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左派改革蓝图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

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经历了美国恐怖攻击、中国经济崛起、网际网路发展、全球金融海啸，以及美中贸易战与全球瘟疫的冲击，这些重大的全球事件，或多或少跟上世纪末以降的资本全球化有关，乐观天真的新自由主义早已备受批判。就像科学界主流认为气候变迁是个真实的危机，在主流的社会科学社群，全球贫富差距恶化的趋势也早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奇怪的是，反对资本主义之弊病的各国左派阵营，却积弱不振，支持社会民主派的民众流失，右翼民粹主义反倒成为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新兴势力。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重重，为何民众并未转而支持左派或自由派的政党与政客呢？反对资本主义的哲学与政治蓝图还有出路吗？这就是本书所要回应的时代主题。

太阳花男孩

《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量化社会学者莱特（Erik Olin Wright），也是全球最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二○一二年曾经获选为美国社会学会理事长。莱特是近年来美国社会学界最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不幸的是，他在二○一八年即将出版本书之际，惊传罹患血癌，迟迟无法找到配适的骨髓移植对象，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安宁照护与家人陪伴中过世，享年七十一岁，全球左派人士与社会学界纷纷追悼。这是笔者近期内为莱特所写的多篇悼念文章之一，不免重复回忆起他与台湾的缘分。

莱特毕业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长期任职于全美顶尖的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系，他曾是一九六○年代的学运分子，早年研究集中在阶级分析，是结合博弈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除了在美国主要社会学期刊发表许多有关美国阶级结构转型的知名论文（例如Wright and Perrone 1977; Wright and Singelmann 1982; Wright and Martin 1987; Wright and Cho 1992），其主要著作《阶级》（Classes , 1985 ）与《阶级很重要》（Class Counts , 1997 ）这两本书，重构了以剥削为基础的阶级理论，以及新中产阶级的分析架构与实证研究，在社会阶层化领域独树一帜。莱特在博士班时见义勇为，协助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处理柏克莱聘任时面临的问题，量化与质化社会学两位巨擘相知相惜的友谊，更是学界少见的典范（Burawoy 2005 [ 1979]；林宗弘2005），本书也收录了好友布若威为他所写的后记。

如同布若威在后记里提到，莱特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开始，主持跨国阶级比较计画，将苏联与台湾纳入分析比较的个案，与许嘉猷、萧新煌、吴乃德等知名学者合作进行社会调查，并出版相关著作，这是他第一次访台，据他后来说，三天两夜的旅程里只到过中研院与台大，此间仅与几位曾经教学过的台湾学生，如蔡淑玲、黄树仁、黄敏雄与黄崇宪等保持联系，印象却不深刻。从这些优秀学者口中，我们知道莱特是一个爱家、照顾学生，积极参与左派运动，在学术立场上十分坚持、正直的学术人。

我在二○○六年美国社会学会的年会当中，经由台大蓝佩嘉教授、香港科大潘毅教授，以及当年美国社会学会会长布若威的介绍，在蒙特娄路边的咖啡桌初识莱特，后来在北京清华大学沉原教授主持的演讲中再次碰面。二○一二年八月美国社会学会的理事长演讲之后，我与台大何明修教授一起当面邀请莱特再次访问台湾，谈真实的乌托邦计画，他说愿意，但时程必须排在一年半以后，最后决定在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访台一周。

历史的偶然性与行动者的自主性，总是在改变世界的过程里，发挥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当年三月十七日午夜，学生与社运人士占领立法院议场，开启为期二十四天的太阳花学运。协助接待的台湾社会学会多位学者参与部分活动，我们遂把其中一场占领威斯康星州议会经验的演讲，改到学运决策小组的密会场所之一台湾劳工阵线办公室举行，并且陪同莱特进入议场与学生对话，他在《真实乌托邦》台湾版序言里详细记录了这段惊奇之旅。

思念一个人，往往会想起那些看似不重要的细节。在四月一日莱特离台前一晚，立法院议场占领区内的学运领袖如林飞帆与陈为廷等，曾邀请莱特在会场公开演讲，但是我担心现场S N G直播后，外交部或警方就会将他递解出境、列入黑名单，就与在场的黄崇宪、吕建德两位前辈商议后，替他婉拒了，随后他说想留在议场睡觉，我也怕出事变成国际新闻，只好把他硬拖出去、开车载回中研院学术活动中心。过程中我一岁多的大女儿很好奇，在后座玩他的苍苍卷发，莱特也不以为意，只觉得没能睡在议场很可惜。

同年七月，于日本横滨举办的国际社会学会世界大会中，莱特受会长布若威之邀谈真实乌托邦，却主要在讲他参与太阳花运动与学生相处的感动，八月我们在旧金山的美国社会学会相见，他仍然关注台湾学运与政治的后续发展。这段期间，布若威常笑称他是「太阳花男孩」（Sunflower boy）。

此后，中研院同仁李宗荣与莱特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碰面，得知他身体微恙，二○一九年一月初，我听闻病情迅速恶化，透过网络留言给他打气，说我很抱歉，当年离台前那一夜，应该让他留在立院议场，不料一周后便闻噩耗。

真实乌托邦

《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成了莱特的遗着，内容虽然与《真实乌托邦》有些重迭，不过更像是给公民社会NGO上课的讲稿，有助于厘清过去反资本主义政治思想里的弱点，以朝向更开放的左派改革蓝图开展。

在《真实乌托邦》一书里，莱特提到三种组织力量的对比与均衡，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结构与其他另类出路的可能性，这三种力量分别是来自经济领域的资本、来自政治领域的国家、与来自公民社会的社会力，分别依赖利益（其中可能相当大部分来自剥削）、强制与说服，做为其生产在社会关系层面的机制，要超越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不平等，可能未必以立即消灭资本的革命做为最重要或最合乎逻辑的策略，而是要建立混合的转型生态系。

在本书中，莱特阐述了左派的价值观，正义（平等）、民主（自由）与团结（博爱），这些价值观与前述的资本、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力量相对应。他向运动者或公共政策参与者阐释了反资本主义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治经济游戏的本质：在现代世界体系当中，资本积累导致剥削、不正义与不平等，需要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与分配来矫正；国家任意使用暴力时则是导致政治不民主与不自由，需要民主参与来矫正；而团结、互惠与共善则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关怀。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立足于公民社会的活跃参与，并且主张经济平等与政治民主的价值观，这就是莱特心目中所定义的民主社会主义。

然而，光有价值立场是不够的，第二个反资本主义的层次，是修正游戏规则的策略。莱特响应了过去三、四百年来反资本主义的各种策略，包括打碎（共产革命）、拆解（国有化）、驯服（福利国家）、抵抗（工会运动）与逃离（合作社运动），试图说明这些策略并不互斥，而且全面打碎资本主义的共产革命，已经被现实证明未必是比较有效（提高生产力）、民主或公平的策略，因此，反资本主义的策略，可能是从多层次、透过国家与公民社会等多方面的干预，来弱化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剥削与损害，也就是要尊重公民社会里反抗运动的生态多样性，逐渐弱化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寻找民主社会主义转型的出路。

在第五章莱特响应了资本主义中之国家的性质与策略的关联性。首先在本质上，他认为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不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是政治经济斗争的场域，其次在策略上，他认为要解决金权政治问题，民主化与分权化（去中心化）是可欲的、可行的政治策略，应该将这些策略制度化。

未竟的左派

最后，莱特讨论了促成资本主义改革的行动者，包括认同、利益与价值，是建构政治结盟的重要社会动员与象征资源。如后记里布若威的机锋评论，其实莱特过去的阶级分析强调剥削（利益）与客观的阶级位置，是「没有乌托邦的阶级分析」，结论仍难脱阶级斗争，但是在真实乌托邦计划里，他谈的是认同与价值，或是道义经济、属于后物质主义、新社会运动或社会经济创新的观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乌托邦」。可惜莱特英年早逝，尚未在行动者的理论方面衔接起这个哲学与理论逻辑的断裂，却也为未来有关民主社会主义、或左派政治前途的讨论，保留了一定的开放性。

对台湾或广义的华人社会而言，莱特的真实乌托邦计划似乎比学院式的阶级分析更有启发性，这是因为台湾过去「黑手变头家」（谢国雄1989）的历史经验仍不远，资本集中化与产业变化远比阶级形成更迅速（林宗弘2009；李宗荣、林宗弘2017），而中国则是处在远离社会主义的市场转型，党国体制既不民主也不平等，形成多层次的阶级剥削（林宗弘、吴晓刚2010），香港更困扰于金融化与去工业化，阶级议题远不如认同、世代或民主转型重要。在台湾甚至整个东亚，左派或劳工运动还来不及建构阶级团结，就已经面临政治镇压与产业转型所造成的零碎化（何明修2016），可以说是「未竟的左派」。

对于受社会主义之平等理想感召的人来说，比起过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左派哲学理论，本书提供了更开放的价值与策略、也有更明确的现实案例。《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似乎建议我们，在新自由主义之后的世界，应该在重建国家能力与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塑造更公平、民主、分权与多样化的资本主义，以利于寻找民主社会主义转型的可能性。

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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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雄，一九八九，〈黑手变头家：台湾制造业中的阶级流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二卷，页十一─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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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这本书原本的构想，是要把二○一○年出版的《真实乌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的中心论点，以简洁扼要的方式浓缩呈现。那本书出版之后的这些年来，我定期向世界各地的社区团体、社运人士与劳工团体发表关于书中主题的演说。听众对那些观念的反应通常都很热切，但许多人觉得那本书的厚重篇幅以及学术式的写作方法令人难以亲近。于是，我认为再写一部简短易读的版本会是个好主意。

不过，等到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想法已经出现相当程度的演变，所以这本书如果主要只是概述《真实乌托邦》的内容，感觉已不再有意义。我的专注焦点已经从如何为一套取代资本主义的民主平等方案建立可信度，转向了策略的问题，也就是怎么从现况的这里前往理想中的那里。原本的计画是为我二○一○年的那本书撰写一部简短的浓缩本，后来却变成比较像是续集。

对于这本书，我还是希望能够让任何一位有意思考这些议题的读者感到兴致盎然。但我也发现，要介绍新的论点与主题，很难不采取学术写作中常用的那些做法，也就是和其他观点进行辩论、记录我的分析所取材的各种观念来自何处，以及利用脚注回应我知道有些读者可能会怀有的反对意见等等。我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我的写作对象包括两群明显不同的读者：其中一群人虽然热衷这些议题，对于传统的学术阐释却是兴趣缺缺；另外一群人则是会认为这本书如果没有那些详细阐释，在智识上就不够严谨。

我后来想出的解决方法，就是把这本书分为两部分。这两个部分的章节名称都一模一样，但第一部分几乎完全没有参考文献、没有脚注、对于个别观念的由来几乎不予讨论，而且就算是为了厘清论点而不得不探讨相关的辩论或反对观点，也是尽量保持简短。在第二部分，每一章的开头都会以一至两页的篇幅概述第一部分的同一章节当中的基本论点，然后再探究第一部分省略的那些学术议题。我的目标是要让第一部分仍然能够充分反映分析中那些理论概念的复杂度，但避免各种枝节的讨论以及繁琐的学术注解。这一部分不会过度简化必要的复杂性。维索图书（Verso）的编辑对这个构想深感热衷，同意把第一部分出版为一本简短且平价的独立书籍；第一与第二部分会各自独立成册，但同时出版。

我实际动手写这本书的策略，是先为第一部分的每一章写好草稿，同时注记需要在第二部分讨论的议题。我知道我一旦开始处理第二部分的细节，终究不免会需要回头修改第一部分。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先铺陈出完整的分析会是比较好的做法。

到了二○一八年三月，我已经针对头五章写出了我觉得相当扎实的草稿。本书核心重点的第三章：「反资本主义的各种类型」，经历了许多修改，也以各种不同形式发表于数十场公开演说中。第一、二、四章和我在《真实乌托邦》所写的内容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我觉得这几章也论述得相当完善。尤其第四章主要是浓缩那本书第五到七章的内容。谈论国家问题的第五章，探究我在前一本书里没有系统性讨论但在其他地方写过的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章也没什么问题。第六章还没有动笔。这一章探讨的议题，我还不曾以条理分明的方式彻底探究过──也就是如何形成能够以有效的政治行动转变资本主义的集体行动者。我想，就算我在这项至关重要的主题上提不出什么特别具有原创性的看法，至少也能够厘清其中牵涉的议题。

我在四月初诊断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这种疾病不能靠着长时间的间歇性治疗加以控制，唯一的策略就是进行骨髓干细胞移植。移植手术如果成功，我就能够康复；如果不成功，我就性命不保。存活的机会不算渺茫，但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得知这项诊断之后，就联络了维索图书，向他们说明我的状况。移植手术本身还要过几个月之后才会进行──我必须先接受几回合的化疗，为移植手术做准备──因此我希望可以在这段时间写出第六章的草稿。我提议在我完成手稿之后，就先把第一部分出版为一本小书，不必等待第二部分。如果一切顺利，移植手术成功，那么我未来还是可以继续写第二部分，假如这项写作计画届时看起来还值得进行的话。

现在是七月底。尽管我很想完成这本书，但撰写第六章实在是一大挑战。有些时候，我可以打起精神集中注意力写上几个小时，但也有很多个日子根本没办法做到这一点。这一章虽然没有经过我的写作当中向来不可或缺的公开与私下对话，但我认为其中的内容已达到所需的目的。

最后要提一下本书的书名：《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在这本书里，我鼓吹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一般都视之为一种激进型态的经济民主。所以，这本书其实也可以取名为「如何在二十一世纪推动民主社会主义」。我决定使用「反对资本主义」这个涵盖范围比较广的词语，原因是本书的许多论点对于反对资本主义但仍对社会主义抱持怀疑态度的人士也都值得参考。面对资本主义之后的下一个可行的目的地，我希望自己的论点至少能够说服一些人认定激进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是最好的思考方式，但我不希望这本书看起来只适合早已同意这项观点的人士阅读。

艾瑞克．欧林．莱特

写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二○一八年八月

1为什么要反对资本主义？

对许多人而言，反资本主义这样的观念看起来相当荒谬。毕竟，看看资本主义的企业近年来在物品与服务方面的各种美妙科技创新：智能型手机与串流电影；无人驾驶车辆与社群媒体；无数疾病的疗法；美式足球比赛场上的超大萤幕以及可让世界各地众多玩家一同连线的电玩；网路上各式各样可供快速递送到家的消费产品；新式自动科技对劳动生产力造成的惊人提升；如此种种列举不尽。此外，资本主义经济体当中的所得虽然确实分配不均，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对于几乎各地的一般人乃至穷人而言，买得到也负担得起的消费物品也出现了大幅增加。单单比较美国在一九六八至二○一八年这半个世纪之间的变化：在这五十年间，美国人口当中拥有冷气机、汽车、洗衣机、洗碗机、电视机与自来水的百分比都出现极大幅度的增加。平均寿命对于大多数类别的人口而言都比以往更长；婴儿死亡率也比以往更低。这样的例子实在是无穷无尽。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现在，甚至连世界上最贫穷的区域也出现了这种基本生活水准的改善：看看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准在该国拥抱利伯维尔场之后所出现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看看俄国与中国当初尝试资本主义以外的道路，结果落入了什么样的下场！除了政治上的压迫与残暴之外，那些政权在经济上也大为失败。所以，你如果关注人类生活的改善，怎么可能反对资本主义？

这是一种说法，也是一般的标准说法。

以下是另一种说法：资本主义的正字标记就是富庶当中的贫穷。这不是资本主义唯一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当中最严重的缺点。尤其是富裕社会里的儿童贫穷现象，更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因为那些儿童的困境清楚可见不是自己造成的结果，而且那些社会又明明能够轻易消除这样的贫穷。没错，经济成长、科技创新、生产力提升，以及消费物品的向下扩散等情形都确实存在，但随着资本经济成长，也有许多人因为生计遭到资本主义的进展所摧毁而陷入贫困。身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底层的人口处境危殆，大多数人也都只能从事令人麻木的枯燥工作。资本主义造就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也为少数人带来过多的财富，但许多人却仍然入不敷出。资本主义虽是一部成长机器，却也是一部强化不平等的机器。更重要的是，在对于利润无止尽的追求之下，我们也愈来愈明白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正在摧残环境。而且不管怎么说，真正的关键议题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当中的平均物质条件长期下来是否有所改善，而是从历史中的当下这个时刻往前看，采取另一种经济体制是不是能够让大多数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二十世纪的俄国与中国所采行的那种中央化威权国有经济，在许多面向上的确都是经济失败，但我们不是只有这样的选择。

这两种说法都是植基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上。资本主义转变了世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大幅提升人类生产力，这种情形并不是幻象，许多人确实都因此受益。但同样的，资本主义带来巨大伤害，并且导致可以消除的人类苦难长久存续，这样的情形也同样不是幻象。真正的歧见──而且是一种根本上的歧见──在于是不是有可能享有资本主义当中的那种生产力、创新与活力，但不必承受那些伤害。柴契尔夫人在一九八○年代初期曾经提出这项著名的宣示：「没有第二条路」；二十年后，世界社会论坛则是宣告指出：「另一种世界有可能实现。」这就是最根本的争论所在。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第一，另一种世界确实有可能实现。第二，这种世界有可能为大多数人改善获得美满人生的条件。第三，这种新世界的元素在当下的世界里已经创造出来了。最后，我们确实有方法能够从当下的世界前往那种新世界。反对资本主义不仅可以是面对当前这个世界上种种伤害与不公的一种道德立场，也是一种务实的立场，可以促使我们建立一种不同的世界，让人类获得更美满的生活。

本章将会为这项论点奠定基础，首先解释我所谓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接着再探讨评估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系的根据。

资本主义是什么？

如同其他在日常生活与学术研究当中使用的许多概念，「资本主义」也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方法。对许多人而言，资本主义就等于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经济体系当中，人会生产物品，然后透过自愿性的协议卖给别人。另外有些人会在「市场」前面加上「自由」一词，强调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系里的市场交易只受到国家最低限度的规范管制。另外还有些人则是强调资本主义的特色不仅在于市场，也在于私有资本。社会学家，尤其是受到马克思传统影响的社会学家，通常还会再加上一项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带有一种特殊的阶级结构，也就是经济体系里实际从事工作的人口（劳动阶级）本身并不拥有生产工具。这种观点暗示了经济体系里至少有两个基本阶级，一个是拥有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另一个是担任员工而提供劳力的劳动阶级。

在本书当中，我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语同时指涉前述这两种观点，也就是把资本主义视为市场经济，以及认为资本主义是透过一种特定的阶级结构安排而成。对于这项组合的一种思考方法是：市场层面指出了经济体系对于经济活动的基本协调机制（透过去中心化的自愿交易、供需以及价格加以协调），阶级结构则是指出经济体系当中的核心权力关系（也就是资本的私人拥有者与劳工之间的权力关系）。以这种方法阐释这项概念，就表示我们不需要资本主义也一样可以有市场。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有生产工具国有的市场：企业由国家拥有，并且由国家分配资源，不论是采取直接投资还是透过国营银行贷款的方式。这种体系可以称为国家式市场经济（但有些人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当中的企业也可以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组织，由其员工与顾客拥有以及管理。透过这类组织安排而成的市场经济，可以称为合作式市场经济。相对于这两种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特征就是资本的私人拥有者在企业与整个经济体系当中所握有的权力。

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

资本主义会产生反资本主义者。在某些时代与地点，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抗会集结成条理清晰的意识形态，对伤害的来源提出系统性的诊断，并且对于该怎么消除这些伤害开出明白的药方。在其他情境下，反资本主义则是潜藏在表面上看来与资本主义没什么关系的动机当中，例如有些宗教信仰带领信徒扬弃现代化，而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社群当中。有时候，反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工厂里的个别劳工抗拒上司的要求；另外有些时候则是体现于劳工组织针对工作条件所发动的集体抗争。总之，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就一定也会有某种形式的不满与反抗。

这些发生在资本主义里面并且以资本主义为对象的种种不同形式的抗争，其中带有两种一般性的动机：阶级利益与道德价值。你反对资本主义可以是因为资本主义损害了你自己的物质利益，但也可以是因为资本主义违背了你重视的特定道德价值。

一九七○年代晚期有一张海报，一名劳动阶级女子倚靠在一道围墙上。海报上的文字写着：「阶级意识就是知道自己身在围墙的哪一边；阶级分析则是找出有哪些人和你一样身在那里。」围墙的比喻，就是把资本主义的冲突视为植基于阶级利益的冲突。身在围墙的两侧，界定了基于相互对立的利益而形成的朋友与敌人。有些人也许骑在围墙上，但他们终究可能还是必须做出选择：「你如果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敌人。」在某些历史情境中，界定围墙的利益很容易看得出来。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明白看出在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奴隶深受奴隶制度伤害，因此废止奴隶制度合乎他们的阶级利益，而维系奴隶制度则是符合奴隶主的利益。有些奴隶主也许对拥有奴隶怀有矛盾的心情（例如杰佛逊就是如此），但这种矛盾不是来自于他们的阶级利益，而是来自于那些利益与他们抱持的某些道德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当代的资本主义当中，情况则是复杂得多，对于资本主义的阶级利益究竟该怎么理解，并不是那么明白可见。当然，有些类别的人面对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极为清楚明白：对于庞大财富的持有者以及跨国企业的执行长而言，捍卫资本主义显然对他们有利；至于血汗工厂的工人、低技术劳工、财务不稳定的劳工以及长期失业者，则是反对资本主义才合乎自己的利益。不过，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当中的其他许多人来说，事情却没有这么直截了当。例如受过高度教育的专业人士、经理人，以及许多自营作业者，就处于我所谓的阶级关系当中的矛盾位置，因此对于资本主义怀有颇为复杂而且经常反复不一的利益。

世界上如果只有两个分别身在围墙两侧的阶级，那么把反资本主义完全奠基在阶级利益上也许就已足够。基本上，这就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就算阶级结构当中存在着复杂性，资本主义的长期动态也还是会在这些阶级中造就出支持或反对资本主义的鲜明利益。在这样的世界里，阶级意识主要就是理解世界如何运作，以及这种运作方式如何牺牲某些阶级以迎合其他阶级的物质利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认为，劳工一旦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反对资本主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主张没有必要从社会正义与道德缺陷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提出系统性的批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此。只要呈现出资本主义有害大众的利益就已足够，不需要再证明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性质。我们不需要说服劳工认定资本主义并不公正或者违反道德原则；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以强而有力的诊断指出他们遭受的严重损害源自资本主义，让他们知道资本主义违反他们的物质利益，而且他们可以采取行动改变这一点。

这种纯粹奠基于阶级利益之上的反资本主义论点不适用于二十一世纪，而且可能也从来都不是一项完全充足的论点。这里其实涉及三个议题。

第一，由于阶级利益的复杂性，因此一定会有许多人的利益不是明确落在围墙的某一侧。这些人是否愿意支持反资本主义的倡议，有一部分将会取决于其中涉及其他哪些价值。由于这些人的支持对于任何克服资本主义的可行策略而言都相当重要，因此也就必须把反资本主义联盟的部分基础建立在价值观之上，而不只是标举阶级利益。

第二，事实是大多数人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道德关怀所驱使，而不是只单纯关注实际的经济利益。即便是对那些阶级利益十分明确的人而言，基于道德关怀的动机也可能深具重要性。人经常会做出违反自身阶级利益的行为，原因不是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更重视其他价值。历史上最著名的其中一个案例是马克思的密切合作伙伴恩格斯。他虽是一个富有的资本主义制造商的儿子，却全心支持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运动。十九世纪美国北方的废奴主义者之所以反对奴隶制度，也不是因为这样合乎他们的阶级利益，而是因为他们认定奴役是错的。就算是反资本主义合乎自身阶级利益的人，也还是需要奠基于价值之上的动机，才能维系自己对于追求社会变革的投入。

最后，在思考各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是否值得追求之时，价值的厘清绝对是必要的。我们需要有个方法能够不只是评估资本主义出了什么问题，同时也评估替代方案有什么可取之处。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打造那个不同的世界，也必须要有具体的标准可以评估那套替代方案对这些价值有多少程度的实现。

因此，辨识资本主义究竟如何损害了特定类别人士的物质利益虽然非常重要，但也必须厘清我们到底希望经济体系促进哪些价值。本章接下来就要探究构成反资本主义道德基础的价值，并且寻求更佳的替代方案。

规范基础

针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有三组核心价值：平等／公平，民主／自由，以及社群／团结。这些价值在社会抗争当中历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标举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理想。不过，这些价值的意义也备受争论。大概没有人会说自己反对民主、自由，或者某种定义下的平等，但对于这些词语指涉的真正内容，众人的歧见还是极为强烈。这类争论使得政治哲学家非常忙碌。我在此处不打算整理这些辩论，而是要陈述那些能够让批判资本主义的论点显得清晰明确的价值。

平等／公平

平等的观念存在于几乎所有社会正义概念的核心。就连强调财产权的自由放任主义概念，也主张法律之前的权利平等。美国独立宣言指出：「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不证自明：人皆生而平等，获得造物主赋予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机会平等的观念广泛获得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接受；因此，看到出生在贫穷中的儿童所拥有的人生机会少于出生在富裕当中的儿童，大多数人就算觉得这种情形无可奈何，也还是会承认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状况。

所以，在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多数人仍然抱有某种平等的理想。至于他们的意见严重分歧之处，则是在于平等主义理想的实质内容。这样的歧见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间促成了政治哲学家之间一项极为热烈的讨论，被人称为「什么的平等？」辩论。平等主义的理想是不是机会平等？如果是的话，那么是什么东西的机会？还是说平等主义的理想是资源平等？或是能力平等？抑或福利或福祉的平等？我提议用以下这种方式思考平等价值：

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所有人都拥有大致平等的管道可以取得享有美满人生所需的物质与社会工具。

这句话涵盖了许多内容，且让我们拆解开来一一检视。

首先，「大致平等的管道」这项概念反映了平等主义原则。这项概念与平等机会有点不同。举例而言，抽奖即可满足平等机会的要求，但这种做法绝对算不上是让人获得美满人生的公平方式。平等机会也表示主要问题在于人应该拥有所谓的「起跑点平等」：只要你在一开始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如果你后来浪掷了自己的机会，就只能说一句可惜。这是你自己的错，所以你没得抱怨。「平等管道」则是对人类境况采取一种比较宽容也比较富有同情心的观点。此外，这种观点在社会与心理方面也比较务实。人总是不免会有搞砸的时候。青少年可能会因为目光短浅而做出愚蠢的决定，随机发生的事件和运气也可能在每个人的人生中扮演巨大的角色，不论带来的结果是好是坏。一个人就算认真工作，克服了巨大的障碍，并且在人生中达成极大的成就，这样的成功也还是有一大部分必须归功于随机出现的好运。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明白划分个人必须真正负起责任以及不需负责的事物。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所有人在一生中都应该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大程度上，能够对建构美满生活所需的条件拥有平等的获取管道：这种观念就是认知到了人生中的这些社会与心理现实。机会平等的观念当然还是有其价值，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平等管道才是理解平等主义理想比较恰当的方式。

接着来看看「美满」的概念。不管是哲学家还是一般人，对于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好不好都有许多不同的解读方式。幸福是其中一种衡量标准。一般而言，一个人如果活得幸福，大多数人就都会说这个人的生活过得比以前好，而且促进人幸福的制度也比阻碍幸福的制度来得好。追求幸福的权利郑重记载于美国独立宣言里，就证明了幸福的重要性。有意义或者充实的人生是另一种标准。有些哲学家则谈及人的福祉或安康。所有这些观念都互相连结。毕竟，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实在很难想象这个人会真正感到幸福。

我用美满人生的概念代表一个人生活顺遂的整体状态。所谓的美满人生，就是人的能力与天赋都获得充分发展，而得以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因此在某种一般性的意义上，他们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潜力与目标。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这在人的健康与生理状况方面代表什么意义：美满的人生不仅是没有疾病，同时也包含了一种积极的概念，也就是能够让人在世界上过着活跃生活的身体活力。同样的，在人生的其他面向，美满也隐含了个人能力获得积极充分的实现，而不只是没有严重缺陷而已。

我想，我们在思考公正社会的时候，不论是聚焦于幸福、福祉、意义、充实，还是美满，在实际上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这些东西全都深深互相关联，而只要对其中一项的实现有所帮助，几乎就可以确定对于其他面向也都一样会有帮助。

平等的价值不是指公正社会当中的所有人都能够拥有同样美满的生活，而是说所有人对于追求美满人生所需的社会与物质工具，都拥有平等的获取管道。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任何人如果没有达到美满的人生，都不能抱怨说是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阻碍了他们取得获致美满人生所需的物质与社会条件。

达到美满人生所需的物质工具，自然会随着时间与地点的不同而出现极大差异，但大体上来说，这些工具包括足够的饮食、居所、服装、移动能力、休闲娱乐、医疗照护与教育等等。在市场经济里，这就表示人有足够的所得能够购买许多这些东西，但不表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同等的所得。人因为种种原因而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对于达成美满人生所需的物质工具拥有平等的获取管道，代表的即是能够获取不同程度的所得。这就是为什么古典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主张「给予每个人各自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给予每个人相同的东西」。

达成美满人生所需的社会工具比物质工具复杂，而且只要谈到社会工具，几乎都不免涉及争议性的项目。在我看来，达成美满人生所需的社会工具至少包含以下这几项：有意义而且充实的活动，通常与一般所谓的「工作」有所关联；亲密关系与社会连结；能够在有意义的层面上掌控自己人生的自主能力；还有社会尊重，或是有些哲学家所谓的社会认可。涉及种族、性别、性取向、外表、宗教信仰、语言、族裔，以及其他个人显著特质的社会污名，不但可能阻挡人取得获致美满人生所需的物质工具，也会阻碍人达成美满的人生。在公正的社会里，所有人对于这些促成美满人生的社会条件都拥有平等的取得管道。

平等主义的公平原则要求非常高。这项原则主张在公正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应该拥有平等的取得管道，而不是只有部分种类的人。在取得获致美满人生所需的条件上如有任何不平等，不论这样的不平等是基于种族、性别、阶级、生理能力、宗教信仰，还是族裔，都算是不公正的情形。可是，国籍或公民身分又怎么说呢？「社会」一词指的是「民族国家」，还是一群相互合作并且彼此互动的人民所组成的社会体系？在全球化的经济当中，所谓的「一个」社会这种概念显得颇为模棱两可。整个世界算不算是公平原则所适用的「社会」？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在平等与公平价值最强烈的形式里，范围应当涵盖所有的人，不论那些人恰好出生或居住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只因为运气不好，在一条国界上生错了边，对于达成美满人生所需的条件所享有的取得管道就大幅减少，这绝对是一种不公正的情形。这点隐含的意义，就是以平等／公平的价值而言，人应该可以搬迁到他们想要的任何地方，而且正义的原则应该不论在何处都适用。不过，这么说并没有回答这个实务上的问题：面对这种不正义，究竟可以或者应该采取什么作为？实务上也许不可能矫正国界或公民身分造成的不正义现象，原因可能是这么做所面临的政治障碍太过巨大，或是消除国界带来的负面副作用不免损及其他重要价值。不过，我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事实，并不表示就平等／公平的价值而言，公民身分对于平等取得管道所造成的障碍是公正的情形。

关于平等／公平价值的最后一个议题，是这种价值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此处有两项彼此相连的议题。第一项议题涉及所谓的「环境正义」──也就是环境伤害造成的负担在社会里的分配状态。平等／公平的价值隐含了这样的立场：有毒废弃物、污染，以及其他环境伤害造成的健康负担，如果超乎比例的绝大部分都是由贫穷与少数群体承受，那么这就是一种不公正的情形。同样的，全球暖化造成的有害影响如果都集中在贫穷国家身上，也是不公正的情形。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事实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不公正性，就是导致全球暖化的碳排放主要都来自于富裕国家当中的活动。因此，这样界定之下的环境正义，对于美满人生所需的物质条件享有平等取得管道而言，乃是另一个额外的重要面向。

第二项议题涉及目前的行为对未来环境状况的影响。我们对于未来世代能否取得美满人生所需的环境条件，是否应该投以特别的考虑？还是说公平的概念只适用于取得管道在当今生活于世界上的人口之间的分配？这项议题在全球暖化方面尤其重要，因为全球暖化最严重的负面后果将会对未来世代造成影响。这项与环境伤害有关的未来导向议题，可以视为一个跨世代正义的问题：

未来世代对于享有美满人生所需的社会与物质工具，应该拥有与当今世代至少同等的取得管道。

这是环境永续当中深具道德重要性的议题：之所以要关注环境长期恶化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这种情形会损及未来人类生活的美满。这样对未来的世代不公平。

民主／自由

我还要加入民主与自由这两种价值。一般人经常认为这两者彼此相异，甚至具有紧张关系：自由是能够做你想做的事而不受到干涉，民主则是把约束规则施加在所有人身上的过程。尤其是我们如果把民主狭义界定为多数决，那么多数绝对有可能强制施行践踏少数群体自由的约束规则。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认为民主与自由紧密相连？我之所以这么认为，原因是这两种观念都反映了一种核心的潜在价值，也许可以称之为自我决定的价值：

在完全民主的社会里，所有人对于有意义地参与影响自身生活的决策所需的必要工具，都享有大致相等的取得管道。

一项决策影响的对象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么我就应该要能够在不受别人干涉的情况下做出这项决策。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需请求别人同意，也不受别人干涉。不过，一项决策如果会影响别人，那么那些人就也应该要能够参与这项决策，或者至少同意让我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做出决策。特别重要的，是会对所有人施加强制约束规定的决策。这类决策由国家做成，而所有受到影响的人都应该要能够有意义地参与这些规则的制定。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民主：「由人民」控制国家权力的使用。不过，民主社会（而不只是民主国家）隐含的意义不仅止于此，而是要求人民应该能够有意义地参与所有对他们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决策，不论那些决策是在国家还是其他种类的机构当中做成。民主的职场、民主的大学，以及民主的家庭，都和民主的国家一样属于民主社会的一部分。

依照这样的论述，自决的根本概念就是人应该要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生活的条件。因此，自由与民主的差别在于影响个人生活的行为所带有的背景条件，而不在于背后的价值本身。再次强调，自由的背景条件是只对决策者自己造成影响的决策与行为；民主的背景条件则是会影响别人的决策与行为。

在实务上，一个人能够做出的所有决策与行为，几乎都不免对别人造成影响。因此，实际上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参与每一项对他们造成影响的决策。此外，一个社会如果试图迈向如此全面性的民主参与，也未免过于骇人听闻。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套规则，在自由的背景条件与民主的背景条件之间，界定出能够获得社会接受的界线。有一种谈论这件事的概念，就是私领域和公领域之间的界线。在私领域当中，个人可以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必向那些受到影响的人提供民主参与的机会；在公领域当中，所有受到一项决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则是都会获邀参与决策的制定。

这条划分私领域和公领域的界线，完全不是自然或者自发出现的，而是必须透过某种社会过程创造出来。明显可见，这是一项非常复杂而且经常深受争论的工作。长久以来关于性取向、堕胎与避孕的政治对抗，都涉及这条公私领域之间的界线：一边是性与身体这个完全属于私人的领域，每个人在这个领域里都可以自由做决定；另一边则是公共的领域，社会里的众人可以正当加以干预，尤其是透过国家规范。有些界线受到国家积极落实，有些则主要透过社会规范加以落实。公私领域之间的界线经常模糊不清。在深度民主的社会里，公私领域之间的界线本身就必须受到民主审议与决定。

民主与自由本身都是价值，但也是实现其他价值的工具。自决本身对于追求美满人生尤其重要。一如公平，民主理想也奠基在对于享有美满人生所需的必要工具拥有平等取得管道的这项平等主义原则上：也就是能够有意义地参与决策的制定；简单说，就是平等参与权力的行使。这么说并不表示所有人确实都会平等参与集体决策，而只是说他们的参与不会遭到不平等的社会障碍所拦阻。

社群／团结

与反资本主义相关的第三项存在已久的价值，是社群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团结这项观念：

社群／团结表达了人应当互相合作的原则，不仅是因为他们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好处，也是因为他们真心关注别人的福祉，并且认为自己有这么做的道德义务。

这样的合作如果发生在平凡的日常活动当中，由人彼此帮忙，我们就以「社群」一词加以描述；这样的合作如果是发生在为了达成一项共同目标的集体行动中，我们就使用「团结」这个字眼。一般来说，团结也代表集体力量的概念──「团结则立，分裂则亡」──但这种团结仍然植基于和社群共有的这项原则当中：合作的动机不该仅是来自于对个人自我利益的工具性考虑，而是应该结合道德义务以及对别人的关怀。

社群价值适用于任何一种成员彼此互动与合作的社会单位。在这层意义底下，家庭是一种特别重要的社群。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我们无疑预期合作会植基于爱与道德关怀当中。想象这么一个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完全不是因为他们关怀子女的福祉，而纯粹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从这样的投资当中获得良好的财务报酬。在大多数人眼中，这种态度违反了重要的家庭价值。宗教支持的道德准则，经常体现社群与团结的价值：例如「爱人如己」与「己所欲，施于人」。劳工运动当中那句发自内心的口号：「伤一人即伤全体」，就表达了这种价值。邻里、城市、国家、组织、社团，以及其他任何社会互动与合作的环境，全都是社群价值可能会出现的地点。

当然，社群价值的重要性会随着时间与空间而出现极大的差异。如同经常有人提到的，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身在受灾地区的人经常会以惊人而且不惜牺牲自我的方式互相帮助。战时所谓的「爱国心」，也可能充满对于国家的爱与责任感，而这两者都与社群和团结的价值有关。在平常时期，大多数人可能对身在远方的陌生人感受不到什么社群价值。

社群／团结之所以有价值，原因是这种元素和美满人生有所关联，也因为这种元素有助于促成平等与民主。所谓对于美好社会的「社群主义」观点，强调的是社会联系与互惠对于人类福祉的重要性。社群感如果够强，人就会比较不那么脆弱，在这个世界上会觉得比较自在，也会觉得人生有比较明确的目的与意义。强烈的社群感，是美满人生的要素之一。

社群／团结对于平等与民主也相当重要。你如果对一个社会空间当中所有人的福祉都怀有强烈的关怀与道德义务，那么就会比较容易认同这些人都应该对于美满人生所需的必要条件拥有平等的取得管道。这就是为什么在家庭里，子女之间的分配原则通常都相当接近于「给予每个人各自需要的东西」。在大型政治单位当中的这种社群感愈是强烈，就愈有可能产生稳定的平等主义式重分配公共政策。同样的，民主价值在社群感强烈的政治单位当中也比较有可能获得更彻底的实现。在一个社会世界里，如果众人都不怎么关怀同胞的福祉，而且政治安排完全以利益团体为中心，政治民主绝对还是有可能存在，只是这种民主的品质大概会很薄弱，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对公共利益以及寻求广泛共识进行认真的公共讨论。

不过，社群／团结价值有其黑暗面。强烈的社群感有可能会在内部成员与外部人士之间界定出僵固的界线。这种精神也许会在内部成员之间培养出一定程度的平等主义价值，却也可能支持以压迫性的手法排除外人。民族主义经常就是以这种方式运作。团结不但可以强化民权运动的集体抗争能力，也同样可以强化三K党的这种能力。与社群相关的正面价值，诸如关怀别人以及对别人负有义务，也有可能与从众以及服从权威等社会规范结合，因此对社会群体内部的压迫与专制关系给予支持，而不只是对外人如此。所以，社群和团结不但有可能促进民主与人类生活的美满，也有可能对这两者造成阻碍。因此，社群价值虽然确实存在于解放理想当中，但要怎么予以评价，仍有一大部分取决于这种价值在涉及平等与民主这两项价值的情况下受到怎样的表述。

要对任何一套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进行评价，都绝对离不开平等／公平、民主／自由与社群／团结这三组价值。家庭、社群、宗教、学校、国家以及经济体系都可以依据它们促进或阻碍这些价值的实现来加以评估。当然，替代制度的提案也同样必须依据这些价值接受评判。下一章将检视资本主义在这些方面的评价如何。

2诊断以及评价资本主义

反资本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奠基于这项主张：资本主义这种安排经济体系的方式，阻碍了平等／公平、民主／自由与社群／团结等价值的充分实现。当然，资本主义还受到其他的批评。举例而言，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损及所有人的美满人生，不管是富人与穷人、资本家与劳工都不例外。毕竟，有钱有势的人也同样逃不过不间断的竞争与市场所带来的异化压力。一项常见的批评是资本主义不理性，会造成不稳定与浪费，而这点本身就是一件坏事，更遑论这种情形对于某些阶级的人口所带来的伤害还会比其他阶级更大。许多环保人士主张资本主义不只是对环境恶化的伤害做出不公平的分配，而且所有人也必须共同承担环境遭到破坏的后果。此外，资本主义也透过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连结而成的这种全球经济宰制形式，而深深涉入军事侵略当中。这些全都是重要的批评论点，并且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对于激起反资本主义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不过，我们在此处主要聚焦的批评论点，则是关乎反资本主义抗争最深层的价值：也就是平等、民主与社群。

平等／公平

资本主义先天就会对美满人生所需的物质与社会条件产生极度不平等的取得管道。

对于物质条件方面的不平等，反对的理由有二。第一，而且也是最直接的反对理由，就是所得与财富在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的不平等程度全面违反了社会正义的平等主义原则。就算我们采取平等机会这种比较宽松的概念（而不是对美满人生所需的条件拥有平等取得管道），资本主义经济也还是从来不曾接近过那样的标准：在世界各地，儿童只要是生活在所得与财富分配金字塔顶端的家庭，在人生中拥有的机会就远远大于别人。在世界各地，所有人都要面对以资本主义方式安排经济所造成的优势与劣势，而这些优势与劣势都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结果。第二，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程度极大，以致有些人对于美满人生所需的条件不仅无法享有平等的取得管道，而且根本就彻底遭到剥夺。即便是在极度富裕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当中，例如美国，也还是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过着经济危殆的生活：他们深受饥饿与贫穷造成的健康不良所苦，居住在不安全的邻里当中，并且背负着贫穷带来的社会屈辱与污名。这些型态的人类苦难都可以消除，但资本主义却使其长久存续下去。

在资本主义当中，高度的经济不平等不是意外造成的结果，而是原本就存在于其基本运作机制当中。这里面有三项广泛的议题：第一项涉及资本主义当中的资本与劳动的核心关系；第二项涉及资本主义市场当中的竞争与风险的本质；第三项涉及经济成长与科技变革的动态过程。

阶级与剥削

资本主义的核心存在着一项鲜明的不平等，一方是拥有资本的人，另一方则是没有资本的人。这种不平等造就了当前的这种劳动市场，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人口都必须为了谋生而寻求有薪工作。劳动市场的大多数参与者对于工作的需求，都远高于雇主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如此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先天的权力不平衡。在目前这种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里，资本可以在世界各地轻易移动，找寻最有利的投资地点，但劳动力则比资本更需要扎根于特定地点，于是这种权力不平衡也就受到进一步强化，造成一种非常独特的经济不平等：剥削。在剥削情形存在的地方，不只是有些人比较富裕，有些人比较困苦而已；剥削还隐含了这两种状况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富人之所以富有，部分原因就是来自于穷人的贫穷。资本拥有者的所得，有一部分就是剥削劳工的劳动力所带来的结果。

竞争与风险

资本与劳动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当中最根本的不平等情形，但所得不平等有一大部分都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内。市场竞争的本质会使得优势与劣势随着时间过去而不断累积，逐渐拉大个人之间原本存在的不平等。世界上有赢家与输家，而只要曾经赢过，往后就会更容易赢。资本主义公司之间的竞争是如此，劳动市场当中的竞争也是如此。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的脆弱性以及周期性危机，对于劳工以及所得分配底层的人口所造成的冲击也通常大于生活比较优渥的人口。富人远比穷人能够针对风险采取预防措施。

破坏性经济成长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态，还有另一项造就不平等的程序。资本主义式的竞争对公司造成相当大的创新压力，包括对生产过程以及产品与服务的创新。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的一大魅力，而且可能也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论点的中心特征。问题是这种活力经常导致工作职务消失，有时甚至也会导致整个就业部门消失。如果被迫失业的劳工可以立刻重新接受训练，并且搬迁到别的地方去从事适合其技能与天赋的工作，那么这种情形可能就不会是太大的问题。然而，训练需要花费时间与资源，而且人的生活也都缠绕于社会网络与人际关系当中，因此搬迁经常是一件成本高昂而且困难的事情。被迫失业的劳工就算真的重新接受了训练，并且搬到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找得到工作的地方，也还是完全没有保证新工作的种类与数目能够吻合找寻这些工作的劳工人数。资本主义发展虽然确实会创造新工作，而且其中有些工作的报酬也相当好，资本主义本身却没有一道程序可让因为工作消失而被迫失业的人转变为能够胜任新工作的人。这种情形造成的结果，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当中的赢家与输家之间形成巨大的不平等。在开创出新种类工作的同时，也伴随着被迫失业的劳工遭到边缘化以及陷入贫困的悲剧。

资本主义造成的那种不公正的不平等，不仅限于所得与财富。资本主义在美满人生所需的社会条件方面也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此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取得有意义而且具有充实感的工作。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大多数工作都极为枯燥乏味，就算那些工作能够为人带来足够的所得也是如此。当然，在生产物品与服务的过程中，绝对不免会有些无聊而且不讨喜的工作必须要做。问题在于有趣又具有充实感的活动与对人造成负担的工作分配得极不平等。在分配这类负担上，资本主义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

这些过程并不表示在受到资本主义支配的经济当中，我们对于这套体系产生的不平等情形完全无能为力。在某些时间与地点，这些过程造成的不平等曾经受到大幅削减。这种成果包含在我们将于第三章称为「驯服资本主义」的做法当中。不过，要做到这样的驯服，必须建立遵循非资本主义原则的非资本主义制度，为了降低不平等而强制干预资本主义程序，并且把资源从资本主义当中转移给国家，以便用于施行重分配、重新训练，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干预措施。资本主义如果不受管控，就会在生活的物质与社会条件方面不断造成不平等，不但违反平等／公平的价值，也会为许多人的生活带来真正的苦难。

民主／自由

许多人都认为民主──尤其是自由──与资本主义深切相连。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这部著作里，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甚至主张资本主义是实现这两种价值的必要条件。从历史上看来的确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后续的发展，和许多人的个人自由扩张都密切相关，也和比较民主的政治权力型态广为传播脱不了关系。因此，把针对资本的部分核心批评论点奠基在民主与自由的价值上，不免会让许多人感到奇怪。

主张资本主义有害民主与自由的论点，不只是单纯主张资本主义反对自由与民主，而是认为资本主义会对民主与自由价值的实现造成严重的赤字。资本主义会促进自由与民主的兴起以及有限程度的发展，但是却也会阻碍这两种价值的完全实现。有五项论点尤其重要。

第一，资本主义对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划分排除了许多关键决策，导致大量人口无法参与民主控制。伴随着资本私有的各种权利当中，最根本的一项也许就是在何时何地投资以及撤资的决策权。一家公司决定把生产活动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是私人决策，但在美国关闭一家工厂并将其迁移到另一个劳动成本低廉而且环境法规宽松的国家，却不免导致原本那家工厂的员工陷入生活困境，并且严重打击周遭小区的房价。那些小区居民的生活虽然深受影响，但他们却没有权利参与那项决策。就算有人主张必须要这样把权力集中在私人企业手中，才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对资本进行有效率的配置，但把这类决策排除于民主控制之外，无疑仍违反了这项核心民主价值：也就是人应该要能够对影响自身生活的决策获得有意义的参与。

第二，重大投资受到私人控制的情形，会一再产生压力迫使公共当局制定对于资本家有利的规则。撤资与资本流动的威胁总是笼罩着公共政策的讨论，所以不管是抱持什么意识形态的政治人物，都被迫必须维持「良好的商业环境」。把某一个公民阶级的利益放在其他阶级前面，就是违反了民主价值。

第三，富人比不富裕的人口更容易接触政治权力。这种情形在所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当中都存在，只是有些国家的严重程度高出许多而已。造成富人比较容易接触政治权力的具体机制有各种不同形式：对竞选活动捐赠政治献金、资助游说活动、各式各样的菁英社交人脉、直接贿赂，以及其他形式的贪腐行为。在美国，不只富人运用私人资源追求政治目标的能力没有受到任何有意义的限制，而且资本主义企业也是如此。这点违反了所有公民都应该拥有平等管道可以参与对于政治权力的控制这项民主原则。

第四，资本主义公司得到允许，可以把自己打造成职场上的独裁政体。私人企业的一项关键权力，就是可以指使员工做事。这是劳动契约的基础：求职者同意遵守雇主的命令，藉此换取工资。当然，雇主也可以在职场上给予员工高度的自主权，而且这种做法在某些情况下是把利润最大化的工作安排方式。有些雇主甚至可能会基于原则而赋予员工高度的自主权，即便这么做不会带来利润的最大化。不过，雇主毕竟拥有决定在什么时候容许这种自主权的根本权力，而这点就违反了民主与自由背后的自我决定原则。

最后，资本主义当中先天存在的财富与所得不平等，会造成哲学家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所谓的「实质自由」（real freedom）的不平等。不论我们怎么定义自由，总之自由就是拥有说「不」的能力。富有的人可以自由决定不为了赚取工资而工作，但缺乏独立生计来源的穷人就不能够这么轻易拒绝就业。不过，自由的价值不仅是说不的能力，也是积极实现个人人生计划的能力。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剥夺了许多人的实质自由。富裕当中的贫穷不只让人无法平等取得美满人生所需的条件，也让人无法取得自我决定所需的资源。

这些全都是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结构必然造成的后果。不过，就跟平等／公平的例子一样，这并不表示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就是资本主义在经济当中占有支配地位的社会）完全没有办法对抗这些后果。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曾有许多人采取许多做法以减轻资本主义的反民主后果：我们可以运用各种方法对私人投资施加公共约束，藉此抹去公私之间的界线；强大的公部门与活跃的公共投资可以削弱资本流动的威胁；在选举中限制私人财富的运用以及在政治运动中采取各种形式的公共经费补助，都能够减少富人对于政治权力的特权接触管道；劳动法可以透过工会强化劳工的集体力量，并且在职场中建立更有力的劳工权利，包括要求成立在职场治理当中具有影响力的员工委员会；此外，许许多多的福利国家政策也能够为那些无从取得私人财富的人口增进实质自由。在适当的政治环境下，资本主义反民主以及阻碍自由的特征就算没办法完全受到消除，至少也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驯服。

社群／团结

资本主义会促进侵蚀社群与团结这两种价值的动机。驱动资本主义投资与生产的动机是经济自利。亚当．斯密在他的经典著作《国富论》里表达了这项观念：「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于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傅的善心，而是来自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我们不是诉诸他们的人性，而是诉诸他们的自爱，也从来不会对他们谈论我们的需要，而是只谈他们可以得到的好处。」在〈社会主义有何不可？〉（Why Not Socialism?）这篇论文里，哲学家柯亨（G. A. Cohen）把恐惧也列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另一项中心动机：「在市场社会里，生产活动的直接动机……通常混合了贪婪与恐惧。」在贪婪当中，他人「被视为富足的可能来源，（而在恐惧当中，他人则被视为）对于个人成功的威胁。这种看待他人的方式实在令人发指，不论数百年来的资本主义文明让我们对这种观点有多么习以为常。」

贪婪与恐惧是竞争市场的本质所造成的动机，不该被视为仅是市场里的个人所拥有的性格特征。一家企业的执行长个人也许相当慷慨，经常捐款支持有意义的公共计划，从而实现了社群的价值，但还是有可能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而决定关闭一家工厂，尽管这么做不免对周遭小区居民的福祉造成严重伤害。劳工竞逐工作，员工竞逐晋升机会，公司则是竞逐销售额。竞争必然会产生赢家与输家。竞争愈激烈，输赢愈大，贪婪与恐惧这两种运作动机就愈是会受到强化，形成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元素。

在这个脉络中，「文化」指的是在一项社会情境里，广泛受到众人共同抱持的信念与价值。我们可以谈论家庭、职场、组织、社群，以及一整个社会的文化。文化总是充满复杂性，也经常含有各自歧异的元素。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文化视为纯粹只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规律，无疑是一种过度简化的观点。但尽管如此，资本主义文化通常会确立两类与社群和团结关系紧张的价值：竞争式个人主义与私有化消费主义。

构成竞争式个人主义的价值与信念，与人在资本主义市场当中的生活经验深深相关。这样的经验包括：渴望拥有高度的竞争力，并且想要比别人更强；藉由与别人比较以衡量自我价值的社会常态；把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命运负起责任而不能仰赖别人的帮助，视为重要的道德要求；把独立视为美德，因此依赖也就蒙上了相应的污名。在极端的案例里，这些价值会被浓缩成直截了当的口号：贪婪是好的；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好人难出头。不过，就算一般人扬弃这种粗陋的主张，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项核心主题仍是标举藉由竞争追求成功，就算因此必须牺牲别人的权益也在所不惜。

当然，一般人通常还是抱有与此相反的其他原则（例如「我全力守护我的兄弟」以及「爱人如己」），而且许多人至少都会在某些社会情境里依据这些比较具有社群主义精神的价值行事。这就是文化的复杂性：彼此对立的原则与价值有可能同时并存。比较稳定的文化所带有的一项标记，就是成功容纳这些互相对立的元素。一个强健的资本主义文化达成这一点的方式，就是缩小能够引发大多数人重视社群与团结价值的社会情境，并且扩张竞争式个人主义挂帅的情境。社群主义的价值也许适用于家庭或是一群朋友当中，但延伸到大群的人口之后，其效力就会逐渐减弱。

私有化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第二项反社群主义元素。消费文化会引导人认为人生的满足在极大程度上仰赖于不断增加的个人消费。私有化消费主义把公共财与集体消费视为个人消费的降级版，而不是个人整体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重要元素。这种注重个人私有消费的观点，会进一步强化竞争式个人主义带来的那种对于他人福祉冷漠以对的态度。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贪婪与恐惧这两种个别动机，会与竞争式个人主义以及私有化消费主义这两种广泛文化型态相互作用，而造就出一个对于社群／团结价值充满敌意的环境。传统上，资本主义的反对者预测资本主义也会激起相反的倾向，从而强化团结。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者无疑就是抱持着这样的希望。他们依据马克思的想法，认定劳动阶级愈来愈高的互赖与同构型将会造成愈来愈紧密的阶级团结。这么一来，劳工社群就会成为一项转变的基础，终究能够把资本主义转型为一种植基于全民社群的新式社会。

团结现象虽然确实出现在劳动阶级当中，但这些宏大的希望却没有实现。资本主义的动态带来的不是劳动阶级的同质化与互赖的深化，而是造成愈来愈复杂的经济不平等型态，以及愈来愈强烈的劳动市场竞争以及零碎化。除了偶尔的例外，资本主义并未促成非资本家的大众广泛团结，而是造成市场机会的不平等与区隔化，于是处境各不相同的人，就只能在愈来愈狭小的群体当中寻求团结。尤其是这些阶级区隔的形式如果恰好与植基于种族、族裔与宗教等重要认同的社会分歧彼此吻合，社群／团结的价值就会变得狭隘而破碎。

由于竞争式个人主义与私有化消费主义具有文化重要性，再加上与此对立的广泛劳动阶级团结普遍疲弱不振，反资本主义者因此面临一项艰困的挑战。有些个人虽然有可能找出方法自行逃离资本主义的宰制，但如果真正想要挑战资本主义，绝对需要集体能动性，而集体能动性又需要团结才有可能达成。事实已经证明，建立反抗运动所需的广泛团结是转变资本主义的一大障碍。我们将会在第六章探讨这个问题。

怀疑论点

总结本章的论点：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评价基于三组价值之上：平等／公平，民主／自由，以及社群／团结。资本主义在特定面向当中虽然可以被视为对这些价值的有限形式具有促进效果，但在整体上却是一再阻碍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资本主义会产生并且长久维系不公正的经济不平等；也会缩减民主并且限制许多人的自由，同时又大幅提升部分人士的自由；此外，资本主义还会培育出把个人竞争成果放在集体福祉之前的文化理想。

对于这套批评，有两种主要形式的怀疑论点，就算是对我们探讨的这些核心价值抱持认同的人士，也不免心生这样的怀疑。

第一，许多人都质疑资本主义本身是否真的是我们辨识出来的所有那些问题或是其中部分问题的罪魁祸首。举例而言，一个常见的观点认为富裕当中的贫穷反映了人所拥有的技能与雇主需要的技能无法匹配，而这点主要是技术变革造成的后果。未能提供良好的训练或教育也许可以说是政治失灵，但不能怪在资本主义头上。或者，也有人认为难以消除的贫穷是家庭瓦解以及「贫穷文化」造成的后果，但总之问题不是出在资本主义本身。环境问题则是被归因于工业化，而不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追求策略。民主的赤字主要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规模所造成的后果，不是来自于富人的政治影响力或者资本主义的先天游戏规则。社群价值的衰退源自于都市化、社会复杂化以及高度地域流动性，而不是市场的竞争力量或者资本主义的文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论点都应该受到认真看待，而不该直接拒斥不理。实际上，至少在部分案例中，怀疑论者指出的因果过程其实有助于我们对于面前的议题获得完整的理解。缺乏适合现有工作的技能，无疑是造成贫穷的原因之一；复杂性确实会对民主造成挑战；高度的空间流动性也的确会削弱社群意识。对资本主义的诊断与评价并没有暗示资本主义是对于平等、民主与社群等价值造成赤字的唯一肇因，只是说资本主义是造成这种情形的一大因素。

第二种怀疑论点涉及替代方案的问题：一般人也许会承认资本主义的确必须为这些问题负起责任，但也认为纯粹就是没有可行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受到提议的替代方案不可行，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另一方面则是就算原则上真的有一套更好的制度，当权者的力量也还是太强，令人无法改变现况而实现理想。不是没有吸引人的目的地，不然就是没有可以通往目的地的道路。因此，替代方案都只是不可能达到的乌托邦幻想。

本书接下来的内容，就要试图回应这第二种怀疑论点。

3反资本主义的各种类型

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社会变革都是在暗中发生，由人类行动无意间造成的后果累积而成。相对之下，如果要为社会变革拟定「策略」，就必须要能够藉由刻意的行动产生令人向往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无疑有些令人向往的目标完全不可能藉由策略达成，原因可能是那项目标本身不可行──纯粹就是行不通──不然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达成那项目标。因此，要让社会体系这么复杂的东西产生解放性转型，也许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一致性的策略。在《不要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 ）这部严厉抨击社会主义的著作里，海耶克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他说，知识分子相信这样的幻想，以为自己能够想出一套替代既有社会体系的方案，然后藉由刻意推展的政治行动予以实现。海耶克指出，这种想法之所以是幻想，原因是如此庞大的社会工程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终究一定会压垮改革者希望达成的结果。海耶克如果说得没错，那么面对「该怎么做」才能够为资本主义开创一项合乎民主与平等主义的替代方案这个问题，答案就只能够是：「什么都不能做。」

海耶克的这项批评，不该只是因为他用来为保守政治立场辩护就受到排拒。任何追求深层社会变革的计画，都必须考虑意想不到的后果。但尽管如此，资本主义仍然深具破坏性，阻碍了美满人生广泛普及的可能性。我们需要的是对反资本主义策略获得正确的理解，避免在一厢情愿的状况下抱持着毫无根据的乐观态度，同时也不要过度悲观，认定解放性社会转型绝对不可能藉由策略达成。厘清这项可能性就是本章的目标。

策略逻辑

在反资本主义的抗争历史上，有五项不同策略特别重要，我称之为「策略逻辑」：打碎资本主义、拆解资本主义、驯服资本主义、抵抗资本主义，以及逃离资本主义。这些策略在实务上虽然都会互相混合，但每一项策略都是因应资本主义之害的不同方法。我们首先一一检视这些策略，然后我再为这些策略提出一张概念图，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策略如何能够以特定方式互相结合。我会把一种结合这些策略的方式称为弱化资本主义，并且主张这种方式是在二十一世纪超越资本主义看起来最可行的策略构想。

打碎资本主义

这是革命人士的古典策略逻辑，其推论大致如下：

资本主义体系已然腐败。试图要把资本主义当中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一切尝试终究都不免失败。每隔一段时间，在民众力量强大的情况下，也许有可能会出现小规模的改革而改善大众的生活，但这类改善毕竟相当脆弱，极易遭到攻击与逆转。归根究底，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被修正为一种良性的社会秩序，让平民百姓能够在其中过着美满而有意义的生活，其实是一种幻象。资本主义的核心根本无法改革。唯一的希望就是加以摧毁，扫除瓦砾，然后再建构一套替代制度。如同二十世纪初期的〈团结到永远〉（Solidarity Forever ）这首歌曲结尾的歌词所宣告的：「我们可以从旧世界的灰烬当中接生出一个新世界。」解放性替代方案的完全实现也许需要逐步达成，但达成这类逐步转变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对现有的权力体系造成决定性的断裂。

但是，要怎么做到这一点？反资本主义力量怎么可能汇集足够的力量摧毁资本主义并且用一套更好的替代方案加以取代？这的确是一项令人望之生畏的艰巨工作，因为主导阶级所拥有的力量不仅使得改革沦为幻象，也会阻挡对于现有体系造成断裂的革命目标。受到马克思的著作所指导并且由列宁、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及其他人扩展的反资本主义革命理论，对于这种情形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提出了一项吸引人的论点：

资本主义虽然在大部分的时候看起来都无法击倒，但这种体系却也深富矛盾性，易于发生破坏与危机。有时候，那些危机的强度足以导致整套体系陷入脆弱，而难以抵挡挑战。在这项理论最强烈的版本当中，资本主义的「运动定律」里面甚至潜藏着一种趋势，会促使这种削弱体系的危机随着时间而增强，因此资本主义难以长期存续，而是会破坏自己的存在条件。不过，就算没有造成危机愈来愈严重的系统性趋势，也可以预测必然会定期出现强烈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这套体系陷入脆弱状态，从而有可能出现断裂，统治阶级也有可能受到推翻。因此，革命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设法利用这种体系层级的危机所创造的机会，领导一场大规模的集体动员夺取国家力量，不管是透过选举还是以起义的方式推翻现有的政权。一旦掌控国家之后，第一件工作就是迅速改造国家本身，使其成为断裂式转型的适当武器，再利用这股力量压制主导阶级以及其盟友的反抗，摧毁资本主义的关键权力结构，并且建立必要的制度，以利替代经济体系的长期发展。

在二十世纪期间，这项总体推论的各种版本激发了世界各地革命人士的想象力。革命式马克思主义为抗争灌注了希望与乐观心态，因为这种思想不仅对当下的世界提出强而有力的控诉，也为解放性替代方案如何能够落实呈现了一种看似可行的情景。这点为人赋予了勇气，让他们得以继续相信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而且他们为了对抗资本主义而必须做出的巨大奉献与牺牲也真的有终究可以成功的机会。尽管这种情形相当罕见，但这类抗争有时确实能够藉由革命夺得国家权力。

不过，这种以革命夺得权力的做法所带来的结果，从来不是创造出一套民主、平等而且解放性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标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革命，虽然确实证明了有可能「在旧世界的灰烬当中建立一个新世界」，而且就某些面向而言，也的确在一段时间里为大多数人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但二十世纪那些英勇造就断裂结果的尝试，却证明了这种做法不会带来革命意识形态所想象的那种新世界。摧毁旧的制度与社会结构是一回事，但要从灰烬中建立解放性的新制度又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回事。

当然，二十世纪的革命为什么从来不曾造成有效而长久的人类解放，是一个受到激烈争辩的议题。有些人主张，这只是因为造成体系断裂的尝试在历史上遭遇了特定的不利环境而已。革命运动都发生在经济落后的社会里，并且遭到强大的敌人包围。有些人主张原因是那些革命犯了策略领导上的错误，还有些人则是指控领导人的动机，认为那些在革命中获胜的人士都是受到对于地位与权力的渴望所驱使，而不是真心要追求大众的赋权与福祉。除此之外，也有人主张对于社会体系造成激进断裂的尝试都必然遭遇失败的下场，因为其中有太多影响因素，太多复杂性以及太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造成体系断裂的尝试必定会沦为一团混乱，因此革命菁英不论抱持何种动机，都不得不被迫采取全面性的暴力与压迫以维系社会秩序。于是，这样的暴力也就摧毁了以真正民主而且参与性的过程建立新社会的可能性。

不论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如果有的话），二十世纪的革命悲剧所带来的证据显示，体系层次的断裂并不是可行的社会解放策略。这么说的意思，不代表我们不该为资本主义提出解放性的替代方案，建构在质性不同的原则上，并且做为社会转型的根本目标；而是要质疑以断裂方式摧毁资本主义主宰地位的策略是否真的可行。

尽管如此，以革命手段造成资本主义断裂的构想并未完全消失。就算断裂不再是任何重大政治势力的整体策略，却也还是迎合了一般人的挫折与愤怒，原因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充斥着严重的不平等与未能实现的美满人生潜力，而且政治体系也似乎愈来愈不民主又愈来愈麻木不仁。不过，我们如果想要让资本主义确实朝着解放性的方向转型，就不能只是抱持能够对愤怒引起共鸣的愿景；我们需要的，是一项有机会在实务上真正可行的策略逻辑。

拆解资本主义

自从反资本主义运动开始以来，就有一些人虽然认同革命人士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追求的根本目标，却不认同造成资本主义的断裂是可行的做法。不过，对于以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抱持怀疑，并不表示我们就必须抛弃社会主义的观念。

全面推翻资本主义并不会创造出有利于民主且平等主义式替代方案的条件，至少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不过，只要透过国家主导的改革逐步由上而下落实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元素，即有可能达成转型至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必然会有一段漫长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关系与社会主义关系共存于一套混合经济体系当中：私营的资本主义银行与国营银行同时存在；私营的资本主义公司与国营企业同时存在，尤其是在运输、公用事业、医疗，以及重工业的若干部门当中；资本主义劳动市场与国家雇用同时存在；国家指导的投资配置计划也与追求最大利润的私人投资同时存在。在这种情境里，不会有一个直接由一套体系取代另一套的断裂时刻，而是透过国家的持续性作为逐步拆解资本主义，也逐步建立一套替代方案。

这项策略要能够行得通，关键的前提要件首先是要有稳定的选举民主政体，接着还要有一个拥有广大民众基础的社会主义政党，具备赢得选举并且长期保有掌权地位的能力，才能够将这些新的国营经济结构有效制度化。当然，过程一定会遭到反对与抗拒，但这种论点认为这些国家制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将会呈现出自己的价值，从而获得大众的支持。

透过国家指导的改革由上而下逐渐推行社会主义的想法，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颇受反资本主义者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项策略在部分地区更似乎有所进展，包括英国将铁路国有化、几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化的医疗体系、许多地方都扩张国营事业，甚至还有几个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对部分产业采取国有制。「混合经济」的潜力备受讨论，有些反资本主义者也认为可以把这种经济当成核心，建构出一个比较有活力的社会主义部门。

这样的结果没有发生。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十年间的活跃发展，连同社会主义观念在许多国家当中遭受的意识形态攻击，尤其是美国，导致在混合经济里扩张国有化的做法遭到扬弃。经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智利社会主义政府在一九七三年遭到兵变推翻，还有民主社会主义遭遇的其他挫败，又进一步销蚀了认为民主选举可以为拆解资本主义提供一条改革主义道路的信念。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由国家指导的部门不但没有成为新式经济的先驱，反倒还愈来愈易于遭受抨击。在新自由主义的大旗下，居于政治议程中心的是私有化而不是国有化，而且其中部分倡议者甚至还是传统上被视为左派的政党。

驯服资本主义

打碎与拆解资本主义的做法，设想的都是终究能够把资本主义取代为一种根本上不同的经济结构，也就是社会主义。就这方面来说，追求这两种做法的人士都怀有革命的抱负，只是他们对于达成目标所需的手段怀有不同的理解。

不过，我们也有可能看出资本主义为社会带来了全面性的伤害，却不必设法加以取代。相反的，目标是在于消除那些伤害。这种想法成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民主政党与非革命性社会主义政党的主要策略观。以下是这种想法的基本论述：

资本主义如果不受管制，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资本主义产生的大幅不平等对于社会凝聚力深具破坏性；资本主义会摧毁传统的工作而任人自生自灭；资本主义会在个人与整个社群的生活当中造成不确定性与风险；而且也有害环境。这些全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先天动力所造成的后果。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可能建立对抗资本主义的制度，大幅消除这些伤害。资本主义不需要完全放任不受管制，而是可以受到精心设计的国家政策予以驯服。当然，由于这么做即是缩减资产阶级的自主权与权力，因此可能必须经过激烈的争斗，而且也没有成功的保证。资产阶级以及其政治盟友必定会这么宣称：那些为了消除「所谓的」资本主义伤害而设计的规范与重分配，将会摧毁资本主义的活力、破坏竞争力，并且削弱诱因。不过，这类论点纯粹只是为了维护特权与权力而提出的合理化说词而已。资本主义可以受到大幅的规范与重分配以消除其伤害，但仍然提供足够的利润而能够使其维持运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人民的动员以及政治意志，绝对不能依赖菁英阶级的开明善意。不过，在适当的情境下，确实有可能赢得这些战役，施行必要的限制，而造成一种比较良性的资本主义。如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游戏规则经过大幅修改的资本主义。

驯服资本主义并不会消除资本主义造成伤害的潜在倾向，只是抵销那种效果而已。这么做就像是以药物消除症状，却没有治疗造成那些症状的潜在健康问题。有时候，只要这样就够了。新生儿的父母经常因为缺乏睡眠而易于头痛。面对这样的问题，一种解决方法是服用阿司匹林然后撑过这段时期，另一种解决方法则是把婴儿丢掉。有时候，排除症状会胜过消除背后的肇因。

当然，不是每一项对于资本主义的规则所提出的改革都可以被视为是反资本主义，就算是意在消除资本主义部分伤害的改革方案也是一样。为了防范足以破坏体系的投机冒险行为而提出的银行法规，以及阻止内线交易的股市规范，都比较算是纯粹协助促进资本主义的稳定，保护资本主义免于其自我毁灭的倾向。规范捕鱼以预防鱼群耗竭，只是解决了大规模资本主义渔业所造成的集体行动问题而已。反资本主义改革则是以某种方式在资本主义的运作当中引进平等、民主与团结的价值与原则。这类改革一样可能有助于促进资本主义的稳定（实际上，这正是这类改革之所以可行的部分原因），但同时也会使得整套体系以不那么纯然资本主义的方式运作。

在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期三十年左右的时间，社会民主政策相当有效地促成了比较人道的经济体系，尤其是在这类政策受到彻底推行的地方。更明确来说，三类国家政策创造了资本主义遵循的新规则，而消除了资本主义造成的部分伤害，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平等、民主与团结的价值：

一、一般人在人生中遭遇的某些最严重的风险，尤其是健康、就业与所得方面的风险，都透过相当全面性的公共授权与资助的社会保险体系而降低。

二、国家透过一套相对高税赋的有力体系提供涵盖广泛的公共财，包括基本与高等教育、职业技能培养、大众运输、文化活动、休闲设施，还有研究与发展。其中有些主要是对资本家有益，但仍有许多都提供了广大的公众利益。

三、国家也建立了管制体系，以便因应资本主义市场当中的投资人与公司因其行为而产生的最严重的负面外部性：包括污染、产品与工作场所危害、掠夺性市场行为、资产市场波动性等等。同样的，其中有些管制规范纯粹是迎合资本家的利益，但也有些保护了劳工以及一般大众的福祉。

有这些政策存在，不表示经济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家还是可以依据市场中的利润赚取机会自由配置资本，而且除了缴税之外，他们还是可以任意利用那些投资带来的利润。改变的部分是国家负起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资本主义市场的三项主要缺陷：个人面对风险的脆弱性、公共财的供应不足，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外部性。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一种运作颇为良好而且缓和了不平等与冲突的资本主义。资本家也许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做法，但这种做法的成果相当不错。资本主义在关键面向受到驯服。资本主义仍然持续存在，但已不像原本那么强取豪夺。

那是黄金时代的情形。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几年的今天，已是非常不同的世界。全球各地，甚至包括社会民主大本营的北欧，都出现了要求缩减各种「优待」的呼声，包括社会保险、降低税赋并减少提供公共财、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市场的许多面向松绑管制，以及将许多国家服务私有化。这些转变全都被归属在「新自由主义」的大纛之下。

把国家消除资本主义之害的意愿与明显可见的能力予以缩减的做法，是几股力量共同造成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企业远比以往更容易把投资转移到世界上管制比较宽松而且劳动成本也比较低的地方。这种资本流动的威胁，连同种种科技与人口变化，已然导致劳工运动的零碎化与弱化，降低了抵抗与政治动员的能力。与全球化结合之下，资本的金融化已造成财富与所得的不平等大幅增加，进而提高了社会民主国家的反对者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受到驯服，反而是如猛兽出闸。

也许那三十年的黄金时代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异数，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因为有利的结构条件与强大的民众力量，使得那种相对平等并且社会民主式的模型得以成为可能。在那之前，资本主义原是一套强取豪夺的体系，而且在新自由主义之下也再度展露出这个面向，回归到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常状态。也许，资本主义在长期之下是无法驯服的。对资本主义主张革命式断裂的人士，向来主张驯服资本主义只是一种幻象，把应当用于打造政治运动以推翻资本主义的心力分散到了其他地方去。

不过，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糟糕。有一种主张认为全球化对于国家提高税负、管制资本主义以及重新分配所得的力量造成了强大的束缚，这种主张之所以在政治上能产生效力，部分原因是大家相信这样的说法，而不是因为那些束缚真的有那么强大。毕竟，国家提高税负的能力有一大部分来自于雇佣劳动者依其收入接受课税的意愿，不是来自于资本家转移资本以逃避课税的意愿，而雇佣劳动者接受课税的意愿在很大的程度上则是取决于集体团结的紧密度。在政治上，可能性的限制必定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众人认为那样的限制存在。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受到强大的政治势力支持，而不是一种具有科学准确性的陈述，呈现出我们在改善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所面对的真实限制。在黄金时代构成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定政策也许在今天已不再那么有效，而需要受到重新思考，但透过一些规则来消除资本主义若干最严重的伤害而驯服资本主义，仍旧是反资本主义的一种可行的表现。重振进步性的社会民主所面临的政治障碍虽然相当多，但这不表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已使得资本主义造成的伤害不再有可能受到国家采取行动予以缓和。

抵抗资本主义

「抵抗资本主义」一词可以用来代表一切反资本主义的抗争活动。我会以比较狭隘的定义使用这个字眼，用于指涉在国家机器以外反对资本主义但不试图获取国家权力的抗争行动。驯服与拆解资本主义都需要由协调一致的组织进行高度的持续性集体行动，这种组织尤以试图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党为主。驯服资本主义希望利用国家权力消除资本主义的伤害；拆解资本主义则是想象把国家权力转过头来对付资本主义本身。至于我在此处所谓的抵抗资本主义，虽然可能会试图影响国家或者阻挡国家的行为，但不会行使国家权力。

抵抗资本主义试图减轻体系带来的伤害，但不试图攫取国家权力。这种做法希望藉由抗议活动以及在国家机器以外的其他抵抗型态影响资本家与政治菁英的行为。我们也许无法转变资本主义，却可以借着制造麻烦、抗议，以及提高菁英阶级的行为成本而保护我们自己免于资本主义的伤害。许多类型的草根运动人士都采取这种策略：例如环保人士对有毒废弃物与破坏环境的发展提出抗议；消费者运动对掠夺性企业发起抵制活动；社会运动律师为外来移民、穷人，以及性少数族群提供辩护。这也是工会发动罢工争取改善薪资与工作条件背后的基本策略逻辑。

不论采取什么型态，抵抗资本主义大概都是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伤害最普遍可见的反应。这种做法植根于公民社会，与此相连的是工作和社群的团结。抵抗资本主义的行动经常受到阶级以外的各式认同所驱使，包括族裔、宗教、种族、性别。比较有组织的抵抗资本主义型态，主要都是由社会运动与劳工运动施行。不过，即便在工会势力薄弱而且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导致难以发动集体社会抗议的情况下，劳动现场的劳工也还是能够抵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阶级关系所带来的压迫与剥削。剥削的一项先天特质，就是剥削者必须仰赖被剥削者的努力。既然人类不是机器人，必定会设法有所保留，不付出最大的努力与勤奋。这就是抵抗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型态。

逃离资本主义

面对资本主义的掠夺，最古老的一种反应就是逃跑。逃离资本主义也许通常不会具体形成系统性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但还是拥有一套一贯性的逻辑：

资本主义体系太过强大，无法加以摧毁。真正驯服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高度持续集体行动根本不可能做到，更遑论想要予以拆解；而且这整套体系也太过庞大又太过复杂，根本无法有效控制。当权者强大得无法推翻，而且他们总是会笼络反对势力以维护自己的特权。你不可能对抗国家机器。世事再怎么变，根本上终究还是相同。我们顶多只能设法避免资本主义的有害效果，也许是逃到某种掩蔽的环境里，以彻底逃避资本主义的摧残。我们也许无法改变世界，但可以尽可能让自己远离其支配网络，创造我们自己的迷你替代世界，在其中生活茁壮。

这种逃跑的冲动可见于许多对资本主义的伤害常出现的反应。美国的贫穷农夫在十九世纪纷纷迁往西部边疆，就是渴望从事稳定而自给自足的糊口农业，不想再为了市场而生产。十九世纪的乌托邦社群试图建立大体上自给自足的小区，能够依据平等与互惠的原则而运作。工人合作社试图开创合乎民主、团结与平等原则的工作场所，摆脱资本主义公司的异化与剥削。逃离资本主义也隐含于一九六○年代的嬉皮口号里：「鼓起热情，集中心力，退出体制。」像是阿米希人（Amish）这样的宗教社群，之所以致力在自己和外部社会之间建立强大的屏障，就是为了让自己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的压力。把家庭界定为「残酷世界里的避风港」，就表达了这样的理想，认为家庭是充满互惠与关怀的非竞争性社会空间，人在其中即可摆脱残酷而且充斥竞争的资本主义世界。

逃离资本主义通常表示避免参与政治，当然也不从事以改变世界为目标的集体组织行动。尤其在今天，逃离经常是一种个人主义式的生活型态策略。有时候，这是一种仰赖资本主义财富的个人主义策略，就像那种典型的例子：事业成功的华尔街理专决定「摆脱永无休止的竞争」，搬到佛蒙特州过自己选择的简朴生活，但生活所需的费用却是来自于一笔借着资本主义投资累积而来的信托基金。

由于缺乏政治活动，因此我们很容易认为逃离资本主义不属于反资本主义的一种型态，尤其是这种做法经常反映出在资本主义本身当中得到的特权。如果有一个穿戴昂贵登山装备的登山客飞往偏远的地区以便「逃离那一切」，我们实在很难把这种行为视为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有意义表现。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逃离资本主义的例子，确实对广泛的反资本主义课题有所影响。理念社群（Intentional communities）的动机也许是渴望逃离资本主义的压力，但这类社群有时候也能够为人示范更加集体、平等而且民主的生活方式。至于合作社，虽然动机经常主要是想逃离威权的工作场所与资本主义公司的剥削，却也能够成为对资本主义的广泛挑战当中的一项元素，以及另一种经济型态的建构组件。自己动手做的DIY运动也许是在经济紧缩时期受到个人收入停滞而激发出来的结果，但这种运动也同样能够为我们指引方向，找出一种比较不需要依赖市场交易的经济活动安排方式。在更一般性的层面上，自愿追求简朴的「生活型态」可以促成更多人扬弃资本主义中的那种消费主义以及对经济成长的执迷。

策略布局

我们检视的这五种策略逻辑，其间的差异在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相当直截了当：策略的首要目标是消除伤害还是超越结构？驯服资本主义与抵抗资本主义都试图消除伤害。打碎、拆解以及逃离资本主义则是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结构。

第二个层面比较复杂，关乎一项策略是指向社会体系的哪个「层级」。且让我利用游戏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

游戏是由整套规则界定的，但每种游戏都有一些规则虽然随着时间而改变，却不会引人对游戏本身的存续产生质疑。有些规则对于确立游戏的本质显然具有根本重要性，这些规则界定了我们所玩的是什么游戏。我们可以把这种规则称为游戏的基础规则。其他规则只是影响了玩家在游戏中可以采取哪些策略。我们可以从体育的角度来思考这一点。橄榄球与足球是两种不同的运动。区分这两种运动的其中一项基础规则，就是球员能不能抱着球跑。橄榄球的球员可以这么做，但足球的球员不行。规范足球比赛的国际组织如果决定允许球员抱着球跑，这种运动就不再算是足球。另一方面，越位规则的改变却没有这么大的影响：越位规则首度出现于一八六三年，禁止进攻方的球员徘徊在对手的球门附近等待机会。原本的规则指出，球员前方如果没有三位对手球员，就算是越位。对手球员的人数在一九二五年减少为两位，后来更在一九九○年更改为当今的版本：球员只要不超过最后一位对手球员（除了守门员以外）的位置，就不算是越位。这些规则改变无疑影响了球员在比赛中能够采取的行为，却不会改变这种运动的基本性质。

接下来，且让我们把社会想成一种游戏：众人可能会因为想玩的游戏不同、因为游戏的规则内容，或是因为一组特定规则当中可以采取哪些行为而爆发社会冲突。表一就以这种方式呈现了发生于资本主义当中，以及为了资本主义而发生的冲突。对于要玩什么游戏而爆发的冲突，就是革命与反革命政治，其目标聚焦于我们究竟要玩资本主义游戏还是社会主义游戏。在资本主义游戏里，为了游戏规则而发生的冲突，就是改革派政治与反动派政治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冲突目标就在于经济体系应该由哪一种资本主义来主导：例如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其中的规则能够降低风险与脆弱性，并且保护劳工的集体组织；或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其中的规则保护企业权力，防止市场当中出现重分配式的国家干预措施，并且减少公共财的生产。最后，针对游戏里的行为所发生的冲突，则是平凡无奇的利益团体政治，个人与集体组织采取策略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把既有的游戏规则视为固定不变的规则。

游戏／规则／行为这三者对应到三项社会转型逻辑：断裂式转型、共生式转型，以及间隙式转型。断裂式转型涉及社会结构的断绝，也就是在一瞬间猛然打断当下这个游戏的本质。共生式转型比较复杂，是对社会体系的规则做出改变，一方面让这套体系运作得更为顺畅，同时也为后续的转型扩展空间。至于间隙式转型，则是在游戏的既有规则当中从事行为，由此累积成效所带来的结果。

接着，再回头检视反资本主义的五项策略逻辑。打碎资本主义这种策略，属于要玩什么游戏的层级；驯服与拆解资本主义属于游戏规则的层级；抵抗与逃离资本主义则属于游戏里的行为这个层级。把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即可得到表二的分类。

当然，实际历史上的社会与政治运动不会自我局限于这种分类当中的单一类别。在二十世纪期间，革命共产主义者明确倡导结合抵抗资本主义与打碎资本主义的做法。共产主义激进分子受鼓励要积极参与劳工运动，认定这是建立劳动阶级团结与转变劳动阶级意识的必要做法。这种策略终究还是以透过掌控国家权力来造成体系断裂为目标，但在「时机成熟」之前为了追求这项目标而从事的其中一项过程，就是由共产党积极参与劳工运动对于资本主义的激进抵抗。

民主社会主义扬弃了打碎资本主义的观念，但仍然寻求一项终究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结构的策略，也就是逐步拆解资本主义。这种策略布局结合了两种活动，一种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的伤害而推行的改革，另一种则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强大的国家部门以及支持劳工运动。

社会民主主义也包含抵抗资本主义的策略，不过是与驯服资本主义结合，同时也大体上放弃了拆解既有体系的做法。此处的劳工运动是与社会民主政党一同筹划组织。有时候，这种连结的实际状况是社会民主政党成为劳工运动的政治机构。社会民主主义的进步改革主义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劳工运动对社会民主政治的影响，而反资本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当中的衰退，其中一项原因就是劳工战斗性在抵抗资本主义当中的衰微。

有些时候社会民主政党拥有强大的左派组织，其政治志向超越了驯服资本主义而着眼于拆解资本主义。一九七○年代初期的瑞典就是如此，当时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一项政策，称为迈德纳计划（以瑞典经济学家鲁道夫．迈德纳﹝Rudolf Meidner﹞命名），目的在于让瑞典的工会能够在一段长时间之后成为瑞典企业的大股东。这的确是一项将资本的部分力量拆解掉的策略。这个计划的激进型态在政治上遭到挫败，于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又退回比较安全的驯服资本主义策略。

为了因应资本主义的伤害而发起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其抵抗资本主义的表现经常只是对资本主义的掠夺采取防卫式的响应而已。不过，抵抗行为有时候也会结合那些试图建立资本主义关系替代方案的做法。十九世纪期间，合作社与互助会经常出现在抵抗资本主义的情境中；在当今的时代，社会与团结经济也经常是由社会运动培育而成。在某些案例中，例如巴西的无耕地农民运动，侵占无人使用的土地与建立替代性的经济结构，已经成为抵抗活动本身的核心工具。

这四种布局是二十世纪期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不公义与压迫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因应方式。到了二十世纪末，前两种布局已几乎完全消失于政治领域，至少在已开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革命共产主义缺乏可信度，原因是以拆解资本主义为目标而实行断裂式策略的政权都已纷纷垮台；民主社会主义则是遭到边缘化，原因是企图藉由选举策略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建立一个国家社会主义部门的尝试一再失败。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已衰退，甚至彻底消失，而且大体上失去了和劳工战斗性之间的连结。二十一世纪头十几年间最活跃的反资本主义型态，都奠基于社会运动当中，这些社会运动经常带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持续宣称「另一种世界有可能实现」。这类抵抗资本主义的做法大体上跟以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总体政治计划没有连结，因此也与政党没有连结。不过，至少在拉丁美洲与南欧反对资本主义的部分运动当中，一种新式的策略观念可能已开始浮现，结合了抵抗与逃离资本主义那种由下而上并以公民社会为中心的行动，还有驯服与拆解资本主义那种由上而下并以国家为中心的策略。这种新式的策略布局可以称为弱化资本主义，如表三所示。

弱化资本主义

弱化资本主义的策略观念有时会隐含于社会与政治抗争当中，通常不会被标举为响应社会不公的核心组织原则。以下是这一点背后的原因：

弱化策略的基础在于对经济体系这个概念的一种特定理解方式。思考一下资本主义。从来没有一种经济体系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且也永远不可能会有这样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以下三者的结合：市场交易、私有化的生产工具，以及透过劳动市场雇用雇佣劳动者。既有的经济体系，都是结合了资本主义，以及其他多种对物品与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安排方式：包括由国家指导的生产与分配；为了迎合家庭成员的需求而在家庭的紧密关系当中从事的生产与分配；在所谓的社会与团结经济当中，透过以社群为基础的网络与组织进行生产与分配；由成员共有并且采取民主治理的合作社进行生产与分配；透过非营利的市场导向组织从事的生产与分配；透过实行合作生产过程的同侪网络进行生产与分配；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可能性。在以上这些安排经济活动的方式当中，有些可以被视为混合型态，结合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元素；有些完全属于非资本主义；有些则是反资本主义。再度采用我们的游戏比喻，我们可以说在真实的经济体系里，有多种不同的游戏同时在进行，每一种游戏都各有自己的规则与玩家行为。在这种复杂的经济体系当中，如果生活的经济条件与大多数人获取生计的方式都受到资本主义主导支配，我们就把这种体系称为「资本主义」体系。那样的主导状态深具破坏性。挑战资本主义的一种方法，是在这套复杂体系当中任何找得到的空间与缝隙里建立更民主、更平等也更具参与性的经济关系。弱化资本主义的构想认为这些替代做法富有潜力，能够在长期之下于个人与社群的生活中产生足够的重要性，而终究取代资本主义在体系里的主导地位。

用自然界当中的生态系来比喻，也许有助于厘清这种构想。以湖泊为例。一座湖泊由一片地貌当中的水所构成，还有特定种类的土壤、地形、水源与气候。水里栖息着各式各样的鱼类及其他生物，湖里和湖畔也生长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植物。集体而言，这些元素全都构成了湖泊的自然生态系。这样的生态系之所以是一套「体系」，原因是其中的每个东西都会影响体系内的其他一切东西；但不像单一生物体的体系那样，所有的构成部分都在功能上互相链接，形成一个具有一致性而且紧密整合的整体。一般而言，社会体系比较适合想象成各个部位松散连结互动的生态系，而不是所有部位都各有功能的生物体。在这样的生态系当中，有可能引进不是「天然」生存在那座湖里的外来种鱼类。有些外来物种会立刻遭到吞食，有些可能会生存在湖里的某个小角落，而不会对生态系当中的日常生活造成多少改变。不过，偶尔可能会有个外来物种在这个生态系里蓬勃发展，而终究取代原本的优势物种。弱化资本主义的策略愿景，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生态系里引进非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当中各种最有活力的解放性物种，然后加以培育发展，包括保护其生存角落以及设法扩展其栖地。最终的希望，是这些外来物种终究能够从自己的小角落当中溢出，转变整个生态系的性质。

这种思考超越资本主义过程的方法，就像是一般对于欧洲的前资本主义封建社会如何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所讲述的那种简化叙事。在中世纪晚期的封建经济当中，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关系与实践开始出现，尤其是在城市当中。这种情形原本只涵盖商人的交易、受到同业公会管制的工艺生产，以及银行的运作。这些经济活动型态各有自己活跃的角落，对于封建菁英而言也通常颇为有用。在那些角落当中，经济游戏的规则和居于主导地位的封建主义非常不一样。随着这些市场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展，其性质也就变得愈来愈资本主义化，于是在某些地方侵蚀了既有的封建制度对整体经济的主导。透过长达几世纪的一段漫长而蜿蜒的过程之后，封建结构在欧洲的某些角落已不再主导经济生活；封建制度已经弱化。这段过程中也许有些政治动荡，甚至是革命，但这些政治事件不是造成经济结构的断裂，整体上比较算是为早已发生于社经结构里的改变予以批准和合理化。

弱化资本主义的策略愿景，也是以这种方式看待把资本主义的主导性经济角色替换掉的过程。体现民主与平等关系的替代性非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也可以在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经济体系当中出现。这些活动会随着时间过去而成长，包括自发性的成长以及刻意推行的策略所促成的成长。其中有些是由下而上，来自社群的适应与主动推行；有些则是由上而下，由国家积极组织或者资助，以便解决实际上的问题。这些替代性经济关系是一套经济结构的组成元素，这套结构当中的生产关系具有民主、平等与团结的特质。涉及国家的抗争开始出现，有时是为了保护这些空间，有时是为了促成新的可能性。每隔一段时间，从事这些抗争的人士会遇到结构上的「可能性限制」；要超越这些限制，可能需要更强烈的政治动员，目标在于改变资本主义遵循的「游戏规则」所具备的关键特征。这样的动员通常会失败，但至少偶尔会遇到改变条件成熟的状况，于是可能性的界线就会因此扩张。最后，这种由上而下的变化与由下而上的行动相互作用的累积效果可能会达到一个程度，也就是在经济生态系里创造出的这些社会关系，在个人与社群的生活中占据了足够重要的地位，于是资本主义也就不再算得上是主导性的原则。

这种策略组合结合了两种愿景，一种是进步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愿景，也就是由上而下改变资本主义遵循的游戏规则，以便消除资本主义最严重的伤害，并且创造出奠基在国家当中的替代制度；另一种是比较属于无政府主义的愿景，也就是由下而上创造出新式经济关系，体现解放的目标。还没有一项政治运动明确采取这种抵抗、驯服、拆解与逃离资本主义的策略组合，企图在长期之下弱化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不过，朝往这个方向的冲动可见于和进步社会运动具有密切关系的政党当中，例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与西班牙的「我们能」党（Podemos）。弱化资本主义也可能在某些地位稳固的中间偏左政党当中的年轻势力引起共鸣，例如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二○一六年美国总统初选期间于民主党内获得的支持者，或是英国工党内的柯宾（Corbyn）势力。

做为一种策略愿景，弱化资本主义一方面极为诱人，另一方面也令人难以置信。之所以诱人，原因是这种愿景指出，就算国家看起来不支持社会正义与解放性社会变革，我们也还是可以采取许多作为。我们可以继续致力建造新世界，不是从旧世界的灰烬当中，而是在旧世界的间隙里。我们可以建造我所谓的「真实乌托邦」，在仍然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里，打造这种超越资本主义的解放性目的地的组件。弱化资本主义之所以令人难以置信，原因是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权力与财富如此庞大，而且大多数人的生计又仰赖资本主义市场顺畅运作，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当中开拓出来的解放性经济空间能够经过累积而真正弱化并且取代资本主义，看起来实在是极不可能的事情。非资本主义的解放型态经济活动与关系如果真能成长到足以威胁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程度，必定会直接遭到打压。

为了证明弱化资本主义不只是幻想，后续的章节将会探讨三项议题。

第一，我们必须为替代资本主义的解放性方案这种观念灌注更多的实质内容。单纯标举我们希望看到体现于这些替代方案当中的价值并不足够，我们也必须对其中的替代性建构组件怀有清楚的认知。第四章将会讨论超越资本主义的解放性目的地有什么基本轮廓。

第二，我们必须处理国家的课题。做为一种策略构想，弱化资本主义结合了两种做法，一种是利用国家来维系可供建立解放性替代制度的空间，另一种则是为了填补这些空间而实行的各式各样由下而上的行动。不过，资本主义国家的设计如果是为了替资本主义提供阻挡一切威胁的全面性保护，那么弱化资本主义怎么可能行得通？第五章所检视的，就是尽管存在着内建的阶级偏见，我们还是有可能透过资本主义国家创造新的游戏规则，而有助于扩展解放性的非资本主义关系，指向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

第三，弱化资本主义就像其他任何策略一样，也需要集体行动者。策略不会自动发生，而是必须由组织、政党，以及社会运动当中的成员实行。弱化资本主义的集体行动者在哪里？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阶级」就是能够挑战资本主义的集体行动者。有没有什么可信的情境，能够让我们建立弱化资本主义策略所需的社会势力？第六章将会探究这个问题。

4超越资本主义之后的目的地：
以社会主义实现经济民主

批评既有状况总是比提议一项具有可信度的替代方案来得容易。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抗议运动经常都带有「反」这个前缀词。反战动员反对战争。反撙节抗议活动反对预算删减。反全球化抗议活动反对规则有利于跨国企业与全球金融的全球资本整合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就算一项运动是以正面的抱负命名，例如民权运动、环保运动、女性运动，其中的诉求经常还是以终结某种事物为主：终结种族隔离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终结住房歧视；终结警方的种族貌相判定（racial profiling）；终结压裂采油；终结职场性别歧视；终结同性婚姻限制。

此处的问题不在于参与这些运动的人士对于正面价值缺乏强烈的投入，或是没有对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世界怀有希望。一九六○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深深体现了平等、民主与社群的解放性价值。问题是，要提出能够统合众人之力的诉求，依据正面的替代方案远比依据拆解既有的压迫性安排来得困难。在美国民权运动里，终结种族隔离法是很具体明确的诉求；但诉求设置新政策与包容性的制度，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工作、终结贫穷并且为平民百姓赋权，却不是那么具体明确。民权运动原本几乎完全聚焦于反歧视与平等权利，后来在一九六○年代把焦点转向正面的平等议程，探讨权力与经济平等的问题，并且开始呼吁必须要有替代制度以达成这些目标之后，这项运动的团结性即告瓦解。

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数十年之前，激进反资本主义者对于该以什么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一直怀有相当明确的概念。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士之间的歧见，不是在于目的地的核心制度，而是在于该怎么从现况迈向那个目的地：是不是需要革命性的断裂，还是可以藉由改革逐步完成这种转型？概略而言，当时这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系，其中的主要生产工具由国有取代私有，市场取代为某种全面性的计画，目标在于迎合需求，而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当然，这样的体系有许多细节必须厘清，而关于这类细节的想法有时不免引起激烈争论，但社会主义这项资本主义替代体系的基本轮廓看起来算是相当清楚。

到了二十世纪末，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对于如此高度国家化的资本主义替代体系却已不再怀有信心。在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地方建立资本主义替代体系的尝试最后所遭遇的失败，摧毁了官僚指导的全面性中央计画这种做法的可信度，不只因为那些国家的过程具有高度压迫的性质，也因为这些经济体所产生的普遍不理性现象。不过，这是否表示市场在任何可行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当中都必须扮演中心角色，还是说我们需要想象一种全新的计画型态？生产工具的国有化是不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元素，还是说后资本主义经济其实可以出现各种型态的社会所有权？今天的反资本主义者仍然保有对于资本主义的诊断与评价，但是对于一个令人向往、可行而且可以达成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应该具备什么性质，却远远没有那么清楚的答案。

鉴于这一切的含糊不清，也许「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本身就应该受到扬弃。词语的意义是透过历史脉络累积形成的结果，而社会主义一词也许因为与二十世纪那些压迫性政权的连结而深受其害，以致不再适合用来统称资本主义的解放性替代方案。尽管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几年间，社会主义理念却重拾了部分的正面道德声誉。二○一六年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三十岁以下的美国民众有超过半数都对「社会主义」怀有正面的看法。况且，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众人谈到一种公正而人道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之时，使用的仍是社会主义一词，而且也没有别的词语获得广泛采用。所以，我在本书还是使用这个字眼。

本章将会阐述一种把社会主义视为超越资本主义之后的可能目的地的思考方式。在下一节，我会针对替代经济结构提出一种特定思考方式。此处的讨论将会涉及颇为抽象的社会理论，但这么做有其必要，因为这样才能精确定义若干基本概念。接着，再以比较具体的方式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当中可望实现解放性价值的部分组成元素。

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概念

要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概念，一种方法是聚焦于权力在经济结构当中的安排方式，尤其是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与使用予以掌控的权力。当然，一谈到权力，就等于是打开了理论性议题的潘多拉盒子。在社会理论家眼中，权力堪称是最具争议性的题目，所以我在这里会采用一种刻意经过简化的概念：权力就是在世界上行事并且产生效果的能力。这种概念也许可以称为「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权力观：人不论是个体还是集体行动，都会使用权力完成事情。在经济体系里，人会使用权力控制经济活动，包括配置投资、选择科技、组织生产、指导工作等等。

权力是行事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可以呈现为许多不同形式。在经济体系里，有三种不同形式的权力特别重要：经济权力、国家权力，以及我所谓的「社会权力」。一般人对前两者都很熟悉。经济权力奠基于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国家权力是在一块区域内掌控规则的制定与施行；至于我所谓的社会权力，则是植基于动员众人从事合作性而且自愿性的集体行动的能力。如果说行使经济权力是借着贿赂众人而促使他们行事，行使国家权力是迫使众人行事，那么行使社会权力即是借着说服的方式促使众人行事。

社会权力在民主的观念当中占有中心地位。声称一个国家是民主国家，就表示这个国家的国家权力从属于社会权力。一如其他国家，民主国家的官员也行使国家权力，亦即在国家疆域内制定以及施行约束性规则的权力；但是在民主政体当中，国家权力本身完全从属于社会权力。「民治」一词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由社会上每一个被视为单独的个人聚合起来遂行统治」，而是由人民以各种方式组成自愿性团体以遂行统治：包括政党、小区、工会等等。选举是达成让国家权力从属于社会权力最为人熟悉的方法。国家权力愈是从属于社会权力，国家就拥有愈深层的民主。

从这三种权力型态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有别于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种经济结构：

在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结构里，资源的配置与使用都是藉由行使经济权力而达成。对于生产的投资与控制，是资本拥有者行使经济权力的结果。

在国家主义这种经济结构里，资源为了不同目的而受到的配置与使用，是透过行使国家权力而达成。国家官员透过某种国家行政机制行使国家权力，而对投资过程与生产加以控制。

在社会主义这种经济结构里，资源为了不同目的而受到的配置与使用，是透过行使社会权力而发生。在社会主义里，投资过程与生产都是由可让平民百姓集体决定怎么做的制度所控制。基本上，这就表示社会主义等于经济民主。

以上这些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定义，就是社会学家所谓的「理想类型」。如同我们在第三章提过的，实际上的经济体系是复杂的生态系，会依据这些不同型态的经济关系怎么互动以及混合而变。因此，把一个经济体系称为「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种简称，如果要完整加以描述，可能是：「一个经济生态系，其中结合了资本主义、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权力关系，而由资本主义关系居于主导地位。」同样的，在一个经济体系当中，如果国家权力高于经济权力与社会权力，那么这个经济体系就称为国家主义；至于社会权力高过国家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经济体系，则是称为社会主义。

这种经济型态的分类当中没有提到市场。这点可能显得颇为奇怪，因为许多针对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所进行的辩论，都聚焦于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对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概念本身经常与市场画上等号。不过，这是一种错误。市场不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当中，也同样存在于任何可行的国家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里。问题是不同的权力型态会怎么形塑市场内的去中心化交易的运作，而不是市场存不存在。德国总理梅克尔呼吁建立遵循市场的民主；但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恰恰相反，是遵循民主的市场：一个实质上从属于民主权力的市场经济。

把经济体系看作是结合特定种类权力关系的生态系这种观点，可以用来描述任何分析单元，不管是经济部门、区域经济、国家经济，甚至是全球经济。这些权力关系也互相贯穿个别生产单元，所以特定企业能够以混合体的型态在它周围的经济生态系当中运作。资本主义公司里如果有强大的员工委员会，成员由员工票选，而且员工代表能够参与董事会，即是混合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元素。这么一家公司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公司，原因是资本的拥有者控制了公司的投资；但只要公司的运作也含有社会权力的行使，这家公司就不是纯然的资本主义公司。

这种思考经济体系的方法所带有的一项含意，就是不该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视为一种简单的对立，更不该认为经济只能在这两者之间二择一。实际上，我们可以谈论经济体系带有多少程度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从这方面来看，第三章讨论的弱化资本主义这种长期策略，即是希望借着扩张以及深化经济体系里的社会主义元素，从而削弱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化以及扩张经济活动的各种民主安排方式。

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的建构组件

指称社会主义的核心组织概念是经济民主是一回事，但真正详述一套依据这项概念建构的经济制度设计又是另一回事。传统上，反资本主义者一旦试图这么做，都会针对想象中的替代体系描述某种单一结构。有时候呈现出来的型态是精细的蓝图，但比较常见的做法是指出替代体系的一项特色制度机制，例如带有中央计划的国有化、去中心化的参与式计划，或者以合作社型态持有与管理的公司为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我无法为民主社会主义提出这样的单一结构。我不认为这只是欠缺想象力的结果（尽管当然有可能是），而是我认为以单一制度机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极不可能具有可行性。一个民主平等主义经济的最佳制度布局，比较有可能是混合了各种不同型态的参与式计划、公营企业、合作社、受到民主规范的私人公司、市场，以及其他制度型态，而不只是单独依赖其中任何一项。

无论如何，一个可长可久的后资本主义民主经济当中的经济制度设计，必然会经由实验与民主审议演变而来。在一个民主平等主义经济当中，「可长可久」表示其制度布局能够持续获得经济体系当中广泛多数的参与者支持，因为他们如果不喜欢现况，就有力量可以改变游戏规则。民主经济希望实现的各种不同价值之间必然有所取舍；一套制度性的游戏规则即是指引这些取舍的一种方式。一套稳定的体系，就是体系运作的持续长期结果能够强化众人对那些规则的遵循。

我不知道不同经济组织型态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布局才会有最好的效果，或是各种可能的布局之间在实务上会有什么取舍；但我认为稳定的制度布局必然会含有多种不同的制度型态。

因此，与其尝试提出一套近乎全面性的蓝图，我在以下只列出民主社会主义的部分关键组成组件。这些组成组件，有许多早就以不同的发展程度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因此构成了内在的替代方案；有些组件提出了新的制度安排，至少能以某种局部型态实行于资本主义当中，但是尚未采用；另外还有一些组件可能无法在资本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受到采用。整体来看，这些组件乃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民主目的地当中必须要有的部分基本元素。

无条件基本收入

无条件基本收入是从根本上重新设计所得分配机制。这个构想很简单：一个区域里的每一名合法居民不需要从事工作也不需要满足其他任何条件，即可获得一份能够让他们的生活水平维持在贫穷线以上的收入。无条件基本收入必须藉由增税支应，所以虽然每个人都可得到这份收入，但所得超过特定门坎的人将会成为净贡献者（他们增加的税负会超过他们得到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既有的公共所得补助方案将会取消，除了与特殊需求有关的方案以外（也就是需要额外所得的残疾人士）。规定最低工资的法律也不再有必要，因为人的基本需求一旦与工资无涉，就没有理由禁止自愿接受低工资的契约。相较于成人，儿童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则会受到适当的调整。

大多数支持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论点，都聚焦于基本收入能够消除贫穷、减少不平等并且提升社会正义。这些当然都是重要议题。无条件基本收入如果够高，对于让所有人能够平等取得享有美满人生所需的物质条件这项平等主义理想而言，即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不过，在当前的情境下，无条件基本收入还有另一项重要的影响：在一个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世界里，人会远远更容易能够选择参与为了打造新型态的经济与社会关系而推展的行动。资本主义的一项招牌特征，就是大多数的成人都必须取得有薪工作才能获取生活必需品。福利国家以资产审查为前提的所得移转计划（means-tested income-transfer programs）虽然多少减轻了这种需求，但大多数人还是很难拒绝资本主义劳动市场。无条件基本收入可让这点变得容易许多，从而为人开启各种全新的可能性。

举例而言，在一个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经济体系里，市场导向的劳工合作社将会变得远远更加可行，因为满足劳工兼业主的基本需求不再必须依赖企业产生的收入。这么一来，劳工合作社在银行眼中的信用风险也会降低，从而比较容易取得贷款。

无条件基本收入将会造成大量资源转移至艺术领域，令人得以选择让自己的生活聚焦于创意活动，而不是市场产生的所得；此外，这样的转移可以免除传统上由国家借着补助款与针对式补贴等方式支持艺术活动所导致的大量行政控制以及对于补助优先级的筛选，也可以免除菁英艺术基金会的偏见。无条件基本收入还能够为小农提供生计支持，而不会像现行的针对性政府农业补贴那样，受益的通常都是农业综合企业而不是家庭农场。因此，无条件基本收入可望促成诗人与农民的结盟，让他们得以在拥有保障的基础上从事市场与非市场活动。

社会与团结经济，包括新型态的照顾合作社，都会受到无条件基本收入注入活力。此外，无条件基本收入也可为那些在市场之外从事家人照顾工作的人士提供支持。鉴于人口老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压力，无条件基本收入对于照顾衰弱的老年人这个问题而言，可以算是一种合乎平等主义、以社群为基础并且以需求为导向的解决方案。

因此，可以将无条件基本收入视为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核心建构组件，而不只是减轻资本主义部分伤害的一种方法。

合作式市场经济

市场虽然可能是任何一种可行的复杂经济的必要特征，却不一定要由遵循资本主义规则的资本主义企业主导。合作式市场经济是一种安排市场导向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能够扩张民主程序的范围。「合作社」的概念包含了各种极不相同的经济组织：例如消费合作社，由消费者拥有，并且由消费者成员选出理事会来施行间接管理；信用合作社（通常称为储蓄互助社），形式上由成员管理；生产合作社，成员为私营公司，为了各种目的而集结起来，最常见的是食品加工、分销与营销；住宅合作社，包括公共住宅、共居住宅以及其他许多形式；团结合作社，由选出的持分者委员会管理；还有劳工合作社，由劳工拥有，采取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方式。这种种类别的合作社都与建立合作式市场经济关系密切。在民主社会主义当中，游戏规则的设计将会促进这些合作式经济组织的活力。

合作社强化经济民主的原因有二。第一，合作社本身就在不同程度与不同方式下受到民主原则支配，因此是较为民主的经济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第二，由于合作社植根于地理位置，因此投注于合作社的资本远远没那么容易流动，所以也就不太可能会为了逃避国家规范而迁移。合作社虽然和所有的市场导向企业一样，可能会反对某些影响其利润的规范，却比较不可能藉由威胁要迁出国家管辖范围来阻挡这类规范。所以，合作社比较容易臣服于国家制定的民主优先目标。

整体来看，这些合作式经济组织早已是既有市场经济当中的重要元素。〈衡量合作式经济的规模与范围〉（Measuring the Size and Scope of the Cooperative Economy）这份二○一四年的联合国报告指出，在欧洲与北美，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拥有某种合作社的成员身分；而且合作社在欧洲产生了超过百分之七的国内生产毛额，在北美则是百分之四。不过，这些合作社大多数都是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与生产合作社，其中许多的运作方式都与一般的资本主义公司极为相似。至于劳工合作社这种和资本主义组织对比最强烈的合作社型态，则通常规模很小，在既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当中也只扮演有限的角色。

劳工合作社对于经济民主的实现尤其重要，因为在劳工合作社里，劳工拥有公司，生产也透过民主程序管理。劳工合作社虽然是为了市场而生产，依循的却是与资本主义公司非常不一样的价值：团结、平等、民主治理、工作尊严、社群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劳工合作社通常都只是处于经济体系边缘的孤立小公司。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里，劳工合作社可望构成一个可观的部门，甚至可能会是主要的组织型态，从事许多物品与服务的市场生产。

我们有理由相信劳工合作社的前景在二十一世纪可能有所改善。尤其是与信息科技革命相关的科技变迁已在许多经济部门当中造成规模经济的缩减，从而降低了大规模生产的竞争优势。这点又可望使得由劳工拥有并且受到民主管理的公司更为可行。采取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生产力的改变扩展了新生产关系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除非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的游戏规则出现重大改变，否则这种潜力不太可能获得实现。能够为劳工合作社开启更多空间的规则改变包括：

• 无条件基本收入。如同先前提过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将可让劳工兼业主不再这么依赖合作社企业产生的收入，从而降低成立合作社的风险。

• 推行公共方案促使资本主义公司转变为劳工合作社，尤其是小型的家族企业。促使资本主义公司把股份分给员工的方案早已存在于美国及其他国家。这类员工认股制度当中的权力虽然仍是以一股一票为基础，却有可能成为一道桥梁，让资本主义企业能够转变为完全由劳工拥有的民主管理公司。

• 支持合作社的专门公共信用机构。由于合作社是目标在于实现平等、民主与团结等价值的经济所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要素，因此也就有充分的理由成立目的在于把资源导向合作社发展的公共机构。无条件基本收入虽可让劳工合作社更容易向一般商业银行取得贷款，但纯粹市场导向的银行业毕竟还是无法满足合作社发展的资金需求。由此可见，还是有需要成立新的公共信用机构，负责以低于市场标准的利率向合作社提供贷款。

• 受到公共支持的合作社发展措施。地方自治体在培育合作社发展方面可望扮演重要的角色。合作社面临的一大障碍，就是平价空间的取得，在高度都会化的区域尤其如此。城市能够开辟专供合作社使用的空间，将之纳入长期社群发展计划。举例而言，在其中一种模式里，市政府拥有土地与建筑，把空间出租给合作社。在另一种模式里，空间则是受到小区信托基金会控制，并且由合作社及其他持分者选出的委员会管理。

• 公共出资的合作社组织与管理训练计划。经营劳工合作社并不简单，尤其是在合作社有所成长，不再只有极小的规模之后。资本主义公司所处的环境，有许多商学院与管理训练课程提供营运公司所需的技能。一个活跃的合作式市场经济，也需要有教育学程培养以及传播有效经营民主公司所需的组织技能。

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这些改变，将可让劳工合作社成为合作式市场经济当中一个蓬勃发展的部分。

社会与团结经济

社会与团结经济是一个概括性用语，涵盖了各式各样植基于社群、体现平等主义与团结主义价值，并且致力于某种需求导向或社会正义使命的经济活动与组织。社会／团结经济里的组织经常都是合作社，但也可以是其他种类的组织：非营利组织、互助会、志愿协会、小区组织、社会企业（怀有强烈社会使命的商业公司），或甚至是教会。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社会／团结经济与所谓的「非正式经济」重迭，也就是没有受到正式承认与公共规范的经济活动。不过，社会／团结经济也可能涵盖拥有长期员工的持久组织。

社会／团结经济经常出现于贫穷而且资源不足的小区里，是一种为了填补社会供给缺口而采取的生存策略。一旦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二○○○年的阿根廷与二○○九年的希腊所遭遇的状况，各式各样的社会／团结经济活动就会大量涌现：时间银行与地方货币1；小区厨房；自助工具图书馆；小区农圃；照顾交换；免费诊所；以及其他许多做法。不过，社会／团结经济不仅是面对边缘化与危殆处境的因应方式；也是那些想要在更加社群主义而且需求导向的基础上建立经济关系的人士促成的结果。举例而言，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就拥有活跃的社会／团结经济，其中包含托育中心、老人照护与残疾照护服务、资源回收、表演艺术、平价住宅、创客空间，以及各式各样的合作社。投身于社会／团结经济的运动人士，通常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在资本主义当中打造解放性的飞地，让人能够过非常不一样的生活。

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里，社会／团结经济的空间几乎可以确定必然会更加扩张。无条件基本收入不只能够资助市场导向的合作社，也让人更容易选择从事非市场性的社会／团结经济活动，原因是他们藉由那些活动支持生计的需求将会大幅降低。此外，社会／团结经济也可能是提供特定种类服务的最佳方式。儿童托育、老人照护与残疾照护服务都是很好的例子。原则上，这些服务可以透过四种不同程序提供：由国家直接提供，由立基于市场并且追求利润的公司提供，由家庭提供，或者由社会／团结经济当中的各种组织提供。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里，这四种选项全都会存在，但由公共资金提供的社会经济型态照护服务可能会特别活跃。公共资助体现了让所有人都能取得这种服务的平等主义价值；社会／团结经济型态的供给则强化了社群和民主参与的价值。

资本主义公司的民主化

弱化资本主义的概念不仅是削弱资本主义投资与公司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也包括弱化资本主义公司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这是什么意思？弱化公司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是限制伴随着「拥有生产工具」而来的各种权利。对生产工具拥有财产权，其实是一团团复杂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在长时间的演变下已经对这些权利施加了重大限制。举例而言，最低工资法限制了雇主的权利，使得雇主不能仅仅支付员工愿意接受的工资。规范工作场所的卫生与安全法规，限制了在危险环境安排生产过程的权利。污染与安全法规，限制了强迫他人负担成本的权利，即便这会是一家公司追求最大利润的最佳策略。就业保障法限制了雇主随时解雇员工的能力。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里，这些对资本主义公司的私有财产权所施加的限制将会更加扩张并且深化，以便促进平等、民主与团结的价值。这类公司仍然算是资本主义公司，因为个人还是可以把自己的资本投注于公司，并且获得投资报酬，但伴随着这类私人投资而赋予公司的权利，将会受到远比资本主义经济当中更大的民主限制。

资本主义财产权的某个层面，为经济民主概念构成了特别尖锐的挑战：这个层面就是雇主把公司建构成威权工作场所的权利，不让一般劳工在决策过程中扮演固定性的角色。在资本主义经济里，大多数人都认为权力集中在雇主手中是正常的状况，不论雇主是单一的个人还是一家企业的管理高层。你一旦受雇为一家私营公司工作，雇主当然有权命令你做事，只要那些命令不违反法律即可。你如果不喜欢雇主下的命令，随时都可以辞职。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里，民主的基本权利将会延伸到职场上。这种情形已经在有限的程度上发生于部分资本主义经济体当中。以德国为例，「共同决定法」规定员工超过两千人的公司必须由员工选出近半数的董事会成员，员工人数介于五百至两千人之间的公司则是三分之一。许多国家都规定一定规模以上的公司必须设置票选出来的员工委员会，藉此让员工对于工作条件与工作场所当中的冲突握有些许的权力。

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里，资本主义公司员工的民主力量将会获得扩张与深化。在《公司是政治实体》（Firms as Political Entities）这部著作里，伊莎贝尔﹒菲雷拉斯（Isabelle Ferreras）提出了一种达成这项目目标方法：一定规模以上的资本主义公司必须受到两院制的董事会管理，其中一个董事会依照传统方式由股东选出，另一个则是由员工以一人一票制选出。她主张公司是与国家颇为类似的政治实体。毕竟，最大的全球企业的年收入远多于大多数国家。在国家的代议民主发展过程中，经常会有一段时期是由两院制当中的一个议院代表资产拥有者（例如英国的上议院），另一个议院代表人民（下议院）。同样的，两院制的董事会也可以选出现代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而且所有的重要企业政策决定都必须由两个董事会投票通过。这么做将可大幅限缩经济权力在企业内部的行使，并且扩张社会权力所扮演的角色。

把银行转变为公用事业

若是以更广泛的观点进一步讨论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当中的合作社对于专门化公部门信用机构的需求，则银行将会大体上都成为公用事业，而不是为老板追求最大利润的私营公司。大多数人都把银行想成一种特殊企业，收取储户的存款，再以贷款的方式把这些存款借给其他人及企业。按照这种理解，银行是中介者，分别为想要藉由存钱赚取利息的人与需要贷款执行计划的人服务。不过，这种「可贷资金模型」其实不是银行业的运作方式。在不深谈技术性细节的情况下，银行借出的贷款其实远多于它们收取的存款。也就是说，银行借出贷款具有创造货币的效果。银行怎么做到这一点？做法是以较低的利率向中央银行借款，再以较高的利率贷放出去。秘诀就在这里：中央银行能够无中生有创造出货币。这点在市场经济当中很重要，因为这样可以让人不必亲自存下足够的资金，就能发动生产计划。

这种创造货币的活动之所以可行，原因是在资本主义经济里，国家授权并且支持私人营利银行发挥创造货币这种公共功能。如同法律学者霍克特（Robert Hockett）所言，这么做使得私营银行成为国家特许企业。在资本主义当中，银行的使命是为老板追求最大的利润；在社会主义经济里，银行则被视为公用事业，其使命将包含各种社会优先目标。说得更明确一点，银行将会获得授权，根据贷款给不同种类的公司与计划所带来的正面社会外部性加以考虑。

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里，私有而且利润导向的银行会不会与公共银行并存？如同更广大的市场生态系，银行业的经济生态系是不是也会包含资本主义银行在内？就像是针对民主经济当中各种经济型态的详细布局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样，这个议题也能够藉由实际上的实验与民主审议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当中很可能会有适合资本主义银行存在的角落，但前提是这类银行发挥的效果不会损及民主权力支配经济权力的持久性。

非市场经济组织

在任何一种可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当中，市场虽然都会扮演重要角色，但从属于民主的经济却不该完全由为了市场而生产的公司构成，甚至也不该以这类公司为主。市场与非市场型态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平衡点最终会落在哪里，将会随着时间而变，并且取决于民主审议。不过，有一件事是几乎可以确定的：比起在当前的资本主义里，各种型态的非市场导向经济活动在有效民主化的经济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会重要得多。

国家供应的物品与服务

在非市场供应物品与服务的型态当中，与社会主义的概念相连而且最为人熟悉的一种，就是国家直接供应。不过，这种供应型态不必然需要透过由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为之。国家供应特定物品与服务的责任，可以透过这两种方式达成：由国家直接安排这类物品与服务的生产，以及由国家资助并监督各式各样非国家型态的组织。这样能够促成以高度去中心化的方式生产由国家资助的服务，这当中地方小区与组织会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

当然，要确认哪些服务适合透过市场生产，哪些适合由国家直接供应，哪些又适合由国家资助各类非国家组织提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是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当中，必须透过民主审议与实验来决定的其中一个问题。不过，直接与间接的国家供应无疑会包含以下这些的大多数服务：照顾服务，诸如医疗照护、儿童托育、长者照顾、残疾照护；为了小区活动与过程而设置的公共场所，诸如小区中心、公园与休闲设施、戏院、艺廊，以及博物馆；各层级的教育，包括进修教育、终生学习中心与技能重新训练课程；运输的传统实体基础建设；还有各式各样的公用事业。集体来看，这些功能随随便便就可涵盖一个科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当中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经济活动。

由国家供应这类服务，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当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成分的一项元素。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这类国家供应有许多部分已经局部或完全私有化，经常是由国家把服务的提供外包给资本主义企业。在美国，这样的做法包括成立营利私人监狱以贩卖监狱服务，以及军事承包商向国家贩卖武装保全服务。有些快速道路也贩卖或出租给私人公司。在瑞典这个代表性的社会民主国家，为数众多的公家补助学校也都外包给营利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许多国家的铁路已经私有化，还有水处理和递送服务也是如此。

当然，有些东西不论是国家还是市场都可以有效供应，所以结果就会是这两者的混合。以书籍为例，在书店和图书馆都可以取得书籍。商业书店依据付款能力向人分配书籍，图书馆则是依据「给予每个人各自需要的东西」这项原则分配书籍。在图书馆里，一本书如果已经出借，那么想看这本书的人就会登记在一份等候名单上。书籍的配给乃是依据一项深具平等主义精神的原则，认为每个人的一天都有同等的价值。于是，资源丰硕的图书馆就会利用等候名单的长短判断是否需要多订购某一本书。图书馆经常也会分配其他重要资源：音乐、影片、公用计算机、工具、玩具、会议室，有些图书馆也会提供表演空间。因此，图书馆构成了一种体现平等主义理想的分配机制，也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取得达成美满人生所需的资源。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里，像图书馆这样能够让人取得许多资源的非市场供应方式将会更加扩张。

资本主义公司生产的服务，会由市场决定其贩卖价格；但这些服务如果是由国家提供，向消费者收取的价格就成了一种政治决定。有些服务能够获得众人一致认同应该免费提供给直接使用那些服务的人：公共教育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过，对于其他许多型态的国家供应而言，则是存在着模糊地带。公园、动物园与博物馆是否应该向民众收取入场费？图书馆呢？快速道路应该设置收费站吗？从环保角度来看，一项特别重要的例子是大众运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大部分地方，就算大众运输是由国家直接提供，乘客也还是必须买票。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里，大多数的大众运输几乎必然会免费提供搭乘。理由很简单：拥有高质量而且受到大量使用的大众运输，对于整体社会能够带来极大的效益，对于环境质量更是如此。这些效益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正面外部性」。这些正面外部性能够为社会带来真正的价值，而如果把这些价值纳入个别乘客票价的计算考虑当中，那么最佳价格几乎可以确定必然是零。由于这样的正面外部性，民主社会主义经济里许多由公共出资的服务很可能都会免费提供大众使用。

同侪合作生产

国家供应绝不是非市场生产当中唯一重要的型态。在网络时代，同侪合作生产是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非市场经济活动。维基百科是最为人熟知的例子，由世界各地的数十万人分别贡献多寡不一的时间增添新内容、监控条目、修正错误，以及对文章里的说法提出质疑。任何人都可以编辑别人贡献的内容，而且所有贡献者都不支薪。截至二○一八年为止，维基百科已有超过五百万篇的英文文章，还有以另外十三种语言写成的超过一百万篇文章。此外，全世界的任何人只要能够连上网络，都可以免费使用维基百科。鉴于公共图书馆在提供上网计算机方面的角色愈来愈重要，这表示在所有经济上已开发的国家以及许多开发程度较低的国家，几乎全部人口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免费取用这项资源。维基百科成立于二○○一年，结果几乎摧毁了历史超过两百年之久的百科全书资本主义市场。

维基百科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里，但是在生产及分配某种对人而言具有相当价值的东西这方面，却采取了一种根本上反资本主义的方式。同侪合作生产不单纯只是非资本主义，而是奠基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的价值，尤其是平等与社群的价值。在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当中，同侪合作生产确实盘据了一个角落，与资本主义生产并存，也经常与资本主义公司平顺互动。举例而言，Linux计算机操作系统就是由同侪合作生产方式打造而成，也透过这种方式持续改良，而且Google和其他高科技资本主义公司也会使用。那些公司认为这项资源的价值相当高，甚至愿意付钱请公司内的部分工程师为这项同侪生产过程出力，尽管公司无法对成果申请专利。（Linux拥有「开源」授权的专利，目的是要避免这套软件被人转变为私有财产。）因此，同侪合作生产就像公共图书馆一样，不仅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平等主义做法，也能够在资本主义当中发挥功能。

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里，同侪合作生产对于促成各式各样的经济活动能够扮演重要角色。想想以下这一点：在二十一世纪，制造业当中的许多区块都会愈来愈采取计算机驱动式的自动化生产，采用3D打印机与自动化机器工具等装置。在许多情境下，这类机器会大幅缩减规模经济，从而可让小规模生产者组成合作社，以订作的方式制造产品。这种由信息科技促成的去中心化小规模生产，有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人如何能够针对自己希望生产的产品取得设计程序以及所需的资本设备。创造以及散播这类设计程序的一个方法，就是透过同侪网络建立全球通行的庞大图书馆，提供可以免费下载的设计。这些设计将是非专利性而且可以自由分享，只要是能够取得必要生产工具的人都可以使用。至于数控工具机与3D打印机等生产工具本身的财产权，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安排方式：由个别的合作社拥有；由合作社与小公司组成的集团拥有；由市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拥有，再租赁给合作社。如此一来，同侪合作产生的设计图书馆便可解决复杂产品设计的取得问题；那些设计的创用授权可以解决平等取得的问题；而公共与合作所有制则能够解决取得生产工具以使用那些设计的问题。

知识共享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中一项基础是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一般为专利辩护的理由，都是指称专利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诱因，所以对创新率具有正面影响。创新必须承担风险，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投入于研发的时间、资源与精力必然会带来成功的创新。许多有意创新者如果无法确定自己能够限制别人取用他们的创新，就不会愿意负担那些风险。这就是为什么专利的承诺能够为创新提供诱因。不过，专利显然对创新率也有负面影响，也就是减缓了散播、模仿以及改进既有创新成果的速率。

我们无法知道知识产权对创新的诱因效果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比较大。能够确知的是，专利可让企业限制别人取用它们的创新，藉此大幅提高自己的利润。这点在制药产业造成的影响尤其丑恶，企业因为专利保护而得以将关键药物的价格提高到远比生产成本高出许多。不过，无论是哪种产业，只要有一项深富价值的专利阻挡了某种科技的取用，就会发生这种「独占租」（采用经济学家的术语）的情形。

近数十年来，希望让知识普及于全人类的倡议人士已创造出不少私有知识产权的替代方案。概括来说，这些方案称为「开放取用」授权，包括开放版权（Copyleft）、开放专利（Patentleft）、创用授权，以及生物开源授权（Biological Open Source）。以上这些以及其他授权方式都曾用来保护各种东西的开放状态，包括开源软件、具有农业与医药应用价值的科学发现、文化产品，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里，私有知识产权与为数有限的专利虽然可能还有些残余的影响，但整体而言，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知识和信息都会被视为知识共享的一部分。

以上探讨的这些项目如果能够大量实现，我们就不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不过，不同元素的确切混合方式以及相互连结的方式可能会有极大的差异。我们可以轻易想象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其中许多直接由国家供应的服务，都被公共资助的社会／团结经济供应的服务所取代；但同样也可以想象一个这种做法并未在经济生态系里占有重要地位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在物品与服务的市场生产和各种非市场生产型态这两者的相对规模方面，或是在合作社及其他型态的市场导向企业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方面，不同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体可能会有很大差异。无条件基本收入可以是所得重分配的关键机制，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另外一种布局方式，一方面以「人人都有好工作」这种方式让每个有能力工作的人都能获得生计保障，另一方面又实施慷慨的以需求为本位的所得移转方案，为无法工作的人提供生计来源。因此，本章讨论的经济安排只是罗列出各种建构组件，而且也绝非完整。在超越了资本主义之后，未来任何一个可长可久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对于各种元素所采取的实际布局方式，都会是一段漫长的民主实验过程所造成的结果。

回头探讨策略的问题

对于超越资本主义之后的目的地有了上述概念之后，我们面对的根本策略问题就是如何创造适当的环境，使这种长久的民主实验有可能实现。只要资本主义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实验就会深受限制。不过，第三章阐述的策略愿景主张我们可以借着弱化资本主义而逐步创造这类条件，方法是透过由上而下的拆解与驯服资本主义，以及由下而上的抵抗与逃离资本主义。

由于资本主义关系对于经济的民主化具有极大束缚，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传统革命观念的吸引力何在，亦即认为要打破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就必须断开维系那种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这种攫取权力的做法将会启动建立解放性替代方案的长期计画，让民主实验在其中发挥效用。我认为这种断裂式愿景只是幻想，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是如此，因为体系性的断裂显然不可能促成建立一个民主、平等而且团结的经济所需要的长久民主实验。体系性的断裂当然有可能在未来某种严重危机的状况下发生，但证据显示这样的情形不会创造出民主社会主义所需的条件。

不过，弱化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不也一样难以实现吗？主张资本主义当中有空间可以抵抗资本主义的伤害是一回事，这种情形经常发生。逃离资本主义一样也有可能，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缝隙与角落里打造体现解放性价值的经济关系，例如合作社、同侪生产、社会经济，以及公共图书馆。即便在资本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这些也都是「游戏里可能的行为」。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严重限制了这类行为的空间。说得更明确一点，既有的规则似乎不太可能允许替代做法朝着大幅弱化资本主义支配性的方向成长。这就是为什么弱化资本主义的策略必须搭配拆解资本主义：也就是改变构成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游戏规则，以便为解放性替代做法开辟更多空间。历史上，资本主义的规则偶尔会受到更改，以便消除资本主义若干最严重的伤害。这种做法是驯服资本主义。拆解资本主义则不仅是消除伤害，还要对影响资本主义核心权力关系的游戏规则做出改变。这是一项远远更大的挑战。

要了解这项挑战的本质，我们必须把焦点转向国家。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1 译注：时间银行是一种以时间为货币的制度，认为所有人的工作时间平等，因此每个人从事工作的时间都可以储蓄起来，用来换取别人为你提供同样时间长度的服务。地方货币则是只流通于一个地区的货币，用于鼓励民众在当地消费，借此为当地人经营的事业提供支持。

5反资本主义与国家

许多人虽然怀有解放性的抱负，希望追求更为平等、民主与团结的世界，却还是对弱化资本主义的策略抱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在这种怀疑态度的核心，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国家性质使得这种做法无法实现。弱化资本主义的策略结合了两种元素，一种元素是公民社会在可行的空间当中建立解放性经济替代做法的行动，另一种元素则是藉由国家干预而以各种方式扩张这些空间。因此，这项策略虽然不纯粹是国家由上而下的指导，但确实需要至少获得国家的部分支持。怀疑人士自然会问：解放型态的经济活动与关系如果真的成长到对于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造成威胁，难道不会遭到国家压制吗？况且，如果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得以藉由民主方式取得对于国家的控制，以便进一步推动反资本主义的计画，这种情形难道不会引发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直接摧毁民主本身？想想智利的状况：智利在一九七三年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因为推动社会主义的计画而遭到军事政变推翻，导致国家落入长达十七年的高压独裁统治。所以，鉴于国家的阶级性质与强制力量，弱化资本主义怎么可能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有效策略？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讨国家理论当中的几个困难议题。

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

关键的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国家，对于确保资本主义的长期主导地位，在多大程度上是整合一致的有效机器。

在资本主义批判者的理论探讨当中，长久以来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国家是用来复制资本主义。这种主张背后有两项彼此相连的论点：第一，国家受到与资产阶级关系深厚的强大菁英分子所把持。他们以国家力量服务那个阶级的利益，尤其是阻挡一切对于资本主义的重大挑战。第二，国家机器的制度设计也有助于复制资本主义。此处的概念不只是认为强大的菁英分子利用国家追求自己的利益（尽管实际上也可能是如此），而是国家的内在结构存在着先天的偏颇，偏向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国家才会称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国家。这两项论点具有互相强化的效果：第一个论点解释了国家的决策者为什么通常会对反资本主义计画怀有敌意；第二个论点解释的则是，即便在真心怀抱反资本主义目标的政治行动者掌握了权力之后，为什么还是无法长久推行反资本主义政策。这两项论点结合起来，隐含的意义即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为弱化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策略充当政治工具。

以下这几个例子，经常被引为有助于复制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征：

• 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来自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税收。这表示国家必须依赖活跃、健康而且获利丰厚的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获利，就不会有投资；私人投资如果衰微，收入与就业机会就会下滑；收入与就业机会如果下滑，税收就会减少。因此，减损资本主义获利的国家行为终究会对国家本身造成伤害。就算是左翼的政治势力，一旦掌权，也必须烦恼如何维持「良好的商业环境」。

• 用来招募政务官与文官等权力庞大的国家官员的选拔机制，对于菁英的偏好总是胜过一般百姓。这造成了有助于保持权力与优势地位的强烈偏向，一方面是因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本身的个别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治菁英身处的社交网络使得他们与资本主义菁英密不可分。就算有个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赢得了选举，其所面对的官僚结构也还是充满了对反资本主义抱持敌意的人。

• 私有财产权深植于「法治」当中的神圣性，再加上规范法院的程序规则，确保了资本主义财产能够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力保护。

在这种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最强烈的版本当中，国家的这些以及其他结构性特征确保了它的核心功能在于捍卫以及复制资本主义。在比较弱的版本里，这些特征并不保证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会对资本主义有利：国家仍有可能做出各种愚蠢的事情而损及资本主义。尽管如此，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还是阻挡了国家全面实行反对资本主义政策的可能性。就算资本主义国家的所作所为不是完全都对资本主义具有最佳效益，这种国家的本质还是阻挡了持久的反资本主义。

这种理论反映了一项重要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里既有的国家具有深植于其结构里的偏向，而这些偏向大致上都有助于支持资本主义。不过，尽管有这些结构性偏向，却不表示我们绝对不可能设法利用国家来削弱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有两项议题尤其值得考虑：第一，构成国家的机制充满了内在矛盾；第二，对于国家的功能性要求也存在着矛盾。且让我们依序检视这两者。

国家的内在矛盾

我们在第三章探讨了弱化资本主义，并在第四章探讨了以民主社会主义做为超越资本主义之后的目的地；而在那两章的讨论当中，一项关键主张就是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的概念视为一种理想类型。实际上的经济体系乃是杂乱的混合体，由资本主义关系与非资本主义关系结合而成，其中有些非资本主义关系甚至可能是反资本主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经济生态系，资本主义在其中只是具有主导地位，而不是唯一的存在。

同样的观念也应该套用在国家上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概念也是一种理想类型。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由各种相异的机制体系松散结合而成，只是有助于复制资本主义的机制在其中具有主导地位而已。国家机制就像经济机制一样，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所体现的支持资本主义偏向也是程度不一。阶级利益和其他利益之间不同的平衡点体现在国家的不同部位，是对国家的竞逐之明确历史的结果。因此，妥协与让步，还有胜利与落败的演变，都记录在政治制度的正式设计与非正式常态当中。

不同的国家机制各自具有高低不一的资本主义性质，这点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主的问题。决策与负责的型态愈是具有深厚的民主性，国家机制的阶级性质就愈不会带有那么纯粹的资本主义色彩。即便是普通的议会民主，也向来带有自相矛盾的阶级性质：选举民主的游戏规则虽然大体上确实会以支持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方式限制以及平抚阶级斗争，但在选举涉及真实民主竞争的情况下，也的确有可能会在立法机构的阶级性质当中带来紧张关系以及不确定性。在危机与大众动员的时刻，那些紧张关系可以放松新型态的国家措施在可能性上的限制。

因此，深化与重振民主的努力，即可望稀释（不是消除，而是稀释）国家机制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不只是强化普通国家机器的民主过程，同时也强化了所有现代国家当中的各种委员会与组织的民主过程。深化民主也不单纯只是把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民主化，同时还包含地方与区域的国家机制的民主化。就思考国家措施如何能够扩张非资本主义经济措施的空间而言，对地方政府（local state）的民主质量所进行的抗争可能特别重要。

自相矛盾又备受质疑的功能性

如同先前提过的，资本主义充满了自我毁灭的倾向。常见的例子包括：

• 雇主都想要尽可能压低员工薪资以便追求利润最大化，但这样的做法反而会降低市场上消费者的购买力，从而导致资本家生产的物品更难卖出去。

• 一家公司如果提供良好的在职训练，就会拥有生产力更高的员工，但提供这种训练的成本很高。如果一个部门里只有部分公司提供这种训练，那么这些公司就必须承担自己的员工遭到其他不必背负训练成本的竞争对手挖角的风险。如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所有公司对于大笔投资在职训练都会感到迟疑。

• 金融部门易于陷入投机「泡沫」，也就是众人纷纷借钱投资价格正在上涨的资产。投资人认为，由于资产价格不断上扬，因此自己可以在卖掉资产之后轻易偿还贷款。随着愈来愈多人借钱投资那项资产，就会进一步推升资产价格。最后，泡沫破裂，价格崩跌，许多投资人因此还不出贷款，从而引发银行部门的危机。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周期性的严重经济危机，导致许多公司倒闭、严重伤害大量人口，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 资本主义造成的财富与所得不平等通常会随着时间而扩大；这种情形会造成冲突，尤其是阶级冲突，而要控制这样的冲突可能必须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 只要是在不会被抓到的情况下，公司就有把成本转嫁给别人的强烈诱因，典型的例子即是污染。经过一段时间，这种负面外部性就可能会严重危害环境，导致所有人都为此付出昂贵代价。气候危机是最引人注意的例子。

• 公司之间的资本主义竞争会产生赢家与输家，而这样的情形经过累积之后，通常会在特定部门里造成权力集中的结果。这样的独占权可让公司采取掠夺性的行为，包括对消费者以及对其他资本主义公司。

资本主义如果不受约束，包括以上这些情形在内的种种自我毁灭倾向就会削弱资本主义本身的活力。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复制资本主义的功能，就是认为国家有责任提供各式各样的规范与干预措施（有些人称之为引导机制）对抗这些自我毁灭的过程。

不过，这却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原因有几个：问题如果很复杂，通常表示我们难以看出什么样的政策对于复制资本主义而言最适合；特定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可能会违反某些部门或资本家群体的利益，而他们的反抗可能就足以阻挡有效的解决方案；由于复制资本主义有许多不同的合适条件，所以其中有些毁灭性倾向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损及其他毁灭性倾向的解决方案。最后这个问题可能是最令人头痛的一项。举例而言，借着发展福利国家以减少各种社会冲突的国家政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所需的课税与重分配程度，可能会侵蚀资本的积聚。这种情形有时被称为国家的合法化功能（促成同意以减少冲突）与积聚功能（创造获利以及资本积聚的最佳环境）之间的矛盾。另一个例子是支持工会的国家政策。这类政策有助于抑制破坏性的阶级冲突，并且促成公司内部的管理阶层与劳工阶层之间的建设性合作，因此有裨益资本主义的效果；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强大的工会有可能造成就业僵固性，使得公司难以因应国际上的竞争挑战。复制资本主义的功能性条件所具有的复杂度与多重层面，表示可能永远不会有稳定的平衡：随着时间过去，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只会造成其他问题恶化。

在资本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的做法当中存在的许多这些矛盾，都可以描述为一种时间落差，一方面是国家支持资本主义的行为所造成的短期效果，另一方面则是长期的动态后果。支持主导性经济结构的国家行为，主要是对当下的环境、挑战与压力所做出的反应。不过，对那些挑战做出的反应可能会有相当不一样的长期效果。因此，有效的短期国家行为与这些行为的长期动态后果之间就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形，有时可能会对既有的权力结构造成真正的威胁。如同第三章提过的，这是一种理解封建制度弱化过程的方式。封建国家以多种不同方式促进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长期下来，商业资本主义的动态却侵蚀了封建关系。商业资本主义协助解决了封建统治阶级面对的立即性问题，而这才是重点所在。

同样的，在二十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国家也助长了活跃的公部门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公共规范，这些都是与社会民主主义相关的做法。社会民主主义协助解决了资本主义当中通常被称为「市场失灵」的一系列问题：总需求不足以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蓬勃的市场；具有毁灭性的金融市场波动性；欠缺促成劳动力稳定再生的公共财；以及其他种种问题。借着协助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民主主义强化了资本主义──但极为重要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也在同时为经济生态系当中的若干社会主义元素扩展了空间：透过国家供应劳工物质生活条件的大量成分而造成劳动力的局部去商品化；透过有利劳工的劳动立法，在资本主义公司与劳动市场内增加劳动阶级的社会权力；以及深化国家的行政能力，以便施行有效的资本规范，因应投资人与公司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行为所造成的最严重的负面外部性（污染、产品与工作场所危害、掠夺性市场行为、市场波动性以及其他问题）。短期的务实解决方案所体现的原则，具有长期而言弱化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潜力。许多资本家也许不欢迎这些国家措施，甚至觉得备受威胁，但社会民主国家确实协助解决了实际上的问题，而因此获得容忍。

由于这些国家作为在二十世纪中叶促成了资本主义的稳定，有些人因此以为这就代表这些政策没有任何非资本主义的色彩，也绝对毫无侵蚀资本主义的效果。这种看法是错的。国家干预措施绝对有可能一方面具备为资本主义解决问题的立即效果，甚至因此强化资本主义，但同时也促成某种动态，随着时间的累积而弱化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右翼人士总是把罗斯福的新政称为「渐进式社会主义」（creeping socialism）。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措施本来就有持续扩张而侵蚀资本主义的倾向，所以终究不免导致新自由主义者对于社会民主国家的抨击。随着资本家及其政治盟友愈来愈认为大政府对于资本积聚造成日趋不利的条件，他们于是开始等待适当的政治机会对大有为的国家发动攻击。

在二十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主义经济当中，新自由主义虽然在高低不一的程度上颇为成功地拆解了其中的社会主义元素，却绝对没有消除国家面对的矛盾压力以及其政治结构里的内在矛盾。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几年里，这些矛盾变得更加剧烈，在经济与国家当中都产生了一股无所不在的危机感。这种情形促使国家采纳能够解决立即性问题的新措施，但这些解决方法也可能会开启让非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壮大的空间。

前景

葛兰西说过一句名言，指称我们必须对智识抱持悲观，但对意志保持乐观。不过，我们也必须对智识至少抱有一点点的乐观，才有可能对意志维持乐观。有两项趋势可让我们怀抱乐观的态度，期待未来会出现理想中的国家措施，启动长期下来逐步弱化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那种动态。

第一，全球暖化可能会终结新自由主义这种特殊型态的资本主义。就算不谈为了缓和气候变迁而必须改采无碳排放的能源生产方式这个问题，面对全球暖化的必要调适也必然需要大幅扩张国家供应的公共财。市场不可能会建造保护曼哈顿所需的巨型海堤。这类国家措施所需的资源，随随便便就可达到二十世纪那些重大战争的规模。资本主义公司虽可借着生产这些基础建设公共财而赚取庞大利润（就像在战争期间借着生产军事用品而获利一样），但国家为了提供环境公共财而必须扮演的巨大角色必然需要搭配大规模的增税与国家计划。新自由主义虽然兼容于高度的军事支出与计划，但国家干预措施转向大规模的环境基础建设与规范之后，可望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削弱新自由主义的势力。这些过程如果发生在资本主义民主架构当中（当然，这是个很大的假设），那么国家的公共财角色的重振将会为更广泛的进步国家作为开启更多的政治空间。

资本主义国家在二十一世纪必须面对的第二项趋势，则是信息革命的科技变革对于就业造成的长期影响。当然，每一波的科技变革都曾引来类似的猜测，认为新科技所消灭的工作将会导致大规模的边缘化以及长久的结构性失业。不过，在先前几波的科技变革当中，经济成长终究在新部门里创造出充足的工作机会，抵销了就业赤字。话虽如此，数字化时代的自动化型态，在目前已经深深渗透进入服务部门，包括专业服务部门在内，导致未来的经济成长难以再透过资本主义市场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个问题又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而更加严重。随着二十一世纪的进展，这些问题只会愈趋恶化，不可能在市场力量的自发性运作下获得解决。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一大部分人口将会陷入日益危殆而且边缘化的处境。就算不考虑社会正义的问题，这项趋势也可能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以及代价高昂的冲突。

这两项趋势共同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新挑战：必须大幅增加公共财的供应以因应气候变迁，也需要新政策来因应科技变革造成的广泛经济失调与不安全感，尤其是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带来的这类后果。当然，一种可能的未来发展方向，就是这些挑战的结合恐怕会加速弱化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民主。我们已经在美国观察到这种趋势，包括压抑穷人与少数族群的投票权、有利于右翼政治势力的畸形选区划分（gerrymandering）更趋严重，还有金钱在选举当中不受约束的角色。尤其是国家有可能会以军国主义因应气候变迁造成的全球动乱，所以出现仅有民主表象的专制国家绝对是一种可能的情境。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也就是民主重新获得活力，进步性的大众动员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这样的发展将有可能产生新型态的国家干预措施，促使更具民主平等主义型态的经济活动逐渐扩张，在混合经济生态系里与资本主义并存。

为了更明确说明这种发展，且举以下这个情境为例。

针对气候变迁进行调适的必要性，将会终结新自由主义及其狭隘的意识形态。国家着手推动必要的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在能源生产和运输系统等方面的经济规画也采取更积极的角色，以加速碳基能源系统的转型。在这样的情境里，由国家扮演更多不同角色的做法又重回政治议程，包括广泛了解公共财的必要性以及国家有责任遏止边缘化与经济不平等的恶化，原因是透过资本主义劳动市场达成充分就业的可能性已愈来愈低。

国家对这些压力采取的两种响应方式，可以大幅增加混合式资本主义经济生态系里的民主社会主义元素。第一，这些意识形态转变与政治压力可以在公共财与公共服务的供应当中促成国家资助就业机会的扩张。富裕国家绝对负担得起这样的扩张；问题在于有没有政治意愿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增税，而不在于实际上的经济限制。第二，国家可以认真看待这项可能性：借着推行无条件基本收入，在更根本的层面上改变生计与工作之间的连结。毕竟，这种政策提案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期间受到的公开讨论早已有所增加。

无条件基本收入是一种可能的国家干预型态，一方面可以因应资本主义市场里就业机会的下滑，同时也在经济体当中扩大可供社会权力运作的空间。从复制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无条件基本收入可以达到三个成果。第一，这种政策将可减缓边缘化在不平等与贫穷方面造成的最糟效果，因此有助于社会稳定。第二，这种政策将会支持一种不同型态的、能创造收入的工作：用自己创造出来的工作赚取可自由支配的所得。无条件基本收入将会让许许多多市场导向的自营工作机会变得具有吸引力，就算那些自我创造出来的工作无法带来足供生活的所得也没关系。举例而言，如果有无条件基本收入可以支付基本生活开销，我们可以想象应该会有更多人有兴趣成为小农以及商业园丁。这种收入也会让许多人更能够参与「零工经济」。第三，无条件基本收入能够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消费市场。资本主义公司这种生产系统的自动化必然会面对一个问题，也就是雇用的人数不足以购买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条件基本收入可为基本消费商品提供广泛散布的需求。由于这些原因，无条件基本收入在资本主义菁英眼中可能会成为一种吸引人的政策，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已经耗竭，管制型国家又重拾活力的情况下。

无条件基本收入对于资本主义所遭遇的问题如果是一种吸引人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政策怎么可能也有助于弱化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一项核心特征，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劳工的双重分离：他们一方面与生产工具分离，同时又与谋生手段分离。无条件基本收入可让劳工与谋生手段重新结合，就算他们仍然与生产工具分离也没关系。因此，无条件基本收入直接修改了资本主义的基本阶级关系。如同第四章讨论过的，国家以税收为资金来源所提供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将让劳工得以拒绝资本主义下的雇佣关系，而选择从事各种非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包括透过社会权力建构而成的结果：社会与团结经济、劳工合作社、非商业性的表演艺术、小区倡议等等。因此，无条件基本收入能够为永续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亦即受到社会赋权的经济关系）扩展空间。所有这些可能性又受到制造了边缘化问题的那些科技发展进一步强化，原因是信息科技能够广泛缩减生产的规模经济。

如果把无条件基本收入（让人更容易退出经济体中的资本主义部门）、新科技（促进非资本主义生产型态的发展），以及愿意为这些措施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的地方政府结合起来，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透过社会权力安排的经济部门即有可能发展出更深的根基，并以目前没有预见到的方式进行扩张。

必须强调的是，这一切都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当中，所以这些非资本主义生产型态必然需要找出方法，积极表达对于资本主义强制规定的反对。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许多生产投入，本身是由资本主义公司生产的；非资本主义部门的生产者所消费的商品，有一大部分会是向资本主义公司购买；国家生产的公共财，也经常需要与资本主义公司签订合约。无条件基本收入让人比较容易退出资本主义关系，但就某方面而言也是为资本主义公司补贴了不稳定工作，尤其是在零工经济当中。即便在这种新安排稳定之后，资本主义在国家督导的经济体系当中仍然会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几乎可以确定是居于主导地位。不过，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会受到削减，远远无法像原本那样对人谋取生计的方式施加那么强烈的限制。这样可以为致力在经济体当中扩张社会权力范围的持续性抗争开启新的可能性。

我在第三章把具有这种双重性质的改革（也就是一方面借着解决问题强化资本主义，同时又为解放性替代方案的建构扩张可能性）称为共生式转型。反资本主义者经常对国家的这类作为深持怀疑态度。无条件基本收入要是对零工经济里的低工资工作具有补贴效果，这样岂不是一件坏事？这样岂不是表示改革被资本主义收编？不过，这种情形正是这类改革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所在。一项改革如果直接削弱资本主义，只提倡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而没有为资本主义提供任何正面效益，那么每当进步势力的政治力量衰微，这样的改革就易于遭到拆解。

因此，无条件基本收入与资本主义具有一种矛盾关系。一方面，这种政策能够协助解决资本主义当中的许多真实问题，并且对资本积聚的活力有所贡献，至少在某些部门是如此。另一方面，无条件基本收入也有可能协助引发一种动态，为民主平等主义的间隙式转型扩张空间，从而削减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并且将经济生态系导向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这么一来，一项慷慨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政策如果能够受到实行与辩护，即有可能在整体经济体系当中弱化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同时又在受到缩减的资本主义空间里强化资本积聚的条件。

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所具有的可能性限制如果极为狭隘，使得国家无法从事可能会让这类非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成长的作为，那么弱化资本主义的前景就遥不可及。不过，现下的问题解决与未来的后果之间如果存在着极大的落差，如果大众社会势力集结起来支持某种政治议程以巩固替代性经济空间，那么体现民主、平等与团结价值的经济活动就有可能大幅扩张。接着，这又可以为超越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方向提供基础。

为国家进行民主化

资本主义国家在本质上不适合从事解放性社会转型。资本主义国家系统性地偏向支持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因为企业与富人对于国家的官僚体系拥有优先接触的特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结构。不过，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复制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完美机器。社会主义政治势力的诀窍，就在于利用国家内部的这种不一致性，以及国家在解决资本主义本身制造的问题之时所面临的矛盾现象；采取这种作为，将可为创造民主、平等而且团结的经济替代方案扩张可能性。在这种可望发生的变化当中，关键就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的民主质量：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性质愈是深厚，国家政策就愈有可能支持有利于非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条件。因此，「为民主进行民主化」的努力（这是葡萄牙社会学家苏保荣﹝Boaventura Santos﹞提出的说法），在弱化资本主义当中就深具关键性。

为民主进行民主化需要翻转新自由主义对国家造成的反民主影响，也需要透过制度创新而深化民主。

新自由主义在四个主要面向削弱了民主：第一，减少对资本的全球移动所设的限制，导致国家承受更高的外部压力，必须关注资本的利益。第二，对金融部门的法规松绑，增加了金融部门对国家政策的框限力量。第三，一系列国家服务的私有化，削减了国家对于许多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性质进行民主管理的能力。第四，劳工运动的弱化减损了劳动阶级结社力量最重要的来源，不只在劳动市场当中是如此，在政治场域里也是。建立一个更为民主的资本主义民主所需要的其中一项条件，就是翻转这些趋势：对资本的全球移动重新制定充足的控制，好让国家对于经济事务的优先次序拥有更多的操控能力；规范管制金融部门，降低经济的高度金融化；恢复国家直接参与提供已经私有化的公共服务；以及创造一个比较有利于劳动结社的法律环境。

不过，单纯消除新自由主义对民主的伤害并不足够。我们不该抱持怀旧的心态，把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前的时期视为健全民主的黄金时代。在新自由主义出现之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都备受束缚，而且也不完整。要把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一个比较适合促成经济民主化的环境，也必须在一切可能之处深化民主。在这方面，部分的关键因素包括：民主赋权的去中心化、新式的公民参与、政治代表的新制度，以及选举游戏规则的民主化。

民主赋权的去中心化

国家去中心化这项概念，与民主化之间有一种模糊暧昧的关系。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一项招牌特色就是呼吁去中心化，理由是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过度官僚、缺乏经济效率，而且经常贪污腐败。不过，新自由主义的去中心化通常只是私有化、市场化，以及减少国家支出的借口。相对之下，民主赋权的去中心化则是基于这种想法：对于许多问题而言，真实决策权如果交给比较接近那些问题的民主公共当局，问题就可以获得比较有效的解决。特别重要的是，要赋予更多管辖权、自治与必需资源给城市、区域，以及民族国家的其他分权次单元；由于有意义的大众参与在规模较小的治理层级上比较容易做到，因此这种做法可能也会开启另一种可能性，亦即带有高度公民参与的积极民主实验。

新式的公民参与

政治权力的去中心化绝对不足以强化民主。地方层级的政府有可能贪腐又威权，由酬庸式的政治机器把持。我们需要的是在各个层级的分权政府当中深化民主，并且为这些单元赋予行事的必要权力与资源。

参与式预算就是为了达成此一目标而实行的一种创新制度设计。在参与式预算里，一个组织的全部或部分预算都透过组织成员的直接参与式决策进行分配。参与式预算可以套用在城市、学校、公共住宅，或者任何一种对于自己的预算分配至少握有部分控制权的组织。这种构想在一九九○年代初起源于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至今已传遍全世界。

城市里的参与式预算有许多不同的制度设计。以纽约市为例，每个市议会选区都获得分配一笔由该区选出的市议员所控制的自由支配预算，用于执行各种基础建设计划，包括填补街道坑洞乃至改善公园设施。于是，议员即可交由自己选区的居民决定如何使用这笔预算。分配给市议会选区的参与式预算数额不一，但通常介于每年一到两百万美元之间。选区里的居民可以自愿参与委员会，提出如何使用预算的计划提案。市政府的技术官僚判定每一项提案的成本之后，选区里的居民即可投票决定要执行哪些计划。在纽约市，青少年与非法移民也能够完全参与计划开发和投票的过程。

现在，世界各地的数百座城市里都存在着某种型态的参与式预算。有时候参与式预算的力量很小，只能向市政府提出建议，但无法实际控制部分预算。有时候参与式预算的过程成为政治人物施舍恩惠的另一种方式，沦为一种新式的酬庸机器，而不是民主参与的表现。而且，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透过参与式预算直接控制的资金数额也相对不大。尽管如此，参与式预算以及地方层级的其他直接民主型态所采取的制度原则，仍然可望借着强化赋权大众参与的可能性，而成为深化民主的一种重要方式。

民主代表的新制度

参与式预算只是为了强化有意义的民主参与而受到实验的多种创新制度工具的其中一种。深化民主的另一种创新，是随机挑选公民参与特定种类的决策机构。这种做法最常见的例子是陪审团，由随机挑选的公民决定法院审理的结果。随机挑选也使用在有时称为「微型公众」（mini-publics）的咨询机构里，以便为各式政府机构与部门的决策提供意见。一种影响比较深远的提议，是把两院立法体制的其中一个选举议院改为以随机挑选方式产生成员。当然，这种做法要能够可行，还有许多细节需要微调，但基本构想是一个由随机挑选的普通公民组成的议院，将可更精确反映实际上的人口组成，因为选举议院都是由社会地位较为优渥的人士组成。一个随机挑选的议院，对于议题的审议比较能够反映社会中的各种不同利益，并以比较不受菁英利益主导的方式寻求妥协。

选举游戏规则的民主化

新式的赋权公民参与虽然有助于促成更健全的民主社会，却几乎可以确定任何一套可行的民主体系都必然会继续高度仰赖以选举方式选出各式政治官员。因此，为民主进行民主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把选举民主的民主性质变得更深厚。

既有选举规则的问题在每个地方都各有不同。美国采用的选举制度尤其深具缺陷，原因是单一选区极易遭到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不过，每一种体系的运作方式都有违反民主价值之处，就算是具有合理比例代表机制的体系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选举过程无法与私人财富的影响力隔离开来。

在资本主义经济里，尤其是一个财富与所得高度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当中，要阻挡私人利用财富影响整体政治与个别选举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资本主义只要保有主导地位，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从而溢入政治当中。不过，实际上有办法可以抑制这种效果。关键问题在于确保选举政治的核心资金来自于公众而非私人。在《以美元投票》（Voting wit h Dollars ）这部著作里，艾克曼（Bruce Ackerman）与艾尔斯（Ian Ayers）提出一种达成这项目标的做法，就是每年给予每个公民一定额度的金钱（也许采取专用签帐卡的方式），例如一百美元，让他们花用在政治上。任何个人或政治组织只要接受了这类直接公民付款，就不必再接受其他私人资金。这种做法将可提供一种民主资金的平等主义式分配，借此制衡私人资助的不平等现象。

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过程如果真的能够获得重振与深化，那么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来逐步弱化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就很大。尽管如此，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这种可能性确实会实现。这种情形能否发生，取决于有没有能力推动抗争而促成共生式改革。这又会引起这个问题：谁将参与这样的抗争？能够长期推动抗争以弱化资本主义的集体行动者何在？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6促成转型的行动者

就某些方面而言，弱化资本主义的策略愿景当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就是怎么创造具有足够的一致性与抗争能力的集体行动者，而能够维系挑战资本主义的计画。对当前的世界提出具体的诊断与评价，并且对能够改善世界的替代方案之所以值得追求与可行提出富有说服力的陈述，仍然不足够。就算是列出能够引导我们朝正确方向前进的策略，也还是一样不够。这些替代方案若要真的可以达成，就必须要有能够利用那些策略来实现这些替代方案的政治转型行动者。那么，这些集体行动者究竟在哪里？

我首先要说明集体行动者对于任何弱化资本主义的可行策略为什么不可或缺，接着再讨论「能动性」的概念，以及在集体行动者的形成当中具有中心地位的三项概念：认同、利益与价值。本章后续的内容将会探讨这项问题：想要创造能在当今的世界有效推动社会转型的集体行动者，必须面对的复杂问题该如何因应。对于该上哪里去找这些集体行动者的问题，我无法提出实质的答案，但我希望能够厘清我们在创造这些集体行动者的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任务。

弱化资本主义的集体行动者

回忆第三章的核心主张，弱化资本主义结合了四种策略逻辑：抵抗资本主义、逃离资本主义、驯服资本主义，以及拆解资本主义。这些策略逻辑各自涉及不同种类的集体行动者与集体行动者联盟。

抵抗资本主义位于许多劳工运动还有抗拒资本主义掠夺性的许多社会运动的核心。当代的一个例子，就是为了阻挡撙节措施而周期性动员群众从事抗议与占领行动。逃离资本主义是植基于社会与团结经济以及合作式市场经济的社区行动主义所采取的策略。有时候，这种做法可能会涵盖不同群体组成的庞大联盟，目的在于培育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型态；有时候，集体行动者的规模也可能非常小，利用的是能够创造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地方空间。

抵抗与逃离的策略，都未必包含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国家权力的行动。相对之下，由于驯服与拆解资本主义都企图改变游戏规则，而不只是在既有的规则里运作，因此这些策略也就需要藉由政治行动而在国家本身当中获取若干程度的权力。驯服资本主义会消除资本主义造成的伤害，尤其是透过国家提供的各类保险来达成这项目的。拆解资本主义会把财产权的部分面向从私人手中转交由公共控制，并且将特定种类物品与服务的提供，从市场与私人投资者的控制当中移出。因此，弱化资本主义的关键逻辑，就是这种由上而下的游戏规则改变可以撑开更大的空间，给由下而上建构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替代方案，从而逐渐侵蚀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

这种策略安排的一项优点，在于能够将各式各样以不同方式反对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行动主义摆在合适的位置。与其把有关社会与团结经济的社区行动以及针对国家的政治行动看作互相对立，这两者其实可以互补。当然，这在实际上不一定容易做得到，尤其是因为这些不同型态的反资本主义策略所需要的组织种类极为不一样。尽管如此，还是没有必要把这些策略视为先天上就互相对立。

针对弱化资本主义策略所提出的这项主张，其中最令人难解的部分在于如何创造出有力的集体行动者，能够以政治行动挑战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并且朝着进步方向加以改变。传统上，这向来都是政党的工作。其他种类的组织与社团也参与了政治导向的行动，推动进步性的社会变革：包括游说组织、各式各样的利益组织、工会、社区组织，以及社会运动组织等等。在某些时间与地点，其中一些组织可能会对进步性国家作为的前景造成决定性的影响。不过，这些立足于公民社会的各类集体行动者如果要持续有效地改变国家施行的规则，就必须设法与能在国家内部直接采取行动的进步政党建立连结。因此，弱化资本主义的策略终究要仰赖于一套由集体行动者构成的网络，这些行动者有的立基于公民社会，有的立基于致力推动这类政治计画的政党。

所以，对于各种能够从事政治行动并且相互连结的集体行动者，我们该如何思考他们的诞生过程，就是问题所在。为了更精确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岔题讨论社会理论的一项经典主题：集体能动性的问题。

集体能动性的问题

社会理论充满了对于所谓「结构／能动性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大部分都非常抽象，也经常颇为晦涩。这些议题隐含于社会理论的若干重大分隔界线当中，诸如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系统理论的分隔、微观理论与巨观理论的分隔、偶然性与决定性的分隔，以及社会科学当中的解释本质。我们在这里不会探究这些议题。我们必须做的是厘清能动性的概念，尤其是「集体」能动性，然后为抗拒资本主义的有效集体行动者该如何创造的问题赋予若干精确性。

「能动性」的概念

套用泰尔朋（Göran Therborn）在《政权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政权》（TheIdeolog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Ideology）这部著作里提出的贴切说法，「能动性」这种概括性的抽象概念所指的是：人「在这个有结构而且有意义的世界里，是有意识而且具有反省能力的行为发动者」。人不是单纯依据设定而遵循由角色界定的剧本行事；人会发动行为，而且经常是带有相当程度的智慧、创意与临机应变的行为。当然，这种能动性发生于各式各样的限制当中，包括由人类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限制，以及体现于信念与习惯当中的内在限制。有时候，那些限制会严重限缩自我发起的行动种类；有时候，那些限制会比较宽松。不过，人类从来都不是机器人。

在社会理论家与分析师对于社会现象提出的解释里，人类能动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高低不一。其中一种极端是有时称为「结构主义者」的理论家，他们几乎把人视为纯粹只是社会关系的承载者，承载自己身处其中的那些社会关系；在他们眼中，所谓人能够主掌自己的行动乃是一种假象。另一种极端的理论家，则是几乎彻底否认社会结构具有任何解释重要性。人是由复杂而相互交错的主体性所构成，他们透过这样的主体性形成身分认同并且在世界上活动。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深究这些极为抽象的议题。我就直接认定人实际上是有意识的行动发动者，尽管他们同时也深受无意识的习惯所影响，他们的行动经常有高度固定的剧本。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人如果不是具有行动力的行动者，那么就根本没有必要写书说明资本主义产生的伤害、替代方案为何值得追求，以及实现那些替代方案的两难困境。策略之所以有可能存在，就是因为人是有意识的行动发动者。

能动性的观念不但适用于个人，也能够以比较复杂的方式适用于集体实体。从个人转换到集体实体是社会理论当中的另一个难题，因为集体实体的「行动」方式和个人不尽相同。例如「资产阶级反对新政」这么一句话，指的有可能是「大多数的资本家都反对新政」，或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组织与政党反对新政」，或者「一些势力庞大的资产阶级成员，透过社群网络与私人人脉连结起来反对新政，而其他资本家也大体上支持他们的主张」；不过，一个「阶级」并不是有意识的行动发动者。集体行动者具有社会基础，但那些基础本身不是「行动者」。因此，我如果提到集体行动者的能动性，指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组织与社团，可让人共同合作追求实现目标。有时候，这类集体行动者可以是紧密结合的组织，例如工会或政党。有时候，集体行动者的概念也可以套用在比较松散的目标导向合作上，例如联盟或同盟，或甚至是更宽泛的概念，例如「社会运动」。在所有这些例子里，构成组织、社团与联盟的人，才是真正有意识的行动发动者，但由于他们集结起来透过组织协调各自的行为，所以他们的行为也就不再仅仅属于个人，而是带有了一种集体性质。

集体行动者对于解放性社会转型具有关键重要性。如同第三章提过的，大部分的社会变革都发生在众人的「背后」，是人类行动的意外副作用。不过，能够更充分实现平等／公平、民主／自由，以及社群／团结等价值的解放性社会转型不可能只是人类行动的意外副作用累积而成的结果。如果要实现人类的解放，就必须要有策略，而这点即隐含了能动性。由于这类策略的部分目标是力量强大的制度，因此有效的策略也就需要集体能动性。所以，如同先前问过的，集体行动者究竟在哪里？

在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需要另外三个概念：也就是把认同、利益与价值视为形成集体行动者的交迭基础。认同对于打造集体行动者的团结最为关键；利益是形塑集体行动目标的核心元素；价值的重要性在于能够把各种不同的认同与利益连结于共同的意义当中。

认同

认同一词最广泛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怎么依据人生中的重要事物来分类自己与他人。人拥有各式各样的认同，包括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族裔、国籍、宗教、语言，以及生理残疾等方面的认同，但也包含其他不那么根本的面向，例如身为爵士乐爱好者、纽约居民、知识分子、长途跑者、祖父母，或者怀有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一切（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有可能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哪些东西能够界定你是什么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先天就带有双重性质：针对我是什么人所提出的定义，必然也界定了有哪些人和我相似。因此，一个人的认同乃是这些不同类别的复杂交集。

依照情境不同，一个人的认同样貌当中的任何一项元素或是一组元素，都有可能是主观上对那个人而言最重要的东西。以一个爱好爵士乐的中产阶级美国黑人男性为例，在有些时间与地点，身为爵士乐爱好者可能是这个人的自我认知当中最重要的元素，也是他判断哪些人与他近似的根据。或者，再举一个犹太裔的德国世俗知识分子为例。在一九二五年，身为德国知识分子可能是这个人最重要的身分认同。在一九三五年，身为犹太裔可能会变成最重要的元素。

这个犹太裔德国人的例子揭示了认同的一个重要特点：认同不只是个人主观认为重要的描述性属性，而是与社会关系还有权力密切相关。以下这件轶事可以阐明这一点。

二○○七年，我在萨拉热窝待了一个星期。邀请我的是一群大学生，当时这所大学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探讨马克思与黑格尔对于当代事务具有的意义。我在研讨会之后还停留了一段时间，针对我在《真实乌托邦》当中探究的主题举行了几场讲座与专题讨论。学生的反应都很积极也很热烈。他们分别来自萨拉热窝的三个族裔宗教社群：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地亚天主教徒，以及塞尔维亚正教徒。他们儿时都经历过萨拉热窝围城战，也对族裔民族主义深感厌倦。他们满心想要成为具有世界观的欧洲人。到了那个星期的结尾，我觉得自己和他们当中的几个人非常投契。

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在一间酒馆里，我的嘴巴没经过大脑就吐出了这段话：「你们知道吗，就认同来说，我觉得我和你们的相似程度还比美国的基督教基本教义派更高。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来自别的星球，而你们则是和我志趣相投，和我拥有相同的核心价值观与意义观。」

我们这群人当中的一个年轻女子，年纪大概二十出头，对我的话回应指出：「认同不是只有这样而已。认同回答的不是『我是谁？』这个问题，而是『别人说我是什么人？』我们要是过桥到塞尔维亚区，那里的警察如果看到你被抢，就会马上过来帮你；但他如果看到我被抢，就会假装没看到。」

接着她又说：「在自由民主的富裕国家里，人民都非常幸运，可以问『我是谁？』这种问题，而不是被别人把特定的身分认同强加在他们身上。所谓青年『找寻自己的身分认同』这种概念，在这里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这个故事显示了在主观上对人而言重要的许多认同型态之间有一项重要的对比：有些认同型态主要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那些差异深受他们重视，而且他们也多多少少选择予以培养，但另外有些认同型态则是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强加在他们身上。我在萨拉热窝和那些学生一同度过的那个星期，对我而言是反映了我们身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认同，这样的认同是个人自己选择并且经过长期培养之后的结果。他们体验到的认同则是由他们无力控制的强大势力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结果。我没有体认到我把认同视为自我发现的这种观点其实反映了先天的优势地位。

当然，实际上的状况比起外力强加与自我培养的认同这种简单对比还要更加复杂。许多身分认同都有可能同时是外力强加也是自我培养的结果。族裔就是很好的例子：族裔认同的基本选项可能是由一个社会的文化惯例所提供，而其中有些也许是强加在人身上，但一项族裔认同的重要性受到个人与集体行为而强化或弱化的程度仍然可以有极大的差别。有时候，族裔群体当中会针对这个问题出现激烈的斗争，尤其是一项族裔认同如果深深关联到和其他族裔群体的冲突。南斯拉夫于一九九○年代解体之后发生的那些充满暴力的族裔民族冲突当中，有些地方曾经存在大量的跨族裔通婚现象，所以族裔认同在国家瓦解之前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政治运作者从事族裔暴力行动，目的是为了在族裔界在线制造恐惧氛围，藉此强化族裔认同的重要性，然后即可藉此形成奠基于族裔上的有效集体行动者。更广泛来说，植基于强制加诸的认同之上的社会运动，经常会投注大量精力设法强化和深化它们企图鼓动的认同。

认同在集体行动者的形成当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原因是共有的认同能够促成持久集体行动所需的团结。持久集体行动面对各式各样的障碍，尤其是人的行为动机如果只限于狭隘的自利，那么参与集体行动就经常会让人觉得代价高昂。这会导致所谓的「搭便车」：也就是置身事外，冷眼看着别人付出努力以及承担参与集体行动的代价。另一方面，行为动机如果和个人对一个群体的认同以及「我们同在一条船上」的感觉紧紧相系，那么搭便车可能就不是那么迫切的问题。强烈的共有认同也可能提高集体行动的可能参与者之间的信任感与可预测性，从而有助于形成可长可久的集体行动者。

植基于社会强加的各类不平等与支配之上的认同，对于形成解放性集体行动者而言尤其重要。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都不是自己选择的；认同有很大一部分乃是人在那些结构中的生活经验形塑而成。社会结构的特色尤其是由众多相互交错的不平等、支配、排斥与剥削所构成。这些元素会在人的生活中造成真正遭受伤害的经验，包括欠缺尊重、匮乏、消权（disempowerment）、缺乏人身保障，以及虐待。这些经验会透过文化诠释而转变为共有的认同，但那些诠释本身当然也不免是争议的对象。先前提到的解放性社会运动的社会基础，包括阶级、种族、性别、族裔等等，都与这些种类的认同深深相关。

认同还有另一个特征，也和形成有能力促进解放性社会转型的集体行动者有关。认同会随着时间改变，而其中一种改变方式就是透过社会抗争的影响。参与社会运动及其他型态的集体行动所得到的生活经验，可能会改变人对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怀有的认知。这种情形有一部分纯粹是抗争的共同经验造成的自发性结果，但当然也是为了促成认同改变的社会运动当中所发生的广泛文化与意识形态实践所造成的结果。由此产生的结果，可能就是形成培育而来的认同，这些认同与从事抗争活动的集体行动者（政党、社运组织、工会）深深相连，而不是单纯跟构成抗争的社会基础的认同范畴相连结。

利益

利益与认同相连结，但并非同一件事。认同是对人的重要主观分类，利益指的是能让人的生活在自己重视的若干方面有所改善的东西。利益植基于人生中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认同则植基于某种程度上由那些问题产生的生活经验。我们说工会合乎劳工利益，便是主张工会能够让劳工的工资与工作条件更容易获得改善。我们说政府降低环保规范合乎某些种类投资者的利益，便是主张他们的投资报酬会因为这些规范取消而提高。就某方面而言，关于利益的主张必定是对于替代可能性的效果提出的预测。

因此，人对自己的利益有可能会认知错误。父母可能误以为注射疫苗会导致自闭症，因而认定注射疫苗有害子女的利益。低收入的人可能以为对富人减税会为穷人带来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有意义地谈论「虚假意识」：亦即对于什么东西实际上会改善个人生活，或是哪些手段最适合实现某个目标，怀有错误的认知。一般而言，关于虚假意识的主张都和虚假认同无关。虚假意识描述的是对于这个世界实际上的运作方式怀有错误的信念，从而对不同的行动方案所具有的效果持有错误看法。

有些利益与认同紧密相连。文化认可的性别分类如何影响各类便利设施与资源的取用，关系到跨性别者的特定利益。一个国家当中不同语言的官方地位以及语言使用和教育方面的政策，关系到该国国内语言少数族群的特定利益。禁止堕胎的政策，也可能关乎虔诚天主教徒的特定利益。其他利益则没有那么紧密奠基于特定的认同上。例如减少碳排放量与减缓气候变迁的政策，不是只影响到自我认同为环保分子的人的利益。此外，经济民主关系到广大人口的利益，跟他们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的特定认同也没有密切关联。

由于生活与认同的复杂性，人因此拥有许多不同的利益，那些利益相互之间经常具有紧张关系，甚至互不兼容。人拥有与自己的阶级地位、性别、健康状态、宗教信仰、族裔、国籍、语言以及性取向相关联的利益。此外，人也有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这两者之间同样也可能存在紧张关系。因此，人如果要思考自己的利益，总是必须先考虑某些利益，而暂时搁置其他利益。政治抗争当中的一项核心议题，就是哪些利益应该受到最大的重视。

价值

我们说人「在这个有结构而且有意义的世界里，是有意识而且具有反省能力的行动发动者」，意思不只是说人会有意识地发动行动，而且是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里」这么做。行动的意义有一个关键部分在于价值，也就是人对于何谓「好」所怀有的信念，包括人在世界上应有什么样的行为，以及我们的社会制度应该怎么运作。

价值与利益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关系。政治保守派为富人减税辩护，经常会主张这么做可以增加投资，从而促进经济成长，因此是帮助穷人最好的方法。每当他们采取这种说词，其实就是在标举一项普遍的社会价值：贫穷是不好的事情，而在一个好的社会里，最劣势者的生活将会随着时间而改善。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样的价值主张。如果为富人减税真的是帮助穷人最好的方法，那么这就是支持这种政策的强而有力的理由。当然，这种看待减税的观点只是用来为富人的利益合理化。标举广受重视的价值来掩饰自身利益的做法，经常颇为容易。这种情形也会发生在左派，例如专制国家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宣称自己是由人民统治的民主政权。正是因为价值深受人的重视，所以这种欺骗的意识形态策略才会奏效。

价值在解放性抗争当中向来都扮演关键角色。白人学生在一九六四年的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前往美国南方帮助非裔美国人登记投票，不是因为这么做合乎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信奉平等、民主与团结的价值。美国与欧洲社会在反种族隔离抗争期间发起运动，抵制于南非举行的活动并取消大学和其他机构对南非的投资，也不是因为这样做合乎运动参与者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所持有的价值。当然，人也会加入目标合乎自己利益的社会抗争，但道德信念与价值仍有助于强化他们的参与以及扩大抗争运动的吸引力。

因此，价值可以是行事动机的强力来源。极为关键的一点是，价值本身也可以成为认同的有力来源。那些价值一旦融入多多少少具有系统性的思想体系里，就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解放性意识形态结合各种对于世界如何运作的解释、陈述有哪些可能的替代方案，而且也对相关价值予以肯定。这类意识形态可以建构得极为详尽，也可以颇为松散，而且内部经常充满了不一致性。不过，即便有那些不一致性，意识形态还是可以成为个人认同当中的重要层面。

从认同、利益与价值到集体行动者

认同、利益与价值不会自发促成集体行动者的形成，更遑论是在政治层面组织起能够推动解放性社会转型的集体行动者。人虽然总是拥有和别人相同的认同、利益与价值，但这些东西并不需要转译为型态一致的集体组织。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认同有哪些面向（如果有的话）转译为团结，又有哪些利益与价值受到注意，在很高的程度上取决于是不是有既有的集体行动者试图运用认同来追求利益与价值。这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认同对于集体行动者的形成具有关键重要性，但集体行动者在强化特定认同的重要性当中也扮演活跃的角色。社会抗争的重点，经常就在于互相竞争的社会基础试图动员同一群人，例如阶级、国籍，或者宗教信仰。此外，大多数人的私生活当然都不会涉入组织性的集体行动，不管是政治层面还是公民社会层面的集体行动。

任何弱化资本主义的政治计划，都必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运作。对于建构有能力从事持久政治行动的集体行动者这项工作，这种环境带来了三项主要挑战：一、克服私有化的生活；二、在复杂而破碎的阶级结构当中建立阶级团结；三、在多元、互相竞争，并且不是奠基于阶级上的认同型态当中，打造出反资本主义的政治。

克服私有化的生活

大多数人通常都生活在家人、工作与小区的网络里，忙着日常生活的实际事务，而没有被动员成为任何政治导向的集体行动者的支持基础。日常生活的杂务，尤其是在有了家庭与子女之后，就会占掉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注意力。所以，也就难怪为抗议运动与政治动员注入力量的总是比较不需背负这类责任的年轻人。

私人生活与公众参与之间的鸿沟一直都是一个问题。消费社会又把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因为众人都在消费社会的引导下认为个人的快乐与福祉主要取决于个人消费水平，尤其是这种观念又经常与高度竞争的劳动市场结合起来，于是私人消费工具的取得也就取决于个人与他人竞争的能力。

整体看来，个人生活中的时间与精力限制这个普世性的问题，与消费主义还有竞争式个人主义的特定问题，对于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动员协同一致的政治集体行动者造就了困难的环境。历史上，这些困难多多少少由于各类公民协会而减轻，因为这些公民协会融入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在许多地方，两种这样的协会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工会与教会。工会只要够强大，就会在政治与劳工的日常生活之间形成一道坚实的桥梁。批判资本主义的进步政党通常都与劳工运动具有深厚关系，这点并不是巧合。教会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也扮演过这种角色，只是通常是为了支持保守派而不是进步派的政治。齐聚在教堂里是许多人日常生活中的活动。他们会在教堂集会上互相交谈，也共同拥有一项植基于宗教的重要认同。有时候，教会甚至会直接涉入政治组织活动，借着把宗教认同与政治利益连结起来，协助克服信众纯属私人的关怀。美国南方的黑人教会在民权运动时期就为进步政治扮演这样的角色。今天，白人福音派教会也扮演这种角色，借着把宗教认同与右翼政治连结起来，克服信众不关怀政治的私人化生活。

破碎的阶级结构

在弱化资本主义的策略布局当中，阶级是最核心的元素。要弱化资本主义，就必须在整体经济生态系里逐渐削弱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削弱资本家的权力。对于这种抗争而言，最自然的社会基础就是阶级关系里直接受到资本家支配与剥削的那些人，也就是劳动阶级。劳工在资本主义关系里对于遭受支配与剥削的生活经验，可以提供一个适合建构强烈劳动阶级认同的环境。然后，劳工的认同与利益可形成进步政治的核心，进而拥抱更为普世性的利益，也就是和平等、民主与团结等价值相链接的利益。

如同先前提过的，在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动态会把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口推往这个方向。他尤其认定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会逐渐变得愈来愈简单，绝大多数人都将过着相对同构型的生活，因此阶级认同的形成也就会更容易。为了让劳工了解他们遭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共同生活经验来自什么源头，还是必须要有意识形态抗争，但基本阶级结构当中的改变将会把这项工作变得更简单。劳工阶级将会逐渐形成一致性的社会基础，撑起一个反抗资本主义的强大政治集体行动者。这项预测的抱负呈现于《共产党宣言》著名的结语当中：「除了身上的锁链之外，无产阶级无可损失，但他们却有机会赢得一个新的世界。所有国家的劳动者，团结起来吧！」

然而，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在过去一百五十年来却没有依照这种方式发展。劳动阶级不但没有愈趋同质化，阶级结构反而还演变得愈来愈复杂，因此削弱了彼此拥有相同命运和生活条件的感受。许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所得分配虽然确实在近数十年来变得更为极端，促成了「我们都是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这句口号，但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却没有共同的生活经验。就算我们接受这种分类，认为所谓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在劳动市场中贩卖劳力的雇佣劳动者（亦即广义的劳动阶级），这些人口的生活经验也还是存在着普遍的零碎化现象，难以打造出共同的阶级认同。简单列出其中几项差别，劳工生活经验的巨大差异包括了收入的水平与保障、就业的不稳定性、工作当中的自主性、工作要求的技术与教育水平、发挥创意的机会，以及其他。

利用第三章的游戏比喻，劳动阶级可能在「游戏」的层次上拥有共同利益，亦即以经济民主做为资本主义的解放性替代方案能够改善所有劳工的生活；但在规则的层次，尤其是游戏行为的层次上，劳动阶级则因为各自利益不同而呈现出分裂零碎的现象。资本主义当中的经济抗争对象主要都是游戏行为与规则，因此那些抗争经常不会消弭这类分裂，而反倒会予以强化。许多人仍然把阶级视为一种重要的认同，但这点却没有办法像进步派一度希望的那样为团结提供普世性的基础。

相互竞争的认同来源

想打造具有坚实政治基础的反资本主义集体行动者，要面对的第三大挑战则是个人生活中重要认同来源的异质性。问题如下：反资本主义的核心是一种阶级计划，但阶级认同要成为解放性集体行动的基础，却必须在不同面向上与各式各样的其他认同竞争。

我们大致上可以区别两种状况：有些非阶级认同本身构成了解放性抗争的明确基础，而且也有潜力成为进步政治的构成元素；其他非阶级认同所产生的利益，则是会与既有社会结构及制度的解放性替代方案为敌，从而构成障碍。

进步政治在近数十年来的一项特征，就是植基于阶级之外的支配、不平等与排除等生活经验的认同，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熟悉的现代例子包括种族、族裔、性别与性取向。社会运动以及立基于这些认同的其他型态的集体行动者，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经常都胜过明确奠基在阶级的反资本主义集体行动者。

直接与这些非阶级认同相连的利益虽与阶级利益不同，但与这些利益相关的价值却与解放性反资本主义的价值重迭。以植基于种族压迫的认同为例，终结种族歧视与支配，关系到受压迫的种族少数群体的认同与利益。这些利益与劳动阶级的利益不同。有时候，种族少数群体的认同与利益甚至跟劳工的认同与利益具有紧张关系，例如反对种族歧视的抗争可能会对白人劳工的劳动市场竞争条件造成影响。不过，这两种利益都怀有相同的平等主义价值，主张拥有美满人生所需的物质与社会工具应该让人能够平等取得。同样的，性别及性取向方面的压迫所造成的伤害也是如此：这些伤害会产生各自不同的认同与利益，但两者在根本上秉持的平等主义价值都与解放性反资本主义相同。因此，价值构成了一种基础，可供建构横跨各种认同的政治团结。

要建构一个健全的反资本主义集体行动者，必然需要因应这种复杂状况：这些相互交错的多重认同都拥有共同的基本解放性价值，但是又各有不同的认同与利益。另一个可能更加棘手的问题跟非阶级认同有关，因为有些非阶级认同的认同与利益可能深深敌视反资本主义的相关价值。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几年，在已开发资本主义世界里特别重要的认同，是植基于种族支配与排他性民族主义的认同。现在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动员群众的基础就是跟这类排他性认同紧密相连的利益。劳动阶级中的许多群体受到这类政治队伍的吸引，对任何形式的解放性反资本主义带来直接的挑战。

面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这种高涨现象，我们很容易认为这是靠着广泛散播而且充满恨意的种族歧视与排外民族主义认同而起，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的。当然，受到这类政治运动吸引的人当中，绝对有一些人的核心认同是对种族少数群体、外来移民以及其他族群深怀敌意。但是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的许多（或许是大多数）支持者而言，这些认同面向之所以会凸显出来，原因在于政治环境以及缺乏其他选项。自从一九九○年代以来，传统上与劳动阶级连结在一起的政党都多多少少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也就是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市场与私人部门应该取代直接国家方案，成为培育经济动力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由于这些政党为大多数劳动阶级人口改善生活的能力令人幻灭，因此造就了一道政治真空，使得右翼民粹主义获得愈来愈多的支持。所以，排外民族主义与种族歧视虽然在大多数地方都是认同的文化样貌当中的一部分，但这些元素受到凸显或抑制的程度却是取决于政治。

现实政治

要达成弱化资本主义的目标，一定要建构有效的政治性组织集体行动者。在世界各地，致力于打造反资本主义集体行动者的政治运动人士都面对到私人化生活、破碎化的阶级结构，以及相互竞争的认同等障碍。这些是普世存在的问题。不过，克服这些障碍的实际挑战，却高度取决于背景情境，随着时间与地点的不同而有极大差异。

竞争式个人主义这种普遍的文化特征，在美国的重要性高过其他许多国家，它强化了私人化生活造成的许多挑战。即便在各个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当中，阶级结构破碎化的强度与型态、不稳定性的程度与分布，还有劳动阶级里的不平等幅度，也存在着巨大差异。种族歧视对于建构健全的进步性政治集体行动者所造成的障碍，很明显在每个国家都不同。种族歧视造成的障碍在美国历史上备受瞩目，但在近数十年来，随着移入欧洲的非洲与中东移民迅速增加，种族歧视问题在欧洲的重要性也日益提高，尤其是在中东战争造成难民危机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欧洲，对抗种族歧视并不是大部分地方的反资本主义行动者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但在今天已是如此。因此，在这些面向与其他面向上，私人化生活、破碎化的阶级结构，以及相互竞争的认同所造成的挑战都各自不同。

此外，除了建构集体行动者的社会情境各自不同，各国的政治制度也差异极大，进步政治运动人士即是在这些背景中行事。这些背景因素深深形塑了运动人士在建构集体政治行动者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实际问题。这点对于建立能够在选举政治当中有效竞逐国家权力的长期政治能力尤其重要，因为弱化资本主义需要能够利用国家驯服资本主义，并且逐步拆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当中的关键面向。在国家外部的抗议与动员也许能够有效阻挡某些国家政策，却无法单凭本身的力量朝着进步方向有效改变游戏规则。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外部抗议活动就必须和政党结合，因为政党才能通过必要的立法，并且实施新的游戏规则。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有能够在选举政治里有效进行竞争的政党。

创造这种政治能力的过程深受政治游戏规则影响，这些规则包括：

• 规范政治代表的规则：赢者全拿的单一选区；单一选区两轮决选制，包括排序复选制；各种型态的比例代表制；非党派选举（尤其是在地方层级）；以及其他。

• 规范选区划分的规则：政党控制的畸形选区划分方式；独立委员会。

• 规范候选人甄选方式的规则：由政党挑选候选人的制度；由选民挑选候选人的初选制度；候选人藉由联署取得参选资格的非党派选举。

• 规范政治献金的规则：对于选举中私人政治献金的限制程度，包括禁止企业政治献金；各种型态的公款补助方式。

• 规范投票资格的规则：自动注册所有成年公民；限制或压抑选民注册的各种规则（重刑犯褫夺选举权；选民身分法；选民名单除名；以及其他）。

这些规则（以及其他各种规则）大幅影响了进步运动人士在试图扩展能力以从事有效政治集体行动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工作与难题。反资本主义者与进步运动人士究竟应该在既有的左派与中间偏左政党当中努力，还是成立新政党？他们的心力究竟该聚焦在地方、区域还是国家层级的政治论争？进步社会运动与政党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联系？由于社会情境与政治制度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因此这些问题不可能有通用的公式可以回答。

虽然没有通用公式，但借着我们对于如何建构能够有效弱化资本主义的集体行动者所做的分析，还是可以得出一些指导原则。

第一，对价值的讨论应是进步政治的核心。第一章探讨的三组价值：平等／公平、民主／自由以及社群／团结，应该明确提出并且加以解释。当然，对价值的讨论有可能沦为冠冕堂皇的空话。重要的是必须强调这些价值与能够推进激进经济民主的具体政策有什么关系。

第二，这些价值可以为弱化资本主义的核心阶级利益和其他带有解放性抱负的认同与利益提供重要的连结。受压迫社会类别的所谓「认同政治」，应该被视为广泛的解放性政治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不只是次要的考虑。进步性反资本主义者试图建立一套弱化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政治之时，他们的任务就是要纳入明确的改革方案，不但认可这些认同与利益，并且将其连结于弱化资本主义的议程，尤其是透过积极重视这项议题：所有人对于美满人生所需的社会与物质条件都应该拥有平等取得权。

第三，呈现进步政治的具体方案之时，民主的价值应该受到特别强调，至少在当下这个时刻是如此。更深化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合乎极其广大人口的利益，不仅限于劳动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浅薄现象，对于推动弱化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政策造成很大障碍。除此之外，对于可能不是那么赞同反资本主义整体议程的人而言，恢复与深化民主的努力也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团结一致的目标。

第四，必须记住，弱化资本主义的整体计划不是只以国家为中心，政党也不是推行这种策略所需的唯一集体行动者。弱化资本主义除了必须仰赖驯服与拆解资本主义的这种集中性政治行动，也同样必须仰赖抵抗与逃离资本主义的做法。对这种长期弱化的策略而言，以下这些做法更是不可或缺：建立以及扩张社会与团结经济、合作式市场经济，还有由信息科技促成的关系（例如同侪合作生产）所带来的各种新式经济实践。回想一下，弱化资本主义意味着利用两种方式侵蚀资本主义：一是逆转私有化的做法，把公共财与服务的提供重新交回国家手上；二是在国家以外扩展非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型态。新的科技发展，由于降低了规模经济而且有助于合作，因此可望对这些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安排方式具有促进成长的效果。体认这些由下而上的行动所具有的重要性，并且提出改革政策来扩展可供这些行动成长的经济空间，也会为弱化资本主义的广泛议程深化社会基础。

在当今的已开发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有一种极为普遍的感受，认为政治经济体系运作不良，甚至可能在逐渐解体。国家与经济似乎都没有能力以条理分明又有创意的方式因应我们面临的挑战，包括无力调适气候变迁带来的后果，更遑论消弭气候变迁的肇因；无力因应全球难民危机，尤其这项危机在未来数十年恐怕还会因为气候难民加入战争难民与经济移民的行列而更加恶化；无力减缓富裕国家内部的经济两极化现象；也无力应对就业领域两种可能的发展：一是自动化与人工智能造成「没有工作」的未来，二是市场产生的就业机会趋向极端，若不是要求极高度教育和知识水平的高薪工作，就是低新而且毫不稳定的职务。当今的资本主义对于有效因应所有这些问题乃是一大障碍。

面对这些趋势的一种反应是悲观认命，束手待毙。资本主义看来根本不可能打倒。传统政党的混乱，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解体的情形，也造就了一种政治上的无力与麻木感。这种情形导致右翼本土民粹主义趁虚而入。不难想象，自由民主遭到的侵蚀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加速，变成更加威权的政府型态，顶多只是保有民主的名义。这类发展早已出现在西欧边缘的部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而且也绝对有可能发生在向来被视为最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当中。

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可能性。目前这种资本主义未必是我们的未来。就算对替代体系的可行性缺乏信心，大众对于资本主义的不满也还是极为普遍。到处都可以见到有人致力于建构安排经济生活的新方式，以逃离企业资本主义造成的伤害。此外，也有认真打造新式政治结构的尝试，有时是在左派的传统政党当中，有时则是以新政党的型态出现。为进步政治的新时代建立广泛社会基础的潜力确实存在。历史事件的不可预测性以及运动人士与集体行动者的创意能动性，将会决定此一潜力是否得以实现。

后记

布若威（Michael Burawoy）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凌晨，我们时代一位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停止了呼吸。七十一岁的他，就在自身的影响力臻于巅峰之际离世。悼念讯息从世界各地涌入：包括政治人物与社运人士、合作伙伴与同事、过去及现在的学生，还有许许多多认识他与不认识他的人。他们不仅盛赞他杰出的智识成就，也颂扬他的人性。

艾瑞克．欧林．莱特与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搏斗了十个月，一方面维持他典型的乐观，同时也以悍然无畏的态度面对现实。尽管他的生命逐渐流失，却还是持续不断为了更好的未来而奋斗。他着手写下一封长信给他的孙子女；挂念他的学生能否在智识面和物质面得到良好的照顾；也对他在威斯康辛大学的学系未来发展满怀忧心，因为那里在过去四十二年来一直是他学术上的家。他希望海文思中心在他走了以后能够继续存续下去。现在更名为海文思莱特中心（Havens Wright Center）的这所机构由他创办与主掌达三十五年之久，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进步思想家。当然，他对于探索资本主义可能的未来从未失去兴趣。他对于新一代的社会主义者怀抱希望，因为《雅各布宾》（Jacobi n ）这本充满青春活力的杂志以热切不已的态度刊登他探讨反资本主义的论文而深受鼓舞。在临死之前，他还是怀着希望看着亚历珊德里亚﹒ 欧加修—寇蒂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崛起。直到最后一口气，他的乐观心态都没有改变，也是货真价实的乌托邦主义者。这一切都呈现在他充满深邃情感的网路部落格，其中描述他人生最后十个月生活起伏的内容，受到数以百计的人阅读。

艾瑞克在成为激进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在哈佛大学受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论影响，接着又在牛津大学受到路克斯（Steven Lukes）的政治社会学与希尔（ Christopher Hill）的社会史学影响。他在这两所大学都取得了学士学位。为了躲避越战征召，他进入柏克莱的一位论派神学院（Unitarian Theological Seminary）就读。他在那里自行举办了探讨乌托邦与革命的研讨会，结果在二十年后再度回归这个主题。一九七一年，住在柏克莱的他申请修读加州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学程。对于他那个世代的柏克莱研究生而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结合并不稳固，一方面彼此合作，另一方面却也互相敌对。艾瑞克和他的研究生同学发起自己的平行课程，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与《资本政权》（Kapitalistat e ）以及《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t Revo lution ）等当地期刊有密切关系。

马克思主义翻转了社会学。对阶层化与地位的研究转变成对阶级关系的研究。政治社会学从原本执迷于自由民主制转向探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也从极权理论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的阶级性质；经济社会学从工业主义的真理转向资本主义的动态；组织理论从空泛的一般论点转向研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教育社会学从研究学习转向阶级复制；集体行为的非理性被社会运动的理性取代；对种族偏见与种族循环理论的研究，取代为对种族压迫与内部殖民的研究；现代化理论让位给世界体系分析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家庭的社会学把焦点从社会化转向再生产劳动，从性别角色转向无所不在的父权体制。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取代了晦涩的结构功能论；对于美国社会的批判取代了社会学对美国社会自鸣得意的颂扬。一九七○年，古德奈（Alvin Gouldner）正确预见了「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但他没有预见到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复兴。

艾瑞克后来为社会学重新注入了活力。他与后来在车祸中不幸丧生的意大利好友贝罗内（Luca Perrone）一起，提出了著名的矛盾阶级位置架构，让马克思主义者得以跳脱资本家与劳工的基本二元结构，纳入小资产阶级、小雇主、经理人与督导者，以及专业人士。他同时在英语世界的首要马克思主义期刊《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与地位最高的专业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当中，首度提出了这项对于阶级结构的细致解析。接着，在《阶级、危机与国家》（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1978）这部著作里，他彻底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重新诠释了社会学。这本书在不服从世代当中大为轰动，书中以独特的方式结合了创新的理论、坚实的经验数据，以及逻辑清楚的论证。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马克思主义类型。

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不只互相敌对，也彼此竞争。艾瑞克着手证明，比起社会学家的阶层化模型、经济学家的人力资本模型，甚至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在当时颇为风行的马克思主义架构，他的阶级架构更能充分解释不平等现象，尤其是所得不平等。艾瑞克的成功开始产生自己的动力。不久之后，他取得进行全国调查的经费，因而绘制了阶级结构的地图以及阶级意识的衡量，全球十五个以上的国家受到他的启发而推动相同的计划。他利用社会科学的工具，以思考资本主义的新奇方式取代了传统的典范。

在他开始衡量阶级及其影响的同时，他也加入了一群自称为分析式马克思主义者（Analytical Marxists）的杰出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行列。他们的目标是要去除马克思主义当中所谓的胡扯，也就是他们认为的各种哲学胡诌、逻辑跳跃或者一厢情愿，从而造就一门严谨的科学，经常奠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或理性选择理论。虽然后来大多数的成员都扬弃了马克思主义，但这个团体的作风却深深烙印在艾瑞克余生所有的著作里。他在一九八○年代初期深受罗默（John Roemer）这位不胡扯的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贡献者以及他的创新剥削理论所影响。艾瑞克因此把自己的矛盾阶级位置理论转化变成根据不同资产的分配来概念化阶级，这些资产包括劳动力、生产工具、组织资产与技术资产等。如果说封建主义是奠基于劳动力的不平等分配，那么资本主义便是奠基于生产工具的不平等分配；国家主义奠基于组织资产的不平等分配；共产主义则是奠基于技术的不平等分配。这种观点成了他的重要著作《阶级》（Classes, 1985）的基础。

另一方面，他同意与苏联的社会学家合作，因为他们不想被排除在阶级结构的国际比较这项欣欣向荣的发展之外。于是我在一九八六年随着艾瑞克前往莫斯科，因而得以目睹苏联学者对于他这个人的反应。在他们眼中，艾瑞克必定是个令人深感费解的人物：一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与苏联的团队坐下来设计一项可在美、苏两国使用的平行调查工具。那些会议真是怪异又充满挫折，我们一再陷入基础的方法论争执当中，也难以设计出在美国与苏联都有同样意义的问题。在那次造访即将结束前，艾瑞克受邀对苏联科学院的社会科学家发表演说。我还记得在艾瑞克阐述他的新阶级理论之时，台下座无虚席的听众流露出了强自压抑的恐慌与兴奋之情；毕竟当时是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与开放的年代。在艾瑞克平和低调的语气以及一针见血的文句当中，他们可以清楚看出他实际上就是主张组织剥削存在于苏联秩序的核心。那场演说于是在半途就被打断。

在一九八○年代期间，艾瑞克愈来愈意识到自己受困于他所获得的成功以及他所采用的方法。他发展出了他的学生语带讽刺地称为「多元回归马克思主义」（multiple-regression Marxism）的研究方法，利用最新的统计技术计算客观阶级位置对若干主观取向造成的影响，而那些主观取向全都来自于调查研究。这项研究计划的成果即是《阶级很重要：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1997）这部著作。他在送给我的书上写着：「唉，看看革命辩证法变成了什么模样。」

艾瑞克从来没有完全摆脱他创始的阶级分析研究计划，但他在一九九一年展开了迈向真实乌托邦的新旅程。这项旅程也深深受到分析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基础思想的形塑。马克思主义的泡沫早已破灭，苏联的瓦解堪称为马克思主义画下了句点；但艾瑞克却认为马克思主义因此获得了解放，不再受堕落的苏联意识形态所箝制。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意气风发，撒切尔夫人也说服了许多人认定没有第二条路。艾瑞克把这样的状况视为打造一套新式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种新式马克思主义将会违抗马克思主义长久以来对于乌托邦思想所怀抱的敌意。

他的想法是要找出这样的制度型态：奠基于现实之上，存在于资本主义的间隙当中，组织原则与资本主义相对立。他和《政治与社会》（Politics and Society）这本他自一九七九年起就有所往来的期刊合作，找寻那些以高度想象力设计出替代世界的作者。他协助这些作者设计出他们各自的真实乌托邦，然后根据每一项愿景举行一场研讨会。艾瑞克把每一场研讨会的内容编纂为合集，由维索图书出版，至今总共出版了六册，涵盖以下这些主题：结社民主、市场社会主义、重塑平等主义、深化民主、基本收入补助，以及性别平等。在他去世之前，他正忙着编纂一本探讨合作式经济的合集，收录的内容来自于阿根廷、南非、西班牙与意大利举行的研讨会。真实乌托邦已然成为一项全球计划。

二○一○年，维索图书出版了艾瑞克的代表作《真实乌托邦》。这是一部酝酿二十年的著作，他称之为一项解放性社会科学的研究计划。这部著作首先诊断资本主义的弊病，接着再呼吁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也就是一种富有活力而且可行的社会主义。书中的目标不再奠基于资本主义瓦解的幻想或是专制的国家计划，而是要重拾「社会主义当中的社会」：为公民社会赋权，先是透过参与式预算或公民大会等制度设计反抗国家，接着再透过全民基本收入或合作社等方案反抗经济。每个真实乌托邦都以其存在条件、散播的可能性以及内在矛盾加以检视。

至于如何实现真实乌托邦，他则是考虑了三种向前迈进的方式。首先是断裂式转型，但他不支持这种做法，而是偏好共生式转型与间隙式转型。

共生式转型指出的改革道路，是以短期让步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同时播下社会主义的种子。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阶级妥协，虽然收编劳动阶级，但植下资本集体拨用的观念，例如瑞典的迈德纳计划。全民福利能够提高实现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能性，从而为替代型态的生产活动创造空间，并且对职场上的资本主义权力提出挑战。

另一方面，间隙式转型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架构里发展替代性制度，例如合作社或者数字世界里的同侪合作。图书馆与维基百科是艾瑞克最喜欢举的真实乌托邦例子。

艾瑞克原本撰写《真实乌托邦》的目标读者是一般大众，但为了响应批评者的质疑，那本书的内容因此变得愈来愈庞大也愈来愈复杂，比较适合专门领域的读者。不过，随着他巡回世界各地介绍这部著作，他也愈来愈引起政治运动人士的兴趣。这是令人兴奋的新发展。于是他着手撰写一部新版本，预计分成两册出版：一册是适合一般大众阅读的手册，另一册则进行比较学术性的辩论。他在二○一六年开始撰写第一册，诊断出白血病的时候只剩下最后一章尚未完成。

《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以简洁而犀利的文字概述了《真实乌托邦》的许多论点，但也呈现了他的思想变化。艾瑞克首先开门见山地提出四项论点：第一，另一种世界有可能实现；第二，那种世界可以为大多数人改善人生的美满程度；第三，那种世界的部分元素早就已经开创出来；最后，我们确实有方法可以从当下的世界前往那种新世界。如同在《真实乌托邦》，他也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提出诊断，只不过他不是纯粹列出一连串的缺陷，而是依序指出资本主义违犯了三组价值：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团结。这三组价值共同构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基础。

接着，他把焦点转向反资本主义的策略逻辑。同样，他框架这项议题的方式也与前作不同。他摒斥「打碎国家」的做法（新世界绝对不可能从旧世界的灰烬当中打造而成），但支持「拆解」资本主义（由上而下引进社会主义的元素）以及「驯服」资本主义（消除资本主义带来的伤害）。这些由上而下的策略，又会受到由下而上的策略所补充：「抵抗」资本主义与「逃离」资本主义。这四项策略的实施，即可造成「弱化」资本主义的效果；这就是他对如何过渡至民主社会主义所重新提出的方式。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各种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组织和制度所构成的资本主义生态系里。在这个生态系当中，资本主义关系虽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没有完全独占。要过渡至民主社会主义，必须深化非资本主义元素，并且将其转变为包括以下这些熟悉项目在内的反资本主义元素：能够为团结经济与合作式经济等其他生产型态创造空间的无条件基本收入；藉由公司民主化以及建立公共银行来消除资本的权力；还有非市场经济安排，例如由国家供应物品与服务，以及同侪合作生产。

这种弱化策略，这种资本主义生态系里不同构成元素的重新表达，必然需要国家涉入，因为国家乃是整个社会形构的黏合剂。在这方面，艾瑞克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不把国家视为受到资产阶级运用的一致性客体或是不晓得为什么总是迎合资本主义利益的一致性主体，而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呈现为一种异质性而且具有内在矛盾的实体，反映出资本主义生态系的多元性。各种行动者的内部与彼此之间都存在着摩擦与紧张关系，得以用来为民主的深化发挥杠杆作用。

被诊断出癌症之后，艾瑞克还有本书的最后一章尚未完成，而这一章又是最困难的一章，必须响应所有人一再对他提出的这个问题：谁会开辟出通往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如马克思在去世之前仍然卡在阶级的问题上，艾瑞克在人生最后的几个月也再度必须和人类能动性的问题搏斗。他虽然明确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必须经由集体抗争才有可能崛起，却没有指出特定的单一行动者或是一组行动者，而是分析这种抗争的发生条件：能够造就团结的认同所具有的重要性、能够产生务实目标的利益，以及能够在不同认同与利益之间创造出政治团结的价值。他无法指出促成转型的任何一个特定行动者。

这点即可回答艾瑞克．莱特在他的所有著作当中所面临的难题，亦即他从没有乌托邦的阶级分析，转变到没有阶级分析的乌托邦。《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为这个谜提供了解答。他指出，反对资本主义是一回事，但推动民主社会主义又是另一回事。阶级抗争对前者有所帮助，但是对后者而言却有所不足。马克思认为阶级无可避免的两极化将会造成资本主义消亡与社会主义获得建构的神奇巧合，但艾瑞克却从自己的阶级分析当中得出这项结论：阶级本身是一股过于破碎而又有限的社会力量，不足以用来打造新的东西。如果不希望「弱化资本主义」导致陷入野蛮的后果，而是要达成民主社会主义，那么这种转型就需要以道德愿景推动抗争，以追求更美好的世界。他支持平等、民主与团结这三大价值。

但是，谁会受到这些价值深切吸引？艾瑞克最非凡的一项特征，就是透过逻辑论证说服别人的能力。以思绪迅速又清晰闻名的他，是罕见能够获得社运人士追随的学者，原因是他们认为他的真实乌托邦肯定了他们艰巨的计划。艾瑞克能够以简明精确又不至于稀释其内容的方式传达自己的理念，于是为社运人士提供了一项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己之力的集体计划。由于新一代的批判思想家及运动人士对「社会主义」重新燃起了兴趣，艾瑞克的追随者因此愈来愈多。尽管他已不在人世，无法亲自为社会主义辩护，但YouTube上仍有许多他的影片，现在又有了《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这本强而有力的宣言。不同于《共产党宣言》，本书并不预言或预示谁会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平等、更民主也更团结的世界），而是它本身就会形塑并激励社运人士打造这么一种新式社会主义。他指出的那种具体幻想，将会创造出能够加以实现的行动者。

艾瑞克的最后这本书让我联想到古典社会学。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这部界定了社会学的著作里，以这段文字为全书作结：

简言之，我们在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为我们自己建立一套道德。这样的工作不可能在静默的研究当中即兴完成。这种道德唯有基于其本身的意愿才有可能出现，在不得不然的内在肇因施压下逐步实现。思考所能够做而且也必须做的，则是开立必须达到的目标，这正是我们致力想要达到的成果。

涂尔干支持的价值与莱特大同小异：自由、正义与团结，都是必须由某种型态的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达成的目标。不过，涂尔干从来没有说明他的社会主义该如何实现，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更遑论研究过资本主义这项障碍。把资本主义与转变资本主义的策略当成研究主题，并且勾勒出能够带领我们前进的具体制度，艾瑞克．莱特为我们提供的这种马克思主义不但是社会学的最终结论与终极批判，而且是一项兼顾实际与理论的计画，邀请所有人一同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二○一九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