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部谷底（1990－1991）

第一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二章　大灾年

第三章　死灰复燃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

第四章　转折

第五章　盛世无英雄

第六章　新人治国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

第七章　软着陆

第八章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

第九章　朱熔基与民心向背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

第十章　殊途同归

第十一章　忏悔的年代

第十二章　新人类　新生活

尾声　后继者

第一部谷底（1990－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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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活着的祖宗

　　1990年那个春天，整个中国似乎深陷因果轮回之苦。

　　在帕米尔高原和长白山之间，火焰绵延不绝，长达四千八百公里，覆盖着西北、华北和东北的大片国土。一位学者把这“条带状的火线”叫做“地火”，说它已经燃烧几百年，每天烧掉至少五十万吨煤。不过，没有死人，伤者也很少，这是北方人的幸运。可惜这条“地火”之外，火灾也是层出不尽，平均每天一百五十六起，烧死七个人，还烧掉八十万元人民币。新年第一个月，北京接到五万件告状信；上海有数千吃了不洁毛蚶感染甲肝的人，尽管大都痊愈，却还抱怨不已；广州有几个大公司的经理逃到国外去了；云南发现一百四十六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还有刑事犯罪、环境污染、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怠工的、吸毒的、嫖娼的、冷嘲热讽政府的。诸如此类的消息，在当日媒体上是没有的，所以老百姓很难知道。普通人身边的气氛倒是和和平平的。10日，在北京城内实行了七个多月的戒严被取消。东长安街上的国贸中心大厦即将竣工，去年夏季被打烂的那些外紫内白的玻璃幕墙，也已恢复原样。这时候已是旧历腊月，“祥和”成了北京人的口头语。春节终于来到，成千上万的家庭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不过，因为那一场风波，也有不少家庭是不祥和的。春节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坏消息接踵而至。外经贸部的官员一个劲地抱怨出口下降。农业部长何康说，夏季粮食减产，形势严峻。统计局的公报说，工业生产下滑了，全中国的经济都在“疲软”。但是最要命的是人心离散。一个退休的军官指着刊登那个消息的报纸说：“疲软？什么疲软？就是完蛋。”中共中央颁布了一个决定，宣布要“多一点计划”，还要“加强集中”，这无论站在哪个角度说，都是有些道理的，可是哈尔滨市政府有个心直口快的干部就不以为然。“计划？”他站在自家的硬杂木拼花地板上，对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抱怨道：“我们不会‘计划’别的，‘计划’浪费在行。‘大跃进’进去几百亿，‘文革’进去几百亿，‘华国锋时代’进去几百亿元。这些钱啥也不用干，光吃，也够中国人吃两辈子了！”他的语气夸张，数字也不准确，但不满的情绪却是真实的：“他妈的，我‘搞计划’三十多年了，这些事情我都干过，我比谁都知道。”

　　经过1989年那场殊死搏斗，中国人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分裂了，不过，无论是那些喜欢80年代还是不喜欢80年代的人，现在都希望有一点时间喘口气，可是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至少有二十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拒绝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到他们的国家去，还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打交道，说是“经济制裁”，让中国人喘息不得。钱其琛后来拿一句诗来形容这时的形势，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然而还有更大的一片“黑云”：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了。在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每一个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而又嗟叹不已，直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怎么也放不下来。

　　第一个消息来自新华社驻东德的一个记者。他的报道说，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总书记昂纳克开除了。一个小时以后，又有消息说，那不是昂纳克，只是他的一个助手。新华社于是赶忙收回那条新闻，《人民日报》则因为自己没有理睬新华社的消息而好一阵庆幸。可是，新的消息又来了，说昂纳克的党籍被开除了，这回是真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战后三十五年以来第一个共产党占少数的政府。这个国家群雄并起，各方政治派别达成协议：总统应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这等于是把共产党的领导权给剥夺了。更要命的是，那里的老百姓居然接受这种资本主义复辟式的结果，因为已有消息证实，布拉格的居民正在街上游行庆祝，有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书店老板看了这情景，当场把不同政见者的那些着作拿出来，很快被抢购一空。这一边，保加利亚共产党也把自己的领袖日夫科夫开除出党。春天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在东欧的处境就更糟了，有点像过去很多年里被他们宣布为“反动政党”并加以取缔的那些组织了。4月17日，布拉格市检察长索科尔以一个执法者的身份，要求两周之内在布拉格取缔共产党的活动。布拉格市民只等了五天就不耐烦了，大约七千人聚集在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冒雨高呼口号，发表演讲，全都是支持检察长的。游行队伍的标语有一幅最为醒目：“支持索科尔，取缔共产党。”东德倒是没有这样的集会，也没有这样的标语。可是有至少一百万苏联和东欧的移民越过倒塌的“柏林墙”跑到西德去了。那道墙是六个月前被拆除的，再过六个月，也即1990年10月3日，分裂了四十五年的德国统一了。统一之前的这几个月里，苏联军队还在这里驻扎着，不过已经不再拥有往日的风光。在柏林勃兰登堡附近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小摊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军帽、肩章、奖章和零七八碎的苏军物资，其中有苏联海军军帽，二十马克，还有苏联空军军帽，二十五马克。

　　苏联人那时候还在观望，莫斯科还没有发生“八·一九”事件。即使是那些最有先见之明的人物，也认为那个堡垒虽然已经摇晃起来，可还能挺不少日子。布鲁金斯学会的爱德华·A·休伊特那时候是这样谈论苏联的：“他们正在写《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这个剧本，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篇章。”戈尔巴乔夫仍然控制着局势，他承认：“苏联现在正处在改革最困难的阶段。”但他仍在坚定地阐述党的立场：“苏联现阶段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而不是拒绝列宁、布尔什维克和人民在1917年10月做出的选择。”他是4月10日会见参加共青团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说这些话的，这给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以极大鼓舞。至于说戈尔巴乔夫是“最大的叛徒”，那是二十个月以后的事。在当时，中国人还把他当成一股背叛潮流中的坚定革命者。一位领导人在那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去了苏联，说“苏联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可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在很多人的心里已经成了“痛苦和绝望”的代名词。1990年12月7日，保加利亚总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起诉书，指控托·日夫科夫作为保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国务委员会主席，超越职权，为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谋取总计二千六百五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九列弗的私利，包括把公款用于维修自己的别墅，给保健护士和航空小姐发奖金，从出版社获取的稿费，让子女得到不应有的服务，以及把六十九辆小汽车以低价格给了指定的人。诸如此类的事情被揭露出来，让这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不仅在信仰方面不再具有感召的力量，而且在道德方面也威信扫地。“社会主义把一头牡马变成一头阉马”，一位波兰经济学家说，“我们还不能反过来把阉马变成牡马。”在他的国家中，一个胆大妄为的工人莱·瓦文萨组建团结工会的行动，是席卷东欧的这场大变动的起点，此人因此成为这个国家第一任民选的总统。1990年12月12日晚上，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新总统交出权力的前夕，向他的国家发表“告别讲话”。“每个民族的历史都不仅仅是既成事实的总和，它同时也包括着得以避免发生的事实。”他悲悲切切地说：“我只请求一点：如果时间没有熄灭某个人的心头之恨或者不悦，那么就让它们首先向我发泄吧。”对于中国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真是个悲惨的时刻，他们全都把雅鲁泽尔斯基看做悲剧英雄而把瓦文萨看做得志小人。可是有二十四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聚会在布鲁塞尔，决定掏出四十亿美元，支持这小人的“把阉马变成牡马”的经济改革。

　　毫无疑问，几年以来发生在波兰的事情，现在正在更大范围内重演。在我们的国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全都急剧地旋转起来。奇怪的是，所有最重要的消息都是在私下传递的，公开发布的新闻则视而不见。

　　世上很多事情都可以装糊涂，惟有这件事不成。冷战就要结束了。当然，它也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结束之前的冲突格外激烈和残酷。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有些人还真不是装糊涂，而是自作聪明。比如有几个宣传部门的官员就告诫属下报刊的总编辑，正确看待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还剩下的两个领袖：一个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此人尽管主张改革，但却是个“民主主义者”；另一个人是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他是反对改革的，还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处处影射攻击中国的改革，但他毕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他讲话的时候，听众六十五次起立，向他鼓掌和欢呼。

　　媒体摘取了这些情节，添油加醋地传达给读者，希望所有中国人能和他们一样，相信齐奥塞斯库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也相信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危机，完全是一小撮坏蛋捣乱的结果。可是接着就有更加令人惊讶的消息传过来，不仅证明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上的那些掌声和欢呼都是虚伪的辉煌，而且还表明齐奥塞斯库的“社会主义”已经被人民摈弃。90年代开始之前的两个星期，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另外一个城市蒂米什瓦拉，市民走上街头，党的官员则派出军队。反对和保卫齐奥塞斯库的行动在街头相遇，演变成大规模冲突。

　　军队开枪的那天是个周末。现场录音辗转到了维也纳，然后在电台播出，里面一片混乱：喊声、哭声、口号声和枪声……全世界都听到了。对中国的媒体来说，这个晚上最大的问题是，根本隐瞒不住这些消息。很多人整夜都不睡觉，天一亮就更加活跃，他们守在收音机的短波频道旁边，在嘈杂的噪声中辨别出断断续续的话，结果听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说，这是真正的“罗马尼亚事件”。另一家西方电台，美国之音，则具体地描述了那一天罗马尼亚街头的死伤者，说有一千人被打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偶尔出现几个画面，证明来自“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国际”的消息，大都不是无中生有。这些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集会上的讲话遭到听众反对；军队开枪了；群众反击了；成百上千的平民被屠杀了；军队中有人倒戈了；齐奥塞斯库逃跑了；不，齐奥塞斯库没有跑，他和他的一家人都被抓起来了……12月24日是个星期日。平安夜不平安。中国这一边，老百姓一整天都没有中南海的消息，只有李瑞环会见了一群日本人，说是代表王震的。北京人的街谈巷议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说他们可能是在为齐奥塞斯库的命运担忧呢。党中央机关报的院子里，记者们面对蜂拥而来的消息，全都目瞪口呆，他们接到社长一条指示：“凡是新华社有稿件和转载其他报纸可以解决的消息，本报记者就不要写了。”

　　但是罗马尼亚的记者们却格外活跃。前一天，他们让救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罗马尼亚电视台”上露面，还给了足够的时间让他说话。此人宣布齐奥塞斯库的罪状若干条。在电视大楼外面，布加勒斯特的市民围成一道人墙，呼喊着“保卫大楼”的口号，阻止军队进入大楼。那以后的几天，罗马尼亚的最新事态，就是经过这个大楼传遍全世界的。事态的发展证明“保卫大楼”的口号有点多余，因为军人原本就没打算冲进去。他们已经倒戈了。到了这时候，齐奥塞斯库不再顾及给自己“民族英雄”的荣誉抹上“叛国者”的污垢，让外国军队开进来保护他，但还是没有用。反对齐奥塞斯库的人宣布他们已控制各个要点，还逮捕了那个残忍的独裁者。这件事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罗马尼亚电视台的画面上，看来不再是谣言了。

　　最后的结果尽管人人都已料到，但还是难以置信。第二天，星期一，齐奥塞斯库已经被罗马尼亚军事法庭处决了，在致命的一枪之后，士兵们还在不停地射击，把他的尸体打得像个巨大的蜂窝。这位几个星期以前还在接受人民顶礼膜拜的总统，显然至死都不会相信，在他的人民中间居然潜伏着如此强烈的仇恨。

　　这一天是圣诞节，布加勒斯特的教堂里响起圣诞乐曲，街头还有二十多辆装甲车，还有零落的枪声，不过，冲突已经结束。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这样瓦解了。罗马尼亚不是最后一个，但它却是这场悲剧中最惨烈的一幕。昔日的辉煌转瞬间灰飞烟灭，新的执政者受到新的追捧。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已经表示要为“救国委员会”提供援助。那些环绕罗马尼亚的东欧国家纷纷宣布“支持罗马尼亚的民主力量”。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沉默了两天，等到星期三罗马尼亚新政府的领导人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差不多同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齐奥塞斯库的被称作“花花公子”的儿子，不过这一回他可不是往日那个风流倜傥的样子，而是一个囚犯———他在四天前就被逮捕了，神情茫然，面容憔悴，目光里充满恐惧。还有人发现了齐奥塞斯库弟弟的尸体，警察的验尸报告说他是自杀的。

　　这一连串变故毫无疑问构成了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共产党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要过好多年以后才会研究各种因果联系，在当时可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人世间所有最复杂最微妙也最强烈的感情一起涌出：震撼与解脱、兴奋与悲伤、厌恶和同情、崩溃与新生。罗马尼亚电视台还播出了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之前在秘密军事法庭受审的场面。这位落难的独裁者否认自己下令向群众开枪，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美国之音”坚持说，他的罪行之一是屠杀六万多人，还企图携带十亿美元逃到别的国家去。又过了一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消息。不过，它被安排在中央电视台当晚新闻节目的最后一条，放在“安康水电站下闸蓄水”、“中法合资家具企业在佳木斯投产”、“机电部评选优秀服务企业”、“科学出版基金会召开会议”、“河南现代艺术大展”、“武汉冰灯会”、“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这些消息的后面。

　　也难怪报刊的领导人会沉不住气，当时就连中南海里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们，也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十六个字，意思是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政治局于是召开特别会议。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荩卿奉命去同几天前枪杀了齐奥塞斯库的新政府打交道，说中国愿意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这是80年代最后一周发生的事。那些天，北京的书店里面，那些已被抛弃的共产党领导人的着作，像日夫科夫的精装本文集，还摆在书架上。驻扎北京的军队奉命提高警惕，特别小心在北京西郊大学集中的地区出事。好在大学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不过，有几个大学生来到复兴门，站在那里发表讲演，围观者几千人。警察很快来了，驱散了人群。一时间，本来已经缓和下来的北京城，又紧张起来。那时候中国人的神经特别脆弱，容易紧张，一紧张就会产生联想，一联想就会神经过敏，好像射向齐奥塞斯库的枪弹也正在朝我们中国这边射过来似的。

　　现在历史终于走进了90年代，全世界都在闹事。没有出事的地方也在期待着出点什么事。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男人还是女人，也不论是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学者、作家还是凡夫俗子，都充满了政治热情，而且火气都挺大。拿很多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可是，按照西方人那时的说法，这社会主义是谁也救不了啦。1月1日，90年代的第一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人互致新年问候。

　　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融合。”

　　撒切尔夫人说：“不，社会主义肯定要完蛋。”

　　对于中国内外那些研究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从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出人意料的南巡，实在是多灾多难。在这两个事件中间，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很多。年岁稍微大一些的青年很快转入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有自己的俚语———“一边玩儿去”，“一无所有”；有发泄内心郁闷的滑稽语———“烦着呢，别理我”、“沉默是金”；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长达脚面的牛仔裤，短统袜、厚底鞋，上身是一件圆领T恤衫，前胸后背印着手写体的大字：“从头再来”、“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有群聚起来消磨时间的方式———“愚人帮”、“不喝白不喝”。整容成了风尚。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专家张涤生因此大为吃香。他领导的小组在这一年为六千九百三十三人做了整容手术，有个男人想要一个“阿兰·德龙式的下巴”，有个女人希望他照着英格丽·褒曼的样子为她做出一个鼻子。上海市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中，百分之五十的男生和百分之三十二的女生到舞厅去跳舞。圣诞夜那一天，“梦上海”夜总会的入场券每人八百八十八元“外汇券”①。和平饭店里还出了个穿着“三点式”舞衣的女郎。这些都是报纸上的新闻。不过这样的事情还是凤毛麟角的，大多数人喜欢去的地方是JJ迪斯科广场，每天晚上，至少一千个年轻人在迪斯科音乐中摇晃不停，狂欢到午夜。“卡拉OK”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也是在那时流行起来的。那一年中国已经有一百八十八家音像出版社，有五十个音像生产厂，销售了三十六万盒录像带和一亿一千七百万盒录音带，激光唱盘还很少，尺寸大小也不统一，几乎所有音乐都是靠录像带和录音带流行起来的。“卡拉OK”歌厅在六个月中便已遍布全国，上海有三十三家，广州四十多家，北京有五十家。其中最红火的要算北京的“四季歌厅”，三十块钱一张门票（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大约一百元），每唱一支歌要付五元，唱得多了自然口渴，于是，一杯美国可口可乐三元，一杯日本苹果汁八元，一杯德国啤酒十元，一盘去皮切成小块的中国西瓜二十元。可你要是在遥远的陕北小县榆林的那家歌厅里，花上二十块钱，就能唱一整夜，当然你只能喝到一杯陈年老茶。

　　普通人在公众场合一展歌喉的欲望，实在有一种很深的社会背景。这“卡拉”两字源于日本， 在日语里是“空”的意思，“OK”则是管弦乐队的英语缩写。这两个词连在一起，本意是“无人 伴奏乐队”，传到中国却有了更多的含义。那时候歌厅里引吭高歌的人大都没有技巧，但却很真挚 ，总是声嘶力竭，总是泪流满面，完全不像现在的人们，唱起歌来有技巧而无真情。

　　歌声也传到大学校园里。热血沸腾的大学生收起游行的旗帜和标语，解下头上的红飘带，不是 回到昔日女友的怀抱中，就是埋头读“托福”，准备远走他乡了。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连找工作 都成了问题。即使没有这个打击，他们也已被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谁 都可以看出，那里面的小林就是他们自己的未来。于是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有家报纸 说，在南京，每一百个大学生中，只有三个认为“人生最宝贵的是事业”，却有五十四个说自己“ 空虚无聊，闷得发慌”。上海复旦大学有个博士生说：“方帽子里煎不出牛肉饼。”大家都觉得这 话精辟，到处传播。看来有这种想法的人挺多，有一天这所大学搞了一次调查，题目是“学生们都 在干什么？”结果发现，百分之十在闲聊，百分之十看电视，百分之七看消闲书，百分之七谈恋爱 。全国有两亿五千七百五十万个“成年独身者”，大都很安分，“第三者插足”、“黄昏恋”和“ 四十岁的男人是野狗”一类的话题，还没有流行，《廊桥遗梦》在中年人中引起的那股躁动还要等 到五年以后。90年代初期耐不得寂寞的是那些未成年人。大学生原来是不准谈恋爱的，可是从这时 开始谁也管不住他们了。有个大学生，闷得发慌时就去追求女孩子。“我已经谈了十七个了”，他 说，“我挥一挥手，就带走一片彩云。”北京的大学校园中，一批学生去读“托福”，一批学生去 打麻将，这在当时被叫做“托派”和“麻派”。前者嘲笑后者胸无大志，后者嘲笑前者自作多情。 两军对垒，此起彼伏。在太平洋的那一边，布什总统一边解除禁令让三颗卫星出口到中国来发射， 悄悄地把他的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派到这边来，和邓小平江泽民李鹏见面，一边又签署命令，让在美 国的四万中国留学生都有机会得到永久居留权。这叫北京的“托派”声威大震。直到有一天，政府 下达最新指令，限制在国外没有直系或者旁系亲属者出国留学。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托派 ”分子立即一败涂地。

　　清华大学有个叫刘兵的学生，就此写了一首《出国谣》。有人说这是“校园新歌曲”，也有人说这是“抗议歌曲”的一种形式。从来没有谁录制发行，却是那一年京城大学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曲。与后来的那些矫揉造作的流行艺术全然不同，《出国谣》内容平白，边说边唱，字里行间流淌着真性情，段落之间的过门，全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以吉他扫弦伴奏，既快乐又悲伤：

　　唧唧复唧唧，有人念外语

　　嘴里ABC，耳边单放机

　　哥们儿你想什么，你心思在哪里

　　给我讲一讲，出国的道理

　　小时候爱做梦啊，长大了没出息

　　睁开眼看一看，现实的问题

　　一颗红心，早已交上去

　　可满腔的热血，还得养活我自己

　　苦学十几年啊，毕业是五十七

　　囊中羞涩，找不到亲爱的

　　勒紧裤腰带，日子还过得去

　　可论资排辈，活得没刺激

　　啦啦啦……

　　唧唧复唧唧，我也念外语

　　念出了ABC，我念不出好消息

　　文件发到手啊，我差点背过气

　　条条框框，都跟我过不去

　　我爹妈爱祖国，海外没亲戚

　　非直系非旁系，出国准没戏

　　我念过托福儿，也念过GRE现在要回家

　　再念人民币咸盐一毛五啊，面酱两毛七

　　今天你不买，明天买不起

　　啦啦啦……

　　唧唧复唧唧，再没人念外语听不到ABC

　　只听到人叹息哥们儿你别走啊

　　你要去哪里陪我溜一溜

　　再见你不容易，我说大兄弟

　　你何必苦自己眼看要毕业，还不赶紧改主意

　　向别人学习啊，不要信自己

　　作一颗螺丝钉，傻人有傻福气

　　薄的是学问，厚的是脸皮

　　受穷不受累，好歹有吃的

　　不要怕后悔，前途是拐弯的

　　不要怕忍耐，道路是加长的

　　多听爷爷的话，多唱奶奶的戏

　　美好的生活，幸福又甜蜜

　　啦啦啦……

　　那时候这样的歌在学校里面有很多，校园歌手陡然走红起来，几乎全都渗透着年轻人的崇尚自由的本性和自认为被压抑的烦恼。有一首歌叫做《我的心需要你狠狠地敲》（这是90年代初期北大清华最流行的校园歌曲之一，为北大的两个学生巴特尔和杨单涛所作，前者以唱英文歌曲闻名，后者的脖子上总是吊着个十字架项链）。有一首描述了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经历：“楼上的人没有广场上的人多，楼上的座位不是我们能坐。重要的是多拍几个镜头，也是到此一游。”还有一首唱到了北京大学：“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们都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中跃起。啊……我的梦就在这里。”

　　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已经很少看见人们围坐在草坪上唱歌的景象。草坪上的人倒是不少，可大都　是相对而坐含情脉脉的情侣和到处跳跃的孩子。可在那时候，草坪是校园歌手的天堂。其中最有名　的地方是北京大学静园的那块草坪。每到周末傍晚，“草地歌手”纷纷来到这里，弹一只吉他，有　时候是疯狂的吼叫，有时候是婉约的和声，总是吸引一大堆人围坐旁听，浸了一屁股的露水也不肯　离去。他们唱自己的歌，也唱那时的流行歌，有罗大佑、崔健、齐秦、赵传、郑智化和黄舒骏的，　还有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灵》。有个名叫沐阳的北大学生每次都在这里流连忘返，直到多年以后　还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有一帮人经常出现，可能是北大的教工子弟，唱得最好，他们爱唱崔健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所有歌曲，外加《一块红布》。”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1989年底由中国旅游音像出版社出版的。这是崔健那时在大陆授权发行的惟一盒带，也是中国第一盘摇滚歌曲专辑，包括九首歌曲，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吉他伴奏，自己演唱，歌词平和，旋律悲亢，节奏强烈，情感激昂。有那一年里最为流行的《一无所有》，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会唱：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还有《让我睡个好觉———为修复卢沟桥》。他在唱这歌的时候，好像他就是卢沟桥，卢沟桥就是他：听够了人们哭，听够了人们笑，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大炮。

　　该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鸟叫，该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崔健这个人是当日中国流行歌坛上的异类，也是无数青年心中的偶像。把他的歌词“一无所有”写在T恤衫前胸后背，再印了他的名字，穿在身上走来走去，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而他自己的演出服永远是一身旧军装和一双大皮靴，这让人想起六十多年前的红军和二十多年前的红卫兵。有时候他会在头上扎起一条红布带，那时候“酷”这个词还没有，但很多中国青年心中已经有这种感觉。他们为崔健的扮相而发狂，当他以这种形象走上巴黎的舞台时（据说他是当时惟一能在巴黎亮相的中国大陆歌星），连那些矜持的法国人也激动起来。

　　崔健矮个子，长头发，看上去既文雅又粗野，既深沉又奔放，就像他的歌儿，是个矛盾的集合体。他在几年以前成名之时，北京的大学生们还为他成立了一个“后援团”。台湾《时报周刊》甚至把他说成“中国流行歌曲的‘原子弹’”。这有点夸张，但若说他把当日中国的流行歌坛搅了个天翻地覆，却是事实。可是在1989年夏天以后，大家再也没有听到他唱歌，却听到一个消息，说他涉嫌卷入“六四风波”，被警察抓走了。他的崇拜者们到处找他，他却没有踪迹。很多人当初都看到他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中，拉开架势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现在觉得他真是凶多吉少。可是到了1990年1月28日，所有人都相信所谓“崔健被抓”一说是个谣言。因为这一天他走进工人体育馆，去参加一次充满激情的摇滚音乐会。“体育馆里座无虚席，如同沸水之锅，”当时在场的一位记者这样写道，“发狂的歌迷点燃打火机和火柴，有的点燃节目单在空中挥舞。”很多人没有买到票，坐在场外的雪地上，等待他出来给他们签名。

　　他的复出有个冠冕堂皇的名堂：为亚洲运动会集资义演。几个星期以前他和亚运组委会文展部签约，希望能让他巡回演出，亚运会可以得到他的全部收入，他可以得到一个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于是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举行个人演唱会，到英国伦敦参加音乐节，又到香港领取白金唱片奖。后来他离开北京四方云游，一路走一路唱，去了上海、天津、沈阳、武汉、西安、重庆，要不是他的“巡回演出”半途夭折，他非把摇滚弄到全中国每一个角落。

　　1月最后一周的这个夜晚，北京大雪纷飞，气温零下十五度。体育馆里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扯开嗓子高呼崔健的名字，振臂挥舞崔健的头像。在一个随随便便的开场式中，崔健和他的乐队走上舞台，观众立刻激动起来，有如一片沸腾的海洋，海浪中荡起崔健悲怆的歌声，竟是那首久违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

　　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

　　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

　　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

　　噢……

　　一、二、三、四、五、六、七

　　圆拱形的棚顶将声音罩在里面，产生了震耳欲聋的音响效果，声震数里。乐队在演奏方面的不足，被巨大的响声所掩盖。他们显然觉得，高分贝可以弥补他们的蹩脚的技巧，把旋律弄得和人的脉搏一样，就可以让人加速分泌荷尔蒙。不过，演唱的确激情四射，压抑，宣泄，挣扎，颓废和激昂相冲撞、绝望和希望相交融，人类所有最强烈的情感全都喷薄而出。

　　摇滚歌手一心要引起观众的共鸣，结果很容易就达到了目的。体育馆里现在成了万众合唱，每一个人都是“演员”，都在高歌，而他只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主角。主角被配角的情绪包围着，激动不已，唱起他很少唱的《最后一枪》（这首歌的歌词是一位美国越战士兵所作，表达了他们祈祷世界和平的心声）。他一边唱一边吹响小号，号声嘹亮，撼人心魄，这一来可真是火上浇油。人们都知道他本来就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小号手，总是吹奏那些一本正经的世界名曲，却没有听到他吹出摇滚来。现在他的号声一响，万众唱和———不是在唱，而是在吼。一位西方记者说，这是中国“首都取消戒严十七天以来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

　　不论什么行当，大体上都会有一些别出心裁的枭雄乱党，当这行当不能满足世人欲望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崔健在90年代初期能够在青年人中得到这样强烈的共鸣，也是出于这个理由。1979年兴起的朦胧诗开启了中国大陆“现代主义艺术”的画卷，让现代派绘画、音乐、电影、建筑艺术纷纷涌出。80年代中期，北京先后诞生了几支摇滚乐队，但那不过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就算当时的年轻人，也不喜欢这个。“8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摇滚的沙漠，崔健不过是这沙漠中的一个偶然，”有个年轻人这样评论，“崔健一直像是鲁迅笔下那个孤独的过客。”1987年崔健第一次去北京大学推销他的摇滚时，没有什么人理睬他，让他铩羽而归。这有象征意义。那时候大多数喜欢流行音乐的人，全都沉浸在港台情歌的柔情蜜意中，完全不能领会那种又说又唱、声嘶力竭的吼叫。90年代开始的时候，人们心态大变。流行歌坛上卷起第二次高潮，像毛阿敏、徐沛东、张藜、刘欢、韦唯、李娜、杭天琪、王虹、屠洪刚和蔡国庆，都是那时的名人。歌手的商业包装也刚刚开始，大众传媒网正在草创阶段。第一批披着商业外衣出场的歌手，毛宁和杨钰莹，还被人们叫做“金童玉女”。可惜那时星多歌少。有《渴望》和《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亚洲雄风》、《血染的风采》、《爱的奉献》，加上《北京的桥》和《好大一棵树》。这些歌要是放在80年代那种一帆风顺的岁月里，还能唱唱，可是现在，年轻人总觉得不吐不快，非有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赵传的出现给了人们一个契机。也是在这一年，也是在工人体育馆，赵传有一次唱起《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时候，首次露面的“唐朝乐队”砰然奏响，全场几万人齐声合唱，声及数里之外。这个浓眉小眼、方脸大耳、笑起来嘴角高翘的赵传，受到如此鼓励，不久后卷土重来，举行了首场个人音乐会。这一天，观众都穿上了汗衫，背后写着“烦着呢，别理我”。演唱到了高潮时，万众疯狂呐喊，赵传全身颤抖，长跪于地。“这哪里是唱歌啊，”一个观众事后慨叹：“分明是玩儿命。”

　　不过，旋律调动情绪的力量，毕竟赶不上节奏。一般流行歌曲缺少力度，没有金属的铿锵声，没有呐喊中的静默感，也没有沉思中的冲撞感，抒情有余，发泄则不足，更不能把自己的灵魂敞开给人看。摇滚于是乘虚而入了。根据《人民音乐》杂志编辑金兆钧的一个调查结果：“90年代初期，初中生放弃内地，直奔港台，而高中生就开始放弃港台，直奔欧美；大学生热衷于摇滚乐。”这也可以证明，摇滚的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情绪。当日京城，“迷你型”摇滚聚会兴盛一时，组建乐队蔚然成风。东郊使馆区附近的外交人员大酒家和市中心的马克西姆餐厅，是这些人最常去的地方。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都挺怪，有“ADO”，有“宝贝兄弟”和“呼吸”，有“唐朝”和“黑豹”，有个乐队叫“状态”，另一个叫“一九八九”，有几个女孩子组成的乐队叫“眼镜蛇”，还有一个叫“自我教育”……当时一个最新的笑话说：“北京乐手有多少？二百个。北京乐队有多少？二百个。”有一次这些乐队联合起来举行“现代音乐演唱会”，轰动全城。中央电视台英语节目主持人卫华也来了，可不只是来捧场的，她本人就是“呼吸”的成员，现在也上台了。她那着名的浑厚低音涌出来的时候，人们听到的不是英语新闻，而是摇滚歌曲。这样一来，摇滚就更加不得了了。报纸上说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风景线”这个说法，也产生在那两年。

　　那些日子，摇滚世界变化万千，有如石籽所说：“就像女性的内衣裤一样不断涌现新的花边和样式。”不过，大家公认的“摇滚之王”只有一个，那就是崔健。当时流行全国的三十三首摇滚歌曲中，有十七首来自崔健的创作。说起来也是一件怪事，虽然崔健演唱时总是引起疯狂的躁动，可是他的那些歌曲却都是诞生在一种宁静空灵的环境中。一个接近他的人说，他在家里专门辟出一个房间，四壁空荡如洗，地上铺了地毯。“当他灵感突发，创作欲望旺盛的时候，他就来到这间屋子，盘腿而坐，背靠墙壁，面壁沉思。”

　　他就是在这种孤独幽静之中告别了旧的时代，把一个痛苦的呐喊者的形象留在千万人心中。“常常会想起那时候的崔健，”李皖多年以后说：“那时候的崔健特别沉默和有力量。”但是他渐渐变得喋喋不休了，因此开始失去他的力量，也失去了他的精神中那种欲言又止的东西。他在四年以后又写了《红旗下的蛋》，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再次引起轰动。他以为是他的歌写得不好，还怀疑人们把他给忘了，于是不停地接受访谈，形形色色的记者———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都来找他。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力量在于“越来越会沉默”，也不再信心十足地“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他开始谈论自己而不再谈论自己的歌。一个有成就的人到了这种时候，通常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昔日他的那些崇拜者现在悲哀地发现：“崔健说得越来越多，唱得越来越少。”又过了几年，人们看到了他的最后一搏，那就是他的《无能的力量》。

　　“崔健很老了，头发像草，头顶心的头发快掉光了。真的要变成假行僧了。”秦上闲这样说。他在2000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最后一次去看了崔健的演出，在北京的“莱茵河声场”。几年前他见过崔健，印象中，那时的崔健年轻些，歌声依然“像一把刀子”。现在呢，“邻居大哥的形象没有变，不过快变成大叔了。”1990年元旦刚过，北京大学一个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生，辛鸣，成了一次座谈会的中心人物。这是北京《大学生》杂志召开的小型会议。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中流》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曾在宣传岗位上担任领导的大人物，他大加赞赏。他赞叹这位年轻人的思想深刻：“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这种论述问题的方式的确不同凡响。辛鸣这个年轻人受到如此这般的鼓励，不久后就写出了他的代表作：《发现毛泽东》。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现毛泽东”的人可真不少：30年代共产党的一群高级领导人在遵义发现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40年代刘少奇和彭真在延安发现了毛泽东思想；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全中国人民都发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是80年代，邓小平主持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现在辛鸣要说的不是这些，他的出发点是，在经过了七十年的血雨腥风之后，中国人还没有彻底了解毛泽东的价值，还有必要再“发现”。他“发现”的是眼前这一场“毛泽东热”。

　　其实发现“毛泽东热”是用不着什么学问的———它就在大街上。《红太阳》录音带在各个大城市里销售，人人都看见了。包装图案上写着“毛泽东颂歌”，正面是天安门，反面是故宫地面的老砖。那上面有《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有《毛主席的光辉》，有《毛主席的着作像太阳》，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有《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总共三十首，的的确确，都是歌颂毛泽东的，当年唱遍全中国。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出版这盘带子的时候，他们说也就能卖个七八万吧。北京王府井书店订了两千盒，发货的那个人给搞错了，只送来两百盒，一个小时就被卖光了，书店急电打来，说再要两千盒。湖南有个个体户也拿走了五百盒，一边走还一边说：“红太阳的故乡，能卖不掉吗？”还不到一个星期，七八万盒就卖光了。看来所有人都低估了毛泽东的力量，他们还以为“小虎队”的告别磁带《再见》会占领那时候的市场呢，现在看来，还是《红太阳》厉害。出版社赶紧又制作了三十万盒，不够，五十万，还是不够，结果是一个月卖了一百万，开创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那个冬天，北京到处回荡着《红太阳》的旋律，其中属李玲玉的歌声最为嘹亮：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说，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要不是满目西装、牛仔，到处新潮、精品，差点以为时光倒流，回到了先前的时代。”上海有家报纸这样说。《青年报》的编辑觉得此事蹊跷，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找来一群读者，想问个究竟。编辑问大家，为什么《红太阳》那么热？大家都说，《红太阳》唤起了大家的怀旧情绪，还说中年人不仅是怀念毛泽东，更多的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

　　虽说是“怀旧”，却和旧的不一样。出版者在封面上用很怪的异体字写了“新节奏联唱”，这倒不是虚张声势。歌还是原来的歌，可是全都被改得变了调，旋律明朗，节奏欢快，加上电子音乐。有个叫“鸽子”的人听了，当即写道：“好像村里的牛车跑上了城里的赛车道。亲切倒是亲切，难免有点滑稽。”宋强和乔边两个人直到很多年以后还提到这件事，说1990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但他们既没有提到“发现”了什么，也没有提到“滑稽”。只是说，他们想起了80年代由刘索拉作词的一首歌，那里面有几句词，描述了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的怀旧心态，就像是90年代初弥漫在中国城市里的那种情绪：我想最后向你告别，我想最后转过头说再见，忽然一段熟悉旋律，在我耳边时隐时现。

　　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那一段“熟悉旋律”，的确是“时隐时现”的，让人很难说“再见”。它的卷土重来，有着相当确定的时间可以追溯，它大致发生在1988年第四季度的某个时期。北京的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翻箱倒柜，把压在底层的毛主席像章找出来，少则数十数百，多则成千上万。这都是二十年前那场“个人崇拜运动”的产物，而今居然灿烂依旧。大人们一边对孩子讲述当年自己如何省吃俭用，买下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国家又是如何倾全力制造这些东西，把造飞机用的铝材也拿出来造主席头像，总共造了三十五亿个，弄得毛主席呼吁“还我飞机”。可是除了毛本人，所有人都说他的头像还是比飞机重要得多。后来他老人家与世长辞，他的头像也就归于沉寂。到了80年代，六块钱一公斤，撮堆儿卖。现在，这些故事和这些像章，就成了“毛泽东热”的最初征兆。90年代开始的时候，形形色色的毛泽东头像走出千家万户，重新摆在商店的柜台上。香港《开放》杂志的编辑发现了这个迹象，就去追踪“怀毛热”的起源，结果追寻到广州街头的一桩车祸。这杂志说，两车相撞之后，一辆车上的人全死了，另一车上的人却安然无恙，后来发现那是因为司机座中挂着一幅毛泽东像，“于是毛成了趋吉避凶的大菩萨。”这故事明显具有杜撰性质，不过，那时候大城市里，出租车司机们的确都把毛泽东的头像悬挂在前挡风玻璃上，来取代那些更古老的吉祥物。

　　自从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主持了对毛泽东的评价，毛的功过是非似乎就归于历史了。中国人都把眼光投向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有如那时候最流行的一句话，“团结一致向前看”。尽管邓小平一再声明，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毛主席的贡献，毛主席的画像要世世代代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声称自己倡导改革开放的灵感主要得益于毛的“实事求是”。但是，毛的灵魂还是渐行渐远。毕竟，邓小平的伟力和魅力不在于他与毛的相同之处，而在于他与毛的不同之处。到了80年代中期，邓在普通中国人心中的威望，达到了他第三次复出以来的顶点，这一点也得到全世界的承认。他在1985年被《时代》杂志选为风云人物。那时候已经很少有人提到毛泽东。

　　只有一个个头儿高挑、面容消瘦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毛泽东。他叫权延赤，整天坐在北京城南光明楼附近一个小小的公寓里，面对二环路喧嚣的噪音，刻意勾画出毛泽东的伟人形象。权是一个空军军官，父母在四十年前跟随毛泽东在延安干革命。他说自己“孕于延安”，看来是对那个革命年代情有独钟。但是他所关注的不是作为革命者的毛泽东，而是作为普通人的毛泽东。他的第一本书在1989年出版，叫做《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是一本很薄的小书，封面单调，装帧粗糙，但是它的影响超过了后来所有那些描述毛泽东的出版物。按照权本人的解释，世人把毛变成了神，而他要把毛变成人。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当然的。但在那时候，权的努力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说这是对毛的亵渎。另外一些人则指出权在书中所描述的情节，多有不实之处。权的书以“第一人称”写就，但里面那个“我”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毛的贴身侍卫李银桥，现在李银桥站出来，说其中一些情节根本就不是他说的，也不是事实。还说他应当拥有此书版权，权的单独署名乃是侵权行为。为此李将权告上法庭，这导致两个合作者对簿公堂。对于这桩民事诉讼，当日人们无论持有怎样的看法，都没有把毛泽东当成事件的中心。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是诉讼中的利益纠纷，即如当事人权延赤，也没有在这中间看出什么关乎宏旨的含义，只是抱怨自己“总写惹事的文章”，还说“写政治书写得太累”。

　　权延赤一边抱怨一边回到他的小屋里继续写作。也就从这时开始，中国的情形变得复杂起来。新华社一位五十来岁的记者，杨继绳，把当日一股新兴的潮流叫做“物欲的浊浪”，说它“就如突然冲开闸门的洪水奔腾而出，一泻千里，四野横流，冲垮了精神大坝。权钱交易广为泛滥，卖官鬻爵常有发生。光明正大的公务变成了私下的买卖；温情脉脉的友谊变成了冷冰冰的交易，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利益成了驱动一切的力量。”一位作家把这叫做“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现代化”，还把“现代化”三个字打上了引号，说这样的现代化“来了也白来”。他写道：“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多数人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这些事实证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似乎与徘徊在东欧的“妖雾”和“苍蝇”无关，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是由《红太阳》的歌声激励起来的。一个三十六岁、戴着黑边眼镜的北京人，马京军，从这时候开始了他的收集毛泽东像章的历程，直到八年以后，他已是北京市体委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家里的毛泽东塑像，也有了六万多枚，包括各种金属、塑料和陶瓷为原料的头像，半身像和全身像，挂盘，以及一个挂钟。那时候收集毛主席像章的人真是不少，至少还有一个人和马京军齐名。他叫陈德，家里收藏着六万枚像章，还嫌少，曾经为了追寻一枚毛泽东的像章，从北京赶到沈阳，从沈阳赶到鞍山，从鞍山又赶回沈阳。他说那像章是一个新疆的民间艺人在骆驼骨头上用手工浮雕制成，实在罕有，所以不弄到手就不肯罢休。

　　北京人把这种人叫做“发烧友”。如果可以这么说，那么让他们“发烧”的是“毛泽东像”而不是毛泽东。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就如同“音响发烧友”感兴趣的是音箱和放大器的质地，而不是音乐本身。不过，“毛泽东热”还是迅速弥漫着，那些直接和间接同毛泽东沾过一点边儿的人，这时候都开始撰写文章，回忆那些令人终生难忘的时刻。书店里面，写毛泽东的书都放在最显眼的地方。魏巍现在笔下的“最可爱的人”，不是志愿军战士，而是毛泽东，或者说那些“最可爱的人”都是配角，主角是毛泽东。这位作家写了《地球上的红飘带》。郝明丽，一个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山东女孩儿，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她在泰山上认识了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就嫁给了他。郭建设，一个一向善于观察普通人的摄影者，现在开始细致入微地寻找毛泽东的灵魂。在他拍摄的照片上，毛泽东的形象总是和芸芸众生形成对照，异常鲜明，令你感受到世间凡人对于神明的向往和期待。其中一幅照片描述了一个相当具体的场面：山村农舍里，几个孩子在读书，头顶上是毛泽东的半身像。照片说明是：“毛主席在照护着山娃娃”。

　　研究“毛泽东现象”也成了一个现象。那两年旷新年一直在北京大学埋头读书。这个眼睛深陷而颧骨凸出的小个子，是湖南湘乡人、毛的同乡。想来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把主要的精力用来研究“毛泽东现象”。在“发现毛泽东”的潮流中，电影导演们到处寻找长相像毛泽东的人。苏联人那些歌颂列宁和斯大林的电影给了他们灵感。他们一口气拍出《巍巍昆仑》、《开国大典》、《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和他的乡亲》、《开天辟地》这些电影。还有一部更辉煌的电影《大决战》，耗资巨大，规模空前。它所记述的“辽沈”、“平津”和“淮海”三个战役，构成了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最辉煌的阶段。电影极尽渲染铺张。有两百多个有姓有名的演员，至于那些参加拍摄的无名者，累计有三百三十五万人，涉及十四个省市区的五十多个县市，此外还有十二万海军、空军和陆军的官兵，还有三十三个师团的坦克、火炮、车辆、飞机和舰艇，还有军事院校和武装警察。《中流》杂志的一个记者为此欢呼不已，说这些电影“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轰动效应’，在年轻一代中，获得空前成功”。那时候的电影院的确是毛泽东的天下，半数以上的电影与他有关。一个相貌和毛有几分相似的人，古月，因此也“伟大”起来，甚至在银幕下面也被当成“毛泽东”。他在体育场里提高嗓音，学着毛的步态手势和声音，喊了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于是全场都激动起来，掌声雷动。他到湖南去寻觅领袖风范，长沙、湘潭、韶山，一路受到热情拥戴，毛的乡亲们迎接他的到来，就像迎接毛泽东本人回到故里。他在西柏坡见到李讷，李讷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说那手很像她的父亲。他在北京晋见党的高级领导人，却被请到中间座位，那位子过去一向是毛泽东的。

　　但是有一个人对此不以为然。“人家都说我像主席，化妆师说，我比古月演主席好化妆。”他这样说。他是北京大兴县留民营村一个农民，叫张占林，长相的确像毛泽东，喜欢穿中山装，喜欢左手叉腰，做出一派高瞻远瞩放眼天下的样子。所以方圆多少里的人都知道这村里出了一个“毛泽东”。这个“假毛泽东”在三十二年前见过真毛泽东，当场发现毛的挥手幅度不超过耳朵，端坐如钟，落落大方。正是这次见面，让张觉得他与毛形同一人：“毛主席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一百一十公斤，我身高也是一米八二，体重也是一百一十公斤，就是腰围比主席肥上两寸。”

　　但是，无论是古月还是张占林，都不能代替人们寻找毛泽东的真身的热情。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同乡人具有最明晰的感受。过去革命的年代里，中国这块土地上涌现出无数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地方，叫做“革命圣地”，包括陕西的延安、江西的井冈山、贵州的遵义、河北的西柏坡、山西太行山深处一个叫五台的山沟，当然第一位的“圣地”就是湖南长沙韶山冲。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人如果有机会离家远游，要去的不是九寨沟，不是黄山，不是张家界，不是香格里拉，不是江南水乡，不是“百万人看上海”，不是东北的长白山天池，不是海南岛的天涯海角，而是这些革命圣地。到了80年代，“革命圣地”被冷落而“旅游胜地”走红，现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圣地”重新辉煌起来，那就是韶山冲。一个小个子湖南人，文辉抗，长时间地担任韶山管理局局长一职，“毛泽东故居”当然也在他的管辖内。此人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按照门票的销售数量，逐年计算出参观人数，一丝不苟。结果是：1990年，平均每天有二千五百人来到这里，到了1991年，就有二千八百五十个人了，总计这两年里增加的人数，比整个80年代还要多。大概就是在这时候，住在“毛泽东故居”旁边的汤老太太花一块七毛钱买来一袋子绿豆，由此开始了她的事业。她在自家门前煮了一大锅绿豆稀饭，卖给来参观的游客，一毛钱一碗，大受欢迎。于是汤老太太一发不可收，把“食粥摊”变成了“毛家菜馆”。又过了一年，“毛家菜馆”走出韶山走出农村，占领了全国所有的大城市，有两百多家———就像当年的毛泽东从这里出发走向城市一样。“毛家菜系”中，属豆豉辣椒、红烧肉、武昌鱼和火焙鱼最为经典，又以后者最具毛家特色。小鱼全都出自毛泽东故居前的那片荷塘，长及寸许，洗净晒干，以文火焙干，然后放入竹筒，置于燃烧的蒿草上，烟熏火燎之后，再用油炒。看来汤家老太太是读过权延赤的书了，因为这些菜几乎都是那些书里描述过的。游人瞻仰毛泽东的故居，然后品尝绿豆稀饭的清纯和“毛家菜”的鲜辣肥腻，满意而去。

　　“毛泽东热”已经席卷全国了。这一年，离毛的“百年诞辰”还有三年，离他的“十五周年忌日”也还有一年，实在不是什么关键日子。凭空出来这么一个热潮，让很多人看了不免奇怪。不过，有些人在忍气吞声多年之后，现在终于扬眉吐气。权延赤肯定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有两个非同寻常的人站出来，维护他笔下的毛泽东的凡人形象，用权延赤自己的话说，是“出面讲了公道话”。一个是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说他读了权延赤的书后老泪纵横。另外一个是邓力群，他认定权延赤的书乃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周围工作人员口授整理而成”，所以那些不尽不实的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由于利益之争对簿公堂也不值得一提。重要的是，这些读物，“在‘寻找’和‘发现’毛泽东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抹煞的历史作用”。

　　中国人对祖宗的膜拜自有一套做法。它不同于西方人对上帝的顶礼以及东方人对佛陀的敬畏。后者多少包含着某种信仰与自我净化的精神，而前者恰恰是在失去了信仰的时候才格外强烈。它并不全都来自传统的风尚和习俗，也是源于某种现实的功利主义。对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随着他的时代而辉煌，也随着他的时代而逝去；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克敌制胜的武器，无论世事怎样变幻，只须加以改造便可投入新的战斗；有些人宁愿把毛看成一个对任何人都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菩萨；还有些人则把毛当做一棵“摇钱树”。同毛泽东时代的万众一心不一样，现在每个人都以一己之心去理解和继承那逝去的时代。这中间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崔健在《南泥湾》中肆无忌惮地掺杂自己的理解，把这着名的延安歌曲弄得面目全非。这小子身穿一件白色衬衣，外面常常套着一件旧军装，偶尔也别出心裁地套一件色调暗淡的短袖T恤衫，上面印个巨大的血红色的五角星，扯开沙哑的喉咙，和着摇滚的旋律和电子打击乐器的节奏，唱出《南泥湾》。歌词还是那些歌词，可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柔美婉约的味道全都变了，变得躁动、跳跃、疯狂、激情四射。这又哪里是“南泥湾”了，分明是个“百老汇”。年轻人为之欣喜若狂，老年人却为之愤怒。这些愤怒者中最愤怒的一个，就是当年南泥湾大生产的领军人物、后来的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身患重病，消瘦而且步履蹒跚，但这并不妨碍他痛斥那个奇装异服、怪声怪调的摇滚歌手。王和毛是同时代人，对毛充满了敬意，而且希望后人都能拥有和自己一样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感情，即使稍有变通，也只能像权延赤那样，说说“伟大中的平凡”或者“平凡中的伟大”。这样的革命者绝对不能容忍崔健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伴随着“毛泽东热”，也发生了一种现象，经过80年代末期经济的萎靡和政治的动荡，原来跟着邓小平走的人现在有不少动摇了。邓小平本人倒是显得挺超脱，他在度过了轰轰烈烈的80年代之后就坚决要求退休，并且获得批准。在他之前，党的高级领导人除非犯了严重错误，大都死在任内，像他这样不肯接受最高领导的位子、又坚持退休的人，极为罕有，所以让全中国的官员和百姓都感动了好一阵子。可是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论他多么了不起，离开了权力，离开了势力，离开了可以表现自己的舞台，就会被人疏远，被人忘记。像邓小平和毛泽东，远离世间滚滚红尘之后，还能被别人如此这般地说个没完，实在不多。

　　人们对伟人的不同情绪和态度，其实在证明一个事实：保守思想卷土重来。今天回想起来，那两年，中国人的热情十之八九投向了政治领域。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私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些话现在听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喋喋不休加以阐述的“至理名言”。“那一段历史啊”，胡绳有一次对他的友人郑惠说：“就是90年代初期的那两年，应当总结啊，不能留下空白啊。”这位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说完这话，总想做点什么却什么都没做，又过了几年，就去世了。他周围的人们说起这事，不禁扼腕叹息，都觉得这老人有点死不瞑目。

　　其实，总结这一段历史无须理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无穷奥妙，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事实，就会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一代人，那时候正是热血沸腾的青年。而现在这些已经成熟的职业政治家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第三代”，那时候还像个刚进学校的学生，等待老师的教诲。

　　对于此前和此后共产党的执政者来说，“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说法，堪称杰作。邓小平不像毛泽东那样着述等身，但他发明了无数政治概念，像“白猫黑猫”、“一国两制”、“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防止‘左’”，还有“第三代”，全都脍炙人口，其对中国今世和后世的影响力，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的那些鸿篇巨制。周恩来曾说邓小平“举重若轻”，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三代领导人”的划分则是邓的全部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给后来者留下了异常清晰的逻辑，也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它有时候成为后人继承大统的象征，有时候又成为后人与前人划分界限的依据。有些人认为，“第三代”这个词，是把毛泽东时代，邓小平自己的时代，和后来的江泽民时代联系起来了。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邓说的不仅是毛和他两个人，他说到了“集体”。“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他这样说。

　　如果所谓政治家就是能够极其敏锐地洞悉天下大势的人，那么这个连毛泽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的确可以算得上一位。基辛格说他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因为通过他，全中国的人都发现自己的生活和过去不一样了。在90年代刚刚开始的那两年，他的头上被“六·四”的阴云笼罩着，那时候很多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但是他很快就把这片阴云驱散了，还坚决地拒绝回到毛泽东的老路上去。他已经八十多岁，自信心是惊人的，记忆力也是惊人的，在1984年到深圳的时候写的几个毛笔字，过了八年还能一字不错地说出来。别的人经历过他的那么多坎坷，就算不同流合污，也会消极遁世。别的人到了他这个年龄，就算不是老年呆滞，也会反应迟钝。他却仍然拥有惊人的活力和惊人的信念。他顽强地固守“中国不能乱”的信念，如果有谁威胁到这个信念，他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制止，甚至还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他性格中冷酷的一面。但是他却更加热心改革，他相信改革是使他的国家长治久安的惟一出路。毫无疑问，他所受的是经典的共产主义教育，但是他却拥有一种彻底务实的精神。在共产党的老一辈领袖人物中，他几乎是惟一把经济问题置于意识形态纠纷之上的人。他看透了老百姓之所以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一点在他以前采取的行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对他今后将要采取的行动，也是一个重大的烘托。

　　研究那个时候的全部资料，可以发现，当时对第一代领导人持强烈颂扬态度的人，同时也对第二代领导人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这情形有点像郑仲兵所说，现在有人极力鼓吹“毛泽东热”，“它的另一极自是在制造‘邓小平冷’。”

　　现在，1990年即将过去。12月26日，圣诞节后第二天，也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毛泽东热”达到了高潮。韶山管理局的文辉抗说，这一年来参观的人第一次超过了九十万，眼看就到百万了。这些人大都来自这个社会的底层，这从他的故居里的参观者留言簿上就可看出来。有个人说：“毛泽东同志是一心为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另一个人说：“他拥有极大的权威，但不以权谋私；他拥有众多的财富，一生从来没有享受。严格要求亲属。他是我们永远怀念和崇拜的领袖。”还有一个人说：“伟大的人格，伟大的人品，严格要求自己。”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读了这些，觉得真是“耐人寻味”，不禁问道：“这是纪念毛泽东还是批评现实啊？”

　　对于这种事，中国人早就有个说法，叫“借古讽今”。除了那些老百姓，那时候借古讽今的人至少还有一个大人物。他说：“这实在是社会主义中国，甚至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观’。”他不愧是党的最有名的理论家，所以不肯拘泥于凡人的牢骚和慨叹。他的思考先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几个月后又出现在《中流》杂志上，让人眼界大开。

　　这个人的想法是，在有人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中国出现的“毛泽东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话说得高屋建瓴，但多少让人听出他在怀念“第一代”的时候，也流露出对“第二代领导人”的不屑：“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和平演变’警告，并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是惟一对东欧、苏联目前发生的情况作过预言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整整这一代的青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唤起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唤起对他的着作学习的热情，应该说是一个大好事。”

　　他侃侃而谈，自信抓住了时代脉搏。这时候有一位记者问他，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热”，像“弗洛伊德热”、“萨特热”、“现代派热”，后来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这个‘毛泽东热’会不会一阵风就过去了呢？”

　　“不会！”他断然说，这是“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

　　记者当场为他喝彩，说这一番“满怀热情”的谈话，体现了老同志“对社会主义命运的密切关注”。他也停下来，把一双眼睛投向远方，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自信已经“上升到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一个名叫郑仲兵的人当时就说：“他们不是在搞借尸还魂吧？”

第二章　大灾年

　　我们国家的大多数苦难并非来自上天，而是人造成的，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到。党的官员差不多都有夸大天灾而缩小人祸的倾向，这不是没有道理。大凡中国人遇到人祸，各路潮流总是分道扬镳，明争暗斗，纷纷去寻找各自的武器和各自的祖宗。可是一遇天灾，又会出现众志成城，百川归于一的局面。这时候全国各个阶层无不舍小家顾大家，把这“与天奋斗”的舞台看做弘扬民族大义的战场，因此人人有份，人人身在其中，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曾记否，1991年夏天江淮流域洪水漫天，至少有一亿多人被分割围困。洪峰过后，有五千一百一十三人死亡，还有四万九千九百七十三人受伤。另外一千四百万人从洪水中脱身，不过已经无家可归，他们的家不是倾覆就是泡在水里，总计有八百九十六万九千间，还有至少两千一百万公顷庄稼颗粒无收。专家们计算出，他们总计损失了大约一百六十亿元。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在当时，衡量这场灾难的不是数字，而是景象：逃难的人们携家带口、背井离乡、身无分文，纷纷在破损的江堤上、水闸旁、黄土高坡、老树枝头，在汪洋之中拣个可以栖息的地方住下，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抱头痛哭，一边庆幸死里逃生，一边哀叹顷刻之间一无所有。他们露天而栖，临水而卧，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燃料，没有电灯，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没有洗澡的设备，也没有可以排泄粪便的地方。眼前一片汪洋，却没有可以喝的水。对他们来说，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脚下这一小片陆地。世间全部有生命的东西———猪、狗、猫、牛、羊、鸡、鸭、苍蝇、蜈蚣、蚊子、老鼠、蚂蚁、蛇，这时候全都拥挤在他们的身边，和他们争夺这汪洋中一片片支离破碎的陆地。有一回，一条蜈蚣爬到一个军人手上，一口咬将下去。那只手变紫变黑，可是没有解毒药。一个少妇见了，解开上衣，袒胸露乳，把自己的奶汁挤在那小伙子的伤口上，几十个人在旁边默默看着，连连感叹军民鱼水情长。

　　不过，灾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待，在发愁。经济萧条已经持续两年六个月，大水围困也有好几个星期了。他们等着政府的船队运来粮食和药品，最好还有现金。可是政府自己还在过“紧日子”呢，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来救济他们。“救济金”倒是有的，不过，那要动员全中国的老百姓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还要政府的公务人员一点点去收集起来才成。这笔钱即使现在就发，也顶不了多大用处，因为一共只有十四亿多元（其中一半来自香港、台湾、澳门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捐献）。即使没有后来发生的“挪用捐款”风波，一分不少全都送到那些嗷嗷待哺的人手上，每人也只能摊到十二块钱，而且要等好几个星期以后才能拿到。

　　洪峰虽已过去，可是排涝系统不畅，大水仍然滞留在十八个省里，一片汪洋。淮河大堤上出现了一个绵延几十公里的“难民营”，有几十万人。洪水爬到他们脚下，总算不再涨了，但也徘徊不退。抬眼望出去，水是黑绿色的，漂着稻草、家具、冲散的门窗，还有淹死的牲畜。水面上电线杆头和树梢依稀可见，可以证明那片水下是他们昨日的家园。民政部的官员们在担心，这也许是自60年代初弥漫全国的大饥荒以来最悲惨的一年。不过，他们一时还搞不清楚到底有多惨。各地官员都在忙着把损失的数据呈送北京，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不免夸大。可是无论怎样夸大的数据，都不能说明当时灾民的困境。

　　雨停了，阴云渐薄，人们的心里却更加阴沉，因为疾病开始蔓延，有痢疾，有疟疾，很多人的脚烂了。在凤台县，还发现了霍乱。政府运来的救济粮不够吃，人们开始吃霉烂的小麦，那都是从浑浊的洪水里捞出来的，连猪都不能吃，可是饿极了的人们哪里还管得了这些呢。二十一岁的石英刚看来是中毒了，全身肿起来，有一天突然就不会说话了，从口角往外淌白沫；另一个小伙子，村子里面惟一上过中专的学生，吃了发霉的麦子，又吃了发霉的药，已经三天拉不出大便。很显然，这是瘟疫，搞不好，它对人的生命的破坏力还要超过洪水。医生们都开始担心，有些记者也看出了征兆，但是党的基层官员仍在对上级隐瞒实情。寿县医院的院长看到周围情势危险，觉得再也不能隐瞒实情，于是偷偷告诉人民日报社的一个记者：每十个人中就有两个人病倒了。

　　艳阳高照。几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盼望着重见天日，可现在却发现，酷暑比暴雨更加难以忍受。人们一批批地倒下去，还能站起来的人也没有一点活力，聚集在江淮大堤的人群越来越无法忍耐了。党的基层官员们虽然平时懈怠惯了，现在也不免焦急，他们不断地向上级报告，说情况紧急，要粮食，要帐篷，要药品，还要不含病菌的饮用水。上级要他们依照常规呈递文字报告，“可是报告交上去三次了”，颖上县县委书记陈怀贵不无怨气地说，“怎么没有下文啊？”

　　“大难临头”，一个叫王自成的中尉感叹，“天敌也能共生共处”。他看到水面漂过来的草堆上盘踞着黑色的蛇和灰色的鼠，立刻就感到皮肤紧张，爆出一层鸡皮疙瘩。中国拥有的老鼠数量至少是人口的三倍。没有洪水的时候，老鼠是横行天下的。它们在过去一年吃掉三十亿公斤粮食，咬死三百万亩森林和三亿亩草原，咬伤至少十万人，在东海上让海军的舰载导弹发射失灵，在大瑶山让列车改道颠覆，在句容县咬死了三个婴儿，在新沂县又咬死了三个婴儿。但现在洪水一来，它们什么也咬不着了，只有和人一同逃命，与蛇共穴。

　　回想起来，那时候人蛇鼠虫在一起求生，的确也是被逼无奈。“灾民营”一无帐篷，二无帘幕，饱受酷热之苦，男女混居，生死相依。先前他们漫步在江淮大堤，正是4月油菜花盛开、春意盎然的时候，而今到了6月的最后一周，鲜花早已凋谢，没有凋谢的也都淹死了，眼前水天相连，钻天杨只剩下树梢还看得见。一位台湾记者看到了这场面，不禁惊问：“你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水啊？”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水的人当然不止这个记者，还有党的高级领导。报纸上有一条消息说，总书记江泽民来到安徽，亲切慰问百姓，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记者们没有提到一个情节，就连当日在场的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也不敢张扬。那一天，总书记面对眼前的一切，惊讶好半天，终于说出一句话：“没有想到安徽的灾情这么严重。”还说：“要动员全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救灾，捂盖子是不行了。”到灾区来的还有田纪云。那时他是副总理，因为哪里有灾难他就要到哪里去。“老卢，你放心，”他心怀同情，却只能对眼圈发红的卢荣景说些安慰的话：“中央会支持你们的。”有个三十七岁的记者，蒋亚平，坐在颠簸的小船上漂到那里，看到卢荣景，正碰上这位省委书记满脸激动不已地搬出田纪云的话给属下打气：“中央会支持我们的。”“他显然动了感情。”蒋在那一天这样写道，“久久未被充分反映的安徽灾情，将会被广泛地传之于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意味着，前段时间基本是苦力孤撑，已经疲惫不堪的安徽人，现在可以指望靠靠十一亿中国人宽大的胸膛了。”

　　说“宽大的胸膛”，多少带着一点想象，不过，要说“十一亿中国人”倒是差不多的。第十一亿个中国人是1989年4月14日凌晨出生的。从那时以来，又增加了三千三百六十八万两千五百零一人。住在城里的人有一亿八千五百四十一万人，平均每个人的年收入只有一千五百一十元。他们要用其中八百一十八元买饭吃，用二百零二元买衣穿，其余还要交电费、水费、取暖费、公共汽车月票钱，有个婴儿的要准备一笔奶钱，有个半大孩子的要准备上学的钱，有个老人的要准备一笔药钱。政府说经济要紧缩，号召他们过“紧日子”，其实根本用不着号召，中国人的日子从来也没“松”过。可是现在又在动员他们“向灾区献爱心”。有人说，“年年献爱心，都献完啦！”老年人60年代在五七干校盖的被褥，中年人在70年代下乡时穿的衣裤，年轻人在80年代军训时用过的背包带，家家户户过去四十年留下来的那些补丁衣服，早都捐到乡下去了。当时有八亿多人生活在乡下，其中有差不多一亿八千万人正被洪水包围着，现在政府心里想的不是靠他们，而是救他们。另外还有大约六千万人也离开了家乡，整天游荡在三十五个大城市和三百多个中等城市里。广州有一百一十万人，北京有一百三十万人，上海有一百八十三万人，天津、武汉、重庆、西安也有不少，连深圳这个兴起来才十年的城市，也有一百多万农民呢。有个叫安子的姑娘，从山里来的，现在一边打工，一边在深圳大学的夜校里构思她的《青春驿站》。这部描述农家妇女的都市生活的书，使她在那一年成了千万农民工中间最有名的人，就连深圳的城里人也把她评选为“杰出青年”。

　　可是大多数农家妇女是和“杰出”无缘的，而且比她们的男人更加令人同情。男人们出去搬运家具，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扫大街，早上炸油条，晚上掏厕所……女人们也不闲着。她们卖瓜菜，为城里人洗衣服做饭打扫屋内卫生，照顾孩子，伺候老人，在小饭馆里洗碗端盘子，总之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没有最起码的卫生设备，来了月经只好躲进临时的公共宿舍里去弄一弄，也不能洗澡。根据当时商业部门统计，这一年全国城市里只有一千六百八十七个公共浴池，平均十五万一千人才有一个。北京是十一万四千人有一个浴池。上海最好，平均七万一千人有一个浴池。有些妇女生过孩子，可以给城里人带孩子，遇到好心的主人，可以洗澡，可是她们却没有办法去照看自己的半大的孩子了。当然也有些人什么钱也挣不到，只好沿街乞讨。有个有心的调查者做了一番研究，发现大街上每一百个乞丐中，就有二十五个女人和二十五个孩子。没有讨饭的民工之子，流浪在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给城里人擦皮鞋、洗汽车、做家务、卖花、捡破烂、要饭、打架……什么都干，就是不能干所有城里孩子都在干的事情———读书。城里的学校说他们没有户口，不能上学。这还不算，他们的父母还在为他们生下更多的弟妹。在成都市九眼桥边上的一个棚子里，一位来自大巴山的妇女产下了她的第五个女儿。不过，大多数妇女和孩子并没有离开家乡，她们守在家里，等着她们的男人挣钱回来。当然留下来的还有老人。乡下的官员号召农民不要到城里去，让他们“守土有责”。这几个字是先在城里流行起来的。可是，当流传到乡下的时候，味道就变成：守住承包的耕地，别荒了。

　　当日乡间剩下“守土有责”的人，每十个里面就有八个是女人、老人和孩子。有个教授好久没到乡下去了，那一天去省亲，回来就连连感叹，真是“青壮出门去，唯留童妇叟”。官员们都会说那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这是用三个节日来代表这三种人的，可这都是城里人的节日，用它编出个数字来描述农民，农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信息社会”、“小康国家”这些词还没有流行，学者们说到中国，就说这是一个“农民的国家”，这话不假。共产党崛起于农民，很多党的官员本来就出身于农民，可现在，“农民”似乎就是贫穷、落伍、失败、耻辱的代名词。过去四十多年里，他们只高兴过两回，一次是在50年代初的几年，一次是在80年代初的几年，加起来也不超过十年。其余时间就只有等待。90年代倒是不再挨饿了，可是连续几年收入下降。官员和学者都告诉他们“无农不稳”，还说“无工不富”，现在他们发现，有农也不稳，有工也不富。政府早就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但至少有一亿八千零三万零六十个农家子女没有机会上学。没有学校，也没有钱。当时农民的收入只相当于普通城里人的三分之一。就是这点钱，也还是那些地方官员拿粮食、鸡、鸭、猪、羊、稻草、麦秸、玉米叶子折算过来的，至于现金，连四分之一都不到。普通城里人是看不起农民的，他们想要嘲笑别人，就会说“别农民啦”；想要嘲笑自己，也会说“我一个农民”。只有少数几个不知名的学者和一个名叫杜润生的八十岁的老人，才梦想着让农民拥有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和权利。至于一般人，他们还不肯把身边那些流浪者叫“民工”，而是叫“盲流”。

　　“盲流”们白天闯到城里来，到了晚上就聚集在城市的边缘。有的来了几周或者几个月，也有的已经住了好几年。他们住最简陋的房子，拿最低的工资，干最累最脏的活儿，每个人都在嘴上不停地哼着一首节奏轻快的“新民谣”。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把这当做自己的“圣经”：马路是银行，工厂是钱庄。两手空空来，回去盖楼房。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干，比如送报纸、开电梯、送牛奶，都挺轻松，也不脏，可这些全都属于城里人。那时候在上海这座城市里，诸如此类的工作全都不准农民干。这可不是那些普通城里人说的，他们还没有那么直截了当地歧视乡下人，就算心里想这样，也没有那个权力。这是政府的决定，白纸黑字写着的。官员们解释说，“城里还有好些人在等待那些工作。”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乡下人只能去干那些所有城里人都不愿意干的事。

　　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第一个条件通常都是“有本市户口”，这也是缘于同样的理由。一个乡下人想要在城里找到工作，最缺少的东西不是智慧，不是体力，不是热情，不是任劳任怨的精神，而是一个被叫做“居民户口簿”的小卡片———绛紫色的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制”，内页则有“某某市公安局户口专用”的红色印章，还特别注明了：居民户口簿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状况的“法律效力”。到90年代后期，“本市户口”的“法律效力”在中小城市里已经淡化，就算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没有户口的农民要想生活下去也不是不可能了。可在90年代初，户口还是城乡之间一堵很难逾越的墙。只要举出一些小事就能证明这不是夸张。那时候城市的粮票还没有取消，一个人要想买粮食或者种种用粮食制成的食品，比如面包馒头火烧点心，售货小姐第一句就要问你“有粮票吗”。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送进城里，却没有城里人都有的粮票。所以他们进城时就不得不肩扛手提，大包小包里面都是大米，等到这些大米吃完，就不得不打道回府。差不多所有的城里人都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有个住在昆明市的名叫黄庆的小伙子，在这一年里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户籍制度把公民分成贵贱，这对农民来说是一种歧视，就被捉将起来，管制劳动两年。法官确认他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则把他从政治部秘书的岗位上开除了，让他像所有那些他为之鸣冤叫屈的农民一样，没了工作。

　　京城里面，国务院的想法也是一样。两年以前，官员们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颁行下来，还做了一个决定，尽速将游荡在城里的农民工遣返故里。在很多人看来，城里的环境和秩序就是让这些农民给搞乱了，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到处游荡，随地大小便，还偷东西。市民说他们扰乱了都市的宁静，计划生育的官员抱怨他们乱生孩子。公安局说城市里面的刑事案件有一大半是他们干的。所以只要把他们遣送回家，就万事大吉了。其实，用不着政府决定什么，农民也不得不回家去了。遇到1989年、1990年和1991年这样的经济萧条，建筑工地一个个都停下来，把临时工辞退了，家家都在节衣缩食，不用保姆了。全国二千一百八十一个县政府中，有一千零九十一个财政入不敷出，将近二百万县政府干部的工资都成了问题，农民不回家又能上哪里去挣钱呢！

　　1991年年初的时候，《人民日报》兴高采烈地出来宣布，全国物价上升幅度回落了十五个百分点。李鹏总理也说，治理整顿“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的确，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也不再争兑储蓄、抢购酱油食盐大米白面卫生纸了，添置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欲望被抑制住了，可是商品市场上的东西也卖不出去了。这个春天和这个夏天，工厂里每生产一百件东西，就有五十五件是不合格的，有十五件是卖不出去的。仓库里的积压货值两千五百亿元，包括两千万辆自行车、一亿两千万只手表、十亿件衬衣、八百万吨钢铁、二十万台机械设备，还有价值二十亿美元的进口设备。

　　有些搞企业的人在80年代横空出世，声名赫赫，现在全都傻眼了，因为解决不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怎么才能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浙江省海盐县的步鑫生———人称“衬衫大王”的，被免去厂长职务，只好跑到辽宁盘锦去卧薪尝胆。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马胜利———人称国有企业“改革之星”的，再也没有办法对付亏损局面，倒是没有人来罢免他的职务，是他自己把工厂门口悬挂的“厂长马胜利”的金字招牌摘下来的。当初席卷全国的“南步北马”，就这么销声匿迹了。还有安徽省芜湖市的年广久———人称“傻子瓜子”的，已被判刑三年，正在监狱里面呆着呢；还有十个最着名的乡镇企业家———人称“全国十佳”的，现在有九个无声无息，不是一蹶不振，就是卧薪尝胆，当时只剩下一个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也在唉声叹气地说“日子紧巴巴的”，觉得再也不能叱咤风云了。

　　企业家的撒谎骗人有如新闻人员的作假弄虚，全都历史悠久，颇有一些“骗客传奇”的故事可以叙述，个个情节起伏跌宕，既光彩又丑陋。一个面颊消瘦身材高挑的青年，编了几个故事，说是可以发大财，逗得全国如痴如狂，有些一向严肃的报纸竟当他是“点子大王”，叫他来给编辑讲课，还请他吃饭。还有个人也在心里偷着乐。此人名叫牟其中，天庭饱满，大脸盘，高鼻梁，头发向后背着，故意打扮得像个领袖，说话中气十足，一副大将风度。他的脑子里充满无数奇妙的幻想，大笔一挥，和满洲里市市长签个协议，说是要在这个中俄蒙三国交界处的边境小城再造一个“北方香港”；然后再一挥，宣布要和俄罗斯共同发射卫星；然后又一挥，说在三年内收购一千家国有企业。那时候好多企业都说这人了不起，都在想方设法把自己卖给他，可是他的大笔又挥到别处去了。这次是计划在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缺口，让印度洋的暖风从这通道里涌到中国这边，把青藏高原变成万里良田。大家都在等着他去埋炸药的时候，他却请了一帮子专家，开始研究“通天河计划”，说是要将青藏高原上的六大江河———雅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筑堤成湖，凿渠成河，形成八百公里人工水系，浸润西北大漠变成绿洲，贯通黄河流域，东进华北，直抵京畿。

　　在9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牟其中其人其事都是中国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他领导的南德公司，一点也不像别的公司那样拿领袖语录做招牌。南德的大门口也有个牌子，木制，紫檀色，乳白磨砂玻璃上是以魏碑体书写的语录，不过不是哪位领袖的话，而是牟其中说的：“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报刊记者围着他转，被他的夸夸其谈说得惊喜万分，于是送给他无数荣耀：“企业家”、“天才”、“民间英雄”，等等，明知他在瞎说八道，还说他是“天才的狂想曲”。又过了好多年，发现这原来都是骗局，于是又说他是“中国第一骗子”。法院认定他的“诈骗罪”成立，把他关了起来。不过，要说这个“骗子”的历史没有任何辉煌记录，也不对。此人最精彩的一个故事，就发生在90年代初全中国企业家都无所适从的那些日子里。他让苏联运来四架“图—154”客机，拿这些飞机做抵押去银行贷款，拿贷款去把仓库里面那些积压商品买出来，装满了八百节火车，运到苏联，其中第一趟列车全是暖瓶。“暖瓶好，又便宜又占地方。”他嘿嘿笑道，转身又去了四川航空公司。“这飞机可以坐一百六十四人，有三个发动机呢。”他对航空公司的人说，“你们不必预付一分钱，只要付租金就行啦。”人家被他说动了。他让人家把租金直接给银行，替他还贷款，自己则从中足足捞了一票。当他后来土崩瓦解身陷囹圄的时候，这个故事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上作为教学案例呢。

　　牟其中卖了八百节车厢的积压货，可这同仓库里面的堆积如山的东西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中央政府号召大家买东西，就是没人理睬。学者们用了一个新词来说明这种情形，叫做“疲软”。市场“疲软”了，工厂里的机器跟着“疲软”起来，整个国家的工业甚至还出现负增长，也就是下降了。在我们国家，除了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好像就没有过这种“下降”的时候。到了这年夏天，就连《人民日报》也不再隐瞒经济萧条的事实。它的一篇社论说：“所有国有企业，三分之一严重亏损，三分之一亏赢相当，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企业盈利。”另外一些报纸也承认：中国的工业经济效益持续下降已成事实。到了这年年底，国家统计局也出来说话了：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百分之六十七，亏损总额已高达三百一十亿元。这后一个数字，比1988年还多三点九倍。这还不算完，根据美国《商业日报》的分析，这一年中国的国营企业还“拖欠税款二百二十亿美元”，可惜财政部的官员都不说话，所以谁也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属实。

　　税务官员不说话，老百姓的话却越来越多。这一年城市职工拿到的工资，公报上说是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其实按照统计局官员的说法，如果把通货膨胀和形形色色的水分都挤出去，只剩下百分之二了，相当于政府当初计划中承诺的一半。

　　从整个国家的情势上看，普通人的收入下降应在情理之中。道理再简单不过：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就不能再做；不能再生产就发不出工资来。在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停产的工厂每天都在增加，每一百家中就有两家停产了。还有一些没有彻底关门的厂，也是时开时关的。“开关厂”就是在那时成了描述工业现状的一个流行语。失业者也就大大增加，不过，没有人承认“失业”，公开的舆论是把这些人叫做“下岗”。北京每天有四十个人“下岗”。湖南每天有一百一十人“下岗”。在我们国家重工业的大本营哈尔滨市，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工厂停工，另一个重工业基地，沈阳市，一百万工人中，已有三十万人无事可做。那时候“就业”问题远不像现在这样敏感，不是政府官员考量政绩的一个指标，也不是学者乐道的话题，只有一个人为此大呼小叫。此人叫厉以宁，是北京大学一个教授，也是全国人大代表。那个春天，3月24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说：“当前经济形势中最有害的是什么，我认为通货膨胀是有害的，但失业问题可能害处更大。因为通货膨胀是人人受害，这样不会形成极端分子。失业是一部分人受害，这会让他绝望，然后铤而走险。”《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听到了，当即写下，希望能够发表，可是总编室主任看了满脸不悦地说：“我叫你去采访治理整顿的成果，你怎么写了这些东西来？”也难怪主任不悦，那时候政府颁布的一连串指令，都是一个意思，“对治理整顿不积极，也就是对改革不积极”。

　　可是，至少有一个人，是真的对治理整顿不积极，也真的对改革积极。这就是邓小平。

　　1991年邓小平已不问政事，可在脑子里面总还装着整个国家经济“翻两番”的宏伟战略，那是他在十年以前说定的，总也挥之不去，现在看看眼前局面，不免担心。他警告中央政府的那些官员：“这叫滑坡了。”还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这最后几个字，拿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属于平常，但在当时那种情形，所有人听了都会心头一震：除了邓小平，那时几乎没有人对国务院提倡的“紧日子”表示怀疑。“治理整顿”长了，国家反而会出问题，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可没有人胆敢公开说出。老百姓也特别老实，政府说什么就信什么。报纸上不遗余力地批评“高消费”，大家就把钱都存在银行里，什么也不买了，还后悔为什么三年以前要抢购东西。建筑工地上冷冷清清，饭店里吃客少了，垃圾堆里可拣的东西也少了，就连那些最脏最累的活儿也越来越少，最低工资也很难拿到了。到了1991年，流窜在城里的农民再也呆不下去了。报纸上说，那一年有几百万“回流农民”。说起来谁都知道，这新名词是特指被赶回家乡的农民的。这些人两手空空，回归故里，而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正在家里等着他们的钱呢。也有些人，主要是闽南那些更富有冒险精神的人，长乐的、亭江的、连江的，还有福清的，索性跑到更远的地方去。一条偷渡者的路线就是在这年夏天开辟出来的，起点正是四百八十六年前郑成功出海的所在地泉州，然后经过台湾海峡、曼谷，从印度洋漂过去，经过东非，绕过好望角、西非海岸，穿越大西洋，最后到达美国。首航那条船的名字凝聚了三百多个偷渡者的憧憬：“金色探险号”。此后这名字一直没改过。

　　夏天，首都沉沉欲睡，恰如乡野。这一年，雨季来得特别早，岂止江淮平原，就连一向干旱少雨的华北也被笼罩在烟雨中。京城西北群山之中，一场泥石流跟着洪水轰然而下，规模并不大，才走几公里就停住了，离城还远着呢，不过，还是把城里人吓了一跳。

　　城里人的多愁善感和斤斤计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过于狭小，人口过于拥挤，而且多少年来一成不变。有个美国人在1991年到了东京，又从东京来到上海，说了一句话：“看上去日本结束二战已经五十年了，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结束战争。”《财富》杂志副总编辑科克伦那一年也来到这里，觉得这根本不像一个城市，“只有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只有大约一百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若说高楼大厦，没有哪个城市能与北京相比。上海现在那两千多栋大厦，那时候一栋也没建起来呢。北京的人口数量不及上海多，面积却大一倍。但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中南海，那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或者叫权力中心。过去几十年里，国内大多数重大问题都是在这里做出决定的（只有极少例外，比如1971年毛泽东的南巡）。每当中央政府要做什么的时候，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级领导人就会从四面八方跑过来，其中有吉林的王忠禹、山东的姜春云、江西的吴官正、广东的谢非、天津的李瑞环、西藏的胡锦涛，还有上海的曾庆红、吴邦国、朱基和江泽民。这些人都是1989年以后才陆续进入党的权力中枢的。

　　到了1991年的夏天，江泽民进入中南海已经两年。这片建于辽宋、成于晚清的皇家禁苑，还保持多少年前的那副样子。从长安大街上的新华门走进去，经过门口的四个卫兵，和那个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巨大影壁，就置身在这个亿万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了。绿草如茵，曲径通幽，数不清的雕栏画柱庭院楼阁环绕在湖畔，式样古典华贵。就在这个绛红色高墙围起来的大院子里，汇聚着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一些人，这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现在经过邓小平时代，又到了江泽民时代，权力的平面图还是一样。党中央占据南海周围，国务院则分布在中海和北海之间的一大片区域。新华社的一位工作人员，李健，在自己编写的一本书里，一开头就说它“比白宫更高深莫测，比克里姆林宫更难以捉摸”。这是说60年代和70年代的情形。此前的50年代，毛泽东还常常把院子外面的人请到里面去做客。此后的80年代，这院子的两个角落也开放过几年。曾有数以百万的北京人，从东边对着南长街的一个小门走进去，参观毛泽东曾经居住的“菊香书屋”———这里以满屋子的线装古书而闻名；又从西边对着六部口大街的一个大门走进去，参观周恩来居住过的西花厅———这里以满院子茂密的海棠树而闻名；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向参观者重复着一句话：“所有的布置都和过去一样，一点也没有变。”

　　谁都看得出来，新任总书记既朴素又真诚。他通常的午饭是面条，只肯坐一辆黑色的“奥迪100”，这是德国大众公司和长春一汽联合生产的，款式陈旧，但却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轿车了。他要所有高级官员把原来乘坐的进口豪华轿车都收起来，改乘这种“国产轿车”，甚至还为此发布一个公告，让全国老百姓都知道。江泽民的优势在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敏感，知道世界的潮流正在流向何方，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有如他后来所说“与时俱进”。这“时”字含义无穷，至少包括“时代”和“时机”。他总是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梳子，整理自己的头发，如此注重外表的习惯给公众留下很深印象。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锋芒内敛，韬光养晦，不到火候不揭锅，到了火候也是一点点把盖子打开，决不鲁莽行事。这一点，即使是最敏锐的看客，也是在好多年以后才弄明白的。

　　在王府井大街和故宫东墙之间的一条大街上，人们有时候会指点着一辆疾驰而过的黑色“奥迪”轿车说：“那就是朱熔基。”北京人对于高级官员的住宅是心知肚明的，当然也知道朱基就住在附近那个灰墙围着的院子里，和故宫的角楼遥遥相望。朱已扬名全国，因为就是在这一年春天，他卸下上海市委书记之职来到北京，成为一个副总理。

　　朱熔基在50年代初期以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背景，开始了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仕途。那时候，江泽民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副厂长，李鹏在苏联学成回国成为丰满水电站的工程师，这使得他们拥有大致相同的背景。但是这三个人的共性仅仅限于一段很短的时间。此前和此后都大不一样。江泽民和李鹏都是烈士子弟，仕途一帆风顺，虽然是一步一个脚印兢兢业业地走过来的，但没人听说他们受过什么政治冤屈、经过什么宦海沉浮。朱熔基出生在湖南乡下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民之家，他是个遗腹子。当他十岁的时候，母亲又去世了，家境贫寒，这有点像他在政治局里的同事李瑞环。所不同的是，朱的童年时代有一个爱他的大伯，这让他后来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在50年代成了“右派”，从此失去党的温暖，也不再被社会接受。这一点江泽民和李鹏无从体会，也是李瑞环未能经历的。李瑞环出生于天津乡下的农民之家，少时学了一手木匠功夫，然后背着一袋子木匠工具孤身闯进北京城，十八岁那年才终于成了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人。他在1958年是人民大会堂建筑工地上的突击队队长。这座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建筑（建筑面积十七万一千八百平方米、高四十六米、由一百三十一根大理石柱子环绕），能够在十个月竣工，应当说与李瑞环发明的“木匠简易计算法”不无关联。他还是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的工地总指挥，两年后又主持了中国大陆最大的航空港———首都机场的建造。在这座城市里，他始终都是个挺有名气的劳动模范（像他那样着名的劳动模范还有两个人，时传祥和张百发），还有个绰号叫“青年鲁班”。即使在“文革”初期遭到批判的时候，也还拥有这个社会的尊敬。朱基则一生坎坷，曾被尊重也曾被冷落，曾被追捧也曾被抛弃。直到70年代末终获平反昭雪，他到北京广播学院去求职，还被人家一口拒绝，理由是他的“政治审查”不合格。到了1991年，这一切都成了京城百姓饭桌上的谈资。多年以后朱基当了总理，踌躇满志，照例应当抹去心里所有伤痕，可他对于过去一段惨痛经历仍然不能忘记，有一次感叹“我曾有过二十年没有党龄的日子”，语调依然凄凉。一个人的出身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其经历也常常不能任由自己来左右，但是很少有人能把出身和经历留在心里的烙印抹平。

　　朱熔基真正成为中央政府的领导者，还是七年以后的事。1991年春天他刚刚进入国务院的时候，情况并不怎么妙。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生产办公室，让新任副总理去当主任，具体的工作之一，就是去清理企业互相拖欠的巨额债务。任何一个稍微懂一点企业运作内情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除非这个国家的经济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

　　从1989年夏天算起，第三代领导人主持中南海的大政已经两年，可直到这时候，老百姓对周围的变化还没有多少感觉。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好像是在1991年以后才陡然加快了变化的节奏。天安门广场上从5月1日就把升旗仪式给改了。新仪式特别庄重，国旗护卫队员全是武警官兵，有三十六人，一色的礼服和绶带，还有国歌相随。设计者真是煞费苦心，让国旗和太阳每天清晨一同升起。国旗从旗杆基座升到顶端的时间持续一百二十七秒，在北京，太阳的上边缘露出地平线，到太阳的底线跳出来，正好就是这么长时间，分毫不差。这么一来，在世人眼里，就连太阳也比过去更神圣更庄严更美丽。

　　那一年人们说得最起劲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十九条”。后者是本小册子，叫《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用来统一思想的。那里面说，中国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和激烈”，批评那些“忽视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非常有害”，封面上注明了：“发到县团级”，还说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这个部门在80年代经济改革的高潮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有人甚至说它没有用处，建议把它取消，可现在就数它的作用大。这里有个背景，不能不说：“1989年风波”的时候，它所领导的那些报纸，几乎没有不犯错误的，只有它最正确。现在风平浪静了，可是潜流依旧涌动，当然还需它来掌握舆论之舵。

　　那时候，中国人景仰的英雄不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张健，而是三十七岁的炮兵团参谋长苏宁；不是杨晨李铁郝海东，而是赤脚医生王振国；不是中国富豪刘永好，而是航天专家任新民；不是“F4”，而是为歌剧《屈原》谱曲的施光南。好莱坞的大片还没有涌进中国。银幕上最引人入胜的形象不是“007”，不是哈利·波特，不是宰相刘罗锅，当然也不是铁嘴铜牙的纪晓岚或者“还珠格格”，而是刘慧芳、周恩来和焦裕禄。风靡全国的电影演员不是赵薇，不是周星驰，而是王铁成和李雪健。

　　现在发出光彩的那些明星，在1991年还什么都不是呢。那一年，谢铁骊在挂历上第一次看到了十五岁的周迅；无锡姑娘陶红在北京体育馆的游泳池里练习花样游泳，她拍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在五年以后；王菲在美国留学；高晓松在厦门追女孩子，不惜从清华大学退学；喜剧演员赵本山正在闹离婚；傅彪那副肥硕的身材倒是和现在差不多，不过他还不是演员，整天在家里带孩子，又过了一年才有机会去演唐僧的师傅三慧。另外两个人，杨澜刚刚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主持她的成名作《综艺大观》，见了那些年龄稍大的记者编辑播音员就喊“老师”；吴小莉还是台湾中华电视公司的一脸稚气的记者，直到四年后建立台湾卫视中文台的时候才长出第一根白发。电视那时候还不是主持人的天下，而是记者的舞台。不过，80年代记者中的那些“大腕”，这时候都不写什么了，有两个人———新华社的范丽青和中国新闻社的郭伟锋，去了一趟台湾，就成了当年最有名的记者。比这两个人更出名的记者倒是还有一个，刘震云，是《农民日报》的，不过，街上流行的不是他写的那些新闻，而是他写的小说《一地鸡毛》和《单位》。

　　那时候企业界的风云人物，现在差不多全都销声匿迹了。像年广久、步鑫生、马胜利、周冠五、赵章光、王永民这些人，不仅在今天的《财富》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就是在整天追逐企业家的那些记者中，也没有多少人还提起了。牟其中倒是还能在报纸上找到踪迹，他被抓起来，在监狱里面服刑呢。还有禹作敏，如今已在无期徒刑的煎熬中病故了，可在那时候是多了不起的一个人啊，真是人人景仰。史玉柱那一年也是被记者追捧的“巨人”，可他还不知道，一个人一旦被别人捧成“巨人”，也就离倒霉不远了。他开始设计他的“巨人大厦”。这大厦在六年以后建成之日，也就是他的失败之时。

　　而今天风光无限被人看做财富象征的那些人，那时候还什么都不是。杨元庆那一年已经进了联想集团，不过只是一个部门的经理。俞敏洪还只是在别人旗下做一个教书匠，一边体会那些学校对学生的傲慢和懈怠，一边构思他的英语世界，他的“新东方”，那时候还只是山沟里的一块梯田。《财富》杂志上“2000年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名字，要是在十年前说出来，十之八九没人听说过。刘永行兄弟是“排名第二”的，1991年他们刚刚把成都希望集团组建起来，一想到社会上对私营企业有很多议论，就“感到压力很大”，所以向县委官员提出把“我们这个企业送给国家”。吴一坚，排名第五。这个西安人在那一年拿着他在海南挣来的第一笔钱，回到家乡开创新业。排在“第九位”的张思民，那一年做出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冒险，在深圳南山区买下一块地准备建造“海王大厦”。还有排名稍微靠后的几个人，“第十豪富”宋朝弟，那一年创办了北京科利华电脑有限公司；“第四十二豪富”王志东，那一年在方正做“视窗”汉化；“第二十豪富”丁磊，那一年还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他的“触网”是在四年以后。还有另一个网上英雄，“第三十七豪富”张朝阳，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这毛头小伙子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

　　“和十年前比起来，现在的一切是多么不同啊，”一个作家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感叹道：“你可千万别小看了你身边任何一个人。”变化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不是变好，就是变糟。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那一年，美国的《新闻周刊》把鲁冠球的照片登在封面上。这是继邓小平之后第二个上了这家杂志封面的中国人。杂志的编辑评价说，鲁是中国农民的一线希望。现在回想起来，说他是“中国农民的一线希望”，这似乎有点夸张，但在十多年前所有那些名人中，他似乎是惟一没有被列在“大亨沉浮名录”里的大亨了。

　　从1979年到2002年这二十四年间，1991年正好在中间点上。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年的中国更像1978年，而不像今天。中国城市的建设热潮还没有兴起来，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城市里的建筑物，那时候还没有。上海远没有今天这般华丽，没有那两千多栋高楼大厦。《财富》杂志副总编辑小理查德·科克伦这一年第一次来到这里，感到“整个城市只有大约一百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这话并不算太夸张。那时候这座城市还没有内环线高架路，没有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没有世纪大道，没有小陆家嘴，没有东方明珠，没有上海博物馆和金茂大厦。浦东开发刚刚开始，那里还是一片水稻田和乱七八糟的农舍，夜晚漆黑一片。浦西也不是那么灯火辉煌。人民广场上还没有那白色的市政府大楼，市委的官员们大都在康平路办公。环绕着城乡结合部的“汤臣花园”、“康桥半岛”和“锦秋花园”……那时候一个都没有。那些地方都是树木茂盛，杂草丛生。大多数上海人都是老少三代同堂，不仅没有制定买房子的计划，而且根本无法想象今生可以拥有自己的住宅。北京也和现在不同，亚运村已经有了，但那个着名的汽车交易市场还没有，私家车还很少，有点钱的人不是寻找轿车广告，而是坐出租车。“打的”这个词，就是那时候让北京人叫起来、又流传全国的。那一年北京满街跑的都是黄颜色的面包车，像蝗虫一样飞来飞去，北京人把它叫“面的”，意思是“像面包一样的Taxi”，花十块钱就能坐十公里。“长春一汽”生产的一种新款轿车，墨绿色“捷达”，也开了进来，被叫做“绿豆蝇子”。另外一种产自意大利的小型两厢轿车，被叫做“王八壳子”，比现在大街上跑的“奥托”还要小一圈。

　　国务院的各个部委———外交部、国防部、经贸部、商业部、农业部、纺织工业部、民政部、水利部、煤炭部、电子工业部……差不多都在50年代留下的老房子里面办公。沿长安大街修建一条“雄伟建筑带”，还只在城市建设设计规划中。中国妇女大厦、中国人民银行大厦、西单路口的花园广场、军事博物馆西侧的世纪坛……都还没有动工呢。东单十字街头的西北角，还只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小商店和四合院，一家陈旧的儿童医院仍在营业，在它的周围，一些房屋已被拆毁，露出斑驳的土地，全都归了香港富豪李嘉诚，他正在京城中心营造他的东方广场。

　　在决定建筑的大楼中，位于城南白广路上的那栋大楼，也即现在的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外表不算辉煌，但却是最有意思的。在这片土地上，1991年还只是一栋40年代留下来的破旧的灰砖楼房，里面有水利部和电力部的全班人马。国家防汛总指挥部也设在这栋楼房的第三层。不久以后，一个矮小个子、充满活力、胆大妄为的蒙古族人，钮茂生，当了水利部长，决心建筑一个崭新的大楼。他到处凑钱，后来房子盖成了，他却开始伤脑筋。他的上级责备他不该挪用资金。有人说，这些年灾难不断，不是大水就是大旱，像1991年这场水，本来不算大，至少不能和1954年的大水相比，可是居然造就了最高水位，而且经久不退，积涝成灾，以至损失惨重。

　　像我们在前边说过的，1991年夏天洪水淹没江淮，酿成灾难。要说这是水利部的渎职所致，纯属无中生有，但若说大水来得突然，让那些防汛官员措手不及，倒是有事实根据的。

　　这一年，全国防汛总指挥部还在水利部大院北侧那座低矮破旧的深灰色楼房中。春天没有结束，这里的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了。消息不断，预测不断，其中有些说到“气象异常”，可是没有引起注意，就连气象局里的大多数专家也没当回事儿。4月的第一周，一个专门研究夏季气象的会议在北京召开。这种会议每年都有，属于例行公事，所以还是没有什么人产生特别的警觉，大部分气象专家那时候甚至倾向于相反的结论。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水文预测说：“今年长江流域汛期发生持续性大面积洪涝的可能性比较小。”淮河水利委员会的说法也是一样：“今年淮河流域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少。”两个月后，正是这两个地方洪水滔滔，天地一色。但在那个春天，不仅没有一点洪涝迹象，而且满目都是旱情。

　　只有一个半人显示出先见之明。江苏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在前期气候的诸多因子中看出征兆：未来几个月，西太平洋副高压带将比以往偏南，恰好笼罩在江淮平原上空。此人见识高级别低，他没有机会参加“北京会议”，于是发来电报说：“今夏从长江中下游到整个淮河将出现大范围的雨涝。”另外那“半个人”，是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院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她的级别让她有机会在会上直陈己见：“长江中下游、江淮地区以及江南大部地区夏季雨水偏多，梅雨明显，部分地区有洪涝。”这些话说得挺英明，可是当水利部一位总工程师问她“会不会是特大洪涝”时，她又犹豫了，回答说：“我排除发生1954年大水的可能性，今年是一般洪涝年。”本来挺英明的见解，就这么一犹豫，立时打了折扣。所谓“一般洪涝”，十年中至少有九回，当然不算什么。所以专家们达成一致意见。后来风云突变的日子里，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陈联寿又想起了这个“意见”，说是个“失误”，因为其中主导的判断是，“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水量偏少”，也提到“明显多雨，有可能发生洪涝”，不过那只作为“另一种意见”列在后面，所以没有人会当真。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专家的意见常常铸成大错，1991年只不过是其中一次。北京的气象预报会就这样散了，大家各自回家。以后的几个星期，旱象高照。到了春夏之交的那两周，华南、中南、华东、华中、华北，都是晴空万里，烈日当头，一丝风也没有。报纸上的新闻说，厦门的游客翘首盼雨，还说很多省的官员都在号召抗旱，包括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江苏省长陈焕友、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这些人的命令经由各级官员层层下达，很快就到了百姓中间。

　　抗旱队伍甫出，气象专家们就发现情况有变：浩浩大洋中，一股暖流缓缓南移，东太平洋的冷水域不再那么冷了，西太平洋上空的副热带高气压也在向北跳跃，看上去比往年偏向北边三百公里，雨带也跟着移动。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新闻说，这是明显的“厄尔尼诺”。中国国内的报纸开始向老百姓解释“厄尔尼诺”的诡异，说它就像魔鬼一样，给很多地方带来灾难，现在中国也将大难临头。这话在专家听来有点煽情，可是，眼看着乌云滚滚，在北纬二十三度一线展开，防汛总指挥部里面依然充满了不安的气氛。

　　然而还有更加危险的征兆：西北气流开始涌动，整个欧洲的坏天气大举东进，及至欧亚大陆的分水岭乌拉尔山上空，又止步不前，会聚而成强悍汹涌的阻塞高压，经久不退，只是频繁地把小股冷空气送到西伯利亚，由西北而东南，入侵我们的国家。另外一股入侵势力，由西南孟加拉湾出发，沿经线向北推移，源源不断地漫过青藏高原，突然掉头向东。至少有三颗卫星———中国的“风云一号”、美国的“诺阿”和日本的“GMS”，在证明着这一切。不间断的卫星图像，看上去就像是好莱坞的一场情节紧凑的电影：这一边太平洋南来北往，东拉西扯，那一边又有欧亚气象呼应，两股气流里应外合，在江南北部上空交汇，冷暖相持，两军鏖战，阴云翻卷升腾，淹没了大半个中国，连江河入海口和弯曲的海岸线也看不见了。灾难就在头顶上，不容置疑。

　　导致灾难的降雨有三次，时在5月19日到7月12日的五十四天中（在气象的历史上，这叫“三段式梅雨”，20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两次，都发生在1949年以前）。总计降雨量六百毫米，不能算最大，至少比1954年要少得多（那一年5月到7月的暴雨累计九百毫米）。可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人口多了，难免要建房子开荒地，把湖泊缩小了，把河床抬高了。洪水没有地方去，只好顺流而下，席卷了皖东、皖西、苏北、蒙洼地区、巢湖地区、洪泽湖地区，太湖地区、杭嘉湖地区、合肥的半个城，南京的三个郊县、苏南的三个市、上海的三个区。进入皖西三河的那一股水，只用了二十分钟，就把这千年古镇淹没了。“浪头有四五米高呢”，周冠宁后来这样描述当日情形，“一座房屋首先在闷响中坍塌，化作一股腾空的黑色烟柱，紧接着又腾起一缕缕冲天烟雾。如同大地遭受地毯式的轰炸。女人的叫和男人的嚎，老人的喊和孩子的哭，还有牲畜的悲鸣。”在距离三河不远的地方，巢湖市市委书记胡之春正指挥着数万人固守在巢湖大堤上，日夜不息。忽然狂风漫卷，惊涛拍岸。眼见大堤处处危急，石头、沙袋、木桩，全都不管用。有人投入水中，又有人跟着跳下去，五千多人胳膊挽着胳膊，背靠大堤，拿胸膛顶住洪水，直至凌晨。风在头顶上停止了，浪在胸口前平静了，众人喜极而泣。这一天是7月6日，后来人们都说可以把它载入巢湖史册。史册到现在还没有编出来，但却留在人们的心里永不褪色。一个记者写道，那是“用肉体、生命、意志、感情等特殊材料混凝而成的伟大的堤坝。”胡之春倒是没有这样浪漫，只是叹一声：“如果平时也能这样，中国何难之有？”

　　对于那些死里逃生的人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吃的、喝的、穿的、住的，还有药品。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淮河大堤上搭起连绵不断的帐篷，长江两岸大堤上的帐篷也连接起来，绵延无尽头，都是难民的临时住所。男女老少蜷缩在一起，气氛悲壮，天地阴沉，大雨似乎没有一点停止的迹象，把那些临高而建的帐篷拍打得摇摇晃晃。人们向菩萨祈祷，但是不灵，雨一次比一次来得更加凶猛。到了6月28日，就连坐镇中南海的江泽民也觉得奇怪了。他打电话给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提出一连串问题：今年雨季为什么来得早？菲律宾和日本火山爆发对于地球上的气象变化有什么影响？海湾战争后科威特石油燃烧对地球大气以及天气有什么影响？高空的太阳辐射比地面强，为什么高空的气温反而比地面寒冷？还要邹竞蒙到政治局的会议上来解释这些问题，时间定在十八天以后。邹竞蒙于是赶紧召集气象专家详加阐述，就像一个准备参加考试的学生。

　　当然江泽民关心的不仅仅是这些书斋里的问题，还有灾情和灾民。又过了几天，他就到安徽来了，然后又去江苏、上海和浙江。那是第三轮大雨到来之前的短暂间隙，也是当地官员和百姓最艰难的时候。四面八方都在告急，消息不断传到总书记的行营。他在灾民中间转了两天，走进临时的帐篷问寒问暖，他走到苏州，留下来吃饭，忽有消息从南京传来，说苏北有个村子被洪水包围。陈焕友恰在当场，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当时他们全都紧张起来，连饭也不吃了。江泽民当即吩咐陈去找南京军区司令员，出动军队，“把受围困的群众救出来”。

　　军队在三个星期以前就出动了。首批出征的军人其实只是一群学生———位于江浦的海军电子工程学院的现役学员。那是在6月14日凌晨，风疾雨骤，人影车形簇拥在一起，在黑暗中启动，电闪雷鸣间，可以看到彼此的眼睛闪闪发光。到了距离晓桥十公里的地方，水深已达三尺，弃车步行，脚下迎着洪流，头上顶着乌云。

　　在以后的六个星期之中，有二十三万陆海空将士、八千辆军车、七百二十三艘船、一百二十八架飞机，开赴洪水淹没的地方。他们在常州闹市区一个灌满水的地下室里抢运出四百桶电石，在蒙洼把四万八千六百一十五人和五千多头牲畜转移出来。

　　但死在水里的人也不少，当时报纸上的说法是“死亡一千多人”，事实上要多得多。这么大范围的灾难，一时半会儿统计不清，大家都说可以理解，十年后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事件，也是把死者数字变来变去，直到六个月后才有了一个准确的数字。可是1991年的这场灾难，谁都说是历史罕见，关心国事的人难免要在报纸上寻找，想知道有多少人遭遇不幸。但是官员刚刚从大水里面走出来，就恢复了以往那种官场做派。从那时以来，90年代过去了，新的世纪也开始了。人们还是搞不清楚有多少人死于那场灾难。有一本书说“死亡一千七百二十九人”，还有一本书说“死亡二千二百九十五人”，另一本说是“死亡五千一百一十三人”。全都言之凿凿的，却相差这么多，也没有听说有哪位政府官员出来给个解释。

　　7月15日凌晨，在北京白广路上那栋旧楼房里，防汛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德坤的眼里全是血丝，但他心里轻松了不少。雨停了，水不再上涨，气象预报也有了好消息。他点上一支烟，长吁一口气：“咳！老天可让我们缓口气啦。”

　　可是中南海那边却一点也不肯缓气。清晨6点，防汛指挥部这边的“红色电话机”响了。那时候中国的电话不像现在这么多，可也不算稀奇了。要是这电话机被政府里大小官员叫做“红机子”，那就非同小可，无人不知此物直通党中央，它一响，那就是中南海在召唤。

　　值班员刘宝军急忙拿起电话，听到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在对面问长问短。然后到了9点40分，“红机子”又响了。水利部长杨振怀跑过去听了一下，又满脸凝重地跑回来，把正在进行的汛情例会给中断了，却不让几个副部长离开。大家更忙了，搬走堆在地上的文件箱，挂上几张大幅防洪图，七手八脚，跑进跑出，就像平时他们属下那些秘书一样，而秘书却都站在一旁纳闷：怎么那边汛情缓和，这边反倒紧张起来了？陈德坤悄声说，是中央首长要来啦。果然他说对了。四十分钟后，副总理田纪云走进来。不过，大家很快就知道，他们等待的中央首长不是副总理，而是总理；不是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常委。又过了二十分钟，李鹏就进来了。有个记者后来写道：“总理一直在国外访问，上午才回来，没有休息，就来了解全国的汛情了。”

　　又过了五天。李鹏总理就到灾区去了。直升机降落在淮河南岸寿县县城中心的体育场。有人马上把这消息告诉灾民。当时洪水虽然还围着这座城，但已不再肆虐。烈日高照，气温三十九度，酷暑难耐，到处泥泞，很脏，对总理来说，这是相当艰苦的一天。

　　一个人说：“总理，我们粮不多了。”

　　另一个人说：“总理，我家的房子被冲垮了。”

　　第三个人，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从人群中挤出来说：“我家的东西全没了。”

　　实际上，那个夏天，很多人眼睛里看到的“危险”，不是淮河，不是长江，不是淹没在洪水中的那些城市和乡村，不是蜷缩在帐篷里无家可归的千百万难民，当然也不是通货膨胀，不是企业亏损，不是经济萎靡不振，不是农民的背井离乡，不是城里的失业问题，至少这一切都算不上“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是“和平演变”。当时的《人民日报》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它在这个夏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向中国人民发出新的号召，不是修筑防洪大堤，而是“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

第三章　死灰复燃

　　1991年上半年，据当时京城流传的一则故事，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江青很惊喜地对狱警说：“姚文元放出来啦。”

　　狱警笑道：“你在做梦呐。”“不是梦，是真的。”江青的脸上恢复了昔日的容光，“看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重新掌握了领导权，老娘要回中南海去了。”狱警说：“谁告诉你的？”

　　“笨蛋，老娘还用得着谁告诉？”江青把一张《人民日报》举到狱警眼前：“看看这文章，除了小姚，还有谁能写得出来？”

　　这个故事明显是虚构的，因为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从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得知，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今年5月14日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可是既然它广泛流传，就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情况，而且也带着某种象征意义。

　　对于亿万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那时候舆论中的一些东西，的确让他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毛泽东曾经说，阶级斗争，过七八年再来一次。1976年王洪文被捉进监狱时也说，十年以后再看。这话连邓小平听了也悚然心惊。我们的国家自古就有“物极必反”的逻辑。批判别人的人后来自食其果，被批判的人也往往有扬眉吐气的一天，老百姓用一个挺生动的说法来描述这种局面，叫做“翻烧饼”。可是十年已经过去了，没有动静，又过了四年，还是没有。那些人本来已经灰心丧气，现在却都高兴起来，自信心又恢复了。“文革”当然是不可能“再来一次”的，“怀念毛泽东”毕竟不是“怀念‘文革’”，但是他们感到可以有所作为了。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过街老鼠了，但是可以把“反对和平演变”当做“中心”；批判“改革开放”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可以批判“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

　　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大事变，社会都会经历一场争论。眼前这场争论就其规模来说，不算大，仅仅局限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参与其中者，也只是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学者、教师、厂长和经理、记者和作家，九亿农民是不知道其中奥妙的，两亿城里人也不知道，这一年到中国来旅游的二千七百四十六万个境外游客，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不过，就其深度来说，它却能让我们的国家大大改观。

　　那时候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出版的《共和国历程》也认定“1991年上半年平淡无奇”。这是一本六百二十九万字的浩瀚巨着，里面提到这一年春天流行起来的女装是“大衬衫”，腰胸袖部全都超大，肩括和领口则必须合体，又以轻薄面料制作，所以能“使魅力更加展露无遗”。可是它没有提到这年春天发生的一些意义深远的事。它还提到了下面这些事情：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在上海过年。一大批人当选为省长，包括山西的王茂林、河南的李长春、浙江的葛洪升、辽宁的岳岐峰，吴邦国则接替朱基成为上海市委书记。位于京城西郊万寿山脚下的中共中央党校，新开办了一个进修班，学员都是省长部长或者相同级别的领导干部，看来这成了当时党的高级领导人最关注的地方，政治局常委、党校校长乔石到那里去，同他们谈了很多话，六天以后，另外两位政治局常委，李鹏和宋平，又跑去同他们说了更多的话。不过，普通人从公开的报道中只能知道这些，至于他们“座谈”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北京风波”后被抓起来的那些人的命运，在世人中间引起一阵小小的激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5日分别对在那次事件中触犯刑律的九名犯罪分子公开宣判。两周后，又对同案犯共计二十六人做出处理决定，其中有些人是过去十八个月里报纸上反复出现的名字，包括王丹、刘晓波、陈涞、李成涣、姚军岭、郭海峰、包遵信、任畹汀、吕嘉民、陈坡、刘苏里、熊焱、周勇军和陈卫。另外还有四十五人犯罪情节较轻，且有悔改表现，未予逮捕。外国人在这一年的前几个月里，似乎只关心这件事。法新社有个记者说：中国“表现出人们所没有料到的宽大”。路透社评论道：“中国领导人想平息西方的不满。”一位高级西方外交官说：“显然，他们比较注意外部世界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这些话说得不错。中国人对自己人说的话常常不大在意，而且还要反唇相讥，可是他们越来越在乎外国人说什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改变自己治理国家的原则。

　　1990年和1991年这两年，翻阅种种公开的出版物，满目皆是批判与被批判的记录。董学文先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李泽厚，很有礼貌地称这位学者为“李先生”，可是说出来的话却挺凶。按照他的描述，李先生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推动者”，又是这股思潮的“产儿”，还“从一个学者变成了动乱的吹鼓手”。在李泽厚后背猛击一掌之后，他又转过头来痛斥张贤亮，说张的《习惯死亡》是“一头两脚兽的表演”。不过，他现在要委婉得多，还期待着那位作家“回到健康的创作轨道上来”。淳于水对王蒙和他的小说《坚硬的稀粥》早就耿耿于怀。“两年之前，正是那难忘的春夏相交时”，他这样说，“这个短篇横空出世，直截了当地配合起‘当前’的‘任务’来了。”还说这碗“稀粥”已经“被明白无误地当作射向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纸弹’”。经历过那个夏天的中国人都能听出，他话中有话，用在王蒙这个“前文化部长和中央委员”身上，就更加尖锐。不过，显然有很多人不能同意这种指责，他们让“稀粥”在1991年夏天登上“百花奖”短篇小说榜首。

　　这让淳于水心中的愤怒“立即被唤醒了”，再次想起“那难忘的春夏相交时”。“这真是‘坚硬的稀粥’啊。”他写道：“作为‘两年祭’的‘牲品’，又端到了‘祭坛’上来了！”一个名叫草木的评论者，没有看到什么“祭坛”，但这并不妨碍他把三年以前出版的一本《人民文学》找出来，看到那里面有一句“编者的话”：“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就质问道：“他们究竟扇动的什么翅膀呢？”然后重读全部内容，仔细寻找答案。结果发现：小说《红庙二题》扇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翅膀；《谐振》并非旨在文学，而是另有政治图谋；至于《欢乐》，有“肚皮、乳房、生殖器”，还有“嫣红的嘴唇”和“丰满的臀部”，如此这般“污秽笔墨”，“让人不忍卒读”；还有长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充斥着“很不健康的颓唐情绪”，“远离时代大潮”，不过是“小悲小怨的个人至上主义者”。在找出这些答案之后，草木感叹：“在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一个本来比较好的刊物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已经是一种很严厉的指责，不过，他还保留着一点含蓄，没有直接揭露这本杂志的主编就是刘心武。另外一个人，金圣，比草木的革命性更彻底。他勇敢地把刘心武拉出来示众，还把刘描述得像是一个伸长了舌头的“吊死鬼”。那是“一条充满‘动荡因素’的舌头”，金圣说，“在1987年早春二月就从文艺界，从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界神圣殿堂的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上亮了出来”。这种指责是独具匠心的，他把刘心武的“舌头”和赵紫阳的“舌头”巧妙地纠缠在一起了。“赵紫阳以代总书记的身份在中南海怀仁堂千人大会上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金写道：“这就是使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途夭折的‘五·一三’讲话。从此，反自由化不但搞不下去，那些因为宣扬自由化而受批评的人又纷纷重新上场。”

　　一个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颜元叔，也投入到这场革命洪流中来。这位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教授今年五十八岁，难得的是他像一个十八岁的热血青年，很容易被感动，也很容易被激怒。他大骂自己昔日的同学“究竟是‘人’还是‘狗华人’？”如此气愤，非为私人恩怨，而是因为那个人批评中国大陆污染严重，还说了“长江变成黄河”、“黄河变成黄黄河”之类的话。颜于是拍案而起，怒斥“除非是汉奸、除非是洋奴、除非是寡廉鲜耻的‘烂香港’”，才会说这样的话，“当即把这个来访的老同学———老汉奸———赶出我家！”诸如此类发生在亲人与朋友中间的辩论，“文革”岁月里在大陆这一边也有很多，其中充满了政治色彩，导致夫妻不和，父子离散，朋友反目。自从80年代以来，便很少听到这种事情了。颜元叔似乎想让大义灭亲之举再成风尚，所以把这段发生在家里的争论公开在台湾《海峡评论》上。一向视台湾舆论为“反动”的大陆刊物，这一次一反常态，纷纷介绍此人此文。《中流》做得最为彻底。编者把颜的文章转载过来，一字不漏。还加了一个按语，说是响应读者的热烈希望，还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

　　中国人喜欢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希望所有人像自己一样思考问题。无论“左”的人士还是“右”派，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从来不肯改变自己，而改变别人的努力又总是徒劳。邓小平也许是看透了这件事，所以再三告诫他们“不争论”，还说这是他的一个发明。可是这“不争论”后来却成了争论最多的概念之一。

　　新的惊人的消息每天都有。文人们全都提心吊胆，就像一些躲在战壕里的残兵败将，散乱零落，苟延残喘，等待强悍的敌人攻将上来。他们没有犯法，当然不会像刘晓波、包遵信那样被审判，甚至还有机会竖起盾牌为自己辩护，偶尔也扣一两下扳机回击来犯者的攻击，或者表达一下自己的蔑视。吴江说了一句：“如果人们不注意这些‘左’文发表的时间，一定会以为是‘文革’时期的文章。”有人立刻回击，说他从李泽厚之流的文章中“闻到了浓烈的‘文革式大字报’上纲上线的气氛”。当日中国就是这样两军对垒，你来我往，互相指责对方是“文革”余孽。但总的来说，是一方处处进攻，一方拼命防守的局面。“有人统计，我是新时期作家中受批评最多的一个。我想大致不会错。”张贤亮在谈到自己被人家称作“两脚兽”的时候这样说，“有家出版社仅仅收集了一小部分批评我的文章就出了本挺厚的书。”他有一次带儿子去动物园，儿子看老虎豹子看得入了迷，还说那些野兽看我们人类“不过是两脚兽呗！”父子二人大笑，对所有的被侮辱和被谩骂全都释然了。在说了这些反唇相讥的话之后，这个经历过不少苦难的作家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感谢世道的进步：“一个作家不断受到批评，却仍可以继续发表作品，丝毫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我以为这也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新气象之一。”

　　看来一些人对这种“新气象”很不满意，而且一定觉得这将导致巨大灾难。赵望和凌光两个人联合起来在《中流》杂志上表达了这种信念：“我们这里还是要引用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在法西斯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时候，发出的呼唤，企盼它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字字惊心动魄。又过了几天，有个叫宋文申的人也按捺不住，拿起笔来，借用台湾《海峡评论》的话，语重心长地写道，“‘和平演变’不可不防”。然后把“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这座右铭又说了一遍。他承认这是捷克作家尤利斯·伏契克的话，曾被别人反复引用，又说自己“再一次加以引用，是绝不多余的”。

　　回想起来，当时舆论这样如临大敌，似乎是由于乱了方寸，这才小题大作。文人们手无寸铁，力量单薄，既不上街游行，也不组织异党，他们以“自由主义”自居，惟我独尊，不仅看不起那些政府官员，就连他们自己的同类也看不起。无非是书生议政，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似乎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那些人如此兴师问罪，让不相干的旁观者看来，的确不高明。从他们自己擅长的阶级斗争立场来说，还出了一些错误：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政治动机，却连真正威胁自己的人在哪里还没有搞清楚。事情的发展证明，对于这些人来说，这后一个错误是致命的。

　　谁也没有想到，在1991年春天，从官方自己的媒体中传出一个新的声音———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热情、洪亮、与众不同的声音。这声音是以评论的方式连篇累牍抛出来的。在中国，这种情形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发生了某些重要的事情，以至报刊的编辑认为有必要采取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昭告世人，更何况这一次《解放日报》还煞费苦心地选择了发表评论的时间。2月15日，也即农历正月初一，人们都在喜气洋洋过春节，第一篇就出来了。文章不长，却让人觉得处处大有深意。你这里刚刚若有所思，它却断了档，等你就要把它忘了，它又出来了。就这样，后面三篇文章用了六十五天才全部刊登出来，作者都是一个名字：皇甫平。他写道：“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道路！”这些话让今天的人读来可能会觉得空洞，但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会从中嗅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因为北京的报纸已有十九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如前所述，媒体正在集中火力抨击那时的“右的错误”。现在，皇甫平却在怂恿人们“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还说1991年应该成为“改革年”。这些话充满了暗示：不要理会北京的那些意识形态纠纷，赶快干自己的。

　　毫无疑问，这会令一些人不快，然而事情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皇甫平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什么是“新的思想僵滞”呢？他说来说去，其实是在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了，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道而行之。“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记性稍好的人读到这里，不免吃一惊：他说的“有些同志”，不就包括宣传部的部长么？正是这位部长1990年2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叫做“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现在，这个皇甫平居然明目张胆地说，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还说这是“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

　　写了这些，皇甫平仍然意犹未尽。他说要警惕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新的思想僵滞”。他不肯指名道姓，旁人只能猜测：是不是那些义愤填膺批判别人的人？是不是那些煞有介事地呼喊“你们要警惕”的人？也许还有这位部长？可是猜归猜，不能作数。北京媒体还在忍气吞声，没有回击。如果皇甫平就此作罢，就不会发生后来的那些事，不料此人不知见好就收，在下一篇评论中，终于说出了那句让不少人忍无可忍的话：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这就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导火索”那一边连着北京。《当代思潮》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向上海方向发出第一轮反击。在4月20日这一期上，它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作者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来，皇甫平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对于很多洞悉中国政治的人来说，值得注意的还不是皇甫平说了什么话，而是皇甫平是个什么人。行家一望而知，这只是一个笔名，是取了“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只有很少人才知道，这是一个三人小组———《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评论部的主任和上海市委的一个干部。至少有一个人，当日上海市委书记朱基，心里明镜似的：这三人的背后还有人，那就是邓小平。他们文章中那些最富于新鲜感和挑战性的话，几乎都是邓小平说的。其实，只要你稍有政治经验，就算没有机会亲耳聆听邓的讲话，也能看出一点蹊跷：看看当日中国南北所有那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能够这样来谈论改革、谈论国家意识形态纠纷的人，除了邓小平，还有谁啊！

　　事情肇始于邓小平在1991年旧历新年的上海之行。当日官方发布新闻、告诉老百姓“邓小平同志和上海人民一起过年”的时候，局面已经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邓小平南行上海，本来并无特别意义，只是一个完全个人的习惯，他喜欢在上海过春节。按照他在1989年11月退休时的想法，他已不想再过问政治局的事情。他对自己选择的“第三代”的确寄予希望和信任，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他还对他们说，他很满意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他的这些话乃是出自真诚，充满了善意和耐心，但是别人不能认为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没有保留的。他显然对改革开放的局面不能满意。这一年半来，说到改革开放，整个舆论不是说些文不对题的胡话，就是说些无关痛痒的套话，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是改革开放的辩护人。他在1990年3月说，“现在特别要警惕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当党的高级领导人为了“抵御和平演变”殚精竭虑的时候，他却另有看法。“我的思想是，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他说，“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他已经八十多岁，常常感叹老年人的思想容易僵化，有时候也觉得有些年轻人比他这个老人还要僵化：为什么他们总是给自己搞那么多的障碍？为什么他们总是怕这个怕那个？“不要怕冒一点风险。”他这样劝告他的继任者。1989年秋天他退休的时候，人家毕恭毕敬地让他讲话，他说自己“讲的话很多了，没有新的话要讲了”。可是一年来，他又说了那么多，却全都淹没在意识形态纷争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浪花也溅不起来。

　　1991年阳历新年和阴历新年之间的某一天，他坐上火车到上海去了。列车在一片沉寂的大地奔驰时，他能够感觉到他说的话正被抛到后边———就像窗外万物都在飞速地向后面移动一样。这情形有些像在十三年前。还记得那一次他采取的办法是“到处点火”，他在全国到处跑，在东北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要不是京城之外的这一连串行动，他一个人批评“两个凡是”的话，也不会那么快地成了全党的声音。现在，他身在上海，觉得有必要重新做点什么。

　　他从他居住的西郊宾馆走出来，经过一片绿草如茵的庭院，一条雪松掩映的小道，走上虹桥路。再向东走，看到市区面貌一派陈旧，不免感叹：“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然后继续向东，登上黄浦江东岸，心里越发沉重：“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随行的人谈起上海三十年代的繁荣，说那时上海是“远东金融中心”，还有“货币自由兑换”等等。他凝神倾听，然后说：“今后也要这样搞。”但是他此行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在上海，他还看着北京呢。“改革开放还要讲”，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然后又说起他怀念的80年代：“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这话里似乎有个暗示，他现在还是在等，等着那些“想不通”的人觉悟过来。他怂恿上海人给全国带个头，“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还说“失败也不要紧”。这分明是在告诉上海人，不要被某种政治浪潮吓住。

　　在北京人看来，上海可能是这个国家最具独立意识的城市之一。过去这些年里，北京人想要干什么，他们就偏不干什么，北京人不想干的事，他们反而会起劲地干。所以有人说，上海人和北京人总是坐在跷跷板的两端，此起彼伏。现在，上海人真的不想卷到北京的意识形态争斗中。“让他们去争论是非总结经验吧，我们来挣钱。”多年以后，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女孩子就是这样来区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这是埋藏在这座城市一千三百万人民中的潜意识。在1991年的春天，他们情绪激昂，可一心只想在自己的城市里修马路，盖房子，在黄浦江上再建几座桥，让浦江东岸那片浩瀚的田野崛起一座新城。这同北京那种既吵吵闹闹又死气沉沉的气氛形成对照，也让身在其中的邓小平觉得精神又振奋起来。俄国人杰柳辛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兼有改革家和保守主义者的特点。既大胆又清醒。不怕被人指责。”英国人迈克尔·亚胡达说他“不停顿地跟上历史的步伐”。美国人卢西恩·帕依说他“不被任何激情干扰。像一个中国魔术师，态度谦逊，衣着简朴，与他的观众毫无区别。他那质朴的语言表明，当奇迹出现的时候，他和他的观众一样感到吃惊。”邓是有这些品质的。可是，如果有人以为这是他们的可乘之机，那可就错了。如果他的眼光不敏锐，胸襟不坦荡，看不出形势的要点所在，他是不可能身处今天这个位置的。这个春天，他就正好需要这种眼光和胸襟。“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他对一群上海人这样说，“会有不同意见”。

　　他猜对了。

　　那些思想僵化的人没有想到，已经退休的邓小平还要跑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煽风点火。皇甫平不肯说明，正是邓小平对一味纠缠姓“社”姓“资”不以为然。他在文章中间不断穿插邓的话，又不说出这是邓说的。这倒不是他别有用心，设套害人。拿了高级领导人的话来写社论，这在党报制度中极为常见。普通百姓可能不明所以，北京那些政治成熟眼光老辣的人，总不会天真到认为这只是《解放日报》一个言论作者的意见。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京城“理论家”很快便知晓上海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说，一个退休老人已经不再具有足够的威慑力。从心情上说，他们好不容易抓住了发动攻击的目标，以为定能马到成功，岂肯善罢甘休？

　　报刊上说得最多的话题大约就是姓“社”姓“资”。在《当代思潮》之后，《高校理论战线》也加入进来，它说，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重要的是非问题，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接着便张弓搭箭，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真理的追求》则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又说“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这些话够厉害的，真是雷霆万钧。不过，直到这时候，人们并不害怕，因为这两个刊物虽以理论见长，但在京城理论圈和新闻圈中，并无地位。大报记者们说起它们，有如城里的大家闺秀谈论乡下的“柴火妞”。可是接下来的情形就不同了，新闻圈中的一些名门望族也加入进来。《求是》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和皇甫平针锋相对的：《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没过几天，《光明日报》把它一字不删全文转载。随之而来的消息说，这文章是由宣传部的高级官员策划出来的。当真如此，可就不是“柴火妞”，而是“大老爷”了。《当代思潮》虽然算不上京城媒体的名门，发行数量也很少，但是它这一次却很为自己的“领头”地位得意。它在4月份说了那么一番话，马上就有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跟上来，焉能不再接再厉？它接着教训皇甫平，不应该一听到群众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这样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在这样的场面之中，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觉得实在应该有所作为。其实他上任二十多个月来，一直是有所作为的。比如这家党中央机关报努力张扬一个新的观点：中国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有着“双重任务”，这就是“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拐弯抹角，暗度陈仓，把“反和平演变”的话题由共产党内推向全中国了。但是读者经过那么多年的政治风浪，全都不是傻瓜，就连最迟钝的人也看出其中奥妙，不免疑惑：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就此成了“两个中心”？可是报纸上还有更叫人害怕的话呢：“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这不就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么？怎么十多年前已经名誉扫地的东西，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这一连串问题还没有答案，又有了新的问题。管宣传的部长发表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社长锦上添花，把这标题做成通栏大字横贯一版，异常鲜明。部长说了千言万语，其实只想回答一个问题：今日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在普通读者看来，这真是一鸣惊人。“文革”过去这么多年了，中国人已经不再习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观察左右，只顾着脱贫致富了，哪里会想到他们的富裕居然有可能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再往下看，就不禁更加紧张。这位部长郑重地告诉读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正是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

　　那时革命理论还拥有左右人心的力量。党中央机关报在社长领导下每天都有诸如此类的声音，搞得全国人民都瞪着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们，全都吓得够呛。那两年全中国的个体户一下子少了三百万家，私营企业也有大约一半关了门。老板纷纷卷款而走，工人被扫地出门，一下子全都没了工作。这倒遂了一些人的心愿，按照他们的理想，宁愿没有事干，也不能被资本家剥削，“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好在失业者十之八九原本是农民，本来就不在政府的失业统计范围里，有些人家里还有几亩地，于是又回到土地上，有些人仍然盘桓在城市的大街上。说是“有些人”，其实有几百万，全都无所事事的。应当说，出现此种局面，和那位社长在《人民日报》的“作为”不无关联。

　　就这样，上海那一边，皇甫平说了几句话，北京这一边，就有那么多人说了整整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回想起来，这是很离奇的。这些人不是如此愤怒，就是如此悲壮，话说得那么凶，可是引起这场风波的那些话却是很温和的，归根结底，无非是想让中国更快地好起来而已，即使拿当时的眼光来看，也不过是套用了邓小平“白猫黑猫”的理论，实在找不出要“演变”到什么“方向”的意思来。倒是事情本身的结局出人意料，既有喜剧效果又有悲剧色彩：皇甫平的领军人物周瑞金成了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而那位社长却黯然离职，像他鄙夷的两位前任一样，回家呆着去了。

　　按照七十年来所有政治运动的逻辑，理论批判一定要辅之以组织系统的清理。党的宣传机构义不容辞地负起责任，追究皇甫平的评论为何人主使。这在党的组织为一贯做法，“文革”时是“揪出幕后黑手”，后来叫做“来头”和“背景”，所以并不奇怪。可是，当他们得悉事情牵涉到邓小平时，依然认定《解放日报》犯了错误，就不免让人疑惑。他们的逻辑是：邓小平的谈话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系统逐级上呈或者下达，而不应由一家下级党委机关报做主。就制度本身来说，这一指责并非没有根据。对于事实真相的控制和信息发布的垄断，乃是统一国家意志所必行的环节，如果听任大家自行其是，擅自主张，难免造成嫌隙。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区别是非，而是组织的完整和严密。但是这样的逻辑并不能说服所有人，比如《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就在当时反唇相讥：“那么多人发表了那么多的批评邓小平的言论，莫非都是经由党的组织系统逐级传达？”诸如此类的情节由小道上传播开的时候，没有人还会相信北京的矛头仅仅是冲着“皇甫平”的。“这实际是在批邓”，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说出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这次‘批邓’不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晚年，而是出现在改革十二年之后。”

　　邓小平尽管抱定不再过问政治的宗旨，很想置身事外，现在却也不能不听听这些声音。他后来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显然就是在说这类事情。但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当年毛泽东的“大帽子”也没把他吓唬住，比较起来，眼前这些“大帽子”实在只是“小巫”。在他眼里，中国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和平演变”，而是经济搞不上去；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己的事情办不好。苏联和东欧的确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人民不满，反对派群起，执政党也摇摇欲坠。那些人认定这是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结果。可是，在邓小平眼里，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想到这些问题，邓就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他的不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他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看到那些人被苏联的动荡搞得万分紧张，他冷静地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基辛格在1989年11月邓刚刚退休的时候曾经预言，中国还需要他发挥作用。这话可真是洞穿了中国政坛。只是基辛格没有想到，当邓试图发挥作用的时候，北京的媒体居然不买账。

　　不管是一场误会，还是蓄意为之，舆论已是“一边倒”的局面。对于身陷困境的皇甫平，全国几百家电台电视台、几千家报纸期刊、几十万个记者编辑和党的宣传官员，大都置身事外，既不施以援手，也不落井下石，只坐壁上观。只有一家很小的期刊和两个无名之辈，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皇甫平”的支持。一个是《半月谈》的副主编于有海，他在一篇文章里重复了皇甫平的话。另外一个是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他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这样写道：“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稳定应当是动态的。火车高速前进，乘客并不感到不稳定。自行车的轮子一停止转动，它就失去了稳定。”这文章发表在《半月谈》杂志上，这等于是含蓄地指出，用“稳定”压制了改革。在当日京城的舆论大潮里，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两朵浪花，所以立即遭到宣传部两位部长的严厉批评。直到多年以后，杨继绳还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他们说只讲改革，不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怎能保持稳定？”至于那个《半月谈》的副主编，居然擅自发表文章响应“皇甫平”的“异端邪说”，所以两位部长的批评“更为严厉”。这些批评在新华社内外层层传达，显然是在依靠“组织系统”特有的威严和效率，向大多数人发出警示。但同样明显的是，党的宣传官员力主舆论一律，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护党的形象，实则这种办法从来不能真正地赢得人心，反而会失去人们的尊重和信任。“我接到了十几个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的电话”，杨继绳这样叙述他遭到批评之后那两天的情形，“有的人还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慰问。”但这种感情和信念的交流都是在只有天知地知的时候才能发生，一旦有第三者近在咫尺，他所感受到的依然是冷漠。服从与反抗，统一意志与心怀异端，既不能容忍又相互默认，公开场合的明哲保身并不妨碍私下的善恶分明，表里不一，彼此心照，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有现象，生生不息地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地方党的领导们纷纷指令其在上海的办事处打探消息，收集皇甫平的文章，却没有一个敢去寻找皇甫平本人，那时候要求见皇甫平的人都是外国记者。“我绝对没有料到”，周瑞金后来说，“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猛烈的‘大批判’”。他想要反击，江泽民离开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基却要求他“淡化处理”。这样一来，周就只好沉默。至于普通百姓，都在一旁观望，王晓波就是从这时开始，把老百姓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在沉默中，只有一句话被人说得最多：“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听话听音，半是潇洒，半是苍凉，还有几分大彻大悟后的冷静从容。但至少有一个消息让人们听了兴奋，觉得看到了一场大戏的最富有想象力的部分：朱基，也就是皇甫平的那个上司，进了中南海。

　　使官员们受尽精神折磨的政治空气，在百姓的精神世界中似乎不起作用。这一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的父母中间，有百分之三十二点六希望自己孩子成为科学家，有百分之二十希望孩子成为画家、音乐家和舞蹈家，有百分之十七点八希望孩子成为高级医生，有百分之八点四希望孩子成为工程师。至于从政，没有一个父母觉得那是一个好的选择。

　　孩子们除了“展开理想的翅膀”，也萌动着青春期的兴奋，他们的“性觉醒”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来，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来。父亲和母亲是在革命年代里进入青春期的，现在虽说“告别革命”已成时尚，但“性压抑”的惯性显然比革命的惯性要大得多。耿文秀在《社会》上发表了一项调查结果，前所未有地谈到中国人的“性交频率”。那时候四十五岁到六十岁的这一代中国人中，有百分之四十五的男人和百分之三十七的女人性交频率为两周一次；百分之四十的男人与百分之四十三的女人每月一次或者更少；还有百分之十五的男人和百分之二十的女人是好几个月一次或者几乎没有；只有极少数人的性生活每周有一次以上。所以这一调查的题目是：“现实生活中中老年的性抑制”。但是他们的后代不想压抑自己了。中学生不愿意让“男女不说话”的局面继续下去，开始尝试与异性同学交往，希望这样的举动不会被社会“另眼相看”。尽管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表示希望和异性“个别深交，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但实际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在心里是这样想的。成年人不再对孩子们的这种想法大惊小怪，但是他们显然不想让孩子越轨。每逢周末，上海市陕西南路那栋漂亮洋楼前的草坪上，总是围坐着二十多个中学生，男女都有，一位中年教师向他们讲解性知识并且回答孩子们的问题。这是上海市青少年发展问题咨询指导站的定期活动。中学生的问题显然超过了好奇的范围。课堂上的性教育越来越多，报纸上说全国有六千多所中学开设了这门课程，还说这是一个好现象。学者们从卢梭的格言中找到了性教育的依据：“避免邪念的惟一办法就是免除神秘”。看来“性”在这个国家还是“邪念”，还要避免，只是需要讲究方法。北京电视台创办了《今晚我们相识》，这是官方媒体第一次公开张扬男人和女人应有更多机会相识相爱。可惜敢于到镜头前来的女孩子总是比男孩子少，而且还很腼腆拘谨。对于异性，男人总是比女人更有兴趣，也更主动，这不仅有生理的原因，也有社会的背景。当时中国大陆人口有十一亿三千四百万人，其中男人比女人多六千万。“B超”的普及给那些喜欢男孩子的家庭提供了选择的机会，没有想到生出来的孩子竟有可能成为多余的“性”。更何况远嫁异邦正在中国姑娘中成为风尚，这一年有七千个女孩子成了日本男人的新娘，个个漂亮。

　　东欧国家的政治变幻似乎没有影响那里老百姓对物质生活的追逐，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对物质利益的追逐让那里发生了变化。外国人成群结队出现在北京的秀水东街和雅宝路的服装市场，上海的南京路和九江路上也有不少，他们被中国人叫做“国际倒爷”，因为他们大都来自东欧和苏联，把中国生产的服装弄到他们的国家里去倒卖。中国人却对外国服装兴趣大增。第一批进来的外国服装有德国“彪马”T恤衫，每件一百六十元；意大利“迪阿多娜”运动服，每套四百八十元；美国“耐克”运动短裤，六十八元；南朝鲜“宾努”T恤，二百五十元；美国“花花公子”宽松裤，一百五十到三百元；法国“公鸡”背心，九十元；德国“阿迪达斯”网球鞋，四百八十元；鳄鱼牌西装，中外合资的，二千三百元。那时候一个大学副教授的月薪只有一百四十元，机关里的一个处长也是挣这么多。由此可见“名牌”的奢华，可是它的确成了城里人的时髦。在经过三十年“为理想奋斗”和十三年“为财富奋斗”之后，普通中国人大都学会了在贫穷中摆阔气。

　　说起来有点怪，这个夏天，普通人大都从容不迫，冷静观察，还有几分幽默，可是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和学者们却都焦躁不安，热血沸腾，不仅各自发泄自己的喜怒哀乐，而且还组织起来研究对策。当然不是为了陷于洪水包围的江淮千万难民，而是另有缘由。

　　7月，万寿山脚下的中央党校聚集了几十个高级官员，再次活跃起来。党校的上一次活跃是在1978年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转眼十三年，悠悠岁月，多少事情都已经发生。人声鼎沸依然，不过，不是原来那些人，也不是号召大家解放思想，拿实践来检验真理，而是专门研究“反对和平演变”，公开的名义则叫做“学习班”。学员个个都非等闲之辈。有人拿出了最新研究成果：“和平演变三部曲”———攻心、夺权、私有化。这是用一种特有语言概括了迄今为止改革开放的过程。厉有为看了这些，当即表示不能同意，他说“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你这‘三部曲’给倒过来了。”在三部曲的发明者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情绪，如果任其蔓延下去，必会成为一种威胁，所以他把厉有为列为批判帮助的对象。他占了上风，甚至还能争取到一次机会到中南海去，在党中央的高级领导人面前兜售他的“三部曲”。他的演讲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却没有得到他期望的回应。这不能怪他不努力或者口才不好，实在是因为发生了更大的事情。

　　1991年8月，江淮洪水终于后退，水势仍在缓缓涌动，未肯平息。西北和华北则又无雨，大旱。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在北京说，全国总计受灾农田五亿亩，其中五千万亩绝收。但是这一切给予中国人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万里之外莫斯科发生的事变。对世界来说，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四十二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

　　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的最后行动异常激烈，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的效果。总书记和总统的六部电话被全部切断，佩带冲锋枪的军人占领要害区域，闯进总统卧室，软禁总统，军舰封锁海岸，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日世界各国的评论中，有人说是“政变”，也有人说是“胡闹”，还有人说是一次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革命行动”。“到底是什么因素直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也想解释这件事，“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但是那些“铤而走险”的人们始终声明，他们是在试图为党夺回权力。

　　这一天是8月19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在远离莫斯科的福罗斯度假，“后院儿”起火了。这样说，是因为阴谋的策划者不是他的政敌，而是他的同志，全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这让他无法接受。“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现在他们出卖了我”，他这样说。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许多地方的党组织也来推波助澜。党中央“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站到了一起”。这样的事情在苏联出现过，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断断续续地想起了赫鲁晓夫七十大寿的庆祝会：“圣乔治大厅里摆了许多桌子……勃列日涅夫当场授勋……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几个月后，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他以为自己就要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了，可是在以后的两天中，局势急转直下。莫斯科的民众不信任那些政变者，军队不听他们指挥，中央委员会里也开始有人谴责政变行为。共产党的背叛者叶利钦走上街头，站在坦克上面发表了支持总统的演说。然后，政变者就投降了，让他们的“囚犯”重获自由。

　　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他对记者们说：“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个人在大街上对着麦克风大喊大叫，说要把所有共产党员从国内“扫地出门”。现在戈尔巴乔夫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正是这个。不过，他没有做得那么绝，他只是把自己“扫地出门”了———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然后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那不是我出卖了党”，他为自己的决定申辩，“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又说，共产党中的保守派应该对党的解体负责，“正是他们给党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败坏了党的名声，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当作主要的手段，从而剥夺了进行改革的最后可能。”

　　苏共愚蠢行为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8月19日那一天，中国人的眼睛，没有不往莫斯科那边看的。自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人心又一次提了起来。看到苏共总书记被软禁起来，中国这边就有很多人高兴。一个官员从他的办公室跑到走廊上，一边额手称庆一边对着同事高喊：“干得漂亮！”有些人高兴完了，又颁布最新指示：注意内外有别，不要喜形于色。可是，正当这些人拼命忍住不要笑出声音来的时候，莫斯科风云突变，“革命力量”束手就擒，戈尔巴乔夫竟又回到克里姆林宫。北京又有人说：“这是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损失。”有人要求与苏联决裂；有人提议发动新一轮“九评”。党的高级官员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但却有人公开说，这是西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也是苏共内部出了叛徒的缘故，“叛徒就是戈尔巴乔夫。”

　　大多数中国人似乎认为，这结果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有些人早就在预言苏联正在“和平演变”，现在事实俱在，话题自然集中到一起。一位高级干部说，“苏联、东欧原共产党的那种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平演变’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宣部编写的一个小册子说，“这些国家政局的演变是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在这个地区得手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周ⅹⅹ教授说，那都是叶利钦搞的鬼，“他不要共产党投他的票，他不在乎那两千万张选票。明目张胆地宣布搞资本主义，狂妄已极。”另一位教授高ⅹⅹ说，没有一个“反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与之对抗，“势必要打败仗”。那位《人民日报》社长也在那时候写下了自己的感慨：“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和平演变之所以对苏联东欧起作用，是由于苏联、东欧的党没有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

　　感慨之余，社长再一次想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打算采取新的行动。他垂眼看看国内，觉得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有必要再接再厉，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抬头看看世界，觉得形势危急，需要背水一战，力挽狂澜。既为《人民日报》社长，当然还要从报纸上寻找机会，于是他要求属下根据最新形势撰写社论，写好后直接送他审阅。他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来就酿成了一次不小的风波，他本人的仕途也从此露出败象。

　　迄今为止，社长在自己的仕途上是一帆风顺的，在吉林当过省委书记，在中央党校当过副校长，还是“常务”的，这有点像十三年以前胡耀邦的那个位置。两年前，也即1989年夏，自从他当了这家报社的社长，报纸面貌大变。他的观念鲜明，一直把“反对和平演变”看做最崇高的历史使命，而且坚信真理在自己手里。

　　8月26日，也即“莫斯科事变”结束以后第三天，他期待的社论清样被送到他的案头。他健笔一划，把后面四段删去，又加上三段，然后把标题装饰起来，叫做《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对那些只读标题的人来说，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那些批评《人民日报》不宣传改革开放的言论都是诬陷之辞。可是他却在一个关键的地方露了马脚。“我们要问‘姓社姓资’”，他这样写道，好像要出一口恶气似的，连续写了两遍，经此一改，这社论就出来这么一句话：“我们要问‘姓资姓社’，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要问‘姓资姓社’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显然已经打定主意，不能在这场争论中置身事外。他将改定的社论清样送给上级领导去审阅。这一行为乃是依据既成的社论送审制度，并非反常之举。他在自己改定的社论清样上附有一信，一并呈送，对上级说他是“不同意公开争论‘姓社姓资’”的。他一边把他想说的话公开说出来，一边又向他的上级表白“不同意”公开那样说。

　　9月1日晚上，新华社依据成例将那社论全文播出，让全国报纸都能在次日转载。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社论摘要。新闻编辑目光如炬，一眼洞悉社论要害就在那几行字，全都摘编出来播发出去，还说第二天《人民日报》将要全文发表。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恰恰出现在这时。总书记江泽民听说《人民日报》也要来问“姓社姓资”，立即下令删去。这一指示辗转到达《人民日报》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接着新华社也接到同样的指示。大家齐心协力，把社长写了两遍的“我们要问‘姓资姓社’”一笔勾销，将社论重新发布。这一夜，全中国大小党报的夜班编辑，全都看着两个版本的社论犯疑，既糊涂又新鲜。“我做了十二年夜班了，可没有见过这个”，一个地方报纸的编辑这样说。这还算好的呢，报纸编辑大都是政治老手，不用人教就知道应该怎样亡羊补牢。糟糕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已是覆水难收。境外的报社也不会那么老实地听从党的指示。第二天一大早，那些报纸，香港的、台湾的，还有国外的，全都津津乐道这件事，他们觉得这一回抓住了把柄，就说：“中共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这真是《人民日报》的痛苦之夜和尴尬之晨。种种不利于社长的传言在编辑部内不胫而走。社长1989年夏天进入《人民日报》社以来，一向都是“真理的化身”，突然受此重挫，其心情之坏可以想见。可是这位社长不是轻易言败的人，他睁大眼睛，寻找机会抒发心中激愤。两周以后，机会来了。那是9月18日，《人民日报》将一封“读者来信”编印出来。信是没有具名的“中直机关几名共产党员”所写，其中一句是：“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编者看了这些，还觉得不过瘾，有必要再写几句：“在国际风云骤变，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今天，这封信提出了反和平演变，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日报》怎样正确引导舆论等重大问题。”说完这些，又抄下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要读者都来“与这几个共产党员共勉，为扞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

　　社长吟毕文天祥的诗句，就到上海去了。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没有声张，连他的那些助手也不知道，属下想要请示报告，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可是只有他的私人司机才知道。这都是当时的传言，无人证实。直到七年以后，一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书《邓小平时代》才证实确有此事。作者带着嘲弄的口吻说他是“微服私访”：“他这样级别的干部去上海，不找上海市委，不找市委宣传部，而是直接找有关部门。”他去打探邓小平在上海到底干了些什么，与那个皇甫平又有什么瓜葛。他显然打听到了，因为从上海回来以后，他的脾气变了，他的下级都觉得他不再那么专横，浑身上下“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也略见收敛。可是已经晚了，几个月后邓小平再次南巡，说有些“理论家”拿着大帽子吓唬人，人们都说“理论家”里肯定有他一个，他嘴上不承认，心里有些气短，对他的众多下级说，现在港台的报纸正在大造他的谣言。他一边痛斥别人不诚实，一边自己也造了一个谣言，说那“社论”是别人写的。这场戏后来被人叫做“偷梁换柱”———分明是他写的那句话惹的祸，而他却把祸水引到整篇社论上。

　　他又高兴起来，也许这办法真能让他渡过难关。不过，仅仅震慑属下还不够，他的希望在他的上级。他回到办公室去，拿起笔来，写下《关于“姓社姓资”和〈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社论》这个题目。很显然，这一次不是修改社论，而是为“修改社论”辩护。现在“连偷梁换柱”也用不着了，可以直截了当地撒谎。他说“姓社姓资”一语“是原稿中有的”，而他本人则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又说自己在三年前就写过，“在新事物面前，有些人不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首先问它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辩护文章写完了，他行使社长之权，印制成册，上达党的高级领导人。这等于是向中南海表明他在“替人受过”。

　　社长出此下策，以为可以逢凶化吉，可惜忘了弥补一个漏洞：那份带着他的斑斑字迹的社论原稿，好多人都看见了。有个人把这些情节详细写成文章，复印若干，到处散发。这可真是“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了。一时间，争睹者众。

　　一篇报纸社论中的一句话居然闹出这么多故事，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垂头丧气，外国人一定会说“不可想象”。有时候你会觉得，国家的差别首先就在于它们的人民在心里想的事情不一样。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这些事情，西方人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心里想的是股票市场，是就业，是薪水，是住宅和汽车的贷款，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他们会对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激动不已。这一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造了一个速度大约是二百亿分之一秒的原子开关。欧洲实现了人类首次受控核聚变，产生出一点八兆瓦电力的聚变功率，达到了三亿摄氏度———比太阳内部的温度还要高二十倍，比核裂变产生的能量效率提高了六百倍。这些都是西方世界发生的大事件。一位法国学者说，当今世界三年的科技用于生产力的变化，相当于二十世纪初的三十年，相当于英国大科学家牛顿以前时代的三千年。一位英国专家用另一种说法道出同样的意思：人类知识在十九世纪每五十年增长一倍，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每五年增长一倍，九十年代开始以后，每三年就能增长一倍。西方人这一年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些。美国的资本家们花了二千一百亿美元培训他们的雇员，还说要把这一数字提高两倍。他们说这钱值得花，可他们就是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热情、智慧以及数不清的资源，用来争论一句话是对还是错。那是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家，不知道这“一句话”的背后有着多少利益，也不知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道理。

　　有迹象表明，对皇甫平的持续数月的批判、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反和平演变”、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央党校的“学习班”，这一切都对邓小平产生了影响。到了这一年秋天开始的时候，他终于不再沉默，开始抱怨那些人的谈话不好，没有全面准确地讲“基本路线”。还说他一直在讲改革开放，没有人听；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人听。北京没有人听，他就只好到上海去讲。

　　邓的声音从景山附近那个不大的院子里传出来，在京城那些关注政治的人们中间广为流传。敏感的看客已经发现形势有变。在9月最后一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上，江泽民尖锐地批评《人民日报》歪曲他的讲话。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大会上国家主席杨尚昆告诫人们扭住经济不放，决不能让其他东西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也不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于别处。11月下旬的党中央全会，本来是要研究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的，现在变成了呼吁加快改革、重申农村政策全都不变的会议。李鹏总理说要结束治理整顿了。万里跑到南方去，到处说“解放思想”，还说“改革不仅要深化，而且要扩大”。又过了几天，江泽民在厦门特区说，要进一步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并且使视野更开阔，步伐更大。这些话都被新华社通电全国，被报纸电台电视台传扬到全世界。

　　11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了全国报纸理论宣传研讨会的消息。会是10月份在济南开的，首都报纸和全国各个省市报纸负责理论宣传的官员参加了，都是当时走红的人物，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才公开，有点奇怪，不过，与会者所说“我们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倒是一句老实话：有些人的处境的确不妙。他们还在慷慨陈词。11月，《求是》杂志警告说：“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12月，《人民日报》又把张德勤的文章广为印发。“在改革中怎么能不问‘姓社姓资’呢？”张德勤说，“不问‘姓社姓资’，就意味着可以不‘姓社’。”12月9日，曾任宣传部门领导的某理论家在北京大学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六周年座谈会上，号召学生们学习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有一种特殊的品格，那就是“任何困难都吓不住难不倒他”。又引述王震的话说，“战场上，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对方也困难，甚至比我们还困难，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特别是两军对峙，势均力敌的时候，情况更是这样。”他这样说，真像深有体会似的，而且就是在说眼前的情形：“充分估计了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凶险。”“对于今后的风风雨雨，你们最好估计得充分一点。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各种思潮、各种麻烦的事情都会来到你们面前，你们要为党、为人民、为整个中华民族而奋斗。”“不能被敌对势力压倒，而必须把敌对势力压倒，哪怕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看来他把意识形态的争斗当成一场战争了，而且已经看出形势不妙。

　　1991年最后的四个月里，解散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只剩下一个心愿：将国家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化的联邦，也许还能把他在《改革的新思维》中所描绘的未来变成现实。“凡此种种，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我的毕生事业”，他这样说。可惜，政变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也让改革失去了凭据。斯大林的雕像早就被推倒了，现在列宁和共产党其他杰出人物的雕像也纷纷被推倒，马克思的雕像仍幸运地留在莫斯科，不过那上面胡乱写着：“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民众当中支持联盟的人仍然占多数，人民不希望破坏国家的完整性。但解决问题的关键掌握在各民族的政治领导人的手中，这就使问题复杂了。这些人正在国家委员会会议上激烈地争论，最后全都主张把“联盟国家”变成“国家联盟”，只除了苏联总统一个人。“看上去这纯粹是个文字上的争论。但是争论的背后却有一个问题。”末代总统说，“我们将是一个国家呢，还是要分成好几个国家？”这问题早就有了答案，这一年秋天，几乎所有共和国都已宣布独立。

　　“到处是愁云惨雾，忧心忡忡。”戈尔巴乔夫后来这样回忆那些天的情景。这样的日子一直挨到12月25日，黄昏，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个房间。四周的墙壁都是淡绿色的装饰，一个电视摄制小组正在这里等他。晚上七时，随着克里姆林宫大钟的钟声，戈尔巴乔夫坐在摄像机前，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向全体苏联人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

　　差不多同时，苏联人也终止了“苏联”的称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俄罗斯的蓝、红、白三色旗也徐徐升起。戈尔巴乔夫已经辞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责，等着移交权力，可是俄罗斯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叶利钦却迟迟不来。他决定不再等待，将“带有核按钮的小箱子”托付给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请他立即交给新的统治者，然后就一心想着回到他在科西金大街的住处安静一会儿，不料那里来了一帮人，吵着要封总统住宅。

　　“任何欢送会也没有，”卸任总统幽怨地说，“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他在莫斯科郊外仍然拥有一处别墅，还有两辆“伏尔加”轿车，每月领取六十美元的退休金，他最初希望能有二百人来为他服务并且保卫他的安全，叶利钦给他留下二十人。这些小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个新观念：不是国家离不开总统，事实正相反：总统的一切依赖于国家。

　　国旗没有了，总统没有了，军队和警察也没有了，这个国家又存在了一天。12月26日，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举了一下手，苏联就在法律上消失了。“这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悲剧。”会议的宣言指出：“实际上是一个伟大国家的终结。”

　　这一天也是毛泽东诞辰九十八周年纪念日。几万个中国人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他的水晶棺前，面对他的遗体表达景仰之情，另外几千人去了湖南省韶山冲，缅怀他的诞生之地。七十多年前，是苏联的革命引导这个人走出那座山坳的，有如他自己说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对后来发生的这些事似乎早有预感。1965年也即他的革命胜利十六年之后，他有一次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现在，1991年已经过去，1992年即将开始，那些“寻找毛泽东”的人们显然还不知道，这位伟人的内心深处竟有着另外一个精神世界。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

第四章　转折

　　这是中国人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充满解放感和松弛感，到处都是激情、狂热和躁动的一年———在过去一百年中，他们只有在1911年、1945年、1949年和1979年这四年里有过这种感觉。

　　1992年的第一个星期，也即苏联分崩离析之后还不到十天，中国人就开始和“独立主义者”握手了。至少有六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在这一周里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中国人早就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国家的独立，也接受了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它继承了前苏联的全部国家财产、债务以及在联合国的席位。政治的风暴就这么过去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巴克图和吉木乃，运送货物的驼铃声，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更加热闹。他们在头一年把十三万三千头活牲畜弄到边境那一边卖了，现在正在把更多的牛羊赶过去。看起来，苏联灭亡的故事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对老百姓来说是如此。“过去叫他们苏联，现在叫他们‘独联体’有点拗口。”一个商人在悦耳的驼铃声中谈起他的感受：“不过很快就会习惯的。”

　　1月1日，国内官方媒体兴高采烈地宣布，“92中国友好观光年”揭开序幕。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值得“观光”的不仅仅是名胜古迹，还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后来一本名叫《共和国历程》的书里说到这一年的情况：“一扫前几年的平凡，充满了一种全新的活跃气氛。”变化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你兴高采烈也好，若有所失也好，除了承认别人的变化和追随自己的变化，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在经历了新加坡默迪卡体育场上的“黑色的九分钟”之后，不甘寂寞的媒体在球迷中搞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有六千六百七十五个人还在坚持拒绝外籍教练，这中间有一个人正坐在京沪特快列车上，认真地与同伴争论：“什么都是外国人说了算，是不是太过了点？”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愤怒地说：“你们干脆把国务院也承包给美国总统算啦！”可是赞成让外国人来执教中国足球队的球迷还是越来越多，总计有二十一万六千个，一个名叫施拉普纳的德国人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来到中国，被他们叫做“施大爷”。

　　中国第一次派出头戴绿色贝雷帽的军人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还加入了核不扩散武器条约。彭定康就任港督，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指责他是“历史罪人”。大陆记者接受海基会副董事长陈长文的邀请去台湾访问，但却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问题久拖不决。一块比米粒还要小的铝屑，导致“奥赛特B1”卫星的发射失败。西直门内大街同乐饭馆的门前，数十人持枪袭击警察，场面有如几年后涌进中国来的那些好莱坞大片。北京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四十三年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城市里，这一年里的“第一次”还有很多。十八家国营企业（那时候大家都说“国营”，不说“国有”）同时宣布资不抵债，如果再没有人来购买它们，就只好破产了。报纸上列出了它们的名字，过去四十多年中，它们既依靠政府，又养活政府。如今有个叫史文银的作家看了这消息，故意不说“它们”而说“她们”，挖苦地说：“她们不再和家里那个男人过了，她们投向了别的男人的怀抱。”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幸灾乐祸，他们不是在报纸上喊：“救救国营大中型企业！”就是上书中央：“再不给企业输血，就没什么希望了！”也难怪人们这样痛心疾首，那时国营企业占据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资产，却已经连续三年利润下降①，从银行借出好几百亿元，却又拖着不还。

　　中央政府的预算是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四百三十亿元，但是实际上超过了预算四倍多。数目惊人，空前绝后。1988年的投资增长还不到这个数的一半，已经被斥为“严重膨胀”，但现在国务院好像还嫌不够，又把建设三峡工程的议案弄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表决了，虽然获得足够票数予以通过，但却创下了反对和弃权者数量的最高纪录。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那时候差不多家家都有彩电了，但空调、洗衣机这些东西还很少，家用电冰箱也是稀罕物。移动电话刚刚传到中国来，全国才一万八千部，个个体形巨大，像块黑色的砖头，只有最富有的人才用得起，因为要花三万多元才能买来一个。家用轿车就更少了，所以那时候城市交通很舒畅，天也比现在透亮得多，总是阳光明媚。蓝天白云下，年轻人三五成群，骑着自行车，穿着T恤衫，圆领、短袖、后摆又肥又长，盖着屁股。他们还不说“酷”，不说“印”，而是说“狂”、“派”和“盖帽儿了”。T恤衫上还很少有名牌标志，也没有明星头像，而是印着形形色色的话：“烦着呢，别理我”、“真搓火”、“不会来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所向无敌”；年龄稍大的就是：“拉家带口”、“一事无成”；还有一些话，不分男女老少都能用：“我吃苹果你吃皮”、“想当官儿没心眼”、“情人眼里出西施”、“千万别爱我，没钱”，等等，后来又把“没钱”的前边加上“有气”，说这样才更符合实情也更解闷。

　　2月某一天，深圳赛马俱乐部一声锣响，“猜头马有奖平分赛”便开场了。“入场券”每张港币十元或人民币八元，购买数量不限。无论是谁，看中一匹马，把代号写在上面，撕下副券投入票箱，便是“赌马”了，不过，当时不叫“赌马”而叫“猜马”。马场老板许诺，把入场券利润额的百分之六十五用来发奖，由猜中头马的人平分。骏马奔腾，人头攒动，全场鼎沸。鼎沸了三个月后，广州也如法炮制。一个姓郑的年轻人得了头奖五万元。这引起一百六十个中国记者和七十个外国记者的兴趣，有美国《先驱论坛报》、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日本“共同社”。他们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国从来没见过。广州市市长就回答他们：“马在哪里都可以跑，它不姓‘社’，也不姓‘资’。”如前所述，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经典语言，无论窥测权力的还是谋取钱财的，嘴上都离不开这句话。直到多年以后，人们还认定它是1992年的焦点所在。

　　1992年的故事是从邓小平出现在深圳开始的，时在1月19日，旧历腊月十五。陈锡添在他的轰动全国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中，用一句话来描述那天的深圳：“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人们后来提到这一事件，也都说那是一个“春天的故事”。不过，就当日情形看，这是在描述人的心情，要说气候，并不暖和。天空阴着，没有什么风，可也没有阳光。论节气这一天为“大寒”，乃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日子。谢非、李灏、郑良玉、厉有为、李海东这些人，全都身着质地厚实的西服，里面套了毛衣。陈锡添本人还在浅驼色的毛衣下面套了一件深色衣服。

　　照往常的日子，政府官员们就该上班了，但今天是星期天，路上还是静悄悄的，整个城市都在睡梦中。太阳依然没有出来，海风却一阵阵地从香港那一边吹过来，吹过深圳河大桥，吹在皇岗口岸边防检查站里身着制服的站长熊长根脸上，吹过市中心的国贸大厦，那些亭亭玉立在门外的礼仪小姐的长发都飘起来了。

　　上午八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便率领属下官员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看到他们盼望的列车缓缓驶来，正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只是没有那么长。车厢门开了，激动不已的人们看到邓小平出现在门前，立即报以掌声。他们希望听到他开口说话，但却没有听到，还得殚精竭虑地等一阵子呢，要等到服务员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木板架好，等到一辆中型丰田面包车开过来，载着邓小平和他的家人进入桂园。

　　就像每一次离开京城一样，邓这次出巡也是在一群地方官员的包围中，但他的本意正是要见见这些人，看看京城以外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他住下来，谢非想请他“作指示”，又思量他已千里劳顿，就忍住话头，提议他休息，没想到这时候他开口了：“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

　　“不会，不会，您放心。”周围的人这样说，却有点措手不及。大家发现这老头儿急着了解情况，可是却还没有安排：原来不是说他就是来休息的吗，怎么下车伊始就要“出去走”呢？

　　他走到院中，沐浴在冬日气息中。院里花木葱茏，在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们眼里，南国的冬天也是一派春光。可邓小平是不管冬天还是春天的，他的心思在另外的地方。他踱着步，全凭记忆，一字一字背诵自己八年以前给深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然后出了院子，走到深圳的大街上。围着他的那些人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思了。这位八十八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光着脑袋，露着花白稀疏的头发，不穿大衣，话越来越多，带着四川乡音，在城市的喧嚣中微微发颤。陈锡添后来回忆当日印象说：“他和蔼可亲，聊天时谈笑自若，妙趣横生。他没有慷慨激昂之状，经常是扳着手指，平和地娓娓道来，却道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陈那时候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惟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他的描述带着个人情感，难免夸大。至少在以下一段话里，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所感觉到的就不是和蔼平和，而是咄咄逼人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他说了这些之后，气氛不免紧张。他的女儿邓林这时候和他站在一起。她是过来人，熟睹政治风云，经验丰富，当即想出办法把气氛缓和一下。她指着火车站上“深圳”两个字，扶着父亲的一只胳膊说：“看，您的题字。人家都说，写得多好。”

　　邓笑了，所有的人都笑了。谢非现在心里明镜似的：这老人根本就不是来休息的，他是冲着1989、1990和1991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来的。“他一边看就一边谈，他不是在一个时间谈，他整个进程都谈。”谢非说，“他谈话不像老人谈话，没有废话，没有重复的话，思维非常敏捷，语言非常准确，深入浅出，很精辟。”十天以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说：“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十年以后，一个名叫“过客”的人在互联网上也谈到这件事：“人们要在很多年以后才能完全明白他南巡时的力挽狂澜。如果没有他，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痛苦很长时间，那不是‘文革’的痛苦，而是在看到现代化的曙光之后又被打瞎的痛苦。”人们把“扶大厦之将倾”和“挽狂澜于既倒”送给他。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旧居，堂屋正门两侧立柱上，一副用金色大字镌刻而成的楹联，就是这样写的。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大厦倾”、“狂澜倒”的痛苦是不应该重演的，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这种痛苦一样令他们感到厌恶，有如邓小平在深圳说的“老百姓不答应”。

　　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他“不愧是当今中国台前幕后的第一号强人”。这话不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普通中国人想要什么。当时中国有十一亿三千三百六十八万二千五百零一人，从来没有人统计过，邓小平得到其中多少人的拥护。他在过去几十年里所有的被任命和被贬黜，都没有经过老百姓的选举和罢免程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里中国最得人心的政治家，即使是反对他的那些人，也只能暗度陈仓。

　　邓小平是在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辞职请求的。辞职信写给党中央政治局。但是，直到11月9日全体中央委员同意了他的辞职之后，他才算是退休了。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天是可以留下一页的。党的领袖的“终身制”在这一天被瓦解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从这一天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程。了解中国的人都会知道，权力老人的辞职，有时候并不意味着真的离开权力。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早有所谓“垂帘听政”一说，在当代中国的几十年里，所谓“退居二线”、“退居三线”的背后，也有种种复杂的情况。所以，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之时，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不过，我们从现有种种记录来看，至少在那个时候，邓已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幕后的是非恩怨。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要真退”，他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中国大政。当日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报纸，全都大张旗鼓地说邓小平“告别政治生涯”。如果不是他的本意，旁人是不敢这样说的。“你们有事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他对中南海里新一代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相信他已完成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回到家里，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也许在他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情还能不普通，这就是他抽的烟。那是上海为他特制的“熊猫”香烟，过滤嘴比普通香烟要长出几倍，甚至超过烟的长度。

　　然而邓小平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那几个月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他对基辛格这样说，对几个日本人也这样说。邓小平这样说，一定有他的理由。可在中国人听来，这话与其说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他的接班人听的。有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不是在吓唬别人就是被别人吓唬住了。老百姓惶惶然不知所措，拿不准中国将会有一个怎样的90年代。邓当然不会忘记他在退休时说过“我也放心”，但现在看来这话说得太早了。他前脚刚一下台，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却都没有用，跑到上海去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看来仅仅私下说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看到他对中国还有一点用处，看到他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他已经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再次走到前台来的，乃是出于他本人的信念。既然决定南巡，就要巡出个名堂。他让工作人员为他去准备材料，还开出一连串问题，决心自己去寻找答案：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取得了哪些成就？

　　这十多年中国发展最快的是哪几年？

　　目前国内否定改革的是什么人？什么观点？

　　危害最大的、扰乱人们思想的观点是什么？

　　国际上特别是东欧近几年发展状况如何？

　　材料找来了，但他身边的人也开始为他担心。毫无疑问，他心里想的这些问题，是一些人特别想回答而另一些人特别不想回答的。有几天，大家还谈到“风险”，谈到他有可能再次被卷到政治的漩涡中心。

　　“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说，“但我要冒一冒险。”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他精力充沛，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继续前进，毫无倦意，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谁都听得出他心里有一股怨气、一股不满，对于那些让他讨厌的人，又总是耿耿于怀，要借题发挥。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看到大街两边的高楼大厦，他就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听那些地方官员向他报告改革开放，他就说：“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听到有人说“万无一失”，他就不屑地说：“谁敢说那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不那么认为。”到了珠海，看到那一幢幢漂亮的农民住宅，他就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他一边表达着对80年代的神往之情，一边发泄对90年代最初两年的不满。看到市区欣欣向荣，他就说，“特区姓社不姓资”。听到珠海市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说了一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就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然后到了上海，看到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车间里一尘不染，他就说：“这些设备原来姓‘资’，现在到了这里就姓‘社’。”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到了闵行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时间，随行人员怕他太累，催他离开，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还有话要讲。”接着把手一挥：“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

　　人人都知道他是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即便经过“文革”那样的打击也不思改悔，可是现在看见他不厌其烦地说这些话，一点余地也不留，仍然不免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呢。他还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他说这话的时候刚刚离开深圳，坐在一艘快艇上驶向珠海。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坐在他的对面，听到这些，觉得惊心动魄。舷窗外面东风浩荡，小艇劈波斩浪，在伶仃洋上划出一道白色的线。

　　陈锡添站在蛇口码头上，望着小艇远去，心里忽然升起一个巨大的希望。作为记者，他知道他遇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光是‘邓小平到达深圳’这几个字，就已是全中国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了。”他这样想。而现在全中国十万个记者中，只有他一个人掌握着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全部细节都揣在他的兜里。“太令人难忘了，实在是太重要了”。

　　陈有一副北方人的身材和一张南方人的圆脸。浓发，高颧。

　　每当邓小平开口说话，他就站在一边，把眼睛盯着那老人的嘴一眨也不敢眨。他是那种兢兢业业、易激动、肯吃苦、总想成就大事、决不超越官方之轨的记者。这一年他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当地党的领导人最信任的记者之一。在中国，每一座城市里都有这样一批记者。

　　当日陈锡添被召到市委办公楼，领受随行采访之责。他得到的所有指示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此事绝密，不得外传。”这时候距邓小平专列的抵达只有十六个小时，但是就算只有十六分钟他也不会紧张。他明白没有上级的准许，他不可能发出这条消息，而他的上级显然没有这个意思。在以后的五天里，他只是在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那时候人们还不习惯使用袖珍录音机，至于如今流行的针眼摄影机，根本没听说过。有个人倒是想起把个录音机放在西服口袋里，一听到邓小平开口说话就把手伸进口袋乱按一气，结果忙中出错，一个字也没录上。陈只得到一盘空白的磁带，幸而他能忠于职守，每日“屏住呼吸，快笔疾书，用纸片急速记下一句半句”，晚上又绞尽脑汁回忆细节，把零星的记录勾连成完整段落。

　　陈严守“保密”守则，可到了第三天，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惟一知情的记者了。1月21日，星期二，几家外国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路透社说邓小平“两天前抵达深圳”；法新社说他“正在视察”；美联社还补充说：“这是约一年来邓小平首次公开露面。在视察过程中，他一点也不显得累。”这些消息全都发自香港，说是来自深圳政府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1月23日，邓小平站在码头上和他们握手，转身离去，忽然又转过头来，对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那口吻就像一个口罗嗦絮叨的老人在关照自己的孩子。陈锡添望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第一个冲动就是发出一篇消息。他去请示市委宣传部，人家告诉他“暂时不报道”。不是因为那些官员不把这件事当作新闻，恰恰相反，谁都知道兹事体大。当天晚上，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受命前来，和陈一起整理邓的谈话记录，全部誊清呈递市委。陈做完了这一切，兴奋之余不免失望，越是失望越是觉得不能擅自做主，只能向吴松营说一句：“打道回府”。

　　他还没有回到家，报纸上———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明报》、《东方日报》、《信报》、《新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日本的共同社，英国BBC，台湾“中央通讯社”，就出现了下面这些大字标题：“邓公此行必有大动作”；“邓小平一行抵达珠海，下榻石景山庄”；“邓小平促改革升温，批评停顿就是倒退”；“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只有下台”；“邓称三中全会路线要讲百年，广东二十年赶上四小龙”；……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同僚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到了2月4日，也即壬申年正月初一，上海的《解放日报》也按捺不住，就像一年前一样，它又刊登评论了。这一次不是“皇甫平”写的，但那架势却如出一辙。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这分明就是邓小平的口气。陈锡添眼看人家如火如荼地说这邓小平如何如何，可是他这个最了解事情经过的人，除了等待上级指示之外什么也不能做，不免沮丧。他每天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在家里过了春节又过周末。四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有任何指示传达下来，连一点暗示也没有。他在《深圳特区报》里的那些同事全都按捺不住，有人说干脆自作主张，有人说这会招致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争论不休。不过，没有人主张继续等待。你只要想一想邓小平那些锋芒锐利的话，就会知道向上级的请示不会有任何结果。这时候有人想到“皇甫平”。编辑委员会决定仿效：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这办法似乎不算违背“此事绝密”的规则，更何况还有上海《解放日报》的成例。有人私下跑到当地党的领导人那里说了这个计划，得到一个回答：“市委也是这个意思。”

　　这是在怂恿他们自行其是。看来当地党的主要领导，比如李灏和郑良玉，甚至还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委书记谢非，都有点等得不耐烦，可又全都不敢擅自做主。这局面异常沉闷而又富有挑战性，因为谁都知道中国官场上的一些奥妙：有些事情，你想等着上级在你的报告上写了“同意”再去做，那就永远也做不成，可你要是自作主张，也没有人会把你怎么样。做与不做之间，距离只在分毫，若非久经宦海风浪、政治经验老到之人，很难拿捏得恰到好处。现在，深圳市委的那些官员和《深圳特区报》编委会的那些委员，已经认定他们面前的难题就是属于这种性质。春节假期过后，杨广慧和吴松营走进报社，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开始撰写计划中的评论。杨是深圳市委宣传部长，还是市委的常务委员。邓的南巡后来终于能够公开，此人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到达目标的道路迂回起伏。《深圳特区报》在以后十四天里发表八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一看便知这是报社的代表，很可能还有深圳市委在背后撑腰。写作技巧的运用与“皇甫平”如出一辙，洞悉内情的人一眼便能看出邓的原话，不明所以者也会感觉到明显的与众不同。作者显然也不是鹦鹉学舌，还倾注了自己的爱憎和见识。比如写到《要搞快一点》，就信誓旦旦：如果不搞快一点，“有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写到《扭住中心不放》，就朗诵诗：“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写到《要敢闯》，就说格言：“世上没有永恒的‘禁区’”；写到《多干实事》，就先说个故事：“湖北神农架野猪为患。有人想了个办法，在电线杆上装高音喇叭，天天播放狮叫虎吼的录音，吓唬野猪。开始果然有效。后来野猪听多了，总不见狮虎的踪影，识破是假的，便把电线杆拱倒了。当地人说，讲空话、唱高调，连野猪也骗不了，何况人呢？”

　　2月21日，邓小平回到自己家中。他离开京城五个星期，走了六千公里、四个城市，上百次开口谈话，一个劲儿地暗示甚至露骨地警告住在这座城市的一些人，不要试图把中国领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那样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他们自己都没有好处。他在出发的时候就抱着这种信念，现在，旅行结束的时候，他感受到普通中国人的情绪，更加信心十足。“我看到到处都是人”，他有一次这样说。周围人山人海，他出现在哪里，哪里便欢声雷动。那些身穿鲜艳民族服装载歌载舞的青年男女，极有可能是官员们为博取他的欢心而在事先的安排，可是有些情节是无法导演的。那几个女工拉着他的手，个个笑逐颜开，一个孩子亲了他的面颊，没有一点畏缩。只要他一笑，人们也会笑起来，只要他一开口，人们总是翘首看着他，平心静气，生怕漏了一个字，然后为他鼓掌。所有这些情节，都令他感受到一种来自普通人的真情。

　　春节那几天，有一句话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百姓的茶余饭后：“邓大人南巡啦！”北京人善于描绘政治，举世闻名，就连大街上一个买油条的老头儿，也会俯首告诉你昨天晚上中南海里又出了什么事，绘声绘色，好像他亲眼看见似的，你听了也会哈哈大笑，就好像真的相信似的。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种压抑中的宣泄，一种绝望中的幽默，一种紧张之后的放任，一种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品。这是纯粹精神的消费而与钱财的多少无关，也不是真的热衷于政治。现在眼看有个故事这么精彩，英雄又有了用武之地。就像“击鼓传花”一样，锣鼓声声消息走，鼓声一住，有人便摆出邓小平的样子开腔了，带着四川口音，伸出胳膊，用一只手扳着另一手的指头，惟妙惟肖。

　　听者还是不满足，他们希望知道得更多。然而官方还未公开表态。媒体也都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听凭南边一派火热，也不发出一点声息。好不容易露出迹象，可也羞羞答答。比如《人民日报》不再说“反和平演变”了，开始说“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要说的“更好”是，发展经济是为了抵御和平演变；也说“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了，可不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是“通过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也不再批评皇甫平了，而是把邓小平十四年前的一句话搬过来，说“团结一致向前看”。

　　党报编辑一边在自己的报纸上塞私货，一边“和稀泥”，让那些急于知道真相的读者更加好奇。万般无奈中，大家掉头去寻找《深圳特区报》，寻找《解放日报》，寻找《大公报》、《文汇报》、《明报》、《信报》这些报纸。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在内地很少见到，只有外资企业的老板、高级饭店里的豪客和政府机关中的官员才有机会看到。这在宣传部门来说是维护舆论安全的措施，在期望赚钱的投资者看来是一次发财的机会。一时间，大小复印社兴起街头。盯着南方的人可不光是那些达官显贵，凡夫俗子也都想要证实那些街谈巷议，他们在官方的报纸上找不到想要看的东西，就拿了那些旁门左道的报纸杂志去复印。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乃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如同没有哪一把刀能斩断浩浩长江一样。党的领导人在过去岁月中对此必有无数体验，在1992年的春天，也一定会有更加切肤的感受。2月28日，也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八天、《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的第二十四天、邓小平南巡的第四十天，中南海采取了行动，将邓小平在四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要求属下各级党的委员会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只隔了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就开学了。乔石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本来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变故，学生听到校长说“‘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都觉得挺新鲜，这和他们一个月前离开这个院子时耳边回荡的那些话，是多么不一样啊！

　　大家全都心知肚明，这话不是乔石说的，是邓小平说的。但乔石确是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邓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国家主席杨尚昆是一个，当邓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和邓一唱一和。总书记江泽民也是一个，十天以前的那个下午，他把一群文人召到中南海，对他们说，即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邓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

　　3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就把他的所有同事召集起来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

　　3月，中南海加快了行动节奏，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显然鼓励了深圳。既然迄今为止的所有行动并没有招惹是非，他们便准备得寸进尺：不仅公布邓的精神，而且公布邓的行动。市委的官员们开始策划拍摄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把陈锡添叫来，让他找个安静地方去写通讯，至于陈的夜班，区说：“由我来顶替。”陈在一家宾馆找了个套房，住进去，一边回想两个月前的那个故事，一边还在担心他写的东西能不能通过审查。就在这时候，一张《南方日报》送到他手上，头版一篇文章赫然入目：《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那正是邓小平在深圳一家企业里的情景啊。陈锡添不禁目瞪口呆。这一刻给他的打击，直到多年以后还记忆犹新：“我一怔：对小平南方谈话报道亮绿灯了！我奔回家，胡乱扒了几口饭，就铺开稿纸，挥笔写下了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

　　文章是一气呵成的，一边写一边发排。区汇文急不可待，转瞬间就看完了。两个人拿着稿子去找杨广慧，嘴上拼命申述，心里忐忑不安，却不料话音未落，杨就说：“发吧。稿子我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你们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第二天，3月24日，文章发表了。

　　文章的发表就是这样，完全不像当时和以后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直到十年以后，《解放日报》的三位记者还在追问陈，他的背后是否“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暗示”。人们这样想，似在情理中。由过去的经验看，通常都会发生类似情形，就眼前的进程来揣摩，也有江泽民的话可资凭借。江在4月1日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第一次公开提到“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还说“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重要谈话精神。”这的确可以给人留下某种联想的空间，但是陈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联想。“这是猜测，绝对没有”，他对记者说，“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的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他对面的几个记者全都注意到，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有力地挥了一下手”。

　　《东方风来满眼春》堪称杰作，它把邓小平的一个深谋远虑的行动彻底公开在普通中国人面前了。我们遍览90年代中国媒体的记录，可以发现，党委宣传部与党报社长总编携起手来自行其是，这是惟一的一次。文章发表以后，陈难免后怕：毕竟有皇甫平的“教训”在前。他“做好了受批评受处分的心理准备”，心里又兴奋又紧张，明显地感到危险正在降临。这种心情，没有经历过政治磨难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他在这样的状态中过了六天。一直到30日晚上七点钟，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里详细报道了邓的深圳之行，用时十分钟。新华社也播发了他的文章，第二天，北京差不多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陈的文章。外国人也兴奋起来。“他在那里发起了赞成改革的运动。”一位在北京的外交官惊讶地说，“可他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发动呢？”美联社的一位记者说：“邓小平在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取得了胜利。”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再次播放邓小平在深圳的镜头，这一次用时四十五分钟，至少两亿中国人看到了。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他们只是间接听说这件事，现在却能历历在目：他在女儿的搀扶下，从欢呼的群众身边走过，手有些颤抖，但说话和手势还很有力。陈锡添也看到了这些镜头，和他当时在现场看到的完全一样。他又回头去看他的文章，发现北京只改了一个字———删去“时针正指9点正”后面的“正”字，不禁长出一口气。对于他来说，这一刻犹如新生。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激动不已，相信危险已经远离。这感觉是对的，危险不仅远离他和他的报社，远离那座城市，甚至也已远离整个国家。

　　如果说1991年是“毛泽东年”，那么，从1992年春天开始，历史又回到邓小平手中。连续几天的“倒春寒”过后，北京的气候较往年为冷。3月20日，二千九百多位人民代表和一千五百多位政协委员，再次回到人民大会堂。过去这几个星期，他们看到李鹏总理特别忙：召开第九十九次国务会议；批转“经济体制改革要点”；决定放开粮食价格；批准建设海南洋浦开发区；给四百名专家发津贴；把山西省长李振华撤了职；批准儿童发展纲要；还取消进口调节税。现在，他们又看到这位总理交来审议的那些问题：稳定的问题、治理整顿的问题、经济增长率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照理说，这些都是挺大的事，可是他们却兴奋不起来了，因为心里还有更大的事。大家都忙着在总理的工作报告里寻找邓小平南巡的蛛丝马迹，可惜没有。这不能怪总理，这报告是在邓小平南巡的消息公开之前写成的，现在时移世易，他却来不及修改了，所以里面没有“一百年不动摇”；没有“主要是防止‘左’”；没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没有“那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没有“要害是姓‘社’姓‘资’”；没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朱森林的胸前挂着全国人民代表的红牌子，满面红光，胸有成竹。现在这位广东省长的话比李鹏总理的话还要惹人注目。一百多个记者围着他，只听他说了一句“小平同志1月在广东视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行动”，就满堂喝彩起来。

　　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找不到邓小平讲话的精髓，人民代表心中不满，又不便直说，只好拐弯抹角，纷纷述说自己什么时候去过深圳，看到那里如何好。北京的马耀骥说：“看与不看大不一样。”浙江的徐起超说：“深圳过去是个小渔村，我们宁波是个市，十余年过去了，差距拉得这么大。”内蒙古的王维珍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深圳人那种敢闯敢干敢改革敢开放的精神。”辽宁大学的校长冯玉忠感到困惑：为什么辽宁人吃的是广东饼干，喝的是广东饮料，穿的是广东衣服呢？为什么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也是广东比辽宁多？他去了深圳以后就不奇怪了。每天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工人在挑砖，简直是一路小跑；看不到工厂里的工人把手停下来，看不到商店里的营业员三五一群地闲聊。“目睹此景，我当时心里暗想，”冯玉忠说，“如果马克思活着看到这般劳动景象，他会说，我的后代懂得怎样搞社会主义了！”黑龙江省长邵奇惠说：“这些年，我们替广东操心操得太多了。操什么心呢？无非是怕人家担上姓‘资’的罪名。但广东却不为自己操心，因为不需要操心，也没有时间操心。”一个代表问：“这些就是深圳经验吗？”另一个代表说：“对了，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没名字，没户口，都不要紧，但生孩子的事却耽误不得。”经济学家马洪一年以前还在论证百分之六的合理性①，现在却说“具备了加快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洪学智将军说他支持邓小平。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陆军上将杨白冰说：“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拥护、支持、参加和保卫改革开放。”他说，“说得形象一点，就是要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保驾护航’”。他这么一说，“保驾护航”这四个字就成了那个星期军队里的流行语。李鹏总理根据代表们的意见把工作报告修改了一百五十多处。代表们说，别的都是小事，至少有两条是大事，非加在报告里面不可：一个是“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一个是“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总理就痛痛快快地加上了。

　　现在，全中国都听到改革开放的航船响起汽笛声声。深圳市委宣传部开足马力编辑《1992年邓小平与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这书的时候，在版权页上加了一个括号，说是“内部发行”，可是却又公开发出征订广告，全国新华书店都跑去订购。第一版印了十万册，两个星期以后又印了十二万册。有人感叹深圳纸贵，另一个人说，“整个深圳都‘贵’了。”第三个人说，“整个国家都‘贵’了。”春天和夏天之间的几个月里，有一百万官员去了深圳。“最多的一天”，政府接待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们同时迎接六十批考察团”。进出深圳的飞机火车人满为患：国务院的部长、省委书记和省长、市委书记和市长、县长、镇长、乡长、村支书，还有三十八名少将和二十六名中将。电视新闻中出现了这些军人的喜气洋洋的脸，一个“画外音”说：“将军们大开眼界，表示要为改革开放壮行色、助声威，保驾护航。”薄一波不再沉默，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是一次“关键时刻的关键谈话”，《半月谈》再也不必担心宣传部长指责他们只说“一面之词”了，它的“第十三期”豪迈地喊道：“让改革开放的旋风来得更猛烈些吧！”

　　计划经济的观念、反和平演变的观念、姓“社”姓“资”的观念、外资越多越反动的观念，已经出现瓦解之象。有人声讨两年多来的激进言论，有人批评政府官员的行政过于保守，这些对于“左”的人士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十多个学者聚在中央党校开会，也没有经过谁的批准。去年夏天这院子里的“学习班”没有了，班长的“和平演变三部曲”也藏之名山了，现在轮到下面这些人出山：王若水、李锐、孙长江、童大林、厉以宁、董辅秖、吴明瑜、戴园晨、蒋一苇、徐雪寒、吴敬琏、杜润生、吴象。一望而知，几乎都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中最有名的人。过去两年半，这些人全都离中央党校远远的，也不说话，现在回来了，又说又笑。有个记者说：“中国经济理论界进入了空前的活跃阶段。”这不是夸张。上海把邓小平南巡的彩色巨照登在《解放日报》上，编辑做了一个标题《漫步》，又倡言“换脑筋”，说是“不换脑筋就换人”。北京也不再沉默。除了中央党校，还有世界观察研究所、《改革》杂志社、《经济参考报》、《中华工商时报》，都是这些人的讲坛。中国新闻社当时这样报道《改革》杂志社里的一个聚会：“品味邓公南巡讲话，议论中国改革大计，倾吐多年肺腑之言。反‘左’呼声四起，热烈掌声不断。”童大林说他是“梦寐以求”，感觉到“新的一页已经翻开”。徐雪寒年逾古稀，抱病跑来，颤抖地说：“我等邓小平这个讲话等了三年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说他反对新“凡事派”：“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文人相轻是我们国家的传统，眼前这些理论家们在很多观点上并不能互相信服，可是这一次全都对吴明瑜“一致赞同”，就连高尚全和龚育之也在响应。后者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素以稳健着称，看来也是到了不吐不快的时候。他说这是“解放思想的再讨论”。这是把1992年和1978年相提并论了，与吴明瑜的说法异曲同工。中央党校副校长一开口，大家全开口，都说姓“社”姓“资”阻碍了改革，把中国搞得不能前进。校长乔石显然在纵容这些人。不过，乔石的办法比较含蓄，他没有跑到党校来，而是去了山西。在那里，他说邓的讲话“针对性很强”。针对什么呢？是“党内值得注意和应防止的问题及思想倾向”。问题和倾向又是什么？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万里那时候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前台的事情已经不再过问，现在也忍不住开口了。“防止‘左’，这是邓小平一贯的主张”，他说，“‘左’的干扰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

　　多年以后，历史家在谈论到这些故事时，把它叫做“改革派”的反攻。听听田纪云说的话就会知道：所谓“反攻”之说，尽管有点耸人听闻，但并非没有根据。这番话又是在中央党校讲的：根本的问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的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还留恋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的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就像他说的，他把邓小平的精神具体化了，也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富有刺激性。然而还有更加刺激的呢。他说：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

　　田纪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此人长着一副圆脸，慈眉善目，任内讲话无数，没有哪次像这次这么犀利，这么真情洋溢和不留余地。听众席上一个人当场感叹：这是“一篇最为激烈的‘讨左檄文’”。田纪云话音甫落，手抄本立即传出，由党校制作的录像带畅销一时，各种铅印胶印的记录也由各种渠道传至全国。

　　关于“左”和右的问题，这是当时人们分歧很大的问题。没有经历过当代中国历史上那些变幻莫测的政治事件的人，不会理解这种争论在中国人的精神和感情方面所能引起的巨大波澜。这几乎是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所有大事的源头，牵涉着当时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如前所述，“左”的人士过了两年半的好日子，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掩饰对“左”的厌恶。昭阳说他们“无寸功于建设，却不断挥舞破坏的旗帜”。很多年以后万里谈到这些人，断然说：“中国的形势好不好，就看‘左’不‘左’。只要‘左’，就不行。”这个退休老人坐在自家的沙发上，一一历数“左派”劣迹，当然他也讨厌“右派”。他心目中的“右派”和别人所说的右派不是一回事。他说，“左”的人们到今天“还能自由自在，没有人批判，这是右了”。

　　说“左”的人们自由，并不过分。自从他们加入共产党，就没有尝到过什么苦头。被批判、被歪曲、被侮辱、被剥夺、被损害、被漠视，所有这些苦难都让主张自由的“右派”吃尽了。颂扬自由的人没有自由，而批判自由的人却挺自由，中国过去几十年里就是这样的，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压力越来越向“左”的人们靠近。若干年后，一首颂歌唱起那时候的情形，柔情似水，歌名叫《春天的故事》，其实那个春天并不温柔，火药味挺浓的。在那些“左”的人们看来，气氛异常冷酷，就像严冬骤然降临。“寒冷的西风把红花绿叶扫得一片凋零的时候，仍然坚持着，”一份杂志的“1992年6月刊”中写道：“即使是独个儿吧，仍坚持信念，不惧西风。”赵士林看到这一段，就说：这是“‘左’的阴暗心理。”一个攻击性很强的漫画家，丁聪，画了一幅新漫画。画面上有个稻草人，在狂飙中摇摇欲坠，左手握着一根“大批判”的棍子，右手捧着一纸“教条主义”的文章。几只乌鸦左右盘旋，寻找机会把那些被风吹散的稻草拣回来。脸上眉目歪歪斜斜，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左”字。画的名字叫“新稻草人”。

　　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如于光远、王蒙、甘草、孙长江、吴江、宫达非、陈荒煤、唐达成、邵燕祥、刘心武、沙叶新、林子力、袁红冰、牧惠、许觉民、黄彦，等等，公开批评“左”派。书海出版社为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防左备忘录》。

　　最孚众望的作家们也加入了反攻者的阵营。冰心说：“妇女、男的、少的、老的作家们，都鼓起气来了，冲出‘左’的怪圈。”夏衍说：“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把‘左’的束缚和阻碍文艺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统统去掉。”袁鹰说：“让春风驱净阴霾，还它万里晴空吧！”巴金说，他相信“文学创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锢。”这样就可以让他安静一些：“我需要安静。我也希望得到安静。但是我会得到安静么？”

　　巴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直到这个夏天为止，人们“论是非”的热情还是远远超过了做事情。文人们本来思想敏锐，更何况笔锋带着感情，写出来的文章既犀利又生动，可惜过于尖酸，也不知道给自己留点余地。中国人真是有点怪，对于战场上的敌人———中日战争的、朝鲜战争的、中印战争的、中苏战争的、中越战争的，都可以握手言和，重建友谊，可是对于意识形态论争中的对手，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不肯和平共处。就像是坐在跷跷板的两端。这头儿起来了，那头儿必然沉下去。宣传部长现在就成了众矢之的。人民日报社长的威望已经荡然无存。那位更老资格的人，理睬他的人也一下子少了，他出京巡视，处处觉得人家对他敬而远之。

　　1992年的生活为“解放”这个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就普通的中国人而言，社会的变化绝不仅仅意味着拿“右”取代“左”，或者拿今天的偶像取代昨天的偶像，而意味着把亿万民众投入到生生不息的物质生活中。

　　新时代的最经典的场面，莫过于中越边境的前沿阵地。整个80年代这里都有一种特殊气氛。那个身材瘦小、歌喉洪亮的士兵徐良，他的锯掉左腿后斜倚在轮椅上的身躯，他唱的那首既血腥又浪漫的歌曲《血染的风采》，是这种气氛造就的结果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那些战壕、掩体、猫耳洞、弹坑、满腔的仇恨、山野中的坟茔。对于军人来说，那是神圣的荣誉，对国家来说，那是已经翻过去的一页历史篇章。战争对军人有着巨大的号召力，这没有疑问，但现在让人惊讶的是，和平对军人的号召力似乎更大。在国境那一边的凉山市，广西南宁市的邬氏兄弟和他们的亚洲店，是在战争废墟上崛起的第一个和平标志。一位年过六旬的越南将军，李文进，曾使美国军人损失一百多架轰炸机和一百多架战斗机，也曾使中国军人伤亡惨重，现在则成了新时代的英雄。他是越南经济公司的顾问，也是中越边境贸易的开拓者。

　　和平的日子正在到来，老山脚下一个叫天保的地方，现在成了开放口岸。战争的恐惧已经消失，但是，贸易的通道上还埋着一万八千颗地雷呢———四千枚反坦克地雷和一万四千枚防步兵地雷。4月22日，这里上演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在中国一侧，军队出动了，身负铁锨、小镐、火焰喷射器和遥控爆破器，一大串的重型推土机尾随着他们。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说，“这是一个辉煌时刻。”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消灭战争。将士们不再高歌“血染的风采”，而是高喊“边贸让战争走开”，还有“消灭战场，催生市场”。随便哪个军人都可以告诉你，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诞生以来，从来都是缴获了敌人的武器给自己用的，还没有过在“敌人”眼前销毁自己武器的事情呢。可是这一天上午九时，军人开始做这件事了：把自己的火箭筒对准自己的地雷。火焰喷薄而出，炮声隆隆，火海中，雷声滚滚。当时在场的一个作家写道：“犹如除夕之夜的鞭炮声，在老山山谷轰响不绝。”又有一道淡黄色的烟雾从遥控爆破器中飞出来，蜿蜒三十米，所经之处，火光冲天，惊雷动地。硝烟散尽，机声再起。军人们开动压雷车，向雷区滚过去。又开来十吨重的军用推土机滚压数遍。5月1日，中断十四年的中越船头公路全线通车。炮火没有了，硝烟没有了，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军人没有了，这个孕育了无数战争故事以及无数活着和死去的战斗英雄的地方，转眼间变成开放口岸，空气中飘着香蕉、菠萝、芒果的清香。“这里的一切都变了。”一个在中越边境上守了二十一年的军人，王琦，那一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战争的辉煌装进了历史的档案。”

　　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已经出现颠倒过来的迹象。有人在扩大私人投资———这叫“先富起来”，有人在取消“集体所有制”的招牌———这叫“摘红帽子”，逃出去的私营老板们一溜烟全都回来了———这叫“新时代的还乡团”，这些都是两年以前不可想象的。未经政府批准就开始圈地盖房子，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温州成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当初严厉指责它是“和平演变温床”的省委书记，现在说他从来就是支持温州的。无论干部还是农民，谁也不用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操心了，他们全都忙着抢粮食、抢蔬菜、抢生猪，还有西瓜、柑橘、蚕茧、羊毛、棉花……抢所有的农产品。警察在交通要道设卡，不是在追踪逃犯或者“海洛因”，而是在堵截农民和他们的蒜薹，通海县党的官员沿用当年指挥战争的习惯，把这叫做“蒜薹阻击战”，还召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农家针锋相对地说：“我们又没倒卖黄金、海洛因，为哪样堵我们？”所以串通起来打了一场“迂回游击战”。一个老太太说：“再这样闹下去不得了，要出人命的。”三峡工程被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专家论证的结果是四百零三票赞成、九票反对，但是反对派全都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英雄。

　　人性这东西真是奇特，无论它曾经表现出怎样的懦弱、驯服和逆来顺受，一旦有了机会，它会立即恢复本来面目。《粤港信息报》说：“改革无禁区”。《中国经济时报》说：“让思想冲破牢笼”。这种挣脱了枷锁的感觉全都渗透在人们生活中了。普通百姓从银行中取出几十年的存款去买股票，摸奖券，赌赛马。北京赵登禹路一四三号的“亚当夏娃保健中心”也开张了，这是北京第一家性用品商店。老板叫文经风，是个戴着眼镜、温文尔雅的经济学硕士。“我是个儒商。”他这样说。他的橱柜里面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标签：“壮阳药品”和“痿必治”。一个简单的故事铸就了《秋菊打官司》的成功。故事梗概是这样的：西北山沟里一个农妇的丈夫被村长一脚踢中“要命处”。村长宁肯赔钱也不肯认错，可她宁肯不要钱也得要个“说法”。于是，她拖着六个月的身孕开始告状。“说法”要来了，她又难产。村长救了她之后就被警察带走，她又后悔了。电影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以后的故事就全都在电影之外了。它在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圣马克金狮奖”，饰演秋菊的巩俐还得了“伏尔比杯”最佳女演员奖。导演张艺谋，一个留着农民式的寸头、满脸憨厚的中年汉子，把这电影带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说这“是一部轻松、温馨的影片”，没有《红高粱》的悲壮、《菊豆》的阴冷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惨烈。后面两部电影早就拍好了，却不能放映，现在他借着“秋菊”的洋名头，也一并拿到长城饭店去首映。“我是拍电影的，即使天塌下来，还得拍电影。”他这样说。可是，那孕妇秋菊的口头语———“给个说法”，却被观众带出了电影院，成为那一年中国人的谈资。

　　很多人说1992年是“张艺谋年”。其实王朔也挺风光。他的“过把瘾就死”，成了最流行的语言，和“给个说法”一样流行。他的小说和电视剧把沉寂多日的中国文坛搅了个天昏地暗。6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文化生活节目组别出心裁，在北京西四地质礼堂举办王朔电影会，将王朔小说改编的五部电影一下子都放了，每场通过抽签选出六名幸运观众，与王朔会面。其中有个电视连续剧，叫《编辑部的故事》，从这年年初开始就把全国老百姓哄到电视机前。王朔自称是个“天才”，借着电视屏幕写自白：“一间平平常常的屋，几个忙忙碌碌的人；一本热热闹闹的书，几颗实实在在的心。”可一位女大学生见了他之后说：“呀，他怎么会这样呀！太乖了！我觉得他应该再坏一点点。”那时候女孩子还没有总结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格言，但至少已经不大喜欢老实男人了。

　　大城市里都在寻找最漂亮的女孩子，给她们戴上不同的桂冠，在北京是“新世纪小姐”，在上海是“文化礼仪小姐”，在天津是“月季小姐”，就是不敢大大方方地说“选美”。组织者担心没人响应，但很快就发现这是杞人忧天。消息甫出，应者蜂拥而至。北京有二千三百个，上海有一千个，天津有六百个。有女学生、女演员、女作家、女工人、女干部、女医生，还有女军人。根据当时天津报纸上发布的消息：一个区长对他属下的一个女干部说：“你去参赛，意义非同寻常，是对机关干部形象的一次重新塑造。我们不是呆板木讷的机器人。”还有一个军官，向一位女上尉发出动员令：“军中有勇士，军中也有美人。我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选美也不能畏缩不前。”

　　那真是一个美女如云的春天。几千个女孩子平生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展露自己的形体。香港《明报》的消息说：“一度被视为禁区的选美，正在北京悄然开放。”其实不是“悄然”，而是轰轰烈烈的。竞赛的组织者说，“这是一场‘温柔’的角逐。”报纸评论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今绝大多数人也不会把它看做‘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了。”外国的记者们看了，大惊失色。在他们眼里，中国女人都是裹在肥大的衣服里，色彩单调，线条混沌，长得倒是蛮漂亮，可是面色呆板，连笑也不会。岂料一夜之间，她们的样子就变了。一个芳龄二十、喜欢粉红颜色、爱看电视的宾馆结账员，张蒙晰，成为上海“文化礼仪小姐”。她得到一千元奖金，宾馆经理于是叫她改行去做公关，记者们竭力描绘她的容貌，用尽美好的形容词：“像静静的湖水，清澈、晶莹；像出水的芙蓉，散发着阵阵淡雅的清香。”“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一个梳着刘海的童花头。”“清秀的脸庞上总是洋溢着甜甜的笑容。”这样的文字在今天报纸上满篇都是，还有比这更香艳的呢。可是在那时候，在那些整天告诉人们谁姓“社”谁姓“资”的报纸上，居然冒出一个张蒙晰，真是新鲜可人。

　　有人说这件事情非同寻常：“在中国这块被封建礼教禁锢了几千年的‘冻土带’上，终于出现了一片明丽的风景。传统的、陈腐的观念发生了倾斜，而全新的心态却得到了平衡。”但是立刻有人反唇相讥：“大家生活都不富裕，选出十个、百个美女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把选美所用的钱用于贫困的山区，让孩子们的校舍美一美，不是更有意义吗？”有个评论家在报上质问：“西方选美从来是巨商豪富侮辱女性的把戏，世界上有哪个不发达国家去搞这种把戏？而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妇女的名声要靠天生丽质的漂亮姑娘去争取吗？”大赛的主办者显然是想拿漂亮姑娘去融化“冻土带”，不过，也不敢有任何过分。他们一边加紧行动，一边在嘴上绕来绕去地解释，“新世纪礼仪小姐”的评选绝非简单雷同于西方国家的选美。那时候，人们对于一件简单的事情，已经有了这么多复杂的想法。赞成的、反对的，模棱两可的，明目张胆的，暗度陈仓的，勇气和胆怯，坦荡和羞涩，什么都有，可是没有人来禁止，没有人来张扬，也没有人说什么“干扰了稳定”之类的话。

　　才子的运气看上去比佳人要好。那一年大学生比美女金贵，五十六万四千本科毕业生在这个夏天毕业了，加上研究生，也只有五十九万人，可是全中国至少需要九十万人。大学生走遍天下都不怕。不像现在，出了校门还怕找不到工作，大学生挣钱难，而美女想不挣钱都难。“上海小姐”张蒙晰得到一千元奖金时，珠海高级工程师迟斌元已经从市长梁广大手里接过来一辆“奥迪牌”轿车、一套有三个房间的公寓和一张二十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四元的支票。由此开创知识分子获奖数额的最高纪录。大家都说梁广大了不起，一个作家还说他是领着一群绵羊去打仗的狮子。梁广大到底不同寻常，他认为人才不是“绵羊”，是和他一样的人。“为什么我领导的不能是一群狮子呢？”他这样说，“重奖科技人才，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一群狮子到我的身边来啊。”有几个星期，他担心“有人非议这件事情。”看来这是过虑了，没有人抨击他，至少不像抨击“选美”那样批评他的“爱才”，倒是有报纸把华君武在80年代的着名漫画“武大郎开店”又登出来，讽刺那些妒贤嫉能的人。从春天开始，大家就在“抢人才”，现在回想起来，“人才大战”这个词就是那个春天发明的。“选美”还要打出什么“文化”、“礼仪”一类的招牌呢，可是对科技人才，用不着这个，只用奖金就行了。锦州发出去七十六万元；四川颁发八十万元；青岛九十五万元；南京是“三套住房”；山东是二十万元和一辆奥迪轿车；安徽，中部地区很穷的一个省，也出了三十万元。这些都是奖励给科技人员的，都发生在那几个月里，报纸上面公布的获奖者，除了迟斌元，至少还有四川的侯光炯、广东的沈定兴和徐庆中、山东的李登海、江苏的吴梧桐、安徽的台震林和姜万勐。没有人会说这些人“名利双收”全都源于邓小平南巡，但是你若问起来，他们十之八九都会提到，邓小平在珠海曾经说，他赞成梁广大重奖迟斌元的决定。这迟斌元连个共产党员都不是，一天到晚除了研究他的凝血酶，什么都不管。没有户口，没有档案，也不问他的凝血酶姓“社”还是姓“资”，可邓小平和他谈得挺投机，对他说，“中国应该每一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有新的东西。”对于大张旗鼓奖励迟斌元的那个梁广大，邓小平也把他视为同道，给他撑腰。“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邓有一次对梁说：“反对的人让他去睡觉好了。”

　　邓让反对者回家睡觉去，他自己却又走出家门，跑到京西的首都钢铁公司。他显然觉得有必要在北京再“点一把火”。那是5月20日，他在那个繁花似锦的院子里走来走去，眼睛却盯着院子外面的世界。“对我说的话，有人顶，有人拖，有人是真心地办”，他对首钢和北京市委的负责人说。又说改革形势有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然后批评国务院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我们有些同志满足于百分之六。满足百分之六，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第一个台阶去补才补得上，迈第三步那就更难了。”他伸出右手，一指一点，尖锐地说：“看样子，如果我们始终保持百分之六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不是前进，不是发展。”这老人当时神色严峻，就连最熟悉他的那些人都不免惊讶：他那种平和宽厚的长者之风怎么没有了？看来他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有个记者觉得他还有些话没有说出来，写道：“他要为他身后铺好两条‘铁轨’，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个‘铁轨’。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

　　在经过三十六个月的等待、观察和权衡之后，江泽民拿定主意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他要宣布他的决定，选择的地方还是中央党校。6月9日，他在明媚的阳光中来到万寿山脚下，走进这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大院子，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不戴帽子，昂着宽阔的额头，径直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的讲稿，这是他征求了无数人的意见写成的。“他又来了，”一个教员说，“不知道这次说什么。”在过去的三年中，新任总书记顶着狂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作出几十个重要决定。现在，他打算站出来了，即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书记。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甚至决定，不仅要跟上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要走得更快一点，所以说出下面这段话：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他胸有成竹，声音洪亮，没有犹疑。那些不久以前还在说“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颓然无语，只是低头看自己的脚尖。可是，那些备受压抑、噤若寒蝉的经济学家们抬起头来了；那些惶惶不可终日，打开门就担心警察拿着手铐站在面前的私营企业主们抬起头来了；那些只能按照政府定价把粮食棉花卖给政府、一肚子怨气的农民抬起头来了；那些费尽心机向外国人解释什么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官员们，抬起头来了。

　　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共产党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幽灵。“多不容易呀！多不容易呀！”史文银这一天在稿纸上写道，“你我鬓发都花白了呀！”龙永图也在发出大致相同的感叹。这个个子不高、戴个黑边眼镜、一副书生模样的“谈判首席代表”，自从1987年开始，就和外国人没完没了地纠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时候还叫关贸总协定）的问题。他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说了一年又一年，外国人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不断地问：“你们讲了那么多，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尊敬的中国代表，你们中国是不是准备搞市场经济？”其实这位“中国代表”自己也不明白，只知道“市场经济”是个鸿沟，把中国和世界分割开，有时候他有一点跃跃欲试的感觉，觉得就要跨过去了，比如1987年和1988年，有时候又被无可奈何的情绪笼罩着，觉得那“是不可逾越的”，比如1990年和1991年。多年以后，他有一次回想那些场面，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家都说我们已经谈判十年了，实际上我们用六年的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

　　从表面上看，形势在1992年的逆转，仅仅是由于一个伟人的行动，然则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乃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邓小平有一次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看来这中间不仅包含着感情，而且还包含着洞察力和世界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违背民意而变得杰出的。一个能够体察民心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伟人。7月的一天，邓小平接到一封信，上面有几百个人的签名，都是大学生，有北京大学的，有清华大学的，还有另外十几所大学的。学生们在信里向他问好，祝他身体健康，还说他们衷心拥护他的“南巡谈话”。邓小平一生接到百姓来信无数，但是我们考虑到1989年的事件，可以认为，此信的意义不同寻常。

　　不仅仅是大学生，还有那些被大学生叫做“老师”和“前辈”的老人，现在也都开心得像孩子似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有杜润生、于光远、秦川、孙长江、林子力、童大林、马家驹、吴敬琏、吴明瑜、董辅秖、吴象。当大学生们在给邓小平的信上签名时，这些人走进东长安街上的国际饭店，站在灯光柔和的会议大厅里，互致问候，手拉手，拥抱，拍拍头，笑声朗朗。他们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这样笑过了。这一次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做东，请他们来研究一个共产党人从未涉及过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吴明瑜穿一身灰色猎装，像是要让自己更年轻些。于光远兴奋得两眼放光，脸红得连他自己都感到发烫。吴敬琏匆匆中断在美国的访问赶回来，手表上的美国时间还没有拨回来呢。“没有什么比这个市场经济研讨会更重要了”，他说。童大林似乎比吴敬琏还要着急，比于光远还要兴奋，他走进来，一边用手解开上衣纽扣，一边大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啦！”马家驹冷冷地说了一句话，就把过去三年的理论风云道破了：“三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十三大。”

　　现在这些人都已知道，《解放日报》上所谓“换脑筋”的说法，也不是编辑的发明，而是邓小平在首都钢铁公司说过的话。他们相信，把这几个字送给那些曾经批判和压制他们的人是最合适不过了。大家都说，“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像孙长江、于光远这些人，都是在1978年的那场思想解放高潮中的先锋人物，现在他们说，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理论大讨论，可以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相提并论。“谁以不变而自居，谁就会被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所淘汰。”童大林说：“中国没有别的出路，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化市场经济。”他停下来，看看左右。大家都注意到，他说的是“现代化市场经济”。关于这个词，这几个月来一直是见仁见智，有人说应该叫做“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有人说还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更好些。如前边提到的，江泽民选择了一个包容性最强的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童大林显然是希望把这个招牌也拿掉。他喝了口水，正要往下说。吴敬琏便接上了话茬：“将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改革的大目标，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他主张大家一起来清理“左”的理论家造成的严重混乱。此人身材瘦小，嗓音高亢尖利，有个绰号叫“吴市场”，因为他是中国最早为“市场经济”疾呼的人，可是直到这些天，他才真有了言无不尽的感觉。

　　“十年间理论上‘左’倾回潮有两次”。他总结道，一次是1982年到1983年，当时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另一次是90年代最初的两年，批“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论”。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也许是为了证明吴敬琏所言不虚，于光远当场拿出一张《人民日报》，向大家展示，那是1990年12月的，刊登着一篇文章，覆盖了整整一版。他抬起头，用嘲弄的口吻一字一字地念着其中用红笔勾出来的一段：“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这老人在整个80年代异常活跃，但是到了90年代就深居简出，不露行迹了。现在，他身着浅蓝色T恤衫，一头白发晃来晃去，就像蓝天上飘着的一片白云。他宣布“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行将结束”，还说应该赶快建立一所“市场经济学院”。一大群老人都说完了，轮到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单一的公有制永远搞不了市场经济”，樊纲说，“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这话在当时没有引起应，也许没有人注意到，但更可能是注意到了却都觉得暂时不说为妙，不料这话题在五年以后竟又引出新一轮争论。

　　值得回味的是，尽管中国人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已经十三年，但是看来“是”与“非”的标准还是来自权威。邓小平说了，江泽民接着说；江泽民说了，所有人都跟着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在他的办公室里对一个记者说：“现在提出‘市场经济’已经是时候了。”他的上级、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也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部划时代的理论，它不仅可以拯救我们的经济体制，而且还会拯救我们的社会体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现代人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全都跟上来说市场经济的好话。中国新闻社的一个记者翻阅《经济日报》，发现它在两个月里发表了二十多篇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不禁叹道：“真可谓释疑解惑排难去忧”。英若诚对经济一窍不通，他当过文化部副部长，演戏在行，却说不清市场经济的来龙去脉，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联想：“经济理论界已出现绿洲，文艺理论没有理由成为荒漠。”

　　这个夏天，中国人的想象力似乎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把地球撑起来！”一个作家在自己的电脑上写道：“我们要说：给中国一个支点，她一定能把地球上这片尚不丰腴的土地撑起来，推向繁荣和富裕。这个支点就是市场经济！”吴敬琏一向以严谨着称，现在也像作家一样浪漫起来。“重头戏还在后头！”他有点夸张地说。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他们兴致勃勃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深圳那边，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而且很快就要上演了。那可真的是一场“重头戏”。

第五章　盛世无英雄

　　张也的甜美歌喉中荡漾着的那个“新时代”，可以说是从股票市场的跌宕和康柏华所经受的磨难开始的。康柏华这个倒霉的上海男人，在股票市场上亏损六千五百元以后，连续十五天陷入苦闷悔恨的精神炼狱中，唉声叹气，神情恍惚，要么不说话，要么说些叫人听不懂的话，终于不能自拔，在199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悬梁自尽，于是成了次日报纸新闻版上让人伤感的故事。从这以后直到6月9日，党的领导人反复阐述的“社会主义”，跟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那个“社会主义”已有很大不同。“意识形态第一”的观念以及种种道德的感召，都烟消云散，埋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追名逐利的欲望，一下子爆发出来。媒体一如既往地大吹大擂，只不过现在不再说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如何高尚，而是一再证明金钱对人的激励作用乃是道德不能替代的。湖北省有个县委书记名叫何亚斌，在自己名片的背面印上当地的主要产品：“茶叶、烟叶、木材、黄磷、电石、乙炔炭黑”，还有“优质高品位风化磷矿十二亿吨”和“古海生物化石”。四川有个名叫张宇林的人，常给党报写评论，这一次他写道：“谁来重奖邓小平？”北京的李谷一跑到河南一座小城南阳去打官司，说《声屏周报》和一个名叫汤生午的记者侵害了她的名誉权，必须拿一万八千元来赔偿。像康柏华那样的普通人，既没有成就，也没有名誉，只有梦想在燃烧，于是买卖股票成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最重要的机会。报纸用了很多叫人丧胆的词汇描述康柏华之死：“血的事实”、“血祭”、“新中国大陆股市第一位殉难者”。奇怪的是，人们不为所动，《投资者》杂志还公布了一对夫妻的私房话：“明天再跌怎么办？”“既然是市场，价格总会有升有跌的。”“好，听你的。把电视打开吧，看看‘开心今宵夜’。”

　　这杂志的主编还嫌不够，又怂恿他的读者：“其人其事，其情其景，会激发您奋勇投入其中，还是畏而退避三舍？选择吧！”这可不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唱的“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里面没有浪漫，没有似水的柔情，只有纯粹利益的角逐，但是它照样可以驱使人们把巨大的情感投入其中。

　　那个夏天，在股票市场上选择勇往直前的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和全中国十二亿人比较，还不多，但这些人已经把上海和深圳这两座城市搅得天翻地覆。股票市场上一夜暴富的机会的确比现在多，一个穷困潦倒的上海人炒股成了“杨百万”的故事，借助于报纸、电视台和普通人的嘴，广为传播。“大款”是80年代兴起的词，但那时候人们说起这些人，只是在说一个遥远的故事，与己无关。现在不同了，人们谈论富人时，眼睛里全都闪烁着艳羡的光芒，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欲望。

　　让老百姓从腰包里往外掏钱这样的事，伟大人物的号召或者专家的怂恿是很难奏效的，但若仅从时间的先后上看，邓小平南巡与这年夏天的股市波澜的确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1月19日，邓到达深圳的那个早上，上海贴出海报，宣布“股票认购证”开始发行，所有银行、信用社和证券公司的门前都卖，可是没有人理睬。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大幅广告———“一次购买，全年使用”，人们说，“报纸这样卖力推销，肯定不是好东西。”一个老太太七十岁了，眼睛一花，把股票认购证当成存款单买回家，花了三千块，受尽儿子和媳妇的奚落。再早几年，深圳第一个公开发行的股票“深发展”上市的时候，也是无人问津的，不得不由政府官员带头购买，其情形有如他们在危难时刻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看来深圳市的领导人抓住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机会。他们对邓小平说了这件事，邓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好了放开，错了纠正。”这话看似中立，实则有极大的煽动性，不然，田纪云也不会在几天后到证交所视察时开口就说“股票是个好东西！”深圳也不会在邓刚刚离开，就把说了好几个月的“新股上市”付诸行动。

　　1992年2月28日，深圳股市第一次进入国际市场，从这天起，全球一百五十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同步看到这里的股市行情。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证监委，刘鸿儒只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已经在这证交所里投入他的激情和智慧。上午9时，他侧耳倾听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钟声，眼看着蓝色电子显示屏上出现海外投资者的第一次叫价，激动不已，可惜没有成交。大家不甘心，等啊等，心急火燎，过了四十八分钟，第一笔终于成交了———南玻A股两千股，很小的一次交易，但震耳的喝彩声还是在他周围响起来。“今天是深圳股市走向世界的第一天”，他对身边的记者说，“给我们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吧！”大家拥过去合影，有十几个人，都是笑逐颜开。那时候像他们这样激动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站在旁边看着，纷纷说：“这些人不是有病吧？”

　　可是春天还没过去，就没有人再说那些热衷于股票的人“有病”了。人心已然大变。大家知道了康柏华之死，反倒是责备多于同情。有个人说：“今天来一个自缢，明天来一个服毒，不把正常的股市给坑了？”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冷酷，但也一致同意康的心理过于脆弱，这是发财路上的大忌。是啊，他已经忍受了十五天啦，假如他不是寻了短见，而是咬紧牙关硬挺着，再过九天，到5月21日，股市就会一飞冲天，他也就梦想成真了。

　　此前我们谈到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创之初，全都在艰难中挣扎，巴望着解开身上的约束，这是1991年的事。到了1992年5月中旬，情况并没有好多少。政府还控制着股票价格，所有股票都戴着一顶“最高涨幅”的帽子。也有人说，这不是“帽子”，而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5月21日，“盒子”终于打开了。上海证交所的股票价格全面放开。这一天对于上海的价值，有如2月28日对于深圳。这意味着政府对股票价格不再横加干预，听由股民哄抬或者打压。消息提前十六个小时传出，好像一阵风吹过这座城市，把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沉闷气息吹散了。市民亢奋起来，从每一个角落涌出，汇聚到证券公司。股市已经收盘，但这依然不能阻止人群的膨胀。毫无疑问，明天是个好日子，无论天气还是人气，都是如此。午夜时分，人群没有散去的征兆，只等着太阳升起的时候股票大涨。一个记者到处跑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一句：“上海有几万人正在街头熬过长夜。”四川中路的海通证券公司门口，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演说：“这回该狠狠搏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全城三十家证券交易点门口，这时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儿交流经验教训的，一片沸腾。一位老者牵着三尺女童路过这里，自语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女童仰望爷爷，好奇地问：“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是有点像“文革”，不过只是形似，若说其中神韵，完全是两回事。60年代中国人心中只有一个“与人奋斗”的念头，现在则充满了发财的欲望。有人连夜驱车跑到杭州，把这一百八十公里的沪杭公路弄得通宵车水马龙。那时候只有杭州能“异地委托买卖”上海股票，这些人深夜赶路，显然不是为了去看西子湖畔的桃红柳绿，而是为了追赶次日第一时间的股票交易。到达杭州的时候已是黎明，朦胧晓色中，却见浙江省证券公司门前早有一条由人组成的长龙。这座秀丽恬静的城市现在也和上海一样，躁动地等待着这个朝霞满天的早晨。

　　开盘后的气氛果然不同凡响。摆脱了控制的股票价格，就像摆脱了约束的人心世情，扶摇直上。新股老股携手并进，两天涨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四。到这个星期五收市的时候，上海股市出现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奇观：面值一百元的“豫园股票”以一万零九元收盘。西方世界有个股市奇迹，说的是微软公司股票从这时起，十年涨了三十三倍。可这“奇迹”哪里比得上当日小小“豫园”———五天涨了一百倍再加九元！

　　送走春天，迎来夏天。上海股民的大家庭里每天增加一万人，有三十万人了，大家全都像过年一样快乐，但是当初给股票价格摘“帽子”的那些官员现在胆怯了。他们在出奇制胜以后，不肯乘胜前进，反而忧心忡忡起来。人们后来都说这些官员昏庸无能，其实这是过于苛求。让政府官员领导股票，本来就是勉为其难。50年代初共产党取缔股票市场的时候，他们中大多数不是没有出生，就是还在襁褓中。他们的股票知识，并不比茅盾《子夜》的读者更多。他们被那“潘多拉盒子”里面跑出来的“疯狂”、“嫉妒”和“罪恶”吓坏了，正在想办法把它们塞回去。6月1日，上海证交所率领它的二十多家“会员”，浩浩荡荡开进“文化广场”。这广场其实是个大剧场，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没有座位，空空荡荡。政府叫股民们都到这里来，告诉他们，股民太多了，而股市委托代理点太少，实在挤不下，所以才在这里开辟新的交易柜台。这想法不错，但是官员们却又自作聪明，要所有柜台只挂“委托卖出”的招牌。换句话说，这叫“只许卖不许买”。9点刚到，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大多数人一看就觉得苗头不对：政府只许“做空”，这股价还有不跌的？人人心中乱成一团，广场秩序就更乱了。大家前拥后挤，全都喊着要卖，还不到三十分钟，就把隔离栏杆冲得七零八落。几个官员赶到当场，一看大势不好，赶快宣布暂停营业。那时候政府就是这样来“领导”股市的，也没有人说他们瞎指挥。什么“政策面”、“基本面”一类的说法，也是好几年以后才由股评家的专业术语变作老百姓的口头禅。

　　“文化广场”这一暂停就是七天，等到再次开门的时候，至少有八个柜台可以“小额买入”了。以后两个月，广场的委托柜台慢慢多起来。到了这时，谁都看懂了，政府的办法虽然雷厉风行，其实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既不肯让股票暴涨也不肯让股票暴跌。于是人心稍定，都说这广场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大集”，也不再争相抛售。不过，最惊心动魄的“证券大集”已经南下，转移到深圳去了。

　　《投资者》杂志如此这般地描述当时的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热浪之中。”8月的第一周，上海人挥手告别“文化广场”，匆匆赶来这里，租下闹市中心上海宾馆的整整一层楼；还有一群北京人，在帝豪酒店安营扎寨；还有一群黑龙江人、辽宁人和吉林人，他们驻扎的天池宾馆，距离证券公司只有几步。几个小时的工夫，这些人就把深圳街头所有带“股”字的书全都买光了，就像蝗虫席卷一片正在生长的麦田。他们通晓“移动平均线”、“RSI”、“M顶”、“W底”这些术语，有些人还手持一台小型股票行情显示器，或者一部装置股市技术分析软件的电脑，那时候这些都是新鲜玩意儿，所以当他们得意洋洋地宣告“股民不出门，全知股价情”时，别人都挺羡慕。

　　可是说归说，实际的情形却又两样：那几天是没有人能够“不出门”的。全城二十一个证券营业所，个个门前人山人海。

　　人们排着队，昼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却不是人，而是人群中的一张纸。它一次又一次地传到每人手中，又由后来者接过去，纸上密密地写着人名。其实，人的名字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每个人名前边的序号。这种把人编成号码的办法乃是百姓自发创造，并由众人选举的“龙头”付诸实行。按照规定，“龙头”每隔两小时点名一次———不是叫人名，只是叫序号，比如“三六五号”，或者“五六三号”，闻者立即答“到”，无论昼夜，不得间断，倘若两声之后没有“到”的回应，“龙头”当即将该号码连同人名一并划去。

　　现在二十岁以上中国人，全都经历过“排队的年代”，70年代以前他们缺粮食，缺棉花，缺钢铁，缺煤，缺电，夏天缺西瓜，冬天缺青菜，一年四季都缺豆腐粉丝花生油。80年代他们不缺吃的了，可是缺彩电冰箱洗衣机……紧缺的感受让他们在购买商品时既疯狂又有耐心，既有激情又有韧性，也让人人精通了排队的艺术。现在，他们要用这种精神和这种艺术去抢购新的短缺商品———股票认购券。“有了认购券，就是有了钱啊！”排队的人们把这话连同号码一块传递着，以为发财的时刻就要到来。他们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在前边等着他们的除了那些“新股”之外还有什么。

　　1992年新股发行的数量早已确定，但怎么卖出去却让政府颇费踌躇。新股票只有几种，而想要买的人却有一百五十万，不用说，这是“狼多肉少”的局面。一群官员组成的证券市场领导小组煞费苦心，弄出四个办法，让《金融早报》公布出去，由民众讨论。谁都知道这种讨论不会有结果。政府本想平衡各方利益，可是股民想要赚钱，证券发行商想从中渔利，银行职工想着“近水楼台先得月”，连警察也想乘机捞一票。就这样扯了两个月，还是不能平衡。问题回到领导小组。这导致领导小组犯了一个错误：把1991年的老办法捡回来再用，其核心环节是发售“新股抽签表”。简单地说，你要想买到新股票，就要参加抽签；要想参加抽签，就要买到“新股认购表”；要想买到“认购表”，须得手持身份证到指定的地点去排队。一个证买十张表，十张表中一个签。

　　8月7日，此令颁布。股票市场还没涨，进入深圳的车船票价先涨了：原来二十五元的现在一百元，原来三十元的现在二百元。进出深圳的绿色通道，有进无出。有边防证的人理直气壮向前挤，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吕庆才没有证，踌躇再三，忽听武警一声喝：“是去买股票的吧？证丢了？给一百块钱弟兄们吃个饭就行啦。”他知道不放下买路钱是过不去了，就说，“二十吧，不都是咱们国家土地嘛。”“最少八十”，两个兵娃说，“要不别想过。”

　　深圳大街上，人越来越多，宣传车到处跑，高音喇叭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男女老少排成的队伍浩浩荡荡，有如神龙不见首尾。走在街上的人看到队伍，便站进去，站着的人看见有人进来，便赶紧宣布纪律。紧张的气氛弥漫在队伍上空，令所有人既浮躁，又规矩。一个记者观察了一个下午，到傍晚终于得出结论：全城二十一个窗口，每个窗口至少排着两万人，“四十多万人保持着安分守己的场面。一切都显得虔诚、公平而又严肃，令人感动。”

　　他还没有算上这些人背后的那些人呢。根据《牛熊大搏杀》这本书里的记载，排队的人大都肩负着亲朋的希望。一张车票带过来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一下车就会直奔邮局，那里有一个庞大的“军团”在等他。“瞧吧，这大包小包都是身份证”，一个年轻的邮差说，“我们这邮局快成了伊拉克港口了，每天有几百个包裹朝我们这里狂轰滥炸。”一位从北京来的记者看到一袋装满身份证的包裹，有十七点五公斤，不禁惊呆了。

　　“我们称过的”，邮政小姐说，“八百个身份证一公斤，你算算吧，这一包有多少个。”

　　夜幕降临，人们开始疲倦，开始饥饿，有人要去小便，有人希望能坐在地上休息片刻。送饭送水的来了，还有送座椅送凉席的，有人试图换换班，队伍开始骚动，点名声越来越频繁，喊“到”声越来越无力，争吵声越来越高亢。有人急中生智，拿来绳子，让男男女女全都紧紧抓住绳子甚至将绳子绕在手腕上，就如狂风暴雨中紧握着一条生命线。一种出自人之本能的欲望、执着和坚忍不拔，在午夜的空气中凝聚，安全感却在一点点地消失。这时候，离“抽签表”的发售还有四十个小时呢。

　　8月8日中午，街头聚众已超过八十万人。疲倦和焦躁的人们终于不能支撑紧张的气氛。像排队者的组织一样，冲击者也组织起来，瞄着前面的位置发起攻击。队伍外面的人们掐指一算，一共才卖五百万张表啊！这意味着排在后面的人根本买不到，于是全都加入了冲击者的行列。排队的人严守自己的位置，就像守着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蓝天下，骄阳中，卷过来，卷过去，像潮水一样翻滚着。绳子早就丢了，即使没丢也没有人去抓了，能依靠的东西只有自己的身体了。人们挽起手臂，抱紧腰肢，没有了年龄和性别，没有了羞涩和陌生，也没有了爱和恨，几十万人就这样连成一体，被欲望、激情、烦躁、恐惧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包围着。很多人已经二十个小时滴水不沾，粒米不进，男人的叫骂，女人的抽泣，孩子的呼号，老人的喘息……这情景原本是预告大难临头的，可是无人退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还在相互勉励呢：“坚持就是胜利！”

　　政府预感要出事，于是提前派出警察，接着军队也出动了。中午十二点，军警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路小跑开进来，手里拿着警棍，组成一道人墙，把冲击者赶到外面去。队伍里的人摇摇晃晃地站稳脚跟，恢复了自信，可是喘息未定就发现有了新的麻烦：他们的后援团都被赶走了，白天不能送饭，晚上不能送衣，烈日下不能送水，暴雨中不能撑伞，只把一大堆身份证留下来让他们背着。然而还有更加令人难忍的事情：谁要是离开队伍去一趟厕所，就再也别想回来！一个男人说了一句“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放屁”，就去了厕所。警察的确管不着他“拉屎放屁”，却拒绝他再回到队伍中。因为去了一趟厕所就丢掉位置的人肯定不止这一个，但大多数人终于坚持到晚上，借助夜幕的掩护，再加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就在饭盒和报纸里拉屎，在矿泉水瓶里撒尿。有的人找不到这些东西，就往地上一蹲。然后，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温度无情地升高，受尽折磨的人群平添新的折磨。一个在现场感受到这种折磨的记者说：“整个深圳的味道都变了。”

　　然而人们还在不断拥过来，到了这天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小城的街道上，已经站着一百万人。

　　8月9日清晨，大多数人已经坚持了四十八小时，早已精疲力竭。曙光又一次出来了，泼在身上，那么毒辣，让人头晕目眩，可是人们全都打起精神，揉揉眼睛，眺望一个方向。一辆辆运钞车开过来，车上装着“认购表”，还有手持长枪、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守卫。照往常的情景，这会让人们安静下来，但是今天不行了。出售表格的窗口打开的那个瞬间，前边人声鼎沸，后面蜂拥向前，万众一心，人群一浪高过一浪。那些小窗口，就像滔滔海浪中的一叶小舟，风雨飘摇。一个记者赶到红岭路去采访，看到一个女人大喊大叫冲进去，“就像疯了一样，随即被更加疯狂的人群淹没了”。无数只疯狂的脚踩着这女人的身体向前冲，还好，还有没疯的人。几个警察冲进去，把她从人们的脚下拉出来。他正在替这女人庆幸，一抬头，看见“那些买到了表的人正在冲出来，一位男子一头跌在树阴下，呕吐不止”，显然是一天没吃没喝，所以只是哇哇干嚎，什么也吐不出来，通红的脸憋得惨白。又一个小伙子冲了出来，又叫又笑，仰天灌下三瓶水，颓然靠在路边果皮箱上，手上拿着一小叠表，呆呆地看着继续向前的人群，良久不动，就像傻了一样。“人人都忘了什么是人格、道德和自尊了，”这记者形容当时情形：“这一天的深圳，除了表格，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了。”一个年轻的女人，王文军，航天部住在这里的一个职员，和十个同事一起从人群中逃出，回到办公室里，身心俱疲。三天前，这些人每人一条绳子，把五六十个身份证和一大捆纸币绑在身上，拼着性命挤到现在，大家来不及倾吐满腔苦水，开始清点战果。王没有料到，十几个姐妹只有她一人买到十张表，其余都是空手而归。大家解开胸襟，从贴着前胸的地方拿出身份证和钱，全都渗透汗水———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一张一张揭开，擦干，面面相觑，突然哇哇大哭。

　　售表窗口里的气氛并不比外面轻松。空调大开着，还是很闷，递进来的钱全都湿透了，点钞机失灵了，营业员不得不把纸币一张张摊在桌上，用卫生纸擦干。自从拆开箱子清点认购表的数量开始，大家就在拼命忍着内心的激动，一边卖一边左顾右盼，频频观察别人的脸色和举动。监督人员倒是寸步不离的，可也都是心不在焉。人人心怀鬼胎。“因为每个人都有大把的身份证锁在抽屉里，几万几十万的私人现金也早早放进自己的金库了。”一个营业员后来坦白说，“我们职工都心照不宣，按兵不动。”眼见那几个监督人员提进几个黑皮包来，制服庄严，神态肃穆。经理胆子小，又和这些人素不相识，但却看出那些手提箱里装的全是现钞。一阵短暂的沉默，一个家伙不再肃穆，笑一笑，提上一个黑色公文箱。这边一大堆人霍然起身，他们等的就是有人开头。“你敢我们还不敢？”于是个个转身，拿出一把身份证和一捆钱，谁都怕自己拿少了，转眼间表格就被席卷一空。新聘来的外地保安员只买一百五十张，是最少的。分完了表，女人们有些害怕，男人们商量对策。经理给大家打气：“哪个点上没私分？查谁？”于是大家心里稍安，捂着包走出来。外面还有挤成一堆的人群，一阵被蒸发起来的腐臭味扑鼻而来，像在地狱一般。“看着这些男男女女，我打心眼里可怜他们。我捂着包，揪着一个同事，打的士回家了。”

　　卖表格的人都跑了，买表格的人还被蒙在鼓里。后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前涌，前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外涌，如同海浪撞击着岩石，让人恐惧。现在轮到警察疯狂了。喊叫、咒骂甚至拳头都没有用，情急中挥舞警棍。一个河南口音冲着警棍高叫：“这儿也是共产党啊！怎么敢这么无法无天哪！老百姓不是人哪！”一个香港人看到这场面，先是笑：“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投资热情啊！”接着就哭了：“怎么能用皮带去对付这些热情的投资者呢？”记者们把照相机镜头从人群移到警察身上。“不动手这场面怎么收拾呀，老天！”一个警察赶紧解释，“我嗓子都喊哑了，衣服湿透了，没有用啊？人那么多那么疯狂，简直像一群野牛。”闹市中心那些豪华商店的老板们，现在全都抱怨那些外地来的男女：“这些混蛋，以为深圳遍地是黄金啦。”说实在的，要说这些人有什么过错，充其量不过如此。

　　稍有功名加身或者权势在握的人转而谋财，有好几个月的历史了。到这年夏天，经商之风已经蔚为壮观。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大海”来描述“市场经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经商称为“下海”。没有谁会忘记这个激动人心的季节。此前他们对商人的说法不一，但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商人联系在一起。此后他们投身商界，有些人将成就大事，另外一些人则一事无成。他们都非等闲之辈，平生目睹中国的无穷变幻，也经历了无数挫折和成功，早就看破红尘，可是这一年“下海”对于他们价值观念的冲击最大、影响最深。他们不是辞职就是改行，不是当了董事长，就是当了总经理，再不就是公司顾问或者文化个体户，有一个人还成了一个养着六十条种狗、一百八十条玩赏狗的养狗场场长。

　　我们不妨看一下“下海”者的名单：有薄熙成，他是党的元老薄一波的儿子、北京市旅游局局长；有邵长权，他原来是辽宁省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处长；有李宁，他是“体操王子”，奥运会金牌的获得者；有两个“林黛玉”———越剧演员王文娟和电视连续剧的演员陈晓旭；和一个“贾宝玉”———越剧演员赵志刚；有黄婉秋，她是刘三姐的扮演者、三十年前是中国人心中清纯善良的偶像，三年前是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有茅善玉，沪剧明星，上海人称其“小周璇”；有崔万增，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副研究员；有朱逢博，上海轻音乐团团长；有阎惠昌，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指挥；有刘晓庆，一个既刻苦又招摇的女演员；有程浦林，青年话剧院的编剧；有张海迪，一个双腿瘫痪、一向以教育青年树立崇高理想为己任的山东女青年；有申军谊、吴玉华、李娜、韦唯、张暴默、盖丽丽、阎青、解晓东、解晓卫、那英、安冬、景冈山、赵新军，这都是当时最走红的歌手；有黄宗英，一个多情善感而又雄心勃勃的报告文学作家；有陆文夫，住在江南水乡苏州的一个恬静从容、喜食精美菜肴的作家；有《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和她的儿女们；还有王朔，一个满嘴油腔滑调、被人叫做“天才”、“鬼才”、“小痞子”、“二流子”、“流氓”、“文盲”、但却拥有无数读者的邪门作家。

　　1992年，王朔三十四岁，还长着一张娃娃脸，面相和善，说话刻薄。不论人家把他说成什么，他始终埋头写作。迄今为止，他写了一百万字的小说和二百万字的剧本。他的作品总有几分流气，洒脱不羁，充满了对主流道德观念的蔑视，就像他在童年时代偷唱片、打群架、在大街上勾搭女孩子一样。他写得很投入，不分昼夜，忍饥挨饿，这些事情他都干过，把自己的手指头都磨掉了皮。但是到了1992年，他不打算再这样玩命写作了。他组建了一个民间影视创作机构，叫“海马影视创作室”，自称是“中国第一家”，后来人家一查，还真是前无古人。他自任总干事，又网罗了不少人。苏雷、葛小刚、末都、魏人、莫言、苏童、刘恒、刘震云，这些人都和他凑到一起。当时全中国埋头苦干的作家不少，有几万人；投笔从商的作家也不少，有几百人，聚集在“海马”的这些人是另外一种：在成名的人当中，他们的思想最活跃，秉性最自由；在思想活跃、秉性自由的人当中，他们最有名。这些人每天不分昼夜地聚在一起，山呼海啸般地“侃大山”，每个人都为自己工作标明价格，众人集合而成的作品拿去出卖，讨价还价。第一个是《渴望》，卖给一百多家电视台；第二个是《编辑部的故事》，不如《渴望》那么值钱，可也卖了二百万。拿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不算多，不过在当时却着实把中国文坛吓了一跳，立时掀起一阵既愤怒又嫉妒的浪潮。这也难怪，王朔毕竟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拿着自己的作品当街叫卖的人，也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不是写文学，而是在流水线上组装文学的人。江苏省达胜皮鞋厂的厂长，一个号称“皮鞋大王”的高个子中年人，有一天说起这个圆脸作家：“这小子做小说，就跟我做皮鞋一样。”

　　要说做小说像做皮鞋，肯定是夸张了。不过，如果我们能回到1992年，就会看到，“明码标价”的风尚笼罩了艺术，甚至笼罩了艺人，也是不假。根据当时媒体上的说法，这些人的出场价格也是浮动的，随行就市，与今日明星的价格相比，实在不多：韦唯五千元到七千元；刘欢和李玲玉一样，都是五万元，又有人说他们和那英、杭天琪同价，一万五千元；张行和田震，四千元到五千元；孙国庆和范琳琳，三千元到四千元；解晓东和蔡国庆，三千五百元；毛阿敏的最高纪录是四万元；巩俐在香港主演一部电影的片酬是六十万元。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但并不妨碍它们在普通中国人的心里激起感情波澜。那时候城里一个教授一年的收入不到两千元，连明星嘴里的一首歌都不如，难免眼红。所以歌手“走穴”虽然成风，但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可不像后来的明星那样招摇过市，后面还乱哄哄地跟着一群群娱乐记者。喜欢到处张扬的人倒是有个刘晓庆，这女人既漂亮又聪明，是“百花奖”和“金鸡奖”的“双料影后”，又是荧屏和生意场的“双料明星”，还会唱黄梅戏，写自传，能吃苦，也会享受，做事不遗余力，到处惹是生非。那一年，她扬言要写一部书，说说自己“怎样从一个女演员成为亿万富翁”。她的奋斗经历那时候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如果真能让人悟出什么，那就是，你能看到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角色和在真实生活中的角色有多大距离。她的成功之路源于她在银幕上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其实这些和她本人风马牛不相及。她最惹人注意的性格是她的肆无忌惮和敢作敢为。这一点让她富有魅力，也让她在十年以后走向监狱之门。还有一个人，京剧演员厉慧良，不像刘晓庆那样擅惹风波，却也引起一场争论，有人说他提高了艺术的价值，有人说他贬低了艺术的价值。起因是他公开了自己的一笔“意外之财”。他到天津青年京剧团教人家排练《截江夺斗》，四十分钟的折子戏，一招一式全都教会，然后要了一万元。他在报纸上为自己的收入辩护，言辞大义凛然，其实还是底气不足。不过，编辑既然把这当做新闻发表，就表明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

　　那时候“万元户”给人的感觉是个大财主。中国人进入90年代好几年了，可收入还不高。这一年，平均每个农民的收入只有七百八十四元，城市人比农民强得多，但也只有一千八百二十六元。上海人收入最高，三千一百五十六元，接下来就数上西藏了，它还排在广东、北京和天津的前边呢。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身边的穷人比富人多。当然遥远的地方穷人更多，那一年全中国还有七千万人全年的收入不足二百元，有三千万人全年的收入不足一百五十元，这些人全都住城里人一辈子也不去的地方，一辈子也不会到城里去。编辑们在报纸上公布他们的贫困和闭塞，就像描述富人的生活一样，用意明显：鼓励人们多挣钱。

　　如果你在1992年拥有三千元的年收入，你就超过了所有大中城市就业者的中等水平；如果是四千元，你就属于百分之十的高收入者之列了。“高收入消费群体”还没出现，不过，大城市的商场里已经有专为高收入者准备的柜台。法国皮尔卡丹公司那时候已在中国开设了五十家分店，还说要再开设五十家。京城东郊的燕莎友谊商城在这年夏天开张，由绛红色大理石和铬合金构筑，一派欧美风尚，又与外国使馆区比邻而居，不过，在商城里面徘徊的大多是中国人。几个月后，洋溢着一派日本风格的赛特购物中心也营业了，这商场由日本八佰伴集团管理，有点东京银座的味道。老板是日本人，叫和田一夫。他说他已感到“中国时代的浓烈气氛”。

　　另外一个地方，北京惠新东街四号，气氛不那么热烈，但却是消费者心中的圣地。它在京城北边城乡结合的地方，门上挂着“出国人员服务公司”的招牌，其实是个免税商店。外面看上去像个机关的办公楼，里面没有通常商店里都有的柜台，但却有着规模庞大的橱窗和展台，琳琅满目，全都是普通中国人看不到的外国货，可惜不接受人民币。有松下二十九英寸“三超画王”，每台一千零四十六美元；东芝双门电冰箱，四百零六美元；韩国大林摩托车，一千九百六十三美元；好易通电子词典，一百一十六美元；意大利皮鞋，八十九美元；美国不粘锅，十点六美元；荷兰食品加工器，一百一十八美元；葡萄牙咖啡壶，七十二美元……那时候中国的免税商店不多，这是其中最大的一家，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中国人———留学生、官员、工人、海员，每天都从全国各地涌到这里来，把政府给予他们的免税指标折合成美元，或者转手倒卖给那些兜里有钱、却没有出国机会的人。没有办法买到免税商品的中国人，也有机会获得高档的消费品。完税之后的“劳力士”手表是两万美元一块，端端正正地摆在上海荣光钟表店里。《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D克里斯托弗不相信这在中国能遇到买主，就去询问。“肯定会有买主，”表店助理经理石光辉一边回答，一边用不屑的眼光在这美国人手腕上的塑料数字表上扫过去，“中国有的是有钱人。”

　　自从禹作敏的名言“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遭到严厉批判以来（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人们还是第一次这样露骨地表示对钱的兴趣。泉州市市委书记张明俊这一年去了趟北欧，一路上感叹不已，回来就对北京的一个记者说，“我明白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了：我们是消灭了有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级。”他是在说过去，现在的中国可不是这样了。钱不再是万恶之源，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当然也不再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了。不要说那些唱歌的和作戏的，就连人们心目中那些最神圣的殿堂也开始敛钱。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铁制护栏被拆除了，人民可以进入人民大会堂了，还可以在迎宾厅的巨幅画卷“江山如此多娇”前留影。这些都是十三年前那个春天发生的事情。当日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宣布这个“令人惊喜的决定”，还说是代表党中央的，很显然，那时这样做不是为了钱。此后每年有二百万人走进去，每个人购买两毛钱一张的门票。到了四年前的那个元旦，天安门城楼对普通人开放的时候，情形有些不一样了。上去一次要花十块钱（外国人要花三十块）。有四百三十五万个普通的中国人上去了，学着毛泽东的样子挥一挥手，再到厅内看看那一大片沙发，旁边木牌上的文字表明，这是“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同事们休息的地方”。可是现在还可以看到商品柜台，身穿天安门工作人员制服的小贩，在兜售纪念章、钥匙链、手镯、项链，造型平淡，做工粗糙，但都印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天安门”标记，所以富有魅力。那时候人们还很容易受“革命圣地”的诱惑，就如同现在人们喜欢追逐“耐克”和“波罗”一样。

　　数以亿计的小学生课本上都记载着，天安门广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课本上没有说的是，过去的一百年里，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广场像这个广场一样，成为一个民族的经久不衰的政治中心。集会、游行、检阅、接见、示威、演讲、绝食、散发传单、呼喊口号……现在这一切都被人们甩到脑后了。广场已不再仅仅是政治的象征，也是“聚宝盆”了，而且利润可观。人民大会堂也不再沉醉于精神的抚慰，那里面成立了一个“大会堂开发中心”。第一个要开发的是“几百名厨师的出路问题”。原来，这地方自1958年建成之时，就招来全国最优秀的厨师，专门满足国宴的饮食之需，没有宴会的时候就全都回家歇着。大家就这样过了三十多年，现在已经老了，却歇不住了，开始设想为那些没有权力但肯付钱的人做饭。报纸为此刊出一条带有广告味道的新闻，说这是让普通人“享受一下在国宴厅吃饭的滋味”。还有印着“人民大会堂”字样的筷子和牙签盒，全都标价出售。大红请柬上也有“人民大会堂”的图案。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成了有钱人的风尚，这一年至少开了一百次，十之八九是发布什么新产品或者新技术。这里所有的会议厅、宴会厅都能租来使用，身着“人民大会堂”工作装的男女工作人员也可以全程服务。根据当时的标价，召开这样一次会，要交四万至六万元，还不管晚饭，规模较小的只需六千元。无论大小，利润率都会超过百分之五十。在人民大会堂和有钱人之间牵线搭桥的人，差不多都是京城的编辑和记者，据说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人最多，然后是新华社、经济日报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国青年报社。在这些媒体机构里，谁是干这个的，人人心知肚明，只有他们的上司除外。

　　这一年4月的某一天，王府井大街南口和长安街交汇的地方，矗立起一块“麦当劳”的招牌，巨大的“M”，黄底红字，全世界都认识。不同的是，从现在起，这个把巨额利润与现代生活方式融会贯通的标志，就能和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泽东画像遥遥相望了。快餐店位于十字街头的东北角，也就是现在东方广场的最西边，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京城最繁华的所在。开业第一天，人满为患。除了抢购“巨无霸”的人，还有至少八十名大学生来寻找做钟点工的机会，工资按小时计算，比其他的餐馆高得多。可是你别以为端盘子洗碗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在这里工作的人，手脚要比在中餐馆快三倍。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腿脚利索，心眼灵光，脑子快，嘴更快，这种刚刚兴起的社会风尚在这家快餐店特别明显，但这里面的问题却是全国性的。80年代后几年世人争说的“脑体倒挂”———“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要到90年代末期才能彻底扭转，但若仔细回想，转折点其实是在1992年。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评论，《要发财，忙起来》，作者因此受到上级批评，证明那时官方的思想还是落在社会潮流的后面，可是社会风尚一旦兴起，就不是什么人能够阻止的。有人说，“该把这六个字当做中国人的新口号。”新口号没有叫响，那是因为人们真的“忙起来”了，顾不上喊口号。自从1月以来，房地产公司的总数增加了十倍；贸易公司的总数增加了一百倍！上海这座一千三百万人的城市中，每天诞生六十六家新的企业；北京人一向热衷于官场而淡于商场，大学毕业生通常是以进入政府机关为第一志愿的。可是在这个夏天，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调查说，百分之五十九的大学毕业生希望到不属于国家的企业去。那时候北京除了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不过不要紧，每个月有两千家新企业申请注册，全都不是国有的。库存的营业执照一下子就发完了。工商局有些措手不及，跑到天津要来一万个。天津那一边更忙了，因为有一千五百个教授和高级工程师同时申办几百个公司。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十二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一千万！另外还有大约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这中间有个北京的教师，在“星期天市场”摆摊卖旧货。一个记者问：“周围的人怎么看你？”他说：“恨人有，笑人无，搂着‘铁饭碗’喝稀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人人都应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脱下虚伪的外衣，面对生活的挑战。”你可以想象，那些还没有“忙起来”的人心里是多么躁动不安。“眼看着别人纷纷兼职挣外快，心里着急啊。”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说，“看来图书馆是坐不住了。”

　　如果一个曾经在80年代办过公司的人，到1992年又想起来要办公司，他就会发现世道真是不一样了。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的“经商热”不是没有过，1984年有过一次，1987年是第二次，但是都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整顿打断了。现在，国务院把那些年颁发出来约束人们经商行为的文件都找了出来，不是废止，就是修改，有四百多份。我们国家庞大的行政机构叠床架屋，一向仰仗“红头文件”的逐级颁发，或疾或缓地运转。现在中南海风气即开，各地群起响应，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税务官员从来都是锱铢必较的，现在也大方了，说是可以不交营业税。皮包公司在1988年还是“过街老鼠”呢，政府严令除恶务尽，后来的战果是把至少一千个“皮包公司”给查封了。现在，报纸上公开为它们喊冤，说“皮包公司是商业领域的润滑剂！”学者们也开始编纂新时代的理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发起一次理论研讨会，说学者们达成了共识：“买空卖空”不是犯罪，是供求双方的“红娘”。同样的意思在吕梁山区一个地区行署专员的口里是这样表达的：“在上海戴手铐的，到了广东做报告。”据说这话最早是从山西说起来的，也许是贵州，很快就风行到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和西北。全中国都在传播着发财的欲望和浮躁，就像当初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政治批判的激情一样。有个名叫王子才的贩子，利用长江流域的水道贩运鸡鸭已经有些年头了。四年前的一天，工商局副局长闯进门来，把他的公司查封了，因为“账上没有资金，只是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现在，王子才卷土重来，要求公司重新开张，还是“没有资金”，还是“买空卖空”，可那副局长这回很痛快地批准了，还说他是“昔日的罪魁，今天的功臣”。

　　现在回过头来看，很难说那时候是党的方针立竿见影，还是整个社会在推着党的方针向前走，也许两种情况都是有的，互为因果。党的方针和百姓的意志能够弥合无隙、同舟共进的日子，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5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80年代初期又有过一次；现在到了1992年，是第三次。事情是那些最多想象力和激情、最少传统理论约束的年轻人开始做起来的，但是很快就拓展开来。只需举出一个例证就可以知道，其深度和广度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夏天，七十四岁的蒋学模也成了下海者队伍中的一员。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家，他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在80年代以前是中国整整两代人的必读教程。那个岁月，如果有哪个老成持重的官僚要请一位教授讲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必然战胜市场经济，把他找来是最合适不过了。但是现在他开始经营公司了。他的公司由十一个学者集资三万元创建，其中既有老人也有青年。他为他们写了《还是下海好》一文，发表在报纸上，又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复兰德经济顾问行”。按照他的解释，这是为了仿效美国兰德咨询公司的模式，参与经济咨询和服务，是他的“一块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验田”。这老迈书生过去把中国和美国分得清清楚楚，现在也许以为中国和美国就是一回事啦。

　　不过，那时候中国最成功的“下海者”，是不需要蒋学模倡导的那些学问的，既不需要“兰德”，也不需要“复兰德”。他们不需要高新技术，不需要优秀品牌，不需要成本管理，不需要利润核算，不需要市场营销计划，也不需要企业形象策略。他们大多数人其实只需要一技之长，需要权力的背景和关系网，还需要短缺紧俏的商品。他们不需要生产什么，只需要在买与卖中转一个圈，收取回扣就足够了。这一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挣了至少两千亿元。不过，这种招数使用多年，有点儿过时，还被老百姓骂成“官倒儿”，名声不好。现在他们拥有的手段更多了。不错，政府官员没有钱，但他们是政策的发布者，是计划的制定者，是建筑项目的投资者和审批者，是土地的划拨者，是很多产品的最大买家。如果一对昔日同窗好友现在同乘一架飞机前往某地做生意，一个是产品推销员而另外一个是政府的局长，你可以相信他们必是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心事重重，茶饭不思，因为他不知此次推销能否成功，后者很轻松地听着音乐看着杂志。飞机降落以后两人一起走出机场，一个人乘了出租车去寻找旅馆，另一个被一群人前呼后拥地接走了。在以后的几天中，两个人都把时间花在会见、吃饭、喝酒和唱歌跳舞上，但情况却完全不同：一个是给别人赔笑脸，说奉承话，总是做东为别人付账单；另外一个却是接受别人的笑脸，听奉承话，总是做客让别人给自己付账。然后两个人又乘了同一趟班机回航。前者身心憔悴苦不堪言，口袋里面有了一个“意向性合同”，还在担心能不能兑现（平均每两份“意向性合同”中只有一份能够变成实质性合同），只好倒头打瞌睡。后者神清气爽，颇有乐不思蜀的意味，早已生意在握，却根本不用签任何合同。

　　当时的报纸都说，官员的“官”念改变了，还说什么“出”生“入”死———“出”是“走出官场”，“入”即“进入官场”。其实这里所谓生死，是一厢情愿。即使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有些事情也是很难改变的。官员的地位就是其中之一。有个国际机构当时对全世界数十种职业做了一次综合评价，结论是，政府公务员的地位，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列在第五位之后，在所有不发达国家中都在第五位之前，这也包括中国。看来，经济越是不发达的地方，官员的权力就越有价值。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这情形都没有变，何况当时还是1992年。

　　官员“下海”通常都会扬长避短，这并非用心险恶，而是人之本性。政府并无禁止，制度和法律也在网开一面。公安局拥有经营鞭炮的审批权，所以专门开鞭炮公司，其他人等一个鞭炮也不许卖。人事厅负责干部考试，所以自办印刷公司，所有考试资料考试卷子全部自印自卖。县委书记入股“山地庄园”，按照二八成分红。一个军官管着八十个战士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饮食起居，当然也管立功授奖入党提拔干部，所以就可以买回八十个收音机供战士选购，价格比商店里高出十几元。三十多岁的赵明非是中俄边境小城、黑龙江省绥芬河市的市长，也是个罕有的真正想要“出生入死”的官员。5月的第一个周末，他决定彻底离开他的权力圈子，体验一回做商人的味道，就来到贸易早市，在数百名俄罗斯游客和中国商贩中间，花一块钱买了门票，又花两块钱租了自己的柜台，把带来的皮夹克和蜂王浆一一摆好。他说“下了班就不是市长，只是摆摊的”，又说“让长期蹲在机关里的干部尝试一下这种滋味，有助于打消‘官贵民贱’的思想。”但就在这时候，警察来了，说是保护他的安全。接着记者也来了，说是为第二天的报纸采访头条新闻。周围的人也发现这位摆摊的非同一般，全都围过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赵明非只好卷起他的皮夹克和蜂王浆，打道回府。

　　随着春去夏来，官员们表演的这场喜剧不那么引人入胜了，而群众的激情看起来更加炽烈。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历史必有其他内容，即使你百般抵赖百般约束百般净化，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中间，都有可能潜伏着巨大的社会风尚，只不过需要加以培养，还需要爆发的契机。现在，深圳那一边，爆发的契机已经具备，连导火索都插好了，只等最后一个火星。

　　8月9日，正午时分，大街上疯狂的人群忽然不动了，张口结舌望着前边。他们看到了窗口上挂出的牌子：“表已售完”。有几秒钟，周围像死一般静。接着爆发出一阵绝望的喊声：“完了”。“完了”。“这才三个小时啊，怎么五百万张表就卖完了？”

　　有些人走了，更多的人还在坚持。又过了一天，10日，太阳又升起来了，人群中的绝望已经变成哀叹。满街还是人，可毕竟比昨天少多了。不过，留下来的都是些最愤怒也最坚强的人。“听说一会儿还有表卖呢。”有人这样说。没有人相信，人们正在传看当天的《深圳特区报》。报上明明登着一条消息。说“本次五百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还说“此次发售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可记者们私下不是这样议论的。那天晚上，一个记者，抽着一根香烟，半天说了一句话：“深圳，早该发生点什么了。”

　　民情本来已经到了自1989年以来最危险的时候，因此街头的人群很容易听信手段巧妙者的煽动。不过，说实话，当时最大的煽动者不是别人，正是在政府指导下出版的报纸。本来“认购券”这东西就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够公平之处，后来又出人意料地突然告罄，这就更加让人怀疑其中有弊。很明显，这时候最尖锐的问题已经不是“认购券”，而是老百姓的不满，他们感到政府及其属下的一帮官员与警察串通起来欺骗他们，就连他们曾经信任的记者也在撒谎。他们亲眼看到，那边停止发售的公告发出，这边就有不少穿着制服的人拿着表格跑来跑去，大把大把的，一点也不掩饰。可是报纸却再三地说什么“公平”，这还是那个刊登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纸吗？失望的人们把愤怒转向报社，到了中午十二时，深圳特区报社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堆人。有人痛骂，有人控诉。一对年轻的夫妇说他们是从潮州来的，举家出征。现在，男人说他在下午三点亲眼看见几个干部抬出一个矿泉水纸箱。有人怀疑这是在搞鬼，就冲过去，箱子跌落，翻过来，“哇！一箱表呀，好几捆呢。”那女人接过来继续控诉，声声都是泪：“我一下子不知哪儿来的伤心，哇啦哇啦哭起来了。”人们这样喊着，骂着，终于忍无可忍，当场点了一把火，把这天的《深圳特区报》给烧了。

　　烈焰熊熊，人声鼎沸。黄昏的时候落下一阵小雨，浇灭了地上的火，但是人们内心的怒火一点也没有要熄灭的样子。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兵分两路，也没有请公安局批准，就开始游行。一路向着金融中心挺进，另外一路涌向市政府。政府门前的广场上，已经竖立起大字横幅，上面写着“反对腐败”。人群在膨胀，白天散去的人现在又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有人在喊口号，有人在演讲，有人要冲进政府大楼，有人说要举行大游行大示威，要求政府重新派发“认购表”。不管谁喊了什么，都是群起响应。从华联大厦到上海滨路，聚集着几万人，差不多都是外地的。一场雨把他们浇得精透，也把他们的希望浇灭了。“什么都没有得到，连一件干衣服都没有了。我感到自己简直像一条大风大雨中无家可归的野狗”。一个姓周的男人说，“他妈的，深圳太黑了。”几辆漂亮的轿车停在太平洋渔港附近，周觉得那些东西那么刺眼，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甩了过去。

　　但就在这时，一队防暴警察开过来了，人人手持盾牌、警棍，还有好些老百姓看不明白的警具，列阵政府门前，壁垒森严。

　　政府大楼里的官员此刻急得团团转。“认购券”勉强卖完了，但政府的平衡各方利益的计划已彻底失败。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又是错上加错，不仅没有平息民怨，反而火上浇油。他们决定再次增加“赌注”。一个指挥部在政府大院的小楼上正式成立。指挥部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把宣传车开到广场一侧的深南路上，反复宣布政府的紧急决定。先说“一小撮坏人在闹事，是违法行为，希望大家不要上当，自动散开”；又说“市政府决定增发新股抽签表，8月11日下午开始，在各购买点排队购买。”

　　这种声音要是出现在北京街头，市民一听就会明白：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事态扩大。局势危机万分，一触即发，这已有1989年的经验为证。但是深圳的百姓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又全都义愤填膺，失去理智，所以还在我行我素。有人撑起一幅标语，白底黑字：“反对贪污，要求公正”，立即就成了骚动者的旗帜。激动的人群跟随在这旗帜后面，沿深南路向火车站进发。路人驻足鼓掌，游行队伍越来越庞大，走到蔡屋围的时候已有一万多人，围观者也越来越多。所有道路都堵死了，口号声一阵盖过一阵，像海啸一样卷过城市的夜空。两个北京来的人想起“1989年6月3日之夜”，觉得是历史重演了，不禁害怕，站在路边劝他们罢手回家，还说这样搞必出大事，但没人理睬这些劝告。人们被自己造就的声势壮着胆，眼看警察们只不过站在一边，虽然神情紧张，也没有来干预，就以为危险不会降临自己头上。

　　危险是慢慢降临的。午夜过后，街头警察多了起来，不过，只是把守住所有通往市政府的道路，手里没有武器。王文军率领的一支游行队伍走到金威大厦对面，和一队警察对峙。双方激烈争辩，这女子嘴里高喊，双手挥舞，十指墨黑，原来几分钟前她曾以手指蘸墨书写标语，也不洗洗就来了。有几分钟，警察把她围了起来，气氛紧张，可也没有抓她，听着她质问“你说那些人腐败不腐败”的时候，还在微笑。游行者全都涌上来，站在她的身后，把警察逼得摇摇晃晃地后退。

　　高压水炮停在十字街头，黑糊糊的，但示威者不怕。有人说，那不就是下场雨吗？他们砸了两辆小车，烧了一辆军用摩托车，打伤了一个穿着便衣的军人，还把兴华宾馆前的治安岗亭砸扁了。接着就大事不好了。武装警察开过来，向游行的人群冲击，水炮车向前挺进，消防车呼啸而过。有人被架走，押上了警车。一股巨大的水流轰过来，开始人们还真以为是下雨，紧接着就发现情形不对，是高压水炮，但是还在坚持着，不肯退后。一种带着甜味儿的黄色烟雾弥漫开，浮在空中，借着海风在街道上游动，轻盈地飘散，示威者全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等他们知道了就来不及了。王文军忽然觉得眼睛开始发涩，止不住流泪，忽然意识到什么，大叫“不好，瓦斯！”周围的人也都明白了，四下逃开。这时候，武装警察出现在紧邻市政府的十字街口，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全副戒备，列队开过来，皮鞋把水泥路面踩得咚咚作响。口号声没有了，很多人已经被装上卡车带走了。有一个住在中电大厦后巷的工程师，说自己一没有排队买表，二没有参与打砸烧，可是，警察还是把他当做“暴徒”抓走了，把他和另外七个年轻人关在一起。“就这么惶惶不可终日地过了十二天”，他愤愤不平，逢人就说自己的遭遇，“只听说市政府认错了，中央对深圳不满啦，要增加新股发行量啦等等。最后宣布……是通知，通知我可以回去了，什么事也没有，什么表示也没有。”

　　股票市场上有些事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比如今天谁发了大财、明天谁成了穷光蛋。但是“八·一〇事件”（现在无论政府还是老百姓都认为这是一个事件了）的含义肯定是很大的。此前没有人会想到，深圳人居然能像北京人那样热衷于街头政治，1989年北京风波席卷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时候，这里的人们全都不当一回事，只是埋头赚钱。可是从现在起，人们要用新的眼光来打量这座城市了。欲望是中国人心中一颗既幸运又不幸的种子，它在1992年发芽了，生长起来，无论是谁，只要想让它长大，开花结果，必会要求拥有更多的公平，也必会千方百计去利用种种不公平。另一颗种子是自以为无所不能的政府在人类欲望面前产生的挫折感，就像那位工程师在拘留所里听到的，“政府认错了”。但他们只是承认下级公职人员中有舞弊行为，并没有说镇压“暴徒”是一场错误。警察撤走了，“指挥部”被改成了“联合调查小组”。小组里人数众多，有一百三十个党政干部。市长郑良玉率领这些人一直查到这一年12月16日，忽然间离去，到江西省当副省长了。有人说这是一个明升暗降的职务，他本人不一定这样想，但也挺伤感，临走时在《深圳特区报》留下一首卸任小诗。同一天，政府公布了调查小组的工作结果：公开处分九人，其中有八个是官员。有个人的舞弊情节特别严重，被移送司法机关审理。调查报告承认：全市金融机构“共设三百个发售点，有十个单位共九十五个发售点受到群众点名投诉举报。到12月10日止，已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十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四千一百八十人。”这一事实证明，海外舆论所说“这是新中国四十三年来最大的集体贪污案”并非夸张。可是调查结果并不能令所有人满意，有个记者代表大家提出疑问：“从最先被举报并清查的六个发售点看，私分私购的最多百分之四十六，最少也有百分之四十三，平均流失率在百分之四十四，照此推算———当然这一推理不尽严密，全市发售点流失、私分该是多少呢？”

　　人们全都忙着计算有多少“认购表”被私分，对于造成这场混乱的理由，却忘记去追究了。表面看来，是政府考虑不周导致官吏弄权谋私，继而引发百姓的愤怒，造成劫难。实则却是因为一个最深沉的变化已经发生，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主义”的力量已无法继续主宰他们的精神世界，起而代之的是“一夜暴富的梦想”。

　　今天回顾起来，这一切都是一清二楚的，在当时却不是那么明显。8月11日，星期二，天气晴朗，艳阳高照。政府许诺的第二批“认购表”开始销售，但是这似乎已不重要。“去他娘的抽签表！”那个被关在临时拘留所里的工程师说，“现在我一听别人谈股票，说点数，我就他妈的恶心。”这一天深圳股市大跌，上海闻声跟着抛盘。上证指数报收八五四点，下跌一百一十点。又过一天跌进六百点，第三天继续跌。上海股市就这样三天跌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二。隽声在当日上海《新民晚报》评论：“客观地说，在近期内跌势虽将趋缓，但不大可能有解套的希望。”深圳的报纸评论道：“股民的信心被彻底冲垮了。”这话说得不错。这个夏天之后，要过很长时间，老百姓才能重新燃起对股票市场的热情。

　　自从春天以来，老一辈领导人去世的节奏明显加快，5月14日是聂荣臻；6月21日是李先念；7月11日是邓颖超；9月28日，胡乔木也去世了。可是这一点也没有影响新一代领导人执政的信心和热情。正是党中央十四届代表大会的前夕，但却没有以往这种时候的紧张和微妙。党的领导人照例出京，这也表明政治局势已经稳定。北京城里的小道消息又开始多起来。其中有些说：中南海的人事更迭已经确定，姚依林和宋平将要彻底出局，乔石还能拥有常委头衔，但是必须退出党务和行政的第一线，去接替万里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职，万里则彻底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回家颐养天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传言的准确性相当高。这样一来，至少从人事方面来说，第三代领导人迈出了平缓但却相当大的一步。80年代的领导人中，只有李鹏还能留在权力中枢，其余则由朱基、李瑞环、胡锦涛、李岚清来代替。80年代风光无限的那些官员中，有些人仍然活跃，北京市市长陈希同是其中之一。此人是平息1989年北京风波的有功之臣，只是到现在还没能加官晋爵。他的升任市委书记，还要等到秋天结束冬天来临的时候。他倒也不灰心，到处演讲，声明自己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还花了好几百万元将京城内外装饰一新，为了迎接十四大的召开，也为迎接国庆四十三周年的大典，还为北京申办奥运增加筹码。他整天眉开眼笑，挺着胸膛，自信前途无量，却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辉煌一时的表面文章，是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此后他在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委书记任上只不过三年，就原形毕露，倒了大霉。有的官员失意了，如管宣传的中宣部长和人民日报社长这两位理论家，本来都有希望进入党中央书记处的，现在却连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也做不成了。看来不仅仅是自由主义者讨厌这些人，即使是党的核心机构———党代表大会，也在拒绝他们。

　　北京的秋天气候宜人，蓝天白云，微风徐徐，令人心旷神怡。10月12日，两千零七个正式代表和四十六个特邀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当天的报纸说，他们是代表全国五千一百万党员到这里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构成了当今中国的权力大厦，包括三十四个省市区的党委书记，三百多个地、市委书记和两千多个县委书记。悬挂在会议大厅拱形屋顶上的那个全世界最大的红五角星，在目睹了无数次政治风浪和无数人宦海沉浮之后，一如既往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每个代表得到一个笔记本，一支铅笔和一个文件袋。一切程序都是按部就班，波澜不惊。江泽民走上前台，背靠鲜红的党旗，身着藏青色西服。在那些洞悉中国政治的记者们看来，这有象征意义。党的领导人在正式场合是西服革履还是中山装，通常与政治局势的顺逆相呼应。你看一眼主席台上那片衣服的式样，就知道这次大会的基调乃是改革开放。

　　江的报告从头至尾声音平稳激昂，听者也平静如常。这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已经持续七个月，至少有五千人介入其中。所有在场的人都已耳熟能详，里面说了四十多次“加快”，总题目就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的声音停止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会场外面，至少有一个人也在鼓掌，这是邓小平。他是特邀代表，但没有到会场来，正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着他的接班人读完了最后一句，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便独自拍起手来。可是当时大会堂里这些人，并不知道邓在和他们一同鼓掌，会一散，都问邓小平为何没来。自从上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至今，这座辉煌的殿堂里面发生了多少事啊！大家一直期待着他出现在大会堂里。

　　最后的表决由江泽民主持，通过决议，通过党章，还选举了一百八十九个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百三十个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一百零八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像以往历次党代表大会一样，每一项议程都相当顺利，江连续四次宣布没有反对票和弃权票，“一致通过”，皆大欢喜。但是邓小平还是没有来，他仍然坐在家里看电视，感受到现场气氛，无限欣慰。“真是群情振奋！”他这样说。自从他拖着老迈之躯出巡南方以来，八个月过去了，现在终于有了驱散乌云复见天的感觉。

　　邓打定主意：再次到前台走一趟。那一边，会议已经闭幕，代表们全都觉得这场面缺少一个高潮，不免美中不足。正在这时，一个人走进来，站在他们面前，那正是邓。他身穿灰色中山装，把脚踩在红色地毯上，一边迈步，一边频频致意。七个常委全都跟在他的身后。两千多位代表和中央委员全都站在他的面前，掌声不息。他微笑着走了一圈，停下来和几个人握手，然后又走到中间，看看大家，对江泽民说了一句话：“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然后转过身去，摆一下手，飘然离去。众人望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目不转睛。他没有再说“告别政治”这样的话，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公开的报道说，他是来“与出席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他是在以某种方式，对江泽民几个月来扭转中国航向的努力表示支持，也向中央委员会里的这些新人说“再见”。也许他还希望把江泽民未来道路上所有障碍都搬开，所以他才要求所有的老人和他一同离开。他要这次会议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从此不再设立类似机构。在此之前，“顾问委员会”是党的权力机构中最重要的部分，“顾问委员”也遍布全国。从那以后，所有顾问委员都取消了。假如今后史家要给中国的“老人政治”寻找一个终结日，十有八九就是1992年10月19日。

　　10月20日，也即邓小平现身人民大会堂的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禹作敏把属下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包括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会的全体成员和四个企业集团的总经理们。他告诉他们，自己昨天彻夜未眠，现在就要发表《加深理解“一百年不变”》的演说了。这是两个月来他的一系列报告中的第三次，所以后来他给这次演说加了“之三”两个字。

　　他面前的这些人全是大邱庄里叱咤风云的人物，领导着至少两百家企业和上万人，可是他们在这个老人面前全都毕恭毕敬，即使是儿子在爸爸面前，也不会如此驯顺。

　　“怎么才能‘加深理解’呢？”他的属下怯生生地问。“胜利在于经济。”他抬起脑门，大声回答。

　　从这个早晨起，“胜利在于经济”就成了“禹作敏语录”中最新的一条。应当说这是撞在1992年“邓旋风”的风眼上了，一语中的。在过去若干年里，无论是整个中国还是这小小的村庄，都是证明。他的成功让他相信经济力量远比意识形态更为强大。但是说老实活，他夸大了他的胜利，以为有了这个胜利便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也就种下了他日后的失败之因。

　　就眼前情势来看，毫无疑问他的喜悦发自内心。这同他在1989年秋天的沉默形成对照。那时候他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议，会上一帮官员侃侃而谈，不是说“反和平演变”，就是说要对农民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他坐在后排一个角落，心绪不宁，瞪着天花板发愣，在心里揣摩将会有一个怎样的明天。一直到1992年春天，他恢复了往日的激昂，把那些奇谈怪论重新搬出来，还跑到广播电台去发表演说，告诉他的听众，他对邓小平的女儿说，“不用多，让你爸爸每年出来讲一次话，中国就不用发愁了。”这话把女节目主持人逗得格格直笑，收音机前掌声响起。利害得失指挥着感情的爱憎，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任何一个摆脱贫困获得社会尊重的普通人，都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就如同那些被剥夺了利益因而遭到冷落的人在诅咒邓小平一样，都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他的另外一条语录是七年前编出来的：“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顺口溜当时就让舆论大哗，说他是在鼓吹“一切向钱看”。有人主张“这句话要说也得改改，把‘钱’字改成‘经济效益’，把‘前’字改成‘共产主义’。”这是在“打圆场”，可是禹并不领情：“你到商店里买东西，给钱的时候说什么？”他不屑地说：“说‘给你十块经济效益’？”

　　现在，十四大开过了，中国的政治风头又转到他这边来了。他冲着到大邱庄来参观的一大堆高级官员，旧话重提，而且是变本加厉。“你们都是高干，难道你们就真的不喜欢钱吗？”他用手指着那些人的鼻子说：“你们不也知道物价一个劲儿上涨，工资不够花吗？你们高干的工资不也比一般干部高吗？难道你们就不想过富裕的日子吗？国家建设，没钱行吗？我不过是说了你们也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罢了！有什么错？批了我四个月，在一个大老粗身上下这么大功夫，这也算是能耐？”

　　老实说，邓小平时代之所以激动人心，还因为创造了禹作敏这样的人。从很多方面来说，禹作敏都可以算做中国人中的罕有人物。他的罕有不是因为他的显赫或者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的藐视显赫和嘲弄财富。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在漂泊流浪中度过童年的人，一个只接受过三个月私塾教育的半文盲，一个到了中年还食不果腹的人。直到五十多岁，也即城里人接近退休的年龄，他才开始了震撼全国的历程。他的命运以及他对亿万农民产生的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可与之相比。陈在毛泽东的时代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国家权力更迭中又丢掉了这一切。这个人却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鸣惊人———有几年他的名声甚至在那些党的高级官员之上，却又在邓小平时代结束的时候锒铛入狱。他的大红大紫和大悲大戚，都使得一些人兴高采烈而另外一些人垂头丧气。

　　他从来没有离开他那个小小的村庄去做官，但是，关于他的种种传奇般的故事弥漫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人们说他是最大胆的“改革家”、最杰出的“企业家”、为所欲为的“庄园主”、无法无天的“土皇帝”……这一切看来都有事实的根据。他偏居乡村一隅，时刻把眼睛扫视着全中国，同时又煞费苦心地营造自己那个古老和现代相交融的王国。关于他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村庄的故事，因为这里面充满了典型的中国色彩。

　　禹作敏曾经领导的村子，名叫大邱庄，在行政上属天津市静海县，坐落在一片浩浩荡荡的盐碱洼中，距离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只有五十公里，但在70年代以前，这里始终闭塞，潦倒，鲜为人知。只是当诗人郭晓川在这里写下他的新诗《团泊洼的秋天》之后，人们才知道它是京城文人们的流放之地。可是到了80年代，这个濒临破产的村庄成为中国农民最引以自豪的一个工业大镇。三千多个村民中，每一个人的年收入都要超过国家主席的收入。它由于富裕而得名，名声之大几乎能与首都并驾齐驱。报纸的编辑把它叫做“中国第一村”，或者是这个国家的“首富村”，成千上万的人们到这里来朝拜，就如同60年代到山西省去朝拜毛泽东欣赏的大寨一样。

　　在1992年秋天以后的几个月里，到这里来的人更多了。每天有两千人，分散在办公楼前的广场上。他们每一个人都比坐在楼里那个人的级别高，可是却被告知，为了不干扰他的工作，不得进入楼内，只能在外面瞅瞅。于是大家仔细观看这座大理石建筑。正面是主楼，有四层，有点像宫殿，又像古堡，据说是给禹作敏一个人使用的。两侧则是两座圆形的两层建筑，给正副总经理使用；再两侧，是游泳馆和健身房，房顶被巨大的玻璃所覆盖，在阳光下闪着光。主楼的左前方，有一座可容纳几千人的大礼堂，那是禹作敏发表讲话的地方。

　　他是1992年12月26日开始在这里办公的。原来打算在新年的第一天搬进来，可是有一天他忽然想到毛泽东的生日，当即决定他的新起点要从12月26日开始。《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张建伟正好在这一天来采访他，看着他坐在崭新的大班椅上，心情舒畅，侃侃而谈。“你可以写我的办公室。”他对记者说：“你还可以告诉人们，我的办公室就消灭了‘三大差别’。这个差别，大邱庄已经消灭。如果中国的一百万个村庄都有了这样的办公室，整个中国就消灭了‘三大差别’。”

　　张建伟被这些话感动了，但是他是那种更相信自己眼睛的记者。他站起来，从禹的身边走过，走到窗前，透过玻璃望下去，广场上的参观者“就像一堆堆焦虑不安的蚂蚁”。那些人都说是来向禹作敏“取经”的，未见其人，就先看到楼前静静卧着的他的“奔驰600”。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轿车，不免惊讶。

　　“奔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但是在禹看来，这东西有着某种类似于图腾的含义：它是时代的见证，也是农民的尊严。有一段时间，他换了别的车，而把“奔驰”永远停放在他的楼前，因为他发现属下的那些农民，都把这轿车看做是政治的晴雨表。“俺们就是这样，只要看见禹书记的车在，就放心了，要是不在……”一个村民说。

　　一个没有经历过中国农村生活和不了解中国农民的西方人，要想体会这一切是困难的。他头脑里没有多少感性知识，不能理解一个包括九亿农民和五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的神妙含义。

　　大邱庄在外观上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可思议。这小小的村庄由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构成，其间柏油马路交织在一起，路修得极好，路边立着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华灯，有几栋农民住的公寓楼房显然是新盖的建筑，其外观与内部的质量均胜于城里一般居民的公寓。最令人瞠目的是村子中心一处被叫做“人才楼”的院落，内有十六栋小楼，造型不一，饰以淡淡的黄、白、绿三色，有点像西方乡间的别墅群。小楼内外全是新辟的花坛与林荫，花繁树茂，掩映群楼，俨然如京城国宾馆“钓鱼台”的模样。这建筑群中住着二十多户农民。他们都被认为是对这个村庄的富裕做出了极大贡献，其中包括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党委书记禹作敏，他的四大总厂的厂长，一位会计和几位工程师。他们每一家或者两家居有一栋楼房。这些房子造于80年代末期，据说当时每栋造价十四万元，这相当于当时城里八十个熟练工人一年的工资。

　　昔日的贫穷现在已成为农民炫耀富裕的陪衬。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惟一原因，是他们在过去十年间办起二百五十六个小工厂，这些工厂每年给全村带来数千万元利润。小村百姓把这些钱中的五分之一拿来修建那些豪华的楼房和街道，这笔钱比他们所在的静海县全年市政建设的费用要高出二倍半。

　　大邱庄人以中国农民特有的那种感恩戴德的心理，把这一切归功于一个人。“我的一切都是老头子给的，职业、待遇、地位、能力，甚至婚姻”，这个村第一总厂的厂长张延军说，“我对他感激不尽，把他当我们家老人看待”。他们如此崇敬地谈起的这个人，正是禹作敏。几年前，三千多大邱庄人讨论他们的“老头子”应当拿多少工资，大家一致同意他的年薪应得五十万元，这相当于那时候国家主席年收入的八十倍。这位党委书记认为他所受到的崇拜理所当然。“大邱庄没有集体的智慧”，他说，“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还说：“美国总统能拿几十万美元的年薪，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拿这么多？”

　　这种话在中国人听来近乎狂妄，让人反感。不过，他只是这样说说，并没有真的拿这“五十万元年薪”。他的年薪是大邱庄里诸多神秘当中最神秘的一件事情。有人说两万，有人说四万，有人说十万或者二十万。其实这些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最重要的支出，比如他的豪华而巨大的住宅和他的“奔驰600”轿车，根本用不着他自己掏钱。按照中国既成的经济制度，他的公司为集体所有，他具有绝对权力支配集体的财产。在1993年他被警方逮捕之前，这些财产至少有五亿元，每年为他创造大约一亿元的利润。

　　由某个具有超常智慧的人而发动，掀起一村庄、一乡镇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飞跃，是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建设的一个典型特征。中国人把这叫做“能人效应”。农村的贫穷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缺少教育和愚昧无知。直到今天，那里面仍然有大约两亿成年人不能识别简单的文字。但是他们具有识别自己利益和模仿他人成功道路的本能，也有着一呼百应的冲动。这就使得“能人效应”在中国的乡下格外鲜明。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发达的地方，你都可以找到一个英雄豪杰。

　　无论禹作敏后来被证明怎样劣迹斑斑，我们都必须承认他是中国农民中最杰出的人物。他面色黑黄，瘦削而有棱角，一双异乎寻常的浓眉高高挂在眼睛上，眼珠大而黑，几乎看不到眼白，目光炯炯，既执着又机警，有如他在家里豢养的那两条大狗。那两条狗总是盘踞在猩红色的羊毛地毯上，虎视眈眈地盯着来人。禹作敏则常常独自一人倚在一个银灰色的长沙发上，将他的穿着皮鞋的两脚提到沙发上来，盘腿斜倚，那姿势活像十几年前坐在他的破草房里的炕头上。一个记者说，当他看到这一切时，他感到这是一个古老与现代相交融的典型场面。

　　禹作敏的豪华住宅有六百平方米。他喜欢问别人：“我的房子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他把大邱庄里最豪华的饭店起名为“九龙”，这是古时帝王才能使用的称谓。他在村口竖起一座牌坊，亲书“天保九如，地阔八方”，然后颁下旨意：所有来客在牌坊前一律下车，换乘大邱庄的迎宾车———这是把他的牌坊当做古代皇宫门前的“下马碑”了。他冬天不戴帽子，夏天不开空调，最喜欢的食物还是棒米米查粥，最喜欢的姿势还是盘腿打坐。他了解农民的苦难、农民的欲望、农民的喜怒哀乐，“像了解我自己一样”。他喜欢说：“我就是个农民！”“我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受气！”他喜欢权力，却常常嘲笑权力“狗屁不如”；偶像是“钱”，却又常把金钱玩于股掌之中。他的电话号码是：948888。用中国人的语音来读这几个数，就成了：“就是发发发发。”

　　在他走红的时候，报纸上把他说成是一个勤于学习的人，其实他不读书也不看报。他的硕大的办公室里的确有一个含有书架的组合柜，但熟悉他的人说，那全是做样子的。他消磨时间的办法，是把一双挂着剑眉的锐利的眼睛直盯着天花板，经久不动，有如罗丹指下一具冰冷但却激情洋溢的雕塑。

　　大邱庄有五大姓氏，均有极深的宗族渊源。禹作敏的聪明处就在于，他将这五大姓氏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裙带网络。他本人则构造了一个血缘关系与工业组织杂交的权力结构。他将权力分给手下四大总厂的厂长，每个总厂厂长又将权力分给分厂厂长，下级对上级绝对效忠，这就使禹作敏本人能够高居这权力的宝塔顶端发号施令。

　　这个被叫做“企业家”的人其实并不真懂经济，虽有总经理之职却不想知道总公司贷款总额和管理干部数量，至于分厂的事情，一概不问。不过，这个人是大邱庄的当然的政治领袖。他生就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头脑，极富领导才能，通达世事，深知官场风云。“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我的对策不离你的政策”。他用这句话来概括他的成功之道。他是最善于利用共产党的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农民。他的整个发家史，其实就是巧妙地对付共产党的一连串故事。这中间埋藏着无穷的机巧、诡计、合法与非法的手段。这个人如果早生三百五十年，那么打进北京城的农民领袖可能是他而不是李自成。

　　禹作敏不是李自成，可是他的桀骜不驯和目空一切，是所有关于他的话题中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比如他对北京以及各地来的官员从不迎送，也从不陪着客人喝酒吃饭，这与一般发迹起来的农民对于政府官员的唯唯诺诺形成对照。有个官员看了他的轿车就感叹：“我是流血流汗扛枪打仗过来的，现在也才坐一般轿车啊！”他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又有一个人说：“中央各部的部长都不坐这么豪华的奔驰，你是什么级别？你敢坐！”他反唇相讥：“我们农民没有级，别拿我们跟有级的比！”某一天有六位具有中央政府部长级别的官员来到这里参加一个会议，他既不迎接又不作陪，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小官员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与熟人闲谈，而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有人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不理他们”，他说。有一次北京一群官员来参观，他给人家演讲，说着说着忽然豪兴大发，节外生枝：“政府的局长算个什么，要当就当副总理。”诸如此类的言行无疑与中国传统中的中庸委婉大相径庭。按照一般中国人的习惯，即使具有这种野心也断不会说出口来，更何况他所面对的都是共产党的高官显贵。这些人怎么也不能习惯，一个一向俯首帖耳的农民，忽然间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起来。

　　应当说，在这些事情中间，禹作敏多少具有几分藐视权贵的可爱之处，也有替弱者出气的味道。可是，他的横行乡里又使他染上浓重的劣绅恶霸的色彩。有一回一个记者漫步大邱庄街头，看到一个小姑娘抱着一只鲜血淋漓的母鸡痛哭不已，她说鸡是被狗咬死的。那记者怂恿她去找狗的主人要求赔偿，她说她不敢去，因为那人“是禹书记”。记者于是表示愿意代她伸张正义，她却更加恐惧地说，如果这样的话，她一家人今后就会更加倒霉。由于为人民谋得了利益，一个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进而惟我独尊、专横霸道起来，这在中国的乡下并不少见，甚至在共产党的高层领导集团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

　　导致禹作敏入狱的事件发生在1992年年末。12月13日，一个名叫危福和的男人在大邱庄被禹作敏的一群下属活活打死。事情的起因是危福和被怀疑贪污公款，所以这些人便私设刑堂，严刑逼供。毒打持续了七个小时，危死时全身创伤多至三百八十处。此人是一个到大邱庄来做工的外乡人，他的贪污问题始终不能证实，所以这种野蛮的行径也许包含了富有狂妄的大邱庄人的排外情绪。

　　毫无疑问，依据法律该当惩处凶手。但是直到这时，禹作敏并无直接责任。禹的狂妄和愚蠢在于，他认为所有效忠于他的人都应当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而且，他从来不认为私设刑堂、拘押殴打乡民是犯罪行为。他自己也曾亲自动手打人，甚至以金钱来奖励手下那些最威猛的打人凶手。现在，他在得悉危福和命案的全部细节之后，迅速指挥属下策划凶犯的藏匿和潜逃，同时又向警方作伪证说危福和是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群殴致死。他就是由此走出了通向监狱的第一步。

　　六名警方人员来到大邱庄勘察现场，这被认为是向大邱庄的挑战。恼羞成怒的禹作敏下令自己的保安队员将警察全部扣留。失去自由的警察在饥寒交迫中度过十三个小时，四名罪犯却在这时携带巨款逃之夭夭。这件事令警方极为震怒。他们早就想要惩罚无法无天的禹作敏，这一次绝不肯再加宽容。两天以后，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开赴大邱庄，发出通缉令并且要搜查罪犯住地。据官方说警察为四百人，但是禹作敏对记者说至少有上千警察将大邱庄团团包围。他显然希望把事情闹大，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乡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所有路口，与警察的自动武器相对峙，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他本人则以退为进地宣布暂时辞职。

　　事态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是这一次警察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决不与村民动武。他们只是要找禹作敏算账。禹作敏的藐视警方由来已久，但是这一次他闹得实在过分了。党的上级机关和政府官员全都介入此事，纷纷责令禹作敏不得阻止警察的公务。连一向袒护禹作敏的高层领导人，也不能不公开表示对他的愤怒，其他禹作敏的保护者更加难以置喙。相持三天之后，禹作敏终于屈服，他一反自己从不迎来送往的习惯，率领大小厂长出面迎接警察进村。警察搜查了村庄，然后撤出，除了精神上压倒对方，一无所获。他们丝毫没有想到罪犯们就藏在村子里面。

　　禹作敏顶着警方的压力进入1993年，一边继续组织罪犯逃匿，一边收买京中内线为他提供情报，同时还在书写《大邱庄1993年发展规划》。旧历除夕之夜，他受到邀请出席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向全国人民微笑，笑完以后乘着夜色回到大邱庄，一头钻进他的办公室，继续思考村庄的发展规划和他本人的前程。“我生产思想，下面生产效益”，他苦笑着说。他不会用电脑，但是整个二楼的“办公服务系统”都是为他服务的。他们把他的思想记录下来，再变成白纸黑字呈送给他。“一个老农民变成了一个思想家”，一个记者这样写道，“一个只上过三个月私塾的农民写了两百多万字的东西”。

　　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居中的一个房间，有差不多一百平方米，四壁如洗，空空荡荡，一个角落放着一张办公桌，另一个角落放着一套沙发和两个小书柜。他每日坐在这里至少十二个小时，闭门谢客。杏黄色的纯毛地毯从他脚下延伸出去，一头儿伸向一楼，一头儿伸向四楼。他偶尔到上面去看看，那里有各种健身器材，但他几乎从不使用。

　　“我很孤独。”他突然这样说，“我还能干什么呢？”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人一定意识到自己已经山穷水尽。过去几个月里像潮水一般涌来的记者，现在又像潮水一般地退回去了。他打了几个电话，希望他们来看他，有几个真的来了。他对他们说，这次事件，是天津市领导对他带领大邱庄人搞改革致富不满，是有意打击报复他。还希望他们为大邱庄“说句公道话”，至少写几篇“内参”，让中央领导人知道。这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可是他却没有想到，北京的所有新闻单位都已接到上级指示，一律不准介入大邱庄事件，以免干扰司法。尽管在这个国家里党的官员干扰司法的事常常发生，但是这一次他们决定置身事外。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这个敢于向国家司法挑战的人，除了坐在家里束手就擒，别无他法。

　　与其说禹作敏是在与法律和警察对抗，不如说他是在与整个官员集团对抗，注定自食恶果。有几个星期，他期待那些在80年代为他说过话的党的领导人，现在能帮他再次渡过难关。他甚至还期待着邓小平，因为他早就听到一个传闻，说邓小平要到大邱庄“看一看”。他就一直等待着，送走了秋天，又送走了冬天。村口的大道一直冷冷清清，没有人来。有人告诉他，邓的确想来的，但有人说“通往大邱庄的静海县公路太烂了，车行路上太颠簸”，就取消了。他没有办法证实这些消息的真伪，只能半是失望半是期望地想：邓小平不会来了，江泽民会不会来呢？

　　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季节里，江泽民的确离开京城南下了，不过，没有到天津的大邱庄。他去了湖北的江汉平原。在荆门市团林镇，他见到李玉森。共产党内最大的书记和最小的书记相对而坐，后者倒是没有一点拘谨，开口说出一连串流行在乡下的顺口溜。前者听得新鲜，赶紧记在笔记本上：不求官，只求安。

　　天一黑，把门关。

　　你着你的急，我打我的鼾。

　　总书记在这边还没有写完，那边李玉森又说一首：农村干部雄赳赳，又催种来又催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

　　一听就知道这些都是出自农民之口，句句都在谴责和讽刺党的基层官员。让人担心的是，这种怨恨显然弥漫在相当广大的范围里。就在几周之前，江泽民还接到一封来信，是安徽省蚌埠市庞庄的庞文全写来的。庞是个农民，也许不会写字，所以给总书记画了一幅漫画：一个满头大汗的农民挑着两只筐，一头儿装着公粮，高高翘上去；另一头儿是几十项“提留”，重重压下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拿着“招待费”向“提留”筐里放。挑担农民说：“我的妈呀，实在受不了。”这漫画必定是给江泽民留下极深印象，所以他再三向他的属下提起。现在，他在江汉平原上被农民的顺口溜包围的时候，不免又把话题转过来，问农民手里的白条是不是都兑现了。不料一个农民回答：“不是政府给我打白条，是我欠政府的。卖粮收入不够政府的提留。”

　　这是在谈论政府行政中一个最富有讽刺意味的环节。政府购买农民的收获，不付钱，只写了欠条就算了事，这在那时候叫“打白条”。根据报纸上的统计，安徽省农民手里有两亿元的“白条子”，山东是十亿元，湖北十一亿元。但是这位总书记现在才知道，原来还有比“白条子”更厉害的东西———“提留”。因为有这个“提留”，相当部分政府拖欠百姓的债务，竟可一笔勾销。“提留”之弊源自政府的税收制度。当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所以只好削减基层政府的开支，至于乡镇以下的村民委员会，虽然代理政府行使种种行政责任，但却根本不被看做一级政府，其支出也不被列为政府预算，而由当地百姓在缴税之外另行负担。

　　这样一来，“提留”就成为党的基层官员薪俸和行政的主要来源，甚至中央政府对于乡下亿万民众的治理，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一制度建立之初，官员数量适中，也能收敛贪欲。可是天长日久，行政人员无限膨胀，贪欲日甚，世风渐奢，提留也必然随着膨胀。到了今天，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因无力交纳“提留”致使乡间发生冲突的事件越来越多。湖南湘乡市新研乡一农妇潘群英因交不起三百二十元，跳塘自溺身亡。三位农民为潘打抱不平，被乡政府拘留十五天。武昌县熊祠村农民段国早喝了农药，也死了，原因是他交不出“提留”，被镇干部牵走了一头猪。但是不肯轻生的农民更多。在四川，响水村一百七十七户农民签名画押，控告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提留已经无法承担。在湖北，情况更加危急，农民因为无端的义务工摊派正在冲击政府，掀翻汽车……这年冬天，江泽民在武汉召集六省省长讨论农村的是非，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人提到大邱庄。是啊，比起农民的死于非命和群起造反，禹作敏的麻烦能算什么？

　　但是禹作敏的麻烦越来越大。1993年4月，警察抓住了四个逃犯，随后逮捕了禹作敏。这个小村庄因此一案被逮捕者多至二十六人。其子禹绍政因行贿与非法拘禁罪被判入狱十年。禹作敏本人则被判刑二十年，罪名计有五项：窝藏罪犯、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他在1993年8月27日接到法庭判决，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历程，不久之后保外就医，终于不治身亡。报纸为他的去世发表了简短消息，对他的一生不置褒贬，亦无一字评价。官方所要维护的只是大邱庄作为改革先锋的象征意义，至于其中百姓，从此也就黯然失色。

　　尽管官方禁止报界张扬，但这一事件仍然成为当日中国的一大新闻。那些天京城一个记者家里的电话一到晚上就响个不停，很多人想要打听他的情况。这些人都是十几年来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把禹作敏视为自己的同类。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作敏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或者至少是冲着刚刚崛起的企业家们来的？还是禹作敏确为一个刑事的罪犯？

　　这问题在当日无可回答，即使到了今天也只能有一个大致的结论：党的第二代领导的执政特色，是力主创新以及权力分散。这中间包含着极大的随意性，有如当时邓小平所说，“摸着石头过河”。既如此，80年代的改革选择禹作敏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象征，也就成为必然。这个象征在1993年春天以悲剧的方式告终，也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禹作敏具有无法无天的本性，这使他能够完成许多超越常规的创举。他的无法无天有着农民的智慧和愚昧作为基础，这又成为他在日后不可一世、为所欲为的原因。禹作敏的大红大紫与大悲大戚并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在中国，有教养且循规蹈矩的人中，难能如禹作敏那样具有创新的行为，改革之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一些无法无天的人开辟出来的，但是，改革也只有埋葬了无法无天才能真正地成熟，这既是新时代的起点，也是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

第六章　新人治国

　　新人治国在中南海1993年6月采取行动约束疯狂膨胀的经济之前，把当时中国所有经济问题加在一起，其实只用两句就说完了，一个是“大干快上”；一个是“同床异梦”。前一句是各地官员们正在身体力行的，容我们稍后再叙。后一句是国务院副总理朱基说的。此人进京主持全国经济已经二十六个月，直到这时，始终受到各方掣肘。那个春天是中央政府换届的日子，也是省长任免的高潮。那些地方官员，不论是连任还是新任，全都摆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样子。从春天到初夏，朱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说了无数话，苦口婆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中央政府对经济过分膨胀的担忧，可是直到7月5日金融会议召开的时候，不论中南海说什么，他们照样我行我素。就连老百姓也看出其中奥妙，一首最新流行的民谣是这样说的：中央是执政党，地方是“自由党”，企业是“在野党”，农村是“地下党”。

　　人们普遍认定，199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其实新一轮经济周期是从1992年启动的。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二点八，比1991年高出五个百分点。现金投放增长更快，第一季度是百分之二十，还算“平稳”的，从第二季度就发疯一样地膨胀起来，第三季度是百分之三十，到年底达到百分之三十六。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言，土地和股票市场将会吸收大部分新增的货币，但是居民的消费品对现金的吸收力也突然增强了。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市场再也绷不住劲，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七，在那些大城市里则超过了百分之十三。那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涨价最多：粮价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三；燃料价格上涨百分之六十九；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百分之二十五。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有一份报告还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急剧贬值，1992年平均贬值幅度达到百分之二十五。”

　　中国人喜欢看到权力遭到挑战，尽管他们自己一般不会这样做，但他们是破坏规矩的大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一个报告中严厉批评地方政府自行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党的组织原则一向都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南海如此抱怨，说明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可是听者嘴上唯唯诺诺，心里不服。那些天大家都在总结过去三年政府行政的得失，其中最富有喜剧同时也是悲剧意味的一条是，“中央政府号召‘下马’的时候，乘机大干快上。”这成了一些人津津乐道的经验，另外一些人则后悔当初老实听话，结果导致今天的落在人后。地方官员用这样的口吻谈论得失，真是前所未有，但却也不是全无根据。现在大家追昔抚今，嘴上众口一词地说“维护中央权威”，实则私下的想法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朱基在上海市长任上多年，对于这一切当然都了然于胸，所以只好承认“党的号召力大大下降”。

　　对某些地方官员来说，倒是袁庚说的话更中听。此人在80年代深圳特区崛起时是个传奇人物，现在已经退休，时常去林则徐塑像前凭吊。人家问他觉得今天局面如何，他说，中国其他地方也有极大可能出现几个“特区”。还颇有煽动性地说：“肯定有人会比我做得更好。爱迪生发明的那个电灯泡，最初实验的时候只是半秒钟闪亮一下，但是后来它把整个世界变得灿烂光明。”一位作家也有同样看法，只不过多了几分诗意：“特区的‘大雁’开始由南朝北飞，由东朝西飞。它跨越长城，跨越秦岭，跨越天山，在塞北高原、在西南重镇、在长江沿岸扎下根。”他说的是下面这些地方：有长江沿岸的十个城市，西起重庆，东至上海；有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成都等十五个省会城市；有东北边境一线的黑河、绥芬河、珲春和满洲里；有西南重镇南宁和昆明，有南部边城凭祥、东兴、瑞丽和河口。那一年，这些地方全都被国务院批准为开放城镇。河北省的白洋淀也说自己将要后来居上，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跑到这里的“温泉城开发试验区”，转了一圈就说“看到了特区建设的景象”。

　　但是更多的人在说另外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天天陪着外宾在这块土地上走来走去，人家夸张地说“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吊车都架在上海了”，他不仅不纠正，还挺得意地说，这里是中国的“第二个香港”，而且它是一块永远生长着的土地，不必像那个真香港一样耗尽钱财去填海造地。“只要你给它一把米，它准能为你产下金蛋来。”江泽民看来也对这里情有独钟，十四大刚刚结束，他就来了。上海报纸上说他是“打道回府”，回来给上海人“加油鼓劲”，言外之意，这里是江的老家。可是江说，邓小平同志对浦东寄予厚望。

　　这样，中国人的心里就有两个香港了。然而这还不够。“中国到底能造几个香港？或许还会有第三个第五个第八个第十个！”那年出版的一本书就是这样描绘的。第三个“香港”将是浙江舟山市所辖定海、普陀两区和嵊泗、岱山两县。那里拥有一千三百三十九个岛屿。报纸上一会儿说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岛之市’”，一会儿又说它是“全国最大城市”，还有意识地把它和香港新加坡对比，说舟山本岛的面积是香港本岛的七点四倍，和新加坡相差无几。至于“第四个香港”，有可能是南澳，这是广东境内最接近台湾的一片陆地，四面环海，像一只飘浮在海面上的葫芦。有人说它是“一个还没有揭开面纱的少女”。还有人说，“南澳不再孤独。南澳正在向香港迈进！”

　　这一年的中国人就是这样激动，振奋，热血沸腾。民用航空业计划新建四十个机场，再把全国现有的二百五十架客机增加四倍。可是铁道部的官员大声喊道：“铁路才是当务之急啊。”他们说客车拥挤不堪，货车供不应求。每天至少有八十万人站在车厢里旅行，度时如日，度日如年。每天都需要十二万辆货运车，而他们手里只有七万辆。到这个夏天开始的时候，到处都堆满了等待运输的物资：吉林有四百四十五万吨、辽宁有六百三十二万吨、甘肃有一百零八万吨、贵州有三百三十二万吨、四川有二百万吨……铁道部的一次调查指出：仅仅因为铁路运输不畅，我们的国家每天损失十一亿元，所以他们希望“京九铁路”的建设快马加鞭。这铁路从北京城南伸出去，纵穿九个省市，直达香港九龙，有二千五百三十六公里，牵涉了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和两亿人口———几乎都是贫瘠的土地和贫穷的人群，有些人过去连铁路也没见过，倒是听说过“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现在知道火车真的要响了，不禁激动万分，纷纷筹划“大京九经济”。

　　京九铁路的通车尚需时日，“大京九经济”仍是纸上之兵。不过，广西的一个海滨小城，北海市，却真正是一块热土了。各地官员纷纷涌来，说是考察。那时候官员的出行不像现在，假借公务之名，其实是旅游休闲，他们是真想干事情的。在他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房地产业大军。第一支开进来的是“川军”，他们在北海买下四千亩地。第二支是“湘军”，承建十五公里长、一百二十米宽的疏港大道，以换取这个城市的两千亩土地，说是要建一个“小湖南”。第三支是“琼军”，有一百九十多家公司在北海注册。还有“黔军”，正筹划着在北海港“占领”两个泊位；还有“滇军”，省委书记普朝柱对属下说：“等不到南昆铁路线竣工了，先把南昆公路弄通再说吧。”还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北海签了至少一百个项目。当日报纸上兴高采烈地说，有国内二十三个省市区、境外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登陆”北海。到1993年春天，这海滨小城就有一千家房地产公司和十万建筑工人了。现在，全中国都知道北海了，都用当年抗击日本人入侵时的一个着名战役———“百团大战”，来形容它今天的情势。你只要去北海看看，就会发现，与其说那是“百团大战”，还不如说是“军阀混战”。不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雷宇一定不会这样想。此人有个最着名的“政绩”，是几年前在海南的时候，依靠走私汽车为政府积累第一笔建设资金。他因此一案遭到中央政府严厉申饬，被贬官来到广西。中国官员但凡遭遇这种下场，一般都会被冷落，只是雷宇这人与众不同，同事对他一力维护，百姓对他全都恨不起来，记者们也在寻找机会为他开脱。现在，北海一鸣惊人，广西全境振奋。当地报纸再次提起雷宇，就像是“闻颦鼓而思良将”，说他“极富开拓精神，常有惊人之举。”还说“这位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对广西未来充满信心。”他也说自己“历经宦海沉浮，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且声言“真心想为人民干一点点事情”。

　　北海出现的这个局面，一定要和中国人多年以来的一个梦想联系起来，才有可能被理解。我们国家自近代开放海禁，受益者大致拘泥于东南，至于遥远而又辽阔的西南地区，只有三条出海通道：北路沿铁道至宝鸡经过陇海线，到达江苏连云港；中路由重庆沿长江东去，走到尽头是上海港；南路则穿过湖南，抵达广东湛江港或者广州港。此三条通道都须绕行数千公里，乃致成本巨大，耗时甚多。中央政府自80年代开始修建南宁至昆明铁路，希望能够开辟西南出海的第四条通道。从地理上说，南昆铁路将川滇黔三省与广西连接，直接和间接受益的西南民众至少有三亿人。他们可以经此捷径直抵出海港口———钦州、防城和北海，进入南海，然后跨过浩瀚的太平洋。

　　可以想象这个梦对中国人的巨大激励。在1992年冬天到1993年春天的几个月中，沉寂了几百年的广西就这样走上中国经济舞台。中央政府的官员们频频光顾，有李鹏、李瑞环、朱基、刘华清、邹家华、李岚清和宋健，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东西南北的地方官员也尾随而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心口如一，同仇敌忾，这在过去十多年里本已不多，但在当日广西沿海一线，你还真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大家都在表达“大干快上”的急切心情，只有朱基一个人留下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告诉那些人，南昆铁路的建成尚需漫长时日，“铁路不通，港口起不了作用。”又说“建设不能太超前。决策一定要慎重。”可是北海、防城和钦州三个城市已在海岸摆开一线，不惜血本地争建码头，没有人会静下心来，听这位副总理说些不入流的话。

　　也难怪广西不听话，全国都是如此。国务院在这一年的投资预算是八千亿元，数目空前，令人不安，但是还不够用，事实上投出去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九亿元，由此也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一般动向。每天都有五百家新公司开业，其中有五十家是专门开发不动产的。每周有一百四十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中央政府一下子批准了一百一十九个经济开发区，前所未有，可是实际数量还要大得多———有八千七百个经济开发区开张了。这一年地方政府官员似乎都在忙一件事：开发区的批准和剪彩。只要派出几个人，圈出一块地，盖上一个图章，拉起一条彩带，就成了。有些地方，连这些也都免了。比如安徽中部一个褊狭闭塞的村庄里，一个面容消瘦的白发老农，严俊昌，就是这样做的。十五年前他和另外一些农民按下手印，分田到户，让自己吃饱了肚子，由此引发了80年代初期整个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这“十八个手印”也就成了中国农民中最脍炙人口的故事。而现在，他把专家找来，帮助他的小村庄成立一个工商贸易总公司，名字就叫“手印公司”。

　　“三年‘治理整顿’中那种低速徘徊的疲软之风，已荡然无存”，中国新闻社的一位记者这样说。看来情况真是这样。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大干快上的气氛不容置疑。李鹏得以连任总理，政府的经济方针改弦更张了。不再让大家“过紧日子”，而是要求“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宪法》在五年前已经修改过，但现在大家觉得有必要再次修正。两千多个代表一表决，就在《宪法》里加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把“实行计划经济”改成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农村人民公社”改成了“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又说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些话在今天听了就像一碗白开水，可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都是第一代领导人不想做、第二代领导人不敢做的事。可是说老实话，这里面的价值，与其说是法律的，不如说是政治的。就眼前来说，它对全国的影响就变成了加快改革加快建设的激情。“宪法大还是改革大？”在广东出版的《粤港信息报》这样问道。它的一篇评论里面说：“连宪法都不能阻止改革，还有谁能阻止呢？”

　　但是分歧还是越来越大。4月1日，中央政府的领导者放下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把省长们统统召到中南海里来，说是通报经济形势，请求大家“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所有人都能听出弦外之音。于是大家都开始各说各话。广东的说：“就全省来看，我们并不热。”福建的说：“连广东都不热，我们更不热。”江苏的说：“我们只有个别城市的速度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入。”言外之意，这速度和你中南海说的不是一回事。海南省长摆出环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根本不说自己“热”还是“不热”。广西说，“我们是刚刚开始”。江西说：“我们这里连温度都没有。”这意思是说，他们是冰天雪地，何热之有？至于西部地区的那些省，甘肃、宁夏、新疆、陕西……都说自己正被甩得更远，追还追不上呢！大家都说1993年一定是“大干快上的一年”，应该比1992年有更大作为。这些人来自东西南北，统辖一方百姓，现在个个摩拳擦掌，根本不顾中南海说什么，只等会议结束，杀将回去，给已经燃烧的熊熊大火再浇上一盆油。

　　今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有如昔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意识形态。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忽然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弄到钱：到银行去，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恣意汪洋，怎么也挡不住。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这就再次证明，大多数人都把中南海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在商品市场上，通货膨胀真的卷土重来了：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百分之十七，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四十，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自从1988年以来，人们再次萌发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赶快写出报告，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世界银行的警告是在1993年5月发出的。只要说出一件事情，就可以知道这不是无病呻吟。有个姓李的湖南人，公开身份是某县物资局的干部，其实是个胆大妄为、机变百出的骗子。此人有一天忽然豪气大发，提出公款一百万元，又在银行透支一千万元，杀奔深圳，一举买下十五万股“苏三山”以及其他若干股票，又跑到北海市街头小摊刻了一枚印章，上面是“正大置业公司”，接着回师湖南株洲，找了一个周末跑到县邮电局，向深圳和海南的报纸发出传真，说“正大置业”已将“苏三山”百分之五股本收归自己账上，总计二百五十万三千三百股，又把那假印盖上。编辑看了印章，也不证实，就把消息发表了。可以想象后来发生的事情：星期一，“苏三山”大涨百分之四十，有两千万股换了主人，这姓李的乘机抛出，大赚一笔。两周以后，东窗事发，李被捉进监狱里去。可是成千上万跟着买进的人全都倒了霉，他们不仅把一亿两千万元套在“苏三山”上，而且过了很多年还不知道这姓李的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他是否犯法，是否被定罪判刑。这种事情即使在那个混乱的时候也是属于极端，毕竟少有，但是其中包含的所有要素：人的发财欲望和想象力、公款和银行里的钱就像自家的、欺骗、轻信、操纵媒体、追赶风潮、制度与道德全都没有约束力、法律也无可奈何……凡此种种，在整个90年代都有代表性，而在1993年5月的“苏三山”事件中，不过是个开头。

　　老实说，这局面让中央政府尴尬，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再次面临挑战。中央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中，副总理朱熔基显示了高超的领导才能。朱熔基拥有十足个性，头脑敏捷，行事专断，疾恶如仇，幽默而富有人情味、藐视强者而同情弱者，这一切都是官员中间极为罕有的品格。1993年他六十三岁，仍旧保持着超群的记忆———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后近三十位。他是中南海的高级领导人中惟一给自己定下“三不”规矩的人：不受礼、不剪彩、不题词。一个外国记者研究了他的所有照片后，说他不会笑。一个中国记者多次听了他的讲话后，说他“有四敢：敢说，敢干，敢怒，敢爱。”全世界的媒体都开始注意这位副总理，有个人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能越过这个跨度的仅此一人。”不过，我们还是宁愿把他看做时代的产物。如果不是遇上邓小平那样的人，如果不是遇上90年代初期那种经济萎靡的局面，这个人也许会在地方官员的位置上终其一生。又有人对他大加赞誉，说他是“处理棘手经济问题的行家里手”，还说他是“铁腕”。其实，任何一个熟悉中国领导体制的人都能想象，如果没有总书记江泽民的支持，他是不可能坐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像总理那样发号施令的。

　　应当说，江泽民与朱熔基联手应对大局，是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朱熔基昼夜苦干，周末也没有停下来，到星期一，完成了他的报告。而他们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百分之二十；重新审查开发区；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如此等等。党的方针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实属罕有，一看就知是出自朱的手笔，但是可以肯定他得到了江泽民的支持。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副总理又接连发出了七个指示，把国务院的十个督察组派到二十个省区（后来又嫌不够，再增加七个省）。“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察，其成员不仅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内外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真正富有“朱熔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位之时，国务院颁发七次指示，予以约束，都不管用，也不知道是行长不买副总理的账，还是所有银行都不买这位行长的账。朱基在无奈之中，改而采取组织的整饬，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免了原行长的职。司法部门也迅速介入进来，先是拘留了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行长赵金荣和副科长刘淑红。4月1日，也即中南海向省长们通报经济局面的那一天，这两个人连续开出二百份备用信用证，总金额为一百亿美元，拱手交给两个在美国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还有一个名叫沈太福的中年人，到处张扬如果有人把钱借给他，他可以支付“年息百分之二十四”，转眼间就有十万人交给他十亿元。沈自己贪污二百万，还有若干行贿党政官员和党报记者的事实。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去的人可真不少，一律从严惩处。其中官位最高者名叫李效时，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受贿五万二千元，被判二十年徒刑。沈太福这个人，既搅乱金融秩序又腐蚀党的干部，惹得朱基大发雷霆，更是不能放过，经过一番严厉审判，就被枪毙了。

　　这是“杀鸡给猴看”，“猴子”就是那些肆无忌惮的银行官员。7月份，朱基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把属下银行的主持者都召到北京，命令他们在四十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他伸出手来，点着那些银行官员的鼻子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说到最后，他高叫一声“同志们”。在听了那么多刺耳的话以后，大家还能听到他说“同志”，反倒吓一跳，谁也不敢走神，就听他接着说：“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

　　他停下来，示意大家可以走了。目瞪口呆的行长们连道别的话也忘了说，忐忑离去。所有银行里的电话交换台当即忙得不可开交，铃声响个不断，都是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的，仿佛当初忙着往外借钱一样。营业厅里又排起长龙，不同的是，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次一点都不讲情面，他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

　　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朱熔基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做“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做“老板”，这可是头一回。现在，整天胆战心惊的可不光是国务院里的官员了，还有银行的官员。可是看到那些放债的和欠债的全都老实起来，这些人挺受鼓舞，于是把网撒得更大：把过去一年里拆借资金的所有人名都列出来了。网也收得更紧了：谁要是不还钱，就别想再做生意。银行是“见钱就收”，只要你的货款一进账户，立即被银行划走。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来三百三十二亿元，还增加了四百零五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启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官员们也松了一口气，连连说，“十六点计划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虽说“成果令人鼓舞”，危机并没有消失，笼罩在中南海里的紧张气氛也没有放松。不过，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总算被制止了。有些人抢购了黄金首饰，有两家银行发生挤兑，很快就过去了，并无蔓延。下的药是过猛了一点，可是当时只能这样做。资金这东西就像山洪，来得快去得也快，谁也没有办法。企业现在全都畏惧银行如虎狼。那些还想赖账拖欠的企业没有办法，只好去买保险柜。收支不走银行，只走保险柜，所以保险柜的生意忽然走红。没有人能算出到底有多少保险柜进了企业，但是有人计算出，那个月里，这些保险柜里放着六百二十七亿元现金。所以专家们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体外循环”。这意思是说，金钱对于经济，有如血液对于人体。血液都跑到人的身体外面来了，这人还能有好吗？看来朱基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开始对企业发布命令：“必须把钱存进银行，要走正路，不许搞‘体外循环’。”他知道光靠这样说是没有用的，所以还有更严厉的办法在后面。有人说，他的办法如果成功，将青史留名；如果失败，政治前途就完蛋了。他自己说，他不求有功，只希望在他下台的时候老百姓说他是个清官，他就满足了。其实他是不会容忍失败的。他的“改革新政”接着就开始了。

　　大凡中国人遇到内忧，总是争论不止，不拼个你死我活不罢休，可是一遇外患，便会集合起来，同仇敌忾，根本无须过问是非真相。1993年有个多事之夏，魏京生被放出来了，禹作敏被关起来了，“马家军”的中长跑队员王军霞把“万米纪录”提高了四十一秒九六，世界田径场上刮起“中国之风”，外国人怀疑这是兴奋剂的功劳，中国人都相信这是马俊仁创造的奇迹。汪辜首次会谈，海峡这边不许那边“重返联合国”的图谋得逞，却要求归还劫机罪犯。抗议美国人卖给台湾四架E—2型“鹰眼”预警飞机。拒绝香港总督彭定康推出的“政改方案”，说他“干扰破坏”了香港的平稳过渡。与整个西方世界争论人权问题。要日本人承担战争责任。山西盂县羊泉村一位七十一岁的老人万爱花，踏入东京，以自己被蹂躏的惨痛经历，控诉当年侵华日军的性暴力，千万中国人站在她的背后，怒眼圆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败给悉尼，十三亿中国人没有自责，都把愤怒的情绪撒到美国人身上，就连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说“某些大国从中作梗”。这“大国”不是美国又是谁呢？

　　中美两个国家积怨已久，冲突时起时伏，自从80年代后期开始，新的问题一下子突出了。美国人在人权问题上纠缠不休，中国人则在霸权问题上予以回击。到了1993年的夏天，两国的矛盾集中到航行在波斯湾水域的一艘中国货轮“银河号”上。

　　《华盛顿邮报》写道：“中国在继续进行并在扩大生化武器的生产。”在当时看来，它好像有真凭实据握在手上。但后来，对美国人的敌对情绪在全中国弥漫开来，“银河号事件”成了一件暧昧的、不精确的、令人充满疑问的事，成了美国人蓄意挑衅的结果。

　　要了解1993年8月第一周发生在波斯湾水域上的事件，首先要知道化学药品“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的性质，它们本身并非杀人工具，但却可以用来制造化学武器，所以也被叫做“化学武器前体”。就科学的定义和武器制造的程序来说，这没有疑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将它列为禁品，也是中国和美国都认可的事情。问题出在，美国人认定自己掌握了“可靠的情报”，证明中国货轮“银河号”载有这两种东西，而中国政府则予以否认。事态拖延多日不能解决，终至发展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满载六百二十八个集装箱的“银河号”7月7日由天津新港启航，它拥有万吨级排水量，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所属。其计划中的航线是经由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跨越印度洋，驶向中东，将在8月3日抵达波斯湾沿岸的迪拜港卸下货物，然后转头驶向沙特达曼港。

　　7月23日，就在“银河号”将要进入波斯湾的时候，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忽然宣布，他们怀疑中国人将违禁化学品藏匿在这条船上。五角大楼没有当场出示证据，但却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动用了各种侦查手段，跟踪“银河号”已有月余，已经掌握确凿证据，证明这些化学品将被运往伊朗，后者被美国列为“恐怖主义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世界舆论为之哗然。所有人———政府官员、记者、学者、商人、技术人员和军人，都确信五角大楼的消息准确无误。美国政府据此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这一出口行为，否则就要制裁中国。其实所谓“确凿证据”，从一开始就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五角大楼的情报说，“银河号”从大连港出发，正在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就与事实全不相符。可是当时没有人注意这些情节，即使注意到了也不会放在心上。美国人多年来一直在指责中国违反条约出口化学武器，却苦于没有证据，这一回是天赐良机，一定要让中国人难堪。

　　“银河号”却还蒙在鼓里，一往无前驶入海湾。风平浪静，碧波蓝天。8月的第一天，周围出现异样。一艘美国军舰不近不远地尾随其后，上面标明“六一号”。船员们都说这军舰是来伴随他们一起航行，虽不同舟，却可共济。五十四岁的船长张如德看出不对头。接下来的一天，令人生疑的船只更多了，都在周围海面跟着，都架着照相机，都把镜头对着“银河号”。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飞到他们头顶上，盘旋不去，机舱门敞开，一架摄像机伸出来，镜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有如好莱坞电影中的海上战斗。

　　除了中国，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刊登“银河号”的“劣迹”，图文并茂，可是“银河号”上的船员却一无所知。3日上午8时，他们到了阿曼湾，看到陆地，港口近在咫尺，却忽然接到“不能靠岸”的指令。原来这些国家接到美国人的通报，阻止“银河号”进港卸货。张如德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带着善意的船只，挂着星条旗的“六一号”还亦步亦趋跟在后面。直到傍晚，他终于得到指示，把船开到距霍尔木兹海峡约十一海里远的公海上，抛锚待命。现在，“银河号”周围更加热闹，不仅“六一号”跟了过来，而且还增加了“九七五号”和“九九六号”两艘军舰，还有战斗机、直升机和侦察机，绕着船舷飞来飞去，卷起浪涛阵阵，张如德抬眼张望，看出飞机上都是美国军人。

　　美国人兴高采烈，就像是警察抓住了一个臭名昭着的强盗。他们告诉“银河号”不得乱动，漂在海上听候发落，又掉头找到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号”掉转航向打道回府。

　　北京刚一开始有点懵。自从新一代领导人继承大统以来，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就不再像80年代那样从容，摩擦就没完没了。不过，导致两国如此尖锐交涉的突发事件，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们本来缺少经验，又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嘴上强烈抗议，心里有点发虚。二十四个小时以后，中国外交部才做出回应，告诉美国人他们已经全面调查，“银河号”上根本没有那两种东西。美国人当然不信，决心登船检查。中国人同意检查，但却拒绝美国人登船。他们答应把船开进迪拜港，由当地海关与中方一同核查“银河号”货箱。可是美国人现在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他们自己。他们说，没有他们参与的检查全都不能算数。这种要求在中国人看来，乃是一种蓄意侮辱。

　　事情就这样僵持着，“银河号”进退不得。骄阳当头，海面上没有一丝风，摄氏五十多度，机舱里面就更热了，可是谁也不会到甲板上去透透气，那里被晒得滚烫，不小心把手碰到甲板或者护栏，就会烫起水泡。就这样过了两天，淡水和食品短缺的报告不断传到船长室来，张如德命令船员们停止洗澡洗衣，节约饮食，把午餐的“三菜一汤”改为“两菜一汤”，数量也明显减少。这时候美国人从军舰上打来电话，说愿意给“银河号”提供油料、淡水和食品。看来普通美国军人动了恻隐之心，至少是出于某种善意，可是当日两国政府如此敌视，普通人中间也不免滋生怀疑和仇恨。人的生命当然宝贵，但中国人在某些时刻会将祖国尊严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现在正当其时。张如德严词回答美国军人：“我们不需要！”然后通报全体船员。船员们异口同声地宣告：“决不要美国的一滴油一滴水。”

　　“银河号”在焦急的等待中漂荡了一天又一天。北京这边，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秦华孙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提出强烈抗议，再三声明自己履行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美方情报是失实的，措辞坚决，但口气始终让人觉得给自己留着余地。一位新华社记者说他当时注意到，谈到“银河号”上是否有违禁化学品的时候，中远总公司的用词相当谨慎，外交部发言人也总不忘记加上“据我们了解”的前缀，如此等等。这让很多同情中国的人都捏了一把汗，也让美国人更加相信自己，决心乘胜追击。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对中国人说：“我们已经获得确凿的情报，我们决心对该船进行检查。”这就好比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闯进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家里，对她说“你有罪。你必须让我搜查。”看来已经无法找到一个让双方都能顾全颜面的办法。一个对美国从无恶感的中国记者，看到这情形也不免抱怨：“除了自己的情报人员，他们怎么就不相信任何人呢？”

　　在某种程度上，“银河号事件”也可以说是出于一时误会或者下级情报人员的曲解，纯粹属于技术性质。美国人认定他们的行为有国际公约为根据，从纯粹国际法的意义上来说，这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从国家间的交往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错误。错误的背后无疑有美国政府，当然它自己有可能是受了五角大楼或者中央情报局某些官员的欺骗。可是，如果美国的执政者不是对中国抱有一种很深的敌意和不信任，过于自以为是，技术性的失误也不致引起这么大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和国会的确是纵容这种充满敌意的行动的。另一方面，中国人如果不是对美国的霸权有着很深的疑虑，脑海里面时时出现一个“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形象，也不至于将一个技术性的错误扩大成为一个维护民族尊严的问题。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过去曾经无数次地发生，在今后还将层出不穷，甚至掀起更大的波澜。可见一件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是一回事，它背后的国家倾向和民族情绪却有可能是另一回事。

　　8月26日，也即抛锚公海漂泊二十四天之后，“银河号”终于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达曼港。它已经无法回避一场带有侮辱性的检查。检查由中国与沙特的政府代表共同主持，并且限于发往伊朗的集装箱。美国人如愿以偿，得到直接登船的许诺，但却只是作为沙特方面的技术顾问参与检查。经过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两个国家都给对方留了一点情面，又都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不过，真正的较量还刚刚开始。

　　张如德指挥“银河号”经过数道关卡进入达曼，惊讶地发现他的泊位已被层层叠叠的集装箱围了起来，中间留下一片巨大的空地。向着海洋的一侧，有沙特的快艇游弋穿梭，有一艘军舰，岸上还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回巡逻。

　　28日上午，检查组登上“银河号”。所有运送到伊朗的货物都被指认出来，吊出船舱堆在露天场地。现场气氛紧张，好像决战在即。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沙祖康后来说，是“沙特政府代表在中国政府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对“银河号”所载货物进行检查，其实当时的检查者是美国人。“技术顾问”成了真正的主角，全都跃跃欲试，身着沙漠迷彩服，手提检查仪器，个个显出既精湛又忠诚的职业精神。天气很热，船舱里摄氏六十五度，美国人已经汗流浃背，却还要钻到箱子底层，趴在地上一一核对，已经气喘吁吁，仍旧不肯罢手。可是在中国人眼里，这一切优秀品质都成了令人厌恶的挑衅———这些美国人必是抱定了让中国人难堪的信念，才会如此卖力。

　　夕阳西下的时候，运往伊朗的二十五个集装箱已经全被打开，可是除了建筑材料和固体染料，没有要找的东西。美国人大失所望，但还没有想到去检讨自己的情报。马克尤姆（他是美国驻沙特使馆参赞，现在也是检查组里美国政府的代表）反复思考事件的整个过程，觉得上了中国人的当：这些狡诈的中国人要求“只检查运往伊朗的货物”，可是他们在海上漂了那么多天，一定有足够时间把“赃物”转移到别的地方。华盛顿显然也是这样想的，所以给马克尤姆发出新的指示：查看所有发自中国的货箱，还要查看任何一个有疑点的和装着化学制品的第三国货箱，又提到两个货箱最有嫌疑，箱号为CSAQ3101和CSAQ3102。

　　沙祖康一边抗议，一边同意。自从1989年以来，在美国人的每一次攻击面前，中国人大都显得被动，不是躲躲闪闪就是笨拙地为自己辩护，似乎总是理亏。这一次，中国人可以在美国人的霸道嘴脸上狠狠地打一个嘴巴。不过，直到这时，他们仍然锋芒内敛，后发制人，一再说船上的确没有那些东西，好言劝说美国人罢手，又做出很不情愿的样子同意打开所有货箱。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有“哀兵必胜”的传统，现在眼看咄咄逼人的美国人一步一步走进绝境，不免暗笑。

　　事态表面上按照美国人的意志进行，其实却是走进了中国人的套路：打开的箱子越多，美国人的脸色就越是难堪。他们撅着屁股把“银河号”翻了个底朝天，嘴里不住地骂着“SHIT”。到了第七天，六百二十八个箱子全被打开了，没有结果。从五箱甲酸、两箱农药和一箱松节油中取样化验，还是没有结果。美国人终于失去信心，满脸沮丧：看来所有货箱都无可怀疑，而情报人员指定的那两个货箱，船上根本就没有。

　　9月4日，检查组发布报告，宣布“银河号”上“未载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就像足球场上的一次“防守反击”，现在轮到中国人说话了。沙祖康严厉指责美国人损害了中国声誉。中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嘲弄地说，美国以自己的失败告终。然后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和全国政协举行座谈会，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几百个中外记者说，他们要求美国对“银河号”事件公开道歉，还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但是，美国人在检查报告上签字以后，就什么也不肯做了。

　　直到今天，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会知道1993年夏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事件却有象征意义。

　　他们发现美国人原来并不总是对的，有时候也会出错，甚至还会表现出愚蠢、多疑、自以为是和任性胡为的秉性来。

　　这个夜晚，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都报道了检查结果，仅仅就事论事。中国的媒体却有了借题发挥的良机。编辑推迟次日报纸的出版时间，忙着从头版上撤下预定稿件，换上了让美国人出丑的消息。《人民日报》的评论嘲笑美国人以“世界警察”自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声明带着教训的口吻：“他们应该清楚，这需要美国增加对别国的信任”。电视台的《军事频道》，把这一事件作为一个典型战例，放在“战争博物馆”里陈列。新华社驻守世界各国的记者们，一个月来对当地报纸上指责中国人的消息全都不提，现在把所有替中国人说好话的消息全都汇集起来，在中国的报纸上刊登，说全世界都在指责美国政府的“海盗行径”，中国现在要求美国公开道歉并赔偿物质损失，也是属于正当回应。英国《每日电讯报》说，尽管美国口气很硬，但“银河号”事件使美国政府感到尴尬，而中国则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美国《华盛顿邮报》说：“海上的失误叫美国难堪”，还说“美国声望受损”。水均益那时还是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个工作人员，闻讯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电视采访，他就是从这里出发走上电视主持人的道路。这一天，他就像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那样兴奋不已，从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跑到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的记者招待会，站在一张大号世界地图前，面对摄像机慷慨陈词，又在电话里说服还在沙特阿拉伯的沙祖康接受他的采访，在挂上电话之前忽然灵机一动，向对方要一张个人照片：既然电视画面上不能出现“银河号”，那就出现沙祖康也好。水均益放下电话，冲出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此时正是凌晨三点半，街上空无一人，幸而有两个男人要去郊区钓鱼，把一辆黄色小面包车开过来，被他当场截住。十分钟后，他来到外交部宿舍大院，铁门上着锁，无人应答。他爬过两米高的墙，登了两层楼，找到沙祖康的公寓，在门上敲了几十下后，里面终于有了声音。他站在外面，“用最快的语速说明了一切，从门缝下面将我当时身上带着的所有能说明我是个好人的物品一一塞了进去”。那时候他还没有一点名气，不是什么主持人，甚至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证还没有，要想证明自己的身份还挺难。情急之中，他把电视台食堂的饭卡也塞进门缝里面去，直到里面的人终于相信这不速之客不是歹徒，打开门。于是他拿到了照片。“沙祖康出现在第二天的电视画面上”，他后来得意地说。听上去，好像那位外交官就是打败美国人的民族英雄。

　　90年代中国的历史自有其饶有趣味之处，轰轰烈烈的事情常常不能持久，而细枝末节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银河号”事件当日闹得纷纷扬扬，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只是一个小插曲。既然历史在过去十几个月里发展得很快，那么自然，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就掉转方向。毛泽东当年对年轻人说了一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就引起几十万人山呼海啸般地欢呼，可是现在，关心大事的人越来越少了。“那离我们太远了”，一个大学生这样说。“就让政治家们去关心吧。”年轻人嘲笑年长者的忧国忧民，开始构造自己的精神世界。“非意识形态化”的潮流悄悄地占领了他们的领地，当时也有人把这叫做“物质第一主义”。有个调查机构在北京、广州、成都和上海这些大城市里，到处寻找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青年人，只想弄清楚一个问题：他们在想什么？结论是：自我观念浓厚；对自己比对国家社会更关心；对生活更乐观，相信中国会继续开放。百分之四十四的人认为是按自己的价值观生活的；百分之四十三的人最关心能否找到满意的工作。那时候城里的青年，的确就是这样的。他们还没有今日青年那么大的消费欲望，没有买汽车买房子出国旅游的计划，只不过把一半钱用在饮食和衣服上，另外一半钱用来买进口电器和进口香水。有二十五万人吸毒，有几百个人沾上了艾滋病病毒，这是官方宣布的，实际人数更多。不过，大多数年轻人还没有走得这么远，他们和前辈的最大不同在于娱乐和享受。卡拉OK歌厅、迪斯科舞厅、摇滚演奏，生意都极好。门票价钱比三年前涨了一倍，五十元一张，周末还要增加。全世界的声色场所在星期三都是清淡的，只有中国热闹非凡。还有流行歌曲演唱会，那一年歌迷们追捧的是香港“四大天王”，爱看电视的人津津乐道《戏说乾隆》，从春天谈论到盛夏。

　　不过，在西北古城西安，有几天，人们不看电视了，都跑到城东去看“神火”。那是8月15日深夜，大新巷与龙渠堡交汇处的一株老树忽然起火。这是唐代古槐，直径两米，空心。根据后来警察的调查，火从它的腹腔中燃烧起来，原因不明，也许是有人将尚未燃尽的炉灰倒进树腔，或者是顽童的胡闹，或者是地下水道内长期聚集的沼气忽然焚烧，还有人说是目前尚难解释的物体自燃现象。不管是什么，火势很快就被消防队员扑灭。可是消息迅速为周围百姓得知。他们说“神树”起火，是“火龙”降世，普渡众生。次日凌晨，几位老者来到树前，火势已尽，只有青烟缕缕。老人焚香祈祷，跪拜如仪，围观者越来越多，许多人加入了跪拜者的行列，日复一日，渐渐增至数百人。事情终于惊动了当地党的领导、官员和警察来到现场，劝说大家回家，可是无人理睬。等到第十天，周围百米之内已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依次上前，环抱老树，口中念念有词，左手捧着黄纸，右手摸着树皮，将树干上褐色颗粒粘在手上，期待神祉降福。又有一座祭坛在古树东侧搭建起来，五米长，两米宽，烛光摇曳，香烟袅袅，四周一片信徒。三跪九叩之后，将燃烧的香烛插于坛中灰烬，伸展双手在空中挥舞，说是能够取到“神药”。根据后来报纸上的说法，政府再三劝阻无效，只好动粗，取缔无证摊贩，清扫现场垃圾，又沿老树砌起两米多高的环形护墙，禁止闲人接近，“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火龙’在8月25日彻底熄灭了。”这个夏天，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上的商业部，把牌子摘下来了。差不多同时被摘牌的国务院部委有七个，物资部、能源部、机械电子工业部、轻工业部、航空航天部，以及东长安街上的纺织工业部。不过，又成立了五个：国内贸易部、电力部、煤炭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国务院的计划是“裁减两百万干部”，还说机构改革就是“拆庙送神”。这是几个月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大多数官员都被要求填写志愿表，如同报考高等院校的学生，有三个志愿。原来以为这些人是要“下海”的，就像一年来很多人做的那样。可是结果正相反：“多数人都把留在机关作为第一志愿。”一个年轻干部说：“最起码等分到一套房子后再作其他考虑。”一个记者说：这叫“请神容易送神难”。另一个记者说：“这反映了‘官本位’与‘钱本位’的碰撞。”

　　全国政协委员樊海山说：“四只金钱豹，十三顶大盖帽，都来吃一个破草帽”。这是在说财政、税务、工商、银行四个部门和那些身穿制服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到农民家里来敛钱。这一年九亿农民平均每个人交给国家税金四十九元四角，比80年代增加了一倍，此外还有更多的“苛捐杂税”。“农民负担”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成了一个既有经济意义又有政治味道的词。河北省委农工部承认政府正在“乱收费”，还开列具体项目如下：发一把变压器防盗锁，四十四元；拖拉机车检换本，三十元；农民结婚登记，二百二十七元；一个汽车必备的三角牌，上面只印了一个惊叹号，也要四十元。所以樊海山委员的那个顺口溜就是从河北传出来的。但是河北农民还不是最不幸的。江西的“农民负担”有一百零四项。山西“农民负担”有二百二十八项，政府辩解说，里面有一百一十四项是合理合法的，却不肯说还有那么多项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比如在辽宁办一个“渔业许可证”，公开的手续要几元钱，但是不给你办，只能“私了”，要交五千元到一万元。

　　个人计算机的大举进入中国还要等一年以后，不过，文人们已得风气之先。第一批用电脑写小说的作家在1993年诞生了，有杨沫、谌容、张洁、张一弓、赵大年、陈建功、范小青，还有王蒙。“现在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坐一坐”，这位前文化部长说，“否则心中觉得有所失落。”

　　在这些令人激动的大事和无关紧要的小事发生之后，1993年结束和1994年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朱基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把印钞机器的转速降下来。这位副总理根据下属的报告得出结论，中国最繁忙的机器，要属印钞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停人不停机”的。即便这样，还是赶不上支出的需要，他就只好批准属下与国外商人谈判进口转速更高的印钞机器。可是签订合同，还有制造、运输、进关、安装，都要时间，远水不解近渴。中南海里，有人提议，趁着发行新币之机，把百元面值提高十倍，印出千元大钞。有一阵子，朱被说动了，可又担心老百姓的意志难以承受，终于作罢。但是，钞票的发行速度———每天四亿一千七百万元，还是创了历史纪录。

　　1994年5月，米尔顿·弗里德曼回答《经济学消息报》记者高小勇的问题时说：“高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印刷的货币太多，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惟一的原因，哪里都是如此。”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显然是在为中国担忧。那时候，的确有很多事情让政府官员忧虑，还有另外一些事情让老百姓忧虑，让官员和百姓同样忧虑的事情当时并不多，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就是其中一件。

　　自从第三代领导人颁布他们的经济方针以来，至少在这件事上，是政府说到而没有做到的。国内经济已经连续二十四个月高速增长，这是大家当初的梦想，可是一旦梦想成真，却又发现原来并不全是灿烂阳光。物价问题已经成了老百姓在餐桌上指天骂地的源头，这回可不是信口传播谣言，就连邱晓华也承认物价“继续攀高”。三十六岁的邱晓华是国务院里头衔最多的官员之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高级统计师、着名经济专家、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两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但是最重要的，他是中外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他的沙哑的、带着八闽乡音的“答记者问”，现在好像是专门为老百姓的愤怒提供证据的：1994年第一个月，物价上涨百分之二十三点三。乡下农民开始抢购农用物资；城里百姓则是抢购电器和金饰。这情景已经让市场多了一重紧张气氛，然而还有一个消息在传播，说新的税制以及人民币汇率“并二轨为一途”，将给已经燃起的通货膨胀之火再浇上一盆油。中央政府的心情，因为这件事开始战战兢兢，党的领导人几乎无处不讲“稳定”。北京召开了“菜篮子”会议———这个词是针对城里人的食品短缺和价格上涨发明的。国务院在会上严令属下采取措施控制物价。这一回各地的官员们倒是雷厉风行，纷纷检查自己辖区内的市场。经济理论家们则在报纸上提出控制物价上涨的主张。旧历新年来临之际，江泽民走进北京的菜市场里视察，向一群正在买菜的市民表示他也在关心物价，但是他已经不说“控制”二字，只说要将物价水平保持在城乡居民和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以及政府的一筹莫展，应当说由一年前就已开始。1992年冬天，政府曾经信誓旦旦，保证不会让通货膨胀再次肆虐中国。到了1993年3月，话头便软了许多，不再说“不”，而说“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正在释放”。不过，那时政府还有足够信心迎接“压力”，在这个春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政府交给人民代表们去表决的计划，是要将全年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百分之六之内。两个月后，国家经贸委员会新任主任王忠禹的说法就有了变化。据他说，物价上涨在1993年里将不会超过百分之八。江泽民总书记则老实地承认，“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到了这年6月，政府又有新的保证：争取控制在百分之十。如此三番两次地表明决心，虽然口气越来越软，目标也一步一步地后退，但毕竟说明政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然而实际的经济进程并不肯有丝毫恻隐之心。政府口中唾沫未干，通货膨胀就成了压顶之势。仅就公布出来的物价指数看，1993年为百分之十，看上去没有超越政府的限定，可是寻常百姓对于物价上涨的感受要强烈得多。他们纷纷指责政府在欺骗他们。

　　统计数字不能准确说明普通人的实际感受，这是1994年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不过，严格地说，并非政府有意欺骗老百姓，问题主要来自制度方面的两个缘由。

　　那一年市场上大部分商品还是由政府来确定价格，数据统计也是以此作为依据的。只要说出两件小事，就可以知道商品的政府定价与实际价格有可能完全是两回事。粮食中的精面粉一项，政府限定每公斤不得超过一块六，可是粮食商却可以将面粉制成馒头售出，将实际价格再行提高至一块九。又比如北京市里自行车的存放，政府定价为每次五分，实际上几乎全部存车的地方都收费一毛甚至两毛。物价的统计却只是依照政府定价，而不问实际情形如何。如果有人提出异议，他们就会振振有词地说，那是“乱涨价”。可是那时候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老老实实地按照政府的控制买卖的。这是第一个缘由。

　　另一个缘由，是以数字的平均法来代替差异。我们国家所谓“社会价格总水平”，乃是将全部商品综合而计。这些商品大致包括：用于生产的；用于生活的；服务；以及非生产亦非生活的部分，比如办公用品之类。以1994年的情形论，物价的上涨，以衣食方面最高，服务费用次之，生产资料再次之，而办公用品的价格上涨最少。换一句话来说明这种情况，那就是靠近老百姓生活越近的商品，涨价越多。所以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虽然符合规则，却不能符合实际。在所有消费者中，普通百姓承担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必会超过政府公报的统计。

　　可是政府不必过问生活本身的细节，他们只关注数字。1994年夏天开始的时候，报纸上还在争论不休，其实老百姓早已清明在躬：中国陷在通货膨胀的泥潭里了。这局面他们在1988年见过———那是他们第一次认识这个“泥潭”。在此之前，50年代、60年代，还有70年代出生的整整三代中国人，只知道通货膨胀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症状，是资本家强迫老百姓掏钱购买自己的危机。1988年，它从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上走出来，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实际感受。幸运的是，1994年的老百姓已比1988年更坚强，骂街归骂街，很少有人再去挤兑银行，抢购商品的人们很快也拔寨回营，并未生成风卷残云之势。

　　几乎所有人都在呼吁“煞住物价涨风”，只有于光远别出心裁。他要大家不要紧张，“也不要简单一律地把通货膨胀看成坏东西”。可是在这种时候，这样的话谁也没有心思听。国务院正在制定新的承诺，老百姓都想看看他们这一回怎么说。记者们纷纷打听。国内贸易部部长张浩若一不小心，就在电视上说出来了。他说政府在1994年将力争把通货膨胀率压在百分之十以下。听了这话，高兴的人不多，说风凉话的人倒挺多，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又是一张‘空头支票’啊！”

　　说政府官员在开“空头支票”，稍嫌刻薄，可是谁都知道这个计划根本就是无本之木。就在那个冬天，广东大批粮商跑到中原收购新粮，哄抬粮价，全国粮油价格应声而起。把经济专家们吓了一跳，他们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中，至少有六成是由粮食涨价推起来的，这一回可不要重蹈覆辙。话是不错，可经济这东西就是奇怪，不论你说得多么正确，它该朝哪里去就径直走过去。市场上所有东西都跟着粮食涨价了，每一天都在涨。惟有人民币在贬值。尽管国际权威组织测定一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三元人民币，可是中国的外汇调剂市场上，一美元可兑换十二元人民币。国务院急中生智，发动“全国物价大检查”，数千官员（来自政府的物价、监察、财政、税务、审计、工商行政管理和技术监督部门）奉命分赴全国，从3月查到6月，然后宣布“取得阶段性成果”。从当时的情况看，那个春天的物价的确老实了不少。可是检查组的官员刚一转身打道回府，这边物价又是扶摇直上，而且一直到年底都不肯停下来。全年总计，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七，让张浩若部长再也无颜到电视上去说物价了。

　　国内经济越是毛病百出，经济学者们就越是活跃。1993年和1994年这两年，经济理论界的包容性和自由度是前所未有的。学者们不分老少，全都公开发表意见，争先恐后为政府出谋划策，甚至某些具有独立意识和反叛精神的人，诸如吴敬琏、厉以宁、童大林、董辅秖、戴园晨、周叔莲、王珏，也都加入进来。经济座谈会、研讨会、报告会，形形色色，层出不穷。他们也就当仁不让地走出书斋，登上讲坛，传播理论，分析大局，还说些什么叫“通货膨胀”一类的经济常识。家里电话铃声不断，其中不少来自海外，有请赐文章的，有诚邀出席的，有恭请题词的，有预约采访的。无论大报小报、电台还是电视台，都要独家专访，记者们鞍前马后地追着他们，叫他们“老师”、“经济界名流”、“着名经济学家”，如此等等。一大堆后起之秀，像胡鞍钢、李晓西、王逸舟、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乔刚、田源、卢健、李剑阁、贺阳、迟福林这些人，那时候都被叫做“活跃于经济论坛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胡鞍钢属于有生活底蕴和科学素养的青年学者”、“李晓西博士把明年中国经济运行大趋势概括为六个字”、“今年三十六岁的王逸舟70年代中期曾在湖北省钟祥县当过知青”。这些都是报刊上描述这些人的话。不过，最受推崇的另有四人。有魏杰，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有樊纲，他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有钟朋荣，他是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还有刘伟，他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肖灼基以前辈的口吻对他们大加赞扬，把他们叫做“京城四少”，说他们“大有建树”。“京城四少”说起来并不年少，这一年都是四十来岁，都曾有过沦落异乡的经历，都曾在80年代受到良好教育，都是博士或者硕士，都有一口流利的英语，都挺志得意满，都以敢于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着称。那一年，“京城四少”喜欢说的话是：魏杰：“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严重的是‘通货腐败’。”

　　刘伟：国家之所以有贫富，“根本的差异不在于总量的差异，而在于结构质态的差异。”

　　樊刚：“国有银行最不遵守‘正常秩序’，‘违章拆借’的资金大部分收不回来，谁也没把谁怎么样。很难想象一个民营银行胆敢如此去做。”

　　钟朋荣：“我们不能只为今天的稳定，更要考虑中国的长治久安。”

　　很明显，这些人是在用不同语言表述同一个思想。他们不在乎通货膨胀有几个百分点，而在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通货膨胀；不在乎经济的大起大落能不能被制止，而在乎能不能催生新的制度。他们的那些白发苍苍的前辈们，想法也是一样。吴敬琏说：“现在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刘国光说，“加速发展首先要加速改革。”童大林说：“只讲发展不讲改革，肯定要出乱子。”然后吴敬琏又大声说：“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就像商量好了似的，经济学者们———四十多岁的、五十多岁的、六十多岁的、七十多岁的，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个意思，人们不免想到，经济学的“代沟”已不复存在。他们认为政府对经济的推动过分借助于投资，忽视了改革。还把这些意见告诉朱基。可是朱不像80年代的赵紫阳，不喜欢收罗一大堆“精英”组成自己的“智囊团”。他对学者们似乎若即若离，有时候很在乎他们的意见，有时候则显示出轻蔑，甚至在公开场合说某些人胡说八道。这一次，看来他是把他们的意见听进去了。“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他把手一扬，拧起眉毛说：“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有没有条件干的改革。”这话要是不加署名，人家就会以为是哪位四十岁以下以敢言着称的经济学家说的，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出自这个党的高级领导人之口。

　　可是当时这样说话的人还不只是朱基，还有江泽民，还有李鹏。总理的身体现在全好了。报纸把他在北戴河海滩上的照片刊登出来，证明总理已经康复。党的三位最重要的领导人连续出席一个会议，全都发表长篇讲话，另外四位常委也全都在场聆听，即使在中国这样充满了会议和讲话的国家，这局面也是不多见的。他们的听众是几百个官员，全都来自党的宣传部门，所以这次会议也被叫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其规模，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只有50年代毛泽东召集的那次会议可与之相比，至于说到对新制度的渴望和呼唤，则又是毛泽东时代望尘莫及的。这就证明，这时候中南海的领导人已经下定决心，让“改革之风”吹遍全国。

　　果然，第二天报纸上口风大变，说“中国的改革正式进入了‘完全用头脑改革的时代’”；又说，1994年正是“这种理性改革的第一年”。李鹏也在说“出路只有改革”。改革新政在国务院里一路绿灯。官员们重新活跃起来，把记者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表明立场。有国务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有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王忠禹，有财政部部长刘仲藜，有中国人民银行的新闻发言人马德伦，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新闻发言人陆南屏，这些人纷纷出来解释政府想要干什么，公众听来听去，好不容易弄明白，朱基的“改革新政”包括如下方面：企业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

　　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之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执政的第三代，既无第一代领导人集权集利号令天下的力量，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他有一次谈到1994年税制改革，把他这个角色的性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可占七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百分之五十二。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财政的赤字主要还是在中央。

　　现在大家都说1994年是“改革年”、“攻坚年”和“关键年”。这让百姓多了几分希望，但还不是兴高采烈，因为政府颁行的种种新政，既不是在这一年开始，也没有在这一年结束。在1993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让自己手里的改革和80年代有所区别，但也正是这种区别，让改革变得格外艰难。当时中央政府有个说辞，叫做“宏观调控”，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的权利过分膨胀，才能不偏不倚地让两者相融合。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朱基无论怎样“才自清明志自高”，依然不能为所欲为。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倒是另外一些新奇的事情，让1994年成为第三代领导人执政历史上的分水岭，其中有些情节比那时候理论家们关于市场经济的激烈辩论还要令人难忘。

　　官方推崇的是三个身遭不幸的人：“党的优秀干部”张鸣岐，他在7月14日凌晨指挥民众抗洪抢险的时候，被一排大浪席卷而去；“爱国拥军模范”韩素云，她的股骨缺血性坏死症被叫做“新癌症”；还有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徐洪刚；他留下了一个勇斗歹徒的感人故事和一件血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人民崇尚这颗星》中把徐洪刚的故事娓娓道来，后来就获得了“中国新闻一等奖”。可是我们特别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一些虽未引起轰动但影响更加久远的事。例如7月5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经由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随即由江泽民签署主席令颁布。共产党自从执政那一年开始谋划的这部法律，在历经四十五年之后，就此进入寻常人家的生活。其中一章规定了“五天工作日”———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即使加班，每月累计也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且加班时间的报酬，在平常日子不得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休息日不得低于工资的两倍，国家法定休假日不得低于三倍。这些事实中有个明显征兆：法律不仅维护强者，也开始保护弱者。所以这法律实行第一天，即有一万多件劳动纠纷有了诉讼依据。又比如你在受到法律保护的休息日里，打开收音机，可是你对徐洪刚其人其事早已耳熟能详，不愿再听，于是稍微转动一下旋钮，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频台的音乐频道，就可以听到老狼用他那哀婉直白的嗓音唱出的《同桌的你》：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你摇头晃脑，低吟轻唱，一边透过窗户，看到都市街头的车水马龙，还有钢筋水泥之林，一边想到隔壁频道里还在播放的经世济困的大道理，就会觉得，这首歌的确是妙极了。它能大行其道，真是不可避免。一首歌曲能够流行，其实是因为有一种情感在流行。说来也怪，那一年人们一边向前奔命，一边回头看，最流行的歌曲都是怀旧的，除了《同桌的你》，还有《涛声依旧》，还有《小芳》。一个中年男人，历经沧桑变化，却还留恋昔日情人，彻夜无眠。一个都市青年，分明已投入全新时代，却又想起当年落难农村时的邻家女孩儿。这都是那一年的流行情感。歌词直白从容，旋律婉约动人，让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情缓缓流出。你可以听出来，那里面不是政治，而是人的本性；不是在寻找道德世界里的美好与崇高，而是在寻找世俗社会中的单纯与亲和；甚至也不是怀旧，而是在告别。

　　可是，这只不过是社会意识回归人性的最早雏形。既然是“雏形”，就少不了还有形形色色的声音。一篇批评“拜金主义”的评论获得了这一年“中国新闻一等奖”，但是发财致富的念头也受到鼓励。这个国家开始承认普通人的欲望是合理的，也乐意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了。通货膨胀比1988年还厉害，也不再号召老百姓“过紧日子”。“中国今天买什么？”中新社的两个记者王湛国和刘磊写道：首先是“花钱买健康”，光是陕西就生产出了两千种保健品；其次是“花钱买教育”，北京海淀图书城步行街已经出现“北大家教”和“清华家教”的牌子，“考托福”也成了潮流。此外还有“花钱买时间，花钱买温情，花钱买包装”。你怎么理解都行———只要有钱花。可是有至少百分之三十五的老百姓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说不清楚”。他们最苦恼的事情还是兜儿里没有钱。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这家官方研究机构前所未有地把热情转向普通人，有个课题就是“各阶层公众评说1994年国内社会问题”。陆建华执笔撰写的一份报告说，百分之三十六的工人确认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是所有人中最多的。百分之六十九的农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也是所有人中最多的。政府官员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改革的受益者”，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一点便宜也没占到。他们中有百分之三十认定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另外百分之六十二认为，自己即便没有下降，可也没有上升。几乎所有人都对改革的推进抱有积极评价，但却全都觉得自己吃了亏或没占到便宜。这真是奇怪！其实，这么多年来，情形一直如此。惟独在校大学生例外，他们的感觉正好倒了过来：对自己的处境最为乐观，却对“改革顺利推进”疑虑最大。他们最关注的事情还是“严惩腐败”，这一点同1989年居然如出一辙。要说过去五年来这国家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改变，恐怕就是这个了。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

第七章　软着陆

　　像往常一样，四十六岁的刘金芬清晨起来，没吃早饭就出了门，走到沈河区那条最繁华的大街，沈阳市最大的“劳力市场”就开在这里。刘金芬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字招牌的时候，还挺激动，但是现在，她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就匆匆走进去，挤过人群，东张西望，眼睛里的光芒既急切又疲塌。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女人每天都在这里寻找工作的机会。就像今天这样挤来挤去，看来看去，把头发都看白了，脸上爬满皱纹，人也好像老了许多。有时候她觉得，她后半生惟一的希望就在这个拱形的圆屋顶下，有时候又满腹疑虑：那希望到底在哪里啊？前后左右的人大都是老面孔，都和她一样是来找工作的。偶尔也混进来一两个记者，然后报纸上就会出现一两段文字描述这里的情况，说有多少人找到了工作，可是这样的好事始终轮不到刘金芬他们。有一天，她和一个北京来的记者不期而遇，赶快把　满肚子的辛酸倒出来：“不挣点钱不行呀，吃饭都成问题。”她把眼睛搜索着场内，生怕说话这工夫错过了找到工作的机会。她的家里人等着她挣钱回去，除了要吃饭，还要付房租，还有水电费。可她除了每月一次能领到八十五元救济金（这是沈阳市规定的1995年最低生活标准）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最想的是上岗，最怕的是离厂，最倒霉的是老三届，最担心的是物价涨。”刘金芬一声叹息，“这些都让我给摊上了，可我做错了什么啊？”

　　这是全国许多大城市里流传的一个顺口溜，人人都知道，用北方话说出来，合辙压韵，朗朗上口，可是饱含辛酸。这也证明那时候“最倒霉的”不只是刘金芬一个。比如她说到的“老三届”，在全国的城市中就有大约两千万人。他们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最初三年———1950年、1951年和1952年出生的，现在全是四十多岁。70年代以前，他们说自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可现在，失去工作的人差不多都是这个年龄的。他们叙述自己的经历，也不是原来那种充满自豪的口吻了。“该学技术的时候下了乡，该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回城以后没人要，刚刚工作又下岗。你说我冤不冤？”刘金芬说。的确，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老三届”够倒霉的。可是她还没说完这些人的全部经历呢，还有：童年时代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饥荒，几乎全都营养不良（这一代人如果留下了童年的照片，都是又瘦又小的）；少年时代正是读书的时候，他们全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造反，不仅自己不读书，还把老师赶出了学校。这些人当年把“罢课”当做“最大的理想”，现在呢，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他们的后代去读书。刘金芬现在就在想这件事情。她的十九岁的儿子正在读大学二年级，这是支撑她继续生活下去的惟一原因。她决心让他读完大学。1995年上大学用不了多少钱，学校也不像现在这样，张嘴要钱连眼都不眨，“可是儿子总要吃饱肚子啊。”一年级的时候，她每个月给他寄一百元，很快就把前半辈子的积蓄都用完了。万般无奈下，就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要他去申请学校补助，可儿子回信说：“不行，只有农村的学生才申请补助呢。”

　　在1995年的春天，这座城市里有二十七万人和刘金芬的处境一样，他们构成了“下岗者大军”，此外还有五十万退休工人，还有数量更庞大的“富余职工”准备加入他们的队伍，可是政府手里却没有留下一分钱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金。市长张荣茂绞尽脑汁，让他们每月可以领到一百一十九元失业救济，或者八十五元最低生活保障金，这已是竭尽全力，可还是不能让大家满意。市长心里明白，在他们的背后是二十七万个家庭的生计，不禁叹息：“本届政府是最困难的一届。”实在没有办法，他就跑到沈河区那条最繁华的街道上，也走进那个劳力市场，希望在这里为他们找到出路。然后，他看到了满脸无奈的刘金芬，还有一大群人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我们怎么办啊？”这些人到现在还不明白“下岗”意味着什么，还等着政府给他们安排工作呢。

　　其实“下岗”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于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能理解其中含义。1995年4月，国务院计划委员会的一位具有独立意识的官员，杨宜勇，把一个名词说成是比“通货膨胀”更可怕的东西，这就是“失业”。“由于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容易引起社会动乱”，他说，“失业率比通货膨胀率更值得重视。”可是他发现，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失业率”，计划委员会的年度报告里也没有。这“使人费解”，他这样说，进而怀疑这是“有意回避”。

　　杨把他的措辞尖锐的报告上呈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为了说服他的上司，他还把失业同刑事犯罪联系起来。“根据公安部门统计”，他强调说，在诸如上海、天津、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发生的刑事案件，有百分之五十六是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干的，包括抢劫、强奸、偷盗、斗殴，甚至凶杀。

　　陈锦华原是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改当计划委员会主任还不过两年，本来十分关心这类问题，可是这个春天他手头有好多事情要做：向人民代表报告经济成就、奉总理之命编制“九五计划”、设计“2010年远景目标”。市场经济虽然已是党的方针，但“宏观调控”也很时髦，所以这位搞“计划”的主任照样挺忙。对于杨的呼吁，他只能批示“请规划司研究”，时在1995年5月10日。

　　把“失业率”作为中央政府手上一个影响政策的指标，还要等到一年以后，但是我们细检当日各种文字记录，可以发现，就是从这时起，杨宜勇和他的三个同事———李亨阳、张左伟和马焕琴，开始研究中国的失业问题，并且获得了难以置信的结果：中国的“失业”问题远比政府估计的严重，根本不是五百二十万人，也不是世界银行的那些专家说的，“中国属于低失业率国家”。而是数以亿计的，这中间包括城市里大约两千六百万个多余的职工和乡村中一亿八千万个多余的农业劳动力。说到百分比，也根本不是当时政府公报中说的百分之二点九，而是百分之二十五。所有这些人，在当时统统叫做“隐性失业”，意思是名义上有事情做，而实际上无所事事。统计把这些人隐蔽起来，可是他们自己却无处藏身。

　　“失业”这个词，在共产党的专用词典中是没有的。有“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那是从50年代初期起就留下来的“优越性”；有“待业青年”和“下岗职工”，那是80年代以后用来描述没有工作的人群的。至于“失业”，从来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黑暗”，在社会主义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一些独立的学者，比如厉以宁，在三年前就把杨宜勇现在说的话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但那属于学者的一孔之见，政府当时是不肯承认的。报纸也不允许把这样的观点刊登出来。现在，计划委员会里的官员直言不讳地谈论失业，还是第一次。

　　那时候舆论提到失业者，不把他们叫“失业”，而是叫“下岗”。“下岗”也是不便公开谈论的。如果你走进任何一个城市的政府大楼，到劳动部门去询问那些穿着西服、系着领带的官员，这城市里有多少“下岗职工”，他们准会说不知道。再到总工会去，结果也是一样。你走出来，到大街上去，找到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去打听，结果还是一样。她们也许会说出一个数字，却又再三念叨这不准确。不是她们在隐瞒实情，而是根本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在街道居民委员会登记的待业者，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民政部门是负责给那些贫困无助的人发放救济款的，可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城市里到底有多少人完全没有收入。因为那时候大部分失业者还得不到任何保障金。看病吃药虽说可以公费报销，可是他们都把发票锁在抽屉里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了，还没有着落。根据多年以后的一项调查，1995年全国的城镇有五百六十四万下岗者，还有二百五十万人在领取救济金，比此前七年的总和还多六十万人。但这仍然只是贫困待助者中的很小一部分。在湖南省常德市的两万多“下岗者”中，只有一千二百二十六人领到救济金。在河南，每一百个“下岗职工”中，只有四个人在领取救济金，此外有三十四人依靠节衣缩食和变卖家产度日，有二十人依靠亲友接济，有四人依靠借贷和捡破烂，还有人沿街乞讨，还有人被迫卖淫，还有人偷盗。可是这些情况当时是没有人能告诉你的，你在城市里转了一大圈，最后发现只有一个地方———劳动服务公司，能够感觉到失业者与日俱增。那是因为，这些人不分昼夜地盘桓在这里，希望能碰巧找到一份工作。

　　政府不说失业而说“待业”，理由是这些人的失去工作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柳暗花明。假如这理由真的可以成立，那么“待业”就越来越像“失业”了。因为这些人去年平均“待业”还是四个月，到今年就是七个月了，其中“一年待业十二个月”的，在广州有百分之九；在吉林有百分之四十四。在湖北有百分之五十五。一年以前，每一百个下岗者中，有七十个人有机会重新工作，可是现在，劳动部的官员说，只有五十三人还能重新工作了。在一些小城市里，比如浙江的温州和福建的泉州，情形好一些。这些地方在过去几十年里被当做解放台湾的前沿阵地，所以国家从来不肯在这里建设工厂，现在大家都说这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当地的企业几乎全是私营的，职工原来都是农民，本来就把上岗下岗不当一回事。在江苏的苏州，市委副书记黄俊度现在最庆幸的事情，就是这里国有企业少，产业工人少。“国家的越少，负担就越小”，他对几个来自北京的记者这样说。记者听了不免感叹：“可惜这样的地方太少了。”

　　可是那些重要的工业城市，情况正好倒过来。就像美国的底特律或者英国的曼彻斯特，刘金芬居住的沈阳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技术基地。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还有80年代，很少有哪个城市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比它更多了。它为全国提供二十万台机床、六十万台冶金设备、两亿千伏安的变压器，还有四十万个中级和高级人才。中央政府给它一元钱，它就还给中央政府三元钱。可是，过去越是辉煌的城市，现在也就越是倒霉。有如《沈阳城市史》的作者张志强所说：“沈阳的工业史充满了悲壮色彩。”

　　张志强是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他的所谓“悲壮”，不光指工业的色彩，也是在说这座城市的色彩，甚至还是整个国家的色彩。“沈阳的痛苦在于它承载了某种中国的宿命。”一个名叫毛浩的记者在1995年冬天这样写道。工厂全都冷冷清清，工人坐在墙角下棋，就像乡下的农民坐在屋檐下面晒太阳。大街两侧那些俄罗斯风格的旧式建筑正在被拆除，新建筑里有不少是卡拉OK厅、娱乐城和洗头房。还有一座式样别致、规模很大的神学院。它就坐落在这个城市党的委员会大楼的对面。星期天出入教堂的信徒越来越多，其中有很多年轻的面孔。也是在这一年，曾连续十年夺得全国足球联赛冠军的辽宁足球队，从甲A降到甲B。英雄末路上的最后一幕只有六分钟，那是与“太阳神队”的一战。终场前的时刻，“太阳神”连进两球，把旧时代的英雄送进了“地狱”。“太阳神”的主教练张京天，一个辽宁籍人，在胜利之后竟是老泪纵横，仰天长叹：“辽宁不该是这个结局的！不该啊！”

　　《中国青年报》的三个记者到那里去，想追寻昔日辉煌，盘桓两个多月，希望有所收获，最后说：“我们也没有找到办法，也没有找到方向。”令人伤感的事件不断出现，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被抛到美好的生活外面来了。每一百个工人中有十二个半“下岗”了。劳动局安排不了劳动，只好安排这些人去放假，结果一下子就有三万六千一百八十九个人去休长假。这可不是现在人们坐着飞机满天飞、到处旅游观光、享受“假日经济”的那种“长假”，而是在家里呆着，或者在廉价的小酒馆里，在街头小卖部里，在医院里，在旧时朋友的家里。他们正在怀念他们生龙活虎的年代，正在反复抚弄着政府颁发的奖状，正在想方设法排遣无聊的时光，正在仔细计算怎样用那些下岗救济金支付全家人的生活，正在焦急地查看什么时候他们的“假期”可以结束。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们喋喋不休地说的那些大道理往往没有人听了，大堆大堆的报纸也不看就扔掉了，过去大半辈子的辉煌在他们的脑子里，就像是一场梦，杂乱无章，既清晰，又模糊。

　　可他们还算是幸运的呢，就像我们在前边说过的，还有二十七万人连“长假”也没有，被通知“自谋出路”。韩寿华两口子就是属于“自谋出路”的人，他们去找居委会诉苦。根据当时在场者的描述，这两个人“话未出口，泪已先流。一个劲儿求街道的老太太，‘大姨呀，你们能给想个办法吗？干啥俺们都乐意’。”这两个人也不是没想过办法，他们去卖白菜，没赚着钱，反赔了本儿。另外一个家庭更惨，两口子都没事情做了，丈夫想不通，在家用刀子扎了自己十几刀，血流不止。这些人二十多年前都是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还有革命年代里的那些“劳动模范”，也不得不“自谋出路”了，贾桂敏是其中一个。此人原是沈阳饭店馅饼部的副经理，又是市劳动模范，可是也下岗了。她灵机一动，租个摊亭，卖一点儿零七八碎的食品，还把“劳动模范”当做挣钱的招牌挂起来。那时候从火车南站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她的“摊亭”上有一幅醒目横标：“沈阳市劳动模范贾桂敏竭诚为您服务。”人为了生存，真是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啊！

　　历史并不总能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永远如愿以偿。她每发生一次变革———无论是暴力方式还是和平方式，社会就会有一部分人得益而另外一部分人倒霉。五十年前的那场变革，工人和农民是受益者，而有权有势的人差不多都倒霉了，现在是工人和农民走下坡路了。党的官员还在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信念，又说“工人阶级是主人翁”，还说“贫下中农是产业工人的同盟军”，但谁都知道，历史在不同的时候，总会依赖不同的人群。多年以后，政府终于承认，这些被叫做“主人翁”和“同盟军”的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中那些下岗的、失业的、待业的和背井离乡流落四方的，都是最贫困也最需救助的人，闹得不好，就会变成“活性炸药”。考虑到后来发生在各地的那些事件，这种说法并不是耸人听闻的。

　　在1995年以前的十年里，有百分之八十六的中国人觉得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仅有百分之四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变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可是从那以后直到二十世纪结束的六年里，认定“今不如昔”的人忽然多起来。“在城市中，大约六分之一的人感觉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另外六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人感觉生活水平下降；在乡村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另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生活水平不如从前。”政治态度也是从这时开始变化的。在这之前，“人们广泛支持经济改革和党的政策”。在这以后，那些自身利益相对受损的阶层“感到怀疑”，“感到不满”，“对未来缺乏信心”。我们在这些精致的数据和推论中，可以悟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1995年是中国人生活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

　　人们从自己利益出发判断是非善恶，这倒不是1995年才有，而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中国人的这种本性到这时候才有机会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信念为什么会忽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个记者在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以后这样说，“我真的很想知道，1995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

　　《中国经济导报》总编辑莫新元也有相同的看法。“1995年是一个转折年”，他在多年以后这样说，“对，那就是一个转折年！”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未稳操胜券，不过，最紧迫的危险已经过去。城市改革本来已经出现突破的机会，可是看到那么多工人下岗，无所事事，衣食无着，实在叫人心惊胆战，不免又退回来。印钞机器的转速慢了下来，一塌糊涂的银行恢复了秩序，通货膨胀被遏止了，新的麻烦是通货紧缩。仓库里又装满了粮食，城里人用了三十多年的粮票被取消了，进城做工的农民不用再背着大米了，商店的货架上什么都有，老百姓买东西也不用排队了。自从50年代以来，“商品短缺”始终缠绕着中国人，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学者们把它叫做“短缺经济”，也叫“卖方市场”，意思是说，卖家是大爷，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没有卖不动的东西。买家是孙子，想买点东西，还得到处求人。政府殚精竭虑四十多年，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就是做不到，可市场经济才出来四十个月，情形就变了。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六百种商品供大于求。朱基干脆说，“没有不多的”。人们现在谈论的话题是：卖粮难，卖油难，卖棉花难，卖水果难，卖肉难……真是奇特：“短缺时代”就这么结束了。至于是不是“商品过剩”，还有争论。有人说，不是这些东西太多，而是中国人吃得太少了。“我们的肚子都被饿小了”，一个学者这样说，“如果一个人多吃一两肉，那就又要排队了。”这说法显然有道理，所以当时大家有个一致的结论：低水平下的商品过剩。不论怎么说，就从这一年开始，商品市场的风水转了过来，变成“卖家求买家”，一个新概念也在这一年中成为学者和官员的话题：买方市场。

　　商品应有尽有，又很便宜，这让老百姓高兴，也让政府松一口气。在一番剧烈的跌宕之后，经济终于出现平稳发展的局面，政坛也是波澜不惊，右派们偃旗息鼓，“左”的人士暗地汇聚筹划新理论，但要等到两年以后才能卷土重来。逃亡国外的“民运分子”忙着勾心斗角，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团糟。然而还有更重要的动向，邓小平自从1994年春节在上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到现在已经十几个月过去了，就再也没有出来过。这让人们都相信，第三代领导人真的依靠自己的智慧主持大局了，而新时代开始得相当不错。

　　可是，让新一代人烦恼的事情依然继续着，没完没了，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有些事情变得更加危险了，而且这危险十之八九存在于自己的阵营里。

　　如果腐败这个问题可以用统计数字来衡量，那么1995年里有些事情就特别值得一提。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检察院的立案突然增多了，有十二万二千四百七十六件，罪名差不多都和钱有关：受贿和贪污。二十四个省（军）级、二百七十九个市（厅）级、三千零八十四个县（处）级的官员被定罪、逮到监狱里面去服刑。官员级别越高，涉及的犯罪者越多，分别是：百分之一百六十六、百分之四十三和百分之二十九，都是前所未有的。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公布这些数字时，用了一个通常是描述经济繁荣的词：“比去年同期增长。”所有人都能看明白，这是一些比通货膨胀率还要可怕的上升曲线。为了寻找犯罪证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小组在全国各地到处调查，果然查出一些不寻常的人物。黑龙江省有个人叫做朱胜文，身兼哈尔滨市委常委和常务副市长。由他掌管的各个机构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贿网，连接着六十七名官员。他本人则是这个网络中胃口最大的受贿者。在山东，最有名的人物叫胡建学。此人是泰安市的市委书记，是个外表文质彬彬、堂堂皇皇，内心阴暗丑陋的人。此人迫使麾下数以百计的官员，构成一个吹牛、撒谎、阿谀奉承、伪造政绩的独立王国。他命令统计局把全市四十亿元工业产值公布为二百六十亿元，把五亿元的财政收入报告为“十二个亿”。公安局向他报告一年发生刑事案件五千余起，他当即命令“改成八百起”。有些局长见此情形，不免犹豫，他就发出最后通牒：“不换数字就换人。”还把纳税人的钱大笔大笔拿去给宣传部，说是“公关费”，其实就是专门招待收买各路新闻记者，为他张扬政绩。在过去六年里，这位市委书记就是依靠这样的手段一路升迁。如果不是因为受贿罪行败露，他仍然是个前途光明的“党的后备干部”。很多下属明明知道他的劣迹，怀恨在心，却都在上级官员面前证明他是如何“优秀”。“胡大权在握，耳目又多。”泰安市政府的一个局长说：“如果投了反对票，被他查出来，将遭到可怕的报复。还不如说他点儿好话，让他快点儿提拔走！”胡在2000年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在他身陷囹圄的日子里，人们都说此人欺世盗名，死有余辜，但是法院认定的罪名只有受贿。

　　这些都是那一年暴露出来的官场大案，可是还有更大的犯罪活动潜伏着，没有浮出水面。广西有个人叫成克杰，也是从这时开始和他的情妇李平沆瀣一气，弄权受贿。胡长清这一年8月刚刚来到江西，当上了省长助理，就此开始他的“先后八十七次收受、索取他人财物”的历程。当然这一切都是后来揭发出来的，这两个人成为建国以来第一批因贪污受贿被处以极刑的省级领导干部，是在五年以后。而在1995年，无论是成克杰还是胡长清，都被当做优秀党员和优秀官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侵吞金钱的野心，是以上级对他们的信任为动力的。换句话说，这两个人都是一边仗权谋私一边获取更大的权力。成克杰后来成为自治区的常务副主席、区党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其受贿的纪录也随着晋升的历程增加到四千一百零九万元。胡长清则是在他官升一级、当了副省长之后，受贿骤然变得频繁而且数额巨大，按照检察官后来指控并被认定的事实，其非法收入“日进万金”。这超过了当时一个官员一年的薪俸。

　　赃款数额如此巨大，这在那些清正廉洁的官员心理上引起巨大冲击。仅就薪俸制度来说，中国官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一群人。自从1989年那一次提薪以后，六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普通的公务员每月不过几百元，一个像成克杰和胡长清那样的高级官员，也不到千元。一个单凭薪俸生活的官员，根本没有可能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维持在社会平均水准。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仕途依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乃是因为官员们在合法和非法之间，有着一块谋取利益的巨大空间。当日朱胜文利用职权收受巨额贿赂，被捉进监狱里去，趴在牢中昏暗灯光之下，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灰色收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收受的钱财都是过年过节和各种庆典时人家给的礼金和活动费，“这些虽不属于工资之类的正常收入，但也不是违法的，应算是灰色收入”。这话听上去有些可笑，但恰恰道出一些官员得以维系自己利益的关键所在。即使那些清正廉洁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官员，也难免沾上“灰色收入”。当时高级官员几乎都拥有配备专职司机的轿车，难免要让亲友搭乘，都在享受价廉物美的住宅，都不能避免用公款支付自己旅行和娱乐费用，在公家电话上说几件私事，也都享有免费进入名胜古迹或者观看一场演出的特权。此外，别人送来的一盒新茶、一篮瓜果、几包香烟、几瓶好酒，几本新书，也都使官员的实际收入在无形中扩张。只是大多数人小心耕耘“灰色地带”，兢兢业业，如履薄冰，避免越轨陷入法网。问题在于，法网本来漏洞百出，所谓“灰色地带”的边缘又很模糊，宽严虚实总因时势不同而有变化，其依据往往不是法律，而是常情。河北省有个人叫平义杰，身兼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党组书记，通晓法律界限，不肯公然受贿，但却使用公款长期租用高级轿车和无偿使用公家物品。“这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超出法律范围，可是与常情相悖太远，”一个记者这样说。这一评价虽然并不堂皇，但却更加中肯，也更加符合实情。

　　有个故事就最好地说明了官员的“灰色地带”能够宽广到什么程度。山西省有个人名叫田玉明，身兼平陆电厂党支部书记和厂长二职。由他掌管的这家工厂，其实就是他和一群官员的钱柜子。根据后来的调查，在1994年1月到1995年9月这二十一个月里，这个人以公款支付自己的吃喝费用共计八十一万元，相当于这个厂两百个职工的年收入。工人们啃着冰凉的干粮，斜眼望着书记那美食堆积如山的餐桌，对一位记者感叹：“他的肚子怎么就装不满呢？”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贪污公款两万元的行为败露，这家伙的肚子是永远装不满的。一个官员肚子里的酒菜再多，也不会垮台，可是他那个由山珍海味构成的王国快要倒塌了。他的王国地处山西南部一个贫困县中，根据中央电视台记者柏杨的报道：政府花了巨资建设这个电厂，这在当地“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投产那天，剪彩仪式轰轰烈烈，山上沟底都是人。人人都说这是平陆的希望。可是不过两年半，成千上万的平陆人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这电厂每周亏损两万元，四千三百万元固定资产只剩三千多万元。其余那些都变成了一堆发票，留在会计手中，上面写着：“红塔山”五十条，计六千元。“红中华”两条，计四百元。

　　“五粮液”六瓶，计一千零八十元。“飞天茅台”二十四瓶，计七千二百九十元。……人们看到这些，又惊又怒：“平陆电厂就像是唐僧肉。”可是田玉明被逮捕以后说：“我认为我本人还是一心一意地想把这个企业搞好。我确确实实是这个想法，也是这么去努力的。”这话是为自己开脱，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他们说自己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表明很多人并不情愿，可又不得不如此，因为美食佳酿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润滑剂，也是商场和仕途的通行证。有如当时一首民谣：“酒盅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

　　官员依靠薪俸之外的利益维系其生活水准，在迄今为止的漫长岁月中，不仅为制度所允许，而且是制度本身的一部分。它在90年代中期突然尖锐起来，以至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缘于某种必然的逻辑。社会生活在整体上向前推进，私人财富的积累开始分化，官员薪俸虽有增加，却无法追赶这种进程，其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又有极大的等级差别。多数官员的生活水准本来居于社会上层，现在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超过自己，诸如别墅、轿车、电话、飞机头等舱、火车软卧包厢这类东西，本来只有高级官员才能拥有，现在也被别人分享。官员们若要在物质方面维护自己原来的位置，除了在黑白之间寻求回旋余地外，别无他法。

　　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下子通过七个法律。报纸上评价这一事件，说是“开创中国立法纪录”。仅就数量来说，的确如此，可是党的领导中枢显然认为还是太少，还有必要颁布更加具体的条文来约束官员的胡作非为。5月24日，中南海向数百万党的官员发出文件，命令他们每年两次申报自己的收入。差不多同时，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颁布若干禁令，要所有官员严格执行：

　　不准违反规定建私房。

　　不准违反规定参加集资建房。

　　不准违反规定使用军警车号牌及外籍车号牌。

　　未经批准不准用公款和单位车辆学习驾驶技术。

　　不准参加公款支付的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的娱乐活动。

　　这些禁令在当时被叫做“五不准”，人人皆知，但是它并非中纪委的新创造。在此之前，还有两个“五不准”。

　　一个是1994年的“五不准”：不准违反规定购买和更换进口豪华小汽车；不准利用职权向企业、下属单位换车、借车和摊派款项买车；不准用贷款、集资款和专项资金购买供领导干部使用的小汽车；县（市）党政领导机关和单位，凡拖欠职工工资的不准购买小汽车。

　　不准违反国务院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压价购买住房；不准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子女、亲友购买住房提供优惠条件；不准用公款超标准为个人装修住房。

　　领导干部在国内公务活动中要轻车简从，食宿不准超过当地接待标准；不准为领导干部举办专场舞会。

　　不准利用本人及家属成员婚丧嫁娶以及工作调动，过生日、迁新居等机会大操大办，挥霍浪费，更不准动用公款公物操办和借机敛财。

　　不准利用职权拖欠公款不还；不准借用公款为个人及其亲友买房、建私房和从事营利活动。

　　此前还有一个，是1993年的“五不准”：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从事有偿的中介活动；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

　　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个别经批准兼职的，不得领取任何报酬；不准到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

　　不准买卖股票。

　　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赠送的信用卡；也不准把本单位用公款办理的信用卡归个人使用。

　　不准用公款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也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的娱乐活动。

　　看了这些，你就不得不承认，在全世界所有政党中，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给自己定了如此多的纪律，又如此无微不至（如果再把党章和此前几十年的规定翻出来，你还可以发现，共产党员要遵守的规则数以百计）。

　　禁令越来越多，可是仍然不能阻止官员们继续成为“灰色地带”上的耕耘者。有人说这证明官员的犯罪越来越多，也有人说这证明党组织打击腐败分子的行动正在产生效果。但是不论说什么，大家都相信漏网的要比抓住的多。老百姓众口相传的很多描述官员腐败的故事，在这一年忽然变得尖酸刻薄起来，有些挺滑稽，有些还带着恶意，其中一个是这样说的：“把官员全都拉出来排成队，挨着个儿枪毙肯定是有冤枉的，但若隔一个杀一个，那就肯定有漏网的。”

　　这是明显的夸张，但这话里包含的情绪是真实的。官员们让百姓骂成这样，的确值得深思。不过，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不是被拉出去枪毙的，他是自己把自己枪毙的。这一年4月4日，他带了一支手枪，爬上京西群山之中，自杀了，陈尸在一片烂漫的花草中。市民一阵悲伤之后，才发现这位副市长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犯：贪污取财二十五万元人民币和两万美元；挪用公款一亿多元人民币和两千五百多万美元，其中一千三百多万美元再也无法收回。除了这些罪行外，他还动用公款为自己营造豪华别墅，为情妇购买高级公寓。尉健行后来说他道德败坏，生活糜烂，骇人听闻，触目惊心，“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案件中最严重的”。京城的百姓都在猜测他的背后必有更大的罪犯，有可能不是自杀而是他杀。警方开始也有这种怀疑，但是后来汇集种种现场证据，认定他的确是自己举枪对准自己的头颅。不过，“背后必有更大罪犯”却被不幸言中了，那是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4月27日晚，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台基厂大街、北京市党的机关大楼里，来了两位常委。胡锦涛和尉健行。前者宣布王宝森一案的重大问题涉及陈希同，所以中南海已经批准他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和委员。后者当即接任陈的所有职务。陈没有到场，他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隔离审查了，不仅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了自由，连向他的下属道别的机会也没有。

　　陈这个人，是党内腐败之根在90年代阳光雨露中成长壮大的经典之作。他在60年代以前是北京市政府的秘书，练就一身官场进退的技巧，知道什么时候点头哈腰什么时候趾高气扬，在80年代末期是平息“北京风波”的总指挥，懂得在政治角逐的关键时刻，怎样像高明的赌徒一样下注。其发迹的奥秘，乃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谋取自己的利益，有如当时北京市民所说，“四项基本原则+小金库”。其沉沦的原因，又是他的仗权谋私和飞扬跋扈超过了党能够允许的范围，因而构成了对整个党的威胁。

　　反对陈的人，把他看成一个恶棍，怎么惩处都不算过分，甚至说这个人应该被枪毙两次。这也代表了当时北京城里很多人的想法。可是在他受到公审的那些天里，也有一些人替他叫屈。他在法官面前始终昂首挺胸，故意显出不在乎的样子，言谈举止看上去不像罪犯，倒像是一个官员在向他的下属做报告。很显然，他想给人留下这不是刑事审判而是政治审判的印象。“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他用不屑的口吻对法官说。检察官当场出示他的受贿证据，可是，在旁观者看来，这却适得其反：“比他贪的官有的是，怎么就抓了他呢。”

　　陈是迄今为止因经济问题而被定罪的最高级别官员。报纸上说这是党反对腐败的重大成果，预示着党风将会好起来。大多数人赞成党清除陈希同这样的人，可是并不认为这件事对党风好转具有那么大的价值。腐败是这个世界的通病，在任何制度、任何党、任何价值观念之中都不可能彻底避免，但是在中国，腐败却有其独到之处。对于这个政权最具腐蚀作用的，是那些既不违反国法也不违反党纪的行为，它们无法归入“大案要案”之列，却能深入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无所不在，乃至大多数人都会将其视为一种正常的选择。1995年的秋天，葛维连成了全国闻名的人物。他是安徽省蒙城县的一个农民，成名的原因是他善于养牛，还因为他的家碰巧住在三○七国道边上，距离县城不到一公里。对于他本人来说，这使他贩牛更加便利，但是对于当地官员来说，这给他们提供了表明自己政绩的最佳机会。

　　这个农民的厄运就是从官员们对他的格外关怀开始的。某一日，县委副书记刘政新亲自来到他家，告诉他全国第四次畜牧工作会议要在当地召开。葛维连的牛数量最多，个个体大肉厚，自然成了当地官员关注的对象，他们决定把所有与会者拉到这里来参观。

　　秋高气爽，正是黄牛的成熟季节，市场上卖价又好。可是刘政新告诉他，上级已经决定，他不准随便卖牛：“你是养牛专业户，首先要体现出你的养牛数量，这是我们的根本。”凭借着一点点原始的政治智慧，葛维连已经明白，刘说的“我们”不是他这个农民，而是当地政府的官员们。他养牛的目的很单纯，只希望卖个好价钱，可是在官员们眼睛里面，那些牛不是钱，甚至也不是牛，而是他们的政绩。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有一大群牛在他们眼皮底下跑，“因为牛少了，参观的人来了就不好看了”。

　　可是那些天来买牛的人特别多。买主大都是临县的干部———村支部书记们和乡党委书记们，而且不惜重金。葛维连心知肚明，向他买牛的官员和不许他卖牛的官员，其实有个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上电视，给人参观的。”他说。他不管这些，看到人家出价好，当场卖了二十四头。

　　“二十四头牛都是个子又大，屁股又肥的，是最好看的。”葛维连后来回忆道。栏中有一千二百六十头牛呢，少了这几头，希望能够瞒天过海。可是这些牛现在头头都系在官员的心上，哪能瞒得住呢？第二天，刘政新书记来了，顺着牛圈数牛，居然看破隐情。当即斥道：“你为什么要卖牛？全县就你一个葛维连不听话。”

　　这时候葛才知道，原来不能卖牛的人不只他一个，是全县的农民。可他仍然嘴硬：“你当你的书记，我当我的老百姓。我养牛。我管他开什么会！”

　　刘书记走了，把一句话甩在身后：“咱走着瞧。”这让葛维连心里发毛，转身跑出去买回二十四头牛。他满足了刘书记“要求”，赔了两万块。“不赔你怎么搞呢”，他后来说，“他们老是转过来，转过去。”

　　官员们重新燃起对葛维连的期望，可是他们的期望越大，葛的处境就越是危险。他们觉得他的养牛场太小，只有十亩，不够气派，于是为他在公路边选择了一块土地。葛不愿意买这块地，而且人家也不愿意卖。但是官员们不由分说，把地弄过来卖给他。养牛场一下子大了不少，官员们比他还高兴。有个人忽然说，这个农民应该住别墅才对。大家响应，于是又来到葛家，对他说，“‘全国劳动模范’、‘养牛状元’，跟牛住在一起，领导参观，看了没有面子。应该盖座别墅楼。”这让葛维连夫妇哭笑不得，又敢怒不敢言，把一口气憋了若干年后，才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王利芬倾诉出来：“我要别墅干啥，我都气得……老少爷们儿谁问我，给葛维连盖个别墅，我说那是‘憋住’，哪能叫‘别墅’？憋住，憋我。”

　　根据王利芬的叙述，葛家夫妇都不愿意要别墅，小心翼翼地对官员说，他家房子“绰绰有余，一个儿子住三间，夫妻两个住三间”。可是官员说，“盖房子不用你花钱。你老葛也不用干活。”蒙城县建委副主任，一个叫马文进的人，被上级派来做葛的“委托代理人”，还包揽了别墅建设的全部工作。

　　别墅被设计为两层结构，造型亦土亦洋。按照上级参观的日期，必须在二十天内建成，可以想见马副主任的巨大压力。他每天在工地上督战。关心这别墅的人也特别多，都是官员，乡里的、县里的、地区的，可就是没有老百姓，也没有葛家的人。

　　中国的事情大都如此，只要是官员们想干的事，总能干成。别墅只用十八天就建成了。竣工之日。葛家莫名其妙地收到一车家具。老板桌、老板椅、梳妆台、席梦思软床，还有茶几和沙发。葛维连的妻子看了，当即叫起来：“这些东西全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呀。”在官员们看来，这无关紧要，他们嘴上说这是葛维连的家，其实在心里还是把它看做他们自己的“政绩”。他们命令葛家立即搬进来，又指挥工人帮助葛家布置一切，连铺床叠被也有人帮忙。地上的水泥还没有干，黏黏糊糊，就把地毯铺在上面。离参观只有一天了，实在顾不了那么多。

　　参观者来了，看看就走了。然而葛家的麻烦还没有完，新房的墙壁从底到顶开始裂缝，水泥也脱落下来。当初工人就说，这样赶工期是不能保证质量的，监工的官员说没有关系，所以现在人家不负责。官员们又来了一次，不是来修房子的，而是来收账的。账单上写着：建别墅十六万元，征地三十四万元，还有新建的饮牛水池，专供参观者用的厕所和水泥路，还有那一大堆新家具，总计差不多一百万元。“当时说盖房子不要钱”，葛维连的妻子申辩，但官员现在回答她，这钱还是要葛家出的。

　　轰轰烈烈的9月就这么过去了。现在葛维连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牛价跌了，卖也亏，不卖也亏。“本来是个流动产，变成个不动产。”葛维连不住叹息，“你要给它吃，一天一头牛就得三块钱啊。”他想自己加工牛肉，把最后的一笔钱盖了个牛肉加工厂，去恳求官员支持，但现在没人理睬他了。加工厂还没开工就关闭了。他就这样又熬了两年，终于无法坚持。他开始疯狂地卖牛，直到把牛全卖光，搬起石头把缸也砸个稀烂。“不养了，我不养了，我不再养牛了。”葛维连一边砸，一边骂：“你们看去吧，我叫你们看去吧，叫你们看去吧。”

　　但是官员们不会再来看他了，不会再来数他的牛，不会再来给他建别墅，也不会再来为他铺地毯整理被褥。这农民遭遇的热情和冷漠竟是如此鲜明，让王利芬有些不解，于是百般追问刘政新。书记倒也不隐瞒真实想法：“我看也不看他，我跟他就是碰了面，我连招呼都不打。我说实话，我今天还是讲，我瞧不起他。他什么也不配，他有什么代表性呢，他不就一个养牛的吗？”

　　一种变态的热情和一种近乎残忍的冷漠，就是这样同时在官场上泛滥起来。1995年是被叫做“立法年”的，可是法律并不能禁止这种冷热无常的官场风尚，它要惩罚的是欠债不还的葛维连。没过多久，法院的执法人员来到他家，说他拖欠债务一百九十万元，无力偿还，把他的养牛场给封了。

　　1996年元旦那天，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飘着小雪，淅淅沥沥，气温降到了摄氏零下二十多度。“这最寒冷的日子，我们是在沈阳街头度过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吕彤说。房子里一片冰凉，因为没有钱，不能保障正常的供暖。他们下榻在当地最高级的铁西宾馆，可是“白天没有暖气，晚上的暖气也弱如悬丝”。吕彤和他的两个同伴———毛浩和迟洪江，穿上随身携带的所有衣服，还是冻病了。实在没有办法，就走到街上去。他们徘徊在沈阳铁西区已经三天。那时候政府还没有提到“弱势群体”这个词，愿意和这些贫寒、无知、粗俗的人们一同度过这个新年的记者，也只有这三人。

　　他们走到北二路，这条大街因为聚集了好几个“万人大厂”，闻名全国。过去很多年里，这里的麻烦是交通堵塞和环境污染。可现在，街上空空荡荡，厂房一片萧条。他们穿过厂区，跨过冰冷寂静的铁轨，走进三十多年前苏联人兴建的“工人新村”，徜徉在一派破败和荒凉中，又没有政府官员做向导，可以随意敲开那些年久失修的门，所以很容易看到工人的贫寒，倾听他们的抱怨。直到多年以后，吕彤还能对当时情形记忆犹新：这是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记者，第一次接触城市底层生活。透过这些蜷缩在没有暖气冰冷房子里的老工人们，看着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操起他们不熟悉的小买卖，不得不拉下脸来跟以前他们看不起的“乡下人”一起从事擦皮鞋修自行车的活计，我们心中不免油然升起同情。

　　当然他也看到，绝望的人们心中还充满着希望。希望之光从一个身高一米二、长满骨结核、八个月没有收入的妇女身上放射出来，更是光彩动人。她是一个工人的女儿，名叫张秀芹，在父亲的臂膀里长到十八岁才学会走路。但父亲八个月前去世了，临终前望着她，拼命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硬挺着在报纸上写了几个歪歪斜斜的字：“开支了吗”，就一命呜呼，死的时候眼睛还不肯闭，直瞪着手上的退休证。这场面真是令人伤心，可是张秀芹还是觉得生活对她不薄，望着自己狭小的家不住念叨：“一个有病的人，有个家，儿子长大了，还是党员，我特高兴。”这屋里有一床一柜一桌。床上躺着这个家庭的支柱———她的残疾的丈夫苏立仁，桌子上放着这个家庭惟一的奢侈品———破旧的黑白电视机。她还把儿子对她说过的一句话铭记在心：“妈，等着吧，我会给你买个大彩电的。”

　　中国人对于痛苦的忍耐力是举世无双的，而且越是卑微的人就越能忍耐。这是因为，他们即使在最无奈的情况下也不会失去希望。现在时代不同了，但中国人的这个品质看来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就在沈阳铁西区的居民一边怨声载道一边憧憬未来的那些天，发生了一件事，让一个拥有超凡忍耐力的小人物终于不能忍耐。“我禁不住掩面长泣。”一个作家在他死去之后这样说，“人，何以被轻蔑和遗忘到如此卑贱而不起眼的地步？生命何以被愚弄至此？”这个问题不难解释。1996年全中国有大约八百万人正常死亡或者非正常死亡，很少有谁像这个人，死得另有象征意义。冷漠是如此无微不至和无坚不摧。他能够忍受背井离乡，忍受三年冤狱，忍受一个又一个亲人先他而逝，忍受独自一人在五平方米的草棚里面度过寒冷的冬天，忍受连续二十七年“捡破烂”的生活，可是当他终于感受冷漠时，被击垮了。

　　他是一对农民夫妇的儿子，有一个温良谦恭的名字，周永臣。1996年，他五十七岁，白发高颧，看上去就像七十五岁的人一样苍老。他的故事是从三十三年前开始的。那时候他是一个学习石油炼制的青年，只身来到甘肃兰州，风华正茂，满怀一腔赤诚，希望在这个偏僻的大西北“为党工作”。可是“文革”开始了，他以“反革命罪”被判入狱，刑期三年，罪证是“偷听敌台广播”。等到刑满出狱回到家乡，父母早已离世，大哥也含冤自尽。周住进他的小草棚，开始新一轮形单影只、凄风苦雨的日子，关于石油的理想全都烟消云散，每天走出门去，到处寻找垃圾堆，捡出七零八碎的废品送到回收站，拿到几个钱回来维持生命，对周围的一切都已麻木，只有一团烈火还在心中燃烧。他在等待政府为他平反昭雪，等待着有一天能够恢复一个正常人的尊严。这一等就等了二十多年。

　　1996年1月的一天，兰州来人了，向他宣读中级法院的判决，说他无罪。读毕，递过一纸文书，他伸手接过，就如同旧时臣子接过帝王的圣旨。那是法院判决书的复印件，也是他的希望。他双手捧着，颤抖着，从头看到尾，感极而泣，泣完了又捧起来再看。忽然间目瞪口呆：这判决书最后一行的签发时间竟是“1979年”！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拖延十七年才让我知道啊！”周永臣先是喃喃自语，接着失声痛哭：“十七年啊！十七年啊！”他连续几天精神恍惚，万念俱灰，终于不能自持，弄出一根绳子，挂在草屋中央，悬梁自尽。

　　周就这么死了，很少有人知道。当时记者们都在追踪“李沛瑶在家中被入室抢劫的歹徒刺杀”的消息，读者看到作案歹徒张金龙当天即被抓获，便为之叫好。六十三岁的李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报纸上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着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1996年元旦那天，他还在茶话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充满光明和希望。”那些天很多报纸都在号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学习他的精神。至于死在偏僻角落里面的周永臣，只有《信息日报》注意到了。它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迟到十七年的判决》，没有提到“万象更新”，只是说，“一个普通知识者的一生就这样一声不吭地寂熄了。”

　　这只是一家小报的声音，别的媒体全都一声不吭，不是他们不想说话，而是党的宣传部门反对炒作这类新闻，说它会引起副作用。另外一个小人物———王开岭，读到了《信息日报》的文章，不免大发感慨，过了很长时间才有机会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文章满怀愤怒地谴责“无形的卑鄙”，声称周不仅死于“悬梁”，而是另有罪魁。王的悲剧史诗般的文字，看上去就是一个被损害、被侮辱、被漠视的小人物的墓志铭：要知道，杀害周永臣的，不仅仅是那项发黄的可恶的罪名，还有更荒唐乖戾的现世时弊；

　　不仅是逝去年代的绝对黑暗与疯狂，还有现实中更隐秘的权能腐败与渎职阴影；不仅是理想的毁灭，还有人格的自卑和生存的恐惧；不仅是命运的沉重，还有无形的权力对生命的凌辱和亵渎。

　　很显然，我们的国家正发生着一些比贪污贿赂诈骗猎色更可怕的事。有个评论作家把周永臣之死比作“加长的历史”：“历史本身并没有能累垮这个人，但历史的后来结果却杀死了他。这只能说明，那个历史并没有完全结束。”就像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一样，冷漠和不负责任，在中国也有着深厚悠久的社会基础，到今天仍然无时无处不在纠缠芸芸众生。1996年年初的周永臣之死，象征了冷漠对人的生命和意志的不可思议的毁灭力，但这只是一系列此类事件的开始，还不是高潮。高潮是这一年夏天发生在广东省雷州海面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海难。在此之前，骇人听闻的事情还有不少。有个名叫秦远富的广西人，在十五年里写了三百万字的材料讲述自己的不平遭遇，只得到四个字的回答：“悬而未决。”有个名叫高崇德的老汉也自杀了。发生在陕西的这一“冤案”，起因仅仅是一起并不严重的交通事故———高崇德被一辆“奔马牌”三轮车撞伤了。可他的悲剧不是发生在马路上，而是发生在法院里。此后五年中，法院层层审理，多次判决。高崇德不服，奔走上告，可是没有一个人理睬高家夫妇的投诉。直到有一天下雨了，这对老人在法院屋檐下躲雨，里面的人终于来理睬他们了。“他们骂我们是‘老死狗’，”他的妻子张淡春说，“一把把我老伴推倒在水坑里。”1995年5月19日，高在绝望中服毒身亡。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些事件都是冷漠之神的经典之作，但是都不能像1996年7月11日的“雷州海难”那样，冷得让人周身泛起鸡皮疙瘩———十二个渔民在风浪中挣扎七个多小时之后全部沉没。他们遇难的地方距离海岸不过三四百米，站在岸上用肉眼就能看到，可是官员们几乎无人肯施以援手。

　　风暴在早晨8点不期而至，十只小艇随即倾覆，渔民落入海浪，自此开始了那个悲惨的时刻。

　　四百多村民挺身相救，可是他们的船太小，无法迎风前进。村民们手拉手结成一路纵队，冒死冲进海里，又被巨浪卷了回来，于是跑去求救。他们看到“G905号”就停泊在港湾里面，知道这是一艘渔政海监船，有一百零八吨，一旦启动，十几分钟就能达到落水者身边。可是船长冼亿康却说他没有开船的权力，“调动这船，要副局长批准。”落水者的家人苦苦哀求，冼船长不为所动。一个名叫黄永三的船工动了恻隐之心，冲出去给副局长打电话请示开船。中午1点，也即十二名落水者挣扎五个小时之后，他终于听到副局长的声音。副局长名叫钟进，是雷州市水产局的，还兼着渔政海监大队队长（这大队是专门监督老百姓不得违法捕鱼的），是个严格按条例做事、按利益取舍的人。他对黄永三说：“你们救人可以，但要先收足钱。”“能不能先救人。他们一时凑不足钱。”黄为那些落水者求情。

　　“不行就是不行。你糊涂什么？”副局长把电话挂了。“糊涂”的黄领着几个落水者的妻子到处奔跑，寻找拥有权力的官员，期望能够得到帮助。他们找到企水镇的副镇长冯亚生，找到了镇党委会的陈副书记。陈是整个事件过程中惟一替遇难者着急的官员，可惜他说话不算数。他找钟副局长去求情，没有用，找到渔监站站长黄其林，还是没有用，于是又找到了钟进的顶头上司、正局长关祥。关局长也是雷州市防风指挥部总指挥，可是他说不能越过钟副局长下令开船。下午3点20分，在村民一片哀求声中，船长冼亿康的传呼机响了起来，那是钟副局长下达的最后命令：“一定要收费才能开船。而且死尸不能放进船里。”

　　冼船长出了一口气：“今天不用起锚了。”

　　就在这时，人们看到一具尸体被冲进港湾里来。绝望的人们离开“G905号”，沿着海岸去寻找他们的亲人，他们找到了另外11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妻和一对父子。

　　一个名叫林炜的记者后来详细揭露了此事过程。牵涉其中的官员成为众矢之的。钟进和冼亿康首当其冲，被撤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收监。另有局长关祥、站长黄其林、副大队长陈光星、镇人大主任梁发明、三个副镇长冯亚生、陈沛和邓碧华，也被处分。这些人虽然没有直接面对求救者，但却仍然不能摆脱袖手旁观的种种情节。就像人们在评论“周永臣之死”时说的一样，现在人们都说，吞噬了那些渔民的不是风浪，而是官员对于百姓的麻木不仁。

　　但是这些官员并不这样看。“局里考核的惟一指标就是收费，完不成要挨罚，扣发奖金。”黄其林后来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陈沛则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错”。因为他那天从早到晚都忙着工作：上午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干部，中午开车去接人大主任梁发明，下午陪上级来的干部下乡了。还有雷州市党的最高领导，市委书记陈永平，面对记者的询问，愤怒地谴责钟进和冼亿康，说他们的行为“令人痛心”，“忘记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里没有群众”。又说他出事那天正在向上级市委汇报工作，次日到了广州，两天后参加省委扩大会，提前去是“顺便办点别的什么事”，忙得一塌糊涂，直到7月25日，也即他属下十二个渔民死去两周以后，才知道这件事。又二十天后林炜坐在这位陈书记面前，希望从“第一父母官”的身上找到一点对弱者的同情，可是却意外地发现，他根本没有在百忙中腾出一点时间去看望受难者的家人。“面对一群这样的官，”林炜回到北京后对他的读者说，“别说死了十二个人，就是更多，也不足为奇。”

　　期待琼州海峡的这场风浪吸引北京的目光，是不现实的。这个夏天，首都一派歌舞升平，街上流光溢彩，车水马龙，交通堵塞，食品充足，物价平稳，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反而更加忙碌。他们正倾全力应付当务之急。至少有八十四批外国人等着他们接见，有五十四个国家等着他们去访问，还有政府的会议等着他们去指示，地方官员等着他们去巡视，这些都是国家大事。下层百姓中的失业和贫困，国有企业改革的欲快不能，经济“软着陆”的时间表，这些都是中南海面临的大问题。除了这些事情之外，1996年里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台湾海峡了。三年前汪辜会谈时的那种祥和气氛荡然无存，转眼间似乎就要兵戎相向。

　　新华社接连三次受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向海峡发射导弹。3月8日至3月15日是第一轮，这还没有完，3月12日至3月20日，第二轮就开始了。接着是第三轮，3月18日至3月25日。军队的行动一向是高度机密，报纸上不得不提的时候，也是把演习说成“训练”，把发射导弹说成“运载火箭实验”。可是这一次，政府一点也不隐瞒，导弹还没有打出去呢，全世界就知道它们将落在哪里。新华社的公告说，导弹指向“北纬二五度五○分、东经一一九度五○分，北纬二五度三二分、东经一二○度二四分，和北纬二四度五四分、东经一一九度五六分，北纬二五度一二分、东经一一九度二六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和空域”。

　　华盛顿的军事专家们在地图上一看，发现那片“海域和空域”与台湾近在咫尺，觉得这分明是一次“封锁台湾”的实弹演习，不免紧张。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立即召见中国大使李道豫，说美国政府“严重关切”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的行动，又耐下心来等了一天，发现北京对他说的“严重关切”置之不理，感到外交努力不会有结果，就宣布派出一支特混舰队，由“独立号”航空母舰带领着，星夜兼程驶过来。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外交对抗似乎正在演变成军事对抗，一触即发。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全都紧张万分，分秒必争地弄清了解放军的装备———苏—27战斗机、“基洛夫”级潜艇、“旅沪”级导弹驱逐舰、“江卫”级导弹护卫舰、C—300防空导弹、M9机动式弹道导弹、039级常规潜艇，还意外地听到张万年上将的一句话：“我们将要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张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最重要的将领。军队统帅中，除了江泽民，就是他了。他这样一说，把五角大楼里的情报官员吓了一跳。他们赶忙跑去向国防部长佩里报告，说“独立号”航空母舰孤军深入，面临危险，要求增援。佩里于是让太平洋舰队的三艘攻击型核潜艇开过来，还命令驻扎在海湾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移师西向，和“独立号”会师。这些部署完成后，他信心十足地对国会议员们说：“北京应该知道它固然堪称是一个海上强权，但美国才是全世界最棒的海上强权，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海军，别人最好不要忘记。”佩里说完这些话，他那“最棒的海上强权”已经到达台湾东面一百一十海里的海面：两艘航空母舰、三艘核潜艇、“弗吉尼亚”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斯普鲁恩斯”级导弹驱逐舰、“佩里”级导弹护卫舰、“诺克斯”级导弹护卫舰，此外还有至少六种飞机———F—16战斗机、“大黄蜂”战斗机、“入侵者”攻击机、“北欧海盗”反潜机、“鹰眼”预警机、“海王”反潜直升机。这可是自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以来开到这里的最大一支美国军队啊！

　　美国军队一向是美国人的骄傲。“随便哪个酒友都能告诉你，”威廉·曼彻斯特曾经说，“美国从1775年以来每战必胜，从来没有输过。”可是，随便哪个中国人也都可以告诉你，美国军队从来没有赢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朝鲜战场还是在越南战场。在中国军人眼里，美国人都是既怕苦又怕死的“公子哥儿”。他们从小受的就是享乐主义的教育，把人的性命看得比什么都金贵，嘴巴里嚼着口香糖，脖子上吊着十字架，一边看着女友的照片一边打仗。不错，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器。中国军人，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早就知道那些装备，每一样都比自己的速度更快、火力更强，中国无法望其项背。中国人过去一向认为，那些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像毛泽东曾经轻蔑地说过的，是“纸老虎”，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精神力量，可是在目睹了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以后，他们开始对那些先进武器刮目相看。“你还没有看见人家，人家的导弹就打过来了。”一位退了休的空军将领这样描述“F—16”的性能。他在50年代的朝鲜战场上是中国最着名的战斗英雄，在短兵相接的空中格斗中，击落击伤九架美国飞机。这一纪录前所未有，以后也永远不会被打破。因为新一代空军飞行员都知道，现代空中的两军对垒，再也不会有“短兵相接”那样的情节了。“没有冲锋陷阵了，没有刺刀见红了。你连人家的影子还没有看到，仗就打完了”，一个身材瘦小的海军大校这样说，“就像海湾战争中萨达姆遇到的情形一样。”

　　新观念的流行在不知不觉中左右了舆论。报纸电台电视台全都一反常态，不再躲避那些被列为“军事秘密”的武器装备，党的宣传部门已经指示他们“壮我军威”，还特别说明，新时代的“军威”已不再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是“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和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军队的高级将领也不再隐姓埋名，全都站在电视摄像机的面前，眉飞色舞地描述自己的武器，有空军司令员于振武和空军政委丁文昌，有海军司令员张连忠和海军政委杨怀庆，有南京军区司令陈炳德和南京军区政委方祖岐。深入“前线”的年轻的军事记者们，也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拿着几幅头戴钢盔怒目圆睁的士兵特写照片回来，一心渲染“革命英雄主义”。那个夏天，报纸上关于这场军事演习的报道中，尽是下面这些文字：一枚枚威武挺拔的乳白色导弹，耸立在群山环抱的各个发射阵地。

　　导弹呼啸腾空，顿时地动山摇。

　　第一发导弹命中目标！第二发导弹命中目标！

　　空中机群破雾穿云，海面战舰铁阵森严，水下“长鲸”游弋出没。

　　核潜艇、新型常规潜艇、新型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先进的电子侦察船等多个舰种数十艘战舰。

　　海峡那一边，台湾岛上，人们都知道什么叫“导弹战”。八个月前解放军就打过一回了，可是眼前这次导弹战似乎更大，更猛烈，更准确，而且离他们住的地方也更近了。五十岁以上的人，现在都想起了“万炮震金门”的年代，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大陆那边每隔一天就来一次万炮齐轰。现在虽然只有“四枚”，可这都是导弹啊。

　　不仅如此，还有更厉害的。夏天到来的时候，一场登陆作战演习在台湾海峡的这一边展开，两岸的老百姓，都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场战斗的。天空风雨交加，海面浪高涌大，画面闪电般交替，新闻节目主持人在一旁朗朗说道：装甲集群抢滩登岛，空降部队垂直登陆。

　　空军、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舰炮、导弹强大火力支援。

　　水陆两栖坦克突击群跃出登陆舰，多梯队冲上滩头。

　　战机呼啸，战炮轰鸣，“敌军”前沿笼罩在火海硝烟之中。

　　我合成突击群以风卷残云之势围歼了纵深核心阵地之“敌”。

　　“仗”打完了，将士们可不像好莱坞电影里面那些厌战颓废的美国大兵，他们一点儿都不累，斗志反而更加高昂，海浪打在身上，就像火上浇油似的。图书市场恰在这时出来一本新书。书名叫做《中国可以说“不”》，封面上有一个血红色的壮怀激烈的长城和一个带着侏儒身材的自由女神，里面的内容则是大骂美国人的恶劣以及述说中国如何不能与美国人共处。字里行间，全是对美国人的不信任。作者声称他们代表民族的精神，说出了大多数沉默的中国人的肺腑之言。他们似乎认定，只要是个爱国者，就一定要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说“不”。国内的舆论也热闹起来。新华社为这本书发布消息，报刊争相报道。一连串套用这个书名的书，很快又出来了。包括《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还是能说“不”》等等。私下里人们的议论比报上公布的还要多。有人仰天长笑，说这本书真是畅快淋漓，表达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抉择和情感抉择。有人嗤之以鼻，说它谁也代表不了。有人则认为书中的论述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总的来说缺少事实的根据和逻辑的力量。无论如何，说“不”成了这个夏天中国人的时尚。这叫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们有点着急，赶紧去研究来龙去脉，结果发现五位作者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原来连美国还没有去过，于是向他们发出邀请，请他们亲眼看过美国之后，再发表意见不迟。

　　美国人都挺自以为是，以为他们的国家谁见谁爱，可是中国军人不会理睬这套把戏。一个阅兵仪式在台湾海峡这一边的海面和空中同时拉开。报纸上刻意渲染当日气氛：“海空军官兵斗志昂扬、士气如虹，他们的钢铁誓言响彻海空：坚决听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坚决扞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决不允许一寸领土从祖国分裂出去。”你一听就可以知道，90年代中期台湾海峡燃起的炮火硝烟，与其说是军事性质的，倒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对抗。它在军事上的胜败无从检验，但它的真正目的是要迫使台湾收起“独立”的图谋。谁都清楚，共产党军队这假想中的“纵深核心阵地之敌”，不是别人，正是那时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事情发展到了大动干戈的程度，可以想象两岸的关系那时候有多紧张。

　　李登辉自始至终都在指望华盛顿派出军队，抱着同样希望的还有美国国会。克林顿果然把军舰派来了，不过，他命令他们远远看着，不得越过雷池一步，同时警告李登辉不要胡来。李登辉这个人似乎特别善于争取人心。他的手里明明拿着美国的最先进的武器，包括1992年买来的E—2T预警飞机和F—16战斗机，1993年买来的“修改型防空体系”；1994年买来的二百枚“爱国者”导弹；1995年买来的四百六十五枚“蜂刺式”导弹和五十五枚双管导弹发射系统，还有反电子作战舱和装甲炮车。论档次，这些东西可一点也不比人民解放军手里的那些武器差，其中有很多还要强些，可是李登辉仍然摆出一副哀兵之象，连连感谢美国航空母舰的到来，说这一行动表明“美国对台湾与大陆可以对等看待”。

　　这样一来，在这个春天，台湾海峡一下子出来三样东西，让全世界都捏了一把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导弹，美国的航空母舰，还有李登辉的一句话———“要向不可能的事务挑战”。这倒不是说，是李登辉拿只言片语挑唆中美之间的军事对峙。事实上，我们最好把他看做是90年代中期从中国台湾岛内到美国国会山中弥漫起来的一股势力的代表。

　　事情是在最近九个月里突然变得不可收拾的。1995年6月7日，李登辉踏上美国的土地，说是以私人身份参加他的母校校庆，乃是“校友叙旧”，可又说是“世纪之旅”。北京对于李登辉的美国之行保持高度警惕，其来有自。他在1992年9月说，他曾很认真地查阅资料，发现“先总统蒋公有没有讲过‘一个中国’的字眼？从来没有”的时候，北京立即对他满怀疑虑。他在1993年2月又对民进党的一群“立委”说，他的主张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讲过一个中国”，北京便立即宣布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把他看成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随后几年里，李登辉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其间有1993年的“汪辜会谈”开辟了两岸官方接触的起点，彼此之间作出善意，但却缺少足够信任；有1994年发生的“千岛湖事件”和“宜兰海难”，前者导致了二十四个台湾游客惨遭杀害，后者使十二个大陆渔民葬身海浪。两个悲剧全都极为惨烈，并且具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但毕竟只具有偶然的性质，不像1995年李登辉的美国之行，乃是蓄谋已久，并且有着那样强烈的政治味道和象征意义。

　　李登辉是在经历了一次被拒之门外的羞辱之后，突然反败为胜的。那次羞辱发生在1994年5月，他请求白宫允许他在访问尼加拉瓜时，在夏威夷过境并休息一夜，遭到拒绝。当他的专机在夏威夷机场降落加油的时候，他甚至只能呆在飞机上，一整夜都不能走下飞机。看起来美国人有点不近人情，但这件事却让北京对华盛顿多了几分信任。那时候，美国政府再三向北京保证，允许李登辉访美不符合美国的对华政策。由于这样的情节，中国人现在看到李登辉居然踏上美国的土地，便愤怒地谴责华盛顿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北京的一些专家学者，甚至还包括中南海的一些高级领导人，不免对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大起疑心，甚至担心美国正在悄悄地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于是决定加紧一切准备———包括政治的、军事的和心理的准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这甚至成了军方要求增加军费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其实，李登辉的美国之行是华盛顿的台湾政策若干年来逐渐演变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点。在整个80年代，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远不像后来那样大起大伏、变幻莫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系发展迅速，甚至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合作。当然麻烦还是接二连三，诸如贸易问题、技术转让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还有人权问题、文化交流问题、安全对话问题、武器扩散问题。不过，所有这些问题都处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也没有引起中国人那么强烈的反感。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中国人不了解美国人，就像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人一样。

　　在中国人看来，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必定拥有制定外交政策的绝对权力，所以他们一味地对白宫的所作所为表示愤怒或者表示欣慰，却一点都不知道白宫背后正在发生的那些事情。正如郝雨凡多年以后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机制变得更加多元化、分散化和制度化，而国会在制定过程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郝是美国科盖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也是少有的既了解中国又了解美国的学者。在一本用中文写成的书里，他详细描述了美国政府中具有不同责任的部门，以及美国政治舞台上具有不同利益的集团，是如何获得参与决策的机会，又是如何让白宫在对华政策的选择上始终不能为所欲为，总是摇摇摆摆地朝着一个各方利益的平衡点走去。这同中国人所谓“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制度，显然大相径庭。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发生在80年代末期。或者说，是80年代末期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是苏联和东欧的变化，然后是中国的“北京风波”，让美国人开始怀疑他们在中国期望得到的战略利益是否恰当，也让各个利益集团在向白宫讨价还价的时候，拥有了不同的分量。80年代，他们曾经设想“提升中国现代化程度并改革中国共产主义制度”。可是现在，他们觉得这是全世界惟一的与他们不在一条路上行走的大国。一时间，中美之间乌云漫天，所有纽带全都断了。华盛顿率领整个西方世界对北京实行经济制裁，而北京则指责华盛顿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甚至“亡我之心不死”。人权问题也就是在这时候突然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焦点。手里拿着“六四”这张牌的美国国会，更加咄咄逼人，也更经常地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布什总统则谨慎而又艰难地维持着平衡的局面。一边谴责北京，一边派出他的助手保持和北京的接触。一边在道义的名义下维持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一边又动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否决国会想为中国最惠国待遇附加政治条件的种种努力。国会里敌视中国的力量，虽然还没有聚集起三分之二的足够多数以推翻总统的行政命令，可是却已大大超过一半，这就足以让总统在任何对华政策上都不能不顾及国会的反应。

　　尽管国会拿人权问题羞辱北京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是他们在台湾问题上却取得了进展。华盛顿的对台湾政策出现了变化。最初的迹象看上去是纯粹经济性质的。1991年11月以强硬态度协助台湾参加在汉城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是第一个迹象；支持台湾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是第二个迹象。到了1992年，事情愈发严重，也超越了经济的范围。布什决定向台湾出售一百五十架F—16战斗机，这引起中国军方的高度警觉，他们说这是美国武器库中最先进的战斗机，其实还有比“F—16”更重要的一笔交易也在同时完成，那是四架更为先进的“E—2T鹰眼式”预警飞机。后者单价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是前者的四倍半，就其技术来说，则明显地提升了台湾的空战能力。北京愤怒地指责布什为了自己连任总统，不惜背信弃义，违反中美之间“三个公报”的原则。一个名叫郑剑的中国学者指出，布什已经“走上了盲目迎合选民需要的道路”。还相当具体地指出，得克萨斯州的着名军工企业通用动力公司，因为飞机订单减少正在大批裁减工人，“伤透了美国人的心”，而这正是布什总统的大本营。华盛顿则否认北京的指责，还引用“台湾关系法”为它的决定辩护。他们轻描淡写地对中国人说，台湾现有的战斗机———“F—5”，都是些过时货，美国已经没有那种飞机的配件了。其实，导致布什做出这一决定的真正原因没有那么简单，既不像北京说的，也不像华盛顿说的，而是另有缘由。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李登辉挺会争取人心。他有韧性，有耐心，还能忍辱负重，甚至还把不能离开座机的尴尬遭遇转变成美国国会议员对他的同情。他手上摇着两张牌———“北京风波”和“台湾关系法”，据说腰包里还揣了五百七十万美元，在美国到处游说。中国从苏联购入一批SU—27战斗机，这给美国军方提供了一个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理由。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主张，军售是惟一能够维持两岸力量平衡的办法。更何况还有欧洲人呢，由于过去十年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让台湾满意，所以台湾已经从荷兰买了潜水艇，现在又要把战斗机的定单投给法国了，这是美国军火公司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举出这些情节就可以证明，在中美关系这架三角天平中，台湾虽然是力量最弱的一角，却有相当多的机会争取美国舆论，组织利益集团，影响白宫，寻找华盛顿政策制定机制中的每一个缝隙，为己所用。

　　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在北京看来不是一个好兆头。中美关系本已麻烦重重。此君又是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总统，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及他的前任，更没有一点感情的联系。在与中国的这场博弈中，布什始终认为“人权”这个棋子不能奏效，克林顿却说这证明布什“太软弱”，还拿“同中国共产党人做不妥协的斗争”来表明他将采取完全不同的对华政策。国会里以“人权问题”为筹码的利益集团卷土重来，终于促使克林顿在1993年5月28日发布行政命令：如果北京仍想得到最惠国待遇的话，就必须满足华盛顿提出的与人权有关的条件。新总统显然不明白，他面对的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民族，有如二十年前的国务卿基辛格所说，“将它作为朋友对待，它真的可能成为朋友，但将它作为敌人对待，它则一定会成为敌人。”

　　分清敌友是政治家的事，商人们不管这个。他们眼看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每年两位数的增长率、两千三百亿美元的贸易额，还有那个拥有十三亿消费者的深不可测的市场，这让他们相信美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说起来真是奇怪，共产党本是穷人的政党，是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可现在，一听到克林顿给对华贸易设置障碍，美国的工人就大快人心，资本家就心里难受。那一年，欧洲一些国家到处张贴着一幅“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的宣传画，美国的资本家也联合起来表达他们的意志，并且成功地让总统相信，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并非明智选择。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收回成命，宣布将“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这表明，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商业实用主义终于战胜了“美国价值”。

　　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是90年代中美关系的两个焦点，此起彼伏。当年发生在老总统布什身上的事情，现在要在小总统克林顿身上重演了。白宫在人权问题上收回成命之后，试图在贸易和军售方面靠近台湾。如我们在前边提到的，克林顿政府每年都在悄悄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但是直到1994年夏天，克林顿还没有决定在政治方面比他的前任走得更远，这叫国会中的亲台议员很不满足。根据郝雨凡教授的叙述，一个名叫姆考斯基的参议员把这些人集合在自己麾下，想方设法促使美国对台政策发生变化，而且立竿见影。这年9月，白宫批准一项法案，允许台湾在美国的机构使用“台北”字样，允许白宫高级官员访台。为了让此事更有法律根据，参议院开始考虑对《移民法》加以修正，参议员杭克·布朗的一个提案也在一个月后获得通过。其中最关键的一条看来是专为李登辉踏上美国领土而设计的：台湾总统或其他高级官员申请访美时，应获准进入美国。

　　北京的深秋细雨连绵，人们一如既往地庆祝国庆日的到来，法新社记者描述这里的情形：“坏天气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临近岁末的时候，北京的剧场里上演了一出话剧，名叫《商鞅》，观众中有个人是副总理朱基。像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一样，这个人也特别爱看传统的中国戏，比如京剧，还能连拉带唱，就是很少看话剧。但是那天他忽然心血来潮，就去了。剧情说的是，两千年前秦国宰相商鞅以惊人勇气推行改革新政，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这故事他在读书时已经知道，此后又有无数人在他耳边提起，那时只是慨叹，现在以古衡今，竟有一种强烈的惺惺相惜的感觉，不免伤心。那些陪着他看戏的人，忽见这位“铁面宰相”脸上淌着老泪，不禁大吃一惊，接着就发现这对他们来说有着巨大的意味。“看来我们的话剧有极大震撼力。”剧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得意地说，“大家快来看吧。”另外还有人发现了更多的含义，上海一家小报把这件事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结果人家把舞台上的那位宰相忘了，都在议论现实中的这位“宰相”。他们说这是“今日的改革家在为昔日改革家落泪”，还说“历史证明，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

　　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未免夸张。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这位副总理所遇到的巨大压力，是他的强硬的改革主张造成的。1996年夏天，三万四千家国有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五，每卖出一元的东西，只得利润九厘钱，这是历史最低点了。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是1985年的二十八倍，第一次超过了利润。这一年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个人所得税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亏损最严重的行业———煤炭、冶金、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纺织品和轻工业，差不多都是昔日的赢利大户。7月上旬，中国大部分地区阴雨绵绵，把人们的心情也搞得愁云惨淡。吴邦国副总理在河南说，“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部分国有企业产销下降，经济效益不高，亏损额上升，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这局面引发了激烈争论。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原因造成利润下降？是总需求增长放慢？还是国有工业的结构和制度有问题？很明显，买方市场和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十几个月，这不利于企业的价格垄断，但是这仍不足以解释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的大幅下滑，因为民营企业的利润始终在顽强地增长着，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参照。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说，“三资企业和进口商品竞争给予国有企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就说明很多问题是国有企业作茧自缚引起的。“很大程度上，”世界银行的报告分析当时中国企业的时候说，“利润的恶化揭示了国有企业在补贴和不完全改革掩盖下的不利地位。”会计制度改革增加了折旧费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增加了养老金和医疗费用的支出；农产品价格改革增加了工业原材料成本（例如粮食和棉花价格）；通货膨胀率的降低令贷款的实际利率由负转正，也让企业享受多年的隐蔽利息补贴大大减少、账面利润相形降低，后者在过去两年曾因过高的通货膨胀率而被人为扩大。

　　到了秋天结束的时候，在我们的记录中，中国所有最重要的领导人都已公开表示，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朱熔基和吴邦国。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也忍不住开口说话了。这个人在前台的时候也不多说话，人家问他有什么说的，他就说“如履薄冰”，自从退到后台，就更少说什么了。可是这一年他跑到辽宁，一路走一路说，“国有企业改革十分紧迫，时不我待。”那些地方官员都对他叫苦，说这个难那个也难，他把手一挥，强硬地说：“不要顾虑太多，要加大力度，晚抓不如早抓。”中南海的心情之急切，于此可见。相形之下，倒是与这件事情关联最甚的企业领导者，大都有些麻木，或者说是在消极地应对。他们回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就发现过去十几年里政府开出的药方多得不计其数：拨改贷、利改税、承包制、优化组合、租赁、拍卖、托管、股份制、企业集团、资产重组……每开出一方，便说取得了巨大成绩，连一向以批评政府为能事的“右派分子”刘宾雁，也曾为此欢呼“好，活了！”可是到头来，还是一个效益日愈减少，亏损日愈增加的局面。现在开出的这剂药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学者们说得天花乱坠，经理们却在暗自发笑。他们说：“过去毕其功而不能胜一役，今日焉能一役而毕其功？”

　　“铁面宰相”看出这个门道，于是改变策略，打算步步为营，把“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两年期限延长了：原是要在1996年结束的，现在要经过整个1997年。这叫很多人意外。中国人执行计划，一向是“提前完成”的，极少有“延期”的事情发生，即使由于种种难言之隐不能如所期待地实现目标，也多是不了了之，不会公开说出，可现在朱基却到处说。“当初他有一百条理由加快”，国务院里的一个官员这样说，“现在他又有一百条理由延期”。他看出那些基层官员对他点头哈腰，满脸堆着笑容，口口声声要他指示，其实心里各怀异志。从他们嘴里跑出来的辉煌数字，也大有疑问。倒是原安徽省省长王郁昭说的“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还有民间对联“上压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欺上，层层渗水，水到渠成”，给他极大震撼。这让他明白他之所谓“铁腕”，其实从来就要打折扣。比如他曾下令，一个项目也不要再搞了，“都是重复建设”。可是没人理睬他。有一次他被逼急了，在大庭广众演讲的口吻竟好像他已不是政府的官员：“他的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说是“不行”，也只好如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他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

　　毫无疑问，他是90年代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他清楚地了解那时候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

　　朱熔基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这和他的浪漫幽默形成对照。他极少将经济问题同政治问题拉扯在一起。比如有的领导人认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并且严厉警告，国有企业的比重连年下降必会带来政治的危险。我们细检这位副总理当时种种言谈，就完全看不到类似的话。只有一次，他说他想起回答一下“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社会主义变了”这个问题，然后说，1991年他到北京来的时候，私营和外资企业不到百分之十。而现在，私营个体三资企业占百分之三十了。“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没有危险。我说没有。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卡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麻烦来了。就从这一年开始，对他不满意的声音一下子强烈起来。自由主义者说他“独裁”，是在“偷偷摸摸地复辟计划经济”，保守主义者说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那口吻就像当年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样。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的股民也在骂他。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把这种骂声推向高潮。文章要老百 姓注意股市风险，当即就有一阵狂飙卷了过来，深沪股市全面下跌，挂出跌停板来“免战”。股民当场撕烂《人民日报》，大家都说这样的文章非经朱熔基的批准是不可能见报的，所以就编出一句新话：“现在中国，既无‘牛市’，也无‘熊市’，是‘猪’（朱）市。”朱后来说，他对什么戈尔巴乔夫之类的说法不高兴，还说，什么“猪市”，分明“骂人不带脏字嘛”。可是他不高兴也没办法，人家照样这样说。

　　这是怎么回事呢？三年半前，人人都担忧经济失控，看到此人出山来搞“宏观调控”，就觉得来了救星，不论他说什么都觉得有道理。现在和那时不同，就在于他把中国的局面扭转了，他所以挨骂，正是因为现在经济形势缓和。房地产的投资增长率降低了四十九个百分点；货币发行下降了百分之二十。银行的不良债务减少了两百亿元，又开始向外贷款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品供过于求；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四百五十亿公斤，前所未有。再等三个月，他就要宣布，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

　　老百姓对官员的印象也变了。他每次讲话，总是有人鼓掌，有人喝彩。从前常见的官员在台上演讲、下面打瞌睡的事情没有了。“人们又开始听总理讲话了，”国务院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很开心。”也是在1996年岁末，朱基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听众有六千人。大家看他正襟危坐，以为他要说什么大道理，不料全是地地道道的“朱式”语录。“现在市场上什么东西都多，没有不多的”，他得意洋洋地说，“统计局的人对我说，粮食多得仓库装不下了。我说，没关系，现在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好了。”

　　可是他却没有说，政府正在靠借钱度日，寅吃卯粮。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一千九百七十九亿元，也是前所未有。每一百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二十元是向国民借来的，其中又有十元被拿去还了老债。

第八章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

　　1997年2月，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愈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症”，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症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　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说这是他在“文革”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那条着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现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这么一条小路了。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丈量过这个院子，说它长五十米，宽四十米，绕院子一圈是一百八十八米。还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不过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新华门，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复兴门和军事博物馆，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从外表看上去，北京一切如常。过去一百年里，这城市所经历的变故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无法比拟的，这造就了她的宽容、幽默、敏感和麻木。2月15日，星期六，正月初九。一千多人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上，秩序有些乱，不过，不是要闹事，而是在报名受聘北京党政机关副局长的职位。报纸上的消息说，这在全国是迄今为止“公开选拔高干”的最大动作。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绛红色高墙上，贴着一纸告示。上面说，只有那些年龄不超过四十五岁、有北京城镇居民户口、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能报名。报名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从朝向天安门广场的南大门走进去，一直深入到内院大殿，可以看到鲜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殿内展台密布，全都编着号码。“第7号”是市政府办公厅，“第12号”是市政管理委员会。还有一个听上去挺新鲜的地方，叫做“北京市公开选拔办公室”，主任叫韩铁城，原先他担心没有人来报名，现在正得意洋洋地对一群记者宣布：“公开选拔的报名工作大获成功。”副局长的职位有五十七个，报名者共有一千六百三十一人（包括一千零二十个大学本科生、一百六十八个硕士和五十九个博士），都是四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北京官员中间开始流传那首脍炙人口的顺口溜。它的开头一句说：“年龄是个宝，学历不能少。”这在既成的干部制度中，无论是私下任命还是公开招聘，都是一样，看来世道无论怎样改变，有些最基本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在接下来的考试中，三十三岁的周茂非对一个试题的回答，就最好地证明中国社会中已经改变和还未改变的东西，是怎样精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周是毕业于长春邮电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也是邮电部北京通信元件厂常务副厂长和高级工程师，现在他告诉主考官，他希望担任北京市侨办的副主任。“好吧，现在你当侨办副主任”，考官对他说，“有四件事在两个小时之内要同时办：第一件事是市里领导和部委领导来我们侨办视察，其中还有一位是你原来的老领导；第二件事是一位处长遭车祸身受重伤，被送进医院；第三件事呢，还有一个外商来谈判，你是主谈；第四件事，有一个急件送到你手里，要你阅处，现在你怎么办？”

　　周茂非把眼珠子一转就明白了考官的用心：官场行事的要点在于滴水不漏，而不在于轻重缓急。于是说他首先要去跟老领导见面问候，很虔诚地表示欢迎，委婉说明已和外商有约在先。在赴外商之约的间隙，他将紧急处理那个文件，当然也不会忘记，在这些事办完之后立即到医院去看望受伤的处长。

　　当时文化宫考场的话题形形色色，问者煞费苦心，答者也挺机智，可惜很少有老百姓关心的话题。那个春天，人们谈论的事情真是不少：改革何以没有更快地推进；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意见；国有企业改革的苦无出路；城市失业问题；农民流动问题；正在出现的新贫困；农民利益的被侵犯；腐败问题；人口过剩问题；资源紧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台湾问题；北京西客站的建筑质量问题；海南建设中的工业污染；深圳空难；河南煤矿爆炸；北方大旱以及南方暴雨成灾；中美关系“乍暖还寒”的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朝鲜劳动党的要员黄长烨在北京走进了韩国大使馆；十五大谁去谁留；九十五岁的彭真去世；戏剧家吴祖光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小组会上说，陈希同“应当被判处两次死刑”；还有国有企业的“穷庙富方丈”和“富庙穷方丈”。这后一个话题是赫赫有名的“烟王”褚时健引出来的。头发花白的褚时健因贪污被捕。一年以后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服刑于云南省第一监狱。他的“晚节不保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他的辩护律师马军在法庭上这样说，还当场算了一笔账：褚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十七年，烟厂利税总额八百亿元，而他十七年的全部总收入约八十万元，其比例是十万分之一，还赶不上一个影星拍一个广告的收入。“褚时健就像把小庙建设富了，还为大庙做出巨大贡献的方丈，只不过是看着灯油多了，几个人想分点回家炒菜而被发现的方丈”，马军意味深长地辩护道，“褚时健是那种十分能抓老鼠、而在特殊情况下偷吃了鱼的猫，和那种不抓老鼠专偷吃鱼的猫、那种不抓老鼠也不偷吃鱼的猫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很能抓老鼠的猫没偷吃时给他一些鱼吃呢？”

　　那时候老百姓谈论的事情大体就是这些，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真正在医院里的不是什么“遭车祸身受重伤的处长”，而是一代伟人邓小平。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栋小楼的顶层，一条汽车匝道从地面一直延伸上来。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告诉他，这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五年以后，黄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的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或者跟医生护士述说怎么难受，有时候还会发脾气。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他的亲人坐在沙发上，意识到大势已去，全都呆若木鸡。整座楼一片寂静，就像是死神已经降临。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惟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九十三岁的老人又挺了十二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喘息。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惶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前一天，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成形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时08分。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最先向遗体告别的是他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王世斌说，“说实在的，就是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另一个人是黄琳：“他的角膜也贡献出来了，遗体也捐作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了。”说着说着就又哭起来，“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他的确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秘书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他们带着他的内衣、外衣、鞋子和袜子，来到一座锅炉房，把这些东西一一投进炉膛，烈火青烟中，看到一件带着窟窿的内衣，眼泪再次掉下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穿着破了的衣服。谁能相信啊？”

　　宣武门大街上的新华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那份早就准备好的讣告。一阵混乱之后，大家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于是立即中断正常的新闻，把那份讣告播发出去。那天深夜，睡觉晚的人如果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都能听到播音员的哽咽的声音。

　　不过，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在深更半夜打开电视的习惯，就算是喜欢夜生活的人，此时也正在泡酒吧呢。人民日报社有个记者听到消息，立即从床上跳将起来，跑到街上去。这时已是凌晨3点。这记者拦住一个行人就问，“邓小平去世了，你有什么话要说吗？”那人摇摇晃晃，嘴里冒着啤酒的味道，打着饱嗝，先是以为遇到拦路抢劫的强盗，后来又以为是警察，等到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终于说：“是吗？我还不知道。”

　　不能说老百姓不关心这位老人，只能说记者的消息过于灵通，神经过于敏感。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几百个城市里面，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香港的三十八个地铁站，哀乐持续了十分钟。一列火车正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在北京，三○一医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成了人们聚集的地方，市民知道他的灵车将从这里走过，就在那里等着。“我一定要送送他。”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一边抹泪一边说：“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都功比天高。”有一帮年轻人中竖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事后知道这是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他们人人手捧小平遗像。有个中年男子不由自主地双膝下跪，旁边一个三尺女童，双手抱着个小花圈，上面挂着挽联：“邓爷爷我想您，孙女思思鞠躬。”人群中还有个人名叫方子青，是天津武清县的一个农民，他和妻子乘汽车，转火车，赶了一百二十公里路来到北京，直奔这个路口，站下就不走了，说是来给小平同志送行。“是他让我们吃饱了穿暖了。”他哽咽着说。

　　24日，星期一，早上9点34分，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一过，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两千五百米。笔直的一条大道，连个弯也没有。1949年共产党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普通的百姓老爱说它是“黄泉路”，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最早是任弼时，然后是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然后是胡耀邦和陈云，而这时，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可是没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为一谈。毛泽东去世时，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弥漫在全中国。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领导了那么久，现在谁来领导我们呢？”可现在，中国人还会有那种恐惧升起的感觉吗？老百姓似乎挺平静，没有震动。没有抽泣，没有眼泪，也没有那么多想入非非。“他走了，总会有人来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这样说着，打开收音机，里面流淌出一首新的颂歌：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继往开来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浪漫情怀。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作灰烬的伟人。他的亲属、生前友好、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鲜花，纷纷撒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门广场上，让后人世世瞻仰；邓小平却让自己葬身大海，从此杳无踪迹。在我们的记忆里，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来，和他同在一个境界中。

　　飞机载着生者缓缓着陆，卓琳走下来，步履迟缓，身上一袭黑色丧服是特别制作的，这证明她对这天的仪式万分珍重，但是她只用简单的几个字就把围着她的记者打发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普通百姓的智慧也许要比我们想象得更加深刻。在江泽民为他的恩师致悼词的时候，他们未在当场，只不过坐在遥远的地方，紧盯电视机屏幕，竖耳聆听，一下子就听到弦外之音：“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采取安抚政策，缓和某些剑拔弩张的社会情绪，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对中南海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但是这段话还是成为当时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之一。

　　有人说，“左派”是今日我们国家中最团结、最顽强的一个政治团体，这是有一点道理的。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正在为邓小平的去世额手称庆，但是却有足够的事实证明，只要邓小平还在人世，他们就没有机会反败为胜。他们是被邓小平指斥为“理论家”、“政治家”的一群人。过去这些都是尊称，很荣耀，自从邓小平1992年说了那些话，这称谓中就加了贬义，黯然失色。这些人本来都是异军突起的，青云直上，忽然间形势大变，仕途无望，只好改换门庭，纷纷投身到那些可以理解和容纳他们的地方。

　　老实说，出现这种局面，实在不能怪“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不争气。那一段时间，不少曾经最活跃也最出名的人，陆陆续续地，差不多都收到“不再担任”的通知。某人离开中央宣传部，某人离开了人民日报社，某人离开了国务院研究室，就连那个大人物也好长时间不出来号召大家“寻找毛泽东”了。

　　然而这些人并没有绝望。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之后，他们实际上生活得都挺不错，没有散伙，也没有像“右派”们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屡屡遭遇的那样，被下放到遥远的乡下或者边塞。想当初他们批判政治对手的时候，从来不会有丝毫怜悯之心，“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不算完事，现在看到自己虽然落在下风，却还能够安居乐业，就不禁在心里窃笑。他们在京城的某个地方呆下来，养精蓄锐，搜集着“1992年以来”（这是他们后来公开的一系列文章里特别爱使用的时间短语）危害国家安全的种种异端邪说和危险倾向。中国有个寓言，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的是失意者不要沮丧，得志者也不要张狂。这古老的智慧在今天正好给他们以鼓励。不错，他们失去了位置，失去了权力，但这正好可以让他们什么也不干，专门盯着那些干事的人。他们眼光天生敏锐，又有在政治角逐中化险为夷的丰富经验。过去五年里，他们就这样卧薪尝胆，苦苦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就如同一个优秀企业家总是能够在市场天地里找到制胜的先机一样。

　　“左派”这个称谓和它的实际含义，西方人是一定搞不明白的。因为在他们那里，左派都是坚持最激进的政治主张的一帮人，右派则趋向于保守主义。在中国，过去也是如此，可是最近二十年，情形渐渐反过来，“左派”成了坚持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代名词。

　　1992年以后，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们跟政府携手合作的时候，“左”的人们却保持了距离。现在，世间已无邓小平，潜流涌到表面，形成新一轮纷争。公开的行动是由一个名叫冯宝兴的人引起的。1997年春天，他在最新一期《中流》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词锋犀利地质问《与总书记谈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本书是半年前出版的，数以万计看到它的人，都发现它的书名和它遭遇的“质问”一样给人悬念，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同江泽民总书记有过一番面对面的交谈。而实际上，作者只是在凭借江泽民的公开讲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出版者冠以“谈心”之名，也许想让总书记的思想看上去亲切可人，也许是在期望以此吸引更多的读者，当然也有可能具有商业方面的企图，所以如果有人说它名不副实甚至哗众取宠，都不算过分。不过，冯宝兴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政治的是非。他说此书“提出了一个不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必要条件的‘新社会主义观’”，是一个与党中央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中国人多少年来习惯于把对思想的批判转向对人的批判。令人奇怪的是冯宝兴放过了书的作者，而将攻击矛头转向序作者。“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同志作‘序’”，冯写道。他不能理解，“对这样一部包含有与党的一贯主张相对立的书，为什么会受到这位领导同志如此之高的赞扬。”这话口气还算委婉，也没指名道姓，但显然是在暗示，这个作序的人有可能是这一“理论纲领”的幕后策划者。读者看到这里，不免吃惊，因为那人的姓名在书上写得清清楚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此人身材不高，锋芒毕露，喜欢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既批评“左派”，又批评“右派”，善于在党的理论中掺进自己的主张，同时也信奉“我不赞成你，但我扞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这类纯粹自由主义的主张。自从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在1992年以后销声匿迹，他就成了北京意识形态舞台上一个挺活跃的人物，身边围着不少思想活跃、政治主张激烈的年轻人。现在半路杀出一个冯宝兴，让不少人都在猜测刘吉是否犯了错误。如果是，那就一定是“政治错误”。

　　然而有“政治错误”的人还不止一个。在这同一期杂志上，就把张贤亮和刘吉并列了。张在8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的岁月里是个挺有名气的作家，其作品前所未有地刻画了专政下“右派分子”所遭遇的生理和心理的磨难，可是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总是有争议，现在，他又罪上加罪了。刘贻清在《中流》上撰文说，张贤亮在诅咒党中央。这在中国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倘若证据确凿，张就有可能被逮捕收监，甚至和他笔下那些悲惨人物有着同样下场。

　　刘贻清的证据是张的小说《无法苏醒》。它发表在1995年第五期《中国作家》上。主人公名叫赵鹫，像张过去描写过的人物一样，是个“右派”，并且为此坐了十年监狱，后来却又奇迹般地成了数项专利的拥有者和一个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就在人们对他刮目相看的时候，他却自觉自愿地回到监狱，因为他要补足过去自己还未服满的徒刑。看来这个人的精神有些问题。有一天他终于要出狱了，却发现外面一片混乱，标语如海，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把赵鹫揪出来”等等革命口号。二十多年以前的情景顿时浮现在眼前，赵鹫想，“完了，‘文革’又来了”，然后昏倒在地，从此无法苏醒。张贤亮讲了一个荒诞故事，也许他在影射9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种被扭曲的社会心理、有一种复旧思潮。这一点为刘贻清格外关注。后者写道，“张贤亮妄言改革开放已然倒转，极‘左’的东西也已回潮。说穿了，这矛头主要就是对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或者诅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能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或者诬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搞极‘左’，要否定改革开放路线。除此二者，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这样的批评要是放在二十年前，大家都不会觉得意外，可现在是1997年，就让人不免惊慌，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变，于是翻回来仔细研究这本杂志。《中流》一向以扞卫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这是一个挺庄严的理想（有人后来挖苦地指出，这刊名的含义不能符合创办者的初衷，因为“中流”二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思其实是“水流的中央”，他们的本意大约是想做那屹立在滚滚逆流中岿然不动的砥柱山，所以应该把他们批判的那些人叫“中流”，把他们自己的刊物叫《砥柱》才对），只是出版多年，影响不大，这一次因为有了这些文章，像“理论纲领”、“诅咒”、“诬蔑”之类的用词格外尖锐，又是指向成名人物，所以让人不免顿生疑窦：莫非邓小平尸骨未寒，意识形态的争斗就卷土重来？

　　令人不安的迹象越来越多。涉嫌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名单，也越来越长，根据一篇文章点出来的名字，至少有三十九人。这篇文章在这个春天里出现在京城，以传单方式公布，到处流传，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作者静心研读报刊，但凡发现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便摘录下来，终于有了结论：从1992年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又开列“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若干条，还把“自由化言论”的所有者记录在案。按照先后顺序，这些人有：李泽厚、王德胜、陶东风、王若水、王岳川、王蒙、刘军宁、董辅秖、刘伟、樊纲、于光远、刘吉、厉有为、周昭、胡德巧、彭致圭、张厚义、许宏业、刘迎秋、刘新宜、钟朋荣、张维迎、王珏、王山、刘平清、张宇、晏智杰、梁小民、胡绩伟、袁红冰、许明、张文显、浦兴祖、远江、茅海建、李慎之、吴祖光、曹思源、邓正来。

　　一下子有这么多人被拉出来示众，应该说，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举动。有些东西，看来并不重要，也没有过分纠缠。可有些话显然经过充分准备，完全是一副你死我活的样子。比如针对王蒙的那些攻击若能成立，这位前文化部长和前中央委员就算被投进秦城监狱，也不过分。根据那篇《王蒙其人其事》提出的指控，此人是个“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从来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国外和国内发表了无数的“反动言论”，证明他同国外的反动势力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在1989年的“反革命暴乱”平息后，他居然“‘称病’拒绝慰问戒严部队，拒绝出席党中央紧急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全会”。作者愤怒地指出，这个人“身处共产党内，却不说党的话，不办党的事，不信党的理论、理想、目标和宗旨”，和流亡美国的不同政见分子刘宾雁“心心相印”。不过，“比起王蒙，刘宾雁只能哀叹‘望尘莫及’了！刘宾雁办不到的，王蒙却‘得心应手’、轻而易举地办到了！”

　　还有一个人，厉有为，比王蒙的处境更加糟糕。在1997年早春的某一天，这位深圳市委书记和中央候补委员拿到一份材料，只看一眼就吓了一跳。不能怪他胆小，任何人看了都不免心惊。那上面指名道姓地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精心准备抛出“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十八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屈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如此辣笔，可以算作“文革”结束二十年来对一个党的高级官员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它被附加在厉有为的报告首页，报告则被作为“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打印成册，广为散发，以至在1997年剩下的几个月中，“厉有为风波”闹得沸沸扬扬。台前的风雨通常会有幕后的乌云，厉有为就是在这一次有了这个体会。他倒是不怕那些公开身份批评他的人，“如果我有错误，他们可以批评嘛”，他这样说。让他觉得恐惧的是那些“隐身人”。他们连家门也不用出，只给某某部门或者某某领导打个电话或者写个信，要求发起批判厉有为的运动，运动就真的开始了。厉有为成为一大批学者和官员的攻击对象。攻击者全都很有经验也很有地位，知道从何入手效果最佳。他们采取吹糠见米的战术，先把他的言论铺陈开来，寻找其中破绽，痛加鞭笞，然后集中攻击他的职务，最后则须指出他根本没有资格作一个中央候补委员。

　　现在回想当初情景，其实说“厉有为风波”并不准确，因为这场风波并不是厉有为发动的。所谓他的“宣言”和“纲领”，也只是他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时的一个发言。“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厉有为后来这样说，“居然有人偷偷拿去翻印散发，发动了一场大批判”。从法律上说，此举是有侵权之嫌的。然而让厉有为更加不能接受的是，那些人让他赤裸裸地亮相在光天化日之下，体无完肤，他却始终不知道人家是谁，甚至在一年零八个月后，事情已经平息，他还在莫名其妙呢。共产党诞生七十六年、建国四十八年，政治批判不计其数，可是发生这样的故事，倒是第一次。以往的批判者总是大义凛然、有头有脸的，从来没有谁在批判别人的时候把自己隐藏起来，倒是被批判的人有时候不能留下姓名，只被称做“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或者“前领导人”云云。现在，情况居然倒过来了。

　　厉有为遭遇到如此严厉的打击，难免觉得委屈。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一个学习体会，会闹出这么大的是非，引起这么多人的激动。还在文章写成之前，他就同周围的人说过，“过去干革命，是提着真脑袋的，现在说真话，顶多是掉个‘乌纱帽’，不过是个假脑袋”。这表明他对眼前发生的事并非全无准备，他的委屈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的文章只不过是自己学习数月的一个毕业论文，题目叫做《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不是什么‘宣言’或者‘纲领’啊”。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所有制模式不仅不符合国情，而且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对不上号”。所有制问题还在束缚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比如人为地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类似于揠苗助长；比如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存、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一面；比如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建立一种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形式……这些想法虽然新鲜犀利，但却并不成熟，而且，作为一个整日忙于实际工作的官员，从事这样艰深的理论探讨实在是勉为其难。他的一同在党校里学习的朋友就曾劝他，“不要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毕业论文也不必认真，随便抄抄报纸就过去了嘛。”事实上大多数在党校学习的官员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厉有为不能同意，他脑子里的疑问太多，打算在这所高级干部的理论殿堂中弄弄清楚，于是费时月余，昼夜苦读，弄得血压都高起来。文章本来还在修改当中，他就在自己所在的学习小组上陈述，大家都说讲得好，让他在班里讲，他就讲了，大约一百人听了他的发言。“那些人拿去批判的，就是这个发言”，他说，“他们既然如此大义凛然，为什么要行此偷鸡摸狗的勾当？不肯事先说清楚他们要干什么？又为什么连自己的姓名也不肯让我知道呢？”

　　被称为“左派”和“右派”的人们相互已经势成水火，和解无望了，双方都说话太多，白眼相向太多，怨毒太深。在这个多事的春天里，敏感的看客都已看出，许多事情突然发生，同此前邓小平的去世和此后即将召开的十五大有着密切关联。对于厉有为、刘吉、王蒙展开如此严厉的批评，当然也不是因为这三个人特别坏，而是期望杀一儆百，或者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人一生目睹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心中明白，这些事情在1997年春天接踵而至，但却不是在这时才有的。它在1992年以后便在私下徘徊回荡，至少在两年以前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两年前的那个春天。那时候，加快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东西南北遥相呼应，一浪高过一浪，未肯低落。

　　中国开始弹奏改革的新乐章。国家体改委新闻发言人冯并说：“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维突破已全面接近临界点。”这是来自政府的声音。经济学家也在急切地呼唤改革，有如吴敬琏所说，“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至于党的领导人，就更加情急心切。1995年5月下旬，江泽民视察东北三省并且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的报道说，江泽民此行为期十二天，“详细了解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和遇到的各种问题”。其讲话的主旨，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坚定信心，正视困难，锲而不舍。从大局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的确进入一个关键时刻。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中国人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量。胆子大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是“山穷水尽”的感叹。

　　然而所谓“新路”，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有如冯并所说之“临界点”，也即专家所说“资本制度”，或者叫做“财产制度”。这正是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难能深入的关键所在，其情势有如十八年前的人民公社。那时候经济局面几近崩溃乃至民不聊生，令所有美好的梦想都黯然失色，意识形态净化运动也不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亿万公社社员就是在这种情形中向人民公社制度发起挑战，历五年“拉锯战”后，包产到户席卷全国，人民公社的历史也就以失败而告终。现在，同样的情形再一次发生，只不过，那一次是发生在乡下，这一次是发生在城里。从经济的局面来看，再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前后两次全都遭遇到国内保守主义者的顽强狙击。前一次他们说，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次换了一种说法，叫做私营经济“威胁国家安全”。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江山的最后一块净土，眼下那些盗用改革之名的人，居然连这也不放过，借用“文革”时期的一句流行语，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这些人并不了解国有企业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国有企业负债累累，十家之中倒有三四家亏损，不能维持正常运转。开动机器生产，产品卖不出去；不开动机器，工人连工资也领不到。借贷不还，欠税不缴，贪污和浪费更是数不胜数。假如社会主义的净土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它又怎么能够救中国呢？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愿意过问这些，他们一向精于审时度势，知道如果让改革的潮流冲进这最后的领地，他们的理论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处了。

　　“理论家”们这一次小心翼翼地不再触动姓“社”姓“资”的问题，那是他们的“滑铁卢”。在北京，这些人现在集合在一面新的旗帜下：“维护国家安全”，指望把人们都吓死。他们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自问自答，立论和选材全都经过精心准备，逻辑严谨，文风充满战斗性。看来作者对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中国是满意的。所要批判的事情，有如他们自己所说，是“1992年以后”：私营经济大举进攻；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主要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八九风波”以前；在“不问姓‘社’姓‘资’”的“一切向钱看”思想指导下，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作者宣告：“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个新的资产阶级包括三十二万八千户私营业主，包括一百万“百万富翁”，还有“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于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此外，还有两千零一十五万个体工商户。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事实：私营企业主同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已经开始结盟。这种联盟无疑加速了资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

　　这样一算，威胁国家安全的“阶级异己分子”就有两千多万人了，所以这文章的题目就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文内有个结论：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你看了这些，就会理解，为什么那时候北京人在私下都把它叫做“万言书”。在中国，一篇文章如果有了这个称谓，不仅因其篇幅浩大，而且更因它的内容以政治为要旨，有着上达天庭以影响国策的明显动机。比如1895年康有为率领各省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举人签名呈递光绪的“公车上书”、1954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和1959年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意见书”，都是属于这个性质的事件。可怜眼前这“万言书”虽以社会主义制度的扞卫者为己任，却只能以“手抄本”的方式，打印成册，借助“小道消息”的流传渠道散布于京城，又由京城传递出去。有意思的是那些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香港刊物，保守主义者一向视他们为魔鬼的，必欲去之而后快，现在却只有他们温情脉脉地伸过援助之手，让“万言书”有机会在香港刊行。这一发表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方式，在以往几十年里只有“右派分子”才使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国家的舆论工具，如果有什么见解，不是被拒绝发表，就是被“引蛇出洞”以“供批判用”，所以只好跑到境外去表达自己。现在这办法竟轮到“左”的人士使用，看来他们即便不是苟延残喘，至少也不再具有昔日的辉煌。

　　尽管不能像前几年那样随心所欲地使用党的报纸，但却仍然战斗不息，这让人们再次感叹他们的顽强。邓小平不是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吗？现在，他们正是要证明他们的说法有根据。党的宣传部门一向对舆论方面的异常动态反应敏捷，还命令所有属下媒体“守土有责”，绝不允许不符合党的方针的言论出现在报端，但那都是对付“右派”言论的经验，至于眼前这些理论，尽管危言耸听，却对其听之任之。这让这些人得到鼓励，在后来的两年中，开动一切机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把他们的意见拿出来，一个接着一个。第一个前面已经提到；第二个叫做《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然后《当代思潮》杂志总编辑又发奋写了第三个，叫做《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还有第四个，就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人们把前前后后这些文章连贯起来一看，就说“这是四份‘万言书’啊”。

　　老实说，这些人的宣传工作干得的确出色。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弄成一副“在野党”的样子，或者至少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了。党的宣传部门不去阻止他们，并不意味着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因为，能够证明这些人的政治主张与党的既定方针不一样的证据太多了———至少不比他们尖锐批评的“右派”少。党中央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十五大上又说是“组成部分”），他们说：“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党的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扩大对外开放，他们说：“我国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党中央将邓小平1992年南巡谈话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指导，他们说：“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党的领袖多次说，经济建设是中心，不能让任何东西来干扰这个中心，他们说：“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严厉地指出，有一种“有相当的市场”的错误思想，也就是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党中央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转变，他们说：“领导权和路线这两个对我们党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未最终解决”，“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党中央主张对工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他们说：“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朱熔基说：“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他们说，“这样理解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朱熔基说：“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卡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江泽民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坚定信心。”他们说，“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快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他们的观点真是不少，尽管缺少想象力，但却无比犀利，刀刀见血。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只是觉得惊讶，惊讶之后不免有了新的感悟。“原来还以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才是‘持不同政见者’”，一个老资格的编辑说，“现在才知道，这些旗帜鲜明地批判‘自由化分子’的人，也抱有如此多的‘不同政见’！”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他的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此后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的领导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将要召开的新一届党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甚至就是江泽民政治报告的“底本”；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全国的听众、尤其是对所有高级干部说的，这是政治运作链条中的必要环节，所谓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讲台。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人。

　　江的讲话全文两万多字，公开报道的部分为其中四千多字，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所有报刊都统一行动，刊登了新华社通稿。其余未公开的部分，则迅速在党内传达。公开发表的部分态度平和，对于新一轮意识形态的论争未予置评。可是，在现场直接聆听江泽民讲话的人，都发现他心有所指。很多读过“万言书”的人还可以听明白，他的很多话明显是针对“左”的人士的。他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一定是针对“左”的人士的否定邓小平的倾向。他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一定是在批评“左”的人士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他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显然也是针对“左”的人士指责改革开放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论述。他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左”的人士引起的姓“公”姓“私”的争论。

　　听者把他的这些话汇聚在一起，顿时明白：这是两年多来党中央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此后几个月中，官方媒体号召全国学习讲话，以此统一思想。可是在中国，一样东西的价值并不在于媒体的追捧，民间的毁誉往往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当时百姓中间，有人把“五·二九”当做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起点，又有人说这是过誉之词。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两种说法都有足够的证据，1997年5月29日这一天的中国，的确洋溢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中南海的主旨在于搬开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却没有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而是给保守派留下一个台阶，让他们卷铺盖走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只要有个台阶，也就有了死灰复燃的机会，有如中国人一句俗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6月最后一个星期，岭南天空阴云汇聚。临到30日，星期一，香港回归祖国的前一天，一场小雨纷纷下了起来。港英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都提前下班，午后便都打道回府了。路上湿成一片，夏日深灰色的阴霾笼罩着中环半山腰亚厘毕道上的港督府。自从它的首位主人———第四任港督宾宁住进去以来，这座二十五万八千平方英尺的英式建筑矗立在那里已有一百四十二年。到1997年6月30日下午4时10分，第二十八任港督彭定康携妻牵女出席“告别仪式”时，整个港督府早已蜷伏在漫漫的雨水中。“告别港督府”是即将举行的一系列仪式中的第一项，也是英国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导演的“香港喜剧”的终结。一切都蒙着典型的英国式的悲怆。没有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场，新的执政者———正式的说法叫“首席执行官”———董建华，正在维多利亚湾畔的会议展览中心，迎接中国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李鹏。这一边，末代总督孤独地站在督辕前的高台上，仰天闭目，一言不发。雨还在不停地落下来，落在他的白发上，落在他的西服上，落在他周围的草坪上，落在门廊外面缓缓降下的港督旗帜上，落在高台前沿那一群轻轻吹起“日落号音”的号手身上，也落在女儿丽思的脸上。这女孩子一直哽咽着，抑制不住两肩的颤抖，泪水和着雨水，掩面长流。

　　两个小时后，被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一大群人看到，查尔斯王子和布莱尔首相出现在维多利亚港湾的“添马舰营区”（添马舰是一百多年前英军登陆港岛时乘坐的一艘军舰的名字）。一座二十八层的建筑是驻港英军司令部。现在正在举行英国驻军的告别仪式———“日落仪式”。要是在往常，王储的出现必定伴随着欢声一片，可是这一次，人们只不过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场面，希望马上听到王储的演说。可是他们没有马上听到，还得在雨中淋上一阵子。要等到英国皇家海军的快速舰“漆咸号”鸣放礼炮的时候，王子和首相才会走到主席台上。一声礼炮轰鸣，几秒钟后是第二声，接着是第三声、第四声，一直响了二十一声。这一程序事先并未宣布，所以观礼台上的不少人开始都吃了一惊，以为是恐怖分子在趁乱闹事呢，可是他们很快就看到镇定自若的王储、首相和末代港督顶风冒雨走上主席台，明白这不过是一场虚惊。接着就听到王储低沉的声音。这声音是代表伊丽莎白女王的：今天，全世界的目光都汇聚于香港。还有五个小时，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于香港上空。一百五十年的英国管制即将告终。我们对港人的能力与韧力有无比信心。港人必定能够一如英中联合声明承诺的那样治理香港……正说到这里，雨忽然大了，洋洋洒洒，泼将下来，当场把扩音机的音响浇得没了声息。观众席上的人只听到风声雨声，却听不到王储后面说的是什么。不过，他说什么似乎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看到一面旗帜从广场东北角的旗杆上降下来，这一回不是“总督旗”，而是“米字旗”了。皇家三军士兵举枪向天，枪声响起，划破傍晚的乌云。与一百五十五年前的枪声不同，这一次，英国士兵是在致敬而非示威。观众席上，有人摇着“英国旗”，有人摇着“香港旗”，有一个人什么也没有举，却想起有件更要紧的事，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嘟囔着说：“7点45分。”距离中国人登场亮相，还有四个小时十五分钟。对于英国人统治香港的历史来说，这只是短暂的一瞬。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却是最漫长的四小时十五分钟了。

　　中国记者和外国记者都注意到这场雨，后来都在自己的报纸上加以描述。没有哪一次雨像这一场雨，被赋予那么多的内容———大国沉浮、历史恩怨、政治家的荣辱、百姓的喜怒，以及截然不同的民族情感。英国记者说，这是“苍天在哭泣”。可是中国记者却在借用歌唱家胡松华的一首新歌歌词：“闻报香江归故主，喜泪长流！”

　　要理解眼前这场大雨的含义，我们就必须了解过去一百五十多年香港的风风雨雨。

　　香港本岛、九龙和新界的归于英国人之手，是由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始、经过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终于形成的。大约五十年后，英国的统治第一次受到挑战。那是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全境和海南岛，虎视眈眈地看着香港。英国人心里发虚，有如当时香港总督在给英国殖民地大臣的一封绝密电报所说，“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大臣不甘示弱，调兵遣将，把五千人的香港驻军增加到三万人。看上去中英之战一触即发。可是中国军队的脚步到了香港边上突然停下来，司令员还把一句话传给英国守军：“我们的任务是维持和平并准备恢复贸易，重开广州至九龙的铁路。”这在军事专家看来，很像“兵不厌诈”的计谋，其实中国人已经意识到，此时以军事力量夺取香港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也许还是“暂不收回，维持现状”好处更多。“那个地方大有可为。”当时中国总理周恩来这样说，“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经济地位。”当苏联代表米高扬访问中国提出他的疑问时，党的主席毛泽东解释，“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他们嘴上说不承认满清政府签订的那些条约，其实早就发现条约还有可资利用的地方，那就是它规定了香港租期为九十九年，到1997年为止。有些话到那时再说不迟。

　　在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初期，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国内问题要政府全力以赴。可是又过了三十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决心看来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英国人得意洋洋地炫耀他们治理香港有方，而事实也的确如此。香港已成一个政治自由、经济繁荣的“自由港”，每年有五千八百多亿港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有六百多万既热爱祖国又崇尚自由的人民。这些事实当时中国大陆很少有人知道，可是报纸首页经常提到英国人的不良居心：他们喋喋不休地炫耀自己的政绩，似乎是在试探中国是否有可能让他们继续呆在香港。

　　可是中国人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她也不是昔日那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了，每年有四亿多吨粮食、六千万吨钢铁、一万三千亿吨原煤。国民生产总值比香港多两倍半，有十二亿人口，有香港需要的巨大市场，还有一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更重要的是，收复属于自己的领土，是所有爱国政治家梦寐以求的理想。他们绝不会让这样的机会从自己手里溜走。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到北京。她总是在人权问题上义正词严地教训中国人，可是一谈到香港问题，她就底气不足。中国告诉她，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不管用什么方式，中国在1997年必须收回香港。首相觉得大势已去，就说她希望中国人在收回主权之后把治权仍然留给英国。可中国人还是不理她。两天后，她与邓小平见面，把自己的希望放在这位头脑灵活的政治家身上，可惜立即发现原来“主权不容谈判”正是他说的。于是她退而求其次，说她担心如果“中国收回香港，会使国际和香港丧失信心”。好像英国人在那里真有这么一股神秘的力量，没有它香港就要完蛋。可是邓小平的口气根本就不是在跟她谈判，而只是在告诉她一声：“我们不怕。真是有灾难性的影响，我们有办法。”还说，“即使出现意外事件，香港发生动乱，或者中英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其实他还是担心香港的稳定繁荣的，只不过，他有他自己的办法，那就是让香港人自己治理香港。她可以继续现在的制度，现在做的一切事情，也都可以继续做，她不愿意做的事情，共产党也不会强加给她。这一方针被他自己概括为“一国两制”，后来人们都说这是他的一个创造。其实在他之前，周恩来在1972年就曾对一群英国人说过：“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又曾教育自己的属下：“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周的这些思想与邓的“一国两制”即使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至少也是一脉相承的。

　　此后中英两国的二十二轮谈判，持续十七个月，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趋势。中国人说什么，英国人就只好接受什么，遇到“英国是否保留治权”和“中国是否驻军”这样棘手的问题，中国人就会拿出最后的“杀手锏”：“你们不要打这个算盘了”、“你们要是不改变态度的话，那么我们就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和我们要执行的政策。”邓小平心中有数，知道自己掌握着一个拥有足够实力的国家。撒切尔夫人虽然嘴硬，实际上心里发酸。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谈判不是，也不可能是英国方面的胜利。”多年以后她离开首相位置，还在回忆录中述说当时情景：我们本来不想让香港回归中国，要把香港变成第二个新加坡，但是后来达不到这样一个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和中国之间的力量太悬殊了。”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上签字。六个月后，一个名叫凌青的人，把中英联合声明的中文文本递交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存档。此人是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也是一百五十年前鸦片战争中着名抗英将领林则徐的第五世孙。

　　十一年六个月后，也即1996年12月10日，五十九岁的富商董建华在四百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中获得三百二十票，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船王包玉刚的女婿、拥有一百八十五亿港元家产的吴光正获三十六票；香港大法官、三人候选人中惟一没有从商背景的杨铁梁获四十二票）。“我觉得非常高兴。我觉得这是好事。”邬维庸在那一天说：“他们这次选举已经建立起了选举文化，没有互相揭疮疤，互相攻击，互相非常地礼让，都是谦谦君子，是一种充满东方文化的选举政治。”第二天，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宣布任命状。出生于上海的董建华，迄今为止所有头衔都与金钱有关：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主席、香港船东协会主席、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香港美国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港日经济合作委员会会员、香港公益金副赞助人及香港救助儿童会香港区赞助人，可是从现在起，他就是政治家了。第三天，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以国家主席身份会见了他，对他说：“你是一百多年来第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的行政长官，这是‘港人治港’。”又过了三天，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六十名议员也诞生了。

　　现在到了1997年6月30日午夜，23时42分，香港维多利亚湾，会议展览中心五楼大会堂，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式正式开始。

　　一侧是即将离开的英国人，另外一侧是刚刚到来的中国人。在仪仗队行举枪礼之后，查尔斯王子站起身来，这一次他不是以救世主身份出现的。他在权力移交的演说中说：“这一重要而特殊的仪式标志着香港在一百五十多年英国统治之后，将从此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向那些把“一国两制”的构想变成现实的人们表示敬意，又说“1984年的《联合声明》对全世界做出庄严承诺，保证香港继续她的生活方式。”

　　这是在安慰那些忐忑不安的人，也是在委婉地警告中国人不要改变香港的制度。他压抑着英国人固有的傲慢和自尊，压低自己的声音，不突出自己的形象，体面而且礼貌地说完他必须说的话，就走下讲台，站到首相身边。

　　在英国国歌乐曲声中，全体英国人都肃穆垂手，看着英国国旗和香港旗帜缓缓降落。

　　就在这同一个时刻，一支由二十二个军官和士兵组成的中国军队，在谭善爱中校的率领下开进“添马舰营区”，身上都带着枪，但并不准备使用。营区灯火通明。事先约定的交接程序与其说是一次军事行动，不如说是一次外交行动，严格地执行着对等的原则。整装出迎的英军官兵也是二十二人。双方彬彬有礼，谁都不失身份。看到中国军人列队在前，英军卫队长埃利斯中校朗声道：谭善爱中校，威尔斯亲王军营现在准备完毕，请你接收。祝你和你的同事们好运，顺利上岗。长官，请允许我让威尔斯亲王军营卫士下岗。

　　中国军队卫队长谭善爱中校也用同样大的声音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两军互道珍重之后，埃利斯中校转身对自己的士兵下达命令：“齐步离开威尔斯亲王军营。”英国军人齐步走向军营大门。中国军人队列中响起一声“敬礼”的口令，众官兵齐行持枪礼，注视着英国人渐行渐远的背影。几十分钟后，这支英国军队离开香港。一位中国学者将这一场面铭记在心，还作了一个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的五千一百六十四年里，人类一共发生了一万四千五百一十三次战争，只有三百二十九年属于和平。这统计是不错的，可是他却没有说明，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在接管一块领土的时候不是仰仗自己的武器。由持枪军人来主持的和平仪式，在这世界上真是少之又少。

　　这一边，会议展览中心大会堂中，英国国旗落至底端。一切细节都经过精心计算，此时正是7月1日4020电子书整。两面旗帜接着升了起来，一面是五星红旗，另外一面旗上是一朵绽放的紫荆花。大厅里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江泽民在四千多嘉宾和八千多记者的注目中登上场去，走到主席台一侧镶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讲台，亮开他的苏北口音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天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了！香港的新纪元开始了！

　　这些话是鼓舞中国人的，对于英国的王储和首相来说已无意义。他们没有再说什么就转身离开了，把欢喜若狂的中国人留在身后。江泽民和李鹏为他们送行———这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副总理钱其琛和刚刚上任十二分钟的特首董建华把英国人送到会堂出口，转身回来加入狂欢者的行列。

　　那一行人———查尔斯王子、前任首相撒切尔和现任首相布莱尔、末代总督彭定康、外交大臣库克，走到街上。夜色沉沉，风疏雨骤，昔日的统治者现在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他们在香港经营了一百五十五年的所有东西，都被中国人接管了———总督府、军营、大会堂、建设了一半的新机场，也许还有自由市场、法律制度和民主精神。大家直奔海边，添马舰码头泊着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和一个更低级别的中国官员赵稷华，把他们送到船上。船长随即接到“起锚”命令。午夜零时50分，“不列颠尼亚号”离岸，向着漆黑的大海深处驶去。满船的人都是疲惫不堪，心力交瘁，“日不落帝国”的子民们显然已不愿再等到日出时刻。

　　这一夜只有中国人才会有“日不落”的豪迈感。三十五个大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全都灯火通明，万众欢腾。南京静海寺的“警世钟”敲响一百五十五下，上海黄浦江畔礼花齐放，天津海河边上打出“告慰小平，香港回家啦”的横幅。在北京，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自从1989年那个夏天以后，这里再也没有举行过大型集会，但现在，各种各样的人们汇集到一起来了，有一百盏大红灯笼，有十八只“雄狮”和数不清的“长龙”，北京电报大楼奏响的《东方红》乐曲也传到这里，礼花升起，划破夜空，照亮京城如同白昼。

　　黎明时分，在这场喜剧的真正舞台———香港，天还阴着，太阳没有出来，即使能出来，也是属于中国人的了。香港人这一夜全都没有睡觉，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米字旗”落下来，看到英国人走了，就跑到外面把所有的“米字旗”都落下来，把“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升起来。天刚亮，男女老少都来到大街上，庆祝他们回归祖国的第一天。警察把“皇家警察”的帽徽摘下来，换上了“香港警察”的新帽徽，那上面也是一朵绽放的紫荆花。十八万个公务员走出家门去上班，都知道自己现在是香港政府的雇员，和英国人没什么关系了。可他们走进办公室时，却发现这里和给英国人办事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

　　北京也没有因为这一重大事件而发生变化。狂欢一夜之后，一切都回到既定轨道。中央宣传部不顾盛夏的炎热，连续召开座谈会研讨理论形势，要所有理论工作者将自己的思想统一到总书记讲话的精神上来。尽管如此，官方始终拒绝附和民间潮流，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引起争论的词汇，也不愿将眼前情势说成是“第三次思想解放”。不过，7月快要结束时，出现了一些新迹象，有些媒体似乎按捺不住，派出记者去访问那些有争议的人物。一个名叫斯人的记者去找邢贲思教授，说要采访他。后者很痛快地答应了，而且一开口就富有挑战性：“有些同志写了一些长篇东西对我们的现行政策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小平同志的理论不以为然。这不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邢是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不在自己的刊物上畅所欲言，却允许记者把他的话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党内外还不是很一致。”

　　这样一来，潜流就不可避免地涌到表面来了。应当说，党的高级干部公然在报纸上介入意识形态的争论，这在90年代还是第一次。“为什么江泽民同志这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看‘左’的东西现阶段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就是超越历史阶段。无非是你们现在搞的一套东西右了，你们这套东西不符合马列。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叫马列呢？难道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是右？还是你们自己要搞的那一套东西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这话是在露骨地暗示，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是针对“万言书”的。然而接下来还有更尖锐的话：“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

　　对于这些话，吴敬琏显然不觉得过分。这位经济学家所列“引起思想混乱，因而需要给予回答”的观点有，认为“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反对国家为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等不同经济成分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这些话也没有让董辅秖不高兴。他讨厌整天纠缠在意识形态之中，所以觉得有必要“重新澄清认识问题的疑惑”。这话也没有让于光远不高兴。他说，把公与私“抽象对立”，“其实就是改革前‘一大二公’思想的翻版”。最耐人寻味的是李君如。这位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对记者何江涛说，江泽民的讲话克服了姓“公”姓“私”的问题给我们造成的困惑。还第一次把它和“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相提并论，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这话切中要害，但显然只能属于个人，并不代表中央宣传部。不过，《中国经济时报》的编辑仍然如获至宝，煞费苦心地把这意思做成大字标题，《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放在报纸首页通栏。这家报纸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不大，读者不多，可是自从这个夏天起，编辑部派了好些记者到那些有名望的人中去，请他们发表一些不落俗套的言论，让自己的报纸也名声大振。“并没有谁要改变中国的颜色”，它的一个编辑说，“要说改变，不过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好一些而已。”

　　所有这些———不管是趋时之言还是传世之论，在我们国家的思想史上是一定会留下一页的。这个夏天，每天阅读和传递这些言论的人有好几百万。有些人高兴，有些人愤怒，都是不足为奇的。李锐指出，“目前不仅是建国以来，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这是在叫好了。可是也有怀着满腔恨意不吐不快的。8月20日，《当代思潮》的编者写道：“一些人已经制造并还在继续制造种种思想的和理论的迷雾误导人们。”又对此详加阐述：“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这是人们普遍希望弄清楚的问题，更是社会主义理论中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只有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在茫茫迷雾里，在大风大浪中，自觉地坚定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也才会懂得怎样科学地完整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些话说得真叫严厉，可是让人觉得并不陌生。持有不同倾向甚至尖锐对立的人们，都声称自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而指责对方是叛徒，这是90年代中国政治拳台上最常见的一套拳路。

　　又过了三个星期，9月13日，党的十五大就召开了。党的总书记的政治报告中，的确有些新东西不同于党的以往的理论，也可能就是《当代思潮》编者说的“理论迷雾”了：

　　一、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仍然不合理，需要调整和完善；

　　二、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三、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

　　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针对全国而言，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可以不同；

　　五、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六、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

　　七、选择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摈弃；

　　八、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九、非公有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

　　应当说，这是党中央在正式文件中对我们国家既成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做出重大修正。这里面没有一句话因袭前人，纯粹属于“第三代”。

　　这可真是一个令历史学家神往的秋天。天高云淡，阳光明媚，气温既不凉，也不热。中国的政治局势有些像气象，总是变幻无常的。现在，大家都说是“阴转晴”。私营企业主终于从1990年的惊慌中摆脱出来，他们发现党的高级官员那时候所谓把私营企业主“搞得倾家荡产”，原来不过是虚晃一枪，于是长出一口气。公开的舆论中，包括北京的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还有北京之外的省市区，都没有直接指责谁，不过，倾向是明显的，全都摆出同旧式社会主义制度分道扬镳的架势。萧蔚彬、黄伟经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做《告别“万岁”》。山东的《大众日报》说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吴敬琏说：“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副会长高尚全说：“只能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衡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晓亮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应是税收。”

　　不只是书生学者，就连政治家和官员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李鹏说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朱熔基再一次重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危险。”教授们一般认为，老百姓已经对国有制度失去信心，这在过去是不能随便说出来的，可是这回，官员们居然也公开赞成教授的看法了。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一般职工都欢迎股份合作制。还说，中国对各种各样的经营成分一视同仁，并且要创造条件，使它们公平竞争。劳动部长李伯勇说，其他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更快发展，必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四川省省委书记谢世杰说，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同等重要。还制定了一个新的战略目标：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富民兴川”。安徽省省长回良玉说，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江西省省长舒圣佑说，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而束缚自己，“不求其纯，但求其佳”，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消除出售国有资产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说，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有个调查机构给二百零五位企业经理提出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资产使用何种组织形式较为有效？结果一百三十一人选择“股份制”；五十六人推崇“租赁”和“承包”；二十六人主张“出售”给私人；只有十二人主张“坚持国有独资经营”。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开了个记者招待会，替国有企业申辩，说它们“已经走出一条路”，当时也无人相信，因为过去政府说这样的话太多了，中国人对这一套已经大感怀疑。可是当他说到让国有大中企业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加大“兼并”和“破产”力度时，记者们立刻就把这话记住了，拿回去大加宣扬。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王珏说：“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不是所谓公有制，也不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是劳动者成为所有者。”谁都记得厉有为说过这话，当时是被叫做“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的，可现在竟然堂而皇之地重现京城，而且还是由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鼓动起来的。

　　厉有为的“社会主义”扬眉吐气了，站在他的对面怒目而视的另外那些“社会主义者”却在垂头丧气。他们煞费苦心地研究出那么多理论，批判了那么多人，坚信以往的失败只不过是受制于邓小平一人，既然邓小平已不在人世，中南海就会跟着他们走，“1992年以来”的一连串“悲剧”也将被颠倒过来。可是现在，1997年过去了，1998年就要来到，全中国热闹异常，他们却只好回到家中，除了指天骂地，就是枉自落寞，再往前看，还能做些什么呢？

第九章　朱熔基与民心向背

　　朱熔基与民心向背1998年春天新任总理朱基发誓“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时，这世界与十年前李鹏就任总理的那个时候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与五年后他声明自己无心恋战即将去职的时候，也相去甚远。美国人正在和日本人共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据说还要把台湾包括进去。这个国家由共和党的布什转到民主党的克林顿手上以后，有三次差一点就要对中国“宣战”，不过，不是军事性质的，而是经济性质的，是1993年、1995年和1996年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有如巴尔舍夫斯基所说，“三次到了爆发贸易战的边缘”。“战争”没有打起来，但是美国人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阻止中国人举办2000年奥运会，却是招招得逞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复存在，那片土地上现在有十五个总统，共产党不是成了在野党，就是成了违法组织。抨击苏联解体的那些人增加了大家的思想混乱，他们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贴上“和平演变”的标签，还对那里的经济衰退幸灾乐祸，因为这正好证明了他们说的“亡党必然亡国，人民重吃二遍苦”的道理。

　　这是政治的争论。现在回想起来，说1998年是“流行政治年”，是有事实根据的。普通中国人对政治的淡漠，以及“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倾向，本来已经相当明显，而现在，有一股潮流涌出来，似乎是在与政治展开最后的热恋。乡下有人抗税，城里有人罢工，有人群聚起来上访告状，有人偷偷组织社团，法轮功的活动也是屡禁不绝，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在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工业城市里，还出现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这些也是危险的。不过，我们所说“最后的热恋”不是指这些。一个住在深圳、名叫何清涟的女子，写了一本书，取名《现代化的陷阱》，里面叙述了中国面临的形形色色的坎坷，既犀利又委婉，令所有现代化的梦想不得不大打折扣。中央电视台的年轻编导刘春看了以后，不禁感叹：“书写得惊心动魄，令我辈须眉惭愧不已。”但那时候这个瘦弱女子已经做好准备，自己如果不想掉在这个“陷阱”里，除了告别中国政治远走异国，别无选择。

　　正月初一这天，多年不露形迹的万里出现在上海市民面前，坐在黄菊和徐匡迪中间谈笑自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用好几秒钟播放这个场面，在老百姓的眼里，这就不是过年了，而是政治。再早几天，香港的三家大公司倒闭了，连带房地产价格下降百分之三十，市民上街游行抗议，这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所以董建华才会跑到北京来找朱基，情急火燎地求援。北京市新华南路有个名叫龚力文的妇女，在急切地寻找克林顿，口袋里面还揣了一封信，信里恳请总统关注她的以“境外人员刺探国家秘密罪”被判处九年徒刑的儿子李海。可是克林顿正在兴致勃勃地和江泽民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呢。一大堆电视记者围着两位元首，把他说的话一字不漏地播出去了。这让美国总统兴奋，也给了很多中国人错觉。一些人展开“组党运动”，以为中国就要变成美国，中南海也可以坐视他们胡闹。李鹏委员长对新华社记者说：“绝不容许出现反对党。”又说“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还让《人民日报》把这话刊登出去。这是明白无误地警告他们悬崖勒马。

　　“反对党”是“绝不容许出现”的，但是“竞选”却出现了。地质大学一个新上任的副校长不是由上级任命的，这与以往不同。按照《北京晚报》的消息，有五名候选人分别登台“拟职演讲”，接受选民质询。其中有个叫王聪的，一开口就承诺为大家办二十件实事，结果当选了。在老百姓看来，谁给他们办好事他们就把权力给谁，在政治家看来，这不就是“竞选活动”么！要是倒退回去几年，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事件了，可现在，这一点也不稀奇，你如果有机会走出城市，走到乡下，随便走进哪一个村庄，就有可能看到那里在“竞选”呢。根据一部新的法律———《村民组织法》，全国五百多万个村庄全都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了。这样一来，这个以“任命制”维系自己权力体系的国家，一下子冒出来数以百万计的竞选场面。

　　对于这些场面，当时有不少人忧心忡忡。他们说，“农民连文化都没有，哪里懂得民主选举。”这说法在当时特别流行，等到一个一个村庄像过节一样地把选票投完了，农民皆大欢喜，他们又开始担心老百姓选完了村干部，就要如法炮制地选举乡镇干部、县干部，甚至要求投票决定那些高级干部的升降去留。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后来的确出来一些征兆，说明任何一种旧制度一旦出现一条裂缝，就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的崩塌。当时胡绩伟就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学习十五大政治报告”，实则却是借题发挥。他批评毛泽东时代党的高层领导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培育民主制度，所奉行的不过是“家长制”，也就是上级可以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地对待下属。胡在80年代是人民日报社社长，也是延安时代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可是这个人现在不再跟随那一代老共产党人了。他的见解在一些人中引起共鸣。不过，至少有一个事实是他没有提到的：把党的全部历史联系起来看，在民主方面还是进步了许多。他要是三十年前写这样的文章，必是非死即监的结果。可现在，他还好好地在煤渣胡同三号的家里过日子，有一套拥有六个房间的公寓，有一辆配备了司机的奥迪牌轿车。有时候还在心里升出几分得意洋洋的感觉，因为即使是那些痛恨他的人，也不能拿他怎样。

　　1998年新年前后。图书出版界的热衷于政治一发而不可收，“文人论政”也的确是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说老实话，那个春天北京的新闻界和出版界都够活跃的，而且全都热衷于出版政治色彩浓厚的书籍。一定是因为几个月来把“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话说得过火了，把人们的已经埋藏了很深很久的渴望重新燃烧起来。陈寅恪和顾准的故事摆在新华书店最显眼的地方，这两个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文人现在已被描述为人间楷模。《反思郭沫若》也是这一年出版的，给这位官方颂扬的文学、史学、考古学泰斗蒙上了反面角色的阴影。还有《自由主义的先声》，还有《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还有“三大右派着作”———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痛思录》、戴煌的《九死一生》，都是畅销书。想要说话的“右派”远不止这三个人，另外一百四十个“右派分子”也都撰文回忆自己当年如何被摧残，汇编起来出版了，有厚厚三本，分别叫做《六月雪》、《荆棘路》和《原上草》。好在这些人所述说的都是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就好像从遥远的地狱里发出的呻吟，与今人没有关系。问题在于，出版界的指向越来越靠近今人了。叶永烈的新书《1978年》在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订出去几十万本。还有一本书叫做《解冻年代———三次思想解放备忘录》，也在到处流传，编者把最近二十年所有论述思想解放的经典文章全都集中起来，作者有邓小平和江泽民，有万里、李鹏、李锐、于光远、厉有为、邢贲思，还有人民日报社的编辑马立诚。

　　马立诚和笔者写的《交锋》，也是在那时候出现的。它后来成了1998年销量最多的政治类书籍，正版和盗版加在一起超过二百万册，让人大感意外，在年初今日中国出版社决定出版它的时候，从新华书店接到的预订印数还不到三万册呢。

　　书还没有出版，就开始在《中国改革报》上连载了。说它是一本政治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书中叙述了过去二十年来思想解放的潮流和保守主义的羁绊此长彼消的过程，当然也露骨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爱憎，所以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中宣部一个官员看了报纸，把电话打到报社，询问是怎么回事。报社总编辑名叫王清宪，是个皮肤白净、外圆内方的年轻人，当即回答，“为了宣传邓小平理论。”那人就没再说别的。两个作者也没把这个插曲往心里放。对两人来说，写这本书本来就是挺偶然的一件事，根本不像后来许多评论里所说的，是“有组织的蓄谋”，也不像朱丽冰和其他很多人所猜测的，“该书带有重大官方背景”。

　　事情的经过其实挺简单：几个月前的一个早晨，马立诚想到中国的改革已经整整二十年了，灵机一动便要写点东西出来。此人是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的编辑，常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撰写文章，消息灵通，头脑敏捷，思想大胆，文风犀利。这些素质在他那个圈子里的人身上并不少见，少见的是他对政治有一种经久不息的激情，当他在朋友中间绘声绘色讲述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故事时，总能造成一种既快乐又紧张的效果。这样一个人，要想描述中国政治，那就正是扬其所长。不过，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合作者，于是拿起电话，找到笔者———他的同事。笔者原本要去欧洲访问，就在出发去首都机场的时候把腰给扭了，寸步难行，只好取消旅行，回到床上躺着，正在百无聊赖时，听到马的计划，心想有件事打发时间也好，于是翻个身，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枕头上，趴在床上写起来。

　　一个月后，两人把书写成了，去找出版社，编辑说很有意思，可惜不敢出，于是又找第二家，第三家，直到第八家，遇到了今日中国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黄隽青和年轻编辑刘洪。后者说这样的书如果出不来，真是可惜了。就去找社长游说，社长同意他们的说法，不过希望把它作为《中国问题》丛书的一种，还说这是他们正在出版的一套系列。两个作者同意了，没想到这一来就把更多的人扯进一个危险的故事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问题》丛书的主编许明。许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助理，一个性格开朗、满怀理想和激情，还有几分天真烂漫的中年男人。他用一个通宵读完书稿，大叫“真是痛快”。这时候大家发现书名还没想好，于是聚在屋子里面，想啊想。想出一个，就在纸上写出一个。有个人说“冲突”，大家都摇头。有个人说“较量”，大家说，“好是好，可惜别人用过”。一共说了八个，直到有人说出一个“交锋”来，大家都说好，于是就这样确定了。

　　可是许明犹豫了，他说要把书稿拿去给刘吉过目。刘是《中国问题》丛书顾问，所以谁也不能拒绝这个提议，可是刘还拥有官方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有人担心“他会同意吗？”许明说，“试试看吧”。大家在忐忑不安中等了两天，刘吉就把清样退回来了，只说了两个字，“出吧”。

　　1998年春节前后的那两个星期，围着《交锋》转来转去的就是这些人，其中刘吉职务最高，再没有比他更大的官儿了。当时这些人———作者、编者、序作者、出版者、经销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手里拿着的那一摞清样，居然就成了“第一畅销书”。更不会想到，他们正在引发一场巨大的风波。那么多人把它说成一朵“鲜花”，又有那么多人把它说成一株“大毒草”。这些都是后话了。

　　朱熔基关心的不是什么“鲜花”和“毒草”，他在意的事情是经济。说到经济，在他成为总理之前的十几个月里，中国虽然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暗礁，却还没有迎来朝霞满天，更说不上是风平浪静的港湾了。1997年春天，他在这边宣布“软着陆”已经实现，得意之情就像一个驾驶着毛病百出的飞机摇摇摆摆回到地面的机长。可是才过了三个月，就有消息说大事不好———泰国宣布泰铢不再与美元挂钩。接着泰铢大幅贬值，股市一落千丈，银行纷纷倒闭。“分明是一场金融危机嘛”，他这样说。当时中国之外的人还有更悲观的说法呢，说它是一次“金融风暴”，不仅会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而且还在到处游走，就像好莱坞正在拍摄的电影《龙卷风》一样，它到了哪里，哪里就非倒霉不可。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机制现在成了疾病传染媒介，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被感染上了，连印度也不能幸免。然后又扩张到太平洋的整个西海岸，把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全都扫荡了一遍。到后来，连俄罗斯和南美也受了牵连。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线就会知道，“风暴”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外面绕来绕去，总算没有登陆，中国也不像她周围的国家那么焦头烂额，不过，麻烦也挺多：经济增长率下降，商品零售额下降，失业人数又增加了。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官员向总理保证，出口贸易虽然不可能像去年那样增长百分之二十，但百分之十还是不成问题的。可统计局的官员接着就把最新报告送来了：哪里有什么“百分之十”？分明是个负数了。

　　这一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北京正在酝酿着好好地庆祝一番。谁都知道，改革就是从农民争取土地经营的权利开始的。可现在农村里面有几百万亩耕地荒着，杂草丛生。那些二十来岁的农村青年，看着土地就生气，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像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是怎样甘冒“杀头坐牢”的风险把土地承包到自己家里，又是怎样欢天喜地地在土地上收获粮食。城市里面那些二十来岁上了大学的青年，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当年是把参加高考看做“再生”的，还以为这世道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呢。可是现在四十岁以上的那些人不会这样想，他们是在经济萧条和政治高压下长大的，早已饱经风霜，习惯于吃苦受穷了，现在看到企业不景气，库存增加，也不着急，把三分之一的薪水都存在银行里让国家花，还要购买更多的国债，也没有怨言。毕竟他们是从物资紧缺时代过来的，现在，商店里琳琅满目，什么东西都有，不用排队，买肉可以挑肥拣瘦，买菜可以掐头去尾，还可以讨价还价。

　　可是让朱熔基头疼的事情也正是这些啊。商品过剩，东西卖不出去，工厂就没有办法继续生产，没有办法给工人发工资，也没有办法归还银行的贷款。这不正是在中国周围转来转去的“金融风暴”时刻窥伺的机会吗！他已下定决心阻止这场风暴登陆中国大陆。由于他让中国成功的“软着陆”，国内舆论已经产生对他的依赖，他能理解这个局面。同样能够理解的是，如果他现在不能阻止“金融风暴”的登陆，人们还是会认为他的新政失败了。到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九个月后，也即他就任总理的这个月里，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

　　3月5日，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踌躇满志地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人人心知肚明，朱熔基要取代李鹏成为总理了。正式的选举还要等两个星期以后，不过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金融风暴”的团团包围中，人们都觉得只有这个人可以依赖，甚至连那些对他持有最尖锐的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再置喙。危机中需要强者，如同乱世出英雄。就像一叶深陷在狂涛巨浪中的小船，那些惊慌失措的船员都知道，只有强有力的人才能带领他们逃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的逼近的确是帮了朱熔基的忙。这个人根本用不着收买人心，已是人心所向。

　　3月11日，星期三，北京城里，大家都在想着“谁上谁下”。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这个星期进入选举议程，当时老百姓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人同此心”，用来描述人民大会堂里的情形也挺贴切。朱熔基是在这一周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在3月17日。他得到二千八百九十张选票（有二十九个人反对他，还有三十一个人弃权）和连续三次掌声。

　　人民大会堂里的掌声雷动，乃是会议必有的情节，通常只有热烈气氛而不能引起人们内心的激动，因为那是台上和台下的一种默契。但是这一回显然不同。投票程序尚未开始，两千多位代表只听到江泽民主席提名朱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当即鼓起掌来。等到大会主持者胡锦涛宣布投票结果的时候，会场上再次爆出掌声。然后，上午10时40分，高音喇叭里面响起一个声音：“朱基被批准为国务院总理”，掌声第三次响起。此后好几天，这三次掌声成了国内外报刊津津乐道的话题，记者们对掌声持续时间的描述也是长短不等———从“三十秒”到“数分钟”，总之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是“经久不息”，就像潮水似的，一浪高过一浪，未肯止息，以至胡锦涛几次想要继续下面的程序又被掌声打断。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掌声完全发自代表内心，而非事先的安排。

　　朱熔基低着头，面色沉静平和，眼睛里没有了往日那种咄咄逼人的光芒。他也许是希望用这种方式使掌声尽快停下来。但是，代表们执拗地不肯停。

　　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朱基的回应。在中国人眼里，党的领袖人物在这局面中的标准风范，应该是昂首挺胸，高瞻远瞩，挥动巨手，既有力又和缓。可是一个两鬓苍苍的官员这时候说：“他可千万别做出那种领袖样子，要不可就糟了。”正说着，就见他站起来，双手合十，微微地躬身前倾，向全场致谢。还好，这人还是一副凡人姿态，没有伟人风范。

　　掌声依然不息。在会议大厅二楼的记者席上，中国记者和工作人员纷纷起立鼓掌。“真是想不到。”一个名叫钟闻一的香港记者说：“我本来以为他得罪了很多人，得票不会高的。”一个自称连续十年采访人代会的记者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热烈的场面”。另外一个更老资格的记者说：“我看到过，那是在周恩来时代。”

　　假如记者们有机会评选十年以来人代会上最热烈的场面，那么无疑就是此刻，可惜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写消息，却为找不到朱熔基的名字而发愁。这是那个中午中国人最频繁地使用的一个字，可是所有计算机汉字处理程序当中都没有。《说文解字》说它的意思是“冶器法也”。《辞海》说它是铸器的模型。《现代汉语词典》把它作为“熔”的异体字，放在一个小小的括号里。就从这一天起，“”字人人皆知，这与这个字本身的释义无关，而和这个人有关。有些人还要在这中间寻找“冥冥之中的天意”，说他的名字就表明他是上天派来治国安邦的。

　　大会闭幕这天，北京天气骤冷，白天气温还在摄氏零度以下，地面上覆盖着薄冰。上午11点，李鹏的车子开走了，朱熔基留下来，举行了他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满面春风，后面跟着他的四个副总理。几百个记者用目光迎接这个人的到来，没有期待中的掌声。他们在等着他发表就职演说，就像江泽民和李鹏在几个小时前做过的那样。

　　他没有发表就职演说，不过，一开始讲话就很精彩。他似乎懂得吸引公众的奥妙不在于说些没有错误又没有用处的大话，而在于真情、机敏、幽默、有个性，以及不失时机地造成某种戏剧化的效果。他说他很喜欢看“凤凰卫视”的节目，后来这家电视台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吴小莉，果然有机会站起来提问，请他说说自己的“心路历程”，这让在场的记者都为之一振。就像他迄今为止生命中的许多篇章一样，这次演说也具有悲剧气氛。不过，人们总是被悲剧感动，喜欢为悲剧鼓掌，当他说出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时候，记者席上掌声响起，连外国记者也在鼓掌叫好。他还说了一些一针见血、纯粹朱基味道的话。“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他把手一挥：“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

　　他说完了，向记者摆摆手，转身走了。记者用掌声送他出去。在这种场合，他们通常是不鼓掌的。他们把这看做一种工作会议，担心鼓掌会影响了自己的客观公正。可是新总理的魅力把这些苛刻的善于挑剔的人都吸引了。这倒不是他特别棒，而是由于共产党的官员中如此富有个性的人实在太少。电视上把这个人的音容笑貌直播出去，老百姓看了也不禁神往。他们编了一个新歌谣，到处说：“熔基！熔基！熔旧基，铸新基。”这一天香港股市上涨三百二十三点。

　　中南海北院在李鹏治下度过十年之后，现在目睹80年代以来又一个革新政府就要开张了。《人民日报》连续两天都是彩印，上面刊登江泽民、李鹏和朱熔基的照片。三个人微笑握手，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这是向世人昭告，至少未来五年，中国是一个“三驾马车”的局面。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似乎只有朱基成为海外舆论最关注的人物。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说：“朱熔基征服了全球媒体。”另一个专栏作者———阮次山，在海外的报纸上撰文说：“笔者所阅读到的英国、美国、欧洲及亚洲各国的媒体，几乎有点‘惊为天人’的反应。”西方媒体，包括美国媒体，过去总是不大习惯说中国人好话的，看来这一回是个例外。记者们使用了他们可以找到的所有形容词来赞扬朱熔基的魅力：“风趣”、“幽默”、“有说服力”、“充满睿智”、“风魔民众”，“颠倒众生”，“令西方传媒十分折服”、“叹为观止”、“拍案叫绝”、“大度”、“有气魄”，“妙语如珠但不失分寸，坦率真诚不矫揉造作，作风潇洒又实事求是”。一篇文章说，他“有一种大将之风”。另外一篇文章说，“他被任命为中国总理，应是中国之福”。一个名叫关愚谦的作家，想起七年前朱基访问德国时的一次演说，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的一位后人当场感叹：“像这样轻松、有生气又有实质性的谈话，我们已经久违了。”七年以后，另一个德国人，德国《商报》驻北京的记者赛德力兹，在听了他的记者招待会之后承认，“他闪烁着知识分子的智慧，有着一下就能抓住你的心的气质。”“谁见到他，都会受他感染。”美国副财政部长萨默斯见了他一面，就说他的“智商系数高达二百以上”。还有一篇文章干脆说，“这个人怎么不早些当中国总理？”

　　毫无疑问，西方人喜欢随和、幽默、机智和具有开放态度的政治家。但是朱熔基的最令西方人叹为观止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当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他的出现使得所有人都对中国的未来放下心来。有如《汉堡日报》所说：“一个卓越的总理将领导庞然大国前进。”改革后出现的大量失业、不安全感和群众的不满、亚洲经济危机等等，给中国带来不少困难，“朱是惟一可以把中国如此混乱的经济理顺的中国人。朱熔基本人的标志，就是‘现代化的中国’。”美国有个爱德华集团，是个很大的金融财团，它的金融专家预测：“朱熔基的成就，将使他成为伟人。”

　　中国这边，还没有人把他叫“伟人”。不过，此公已有很多绰号：“铁腕总理”、“朱老板”、“铁血宰相”，这些都算是客气的。《汉堡日报》的大字标题把他称做“Der Boss”，这在德文中的意思类似于北京话的“头儿”，叫西方人说出来，就有很亲切的意味。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无保留地赞扬朱的成就、思想和品格。如前所述，过去几年他所持有的经济主张，已经多次被人指责为“私有化潜行”，后来则更进一步把他叫做“经济沙皇”，或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是尝到过做“右派”的滋味的，所以心里明白，这样的用语意味着他在那些人的眼里已经成为政治上的敌人。有如60年代把刘少奇叫做“中国的赫鲁晓夫”、70年代把邓小平叫做“邓纳吉”。这使他不得不做出反应。“对于外界叫我‘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也好，叫我‘经济沙皇’也好，叫我什么东西也好，我都不高兴！”他阴沉着脸对几百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说，这是那一天他惟一有些失态的时刻。不过，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这个人的阴云密布的面孔背后，有着他在政治局里的任何一个同事都没有的内容。他出身贫寒，又曾被当做“右派”，饱受欺凌。“底层”、“弱者”、“穷人”、“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这些对他来说可不仅仅是一些概念，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如今他已位极人臣，正可藐视官场中间那些平步青云的庸庸碌碌之辈，什么时候有机会，就可以让他们过不去。

　　这个春天，北京的情形有点奇怪。《交锋》的影响出人意料，这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气氛有关。本来中国人在经历“第三次思想解放”之后，已经到了十年来最活跃的时候，照理应该心情顺畅。可是《交锋》这本书一出来，就样样不顺。有时候它好像非但不能让那些诅咒改革进程的舆论收敛，就连它歌颂的“思想解放”也开始处处碰壁。它所遇到的困难可以部分地归咎于作者的天真。在他们看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已经离开政治舞台。新一代领导人彻底掌管了中南海，电视里天天高唱《走进新时代》。当此之时，把历史包袱里的东西点清楚，正可以轻装前进。他们把澄清历史当成了中国的新起点，却不料，这正犯了“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大忌。

　　关于《交锋》消息越来越多，这些消息都是在人代会结束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一起涌到北京来的。按照《时代》周刊的说法，它“向中国的曾经强有力的极‘左’势力发起了全面反击”。按照《美国之音》、法国电台和英国电台当时说的，“此书有极大的政治背景。”还说，党的政治局里面也是人手一本。这些说法不尽符合实际，不过，当时北京报纸说它“震撼人心”，倒是有事实根据的。讨论《交锋》的人越来越多，有学者、记者、官员和学生。除了不公开的讨论会，还有公开的评论。介入此事的媒体很快超过了一百家，要不是4月8日的一个消息，真要闹出点什么事情来了。那消息说：“停止对《交锋》一书的宣传。”大家都相信这是来自宣传部门的指示。这让今日中国出版社的编辑感到不安，黄隽青到处打听有没有“禁止发行”。还好，没有禁。第一次印刷的八万五千册，一个星期就卖完了，第二个星期印了八万册，又卖完了，出版社一边赶印第三次，一边提心吊胆，生怕上面真有什么话传过来。

　　北京的大多数报刊全都置身事外，可是关于这本书的消息却更多了———都是从北京以外的地方来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韩国、新加坡，还有中国的香港、台湾和澳门，还有上海、南京、杭州、成都、深圳……连那些商业报纸、娱乐报纸和晚报也开始关心这本政治书籍。那些天，你在飞机上、火车上、宾馆里，随便打开一本杂志，就会看到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媒体的热情与官方希望淡化这件事的努力形成对照。有家晚报开始连载，因为书里提到省委书记，所以仅仅“连载”了一天，就接到指令停止。这城市街头的书摊知道了这件事，反而大喜过望，他们在广告上加了一句话：“这是一本晚报仅仅连载一期就被停止的书。”经过这些年沉浮跌宕，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一个欲望：越是被官方宣布为“禁果”的东西，越是想去尝尝。所以后来有人说，“《交锋》是让那些不许炒作它的人炒作起来的。”

　　4月的第二个星期，《中流》杂志就要发行第一百期了，编辑部召开庆祝会，来了不少人，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都是马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至少也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或者“爱国主义者”。此外还有一个共同处：都是《交锋》的坚定的批评者。大家彼此慰问，为成为抵制“和平演变”的“中流砥柱”而自豪，又相互鼓励“坚持初衷，继续战斗”。还说，俄罗斯的克鲁申斯同志传达的“《真理报》对于我们的友谊的声音，感人肺腑啊”。接下来，庆祝会成了针对《交锋》的控诉会。人多嘴杂，又加上情绪激动，一时倒也不易弄清他们究竟为何如此激愤。有人提议新一期的《中流》将要集中火力批判《交锋》，大家都说好，于是杂志很快就出版了，批判的火力果然猛烈。这一回，倒是没有谁再提“不许宣传”的指示。

　　说老实话，《交锋》后来被弄得人人皆知，批评这本书的人是有功劳的，至少不比“不许宣传”的那些人功劳小。可是有一个人，既没把“不许”放在眼里，也没有把那些攻击当一回事，反而因为听说了这些事，决定做点什么。万里那几天到处询问有谁认识《交锋》的作者，“我要见见面，鼓励一下”。于是，4月18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见了一个作者，十天以后又在中南海丰泽园自己家里见了另一个作者。他已八十多岁，从卧室里走出来的时候脚下有些迟缓，但目光依然犀利，思维依然敏捷。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也请客人坐了下来，尽可能让自己吐字清晰：“我听说要禁止这本书，是吗？”“没有。”

　　“没有人来反对《交锋》吗？”“有一些不同意见。”

　　“不会是一个声音的。一个声音的局面是不行的。一个声音不是民主国家的局面。掌握思想领域的人应该提倡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希望你们争鸣。《交锋》好。我赞成你们的《交锋》。不交锋怎么行？改革哪有不交锋的？改革必然交锋，必须交锋，交锋得好，改革好，交锋不够，改革不够，二十年改革，二十年交锋。只喊毛主席万岁，没有交锋，就没有进步。交锋不会完，只要有人类就会有交锋，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要求，就会有交锋，哪有什么完全一致？不可能。”

　　万里离开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位已有多年，几乎没有再对前台的事情发表意见。现在一口气说了十几个“交锋”，说得如此激动，这让在场的人都觉得有些异乎寻常。然而异乎寻常的人不仅是万里，还有汪道涵。过去几年，这老人因“汪辜会谈”之举，在海峡两岸特别出名。这个春天几个台湾人到上海访问，其中有个叫高希均的，去拜访汪道涵。一个是台湾出版界的名人，一个是共产党官员中少有的爱书之人。大家餐叙正酣，就见汪的秘书进来，递上一袋书来。“我要送每位一本书”，汪对席间诸位说，“这是一本目前非常受重视的书，书名是《交锋》，讨论二十年来我们的三次思想大转变，很值得你们带回去看一看。”这意外的插曲让高觉得奇怪：汪道涵和他打了多年交道，极少推荐什么书的。他接过来，正是那本书。封面黄红黑三色交融，模糊的大背景中镶着一张蔚蓝色的照片，上面是一大群记者和他们的摄像机镜头。高在五十年前曾生活在上海，至今仍对大陆的事情有一种特别的关注，所以当场翻阅。他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自己“立刻被其斗争性的主题与可读性的文字所吸引，对我这个一向关心大陆经济改革，但又未特别研判意识形态的人来说，这本书正提供了一条历史主轴。”是晚回到宾馆，继续阅读，又站到窗前，遥望外滩夜色与淮海中路的霓虹灯光，不禁长叹：“在那个‘左’或‘右’的思想可以主宰一切的年代，‘观念’真是左右了历史的轨迹和十二亿人民的命运。”

　　他说的对。要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就不能只看1998年这一年。《交锋》也是因为迎合了这种需要，才格外风行。就其本身来说，它也没有摆脱“观念”的主宰，行文太激烈，爱憎太分明，实在不像很多人说得那样好，当然也不像另外一些人说得那么坏。人们用被夸张了的热情关注它，表达一种被夸张了的感受，无论褒贬，其实都是没有摆脱“观念”的主宰。

　　进入5月份，就是“真理标准讨论”整整二十周年了。一般人都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北京城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准备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中央电视台开始筹划一部新的电视片，这是官方宣传计划中的一部分。几个在80年代后期遭受冷遇的年轻人———魏斌、夏骏和王鲁湘，成为新计划的执行者。这些人在京西“梅地亚中心”包了几个房间，重新摆出一副志得意满舍我其谁的姿势，高谈阔论过去二十年里中国人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是放在今天，人们是没有兴趣把时间用来谈论过去的，他们只在乎现在和将来。可是在那个春天，中国人谈论政治还是那么热情洋溢。

　　依稀记得1998年诸多大事的人一定会指出，这一年还有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和北京大学创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前者在文人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他们弄出无数的文章、演讲、书籍和讨论会，来纪念他们的前辈———那位率领一千三百读书人“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和慷慨就义的“六君子”。后者则得到官方的鼎力支持。全世界几乎所有着名大学的校长都受到邀请，到北京来参加一个“校长论坛”。六十九家日本公司捐出二亿七千万日元，在北京修建一个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而北京大学也的确渴望着永久性地保存过去百年的沧桑。未名湖畔矗立起一座崭新的建筑———百周年纪念讲堂，华丽并且庄严，迎接党的高级领导人在这里主持百年庆典。当然最出名的是一座楼。它是1918年建成的，不在燕园，而是坐落在都市中心的沙滩大街北侧，以红砖砌成，所以被叫做“红楼”。它和后来那座声名远播的厦门“红楼”可完全不是一回事，那里是20世纪末期一群党的官员的声色场，而这里却是20世纪前期新知识和民主精神的摇篮。在1998年5月4日以前的那几个星期，这里总是聚集着很多人，大都是北大校友。昔日激情满怀，而今皓首苍颜，颤颤巍巍地站在当场，呆呆地望上一阵，然后照相。楼房还是“凹”字形，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没有改变，只是年久失修，已经破败。楼门嵌着一块黑色大理石牌子，上面刻着“红楼”二字，还刻着“北京大学旧址一部分”和“五四运动纪念地”。走进楼去，还是一个长长的楼道，还是一个接一个的门分列左右两边。七十多岁的邓云乡还记得他是最后一批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中的一个，从那以后这楼房就成了教师宿舍。“百载中间，任教于北大文史哲三系的名师，指不胜屈，蔚为大观。”其中很多名人都在这里居住。现在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一红楼。邓云乡感叹一声，又想到红楼后面的大操场：“学生运动剧烈时，这是着名的民主广场。”他在心里这样想着，脚下不由自主绕过楼去，寻找记忆中的圣地，可是面前出现一堵长墙，挡住去路。人家告诉他，墙那边是文化部的地盘了，“过去的民主广场，盖了大楼了。”他折回来，不住唏嘘。就在这时候，另一位北大校友，诗人李瑛，也在为自己脑子里的圣地唏嘘：“北京沙滩的红楼，是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课堂，是‘五四’和‘一二·九’运动的纪念地，楼后有一广场，我读书时称‘民主广场’，后改称‘五四广场’。”写完这几行字，觉得心中仍有无穷感慨，于是写诗云：

　　红楼，对于我

　　你永远是一片红云

　　在呼啸中燃烧

　　在掣动中飞奔

　　不淡、不散

　　映透我凄苦的青春

　　广场在这里，我们点燃营火营火中倾听真理

　　在这里，我们聚集旗帜旗帜下呼唤明天

　　你教给我一种精神一种崭新的思想和观念

　　你教给我以科学和民主创造和谐的新秩序和人间

　　你教我为追求自由和真理赴死比生命更灿烂

　　之后，我从这里系紧鞋带，出发。过去一百年里，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从这里出发了，但后来的事情却表明这些人走向了不同的地方。最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北大的代表，而他们心中想的却又相去遥远。“北大的精神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没有定论，到了江泽民这一代，争论仍然继续，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加公开更加尖锐，每逢5月4日，就要涌到表面上来。出自北大的那些文人，大都倾向于以“自由”和“民主”来解释北大精神，就像李瑛诗中那一片“红云”。但是政治家们总要高瞻远瞩些，他们看出这所大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大学的价值，其精神也极有可能跃过学校的院墙，成为国家精神的先导。所以他们倾向于躲开那些容易诱发不满情绪的政治概念，将北大精神纳入爱国主义，顶多再加上一个“科学”。这成为官方媒体不断张扬的意识。

　　但是，不同意见还是不断冒出来。北京大学一位教授说：“与一年前相比，人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增加了，我对此高兴。这是很大的改善。”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主任库拉基说：“同几年前相比，辩论的水平，出版物的性质都显示了开放性的大大提高。”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也在旁敲侧击：着名大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必须国际化”。这些话说得委婉，但却是在明显地表达另一种观点。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把它看做是对主流意识的补充，而非截然对立的异端。直到一本书在北京市场上出现，所谓“北大精神是爱国主义”的主张，立即受到正面的并且强有力的挑战。

　　书的名字叫《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里面全是过去一百年来杰出人物阐述北大自由主义传统的文字。封面黑底白字，有如茫茫夜空中一道道银色闪电。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看做是几个别出心裁的文人制造的一个“黑色幽默”。书是刘军宁主编的，此人是90年代年轻人中惯于自说自话的典型代表。为之作序的李慎之，则是老一代人中最着名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序言虽然是在谈论一个学校的传统精神，但却极为强烈地掺进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弘扬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他在一开头这样写道，“北大可以永远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然后开始列举北大那些最受尊敬的学者的精神。有严复，他曾担任北大校长，也是第一个把“自由”概念引进中国的人，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还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有马寅初，也是一位北大校长，在50年代因自己的“人口理论”而获罪，却又写了《重申我的请求》，公然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有陈寅恪，他曾是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毕其一生都在实践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

　　在一一转述这些人的事迹和思想之后，李慎之用诗一样的文字写道：自由的要求最终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每一个人天赋的权利。已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只有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我们一定要走向这个目标。

　　李的序言写于1998年4月。在它的后面，刘军宁放上了自己在“北大百年同学会”上的演讲，时在1998年3月17日。他说自己近来有颇多伤感：“叹惋的是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会上对其传统是什么却莫衷一是，叹惋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今天在大家和我看来却仍然那么的新鲜，仍要来谈谈这个陈旧的话题。”

　　书里的内容除了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那些东西，就没有更多的了，有如他自己说的，“不过是重复了北大先师们的结论，即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扞卫自由。”事实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两种观点的持有者都可以为自己找到足够证据，但却都没有足够证据去否定对方。

　　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看来是打算了结这场争论的，至少他在5月4日人民大会堂纪念北大百年的集会上试图这样做。他的面对八千多人的演讲，主旨就是要阐述北京大学的精神。他提到北京大学的历史，提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希望今天的青年能学习他们前辈的传统。青年们都听到他说“五四运动最根本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没有听到“自由主义”———既无贬低也无褒扬。

　　官员希望属下百姓个个纯净无邪，逆来顺受，勇于献身，甚至不惜以强制手段迫其就范，成为党的理想所期待的“大公无私”之人。可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官员本身的无法无天和舞弊徇私，成为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一年全国三千多家县级法院接到的行政诉讼案件骤然多了起来，经过严格筛选后仍有九万八千件需要立案，比之十年前《行政诉讼法》刚刚颁行时，多了大约十倍。“行政诉讼”的核心也即百姓所说“民告官”。想一想吧，每天有差不多三百件案子需要了结，全都牵涉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冲突，而且遍及城乡各地。然而实际发生的问题可能更多，因为大多数百姓宁愿选择上访而不是诉诸法律。

　　“上访”这个词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它是70年代末期兴起来的。那时候上访者大都是多年蒙受政治冤屈要求平反，后来渐渐演变成对于现时种种不公的控诉。背井离乡游荡在全国的上访大军数以十万计。一般来说，每当春天开始之时，也正是上访高潮，只是这一年持续到严冬都没有间断。他们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夜晚蜷缩在政府大楼门口，白天则到处喊冤，逢人就把自己的故事讲一遍，就像鲁迅小说里的祥林嫂一样。而他们口中的冤头债主，十有八九都和当地官员有关。这种现象的持续蔓延，证明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它本来是解决争端的，但是它本身也在造成争端。“很难说每个上访的人都站在理上”，一个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说，“可是你想想，就算只有一半人受了冤屈，就够可怕的了。”他是一个转业军官，上级告诉他上访者多是刁民，让他拿治理军队的那一套来对付，可他的同情心似乎占了上风，他相信老百姓若不是被逼无奈，是不会给官员找麻烦的。

　　这一年上访者大军中，有个广西人名叫黄胜兴，在3月25日这一天走进南宁，走进自治区政府大楼的走廊里，看到他认为“只要能管点事”的部门，便推门进去，递上一摞复印件———《关于请求督办滩营乡政府偿还赊账吃喝欠款的报告》。傍晚时分，黄终于把手中材料全都送出，走出政府大院。细雨，那些官员也下班了，从大楼里出来，匆匆走过他的身边，视他如无物。黄满脸沮丧，忽然意识到自己投错了门，于是改弦更张，去寻找一个名叫张双武的记者。

　　“求求你给我指出一条生路吧！”黄对记者说。

　　三十六岁的黄胜兴住在防城港市滩营乡。他曾是一个军人，还是共产党员，在80年代初期中越边境法卡山地区的武装冲突中，因作战英勇荣立战功。那时候像他这样的人都是社会追捧的英雄。到了90年代，虽然风光不再，但也不至于沦落到没有“生路”的地步。黄的错误在于他在自己家乡办了一个“长兴酒家”，自任老板，而且还把“酒家”弄得异常红火，直到获得自治区级“青年文明号”的奖牌。

　　“真是应了‘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老话”，那个叫张双武的记者后来这样说。根据他的调查，“‘长兴酒家’的饭好菜好，经过滩营乡干部们的口耳相传，迅速吊起了各路食客的胃口。”这些人全都吃了饭不付账，只写欠条。连续吃了两年，“乡政府共赊欠‘长兴’餐饮费八万零六百六十五元。”黄忍无可忍，到乡政府去要债。他这一边低声下气，那一边的欠债不还的人却是耀武扬威。这可又应了一句老话新编：“黄世仁害怕杨白劳。”在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返后，“长兴”成了“长衰”，终于不能维持，关门停业，黄则从此加入上访者的行列。

　　张双武没有辜负黄的希望，拔刀相助。他的调查报告1998年4月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题目是《好端端的店是怎么垮掉的》。看来这文章比自治区政府大楼里面那些“只要能管点事”的部门都管事。滩营乡政府终于付给黄七万元现金。两年多的纠纷也就归于平息。

　　可是事情的严重性更在于，黄的遭遇并非仅仅属于个人，滩营乡干部在“长兴”的行为，也不只是白吃白喝那样简单。事实上，乡干部为此也是满腹怨言，因为他们在“长兴”扮演的角色大都只是陪客，宾客都是比他们官职更大的官员。当初乡政府“领导集体”决定把“接待和会议用餐均安排在长兴酒家”，也正是因为“接待任务太多”，实在不堪重负，所以才要转嫁。直到多年以后，他们还能精确算出：过去三年他们在“长兴酒家”的“公务接待”计有四百五十六批、三千六百三十人。这些人大都来自中央、自治区、市、区的有关部门，莅临此地“检查指导工作”或者“参观学习”。

　　在这一事件中，官员的贤卑自然可以作为度量是非的准绳，但是如果我们大范围长距离地观察，就会发现，黄的遭遇只是一种特定制度下的必然结果。

　　政府行政和官员俸禄乃是建立在税收基础之上的，这在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中国自不能例外。所不同的只是，中国的税收多为入不敷出，其中缘由一部分在于官员数量的无限膨胀（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述），另外一部分则在于税制本身的不足。国家财政采用厘定税收种类，而后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制度。中央政府承担着军事、外交的全部费用，以及教育、公共设施、辅助贫困和拯救灾难的大部费用，所以极力将税金中的大部分抽归己用，所余部分已无法满足地方政府的基本需要。于是上级政府便以种种变相方式，将自己必须支付的行政费用转移到下级，官员们也有意无意地把本应由自己支付的生活费用改由公家支付。这样一级一级向下转移，最后必将摊派到百姓头上。

　　从一个廉洁政府的立场上讲，官员的贪污受贿和仗权徇私，都是不能容忍的行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官员们如果只能保持一个中等偏下的生活水平，甚或只能维持家人的温饱，这个政府又如何能够强大和有吸引力？官员集团又如何才能招揽最优秀的人才进来？这问题在我们国家由来已久，所以自古就有所谓“高薪养廉”一说，也有中央政府纵容地方官员搜刮民财的无数先例可鉴（明代有一本书叫做《虞谐志》，里面就开列出当时流行的公差杂费十几种，其中包括索路费、索纸包、酒钱、饭钱、买差钱、雇役钱、门子掣签钱、吏房销名钱、粮食嵌数钱、数书还库钱、经催常列钱、府厅解比钱、内衙公费钱，等等）。正是基于这个潜在逻辑，上级官员坐视下级搜刮民脂民膏甚至鱼肉乡里，不加干预，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还有一些官员则会转而寻找另外的途径维系政府支出，这包括出卖农民的土地和开采当地资源。前者在沿海商业发达地区广泛存在，以致过去的十年中，全国耕地减少数千万亩。后一种办法则主要是发生在西部经济贫困但资源丰饶的地方。比如陕西北部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靖边县，在周围竖起一千一百六十七口油井，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禁止非法钻井，始终不能制止。因为当地政府正是仰仗出卖石油维持全县一万一千多官吏的工资的。“像我们这些地方，能把工资保住就是好县长”，县委书记杨树业说。又说按照已发现的石油储藏，“开采三五十年不存在问题”。至于那些土地贫瘠又没有地下宝藏的地方，官员薪俸常常累月积年不能足额发出。几乎所有政府都在抱怨“财政不堪重负”，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则证明这不是无病呻吟：过去十八年里行政管理费开支增加了至少十五倍。凭藉税收仅仅能够支付一半，另外的一半则须依靠前述各种办法设立苛捐杂费，甚至巧取豪夺，有如滩营乡的长兴酒家和靖边县到处林立的油井。

　　此种制度行之渐久，难免地方官员把法内之税视为儿戏，而将更多的热情投向法外赋役，甚至不惜一只手给企业减免税收，另一只手又向企业乱收费。根据报纸上公开的报道，每天向百姓收费的官员除了来自税务部门，还来自工商、公安、劳动、城建、计生、土地、技术监督、交警、交通、环卫、环保、卫生防疫、民政、教育、文化、航运、边贸、商检、卫检、动物检、房产、矿产、林业、烟草、物价、水利、民政、乡企局、公路段、乡镇政府、村民委、居民委、村民小组和居民小组。“我实在想不起来还有哪些单位与收费没有关系。”张双武后来这样感叹。

　　我们举出几个细节，就可以明白，官员们在敛钱的时候的确把他们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当日防城港市向餐馆征收所谓文化管理费，以卡拉OK歌曲检验为理由，每首两元。又比如你要乘坐出租汽车，也须准备好为司机分担无数难以想象的成本。一个南京街头的出租汽车司机，营运之前须先缴纳十一种费，共计十六万二千六百二十九元，此后每月仍须再缴十六种费用。司机起早贪黑，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时间十二个小时，其中至少有两个小时就是为了这些“费”干的。同时还须随身携带二十六个证照，以备各方官员查验时证明自己已足额缴纳了所有费用。又比如建设部的一位官员列举当年城市商品住宅成本，建设费用只占一半，另外一半则是政府加上去的各种税费。一个想要为自己购买一套住宅的人，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为下面这些名目付钱：住宅工程管理费、房产开发商资质初审和年审费、自来水安装管理费、用水立户费、绿化费、拆迁安置押金、道路污染费、建设项目划定红线和手续费、验线费、土地界桩费、坐标测量费、土地办证费、土地权属变更费、土地过户费、供电安装管理费、用电立户费、电网改造费、消防设计和审验费、治安费、市场管理费、考古调查费、考古勘探费、环保费、临时工管理费、建设资金审计费、商品房统计费、地名申请费、教育设施配套费、体育设施配套费、邮电通讯设施配套费……1997年中央政府痛下杀手取消其中四十八项，国务院的文件说这些收费都是“未按规定程序批准、明显不合理的”，可是保留下来的收费还有将近百种。

　　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无论如何不能设想所谓“乱收费”的磅礴气势和精细入微，更无从体会官员们在这里所倾注的智慧和热情。事实上，官员加诸百姓头上的法外之费，已经超过国家法定之税。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就曾对全省岁入“收税不足，收费有余”的局面公开提出警告。他把后者叫做“预算外资金”，也即官员们在国库之外开辟的“钱柜”，用当时流行的说法，这叫“小金库”。根据王茂林的揭露，小金库规模之大，甚至还要超过国库，比如湖南一年来收得这笔钱高达一百八十亿元，比地方财政收入多出百分之五十，比湖南上缴中央全部税金多出百分之八十。官员们以此为后盾，弥补薪俸不足，乃至发展到将自己工资全部封存一分不动，在衣食住行方面全凭公款支撑。百姓中间流传的一句顺口溜说中国有“四大闲”。所谓“闲”也即赋闲，或者无须使用，其中官员的薪金位居“第三”，它道出了一个官员与一个百姓在收入和消费方面的最重要的区别。

　　朱熔基显然觉察到这些问题，并且为此伤心。1998年3月11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参加湖南代表团的讨论，看到拥有官员身份的代表依次发言，就知道都是事先的排定，于是询问有没有农民在场。的确有个农民代表，但被排在最后，会议主持者还告诉他如果没有时间就不要说了。可是现在朱基打断那些官员的话，把这位农民叫到前边。“这里都是干部，我听不到普通代表的意见”，他对那农民说“你们那里的情况怎样？”

　　那农民果然直截了当：“收费的太多，还有警察，收钱的事就干，不收钱的事就不管。”

　　朱熔基听了大为恼火：“农民的负担太重，还要乱收费，你们于心何忍呀！”

　　但是除了向属下官员呼吁恳求动之以情，他却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办法。直到五年以后本届任期将满之时，他仍然认为“农民负担太重”是他最为头疼的问题，而且痛感无能为力。这也表明仅仅依靠官员集团的道德戒律和良心发现，根本无法解决制度的弊端。

　　这一年，朱熔基遇到的情形也挺怪。接任总理获得了异乎寻常的胜利，他有能力，有个性，胸怀大志，不肯随波逐流，在全国人民代表中间又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此后要做什么，应该比他当副总理的那些年更加得心应手。可是不然。他当时以为，只要他的政策符合民心，也就当然地能够获得干部的支持。以他多年所接受的党的教育来衡量，这种判断理所当然，他要求属下官员把“讲真话”作为守则，还对几百个记者表示他是不会惧怕前边的“地雷阵”的。可是他却没有想到，他面前的最大的“地雷阵”不是别的，正是官员队伍。

　　他是中南海里最尖锐地斥责官员腐败无能的人。他们中正在弥漫“报喜不报忧”的风气，整天歌舞升平，不知危险正在降临头上。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极大困难，“今年外贸出口增幅要下降十几个百分点，使国民收入下降两个百分点；乡镇企业下降，使国民收入下降一个百分点。”他这样警告他们。可是这些官员根本不愿理解其中含义。他的话并不比江泽民说的更加严厉，可是他说话的方式和口气却又截然不同，语气尖刻，毫不留情，没有余地，这让官员们难以接受。当他指责那些地方官员是“把杭州做汴州”的时候，就让人觉得他本来不属于他们圈子里的人。

　　但是这位总理低估了这个圈子对于人的销蚀和同化的力量。

　　他说新疆那边的棉花全都积压，要不了几年就会成为废品，而山东却在走私棉花。于是他跑到山东的官员中去，说他希望山东“大踏步地后退”，去购买新疆的棉花，“我给你补贴打折，你们可怜可怜我吧。”看到山东人不理他，又连连感叹“管不了啊”。他又要求湖南的一群官员不要在农民身上增加苛捐杂税，甚至用哀求的口吻说，“你们给我一点面子好不好。”举出这样一些小事就可以明白，他对面前这个庞大官员队伍的某些风气既愤怒又无奈。

　　这时候他已拿定主意，要拿国务院开刀。他把很多时间用在官员身上，希望他们不要阻碍他的新政。他把国务院的六十多个部长一个一个找来，告诉他们，他打算把国务院的部门大大裁撤，还要减少三百个部长和副部长、一千九百个司局长和副司局长，把国务院的三万工作人员减少一万七千人。部长们心中忐忑，问他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他说立刻就做。于是大家开始叫苦不迭，都说自己的部门如何重要，为国家所必需，不能撤销。只有一个胡启立对他的计划做出积极反应，同意撤销自己领导的电子工业部，还说自己早就打算辞去部长职务。这让新总理感到失望。旁人处在这个时候，也许会悬崖勒马，不再提这件事。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整个国务院里人心惶惶，官员全都不知道将有一个怎样的明天，这和西方大公司宣布裁员以后雇员的心情没有什么两样。

　　在我们国家庞大的官员队伍中，拥有数以百计的省部级机构、数以千计的厅局级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县处级机构，集中了至少三千万官员或者拥有官员级别的人。他们大都是共产党员，依靠党的理论支撑自己的信仰，依靠国库税金维系自己的生活，依靠级别晋升成就人生之路。官场上冗员为患，不独是90年代之弊，甚至也不仅仅是共产党领导这几十年的问题。它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造就的历史。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他的西汉王朝时，其子民约有六千万，官员集团不过由七千五百人组成；公元十四世纪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全国人口与西汉大致相当，官员却增至一万七千二百人。公元1644年清朝初期，官员数量为刘邦时代的三点六倍，而其治下人口却只及西汉人口四成。又经二百年后，也即19世纪，一县官吏已增至三四百到二三千人之间。1851年咸丰皇帝登基，听说此事惊讶不已，提笔质问臣下：“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然后到了20世纪，孙中山颠覆皇权以及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最终建立共和制度。我们国家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官员的膨胀却一如既往。历届政府都曾尝试精简之策，其中70年代一次，80年代两次，90年代也有过一次了，可是精简之后膨胀更甚。“膨胀—精简—再膨胀，形成一种螺旋式扩张。”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这样描述过去几十年的官员队伍：“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能够证明这种“无力”的最为经典的一个情节发生在邓小平身上。二十三年以前，也即1975年，他在副总理任上整顿吏治，一方面尖锐地抨击政府臃肿的弊端并且宣布其精简方针，还说“整顿也是一次革命”，私下里却又流露出内心的为难。有一次他对一群官员说，谁要是能解决机构臃肿的问题就请谁来当副总理。后来的事态证明，那次的吏治整顿没有成功，现在轮到朱熔基来做这件事，这一段历史，经过文人的整理，成为报纸争相刊登的一条新闻。其中说，全国总人口和“吃皇粮”人数的比例：

　　汉代：8000∶1

　　唐代：3900∶1

　　明代：2900∶1

　　1949年：297∶1

　　1994年：29∶1

　　这一新闻有个大字标题：《三十个人养一个“吃皇粮”的》。可见咸丰所谓一县官吏“盈千累百”，与今日相比乃是“小巫”。

　　现在到了1998年岁末。这一年我们的国家真是险象环生，好在都过去了。长江特大洪水安然流过荆江、皖江，经下游进入东海。亚洲金融风暴的破坏力也开始减弱。尽管吴敬琏还在警告“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既得利益已成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不过，朱熔基在九个月前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毕竟兑现了。这让亚洲人都松了一口气，美国人和欧洲人也为之称道。

　　前述“万言书”的匿名作者之一终于站了出来，原来是《当代思潮》那位总编辑。他把一纸诉状递到法院，起诉《交锋》的两个作者和今日中国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争论一直在持续着，流亡美国的“不同政见者”们批评它给江泽民树碑立传，国内的一些人却在批评它对江泽民恶意攻击。那位总编辑属于后者，他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了一连串尖锐批评《交锋》的文章，眼见没有产生期待中的效果，于是转而诉诸法律，说《交锋》未经他的许可就摘录发表他的文章，是侵犯了他的着作权。

　　意识形态的争论发展成为一场法律诉讼，这是1998年年末一件有趣的事。11月26日，“万言书”与《交锋》之间的一场官司拉开了帷幕，地点在南三环路边铁匠营胡同的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原告发动了诉讼却没有出庭，只把被告、庭审法官、记者、一大堆旁听者和自己的代理律师留在法庭上。代理律师期望以法律手段来裁决意识形态的争端。可是法官却说，法庭只裁决是否侵犯着作权，不评判意识形态的是非。一个记者听了这话当场感叹：“时代真是不一样了！”

　　时代这么一变化，“万言书”的作者就有麻烦了。一审判决以法庭驳回总编辑的所有诉求而告终，还要他支付全部诉讼费用五千五百一十元。他不服判决，于是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又责备代理律师不力，满城寻找最精明的律师来取代之。律师被更换了，可惜还是没有用。上诉又被驳回，除了再交五千五百一十元诉讼费外一无所获。京城那些激进的改革者都说，这是划时代的事件，无论在中国法律史还是思想史上都开创了新的一页。境外的报纸也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的确发生了极大变化。只有“美国之音”摆出冷眼旁观的样子，请来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讨论《交锋》。有人说到书中一个章节在西方广为流传：1996年岁末的一个晚上，“朱熔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于是回答：“这反映了大陆改革者的一种焦虑心情。”又有人提到一百年前也即1895年的一段往事。它出自美国学者费正清所着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现代化的努力》：北洋水师于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李鸿章硬着头皮去下关求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作为胜利者颇为自得，对李鸿章道：“十年前我就劝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动静和起色？”

　　“我国的事样样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的意愿去做。”李鸿章颓然说：“我的愿望很大，却没有实行的可能，自己深以为耻！”

　　普林斯顿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胡学华没有参加这次讨论，但他想和新总理谈心，就写了一封信给朱熔基，建议“中央政府开办六合彩”，说他专门研究过博彩业，发现“六合彩是所有博弈游戏里负面成分最小的，至少比烟草的负面作用要小许多。”却“可以安定社会，它让每一个购买六合彩的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充满梦想”，还可以“每年给政府带来五百亿至一千亿元的收入”。倘若真的如其所言，新总理就不用再向老百姓增发那一千亿元的国债了，也不用在五年以后担上一个“寅吃卯粮”的罪名。

　　但是胡学华要说的还不只是穷人的“梦想”和国家的“库银”，还感叹政府官员的普遍贫困：“我在一本关于您的传记上看到，您的月薪才两千元，连套像样的西装都买不到。”又劝告新总理，“政府是不能长时间以低于市场经济标准的价格向道德水平参差不齐的几千万公务员购买劳动的。”否则必然招致公务员中的平庸和腐败。他从电视上看到克林顿访问中国，感到美国总统的轻松之态是一种制度的轻松，“而您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也就是说，在中国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累积了太长时间，现在都堆在领导者个人的肩头。这正是‘人治’的悲哀处。朱总理，您个人承受的实在太多了！”

　　这话说得不错，可是他却没有提到官员们从“人治”当中所获得的好处，没有提到他们承受了很多不应该他们承受的东西，但也享受了很多不应该由他们享受的东西。“人治”的本质其实是“官治”，只要举出一件小事就可以明白，它所造成的“悲哀”，百姓肯定比官员更有体会。

　　1998年年底的某一天，二十岁的严涛坐着火车进了北京。这个出身于安徽省河东村贫困农家的女子，也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一周之前她放假回家，看到村民负担太重，父亲为此上访遭到官员报复，一家人愁眉不展，母亲和姐姐还有些神志恍惚。这瘦小的女子自告奋勇为民请命。

　　父女俩第一次来到京城，身穿单衣走出火车站，看到这陌生的城市飘着雪花，感觉周身寒冷，又没有钱去买衣服。以后一个星期，两人白天手捧一张北京地图挨门投诉，晚上睡在最廉价的地下室大通铺上。屋里没有暖气，实在冷得受不了，就到隔壁有暖气的房间去徘徊一阵。“我觉得这些问题很好查清啊，没必要非去惊动北京那些大官啊！”一位陪严涛跑了几个部门的同学说：“可是看到农民到处告状没人理睬的样子，我实在感到可怜。”

　　终于有一天，父女俩找到农业部的大门，父亲被哨兵挡在门外。矮小的严涛跟在一位女干部身后走进去，递上材料，又指着后面一大片手写的姓名对人家说：“我爸是当事人之一，现在他就在大门外面。”

　　可是“北京那些大官”很忙，让她回家安心等待。于是她回到村子里，等了两个星期，官员没有来，来了两个记者，《中国青年报》的胡跃华和张坤。她对他们说：“叔叔，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呢……”

　　两个记者果然不负这女子的等待，回去就把文章写出来，刊登在1998年最后一天的《中国青年报》上。北京官员来调查一番之后，为严涛父女和他们的乡亲伸张了正义，还把几个民愤很大的官员撤了职。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连两个记者也“没有想到问题处理得那么快，力度那么大”，不禁心里也高兴。

　　有一天张坤忽然受到一个昔日同事的邀请，说是好久不见，想在一起坐坐。于是如约前往，不料席间主角竟是那个因此事而被撤职的乡党委书记。

　　昔日的书记如今改换门庭，酒过三巡，话也多起来：“……唉唉，我不怪你，真的不怪你！市里××对我好着呢，问题发生后，我和乡长都下了台，但我现在被调任到另一个乡当人大主任，比过去舒服多了。哈哈……”他一边说一边笑，还伸出一只手拍着记者的肩膀：“我这次来，主要是带新任班子来认识认识新闻界朋友，请请大家，以后再去采访，提前打个招呼嘛，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合肥不就这么大吗！谁不认识谁啊……”

　　张坤定睛一看，旁边还真坐着一个人，正是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

第十章　殊途同归

　　公元1999年，在中国旧历生肖中属兔。自古以来，兔年多被人们赋予祥和升平的意味，可是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中南海的领导者大都使用“大事喜事多，热点难点多”来预计全年情势，而这句话也会在以后几周为地方官员辗转相传，反复陈述，谁料竟是一语成真：4月下旬中国总理访问美国，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协定在最后一刻归于失败；差不多同时，法轮功万余信徒悄然围聚中南海四周，警察事先居然毫无察觉；5月8日，北约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当场死亡；6月间长江下游连绵阴雨引发江浙水患，北方则又暴热干旱；7月台湾李登辉宣布“两国论”，导致海峡两岸气氛骤然紧张。这一连串事变皆出意外，但以我国内政外交的基础和情势来看，似乎在所难免。此后政府精心处置，又有舆论的呼应和民众的跟随，所以并未酿成大患。到了这一年秋季，柳暗花明，似乎又是四海升平的局面。但无论是权力中枢还是亿万普通百姓，谈论这一年的时候，还是会发出“险象环生”的感叹。1999年在欧洲历史中，是两德拆除“柏林墙”继而统一十年之后，将首都大举东迁柏林的一年。在美洲，则有弹劾总统的程序被美国议会付诸实行，这在美国二百年历史上没有先例。由国内的方面来说，广学会月刊《万国公报》首次向国人提及马克思的资本学说、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重整旗鼓以自由民权思想启迪民众，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到1999年均已过去整整百年。1999年同时也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和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五十周年的纪念，又是“北京风波”十周年，还有澳门脱离外强统治回归祖国的庆典。当时官方所谓“大事”，想必是指这些情节。如果我们放开眼界，可以发现中国人在过去百年历程中所经历的无数大事，都能在这一年找到回应。

　　说到“百年历程”，我们的叙述不妨从一位老人开始，倘若他在1999年仍然活着，恰可享受百岁寿辰。只不过，他没有能够长命百岁，甚至不能像常人一样尽其天年。他在1966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独自向西北而去，走出京城德胜门，在太平湖畔一片杂草中间徘徊，夜色降临时，终于不能抗拒内心的悲哀和绝望，投水自尽。他的品格在生前已为世人景仰，直到今天仍然成为众人的话题。学校的老师们把他作为最有成就的作家来介绍，所有的中学生都在背诵他的作品。

　　他叫舒舍予，还有个人人皆知的名字，老舍，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城北一个贫苦的旗人之家。对于他的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也就从1999年的2月开始。

　　这一年2月1日，午夜过后，大多数北京人在一种凄厉的呼啸声中惊醒，狂风由西向东，卷地而来，整个城市活像一座深陷茫茫波涛的小船。围墙倒塌，树干折断，巨大的广告招牌轰然落地，汽车在狂风中碰撞在一起。第二天凌晨天亮的时候，市内供电网络已有数十处遭到破坏。再过两天就要立春，可是竟还没有一点春日气象。气象台的报告说，席卷京城的狂风是由蒙古南下的冷空气所驱动，风力达到十级，并且将持续至少三十六个小时，气温也将大大下降。

　　早春气象在京城从来就是变幻难测的，像这样的狂风漫卷，每年也会经历几次。但1999年的这场大风还是让京城百姓有些不安。奇怪的气象是从新年第一天开始的。元旦那天，持续数月的暖冬骤然变冷。寒流袭击粤港澳台，大约十余人冻死街头。春城昆明被大雪覆盖，此为当地十六年来第一次。一个传言在百姓中流行起来：1999年将有大难临头。他们屈指算来，在过去的五十年中，逢“九”有灾，似乎从无例外。1959年有西藏平叛之役；1969年有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1979年有对越自卫反击战；1989年，战火没有了，内乱却一直闹到天安门广场上。现在到了1999年，难道又会有什么“血光之灾”？

　　2月2日上午，狂风没有一点收敛的迹象，但是民间发起纪念老舍百年诞辰的计划仍在进行，怀念者由京城内外各自赶来，甚至还有四十位是从日本专程来的。人们络绎不绝，从京城中心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北行，再向西拐一个弯，面对一条细小的胡同，轿车开不进去，下车步行，鱼贯进入，推开一个泛着油漆味道的黑色木门，就到了老舍故居。

　　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四合院，与皇家禁苑紫禁城仅几步之遥，又与赵紫阳的住宅比邻而处。院里有两棵高大的柿树，所以又叫“丹柿小院”。小院曾经热闹，然后破败，现在则又按照原来面貌修葺一新。四房环绕，均以黑色为主调，兼有大红大绿。地砖潮湿，青苔覆盖。草并不高，也不密，但却能够四季常青。正门内一座影壁，将都市的喧嚣挡在外面，壁上贴着红色横幅，上书“新春·1999·福”，落款则是“九五老人胡薭青”。她是老舍先生的夫人，也是一位有造诣的书画家，此刻置身庭前，关注着周围每一个细节。这里有先生生前珍爱的一切，书画、笔墨、衣物以及不同年代的作品手稿，据说多至万余件。三十三年前，他就是从这里走出，一去不返。而今斯人已逝，小院依旧，令观者动容。“老舍朴实啊，朴实啊。”五十多岁的看门人站在院里，见了人就不住说：“他对共产党一片忠心啊，一片忠心啊。一个老实人啊。所以才会想不开去跳河啊。但凡有一点不老实，也不会去寻了短见啊。”

　　人们依次走来，站在老舍遗像前，行礼如仪。这一情节在通常的情形中只是一种形式而不一定含有深意，但是，当日“丹柿小院”里的气氛却显然不仅只有形式的价值。有如《文汇报》的记者唐斯复所说，人们在这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这情景也令胡薭青感慨：“今天老舍终于回家了。”她不住地念叨着，似乎可以感受到先生的灵魂不灭。夫妻之爱毕竟是世间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更何况此时此刻在她内心引起的联想，已远远超过夫妻之情。

　　老舍的亲友们把2月3日这一天看做他的百年诞辰，但是更多的人把这一天当做这座城市的节日。街头报摊上，堆满了回忆北京解放的文章。《北京青年报》上还异常触目地写了一行大字标题：“五十年前这一天。”平心而论，老舍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的确有着密切的关联。他是一个北京人，他的创作灵感以这座城市为最重要的源泉。1949年2月3日，在他五十岁生日的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庆典。那时候北京还叫北平，共产党的队伍浩浩荡荡，以三辆装甲车为先导，由城南进入永定门，在万民的欢呼声中向北推进。这情景虽已过去五十年，却令秦永贞不能忘怀。当时她不过是一家庭妇女，挤在前门大街上迎接解放军。“汽车、坦克、大炮就都开过来了，锃光瓦亮的，真威武啊！”她回忆道：“我那是头一次看见坦克，轰隆隆地开过去，地上就留下了两道深沟。”在那一辆辆挂着彩旗的军用卡车上，支撑着一幅幅巨大的画像。那时候老百姓还没有见过共产党的领袖，不知道那画像上的人就是毛泽东和朱德。五十年后，他们回忆当时情景时，对那些士兵的印象之深甚至超过了画像上的领袖。“我见过日本人进城，也经历过国民党军队进城”，当时大陆银行北京分行分理处主任郝瑞明后来感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和百姓也可以这样接近。”军队一直深入到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停止前进，士兵席地而坐，怀中抱着步枪，两个帽耳朵紧紧裹住脸颊，依靠单薄破旧的棉袄御寒，井然有序，鸦雀无声。另外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米雁，那时候只是民国中学的一个学生，叫她最兴奋的是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八角帽，扎着腰带，斜背个挎包，教大家唱歌。”她还记得当时唱的歌，还能唱出调来：北京城好威风，从此属于老百姓。

　　封建统治几百年，今天我们翻了身。

　　丰富胡同十九号能够为老舍一家拥有，以致他的一连串大喜大悲尽在这个小院中上演，与共产党在1949年的军事胜利不无关联。那时候先生只身客居美国，听得北平解放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乘船归航。当他终于走进这座城市的时候，已是这一年12月12日。开国大典刚刚过去，京城仍沉浸在一片欢腾中。此种气氛，不消说令老舍舒畅。在离家出走颠沛流离多年之后，他决定不再离开，遂以白布百匹为资，买下这座小院。此后他的写作生涯还能持续十六年，他的勤勉和高产在同辈作家中无出其右，但其所有写作收入加在一起亦不抵当时这“白布百匹”。可是这种利益的权衡，毕竟不是我们今日纪念老舍的初衷。百年来中国所谓文化人，本身已经融于历史，越是名家大师，就越是与历史密不可分，其间种种毁誉，无不超越利害关节而进入道德领域。对于老舍，民间是由于他的崇高品格以及平民本色，才对他有一份特别怀念，而官方始终把他当做一座通向社会底层和大众文坛的桥梁。

　　纪念活动按照计划持续三天。报纸上异乎寻常地公布了全部日程，还说高潮将在2月3日出现。果然如此，这一天“丹柿小院”的气氛移至人民大会堂内，同时有若干官方和半官方的机构以主持者身份介入进来，包括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北京市政府。座谈会遍邀各界名人和各级官员，总数超过一百人，其中职务最显者为政治局常委李岚清。他热情洋溢地说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享有盛誉的开拓者，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不愧为“人民艺术家”，还说老舍的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朽之作。有了这么细致周密的安排、这么华丽的殿堂、这么显赫的来宾以及这么高的评价，任何人都承认这是一个“高潮”。然而我们若将以上各种情节叠加起来互相印证，便会发现“丹柿小院”的热烈和人民大会堂的辉煌并不相同。此前对于老舍的怀念只有民间性质，到2月3日，则就纳入官方轨道。

　　在我们的国家，即使普通百姓的诞辰和忌日，也都会成为亲友缅怀的日子。只不过，政府不会对所有普通人的纪念一一给予关注，只能对其中极少的人寄托他们的哀思，其选择标准，一定要符合某种精神以利于国家体统。对于老舍的百年诞辰，官方不肯置身事外，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一旦事情由官方掌握，形式也就比内容具有更多的含义。其规格、场合、出席者的选定，都有严格界定以符合死者身份和时事需要。至于党的领导人，本来就是无上权威，许多行动不免带有象征意义，言论也多是呼应政治需要，极少夹带世俗的感情。给予死者的追悼或者祭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席者的官方身份越高，则表明死者生前的等级越高。比如1991年鲁迅先生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和1999年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二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都有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亲临现场。它在所有人心中留下印象，提醒活着的人与党保持良好关系。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如周扬对于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和他本人的地位，都在老舍之上，但他在十年前去世时，报纸大都保持沉默。官方宣传机构甚至指示报纸在报道中将参加追悼会的 人数大大缩小，以期降低这一事件的影响力。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见到一篇能够代表官方的纪念周扬的文章。类似的情形也曾在老舍身上出现。多年以前官方曾对他的死保持沉默，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真相。此后又说他的死纯属“自绝于党”的行为，乃是死有余辜。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始终不见有人公开说老舍一句好话。所有这些情形与今日人民大会堂里的辉煌相比照，真是天壤之别。究其原因，非人不同，而是形势不同。

　　被诋毁被侮辱被损害是中国文人共同的不幸，能够在官方和民间同时获得赞誉却是一种罕有的幸运。老舍出身于社会底层，天生具有平民情感。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根本不同于钱钟书的孤芳自赏，也不同于陈寅恪的拒绝合作，他至死与官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有如他本人所说，“我们是一伙儿的”。在他生前，周恩来总理曾三次来到“丹柿小院”，即使对于他这样的名人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殊荣。在党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指导下，他是写作最勤奋也最有成就的劳动模范，并且自诩为“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可惜仍然不能避免在特殊年代里的悲剧结局。现在到了1999年2月3日，尽管政府事事周到，“丹柿小院”鲜花重放，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某种遗憾：人们只是一力追寻他的生，对于他的死则极少提及。报刊文章只是说他在三十三年前的一个夜晚“离家辞世”，对于其中详情全都小心翼翼地不去涉及。来到丰富胡同十九号的参观者，如果仔细，可以看到先生书桌上的台历，翻在1966年8月24日，星期三。老舍之子舒乙向记者谈到那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一点热气当做爱的回报给他。”诸如此类牵涉老舍之死的情节，如今不再展现在世人面前。根据《文汇报》记者唐斯复的记载，老舍的研究者们都在丰富胡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但是她没有提到，有谁到太平湖去“寻找老舍，感受老舍”。当日这太平湖距离“丹柿小院”并不遥远，出门向西，沿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折向北去，跨过中南海与北海之间的一座桥梁，再穿过一片贫民区，出德胜门，就可以看到那片荒野中的湖泊。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地铁停车场，即使是特别仔细的追寻者，也无法找到当日老舍之死的踪迹。北京第二中学的一个高中学生听到父亲讲述这一段故事，惊讶地瞪大眼睛：“他是自杀的？真的？老师怎么从来没给我们讲过啊？”

　　尽管如此，老舍给予我们国家的最深的震撼，仍然是他的死，而不是他的生。这同我们国家文坛其他一些伟人的情形完全不同。说来真是令人伤感，那些日子里，文坛老人纷纷去世，葬礼一个接着一个，悼文声声不息，哀乐绵绵不绝。先是钱钟书，死于1998年12月19日；然后是萧乾辞世，时在1999年2月11日。人们悼念萧乾的泪痕未干，2月28日，就传来了冰心的噩耗。尽管冰心从来没有把死亡看做悲剧，甚至说过“人间的葬礼是天上的婚筵”，可所有活着的人还是猝不及防。我们国家的历史一向是由伟人构成，文坛亦不能例外。现在，历史似乎正在渐渐死去，只在伟人身后留下无限哀荣。然而世人无论怎样扼腕叹息，这些老人毕竟已尽享天年，其死亡也就没有特别的追寻之处，后人与其说是在哀悼其死，不如说是在缅怀其生。老舍的情形不同。“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巴金先生这样写道。在老舍的话剧《茶馆》里面，常四爷说：“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后来这就成了中国文人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巴金在他的短文中四次重复这个声音，说他的脑子里印着这句话，“请大家侧耳倾听吧”。

　　历史家重在往事的铺陈评说，政治家的重点却在今世的荣辱沉浮。普通人总是想要追究一时一事的公允，一个执政党却一定要维持大局的平衡。这些道理看上去不能尽合人情，也没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大势的走向甚至具体事件的结局。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老舍的悲剧至今不能彻底宣扬，其家人三十多年悲愤不已，却完全没有可能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公安机关无从立案侦查，检察院也没有提起公诉的动议。但是另一方面，这一事实也不能阻止社会风尚日愈倾向个人的权利和尊严，这在“钱小涵事件”中可以看到充分的证明。

　　钱小涵本是上海市一个寂寂无名的女大学生，但是自从她1998年7月8日横遭一场侮辱之后，这个名字就被千万人反复提起。

　　这一天她携带侄子来到四川北路的“屈臣氏”超市分店，进入东门的时候警报器笛声大作，警卫闻声赶来，阻止她离开，并且令其从防盗器械构成的门楣间重复通过，她坦然从命，不料再次引发警报。警卫于是确信抓获盗贼，钱也被迫进入商场地下办公室接受检查。警卫以手提电子监测器在这女孩子周身上下探索，在确定其左胯部位有反射电磁信号之后，令其脱下裤子。钱含泪抗拒，没有结果，无奈之中解开裤扣，一个女店员以目光搜查其中，未见任何异样，锲而不舍地伸手探入裤内摸索，仍是一无所获。受了侮辱的钱小涵愤怒地向店家抗议，要求对方道歉并承担赔偿之责，遭到拒绝。钱小涵忍无可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店家侵犯了她的人身权利，要法庭责令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五十万元。这一数字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有“漫天要价”之嫌，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在一审法官眼里，这要价并不太离谱。

　　一审法官隶属于上海虹口区法院，判决“屈臣氏”侵权事实成立，责令其在报纸上公开向钱小涵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二十五万元，虽未全部满足原告诉讼请求，但数额之大，在迄今为止我们国家的诉讼历史上，并无先例。所以消息甫出，便在上海北京两地社会舆论中引起巨大波澜。

　　钱小涵觉得终于出了心中一口恶气，但是“屈臣氏”不服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从法院的组织机构看，市中院的级别无疑高于区法院。但法律界的上下级关系，并不像行政机构那样简单。区法院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判决，认定这一事件的侵权情节“非常恶劣”，且原告处于敏感年龄段，被告又是一个更大的超级市场的分店，为香港人投资经营，资本雄厚，无疑具有更大的赔偿能力。可是，这后面一个理由让一些政府官员产生了另外的念头，他们开始担心这个判例会使在华投资的外商感到心冷，进而导致有钱人离开自己的辖区。

　　我们检查法庭二审过程的种种细节，可以发现它所依据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庭并无差异，但是诉讼双方对于一个关键情节的解释发生了分歧。原告说她的脱裤乃是被迫，而被告却说她是自愿主动脱裤子，还说她当时态度恶劣，甚至骂人。一位名叫继军的记者在研究了案情之后，由常理和逻辑的角度对被告提出怀疑：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是否有理由自愿主动在人前脱裤？“自愿主动”和“恶劣骂人”这两种态度，又如何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一审法庭显然支持这个疑问，所以才会在其判决中认定“侵权行为非常恶劣”。但是二审法庭不肯继续追究这一情节的是非，只是认定发生了脱裤被查的事实，对于是否为被迫，不置可否，所以无从得出“非常恶劣”的结论，故此修正一审判决，将“屈臣氏”给付钱小涵的精神赔偿减为一万元。

　　这一戏剧性的变故发生在1999年1月6日，由此引发了新年以后第一个激动人心的浪潮。有如《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所说：“舆论哗然。”在同样的事实面前，两次判决的差别如此之大，难免令人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承担一审责任的虹口区法院民事庭庭长朱吉仍然“不认为一审判决有错”。人们虽然不能尽知种种司法细节，但却都把同情倾注在钱小涵一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刘心稳说：“二十五万元精神赔偿可谓大快人心，改判一万元是不合情理的。”另外一个律师，岳成，说他非常震惊，因为他本来觉得，二十五万元的精神赔偿不仅不多，而且还明显不足。“要么一审法院糊涂，要么二审法院糊涂”，刘俊海说。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又是法学博士，面对这一事变不免吃惊：“从二十五万元改判为一万元，给人一种印象，法律如同儿戏。”

　　同情弱者一向都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过，这一事件显然超越了同情的范围。报刊编辑在消息中没有忘记维护当事者的权利，很小心地把原告的真实姓名隐藏起来，所以，钱小涵只是她的一个化名。尽管如此，这名字还是在市民中间不胫而走。一连几个星期，人们都在念叨着“二十五万”和“一万”，看来法庭确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出现如此不同的结局，却又不能责怪法官滥用权力，问题的症结在于，法律本身对于精神损失以及赔偿数额缺少严密界定，这在此前和此后无数诉讼中，都会成为一个难题，令法官举棋不定。但是钱小涵对于这个局面表示不能理解，她不服二审法庭的终审判决，遂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事情拖延半年，而钱小涵始终没有得到店家的歉意。她说，她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她的申诉。这样一来，事情便从上海闹到京城。

　　以上一段亦公亦私之民事案件，能够在百姓和许多学者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端在钱小涵的诉讼焦点和今日中国人企盼个人权利的心理十分接近。我们对于司法的理由姑置不论，只以社会眼光来看，商店保安人员搜查顾客身体，确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恶行。不要说钱小涵并无偷窃行为，即令店家确有证据证明钱小涵系盗贼无疑，法律也不能允许这种肆无忌惮的“搜身”。然而我们还须特别注意，假如这一事件不是发生在1999年，而是发生50年代、60年代或者70年代，则钱小涵的遭遇定然更加不堪，法院不会接受她的诉讼，报刊不会出来为她鸣冤，她本人则除了忍气吞声甚至低头认罪之外别无他途。这有数百万人的遭际为证，此前所说“老舍之死”，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66年8月23日猝然面对一场疯狂的侮辱与损害：被迫站在众人之中，周围火光熊熊，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和谩骂，有如暴雨倾盆而下，一刹那间已经头破血流，白色的衬衣上淌出斑斑鲜血。又有两个大汉将他胳膊翻转至背后，头也被深深地按下以示“低头认罪”。他终于无法支撑而跌倒在地，有人把脚踩在他的身上，又有两只手揪住他的头发。当他终于站起来的时候，脸上已呈青紫色，眼镜破碎，衣服也被撕裂，和血块粘在一起，一个巨大的木牌吊在他的脖子上，上面是“反革命黑帮分子”几个黑字，铁丝深深地嵌进他的皮肉，脚下只剩了一只鞋，一缕带血的布条挂在他的头上，随着众人的怒吼飘荡不已。经此事变，他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次日凌晨自沉太平湖底，死前未留任何想要为自己讨回公道的遗言，只希望最钟爱的孙女和他说“再见”。

　　这老人当时已经67岁，绝非法院在钱小涵一案中所说之“敏感的年龄”，这也可以证明，他在60年代所面临的精神和肉体的打击，远远超过钱小涵在90年代的遭遇。然而这在当时不过是一件最普通的事情，甚至作为革命的成果被舆论加以颂扬，在日后也极少为官方提起，更无可能进入司法程序追究侵权事实或者精神赔偿。我们将这一老一少的遭遇加以对照，可见其中有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前人以为一切问题取决于政党的曲直以及国家的兴衰，个人只需顺从乃至奉献，而在二十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已开始关注人的利益、权力、尊严和生命，所谓政党、国家、集体、单位，都不过是无数个人之组合。这中间变化万千却又难于被人察觉，恰如季羡林这年暮春在台湾拜谒胡适之陵墓时的感叹：“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这位北京大学教授此刻鞠躬默哀，悲从中来，眼泪流出，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

　　历史的确是动了。从老舍的时代到钱小涵的时代，悠悠岁月，多少事情都已经发生，道德的标准已经转变，“主义”的力量也渐为物质和技术所代替。许多大事件在昔日一经政治家提出，必能震撼全国，在今天则更有可能被人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抛之脑后，而凡人俗事常常获得社会广泛深切的关注。1999年开始的时候，像柬埔寨红色高棉军队彻底瓦解、政府解体、乔森潘忍辱投诚这样富有政治意味的事件刚刚发生，依照过去的情形，这是一定要在官方和民间中引起广泛激动的，但是这一回人们竟然没有什么反应，就像从来没有过这回事似的。那些天，人们都在关注黄河三门峡水库中的四十多只白天鹅，还有綦江县的彩虹桥。前者在新年第一天被人以毒药伤害，医务人员全力救活其中十七只，另外二十七只终于死去。后者在1月4日突然坍塌，导致四十人当场死亡。这一消息立即震惊全国，其直接乃至间接的责任者也在数月之后受到法律制裁。

　　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背景、不同利益的人们，过去碰到分歧就会你死我活，六亲不认，现在却都有了通融交汇的可能。这情形有如1999年流行起来的一首新歌：《好好过日子》。歌词是车行写的，每当单汝平唱起来的时候，总有很多不同年龄的人和她一起唱。伴随我们国家走过五十年的三代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共同的东西：有句话，爷爷告诉爸爸，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姥姥告诉妈妈，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妈妈告诉我呀，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我要告诉大家，好好过日子。常吵架的人，想想这句话。

　　不勤俭的人，听听这句话。爱生活的人，珍惜这句话。好好过日子吧！

　　往日惊天动地的那些大事，现在全都淡了；往日不足挂齿的那些小事，现在却登上大雅之堂。有个调查机构想要看看世纪末的中国人在关心什么，就搞了个民意测验，报纸无保留地公布结果：普通城里人最关心的事情是“住房制度改革”。此外还有，物价会不会上涨？人民币是否贬值？这一次轮到我下岗了吗？股市还有没有机会？看病还能不能报销？上海这座城市正在为一种叫做“上海风采”的彩票着迷，因为每周抽奖都有可能造就几位百万富翁。北京市民却在追逐“三峡债券”，因为此种债券的利率较银行储蓄高出一个百分点，所以排队抢购之势蔚为壮观。在广州，“广国投”破产，香港股市也无振作之象，年轻人对投资失去了热情，转而讨论大学校园里面该不该卖“安全套”。至少六成的年轻人认为爱与性无法分开，百分之十八的大学生正在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行。暨南大学一位专门管理学生的官员说：“安全套真的很重要”，因为就连最严肃的女学生也在提出“亲嘴会不会怀孕”之类的问题。此外人们还在谈论“千年虫”问题、“亚健康”问题、大气污染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乔丹退役问题、腐败问题、城市交通问题……3月第一周的那几个夜晚，酒吧、咖啡馆和歌厅里的人少了很多，因为年轻夫妇全都忙着做爱，以便生个“世纪婴儿”。中年人开始打听一种出自美国被译作“伟哥”的壮阳药，老年人到处寻找保健药品争取长命百岁。无论男女老少，都在讨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私情究竟是厚颜无耻还是更富人情。汽车的“三点式安全带”被公认为一百年来最重大的发明之一，因为它挽救了至少一百万人的生命。上海市民最欢迎的报纸《新民晚报》报道说：它的发明者尼尔斯·柏林，是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的首席安全工程师。那些因使用安全带而逢凶化吉的人常常给他打来电话，因为自己的大难不死而对他表示无限感激，其中有些人还在美国组成了一个“生还俱乐部”。1999年尼尔斯·柏林生日那天，他们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向他祝贺，这让柏林在心中感觉到“一股暖流”，他说他“真正感到为人类做了些什么”。

　　看起来人类有些东西是共同的，并不因为种族、肤色、语言、文化、信仰的差别而不同。在1999年，也即20世纪最后这段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乃至生活本身都在发生难以想象的变化。这种变化由于他们把自己汇入世界潮流的努力取得进展而突然加快了。

　　1999年春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似乎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以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双边谈判作为这个进程的开端，那么它就已经持续了十三年。这是国际贸易领域中一场真正的“马拉松”，甚至超过了中国人的抗日战争和美国人的越南战争。有一段时间，谈判看上去有点像一场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它使人想起一百多年前李鸿章的谈判，以及从那时以来中国人与日俱增的苦难。就像一些中国人说的，美国人现在是想在谈判桌上拿到他们在战场上没有拿到的东西。也像一些美国人说的，中国人是想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在国际市场上拿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不过，“交战”双方不是兵戎相见，而是唇枪舌剑，而且全都面临着双重压力。美国人一直在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中国人全都知道不退让也就不能前进，可是国内舆论却坚决主张“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这话的意思是，今天的中国政府绝不会像一百多年以前的清政府一样做出“卖国”之举。巴尔舍夫斯基面对中国人的顽强抵抗一筹莫展，克林顿嘟嘟囔囔地要她加快谈判进程，可那一边国会大厦里还在吵吵嚷嚷地说她在中国人面前过于软弱。

　　不过，谈判毕竟不是战争，其要旨也不是对抗和压倒对方，而是合作和妥协。种种难题并没有阻止北京和华盛顿的努力。3月份，对外经济贸易部的一个小组向朱熔基报告，说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看来只差最后一跃。这位总理于是觉得有必要到美国去一趟。他的前任李鹏在总理任上十年，始终没有得到华盛顿的善意，而他上任不久就受到美国总统的邀请，表明华盛顿正在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中国总理，不过，这并不意味他们会把他当做自己人。他对眼前局面并不乐观。迄今为止，一闪即逝的乐观局面他已看到太多，但后来的结果大都是不愉快的。有人对他说，那些乐观情绪都是骗人的，至少也是盲目的。美国人根本没有诚意，中美谈判的前途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死胡同，漆黑一团，没有光明，即使有个亮光，也不过是风雨中的一支烛光，岌岌可危。过去几个星期里，北约对科索沃地区动武，美国决定在日内瓦人权会上提出反华提案，和中国在世贸组织问题上本来已经很有希望达成协议，可他们忽然又变了卦。看来白宫一点也不给中国总理留面子。中国人也不甘示弱，希望能够以牙还牙。“他们纷纷打电话或者写信给我，反对我访问美国。”朱熔基这样说。这局面的确让中南海头疼，4月第一天的晚上，这些人一直在商量是否该让总理到美国去。朱熔基说：“在这种形势下，到美国能做些什么事呢？”但是江泽民坚持要他去。于是，二十四个小时以后，这位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两个外国人———美国道·琼斯公司董事长兼《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和加拿大《环球邮报》董事长帕金森，对他们说，他仍然愿意到美国去，解释一些问题，说明一些真相，来促进相互的了解。“我想，我这次访问不是很轻松。”朱熔基这样说，脸上的笑有些勉强：“中国有句话叫做两面不讨好，一方面是一些美国人不欢迎我，另一方面是一些中国人不要我去，所以我要做的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康比德说他认为中美距达成协议已经只有一点点距离了，但是“美国方面的代表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不敢走过这一点点的距离。”这位中国总理笑着指出谈判有倒退的危险。还说他从来没遇到巴尔舍夫斯基这么强硬的谈判代表。实际上她是“得寸进尺”。在说了这些话之后，他把美国人撇在一边，把脸转向加拿大人：“我曾经跟你们大使说过，我到美国去紧张工作以后，要到加拿大休息几天。在加拿大也会遇到游行示威，少不了，但是我仍然认为我到了加拿大就像回到家里。”连加拿大都像是自己的家了，可见他对未来一周的美国之行心存疑虑。

　　后来果然出师不利。4月6日，他的专机飞临太平洋东岸美国大陆时，天空灰暗，乌云压城。洛杉矶国际机场风疏雨骤，飞机穿云破雾降下来。朱熔基走下舷梯，身穿藏青色的大衣，不戴帽子，顶着风雨，扬起他那两道着名的眉毛朝周围看了一眼。广场上所有旗帜———无论是星条旗还是五星红旗，全都湿淋淋地低垂着，无精打采。白宫官员希望他立即乘车离开此地，可是他从围着他的美国人肩膀上看出去，就看到了那些来欢迎他的中国人，看到了那些人身上的雨水和眼里的渴望，于是他向他们走过去，把美国人留在身后。他面带微笑，在记者的摄像机前极力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希望美国人能够看清共产党人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铁幕下的暴君”。有一次他疾步趋前，和一个手拄拐杖的白发老人拥抱，他认出这是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副主席阿曼森夫人。有两次他不顾警卫的阻拦，把手伸向警戒线那一边的人群。劳安亦步亦趋跟随在他身边，不时地轻轻拍打他的深蓝色大衣上的雨水。

　　两个小时后他出现在洛杉矶市雷登市长举行的欢迎午宴上，让美国人见识了共产党领袖身上另一种人格，而这些都是世人罕见的：机智、幽默、犀利、从容、直截了当和富有人情味。他不拿讲稿，张口就来，东拉西扯，还句句说到点子上。“你们加州的联邦参议员范恩斯老太太每次访问中国时，都要谈到加州柑橘向中国出口的问题，”他说，“谢天谢地，从今以后不用再谈了。”虽然《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要在好几天以后才能签署，他还是打算把它作为送给美国人民的见面礼，所以踏上这片土地才三个小时就把它宣布了：“根据这次达成的农业合作协议，中国将取消从美国七个州进口小麦和从包括加州在内的四个州进口柑橘的限制。”他还谈到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个一揽子谈判，给美国人一个新的悬念，说“中国已经给美国很好的出价”。他的谈判代表龙永图也大有深意地说：“中国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如果美国再不满意，会后悔很多年。”可是当记者们打听中国人到底打算做什么的时候，他却不肯透露细节，“如果让巴尔舍夫斯基知道了，她又要提出新的要求了”。

　　他的魅力让全场高潮迭起，笑声掌声不断。他可一点也没有想到，两天后克林顿在白宫南草坪欢迎他的仪式上说“你的访问是我们两国人民由来已久的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时，已经打定主意不和他达成那个一揽子的协议。

　　问题不是这“最大的让步”还不能让美国人满意，也不是巴尔舍夫斯基又提出了什么新要求，而是华盛顿相信让谈判拖延下去对他们更加有利。就在中国人争论该不该让朱熔基到美国去的时候，太平洋这一边，克林顿的助手们也在激烈争论该不该在朱熔基访问时与中国达成协议。总统仍在犹豫，不知如何是好。白宫开了好几次会讨论这件事情，希望能够得出一致的结论，可是那些对总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现在分成两派，而且越吵越凶。根据当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赞成与中国达成协议的人似乎主要是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官员，包括巴尔舍夫斯基、奥尔布赖特、中央情报局负责人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伯杰。他们已经看出中国人没有骗他们，所谓“最大的让步”的确史无前例，于是劝告总统“应该见好就收”，还说美国有理由支持朱熔基的改革方针，不该让他空手而归。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则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官员，有商务部长戴利、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波德斯塔。他们锱铢必较地谋划着还能从中国人手里得到什么，然后说应该把达成协议的日子再拖一拖，迫使中国做出更大让步。财政部长鲁宾本来赞成巴尔舍夫斯基、奥尔布赖特和伯杰的看法，美国报纸上也都说他是个“主和派”。可是事到临头，他忽然变卦，与戴利、斯珀林和波德斯塔这些人站在一起。这让巴尔舍夫斯基和奥尔布赖特大感意外，也使天平的两端发生了有利于强硬派的倾斜。总统决定不与朱熔基达成协议，于是让巴尔舍夫斯基去找中国人提出新条件：增加一个保护美国纺织工业的条款———这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霍尔姆斯和另一个医学参议员郝林斯早先的主意。现在巴尔舍夫斯基除了“得寸进尺”外，别无选择。她心里明白，这超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范围，朱熔基不可能答应。可是总统并没有期望人家答应，不过是在实行缓兵之计。后来有人想起克林顿和朱熔基握手时笑容可掬、满嘴好话的样子，就说这表明了美国人的虚伪。其实这也是对他过于苛求，总统那时在贸易谈判上的确缺少诚意，但他把朱熔基的来访视为“重大事件”却不是假的。

　　朱熔基对于中美关系的真实情感，也是在那次欢迎仪式上突然爆发出来。他的演讲语气婉转，言辞优美：“当我们到达阳光之城洛杉矶的时候是春雨连绵，在我们离开洛杉矶的时候是雨过天晴，当我们到达华盛顿的时候是阳光灿烂。”谁都可以听出，这不是他的一贯风格。他的讲话一向直来直去，极少使用华丽辞藻，但这些话正是他此时的心情。他忧心忡忡却又满怀希望地对美国人说：“我们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只有有不同意见的朋友，才是最好的朋友；惟有诤友，才是挚友。”掌声响起，有人还大声欢呼，他环顾四周，可以听出来，那掌声和欢呼声不仅出自礼貌，也包含着某种真诚，于是觉得受到鼓励。

　　中国总理抓住每一个机会尽力施展东方式的开朗、随意和幽默，表面在嘲笑自己，实际上是十足的自信。他对着一大堆美国记者拍拍自己心窝，又指指身边的美国总统，笑着说：“我的心跳在加速。我没有他有经验。他对付你们是很有经验的，我没有。”记者们一听就知这个人不好对付，可又没有反感。他在丹佛市十六街的商店里买了两顶美国帽子，然后在科罗拉多州州长举行的晚宴上说，这是为了“帮助消除中美贸易逆差”，听众捧腹大笑，他又说，“不过是你们州长出的钱”。在芝加哥。一个农场主普里茨克送给朱基一头牛，有六百四十公斤重。他连连道谢，又说这东西作为宠物有点太大了，只好转送中国农业大学。美国记者一向喜欢幽默，讨厌一本正经，现在都被他迷住了。“共产党的领袖不都是正襟危坐，铁面冷眼的吗？他可不像。”华盛顿一个爱说笑话的人说，“不如选他来做共和党的领袖吧。”

　　可他还是属于共产党的。他胸有成竹地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告诉他们，他的国家和美国在世贸组织问题上已经清除了主要障碍，“如果要我说老实话，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差距有多大，而在于目前的政治气氛。”有人提到，香港报纸上说他给美国人“送大礼”来了。他说他正要谈到此事，这种提法不正确，因为“大礼就等于政治献金，对克林顿总统十分不利啊”。然后话锋一转，说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符合它的游戏规则，“不做出让步是不行的”。记者追问中国“让步”了什么？他就不再往下说了。不过，总统和总理都宣布，将要发表联合声明说清这件事。

　　看上去一切顺利，但就在这时节外生枝。记者招待会还没结束呢，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的官员就在会场外面散发那份“中美联合声明”了，还有一份长达十七页的附件，这是把中国人的“出价”全都公开了。事情在一秒钟里就被搞得一塌糊涂。

　　有人说这是白宫那帮人弄巧成拙，其实也不全对，白宫本来不想做什么，不过是想告诉后院里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他们正在逼中国人让步，而且已经大见成效。

　　但是朱熔基和他的随行人员都被激怒了。接下来是中国人此行最黑暗的一天。他们后来说，美方公布那个“声明”之前没有通知中方，更未经过中方同意，还说那附件上所谓“最大的让步”，只是美国人的要求，中国人“没有同意。”吴仪开始激烈地指责巴尔舍夫斯基，后者反唇相讥，还按照总统指令提出新要求。如她预料的一样，中国人不仅不接受，还觉得受了愚弄。两个女强人整整吵了一天，谁也不示弱。那个早晨，朱熔基很早起床，跑出来和美国的十三个议员一起吃饭，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解释中国的立场，还让每个美国人都说出自己的意见，结果发现国会里很多人根本不明白中国和美国正在谈些什么。他既惊讶又迷惑：既然如此，他们凭什么反对他们的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呢？

　　到了晚上，吴仪和巴尔舍夫斯基还没吵出一个结果来。拉德饭店有个盛大晚餐会，是专为欢迎中国总理的来访举办的，好几百人坐在那里等着客人来临。预定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朱熔基匆匆进来，随行人员中缺了好几位。“今天是个糟糕的日子。你们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迟到吗？”他一进门就向主人解释：“就因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出现了麻烦。”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听他接着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作了很大让步，但是美国方面还要我们作更大的让步，我不是担心要下台，我担心即使我签了这个协议，我现在没办法说服我们中国老百姓呀！”

　　一听便知他的心情极坏，可是他一如既往，嘴里说的也是心里想的，所以大家全都屏住呼吸，侧耳倾听：“美国的电话现在采用的是CDMA系统，而欧洲和中国采用GSM系统。现在我们决定采用CDMA系统并且和美国合作。这个市场有多大呢？中国去年一年就增加五千万部电话，这个增长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广阔市场。我认为我的谈判对手不像我一样是工程师出身，他还没有看到这个意义。我想在座的各位能够看到这个意义，因此让我们共同努力，抓住这个机会而不是让这个机会失掉，否则我只好让给欧洲了。”

　　他讲完这些，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四百多人站起来为他鼓掌。据在场的记者描述，这掌声持续了半分钟。

　　拉德饭店里掌声不断，威拉德饭店里两个女人之间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完。中美谈判始终没有结果。到了凌晨2点，等在外面的记者得到消息：谈判濒于破裂。巴尔舍夫斯基说她要撤出了，吴仪以牙还牙，说中国总理离开华盛顿的日子不会因为谈判无果而延期。言外之意是中国人打算空手而归了。如前所述，巴尔舍夫斯基本来不想这样，现在看到这局面，不免遗憾，于是又坐下来，心里打定主意要给中国人一个交代。这样又熬了三个小时，她和中国人就《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达成一致，还同意取消美国单方面发表的声明，删除附在声明之后的三个附件。尽管“一揽子协议”没有最后结果，还是让中国人找回了部分颜面。天将破晓时分，朱基所说这位“最难对付的谈判对手”走出来，向等候在外面的记者宣布这一切。她本来就瘦，即使神怡气爽之时，也是一副苦相，现在经此不眠之夜，殚精竭虑，不免满脸疲倦。一个中国记者看了，不禁感叹这美国女人“如此憔悴，面容变化了很多，有点儿不敢认了”。

　　巴尔舍夫斯基再次扮演强硬角色，把满怀希望的中国人晾在一边，这是代表克林顿政府的，但是她很快发现，冷落了中国人也就是冷落了他们自己。中国人的飞机刚刚离开华盛顿，她就成了克林顿的“替罪羊”。国会议员指责白宫可能失去了与北京达成一项有利协议的机会。那些最有影响的报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几天以前还在指责白宫对北京过于软弱，现在却又不约而同地说它没有弹性，连这么好的协议都不知道拿下来，还说此举造成的后果一时难以估量，但必是非常严重。那些大公司的老板看到中国人一下子做出那么多让步，以为大功告成，全都惊喜万分，忽然听说白宫还是不肯签约，都说克林顿的愚蠢让美国“错过了火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打开大门，把巴尔舍夫斯基叫来向他们报告谈判情况。巴尔舍夫斯基早知情势不妙，战战兢兢地说完了，就听见参议员查菲说：“那可不是好消息。他们肯定已经做出很大的让步。”巴尔舍夫斯基代人受过，有苦难言，赶紧叫他们放心，说她确信最后能与中国达成一项很好的协议。可是批评还是像暴雨一样朝她倾泻。有人说白宫已经失去一次有利可图的机会，有人说白宫正在逼中国人收回已经做出的承诺。参众两院从来都是指责白宫对中国过于软弱，老实说，克林顿这一次接受强硬派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那些议员满意，可是现在这些议员好像比中国人还要愤怒。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穆尔斯基，索性把克林顿的决定说成是“政治上的胆怯行为”。“我认为，一项好的经济协议可能确实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他尖刻地说：“不管是因为愚蠢和无能，还是因为权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罗斯的话倒是比较委婉，只是说“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与工业化国家已不分上下”。这分明是告诉白宫，不能指望从那份协议上占到更多便宜了，你要有本事，就走进他们的市场中去好了。

　　大公司现在想要做的正是这件事啊。那个星期，代表大公司的“商业圆桌会”搞了一次调查，抽到六百个美国人，其中百分之四十八的人赞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反对。道理很明显，他们让中国进入世界，中国才会让他们进入中国。这让白宫更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利益，于是他们决定把那些公司的驻华代表请来，听听他们说什么。

　　4月12日，会议很仓促地召开了，一开始就气氛紧张，语调高亢，好像吵架。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也来了。二十多个大公司的高级经理和驻华代表已经知道中美谈判的内幕，也知道这两人立场不同。他们全都把热脸朝着巴尔舍夫斯基，而对斯珀林冷眼相向。“你们，白宫”，工商会会长卡普指着斯珀林，尖刻地说，“在一个能给美国带来以亿美元计的交易协议上退缩，不过是害怕与国会山的一场恶战。”斯珀林连连要求大家冷静，安慰那些愤怒的商人，说总统很想签约，只是等待恰当时机，还说“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卡普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不，我们不一样！”

　　对克林顿来说，这情形真是难以想象，他百般刁难中国，不料弄巧成拙。有消息说，克林顿几乎在朱基的飞机引擎刚刚发动时就后悔了。有个一向看不起总统的记者，现在有了新证据，操起刻薄的笔写了下面这句话：“他入主白宫以来最应该后悔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勾搭了莱温斯基；一个是拒绝了中国人的协议。前者证明总统的无耻，后者证明总统的无能。”这是东拉西扯之谈。但是的确有证据表明克林顿开始不安，至少已经担心中国会收回那些“让步”，也许还在心里说，当初听了戴利和斯珀林那些人的话是个错误。巴尔舍夫斯基和伯杰看到总统满脸懊丧的样子，赶紧说，给中国总理打电话，他还没有离开你的国家呢。

　　克林顿于是命令白宫总机给他寻找朱熔基，结果在纽约沃道夫酒店的一个套房里找到了。这是13日下午两点，距离朱离开华盛顿七十七个小时。两人在电话上交谈了二十多分钟。朱基说他见到很多美国人，他们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克林顿赶紧顺竿往上爬：“我有同样的感受，因此我们应该详尽地商议一下。”又建议两周之内重开谈判，他将派美国贸易副代表卡西迪前往北京。听到朱熔基在电话那边表示同意，克林顿放下电话，如释重负地挥一挥手，把占据自己头脑一个星期的那些强硬派的主张，驱逐得干干净净。

　　毫无疑问，这电话让朱熔基重新乐观起来。“某些观察家说，我们已走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路程。我自己认为，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了。”朱熔基那天晚上在纽约俱乐部为他举行的晚餐会上这样说。他告诉大家他和克林顿刚刚通了电话：“我认为，双方要达成协议不需要很长时间了。”有人问他到底需要多少时间，他说希望“在两个星期之内就能完成”。说完这些话，他就飞到美国东北重镇波士顿。在位于波士顿近郊剑桥城的麻省理工学院克雷斯吉大礼堂，他再次显示了幽默和信心十足，对他的一千二百名听众预言：“目前美国在谈论中美贸易逆差很大，而且怒气冲冲。也许，过了几年以后，我们中国也要谈论中美贸易逆差，在那个时候，中国是逆差，我们也要怒气冲冲。我补充一句，我是讲我们的人民将要怒气冲冲，我不会怒气冲冲。”听众全体起立，为他鼓掌，显然已经听出，中国总理已经设想那时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而且深知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查尔斯·维士特当场说：“冷战时代东西方之间严重对立，很大原因是彼此之间缺乏沟通造成的，现在这段不幸的历史已经过去。”

　　不幸的历史已经过去———那两天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对朱熔基来说，这不仅属于政治家高瞻远瞩的历史感，而且还有具体而微的事实来支撑。14日，当他的专机离开美国飞向加拿大的时候，克林顿的电话又来了，说他不想再等两个星期，想立即签订协议，还说美国人可以到加拿大去找他，也可以等他结束访问到北京去会面，还可以在他访问加拿大后再邀请他折回美国。听上去总统就像一个担心失恋的女孩子，一刻不停地重复着已经说了千万次的话，让朱熔基不免暗自得意。“那就到北京去吧。”他说。

　　两个星期以后，谈判如所期待地重新开始，可是大家都发现，自己被一个新问题给缠住了，一直到这轮谈判结束时也无法解开。原来美国人以为，既然中国人请他们到北京来，就意味着4月8日那次“最大的让步”是算数的，他们只要在上面加加减减就成了。可现在中国人告诉他们，那不算数，要重新来过。这可真是应了美国那些公司老板的批评，白宫“错过了火车”，也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几天的谈判就这么结束了，非但没有像克林顿和朱熔基说的那样完成协议，甚至还站在原来的起点上，没有前进。现在轮到美国人承受“被愚弄”的感觉，不过，也有消息说，并不是中国官员诚心为难美国人，而是他们自己也面临着巨大压力，连朱基也面临着国内舆论的攻击。有人说他把中国的利益太多地出让给美国人，有些人则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挤进那个贸易组织。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种抵制美国人的声音，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就成了席卷全国的大潮，也把力主与美国人达成协议的朱熔基弄得有些狼狈。

　　1999年5月7日，星期五。这天晚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里的工作人员，还有几位中国记者，都觉得该休息一下了。几个月来这个国家炮火连天，战事不断，也把他们搞得筋疲力尽，当晚很快入睡，可是其中三个记者再也没有醒来，另外二十多人醒过来了，死里逃生，却已经受伤。凌晨，北约的战斗机飞来向大使馆投了五颗炸弹———不是普通的炸弹，是空对地导弹，颗颗命中，其中一枚还具有穿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威力，从楼房顶上穿过层层楼板，一直钻进地下室里才爆炸，就这样把使馆炸成一片废墟。

　　次日早上，这条消息成了中国所有报纸头版最主要的内容。事情突然，不少中国人想起当年鸭绿江畔的往事，都认为这回美国要和中国打仗了。中南海倒是没有想得这么严重，可还是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在朝阳门立交桥东南角的外交部大楼里，同一天，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宣布：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止武器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中止中美在人权领域的对话。中国人根据来自现场的种种证据，认定这是一次蓄意的军事行动，而且罪魁就是美国人。

　　普通人自信深谙美国人的霸权心理，正如他们自信中国人再也不能忍受列强欺凌一样。针对美国人的愤怒，首先在年轻人中聚集起来，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其中很多“口号”，比如“打倒美帝”，至少已经二十年没有人喊了，可那个夜晚又在大学校园里响成一片（也许这是中美关系史上最后一次，但当时谁也不敢说这个话）。随后的那个星期，愤怒的学生走上街头，自从十年前的那个夏天，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街上聚众。北京的学生们获悉他们的游行申请得到公安局的批准，立即决定把满腔怒火烧到市中心去。西郊学院路上聚集的八大学院，历来都是学潮起点，现在也不例外。大学生们汇合起来，向城里进发。队伍沿着二环路向南，走到长安街上，向东挺进，绕了天安门广场一周，并不停留，继续东进，去包围秀水街上的美国大使馆。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站在一边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人们挥舞标语，高喊口号，要求美国人出来向他们解释，可是得不到响应，甚至连个美国人的影子也看不见。后来的事情证明，那时候美国人全都吓得够呛，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但当时的中国学生可一点也不这样想，他们再次感觉到美国人的傲慢。有人开始叫骂，这声音让整个队伍更加激愤，砖头和石头从队伍中飞出来，越过使馆的院墙砸到楼房上。玻璃破碎的声音传过来，激起更多的石头飞过去。事先挑选出来的一部分头脑冷静的学生这时发挥了作用，他们极力控制着队伍的情绪。还好，学生没有冲进去，但他们转而去寻找那些最能代表他们心中美国形象的美国公司驻华机构，继续发泄愤怒。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驻华机构就这样被一群中国人扔来的石头击中了。微软公司原计划在遥远的广州召开产品介绍会的，可是北京的“反美风暴”也跟着南下了。没有人来冲击微软的会场，但也没有人来听微软公司说什么了。北京各个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应该说是对美国人最无成见也最有好感的一群人，现在也在自己的学校里面贴出标语，其中一张写着：“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

　　学生们宽宏大量，网开一面，但到了其他中国人那里，能不能“除外”还很难说。所以微软公司大中国地区总裁罗迈克在那些天里特别紧张。他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给微软公司全体在华员工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他对这个事件表示万分遗憾。还说，现在公司的方针是：公司利益第二；员工安全第一。如果有必要，公司驻华机构可以立即关门，职工也可以躲在家里避避风头。他的直接属下，微软中国公司的中国经理吴士宏却不愿意理睬他的想法。她后来说，她当时的“第一个冲动是想报名去南斯拉夫”。但是她克制住了第一个冲动，接着又有了第二个冲动：亲自主持一个“五·八死难烈士追悼会”。根据她本人后来的叙述，当时会场上哀婉凄切：三位无辜牺牲的普通中国人的遗像，镶着白花黑绸，艳丽的鲜花捆扎在表示死亡的花圈上，是无法欣赏的美丽，提醒着人们，战争和死亡是多么地近！前一天夜里我把国歌的词写下来，多年没唱过，竟一字未忘。哀乐起，默哀，唱国歌，全体泪如雨下动了真情，像孩子在哭受了欺负的母亲。

　　这气氛与其说在悼念烈士，不如说在表白自己的“中华赤子情”。她后来说她“郁闷悲愤终日不可名状”，感受到白领们经常会遇到的那种外企雇员身份与民族感情的矛盾，“痛感自己的‘另类’身份”，但又坚持“作为中国人，至少能有哭一场的权利”。她真的哭了，一边哭一边发表演讲，慷慨激昂，说她作为一个微软公司的雇员觉得羞耻。罗迈克对属下的激愤不知如何是好。尽管他对事态的严重性作了充分估计，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竟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只好去找微软中国公司一位高级经理排解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过街老鼠，没有地方躲藏。”罗迈克对那位经理说。他这样说，并非无病呻吟。事实上已经有人把“北约导弹”和他的“微软软件”看做一回事了。方兴东和王俊秀的《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就是在这个夏天出版的。其中有些文字就是追赶着最新形势写出来的：“正如北约的三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向中国驻南使馆一样，微软在中国全方位的行动也让我们措手不及。”他故意把“北约导弹”和“微软软件”搅和在一起，对微软发出一连串指责：“君临天下”、“强权的傲慢”、“披着神圣外衣的知识霸权的阴影”、“破坏了市场公正”、“渗透”、“陷阱”、“垄断”、“掠夺”、“别人创意的集成”、“触目惊心的颠倒”、“竞争的天敌”、“残酷的局面”……又说，中国“面临并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两年我们国家的舆论批评微软的声音不断，但是还没有谁像方兴东这样，将如此众多又如此激烈的文字集中在一起。所以此书甫出，立即成为一面“反对微软”的旗帜。

　　这情形让很多在外国公司工作的中国职员“有一种夹在中间的感觉”。“在微软工作，应该说有一些为难。”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刘文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不因为我替美国人做事，就不能表达我的感情。”他在饭桌上激烈地批评美国人的行为，呼唤同事去参加悼念死者的会议，但他没有去游行。他在公司开的追悼会场门边拿起一朵小白花戴在胸前。回到办公室之后，又郑重其事地将白花摘下，插在“戴尔牌”计算机的显示器上。直到半年后，事情平息，中国虽然没有接受美国人的道歉但却接受了美国人的赔款，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的协议也终于达成，大街上不再有“打倒美帝”的喊声，两国的领导人又坐在一起微笑，刘文印的那朵小白花，还挂在电脑一角，每天伴随屏幕闪烁着凄惨的光芒。“我不是随手插在这里的，”刘文印说，“是我的感情让我插的，让我天天看到。要说这是‘民族主义的情感’，可能夸张了一些。我说不出是什么具体的原因。我是很热情的人，不是冷漠的人，也许和东北人的本色有关。东北人不太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很执着。”

　　这样看来，若说我们的人民当中积蕴着一种民族感情，的确不假。但却有另外一些证据表明，对于美国人，中国青年充其量也只是抱着一种爱恨交集的复杂情感，并没有一种势不两立的情绪，他们中间的民族主义往往势如破竹，却又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在街头造就一番紧张气氛，心里又揣着另外的念头，从美国大使馆游行回来，就趴在灯下读“托福”去了。

　　在进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可以归结为善意的破坏，“民族主义”这个词太大了，既清晰又含糊，但是确实没有别的概念可以描述中国人的这种情绪。民族主义的英雄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拥有不同身份的：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是颠覆满清朝廷的海外留学生；在30年代是强迫蒋介石抗日的军阀；在40年代是反对内战的文人，在50年代是抗击美国人的志愿军将士；在60年代是红卫兵；在70年代是独立自强的劳动模范；在80年代是少为人知的法卡山边防守军；在90年代是撰写了《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个年轻人。现在，北京的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发现，从眼前看，“科索沃事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由于这次事件，中国人对美国人完全失去了信任，至少也是疑心大起。这不仅可以证明他们的主张是对的，还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向那些世界主义者发起新的进攻。在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中，朱熔基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公开的舆论倒是没有指责他什么，可小道上的消息却说，他自作主张地把中国的农业、电信市场，还有电影什么的，都让给了美国人，这是给美国人“送了大礼”。这些消息如果做实，那就等于说他是个卖国者，有如中国近代史上千夫所指的李鸿章。

　　普通人观察政治阴晴的途径，主要是在报纸上寻找官员的姓名，看谁出来了谁没出来。这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智慧，是在70年代以前形成的。最近二十年里他们本来是忙着赚钱的，不怎么关心报纸上的名单，现在看到风云突变，于是故伎重施，都去找报纸，结果发现这位锋芒毕露、善于在公开场合玩幽默的总理，居然很少出现，这让那些谣言看上去更像真的。公开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一个挺有名的学者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目前加入这个组织“收益是不确定的，但代价却是确切无疑的”。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6月10日搞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5月事件”发生以后，每一百个中国人中，有四十八个认为中国不应再主动要求加入世贸组织或者认为中国不应再做让步；有四十个人对政府在航空、电子、通信和农业领域对美国的让步不以为然。后一项调查结果反映了若干政府部门的倾向。就像吴仪在一个公开场合所暗示的，国有大企业和电信部门中存在着反对意见。除了这些，还有农业、民航和银行的官员，也在说三道四。尽管这些部门都在使用“民族经济”的旗帜，但谁都知道，他们更在意自己的行业垄断地位。吴仪当然明白此种奥妙，她承诺中央政府将向全国发出通报，解释加入世贸组织的利与弊，还要把谈判情况告诉大家，征询意见。“如果大家觉得不行，美国要价太高，我们可以收回，只要没有最后谈成，都可以收回。”可是她又警告那些人：“民族工业的发展没有推动力也不行，我们不能长期保护落后。”

　　大多数外国人将这种种或明或暗的征兆汇集在一起，不免怀疑，中国人正在把“5月事件”和贸易谈判联系在一起。加拿大贸易部长说：“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将意味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至此为止。”日本通产相说：“我们必须将这次错误的攻击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分隔开来。”巴尔舍夫斯基更加直截了当地指责中国企图利用大使馆被炸事件来谋取贸易谈判方面的利益。“中国官员可能以为美国对于这次发生的悲剧觉得有点罪恶感，从而增加中国的谈判筹码。”她对一群美国记者说，“把南斯拉夫悲剧事件和谈判牵扯在一起将非常危险”。这些评论不无根据，但却没有切中当日中国局势的要点。事实上，“危险”并非来自中南海，而是来自民众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潜流。过去十年里，美国人伤害中国的行为———经济制裁、人权问题、阻止中国申办奥运、拖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银河号事件、售台武器、支持所谓“民主运动”……每一次都会成为推动这股潜流涌向表面的力量，这一次在科索沃做下的事情也一样。奇怪的是，以白宫拥有的那样充分和发达的情报来源系统，居然还是搞不明白，自己每一次遏制中国的行动，除了让那些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兴高采烈，让那些世界主义者头疼万分之外，没有别的效果。

　　冷战时代的后遗症每天都在刺激着中国人，使得外交的气候总是保持着低温，而又不至于酿成不可控制的危机。尽管《洛杉矶时报》说了“世界组织不给中国免费入场券”，但是有证据表明，就在4月底那次引起全世界关注的谈判破裂之后，中国人仍然怀着乐观的态度。大使馆被炸事件的确给中南海增添了极大烦恼，但还没有动摇其继续中美谈判进程的决心。甚至在5月11日，也即“科索沃事件”的第三天，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记者招待会上还提到，中国“希望美国方面采取切实措施来履行它支持中国今年年内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这让美国总统松了一口气，可是又过了两天，5月13日，敏感的人发现，朱邦造的口风变了，他对一群记者说，“这一事件无疑是影响了”中美谈判的进程。这话语气严厉，但毕竟含义模糊。克林顿听了，既担心而又心存侥幸，他给江泽民打电话，言辞恳切地道歉，又急不可待地谈到世贸组织，询问外交部的话是什么意思。江的回答模棱两可，一会儿说中国人的态度“是一贯的，是积极的”，一会儿又说“目前的气氛是不合时宜的。”这话两周后由朱基再次表述，就成了：现在还不是恢复中美谈判的恰当时间，因为“气氛不好”。这两个人所说的“气氛”显然不仅指事件本身，谈判的焦点虽然是商业性质的，但却是因为政治的障碍才无法逾越。让中南海无法继续谈判的真正压力是来自国内的，他们再次面临他们的前人曾经遇到的麻烦：无论大事小事，但凡牵涉到民族大义，那就再也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是非问题而更是一个感情问题。这在中国是一个持续了至少一百五十年的传统，可惜中国以外那些最有见地的政治家、历史家、外交家和经济家，大都不能理解。

　　在这样一种局面中，只有时间才是医治创伤的良药。北京采取拖延方针，其实正是中国智慧的精妙表演，可是华盛顿却不明白。美国人从未有过血海深仇，不免头脑简单，不能想象人类还有“记仇”这样一种情感，以为“科索沃硝烟”一散就没事儿了，天天催促中国人了结旧怨，共结新欢。等到两年以后“九·一一”事件发生时，他们才会明白，一个人的伤口当然会很快愈合，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伤口却总是经久难愈，甚至动不动就会流出新鲜血液来。

　　6月16日，总统派遣副国务卿皮克林来到北京，向中国人报告美国政府对“5月8日事件”的调查结果。皮克林说这是一次“意外”，是中央情报局的一连串错误造成———他们使用了旧的地图，上面没有表明那个楼房是中国大使馆。中国人当场拒绝皮克林的解释，因为它看上去像是在敷衍和狡辩。“据我所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说，确定轰炸目标应该使用卫星遥感地图，可是皮克林先生说，他用的三张地图都是旧地图，正式的地图一张也没用。“这是皮克林先生解释的核心内容：发生错误是偶然的。”赵接着举了“骰子”的例子，嘲笑美国人：一个骰子是六面，某一面代表错误，它出现的概率是六分之一。用三张错误地图就是三个骰子同时出现一个面。一个骰子出现某个特定面的概率是六分之一，对两个骰子而言这一概率是三十六分之一，对三个骰子来说这一概率就是二百一十六分之一。加上其他十几个错误，也就是说十几个骰子同时出现一面，那么概率论告诉我们，这种错误出现的机会几乎是零。

　　这种具有戏剧色彩和黑色幽默味道的比喻，用来批评美国人的借口是相当有力的，不过，中国人的确也没有证据证明美国人的行为乃是出于蓄谋。

　　北京把美国人的狡辩详细发表在自己的报纸上，让普通人去阅读。在当日那种情形中，解决问题的关键仍然不在于事情本身的曲直，而在于平复一个民族的愤怒需要时间，政治家只能顺应潮流而不能逆流而动。这一次就连克林顿也看明白了。他后来说他注意到中国传媒突出报道皮克林的报告内容。还说有了这种“正面的发展”，他相信中国最终会得出结论，那次轰炸是一起“真正不幸的意外”。

　　中国人没有响应白宫的呼吁去恢复中美会谈。不过，暗度陈仓的事却出现了。美国一些大型团体受到邀请访问北京。一个日本记者注意到，访问团成员里有美国退任官员、著名学者，还有一些与克林顿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就在自己的报纸上写道：“北京的态度软化了。”7月1日，期满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尚穆杰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访问，预测中美关系到秋天就可获得改善。当时不少人还笑他太乐观了，岂料事情的发展比离任大使的预测还要快。

　　转机是由一个意外插曲带来的。7月第二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足球赛到了最后关头。过去十几天里，一群中国姑娘四次穿越美国大陆，在空中飞了两万三千九百公里，在地上踢了好多场球，现在终于迎来“冠军争夺战”，而对手恰恰是美国女子足球队。“我们希望那场比赛能够重演”，教练马元安说。他是在说4月25日的中美女足之战。那一天中国姑娘结束了“美国人本土作战连续五十场不败”的纪录。这仅仅是足球，但是谁都会把它和两个国家的大局联系在一起。即将到来的“中美决战”，显然是中国人发泄心头怒火的绝好机会。《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看出了这个门道，就在它的头版标题中写道：“中国女队想把美国踢得团团转”。

　　看出门道的当然不只是中国球迷和美国报刊，还有两个国家的政治家。在后者看来，这可真是天意。大家不约而同想到周恩来和尼克松导演的那场“乒乓外交”，决心效仿前辈。克林顿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说他希望这场比赛能够缓解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场球赛提醒两国人民，必须携手建设和平的未来。”又决定延长在加利福尼亚逗留的时间，好在“玫瑰琬”体育场展开这场中美大战时能够亲临现场。

　　“玫瑰琬”坐落在与洛杉矶毗邻的帕萨迪那市，已有七十六年历史，以每年第一天的玫瑰花车游行闻名于世。与中国人的决赛安排在当地时间7月10日12时50分开始，九万零一百八十五个座位全都坐满了，另外六千万美国人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实况直播。对于一向不喜欢足球的美国人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以后三年也还没有哪场足球的观众打破了这个纪录。不过，中国人当场就把这个纪录打破了，尽管比赛在北京时间为深夜，仍有四亿人收看了现场直播。

　　九十分钟又加上三十分钟，双方一球未进，只好点球决胜。美国以五比四取胜，中国人也不失面子。在球迷看来，这是一场乏味的比赛，但在克林顿看来，真是恰到好处。他走进更衣室去向中国人致意，还招呼摄影记者上前为他和满身汗水的中国姑娘拍照。“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刺激的一场比赛”，他用迷人的微笑和夸张的口气说。然后转身回到住所给江泽民写信，代表美国人民向江主席、中国人民和中国女足表示祝贺。江泽民心领神会，当即复信说，两国女子足球队赢得了中美两国人民的高度赞扬。

　　如果不是有“轰炸事件”的乌云笼罩在头顶上，谁也不会注意这些客套话。可是现在不同了，全世界的媒体都说这是“乒乓外交”的重演。中南海也就顺水推舟，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一同跑到人民大会堂来，会见了载誉归来的中国女足全体成员。朱基正在外地，来不及赶回，赶忙发个贺信来。两星期以后，全世界都看到小球再次“转动了大球”。中国人尽管还是不接受美国人的“旧地图误导说”，但却接受了美国政府的四百五十万美元赔偿。现在华盛顿终于明白，北京苦苦等待的东西，不是“是非”，而是“气氛”。

　　气氛的确好起来了，而且比那些最乐观者想象的还要好。夏天还没结束，两个闹得不可开交的国家，就各自组成一个小组，为江泽民和克林顿的会晤安排所有细节了。江这个人，本来具有在困境中游刃有余的能力，在“核心”位置上的历练也已十年，深谋远虑，可不像邻国印度的总理瓦杰帕依那样意气用事，和巴基斯坦闹了矛盾就一甩脸不理人家。江懂得国家政治关系中一个奥妙：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也须给对手留条退路，给自己也留个台阶。

　　1999年这一年，现在看来真的应了江泽民在年初时的预言，“大事喜事多，热点难点多。”不过，这也是他真正到达权力顶峰的一年。他的影响覆盖在每一个领域，内政外交，政治经济，什么都管。不过，他显然是把拯救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当作最重要的工作，每隔一个月就要离开京城去查看国有企业，每到一地就要把一大批地方官员召到自己身边来议事。在他之前，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具有这样的风范。他似乎没有足够的时间跑遍整个中国，但是他和全中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书记都见了面。4月，他去了成都，叫来了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和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6月，他到西安，叫来了甘肃省省长宋照肃、青海省委书记白恩培、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毛如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8月，他到大连，这一次轮到华北和东北八省市的官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河北省委书记叶连松、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刘明祖、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黑龙江省委书记徐有芳、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这是他一年来第五次召集地方官员讨论国有企业问题。他一会儿说国有企业“在改革中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一会儿说国有企业“是一个非闯不可、也绕不过去的关口”。听众都是他信任的人，所以可以把话说得直截了当：“国有企业正处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书记们都对他诉苦，说国有企业艰难异常：设备老化，负债累累，开工不足，工人无事可做，不是打牌下棋就是蹲在墙角晒太阳。他安慰他们，那都是“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不怪他们，然后又给他们打气，说党中央已经把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还许诺秋季召开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将集中讨论这个重大议题。

　　他胸有成竹地说了这些，然后跑到新西兰的海滨城市奥克兰。9月的第二个星期，亚太经合组织第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这里举行。这个组织拥有二十一个成员国，不及欧盟紧密，但是毕竟集合了环太平洋地区所有重要的经济力量，在全球贸易中占有百分之四十四的比重。13日上午，会议在霏霏细雨中开始。会场设在奥克兰公园内的奥克兰博物馆。这是一座具有古希腊风格的宏伟建筑，坐落在一个熄灭多年的小火山上，当年万木成灰，如今绿草如茵，碧树掩映，流水潺潺。站在山顶，可以俯视奥克兰市区、远处的怀特马塔港湾，还有更远处的太平洋，大洋那边就是亚洲大陆。

　　1999年，亚洲已经从金融风暴中摆脱出来，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这些国家，都已走出低谷，所以首脑们都挺高兴，会议也没有那种沉闷不安的气氛了。江泽民向他的贸易伙伴表明，中国正在加快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还举证说，中国的关税税率平均水平在过去六年里已从百分之四十二点五降到百分之十六点七，今后六年还将下降，一直降到百分之十才算到头。不过，他也有点忧心忡忡地说，经济全球化“像一把双刃剑”，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在促进市场开放、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提出了如何维护经济安全的新课题。但谁都知道，江泽民心里还有更要紧的事———与克林顿见面。巴尔舍夫斯基在克林顿之前两天就来到奥克兰。日本通产相希望见见她，她回绝了，说她“工作繁忙”，实在没有时间。当天出席晚宴的人们也没有见到这女人。她跑到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那里去了，和他说了两个半小时的话，出来就对记者说，这是一个“破冰之会”。这个诗一样的词汇当天通过报纸，被传扬得满世界都是。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用“重返正轨”来描述克林顿和江泽民的会见。前者把“缓和双边紧张关系”写到标题上；后者说“冻结的关系”已经结束，这显然是专指“5月事件”的。事件发生以来两个首脑的首次见面安排在9月11日（两年之后的这一天，发生在美国的被袭事件，改变了世界国家关系的整个格局），谁都小心地不去触及过去的伤疤，甚至连几天以前中国军队在浙东粤南沿海举行的军事演习，也没有人提。那些天报纸上消息不断，说中国军队的这次演习是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可克林顿现在也不说这是威胁台湾安全了。看来，大国之间的交往中，“气氛”有时候的确比规则更重要，它所拥有的左右局势的力量，有时能让一场狂飙化于无形，有时也能把远在天边的一丝风云变做暴雨，兜头泼将下来。

　　“破镜重圆”的地点选在奥克兰总督官邸，很多细节颇为有趣，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灵活机敏的人安排的。有人说这个人是新西兰总理希普利，她本人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她的确对新西兰报界说过，为了缓和中美关系，她愿意充当“红娘”。她选择的会晤厅开设了两个门，分别直通两侧的休息室。中美两国首脑来到这里后，先在各自的休息室里停留片刻，这样就可不必让谁去等待谁了。下午5时，两人走出来，经过各自的大门，同时进入，相聚在大厅中央。在十八个中国记者和十八个美国记者的闪光灯的照耀下握手言和，彼此还有意把微笑停留在脸上。会谈尚未开始，记者们已经料到这两个人将要说些什么：战略伙伴关系问题、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人权问题，这些都是老话题，谈不出什么新鲜的。不过，恢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一定是最紧迫的话题。因为谁都看到，江泽民和克林顿身边的那群人中，除了高级外交官员，就是石广生和巴尔舍夫斯基。9月13日星期一，谈判果然恢复了。江泽民把石广生留下来，继续和巴尔舍夫斯基对阵，自己离开奥克兰。按照计划，他要在新西兰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北京去，张罗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9月19日，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就像早先承诺过的一样，江泽民让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的“决定”。“《决定》是指导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他对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说，“对搞好国有企业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决定》中“着眼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和改组国有企业”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党的中央委员会承认，不可能把每一个国有企业都搞好，也没有必要都搞好，就像后来《人民日报》所说的，“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翻阅党的五十年执政历史的全部记录，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

　　在迄今为止的岁月里，政府属下企业所遇到的麻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自找的。政府举办的企业数以万计，在六百零八个行业中统治了六百零四个，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意识形态而非经济本身。党从执政的那一天开始，就认为只有国家所有的财产才能成为政权的基础，而一切民间资本都是异己力量，所以始终不遗余力地剪除私人资本，扩张经济中属于国家的部分。现在中南海终于明白，“这种局面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党不是无所不能的，政府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需要做大的做大，可以做强的做强，必须提高的提高，能够救活的救活，应该淘汰的淘汰，适合放开的放开，努力做到活有活的路子，死有死的办法。”这些话意味着，中央政府在今后的岁月中将不仅想办法“搞活”自己的企业，而且也开始想方设法“搞死”自己的企业。

　　江泽民采取这一方针，实在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过去二十年来，中南海一直把振兴国有企业看做国内事务最重要的方面，从胡耀邦、赵紫阳这一代，到李鹏的两届总理任期，然后是现在的朱熔基，这些人在别的事情上可能持有大相径庭的想法，但在这件事上都是不遗余力，却又全都无力回天。江泽民在1999年走遍全国来研究这个问题，终于承认“企业经营机制不活，生产经营面临困境，经济效益下降，负债率过高，富余人员较多，社会负担沉重，部分职工生活比较困难。”这番描绘一点都不过分。当日四百零二种工业品中，有三百三十四种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每一百台设备中，有六十五台是老掉牙的，其中大部分是二十年前的，甚至还有五十年前和六十年前的；每一百元资产，就有六十五元债务；每获得一百元利润，就要支付三十八元的银行利息；每投资一百元到生产中，就要拿出其中十五元去搞办公楼、食堂、学校、托儿所这一类非生产的设施；每一百个职工中，就有三十个是多余的人；每一百家国有企业中，就有四十二家亏损。银行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到现在还有一万八千亿元没有偿还。中国人把节俭下来的钱存到银行里，这一年这笔钱大约有七万亿元，其中有不少被这些企业借去，而且让人不安的名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端，比如“呆账”、“坏账”、“不良贷款”云云，意思是银行借出去的钱有去无回。还有个词叫“三角债”，意思是“你家欠我家，我家欠他家，他家又欠你家，谁也不还债”。“讨债公司”由此成了一个挺热门的行当，这从报纸上面到处都是“讨债公司”的广告就可以知道。有个广告振振有词地说，“人马出动，债款归来。讨不来债不收钱，讨得债来分一半。”还有一些词，“逃债”、“废债”、“黄世仁害怕杨白劳”，意思是说企业借了钱不还，还理直气壮。除了有不还债的本领，他们还能让不赚钱的事业永远持续。那一年国有工厂每销售一百元的东西，只有四毛三的利润，如果按照投入和产出来比较，就更加可怜，每一百元资产只收回两毛三。尽管银行在过去三年降息七次，还开征了利息所得税，但是你要把一百元存在银行里面什么也不干，这一年下来，还有一块多钱的利息呢。

　　面对这样一幅叫人伤感的图画，不说“有进有退”，又能说什么呢？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后一个堡垒了。现在中南海所谓“有进有退”的方针一出，堡垒可就要从内部颠覆。他们当初撰写“万言书”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看来全都没有用。1999年秋天，当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在奥克兰恢复时，党中央全体会议上也洋溢着一派急切之情。中央委员们倒不是担心社会主义的阵营越来越小，而是忧虑：中国入世指日可待，我们那些过时的技术、落后的设备、亏损的企业、拖着一屁股坏账的银行，当然还有农业，还有保险业，还有商业和饮食业，还有电信业和民航业，还有新闻出版业，还有大众娱乐业，怎么和蜂拥而入的跨国公司抗衡呢？

　　跨国公司的确正在蜂拥而入，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有四十五架跨国公司的专机停在上海浦东机场上，黑压压亮晶晶的一大片，有美国RICH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里奇的“FAL900”，还有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理查德·瓦格纳的“湾流5”。他们到这里来参加《财富》论坛，论坛的题目叫做：“中国———未来的五十年”。其实，关于这个国家，他们即使是对正在发生的情况也很陌生，更不要说未来了。就像李光耀说的，“要想预测中国未来五十年将要发生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还是来了。与其说是预测未来，不如说是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了解中美文化观念上的差异非常重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上海这样说，“美国历史只有两百年，而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历史至少有四千八百年不需要美国参与。”听众当场抚掌大笑。这话是对的，但这并不说明今后中国的历史也不需要美国参与。这个国家谈论“全球化”的人忽然多起来。这个词过去也是有的，而且源远流长，有如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弗莱恩教授所说，“经济全球化是从1571年开始的。”这一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马尼拉城，由此开辟欧洲国家从事跨海贸易的第一个中继站。可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大多数中国人还觉得它同自己的生活无关，至少还远得很。现在，情况不同了。一项由中国人主持的调查认为，未来世界的经济就是操纵在这些跨国公司的老板们之手。他们控制了世界生产的百分之四十、国际贸易的百分之五十多，国际技术贸易的百分之六十多，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百分之九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开始关注中国以外的地方，有一项针对一百一十七个国家的调查说，在过去二十年间，比较开放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比那些相对封闭国家的增长幅度至少快五倍。另一项调查说，经济全球化“既是财富积累最多的时期，也是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时期”。在过去五十年里，世界总产出增长了五倍，可是世界人口中最富的百分之二十和最穷的百分之二十的收入差距，却从三十比一扩大到七十四比一。报刊上不厌其烦地引用那些数据，本意已不再是指责资本家聚敛不义之财，而是在告诉普通中国人，他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就建立在与西方有钱人合作的基础之上。

　　这个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就是这样急切地打开自己的眼界。盖洛普公司就中国人了解世界的途径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把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财富》杂志上，其中说到，有百分之十的中国人使用过电脑，有百分之十四的人知道因特网。在十八岁至二十九岁的北京人中，有三分之一曾到因特网上“冲过浪”，这比使用过因特网的四十岁以上“老年人”多三倍。在所有的中国人中，有百分之六十二见过外国人（这数字连西部贫困农村的居民也包括在内）；有百分之七十二的人知道世界杯足球赛；百分之四十四的人知道芝加哥公牛队；百分三十九知道美国的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百分之二十九知道迈克尔·杰克逊；甚至连帕瓦罗蒂也有百分之十二的知名度；百分之二十九的中国人看过西方电影；百分之十的中国人曾购买过外国音乐的录音带、录像带和光盘；百分之十一的人曾阅读过西方国家的书籍、报刊、杂志；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想出国看看。那些驰名世界的商标，现在也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按照知名的顺序排列如下：可口可乐、松下、海飞丝、万宝路、百事可乐、日立、飞利浦、本田、高露洁、摩托罗拉和三菱。“中国人正在了解世界。”盖洛普（盖洛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这个秋天说。“中国人了解世界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相当主动的行动。”

　　相形之下，外国人了解中国倒是相当被动的。他们来到上海，满眼都是摩天大楼———有两千多栋，街上都是拥挤的车辆———有八十万辆，不禁惊叹。基辛格说他“差不多迷了路”：“在70年代，如果有人告诉我上海二十年后会是现在的样子，我一定会说这不可能。”他在7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紫禁城里看见的琉璃瓦是黄色”，还有上海浦东的“一片农田”。有意思的是，这个国家并存着三个文明：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比美国还多，可是它还有传统的工业和古老的农业，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和很多年前差不多。“我讲个故事”，经济战略学家、德意志亚太银行首席经济师肯纳斯·S·考梯斯对他的听众说，“看看这三个部分的联系。”有一天，他在北京看到一家因特网公司开了个“网吧”。有两个农民到北京卖蒜，天下雨了，他们进了这个咖啡馆，看到那么多计算机，大吃一惊。服务员对他们说，我们可以为你注册一个网址。后来，他们注册了一个大蒜公司因特网址。“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变化的力量所在。”他这样感叹。这话其实是很含糊的，因为人们对“力量所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一样。中国人一定会说这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可是考梯斯显然不这么想。1999年秋天他在上海说：“要是现在有两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到这里，那应该是马克思和凯恩斯。那么，马克思会很悲观，而凯恩斯却会很高兴，因为凯恩斯提出的所有措施，现在都有人用上。”有时看来真的如此。不过格林伯格听了考梯斯的意见之后立即表示不完全同意。“我不会那么悲观”，这位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说，“有很多活动在促进经济发展，需要一些时间使经济政策生效。中国的领导人已经种了许多种子，到2000年，这些种子会结果的。”

　　中国领导人的确“种下了许多种子”。不过，最有意思的一粒却是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多样化”。他们已经成了胸怀博大、宽容、富有自由民主精神的政治家。9月27日，江泽民在1999年《财富》全球论坛的开幕仪式上演讲，谈到很多，谈到上海的变化，谈到他自己五十年前“立志献身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伟业，并一直奋斗到今天”，谈到中国人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谈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谈到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谈到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谈到中国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谈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然后他突然提高了声音说：“我们主张，世界上存在的社会制度差异和不同政治信仰，不应该被人为地用来阻碍各种正常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

　　事情的发展正是这样。在经历了一个沉闷的夏天之后，外国的企业家们再次活跃起来，有人说：“要保持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投资热土的温度，最好使它在九十九度时再升高一度。”不管中美两个国家的贸易官员在新西兰说了什么，也不管他们为什么又跑到华盛顿去了（9月27日和28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谈判），他们满怀激情地汇聚在黄浦江畔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这是一座刚刚落成的崭新建筑，主体结构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球形，市民都觉得她很难看，与周围的景象也不能协调，但是当设计者解释“这是一对张望世界的眼睛”时，大家都表示能够理解。9月的最后三天，这里热闹异常。就像江泽民期望的，是一个不同制度不同信仰相互合作相互交流的舞台。“演员”的阵容很强。中国这一边，也有二百七十个人来了，都是国内最有名望的企业家，但是只有海尔集团董事长张瑞敏被允许在大会上发言。他说“海尔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进入全球五百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有六十个“全球500强”的老板和另外四百九十七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经济学家、退休政治家和外交家，也坐在这里。有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道格拉斯·艾华士，他雄心勃勃地说：“我们到世界每一个地方去，去了就永远留在那里。”有百事可乐公司董事长段瑞杰，他说：“要让中国每人每天喝一瓶百事可乐”。有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理查德·瓦格纳，他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将在未来的二十至二十五年中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有贝特尔斯曼公司董事长托马斯·米德尔霍夫，他宣布他的公司正申请在中国全面开展其业务的执照，还在上海建立了制造激光唱盘的工厂。有时代华纳集团董事长莱文，他说，他的公司选择上海来举办《财富》全球论坛，并以“中国：未来的五十年”为主题。所有这些都是早就料到的。因为《财富》刚刚完成一项调查：在两千多家在华外资企业负责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七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经营环境“极好”、“好”，或者“尚好”；有百分之五十七将增加在华投资。杂志的编辑在发表这些调查结果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写道：“欲独霸世界，先逐鹿中国。”

　　但是新闻记者们似乎更关心眼前进程。有个中国记者一直等着鲁宾，后者是美国政府的前财政部长，曾是克林顿内阁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次也来了。中国记者不肯放过他，就是为了问他一个问题：“《华盛顿邮报》曾报道说，在今年4月，是你在最后一分钟向克林顿总统建议不要和中国签订任何协议，有此事吗？”鲁宾赶忙回答：“确实有人写了这个报道，但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他把“责任”推到美国国会去了，说那里面“有个大人物反对”。至于他自己的作用，他说他当时的确在讨论小组里，“我有权利在中美之间的分歧还没解决时提出我的建议。”作为会议的主持者，《财富》杂志副总编辑小理查德·科克伦召集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题目是：中国何去何从。他劈头就问米基·坎特：“中国有好多年一直不清楚是否能加入世贸组织，你觉得是否可加入？”官员们权力在握的时候总是不能畅所欲言，一旦退休，第一件事就是把说实话的品格找回来，全世界都是如此。现在坎特先生也不例外。这位美国前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现在说：“我已经不是政府官员，但我要说，中国必须加入世贸组织，这不仅是为了中国和美国，更是为了世贸组织本身。”这个问题看似经济问题，实质还是美中关系在起伏。“我们大概在吃完饭四小时后就可知道，他们正在华盛顿谈判。这是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坎特先生说得不错，在华盛顿的谈判“非常艰难”，又像鲁宾说的，“障碍”很多，最基本的问题并未解决，甚至连谈论问题的起点在哪里都成了问题。美国人说应该以中方“4月方案”为基础，商务部长戴利公开要求中国政府信守“4月承诺”。“肯定地，这个方案从来没有从谈判桌上消失”，巴尔舍夫斯基说，“而我们也认为恢复谈判有必要从谈判当初中止的地方开始。”有人说，如果美国不再狮子大开口，中方不收回当时的承诺，那么，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是很大的。问题正在于，美国人还在期待更多的东西，要中国人在银行、保险、大众传播领域再做让步，而中国人连已经答应了的事情也要收回。“所谓朱基的‘承诺’、‘开价’，只是美方的片面要求和误解”，石广生在巴黎对一个访问者说，“中国当时就没有同意并予以澄清，今后也不会全同意。”龙永图甚至还指出，美方擅自公布的所谓中方清单内，有十至十五处是错误的，都不是中方所提供的条件。可是也有些地方不是文件的错误，比如中国人同意外国电信公司参与中国的电信业务，其中包括电脑网络业务。这在当时连美国电脑界商人都不敢相信，但是现在中国人也明白其中含义了。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9月22日重申不允许外资直接入股及营运国内的电信业务。电信管理局局长张春江也说，中国现行的规章制度禁止外资进入中国的互联网服务领域，而且中国从未向外商开放过基础及增值性电讯业务，包括增值性互联网业务。

　　双方都开始怀疑对方的诚意。白宫的一名高级经济助手满腹狐疑地说：“没有人肯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是否在故作姿态？”总统也在连连抱怨：“我完全不能控制这个时间表”，“那最终还是由他们来决定，不是我。”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密西西比州区共和党参议员洛特也给白宫大泼冷水：“如中国和克林顿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在年内通过中美贸易协议，是极不可能的。”首先，你必须达成协议。然后敲定最后文件。国会在获得有关文件后要举行听证会，议员们需要许多时间检讨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事务，还要把许多议员都关注的中美贸易逆差和中国“涉嫌窃取美国核机密”问题解释清楚。这要多少时间啊，可是国会再过几个月就要休会，今年就要过去了。克林顿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让他的发言人洛克哈特去指责那个人的讲话“不负责任”。可是洛特不管总统爱不爱听，只一个劲地说：“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看来他是对的，而总统有点儿一厢情愿。石广生与巴尔舍夫斯基在华盛顿的会谈仅仅进行了两个小时，没有任何结果，石广生就匆匆回国了。

　　建国五十周年的庆典是件大事。中国人都在全力以赴，美国人只好等待。庆典过后，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斯珀林发出警告：中国在年内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期限马上就要到了。此人在4月是强硬的“反签派”，坚定地站在巴尔舍夫斯基的对立面，要求克林顿向中国索要更多的东西，但现在也着急起来。与斯珀林相比，戴利显得很沉着。“他们将回到谈判桌旁，就像在4月份时那样。”他这样说，可是又过了几天，到10月8日，这位部长也沉不住气了，连连说，美中双方达成一项协议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财政部长萨默斯倒是没有说什么，他亲自跑到中国来了，成为“5月事件”后第一个访华的美国内阁官员。那一天是10月24日，他没有在北京多待，当天就继续西行，飞到兰州去晤见朱基，不过，还是没有任何结果。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直到这时候，中美谈判还处在僵局中。

　　11月8日，乐观的迹象再次出现。白宫发言人洛克哈特宣布美中即将举行新一轮谈判，还说，“现在华盛顿的气氛比起中国总理朱基4月访美时好得多。”他指的是白宫，因为根据当天美国报纸上的消息，“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反对同中国进行更多贸易”，还主张暂缓对中国的支持，直到北京改善其人权和宗教信仰的记录。但是这些消息不会影响白宫的信心。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正在大洋上空，朝着北京的方向飞来。

　　又过了一天，11月10日上午，这一行十三人分乘挂着美国国旗的美国驻华大使“林肯”专车和两辆“红旗”轿车，进入北京东长安街上的中国外经贸部。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已经在那里等候，包括外交部、计委、经贸委、财政部、机械工业局、石化工业局、信息产业部、人民银行、保监会、证监会、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农业部的官员共二十三人。根据当日报刊以及言实出版社后来出版的一本书《中国入世全景写真》，接下来的五天真是跌宕起伏。10日10时30分，谈判正式开始。三小时后，巴尔舍夫斯基径自离去，把众多记者甩在外经贸部大楼的门厅里，只让自己的发言人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布书面声明，说会谈富有“建设性”。双方有关人员的磋商在两个小时后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

　　11日，巴尔舍夫斯基与斯珀林在金鱼胡同的王府饭店用完早餐，率队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原定上午的会谈被临时取消，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不肯说明原因。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招待会成为记者的消息来源。会上传出消息，中国政府对这次谈判的前景极为乐观，相信双方都会让步。有人说，美国人将不再迫使中国为电信和金融领域的开放订出具体时间表。巴尔舍夫斯基在美国大使馆里呆了五个小时，再次来到中国经贸部，只待了五十分钟，转身回到美国大使馆，片刻之后返回王府饭店。预定的谈判时间已经用完，美国人本该在次日回国，但中国外经贸部一名官员表示明天还将继续。白宫宣布，巴尔舍夫斯基一行的北京行程将延长一天。克林顿也说“我们还在努力”。与此同时，美国商业软件联盟正在白宫向巴尔舍夫斯基和戴利颁发奖章。得了奖的戴利笑容满面地说，如果要赶在今年内完成谈判，双方都得“稍弯点腰”。美国商会执行董事弗特看出苗头，不禁喜道：“这是个起伏不定的年头，人们不敢抱太大希望，但我们非常兴奋。”

　　12日，原定9时继续会谈，但中国人变了主意，打电话告诉巴尔舍夫斯基将磋商时间延至15时。于是巴尔舍夫斯基待在美国大使馆里，整个上午没有出来。下午的磋商仍在外经贸部进行，仅仅进行了七十分钟。美方代表就离开了，走的时候个个面无表情，步履匆匆，只用一个“不”字来回答记者的追问，中方代表仍然待在会议桌前发呆。巴尔舍夫斯基在华盛顿的发言人随即发表声明，说时间已经快用完了，没有取得“积极进展”，巴尔舍夫斯基深感失望。又说美国代表团将在13日上午离京返回美国。但是克林顿随后又留了一个台阶，说他还没有放弃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希望。当天晚上，中国代表团成员主动去找美方代表，说朱基要见他们。美方投桃报李，表示愿意接受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3日是星期六，上午10时30分，朱基在中南海会见巴尔舍夫斯基一行，用时九十分钟。后者出了中南海又一头扎进美国大使馆内，给克林顿总统打电话说，与中国总理的“会面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希望”。于是总统要他们留下来，把谈判继续下去。16时30分，美国人前往外经贸部大楼，随身带着好几箱子文件，一百分钟后又离开外经贸部，返回大使馆，待了两小时，回到王府饭店时对守候在大门口的记者一概不理。倒是远在华盛顿的克林顿回答了记者提问，说双方的分歧已收窄，“我没有放弃”。午夜，谈判继续进行。

　　14日，星期日，形势仍然扑朔迷离。美国大使馆曾表示，可能会在凌晨发布消息。但是，会谈在凌晨结束后却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有人看见巴尔舍夫斯基在王府饭店办理退房手续，把行李搬上车，但突然改变主意，把行李又搬下来。此后十小时里紧张万分，巴尔舍夫斯基一行人三次走进中国外经贸部，又三次回到美国大使馆，频频给白宫打电话。接近中国国务院的人士说，仍未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纺织品配额和服务业的外国投资。据斯珀林后来说，他们告诉总统“现在事情又恶化了”。“美国要求扩大电信、保险和汽车方面的市场准入，而中国坚持立场、不肯妥协。”他们问是否可以软化一点，取得协议，但总统很干脆地说：“不，你们已竭尽所能了。”于是美国代表团决定次日早上离开北京。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对在寒风中奔走了整整一天的记者们说：“我们目前不发表任何声明。”

　　15日，星期一。美国人把所有行李送到机场，准备两手空空地离开北京了。但就在这时，他们接到邀请，请他们到外经贸部去。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都不知道中国人要他们去干什么，但还是率领美国代表团再次来到外经贸部大楼，立刻发现气氛不同。他们见到国务委员吴仪，还有副总理钱其琛。大家重新坐到桌前，最初几分钟，谈判仍无进展，气氛沉闷，令人沮丧。“接着，意义非常重大的时刻来临了。”斯珀林后来回忆说，“吴仪突然向我和巴尔舍夫斯基走过来，说朱总理就在大楼里，想见见我们。巴尔舍夫斯基与我走出大堂时，拥抱起来。”三个月前，巴尔舍夫斯基曾对记者说：“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美中商会主席罗伯特·卡伯也说过：“贸易官员都是谈判艺术大师，常常等到他们的谈判对手到了机场停机坪准备离开时才亮出底线。这是典型的美中谈判风格。”看来这都是先见之明。“显然成功在望了。”斯珀林说：“朱熔基总理来到外经贸部，同巴尔舍夫斯基和我解决了遗留的最后几个问题。”根据后来巴尔舍夫斯基的解释，最后几个问题的焦点是：中国人希望在长时期内逐步开放市场，但美国人却希望她早日开放。最终中国得到了更多的时间，而美国人也得到了不少商业利益。中国将把总体平均关税下降到百分之十七，把农产品关税降至百分之十四点五到百分之十五，将在五年内取消所有的非关税措施和数量限制。美国则在2005年前取消纺织品配额。在汽车方面美国同意中国在2006年而不是2005年前将进口关税削减至百分之二十五。但他们获得了提供购车贷款权和全程分销权，外国电信服务商也将获得基本的市场准入。美国把最初的要求收回了，不再坚持“经营四至五年后可达到百分之五十一的投资份额”。“我们意识到百分之五十一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于是我们最终达成的协议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国电信服务可占百分之四十九的投资，公司运营一年后可增加到百分之五十。”电影方面的分歧也消除了。中国同意达成一个在收入分享的基础上进口电影的协议。“一切都表明中美达成的是一个双赢的协议。”

　　15日15时25分，外经贸部的新闻官员开始安排中外记者进入东配楼二层的协议签字大厅。大厅呈凸字形，三个水晶吊灯悬挂在头顶，巨大的签字桌上并列着两国的国旗，背景则是一幅描绘祖国壮丽山河的国画。中国官员三五成群，个个表情激动，一位女士激动得以手拭泪。美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还在埋头整理文件，为最后签署这些协议做准备。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想找个安静地方，向总统报告好消息，可是到处都是人，情急之下找了个卫生间，不料还是被记者发现了，弄得巴尔舍夫斯基后来不得不解释：“我们一起在女厕所里，没有做什么，只是打电话给总统，他正好在淋浴。”总统听到国家安全顾问伯杰的呼唤，不得不湿淋淋地走出来，接着就在电话上听到他的经济顾问的声音：“我们正在厕所与厕所之间交谈。”

　　两人和总统交谈完了，回到大厅。这里已是人声鼎沸。15时50分，签字完毕。掌声雷动，大家拥抱。身着盛装的中国姑娘送上香槟。石广生、龙永图、巴尔舍夫斯基、斯珀林，举着高脚酒杯凑在一起，个个满脸笑容，留下足够的时间让记者拍照。斯珀林说他想在这里“为江泽民主席、朱熔基总理、克林顿总统鼓一下掌”。还说“中国的谈判成员非常精明，非常强硬，非常优秀。”但他最想说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谈判人员比得上巴尔舍夫斯基更有‘技能’，更‘精明’、更‘聪明’，她是世界上最好的谈判人员。”这位“世界上最好的谈判人员”生于1951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她在国际谈判中以强硬作风着称。记者叫她“龙女人”。总统叫她“国家杰出的谈判家”。在她手上出来的贸易政策和协议，让美国的出口在五年里增加了百分之五十。2001年她离开这个位置，被一家中国公司聘为律师，在一场与美国公司打贸易纠纷的官司中为中国人辩护。有个美国人这样评论此事：“没有哪个美国人会认为她是‘两面派’或‘卖国贼’”。可还是有位中国记者对此感到疑惑，就跑去问她。她回答说，两年多前，在北京的那六天六夜，她最关心的是中国能否给美国提供平等的贸易机会。现在，她更关注美国能否为自己的贸易伙伴提供平等的贸易机会。这都是后来的事。现在，在1999年11月15日下午，这“龙女人”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感觉身心俱疲。“我再也不要有这样的谈判了。”她说，“我希望我的妈妈在这里。”

　　现在到了1999年年末，天安门广场在经过盛大的国庆庆典和澳门回归的狂欢之后，恢复往日的平静。礼炮响过了，国旗护卫队离开了，三十四个大红灯笼造型的气球已不在天空飘浮，一万多将士和四百多战车开过去了，一百三十二架军用飞机只用六分五十九秒就飞走了，九十辆彩车的绚丽多姿不见了，十四万人的欢呼停止了，十万少先队员在经历了一个寒冷的清晨和一个欢快的上午之后，都回家了，他们手举鲜花组成的红底黄字的巨幅“国庆”图案，也跟着走了，消失在都市街巷深处。展览会在接待了一百五十万参观者之后，仍在继续着。天安门城楼辉煌依旧，毛泽东的画像还悬挂在正中巨大的门洞上方，孙中山的画像还在广场对面遥遥相望，画像两侧还矗立着万民熟悉的两行标语：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迈向新千年

　　把2000年看做“新千年”，这没有疑问，可是当事情牵涉到它是不是“新世纪”的时候，争论又出现了。在大多数国家，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像江泽民在那个夜晚说的：“在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各国人民不分民族、不分信仰，都在为这一历史时刻的来临而欢欣鼓舞。”真是殊途同归。《北京青年报》把记者派到全世界的二十四个时区去，记者的电讯也将随着太阳的升起依次发回。可是在我们国家，报纸上正在发表文章，列举种种理由说，2001年才是“新世纪”的开始。

　　尽管如此，庆典还是要的，虽然不像“国庆五十年”那样规模宏大，耗费巨资，但却更加深入亿万民众之中。京城西郊的“中华世纪坛”终于赶在庆典前建成，狂欢从1999年12月31日深夜在这里开始，一直持续到2000年1月1日凌晨。后来记者们用很多词汇来形容当日场面：“欢乐的海洋”、“载歌载舞”、“亮如白昼”、“狮舞龙腾”、“锣鼓喧天”、“欢乐”、“喜庆”、“祥和”、“等候”、“倒计时”、“为昨天感怀，为今天喝彩，为明天祝福”。

　　江泽民和他的同事们也来了。还差五分钟就是2000年，他站起来，充满诗意地对广场上的几万市民说：“2000年到来的钟声，就要鸣响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寥廓上空。人类文明的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世纪，开启一个新千年。”他说完这些话，人们开始欢呼，掌声响起，只有一个人嘟囔了一句：“他说的‘即将’是五分钟还是三百六十五天零五分钟呢？”没有人回答，不过，马上就有钟声来回答他。尽管中央政府决定21世纪还要等到下一年，但他们还是打算让“世纪钟”响二十一下。那个造型既别致又古板的中华世纪坛，是用大理石和花岗岩筑成的，在老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到了晚上，聚光灯照在圣坛上，辉煌夺目。站在上面望下去，倒计时牌已是“1999年12月31日23时59分50秒”。数万人齐声高呼：“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然后，“中华圣火”燃起来，“世纪钟”响起来，礼花放起来，气球飞起来，鼓乐奏起来，舞蹈跳起来。从中华世纪坛到北京西站，绵延一千五百米的人群齐声歌唱：“你好，2000年”。

　　狂欢持续三十分钟就结束了，江泽民回家了，他的同事们也跟着走了。但是就像一位记者说的，这一夜“北京无眠，中国无眠，世界无眠”。全世界约二十五亿观众通过卫星电视看到了北京中华世纪坛。北京的观众却在通过电视收看全世界的庆典。在科罗拉多州的彼得森空军基地，美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官员情绪紧张，他们担心“千年虫”爬来爬去，抓它不着，引发导弹胡乱射出去。又过了十五分钟，新世纪第一场赛马就在香港开始了。“香港一马当先，跨入新旧世纪交替之年。”《人民日报》特派记者吴长生当即在自己的电脑上这样写道。另外一位记者注意到香港迎接新世纪的活动是以“时光”为主题的，觉得有点儿别出心裁，还意味无穷，就问：“时光是什么？”有个人听了马上大叫：“还用问吗？就是新世纪啊！”

　　新世纪的确来了。1月1日6时48分，两位新华社记者，慎海雄和张乐，在浙江古镇石塘发出电讯，说祖国大陆2000年的第一缕阳光在两分钟前“如期而至”。渔灯点点，在海港撒下粼粼波光，映照着依山而建的小镇。渔民敲响大鼓，鼓声震撼黎明前的黑暗。破晓时分，水面上一阵海螺声悠悠飘来，乘着海风，声声入耳，既美丽又忧伤。海天之间由浅黄而橘黄，转眼腾起万道光芒，映红长空，彩霞满天。

第十一章　忏悔的年代

　　李昌平觉得自己实在感受不到“迎接新世纪”的欢乐气氛。他后来说，他是“在郁闷中”进入2000年第一个黎明的。这是他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任上第二十四天。像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这里也是捷报频传，大家都说形势大好，可属下官员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乡政府债台高筑，不是欠银行的———银行已经不敢借给他们了，而是从私人手里借来的高利贷。好多人围着他，不是索要工资，就是讨债，而他两手空空，一个钱也没有。新任党委书记那几天开着一辆“桑塔纳”到处游荡，脑子里面没有“新年钟声”，没有“第一缕阳光”，也没有“为明天祝福”，只想着怎样才能度过眼前这“年关”。直到旧历己卯年腊月二十七，也即阳历2000年2月2日，终于借来一笔钱。他拿出干部名册，查明属下等着领工资的人总计三百六十一个，于是不论级别高低和资历深浅，每人发给两千元，另附一张两千四百元的“白条”，说是政府欠下的，请大家和他共渡难关，然后回过头来，对堵在门口的债主们满脸赔笑，一边嘲弄自己，一边好话说尽：“你们看你们看！人家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却是新官上任忙赖账。”

　　“真抱歉真抱歉！今天只能还个利息。”

　　“本金？一定还一定还。”“政府不会欺骗人民！请放心请放心。”就这样说到腊月二十九下午，终于送走最后一个债主。他在心里叹一声：“这哪里是过年啊！”嘴上却又和最后一批下属告别，对他们说：“回家去吧，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这话要是放在二十年前，倒是祝福的。它表明革命年代里人们对传统习俗的妥协和改造，但在这种情形下说出来，可就有点讽刺意味。“假日经济”这个词还没有被媒体叫起来，“七天长假”已经实行，这年春节，城里人可以好好休息了。在乡下，依照老辈习俗，正月里是不去筹划新年生计的，叫做“猫冬”，可是新一代人越来越早地离开家乡向城市涌去。在所有连接乡村和城市的公路上，在所有东去的列车上，在所有南下的客船甚至货船上，挤满了肩扛手提、衣衫不整的男女。2月8日，正月初四，北京、上海和广州报纸的首页，已经出现“民工潮提前到来”的标题。对农民稍微有点研究的专家都说，这话不是夸张。有个记者还计算出农民们离家出走的时间：十年以前，要到农历二月；五年以前，要过正月十五；就算是三年以前，也还要过正月初十；可现在，才初四啊，怎么就走了呢？“走迟了，去年打下的拾破烂和擦皮鞋的地盘，就会被别人占了。”一个村支书这样说。

　　第一列民工列车是在初五这天开进上海的。它来自安徽西部的阜阳，被报纸叫做“民工列车”，是因为车上全是外出打工的农民。车厢里严重超载，挤满了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叫声和男人的骂声，还有阵阵令人窒息的汗臭。根据当日公布的消息，有些人的钱包被偷走了，有些人在这数九寒天还中了暑。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他们还是幸运的呢———他们总算钻进了车厢。报纸上刊登的一幅照片证实，有一列火车的车厢顶上都坐着人。车站工作人员好言相劝，说那上面危险，列车会把他们都颠下来。上面的人说不要紧，他们已经把自己绑在车厢上了。下面的人大声呵斥：“你们不想活啦。”上面的人都笑了。有个声音说：“就是想活，我们才出来呀！”

　　李昌平也是这一天走出家的。他想去看看自己治下的百姓怎样过这个“革命化的春节”。外面寒风凛冽，他的脸上挂着泪水，不过，这不是被风吹的，而是“一路上情景催人泪下”。他后来回忆说，“成群结队的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挡。不管是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搭乘。如果是客车，一定要挤到装不下最后一个人为止。如果是货车，就放上稻草，像装货物一样装人，直到装得不能再装为止。”

　　这位出身于农家、又有机会领导他的父老乡亲的年轻人，本来怀抱满腔热血，现在看到这一拨拨农民绝尘而去，不禁悲从中来。因为按照杜润生的说法，这些到城里去寻找梦想的农民，“只能更加弱势，成为一个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群体，变成一种暴力犯罪的供应体。”他们满怀着结束自己艰辛生活的期望背井离乡，其实只不过是开始了另一段艰辛生活。

　　每条公路的尽头都连着一个小村庄。当李昌平走到那里去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过年的喜庆。一些农家的大门紧锁着，悄无声息，主人都在外面打工，过年也没回来。另外有些农家有人声，但不是笑声。“到处都是骨肉分离，拥抱泣别的场面。那些可怜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双腿不放。”这位党委书记的“桑塔纳”也被拦下。他打开车门，农民说想搭车，他一点头，就挤上来五个人。他问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一个人说：“你们当官儿的心太黑，不出去没有活路。”他有点不相信，觉得这些人说话夸张，也许就是城里人常说的那种“无赖”，或者是官员们指斥的那种“刁民”，于是又到角湖村去查看究竟。他走进党支部书记李先进的家。后者是他少年时代的同学，也是好友，所以他相信能在这里洞悉乡下的真实情况。结果他看到两间熟悉的瓦房，那是十五年前建的，已经破败不堪，如果没有七八根树干支撑西墙，也许顷刻间就要倒塌。李昌平还能记得十五年前这位同学结婚时的情形。“我参加过他的婚礼，当年置下的黑白电视机，今天仍然是他家最值钱的家用电器。”李先进的母亲也还认识李昌平，拉着他的手，摸了又摸。在他少年时代的印象中，这是一个端庄大方、知书达理的女人，可是现在，只有六十岁的人，看上去却像是城里八十岁的人了，让他不敢相认。“过去只愁没有粮食吃，现在好了，粮食不珍贵了，愁的事也多了。”这老太太说：“愁孩子读不起书，愁看不起病，愁穿不起衣，愁交不起税……”看来这是真话，李昌平上任这两个月来，亲眼看着他的亲姑妈和亲姑爷有病不治，慢慢死去，还亲耳听到侯王村的侯家老汉1999年交了七百元的“人头税”。他的上级说，这“人头税”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好经验”！可是侯家老汉那一天跑了十几里来找他，就是为了问一句话：“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

　　凭着对家乡父老的了解，他知道这李家老太和侯家老汉永远不会是那种“刁民”，可是就连他们也是怨气冲天了。一个说：“老了，政府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这些老人养政府！”另一个说：“他哥哥，这个政策要变一变，再不变，老百姓可是没法子生活了。”这场面令党委书记震撼，直到多年以后还能记忆犹新：“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农民太苦了！太可怜了！面对他们，我总有一种负疚的感觉。”让他不寒而栗的是，他还感觉到农民对官员的敌对情绪。看来他过去听到的那些报告并非实情，下级正在糊弄上级，而他的上级不是真糊涂，就是在装糊涂。

　　组织的途径既然已经失去上通下达的作用，于是李昌平决定转而寻求他途。两天以后，他把十四个人请到办公室里，有干部，也有教书的、种田的和做生意的。不过，这些人有个共同身份：都是他少年时期的同学。在中国人的一生中，地位、权力、名声和财富都是让人蜕变的因素，成就反会让人远离真诚。但是几乎没有人敢于在昔日同窗中卖弄自己的成就，所以同学聚会常常是寻找真情的最后一个机会，这也是所谓“校友会”、“班级会”能够在中国人中经久不息的潜在原因。李昌平显然深悟此道。他的同学果然没有让他失望。“作为班子中的一员，我想对你说，做个好官太难；作为同学，我想对你说，做个糊涂官最好；作为棋盘乡人，我想对你说，棋盘需要清官！”阮仁德这样说。他是棋盘乡党委副书记，也是李昌平的副手。他说他在棋盘乡工作的十五年中，送走的党委书记前后有五六个。这些书记上任时，个个表白要当一个好书记，但最后总是身不由己，“都变成了昏官、庸官、贪官。为什么？”阮仁德语气尖刻，自问自答：“干部的利益已经发展成为与老百姓利益无法调和的特殊利益，这使得在局部地方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成为自欺欺人的假话。乡党委书记的权力基础，从理论上讲是人民群众，但是具体到一级组织或一个人的权利基础，那就不一定还是人民群众，而可能是某个人或某一群人。对于棋盘乡党委书记是应该提拔还是应该降职这样一个问题，棋盘乡的人民没有发言权，棋盘吃‘皇粮’的人有发言权，上级机关的党政领导有决定权。这总是事实吧？”李昌平听了这些，大吃一惊，但更叫他吃惊的还在后头。另一个同学是生意人，姓何，也说了实话：“既恨贪官，又爱贪官；既恨腐败，又爱腐败。希望别人做清官，希望自己的同学做贪官。”还有个姓黎的同学，是地道的农民，一开口就流露出满腔怨恨：“农民还有什么？有家，家不能归；有地，地不敢种，种地亏本，上有老人，不能尽孝；下有小孩，不能成才。一生辛劳，我们净养活你们这些干部！而你们却反而不把农民当人看。如果有人领头造反，我会积极响应，哪怕是坐牢、杀头也无所谓。”

　　李昌平那年三十七岁，浓眉毛，小眼睛，头发总是立着，额头总是拧着。他在城里受过高等教育，又整天混迹于乡下人，脚上总有泥巴，身上却是一件干净得体的衬衣，还系着领带。一个常常受到官方批评但却拥有众多读者的报纸，《南方周末》，将他评选为“2000风云人物”，这可能有点过分，但若说他是中国农村的罕有人物，则有事实的根据。他不是明星，不是偶像，事实上城里人十之八九根本就没听说过他。这一年老百姓追捧的明星很多，有葛优、章子怡、成龙、王菲，年轻人还特别喜爱赵薇，可就是没有这个所谓“风云人物”；官方弘扬的模范也很多，可也没有他。在党的官员系列中，像他这样的乡党委书记有五万多个，乃是属于最低级别的干部，可是他们却是至少五百万个村庄和九亿农民的最直接的领导者。有时候他想到自己的身份，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有一次还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自己“应该下无数次地狱！”可是他却成了英雄，在农民中间传诵一时。只不过，这位英雄具有悲剧色彩，因为在这一年，似乎只有他一人成了为民请命的代表，也成了他从属的那个集团的叛逆者。

　　从心理的角度上看，他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叛逆者”。他起初相信过他的上级组织，这有三年以前发生的“茶卜事件”为证。1997年春季监利县政府颁布命令，要属下农民将全年税费的四分之一在当年5月缴纳。按照既成制度，税费本该在收获以后交纳，所以监利此举显然违背成宪。可是在中国，实际情形总是千差万别，不是任何精巧的制度所能涵盖。当日乡政府财政赤字已经累积为一千二百万元，所有本当由政府举办之事，诸如维护道路、扩建学校、修复被洪水摧毁的坝桥闸渠、建设县城宾馆和机关干部住宅、购买官员轿车等等，全都不能实现，甚至连干部工资也不能足额按期发放。从官员的立场上来说，连续多年行此寅吃卯粮之举，实在是掩盖财政破产危机以及维系官员生存的惟一办法。只是征税期限不能符合生产周期，适逢乡村青黄不接、又需投入大量生产资金的季节，政府与民争利，就不能不在农民的心理上引起强烈反感，一旦基层官员不能从容行事，甚至仗权欺人，就会在官员与百姓之间形成激烈对抗。

　　这在当地早有征兆。1996年7月，监利南部十个乡镇遭遇水灾，颗粒无收。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号召“举全省之力，抗监利之灾”。“灾民免缴皇粮”在我们国家是自古而来的传统，所以贾志杰又说要给灾区减免税费。无奈实行起来问题丛生：如今农民“税费”并非“皇粮”，而是地方官员的衣食，所以监利不仅不肯减免，反而要求农民提前缴纳八千万元，不得有误。茶卜村有个妇女朱长仙，也被勒令交出八百元，这就埋下“茶卜事件”的祸根。次年官员再度登门收费。朱长仙搬出省委书记“受灾免税”的承诺，要求政府先行退还去年拿走的八百元，至少也应将那一笔钱用来抵交眼前税费。这一要求从制度和道理上来说都可成立，可是她的那笔钱早被官员花完了，她若不肯再行交纳，则官员也就无可花费，所以干部的不允也是预料中事。朱长仙当然不能知道这些情由，于是发生争吵，直至打骂。干部在盛怒之下将她的丈夫捉起来，关到小学校里，说是“办学习班”。这让朱长仙觉得不仅损失利益而且还受尽侮辱，万念俱灰，当即喝农药自杀身亡。这一结局难免让人想到那个着名电影《白毛女》。最要命的是，“白毛女”的故事一直都是共产党用来向百姓灌输“阶级意识”的经典题材，除了电影，它还被改编成现代芭蕾舞剧广泛流传，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总是让人发生无穷联想。

　　朱长仙的尸体被农民抬到乡政府，这证明少数官员的恶行已令百姓忍无可忍。然而这还不是“茶卜事件”的最高潮。七天之后，在监利县的另外一个村庄，一个小学教师也因不堪沉重税赋而自尽。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随时有可能演化为一场更大冲突，恰巧发生在7月1日香港回归日前夕，这又牵涉政治大局的稳定。所以当日即有指令从中南海传达下来：“从重从严从快”惩处肇事官员。

　　在处理官员和百姓的纠纷中，往往是以维护官员形象为前提，也就是百姓说的“官官相护”。但是冲突严重到一定程度，有如眼前“茶卜事件”，官员们也会采取惩处少数人的办法来维持大局的平衡。当日监利县委书记张琼江就是根据这样的策略想出一个办法。按照事件调查组一个成员的说法，是“丢卒保帅”。李昌平后来引用这一说法来揭露真相，一定是感同身受的，因为这“卒子”正是他本人。那时候他是拓木乡党委书记，“茶卜”恰在他的统辖范围。事情发生时他不在任上，在距离他的领地好几百公里的武汉学习，自然没有能力约束下属的胡作非为。由常情来度量，本可找到从轻发落的情节，但由道德和制度的角度来衡量，自是难辞其咎。

　　县委书记利用后面这条理由，要他自请处分，因为不如此便不能对上级有个交代。李昌平顺从地接受，有人说这是出于张琼江对他有知遇之恩，但是细看李昌平的报告，可以知道那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更重要的是，他对上级党的组织尚存希望。“和朱长仙的生命相比，给我这个党委书记一个处分算得了什么呢？”他这样写道，“如果给我处分能促进中央政策的落实，能让农民相信党，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谁叫我是共产党员！”可是事隔三年，当他回到党委书记岗位上来的时候，却发现他所担心的局面不仅没有丝毫改观，反而更加严重。

　　和同学们聚会的那个晚上，他没有回家去看母亲。曲尽人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思前想后，感到孤独无助。临近午夜时分，终于不能承受，拿起电话给在华中农业大学的同学拨了过去，希望能得到一些好消息。可是电话那一头儿不紧不慢地说，“到处都一样，彼此彼此。”这让他更加失望：“一个人要想说几句实话，真难啊！难到无处可说！”

　　辗转无眠。这位党委书记终于意识到，他若不制造一些惊人事件，就不会引起世人注意。“最终我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他后来在一本类似自传的书里回忆这个晚上的情形：“当我提笔写下‘总理’两个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我的眼眶”。如果他的记述不错，这一刻应该是2000年2月10日午夜12点钟。就从这时起，他就不能不与组织系统中他的那些上级分手了。

　　“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在闪烁的灯光下，写出当代中国农村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文字。身在北京的那些人，尽管都能对乡下的情形说出一二，但由制度本身所建立的渠道，根本无法知晓如此精确而又骇人的事实，而李昌平是想说实话的人中最了解下情的，又是了解下情的人中最敢说实话的。“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他告诉朱基，他治下的百姓四万人，已经走了两万五千人。因为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种田亏本。农民不再热爱土地，平均每一百亩耕地中就有六十五亩成了荒田。官员本来是按照土地摊派税赋的，现在只好转而按人丁摊派，叫做“人头费”。中央政府税收体系中没有这个名目，可是干部执行此项制度却格外认真。“丧失劳动力的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地交几百元的‘人头’费。”尽管如此，乡镇政府依然债台高筑。五年以前百分之八十五的村庄和百分之九十的乡镇还有盈余，现在百分之九十的村庄负债———平均每个负债六十万元，百分之九十的乡镇负债———平均每个负债八百万元。每年从农民那里弄来的钱，除了偿还债务利息，还不够给干部发工资的，因为依靠税费养活的人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两倍。于是去借更多的高利贷，去农民头上搜刮更多的钱来还债。如此年复一年，政府的债台愈高，百姓积怨日深。“这样下去，党的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啊？”李昌平感叹：“现在真话无处说，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出假典型，报假数字，做违心事却已蔚然成风。李昌平就这样写下来，一点也不隐瞒。一看就知，他已深陷满腔激愤中，用词不免夸张偏颇。不过，他对自己列举的事实有把握，还相信这些事不仅发生在他的辖区，至少还可以代表湖北省。“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

　　他在“痛苦”和“无奈”中过了十个月，终于不能忍耐，辞去党委书记职务。回家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撰写成书，还把他给朱基的信附在里面，居然出版了。《南风窗》的总编辑秦朔看到他的故事，写了一篇短文，说他是“一个时代的发言者”。还说“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为它的命运而殚精竭虑的发言者。”一个作家给他写信，说中国历史上为农民说话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梁漱溟，一个是彭德怀，“你可算是第三个”。他在一些人眼里是英雄，在另外一些人眼里是失败者。一些人把他看做惹是生非的混蛋，还有一些人说他是个临阵脱逃的懦夫。他说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忏悔者。“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他在书的前言中写道：“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原谅我。”

　　尽管担心“太迟了”，他还是没有马上把给总理的信寄出。他在犹豫中过了三个星期。党的制度本来允许任何一个党员直接上书最高领袖，但这毕竟是个反常举动，不会被他的上级原谅。他对上级仍然抱着一点希望，知道还有机会向他们陈述他的想法。

　　这样的机会在3月的第一个周终于到来。县委召开会议宣布当年农民的税费数量，还希望他这个新党委书记带头勾画一幅新世纪的宏伟蓝图，可是他在下面一算，发现每个农民的税费又增加了二百元，不禁怒火中烧。“我认为有必要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讨论会上说。他勾画出的那幅图画，差不多是重复了他在私下写的那封信，不过，他可没敢说出他给总理写了信。他感到自己一开口，会议气氛顿时变了，不禁看一眼左右，就见县委书记双眉紧锁，满脸涨得通红。主持会议的县委副书记如坐针毡，左顾右盼。其他人全都闭目养神，一言不发。就这样沉默了半个小时，书记终于开口：党委书记要讲学习，党委书记要讲政治，党委书记要讲正气。“今天的会议很不正常，这叫正气不足啊。”

　　“我没有理由不把给总理的信发出去。”李昌平走出会场时这样想。他对自己的直接上级已彻底绝望。这一天是3月8日，妇女节，本该送给妻子一个礼物，让她开心，可是他把那信交给了她，想让她知道丈夫的命运就要发生转折，也想听她说什么。妻子打开信，只看第一眼，便泪流满面，嘴唇颤抖着却什么也说不出。这个身居小城安分守己的女人，以她少得可怜的政治经验来度量此事，立刻想到她的家庭从此不会安宁。

　　如果说李昌平是在弱者面前扪心自省，那么夏一松就是一个与强者对抗的人了。李昌平有他自己的理想和爱憎，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权威上。同情他的人中有杜润生、秦朔、国务院农业部的一个处长、省农委的老主任田则林、《南方周末》的几个编辑、一个署名“农民之子”的写信人、他的大学时期的导师，也许还包括总理朱基（他在李昌平信上的批示，导致调查组进驻监利），但是他们全都无法让“浩荡皇恩”逾越官员集团的屏障泽于万民。夏一松向官员的腐败宣战时，从未尝试去寻求靠山。他是安徽省利辛县的县委书记，级别比李昌平高一点，在旧时的官制中为“七品”，在党的干部系列中则是属于“中级”。一个脍炙人口的川剧《七品芝麻官》，大致勾画了这类官员的性质：职务卑微但却拥有极大权力。从表面上看，他的对手个个都是他的属下，他具备一切条件打赢这一场“战争”：有民心，有法律，有足够的权力和道德的力量，而且还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忠直、任性和疾恶如仇。李昌平让他的对手不安，夏一松让他的对手恐惧。两个人最后的黯然失败，都不是因为对手的力量太强大，而是因为对手身后的那股力量太强大。

　　夏一松相貌圆滑而无棱角，戴副眼镜。看着这样一个人，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做起事来会那样犀利。2001年春节过后，关于他的传说在报纸上流行起来。故事的名称叫做《利辛风暴》，第一个情节颇似一部二流侦探电影的开头：县城大操场上，一具死婴被塑料绳套住脖子，用铁钩挂着，吊在一个球架上。朦胧晓色里，可以看到小小的尸体上有张字幅在寒风中抖动，上面有毛笔书写的“夏一松”三字。小城百姓闻讯涌来，目睹这一场面惊骇不已。警探勘察现场，将种种线索带回公安局，可是到了第二天，所有重要物证———死婴、铁钩和那条塑料绳，全都不翼而飞，刑警队中谁都说不出到哪里去了。

　　这一情节发生在2001年2月20日。其实这只是“利辛风暴”的一个高潮，这故事的开始与李昌平的极端行为是同时发生的。夏一松在1999年年底来到利辛上任，在那以前的十年中，这里来过七个县委书记和九个县长，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人独具天才，他和那些前任的惟一不同之处，只是多了一副风骨。说来挺奇怪，他后来遭到激烈的反对是因为他不肯接受贿赂。

　　像所有新任书记一样，他受到属下的追捧。根据《南方周末》记者伍小峰的报道，利辛宾馆四一六室———他的临时宿舍，每天“热闹非凡”。送礼者大都是期待晋升的下级官员，而夏一松的拒绝方式让他们到死都会恨他。第一次拒绝发生在2000年春节，也即李昌平埋头给总理写信的那时候。有个干部拎着个篮子来给他拜年，上面堆着水果，下面放着钱，结果被他大骂一顿退了回去。这以后“礼金”源源而来，少则一万，多则五万，上任第一个月居然有了二十二万元，比他一年的工资还要多十倍。

　　有一天他通知全县干部到县委会议室集合。人都到齐了，他说开个“警示教育大会”，宣布自己有笔意外之财，“三天内，谁送的钱谁取回，否则全部交给县财政局”。钱被领回去了，可是那些人以多年官场经验反复揣摩此事，仍然信奉“猫不会不吃腥”的准则。当他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伤及腿骨、卧床休息的时候，礼金卷土重来。属下官员都来床前慰问，告别的时候纷纷把钱放在他的抽屉里、床垫下，有一次还塞进他的被子里，很快超过了四十万。这让他终于明白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并非只是古代小说中的戏言。这一天，县财政局长刘斌和纪委书记被他叫来，迷惑不解地看着他从壁橱里拎出个黑皮箱，狠狠一抖，箱盖豁然开启，一大堆人民币洒落在床上，还有二十多个信封。他让他们把钱全都拿走，然后再次召开干部大会，厉声说：“别怪我不客气，利辛财政部门那么困难，有的干部去年欠发五个月工资，你们扪心自问，给我送来三万元、五万元，从哪里来的？”这等于是在警告这些人不仅是在行贿，而且还有受贿之嫌。

　　让人浮想联翩的是，这次大会名曰“三讲大会”，是为了响应江泽民在1996年发出的一个号召：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党的领袖颁布种种指示，本意在于统一全党意志，约束官员不良行为。可是下级官员无论善恶贤愚，都可以拿来当作“保护伞”，这种局面在多年以前就被毛泽东叫做“借助钟馗打鬼”，在今天仍是中国政治的典型特征。正是由于这个奥妙，监利县委书记指斥李昌平的为民请命，与利辛县委书记拒绝送礼者的厚颜无耻，才能援引同样的根据。

　　现在到了2000年秋天，李昌平苦无出路，夏一松也成了众矢之的。后者决心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属下恶习，不免卷入官场是非。他那令人厌恶的直率和不近人情，成了他和整个官员集团沟通融合的最大障碍。小城本来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各自寻找靠山，现在看到新书记“敬酒不吃”，谁也靠不上，于是决定一致对外，把“罚酒”泼将过去。夏一松警告他们“扪心自问”之后，邮箱里面的来信就忽然多起来，很多信赞扬他，一看名字就知道，写信人都是老百姓。还有很多信是恐吓和侮辱他的，写信者全都匿名。有一天县委大院的墙上突然贴满传单，也不署名，纸张一律八开，印刷体字，内容全都指向夏一松，说他是个“大贪官”、“伪君子”、“道德败坏”、“和某某干部共享一个情妇”，还有“夏一松不除，利辛难安”这样的口号。如此栽赃恫吓，是有触犯刑律之嫌的，罪名可以有侵害他人名誉权和诬陷等等，这在《民事诉讼法》中都有条文，可是直到死婴高悬的那个早晨，无论警察还是检察官都没来追究过。

　　没人送礼了，这让夏一松高兴。可是也没人和他说话了。他开始感到孤独。人们在背后指指点点，对面走过来，都绕开他，好像他是一个瘟神。不过，要不是和县人事局的一场恶斗，断了一百八十一个官员的升迁发财之路，这位县委书记还不至于把自己搞得没了立足之地。

　　事情的发生乃是出于偶然。有一天，一个属下向他报告，已经按照他的指示安排好一个中专毕业生的工作。这让他有些奇怪，他不记得有过此类指示，于是命令人事局把那份报告送来，果然有他的签名，很像，但他知道那是假的。让他惊讶的是，同时还查出十二份报告，上面的签名均系伪造。作伪者很快被公安机关查出，是县计划委员会的干部张学勇。此人依靠伪造领导签名渔利，其方法不过是把申请者的报告放在县委会文件上面“描红”，每次可以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交钱者凭借“领导批示”得到工作或者职务，大都不会落空。

　　但是“张案”还只不过是整个冰山的一角。根据党的干部选拔程序，“领导批示”自然属于关键一环，可是此前还须具有全部相关材料，例如档案、文凭、派遣证明，以及列入计划之中的分配名额。令人惊讶的是，“张案”牵涉的所有人中，这一切材料竟然都是假的，而且是专司人事安排和官员选拔之职的县人事局一手造成的。进而又发现，这人事局在过去两年中制造的假材料让一百八十一个人被提拔为干部。

　　《南方周末》揭露这一事件的文章标题就叫《伪造县委书记签字造假一条龙》。这条“龙”不仅能造假，而且还能排斥真的。有个三十一岁名叫侯纯瑞的人，尽管拥有合法资格，却被假的挤了出来。那一年他结束军人生涯转业回家，按照制度本可到交通局工作，可是当他去报到的时候，人家说“名额已满”，让他回家，却把他的介绍信留了下来。侯纯瑞万般无奈，只好开个杂货铺为生。直到六年后的一天，他的大哥惊讶地听说交通局里有个人和他同名同姓，就在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那人其实姓谷，只因叔叔是交通局属下企业的一个经理，买通人事官员，便拿着侯纯瑞的介绍信冒名顶替。“在利辛，领导的笔动一动，就决定了我这一辈子是在街上卖水果，还是穿了制服吆五喝六。”侯纯瑞后来这样说。可怜他还不知道，他的命运其实根本用不着领导动笔，随便什么人，只要能模仿领导笔迹也就够了。

　　事情大白于天下，局长周成军牵涉其中，第一副局长张玉美也因此大发其财。人事局“党组”的权力和职能类似于“党委”，现在却被上级党的纪律委员会“集体立案”。一百八十一人被免去职务退回乡里，其余涉案者全部听候处理。夏一松现在成了百姓眼中的英雄，这同利辛官场人人自危的情景形成对照。2001年2月10日，中央电视台公开说，夏一松拒贿五十余万元。《南方周末》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还有意地把英雄和坏蛋对照起来，在《利辛风暴》的标题之下又加了一行黑体大字：“拒礼金立新规涤荡积弊，县委书记改革重重遇阻”。一个新华社记者把这件事写到《内部参考》上，专门送给党中央的高级干部去看。由此一来，夏一松也就为中南海所知晓。然而我们还可以想象，这小县城里现在有几百人连同他们的家人朋友，至死都会对夏一松恨之入骨。

　　至于他的上级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惹是生非的人提拔为县委书记，根据现有记录已很难断定，但是我们仍可发现，他所反对的那些贪官纷纷落马之时，也正是他的离职之日。2001年4月，他被免去利辛县县委书记职务，改任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从官制上说，这是提拔了，但是任何人———不论反对者还是拥护者，都会认为这是他的失败。他本人则既不言胜也不言败，只一个劲儿喝酒。朋友发现他闷闷不乐，很奇怪地问：“你升了官还不高兴？”

　　他一字一顿地说：“最关键的时刻让我走，就等于一个正在冲锋的战士被缴了械。”

　　朋友见他伤心成这样，连忙岔开话题：“老夏喝醉了，喝醉了。”

　　这一年夏一松四十四岁，不论他是想要“冲锋”还是“喝醉了”，对任何人都已经没有意义。他离开利辛，到省政府里一个舒适的位置上去打发时间。这时候，李昌平的去职也已七月。他在2001年9月16日递交辞职申请，当即获得上级批准。上大学时的导师听到这个消息，平静地说了一句：“又一只站起来的猴子被咬死了。”这话让李昌平经久难忘，他后来说：“够我一辈子回味的。”不过，他可没有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他南下深圳，成了他曾为之泪下的那些“盲流”中的一员。一边写着《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一边阅读那些同情、赞扬和支持他的来信。

　　夏一松总共当了一百八十天县委书记，李昌平在乡党委书记任上稍久———二百七十九天。这两个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消失，从眼前看，让很多人大松一口气，也给整个官员集团除去一个威胁。监利从此回归于平静，就像利辛将要恢复平静一样。但是从长远看，真正威胁官员集团的其实正是官员们自己。可惜那么多官员出身于百姓，却不能明白这个“百姓的真理”。只有那么很少几个人，要是他们能照自己的想法干到底，中国的历史会跟现在有很大不同，官员们也不会遭到百姓如此的蔑视。2000年的李昌平是一个，夏一松也是一个，可惜他们全都不能善终。

　　在以后的岁月里，就连“善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孤注一掷地采取行动的人越来越少，在嘴上总结过去和憧憬未来的人倒是很多。忏悔和梦想本来就是中国人心理上的两大特征，如今正当新旧世纪更迭之际，很容易地成了社会舆论的两大主题。

　　“中年人”成为一个富有社会内容的概念，是这两年的事。他们的大脑在“文革”以前的岁月里已有记忆，在改革年代中还挺敏捷。如今拥有前辈的成熟和后辈的天真，自信超过了长者，阅历超过了晚辈，老于世故又保留着梦想，很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说出话来感人肺腑，只不过，总让人觉得只是说说而已，往往是为了电视摄像机而安排的，得注重视听效果，使普通人震惊也使整个国家感悟。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人们憧憬着新世纪，说的话特别多，也特别让人激动。北京的丁东是用诗来说梦的：“自然将不再被视为敌人，知识将不再被视为罪恶，嗜血将不再被视为英勇，真话将不再被视为禁忌，宽容将不再被视为怯懦，自由将不再被视为梦想，公正将不再被视为神话。”云南的汤世杰说，他想大声呼唤“尊重人，爱护人”，这是二十世纪初期兴起而后又泯灭了的人文精神的回归。山西的谢泳说，他梦想着能“像储安平一样，办一本像《观察》那样的周刊”。这本30年代风行一时的杂志，始终是谢泳心中的一个丰碑。他为此写了一本书，说“它是让知识分子说话的，它是让大家说话的，它是让人民说话的。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不赞成它的立场，但你可以说你自己想要说的话。”福建的北村说，他一口气做了六个梦，其中第五个梦和谢泳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类能自由表达，因为这是人的尊严之始。没有交流，我们便无从判断；没有交流，我们便无法发现分歧。分歧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沉默。”《南方日报》在2001年1月4日把这些话汇集起来，刊登在“海风”副刊上。编者激动地写道，这是“一代文化人倾诉了他们对新世纪的梦想”。可是萧蔚彬看了，一点也不激动———因为这是好几代人的梦想了，只是惊讶：这些白日做梦的人“全是‘跨世纪’的中青年”。

　　其实老年人也在做梦，只不过不肯随便说出来罢了。邵燕祥，一个80年代以前相当活跃的杂文家，到了9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但这并不表明他的梦想泯灭，记忆无痕。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演出会，听到《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一百多人同声高唱“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气势磅礴，感天撼地，令他想起五十年前学唱这歌时的满腔渴望，不禁热血又沸腾起来。可是接下来的歌词不对了，本该是“向着太阳，向着自由”的，却被改成“向着太阳，向着胜利”。邵觉得失望和愤怒，回到家里就把尘封多日的笔拿出来，一顿痛斥，后来还真发表了。另外一个喜欢梦想喜欢忏悔的人，王若水，看到了邵的文章，叹一声：“那是创作于解放区的地地道道的革命歌曲。果真这样，就是岂有此理了。”叹完了，又跑到机关院子里去，竖起耳朵听警卫排的战士唱那首歌。“还好，他们没有改。战士天天唱‘向着自由’，何尝唱出了问题？”他说，“修改歌词的人可知道，‘胜利’意味着‘解放’，而‘解放’意味着‘自由’；解放了就是自由了。解放人民，就是使人民获得自由，不受独裁者的压迫；解放国家，就是使国家获得自由，不受外国的统治；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获得自由，不受教条的束缚。”

　　2002年1月9日，王若水在美国的一所医院里去世。就像官员中李昌平和夏一松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一样，文人中间，王若水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少。人们很少再谈论马克思和列宁，也很少再谈论“自由”，这两个字在1999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还是一个挺热的话题，这才过了两年，又有更热的话题了。《博览群书》的编者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个说法不断跃然在眼前。”

　　新世纪开始时，那些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心目中“自由”二字已非常渺茫，有如那些彻夜美梦不断的人清晨醒来时把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只有很少几人还能想得起来。他们的子女现在都已长大成人，既不肯领会“容忍”之境，也不愿承担“自由”之累。年轻人白天说说“民主”或者什么价值观念，有时候还会参加抗议外辱的游行，甚至扔几块石头表示义愤，态度十分认真。不过，他们投身理想的时候，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专注和发自内心，又几乎完全不懂其中含义。到了晚上，便回到灯下发奋苦读，去互联网上查阅国内行业工资、国外大学排名，把攻克英语的热情从“托福”转向“雅思”。这时候他们往往显示出更加精确的判断力，相信实现梦想的道路在这白炽灯下，而非街头政治———现在就连他们的父母也认为这一点是对的。

　　除此之外，父辈和他们的子女之间已经很少再有共同点了。不过，在文人的天地里总有一些东西，不分男女老少都喜欢。就像“梦想”一样，“忏悔”也成了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不过，这可不同于二十年前那次“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大潮。那一次他们都在渴望政治的昭雪，现在他们都在追求灵魂的圣洁。当然这也不是出自周国平所期待的那种“真正的宗教情感”，因为所有“忏悔者”看上去都是道德的典范，而且都在通过鞭挞或者容忍别人的罪恶才让自己的心灵更加崇高。新华书店里面最畅销的书，不是痛斥文人无行就是倾诉文人哀怨。但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文人集团在所谓“舒芜的背叛”面前分裂为“鞭挞派”和“同情派”。

　　这一争执牵涉到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桩公案。事情发生在50年代，年轻的舒芜把老师胡风给他的私人信函交给《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被毛泽东用于“反党集团罪证”，公之于众，由此成为胡风蒙冤入狱的直接契机，另有七十八人被牵连其中，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受尽磨难和屈辱。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国家从此开创了以“隐私”定罪的历史，在好友、同学、师生甚至亲人之间，也埋下虚伪和不信任。舒芜本是个不错的诗人，但是他的这一行为玷污了他的诗名和人品，在我们这个以忠信为做人之本的民族中，很容易被看做“背叛”。可以想象，老师锒铛入狱的日子里，学生也不会有丝毫快乐。多年以后胡风一案昭雪，舒芜也开始表达他的悔意：“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致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代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这话当时听来，实在淡漠得很，所以很多当事人认定舒芜并无忏悔之意，至死不肯原谅他。但在旁观者看来，事情就可能是另外一个面貌。他在耄耋之年即将了此一生的时候，还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回归五四》，有七百多页，证明此人至今都在经受心灵的折磨，甚至幻想着把过去八十年的历史一笔勾销，重新来过。所以祝勇说，这是他的“一生血泪”。现在，新世纪已经开始，旧事已经时过境迁，可是这一段历史陈迹仍能在文人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因为自己“一生血泪”同时也让别人“一生血泪”的人，实在太多。

　　祝勇有可能是这场争论的发起者，他说了很多替舒芜开脱的话。赞成他的人中有余世存，还有“凸凹”和黎鸣。祝勇第一次公开表达意见是在两年前，文章当时发表在《黄河》杂志上。这刊物发行量很小，也没有名气，但这一次出名了，因为有很多成名人物来抨击它。这以后祝勇至少还写过四篇文章，对那些“反击者”解释他的想法，到最后连他自己也觉得他对那位诗人“已经说得太多”。

　　对于许多人批评舒芜未曾忏悔，祝勇的想法是这样的：“说到忏悔，这个话题就复杂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心灵独白者或许有之，但一般来讲，都对指控他人熟门熟路，一旦涉及自身，往往不是芝兰便是香草，听上去很像征婚广告，专捡好听的说，即使做慷慨激昂状，也都自告奋勇地做原告，没有谁愿意把自己推到被告席上。”这是在暗示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比谁强些。话虽刻薄，却不是没有根据。然而更要命的是，对于身陷“胡风集团”蒙受不白之冤的那一批文人，祝勇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指出他人的过错更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如果忏悔仅仅是给他人设定的程序，那么，所谓的自我救赎就永远是比美国大片还离奇的科学幻想。”他回避了舒芜的行为，却抓住那个年代里大多数人的行为，露骨地暗示“受害者”的灵魂并不比“叛徒”更纯洁：“即使并非所有的人都干过罗织罪名、党同伐异、屈从权贵、卖友求荣的恶行，然而，经历过浩劫的人，至少都学会了说谎，都懂得了求生之术，都知道如何对一种荒谬的思想与逻辑表现出顺从甚至忠诚的姿态———包括某一个历史阶段中的受害者，也无一幸免地加入荒谬的合唱。”

　　就像打蛇打到了“七寸”，祝勇一伸手就揭开了中国好几代人的伤疤，让人人鲜血淋漓，也直接威胁到整个文人集团的道德自信，当然会引起激烈的反击。反击者的队伍包括所有因舒芜行为而获罪的人，还有与此事无涉的袁良骏、丁东和卢周来。在他们所陈述的种种理由中，只有一个是祝勇无法反驳的，这就是丁东所说“做人的底线”。他列举事实说，并非所有人都如祝勇所说“加入荒谬的合唱”，即使在某些特定阶段，有些人还是“达到了常人达不到的人格境界”，比如梁漱溟、陈寅恪、章乃器、马寅初、顾准、孙冶方、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和王申酉。即使在“胡风”一案中，也还有美学家吕荧不肯随声附和因而惨遭厄运。这些人的确都是文人楷模，但和芸芸众生比起来，毕竟凤毛麟角，所以丁东的本意并非号召每个人都去追求崇高，而是至少维持做人的尊严。“面对咆哮而来的洪水，除了少数人砥柱中流和大多数人随波逐流的区别，还有多数人随波逐流和少数人推波助澜的区别。”迫不得已随声附和，与乘风扬土、落井下石毕竟不同，“这就是所谓底线伦理。许多人之所以认为舒芜先生在这件事上有反省的必要，理由正在于此。”

　　然而为舒芜辩护的种种理由中，也有一个是很难被驳倒的。这就是余世存所谓“不仅反思个人，还要反思体制”。在那样一个时代中，舒芜乃是一种必然之人，“这一个舒芜不出现，那一个‘舒芜’也会悄然登场。”所以他主张把忏悔“放在大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中”。还说舒芜是一块“永不痊愈的伤疤，会永远撩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痛处。”黎鸣则干脆说“中国文人是非常卑鄙的。”这种横扫一大片的气概令众多文人大为不满，于是他补充说：“不卑鄙的文人我改称其为知识分子。”接着又回到他的起点：“面对新世纪，中国文人要不要来一次彻底的集体大忏悔呢？”

　　但是文人的集团无论怎样忏悔，已经不能弥合其中嫌隙。很多人就连自己也不明白善恶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尽管全都振振有辞，言之凿凿，其实里面也是一锅糨糊。比如卢周来写了一片文章叫做《利益之外》，说他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这一事件，发现“一切都无非是利益”。舒芜的行为是出于一种理性选择。“胡风集团”的人不能原谅他，是因为与其交往全无预期收益，相反付出惨痛代价。今天年轻一代学人为其辩护，也不是有人说的“隔代理解”，而是因为做为局外人，“没有吃过舒芜的亏”。经济学就是这么庸俗，经济学家也都这么庸俗，但经济学却也是解释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他更崇尚海尔布鲁纳所说的“世俗哲人”，而非耶稣基督一类的“精神圣人”。但是这个倡导“庸俗”的人还是不敢突破丁东划下的“道德底线”。他一方面指责那些替舒芜辩解的人是在“做消解道德底线的工作”：“无论你说一千道一万，无论你如何舌粲莲花，你无非是说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出卖自己的师友的。”另一方面又好像要为谁开脱似的，说他研究了手头全部资料，结果发现突破“道德底线”的人并非舒芜一个，当时乃至今日名重一时的知识精英们，有很多人都不只是明哲保身，而且还落井下石。“我自己希望知识界多做建构的事，少做解构的事”，他最后说，“不然，我们也许可以掀翻旧的铁皮屋子，但却永远找不到新的遮风避雨之所。”

　　那些日子，中年人和青年人就是这样评论和嘲笑前辈的懦弱，说得头头是道。可是老人们从心底里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只要提到韦君宜在谈论“知青作家”时的那种口吻，就不会怀疑，人类之所以难于沟通和理解，除了年龄辈分隔绝，一定还有另外的东西从中作祟。这位作家已经八十多岁，说话行文一向从容，可是谈到那些后来者的时候忽然尖酸起来，把他们叫做“文化大革命”时的“新一代人”，说他们大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是“自愿变做无知的”，就连他们在沦落天涯后的挑灯苦读，以及回到城市后的发奋补课，也成了被嘲弄的理由，因为那“终归要差得多”。但最让这位老人不满的是，他们居然还把自己的苦难遭遇写成小说，“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反对一切，仇恨一切，以打砸抢为光荣的”。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个人的忠奸善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新世纪的光芒不仅不能驱散旧时代的阴霾，反而促使历史沉渣泛起，令今人再也不能维系心灵的统一，彼此分化，成为拥有不同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群体。

　　在某些方面，文人的忏悔虽然深远，却很飘渺。他们撰写文章，写得泪流满面，参加讨论，说得心跳加速，可惜往往只为自己心灵的需要，很少知道如何把梦想变成现实。周国平有一次在北京大学讲演，试图向一千多个学生阐述“灵魂”、“信念”和“纯粹精神”这类问题。“我们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他说，“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而不安和痛苦，很少执着于乃至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他停下来喘了一口气，望望一脸茫然的青年男女，提高嗓门继续说：“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这种追求心灵慰藉的心态，自90年代以来便不再具有支配中国人的力量，但却仍然可以诱使一些人夸夸其谈，还常常把他们的思绪带到很遥远的地方。他们的怀旧中明显寄托着对未来的梦想，有如他们总是在忏悔中含沙射影地把对现实的不满掺进去。左拉是他们怀念的一个人，与此相应的还有一百年前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康有为是他们怀念的另一个人，还有梁启超，因为他是中国“呼唤人权”的第一人，还有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因为他在那时候曾尖锐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还勾画出新中国民主政治，当然还有那个在六十年代走进南美热带丛林的格瓦拉。

　　“格瓦拉”是在2000年春天登上中国舞台的。三个年轻人，黄纪苏、沈林和张广天，把这阿根廷人的故事编成几乎没有剧情的话剧，挑了个圆头小眼、除了满腔激情之外毫无相似之处的人来演格瓦拉，逗得中国人热血沸腾。有个人把它看了十二遍。有个名叫杨帆的经济学家说它应当成为“中国思想和文艺界划时代的转折点”。可是与其把它归入“思想和文艺”，不如说它是“政治”，因为这些人是以再现历史的方式来实现改变历史之梦的。而且我们可以断言，在2000年的那个春天，知道张广天的人一定比知道李昌平和夏一松的人多。这个把艺术变成政治的人，原来是个多才多艺、心眼灵活、却始终没有什么成就的青年。他没有职业，依靠作曲为生，嘴上常说自己“为劳动阶级的艺术而活”，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社会风气今非昔比，媒体一力主张“告别革命”，毛的着名誓言“将革命进行到底”，已被改成“将爱情进行到底”———这话成了一个电视连续剧的标题，或者“将减肥进行到底”———这是一个减肥药广告的标题。可是张广天仍然把毛当作心中偶像，信奉毛的思想，还借助格瓦拉的形象，提出那个曾经神圣而今却被抛弃的话题：革命。把革命的锋芒直指中国的腐败和贫富不均。一位剧评家说，看完这出戏的人，没有一个心情会平静，它是令人不安的东西，因为它是对灵魂的拷问，是直逼中国现实的锋利之刃。就像黄纪苏说的：“我们的确不只是一次戏剧行动，也带有社会行动的性质。”

　　不过，大多数观众一定是被格瓦拉的魅力迷住的。此人出身于阿根廷的贵族世家，原来是个医生，二十八岁那年放弃了他的职业和家乡，追随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从此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革命者。革命很快就成功了，三十一岁的格瓦拉出任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却又不贪“胜利果实”，身兼数职只领一份工资，在国家困难时期毅然退回古巴政府发给高级官员的“物资特供证”。此人不拘小节，喜欢坐在桌子上发言，即使在联合国大会这样的外交场合，也是一身普通劳动装。作为银行行长，他的最强烈的念头是废除货币，作为工业部长，他想用强迫义务劳动的办法发展经济，还把懒散的工人送到遥远的集中营去。他推行的工业化以惨败告终，他的政策也被卡斯特罗纠正。1965年4月1日他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告别信。辞去所有职务，然后化名“拉蒙”，率领几十个古巴人组成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忍受着严重的哮喘，转战在南美丛林中。在尤罗山谷与政府军一场大战，他受伤被俘，二十二个小时后被杀害，那一年他三十九岁。此后关于他的传记出版了至少二十六部，阿尔波塔拍摄的他的遗体照片也被展示在公众面前。照片上的格瓦拉，尸体横陈，仰面向天，就像小霍尔拜因的着名油画《基督蒙难》。只是蒙难的基督双眼闭着，面容安详。而这位革命家却是死不瞑目，满脸愤怒和悲伤。直到1997年7月12日，人们在玻利维亚山谷深处找到他的遗骸，发现他已被砍去双手。

　　他的遗骸被运回哈瓦那安葬，砍去的双手被雕塑出来，矗立在哈瓦那广场。他是古巴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头戴五星贝雷帽、目光凶狠深邃、须发怒张犹如雄狮的形象，被大量复制，在全世界到处流传。T恤衫、咖啡杯、海报、书刊、钥匙链、着名足球队的队旗、出租汽车、摇滚音乐会的电子屏幕，都有他的头像。几乎所有人都能从这形象上找到灵感和力量。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称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人”。他在西方国家青年眼里是反叛的象征，符合那种破坏性的时尚。在欧洲那些最重要的城市———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抗议游行的队伍中总是高举他的画像。现在，他又出现在中国，出现在以中文表演的话剧海报上，悬挂在北京街头。中国的年轻人都喜欢这形象，但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一群大学生忽然知道他竟是共产党员，特别惊讶：“我们一直把他当成‘摇滚英雄’啊。”

　　《切·格瓦拉》自4月12日开始连续演出三十六天，地点在王府井大街二十二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个只能容纳几十个人的小剧场里。演员有七个，都是年轻人，都是无名之辈，表演技巧单调，大多数时间是冗长的对白，舞台、灯光和音乐造型等等，也都简朴单调，有如后来报纸上的评论，它其实只是一个“中国现代杂剧”或者叫“诗剧”。票价分成五十元和八十元两种，还有二十五元的学生票。没有什么广告，也没有什么首长或者名人来捧场，可是有个善于观察、名叫许攀的记者，却暗示这中间也有商业炒作。因为她发现十几家媒体同时为它刊登报道，“作者是同一个人，内容几乎一字不差”。

　　每天晚上7时15分，北京人艺小剧场的门前便聚集了一大堆人，就像清晨的证券交易所和深夜的三里河酒吧街。上座率总是超过百分之一百二十。这里有个情节故意不让观众知道，怕他们泄气。主持者不仅把票价分成贵贱，而且要请手持“贵票”的观众全都进场坐定，才开始出售学生票。有一帮大学生从吉林很真诚地赶来，目睹此情不禁怒火中烧，质问道：“你们在戏里尖锐抨击社会分三六九等，贫富悬殊，为什么在现实中你们也是如此？”不过，这些都是插曲，事实上演出效果极佳。由于台词机智百出，放言无忌，所以每天晚上人人爱看。

　　看来它触动了这个国家的某一根神经，有一大帮人被它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一股旋风刮过京城”，《北京青年报》的一个记者这样描述。他听到别人说“《格瓦拉》不错”，就去了剧场，坐在狂热的观众中，看着台上，很快便被感动。他后来写道：“这一切，似乎正在向我们昭示：格瓦拉精神，其实也许并不遥远。”他说得不错。尽管娱乐渐渐成为都市生活的主题，但是坐在这里的人显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在追索某种精神，或者是在寻找某种寄托。舞台上充满阶级对立的场面，一半站着身穿工装神情冷峻的穷人，另一半站着衣着入时轻狂傲慢的女人。一个女人举着两个白色幡条，上面写着：“老子有权又有钱，凌辱你又如何。”但是大多数台词都是即无权也无钱的人说的，而且尖锐刻薄：“凭什么世界上三颗富头的财产等于三十亿双穷脚的全部家当？”“穷人的丑有一千条一万条，但归根结底是没有钞票，归根结底是你们贪得无厌的钱包，归根结底是这剥削人压迫人的世道”……台下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啪啪击掌，有人哭，有人叫，有人挥舞红旗，有人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忽然间，台上一片红旗飞扬，戏结束了。可是观众不肯离去，有的人留下捐款，让张广天代为转交那些贫困无助的人（后来也真的把一万五千元捐给了十五个贫困大学生）。更多的人比肩而坐，慷慨陈词。一个老人“回想起了青年时代，特别感动。”一个大学生感叹，“真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壮烈的人生”。有个名叫食指的，被人称为“现代诗人鼻祖”，他登上舞台，朗诵他的《相信未来》。

　　老年人为之热泪盈眶，青年人为之热血沸腾，齐声高唱一首刚刚学会的歌：是谁指给我闪亮的星斗？

　　心灵战胜了虚荣的繁华。

　　在寻找家园的十字路口，我们看见你的身影：切·格瓦拉。

　　是谁带给我重新出发？

　　正义的思想再度升华。

　　前进的路需要新的脚步，我们跟你前仆后继：切·格瓦拉。

　　歌声划破夜空，动人心魄。大家就这样又说又唱。唱完了回到家里，已是午夜时分，仍然激动不已，又坐下来写信，你写给我，我写给你。清华大学有个博士生把信写给了张广天：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看不惯很多不公平的事。看不惯当官的欺侮穷人，搞不懂为什么父母拼命干活而收入却远远低于那些什么也不干的人，更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高考报志愿时我报清华，那时我想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回到家乡当个市长，好好治一治这些贪官。上了大学以后，感觉眼界一下子开阔多了，竟有些不知所措……对于国家、劳动人民我却关心得少了，感觉是渐渐地被这个环境同化了，整天想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还经常无缘无故地感伤（无病呻吟），这就是一年以前的状态。《切·格瓦拉》则给这一切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我告别了过去的生活，走上了“革命”的第一步，也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回归。

　　可是并非所有人都能被激动，不以为然的人也有不少。有些人看到剧院门口总是有人叫卖“格瓦拉”T恤衫和画册，还兜售剧组一位主创的音乐光盘，便怀疑“这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商业表演”。对于这样的疑问，黄纪苏倒是一点也不避讳。“在一个现代商业社会里没有收获名利就等于你发言而无声。”他这样说。可是他又辩解，首轮演出五个主创者分文未拿，剧组其他人平均也只分到七千元。直到第二轮演出之后，剧组仍然欠演员一笔劳务费，打给演员白条。对于这样的说法，很多人不信。北大教授戴锦华说：“一切越来越复杂，很难看清真相”。黄也承认，至少有一百个观众问他：“你们真的很真诚吗？”

　　北京开了两次会来讨论这个剧，结果成了少数几个人的吵架会。有个人叫秋林，说他挺钦佩那位大洋彼岸的革命家，可是说到眼前这“格瓦拉热”，就不无讽刺之意：“有人看出了英雄主义，有人看出了理想主义，有人看出了‘酷’，媒体们则大肆鼓噪，大有以昨日‘英雄’拯救‘今天日见式微的道德颓势’。”还有个人说：“格瓦拉的道德狂热严重脱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就必然地给他所挚爱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和个人命运涂抹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第三个人说：“格瓦拉凭什么说古巴工人不需要建立在报酬基础上的主人翁意识？凭什么说革命的核心不是解放生产力而是消灭个人主义？”北京有一本刊物，《民间文化月刊》，从来不让自己搅和在这些披着政治色彩的事情里，现在也忍不住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格瓦拉热’在21世纪中国这块土地上‘热’起来的背后那些原因。显然，‘格瓦拉热’和眼下中国的情状密切相关，与前段时间社会上的‘毛泽东热’的起因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这就是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而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平均主义的怀念和向往。谁都明白，人们崇拜格瓦拉并不要跟格瓦拉走进丛林、重返战场，正如在胸前、在汽车里挂毛主席像并非真想回到‘毛泽东时代’。”有些人在吵架的时候未在当场，后来也纷纷发言。雷颐说：“借格瓦拉向‘那个年代’致意是一种精神吸毒。”何清涟说：“革命的煽情搞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这已经不仅仅是几个知识分子的悲哀，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了。”谢有顺则描绘了那双供奉于哈瓦那广场的双手，说那双手证明，“无论是革命的一方还是反对革命的一方，他们的双手都有血迹。让这种血红色生活离我们远去。”博库网站总编辑黄集伟干脆说：“在我看来，这戏完全是一出政治秀。”可是一个名叫杨帆的经济学者不同意这些看法：“我看了三次《格瓦拉》，并介绍了三十个朋友去看。无论从感情上、理智上，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我不知道有些人为什么那么讨厌和害怕这出戏，甚至有些人连看也没看过就批判。”

　　这些都是公开发表的，有些是在互联网上，点击率非常高，在年轻人中间到处流传，这正是格瓦拉的希望所在啊。他当年写过一本书，大意是说，社会主义的新制度需要新人来建设，否则还会变质。这让张广天豪情勃发，他承认“这部书给了我们这个创作集体以灵感”。可现在，被他的灵感激动起来的那些人，与其说是“新人”，不如说是“弱者”———穷学生、老教师、下岗工人、退休干部、失意文人、流浪城市街头的农民工。张广天的“格瓦拉”勾起了中国人心中埋藏已久的情感，媒体上开始出现这样一些东西：“‘文革’至少有一个收获”、“‘文革’也有积极作用”、“要是‘文革’……”《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祝东力说得更加彻底：“革命的意识经过漫长的遗忘，渐渐苏醒了。”看来邓小平担心的事情真要出现了：不仅中年人下岗后重新缅怀“文革”岁月，连青年人也对之产生了兴趣和崇拜。这是十年前那次“毛泽东热”也没有产生的效果。这局面让已经沉默了好长时间的“左”的人士们高兴。这些人也来看戏了，看完了就登台讲话，盛赞一番。他们与弱者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一听到“革命”就周身血液沸腾。

　　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左派”的说法在中国持续了差不多八十年，现在新世纪开始了，有人希望停止使用这概念。这是“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汪晖有一次这样说，他“本人从不赞成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概括知识界的分歧和论争。”崔之元接着写了篇文章，说他完全同意汪的看法。他们还有一些支持者，都说划分左中右是“拉帮结派”。其实，在世人眼里，汪、崔二人正是所谓“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只不过时代不同了，人们越来越不喜欢“左派”这招牌，就像过去人人害怕被叫做“右派”一样，“左派”现在也心虚，所以就说，“把不同利益归属和左右界线全都点得明明白白，有损建设性的讨论，阻碍人类思想的进步”。这话其实是对的，要是早几十年说，就更对了。当初五十五万“右派”，后来好几百万“黑帮”，蹲牛棚，戴高帽，人人喊打，斯文扫地，“左派”全都忙着“画线站队”，何曾想过抹去“左右界线”？这些往事，现在除了那些年纪尚轻的“新左派”，人人都知道。“右派”如今不肯接受“左派”的和解姿态，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感情的鸿沟。不过，有个叫常仁的，说自己一直都是“新左派”的支持者，现在“心里却憋闷得慌”，当即写一封公开信给汪晖，传在互联网上。信里自称“小人”，说汪、崔两人都是“君子”，但你一读就知，“小人”比“君子”更坦荡：“被‘新右派’们扣一顶‘新左派’的帽子，有什么了不得？”又说自己没有在地球两面“苦力干活”的背景，懒读西方理论大作，想当贩卖西方高深左派理论的“新左派”，却不够格。“我要是能像你和崔之元先生那样，被人口口声声称之为‘新左派’，一定会欢腾雀跃，高兴自豪都来不及，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担心？”这话说给汪晖听，倒像是讥讽他在“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如此急切地想摘帽子，这心情本来也是属于“右派”的，二十多年前几十万人被摘去“右”派帽子的时候，中南海还专门发了个文件，全党都开心。可是谁也想不到，竟会轮到“左派”急着“摘帽子”。圈外人看了，不免大乐。有个叫王思睿的人，乐过之后还悟出门道：“由此看来，‘新左派’并非当今中国左派的惟一代表，左派阵营内部还是派中有派。”这“派中有派”四个字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毛喜欢斗争。他的最着名的思想就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以后的邓小平不喜欢斗争，还说他的一大发明是“不争论”。王思睿现在写了一篇《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公开说，毛泽东虽然讲过许多错话，但他有一句话完全站得住脚：“世界上只要有人群，便会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

　　政治家的话一向贵在当世，能够那么随随便便地说定“一万年以后”的事，死后二十多年还被人屡屡提起，可见毛的不同凡响。可是毛毕竟没有想到，他身后的这个国家已是五彩缤纷，远非一个“左中右”能说清楚。他一手缔造的“左派阵营”，至少已分成“老的”和“新的”两支人马。“老左派”差不多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新左派”大都三四十岁。当然所谓“老”与“新”不仅是年龄的差别，更在于思想的归属。前者也叫“原教旨主义者”或者“斯大林主义者”；后者也叫“新马克思主义”，90年代后期才在中国学术理论界扎下根来，其同盟军还有：民族主义者、新权威主义者（或叫新保守主义者）、新儒家、新东方论者、环境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

　　在“老左派”看来，几年来中国社会的很多话题———多元化、全球化、民营经济、外国资本、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与国际惯例接轨、入世、现代企业制度、破产、产权明晰、股份制，都是离经叛道的罪证。在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并且在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加以阐述之后，他们群起攻击，说这是“对党的纪律的粗暴践踏和公然违反，也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极其错误的重大政治事件”。“新左派”就不会说这些陈词滥调，更不会使用这种“联名上书”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更倾向于给一个已经衰老的身体穿上流行时装。

　　他们是没有亲历“文革”的一代人，阅世不深，但全都受过良好教育，就像常仁说的，他们在地球两面都卖过力气，思想里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有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王思睿说“他们的实际作为是学术理论界‘全盘西化’的完成者”不是没有一点理由的。当然他们也有着对中国政治历史的抽象的共性的记忆，甚至还有一些大东方主义。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种种丑恶的和美好的东西———激进和委婉、革命和改良、批判的意识和设计的欲望、大一统和分化，也都成为他们的理论宝藏。他们常标榜自己是“后殖民主义”、或者“反西方中心论”，其实你读了他们的理论，总会觉得那还是一个穿着西装的东方人。

　　就像“右派”正在脱胎换骨一样，“左派”人士也在改变自己。可是不论他们怎样改变，始终都有一个长处和一个短处：他们在打破一个旧世界的时候全都放射出耀眼的光彩，但却没有能力去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这一点上，“新左派”没有超越他们的前辈，一旦涉及未来之路，他们便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无知和幼稚。崔之元把“鞍钢宪法”描述为制度创新的典范，还说这是“后福特生产方式”的一个源头，这是一例；把毛泽东的“大民主”当作未来公平社会的模式，是又一例。70年代以前，这些人不是没有出生就是还在襁褓中，自然不会知道“鞍钢宪法”并非他们想象中的“宪法”，其实是突出政治和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大民主”也同民主风马牛不相及。当它兴起之日，中国大地上是无穷无尽的政治迫害、非法监禁、诬陷、告密、逼供、把城里人赶到乡下、把乡下人束缚在公社哪里也不准去。这还不够，还未经任何审判就剥夺了几百万人的自由。所以李慎之和何家栋都说，崔之元的用心是对毛泽东“大民主观”的一种误读与篡改。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左派”思想中惟一的动人之处，是对腐败的愤怒和对弱者的同情。他们痛恨中国腐败横行无忌，贫富分化，为贫困者忧虑，为弱者呐喊，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有点像他们尖锐批判的“右派”。尽管“左派”和“右派”都有不少理论上的弱点，但同情弱者的立场，使他们都具有一种道德上的感染力。可惜一旦追究来龙去脉，这两派就要分道扬镳。“右派”认定问题出在旧制度过于顽强、市场化不能充分，只有彻底革除传统制度中的弊端，才能到达彼岸，因此主张开辟一条全新之路。“左派”则恰恰相反，认定这一切都是标新立异的恶果，主张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恢复传统，净化意识形态，让中国人重归大同之梦。“右派”主张建立民主制度来约束权力，包括公民言论自由和直接选举，最极端的右派甚至还主张在中国搞“多党制”。“左派”则主张以道德的感召来净化权力，还须强化党的控制力。“右派”认为，正是国有经济和公有制的弊端导致了中国的新贫困，倘若不加整理，还将葬送这个政权。而“左派”认定，国有经济和集体的力量正是拯救贫困的惟一途径。“左派”不遗余力地为弱者鸣不平，可是对于那些真正困扰中国人的问题，例如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直接选举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台湾统一问题，他们甚少建树，甚至还认为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只是自由主义者们弄出来制造思想混乱的。看来事情真像朱学勤说的那样：“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学术分歧首先是在对基本国情的判断上。”后者认定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跨国公司正在大举入侵，近代西方左派描绘过的那幅资本主义的丑恶图画，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动一场全面抗战。自由主义者则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外国人，而是自己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必须坚定不移地把自己融进世界。

　　发生在新世纪初叶的这些分歧，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可以占有一页的。未来史家在描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最好不要遗漏下面这个情节：这一年“新左派们”怀念那个牺牲在南美丛林中的上校格瓦拉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却想起“寂寞”的左拉，想起一百年前这个法国作家在整个欧洲引起的震撼。“‘五一’长假里，我心事重重”，孟波说。他想了几天终于明白，原来他在为左拉的故事而惆怅。1894年法军总参谋部上尉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流放，罪名是“泄密”。一年之后，有证据表明上尉根本无罪，可是军方掩盖真相，不肯纠正错误。这时候左拉“从书本上抬起眼睛”，连续发表文章揭露事件真相，向法国军方和整个司法制度挑战，其中最着名的一篇是《我控诉》。在以“诽谤罪”被判一年徒刑和三千法郎罚金、被迫流亡英国之后，仍然不肯停止抗争，所以后人都说他是“民主的先锋”。然而更重要的是，此人并非形单影只，无数文人聚集在他身后，组成挑战强权的巨大力量，也即后人所说“民主的后备军”。有了他们，“先锋”才不至于付出无谓的代价。又过了八年，上尉的冤屈终于昭雪。因为有了前述种种情节，“德雷福斯事件”才被后人看做“民主的里程碑”而非“司法的里程碑”。这也是一百年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格外怀念左拉的原因。

　　但是孟波在这个劳动节里还想到了中国的“德雷福斯”和中国的“左拉”。中国的“德雷福斯”名叫曹海鑫，不是上尉，是河南省郑州市西韩砦村的青年农民。中国的“左拉”不是一个人，而是北京的十个记者和作家：有我们在前面提过的邵燕祥，还有方成、李普、杜导正、张思之、张黎群、牧惠、谢和赓、蓝翎和戴煌。

　　事件的始末是这样的，曹海鑫被当村百姓选为村民小组组长。前任组长曹新豹心怀嫉恨。有一天其弟曹新春率众闯入曹海鑫家，众人手执铁锨木棍，满院追打新任组长。曹海鑫无处可逃，操起猎枪。在一场争夺猎枪的较量中，枪响了。曹新春腹部中弹，失血过多死亡。这事发生在1995年9月28日晚。又一年八个月后，郑州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曹海鑫死刑。曹鸣冤叫屈，全不管用，事情闹到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那里。他觉得案情蹊跷，要属下“慎重处理”，于是最高法院将该案卷宗调至京城，令郑州中级法院等待裁决。不料后者不等裁决到达，把曹海鑫处决了。这事很快让京城十个年迈的文人知道，他们联名撰写文章，为曹鸣冤。文章发表在1999年3月的《今日名流》，两个月后《劳动人事社会专刊》再次刊登，题目分外触目：《郑州冤杀好公民曹海鑫真相》。一开头就说：“我们向全国富有良知的同胞昭告”，曹海鑫是被“法院蓄意枪杀了”。

　　这的确有点像“德雷福斯事件”的重演。十个文人的呼吁，也有点像左拉的《我控诉》。一年以后孟波的文章，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由主义者的情感和逻辑：历史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在这两个事件中，无辜受害一方都是地位卑微、极其普通的小人物；施害的一方都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国家机器；而拍案而起的一方都是和受害的小人物没有任何关系、无职无权仅有着良知的知识分子。更让人嘘唏感叹的是，两国的“左拉”竟然都是年近花甲、甚至年近古稀的老者。

　　历史又是多么惊人的不相似。在法国那里，虽然反应迟钝，左拉的呼吁最终还是得到了政界、新闻界、舆论界、知识界的大力支持，并最终掀起一次次要求平反的浪潮。而在中国这里，十位知识分子的高声呼吁，就像一片干枯的树叶飘进了一潭死水，一丝涟漪也没有激起；在法国那里，军方虽然顽固、无赖，但毕竟没有杀人灭口。而在中国这里，司法机关竟然违反司法程序半秘密地处决“犯人”，连面对“慎重处理”的勇气都没有；在法国那里，德雷福斯终得到了昭雪。而在中国这里，“德雷福斯”的冤魂还在哭泣；在法国那里，“德雷福斯事件”毕竟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第三共和时期，而在中国这里，“德雷福斯事件”却几乎发生在21世纪的门槛上。

　　沉默啊，沉默，多少罪恶假汝以行。这年12月，冬天不像冬天。在北京，气温总在零度以上，而且就是降不下来。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圣诞节比春节还热闹。假如你是属于老派的新闻记者，而又对晚辈的风尚看不惯，那你一定会为这个节日里的某些场面大摇其头。12月24日星期日，也是平安夜。夕阳西下时，人民日报华东分社的十个记者出了上海城，驱车南行，当晚到达杭州，览西湖夜色，依稀可见密林深处有片别墅，借问路人，说是“汪庄宾馆”，众人又惊又喜。谁都知道这“汪庄”曾是富商豪宅，又曾是党的高级官员的疗养之所。从1958年到1975年，毛泽东在这里居住了二十七次，那一段时间我们国家的很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产生，所以后人说它是“中国历史的见证人”，实在非寻常宾馆可比。于是这一行人投宿汪庄。午夜时分，星高风清，曲径通幽，花繁木深，湖面上悠悠飘来《平安夜》的旋律，似乎出自一架三角钢琴，隐约还有少女的合声，一曲结束，接着是《圣母颂》，又是《受膏者》。后面这首圣乐是马革顺在五十年前以圣经经文改写而成，虔诚地颂赞耶稣降生应验了旧约的预言。

　　次日清晨，大家来到湖边，把带来的几十本书摊在草坪上。书名都是同类的，有《回顾百年》，有《百年图集》，全都图文并茂。阳光普照，空气清新，湖上点点扁舟，有群水鸟在头顶飞翔。大家或躺着，或坐着，翻看中国百年沧桑，也幻想下一个百年的中国该是什么样。如此这般说了半天，不禁问号迭出：你我也会下岗失业吗？

　　股票能让大家赚大钱吗？

　　普通人也能住上别墅吗？

　　会不会一个孩子也不想要？

　　男足能捧回“世界杯”吗？

　　不上网能正常生活吗？

　　克隆人会不会来到身边？

　　人类能自由地遨游太空吗？

　　家庭防盗门能拆掉吗？……自从1911年推翻帝制以来，这是最让人浮想联翩的一个年尾。2000年最后一天下午，这些人把他们心里的“二十一个问号”编成“特稿”，发给编辑部，希望刊登在新年第一天的报纸上。然后纷纷述说自己对于新世纪的希望，写上姓名，也要登报。有人说：“别让地球哭泣。”有人说：“温暖每一个生命。”有人说：“真诚地祝福世界和平。”有人说：“少用点儿水，多种点儿树。”有人说：“希望不再有孩子失学，有学上的孩子每天多睡两小时觉。”有人说：“让我们远离灾害，远离战争、恐怖主义，远离毒品、艾滋病，远离丑闻、腐败，远离一切恐惧和痛苦。”有人说：“钱赚得多些，房子住得大些，车买得好些，孩子健康成长，全家快快乐乐。”有人说：“天下每个人都有健康的身体、年轻的心、灿烂的笑。”最后一个人说：“我希望能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做我喜欢做的事。”这话把大家逗笑了，都说“越来越不像话，还党报记者呢”。但他坚持，还反问：“党报记者的希望应该像什么样？”

第十二章　新人类　新生活

　　我们国家进入21世纪的时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激励之下开创共产主义革命的那一代人多已不在世间，还活着的，也都是超过百岁或者即将百岁的人了，他们会发现自己钟爱的事业仍然受到后人的尊敬。2001年这种印象特别强烈：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那里；建党八十周年的庆典分外隆重；革命圣地；歌颂前辈伟大业绩和崇高品德的电影、书籍和座谈会……但这一切似乎只有象征意义，过去的辉煌现在都不管用了。“不但伟人没有了，”一个中国记者写道：“你就是想在星期六找个导师来给你指点迷津，也没处去找。因为周围个个都是和你一样的凡人，不是若有所失地怀念旧时代，就是忙忙碌碌地投入新生活。”“五十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和两千年的儒家教义在他们心里没有什么位置，”一个英国记者这样描述中国青年，“新生活在每一个领域都是如此丰富，从选择头发的颜色到工作到性伴侣。”

　　从很多方面说，新生活在开始时是奇妙无穷的，而且还意味深长。2001年夏季的某一天，在上海这座闹市的中心点上，一片房屋有了一个新名称：“新天地”。它被淮海中路、黄陂南路和马当路环绕着，有三万平方米。一个名叫罗瑞康的香港人，率领几个美国的旧城改造专家和一个新加坡的建筑工程公司，在这里弄出一大片亦土亦洋、不新不旧的名堂。把两千户老居民迁走了，却把他们的老宅留下来，改造成形形色色的西餐馆、咖啡厅、酒吧、画廊和时装店。一个中国人来到这里，有可能踌躇不前，因为他熟悉的中国字在这里很难看到，店家的招牌全是英文。设计者标榜自己的理念，说“上海作为发展中的国际大都市，也应有自己的代表作。”不过，他们没有忘记把东南角上那栋二层老宅保留下来，赋予它簇新的外表，秋毫无犯，小心翼翼地不使自己的西式酒吧餐厅超过它的高度。那正是当年十三个青年宣布组成共产党的地方，也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人们从它旁边鱼贯走过，绕过一道墙，走进一个门，赫然便是“新天地”。大多数上海人都会把这地方介绍给从外地来的朋友：“去吧，你一定喜欢，在那里喝咖啡就像在巴黎街头一样。”年轻人毫不掩饰他们心中快乐的消费主义倾向，相信新的生活就在这里，在这灯红酒绿之间，在这轻歌曼舞之间，在这杯光斛影之间，在这窃窃私语之间，而不是在一墙之隔的那座老宅里。

　　香港瑞安集团投资一亿五千万美元建成的这个“新天地”，有个蛊惑人心的口号：“让昨天和今天相会在明天”。看来，历史在这里是故意抱着为未来献身的动机。你沿着一条灰砖路面走进狭窄弄堂，两边是石库门旧屋，覆盖着红色和黑色的老砖。乌漆大门、铜制门环、巴洛克风格的门楣镂花、落地玻璃窗、青石板、老路灯、墙上的黑白老照片、遮阳伞，以及坐在伞下喝啤酒的不同肤色的人们。此外还有上海旧时的里弄风情，箍碗担子、馄饨挑子、修鞋摊子和木制马桶，还有两层三开间的石库门住宅，卧房、客堂间、书房、厢房、天井、楼梯间、二天井和厨房，厨房的上面是亭子间，亭子间上面是晒台。还有西洋风格的穿衣镜、梳妆台。还有中国山水画，书法条屏、毛笔架、砚台、算盘，比邻而立的是英文打字机、欧洲座钟、铸铁台灯、老式电话。桌面上摊放着写满蝇头小楷的宣纸信笺和线装书，旁边是一盒英国香烟、一本英文辞典和一本百科全书。墙角摆着老式收音机，墙上糊满了上海最古老的报纸《申报》，挂着全家福、电影明星照、美人月历牌……这一切都是这座城市的最能触动人心的部分。张爱玲就是拿这些故事做背景，写了那个如泣如诉的《倾城之恋》。可是设计者弄了这些东西到这里来，拼命地把百年老上海装在一间房子里，显然不光是为了谈情说爱，甚至也不是出于对历史的崇拜。他们更希望所有人都能跨出“老房子”，走进“新天地”。那里有一家叫做“IT”的高级时装店刚刚开张，有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最新时装，模特造型亦真亦幻，男女售货员个个一袭黑衣，一头彩发，充满了戏剧味道。夜幕降临时分，街头一幅巨大的电子屏幕突然响声大作，流光异彩，那是“XONE上海形象店”的时装表演开始了。

　　你走累了，选择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下来，喝一杯浓咖啡，吃一份点心，或者冰激凌，听着老式留声机里转动着周璇的缠绵悱恻的《四季歌》，任凭淡淡的灯光洒在你的肩上。又有肤色淡褐，长发披肩的菲律宾歌手来到你面前，问你想听什么，你随口说一个《永恒的旋律，他于是弹起吉他，眼睛看着你，浅吟低唱，即美丽又忧伤：“I need your love，are you still mine？”你沐浴在柔和的旋律里，心里感叹“这么简单的话竟能唱得如此荡气回肠”，眼睛透过落地玻璃窗，看到的是半个世纪前的老建筑，幽长的弄堂、斑驳的墙面、雕花的木窗，上面满是崭新的英文。你也可以坐在街边伞下，啜一杯黑啤酒，和三两知己闲谈，或者独自欣赏形形色色的人们从你眼前走过：有黄皮肤的，也有白皮肤和黑皮肤的，有爱意缠绵的、东张西望的、兴致勃勃的、百无聊赖的……你就这样沉浸在一种既古老又新鲜的空气中。历史学家说它“看上去旧意浓浓”，新闻记者说它“别样的风华”，作家们说它是“上海的一个童话”，经济学家说它“提供了二千零九十三个就业岗位”。石库门博物馆是用下面这句话来描述它的：“中老年人感到它很怀旧，青年人感到它很时尚，外国人感到它很‘中国’，中国人感到它很洋气。”

　　这并不都是新世纪的产物。社会的变革在过去一百年里早在酝酿之中，推翻清王朝、抵御外侮、内战、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自力更生的年代、“文革”岁月、思想解放、大包干、城市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所有顺从民心的决策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所有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行为，都显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种种因素使一切权威的象征失去了万民的景仰和信任，从“主义”到“公章”，从中央政府的领袖到每个家庭的父亲。尽管如此，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段时间还是起了决定作用。部分原因在于党的领袖更加成熟，不再左顾右盼，懂得动员各种力量，阶级界限不那么分明，对人人都能一视同仁，也不“你死我活”了。更重要的是，改革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转移到那些原本无权无势的人身上。下层阶级变得殷实，那是过去五十年里攒的工资以及节衣缩食的习惯带来的。那时候大手大脚被认为是败家子，而且物资紧缺，政府与通货膨胀做斗争，号召人们勤俭持家，后来和通货紧缩做斗争，又号召大家多消费，少存钱，连续七次降低利率，让储户少得利息几千亿元，可是老百姓照样存钱。银行存款每天增加五十七亿元，到2002年5月30日就超过八万亿元了。经济学家不免担心。有人说是“一担炸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爆炸；有人说是“笼中老虎”，跑出来可就不得了。这些话都是一个意思：中国人有钱了，不知道买什么。他们把钱花在谁身上，谁就兴旺发达。过去几年中国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老百姓“买什么”来推动的。可这钱要是花得不好，就会出大麻烦。

　　为了正确估计第三代领导人的执政结果，我们应该记得，由江泽民初任党的总书记到2002年秋天他的离任，与邓小平的复出到退休这段时间差不多一样长。邓小平念念不忘的“三步战略，已经如所期待地完成了前两步。政府宣布国家的经济总量翻了第二番———也就是每十年增加一倍，又说”小康“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标准“有十六条，国家统计局说已经实现了十三条，普通中国人谁也说不清楚都是些什么，只知道”人均收入达到八百美元"。他们还知道70年代后期那种生活艰难、节衣缩食的情况，这时候已经没有了。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家每年赖以维持生活的收入，增加了好几倍，有些人则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凭借这些收入，他们开始在食品市场上挑肥拣瘦，开始吃反季节蔬菜，吃进口水果，开始寻找那个带着一弯水波和一枝嫩芽的绿色标签和LB的标志。他们在2001年拿出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一亿元给政府交了税，还花了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亿元去购买消费品。二十年前他们的梦想只在三种牌子的自行车和两种牌子的手表之间徘徊，现在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住房，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不再跑到邻居家里去看黑白电视，也不再到家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每一百个家庭中有三十台空调、五十部电话、八十台电冰箱、九十台洗衣机、一百二十台彩色电视机。此外，还有四千五百万互联网用户，还有两亿部移动电话，移动电话上有二十种铃声供他们选择。大街上跑的汽车，每十辆中有三辆是私人的。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每八户人家就有一辆轿车。与十多年前相比，出生率下降了七个千分点，死亡率也在下降，老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三岁，孩子的平均身高增加了九厘米。

　　九家电视机厂开了一个“峰会”，组成彩电业有史以来第一个“价格联盟”，其实是串联起来保护自己的产品价格。有个叫李东生的总裁说，如今这市场正在“恶性竞争”，还说“产品一味降价不仅不能激发市场需求，反而会助长消费者‘买涨不买落’的心理，”大家都说有道理，于是当场限定最低售价，还商量好了第二天大家一同涨价。可是马上就有千万消费者群起攻之，媒体也煽风点火，说这是个“非法组织”，向消费者发动“价格保卫战”，“是一种变相垄断”。政府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信息产业部一个名叫程光辉的官员说，这是“电子行业自我保护、自我约束、自我联合的一个健康趋势”。可是国家计委价格处的官员却告诉记者，这种行为违反了早就生效的《价格法》。中消协秘书长杨竖昆声明，“反对任何形式的价格联盟”，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是搞价格联盟的企业，说白了就是害怕竞争、限制竞争。这会让国内行业失去消费群的。”

　　话是不错，可是价格竞争如此激烈，生产商真是扛不住了。在改革带来繁荣之前，中国是人找商品的国家，现在出现了所谓消费者社会，是商品找人。彩电竞相降价，打得如火如荼，“价格联盟”也是面和心不和，没过几天就告解体，这只是其中一例。那些最有效率的流水线现在遇到的麻烦，是维持不住自己产品的价格。有八十种商品产量世界第一，有百分之七十的商品供过于求，仓库里面放着四万亿元的货物。生产这样激增，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所有生产者在十年前怎么也想不到的局面啊。起初，他们只是在寻找市场的空白，然后放手生产，越多越好。而今天，种种生产奇迹已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而它们的深远影响也开始显露。政府的领导者开始制订减产计划了。几乎所有最辉煌的行业———粮食、棉花、蚕茧、油料、纺织、钢铁、煤炭，都在减产的序列中。连续两年少收获粮食五千万吨，不仅没人着急，报纸上还大叫这是“好事”。政府开始劝工厂“主动减产”，说是“一种时代进步”。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也让记者转达他的意见：钢产量“只可减少，不可增加”。2001年弄出来一亿五千万吨钢，世界第一，让他发愁：照这样增长，“最多也不过两到三年，我国钢铁行业将会遭受到严重灾难”。市场迫使政府和企业连手对付生产过剩的问题，砸了九百六十八万纺锭、关闭了八十八个钢铁厂、一百二十八家糖厂、九千万吨水泥生产能力、三千万箱玻璃生产线、一千二百万千瓦发电机组、五万个煤矿。记者们用很多壮丽美好的词汇来歌颂那些场面，就如同他们当年歌颂那些大干快上的场面一样。

　　和过去的岁月比起来，90年代没有那么热闹，没有那么激动人心，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浪潮卷过来卷过去，它甚至有些平淡，一晃就过去了。可是今天回头看，我们的国家却在这些年里向前走了很长一段路。党宣布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政府放弃了百分之九十七的商品定价权，还放弃了至少一千个项目的行政审批权，取消了一千九百六十五项农民税费，关闭了五万五千五百家国有工厂，同时还有几倍数量的私营企业开张了。人民代表大会把宪法里的“人民公社制度”给取消了。私营企业主不用担心被整得“倾家荡产”，还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甚至还有机会加入共产党。五百万个村庄的干部是老百姓直接选出来的。国有企业的职工说不定哪天就没有工作了。农村孩子可在城里上学了。粮票被取消了，户口和档案也不再那么重要。北京报纸有个标题：“把保障和束缚一起扔掉”，这是在怂恿人们不要再去理睬“档案”———这个棕色牛皮纸口袋曾经多么重要又多么神秘啊：现在三十岁以上的人，谁都知道它能决定自己一生的命运，可谁都不知道那里面装着什么。知识越来越重要，档案越来越不重要；能力越来越重要，资历越来越不重要。“社会”越来越值得依靠，而“单位”越来越靠不住。单位不再分房子了，不再分肉分鱼了，不再监视你是否偷听“敌台”，不再调查你有没有海外关系，不再过问你下了班到哪里去，不再管你爱谁恨谁和谁结婚，不再保证永远不叫你离开，不再保证永远发给你工资，不再管你找谁看病吃什么药，也不再给你养老送终了。80年代“跟着感觉走”的那首歌，很少有人唱了，90年代的“涛声依旧”也不够味了。现在人们喜欢哼的是“走进新时代”。

　　华尔街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利总经理史蒂芬·罗奇将其二十次访华的观感集中起来出版了，取个书名叫《全世界惟一的增长故事》。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邵善波说：“这应是中国近二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在过去十多年里都增加了四倍，把自己在世界贸易中的名次从第十五位提前到第六位。每周二十多万人到国外去，有十多亿美元投到中国来。海关的官员说他们越来越忙，十年前这里每天的作业单据用一辆三轮车就拉走了，现在要是把电脑里的那些单据用车来衡量，那就要用一辆十吨的载重汽车才装得下。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信誓旦旦地说，全世界每个人都有一双中国鞋和三件中国衣服。还有人说，每个美国人身上都有中国制造的东西。这有点吹牛，不过，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大城市里都有“中国制造”倒是真的，一本以这四个字为名的新书，由此大为走俏。这是鼓舞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的。这一年，从年初自豪到年末，他们的确应当自豪：申办奥运成功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还召开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会议。像美国“九·一一”、阿富汗战乱、印巴硝烟、阿以冲突之类让人心里发慌的事件，还有后来发生在印尼的“巴厘岛爆炸”、发生在俄罗斯的“劫持人质”，中国一件都没有。全世界似乎只有中国没有被恐怖主义的阴云笼罩，当然也有些被叫做“东突分子”的人在捣乱，在新疆搞了几次爆炸，散发了一些传单，可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这都是在天边发生的事情，离自己的生活远着呢。“我们生活轻松，歌舞升平，满心都是升官发财的念头。”一个记者这样说，“亚洲刮起金融风暴以来，还能提高生活水平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恐怖主义横行以来，还能拥有安全感的，也只有我们中国人。全世界都精疲力竭了，而我们却没有。”有些外国人说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可惜他们错了，又有些外国人说中国将要崩溃，可惜也错了。一个高速发展二十年还能生生不息的国家，让全世界都感到迷惑不解，而中国人却在心里偷偷乐呢，他们等着更多的外国资本在自己的土地上登陆。“‘世界五百强’中，已经有二百家在中国落户”，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得意地说，“全世界早晚会发现，中国是最安全的。”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说“中国人富裕起来了”。十年以前，没有哪个人想到，“财富”这两个字里居然会有那么多新奇生动的故事。北京倒是有两个年轻人想到创办《财富》杂志，还做过一个类似的计划，可是没有人肯为这想法投资，于是他们把那计划书随手丢开，很快就忘了。如今这两个字被编辑们最频繁地使用着，就像当年说起“革命”一样。以“财富”为主旨的刊物有好几十种，用它冠名的网站有二百零一个，那些不拿它当名称的网站对它的热情也一点不少。你打开电脑，随便启动一个搜索引擎，就能看到无数的网页在谈论“财富”：雅虎有四十五万五千一百七十五个；新浪有五十五万一千个；网易有八十四万九千个，就连党中央机关报办的“人民网”上也有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一个。官员们和有钱人比肩而坐，称兄道弟。学者们接受有钱人的邀请，发表演讲。记者们到处追逐有钱人，还赔笑脸，认定有钱人也一定有见识，又是广告源。有个报社的总编辑说，他的办报宗旨就是要教给有钱人“让钱生钱”，至于穷人疾苦以及种种社会不公，可以让别人去关心。另外一个报社的总编辑号召属下“学会与富人打交道”，还批评那些只往贫困山区跑而没有一个“富人关系网”的记者，说他们不能与时俱进。

　　2002年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有件事成了报纸上的新闻：牛奶厂的“工人表情凝重地拧开巨型奶罐的阀门，牛奶喷涌而出。”根据当时的报道，在成都和南京都有这样的事。有个新华社记者这样描述他看到的情形：“散发着香气的牛奶在车间里面四处流动，上面是白皙细腻的泡沫。牛奶的去处竟是下水道。车间地面的牛奶几乎要淹没工人的脚背。”不是这些牛奶都坏了不能喝，也不是牛奶多得让中国人喝不完，而是因为买得起牛奶的人喝不了那么多，想喝牛奶的人却没有那么多钱买。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在他的经典着作《资本论》里描述过的生产过剩和绝对贫困同时发生的情形，也开始怀疑大多数中国人是否像报纸上说的那么富裕。

　　各种变化继续以惊人的力量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最新职业调查报告除说明其他许多问题外，还表明人的收入差别越来越大。不错，有一些大企业脱胎换骨，还有一些企业，比如电信、民航、铁路和银行，虽然没有脱胎换骨，但却仍旧可以随心所欲，仰仗垄断地位获取的利润养肥了一群人，这都是让中国人既羡慕又痛恨的职业。但是，从收入的情况看，改革的真正受益者是那些在十年以前还完全不登大雅之堂、甚至被视为破坏者的小企业。他们大都拥挤在新兴行业中，不知不觉地创造了一亿二千万个就业岗位。城市里每四个新的就业者中，有三个在小企业里；国有大企业中每十个下岗者中，有七个人又在小企业找到一份工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那是“重获新生”。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现在被记录在案的职业有二百六十四种了。市政府中有个机构名叫“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专司所有这些职业的延续和变化，有一次还向公众澄清了工资指导价。结果证实，2001年所有职业中企业董事长的年薪最高，平均二十一万一千六百七十八元。工人最低，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足两万元，这包括磨工、屠宰工、制帽工、纺织工、印染工、剪裁工、缝纫工、饲养员和垃圾清运工。在最高和最低之间，还有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厂长、广告和公关经理、研发开发经理、律师、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财务经理、人事经理、销售和营销经理、采购经理、工程部经理、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系统分析员、国际商务人员、证券交易员。一个女孩子如果长得漂亮并且不怕风险，就有机会在民航班机上当服务员，平均年薪六万八千二百八十八元。她如果成了一个列车服务员，收入就要少得多，大约三万元，要是做一个汽车售票员，那就不到两万元了。不过，这还算是好的，根据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情况，当时全国城市里的低收入者占百分之三十一、中等偏低收入户占百分之三十二。这些人加在一起，至少有一亿六千万人，这么多人的年收入都不到一万元。但这还不是最低的。在北京，政府规定城市职工最低工资每月四百三十五元，2002年又增加了三十元，不能再少了，可是即使兑现，一年也只有五千五百八十元。至于乡下人，收入就更加可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公报，大约为城里人的三分之一，再经副局长邱晓华一解释：减去实物的价值，减去用于生产的投资，减去城里人都有而农民却没有的社会保障，一个农民的货币收入，只有城里人的六分之一了。

　　这一切情况都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有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处的副处长和韧所说，只是“一定时期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客观反映”。事实上，如果可以设计自己的一生，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他们最讨厌的事情莫过于“走极端”，总会有意无意地秉承中国最古老的哲学传统，不偏不倚。他们嘲笑穷人，也妒忌富人。如果人类世界真像某些学者说的，是一个“宝塔”，那么他们打量这“宝塔”的眼光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在西方，人们用毕生的精力向“宝塔”顶端攀登，他们不在乎你的起点有多么低，而在乎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特别崇尚那些从底层爬到顶点的人们，把那些人当作英雄。他们通常会认为，“最不幸的生活是山脚，最幸福的生活是山顶。”普通中国人也相信“山脚”是不幸的，但却不一定同意“山顶”上最幸福。他们更崇拜那些从生下来就在宝塔上面的人，至于他们自己，则又相信“是什么人就该待在什么地方”。这样的古训在中国太多了，“曲高和寡”、“树大招风”、“高处不胜寒”，等等，都是在教导人们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知足常乐。直到2002年，盖洛普公司有一次询问了三千五百七十六个中国人，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生活，结果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人的选择是，“我们生活在半山腰”。

　　可是分化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且速度很快。社会分化一向都是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是让人既疯狂又失落、既发奋图强又忧心忡忡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化是在新世纪里突然加快的，我们到今天也许还没能洞悉其中深意。就像50年代的“自力更生”、60年代的“大一统”、70年代的“继续革命”、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中国的很多潮流在当时总是不能被世人充分理解。但它毕竟出现了，寻常时候隐约不见，一有风吹草动就闹得满城风雨，就像《战略与管理》杂志的阐述：“非政治领域的多元化，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一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的存在，这些都是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该文作者名叫萧功秦，就职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他这一番用词艰深、学究气十足的论述，其实就是在说今日中国是个五彩缤纷的国家。同样的意思，在陆学艺的笔下表达的更加直白也更加彻底：“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

　　陆学艺面色黝黑粗犷，看上去像个饱经风霜的农民，谈吐却是一个地道的学者。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研究中国农民，可是他在京城中心的“银街”附近拥有一套公寓，在东长安街一栋浅色大楼里还有单间办公室。他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所长。过去十二个月以来，陆学艺和他的一个十九人的小组，在东长安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楼里，潜心研究社会阶层的变动问题。他们与大约一千人谈了话，研究了一万一千份调查问卷，到2001年年底，还有七十二县市的抽样调查没有结束，但是初步报告完成了。对照党的理论库，它同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着异曲同工的感召力。陆的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把党的经典理论给改了。根据他建立起来的逻辑：人们不仅可以依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来支配社会资源，而且还可以“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所以划分阶层应当“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在中国，对“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

　　陆学艺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阶级”，而用“阶层”来建立他的理论体系，可是这么一来，中国人还是被分成十种，有了“上中下”之分，让人看上去浮想联翩：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

　　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

　　他绘制的社会结构图是个变了型的“枣核”，如此精致又是如此赤裸裸，不免极大地刺激了普通中国人的情感，也在外国人中引起激动。共同社记者说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它让党的传统理论感到难堪，因为按照陆学艺的逻辑，官员的权力现在成了“组织资源”，还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源”。由此成为“社会上层”，和大企业经理、大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人员们一起，生活在“山顶”上。在“山腰”生活的人群，是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也叫“社会中层”。至于工人、农民和失业者，全都生活在“山脚”。

　　生活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失业以及半失业者，也即陆学艺所谓“社会底层”，似乎是在新世纪里陡然增加的。根据政府发布历年来的报告，外出打工农民在2000年是七千四百万人，2001年七千八百万人，到了2002年就是一亿二千万人了。这种跳跃式的增长，部分原因是统计数据来源的前后不能一致，但户籍制度的改变以及城里人对乡下人习以为常，也是重要原因。对于那些在他们身边徘徊的农民，城里人现在不再叫他们“盲流”，而是叫他们“民工”。在政府的报告中，他们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此外还有一些新称呼，比如把“民工”中的女性叫做“打工妹”，而把那些男性叫做“打工仔”。

　　这也许是全世界最孱弱又最顽强的一群人了。一个“打工仔”，不论他是穿着西服、夹克、中山装，还是对襟袄，看上去都像一个用破旧报纸裹起来的包袱，外面暗淡无光，又脏又皱，里面空空荡荡，好像随时都会散开的样子。他的头发落满灰尘，色泽晦涩，衣着款式陈旧，脚下总是一双又破又脏的旧皮鞋。与同样年龄的城里人相比，他们显得苍老，与同样高度的城里人相比，他们显得矮小。他们迈着小而碎的步伐，游荡在城市街头，心里装着一种顽强的不安定感。他们的眼神漂泊不定，左顾右盼，里面有一种对陌生世界的恐惧，有一种纯朴的聪慧、天真的狡诈，还有一种只有流浪者才有的无拘无束和无法无天。和60年代初期也曾涌进城里的他们的父辈不一样，父辈那时候是在挨饿，到这里沿街乞讨，现在他们到这里是要寻找工作。他们已经不再挨饿，每个星期还可以吃一点肉，到了夏天也许还能喝上一瓶啤酒。但是他们通常每天的食物就是大米饭加上咸菜。政府已经宣布中国人不再挨饿，这是真的。可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一个肚子里面装满海鲜山珍的人，和一个肚子里面只有碳水化合物和盐粒子的人，是不一样的。一个满脸光彩照人，肚子挺起来，下巴朝天；一个脸色暗淡，小腹紧守，低眉垂首。当然他们有时候也会衣着整洁，系上领带，挺起胸膛，嘿嘿地笑。可就算这样，你也能一眼把他们从城里人中分出来。在他们的身上充满着相互矛盾的品质，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怜、可叹、可恨、可气，也最可爱的一群人了。

　　城市里出现这些人群，有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原来国内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所谓“人多力量大”的逻辑上，而过去五十年出生的人，这些年一茬又一茬地进入了劳动的年龄，每天有两万多人，每年有八百万人。政府以往的就业方针，是把乡下人全都约束在耕地上，不许进城，又把城里人全都分配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所以，在乡下，是一个人的耕地渐由三个人五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种；在城里，是一个人的工作逐渐地让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做。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无须顾及自己的价值。企业是政府的生产车间，无须计算自己的成本。这局面所有中国人都习惯了，还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描述它：人浮于事。失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顽疾，可是它毕竟是在明处。中国这种就业方式的绝无仅有的价值是，它把失业隐藏起来，犹如一个人体内的癌细胞，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却逐渐繁殖和扩散。到了90年代的后几年，经济市场化的一个结果，是让大家都来计算人员的成本，这就发现，在农村，有至少两亿劳动者是多余的人，在城市里，“富余职工”也有两千五百万人。

　　由于这个国家的变数太多，所以谁都没有办法预测下个季度又会发生什么。2000年的最后一天，一个署名“上海市嘉定区失业者”的人在互联网上写道：“不要让我带着遗憾进入新世纪”，“我是一个年近五十，有三十二年工龄的老工人，如今我最终还是被企业踢向了社会，成了失业者。仅靠爱人三百多元的下岗费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还要供在高三念书的孩子学习费用。”他要求“还我劳动权利”，说这是“一个失业工人跨世纪的呼声”，还留下自己的信箱地址。希望人们都来帮助他。他显然没有想到，这国家里像他一样需要帮助的人有多少啊。这不能怪他，当时就连政府的官员和专家也很难说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已在2001年12月说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2000年一百九十万人，2001年三百五十万人，还预计2002年五百万人。可是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没有工作却又没有失业保险金的人更多。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本2002年度《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出版了，里面说，“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达到百分之七”，还说“已达警戒线”。如果属实，那就不是五百万，而是一千六百万人了。有个记者发现这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超过太多，不免大惊失色，就去寻找该书作者莫荣，问他“百分之七是怎么来的”。莫荣说：“我们是用德尔菲法调查出来的。”德尔菲是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神殿所在地，据说可以预测未来。美国兰德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就以它为代号，改进自己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把调查内容拿去给专家学者看，征求意见，然后才做结论。就这么搞出一个“德尔菲调查”。莫荣搞懂了这个方法，于是选择二十五个学者和二十五个政府官员，请他们对失业问题发表意见。“这些专家学者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问题，注意收集这方面的信息，预测应该还是有根据的。”可是分歧还是出现了。莫荣发现，“官员对中国真实失业率的估计偏低，不到百分之六，而学者的估计偏高，高于百分之八，他只好采用数据处理的办法得出结论。这番话很专业，读者只要理解他的本意是说自己的数字可靠，而且”近一两年还有增加的趋势"，就足够了。

　　尽管统计结果有出入，但基本的现实还是被公认的。一个新名词成为学者的口头禅，连政府官员也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就是“弱势群体”。它的含义与陆学艺之所谓“社会底层”是一回事。2002年春节前，中南海觉得不能再对“弱势群体”的问题听之任之，于是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把熟悉情况的人都找来汇报。国务院有个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过去只管农村，现在他们认为城市里的“群众困难很多”，全国总工会也同意。常委们都明白这不是无病呻吟，不免着急。又过了几个星期，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就召开了。朱基对一群湖南官员说，十六大快召开了，不少官员都在考虑仕途，他本人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在想“贫富差距在拉大，如果富人再不缴税，穷人支撑不了。”说到湖南居然也有很多无助的贫困者，这位出生于湖南的总理觉得脸上无光，把手抬到和鼻子一样的高度，请那些来自基层的官员“把问题看得严重一点”，还半是命令半是恳求地说：“不要再拖欠工资了，给我点面子好不好！”

　　看来这话起了作用。几个月后政府宣布，一千九百三十万城市贫困居民已被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民政部的新闻发言人陈杰昌说，这是中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应保尽保”。可是他的上级、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又说，“由于低保对象的人数总在不断变化之中，今年年底可能达到两千万。”

　　“低保”是个新概念，可也实行好几年了，是指政府在每个城市中规定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也被叫做“最后一道保障线”：全国平均计，每人每月为一百五十二元。项怀诚部长下了好大的决心，把“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增加一倍，加上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就有一百零五亿元了。发布这个消息的那天，报纸上喜气洋洋地做了大字标题：“低收入群体吃下定心丸”。可是如果真如陈杰昌所说“应保尽保”，那么每人每月得到不过五十元左右，与所谓“最低生活保障线”相比，还差很多。可惜政府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就算这样，财政部还有三千亿元的赤字等着借新债来抹平呢。

　　“谁来保障‘最后一道保障线’？”2001年的年末，《半月谈》杂志这样自问自答：“有的地方，只要少盖一座办公楼，少吃几顿接待餐，少买几辆公务车，就能解决。”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这一年全国的公务车花了一千多亿元，公款吃喝又花了两千多亿元，只要拿出其中十分之一，就能把“最后一道保障线”提高好多。

　　困难的确不少，但这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有人形容这两年的中国：“前进有困难，不前进就更困难。”一语中的。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最有争议的居然不是这些“困难者”，而是那些“不困难者”，也就是江泽民所说“中等收入者”，和陆学艺报告里的“中间阶层”。根据后者的研究结果，这个人群不仅是新出现的，而且还是“扩张最快”的部分，所以中国社会正在“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

　　中国人所谓“中间阶层”，也即西方所谓“中产阶级”，有可能在今后十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但大多数中国人显然更关心中产者的物质生活，而不是这里面的政治是非。在寻常百姓眼里，一个中产者的标志仍然是拥有自己的住房和自己的轿车、收入除了用于衣食住行之外，每年可以安排远途旅游，还有一笔不大不小的积累用于投资。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到中产者的生活中去，就会发现典型的中产者多半住在城市里交通便利、物业发达的街道上，郊外拥有大片草坪的地方已出现一栋栋别墅，但那里人口稀少，都是富人，只是那些排列稠密，造型简练，价格也相对便宜的房屋，吸引了中产者中的上层人物，他们把这叫做“联体别墅”。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一对收入殷实的夫妇带着他们的一个孩子，住在距离他们工作、上学、购物、娱乐都不太远的地方，是最常见的。城市里面的富人区和穷人区还不是那么明显，但却正在形成。人们在购房的时候，既讲究地利，讲究款式，也挑选邻居。收入差不多的人们很自然地成为左邻右舍，但是在院墙的那一边，或者在马路对面，就有可能是破棚旧屋和领取“保障金”的人们。这种咫尺之间的天壤之别，一点都不妨碍中产者在自家房屋里面精心建造起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去参观他们的住宅区，首先会发现这里有好些东西不同于十年以前：大门口站着警卫，路面有黄色的箭头指示你的去向，院子里还有深蓝色的泊车标志。大树都被砍光了，但是道路两边却有草坪、灌木和花坛。邮箱不再是那种墨绿色的大方筒，而是不锈钢的方格子，精巧美观；牛奶也不再用那种又厚又重的玻璃瓶装，而是一种乳白色的塑料袋。一个典型的中产者为自己选择的公寓，通常是一百五十平方米以上。有三个房间、两个卫生间、一个客厅，和一个带有餐厅的厨房。房子都是崭新的，有坡形屋顶和落地玻璃窗，无论高矮，都是西洋的风格，既亮丽又典雅。原来从1990年起，城市里的住宅就一代比一代更新颖更漂亮，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们同80年代以前的房子区分开。有些房子在那个紧缩的年代还没有盖好就停工了，被人们叫做“烂尾楼”。例如在北京市中心米市大街和金鱼胡同的交叉口上的一栋大楼就没有完成，十多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顶一直仰望天空，日晒雨淋，现在也封闭起来重新建设，不日就将脱颖而出。80年代以前还不敢想象、甚至根本没有见过的很多物质享受，现在全都进入他们的家庭。家用空调机和自动洗碗机、洗衣机和干燥机、电烤箱、自动咖啡壶、面包烤炉，自动点火燃气灶、卫星电视接收器、大屏幕彩色电视机、遥控高保真音乐中心、家庭影院、易洗免烫的衣服、双层中空玻璃窗、防水电动剃须刀、电动牙刷、录音电话、对讲机、家用电脑和宽带网、数码相机、玻璃纤维钓鱼竿、自动防盗器……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个中产者的家庭就像一个时代进步的展示厅，每年都要增加几样新鲜玩意。商店里面有什么，他们就要搬回来。等离子彩色电视机最便宜的也要五万元，所以对于中产者来说还是一个奢侈品，可是报纸上已经在说，要不了多久这种电视就会普及啦。果不其然，这边话音未落，那边就有广告说它降到三万元了，所以它在2002年很自然地成为中产者的新目标。

　　中产者冬天在家里取暖都是用中央供暖设备或者空调，以电力作为能源，那种依靠人工加煤的取暖炉子已经被淘汰。20世纪北京这座城市一年要燃烧两千六百万吨煤，由一个浑身墨黑的人挨门送，骑着一辆平板三轮车到家家大门口，把一种制成蜂窝状的煤块搬到墙角，再压进生铁制成的炉膛里，这也是这座城市遭到严重污染的原因之一。夏天在家里的降温使用空调，不再像70年代以前那样摇着芭蕉扇，也不是80年代那样依靠电风扇，所以耗电量大增，每天要用五十七亿千瓦时。用电需要提前到银行去买，一个家庭一个夏天需要多少度电，写在一张卡片上，是一千度还是一百度，银行职员一看便知，也成为学者们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一个中产家庭的用电量，通常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十倍。”有个学者在做了一番比较后这样说。

　　家庭主妇开始用热水洗碗。大多数中产者的家里还没有“二十四小时中央热水系统”，所以全都装了电热水器（也有煤气热水器）和淋浴设备。他们开始学习西方人，每天早晚洗澡，吹发，剃须，淡妆浓抹，把很多时间花在卫生间里。主妇们开始抱怨家里房间太多，打扫卫生太累，在做那些繁重的清洁工作之前，要先戴上乳胶手套，以便保护自己的手不至于变粗糙。丈夫们一般自己不动手，但却买来无数工具为妻子帮忙：清洁剂和消毒水、防虫药和地板蜡、一种让她不用弯腰的地板擦、一种让她不用伸手的抹布、一种不用把身体探到窗外的玻璃清洁器、一种德国制造的墨绿色的吸尘器，它可以把地毯、窗帘、沙发和被褥内层的灰尘都吸出来。2002年全中国有几百种吸尘器，但全都不如这一种好使。所以尽管它价格昂贵，可主妇们人人喜欢。

　　姑娘们已经懂得怎样抹口红。在她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母亲就告诉她们，体面人家的女孩子每天换衬衣，在裙子下面穿上衬裙，在上衣下面戴上胸罩，胸罩质地要好，做工要精，既不能大又不能小，既柔软又挺括。而母亲自己像女儿这么大的时候，在妇女用品商店里看到这东西还脸红呢，那时候她们的母亲总是警告她们不要把胸脯挺得过高，以免招惹男人的目光。而现在，她们不仅教给女儿怎样才能更性感，还知道怎样让自己更年轻。

　　和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女人比起来，有地位的女人的最大不同就是：年轻的时候显得更成熟，年老的时候显得更年轻。此外一个中产阶层的妇女还有很多好处：她不像富家女人那样寂寞而缺少真情，也不像穷人的女儿那样，周围满是喧嚣而没有宁静。她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几个知己可以倾诉衷肠。男人们喜欢恭维她们，让她们走在前边。她往轿车前边一站，就有人为她开门。她往柜台里面一望，售货员就笑脸相迎听她吩咐，看中什么衣服就可以试穿，要买那条鱼的哪一段肉就切下来。她们喜欢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连卡佛”和“恒隆广场”、北京的“赛特”和“燕莎”。尽管北京人都嫌那里的东西贵，还把“购物到燕莎”说成是“京城第一傻”，可她们还是喜欢去。有一项调查提到，中产阶层的消费者中，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最看重购物环境，百分之二十五最看重服务水平，百分之十五看重商品质量，而在乎商品价格的人只有百分之十五。到“燕莎”来的人中，每一百个里有二十三个是自己开车来的，这里环境幽雅，没有那种人挤人的场面，头顶灯光的色温是三千五百，溢出来的光线既明亮又柔和，而且不会影响服装的色调。但是她们现在的最新享受已经不是购买时装了，而是另有去处。她们有自己的发型设计师，每周做一次美容，还至少参加一个俱乐部，其内容有形体芭蕾，或是网球、滑雪、击剑、骑马、游泳，完全是兴之所至。

　　中产者身上有些让工人农民讨厌的东西。他们既贪得无厌又精打细算，过分看重利益，不讲义气，从没听说他们中间有谁“为朋友两肋插刀”，事实上如果缺少利益的纽带，他们就很少有亲密而持久的朋友了。不过，他们对自己的现状和未来最有信心，都认定过去五年来自己的生活改善了，并且相信在未来五年里将会过得更好。一个中产者家庭和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还不完全相同，后者必须把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九拿去购买食品。可是一个中产者的主妇，只把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用来购买食品就足够了，而且吃得更讲究。她仍然把家庭收入当作最重要的事，不过，已经不在乎职业的稳定，不再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单位，而且还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工作一年就想“跳槽”了，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在三年内产生“跳槽”的念头。即使是那些年过三十不再年轻的人，当他们被赋予重新选择工作的机会时，也有一半人想换一换。他们心目中新的就业选择是父辈匪夷所思的：时尚观察员、钟点文秘、新闻线人、专业道歉人、房产经纪人、市场侦探、现代镖师、精神陪护、自由举报人，还有刚刚在京城崭露头角的职业“星探”。

　　但是中产者家庭的主妇们现在越来越不情愿出去工作，甚至开始羡慕西方的家庭主妇：“她们是整天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我们是在外面忙了一天之后，晚上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尽管如此，她们仍然是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榜样。是啊，这一代中国女性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薪水，还有自己的思想，可以不用看丈夫的眼色行事，没有向丈夫要钱时的那种依赖感，晚上不想和丈夫做爱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累了”，想做爱的时候又会痛斥丈夫“越来越没‘性趣’”。这后一句话好多已婚女性都会说，其实始作俑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潘绥铭。此人带领三十六名研究员研究了一年，居然发现中国每一百对夫妻中有二十八对“每月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还有六对在过去一年里不曾有过一次做爱。研究者把这叫“无性婚姻”，分析出两大原因：“竞争压力”和“灯红酒绿”———恰恰都是中产者生活的一部分。

　　中产阶层的母亲的确比那些富家和穷家的母亲都要累，甚至比她们自己的母亲也累。她们小的时候，母亲都是满怀奉献精神、早出晚归、一心为党工作，很少管她们。她们是在兄弟姐妹的关爱、打闹和争抢之中成长起来的，母亲很少管她们。可是现在不行了，她们的孩子都是独苗，比她们更优越、更聪明，但也更脆弱，更孤独。而她们却已饱经风霜，有教养、有知识，也有更强的意志力，她们在子女身上花费心血最多，对子女的期望最大，影响也更大。中国大多数男孩子身上缺少阳刚之气，柔情有余而野性不足，还有股奶油味，阴盛阳衰成为大城市里普遍的社会病，以至于有人怀疑，这同家庭中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太大有关。

　　中产阶层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幸福、同时也是最不幸的孩子。他们大都忠于家庭，不想违背父母的愿望。他们在幼年时总是以号啕大哭来表达自己的不能实现的想法，等到成了少年，就选择沉默。他们很少把自己与父母的矛盾告诉别人，但也很少对父母讲述自己的苦闷。他们违背自己的心愿，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常常只有一个理由———那是父母喜欢的。而父母也为孩子安排一切，一个杂志取名《为了孩子》，就成了父母必读，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人自古就有“十年寒窗苦”的说法，证明多少年来的中国孩子都不能从学习中感到快乐，但是还没有哪一代人像过去十几年来的孩子这样紧张、压抑、单调和缺少生机。一个孩子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学会了把双手背在身后，坐在椅子上丝毫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下了课也不能到操场上去跑。早晨六点半起床去学校，傍晚五点才回家，每周学习十一门功课，每天六节课，再加一小时的辅导。

　　这时候他或者她只有六岁。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十二岁，又迎来更加紧张不安的中学生活。在大城市里，中学一般被分成“五个世界”：市重点校、区重点校、比较好的普通校、中等的普通校、最差的学校。这不是政府划分的，是老百姓心中的“世界”，但却相当确定，其衡量的标准就是升学率。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进入“第一世界”，但只有很少人能够如愿。这需要好成绩，还要讨老师喜欢，当然也可以依靠父母的关系和金钱，后者有个很堂皇的名称，叫“择校生”，也叫“条子生”。它酿成的故事在过去几年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焦点，也是报纸上反复讨论的话题，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所以《北京青年报》说到最后，只好用了一个标题《一言难尽择校生》。

　　三年之后初中毕业，那就更加“一言难尽”。只有五分之一的孩子能够进入高中，而且高中像初中一样，也是“五个世界”。父母整天告诫孩子“考高中比考大学还要难”，把孩子说得不是惊惶失措，就是郁郁寡欢。2002年1月6日深夜，有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就在这种精神状态中失眠了。再过两天就要期末考试，而他觉得自己“肯定考不好”，心里一个劲地想：“我怎么面对老师和同学，怎么面对爸爸妈妈，怎么面对那么多的亲人啊？”第二天强打精神来到学校，白天上课没精神，做作业又错了，纵身从七楼教室窗户跳下，当场身亡。后来人们在日记里看到他的遗言：“爸爸妈妈呀，不是儿子不孝，我真不是上大学的料，我尽力了，你们是往死里逼我呀。”当然这是偶然的一例，大多数孩子还活得好好的，可是这种情绪却有代表性。卫生部门有个让人惊讶不已的统计，说2001年我们国家一千六百万心理疾病患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在青少年时期发病”的。这项统计还说，“目前我国有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儿童有心理疾病，百分之三十五的中学生有心理异常表现。”这数字算下来大得惊人———以千万计。另外那些心理坚强没有疾病的孩子，也大都在重负之下挺不起胸，抬不起头，整天无精打采。《北京晚报》说这叫“应考综合征”，症状是，“疲乏困倦，四肢乏力，体力下降，睡眠不好，食欲不振，情绪低落”，还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精神病医生为此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专家们都在呼吁，我们国家的精神病学实在是大大落后了，十三亿人中只有一百多名专职的儿童精神科医生。政府于是赶快做了一个“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决心在2010年以前把精神科医生增加到两万人。

　　2002年6月第一个周末，北京地坛公园像往年一样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依次排开，有九十多所。市民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出来，汇聚到这里。早晨8点，人流的高峰已经到来，比预计早了两个小时。至少十万人拥挤在园内，还让安华桥到安定门桥的一段交通陷于瘫痪。一看就知这些人都是家长，而他们的孩子，这时候正在家里埋头苦读———又说是“最后的疯狂”，准备迎接五周以后的“决战”。

　　父母对孩子的期待成为商家可以利用的机会。有个新名词在报纸上反复出现，叫做“考试经济”，这天上午的地坛公园正是检验它的规模和力量的最好证明。学校图文资料每份五元，很快就被“抢光”了。一大堆专门为学生制作的营养品也上市了，都说自己可以“健脑补身”、“增强记忆”、“减轻压力”、“镇定神经”。有“智力宝”和“脑轻松”，还有苋芪、枸杞子这一类滋补中药。考场地址早早公布，全国有十几万个。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宾馆饭店现在开心极了，不是因为旅游旺季，而是因为高考将临。他们开始推销一种“特别服务”，有“考生楼”、“特价房”、“小时房”和“免费班车”。北京友谊宾馆提供清淡而有营养的高考套餐和免费接送，还在大厅内醒目地摆着“楼内住有考生，请保持安静”的警示牌，保安人员接到命令，阻止游客高声喧哗。这不是吓唬人的，因为五号楼里的确住满了考生。燕京饭店地处复兴门外，是个偏僻的地方，可是经理助理李京现在兴奋起来，因为旁边居然有三个考场：“占尽天时地利，”他搓着手说，“真没想到我们还有这样的地理优势。”他准备了一大堆高考客房，居然供不应求。

　　7月7日，全国的城市都安静下来，汽车不再鸣笛，饭店不再喧闹，建筑工地不再施工，市民不再高声争吵。这是三日高考的第一天，每年都一样。只不过，今年的宁静之中埋藏着更多的躁动。父亲和母亲们全被一道围墙隔在考场外面，个个翘首张望，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期待和焦虑不安。商家亦步亦趋跟着他们，现在似乎只有这些人才能体会这些人的心情。有人在举办“名师答疑”，有人在兜售《家长必读》，有人在召开“招生形势分析会”。在北京第三十五中学门口，多了一个蓝色凉棚，这是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搭起来的。天气炎热，烈日当头，保险公司于是请家长们坐在凉棚下等待考试结束。棚子里还有饮水机，提供纯净水，都是免费的，只希望大家记得这是“泰康人寿”。一辆厢车索性开到北京四十四中考场，在大门口停下来就不走了，里面全是氧气瓶，外面挂着条幅：“助你一臂力，轻松进考场。”有人说：“吸氧能带来新营养”。于是一名男生探头看看，车内果然凉爽宜人，就爬进去，又有两名女生进去了。有个面色白皙名叫李霞的孩子说，“这几天常常感到喘不过气来，吸氧之后觉得轻松多了。”如此“轻松”一次价格不菲———六十秒钟一块钱，身后的母亲还是笑起来：“不贵，不贵”。可是更多的家长宁愿让孩子到医院去吸氧———六十分钟才几元钱。这样一来，那两天医院里的“病人”明显增多，而且不要诊断，只要吸氧。医生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决定不分昼夜开放高压氧舱，为考生补氧。就这样吸到第三天，又有了新花样：旅行社跑来兜售旅游专线，说是“读完万卷书，还要走万里路”；电脑公司送来扇子，做工精美，印着公司的地址和电话；有个歌星演唱会，也来推销门票，说是凭高考证可以八五折。有个人问：“三天以后考试结束了，他们想干什么？”答案太多了：“买电脑啊”、“去旅游啊”、“去追星啊”……7月9日下午，孩子们熬过了最后一关。可是对于多数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来说，这一天是“蒙难日”，他们落榜了，所以苦难还没结束，旅游追星买电脑之类的快乐也都没有了。大约两百万孩子榜上有名，正准备开赴大学去，加入五百万在校大学生的行列———那里是年轻人心中的天堂，他们从此被人叫做“天之骄子”。

　　“天之骄子”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另外一句话是异曲同工的：“十八岁，奋斗结束”。九百年前创办第一所大学的意大利人波洛尼亚有句名言：“大学大学，大家来学”，可是中国的大学里却在流行“大学大学，大家不学”。这些说法都是一个意思：对这些最聪明的青年来说，这是一个解放的季节，也是一个恋爱的季节；是一个恢复人的本性的季节，也是一个图名取利的季节。北京有个调查说，高校计算机专业中有九成学生参与兼职。上海还报告了2002年大学生暑期工的报酬行情：做一天翻译可获二三百元，做一天礼仪公关或接待可挣一二百元。当然这都是公开的，此外还有私下的，它张贴在所有高校的厕所、水房和电灯杆上，其中有一张是这样写的：“欲求四级英语辅导员，价格面议。”

　　辍学创业的学生越来越多，弄得“易得方舟”的总裁鲁军也跑来劝告大家：“休学创业当谨慎。”可是他下面的话又有煽动意味了：“一旦决定了，就别再回头，即使头破血流也不能退缩。”此人曾经是清华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读了不到一年便不想学了。学校支持学生创业，可他还有些犹豫，有一天忽然听说有人申请休学去办公司了，于是决心跟从，想不到那是个假消息，结果他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国学生休学创业的第一人”。那一年他只有二十四岁，清瘦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学生气还很浓，身上的西装也不合身，可是他的“易得方舟网”却吸引了几百万元风险投资。他也就成了大学生们心中的英雄。他告诉他们，自己的休学是个“不幸”，却又一点也不掩饰得意之情，这让他的追随者们既羡慕又激动。

　　可是老师们越来越激动不起来了。他们最激动的日子是在二十四年前———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那时的学生是多么好啊，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课，眼睛里透出如饥似渴的光芒，让人一辈子都不会忘。可现在这些学生呢，不上课，上了课也不听讲，听了讲也不做作业，连做论文都是抄来抄去。撰写毕业论文的季节也是学校图书馆的学术论文类期刊蒙难的季节。有个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那里有三分之一的期刊被撕走了最精彩的部分，另外一些干脆失踪了，还有上网下载论文的，贴小广告买卖论文的。这名记者不敢相信，于是在网上找到搜索引擎，又找到三十五个论文网站，结果发现“一个运行仅仅两个月的网站，点击人数超过五万人次。”诸如此类的事情，让北大物理学院的主讲教师俞允强实在忍无可忍，在2002年春天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上级。这位老教授说，现在学生的考试结果“足以让老师吐血”。还说他曾做过统计，发现“大量同学的主要精力完全不在正课上”。

　　这话说对了一半。年轻人的确不喜欢很多“正课”，不喜欢政治，不喜欢文学历史和哲学，甚至对数物化的兴趣也不像前几年那么强烈了，还不喜欢动手的专业，所有大城市的报纸都提到，中国奇缺“高级蓝领”，每个高级技师有七个岗位等着他。有个消息说，青岛一家制造公司急招一个高级模具技工，肯付年薪十万元，却没人去应聘。这说明如今有教养的青年人出现了新问题，他们的志愿有很强的指向性。他们喜欢钱，但有些钱他们是不喜欢挣的。他们喜欢动脑子，不喜欢动手；喜欢“白领”和“金领”（这是最近两年新兴的对金融领域职业的说法），不喜欢“蓝领”；喜欢穿着时装上班的工作，不喜欢穿工装的工作；喜欢金属乐器的铿锵，不喜欢金属机器的轰鸣；喜欢每天都有新花样，不喜欢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喜欢名扬天下，不喜欢默默无闻。他们的父母在很多方面看不惯他们，在这一点上却和他们结成最牢固的统一战线。中央戏剧学院有个表演系，每年才招收几十个学生，可是2001年有两千个报考者，2002年有四千多人。人们在“明星梦”的激励下汇聚起来，浩浩荡荡一大片，谁看了都害怕，不过没有人退缩。大家相互鼓励，都说这是在考验大家是否具有明星素质。有个人说：“考试肯定非常残酷，可我不怕。”又一个人说：“我要是不来，那才后悔呢。”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刘元声赶快跑来告诉人们：“我们要培养的是艺术家而不是单纯的明星。”可是没有人信他的。有个叫王春宁的考生，是西安邮政艺术团演员，说了实话：“这么多考生过独木桥，谁要说不是为了当明星，不想名利双收，那就是虚伪。”有一对母女是从沈阳赶来的，等了二十多天。母亲名叫王小玉，说起女儿，又是忧虑又是自豪：“确实是苦，说起来，都想哭。但是如果女儿能考上，我也认了。要是能成为明星那多好呀！你说我女儿漂亮，要是再漂亮一点，就更有希望了。”

　　除了希望自己更漂亮，孩子们自从上中学的时候就相信，真正有用的学问其实只有外语。这一代中国人对英语的热情是从他们对英语文明的热情转化来的。其实全世界的青年都在学习英语，英国每年通过教英语从别的国家赚回七十亿英镑，有个专家说是“英语教学工业”。这是应了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孩子只是特别敏感特别投入罢了。2002年北京至少有三十万人参加英语培训，花了三十亿元去交学费。上海还要多。记者冯瑞看了不禁惊呼：“大嘴就是印钞机呀，上嘴唇碰到下嘴唇的瞬间，价值就产生了。”当“新东方”宣布他们“一年培训英语学生二十一万人”的时候，当数以十万计的中国留学生都把那位校长俞敏洪叫做“留学教父”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询问：新世纪里最受欢迎的学校还是不是清华和北大？也许是这个远在京西山沟里创办不过八年的英语学校。一个英语娴熟又有教学经验的中国人，在任何地方都是极受欢迎的，一个小时标准工资是二百五十元。任何一个英语国家的人，只要愿意生活在中国人当中，就能在中国当老师了。如果你有一些教学经验，那就更吃香，一小时薪水四百元人民币。如果你从来没当过老师，也不必紧张，因为你只要用英语和中国青年说话就足够了，一个小时付给你一百五十元。有个美国青年就是这样做的，他本来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却又是安华西里的京客隆超市“英语角”的深受欢迎的英语老师。这老师的课程非常简单：每周日准时到这里来，同那些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年轻人交谈。

　　到了这时候，所有人都可以看出，中国的孩子和西方的孩子是多么不同。如果真的可以用“天堂”和“地狱”来描述人类的幸福与痛苦，那么西方国家是儿童的天堂，他们的艰难时世是在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的，而中国的孩子正相反，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的生活痛苦异常，就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个一年级学生说的：“生不如死。”

　　“那么现在呢？”母亲于是问儿子进入大学后的感受。“活着！”儿子回答。

　　2001年春天至2002年年末的一段时间里，中产家庭的少年男女几乎都被“新新人类”这个说法迷住了，而“小资”已被他们看做“过气的情调”。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寻求“另类人生”，把头发染成棕色、红色或者紫色，而且故意弄得深浅不一，乱七八糟，身上套着又肥又大的纯棉T恤上衣和阿迪达斯运动裤，脚上登着耐克鞋，鞋后跟印有“AIR”字样，运气好的还能从家里要来一千五百元买个“随身听”，随时随地挂在腰间。在这个到处谈论钱财的年代里，他们不会不明白钱是多么重要，但是他们最不把钱当回事。对于他们来说，钱来得很容易，只要向爸爸妈妈开口就行了。一千五百元，是北京这座城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一倍半，是“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五倍，可是在他们看来也不算多，只能买一双最新款式的运动鞋、一个稍稍过时的手机、一把吉他、一个暑假的上网费、一次短途旅行、或者为自己的电脑更换一套音箱，或者买一部颜色鲜艳的“吉安特”牌山地车，配上脚刹和防滑轮胎，不骑的时候就用四十元一把的U型钢锁锁住后轮。城市里每天有上千辆自行车被人撬开车锁偷走，警察也没办法，越是漂亮的车就越是容易成为盗贼的目标，所以通常要不了一年，那些孩子就要买一辆新车了。

　　妈妈给的零用钱总是不够，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街头拐角处的小商店。你可以看到他们喝着一瓶可口可乐，在一堆新潮CD唱盘里面挑挑拣拣。有些大学生去做家教，做网页，或者给人家推销产品，陪人家聊天，挣得几个钱，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卡拉OK歌厅、迪斯科舞厅和餐厅。如果兜里还剩几块钱，就去书摊。女孩子可以买一本《时尚》，她们中有一半人喜欢“日韩时尚”，另外一半更喜欢“欧美时尚”。还可以买到《世界时装之苑》和《青春一族》，后者是2002年创刊的时尚杂志。男孩子可以买到最新的《看电影》，那里面夹着他们最崇拜的明星画像：罗伯特·德尼罗、皮尔斯·布鲁斯南、布鲁斯，还有F4。电影杂志里面的英雄都是英俊、潇洒、怪诞的，总是用一双既热烈又冷酷的眼睛望着世界，读者以为自己也同他们一样，于是极力模仿。英雄们获得青睐，常常是因为自己身在虚幻之中，却去诱惑尘世男女。无论报纸上的英雄还是银幕上的英雄，都是一样。有意思的是，这两年城市里的孩子最喜欢的英雄也是个孩子———哈里·波特。

　　自诩为“新新人类”的人们从来不叠被子。他们最难以理解的事情之一是：既然晚上还要把被子打开，那么为什么早上要把它叠起来？他们通常是在十七岁到二十三岁之间，未婚，和父母住在一起，拥有一个自己的小房间。房间里乱七八糟，衣服和袜子胡乱堆放在床上和地上，书桌上扔着四个挎包，墙上挂着明星像，床头堆满杂志，内容不是娱乐就是时尚。“新新女孩”的梳妆台上倒是整整齐齐，摆着六瓶香水，八盒眼影，十瓶指甲油，十二根眉笔和唇线笔，还有各式各样大人叫不出名字来的化妆工具。“新新男孩”从十八岁开始使用吉列牌剃须刀，还用头油、发胶、男士专用面乳和鞋袜除臭剂，当然还要在房间最显眼的地方摆上电脑。宽带网正在接进来，这是“新新男孩”的最爱，它占据了他的所有周末。

　　女孩子不会把那么多时间花在电脑上，她们通常是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上度过周末的。她们在周五下午出门去，带着一大包衣服和化妆品，不是去歌厅，就是去“泡吧”。她们喜欢向同伴炫耀：“我把酒吧泡得跟我们家厨房似的。”“泡吧”的确已是她们中的时尚，不过，一般不去“网吧”，最常去的是“迪吧”、“果吧”、“琴吧”、“书吧”、“玻璃吧”和“影吧”。“自助”的概念长盛不衰，现在不光是“自助餐”，还有自助“影吧”，自己创意，自己拍照，自己冲洗出照片来。还有自助“陶吧”，吧台上放着一些泥巴，有各种各样的模型可供参照，但她们通常是随心所欲把自己心中所想的东西捏出来。有人说这叫“吧文化”，也有人说是“吧消费”。她们自己说，“管它是什么，玩得开心就好啦。”玩到天亮才回家，倒头睡觉，早饭不吃、午饭也不吃。到了下午，房间忽然响起麦当娜的歌声，那就是她要起床了。然后就到了晚饭时间，她终于走出房间，在饭桌前站一站，看看爸爸，看看妈妈，把饭端到茶几上，一边吃一边看电视上的“娱乐新闻”。周六晚上电视里有“佳片有约”，都是世界经典电影，可惜都太严肃，太文化，还让外国人说中国话，没味道。她们喜欢看DVD，一直看到后半夜，大都是盗版片。有《燃情岁月》，还有《盗火线》，那才叫电影，爱就爱得死去活来，打就打得天翻地覆，而且句句都是地道的外国话。

　　“新新人类”个个都聪明，可是不肯用功读书，平时从来不看课本，到了考试前三天才通宵鏖战，凭借着小聪明通过考试，还能有个不错的成绩，不过，考完就忘。他们不屑于当好学生，认为“三好学生”都是老师的“马屁精”，考试第一名都是书呆子，最好的名次是第十名。他们有自己的主意，总想特立独行，也有人加入了共青团，可并不真当一回事。社会变化得太快，不可能有太远大的志向，事实上他们首先要学会的是什么都不在乎，又总想引人注意。有个叫“小满”的人通过《美容时尚报》告诉他们，因为你年轻，所以有三十件事“不必在乎”，真是句句说到他们心里去了：不必在乎“放弃”，当新机会摆在面前时，敢于放弃已经获得的一切。不必在乎“失恋”，最怕失去的不是已经拥有的东西，而是梦想。不必在乎“离婚”，一切还来得及。不必在乎“失败”，在感情上失恋一次，在事业上失败一次，在选择上失误一次，才能长大。不必在乎“错误”，这是年轻人的专利。不必在乎“疯狂”，这说明你精力旺盛，身心健康。不必在乎“漂泊”，这不是一种不幸，而是一种资格。不必在乎“浅薄”，等你的感觉迟钝了，人们就会说你深沉了。不必在乎“稳定”，那是未老先衰。不必在乎“压力”，它能焕发你的潜能。不必在乎“失业”，过早地固定在一个职业上，才是最大的不幸。不必在乎“明星”，那只是商品社会里的一种消费品。不必在乎“幼稚”，那正说明你还年轻，还充满活力，暮气沉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成熟”是个什么东西。不必在乎“时尚”，那只是物欲和世俗的同义语。不必在乎“代价”，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不必在乎“薪水”，机会远比金钱重要，将来远比金钱重要。首要目标不是挣钱，而是挣未来。不必在乎“格调”，这是小资的东西。不必在乎“房子”，除非你买房子是为了升值，要么就是你结婚了。不必在乎“存款”，谁都知道钱是有生命的，只有在流通过程中才是钱。不必在乎“谣言”，这是一种传染病，沉默是最好的疫苗。不必在乎“孤独”，这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不必在乎“缺陷”。不必在乎“失意”。不必在乎“出国”。不必在乎“误会”。不必在乎“年龄”。不必在乎“不适应”。不必在乎“评价”，我们最不应该做出的牺牲就是因为别人的评价而改变自我。最后，不必在乎“在乎”。这是一种拿不起、放不下的心态，它的反面不是放弃，而是天马行空，自由自在。

　　一款叫做“我行我速之文身酷库”的软件，成了他们的新宠。它是制作“文身”和“迷你贴纸”的，页面特别“酷”。没有一个字能像“酷”一样让“新新人类”百用不厌的了，酷代表时尚、叛逆、冷漠和刺激，也很好玩。酷是一种风采、一种智慧，一种处世态度，一种生活品位。有如依明所说，“酷，就是新新人类反抗平庸生命的艺术。”更何况“文身酷库”操作简单，有两百多种新奇图样供选择，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张情侣照，贴在手机或者钱包上。

　　除了精灵古怪的图案，还有精灵古怪的流行语。“对不起，我碰到‘围炉’来晚了。”这是在说“打群架”。“您别见怪，他是‘超级恐龙’”，这是在嘲笑一个“反应迟钝”的人。还有“这人286”，是说“落伍了”；“这小子真是CBA”，意思是“酷毙了”；“你不要PMP”，意思是“拍马屁”。在快餐店里说“我要一份13+2”，意思是“13号快餐加一份煎蛋”；“9+1”是“9号快餐加一份例汤”；“洗耳朵”是听音乐；“洗胃”是喝饮料；“跌股”是没面子；“IN”的意思是“很正点，很到位”；“HOT”是“超级辣味”。“网上聊天室”里都是他们自造的文字，把生长在外国的华裔叫ABC，把男性叫GG，意思“哥哥”，把女性叫MM，意思是“妹妹”，PLMM是“漂亮妹妹”。还有个最独出心裁也最富感情色彩的单词“smily”，全称是：seemuch Iloveyou，一望就能明白，这是“看我有多爱你”。“1314”的意思是“一生一世”；“530，520，584”是“我想你，我爱你，我发誓”。根据《文汇报》上的报道：有个高中二年级的孩子在电脑上敲了一行话：“7456，怎么大虾、莱鸟一块儿到我的烘焙机上乱灌水？待会儿再打铁，886。”把他妈妈吓坏了。其实他说的是：“气死我了！怎么超级网虫和网络新手一块儿到我的个人主页上留言？待会儿再来贴帖子，拜拜了。”《河南商报》也有个消息说，一个十岁的女孩子，给她喜欢的一个男生写了封信，只有一排数字：“721，521，7758，584，5211314。”一群大人绞尽脑汁，弄不明白，后来是孩子自己翻译过来：“亲爱的，我爱你，亲亲我吧，我发誓，我爱你一生一世。”

　　“也许某一天，”谢冰清在天津《今晚报》上写道，“另一本属于网络属于人生属于某个特定时代的字典又将应运而生。它将是某个辉煌过的时代的见证，或许这个历史是短暂的，但是这段回忆却是真实的。”成年人总喜欢回忆。今天回忆昨天，又想象着在明天回忆今天。父母们年轻的那个时代，人人抄录名人格言、背诵伟人语录，可是现在这一代人对数字比对思想更敏感，“数字时代”之所以能兴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新新人类”。这两年大家不是说“网络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就是说“因特网上新生活”。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总裁李汉生说，北大方正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联想集团说，他们正在全面进军网络领域。科利华集团也宣布，为出版界建立网上通道。大家公认“1999年是向网络进军的转型年。”看来是有预见性的。在那以后的三年里，每个大学生都有了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有一项调查说，大学生的数字生活中最常见的内容有五个：百分之六十八的大学生用它“交流情感”，百分之四十“浏览信息”，百分之三十七使用“电子邮件”，此外还有“下载软件”和“网络游戏”。“在因特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这句话让所有生活在网络世界的人都觉得精妙无比。

　　史卫说：“一代新人换旧人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是这样的。70年代美国人对年轻人有个“昵称”，叫“新人类”。他们敏捷、好动、多思、有创见、能花钱也会挣钱。现在中国的“新新人类”，虽然多个“新”字，其实和他们挺相像，无论你怎么说这一代新人：“另类”、“看不懂”、“不三不四”、“堕落的一代”，都能找到理由，可他们仍像一粒粒种子，破土而出。他们生长在东方的土壤中，却崇尚西方人相互交往中的规矩：不问年龄，不问婚姻，不问收入，不问住址，不问经历，不问工作，不问信仰。每逢他们的父母问人家“年龄多大”、“结婚没有”、“家住哪儿”、“在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眉头皱起来，还会冲口说一句：“不关你的事。”他们不管别人做什么，也不希望别人来管他们做什么。他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不受限制，想做就做，想说就说，想玩就玩。他们觉得好玩的事情，大都包含着刺激与冒险精神：攀岩、登山、蹦极跳、自由滑雪、孤身野营、高速冲浪、击剑和跆拳道、动感强烈的“韩舞”、节奏疯狂的“HipHop”。后者是源自美国黑人区的街头舞蹈，而今成了二十六岁的中国街舞教练冰凌的事业。每天傍晚六点，此人站在马华俱乐部的健身房里，手拿麦克风，蹦到台上，展开瘦削健美的身材，口中呐喊，节奏鲜明，轻松随意，活力四射，几十个穿着T恤衫牛仔服的青年男女闻声起舞。“街舞使人心情放松，缓解巨大的工作压力，”冰凌说，“将烦恼紧张抛在一边，还能增强记忆力。”而《北京晚报》则说，这叫“个性时代，狂飙街舞”。

　　让父辈烦恼的是，新一代人不知道过去的事。不知道20年代的“新青年”；不知道30年代的“红小鬼”；不知道40年代的“八路军”；不知道50年代的“建设者”；不知道60年代的“红卫兵”，不知道70年代的“下乡知青”；不知道80年代的“第四代”。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一代，与过去八十年间的一切都没有关系。他们出生在所有悲剧结束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都经历了更多的变化，因为他们是在变化最大的国家中长大的。要论两代人之间生活的差别，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巨大。新一代人无从体会过去的生活，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父母身上看到过去的烙印。他们同情父辈的无奈，痛恨父辈的虚伪，冷眼旁观父辈的奋斗，嘲笑父辈的落伍———竟然以为“F4”是美国飞机、以为“IN”是“官印”。他们相信这世界已经改变，将不再属于逆来顺受的人，而是属于独立意志的人；不再属于“两不怕”，而是属于新技术；不再属于权力，而是属于智慧；不再属于老实人，而是属于进取者；不再属于他们的父辈，而是属于他们。爷爷心里装着毛泽东，爸爸心里装着爷爷，而他们心里装的是自己。“最重要的是自己”、“先对自己负责，再想别人”，这些是他们的新宗教。他们不打算像父母那样生活，不打算依靠政府，不打算相信单位，不打算追随权威，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年轻的名字和身边的数字英雄激励着他们。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这让他们不得不到家庭之外去寻找同伴。于是他们成为中国几千年来最少家族观念的一代人，他们学会了公共精神，学会了开放的心胸，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为传统所累，不再为虚名所累，不再为道德所累，他们要靠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自己特殊的品格，可是追求自我、渴望创造、无拘无束，却是所有时代年轻人的共性。可惜这一代新人不能明白，他们今日的幸运是他们的父母用巨大牺牲换来的，还在不知不觉中和他们的父母分道扬镳了。

　　虽说两代人“分道扬镳”，但那些描述“代沟”的书籍和电影仍然很煞风景。那是因为它们夸大了普通人心灵深处价值取向的差别，同时又缩小了人性中的共同处。不错，父与子之间差异很大，可是他们之间共同的东西也更强有力了，比如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就是很一致的。父母和子女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都知道三文鱼的价格比鲤鱼贵，也更好吃，坐在同一个沙发上看DVD，都觉得那比“新闻联播”更好看。都关心天气预报，当报纸上说“城市人进入指数生活”的时候，谁都不会表示不同意见，因为媒体定时发布的指数已有三十多种，他们都关心。感冒指数、紫外线照射强度指数、人体舒适度指数、空气清洁度指数、洗车指数、晨练指数、登山指数、游泳指数、划船指数、滑冰指数、冷饮指数、啤酒指数、一周常见病发病指数……这对无论男女老少都一样。人类有很多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是共同的。父亲头上白发多一些，儿子身上名牌服装多一些，可是由于他们都不再压抑本性，对未来生活也就形成共同的期待。他们同样渴望富裕，渴望创造，渴望真诚，渴望有个真人代替电影杂志上的封面女郎，渴望有所真的房子代替广告上的“家园”，这样，他们之间就越来越相似了。这与报纸头条新闻、领袖风范以及种种道德和主义的感召，全不相干，那是政治家们考虑的未来。另外一种未来，是那些满脑子新生活的普通人的未来。这些人时刻牢记为房子分期付款，精心挑选一份医疗保险，排上两个小时的队伍去买降价鸡蛋，有时候抱怨东西太贵，有时候惊叹东西便宜，男人看见豪华汽车就想坐进去，女人看见漂亮衣服就流连忘返，买得起的东西不喜欢，喜欢的东西又买不起，总是觉得兜里钱不够花，可是月月有节余，最要紧的是，还能乐呵呵地过日子，不失豁达、幽默、尊严和希望。这是北京市长刘淇所说的“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未来；这是《家庭》杂志说的“使我更美丽”的未来；这是广告上说的“春暖花开，正是出游好时机”的未来；这是当年大寨“铁姑娘”宋立英、如今开个小卖部兜售旅游纪念品、一年里有三十万游客走过她家门口的那个未来；也是北京大学的梁柱教授完全不能理解的那个未来，他竟然认为21世纪无论如何还要继续革命，又论证“反动的社会力量掌握着随时可以对付人民的暴力手段”，因而“不可能排除暴力革命”。

　　梁柱教授的道理过于深奥，没人能想明白，也没人敢去想。有个人说：“不管你怎样舌粲如花，无非是说‘暴力革命’多么好，可我一想起这几个字就害怕。”又有个人说，“看看90年代，还是没有暴力的中国更可爱。”这都是中产者的想法，也许穷人和富人另有看法。看来学者们所谓“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因素”，是有些根据的。事实上就连最严肃的学者现在也能明白社会的主流是什么。这一年北京图书大厦举办了“着名学者于光远先生签名售书”活动。于的新书居然不是他精通的经济理论，而是谈论烹饪、酒、茶、休闲、旅游、围棋、麻将、看电视、收藏、宠物、流行歌曲。一句话，专讲“吃喝玩乐”。新消费主义的潮流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与“暴力革命”相比，至少它不叫人害怕，而且讨更多的人喜欢。2001年秋天在上海筹备亚太经合组织会说的那些人也是知道这点的。他们为二十个经济体的首脑设计了一种大红大绿的中式服装，让他们穿了去照相，还把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弄得全国人民都瞪大眼睛，看着美国总统和中国主席穿同样的衣服，做出同样的笑脸，也不觉得滑稽。服装专家出来说，这叫“唐装”。服装经销商顿时精神百倍：“你的橱柜里虽然挂满了衣服，可是总没有唐装吧！”于是悄悄回去准备。元旦到春节这段时间，北京多了一条唐装街，几十家唐装店开张了，更多的商场设立了唐装柜。秀水街上一天卖出去一千多套唐装，最便宜的二百元一件，贵的可就不着边际了。这个冬天，唐装让人们激动起来，街上到处滚动团纹织锦，无论男女老少，全都镶金嵌银，《北京晚报》还在锦上添花，公然号召读者：“春节吃什么？吃饺子！穿什么？穿唐装。”后来统计局报告说，这一年北京人均衣着支出增加百分之八，有个人一看就乐了：“大概是因为人们听了报纸的话去买唐装吧。”

　　由于新技术层出不穷，还由于生产过剩，逼迫生产商想破脑袋推陈出新，所以谁都没有办法预计下一周市场上又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冒出来，只有那些专搞市场预测的人，既有敏锐眼光，又有资金，还有大批“海归派”从旁相助，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推波助澜。大米、食油、肉类、蔬菜、水果，还有四季服装，这些东西全都种类繁多，一天比一天更加新鲜更加优质，价钱也不见涨，这是说得通的，因为城市里衣食供应过剩。好多东西还在降价，有家用中央空调、数码照相机、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电烤箱、唇线笔……十几年前买个二十一英寸彩电要用一年的工资，现在一周的工资就够了。上海大众公司80年代造出“桑塔纳”，以后十几年都不变，居然一直卖得挺好。可如今它再也不敢说自己“半壁江山”，因为这个国家每个月都能出现几款新轿车。款款新颖漂亮，还竞相降价。2002年4月10日上午，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的“奥德赛”下线了，售价二十九万八千元。七个小时后，上海通用汽车公司也宣布，把“别克”公务车降价四万七，和“奥德赛”一样了。第二天报纸上谈起这场“价格战”，都说这是“陆上公务舱，撞上奥德赛”。

　　“价格大战”在每一行业都打得如火如荼，前沿阵地就在每一家商店的柜台上，可是东西越是便宜，顾客就越是挑剔。生产商怨言很多，不明白消费者怎么会越来越刁，回答只有一个，而且老是得意洋洋的：“你难道不知道，这柜台里的东西我是样样都有啊？你是非卖不可，我却是可买可不买。”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可是商家仍不灰心。他们坚信“买的不如卖的精”，战胜消费者的奥妙不在于你有什么，而在于你没有什么。人的欲望是一座看不到顶的山，不仅仅要丰衣足食，而且还要别的。结果他们让每个消费者在2001年花了五百八十七元住房子，花了七百五十一元受教育；花了一千四百二十九元去娱乐旅游买书看报；花了六百七十七元去看病，花二百六十七元去坐车，花了五百零一元打电话，花了六十四元去买滋阴补阳药。还让每个大学毕业生花了三千元去告别过去，花一千零七十九元去追寻未来———找工作。

　　凡是能引诱消费者掏腰包的话题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让人觉得津津有味。从1995年开始实行“五天工作日”，人们的空余时间普遍多起来。政府从来就是鼓励人民“一年干三年活”的，现在第一次鼓励人们多休息，家庭生活自然受到影响。主要的娱乐方式还是看电视。不过，“假日经济”渐渐叫响了。人们到家庭以外的地方寻找乐趣：业余摄影，舍宾，集邮，打麻将，打高尔夫球。北京流行击剑，上海流行网球，所有的大城市都流行出国旅游，还开始放开眼光看美国电影了。中国人真正了解好莱坞，是从1994年看到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亡命天涯》开始的，一年以后又有《阿甘正传》、《狮子王》、《生死时速》、《真实的谎言》，每一部都把中国人逗得热血沸腾，都在开创新的票房纪录。可是现在他们要在家庭影院看美国电影，街上流行的DVD影片有几千种，既有老片子，也有最新的。

　　报纸首页有个新闻标题：“新婚洞房=商家金矿”。当然，这是把新婚夫妇当作很好的目标：“喂，我告诉你，把枪瞄准他们吧。新人、新房、婚照、婚纱、婚车、婚礼、婚宴……这都是摇钱树啊。”如果真能拿“摇钱树”来描述他们，这可是一片浩浩荡荡的森林。这一年全国有一千万对男女结婚，光是为办婚礼就花去二千五百亿元，提供五十万个就业机会，为政府增加五千万元税，还让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半个百分点。不过，最能引起大家兴趣的，还是国内的广告。过去人们讨厌这个，现在就是想看到它。市场上有什么新东西，他们总想先睹为快。用掌上电脑炒股是2001年的新东西、用手机传送短信是2002年的新东西，可以“传送天气预报和彩票号码”，还能“浪漫搞笑”。有个广告说：“请推荐给朋友”。还有个广告说，“金秋十月，快递你的爱情”。当然传递爱情是要花钱的，“每月只需五元钱，图片铃声随心换！”此外还有“体育新闻，每月三十元；非常笑话，每条两毛；两性学堂，每条五毛。”广告商仿佛猜透了情人们的心思，于是又说：发短信不但获积分，还拿大奖。一等奖是“价值七百六十元的减肥系列产品套装一套”。

　　“五一节”是黄金周，中国人有七天可以在家待着，于是减肥广告就塞到邮箱里来。其中一个标题是“找回曲美身材”，里面说上海有家减肥防治中心举办免费减肥活动，在全国招募肥胖指数严重超标者。另外一个宣布，本周是“愁恨告别周”，因为任何喝了“减肥茶”的人都可以不再为肥胖发愁啦。还有一则典型的广告是这样开头的：“请您参加‘减肥有奖征文’。”前一段说“写出你的故事，道出你的感悟，说出你的减肥经验与教训，抒出你的格言，献出你的减肥经典。”中国人越来越胖了，到2002年夏天，北京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肥胖病人，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新增减肥人口五十二万。上海更多，每八人中有一个胖子，所以那些“故事”还真有吸引力。可是那些人不光给大家讲故事，你看了下面就会知道，做广告的是个专卖减肥药的公司。有个调查报告也在这时发表了，说北京的减肥者人均年支出减肥药九百零九元。他们之所以肯花钱，就是因为相信这些“减肥经典”。所以另外一个公司也不示弱：你不是说你的药是减肥经典吗，我就说我这药“容易减过度”，“见好就要收”。

　　另一则广告说，“丰乳是女人成功的选择”。其实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如果能让她漂亮，她是愿意放弃成功的，所以这广告的下面一句话就有点意思了。它说有一种办法，不用开刀，只需注射，“可令扁平、松弛、萎缩的乳房立即丰满”，而且“术后无疤痕”。这是抓住了那些既需要美丽、又不愿冒险的女人的心理。原来尽管“隆胸”的女人越来越多，可是有消息说，十年前那第一批“隆胸女”如今正闹“复原”呢。南京康丽整形美容部的刘荣清主任说，他已经做了四十二例复原术，而且“要求复原的越来越多”。因为她们的身上正在发生变化：乳房硬化，变形变色，硬结疼痛，甚至还有假体露出来。所以你能想象“只需注射，立即丰满”的技术对女性来说有多好。

　　2002年春天最着名的广告是“京城第一家水煮活兔”。它挂在西坝河一家餐厅前，黄底黑字。《北京晚报》一个记者知道了，就去查看，结果听到有个人站在那广告下面说，“太残忍了吧？”然后又听到他的同伴说：“不吃怎么知道，要不然先尝尝？”记者认为这都是过分之举，有损大雅，但至少这广告在食客的脑子里勾画了一幅既残忍又刺激的图画，那正是中国人性格中最隐秘的所在。

　　凡是能够供大家哄堂大笑或者咬牙切齿的消息，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让记者们蜂拥而上，就像苍蝇喜欢追香也喜欢逐臭。除了寻求残忍和刺激，大众媒体最有影响力的广告其实是那些关于明星的新闻。在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媒体上最流行的新闻是下面这些：胡瓜偶尔逢场作戏但没打算离婚；布兰尼收拾心情搭上沙滩小子；王菲谢霆锋选在同日离开香港；藤原纪香有望露三点拍写真；汤姆·克鲁斯与新欢共建爱巢；歌星关淑怡未婚怀孕六个月；吴辰君丰胸成功展现丰满身材；张艺谋与女模特王海珍的恋情曝光；伏明霞穿脏裤子……你一看就能明白，吴勇所谓“荷尔蒙与汗水一块儿挥发，媒体与明星互相传染着彼此的浮躁”，并非过甚之词。

　　媒体与明星之所以让人既讨厌又喜欢，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人的本性中日愈膨胀起来的欲念，以及信守不渝的道德准则。新的生活使中国人渴望像明星那样风光，就算不可能，也渴望听到激动人心的故事，明知那都是夸张，也还是愿意听。实在没有故事，就说废话也行。一个在80年代已经成名的作家刘震云又写了一个故事，叫做《一腔废话》。“我们在废话中生活，就是生活资源的再生利用。”他后来解释说：“垃圾重要吗？如果没有垃圾，就没有垃圾之前的所有生活。”李枫写道：“普通人越来越习惯并善于在镜头面前表现自己。这可以成为一种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其实人们要表现自己是用不着上镜头的，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姑娘门都在翘首仰望明天，嘴里哼着刚刚在电视里面播出的宋祖英的新歌：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今天是个好日子

　　打开了家门咱迎春风

　　明天又是好日子

　　而在那些失意者中，也有一首旋律快乐、胸怀宽广的歌，对所有的男人都有感染力：

　　没什么了不起

　　生活中谁都难免出错

　　别泄气

　　和我一起开开这辆幸福的快车

　　跟我走

　　抬起你的头

　　“幸福的快车”越来越多，纷纷跑到大街上，2002年6月8日，星期六，还在北京北三环路上的国际展览中心排成了队。有“宾利”、“奔驰”、“劳斯莱斯”、“宝马”和“奥迪”。这些车子普通市民是买不起的，但是仍然不妨碍他们去满足一饱眼福的愿望。这一天是北京国际车展的第一个“公众参观日”。根据政府后来发布的统计，来了八万人，其中有三万个女人。“如果女人也能开着漂亮轿车，在北京街头飞驰，”有个姓陈的女孩子说，“那可是非常酷的事情。”参观者在展厅内吃掉一万盒快餐，带走二十吨广告资料，扔下十一吨垃圾，都是前所未有的。组委会赶快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观众太多，挤得连大门都进不去，因此请市民尽量等到星期一再去。一个叫蒋朔的记者在当天的晚报上写道：车展火爆有三大理由：有人把看车当时尚；有人做梦都想买辆车；还有人就是喜欢看世界名车。有个姓赵的年轻人属于最后一种人。“现在侃车可是朋友间最时髦的话题，”他说。他来了解未来几年轿车走势，至少也能增加些朋友间聊天的谈资，因为“要是对汽车一窍不通，绝对被人认为落伍。”轿车进入家庭的过程长达一个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更长。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进程陡然加快了。交通现在成了问题，道路修得太慢，车子时速越来越低，平均每小时只能跑十五公里。在此之前，轿车一直跑在一个比现在要穷得多的中国的道路上，2002年夏天，北京一百七十万辆机动车中，私家车数量首次超过公务车。全国生产的轿车中，每七辆就有一辆卖给了北京人，轿车市场上的销量还在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政府不仅不限制，还在采取种种办法鼓励大家去买车。

　　这年夏天，中国发生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掩面长思的插曲。插曲的核心问题是，私人轿车的车牌号码可以由车主自己来确定。这在以集体主义和国家精神为宏旨的国家中，真是难以想象。那些在中国人心中大吉大利的数字，本是属于少数人的，“001”、“002”在大多数城市中是书记市长的“专利”，而有钱人则去购买“666”、“888”、“999”这些数字，普通人家即使买得起一辆自己喜欢的轿车，也没有办法搞到一块自己喜欢的车牌。他们都是到交通管理所去排队，轮到哪块是哪块。

　　如今这个白色底盘六位黑字组成的牌子（迄今为止中国所有私人轿车都是蓝底白字）来到北京、天津、杭州、深圳四个城市的大街上。报纸总有先见之明，有如“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纷纷站出来评论这件新闻，说“政府在鼓励人们张扬个性”。公安部说它是“2002式机动车号牌”，但是所有报纸都把它叫“个性车牌”。有家报纸说：“个性化就是人性化”。有个学者说，这“表现了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一个开明、进步的社会对个性化的选择是尊重的、提倡的。”有个人在“人民网”发言，说它“使车牌号资源分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公平和公开。”又有一家报纸说：“公民的个人生活变得更加舒适，而社会生活也由此变得更加人性化了。”《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这样说，这是“制度创新的一个抢眼的范例。人们在‘抢’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车牌号之后，往往能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感，而精神满足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削平了由特权导致的‘数字鸿沟’，那些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特殊数字牌照将不再具有身份意义，每个人都有可能获得某种‘特权’，每个人都有希望在大街上‘吸引眼球’。”大家越说越觉得这事意义重大，最后有个结论：“这是公共资源的极大分享，是平民化时代的又一个明亮的信号。”

　　可惜事情并非如此简单。8月12日是新车牌颁发的第一天，北京发出去二千三百个。第一个“个性号码”的车主姓昝，他为自己的国产轿车要了个“123-456”。然后是一辆进口车，车主要警察给他打造一块“BTV·001”，这成了“北京电视台一号车”，让人看了想笑，但还不算太离谱。前三天，北京发出四百三十副“001”，还有三百五十二副“168”。原来大多数人彻夜排队，心里想的不是“权力数字”就是“吉利数字”，就像他们过去羡慕的那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一样。《南方都市报》开始嘲笑他们，说“个性化车牌”没有个性。真正的“个性化”其实是不必排大队的。我的个性，你怎么知道？“又说，”‘个性化车牌’的大队仍然表明着中国人公共生活中个性化的稀缺，同时也表明，个性化要在老百姓自身的生活中自己生长出来。"

　　看得出来，直到这时，大家还是鼓励个性的。“个性”这东西的确奇特，不论你压制它多少年，只要给它一个机会，它就会肆无忌惮地爆发。就像《南方都市报》盼望的，现在它“在老百姓自身的生活中生长起来”了。新颖的牌号层出不穷，分外鲜艳，也越来越不像话。有CHN，这是“中国”的英文缩写；有USA，这是“美国”；有WTO，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有FBI，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有263NET，一个网站的名称；有IBM，这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有NBA，这是“美国职业篮球赛”；有UFO，这是“不明飞行物”；有ISO，这是“国际紧急呼救信号”；还有TMD，这是中国人的国骂“他妈的”。那些天，四个城市的道路上，行人全都张大眼睛寻找这些车牌，看到一个新鲜的就大呼小叫。真是满街笑语，满城兴奋。当然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USA911”和“SEX001”。前者是2001年震惊全世界的那场大灾难；后者挂在一辆金黄色的“现代牌”两厢轿车上，译成中文，就是“性·第一号”，媒体介绍车主其人，说是个“年轻的白领女性”。

　　于是人们纷纷掉转舌头，抱怨“个性超过规范难以接受”。人民网上有个网友说：“以他国的国难作素材，拿公众普遍厌恶的‘性’话题来调侃。如此一人‘张扬’众人不堪的‘个性’，值得去鼓励和纵容吗？”《中华工商时报》的编辑留言：“追求‘创意’的车主们应否有所‘避忌’？”但是这些来自道德意义上的指责显得不够有力。交通管理局还在犹豫，打算再看看。接下来的几天，事情闹得更大了。政府不断接到投诉。北京电视台查证那块“BTV”与自己毫无关系，于是说：“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位律师也说：他们公司的简称绝对不能随便乱用，这公司到现在还不知道“IBM”被人挂在哪辆车上，但却认为会给自己“造成影响”：人们会以为这辆车是属于这家公司的，还有可能把车主的行为与公司联系起来，如果那是一辆低档车，就算车主什么也不做，也会影响公司形象，所以“这可能会引起一场法律上的争论”。《北京青年报》现在不再欢呼“个性车牌创造了什么”，而是关注这些法律问题了。记者看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明飞行物”、“他妈的”，还有“性”，全变成车牌号满街乱跑，于是写道：“国外的政府机构在做出一项重大决策之前，必不可少的参考文件是《法律意见书》。”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是人们始料未及的。8月21日，政府终于不能忍受老百姓的别出心裁，于是发布公告，把诞生刚刚九天的“个性化车牌”给终止了。当时说是“暂停”，现在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冬天又要过去了，却没人再提。可见个性这东西就像那神话中宝瓶里的魔鬼，你把它放出来容易，想要把它再塞回去，可就难了。这不是说政府不应做出这种尝试，不是这样的。这只表明，如今的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某些占据主导地位的精神，和新世纪所面临的问题不能合拍。

　　或许这正是历史家黄仁宇在二十年前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中国社会传统与世界潮流的冲突一经展开，则“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改变历史的机缘。”未来中国人面临的考验，将是他们的欲望和创造性在多大程度上冲破古老精神的束缚，同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个社会所容忍。变化将是新世纪的主题，惟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然则更加重要的事情：社会思想的背后是人。过去十三年里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代新人长大了，他们的眼睛里面完全没有过去，只有未来。

　　如果这是中国民族精神中一个全新的方面，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它还有另一个方面。今天中国对变革的恐惧和对变革的期待一样强烈，即使是那些最富有未来精神的人，也难免生活在尚未消逝的过去中。中国几乎是全世界惟一在飞速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对传统保持敬意的国家，把“承前”和“启后”、“继往”和“开来”当作一回事，永不分离。继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就像文学家笔下的爱情和生死一样。

　　因此，在经过了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巨大变革后，中国人再次把注意力放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上，他们要扬起风帆，与世界潮流合为一路，不间歇地向未来驶去，同时还在喋喋不休地回忆着过去的日子，怀念已经辞世的伟人、已被放弃的思想，一步一回头。

尾声　后继者

　　后继者在2002年11月8日发表的《中国与世界》一文中，法国作家萨米埃尔·皮萨尔特别提到：“中国已经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的大舞台，这次改革可能来得比人们想象的要快。”他在以前写的一本书中曾把中国说成“超意识形态的社会”，这与很多中国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他现在依然认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并没有让中国人丢掉经商传统。“这种令人生畏的变化不仅仅局限于产品，技术和资本，”皮萨尔写道，“中国目前还在经历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

　　他在语重心长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为即将发生的变化拉开了序幕。

　　这一天的北京阳光灿烂，天气寒冷，刮着北风。夜间气温已经降低到零下，可是天安门广场上那些从南方移过来的棕榈树依然生机盎然，成为这座城市的罕见的绿色。从早上8点钟开始，二千一百三十四名代表陆续登上人民大会堂东大门高高的台阶，报纸上说他们代表六千六百三十五万五千名中共党员。此外还有一千三百七十一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比以往历次党代会都要多。让中国记者感到意外的是一个来自上级的通知，要求他们在自己的新闻中把党的高级领导人都称为“同志”，而不要再提职务。但是“同志”这两个词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有些生疏，不要说那些对“同志时代”一无所知的年轻人了，就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也不习惯了。让境外记者不能习惯的是另外一个通知：采访会议代表必须先向新闻中心提交申请。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寻找机会自行其是。一个女记者看到一些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代表在广场上照相，就觉得有机可乘，径直走向一个穿着彩裙的女代表，操着汉语说她很想问几个问题：你从哪里来？是哪个民族的？是第一次来北京吗？其实她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些事，却又不敢造次，憋了半天只好赞叹：“你穿的衣服好漂亮！”几分钟后她就开始后悔自己过于谨慎，坐失良机。因为她看到一大群港台记者正在把代表分割包围，问这问那。大多数记者心里关心的问题并不复杂，却牵涉几个月以来这个国家最敏感的神经：党在理论方面的演变和中南海的后继者。国内记者是不能随便这样提问的，但是那些境外记者以为自己言论自由，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你认为让资本家入党不会使共产党改变颜色吗”这类问题。有几分钟他们围住了郭凤莲，知道这位“文革”时红遍全国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曾经信奉“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所以觉得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具有象征意义。有个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混在其中，竖耳倾听，就听见郭的浓重的大寨口音响起来：“这要看他是什么样的资本家。有剥削人民的资本家，也有为社会谋利益、给社会增加财富的资本家。”又听见一个中国记者打断了她的话：“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肯定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了！”接着是一阵笑声。这外国记者站在人民大会堂高高的台阶上，看到中国人如此放胆说笑，不禁惊道：“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

　　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最近十多年来江泽民制定的原则下召开的，只不过，其中所遵循的基本逻辑仍然来自邓小平。这个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党的领导地位不容置疑，而且必须强化，除此之外，可以尽量地让中国的各种人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江泽民只宣读了报告摘要，而将全文留给十三亿中国人自己去读。人们在里面读到了过去十三年的总结，读到这一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这有点不合常规，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五年，本来只需报告本届任内的事情。可是没有人觉得说说十三年有什么不好。大家早有某种预感，但只有外国报刊敢于在当时就说出来。《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江的报告看上去像是“告别演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对的。十三年前，江泽民意想不到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真可以说是授命于危难之中。他决心尽一切可能防止中国出现混乱局面。如果有人预言十三年后的中国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那时候我们听到的预言，都是说共产党几年之内就会垮台。可是今天，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比那时更强大了。党的高级官员都说第三代领导人实现了承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甚至说，这十三年堪称“盛世”。这是把江泽民时代看得比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时代还要辉煌。其实，即将卸任的总书记已经注意到：党如果真要保持自己的生机，真像中南海新华门前那条标语所说的“万岁”，那就必须做一件对她自己来说匪夷所思的事。

　　此后两周媒体上天天在说“发展是第一要务”，还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十六大的主题词，其实这是让亿万中国人都去攀登富裕之梯，而将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演变化于其中。这是江泽民时代的大脉络，也是成功之处，现在他似乎打算把这份遗产留给后人。一个来自贫穷闭塞地区的市委书记读完江泽民的报告，发现“报告中的‘新’字至少有九十处”。他在有意无意间看到了2002年冬天中国大局中的焦点，有如《时代》杂志11月“中国专号”里说的：“中国人仿佛是世界上最不多愁善感的民族，对‘新’的崇拜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不过，十六大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其表面文字为多，只是其中最富有刺激性的部分，被官方媒体小心翼翼地回避了，那正是后来写在党章里的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党的组织本来是以工农为基础的，这可以从她选择“镰刀加锤头”作为自己的旗帜体会出来，也可以在八十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看到。那时候党的纲领是这样说的：“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按照这样的旗帜和纲领，资本家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党的敌人或者是产生敌人的土壤。那时候党的确是这样做的，她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贫困农民当作自己的同盟军。尽管后来知识分子不再被作为“异己”，但在理论上，他们只有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赫鲁晓夫以直率的断言使全世界共产党人大吃一惊，他说，苏联将走向全民国家，还宣称这是“现代的共产党宣言”。这些话在当时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在今天还被老一辈共产党人看做是修正主义的经典之作。十多年前东欧共产党的组织土崩瓦解的时候，中国人关心的是制止自己党内的分裂。但是从那以后这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党的组织也在变化。在过去五年中加入共产党的一千一百八十九万人中，有四分之三是三十五岁以下，有五分之四受过良好教育。党的组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腰缠万贯的人，甚至还有“私营企业主”。党员中的工人和农民在五十年代曾经占百分之九十，后来占百分之七十，如今却只占百分之四十五了，其中还有不少人的年龄越来越大，收入也少，正在成为这个国家的“弱势群体”。毫无疑问，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但她如果不想让自己变成孤家寡人，那就必须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自己。2002年冬季会议的最具深意之处，是党在改变自己，把自己的组织资源和执政基础扩大到工人农民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与其说这个变化是在建立全新的理论体系，倒不如说是在瓦解一种过时的组织体系。这种表面模糊实则犀利的含义，至今仍然未被党的领袖说破，但是，他们的确超越了长期以来前辈不敢触犯的政治秩序和组织壁垒，浩荡大西洋、乌拉尔山和意识形态的屏障，都阻挡不住。

　　2002年11月7日，基辛格博士告诫世界一百多位媒体领导人，不要低估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所包含的意义，“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此人在过去三十年里三十八次来到中国，现在以洞悉一切的口吻对他的听众说：“美国人的政策被律师和讼案所操纵，中国人的政策由理念支配。”他说对了。在西方，理论是一种学问，只能被人探讨、改变和丰富，而不能支配人。而在中国，理论一向都是至高无上的，是执政者的一种力量，是使人既热血沸腾又谨小慎微的根源。

　　这里所谓“三个代表”是指：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理念正是共产党八十一年历史上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之一。事实上在2002年剩下的几个星期里，整个中国都在谈论它。与此相应的另外一个理念是“与时俱进”。官员、记者、作家、经商者，以及所有感觉应当与党的步调保持一致的人们，都喜欢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三个代表”。这个词往往用得很随意以致失去了本来意义。一个城市的繁荣、一种新技术的推广、一个新电影的上映、一个官员的访贫或者亲耕、一个警察的临危不惧，都有可能被归入“三个代表”之列，只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想到，这个词的某些含义表明，党的领袖对党组织的落后于时代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直觉。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江泽民是在2000年早春下决心用“三个代表”来改造、发展党的理论的。这位总书记自从上任以来，阐述过不少思想。他说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说过“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说过“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说过“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说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说过“科教兴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说过“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说过“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说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很了不起，可以算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最杰出的创造。但是时代在前进，共产党需要用新理论来解释自己的新步骤才行。新时代的理论大厦又能建筑在哪里呢？于是他指示属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还说要“理论创新”。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党的八十周年纪念日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三个代表”，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定下了调子。他那满篇长句的讲话，有身边的文件撰稿人加以润色，歌颂辉煌政绩，阐明伟大目标，提出理想主义新境界，这是遵循一贯原则，每次讲话都不能少。说了“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说了“五十六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说了“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说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我们党”，还说了“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这些也都在听众的预料之中。但是下面这些话可就超出了今人的想象，也是他的前辈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

　　江的讲话两万三千字，洋洋洒洒，这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表明他所谓“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不是随便说说的，后来他的这次演讲被简称为“七一”讲话，他的思想被概括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且说，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所有的省委书记都站出来，表明自己站在总书记一边。从后来的情形看，“三个代表”的确是江泽民十三年执政思想的精髓所在。

　　一个领袖无论多么英明或者多么昏庸，都会有拥护他的集团，也有反对他的集团。有人崇拜他，也就有人诅咒他，有人歌颂他，也就有人嘲笑他。总书记呼吁党的组织“紧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可还是有些人现在连党组织自己的团结也不想维持了。对于江的这番努力，“左”的人士又惊又怒。反对的意见来自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有些人认为“三个代表”都是因袭前人，并无新意，有些人则认定，“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政变。”有意思的是，后者这一回借助他们一向仇恨的西方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有个名叫哈利·哈丁的美国人说，“‘七一’讲话基本上是赫鲁晓夫50年代全民党的翻版”，他们认为这是一针见血。美国《纽约时报》说，“中国领导人敦促共产党向资本家敞开大门”。日本《读卖新闻》说，江的讲话“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向‘脱离阶级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华盛顿邮报》说，这是“一个竭力设法在受到经济和社会变革冲击的国家中保持重要性的组织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另一个转变”。路透社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努力，试图通过吸收资本家入党的办法来保持党对这个迅速变化的国家的控制”，是“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则基础上发生的一个最急剧的变化”。这些材料都被他们收集起来，成为他们控诉总书记的有力证据。他们指名道姓地质问，看看吧，对于“七一”讲话，“谁最高兴？谁唱赞歌？谁在担忧？”然后自己回答：“西方媒体无不欢欣鼓舞，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资本主义化，终于开始变成资本家的共产党了。”

　　夏天还没有结束，一个新的联盟就在北京出现了，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那位年迈的理论家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发出警告：总书记正在开创一个“理论政变与和平演变的范例”，倘若不加制止，“将引起党内党外的疑虑和思想混乱”。赞成这位理论家的人，有些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他们在五年以前就曾表达过对90年代中国改革进程的愤怒之情。奇怪的是，还有一些本来不怎么热衷于意识形态争论的人参与其中，自称“一群共产党员”。他们说：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直接违反了党的有关规定，这是出尔反尔的做法”。还会导致共产党的理论蜕变和思想分化，进而“导致党组织的分裂”。所以，“‘七一’讲话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创新，而是重大的理论修正。它涉及到根本改变党的建党学说、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党的高级领导人居然如此为私营企业主“充当政治代言人”，“无异于向国内资产阶级投降，这等于公开‘傍大款’”，“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年来带有方向性的转折。”在说了这些之后，他们便宣布：“我们同‘七一’讲话的分歧，决不是无关宏旨的意气或派性之争，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党的前途和命运之争。”

　　说起来有些奇怪，这些人如此愤怒，把话说得如此严重，其实引起争论的焦点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中国出现了一些“新阶层”，以往的社会阶层———工农兵和干部，无法把他们包括在里面，他们也是中国的建设者，党不应当再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应当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代表他们的利益，还应把他们当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组织中来。就算这真的是一次“理论修正”，充其量不过如此。

　　党的十六大在江泽民卸任前的最后一刻确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这是给中国的未来之路扫清障碍的，同时也是回答那些“左”派人士的。那些人曾经指出，总书记擅自以个人名义决定重大问题并向全世界公布，“违反党章第十条第五款的规定，是对党的纪律的粗暴践踏和公然违反”，“是建党八十年来最为严重的违反党章行动之一”，还号召“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根据党章来及时纠正这一严重错误！”现在，党的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两千多代表全都站在总书记一边，表达的意见也很一致，还把《党章》也给修改了，就组织程序来说，江的报告再也无懈可击，而且还像胡锦涛说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行动指南”、“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党的代表大会在秘密气氛中又开了几天，普通中国人都知道里面正在讨论人事的更迭，但谁也不清楚究竟在说什么，国内的记者们不去采访，媒体不置一词，只有外国的媒体胡乱猜测。11月14日，大会就在这种半是期盼半是猜测的气氛中结束了，闭幕之前把新一届中央委员选举出来。江和他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里的大部分同事都退出了，只留下六十岁的胡锦涛来主持新一届常务委员会，由九个人组成。

　　新任总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他的执政思想将与前任一脉相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胡在一篇可以被看做就职演说的简短讲话中说：“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为我们的前进指明了方向。”五百多个记者当场聆听这一番话，全都明白：“左”派人士要想卷土重来真是难上加难了。

　　胡锦涛祖籍为黄山脚下的小城绩溪，尽管这里消息闭塞，但人们还是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直播开通了。那天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胡接任总书记的消息传来，小城立即沸腾起来。乡亲们冲出家门，跑到大街上。外面下着大雨，但是根据当日报纸报道，大雨“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兴致，小孩们也在积水的马路上忘情奔跑，分享大人的欢乐”。北京的记者们把电话打进来，可是没有人接，因为“这时的绩溪已经万人空巷，举城狂欢。比过新年还要热闹”。游行队伍阵容严整，锣鼓喧天，浩浩荡荡，而且和新一届常务委员会的人数正相吻合———九个方阵、九条龙和九只雄狮。有个记者看了，马上猜测这是经过严密的组织和演练。有家报纸说，县政府早在一个月前就在准备“一个特别的庆典活动，并进行彩排”。没有人证实也没有人否认这些说法。在胡锦涛祖辈居住的瀛州乡，早有几大平板车的烟花整装待发，现在爆竹声声，礼花满天，硝烟的味道飘向几公里外。胡家祠堂门前，孩子们只穿背心，赤裸双臂，表演一个叫《丰收》的节目，把大人都吸引过来了，也把欢乐的气氛在寒雨中推向高潮。“有些事情就是神奇，不由得你不信。”有个农民说，“干旱快两个月了。十六大闭幕那天，天下起小雨。今天胡锦涛当选总书记，又下起大雨，庄稼都有救了。真是久旱逢甘霖啊！”现在小城百姓相互询问的问题只有一个：“胡总书记什么时候才会回老家来看一看呢？”

　　人民大会堂里再次提到“继往开来”，这话在十三年前曾经说起过。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是过去五十年来最少伟人色彩的一次党代会，也是过去八十年里党的领袖第一次按照正常程序移交权力。在此之前，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犯了错误中途下台，就是在任内去世。所以我们可以把2002年冬天的会议看作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政治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要比“谁下谁上”这类问题更值得回味，当然只有那些真正洞悉中国政治的人才能体会到。

　　2002年就要结束，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也要给自己的执政历史画上句号了。现在回头去看，这些人都是天助神佑的人物，中国人都说他们的运气真好，还说中南海比过去成熟了。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把他们看做时代的代表，真正的奇迹是由亿万对新生活满怀憧憬又干劲十足的人民创造的。他们是熟练的工人、朴实的农民、精明的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有些人则是来自西方。中国的资源和中国人的改变现状的欲望，把他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一点，无论是伟人的权威、领袖的口才、“铁腕宰相”的组织天才，都不能比拟。当然对今天这些在超音速飞机的轰鸣声中、在移动电话的悦耳铃声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有些奇迹看起来无惊人之处。21世纪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伟人的时代，而是普通人的时代。新一代中国人对于“谁是伟人”这样的问题，也抱着超然的心态。他们更在乎凡人的事情，宁愿在党的理论体系中寻找那些对自己更有利的变化，然后去造就更多的变化。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很成功。

　　那些在“第三代”执政期间年逾四十的人都有体会，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种种弊端的宽容性已经历了极大的考验，有时候简直忍无可忍，但他们毕竟忍耐过来了，甚至今后还将继续忍耐。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的问题开列出来，也许比她已经取得的成就清单还要长：经济增长放缓、银行呆账问题、失业问题、国有企业亏损依旧、农村迄今无振作之象、农民的不满、腐败猖獗，中西部的落后，而东南沿海那些依靠出让土地支撑高速增长的地区，再也没有多少土地可以出让了……这张清单可以被看做是新一代领导人前进道路上的“地雷阵”。和十三年前比起来，很多地雷被排除了，但也有一些地雷更加危险了。好在中国人总是以乐观豁达的精神来对待他们眼前的麻烦。过去二十多年里，很多口号都过时了，不断更换，但有一句是始终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年年难过年年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江泽民不再是中央委员了，但仍旧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有点像当年的邓小平。11月15日，他再次来到人民大会堂，率领全体离任常委和全体新任常委，会见十六大的全体代表，这也有点像当年的邓小平。他的讲话情绪激昂，也比邓小平说得多，但是他却没有像邓小平当年为他做的那样，宣布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也没有说胡锦涛是“核心”。

　　胡锦涛带头为他鼓掌，两千多人也跟上来，掌声回荡在人民大会堂，表明“第三代”对这个国家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每逢那些考验党的意志和国家精神的重大时刻，他们总是聚集在这里。在过去十三年中，撤销赵紫阳的一切职务、治理整顿、反对和平演变、宣布邓小平南巡谈话为党的指导方针、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脱颖而出、改变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消顾问委员会、邓小平退休、主持宏观调控、对付通货膨胀、对付通货紧缩、对付自然灾害、对付法轮功、对付腐败、对付亚洲金融风暴、对付东欧社会主义的蜕变、对付台湾分离主义者的图谋、对付北约轰炸我们的大使馆、对付美国人撞了我们的飞机、开发浦东、开发西部、开放边境口岸、修建三峡大坝、两次修改宪法、两次修改党章、换了两个总书记和两个委员长……所有这些都曾在这里加以考虑，当然还曾无数次地起立向老一辈革命者致敬默哀。他们这些人继承了前辈的思想，居住在前辈居住过的地方，使用着前辈使用过的亭台楼阁，瞻仰过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遗容。在1997年2月24日，他们曾含着无限悲伤，注视着一辆灵车护送邓小平的遗体远去，经过后来建设“中华世纪坛”的那片土地，向八宝山公墓不灭的火焰走去。而在五年又九个月之后，他们的后继者来了。再过几个星期，2003年的钟声也要敲响了。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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