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呐喊——大屠杀回忆录》

谨以此书献给

前言

译者序

第一章儿时韶光

第二章纳粹阴影

第三章长夜漫漫

第四章拨云见日

后记

作者最后的想法

《呐喊——大屠杀回忆录》

曼尼· 斯坦伯格（Manny Steinberg） 著

张佳敏 余林杰 译

责任编辑：张佳敏

©Fiberead 纤阅科技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2015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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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修订：201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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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妻子威尔何米拉（我深爱的人）

我的女儿艾莱纳

我的儿子格雷布鲁斯

我的女儿朱莉安

我的孙子保罗

我的孙女金妮特

我的曾孙乔

我的曾孙弗兰克

我的曾孙女莱克西

我的曾孙本杰明

还要感谢我的弟弟，斯坦利斯坦伯格，我的父亲哈依姆斯坦伯格

因为他们给予我的爱和力量

我的姐姐，玛丽苏，

因为她的奉献和美丽的心灵

前言

随着此书的落笔，那段苦涩往事，那段自我逃出集中营后无时不桎梏我的煎熬，终是放下了。我自由了，身，心，魂，都是释然。

在我晚年，我希望以《呐喊》一书向那些在欧洲集中营、犹太人隔离区还有劳动营的受难者们表示敬意，并希望人们铭记这些痛失至爱的幸存者。这些人遭受的苦难，我们每一人都不应忘却。

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也让我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美国接纳了我，我曾参加过朝鲜战争。也是在那时候我邂逅了我的妻子。如今我和妻子有了3个孩子，还有2个孙子，4个曾孙。想来，我的人生也是无憾了。

曼尼斯坦伯格，2014

以下文字出自我的真实经历及回忆，但小说中的人名经过修改

译者序

时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呐喊》一书中译本的推出适逢其时，年过90高龄的曼尼斯坦伯格先生以自己13岁到19岁那段不堪回首的集中营生活的回忆为素材，写就此书。没有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也没有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更没有战火纷飞中的儿女情长。有的只是一个13岁的男孩，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同无数遭受纳粹残害的犹太人一样，挣扎求生的故事，他的所见所闻所想，那一幕幕如同人间地狱般的景象，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呐喊，那个13岁的男孩一遍又一遍的苦思冥想“为什么？”都在此书中以最质朴最真实的文字展现给读者。是啊……为什么？也许任何文字都无法形容犹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斯坦伯格先生只是忠实地履行着一个亲历者，记录者的身份，把那个残酷的世界血淋淋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至于“为什么？”也许只有那些发起战争的疯狂的独裁者才会明白。

《呐喊》一书的前半段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在波兰拉多姆生活工作的犹太人的浮世绘，战争前，作者的童年，那些父亲的谆谆教诲，母亲的离世，兄弟间的友情，还有那无疾而终萌芽中的爱情，美好而短暂，直到纳粹的战火蔓延到这个平静的城市，花香被尸臭取代，欢笑被泪水浸透，友谊被偏见和仇恨淹没，在哭喊悲鸣，枪声毒打谩骂中，一切都化为废墟。那份回忆却变得愈加珍贵，即便在其后那一幕幕的人间惨剧之下，仍时刻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我了解犹太人历史的知识多半是从电影中得来，而本书没有那些电影中的艺术渲染和旨在催人泪下的长镜头，当那些13岁男孩亲眼所见，骇人听闻的事实一个字一个字地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向我袭来时，我却根本来不及悲伤，愤怒，但脑海中的画面却久久徘徊。我想这便是文字的力量了吧。

人类血腥的历史始终伴随着偏见和仇恨，在杀戮的漩涡中浮浮沉沉，犹太民族的坚韧不拔以及对信仰的坚持，和全世界深受法西斯战争之苦的各国人民一样，是在废墟中开出的鲜花。斯坦伯格先生一如当年那个偷听父母谈话，幻想自己能有个小妹妹的男孩子一样，虽然历经苦难，虽然身陷仇恨的泥潭，那颗纯真的心，那对家人的爱和对信仰的坚守是任何纳粹毒气室，焚尸炉和行刑队都抹杀不了的。

第一章儿时韶光

今天是5月31日，也是我两个生日中的一个（最后一章会解释两个生日的由来）。我于1925年出生于波兰的拉多姆。当看着我美丽的妻儿为我庆生时，我思绪万千。从13到19岁，我经历了漫漫无望的六年欧洲集中营生活，人生骤变。无数次幸运地从死神的魔掌中逃脱。

自1939年起，我生活在纳粹阴影笼罩之下的拉多姆犹太人区，全靠有上帝垂怜以及我兄弟斯坦利的帮助我才有幸活了下来，为各位述说我的故事。

在我拆了礼物盒，切了生日蛋糕，妻儿给我送上了祝福的话语，到了孩子们（安妮塔，盖里，朱莉）就寝的时间，这三个小家伙不情不愿地给了我晚安吻。不一会儿，喧闹被黑暗的寂静取代，往日的回忆再次缠扰在我心头。独坐桌边，孤月半墙，桂影斑驳，思绪回到我的童年和那时的家。

在家中我排行老大，斯坦利出生于1927排第二，而老三雅各出生于1934。咱们的母亲是在生下雅各后去世的。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家里悲伤的气氛和唯一给予我慰藉的斯坦利。但我拒绝自己在痛苦中不可自拔。我告诉自己，要坚强。

同样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有生命诞生的奇迹。虽然那时我还太小，懂得太少。它仍然给予我无尽的遐想。

有天晚上，在我本该睡觉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父母的对话。“哈依姆，你打算给这孩子取个什么名呢？”母亲笑着问爸爸。“一个宝宝！”我心中吃了一惊，想着自己终于能有个弟弟或者妹妹来疼爱，可以和他一起坐在桌上分享吃的，一起玩耍，这让我激动不已。我邻居的孩子就有个妹妹，这让我很是嫉妒了老长一段时间，并且希望自己也能有个妹妹。也许这个愿望此刻就会实现了。我很想下床和爸妈一起谈论这大喜事，但我清楚这么做只会让父亲给训一顿，说我不按时睡觉明天上学就没精神了。我决心明天一早就问我父亲宝宝的事，想着想着就进了梦乡，连梦里都梦见了我的小妹妹。

次日我向父亲坦白了昨晚偷听他们谈论宝宝的事，父亲显得特别宽容，还带着骄傲的微笑告诉我，母亲还没想好宝宝的名字。“你知道的，孟德尔，按我们犹太人的习俗里，婴儿的名字应承袭家里某位过世成员的名字。我们以这一习俗为荣，并且也会这么给宝宝取名字”。父亲这么说道。

“就快了么？”我问道。“是的，咱们家很快就会添个新成员了”父亲回答道。于是我满怀欢喜和期待地上学去了。

我们家里就餐的主厅挺大的，家里人的日常起居以及父亲的裁缝活儿都是在这儿进行的。主厅还连着一个卧室和厨房，我们一家人都睡在一个房间，我还清晰地记得房间对面那两张大床。

雅各出生那晚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晚我睡前完成了作业，喝了杯热牛奶，但才睡了一两个小时，我就被家里的一阵骚动惊醒。有人用绳子将毛毯横在墙之间，将房间隔开成两边，因而我无法看到父母那边是什么情况。

躺在床上，听见母亲痛苦哀吟，我感到迷惘，也有些害怕。过了几分钟（也可能是几小时），我透过毯子的缝隙看到了母亲那边，一群妇女在一起，有我的外婆、姑妈、表妹以及一些来帮忙的邻居。我意识到有什么事发生了。

不知何时，母亲的哀吟转为惨叫。“怎么了！”“该不该到她身边陪她？”“妈妈需要我吗？”当时我想着这些，但却吓的动不了。我望了眼斯坦利，他坐在角落，紧紧裹着他的毯子，样子看上去很害怕。于是我走到他身边，环抱着他，“没事的，有我陪着你。”

我俩就这么依偎在一起，望着雾气所模糊的窗户，过了好久，依旧是不言一语。

不知何时，邻居古德曼太太叫喊着给她再拿些热水来。“蕾切尔手脚麻利点，她平日里可最喜欢你这表妹了！”

“还得要多久啊？”蕾切尔急问，“我估计要不了多久了，这是个男孩，他哭喊得可真厉害！小家伙肯定嗓门大”古德曼太太回道。

我听见外婆说了句“MazelTov”（希伯来语），意思是“祈求好运”，接着她又说了句“老天保佑这孩子能顺利在这犹太家庭中诞生。”

夜过半时，我才躺回床上，心里想着母亲所受的痛苦，那深邃的寂静，还有新生儿的第一声哭喊。对生命，对家庭，还有父亲，我都在思考其中意义。

“该睡了，咱们明早就能看到爸爸妈妈，还有我们的新兄弟”我在斯坦利耳边低语道。屋里安静得不同寻常，让我无法入睡，心里感到很是不安。用来遮挡的毛毯给撤走了，但在那边却看不到妈妈的身影，我开始害怕了，父亲母亲，还有我新生的弟弟都去哪了？我冲出了房门，撞见了一位隔壁的太太。“我妈妈在哪里！”我哭着问她，在这世上，我最离不开的就是母亲了。

那位好心的太太安慰着我，说我母亲生完宝宝后身子有些虚弱所以要在医院待一会儿，她向我保证母亲要不了两三天就能回家，还说我是个好孩子，一定能够与家人团聚的。

然后她又跟我解释说宝宝得交由外婆照顾，直到母亲身体好转。“等你从学校回来，你爸爸就会在这里迎接你了。”她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听她这么一说，我才安下了心，高兴地去上学了，全然不觉噩耗将临。

上课时我完全集中不了精力，满脑子想得都是新生的弟弟，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到他的相貌。我猜想也许他长得跟妈妈很像。

突然地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幻想，老师去走廊跟来者交谈了一会儿，回来时脸上带着一种莫名的神色。他走到我桌前，温和地让我收拾下自己的书包。

老师告诉我今天我不必上课了，让我跟邻居回去。那时我以为是家里人要我回去参加庆祝，或是去照看宝宝。一回到家里，我发现屋里的镜子都遮起来了，这让我感到诧异，因为我们只有家里谁去世时才这样。六岁大的斯坦利坐在地板中间独自玩耍。一切似乎都正常，但我的心却越发躁动。

这时父亲走到我面前，两眼泪水流到了面颊，“孩子，你妈妈，不在了……”

我们一家人抱成一团大哭起来，以后的日子里，有好几次这样的场面。

父亲牵着我到卧室。她躺在床上，盖着一条被子，双脚朝着门这边，烛光照亮着她的面容，母亲她无比安详，一如沉睡。我的母亲啊……

我在母亲旁边站了片刻，忽的大哭起来，向父亲跑去。父亲他双臂抱着我，安慰着我，直到我哭得没力气了，昏睡过去。

次日母亲遗体入土，那时还没有用棺材的习惯，而是在地上建个木质容器代替，母亲的遗体安置在里面，封了顶，再用泥土掩盖。那一刻，所有人都悲痛不已。

从那一晚到整整一年的日日暮暮，我们都在念“卡迪什”（Kaddish，系犹太教祈祷文），那是为亡者的祷告。

由于母亲已不在，父亲让我帮忙决定三弟的名字，我们俩一番讨论，终于给他起名为雅各。没有母亲的那一年过得很是艰难。外婆带着雅各，而父亲终日在外讨生活。斯坦利和我都十分想念母亲，想念她的温存，她的关怀。好心的邻居们偶尔会给我和斯坦利带来派和蛋糕。但大多数时候，只有我们俩相依为命。

某天，弟弟穿好了衣服准备去上学，我来到厨房时，发觉有位陌生女士在给我们做早饭。她向我微微一笑，说：“早安，孟德尔，我是你的新妈妈”

她这话让我一时哑然。

“你和爸爸结婚了？”

“对的，就在昨晚结的婚。现在咱们可以把雅各从外婆那带回来了，以后我会负责照顾你们兄弟仨。”一想到雅各能和我们团聚让我很是开心。现在看来她是将来照顾我们的人，我立刻跑过去给了她个大大的拥抱。

“你高兴吗？”她问我，我点头回应。忽然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不知是该问问她的名字还是直接叫他妈妈。

这位母亲和我从前那所知所爱的母亲有所不同，我的妈妈长得很美，有一双乌黑明亮，会说话的眼睛，身材娇小苗条。喜欢穿漂亮衣服，爱干净，我很喜欢闻她身上的味道。妈妈是家中的独生女，所以外公外婆很宠她，总是给她买些父亲负担不起的东西。但是爸爸深爱着妈妈，在保证她日常生活的同时还总会有些结余。

我的新妈妈则不同，她身材宽大，脸也很大。不过如今雅各能与我们在一起生活，我想家里的日子一定也会像以往那般快乐。

在开始的几天，父亲都是不安地观察我们对新妈妈的接纳程度。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点，父亲跟我们解释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他都是按照犹太教习俗为母亲守丧，而后他说他需要找个人来照顾我们三个。虽然不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是真的深爱彼此，但这一安排对我们都是有益的。

斯坦利一开始就接受了新妈妈，甚至直接叫她“妈妈”，而我则是过了几周才适应了这一现实。雅各的在场让我好过了不少。他似乎是个很聪明的宝宝，而作为兄长的我花了很多时间照顾他。在他哭闹时，我会给他奶瓶，摇晃他的摇篮。我愿尽我所能照看他。

回想母亲死后一家人的经历，我如今认为那是一种恩惠。母亲在雅各让人从自己怀里被抱走的痛苦我无法想象，同样的，我也无法想象继母在纳粹恶魔的践踏凌辱下所承受的侮辱。

我的继母无法有自己的孩子，我不觉得她完全明白嫁给父亲后所需要付的巨大责任。经过几年之后也证实了要挑起这现成的四口之家，负担实在沉重。不管怎么说，她是个好母亲，待我们都好，我们也渐渐喜爱上了她，尽管更多的是出于对她的感激之情。

这位母亲她把仪表看得很重，只次于信仰。还记得每天早上上学前她都要检查我们的双手耳朵是否干净，头发是否理顺，仪表是否整洁。

在学校的时光，从八点到十二点我在公共学校上课，而两点到四点则是去一家希伯来语学校。斯坦利则在一所教区学校上小学，这是由于他们对每个年级里所收学生人数是有限制的。走着上学给我很多乐趣。我生来就对一切都有着好奇心，不时的我会完全被好奇心占据，某天周二，那天也是赶集日，我翘了课好去镇上玩玩。

源源不断的波兰和德国务农人带着各自的商品来这里交易，黄油，奶酪还有牲畜等种类繁多。这些人有着独特的黄油和奶酪制作秘方，这让他们声名远扬。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发现他们的语言和犹太语挺像的。我还和那些帮父母摆摊的小孩子们交谈，跟他们中的许多人交了朋友，他们还要去我家里玩。多么热心肠的人民啊！怎么后来就成了我们的死敌了呢？

我们住的楼房有四层楼，在拉多姆那算是高楼了。我们和另外两家人住在顶层，三楼二楼是公寓，底层是一家饭店和酿酒厂。

共有十一户人家住在这里，与我们悲喜与共，宛如一个大家庭。

楼底的饭店装修精致，经由房主家几代人共同苦心经营，受到当地小康民众的喜爱。店主晚年生了个儿子，名叫伊兹洛克，全家人对他关怀备至。伊兹洛克是他家人的心肝宝贝，开心果，也是我从记事起的挚友。现在想起来，确实有那么些时候我嫉妒他所得到的关注，还有他的那些玩具和新衣。不过他总能逗我开心，我很确定我俩的友谊从未改变。

我和伊兹洛克曾多次一起去寺庙，在周五安息日晚上和各自的家人一起参加晚祷。我们看着蜡烛燃起火光，继母捂住脸静静祷告。我们猜她是为能怀上宝宝而祷告，但无从知晓。

在一个安息日周六的早晨，伊兹洛克和我身穿显眼的水手装，漆皮革鞋还有犹太教堂上的雷贝帽。之所以这么穿是因为家人要我们这样，但我们觉得这模样傻透了。

安息日是让一家人休息的日子，在那天我们也要向上帝祷告。那天继母是不会下厨的，但我至今还是清楚记得那些周六晚上桌上的饭菜有哪些，内容一直没变过——是在附近面包店做的美味肉蔬炖汤，这锅汤从周五晚上到周六白天都是用熄火慢熬；母亲在那里为家里人准备了很大一份的量。

吃完饭后，父亲总会问我们学习如何，而我们总是回答“一切都好，爸爸”，从来都没说过“很糟糕，爸爸”。而下午剩余的时间我们就去走亲访友。

父亲对我们三兄弟的将来有很多打算，他希望能让我们尽可能多的接受教育，并精通一技之长。但那些年波兰政府对于犹太人的职业有着限定，像教授、医生、工程师以及科学家等职业的培训是不会对我们开放的。不过还有一种半专业的职位——牙科技工，这就是父亲打算让我从事的工作。他跟我谈到这事时眼睛老是闪烁着光彩。让儿子当一名技师确实是个很实在的愿望。

有时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往往会落空，因为孩子也会有自己的理想与热情。当然我不知道这点是不是也适用在我们家的情况，又有谁能想到将来发生的事呢。

在我还在长身体那段时间，拉多姆是个有约75000人口的城市，其中犹太人占四成，其余六成是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德国人。咱们这个城市的人们勤劳肯干，生产各类皮革制品，尤其是鞋子。香烟雪茄也在我们这儿生产，同时枪支军火也产出不菲。

拉多姆也是个有着悠久历史底蕴的城市。时不时的有许多波兰贵族家庭搬迁此处安居。破阵歼敌的战役也铭记于史料之中。美丽的公园、雕塑、博物馆还有宽敞的林荫大道，拉多姆是个好地方，我们为自己的小镇感到自豪。

我早时的记忆中，那些穿着长裙戴着围巾的波兰妇女坐在公园的入口，篮子里装着要卖的鲜花。我时常注意到在严冬的时候，那些妇女的双手总是冻得通红裂口，但她们还是吆喝着“给姑娘买朵花吧”。我很想帮助她们。

在我和弟弟以及其他小伙子一起去公园玩耍的时候，我会在边上看着这些贫苦的妇女，看着她们为了不让家人饿着拼命挣那几个少得可怜的铜板。我意识到这世上有人真的过得贫困潦倒。

父亲有在我们公寓的主厅有着自己的裁缝生意，生意不好不坏，有时还会雇五个伙计来轮班协助他。

到我八九岁的时候，我和斯坦利都开始在放学后打些零工来补贴家用，这让我感觉很好，自己终于能为父亲减轻些负担了。

斯坦利一直都是个有野心的小伙子，他喜欢自己挣点钱去看画展，买些书，糖果，或是给朋友或家人买些礼物。他不是在街角卖百吉饼，就是在火车站给旅客拿行李，给马匹喂水，片刻都不消停。

有一次一个大户觉得让他拿这么重的行李很是过意不去，就奖励了他一大笔钱。他回来时给家人买了百吉饼还有礼物。他就是这么个慷慨善良的小伙。

而我工作的地方就是我们楼下的饭店。我很喜欢在那里干活，虽然我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厨房里。有时我会去餐厅收拾干净的盘子，清理用工的陶瓷碗，或是换下桌布。那段时间我了解了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贵妇们身着华丽晚礼服，是那么的漂亮；烛光的柔和让礼服上的亮片映衬到了墙上；管弦乐队弹奏起优美曲调，还有那鲜花，佳酿，美食的芳香无处不有。

我那时想等自己长大了自己也要去上好的餐厅，跳舞，行乐。我要努力工作，当个好孩子按时上学，然后由我来照顾父母。

我们家虽不是很充裕，但父亲每晚都会给我们买些大大的巧克力或是鲜美的橘子。放下这些吃的都他就去跟朋友待在一起，确保没有吵醒我们。他也的确没吵醒过我们。他知道发育期的男孩需要充足的睡眠，所以他会把包好的糖和水果放到我们枕头边。每当我没睁开眼就能看见这顿美味。有时后巧克力放久了有些融了，但我们从没有提起这事。受到吃的的我们会以拥抱和亲吻来感谢父亲对我们这么好。这些小礼物会一次一次地提醒我们父亲是多么的爱我们，他是世上最好的父亲。

我们那时过着幸福的生活。曾今朋友就在我们身边，凛冬时家里衣食不忧，也有足够的钱买煤炭暖和屋子。家里人身体健康，有着各自的工作，孩子有学上，更为重要的是，对上帝的信仰。

随着我和斯坦利慢慢长大，兄弟间的纽带也日益牢固。我俩年龄相仿，爱好相近，也参加相同的活动。不过在另一方面来讲，我和他长得差距很大。我有着棕色的眼睛，乌黑的头发和橄榄色的皮肤，但斯坦利皮肤白嫩，有着淡褐色的皮肤和一头靓丽的头发。后来的牢狱生活证明这种差别是老天的祝福，因为我俩的差别是如此明显，在那时才让我们捡了条命。

我们所在的区域里住的全是犹太人。这里有些由裁缝，皮毛商，酒贩子经营的小店铺，日常杂货也是在这些地方出售。有不少其它地方的基督徒来到这里拿定制的衣服和鞋子。

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反犹太主义，实际上，我和斯坦利从没有听说或经历这回事。不过我们确实是生活在犹太人区，以在外界的偏见中求得庇护。

几个月过后，我们的处境明显在变化，一股威胁我们安危的暗流悄然涌动。我们听说有波兰人小孩偷偷跟着犹太人老者，拉扯他们的胡子，朝女人和孩子扔石头。满城的商铺和墙壁上被涂上了“犹太猪”字样。这疯狂的举动愈演愈烈，风暴将至。

我不明白为何他们要用“犹太猪”这词骂我们，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

该来的终究要来。那天斯坦利哭着回到了家中，记得父亲起先完全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孩子，快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天啊，你不说出来我又怎么能帮助你呢？”

“爸爸这事我没法告诉你，我只知道我再也不能去学校了。”

“马上就说，相信我，我们可以一起解决”父亲语气坚定。

纵然如此，斯坦利依旧不言一语，父亲觉得该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弟弟他是和基督徒的孩子一起在上学的，到目前为止那所学校还没发生什么能引起差别对待人的宗教、种族或是教义的事件。孩子们都相处无恙。斯坦利也很喜爱自己的老师同学和学校。直到这天冰冷的现实徒然来临，像剑刃一般刺伤了他的心灵。

“爸爸，bastard（杂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昨天有个男孩休息的时候说我是犹太bastard，我知道这不是个好词，因为其他同学都在嘲笑我。他这话惹火了我，我便在他脸上揍了一拳。我只用几分钟就打趴下了他。我很抱歉爸爸，你会生我的气吗？”

听了这些，父亲两眼湿润了，他的表情悲恐交加。

“咱们校长还给了我一个纸条要我妈妈去学校谈谈我的事情，我不敢把这交给你”

“孩子，永远也不要害怕自己的父母。你妈妈会陪你去学校的，我们也会一起解决这困境。”

“但是，他们不想看到我在学校！我很久以前就有这种感觉了。”

接下来，斯坦利又讲了基督教小孩是如何不时地欺负犹太人的孩子。斯坦利一直都是个有礼貌的好学生，每次他遇到校长时他都会爽朗地说“早安，校长先生。”而校长会微笑着回道“早上好，孩子”，但当校长有次听到有学生叫斯坦利的姓（斯坦伯格）后，他就再也不理睬斯坦利的敬语了。尽管斯坦利依旧会向校长问好，但校长对此无动于衷。从那以后，斯坦利不想再被无视，就开始回避这个高个校长。毫无疑问，他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直到打架事件我们才知晓了谜底。

第二天母亲带着斯坦利去了学校。在和校长面谈时，斯坦利不敢跟母亲提起那个脏词，太难以启齿了。校长则板着个脸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斯坦利请求学校开除了自己。父母决定让他去公共学校，以为那里的情况能有所改观。

但事实上每天他依旧受到各种侮辱，好在我和他能在一起了。自那天起我们的处境每况愈下。我一直想弄明白其他人那带着歧视的残忍和辱骂是为了什么。在困境中，我祈祷着，沉思着，但却想不出答案。因而我去向父亲询问。在父亲正思考着怎么告诉我的时候，我细心留意到了他的神色。他好像不知道是该直接告诉我实情还是尽可能不将这即将毁掉我无辜童年的现实告诉我的好。

父亲他叹了口气，将手放到我的肩膀上，一脸紧张的样子。解释说“孩子，我觉得是时候让你明白我们民族的处境了。这会让你理解为面对即将来到的灾难我们所需要做的准备。现在有一股反对我们犹太人的浪潮，而且根据最近的新闻来看，噩梦正在德国蔓延。那里有个满心仇恨的家伙大权在握，他宣布了将我们灭族的计划。孟德尔，你知道灭族意味着什么吧。”

听到这话，我点了点头，浑身发凉，双膝打颤，胃里一阵翻滚，完全不知所措。“为什么啊！我们做错了什么，他们干嘛想杀掉我们？杀掉妈妈、斯坦利、雅各还有伊兹洛克他们！”

“因为仇恨和嫉妒，孩子。但这是个美好的世界，在那些不明所以的人陷得太深之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当天夜里，我在床上思索着为什们有人想要杀我。我是个听话的好孩子，信仰上帝，祷告也从来没忘记过。

得知自己的家人朋友可能很快就会被杀死，这成了让我夜不能眠的噩梦。有些夜里，我会哭泣，有时也会愤怒不已。可无论我的心情如何，这噩梦日日夜夜挥之不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大家伙脸上都挂着悲伤和担忧，欢笑仿佛不复存在。世界的萧条和躁动给每个人都刻下了印痕，无论贫富。在拉多姆做生意越来越困难，记得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水平也是一落千丈。家里钱不够用了，食物也所剩无几，父母告诫我们该省点钱下来。

每天都会有商铺挂起“不再营业”的牌子，父亲也不得不一个个的解雇工人，这让他心痛不已。他的裁缝生意很不景气，因为根本接不到单。那时候人们没钱买或定制衣服，裁缝生意因而很不好做。就连来修补衣服和改尺寸的人都没几个。

每天放学过后，我和斯坦利都会换上旧衣服，让好衣服能多用些时日。家里的饭菜也换成了廉价食物，营养的缺乏让我们晚上不时会饿醒。在安息日也吃不到那炖汤了，我们付不起那钱。虽然我们尽量保持乐观的心态，但这大难临头的感觉已然包围了我们。

要是哪天早上父亲接到了些工作可做，家里便又有了维持生计的希望，晚饭时我们也能有热的饭菜吃了。在那困顿的日子里，我们对上帝的信仰越发虔诚，也越发团结。大萧条的危害不减反增，但我想起继母在家里揭不开锅的晚上会在一两个锅里煮水，为的是以免有邻居路过时，不让人知道家里的困难。倔强地想保住家人的面子。

我打工的那家餐馆生意也不行了，客人损失大半，最后不得不关门大吉。对伊兹洛克，我感到很是同情，他曾经有那么多好东西，现在也只能忍痛割爱了。大萧条对谁都是不留情面。

也正是因此，我对人性有了更多的理解。在我们的小镇上，猜忌、嫉妒、懦弱粉墨登场，人人都只想着保住自己的小命。

镇上的犹太人为失业人员提供了救济。他们省吃俭用地去帮助他人，但如果那些人觉得自己领到的救济少了，或者比别人的少，他们会暴动起来。求生欲和绝望感充斥着我同胞们的内心。

作为长子，我的责任就是去排队领分配给我家的汤。我父亲可是好说歹说才让继母同意去领救济的。

对我而言这活也不轻松，因为冬天真的很冷。我领到汤后会做个游戏，那就是在汤没冷掉前尽可能快的跑回家，只是从来都没做到。

不过大萧条那段日子也并非就没有好事。尽管处境不佳，但我们有时还是可以自得其乐。家里人总是聚在一起，分担了各自的负担，还有次愉快的经历是在某个冬天的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玩耍。那些年我有过几次快乐的时光。幸运地还拥有也几分正常男孩子的生活，尽管十分短暂。

黑暗越发的深沉，很快我也即将成人。那段时期我还算愉快的回忆之一便是和朋友在一起的冬日夜晚。

父亲不知想了什么办法让家里的煤炭供给得到保证，让我们免受寒苦之灾。房子的其它人家就没这么幸运，但我们的家门随时为那些需要温暖的人们开放，不管我们自己的食物有多少，我们还是会和他们一起分享。

那时我们会在炉子边取暖，炉子开了个口，那是为了能烤食物，虽然也只有土豆可吃。妈妈会吧土豆扔进碳里，大人们烤东西时我们兄弟会一起唱歌，大人们讲故事时，我们便倾听。

与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日子给了我们莫大的安慰。

总会有人要父亲讲故事。父亲他会给我们讲他在一战时在波兰军队的经历还有在1920年革命时他是如何的爱国。从父亲给我们讲述的故事里，我们了解了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对接纳我们的国家和它的人民很是感激。

年轻时的父亲去过很多地方，有段时间他将阿根廷当成自己的家乡。他很爱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像一千零一夜里的传说般精彩。我们了解到他是在拉多姆旅行时邂逅了母亲，回到南美洲后两人依旧保持书信上的往来。有好几次父亲都试图说服母亲到他这儿来，跟他一样在阿根廷落根。

但那时母亲还很年轻，没法离开父母去那么远的国家。不过现在这年头倒是有不少年轻人搬到别的国家，和父母不再相见。父亲最后没了法子就又回到了拉多姆，和母亲成婚生子。谁也没料到父亲无忧无虑的好日子在短短几年后就彻底变样了。

命运确实会捉弄人。当初父亲要是再多劝母亲几句，或许她就会跟父亲去阿根廷生活，而我就会有不同的人生了。但人生没有“如果”。命运如同破碎的拼图。慢慢地终有一天会显露它的全貌。父母教导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不应该因肤色和信仰而受到歧视。看一个人应看他的品格而非肤色。父亲他是个好人，一生都遵循此道。

我们家没办法旅行，所以也就很少有机会认识或是遇到其他民族的人。

父亲给我们讲了一位住在南美的黑人的故事，也讲了在他旅游时在船上遇到的乘客，他们在港口朝海里扔硬币。而那个黑人回跳下海去用嘴把硬币捡回来。这些事对我来说太神奇了，我是到十一岁以后才第一次见到黑人。

有一天在我们街道的尽头出现了一阵骚动。人们对着一个踩高跷的男人大笑，我跑到街上和伊兹洛克汇合，他张大了嘴巴看着那黑人踩着高跷避开了他放的罐头，身体高度都达到了二楼的窗户。小雅各也足够大能自己下楼看发生了什么。当他看到那黑巨人俯视着他时，他居然吓哭了。

记得中国人也来过我们镇上。他们在街边挂起漂亮的地毯贩卖，这些人身穿色彩多样的丝绸。我虽然很想和他们的小孩交流，但那时我太害羞了。

从我记事起就喜爱音乐。在炎热夏天的晚上，镇上的消防队员会举行音乐会，我很珍惜那段回忆。在我记忆里我们镇子没发生过几场火灾，所以那些消防员才有空闲来玩音乐。我们一家人很是享受他们的音乐会。他们总会在去往市政厅的路上沿着我们街道游行，而音乐会就是在市政厅举行。他们的乐器在暮色中闪闪发亮，穿着精心熨烫上浆过的制服。

当这些乐手经过的时候，小孩子们会跟在他们后面，还有一群各种各样的狗儿和孩子们并排着奔跑吠叫着。

我们家在商业区，也是我们的游乐场，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斯坦利和我会好几个小时站在橱窗外看着那些华丽的商品。每天都能在某家店铺发现新的商品，这是我们快乐的源泉，也让我们大开眼界。

在离我们住处不远，也就相隔两条街的距离，有家小型咖啡厅，在那里我们能看到雅士进餐，跳舞。还有从富人区来的妇人们，身边有保镖护着。这个咖啡店是个文人和社会精英的聚集之地。我和斯坦利，还有在我肩上的小雅各会静静地看着这些人愉悦的样子。在窗外我们能欣赏到吉普赛乐曲，演奏乐曲的也是吉普赛人，他们身着鲜艳服装，戴着很长的耳环。我对小提琴调子记忆犹新。起先曲风低沉悲凉，转而又热情喧嚣。

时至今日每当我听到小提琴乐曲的时候，我都会回忆起那时的美好时光，生活仿佛是一次又一次的冒险之旅。

暑假的时候，父亲会带着我们去美丽的村庄远足。在那我们会一起吃午饭，然后找个阴凉地野营。有时当地的农民会给我们刚挤下来的温热牛奶喝，那味道我现在还记得。那里的德国和波兰农民是我们的好朋友。

当我渐渐长大，我明白了世间的许多道理。从我四年级老师身上我领会到了他人的不幸和烦恼，我从没忘记过他。那老师长得又高又廋，透过他的衬衣你都可以数清楚他有几根肋骨了。他有着双大耳朵，还带着老厚的眼镜，总是反复强调他的讲评，摇晃着脑袋，耳朵也在跟着前后扑打。他这副稻草人形象没少招来学生的嘲弄取笑，但他是个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好老师，也想将这一信念传递给他的学生。

我们称呼老师的方式是在他们的姓氏后面加上老师这个词，所以我们就叫他“威戈斯基老师”。上学的时候能留在教室打扫卫生在那时也是件荣耀的事。每次轮到我值日的时候我都充满了自豪感。我要抄黑板，清理黑板檫，把脏水倒掉，拖地板。我很享受防尘土特制油和地板上木屑混合出的香味。我会把油往地上洒个两三次。有天我一个人和老师在一起，我便问他“威戈斯基老师，您为何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呢？是因为学生嘲笑您还是您有病在身？”

正面朝黑板写明天课程安排的老师转过身来看向我，他冲我微微一笑，眼神显得很和蔼。“不是这样的，孟德尔，我没有生病，但我母亲确实是有病在身，这才是我忧心的。”他回答道

“那您怎么不给她找个医生或者带她去医院呢？”我追问

他忽然两眼泛着泪光，说：“她已经时日不多了，我送她去过医院，但医院又把她送回来等死，已经是回天乏术了。医生没法治好她。而且她的床位还得留给那些有救治希望的病人。”

我心里涌动着对他满满的同情，“您有妻子陪伴您吗？威戈斯基老师”

“没有，我没有，孩子。我母亲长时间都状况不佳，我不愿让哪个姑娘和我受这份罪，再说我也一大把年纪了。要是我爸爸还活着，我就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可是他在我幼时就离开了人世，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人照顾母亲”。

他似乎很希望和人聊聊，于是我问他。“你家住哪啊？”

“我们住在拉多姆郊区的公寓里。”

这说明他家离学校很远，而且我也没看到他骑马或是骑车，我便问他“那你是怎么来的呢？”

“我每天清晨走三英里路到学校，放学后又原路返回。”

我想每天这样来回他一定很辛苦，而且等他终于到家的时候，只有奄奄一息的老母亲迎接他。我努力不让自己流眼泪。对他的遭遇很是同情。于是乎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的帮助他，让他上课不那么遭罪，要告诉其他同学在他的事情，让他们保证以后上课表现得听话些，规矩些，并给老师更多的尊敬。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心里想着老师的困境，把它和我所享受的生活比较起来，我是多么的幸运，我有父母兄弟，衣食无忧，还有很多其它的好玩意。那天以后，我不再把这些当成我理所应得的。我对自己的生活充满感激，也感谢上帝对我家的庇护。

我和斯坦利都不是什么模范少年，而父亲又深信“不打不成器”这句老话，所以他时常会惩罚我们，但我记得的只有一次是真动手打我们。

小孩子总是会惹些麻烦，即便我已长大懂事，但和我往后的经历相比，那也不过是年少轻狂惹来的小麻烦。

我们会在按响别人家的门铃后马上躲到一边去，观察主人家的反应。那些人出门四处张望的样子总是逗我们发笑，要是他们走下楼梯上下观望就更好笑了。等他们挠着头回屋里，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似的时，我们都笑的合不拢嘴了。

我还记得我的好邻居古德曼夫妇。古德曼太太是母亲生雅各时的产婆，在母亲去世后的几个星期里对我们也很是照顾。他们住在三楼的房间里，我还记得古德曼先生，这个59岁的男人每晚下班回家时的情景。

古德曼先生，每次回家后总会先坐下休息个几分钟，接着他太太就会扯着嗓子吼到“迈耶你个老鬼！我嫁给你后，你每晚都是这样，你到底不爽些什么！我认识的每个男人都勤于养家，没一个是你这副德行。”

“对对对，老太婆。所有的男人都该去工作，就我所知，我连想死都没有时间”他回敬到。

等他说完这话，两人就回到卧室，不理对方。古德曼夫妇的女儿莎拉就要搬出去和一个年轻人结婚了。但那小伙没有稳定的工作，所以他们倒是更有可能搬到父母家里住，至少要等到这对年轻夫妻能自己经济独立后才离开他们。毕竟，年轻的小两口在无法维持生计的情况搬去和父母同住也是个惯例了。

只不过他们有个麻烦。他们已经给另外两个女儿和她们的丈夫出过钱了，他们拿不出必要的嫁妆了。他们不得不砸锅卖铁的凑钱给女儿们办婚事，谁让这还是犹太人的传统呢。我希望他们有天能稍稍享受享受下生活，也祝愿古德曼先生日子好过些。此外，我还暗下决心，等我长大结婚后一定只要男孩，不要女儿！

我们家没钱买收音机，但我们的一个邻居有一个。很长段时间里我都是他们家的常客。我很喜欢听匈牙利，罗马尼亚还有祖国波兰的管弦乐曲。那些日子我老是飞快赶完作业，然后整晚沉醉在音乐之中。有时母亲会给我些派还有曲奇，或者几片蛋糕去答谢朋友们给我分享的欢乐。

几年过后我们适应了家里的情况，生意也有了些起色，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钱来买食物和日常所需。

我父亲脸上的愁云也消散了，因为他看开了，自己除了努力工作给家人好的生活外，别的都无能为力。母亲死后，他每周总是至少为母亲祈祷一次。父亲常对我们讲“要是我出了什么意外，你们三兄弟可要替我为你们妈妈祈祷啊。”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许父亲还能存些钱以防不测。也许父母现在可以再次为自己的家人感到骄傲了，

那时生活总是美好的，因为不管发生什么，总有家人陪在身边。我族的危机仿佛无处不在。现在我不仅担心自己的家人，还对整个犹太民族的命运感到担忧。当纳粹阴影蔓延到镇上的时候，会有怎样的灾难来临呢？

米尔卡，曼尼的母亲--在集中营，曼尼把这张照片一直藏在他的鞋里

斯坦利，米尔卡和曼尼

斯坦利，曼尼和哈依姆在米尔卡的墓前

斯坦利，一年级（S）和曼尼，两年级（M）

哈依姆和杰尼亚，孩子们的继母

雅各，5岁

雅各和曼尼，战前

曼尼，哈依姆，雅各和斯坦利在犹太人区

第二章纳粹阴影

我快要满十三岁了，按照我们犹太人的传统，我就要成为一名受戒龄青年了（开始负有宗教义务）。对就要成为真正男子汉的我而言，如今是时候考虑下为家庭分担些责任，挣钱贴补家用，也是时候该找个女友了。我将会学习交际舞蹈，出入花花世界。是时候表现得成熟一些，不再拉扯女生的马尾，也不再随意扔小纸团。大多时候，我都得尽量保持仪容仪表的整洁。

在同龄人中我算是个高个子，还有双棕色的双眼，黑亮的头发以及锃光瓦亮的牙齿。很多人都以为我不止13岁，我对此还感到挺高兴的，真想一夜成人啊。会这么想都是因为一个女孩，我注意她好几个星期了。那可人有着一头及腰金发，如同琉璃般的湛蓝双眸，耳上穿着耳环，一只手指还戴着戒指。她总是如此清新脱俗，我渴望有机会认识她。

那女孩和父母一起住在我们附近，日子久了，我连放学后都一直在关注她，我会在某处躲着看着她一路回家。我还幻想着成为她的守护者，也许有天她会让我替她拿书。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因为我没好意思问。那些日子里我就这么躲在某棵大树下默默的看着她。

终于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气去向她做自我介绍，至少我得向她搭讪。但当我看着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时，我的话又哽住了，连名字都说不出来。“嘿，你就住在附近吗？”她先开口问我，我只能点头回答。

“你有名字吗？”我又是点头

“我叫伊娃，你呢？”她又追问。

终于，我艰难的吐出了个词“孟德尔”。这很奇怪，平常我都能很利落地跟人交流，此刻我却成了个大舌头。就这样，我们俩望着彼此，一言不发。“我得走了，还有活要干。”我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那明天上学路上见了，孟德尔”说完她也很快回到自己家。

回到家时，我心都跟要跳出来似的。那晚上我辗转反侧，等醒来时那种兴奋还没有散去。

第二天，我躲着她先走了，一路上，我没有再数着自己的步数，而是一遍遍的念着她的名字——“伊娃，伊娃，伊娃”。看来我是没救了。

内心迸发出的这种情感前所未有，我需要找个人来倾诉一下，我弟弟斯坦利年纪与我相仿，或许是个不错人选。万万没想到，他知道后马上跑去跟父亲说，“哥哥他有女朋友了耶！”然后，我被父亲叫去，双手搭在我肩上，来了一次“男人间的对话”，结果还没收了我20分的零花钱，那是我一周的用度啊。这下我可高兴不起来了。

在那一刻，我更加想着要快些完成学业好让自己可以早一点成家养家。我得快些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那天我在散步的时候还在想着伊娃，连睡觉前都念了她的名字。

我从未想过伊娃会是我的第一次心碎经历。不是那种你们想的少年时的忧伤，而是一种深深的伤痕，连成年人也不一定能承受。是的，那是我年少时经历的悲剧之一。但是，在悲剧中，我也成长了。

每天早晨，当我出发去学校时，我都会跟邻居热情的打招呼。在学校我学习刻苦，待人以礼，在众人面前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我发觉自己对父母兄弟的爱超乎以往。这是为何？难道以前我没这么爱家人吗？但这次不一样，因为那种感觉那么迫切，以至于对象不再只是家人。

我对所有人都想给予帮助，对所有人的不幸都想倾听。我在成长，我恋爱了。

时间渐渐过去，那种狂热渐渐壮大。我试着想些其它的事情来分心。毕竟我恋爱了，幸福终会降临在我身上。

可我又怎会知晓不久之后等待我的竟是集中营里充斥着毒打虐待，痛苦和恐怖的生活呢？

噩梦开始前我的父亲还在为我准备受戒礼。可谁也没有想到，我的13岁生日，得到的并不是欢庆。

镇上的书报摊是我最爱逛的地方之一。我会在那里看看新闻头条的，也爱看杂志的封面。我很希望能尽可能的多读一些书报。不得不说，我那时对那些买得起周刊读物的人怀有嫉妒之心。每每心中泛起嫉妒的情绪时，我都会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也能买得起这些。这家书报摊的老板是一战的幸存者，得到过波兰政府的特许。他的书报摊还买香烟和小烟枪。

“嗨，今天有什么新闻呢？”那天，我如往常那样问了他一句。

“孩子，情况很糟糕，相当糟糕。波兰高层已经动员年轻人入伍，连后备军也算上。”

“这是说我们要打仗了？”

“我很确定，战争已是弦上之箭，无可避免。”

我努力读着报上的内容，但人们都疯抢这些报纸，想要知道最新的时局，镇子上到处是人聚集在一起议论着，他们害怕战争会打到波兰。

等我走到学校时，才发现学校关门了。我立马折返回家，担心家里的情况。一推开家门，就看到邻里亲戚都和父亲在一起。他们在讨论眼下的状况，为我们家庭想着逃脱的办法。我想加入他们，但被人挡在了外面，不知怎么的，我感到了绝望。

我决定再去看看伊娃家的情况，或许她受到了惊吓，需要我的陪伴。但她所在的那条街很阴暗，到她那花了我一些时间。我走到她家边窗向里面看去，里面摆放着餐具，旁边还有张椅子。很明显家里没人。我迷茫又恐慌的向镇上跑去。

大街上到处是人们激动的喧哗。每个角落都贴上了招兵告示，一群群的人在排队等着履行自己保家卫国的责任。年轻的女士亲吻着她们的爱人，父母拥抱着自己的孩子。当父亲们离开的时候，这些孩子们都哭了起来

斯坦利，雅各和我都没到招兵年龄，而父亲早已超过了这个年龄。我觉得有些尴尬因为内心深处我对于我们没有入选资格感到非常的庆幸。

那晚余下的时间我都在寻找着伊娃的踪迹。那一晚开始，我们城市的一切都变了。拉多姆已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拉多姆了。

第二天我还在街上游走，还是个自由身，还在寻找伊娃。

那天拉多姆的天阴霾密布，山雨欲来。那天太阳消失了，我确信以后它再也不会照耀我们了。仿佛一场肆意毁坏城镇的风暴就要来临，只不过那风暴不是风雨，而是炸弹。

我背靠着书报摊对面的大树，把头埋在双臂里。当一队特警从角落经过的时候，我震惊了。等我明白他们的身份后，恐惧揪住了我的心。我拼命的往家里跑。

一打开门，就听见继母她带着哭腔说：“哈伊姆，我们难道只能坐以待毙，就不能逃出去吗？”

父亲他脸色苍白，嘴在颤抖。“小声些，亲爱的。别吓着孩子，现在还不是让他们知道的时候。”父亲的语气已是相当悲伤。

“但是哈伊姆，已经瞒不下去了。我们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逃走吧，肯定有办法的！”

“逃？怎么逃？我们没有交通工具，边境和火车都会有纳粹的人监视着。我们已经是笼中之鸟。现在只能呆在这里，祈祷上帝能及时拯救我们。”

继母跪了下来，我们兄弟三人拉着她的裙角，一起祈祷着。远处传来的爆炸声时，这预示着情况与我们所期望的背道而驰

要是我们提前知道这种事情，我们就会再多吃点好吃的，多做些准备了。但我们那时哪会想到这些。我们都吓坏了，哪会顾得上食物。我们就吃了一点点的东西，就这么等啊等，等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妈妈安抚着雅各，斯坦利坐在父亲腿上，而我坐在地上，头放在父亲膝盖上。在下午8点的时候，门外传来了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我们兄弟和母亲跑进了卧室，父亲去开了门。来者是波兰特警，他就说了句让我们都到自家地下酒窖去。

纳粹所到之地无一不哀鸿片野，如同蝗虫一般。不祥的阴影已是越发庞大。

父母仓促地将我们聚在一起，往我们手里放毛毯，食物以及小型物资。当母亲收集了些个人物件后，她最后看了一眼我们的公寓，哭了起来。她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有机会看看她的这些宝贝了。

随后我们拿上尽可能多的东西，朝难民群走去，他们也是从家中被带出来的。我们除了疏散通知，其它什么也没收到。对于地下酒窖还是很熟悉的。我曾经和伙伴们多次从一个小开口处溜进去，那里环境很糟糕，一想到自己要被关在里面我就在颤抖，但没告诉过家人。

我们一群人沿着街道走着，人都往地下酒窖的狭窄入口挤，很快酒窖就要满员了。人群里我只认得一些人的面孔，大多数人都不认识。警察没有帮忙保证家人不会走散，他们只是在一边维持队伍的秩序。

走在人群中，我心里想着那可怕的地方。在那里我见过巨大的老鼠在上串下跳，地上尽是灰尘。地下酒窖跟井矿一样。在这些念头浮现在我脑海时，到了我进去的时候了，我一下子腿软了，父亲一把抓住我，让我站直。

“和我来，孟德尔。我让妈妈和孩子们都待在一个角落里等我们。”

但在我们向家里人那儿去的途中，我们在推推嚷嚷的人群中走迷了路。结果我们走反了方向。每当我们试着推开人群的时候，我们只会被更大的力量推回来。最后父亲只好绝望的决定就这么等到天亮再去寻找家人的下落。

逃难的人们是那么的惊恐，那么的哀伤，也是那么的无辜。我忘不了那时的他们。记得当酒窖人满为患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只能站着。那地方没有通风口，室内空气很快就污浊不堪，在那里面我都快窒息了。再加上漆黑一片的环境，里面的人更加的不安。我祈求着黎明的到来。外面炮火连连不休。每一次冲击都会吓得人们不发一语，但过不了一会，又是一阵哀嚎哭喊。

次日清晨，酒窖有一缕阳光照射了进来。此时的我已经明白了我们悲惨的处境。我最先注意到的是周围老鼠那邪恶的目光在盯着我们，磨牙咧齿，随时都会攻击我们。对它们而言，我们是不速之客。就算是今天，我只要闭上眼，也能隐约听见那些婴儿和孩童的哭喊声。他们不仅仅是饿了，是真的害怕了，这比什么都更让人痛心。那哭喊从未在我的脑海中消失。

是时候打开门让空气流通一下了，但这却造成了人们的尖叫和躁动。人们不顾家人和朋友，一窝蜂的往外冲，此刻活下去成了人们唯一的念头。父亲和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冲出了人流，到达了母亲他们的所在。

时间每过一秒，希望就少一分，夜里的我们惶惶不可终日，黑暗带来了不安的恐惧。虔诚的犹太人们手拿圣经与祷告文，借着缝隙中的光亮诵读着上面的文字。我周围的人常常在议论一位有名的无神论者，不仅是由于连他都加入了人们的祷告，还因为那人没有圣经，只得找人借一本来读，而且从未断过。我想这也是我主显示奇迹的一种方式吧。

所有人都是轻装便行，身上只带着圣经，书本，家人的照片或是来自亲戚朋友的照片。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物品，能让人记住那太平时的日子。

有人尝试着让惊恐中的众人平静下来，带头的人选了两个男孩来做先锋。我和另一个差不多年纪的孩子被选上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给酒窘里的人带来饮用水。为了取水，我们必须小心翼翼的潜行出所在楼房，外面随时会有炮弹毫无征兆的袭来。而且要是纳粹发现我们还有水喝，他们就会毁了水源。所以我们俩用破了的水桶底下铺一层泥，等到泥巴沉淀以后，再把上面的水倒出来。虽然水会有点杂质，总比没水好。有点泥巴又怎样？这样至少能让我们不至于渴死，让我们有力气说话。

人们拿出自己的杯子，一人只分给半杯水。

人们也安排好了如厕的地方。厕所就是在一个角落放个桶，人人都在那里方便。那附近臭气熏天，好多人都受不了那气味，害的有些人都呕吐了，这让酒窖变得越来越不像人待的地方。

在酒窖的第三个夜里，一个蜷缩在阴暗角落的瘦小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女孩埋着脸一言不发，我上前问她要不要写水，那虚弱的拿起水杯，当她抬起头时，我看见了那熟悉而美丽的面孔，于是我靠近她，想看清这一身泥泞的女孩会不会是伊娃。真不敢相信我猜对了！我弯下身帮她将水送进嘴里，她缓缓地喝着，我默默地看着她的眼睛。她虽然显得不知所措，但还是认出了我，泪水从眼里划落。“我去你家找过你的。”我低语道。

我让人来替我分发饮用水，自己则给伊娃又装满了一杯水，接着把她带到家人那里。我下定决心要保护她。我虽说很想和伊娃在一起，但还是希望她的父母也跟她一起在这里可以照顾她。

看着她大口咽下污浊的脏水，我希望自己能为她找来一杯干净的清水。我不需要鲜花糖果，更不需要礼物，一杯干净的水就足够了。父亲他为我俩留了个刚好能伸得了腿的位子，这样我俩就可以挨在一起了。这样紧紧地与她依靠在一起，我内心不合时宜的高兴起来，这种感觉从未体验过。尽管处境艰难，能和她坐在一起我还是很快乐。

像是身处一个无人小岛上，我对周遭的人视若无睹。她完全迷住了我，我的嘴说个不停，还不带停顿和打颤的，甚至还在假想我们两人真的在一起了。或许我能为她做些什么，比如帮她找到父母，或是至少帮她度过这糟糕的日子。说不定我俩能有美好的将来呢。

对啊，美好的将来！

我握着她纤细的手，想着她会不会有着同样的感觉呢？要不要问她是否愿意和我呆在一起，由我来照顾她呢？我们有着同样的感觉吗？我感到口干舌燥，这些话难以说出。

正当我准备要向她倾诉衷肠，伊娃打断了我。

“天啊，孟德尔，这一切糟糕极了！爸爸妈妈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事。那时他们去了邻居那儿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好做些准备。但突然一群士兵出现在门外。我求他们让我和父母待在一起，他们没答应，所以我跑了。直到我逃进着酒窖他们才没追过来。”说到这她又开始抽泣。

我将她拥入怀里，轻柔地拍着她的肩膀。

“别哭了，伊娃，我们一定会从这里出去，我还会帮你找到爸爸妈妈的。我知道你很想念他们。但请先别哭了，这会让你生病的。我父亲也会帮助我们的。至少我们一家都会照顾你的。”

“我知道，我就是太想爸妈他们了。”

那一晚上我都抱着她，可怜的伊娃！我至少还有家人陪伴，她已是无所依靠。那晚我心中涌现出一种无名的情绪，仇恨正在萌芽。我以前不懂仇恨意味着什么，而在不久之后它就会吞噬我，成为我内心中最强的情感。

哭过一会儿后，伊娃终于是在我怀里睡了。我托住她的肩膀开始酸痛，但我依旧没有移开，我一定是爱上她了。就让她再多睡一会儿吧，就让她少受些现实的苦吧。

往后的日子依旧是没完没了的轰炸。指不定那一次就会让我们身首异处。好在每当夜幕降临，就意味着我们活过了一天。这段空闲的时间该干嘛呢？这倒是我们没想过的事。大家脑子里有的只是我们哪天就会死了。上百个好些日子没洗澡的人挤在这里，室内气味令人难以忍受，没有新鲜空气，呕吐物到处都是，厕所也是没法再用了，更别提水和食物了，所有人就这么等待着奇迹。在这一片哀嚎与悲鸣中，我知道这里就是所谓的地狱了。真不敢想象有什么经历能比得上这更加可怕的了。

伊兹洛克一家也在这儿，他们曾把餐馆的食物都带过来分给大家。由于外面有轰炸，离开酒窖是很危险的，他们只得一点点的把吃的带过来。但这里终究有好几百人，没多久他们的食物也吃光了。最后大家达成一致，凡是有找到食物都要节制食用。饥饿让人们愤怒而绝望。

但我们依旧以勇气和仅存的气力拼命活下去，对未来一无所知。我们就这么在一天天中煎熬着，祈祷着这癫狂的一切都快些结束。我还无意间听到有些老人说他们宁可到外面也不要待在这人间地狱，然而他们的勇气在最后一刻抛弃了他们。

活着就是全部

第五天五点的时候，来了一队起机动车的警察。当他们在酒窖入口猛地刹车的时候，那声音刺入了我们每个人的耳里。他们是纳粹，我们犹太人的敌人。他们下了命令要我们离开这里。这个酒窖也只保护了我们五天。人们蜂拥而出，想再一次呼吸新鲜空气，感受阳光的温暖。

我带领伊娃走了出来后，轻轻地吻了下她的脸颊。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只在我这停留了片刻，便转身离我而去，朝她家的方向跑去。而我就这么看着她离开我，直到再也看不到她。

人们像刚出笼的困兽一般相互踩踏殴打，为的是争夺救济物资。现在，我第一次遇见了我们残忍邪恶的敌人。当我看到那些人中竟然有熟面孔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就是那些待我很好的集市里的农户。他们曾经让我到他们家做客，给我吃的，和我做朋友。然而此刻的他们一身戎装，戴着万字旗的臂章，满眼仇恨的盯着我。到底是怎么了？我还第一次见识到了战争中的武器。

身穿绣着万字旗黑军装的德国军人驾驶着巨大的黑色坦克，一队队的绿卡车上装着荷枪实弹的士兵，最后是骑着摩托的警察来到我们的所在位置。那些嘈杂的声音让我害怕得颤抖起来，纳粹的人马仿佛不见尽头，我就这么无助的看着这一切。我还差几天满13岁，已不再是孩子，却仍未成人。

街上满是观看坦克的人们。我想德国的权贵们肯定是将举国之力都投到了我们镇上，好让我们明白要想活命，只能任由他们摆布。

在千思万绪中，突然一股念头涌现出来。我心里忐忑不安，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最想做的就是冲回家，但周围围着很多人，不知怎的有种安全感。所以我就待着看会发生什么。

镇上的商务区包含几条街道和我们居住的公寓。这里的生意已经停业了五天了，商品都存放在各自的仓库里。

现在纳粹开始洗劫人们的财物了。士兵们丢下随身带来死亡与毁灭的武器，冲进空无一人的商店里肆意拿走商品，他们砸毁了店家精美的橱窗玻璃，那些我和斯坦利无数次魂牵梦绕店内商品的橱窗。我看着他们毫无顾忌的从店里搬出整包整箱的东西往卡车上装，向我们露出轻蔑的眼色，仿佛在说“你们能怎么样？”确实，我们无能无力。

等到这些人洗劫够了，他们终于离开了。只留下被迫害的我们，伤心地各自回家。

缓缓地，我走向自己住的楼房。那里的店面曾经有着华丽的服装，美丽的毛皮，闪亮的珠宝以及童鞋童装，现在是一片荒凉，连书店也没逃脱这一劫，我来到这儿，来看最后一眼这破坏后的一切。满街都是散落的读物，坦克在上面碾压而过。随后又来了一群士兵，他们不光糟蹋鱼肉，还践踏店里所有的蔬果。由德国士兵在店门口把守，店主只能断了抢救货物的想法。这一路上的所见都让我泪止不住的流。一个13岁的孩子哪可能受得了这些？

不过随着阅历的丰富，我发现人的意志与身体能承受远超预想的苦难。

心事重重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明白了德军带来的毁灭意味着这里的百业废止。我们的人在这里将没法讨生计，再也没啥买卖可做了。纳粹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尊严，还有维生的途径，而我们的性命就是下一个目标。我一直认为犹太人是世界上最会做生意的民族，这是种生来就有的天赋。可如今我们没地方做生意，连购买物资都做不到。“上帝啊，我们还要受多大的罪啊？”

等我到了家，父母也早就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透过窗户，他们目睹了纳粹的所作所为，眼前的悲剧让他们面如死灰，整个人都在颤抖，全然不知今后如何是好。当然，那些个畜生哪会仅仅满足于我们这个小镇，他们会把魔爪伸向更远的地方。

母亲努力为我们做了顿热饭菜，那也是我们最后吃到的像样食物。那天晚上我们在餐桌上都是沉默不语。父亲打破了沉默，但说的却是那些纳粹完全掌控了我们的命运。他们邪恶企图就要奏效了——我们都会死在他们手里。

一阵可怕的声响传来，吓得我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我们跑到窗前向外望去，目睹了人这一生中最野蛮残虐的景象。那惨叫声令人胆寒，令我反胃——我看见几名年轻的波兰姑娘腿让人给绑着，身子就这么屈辱地暴露在外，几个纳粹在侵犯她们，残害她们，更是在奴役她们，给她们难以想象的折磨。

我对男女之事略有所知，都是父亲告诉我的。但眼前的一切和父亲说的那种风花雪月的浪漫不是一回事，完全是丑恶的暴虐。

又有几辆卡车缓缓开来，抓走了那些疯狂哭喊的少女。那些男人有老有少，但都是一副禽兽样，脸上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女孩们的脸上则满是恐惧与痛苦。在蹂躏过这些少女后，那些畜生居然拿起白兰地洒向她们，然后就这么不管不顾的离开了。那些孩子衣衫褴褛，遭受了身体上的虐待，已经没了生气。要用言语来形容这惨象完全是不可能的。

由于前几天下过雨，街上满是泥泞。那些受害者有的哀鸣着，有的哭泣着，有的已离开了人世。目睹了纳粹那恐怖又恶心的行径后，我暗自在想那些女孩与其在这噩梦中度过一生还不如马上解脱了的好。

那晚我躺在床上，害怕得睡不着，感觉时间变得好漫长。我知道只要闭上眼睛就一定会做噩梦的。好多次都在梦里惊醒，父亲都会来安慰我，

“孩子你得努力睡觉啊。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我想在过去几天经历了这么多后，不会有更糟的情况了。”父亲说。

他错了，那些都才只是序幕。

次日，我们才明白纳粹的暴虐还远不止这些。统一黑军装的士兵们的帽子上都有着死人头盖骨的标志，这标志真是太符合他们了，这些人的最大爱好就是杀死犹太人。

在他们占领小镇的开头4小时里，他们在一个疯子的命令下屠杀镇上的百姓，拉比（犹太人中的智者），教师，知识分子以及强壮的男丁是他们的首要目标。无需军官指示，他们也知道没有了这些人我们就无法团结在一起，也不会有反抗的念头。他们在我们的领头人的家属面前射杀了他们，没讲任何道理。纳粹军队的词典里没有正义这个词，在其它语言中他们也不识这个词。

那些有病在身或是年老体弱的人也没逃过这劫。纳粹视我们低人一等，对我们如同垃圾一样。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纳粹还是留下了几个拉比的性命。或许在他们满是变态施虐的脑子里，让他们活下来只是为了先折磨他们个够。那些士兵将拉比们按在地上，用汽油点燃他们的胡须。拉比们在愤怒地挣扎着，有些是被活活烧死，有些则是痛不欲生，而纳粹们就这么阴笑着欣赏着场面。最后他们将还有一口气的也射杀掉，尸体就遗弃在原地。

纳粹的阴影没日没夜的缠绕在我们心头。大街上尸横片野，仅有单薄的纸片覆盖着这些无辜的人。那些寻找失踪家人的人们就这么在街上掀开尸体上的遮挡，失落的摇摇头，又去看下一具空壳。他们唯一想知道的就是自己所爱的人们落得个怎样的下场。

有天纳粹们召集一群犹太人小孩，有男有女，没什么别的原因，他们就是想找点“乐子”。他们打碎了许多玻璃制品，将残渣和图钉洒在地上，然后围着那群孩子，眼里根本没把他们当人看。孩子们被枪指着，被逼着赤脚走在那片荆棘上，那些畜生甚至还要孩子躺在地上表演性行为。等到他们看腻了，依旧是射杀了所有孩子。纳粹掌控着这里的一切，没人能阻止这些魔鬼。

几天后，没人敢到街上去了，但呆在家里也只是图个虚假的自我安慰。夜里人人闭门锁户，一屋子人要么簇拥在一起，要么忐忑地呆坐着，会被敌人杀掉的想法挥之不去，连睡眠也成了件可怕的事。我时常从梦里惊醒，浑身是汗，颤抖不已，没有一刻放松，没有一天睡好过。我脑子里充满了目睹过的恐怖画面，我不断在问上天，怎么会有这么惨无人道的事啊？

我想起那名被折磨致死的拉比，他很受人们尊敬，曾经在希伯来学校教书，教会了我许多知识。是他让我将《旧约》铭记于心，是他让我能很好地理解圣经的教义。他一生心血都用在了传道授业之上，不仅教人宗教学问，也引导学生言行的得体，品格的善良还有恕道的伦常。他是个尽心尽力教书育人的智者，我怎么都不明白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他身上。“愿主怜悯他的灵魂，愿主垂怜他活在纳粹暴虐中的子民。”

每天我们都会遭受新的折磨以及纳粹那邪魔外道的宣传，只有活一天是一天。人们的恐惧像病毒般传染，大家每天都在咬紧牙关地尽量多活一天。每个小时我们都会得知又有一个家庭人全死光了。我很确定马上就轮到我们家了。曾经那无忧无虑的孩子已经蜕变成了满心仇恨的小伙子。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把纳粹们赶尽杀绝。

我们这有三个孩子要养的家庭已经被迫每天靠半条面包和汤过日子，跟挨饿没什么区别。那时候斯坦利快12岁，而雅各只有6岁。我们没有对口粮节制，天知道还会不会有明天，指不定何时就被带走枪杀了。

每天我在面包店都要最少排三四个小时的队领面包，那家面包店也是德军特许的。排队的队伍行进得缓慢，排队的结果有时是终于到我的时候店里已经没面包了。“面包发完了，明天再来吧。”又是饥肠辘辘的一天，第二天的我们说不定早就饿得没力气排这么久的队了。店里的人还说由于德国人没有供应面粉，所以连汤也没有了。他们说这些话好打发我们回去。纳粹们还不想让犹太人区外面的人们看到这长长的难民队伍。

他们没有将自己的暴行公之于众。有时红十字会的卡车会运来满满的面包，那时候军官们会把面包卸下来分发给我们，再给我们拍照，好让外人以为他们会善待我们。等拍完照，他们又会夺走我们手中的面包，然后将面包放回卡车运回去。他们只是想让外面的世界误以为他们的政府是多么的人道有良心。

就算纳粹这么欺瞒世人，我们也没法将之捅破。

在这个犹太人隔离区，起先只有高高的铁丝网和党卫军禁锢着这里约3万人的自由，现在他们又派了人来高声地对我们加以言语威胁，发号施令。从那些人嘴里吐出的往往都是死亡宣言。我是多么渴望能有片刻宁静啊！

有天我听说德军建立隔离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尽可能的将聚集犹太人在限定的区域，然后毫无预警地让这里变成火海。这使我们活得更加不安。恨意在我心里更加根深蒂固。

失踪的人越来越多。亲戚朋友都接连消失，我们听说有的是转移到别的隔离区，有的则是进了战俘集中营。那段时间陆陆续续的会有人被带到毒气室，那是种高效率的屠杀方式。纳粹们让许多家庭天各一方，还会让陌生人挤进这本就拥挤的隔离区。日子虽然过得糟糕，但我不断安慰自己，至少现在还有家人与我共患难；至少我们还有个栖身之所；至少我们还可以偷偷说着心里话；至少我们还可以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不过这一切都维持不了多久了。

纳粹统计了这里的人数，我们房里很快就有11个人入住。起先来这儿的是对年轻夫妻，还带着一岁大的宝宝，我对那女婴有着很深的印象。那宝宝长得很水灵，就是总哭个不停。我在那时才明白宝宝会哭是因为他们饿了。那家人气色很好，他们来的第一天我都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别的星球来的，没瘦成骨头架子，脸上都没显现憔悴的迹象。没多久我们就明白是为什么了。

原来那家人之前是藏在隔离区外的一户基督教家庭里。但当他们看到街上高价奖赏揭发犹太人所在的海报时，他们觉得自己没法再在那里待下去了，而且还有可能危机保护他们的人的性命。为了不牵连那户好心人，他们决定去向盖世太保自首。这家人来到隔离区门前要求“庇护”，那的人问都不问就允许了。纳粹才不关心他们是哪来的，只想着又有3个犹太人来送死了。

才几天，对揭发犹太人的悬赏就换成了对任何包庇犹太人的人的死亡威胁。更加荒唐的是揭发一个犹太人的奖励居然只是一瓶伏特加和一包糖。我们就值这么个价。到后面干脆不给什么奖励，只有对帮助我们的人的威胁。

又有一家五口来到我们家，他们来自拉多姆郊区。我记得他们有三个小孩，分别是4岁和6岁的男孩和一个仅2岁的女孩。只跟我们呆了6周后，他们就被带走，不知转移到了何处，从此了无音讯。就这样，一户人家来了又走，另一户人家又来补位。每次都在我们和一户人家有所了解的时候德国人就来带走他们。然后又得从头开始。我们必须为那些人准备房间，无论是什么人。

这里的人常常为睡觉空间或是决定谁来做活以维持我们生计而争吵起来。他们中的有些人早已在恐惧和饥饿中没了多少理智。他们那绝望的灵魂让他们抢夺公寓里人们的食物和财产。争吵永无止境，但我们依旧在挨饿，在担忧，在害怕，在哭泣。每一天都是在为生存做最大的努力。

伊兹洛克一家失踪对我是莫大打击。前一秒还和他谈天说地，下一刻就不知所踪。纳粹士兵是在夜里将他们抓走，之后伊兹他和家人被发往不同的隔离区。难道这家人遭的罪还不够吗？纳粹摧毁了他们的饭馆，将他们家的一切夺走，现在让几户来自波兰别处的人家居住。

可以想象当伊兹要和家人分开时，他是多么的努力反抗。伊兹他可是家里人活下去的唯一理由，这太残忍了！后来父亲得到确切消息，伊兹的父母都惨死在了毒气室。现在伊兹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我的心如刀绞。

一天下午有一大队卡车来到，我想终究轮到自己了。那些士兵像赶牲口一样将犹太人们装上卡车，再带到各处进行“打扫工作”，不管他们是否年迈还是健康与否，只要你是犹太人，你就该受这罪。士兵们强迫妇女们脱下内裤当做抹布来清理厕所中的血迹。这些畜生将暴虐发挥到了极致，留着长胡须的犹太人是他们最想折磨的人群。

各位想象下这么个情景——有个老人家，他的胡须被人剪掉，又让人在脸上涂鸦，甚至全身都被泼了漆。士兵们还强迫老人在街上来回游走，以警示众人。

反抗纳粹只有死路一条。

接着纳粹又颁布了一条规定，“所有犹太人必须戴上绣有大卫之星的臂章，或者在衣服背部贴上黄色补丁”黄色象征着懦弱，但我们绝非懦夫，只是因为手无寸铁，也没受过什么训练，没法反抗。我们之前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因此德国的铁骑来到时，我们只能想法各自保命。

弟弟和我一夜长大，仿佛童年很快就成了往事。我们的心变得日渐冰冷硬实。青年本该有的快乐已离我们而去。

在冷风刺骨的11月的某一天，又有人宣布了条命令，“凡是18到40岁的人都必须到隔离区大门处报到。”随后他们将会被转移到未知地点做苦工。没有人会问你问题。只要你看起来满18岁就会被算进去。有谣言说这些人做工是有额外的补给的。既然我看上去块头挺大，所以我也想设法加入他们的队伍，也许可以给家里人带回食物。那时天寒地冻，气温维持在零下。

在去工作地点的路上，士兵们都强迫我们唱歌，不然脑门会挨上狠狠的一鞭子。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以前的波兰空军机场。那地方覆盖着3。5尺高的雪，看上去就像广阔的冰原一样，眼下这里已经被荒废了。负责的纳粹军官吼叫着让我们站成5排。接着为了取悦这个男人，我们不得不又唱又跳当梁上小丑。最后是另外一名军官给我们分配任务，那家伙化成灰我都认得出。这小个子长得结实，脑满肠肥，尤其当我想到成千上万的同胞死于饥饿时，他那张肥脸就特别令我恶心。他的目光盛气凌人。我们这些人为了生存必须听从这个肥胖而又傲慢的纳粹的命令，这是多么的不公啊。从前学的恕道箴言只是虚妄？难道我所学的都只是谎言？

那军官大声吼道：“我有个重要工作交给你们。你们知道我们德意志帝国有很多的战机，但这里雪太厚了，飞机无法降落，我们在这儿也没有铲雪的机器。我不管你们怎么弄，跳跳舞也好跺跺脚也好，反正得把地给我踩平踩结实咯，要让这机场能用。现在是早上七点，我要去和女朋友吃早餐了，你们会由我的同事负责监督。不管他们是杀了你们全部，还是其中一个，都对我德意志没什么影响，都司空见惯了。今天晚些时候我会回来，希望那时候机场已经能够使用了。完成后你们能分得一碗汤。希望你们的工作对的起德意志帝国的美餐。”

他说的每一个词都伴随着仇恨和憎恶印刻在我的记忆中。

大家散了开来，350名男人和孩子在这雪地上不停地又跳又踩，一点一点地将雪推开。那时我还年轻体壮，苦力活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心中充满困惑。

我怎么会被自己曾经满怀敬意的国家如此对待。德国有着最棒的科学家，世界顶尖的音乐家，作曲家。德国的学院在世界排名中也是名列前茅，知识分子的人口比例也很高。这样的国家怎么会癫狂至此。这完全不可理解。

那天出现了很多伤者。那些饿到累垮的人都被踢出了队伍，任其自生自灭。就算是他们撑过了那要命的寒冷，那天晚上也会跟我们一样被拖到外面挨冻。有的人无辜挨揍，有的鼻子断掉，有的双臂脱臼，有两个人还被活活打死。

总算撑过第一天，但才一天大家就都筋疲力尽，饥寒交迫，不抱任何希望。回隔离区的路上一片漆黑，还下着点小雪。周围寂静的让人胆颤。此时的我们只想着自己家人过得如何。这一天里又有多少人被杀，多少人挨打，又有多少姑娘，甚至是老妇被强暴。“上帝啊，救救我们。听听我们的悲鸣。上帝啊，为救您的犹太子民显灵吧。我会一直呼唤您，直到您救我们于水火之中。救救我们吧，现在就是世界末日了。”

等我们回来时，亲戚朋友的迎接让我们吃了一惊。对他们而言也是经历了惶恐的一天。他们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回来，是真的有好处还是去见了阎王爷。但我们都知道纳粹不可信。当我们离开卡车后，我看到人们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色彩。父亲和弟弟也来了。记得父亲当时就问我，

“孩子，今天过得怎样？你有没有吃到东西？”

“爸，还不算糟，好歹他们还给汤喝。”

说这胡话只是为了让父亲不再多份痛苦和担忧，也是为了让他知道纳粹的骗局。在确定我没受伤也没挨打后，父亲他拥抱了我。走了两条街回到家中，路上我们没有说太多话。斯坦利问我下次他能不能和我一起去。吃过面包和汤后，我带着感恩的心睡着了。

后来，更多的家庭被拆散，而后陌生人住了进来。除了我们以及少数几户人家外，这片隔离区几乎没有完善的家庭了。我们一家设法待在一起，哪怕是多一会儿也好。虽然目前我们运气还好，但纳粹们似乎在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中个个都疯了。

这些天已经有大量的犹太人死亡。当有人被枪杀后，尸体就这么扔在地上再拿些东西盖住。很快尸体上会爬满无数的虫子。纳粹们接到的命令是让尸体就这么暴露几天，他们是想让尸体腐烂后产生瘟疫，又是一个“独具匠心”的屠杀方式。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大量的死于疾病，这样可以省下士兵的弹药。这听起来似乎是疯话，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呆久了，我们竟然变得适应了这些充满折磨的日子。犹太人的历史一开始也是被人压迫（参见《出埃及记》），但好在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强大起来，能够自力更生，也学会了爱戴家人，这就是为何犹太人至今香火不断的缘由。

在没有分配任务的时候，我和斯坦利会去和还活着的伙伴碰头。大家会一起编着咒骂纳粹的词配上通俗歌的调子，就这样唱起来。歌词诅咒纳粹，告诉他们一旦我们有机会将如何报复他们。虽然当父母的不希望孩子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实在无法压抑这心中的怒火。

尖叫和哭泣，家人分离，这些就是我们整日所承受的，死亡随时会带走我们。隔离区里没有药品来治疗病患，没有医生来照顾年轻的母亲，更没有牛奶来哺育婴儿。母亲们都严重营养不良，记得我母亲说到她已经产不出奶喂雅各了时，我怕极了，不敢想自己会失去这个小家伙。

“活下去，活到自由的那一天，作为证人揭露这些罪犯的恶行；活下去，当着世人的面控诉纳粹，为我族讨回公道。他们的灭族计划终会暴露的。”这就是我心中的执念。我不相信只要世人了解了犹太人目前的困顿与绝望后，还会让这杀戮猖獗下去。

夜里我睡不着，想着那些德国士兵。什么样的孩子长大了才做得出这种事来啊？我父母教导我待人有礼，尊敬长者，敬爱上帝，他们说只要遵守这些就会有好报。最后我饿得昏睡过去，又饿得再次醒过来。长身体的孩子都很能吃，然而这里哪有足够的食物。

向窗外的非犹太人区望去，那些人自在地行走着，丰衣足食。我知道他们也受纳粹的控制，但看起来没遭受犹太人的苦。为何要针对犹太人？为何犹太人就要挨打挨骂，任人屠杀？

我一直不明白，如今也是。

我们的隔离区就是个监狱。高高的铁丝网，机枪把守关卡，瞭望台上士兵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就生活在笼子里。

有些警卫还牵着凶恶的警犬，在铁网边缘巡逻。狗虽然都带项圈，但警卫为了好玩会撒开链子，放狗咬人。只要他们一说“犹太猪猡”，恶犬就会带走一个人性命。雅各的一个朋友，才五六岁大，就是这么被咬死的，那时他只是走到铁丝网边向另一边的波兰人要一口面包。与外界人接触是禁止的，但这么小个孩子哪会明白这命令？他只知道自己饿了。警卫发现了他，就喊着“犹太猪猡”，恶犬朝他扑过去，用利齿扯碎了他细小的脖子，身首异处，血到处都是，那孩子的躯体就这么倒在雪地上。看到那情景我呕吐不止。

那些大喇叭里没完没了的喊着让犹太人去做苦工，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些疯话。有过上次机场的经历后，我本来不打算再去了。然而我怕有人会在我在街上游走时举报我。我的样子太显眼了，毕竟我是个能干体力活的男孩。再加上我想给家人挣点多的食物，而斯坦利那时太虚弱了。因此我决定再试一次。

又一次，我和26个年轻人在纳粹军官的指挥下上了卡车。有两个士兵在后箱监视我们，另一个在开车。在隔离区憋了好几周后，能出来看看也是件不错的事，除了终点那等着我们的苦工。就算离开了，这一路上我依旧是担心受怕。有个警卫和其他士兵一样，也仇视犹太人，路上老是对我们进行谩骂，好不留情。每过一道关卡，他就会向同僚们大吼要折磨我们，每个犹太人无疑都会感受到他的怒火。另一个警卫，他也会做一样的事。但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位隶属于德国国防部常规部队的士兵很同情我们遭遇。

在不引人注意的条件下，那人对我们很友善。等到了关卡，他又假装辱骂我们。那时候，我才明白也有德国人是生活在纳粹的恐怖之下。

有一次，我们的工作是清扫一个废弃的营地，后来用作德军指挥营。他们要我们打扫的不落一点灰尘。我的工作是打扫花园，这倒是有些让我高兴。我就喜欢和土地和花朵打交道，还干得不错。有个士兵注意到了我，开始和我交流，感觉自己又被当人看了。那人问了我的名字。过去3年里我都在学德语，现在已经可以和他们交流了。随后那人把话题敞开。

“孟德尔，你多大了？”

这问题我得想想，毕竟我们家好久没有过生日派对了。

“14岁了”

“我女儿戈丽塔和你一样大呢，真想回家和我妻女团聚。我都两年没回家了”他叹了口气。

“你觉得战争会有结束的那天吗？”我问。

“会的吧，谁知道呢。我对你们这些小孩子的遭遇很同情，孩子。待在军队是我没得选择，但我没有加入过那些对你们的暴行。”

自从家园被纳粹占领后，我第一次内心有了动摇，也许是出于对这位士兵的同情。真不敢相信在我所憎恶的千万名纳粹中，会遇到个还会关心他人的士兵。

“孟德尔，我对祖国的行为感到羞耻。请理解我也是迫不得已，要是反抗，我也难逃一死。我只是想活着回家和家人重逢。你能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

在他负责监视我们的那些几个月，他对我们很好。为了回报他的善良，我想在他分配到别地时，为他做些什么。要是他允许，我会为他常挂念的女儿准备份礼物。那天还是到来了。

“孩子，他们都夺走了你们的一切，你还有什么可以给我的呢？”

我早就想好要给他什么了。我出生那天时，我就得到了个纯银的汤勺，那是当时的习俗。我一直将其视如珍宝，所以我将它埋在我们楼房的后面，希望没人会发现。有天下午我把它挖出来，交给了父亲一位银匠朋友。他把勺子重铸成了一枚戒指，顶部刻有小小的心形。第二天我把戒指送给了这位朋友。没有什么礼物比得上它更能表达我的感激了。他问我戒指是怎么来的。当他得知来龙去脉后，他的眼里满是泪水，显露着真诚的感激之情。

谢过我后，他说：“我也想为你和你的家人做些什么。或许我可以给你弄到把左轮枪，这会对你们有帮助吗？这里有一个强大的地下反纳粹势力。要是你们有武器，你们或许可以到达他们的总部去求救。”

“不用，斯密特。我们时刻都被监视着，我不能冒险让家人被杀掉。我听说能买通门路，但我们身无分文，要是你有足够的钱资助我们的话。我们相处了很长段时间。谢谢你愿意给我枪，但这会适得其反。我们只能等待，相信上帝会救我们。”

听到这话，斯密特走到一个箱子前，从里面拿了几大块熏肉，塞进了我衣服里。

“你会和家人一起分享的吧。”

我说不出话来，话都卡在喉咙里了。

“在卡车的座位下面我还给你准备了别的。那是个用报纸包着的麻袋。等我们回去后，我会命令你把它当垃圾扔了。你就把那东西带回家，记住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麻袋里装的是一整条面包，大麦和几个土豆。这真是他能给的最后的礼物了。我高兴极了。感谢那位好心的德国人。那天我第一次吃饱了入眠。上帝会原谅我们吃了那块熏猪肉的。（犹太人不准吃猪肉）

虽然斯密特去了别的地方，但后来他还是给了我许多帮助。斯密特是我在多年的迫害中唯一位多次舍命帮助我家的好人。当我告诉他父亲是个熟练的裁缝后，他就给父亲找了个给士兵裁补衣物的工作。有好几个月，我们家都感到比较安全，也有额外的食物。在父亲和我出去做工的9周时间里，我们一家都增重了，心里也没这么害怕了。有好几次斯密特都设法给父亲些食物，让他带回家。仿佛上帝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光明的大门。能有吃的，能睡个好觉，我们就很高兴了。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我们没想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我们的外观的变化引起了邻居的注意。他们察觉到我们气色比他们好，而且我们的出入更加自由。于是他们举报了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追踪了我们。很快食物来源就被发现了。我们的救星斯密特不幸被带到大门被枪毙。

而对我们的惩罚就是挨饿。他们再也不许我们外出工作，也不给我们额外的粮食。我们真的对斯密特感到抱歉。一家人像群迷路的孩子，父亲也不知所措。之前我们都靠着这位德国朋友生存，但现在没人会帮我们了。在于我们家相处的日子里，斯密特越来越喜欢和我们在一起，还向我们道出了他对希特勒的厌恨。他讨厌听到那人的演讲，总是想法避开收音机。他同情犹太人。后来我们得知斯密特也在暗中为地下反抗组织效力，每天都有可能丧命。

我记得也是斯密特告诉我们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计划。

我们又沦落到了一日的食物才够喂一个小孩的地步。没多久我们又饿得消瘦下来。被遗弃的我们都会饿成行尸走肉。没有哪天没有人因饥饿而死去。我们就如同待宰的羔羊。

天气暖和的时候，街上的恶劣环境和尸体吸引了无数虫子和老鼠。有谁敢冒险到外面的都带着浑身疮痍回来。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是患上皮肤癌了，当然我也没有药膏来止痒。

记得有天我在喝分配的汤时，我竟然发现汤里有肉。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拿起那块肉闻了闻。虽然有肉味，但那不是人吃。在我汤里的肉是一只耳朵，还带着些毛须。那是老鼠的耳朵。我尽量不让自己把吃的吐出来，天知道下次能吃东西是什么时候。但我那一整日都不舒服。有些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人敢去找那些人理论。他们告诉我们以前汤就是用老鼠熬得。真是个好笑话。只是这次他们“不小心”让我们发现了老鼠残肢。

当德军遭到联军的反击后，或是自己老窝被炸时，警卫会惩罚我们。他们把自己的失败怪罪在我们头上，对我们是变本加厉。各位能想象吗？他们跟进行打靶比赛一样枪杀我们。

他们炸了我们的教堂，杀了我们的拉比，连任何我们可以聚在一起祷告的地方都一起毁了。在安息日父母尽力让我们保持信仰，诵读圣经。但在日复一日的恐惧下，我们渐渐失掉了信仰。

不管是在集中营还是隔离区，都能见到直接受命于党卫军的犹太人警察，他们让我们的日子更加难过。他们是犹太人中的败类，这些混蛋只为保住自己小命，背弃自己的原则，尽心尽力给纳粹当狗腿子。

纳粹不许我们彼此有过多的交集。只要有小群的人聚集在一起，那些犹太警察就会来“驱散”我们。大多时候在押送的路上会用棍棒殴打我们。

我多次想再和伊娃待在一起，握着她的手，和她聊天，直到她被杀害的那天。我害怕要是遇到她后会害死她或是她的家人，为了保护她我一直没去找她。那些和她待在酒窖的日子历历在目，和她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美好啊！就是处境太煞风景。后来我得知她就住在附近，直到那可怕的一天到来。那是个明媚的早晨，我打开窗，呼吸新鲜空气，却看到一队士兵包围了对面的楼房。我低下身子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当看到一群男女老少被带到了路中央，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动。士兵们下令让他们排成队走到镇上。人群穿过我这儿时，我望见了伊娃一家。我心跳剧烈颤动。他们要将她带到哪里？我该怎么再找到她？我想要冲下把她拉出队伍，但我僵在原地什么都没做。伊娃走过我窗前时，她朝我这看了看，向我露出了微笑。我立马往楼下冲，刚到一楼时，枪声就响起来。我知道伊娃她死了，绝望痛哭起来，“上帝你到底在哪啊？怎么就不来救救我们啊……救救我们吧……”

父亲想尽办法安慰我，都无济于事……我想自我了断。伊娃不再了，我也没想再活下去。这不公的现实像癌症一样蚕食了我的心灵，每天内心的仇恨都更加猛烈。我想报仇，我恨这一切。杀人的想法填满了我的大脑。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躲在角落，不言不语，意志低沉。父亲他生气了，终于提起不多的力气对我吼起来，但他不是在骂我，“孩子，求你振作些吧，还有我们需要你，还有我们爱着你！”

斯坦利和雅各靠在我身边。雅各头埋在我怀里，斯坦利则是靠在我肩膀上，低声恳求我回到他们身边。

曾今的我身强体壮，现在整个人身体都垮掉了。由于许久没有吃到固体食物，我的牙齿都发痒了，真的很想找个什么东西咬咬。在某个绝望的一天，我脱下了自己的皮鞋，当作是鲜美的鱼肉咀嚼。能让自己的下巴有用处真是太好了。那时5岁的雅各看我在嚼什么东西，以为我是有吃的。所以他摇着我的手臂要我张开嘴。他喊着我的名字，哭着要我分些给他。我自然是分给他了些皮革，他片刻就吞了下去。雅各他的胃里太空了，都没法控制好身体了。他哭了起来，我将他搂入怀里安慰他。

我跟他讲起他第一次剪头的事。母亲虽然不乐意，但父亲觉得是时候给雅各理发了。雅各有着一头漂亮的棕色卷发，在战争前，路人都会停下来赞赏他的头发。雅各很享受陌生人的关注，但知道是因为他的头发后又显得尴尬。很快雅各就同意了理发的事。那些日子我们是那么开心。

以前我和斯坦利将雅各带到镇上公园之类的地方玩，那里有长椅，有鸟儿聚在一起要吃的。每次我们都会带着面包屑去喂它们。雅各会大笑着砰砰跳跳的去吓唬鸟儿，斯坦利会学着鸟儿吹口哨，我认为鸟儿们能听懂他的口哨。喂完了鸟儿，我们会开始玩捉迷藏。记得我喜欢藏在交谊厅旁的大钟附近。那钟已经有些年头了，大人们总会讨论它还能工作多久。直到雅各长到踩着盒子就能够到它时，钟还很准确。那天钟就这么停了，这成了小镇上的谜团。

隔离区的折磨终于在1942年6月结束了。我们都没想到接下来所发生的事。

那天凌晨，一大群德国士兵来到这里，带着坦克，卡车还有恶犬。各位必定难以想象这些士兵会对手无寸铁的难民发难。尽管我们中有人拥有枪支，但他们早就饿得连扣扳机的力气都没了。

“起来，孟德尔，斯坦利。你们快起来。外面出事了。街上到处是士兵。快些。”睡梦中的我们听到父亲的喊叫。

我俩猛地跳了起来，马上就听到犬吠的声音，接着又听见了重型设备移动的声音。大喇叭里又开始发号施令了。我跑到窗前，想确认是不是纳粹已经包围了这里。真的到处都是士兵。大喇叭的声音吵得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士兵们将人个个分开带走，人们哭喊着。

我和斯坦利迅速穿好衣物，和家人一起祈祷。“敬爱的上帝，如果在您的神力下我们度过难关，我等必将一生感激。如果我们不幸被分开，请保佑我们终将重聚。”

祷告完我们都哭成了一团，什么也没说。我们明白该来的还是来了。士兵沉重的步伐传来，他们用枪叩门，发出刺耳的话语。

“滚出来，犹太猪猡！你们只有10分钟的时间收拾。”终于他们到了我家门外。

居然能给我们10分钟，他们真是太慷慨了。我们一家人簇拥在一起，止不住地流泪。我们互相亲吻道别，我知道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的可能微乎其微。被纳粹拆散的家庭随处可见。最后一次拥抱，最后一次亲吻，最后一次握着父亲的手。我们缓缓地走下楼去，我还摔倒了好几次。至少我们还活着走了下去，楼道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尸体。要想下楼时不沾到血迹是不可能的。这些受害者都是因为动作不够利索而被杀的。有个士兵竟然把一个婴儿抛向空中，当成靶子来射。那婴儿的母亲愤怒地连脸都扭曲了，最后也被杀死。我们还能不能从这噩梦中醒来了？

到了街上，士兵们让人们排队前行，周围都是散发腐臭的死尸。家庭被拆散，我永远无法忘记孩子们痛苦地哭喊“妈妈，爸爸，别离开我们！”时的情景，但我那已然麻木的心又怎能再碎一次。

“犹太小子，你几岁了？”

在惊慌中，我谎报自己19岁，以为他们会把我安排到劳动营去，这样我活下来的希望就大些。他们命我到街对面和一群已经集合好的队伍中。走之前我一直都牵着小雅各的手，都没机会和家人最后道别，就被士兵抓住手臂，用来复枪猛击我后背，差点让我倒下去。等我站稳后，我到了那群人的队伍里，暗自发誓自己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和家人团聚。

未来一片茫然。在集中营的日子，我多次问自己干嘛要说自己19岁，还不如和别的孩子一起被毒死的好。不过上帝一定对我另有安排，我还吊着一口气就是证明。母亲与雅各分离的情景是我下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悲剧。母亲被分到妇女的队伍里。斯坦利和雅各在孩童的队伍，而父亲和我在一起，这让我安心了几分。我会和父亲一起死去吗？恐怕纳粹早就有条不紊的安排好了我们的死亡。

父亲就在我前面，但我不敢做什么引起他注意。要是他们发现我们的关系，必定会分开我们，用别的手段折磨我们，甚至会直接杀死父亲，因为他们只要一个年轻的免费劳动力就行了。有许多老者伸出双手向上帝祈祷，让我想起“摩西在圣山得上帝真言”的故事，但我们没能像摩西他们那样得到上帝的回应。

士兵们清点了人数，用铁链把我们锁在一起，运到了拉多姆20英里外的集中营里，那附近有个军工厂。路上我想到父亲就坐在我前面给我了些许安慰。家人分离的痛苦是难以承受的。我内心沸腾着仇恨与恐惧。流泪也是不可以的，这会让他们知道我谎报了年纪，我必须勇敢面对这一切。

到了集中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我们脱去衣物，再发给我们件蓝白条纹的制服。他们还给我编号。从那天后，孟德尔。斯坦伯格就成了编号27091，我成了一堆数字。我浓密的黑发让他们给剃掉，只在头顶中间留了几根毛。纳粹认为犹太人就该这么个挫样。

负责的士兵挑选着自己的犹太人，仿佛在选购送去屠宰坊的牲口一样。他们按年纪，健康和强弱来分别我们。但他们似乎觉得这样都还不够显示我们犹太人的身份，就在制服上也刻上编号，还在外衣中间缝上了带有“J”字的红三角。我们感觉自己已经不再存在于这世上了。

上了年纪的和有病在身的年轻人排成了另一队。纳粹给了他们铲子，说他们会被枪杀，不过如果他们不想被秃鹫啃食的话也可以选择活埋，但坑得自己挖。没人受得了这个噩耗，都死一样跪倒在地。即使是在那些可怜人“自掘坟墓”的时候，纳粹也没少殴打他们。没过多久，就响起一片枪声，大屠杀开始了。

每天我都在向上帝祈求拯救与力量，每天我都重复着一家分离的噩梦。这14年里我没有过什么会让我遭这劫难的过错。“纳粹都是群怪物。它们会为自己对犹太人的罪行付出代价的。”我让这话扎根在心里，烙印在魂里。

生病那天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那时我又饿又渴，还得了病。离最后一次进食已经过了很久了。那天我吃了不少苦，然后肯定是休克了，只隐约感到有人扶着我，带我进了某个房间。神志不清的我只记得有人让我躺下别出声，之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三章长夜漫漫

集中营的第一个早晨，在几个小时噩梦缠绕的睡眠中醒来，迎来的却是这毕生难忘，噩梦般的现实。十四岁的我，躺在一张铺满潮湿肮脏稻草的床上，整个身子被汗水浸透，双手冰冷湿粘，还有那令人难以忍受的饥饿。脑海中全是此前痛苦的记忆，我仍无法相信，我在这恐怖的地方。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的小弟弟雅各布和我的继母被强行分开时的尖叫和哭喊。朋友，亲属和他们的家人分离，被送往集中营或是处决时那痛苦的哀嚎。

我睁开眼睛环顾四周，从屋子尽头的一扇小窗里射进的昏暗光线下，我看到一排排的床铺，事实上，它们只是分布在整间房间内叠成几层的木板，铺满稻草，上面躺着各种年龄的男人，如雷的鼾声，痛苦的呻咛，低声的呜咽，时不时的求救哭喊传入耳中。囚犯脏兮兮的身体传来阵阵难闻的气味。渐渐地，我清楚的意识到自己，不过也是一个囚徒，一个落入德国折磨者手中的囚徒。我脑中闪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逃跑。

可再冷静一想，如果上千个成年男人都没有办法越狱，一个像我这样年纪的男孩子又怎么可能想出法子逃跑呢。我安静地躺在那儿，当房间变得亮一点儿时，我看见我的手臂上布满了黑色的小点。原先我只想一个人待着，不愿任何人注意到我，但当我看到那些小黑点，我以为我得了重病，开始喊叫起来，“救命，快叫医生来，快点儿！谁来帮帮我！我快要死了；我身上全是黑点儿！”

一张脸从上铺伸了下来，“孩子，安静点儿。”

一个慈眉善目却骨瘦如柴的男人说着犹太语，声音轻柔，“你不是病了。这些小点儿不是病。只是虱子罢了，你很快就会习惯它们的。它们也能让你从早到晚忙的不可开交。事实上，除虱子将会成为你唯一消磨时间的办法。”

我狐疑地盯着他瞧

“把你的手臂伸过来，罗列克，”他说。

“我不叫罗列克。我叫孟德尔。”

他两眼充血，怒气冲冲地瞥了我一眼然后说道，“你就是我儿子，罗列克。”“不，我叫孟德尔，孟德尔。斯坦伯格，”我快速地抽回了我的手臂，心里想着这男人一定是疯了。

他靠了过来又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爸啊。”

“你不是我爸！”

过了几秒钟，他叹了口气，意识到自己认错了人，随后便开始和我讲述他和他儿子的故事。他说他的独子和我年纪相仿，长得还和我非常相像，还告诉我他们是怎么被分开的，“我每分每秒都在想他，担心他，”他疲惫地说道。他说每当他想到他儿子也和他一样在监狱经受同样的折磨就让他心如刀绞。在叙述的间隙，他时常走神，眼神迷离，不发一言，陷入沉思。从那时起，每当他叫我罗列克我总会回应。

“现在把手臂给我，我教你怎么杀死这些虱子。”

这些昆虫一定是喜欢上了我年轻娇嫩的皮肤，像涂了胶水似地牢牢粘在我身上。每次捉住杀死一个都会在原来的皮肤上留下一个红肿的印记，奇痒难耐。而且每次杀死一个总会有两个或者更多的虱子取代它的位置。我是如此的受它们的欢迎，可以确定的是我全身上下一定爬满了这些虫子。我根本来不及控制它们的数量。无法摆脱它们。

每当我掐死一只虱子，我幻想着它是一个德国守卫，是敌人，多少给这项运动带了些许的乐趣。我新结识的朋友解释说每一个来到集中营的人都会感染虱子，守卫不会为我们做任何医疗处理，更别说帮我们杀死它们了。这无非是这不公的监禁中无数需要忍受的折磨之一而已。我们又小声的交谈了一会儿，直到我觉得有些累了，才又沉沉的睡去。

可不一会儿我便被饿醒，于是我问我的朋友是否会有什么吃的送来。

“孟德尔，你昨晚进来时有没有拿到口粮？”他问我。

“没有，”我回答，“我们被推进门，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自己找个空铺躺下保持安静。”

他空洞的眼神充满怜悯地看着我，然后解释道，“你应该记得呀，罗列克，每天晚上六点我们分到面包和咖啡作为口粮，我们要省着吃直到第二天的早上，否则要等到中午十二点才会有吃的。”

我意识到还得等几个小时才能有吃的，便哭了起来。他贴了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挺住，孩子。等其他人都醒了也许我能帮你找到一片面包。可能有点儿难，因为这儿的很多人晚上就把自己的口粮吃光了。谁知道我们第二天早上是不是还活着呢，省着又有什么用呢？不过等他们醒了我会帮你问问，看看能找到点儿什么。谁知道呢，也许在这地狱也幸存有一个乐观的灵魂。现在你闭上眼再睡一会儿吧。”

想到待会儿便能吃到东西，我终于躺下睡着了。可还没有几分钟，这难得的平静便烟消云散。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拍打我的背，我转过身惊恐地睁开眼睛。一个穿着制服，长着一张丑陋的大脸，脑满肠肥的男人朝下盯着我。他站在那儿，手里拿着根棒子，大喊大叫，“滚起来，站到外面排队报到。动作麻利点儿。”

我跳了起来，站在四处开裂，布满灰尘的木地板上。突然一阵眩晕重又跌回到稻草床上。那些折磨，和家人的分离，那如影随形的饥饿。我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已经受够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耗尽了一切，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勇气。但没有用，因为那时无论有多少次的折磨，多少次的哭喊，多少次的乞求死亡，我依然活了下来。只有上帝知道我怎样做到的……

我们监狱营的负责人看到我晕晕乎乎的躺在床上，再次回到我的铺位。我的腿结结实实地被扫了一棒子，耳边传来里一声“滚起来！”接着我恍惚地发现自己站起了身，有人轻轻地在背后推了我一把，一直推着我直到我穿过房间来到外面的人群中。我不用回头便知道那一定是我的朋友帮助了我。过后他告诉我，如果我没有参加报到，他们就会处决我。负责人把这称为不服从命令。

再一次的，上帝伸出援助之手眷顾于我。随着时间的流逝，又有许多次，一双看不见的手或是一些看似不可能的突发事件助我免于死亡的威胁。

这是我随后经历的上千次的排队报到的第一次。无论昼夜，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随叫随到。无论是夏天的炎炎烈日，还是秋天的朔风凛冽，又或是冬日的雪窖冰天，少则一小时，多则十八个小时。我们都只能安静的站着，心中恐惧着被告知从队伍中站出来。这一般只意味着一件事--处决的时候到了。哪怕是最轻微的违命不从，只要被守卫看见，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如果他们看到我们病了，同样也可能被处决。你只被允许生病几天，之后他们就会认为你没有了价值，把你送往行刑队的面前。

我二十四小时未进食的第一个早晨，我真怕自己会在烈日的暴晒下晕过去，可在我朋友的帮助下我还是挺了过来，中午喝了一碗稀汤吃了一片面包后，精疲力竭的我终于沉沉睡去直到夜晚我们排队领取口粮为止。

这个直到战争结束都是我的家的第一个集中营距拉多姆十公里。在一个叫波兹南的小村庄附近，那儿有一家军工厂。集中营距离工厂两公里，许多可以工作的囚犯就在那儿被当做奴隶一样的驱使，作为奖励，他们会得到额外的面包，但也仅仅是刚好可以支撑他们干一整天活儿的量。我马上就会开始在那儿工作，最终成为波兰地下组织的一员。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除了抓虱子和排队点名外我无事可做，这给了我更多时间思考。可无论我如何苦思冥想，在脑海中兜兜转转的始终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集中营有它自己的地下网络，通过这个网络我们可以得到外界的消息。每天都会抽调一批人去铁路上工作，在那里有机会和波兰的铁路员工交谈。他们负责运送几车皮的囚犯前往某个地点，再由另一批人接手，之所以采用如此隐秘的安排是因为在旅程的尽头等待着上千名无辜的人的命运是毒气室和焚尸炉。

一些在这条铁道线路工作的波兰人因为同情犹太人会事先提供我们情报。他们告诉我们某种闻起来像氯气的化学物质会喷洒在车厢内，当囚犯小便时，会和尿液起化学反应，形成一种致命的毒气，使囚犯窒息而死。

每一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的家人，想知道他们是否安好。遭受了什么样的折磨，有没有被打，有没有挨饿或是生病？是不是也连续几小时没完没了的站队？也许他们被安排了去工作？我还能再见到他们吗？然后有一天我的朋友跑过来告诉我他有我继母和弟弟雅各布的消息。为表同情和悲伤，他用手臂抱着我的肩膀，告诉我，我的继母和弟弟几乎可以肯定已经在特雷布林卡的毒气室里被害身亡。

“你有证据吗？”我问他

“你确定你想知道细节吗，孟德尔？”

“没错，”我说，“请你完完整整的告诉我。”

“我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你母亲和兄弟上的那辆从拉多姆开来的列车的目的地是特雷布林卡。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解释道没有囚犯被关押在特雷布林卡。那儿根本就是一个处决地，只有一些用来进行大规模屠杀的设施。他告诉我数以千计的人因饥饿，毒气或只是拥挤而造成的窒息死在了那辆列车上。然后，当列车抵达特雷布林卡时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活了下来，而等待他们的只有毒气室和焚尸炉。”

我呆立了一会儿，整个身子开始颤抖。无法控制地放声大哭。我的朋友害怕营房负责人听到，恳求我安静下来。

“别哭了，孟德尔，”他说“你会把我们两个都害死的。你要是再哭我就不说了！”

“不，不要！”我哀求他。“求求你继续说下去。我必须知道一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德国纳粹对我的家人做了什么！我的仇恨越积越深。我用袖子擦了擦鼻子，费力地止住已在喉咙口的哽咽。用尽全力忍住泪水，准备迎接这残酷事实的所有细节。

“我那个朋友告诉我那辆从拉多姆开来的列车上的人不是死在车上就是死在那个处决营。他还有个亲戚是负责到特雷布林卡最后一段路程上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这位朋友在特雷布林卡那个人间地狱里都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应不应该都告诉你，孟德尔。”

“求你了，我已经承受了这么多，告诉我一切。”

“好吧，”他深吸一口气，“当这整车的男人，女人还有孩子抵达特雷布林卡的郊外时，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会被扔进一些由一帮德国人和乌克兰人挖的浅沟，那些沟是如此的浅，而尸体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的血渗出覆盖他们的那薄薄的土层形成一片血海。他说血腥味儿和腐烂尸体的恶臭数里之外都能闻到，过几个星期都无法散去。”

他停顿了一分钟。

“还比这更惨的，孟德尔。”

我点头示意他继续。

“那些在这趟旅程中幸存的人，会被转到一些牲畜货车上，开进集中营内。他们会被告知因为一路上环境恶劣需要进行冲洗消毒，冲洗完毕后就会得到他们的工作安排。每个孩子都发了一粒糖并告诉他们洗完澡后就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了，叮嘱他们进澡堂后一定要深呼吸。一路的颠簸和折磨使这些人身体无比虚弱，神志不清，所有人都服从了命令。上帝啊孟德尔，我们被屠杀仅仅因为我们是犹太人。但记住我的话，终有一天我们的人民会得到解救，如同千年前逃离埃及一样。我乞求上帝给予我力量活到那一天。噢，主啊。我祈祷那一天的到来！”

“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我轻轻地对他说。

一切都结束了，他们都死了！我可爱的弟弟雅各布，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是那么爱他，也死了。他曾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这个孩子帮我挺过母亲去世的艰难时刻。是这个小小的生命让我免于在对母亲的思念中一蹶不振。我时常觉得比起他需要我，我更需要他。而现在我那温柔的继母也死了。她一直对我们那么好，为了我们兄弟三，千方百计地尝试做一个好母亲。悔恨与悲伤淹没了我。也许我应该做的更多，也许我应该更听话？我不停地哭了几个小时才睡着，那挥之不去，往复循环的杀戮梦魇再次袭来。我被这仇恨之环禁锢。纳粹杀了我们，我又为至亲复仇，手刃了仇人，杀！杀！杀！

我知道爸爸也在这个集中营里，因为我曾时不时的看到他。我们不敢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因为那要么意味着死亡，要么便是我们中的一个被转到另一个集中营。但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存在，每一次的相遇，即便匆匆一瞥，也会令我心脏停止跳动。知道爸爸还在那儿，还活着给了我勇气。我多想靠近他，拥抱他，和他说说话，但我们都明白自己的处境，装着谁也不认识谁。我们严守我们关系的秘密，按部就班地遵循着德国人的规矩。我依然担心斯坦利，因为没人见过他，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是不是也像继母和雅各布一样被杀害了呢？

然后，有一天我通过某个渠道打听到斯坦利从那辆运送雅各布和继母前往他们死亡的列车上逃脱了。一想到斯坦利是那么的足智多谋，打从心底相信他一定很安全。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次团聚。

每一个营房都有一个负责人，我们称他们为卡波，集中营警察的简称。大多数卡波只说德语。他们都是些泯灭人性的家伙，而且施虐成性。他们之所以会被选上因为他们在虐待，辱骂，殴打上都有特别的天赋，而且他们非常乐于施展这种天赋。我们营房的那位极端厌恶我。我被告知他有一个儿子和我一般岁数，已经被杀害。看着我活奔乱跳的，尽管处境悲惨，不知为何勾起了他心底无尽的妒忌。为了表达这份妒忌，他总是找最脏的活儿让我干。他总是长时间地不怀好意地监视着我。我说出个词，甚至动一手指下都免不了他那根棍子的一顿招呼。

卫生设施相当原始。一个深坑上面架块木板。每周两次，当它满了就往里倒氯化物，那一堆粪便必须挖出来，装到卡车或者马车上运走。我经常负责这种工作，一桶一桶的装。那臭味是如此的恶心以至于我一整天的作呕和呕吐。而我对这些德国怪物的憎恶则与日俱深。我们什么都没有！甚至于光明都显得奢侈，只有从那扇小窗户里洒下的阳光。没有供暖，没有寝具，没有干净的饮水，没有报纸或杂志，没有换洗衣物，没有香烟，没有电台，没有音乐，没有信纸，没有外界的任何消息。一块木板铺上稻草做床，一件制服做衣，勉强够活到第二天的食物，这就是我们赖以挨过这艰难岁月的全部。

记得我有很久没照镜子了。我很想知道这些苦难是否扭曲了我的容貌。也许，我已不是原来的我了？也许，我看起来已经是花甲之龄。我只知道我来这儿后瘦了不少，所以我决定看看自己到底成了什么模样。终于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在那点清汤寡水的倒映下看到了自己。我盯着那张苍白，消瘦的脸，空洞凹陷的棕色双眼。无比憔悴苍老，斑斑点点地爬满虱子。是的，我变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是最后一次我看自己的脸。

有一天晚上，身上的虫子特别地活跃，使我久久无法入眠，我起身坐在地上，一个个的抓起了虱子。我全神贯注地抓着虱子，竟然没有注意到卡波，直到他站在我面前。他用粗嗓门叫喊道，“你，在我把你打得亲娘都不认识之前，给我回自己床铺去！”

“好吧，好吧。我刚刚只是在……”

话没说完我脸上就结结实实地吃了他一巴掌。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刺痛了眼睛下面虱子留下的红肿伤疤。睡觉时，脑里不停地重复着，他扇我是为了给我除虱子，他扇我是为了给我除虱子，他不停地扇我。

我一直想着斯坦利。他到底在哪儿？在干什么呢？他加入抵抗组织了？他吃饱穿暖了吗？他有朋友了吗？他知道爸爸还活着吗？他知道我还活着吗？他知道雅各布已经死了吗？

终于，我的祈祷得到了回应。

那天我正排着队点名。我抬起了头看了看我的左面。只是匆匆的一瞥，我的心跳就开始加快了。我到底是看错了还是那就是斯坦利？我又看了一眼，看见他动了一下手。那真的是斯坦利吗？真不敢相信！再次见到他的兴奋令我激动不已。欢乐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发誓我差点儿就要被这泪水，被这快乐的泪水给淹没了。脑海中一片混乱。我必须见他，必须和他说话。他到底去了哪儿，又怎么会到这儿的？他是一直在这儿还是刚来不久？我一定要见他，确定这一切都是真的，不是幻觉。

日长似岁，我终于等到再一次的排队点名。

我必须确定那就是我的兄弟。站在队伍中，小心翼翼地保持低头，然后快速地抬起头扫一眼周围的队伍，寻找我的兄弟。

我看见了他，确认了斯坦利还活着，而且和爸爸还有我都关在这个集中营里。为了能和他取得联系，我用了好几个小时谋划方案。我从他站的队伍猜出他应该是住在我隔壁的营房。那么近可又是那么远！两天以后的夜里，外面一片漆黑。我听见门嘎吱嘎吱地打开了，一个蹒跚的模糊身影被扔了进来，推向那张空的床铺。

那天我们营房有一个人被杀，所以多出来一张床铺。在看着新的狱友被拖进来的三小时后，我被轻轻地推醒，一个人急促在我耳边低语“别说话。”

斯坦利俯身对着我。我抓着他的手臂把他拉向我，紧紧地拥抱他，差点儿便要大声哭泣和他说话，但我们都心知肚明目前的处境。他耳语道，“我很好，”然后迅速地回到了他的铺位。几个星期来的头一次我带着快乐的情绪入睡。明天我就能和斯坦利在一起了。天无绝人之路。也许这一次，我们兄弟俩在一块儿了就可以有办法逃跑了。斯坦利总是有很多好主意。也许我们还能带上爸爸一起，就算不行，我们也会想出办法回来就他。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我们一定能重新创造我们的生活。脑海里充斥着这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一夜无梦。第二天我们终于逮到机会交谈。起初假装互不认识，鉴于我们是整个营房里最年轻的孩子，两个人抱团取暖，互诉衷肠就显得十分自然，没有人怀疑我们的关系。斯坦利告诉我他早就知道我就在附近，但他必须想出一个办法让自己调到这个营房来。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斯坦利？”

“是这样的，起先我帮着卡波做点儿小事。他不像其他我看到的卡波那样凶。我经常给他擦擦鞋子，缝缝制服的扣子之类的，我觉得他可能是可怜我，因为我是整个营房最年轻的。然后我省下了三天的面包配给都给了他，问他是否能把我转到隔壁的营房。”

“那你编了个什么理由呢，斯坦利？”

“我就跟他说我想见见和我同龄的孩子，问他能不能帮我安排，我想和他们在一起。”

“也许他就是可怜你。”

“好吧，谁管他怎么想呢，反正现在我在这儿了。”

我们是那么的开心！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发现隐瞒我们是兄弟的这个事实变得越来越难。一点一点的我了解了他从那辆运送雅各布和继母去终结营的死亡列车上逃离的经过。他活了下来，是因为几个波兰人发善心，因为他们无法拒绝一个刚失去家人，独自一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十二岁男孩的哀求。这些波兰人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帮助犹太人的，因为如果被发现他们会被当场击毙。斯坦利告诉我他睡过墓地，桥洞，荒地，任何他能躲避德国人的地方，无时无刻不在害怕自己会被发现。他曾为了一点点的食物乞讨，也曾一连几天不吃不喝。很多人都不敢帮助他。而随着战争的继续，他越发的厌倦了这样东躲西藏的日子，越发觉得孤独和害怕。他想着如果能见到爸爸和我，他宁愿赌上一把，所以他在集中营外暗中观察

想看看我和父亲是否在里面。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爸爸，斯坦利便向门外的守卫自首了。

他告诉我，“孟德尔，我太思念你和爸爸，以至于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是否会杀了我，只要让我再见你们一面。”

“你和爸爸说过话了没有？”我问他。

“没，他没看见我。至少我觉得如此。不过总有一天，我希望有机会和他说话，让他知道我在这儿。”

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使自己鼓足勇气告诉他雅各布和继母的遭遇。他很勇敢地接受了这个噩耗。可怜的斯坦利啊，年纪轻轻却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以至于兄弟和继母的死对他来说只是又一件可怕的事儿而已。我没有看见他为此流过一滴泪。

我在这儿的第一个朋友也是唯一的朋友病了，在斯坦利转到我们营房后不久便死了。我一直觉得他是为了他那失踪了的罗列克心碎而死。他的铺位空了下来，于是成了斯坦利的。没人对此有任何异议，于是乎在每一个深夜我们都能说很多悄悄话。有斯坦利在这儿陪我真是太好了。

我们营房的卡波依旧对我恨之入骨，日复一日他总是差使我做最肮脏，最可怕的工作。比如，我曾经从死人的嘴里拔下他的牙，特别是那些包金的牙齿。守卫在受害者死去不久后就会撑开他们的嘴巴，这种工作必须赶在尸僵出现之前，否则就会让取牙的活儿变得异常困难。那些金牙都能卖个好价钱。另一项工作是给女性尸体剃头，那些剃下的头发之后会被送到工厂塞进床垫以增加其柔软度。不过，现在斯坦利和我在一起了，我再也不害怕这些工作了。我做我必须做的事儿，做完了晚上就能和我弟弟在一起了。至少现在我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一个可以敞开心扉向其倾诉我无尽的仇恨。我向斯坦利坦白，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要报仇。我也每晚感谢我主，谢谢他把斯坦利带到我的身边。

有时候我总感觉我们的身份或早或晚都会被揭穿，而现在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我们营房的卡波，那个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羞辱我，殴打我的人，再次发现我爬下自己的铺位去抓虱子。而这一次，他二话不说的就开始打我。我无法止住我的哭泣而斯坦利也无法控制作为兄弟要保护我的本能。他脱下了他的木鞋，怒气冲天，用尽全身的力气敲在卡波的头顶。而这让卡波火冒三丈，立即向他的上司报告。殴打营房负责人，或任何形式的不服从命令，往往等待我们的只有死刑。我们等待着，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心里做着最坏的打算。当卡波回来时，我们两个被带走单独监禁。那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黑屋，土胚地板，没有床铺。我们没水没粮的一直关到第二天。但头一次我们俩终于单独在一起了，我们可以无需害怕，尽情地交谈。

第二天，我们被带到了一块空地上，一排又一排的囚犯站在那儿，空地让绳子围了起来，中间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有张小桌子。目力所及的四周，所有人都面朝这张小桌子。扩音器里喧嚣着，告诉这些囚犯今天他们将看到些特别的节目，命令他们分散站开，好让所有人都能看清楚。成千上万的囚犯站在那儿。我们由两名守卫押送到平台上，命令我们脱去身上的衣服。当时，斯坦利十二岁，而我十四岁。

全身一丝不挂，我们被绑了起来，靠着桌子。扩音器里命令囚犯们开始数数，一，二，三，一直到一百。每数一个数，沉重的皮带就压在我们身上一次。行刑期间，我确定自己听到了爸爸的呼喊，“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我似乎感到妈妈在摸着我的脸颊，温柔的叫醒我去上学，听到雅各布的哭声。一百次的鞭打后，我们被松绑，瘫软在地上，身上血肉模糊。在这般的痛苦中，我睁开眼看着斯坦利。他还活着吗？直到看到他的手动了一下我才又晕死过去。但是这些禽兽对我们的折磨还远远没有结束。鞭打过后，他们拖着我们满是伤口的身体把我们塞进一个倒满碘酒的桶里。虽然只是快速的一浸一泡，那撕心裂肺的痛楚却足以让我们失去神智，我头上的伤口鲜血止不住的流，流进我的眼里，我的嘴里。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了好几个小时，醒来听到的第一句话是斯坦利在对我说。

“不要放弃，孟德尔，千万不要放弃！你一定要坚持住！他们还不知道我们是兄弟。你一定要活下来，我不能没有你。”

我用一连串的呻吟和咕哝回答他。我的嘴唇肿胀流血，我的神智依然迷迷糊糊，无法开口说话。我躺在那儿，试图回想发生的一切。当那些我们无端承受的残忍折磨涌进我的脑海时，我渴求着有什么人或是什么办法能带我，斯坦利还有爸爸脱离这无边的苦海。爸爸！我突然想起行刑时他的哭喊，担心他会发生什么不测。可我究竟是真的听到还是想象出来的呢？我把手伸向斯坦利，他靠了过来，显然他自己也在极大的痛苦之中。我挣扎着问他。“你听到爸爸喊我们了么？我肯定听到了，你听到了么？”

“是的，我听到了，孟德尔，你睡觉的时候，我也问了其他的几个囚犯，他们也听到了，但他们说守卫以为那只是一个老人无意义的大喊大叫，所以他们踢了他一脚把他送回了自己的营房。”

躺在那儿，我开始思索，问自己这世界是怎么了。难道他们想依靠殴打，毒气，折磨，杀害这些无辜的人赢得这场战争吗？我想到雅各布，我的继母，邻居们，那些已经逝去的亲人，仅仅在那一刻，我甚至羡慕他们。他们已不必再苦苦挣扎，留下我们在这残暴的漩涡中奄奄一息。

在那次殴打之后一周的点名时，在挑选囚犯转移或处决的时候，他们叫了我的号码。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一想到我好不容易在残忍的鞭打下死里逃生，如今却要被处决。我站在那儿，心中充满恐惧，止不住的颤抖。斯坦利握了握我的手，轻轻地说了一个词，“勇气。”我屏住呼吸，强忍泪水不让自己崩溃。万幸，我的死期并没到来。我只是被安排了新的工作。只不过是另一个令人厌恶的任务而已，我不禁长长地舒了口气。

一名党卫军官员命令我跟在他后面。我被带到一处地方还有另外五个男孩，并被告知了工作的内容。我们都将要到兵工厂工作。每天早晨我们会被荷枪实弹的守卫押送至兵工厂，晚上再回到营房。其他的囚犯告诉我，之所以我们被选中是因为我们看上去比较聪明，不用详细解释就能依命令行事。总算能够不用干打扫厕所臭水沟的脏活儿，我还有点儿小高兴。另外，这份工作使我们能分到额外的面包口粮，我想我可以分给爸爸一些，当然咯，还有斯坦利。

我们和守卫动身出发，走了约莫两里的路，终于抵达目的地，开始了我们第一天的工作。那是一座很大的工厂，当我们被领着穿过它时，我注意到还有波兰平民在那里工作。他们看上去吃得饱穿得暖——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看到的唯一一群看似体面的人。我立马想到，也许假以时日我能有机会和他们交谈，了解一下战争的进展或者监狱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些什么变化。我甚至还认出了一两个人，都是在拉多姆的朋友，因为工厂离那儿并不远。我抑制不住的冲上前去和他们打招呼。

我们的工作是清理场地，把新机器从仓库搬到工厂。一路守卫森严，所以即便我们有些许的自由可以到处走动，但穿着这一身的囚犯服，绝无可能逃跑。只要我们尝试逃跑，立马就会被发现。夜晚我们在大门附近排好队，再长途跋涉的返回集中营。每次我都对此都很期待。因为我知道斯坦利在那儿等着我，我们可以晚上聊天，然后我会告诉他我的一天发生了些什么。

尽管有额外的面包，我还总是吃不饱。因为正在长身体的年龄，饥饿总是如影随形。有时候，实在饿得没办法，我会把本来要分给斯坦利的面包吃了。而每次我都觉得自己就像畜生，为不分享食物深感自责。我会掰下一点儿面包塞在自己衬衣的口袋里心想“这是给斯坦利的。”可就在工作一天之后，没等我再反应过来，那一小块面包就被我吃了。而有些时候，斯坦利也会省下一点儿面包给我，即便我心里明白应该给他留着，却还是控制不了自己。当有一次他向我坦白他吃了本该留给我的面包时，而我也告诉了他我做过一样的事儿。我们俩都强忍着泪水。

在兵工厂里工作让我大开眼界。我享受着从工厂到仓库的来去自由。能和外面世界来的人交谈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儿。大多数的波兰平民都十分惧怕被看见和囚犯交谈，不过每一个圈子里都有些胆大不要命的。他们对我们铁丝网后的生活很感兴趣。当我告诉他们一些我所遭受的虐待时，他们为之唏嘘不已，时不时的冒着危险偷偷塞一些食物给我。有一天，我发现一些面包和香肠藏在一件衣服里被塞在我的工作台下。真是好吃极了！我想方设法留了点儿给斯坦利，但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给爸爸留一块面包。

我们工作小组的领头人是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他告诉我们当他被送往集中营时正准备要高中毕业。他叫亚伯拉罕；我记得他很聪明，好斗而且心里总是在打着小算盘。他告诉我他知道在工厂工人之中有秘密的抵抗运动，他计划帮助他们。

有一天我正在垃圾桶边上打扫时，突然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喊我名字。我转过头就看见他蹲在那儿。

“继续扫，孟德尔，仔细听我说的每一个字。招子放亮盯着德国守卫，要是有人来马上告诉我。”

我点头答应，“什么事儿？”

“我刚和地下组织的头儿谈了，他说需要我们的帮助。你想帮忙不是么？孟德尔？”

“是的，那当然。要是能帮上忙我什么都干。”

“那你仔细听我说。”

然后他告诉了我需要做的事儿。我们组里每一个男孩儿都有一样的指示。因为我们可以自由出入仓库，他们让我们偷手枪零件然后把这些零件藏到工厂里抵抗组织领袖指定的地点。尽管任务非常危险，但我们终于有机会对抗我们的敌人了。在零件安全运送后，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一片面包作为奖励。

这些零件都缝在特工的衣服里面，被带到外面一个秘密的据点，在那儿组装成完整的武器，分发到需要的地方。一想到由我偷运的零件，一点点地最终组装成一把能要了德国人小命的武器，就令我倍感满足，全然不顾危险地决定进行这项任务。而杀死德国人也是鼓舞我继续这项暗藏危机的工作的唯一动力。

我们特别小心从来不偷大型枪械的零件，因为这些都逃不过守卫的眼睛。渐渐地，我了解到地下组织头儿的身份，时不时的，当没有人监视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用眼神互相示意。对于能成为这次密谋的一部分以及能为我的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感到无比自豪

我收到的面包甜得就像蛋糕上的糖霜。香甜可口极了。根本不像集中营那发霉腐烂甚至虫蛀的面包。我留下了很多可以回去分给斯坦利，甚至也有足够的面包分给爸爸，只要我有办法把面包带给他。我时常担心爸爸吃不饱。许久以来的头一次我感到快乐，也变得更加的乐观。

我帮助我的同胞对抗敌人，我不再忍饥挨饿地入睡，斯坦利安全无虞，陪伴在我左右。每一天我都有一点自由的时间，每一天因为那些额外的口粮我变得越来越健康。不过同样的，整整一天的忙碌和长途跋涉使我每晚疲惫无比，我变得更容易入睡。渐渐地，那些桎梏我的噩梦也渐渐沉寂，久远亦如往事。生活，即便仅仅如此，也变得可以忍受。

但是，常言道，一切美好终会消逝。

平静的生活持续了几周，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我的木鞋裂成了两半。为了不耽误这重要的工作，我索性脱了另一只鞋，就这样光着脚继续工作。等到下午干完活儿，突然感到脚跟一阵刺痛。一看才发觉一小片锈铁片在我的脚后跟上割开了一个口子。我不敢声张，因为一旦被发现无法工作，下场往往就是处决。所以我忍着疼，一瘸一瘸地过了两天，导致严重感染，我的脚肿的足足有另一只三倍大，青肿红紫，更别提那难闻的味道，因为是冬天，我的脚在雪地里特别显眼，一个集中营的医生注意到了。他带我去了医务室，清洗了伤口，把我在那儿留了一整晚。我原以为要不是这个医生给我治疗，这伤口很可能会要了我的命，而事实却是这次受伤恰恰救了我。

第二天，未经他的允许，我还是去了工厂，焦急的想去继续我的任务。当我走近工厂时，远远地就看见很多尸体躺在被血染红的雪地里。各种姿势的尸体散乱地躺在那儿，四周泼溅的鲜血在洁白新雪下格外扎眼。我认出了他们是我的五个同事。有人揭发了我们，而现在密谋已被发现。今天原本应是我的死期，准确地说，一小时前。

如果被揭发时我也在现场，那现在我也会脸朝下和那堆死人一样躺在雪地里。但是，奇迹又一次地出现，上帝再一次地拯救了我。这一次，是以那一块小铁片的形式。我的思绪如飞，因为我知道我要是现在不做点儿什么就会被认出也是参加密谋那个组的成员。于是我立刻撕下了缝在制服上的号码牌，埋在地里。幸运地是，值班的守卫是新来的。他注意到了缺失的号码牌把我拦下。我告诉他我的号码牌弄丢了，现在正要去补一下。他对我说“赶紧去弄，别给我再忘了。”然后就放了我。我决定不回工厂，要是被问到我就拿我脚上的伤做借口。一连几天，我都活在恐惧之下。每次营房的门一开我都以为是他们来抓我了。

我为我的朋友们默哀，而我也想念有额外的面包的日子！但我再也不敢去工厂了。

过了一段时间，此次事件渐渐被遗忘。斯坦利和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以为已经处决了所有底下组织成员，也可能这次的屠杀对其他可能和地下组织有关联的人已经是一个足够的震慑了。即便守卫对我是否参与有任何的怀疑，我们也没有听到任何风声，这次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的囚犯每天从荷兰，法国还有希腊涌入集中营，在他们之中我们头一次看到了妇女和儿童。他们被安排在自己仓促搭建的棚屋里，等待着行刑队或者毒气室夺去自己的生命。焚尸炉的黑烟日夜不息，德国人忙着将那些可怜的妇女和儿童送往他们的终点。当然，那些女人还要忍受剃光头发的羞辱。

透过监狱内的小道消息网，那是我们唯一的信息来源，我们终于得知我在工厂的那些朋友是被他们自己抵抗组织的领头人出卖的。他被跟踪监视了几天后，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于是他为了自己活命，交代了整个密谋。可最后他还是被杀害了。为此，很长一段时间，抵抗运动停滞不前，许多为地下组织工作的爱国者不再提供任何协助。

再一次的，苦海无尽度日如年。没有了那些额外的面包和一丁点儿的香肠我又开始变瘦。然后变得越来越虚弱，很快我除了去上厕所，排队点名和领口粮就是无精打采地成天躺在床上。为何一个人的内心会充满如此之多的仇恨，我无法回答？我只知道在我清醒的每分每秒，那些仇恨占据着我所有的思绪挥之不去。每日惯例的毒打折磨着我们的意志。囚犯消瘦的脸庞和憔悴的身躯正是缺食少粮的明证。我们的身躯惊恐颤抖，我们的眼中充满恐惧。我们每一天都活在担忧之中，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挨到夜晚，因为每天营房里都有人被带走，然后再也没有回来。斯坦利是我唯一的慰藉。因为他的帮助和不断的鼓励，我才有了求生的意志。我们几小时不停地谈论我们获得自由的一刻，那一天必将到来。我们也会谈论将来要像爸爸和妈妈一样组成家庭，我们会有多少孩子，我们会住在哪里。许多人都想在战后去以色列，也有很多人想去美国。而我只想平平安安，再次拥抱自由。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营房的卡波冲了进来，大喊大叫地说集中营有很多东西被偷了，主要是食物，他说即使要把人都杀光，也一定要查个一清二楚。斯坦利和我，还有其他所有的囚犯都暗地里为还有人给这些冷酷的守卫添乱而感到高兴。一连几个礼拜，厨房架子上的面粉，面包，盐和其他的食物储备在每个晚上都会不翼而飞。成了集中营里一个不解的迷。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儿，每个人都发誓没有参与。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在厨房安排守卫查明到底是谁在偷食物。而等到我们终于解开这个谜的那天，我们的内心充满喜悦。

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除了比往日多雨没有任何特别。营地的一些地方因为下雨还很泥泞。我们和平常一样站在外面排队。不过那天运送厕所污物的马车为了不陷在泥地里而没走平时的路线。可最后它的一个巨大的轮子还是深深陷进了地里。他们命令我们把轮子从泥地里挖出来，可我们越挖，轮子陷得就越深。守卫盯得很紧，可能是因为最近有小道消息说有五男一女从集中营逃走了。至少事实上他们的确消失了，所以我们也觉得他们一定是逃跑了。我们真为他们感到高兴！所有人几乎都在谈论这件事儿，我们很想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那样也许我们也能想办法逃到外面去。

这次越狱，加上集中营的风言风语，使得守卫们更加警觉，一遍遍地数着人头。不分昼夜时不时地我们会被喊到外面点名。没有人能逃得了，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着。然而我一直在想怎么可能有人从这所戒备如此森严的监狱中逃脱。我们只能觉得那一定是上帝的奇迹。最终谜团以一种最意想不到的方式被解开了。

我们不停地挖着轮子边的泥土，还是无法让马车移动一丝一毫。当值的守卫从我们营房叫上了些额外的人手帮着把马车从泥里抬出来。烂泥就像流沙一样，轮子越陷越深。最后轮子整个的陷在烂泥之下，奇怪的是它竟然可以转动了。其中一名守卫碰巧注意到边上露出了一些包装好的沙包。他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叫来了德国警犬来嗅探是否有人类的气味。显然他们有了一些怀疑，让我们继续挖了下去。

集中挖掘了几分钟后，地面下显出了一条隧道。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我心中的紧张兴奋。失踪囚犯的去向以及食物的不翼而飞，这些谜团都在那一刻被解开了。我们被告知站在两侧，有两名守卫跳进了隧道。过了几分钟，五名囚犯爬了出来，脸色苍白，浑身颤抖，脸上写满恐惧。事后我们得知，他们离大门，离他们的自由和对未来的一切希望只有几码的距离。我的心为他们感到阵阵刺痛。就差那么一点儿，可现在什么都完了。只要再干个两个星期他们就能得到自由。

我们确信他们都会被枪杀或是送到毒气室，但不知为何，他们只是在其他囚犯面前被毒打了一顿以示惩戒。这组人被拆散送往不同的营房。其中一人被送到我们的营房。正是通过他的讲述我才知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这次精心策划的越狱进行了好几个月。他们住的营房造得离地四尺，上面铺了一层木板，算是很高级的待遇了。和我们一样，睡在稻草堆上，而这一点恰恰被他们利用作为掩护

他们的计划耗时很久，且需要周全的考虑以及策划。需要充裕的食物，衣服，以及工作的光源还有以防挖到岩层所需要的电动工具。还需要很多铲子以备用。第一步先是拆下其中一人铺位下的两块木板开始挖掘。底下有四尺左右的空间为存放挖出来的沙子提供理想的场所。一等到同营房的囚犯睡着了他们就开始挖掘。一次一人，另外一人望风以防查房。挖累了就换另外一人继续，以保持工作效率和精力的充沛

其中一人的姐姐也在集中营，他决心也带上她参加越狱。因为她一直体弱多病，他认为只要带她离开这儿，她就能恢复健康。但是如何传话给她，如何挖掘隧道路线好带上她逃脱呢？终于因为上帝的帮助，机会来了。由于无法忍受监狱生活的严酷外加食物的缺乏，她日渐消瘦直到监狱医生感觉她已经没几天可活了，也许是出于人道的考虑，他同意她和他兄弟在她的床边见面。她的兄弟让她一定要坚持住。再有几个星期，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就能把隧道挖到她的床底下，越狱一定能成功。他扫了一眼营房的内部结构，在脑子里画了草图，确认她床铺的准确位置。幸运的是，她睡在下铺。于是他告诉她，当听到两下敲木板的声音。就代表时候到了，隧道已经挖到她的营房下，准备加入他兄弟还有他的同伴。

第一条隧道挖到厨房，他们在那儿不仅找到了食物，也找到了电源。然后又挖到库房，得到了各种工具，电线和其它能够提供光源的必需品，以及一把电钻和衣服。最后挖到那个女人的营房下，终于经过了好几个月的辛苦，那个人和他的姐姐再一次的团聚了。

我永远忘不了因为长期在隧道中他们苍白的脸色，虽然有足够的食物，但他们也因为一直待在地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都为他们感到惋惜。这是一项令人难以想象的浩大工程。每一天他们都活在担心被发现的恐惧之中。而当最终的目标唾手可得时，却被发现了；他们的自由之梦就此破灭。即便是德国人也不得不敬佩他们的坚强，他们的毅力以及实施这近乎完美的越狱计划的聪明才智。当那个洞口被发现，德国人爬下去一探究竟时才意识到隧道横贯整个营区，一直到离边缘铁丝网几码的地方才到头。德国人脸上写满了无比震惊和难以置信。隧道穿过营房的地下直通厨房的中央。厨房地上的木板每晚被小心的移开再归位好让这些人拿走少量的食物。当这些人被守卫拉出地道时，他们看上去白的和鬼一样。五个男人和一个红发女人用了两年时间挖掘隧道，住在地下。所有囚犯都敬畏这些人的勇敢，德国人为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感到无比惊讶。

我听说德国指挥官命令守卫给隧道的内部拍照，检查营房的结构强度。几天以后，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恢复正常，很快地不再提及这次事件。因为生存才是这儿的头等大事，而守卫的折磨令生存变得举步维艰。

为了防止再有囚犯逃跑。他们的残酷无情愈演愈烈。为了发泄因为越狱事件给他们造成的难堪和愤怒，对我们的毒打更是变本加厉。

最终德国人在战场上被俄国人打败，为了扩充军队他们抽调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源。

显然当前扩充兵力比被偷的食物更加重要，所以对有意逃跑的囚犯的威胁意外的消失了。根本没有足够的守卫巡逻。德国人在战场上不停地遭受失败令我们感到解脱和愉悦。我们的心中开始升起希望之光，日思夜想的全是重获自由。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人在俄国前线战事愈加吃紧。军队遭受巨大损失被迫撤退。集中营的守卫都换成了老弱病残。他们需要年轻强壮的士兵前往前线。而对我们来说，战场的失败就意味着更多的毒打和惩罚。这变成了我们得知战事进展的唯一方法。

反之，一旦他们取得了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胜利，皆又唱又跳地来庆祝，于是我们也知道了。

每个夜晚战火的爆炸声不断。我透过营房的那扇小窗看到在远方枪炮喷吐的红色火舌和每一次爆炸天空中留下的滚滚黑烟。我的心中重新燃起希望。我确定俄国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是到底有多近，我就不知道了。我的内心深处是喜悦的。虽然我不知道在俄国人的手中，我和斯坦利还有爸爸的命运究竟会如何。但至少那些可恶的德国人必定非死即残。一想到那些数以千计的德国人将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家人我竟感到一丝慰藉，那些德国家庭也能尝尝这些悲伤和痛苦，就像他们带给我们的一样。

空袭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近。然后这一天终于到来，德国指挥官宣布集中营撤离。

在集中营渡过了这漫长的三年，现在我终于要离开了，而前路未知。我已经十七岁了，虽然还是个男孩儿，但集中营地狱般的经历已让我看起来要成熟得多。

我们的口粮，本已少得可怜，因为为了补给前线，现在更是再被削减。就让他们像我们一样忍饥挨饿吧，我想。如今我骨瘦如柴，身体虚弱。要不是有斯坦利的帮助，我绝对挨不过离开集中营后的生活。

我们受命在夜晚进行最后一次点名，我们被告知俄国人的大部队离集中营只有七十里的路程。快乐浸入了我的全身，如同美妙的交响乐，畅快淋漓。即便拖着虚弱的身子，我和斯坦利还是紧紧地拉着手，久久不分开。

我们于拂晓离开集中营。几千名囚犯缓慢的行进，穿过重重大门和铁丝网，监狱的高墙。我们不知道要去哪儿。德国守卫骑着马，挥着鞭子催促着我们前进。

前进了几里路我们到达了拉多姆的郊外。行进在我曾经深爱的小镇街道令回忆涌上心头。我看见许多童年时熟悉的地方：我的学校，我的家，我的亲戚。我亦步亦趋，缓慢地迈着步子，脑袋里满是我曾为我的未来，为伊娃，为伊兹洛克制定的计划，还有我遭受的所有残酷折磨。

我疲惫地抬起头，看到我家那栋楼，那是我妈妈去世的地方。那扇我已数不清多少次探出头张望的窗。看着那些载歌载舞前往镇上的人。我看着那些台阶，曾几何时古特曼先生总是坐在那儿，嘴里不停地抱怨和他住在一起的女儿们，还有我打工和帮助依兹洛克一家的餐馆。不知为何那栋楼看起来已经不一样了，比我记忆中的要小些，破旧些。不过我又想到我自己和从前比也是有很大不同，更孱弱萎靡。我注意到很多波兰人都在建筑物的窗后看着我们。我在想当他们看到这些饥肠辘辘，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队伍光着脚被驱赶着穿过他们的街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是否会为了眼前所见的不义和非人的一幕而感到愤怒？是否恐惧和担忧总有一天他们也可能会成为一个疯人手中的牺牲品？

我望向斯坦利，他走在我前面一点儿。张着嘴，闭着眼，拖着他血肉模糊的双脚走在路上。

这死亡行进的一路上我们被德国人不停地辱骂嘲弄。他们会停下马，用令人生厌的虚情假意问：“你累了么？你是不是走不动了？要不要骑一会儿马？”随即这些残虐成性的畜生会幸灾乐祸地大笑。没有人回答他们，因为没有人相信他们。然后守卫会掏出手枪，随手枪杀几个可怜人。也有些人因为走的太慢或者脱离了队伍被捆在树上枪决。几百个囚犯就这样被杀害，就在他们刚刚挨过了监狱里的一切折磨后。

那次旅途在盛夏，我记得我口渴得几乎要昏过去。汗水粘着尘土沾满我的全身，我在炎热中艰难的喘息，光着的脚火烧火燎地疼，起了一层层的水泡，腿和膝盖就好像断了一般迈不开步子。每一个小时我都在感谢上帝让斯坦利在我身边。

“我们能做到，孟德尔。你可不想死吧。我们能做到的。”

感谢我的兄弟斯坦利不停地鼓励我挨过这可怕的旅程，没有他在我早已放弃。

只是偶尔，当那些马匹需要照料，我们才有歇脚的机会，在路边休息一小会儿。我看见路边有一个泥水坑，手撑着地，趴下去吞了几口那脏水。还要先把飘在上面的死虫子和残渣拨开，不过至少缓解了我的焦渴。我的嘴里已经没有唾沫，那一汪死水就如天赐之物。他们给了我们一些不新鲜的面包，我记得因为嘴里干渴难耐根本无法下咽。面包一小块一小块的卡在我的喉咙里，结成了一块硬疙瘩。在绝望和对噎死的恐惧中，最终我还是把它吞下了肚。经过四天四夜受尽煎熬的旅程，我们来到一座名为托马肖的小镇。我们被领到一座曾经是机库的巨大建筑内。虚弱，饥饿，病怏怏的我们像动物一样站在那里。每一个走近建筑物的人都被吓坏了，以为我们马上要进毒气室了。我们被硬推进门，我想起那些有毒气室的建筑物，要比这里更小一些，还有玻璃顶。守卫和军官站在屋顶上看着底下窒息的犹太人无助地挣扎，这些德国人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根本不是人。等到我们全部进了里面，没有人动，四周鸦雀无声。我们的时候终于到了，我们马上要死了。我朝上看，注意到屋顶上一排排的喷淋头，我猜那些就是用来喷洒毒气的。

毫无征兆的，人群开始惊慌失措，人们开始尖叫和求救。每一个人都跪下祈祷并恳求放他们一条生路。因为饥饿和疼痛，我终于体力不支晕倒过去。斯坦利害怕我会被人群踩到，把我拖到房间的一边。他不停地摇我知道我醒转过来，再催促我坐了起来。

“孟德尔，醒醒，我们要找到爸爸！我一个人不行，别离开我！”他哭喊道。

“我撑不下去了，斯坦利，不行了。”

他紧紧抱着我，把我拉了起来。用伴着泪水和沙哑的嗓音，不停地催我站起来。四周围一片混乱，人群陷入疯狂。这时，一名德国军官站上一张椅子，冲我们大喊。渐渐地他才吸引了这些尖叫着的人群的注意力。

“都给我安静下来。我们可不想惊扰了那些波兰镇民。这里不是你们以为的地方。你们只要在这儿待个几小时，然后会有火车送你们去安全的地点。这儿不是你们的终点。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我会陪着你们直到你们离开。”

在军官的保证之下，人群终于平静下来，分成了小群坐了下来。我们大概留在那儿有二十四个小时，期间吃了三次东西。他们给我们送来汤，面包还有咖啡。吃过东西以后，我才觉得好些，恢复了一点儿体力。然后还可以睡个几小时。我想，也许这个德国人不像我之前遇到过的许多一样，我是可以信任他的。我想起斯密特，当我还在犹太人聚居区时对我照顾有加。几百个德国人里也就出俩好人，然后我才进入梦乡。

醒来后我就听到有人大声宣布我们火车已经抵达，让我们准备好上火车。我们五个人一排出发，火车由一节节家畜运输车厢组成。我们活得就像牲畜，也要像牲畜一样被运来运去。和斯坦利臂弯紧扣，穿过人群，走向火车。

车厢的门一关上，里面除了车皮上的裂缝还有车厢尾部的一扇绑满铁丝的小窗以外一片漆黑。我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要在这些小窗上加装铁丝网。怎么有人可能从这些车厢里逃跑？车厢里塞满了人，我们被挤得牢牢的，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没过多久，就有人因为缺氧和拥挤而死去。尸体就这么放在他们死去的地方，为了腾出空间都被竖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们踩着尸体做梯子爬上去，为了得到更多的空气砸开那扇小窗。每个人轮流爬上尸体堆到窗边呼吸一口空气。再一次地，没水没粮的挨过好几个小时。我想我们不是像牲畜一样被运来运去，而是更糟。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尸体散发着恶臭，任何从这次旅程活下来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奇迹了。

有一个人，李维先生帮我第二次呼吸到新鲜空气

“我有三个儿子，孟德尔。你和斯坦利，让我想起了他们。他们都是很漂亮的孩子。像他们的妈妈。来，深吸一口，我把你举起来。”

只要多呼吸一口空气便有更多机会活下来。

我感谢他的帮助让我呼吸到空气。他悲伤地望着我，告诉我他曾十分富有，他也总是帮助接济施舍穷人。而现在，他唯一能够施舍的只有空气了。

又过了几小时，李维先生的尸体也成了为爬上小窗而搭的梯子。

轮到我呼吸空气时，我久久地凝视着窗外，凝视着那色彩绚丽的世界，那个我三年未见的世界

绿色的原野，茂密的森林，盛开的鲜花。这些都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求生欲望。我再一次地有了要活下去的决心，我和斯坦利低下头，为即将到来的自由而祈祷。

我们在这些车厢里，像动物一样地要被运去哪里呢？也许是屠宰场，也许是另一个集中营，但是在哪儿呢？我听着其他囚犯的议论，试着琢磨出我们的目的地以及德国人到底要把我们怎么样，他们的声音就如一把把的尖刀刺进我的心脏。我想大叫让他们别说了却没有足够的力气。

集中营囚犯的所有旅行或者变动，我们都不会被告知目的地。于是，在未知的恐惧影响下，每个人在这几个小时的旅程中都确信这就是前往终结的旅程。无数个小时我们都在以为这就是生命最后几小时的折磨之下，而每一次的旅途，总有人会问，“噢，主啊，为什么你抛弃了我们？”

每一次火车要停下时，都十分突然，刹车突然发出可怕的机啸声，所有车厢里的人都猛冲向前。当火车这样急停时，我们就踉跄踩踏在成堆的尸体上。

有一次我摔倒，按在了其中一具尸体上，我对那死人说别担心，一切都过去了。不过，我却不能自欺欺人，因为我必须要努力活下去。人的思维真的很奇怪。即便我对自己说我想去死，可总有一些下意识的东西把这些想法赶跑，让我继续活下去。

几天以后，我们终于抵达了这次旅程神秘的终点。那就是奥斯维辛，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据说这里的毒气室日夜不停地进行着大屠杀。希望再次泯灭，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死亡的威胁。

当我们从这些车厢的恶臭和污物中爬出来后，他们指挥我们排成十人一排的队伍，没排保持三英尺的间隔。

几个德国医生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前。他们穿着沾满血迹的白色围裙。就像屠宰场的屠夫一样，而事实上他们的确就是屠夫。只不过把动物换成了活生生的人。我留意到他们的双手沾满鲜血，想到那些被他们折磨，杀害，残虐，实验过的犹太人。他们对待我们不带任何感情。只不过是另一群需要重新分类的犹太人而已。挑出年轻的，挑出健康的。再拉下一次毒气室的开关把那些年老的，生病的人全部处死。

我们被命令脱下自己的衣服堆放在自己的脚边以便进行身体检查。我听到有人叫门格勒医生1的名字，我明白这就是我们的终结。我早已听说他是艾希曼2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我明白我们很可能将要遭受到最最极端的折磨。我为自己还有斯坦利和爸爸祈祷，希望我们都能坚强。

他慢悠悠地走到了我和斯坦利站着的那排队伍。因为斯坦利身材比同龄人要瘦小，我知道他绝无机会被留下，所以我和另一边的囚犯都伸出一只脚，让斯坦利踩在上面，好让他显得高一些。这样他就差不多和我一般高了，也许，如果幸运的话就可以躲过进毒气室的命运。直到医生走过我们之后，我们才把斯坦利放下。

身体检查结束后，他们命令我们一个个站出队伍，分组站到右边和左边。一边的人都会被处决，而另一边，谁知道呢？我试着想看清我的爸爸站在哪一边。可队伍延绵不绝实根本找不到他。我想知道他是否挨过了之前的死亡行进和火车。主啊，请让他活下来吧，我哀求道。而斯坦利和我，再一次的，死里逃生。

分组已经结束，现在那一部分的人要被送去迎接他们的死亡。当医生转过脸去指示守卫带走另一组人时，我屏住了呼吸。

为了盖过那些被送往焚尸炉的人群的痛哭尖叫，一群裸体吉普赛女人砰砰地敲着鼓。如同送葬的进行曲，摄人心魄。四周充满痛苦和悲惨，犹如人间地狱。我的理智几乎要奔溃，我把指甲深深的扎在肉里，试图把注意力从那些惨叫声上移开。

光着身子在队伍中站了几小时后，他们发给了我们新的制服。我们的旧衣服早就支离破碎。然后又发了我们一份面包，一小片香肠。这已经算是一顿大餐了。因为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任何东西了。我和所有人一样，狼吞虎咽地吃完。然后我注意到德国守卫朝着我们大笑，就好像有什么好玩儿的事刚发生一样。

“味道怎么样？你刚才吃的东西？”我听见一个守卫问道。

“好极了，”一个囚犯回答他。

“你喜欢就好。你刚才吃的是人肉。”

那人一阵呕吐。我转过脸去。集中营被高墙和带电的铁丝网包围。边上竖着几块警示标志，声称电压高到任何人只要走进铁丝网六英尺范围内都会触电身亡。之后，我才相信这是都是真的，因为我亲眼看见有人这样死去。

那天一个看上去大概七八岁的小女孩在集中营四周闲逛。我不知道她是谁，以前没见过她。似乎也没有人看着她。因为这儿没有孩子可以和我交谈，所以我对她颇感兴趣。也许她是饿了或者迷路了。也许她不识字？因为她没有注意自己到底跑到了哪里，然后突然她的身体被抬离地面，腾空拉向铁丝网吸在了上面，四肢张开，然后才掉了下来。高压穿透她小小的身体，毫无生气的身体跌落在地面。我本想大喊警告她，可实在离得太远，我又担心我一喊就会被守卫枪杀。

我们待的地方本是一个大型铁路中转站。许多列车每天从这儿驶进驶出。那些可怕的牲畜运输车从欧洲各地运送犹太人来这儿，包括奥地利，荷兰，法国，希腊，匈牙利和波兰，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运来杀害。由于人满为患，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日夜不停地工作以赶上运人的速度。除了犹太人还有其他的，有些人只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信仰犹太教而被杀害。甚至有些受害者声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宗教传承。

我第一次看见那些喷涌这滚滚猩红烟尘的高大烟囱。那就是焚尸炉。囚犯一从牲畜运输列车上下来，就被从队伍里挑出来送往毒气室。身体虚弱的老人，还未学会走路的孩童，这些人会被直接扔上翻斗货车。那些货车都带液压升降装置，开到焚尸炉边上，抬起液压翻斗让那些人滑进熊熊烈火中。

每个囚犯都发了一块肥皂，他们告诉我们随时都可以洗澡。这样的待遇可算是很好的了，不过当然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心里清楚这只是引诱我们进入毒气室的诡计。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那块肥皂上写着字母“RJF”。R是单词“Rein”的缩写，德语“纯”的意思，J是“JEW”的缩写，F则是“Fett”的缩写，德语肉的意思。连起来的意思就是说这块肥皂是用纯种犹太人的肉做的。从尸体身上提取脂肪炼油混合碱液制造这些肥皂。我干过从犹太死人嘴里拔牙的活儿，特别是那些有金牙的，还有剪去已经被杀害的犹太女人的头发的工作。而现在我发现即使是他们的身体也被物尽其用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再一次的登上牲畜运输车厢去往另一个未知的目的地。也许前方有好事会发生，因为无论什么事儿都不可能比这儿发生的更糟了，当然，除非是死亡。我们已经目睹过了人类最令人憎恶的一面了。

当我们登上车厢后，斯坦利和我为我们活了下来而抱头痛哭。我们也为了爸爸哭泣。我们已经有好几周没有看到他的影子了。要从几千人中找到他根本不可能。哪怕是再看到他一眼或者只是知道他还活着也好，我们也能感觉好一些。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和我们一起离开，因为集中营已经被撤空了。但是他是否挨过了这痛苦的旅途，那长时间的站队，那一点点儿的口粮配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终于火车拉响汽笛，驶离奥斯维辛。那地狱般的几小时，我们目睹了那儿令人作呕的一切，惊魂未定。然后有一个囚犯开始唱起了歌。一点点的其他人也加入了他。我和斯坦利也跟着唱了起来。“伊莱，伊莱”。歌声多少让我从方才几乎令人陷入疯狂的一幕幕恐怖中解脱。唱着唱着，泪水就止不住的流下脸颊。可是这份平静只是暂时的。当歌声停止，伴随着濒临疯狂的意志消沉，我瘫倒在地板上。

我感到自己无法再承受更多，只想闭上眼睛就这么死去。我害怕若是继续活着，这往昔的梦魇和所有亲眼目睹的恐怖将永远折磨我的灵魂。

斯坦利抓着我的手臂，一把把我拉了起来。

“孟德尔！”斯坦利喊道，“我还不想死呢！可要是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这短短一句话就把我从悬崖边拉了回来，重新清醒过来。为自己重获生命和神智而祈祷。

再一次的，我们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卫生设施，没有空气，肮脏的身体散发难闻的恶臭。我们登上列车时已是夜晚，而现在，在经过几小时不安宁的睡眠后，我醒来发现列车尾部那扇小窗射进了阳光。那一丝光线多少让我感觉好些，即便它让我看清楚车厢里可怕的一切。一个囚犯向窗外望去，告诉我们列车已在德国境内，因为到处都是德语的标牌。

我转过身查看斯坦利，注意到车厢木板上一条裂缝，虽小却能让我看清外面的一切。我从没来过德国，但那些邪恶的德国人我却再熟悉不过。德国的郊外风景优美，让我内心疑惑，那些德国平民真的知道这场战争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吗？他们知道他们的兄弟，丈夫，儿子们在被占领的国家都做了些什么吗？他们知道他们的领袖究竟是什么样的怪物吗？我真不敢想象如果他们对一切都知情。

最近的战事在此处留下很多痕迹。许多街道被轰炸，留下一片残垣断壁和废墟。但也有很多地区的房子完好无损，外表十分干净整洁，还有精心修护的草坪和造型优美的建筑。德国人的一项特质众所周知：他们喜欢保持自己国家的干净整洁。

列车突然急停，因为前方一列车队穿过铁轨。每一辆车上都载满了受伤的德国士兵，从前线把他们运往医院。虽然场面凄惨，但我已对他们所受的痛苦麻木，内心本应存在的怜悯早已被仇恨取代。

当火车再次启动，我的脑中满是奥斯维辛的一幕幕，还有那些无数被残忍杀害，当做试验品的无辜的人。我对自己说，那都是他们应得的，如果这个世界真有上帝，他们必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永世不得安宁。怨恨和愤怒融进我的内心深处，我发誓如果我活下来，我一定用我的余生让这些人为他们反人类罪行付出代价。

列车再次急停，不过这次铁门打开了，我们被命令爬下火车，躲到铁轨边上的沟里去；一场空袭开始了。守卫用棒子边打边催促我们快点儿离开火车

我抱着头，掩护斯坦利，就在这时看见爸爸在几码远的地方。我兴奋地低声和斯坦利说：看！那是爸爸！他差点儿就忘了我们身在何处，直冲向他。我紧紧地抓着他的手臂，警告他如果被德国人看到你冲过去，爸爸会被杀的。一根棒子重重地砸在我脑袋上，催促我继续前进。斯坦利在我一边，鲜血从我头上滴了下来，我们紧紧抓着对方，跑到正在躲避准备扔炸弹的飞机的人群中。

只要看到爸爸，知道他还活着，就已经给了我活下去的动力。斯坦利和我发现一个深坑，立刻跳了进去，等待飞机飞过。我们躺在坑里的时候，我在想我们的父亲，曾经他是一个非常帅的人，总是衣着得体，整洁。因为他说自己就是他那裁缝生意的活招牌。

可现在他狼狈不堪，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他看上去就像个老人。浑身脏兮兮的，胡子拉碴，衣衫褴褛，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举着手向守卫恳求着什么。我猜他也许是在求守卫让他跑到空地上去被飞机炸死。有些飞机的炸弹直接扔向了囚犯。那些尸体就留在了原地，成了秃鹫的大餐。空袭结束后，火车再次发动了。

知道了爸爸还和我们在一起让我重获新生。为了再看到他，我要坚强地活下去。也许，以后斯坦利和我能过上好日子，让爸爸忘记所有这些年受到的痛苦和折磨。我一边儿这么想着，一边开始做白日梦般地计划起如何在不被守卫发现我们的关系的前提下和爸爸在一起。最后，想着想着我睡着了。

火车开始减速时，我叫醒了斯坦利，好让自己和他对来到新的地方将要遇到的任何情况做好准备。这个新的集中营叫斯图加特。

和其他集中营不同的是，这里就是一块四周被铁丝网隔离的空地，没有任何窝棚或是小屋好让我们遮风避雨。边上只有一栋破楼，显然那是为守卫和官员准备的。头几天我们只能睡在光秃秃的地上，只有月光给我们带来些许温暖。天一亮，我们就开始用周围堆放的木料自己建造单坡屋顶的窝棚。一整个白天不停地工作，希望在夜晚到来前建好自己的避难所。只要有个地方能给我们避雨，躲过白天炎炎烈日就好。虽然每个人都饥肠辘辘，虚弱无比，我们最终还是七拼八凑地建好了自己的窝。食物配给比以往要更少，以前我们还能一天吃个两三顿几片面包和一碗稀汤。

在这儿我们一天只有一片薄薄的面包和两杯稀释过的黑咖啡。我开始吃草，味道还不错。我找到一个小袋子，用一根线把它挂在脖子上。里面放着我的口粮，这样更保险，每次要吃的时候就拿两小块出来。

我尽量靠这些面包撑过一整天。我心疼爸爸还有斯坦利。他们看上去是那么消瘦，苍白而又虚弱。可我也无能为力。我自己也是饥火烧肠。

过了好几周我才终于有机会接近爸爸。我们大概知道对方在白天工作的地方，但要取得联系却十分困难。白天，即便我没有被安排任何工作，我也会搬运石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必须不停地运动。因为我害怕一旦坐下来休息，向疲劳屈服，我就永远醒不过来了。我觉得我一直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就像行尸走肉一般。唯一能吸引我注意的只有那些濒临死亡的囚犯，每次碰到这样的人，我都会偷偷在心里记下这名囚犯的状况，然后在晚上，偷偷地过去查看他是否还在呼吸。如果他们死了，我就会搜他们的身，寻找面包或者残渣碎屑，任何他们偷藏起来的食物。生存对我来说现在是第一要务。有时在点名的时候，我和边上的另一名囚犯会把死人抬起来，架在中间，压低他的帽檐遮住他无神的双眼：这样我们那天就能领一份额外的口粮了。口粮的发放数量取决于点名的人头数。等到点完名，发完面包，我们才报告那人的死亡。我像一只饥饿的畜生，恶毒且残忍。我仇恨这个世界的一切，甚至与斯坦利反目，指责他偷我的口粮。

当我终于有机会和爸爸说上话的时候，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该诅咒他把我带到这个卑劣无比，令人唾弃的世界吗？还是嘲笑着求他给他快要饿死的儿子一点儿食物？那一天终于来到，我走向他；我紧握着拳头，怨恨充斥着全身，咬着牙，怒火中烧。

我呆站了一小会儿，他一把抱住我，完全不在乎有人看到这父子重聚的场面。当他抱住我时，我全身无力。我开始止不住的颤抖，猛烈地抽泣，想咽回泪水。爸爸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叫着我的名字“孟德尔，我的儿子。”

我的心融化了，我以为我快要死了，不过是因为快乐。

他和我走在一起，就像个小心谨慎的老人，不让别人发现我们的关系。他左顾右盼确认没有人在监视，然后才眼含热泪地再次和我说话。

“孟德尔，孟德尔啊，你还好吗，孩子？”

他伸出手碰了碰我，好像在确认我是否真的还活着，但我说，“别这样爸爸，会被人看见的。在这儿除了斯坦利我谁都不相信。”

“斯坦利在哪儿？”爸爸焦急地问道。

“斯坦利没事儿，爸爸。他被安排去帮军官缝补袜子，在办公室那儿。今天是他的第一天。”

“谢天谢地。只有上帝知道我已经为了你俩哀悼，担忧和祈祷了多少次。”

“是的，我们都明白。我们也一样。不过现在我们必须努力活下去才能真正地团聚，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的。”

一名德国守卫打断了我们，“别游手好闲”，我们只得分开，静静地等待下一次谈话的机会。

那天晚上斯坦利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吃了怎样一顿大餐。斯坦利找了一口袋的过期面包，生土豆，橘子皮，好几块糖，甚至还有一点儿肉，都是从军官餐厅和那儿的垃圾桶里翻出来的。我们甚至还有多余的食物分给其他的囚犯。斯坦利成了那一天的英雄。这样的大餐持续了整整三个礼拜。每天晚上斯坦利都会带来些不一样的东西。我还省下了一些准备给爸爸，等到一有机会就偷偷顺给他。

然后事情慢慢的开始改变了，守卫换成了一些灰白头发，肩膀圆圆的老头儿。有些人甚至是战争中的伤残老兵。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的预兆，因为我们明白战争吃紧，现在年轻人都因战争需要被送上前线。这些老兵对生活的前景愤愤不平，早已不抱幻想，早已厌倦了这一切。德国平民和士兵对这场战争是造成国家困窘局面的原因的想法使形式的逆转变得再明显不过。我不得不承认，他们开始以更人性的方式对待我们，纪律也相对地开始宽松起来。生活变得稍许可以忍受了。我们也不再每小时都收到他们的死亡威吓了。

守卫的替换致使斯坦利丢了他的工作，额外的食物也就这样没了，我们又过起了少得可怜的口粮，永远食不果腹的日子。再一次地，我们的未来变得灰黯无光，只能活一天算一天。

一天早上，新一批的囚犯抵达了斯图加特。那些走下车厢的都是些神色悲伤，毫无生气，骨瘦如柴，肮脏虚弱的人。我特别地注意了一下他们的眼睛。两眼无神，死气沉沉。很难相信他们还是呼吸着的活人。他们站在大门附近，等待分配住所。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吸引了我的注意，而且我很高兴地发现他被分配到我们的屋子里。于是一等他进来，我马上和他交谈起来。

他告诉我他出生在荷兰，他的名字叫简。

“怎么会有犹太人叫“简”？听起来更像是天主教的名字。”我问他。

“不，孟德尔，不是的。事实上这是个这是个德国名字，不过是在荷兰取的名。”

能有人说说话真是太好了。

“你在这儿待了多久了，这个地方怎么样啊？”他问道。

“我只来了几个礼拜。不过这儿还不赖。当然咯，集中营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目前为止这儿不像我看到过的地方一样有那么多虐待和毒打。你从哪儿来的？”

“达豪集中营，”他回答。

我听说达豪是最大且最残酷无情的集中营之一。尽管我已经历和忍受了那么多，我还是认为这个男孩比我吃得苦还要多。我同情他。

“告诉我，简，你有什么战争的消息吗？我们在这儿就像死人，和外面的世界完全没有联系。已经很久没有外面的消息了。上一次还是在好几个月前我们在拉多姆过夜准备撤离。俄国人那时离集中营才几里路。除此之外对我们来说什么变化都没有。我感觉这种日子好像永远没有终结，根本没有一丝解放或是自由的希望。”

“停下别说了，让我来告诉你我听说了些什么吧。”

终于我可以得知一些外部世界的讯息了，简一边说，我一边在想他都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的。

“美国和英国军队大举入侵欧洲，兵力雄厚。德国人抵挡不了他们的攻势多久了。也许只要再等几个礼拜，我们就能自由了，前提是我们幸运的没有被提前处决。现在几天是关键，我们一定要挺住。一定要坚强，为自己的生命顽强抗争。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孟德尔，自由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相信我。”

“告诉我，简，你是从哪儿听说这绝妙的消息的？”我带着嘲讽的口吻问道。

“你听我说。我之前在达豪，被安排去打扫一名德国军官的房间。他有一台短波电台。起初我不敢碰它，但是有一天四周围没人，我把它打开了。就听了几分钟。新闻里用多种语言向全世界播报盟军在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指挥下胜利会师。这就是我消息的来源。”

“我的上帝啊，简，那这一定是真的啦！”

“当然是真的，不过你得向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你也知道如果被德国人知道我在传播这种新闻会对我做什么。”

我渴望听到更多，不过我们已经谈得够久的了，再说下去就会吸引守卫的注意，况且我知道总还会有机会。这样的交谈对我来说比食物更重要。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和简再说上话。只要一想到自由就令我无比陶醉。

记得那晚我无法入眠。好几次我都因为实在太兴奋想爬起来去简的铺位，让他再多说一点儿，不过当然那是不可能的。我把这个巨大的秘密藏在心中。我虽然很想告诉爸爸和斯坦利。不过我已向简做过保证。重获自由的念头令我痴迷。我开始想能再次穿上西服，穿上皮鞋，系上领带是多么美妙，能够好好的洗个澡，刮个胡子，还有最重要的，好好的吃上一顿。想到这些，我忍不住呜咽了起来。

天亮后我就能和简说话了，可时间过的是那么慢。一直到凌晨四点半我都没有睡着。我一直盯着简。他就像是我的解放者，就好像是他解救了我们，赐给我们自由一样。我钦佩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勇气。就在我准备再次放弃自己的时候他出现了，那时我的忍耐已到极限，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

当我们交谈时，我发现他很有学问。战前他曾经在荷兰一所音乐学院读书。他的家世代居住在荷兰，在战争爆发前没有任何反犹主义的迹象。除了他唯一的兄弟在一次摩托车比赛中丧生，他过着平凡，快乐的生活。他的父母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小提琴老师。他的父亲是一名数年来生意稳定，殷实且口碑良好的药剂师。最初他们主要因为被认为是持犹太信仰的贵族而被逮捕。他的父母被送往奥斯维辛，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最终被德国人处决。因为简年轻又能干活，才饶了他一命。

我终于有机会把他介绍给斯坦利。我并没有告诉他斯坦利是我的兄弟。“简”这个名字始终让我有所顾忌。我从没听说任何信仰犹太教的人会叫这个名字，况且我还不能完全相信他，让他知道我们的关系。谁知道呢，他也许是个间谍。在我经历了那么多以后；我对人的信任已经所剩无几。我总是在怀疑别人，怀疑别人会背后捅我一刀。

有一天突然一声可怕的爆炸。整个集中营像被一团火球照得透亮。一次次的闪光点燃整个天空，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滚滚浓烟。

“那是什么，简？”我问，“那是什么？”

“从这浓烟来判断，我猜是一架飞机坠毁了。”

“希望不是盟军的飞机，”我说。

大约七十五个囚犯受命前往现场，离集中营大约三英里。我在想，上帝啊我们真的快要自由了。简说得一点儿没错。那是一家引擎故障的美国飞机。飞机上无人生还。他们的尸体在飞机残骸里如同拼图一样到处都是。可怕而血腥的一幕。就是在那个残骸中。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看到了一包标着USA的香烟。我把它捡了起来，藏在了口袋里

这个地区的德国农民聚集在周围，我听到他们说这些飞行员死得活该。我真得好恨这些德国佬。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想掐死他们的冲动。他们辱骂盟军。还好这些勇敢的人在撞击时当场身亡，要是他们仍一息尚存，我想这些德国佬都会巴不得送他们最后一程。害怕对这些农民显露过多的情绪和厌恶，我强压自己的感受。也许只有自由，才能在未来约束我无尽的愤怒。

最后一辆红十字卡车运走了尸体，我们清理了这一区域。在回集中营的路上，我在想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人可以对看见的，听到的一切三缄其口。囚犯之间有一个共识，假以时日，若有机会比会为我们所遭受的一切向德国人复仇，前提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

那包美国香烟派了大用场。我贴身藏着他，回到集中营后用它换了一些面包。

最初和我一起进来的人开始像苍蝇一样一个接一个的死去。痢疾和其他疾病在集中营肆虐。根本没有枪杀囚犯的必要。他们很快就会因为疾病，营养不良或者纯粹是放弃而死亡。他们的力量和抗争的欲望早已消耗殆尽，死亡对他们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不过，因为每一天都有新的囚犯运到这里，食品的配额还在不断上升。

我开始浑身浮肿；先是肚子，然后是手脚。我几乎走不动路而且开始止不住腹泻。我怕我可能等不到自由的那一天了。虱子已经不再困扰我了，因为我的身上已经没一块好肉。有时候我想去死，因为我觉得即使我等到了自由，我也永远不能恢复健康了。斯坦利被转到另外一个棚屋里去了，简取代了他的位置给予我活下去的勇气。我一次又一次的恳求他和我重复他在无线电台里听到的新闻。然后我会胡思乱想，这一切一定都是他编出来的。没有人会来救我们。守卫没有显露一点害怕囚犯的迹象，或者害怕一旦我们得到自由会对他们做什么。残害仍在继续。囚犯仍然被送往不同的集中营进行试验或是处决。很多被实验折磨过的囚犯都被绝育，被阉割，被虐待，他们在我眼里已是一具空壳。

我渴望见到爸爸和斯坦利。当我毫无疑问地慢慢因饥饿走向死亡，我不禁流下眼泪。可无论如何，上帝仍然伴我左右，我还是活了下来。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但我还是注意到了空袭中的变化。战争之初只有少量飞机可现在一整天里只有很少几个小时我们听不见飞机的声音。它们一波波地到来，除了中午12点到下午两点。囚犯之间流传着一个玩笑说那一定是英国人的午茶休息时间。当美国人加入战争后，飞机的数量大举增加，现在轰炸几乎没有间断。为此，我相信简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都是真的。

一想到德国人马上就要战败，他们的疯狂马上就要终结，我的心中就充满愉悦，激励着我以最大的努力活下去。

我开始想象德国就像一块原木一样被盟军一片一片的切成碎片，即便我也成了这场战争的碎片而牺牲掉，只要这暴政被摧毁，德国战败，那么一切就都是值得的。我继续祈祷那些野蛮人最终为他们施予我的人民和欧洲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身上的暴行付出代价。

夜晚总是漫长且寒冷。我除了身上的囚服没有东西抵御严寒。我唯一的随身物品只有一个小枕头和一双木鞋。我晚上躺在稻草铺就的木板上，听着附近空袭的爆炸声。我害怕其中一枚炸弹也许会落到我们头上，那样我们都会死去。但不知为何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

在每个早晨阴冷潮湿的薄雾中，点名仍在继续。那些卡波不停地喊叫着让囚犯站直，不过很多人要么太虚弱，要么已神志不清，无法遵守命令，直到一记又快又狠的棒击使这些人服从或是彻底把他们打死。集中营的德国指挥官会亲自到场听取囚犯人数的报告，以确定还有多少人活着。我能看见他站在囚犯面前。他带着一个眼罩，从右眼一直到嘴唇有一条又深又可怕的伤疤。他左手拿着一根短马鞭，右手残疾。身边总是有三名德国守卫随行。他会踩着军步走向每一个卡波听取日常汇报，一举一动都充满着傲慢自大和仇恨。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的行为举止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他似乎在隐藏自己对战争形势转变的忧虑。不想将自己软弱的一面暴露给囚犯，可他制服上的汗渍却出卖了他。我觉得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德国人马上就要战败了。可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第二天一早点名的时候，他召集所有卡波开会。他们聚集的位置正好离我站队的地方不远，我偷听到他们之间的谈话。

“一小时内给我安排三百个囚犯去清理战场。斯图加特被轰炸的只剩废墟了。我们必须马上开始挖掘遇难者，恢复那儿的秩序。我会准备卡车运送这些囚犯，再安排一队守卫以防有人逃跑。”

“我保证让他们完成工作，晚上回到这儿点名。”一个卡波说道。

“出发之前给他们咖啡和额外的面包，你和他们一起去斯图加特的火车站。”

“遵命，指挥官，我一定完成任务。”

斯图加特被摧毁了！这一定就是战争终结的开端。

没有特别挑选囚犯。前三排直接被抽调前往斯图加特。斯坦利，简还有我也一同去参加这次任务。虽然我身体虚弱无比，可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劲头，我十分渴望去看一眼一座已成废墟的德国城市，还有空袭给这城市的人民带来的苦难。

我们被推进卡车，像沙丁鱼一样被塞得满满当当，然后盖上巨大的帆布罩。我们的狱卒不想让他们的平民看到我们的处境；肮脏不堪，衣衫褴褛，面无血色，骨瘦如柴，哪有个人样。这是一次漫长的旅途，大约有六十英里，路上的时候，我记得我很长时间以来头一次感到暖和，可不久之后我就被卡车的尾气弄得几乎要窒息了。因为柴汽油的短缺，德国人开始用木头作燃料，我们被迫吸进了很多燃烧排出的呛人浓烟。可是我们还是挨了过来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我们在指挥官指定的地点下车，火车站到了。眼前是怎样一副景象啊！整个车站已成废墟。火车车厢像饼干盒一样横七竖八的堆在地上。铁轨扭曲断裂。到处都是尸体，很多已成碎片。终于，德国人的报应到了。

当我们走过一辆车门被炸开的车厢时，我注意到里面塞满了珠宝，银器还有各种各样漂亮的首饰，成千上万的结婚戒指，手表，手链。这些全是从躺在冒烟的火车车厢不远处的犹太人尸体上搜刮来的。我听说这辆火车本来是要运送这些财宝前往德国国家银行，另两节车厢装满了面粉和咖啡豆。我想方设法地挤进了在面粉车厢工作的那组人。抓了一大把，和一点儿水混合，然后把手上黏黏的面粉糊舔掉。能填饱肚子的食物对我来说要比那些不能吃也不能用来交换的珠宝更有用。

我们在这儿工作了几天，每天晚上长途跋涉回到集中营，精疲力竭，饥饿难耐。有天晚上我竟然可怜起了这个城市和他的人民来，这让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象着，渴望着复仇带来的甜蜜滋味，现在却在为这座曾经美丽的城市和那些无辜的受害者感到深深的悲伤。他们的家园，所有他们爱的东西，他们的孩子，都埋在废墟之下；同样要面对饥荒。我忽然想到在我心底的最深处，在这些无尽的仇恨之下，是我父亲在我年幼时的谆谆教导；一种无私的，对全人类的爱。

我想和简谈谈感受，可我知道他对这一切没有任何怜悯之心。面对这凄惨破败的废墟，他的眼睛闪烁着欢愉的光芒。于是我只能把这些感受藏在心里。我，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的孩子，如今心里对这些可怜的人有着深深的同情。

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斯坦利突然出现在我身边。我正忙着铲土，他迅速地塞了两块夹着肉的面包到我手里。我看了看四周围，确认我们没有被监视，一把把面包塞进了我的口袋，对斯坦利问道。

“老天爷啊，斯坦利，你从哪儿搞到这些的？”

他的眼睛忽闪忽闪地就像圣诞树。他说，“就在街道前面，我看见两个天主教修女走向我，她们走近后我就跪了下来划十字。我恳求修女帮帮我。我告诉她们我是个快要饿死的天主教徒。”

“她们肯帮你？”我问。

“不。其中一个守卫注意到我，马上冲上来给了我脑袋一下，告诉修女我是犹太人。她们走开，可过了没多久又转回来，丢给我一包东西。里面是上好的三明治，足够我们俩吃了，我还留了一块给爸爸，希望今晚能碰到他给他。”

“斯坦利啊斯坦利。”我惊喜地说道“你总是有那么多疯狂的主意。”

我们都会心一笑，很长一段时间里头一次终于吃到了三明治。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吃肉了。上一次还是在奥斯维辛吃的人肉。

当我凝视着四周围毁灭的景象，我想象着还有多少德国城市毁于战火，有多少德国人惊慌失措，流离失所。火焰不断焚化城市的生气；几乎没有一座建筑完好无损。盟军轰炸十分彻底，把这座城市从地图上抹去，只剩废墟。还未爆炸的炸弹就那么扔在街道上，路上危机四伏。城市早已一片狼藉，轰炸却仍未中断，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一切，不留下一草一木。我本应该感到高兴，可我没有。

当晚上我们回到集中营自己的营房后，其他囚犯就会聚集过来，兴奋地打听我们一天过的怎样。他们喜欢听任何来自外界的消息，特别是有关于德国的失败，因为这意味着离我们得到自由解放的那天已经不远了。德国人的悲伤既是我们的快乐。他们一字一句地仔细听着。他们很难想象像斯图加特那么大的城市也被炸成了废墟，什么都不剩。“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是我最经常听到的回应。

我们不会在这儿待多久了，我听到一个囚犯这么说，我很同意他。斯图加特集中营离斯图加特不是很远，盟军正步步为营，逐渐逼近。然后卡波对待囚犯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

曾经频繁的毒打和屠杀正变得越来越少。他们除了点名的时候免不了的惩罚，其他时候对我们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这让我有了大把的时间对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集中营内囚犯间的气氛也变得非常平静。守卫和囚犯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改变。我们的狱卒们开始尝到了失败的滋味，意识到战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一天的大多数时候我都和斯坦利还有简在一起，我们长时间的聊天交谈。和所有男孩子一样，我们也谈自己的红颜知己。我告诉他伊娃的故事，我的初恋，也是我唯一的爱，可一切都结束得太快。我也告诉他我们和爸爸，妈妈还有雅各布在一起的生活，告诉他我和斯坦利还在一起是有多么幸运，几年来保守着我们是兄弟的秘密。简则告诉我他的卡尔拉，他们曾经青梅竹马，去同一所学校直到大学，他们对未来的憧憬期冀。他告诉我他的父母起初不认可卡尔拉。他们觉得自己是贵族而她来自中产阶级，门不当户不对。卡尔拉的父母送不起她读大学，但对简来说，他早就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根本对卡尔拉的财务状况没有概念，也毫不在乎。据简描述，卡尔拉是一个美丽的，品格高尚，聪慧且健谈的女孩儿。在这些优良的品质面前，她的出身和财富根本算不上什么。她和成千上万的荷兰犹太人一起被带到了奥斯维辛，之后发生了什么他就不知道了。说完卡尔拉的故事，他两眼含泪。我和斯坦利也坐在那儿沉默不语。

“好了，孟德尔，告诉我更多你的故事吧。”

“事实上，也没啥可说的了。我在波兰的生活和你在荷兰的完全不一样。是这样的，在波兰，我们犹太人在受教育方面还有工作生活的区域都有很多限制。而且那儿没有很多工作可以提供给犹太人做，所以大多数的犹太小孩都是子承父业。不过我的父亲对我的未来有更好的计划，他想让我成为一个牙医，这是另一个犹太人可以从事的职业。他真心希望我将来走不一样的道路，而不是做一个糕点师傅，裁缝或者制鞋匠。还有斯坦利，他爸对他的未来也有不一样的希望。”

“我明白的，”简回答道，“我也曾道听途说，波兰的情况和荷兰很不一样。几百年来，绝大多数的波兰人都是文盲和农民。他们受到地主爵爷的控制和奴役，基本上过着封建时代的生活。还有据说，在波兰一直都有很强的反犹主义情绪，很容易被蓄意煽动。然后，自从德国在希特勒的领导之下，那个变态施虐狂，这种对犹太人的仇恨就变得像火山爆发一样不可控制了。而这些人间惨剧都将永远的载入史册。”

“没错，你说得很对，”我答道，“那个希特勒到底算个什么东西？那么冷血残酷，一定是个没爹娘的野种。除了是个贪念权力和地位的自大狂，他什么都不是。”

守卫经过，命令我们回到自己的铺位去，营地再次安静下来。

该来的总是要来，又一次的悲剧向我袭来。我就要和爸爸还有斯坦利分开了。这些年共同经历集中营的恐怖，只要一想到爸爸和斯坦利在我身边就给了我活下去的意志。可一天晚上点名后，一队卡车抵达营地。我，简还有其他囚犯被召集起来，直接运走了。如此突然，我都来不及和爸爸还有斯坦利说再见。生命中的头一次，我真正的孤身一人。我充满恐惧。内心在拼命地呼喊斯坦利和爸爸，在这世界上我唯一爱的两个人。我唯一的家人如今离我而去。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住的大哭起来。脑中浮现出一个阴郁悲伤的想法，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我们在夜色中赶路，目的地未知。简和我交谈。他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你觉得现在我爸和斯坦利会遭遇什么呢？”我问。

“别担心，”简安慰我道。“你爸爸和斯坦利这么些年都挺过来了，他们这次也会没事儿的。你现在只要想你自己就行。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很快就会得到自由了。”

“你认为我们是被运去处决的吗？”

“不，我不觉得。战争就快要结束了，这些纳粹现在对待我们都更人道了，对犯罪的惩罚也没有那么严厉了。你只要想一件事，活下去！也不是件很糟的事儿啦。毕竟你经历了那么多，难道你要在自由离你那么近的时候放弃吗？”

他的有理有据让我恢复了理智，并冷静了一点儿。可一会儿我又想起了爸爸和斯坦利。我害怕他们在集中营被处决，又想起奥斯维辛的那一幕，毒气室还有焚尸炉，他们会变成空气中的尘埃消失的无影无踪。就算他们活了下来，我们有该如何找到彼此呢？我们会在将来某个时候重聚吗？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这时我又动起了自杀的念头。我在哪儿能找到个工具呢，绳子，一把枪？随便什么，任何能终结这种折磨的东西就好！

几个小时后，我睁开眼睛发现我们来到了另一处囚犯营，乌特辛根集中营；老一套的例行公事。站个几小时排队点名，少得可怜的口粮，死气沉沉的日子，一天又一天。没有任何区别。在这儿我们被安排把石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无关紧要的工作，只不过为了不让我们闲着，让我们筋疲力尽，这样我们就没心思搞什么暴动或是抵抗了。即便我们有这些想法，我们也没这个力气保证计划成功实施。我们也挖沟，至于这些沟派得上什么用处我们就不知道了。我的心思从没在这些工作上。我还是一直想着爸爸和斯坦利。我的上帝啊，我是多么的想念他们！我感谢上帝让我还有像简这样真诚善良的好朋友。但我也越来越担心他的安危。我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们所承受的苦难已经把他变得形容枯槁。我猜我自己大概也差不多。他从没有丝毫厌倦，耐心聆听，总是对我说一些鼓励的话，安慰我，告诉我爸爸和斯坦利一定不会有事。即便只是谈谈他们，提到他们的名字，就能帮我挨过集中营的又一天。

四处打听之后，我发现这儿没有从拉多姆来的囚犯。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还有我的家人，没有人可以交谈，世界那么大，我感到无比的孤独。

我们在这个集中营已经待了两个星期，又一天晚上点名结束后，简来到我的铺位旁对我说，“挪过去点儿，孟德尔。让我坐一会儿，我有话对你说。”

我注意到简现在十分消瘦而且体弱多病。我握紧他的手好让他感觉温暖一些，这双充满天赋，曾为他骄傲的父母，他的卡尔拉和他的朋友带来小提琴美妙音乐的手，如今就像干枯的爪子，没有一点儿弹性。曾经强壮的双手如今虚弱无力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了。

“好的，简，请坐下吧。”

“我想请你帮个忙，”他用轻柔虚弱的嗓音说道。“如果我死了，你活下来了，我想请你帮忙查出卡尔拉是否还活着，然后你力所能及的帮助她。你知道我有多爱她。”

“好的，你知道我会尽力而为的。”这就是当时我能够给他的所有承诺了

“我还有些事要告诉你，孟德尔。不过这得等到明天。我有点儿累。必须得回到我的铺位上去。”

我记得他几乎没法儿穿过房间。我想过去看看他是否还好，但是守卫进来巡视，我只好去睡觉了。等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简。我怕他活不了多久了。他的身体是那么瘦弱。他的颧骨高耸就像个骷髅。他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眼神死气沉沉。我为他向上帝祈祷，要么现在就结束他的苦难，要么让战争现在就结束，好让他得到自由，接受救治。

每天早上我都会去叫醒简，好让他和我一起出去点名站队，这几乎成了我的习惯。也许，奇迹会出现，他能再活一天然后开始恢复健康。那天早晨当我想要摇醒简，让他起来一起出去点名的时候，他没有反应，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

我亲爱的朋友在睡梦中死去，只有我一人为他哀悼。我感到上帝早已抛弃了我。疲惫排山倒海般的吞没了我，在那一刻我明白，我已没有什么理由活下去了。我机械般地出去点名，回到自己的床铺，哭了一整天。悲伤令我无法承受。我不知道爸爸和斯坦利在哪儿，现在简又死了。过去五年间我所承受的一切残酷现实如鬼魅般浮现，令我无法自拔。脑海中唯一能记得的只有永无止境的毒打，挨饿和死亡。死亡无处不在。我恳求上帝让我在睡梦中死去，离开这个人间地狱。

情绪的失控令我精疲力竭，第二天早上我看到简的床铺已空。他们晚上拉走了他的尸体。在我躺在床上等待卡波的口哨响起的时候，脑中想着今天又将发生些什么。这些德国人又会想出些什么折磨我们的新花样？也许今天就是我被处决的日子，我笑了笑。如今这成了我每天早晨醒来想到的第一件事。

太阳即将照常升起而我的思绪溯回到当斯坦利自愿跑进集中营陪爸爸和我的时候。我记得即使是做一件像上厕所这样简单的事是有多么不容易。每一天，都有一些人会掉进粪水里因为在粪池上面只摆了几块板子，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让人保持平衡。我们不得不叉开腿跨在这个大洞上面，然而许多次这些囚犯们都因为太虚弱了以至于不能保持他们的蹲姿。斯坦利和我都会轮流扶着彼此的胳膊，这样就不会掉进粪坑里去。午夜的时候，上厕所变成太危险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饭盆大小解然后第二天再刷干净来盛汤。

有一次当我走过营房的过道时，偷听到里面一个铺位上发出一阵低沉急促的呻咛。我停下来去看怎么回事儿，一个被囚犯们称为“教授”的人正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在床上扭曲打滚，脸上流满了豆大的汗珠。我跑上前去，脱下自己的帽子，想帮他擦擦汗。我真希望我懂一些急救知识可以为他做点儿什么。我温柔地对他说话。可语言不通，边上又没人翻译，他也不明白我说什么。不过也许声音的安慰起到了一点儿作用，他安静了几分钟。

他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来集中营已经两年了。他的外表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看上去是一个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男人。我一直想多了解他，可因为语言的障碍只能作罢，我总觉得自己和他很有缘分，想接近他。当时不知为什么，我有种急切的冲动想要帮助这个男人。我叫上了另一个囚犯一起来帮忙。可那个人只关心自己的死活，拒绝帮助我。

我抓着他的领子求他，“我们不能让他就这么死掉！”

我怒气冲冲地对着这个不认识的人大吼。可我心急火燎的想帮助的人又是谁呢？

“你个傻小子！我们要是向上头报告，他肯定会被枪毙，你也知道这儿根本没有医疗措施。”

“也许守卫能做点儿什么呢。不是有个集中营医生可以救他吗？”

“基本没什么希望，孩子，不过要是你坚持我们可以试试。不过你可得祈祷别因为问了不该问的我们就被守卫杀了！”

于是我们跑向当班守卫，向他报告了发生的一切。

我真应该让教授在床上平静的死去。结果不出所料当晚他就被拖到外面杀掉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他脸朝下倒在自己的血泊中。我伸手摸进他的口袋，想找出一点儿面包屑。

这个集中营的守卫都是德国军队里最最残忍冷酷的一批人。他们曾犯下谋杀，强奸等滔天罪行，被关在德国国内的拘留设施内。党卫军故意招募了这些罪犯，就为了利用他们在虐待残害无辜平民方面的天赋。毫无疑问，他们是执行大规模屠杀和折磨，维护德国恐怖统治的绝佳工具。这些守卫以残害我们取乐，总是会翻出新花样来折磨我们。他们和我们一样，在制服上印有一个彩色的三角加上一个大大的字母来代表他们的罪行。我的三角形上印着亮红色的字母“J”，代表政治犯犹太人。这就是我的罪。可我又懂什么政治呢？在来到这个集中营，来到我生命中的地狱时，我只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儿啊。

这些罪犯，这些守卫，一直在偷拿囚犯的口粮，削减我们的食物供给，使得因饥饿而死的囚犯比枪决的囚犯还要多。在囚犯中只有那些战争中的“政治犯”还能够时常收到从家乡寄来的红十字包裹，里面装着食物。我和其中几个人做了朋友，就像水蛭一样天天缠着他们，有时候也能分到一点儿吃的。没有这些食物，我也会挨饿而死。幸好因为他们的善良，分享给我食物，又一次地我的祈祷得到回应，能够继续活下去。

这个集中营和别的地方很不一样，在这儿只有很少几个犹太人。大多数囚犯都是不同国籍的基督教徒，因为反抗德国统治而在自己的家乡被逮捕。这儿还有很多天主教徒。很多牧师，主教，甚至还有一个红衣主教和我一块儿被关在这儿。不知怎么，作为一个犹太囚犯，混在这些基督教徒之中，我觉得多少安全一点儿。我一直觉得只要大家和睦相处，就会有更大的机会存活，也欢迎消除任何歧视。可我还是在这儿受到了来自一些囚犯的反犹主义的困扰。我经常想怎么会这样呢？我们都是被德国人折磨残害的难兄难弟，可我们还是和他们一样，充满偏执和偏见。

不过我还是认识了一个在俄国前线被德国人俘虏的基督教小伙子。他是个叫塞尔吉的俄国人。他几个月来换了好几个集中营，看上去已经非常适应这样的生活了。他思考和表达的方式令我感触颇深。他从没有失去活下去的勇气，总是在计划他回到家乡后如何继续他的学业。他准备战后回到家乡，学习科学。

我希望自己也能向前看，为自己的未来规划。可我要怎么做？又为什么要去想这些？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也不想回到拉多姆。我真的会获得自由吗？我又该去哪儿？我在拉多姆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与折磨，德国肯定是不想回去了。我想我也许会去以色列。我的叔叔赫尔曼曾答应过带我去那儿。可以色列还不是个国家，而去美国也是困难重重。我不光需要护照，还需要有人做我的监护人，对我负责。塞尔吉至少还有他的家乡可以回去。我想到，从很久以前犹太人就没有家乡流离失所，可我们还是想方设法的活了下来，繁荣起来。我也能找到生活的路，一个新的地方，新的朋友，假以时日一定也会有自己的家庭。

塞尔吉是个出色的雕刻匠，他用石头做出了一整套的多米诺骨牌教我玩这个游戏。我们会几个小时不停地玩儿。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子，总是积极乐观，他教我要相信命运。相信该来的总会来。他总是说不要老是看消极的一面，要积极，看人的优点而不是缺点。有时候我会和他开玩笑的说认不认识我的爸爸。他从不谈他的家人。每当我问起他，他告诉我想这些只会让他觉得孤独和伤心，会降低他活下去的可能性。自怜是一种他不想沉溺其中的情绪，思念他被逮捕之前的人生只会增长这种消极的感觉。

“不要对过去念念不忘，孟德尔。只考虑今天，只想我们得到自由重返故土的明天。”

这样的处世哲学真是太好了，也确实帮助我度过在这儿的日日夜夜，保持我的理智，鼓励我继续活下去。虽然我们的交情只维持了几周，可能是九到十周吧，但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人生导师。

阴冷的冬天再次到来。我还记得那些早晨蚀骨的寒冷，天还未亮就离开我的床铺到外面站队，身体止不住的颤抖，只为了再次点名。我早已记不清温暖的感觉。刺骨的寒冷没完没了。噢上帝啊，我多想暖和一点儿！有时候，想想从前拉多姆那个狭小温暖的公寓也有些帮助。我试着在脑袋里回忆那里的炉火，假装温暖就在身边。我的脚特别冷，不管我如何想象它们很暖和都没有用。终于有一天，绝望中的我想收集了一些干树叶，塞进我破破烂烂的便鞋，好歹能挡住些冰冷刺骨的寒风。

我捡着捡着，直到被守卫看见，我骗他说我想晒干这些树叶然后卷成香烟用来交换食物。他把我捡的树叶都收走，警告我别再继续。于是我想用树叶做袜子的计划就这么泡汤了。

1945年1月，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犯人都死了。活着的基本上就像会动的骨头架子，漫无目的的四处游荡，浑浑噩噩的度过每一天。那些活着的人谈论非洲已被盟军攻占，法国也已恢复独立，比利时的国王回归，俄国人已经推进到柏林附近。新来的囚犯带给我们这些好消息。我们祈祷着不久之后就会获得自由。

终于德国人的精神彻底垮掉了，他们已无为祖辈的土地奋战的意志。终于意识到因为自己的侵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而现在他们的国家必须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再抱有幻想，疲惫且虚弱，再也没有反击和革命，剩下的只有对盟军攻占自己曾经伟大的国家的深深恐惧。

塞尔吉被转移到其他的集中营去了，我又一次地感到了孤独。

一天早上我站在泥泞的雪地里，等待着例行的愚蠢点名和营地指挥官的到来。因为我不能走动也不能移动出队伍，我不停地换着脚踩地，以免在这天寒地冻的清晨被冻僵。我瘦弱的身躯就像一根瘦长的冰棍儿。口粮要待会儿发放，可我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我想我真的快要死了，可就在这时，突然一阵尖叫在这呵气成霜的空气中响起。

“看天上。兄弟们，快看天上。”

就在那儿，掠过我们的头顶，一架飞机贴着地面飞过，就好像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在观察地面情况一样。我可以看见机身上和德国飞机不一样的标志。那是美国人，感谢上帝啊，是美国人。然后另一个囚犯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大喊，不过从他叫喊的样子，我可以看出他非常兴奋。

我悄声问边上的囚犯，“他说什么。那是什么语言？”

那人轻轻地说，“那是弗莱芒语，比利时人说的。”

在队伍里我们是不被允许交谈的，如果违命等待我们的可能是死亡。可我实在太像知道他说什么了。

“求你告诉我他说了什么。”

那个囚犯帮我翻译——“你们怎么这么久才来？我们等了你们五年了！你们要花多久才能杀了这帮德国混蛋啊！帮帮我们吧，在他们杀光我们之前！”

我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赞同。的确太久了。谁知道呢，也许想救我们已经太迟了。

兴奋过头，那人有点忘乎所以了，竟然忘了站队时不能说话的命令，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指挥官走到他跟前，掏出随身携带的左轮手枪，往那个比利时人脖子上开了一枪。两名守卫过来把他拖走，在冰冻的地面上留下一串血迹。那人再也品尝不到复仇的甜蜜滋味，看不到德意志的消亡了。

在集中营里我们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个人前一分钟还活奔乱跳大喊大叫的，下一分钟就死掉了。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证明他的身份也没有任何人认识他。就这么无名无姓的死去了，他的家庭和祖国永远无法知道他的死讯。

他的家人，即便他有家人，也永远不会知道他发生了什么。而这是成千上万屠杀的受害者的共同命运；默默的死去，被遗忘，没有任何记录或是遗嘱证明他们曾经活着。

他会和其他的受害者一起埋在一个浅坑里，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大卫星。

我在想世界是否有一天会知道在1933年至1945年间，无数在纳粹恐怖统治下受尽折磨最后死去的人，不光在德国，而是整个欧洲。

有一天，一队德国军官来到集中营，开始挑选囚犯。他们给我们进行了体检，我和其他六百多人一起被运上卡车拉走。和往常一样，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们都是些病人。有些人瘦的皮包骨头，有些人全身浮肿，所有人都营养不良，衣衫褴褛。每个人都一脸悲伤的表情。因为大家心里清楚，我们是在被送去处决的路上。否则这群病怏怏的人还能干什么呢？我们互相告别，静静地等待一切苦难结束。我祈祷让我死的干净利落点儿。一路上，我们谈论着自己战前都在干些什么，我们住在哪儿，我们的家人和来集中营之前的生活。不同的语言交织掺杂在一起听上去很奇怪。我们手拉着手，哭泣声不绝于耳。

突然卡车车队急停下来。我从帆布罩底下偷瞄外面，想看看我们旅程的终点在哪里。我看见了那些奥斯维辛的液压翻斗车运着满满一车的人类尸体开往焚尸炉。

这景象让我脑海里思绪万千。这些人都有家庭吗？他们开心过吗，爱过吗，经历过自己孩子出生的喜悦吗？享受过假期的欢乐吗，春去秋来时愉快的欣赏过周围的美景吗？

谁有权力把这些都从别人身上夺走？

我想起我小小年纪就被抓走，经历了五年的时光，承受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残酷和恐怖。

我想起上帝，想到这么多年来我无数次的死里逃生，可最终还是死在毒气室里，尸体烧成灰烬：我闭上眼轻声说道，“妈妈，我来陪你了。”

卡车的帆布罩被掀开。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狂跳。拍了拍边上狱友的手，哭着告别。当我眼睛适应了外面的天光后，被外面的景象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担架！一长排的担架边上站着人等着帮助我们！我的上帝啊！这是真的吗？终于得救了吗？

我马上被抬起来，是的，抬起来，下了卡车，放在了担架上，身上盖着毛毯；一张温暖舒适的毛毯，然后被送去一处作为疗养中心的木质临时收容所。当我们出发时，我意识到在这儿我可以接受治疗，有更多的食物，终于有机会活下来了。心中默默地感谢上帝。

当我被抬进收容所时，我四处张望，看到一些用来救治我们的物资和设备。这儿有一排排的铺位，每一张铺位上都有人盖着自己的毛毯躺着。还有窗户，干净整洁，医护人员在一边随时照料这些囚犯。我闭了一会儿眼睛，心想也许我是死了，已经到天堂了。身上毛毯的触感真实无比。五年来的头一次，让我觉得像是国王的待遇。我紧紧偎依在毛毯里，欢乐的泪水流满脸颊。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残酷对待，终于遇到了一丝人类的善意。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内心的感动。在漫长痛苦的这些年中我第一次感到安全；一切都结束了，我终于活了下来。死亡的阴影和恐惧已经消失了。他们一定不会费劲的把我治好再处决我吧。我比任何时候都相信自己能够活下来了。心中充满喜悦的沉沉睡去。

我醒来后他们给了我一些热腾腾的营养浓汤。真是太好吃了。还有那张毯子，我希望他们让我留着它。然后我注意到我对面的人。即便他的头发被剃去了，我还是能看出他原来一头银发。他脸色苍白。我和他说话，可他听不懂。于是我做起手势，但他还是不明白。我特别想问他是否知道我们在哪儿还有为什么他们对我们这么好。可他就是不明白我说什么。然后，在我的头顶上，我听到有人说俄语。因为俄语和波兰语类似，我知道我可以和他交谈，问问他我到底在哪儿。我用生硬的俄语问道，“你好啊，先生，你好？”

“你是，俄国人？”他问道。

“不，我是波兰人。我家住在拉多姆。”

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的五年间我曾被反复问起，

“你在这个地方待了多久了？”

“我今天才刚到，我都不知道我在哪里。”

“好吧，我告诉你吧，不过在我说之前能否告诉我你的名字？”

“孟德尔，孟德尔斯坦伯格。”我回答道。

“我叫伊万诺维奇，”他告诉我。“你是犹太人，对吗？”他继续问道。

“没错我是，在为此付出了五年沉重代价后，我仍然以我的犹太信仰为骄傲。”

我有些恼怒的说出这些话，因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我是不是犹太人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老天啊，这种你是不是犹太人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犹太人有什么两样！特别是如今得到了帮助，而且有机会存活甚至自由的时候。

“我没别的意思，孟德尔。我的父亲就是犹太人，我的母亲是个基督徒。”

“我不想听这些。你就告诉我我在哪儿吧，还有他们怎么开始把我们当人对待了。”

“你很幸运啊，孟德尔。这儿没有什么苦差事要做。我们得到医疗照顾。吃的也更多了，而且味道还不错。我们可以随意交谈。甚至还有杂志可以看。”

“但是，为什么呢，我不明白。”

“我也在想为什么呢。我猜是因为德国人终于意识到他们要被打败了，不久以后他们在战争中所犯的罪行就要曝光于整个世界了。不光是对犹太人，还有任何阻碍他们征服世界野心的人。在这最后一刻，他们大概想好好对待一些他们的囚犯，好让全世界以为他们对待囚犯一直很人道。”

“这些德国人是要多傻才会以为他们能隐藏对我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有太多的人记得太多的事情了。我能忘记之前将近六年的恐怖，残酷，饥饿，折磨，恐惧和孤独吗？不，伊万，世界会知道，而且我希望，永远不会忘记。即便一切都被遗忘，我也会是那些罪行的活着的证据。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还有件事，孟德尔。在这儿你还能看到国际红十字会的人。他们会派人视察集中营，看我们被如何对待。当然，我们这些囚犯是不被允许和那些人交谈的。只有德国负责人有权利。所以他们不会知道真相也没有机会听到任何关于那些残暴行为的消息。但是总有一天德国人的所作所为会被曝光，我祈祷那一天尽快到来。”

“你的意思是说，整个世界都不知道在奥斯维辛，达濠，布痕瓦尔德和其他所有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

“因为没有切实的证据。这些集中营，你知道的，全部由德国人管理。外人是不允许入内的。也没有囚犯逃跑成功。所以至今他们还是能够保守他们那些肮脏的秘密。”

我在想，他们可真是给这个世界演了场好戏！

“跟我说说你吧，伊万。还有我们到底在哪儿啊？”

“我是个囚犯，一个战俘，从俄国和德国开战后就被俘了。因为我的两条腿都冻伤了，我不得不截肢，所以他们把我带到这儿。”

“噢，伊万，真对不起，这太糟糕了！”

至少我很幸运还是四肢健全，还有我的眼睛，全身无恙。

“没错，我受过的苦真是一言难尽，不过至少在这儿我应该能活下去。也许假以时日，我的断肢愈合后，可以撑着拐杖再到处走走呢。”

他的积极心态给了我灵感。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处境越艰难，我生存的意志却愈发强烈。

“那这个集中营叫什么名字，伊万？”

“这儿叫内卡加拉克，就在美丽的内卡河畔。”

我之后再也没有见到伊万。几天以后我被带到医务室做全身检查，然后被移送到另一个营房。生活继续它熟悉的节奏。因为我还能走路，我需要参加点名。点名每个小时进行一次。从我的窗户向外看，我注意到这儿也有很多女性囚犯。看到这些女人对我来说很不同寻常而且很奇怪。她们穿着和男人一样的条纹制服，不过你一眼就能看出她们是女人。她们穿衣服的方式还有她们走路的样子，一下子就暴露了她们的性别。

现在是二月，天气特别寒冷，地面积着厚厚的雪。但多年来的头一次，我感觉温暖。营房有供暖，我也有我视如珍宝的毛毯。我们喝的汤里有蔬菜。汤头浓，热腾腾的，慢慢地我的体力恢复了。还有另一个美妙的经历：

红十字会从其他国家买来杂志分发给我们，我花很长时间看里面的图画。我看不懂里面的文字，但图画很漂亮，也基本上能描述故事的大概。

我经常挂念爸爸和斯坦利并为他们默哀。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我感觉他们一定是被处决了。当然另外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想象我的未来，我要去哪儿，我该做什么。

天堂般的日子只持续了几周，然后突然口粮被削减至几乎为零。那是1945年的三月。甚至整整两天我们连一点吃的，一滴水都没有。很多病患死在了他们的床铺上。如同活生生的噩梦一般。我营房的囚犯们开始变得狂暴危险，我被吓坏了。然后其中一人看见一头奶牛路过营房。喊了一句“食物！”，所有走得动的囚犯就跟着他跑了出去，当场把它宰了，吃起了生肉。我一块肉都没抢到。不过我记得他们给了我一小块皮，上面还长着黑毛，我把它塞进嘴里，使劲的嚼，好让我的嘴里有点儿口水。

三月的最后一天，大约凌晨三点，一队德国守卫抵达营地。命令我们起床到外面点名。我用毛毯包着我赤裸的身子。用嘴咬开一个口子，把头套了进去，找了根线充作腰带把毛毯绑住。随后终于他们告知了我们战争的真实情况：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经非常接近这一区域，现在集中营要马上撤离。我们要被送去达豪，最大的集中营。我非常确定这回他们是要处决我们了。难道我永远不能摆脱这死亡阴影带来的痛苦折磨吗？我似乎已经死过无数次了。

但我想，这次一定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充满折磨的旅行。数百个患病或是太虚弱的囚犯被抬上担架。营地的德国指挥官用扩音器宣布道：“你们要走六英里到达火车。五人一组排好队列。互相拉好手臂。外侧的两人对其他三人负责。任何人扰乱队形都会被当场射杀。我负责尽可能快的将你们送上火车。”

于是我们按照命令一排排站好。很多人都像我一样没穿衣服，只围着毛毯。一声“前进”的命令，大门打开，囚犯开始行动。我想这绝对是最后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了。煎熬折磨就要结束了，我们都将解脱，要么死亡要么自由。这自由的梦马上就将成真的想法给了我力量。六年纳粹恐怖下的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噢上帝啊，让这美梦成真吧，我祈祷。

我们行进的速度很慢。女人领头，后面跟着抬担架的人，最后是像我这样仅仅还能挪得开步子的人。边上德国守卫骑着马，还有那些狡猾凶恶的狗跟在一旁。我们没有选择会让旅途稍微轻松些的大路或者街道。一如既往的，他们不想让我们被普通市民看到

我们穿行于春雪刚融化，泥泞的原野中，许多患病的，和因饥饿十分虚弱的囚犯，一瘸一拐步履艰难，时常摔倒，但是一阵棍棒带来的刺痛后，他们还是不得不爬起来继续前进。很多人死在行进的路上。

我记得我在五人组外侧，所以我的一只手可以活动。路过一座破旧无比的建筑时，我碰巧往上一瞧，一个大约七岁的小女孩靠在那座建筑的高处窗前。她不小心掉出了一个苹果核被我伸手接到。就在我准备吃掉它时，被德国守卫发现，用卡宾枪的枪托拍掉了我手上的苹果核。他往我胸口猛揍。我失去平衡摔倒。因为我们就快要抵达目的地了，我被其他四个囚犯拖着走完了剩下的路。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永远不会忘记这次的事件，即便当时我处于半昏迷状态。当我们抵达火车那儿时，我们又一次地像动物一样被扔上开敞着的运煤车厢。这些车厢没有顶棚，里面还积着几英寸的雪。这就充当了我们的床。我的胸口疼痛难忍。轻轻地碰了碰胸口被打的地方。就好像那里被捅了一个很深的洞，我连呼吸都很困难。我想办法从毛毯上撕下一块布条，在另一个囚犯的帮助下，充作绷带紧紧地缠在我的胸口。至今我仍因这个伤口造成残废。

火车开动了。严寒刺骨，享受了几个星期的温暖后我对这寒风几乎失去抵抗力。躺在雪里，胸口钻心的疼，几乎无法呼吸，虚弱如我，除非奇迹出现，我想我是活不了多久了。当我抬头看向天空时，我记得我看到太阳升起，过了一会儿我才感到一丝温暖，沉沉睡去。

我被周围的大喊大叫惊醒，“火车转弯减速时，跳！”

听到这话我明白逃跑的机会来了。可是我实在太虚弱，身上疼的根本动不了。然后我又听到另一个声音，“这是你生还唯一的机会。他们准备炸了这列火车。他们在前后车厢都放了汽油足够把我们炸上天。已经没时间把我们送去达豪了。为了活命快跳啊。”

我试着想动，可根本不可能。我连呼吸都困难。我看到周围的人都开始跳了。我听到射击声。然后一个头上包着绷带的法国小伙儿跑到我们的车厢，让我们安静。他说他会爬到最前面装着汽油的车厢。拧开了汽油桶管口让汽油流光，另一个囚犯到火车尾端那个车厢去。我祈祷他们成功。

这时又一次空袭开始了。我想这一定就是我的终点了！我的时候终于到了！但再一次地我们死里逃生。他们一定是看到我们并不是士兵，这是一火车备受折磨，衣衫褴褛的苦命人，所以他们呼啸而过。然后火车停下了，我猜这里就是我们要被炸飞的地方了，我也不知道那两个人是否抵达存储汽油的车厢了

一阵似乎是永恒的死寂。德国守卫尖声叫喊停止了。一切陷入怪异的寂静中。病患开始发出咕哝和呻吟，还有无数人的窃窃私语。

我的心脏似乎要停止了，然后每个人这才意识到德国人似乎抛弃了我们。囚犯们组成了一个侦察小队，爬到隧道的尽头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快他们就带回了好消息，德国人都不见了。他们都走了。在我绝望之时，起初我并未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不过慢慢地我才反应过来：我自由了！六年了，终于没有了德国人的监管。我一下子还有点没有适应过来。我得好好想想。然后我想到斯坦利和爸爸，要是他们现在还活着，他们也一定自由了，我现在可以去找他们了。我们终于可以一起重新开始生活。我摸了摸脸上流下的泪水；那是快乐的泪水，不光是为了我，还为了在这场战争中受苦受难的所有人。

一个囚犯当选为领导人。

“大家冷静，待在原地不要动，”他告诉我们，“不要惊慌。我们会离开这儿。这条隧道一共有四条线路，每条线路都装着囚犯。如果我们齐心协力，我们就可以出去，但如果你们惊慌失措，情况就会变得危险起来。”

四周漆黑一片，几千个惊慌失措的囚犯被困在隧道内的事实并没有令我有多在意。我脑海中只有一个词，自由！其他的都无关紧要。自由！过了一会儿我才回到现实中，我试着移动，想站起来，可我一点儿力气都没有。我实在太疼了。上帝啊，让谁帮帮我把，我恳求道，

我的祈祷得到了回应。

囚犯们的冷静和守规矩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他们无法抑制内心的巨大喜悦，自由终于到来而他们还活着！突然间隧道中充满了大喊大叫，回音响亮清晰。

很多人尝试互通身份，我可以听到一个人用波兰语喊道，“我是来自波兰，洛兹的斯坦尼劳斯，布罗尼克。这儿有人是和我一个地方的么？到第三线路的第四车厢来。”

看起来所有的囚犯都在找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他们用母语呼喊，希望找到认识他们或者他们家人的人。

突然一只强壮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疼得皱眉。

“谁躺在角落里，你叫什么，你从哪里来？”

“我叫孟德尔斯坦伯格，我的家乡在拉多姆，波兰。”

“你干嘛不动啊，为什么不下火车？”

“我起不来，胸口疼得受不了。”

“来。我扶你起来。”

他强壮的手臂把我像个婴儿一样一把抬起来，让我站了起来，扶着我走了几步。即便疼得要死，但能走路的感觉还真好。

“你说你叫什么？”

“孟德尔斯坦伯格”我回答。

“你父亲是不是在拉多姆做裁缝的？”他问。“你还有个弟弟叫斯坦利？”

“没错，没错。”我回答道。“但我们已经分开很长时间了，他们现在肯定死了。”

他紧了紧扶我的手臂说道，“不，孟德尔，他们没死。他们也和你一起在这个隧道里哦。”

“我的上帝啊，这是真的吗？”我问他。

我再次得到他肯定的答复。因为他们之前在同一个车厢里而且他和他们很熟。

我高兴得差点儿又要晕过去了。

“他们在第三条铁轨的火车上，倒数第五节车厢。你自己能走到那儿吗？”

“是的，我能行。”

但是我发现我身上一点儿力气都没有，尝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我开始大叫，“爸爸！斯坦利！爸爸！斯坦利！”希望他们能听见我的声音。

可没有回应。也没有人来。我哭了起来。知道他们离我那么近可我却找不到他们！我一遍遍地大叫，没有人回答我。我筋疲力尽地躺下，突然想到一个点子。很多年前我们还是小小孩的时候，斯坦利和我之间有一种只有我们俩知道的口哨联络方式。我们会一直吹，直到找到对方。在很多紧要关头我们都这么干。尽管胸口疼痛难忍，我还是想方设法的吹起那口哨。起初很轻很轻，最后慢慢响起来，然后我在那儿等待回答。什么都没有。我又试了一次，还是没有回答。我恳求在我周围的囚犯稍微安静一分钟让声音能够传出去，可他们因为刚获得自由，高兴得忘乎所以，根本就不理我。我再次求他们，这回却引来一个囚犯对我破口大骂，“给我闭嘴。没看到我们在庆祝吗？你会找到爸爸和你弟弟的。担个什么心啊。我们自由了，你听不到吗？自由，自由，自由！”他们不由自主地拍起了手。

等到他们好不容易安静下来，我才又吹起了口哨。这次终于听到了回答。只可能是斯坦利。我终于确认了他们真的还活着。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不停地重复……

我听到口哨声越来越近了。一开始我先吹，然后是斯坦利，这样可以指引他们到我躺着的地方。要不是我实在动不了，否则我造就狂奔过去迎接了。再有一会儿，再有一小会儿我就能和我亲爱的兄弟斯坦利还有我的爸爸重聚了。可最后只有斯坦利来到我面前，我还差点儿没认出他来。他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德国制服。骨瘦如柴，脸上的疲惫十足像一个老人。等到他喊道“孟德尔”，我才认出他来。

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形容我此时的心情。

当斯坦利用手臂围着我拥抱我时，我痛苦地大叫。

“怎么了孟德尔？你怎么了？”

“我胸口被德国人的枪托砸伤了”我告诉他。

“那我们打平了，孟德尔。我也受伤了。手臂断了。不过我是在盟军轰炸时弄断的。看见没？上着石膏呢。”

“我们只是受伤已经很幸运了。噢，斯坦利，你相信吗？我们真的自由了吗？爸爸在哪儿啊？”

“他刚才还和我在一块儿，等会我带他来找你。现在我扶你回车厢那儿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会儿。”

有斯坦利在身边真是太好！

这么多年来的头一次我没有了恐惧的感觉。知道爸爸和斯坦利还活着，我们可以再次重聚的好消息给我带来的快乐我将永生不忘。

斯坦利马上送来一些食物给我。因为他还走得动，他在补给车上拿来了一些涂满黄油的面包。真的太好吃了。我们边吃边聊。他告诉我的故事简直能再写一本书了。休息一会儿后他帮着我下了车厢，手脚并用的终于爬出了隧道，隧道内尘土飞扬，再加上我身上的伤令我呼吸困难，终于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对我是极大的解脱。斯坦利帮我尽可能舒服的安顿在一个小池塘边。这时我终于看到了爸爸。尽管他一身破衣烂衫，憔悴瘦弱的身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我大叫一声爸爸，他飞奔到我面前。我们拥抱亲吻，在这一刻我忘记了身上的伤痛。

但是我们还未脱离险境，周围仍然危机四伏。斯坦利加入了我们，三人再次重聚，我相信我们什么难关都能挺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在远处还有战事在进行。德国人还在做最后的困兽之斗，不过他们一定意识到这是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战斗离我们非常近，我们甚至可以听见隆隆的爆炸声，看见盟军的坦克，炮兵部队还有加农炮。

我们静静地坐着。能够坐在一起，能够触摸到对方已经超过我们所能奢望的一切了。我们微笑，爸爸有时会摇摇头说道，“真不敢相信，我还能有命和我两个儿子重聚。”

妈妈和雅各布的悲剧我们只字未提。这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巨大的悲伤。

大伙们就在这儿等待战况的发展。

战斗实在太激烈时，我们会躲进隧道，等安静下来了我们就又到外面呼吸些新鲜空气。隧道里面闷热拥挤，所以我们在不危及自己生命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待在外面。一些身体还健康强壮的囚犯占领了补给车厢，尽可能公平的分配食物，可不一会儿食物就吃完了，我们又一次的面临挨饿的命运。但是不知道是谁，找到了一个废弃的菜园子，里面的食物勉强让我们维生。我们中间的意大利人又发现了一些里面流着白色汁液的长杆植物，法国人又在附近的水塘里发现了一些水母和蜗牛，这些食物好歹让我们活了下来。看着各个国家的人利用身边一切创造出食物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

尽管我们得到了自由，大家还是担心隧道被轰炸。每个人都尝试着想出通知盟军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的办法。然后一个人突然想到一个点子。每一个还幸运地穿着衣服的人都把衣服脱下来。让自愿的人拿着他们带到隧道的两头，系在棍子上插在地上，剩下的整齐铺在地上组成方块图案，用来吸引盟军飞行员的注意，那样他们就会知道我们都在这儿等着他们来解放我们。

仍然健康强壮的几个人组成了一个观察哨，一天早晨他们发现了几千张用德语写的传单，警告我们不要离开这里，援助很快就会到来。得到了这个保证，我们忍受着食物短缺，取暖匮乏和条件的恶劣耐心的等待，因为现在看来这只是为了得到自由而要付出的小小的代价而已。

我们在隧道里待了六天，大约一千二百个男人女人等待着救援。那一天终于到来，那个日子会永远的刻在我的记忆里——1945年4月5日。美国人来了，解放了我们。他们对我们来说就像是英雄，就像是超人。到处都是拥抱和亲吻的场面。在极度的欣喜中，我跪在地上，亲吻我不知名的解放者的双脚。

终于我熬到了重获自由的这天。

1 约瑟夫•门格勒(JosefMengele，1911年3月16日-1979年2月7日)，人称”死亡天使”，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师”。门格勒是筛选当时被运抵集中营的囚犯的医师之一，负责裁决将囚犯送到毒气室杀死，或者成为强制劳动劳工，并且对集中营里的人进行残酷、科学价值不明的人体实验。战争结束后，他先是使用假名隐匿在德国，然后逃亡至南美洲不同国家居住，直到意外溺死在巴西，对遗体的DNA测试才确认了他的身份。

2 阿道夫•艾希曼(德语:Adolf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根，由于小时候肤色较深，而被同伴笑为犹太人。之后艾希曼加入纳粹党，1934年由于负责达豪集中营而受到海德里希的赏识;1937年艾希曼曾经前往海法与开罗，研究将犹太人移住巴勒斯坦的可能性，后来艾希曼向纳粹方面以经济理由反对将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计划。

第四章拨云见日

那是我们藏在隧道里躲避战乱的第六天。狂轰滥炸过后，是好一阵寂静，大家伙现在都觉得这里的战乱要到头了。起初我注意到一辆美军的坦克，由几名身穿绿军服的美国大兵在驾驶着。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德军的坦克，不过当听到他们说了句“OK”时，我立马反应过来他们是友军，因为在战争开始之前我在电影里就常听到这个词。

这些美国大兵们对我们很是友善，他们告诉我们红十字救援队的卡车会将我们接到奥斯登博肯的一村庄里暂时避难，我们将待在那里直到找到合适安置我们的容身之地。

大兵们说的英语，我都没听懂，除了“自由”这个词在我脑海里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自由对我而言不过是奢求。在这乱世之中，重获自由不再恐惧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现实似乎过于美好，我一时之间竟还接受不了。虽是如此，但我们父子三人终究是幸存了下来，团聚在一起，此时彼此内心皆是无比的喜悦。在解脱与幸福感之中，我们相拥而泣。

红十字会的卡车如期而至，我们被带到了镇上，在那里我们可以自由行走，没有铁刺网的束缚，没有警卫的监视，更没有哨兵那如秃鹰觅食般的目光。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有充足的食物，御寒的衣物以及能供我们一场好梦的居所。最让我们高兴的是，那些负伤带病的可怜人现在都可以得到医治了。

自由这词对我们意味着太多太多，多到让我忘了自己胸口的伤痛，忘了仍旧赤裸的双脚，忘了自己一身褴褛，仅有破旧毛毯裹着的身躯。但这些又算得上什么呢？我自由了！

在进入镇子的入口处挂着一名吊死的盖世太保好让所有人都能看到纳粹的末路。我凝视着这全无生气的空壳，心中没有丝毫起伏，对他们这些人我早已麻木。我试着提起心中对他的恨意，告诉自己这种人死不足惜，但心里却是一片空虚。我唯一在意的是那双再也不用的鞋子，所以我把他的鞋脱了下来穿在自己脚上。鞋号大了好几码，但我总算有鞋了，聊胜于无嘛。随后我在一家废弃房屋的衣柜里找到了件燕尾服和大礼帽。当父亲看到一身西装革履的我时，他打趣着说我是个乞丐儿变了贵公子。那是六年来第一次，我们三人一起开怀大笑，笑到两嘴发痛，双目湿润才停下来。

当一篮子鸡蛋进入我们视野时，我们三人正肩并肩走在街上。当时我们不是因为饿了才去吃那些鸡蛋，而是因为自己终于有机会放肆一下，能做任何自己想干的事。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把那些鸡蛋生着吃了。鸡蛋的味道好极了，不过我因为吃得太多而拉了好些天的肚子。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自由了！

奥斯登博肯的街道空无一人。这里的德国人早已逃之夭夭。比起联军的铁骑，他们更加害怕被解放的囚徒们。他们恐惧自己会被人们报复而逃离了自己的房子和店铺。

由于美国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充分处理囚徒们的事务，又加上缺乏安全监管，因而一时间照成了混乱的局势。人们开始抢劫财物，德国人的财产被搜刮一空。他们随意闯进店铺拿走自己想要的物品。这地方陷入了无治状态。很多囚犯想着自己在遭受纳粹的摧残后有权利得到任何自己拿得走的东西。

在我们移居到小镇12小时之后，联军将战线向东推移，使得小镇的周围更加安全，方便联军的坦克士兵驻扎此地。满载着家具衣物和食物的车辆缓缓涌入镇子里，连原本逃命的德国居民也陆续回迁。他们大多拖家带小地走着回来，为的是看看自己的家还剩些什么。结果当然不容乐观，我对他们感到同情，在战争中，人民都是受害者。在他们进入小镇前，他们派了些人做探查以确定自身不会遇到危险。当那些人回来告诉其他人战斗已经终止，联军驻扎在镇里后，他们回到镇上，看看自己的家是否幸免于难。

那晚在联军工作人员叫我们入睡之前，我洗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木桶浴。镇上的房里都没水，因为供水系统被炸毁了。但我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找到了个浴桶并从就近的河里舀水到桶里。我在桶下填了火加热，就这么泡在水桶里直到水变冷为止。那次是我这辈子最享受的木桶浴了。随着一身风尘的洗净，那六年的苦难仿佛也随之而去。我用力地搓着自己的皮肤，用力得好像表面几层皮肤早已不会感到疼痛；仿佛是要让新的皮肤得以生长一般。

没过多久，镇子上突地冒出了众多的外国记者和摄像师。他们渴望得知我们遭受的恐怖经历，好让世人明白过去几年里发生的非人暴行。人们让我们脱去衣物，接着他们为我们拍照录像以作罪证。我们因野蛮的践踏而造成的身形的枯槁，伤痕的狰狞都将记入史册。对集中营犯人的遭遇的采访持续了很久。囚徒们自然很乐意向这些记者揭露纳粹对自己还有千千万万无辜民众的残虐。很多记者到过了乱葬岗，报道了这些杀戮是如何地高效进行的。当这些外国记者明白我们所承受过得痛苦后，他们面上浮现了恐惧而又震惊的神色。这对他们来说太过震撼了，震撼得让他们害怕世人不会相信有如此灭绝人性之事。但这些都是血淋淋的事实。那些人口述中的灭族和酷刑都曾实实在在的降临在无数无辜的男女老少身上。

有个记者来到我身边和我交流了好几个小时。当采访结束时，我记得他说，“孟德尔，你可以把你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啊。”

“我也有这个想法，总有一天会写的。”我这么回答他。

我和斯坦利都意欲从店铺破烂的窗户中拿走一些摆置的商品，但父亲将我们给拉了回来，告诫我们不应当趁人之危。我问父亲是否我可以留下这双盖世太保的鞋子时，他的回答是“上帝会明白你是取你所需”。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善良的人。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后还能有这样的品格，对我而言是不可思议的。而我的情绪就显得五味杂陈，时不时的我会对自己损失了那么多年的时光感到愤怒不已。

那时候德国马克（德国的货币）洒得满街可见，所有人都觉得马克已然是一堆废纸所以扔得到处都是。马克币就这么被人踩踏，扫进下水沟之中。我那时捡了几张马克装进了口袋，觉得自己口袋里有钞票总不是件坏事。虽然父亲告诫我们不昧他人之财，但我认为这些钱都没人需要了，拿几张也不会惹什么是非。之后马克币的价值又猛的回涨，那些有先见之明的人可谓赚到了。

几天后，一大批的囚徒开始了回乡之旅，有些靠步行，有的乘坐交通工具。如今重获自由身的他们就要与家人朋友重逢了，显得很是愉快。

然儿我们早已没了家乡，没了安身之地。

小镇渐渐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人来人往，一切如常。我们父子三人没有可去的地方，于是我们让联军的朋友为我们安排往后的事宜。滞留下的难民和急需医护的伤员随后被转移到了郊区，安置在一个曾经是德国公共学校楼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很奢侈的睡上了干净的床铺和枕套，要是还觉得冷的话还可以有两张被子。我都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他们告诉我们这里是我们找到下一个收容所之前的唯一暂居地。我反而希望自己可以在这空气清新的舒适之地过完余生。

尽管距重回自由世界才过了一天时间，我却早已忘了对德军的恐惧。在激动与幸福交织的心情中，我都忘了自己胸前那正在溃烂的伤口。然儿当我躺在床铺上时，一阵恶寒袭来，胸口的伤开始隐隐作痛。不一会儿我就开始汗如雨下，父亲和弟弟陪着我，向我保证会有人来医治我的。我的病情变得严重起来，父亲认为是我在长期饥饿后突然暴饮暴食造成的身体排斥反应（释放二战难民后确实很多人死于胃的不良反应），先前是有人建议我们要慢慢恢复食量以让胃恢复正常功能。现在这痛苦实在折磨人，我感到自己要倒大霉了。

等到医生终于来给我诊断病情后，他立马让我到就近的医院接受治疗。对美国人的善良我很是感激。在经过复杂的诊断后，医生们确诊我是患了严重的胸膜炎。当时我发烧得不太清醒了，居然在想这救护车比以前坐过的运煤的和运牲畜的车厢要舒服多了。除了胸膜炎，我还断了好几根肋骨。医生为我包扎了胸腔，还给我开了医疗养生的处方。几天过后，我的烧就退了下来，身体渐渐有了起色。

在疗养期间，我发现这家医院很是不寻常。这栋房子本来是家旅馆，但现在它更好的发挥了它的作用。在这里我接受了极好的医护，医生护士对我也很好。现在我觉得那时是他们的善良治好了我。心中已不再害怕病痛，父亲和弟弟又在不远处，最关键的是我终于被当做是人对待，想到这些对我的病情的康复很有帮助。医院每天为我提供营养餐，还给我加了些荤菜好让我恢复气力，强健骨骼。

在那段时光里，医院里挤满了伤患人员。人们担心这里会爆发伤寒，因而工作人员采取了措施来保护病人和镇上的居民。他们在医院周围建起了铁丝网来隔离病人不许任何人离开，每个病人都要接受检疫，记得当我一觉醒来看到这些熟悉的铁网时，我心都快跳出来了，还以为重获自由不过是黄粱一梦。不过当我在窗外看到父亲和弟弟后，我重重的舒了口气。谢天谢地是美国人在保护我们。

还有一次，当我从下午的睡眠中醒来时，我逐渐感觉到有谁正握着我的手。由于我的床位挨着窗户，当时阳光正是刺眼，一时间我睁不开眼睛。待到眼睛适应了阳光后，我看到了一位身穿黑衣头戴怪帽的人站在我床边。等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他以为我要死了，在给我做最后的祷告。于是我又闭上了眼睛，躺在床上静静的听他的祷告，他说的是拉丁语。他一边念着祷词一边握着十字架。那时我在想“要不要打断他？”“我不会是真快不行了吧？”。我尽量露出笑脸来。等到他念完了祷告在胸前划了十字，我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头脑清晰多了。

“你说哪种语言呢？”我问他

“德语”他微笑着回答

“喔，那就太好了，我们可以聊聊天。首先我得告诉你我并没有要断气了，实际上我恢复得很好，只要再休整一段日子我就能下地行走了。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就叫我神父好了。大家都这么叫我。我想你现在知道我是名天主教牧师了。”

“是的，我早知道了，谢谢你为我的祷告。但你没有在床脚上的就诊单上看我的名字吗？”

“没有啊，我只被告知你病得很严重。既然我们都是天父的子嗣，我觉得祷告能让你好得更快些，孩子。”

“那么神父，请你看看我的名字，你就会明白为何你的祷告对我来说会这么不同寻常了。”

等他看了我的名字后，他很尴尬地笑着问，“你是犹太人的孩子？”

“是的神父，我是犹太人。”

“好吧，孟德尔，虽然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拉比（犹太人的老师），但我会找找看的。”

他在圣经旧约中找到了一段，用希伯来语读给我听。听着他的祷告，我不禁流下了泪水。

“神父，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我就是想有个人跟我说说话，上帝回应了我的愿望。”

之后他问我在哪出生的，家里有什么人，还问了在集中营里的遭遇。在他离开前，他说：“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你父亲和斯坦利在哪里，我会第一时间去告诉他们你康复的消息。”我谢过了他。他刚走到门口又转身过来看着我，脸上带着笑意。我俩都笑了起来，我挥手向他道别。

往后这位好心的神父每天都会来看望我，与我交谈，或只是停留片刻，一直到我出院为止。每次他离开前都会为我用希伯来语念段祷告。

我的室友听不懂我们之间的德语对话，但他感觉到神父的拜访并不寻常。这人能理解大部分俄语，但最拿手的还是希伯来语。终于他忍不住问我这个神父的事情。“他到底是拉比还是牧师啊？”我告诉他我和神父第一天的相遇以及如何成为了朋友。他听完笑了起来，说这是他听过的最暖心的故事了，他会铭记于心的。

我的这位病友叫作奇沃，有着很悲惨的经历。和许多人一样，他无依无靠，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他很渴望交到朋友，要不是他有严重的咳嗽，他可真会把我念叨出瞌睡了。在集中营的时候他就患上了肺结核，从那以后每天都咳嗽个不停，他会把咳出来的东西吐到一个小金属容器里。每次遭受一阵厉害的咳嗽之后他都会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害怕哪次咳嗽就会要了他的命。奇沃他原本住在俄罗斯的斯摩棱克，也是在那里他被人押送到集中营的。他没有任何过错，只是因为他年轻力壮就让人用船运到了德国的一处劳动营里。不出意料的是，他从此往后再也没能和家人取得联系。他告诉我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家人都还安好，能够有天和他们重逢。

“孩子，你明白的。等我出院后，我就会回到俄国去看看家人是否还在，但我不会再在俄国安家了。我不要再居住在任何的专制体制的国家。我想要自由，我要去美国生活。”

“别在你咳嗽的时候勉强说话了。你知道要想去美国就得先治好你的病。”

“对的，我知道。但有人能和我说话真是太好了。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之前我都害怕与人交流。我怕他们会是间谍，或会打我的小报告。”

“我明白，但还是少提过去的旧伤吧，多想想将来的打算。在我俩面前的是个崭新的世界。也许我会和父亲他们一起去美国。你看，奇沃，在这里这些美国人待我们有多好啊，我相信等到美国后我们也会生活得很好。”

“那你不打算回波兰了吗？”

“不回了，在那里有太多痛苦的回忆，回去只有悲伤。那么多的朋友和亲人在那丧命。我也无法扭转时间。我已决定到新的国度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我要当一名美国公民。”

“天佑美国”我俩一个用希伯来语，一个用波兰语说了这句。

几天后，几名俄国代表来接奇沃回去。我希望他能实现自己前往美国的梦想。

有位美国军官对我有很大激励。他名叫里昂，是个来自长岛的犹太人士兵。尽管他不会说犹太语，但我们还是很快就成了朋友。里昂还给了我第一张美元，我把那张美元折起来，和母亲的相片一起藏在鞋底。

在医院的精心照顾下，我很快就痊愈了。身体长结实了，吃好吃的也不用顾忌什么了，感觉自己又有了人样，这真的太棒了。但当我要离开医院时我真的很舍不得，然而这里的床位还得留给需要它的人。离别的日子还是到来了，医生告知我已经康复，可以出院并转到斯图加特的一所犹太人收容所里了。

在我离开前，医院的员工们给了我份惊喜——他们送了我一套新的衣物，有西装，T恤，领带，袜子，鞋子以及帽子。等我穿上这身新行头时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自己看起来怎么样，这让我想起来上一次我鼓起勇气往汤里看着自己的倒影时的情景。我问自己病房的护士姐姐能否让她拿块小镜子来让我看清自己的模样。那护士说了句男人的虚荣心之类的话，然后对我说：“孟德尔，跟我来，你可以好好的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

她把我带到了护士室，在那里有个全身镜。在镜子里我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人。我对于自己的新衣服很满意，也感到很高兴，但护士小姐不知怎的察觉到我悲伤的表情。

“怎么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怎么会，我当然高兴，”我回过头看着她，努力不让自己流泪。

“那你为什么看起来很悲伤呢？”

“我居然都认不出镜子里的我了，记忆里我不是长这样的啊。”

“我理解你的感受，孩子。这是因为你长大了啊。”

父亲和斯坦利早就在收容所等候我多时了，很高兴再次与他们重逢。他们俩滔滔不绝的评论我的仪表，说我看起来很是英俊帅气。他们对我的赞扬让我很快忘记了心中的感伤，重新绽放出了笑容。在我们进入新居所前，一面扬起的旗帜吸引了我的目光。那面旗帜上绣着大卫之星（犹太人标记，两面正三角组成的六角形），在微风中柔和地飘舞。“感谢上帝”我对自己低语。

这家收容所里有约300名犹太人，都是从德国各地的集中营和劳动营里解放出来的。纵然历经了这么多的苦难，他们依旧显得很快乐。他们中有人曾失去了家人朋友，有的家园已是废墟，命途多舛。但最后他们都熬了下来，得到了自由，是时候欢庆一场，现在拥有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

父亲他一直很坚强，一路上都没有过什么抱怨，但此时他感觉病痛难忍，面色苍白，不得不住院。他的胃被盖世太保重踢过，现在造成了很严重的岔气。这病给他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医生建议他立马动刀。手术后父亲只休养了几天就又回到我们身边，身体恢复如常。

要我形容下收容所的伙食的话，我就只有一句“无比美味”表达了。每天会有联合救济协会以及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为我们提供一日三餐，我们的日常起居皆由他们负责。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那些骨瘦如柴，满面疮痍的受难者渐渐长了肉，有了常人的体型，这是多么让人宽慰的事啊。有了这些救济物资，这里的人又恢复了生气。

这家收容所不仅是个避风港，也是一座人间天堂。在这里，我们有饭吃，能看病，有衣穿，能读书看报还提供音乐，应有尽有。大家都友善待人。我经常在想他们之所以对我们这么好是不是因为在得知我们的遭遇后，他们对我们很是同情呢？这都不重要，我享受着在那里的每分每秒。

报纸印满了有关以色列（犹太人国）的谈话与新闻，我们父子三人看到这些消息时激动不已，但这个新国家还没正式宣布成立，边境也依旧封锁着，犹太人民的转移工作也是在祖训（犹太人渴望回到“应许之地”）的指引下秘密进行。这就意味着去那里将充满危险。我们三人已经经历了六年的折磨，成天担心自己会被杀掉，要是有可能的话，我们会去美国安家。移民去美国的计划要比去以色列实际得多，加上我们都想尽快离开德国，所以美国成了首选之地。

但有一点缺陷就是在那里我们无依无靠，没有能收容我们人。人在异国他乡，在找到份稳定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前，你总需要有人赞助你的生活。记得那时我有很多的美国杂志，我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图片中的内容，虽然我看不懂英语，但这些图片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激发了我对美国的憧憬。

我心想美国人民能生活在这么个了不起的国家真是太幸运了。

我在收容所里还加入了一个组织，他们不时会去斯图加特寻找盖世太保的余孽。那天我们逮到了个斯图加特集中营的前警卫，我对此感到自豪。他们让我参加了对他的审判。看着这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内心感到了满足。

在收容所半年后，有天我正沿着主楼散着步，一张告示栏上的海报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的内容写着“生日是在5月31日之前的人可以移民美国”。当时我没理解这话的意思，实际上我的生日是5月25日，是满足条件的。但我在报名表上填了5月31日。现在我两个生日都会过。

连续几天我都没收到任何回复，但终究还是有消息了。那天我被叫去总办事处报到。到了那里时他们要我出示生日日期证明，我当然是拿不出来的，我全家的户口信息都被销毁了。不过他们也没太在意这个，接着由心理医生对我提出问题来测试我的智商，还让我做了体质检测。我自然问他们这些是要干什么，接着收容所主任问我：“孟德尔，你有多想去美国呢？”

我先是愣了一阵，然后哽咽着说道“美国是我最想去的国家，没有之一。”

“这样啊，那我想咱们会给你安排的。我们正打算把这儿所有身心健康的年轻人送往美国，年龄不能超过21岁。”

听到这话我就慌了。“那我爸爸和弟弟斯坦利呢？”

“别担心，孩子。你的家人我们也会考虑进来的，因为我们想尽可能不拆散家庭。所以只要时候到了，我们会安排你们三人一起出发的。先是你和弟弟一起走，你们父亲随后从海路跟上。你觉得这样安排好吗？”

我觉得怎么样？美梦成真有何不好呢！我站在那里不能动弹，脑袋一片空白。我一时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接着一个念头闪现出来——我就要去美国了！我们一家都要去美国了！我很想抓着这个男人给他个大大的拥抱和亲吻，但我没这么做。我和他握了手，眼里充满着感激的泪水，轻声的说了句感谢。“说老实话，孟德尔。我很难相信你们都是5月31日的生日。”他最后调侃着说道。

我满心的欢喜，等不及告诉父亲他们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了，都没跟主任说再见就冲了出去，任凭门重重的关上。

父亲和斯坦利很关心我被叫去办事处这事，焦急的等待着我。当他们看到我脸上的喜悦之情时，他们明白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他们。

只要对我是好消息，对他们也是。我的快乐就是他们的快乐。我展开双臂和他们热烈拥抱在一起，高兴的亲吻着他们。

“好了好了，别肉麻了，告诉我们你在那里发生了什么。”父亲这么问我。

“天啊，爸爸，斯坦利，我要告诉你们世上最好的消息。”

他们明白这就只意味这一种可能。

“你是说……。”

“对对对，咱们可以去美国了！”

父亲他们听到这消息后，我们三人又高兴得抱在一起，相互亲吻。我们这些年的苦难终于消散了，从此往后我们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此刻我的脑袋里别无他想，只有美国之行。我立马去了收容所的图书馆借了本英语词典，刻苦学习常用的单词和句子。学英语并不容易，当时我确定自己的发音很烂，但我没有放弃练习。我必须为这次伟大的冒险做好准备。我得在美国闯出点名堂来，而通晓英语会大有裨益。

出发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我们离开收容所去了不莱梅港市，那是个从事装载的码头。一路上我们坐在列车的头等舱里，我享受着奢侈的座垫，美味的食物以及良好的招待。看着这些我不禁想起了曾经被迫坐上的那些列车。我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好像这样可以抹去那些记忆一样。

现在我们恢复了健康，回到了正常的体重，身上也有合适的衣物，口袋里还有五美元的路费。我们正要去征服新的世界。要怎么做到这点，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想要有这么个机会。我们知道只要有自由和自己的勤劳，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在路上我们制定了计划。父亲他会重操旧业干裁缝生意，而我们兄弟俩就找份工作，并且去夜校学习英语。到了美国我们会住在一栋公寓里，房租一起承担。我们还要攒钱下来，哪天开个自己的铺子，组成家庭。我想象着自己在美国的生活，有着自己的事业，养育着自己的家庭。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然离我而去。在美国我们有平等的权益。

1946年6月1日，我们一行到达不莱梅，住在一家乘客招待所里。在那里我们停留了一天，接种天花疫苗和伤寒疫苗。在等船来载我们去美国的那段时间，我

在等待的过程里，我和斯坦利注视着对方，我们俩都对即将到来的离别感到苦乐参半。他将手放在我手上，和我一起回忆起我们的小雅各。雅各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兄弟，总有一天我们会和他团聚的。

父亲他注意到了我俩的伤感，试着让我们打起精神来。

“小伙们，听我说。多想想咱们是有多幸运吧。我们不仅活了下来，还能有机会去美国发展。日子会好起来的。”

“但我们到那里又能做些什么呢？”

父亲思索片刻后回答道：“我们虽然不够聪明，我的裁缝生意一时间也不会走上正轨，但我们身体强壮，为人守信，勤劳肯干。我们会奉献自己的正直，为犹太传承感到骄傲。这就是我们所能做到的。”

我明白父亲的回答很完美，但我听他讲这些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出了故人的样子，我的继母，雅各，伊娃还有伊兹洛克。我希望他们能和我们在一起。对于没有认真听父亲的回答我感觉自己有些自私。我只想快点上路，但又对过去六年的经历难以释怀。我向父亲许诺，自己不会对那些被迫加害我们的无辜人民心怀怨恨。

听完我的诺言，父亲微笑着说“孩子，你还太小。等你再成长一些，你就会明白人生既有仇恨与复仇，也会有宽容与理解。在你一生之中，会经历各种情感波折，但它们不会告诉你为何我族会遭此大难的缘由。你所应做的是尽量从其中领悟真理，不让怨恨充斥你的内心，怨恨只会毁了你。昨日已成过往，我们唯有向前一途。你会看到，有天德国人会努力补偿国家的所作所为。至于他们能不能做到，只有交给时间来揭开谜底了。”

往后父亲一找到机会就会和我谈论这些道理。

记得联合国救济协会的代表走进我们房间的时候，他激动的说：“斯坦伯格先生，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你会和你的孩子们登上同一艘船，是不是很棒啊？你有多少行李呢？行李必须称重再放在甲板上。”

父亲带着灿烂的微笑回答：“我的行李就是我身上背着的这些了。”

“那就不必担心超重的问题了。”那女士说

接着到来的是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代表。她发给我们五美元钞票和在纽约餐馆等其它地方的各类优惠券

“祝你们旅途愉快，开始新的生活。要是有什么我可以帮你们……”

“打搅一下女士，我们还要在这里等多久呢？”我问他

“就快了，你现在往窗外看看，你会看到从船的大烟囱上冒出的烟呢。那艘就是来接你们的船。现在我来发给你们身份标签，可别弄丢了。这可以算得上你们在美国的护照哦。”

当她把标签别在我西服上时，我再次激动起来。是时候离开了。

“请再次确认自己没落下什么贵重物品。”这是她最后一句话。

我有落下什么回忆吗？

当然不会有的。

走了三条街之后，我们到达了港口，在堤坝处遇到了通行的另一群乘客。当我们跳上船板上时，我激动得心跳加快，呼吸困难。有位工作人员负责一一核对乘客的身份。他们知道我们不会说英语，但总会慢慢掌握的。这艘轮船很是值得参观，我们父子三人手牵着手在甲板上游览着。

上了船之后，他们给我们分配了卧室。到了自己房间一看，室内有着干净漂亮的床铺，白净的被子和美丽的地毯。我总是会先注意到地毯的样式呢。

突然我们听到一声巨响，是起航的时候了。我们跑到甲板上，看着德国渐渐远去。

“解缆！”

船的烟囱升起滚滚浓烟，一点一点的驶离港岸，不一会我们就航行在大海之中。我们起先静静地站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压抑着喜悦之情。最后我们还是在欢笑中拉起彼此跳起了舞来。

父亲和斯坦利还欢笑着拥抱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些靠着护栏的乘客正注视着德国的海岸，满眼仇恨的火花。

在海上的日子里，我们修养身心，大谈美好的将来。毕竟我是第一次坐船，免不了晕了几天船。那时我不知道美元有多值钱，只记得把我自己的五美元钞票给了乘务员让他给我们些橘子，我钱都花在橘子上了，但橘子的味道相当不错。

三周过后，我和船上的人混熟了。他们是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同胞，有次还遇到了从阿姆斯特丹来的。我想起我对简的承诺，便问他们有没有简他们的消息，结果没人知道。有天下午，我途径一个正在雕刻的人，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他在做一个笛子。我跟他说我曾经认识一个叫简的男孩，他也会吹笛子，他问我这个简是不是阿姆斯特丹的人，原来他认识他们。他和简一起在音乐学校学习过。听到这消息真是激动极了，我可以兑现自己的承诺了。于是我马上向他打听简他们的住处，却得知卡尔拉和她的家人在达豪集中营去世了。

1946年6月26日，我们的船终于到达了美国纽约港。手举火炬的自由女神像第一个出现在我的视野，看一眼就不会忘记。大家伙都喜极而泣，我们父子三人更是高兴得抱在一起，流着眼泪。

我心中默默祈祷“上帝啊，助我忘掉过去，赐我做一个好人的勇气，当一名合格的美国公民。”

下了船之后我们到了一家旅馆，在那里我们等待分配工作。再一次在联合国救济协会和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帮助下，我们的吃住得到了保障。

我永远忘不了到达美国的那天，我对弟弟说要是这是场梦的的话就快叫醒我。

在纽约的第一个夜晚也是值得留念的。那天在登记处的年轻志愿者女士邀请我和他一起共度良宵。之后我知道她的家庭在长岛很有地位，她给我很深的印象。她邀请我去科尼岛（纽约的一个小岛）上去玩，那里完全就是仙境。我的“仙子”对我很是热情。她给我吃糖果，饮料还有热狗，我吃到肚子都涨了。那时我虽然已经19岁了，但心智还是个小男孩。那一夜我爱上了美国，还有这里的姑娘。

在103大道的旅馆住了两周后，我决定去37大道的服装区找份裁缝工作。由于我不会英语，找工作变得很难，不过我之后遇到了一位来自拉多姆的老乡，他雇了我，给我一周18美元的工资，这钱对我来说很满意了。记得手里拿到来美国的第一份工钱的时候，我感到十分自豪。店主有天带我去吃午饭，还教会了我第一个英语单词——“苹果派”。吃了几周的派后，我想学新的单词了（其实他就是派吃腻了），于是我又“吃会”了新的单词——瑞士奶酪。你们肯定猜到那些天我是吃了多少派和奶酪了吧。（他那时只会念这两个菜名）

在纽约闯了些日子后，父亲还是没能找到工作，所以他决定去波士顿，在那里他干起了裁缝生意。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父亲他就遇到了多萝西。在交往了一年后两人结婚了，之后我终于有了个妹妹，起名玛丽。苏。

虽然我俩要和父亲分开很令人沮丧，但那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按照事先计划好的那样，各自想法养活自己。我和斯坦利还住在布朗克斯租的小房子里。生活一切正常，直到有一天斯坦利被出租车撞成了重伤。他伤的很重，但在我的照顾下总算康复了。

如今我们俩开始了新的生活。斯坦利他人很好，也有工作。我们还一起去看电影，参加舞会，结交了很多朋友。

有天斯坦利来找我，说他要搬去加州，想要我和他一起去，但我在这里还有“债务”要还，所以没跟他走。而这个“债务”就是对这个国家的恩情的报答，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

这是我和他自从集中营以来的首次分别，不过还好我们随时可以互通电话。

斯坦利走后，我很快找到了家公寓，暂时在那里住下，开始养活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工友待我很好，他们帮我克服了语言障碍，让我明白美元的价值。我很快理解了美国货币的区别。我第一周的薪水花在了衣物上，毕竟起先我可没有多少换洗的衣物。

我一天天的爱上了美国和这里的生活，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得做些什么来回报这个国家的恩情。现在的我有工作，能上夜校，拥有自由，不必害怕什么。我怎么还敢奢求别的什么呢。在老师和朋友的帮助下我的英语水平进步显著，很快就可以和别人进行基本的交流了。我不光学着说英语，还学着读英语读物。

有天我看到了张美军招兵的海报。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我报恩的方式。只要我能出力保卫这个国家，我就能正式成为这儿的公民了。我就这么自豪地去报了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受命去军队报道。我在那场战争中服役了三年，恐怕我是最乐意接受这个使命的士兵了吧。我是由衷的感谢这个国家才参加这场战争。我记得最深刻的还是那些为了解放欧洲犹太人并保卫美国的自由民主而奋战的勇士们。愿上帝赐福于他们。

-终–

后记

当我参军的时候，父亲他表现得很不安，害怕我在朝鲜遭遇不测。在我坐上去往加州的火车前，他最后说了句：“这些年我们能活下来已经是莫大的奇迹了。我不知道上帝还能不能眷顾你。在那里万事留心啊！我爱你。”

经过军事训练后，军队将我分配到了维吉尼亚，给了我保护机能测试人员的任务。我在那里等待出发去朝鲜在某天周五的晚上，我决定参加一位牧师的布道。当我坐在房间的后面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有着一头乌黑的波浪发。她彻底迷住了我，还没等布道结束我就上前和她搭讪了。

她名叫威廉明娜，但她说别人都叫他米妮，我也告诉她我的名字，包括小名。我们在士兵俱乐部一起跳了舞，度过了美好的夜晚。

米妮她年纪很小，还在上高中。她打算去佛罗里达上大学，主修音乐。因此我那时没觉得我和她的关系有多特别。然而，这女孩牢牢的俘获了我的心，我对她日思夜想。

我和她度过了几天的时光，我们一起欢笑，一起赏景，一起唱歌跳舞。由于我英语水平有限我和她交流不多。她给了我她的地址，还发誓等我出征后会写信给我。

父亲的担忧应验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很难适应在朝鲜的行军生涯。其中语言障碍给我带来的麻烦最多。

当我由于听不懂某条命令而受到处罚的时候，我还在从日本去往朝鲜的船上。那天我去冷藏室想要拿些蔬菜，无意间注意到地上有什么东西被毛毯遮盖起来了，等我掀开来一看，是具尸体。这下可吓得我躲在房里不敢出来了。等军官们找到我后，他们关了我好几天禁闭。

我努力适应这样的生活，但有很多事情我都无法理解。比如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扔掉那么多食物。在朝鲜的时候，有次我经过一个麻风病隔离区，那里的人们饥寒交迫，我宁愿把那些食物送给他们也不会扔掉的。不过后来我得知这是不允许的。但现在在我看来那不是个坏点子。

朝鲜也是个美丽的国家，我发觉朝鲜人和美国人的风俗有不少相似的地方。终于有一天，我可以有我的RR了（美军用语，就是休假的意思）。

在我得知日本那儿的人很欢迎美国士兵的时候，我也激动地打算去那里度假。去之前我查看了自己排在第几位。但这次我的排位号可让我避开了血光之灾。我的号码是166，而飞机只接纳165名乘客。世事难意料，那航班之后坠毁了，机上无人生还。

我想起临走时父亲的话，想着自己还能走运几次。

在我在朝鲜服役的期间，弟弟他和一位名叫柏妮思的姑娘成了婚，在1952年生下了位漂亮的公主，马琳。

到我服完役后我又回到了维吉尼亚，希望能找到米妮。我给她打了很多次电话，但都无人接听。终于，在我收拾行李去波士顿与家人团聚的时候，我最后再试了一次，这次她接了电话。两周后我们喜结连理，在简单问候了父亲后我们搬到了加州，在斯坦利家附近定居。

在1953年的冬天，父亲他心脏病发，倒在波士顿的街道上去世。我和弟弟飞快的赶回去参加他的葬礼。

和米妮结婚是个奇迹，但这比不上我的小天使的诞生。安妮塔。赫莱恩出生在1954年。自从我进了集中营以后，我就时常在想自己会还会不会有后人。

斯坦利和柏妮思在1955年有了个小男孩，名叫霍沃德。我和米妮之后又生了两个孩子——嘉里在1956年出生，朱莉生于1962年。想到父亲没法活着看到自己的孙子和曾孙，我感到一丝伤感。

我和弟弟花了很大力气收集家族成员的消息。在二战前，我们家族有约300人，包括19位叔叔婶婶，我的外公外婆以及几十位表兄妹。战后我们家族就剩下了我们父子三人，以及几年后在法国意外遇到的马塞尔表兄。

斯坦利是个好弟弟，他陪我走过了70多年的岁月。在2003年五月的时候不幸离我而去。我对他只有言语无法表达的思念。

现在我也有了个大家庭。

等我哪天在天堂与父亲团聚后，我会告诉他的担忧是多余的，上帝他眷顾着我，而且仍旧眷顾着我。

斯坦利，哈依姆和曼尼抵达美国后不久

曼尼于朝鲜战争时期在美国军中服役
斯坦利和曼尼来到华盛顿特区

多萝西和哈依姆在波士顿成婚

斯坦利，曼尼和他们同父异母的妹妹玛丽苏

玛丽苏和她的儿子皮特和大卫

曼尼和米妮

曼尼和米妮成婚！

曼尼和米妮的三个孩子安妮塔，盖里和朱莉

斯坦利和他的夫人柏妮思
柏妮思（左一），她的女儿马琳（右一），她的儿子霍华德和他的夫人西蒙尼以及他们的孩子（从左至右）明蒂，亚当，卡莉和麦迪逊

斯坦利，曼尼，米妮和柏妮思

曼尼，米妮，盖里，安妮塔和朱莉

米妮和她的孙女珍妮特，孙子保罗

珍妮特和保罗（现在）

作者最后的想法

米妮……你我来自不同的国家，缘分来之不易

感谢你陪我共度一生

你是我的生命，我心所属，我的真命天女。我爱你。

曼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