陷入了“红色恐怖”的气氛。对于麦卡锡来说，这绝对是一次政治发迹的机会，这一次，他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总统杜鲁门。

1951年，由于朝鲜战场的频频失利，杜鲁门撤换了朝鲜战场的总司令麦克阿瑟。麦卡锡以此为借口，指责杜鲁门任用曾经的驻华特使、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麦卡锡的演讲中，马歇尔被定名为叛徒和谋杀者，指责他曾经使得苏联先于盟国到达东欧；在雅尔塔会议上蒙蔽罗斯福；在调停国共两党冲突时暗中支持共产党等。后来，麦卡锡编印了《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一书，在国内广为散发。在麦卡锡的指责和谩骂中，马歇尔不得不主动辞职，回到家乡养老。

1953年起，麦卡锡在两名助手的协助下，开始清查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的藏书目录。在这次清查中，一批左翼作家，如威廉·福斯特、白劳德、史沫特莱等七十多人的作品被列为禁书，就连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在极端反共的思潮影响下，城市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也开始清查禁书籍和杂志，关于雕像、精神病、酒类和建筑的专著被贴上了可疑的标签，连介绍苏联芭蕾舞的书籍也被付之一炬。

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国防工厂都被麦卡锡主义者清查。当然，中情局也被麦卡锡主义者怀疑藏有大量的共产党和同情共产党的人，继而陷入了最危险的处境。麦卡锡怀疑中情局利用职责之便，将美国的情报提供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甚至怀疑中情局故意窝藏共产党员。当时，杜鲁门屈服于麦卡锡的强势观点，公布了“忠诚法案”，任麦卡锡主义者对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查和鉴定。

此时，和麦卡锡站在同一阵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巧借东风，试图借助麦卡锡主义者之手对中情局进行清洗。实际上，中情局成立后，胡佛早就看它不顺眼了。联邦调查局早在1935年就成立了，主要负责国内的安全和反谍报活动。当战争时期临时的战略情报局转为中央情报局之后，中情局成了和联邦调查局并驾齐驱的两个系统。

按理说，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是两个互不相关的机构，中情局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直接由总统负责，联邦调查局则归司法部管辖，而且，二者相比，联邦调查局有直接的执法权，比中情局的权力要大得多。可惜，胡佛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中情局抢走了原本属于联邦调查局的东西。别人从自己的碗里分一杯羹，自然谁都不会高兴了。

在此之前，中情局开展工作的时候，需要向联邦调查局寻求帮助，比如交接文件、提供某个人在国内的活动情况等，胡佛心中不高兴，自然能不管就不管，有时候只提供一半的消息，有时候干脆置之不理。这样一来，中情局自然也非常不满联邦调查局。于是，当麦卡锡到处指责中情局时，胡佛就和他遥相呼应，指责中情局充满了共产主义的叛徒和间谍，如果不进行一次彻底的整顿和清洗，势必会危害美国人民的幸福。在两方的舆论重压下，中情局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1953年，中情局深陷麦卡锡主义的恐怖之中，早已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候，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彻底改变了中情局的命运，他就是国务卿约翰·杜勒斯的弟弟——艾伦·杜勒斯。艾伦·杜勒斯成为中情局的新任局长，也成为中情局历史上任期最长、影响最大的局长。

艾伦·杜勒斯是一位共和党人，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进入美国驻维也纳和伯尔尼使馆工作，后成为国务院近东局负责人。他还曾担任美国驻华顾问，前往中国，后因工资太低而退出外交界，为美国最大的水果托拉斯——联合果品公司服务。

1941年，47岁的杜勒斯被多诺万选中，以“美国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的身份成为战略情报局驻瑞士情报站负责人，代号110。负责情报工作期间，杜勒斯就是一个传奇的人物。每次执行任务，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他机智、冷静、沉默又不失风趣，以至于人们喜欢把他想象成那个时代的007。杜勒斯在瑞士的工作尤其出色，显示出了他极强的判断能力和处事能力。1953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杜勒斯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出任中情局的局长后，杜勒斯当然不会让麦卡锡主义者对中情局进行肆意破坏。当麦卡锡要求中情局将隐匿其中的共产党员挖出来时，杜勒斯对外强调，在中情局人员的档案是保密的，涉及政府对外政策的文件也应该是保密的。杜勒斯的言论让麦卡锡非常恼火，以至于他想尽一切办法打击中情局。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保护，麦卡锡一时间无法对杜勒斯采取行动，于是，麦卡锡就伺机对中情局的重要官员下手。

有一天，麦卡锡要求中情局的法律顾问福兹海默告知中情局的情报处助理邦迪，要求他到参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去。福兹海默深知，麦卡锡想找邦迪，一定是想对其进行迫害。思忖半晌，福兹海默决定将麦卡锡的要求告知局长杜勒斯，可惜，杜勒斯正在白宫开会，无法联系。冥思苦想之后，福兹海默决定用拖延政策对待麦卡锡。于是，他建议邦迪和他的妻子在一天之内离开了美国，以外出休假的名义躲开了麦卡锡的约见。

杜勒斯回到中情局后，福兹海默完整地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杜勒斯非常愤怒，并将这一事件报告给副总统尼克松。不久后，麦卡锡对邦迪的事情做出了让步，邦迪才安心地重新回到中情局上班。此后，像这样的周旋发生过许多次，杜勒斯一直以强硬的态度对抗麦卡锡，以保护中情局的人员不会受到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卡锡狂热的反共活动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欧洲的媒体更是将麦卡锡比作美国的希特勒，暗示美国正在走向新的法西斯主义。1954年，陆军部举行了针对麦卡锡种种越权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听证会，当陆军部公开了麦卡锡调查活动的黑幕时，麦卡锡拿出他的惯用伎俩，东拉西扯，胡搅蛮缠，甚至肆意攻击陆军部律师的助手。

不过，这些招数最终没能帮他拯救自己，在一片讨伐声中，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决议，谴责其“违反参议院传统”的行为。自此，麦卡锡的恐怖时代宣告结束。3年后，声名狼藉的麦卡锡因为饮酒过量引发了肝炎和神经炎，在华盛顿的海军医院里不治身亡，时年48岁。

特工是怎样炼成的

007系列谍战电影已经风靡了半个世纪，到今天，007已经不仅仅是主人公詹姆斯·邦德的代号，更成为人们对特工的基本认知。他冷静、多情、机智勇敢，总是能在危险时刻化险为夷，还能幸运地邂逅一段浪漫的爱情。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肖恩·康纳利带有粗犷味道的007，还是皮尔斯·布鲁斯南刚强与温柔并济型的007，抑或像丹尼尔·克雷格那样帅气、充满力量的金发邦德，无不是出手阔绰、身穿名牌时装、开着豪华轿车、出入世界各地的高级酒店……在电影屏幕上，人们看不到特工生活的危险和孤独，却十分艳羡他们的富有和潇洒。可是，现实中的特工生活真的如此活色生香吗？美国中情局的特工又是过着何种生活呢？

算起来，中情局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情报机关，尽管美国政府对中情局的经费秘而不宣，但是许多人估计，美国每年花在中情局上的费用可能在500亿美元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9·11恐怖袭击之后，随着反恐需要的扩大，中情局的花费也会越来越大。那么，中情局的特工会因此增加收入吗？

按照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中情局的特工的收入只能算作中等。在中情局，受过高等教育，并且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的初级特工每个月只能赚2000美元，如果他们选择在私营企业工作，每个月至少能拿到3000美元。工作一年以上，特工们拿到的薪水也仅仅能够维持他们不算富裕的生活，高级跑车、庄园、游艇，在星级酒店海吃海喝，只能是所有特工的梦想。除非本部门准备在星级酒店采取行动，否则，他们的私人生活远不是美味佳肴、稀世好酒，相反，大多数人只能靠25年期的贷款来购买房子和家用轿车。

曾经在中情局任职的特工奥尔德里·埃姆斯说，在中情局，靠合法的收入根本过不上好日子。不过，一般情况中也有例外。有人会选择利用职务之便，将手中掌控的情报卖给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以此获得巨额的收入。中情局就曾经指控埃姆斯，说他在与克格勃长达9年的合作中，曾经出卖过中情局的近百份秘密情报，非法获益上百万美元。

对于那些对特工事业充满好奇心和由衷向往的年轻人来说，薪酬并不是他们最看重的条件。能够参与这个危险的游戏，在一次次的谍报任务中享受冒险、刺激的感觉，才是年轻人最需要的。当然，即使每个年轻人都对特工的工作心生向往，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特工。尤其像中情局这样的机构，若是不能通过一轮轮的关卡考验，断然没有机会成为特工的。

从中情局成立的那天起，这个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部门就开始为如何选择情报人员大伤脑筋了。战略情报局时期，多诺万喜欢招收出身良好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因为他们有着良好的修养，也曾在欧洲游历生活，熟悉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不过，军情部门的领导则认为，这些年轻人不过是穿着燕尾服，穿梭在各界名流的酒会上，讲两句法语应酬一下而已，根本派不上用场。实际上，他们的工作远比消遣式的应酬要艰难得多，二战期间，不少在欧洲工作的特工因为不堪工作压力而精神崩溃，甚至有人为战局进展缓慢而给希特勒邮寄恐吓卡片。

名校毕业生在工作中屡屡出错后，战略情报局扩大了招募的范围，一些窃贼、失业者甚至黑帮人员成为了特工，被派往欧洲。不过，这个方法也出现了漏洞，一名意大利黑手党成员为中情局工作后，在意大利执行任务时被人认了出来，导致计划败露。

二战结束之后，中情局开始从名牌大学和军事院校的学生中挑选招募对象，通过“暑期训练营”等方式，将他们训练成合格的特工。同时，常驻美国的外籍人员，如官方、民间常驻机构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也会成为中情局吸纳的对象。只要是有利用价值的人，中情局一概不会放过。

近些年来，在美国的报纸上有时会看到这样的招聘广告：应聘条件非常苛刻，但是工资高得惊人，在落款上除了联系信箱和电话之外，只有一只威风凛凛的雄鹰站在盾牌上。这就是中情局的招聘广告。苏联解体后，中情局的工作重点从遏制共产主义转向了经济、科技等方面，需要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为了招募优秀的特工人员，中情局不得不掀开神秘的面纱，公开向社会招募人才，和各大公司竞争。

中情局的招募中心设在弗吉尼亚州，距离中情局总部4公里。除了弗吉尼亚州的招募中心之外，中情局在美国各地还设立了招募办公室，用来招募不同类型的人才，比如匹兹堡的办公室负责招募勤杂工。即使是“勤杂工”这样的工作，也需要招募对象精明强干、在某一方面有特长，这时候，中情局一般会选择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除了在社会上公开招聘之外，中情局的招募中心也会和各大名牌学校保持联系。临近毕业时，招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会深入到各大学，搜集毕业生的简历，挑选合适的人选。初审过个人简历后，招募人员会和毕业生见面交谈，被选中的申请者会填写一份长达12页的个人履历表，除了常规事项之外，还包括是否有居住在海外的亲戚，是否有酗酒、吸毒行为以及频率，是否为同性恋，等等。可谓事无巨细，项目繁杂。

中情局的审查向来比较严格，吸毒者会被要求戒毒，同性恋者会被拒之门外，非美国公民可能会被重新考虑。有犯罪经历的人，如果有特殊技能的话，比如开保险柜、高级杀手等，可能被当做“合同雇员”留用，其他人则无法通过审查。考虑到在海外工作的需要，中情局还会从外国移民中招募特工，来自拉美、乌克兰、波兰、古巴等地的居民和长得像阿拉伯人的外国人都会成为招募对象。

一切顺利的话，招募对象就进入第二轮的审查过程。中情局会利用测谎仪来鉴定一个人是否诚实。测谎仪并不能直接甄别谎言，而是通过捕捉一个人的血压、脉搏、皮肤电等生理信号来判断情绪对人心理状态的影响。尽管测谎仪并不是万能的，中情局却对这一环节非常看重，如果有人因为神经紧张而测验失败，就会被视为意志上不够坚定，失去成为特工的机会。

即使顺利进入中情局工作，任职满5年或者从海外工作站归来时，也需要做一次谎言测试，以防止外国间谍打入中情局。虽然中情局高层对这一环节一直存在争议，却始终看不到测谎仪“下岗”的迹象。之前提过的埃姆斯就曾经在测谎检查中两次出现问题，如果不是操作人员失职，他可能无法蒙混过关。可见，这个测试环节的存在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通过谎言检查的人会被送到指定地点接受训练。早在战略情报局时期，美国并没有专业的特工训练课程，多诺万只好将一批年轻人送到了英国，接受英国老牌间谍的训练。英国的情报机关从伊丽莎白时代就已经开始，到了二战时期，英国特工已经混成了老油条。在他们眼里，来自美国的这批年轻特工充满热情、认真好学，却也非常稚嫩。于是，英国人在国内开辟了多处训练基地，专门教授他们暗杀、格斗、擒拿、爆破、审讯等谍报经验。后来担任过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回忆说，训练官教他们如何在生死关头自救、如何对付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如何在不知道对方真实姓名的情况下了解对方的出身……

这些手段残忍、和大学教育截然不同的训练课程让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们大开眼界，面对训练官讲述一些冷酷无情的谍报手段时，一些人甚至被吓得目瞪口呆。不过，当训练期结束，这些原本稚嫩的毛头小伙已经变得机智、果敢并学会了一身武艺，有的人甚至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今，中情局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全面的训练特工的方法，不再需要仰人鼻息，不过，英国的情报部门和中情局之间依然关系密切，即使在令人头疼的伊拉克问题上，他们也成为同进退的难兄难弟。

中情局在弗吉尼亚州开辟了一片“农场”，专门用来训练特工。名义上是农场，其实是美国的间谍学校。“农场”里有完善的生活设备和训练设施，每一个训练对象都配有一名老师，负责指导训练。在为期9个月到一年的严格训练中，招募对象将学会秘密侦察、拆信封、开锁、密写、通讯、潜水和近战技巧等，同时还要学会使用各种武器。他们也会学习一些近身格斗术，但不是像拳击运动员那样接受系统的训练，只要能够用脚跟、手掌、指头等打击对方的要害部位就可以，其中杂糅了中国功夫、柔道和擒拿术等。

全面训练的重点是隐蔽行动和保密工作。在“农场”里，他们要学会如何偷偷摸摸地进入私人住宅或者办公室、盯梢、监视以及摆脱敌人的跟踪。经过最后一轮的考核后，能力最强、成绩最优秀的人会被优先录取，其他人根据能力、智力和性格稳定性的条件进行筛选后，分配到中情局的下属部门。在前辈的指导下工作三年左右，就会被派往世界各地，执行秘密任务。

中情局实行严格的保密条例，在总部工作的人员，不得将工作内容告诉他人，妻子或丈夫都不可以。在中情局总部，每个办公室负责一项具体的任务，同事之间并不知道对方是做什么的。而在内部人员当中，情报也是高度保密的。一份经过多个部门分析的情报，只有汇总到局长那里，才知道完整的情报是什么。

对于特工来说，保密是一种职业修养。一位中情局的工作人员曾经对记者说，他们（指特工）隐姓埋名，他们不抛头露面，他们不希望被人提起，甚至不愿随便与人结交。由此可见，保密已然成为中情局特工的生活方式。

第三章　冷战中的中情局

苏伊士运河危机

翻开世界地图，我们会看见在亚洲大陆的最西端，有一处关键部位和非洲相连，那就是以色列与埃及的交界地带。试想一下，如果从地中海出发的船只想要进入红海沿岸的苏丹港，需要绕行整个非洲大陆，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经过印度洋，才能进入红海海域。从欧洲出发的船只想要进入印度洋，也需要经由非洲，才能离开大西洋的海域。人们不禁想象，如果在亚非大陆的交界地带开辟一条水上航道，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海不就变得容易多了吗？

十九世纪中叶，占领埃及的法国人勘测了地峡，用了十年的时间开出了一条航道，这便是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的北边从地中海沿岸的赛得港开始，南到红海的陶菲克港，全长172.5公里，最多可以通行6.5万吨重的巨轮。苏伊士运河连接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往来的船只无需再经过漫长的航行，可以大大缩短海运路线，节省了航程和费用。从欧洲到印度洋的航程最多缩短了八千公里，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也缩短了近一万公里。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人们必须通过海运、陆运交替的方法，才能在地中海和红海之间实现货物运输。

从苏伊士运河开通的那天起，它就成了世界上使用最频繁的航线之一，每年承担全世界14%的海运贸易，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国际海运航道。因此，苏伊士运河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清楚，一旦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东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因此，欧洲的资本主义帝国妄图独占这条航道，中东和北非的国家也对它存有觊觎之心。

二战之前，埃及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苏伊士运河归英国和法国共同管理。1947年，英国军队从苏伊士运河撤兵，1952年，埃及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君主政权，成立埃及共和国，统治埃及长达148年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灭亡。之后，经过短暂的权力争夺之后，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成为埃及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

纳赛尔的上台，与中情局的支持有着莫大的关系。早在1952年，中情局就开始关注埃及国内的动向了。中情局深知，埃及革命的阻力一方面来自国内的旧政权，另一方面则来自英国。当时的埃及当权者是受到英国人保护的法鲁克一世，要想单打独斗地和国内的政权、甚至是强大的英国对抗，纳赛尔成功的几率非常小。可是，如果美国为他提供物资和军事的援助，纳赛尔军队胜利的机会就大得多了。

当然，中情局并不是国际慈善机构，对纳赛尔的支持，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部分。中情局的局长杜勒斯设想，此时，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获得了埃及人民的支持，完全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如果中情局全力支持纳赛尔的行动，政变成功后，苏伊士运河势必落入美国人的掌控当中。

在中情局的支持下，纳赛尔领导的革命成功了，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新的总统。这时，中情局的特工小罗斯福找到纳赛尔，希望他能够用实际行动回报美国的帮助。纳赛尔对中情局的支持表示感谢，可是，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英国在苏伊士运河驻兵8万人，已经成为新政府最大的困扰，他希望中情局能够帮忙解决。小罗斯福深知，纳赛尔开始得寸进尺了，可是，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中情局之前的所有努力就要付诸东流，无奈之下，小罗斯福将纳赛尔的要求一字不差地转告给中情局的高层。

中情局当然不希望一次又一次地满足纳赛尔的要求，因为他们发现，无论他们给纳赛尔提供什么样的帮助，都无法满足他的无耻和贪心。可是，中情局也不希望之前的努力白费，从长远考虑，中情局选择在纳赛尔身上继续投入。随后，在中情局的斡旋下，埃及、伊拉克和土耳其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英国最后选择撤出运河地区，只保留了军事机场的使用权。

中情局再一次满足了纳赛尔的要求，满心期待纳赛尔能对其感恩戴德，没想到，纳赛尔又开始盘算新的计划了。就任总统之后的纳赛尔要求向美国购买武器，而且是在无法用现金交易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当然会一口回绝。纳赛尔将这一消息告知中情局，威胁道：“如果美国拒绝给我们援助，那我们只好向你们的敌人寻求帮助了。”

没过多久，埃及购买了来自苏联的武器。这令中情局局长杜勒斯非常不满意，他隐约地感觉到，纳赛尔即将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已然将中情局之前给他提供的帮助忘得一干二净了。更重要的是，埃及开始和苏联修好，甚至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美国看来，这比任何忘恩负义的行为都要危险。于是，美国停止援助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

阿斯旺水坝原本是由英国参与设计并建设的，由于英国经济的窘境，资金支持全部来自美国。对纳赛尔来说，阿斯旺水坝就像是新时代的金字塔，是现代埃及的象征。在这个层面上，美国期待纳赛尔能够知难而退，没想到，他却选择继续坚持强硬的立场。

1956年7月，纳赛尔对亚历山大广场上的25万群众发表演说，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利用运河的收入来修建阿斯旺水坝。抱着最后的希望，中情局对纳赛尔提出了他们的终极目标：帮助埃及共同管理苏伊士运河。可惜，纳赛尔选择了拒绝。

一直以来，苏伊士运河的经营权并不归属某一个国家，而是掌控在运河公司手中。这些公司多是英法两国控股的企业，每年的收入超过一亿英镑，而埃及在运河公司中只占有很小的股份。纳赛尔一直将这件事看作是民族的耻辱，于是，当外国领航员集体辞职时，纳赛尔找到本国职员接替了外国人的职位，并且接管了运河的业务。

埃及接管苏伊士运河，损失最大的便是英国和法国。英法两国的石油进口都依赖苏伊士运河，来自马来西亚的锡和橡胶也要通过此处才能抵达英国。如果运河变成埃及的国有财产，英法两国的船只在此通航时就需要支付高额的通航费，如果绕行非洲抵达欧洲，额外的成本极为高昂，而且航运时间也大大延长。于是，当纳赛尔宣布国有化苏伊士运河时，英国首相艾登就表示，英国势必要保卫自己的利益。同时，法国的报纸也鼓吹，要对埃及推行强硬政策。

可是，战后的英法两国都是满目疮痍，经济凋敝，根本没有能力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英法两国期待，如果美国能够为他们提供军事上的支持，苏伊士运河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于是，艾登建议举行英、法、美三国的高层会谈，商讨对埃及的处置方法。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艾森豪威尔本想联合纳赛尔，从而取代英法在运河区的地位，而且，正值大选期间的艾森豪威尔正想走“和平总统”的路线，从而获得连任的机会，他可不想被拖进战争，影响自己的政治生涯。于是，美国对外发表声明，在经济制裁和缴付运河费用方面，美国不会和英法合作。

不过，这并不代表美国支持纳赛尔的做法。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中情局能帮助纳赛尔上台，自然也知道如何将这位刚上任的总统赶下台。只不过，在中情局秘密筹划如何对付纳赛尔时，英国、法国已经首先采取了行动。实际上，早在纳赛尔实施一系列新政时，就已经惹恼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国。纳赛尔政府公开反对英国在中东建立的军事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形成了埃及和英国的对立局面。后来，因为苏伊士运河的问题，埃及和对岸的以色列也起了冲突，1956年，埃及和以色列的矛盾愈演愈烈，双方甚至开始袭击对方的领土。于是，纳赛尔下令关闭了亚喀巴湾，阻止以色列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

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几个月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在巴黎举行了秘密会谈。这次会议的详细记录已经被销毁，不过，从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会议上，英、法、以三国制订了夺取苏伊士运河的计划。

1956年10月，愤怒的以色列在英、法两国的煽动下袭击了埃及，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以色列就占领了西奈半岛。以色列进攻埃及的第二天，英、法两国以“不要影响运河区航运”为由，向埃及和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马上离开运河区。纳赛尔当然不会将西方国家的威胁放在眼里，他迅速向西奈半岛运输军队，准备和以色列军队正面较量一下。谁知，这一切不过是英法以三国事先设下的圈套，目的就是给他们出兵埃及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当埃及军队向西奈半岛开进时，英、法两国便开始对埃及进行空中轰炸。

对于英法两国的行动，中情局已经获得了准确的情报。早在以色列对埃及发起进攻之前，身在埃及的小罗斯福不断向中情局总部报告说，以色列已经开始动员军事力量，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局长杜勒斯也估计到，以色列进攻的目标很可能就是埃及。可惜的是，杜勒斯并没有将他的猜想报告给总统艾森豪威尔。

但是，杜勒斯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局。杜勒斯看到了英法入侵的前兆，却因为相信“作为盟友，他们一定会在行动之前通知我们”而放弃了继续侦察。早在1956年9月中旬，中情局就发现英法部队开始向塞浦路斯聚集，轰炸机和运输机编队也扩大了规模。此外，情报人员发现，法国和以色列的电台联系变得异常频繁。对局面的错误判断导致美国对英、法的入侵大为吃惊，华盛顿一时间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在英法出兵埃及之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依然试图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危机，如召开国际会议、成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等。此时，英国已经做好了战前准备，随时可以发动军事入侵。

当英、法、以三国的入侵行动在国际上公开时，立刻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美国也因为英法试图复苏殖民主义而感到不满。于是，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要求英法两国停战。在政治上，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议案，要求英法立刻撤军；在经济上，美国则开始抛售英镑，导致英镑汇率降低，同时停止对英国的经济援助等。此时，苏联也警告英法两国，必要时苏联会动用核武器。

1956年11月，在国际压力下，英法两国接受停火决议，之后，以色列军队也撤出了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由艾登组建的政府迅速垮台，英法两国的帝国主义势头也被美国灭掉了。从此之后，美苏两国成为中东地区，甚至全世界的主宰力量。对于埃及来说，纳赛尔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在政治上却获得了胜利——埃及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根据地，也成为抗衡以色列的主要力量。

盗取苏共的报告

现今，到俄罗斯游览的人们能够在莫斯科红场看到列宁、斯大林的墓地，却看不到苏联另一位重要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墓地。实际上，赫鲁晓夫之墓被安置在远离红场的新圣女公墓，而且，他的墓地偏居公墓一隅，非常僻静，一点都不像国家领导人的墓地。

地点选择颇显诡异，连墓地的构成都有着特殊的含义。赫鲁晓夫的墓是由黑白两色的大理石交错搭建而成，墓上方摆放着赫鲁晓夫的头像，小小的一个雕像，由青铜铸成。之所以选择黑白两色的大理石，是为了象征赫鲁晓夫功过各半的人生，而且，墓上只有他的名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没有墓志铭，也没有生平简介。

“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中国人曾经大肆批斗赫鲁晓夫。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曾经极尽吹捧，甚至说斯大林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为此，斯大林非常信任他，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可是，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却公开反对斯大林，清算他当权时的恶行，甚至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

时过境迁，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建立了新的政治模式，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历史意义被重新解读；中国的“文革”结束，对赫鲁晓夫的批判也成为过去式。在今天的俄罗斯，当人们谈起赫鲁晓夫时，显然是赞誉多过贬斥，毕竟，赫鲁晓夫的确改变了一些僵化的斯大林模式，为俄罗斯民众创造了福利。

在斯大林时期，为了配合斯大林深夜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中央领导和加盟国的领导都必须调整到和他一样的作息时间，以至于公务部门上午都没有人上班。直到1953年9月，赫鲁晓夫才结束了这种工作制度，改为朝九晚六的正常作息时间。

赫鲁晓夫开放了克里姆林宫，使得普通民众也有机会一览它的神秘模样；他还取消了国家干部的特殊津贴，改变了干部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东西，老百姓却需要排长队买一袋土豆的日子。在政治上，赫鲁晓夫废除了干部终身制，提出了中央委员和主席团成员每届必须更新，主席团成员最多连任三届等政策。当然，关于赫鲁晓夫的讨论焦点还是来自他的“秘密报告”。

所谓“秘密报告”，指的是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按照惯例，苏共二十大召开十天之后，正式宣告结束，可是，就在许多代表收拾行囊，准备打道回府时，突然接到了“召开重要会议”的通知，而且，参与者必须凭特殊通行证才能出席会议。

代表们大惑不解，不知道赫鲁晓夫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带着心中的疑问，所有人如期前往会场。当天的会议规定，外国共产党代表不得参加，与会者不得进行记录。所有的迹象表示，这将是一场非同寻常的会议。

的确，当代表们听到赫鲁晓夫的报告标题——“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就知道大事不妙了。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彻底清算了斯大林的一生，详细列举出斯大林当政时期大量案件的真相以及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控斯大林为“暴君”：他在一系列大清洗行动中，处决或逼死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上千名十月革命时的老布尔什维克；屠杀了包括“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数百名红军高级将领；杀害了十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数百万人被流放，上千万人遭株连……在秘密报告里，斯大林成了苏联历史上十恶不赦的罪人。

赫鲁晓夫宣读报告时，在场的人感到非常震惊，一时间，会场的气氛从神秘转为压抑和紧张，有的人甚至无法忍受而当场昏倒。结语中，赫鲁晓夫阐明他的宗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赫鲁晓夫说：“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很显然，这份报告成为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世界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现在的角度看，赫鲁晓夫非常勇敢。当时的苏联还处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当中，斯大林去世时，曾有一千多人因为过度悲哀而死去，可见人们在个人迷信这件事上中毒之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了人们当头棒喝，虽然沉浸在当下环境中的人一时间接受不了，历史却一再证明，若非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列举了种种事实，拿出了一长串被斯大林清洗的受害者名单，人们也不会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走出来。

其实，中情局在早些时候就分析出了苏联政局的变化，不过，他们无法断定，苏联变化的程度有多大，或者说，苏联的变化会怎样影响世界格局的变化。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中情局局长杜勒斯认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定会影响深远，于是他将这件事报告给总统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看完杜勒斯的报告，立即指示“想尽一切办法把赫鲁晓夫的报告搞到手”。之后，中情局开始了盗取苏共报告的通天计划。

接到总统的指示后，中情局召开了高层会议，决定完成这项任务的特工人选。经过慎重挑选后，最终选择了两个能力出众的特工，一个名为艾默里，另一个叫作威斯纳。艾默里交游广阔、处事圆滑，威斯纳则喜欢出奇制胜。虽然二人的办事风格迥然不同，却都有着聪明的头脑和果敢的决策能力。

由于艾默里个人和南斯拉夫人甚有交情，于是，他想要从南斯拉夫下手，拿到苏联交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报告副本。而且，当时的南斯拉夫是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对象，因此，当艾默里报告他的计划时，杜勒斯自信地认为，一定能从南斯拉夫手里拿到那份秘密报告。

1956年3月，艾默里以外交特使的身份前往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并且将自己的计划暗示给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随后，艾默里拜访了南斯拉夫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在最初的谈话中，两人谈论的内容全部都是经济建设、美国援助的问题，甚至谈到了南斯拉夫的历史。话题东拉西扯，终于谈到苏联和斯大林时，艾默里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俄国人不是真正可交的朋友，无论何时，都要对其留上一手。

话说到这儿，艾默里终于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美国想要看看苏联的报告！不过，卡德尔说，需要向南斯拉夫的最高领导人铁托请示。第二天，当艾默里匆匆忙忙赶到南斯拉夫外交部时，卡德尔告诉他一个坏消息：铁托认为南斯拉夫要尊重友国。于是，艾默里试图从南斯拉夫获得秘密报告的计划宣告失败。

艾默里在南斯拉夫行动的同时，威斯纳进入了波兰的华沙。当时，波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贝鲁特在莫斯科去世，同行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他身上带着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擅自复印了文件，将其带回华沙。威斯纳听闻消息后，秘密接触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人员，并花重金从他的手中买到了复印件。威斯纳原本以为自己成功地拿到了秘密报告，负责鉴定真伪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却告之说，这份报告有35个地方进行过删节，有关苏联今后对外政策方面的内容被全部删去了。

一战不成，只能再战。这一次，威斯纳选择向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求助。摩萨德虽然是世界情报机构的后辈，却是一个神秘而力量强大的组织。摩萨德是一群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神秘人，他们在胜利时从不宣扬，失败了也不会解释。虽然它总是神出鬼没，但是媒体曝光的事件中，摩萨德的力量却为犹太人争光不少。

拿“偷盗”一项来说，摩萨德就交出了出色的成绩单：摩萨德曾用美人计引诱伊拉克飞行员，将最先进的米格21战机偷回以色列；从瑞士偷到幻影战机图纸；利用美国商人之手偷取177公斤浓缩铀等。此外，摩萨德特工还盗取过约旦前国王的尿样，从而摸清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从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眼皮底下将50卷价值连城的犹太教珍本古籍偷运出境。

摩萨德办事果断，但是从不做亏本的买卖。所以，当威斯纳向摩萨德提出要求时，以色列人爽快地答应了，当然，他们开出的价格也非常高。两个星期后，中情局以几十万美元的代价从特工辛贝特的手中换回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文。威斯纳拿到报告后，马上送给中情局鉴定，结果证明，他真的拿到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全文。

1956年6月，美国国务院对外公开了这份报告，随后，美国的各大报纸开始转载，英法媒体也连载了这份报告。从此，赫鲁晓夫的“秘密”传遍了全世界。东欧各国知晓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态度后，也纷纷站出来批判斯大林。一时间的混乱导致东欧各国局势动荡，危机四伏，匈牙利国内的动乱由此发生。

匈牙利事件

1956年，就在埃及与英法以三国因为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处在东欧的匈牙利也遭受了国内的社会动乱冲击。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随后演变成流血冲突，随着苏联和美国中情局的介入，“匈牙利事件”又变成了冷战阵营之间的力量制衡。

1947年，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改称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当时，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试图在本国复制苏联的模式，在国家决策上也听命于苏联。但他的做法完全忽视了匈牙利的民主传统和现实，引来了社会各界的不满。

历史上，匈牙利并非是亲俄的国家。二战中，苏联红军进入东欧，匈牙利便顺理成章地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一批受苏联人指挥的劳动人民党人成为国家领导人，总统拉科西便是其中之一。他们信奉斯大林独断专行的做法，将苏联的模式，尤其是斯大林的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匈牙利，实行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同时，拉科西还对党派人士和社会活动家进行镇压，一批社会知名人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处死。

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和东欧的领导人纷纷调整政策，以新的方式应对内政和外交问题，匈牙利也紧随其后。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姆雷决定放弃苏联的模式，在国内实施“新方针”，试图寻找属于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道路。可是，苏联并不希望看到匈牙利的社会改革，纳吉的新方针在实施不到两年时被迫中断。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纳吉只得放弃改革，将头脑中的思想写到书里，继续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新方针的中断让匈牙利的政治、经济状况变得非常糟糕，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此时的拉科西不仅没有反思国内政策，反而想要掩盖错误，甚至用暴力镇压国内的改革之声。紧张的政治局面成为匈牙利事件的前奏。当波兰人将主张“放弃苏联模式”的哥穆尔选为第一书记时，内心压抑的匈牙利人受到了鼓舞。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决定用行动表达自己的主张。

10月23日晚上，布达佩斯科技经济大学的一批学生走上街头，推倒了斯大林雕像，并大声高呼“俄国佬滚出去”、“把拉科西投入多瑙河”、“我们要纳吉”等口号。人群越聚越多，到达裴多菲雕像和约瑟夫·贝姆的纪念碑时，已经聚集了几十万人。

站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看，当时的游行示威有了不同的定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这是一次寻求自由的人民起义，社会主义国家则认为，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在第一书记格罗（拉科西的继任者）眼中，几十万的示威群众则是“匈牙利人民的敌人”。格罗在电台的讲话惹恼了游行的群众，他们冲进了电台大楼，开始发起攻击，由此，申诉政治主张的游行示威变成了流血事件。

事件后，匈牙利政府为了缓和矛盾，将纳吉召回，重新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第二天，纳吉在电台讲话中承诺，匈牙利将在各个方面进行民主化，按照匈牙利的民主特点建设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格罗向苏联求救，希望苏联派军队镇压游行示威的群众。苏联马上制定了代号为“行动波”的行动，由步兵师和机械化师组编部队，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匈牙利境内。

当苏联的领导前往布达佩斯考察情况时发现，局势并不像格罗描述的那样“失控”，可是，苏联的部队已经开进了匈牙利，在布达佩斯滥施炮轰和射击，一切都来不及了。接下来，匈牙利国内的矛盾冲突性质发生了转变，变成了匈牙利和苏联之间的冲突。

25日，当游行示威的群众在国会大厦前集会时，苏联的士兵遭遇射击，一辆坦克被烧毁，两方交战后，60个匈牙利人死在苏军枪口下。同时，匈牙利的警卫部队被苏军当成了叛乱者，10名匈牙利士兵被打死。随后，原本负责镇压人民的匈牙利军队站在了示威者的一方，和苏军势力对抗。

从重新上任的第一天开始，纳吉就致力于通过谈判解决这一事件，于是，他开始不停地接待各个方面的代表团，试图找出折中的解决方案，满足示威者的要求。于是，当匈牙利人对苏联的控制感到异常愤怒时，纳吉在广播讲话中称，一旦匈牙利局势恢复正常，苏军就会被召回。可惜，苏联却并不买纳吉的账，苏联代表发表声明称，在布达佩斯恢复秩序后，苏军会回到驻地。

在无法左右苏联的态度时，纳吉决定满足示威者的要求——重组政府。在原本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组成的政府机构中，加入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这样一来，便可缓和政府及示威群众的矛盾。可是，群众对纳吉组建的新政府似乎并不满意，他们知道，几个民主人士的加入并不能改变劳动人民党一党领导的局面，除非通过自由选举的方式，组成多党联合的政府，否则匈牙利的民主就是空谈。

就在新政府商讨如何给这场动乱定性以及具体的解决方案时，布达佩斯发生了更大的悲剧：国家保安局新兵被活活打死，国防部两名上校被杀，布达佩斯市委书记也不幸遇难。苏联领导认为，这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由社会矛盾引起的动乱，而是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的暴乱，于是，苏联军队第二次开进了匈牙利的领土。

得知苏军大规模越境，并且向布达佩斯前进时，纳吉代表政府宣布匈牙利中立，同时通报联合国，匈牙利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11 月3日，苏联军队进攻匈牙利的首都，用纳吉的话说，“其用意是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匈牙利军队没有抵抗。

匈牙利事件爆发时，英法正焦灼于苏伊士运河危机，无暇顾及东欧，同时，美国正值大选，艾森豪威尔想要明哲保身，不想为这件事冒险。正当华盛顿讨论着美国是否应当参与时，匈牙利的暴动已经被镇压下去了。

这一事件中，死亡约2700人，其中体力劳动者1330人，大专院校学生44名，中学生196人。另有约20余万匈牙利人逃往西方。1956年11月，匈牙利成立了工农革命政府，而暴乱时期的统治者纳吉则被苏联军队劫持并软禁。1958年，纳吉被控以发动并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说起来，匈牙利事件和中情局有什么关系呢？美国没有正面参与解决匈牙利事件，中情局却始终掌控着局面。当匈牙利的学生走上街头，反对苏联对本国的控制时，中情局已经开始活动了。局长杜勒斯在匈牙利成立了一个“红袜—红帽”小组，主要负责配合学生和工人的示威活动。中情局的特工装扮成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模样，参与到示威的队伍中，并且负责组织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此外，中情局也向匈牙利政府表示，只要匈牙利脱离苏联，就会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纳吉之所以对外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和中情局也有脱不开的关系。

除了“红袜—红帽”小组直接参与，左右时局的变化外，中情局还有一个负责心理战的武器——“自由欧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是一家由美国国会出资建立的广播和通讯电台组织，也是美国国际广播的主要手段。它的广播对象是苏联和东欧地区，负责宣传美国对这些地区的外交政策。

美国人早就看到广播在心理战中的重大作用，因此，二战之后，美国国务卿和国会议员就开始筹备建立国际广播。1949年12月，“自由欧洲”电台建立，第二年，“自由欧洲”在法兰克福对波兰和匈牙利进行广播。1951年底，“自由欧洲”每周的广播时间为68小时，一年以后增加到218小时。开始时，“自由欧洲”比较关注东欧国家的流亡者在美国的状况，后来则开始明目张胆地鼓励解放被苏联征服的国家。

“自由欧洲”对外声称是私营电台，接受社会上的捐助，其实，它的主要活动经费来自美国政府，中情局更是其最主要的资助者。中情局不仅投入庞大的资金，而且提供完善的设备和技术人才，于是，当“自由欧洲”打着民间的旗号，对东欧和苏联民众宣扬自由和民主时，也在配合中情局的行动。

在匈牙利事件中，“自由欧洲”电台起到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1956年11月1日，“自由欧洲”电台在广播中引用了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讲话：“美国已准备对这个国家的新独立的政府提供经济援助，我们宣布并不要求这个政府采用任何社会私有制形式作为经济援助的条件，我们关心的是它的自由……”

打捞苏联核潜艇

中情局历史上，每每出现出其不意的行动，也经常闹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不过，中情局依然保持着“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乐观态度，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制订一个个严密的计划，执行一次次不可思议的行动。

1969年，中情局在尼克松总统授权的情况下制订了又一个惊天计划——亚速尔项目，目的是为了打捞苏联沉没在太平洋海域的核潜艇。未来7年里，中情局动用了四千多人，花费了8亿美元（现值35亿美元）来完成这一计划。这也使得亚速尔项目成为中情局历史上历时最久、花费最高的秘密行动。然而，中情局精心策划的行动竟然被一群窃贼坏了事，中情局非但没能得到最想要的东西，还要承受来自国际舆论，尤其是苏联的压力，最后只能草草收兵。

1968年，当苏联大动干戈地在太平洋行动时，中情局已经察觉到苏联核潜艇沉没的苗头了。3月底，苏联太平洋舰队在太平洋的西北部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共出动了2艘驱逐舰、3艘护卫舰、3艘扫雷舰、4艘潜艇、2座浮动平台、10艘辅助船只，向水下投放了声呐、水声探测仪和回声探测仪等设备。此外，还有286架巡逻机在低空巡逻搜索，试图捕获来自水下的信号。可惜，沉没的核潜艇如同巨石沉入大海，就此无影无踪。

这艘编号为K-129的潜艇是苏联在1950年研制的第一代常规弹道导弹潜艇，属于G-2级。1968年2月28日，K-129潜艇在科布扎里上校的指挥下，从堪察加基地出发，准备执行战斗巡逻任务。K-129潜艇携带着三枚SS-N-5型导弹，每枚导弹上都有一个核弹头。这些弹头如果爆炸，威力相当于50个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K-129潜艇这一次的巡航，也是为了战争做准备，一旦美苏之间冲突加剧，它可以将核导弹直接射向美国西海岸。

不知什么原因，当K-129潜艇航行到距离堪察加半岛2300公里的位置时，突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潜艇快速下沉，最后沉入了五千米深的海底。当艇艏触到海底时，艇身发生断裂。艇中的物品从裂缝中流出，散落在太平洋底部。潜艇中的98名成员来不及求救，也没办法逃生，最后不是被火烧死，就是窒息而死。

和K-129潜艇失去联系两天后，苏联海军指挥部认为可能是通信设备出了问题，又过了两天之后，他们不得不承认，潜艇可能出事了。很快，K-129潜艇出事的消息就传回了苏联，苏联的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立即派出侦察船和大批军舰赶往出事海域。可是，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一艘潜艇的残骸并非易事，苏联海军在太平洋海域搜寻了几个月后，仅仅确定了K-129潜艇出事的大概区域，连具体的坐标都没有掌握。

戈尔什科夫意识到，以苏联海军的能力，即使获得了潜艇失事的具体坐标，潜艇残骸在水深五千米的海底，也无法将其打捞上来。而且，当时正值太平洋海域一年中气候最恶劣的时候，势必会给搜寻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权衡之下，戈尔什科夫决定放弃搜寻工作。

苏联放弃之后，美国便开始秘密筹划打捞核潜艇的工作。不过，美国是如何得知K-129潜艇失事的消息呢？到目前为止，中情局依然对此三缄其口。于是，坊间就传出了好几个版本的原因。

根据苏联太平洋舰队情报局得到的消息，当K-129潜艇在阿瓦琴斯克海峡巡逻时，美国海军的“剑鱼”号多用途核潜艇也在附近的水域活动。很可能，“剑鱼”号正在跟踪K-129潜艇。由于“剑鱼”号距离K-129潜艇太近，导致两艇相撞，大量海水涌入K-129潜艇的舱室，随即沉入海底。

就在苏联海军指挥部与K-129潜艇失去联系的三天后，“剑鱼”号潜艇停靠在日本的横须贺基地，其战斗甲板室损毁，当晚即进行紧急维修，第二天驶离。有人猜测，“剑鱼”号的受损很可能是和K-129潜艇相撞所致。而且，美国获得了K-129潜艇沉没的准确方位：北纬40度06分，西经179度57分，距离堪察加2300公里。若非肇事潜艇，怎么可能获得如此精确的方位数据。当然，美国当局从始至终都否认这一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夏威夷海军监听站收到了非常怪异的信号，经过仔细分析，美国海军认为是来自太平洋深处的一艘潜艇发出的。随后，美国海军派出了一艘现代化的测量船，赶到信号源地点，准确定位了K-129潜艇沉没的方位。经过两个月的勘查后，美国海军找到了潜艇的残骸，并且拍下了照片。

美国到底是怎么获得的信息，看起来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美国海军掌握了K-129潜艇沉没的具体方位后，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苏联，而是打起了自己的算盘。美国海军深知，K-129潜艇上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东西——潜艇残骸、核弹头导弹、武器装备、潜艇上的密码本、指挥示意图等。对于美国海军来说，如果能拿到这些东西，势必成为他们对抗苏联的重要筹码。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接下来他们将面对三个问题：打捞的技术问题、苏联方面的反应和美国国会以及新闻界的反应。海军高层讨论之后，觉得这一行动需要格外的谨慎小心，遂向中情局求助。从1968年底到1969年初，美国国防部和中情局开始对打捞行动进行评估，当总统尼克松问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说：“我们有能力将这艘潜艇打捞上来吗？”赫尔姆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于是，尼克松于1970年批准中情局成立一个行动小组，专门负责打捞核潜艇的工作，这次行动便是“亚速尔项目”。

不过，当中情局拿出具体的行动方案时，由于耗资过大，情报机构的高官们却并不看好，而且，美国和苏联正在进行缓和外交的策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作战部长以及国防情报局局长等都同意终止这个计划。最后，尼克松总统认定了亚速尔项目的潜在价值，坚持打捞工作继续进行。

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中情局决定由私人企业出面，让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打着海洋勘探的旗号，暗中打捞潜艇。霍华德·休斯是美国著名的航空家和企业家，他对采掘海底矿物也颇感兴趣。当中情局告知他事实真相时，休斯立刻表示愿意合作。随后，中情局和休斯签订了打捞合同，开始了亚速尔项目的重要一步。

为了完成打捞工作，休斯需要建造一艘大型的海上作业船，外观上装扮成海底矿物考察船，实际上装备了特种深水作业的设备。1971年9月，建造这艘大船的工程开始了。为了保密起见，中情局邀请不同的公司生产关键部件，在未来的两年时间里，中情局还不断散布休斯即将开发海底矿物的消息，以转移公众的视线。1972年7月，造船的工程顺利结束，这条特种打捞船被命名为“休斯格洛玛探索”号。

“休斯格洛玛探索”号的首次出航的确是为了勘探海底的矿物，这也是中情局掩人耳目的计策之一。两年后，“休斯格洛玛探索”号再次出航，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怀疑它的真正意图了。1974年7月，打捞苏联核潜艇的工作正式开始。

当“休斯格洛玛探索”号航行到特定海域时，船员们用浮筒系住苏联潜艇艇艏，向上拉升，可是，在拉升到一半时，受到撞击的K-129潜艇艇体由于承受不住拉力，从第三隔舱处断裂，艇尾沉入水中，最后只打捞出艇艏。不过，这并没有打击到中情局的士气，按照常规习惯，潜艇的密码本、无线电设备和武器装备应该放在艇艏的第二舱。当“休斯格洛玛探索”号停靠在夏威夷的毛伊岛，开始检查战利品时，中情局却只发现了两枚核弹药鱼雷、K-129潜艇的时钟和苏联士兵使用的照相机，没有密码本，没有无线电设备，也没有武器装备。

说起来也挺有趣，K-129潜艇的密码本不在艇艏的指挥舱里，并不是苏联人的特殊安排，只是因为艇长个子太高而已。原本，K-129潜艇的密码本和密码机的确放在指挥舱里，艇长也睡在指挥舱里。可是，密码机很占空间，导致身高体长的艇长不得不蜷着腿睡觉，后来，在艇长的要求下，密码室就被搬到了第四舱。由于中情局只打捞了舰艇的前半部分，当然拿不到密码本了。

就在中情局准备制订新的行动计划——“斗牛士计划”，继续打捞核潜艇时，光临霍华德·休斯家的窃贼却使得中情局的秘密公布于众。霍华德·休斯是一位亿万富翁，由于行事高调，喜欢显摆自己的财富，他的办公室也成为小偷关注的对象。

1974年7月，两批小偷同时潜入了休斯在洛杉矶的办公室，打开了他的保险柜。两批人争执一番后，还是决定一致对外。于是，两伙人在警察赶到之前将保险柜里的金银珠宝和两大箱文件都拿走了。丢失的文件中，就有休斯和中情局签订的打捞协议。为了防止暴露自己和中情局的合作，休斯没有报警，没想到，过了几天，其中一个小偷竟然拿着那份机密文件来敲诈他，向他索要100万美元。无奈之下，休斯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中情局。

作为亿万富翁和社会名流，休斯的办公室被盗窃已经引起了媒体的注意，中情局介入之后，媒体开始猜测休斯和中情局的关系。随后，《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休斯协助中情局打捞苏联核潜艇的消息，世界各地的媒体纷纷开始炒作这件事。美国国会迫于舆论压力，下令中情局停止亚速尔项目。

随后，苏联外交部对美国国务院抗议，指责美国违反国际海洋法，秘密打捞苏联潜艇。美国抓住了苏联未公布潜艇沉没的把柄，称那是被遗弃的财产，根本没有主人。苏联一时间哑口无言。实际上，苏联对中情局的行动并不是一无所知的。在“休斯格洛玛探索”号打捞潜艇时，苏联就曾派遣船只和直升机在附近观察，不过，美国早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为了防止苏联的直升机降落或者苏联从直升机放下人员，中情局在“休斯格洛玛探索”号上做了大面积的遮挡，使其无法侦察打捞船的实际作业情况。

打捞事件曝光之后，中情局对这次行动做了详细的介绍，包括发现的艇员尸体及安葬仪式等。2007年9月，美国海军将打捞出来的绝密档案复印件和两本K-129潜艇的航海日志交给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档案博物馆。在交回的绝密档案中，有一盘美军为苏联遇难艇员举行海葬仪式的录像带，此外，还有K-129潜艇上的钟和一台苏联海军使用的照相机。令俄罗斯感到遗憾的是，虽然中情局的“斗牛士计划”至今没有付诸行动，中情局和美国海军却始终不愿意交出他们拍摄的K-129潜艇残骸的照片和录像片。

第四章　未曾想后院起火

1500人的“古巴旅”

历史上，拉丁美洲一直被西方列强瓜分，长期作为欧洲经济的原料供应地。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纷纷被拉美人民赶走，可惜，拉美却未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命运。欧洲人走了之后，美国人又冲了进来，拉美的经济状况随之进入被剥削的“2.0时代”。

到了二十世纪，与其说拉丁美洲变成了“美洲人的美洲”，不如说是“美国人的美洲”。美国公司在拉美大规模地扩张，霸占了洪都拉斯的铁路、港口、航运、电力等；垄断了危地马拉的港口、铁路和电力；控制着古巴的制糖业和铁矿；在秘鲁、奎亚那、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建立大型矿场；控制墨西哥的矿场、钢铁、石油……在农业上，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和糖公司控制了拉美的咖啡、可可、香蕉和甘蔗的生产，可以说，美国完全控制了拉美的经济命脉。

作为距离美国只有90海里的小邻居，古巴经济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受制于美国。巴蒂斯塔政权上台之后，采取了亲美的态度，古巴对美国资本的依赖更加严重。1951年，美国在古巴的投资为7.13亿美元，到了1958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为10.1亿美元。美国对古巴农业的垄断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农民失去土地，有60%的劳动力处在失业和半失业的状态。到巴蒂斯塔统治的末期，美国资本占据古巴蔗糖生产的40%、铁路的50%、电力的90%、外贸的70%以及镍矿的100%和铁矿的90%，银行和金融业也基本上为美国资本掌控。

作为西半球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目前仅存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古巴的情况不同于东欧，也不同于亚洲。1956年，卡斯特罗带领革命组织从墨西哥回到古巴，同政府军正面交战，其后，革命军在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从农村向城市发展，最后进军首都哈瓦那，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在这一点上，和中国的革命有些相似。不过，作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卡斯特罗一开始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他主要的革命主张是反对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属于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面对美国的掌控和颠覆时，卡斯特罗则变成了打不倒的反美斗士。随着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走向胜利，古巴开始展现出独立、自主的一面，卡斯特罗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试图摆脱美国对古巴的控制。

革命政权建立之后，作为第一书记的卡斯特罗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在经济方面，古巴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大庄园主的土地和美国垄断资本在古巴占有的土地；实行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国有化，接管所有私营烟厂，将资本家经营的企业和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将美资的炼油厂、公司、银行收归国有。两年的时间里，革命政府征收了217万公顷的土地，使古巴的十万农户得到了土地，使得40%的土地成为国有；同时，在古巴的400多家美资企业也被收为国有，总价值约15亿美元。

新政府的做法严重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实际上，在未触及美国人的切身利益之前，美国并不认为卡斯特罗的革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运动有什么不同，不过是利用社会主义的口号来推翻政府，从而建立一个本质相同的新政府。直到古巴国内的改革风风火火地进行起来，美国才开始感到担忧和惶恐。

随后，美国对古巴的改革提出警告，并实行经济制裁。长久以来，古巴都是使用燃油来发电的，石油的来源则是美国。于是，美国的第一项制裁措施就是停止向古巴输送石油。美国希望以此逼迫新政府低头或者垮台。失去了美国的燃油来源，古巴选择从苏联进口石油。看到古巴转向了自己的老对手，美国就下令古巴的美资炼油厂不炼来自苏联的石油，可惜，这样的做法恰好违反了炼油厂和古巴政府签订的炼油合同，新政府抓住了把柄，一口气将所有的美资炼油厂收归国有。

接下来，美国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措施，试图从经济上遏制古巴，比如禁止进口古巴的糖、禁止向古巴出口零件，到最后，美国对古巴采取了完全的经济封锁。不过，古巴的经济并没有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新政府巧妙地利用了冷战阶段的阵营冲突，将贸易对象转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此时，美国若想消灭实行社会主义的古巴，唯有采取军事行动这一个方法。

于是，美国开始策划进攻古巴的计划，这一计划的执行者，当然还是无所不能的中情局。从1960年起，中情局就开始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拉美地区的多米尼加、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纠集古巴流亡分子，并对他们进行秘密训练，准备随时打回古巴。1961年，中情局敲定了“猫鼬计划”，随后，1500名古巴流亡分子从迈阿密的秘密训练基地出发，跨越海洋前往哈瓦那以南的猪湾。他们打算从这里登陆古巴，制造内乱，推翻卡斯特罗的政府。

这支雇佣军队伍被定名为编号“2506”的突击旅，下辖4个步兵营、1个摩托化营、1个空降营、1个重炮营和几个装甲分队。为了配合这些人的行动，美国派遣了8架C-54运输机、40架B-26轰炸机和10艘登陆舰艇，五角大楼还派遣潜水艇，前往古巴沿海侦察地形。

从出发那一刻起，突击旅的行动就不甚顺利。登陆艇频频触礁，倾覆海底；中情局的空中支援迟迟不见踪影；负责补给的船只被古巴空军击沉……三天后，突击旅的1500人中，114人被击毙，另外一千多人因为弹尽粮绝，只能选择投降，“猫鼬行动”以惨败告终。这次行动，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猪湾事件”。

猪湾入侵的失败，让美国大受打击，此时，恰好是肯尼迪总统上任后的第90天，一时间，肯尼迪在国内的支持率迅速下降。事情过后，美国和古巴都没有披露整个入侵、打击过程的细节，因此没有人知道行动失败的真正原因。直到40年后，双方交换了相关的历史档案，才使得曾经震动世界的神秘入侵得以大白于天下。

原来，这次行动从艾森豪威尔任职时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当时被称作“冥王星行动”。肯尼迪总统上任之后，非但没有停止这项计划，反而扩大了范围。中情局想到了一个里应外合的好办法。首先，由坦克、飞机、潜艇护送经过训练的古巴人员在猪湾登陆，由于卡斯特罗需要时间调动军队，突击旅就有时间建立滩头工事；与此同时，潜伏在古巴境内的5000人反政府武装也可以和卡斯特罗的军队抗衡。这样一来，反政府武装就可以在古巴境内站住脚，并向纵深处发展。

中情局没有想到，突击旅刚一登陆，就遭到了民兵营的打击，随后遭到了装备有坦克的部队的打击；负责里应外合的反政府武装也没有派上用场，原定是5000人，实际参加战斗的却只有50人。出师不利，中情局苦心筹划的行动只能以失败告终。

从军事的角度看，在行动中途，肯尼迪总统撤回了允诺的空中支援，使得突击旅的队员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弹药不足，直接导致最后的行动失败。猪湾入侵到底为何失败，美国人早已准备了一套自己的说法。行动失败后，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负责调查失败的原因，他总结出三个方面的原因，分别是空军支援不够、登陆地点不当和入侵计划可能泄密。

当时，美国空军出动了40架B-26轰炸机，准备攻击古巴主要的军事目标。而且，飞机上涂的是古巴空军的标记，由中情局的飞行员和经过训练的古巴人一起驾驶。行动开始后，由于受到国际舆论的影响，实际只有8架飞机执行轰炸任务，这使得古巴空军依然可以支援地面部队。于是，装载弹药的运输船被古巴空军击沉，突击旅也被古巴政府军打得落花流水。

行动之前，突击旅设定的登陆地点并不是猪湾，因为他们对猪湾的地形并不熟悉，临时更改登陆地点后，突击队员只好硬着头皮抢滩。登陆之前，一艘运输船触礁，登陆之后，部队又陷入了一大片沼泽地。没办法，突击旅只能被动挨打。此外，罗伯特·肯尼迪认为，先前派往古巴做内应的人已经被卡斯特罗捕获，从他们口中，卡斯特罗获得了中情局的计划。因此，美国的一举一动都被卡斯特罗看在眼里，行动失败也是在所难免的了。

不过，卡斯特罗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美国策划猪湾入侵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古巴人站出来反对他，而是为美国干涉古巴寻找借口。这一点，从解密的文件中得到了证实。古巴的情报文件显示，中情局根本就不希望猪湾入侵获得成功，行动失败的话，美国可以直接派军队进入古巴。中情局的文件同样显示，美国有意将古巴推给苏联，让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结盟，这样的话，美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干预古巴的事务。英国政府的文件也表明，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曾经告知英国驻美大使，希望英国不要给古巴提供武器，这样的话，苏联就会为古巴提供武器，如此一来，中情局就有事可做了。

按照当年站在一线指挥的费尔南德斯的回忆，美国人将猪湾入侵归因于计划不周或者内线泄密，实际上，他们低估了古巴的军事能力和士兵的战斗力。当年，卡斯特罗的确是胸有成竹地指挥战斗。他将一座制糖厂改成了临时的指挥部，谈笑间，就将入侵的部队打败了。在下达命令的间隙，他还能轻松地开玩笑，鼓舞作战士气。发布了“击沉所有船只”的命令后，他兴致勃勃地和弟弟劳尔·卡斯特罗通电话说：“飞机开始下蛋了，太精彩了！”一切真的非常精彩，72个小时之后，他就迎来了最终的胜利。

惊爆十三天

从核武器诞生以来，人类只用过一次——美国在二战末期将“小男孩”和“胖子”投到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此后的几十年间，虽然世界上多个国家在研究核武器，美国和苏联在军备上的竞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至今尚未发生第二次动用核武的战争。不过，在冷战期间，美苏却走到了擦枪走火的边缘，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接近核战的一次。不敢相信，如果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没有顺利解决，今天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冷战期间，美国曾经四次产生动用核弹的念头，在这四次国际军事危机当中，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可能性最大。美苏双方表现出剑拔弩张的态势，好像一个眨眼的瞬间，核弹就会飞上天空，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为此，美国新线影业公司根据这一历史事件拍摄了电影《惊爆十三天》，以电影的方式回顾这段短暂却惊心动魄的历史。

电影中，美苏双方领导人都不希望进行核战争，于是，美国、苏联和联合国开始进行秘密的交涉，危机爆发十三天之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作出了让步，同意将导弹撤出古巴，古巴导弹危机由此解除。

在美国人眼中，现实中的肯尼迪总统就像电影中演的一样，凭借着美国的军事优势和钢铁般的意志，成功迫使苏联领导人屈服。就像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所言，美国人同苏联人“对视”，苏联人先“眨眼”。在双方交涉的过程中，肯尼迪寸步不让，赫鲁晓夫则放弃了一切，这件事被媒体报道成美国人在冷战中创造的神话，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也被记忆成美国的完胜和苏联的惨败。

从此之后，肯尼迪的强硬作风成为历届总统推崇的高尚品质，好像外交中的互相退让、互相谅解就代表着软弱和无能。这一精神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小布什总统在面对伊朗和阿富汗问题时，人们再次提到了肯尼迪总统的做法：美国领导人是从来不会妥协的。可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美国人信奉多年的“肯尼迪总统决不妥协”到底是神话，还是误解呢？

随着中情局资料的相继解密，人们得以看到历史的真相。古巴导弹危机之所以能够得到解决，并非肯尼迪一人的功劳，赫鲁晓夫也不是无条件地做出让步。实际上，最终还是双方各让一步，才成功地避免了战争的发生，也可以说，当时的情况并没有发展到擦枪走火的地步，战争远比人们想象得要遥远。当时，苏联之所以同意将导弹从古巴撤走，是因为美国承诺不会入侵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同时，美国也会从土耳其撤走“木星”导弹——这是美国放在苏联门口的定时炸弹。

可是，事情解决之后，美国方面从来没有提过撤走“木星”导弹的事宜，甚至将秘密隐瞒了近二十年。巧合的是，苏联方面也秘而不宣，好像他们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也不想让世人了解苏联在解决危机过程中的努力。现在，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重新感受一下美苏冷战达到高峰的紧张气氛。

从古巴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起，美国就开始体会到危机感了。1959年，古巴和苏联建交，古巴获得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同盟，也成为拉丁美洲独立国家的榜样。对美国来说，这个发展势头是不可容忍的。1960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禁止向古巴出口石油，禁止从古巴进口任何货物。专门和美国唱反调的苏联立即作出反应，赫鲁晓夫下令，苏联将为古巴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

怒不可遏的美国人搞了一系列小动作，包括暗杀卡斯特罗、猪湾入侵等事件，可惜均未能成功。对此，美国人心里一直憋着火，寻找机会干涉古巴的事务。更令美国人气愤的是，古巴和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苏联成为古巴最重要的商业伙伴和保护人，也是卡斯特罗政府生存的保障。当肯尼迪总统决定使用武力推翻古巴政府时，苏联便答应帮助古巴，这也让美国担忧不已。

美苏两个阵营对峙的过程中，其中一个显示优势的策略便是不断研制出新的武器。而且，美苏都不排除对对方发射核武器的可能。一旦一方核武器发射成功，势必将对方一次打到瘫痪，无法进行核反击。当时，美苏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到达18000公里外的目标，因此，双方完全可以从自己的国土打击对方国土内的目标，而且，两国的轰战机队也能够打击对方领土内的目标。问题是，美苏两国相距太远，而这些武器的预警时间又太长，除非将核导弹放在临近对方领土的地方，否则无法缩短预警时间。

于是，美苏就在对方临近的国家建设了军事基地。1959年，美国先发制人，在意大利和土耳其分别部署了30枚中程弹道导弹雷神导弹和15枚朱比特导弹，方向对准了苏联。当时，两国导弹数量的比例是5∶1，论军事势力，美国明显胜出，苏联也表示非常担忧。

猪湾入侵事件之后，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全面禁运。卡斯特罗深感自己的孤立无援，于是派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前往苏联寻求帮助，苏联当即答应提供帮助。实际上，古巴和苏联的合作是互惠互利的选择，一方面，苏联可以通过古巴弥补自己在地理位置上的劣势，而且，苏联坚决地保卫古巴，也会让其他拉美国家靠近苏联，提高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对古巴来说，被美国全面封锁的卡斯特罗政府深知自己的势单力薄，有了苏联的帮助，可以让古巴的社会主义道路重获生机。

权衡之下，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核武器，他想到的理由是：捍卫古巴革命成果。如果能够在古巴布下导弹，只要能在美国发现前完成部署，就可以遏制美国的嚣张气焰。很快，苏联政府批准了赫鲁晓夫的计划。1959年7月，苏联将几十枚导弹和飞机拆开装到集装箱里，运往古巴。同时，苏联的3500名技术人员也随船一同前往。

这批导弹中，每一枚都带着一个威力比“小男孩”和“胖子”大70倍的核弹头。两个月后，苏联对外宣布，为了“捍卫古巴革命成果”，苏联将向古巴提供一批武器和技术专家。实际上，武器和技术专家早已运输完毕，部署工作也接近尾声了。

1960年，美国一架U-2侦察机从德克萨斯州的劳夫林空军基地起飞，飞到了古巴的领空。侦察机返航后，带回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他们在拍到的照片上看到了导弹。9月5日，美国侦察机再次飞到古巴，这一次，他们拍摄到SA-2地对空导弹以及米格-21战斗机。根据情报委员会的估计，这些武器一次可以发射40枚弹头，而且正对准着美国的特定城市。如果发射出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有800万人丧命。

1962年8月，中央情报局通过U-2侦察机的侦查和间谍的报告，在古巴西部发现了导弹发射装置。10月中旬，U-2侦察机拍摄的照片再次证明了导弹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些导弹可以直接打击华盛顿。中情局将获得的资料交给肯尼迪之后，他马上召开了紧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经过四天的讨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迫使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

接下来，肯尼迪开始从两方面采取对策，一是对古巴进行军事封锁，二是通过外交手段解决。10月24日，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183艘军舰进入加勒比海和古巴沿岸，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驶入封锁带。与此同时，驻欧洲的美军和分管地中海和西太平洋的第六、第七舰队也进入战备状态。美国摆出一副应对突发事件的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古巴采取行动。

尽管如此，美国传统的强硬派却认为，军事封锁显得美国太过软弱，应该让武装部队直接攻击古巴——派飞机对古巴进行空袭，摧毁其防御设施、仓库和机场；然后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一举将苏联的导弹、技术人员和卡斯特罗的政权消灭。或者是动用500架飞机对古巴进行地毯式轰炸，将导弹发射场全部摧毁。

面对美军的大规模动作，苏联也不甘示弱。苏联的部队提高了战备等级，导弹部队进入发射阵地待命，同时，华约和北约的军队也都加强了战备。双方已然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开始一场核战争。此时，美国拥有5000件核武器，而苏联只有300件。

如此看来，核战已经迫在眉睫了。不过，肯尼迪并没有放弃外交解决的努力。10月27日，肯尼迪总统的弟弟，时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与苏联驻美国大使见面，表明了肯尼迪的想法：只要苏联将核弹撤出，美国将公开承诺不再出兵古巴。苏联方面的回应是：美国需要承诺不再出兵古巴，而且，还要将部署在土耳其的核弹撤走。这项附加的承诺，当时只有肯尼迪及其身边的几个人知道。

随后，莫斯科电台宣读了赫鲁晓夫的答复：撤除你们所谓进攻性的武器，把它们装箱运回苏联。从美国获知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到苏联宣布撤退，中间经历了令人惊心动魄的13天，至此，古巴导弹危机宣告解除。不过，美苏之间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到了1962年11月，华盛顿和莫斯科还在为拆除核弹的细节而争论不休。同时，苏联还在头疼另一个问题——被他们“出卖”的卡斯特罗。

当时，卡斯特罗为苏联未事先通知古巴就私下和美国达成协议而感到恼火，11月2日，苏联第一副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出访古巴，在那里逗留了20天，主要是为了解决导弹危机的后续问题。1963年，卡斯特罗访问苏联，历时40天，大受欢迎，对于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一事，赫鲁晓夫对卡斯特罗表示了歉意。从此以后，苏联继续支援古巴武器，古巴也成为苏联的贸易伙伴。

在这场危机中，中情局对情报的评估显得太过后知后觉了。对于苏联在古巴的导弹部署，中情局总是慢半拍。当肯尼迪获得消息时，古巴的导弹已经处在可操作的状态，随时会对美国造成致命威胁。然而，当苏联的核弹头已经安置妥当，中情局却在情报评估报告中说：苏联对古巴的未来军事计划，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确定。

当中情局的特工为发现苏联的导弹而居功自傲时，美国国外的其他情报部门则报告称，美国之所以对苏联的行动如此震惊，主要是由于中情局对局势的错误评估。潜伏在古巴的特工工作不力，未能及时运用空中侦察技术，发现古巴的军事动向。最重要的是，中情局也无法准确把握苏联的动向，苏联悄悄将导弹运抵古巴时，中情局的顶尖专家依然在报告中写道：在古巴领土上成立一支可以用来对付美国的核攻击部队与苏联政策不符。中情局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误判成为其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错误，直到2002年，中情局再次误判伊拉克的核武器情况，才超越了这次的错误程度。

谋杀卡斯特罗

2005年6月，因为肠胃出血，卡斯特罗进行了手术治疗。接受治疗之前，他将国家的最高权力暂时交给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2011年，卡斯特罗正式对外宣布，他已经辞去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和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等职务，并且正式卸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在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中，哪个人能够几十年一贯地受到本国人民的拥戴，同时受到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古巴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便是其中之一。到今天为止，卡斯特罗也是唯一一个在世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独裁统治者，也有人认为他是反美斗士。不可否认的是，他是维护古巴民族独立的英雄，也是美国人眼里顽固的敌人。卡斯特罗在美国面前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为他赢得了拉美人民的钦佩，人们亲切地称赞他为“吓不怕、压不垮、打不倒的大胡子”。

领导古巴革命、反对美帝霸权已经成为卡斯特罗的人生标签，有趣的是，他还因为是世界上遭遇暗杀次数最多的人而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据古巴的安全部门统计，卡斯特罗曾遭遇暗杀638次，可惜没有一次成功。为此，“大胡子”幽默地说：“如果奥运会有遭受暗杀次数这一项，我是绝对的冠军。”

世界各国中，美国是最希望卡斯特罗死掉的，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那么，这六百多次都是美国人所为吗？具体是谁干的呢？1997年，中情局解密了一份长达705页的档案，所有的事情都大白于天下。在所有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中，中情局策划了634次，无一成功。中情局颇感无奈的同时，卡斯特罗却只觉得好笑：“今天我还活着，这完全是由于美国中情局的过错。”

和卡斯特罗被暗杀的经历比起来，他的人生经历同样精彩。1926年8月13日，菲德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鲁斯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一个富有的庄园主家庭，鲁斯是他母亲的姓。父亲安赫尔·卡斯特罗原是西班牙军人，定居古巴后，以种植甘蔗起家，成为当地有名的种植园主。母亲原是庄园里的女工，后来成了老卡斯特罗的情人，并生下了卡斯特罗和其他几个孩子。在卡斯特罗15岁时，母亲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名分，成为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卡斯特罗还有4个兄弟姐妹，其中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成为了他的革命战友。

青年时期，卡斯特罗就非常具有反叛精神，他反对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因为反对父亲虐待雇农，卡斯特罗多次和父亲争吵，他还组织蔗糖厂的工人罢工，反对父亲的严苛管理。虽然人们对卡斯特罗的教育经历说法不一，但是一些资料表明，他头脑聪明，爱好体育，喜欢阅读英雄人物的传记和著作，拉丁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尔是他非常崇拜的英雄。

进入哈瓦那大学法律系后，他被大学里的政治气氛所吸引。当时，古巴的政局动荡，校园里成立了许多学生政治组织。这些学生组织积极参与校园里的政治活动，针对古巴的时事进行讨论和争辩，卡斯特罗也是其中的一员。1947年，卡斯特罗加入了一个由奇瓦斯成立的政党，即古巴共产党的前身——人民党。奇瓦斯是一个颇有魅力的领袖，他当时正在竞选总统，希望把当时的总统拉蒙·格劳·圣马丁赶下台。虽然奇瓦斯在选举中落败，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却深深影响了卡斯特罗，以至于多年后，卡斯特罗依然尊称他为自己的恩师。

1948年，卡斯特罗前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参加拉丁美洲学生们组织的一场政治会议——反帝反殖学生大会。期间，哥伦比亚自由党领导人盖坦在街头被暗杀，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暴动。卡斯特罗在暴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他被哥伦比亚政府列入追捕的名单之中。后来他到古巴大使馆避难，最后被送回了哈瓦那。

1950年，卡斯特罗从法学院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在哈瓦那的一个小型合伙公司中担任辩护人，正式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1952年，卡斯特罗成为古巴国会成员的候选人，准备参加选举进入国会。此时，受到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发动政变，推翻了普里奥的政府，取消了国会选举，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巴蒂斯塔的行为引起了古巴人民的不满，这时候，卡斯特罗决定放弃合法的身份，用武力的手段推翻巴蒂斯塔的政权。

1953年7月，26岁的卡斯特罗从古巴各地招募了1200人组成游击队，并且准备攻打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夺取武器。可惜，到行动当天，卡斯特罗身边只剩下165人。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卡斯特罗的行动失败，5人在战斗中身亡，56人遭到杀害。卡斯特罗兄弟等人幸免于死，被关进了古巴博尼亚托省监狱。受审期间，卡斯特罗发表著名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55年，巴蒂斯塔为了笼络人心，颁布了特赦令，释放了卡斯特罗等游击队成员。

出狱后，卡斯特罗组织了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奔赴墨西哥组织秘密武装，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推翻巴蒂斯塔的政权。1956年11月，“格拉玛”号游艇载着年轻的卡斯特罗和他的81个战友，向着古巴的方向驶去。革命部队一上岸，就和政府军相遇，由于革命部队势单力薄，立刻遭受重大打击，大部分人战死。卡斯特罗带着12名幸存者进入山区，展开游击战争。1959年1月，不断壮大的革命军控制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逃亡国外，古巴革命成功。

革命成功之后，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成为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共产党竟然跑到自家后院建立了政权，这无异于后院起火，美国人感觉如芒在背。随后，美国频频使出绝杀技，派遣雇佣军入侵、挑起加勒比导弹危机、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策划一系列颠覆活动等。可惜，这一切都没能撼动强硬的卡斯特罗。自从他掌权以来，从来没有向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强国低过头，甚至屡屡让美国丢尽脸面。可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共产党人比他还难对付的了。

既然无法依靠政治、经济手段改变卡斯特罗对美国的态度，美国人就希望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强硬的对手。这个任务，自然就交给了神通广大的中情局。在未来的四十多年里，中情局的暗杀手段花样百出，美人计、带有病菌的雪茄、爆炸性软体动物、赠送含菌的潜水服……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暗杀方式，恐怕连邦德都要自惭形秽了。尽管中情局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却还是以失败告终。

中情局的第一次暗杀计划始于1960年。当时，中情局收纳了一批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并在古巴国内安插了间谍，他们都是属于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党派。这些人中，有的人甘心为美国效劳，有的人则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这些人中，就有卡斯特罗的医生米勒。按照中情局的安排，米勒每天用一台微型电台向中情局报告卡斯特罗的情况，同时寻找机会，执行暗杀。

当时，卡斯特罗罹患眼疾，正在接受米勒的医治。中情局得到情报后，制造了一种毒药，暗中交给了米勒。作为卡斯特罗的医生，米勒原本有许多下手的机会，可是，每次机会来临时，他都下不去手。有一次，他更是因为心中恐惧，将毒药给打翻了。药水洒在地上，瞬间就腐蚀了地板，米勒心想，如果这药被卡斯特罗吃下去，肯定必死无疑了。米勒没想到中情局竟然如此狠毒，一时间更没有胆量下手了。

在和卡斯特罗的接触中，米勒发现，这位传说中的大独裁者并不像美国人说的那样独断专行，相反，米勒感受最多的却是卡斯特罗的人格魅力。良心上感到不安的米勒最终选择自首，结果，卡斯特罗非但没有处罚他，还将他安排到一家医院工作。

第一次暗杀失败后，中情局当然不会善罢甘休。这一次，中情局选择雇佣杀手。芝加哥向来被称作“罪恶之城”，那里黑社会猖獗，杀手的手法高超，作案非常诡秘。1960年，中情局和芝加哥的黑社会头目取得了联系，并且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杀手能够在1961年5月之前杀死卡斯特罗，就会得到15万美元的报酬。可惜，这些杀手连古巴安全部门的关都没过去，暗杀计划又一次失手。

1963年，中情局雇佣的杀手再次行动。这一次，杀手装扮成哈瓦那自由饭店的服务生，潜伏在饭店中，伺机给卡斯特罗投毒。当卡斯特罗到自由饭店就餐时，杀手准备将毒药放在巧克力奶昔中。这个计划非常完美，若不是提前准备的药片黏在了冷藏柜上，暗杀行动已经得手了。

投毒不成，中情局就从卡斯特罗的个人生活上着手。美国雇佣军入侵吉隆滩失败后，战斗中的雇佣兵被俘。于是，中情局派律师詹姆斯·多诺万作为肯尼迪的特使前往古巴，和卡斯特罗谈释放战俘的事宜。多诺万出发之前，中情局仔细研究了卡斯特罗的吃喝拉撒和日常活动，他们发现，卡斯特罗喜欢到海边游泳。于是，中情局特别研制了一种真菌，并将其涂在了一套潜水服上，这种真菌会让皮肤感染、溃烂，感染上的人最后会因为并发症死亡。

中情局将这件涂满真菌的潜水服交给了多诺万，希望他转交给卡斯特罗。毫不知情的多诺万看着手里的潜水服，觉得质量太差，品位不够，不足以作为礼物送给国家领导人，于是，他自掏腰包买了一套更贵重的潜水服。中情局的计划再次落空。

中情局得知卡斯特罗喜欢吸雪茄，于是准备在雪茄上动动手脚。他们收买了有机会接近卡斯特罗的人，让他在卡斯特罗的住处放一盒有剧毒的雪茄。只要卡斯特罗吸食雪茄，几个小时后就会毒发身亡。然而，卡斯特罗根本没有碰它。此外，中情局还将炸药、迷幻药放在雪茄里，最后都没有成功。中情局的特工并不知道，卡斯特罗的雪茄都是特制的，来路不明的雪茄他是不会碰的。

在众多的暗杀计划中，最离奇曲折的莫过于中情局设下的“美人计”。1965年，中情局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对一批古巴流亡者进行强化训练，之后，将他们送入古巴。这批人当中有一位化名为巴蒂的姑娘，还有十几位训练有素的杀手。巴蒂是一个容貌美丽、拥有出色才艺的女人，回到古巴后没多久，她就在古巴的文艺圈打响了名声，还结交了许多政府官员。

一年后，巴蒂接到中情局的命令，希望她在古巴国庆之前刺杀卡斯特罗。巴蒂搞到了国庆活动的安排后，准备混入人群中，当卡斯特罗和青年人交谈时，用无声手枪将其杀死。其他人则负责制造混乱，帮助其逃走。可是，当巴蒂和卡斯特罗接触之后，却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与此同时，中情局在哈瓦那的科希巴酒店策划了一起爆炸，巴蒂的弟弟、妹妹在爆炸中身亡。这让巴蒂不再相信美国人说的话。在国庆前夕，巴蒂选择了自首。她交出了手枪、电台、假身份证，并且愿意和古巴政府合作。根据巴蒂提供的情报，中情局派来的其他特工也被逮捕。

中情局的屡屡失败不仅仅因为行动策划上的失误，卡斯特罗身边严密的保安措施也是他们的重要障碍。一般情况下，卡斯特罗的日程是不会对外公开的，永远是临时通知，他的衣食住行都由专门的人负责，不会轻易被中情局收买。虽然卡斯特罗非常喜欢人群，喜欢和年轻人交谈，不过，他身边的保安已经身经百战，不管卡斯特罗走到哪儿，他们都无时无刻不跟随左右，时刻警惕身边的异常情况。

在卡斯特罗的人生中，死神随时会出现在他的身边。可是，他总是能够逢凶化吉，并在敌人的脸上狠狠地甩一耳光。有人曾经调侃说：“美国换了九位总统，卡斯特罗依然不倒。”如今，年届87岁的卡斯特罗依然是世界上“最难杀死的人”，恐怕，世界上唯一能取他性命的杀手只有时间了。

永远的切·格瓦拉

1969年10月9日，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切·格瓦拉在训练玻利维亚游击队时被俘遇害，年仅39岁。处死他的人是来自美国中情局的特工和玻利维亚的政府军。顾及卡斯特罗的反应，美国并没有将事情经过对外公布。直到40年后，当年执行任务的中情局特工费利克斯·罗德里格兹才打破沉默，将切·格瓦拉生前最重要的细节公之于众。

费利克斯·罗德里格兹是生活在美国的古巴流亡者，后来被中情局吸纳，成为一名执行秘密任务的特工，在猪湾入侵事件中，他也有参与。猪湾入侵后，罗德里格兹进入南美洲，负责追捕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打游击战的切·格瓦拉。

1967年10月8日，因为有人告密，切·格瓦拉和他身边的50名战友在玻利维亚一个名叫拉·黑古拉的小镇附近被中情局俘虏。当时，罗德里格兹带领由玻利维亚政府军和中情局特工组成的200人部队逼近了游击队隐蔽的地点，双方激战中，切·格瓦拉受了伤，最后，游击队陷入了退无可退的困境。罗德里格兹正想乘胜追击，却听到了格瓦拉大喊：“别开枪！我是格瓦拉！我活着比死更值钱！”

在罗德里格兹眼中，这位著名的拉美游击战士就像是传说中的英雄，他出访过莫斯科和北京，身穿军装的格瓦拉显得英姿勃发、潇洒气派。当格瓦拉一瘸一拐地走到罗德里格兹的面前，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男人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身上的军装早已破烂不堪，他的军靴不见了踪影，代之为一双简陋的草鞋。作为一个久仰其名的普通人，罗德里格兹深感难过，没想到，这位古巴领袖卡斯特罗的战友、领导拉美多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斗英雄，竟然落到了这般田地。

被捕之后，格瓦拉被关在附近村庄的一所学校里，等待着玻利维亚总统奥图诺对他的命运判决。格瓦拉似乎并不为自己的被俘感到难过，相反，他轻松地与人交谈，甚至同意与人合影，格瓦拉说：“终于不用过整天躲躲藏藏的日子了。”此时，罗德里格兹接到的指令是保证格瓦拉活着，并且在接到玻利维亚方面的通知后，将其押送到巴拿马，接受美国的审判。不过，玻利维亚当局和美国人的想法并不一致。

几天后，罗德里格兹接到了代号为“500-600”的命令。按照中情局与玻利维亚军事指挥部之间的密码，500指的是“格瓦拉”，600指的是“死”，700指的是“生”，也就是说，玻利维亚当局想要尽快处死格瓦拉。因为通讯的线路有杂音，为了确保信息传递准确，罗德里格兹要求对方重复了一遍，结果还是“500-600”。

为此，罗德里格兹和玻利维亚的上校桑特诺争执过，不过桑特诺认定，这是来自玻利维亚总统和最高军事指挥部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违抗。当罗德里格兹将这一消息告知格瓦拉时，他的脸色变得惨白，但是非常平静，格瓦拉说：“我本不应该被活捉。”当天下午，格瓦拉被处死。

为了让他看上去是死于交战，玻利维亚政府军使用机枪对其进行枪决。由于担心古巴的卡斯特罗会否认格瓦拉的死亡，行刑者砍下了格瓦拉的双手，用以验明身份，接着，他的尸体被送到了一家医院，展示给媒体。最后，格瓦拉的尸体被运往瓦里格兰德，掩埋在当地一个军用飞机场内。直到多年后，格瓦拉的骸骨才被挖出，经过DNA鉴定，确认是格瓦拉，骸骨当年即被送回古巴。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曾经提过“里昂屠夫”克劳斯·巴比这个人，在追捕格瓦拉的行动中，他再次出场了。在格瓦拉被俘和牺牲的过程中，巴比的功劳不容小觑。从纳粹战犯到流亡玻利维亚的中情局特工，巴比一直在给中情局贡献反游击战的策略，这些经验都是他在二战中积累下来的。根据巴比生前好友的回忆，巴比丝毫不尊重格瓦拉，甚至称他是一个“令人同情的冒险家”，而不是“传说中的神秘人物”。

巴比还时常自夸，抓捕格瓦拉的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是因为他提供了有效的情报和方案。不过，这位罪孽深重的屠夫并没有一直逍遥法外，1983年，流亡玻利维亚30年的巴比被引渡回法国，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巴比因其在二战期间的罪行被判处终身监禁。1991年，78岁的巴比死在里昂的监狱中。

时间走到今天，没有人记得是谁杀死了格瓦拉，也没有人知道“里昂屠夫”是谁，可是，“切·格瓦拉”却从一个人的名字变成了一种象征和符号。在格瓦拉生前，西方的媒体和拉美的报刊对他冠以“浪漫的冒险家”、“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等称号；去世之后，他则变成了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

他是一个激进的游击战英雄，同时也是最伟大的乌托邦战士，他头戴贝雷帽、披散卷发，神色坚定，深邃的双眼凝视远方的黑红色调头像，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标志之一，被印刷到无数件T恤衫和出版物上。在现代人的心中，切·格瓦拉代表的是追求自由、内心的正义和对不公平的抗争。

1928年，切·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的罗萨里奥，他的出生证明上写的日期是6月14日，不过，也有资料表明，他实际上生于5月14日，篡改出生日期是为了掩饰他的母亲未婚先孕。格瓦拉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父亲的家族已经在阿根廷繁衍了十二代，在当地颇具声誉。母亲的家族也已经在阿根廷繁衍了七代，同样是当地的贵族。

由于年轻的妈妈在冬天的时候带着格瓦拉去游泳，导致他从小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不过，身体的疾病并没有让他丧失活力，他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受到家中共产党员亲戚的影响，他对政治也颇感兴趣。

1948年，20岁的格瓦拉进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习医学，并于1953年3月顺利完成学业。在大学期间，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两次长途旅行，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改变了格瓦拉的思想，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1950年1月，格瓦拉在国内旅行，游历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大约走了四千多公里。第二年，23岁的格瓦拉再次上路，在他的好朋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的建议下，他决定休学一年，环游整个南美洲，而他们的交通工具，只是一辆快要报废的“大力士”摩托车。

1951年12月，格瓦拉和格拉纳多从阿根廷出发，他们计划的路线是：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出发没多久，摩托车就坏在了路上，之后的旅行，他们只能选择搭便车的方式。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格瓦拉看到了拉美的贫穷和苦难，也明白了非革命不能改变拉美的现状，他的国际主义思想逐渐成形。

旅行期间，他们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做了几个月的义工，格瓦拉在他的《南美丛林日记》里写道：“沿着智利狭长的国土一直向前，我憧憬着未来，念叨着奥岱罗·西瓦尔的诗。”在弥漫着麻风病和热带病的村庄里，格瓦拉站在了人民的一边。如果没有这趟旅行，世界上不过多了一个出身高贵、技艺高超的医生，但却不会有让人们永远怀念的革命者切·格瓦拉。

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飞机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他在日记中写道：“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回到阿根廷后，格瓦拉开始拼命补习缺掉的课程，几个月后，他顺利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毕业，正式成为一名医生。可是，格瓦拉的理想已经不是继续享受贵族阶级的生活，他想要为了理想和自由而战。

1953年7月，为了躲避被贝隆政府征用做军医，格瓦拉逃离了阿根廷，开始了他的二次美洲之行。从玻利维亚到厄瓜多尔，再到危地马拉，格瓦拉见到了拉美地区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当他到达危地马拉时，这个国家正处于左翼总统阿本斯的领导下，国内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在这里，格瓦拉得到了他的新名字——切·格瓦拉。“切”（che）是西班牙语中的感叹词，用来表示惊讶，也有朋友的意思。当然，其他西班牙语系的美洲国家也喜欢称呼阿根廷人为“che”，表示“兄弟”的意思。

1954年，由于美国的干预，阿本斯的政权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亲美的阿玛斯政权。阿玛斯上台之后，开始大肆屠杀左翼人士，几个月之内，危地马拉有9000人被逮捕或者杀害。随后，格瓦拉前往墨西哥避难，在那里，他遇见了后来的亲密战友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正在墨西哥秘密训练革命武装，准备打回古巴，推翻巴蒂斯塔的独裁政权。

一开始，格瓦拉只是作为军队中的医生，在一次战斗中，当他面对一个药箱和一个弹药箱时，格瓦拉选择了后者。从此，格瓦拉从一位医生变成了一名战士，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格瓦拉表现出色，被卡斯特罗晋升为纵队司令，也逐渐成为卡斯特罗最信赖的助手。

古巴新政府成立后，格瓦拉成为古巴公民，在新政府内担任要职。格瓦拉先后任职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国家银行总裁和工业部长。这段时间里，他因为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而闻名西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他曾前往莫斯科和苏联商讨部署核武器的计划，不过，随着他和卡斯特罗在政治上的分歧加深，格瓦拉深感“有许多事情不能做”，于是，他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战斗。

在离开古巴之前，他放弃了古巴公民的身份，同时放弃了古巴的安定生活，放弃了妻子儿女。从这天开始，他不再属于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个政权，他的生存使命就是继续战斗，不断地战斗。从刚果前往玻利维亚后，格瓦拉参与了玻利维亚共产党的游击战，格瓦拉带着50名游击队员，在和玻利维亚政府军的交战中获得了不少胜利。可惜，格瓦拉没有提防玻利维亚政府背后的美国，最后，他还是栽在了中情局的手里。

第五章　肯尼迪之死

被诅咒的肯尼迪家族

2009年，肯尼迪家族最后一个从政者爱德华·肯尼迪因病去世，享年77岁。爱德华·肯尼迪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也是肯尼迪家九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在这个美国历史上唯一的“皇族”中，爱德华·肯尼迪去世代表着美国参议院和民主党失去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也意味着肯尼迪家族半个多世纪的辉煌从此落幕。

肯尼迪家族是美国历史上最显赫、最古老、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族，围绕在这个家族周围的始终是高贵的荣耀。从二战时期的海军军官，到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这个符号似乎就是传奇的化身。不过，除了无与伦比的声望、财富和地位，这个家族还笼罩着一个无人能解的谜团——肯尼迪诅咒。

从1941年到1999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肯尼迪家族发展成为美国社会举足轻重的大家族，同时，肯尼迪家族的成员却屡屡遭受厄运，接连有十位成员死于非命，其他人不是重伤就是被各种丑闻所缠绕。如此多的巧合，以至于“肯尼迪家族受到诅咒”的说法广为流传。曾经有报纸如此写道：“身为肯尼迪家族一员，你就不要指望躺在床上静静地死去。”

说起来，肯尼迪在美洲大陆上的活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1848年，肯尼迪家族的先人帕特里克·肯尼迪从穷苦的爱尔兰漂洋过海来到波士顿，这一年，他26岁。一无所有的帕特里克·肯尼迪在木桶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这片新英格兰的土地上生存了下来。赚到一些钱后，帕特里克·肯尼迪在波士顿娶妻生子，安顿了下来。

不幸的是，十年之后，正当壮年的帕特里克·肯尼迪感染了霍乱，不久便去世了。家中只剩下母亲和年幼的弟妹时，长子帕特里克·约瑟夫选择了替母亲分担重担。他退学后到码头当工人，帮助母亲将年幼的弟妹抚养成人。手头攒了些钱后，帕特里克·约瑟夫开了一家小酒馆，自己当起了小老板。

不得不承认，帕特里克·约瑟夫很有做生意的天分，酒馆生意越来越好，他对人生的要求也不再是发家致富这样简单，他想要涉足政治。帕特里克·约瑟夫参加了州议会议员的竞选，并且娶了酒店老板的女儿为妻。帕特里克·约瑟夫非常有远见，儿子约瑟夫·肯尼迪出生之后，他为儿子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送他进入哈佛大学，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

事实证明，帕特里克·约瑟夫的选择是明智的。从哈佛毕业之后，约瑟夫·肯尼迪选择了银行业。在父亲的支持下，他成为全美国最年轻的银行董事长，此后，约瑟夫·肯尼迪从投机生意中赚到了不少钱，很快实现了他的百万富翁梦想。为了更好地培养家族的下一代，约瑟夫·肯尼迪带着全家搬到了纽约。

和父亲一样，实现了致富梦想之后，约瑟夫·肯尼迪也开始留心政治，尽管他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少天赋。他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早年就相识，在帮助罗斯福成功当上总统以后，约瑟夫·肯尼迪得到了证券管理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虽然这和他期待的财政部长相差甚远，但并没有因此放弃。

约瑟夫·肯尼迪忠心耿耿地守在罗斯福的身边，静静地等待机会。1937年，罗斯福总统终于交给他一个颇具分量的职位——驻英国大使。可惜，约瑟夫·肯尼迪在商业上的精明头脑并没有移植到政治上，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从此之后，约瑟夫·肯尼迪告别了他的政治生涯。

自身的仕途不顺，让约瑟夫·肯尼迪将肯尼迪家族的政治梦想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和妻子一共养育了九个孩子，四男五女，四个男孩分别是小约瑟夫·肯尼迪、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爱德华·肯尼迪。从此之后，四个男孩成为约瑟夫重点培养的对象。在约瑟夫心中，最有资格成为总统的是大儿子小约瑟夫。可惜天不遂人愿，二战期间，在担任空军飞行员的小约瑟夫奉命前往德国执行任务时，飞机在英国上空爆炸，年仅29岁的小约瑟夫不幸遇难。

意外的灾难打乱了约瑟夫的计划后，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二儿子约翰·肯尼迪的身上。二战之后，约翰·肯尼迪带着家族的期望进入政坛，他用了14年的时间当上美国总统，那年他43岁，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总统（最年轻总统是第26任的西奥多·罗斯福，上任时年仅42岁）。约翰·肯尼迪组织内阁时，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顺利得到了司法部长的职位，最小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也是一名参议员。从此，开始了肯尼迪家族在政治上的辉煌时期。

约翰·肯尼迪当政时期，先后经历了猪湾事件、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墙的建立、太空竞赛、越南战争的早期活动以及美国民权运动。肯尼迪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成功地解决了古巴导弹危机，这使得他成为一个精力旺盛和充满吸引力的总统。那句“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一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的名言，就是出自约翰·肯尼迪之口。

当选总统不久，儿子小约翰·肯尼迪出生，约翰·肯尼迪享受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然而，快乐总是短暂的，新一轮选举到来之时，肯尼迪为了调解民主党内部的分歧，也为了他的连任拉票，他来到了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城。当约翰·肯尼迪乘坐的敞篷车在街道上缓缓行进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头部，半个小时后，肯尼迪总统在医院身亡，时年46岁。

几个小时后，达拉斯的警方抓到了刺客奥斯瓦尔德，不过，他始终强调，自己不过是替罪羊。两天后，奥斯瓦尔德在押解途中被一个叫鲁比的夜总会老板杀死，鲁比后来在狱中死于癌症。一系列离奇的事件为总统的遇刺增加了神秘性，为了调查“肯尼迪之死”，美国政府特别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总统遇刺的案子。

几个月过去后，调查委员会给出的答案竟然是“刺杀是奥斯瓦尔德的个人行为”，很显然，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个结论。于是，人们对肯尼迪的死因作出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认为背后一定有操纵者，有人觉得真正的杀手应该是古巴流亡者、古巴特工人员或是黑手党，也有可能是苏联的克格勃。尽管存在许多可能性，事情的真相依然是一个谜。

肯尼迪遇刺后，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成为肯尼迪家族新的希望。就像约翰·肯尼迪说的那样：“如果我死了，我弟弟会当参议员。如果他出事，我的另一个弟弟会为我们去竞选。”在肯尼迪家族里，这种子承父业、弟承兄业已然成为了传统。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人们期待着，肯尼迪家族再产生一位总统，创造历史的神话。可惜，没过多久，罗伯特·肯尼迪也遇刺身亡。

三个哥哥先后死于非命，年龄最小的爱德华·肯尼迪成为同代人里最后一个男丁。爱德华·肯尼迪本想完成哥哥的未竟之志，可是，一次意外事故引来的丑闻使得肯尼迪家族的名誉受损，爱德华·肯尼迪也不得不放弃竞选总统。

1969年7月18日，爱德华·肯尼迪在查帕奎迪克岛上举行派对，派对结束后，他带着一位名为玛丽的女孩一同离开，当车子过桥时，却意外地坠落在水里，爱德华一个人爬出车子成功脱险，玛丽却溺水身亡。

爱德华没有马上报警，而是迅速离开了现场，直到警察发现了玛丽的尸体，他都没有出面说明情况。随后，他被指控“犯有离开现场罪”并处以两个月的监禁。1970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对这个案子做了秘密审理，陪审团最后认定他无罪。爱德华幸运地免于牢狱之灾，这件事却已经成为他人生中的污点，也给他的对手送去了一个绝佳的武器。当看到自己竞选希望渺茫时，爱德华·肯尼迪放弃了竞选，从此再未出山。

肯尼迪家族陷入被诅咒的困境时，约翰·肯尼迪的儿子小约翰·肯尼迪成为整个家族最后的希望。小约翰·肯尼迪长相英俊，仪表堂堂，而且很有人缘，长久以来，无论是在责任心、财富和个人外形上，都被看作是约翰·肯尼迪的继承者，如果他宣布参选总统，无人能与他匹敌。可是，1999年7月16日，当小约翰·肯尼迪驾驶飞机出行时，飞机却坠毁在大西洋，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姐姐和妻子的小姨。失事原因至今不明。

不可知的真相

2013年，距离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已经整整50年了。可是，关于肯尼迪之死的真相依然如迷雾一般，到底谁是凶手？谁是刺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多年来，无论是中情局的前特工，还是查阅了大量资料的记者、调查员，都没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和夫人杰奎琳一起到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视察，总统的轿车以时速15公里的速度行驶在埃尔姆大街上，肯尼迪微笑着向人群挥手。这时，人群中突然爆出了一声枪响。肯尼迪总统的第一反应是用右手阻挡了一下，表情看起来很痛苦；紧接着是第二声枪响，肯尼迪向州长和杰奎琳指着自己的咽喉部，州长的表情非常凝重；第三枪响起后，肯尼迪用手捂住脖子，已经躺在了杰奎琳的身上。

调查报告中说，第一颗子弹射中了肯尼迪的颈部，第二颗子弹射中了肯尼迪的头部，是致命的一枪，抢救肯尼迪的医生也证实了这一说法。送到医院时，肯尼迪的身上至少有三处枪伤，其后脑被子弹崩开了一条12厘米的豁口，另外两处是后脖颈处和咽喉处，弹孔都不大。德州的州长康纳利在右侧腋下、右手小臂、手腕和左大腿也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在致命的那一枪后，子弹打飞了肯尼迪的大脑右侧的部分头盖骨，鲜血和脑浆喷涌而出，溅到了后座和随车人员的身上。这一枪应该是从右前方的斜下角打来的，如果不是司机所为，便是有一位枪手在肯尼迪的正面——对面草地的栅栏处开了一枪。另外两枪，则来自车辆后侧，埃尔姆大街上德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的一个窗口。果然，当联邦探员搜索到这栋大楼时，在六层的窗台边找到了一支M·C·6.5毫米步枪。

几个小时后，一名枪杀警察的嫌疑犯被逮捕，当时，他正准备去枪杀另外一名警察。根据技术部门的检验，这个人的指纹和查获的M·C·6.5毫米步枪上的指纹一致，他是仓库大楼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被认定为杀死肯尼迪的凶手——美籍古巴人李·奥斯瓦尔德。

在仓库大楼中，有目击者称，曾经看到过很像奥斯瓦尔德的人出没；他的同事说，曾经看到奥斯瓦尔德拿着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不过，奥斯瓦尔德说那只是窗帘；一位公共汽车司机也称，在肯尼迪被刺杀几分钟后，有人曾经乘坐他的车，这个人的特征也符合奥斯瓦尔德；奥斯瓦尔德的妻子证明，家中的确出现过一支M·C·6.5毫米步枪；当探员找到芝加哥一家贩卖枪支的邮购商行，出售这支意大利制造的步枪的老板拿出了奥斯瓦尔德的订购单，虽然奥斯瓦尔德用的是假名，但订单上的签字却是他的笔迹……

凡此种种证据，都表明奥斯瓦尔德就是刺杀肯尼迪的凶手。随后，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了逮捕。可是，在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审讯中，奥斯瓦尔德却否认了一切指控，他声称他不是凶手，那些证据都是伪造的。第二天，联邦探员正准备将奥斯瓦尔德移送到监狱去，在押解途中，人群中突然冲出来一个人，向奥斯瓦尔德的腹部开了一枪，奥斯瓦尔德当场毙命。临死前，奥斯瓦尔德声称“我是替罪羔羊”。袭击奥斯瓦尔德的人名叫杰克·鲁比，是一位夜总会的老板，杀死奥斯瓦尔德后，当场被捕。

警方抓到了凶手，凶手否认了一切罪行，之后便被刺身亡，一切离奇事件的发生让肯尼迪遇刺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时任副总统的林登·约翰逊在危急情况下继任总统后，亲自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肯尼迪被刺杀事件的真相。

经过10个月的证据搜集，调查委员会寻访了诸多证人和其他相关人员，于1965年9月25日拿出了一份九百多页，包含照片、图表、证据、证词在内，长达百万字的调查报告，向民众提供了肯尼迪被刺杀的真相。报告中称，刺杀肯尼迪纯粹是奥斯瓦尔德的个人事件，他从总统所乘轿车后面6层高的仓库大楼上开了3枪，导致了肯尼迪的死亡。他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因此，刺杀事件并不涉及任何政治动机，也没有人帮助过他。

很显然，这一“个人事件”的说法并不能让民众信服，甚至有人认为，奥斯瓦尔德不过是政府用来掩人耳目的骗局而已。随后爆出的关于肯尼迪遗体、伤口和一些证人、证词的后续事件，更让人们对刺杀事件的内幕众说纷纭。报告中的一张照片显示，去世的肯尼迪脸部毫发无损，眼睛睁着，嘴角似乎还在微笑。

然而，负责解剖肯尼迪遗体的X光师说，在给肯尼迪的遗体拍照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以显影为名，拿走了所有胶卷和底片，后来，许多底片失踪，胶卷则被曝光。剩下的只是一些模糊的照片。一位协助验尸的警员也证明说，当他将尸体抬上验尸台时，曾经触及肯尼迪的头部，他感觉到，肯尼迪的后脑的确被射穿了，但是脸部保存完整。可是，弹道学家却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后脑被M·C·6.5毫米步枪发出的子弹击中的话，右半侧的脸部一定会被轰碎，不可能保存完整，甚至面带微笑。

于是，有一种说法认为，有人将肯尼迪脑中的子弹取了出来，破坏了弹道，这样的话，就无法分析出子弹真实的飞行方向。在政府公布的照片上，肯尼迪的头部被做了手脚，右边脸部的十厘米伤口经过了外科手术的修正，让人相信，子弹是从肯尼迪的背部射出来，击中了后脑。后来，肯尼迪解剖时的照片和X光片被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1966年，这些资料不翼而飞。

事件过去近30年，曾经负责抢救肯尼迪的医生克林绍打破了沉默，著书披露当年的真相。他在书中说，当年肯尼迪被送往医院时，整个大脑右半部都没有了，可以判定，子弹是沿着右边的太阳穴打穿颅骨的，和喉结处的伤口相比，明显是前后两次射击的结果。

不管后来的人如何重新认定事实，却已经很难重新发掘真相，肯尼迪死后的证据要么是被销毁，要么是被修改，公布于众的照片和X光片都动过手脚，连他的解剖报告也是不可靠的——一位参与解剖尸体的医生说，当时他们焚烧了第一份解剖报告和验尸记录。此后，所有参与尸体解剖的医生被警告“不可以随便发言”。其他相关证人则在每一次重新展开的新调查中离奇死亡，如此一来，真相永远无法为世人所知。

肯尼迪遇刺后的十年间，有近两百名涉案人员，包括证人、目击者、“凶手”奥斯瓦尔德的朋友、记者先后丢掉了性命。被奥斯瓦尔德枪杀的警察皮特便是第一个死者；其后，目击皮特被杀的另外一名警察说，凶手是黑色卷发的青年男子，奥斯瓦尔德是栗色头发，而且，在现场找到的弹壳和奥斯瓦德尔的手枪型号并不一致。几天后，这位警察在巡逻时被杀，凶手不知去向；另外一位目击皮特被杀的证人也强调，凶手不是奥斯瓦尔德，而是另有其人。结果，他的头部在一次袭击中受重伤，在下一次审讯时，他修改了之前的证词。

在刺杀案件发生的当天清晨，一位铁路职工在埃尔姆街旁发现了三辆车牌被涂抹的汽车，有三个形迹可疑的人藏在木栅栏后面，其中一个手里拿着枪。他以为是肯尼迪的保安在提前勘测地形，就走开了。1966年，这位铁路工人在一次莫名其妙的车祸中丧生。

刺杀现场的目击者罗杰·克雷格在作证时称，他在现场清楚地看到了另外一名男子，不久，克雷格遭受枪击，不过幸免于难。12年后，他被几个陌生人枪杀在自己家中；一位曾经到监狱中采访杰克·鲁比的女记者暴死在家中；《达拉斯时代先驱报》的记者吉姆·莱德也采访过杰克·鲁比，不久被枪杀；1967年，杀死奥斯瓦尔德的凶手鲁比因为癌症死在监狱中，临死前，鲁比声称自己被人下毒，伪造出他患上癌症的假象。

所有涉案人员的先后死亡让人们更加确信，这起案件绝不是“个人事件”那么简单，可能是财团斗争的结果，可能是政治上权力博弈的结果，也可能和世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官方给出了明确的结论，关键性的材料也被销毁或者丢失，但是依然有人在调查这起案件。

在过去的50年里，关于肯尼迪遇刺的内幕已经爆出了36个版本。有人认为，联邦调查局是刺杀事件的幕后黑手，也有人猜测，刺杀行动是由中情局的特工执行的。当肯尼迪遇刺的消息一传开，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就约见了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直言不讳地问他：“是不是你们杀了我哥哥？”麦科恩矢口否认，拒绝承认中情局和这件事有关系。也有人认为，时任副总统的约翰逊也脱不了干系。如果这是一场政治阴谋，无疑，约翰逊成了最大的赢家。

是谋杀，还是政变？

可以说，从肯尼迪遇刺的那天开始，关于他死亡真相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美国的媒体和学界普遍不相信当年的“官方说法”，于是，许多人加入到寻找真相的行列中，披露肯尼迪遇刺真相的书籍也陆续出版。在这些“一家之言”中，参与抢救、解剖尸体的医生有之，高校的专家学者有之，中情局的前特工有之，更有当年刺杀事件的知情者，想要在临死之前将隐藏多年的秘密公布于众。

2007年1月23日，中情局的老牌特工霍华德·亨特去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一直被病痛所折磨，淋巴癌、前列腺癌重病齐发，左腿又被截肢。身体上的疾病让他忍受了许多痛苦，心中隐藏的众多秘密也在折磨着他的灵魂，亨特的记忆力越来越差，夜间频繁做梦，而且多是噩梦。

亨特的一生充满传奇，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人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五个人闯入了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安装窃听器并准备偷拍有关文件，结果被当场逮捕。警方在其中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写着霍华德·亨特白宫办公室电话号码的本子，水门事件由此曝光。

三个月后，霍华德·亨特和这五个人被联邦法院起诉，亨特被判处监禁33个月，这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污点。一年后，一盘记载尼克松指示他的助手，让中情局阻挠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的录音带被公开，一直否认和“水门事件”有关的尼克松最终走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相关的25人也被投入监狱。

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因丑闻而中途下台的总统。后来，人们习惯将霍华德·亨特称为“水门夜贼”或者是“水门军师”，不过，他更喜欢“水门事件同谋者”这一称号。

实际上，在他担任中情局特工的生涯中，除了参与政治上的暗中操作之外，还掌握了许多别人暗中操作的秘密，其中之一，便是刺杀肯尼迪。亨特死后，他的大儿子公布了父亲告诉他的秘密：刺杀肯尼迪的幕后黑手，就是肯尼迪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

早前，刺杀肯尼迪的凶手被认定为奥斯瓦尔德，并且是他一个人作案。按照亨特的说法，刺杀肯尼迪的凶手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由八个人组成的暗杀小组。小组中的灵魂人物便是当时的副总统约翰逊。中情局的特工科德·迈耶负责制订暗杀计划；作为联系人，中情局驻墨西哥站的站长戴维·菲利普联络了另外两名参与者——威廉姆·哈维和安东尼奥·维西亚纳，前者曾经参与猪湾事件，并且对肯尼迪没有下令美军入侵古巴感到不满，后者是出生在古巴的杀手；此外，还有掮客弗兰克·斯图尔吉斯，他找到了两名参与刺杀的杀手——戴维·莫拉勒斯和卢森·萨尔蒂。

1963年的一天，亨特来到了迈阿密的一家旅馆，找他的人一个是职业杀手弗兰克·斯图尔吉斯，另一个则是中情局在危地马拉的线人戴维·莫拉勒斯。当时，斯图尔吉斯声称，要做一件大事，邀请亨特一起加入，当亨特问及是什么大事时，斯图尔吉斯脱口而出：杀了肯尼迪。亨特并不想蹚这浑水，没有参与其中，不过，他也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此后，为了保住性命，亨特没有将所知道的事情告知警方。当他临死前决定说出这一秘密时，参与暗杀的八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2011年，继霍华德·亨特之后，又一位知情者公开了她所知道的“肯尼迪之死”的内幕。作为林登·约翰逊的情妇，玛德莱娜·布朗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杂志》的采访时说，刺杀肯尼迪是由石油大亨哈罗德森·亨特出钱，约翰逊策划的阴谋。

玛德莱娜做了20年约翰逊的情妇，两人育有一子。她知道约翰逊的许多秘密，包括约翰逊策划刺杀肯尼迪的计划，不过，为了保护爱人和儿子，她始终守口如瓶。约翰逊于1973年去世，她的儿子也在1990年病故。如今，玛德莱娜自己也到了迟暮之年，她决定将一切说出来。

20世纪60年代，石油大亨哈罗德森·亨特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约翰逊的好朋友，也是约翰逊政治事业最大的支持者。当约翰逊在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败给肯尼迪时，他和约翰逊一样心中不快。约翰逊非常明白，在下一届的选举中，如果肯尼迪连任成功，一定不会让约翰逊继续做副总统。罗伯特·肯尼迪也曾反复向哥哥建议，不能继续和约翰逊一起竞选。肯尼迪对外表达的态度证实了约翰逊的担忧，他开始心神不宁，如坐针毡。

在肯尼迪被刺杀的前一晚，也就是1963年11月21日，玛德莱娜跟随约翰逊参加了一个埃德加·胡佛举办的晚会，当晚，有很多政界、商界的名人参加，其中一位后来成为“七人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当时，约翰逊很晚才到，他一进门，就将哈罗德森·亨特等人叫到了一个小房间里，十几分钟后便离开了。

此后，玛德莱娜见到了亨特的另一个朋友，达拉斯一个夜总会的老板杰克·鲁比。他是神通广大的人，在达拉斯的交际圈非常广，和警察局的关系尤其密切。在肯尼迪前往达拉斯的消息未公布之前，鲁比就拿到了肯尼迪车队的行车路线图。此时，玛德莱娜并不知道他们的刺杀计划。

肯尼迪车队的行车路线图是一个非常机密的文件。按照常规做法，这一路线图应该由民主党官员杰尔·布鲁诺制定，这一次，却是由德州的州长康纳利制定，而且，在呈现给白宫的版本中，路线图并没有标示出车辆在埃尔姆街会拐弯。无疑，车辆拐弯的话，必然要减速，这就给杀手瞄准目标创造了条件。

肯尼迪到达达拉斯后，当车队沿着埃尔姆街行驶时，保护总统座驾的警察摩托减少了一半，往常行驶在总统座驾前面的新闻车也被放在了后面。因此，没有一架照相机拍到枪击现场的照片。能够控制秘密警察的，除了约翰逊之外，别无他人。

肯尼迪遇刺之后，约翰逊马上飞往华盛顿，主持大局，同时，亨特也一同前往。约翰逊刚坐上总统的宝座，便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自己以及其他同谋。肯尼迪被送到医院抢救时，约翰逊就下令清洗肯尼迪乘坐的敞篷车，将与肯尼迪同车的康纳利州长的衣服拿去洗净。此后，肯尼迪乘坐的敞篷车被看管起来，后来，连带有弹痕的挡风玻璃也被换掉了。

在案发现场，曾经有一位记者拍摄到一名警察捡起第四颗子弹的画面，这颗子弹足以推翻奥斯瓦尔德一人作案的结论，可是，这颗子弹后来不见了。可想而知，除了约翰逊，这位新上任的总统之外，谁还有权利将证据一一抹去？

肯尼迪去世后，约翰逊表示一定要查出真相。于是，他要求最高法院成立了一个七人调查委员会，华伦是其中的领导者。实际上，华伦是听命于约翰逊的傀儡，因此，调查委员会才会在十个月后，将奥斯瓦尔德的刺杀行动看作是个人事件，没有证据表明奥斯瓦尔德还有其他帮手。于是，一起震惊世界的奇案就这样草草画上了句号，真正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逍遥法外。

对约翰逊的指控，也牵扯出美国总统这一宝座的实质意义。总统拥有最高的权力，有时候，总统却必须听命于身后为自己提供支持的财团。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人的政治较量，同时也是两种资本的较量。马萨诸塞州的财团向来是肯尼迪的支持者，而约翰逊的“钱袋”则是南方的大资本家和农场主。

1963年，在开始新一轮的竞选之前，肯尼迪签署了一项改革税收的法令，这让美国众多石油大亨不满，亨特也是其中之一，这也成为他们要将肯尼迪置于死地的真正原因。可惜，官方的定论并没有因为民间的众多指控而改变，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和其他相关调查资料要到很久以后才能解密。幸运的话，当我们老去的时候，“肯尼迪之死”的真相会慢慢浮出水面。

第六章　深陷越战的泥沼

美国兵犯越南

1959年到1975年，越南境内进行了长达16年的战争，由于多方势力的参与，战争的形式由单一的双边作战变成多个国家、多股势力参与的复杂战事。在这块跨越南北的狭长土地上，先后进行了美国对抗越南共产主义的战争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争。

在称谓上，越南国内媒体将这场战争称为“对美救国抗战”，和对抗他国的战争如“对法抗战”、“对日抗战”、“对蒙抗战”、“对华抗战”等一脉相承。“越南战争”的说法则多见于西方国家媒体，较少被越南人使用。不过，由于此次战争牵涉到多个国家，不仅仅是越南的内战，或者是越南的对外抗战，因此，“越南战争”这样的称谓逐渐被更多的人使用。在这里，我们也遵循国际上的习惯，称其为“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期间，除了越南国内——南方的越南共和国和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对立，参战时间最久、投入兵力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了。在美国参与战争的12年间，共向越南投下了800万吨炸药，超过了二战期间各站场投弹量的总和，造成越南160多万人死亡和10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

当然，美国除了军事上的胜利之外，同样损失惨重。进入越南的美军死亡5.6万余人，受伤30多万人，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军费花销四千多亿美元，不仅结束了美国战后二十多年的经济繁荣，造成了政府赤字数额庞大。更重要的是，无休无止的战争给美国人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心灵创伤，而且导致美国国内种族民权问题严重，尤其是从战场上归来的越战老兵，四十几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给美国社会带来麻烦。

越战先后经历了四位美国总统，从最开始援助南越的艾森豪威尔，到支持越战的肯尼迪，再到将战争扩大的约翰逊，直到尼克松执政时期，由于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汹涌，尼克松才决定顺应民意，将军队撤出越南。美国撤军后，越南境内并没有平静下来，此后的四个月，北越军队和越南共产党的游击队打败了南越的军队，其后，越南共产党宣布越南统一，并建立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细数越南的历史，从19世纪末期开始，越南就一直处在战争状态，越南人总是有不同的侵略者需要对抗，从来自法国的殖民统治者，到二战期间的日本侵略者，再到法国的二次侵略、美国军队的入侵。直到1976年，越南才终于摆脱了其他国家的侵略、控制，结束了南北方对立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国家。

19世纪初期，越南国王受到清帝的册封，正式成为清朝的附属国；19世纪末期，法国人以保护传教士的借口入侵越南，和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将越南的南部六省变为法国殖民地。1885年，越南政府、清政府与法国签订《越法新约》，承认越南摆脱中国附属国地位，从此，越南脱离中国的怀抱，成为法国的附庸国。

法国全面占领越南后，将越南分割成南圻（交趾支那）、中圻（安南）、北圻（东京）三个部分，推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从此，法国人在越南开始大肆地掠夺土地、征收重税、扩张高利贷资本，法国的殖民剥削使得越南社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痛苦。

二战爆发之后，越南又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越南人继续过着被剥削、被压迫的生活。面对法国、日本的殖民统治，越南人民开始反抗、斗争，在之后四十几年的时间里，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一直在为反抗法国殖民者和日本侵略者而斗争。

胡志明，原名阮必成，在早期革命活动中取名阮爱国，后改名胡志明。1890年5月19日，胡志明生于越南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曾经当过教师、海员和杂役。1920年，胡志明在法国加入共产党，成为越南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凭借在法国商轮上工作的机会，胡志明得以遍访欧洲各国，访查民情，观察世界。二战爆发后，胡志明来到中越边境，和越共取得了联系。1942年，他曾经被国民政府逮捕，经历了13个月备受摧残的监狱生活。获释后，胡志明回到了越南，号召越南同胞立即行动起来，“以我们的力量解放我们自己”。

1945年8月，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取得了“八月革命”起义的成功，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被迫宣布退位；9月，胡志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俗称“北越”。同时，作为战败国，日本军队开始陆续撤出越南的领土。1946年12月，法国殖民者在要求接管防地和行政权被拒之后，在英国的暗中帮助下对越南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越南进入了“对法抗战”时期。

1954年，越南在中国的援助下打赢了“对法抗战”，歼灭了16000余名法军；同年7月，中、美、英、法和印度支那达成日内瓦协议，法国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民族权利，恢复和平。

此时，越南北方已经完全解放，开始了和平建设，经济有所恢复。可惜，刚刚走了法国佬，又来了一批美国大兵。1955年，美国支持始终持反共立场的吴庭艳，在越南南方建立了越南共和国，俗称“南越”，由此形成了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美国不仅向南越提供军事援助、派遣顾问，还帮助吴庭艳建立了一支30万人的军队。从此，美国逐渐深入地插手越南事物，一步一步参与到越南战争之中。

自从亚非拉地区纷纷开展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以来，这些国家的武装斗争形式基本都是以游击战为主，为了应对毛泽东、切·格瓦拉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游击战模式，肯尼迪政府提出了“特种战争”这一概念。所谓特种战争，就是由美国提供资金、武器、军事顾问，训练当地军队的战争模式。1961年，美国在越南发动了特种战争，南越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试验场。

肯尼迪认为，对于专门用于“反叛乱”、“反游击”作战的特种战争来说，游击战是一种完全特殊的战争，要对付它，就要有特殊的战略、特殊的部队和特殊的军事训练等。于是，肯尼将1952年建立起来的陆军特种部队从不满一千人增加到三千人，训练基地从一个变成五个，为了区分于其他陆军部队，特种部队的士兵统一佩戴绿色贝雷帽。

后来，这批“绿色贝雷帽”随着肯尼迪拨给吴庭艳政权的四亿美元援助、美军的高级将领和大量的武器、弹药、战争物资进入南越，配合吴庭艳的武装力量扩编工作。有了美国的大力援助，吴庭艳开始加强军备工作，召集预备役军人入伍，甚至降低入伍年龄，强迫学生提前进行入伍登记。

然而，南越的多方努力似乎并没有成功地镇压住北方丛林里的游击队。从1961年9月开始，北越游击队对南越的攻击变得频繁起来，从原本的小打小闹变成了大规模的进攻。令美国和吴庭艳惊讶的是，北越的部队武器优良、组织严密，非常具有战斗力。

与此同时，北越势力开始渗透到南方的革命队伍中，在越南中部的高原地区，北越势力增加了40%。与此同时，南越的军队却是腐败成风、士气低落，即使是吴庭艳亲自指挥的部队，士兵们也是一心敛财，无心应战。若非美国动用“特种战争”一再干涉，吴庭艳的政权想必早已垮台了。

美国“特种战争”模式宣告失败后，肯尼迪遇刺，新上任的总统约翰逊扩大了战争的规模，将打败越共当成了美国在南越的目标。美军频频在南越受挫，让远在在华盛顿的首脑们大为恼火。1963年10月，约翰逊表明，吴庭艳已经无法阻止越共的蔓延，越南很快就会掌握在胡志明的手上。11月1日，在中情局的策划下，吴庭艳被杀，南越政府由新的傀儡总理杨文明统治。与此同时，美国也在为扩大战争寻找借口。

1964年8月2日，在距离陆地数十海里的北部湾海域，美国海军的“马多克斯”号驱逐舰正在执行“水文地理研究”的任务。下午时分，“马多克斯”号观测到三艘鱼雷艇出现在海面上，鱼雷艇以极快的速度迎面驶来，开始对“马多克斯”号进行攻击。警报声响起后，舰长奥吉尔一边指挥躲避，一边下令开火还击。

一艘鱼雷艇被击沉后，另外两艘鱼雷艇受伤逃走，经过确认后，奥吉尔得知发动袭击的鱼雷艇系北越海军所有。4日晚，奥吉尔向美国海军指挥部报告称，“马多克斯”号在同一海域发现了12枚射向自己的鱼雷；另外，两艘在相同海域执行任务的美国军舰也报告称，军舰受到北越鱼雷艇的攻击。这就是历史上的“北部湾事件”。

消息传回美国后，迅速登上了国内各大报纸的头条，总统约翰逊发表电视演说，声称要对北越采取报复性打击，随即，64架美军轰炸机进入了北越领空，对着多个城市进行狂轰滥炸。1964年8月7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东京湾决议》（东京湾即北部湾），借着国会开出的绿灯，约翰逊迅速在越南增兵，大批的美国军队和武器进入越南，越南战争全面爆发。

事后证明，“东部湾事件”不过是五角大楼为扩大战争编造的借口，事件真相和美国政府公布的完全不符，甚至可以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军方的谎言。1964年8月2日，“马多克斯”号从公海进入了北越领海，为美军进一步介入战争收集情报，当北越的鱼雷艇试图将其驱逐时，“马多克斯”号率先开火，攻击北越鱼雷艇，冲突由此发生。

至于8月4日的“再次遇袭”，则是子虚乌有的杜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那天北越鱼雷艇并没有袭击美军军舰，但是，美国的两艘驱逐舰却发射了400枚炮弹和5枚深水炸弹，这些炮弹并没有准确地袭击目标，而是对着漆黑的水面胡乱发射。至于“马多克斯”号舰长称当晚舰艇的声呐发现了12枚射向自己的鱼雷，实际上，“马多克斯”号的声呐当时已经出现故障，传说中的“鱼雷”不过是一些海上噪音罢了。

战争开始后，美军在越南实行了“饱和轰炸”和“焦土政策”，派遣轰炸机大肆轰炸北越地区，导致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死于飞机轰炸。美国的狂轰滥炸并没有吓退北越的政府军和南越的民族解放军，他们依然采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和美军、南越政府军周旋。在南越许多作战区，每家屋内都挖有防炮洞，野外还有防空洞、藏粮洞和藏牛洞。村子里有民兵，乡里有游击队，随着战争的扩大，大量的游击队转为正规军，赶往前线与美军作战。

1965年4月3日，美军第七舰队的400余架飞机分批侵入北越地区清化的上空，对着清化省北部的居民区、民用工程和经济设施进行狂轰滥炸。美军没有想到，清化的防空部队和民兵已经严阵以待，当轰炸机向低空俯冲时，一张强大的火力网射向天空，猝不及防的轰炸机被击中，冒着浓烟栽到地面上。这一天，美军有17架飞机被击落，一名飞行员被俘。第二天，美军再次出击，准备对清化进行突袭，遭遇了同样的回击，结果甚至比前一天更惨，30架飞机被击落，一名飞行员被俘。

除此之外，南方民族解放军和游击队还非常善于进行伏击战、奇袭战、攻坚战等灵活的战术。据统计，南方军民在1964年到1965年间，歼灭了美军近六千人。为了对抗北方的政府军和南方的民族解放军，南越政府从1967年开始大量增兵，武装力量总数超过了100万。到1968年，美军在越南的各兵种达到了52.5万人。

由于越南人民的坚决抵抗，美国在越南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却没有取得预想效果。1969年，尼克松刚刚就任总统，就被上万名的反战群众冠上了“头号战犯”、“亿万富翁的工具”等头衔，迫于来自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尼克松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越南的战事，为此，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开始为了美国从越南脱身的计划四处奔走。

基辛格先后接洽了越南、苏联，但都没有得到良好的回应。1969年5月，侵越的美军司令向尼克松报告：从1961年到1969年，美军官兵已经损失了3.5万人，飞机损失5400架。这些数字对于刚刚就任总统4个月的尼克松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在试图用越南人的死亡代替美国人的死亡这一“越南化”的计划开展起来后，1969年6月8日，尼克松总统在中途岛宣布：在1969年8月底以前，从越南撤出美军2.5万人。这是尼克松政府从越南的第一次撤军。

迫于压力，尼克松将撤走一部分军队作为缓兵之计，此时，他对越南战事依然抱有希望，甚至提出了“边战边撤”的计划。可惜，新的计划遭到了更多人的反对，反战人士在华盛顿频繁地组织抗议活动，他们站在白宫门前示威，要求政府尽快结束战争。1973年，美国和北越经过了长期的谈判，最终双方在巴黎签订了《关于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简称《巴黎协定》）。根据《巴黎协定》的规定，美军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并将军队全部撤出越南南方。1975年，北越的军队和南方的民族解放军经过西原、顺化—岘港、西贡三大战役，打败了南越军队，完成了越南的南北统一。

吴庭艳被诛

中情局暗杀外国的领导人，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了。但凡是对抗美国的外国政权，如果通过外交或者经济手段无法解决的话，中情局就会使出最后一招杀手锏——暗杀。随着中情局前特工、前局长撰文回忆中情局暗杀他国领导人的情景，中情局的做法俨然和黑手党差不多了。为了改善美国政府的国际形象，1981年，总统行政命令终于出台，规定中情局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暗杀行动。

在此之前，中情局已经策划、参与过无数次暗杀行动，被中情局暗杀638次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依然顽强地活着，其他人则没有这么幸运了。非洲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理卢蒙巴、智利总统阿连德和韩国的独裁统治者李承晚都死于中情局之手，南越共和国的傀儡统治者吴庭艳腐败无能、倒行逆施，搞得南越社会一片大乱，最后也被中情局诛杀。

在胡志明领导北方革命时，中情局已经开始和越南打交道了。那时候，中情局的特工主要活动在越南的南方，负责将越南境内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回美国。随着北方越共的势力逐渐壮大，尤其是胡志明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中情局认为，一旦北越和其他共产党政权建立联系，尤其是比邻而居的中国，周边的柬埔寨和老挝也可能会被共产党控制；如果“红色火焰”继续蔓延，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甚至整个亚洲都可能变成共产党的势力范围。

美国可不想见到这一天的到来。为了和北越政权抗衡，中情局建议在越南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可是，美国军方也担心，如果美国人明目张胆地介入越南事务，势必引起中国的不满，他们不想看到另一个版本的朝鲜战争上演。于是，必须挑选一个听命于美国的代理人，帮助美国担起越南境内的反共责任。在中情局的精心挑选下，美国选择了越南的没落贵族吴庭艳。

吴庭艳，也写作吴廷琰，全名叫让·巴蒂斯特·吴庭艳，1901年1 月3日生于越南当时的首都顺化。父亲是越南阮朝皇帝清泰的礼仪和宫监大臣吴庭可。吴家算是越南阮朝的贵族，和大多数越南人不同，吴庭艳的家族从17世纪便在葡萄牙传教士的劝导下开始信奉天主教，这在当时的越南并不多见。后来，吴庭艳的宗教信仰也成为他走向穷途末路的导火索之一。

吴庭艳在家中排行老三，大哥曾任中越广南省的总督长达15年，后来被北越政府的特工处死，二哥曾任南越永隆省天主教主教。吴庭艳幼年进入修道院学习，通晓英文、法文，熟读中国诗书，但他不会说中国话。吴庭艳亲美，标榜反法，是一个狂热的爱国志士及反共分子。一直以来，他都打着维护民族独立的旗号，和胡志明领导的北越政权对抗。

20世纪20年代，吴庭艳在法国殖民地当公务员，从最低级的职位慢慢晋升。法国人很满意他的工作态度，却不喜欢他频繁呼吁给予越南人更多的自治权的做法。1930年和1931年，吴庭艳和法国军队合作，镇压了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次农民暴动。在暴力镇压中，许多村民遭到抢劫和屠杀。

1932年，保大皇帝回国登基，次年发动宁静政变，吴庭艳等青年官员进入内阁，担任尚书。3个月后，吴庭艳因向法国人提出建立越南人的立法机构的要求被拒绝，愤而辞去公职。他被剥夺了头衔，并遭威胁要将其逮捕。此后十多年中，吴庭艳和家人隐居起来，但仍受到监视。在长达21年的时间里，吴庭艳没有任何正式职位，因此，他将所有时间用于阅读、沉思、出席教会仪式、园艺、狩猎和摄影。

二战期间，吴庭艳曾经试图说服入侵的日本军队宣布越南独立，但是被拒绝。当他因为创建了秘密政党被法国人追捕时，日本人曾经推荐他担任保大的越南帝国首相，他未经慎重思考的拒绝让他避免了“卖国贼”的骂名。当他在报纸上鼓吹要建立共产主义和法国殖民主义之外的第三力量时，惹恼了北越政权，胡志明对外宣布要追捕他，不得已之下，吴庭艳离开了越南。

在欧洲周游一圈之后，吴庭艳来到了美国，并且开始接触美国的政府高层。一开始，他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只能在东部的神学院和大学演讲。后来，美国决心发挥这个“狂热分子”的作用，用他来对抗熊熊燃烧的赤色之火。

其实，吴庭艳给美国政府的印象并不好，有人甚至觉得他有些残暴，不过，中情局派往西贡的情报官爱德华·兰斯代尔却非常看好他。兰斯代尔认为，“吴庭艳是南越最强有力的领导人，是南越政坛唯一能够动员真正民族主义支持的人物”。在兰斯代尔的鼓吹下，中情局为吴庭艳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活动资金，还有一大批中情局保镖以及直通中情局局长办公室的电话。

1954年夏天，吴庭艳在美国的支持下回到越南，经过两年的准备，在中情局的帮助下，吴庭艳罢黜了保大政权，当上了越南共和国的总统。实际上，南越政权不过是美国反共的一个名目，吴庭艳便是这个反共集团的头领。他一上任，就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北越的共产主义者反对他，亲法的越南王室也反对他。为了巩固吴庭艳的统治，美国为南越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军事援助。

在美国的支持下，吴庭艳和他的弟弟吴庭儒开始对南越进行残暴的统治。1960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和北越政权一样，南越的民族解放军试图推翻吴庭艳的政权，统一越南的南北方。对美国来说，即使让越南僵持在南北对立的状态下，也不能让北越统一全国。为了对付北越的政府军和南越民族解放军，肯尼迪派遣了100名“绿色贝雷帽”进入南越，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地支持吴庭艳。

这样一来，吴庭艳更加有恃无恐，南越政府军在美军的帮助下，对西贡周边的各省进行军事扫荡，围剿南越的民族解放军。同时，吴庭艳还在中情局的支持下，实行了一项训练南越农村管理者、全国警察和自卫队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质是为了防止北越的共产党渗透到南越。

于是，各村庄的农民被集中迁进了武装营区，有谁不愿意离开，谁家的稻田就会被撒上化学毒剂。营区的周边设有多道屏障，有尖桩地带、壕沟、土墙、地雷带等，出入口由哨兵把守。在营区里，有诊所、学校，村民还能享受到医疗救助，不过，居住在武装营区的越南人必须有身份证明，并且随时接受警察的检查。这一计划是中情局策划的，前后用了5年时间，花掉了2500万美元。在中情局局长杜勒斯的眼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美国人终于可以在越南站稳脚跟了。

在支持吴庭艳统治的同时，中情局的活动并没有停下来。在这个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国家”里，中情局的特工渗透到南越社会的各个角落，有的人变身为电影导演，有的人装扮成武器专家，还有营业员、教练、商人等各种角色，他们拿着大把的钱，活动在越南的土地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取北越的情报。

当时，中情局西贡站的站长还策划了一个“伏虎计划”，将250名中情局特工空投到北越去，让他们负责刺探北越的情报。可惜的是，两年过去了，250人中有217人和他失去了联系。站长不知道这些人是死了、失踪了，还是投降了北越。

按照常理来说，中情局的特工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即使在严酷的条件下，也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完成工作，这些“不知所踪”的精英们让他感到非常迷惑。直到多年后，中情局才知道，“伏虎计划”的指挥官就是北越的间谍。也就是说，中情局出钱出力，为北越培养了一批精英人才，最后还将他们送了回去。

美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吴庭艳的政府，可惜，他的残暴和无能却在短短几年内让华盛顿大失所望。1963年，笃信天主教的吴庭艳、其弟吴庭瑈以及弟媳陈丽春发起了一场迫害佛教徒的运动。他们下令关闭佛教学校，肆意抓捕持不同政见的佛教领袖。5月，吴庭艳派兵干涉顺化佛教徒的佛事活动，多名和尚被军队开枪打死。随后，数百万的南越和尚、尼姑和群众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但是遭到政府军队的镇压。6月，南越佛教徒反抗天主教的运动愈演愈烈，随时有可能扩大升级。6月11日，70多岁的高僧广德法师在西贡市街头把汽油浇在身上自焚身亡，以抗议吴庭艳政府的野蛮行径。

当时，游行的僧人和群众跟着一辆老式轿车来到西贡市主干道黎文阅路的一处十字路口，广德法师在侍从的搀扶下从车里下来，坐在了摆好的坐垫上，打好莲花座；接着，另一位侍从从车里取出一罐汽油，全部浇在了法师的身上。法师一边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一边拨弄着手里的佛珠，周围人纷纷退后，法师点燃了一根火柴，扔在了自己身上。一瞬间，冲天的火光包围了法师。这是僧侣们对吴庭艳政府最强烈的抗议。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有许多僧人和尼姑在藩切、顺化和宁和的街头自焚。8月21日，吴庭艳政权的武装军警进入西贡最大的佛寺舍利寺，摧毁了寺庙，殴打僧侣，广德法师的骨灰被查抄。前来保护僧侣的群众和军警发生了冲突，导致30名平民死亡，200人受伤。查抄寺院的行动让原本远离政治的民众行动了起来，西贡大学的学生开始罢课、骚乱，吴庭艳采取的政策则是逮捕、关押和关闭大学。接着，类似的事件在顺化大学重演了一次，其他各省高校的学生也开始躁动起来。

即便如此，吴庭艳政权也没有检讨自己的行为，他甚至认为，佛教徒们的游行抗议是越共煽动的。吴廷瑈说：“如果佛教徒想要另一次烧烤，我倒很乐意提供汽油。”吴庭瑈的妻子，南越第一夫人“瑈夫人”陈丽春（吴庭艳终身未婚，陈丽春成为事实上的第一夫人）则咆哮着说，她愿意见到更多的佛教徒变成“烤肉”。

由于佛教协会提前通知了记者，众多法师自焚身亡的事件迅速传遍了全世界，美国国内也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肯尼迪迅速致信吴庭艳，警告他不要乱来，并且敦促他尽快让越南南部恢复正常秩序。吴庭艳非但不听，甚至派臭名昭著的“瑈夫人”到美国进行巡回演讲。肯尼迪这时候才醒悟，如果不尽快制止吴庭艳的行为，对美国势必有百害而无一利。

于是，国务卿鲍尔给驻越南大使洛奇拍了一份电报，称如果吴庭艳想要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必须撤换掉胡作非为的弟弟和弟媳。洛奇在回报中说，此时的吴庭艳已经不会按照美国的要求办事了。于是，美国开始寻找替代吴庭艳的另一个傀儡领袖，中情局则开始着手策划暗杀吴庭艳的行动。

在美国看来，杨文明无疑是吴庭艳最好的继任者。杨文明，俗称“大明”，这个绰号来自他1.83米的身高和90公斤的体重，这样的身形使得他在南越将领中鹤立鸡群。杨文明出身于法国殖民军队，在南越是军功显赫的将领。

1963年10月29日，肯尼迪在白宫召集了国家安全专家和高级外交顾问，商讨如何处置吴庭艳。尽管与会者的意见不一，但是没有人提出疑问，也没有进行投票表决，即使有人表示反对，肯尼迪也没有询问反对者的意见。“让洛奇他们看着办吧！”草草的一句话，就将吴庭艳的性命打发了。

洛奇接到美国方面的命令后，指派了中情局的特工科奈恩去拜访杨文明，两人谈得非常投机，杨文明随即任命陈文敦作为他和科奈恩的联络员。为了隐蔽需要，陈文敦和科奈恩经常约在牙科诊所见面，一个颠覆政权的密谋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不过，科奈恩明确地指出，美国不会对这场政变提供任何帮助，整个行动都是南越内部事宜。后来，肯尼迪松口说，如果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大的话，美国会考虑提供支持，但不会由美军亲自出面。与此同时，吴庭艳和其弟对此却浑然不知，嚣张的吴庭艳一边批判着美国的政策，一边威胁白宫，南越准备和北越谈判，以换取越南的和平。

1963年11月1日，准备发动政变的士兵在西贡市周围准备就绪，中午时分，政变军队占领了警察总部、电台，并开始朝总统府进军。政变者将总统府包围后，要求吴庭艳交出政权，只要他承诺辞职，他和弟弟、弟媳就可以安全地离开。期间，吴庭艳曾经给洛奇打过电话，要求美国提供帮助，洛奇拒绝了。

11月2日凌晨，吴庭艳给陈文敦打电话说，如果对方能够保证他们兄弟二人安全离开，他愿意投降。此时的吴庭艳已经从总统府的暗道逃到了西贡的华人居住区。下午，吴庭艳兄弟被政变军队抓获，随后被枪杀在一辆装甲车里。

血淋淋的“凤凰计划”

整个越战期间，美国都是以极强的军事优势在和南越的民族解放武装、北越的军队进行周旋，奇怪的是，尽管美国军队训练有素，却常常在游击战中吃苦头。穿梭在丛林中的越南人似乎总是能够在美国大兵不注意的时候冒出来，给他们意料之外的致命一击。为了和游击队相抗衡，中情局也训练了一批游击战士，可惜收效甚微。即使中情局的特工遍布越南的各个角落，也敌不过北越的间谍，在中情局看来，他们身边的越南人中，十个人中至少有一个就是为北越工作的，他们隐秘在人群中，简直防不胜防。

为了彻底消灭北越的共产党人，中情局实行了一个血淋淋的“凤凰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只有一个——杀人。早在越南战争初期，中情局就开始收集共产党人的名单和资料，并且追踪他们的行动。不过，不管是中情局的特工，还是特种作战部队的成员，都是零星的行动而已。1966年，南越政府和北越的矛盾逐渐升级，美国开始害怕，如果共产党分子渗透成功，中南半岛都有可能被赤化。

此时，国家安全会议的成员罗伯特·孔墨向约翰逊总统建议，在中情局内部设置一个独立的部门，专门负责压制北方的越共，这个机构后来成为凤凰计划的指挥部。这支最初用来反游击的队伍由中情局局长科尔比担任组长，中情局全权负责它的行动。很快，这个部门就在南越建立了许多审讯点，因为审讯手段残酷，它很快就出名了。

在这个部门任职的特工是按照克格勃的审讯手册来训练的，成员中人手一份，审讯手册中记录了多种惨无人道的审讯方法，甚至可以称之为酷刑。比如，特工们会将嫌疑人的大拇指吊起来；在嫌疑人的嘴里交替灌冷水和热水；最令人无法忍受的，就是将嫌疑人绑在一条倾斜的木板上，用毛巾盖住他的脸，然后将冷水浇到毛巾上，嫌疑人会因为无法呼吸而咳嗽、干呕，非常痛苦。

随着战争形势变得愈加严峻，为了应付沉重的情报任务，这个独立的机构开始不断扩张。实际上，中情局和南越政府合作的初期，就已经在进行侦察、摧毁北越地下组织的行动了，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源，长久以来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1967年，南越总理签发了行政命令，承认中情局在越南境内主导的活动为合法行为，并且将行动代号定为“凤凰”。1968年，北越发起了“春节攻势”后，美国和南越政权受到更大的威胁，“凤凰计划”开始扩大规模，任务量也急剧增加。

为了应付各种突发的状况，原本由中情局特工组成的部门先后加入了南越的安全部队、警察、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陆战队两栖侦察小组、陆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等，这些军事上的精英组合到一起，共同进行破坏越共地下组织、暗杀越共重要人物的活动。从1966年到1971年的5年间，美国在这方面投入了4000多人，其中美军方面3000人，民间雇佣的编外人员1200人，“侦察”的网络遍布了越南的44个省。

有了南越政府的支持，中情局的活动变得更有效率起来，在警察和南越情报人员配合下，中情局可以审问任何他们觉得有越共嫌疑的越南人，但凡被认为有罪的人，就会被拘禁两年，长的还可能拘禁六年，这些拘禁都是在无须经过法院审判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拘禁过程中，执行“凤凰计划”的特工可以无限期地拷问嫌疑人，直到获得他们想要的组织信息或者越共党员情报为止。

如果成功获得了越共的名单，中情局和其他武装单位的人就会开始实施绑架、伏击和暗杀。他们的行动非常隐蔽，就像电影中的场景一样，他们在深夜乘着小船北上，偷偷摸进越共所在的村庄，找到目标人物居住的房子，将整座房子里的人都消灭，然后再乘着小船，回到他们的营地。在城镇中，这种行动则由南越的警察负责，美军的顾问或者中情局的顾问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凤凰计划”的直接目的就是消灭越共人员，让越共组织因为人员缺失而逐步瓦解。

不得不说，“凤凰计划”的实施的确很有效，截至1968年，约有13%的越共重要人员被拘捕或者暗杀，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无辜的老百姓。到了1970年，这一数字明显下降，一些原本活动在农村，宣传共产党思想的越共人员不得不藏匿起来，以求自保。从这一角度来看，越共的组织的确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中情局在越南的行动算得上小有成效。

越战期间，中情局负责“凤凰计划”的部门花费了近4亿美元，其中有1.7亿美元直接拨给了“凤凰计划”。从1968年到1972年，“凤凰计划”在越南消灭了8万多名越共人员，在很多情况下，无须逮捕、审问，就直接将这些人干掉。除此之外，因为“凤凰计划”被屠杀的南越平民达到了500名，被拘捕的人数则达到了56万。只1969年，根据美国使馆的统计，“凤凰计划”除掉了19534名北越间谍，打死6187人。

从数字上看，“凤凰计划”对越共的打击非常之大，不过，由于越共早已在南越生根发芽，加之南越政府腐败，人民主动选择了越共，最终导致整个计划的实质性失败。以至于科尔比回到美国后，非但没有得到鲜花和掌声，反而看到了印着“通缉杀人犯科尔比”的传单。

由于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高涨，美国政府实施“越战越南化”，开始从越南撤军。1972年，对越共人员的暗杀和伏击行动也被终止，转为以收集情报为主。可是，武装游击队和一些零星的地下人员依然在行动，虽然尼克松在1972年终止了中情局里的这个特殊部门，直到1975年，暗杀的行动仍然没有停止。

反对“凤凰计划”的人会说，这是一个暗杀计划，是充满鲜血的屠杀；替它辩护的人则说，这是战争中非常合理的部分。在1971年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科尔比依然在狡辩，“杀”而不是“暗杀”。和科尔比一样，亲身参与“凤凰计划”的特工只愿意说“我在那儿干的是秘密工作”，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了暗杀行动。

詹姆斯·曼在写《布什战争内阁史》时，曾经采访过一位名叫阿米蒂奇的越战老兵，他原本在海军驱逐舰上服役，后来主动要求转到参战部队，进入越南境内服役。在第一次派驻越南的时候，他在一支越南伏击队当顾问，不过，他的朋友说，阿米蒂奇实际上是一名情报人员。他的部队会到越南的农村搜集情报，然后将情报交给一位海军情报联络官，这位联络官再将情报转交给“凤凰计划”的负责人。有时候，阿米蒂奇也会带领“凤凰计划”的成员前往某一个地方，至于执行夜间突袭的任务，他否认曾经参加过。

“凤凰计划”和在越南深陷多年的美军一样，最后都以战略失败告终。不过，这种暗杀的模式却被中情局继承了下来。在后来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依然可以看见“凤凰计划”的影子。

赫尔姆斯的坚守

自从越战爆发以来，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从来没有停过。1966年5 月28日，美国各州的学生纷纷组织了反对越战的活动。学生们组织游行、唱圣歌，有时候还会发生暴乱，以此表达自己的不满。在芝加哥大学，有350名学生控制了学校办公楼，抗议学校和政府合作实施选征兵役制。

到了越战的第八年，反对越战的人数则达到了数十万人。这些人遍布美国的各个城镇，示威活动的中心则是首都华盛顿。从1969年11月13日开始，反战人士在华盛顿进行了长达40小时的反战游行。尽管狂风暴雨，还伴有冰雹，游行的队伍依然在白宫门口、国会大厦门口穿行。

这次游行有4.6万人参加，除了青年人之外，上至七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少年，他们都要求尼克松政府停止侵略越南，将美国在南越的军队全部撤走。到了11月15日，游行队伍壮大到了30万人，示威者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穿过宾夕法尼亚大街，经过白宫，行进到华盛顿纪念碑广场，一路上高呼“美国侵略者立即滚出越南”、“征尼克松去当兵”等口号。

与此同时，来自美国西部城市的示威者也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长达12公里的游行之后，他们还举行了抗议集会。3天之内，全美国有100多万人参加了反战游行，其中不乏社会名人和影视明星。

面对国内越来越汹涌的反战浪潮，白宫一边倍感压力，一边命中情局对国人展开监控。白宫认为，国内之所以会如此频繁地爆发反战游行，一定是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莫斯科和北京的势力在捣鬼。1967年第一次华盛顿反战大游行之后，约翰逊总统非常担心，如果这些人的背后有共产党的支持，对白宫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于是，约翰逊找到了时任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希望他能够监视示威者的动向，找到他们接受共产党帮助的证据。这样的命令让赫尔姆斯非常为难，毕竟，中情局始终是对外的情报机构，国内事务由联邦调查局负责，中情局并没有权力调查本国人。在约翰逊的劝说下，赫尔墨斯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国内开展了一个代号为“混沌”的计划。“混沌计划”从1967年开始，直到1974年越战结束前夕，一共历时7年时间。

赫尔姆斯之所以会感到为难，源于中情局在美国情报界的特殊地位。美国情报界是美国总统身边的一个情报团队，其中有16家情报机构，如隶属于司法系统的FBI，隶属于税务系统的ATF，隶属于军事系统的海军情报处和陆军情报处。中情局则是唯一一个独立的情报系统，独立的机构和行动自由让中情局做起事来非常方便，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暗杀、叛乱或者武力干预。当然，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中情局是对外的情报系统，不得干扰国内事务。

不过，由于只对总统一人负责的特殊性质，中情局成为总统身边的红人，也成为了总统“为所欲为”的工具。从肯尼迪时期开始，中情局就按照总统的意思，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监视和调查本国国民。约翰逊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尼克松时期，中情局就成为了为总统服务的秘密警察。

越战期间，算得上中情局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日子。中情局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几乎和五角大楼共同领导美国军队作战。然而，这场战争输了，中情局也不得不检讨自己的行为和情报之路，以此作为失败的教训。

战争初期，肯尼迪希望控制住战争规模，因此，中情局的情报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中情局的优势在于战术层面的严谨和高效，在分析情报方面，却做了不少蠢事。在刺探中国进入越南的军队这一情报时，中情局分析的数字是3万人，实际上，中国派了15万人的军队进入越南。如此严重的失误，导致了美国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尽管中情局在越南战场犯下了各种各样低级的错误，但是，赫尔姆斯并没有放弃讨好新总统的机会。为了“混沌计划”，赫尔墨斯加派了人手，并让他们乔装打扮，混进了美国和欧洲的和平团体。可惜，情报分析和辨别并不是中情局的强项，由于无法细致地将“左派”和“反战派”区分开来，中情局只得将所有和平组织都列入监视名单，分别监视他们的活动。

这样一来，中情局真的成了总统的秘密警察部门，赫尔姆斯则成了秘密警察头子。这段时间里，中情局还和美国真正的秘密警察——联邦调查局合作，将“混沌计划”扩大到国际范围。赫尔姆斯挑选了一批优秀的特工，将他们送到了中国、古巴、苏联、北越、朝鲜等国家，负责收集海外共产主义组织的情报。

到了1969年，尼克松总统上任，中情局除了秘密地继续执行“混沌计划”之外，依然要完成每日例行的公务——为总统提供简报。和前任总统不同的是，尼克松根本不看简报，而是将它们锁在了保险柜里。由于1960年大选失败，尼克松对中情局积怨很深，对赫尔姆斯送上的情报也不信任。几个月后，赫尔姆斯已经不能单独约见总统，而是需要通过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传话。

可见，虽然前总统约翰逊强烈推荐赫尔姆斯，告诉尼克松说“他是一个干练、诚实，而且为人忠心耿耿的人”，尼克松依然不相信他。在赫尔姆斯的眼中，尼克松是一个警惕性特别高的总统，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感。不过，他和基辛格非常合拍，他们一起管理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尼克松更是对“混沌计划”情有独钟。

在此后的两年多里，基辛格逐渐掌控了中情局，他控制着局长赫尔姆斯、司法部长米契尔，还有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中情局的监督机关303委员会不再对中情局的秘密行动提出意见，在获得批准的40项秘密计划中，没有一项是经过开会讨论决定的。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的中情局活动，基本是由基辛格操控的。

作为中情局的局长，赫尔姆斯非常配合基辛格的命令。1971年，经过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讨论，“混沌计划”继续扩大，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参联会都开始玩这个监视的游戏，国防部甚至用电子窃听器监视起了基辛格。尼克松也不甘人后，在白宫里安上了音控麦克风，甚至窃听助理和华盛顿记者的电话。

帮助尼克松完成这些窃听活动的就是中情局的特工霍华德·亨特。1971年，总统国内事务首席顾问——中情局副局长库希曼打电话给赫尔姆斯，告诉他要满足亨特的一切要求，因为他在为总统做事。赫尔姆斯照做了，给他配了一间有安全电话的办公室、精密录音机和放置在各个监视场所的摄影机。

当赫尔姆斯发现亨特小组在疯狂地监视国人和政府官员时，他将库希曼赶出了中情局。可是几个月后，尼克松又找来了另外一个副局长沃尔特斯。赫尔姆斯继续支持着亨特小组的活动，直到“水门事件”爆发，他才发现，原来尼克松的“混沌计划”要比他想象得更恐怖。

尼克松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打算由中情局出面，窃听的罪责由中情局承担，这样一来，白宫就可以顺利脱身。没想到，赫尔姆斯对他说“不”。赫尔姆斯不仅在公开场合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还提醒下属“尽量离这起事件远一些，不要受到牵连”。于是，当尼克松成功获得连任后，赫尔姆斯被赶出了中情局。

1973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开始调查智利阿连德政权被颠覆和中情局之间的关系，在接受调查时，赫尔姆斯拒绝承认一切对中情局的指控。经过四年的审讯后，赫尔姆斯因向国会撒谎被判处两年监禁，并处以2000美元的罚款。一时间，赫尔姆斯成为中情局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判监禁和罚款的局长，也被情报界评为“维护中央情报局的英雄”。

第七章　进入群魔乱舞的时代

埃及的赎罪日战争

阿以冲突由来已久，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争端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双方对峙的实质依旧是领土问题，随之而来的还有巴勒斯坦的难民、巴勒斯坦地区、约旦河以及黎巴嫩南部水源的问题。

在阿以问题上，素来有“不战不和”的说法，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势必要经过血淋淋的战斗，才能换来短暂的和平。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东西线两国——埃及和以色列度过了十几年相对和平的日子，到了1967年，战争又不期而至。6月5日，以色列出动了所有的空军，开始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机场进行闪电式的袭击，半个小时后，以色列出动了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的5个师，向加沙、阿里什、阿布奥格拉发动进攻，和阿拉伯国家正面交锋。

根据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经验，埃及将大量的兵力放在了尼罗河三角洲一带。当时，埃及军队在西奈半岛只有5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约12万人。面对以色列军队的反复进攻，12万人的军队无力抵抗，以军迅速地占领了加沙地带，进入了西奈半岛的阿里什、阿布奥格拉等地。

战场上，以军强势进攻，令埃军节节败退，为了挽回局面，埃及方面发动了两次反攻，最后因为没有空中支援而失败。退到无路可退时，埃军封住了苏伊士运河，以军不能继续深入埃及，却已将西奈半岛收入囊中。战争持续了六天，以阿拉伯国家战败作为结束。历史上，这次战争被称为第三次中东战争，也称“六五战争”或“六日战争”。

在六天的战争中，埃及、约旦、叙利亚三个阿拉伯国家遭受严重损失，伤亡和被俘人数达到了六万多。相对应地，以色列死亡不到一千人。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和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旧城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百多万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赶出家园，沦为难民。

可是，这场战争并没有给以色列带来和平，失去大片土地的埃及一心想要收复失地，从1968年开始，埃及和以色列又进行了两年的消耗战争，埃及的炮兵部队炮击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以色列军队。以军也没有示弱，从1969年下半年开始，以色列的空军开始对开罗周边的地区实施空袭，双方还互派突击队搞偷袭。

时断时续的战事让纳赛尔深感埃及空军力量的薄弱，地面部队也需要加强，于是，埃及开始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苏联也利用这个机会，将苏军的掌控范围扩大到地中海。苏联的对手美国则大力支持以色列，为其提供物资、装备以及情报信息。虽然美苏双方在这场消耗战中分别获得了好处，但是，两国领导人都不希望这场冲突逐渐升级，最终变成东西方的全面对抗。经过多方斡旋，1970年，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停战协议，不过，停战分界线还是按照六日战争的结果来划分。

虽然叙利亚和埃及都想要拿回在六日战争中失去的土地，以色列方面却不这样想，即使联合国出面调停，也无法改变其强硬态度。以色列在占领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之后，在那里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1971年，以色列甚至花费5亿美元在苏伊士运河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堡垒系统，即巴列夫防线。

1970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去世，萨达特成为他的继任者。萨达特也希望拿回在战争中失去的土地，不过，他在政治上主张民主，在外交上则推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希望以此打破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1971年，萨达特对外声明，以色列必须撤出在西奈半岛和加沙走廊的所有武装部队，并且履行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中的所有条款，埃及才会“准备与以色列和平共处”。可是，以色列的态度僵硬蛮横，甚至以“绝不会撤回1967年6月5日以前的边界”作为答复。

1971年5月，萨达特开始大力增加武器装备，他和苏联签订了合作条约，希望从苏联那里得到更多的军事支援。可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国防部长却提出，苏联可以提供飞机，但飞行员必须由苏联指挥。萨达特当然选择拒绝，不过，勃列日涅夫开出了更令人满意的条件，他在清单里的4架米格-25战斗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30架。然而，战斗机到达埃及后，萨达特依然没有权力指挥。颇为不快的萨达特对苏联下最后通牒，“要么卖给我们，要么开走”。结果，苏联人真的将飞机开回去了。

不过，萨达特并没有因此认命。萨达特深知，此时的重中之重是发展经济，将埃及从战争的疲惫状态中拯救出来。可是，发展经济需要和平的格局，“不战不和”似乎成为中东地区唯一的宿命，因此，萨达特需要通过一场战争，打破当下埃以僵持的局面，获得对话的权力。于是，埃及发动了一场出其不意的战争。战争是胜利也好，是失败也好，终究是一种手段，最重要的是，萨达特的目的达到了。

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庄严、最神圣、最重要的日子，即赎罪日。对于虔诚的犹太教徒来说，赎罪日也是“禁食日”，在这一天，所有人都要放下手头的工作，与家人团聚，他们不吃、不喝、不工作，并到犹太会堂祈祷，以期赎回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所犯的或可能犯下的罪过。即使是不太虔诚的犹太人也会到会堂祈祷，参加特别祈祷仪式。

这一天被阿拉伯人选定为进攻发起日，也有一定的道理。赎罪日当天，以色列境内一切公共活动全部停止，学校、商店、饭店、咖啡馆、办公室全部关门，以色列的广播、电视一律停播，这样一来，战争消息难以迅速发布，甚至无法进行战争动员。

当天下午，叙利亚军队全线出击，在以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打了个措手不及，由此拉开了赎罪日战争的序幕。实际上，以军在战前已经察觉到叙利亚方面的活动，6日上午，守备戈兰高地的部队接到命令，按照要求进入阵地。不过，他们并没有进入战备状态，而是在由犹太教徒组成的“哈贝特运动”成员的组织下，进行赎罪日的祈祷和斋戒。中午时分，所有士兵没有进食，跪倒在地，跟着牧师虔诚地祷告，直到下午两点，士兵们还在祷告。与此同时，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阿萨德已经发布了军事进攻的命令。

叙利亚军队初战告捷，一个星期后，战局却出现了逆转，形势对阿拉伯国家越来越不利。为了减轻叙利亚方面的压力，埃及军队重新发动了攻势，试图占领西奈半岛中部的丘陵地带。虽然埃及的地面部队尚且能和以色列抗衡一段时间，一旦上升到空军作战，埃及就要吃苦头了。

以军也非常清楚，对埃及的空军基地进行突袭是打击埃军最有效的方法。果不其然，以色列空军的突袭打出了七十比零的漂亮成绩，导致埃及的空军基地瘫痪了好几个小时，埃及空军不得不暂停对地面部队的支援。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以军击退了埃军的进攻，可谓输了一役，赢了全局。

两个小国之间的争斗，实际上就是背后大国的对垒。阿拉伯人的背后有苏联，以色列的背后有美国源源不断的军事支持。赎罪日战争期间，美国向以色列紧急空运了共2.3万吨、670种作战物资，其中包括坦克600辆、飞机80架以及各种电子对抗器材，此外还有5000吨给养物资。在情报方面，美国人将高空侦察机拍摄的西奈半岛埃军情况的照片传给了以色列总参谋部，对于鏖战阶段的以色列来说，找到埃及、叙利亚之间的缺口，无异于提前进入胜利阶段。从10月9日起，苏联也开始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武器装备和补给。

在地中海区域，美苏双方的军舰也进入了对峙状态。10月6日，美军在地中海部署了48艘战舰，包括旗舰“惠特尼山”号、4艘在地中海巡航的潜艇以及第60和第61特混舰队。与此同时，苏联的地中海分舰队将21艘水面舰艇放在了地中海区域，并且放在了第六舰队的海域，旨在拦截美国海军的行动。

在苏联情报搜集船开始监视部署于苏达湾的美军两栖特混舰队的同时，苏联向美军发出信号：如果美国干预苏联运输补给的行动，将会遭到苏方的武力回击。此时，美军的舰载武器装备已经严阵以待，只要接到命令，美军舰艇上的炮弹就会飞向苏联的舰队。

在未来的几天里，美苏双方采取的都是心理战术，目的在于令对方神经紧张。当美军的侦察机在苏联舰艇上空盘旋时，苏军就发射鱼雷，激起海面上的浪涛，迫使侦察机提升高度。按照苏联的中东政策，苏联既希望与美国和平共处，又希望扩大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为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装备便是其中一个途径。不过，勃列日涅夫也曾一度阻止埃及和叙利亚发动战争，甚至在战争开始时拒绝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

苏联的援助并没有改变战争的结局，相反地，苏联领导人在战争期间摇摆不定的态度，使得苏联被萨达特踢出了中东地带。赎罪日战争期间，苏联军火没能打过以色列的美制武器，在空中较量中，埃及的空军更是输得惨不忍睹，此外，萨达特已经不愿意苏联继续插手中东事务。于是，当美苏两国正在商量召开中东和平会议，试图以超级大国之力解决阿以问题时，萨达特选择了出访以色列。这一决定震惊了所有犹太人，也震惊了美国和苏联，从此之后，埃及抛弃了苏联，开启了亲美的外交历程。

被希腊涮了一把

中情局在国际上向来以严谨、高效、神秘著称，不过，中情局的偏执、无法无天、不计代价也让它惹来了众多的骂名。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机构，中情局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取之不尽的钞票，于是，中情局在全世界范围内撒网，地处地中海的古国希腊也成为它的目标之一。

中情局刚刚建立时，就已经和希腊打交道了。二战之后，为了应对蔓延到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人士，中情局雅典工作站的特工也密切注意着希腊国内的动向。从1944年到1949年，希腊陷入了希腊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内战，在美国、英国的支持下，希腊政府军最终获胜。希共一夜之间被定性为非法组织，许多党员遭受迫害或者流亡出国。从此，希腊军方和中情局之间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

1952年，考虑到对抗苏联的需要，希腊恰好处在苏联的腹部，且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接壤，因此，北约第一次扩大时，希腊便顺利地成为会员。很显然，美国之所以同意希腊加入北约，是看好了希腊在围堵政策中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在美国看来，希腊政府军在内战中打败共产党，是美国在冷战中的一次胜利。作为对抗的一方，苏联却没有用全力，甚至在至关重要的1944年，苏联依然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而不愿意帮助希共占领全国的领土。于是，当希共和南斯拉夫的总统铁托的关系交恶时，希共的努力也就前功尽弃。

不过，美国也不是非常喜欢希腊军方的人，一位出使希腊的美国大使曾说，那些军官都是法西斯主义者，完全符合墨索里尼对法西斯的定义：社会主义国家、产业和工会一体化、没有国会……在对希共再度叛乱的担忧中，希腊军方笼罩在一种极度恐惧的气氛中，他们害怕共产党卷土重来。在这种环境下，希腊的极右势力开始抬头。

内战将希腊变成了一片废墟，经济状况甚至比二战期间还要糟糕。同时，内战也造成了希腊内部两股势力的长期对立，数以千计的希腊人面临牢狱之灾，许多人被流放到荒岛上，有的人则选择移民澳大利亚或者其他国家。内战结束后，极右势力一直占据着希腊政坛，他们搞出许多暗杀事件，甚至发动推翻政府的军事政变。

1965年之前，希腊的领导人一直由保守派人士担任，此后，中立派的乔治·帕潘德里欧就任希腊总理。在人们看来，帕潘德里欧的当选可能会对希腊国内的政治局面有所改变，可是，年纪轻轻的国王康斯坦丁二世也想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在和改革派发生冲突后，国王将帕潘德里欧赶走，由此，康斯坦丁二世为自己的王室末路作了关键的铺垫。

1964年，希腊国王保罗一世去世，年仅24岁的康斯坦丁即位成为希腊国王，成为康斯坦丁二世。希腊王室和欧洲的多国王室都有姻亲关系，康斯坦丁二世的姐姐是西班牙王后，而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是他的表兄。尽管康斯坦丁二世自认为年轻有为又有极高的责任心，不会畏惧繁重的国事，可他在国王的宝座上仅仅坐了三年，便遇上了他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1967年4月，一群军人冲进王宫，逮捕了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在这场政变中，共有8000人被捕。

4月21日清晨，陆军上校乔治·帕帕多普洛斯率领军队发动了政变。大批的坦克包围了王宫，炮口对准了国王的寝宫，随后，国王被请到了国防部。此时，军队的所有将领都已经在那里等待。在武装军人的胁迫下，国王同意政变军人组成名为“上校团”的军政府，以取代之前由文人领导的右翼政府。“上校团”在国王面前宣誓后，即成为希腊的合法政府，在未来七年的时间里，军政府在希腊实行独裁统治。

六个月后，康斯坦丁二世试图组织一支同政变军人抗衡的部队，但最终失败。他害怕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引起一场国内战争，于是逃到了罗马。康斯坦丁二世后来回忆说，当时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祖国，避免可能对人民造成的任何伤害。国王出逃以后，希腊军方成立了摄政团，取代了原本的民选政府，由乔治·帕帕多普洛斯接任首相。国王一家的离开，让希腊的君主立宪制名存实亡。

按照希腊的法律，离开希腊一定年限而不返回的人，将丧失公民资格。康斯坦丁二世由于离开希腊本土太久，后来被希腊禁止入境。1993年，他曾经试图乘船进入希腊，结果被希腊海军炮艇驱逐。1994年，康斯坦丁二世彻底丧失了希腊公民身份，从此只能持丹麦护照旅行。2000年，康斯坦丁二世在希腊政府没收其房产的诉讼中获胜，并且获得了一定数额的赔偿，不过，这位前国王还是将这笔钱捐给了希腊人民。2004年，奥运会在雅典举行，康斯坦丁二世应邀回到阔别37年的祖国，希腊人民对这位前国王非常友好，不过，在法律上，他依然不被允许在希腊定居。

说回当年的政变。有人猜测，这一次政变肯定和美国有关，至少和中情局有关。不过，希腊军方发动政变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他们担心希共会死灰复燃。康斯坦丁二世将帕潘德里欧赶走后，成立了临时政府，并且宣布于1967年5月28日举行国会改选。保守派深知，如果帕潘德里欧所属的中间联盟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随后和立场偏左的联合民主党组成政府，保守派将永无宁日。对于极右人士来说，政变无疑是先发制人的一个有效策略。

政变后，军政府开始四处搜寻各党派主要的政治领袖，即使是同情共产党的平民，也可能面临被捕的下场。面对希腊军方的政变，美国驻希腊大使曾经批评说：“这是强奸民主。”中情局驻雅典站的站长波茨却不这样认为，波茨说：“你要怎么强奸一个妓女？”政变的军人比任何人都了解，驻雅典的大使只是美国的形象代言人，中情局雅典站的站长才能真正代表美国。

肯尼迪时期，美国政府并没有特别亲近希腊军方，不过，后者和中情局的关系始终不错。尼克松参选时，希腊军方曾经暗中送了一笔钱给尼克松，当尼克松陷入“水门事件”时，他们又凑了些钱，帮助尼克松收买中情局的特工。这些行动，无疑都是中情局的功劳。

当然，中情局向来是不会做赔本买卖的，雅典工作站的特工之所以如此用心，也是看在希腊那些头脑简单的军人对他们言听计从的份儿上。在他们面前，中情局就代表了美国政府，和中情局保持友好关系，就是和美国关系稳妥，于是，当中情局对希腊的国内事宜指手画脚时，希腊军人也是唯命是从，比如镇压共产党。

在政变之前，希腊军方和中情局已经合作多年，中情局对希腊的动向也非常了解。虽然中情局早就预测到希腊军方会推翻民选政府，但是他们在不曾知会中情局的情况下发动了政变，这让局长赫尔姆斯非常恼火。幸好，这并没有影响双方的亲密关系。希腊依旧是地中海上亲美的国家，美国也是希腊武器装备重要的供应商。可是，随后成立的军政府却让中情局大失所望——他们竟然瞒着中情局，跑到塞浦路斯跟土耳其人打了一架。

塞浦路斯是一个面积约9251平方千米的岛国，属于地中海内第三大岛，地处欧、亚、非三洲相接地带，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塞浦路斯国内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主要是居住在岛上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两个族群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所致。截至2002年，在塞浦路斯约76万人的总人口中，希腊族占85.2%，土耳其族则占11.6%。

1959年，在结束了英国长达82年的殖民统治后，塞浦路斯宣布独立；1960年，塞浦路斯共和国成立，由希、土两族组成联合政府。从此，塞浦路斯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国内的民族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963年，希、土两族因为制宪问题发生了流血冲突，冲突中，希腊支持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土耳其则支持土耳其族。1974年，希腊军政府在塞浦路斯策划政变，推翻了希腊族人马卡里奥斯的政权，随后，土耳其以保护岛上土族居民为由出兵塞浦路斯，希腊军队也进入塞岛，两族联合政府解体。

希腊人虽然想占领塞浦路斯全境，却始终有心无力，最后被土耳其军队打得溃不成军。战争导致土耳其人在塞岛北面屠杀希腊族人，希腊人则在塞岛南面屠杀土耳其族人。后来，北方的希腊族南迁，南方的土耳其族北迁，塞岛被不同的“母国”分成了两部分，南方由希腊统治，北方由土耳其统治。

1975年，土族宣布建立“塞浦路斯土族邦”，1983年又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不过，这个国家只有土耳其一国承认，在国际上，南部的塞浦路斯共和国被更多的国家承认。为了结束塞浦路斯分裂的状态，国际社会一直从中斡旋，希望促使希、土两族的领导人谈判。直到2002年1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了塞浦路斯建立由“希族州”和“土族州”平等组成的“共同国家”政府的建议，双方才达成共识。

实际上，希腊和土耳其交战一事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只因为中情局过于信赖与之合作近30年的希腊军方。当中情局驻塞浦路斯的特工搜集到希腊军政府即将推翻马卡里奥斯政权的情报时，立刻向雅典战的站长波茨报告，可惜，波茨根本不相信这一说法。即使塞浦路斯的特工继续发送情报说，如果希腊真的如此行动，势必引来土耳其军队的入侵，希腊和土耳其都是美国支持的国家，总统应该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场面，波茨依然瞪着眼睛说瞎话，发了一封“希腊没有任何推翻马卡里奥斯的行动”的电报给美国国务院。直到塞浦路斯的总统府陷入一片火海之中，驻雅典站的特工们才真的相信：希腊军政府骗了他们。

令中情局没有想到的是，希腊本土也正在进行一场军事政变。1973年，帕帕多普罗斯军政府宣布废除国王，随后，吉齐基斯中将发动政变，帕帕多普罗斯上校被迫流亡。第二年，折腾了七年的军政府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流亡的政治家卡拉曼利斯在大选中获胜，希腊重新由文人执政。卡拉曼利斯组建的民选政府很快就国家体制问题进行全民公投，结果，69%的希腊人赞成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制，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身居海外的康斯坦丁二世表示尊重希腊人民的选择，承认共和国的成立，他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表示：“如果希腊人决定要一个共和国，那么他们拥有这个资格并在和平之中享受它。”不过，他希望和家人回到希腊的请求被拒绝。

不结盟的苏加诺

1942年3月8日，在印尼的荷兰人在爪哇战役中战败，向日本人投降，之后，日本人带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侵占了印尼，开始了三年半的占领时期。可惜，日本人的梦想在美国原子弹的打击下化为了泡影，印尼脱离了日本的统治，准备筹建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后，印尼这片土地突然出现了政治真空，日本人虽然掌控着政权，但是已经宣布投降，盟军的队伍活跃在欧洲战场，忙着分享他们的战利品，没有人来收拾印尼的残局。真空的状态给印尼独立带来了希望，8月16日，印尼独立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人苏加诺与哈达共同起草了独立宣言，第二天，他们在人群面前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还升起了红白旗，唱了《大印度尼西亚歌》。8月18日，“独立筹委会”召开会议，选举苏加诺和哈达为共和国的正、副总统，八月革命旗开得胜。

没过多久，荷兰以宗主国的身份重新回到了印尼，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消灭刚刚宣布独立的印尼共和国，恢复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一时间，印尼国内上演了几股力量之间的制衡，印尼的一些土邦王公依然选择支持荷兰人，在荷兰人的殖民统治中，他们无疑是除了宗主国之外，受惠最大的群体；共和国的普通老百姓则选择支持共和国，不论老人还是年轻人，迅速发展成“亲共和派”，在印尼国内行动起来。

在荷兰之后，盟军的部队也相继赶来，英国、美国相继登陆，和荷兰军队一起占领印尼外围各岛屿。对于刚刚成立的共和国来说，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尽管“印尼社会主义青年团”拥有约2.5万人的武装部队，并已经接管了各地区的重要部门和企业，但面对英、美、荷三国，共和国依然觉得胆战心惊。

9月29日，英国以解除日本武装为名，派遣军队进占印度尼西亚。荷兰政府也以盟军名义从欧洲派兵在雅加达登陆。10月25日，6000名英属印度军队来到泗水，和共和国的2万名正规军、12万非正规军展开了战斗，战争持续到10月30日，苏加诺按照英军的要求停火。由于英军的司令官战死，英国人派了更多的部队前来增援。11月，英军开始在雅加达市内进行血腥扫荡，共和国方面伤亡惨重，丧失了许多武器，却让英国人见识到印尼人顽强抵抗的精神。

进入11月，共和国的领导层发生了变化，代表土邦王公的苏丹沙里尔成为总理，共和国的国会制内阁取代了总统制内阁。苏丹沙里尔要求荷兰承认印尼共和国，此时，荷兰也意识到，已经不能用以往的眼光看待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了。1946年，在恢复中立的英国主持下，荷兰和印尼签订了《林芽椰蒂协定》，荷兰承认印尼共和国的合法性，但是印尼的婆罗洲、苏拉威西和马鲁古群岛等地仍受荷兰控制。

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荷印战争，此后，荷兰和印尼之间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荷印战争，直到1949年12月，荷兰终于向印尼移交了主权，作为一个拥有16个邦的联邦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拥有与荷兰平等的国际地位。12月27日，临时政府成立，苏加诺任总统，哈达任总理。

在印尼，苏加诺是1.05亿印度尼西亚人民心中的“伟大革命领袖”，是印度尼西亚的国父，是他领导印尼国民从荷兰长达350年的统治下赢得独立，并建立了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全名库斯诺·索斯罗·苏加诺，在印度教经书《摩诃婆罗多》中，“加诺”是英雄的名字。于是，从童年时期开始，人们就只叫他苏加诺。

1901年，苏加诺出生在爪哇岛的泗水，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僧侣的女儿，由于父亲是穆斯林，而母亲是印度教徒，使得苏加诺的思想交织在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教文化中。小时候，苏加诺的家境并不富裕，他得以体验普通百姓的贫困生活。

15岁时，苏加诺进入荷兰语中学读书，住在父亲的朋友阿米诺托家中，这位阿米诺托叔叔成为苏加诺成长路上的榜样。当时，印尼的民族主义兴起，而阿米诺托恰好是伊斯兰教联盟的主席，在阿米诺托身上，苏加诺学到了作为一个领导人应该具备的组织能力和口才。进入大学后，苏加诺的头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在《青年印度尼西亚》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一思想在印尼独立后被他发展为“纳沙贡”思想，即“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

在印尼独立之初，美国是支持苏加诺的独立运动的，不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情局就格外留意他的活动了，原因在于苏加诺采取了一些令美国不甚愉快的行动。苏加诺在访问美国之后，访问了苏联和中国，他从东欧购买武器，并将荷兰人在印尼的私有财产收归国有。在首次国会大选中，苏加诺正式当选印尼总统，而且，印尼的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了25%的选票，这些信号对于美国人来说，都是潜在的危机。

苏加诺效仿纳赛尔、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让美国很头疼，逐渐靠近共产党阵营的倾向也让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受损。当共产党发展为印尼的第一大党，成为苏加诺对付陆军的可靠力量时，印尼的右翼势力非常恼火，特别是陆军中的右翼势力更加深了对苏加诺的怨恨。

当时，印尼是远东地区除了中国之外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情局不愿看见，这个人口大国逐渐倾向于共产党，甚至成为苏联集团的一分子。此外，中情局在印尼收集的情报显示，印尼有大量未开发的石油，可是，苏加诺似乎没有兴趣和美国人做生意。如此一来，苏加诺无疑成为美国人的头等目标。于是，中情局又开始行动了。

1957年8月1日，中情局的远东部长厄尔默带着7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跑到了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成立了指挥站，中情局的特工们开始寻找反对苏加诺政权的军官和其他试图争夺权力的指挥官，策划着一场秘密的颠覆行动。与此同时，厄尔默听闻苏加诺好女色，除了娶了四位夫人之外，不时地还会传出桃色新闻，厄尔默将这一点看作是苏加诺的软肋，想要狠狠地打击一下他的声望。

苏加诺访美时，一行人在美国四处周游，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中情局的特工就去打前站，为苏加诺挑选女色。特工会到当地的警察局，对提供性服务的女性进行政治审查，确定没有问题后，就会送去给苏加诺享用。苏加诺访苏时，苏联的克格勃也为他做了类似的准备，很显然，克格勃比中情局技高一筹，在献给苏加诺的姑娘中，其中有一位就是克格勃的特务，而且，他们每一次约会都被克格勃拍了下来。

这位金发女郎的公开身份是苏联的空姐，很快，她就被苏加诺“征服”，还三番两次地跑到印尼去看他。不知是苏加诺果真坠入了情网，还是碍于苏联的关系逢场作戏，不管怎么样，苏加诺已经中了这出美人计。

利用这一层关系，中情局决定拍一部主角是苏加诺和这位金发女郎的色情电影，诋毁苏加诺的形象。于是，中情局找到了一个很像苏加诺的男人和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女，将他们带到和克里姆林宫的房间非常类似的房子里，摆出准备做爱的样子，然后用摄像机拍下来。中情局在拍摄录像带时，并不知道苏联的美人计已经破产了。当克格勃的官员将偷拍到的情色录像带放给苏加诺看，试图讹诈苏加诺时，苏加诺问克格勃可否将录像带带回国去，以便在国内公演，这样戏剧性的提问搞得克格勃官员目瞪口呆，克格勃的行动失败了。

不过，中情局的行动还是产生了一些效果，为了怕人看出片子中的苏加诺是假冒的，中情局只把几个静止的画面公开。接着，这些画面在亚洲和欧洲的媒体上出现，印尼国内则谣传苏国父和苏联女特务有染，最后，苏加诺不得不断绝和金发女郎的来往。此时，有人开始反对苏加诺，有人对他失去了信任。

1965年，印尼国内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苏加诺任总统时期，印尼的政局并不稳定，经济也不景气，人民生活困苦，经济危机引发了更多的政治危机。加上中情局和印尼右翼之间的密谋，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即将浮出水面。

10月5日，野心勃勃的右翼将领准备发动一场政变，可惜计划败露，苏加诺的警卫部队指挥官翁东中校带领亲苏加诺的军官，在印尼共产党的支持下先发制人，以阴谋发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军事政变为由，在雅加达处死了六名陆军将领，其中包括陆军司令亚尼。这就是60年代世人皆知的印尼“九卅事件”。

苏加诺的先发制人为反共的右翼军官提供了借口，10月1日，时任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的苏哈托调动大量兵力控制了首都雅加达，并借助电台和报纸大肆宣传，指责“九卅事件”的主谋就是印尼的共产党。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印尼的左翼团体备受摧残，主要领导人艾地等人全部被杀。

右翼军人一边逼迫苏加诺让权，一边在媒体上宣传中国政府支持了“九卅事件”，连事件发生的时间——10月1日，也和中国的国庆日扯上了关系。一时间，印尼国内掀起了反华热潮。从11月2日起，数千人袭击了中国驻印尼的各领事馆，疯狂的印尼人将大使馆内的文件档案、书籍付之一炬，驻印尼的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也被殴打致伤。同时，军方还污蔑印尼华侨也参与并支持了“九卅事件”，于是，印尼华侨的房屋被焚烧、财产被抢夺，无数华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成千上万名华侨被关进集中营或者监狱，有的则被驱逐出境。

这场政变之后，苏加诺被架空，印尼完全由苏哈托掌控。1966年，苏加诺被迫签署命令，将国家权力转移到苏哈托手中。1967年3月，苏哈托任印尼代总统；一年后成为正式总统。从此之后，印尼在外交上由倾向苏联变成倾向美国。解密的资料显示，在这场屠杀中，英国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曾针对印尼共产党、印尼华人与苏加诺展开一系列的反宣传，中情局的特工则负责编写印尼共产党的名单，一旦其中有人被捕或身亡，美方即在名字上打勾。在英美两国的密切合作中，美国是为了颠覆亲共的苏加诺政权，英国则是为了保护其在马来西亚的利益。

“九卅事件”之后，华人在印尼的日子变得非常难过。在苏哈托当政的31年里，政府不允许印尼的任何地方出现中文，印尼华人不能学习中文，华人不能用中文名字，也不能从政。由于印尼撕毁了中国与印尼的双重国籍协定，一些印尼华人的国籍身份至今含混不清。幸存下来的人在1970年被归于印尼国籍，但是必须放弃中文姓氏。直到今天，印尼华人依然在政治、社会领域受到歧视。

第八章　区域战乱何时了

末代皇帝：巴列维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昔日王宫的众多艺术品和生活用品，其中有许多用绸缎制作的礼服，它们来自伊朗的末代皇帝——巴列维。1980年7月27日，巴列维病逝在埃及开罗，他的一生起起伏伏，曾经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也曾在凄风苦雨中流浪。虽然历史证明他并不是一个英明的领导者，巴列维自己却始终坚信，他能够带领自己的国家走向伟大的文明复兴。

伊朗的王朝早已不复存在，历史却总是可以提供给人们再一次了解过去的机会。他的服装、居所华美无比，他的“经济改革”引来诸多争议，但是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他曾经想要将贫穷落后的伊朗改造成现代化的、文明的国家。可惜的是，他选择的道路并不明智。巴列维政权选择的是攀附美国，试图用西方文明的方式来改造伊朗，事实证明，他不仅跟错了对象，也用错了方法。

1919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出生在伊朗的王宫，他是礼萨·汗王的长子，6岁即被立为王储。父亲非常喜欢他，12岁时，巴列维就被送到了英、美接受西方教育。回国后，巴列维进入父亲为其创办的贵族军校，和他一同学习的都是王室贵族和高级军官的子弟，年轻的巴列维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二战期间，由于父亲的亲德立场，伊朗成为盟军攻打的对象。1941年，在英军、苏军的逼迫下，礼萨·汗宣布退位，巴列维登基。为了防止英国和苏联瓜分伊朗，巴列维选择投靠美国，他成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好友，借美国之力赶走了驻扎在伊朗的英军和苏军。不过，美国势力也趁机进入了伊朗。

巴列维执政后，逐渐将议会立法权和军权收归手中，并且继续推行礼萨·汗主张的政教分离的国策，严禁宗教混入政治。巴列维甚至指责宗教是伊朗现代化的绊脚石。他将巴列维王朝和2500年前的波斯帝国联系在一起，甚至将波斯帝国建立的时间作为伊朗历法计算的起始年。巴列维的内外政策引起了伊斯兰教徒和伊朗左翼人士的不满，1949年2月4日，巴列维出席德黑兰大学的纪念大会时遭到一位左翼分子的枪击，事后，巴列维开始大肆逮捕左翼人士。

巴列维担任国王期间，伊朗出了一位最有领导力和改革力的首相——摩萨台。这位曾经在巴黎、瑞士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教育的伊朗人，曾经在报纸上鼓吹民主、自由和平等，并且主张以法兰西法典为依据改革伊斯兰教的教义。在巴列维王朝初创时期，他先后因反对礼萨·汗称王和抨击礼萨·汗的独裁统治被关进监狱，直到礼萨·汗退位才恢复自由。

1944年，摩萨台当选议会议员后，开始倡议禁止向外国公司出让石油租让权的法案，这一做法让他名声大震，获得了许多舆论支持。1949年，他又公开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制和要求石油国有化。第二年，德黑兰爆发了支持石油国有化的游行示威，在舆论的胁迫下，巴列维不得不任命摩萨台为首相，由他组织新内阁，巴列维国王则被软禁在王宫。

摩萨台出任首相后，马上成立了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接管了英伊石油公司。此前，伊朗的石油完全由英国人通过英伊石油公司控制着，石油的大部分收益也被英国据为己有。仅1950年，英伊石油公司的纯利润就接近了2亿英镑，而伊朗政府仅获得1600万英镑。伊朗人购买国内的石油，甚至比从苏联进口还要贵。这让伊朗国内早已疲敝的经济雪上加霜。

于是，当摩萨台宣布将石油国有化时，受到了大部分人的欢迎。可是，利益受损的英国人却不高兴了，他们和摩萨台谈判不成后，将海军战舰开到了伊朗的外海。摩萨台并没有示弱，反而将谴责英军入侵的提案交给了联合国和白宫，试图通过国际仲裁的方式逼退英国。他还提醒杜鲁门说，英国的攻击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恼羞成怒的英国向美国提议，联手轰走摩萨台。

当初，杜鲁门并不想参与伊朗的内政，在未来一年半的任期内，他可不想惹出什么乱子，给自己的政治生涯抹黑。不过他相信，中情局局长杜勒斯一定对此非常感兴趣。实际上，杜勒斯早已闻风而动，在没有得到总统批准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推翻摩萨台的准备工作。这一行动的代号是“阿贾克斯”，阿贾克斯是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取意中情局即将扮演英雄的角色，前往伊朗拯救受苦的人民。

1952年7月，为了对付英美的威胁，也为了削弱巴列维的专制统治，摩萨台要求兼任国防大臣，这一要求被巴列维拒绝。摩萨台以辞职相要挟时，巴列维竟然真的接受了他的辞呈。随后，伊朗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旨在支持摩萨台。为了防止局面继续混乱下去，甚至发生社会动乱，巴列维被迫再次任命摩萨台为首相，并且授予他国防大臣一职。

摩萨台重新任职首相，手里拥有了更大的权力，便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他下令解散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甚至想要通过公投来解散议会；限制国王召见议会领袖和外国使节的权力；政府控制王室财产；试图通过立法剥夺国王的军权……很显然，摩萨台的意图就是一步一步地转变政体，将伊朗变成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巴列维对摩萨台的一系列动作感到非常不安，他非常清楚，如果摩萨台继续改革下去，他的王位一定不保。

1953年初，杜鲁门圆满卸任，新的总统是二战中的“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艾森豪威尔对伊朗的态度没有大的改变，却比杜鲁门更积极一些。顾念到和丘吉尔之间的朋友情谊，也顾念到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艾森豪威尔在得知不少伊朗军方的高级将领都支持通过政变的方式推翻摩萨台后，给中情局拨款100万美元，专门用来完成“阿贾克斯”计划。

多年来，中情局在搜集情报、分析情报方面并没有太大长进，颠覆伊朗政府的手段和用在其他国家的手段如出一辙。首先，通过社会、宗教各方面煽动民众的不满，控制地方的舆论，同时联络国内的反对派，让舆论相信，政变是由于国内政党之间斗争的结果，撇清跟中情局的关系。在伊朗，这些手段被重新复制了一遍，事实证明，中情局在这方面轻车熟路。

在制造舆论的同时，中情局选择了一位反对摩萨台的国会议员萨赫迪，他是一位保皇党人士，誓死效忠国王，恢复王权。为了让萨赫迪在国会选举中以多数票当选首相，中情局开始了新一轮的“烧钱运动”，他们以每星期1.1万美元的经费支出收买伊朗的国会议员，并且制订了详细的政变计划。

正当中情局在如火如荼地做准备时，性格懦弱又优柔寡断的巴列维却成了令他们头疼的第一大难题。由于担心政变失败，王位不保，甚至性命不保，巴列维始终不肯签署将摩萨台撤职的命令，而且，他也不相信军队将领会百分百地支持他。无奈之下，中情局只得前往法国，将巴列维流亡在外的妹妹请回来，负责劝说巴列维。

为此，英国的军情六处提供了大笔现钞，中情局甚至承诺，一旦政变失败，美国将负担王室的费用。妹妹的回归似乎给了巴列维不少信心，但妹妹走后，巴列维又开始懦弱起来。当中情局忍无可忍的时候，负责“阿贾克斯”行动的特工克米特深夜闯入了王宫，将政变计划向巴列维和盘托出，并且以恫吓的手段劝说他签字。在威逼利诱之下，巴列维终于同意了政变。

8月15日，由纳西里上校率领的王宫警卫队冲进了首相官邸，他宣读了国王的诏书，并且准备逮捕摩萨台。谁知，摩萨台事先已经得知他们的政变计划，王宫警卫队很快被摩萨台的军队扣押，随后，摩萨台的支持者和人民党控制了街道，部队和警察设置了路障，一支装甲部队甚至开进了德黑兰。政变失败后，巴列维逃到了意大利避难。

精心策划的“阿贾克斯”行动在最后一秒钟遭遇了滑铁卢，这让中情局和整个白宫都非常沮丧。中情局驻德黑兰站收到了总部发来的“取消行动”的指示，不过，克米特并不想就这样认输。为了挽回残局，中情局从策划者变身为行动者，实现了一次华丽的逆袭。

8月17日，克米特雇佣了一些伊朗人，由他们组织成游行的队伍，在大街上高呼人民党的口号，并对国王的陵墓、宗教设施进行破坏。这次游行给人民党造成了非常糟糕的影响，使得它在群众中的口碑一落千丈。两天后，中情局的特工亲自上阵，带领保皇派的民众包围了国会大厦，砸毁了人民党的报社。萨赫迪指挥坦克占领了国家电台，并对外宣布，巴列维国王撤销了摩萨台的职务。夜幕降临时，中情局和萨赫迪的行动取得了成功，摩萨台仓皇出逃，内阁大臣纷纷遭到逮捕。三天后，原本打算留在国外度过余生的巴列维回到德黑兰，重新坐上了国王的宝座，摩萨台则以“叛国罪”被逮捕。

政变成功之后，中情局听到了无数的赞扬声，但是克米特比任何人都清楚，一切计划之内的行动都不曾令人满意，最后的成功也纯属侥幸。巴列维重新上台后，非常感激美国的所作所为，为了报恩，巴列维将伊朗40%的石油开采权让给了美国。同时，他还邀请中情局帮他组建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然而，民众的态度和政府完全相反，伊朗人在官员腐败、生活艰难的环境下，越来越憎恨美国。直到今天，伊朗依然是世界上反对美国声音最强烈的国家。

从1953年开始，巴列维又统治了伊朗23年，和每一位独裁者的想法一致，巴列维开始相信，他的政权是永远不会倒台的，就像他小时候患重病一样，每一次生病，他都能看到幻影，那是半夜里来保护他的人。因此，巴列维得出结论，他的王朝也是受到天神的保护的，天神要他活着，并且要他完成自己的使命。终其一生，巴列维对此深信不疑，虽然伊朗人并不这样认为。

宗教带来的革命

1978年，伊朗发生了许多大事。1月，反对伊朗君主体制的人走上了街头，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8月，罢工和示威活动让整个国家陷入瘫痪。1979年1月，沙王巴列维被迫流亡海外，而已流外海外15年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到德黑兰；2月，游击队和叛军在巷战中击败了忠于国王的部队，皇室政权彻底崩溃；4月，经过全民公投后，伊朗成为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成为国家领袖。

这就是1978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伊朗社会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由于变化来得太过迅疾，以至于全世界都感到错愕。一场将国家命运彻底改变的革命，瞬间就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而且，仅仅凭借口号和传单武装自己的革命派竟然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花重金建立的国家军队和保安部门，巴列维王朝也因此被埋葬。更重要的是，这场革命发生在伊朗的经济上升期，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是因为饿肚子、生活痛苦而进行革命的。

要想了解这场革命因何而来，我们需要乘坐时光机回到20世纪50年代——巴列维统治伊朗的时代。那时，伊朗的经济非常糟糕，虽然国外的石油公司支付更多的钱给伊朗政府，但是政府的贪污和无能却严重影响了国家收入。新贵阶层和封建地主频繁发生冲突，由于没有银行，商人只能从地下钱庄借流动资金，地下钱庄的利息却高得惊人。与此同时，失业率不断上升，社会和政治动乱不断升级。

1953年，在中情局的帮助下，巴列维重新回到了德黑兰，在配合美国的中东利益的同时，巴列维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伊朗的经济和社会。1962年，巴列维发起了一场名为“白色革命”的运动，旨在引导伊朗脱离中世纪的落后状态，使伊朗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所谓“白色革命”，不同于红色革命，“白色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

为了缩小伊朗国内的贫富差距，巴列维下令进行土地改革、推行广泛的教育计划、为妇女争取更多的权利。在“白色革命”的十二条原则中，第一条便是废除佃农制，将被大地主占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第五条规定修改选举法，允许妇女参加普选；第六条规定建立一支知识分子大军，凡是应征服兵役的高级中学毕业生，均可担任教师。为了扫除文盲，巴列维将大量的知识青年送到了农村，这一做法效果非常明显，到1978年，伊朗的小学在读生从50万增加到500万，翻了近10倍，文盲率从95%降到了35%。一时间，伊朗的工业化水平甚至超过了土耳其。

如果按照一个封建君主的标准，巴列维算得上一位称职的君主，在26年的时间里，伊朗从一个贫穷的、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前十大经济体，成为中东第一军事强国。可惜，这位国王在一个穆斯林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却不是一个合格的穆斯林领袖。巴列维和他的父亲一样，始终坚持政教分离的治国理念，在他看来，阻碍伊朗进步的就是宗教的保守势力。作为一位极端的波斯民族主义者和一个极端的凯末尔主义者，巴列维对国内的穆斯林情感视而不见。他没收了特权阶层的土地，将它们分配给穷人；禁止公务人员戴头巾，将伊斯兰信仰课从普通中小学课程中剔除。在所有场合中，巴列维的王后和公主都穿着袒胸露乳的衣服，以显示伊朗的现代化。

“白色革命”期间，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学术自由、包容的意识形态和先进的教育没能移植到伊朗社会里，相反地，西方大城市中的妓院、酒吧、红灯区却进入了德黑兰等大城市，政府的贪污、官僚主义、出尔反尔的民主制度、秘密警察的统治更加令穆斯林无法忍受。由于片面地追求速度，使得国力无法负担，经济发展失调，通货膨胀，大批工人失业，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导致各种社会矛盾都处在了一触即发的边缘。

在美国的支持下，巴列维扩大军备，加强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特工在伊朗境内无所不在，言论、集会的自由被取消，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被逮捕或者枪毙，后来成为伊斯兰共和国领袖的霍梅尼就是其中之一。

1902年，霍梅尼出生在伊朗中部一个小镇。19岁时，他成为伊朗著名神学家哈伊埃里的学生，并在神学院长期苦修，过着严格的宗教生活。这样的成长经历让霍梅尼的性格刚硬、知识渊博，还练就了他出色的口才。作为伊斯兰教什叶派顶尖学者的霍梅尼从来没有放弃过批判巴列维的统治，早在1942年，他就设想过理想的国家模式，即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1963年3月，伊朗爆发了由宗教势力领导的反国王游行，被巴列维镇压下去。6月，霍梅尼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指责巴列维“像个犹太人”，第二天即被捕入狱。随后，伊朗各地的霍梅尼支持者在德黑兰和其他城市举行抗议游行，又被巴列维镇压下去。霍梅尼获释后，继续抨击国王，批评巴列维的“白色革命”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法规。1964年11月，霍梅尼被驱除出境。在之后的15年里，他先后流浪在土耳其和伊拉克，革命前的几个月，他一直待在巴黎。霍梅尼身在国外，他的演讲磁带却被偷偷运进了伊朗国内，这些磁带在伊朗大行其道，吸引了许多巴列维的反对派。

此时，在经济上大获丰收的巴列维已经高兴得忘乎所以了。他相信，在国际上，只要他和美国站在一起，就没有人能拿他怎样；在国内，人民吃饱了饭，过上了好日子，人人都应该感谢他。所以，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更不了解人民的真实想法，即使民众的怒火已经准备烧掉他的王朝了，巴列维依然在做他的永恒之梦。在一个社会里，少数人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大多数人却一贫如洗，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过去，宁愿放弃眼下变得丰富的物质生活，回到那个虽然不富裕，但是相对公平的时代。

对于中情局来说，伊朗这样的局面是他们期待的吗？显然不是。他们成功推翻了一个民主政府，却扶持了一个暴君，因为他是站在美国一边的。美国对民主的态度向来是虚伪的，他们宁愿要一个听话的暴君，也不要一个民主的硬汉子，这也导致了中情局接下来的失误——他们没有料到巴列维政权会在1979年被推翻。

1977年12月31日，卡特总统访问伊朗，在国王的宴会上，他还称赞巴列维是“中流砥柱”，一直以来，中情局也是这样评价他的，中情局甚至在情报评估中声称，巴列维还可以再当十年的国王。几个星期后，中情局的情报官霍华德·哈特来到德黑兰，看到的却是一片完全不同的景象，甚至可以用悲观来形容。然而，他的上司并不想否定中情局过去二十多年的情报分析，也不想因此左右国家的政策取向，于是，哈特的报告被压下了。随后，中情局向白宫报告，伊朗绝对不可能出现革命。几个星期后，德黑兰街头出现暴动，哈特觉得情况越来越不乐观。

事情起因于1977年10月，霍梅尼的儿子突然死于心肌梗塞，霍梅尼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巴列维的秘密警察所做。于是，伊朗各地的宗教人士举行大规模的哀悼仪式，甚至和秘密警察发生了冲突。1978年年初，巴列维命人在报纸上污蔑霍梅尼，说他拿了英国、印度提供的活动经费，这一举动更加激怒了霍梅尼的支持者。一夜之间，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国王游行，巴列维依然用强硬的手段镇压，结果导致局面加剧恶化。

1978年8月，一场烧死480人的大火将民众的怒火点燃，50万人聚集在德黑兰，高呼“烧死国王”的口号，巴列维的强硬手段非但没有给他带来安宁，甚至迫使更多温和派的人加入了反对国王的行列中。1978 年10月，霍梅尼针对巴列维的妥协做出了回应：“只要国王还在伊朗，我绝不回国。”听到霍梅尼的动员令，示威群众陷入了“处死国王”的狂热中，1979年年初，反对派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巴列维流亡海外，在伊朗延续了2500多年的君主制随之终结。

在汹涌的革命大军涌入首都时，中情局没能先知先觉地预见这场影响巨大的运动，这成为卡特总统怒斥中情局局长菲特纳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中情局的特工真的没有看到革命的蛛丝马迹吗？关键在于，总统和白宫的官员真的希望听到这样的消息吗？如果菲特纳跑到总统面前说：巴列维政权即将崩溃，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政策。很显然，这是不明智的。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需要注意，中情局的特工在冷战模式下形成了一种惯性的思维，他们习惯将目光放在伊朗的“共产主义”上，对于非共产主义，比如伊朗革命的中坚力量——伊斯兰教，根本没有人放在心上。即使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来说，也没有人将宗教真的当一回事儿。在伊朗革命之前，没有人想到，宗教也会被用作政治目的，并发挥扭转乾坤的作用。

由于中情局对情报的筛选和过滤，白宫只能看到他们乐意看到的情报，而不是真实的情报，结果导致美国成为这场革命的受害者之一，美国大使馆成为怒发冲冠的革命青年的攻击目标，在伊朗的美国公民，包括中情局的官员被扣为人质，仓皇出逃的特工连把秘密文件送进碎纸机粉碎的时间都没有。情报上的失误导致卡特政府陷入了“伊朗人质事件”，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逃离德黑兰

1979年，在伊朗革命中获得胜利的革命派冲入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押为人质，由此引发了伊朗人质危机。当大使馆被占领时，有六名美国人从后门逃脱，躲进了一栋公寓中。后来，他们得到了加拿大大使肯·泰勒的帮助，受到加拿大和瑞典的庇护。随后，中情局帮助他们伪造了加拿大护照，使得他们能够在加拿大大使馆关闭那天顺利离开，没有暴露他们的身份。

这六人最终能够安全地逃离伊朗，最大的功臣是来自中情局的特工托尼·门德斯。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擅长制造文件、身份、捏造背景以实施逃离行动。在接到解救流浪在外的美国人的任务时，他选择用拍电影的方式进行掩护——到伊朗拍摄一部以中东风情为卖点的好莱坞科幻电影。

为了将准备工作做足，门德斯找到了一位好莱坞的著名化妆师，伪造了一个位于好莱坞的Studio Six制片公司，制片公司刚刚成立，好莱坞的电影杂志上就刊登了Studio Six的信息以及接下来的拍片计划。门德斯选取了一个名为《光之王》（Lord of Light）的电影剧本，为此，他还请人设计了海报和动作场面以及一些枪战的场面。为了应对最坏的局面，门德斯打算以此为借口向大使馆派遣一支武装力量，在必要的时刻以武力夺回大使馆。

几个星期后，门德斯带着六位美国人在伊朗人的眼皮底下演了一出好戏，他们大摇大摆地走上德黑兰的街头，以选取场景为名掩人耳目，工作完成后，他们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SR-363号航班飞往瑞士，最后转机回到美国。为了照顾伊朗在押的人质和中情局的保密要求，这件事的功劳被记在了加拿大大使肯·泰勒的头上，加拿大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和美国的友好邦交。

以上内容是来自2012年的一部美国电影《逃离德黑兰》。《逃离德黑兰》是导演本·阿弗莱克的第三部电影，在第8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逃离德黑兰》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剪辑、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电影导演四项大奖，成为2012年的最大赢家。电影的英文名字《Argo》正是这场拯救人质行动的代号。Argo一词来自希腊神话，原是一条船的名字，由伊阿宋等希腊英雄在雅典娜帮助下建成。众英雄乘坐阿尔戈号取得金羊毛，后来，这艘船献祭给雅典娜。

1997年，克林顿总统解密了中情局的高级机密文件，Argo行动的来龙去脉才最终为人们所知。后来，来自现实世界的特工门德斯还在中情局的网站上发布了整个营救过程的报告。不得不说，这样的故事有无数的理由应该被拍成电影，而且，当门德斯只身处在被伊斯兰革命军占领的德黑兰街头时，危险系数无法想象，几乎带着“面瘫表情”的本·阿弗莱克是无法通过电影展现出来的。

1979年，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伊朗人一边想着为摩萨台报仇，恢复伊斯兰的禁律，将中情局赶出去，一边还想着将流亡的国王引渡回来，审判以后处死。巴列维辗转了几个国家之后，最后跑到了美国。革命派痛恨巴列维的统治，更痛恨在背后搞小动作的美国人，只要一想到落跑的国王得到了美国的庇护，心中的怒火就喷涌而出。11月1日，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人霍梅尼号召伊朗人民，向美国和以色列示威，在霍梅尼看来，美国政府是撒旦，也是伊斯兰的敌人。

霍梅尼的言论非常具有号召力，很快，美国大使馆周围就聚集了上千人，进行抗议美国的活动。11月4日，美国大使馆门前一如往常，年轻的学生聚集在门口，喊着口号，大声抗议，使馆外事部的年轻夫妇马克·里杰克和科拉·里杰克对这一景象已经习惯了，自从伊朗开始革命运动以来，游行示威每天都在发生，几千人的规模不过是家常便饭而已。

可是，这一天显得有些不同，就在警卫员高声喊着“出事了，出事了”时，数百名自称“伊玛目的门徒”的伊朗学生举着霍梅尼的画像在吵吵嚷嚷中涌入了大使馆，不一会儿，他们就占领了大使馆的主体建筑。警卫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后，大使馆完全被示威的学生控制住。使馆里的职员破坏通讯设备和销毁文件的工作尚未完成，就被俘虏，沦为示威者的人质了。

眼看着整栋办公楼都要被示威者占领，领事官员约瑟夫·斯塔福德和妻子凯思琳，签证官罗伯特·安德斯、亨利·沙茨和里杰克夫妇正在考虑，是束手就擒，还是想办法逃生。如果被示威者俘虏，未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可是，一旦他们走出使馆区，随时都有可能被逮捕或者杀害。权衡一番后，里杰克等人决定逃走。他们一行六人从办公楼的后门溜了出去，小心地躲过示威人群后，里杰克等五人躲进加拿大大使肯·泰勒的家里，亨利·沙茨则躲进了瑞典外交官的家里，瑞典大使馆关闭后，他也偷偷溜进了肯·泰勒的家里。

一开始，示威者们并没有想过劫持美国人作人质。当时，示威运动的领导人易卜拉辛·阿什加代伊不过是一名大学生，他们的计划只是占领美国大使馆几个小时，以抗议美国干涉伊朗内政。当他们翻墙进入大使馆时，局面却开始失控，情绪激动的学生将抗议行为演变成了劫持人质事件，经历过短暂的喜悦之后，他们陷入了无奈的境地，接下来的路，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走了。

美国大使馆被占领后，德黑兰的其他示威队伍很快就收到了消息，一时间，数万人走到街头欢呼庆祝。此时，霍梅尼刚刚得知示威者劫持使馆人员的事件，看着伊朗群众的势头，他只能选择支持。于是，一场单纯的抗议活动变成了由国家主导的外交事件。当人们看到这件事已经不可能马上解决时，占领大使馆的学生开始招募志愿者，分别负责人质的看管、饮食和住宿，还有人负责将已经粉碎的文件拼贴起来，有的人则专门负责破译密码。

外交人员被劫持后，卡特总统写信给霍梅尼，希望伊朗能够和平解决冲突，可惜被霍梅尼拒绝了。霍梅尼要求美国把巴列维国王、英国把首相赫蒂亚尔引渡回伊朗，“如果不把他们交出来，至少要将他们赶走”，卡特同样拒绝了霍梅尼的要求。同时，卡特开始对伊朗施加经济和外交制裁，从1979年11月12日起，美国终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一些伊朗人被驱逐出境；大约价值80亿美元的伊朗在美财产被冻结。和谈失败后，卡特请联合国秘书长从中斡旋，又拿出国际法指责伊朗扣押人质是犯法的，结果都没有奏效。这时，卡特只剩下两条路走，要么满足霍梅尼的要求，要么进行军事营救，很显然，他更倾向于后者。

由于轰轰烈烈的伊斯兰革命，中情局在伊朗的情报网暂时失灵，连仅有的三位特工也成了人质，被扣押在大使馆里。中情局讨论过后，决定由技术部门的托尼·门德斯来执行人质营救任务，而他首批营救的对象就是流落在外的六名外交人员。门德斯向来以“易容术”闻名于中情局，他曾多次帮助中情局的特工制造假身份，成功逃离险境，这一次，门德斯决定继续采用类似的手段。

在国务院提出的“假扮教师”和加拿大政府提出的“假扮农作物营养学家”的建议纷纷被否掉后，门德斯想到了一个奇妙的计划：假扮电影摄制组。一位来自好莱坞的制片人，准备拍一部电影，于是带着摄制组前往伊朗考察外景地，这样一来，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何六个美国人会在敏感时期滞留在伊朗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时的伊朗非常欢迎外国公司进入伊朗，只要开展商务活动，就意味着大笔的美元进了伊朗人的口袋，因此，电影投资会变成一件非常受伊朗政府欢迎的事。

之后，就像电影《逃离德黑兰》中所演的那样，6名人质顺利地回到了美国，关押在大使馆中的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从被劫持那天起，伊朗方面只释放了13人，大部分是女性和非裔美国人。其他人则被赶进了大使馆的仓库，负责将从美国学校运来的图书分类，同时，人质也可以通过读书来消磨时间。示威者并没有枪杀人质的意图，不过，他们时常将蒙上眼睛的人带出来，在他们耳边放空枪，许多人质被吓傻。

1980年4月，卡特总统批准了一个代号为“鹰爪行动”的军事营救计划。由于德黑兰四周环绕着沙漠和山脉，因此，营救行动就需要跨军种联合进行。按照计划，营救计划只需要两个夜晚就可以完成。美国空军从阿曼集结了8架直升机，飞到距离德黑兰城区8万米的地方，飞机上的伞兵在中情局的配合下，乘坐卡车进入大使馆，救出人质后，将他们送到附近的一个足球场。这时，8架直升机会将人质送到曼札利耶空军基地。

营救计划构想得非常完美，不幸的是，伊朗的天气并不打算配合美军的行动。4月24日，气象预报员说，夜晚晴天，伴有满月，能见度极佳。可是，8架直升机在飞行中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哈布风暴。就在所有直升机都陷入糟糕的境地时，第二场风暴再次来袭，不允许使用无线电设备的飞行员只能在完全分不清方向的情况下飞行，结果，当他们到达预定地点时，比约定的时间晚了近一个小时。由于无法按照原定计划实施救援，直升机在补给燃料后开始返航。由于能见度不佳，其中两架直升机相撞，造成飞机坠毁，8名飞行员遇难。

谈判不成，救援不成，美伊两国一下子陷入了僵持的状态。到了7月，巴列维国王病逝，一时间，伊朗人手里的人质变成了烫手山芋，革命军也不知道该放，还是该留。很快，美国国内进入新一轮的总统大选，卡特因为没能圆满解决伊朗人质危机，失去了大量的支持者，在选举中败给了罗纳德·里根。

1981年1月20日，里根总统上任，就在里根就职典礼后几分钟，伊朗宣布释放已经被扣押444天的人质。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同意解冻伊朗在美的80亿美元资产，并且保证不会就人质事件起诉伊朗。有人分析说，人质事件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是因为伊朗政府和里根的参谋团暗地里进行交易，目的就是为了拖住卡特，使他失去连任的机会。果真如此的话，这场人质危机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不管这种猜测是事实也好，是阴谋论也好，有一点始终是毋庸置疑的：在政治上，所有人的手都是脏的。

失落在阿富汗

阿富汗是一个亚洲中西部的内陆国家，长期以来，它就像是一个中世纪的孤岛，坐落在亚洲的心脏地区。阿富汗和临近的国家在语言、宗教上都有联系，这些联系并没有为阿富汗的发展提供便利，因为地处内陆、交通不便，可耕地不足农业用地的三分之二，直到今天，阿富汗依然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久经战乱破坏，阿富汗的基础设施所剩无几，大量未爆的地雷、非法鸦片与海洛因使得这里处处充满着危险和犯罪。

在二战之前，阿富汗一直被英国、苏联反复争夺，战后，欧洲国家忙着自己休整，阿富汗的命运就掌控在美国和苏联的手中。就像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阿富汗也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较量的棋子，在夹缝中求生存。一直以来，苏联是阿富汗最大的援助国，苏联人将阿富汗看作全球战略的“南方战区”，只要通过阿富汗进入印度洋的暖水港，苏联就可以切断欧洲和远东的联系。为了实现南下的战略，苏联在阿富汗经营多年，还通过经济援助、军事援助等手段，在阿富汗建设了公路、空军基地和喀布尔国际机场。

就在苏联逐步实施南下计划时，美国也跟着搅和进来。伊朗进行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丢失了在中东的重要棋子，于是，阿富汗成为美国的新目标。在长达十年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终于挤走了苏联，将阿富汗揽进了自己怀中。

1973年7月，阿富汗的前首相达乌德发动了政变，推翻了堂兄查希尔的政权，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国。达乌德担任国家元首后，不甘心做苏联的附庸，甚至采取了疏离莫斯科的政策，为此，勃列日涅夫曾经劝过他，不过，达乌德执意要做一个“独立国家的总统”。达乌德的态度惹恼了勃列日涅夫，他并不知道，苏联可以将他扶上马，也可以将他拉下马。

1977年4月，达乌德访问苏联回国后，政权就被一批青年军官推翻，达乌德在政变中被处死。很明显，政变是苏联一手策划的。在苏联的支持下，阿富汗成立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由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塔拉基任主席。

其实，这个人民民主党就是苏联扶植起来的组织，所有成员都是亲苏人士，只要阿富汗的领导人对苏联有任何形式的疏离，苏联就会采用政变的形式，推举另一位人民民主党党员成为国家领导人。此外，人民民主党内部也是派别林立的，以塔拉基为首的“人民派”和以总理阿明为首的“旗帜派”就是一对死对头，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往往决定了政权更迭的速度。

塔拉基出任总统后，开始在首都喀布尔之外推行土地改革计划，这一计划由一群毫无经验的官员执行，他们的思维简单、作风粗暴，导致整个计划最终失败。随后，农村地区爆发了反抗行动，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反抗行动蔓延到了29个省，后来，反抗行动中加入了伊斯兰团体，自发参与反抗的人们也变成了“圣战者”，激进的圣战者甚至杀死了一些苏联顾问和他们的家人。在此期间，阿明的秘密警察非但没有试图阻止，反而深入到农村地区煽风点火。1979年9月，原本准备逮捕阿明的塔拉基被阿明推翻，阿明成为阿富汗新的领导人。

阿明上台后，开始大量清洗政府内的亲苏人士，还公开指责苏联帮助塔拉基策划政变，苏联几次邀请他访问莫斯科，阿明都无动于衷，甚至要求苏联撤回他们的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如果说，阿明的这些举动勃列日涅夫尚可容忍，当他向美国请求援助时，苏联真的感受到了威胁。勃列日涅夫意识到，再这样下去，苏联即将失去对阿富汗的控制。如果真的是这样，还不如直接由苏联人统治阿富汗。

1979年9月底，苏联打着“支援阶级兄弟”的旗号，出兵阿富汗。莫斯科的强硬派相信，只要动用武力，阿明一定会乖乖就范，但是他们猜错了，当苏联的5000人部队开进了喀布尔，阿明依然没有屈服的意思。经过12个小时的激战后，阿明被击毙，忠于阿明的2000名士兵被杀，几天之后，苏联推选了卡尔迈勒为新总统。

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并没有感到错愕，或者说，美国只是没想到，苏联的行动速度竟然如此之快。因为，美国一直都秘密地参与了农村的反抗行动。1979年上半年，中情局就开始援助圣战者，目的就是为了激起苏联的怒气。当苏联真的挥兵南下时，美国就可以将行动从地下转到地上，用冷战模式支持阿富汗一切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

美国对越南战场上的失败始终耿耿于怀，这一次在阿富汗问题上将苏联拖下水，也是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尽管卡特政府非常清楚，为了打击苏联而支持圣战者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择。因为，支持圣战者也就意味着支持一个极端的恐怖组织，在众多圣战派别中，由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游击队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组织，他们疯狂地奉行原教旨主义，对于拒绝戴面纱的女子，他们的惩罚方式是向她们的脸上泼硫酸。即使是与伊斯兰党游击队有过接触的中情局特工，也喜欢用恐怖、残暴、法西斯分子和独裁者来形容他们。可是，如果要在苏联和圣战者之间选择其一，美国人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在政治利益面前，解放东欧、结束冷战，远比遏制激进的穆斯林组织更有意义。

于是，美国开始了一项二战后规模最大的秘密行动。研究表明，美国给了圣战者至少30亿美元，此外，作为协调人的中情局还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对苏联的势力。中情局从阿富汗难民中招募学员，将他们培养成圣战者；通过埃及、波兰、以色列等国家，中情局将大量的武器运到了阿富汗境内。

1981年，里根当选总统，并延续了卡特政府的军事政策。在他的主张下，国会增加了对阿富汗战争的支援，毕竟，对于新政府来说，这是一笔相当丰厚的收入。从1985年开始，里根决定让圣战者使用高性能的武器和高级的军事技术，重挫一下苏联的士气。为了将武器运输给抵抗组织，中情局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运输网络，他们甚至用几千头骡子经过巴勒斯坦的崎岖山路给阿富汗运送武器。从1986到1989年，圣战者获得了1000多枚高性能肩扛式防空导弹，这些都要归功于中情局的劳心劳力。

在情报方面，中情局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不停地往返于华盛顿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以帮助圣战者制订行动方案。中情局派出了11个情报小组，指导圣战者的进攻。中情局的特工还当起了教员，负责训练巴基斯坦人建立学校，提供安全通信、游击战等方面的培训。经过训练的圣战者在喀布尔开展了无数次的炸弹袭击和暗杀行动。

由于苏联是非正义的一方，从战争一开始，国际社会就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得到了国际支持的阿富汗人民进行了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苏联却因为出兵侵略别国遭受了国际上的广泛批评。整个20世纪80年代，苏联陷入了完全孤立的状态，在国际会议上，阿富汗战争成为永恒的议题。为了抵抗苏联，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家纷纷宣布不会派国家代表团出席1980年由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结果导致这届奥运会只有80个国家参加，苏联独揽了一百多块金牌。与此同时，身在阿富汗的苏联士兵开始军心涣散，有的士兵甚至开始吸毒。

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1986年2月，苏联表示愿意通过政治渠道解决阿富汗问题。1988年，苏联、美国、阿富汗喀布尔政权和巴基斯坦四国外长在日内瓦签署了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协议。协议规定，苏军从1988年5月15日起，在9个月内全部撤出阿富汗。纳吉布拉代替卡尔迈勒，担任人民民主党总书记一职，第二年，纳吉布拉被选为总统。

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批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在历时9年多的战争中，阿富汗有130多万人丧生，500多万人流亡国外，沦为难民；在阿富汗作战的苏联士兵累计伤亡5万余人，耗资450亿卢布。这场战争削弱了苏联的国力，也改变了苏联的全球战略。

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说，帝国的过度扩张必然导致败亡。阿富汗战争让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第一次受挫，从此以后，苏联开始走下坡路。原本经济困难的苏联在战争后雪上加霜，苏联后来的解体或多或少都和阿富汗战争有点关系。

美国在战争中花了不少钱，结果没有蚀本，反而赚得盆满钵盈。美国控制了阿富汗这个核心要塞，也同时牵制了苏联和中国两个大国，美国称霸世界的局面开始定型。不过，中情局为了打击苏联，培养了许多极端的宗教组织，塔利班恐怖组织就是其中之一。未来的二十多年，塔利班却成为最令中情局头疼的问题。

第九章　与沙漠枭雄的较量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从1980年9月22日开始，伊朗和伊拉克之间进行了一场长达8年的边境战争，这就是两伊战争，又称为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在这场马拉松式的消耗战中，伊朗和伊拉克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却一边数着钞票，一边感叹着：终于在中东站稳脚跟了。

两伊战争之前，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领土相邻的国家已经有上百年的恩怨纠葛了。它们都是亚洲西南部的国家，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两国有1280千米长的国界线。在国界线的南段，有一条阿拉伯河，河东岸是伊朗最大的海港、著名的石油工业基地阿巴丹和商港霍拉姆沙赫尔；河西岸是伊拉克最大的港口城市巴士拉。

两伊之间的争端，多是由于阿拉伯河，这条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汇合形成的河流，上游在伊拉克境内，向南流入波斯湾，既是伊拉克唯一的出海口，又是伊朗阿巴丹炼油厂的出海口。两伊战争的导火索，就是伊拉克试图独占阿拉伯河。

当然，两伊之间也存在宗教斗争和民族矛盾。在宗教信仰上，伊朗和伊拉克都信仰伊斯兰教，而且，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不同的是，伊朗的什叶派掌握国家政权，伊拉克则由逊尼派掌权。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试图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推广到整个中东地区，伊拉克当地的什叶派穆斯林对他推崇备至，霍梅尼还公开号召伊拉克民众推翻萨达姆的政权，这让萨达姆非常不爽。

此外，霍梅尼和萨达姆也有个人恩怨。当年霍梅尼遭到驱逐，曾经流浪到伊拉克境内，萨达姆以“煽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叛乱”的罪名将霍梅尼驱逐出境，迫使他辗转法国。霍梅尼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并发誓要复仇。此外，和霍梅尼相比，刚刚掌权的萨达姆渴望通过一场战争，获得海湾地区的霸主地位，从而主导中东的石油贸易。

在民族问题上，伊朗的主要人口是波斯人，伊拉克的主要人口则是阿拉伯人，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有过不少冲突，积累了不小的宿怨。此外，伊朗和伊拉克境内都有一个少数民族——库尔德族。伊朗支持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自治，伊拉克则支持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反对当局。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首先挑起了战争，将飞机和导弹投送到了德黑兰等15个城市。首轮空袭过后，伊拉克于23日凌晨出动了地面部队，分三路向伊朗发起进攻，试图一鼓作气攻占德黑兰。开始时，主动进攻的伊拉克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伊朗的军队节节败退。到了10月底，伊朗抵挡住了伊拉克军队的全面进攻，1982年3月，伊朗军队顺利转入反攻，6月29日，伊拉克军队退回到国内，两国边界又回到战前的状态。

伊拉克挥兵入侵之前，中情局就预测到战争发生的可能，即使萨达姆不先发制人，霍梅尼也会选择进攻。不过，这时候的中情局并没打算插手其中。霍梅尼上台后，伊朗成为极端反美的国家，伊朗人质事件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更是陷入了僵局。

在伊拉克的历史上，历届总统都主张亲苏，将美国看作头号敌人，因此，美国只想着坐山观虎斗，看两伊之间上演一场好戏。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则瞬间分成了两个阵营，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支持伊朗，科威特、阿联酋、沙特等国则支持伊拉克。

面对伊拉克的强势入侵，伊朗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装备太过落后，导致战场上四处受困。伊朗得罪了美国，自然也不会得到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当伊朗最需要外援的时候，苏联老大哥站了出来，通过叙利亚向霍梅尼提供了大量导弹和武器。

与此同时，伊拉克使用的也是苏联提供的武器。一来是因为历届政权留下来的传统，二来是因为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萨达姆主政伊拉克时，也从苏联进口武器，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中国、法国。两伊都使用苏联的武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价格便宜，简单实用。和美国那些高端的、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使用的先进武器相比，苏联的武器便宜又耐用，特别适合伊朗、伊拉克这种经济上不宽裕、军人文化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使用。

有了苏联的军事支持，伊朗开始反击伊拉克。1982年7月，伊朗集结了10万人的军队，开进了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地区，经过两个月的拉锯战，伊朗军队占据了绝对的上风，控制了伊拉克境内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0月，伊朗又出动了5万军队，攻入伊拉克北部的曼达利地区，直接威胁到巴格达。数次战役中，伊拉克只能以守为攻，勉强守住防线。

面对这种局面，中情局必须有所行动了。美国本来打算打着中立的旗号，不倒向任何一边，可是，美国也不想让伊朗统治伊拉克，进而征服整个阿拉伯世界。那样的话，中东地区将不会再有美国的位置。

面对伊朗将士兵源源不断地运输到前线，沙特阿拉伯开始担忧起来。于是，沙特阿拉伯首脑一边和萨达姆会面，劝说他接受美国的帮助，一边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里根政府援助伊拉克。中情局和五角大楼商量一番后认为，和让美国丧尽颜面的霍梅尼相比，萨达姆看起来好一些，于是，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选择支持萨达姆一方。

实际上，两伊战争并不是萨达姆第一次接触中情局，他们之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8年，伊拉克军官卡塞姆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伊拉克王室。卡塞姆上台后，便开始倒向苏联，不仅从苏联购买大批军火，还安排反美党派进入政府部门。卡塞姆的政策让美国非常愤怒，杜勒斯甚至认为，伊拉克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于是，中情局资助了一个“六人暗杀班”，准备刺杀卡塞姆，时年仅有20岁的萨达姆·侯赛因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紧张和胆小，萨达姆和他的伙伴在刺杀行动中失败。后来，他逃到了叙利亚，辗转到了黎巴嫩和埃及。不过，卡塞姆终究没能躲过被暗杀的命运，1963年2月，卡塞姆被复兴社会党成员暗杀，很显然，这也是中情局策划的行动，甚至得到了肯尼迪的批准。政变结束后，复兴社会党掌权，由萨达姆的恩师贝克尔出任总统。1979年，贝克尔辞职，政权转移到萨达姆的手里。萨达姆之所以能够顺利地主政，和中情局的介入有很大关系。

凯西选择支持伊拉克后，中情局和萨达姆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一开始，当中情局想要帮助伊拉克时，萨达姆粗暴地拒绝了。在战场上频频失利后，萨达姆决定接受中情局的“好意”。随后，中情局开始为萨达姆提供关于伊朗的情报，中情局有一个专门的情报小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将间谍飞机拍到的战情照片送给萨达姆，照片上伊朗军队调动情况一目了然。在中情局的计划中，还有60名国防情报局的官员秘密向伊拉克通报伊朗的军事部署、作战动向等情报，并帮助伊拉克制订空袭计划和评估轰炸效果。

萨达姆深知中情局是这个世界上“像鬼一样的机构”，但是从来没有见识过它的真面目。当中情局的官员拿出来他们掌握的情报时，萨达姆傻眼了。中情局掌握的资料比伊拉克情报部门掌握的多十倍，伊朗军队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萨达姆不仅相信了这些看似文弱的中情局官员，甚至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按照中情局的安排，调整了军队和政府部门，将军事指挥权交到了真正懂军事的人手里。

1984年4月，伊朗和伊拉克转入互攻互守的阶段，两伊战争进入消耗战状态。1988年，经过四年的僵持后，伊拉克的军队开始按照中情局提供的作战计划发动进攻。2月，在中情局的帮助下，萨达姆的军队破坏了伊朗阿佛半岛上的雷达，使得阿佛半岛的军队通讯失效了三天。这期间，伊拉克的军队发动了突然袭击，导致伊朗的军队损失惨重。7月，伊拉克已经收回了丢失的所有土地。

当时，国防情报局和中情局的官员为了保证伊拉克不会输给伊朗，甚至默许伊拉克军队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里根总统虽然表面上谴责，暗地里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对美国利益来说，是否使用化学武器无足轻重，美国的目的是控制住富有石油资源的海湾地区。在两伊战争中的态度，也表现出美国政治“现实主义”的一面。

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1987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598号决议，要求两伊立即停火。伊拉克第二天就接受了这一决议，停止袭击伊朗的海上目标以表诚意，伊朗在1988年才宣布接受第598号决议。不过，两国在后续的和平谈判中并没有达成共识。直到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伊朗终于逼迫伊拉克接受伊朗对阿拉伯河有一半的主权、伊拉克从伊朗领土撤军等和平条件。

在历时八年的战争中，伊朗和伊拉克都损失惨重。伊朗伤亡和被俘108万人，伊拉克伤亡和被俘48万人，两国的军费开支近2000亿美元，经济损失达5400亿美元。对两国来说，庞大的军费开支严重拖累了经济发展，双方的综合国力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战争结束后，两国仍然处于敌对状态，直到伊拉克从伊朗撤军，两国才恢复外交关系。

对于是否应该扶持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美国国内一直存在争论。按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分析，萨达姆不过是众多独裁者之一，美国一旦帮其摆脱危机，他很可能会反咬一口，成为美国新的敌人。甚至有人推论，如果伊拉克交给萨达姆，必将变成顽固守旧的恐怖主义国家。可惜，这一意见并没有被白宫采纳，凯西也没有放在心上。他们根本不在乎未来的趋势，他们要的只是眼前的利益——打败伊朗，阻止伊斯兰什叶派的扩张。

多年后，萨达姆果真和他的“亲密战友”决裂，走向了美国的对立面。为此，中情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多人对这种局面已经习以为常了，中情局似乎永远在寻找听话的朋友用以对付强劲的对手，到头来发现，每一个强劲的对手都是他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不知道，中情局打算将这种模式延续到什么时候？

伊朗门事件

1986年11月2日，黎巴嫩《帆船》周刊披露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秘密访问伊朗和偷运武器的消息。这一消息的曝光让美国和伊朗的政界人士颇为惊讶，也瞬间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

时任伊朗外长的拉夫桑贾尼在11月4日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在两伊战争期间，麦克法兰的确到过伊朗，他是带着四位助手、持爱尔兰假护照、装扮成机组人员入境的。下了飞机，他就找到机场的官员说，他们是美国人，为伊朗领导人带来了里根总统的礼物。所谓的礼物，除了一本带有里根签名的《圣经》之外，还有一把手枪和一块做成钥匙形状的蛋糕。东西看似平淡无奇，却代表了深刻的含义，手枪意味着武器，钥匙形状的蛋糕则意味着美国想要打开伊朗的大门。

麦克法兰的伊朗之行引起了伊朗高层的重视，当天夜里，伊朗就召开了领导人会议，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讨论后，依然没有得出结果。最后，他们选择向霍梅尼请示，霍梅尼表示，不要理他们，也不接受他们的礼物，随后，麦克法兰五人被关在了饭店里，五天后被驱逐出境。

《帆船》周刊的新闻瞬间搅动了西方媒体，一时间，美国的电视、电台、报刊、杂志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们纷纷活动起来，试图探听到更详细的内情。麦克法兰成为记者追踪的新闻人物，总统里根则陷入了政治危机，依循尼克松“水门事件”的传统，人们将这次危机称作“伊朗门事件”。

伊朗门事件起源于两伊战争期间黎巴嫩的绑架事件。1984年到1985年，西方国家驻黎巴嫩的外交人员、记者、教师等纷纷被绑架，其中有七名美国公民，绑架他们的是黎巴嫩的民兵组织。为了解救人质，美国曾经试图通过叙利亚同民兵组织交涉，可是，他们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如美国帮助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法国和科威特等地的黎巴嫩战俘。绑架者甚至扬言，如果美国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将逐个处决人质。1985年下半年，他们处决了中央情报局贝鲁特站站长巴克利。此时，美国已经不再寄希望于叙利亚，转而去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

根据中情局的了解，真正控制这个民兵组织的是伊斯兰的圣战者组织，于是，美国决定放下抵制伊朗的姿态，暗中试探伊朗的态度，通过伊朗解决人质问题。伊朗的反应并不符合美国的预期，霍梅尼不肯合作，在他眼里，美国从来都是魔鬼撒旦，是罪犯的领袖。

此时，在霍梅尼领导下的伊朗情况也不甚乐观。和伊拉克开战之后，由于霍梅尼奉行“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外交政策，伊朗在战场上饱受设备落后、补给不足的折磨。伊朗的大部分武器都是来自过去美国的援助，自从美国对其实行军事制裁之后，损坏的武器常常因为缺少零件、弹药而丧失了功能，战争初期，伊朗军队根本无法抵挡伊拉克的进攻。

与此同时，中情局局长凯西从以色列人那里获得消息，深陷战争困境的伊朗急需美式的飞机零件和反坦克、地对空导弹。如果能够向伊朗提供军火，或许可以促使黎巴嫩方面释放人质，同时，还能改善美伊关系，牵制萨达姆称霸海湾的野心。这个一举多得的计划很快得到了麦克法兰的支持，还被命名为“麦克法兰计划”，总统里根对此也非常清楚。在外交上，伊朗已经成为美国的敌人，国会明令禁止向其出售武器，于是，“麦克法兰计划”只能经由第三方国家偷偷地进行。

1985年7月，伊朗驻欧洲的大使纷纷回国述职，准备接受霍梅尼的指导。见到霍梅尼后，他们却听到了一个令人惊骇的消息。霍梅尼表示，为了伊朗的利益，如果华盛顿改变政策，可以考虑和美国接触，前提是一定要保密。霍梅尼的决定让大使们非常吃惊，这个身体残弱的老人还是不断高喊“伊朗和美国不共戴天”的领袖吗？

考虑到伊朗的声望和尊严，伊朗也想要通过第三方和美国联系，他们和美国一样，想到了以色列。以色列向来是亲美的国家，和伊朗从来不是一个阵营，霍梅尼将其视为永远的敌人。但在两伊战争中，出于遏制萨达姆政权的考虑，伊朗和以色列在私下里进行军火交易。8月，美国驻贝鲁特大使收到消息，伊朗政府内部有些人对美国感兴趣，同时，在海牙国际法庭和美国打官司的伊朗官员也表示，伊朗政府的部分领导人想要和美国谈判。

经过以色列的牵线搭桥，9月，美国的“陶”式反坦克导弹、飞机零部件和弹药经由以色列人之手运抵德黑兰，不久后，美国人质本杰明·韦尔获释。美国人觉得这个计划可行，决定继续和以色列合作。此时，针对是否继续和伊朗交易的问题，华盛顿的官员们开始激烈地争吵。一方认为应当停止和伊朗交易，另一方则认为，出于现实的考虑，和伊朗打交道也无可厚非，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麦克法兰计划”暂停，美伊关系又回到了之前的状态。

所以说，人质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除了和伊朗秘密交易之外，那些持敌对态度的人也没有想出更好的方法。于是，交易继续，截至伊朗门事件曝光前，美国向伊朗出售了2008枚“陶”式反坦克导弹、235枚“隼”式防空导弹及其零部件，以此换回了三名人质。在对伊朗出售军火的同时，中情局从中收到了一些回扣，用以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行动。由于美国国会在1982年至1985年期间制定了由里根总统签署通过了一系列禁止向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提供军事援助的法案，在法律上，对尼加拉瓜反政府组织的支持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

即使从政治上考虑，以军火换人质这样的人权措施也不具有说服力。难道，里根政府真的如此大慈大悲，宁愿冒着被法律惩罚的风险，冒着被国会弹劾的风险，来实践美国人的人权思想吗？按照军火销售的数量，平均出售700枚导弹才能换回一个人质，这样的交易真的有人做吗？或者说，参与这项交易的人真的是出于这样简单的目的吗？

在美国知识界，人们习惯讽刺里根总统头脑简单，智商低，根本没有战略头脑，事实证明，他比谁都精明着呢！作为里根政府第三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麦克法兰，从他上任那天起，就将自己的使命定为修复美伊关系，将昔日的小兄弟拉回自己的阵营，牵制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胡作非为。

伊朗陷入两伊战争后，虽然美国表明态度支持萨达姆，却也不想让他一家独大，称霸海湾地区。当麦克法兰得知伊朗陷入购买武器的困境时，他想要通过军火交易，重新拉拢伊朗，这一想法得到了里根总统的批准。至于那几个被俘的人质，算是打开僵持局面的借口，也算是“买一送一”的赠品。

“麦克法兰计划”不仅违反美国的外交政策，也违反国会制定的《武器出口管制法》，不过，里根聪明地打了一个法律的擦边球，使得国会调查时难以追究他的责任。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附加的秘密条款的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总统有权先斩后奏，秘密批准对外军售，只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向国会通报即可。可是，这个合适的时间到底是多久，一个月，半年还是一年？条文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里根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向国会吐露半个字。

伊朗门事件曝光后，美国参议院、众议院成立了两个特别调查委员，全权调查国家安全委员会违反国会禁令，对伊朗销售武器以及中情局将部分所得款项用于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法律调查的同时，批评者则要求里根总统站出来，向美国人民澄清事情真相。1986年11月13日晚，里根通过电视广播首次承认，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确有秘密接触，麦克法兰秘密访问伊朗一事也是事实。里根解释说，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要结束两伊战争、恢复和伊朗的关系以及解救被扣押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

至于为什么中情局会挪用军售款项，干涉尼加拉瓜的内政，挑动内战，里根和民主党则持完全不同的看法。民主党认为，尼加拉瓜是一个人口只有300万的中美洲小国，国内的反政府军也是一帮乌合之众。可是，中情局并没有就此放松警惕，作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尼加拉瓜既是一个强硬的反美政权，还是一个散播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敌人。里根坚信，为了遏制苏联，美国绝对不能任尼加拉瓜为所欲为。因此，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行为也变得无可厚非。

显然，里根的辩解并没有将他从嘈杂的指责声中解救出来，国会两院不断举行听证会调查，民主党更是穷追不舍，一定要将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才肯罢休。调查中，许多参与者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而一些重要的文件已经被销毁，中情局局长凯西的去世也影响了进一步的调查工作。最后，全程参与伊朗门事件的政治军事处副处长诺思中校和他的顶头上司波因德克斯特将军成为重点调查对象。

诺思亲自参加了美国和伊朗的所有交易，包括寻找中间商，将所得款存入瑞士银行等，甚至给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军空投补给也是他指挥的。然而，一个小小的中校怎么可能独自制造这么重大的国际事件呢？在所有行动中，他完全是听命于麦克法兰和波因德克斯特将军。在国会的听证会上，波因德克斯特将军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将里根总统摘了出去。

1989年3月，独立检察官沃尔什对诺思正式提起公诉，指控他犯有篡改、转移、销毁机密文件，妨碍国会调查等12项罪名，在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中，诺思因犯有阻挠国会调查、擅自销毁文件等3项罪名（其他罪名被判无罪），被判3年有期徒刑，诺思上诉到联邦上诉法院后，被判处无罪。

7月，检察官沃尔什又对波因德克斯特将军提起公诉，波因德克斯特当庭改口供，称里根完全了解挪动军售款项一事。于是，法官找到已退休的里根作证。在用作证据的录像带里，里根表现出老年痴呆症的症状，说话颠三倒四，答非所问。考虑到波因德克斯特将军可能是代人受过，虽然陪审团一致认为他有罪，法官最后只判处他六个月的有期徒刑。后来，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联邦地区法院做出的有罪裁定，一个惊天大案，最后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落幕了。

从栋梁变成恶魔

2006年12月30日，萨达姆被处以绞刑。这位双手沾满伊拉克人鲜血的独裁者临死之前，还在高声呼喊“伊拉克人万岁”，可是，他的伊拉克人民早已将他抛弃了。随后，伊拉克境内所有萨达姆的肖像被砸烂、推翻，就像他的统治时代一样，一夜之间从人们生活中彻底消失。20年前，萨达姆还是美国的盟友，在两伊战争中甚至成为美国重点援助的对象，20年后，他被美国人送上绞刑架，成为又一个国际政治斗争的殉葬品。

最开始，伊拉克特别法庭针对萨达姆的指控多达500项，为了节省审判时间，法庭审判时只对其中“证据充分”的12项罪名提起公诉。在所有罪状中，最严重的是1988年屠杀库尔德人的反人类罪和1991年入侵科威特的战争罪，至于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理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勾结基地组织却不在起诉罪名之列。

为了理清历史，让我们先回到萨达姆主政伊拉克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结束，在战争中占据优势的萨达姆顿时自我感觉良好，有了美国的支持，西方世界也纷纷和伊拉克交好，甚至有人称赞萨达姆为“中东栋梁”。美国和欧洲纷纷和伊拉克建立外交关系，美国的州议员甚至亲自前往伊拉克拜访萨达姆，伊拉克在国际上的地位迅速提升。

刚刚经历战争的消耗让伊拉克的经济受到了重创，为了购置军需品，伊拉克欠周边国家许多债务，其中欠科威特的债务达到140亿美元。此时，萨达姆希望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减少石油产量，提高石油价格，这样一来，伊拉克可以还清债务，也可以轻松应对国内的经济困境。此时，科威特偏偏逆着萨达姆的意愿行事——提高了石油产量，造成国际油价的下降。科威特的举动让原本就有深仇大恨的两国一下子陷入了外交困境。

另外，两伊战争使得伊拉克在波斯湾的所有港口设施遭到了破坏，伊拉克的石油输出能力随之下降。因此，伊拉克需要在离战场较远的地方建立海港，恰好科威特符合这个条件，而且科威特有着大量的石油资源，还是中东地区重要的港口国家。因此，处在波斯湾一角的科威特就成了萨达姆的新目标。

1990年8月2日，萨达姆以“科威特是伊拉克的一个省”为理由，将伊拉克的3350辆坦克，几十架军用直升机和5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开进了科威特，在不到10个小时的时间里，伊拉克军队占领了科威特城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埃米尔的王宫。很快，伊拉克在科威特建立了一个“新政府”，伊拉克军队则在科威特大肆抢劫医用和食物储藏，还关押了上千名平民，控制了当地的媒体，连西方国家在科威特的访问者也成了萨达姆的俘虏。

伊拉克吞并科威特，成为二战之后第一个主权国家全面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伊拉克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联合国安理会开始对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1991年1月17日，在伊拉克拒不执行安理会第678号决议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组建的联合部队发起了“沙漠风暴”行动，开始空袭伊拉克，海湾战争由此爆发。经过42天的空袭和在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边境地带历时100小时的陆地战，联合部队重创伊拉克的军队，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萨达姆接受了联合国的决议，同意从科威特撤军。

海湾战争的落败，让萨达姆在国内的影响力开始下降，虽然他在1995年总统选举中再次当选，他在国内的残酷统治却开始逐渐曝光，这些事件后来成为美国人对他“人道主义”审判的把柄。海湾战争后，美军在海湾地区的地位变得更高，军事力量更强，这些客观条件为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埋下了伏笔。

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和美国开始交恶，不过，美国只是对它进行经济制裁，并没有打算让萨达姆的政权垮台。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平衡中东力量的考虑，在东边的伊朗始终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强硬的萨达姆政权正好是牵制伊朗的关键；另一方面，如果萨达姆政权瞬间倒塌，伊拉克国内必然会陷入混乱，这将会影响美国悉心营造的“和平中东”的局面。可惜，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对伊拉克的态度彻底改变了，怒不可遏的小布什总统将支援恐怖分子的政权形容为邪恶轴心国，伊拉克则成为三大邪恶轴心国之一。

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同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有勾结和伊拉克境内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和英国、澳大利亚、波兰四国政府组成联合部队，正式向伊拉克宣战。战争持续了7年多，美国既没有找到萨达姆与拉登的实质性关系的证据，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也被无限期中止。当萨达姆被中情局逮捕，最终坐上审判法庭时，美国对之前的控诉——“和基地组织有联系”和“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连提都没敢提。

事实没有按预想发展，美国在伊拉克没有找到萨达姆企图威胁美国安全的证据，不过，这不会影响美国扳倒萨达姆政权的决心。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美国想要拔掉这个眼中钉，情报部门总是能找到证据和证人的，更何况，萨达姆并不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主儿，单单在库尔德人这一个问题上的罪行，就足够判处他死刑了。

说起来，库尔德人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而且，并不是伊拉克一国的问题。在西亚，库尔德人是一个人口仅次于阿拉伯、突厥和波斯民族的第四大民族，由于他们散布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等多个国家，因此，尽管库尔德人人数众多，却始终无法建立自己的国家。分散各地的库尔德人一直有独立的要求，却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解决。于是，在二战后的中东政治斗争中，库尔德人就成为了各国争相利用的工具。

萨达姆统治伊拉克时期，对库尔德人的政策还算友善，在1970年，萨达姆还主张和库尔德人谈判，同意他们自治。萨达姆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他甚至用一个基督徒来做自己的副总理。和民族、教派上的分类相比，萨达姆更喜欢用“伊拉克人”来界定他的子民。

两伊战争前夕，伊朗和美国就曾挑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让他们提出自主管理伊拉克北部油田的要求，甚至对外宣布，自治之后，油田的开发权要交给美国人。对于主张石油产业国有化的萨达姆来说，这样的要求无异于对他的直接侵犯。为了这个问题，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人进行过几次区域性的战争。萨达姆和霍梅尼翻脸后，伊拉克的军队进入伊朗境内和敌军交战，伊朗则开始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让他们在萨达姆的后方捣乱。为此，萨达姆将库尔德人看作国内的敌人，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进行残酷的镇压。

1987年到1988年，萨达姆下令实施安法尔行动，对库尔德人进行种族灭绝计划。两年间，有5~10万库尔德人或被迫害致死，或被当场处决。据库尔德人统计，在安法尔计划实施期间，2000个库尔德村庄被夷为平地，无数年轻人失踪，数万人被赶出家园。更令人震惊的是，1988年，因为怀疑库尔德人城镇哈莱卜杰支持伊朗，萨达姆甚至下令让伊拉克军队使用违禁的芥子气和神经毒气袭击哈莱卜杰的平民，结果造成大约5000名库尔德人死亡。

在安法尔计划中，伊拉克军队对库尔德人发动了至少40次毒气攻击，目的只有一个——让更多的库尔德人消失。除此之外，伊拉克军队还用夜间突袭的方式，将男人、男童处决，剩下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则被关押起来，或者驱逐到荒无人烟的地方。伊拉克军队所到之处，库尔德人的村庄通通被摧毁，房子、学校、商店、清真寺，无一例外。

对萨达姆屠杀库尔德人的事件，美国并不是一无所知，甚至可以说，他们还间接参与了这些行动。为了支持伊拉克战胜伊朗，美国将大量的武器和武器技术输送到伊拉克，其中就包括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1985年，美国曾经给伊拉克的科学家提供了20多个病毒和细菌样本——其中包括鼠疫、波特淋菌、炭疽热以及其他致病性病毒和细菌。

此外，美国还援助萨达姆建立了一个化学武器工厂，后来被联合国认定为“需要拆除的工厂”。战时，一位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官员曾经到过伊拉克战场，在那里，他看到了因为施放化学武器被封锁的区域，也看到了伊拉克士兵为了防御毒气而注射药剂，不过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他们的胜利”。

在所有的化学武器中，最具有攻击力的莫过于芥子气、沙林、塔崩和维埃克斯等神经毒气。这些气体混合起来会对人的眼睛和呼吸道造成伤害，即使幸存下来，肺部也会受损，有的人还会失明。由于化学物质会污染水源和食物，在库尔德人生活的地区，人们罹患癌症、呼吸系统疾病的概率大幅增加，女人容易流产或者不孕，儿童则容易长成畸形。

这一切，都被向来主张“人道主义”的美国看在眼里。战时，伊拉克和美国分享所有的情报信息和作战计划，使用化学武器的安排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但是里根政府深知这一点，里根从来没有鼓励过萨达姆的这种行为，不过，他也没有提出异议。令萨达姆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美国人眼皮底下的行动最后却成为美国人指控自己屠杀本国人民的滔天罪行，而美国那么急切地审判和处死萨达姆，有人怀疑这正是为了掩盖美国在两伊战争期间向伊拉克提供毒气的事实！

CIA成了“替罪羊”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两架民航飞机被当作炸弹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大楼，另一架飞机撞毁了华盛顿五角大楼的一角，这一系列的撞击造成3000多人的死亡，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美国人看来，这一伤害比二战期间珍珠港被袭还要厉害，恐怖袭击不仅在财产和生命上造成损失，更重要的是，它严重打击了美国人的自信心。从独立战争之后，除了日本偷袭珍珠港，还没有哪个组织或个人敢在美国领土上如此嚣张。

9·11事件之后，美国军队开始向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动进攻，小布什总统也将矛头指向了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将伊拉克和朝鲜、伊朗绑在一起，称这三个国家为邪恶轴心国。后来，小布什已经不仅限于指责萨达姆是“邪恶的人”，更是直言要推翻萨达姆政权，给伊拉克来个改朝换代。于是，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的建议下，小布什开始向海湾地区调遣军队，一时间，海湾地区阴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9·11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萨达姆一夜之间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

小布什政府为什么一下子对萨达姆发狠起来，仿佛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难道他忘了，在两伊战争中，美国曾经是伊拉克的亲密伙伴？当小布什口口声声指责萨达姆正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难道又忘了，是老布什政府将生化武器卖给伊拉克的？只能说，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将美国看作是大骗子、阴谋家，觉得自己受到了美国的愚弄，加之伊拉克国内由富足变得满目疮痍，人民生活困苦，国家不得不以石油换取食物，这让萨达姆咽不下心中的怨气。即使面对美国的威胁，他依然表现出一副强硬的态度，继续海湾战争前“让美国兵血流成河”的言论，甚至说，如果美国入侵伊拉克，伊拉克人民将砍掉侵略者的脑袋！

在美国正式发动战争之前，中情局曾经着手暗杀萨达姆，甚至准备以2500万美元悬赏萨达姆的人头。可是，暗杀萨达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并不是只有美国想要他的命，以色列的摩萨德曾多次计划暗杀他，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平日里，萨达姆行踪诡异，深居简出，除了身边的几个亲信，没有人知道他下个小时要去哪里，一些公开场合，他都是让替身代劳，摩萨德就曾杀死了萨达姆的替身。

海湾战争时期，美国就想杀死萨达姆，并且派轰炸机去轰炸萨达姆的住所和指挥所，结果都未能成功。并不是因为美国的炸弹威力不足，而是因为萨达姆的住处实在太过结实，仅混凝土的厚度就达到了五米，一般炸弹根本无法击穿。

在小布什对萨达姆下最后通牒之前，在伊拉克负责中情局行动的鲁埃达曾经向小布什建议，如果暗杀萨达姆，可以避免战争，也可以避免大规模人员伤亡。鲁埃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掌握了萨达姆的藏身地点——巴格达附近的达拉农场。他的设想是，在日出之前轰炸达拉农场，如果萨达姆被炸死，伊拉克战争就可以避免。小布什同意了鲁埃达的方案。

经过仔细的勘测地形和战术布置，两个月后，中情局对达拉农场进行了轰炸。附近区域所有的藏身地都被摧毁，鲁埃达还亲自查看了爆炸造成的巨大弹坑。结果，除了将地下掩体摧毁之外，萨达姆毫发无损。萨达姆被逮捕后曾坦言，他的确到过达拉农场，在导弹轰炸之前，他已经逃跑了。

既然刺杀不成，美国只能选择战争的方式除掉萨达姆。经过长期的准备后，2003年，小布什以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下令出兵伊拉克。联合部队仅用了三个星期，就顺利进入巴格达市区，伊拉克官员突然消失，大批伊拉克军队投降。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上取得胜利。

在美国国内，针对这场战争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争议。从一开始，民主党和一些反战人士就对小布什的理由表示怀疑，不过，小布什政府也给自己留了一个台阶：白宫之所以会做出开战的决策，依赖的是来自中情局的情报。有了这一说法，即使最后攻打伊拉克被证明是一场非正义战争，白宫也可以将所有责任推给中情局，事实上，白宫真的是这么做的。

早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中情局的声望就因为9·11事件而大大受损，时任中情局局长的乔治·特内特的个人声誉也受到了牵连。特内特出生于工人家庭，父母是来自希腊的移民。工作中，特内特一直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吃饭也选在办公室附近的自助餐厅。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特内特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他的工作能力也受到普遍认可。小布什上台后，特内特继续留任，成为总统变更后少有的两届连任的官员。

由于没有及时地预知恐怖袭击的发生，一时间，舆论矛头全部指向了中情局，特内特被内外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舆论指责特内特玩忽职守，正是因为中情局没能妥善处理情报，才给美国带来了这么大的伤痛。参众两院在9·11事件之后成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指出，中情局在9·11事件上表现失职，局长特内特应该对此负责。若不是小布什总统力保特内特，他的局长生涯可能早就结束了。

在中情局历史上，还没有哪位局长和总统的关系像特内特和小布什一样密切。每天早上，特内特都会前往白宫，向小布什做简报，除了小布什之外，还有副总统切尼和国家安全顾问们。在特内特之后，才轮到联邦调查局局长汇报。在特内特最艰难的时刻，小布什站出来替他说话，赞扬特内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因为总统的撑腰，特内特的局长职位得以保留到伊战之后。

美军进入伊拉克后，马上成立了核查小组，在伊拉克境内寻找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他们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而找到了萨达姆早在1991年已经将这类武器销毁的证人和证据。作为美军赫然出兵的强大理由，最后却让美国难以自圆其说，当白宫使用最后一招杀手锏，将贸然出兵的责任归罪于有关伊拉克的情报有误时，特内特的日子就难过了。

为了更全面地掌控伊拉克的情况，自从美军占领巴格达后，中情局的大批特工就进入了伊拉克，主要在巴格达及巴士拉、摩苏尔和一些重要地区活动。这个安排的目的是力图在最短时间里在伊拉克建立起中情局的情报网，搜集伊拉克抵抗力量的情报，帮助追捕前政权高官，同时负责培训伊拉克情报人员。短期内，伊拉克就成为中情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情报站之一，和越战时西贡的情报站规模相似。

可是，中情局的工作也遇到了许多困难。中情局对外宣称，许多特工争相前往伊拉克，事实却正好相反。许多外派人员提出要求，在伊拉克的工作最长不能超过三个月，这对于情报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一般情况下，到达一个新的地方，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熟悉环境，这样一来，中情局的特工刚刚熟悉了当地的情况，就换了一批新人继续工作，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也要重新建立。

由于需要大量的人手，中情局只能将一些不懂得培训，也不会说阿拉伯语的新手派到伊拉克，这就导致中情局在伊拉克的情报网络虽然庞大，人数很多，高手却寥寥无几，情报工作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另外，在一个连个人安全都无法保证的环境下工作，即使是中情局特工，也会心生胆惊，很少有人以身犯险。如果非要到危险的地方去打探情报，特工们也要乘坐军车或者由士兵保护。这么明目张胆地搜集情报，效果怎么会好呢？

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声，特内特最终做出了辞职的决定。在总统大选来临之际，特内特的辞职更像是为布什尽了一份义务，虽然特内特在辞职信上说，由于太久没有陪伴家人，辞职纯粹出于个人原因。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特内特因为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情报失误而不得不辞职，实际上，小布什政府也需要一个这样的人来做替罪羊。特内特辞职后，小布什为他颁发了自由勋章，他面对外界所有的指责声保持沉默，拒不解释他在伊战前情报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

2007年，特内特在他的《风暴中心：我的中情局生涯》一书中说，小布什政府在没有经过严肃讨论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甚至都没有商议过除了入侵之外的其他遏制方法。他愿意为有关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失误负责，但是对自己成为白宫的替罪羊非常不满。特内特的言论，再次证明舆论对白宫拿情报部门当挡箭牌的猜测。

第十章　旷日持久的恐怖之战

9·11吓坏了美国佬

十多年来，对于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飞机撞击事件，依然存在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劫持那四架飞机的恐怖分子是来自基地组织的19个阿拉伯人；也有人认为，一切阴谋的策划者是躲在背后的美国政府，是美国国内的保守派策划了整件事，目的是为打击伊拉克、阿富汗和伊朗寻找借口。这种“阴谋论”虽然遭到多方驳斥，听起来却让人不寒而栗。

2006年，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6%的民众相信政府参与了9·11事件，一本以“阴谋论”建构9·11事件的书——《惊天大骗局》在法国卖出了20万册。即使在今天，本·拉登被击毙，萨达姆被绞死，好像当年恐怖袭击的“策划者”都受到了惩罚，关于“9·11事件是一场阴谋”的说法在美国依然甚嚣尘上。

2001年9月11日，19名阿拉伯人分别搭乘了飞往美国各地的飞机，其中四架客机分别从波士顿、纽瓦克和华盛顿特区飞往旧金山和洛杉矶。在美国上空飞行的过程中，四架飞机被劫持，劫机者使用武器刺伤了飞行员、乘务员和乘客，迫使飞机改变了原本的航线，成为恐怖袭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四枚炸弹。乘客报告称，每架飞机上都有好几名劫机者，他们使用小于10厘米的刀具刺伤了乘务员，随后用有毒化学喷雾器，如催泪瓦斯、胡椒喷雾等控制住机舱内的乘客。

上午8:46，美国航空11号班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座大楼，撞击位置在大楼94~98层之间。大楼立即起火，而飞机上的69吨航空燃料倾倒进大楼后，火势开始加剧，以至整幢大楼结构遭到毁坏。9:03，美国航空175号班机撞向南座大楼。9:37，被劫机者控制的另一架飞机美国航空77号班机撞向了五角大楼；第四架飞机——联合航空93号班机的最终目标是国会大厦或者白宫，后来因为机上乘客和劫机者搏斗，飞机于10:03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一片田野。

在遭受175号班机撞击后，世贸中心的南座大楼燃烧了56分钟，于9:59倒塌；北座大楼在燃烧了102分钟后，于10:28分倒塌。整座大厦坍塌时，碎片还破坏了临近的世界贸易中心7号大楼，受到大火的侵蚀，7号大楼于当天下午5:20倒塌。除此之外，世贸中心附近的建筑物，如万豪酒店、美国海关、希尔顿酒店也因震荡和碎片的冲击而有所损毁。被美国航空77号班机撞击的五角大楼局部遭到破坏，部分结构坍塌。

袭击发生后，整个曼哈顿上空布满了尘烟。在世贸大厦受袭击点上方的人逃到楼顶求救，由于烟雾和火焰散发的巨大热量，直升机根本无法靠近大楼救援。最终，处在顶层的人员全部死亡。也有一些人因为无法忍受剧烈的高温，从大楼跳下身亡，一些地面上的救援人员因被建筑碎片砸中而丧命。

根据9·11委员会的统计，9·11事件共造成2998人遇难，其中2974人被官方证实死亡，另外还有24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四架飞机上的乘客246人（包括劫机者在内），世贸中心2603人，五角大楼125人，此外，还有411名救援人员殉职。9·11委员会事后确认，两名劫机者在上飞机前购买了莱泽曼多功能手动工具，175号班机上的乘客和93号班机上的乘客则提到劫机者有炸弹，不过，93号飞机坠毁后，并没有发现爆炸的痕迹，证明炸弹可能是伪造的。

93号班机的黑匣子表明，当他们得知之前被劫持的飞机最终撞向大楼后，机组人员和乘客曾经试图夺回飞机的控制权。其中一名劫机者曾表明，一旦他们失去飞机的控制权，飞机将剧烈摇晃。93号班机上的一位乘客曾经打出一通求救电话，称他们已经得知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袭击，正在投票决定是否和劫机者搏斗。事实证明，当乘客得知他们即将成为自杀炸弹后，至少有三名乘客真的付诸了行动。由于激烈的反抗，导致飞机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坠毁，否则的话，这架飞机将飞向国会大厦或白宫。

袭击发生后，美国国内的所有新闻机构和空中交通受到管制，三天内，所有的民间国际航班被禁止在美国降落，飞行中的航班要么返航，要么转飞加拿大或墨西哥。北约总部在进行人员疏散的同时，宣布启动共同防卫机制，袭击成员国的组织将成为北约组织的共同敌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则迅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

当天下午4:00，美国媒体引述联邦情报机构高级官员的分析，认为本·拉登是最有可能发动袭击的人。在阿拉伯世界，媒体则刊登评论文章，认为袭击事件是由以色列人、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甚至美国人自己发动的，目的是挑起全球仇视阿拉伯的情绪。阿拉伯的穆斯林则认为，这是基地组织发起的袭击，旨在报复美国的中东政策。

为了赢得世界各国的支持，小布什当天分别同俄国、法国、中国、德国和加拿大的领导人通电话，致力于形成国际反恐联盟，一些向来和美国关系不太友好的国家领导人，如卡扎菲、阿拉法特、卡斯特罗和塔利班政权都对美国人民表示同情。唯一例外的是萨达姆，他说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后果。

本·拉登并没有对外宣布恐怖袭击是由他领导的基地组织策划的，但是基地组织却公开赞扬了这件事。9月底，英国首相布莱尔根据西方情报机构提供的资料，指证本·拉登是整件事情的幕后主使，随后，美国政府要求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引渡本·拉登，遭到塔利班政权的拒绝后，美国认定本·拉登应该为这次袭击负责，由英美等国组成的联军对阿富汗发动了军事攻击。后来，联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找到了一卷被遗弃的录像带，里面记录了本·拉登与基地组织成员讨论袭击活动的过程。

2004年，一段在半岛电视台播出的录像证明了本·拉登确实参与了袭击行动的策划。本·拉登在录像带中说：“基地组织最初并没有袭击美国的念头，但由于美国偏袒以色列的做法，促使该组织产生了袭击美国的念头。”

9·11事件对整个美国和世界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在美国历史上，这是二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本土受到的最大规模袭击。从9·11事件之后，美国人开始“谈恐色变”，恐怖主义像幽灵一样，让每一个人感到恐惧。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美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反恐之战。

在9·11事件中，中情局再次扮演了一个失职者的角色。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中情局曾经对基地组织的活动做过评估，但是未能全面地分析，也未能预测到基地组织将在美国本土发动恐怖袭击。有媒体指出，尽管中情局局长特内特在1998年就开始对抗基地组织，中情局的经费却大多花在反恐的技术上，而不是组织战略上。

1999年，也就是9·11事件发生的前两年，中情局曾经获得过其中一位劫机者马尔万·谢赫希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这位劫机者正是来自基地组织德国汉堡的分支机构。一位德国官员曾经向中情局透露马尔万·谢赫希的信息，不过中情局并没有主动追查，也就是说，中情局错过了的破获德国境内恐怖组织分支的大好机会，而这个机构正是策划9·11事件的主体。

驾驶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南座大楼的波谢赫希就是基地组织汉堡分支机构的成员，他还是基地头目穆罕默德·艾塔的室友。在9·11事件之前，中情局对此却一无所知。对于媒体对中情局失职的指控，中情局的官员辩解称，中情局的电脑屏幕上曾经出现过上千个恐怖分子的名字，情报人员没法一一追查。

在长达十年的反恐战争中，美军先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开辟出两条反恐战线，与此同时，中情局也借着反恐的理由大肆扩张，由情报部门转型为反恐部门。为了全力追捕本·拉登和其他基地组织头目，中情局动用无人机杀死了近2000名武装分子和平民。

即使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被美国顺利推翻，反恐战事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持续不断的自杀式袭击让在中东的美军疲于奔命。9·11事件上的失职让中情局更希望在反恐战争中取得成绩，于是，中情局变成了一个如同杀人机器一般的恐怖组织，传统的情报任务被弃置一边，替代它的是一系列神秘的逮捕、审问和杀人计划。

中情局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反恐中心，反恐中心负责组织抓捕嫌疑人，中情局则负责提供情报、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每一个反恐中心都可以通过加密系统和中情局的数据库联网，以获得中情局的高级机密情报。同时，中情局还在海外的八个国家建立了秘密监禁处，以关押和审问基地组织的嫌犯。2001年后，在伊拉克以外有近3000名“恐怖主义者”被逮捕或处死，这些都是中情局和反控中心的行动成果。

本·拉登传奇

作为国际恐怖组织——盖达（基地）组织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本·拉登被西方世界看作“世界上最大的恐怖分子”，同时，也被他的追随者称作“精神领袖”。尽管恐怖组织屠杀无辜平民的“圣战”已经背弃了阿拉的启示，本·拉登依然获得了许多阿拉伯人的支持，他所领导的盖达组织也不断扩张，成为中东地区对抗美国的最强力量。

本·拉登全名为奥萨马·本·穆罕默德·本·阿瓦德·本·拉登，简称为奥萨马·本·拉登、奥萨马、本·拉登等。“奥萨马”的意思是“狮子”，“本·拉登”的意思是“拉登的儿子”或“拉登的后裔”，西方媒体按照欧美的习惯，将“拉登”误认为他的姓氏，实际上，拉登是他曾祖父的名字，而不是他的姓氏。按照阿拉伯人的习惯，称其为“奥萨马”或全名“奥萨马·本·拉登”才是正确用法。在情报界，本·拉登则缩写为UBL，成为一个专门的代号。

1957年3月10日，本·拉登出生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个建筑业富商的家庭，他的家族向来与沙特皇室有着亲密联系。本·拉登的父亲一共有52个孩子，他排行17。由于家境富裕，本·拉登得以享受最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他在吉达度过了小学和中学的时光，由于吉达地区宗教气氛浓重，本·拉登就读的又是宗教学校，因此他从小就熟稔教义，是一个保守的宗教主义者。

根据中情局的资料显示，成年后的本·拉登身高在190厘米以上，体重约72公斤，样子英俊而清瘦。17岁时，本·拉登迎娶了叙利亚人纳伊瓦·加尼姆，两年后长子阿卜杜拉出生。一生中，本·拉登有3个正式的老婆，13个子女，由于他先后结过22次婚，具体有多少子女尚无法统计。在阿卜杜拉国王大学进修期间，本·拉登主要学习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大学时期，他遇到了两位伊斯兰学者，从此开始沉迷于研究《古兰经》的教义和圣战论。父亲去世后，本·拉登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并开始管理家族企业。据估计，本·拉登的财产有上千万美元。

打理家族企业的日子并没有让本·拉登觉得愉快，作为一个年轻的穆斯林理想主义者，做工程师，在石油或者建筑业中发财，或者管理家族在沙特和西方国家的众多公司，这些都不是他的理想。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本·拉登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出于对伊斯兰世界兄弟国家的支持，本·拉登和数以千计的阿拉伯青年一样，不远千里前往阿富汗，帮助阿富汗人民抵抗苏联的侵略。战争期间，本·拉登在阿富汗断断续续地待了十年之久。

初到阿富汗，本·拉登只是作为圣战者，帮忙兴建军火库、医院和道路，有时也参加战斗。后来，他创建了一个叫“服务营”的组织，招募阿拉伯志愿者帮助阿富汗难民以及其他和苏联士兵作战的人。这时，他开始领导一批士兵作战，并尝试指挥军事行动，他还亲自出钱帮助阿富汗游击队。在美国的支持下，“服务营”的人员开始接受中情局的武装训练，以扩大阿富汗游击队的影响力。后来，这个组织变成了基地组织——盖达组织。盖达组织的目的就是采取极端暴力的手段，推翻所有在拉登看来“腐败无能”的穆斯林政府，驱逐这些国家的西方势力。

在阿富汗的十年，本·拉登见识了西方霸权主义的真正面目，他也找到了联系全球各地伊斯兰激进人士的机会，这些人可能分别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马来西亚、甚至美国。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结识了后来的盟友——塔利班组织，和塔利班情投意合地交往，让本·拉登更加重视“服务营”的军事作用。

1988年，本·拉登将他领导的青年志愿者纳入到盖达组织中，全力抗击苏联。这时候，本·拉登不仅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还被西方媒体称赞为“英雄”。美国为盖达组织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比如专门对付直升机的“毒刺”导弹，中情局每年都会拨出5亿美元的经费来训练这些手无寸铁的游击队员，中情局的高科技武器也进了本·拉登的武器库。由于和中情局的合作，本·拉登学到了许多阴谋诡计和暴力手法，这些手法后来都被他用来对付美国。

1989年，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离，完成圣战任务的本·拉登从阿富汗返回沙特的家乡，这时候，本·拉登觉得敌人已经消失了。没想到，回国后却发生了另一件让他感到非常震惊的事。1990年，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本·拉登建议沙特王室启用他的盖达组织来保护国家安全，和本·拉登家族相交甚好的沙特国王法赫德没有接受本·拉登的建议，反而接受了美国的援助。后来，本·拉登给沙特王室写了一封满含怒气的信，指责他们背叛了伊斯兰教义，让西方异教徒进入伊斯兰世界。

本·拉登对美国在科威特驻军一事也非常不满。借着海湾战争的机会，美国在中东驻军两万，动辄对中东国家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与此同时，美国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人权观、价值观输送到中东地区。在本·拉登看来，这一切动作都代表了西方社会对伊斯兰世界的入侵，而意识形态的入侵往往比军队更可怕。因此，本·拉登公开宣称，他是代表贫穷和正义的穆斯林，美国人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华盛顿在中东的驻军是“十字军”，欢迎美军进驻的阿拉伯政府则成为美国的帮凶，而他毕生的目标，就是使用暴力手段，将所有的美国人赶出伊斯兰世界。

此外，对于笃信伊斯兰教的本·拉登来说，美军大多为基督徒，让他们进入伊斯兰教的圣地，就是对伊斯兰教的侮辱。于是，本·拉登发表了公开演讲，批评沙特国王的亲美政策，并且要求所有欧美人士离开他的国家。他认为，王室腐败爱财的行为已经失去了对《古兰经》教义的虔诚信仰，美国人则全是无礼的异教徒。这期间，本·拉登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一般认为，本·拉登就是从这时开始痛恨美国的。

沙特政府对本·拉登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1991年，本·拉登被撤销了沙特阿拉伯公民资格，被迫逃亡到北非国家苏丹和阿拉伯半岛的也门。跟着他一起流亡的，除了妻子和孩子之外，还有在阿富汗战争时期就追随他的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为盖达组织的骨干成员。

在苏丹，本·拉登继续支持穆斯林的圣战活动，包括对抗埃及、阿尔及利亚政府的人。此时的本·拉登并没有对圣战组织发挥任何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作为财务和补给的后勤角色出现。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银行、投资系统，从也门一直延伸到阿尔巴尼亚。

实际上，本·拉登的野心很大，他根本不在乎沙特的政权，他在乎的是整个中东、北非的阿拉伯地区，他要打败世界上最大的恶魔——美国，以血洗900年前西方的十字军东征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耻辱，复兴14世纪的阿拉伯帝国。1996年，本·拉登在苏丹谋划了袭击驻索马里和沙特阿拉伯的美军行动，苏丹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将其驱逐出境。此时，由塔利班组织控制的阿富汗就成为本·拉登唯一的去处。

在阿富汗，盖达组织迅速扩张，成为一个有五千多名成员，势力范围波及25个国家的庞大组织。表面看起来，盖达组织的结构非常松散，基本成员只有士兵、爆破专家和支援者，但是，外国的情报部门却很难掌握它的情况，或者破获它。本·拉登此时继续从事反美活动，1998年，他策划袭击了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造成了200多人死亡，在不满美国政策的阿拉伯人心中，本·拉登的声望迅速高涨。

本·拉登虽然被看作恐怖组织的头目，他本人看起来却一点都不凶神恶煞。在见过本·拉登的西方记者眼里，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害羞的人，身材瘦削，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穿一件白色的阿拉伯长袍，讲起话来轻声轻语，极有礼貌，比起“恐怖主义者”这个名号，他更像是一个文弱书生。

他虽出身财阀，家财万贯，但他不贪图奢华享受，反而过着苦行僧般的俭朴生活。一位曾经访问过本·拉登的记者回忆说，他住的地方陈设非常简单，他的孩子穿的衣服也和普通孩子一样，有些地方甚至还磨出了口子。本·拉登将“吃肉和用电”看作奢侈的事，平日里，他只吃面包和蔬菜，招待他人时，本·拉登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请客人吃丰盛的宴席，对身边的保镖出手大方，将积攒下来的钱全部用来资助盖达组织的恐怖活动。

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遭到袭击后，美国政府悬赏500万美元捉拿本·拉登，克林顿总统甚至下令，用巡航导弹轰炸苏丹的希法制药厂和阿富汗山区。不过，由于本·拉登从来不用卫星电话，睡觉也不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即使美国特种部队和中情局有飞天神技，也找不到他的藏身之处。除了动用情报部门的力量追捕本·拉登之外，美国也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施压，要求其将本·拉登绳之以法。不过，塔利班当局以“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本·拉登与这个案子有关”为由，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本·拉登被认定为袭击事件的幕后领导人，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十大通缉犯之一。本·拉登本人否认了这一说法，不过，2002年公布的一卷录像带证明，本·拉登至少是袭击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2004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追捕本·拉登的悬赏金额从2500万美元增加到5000万美元，不过，在2011年之前，连中情局都不知道本·拉登身在何处。

让本·拉登进地狱

中情局的特工向来给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印象，他们不仅身怀绝技，还胆大敢为，能只身犯险，运用各种高科技手段，如入无人之境，寻找和消灭目标。可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情局除了确定本·拉登藏身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外，根本找不到更具体的藏身地点，同时，情报工作也遇到了重重困难。

由于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来自美国本土的特工无法渗入到基地组织内部。于是，中情局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招募并训练了一批特工，即使这些人在外貌上看来和基地组织成员非常像，宗教信仰也一致，但是，他们还是无法获取核心的情报。中情局一直和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合作，联手搜寻本·拉登的下落，不过，中情局对三军情报局的特工并不完全信任，因为，他们和当地拥护塔利班的普什图族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情局最擅长的就是采用卫星跟踪的手段，寻找目标对象的藏身之处。在中情局驻巴基斯坦的秘密基地中，特工们就是通过电子拦截、无人驾驶飞机拍摄航空照片的方法获取情报，可惜，这个方法根本无法对付本·拉登。自从1998年使用卫星电话差点被中情局抓住后，本·拉登就放弃使用一切科技类的通信产品，电话、互联网一概不用，一段时间内，他甚至藏身于巴基斯坦山区的洞穴中，就算无人侦察机也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有50~100名中情局特工藏身在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执行搜捕本·拉登的任务。这些特工虽然具有高超的情报收集和分析技能，却无法推动搜寻工作的进展，因为这些人有的根本不懂中东地区的语言，有的则对基地组织和巴基斯坦问题毫无研究。2006年，随着美国政府将注意力转向了伊拉克，搜寻本·拉登的队伍开始陷入窘境，中情局不得不召回一些已经退伍的老兵，使得一些曾经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重新回到了前线。

由于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巴基斯坦很容易成为被暗杀的对象，加之巴基斯坦当局想要掌握主控权，因此，身在巴基斯坦的中情局特工不能离开他们的秘密基地。于是，中情局的搜索任务就完全变成在电脑前分析数据、资料。工作内容枯燥乏味，秘密基地的环境又非常艰苦，驻扎在那里的特工将他们的工作地点形容为“监狱”。

如果想要外出搜寻一位基地组织的首领，中情局特工必须先联系一位普什图族的线人，在他的带领下前往指定地点。对于线人来说，这个工作非常危险，曾经有一位当地人帮助中情局特工执行任务，结果中途失踪。几天后，他的尸体被抛在路边，头颅被砍下，衣服上写着：这就是间谍的下场。

即使基地组织重要人物的藏身地点被锁定，中情局还需要将空中打击的申请递交给巴基斯坦当局，审批通过之后，无人机才能执行任务。这样一来，从锁定地点到执行打击，往往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因此行动的成功率并不高。

好在，中情局在巴基斯坦广泛撒网、重点追踪，从2003年到2005年，中情局确实抓获了多名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包括阿布祖贝达、阿卜德拉·希姆纳希里、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拉姆齐本·谢巴赫和阿布法拉·吉利比。不过，他们依然没有找到本·拉登的藏身之处。

虽然巴基斯坦的中情局特工坚信，本·拉登一定在瓦济里斯坦地区的村庄之间不停更换藏身地，由于他每个月只和外界联系一次，而且从来不使用电话，中情局无法确定本·拉登的具体位置。根据普什图族人的传统，如果本·拉登重金收买了当地的部落首领，他将成为村庄的客人，当地人会为了荣誉保护他的安全。

小布什卸任之前，中情局依然没有找到本·拉登的下落。奥巴马入主白宫四个月后，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向奥巴马汇报了追捕本·拉登的最新计划，此时的奥巴马并没有动心。到了2009年，奥巴马要求中情局制订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同时加强了中情局的无人机项目，在巴基斯坦境内实施导弹攻击。无人机在巴基斯坦境内狂轰滥炸，平民的家园被夷为平地，无辜的人员被逮捕，中情局的间谍像蝗虫一样遍地都是，可是，本·拉登依然是隐遁无形。

2010年夏天，搜寻工作终于出现了曙光。8月，中情局向白宫递交了一份情报评估报告，称本·拉登很可能藏身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幢大型住宅内。这个信息来自中情局对落网的恐怖分子的审讯。此前，西方媒体多次宣称，本·拉登为了躲避美军，一直藏匿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地带的崇山峻岭中，甚至披露本·拉登因为健康原因已经去世。实际上，本·拉登选择了一种大隐隐于市的藏身方法。

那幢房屋是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地区的一座大型建筑，从外观上看，建筑的大小是周围其他房屋的八倍，并配有铁丝网和护栏。房子共有三层，周围设有高墙，附近是当地中产阶级的聚居区，巴基斯坦一所有名的军校就在1600多米之外。这幢房子价值高达100万美元，登记簿上的屋主却是阿富汗人的名字。宅院内没有电话线和互联网，而且，居住在内的人从来不倾倒生活垃圾，而是将垃圾焚烧。这些不合常理之处引起了中情局的重视。

中情局特工在这幢建筑附近租了一幢房屋，安排人手开始对其进行监控。从卫星图片来看，一个高个子男子经常在院子内散步，但是看不清正脸。中情局筛选了五六个目标之后，确认此人应该是本·拉登。身在巴基斯坦的特工将情报报告给帕内塔时，帕内塔迅速向奥巴马汇报，结果，两人都觉得不能错过这次绝佳的机会。当然，中情局非常清楚，一旦情报失误，白宫将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决定试一试。

按照白宫制订的追杀计划，24名海豹突击队成员乘坐“黑鹰”号直升机，空降到围墙内的院落，制服本·拉登的卫兵，将本·拉登击毙后，将其尸体带回阿富汗。行动之前，奥巴马下达了“只要死的本·拉登”的命令。行动开始后，海豹突击队在40分钟之内就结束了战斗。进入本·拉登的藏身地，海豹突击队和本·拉登的保镖发生了枪战，除了本·拉登因为眼部中弹身亡外，本·拉登的儿子和两名警卫也被打死，一名女子由于被当成人体盾牌而丧生，另外两名女子受伤。整个作战过程，美军没有官兵伤亡，只有一架直升机因发生故障坠毁。

本·拉登被击毙后不到24小时，美军采用现场检测DNA的方法，确认死者有99.9%的可能是本·拉登。随后，美军决定在阿拉伯海北部对其进行海葬。美国官方解释说，之所以选择海葬，是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接收本·拉登的尸体，实际上，美国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美国不希望将本·拉登的死制造成一个话题，或者，将他的墓地变成基地组织成员朝圣的地方，就像希特勒的墓地一样，几十年后依然有人苦苦追寻，试图把它变成一座神庙。另一方面，海葬也意味着死无对证，即使有人怀疑本·拉登的真实死因，也无法通过技术手段探求真相。

在击毙本·拉登的行动中，中情局成了最大的功臣。中情局的特工最终确定了本·拉登的藏身地点，并且向美国军方提供了具体的方位，中情局局长帕内塔亲自指挥了这次行动，而且，事前并未向任何国家通报。自9·11事件之后，中情局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把，帕内塔也一路官运亨通，在72岁高龄出任奥巴马政府的国防部长。

从1998年美国开始追杀本·拉登，一直到2011年将其击毙，美国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才换来最后40分钟的狙杀。如果这一次本·拉登身亡的消息属实，美国政府也算是得到了一个迟到的收获。这些年来，美国人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除了耗资巨大的军费，单单为线人发放的赏金就超过了7000万美元。此外，美国实施了对数千名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监视和审讯计划，多次使用无人机对阿富汗山区进行侦查和轰炸，打死打伤不少基地组织的成员，阿富汗当地的居民也跟着遭了殃。2007年，美国甚至研制出时速超过6400公里的喷射导弹追杀本·拉登，这种导弹后来在托拉博拉山区被用过，结果还是让本·拉登逃脱了。

实际上，本·拉登的死活对于全球的恐怖主义已经没有实质性的作用，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激励。本·拉登自己也曾说过，死去比活着更有意义，他非常明白，他的死亡会激发更多的恐怖活动。他策划的9·11事件将成为基地组织一个行动标杆，后来者都将以本·拉登为榜样，进行全球布局。

于是，当美国人欢庆本·拉登之死时，不得不开始担忧恐怖组织的报复行动，正如奥巴马所讲：“本·拉登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美国打击基地组织行动的结束，可以想象，基地组织仍然会制造恐怖袭击。”在后拉登时代，一批新的基地组织头目纷纷开始掌权，他们懂得利用信息网络，精通高科技手段，善于在网络上宣传恐怖主义的精神，这些人将成为下一个“本·拉登”，时常在美国总统的耳边制造一两声巨响，提醒他“只要美国继续实行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就永远不会消亡”。

第十一章　历史上的丑闻

奥尔森事故

在朝鲜战争中，交战双方都抓了许多俘虏，其中美军有4300人被俘。战争结束后，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战双方应该遣返所有战俘，这时候，杜鲁门总统耍了一个小聪明，提出了“自愿遣返”的政策：战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回到美国或留在朝鲜，甚至还可以选择去任意一个交战国。杜鲁门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国志愿军战俘不愿意回到中国，结果，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有23名美国战俘不愿意回到美国，选择留在中国。

这23名战俘的决定让杜鲁门傻了眼，他不禁疑惑，难道中国志愿军有什么奇特的招数，改变了美国人的思想吗？为了劝说这23人改变主意，杜鲁门政府派了牧师进行说服，还给他们播放父母劝他们回家的录音带，试图用亲情的力量召唤他们回家，最终只说服了2名战俘。其中一位留下来的战俘詹姆斯·维内里斯后来回忆说，杜鲁门政府为了说服他，提出了各种优惠的条件，不过，他还是决心前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23名“叛国”战俘的行为让美国人大惑不解，其他回国的战俘更让美国人感到吃惊。他们不仅没有谴责中朝战士，反而在广播里高喊着反战的口号。这一切，都让中情局感到非常恼火。据回国的战俘说，中国的志愿军没有用电极刺激他的头部，也没有将他训练成机器人，让他们机械地听从一切命令，而是慢慢地，用观念感化了他。中情局相信，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一定是苏联的“心理控制法”，这些美国士兵被俘后一定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控制，导致他们“自愿通敌”。

为了找到苏联用“心理控制法”左右人类意志的奥秘，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情局开展了一系列人体实验的计划，来塑造中情局人员的态度、信仰、思维和行为方式，确保他们不会在被俘之后轻易改变态度，被敌军洗脑。这些美其名曰“提高人员的素质”的计划，不曾在任何方面提高过中情局的声望，反而引来了一波令其臭名昭著的丑闻。

1953年，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批准了一个代号为MK-ULTRA的大脑控制计划，这个计划将许多不知情的美国、加拿大人变成实验室里的小白鼠，目的就是为了研发控制人脑的药物。早在十年前，当心理学家蒂莫西·莱瑞盛赞中枢神经幻觉剂（LSD）会影响大脑的运作时，中情局已经开始实施MK-ULTRA计划了，中情局想要研制出一种迷药，或者是类似健忘症之类的药丸，来提高情报人员的“大脑免疫力”。

研究小组陆续研制了许多药物，其中包括一种名叫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强力迷幻剂。这种药物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服用后两三个小时就会发挥作用，服用者对环境和自身的判断力都会下降，如果配合心理攻势，一个人的思想就会被控制住。为了试验药物的有效性，中情局的特工、美军士兵、精神病人和普通大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都成了试验品，中情局甚至雇佣妓女，将药物用在她们的客户身上。

麦角酸二乙基酰最早的受害者是法国蓬圣埃斯普里村的村民。1951年，蓬圣埃斯普里村的村民在一夜之间全部患病，每个人都出现了头痛、呕吐的症状，随后，村民们陷入了各种疯狂的状态。有的人放声大叫，声称自己肚子里有蛇；有的人则说自己是一架飞机，并且从二楼跳下去；有的人则说自己的心脏跳了出来，请求医生帮他装回去；一个小男孩把奶奶看成了恶魔，差点掐死她。

村民集体发疯，几天之内就死了五个人，十多个人被鉴定为精神病，并被强制送到了精神病院。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村民是因为食用过量含有麦角菌的面粉才产生幻觉的，很快，当地一位面包师成了嫌疑最大的人，因为整个村子的人都从他的店里购买面包。科学家认为，面包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被麦角菌污染的面粉做面包，然后卖给了村民。

多年之后，中情局的前特工证实，根本就不是什么麦角菌的问题，村民之所以会集体发疯，是因为他们体内摄入了麦角酸二乙基酰胺这种致幻剂。当时，中情局为了测试“大脑控制实验”的效果，将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喷洒到空气中，还用这种药物污染了一些食品，于是，当地的面包就成了替罪羔羊。

除了药物研发，MK-ULTRA计划还涉及放射性移植、催眠、电击疗法和隔离技术等众多项目，美国有超过30所大学和学院参与了中情局主导的研究，到1978年，共有44所大学、15个科研机构和制药公司、12家医院以及3所感化院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相关工程。陆海军的情报部门，甚至司法部、教育部、社会保险部也给中情局提供过秘密支持。

在电影《谍影重重》中，马特·达蒙饰演的杰森·伯恩一开始表现出严重的失忆状况，他对自己的身份、做过的事情一无所知，他的脑子里还时常闪现出一些零碎的画面，令他的生活痛苦不堪。伯恩偶然间发现，他竟然具备警察和特工的本事，不仅能用身边的小物件，如圆珠笔、灯绳之类的东西杀人，还能轻易地逃脱恶人的追捕。

在解开“我是谁”这个谜题的过程中，伯恩终于将记忆碎片连在了一起，原来，他是中情局的一名特工，曾经参与了一个代号为“黑石楠”的秘密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人脑，参与实验的特工会被洗脑，之后失去所有的记忆，伯恩正是黑石楠计划的试验品之一。

电影中的伯恩最终找回了自己的身份，也弄清了自己被众多杀手追杀的原因，不过，现实中的试验品弗兰克·奥尔森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中情局的药品实验者，最后从纽约宾馆的楼上跳下去，当场身亡。奥尔森的死亡成为中情局拿活人实验出现的最大问题，奥尔森去世多年后，中情局的MK-ULTRA计划逐渐曝光。

奥尔森是美国军方化学药物的一名研究人员，同时也是中情局的员工。1953年11月，中情局的药物研究人员聚集在阿巴拉契亚山附近的一个庄园里开会，讨论关于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议题，奥尔森也是参与者之一。就在研究人员喝下手中的威士忌时，他们并不知道，威士忌里已经包含了他们自己研制的迷幻剂。稍后，中情局将真相告诉了他们，在离去时，奥尔森表现得神情焦虑。

回到家后，奥尔森的家人发现他情绪低落，行为古怪，中情局意识到，一定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引起的，于是，中情局将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并且派专人看守。可是，精神医生的所有治疗方法对他都没有作用。后来，奥尔森的情绪失控，一天夜里，他砸完了屋内所有的东西，从住所的十楼跳了下去。

奥尔森事故发生后，中情局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认为应该停止这种反人类的人体实验，也有人要求将实验进行下去，一位参与药物实验的人员说，人们之间互相残杀已经有几千年了，不论你是用木棍袭击敌人的头部，还是用刺刀从后面攻击，或者让他生病，这并没有不同。

为了避免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中情局开始介入调查，最后，调查报告中显示，奥尔森的死亡是由于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不过，中情局也指出，一旦事情的真相被揭发，将影响中情局和其他部门的关系。于是，奥尔森的妻子最开始只知道丈夫是死于一种疾病。

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会开始调查中情局的药物研究工程，其中的内情逐渐被人们所知。奥尔森的家人通过国会调查得知，奥尔森死前一直被注射迷幻剂，不过，杜勒斯始终坚持奥尔森死于自杀这一说法，因为服用药物的其他人员没有出现问题。后来，奥尔森的儿子将父亲的尸体挖出，验尸发现，奥尔森的头部有外部强力撞击留下的创伤，而且，这种伤害是在他跳楼之前。为了表示对奥尔森一家的歉意，在福特总统的催促下，美国国会赔偿奥尔森的遗孀艾丽斯75万美元，并以个人名义向奥尔森家属道歉。

1973年，赫尔姆斯下令销毁了所有关于MK-ULTRA计划的材料，两年后，国会开始正式调查，不过可供参考的文件已经所剩无几，调查也只能无果而终。如今，国会针对MK-ULTRA计划的调查已经基本停止，不过，这并不代表这一秘密计划也画上了句号。

毒贩的保护伞

众所周知，全球最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在美国，因此，毒枭们千方百计地将可卡因运进美国的大小城市。最初，毒品会取道加勒比海，从哥伦比亚运抵美国的佛罗里达州，20世纪80年代，美国海岸警卫队摧毁了加勒比海上的可卡因运输路线，于是，毒品贸易转道墨西哥，通过太平洋沿岸进入美国。当墨西哥开始轰轰烈烈地扫毒时，毒枭们不得不再次转移阵地，将毒品贸易转移到贫穷、动荡的中美洲。于是，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瓦尔成为重要的产毒、制毒基地，大量的可卡因经过危地马拉运往美国。

毒品走私在美国边境如此猖獗，每年有大量的毒品进入美国境内，已然构成了对美国社会的巨大危害。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打击毒品，每每冲到扫毒前线的先锋，就是中情局。1989年，中情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毒品中心，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有关毒品走私的情报，侦察罂粟、古柯树种植的地点，跟踪海洋上的走私船以及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1994年，反毒品中心进一步扩大，负责监控全世界的毒品走私和犯罪活动。

此外，中情局还和国外的警方合作，开展跨国扫毒活动，包括情报共享，配合抓捕毒贩等。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主要是拦截或者阻击运送毒贩的飞机，以防止美洲的毒品走私到美国。在这一过程中，中情局负责搜集情报、训练飞行员等。如此看来，中情局在打击毒品上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甚至成为美国打击毒品犯罪的重要机构。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和毒品势不两立的机构会亲自参与毒品交易。

说起来，这件事和两伊战争期间的“伊朗门事件”有关。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轰动一时的政治丑闻——美国在为伊拉克提供武器供应的同时，暗地里和伊朗进行军火交易，中情局则利用其中一部分交易款项，用来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军。尽管有些人开始理解里根、凯西等人对尼加拉瓜的做法，可是，中情局在整件事情中无视法律和国会的不光彩行为永远不会被人们接受。实际上，中情局在尼加拉瓜问题上做得比人们想象得更过火。

一直以来，美国对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权恨之入骨，美国对古巴的态度已经毋庸赘言，当尼加拉瓜的人民在大选中选择桑地诺这位左翼政党的代表做总统时，美国已经将尼加拉瓜拉入黑名单，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了。当然，美国之所以如此痛恨桑地诺，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左翼政党，还因为美国军队在游击战中被桑地诺率领的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

桑地诺生于1893年5月19日，他的父亲是一位反对美国侵略的义士，还因此被捕。从小学开始，桑地诺就受到父亲的影响，对美国毫无好感。父亲入狱后，桑地诺辗转到墨西哥打工，对美国欺压美洲中小国家的行为更加痛恨，在墨西哥，他开始参加反美斗争，立志将美国军队从祖国赶出去。

1926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尼加拉瓜保守党政变成功，建立了亲美的政权，随后，美国派了两千多名军人进入尼加拉瓜，帮助政府镇压人民起义。看到美国人在尼加拉瓜杀害爱国人士，桑地诺感到非常气愤，当他得知国内的自由党人发动了反美的起义，主张守护宪法时，他随即回国，参加到革命运动中。

桑地诺用他的三千美元买了一批武器和弹药，组织起一支仅有29人的游击队，由于缺乏枪支弹药、粮食被服，他们只能在山区里和美国军队打游击。幸运的是，游击队轻巧灵活，能够利用密林作掩体，即使美国动用了先进的武器，也没办法对付藏身在山坡沟壕里的游击队员。

在自由党护宪军领袖蒙卡达和美国签订秘密协定之后，自由党护宪军投降美国。在所有将领中，只有桑地诺没有投降，他在致全国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我宁愿在战斗中牺牲，也不愿作为奴隶而活着”。此后，桑地诺继续在尼加拉瓜的北部山区和美国军队打游击战，桑地诺也成为“自由人的将军”。

桑地诺的反美抗战得到了苏联和古巴的支持，也得到了拉美国家的声援，一些志愿者纷纷来到尼加拉瓜，参加桑地诺的游击队。美国国内则掀起了一股罢工和示威的热潮，抗议政府侵略尼加拉瓜。经过七年的抗争，美国军队在尼加拉瓜处处挨打，无计可施，被迫于1933年撤军。

游击队员们取得胜利后，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国家，追求和平、自由的生活，然而，美国人并没有善罢甘休。1934年，桑地诺被亲美军阀索摩查暗杀，随后，索摩查成为尼加拉瓜的总统，开始了对尼加拉瓜的独裁控制，尼加拉瓜重新落入美国人手中。

20世纪60年代起，尼加拉瓜人民开展了反对索摩查的民主革命运动。1979年，索摩查家族被推翻。这一运动更名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阵），以表示这一运动继承了桑地诺的精神，将始终以反美侵略作为斗争目标。

桑解阵掌握了国家政权后，美国则全力支持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人员，除此之外，还支持了一支土著印第安人的反政府武装。为了干掉桑解阵，中情局可谓费心费力，又花钱，又出力，不过，他们的付出并没有得到认可。1982年至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博兰修正案》，禁止动用资金推翻尼加拉瓜政府，一时间，中情局的经费被削减，在尼加拉瓜的行动也开始捉襟见肘起来。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一现状呢？中情局想到了另寻财路。

中情局从事的都是秘密活动，秘密活动需要庞大的经费支持，说白了，就是钱。既然国会断掉了中情局的财路，凯西只有自己想办法弄钱。一开始，仗着有里根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撑腰，凯西先后从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弄到了一点钱，在“伊朗门事件”中，中情局也拿到了不少好处。可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如何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资金供应，实在需要苦思冥想一番。

至于是谁第一个想到“古柯碱”这一点子，至今已经无证可考了。不过，中情局的确有不少关于古柯碱的资料。在中美洲国家，许多地方都长着绿色的古柯树，早期西班牙探险家到达这片土地时，他们就注意到那些椭圆翠绿的小叶子了，咀嚼之后，这些叶子能起到提神的作用。叶子中提炼出来的古柯碱具有麻醉的效果，弗洛伊德就曾推荐用古柯碱来治疗各种疾病以及对酒精与吗啡上瘾的病症，后来还出现了由它酿成的药酒——马丁尼。在可口可乐的早期配方中，同时含有古柯碱和咖啡因两种成分，后来，古柯碱才被剔除。1914年，《哈里森麻醉品法案》将古柯碱列为禁药，此后，纯古柯碱成为毒品的一种。

中美洲的古柯碱生意已经非常久远，中情局知道，古柯碱虽然价钱低廉，但是产量巨大。如果以低价出售，买家定是源源不断，对于急需大笔活动经费的中情局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于是，中情局开始在哥伦比亚等地种植和制造古柯碱，一些负责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运送物资和军火的飞机，在回程时便会将古柯碱带回美国。

中情局利用毒贩线人，将古柯碱批发给洛杉矶的大毒枭罗斯，这些毒品随后进入黑人社区，那里的黑人青少年则成为最大的消费群。由于价格低廉，吸食古柯碱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抢夺毒品生意，帮派之间常常发生斗殴、枪战的案件。不过，中情局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古柯碱的生意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支持也得以继续。

在尼加拉瓜的行动结束之后，中情局便开始严厉地扫毒，曾经帮助中情局散卖毒品的洛杉矶毒枭罗斯遭到检举，被判处终身监禁。

罗斯声称，他中了中情局的圈套，罗斯这样说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罗斯掌握了太多的内情，对于中情局来说，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稍有不慎，他就可能将整件事的内幕曝光，就像许多死于非命的知情人一样，罗斯的下场不过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可惜，中情局最终也没能掩盖住这一丑闻，一些报刊整版披露中情局在中美洲的所作所为，一时间，中情局成为民众讨伐的重点对象，其程度不亚于昔日的“伊朗门事件”。

实际上，中情局历来和毒品都有关系，在泰国、老挝一带，中情局接管过法国人的鸦片生意。对于人们的指责和联想，中情局一改予以否认的态度，相反，中情局强调自己在打击毒品工作中付出的精力、做出的牺牲，以期转移公众的视线。在各种冗长、复杂的调查程序后，这件事就像伊朗门事件一样，不了了之。不过，人们对中情局的印象却始终没有改观，这个神秘的组织，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了。

斯诺登与棱镜门

2013年夏天，一位29岁的美国年轻人成为全世界的焦点，成为“一语惊醒梦中人”的勇者，也成为世界各国领导人头疼的问题。这位年轻人就是“棱镜门”的主角：爱德华·斯诺登。

2013年6月10日，已经悄然离开美国的斯诺登通过英国《卫报》公布了一段采访视频。在视频中，他这样说：“我叫爱德华·斯诺登，29岁，我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担任过技术助理职位。”镜头前的斯诺登带着半框眼镜，面容消瘦，略显疲惫，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表明自己的鲜明立场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斯诺登一直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工作，工作职务的便利，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项目。正是这时，他发现了棱镜计划。国家安全局有一项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要求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必须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还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私人资料。

“棱镜门”曝光之后，美国舆论瞬间哗然，斯诺登也从国家安全局的小职员一跃成为报纸、杂志上的头条新闻人物。斯诺登公开了这个天大的机密后，有人称他为“卑鄙的告密者”，也有人称他为“将政府丑闻公之于众的英雄”，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在接受采访时甚至直呼斯诺登为“叛国者”。那么，这个29岁的小伙子到底是何许人也，又是什么来路呢？

1983年6月21日，爱德华·斯诺登出生于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父亲是美国海岸警备队的官员，母亲则是美国地方法院的办事员，家中还有一位做律师的姐姐。16岁时，斯诺登全家搬到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市，他本人在一家社区学院学习电脑。斯诺登本想以此获得高中文凭，最终却因未能完成课程，只获得了普通教育发展证书。

21岁时，斯诺登志愿参军，成为美国陆军的一员，并且希望参加特种部队，前往伊拉克参战。可惜，在军队训练中，斯诺登双腿骨折，后来被解除兵役。回到家乡后，斯诺登在马里兰大学的一处隐蔽设施担任警卫，这处设施正属于国家安全局，后来，斯诺登转到中央情报局担任资讯科技保安，由于他在网络知识和电脑技能方面表现卓越，很快获得破格晋升。

2007年，受到中央情报局的委派，斯诺登前往瑞士首都日内瓦，主要负责维护网络安全的工作。作为中情局的工作人员，他得以通过外交途径隐瞒身份。这段时间里，斯诺登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中情局的高级机密文件。两年后，斯诺登离开中央情报局，前往驻日美军的基地，为NSA系统中的一家私营承包商工作。这期间，他开始对日本文化感兴趣，喜欢看日本动漫，并且学习日文。

前往香港披露棱镜计划之前，斯诺登在夏威夷的一处国家安全局设施内担任系统管理员，收入颇丰，生活舒适，和女朋友过着快乐的生活。直到他打算将机密文件公开，他才以治疗癫痫病为由，向公司申请暂时离职。在英国《卫报》公布的采访视频中，斯诺登这样解释他的行为：“愿意牺牲掉这一切（工作、收入、女友），把真相告诉世人，因为美国政府利用他们正在秘密建造的这一庞大的监视机器摧毁隐私、互联网自由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自由的行为，让我感到良心不安。”对于他为什么放弃匿名行动，斯诺登则解释说：“我不想隐藏自己的身份，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当人们一听到棱镜计划就想到“监听”、“隐私被侵犯”、“法律何在”等问题时，棱镜计划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2007年，在布什总统的任期内，美国国家安全局启动了一个绝密的电子监听计划，代号为“棱镜”（PRISM），正式的名号为“US-984XN”。透过斯诺登提供的机密文件可以了解到，棱镜计划可以对网络上的即时通话和既存资料进行深度的监听，监听对象是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参与计划公司服务的客户，或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

参与计划的人员可以获取网络上的电子邮件、视频、语音交谈、影片、照片、档案传输、登入通知以及任何其他社交网络细节。也就是说，透过棱镜计划，国家安全局可以随时随地监控一个人在网络上的足迹和搜索内容。而与NSA合作的网络公司则包括脸书、谷歌、微软等大型互联网公司。

2012年，每天早上交到奥巴马总统手中的《总统每日简报》中有1477个项目使用了来自棱镜的数据。按照《华盛顿邮报》的报道，98%的棱镜结果是基于雅虎、谷歌和微软提供的数据。

“棱镜门”曝光之后，牵涉其中的各大公司纷纷发表声明，其中，FACEBOOK对外声明说“只在法律要求的限度内提供信息”，苹果公司则称“任何对客户数据提出请求的政府机构都必须得到法庭的核准”。不管这样字斟句酌的声明如何努力撇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监控事件，其侵犯的人群之广、侵犯程度之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严重。

如果不是斯诺登，美国民众永远都不会知道“棱镜”这一高度机密，也不会知道他们的私人电话、网络信息、甚至每封邮件都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讽刺的是，在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够接受政府的监控行为，只要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56%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有45%的受访者甚至表示：“如果政府的数据秘密收集工作真的能阻止类似9·11的恐怖袭击，政府进一步加大监控力度，我们也能够接受。”

由此可见，9·11恐怖袭击还真的让美国人吓破胆了，曾经一度以“宣扬个人自由、保护个人隐私”著称的国度，已然愿意为了“安全”而牺牲“隐私”。不过，“棱镜门”显然要比一般的反恐监控要严重得多，因为美国政府的监控对象不仅仅是美国人，还包括美国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斯诺登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的专访时说，国家安全局的监听对象除了德国、法国等盟国之外，范围扩大到日本、墨西哥、韩国、印度、土耳其等38个国家的驻美大使馆，在监听过程中，这些国家被分别赋予代号，使用美国的地名或者人名进行区别。自2009年以来，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在入侵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电脑，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政府、私人机构、政商界人士、学生以及内地一些目标。

6月17日，英国《卫报》援引斯诺登提供的机密文件称，在2009年的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伦敦当局曾经利用特设的网吧，在电脑中安装软件程序，以截取电子邮件及监控数据，同时入侵手机的保安系统，监视与会各国领袖及官员的通信和电邮文件。

对于斯诺登的爆料和媒体的质疑，官员们选择用“阻止恐怖主义高于保护隐私权”来辩解，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你不能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同时拥有100%隐私、100%便利。”此外，牵涉其中的英国政府也发言说：“英国的守法公民永远不会知道，政府部门为了阻止你的身份被盗或者挫败恐怖袭击所做的一切事情。”很显然，官员们并没有打算为“棱镜计划”，或者其他任何监控行为做出一个充满歉意的态度。

在没有更详细的信息被披露出来之前，任何人都无法确定，国家安全局已经将棱镜计划延伸到多远、多深入的地步，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在冷战结束后的21世纪，“秘密警察”依然在悄悄地活动着，窃听风暴每天都在上演，“Big Brother”（英国某一以“监控他人起居”为题材的真人秀节目）始终站在高处，冷冷地观察着人们的活动，掌控着人们的生活。

在香港滞留了两个多星期后，斯诺登于6月23日搭乘俄航SU213航班抵达莫斯科，随后，斯诺登俨然变成了“世界孤儿”，努力向多个国家寻求政治庇护，以求在这场个人对抗国家机器或各国政治博弈的战役中获得胜利。

8月1日，斯诺登的律师库切列纳对外公布，斯诺登已经获准在俄罗斯临时避难一年，他的临时避难证件有效期从2013年7月31日至2014年7月31日。如今，拿到临时避难证的斯诺登已经离开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的中转区，进入俄罗斯境内。

未来一年，斯诺登可以在俄罗斯境内居住、工作，不过，俄罗斯当局并不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毕竟，中情局的触角总是能够迅速而果断地延伸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而美国的态度则是“要求俄罗斯当局将斯诺登送还美国”。

斯诺登的最终命运会怎样，任何人都无法猜测。到最后，不管他是像阿桑奇一样获得某国永久的政治庇护，或者被押解回美国，接受法律的审判，亦或者，他成为特工们的靶子，悄无声息地在世界上消失，他的行为依然震动了这个世界。人们常说，历史是由年轻人推动的，这位29岁的年轻人能否从此改变历史呢？时间会帮我们找到答案。

附录

中央情报局的组织结构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看到中情局就像是无所不在的幽灵，散布在各大洲、各个国家，不是策划政治阴谋，就是进行颠覆行动，一些如同詹姆斯·邦德一般身手不凡的特工则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小偷、业务员、妓女、流氓打交道，搜集情报，秘密行动。的确，中情局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的“文化部”，成为美国对外的最大情报组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特工的出色表现。

不过，中情局的谍报工作并非全由驻守在各国的特工来完成，实际上，秘密行动只是情报工作的一部分。按照机构部门来划分，邦德应该属于秘密行动处，直接参与搜集情报、执行任务等，此外，中情局还有许多其他部门，比如科技处、支援处，用来配合行动处的工作。每个部门的任务、性质、运作模式都不尽相同，所有部门相互配合，既合作也竞争，目的只有一个：为总统和其他国家决策层提供最可靠的情报。

基本上，中情局分为四个大的部门：情报处、国家秘密行动处、科技处和支援处。中情局局长，也就是中央情报主任，负责掌控整个情报机构的活动，每一个部门则由一位助理副局长领导。情报处下设管理与分析、武器控制情报、搜集需求与评价等科室；国家秘密行动处下设国外情报、隐蔽行动、评价、计划和设计等科室；支援处下设通讯、后勤、安全、财务、医疗服务、人事、训练与教育、数据处理等科室。科技处于1962年成立，当时称之为研究处。此外，局长手下还有几位工作人员，他们专门负责处理公共事务、人力资源、使命创新、礼节规范、国会事务、法律问题、信息管理及内部监督事务。和其他情报机构不同，中情局无需公开预算、雇员人数和工作情况。

情报处，顾名思义是专门处理情报的部门。情报分析员的本职工作就是在纷繁的信息中评估国际局势以及对美国政策的影响，通过书面报告，比如总统每日简报、世界情报评论等方式，交出情报分析的结果。中情局不负责制定外交政策，不过，情报人员还是会把对海外的发展情报分析反馈给国家安全、国防领域的决策人。从情报处对行政、立法部门提供意见来讲，中情局是情报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情报处的员工负责将不完整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信息加以综合分析，然后及时、准确、客观地告知美国总统、内阁和高级决策者。情报处的工作人员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有的人在大学期间学习国际关系或者政治经济学，他们善于研究独特的专题，比如朝鲜问题、中东问题、南亚问题等。工作期间，他们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工作，和那些跨区域、跨国分析师合作，彼此分享多样的、强大的信息资源。这些人在系统、政治、批判思考、写作和简报方面的丰富经验是无人能比的。

情报处分析来自不同国家、文化和历史背景的问题，因此，需要来自不同学术机构、不同学术背景的雇员。在情报处近3000人的雇员中，三分之一拥有博士学位，大多数人是大学教授。他们可以公开自己受雇于中情局的事实，也可以缄口不言。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多疑，对所有信息都要反复考察和验证，以保证分析报告的准确无误。他们还会和多媒体制作人、图形设计师、地图绘制师、分析师密切合作，利用电脑模拟多维地图，以丰富分析报告的内容。

由于中情局向来看重行动，轻视情报分析，因此，秘密行动处一直看不起情报处。情报处的保密性不如行动处，因此，近年来大量冷战时期的分析报告先后解密。按照要求，情报处的分析报告必须准确、客观，摆脱政治的影响，但事实证明，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由于历届总统都非常依赖情报，但又不完全相信情报，某种程度上，情报处的工作开始变形，逐渐循着总统的意愿，提供总统希望看到的情报内容。

行动处是中情局资格最老，也是最秘密的部门。行动处拥有一支不同种族、教育和专业背景的精英队伍，他们在全世界执行秘密使命，通过秘密收集情报和隐蔽行动来维护国家安全。多年来，行动处给中情局带来了不少荣誉，同时，也惹了不少麻烦。

行动处的人员就像邦德那样，满世界飞来飞去，执行危险而秘密的任务，他们自认为是中情局最重要的部门，也是中情局最有价值的部门。因此，行动处不仅瞧不起情报处，其他部门也一样不放在眼里。行动处的领导基本都是特工出身，有多年的实际行动经验，一旦他们掌握了最高权力，自然会更加重视行动处，行动处出身的杜勒斯局长和凯西局长就是如此。

从之前的计划处发展到今天的行动处，它已经发展出11个主要部门和遍布全世界的130多个工作站，除了5000名全职的雇员外，在必要的时候，行动处还会花高价雇佣临时员工。当然，这一切都来自中情局对行动处秘密活动的大力支持。

军事行动办公室负责评估军事行动计划的可行性，在军方行动时，负责提供及时的情报。在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也会看到军事行动办公室人员的身影；反间谍中心主要负责协调情报界的其他部门，打击外国情报组织对美国情报机构的渗透；反恐怖活动中心则专门用来对付恐怖主义组织。全世界已知的恐怖主义组织的资料都存储在反恐怖活动中心里，包括他们的基地、成员、经费来源、和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联系等。

中情局所有的特工在正式工作之前，都必须接受一年以上的专业训练，学习间谍技巧，还要在相关部门进行一个月以上的实习，以保证能够胜任情报分站的工作。训练新手的任务由间谍训练中心全权负责，他们的工作地点设在弗吉尼亚州郊外的“农场”和北卡罗来纳州、亚利桑那州的训练营。

国内资源处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科，国家信息收集科负责收集从国外回来的美国人的情况，外国资源科则负责招募外国人，比如外交官、留学生、访问学者等。外国资源科的员工打着商业公司的名号，利用假身份和假名字，将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招募为中情局的员工。

除了常设在国内的这些部门，秘密行动处在各大洲还设有分处，比如欧洲处、非洲处、东亚处、拉丁美洲处等。此外，在世界各国，还设有多个工作站，他们负责收集所在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情报，策划秘密行动。按照常理来说，所有工作站向秘密行动处总部负责，紧急时刻，则向站长负责。

当秘密行动处的特工执行秘密任务时，难免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武器，比如可以瞬间变成炸弹的手表、杀人于无形的钢笔、帮助特工变成透明人的太阳眼镜或者可以变身为坦克的汽车……或许，这些神乎其神的装备既是007的秘密武器，也是科技处的拿手好戏。科技的力量总是能够让原本普通的工具变成了战斗的利器，而这些，都离不开科技处的工作——提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服务。

科技处的雇员，全部都是技术情报人员，当然，他们研究的领域更是五花八门，有的人是电脑程式设计师，有的人是工程师，有的人是科学家，有的人则是物理学家。作为中情局四个最重要的部门之一，科技处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专业技术上，力图通过高端的技术来解决最迫切的情报问题。

科技处的人员和秘密行动处的人员一起驻扎在外地，并为其提供咨询和可靠的技术操作协助，告知他们如何收集和确认其情报。收集情报时，音频和视频监控已经属于小儿科阶段，如今的科技人员通过设计、建立、操作卫星侦察系统来支持全球信息联通。

在冷战时期，科技处显现出它特有的优势。科技处研制了许多复杂的设备，涉及通讯、卫星、人工智能、高效计算机等诸多领域，U-2飞机就是科技处的成果，负责打捞苏联核潜艇的船只也出自科技处。至于化妆用具、密码发射机、外形小巧的手枪、微型摄像机等，都是科技处专家偏爱研究的小东西。

支援处的使命是为情报工作提供硬件设施，建立和运作重要的支援系统，比如通讯、安全、供应链、基础设施、财政和医疗服务等。行动时，每一个人都会得到支援处的帮助，遇到危险时，也会在支援处的帮助下顺利脱身。由于行动的隐秘性，支援处的工作不容易被人看见，然而结果往往证明，支援处有它特殊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负责人力资源的工作人员直接向局长报告，从申请人提交简历到雇员退休，从员工的知识、规划、发展和奖励，人力资源工作深入到情报团队的方方面面；作为中情局的发言人，公共事务人员从中情局诞生那天起就已经存在了。他主要负责媒体关系、公众沟通、内部通讯三个方面，还要管理社区关系、特别活动及嘉宾规划、中情局出版物、互联网及内联网通信、娱乐业联络人等子部门。

总法律顾问办公室是中情局一个独立的办公室。作为中情局的首席法律官员，总法律顾问担任中情局局长的法律顾问，负责管理中情局的法律事务工作，并向开展情报活动的中情局人员提供法律方面的咨询和指导。根据1997年财政年度情报授权法案加入的要求，总法律顾问需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批准。

中央情报局历任局长名单

美国中央情报机构之父——威廉·约瑟夫·多诺万

第一任中央情报组组长——西德尼·威廉·索尔斯

第二任中央情报组组长——霍伊特·S·范登堡

第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

第二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B·史密斯

第三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威尔士·杜勒斯

第四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亚历克斯·麦科恩

第五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小威廉·弗朗西斯·雷伯恩

第六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M·赫尔姆斯

第七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士·罗德尼·施莱辛格

第八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E·科尔比

第九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斯

第十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

第十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约瑟夫·凯西

第十二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H·韦伯斯特

第十三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米歇尔·盖茨

第十四任中央情报局局长——R·詹姆斯·伍尔西

第十五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马克·多伊奇

第十六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约翰·特内特

第十七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波特·戈斯

第十八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V·海登

第十九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莱昂·帕内塔

第二十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