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以寡言著称的姚依林，竞作百夕谈，实在难得……因为姚讲话很少，也很少写文章，这本回忆录性质的“百夕谈”就弥足珍贵了。

——王梦奎（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姚依林百夕谈》意到笔到，随心所欲，不受一般格式束缚，更像是两人唠家常，却也把姚依林的一生生动地介绍给了读者。它真实的历史价值是任何其他叙写他的传记作品难以取代的，因而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传记文学》编辑部

姚依林的堂妹、作家姚锦，从1984年4月到1986年3月，两年间同姚依林作多次长谈。百夕谈者，言其多也，实数是43次。谈话内容，多为姚依林数十年之亲身历见。姚依林同意在他去世后发表。

——王梦奎（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简介

姚依林是中共高层政要，八九十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常委，长期主管经济工作。这是一本对姚依林的访谈录。与众不同的是，它是由姚依林的堂妹姚锦与其所作的跨时两年、长达43次谈话的实录。姚依林与堂妹的促膝交谈，更亲和、更随意，详述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历程，也披露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颇具史料价值。对这些内容，姚依林同意在他去世后发表。姚锦是作家，她的文笔灵动自然，语言亲切感人，加之几十幅独家历史照片，使本书图文并茂，生动可读。

该书还附录了姚依林传略、中央纪念姚依林的文章等，是了解、研究姚依林及其生活时代的丰富文本。

父母身世及大家族生活

谈话主题：

父母身世及大家族生活

我端详着他的容颜：方额大脸，眉目疏朗，虽较“文革”前苍老，但眼底笑痕依旧，精神分外矍铄。那惯于沉思的目光和善于微翘的嘴角，神态镇静自若，显出非凡的毅力。他一向不讲究穿着，总见他在家穿着陈年旧衣，足下一双轻便的圆口布鞋，现在换上了一双旅游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近两年党中央制定的各方面政策在落实和推行中已见成效，革新之举大刀阔斧，体制改革大势所趋，人民经济生活日有好转，精神生活舒畅开放。我对他讲了周总理纪念程砚秋的讲话，希望他能够及早回顾历史，总结经验。

他微笑着，头句话对我说：“我怎么能和程砚秋先生比呢，他是一代大师。”

“很谦虚。”我说，“这样，先谈一谈参加革命50年当中，你最难忘的斗争生活是哪一段吧!”

“49年，还不到50年。”他立即认真地更正我。

“好认真!”

“当然，不能虚报一年。”

“那，是哪一段呢?”

他想了想，说道：“最难忘的还是‘一二·九运动’的一段。”

“为什么?”

“那时候一切从亲自参加的群众斗争实践中来。”他眼望前方，缓缓地说：“一切办法都是和大家一起从斗争中得来的，是真正切合实际、有创造性的。”

“那，后来的斗争生活就不是切合实际、有创造性的?”

我当然领会他并非此意，只是想激他多说几句。他说话言简意赅，习惯于有问则答。

“后来大部分时间做机关工作，方针政策有安排，照办就是。了解下情更多的是看文件，听汇报。”

“不是时常出去调查吗?不是还去‘私访’过吗?”

“当然有调查。都是不如亲身参加的好!下到基层，省里、县里、区里的领导都跟着下去，这样也就难以听得周全、贴切。‘私访’是很难办的!我有一次，以后谈。”

据我所知，他十四五岁时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那时正是1931年日寇侵占我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他在抗日爱国运动的激励中，在当时参加了“共产国际互济会”的同学刘艺生的影响下，对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劣政深怀不满，已感觉到有一个不同于黑暗腐败的中国现状的另一理想世界，他寻觅、探索，愿舍身奋斗，循此前进。那时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论》、《反杜林论》，以及一些时而遭查封、时而改名复刊的进步刊物，并热情地走上街头，和上海青年们一起参加抗日示威游行。他18岁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在那儿逐步地卷入革命激流之中，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主将之一。他历经复杂的斗争，至今却更加怀念着青年时代那与群众脉搏相通、苦乐与共、认真求实、群策群力的斗争生活，感情是真挚的。

六兄谈起十四五岁时的革命热情，他的眉目舒展的笑容显得很天真。他说起一位当年身为国民党中央银行副总裁夫人的姨母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有意见，她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因为日本人厉害，而不是因为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他对姨母的话听不入耳，竟和姨母大吵了一顿。小辈儿的“失礼”，使自视甚高的姨母非常生气。

“那时你住在姨母家吗?”我问。

“不是。”他微笑着对我慢条斯理地说：“你四爸姚捷勋①，号曰继枝，1917年他去世时我三个月，出生在香港。他死后，你四妈蔡亦民带着锦新五姐和我投奔了二爸。二爸姚凌，号曰绍枝，他们兄弟都是因爷爷叫宝枝得名。二爸是当年江苏武进县县知事，死前在上海文史馆任职，他抚养我们到我五岁。你四妈是浙江吴兴人。思想比较开通。擅长英语，在洋学堂任教。她不愿儿女在武进县上学，把我们带到上海读书。你四爸在民国初年是广东海南岛琼崖水上警察厅厅长，死后下葬到江西南昌。因为爷爷原是清朝江西巡抚的一等幕府，好比今天的一级秘书，所以江西有祖坟。下葬费用是二爸、五爸、还有你的爸爸老六几个兄弟集资办理。你四爸去世后有三千银元抚恤金，四妈拿到这笔钱没有动用，在杭州买了一栋房子出租，用租金和她教学的束脩供我和五姐生活、读书。我们的生活是节俭的，我们三口人虽然是姚氏大家族的一支，但并没有在大家庭中共同生活过。”

我想起过去家里珍藏的一张合影，男女老幼几十口人齐着花团锦簇的服饰：妇女们穿斜襟圆下摆短衣、百褶长裙，男人们着长袍马褂。大家排列成行，围绕着端坐当中的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盛装吉服，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我，前排一侧站立着8岁的六兄。这是庆贺奶奶八十寿辰的“全家福”留影。

“有一张?合影，不是有你吗?”

“是啊。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家族聚会。当时五爸姚国桢，他号曰幼枝，任交通部部长兼交大校长，又兼烟酒督办。你爸爸姚震，号曰次枝，任司法总长、大理院长。他们两兄弟住在一起，都属安福系段祺瑞幕府，一个要权，一个搂钱，互相勾结。民国十六年北洋军阀垮台之后，他们才退隐，迁京做了寓公。当年就是五爸用专车把我们母子三人从上海接到北平庆贺奶奶八十寿辰。我们在北平东四十条住宅住了十天。”

他眯眼笑着，回忆起那十天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第一，奶奶八十寿辰那天，我和几兄弟在院子里玩，我折叠了一顶纸帽子戴在头上跑；不但我戴，还教会了几兄弟都戴上纸帽子在院子里跑。结果，挨了十三姑婆一顿骂。我至今记得……第二，当年男人磕过头之后，还要打千儿。你四妈是洋派，准许我磕头，绝对不许我打千儿!第三，当天妇女们都穿着大红百褶裙，惟独你四妈因四爸去世，穿的是粉红裙子，奶奶不知四儿子已去世，便问：‘四太太为什么穿粉红裙子呢?’旁边人告诉她：‘四太太是洋派!’……第四，奶奶问：‘四老爷为何不来庆寿?’告她：‘去海南岛出公差去了。’她又问：‘为什么四太太不跟着去?’有人骗她说：‘四老爷另娶了一个带去了。’……第五，十一条有几处院落，每天我和兄弟姐妹在前院大厅共餐，早餐总有几大盘：千层糕、松花蛋、炸果仁……我们在上海的早餐只有一个面包，从未吃过这样丰盛的早点，给我印象很深。”

陈旧的记忆已成趣闻、奇景、怪现象，这些被历史车轮碾碎，被时光淘汰的轶事谈资，使我们由衷地大笑起来。

初入清华四件事

谈话主题：

初入清华四件事

我去时，他正伏案工作，一灯独明，满室静寂。他收拾起大书桌上的东西，起身相迎。今天他的面色很好，血压不高。

同去的有女儿元元和侄女欣欣。他们带去小录音机，打算悄悄地录下六兄所谈，却忘记了带电线插销。两人坐下相视而笑。

“笑什么?”六兄见到，便问，“元元高兴，是不是拿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想请我吃肉粥?”

两个姑娘嘻嘻地笑起来。

“啊，录音机。”他发现小录音机，微笑道：“要偷录?”

“六舅紧张吗?”

“紧张什么?”

“那么不偷录，公开地录，可以吗?”

“当然可以，可是有什么可录的?”

他在叙谈之前，告诉我一件事：在“文革”中，说是陈伯达老婆处有一份陈伯达写的什么“一二·九运动提纲”，揪斗他时，便一再要他把“一二·九运动”和陈伯达联系起来。所谓的那份材料却始终未给他看过。根据事实，他不能胡乱去联系，每天便被追问不休。当时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录音机对着他，命令他谈“清楚”这段历史。那时录音机还是新鲜玩艺儿，他说当年对此倒并不紧张。……小录音机唤起了他的不愉快的回忆，当然，我再也不给他录音了。

他今天谈起1934年秋由沪抵京，入清华大学化学系读书时的几件事。我头一次听说六兄原来是学化学的，他去天津做地下工作时才入工商学院读经济系，也是作为掩护。

“由于到清华大学以后接连地遇见了几件事，”他回忆着说，“才把我这样一个有民主感情，对共产主义有朦胧认识的青年最终推到了革命阵营中去。”

他叙述事情习惯条理化，总是第一、第二地谈下去。

第一件事，初入清华大学，满心欢喜，万没想到会遭遇新生被接待的第一关——“拖尸”。“拖尸”是英文“TOSS”的译音，这是美国高年级学生欺负入学新生的顽皮手段，清华大学的高班生把它照搬过来，年年例行。他去体育馆新生报到处报到，见到高班生在场内围了一圈，命令报到后的新生做各种动作才放行。如不服从，就被几个人架起抛入游泳池中。他报到后被带到场内，命令他用鼻子去顶一个球，这必须趴在地上才办得到，高班生在旁边看了大笑。有几个女同学不愿意做，都被架起抛到游泳池中去了。这件事使他感到受辱。新生异常气愤这种欧美舶来品的恶作剧，议论纷纷，群起反对。于是，他和同学们一起，为此团结起来发表了一个《反TOSS宣言》(这个宣言可能是同班同学杨述执笔)，在学校里形成了一个“反TOSS”运动。

接着，在欢迎新生的联欢晚会上，每个班的同学都戴一顶圆顶纸帽。高年级同学戴黄色的、红色的，偏偏让新同学戴“绿帽子”，这也是有意欺负新生。他们抵制戴“绿帽子”，新同学都不去参加迎新晚会。这使高班同学生了气，到处打听新生闹事的带头人，传言夜间袭击，要抓头头扔到游泳池里去。新生齐心合力，准备好了刀、棍、石灰袋子，摆出“武斗”之势。这一来，高班生才未敢夜犯。当时一年级新生有三百多人，涌现出一批活动积极分子，从此他们抱成了团儿。

第二件事，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世界语学会，号召同学学习世界语。当时的世界语学会分为两派，一派是绿色世界语，是老派，提出的口号是：“用世界语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另一派则是以清华大学为主的新派，红色世界语派，参加的同学都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提出了新的口号：“用世界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他就是在“红色世界语派”的学习班中结识了当时的北平师范大学同学周小舟，决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第三件事，1934年下半年，吴玉章在苏联海参崴教中国工人学习新文字。拉丁化的新文字在当时推广很快，扫盲成效不小，于是在国内教育界兴起了新文字运动。北京以清华大学为中心，因开展新文字运动联系了河北农村许多教师。当年，他在世界语学习班上认识了一个思想进步的邮务员王经方，此人二十来岁，在清华大学邮局工作。他和王经方两人商议，共同办了一个《北方话新文字》不定期刊物，得到了邮局康局长的支持。他们两人的干劲很大，学校12点熄灯后，他们时常点燃蜡烛刻版印刷，一直工作到凌晨，有时熬个通宵。他起了一个假名字，叫“王婉莹”女士，于是很多用新文字写来的信寄给“清华园邮局王婉莹女士”收。他们两人便忙着连夜复函，寄去刊物。《北方话新文字》小册子便这样地通过邮局分发出售，广泛地联系、团结了校外的有志之士。

第四件事，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教授在新年休假期间去欧洲旅游，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苏联回国。清华大学同学在社联(即社会主义科学工作者联盟，党的外围组织)的领导下，在清华大学组织了一个“现代座谈会”，请冯友兰教授作报告。冯友兰讲了旅欧见闻，也如实地介绍了苏联的情况。隔日，国民党特务宪兵第三团便来清华大学抓走了冯友兰，说他是共产国际特务，关押到蒋介石的保定行营。但三天之后，蒋介石下令把冯友兰教授释放了。抗战时期，蒋介石请冯友兰去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老师，这是后话；当时冯友兰教授因被扣押非常生气，清华大学同学们也因此事更加认识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

经过了这几件事，他的革命思想在实践中逐步发展，1934年冬天，经周小舟介绍，他参加了革命组织。当时参加的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乃宋庆龄主办，总会设于沪，各地均有分会，是当年党领导下的许多外围组织中重要的一个。

“且待下回分解吧?”我看他今天谈兴甚浓，怕他过于疲劳，血压又会直线上升，连忙请他就此打住。

两个姑娘已听得全神贯注，静默无声，把所闻录进了心里。

外围组织和地下革命活动

谈话主题：

清华生活及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和地下革命活动

今天约谈很有意义，恰好是青年节。他全天国务繁忙，晚上又在看文件；但他一谈起来便专心致志，沉浸在青年时代斗争生活的追忆中，交谈两个小时，尚无倦意。我感到六兄又回到了风云变幻、风尘仆仆的青年时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能效法欧洲，慑服于挑起大战的威廉二世的权威吧，中国有些父母喜欢为孩子命名为“威廉”。他因出生香港，需用英文名字报户口，小时亦被命名“威廉”。母亲又叫他克广，“克”是大家族兄弟们的排字：克番、克文、克新、克明、克和、克广、克安、克祜、克荫、克敬、克治、他排行第六。“广”取意出生地点，也寄托着母亲的希望。入大学后，同学们都不称其名，只呼一声“姚胖子”。据他说参加革命后一直无名，被简称“姚胖子”，去天津工作时曾用假名“许志庸”。直到冀东暴动后，部队发给每个人四元津贴费时要定个名字，他想起上海曾借给他进步书籍阅读的人叫薏林，就随口给自己定名为依林。

我回忆起他被呼为“姚胖子”年代的模样，他时常穿一件肥大的深灰色长袍，显得身材伟岸。他虽胖，却不臃肿，高大又较灵活。当年在天津家中的房顶大露台上，他和我们弟妹们玩“划拳”，比赛“迈大步”，他总是赢的。我出剪子，他出拳头；我赶紧出巴掌，他又出剪子。玩“迈大步”他几大步就跨到了墙根脚，是常胜将军。在我们的印象里，他那时是一个和蔼可亲、对我们循循善诱，风里来、雨里去，总不得悠闲安静的神秘兄长。

今天他谈起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情况。周小舟介绍他和蒋南翔同时加入了这个党的重要外围组织。周小舟当时是四年级学生，他们是二年级学生。

1934年底，时值寒假，周小舟从市内来清华大学找他，给他带来了自卫会的传单——《告同胞书》，要他翻印散发。他会刻蜡版，也会印刷，便立即通过在清华学生会中办事的同学取来了印刷工具，办起来都不难，传单很快印好了。他想了一个主意，趁晚间无人时去清华图书馆，悄悄地把《告同胞书》粘贴到每个报纸夹子下边，让报纸把它掩盖，次日同学们去看报时便可发现它。

“那时的心情是，又怕人家知道参加了革命组织；可又想让人家知道自己很革命。”他对我笑着说。

当时参加过自卫会活动的，据他所知还有黄诚(“一二·九运动”中入党，后曾任学联主席、党团书记，1942年在上饶集中营牺牲)和吴承明(后去美，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当时与他同屋的同学杨述(后在延安搞青年工作，解放后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1983年病逝)参加了另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他们彼此都未说明，两人合办过一个刊物，名《东方既白》。这是本政治刊物。他和杨述都擅长英文，刊物上发表的翻译文章，是两人从《共产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半月刊》英文版摘译转载的。他们时常去逛北京饭店中楼外国人开办书店中的法文图书馆，现在是北京饭店售卖旅游品处。他们常在那里购书。国民党不得罪洋人，在外国书店里可以买到许多可供翻译的进步书刊。后来他正是首先在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中看到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一二·九运动”后才读到吴玉章主编的巴黎中文版《救国时报》上发表的这个重要文件。那时去逛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也是令他神往的事。他和书摊主渐渐厮熟，售书人经过对买主的长期观察，心里也有了数。这时，摊主便主动地伸手到案子下边取出一些“禁书”递给他，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可以买到，只是售价贵一倍。

他们的刊物是拿到南池子北口的一家小印刷厂去印刷。印刷厂叫“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校刊、周刊、副刊均在此处印刷，所以也同意收印《东方既白》，但收费也贵一倍。刊物印出后，他和杨述拿出去卖，最方便的是托熟识的书摊代销，代卖一角双方对分，他们只要半数即可。

“那么，你们出刊物，经费从哪儿来?”我问道。

“都是自出成本”他说。于是他很熟悉地向我介绍起1934年、1935年的北平及清华大学同学们的经济概况：“当时清华大学大体上最便宜的生活费，一年要一百二三十块大洋。每学期住宿费20元，洗衣费6元，伙食一个月2至6元，按平均5元计算，一年60元。另外给工友2元。一个中等水平生活的学生必需费用全年合计88元。当时呢，大洋一块可以换270个大枚；一个窝头两大枚；一个烧饼两大枚；一块大洋可以买100个鸡蛋；一袋洋面是40斤，3块大洋。……你四妈每月给我20元，我一年有240元。当时最穷的学生一年120元，最阔的学生一年有1000元。我属中等偏下的水平。我记得有一个阔气的学生，那是上海永安公司的小老板。一般同学办事才进城，坐清华校车，来回要四角钱。他每周进城吃馆子，看电影，跳舞，一年做两套西装，这样的同学是极少数的。我们除吃饭日用之外，就把余钱用作购买进步书刊、印刷出版报刊和联系同学的活动费……”

我想，他年轻时就胸中有“数”，能着眼经济分析情况。六兄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不是来自教条主义或个人浪漫主义的，而是非常现实，脚踏实地，通过一步步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政治经济调查的独立思考所得出来的牢靠认识。

当年他以校为家。四妈为了儿子，在距清华大学三里路的燕京大学左边，名曰成府村的地方，找到几间房子安了个家。房子是三间北屋，两间西屋，一月3元。锦新五姐擅长音乐，那时已从清华大学前往德国音乐学院留学。家中只有四妈和长期为伴的一个江西籍老保姆魏老太。母亲自然希望每天见到儿子，但儿子却忙得很少有时间回家。当时，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动不动地就去清华大学抓人。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乃蒋介石嫡系亲信，“西安事变”中被东北军击毙。国民党宪兵三团异常嚣张，多次搜捕学生。六兄很痛心地看到一些高年级同学被抓走了。这些同学都是清华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他们在进行活动中暴露而遭逮捕。他记得其中一位山西同学李一清，当时被抓走，后被释放。60年代李一清曾任广东省省委书记。当年国民党宪兵三团的所作所为不断地激起同学们的气愤，也使他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活动也更加积极，顾不得回家去转一转了。

1935年上半年，蒋介石突抵北平，住在中南海。国民党当时已开始在各院校实行军训，清华大学自不例外。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是梅贻琦，后任国民党教育部长。军训教官名肖健，30多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为讨好蒋介石，肖健命令学校一、二年级学生一律穿上军服，带干粮袋，背上长枪和子弹袋，列队步行进城，由学校一直走到中南海门前，向蒋委员长致敬。同学们走得非常疲劳。致敬完毕，军训教官又令同学们列队步行回校。同学们都说：“走不动了!”教官令大家走到西直门外才可解散。这时，六兄在队伍中忍无可忍，和几个同学大喊起来：“就在这儿解散吧!”一边喊一边带头把长枪、子弹袋都扔到地上了。同学们群起效尤，一哄而散。那位军训教官呼喊不住这三百多人，最后只好雇了一辆排子车把扔得满街全是的长枪和子弹袋拉回学校去。后来军训教官查问不出这次闹事的头头，对一、二年级学生特别客气起来。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个新情况。

1935年春的一天，六兄回家吃过晚饭，因住处距燕京大学很近，他萌发了一个新想法，便立即行动：趁夜晚去燕园，悄悄地走入燕大图书馆，照老办法粘贴了自卫会的传单。没料到他刚走出图书馆，便迎面遇上了一位过去认识的同学陈絜(解放后曾任福建省政协委员)，久不见面的陈絜一把握住了他的大手，却沾了满手浆糊。

次日，陈絜赶来清华找他，因为陈絜一到图书馆就发现了传单，知道是“姚胖子”所为。陈絜匆匆赶来找他，说明自己在福建读书时便是共青团员，一直在找组织，这次可找到了!于是，六兄把陈絜介绍给周小舟。自此，通过陈絜认识了燕京大学的一批革命青年，其中有王汝梅(即黄华)，还有龚澎等等。

从此之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革命青年沟通了关系，他们活动的领域也更加扩展开来。

还记得那天，他回忆起当年情景，分外欢快，谈到军训教官的狼狈状，开怀大笑，索性边谈边脱下了鞋和袜子。

30年代中期清华学生中左右翼的斗争

谈话主题：

30年代中期清华学生中左右翼的斗争

1935年的暑假，他记忆中有两件大事。

那年暑假，清华大学的学生、教师、军训教官都回家度假日，左翼同学们互相商议好，大部分留在学校。学校的惯例是：暑期选举学生会委员，管理校刊的出版和接待新同学等等工作。这样，左翼同学的多数人便在暑期学生会中当选了。他们推选出当时一位不左不右的同学刘毓珩(解放后名陈其五，曾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84年逝世)担任了暑期学生会主席。在暑期的两个月中，左翼同学掌握了清华大学周刊、副刊的编辑出版权。当接待新同学入校时，左翼同学们宣布废除“拖尸”——“TOSS”制度，改为入校新生时事测验，由此也了解了新同学对抗日、内战等问题的政治态度，发现了许多有进步思想的同学。他们主动地去团结新同学，这些新同学也因废除了“TOSS”，对暑期学生会的工作很满意。暑假过后，轮到学生会重新正式选举。过去清华学生会大权是被掌握在不问政治、完全与校方保持一致的同学手中，这次正式选举时，暑期学生会的主席、委员们因得人心，均被选上。自此，清华学生会大权便掌握在左翼同学手中了。

1935年七八月份，黄河泛滥成灾。消息传来，同学们奔走相告。自卫会北平市委负责人周小舟找六兄和几个同学研究为黄河水灾发起救灾活动。由于当时北平尚无左翼的公开组织，在发起救灾活动中也就可组织起一个公开的机构。据他回忆，当时周小舟找了六七个人，记得清楚的有俞启威(即黄敬)。黄敬比他大5岁，时年23岁，北大数学系学生(解放后黄敬任机械工业部部长，1958年逝世)。另一位是女一中学生郭桂英即郭明秋（曾任教育部顾问)。另一位是彭涛，辅仁大学学生(解放后彭涛任化工部部长，1961年逝世)。他们当时找了一个隐秘的地点开了好几天会。开会地址是西山一位法国人的别墅。这是黄敬学农业的四弟给找的地方，别墅的主人回国了，女主人因和黄敬四弟的友好关系热情地招待了他们，并给他们烧饭吃。

8月份，他们讨论通过了组织一个公开团体“黄河水灾赈济会”，会址设于女一中。

女一中学生郭明秋颇得她的校长孙荪荃的赏识。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参加过国民党左派，当时已脱离国民党，后与也是国民党左派的谭平山结婚。孙荪荃当时和左翼教授张申府时有来往，思想开通。经郭明秋与之私下商议，她立即表示支持，在南长街女一中最后一进院落里，借了一间非常宽敞的房子给赈济会。于是，赈济会有了个好据点，便推举了女一中学生吴闺箴担任赈济会主席，出面到国民党北平市社会局申请公开立案。国民党见是公开团体，也准予立案，赈济会随即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则消息，欢迎各方面人士踊跃参加。这个救济机构成立之后，几十个大中学校的学生组织便来参加了。于是，六兄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正式参加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并担任了秘书长。

参加赈济会的学校组织，一部分是过去参加革命活动的学生，有此机会，自动集结，满腔热情地赶来；也有的是以学生会名义参加的，如清华、燕京、东北大学等。后来知道，有一部分是北平地下革命组织通知他们来参加的左翼同学。赈济会把大家组织起来分头走上大街小巷为黄河水灾募捐，在社会上形成了声势，募捐活动开展得很快，他们向通衢闹市的群众募捐，有的人给几角银币，有的人给几个铜子，由8月募捐到10月，三个月下来竟募集了一千五六百大洋。因此，赈济会得以派出一个代表团携一千块大洋赈济费赴山东救灾。清华大学的救灾代表是三班参加社联的同学牛荫冠(解放后牛荫冠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当时自卫会的同志们均在赈济会的公开名义下欢送救灾代表团赴鲁，在北平火车站举行了欢送仪式。

募捐所得的五六百块大洋余款则有了更大的用处。

六兄慢慢地计算着说：“当年宋庆龄捐了三百大洋；清华大学张申府、民国大学潘怀素、中国大学吴承仕等左翼教授捐了二百大洋；连同赈济会留下的那五六百块大洋，这就是‘一二·九运动’、‘一二一六运动’的经费来源。用这些钱，还办了《学联日报》。”

赈济会秘书长要组织大家出去募捐，还要管好钱，工作异常繁重。这个阶段，在他大学二年级的下半年，他经常是在城里，白天东奔西跑，夜晚常换住处，除了住在女一中，更多时间宿于南长街北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旅舍。这旅舍房租5角一天，相当昂贵。因此，他和黄敬在“一二·九运动”前后租到了间破陋民房，当时租市内民房一间每月一元五角，他们租住了两间，两人合住了几个月。

清华大学是学分制，出门不必请假，外宿无人过问，上课也不点名；但有注册课登记学生旷课次数，旷课超过三分之一者便开除。他总是注意不超过三分之一。为怕母亲担心，他没有把自己的事告知母亲，也注意在一定时候抽时间回家看看，所以老母亲以为他住在学校安心读书。这情况一直维持到他不能不全身心投入革命时为止。

“文革”中调查敌伪档案，发现当年姚依林是敌伪立了案的。当时清华大学有国民党特务活动，后来知道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工友和海淀区国民党党部有联系，国民党特务曾监视他的活动，只是搞不清在干些什么，是否为共产党。当时清华大学有国民党的公开组织“励志社”，是国民党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诚社”是国民党CC团的外围组织。两社人数不多，在校内有些活动。“一二·九运动”之后，清华大学1200个学生，他们只能招集去200人左右，左翼同学掌握的学生会能招集到800人左右；尚有约200人不参加政治活动。当时清华有全校开会的大礼堂和开同乡会的被称为“同方部”的小礼堂，同学们把学生会呼为“大礼堂派”，把国民党公开组织呼为“同方部派”。

当年尽管校内有宪兵三团抓人，有特务告密，也压制不住左翼同学追求真理的热情和舍身奋斗的精神。左翼同学的革命活动因形势需要已从校园逐渐扩展到了社会。“黄河水灾赈济会”把北平进步学生联合了起来，进行了公开的社会活动，意义是深远的。

与周小舟、彭涛、黄敬、郭明秋等共同组织

谈话主题：

回忆与周小舟、彭涛、黄敬、郭明秋等共同组织

“学联”；与“左”的“北平临委”的分歧

今天是星期天，下午4时到他家，院里很安静。花草树木在阳光下郁郁葱葱，太平花秀丽典雅，芍药花雍容大方。尤其是院落当中如巨掌般伸长挺立着的一株老雪松，经冬之后愈见巍峨。不知怎么，我感觉这株老雪松是他的象征……

今天他所谈内容十分深刻，他回答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后，便侃侃而谈，思路回到了1935年之秋。

当时华北形势日趋紧张，日寇借着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冀东谈判”，加紧策划侵占华北。国民党坚持反动的不抵抗主义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敌寇献媚，步步投降；对爱国抗日行动则取缔镇压，华北、北平面临沦亡的严重威胁。

当时我党却正处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下，1934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已遭敌破坏。党组织中出现了不少叛徒，市委委员均被捕，组织破坏极严重，一直未能成立北平市委。但共青团北平市委未被破坏，依然在战斗。天津的河北省委决定在此关键时刻让共青团北平市委代理党工作，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当时共青团市委书记姓王，人呼小王，东北中山中学学生，是个共产党员(解放后名王学明，曾任财政部副部长，“文革”后期逝世)。小王以共青团市委书记之职担任了临委书记。

自卫会的几个人，彭涛入党较早，是临委委员。周小舟未参加临委，师大毕业后任女中国文教师，逐步脱离了自卫会，专门去做教师工作，后成立起“教职员抗日救国联合会”。周小舟在转走前，于1935年夏介绍姚依林入了党，并告诉了他当时北平党组织被破坏的严重情况，用意是要他警惕叛徒。周小舟曾指给他看一个叫高佳流的师大学生，说是此人即是叛徒，极坏。这个叛徒是世界语班的。由于高佳流的出卖，不少进步同学被国民党抓走，直到已无人可出卖时，便想法制造假的。高佳流自称是共产党员，骗取进步学生信任，吸收他们“入党”，然后出卖，把那些同学抓走。此人当时已有三期肺结核病，后不知下落。

临委成立之后，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在“黄河水灾赈济会”的救灾工作结束后，如何把北平学生更好地组织起来?北平学生在募捐救灾活动中已显示出了团结奋斗的力量。彭涛为此找姚依林和黄敬、郭明秋商议，他们主张组织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抗日组织“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扩大原赈济会的组织力量，使之转变为政治活动。彭涛把这个建议带到临委会上讨论，临委对此却有了争论，一度争论得使临委会只好休会。

要不要搞一个这么庞大的合法群众性抗日组织，实质上涉及要不要搞统一战线的问题。他们认为成立这一群众性抗日组织已是当时群众的客观迫切要求。那时已成立的非党革命团体，如共青团、左联、社联、自卫会等等，国民党对之打击镇压与对共产党一样，当时能参加这些革命团体的人也大都具备了党员的条件。这些组织都不能公开活动。成立这些非党革命团体无异成立第二党。鉴于抗日形势发展，成立非党革命团体不如成立合法群众性抗日组织更有实际意义。但是，临委中以书记小王为代表的多数不赞成搞这一合法群众性组织。他们认为把党员分散到合法组织中去工作是降低了党，而且，势必会降低了党的口号。如“打倒国民党”便无法提，“拥护苏维埃政权，保卫苏联”便无法提，只能提出为广大学生群众能接受的口号。于是，双方争执不下，在口号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彭涛成为临委会议上的极少数派。他们所研究提出的口号，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委多数派则认为这是右倾口号；又如：“要求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临委多数派则认为国民党不会给自由，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又如提出：“蒋委员长如抗战就拥护，不抗战就不拥护!”更加被临委多数派认为是右倾投降的口号。凡是提出为当时广大学生群众可以接受的口号，以小王为代表的多数派都不赞成。临委会议上意见分歧，无法决定行动。

彭涛只好在会后找姚依林和黄敬、郭明秋多次研究，又找周小舟去商量。当时黄敬是1931年在青岛入党，担任过青岛市委书记、组织部长，搞群众运动较有经验。1933年他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保释出狱后考入北大数学系。那时尚未恢复他的组织关系。18岁的郭明秋还没有入党，任共青团组织部长。姚依林则是18岁刚刚入党的一个新党员。但他们思想认识一致，不可动摇。彭涛由此下了决心，不管临委会多数派意见，他们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干起来再说，成立了无名义的四人领导核心小组。因彭涛是共产党员，参加过1931年前的抗日同盟军，三人推选彭涛当了组长。“一二·九运动”就是在这个甩开临委领导的情况下搞起来的。

他们这个党的领导小组研究筹备了两三个月，11月18日正式成立了“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学联会不久就在中国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中学生闻风而起，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学生救国会”、“抗日救国会”等来参加学联，其中10个平津大中学校的救国会，领导权是由共产党或共青团或外围组织掌握的。“一二·九运动”前夕，10校遂以北平学联名义发表了《平津十校联合宣言》。

省委听说了临委的分歧，曾派委员李常青来北平调查。李常青找彭涛及领导小组其他人个别谈过话，和两边的人都谈过，对他们的做法未加干涉，采取了中立态度，态度暖昧。后来才知当时河北省委和党中央已失去联系，仍在执行“左”的路线，仍遵循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所谈的一套做法。当时李常青下来了解情况后，既不否定他们的行动，也不敢加以肯定。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解放后任湖南省委书记，水产部副部长，政协常委)，河北省委委员、组织部长柯庆施(解放后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八大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65年逝世)，河北省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大章(解放后任四川省长、省委书记，“文革”中逝世)等同志在“一二·九运动”后，12月下旬才代表河北省委肯定了他们的做法，肯定了“一二·九运动”的战斗作用。河北省委派遣林枫为特派员来北平，同时决定撤销临委，成立北平市委，委派林枫为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同志解放后曾任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党校校长等职，1977年逝世)。

“并不是谁有什么高明见解。”谈了这段斗争实践后，他深沉地说：“当时我们没有听过，也并不懂得什么叫路线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在群众中生活，很了解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知道什么是群众那时可以接受的，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客观的真实情况而已。……而彭涛是一个踏实肯干、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的好党员。”

“假如彭涛不敢坚持，怕就成立不了学联，也就没有‘一二·九运动’了吧?”我问道。

“贵在坚持!”

“这样的党员应该多一些。”我对六兄说，“后来的党员不敢讲话，不敢坚持真理的太多了。”

“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顾虑。为真理而斗争，不靠党票吃饭，靠党票还吃不好饭。”他的声音变得低沉有力：“一个党员是要为真理而斗争的。组织路线是要服从政治路线的。”

我感受到他这两句话绝非泛泛地老生常谈，而是他的经验教训所凝结的肺腑之言。这话是有很大分量的。

他惋惜地告诉我，1961年7月，他乘火车到汉口、又坐轮船到九江，在上庐山开会的途中曾和彭涛重逢。彭涛那时也是八大候补中央委员，他们恰巧在火车上住隔壁，两人曾在一起饮酒谈心。彭涛当时还不知自己身患绝症，他只感到身体不适，上山前去照了X光片，才发现肺有阴影，确诊为肺癌晚期。彭涛未参加大会即赴沪治病，11月便病逝。彭涛是江西鄱阳人，大他6岁，去世时年仅50岁。

伟大的一二·九运动(1)

谈话主题：

伟大的一二·九运动

我和他约好缩短夕谈周期，每个星期天见面一次。

“谈了也有五次了吧?”他对我笑道。他对数字的敏感使我叹服，我满脑子都是想向他提出的问题。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红军到达陕北，怎么知道的?”

“我们当时很注意看国民党报纸，从反面来了解消息，这样就知道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1935年9月到达陕北。记得在我们的小组会上讨论过这件事……”

他那时仅仅18岁，是年轻的党员，已投身激流，确定了自己的生活之路。他们机警细致地观察分析着敌我形势发展，阶级斗争动向。疾风知劲草，危难炼人才。

他一边答我的询问，一边吸烟，思索着。我知道他的思路回到了1935年12月9日。

“我们下决心干，是在12月7日。——那天开过一次会，学联各校代表来了几十人，会场在燕京大学，郭明秋主持这个会。会上决议组织全市同学向华北国民党当局请愿示威。”他慢慢地说：“为什么要在12月9日呢?我记得当时知道了日本在搞‘华北特殊化’、‘华北自治’；蒋介石出卖华北，派旁系部队东北军张学良去西安，即将派旁系部队冯玉祥部的西北军宋哲元来北平，要成立个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我们为了向人民揭露它，打破它，所以坚决地要搞起一个运动，计划就订在了12月9日。”

他于是扼要地叙说了“一二·九运动”前后的情况：总指挥部设在西单路北靠西一家亚北咖啡店二楼上，即现在西单菜市场旁边，此楼已拆除。指挥部放在队伍外边的固定地点是便于各校来联系时容易找到。学联开会确定总指挥是他和郭明秋，因他是学联秘书长。总交通是孙敬文，山东人，人呼“孙麻子”，镜湖中学学生(解放后任化工部部长)。孙敬文骑车东奔西跑，非常忙碌。黄敬担任跟随队伍的指挥。彭涛未参加群众活动，没有露面，约好游行后去他家里集中。当时孙荪荃以教师身份支持他们，参加了他们的活动。

12月8日铅印传单已全部印出，仍是送到大学出版社印刷的。夜晚，六兄租了一辆汽车到出版社印刷厂取传单，把传单拉到了女一中，又连夜分发下去。各校同学通宵未眠，做好次日示威游行的各种准备工作。红、绿、黄彩纸印刷的传单异常醒目，口号和宣言表达了同学们的心声。其中有《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运动口号是事先按照四人领导小组的意见拟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特殊化!”等等，没有提“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保卫苏联”的口号。

7日开会后，风声走露出去，北平当局得知了情况。12月9日当天一早，他和郭明秋即去西北咖啡馆二楼“喝茶”。孙敬文、孙荪荃也去了，首先听说原定由西直门入城的清华和燕大的队伍全被军警关闭城门，阻于城外。这支队伍后绕道西城几个城门均不能入城，只好在城外进行示威游行和宣传。

队伍原约定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门前集合。当时军警已出动去包围了学校，东北大学同学采取了“冲”的办法，冲出了被军警把守的校门。中国大学、师范大学同学也都冲了出来，他们按规定路线，沿途还冲进几个学校去接应被阻拦的同学。队伍曾冲到北京大学，北大学生因军警干扰尚未集合。当时北大一位学生刘江凌是参加过革命活动的，他正因形势有变，不知该如何办。正好东北大学同学冲入北大，先跑进去的黄敬一见刘江凌，便说：“你快去打钟!”刘江凌不认识黄敬，心有戒备，便反问：“你为什么不去打钟?”后见冲入的队伍才释疑，两人一起跑去敲响了北大的校钟，北大同学临时集合也随之冲出了校门。军警指令各校关闭校门，有些学校同学是跳墙出来的。直到上午10时许，城内各校队伍才集中于新华门前，约有两千多人。

总指挥部已和城外学校联系不上，决定迁到新华门，跟在队伍附近活动。指挥部率领集中起来的同学们到新华门前，派代表向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何应钦和黄郛请愿，但何、黄拒不接见。队伍便在新华门前开大会，示威、呼口号。指挥部决定队伍北进南长街，东去王府井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一路行走，越走人越多，其中有参加游行的市民，也有随行看热闹的人，下午3时走到王府井，游行队伍已上四千多人了。游行队伍一路声势浩荡，高呼口号震撼人心，走到王府井大街上遇到了武装军警的阻拦。

伟大的一二·九运动(2)

当天，北风呼啸，天气严寒。六兄穿着件老羊皮袄，跟同学们一起勇往直前，他们高呼口号，国民党出动了大批消防队，开始用水龙头猛冲游行队伍。那时北平街头滴水成冰，队伍遂被水龙冲散。12月9日当天的游行到此结束，那天没有人受伤被捕。

他们在组织这次运动时，曾分析过当时统治当局的情况:1935年8月因日本人加紧侵略华北，蒋介石已令嫡系部队的国民党宪兵三团撤离北平。蒋介石准备派来的宋哲元29军在调动中。北平市公安局长陈继承和市长秦德纯都是新上任的宋哲元的人。当时国民党已不挂牌，正处于调兵遣将、更换招牌的一片混乱中，平时街道上站岗也都松弛。六兄曾卷夹着一大捆宣传品在长安街上电车，一路无人过问。他们分析当时的北平形势，客观上正是一个可利用的空隙，统治当局的力量未准备好。“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好几年没有“闹学生”了，他们虽然闻风派出军警阻挠，却没有想到这次的学生运动声势如此浩大，12月9日当天情况是使他们措手不及的。

那时国民党的北方地方势力与南京势力也有一些矛盾。国民党蒋介石在一定条件下赞成这个运动，企图把学生运动纳入他许可的轨道。“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几天中间，北平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均组织起来，宣布罢课。北平学联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学生运动。从报纸上所报道的当天消息看，北平各报均不作报道，报纸上开了天窗；南京、上海则是头版头条报道，根据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立场选择、控制新闻辞句。中央社新闻只发表对南京有利的消息，如报道了学生运动口号中的“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等，却没有报道“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国民党南北势力对运动看法虽有差异，实质相同，他们只是争权夺利，向日本侵略者讨价还价，却不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时日本方面未出面，在京的英、美等外国记者对学生运动则同情之至。

有一个插曲是：当时美国朋友斯诺以名新闻记者身份在燕京大学任新闻系讲师，在火车站附近盔甲厂租了一个四合院居住。燕京大学黄华等同学常去请教，黄敬也去，有时在斯诺家过夜，和斯诺较熟。他去斯诺家时还见到过东北大学宋黎、清华陆璀、陈翰伯等同学。大家在斯诺家里议论过学生运动的事，斯诺请他们吃饭，支持学生运动。1936年斯诺和前一位夫人尼姆·威尔斯去陕北时见到毛主席，谈起“一二·九运动”，毛主席说“不知道”。因当年河北省委尚未和党中央联系上。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后来著作中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时说到“一二·九运动”，认为这个运动是斯诺和他的学生们在北平领导的。1980年为澄清这个革命历史上的问题，邓颖超同志特别找了几个人:陆璀、驻爱尔兰大使龚普生和姚依林去开会，了解当时情况，共谈这一问题。最后委托龚和陆去向尼姆·威尔斯做了解释。

“‘一二·九运动’揭开了全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它是划时代的，是一次党领导下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这是革命史家对“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评价。

六兄记得“一二·九”当晚，左派教授张申府、孙荪荃、吴承仕、潘怀素、吴觉先等人邀请他们去东安市场饭馆吃饭，庆贺胜利。张申府问他组织这次运动花了多少钱，答以“一百大洋”。张申府连声称赞：“物美价廉!”

饭后，他们四人去彭涛家开会。彭涛在辟才胡同租了一间房，安了个家。他们在彭涛家谈到深夜，布置了发展组织、今后联系及决定罢课等工作。郭明秋是在“一二·九运动”后发展入党的，黄敬也恢复了党籍，清华、燕京在坚持城外斗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积极分子。

他们以学联名义活动的大本营仍在女一中。但不久北平军分会撤销，何应钦、黄郛调走；蒋介石派来的宋哲元伙同王克敏、王揖唐等积极准备成立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已发现学联这个据点，女一中门前常有特务在盯梢了。

在他们得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定于12月16日在外交部街挂牌成立，新官上任后，便于15日召开了学联代表紧急会议。晚上，在王府井南口处的原长安饭店，六兄和郭明秋先去那儿租了一间大房间，两人打起扑克来。不久，彭涛、黄敬、孙敬文都去了，还有李常青也到会。此时林枫已抵北平，正和李常青办理交接，李常青也态度明朗地肯定了“一二·九运动”。几个人以打扑克为掩护，研究了次日的行动，确定了游行路线、集合时间、分头联系等事。

次日晨5时，他们各自出发。六兄负责去通知北京大学。他走在路上已见军队的大刀队在天色未明的街头巡逻、站岗。可能当局估计“一二·九”已过了一周，“一二一六”又该“闹学生”了，他们已有所准备了。

“一二·九运动”调动了广大同学的抗日救国积极性，各校学生会早已准备着这次的行动。他们部署的集中地点是天桥，放风出去说是在天安门集中，清华、燕京同学放风说要由西直门进城，16日拂晓却直奔西便门冲入城内，赶到天桥集中地点。天桥场地上学生、市民已上一万六千多人。由于打乱了华北反动当局的策划，镇压的武装一时没调集来，天桥市民大会及时召开。黄敬被拥上一辆电车，抓住电车车窗在大会上讲了话，情绪慷慨激昂。

大会后，指挥部作出六项决议通电全国。游行队伍按原定路线进前门，经天安门、东长安街、东单到外交部街。哪知前门已被军警关闭，指挥部便决定分三路进军。由和平门入城的，被阻于城外；队伍西奔宣武门，宣武门也关闭了。此时，有一位平日不参加政治活动在清华大学读四年级的女同学陆璀心情激愤，挺身而出，她企图爬进城脚洞口为大队打开城门，被军警抓住，用刀背、皮鞭殴打致伤。同学们义愤填膺，坚决抗议。慑于群众声势，军警不得不放了陆璀，后来同意开城门，只允许清华、燕京学生返校。游行队伍在城外示威游行，高呼口号，坚持奋斗到黄昏。这时宋哲元调遣了他的29军大刀队截阻游行示威队伍，对群众蛮横镇压，用刀背乱砍，同学受伤几十人。5时左右，指挥部决定解散游行队伍，护送受伤同学到医院治疗，安排各校同学分头返校。

“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的规模超过“一二·九运动”，受伤同学多，在全国影响广。政治口号仍是“一二·九运动”中所提出的。在此之后，国民党意欲孤立学联的学生代表，摸察底细，宣布各校提前放寒假。学联则提出罢课，酝酿新的斗争方式……

访谈中服务员小兰子来为他量血压，他的血压高达180，我立即阻止他再谈下去。他习惯地吸上一支烟，回忆却未被打断……

“你又吸烟，血压高了还吸烟。”我责怪他说。

“那么，”他深吸了一口烟，微笑道：“是吸烟的缘故，不是谈话了?”

赴国民党方面设下的鸿门宴(1)

谈话主题：

赴国民党方面设下的鸿门宴；

“一二·九”后南下“到民间去”的决策过程；

通过鲁迅先生找到党中央

六兄的血压降了下来，本想让他多休息，只提几个问题，听他随便地谈一谈。他却又认真地回叙起来，他对待任何事情，要做就一丝不苟。

“有个问题，”我问道，“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内容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全民总动员，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它的口号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的。若说当时党中央还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之下，怎么起草了这个并不‘左’倾的宣言呢?”

他想了想说：“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当时博古是王明军事路线在中央的代理人，王明是在1934年党中央由沪迁苏区时就去了莫斯科，他的路线得到斯大林的支持。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五次反‘围剿’报告。毛泽东同志第一个发言，批判了王明错误的军事路线，王稼祥发言支持了毛泽东同志。会上，大多数同志从实际的经验教训出发，批判了错误的军事路线。会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当时党中央未设主席，总书记是张闻天(洛甫)。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统治，但当时还来不及彻底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至于《八一宣言》是在莫斯科起草的，那时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在苏联召开，大会目的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驻莫斯科中共代表有王明、康生、吴玉章等人。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号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八一宣言》是在这个精神上搞起来的。当时陕甘宁和莫斯科当然有联系，起草这个文件有无联系就不清楚了。这个宣言是正确的。我当时是从英文看到它，非常拥护宣言的内容和口号。”

陕甘宁党中央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当时对王明的“左”倾政治思想路线还来不及全面地从上到下彻底清除。他谈到政治思想“左”倾之一例：有人对19路军蔡廷锴抗日反蒋议论纷纷，因其为资产阶级而竟抗日，这便是“标榜抗日以欺骗群众”，“比蒋介石还坏!”今天看来，成为笑谈。当年由于敌人封锁、交通阻隔，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地方党组织仍安于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的思想控制，“左”的言行犹在，就不奇怪。于是，当时对于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的《八一宣言》，河北省委仍迟迟难以领会，上面决策已变，下边仍旧徘徊，这倒充分地说明了斗争形势的复杂性：有时上下脱节，整体转动，局部停滞。党中央政策贯彻不力的一些情况，历来都有的。

今天他谈到，由于北平学运的声势，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利用它。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令师大教务长杨立奎通过师大学生会负责人敖白枫和江文彬(后名江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转请学联负责人在12月18日去谈话，采取的是宴请方式。杨立奎请黄敬、郭明秋和六兄三人在西单六部口一家饭馆吃饭，他们商议后决定前往，由黄敬主谈。

赴国民党方面设下的鸿门宴(2)

杨立奎边吃边讲，自称代表国民党中央慰问参加学运的北平学生，接着历数蒋介石所谓要抗日的各种准备，如修建陇海铁路防线阻日军南下，积累抗战资金，为抗战在各校进行军训等等，最后说北平学生有何困难需中央帮助，中央是可以帮助的，希望北平学生拥护中央云云。这一套辞令，他们事先早已猜到了，也讨论过应如何有理有节地对付。黄敬也边吃边讲，说明同学们是主张抗日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也列举了全国许多地方已在抗日的行动，如东北义勇军、抗日联军，察哈尔西北抗日同盟军等等，说明拥护抗日是要看行动、不看言论的。对杨立奎讲的一些情况表示不知究竟，未见国民党有何抗日行动。最后声言：“蒋委员长是抗日，我们就拥护；不抗日就不拥护”，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给抗日群众言论、游行、出版自由”。

“鸿门宴”之后两天，12月20日，北平国民党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下令解散平津学联”。“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天津两地学联已取得联系，北平学联是派中国大学学生董毓华赴津联系的。报纸明令解散学联，意味着自此时起，平津学联便成为地下革命组织了。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呆不住，便转移到了汇文中学的地窨子里，那时六兄认识了邓力群，邓正在汇文中学读高中三年级。地窨子里是汇文中学学生会的会议室，成了六兄的栖身之所。

他们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国民党宣布各校提前放寒假。北京各校积极分子当时已发展到两千多人，放假后同学们将大部分回家，两千多人分散在各校，会被孤立起来。此时形势已不同于清华当年放寒假时了。留下的同学面目已公开，有被捕的危险。游行搞了两次，第三次也搞不起来。他们也想过能不能暴动?不行。能不能拉出去参加已到达陕北的红军?估计也不行。怎么办?他们苦思冥想了一阵，终于憋出了一个好主意：南下宣传。这是黄敬先提出的，他想到俄国民粹派当年的“到民间去”，便说：“我们也到民间去!”当时他们都不懂得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理，只是想着南下可以组织锻炼队伍，去唤起民众。于是，经过了十来天的筹备，他们把留下的两千多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南下宣传团，由彭涛带队，黄敬参加。团分为四，北平三个团，天津一个团。约定天津队伍开赴保定，北平队伍则由固安县南下，平津两队在河北省霸县会合。天津领队是南开大学李明义(后改名李哲人，解放后曾任外贸部、物资部副部长，“文革”中逝世)和北洋大学徐瑞恩。

姚依林和郭明秋留京守摊。他找了几个人在汇文中学地窨子里编起《学联日报》。这时，清华大学把杨述派去，他们又在一起编辑《学联日报》。南下宣传队出发十几天内，《学联日报》向各方报道了详细情况。

南下宣传队整装待发之际，李常青介绍六兄和林枫相识。李常青对六兄说王学明已调走，北平成立了党的市委，市委书记即是林枫。林枫初次和他谈话便提出希望学联协助解决一个问题：能否有人可找到鲁迅先生?当时河北省委正积极设法和党中央接上关系，估计鲁迅先生处有可能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为此，六兄除了编辑日报外，跑遍各校寻觅线索，终于打听到东北大学一位名叫邹鲁风的同学认识曹靖华，他估计曹靖华先生一定会知道鲁迅先生地址。果然，找到了曹靖华也就找到了鲁迅先生。1935年12月31日夜晚，林枫带来河北省委带给鲁迅先生的信，他未看信，立即持此信去找邹鲁风同学，为免事情转来转去，便拉邹鲁风来和林枫见了面。自此之后，河北省委通过鲁迅先生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河北省委重新获得了党中央的领导。1936年初，中央派代表到达天津，代表是刘少奇同志。

1月份彭涛、黄敬返回。北平南下宣传队因在河北省雄县被宋哲元29军截堵，天津方面也被截堵，原约霸县会合未成，平津队伍均被挡回。南下宣传是北平各校知识分子第一次投身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去，收获很大。这次不仅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同学们亲自感受到劳苦大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和人民的反抗，受到深刻教育。南下宣传结束，彭涛调天津工作，2月与他们分手了。周小舟于1月调走，去参加国共谈判。当时国民党通过中国大学进步教授吕振羽和南京的关系，让共产党派代表赴南京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事，河北省委即派周小舟前往。

1月下旬，林枫找姚依林和黄敬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商谈：南下宣传团回来后怎么办？林枫主持小组会议，商谈决定了几件事：

一、把南下宣传团一、二团在保定议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三团在高碑店议定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两个组织统一起来，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二、把“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并入“民先”。

三、确定由湖南同学李昌(解放后曾任哈尔滨工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纪委副书记)担任民先队长，黄敬任政治委员。

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于2月1日建立，天津也继之建立。“民先”在全国各地逐步发展起来，1937年在北平成立了全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

1月份的另一件事是：学联在汇文中学地窨子里也呆不住了，迁到了太平桥现在教育部所在地的中国大学。那时各校寒假还未放完，他在中国大学度过了1936年1月底的阴历年。大年初一，街头铺面均上了门板，找不到吃饭的地方，他走了半天才发现一个窝头摊，赶紧上前买了两个窝头吃。

住在城府村的四妈，因有许多同学去家里找儿子，已知儿子不在清华，她多次去学校查询，均无消息，只好每天为儿子提心吊胆。她不会想到，儿子大年初一正蹀躞街头啃着冰冷的窝窝头，一心想着学联和教授们联合呼吁复课的事。

“一二·九”后当局的弹压(1)

谈话主题：

“一二·九”后当局的弹压；

1936年2月底亲历惊险的清华围捕

我下午3时去，他开了一上午会，才睡过一会儿。下午4时50分还安排有外事活动，他没有休过星期天。

“今天还谈吗?”我问。

“还可以谈一会儿。”他看看表，说：“你的身体怎么样?”

我顾不得回答他，只顾说：“你对我谈得很好，好在真实!”

“今天表扬我?”

“我看过有关‘一二·九运动’的许多材料，描述轰轰烈烈的运动过程为多。这次听你谈，接触到一些真实的生活矛盾、思想矛盾，值得深思。我体会，革命者不论何时都要从广大群众的生活现状、情绪、要求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我觉得这和今天的情况近似。”

他点点头，慢慢地说：“陈云同志讲过一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一二·九运动’的发生，’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实质吧?”我想着说道。

“不，不。”他认真地纠正：“我们当时可没有这样高的思想境界，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我们不是‘只唯实’，也‘唯上’，‘唯书’的。”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细品陈云同志的话。不正是这九个字，简练地提出了对大无畏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战士的要求吗?

1936年初，学联联系了左派教授们呼吁复课。2月各校先后宣布复课。这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已挂牌成立，宋哲元也已准备好了对付学生的大镇压。

他们首先是去东北大学按名单抓人。警察进校后，一下子就抓走了几十人。当时北平有一个东北人的革命组织“东北救亡总会”，东北大学学生会代表宋黎(解放后任旅大市长)经过总会之关系正好去了西安张学良处。张学良成立了“学生队”，召东北学生参军。宋黎是党员，被派去工作，因此幸未被捕。

被抓去的同学后均被释放。“文革”中查出他们都有“悔过书”登报，于是这几十人都打成了叛徒。从表面现象下结论，未加深入调查核实的“顺理成章”，往往会掩盖了真相、真情和真理。这几十人的事最后终于调查明白，原来是“悔过书”都未通过本人，而是当时东北大学校长周鲸文(现居香港)代笔的。因东北学生们被抓走之后，张学良写了信给宋哲元，请他放人。宋哲元对张学良还是买账的，但总需有一个可应付蒋介石查问的办法，便要被抓学生写“悔过书”后释放。校长周鲸文估计东北同学们决不肯写此“悔过书”，为救学生出狱，他就包办代替了。

当局在镇压东北大学之后，第二个目标是中国大学。因中国大学复课较迟，只抓走了留校的部分积极分子。以中国大学为据点的学联，早些天便听说东北大学出了事，中国大学同学每天有人给学联放哨。那天放哨的同学突然慌忙跑来报告:“快走!警察来了!”——当天学联只有三个人在，除了他和黄敬，还有女一中同学魏宜咸。魏宜咸是共青团员，她是和郭明秋两人轮流地来学联工作的。他们三人听说后立即从后墙跳出去。黄敬说好暂去斯诺家住，六兄把魏宜咸送回家，便去后海附近姚府近亲醒斋哥家藏身。恰好四妈进城找儿子，也去了醒斋哥家，母子相会了。母亲向儿子摊牌，她非常担心儿子有危险，但又恐难以扭转儿子的革命意愿，于是想出一个“两全”之策。她说想卖掉杭州的房子，价值一万元，拟用这笔款送儿子出洋到苏联去留学，只要儿子革命安全，母亲一切都可牺牲。

“我革命在中国，干嘛要去苏联!”儿子却干脆地回答了母亲，坚决不同意出洋。母子两人在姚醒斋家吵了几天，最后母亲无可奈何地软了下来，她被儿子的革命热情征服了。自此之后，她不再勉强儿子走她安排的路，而是儿子革命到何方，她甘心情愿地、不辞跋涉之苦地追随到何方。

“一二·九”后当局的弹压(2)

在这动荡的革命生活之初，六兄和魏宜咸同年18岁，工作忙时，一起忙工作，时间闲下来，一起去散步。在危险的环境下，免不了常常送她回家；经大家一闹，他们确实感到两个人是有点不错了。这是革命友谊加上孩子式的爱情。但那个时代，革命者来去不定，分聚寻常，被敌人破坏的幸福太多了。不久一方被捕，一方远走，也就从此分手了。

这年，清华大学因上个学期未考试即放假，通知学生2月29日返校补考。他记得很清楚，四年一闰，1936年2月恰多一天，是2月29日，他向林枫书记请示要不要回校参加考试?林枫说：“可以去考一下，好保留一个学籍。”他于是就去了。

清晨7时，他在米市大街上车，孤身一人，手拿一本薄薄的英文小册子《共产国际通讯》，边坐车边看书，一下子车便开到了清华大学。下车一看，才知情况特殊，许多警察已把校门包围，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来人。他此时不能退后，只有走向前去，手里紧紧攥着那本小册子。

“什么名字?”一个警察拿着张纸，问他。

“丁则良。”他突然想起校中一个平日不怎么参加政治活动的同学姓名。

警察对着那张纸——估计是逮捕名单。查无此名，便令他去校门内的校警室，听候处理，实际是等人来证明。他走入校警室，见室内无人，便把英文小册子偷偷地塞到了一床被子下边。正在这时，又抓进来两个人，都反捆起胳膊，一看是蒋南翔，还有天津一位左派教授方左英。大家交换目光，谁也没有和谁说话。如此过了十几分钟，只听外边一阵杂乱的跑步声、呼喊声、斗殴声，清华民先队的同学们冲了进来。他们组织了二百多人拿着棍子和四十几个警察打起来。警察不敢开枪，被学生们轰出校门之外。同学们迅速地关上了清华校门，又来校警室救出他们，并说校门外警察开来的七辆捕人的车均被砸坏，他们还抓了四个警察作人质，已搜到了“逮捕名单”。他们估计这次来校抓人，一定是校内几个有目共睹的国民党特务告密的，便安排许多人把守校门，去一伙人把特务住处的屋门砸开，气愤之下烧了他们的衣服杂物。这时许多同学去质问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潘光旦是老清华，当时校军训教官早已撤走，校长梅贻琦不过问此种事，潘光旦便被学生围斗。警察被关在校门外，汽车被砸坏，等候着上级命令。学生们几百人在校内造反，一个上午便在这种双方对峙的局面中度过。

“到时间了!”我打断他的话，怕他太累。正好是情节紧张处，留个悬念吧。

今天气温上升，他在家只穿着背心、短裤，拿一把大葵扇，但他马上就得出门。床边椅上，已为他摆好了一身浅灰色套服，地上放着一双黑皮鞋，这是他的礼宾服，这天气穿上可够热的。

我到对面房间和六嫂周彬谈话之际，他已换装走来。周彬是1938年北平地下党城委书记，1941年冬去平西根据地，1942年他们在晋察冀根据地结婚。六嫂长六兄两岁，他们已同甘共苦42载。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早上没醒，你已经走了，我睡午觉你还没回来，我还想这一天又见不着面了!……”六嫂操着动听的北京话音说。

“我们已经谈了好一会儿!”六兄笑着。

我见大客厅的衣架子上捆着一堆绳索，地上铺着软垫，奇怪地问：“这干什么?”

“端端在练腿。”六嫂说。

端端是他们最小的女儿，他们一男三女，均已工作。端子已结婚，也有了个女儿，一家三口住在父母身边。她的腿因患“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慢性滑膜炎”，才动过大手术。据说大腿不锻炼将不能弯曲，所以端子每天练腿练到大声哭喊。

“她喊，我就躲开，不敢听。”六嫂朝架着拐走进来的端子说。

“妈！”端子指着大腿上约一尺长的伤痕说：“我们一家在‘文化大革命’时候遭的罪，现在都找上我们了!哥、姐、我，没一个不落下毛病的!”

确实，老大明瑞有心脏病，老二明玮是肝病，老三珊珊下放劳动时从山上跌下摔断过腿，身体瘦弱。

妈妈只是温和地眨着眼睛，对女儿的话没有回答。

六兄坐在一旁不声不响，看看手表，站起身。

“我该走了，再见!”六兄有礼貌地摆摆手以示告别。

六嫂望着六兄走去的身影，赞叹说：“他行，糖尿病控制饮食瘦下来十几斤，还这么有精气神儿!”

“他就这么一套大礼服吧?”我说。

“两套。”六嫂笑道：“在家不许穿，他也不爱穿，穿旧衣服挺舒服的……”

清华围捕中在冯友兰家厨房避难(1)

谈话主题：

清华围捕中在冯友兰家厨房避难；

与守株待兔的特务一场惊险的周旋

我感到这一周过得特别慢，因为我的思想总在牵挂着1936年2月29日清华大学里的大动荡。

他一见我，便去斟了杯茶给我，坐下谈起来。

那天下午，宋哲元的29军派出一营人包围了清华大学，有四五百人背枪沿着清华园的围墙包围了一个圈儿。他们打电话进来和学校交涉，要进学校抓人。

蒋南翔当时是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召集党员、民先队负责人不到百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六兄的关系那时不在清华，他也去参加会议，对蒋南翔说一切听指挥。会上，支部决定晚上把部队放进来，事先要办好三件事：一、“逮捕名单”上的人都要先躲藏好。清华大学地方大、房子多，假山石、乱树丛多，易于躲藏。二、切断电源，使全校处于黑暗中。三、全体学生集中到体育馆去。

各事布置完毕，蒋南翔便指定六兄与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黄诚两人到冯友兰教授家的厨房里躲避。此事已和冯友兰教授谈妥，冯友兰同意两人去。于是，他和黄诚找地方吃过晚饭，便去了冯友兰教授家。天色暗下来，全校无灯，他们在冯家厨房里对坐。两人都不说话。细听外边动静。大约呆到将近夜12时，突然通电了，外边亮了灯，但厨房不开灯，他们仍继续在黑暗中静坐。

夜2时许，听到有人来敲冯家的门。冯友兰没有睡，他在客堂里接见了来人。客堂后边即是厨房，所以他们能清楚地听见冯友兰和警察的对话。

“冯先生，你家藏了学生没有?”警察的问话很客气。

“没有!”冯友兰这样回答。

警察不再盘问，也没有搜查就走了。

后来知道，在他们躲藏之后，晚八九时，学校打开校门释放了四个扣押着的警察，放部队进校。部队入校后先检查电源、修理电闸；又找学生，发现学生们都在体育馆静坐。他们把学校教务处的学生登记卡片索去，照卡片念姓名，一个个地唱对通过了，终究未在体育馆内查出他们要捕的人。

有些学生和警察吵闹起来，当场被抓走了二十几人，后来放了。他们随后到学校各处搜查，到所有教授家都去查问过，闹腾了一晚上也无收获，一直搞到天亮6时。

天色渐明，他和黄诚听到外边没有了动静。“出去看看!”黄诚说着走出去，不久即回，说是看来部队已撤走，不必再留此地了。他们便走出冯家，分道而去。

他走到校内古月堂附近，看见蒋南翔迎面而来。也不知他在何处躲了一夜。

“老蒋，没事儿了?”

“没事儿了!”

“那我走了。”他就是这样地告辞了清华母校。他的宿舍是平斋，平斋后边是新斋，他一直走到新斋后边的围墙处，爬上一处墙头，跳过围墙，墙外便是野地。他踏着泥路，大步地朝德胜门走去。他知道不可以走西直门，若路过海淀，那儿有个警察所。他从德胜门绕进城直奔中国大学。这天是3月1日的清晨，他满怀激愤，走入学联的屋内，却见只有魏宜咸一人在。于是，他把去清华大学一天一夜的遭遇一五一十详细地向魏宜咸倾诉。后来在“文革”中，调查这一段情况，魏宜咸经过了三十几年时间仍记忆犹新，她详详细细地为他写了一纸证明。1949年解放入城后，郭明秋曾问他：“见不见小魏?”他考虑一下，觉得还是不见为好。因为自动乱中分手，他们已各自走上自己的生活道路。魏宜咸在他们倾谈后不久被捕，释放后去晋绥解放区和一参加过长征的同志结婚，有6个孩子。但“文革”后，他却有意识地走访了魏宜咸，因为一种感激之情，感激魏宜咸竟对他当年所讲的这一段历史的细微末节均未忘却，证明写得极其清楚。他特别邀请在工业出版部门工作的魏宜咸和她的爱人——原二方面军通讯兵政委一道来家里作客。他们也由此结识了六嫂周彬，两家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快讲一讲，魏宜咸是怎么被捕的呢?”我关心地问。

清华围捕中在冯友兰家厨房避难(2)

“下边就要谈。”他笑我的迫切神情，吸了一口烟，说道：“我是亲眼看见她被捕的……”

当时在中国大学，他和魏宜咸共同分析了当局连续三次到东大、中大、清华大学捕人的新形势，决定必须召开一个学联党团会，讨论对策。于是约定好3月5日晚在主管宣传的民国大学代表王其梅家中集合。王其梅住在一个死胡同顶端的公寓里(现在的太平湖)，地址比较隐蔽。魏宜咸负责去通知王其梅，他负责通知黄敬、孙敬文。

3月5日下午，孙敬文很早就来清华大学同学会住处找他，约他“出去玩”。两人决定即去王其梅住处，在那儿吃晚饭，等着开会。他们有意坐了人力车去，大约午后3时许，人力车一直把他们拉进死胡同里的公寓门口。他们下车后才发觉情况有异，公寓影壁前边站了一个警察。

这时，孙敬文急中生智，大步走进公寓，大声呼喊一个假名字：“×××！在家吗?”

警察立即过来，向他们盘查，把他们带到公寓主人的房间里。

这间房放着板床，大桌上摆放着计算房租的大账本及算盘等等。公寓主人因他们常去，是认识他们的，这时便站立起来，却没有向他们打招呼。

警察搜查他们身上。他的身上带有文件，不过是放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他那天戴着皮帽，身穿在估衣摊上买到的一件八成新的蓝呢大衣，内着老羊皮袍子、毛衣，毛衣里边才是衬衫。他的身量魁伟，打扮很像一个有钱的商人。他怀里还揣有一块贵重金表，这是父亲的遗物，还有几十元大洋。这一切都被有社会经验的老警察看在眼里，对他十分客气，只是随意地搜查了一下。孙敬文那天穿件黑棉袍，他在黑裤腿卷边内放着一封山东家信，被搜查出来，幸而未带文件。

“打哪儿来?”老警察问姚。

“天津。”他随口答。

“干什么的?”

“在皮毛税局。”他突然想起大哥姚克番在皮毛税局当科员。又跟着说一句：“今晚上，我还要赶回去!”

“你呢?”老警察问孙，看着山东家信。

孙敬文的打扮也不像学生。他凑过去说是想在北平混个事由儿，恰巧路遇老朋友，他看看姚，笑嘻嘻地对老警察说：“这位先生想逛窑子，我给他带路，我们出来逛逛！”

“公寓里住过×××没有？”警察突然转头问公寓主人说。

“啊，住过，住过。已经搬走3个月了!”公寓主人不错，不慌不忙地回答，当时公寓住客迁走两个月就销号，无从查找。警察见问不出破绽，便说：“我给你们说说去吧。”他走出去向特务报告去了。

俄倾，老警察回来把他们两人带出公寓主人住处，一直走到王其梅家。

王其梅的屋内已柜倒箱翻，被搜查得乱七八糟，查出了文件。他们一进屋便见魏宜咸和王其梅均被捆绑，站在当地。

“你认识他们吗?”特务拿着手枪，问魏宜咸。

“不认识。”魏宜咸冷淡地说。

特务又问王其梅，王也说不认识。

特务又问他们认识不认识魏和王，两人均摇头。

特务端详着姚和孙，玩着手枪。过了好一会儿，说：“走吧！”

两人被放出来，天色已昏暗，犹如他此时的心情。但他立即想到必须分头去通知。他乘上电车直奔盔甲厂斯诺家去通知黄敬，黄敬刚要出来，正好被他阻拦在门前。

3月6日，他和林枫碰头，林枫已得知情况，要他隐蔽起来，问他有无办法。他说自己去找地方，便去找醒斋哥。醒斋哥介绍他去老友朱欣陶家暂住。朱欣陶曾是姚府常客，经姚震提携曾出任固安县县知事，1927年北伐后，北洋军阀被推翻，他也赋闲家居。朱欣陶在北新桥五道营有一个独院，是老住户，他和周围警察均认识，和国民党无关系，是合适的隐蔽所。3月8日他即迁去朱家住，住在进门外院的一间北屋里。朱欣陶当年38岁，有一子二女。夫人名张孑余。四妈由此也当然结识了朱欣陶一家。六兄除去每周由朱欣陶陪同去北新桥洗一次澡之外，便闭门不出。林枫、黄敬、黄华等人去看过他，魏宜咸等已消息渺然。无人来时，他便读书，翻译了一本从法文图书馆购得的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

在朱家住宿从3月初到5月底。在不到3个月期间，他发现朱欣陶的夫人张孑余的经历和思想很不一般。朱欣陶和夫人都同情学运，对共产党有好感，夫人比朱欣陶思想更开朗、进步，她对中国的现状和家庭生活均感到苦闷。

有一天，他和张孑余谈心，才了解张孑余的不凡经历。张孑余是山东黄县贫农家女儿，从小随父母逃荒东北，竟?到了苏联的伯力。当时正值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她的父亲病死，母亲只得改嫁一个俄国小商人纳卜迈。她当年十几岁，一天后父要强奸她，她逃跑到北洋政府驻伯力领事馆要求保护。该领事先生恰恰是朱欣陶原夫人的内弟。领事很同情她，便给她路费，让她回国到固安县找朱欣陶想办法，或可找到活儿干。张孑余便在1926年从伯力跑回国，顺利地找到了朱家。当时朱欣陶的夫人刚刚生下第二个女儿，不幸去世。张孑余来后便给朱欣陶带孩子。之后两人的感情发展为爱情，张孑余便和大她十多岁的朱欣陶同居，后结为夫妇。但她的经历对她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她深感现实生活的苦闷，羡慕十月革命，渴望参加革命工作。突然降临她家的革命大学生使她有了希望，她倾诉了内心的苦闷。

5月底，当六兄接到调去天津工作的通知，在告别朱家之前，他没有忘记通过黄敬介绍张孑余入党，并参加革命工作。他一生中总是关心着别人的生活和进步，愿尽所能给予帮助。张孑余自此有了革命组织的关心，慢慢地提高了文化。1937年她代表北平妇女界出去慰劳军队，恰值日寇占领北平，她便一去不返，赴延安入党校，1941年才返回北平的家，重见朱欣陶。她本名“吉余”，因身经劫余，才改名“孑余”，这个发愤图强的贫农女儿，后来却在“文革”中因看不到光明前景而自杀了。

6月初，六兄在永定门外上火车，由那儿到达前门车站，李常青在车站等候，接他赴津。从此之后，他结束了北平的学运工作。北平学联则由接替林枫的李雪峰领导；林枫因天津来了一位党中央代表刘少奇同志，也被调回天津。林枫临行时把郭明秋带走。①郭明秋后来成为他的夫人。

六兄没有想到，此一去直到1949年他才重返北京。

利用大家族的社会关系为党做工作(1)

谈话主题：

利用大家族的社会关系为党做工作；

回忆六十一人出狱的前前后后；

黄敬与蓝萍的一段交往

下午3时半，他听见我的敲门声，起床拉开了厚窗帘。他睡午觉要把房间挡暗，晚上入睡还须服两片安眠药。

“会了一上午武汉来的客人。”他打个哈欠说：“午觉没有睡着。”

我后悔不该敲门催他起床：“那怎么办?你接着睡吧，今天下小雨，正好睡个凉快觉。”

“不用，不用。”他微笑着摇摇头，去书桌前点烟吸。

“别谈了吧。不愿意你用吸烟消除疲劳。医生表扬你控制饮食控制得很好，说你就是烟戒不掉，对你的心脏病不好，你可不要功亏一篑啊!”

我去斟水时听见他在自言自语地说：“又何止一篑呢……”

他已经吸着烟，安静地坐在沙发里，微笑着。

1936年，他19岁，组织调他到天津新成立的中央北方局宣传部任干事。他的任务是协助编辑党的半公开政治经济刊物《长城杂志》半月刊。刊物前身是地下党河北省委宣传部办的《华北烽火》，此刊在刘少奇同志来津前就有，少奇来后方改组。刊物由两个人编，主编陈伯达，他是主编的副手。他的党的关系已由李常青交林枫，林枫带他去和陈伯达接上关系，受陈领导。当时陈伯达在北方局负责编刊物。北方局是分散隐蔽的，除了常去找他的陈伯达，一个人也没见过，编辑室即设在他的住处。

他从公开革命工作转为秘密革命工作。四妈和魏老太也随后去津，在英租界找到一所两间房的平房独院，住处偏僻幽静，在仁立毛纺厂后边。

陈伯达送所组稿件来，他便一篇篇地细读，删改增减文字，核对标点符号，有时需修改时略加修改，定稿后由他送到国民饭店楼下知识书店店主吴砚农处。这个书店地处闹市，对面就是国民大戏院，现为中国大戏院。吴砚农(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文革”后因半身不遂离休)很有办法，稿子由吴找地方印刷。然后，他去取大样核校，之后再送吴砚农去印刷发行。所谓半公开刊物，外边可以买到，当然是半公开售卖，无合法执照；由于吴砚农有他的发行网，经他手是可以卖出的。

刊物内容是形势分析，时事评论等，宣传党的思想路线。当时北方局办有内部刊物，即党刊《火线》，刘少奇同志常用“KB”笔名写文章。文章突出地反对党内的关门主义，宣传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1935年12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曾发表一文《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在半公开刊物《长城杂志》上，也常有少奇同志用“胡服”、“陶尚行”等笔名发表的文章。当时，他不知道是刘少奇同志写的，只知是中央代表写的。

这样忙忙碌碌地编刊物，有半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为了掩护，也想多听多读，系统地学习一下经济学，通过在南开大学读经济系的六姐姚锦铭的私人关系，不需证明、文凭，考入了工商学院，读经济系二年级。这个学院是法国人办的，政治上很落后，他去上课，读到五年级写论文时，因形势变化，不得不辍学。

“我念了五年大学，没混上文凭!”他笑道。

与此同时，更好的掩护是和大家族的密切来往。三个正在耀华中学读书的叔伯兄弟常来他家里小聚。其中双胞胎兄弟克祜和克荫最早接受他的思想影响，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克祜后赴延安读抗日军政大学，在部队任政委，因常被人把“祜”念成了“佑”，便随俗更名克佑，解放后任空军副参谋长，1967年因病逝世。克荫曾为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更名姚周杰，解放后搞外贸理论及翻译工作，1983年逝世。

利用大家族的社会关系为党做工作(2)

当时天津市内划分了许多块外国“租界地”，租界之外的地方才叫“中国地”。姚国桢的公馆在法租界32号路。当时除二老爷寓沪外，其他兄弟均已去世。姚震于1935年夏病故，段祺瑞送挽联哭“丧我股肱”，大家族由五爸姚国桢在支撑，三、六房遗孀遗孤仍和五房大小同住在法租界32号路。大家族犹如小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同样会导致地位不同、思想分化。六兄常随母亲来，32号路公馆对他是极好的掩护，社会上无人会怀疑他是个共产党员；除此之外，他还观察姚府社会关系，利用机会为党做了工作。兄弟姐妹们程度不同地先后在他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在32号路公馆的三层楼上，他曾多次和弟兄们谈心，给十一二岁的弟妹们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谈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讲社会发展史。

他在此地的二层楼上，认识了常去打麻将的王若僖夫妇。王若僖乃国民党右派CC团，他和朱家骅在德国同窗，是个工程师，当时职务为国民党电报局局长。王若僖的老婆是五妈之妹。

王若僖不知从何处知道这迁津的六表侄是和北平“一二·九运动”有关的人物。于是姚国桢也听说了六侄克广(即姚依林)在北平参加学生运动的事。姚震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研究过马克思著作，回国后提倡起东方精神文明孔孟之道，著了一部书《政学真铨》。他曾告诫过六侄说：“今后埋头读书，勿追逐时髦；外国的东西不适合中国国情!”姚国桢与胞弟作风不同，更具商人投机性，对参加学运事，他劝告六侄说：“克广，你不能不参加，那就参加一下，跟在后边跑一跑就是!”姚依林立即回答说：“我就是跟在后边跑了一跑。”

在此期间，他接触过两件事。

一是，他知道了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61位同志出狱的事。有一次，陈伯达来告他即到北平去一趟，是中央代表派去，因有人出监狱后患肺病严重，住北京医院，要陈去北平向教授们借钱，支援病中的同志。此人即是1930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的河北省省委书记殷鑑同志。后来，他又听说中央代表刘少奇同志为保存监狱中党的这部分力量，通过地下党组织找了29军。由于日本人利用29军赶走了蒋介石，吞并华北的目的日益明显，29军官兵中有抗日情绪，政治态度逐渐变化，和中共有了联系，地方军阀同意放人，要钱要悔过书办登报手续。少奇同志报告了陕北党中央，经党中央讨论批准，少奇同志便以组织名义提出要61位在狱中的同志写“悔过书”出狱。

“有许多很好的同志，杰出的人才!”他说，并对我列数其名。“这个决策是实事求是的，保护了一批革命力量，1945年七大时也对此无争议，毛主席还说过：‘薄一波同志等的问题，我知道。’……”

他见到61人名单是在“文革”后期，发现名单中有王其梅，王其梅就是和这一批被营救同志一起出狱的。他和魏宜咸的被捕是由于他早已被特务跟踪所致。王其梅在解放后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但“文革”中却因定为“叛徒”被迫害致死。

再一件事，他和黄敬很要好，当年两人租房同住三个月，夜谈时，黄敬曾问：“你有没有女友?”他说：“没有。”黄敬说：“我已经有了!”便讲了自己在山东大学读书，到农村搞宣传工作时的一段浪漫史，对方是山东大学图书馆职员李云鹤。这次六兄迁津，和黄敬通过信，有一天，他接到黄敬来函，要他见信后即去国民饭店找黄。晨9时他去饭店，黄敬刚刚起床，开门后便告他：“我和李云鹤一块儿来了!”原来黄敬去上海参加筹备组织全国学联，又巧遇李云鹤，李云鹤已改名蓝萍，当了电影明星，刚刚和唐纳结婚。她一见黄敬，又和黄敬旧情难舍，随黄敬乘船来津。黄敬说他需先回北平，突然带个女人回来应先向市委报告一下情况，三天左右来津接她。让她即住在天津旅馆，在此期间只好请姚依林代照料。他想了想，留下了32号路公馆的地址。哪知黄敬走后次日，蓝萍即去32号路公馆找他，说有要紧事必须见到他，恰巧四妈正在姚府，听说有个女人找克广，非常诧异，几乎误会。四妈急忙回家找到儿子，问明情况。他只好急去饭店问询。他一进房间，便见蓝萍正在哭泣，向他指指地上的报纸。原来报上有新闻说“蓝萍出走，唐纳自杀”。蓝萍焦躁地说她不能等黄敬回来，一定要回沪看唐纳，当晚就走。于是向他要去了20元路费，当即返沪了。黄敬三天后回来，他转达情况对黄敬说：“你找这个麻烦干嘛!人家又不跟你了。”黄敬苦笑一下，说：“走了也好!”解放后，1950年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时，恰遇也在住院的蓝萍，当时已是江青夫人。蓝萍未提此事，邀他去室内打扑克。他说“不会打”，没有去。当时黄敬尚在，据闻蓝萍仍有信写给黄敬。“文革”中为追索回去她的亲笔信，竟逼斗黄敬夫人范瑾同志，致使范瑾患精神病。

1936年11月中央调他担负地下党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兼管学生区委工作。当时党在天津按人民聚集情况，大体分几个工作区，如学生区、工人区、妇女区、军人区，还有塘沽区。他负责天津学生区的全盘工作，又开始搞起地方工作了。至此，他和《长城》主编不再联系，《长城》半月刊又改名为《国防杂志》出版了。

因工作需要，他的家迁到和耀华中学隔河相望的福顺里。他的母亲已习惯于搬迁。新住处是有一个院子的小楼，他们住在楼下两间房，直到“七七事变”。

“一二·九”后斗争方式的变化

谈话主题：

“一二·九”后斗争方式的变化：

上层统战工作与扎实抗战准备同时开展；

七七事变后平津市委的活动

因事一周未去，去后，他照例为我斟茶一杯，坐在老地方回忆起来。

他的记忆力很好，还可历数当年他领导的学生区区委之下有什么支部。他说：“有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平津法商学院、女师大、天津工学院及女师附中、三八女中、中西女中、圣功女中、扶轮中学、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南开附中等支部。所有支部归区委来抓，我直接抓天津学联党团、天津民先队部的工作，还主办着一份指导学运的群众性刊物《世界杂志》，由天津书局印刷出版，这是半公开杂志，卖二分一本……”

他接着谈起这个时期的学运工作与“一二·九运动”时有何不同。由于斗争情况愈益复杂，斗争方式也随之变化。当时日寇进一步驱使亲日派，段祺瑞去世，日本人利用段祺瑞亲属段芝贵为傀儡，加紧觊觎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宋哲元29军萌发了抗日情绪，党利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失时机地救出了61位蒙难同志，同时开展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负责搞上层统战工作的是徐冰(原名邢西萍，解放后任统战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和张晓梅(解放后负责北京妇联工作)。当时成立了一个“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会团结了很多名人教授，如法商学院教授、地下党员杨秀峰，天津《益世报》总编辑罗隆基，天津《大公报》总编辑范长江等等。由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民主抗日势力愈益发展，地方抗日情绪愈益明显。在此形势下，学运工作便以开展抗日宣传教育，组织抗日力量，培养干部为主，不再搞轰轰烈烈的运动，转为深入扎实地工作，一切准备抗战。

当时以上海领先，平津随之，陆续出版了大批进步杂志，如《读书生活》、《生活》周刊、《大众生活》、《世界知识》、《译文》等等。在学生中搞起了读书会、夏令营等等活动，宣传抗战思想，推广马列主义的读物。当时全国民先队部已成立于北平，全国学联已成立于上海。

1936年底发生了“双十二”大事件，杀不杀罪大恶极的蒋介石是当时内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普遍的要求是“杀”。他曾看到一份以“北方局发言人”名义的谈话，印出的传单要求“杀蒋”。北方局同志们均主张杀。最后，陕北党中央做出了于国事政局有利的英明决策：不杀蒋。

“西安事变因未杀蒋，宋子文、宋美龄、美国顾问才敢去，亲日派何应钦才未闹起来。当时未杀蒋是对的。”他说，“毛主席的决策，他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担心杀蒋导致中国内乱起来有利于日本。毛主席派周恩来、秦邦宪同志去西安从事调停。”

那时人们不理解为何不杀蒋，为此事在党内和群众中做了许多思想工作。1937年上半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苏区党代表大会和白区党代表大会，大会内容是“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策略问题”，“如何对待敌、我、友问题”。少奇同志去参加，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副书记刘澜涛，组织部长、负责工人区工作的李启华等均去延安开会。天津市委由刚刚出狱的领导京汉铁路罢工的工人马辉之代理市委书记(马辉之抗战时任冀中区党委书记，解放后任交通部副部长，现离休)。当时，天津市委只剩下了马辉之和他二人。不久，“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8月，北方局机关由北平迁往山西太原（11月移临汾），平津又有一批人去了延安。

在北方局任少奇同志秘书的林枫，有一天突来向他告辞，说是准备去延安，①现已暂迁旅馆，次日启程。他随林枫去旅馆，见到了郭明秋。郭明秋已生了孩子。他们不由得回想起“一二·九运动”当时的情景，感到这次分手，不知何日再见。他们既觉惆怅，又不禁为形势变化之急遽而兴奋。林枫到后被派往晋绥任分局副书记。

“那时敌、我、友关系复杂，人事纷纭，形势动荡。比如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同志是曾在日本东京帝大学医的朝鲜人，他的爱人是天津市委妇女部部长张秀岩同志，张秀岩领导组织了天津女同学会。张秀岩的哥哥张壁是霸县大地主、大流氓，组织了天津地主流氓武装，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后台。张秀岩当时曾利用和张壁的关系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张壁后来是铁杆汉奸，1945年被国民党枪毙了。‘文革’中，有个说法是‘究竟是张秀岩利用了张壁，还是张壁利用了张秀岩?’张秀岩同志被迫害致死。李铁夫同志在天津工作时和柯庆施同志的政治观点不同，柯批评李是右倾路线，后又说李铁夫是特务。李铁夫1937年因伤寒病死于延安。1942年少奇同志为他作分析结论说：‘李铁夫不像特务，他提的许多问题和观点都不像特务……’”

他沉浸在对当时人事的追忆中，缓慢地说着。

“卢沟桥事变”打了几天，任北平市委书记的黄敬和宋哲元29军联系好保卫北平，哪知次日日本人入城，黄敬才知宋哲元部队已撤走南下。北平市委的人各分两路，一路奔天津，准备乘船走，一路开往妙峰山开辟根据地。当时焦若愚等人即去京西矿区开辟根据地，蒋南翔等人到天津乘英国船怡和号、太和号分别去了青岛、上海、烟台。黄敬在天津呆到10月份应召经烟台、太原抵达临汾的北方局。

随之而来的是平津学生大撤退，工人也走了不少。在这撤退之际，8月份马辉之调任河北省委书记，六兄则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市委组织部长李启华从延安返回，他们一起组织大撤退。

天津的大撤退，走的人均持有天津市委介绍信。大部分同志乘船走，转道赴山东、延安。少数同志去了国民党地区四川、云南，去的人上学、参军，搞地下党工作，变为反动的极少。也有人是自己走的，也有留下未走的。走的人自己有钱出钱，无钱则大家帮助。河北省委留下的人只有马辉之、吴德、林铁，由狱中出来的胡锡奎。那时天津民先总队部委员也是天津女师学院支部书记的张淑贞(即张培华，后改名周彬)为了帮助同志们撤退，陆陆续续地用完了自己的存款一千元。

八九月份大多数同志已撤走，10月基本走光。在动荡期间，除组织领导大撤退之外，他编了两本油印刊物——《风雨同舟》，其中一部分稿子是已去延安的陈伯达走前留下的。刊物内容多为动员大家到延安去，到敌人后方去，动员人们自己去发动组织并参加游击队。当时留下刻蜡版的有四个人，刘野亮已牺牲，还有杜文敏、刘增奎及后来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的姜思毅。

“当时都撤退了，你想不想走?”我问他。

“当然想!”他说，“要我留，也就留下了，主要还是因为我留在天津的条件好，掩护好。”

“法租界32号路公馆有功了?”

“你13岁，住在那里，也是一把保护伞。”他笑道。随即说：“好，谈到这里，放我几天暑假吧?”

他去北戴河开会，兼“休息”两周。

七七事变后留守平津进行地下活动的

谈话主题：

七七事变后留守平津进行地下活动的

七类组织和机构；六兄与六嫂的初识

一个半月未见面，他瘦而黑了。他说曾在北戴河游泳，觉得甚好，回来还要坚持游泳锻炼。听医生说他的血糖下降了，这是体重减轻的好处。但心脏不好，烟却戒不掉。我告以医生的担心，奉劝他戒烟。

“医生总是希望万无一失。”他点上根烟叹着说，“可是人是不可能万无一失的……”

看来他是戒不了烟了。

他开始对我讲述他的生活中的另一个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到1938年9月去根据地。

8月大撤退结束后，留在天津的市委干部只有他和山西人李启华(解放后曾任上海虹口区委书记，后为上海某出版社副社长，“文革”中被打成叛徒，患脑血栓致残，爱人自杀)。李启华负责工人区工作，他仍负责学生区工作。

敌人占领平津后，河北省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北平市、天津市、唐山市、北宁铁路及冀东。当时冀南、冀中、冀鲁边、平西已逐步来了八路军，几地划归八路军管辖，河北省委不再管，只管冀东。冀东地区甚大，有以霸县为中心的南部地委和以唐山为中心的北部地委，共三百多人，尚无游击队。当时党中央布置给河北省委的任务是三个方面：一、开展冀东游击战争。二、做好平、津、唐地下工作。三、对冀中、冀南在医药用品、日用品和人力、输送知识分子干部等方面给予支援。

他们在平津进行地下活动的几方面力量和重新组织起来的机构有七：

一是，原在北平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迁到天津租界里，负责人是地下党员杨秀峰(解放后曾任天津法商学院教授，“文革”前任高教部部长，政协副主席。1983年逝世)、刘清扬(解放后曾任人大常委，“文革”后去世)、李楚离(解放后曾任广西区党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组部顾问)、董毓华(即李家动，曾负责“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青年工作，1939在平西根据地去世)、朱其文(解放后曾任驻越南大使)。另外，还有原在天津任益世报社社长的罗隆基。这一些人属河北省委领导，但天津市委也和他们有了联系。1937年8月份学生区区委书记程宏毅走了，临行前，程把学生区区委领导下的女师学院支部书记介绍给他，即是张淑贞(后改名周彬)，这是他们正式认识的开始。

张淑贞那时由女师附中考入女师学院读一年级，附中快毕业时，1937年初入了党。她在女师学院任支部书记兼天津民先总队部委员。当时民先总队部列在“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名义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迁津后，天津小白楼有些俄国房子，杨秀峰等人就租住了。她常去小白楼做罗隆基夫人王右佳的工作。王右佳后与罗隆基离婚赴美。六兄以天津市委书记许志庸的身份去见杨秀峰，在小白楼杨秀峰家里，他常遇见张淑贞。他早已知道她，而她却不知道他。

二是，原民先队的人均撤走，民先队重新组织起来，即由老队委张淑贞负责。她所以未走，也因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文书主任，她留津有掩护条件。除了张淑贞当队长外，后又从北平来了两人，男同志叫黄元镇，高中毕业，是王克敏的外甥，共产党员。另一女同志叫郝治纯，也是高中毕业，共产党员，父亲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三个人组成民先队部三人小组。民先不成立党团，党组织也属其中，民先支部下的党员都归民先支部领导。天津女同学会也归民先支部领导。

三是，《火线》党内刊物仍由河北省委继续办，他在《火线》上写过关于政治形势的文章。

四是，“华北联络局”，这是搞情报工作的系统很大的机构，也属河北省委领导，负责人王定南(解放后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文革”中逝世)。

五是，苏联驻津领事馆下边的情报组织，叫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即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那儿有人和天津市委领导下的人认识，有工作交叉。

六是，李启华领导的天津工人关系：纺织工人任树荣(女)、朱峥(女)、医院护士长鲁淑仪(女)、田学昭(女)，她们都是党员。田学昭的丈夫即在苏联领事馆工作。

七是，交通站，也属河北省委领导，专门送人到冀东、冀中、冀南，及送文件等等。这些人均和那几个地区有联系。

“这是我当时了解的斗争形势。我的工作就要在这个形势下展开。”最后，他这样说。

平津纵横捭阖的斗争形势

谈话主题：

平津纵横捭阖的斗争形势；

从领导“华北各救”到组织“天津武装自卫会”；

发动各界人士策划冀东暴动

抗战开始后，迁到山西临汾的北方局已非原班人马。少奇同志调回延安，北方局由八路军统一领导，成立了八路军总部，负责华北根据地工作。当时，朱德、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陆定一均在北方局。1938年11月9日中央通知成立晋察冀分局，以彭真、聂荣臻、关向应、程子华为委员，彭真为书记，实际直接和中央联系。

河北省委所接受的是中央指示，不是北方局下达的，是刘少奇同志在延安亲自向冀东南部地委书记马辉之交代的。按照中央交给的任务，他们的工作逐步开展，一个一个地牵线展开。

六兄见到杨秀峰时，只是介绍了一下天津情况，他的工作仍放在学生区。学校未开学，民先队员就走掉许多人，尚留多少人搞不清楚，为此六兄常和张淑贞、黄元镇、郝治纯联系。工作逐步展开后，“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华北各救”)方面的工作就逐渐多起来。

杨秀峰不久调到太行山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刘清扬也去了武汉。从北平又调来中大助教张管同，到津后改名张致祥(解放后曾任中联部副部长，“文革”后当顾问)，主编《救国周刊》，为油印周刊。还有张洁清(又名张志清，彭真夫人，张秀岩侄女)联系基督教抗日爱国知识分子工作。还有董毓华，到津后更名李家动，负责“华北各救”青年工作，和张淑贞时相往来。“华北各救”在天津一些大学教授中开展了工作，不断建立新的革命关系，如联系天津工学院教授杨十三，通过他又和工学院化学试验室助理员、地下党员赵观民建立了联系。朱其文到津后的职业是天津电话局话费股股长，为中级职员。他是苏北人，每日着西服，外观很阔气。通过朱其文又结交了电报局局长王若僖，也就是以前提到过的、常去我家打麻将、是朱家骅同窗的人。王若僖不知朱其文是共产党，两人共谈抗日，颇谈得来。不久，“华北各救”又来了一位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桥梁专家赵飞克，他在英国加入了共产党，出于爱国热情，回津参加抗战。

华北联络局方面的刘绍襄，1929年担任过湖南财政厅长，参加过同盟会，他认识李宗仁。当时国民党大特务戴笠尾随蒋介石，正游走于南京、武汉之间，因形势所迫，戴笠通过刘绍襄也开始做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在刘绍襄家安了电台。

天津的斗争形势可谓纵横捭阖。上层关系就这样逐渐扩大开展。河北省委感到人手不够用，调“许志庸”去河北省委任秘书长兼天津市委书记。从北平调来顾磊(即严子涛，解放后任吉林省副省长)到市委协助工作，六兄把在津时零碎关系都交给了顾磊，开始用大部分时间领导“华北各救”。

六兄和张淑贞在1937年9月到10月的工作联系中萌生了爱情。当年的张淑贞穿着长旗袍，体态娇弱，美丽文静，但很能走路，谈话中肯务实。在天津街上，他们边走边谈工作，一走能走好几里路，走两个小时谈两个小时。11月张淑贞因病去北平治疗，只有党的关系留在他那儿。此时他的工作重点也正好转到去领导“华北各救。”

当时河北省委派林铁到平西去联系八路军，平西已开始建立了根据地。又派吴德到延安参加中央准备召开的六中全会。同时派胡锡奎赴冀东南部和地委书记李运昌联系，加强冀东。又派李启华去了冀鲁边。林铁曾在苏联学习过，去平西前开办了几期爆破训练班，制造炸药，用城里可以买到的药制造“丙酮炸药”、雷管，训练爆破技术。北平来了一些人学习爆破，学成后派到冀东、冀南去。吴德去延安前主管着北宁铁路方面的工作，北宁铁路有一位名叫杨士英的列车员，是负责这条铁路的地下党员。他们和冀东地委的通信联系因有这条铁路，非常方便，散发传单也方便得很。有一次他们在天津北站楼顶，用砖头压住传单，待刮起风来，风即把传单刮散，四处飘扬，敌人查不出是谁干的。那时未搞轰轰烈烈的行动，自己也无损失。杨士英的夫人严国珍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她叫阎志，在1942的平西反“扫荡”中牺牲。杨士英1943年在密云县古北口做专员，打游击时牺牲。

1937年11月份，河北省委实际只留下了马辉之和六兄两个人。六兄除任天津市委书记并兼任秘书长外，又被派担任起河北省委宣传部长一职，代理林铁的工作。这样除了过问“华北各救”，又主编了《火线》。

当时形势是大力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8月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文件指出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号召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开展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六兄在领导“华北各救”过?中，首先感到“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名称太消极，便组织大家议论更名，最后改称“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成立党组，推选李楚离任书记，党组成员有六兄、董毓华、朱其文。他们拟通过这个组织开展冀东武装斗争。

“‘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推举了一个头头，你猜是谁，是王若僖!”好像叙说着一段戏剧情节，熟悉的角色上了场，六兄不由得笑着说：“为什么要推举王若僖?一是武装暴动搞起来，可让蒋介石承认，给他下委任状。二是下委任状才有经费。地方武装不同于我们，它是要饷要钱，要经费的!”

王若僖认识朱其文、李楚离，当然不知此事会和32号路公馆见过面的六兄有何关系。

他们在当时已联系到了一些民团、地方武装：通过李运昌找到了河北滦县民团头头高志远；通过杨十三找到了河北丰润县民团头头洪凌阁。冀东北部地委书记王平陆，原是农民领袖，也组织起一个地方武装，但王平陆在1938年春天冀东暴动前夕牺牲于滦县。北部地委书记便派了赵观民担任，赵观民当时用名为“田野”，1944年在冀东牺牲。

他们正在运筹帷幄中，又有一个插曲：当年的姚府常客、曾容留过六兄避居的朱欣陶在张孑余去延安后，生活越来越困难，便来找六兄，请他转求姚国桢给个事做。那时五爸姚国桢已当了汉奸，出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顾问和“华北防共自治政府赈济部”次长。他和朱欣陶商量好，经母亲出面，去请五老爷帮朱谋一差事。于是，朱欣陶得以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当上了秘书，由于朱欣陶善于周旋，不久当上了警务科科长。他便把朱欣陶介绍给冀东地委书记李运昌。

1938年初，各方面关系已组织起来，可以安排一次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正式会谈，决定行动了。通过朱其文的介绍，共产党方面由马辉之改称“王先生”出面，与国民党方面的王若僖会谈。在天津法租界王若僖家的小洋楼里，双方会见，决定联合起来发动冀东游击战争。王若僖同意组织一个“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这样就把李楚离、朱其文、李运昌、王若僖、刘绍襄、洪凌阁、高志远等人都组织了进去，集中力量正式搞武装斗争。

马辉之在和王若僖会谈后即去延安汇报情况。马辉之由天津乘船去香港，再去西安到延安，路上走了好几个月。那时，天津河北省委只剩下了“许志庸”一个人，马辉之返津前，冀东暴动已开始。

“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在5月份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行动。王若僖参加了，他不知此次行动的幕后策划者也是六兄。这股武装力量定名为“冀东抗日联军”，暴动时间安排在八路军部队从平西到达冀东之后；因为已得知去平西的林铁找到了八路军部队，平西有邓华和宋时轮的两团人，正准备进攻冀东之敌。他们同时派张致祥去武汉找刘清扬，通过刘清扬得到了任武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支持。郭沫若于1937年8月从日本归国，投笔请缨，支持了冀东抗联。张致祥持有王若僖的信去见朱家骅。张通过这两条门路去为冀东抗联要求委任，要求钱饷。

1938年建立了与中央联络的电台

谈话主题：

1938年建立了与中央联络的电台；

从日本人的机构中获取消息

“由天津去延安要走好几个月，那洛川会议文件能否及时看到?”我问六兄。

“后来才知道有个洛川会议，文件自然无法看到。”他说，“我们只是按照中央给的任务，根据地方斗争情况就那样地干了起来!”

为了早日和延安通话，他们试搞了一部电台。电台是由清华大学一位学无线电的同学王士光自制的(王士光乃王光美之兄，解放后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在天津英法租界交界处，他租到一所漂亮楼房安放这部电台，他还为王士光安排了一位假夫人王新。她是东北人，圣功女中学生，是女同学会会员（王新解放后在电子工业部工作）。又请一位在冀南牺牲的同志的爱人潘老太太做王士光的母亲，潘老太太带去的一个孩子便做为王士光的弟弟，这样成立了一个“家庭”。王士光和王新后来变成了真夫妻。六兄亲自编了电台密码和电台呼号，由马辉之带去延安。所以，他们在1938年6月份就开始和延安通话了。这部电台可与延安、武汉、晋察冀联络。但长篇会议文件是无法发出的，只能在每晚的一个短时间收听，得到中央的简短指示及消息。电台一直保持到1944年日本临近投降，使用到它撤销为止，共六年整。

除电台外，六兄当时还从天津《庸报》的一位编辑朱某处经常得到“内部消息”。朱某曾被捕，出狱后在北平认识了黄敬，到天津工作后，黄敬介绍此人给他。《庸报》是日本人办的报纸，朱某每天都把《庸报》的一些“内部消息”及共同社全部电稿送给他看。朱某当时有肺病，解放前在津去世。另外，朱欣陶也经常送来情报。当时重庆《新华日报》经香港可寄来天津，市上也可买到。他还时常收听武汉国民党电台的广播。这些便是当时获知消息的渠道。

“我们那时的关系很多，还联系有一个刻字铺，可以刻假图章。”六兄边想，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假夫妻变成了真夫妻的也不只一对。《火线》杂志社负责印刷、刻蜡板、装订的也是一对假夫妻，后来成了真夫妻。”

我和六兄已两周不见，原来他用了两周时间到河北省的几个地方视察，还去了石家庄附近的原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所在地南铜冶。他告我南铜冶已大改观，当年住过的黄土平房已都不见，拆盖成了一片楼房。我想，他视察了现实的巨变，会在脑中闪过正在谈到的冀东暴动，感触一定很多。但他不习惯空谈感触，引出了对当年的人和事的断续遐想。只是对我说了好几遍：“那时的事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啊!你听了，是不是也觉得有意思?”

天津奔赴冀东参加领导冀东暴动(1)

谈话主题：

由天津奔赴冀东参加领导冀东暴动；

青纱帐倒后在冀东能否建根据地，内部有争论

今年国庆将盛况空前。在迎接国庆的欢腾气氛中，他追忆起冀东暴动当时情景，显得特别兴奋。

1938年5月底，八路军宋时轮、邓华支队开始出动，在京北沙峪和日本侵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敌我均有伤亡。八路军由昌平过白河、潮河，打下了蓟县城，部队把蓟县城的鞋子全部收光，进入冀东北的山林。

八路军宋、邓支队参谋长李钟奇(“文革”中曾任北京卫戌区司令员)，在战斗中前胸负伤，子弹打入肺部，被送到天津治疗。六兄在英租界中街大花园附近的利顺德(ASTOR)饭店和李钟奇见面，又安排李钟奇进了马大夫医院。饭店房费十元一天，医院中因有地下党员护士长鲁淑仪的照料，住院没花多少钱。李钟奇治好伤。子弹却始终未取出，冀东暴动开始时便离津。

马辉之7月由延安抵津，冀东武装暴动枪声已响。暴动武装主要靠冀东农民和地主武装，还有三百多以当地小学教师为主的地下党员。当时有五六万条枪在民团和老百姓手里，枪还是张作霖打进山海关和吴佩孚作战的直奉战争中留下来的。

马辉之一到津就立即传达了党中央指示：冀东暴动起来后，河北省委撤销，大家去冀东建立根据地。然后，向热河发展，打算成立“冀热察辽边区”，建立“冀热察区党委”，任命马辉之为区党委书记，吴德任组织部长，六兄“许志庸”任宣传部长。另外，成立“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以天津为中心点，做铁路沿线秘密工作。取消北平、天津、唐山市委，皆改为城委。拟委派葛琛(解放后任交通部副部长)任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书记。所谓“点”，即指城市;“线”，即指铁路沿线之意。

当时葛琛仍在唐山，吴德仍在延安，尚未赶回。

马辉之和六兄商议，留下他等待葛琛，交代工作后再走；马自己先去冀东。马辉之便和李钟奇一道于7月下旬去了冀东，找到宋、邓支队司令部。

马辉之行前交代他需去见一次王若僖，要他把葛琛介绍给王若僖。这样，“许志庸”第一次以姚克广面目去登门拜访王若僖。王若僖住在法租界小花园旁一栋洋楼里，来开门的是他的儿子王德华。王德华是耀华中学学生、民先队员，对六表兄早有好感，见六表兄初次登门，非常高兴，而王若僖对姚克广来访却很惊讶。他告诉王若僖说马辉之已走，他和马辉之是同事，马辉之托他前来代为辞行。又说，他明日也将离津，以后会有另一共产党方面代表去看王。王若僖吃惊之余，连连地说：“我还不清楚你是……我们还是亲戚嘛!”临别，王若僖送姚克广到大门口。多年之后，王德华入了党，告六表兄说，那天送走他之后，父亲连连地自言自语：“克广是共产党，我是知道的；他在共产党里负这么大责任，我不清楚，真不清楚，没有想到!”

当时李楚离、董毓华、朱其文已赴冀东，三人分散下去掌握部队。“华北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中心也已转移到了冀东。

六兄留津期间，关于冀东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队伍的动向及敌方情况都是得自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任警务科科长的朱欣陶。朱欣陶向自治政府顾问姚国桢上报情况，送两份报告装在一个信封里。姚国桢是不看的，九弟姚克荫(姚周杰)便去偷出来一份拿给六兄。根据分析，敌人一点不知道我方在津的力量已大部分撤走。

不久，葛琛抵津。六兄把工作交代后和葛琛研究：天津城委由顾磊负责，唐山城委也分派了负责人，北京城委由张淑贞负责。他写信把张淑贞叫回天津，将张淑贞的党关系转给葛琛。六兄和张淑贞在英租界的小花园里长谈，明确了彼此相爱，在行止匆匆即将分手之际，他们相约互相等待，直到再见之时。

他把一切情况告知了母亲。此时妈妈已完全了解和支持儿子的革命理想。他叮嘱母亲如在天津生活不下去，可去沪找父亲的堂妹九姑。

天津奔赴冀东参加领导冀东暴动(2)

9月份，六兄由天津奔赴冀东。就是在会晤王若僖的次日凌晨，姚醒斋送他到车站。六兄身着长袍，带了两件衣服、一条毛毯乘火车到了唐山。朱欣陶已在唐山车站等候，接他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招待他吃了一顿丰盛午饭，又送了他一张《敌我形势地图》。朱欣陶告他不久将被调去昌平县任县长。

饭后，我方交通员傅西河，30来岁的一位同志来接他，他和傅西河一道去赵各庄煤矿，在开滦煤矿医院住了一宿。开滦煤矿在一位工人领袖、地下党员节振国的领导下已发生了七次大罢工，工人革命情绪高昂。煤矿医院院长、40多岁的顾大夫是革命同情者，在他这儿设立了一个交通站。

次日晨，他和傅西河出发往北走，当晚赶到遵化县的一个农村，抵达邓华司令部。他见到了邓华、马辉之。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正是旧历八月十五，见到司令部里许多过去认识的同志正在吃着大八件、小八件的月饼。他们招呼他吃月饼，他说：“还不想吃。”他们说：“你还不饿呢，你刚打城里出来!”

冀东暴动是从开滦开始的。罢工工人一部分也参加了暴动。农民、地主武装、地下党员，近七万人掀起了革命风暴。大家都戴着上红下蓝两色的“红蓝箍”。暴动起来后，北边的八路军部队扩大了一倍，四个团一下子变为八个团。

日本人被打退到铁路线和县城中去了，冀东大片农村成了抗日武装的世界。抗日部队无后勤部，无后方，吃饭就在镇上的商店吃，向老百姓敛些米自己煮饭吃。

“抗日情绪很高。但暴动部队主要是农民，农民既舍不得枪，又舍不得家，过两天就要回家去看看，部队人员难以固定!”六兄回忆当年，笑逐颜开地说：“有时早上父亲拿着枪来，家里有人找，有点事就回去，晚上儿子拿枪来了!这个部队不能远走，远走就往回跑，最远拉到潮河边上，要过河，整连整连地往回跑。连长跑到营长那儿，说一声：‘咱们走!’就一齐跑回家去了!”

因此，冀东三百多党员都下到部队当了团长、连长、指导员，但他们多是小学教师和地方干部，地方党员不会带兵，感到很困难。

“当时八路军如果不扩军，而是分散两个团到地方民团去，或者可以把七万人带起来。”他捉摸着：“那时没有这么办。”

他谈到幸好当时的有利条件是：一、在敌人后方。日本正进攻武汉，兵力已向前边开去，后方没有多少兵力。二、冀东一片平原，正值夏天青纱帐起，田野一派绿色，到处可睡，可住下。不过，冀东所属地区自潮白河以东至山海关无山无村。为此，党内有了争议问题：青纱帐倒了时如何办?究竟冀东可不可以建立根据地?区党委和地方同志主张建立根据地；部队同志一部分人认为燕山山脉以南都是大平原，是敌人的后方，敌人在青纱帐倒时一定会进攻。

“什么地方能放下包袱、毯子?”这成为当时的中心议题。宋、邓支队司令部里对此问题也有了想法上的分岐。宋时轮(解放后曾任军事科学院院长，1983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和政委邓华意见不一。宋时轮带上两个团进热河，在龙关、赤城山地跑了两圈，他说冀东不能建立根据地，应退回到平西。邓华也犹豫了，但他说中央给的任务，要开辟冀东根据地，不可轻易撤退。要撤退，也应得到中央批准。

六兄去冀东前，这种争论已开始。曾开过几次会议，有时在遵化县铁厂召开，有时在九间房召开，中心问题是讨论冀东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当年尚无平原游击战争经验，没想到在平原要依靠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后来才在斗争实践过程中创造出了平原游击战术。

六兄到冀东遵化县见到邓华、马辉之时，他们告诉他：宋时轮因争论无结果，已带部队返回平西。邓华说看来大家也得走，只是部队苦于和中央联系不上，在冀东只能收电报，不能发电报，因发电报需AB电，那里有A电，而B电压力不足，发不出去。他们商量，想请六兄再回趟天津，在天津给党中央发个电报。他听后，把衣服、毯子留下，立即动身返程，又由傅西河送他，乘火车直接回天津。

他抵津后，火速找到王士光发电报给党中央，汇报了冀东情况，未等中央回电又返回遵化。半路上，他遇见了部队，原来是胡锡奎的抗联政治部。他在部队吃午饭时，胡锡奎告他邓华部队已往北开拔。他着急了，恐怕赶不上部队，胡锡奎便让他骑马去，并派两个战士骑马相送。他是头一遭骑马，一路任马颠簸，竟骑马渡过了滦河。晚上赶到部队，见到了邓华，得知党中央急电是：“如实在不能坚持，可退回平西。”邓华接此电后才带队伍出发。

邓华告他，冀东尚留下四个小团，每团约五百人，团长有陈群、鲍森等同志。这些同志后来均牺牲于冀东平原。但经过他们在冀东艰苦创业，终于开辟了根据地。八路军主力部队于11月底回到平西，部队主力加上抗联队伍约五千多人过了潮河，其他人员到潮河边未过河，这部分人后均被敌人打散。

他从这时起到了部队，进入根据地，开始了一个长期行军过程。

“五十弦翻塞外声”、大军平西行

谈话主题：

“八千里路云和月”、

“五十弦翻塞外声”、大军平西行

“第一次行军，就是从冀东到平西。那是9月底到11月初，走不到两个月，五十来天。”他站在我的面前，挥着手说:“沿路相当狼狈!”

他们所走的路线是自河北北部遵化县到蓟县，翻过燕山山脉到热河兴隆县，然后沿长城走下去，一路出入于长城内外，过潮河、白河，过京张铁路，由昌平以北进入平西山地，那儿是京西矿区。他们的部队必须迂回前进，避免和敌人遭遇。行军有几团人，加上抗日联军，是上万人的队伍。

六兄折回冀东时，因部队已出发，都说他不会赶上来了，所以留下的衣服、毯子，以及剃须刀等小零件早已被分掉。他行军时没有东西拖累，只是里面一套衬衣裤，外边一套部队发给的灰色单军衣，腿扎绑带，披着别人分给他的一件日本人穿的雨衣;他手持驳壳手枪，还骑着他那匹备有马鞍的马。部队给了他一个勤务兵，十五六岁的小李。

第一天行军下来，脚便打起了泡。行军两天，人疲马乏，马喂不好瘦了下来。过蓟县翻狗背岭长城时，山陡石多，马鞍不慎滑落，掉下山去，他只好骑光马而行。

行军都在夜晚，傍晚开始行动，走前半夜，12时休息，找饭吃；天明出村去山里隐蔽。到冀东界兴隆县便是天壤之别。热河是“满洲国”界内，敌人搞所谓“连座”，八路军入村，老百姓不跑就当八路军办，粮食不埋也当八路军办。迫使老百姓坚壁清野，八路军入村见不到一个人。当时正值秋后，粮食已收割，有经验的战士会通过新翻土茬找埋下的粮，他们挖出粮食烧饭。粮食均过秤，按多少斤付冀东带来的钱票，把钱放进村公所里压着，说明挖了多少斤粮，付了多少钱，分文不差。部队进入“满洲国”，没有了群众，也没有了后方。入村找粮很难，不知何时可找到，可做熟饭。有时找到的粮和石土混杂，便吃石头米;有时找不到粮，饿一晚上，次日上山采野果充饥。好在秋实累累，柿子、红果、栗子，尽可填饱肚子，时而还能吃到一点核桃。

他们入村后集中住在一起，四处放哨。因为敌人有耳目，他们的行动天天有人向敌人报告。他们却无耳目，需加倍警惕，随时防敌袭击。往往只睡一小会儿，天不明就开拔。五十天内被敌人小股兵力袭击了三次，当时战士不怕死，怕负伤，在冀东负伤可住老百姓家，还可治病；进入伪“满洲国”，战士负伤要抬着走，困难重重。可见，没有后方作战多么的狼狈；认识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

有一次部队渡过潮河，到达白河流域。这时刚刚过了热河，来到顺义、密云一带。部队在下午4时多入村，大家进村后，见村里有老百姓，非常高兴。六兄的口袋里还有3元，这是那4元津贴费的剩余，便到村中小铺里去买了块肥皂，走了一个多月头回洗了个澡，把衬衣裤也脱下洗净晾起来。他穿上空心军衣，带着光屁股马，又去买了两只鸡，两斤秋白梨，拿回到屋里。这次他和李钟奇住到一个屋，马辉之和爱人王敏住一个屋。他让勤务兵小李把鸡杀了，晚8时鸡就炖好了。他们吃光了秋白梨，李钟奇的困劲儿上来，想吃鸡更想睡觉，便对他说：“鸡留到明天早上再吃吧!”小李把炖得喷香的鸡又放入大柴锅里。

次晨3时左右，他们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听出枪声来自村边山上。六兄急忙捅醒李钟奇：“快醒，放枪了!”李钟奇不在意地说：“是枪走火吧?”他的话没说完机关枪声响起来。他们赶快爬起，招呼小李，忙匆匆地跑出门，和大家一起顺村里小路跑出去。他没忘去牵马，只是衬衣衬裤全丢下了，鸡当然也吃不上了。他们的一个警卫连百把人迎击上去，敌我双方抢占山头。他们才冲出村，另一个山头上的敌人朝他们打枪，打伤了一个文书。

这样的袭击发生过多次，这一次距离较近，敌人上了村口山头，才被警卫连发现。

一路行军，疲劳之极。队伍过潮白河后衣服都湿了，沿路生起一堆堆的火烤干衣服。六兄骑在没鞍的马背上竟睡着了。马爬上山，他从马背上滑跌下去，睡意未去，双手还拉着马尾巴。步行行军时，经常站着睡着了，后边同志推搡着才往前走，人马都瘦弱下来。

有一次夜里急行军过平绥铁路，从康庄以南过铁路。他正好拉肚子，过铁路后，就急忙抢到距部队几十米的土堆里泄肚子，刚刚蹲下去，机关枪猛响，红色、绿色信号弹从山头打下来，他完事整好裤子，见部队已走，不知往哪儿去了，他一人掉了队。当时敌人枪声仍不断，夜深草高，他想：索性在河滩睡它一觉!11月初已是天冷风寒，他找个草窝一倒睡到天明，猛醒后听不见什么声音，便顺着北去的方向赶队伍，快步走到中午才赶上了，队伍进山了。他以为马也丢了，哪知小李拉着马，东张西望，正自着急。他总算找见了小李，意外地找回了老马。部队一直行军到晚8时，一天没有饭吃，在大山沟里转，也没有水喝。他和马辉之爱人王敏在一起，远远见到邓华爱人李玉芝手里举着一根大萝卜，心想不知李玉芝从哪儿挖来的，见到萝卜更觉干渴了，两人决定去向李玉芝要点萝卜，便跑起步来。紧跑上去有两里地路，好不容易追上了李玉芝，哪知李玉芝并没有拿着什么萝卜，是她的手受伤缠了块白色手帕。队伍直到晚上12时才走入了一个小村子。村里房少，一间屋睡上50来人，大家你枕我胳膊，我枕你腿，挤睡一团。好在每人分到了一缸子棒子粥，成为非凡的美味。

五十天的路就是这样走过。在路过昌平县沙峪时，六兄到邮局发了一张明信片给朱欣陶，告朱路经沙峪，以后有机会去看他。

11月中旬，部队到达平西宛平县大村斋堂。宛平县县长是党委派的同志，即焦若愚。焦若愚那时名焦土，后来抗战时敌人来烧了房，老百姓不无打趣地说：“都是咱们县长叫焦土！”

抵达平西的头一件事，就是把留下的党员都找了回来，他们也和宋时轮部会合，宋时轮驻扎在宛平附近大山中，叫军下村。八路军主要部队放在高碑店附近张坊。张坊是丘陵地带，粮食富足。但日寇常去轰炸，战士每天挖战壕。机关放在山里，部队放在丘陵，各得其所。机关在距北平很近的门头沟上清水定居下来。那处山地后来敌人扫荡过，却始终未占领。山上老百姓缺粮，靠卖山里货去丘陵地带换回粮食，够吃三个月。机关每逢粮食不够吃，便拉到张坊去吃饭，棒子面窝窝头、棒子面糊、棒子粒焖饭就咸萝卜，大家吃得香香饱饱的。部队吃饱穿不暖，但不怕军衣单薄，因地处京西矿区，煤产丰富，一个驴垛子能背来百斤煤才两角多，部队和机关都把炕烧得热烘烘的。12月份，他们去平原地方买到棉花土布，大家才穿上了厚厚的棉军衣。

那时，六兄整整21岁，定名姚依林。

“1938年11月建立了平西根据地。所谓平西根据地包括的地方……”他眉目舒展，好像那五十天的疲劳行军刚刚歇下来，喜逐颜开地说：“一是，东至昌平西，羊坊。未到小汤山，小汤山上有敌人。二是，东北至昌平、宛平交界的山地。三是，东南至房山、涞水、涿县交界的地方。四是，南至十渡、张坊。五是，西到和晋察冀易县相连。六是，北至靠近察哈尔的宣化、涿鹿、怀来交界地方的樊山堡村。我们定居的上清水就在宛平斋堂西。平西根据地人口总共不到一百万。”

事隔51年，他仍记忆犹新。

巩固平西根据地的两件大事

谈话主题：

巩固平西根据地的两件大事：

清除地主武装、减租减息

1939年1月，马辉之去了阜平。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开会，传达讨论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论新阶段》。当时吴德仍在延安未归，平西、冀热察区党委又只留下了他一个人。2月份，党中央派肖克从延安到达了平西(肖克是红六军团军团长，解放后任军事学院院长，中顾委常委)，调邓华、宋时轮两人回了延安。肖克到后，重组司令部班子，肖克任政委兼军长，调原红四方面军30军军长程世才为参谋长。程世才是湖北人，1931年参军，工人出身，很会打仗。肖克又把部队更名为“冀热察挺进军”。顾名思义，八路军部队日后仍要朝冀、热、察方向挺进。

“冀热察区党委要巩固平西根据地，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问他。

“清除地主武装。”他立即回答。这是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后的决定。所以，他又说：“当时日本人还没有到过平西，1940年日本人才开始对平西大扫荡。所以当地的地主武装不是抗日武装，是地主雇佣兵、地方民团、警卫队，一个地方约有上百人，根子很深!后来我们摸清平西根据地大约有三四百人的地主武装……”

他于是细致地告诉我当时地主武装分布的所在地。

一是房、涞、涿交界处。清水以南二十里地处有一地属涿县、而又不连涿县的大山，是飞地，名叫三坡。这上、中、下三坡的统治者叫“老人”。“老人”是大地主，当地归他统治，百姓向他纳税，从来不给政府纳钱粮，三坡可谓各自独霸一方。他们有枪、有武装。山中老百姓还不知道中华民国有多少年，生活穿着也和山外不同。结了婚的妇女，不论年纪大小都赤裸上身。妇女裹脚裹成船形，穿着前端翘起的船形鞋。这三坡成了“老人”领地。他们进不去，进去的干部即被杀掉。

二是房山。靠近京西矿区，南窖处也有地主武装。

三是宣、涿、怀交界地。此地的大地主和教会有勾结。当地有一个大天主教堂，是法国神父主持教堂，自产白蜂蜜。它的影响很大，附近村民信教的很多。

打地主武装靠部队，他们去打时只是缴枪，并不消灭地主，这场斗争进行得很艰苦。他们打进去工作了好几年，待日本人一来“扫荡”，地主武装又起来了。1941～1942年在三坡、南窖均发生过暴动，牺牲了我们不少干部。

与此同时的事，就是减租减息。他们把群众发动起来，实行“二五减租”，利息不超过一分。实际是，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后，他们就不交租了。

减租减息同时，他们开始训练干部。第一批受训练的是农村知识分子，多是地方小学教员，叫“教小书的”，还有小学生，也有中学生，中学生在当时农村便是大知识分子了。由于农民群众对于革命道理一时还接受不了，区党委一开始就是依靠地方知识分子开展工作的。他们当年都只有二十一二岁，有的来自大城市，有的是冀东暴动后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领导，只因懂得革命道理，对抗日救国、社会革命都能讲出一套话来，所以受到了信任，四五十岁的小学教员也呼他们为老师，关键在于他们代表了当时革命的力量。

打倒地主武装建立了新政权，这是外来干部与当地革命的小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的政权。这些干部进去就把旧村长换下来，县长、县委书记都换了人，都是受过训练的这些干部。

减租减息搞起来，农民群众得到了好处。一些最无地位、最受压迫的农村妇女接受革命思想最容易，所以妇女较易发动。根据地逐渐建立巩固起来，他们可以向农民要粮、要草、要钱、要人。所谓要钱，是当农民把农产品送集市出售时，收一点集市交易税。要人，是动员参军。老百姓那时愿意参军，因为军队生活比农民生活要好得多。当时军队里每人每天约1．25斤粮；5分菜金。5分菜金的概念是：一天可购3钱油，一月9两油；一天可有2钱盐、一月有6两盐；还有一天吃一斤菜。养猪吃肉则靠连队，连队食堂喂潲水养着猪。当兵比农民生活好得多，农村劳力不少，所以参军很容易。这一情况到了1942年、1943年就变得困难起来，因为青少年均已参军，1943年参军，一个村只要两个人，村里劳动力也少了，就是找不出两个人……

“这是后话。”六兄微笑着对我说，“巩固平西根据地，最艰苦的斗争阶段是后来，是不久就发生的反扫荡战争。”

调任晋察冀分局途中遇险(1)

谈话主题：

调任晋察冀分局途中遇险；

躲避日军大“扫荡”再遇险

六兄记得他们在平西根据地过第一个春节，旧历卅夜晚，大家都吃到了饺子。肖克到平西正值春节，六兄在上清水独饮微醉后，夜过山岗去五里地外村里欢迎刚刚到达的肖克。他走在山上，只觉身子轻飘飘的，如脚踩棉花，心情也异常舒畅。到村之后，见到肖克，两人便热谈通宵，和衣而卧。

他们谈到冀东暴动和平西根据地的工作种种。肖克是参加完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赶来的，向六兄谈了情况和部队今后打算：中央意见是发展平西、平北，再连冀东一片。平北包括昌平、怀柔、怀来、延庆、密云等地，和平西隔一京张铁路。部队将开赴平北，过承德公路返冀东；当以平西为依据，发展平北为跳板，开入冀东平原，而后深入冀热察，再进入辽宁。

不久，肖克司令部到了下清水，和上清水的区党委在一起，吃饭共一个伙房。

3月份，吴德回到平西，继之马辉之也回来了。吴德是唐山附近冀东丰润县人，晋察冀分区研究后要吴德再返平津，然后去冀东，把关系连上。当时平西根据地已开创了两条可去平津的地下交通线。一是北经昌平县的朱欣陶；二是南经高碑店、张坊、十渡的交通员。他找到一个家在昌平县的共产党员小学教师，写一信请这位同志送吴德去昌平县朱欣陶处。

朱欣陶不认识吴德，见信后留吴德住在他家，为能安全送吴去北平，琢磨出一个办法。他请昌平县的一个日本顾问吃饭喝酒，把日本顾问灌得半醉，便鼓动醉鬼去北平逛逛，日本顾问竟然同意，去开出了汽车。这时，朱欣陶把吴德引见给日本顾问，说是自己一位近亲来求找事做，但无法帮忙，只好托顾问给个方便，把这位亲戚捎带回北平。又当着日本顾问向“亲戚”道歉一番，并奉送了20元。日本顾问欣然同意，吴德就这样被日本顾问的汽车送到了北平。吴德到北平后见到张淑贞，又去天津找到葛琛，联系上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之后又奔冀东，向留在冀东的三个团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吴德重返平西时已是1939年夏天。

马辉之回平西后，出示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同志的调函，调姚依林去晋察冀分局当秘书长，同时从延安调张明远来接替姚的工作(张明远后曾任冀热察区党委宣传部长、冀东行署主任、东北局秘书长、科学院某所办公室主任，“文革”后任国务院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吴德抵平津时，平津地下党的学生们开始陆续来平西，来后都参加了干部训练班，入了党校。第一批学生到平西时，他尚在负责这项工作，张明远6月来，他7月走，吴德回平西时，工作已由张明远在操持了。干训班出来的干部还配备了一批人开赴平北，建立平北军分区。军分区司令员为白乙化，是东北流亡学生，曾和焦若愚在一处工作。政治委员是段苏权，一位老红军(解放后在军纪委任职)。他们带了一团人开赴平北，后来大部分同志均不在了，白乙化也牺牲在平北。

六兄告诉我，彭真同志调他去阜平晋察冀分局，因为知道他的眼睛不好——他的左眼在三岁时不慎被针刺伤，长期患外伤白内障，只有光感，无视力。由于两眼看物无焦距，他时常在行军、打游击时摔跤。

“你怎么一直没有动手术呢?”我不禁问道，我知道六兄小时左眼受过伤，时常见他眯起左眼来看书、看报，但平时几乎又忘了他是独眼，他也从来未诉说过视力的困难，行动起来也一点没有使人感到他只有一只眼的视力。

“要动手术就要把晶体也拿下来。两眼的视力差距太大了，动了手术工作起来反而会不方便。”他微笑着对我说，“所以等这只好眼也看不清的时候，再动它也不迟。”

我不由得专注地凝视着他。

“1939年7月7号”，他站起身去点一支烟吸着，说道：“我一个人带上我那匹马，去了阜平。”

当时区党委机关迁到了塔河村山坡的蓬头村，地处根据地腹地，他出发后顺大路走，一路没有敌人。7月7日晚上，他住在赵家庄，距塔河已有60里路。他正好赶上赵家庄在召开“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会。当晚下起雨来，雨下个不停。1939年夏，天津发了大水，他正好在去阜平途中。路上阴雨绵绵，他穿着那件日本军用雨衣，雨大不走，小雨不停；走到哪儿住到哪儿，三四天路程却走了二十多天。带的路费全部花光了，只好向地方借支，一路狼狈之极。

六兄在路上遇见一件难忘的事，是他头一次看到泥石流。一天傍晚，他走到易县山沟村里，进村时8点多钟。夏季天长，天色尚未昏黑，落着细雨。他住进一个小学校，人不脱衣，马不解鞍。晚9时，大雨倾盆，老乡跑来找他，问他：“带枪没有?”说是河沟水涨，水里突跳突跳地有许多王八，找他去开枪捉王八。他跟随来人跑去，只见河沟水湍湍流急，突突跳跃的实际是顺激流而下的泥石。为让老乡满意，他朝水里打了十来枪，大雨浇头地跑回小学校，坐以待旦。半夜，听到老乡们喊叫着：“山水冲下来了！”河水已冲上了岸，流向拒马河。他跳起跑出门，火速拉上马，跟随众人急急地顺小学校后身往附近山上跑去。不久，山水就冲滚而来。

调任晋察冀分局途中遇险(2)

他见到了真正的泥石流：山水凶猛冲撞，卷带着许许多多的大山石。有的山石竟如四五米高、六七米宽的大房子!他们在山上听见惊心动魄的水吼声。天明后，往山下一看：十多户人家的山沟村被冲得不见了，只有汪洋一片……

他那时一天只能赶二十多里路程，因为连日大雨，雨后小河变成大河，过河时需在齐腰深的大水中跋涉，行路很难。走到唐县时他已身无分文，便去分局卫生部借了十多元，又走下去，直走到阜平县城外通平原的沙河。沙河平时只有一里多地宽，水流也小，现在涨水，已看不出河床。水流急湍，河中心能陷下人去，水里冲流着大大小小石头，能把腿打破许多伤口。他的马到此嘶鸣不前，他只好拉着马前行，马走快了，他又拉着马尾巴走，但人和马都实在走不过去。从西庄往北过了这条大沙河就见晋察冀分局所在地，就是过不去这条河。有人奋力游到对岸，被急流斜冲下去十多里路，难以直线上岸。

他回到西庄，通了个电话给十里地外的阜平县政府。县政府正有二男一女也是等着去分局的同志。县政府找上会水的、专管送人过河的二十来个人，要他们把人和马送过河。

晨起，过河队每人分得四斤馒头做一天的伙食。早饭后，8点多下水，过河队命令大家脱去衣服，一件不留，由他们拿着。据说送过激流，有衣无衣相差上百斤!他们一人托头、二人托肩、一人托屁股，架起人踩水过河，架起大马泅过河。四个小时在大沙河里浸泡划游，直到下午1时才能游上对岸。一路上，人和马一样，赤裸裸的一丝不挂。其中的那位女同志是个湖南人，她有急事去分局，因晕河已截到河边两天，她不肯脱光，过河队不干，最后她也只好照章办理。

过大沙河走六七十里路到城南庄，再过五里到易家庄，这就是晋察冀分局所在地。他记的是7月22日、23日，大家进村后吃了一顿煮黑豆、煮麦子。这个村附近有个胭脂河，大雨中，村子地势高，幸而未淹没。但村边石磨都被淹了，所以没有办法磨麦子，只好煮麦子饭。他觉得非常好吃，只是吃下去肠胃接受不了，难以消化。待一切安定下来，他才顾得上看看他的腿，腿上一路蚊咬石伤，已经烂了有一二百处，因感染病毒，每天要涂龙胆紫。

彭真同志找他谈话，他接手秘书长一摊工作，负责秘书处、管理科、交通科、警卫营及开会记录等事情。但8月底，他即患伤寒，大病了一场。

他想可能是在城南庄吃了不卫生的牛肉包子，感染了伤寒菌。他发高烧不退，肠粘膜出血，每天屙血不止。当时分局机关有个医务所，大夫姓田，高中毕业，党员，不是科班出身，不过曾在县城开过诊所。医药奇缺，没有药吃，又不敢让他吃东西，恐肠穿孔。他每天只吃两个鸡蛋清，用温水冲服。一个多月又烧又拉，人很快瘦下来，成了“姚瘦子”。到10月份，身体却把病抗过来了，有一天他屙出大半盆污血，烧却退了!开始能吃一点什么，人衰弱不堪，只能扶着东西站起来，走不了路。奇妙的是，腿上的一二百块烂疮疤却就此全部好了!细菌终究是细菌，不如人能抗得住，因缺乏营养而全部死亡。

11月份，日本人突然来扫荡晋察冀。当时敌人在华北的兵力不太多，敌人的扫荡不像过去那样厉害，也是来试探我方的力量。晋察冀分局周围都是敌人据点，日本人来扫荡，事先听不到消息，因那时在敌人内部尚未安排人去，没有情报，只是在敌据点有人报告：见到周围几个敌据点都突然增兵，住一个排的变成了一个连，全面增了兵。因此，推测敌人将来扫荡。

敌人来袭，他们便分成几个大队出发，和敌人绕大圈子。一切东西都埋起来，带上牲口，牲口上都有马搭子。放一床被和一条毯子，两套换洗衣服，歇下时一铺一盖，衣服一卷便成了枕头。

他那时却骑不了马。他被老百姓用担架抬着，四人抬一天，第二天再找当地老百姓换抬，他就是如此狼狈地随着机关队伍转移。他有位秘书名狄子才，与他同岁，是当地农村中学生(解放后任中纪委委员、铁道部纪检组组长)，代理着秘书长日常事务。当地人文化低，有人不识“狄”字，当成“狗”，他们便呼狄子才为“狗子才”，昵称“老狗”，听得习惯了，狄子才也不以为意了。在转移途中，六兄和狄子才走在一路。

他们是往西北走，没有目的地，只是和敌人绕圈子。当时到了一个村子叫吴王口，这是山根脚下的大沙滩。前边的队伍已走过去了，落下狄子才、勤务员樊清玉、六兄，以及抬担架的四个老百姓，共七个人。只有狄子才一人带着一支驳壳枪，他们遭遇到了敌人。

刚刚出吴王口，前边的老百姓往回跑来，说道：“敌人过来了!”话未完，敌人已在两里地外朝这边乱放起枪来。

四个抬担架的老百姓因未经过战争，吓慌了，把担架一撂都跑走了。

狄子才和樊清玉急忙抬起担架，往一个进山的小道跑去。跑了不远，在山上遇见了几百人，是没有武装的党校学生队。党校学生便自告奋勇地来抬担架。他们没有经验，他虽然瘦得很，也有百来斤，山陡路狭，担架不好抬，把他掉到山沟里去了……

相持阶段艰苦而乐观的根据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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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持阶段艰苦而乐观的根据地生活

六兄于4日出使印度，参加了英·甘地夫人葬礼。去四天，在新德里实际只有两天半，参加了十几次活动。

“赶了十几场!”他这样说，精神矍铄，他经受了印度的31度高温。这天他的血压偏高，穿着旧呢料制服，屋里有了暖气。

“你掉在山沟里有两个星期了!”我想着1939年那个11月，他病后衰弱走不了路，在敌人“扫荡”中被人抬着的狼狈情景。

“什么?”他诧异地问。俄而明白了，不觉大笑。

党校学生不会抬担架，山高路窄，四个人抬很不方便，又是天色渐黑，天寒地冻，两次把他摔到山沟里。幸而山沟里有水，已半冰冻，他们下山去又两次把他救上来。

“山沟距山路有多高，多少米?”我想他当时不能自主，一定摔得够呛。

“多少米?”他笑道，“那时又没顾得上测量啊。”

他们在山上辗转，直到夜11时才见到老百姓的小村子，便住下来。辗转途中遇见了晋察冀公安局一部分警察，他们都有枪，也在山上转了一天。1939年敌人的“扫荡”也没有经验，敌人来合围，他们便跳出去；敌人围不到，又到另一个地方合围。每次战役时间短，你来我走，遭遇上就打一下，双方伤亡不多。1941年后到1943年的敌人大“扫荡”，伤亡就多起来。

他们下山后，阜平住房均被敌人烧光。老百姓临时搭盖窝棚住，他们往南迁移了一百多里地，迁到了平山县。彭真同志的队伍也下山到平山县集中。晋察冀分局在韩丁村，那是一个小村落。警察局司令部、警察局政治部、锄奸部(抗战时改叫保卫部)、城工部、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等各住一村。边区政府住得稍远，军区则距韩丁村十来里。由于韩丁村离敌人驻地隔一道山梁，只有二十里路，他们派哨兵守在山头，拉电话线到韩丁村，有情况就打电话，立即转移，当时因敌人扫荡，或因发现有敌人要来扫荡的迹象。机关迁过很多地方，每次均迁得距敌人远一些。

当时晋察冀根据地是党、政、军三大块，还有一些工、农、青、妇群众组织。另外，有晋察冀日报社，每天出报，铅印十二开四版，社长是邓拓。打起仗来也出报，出两版。转移时把机器分卸，由八匹骡子驮着，一边走一边出报。稿件来源靠延安新华社供给及电报、电台所收到的消息。当时晋察冀分局有个电台，军区有个电台，分局社会部有个电台，每个电台设一机要科，负责译电工作。军区电台设有司令部第三科，专收敌人电台、拆译密码。不管是什么密码，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便可以破译，由此也可以知道敌人“扫荡”的消息。

六兄一直到1939年底才正式工作，扶着木棍行走。1940年夏天才能行动自如，这期间和张培华(周彬)通过信，寄信要托人带到敌占区再发出，张培华来信也需寄到根据地边上，由人带入，三四个月通一次信。

生活是艰苦的，餐餐黑豆面窝头或棒子面窝头或小米饭，大家都不够吃。没有蔬菜，老百姓自己晒腌萝卜干。无余粮，养不了鸡，5分菜金只够一个鸡蛋钱，吃不起鸡蛋。饿得慌，就去挖野菜吃，榆钱儿榆皮面是好东西，杨树叶泡去怪味儿后才可吃，槐树叶吃后浮肿，大家对野菜的优劣高下都有一番研究。这样下去，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坏了。由于缺少维生素A，许多同志闹夜盲，发疟疾。在一个连队中有过190人发疟疾的纪录。疟疾是病菌感染，是日本人由印度尼西亚传染过来的。他们因体力普遍下降，抵抗不了病菌，又缺药，无奎宁，只好代之服少量砒霜。那时六兄懂得了砒霜虽毒，少量服用却可以补血，能稍增一些体力。他从1940年开始发疟疾，直到1942、1943年夏天均在发疟疾的高烧寒栗中熬过。

到1942年，就看清楚了敌我在体力上的差异：我们穿草鞋、布鞋，轻装爬山也比不上日本人穿大军靴、背重物爬山爬得快。山地游击战争的大问题是生活问题，它影响了战斗力。

“那时，吃上一次猪肉，一定是过节!”六兄动情地说，“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战士们唱《红缨枪》，唱到‘拿起红缨枪，去打小东洋’时，词改了，唱着：‘拿起洋磁缸，去舀猪肉汤’!”

“仗打六七年，人力财力都缺乏了。”他深沉地说道，“当时我的体会是，老想起诸葛亮《出师表》的那句话——‘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那时才懂得什么叫作‘疲敝’！”

当时农民劳力少，肥料也少，向老百姓要粮困难。陕甘宁边区参议员李鼎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精兵简政”的建议。中央开会规定可不做的工作尽量减少；根据地脱产人数不可超过全人数的百分之二至五，于是不久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由于前方打着仗，他们只能一部分做到，不如居后方的延安开展得普遍。晋察冀根据地的各机关也开始抽人搞业余生产，机关自己开地种菜，搞工业品生产。

六兄学过化学，这时有了作用。他造墨水、制肥皂。买了颜料、桃胶，用开水沏化和匀，待沉淀后，墨水就做成了。用羊油、牛油和碱一起用火熬，脂肪碱化便成了肥皂。人类的智慧正是在生活迫切需要时发挥出魔术般的创造性。他还会制造土炸药，用当地产的硫磺、硝，又用山核桃皮烧成活性炭，不待烧透，便把三者放在一起碾成了黑色炸药。墨水、肥皂卖给其他机关，黑色炸药开矿用。他学过的化学和经济学，在秘书长工作中越来越相得益彰，成效显著。

当年各根据地财政独立，各地有银行，石印工厂，自印钞票。如陕甘宁边区票、晋察冀边区票、晋绥边区票……等等。边区票无法到国民党统治区买东西，他们想办法用边区票换银元送到党中央，可去国民党统治区购物，当“外汇”用。银元的来源，一是就地换购，二是1945年后搞土改从地主家和教堂里挖出来的，一概没收。边区票和银元的比值是经常浮动的，有时一个银元换20元边区票，有时换18元，有时换25元。边区票发行多时，票贬值就换少了。此事由边区政府负责，边区银行能换多少就给分局多少，一总送交中央。晋察冀是产棉区，老百姓多制土布，他们每年都要做很多套衣服送到延安。另外，晋察冀分局地靠天津，还可买到珍贵物资：海味、虾米、烟卷等等送到中央去。他们和敌占区也有“对外贸易”，1944年发展很大，那时靠山货“出口”，购进药品、洋布等。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出的关东票和边区票的比值看交易情况。我方“出口”东西多，边区票就贵，“入口”东西多，关东票就贵一些。1945年之后，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可从平津国民党占领区“进口”汽油、药品、硝酸氨。

“硝酸氨加上百分之十的铝粉就可以制造‘硝氨炸药’!”他快活地挥一下手，告诉我说。我理解那时炸药是多么贵重。

“铝粉从哪儿来?”我问道。

“把打下来的敌人飞机磨成粉!”他说。在当时这是铁杵磨成绣花针的工夫!但那时制造硝氨炸药比之制造黑色炸药时自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晋察冀根据地有了自己的兵工厂。抗战期间厂规模较小，解放战争期间才扩大。在他们开进张家口、宣化后，有了一批可以搞大兵工厂的机器设备。1946年初阴历年过后，他结束了秘书长工作，完全转去搞经济工作，成立了边区工业局，他被委任为工业局局长，这是后话。

晋察冀分局秘书长任上的繁细工作

谈话主题：

晋察冀分局秘书长任上的繁细工作

晚间去看六兄，他在伏案读报。

我还想请他再谈谈1940年晋察冀的事情以及他的秘书长工作。

他走过来坐在沙发上，想了想，笑着说：“那年有两件大事。头一件是——南方来的同志在发动群众的大会上讲话，高声喊：‘乡亲们，现在要赶猪赶鸡了!’你明白吗?不明白。老百姓也听不明白，后来才明白不是赶猪赶鸡，是‘减租减息’!那年晋察冀根据地全面铺开了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他于是告诉我晋察冀军区下属的13个军分区全部投入了这项工作。

当年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为聂荣臻。肖克调任军区副司令员，直接指挥5个军分区。5个军分区在铁路东边，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为杨成武。二军分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赵尔陆。三军分区司令员黄永胜，政委王平。四军分区司令员熊伯韬，政委刘导生。五军分区政委刘达。第六至第十军分区直接由冀中军区领导，冀中军区也归军区指挥。冀中军区司令员为吕正操，政委程子华。1941年左右，肖克调离平西时，挺进军解散，成立了平北十一军分区，平西十二军分区和冀东十三军分区。冀东军分区独立性最大，留在冀东的两团人也组织了进去，那时已发展为很多团(李运昌任冀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是李大钊侄子，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原为冀东抗联司令员。解放后曾任司法部第一副部长，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13个军分区力量参与之下，晋察冀的减租减息运动在群众中深入展开了。

他说的第二件事是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开始，晋察冀部队和晋冀鲁豫八路军总部在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下，集中了一百个团的兵力，分头同时进兵河南、太原，主动出击破坏敌人铁路干线，消灭了平汉线、正太线及晋东南小线的敌据点。这就是有名的百团大战。当时由于敌主力在武汉，敌人伤亡不多，据点被我军消灭很多。

八路军在1937年抗战之始，编成了三个师：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即刘邓大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一二○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这次大战打得很成功，可以说是抗战史上空前规模的进攻战。大战的胜利给予华北日寇以重大打击，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百团大战后，日本人立即派岗村宁次来华北，将主力调来华北，开始了对根据地的大“扫荡”。因此，百团大战后来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军事上的一大争论问题。

以上两件大事进行时，他正肩负着辛苦琐细的秘书长工作，未能直接去参加，因此他才开始体会到和过去亲身参加领导“一二·九运动”时的不同。秘书长工作把他拴在机关里，日常事务异常繁忙，学文件、参加会议、听汇报、搞指示……

“什么事也要了解，什么事也不能亲自去干；只能从报告、文件中得到知识，无亲身实践感受，理解都不深化，这是秘书长工作的遗憾!”他感叹道。

他担任秘书长工作好多年，直干到1946年。1940年前晋察冀党委书记是彭真，1940年底彭真去延安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会1945年才召开，彭真没有再返回，在延安搞整风学习，任组织部长。晋察冀党委书记由聂荣臻兼任。1943年聂荣臻同志也赴延安，代理书记为程子华。聂荣臻1945年回，晋察冀成立了中央局，聂荣臻任中央局书记。在此期间六兄一直踏踏实实地担任着秘书长工作。

“党委书记把日常工作留给秘书长，自己可以去集中参与、调查、搞一件事；秘书长则不能离开机关……”他说。他深感秘书工作好像看地图，地图上标明了山多高、水多深，秘书长对此也很熟知，就是没有亲自去过。如果亲自去过，则连地图上未画出来的情况也都会知道。遇事决策往往是未画在地图上的情况越深知越好。他至今仍感到遗憾……

“当然，”他补充说，“这个工作也得有人干!”

他不禁怀念起黄敬。他说黄敬当年是冀中区党委书记，所以有机会直接去搞了减租减息，对此运动的研究就较深入，干得很出色。黄敬在减租减息工作中写了很多本笔记。有一次聊天对他讲：“富农、中农、贫农拉出来的屎都不一个样!”可谓观察细微。反“扫荡”后，黄敬在冀中时和范瑾结婚(范瑾是南京大学学生，当时为冀中日报社社长，解放后任北京日报社社长)。1942年黄敬离开冀中，去晋冀鲁豫任平原地区的冀鲁豫分局党的书记。1940年黄敬发病，去延安休养两年，又去张家口。他们在1946年才得重见。

回顾1941年到1943年的三次反“扫荡”

谈话主题：

回顾1941年到1943年的三次反“扫荡”

晨起下了第一场雪，唤起“踏雪寻梅”的兴致，可惜下午出了太阳，去六兄家时雪已融化。

今天六兄回顾了1941年到1943年的三次日寇大“扫荡”，其情景倒是真的带我进入了大风雪中。

1941年9月，日寇集中了十万人，对晋察冀山区进行了最残酷的一次大“扫荡”。敌人的目的是想消灭发动百团大战的晋察冀根据地抗日军民。

敌人采取的战术是分路进兵，从东、西、南、北四面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合围推进，即所谓的“梳篦战术”。他们的兵力甚密，每隔八里十里就有日寇。一旦遭遇上，他们就打，两侧闻声也集中来打。敌人沿路杀人、烧房，搞“三光”政策。很多村庄被烧毁，老百姓几十、几百人被惨杀，妇女被强奸，然后杀死……敌人制造恐怖气氛，村庄、土地、人、牲畜都被糟蹋得面目全非。

这次敌人扫荡，来前虽有迹象，他们未料到会如此大规模。大家向山沟里转移，在村里、房屋里挂上了手榴弹，在地里埋下了地雷……敌人因此晚间不敢进村，全部人马住在河滩。

他们在山头上，距河滩敌人只有几里多地。有一晚他趴在山头上观察敌人一夜，当时华北雨季已过，天晴无云，敌人选择此时来袭，也为了破坏秋收。他看见敌人有些睡帐篷，有些就睡在河滩上，把马群放进庄稼地里，马啃嚼着未收获的棒子；敌人砍树点燃起一堆堆的篝火，几个人围一堆火，喝酒吃肉。他们拉去老百姓的牛、羊，吃时不是正经宰割，而是把牛拉住，一下子砍去个屁股，或砍去两条腿，立即拿到火堆上烧烤；一边哇哇地叫，一边跳舞，野蛮残忍，折腾一夜也不睡觉。

他们分析，似此情况，白天行军打仗，晚上闹腾一夜，敌人支撑不了多久，出不了一个月。敌人靠人多，不敢零星活动，不敢上山。他们当时跑不出去，被围困在乌王口西北一带的小山沟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晋察冀分局(根据中央通知北方分局于1941年更名为晋察冀分局)带着四个团部队担负警卫、集中行动，都在又窄又深的山沟沟里隐蔽下来。大家露宿，每天吃生棒子，不敢生火，水有的喝。七天七夜，吃生棒子吃得人人拉稀。马驮的电台也停止工作，和延安断了联系。白天时常有敌人飞机搜查，并未发现他们。

当时党中央很着急，曾多次打电报。电话到冀中找吕正操，打到晋绥找贺龙，令他们打听晋察冀根据地的人马到哪儿去了?吕、贺部队来搜索，和敌人打过遭遇战，终究也搞不清他们隐蔽何处。

他们每天研究突围。七天七夜中间曾派出侦察员四处侦察，摸到村里找老百姓探询。老百姓家破人亡，对日寇有深仇大恨，积极帮助他们，终于探察到了一个突围点：有两处敌人临时据点，中间相距二十里，两处兵力不大，当中有小路可走。军区判断情况，下决心就在这个突围点冲出去。

那天晚6时，天色昏黑后，在敌人飞机不能飞行时开始了突围。他们用一团兵力火力封锁一个敌据点，用一团兵力火力封锁另一个敌据点。司令部、政治部、分局、部队等共一万人，依靠老百姓带路，从小路迅跑突围。半夜12时过封锁线，才被敌人发现，但敌人已措手不及，两边有火力封锁，敌人也无法行动。这次大突围成功了，他们脱离了敌包围圈，往南插进，一直走到了滹沱河下游。

敌人知情撤兵，也暂时无力再合围。前前后后围困扫荡了一个来月，敌人同样疲劳不堪，撤退中有些日兵睡着了，被俘虏。老百姓抓住俘虏不讲政策，敌人的残暴给人们留下的只有仇恨，有的参加抬担架的老百姓，即使遵令把被俘受伤之敌抬上担架，走到山顶上也故意把担架摔下山去。1941年敌人的大“扫荡”，老百姓伤亡不少，根据地也元气大伤。但敌人明白了这一带山区山高路多，他们兵力不足，“梳篦战术”不中用。八年抗战中，大规模的山地扫荡只有这一次。

敌人被俘的人，晋察冀分局给他们盖了一片房子，组织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供给他们粮食，让他们搞生产，受教育。战后全部遣送回国，他们都成为日中友好的主力。有些人当时还参加了边区的抗日工作。

1942年5月，日寇在冀中地区又发动了一次大“扫荡”，兵力也不小。敌人在冀中大平原修筑了许多炮楼子，许多条公路，还有只有一两个出口的封锁沟。从平汉路东挖了两道深一丈高的通沟，西边也挖同样的沟，把冀中、冀西分开，敌人的企图是消灭冀中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和有名的地道战就是在这样的对敌斗争情况中大发展起来的。冀中军区、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转移到了冀西山口，大部队难以活动，改组为“小连大班子”，取消排级，一班扩大成二十来人，以班为单位出动，连长跟一个班走。

敌人把公路修得笔直，沿路设炮?关卡，只可惜他们不懂侵略者比起人民群众总是少数，而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敌人把摊子铺开，兵力却不够，有些炮楼没有日本兵，靠伪军把守，而伪军都有一个出路问题，都跟抗日军拉关系，只要化上装，他们便放行，有时还可以去到敌人据点。晚上买通伪军或是说一声，部队就可以通过封锁沟。敌人出来了，他们就进地道，灵活机动，神出鬼没，冀中反扫荡就是这样搞了一年多。在这种情况下，也产生了“两面政权”，我们的政权打着日本人的旗号。日本人进村，村里管事的是“汉奸”；日本人一走，他就是抗日军的人。当敌占区的村长，那时是许可的。后来在“文革”中，这些同志就有了麻烦，这是有些人对当时战争情况的特殊性缺乏了解所致。冀中的这种局面维持到了1943年。当年冀中区党委书记即是在平西工作过的马辉之，后来是林铁。部队名义上是吕、程部，实际吕正操、程子华均已调去晋冀鲁豫太行山了。

1943年，敌人又骚扰冀西山区。这次敌人总结了前次扫荡的教训，采取小股即小部队活动。敌人先摸清情况，半夜里吃饭，拂晓时奔袭，企图把我们游击队捂在村子里。当时我方对策，也是半夜吃饭，在村边等，敌人来了，就走。敌人以突袭代替合围，我方严防突袭，敌来就迅速跳出扫荡圈。跳出去便无事，否则就和小股敌人打几仗。

敌兵力进山。部队、局、机关了解到繁峙、广灵县河川没有日兵，均奔赴滹沱河上游桑乾河河川地带。他当年带了二十几人的手枪队去河川后便找到一户大地主家，让地主供应吃喝，他记得是吃了一顿莜麦面。饭后立即转移，次晨直奔五台山。五台山距河川住处有二百多里路，他们一天走七八十里路，奔赴五台山。

“我在和尚庙里住了一个来月!”他笑道，“因而了解到一些五台山的情况。”

这次反扫荡前前后后三个月，敌人又被拖得疲劳不堪，撤退时又被他们抓到了一批俘虏，送进了“日本工农学校”，成为第二批学员。

当年与五台山的一段缘分(1)

谈话主题：

当年与五台山的一段缘分；六兄六嫂成婚前后；

两个孩子在反“扫荡”中夭折

正好近两天在电视上看到了《今日的五台山》，它巍峨庄严，气象万千，堪称中国佛教圣地、祖国文化瑰宝。解放前它同样受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践踏玷污，以其特殊的环境表现出了特殊的黑暗。1943年他们跳到敌后，从后山登上了五台山的主峰顶，驻扎了三十多天，他是五台山旧貌的目睹者。

五台山有台怀镇，即地处五台山怀抱之镇，有八百户人家，镇上有日寇盘踞。台怀镇距他们所在的山顶峰只有几十里路。五台山是天然生成五座平顶的高耸山峰，蔚为奇观。为抗山风，佛寺雄伟建筑多用铜瓦，佛像也为铜佛。阳坡为农田，背坡为树林。由于他们和方丈过去有过来往，上山后方丈便让出了自己住房给他们住。方丈屋里生着大炉火，非常舒适暖和，炕上铺有七八条大羊毛毡。他们驻扎付房钱，庙里只花白洋，任何“票”都不要。把任何“票”都叫“坏钱儿”，只管白大洋叫“好钱儿”。他们幸好带有一些白洋付房钱。

五台山庙产土地可延伸出去一百来里地，农田主要种土豆，这是当地老百姓的主食，也种莜麦、胡麻等。树丛盛产台蘑，镇上卖三元一斤。庙就是最大的地主，和尚收租。附近农民都是佛庙佃户，每年收成四成归己，六成归庙。五台山上有两千多和尚，生活费用主要靠土地，还靠香火，靠信徒贡献。庙分两种，一种名“十方禅寺”，任何地方的佛僧有持“挂单”(即介绍信)者就可留宿，吃住不花钱。另一种名“子孙禅寺”，只收本佛教系统的徒子徒孙。五台山寺庙的方丈很有威严，佃户对和尚异常尊敬，不是宗教的关系，而是庙产的关系，佃户的身家性命维系于庙产，当地甚至传颂着如此歌谣：“和尚进门狗不咬，大姑娘生孩子妈不恼。”这是生活的真实。

五台山名闻遐迩，香火很不一般，他亲眼见到有举家远道而来的，一步磕一个头来到五台。他们多住在台怀，台怀的地痞流氓和庙里有勾结，总能打探出香客带多少家财，用各种欺骗手法，定使香客倾囊荡产才放行。所谓“开花现佛”就是其中一个手法，“现佛”需心诚，心诚需看布施多少。有人带一千大洋，要想求得“开花现佛”，他非得把钱放够；不然花朵开一条缝，心不诚不灵，一千大洋全部布施进去，木雕莲花才会心诚则开。地下的操纵机关欺骗了多少蒙昧信徒。台怀妓女多，许多是香客的闺女，全家朝圣地，把钱用光，只得卖女为妓。

他们去时，五台山也搞过减租减息。直到解放战争中搞土改，国家才没收了庙产土地，许多和尚还了俗，有些参加了革命工作。五台山也经历过风云变幻，在当年的风雨飘摇中他们竟和五台山有这么一个多月的“缘分”。他们随身带有电台，在庙里仍可听到国内外新闻，感受到五洲风雷。当年最使他关心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情况、第一战场战况、德国形势，因为这是决定日寇行止的操纵线。1943年的大扫荡，老百姓和队伍大转移中的零散病号在日寇烧杀中牺牲不少，敌人拖的时间比过去长，死亡也多，被俘的也不少。那时已明显看出敌人战斗力在减弱。抗战开始时，日本老兵有所谓“皇军武士道”精神，斗志顽强，很少被俘虏；1941年后，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到印度尼西亚等地登陆，又经过了中国华北的扫荡和向中国中南部进兵，它的战线不断地扩大，兵力不停地消耗，老兵存活的不多了；新征的大都是戴着眼镜的大学生，厌战情绪很高。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联反攻，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国际形势发生激烈变化。1944年日本人对根据地再也没有扫荡过，不但如此，还有个别日本兵跑过来投诚，加上大生产运动的丰收年成，根据地又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老百姓欢欣鼓舞，这是后话了。

1943年11月，敌人撤退，他们离开了五台山，返回阜平，住进史家寨，一直住到日本投降。

“六嫂1941年就去了根据地，三次反扫荡中，她在哪儿呢?”我问他。

六嫂张淑贞1941年底进入根据地，才改名为周彬。

“周彬没有赶上第一次反扫荡。”他转脸看看坐在屋子一角的书桌前，戴着老花镜，正在看书的六嫂，说道：“她由天津直接过丰台、高碑店、十渡，她们十几个人一批到了平西。当时马辉之在平西。肖克还没有调晋察冀。那是在敌人撤退三个月之后。我在石家庄附近的平山……”

六嫂周彬等一行人只在平西休息几天便去了平山。平西距平山三百多里路程，他们走了十几天。毛驴驮着行李，没有大车，多数步行。周彬体弱，让她骑了一匹马。她是在北平敌人对地下党大搜捕，实行白色恐怖中被迫离开北平的。当时地下党员赵普宣带着特务去她住处，赵说自己进去看看，张淑贞若在，先把她稳住。当时周彬是北平地下党委书记。赵普宣进去见到周彬后，却把自己被捕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并催她火速离家躲避。周彬在妹妹周萍掩护下当日即离家赴津，在朋友家隐蔽了一个多月，经过周转终于来到了根据地。她激动万分，加上路途劳累，阴历十二月初到平山后便病了一场。之后，他们迁到了距史家寨一百多里路的韩丁村。周彬痊愈后，他们于1942年初，阴历三十夜晚，在韩丁村结婚。

当年与五台山的一段缘分(2)

“安排我们在三十夜晚结婚，因为那天聚餐，凑大家的热闹，一举两得。”他说，“饭后在我的屋里又热闹了一阵。”

“那晚都有谁去了?”我问。

“喂，喂!”他大声招呼着周彬。周彬早在几年前已耳聋，靠放在胸前衣袋里的小助听器收听对方讲话。所以他们夫妇间讲话也需扬声，借助那助听器：“喂!——她问我们结婚那天都有谁去了?我们结婚那天!都有谁去了?”

周彬闻声，慢腾腾地挪步走过来，笑着说：“啊，我们结婚很简单。缝了一床被子，总务科送的大黑布被面、大白布被里，一块草绿色军用布的床单。布可都是好布、细布，是大五幅的布呢!”

“她问都请了谁?”六兄又问了一遍。

“崔月犁。”六嫂点点头道，“他那时候是北方分局党校的医生，他会拉胡琴。他拉，我唱。”

“你唱的是《二进宫》吧?”六兄转脸注视着周彬，大声说。

“是《玉堂春》，西皮原板!”她笑起来，回忆着美好的青春，“那时候爱唱京戏，还唱过《贵妃醉酒》呢，1946年张家口电台找我唱过《女起解》，黄敬姐姐唱的是《审头刺汤》。解放后苏联专家请客，我也唱过……”

“她唱青衣!”六兄眯眯地笑起来，带着赞赏的口气告诉我。又说：“结婚那天，她穿一件新的棉军服，聂荣臻同志说她：‘军不军，民不民，男不男，女不女’……”

他大笑起来。

当年他们结婚还经分局聂荣臻同志批准。聂荣臻住在距韩丁村八里之遥，三十晚上没有过来。

他在韩丁村住的是瓦房，三合院靠西头的两间，中间隔堂屋，和两间空屋相对。房子向阳，南窗糊纸，北窗望去，院里有两棵大树。

他的床铺是搭在拆了炕的墙边，只有两块木板。周彬来了，多加了一块木板。墙上挂着一张晋察冀军用地图。砖地上有张红漆桌子，四条板凳，一个小木柜，这是他们的新房。

初一早上会餐，就在他们对面空屋里摆了大圆桌，大家庆贺他们新婚。同志们用大碗斟酒传着喝，他喝醉了。周彬妹妹、做医护工作的周萍给他灌醋解酒。下午大家都去赵家庄看党校学生唱野台子戏，尽欢而散。

周彬到根据地后，许久未安排工作，因为对她离北平前曾否被捕、曾否泄露机密，有人置疑。当时周彬不知道，婚后一个多月被送去党校学习。后经同来的同志证明，直到1943年赵普宣跳火车，从敌人控制下逃脱，也来到根据地，入了党校后，周彬这一段特殊经历才彻底弄清楚。1942年8月，她被分配到秘书处工作，生了一个儿子，起名明玮。当时敌人已扫荡冀中，也有来冀西扫荡的迹象，机关中凡女同志带孩子，身体不好的一律迁避到平山南小觉地区。他们无法管孩子，只好托放到老百姓家中。后来敌人果然来犯冀西。小玮一岁多时，周彬生了个女儿，刚刚满月，尚未起名字，冀西第二次反扫荡便开始了。周彬产后虚弱，不能随大队转移，只好让周萍护理她，跟随带枪的两位警卫员同志，四人隐蔽到阜平附近山沟里去。出发前，周彬舍不得未断奶的女儿，而他坚持把女儿托放到老百姓家，因为周彬自己不能背、抱孩子，婴儿一哭易被敌人发现目标。周彬想到日寇的暴行，老百姓家也不会安全，儿子既已顾不得，对这女儿实在难分难舍。他掏出手枪当机立断地对周彬说道：“不能再犹豫!要快出发!你不放下她，我就打死她……”。这样，女儿便匆忙地也托给了一家老百姓。

当时他们在根据地有许多部电话和电台。还设有电话站，有人住守，用代号通话，随时报告情况。敌人突袭入村前，他们接到电话后便带上话务员、报务员、电台等等一起转移。时常转移，架上线路，仍可和其他地方通话。有一次他走到一处，得知他们和邓拓的小队间隔不到十里路，又得知周彬等遇见了邓拓小队，和邓拓在一起。他把周彬接来过了一夜，交谈到夜深。周彬回去后，又和邓拓小队分手，四人进入阜平深山中一个名箱子窝的小村落里隐蔽下来。11月他们由五台山返回史家寨后，才去箱子窝把周彬等四人找回来。然后，又去老百姓家寻找托寄的儿女，但老百姓家在敌人扫荡中受到严重破坏，两个孩子均已遭难死去。

1945年1月周彬又生一女瑞子，当时战地环境已好转，他们下决心自己带。周彬产后无奶，得到了半筒奶粉救了瑞子。1947年他们又得一子，仍起名明玮，为纪念他死于反扫荡中的哥哥。

日军投降后的新形势、新任务

谈话主题：

日军投降后的新形势、新任务

1944年晋察冀根据地无战事，大家过得挺舒坦，意识到敌人已支持不久了。他们普遍地感到了持久战的疲倦、疲劳。1943年党中央提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口号：“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这是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估计苏联红军将对德国进行大反攻，可能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中央的口号起了很大鼓动作用。实际情况是胜利推迟了时间，1945年5月打败了希特勒，而同年只差三个月，1945年8月打败了日本。

1944年日本兵已有往根据地跑，去忏悔投降的。其中也有个别特务来施展阴谋。六兄记得1945年春天，一个日本大佐跑入根据地，这个日本大佐说带有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口信，说是希望能到延安和中共中央进行谈判。提出的条件是：日本愿和中国停战，把占领区全部让给中共，日本退出德意日联盟；日本希望中共出面调停。他们将此事打电报向延安汇报，延安来电回答是：“不和他谈，也不让他回去，暂扣。”此事说明敌人为解除困境，想进行挑拨，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勾当。后来日本投降时，我方派代表去和华北派遣军谈判，即让这个日本大佐带路。

1945年上半年，根据地在准备着抗战胜利后如何进行工作，解放了一些小城镇。日本关东军前后近二百万人入侵中国，在华北的骚扰高潮就是1941年到1943年。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中央发布命令：“反攻阶段开始!”他们以为要打一阵子了，哪知日本13日就投降了。

“美国打原子弹是马后炮。美国知道局势将急转直下，它想创一个原子时代，把苏联镇住。当时美国先有了原子弹，不是原子弹对战争起了决定作用，倒是创造了美国在战后的一段优势，开始了战后美国原子弹垄断的时代。”六兄这样说着。

得知日本天皇下昭书宣布投降是在夜晚，日本人跪着听，我方彻夜打起火把欢呼游行。在那几天，凡是见到穿八路军军服出去的人，老百姓就兴奋得对他磕头。他们填平了冀中到冀西的敌人的所谓“封锁沟”，根据地四通八达，贸易兴隆。冀西的工业用炭运到冀中，冀中的棉花、李子、粮食运来冀西，商品随着抗战的结束立即流通发展起来。老百姓的生活也好起来。

当时美国军官插手派人到延安和晋察冀根据地敌后空投“剩余物资”，不就地处理掉会使美国国内物资价格下落。他们事先通知来空投，于是包括压缩饼干、面包、奶酪、牛肉汤粉、巧克力糖、烟卷等美军军用饭盒成箱投下来。后来又投来了整桶的干酪，即牛奶干燥发酵的食物。

不久，蒋介石便发布命令，要日本人只向国民党投降。尔后他们便开始了新阶段的斗争。

得知此消息，他们几乎几夜未睡。大家情绪振奋，工作紧张，同时进行着几件大事：

一、大集中部队。过去打游击战，现在改为打正规战，部队必须集中训练，全部集中到了县城。

二、宣布华北大城市负责人名单。晋察冀根据地发电报，由延安宣布。当时委派国民党政府任命过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为北平市长；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党组织书记张苏为天津市长。

三、集中干部准备接收工作。调集了地、县委书记。

四、派出军队开赴东北。在冀东的部队很快开拔去东北，当时估计在东北和国民党必有一番争夺战。

五、和华北日本人谈判。要日本向我方投降。以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名义，让日本大佐带着我方派出谈判的代表杜文敏、史立德等两三人由石家庄入城，由日本人护送到北平。这个谈判无结果。日本因把握不准，当时美国也对他们下了命令，让他们向国民党投降。但城门外又是我方的天地，日本人也得应付我方，所以他们对派去的代表非常客气。请宴、开跳舞会种种，最后说明了他们的苦衷，列队欢送；又向聂荣臻司令员问好致敬，派了专车把我方代表护送到石家庄。

当时我方军队已兵临北平城外。日本避免和我方冲突，等待国民党军队去接收。我方的前方部队迁驻潭柘寺，有刘仁同志驻守。1945年9月，我军占领张家口，中央决定北方分局迁张家口，改为晋察冀中央局。当时六兄仍在阜平，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先一步去张家口，机关则在9月底迁去张家口。

六兄的特殊任务是：日本投降后，聂司令乘从延安到重庆的美国军用飞机去涞源，当时涞源有个日本人修的飞机场，聂司令将转路去张家口。同机送走了一位国际友人——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任校长的日本驻共产国际代表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当时派六兄去涞源迎接，然后陪同坐大卡车到下花园，转乘火车专列到张家口。与此同时，苏联远东红军司令部马林诺夫斯基也派出飞机来华接野坂参三。因苏联和我方无联系，飞机先在北平降落要?共产党。日本人送他们到潭柘寺我中央局城工部，见到刘仁同志;刘仁打电话到张家口，我方指定了飞机下降地点，苏联飞机才飞张家口接走野坂参三去哈尔滨，然后又派飞机送冈野进飞回日本去重建日本共产党。由于美国在日本登陆后，日共需要他们的一个首脑回去，当时另一个首脑是德田球一，仍关在监狱里。苏联熟悉野坂参三，便要他火速回国。野坂参三回国后任日共中央主席，日本共产党由地下活动变为公开活动。德田球一后来也出狱回国。野坂参三任共产国际代表一二十年，到延安当了几年校长，已80多岁，仍为日共中央委员。野坂参三之后的日共中央总书记是宫本显治，接替宫本的是不破泽三。

他亲切而熟悉地讲着日本共产党，回想在八年抗日战争结束时迎送野坂参三的情景。他说：“在飞机上，野坂参三曾经感叹地对我说了这么句话：‘很羡慕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的这些干部!日本缺乏这些干部啊!’”

我军于1945年9月份占领了张家口，未动干戈。当年苏美有雅尔塔协定，苏联红军由蒙古下来到距张家口四十里的张北外长城线为止。但此事日本人知道，听说苏军抵达张北，日兵便从张家口撤退到北平。于是我军未经任何战斗，立即进驻张家口。

调任边区政府工业局，与江泽民同志共事

谈话主题：

以张家口为枢纽，负责转送大批干部赴东北；

调任边区政府工业局，与江泽民同志共事

张家口是当时共产党占领的最大一个城市。此地原为“蒙疆首都”，“蒙疆”市政府头头是蒙古人，称德王，已随日本人逃走，德王府便成为边区政府所在地。当时乌兰夫(旧名云泽)已由延安过来，他来开展内蒙的工作，即住此处。张家口乃敌人屯兵重镇，商业中心，物资丰富，汉族多于蒙族。张家口往西、往东都是内蒙古，出四十里路外为张北，经坝上高原可直达蒙古。我方从张家口往西控制铁路线到丰镇县、平地泉县，经大同可抵晋北。再往西去的铁路线仍在傅作义控制之下。往南控制铁路线到怀来县，再往南又是国民党势力范围。往东控制到古北口，进热河可抵承德。

张家口成为解放区后，党组织遵循七大提出的政治口号：“打倒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边区政府建立了“三三制”的新政权：共产党员居三分之一，各民主党派、国民党员、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由于未动一枪一炮，战士入城后警惕性很高。当时夜夜听到打冷枪声，说是特务很多。他们想试试究竟，令战士们听到枪声不许放枪，于是一夜也没有枪声。原来是哨兵听见响动，用枪打狗，其他地方听见枪声后放枪，如此便一夜枪声不断。

张家口是新区，他们要学会管理城市。当时在宣化成立了察哈尔省委，张家口成立了市委，直属中央局。察哈尔省委书记是杨耕田，福建人，当地老党员(已去世)。省长为张苏，蔚县人，因未进津，便任察哈尔省省长了。

由于地区形势，张家口成为从陕甘宁去东北之枢纽。党中央派遣大批干部由延安往东过黄河进入晋西北，取道张家口，往东走经承德，入东北。由1945年冬11月12日开始，到1946年春，延安大批干部，一家一家地开拔，分配各地。一部分留在晋察冀，留在张家口；大部分去了东北。当时由平津出来到根据地的也是经张家口去东北，或留在张家口。这项干部大运转工作，中央局内便由六兄负责。

从延安来的干部，一家一头牲口驮着东西，跋山涉水，走个把月才能达张家口。那时由张家口往东北走，交通也极差。

他说：“罗瑞卿有句话说：‘坐火车发火，坐汽车生气!’那时缺煤，运输都是烧木头，动力差，走得很慢。不过，终究比坐大车、骑牲口先进了一步……”

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张家口的干部，个个喜笑颜开。他们需要在张家口休息几天，要招待大家洗澡、吃饭、看戏，听听地方歌手郭兰英的演唱。然后，分给每人一些零花钱，一些日本罐头。还要作个报告，讲一讲形势和情况……他当时的工作异常繁忙，同时担负着组织部工作，负责干部的分配、去留。迎来一批批，送走一批批。这已不同于在平津时的组织大撤退，而是组织大进军了，胜利的进军，兴奋的进军，到处是欢声笑语。

当时毛主席已回延安。重庆谈判后，大家对国民党的谈判，估计有两种可能性，战争的可能性大一些。那时东北日军向苏联投降，他们搬走很多“胜利品”，也把一部分转交给我们。斯大林提出希望我方和国民党和谈，划黄河为界，他是从苏美关系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同意。实际那时国民党也不干。1945年底1946年初在北京成立了军事调停执行部，我方由叶剑英、罗瑞卿负责，中央局由聂荣臻亲自掌握动静，因牵涉到准备作战的问题。当时和国民党经常有小规模的战事，我方西线丰镇有肖克驻军，南线有杨成武、赵尔陆坐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已进驻邯郸，延安广播电台也已迁往邯郸。

当时估计是或者会“打起来”，或者会开始中国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这是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并非刘少奇个人的发言。当时除了有打的准备，也有和平的准备。军队精简了，很多战士回家种地去了。许多人因距已土改的家乡只有几十里路，都愿解甲归田。

“所谓‘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半截子革命思想，也就是由于这种情况提出来的。”他笑着说。

晋察冀中央局的办公经费，干部穿衣用钱当时都是军队供给。军队供给部管机关的一切费用。那时便想到一旦实现和平，党不能再靠军队养活，党、政、军要分开，党应准备好党的经费。在此情况下，他离开了中央局，把中央局秘书长工作转交给广西雷经天同志。他被派去组织一些企业搞生产，以便赚钱筹备党的经费。他到边区政府担任了工商处副处长，工商处处长是边区政府主席宋劭文。他受命欣然前往，因为他多年的宿愿就是能深入实际去做些工作，他愿去搞工业、商业。

1945年6月间，六兄到了边区政府，但不久，就打起仗来了。傅作义军队由北、国民党嫡系部队李文由南夹击张家口，战争形势紧迫?筹备党的经费的任务自然没有了。工作转为准备战争：要迅速地把机器、工人、技术人员包括家属转移到农村根据地，去搞武器生产。当时成立了晋察冀边区工业局，由他担任了局长。这个工业局后来也搞民用工业生产。

他被派去工业局纯属偶然。当时晋察冀负责军工的同志是江泽民、刘再生、刘鼎。三人由三个地方来：江泽民来自延安，他曾在苏联学习过，是汽车工业工程师；刘鼎来自晋冀鲁豫，他也是苏联的留学生，机械工业工程师；刘再生来自晋察冀，他是日本留学生，纺织工业工程师。三人三足鼎立。因此，请他们当副局长，派他去当局长，做做政治工作，团结起三位同志。由此之故，他就正式转入了经济工作的行列。此时已届张家口撤退——1946年10月10日他们退出了张家口……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遭遇(1)

谈话主题：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遭遇

“1966年‘文革’发动前夕，回顾当年可有什么预感呢?” 我问他。

“就是觉得党内很不平静，不断出事。” 他诚挚地说：“习仲勋同志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4年突然成为所谓‘利用小说反党’的‘发明家’! 牵涉到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还涉及到一批陕北干部。……尔后，1965年又批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罗瑞卿被免职；批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把吴法宪提上去。当时林彪已被选为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叶群任林办主任，林彪提出了一套办法，即所谓‘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全国解放军化’……现在看来，他当时已在有意识地扫除进一步夺权的障碍。”

他从天津搞“四清”返京后，已是发动“文革”前夕。 1966年他照旧工作，1967年1月被夺去了商业部长之权；他被安置在财贸政治部一间屋里，那时财贸政治部尚未被夺权。财贸政治部地处养蜂夹道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隔壁。他住进去，仍可回家，但他经常不回家，因为有人抄家，不如不回。

在当时，红卫兵进不去财贸政治部和中南海。两地相隔很近，每到晚上，国务院那边便来人把他找了去，他直去国务院东花厅财贸办公室。当时中央文革已完全代替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刘、邓均已被打倒，只剩下了国务院。周总理日理万机，总理办公、居住就在西花厅。除周总理外，就是林彪、江青，还有刚调上来不久的陶铸。当时，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陈毅等同志对时局关心，晚间常常凑到—起在国务院内讨论时事。他去后也参加了他们的议论，时常是议论到深夜2时，然后他们派车送他回家，次日从家里又去班上。大家关心议论的内容自然是对于发动“文革”和国家形势的惶惑及担忧。他们已经深感到个人迷信对党和国家的严重危害。即使当时有“法制”也枉然。“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此语何其霸道。之后，这些同志的部分议论摆在了桌面上，便被“四人帮”诬之为“二月逆流”。

他那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存好重要文件。他的身边有两个秘书，一位是女同志，因爱人被“批倒”，已被辞退；另一位是男同志，自己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叫“独立寒秋战斗队”，此人想找文件，但他始终把铁柜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让这位秘书也搬到财贸政治部住宿，不让他留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私下又和门卫打了招呼，不让秘书进去。后来中南海受到冲击，他怕办公室靠不住，便把重要文件统统地转移到后院李先念办公处。家里什么文件也没有留下，抄他的家也抄不到任何东西。

“毛主席在当时确实也感觉到了形势太乱，想把局面收缩一下，这个意思是有的。但一反‘二月逆流’，毛主席又倒过去了。”他说。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遭遇(2)

商业部被夺权后，周总理出面讲话，保护了他，通知住进国务院。那时各个单位负责人，一大批人均住进了国务院。待到3月份便又叫大家回家住，以便参加运动。他本来是一半靠边站，商业部叫他去开会时，便自己去开会；开了会还可以在家里和李先念同志通电话，也无秘书监视。财贸政治部被控制之后，他在不开会时仍可去财贸办公室，直到1967年7月。王力8月7日讲话后，他被宣布完全靠边站，他便交了汽车，回家去住。不久，北京商学院造反派学生来找他，让他住到马神庙北京商学院一间屋内，星期六可以回家，每天应付调查、询问、写材料。之后，学生不怎么来了，临近阳历年，也可请假回家。1968年上半年，对他的审查升级了，给他开批斗会，开始时还让他讲话，到八九月被批斗时光听不许讲话了。他当时诌了几句打油诗曰：“堂上一声传，押到台前。四顾茫茫皆不见，惟见脚尖!”

“反而舒服了。”他笑着说：“可是没多久，‘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3月17日把我从家里抓到商业部关起来了，审查历史，就不能回家了。”

“审查你什么呢?”我问。

“无非是想搞出个‘假党员’、‘叛徒’，不然没法子‘打倒’啊!”他说：“但毫无实据。”

“‘一贯右倾’倒是有事实。”我说。

“是啊，‘一贯右倾’有根有据!”他笑道。

他当时住在一间小屋里，两人合住。同屋是商业部一个工会干部，因倒卖像章、偷自行车被扣押。他们相处很好。 当时每月给他百元，大部分交付做家用，只许家里给他送手纸、烟卷和书籍；每月只许给他 21元。但收入仍比那人多些，他便每月给那人5元和5斤粮票。那人行动比较自由，出去看了大字报便来告诉他，新的大字报写了什么，杨、余、傅如何如何……被关押的这段时间，肚子填不饱，每顿只许花5分菜金，只许要窝头、稀粥。炊事员同情他，他去买菜时总捡好的给，早、中、晚都给他一块臭豆腐，从这时他开始爱吃臭豆腐。每天关在屋里，一个人在屋里做“早请示”、“晚汇报”，然后是写不完的材料，检查历史。每逢年节，不许他们留在北京，便被送到京北七十来里地外的农村，在商业部干校参加劳动。他干的活是刨花生、修整梨树枝、收鸭梨等等，饭食比在机关里好一些，这种时上时下的情况直到1969年8月。 8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来，商业部全体迁到盘锦商业部干校。当时他不能通知家里，同屋却可以回家几天，他请同屋帮助给周彬带去了一封信。

“这位同志现在商学院当管理员，我们至今还有来往。”他说。

“真是奇遇。”

我们一起笑着，笑的内涵是一种说不出的心绪。“文革”十年的怪现象使人哭笑不得。

“不知今后还会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况?”“我想不会了。”他断然地回答。

干校四年；1973年“解放”出来管外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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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四年；1973年“解放”出来管外贸

他从1968年3月17日下干校，直至 1972年3月17日盘锦干校被取消，整整四年。一批同志回商业部工作，他的事未了，放假10天回京，之后又乘商业部大汽车随同转去京南河北省文安县的商业部干校。

“实际是放了12 天假。” 他认真地说：“3月30日才出发!”

他没想到过了五一节后，5月4日他又被安排回京，去友谊医院检查身体，检查出了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在医院一直住到8月份。周彬也曾下放盘锦干校，他们在干校里不许见面，不许联系。周彬回京过阴历年，未再回干校，他放假回家时才见到了周彬。

“1970年我感到有点希望。”他回忆着说：“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事出来，向我调查陈伯达的人来过三次，我知道陈伯达等人垮台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事出来，14日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国外的广播，说是有一架飞机在蒙古摔坏，摔死人中有个妇女，中国曾下令禁止飞机起飞。我当时想是发生了大事，猜测林彪或是毛主席当中有一个人出了事……”

他到盘锦干校后一个人单住，有人监视。他每晚 9时至 1时在床上用耳机收听带下去的收音机。盘锦无干扰，听得很清楚。他一个星期用四节电池，老去买电池。

“你怎么用得这么快?” 别人问他。

“电池的质量太差了。” 他回答说。

林彪垮台后，形势有变化。他被转到一个班里，安排住进12人的宿舍，对他约法三章：一、不算正式学员。他说自己是“候补战土”。二、不许和周彬联系。三、活动范围不许离开干校。同时派一个人监视。他知道看守他的是一位老警卫员同志。这时，因为干校军代表本身乱了，干校处于无人管的状态，私自伐木做家具的不少。过去让他积肥、耙田、插秧、开12马力拖拉机，现在重劳动少了，让他去种菜喂猪。他仍旧每天晚上收听收音机，蒙在被子里用耳机收听。

不久，干校开大会传达“备战”问题，会上说10月1日将不开大会，报纸上不发社论，不登照片。他独自琢磨：国庆大典因备战不开群众大会，可以理解；但不登照片，为何呢? 一定两人中有一人出了事。 10月6日报上登载了毛主席接见埃塞俄比亚国王的照片，他知道了出事的定是林彪。

干校四年；1973年“解放”出来管外贸(2)

当时他的女儿端子、珊子去干校看望。珊子18岁，去时带了2斤粉肠，他和珊子在宿舍里喝酒、吃粉肠，珊子一五一十地把外面的情况: 林彪出逃自取灭亡的大事讲给爸爸听，全宿舍的人都听到了。连队负责人也赶到宿舍来问珊子的消息从哪儿听来。珊子则说：“从饭馆里听来的!” 珊子这次接周彬请假返家看病，他一直留到3月17日盘锦干校停办时回京。

他回京后住医院三个月，接到通知要他回干校“做检讨”。于是9月份又在端子陪送下返回文安干校。他写了一份检讨，检查右倾，未承认是“走资派”。9月底，请假返京过国庆节，11月份又回干校在大会上作检讨，干校群众举手通过，自此算是初步解放，补发了几年工资，他带回家，一直在家里住到1973年春节。机关党委正式下来通知，商业部部长范子瑜送来结论。自1968年被审查后，结果是无问题。他签了字。

1973年过了春节，他重返商业部，给他安排了办公室，配车接送，又通知他可以出去跑跑。于是他带上两三个人， 4月份便去了上海、浙江、福建，在杭州度过“七一”才回京。8月份又去了黑龙江，跑了十来个县。调查可自选题目，他去浙江便调查蚕丝，去黑龙江便调查大豆。

“好久没出去跑跑，无非是‘公费旅游’。”他微笑着说。

1973年 8月他正在哈尔滨，接到电话通知他当晚返京，原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报上发表了他是十大候补委员。如何选出的，他没有问。他未参加十大，参加了十届一中全会。会后，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还有计委主任余秋里找他谈话，要分配他工作。华国锋让他当商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外贸部第一副部长。说是二部矛盾很大，兼管二部便于调节，矛盾便不致于上交国务院。他说难以胜任，因为若同一天党组开会，他何去何从呢。他只要一个部，到外贸部去。因此，他便脱离了商业部，1973年后去广东参加了春季交易会。

“就是那年才看见了小毛和克异。”① 他拍了我一下，笑道。

“我听说当时商业部军代表对你很刁难，有此事吗?” 我问他。

“不能这样看。”他说道：“范子瑜同志不过是谨小慎微。他原是总后勤部营房部部长， 邱会作派他到商业部当军代表，实际是排斥他，他不属邱会作派。他是店员出身，长征过程参加革命的干部，邱会作污蔑他是‘饭桶’。他不敢得罪邱，又不敢违背国务院，谨小慎微地执行那条路线，未干了不起的坏事，如此而已。他对我的态度也是如此，一次又一次地审查历史，换了六个专案组，花了六万多元，因为上边无意解决，上边不说话，他就审查不完……”

毛泽东逝世后的激烈斗争(1)

谈话主题：

外贸部门的“批林批孔”；与江青一伙敷衍周旋；

毛泽东逝世后的激烈斗争

1973年8月30日的十届一中全会，会议内容是选举中央委员会，选出主席、副主席。他是候补委员，无选举权，大会提了一个名单，由大家投票，他去了只在那儿看着。毛主席未参加大会，会议由周总理主持。江青在九大时即入政治局，当时“四人帮”气焰已甚嚣张。1973年9月周总理主持会， 1974年元旦周总理便也成为他们欲打倒的最大障碍，在讲话中公开地提出了“批林、批孔、批周公”。当时毛主席有诗批郭沫若，诗云：“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秦皇虽死功绩在，孔丘名高实秕糠……”于是，毛主席一首诗，中央一个批林批孔文件，体育馆开了一个大会，矛头对准了周总理。大会上，江青讲话，态度骄横，周总理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影片《中国》一事做了自我批评，外交部长姬鹏飞作了检查。大会要各部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

“对外贸易部没有批周。”他微笑道：“我们批林批孔也搞得轰轰烈烈，批白××!”

白××原是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紧随林彪、黄永胜，调升外贸部部长。此人忠实执行林彪的政治路线，在广东“文革”中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林彪自取灭亡后，他被撤职。

李强调任外贸部部长，姚依林调任第一副部长，柴树藩任第二副部长。李强30年代初期即在周总理领导下担任上海情报系统工作；后赴苏联留学，学无线电等学科，抗战初返回延安，建立了新华广播电台，后随迁邯郸，任新华广播电台总工程师。全国解放后，李强调外贸部任驻苏联商务参赞，返回后任外贸部副部长，越南抗美战争中，李负责对越南的军事、非军事供应。“文革”中因周总理保护才未受到冲击。

他了解李强和柴树藩是可以共事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一致，这就是外贸部在当时和以后能“混”下去，得以抵制一些歪风邪气的缘故。

白××被批判后即回部队，调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不久离休。和其调升上来的广州军区陈树福也同时下去了。

批孔时六兄主讲了汉朝桑弘羊的经济学著作《盐铁论》。当时《盐铁论》是被划为法家著作宣传的。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有进步意义，汉武帝时曾引起一场大争论，桑弘羊后被杀，却不是因其学术著作。他在宣讲时只是评介了桑弘羊，未联系什么实际。“四人帮”当时掀起的“批林批孔”，企图突出周总理是所谓当代“大儒”，因为周总理在“文革”中起了良好的缓冲作用，“四人帮”视之为夺权的最大障碍。外贸部的“批林批孔”始终未乱，表面也轰轰烈烈，还开了训练班，实际上有出奇制胜的招数。

毛泽东逝世后的激烈斗争(2)

在那时，他们能这样巧混则混下去，也有时无法巧混，只好憋一肚子气。 1974年春他赴穗，为了广交会展览的问题。展览会的大门买了进口铝合金做门框，当地“左”派惟恐不“左”，无中生有，闹到北京。“四人帮”对此门框斥之为卖国主义，又说交易会展览反映问题严重，不合革命路线、政策。周总理便叫他去穗看看，同行者有外交部副部长符浩、外经部副部长李克，他们组成三人小组开赴广东检查展览会现场。去后，首先换了门框，周总理让换上自己生产的铜材做门框，才平息了地方意见，门于是被呼之为“争气门”。之后，他们又去展览厅，一间一间屋地去看过。1974年恰逢虎年，有一张画画了树林里有三只虎，一大二小，意见说是“宣传了林彪”，便换下来。摆出来卖的观音像、佛像，意见说是宣传了封建迷信，便撤下来……

“关老爷像撤下来，换上刘胡兰，谁去供刘胡兰? 谁会买呢?”他摇摇头说：“那时憋了一肚子气，没办法发作!”

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当时“四人帮”主张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画猫头鹰睁一眼闭一眼是影射最高领导人；山水墨画是污蔑美好现实；画家只得画梅花、桃花满纸红。

当他从广东路过上海返京时，又遇到了“憋一肚子气”、还需认真对付的一件事。

他下榻锦江饭店，马天水突然去找他。马天水解放后一直是上海市委副书记，柯庆施赴沪任市委第一书记时，陈丕显是二把手，马天水是三把手。马天水在“文革”中倒了过去，任市委副书记兼上海财办主任。马天水找上门来谈的是想让上海管财贸的头头黄金海到外贸部当副部长，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上海已在酝酿什么“大使训练班”，“四人帮”企图以上海为基点，把他们的党羽输送到中央各个权力部门去当政。他当即答复马天水说，因自己调去不久，对外贸部人事情况不大清楚，尚未过问这些。马天水直磨缠到深夜2 时才走。

他返京后即找李强、柴树藩商量如何对付此事。黄金海如真的来了怎么办? 商量好如真的塞进来黄金海，可让他卡在他们之间。但他们对此事态度不积极，黄金海终未塞进来，此事得罪了“四人帮”。自此后，外贸部和上海的关系一直紧张。1975年周总理病重离职，国务院工作停摆；当时无人可代替总理，毛主席只好让邓小平出来运筹帷幄，说好要小平同志不要和江青等闹矛盾。毛主席并批评了四人的帮派，这也是“四人帮”一词之由来。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对“四人帮”无所顾忌。他感到1975年比较好过，但不久，“四人帮”便伺机反扑，又闹起了所谓“批邓反右倾”。

外贸部当时面对许多问题，处理不好将直接关系到国家、人民的利益。如当时进口粮食成了问题。麦子有一种矮腥黑穗病，我国北方气候到一定冷度，此病就发生。黑穗病对麦子有坏处，对人体却并无坏处，当时农业部从卫生考虑，提出进口美国麦子中有矮腥黑穗病。农业部的考虑无可厚非，但“四人帮”兴风作浪，声言凡有此病的麦子一概拒收，无此病才可进口。他们不管老百姓的粮食够不够吃，喧嚷接受了进口就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订合同时要美国人保证，美国人不肯保证，因和其他国家订合同时并无此条例。后商谈用薰蒸办法，美国人说可请到美国去检查，建一个薰蒸仓库，若运到我国口岸再薰蒸，粮食会受损失。

毛泽东逝世后的激烈斗争(3)

不行，为此和美国人争吵不休。上海是吃进口小麦的一个城市，为此那时小麦不准再进口。花生油进口、玉米进口，同样存在“含黄曲霉素”多少的问题。“四人帮”不承认世界普遍订立的标准，如苏联、西德等订立含50单位以下可进口；而提出要特殊标准：订立非5单位以下不能进口。在粮食等进口问题上便经常吵闹。外贸部出口的货品，外国根据他们人民的习惯，要求按照他们提出的样子制做。不行，不能违背“独立自主”。有的货品钉上“中国制造”的牌子，外商要求可否不要钉此招牌，允许他们拿回去钉上他们的牌子，比如订购中国大华衬衫厂衬衫，是北京“天坛”牌，外商希望换用他们的牌子，因为那牌子在他们国内已打开市场。不行，这是“卖国主义”，对所谓“中性包装”一概反对。外商说多给钱，多给钱也不干，我们要向全世界证明那货品是中国人做的。货物卖大包装时，外商要求拆改为小包装，不行，不许改。他们说不改不好卖，那就不订合同，否则就是“洋奴哲学”。当时，锡箔、纸钱、通书、观音堂、观音菩萨像，一律是迷信，不许卖。要卖就许可卖阿庆嫂、刘胡兰塑像，否则便是“宣传封建迷信思想”。

“我们没听他的”，他笑起来：“只上海一地不卖。上海派人去广州交易会造反，一见到卖那些就造反。上海出产的‘中华’牌香烟，他们一定要卖价订得最高、最贵，说是它的名字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问他们何处有此规定……”

他针对当时外贸出口上的这些问题及纠纷，曾作了报告，一律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准，允许外商要求，可以不订牌子，可以改包装……

“加工出口绸缎，问我上边印圣母像、印蒙娜丽莎行不行? 我说可以、行。”他笑道：“1975年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批评说‘听一个部长讲话，如果不知道他名字，还以为他是外国人!’”

1976年就是这样一个极左横行、无知为上，投机者跋扈的年代，天灾人祸纷至沓来。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于305医院。民心哀痛，群情激愤，外贸部群众也准备了花圈上街。当时中央决定不许上街开追悼会，周总理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出被半打倒的邓小平致悼词。

不许上街游行送花圈，群众很有意见，六兄急去国务院代民请命。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均在，说是中央已做决定，不能上街，已布置了警卫人员净街。他说：“不让上街恐怕不行。”华国锋说：“你们把大门关上，在院里怎么闹都可以，就是别上街!”

当日人们自动集结，沿街哭送总理灵车，悲痛、沉默的人群一直延伸到公主坟，才渐渐少起来。

1976年秋天，他又遇见了另一件事端：外贸部和东南亚某国进行一项贸易谈判，对方官员要受贿才肯成交，而我方不许行贿。

“贿赂的事是不好公开讲的”，他说，“在国外也是不合法的，但不给外商贿赂，贸易便谈不成。对世界各国的贸易中都存在有一个‘行贿’的问题。我们自己人不许受贿，绝对不许受贿；对外贸易却是‘行贿’不可避免，和一些国家的贸易因不许‘行贿’而告吹。”

据说有一项向某国外商的投标，我方不动声色地在伦敦为外商存上了一笔美金，这已超过了1％ 到2％ 的佣金。向外商示意后，外商于是把投标给了中国。

“送礼还要讲一点‘投其所好’。”六兄笑着说：“比如送国王礼物，先要了解他喜欢要的，他的老婆、小老婆想要什么，要多少克拉的宝石，是发红光、还是发蓝光的……这样办，买卖就做成了，不给贿赂，不送礼，送礼不周，买卖就做不成。所以我主张我们的人不可受贿，对外贸易‘行贿’不可避免……”

据此种种情由，上海来了好几批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贸部院子里，批判姚依林，企图把他打倒。

他的心脏病适时发作，便借机找李强、柴树藩同志商议：“我干脆去住医院，住它几个月!”

毛泽东逝世后的激烈斗争(4)

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时，他住在友谊医院。那时北京医院有两派打架，友谊医院无两派打架，外贸部的医疗单位是北京医院，他未转去，一直在友谊医院，由内科查医生治疗。他检查出来有糖尿病、心脏病。当时“四人帮”挑选了一批《人民日报》记者到外采访，通知他去看清华大学中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去看原为北京饭店画的、现在北京饭店里展览的所谓“黑画”。记者又拟去外贸部采访他，询问对打倒邓小平的看法。他便住在医院里不出来。6月1日干脆离院去北戴河休息。住到7月地震时，伤员大量送到北戴河，医院内住满伤员，他乘吉普车返回北京。在家呆了一天，又住进友谊医院。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外贸部宋秘书送报纸信件到医院来告知了他，毛主席停灵于人民大会堂，通知中央委员需轮流去人民大会堂守灵，一班守灵半个小时，他出院上班，也去守灵一周。

住院期间，他惟一常去的是陈云家。陈云住北长街，他有件事只可与陈云同志谈：1974年有位朋友陈其襄告诉他江青是叛徒。陈的爱人有一同学在解放前被捕时曾和江青关在一室，了解江青叛变情况。他调陈到外贸部，并请陈去沪找到那个同学写了一份材料。当时这是需冒大风险的，长春有一个和江青同狱的同志即遭杀害。那份材料一时无法送出，他也不敢保管，只好拿去给陈云同志过目，材料便保存在陈云处。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继任主席职，但“四人帮”阴谋夺权变本加厉，党心民心更望激浊扬清，对“四人帮”不可掉以轻心。他为此多次走访陈云，感到是个时机，应把那份材料递上去。陈云迅即将材料密交叶帅。当时陈云在家正反复筹谋如何力挽狂澜。1974年以来，形势变化急遽：周总理去世，毛主席对接班人的考虑久未解决，王洪文被老人家拉到身边，还撑不起，“四人帮”难以成器。老人家左思右想，才决定起用邓小平。那时邓小平正在江西劳动，被召返京。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要他出来后不要和江青作对，送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1975年邓小平复出，他矫枉匡谬，无法不和“四人帮”对立，矛盾日深。“四人帮”又通过毛远新作用于毛主席，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意图重新打倒邓小平。周总理逝世后，天安门事件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拥邓怀周、反“四人帮”的满腔积愤。“四人帮”借机镇压，又归罪于邓，把邓小平软禁在家，监视起来。 1976年初毛主席起用了华国锋。华国锋是山西人，他是抗战时期老干部，多年在毛主席家乡任省委书记，毛主席认定华国锋是可以继承他的遗愿的。但“四人帮”岂容他人为首呢? 他们居心叵测。陈云在家里琢磨的是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 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十届三中全会上“四人帮”的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主席刚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而不敢言者大有人在! 十届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

陈云当时和叶帅时有来往，叶帅住在西山。他们恐情况暴露，常令孩子们传话。叶帅掌握着军委的部队、西山警卫部队……

叶帅和陈云研究要打倒“四人帮”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会合法斗争，二是武装解决。通过十届三中全会解决，算来没有把握，叶帅坚决同意采取第二种办法，他下了决心。于是叶帅亲自去找华国锋商谈，华国锋立即同意，去说服汪东兴。汪东兴见大势已成，同意调动八三四一部队。

1976年10月6日晨，华国锋召集“四人帮”到中南海开会，八三四一部队受命警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去一个抓他一个，江青是从家里抓走的。同时，耿飚带领部队进驻中央电视台，飞机场也已由军队控制。

7日晨6时，玮子去医院给爸爸报信:“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他闻讯立即出院，到陈云家里去。

他现在可以公开地把上海写江青叛徒材料的同志接来北京了，并和中央负责办案的人取得了联系。江青写自首书一事后来未做大问题办理，因为她的罪恶已经远远地超过此事了。

“我们就谈到这里吧?” 他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谈了。”

我争取到两年时间和六兄的百夕谈至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