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诗歌2号 -> ③ 广场 I 小说·散文·随笔

③ 广场 I 小说·散文·随笔






逆舟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有多大好处



国民生产总值我不晓得新闻里是如何统计的,也不晓得有关部门是如何统计来的。我不是怀疑数据不真实,我很相信国民生产总值一年一个台阶地稳步上升。只是,这个上升的数字,我想的是有多少是农村贡献的;有多少是城市贡献的;有多少是商人贡献的;有多少是领导贡献的;有多少是农民工贡献的;有多少是城市下岗工人贡献的;有多少是富人贡献的,有多少是贫困人贡献的。我这么问,是因为我看到增长在纳闷,不只是我纳闷,还有我身边的民工兄弟也在纳闷。
我在城市里行走穿行,城市在欣欣向荣,我与我的农民兄弟十几年如一日地做房子,城市在翻倍地增加面积,城市在日新月异地繁华和奢豪,而我们却是在逐渐地绝望。对能够在时代里混一个人模人样的绝望,对自己想捞一个富人头衔的绝望,说白了是对赚钱绝望。在“高尚的人”都说钱是什么什么的时候,殊不知道钱在我们的眼里,是一种人格和尊严。城市在繁华,国民生产总值在高速地增涨,而我怎么就感觉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日子过得越来越吃力。
城市确实是在繁华,在拉动着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增长,但是这里,我发现,没有我们的贡献,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新年还是旧年的样子,而物价在涨。
如果说我们贡献了力量的话,那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房子,老板给我们工钱以后,用我们制造出的产品,再用高昂的价格卖给富人。我不知道我这样一句话说通了没有。就算是这样,我们还在想,但愿天天做房子,老板年年有房子给我们做,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有着落。我们还希望老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我们就是从来不想想我们自己!
是的,再怎么的高层建筑,再怎么的房子,我不相信不是我们农民工做的,那些房子和建筑,不是成了政绩就是这个城市的标志,或者是高价商品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总额才买不得半个平米的房子,我认识一个朋友,在一家电子厂打工,一个月的工资总额还不能买四个高档的安装在墙壁上的开关。我一个朋友在酒家做服务员,她一个月的工资不能吃一桌低档的饭菜。这些个现象不奇怪,因为在以前我们有经济学家兴奋地称之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廉价的劳动力!
说个很不好听的话,那些叫嚷廉价劳动力的家伙,自己怎么就不廉价廉价呢?还动不动就是要索赔或者是不尊重劳动成果!居心何在啊?
也可能就是这样廉价的劳动力,造就了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同时也造就了我们自己的绝望。



从打工说到春运



  最少也是有十七、八年了,那时侯我的表妹初中刚毕业,也就是十四、五岁的样子。记得的是那时候村子里的人在谈起去广东打工我的表妹时候,特地称为南下干部,这个借来的称呼在老乡的口里,听起来是亦诙亦讽亦羡。
  表妹打工的几年里,我记忆最深的有两个印象,一个是每年都能回来七、八千块钱,在十几年前的时候,这个收入是让人有些神往的。于是,就招来了许多村子里有十四、五岁的崽女在家闲着的乡邻来找我表妹,说些过完年拜托一起去的话。话语是很质朴的话,声音也是很淳朴的声音。我表妹南下的八年时间里,是我们这个村子到广东打工的鼎盛几年。每到过年时候,村子的土路上走动着前面是扛个大纤维袋子的汉子,后面是一个穿得鲜艳的姑娘,一看就知道,是谁家在外一年的女回家过年来了,做爹的接到了镇上,这个印象是蛮深刻的。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我表妹说的回家路上。第一年回来,表妹说如何在广州站等了三天三夜,如何的挤,如何的冷,如何的闹,反正就是说出一些如何的担心受怕来。但是,担心受怕只是家里人,旁边的人听到了也就最多是“呀呀”的啧啧几声就完了。表妹自己说也并没有了当时的那个痛苦状了,反而当作了一个苦劳来佐证自己的阅历的丰富和自己人生的价值,达到一种自我安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晰的是表妹说,坐在广州车站,被警察(我现在估计可能是城管,表妹错看作了警察,因为也是穿着威严的制服,但是也不敢肯定就是我表妹认错人了)从这里赶到那边,执法的一来,就惶惶地提起个大纤维袋子急急地跑,惟恐被抓到了。表妹还说正下着雨,几天都没有吃饭。当然,这我估计不是广州车站附近没有饭吃,应该是我表妹舍不得花那几块钱。正月要去打工时候,每次说车票紧张,就拜托同去南方打工的谁谁,或者熟人早早的去买票,好赶着初八这个好日子去南方赚钱,图一个吉利顺利。都这样一个吉利的想法去南方,火车肯定就不够了,汽车也肯定不够了,飞机也不是我表妹这些打工兄弟姐妹们坐的交通工具。我表妹说她几次是挤在大篷车去的。我也不晓得大篷车是个怎么的车,没有看到过,只听表妹说起过这样的车,很简陋,坐在车上很冷,只是一个好,价钱便宜。
  表妹在南方打工的八年,我叔叔家从一个欠债户变成一个储蓄户,就这样一点,表妹为自己在南方的八年感到自豪,很值得的。至于八年中挤车那是很细小的事情了。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我从电视里听到说火车站为了给南下打工大军提供一个候车的地方,在火车站用钢管和纤维彩条布临时搭建起棚子,给民工们遮风挡雨。我当时也没有很在意的注意这个新闻,不认为有什么很感人和新闻的地方。到后来我也到一个城市里去打工,我去打工城市是离家很近的,不用坐火车,也就享受不到车站临时搭起来的温暖棚子。我是在一个晚上到火车站去玩,偶然看到那一番景象。同路的伙伴看到那个庞大的彩条布棚子搭建在宽阔整洁的火车站广场上,那样丑丑的样子,很奇怪,还只以为是广场又在兴建一个什么项目。伙计是从不注意电视里大小新闻的,有一点点时间就全用到麻将桌上消磨,自己赢了十几块钱就是最大的实惠是最实际的事情。至于新闻,伙伴认为那些都是电视里的戏,伙伴是从来不看戏的,所以,伙伴的奇怪也是很正常的。我照电视里如何如何的告诉伙伴,提议我们也走近去看看,伙伴没有反对,理由是反正是出来耍。在伙伴看到棚子里的景象时候,感到吃惊了,里面挤满了穿着各色衣服的人,堆满了各色的袋子箱子。那些人大多看上去都很年轻,躺的躺坐的坐,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乱七八糟的。伙伴说这有些像人口贩子,我不晓得伙伴怎么这样说,他又一没有做过人口贩子,二没有被别人贩卖过,我想这是一个侮辱。特别是在我注意看到一个年龄与我表妹相仿的女孩时候,我想到了我的表妹,我想我的表妹就是通过这里,这样去南方的,奇怪的是我有一种怜悯的情绪。那天我去看的时候刚好天晴了,我对伙伴说在下雨天再来看一次。伙伴说我蠢吧,老是来看有什么味道呢。伙伴顿了一下,接着说,怕是来看妹子的咯,刚才你看到一个穿红棉袄的妹子,长得很上眼的。我没有回答伙伴的话,继续我的意思说,下次落雨还来看一次。可惜我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做事,也因为路远,雨是下了,也没有来看,毕竟是火车站广场与去南方打工的人的事情,与我也没有什么切身利益关系,就那样作罢了。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十几年,表妹也早已经出嫁了,成了一个乡村农妇,在家里也再不用出来打工了。我还是继续在外面,每年仍是挤挤汽车,还是不用挤火车。只是,越来越感觉对在外面打工就一定要回家过年没有以前强烈了。有一个网友说春节不能回家过年,我连忙说,那是好事情,可以不要挤车了,过完年再回去,不是一样的好么?我说你反正是一年回去一次,哪天回去不是一样像过年啊。网友说她也正是我这想法,决定年后回家,还说春节加班7天还可以把回家的所有费用都赚足。我从聊天里发现,网友对春节工资加倍很来电的,说起来眉飞色舞,尽管也就只是那么千多块钱,毕竟对一个月薪只有一千的女孩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替那个网友这样想想,出来打工不就是为的赚钱么?能这样快的赚到这样多钱,那个网友感到很高兴,很满足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这样说为了赚钱春节可以不要回家,并不是要故意的淡化春节在我们心中的神圣,也不是对这个民族传统大节日春节的不恭。春节的神圣与挤车与赚钱一起来掂量,确实还是——如果可以不去赶这个节日的,还是可以不赶。特别是许多的仪式和习俗都已经消失的时候。挤车并不是我们要重建的春节仪式,也不是表达春节神圣的方式。在目前来说,打工赚钱只怕还是很多人思想里放在第一位的观念。那些绚丽礼花和辉煌的盛宴,无一例外的都是用钱在买单。
  我没有要责问交通部门的意思。仔细想想,春运拥挤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样多的人,就过着这样几天的节日,要赶几百里上千里的路程,几天过后,又平静了。我想的是我们挤了十几、二十年的车,也应该理智了,很清楚春运是怎么个事情。面对春运挤车,更多的应该是如何建立我们大众的春运秩序和文明,让春运能更加畅通和平安。






扶风



红楼



红楼之一


  一九九四年的深秋,于我是一个转折的季节。我可以从学生时代逃出来,做一个自由者了。这个时候的自由,其实是从一个手掌心到另一个手掌心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感到无比自由。我明白了五四、五四的青年和他们开始随意的文字。请原谅,我写下上面的题目时,我的心里充满着悲哀,这悲哀来源于我并不喜欢我现在所居住的,给予我刻骨和切肤的城市,这个豫北平原上的边城。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在她的气息中羽化。我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国营企业踩下第一枚卑微的脚印,它的慌乱和不确定性似乎早有指向。这个秋天,我一直读《红楼梦》。我的第一个职业是厂里的巡逻队员,工人暗里叫我们“狗”,这个称呼让我很容易联想到平原秋野里,猎猎威风的霸气,所以不感到不快。因为到九五年春节也就剩两三个月的时间了,也没什么故事可以讲出来。为了不扫阅读的兴趣,我说两件事。第一件是岗楼事件。我夜里值勤的点儿,有一座小岗楼,似现代农民建的水塔,如一枚硕大的二踢脚竖立着。我一般都要在岗楼的二层呆上很长时间,它的角度很好,可以从瞭望孔里以独特的视角看到车间里一位操作车床的女工。她漂亮与否不清楚,但她凹凸有致的线条促使我开始勾勒起自己的审美体系。也于是往往顾不到保卫科长一丝不苟的查岗。科长说,年青青的,我把岗楼给你拆喽。这让我多少有些愤怒。我是个读书人,我读过三国,水浒,熟知三十六计。我在岗楼的铁梯上精心地洒上水,让它结成薄冰,甚至还可以有美丽的冰挂。我在欣赏人体的同时还看到了保卫科长一跤摔下去的悲喜剧。这是我和保卫科长共同的滑铁卢。第二天,我被收回了本来就不合身的制服,一根我只能用来捅梧桐树上摔下来的大肉虫的电棍。我被交回了劳资科。第三天,我重新分配,到车间当钳工。我遇到了在夜间车间明亮的大灯泡下线条凫凫的女子,她的脸上有许多小的酒窝,笑起来一点也不迷人。这多少让我有些失落。第二件事是关于红楼,这才稍微扣了一点题。大致在元旦前,厂里通知我说,可以搬进宿舍楼了。这是件好事,我可以不用漂了。这就是我的红楼,在厂门口,一边儿一座,都是三层。七十年代的建筑,刷的红漆早已斑驳。西边儿一座是厂领导们的科室,我和许多工人在东边儿的一座。想,那边白天热闹,晚上冷清,这边儿白天冷清,晚上热闹,怪有意思。我住三楼,八十八号,还有一位老师傅,同居一室,他弄的房间象囚禁他的单间。他矮胖,面善,在厂里开巨大的龙门吊。他有哮喘,所以我清早起床根本用不上闹钟,他总是在八点之前大声咳嗽一阵,直让别人心里都充满同情才罢。我住进来,新年就到了,鞭炮声渐近渐稠。他们是在给我暖房呢。其实我只是拥有了一张床。

红楼之二


  我是不关心时事的人。外面精彩的世界早已开始破冰,我幸福地躲在温室摇曳。依着工资渐渐地增幅,我觉得改革开放肯定是个美好的事物。一九九五年的春夏之交,带我的师傅,一个瘦瘦的帅气的三十出头的技师,突然不见了,班组的同事都暗里传,他下海了。我以为他真的出海远航了。我们这儿离海还远着呐。快秋的时候,他回来一次,我们围住他,才知道他是暗暗地停薪留职,开烟酒批发部去了。他穿的是梦特娇,我看见他白衬衣口袋上那一枚质感很好的花朵,以及隐约可见的几张鲜艳夺目的慵懒的人民币。他成为我们的榜样。
  我师傅的优秀和我的不优秀让班组甚至整个车间的同志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了谈资,我好象成了反面典型。我下了好多次决心之后,到一个劳务中介所交了二十块钱,找一个晚上干活的兼职。小姐问我:住什么地方?我说红楼。我们市的老地委家属院老百姓称作红楼。小姐开始热情:旁边就有个酒店用小工,洗洗盘子涮涮碗,一个月二百。她以为我是失意官人的远亲。我在这个靠着火车站的酒店干了两个晚上,从下午六点到夜里十二点我要像个熟虾米一样躬在水池上。第三天我就和经理说不干了,再干我就垮了。胖经理说我以前比你还瘦,你不拼咋会赢。我还是走了。但在记忆中,他的鄙夷一直给我温暖和力量。没招儿了,我写一沓子诗歌,您能够想象出来这样的状态下究竟能够写出来些什么东西。我打听了,市里有个文学社,说能够培育作家,跟农民种庄稼一样,一茬一茬的。我信了,当个作家也不错,卖字儿,往前推多少年,卖字儿的里边可没少出能人。我揣着诗稿去找文学社长。在一繁华胡同的小饭馆里找到了。他忙,饭馆是他开的。其时他穿一个大裤头,肚脐眼都露着,一伸一缩地配合呼吸。他正拿蝇拍追苍蝇,正午了还不见顾客。我认为他有四十来岁,他说他二十四五了。他一边用手搓身上的汗泥,一边看,说:没一首可以称作诗的。现在看来,他当时的蝇拍准确无误地拍到了我的头上。几年后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个夏天具有多么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红楼之三


  当一个冬天渐渐褪掉厚痂,俏丽便探出头来。年轻的精力旺盛,总是在春天庄重地立一些目标,像遗嘱般,却往往完不成,又到下一个春天修正。我到旧货市场上买了一个书柜,希望它能显示我高雅的品位和爬格的决心。我是个油渍麻花的工人,在这个集体宿舍里,我是唯一拥有书柜的人,热衷于在里面摆上他人尽量看不太懂、有些我也看不懂的东西。那些可供消遣的,封面上有女郎之类的,我一般放在褥子下面的隐密处,偷偷地欣赏。现在看来,褥子下的那些东西,对我的帮助其实远大于书柜里油光水滑的典籍。我的附庸注定了我只能附庸。这是虚伪的一种表达方式。
  所谓君子取名,抑或是利,不比君子外的人,可以放了胆,君子是至少面子上要好看一些的。取之有道,抑或盗亦有道。以先的国营企业,如一个小社会般,吃喝拉撒竟能全包了,摇篮一样舒服得让人丧志。厂里有一个规模还不小的图书室,安排了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女人管理。办借书证,换书,手续都是她一个人打理。我有些羡慕她,但她不看书。每每借书,总是瞅着人多的时候,挤到窗口,说,这本,又指,那本。她不急不恼。我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红与黑》,胸口贴着《安娜·克列尼娜》,间谍一般。如此,书柜里列了一排中外名著。扉页都撕掉了,上面有红戳,是罪与罚的铁证。大约二三年后,厂里效益越来越差了,图书室装修成了对外开放的歌舞厅。我打听那些书的下落,说是卖废品了,才三毛钱一斤。我心里很不安。
  比如朋友中有个信阳茶商,也是个儒人,出手大方,常买新华书店里的正版。他住的房子不大,书却扔得到处都是。信阳山水灵动,是个出才子的地方。人让他对联,上联是有花千愁解,他张口就来:无官一身轻。颇有竹林遗风。他的第一爱好是钱,第二爱好是书。幸亏如此,他如今赴京,散落下的有二三十本罢,落我囊中。他多看沈从文,张爱玲,张中行,黄裳几位。后来说,有一本圣经,是别人免费给的,他很遗憾丢下了。丢下就丢下了,不再拾了,但是不忘催我好生悟之。再如前面提到的那位社长老兄,藏书以品种齐全而让我垂涎。他在这个城市游走十年,搬了十来回家,越搬书越多。此人手紧,所以只能言借。就是言借,也是如牙疼般呲凉气,再重申是借,也得打个借条。我是个聪明人,知道这是挖人墙角,便爽快地写借条,却不写什么时候还。他憨憨地收了借条,放在原书的位置。他存了我一大堆借条。渐渐关系亲密,他终是不好意思提,即使提了,也像他是杨白劳,底气很不足,常常说,你瞧瞧,你瞧瞧。这样的事情多了,我有时也心生惭愧,愧心重了,便端出孔乙已来,自慰一番。我现在能够语句通顺地把这些写下来,真是得益于这些人事,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红楼之四


  我想谈谈关于入团的事情。刚到车间的时候,我们班组有一个小洗澡间,可供三四个人同时洗浴。我在一个周末和车间的团支部书记一块儿泡澡。他和我一个姓,便亲近了不少,他问我入团没有,我说没有,他便劝我加入,我不置可否。他后来一直没再提起,让我有些失落。其实我是要求上进的。一九九七年,厂里的销售突然滑坡,我和另个几个工人被派往总公司的子弟学校进修营销专业。时间为两年,只拿基本工资,学费书费由厂里报销。说实在的,坐在课堂里的感觉跟以往不太一样。因为我的字体还算清秀,便被同学们推选,专门负责办墙报。后来班主任让选出个团支部书记,大家图省事,又让我当了团级干部。进修的两年风平浪静,我只是收收大家的团费,收不上来的,我便偷偷垫上,也没几个钱。校团支部书记以为我很能干。在结业的时候,嘱咐我,班上谁还没有入团的,快快报来。我站在讲台上大声通知,心里却好笑,通知完我就把名单报上去了,就我一个。校团支部书记是个刚当了父亲的年青人,笑的前仰后合,边说,你瞧瞧,你瞧瞧。
  于是我和校团支部书记聊了一下午关于入团的经历。我在初中的时候,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很让我崇拜,他有一股正气凛然的气魄。十几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革命气质确是乏见。他代表上一级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像新兵蛋子。我用两个晚上涂了一篇要求入团的申请,自作聪明地专门找了一枝红笔,工工整整地书写好。没几天,团支部书记在班上讲,有些人对团太不尊敬,竟然用红笔写申请书,这不是要和光荣的团绝交,划清界限嘛。我夭折了,我固执地认为用红笔是表忠心,跳忠字舞。我的这位同学现在已经是我们县县委组织部的骨干了。他和我现在当校长的父亲常有来往,春节还送来两条肥鱼。我的父亲大约没我固执,不能将鱼悬挂在门楣上。然后是到省城求学,也是在最后毕业的时候,班里一查,我还没入团,要消灭我,连申请表之类都有人替我填好了,只需要我一个签名。我签名的时候,我的一位女同桌,胖乎乎的可爱,她是豫南的回民,我曾经跟她讨论过关于猪的生活习性问题,并导致关系紧张。她扭过头说,哟,进步了。我便一把撕了申请表,从窗口扔下去,纷纷扬扬的在空中鸢一样舞。她哭了,你才是猪,不先入团你咋入党哩。

红楼之五


  行文至此,我已经绕不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发育已经成熟了。我记的很清楚,一九九八年,我把那本从地摊上捡到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带在身上,庖丁解牛般地读。我被歌德俘虏了。我开始喜欢听一些电台关于交友的栏目,在夜半时分,窝在被窝里。顺便捎带一句,我的被子从来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洗,什么时候晒。集体宿舍中有成对的工人夫妻,有性格开朗的单身汉,单身汉的衣服自已洗,往往洗裤头的时候,对着一小片儿污渍,夸张地叫嚷:孩儿呀,不能怨爹爹心狠,实在是因为你没有娘呀。平原语调里竟能吼出来秦腔的苍凉。也有打扮干净的女子上楼下楼,便搅动一池春水。这一年我的进修还没有结束,但已经没有什么课程了,我可以专心于这个方面的事情。现在的恋爱抑或婚姻,有中间人的大致还在多数。我心里竟然储了一些浪漫,和交友的女孩们鸿雁来往。我做梦都梦见媳妇了,而且还不跟我要这要那,虽然这梦经常被同居师傅的哮喘声打断,但还是能让我在充满异味的被窝里享受到温暖。我没有过对一个异性刻于骨的感情,在初中时班上有早恋的一对,我紧靠在维护道义的一边,虽然心里也凭空地怨为什么男主角不是自己。想来令人发笑,这关乎人的深处的情性。
  我现在只是客观地叙述一下关于我的初恋。初恋这个词也许不太合适,但也没有太合适的。也遗憾我不能说出她的姓名,那样每提到一次,心便紧缩一次,恐不能下笔了。她应该是这个小城里的一景,对我而言,我把她与许多的女人作过比较,但作为一个女人的基本涵盖,还是她揪我的心。于是她便凸出于我的视野。而她的时代背景与我完全不同,我们惟一的共同语言是文字,她欣赏我那些胡乱创造的文字,我也欣赏她那些胡乱创造的心语,于是便愈走愈有些近了。我在书上看到一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便认为是至理名言,认为是示爱的迷魂汤。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在合适的场合送上了一束不合适的玫瑰。被瓦解的是我,她说,其实在情人节,应该上一道胡萝卜。我就许多天地闷在屋里发愁,觉得日子没法过了。但也得过,又开始写诗。在写爱情诗这个行当里,我是最最愚蠢的,爱就爱罢,偏偏却要喊出来,大字报似的,弄得人很尴尬。虽说满满的一本,其实没什么水平在里头。高手一般不这样写,高手都很含蓄的。我的性格也不张狂,咋到这个事儿上就乱了阵脚呢,自己也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作为最后的努力,我把这本诗抄送给她阅处并存正,她阅了,处的方法是交给我自己存正。我现在躲在自己书房里,等老婆孩子睡熟后,偷偷翻出来看,脸就红成了布,暗里埋怨那时候,完全可以找一些名著,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之类来抄,也不会是这个结果。她只是吻过我的额头,像洋人一样,但我现在洗脸,能撇过去这一片儿就撇过去,所以我看起来印堂发暗,大约是这个缘故。进修毕业之后,回到厂里,进入销售处,我强烈要求到开封或者洛阳,这两个地方都有花,我想起前面提到的一个对联,有花千愁解。于是我到了洛阳。

红楼之六


  这一年在我的记忆中是最浪漫的,它远远超出我所谓的单相思的初恋。它的存在让我的经历有了较为丰富的储藏,使我可以在时光的角落偶而品味,觅到一些值得拈花一笑的禅机。在大唐的东都,完成我认为是生命中关于温情的最高境界,这对于我的职业,是极为失败的。我是个腼腆、柔弱、自卑、自负、懦懦的人,我的性格与推销素质相差太远,虽然我做过传销,没有一个下线,但我的内心深处储蓄的冲动,让我背着简单的行囊和一大摞说明书、宣传页,开始大踏步在洛阳街头寻觅可以和我交易的生意人。我象一个侠,牡丹随处可见,名贵的还是在温室里,唐三彩也随处可见,质地好的还在窑里,洛阳女子很飘逸,虽然早不是大都了。我在洛阳的大街小巷里走,比我故乡的村巷还要熟稔。整个春天,我走在洛阳的路上,勇气和懈气始终轮换着敲击我。牡丹花依然雍容,唐三彩依然釉亮。整个夏天,我已完全熟悉了卖饮料、小吃的东长安口音,我现在都能给您吆喝出来,我已经觉得这个地方才是我生命中最需要安卧的城市。它的外面有许多大坟茔,在平原和远山的映衬下,奶头一样给这个城市注射古久的脉冲。如果这里能埋我,多好。
  秋天到了,北方的秋天都一个模样。秋风开始扫荡落叶了,我也耗尽了几乎所有的精力。这个时候,我在唐宫路的一个市场找到了暂驻,我认识了一个在市场做柜员的女人。她是个纯粹的洛阳人,她说,往上查几代,一直都是在这里,没有迁徙。她长得很有风韵,那是爱情滋养的缘故,她甚至都已经有一个快两岁的女儿了。她还竟然能够欣赏一些字画,这让我很吃惊。她带我去看龙门的石窟,和佛像拥抱亲吻,但是不拜。去公园深处的地方看最名贵的牡丹,谈她们的品种,典故,她笑得又好看,简直就是一株牡丹。她给我背白居易的《牡丹芳》,十几小节,竟无隔阂。我只知王维有《红牡丹》,且只记得后两句:“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我陶醉了,我心底是不那么喜欢花的,一直都不太喜欢,看见别人养花,都很鄙夷他们的玩物。但现在我不这样看了,花是尤物。真的,如果你们都去养花,我是很赞成的。我一边向我的上司汇报这个市场是多么的商机无限,需要一步步稳稳地开发,一边和洛阳女子交流着最纯粹的风花雪月。她不写什么,也不画什么,她总是谈一些很哲理的见解,我要是记下来,则文字就俗了。而我这个时候的际遇,是很需要哲理来解释才能想得通的。转眼冬天就到了,雪也开始下,我们又多了一些玩乐的去处,我的脖子上多了一条她手工织的纯白色的围巾,白蛇一样温暖着我的薄弱处。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不冷,但我的上级终于不满于我一年来的一事无成,在电话里吼:澳门都回来了,你还不回来?我要回去了,她和她的女儿,刚学会喊叔叔的女儿,我们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我临走的时候,她说,有些很重要的东西,倘若丢了,便不重要了。我不是十分理解。又说,十分春态,付于明年。我只对牡丹的来历很深刻,说是被武则天贬到洛阳的,她家其实在长安。这都是坊间神话,可以不信的。


红楼之七


  二○○○年我结婚,我现在也记不起来是那一天结的婚,这对于我的妻子是个不太令人满意的事情。她和我一样是从乡下到城里来的,门当户对一些。结婚我是不乐意的,不乐意又结婚,便掺杂了许多其它的因素。而她的朴素能干却让我十分踏实。如果有剩饭,那是她吃,但若是因什么事计较起来,甚至挥动老拳,吃亏的便是我了。她是一个体格健壮的女人。我去迎娶的时候,穿的是旧的西装,衣襟上甚至有一片油渍,鞋也是旧的,连灰也不掸。这身行头在跨世纪的迎亲队伍里还比不上我的伴郎,以至于到她娘家的时候,负责接待的把我晾在一边,对我的一个兄弟殷勤备至。这件事让我的妻子一直心怀不满,我的叔伯姑姑们对我父亲不满,我和父亲谈起这件事时,我们俩都会别过脸笑。我对待婚姻像对待衣服鞋子一样的态度,也多少扭曲了我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因此我现在极不乐意参加他人的婚礼,必须要参加,是份折磨。我应该力图改变这些,这是很卑劣的。
  新婚没有给我多少喜悦。我的命运需要面对的是生存。本来是我一个人吃饭,现在又多了一个苦命人。同室的师傅搬走了,给我腾出了房子,我很感谢他。他说,你应该感谢厂里,要不是没活儿干,你还得出去租房子。他说的很对。这个时候,我也没活儿干了,销售处要实行改革,我不愿意交钱,便主动退了出来,作自由人。主管的副厂长与我有一点私交,他原来在厂里宣传部,对我说,留下吧,留下吧,外面也不好干。我硬是走了,他很惋惜,他说我有才华,这让我感动。有没有是另外一回事。几个月以后,我看见他脸上漾着红光,开一辆面包车出出进进,却不往厂里走。他说他也不在厂里了,在一家广告公司,这是公司配的车。我很感慨。
  别人一结婚至少是要幸福一个时期的,然后再面对柴米油盐。我没有过渡,直接就面对了,这在心理上的承受力相当大。所以我在新婚燕尔的时候,要四处找一些活儿干,要不我没饭吃,没饭吃的痛苦比没书看的痛苦大多了。可以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一时显得那么轻薄和缺乏质感。我在二○○○年干的主要工作是卖旧书。从废品收购站几毛一斤收上来旧书,分门别类用一块大塑料布铺在人行道上。要时刻警惕稽查人员,要领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收入不等,最高每日获三十元左右的利润。这样,新世纪终于跨过来了,没有留到那边。

红楼之八


  生命在延续,二○○二年的初春,一个六斤九两的儿子来到世界上,这个做父亲的红头文件以他的一声嘹亮的号角通报给我。他的生日,严格到以分计,时常出现在我们家所有需要密码的地方。他的母亲在他的身边,脸上的幸福逐渐化为骄傲和自豪。我的父亲,在乡下也是个知识分子,一直试图从我嘴里掏出来他孙辈的性别,以提前享受幸福或消化无奈。这是极其不好的念头,我始终没告诉他。其实在出生以前,我也绝对地不知道。平时父亲对我溺爱惯了,唯独这次十分地不相信我,所以认为是个女孩。孩子在我们那个小县城的人民医院出生,入产房后的两个小时,父亲沉默地来回走动,烟一根接一根,实在抽得苦了,还追问我,我仍说真不知道。他便叹道,女孩男孩都是一样的嘛,跟我说说,我又不是外人,我是他(她)爷爷。从产房出来,他就箭步上前,看孩子的两腿间。突然就咧嘴笑起来,手又去摸烟。
  我在儿子的啼哭声中也慢慢长大了。我深为肩上的责任感到幸福,这种幸福暂时冲淡了生活的艰辛,在我的红楼那间十四平方米的空间里,整日充满了脆脆的泣音,婴儿排泄的清香,洗涮尿布和锅碗盆的交响。这一切溢荡着繁衍的极乐。我一直想为他写一点什么,因为还小,无法写家书之类,自己的感觉吧,欣喜的又过分,终于不成。我在省城的时候跟一位擅丹青的同学学过素描,画一些沉思的雕塑之类,不过也丢得差不多了。可以腾出时间的时候,我把熟睡的儿子弄得一丝不挂,画了一幅他的写真。不真实的是他的眼睁的有神,站立的茁壮,尿撒的很远,意境完全取之于丹麦童话。我取名叫《胖娃壮根图》,想装裱起来,镶上名贵的框,以后挂在客厅的显眼处。他的母亲,这个不懂得艺术和欣赏的女人,竟然为了省去拖地的麻烦,用它包装了儿子的黄色粪便。这让我很惋惜和生气,艺术灵感不是像婴儿粪便,不经过消化天天都是有的。
  楼上住的,都是一个厂里的工人。单身汉们下了岗,大多远走他乡,南方北方地寻觅去了。剩下的都是夫妻,或有小儿,凑合着住着,想办法挣一些钱,领一些下岗的生活费,日子也能过去。楼道里闲人多,就显得热闹。我们那一间,便是最可随意的去处。他们逗逗小儿,我在旁边不知所措地笑笑。谁有一句,呀,你可要多挣些钱啦,这个家伙许是会出国的,我的脸便尴尬起来。终于一天,有位诗写得很好的先生获悉了,写了首诗送我。我这里摘抄几句,因为他的诗行里,大约有我垂泪的地方。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不是降临)
  使我们满面羞愧
  它代表全部的希望
  而我们将是世界的没落
  但这样说好像太残忍
  我们也曾经是一些可以飞的羽毛
  让众人举向头顶
  我们踩着他们的肩膀向往太阳
  直到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太阳

红楼之九


  我在九四年参加工作的时候,虽然并不喜欢这个城市,但对从事的职业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喜欢工人。我在车间呆了有三四年罢,那些车铣刨磨的声音在我的耳膜深处时常鼓荡。每天一上班便分配好了当天的工作,边干活边说些伤大雅不伤大雅的贫嘴,让人干得更起劲。如果班组里突然分来一个妙龄的女毕业生,干活儿简直就是享受了。往往这个时候,活儿不够干,班组里其它的女性们,便酸酸地在一旁说些风暖风凉,逗人可乐,一天就过去了。但现在终于连工人也做不成,人们都四散去了,好不容易聚到一块儿,却又不谈以先的趣事,像是耻辱似的,倒让我觉得有些落寞。我找到一份在机关编简报的工作,这是本地最高的行政机关,里面有许多养花的花工,兼管修草,还有电工,水暖之类的工人,我和他们一样是帮工,所以薪水也差了许多。但这终究是份差事,让我不至于闲的累的慌。薪水少一些,也是只求糊口,那些放在抽屉里的远大理想还在懒懒地卧着。我坐在机关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看见窗外如蝙蝠一样贴在玻璃上的保洁工,我敲敲窗户,递过去一杯水。他们很吃惊地说,谢谢领导。我不感到膨胀,只感到失望。发呆的时候就想,想一想就笑:白天我在这个城市里的上层建筑,晚上我在这个城市里的下层市井。这足可以锻炼我荣辱不惊的品质。机关就是机关,不是那么随意行事的。小车鸣笛进门,灰制服的保安是要敬礼的,不论你心里怎么想,面带微笑,因为你是服务行业。我是自行车者流,进门主动下车,却不知道是要对谁尊重。门槛是个必须让人抬脚的地方。再如院里的树,大多松柏,庄严肃穆,不忘记栽一些花儿,四季都有的品种,哪个季节都会让人赏心悦目。但你看不到有人欣赏他们。偶而有头发花白的,从楼上搬一个空盆,到院里的松柏树下,扒开落叶,刨些肥土,养他们温室里的娇艳。整个楼都是静悄悄的,无人一般,但你不慎碰了一扇,便有一个从报纸间探出的头来,诧异地盯着你,也不说话,然后你道歉说对不起走错门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不习惯这样的院子和这样的楼。但社会在高速发展着,从我身上看不到,从另一种文字里感觉却很明显。我的朋友说,要不到我的厂里做事吧。我说先不吧。我还不知道机关的妙处。

红楼之十


  从一九九四年到二○○四年,我在这幢集体宿舍楼被我称为红楼的地方住了整整十年。但我的叙述中涉及这幢楼的地方不是大多。不是我不想面对它,实在是我太想面对它。它至少见证了我在这十年里的所有悲欢,所有隐私和轶闻。它的简陋的筒子楼的模样为许多国营企业工人所熟悉,它的静伫后面有一双哲样的目光可以穿透纸背。二○○二年夏天的时候,它朝向街道的阴面张贴了好几张关于宣布企业破产的布告,上面盖的鲜红的印戳结束了它的时代。终结是另一种新生。在这幢楼上居住的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栖息。我的儿子已经三岁了,会说话会走路,而且可以思考了。有一天回到家,他突然说,爸爸,咱们搬家吧。我的泪就落下来。这是我整整十年的巢穴,我在这里工作,恋爱,结婚,生子,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东西都让它看让它听让它嗅。大约在九六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成夜地熬,读书写字,写过一篇关于这座红楼的文字,也请一位编辑老师在报屁股上发表,算是对得起它了。我对儿子说,搬吧。于是整个二○○四年,我们也加入搬迁的行列中去了。我收拾物品,怎么也找不到原来写的那篇文字了。原本是要找出来,烧给它看,祭奠一番的,白白地就没了。许是它已看到拿去了也未可知。
  二○○四年的深秋,我们搬到新的住处,要比这里舒服些。我却是夜里睡不着觉,老觉得心里不踏实,做一些古怪的恶梦,都是在老舍里发生的背景,醒来便一身的汗。怀疑那里可能藏了我一些肾气。一个雪天,街上满是一个地下歌手的第一场雪,我徒步到老舍去了。人都搬走了,它就一下子衰老了,墙皮突然间就剥落,钢筋暴露出来,狰狞痛苦的样子,却一点不锈。打开门,遗散下的废物都发霉了,这才几天啊,墙角就落下水来,顺着淌流,蛇一般在屋里游走。我身上一股寒意。又是到新年的光景了,我真担心谁家放炮惊了它,或者它松了精气神垮下去。我走的时候不敢回头,我耳膜上有倒塌的声音,不知道是它还是我。






全桂荣



飞转的机台



  当一缕阳光从窗户或两扇掩得只剩一条缝的、刷了一层透明漆油的大门处射进来,就会看到,光线里,成千上万的细小的棉絮在空中跳舞、游动。从暗处跑到光线里,又从光线里飞快地隐到暗处。暗处,是“轰轰”响个不停、飞速旋转的机台,把一条条纱线理顺送往输纱器的纱架,比机台的旋转快过几十倍的输纱器,睫毛上挂着棉絮的脸,夹着洗衣粉式蓝色斑点的塑料凳,装着十五个或十二个三四斤重纱团的蛇皮袋,码得高高的一垛垛布堆……在织布厂,细小如蛛丝的纱毛(或叫布毛)无处不在。车间旁,常紧闭着门的宿舍地板上,人走动时裤管扇起的风,也会突然惊起一团薄雾、轻纱般的棉絮团。它轻飘飘地滚着、滚着,像在腾云驾雾,脚步远了,它还在滚,直到某一天,会惊诧地发现,床底聚集了一堆轻柔的棉絮。
  P城的织布厂大都是家庭式小厂,厂里也许只有一台高速大圆机,也许只有一台老式罗口机;也许只有三两个工人,甚至一个。织布厂的工作时间都是两班倒,纯粹的。当开饭时,工人便捧着装有饭菜的黄色大饭盆来到机器旁,不管青菜是用水煮的还是菜埂老得像四月份绿叶满枝的树梢头,员工都得急慌慌把饭菜扒到饥肠辘辘的胃里去。因为,机台织满了一匹布或机台因各种奇奇怪怪的原因停止了运转,工人就得把碗筷放到旁边的塑料凳上,先把机台正常开起来才能吃饭。倒霉的时候,看两台机器的人刚启动这一台,另一台又停了,刚解决那一台的问题,这一台又恶作剧般的“罢工”。等工人骂骂咧咧,胃口已折腾得几近消失地来到塑料凳旁时,往往会发现:某一根菜埂或饭粒上,得意洋洋地驻扎着一小团正舒心扭摆着的小棉絮团;筷子的不少部位,也突然间“长”出了仔细看才能看得清的细而短小的纱毛。工人们大都会甩甩筷子,夹掉那闭眼睛也难以下咽的小纱毛团。刚拨了两口饭,机台却突然一齐停了,脾气再火爆的人,也只能吐出一句国骂出来,不想再废话什么了。我一直认为,织布厂是压制一个人火爆脾气却又培养火爆脾气的所在;是刺激一个人的耐心极限又培养耐心的场所。一个火爆比张飞的人,只要从事织布,保证让他明白,面对冬天浸入骨髓的冰冷机台、夏天机台的针筒又烫得不能触手却得不断地跳芭蕾舞似地踮脚、伸颈、展臂几百次、上千次情形时,他的火爆脾性除了使他更累以外,没有任何用处;一次次的断线、刮洞、用连着空压机的风枪吹机台上的纱毛,换上一个个水瓢大小的线团,剪了一匹又一匹二三十公斤重的布匹……耐心,一张越收越紧的网,把一再想脱离它的人牢牢控制;同一种单调、费力的动作(踮脚、挺腰、伸颈、展臂)因原材料或机台原因而作上百次、千次的时候,即便最迂腐、平和的唐僧也会像气疯的狗一样想发泄了:盯着重达两吨,价值二三十万的机台,恨不能抡起一把铁锤把它砸成稀泥,但这种发泄方式当然不敢采用。如果是原材料纱团的原因,那人便会瞅着老板不在,避开监控器恶狠狠地咒骂一声或哈哈一阵怪笑,用尽力气把“肇事”纱团砸向地面,砸、砸、砸……再切齿地把纱团使劲地剥掉几层,直到自己筋疲力尽。在这种时候,理智、儒雅、耐性,这些像一公分长比蛛丝细的纱毛般轻的词儿,即便用地球到月球般长的杠杆也撬不动这种发泄的冲动。一同上班的工友见到这种情形,或幸灾乐祸的在其它机台的轰鸣声中哈哈大笑;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怜悯地训道:“你还帮老板节约?老子三两下把它扔了。”
  工厂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每台机、每一品种的产量都有记录,产量像套在工人脖颈上的绳套,另一头却拽在老板手中。记得当隐忍了许久许久的怒火终于第一次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后,我强烈地想到了故乡的草地、天空中展翅滑翔的鹞鹰、深绿的一波又一波的稻浪、很久已没有听到的陌生的乡音……那一刻,时间像一根水管,我感到心一下子沉了,从六楼坠到了一楼,坠得苍老。
  每天,织布工的全身都会披满纱毛。如果不用风枪时时吹掉,一天落下来的纱毛就相当于一场鹅毛大雪铺在织布工身上。每时,纱毛都在对织布工发动着进攻:裸露的手、毛孔、眼睛、嘴巴、鼻孔、鼻腔、气管、肺部……当我用尽力气从胸腔深处吐出一口深黄而有黑污点的浓痰时,我便会洋洋得意地庆幸,肺部积累的纱毛又被我消除了一些。我仿佛看到,纱毛汇集成团的黏液潜藏在我的肺部深处,像一个恶毒的无赖一样不敢出来;或者像一条条蚂蟥一样分散、吸附在肺部各处。
  细小的纱毛,深入到织布工的每寸肌肤上;熬夜的困倦,却炫耀在织布工的骨髓里;机器的巨大轰鸣,不停的催眠曲;深夜孤寂的身影,凄凉的墓地;白天未睡足的血丝眼,深红的欲望;旋转,转,运行的机台、纱线,惨白的呻吟;织布工的凌晨段时间,就像奔跑了三天三夜的老马,还未停下脚步,睡意就拉直了它的筋脉。常常这样:我走向断纱的地方,睡意已让我闭上了眼、垂下了头,待头撞到灯光下闪着灰冷色光泽纱架的铁柱时,挖空心思地想一会,才想起自己的工作。我常看到另外一个工友,手牵着搭拉在纱架上纱线的一头,食指、中指在小幅度地蠕动,没有把纱线绕起、捏成结实的线头,他的有着薄薄一层纱毛的脑袋像小心翼翼的手慢慢探进风险十足的深洞——抵达了胸膛。巡夜老板的叱声没使站着瞌睡的他腿脚发软,这是我所深为钦叹的。记得初进一个织布厂不久,还未适应上夜班,到凌晨一点时上了五个小时刚吃了简单的宵夜,睡意就像迅速涨起的潮水,要来冲垮我本应日间筑好的休息大堤。人类与规律搏斗的胜算总是微小的。我不敢再坐下,踱步,想问题,拳打布匹,举起五十斤重的袋纱,扯头发,掐大腿,冷水冲脸,风枪吹头,纱团还未织完一半我又接一个上去——想用忙碌的清醒来赶走织布工不应该有的瞌睡虫。到了凌晨五点多,腿愚笨得比过两截一尺余宽的松木。仗着脑袋还清醒,我想稍歇一下。谁料,刚坐下去,眼皮这扇大门就瞬间关闭。经历了初出家门的恋家心绪后,平日很少想到家、亲人的面孔,但浑沌意识状态下梦却一再飞向亲人和朋友,一张面孔极快地闪现又消失,很快地转换着,转,飞,飞,转,飞,转,转……现实和梦境混合交织着,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身处何地。我努力撑开眼睛一丝缝,然而,眼皮马上像失控的闸门一样沉重地坠下来;手不断地掐着大腿,腿却像醉汉一般麻木没有知觉;潜意识感觉一种危险的迫近,幻象更是急剧地变换、交替、拼杀……突然,一声威严而熟悉的惊咳如一场大地震,头、脚鼠夹般弹跳起来,本能地冲向正常运转的机台。几秒钟的神外遨游,即使有狼一样的反应,奖金、许久才竖立起的勤恳形象,在一瞬间土崩瓦解。
  打工人被生活的大浪推着冲向未知的海岸时,本身就已是一首悲壮的史诗,有的人幸运地搁浅在细沙铺地的海滩,得以伸出白色的根须稳稳地驻扎,吐出清翠的枝叶;而更多的是迎头撞向铁灰色的崖壁、坚不可摧的海堤、沉滓浮泛的海边植株,或粉身碎骨头破血流,或污秽裹身,难觅舔舐伤痕之所。生活的下一波浪潮又马上挟裹了过来,飞速地向前冲击。织布工也必须有这样的坚韧:正常工作状态下是织布工;来料、出货时便罩上了搬运工的光环。袋纱、布匹,这些轻飘的字眼撞击着织布工裸露的沾满细碎纱毛的上身;汗水从竹排样的肋骨间淌下,高昂,充满斗志。织布工,喜欢炫耀着把五六十斤重的袋纱堆得高高的,直到抵达刮着惨白腻子的楼顶;更喜欢把笨重的圆筒形布匹像玩具一样扔到堆满布匹有一座楼高的印染厂的货车上。织布工的干劲像水一样纯净,它们极速地冲击着织布工的意志、感官,冲走了委屈、压抑、苦闷、困倦、孤独、无助、绝望。
  反光的锦纶纱,乳白闪着丧色的氨纶,纯白发着麻色光泽的涤纶,病态暗黄的含棉纱,深黄发臭的纯棉纱,五光十色却让织布工恨之入骨又视如恶魔的色纱……用大圆机,P城的织布工织起了各色花样、各种类型的布匹,千百种样式的T恤、保暖内衣、情趣内衣,织不起自己彩色的人生。在我十八岁进入一个织布厂时,一个体形匀称、中等身材、嘴角有一道小刀疤的的江西老兄就说,他对织布这一行业厌倦透顶了,他常微笑的嘴角透露着僵硬的无奈,像农村的老牛,为了求一个能填够肚皮的“东家”,任人役使着。过了四五年,他还在发着牢骚,只是他下班后还要骑上摩托三轮车去搭几小时的客,他的孩子长大了要上学了,他得为孩子的未来努力赚钱了。而强烈想脱离织布厂的我却也奇怪地继续做着织布工,只是接纱线的速度从原先的几分钟缩短到了向别人炫耀过的十五秒:折线,拧出好的线头,穿纱架孔,输纱器上中下三个孔,还得在输纱器上绕上十几圈线,然后再把搭在针盘上的线拧合,左手拧的同时,右手已去按启动的开关。感觉自己的魂能很容易地依附到断了的纱线上,自己随着线穿孔、穿孔、穿孔、绕圈、接合……当我两千多个日夜凝视着飞转的大圆机时,脑袋里总会浮现出各式各样的圈:人生意义上的,婚姻爱情上的,家庭事业上的,宗教信仰上的,最终,莫名其妙地涌现出《孙子兵法》里的一句“如环之无端”。意识本身前后之间没有逻辑联系,但自己没有任何理由的同时想起它们。起点是终点。托着布匹不断在一条轴上旋转的机械手臂如此,它的核心部件之一的针筒也是如此。铁灰色圆形针筒发着幽暗的光,如果有光源照在上面,它反射的不很强烈的光往往能将小心翼翼清理着它的人眼睛刺痛得像插进了一枚坚硬的钩针。针筒二十多公分高的筒壁上布满了宽度间距都很均匀的针槽,每一针槽都插进一枚约十公分长或十六公分长的钩针,所以,每一枚针都是独立的、孤单的。这些独立、孤单用一根根细细的纱线织成一匹匹连绵不绝的坚韧的布。P城的织布工,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乡音圈子里,工人之间感情的纽带像一条45支细的纯棉纱一样脆弱,经纬交织着才会成为坚韧的布。这种脆弱来自于每个人都转着这样的圈圈:P城只是人生旅途上的一个小小的驿站,织布只是在这驿站上的短暂的劳作,劳作中遇上的人和事只是一滩润着自己运转的黄色润滑油。当某天,自己像织布机一样转着圈子回到家乡的故土时,那驿站中的一切,都会像织布厂里的棉絮一样轻飘飘的飞远、飞远……



夏夜之约



  陈先生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之一,现在他拥有一个家庭作坊式的小织布厂和一个有四百来人的印花厂。陈先生是个纯粹的精明的潮汕人,他把印花厂的利润全部用于工厂的资金流通和扩大再生产上,而只有三台大圆机的织布厂的收入就全部用于家庭开销上。陈先生改革开放初期就跑过广西、贵州、云南、江西等地做药材生意,后来抓住老家普宁把制衣、织造等相关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战略目标的机遇,开起了印花厂,迅速由开厂时的十来个人扩张至四百余人。今年,陈先生还在普宁至惠来的二级公路边投资了近千万元兴建几幢全新的厂房。陈先生像许多潮汕人一样,身家虽然不菲,却让外人丝毫看不出来:他矮矮胖胖的个子,脸庞藜黑,眼睛上总架着一副铜框眼镜,让黑包公似的他显得文气了许多;不长的头发永远拾掇得整整齐齐,头发总是二八分的压向右边,喷上香喷喷的高级啫喱水;身上穿的是成熟男人味十足的淡褐色或浅棕色方格条的雅戈尔衬衫。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小个体户的模样,特别是当他骑着那老掉牙的本田踏板式的女士125摩托车时,没有人会把他和千万、亿万富翁联系到一块的。
  陈先生家的楼是一幢七层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叫“贤德楼”,这三个字还是陈先生的亲笔之作(陈先生是某书法协会的会员),用一块巨大的红砂岩雕凿而成,还涂上鲜亮的金粉;楼顶和檐边用的是深红的琉璃瓦,在楼顶“空中花园”的中间,还建了一座叫“怡然亭”的大理石砌就的六角亭子。为管理方便和节约成本,陈先生把织布厂放在了一楼,二、三、四楼出租,其中四楼有一套房给织布厂的员工住,他们一家五口住五楼。织布厂平常只有两个员工,两班倒,在订单多的情况下陈先生会多招一个,订单少了他又会想出些“巧妙”的方法支走一个他看不顺眼的人。现在织布厂只有两个人,一个叫袁志超的江西小伙,一个叫苏梅的湖南女人,二十七八岁,相貌一般。
  陈先生是成功人士了,事业、楼房、儿女、金钱等等,通通都有了。但近期他和老婆不时地拌嘴,即使只有放学才回家的三个儿女也感到家里的木地板上、会客厅里的金鱼缸里、洋酒柜中也透着隐隐约约的不和祥的气氛。
  其实陈先生夫妇是很恩爱的,夫妻俩总是出双入对的,即使都是老夫老妻了。妻子芬姨(人们都这样叫她)矮胖的身材再穿件宽大的纱裙像个胖胖的布娃娃;左脸颊边小拇指肚般大的凸起有三毫米高的痣瘤也像她多赘肉的脸庞一般日渐丰润起来。平日,每当陈先生骑着那已掉了右边一块后视镜的秃头似的摩托车载上老婆时,可怜的摩托车往往连车轮都看不到了,像玩具汽车的轮子安到了真的车身上一样。但是这几天,陈先生都是一个人出门处理公事而不捎带上芬姨了,芬姨也新买了一辆女士骑的自行车,进出都骑自行车了,连收税员来收织布厂的税时,都由芬姨自行处理(织布厂没有工商企业登记证,如何摆平收税员是需要非常高深的手段和技巧的)。也许是因为停电的缘故才导致夫妇俩这样吧?织布厂的两个员工私下里猜测。
  陈先生家的楼除了一楼织布厂的电是工业用电外,其它楼层的生活用电都被供电局停电了,原因是陈先生的某些技巧用的并不“高明”:炎炎的六月是用电高峰期,但陈先生家的用电量不升反降,让抄电员甚感纳闷,而且这么一幢楼的用电量比起别人来说少得不可思议,让他觉得不像老板的“作风”,后来他一检查,才发现陈先生把耗电量大的四台空调、一台冰箱、洗衣机等通插座的线路接到了电表之前,所以电表只记录了陈先生家很少的一部分用电量。电力局正愁电耗子猖獗,难以整治,抓到这一典型自然很是要泄泄愤,大笔一挥开出了三万元的罚单,陈先生大喊其冤,说才偷接了一个月。电力局不理会。陈先生目前正想法找合适的人去通融呢!
  苏梅出来打工七八年了,期间生孩子和带孩子在家呆了两年,本来她是在汕头潮南区的谷饶镇工作的,嫌那里老乡少便跑来了普宁,虽然她老公也在谷饶。现在,小夫妻俩人正僵持着谁妥协到对方那里工作呢。他们每月相聚一到两次,这几个月基本上是她老公过来,每次两天。在外面打工久了,苏梅早已脱去了农村女孩的那种羞涩、胆怯和自卑,她自信目前的困境是暂时的,他们的生活会在他们辛勤双手的劳作下变得美好而幸福。固然他们已两年没回家,现在每次打电话回去,女儿的叫唤是没有感情、令她心碎的冷漠。只因孩子千百次热烈的期待、呼唤只换来父母一次次在电话那头美丽、遥远而不一定兑现的承诺,这就像燃烧的火柴点不燃水泡着的鞭炮一样,孩子只能用怀疑、冷漠、怨恨来回应天长日久的心灵煎熬了。
  苏梅是个很纯粹的农村女人,干起体力活来丝毫不比男人差,像织布厂的来料、剪布匹、出布,在她上班的时候,她并不需要袁志超帮忙,除非一次来的纱、出的布匹非常多。在普宁,还有几百个像她一样的女性:任劳任怨、细心、服从管理又能像男人一样干重活。苏梅来这个织布厂已经快半年了,感觉这个织布厂还行,首先是老板不特别要求产量,工人就不必时时紧绷着心挂牵着生产;其次老板不拖欠工资,押第一个月工资后基本能做到按月发放;再说这里食宿自由,可以边上班边在走廊搭好的棚子下的厨房里捣鼓饭菜,宿舍现在是一个人一房间,每次她老公过来,他们都不必到附近的十元旅店开房了。只是宿舍停电快一个月了,让她感到甚是不便,大热天的,风扇什么的都不能用。芬姨昨日还特地端了碗绿豆汤下来给她喝,说什么天气热,气候干燥,容易上火什么的,并说她上白班,晚上宿舍热的话可以去顶层的小凉亭里打地铺。这让苏梅很感动,她还没碰到过老板能和工人相处融洽的工厂呢!但在这里,她觉得是可以的。她和芬姨经常谈些生活中的琐事,芬姨也会毫不保留地说一大堆毫无意义的家庭琐碎出来,固然,她有时发觉,芬姨的“是呐、是呐”夹杂着潮汕口音的应和做作得很,但芬姨能够耐心倾听、露出也许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微笑也就足够了。她认为,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的人能够相互尊重、真诚以待的在一起海聊,就是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了,金钱、地位、权势只是罩在同处于人生这一块翘翘板上的人上空的遮罩伞罢了,不刮风下雨什么的是用不上的。
  一楼车间门外的走廊用石棉瓦搭了一长溜棚子,由于楼前面还是菜地,棚子就往外搭了三米宽,这样,棚子底下就可堆放不少东西呢!此时走廊上的褐色桌面的饭桌上,摆着一块醒目的水灵灵的红色西瓜,那是刚才芬姨端下来的,说是给苏梅解渴消暑的。这是近半月来常常有的事,虽然一块西瓜也就那么块把钱,没有什么大不了,但苏梅出来打工这么多年,哪里有过这样的优待!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村的人,看重的不是关心他的人给予他什么贵重的东西,更看重的是关心他的人给的过程中的这一让人感动的行为。这不,苏梅并不在乎吃不吃西瓜,但是她被老板娘感动了,决定把快要满转数的布匹剪下来才吃。虽然,西瓜裸放在离织布机不远的桌上,很容易会沾满织布厂无处不在的细小而轻盈的纱毛。
  织布厂的车间因为织布机的针筒和电动机会散出大量的热,加上绝大多数织布厂没有通风系统,所以织布厂常常是非常的闷热的。这个厂在厂门前加盖了一溜密不透风的棚子,让整个车间更是像蒸笼一般,一台台式风扇即使在一张小方凳上不停地转动,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今天到大暑了吗?苏梅有些纳闷。尽管她今天穿得不能再少了:上身穿一件纯棉纱和玻璃丝相混的网格圆领提花T恤,浅蓝的胸罩明显的露了出来,连雪白、可爱的小腹也若隐若现了;裤子也是涤纶薄短裤,露着她那白花花的却有力的大腿。这么性感的穿戴让中午的时候下楼来吃饭的袁志超心猿意马,坏笑着说:“梅姐,你是不是想勾引我呀?瞧瞧,这身段,比没结婚的女孩子还结实;这腿……啧啧……”
  这句话其实是在间接地称赞苏梅,所以她倒没生什么气:“这句话你想不想让你的女朋友听到?如果小赵听到这句话不知道会怎样?……你们男人呐!你们可以天天光着膀子上下班,我们穿的衣服薄一点你们就……呸!对面制衣厂的老乡跟我说,你上夜班常在半夜的时候只穿内裤呢!你不是说过你有个老乡怕热,半夜的时候脱光了衣服上班吗?操急!”袁志超窘迫而自我解嘲的回了句:“砸西嘎!” [注:操急、砸西嘎——音,潮汕人骂人的话。]
  下午的阳光透过嵌在石棉瓦中间用来透光的一块玻璃瓦斜斜的射进了车间,窄窄的光线里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成千上万的细小纱毛在空中飘舞,这种壮观的景象织布工一般并不喜欢欣赏,这会让他们想起毫无保护的口鼻一刻不停地接触、呼吸着暗光里看不见的纱毛。苏梅剪好一匹布,合上机器保护门,按下启动钮,看了看车间里的壁钟,已快五点了,她得做饭了。但让她料不到的是,她正洗着电饭锅的时候,老板陈先生和整染厂来拉布的车一起回来了,说一个客户急着要刚织好的那一吨布匹呢!陈先生想去叫在楼上睡觉的袁志超下来帮忙,被苏梅制止了。袁志超在上班的时候厂里不管来多少纱出多少布,他都不会去叫她,一个人搞定;而她不知道叫过他多少次了,其实她心里一直是过意不去的。此时袁志超肯定还深陷在还未补好的一夜苦熬的陷阱里呢!她可不想吵醒他。
  但是,近四十条的布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她得把布匹上秤(陈先生记录),又得把布匹甩上已装了半车的货车上,所以布匹一出完她感觉要虚脱昏厥了。衣服和裤子几乎全汗湿了,紧紧地贴在身上让她甚是不好受;如果不是她穿的短裤是深蓝色让人看不出汗湿的话,别人会误认为她掉进过水坑呢。为了掩饰自己的极度疲惫,她把机器重新开起来,回到走廊下又慢慢地洗锅准备做饭。
  陈先生等整染厂的车开走后,像往常一样把棚子的门锁上了,走过来关切的问苏梅晚上煮什么菜。苏梅有气无力地答着,也不回头看,只感觉陈先生的声音好近。在她把锅里的水倒掉后,她突然感到腰间一紧,却是陈先生紧紧地搂住了她。“小梅,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虽然我们都是过来人了,可是你依然那么可爱!晚上我去宿舍找你好不好?”
  苏梅已经没有力气反抗了,如果不是她全身都汗乎乎的话,她相信陈先生的手不会这么老实地呆在她的腰间。这样的情景她以前也设想过,但却没想到在这种时刻出现。她并不急着去掰在她腰间箍得紧紧的手,而是冷静地说道:“老板,别开玩笑了。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你有你老婆还不够吗?他妈的,外面还有大把的鸡婆……”
  苏梅感觉腰间的手略松了一松。“说真的,我老婆这段时间有病,不能做……外面的鸡婆他妈的花钱还不干净……哦!不,不,我一直以来是喜欢你的。不然,你想想哪个厂会给员工一人一间房?还有客厅……还有,还有,你看每天你们工作多自由;我老婆给你们买菜买得多好……我晚上要跟你睡……”
  苏梅已经放下锅,有些不耐烦地去掰陈先生的手,陈先生的头一直在她的背上蹭着嗅个不停让她非常不舒服。“老板,别闹了!我饭还没煮呢!小袁马上要下来吃饭了,你想让他看到我们这样吗?”
  陈先生停了停,有些不甘心地松开了手,整了整弄皱了的扎在裤腰里的鹅黄色衬衫,左手扶了扶镜框,藜黑而胖乎乎的脸有些不自然地笑着,对着站直了的严肃地看着他的苏梅结结巴巴地说道:“小梅、梅……说、说定了哦!晚上、晚上……”他一边说着一边朝通往楼梯的小门走去。
  苏梅急忙打断他的话:“你来我不把你踢下床才怪……”但轰轰响着的机器声显然阻住了她的声音,陈先生一下子消失在小门后。
  苏梅一下子瘫坐在一旁的小凳子上,冷静转眼消失了,也许只是因为她刚才太累了,根本激动不起来了。晚上怎么办呢?她的心猛跳起来。不住在宿舍?把宿舍门锁上?叫在附近工作的表妹来陪她睡?马上离开这个厂,工资、押金也不要了?去老公那边……世界一下子在她脑子里崩塌了。今天是什么日子,竟然把她的命运像切萝卜一样要轻易地切成两半?人生会有几次意外的黑手把人正常运行的轨道突然地改变方向呢?
  她默默地站起来,机械地用塑料杯子量米,放水淘米,插上电源……她只想做一些事来分开她的注意力,她要煮菜、吃饭,她要干活。同一个工厂里的工友,如果他是她老公就好了,如果她没有出来打工就好了……她的老公不在身边。
  老公?她莫名的兴奋起来,甚至轻声地笑了出来,她只感到这问题很轻易、有趣地解决了,却一时想不起如何去解决。她刚才只觉得一道霹雳似的闪电像劈开她的脑袋里的一片浑沌般让她知道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她努力地捕捉那一闪即逝的“闪电”,她极力地用着冥想的眼睛去搜寻,像用着火眼金睛在地狱找寻她所需要的东西。为什么这件事能轻易地解决呢?谁能帮她呢?她诱导着自己,第一答案当然是:老公。她忽然想起来,今天是月底,她老公不是要过来吗?或许他已经坐了一两个小时的小中巴车快到了呢!
  也许,她可以和她老公合计,好好的和老板开一下玩笑,作弄他一番。她不自禁地笑起来。






李新立




流浪的巢



  是啊,流浪,我在流浪,巢,我温暖的家,也随我流浪。一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自己就像风中的灰尘,小如芥末,漂浮不定,没有依靠,不知归宿。我没有想过要走多远,那些日子,站在小城的一隅,用心丈量一下与位于六盘山下的老家的距离,100公里,觉得已经远在天涯。在小城里,我始终如一个流浪者,对小城既没有那种好奇的热情,也没有急于去适应它的欲望。是的,陌生感使我对它产生了许多抵触情绪,我很像一只躲避人群的流浪猫,孤单、怯懦、卑微。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这城市是别人的城市。
  在别人的城市里,没有我自己固定的巢。1986年,刚到小城,我临时住在堂哥的宿舍里。县城有两个大坑,据说是过去打城墙时挖出来的。其中一个人们叫它“校场”,可能是宋代守兵演练的地方,偶尔也用来处置犯人。另一个叫做“市场坑”,可能是坑形成后,一直作为市场吧。市场坑的大舞台旁边,是堂哥的单位,一栋两层小楼,我就挤在堂哥的宿舍里。宿舍在一楼,因为冬季使用火炉,粉白的墙壁上蒙上了一层黑尘,让人觉得屋子昏暗、狭长。春秋时节,因为雨水过于频繁,晚上,明显觉得一股潮气从地下钻了出来,幽灵一样在房间时里飘荡。但这间房子的灯光关掉得最晚,好多次,巡夜的叔叔透过拉了单薄窗帘的窗户,看着看书写字的我,敲着门说:“睡吧,时间真的不早了,别太累。”是啊,时间真的不早了,几乎每天我在跟它赛跑,尽管我总被甩在后面。
  那时我在橡胶管厂做煤气罐上的封气阀,实行两班倒,一班10小时,我经常踩着昏暗的路灯,走近一公里的路程下班回去。虽然是夏天,深夜十二点,街上已经少有行人了,偶尔与一些醉汉和打群架的少年擦肩而过。偌大的市场坑竟然没有路灯,人踏进去,一下子跌入了万丈深渊似的,感觉整个身体在往下沉,往下沉。睁大双眼,适应黑暗后,才敢大口出气。经过舞台时,总能听见台上有人呼吸、喘息。我在山村时,一棵大榆树下,聚在一起的人们经常说古论今。老人们说,戏台通着阴阳两界,上面演出的大都是过去的事,那其实是鬼故事,如果戏台有声音,那是鬼在走动。想起这些,我的毛发立刻竖立了起来。第二天在灶上吃饭时,做饭的大师挥着勺子告诉我:“那不是鬼,是谈对象的男女在亲吻。”恍然明白后,暗想,这种黑暗中的爱情,不知道感情的真实成分到底有多少。
  半年之后,我随大哥搬到了另一栋楼上。空旷的四楼上,还住着一家人,占据着两间大些的房子。他们也是从农村飞来的。男人是国有事业单位的职工,我称他为“叔叔”。叔叔把老婆和三个女孩子都办了“农转非”,这三个孩子在城里上中学、小学,小楼里便有了学生念拼音“a、o、e”和课文“春天来了,风轻轻地吹着”的声音。他的妻子在一家裁缝店打工,经常把布条子带回家,坐在楼道里,细心地做纽扣儿,有时,还拿回一些衣服,放在一只大塑料盆里洗着。我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耍,觉得日子很是温暖。
  叔叔所在的单位不是十分景气,我常听见他们夫妻在半夜三更时节,因生计问题而吵架,吵得很厉害。晚上,他家的电灯总不能按时亮起来,而他,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拉着二胡。记得他经常戴着顶蓝色帽子,少见他取下来过。帽沿压得很低,将一双疲惫不堪的眼睛藏了起来。他的二胡曲调永远充满了忧郁,嗡嗡嘤嘤,如泣如诉,忽高忽低,忽紧忽慢,忧伤充盈着小楼,包裹着他们,冲撞着我的心情。我问过他:“叔叔,这是啥曲子”,他说:“江河水。”我记下了这个曲子,觉得这是天下最忧伤、最愁苦的曲子。
  找到工作和干好工作,都十分的不易。我还没有熟悉橡胶管厂,它却因为常常亏损,通知我走人。我告别了那几个白天上班、晚上跳舞和吹口哨的同事,去了工艺品厂。在工艺品厂,领导喜欢指挥着我,不断搬来搬去,好在自己的东西不多,一个铺盖窝而已。最初,我被安排在一间两人宿舍里,推开双扇木门,小心地放下铺盖后,舒了一口气。房子是平房,建于七十年代晚期,土木结构,窄小、低矮、昏暗。同宿一室的这个矮小的男人姓王。我们用煤油炉子做饭,房间里经常充满了菜油和柴油的混合气味,以至于连衣服上也是这这样。他和我很少说话,但是,我床头堆放着一些书籍,当我不在的时候,他饶有兴趣地翻看这些精神食粮。我能断定这给他带来过精神上的愉悦。我觉得他应当感谢我。
  王师傅属于有手艺的人,“一技在身,走遍天下”,虽然年龄已近四十,但皮肤好,两只手细腻得让人怀疑长错了对象,不像从山村走出来那种人。他白天拼命工作,总能超额完成计件任务,深得领导看重,多次在职工大会上受到表扬。这些条件在他身上结合后,晚饭后总有一些女工串门子,找他谈天说地。他们一起说说笑笑,日子过得快乐无比。可笑我不懂饮食男女,不懂平常生活,我只渴望能很快安静下来。数日后,他和另一个女工一起合伙做饭了,他们蒸米饭,包饺子,俨然居家过日子的样子。
  真的,我没有对他们的生活表示反对,可对不起我的却是王师傅。或许我的存在有碍于他们的进一步发展,他竟然像小孩子一样,向上打了小报告,说我晚上睡得太迟,而又鼾声如雷,影响他的休息,更影响第二天他的产品数量和质量。过了几天,我就从这间房子里调整了出去。我出来不久,王师傅在众说纷纭的原因中,竟然辞职回家了。多年后,我差不多忘记了他,经别人提及,我又想起这个人来。听说,他凭着自己的手艺,在镇上开了个小店,生意还算不错。还听说,他不显老,只是头发越来越少,几乎秃顶了。
  我从王师傅那儿搬出来,住进了一个单人间,房子可能久不住人,有一股发霉的气味。我坚持打开门窗通风,还点燃那种卫生香。空间虽然是小些,但总算是一个人住了,多了很多自由,可以随便躺在床上看书,还可以在床上铺一小块玻璃,上面放上纸,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一排老式平房,修建时,可能为了方便,每间房子的隔墙都没有到顶,顶棚只是用结实的牛皮纸糊的。晚上,关掉灯,一切安静下来后,这个空间里除了我,还有开始行动的老鼠,这些聪明的小家伙,在墙壁上挖出了许多条四通八达的道路,还挖出了自己的家园和房子。它们像一群自卑的人群,逃避过白天的喧哗,夜静更深时分,开始访友、开会、玩耍、为生计奔波。我听得清楚,它们先是一只,再是几只,然后是几十只,在顶棚上走动,跑步,一群多么快乐的小老鼠。我不惊扰它们,夜是属于它们的。
  如果不小心,可以听见隔壁稍大些的动静。我的邻居是位未婚的女工,家在城郊,她和另一位女同事住在一起。后来发现,经常有一位小伙子来找她,和她一起的那个女工成人之美,下班后便经常回家。夏天时,天黑得迟,特别是在周末,住在厂里的很多工人都骑着自行车回家了,偌大的院子里,就有这位女工、我、一只名叫黄黄的母狗。一天晚上,我看见她那间房子的灯黑着,以为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了,便有些恐惧,深夜,把狗从后院牵到了前院。半夜,我打算睡觉时,隔壁发出了很大的声响,我以为有贼,屏气凝神听了一下,恍然明白那是男女愉悦的声音。一切都是无心,天啊,原谅我的过错吧。真不该把狗牵了到前院,这使她的情人没有在我们上班之前顺利走掉。还好,半年之后,他们喜结良缘。
  很少有人光顾我的小屋。光临这间小房子的第一批客人(也是唯一的)是几位远方的老师。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他们是我的指路人。那天中午,几位老师路过静宁时,他们驱车来到了工厂。在一位好同事的指引下,他们来到我的房子前,推开了房门。依照往日,我肯定在里面休息,可这天,我却正好不在。我的同事替我兴奋着,这个中午,天上的太阳肯定看见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他认为我可能去的所有地方,问遍了我的所有朋友和亲人,他要告诉我,他们在房间里等着我。我的老师们,坐在床上,不用多大功夫就看到了房间里的一切:一张床、一只凳子、墙壁上继续脱落的皮、床边的纸张。同事的自行车载着我回来,已经下午2时了,我没有看到老师们,老师们也没有看到我,但他们给我留下了几本杂志和一摞稿纸。我的同事告诉我,当老师们推开门时,他们犹豫了一下。是的,他们不相信我会住在这样的一间屋子里。
  1991年,那些房子拆除。工作没有起色的我,又在别处找了一间房子。那是栋临街的小楼,共三层,水涮石装饰的墙体上,掺加了不少玻璃渣子,在阳光下闪射着珠宝一样的光芒。二楼,有一个三间大的仓库,我就装在里面,和一些桌子、凳子住在一起。那些桌子,我可以任意支配,我可以在任何一张上写字,甚至作床睡觉。仓库朝街的两个玻璃窗子,除了挂着厚实的蓝布窗帘,还用床板堵了起来。白天,阳光从木板的缝隙里透进来,将里面所有的东西切割成条状。夜晚的暮色最早降临我的仓库,街上昏暗的路灯被拒绝在室外。我喜欢这样的情境。
  在这个仓库里,做梦不分昼夜。天灰蒙蒙的,周边没有树木,没有鸟鸣,呼号的风裹着人声、车声,我在这些声音中独自奔跑,越跑越快,最后飞了起来。尘土、沙粒包围着我,随我奔跑。突然,风停了,我从半空中掉了下来。醒来,我躺在地板上。那些从窗户挤进来的阳光,透过木板的缝隙,正好落在我的身体上。






一杯茶




蚊子的故事



  说起蚊子,想必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讨厌”。哦,这个讨厌的家伙,不知在多少个晚上,不断骚扰我们的美梦……有时一巴掌打过去,蚊子是捐躯了,但流出的仍是自己的血。
  这些年,从北国到南国,从黄土地到红土地,我们总是这个身份:农民工——走在大街小巷,被城里人另眼相看。那些最脏最累的活,由我们来干,却得不到同工同酬的待遇。住的地方也最差,就连晚上睡觉,也要遭到许许多多蚊子的袭扰……难道我们命该如此?
  一次偶尔的机会,我走进一个工地。那是中国最大的地产商属下的工地。我惊讶地发现,在这里干活的农民工都没签合同,老板连保险都没给他们买。要是受了工伤,包工头只付一些医疗费和住院费,剩下的工人自己解决。同样难以置信的是:工友们除了老板提供的安全帽,别的防护措施和防护用品一概没有。比如手套、胶鞋、口罩,工人实在要用,就只能自己掏钱去买。这些最起码的防护用品是必须依法提供给工人的,但老板们视而不见。
  走进工人的生活区,你同样不敢想像: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是的。那正是建筑工人的宿舍——三个活动板房,下面挂着工人们洗好的衣服、鞋子。遍地是垃圾和塑胶袋。地板湿湿的。宿舍外边是片空地,摆着好几张工人们吃饭用的桌子,饭桌上还残留着不知放了多久的剩饭剩菜,不时有苍蝇飞过。厕所太近了,就在宿舍的右侧,卫生之差可想而知,还时时飘来一股很难闻的味道。
  工人宿舍的面积大概20来个平方,但竟然要住26人,还是上下铺。宿舍里有4个风扇,灯光很暗,大家床上都摆满了东西。宿舍走廊1.5米宽……工人就住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和几个没有上班的大叔聊了起来。他们说:我们建筑工住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是没有办法,我们的工作流动性太大,在这个工地上做两三个月,又要去另外一个工地。我们也想住得好一点,干净一些,但是我们哪有这种能力。再说手头的工钱还要养家,供孩子读书,所以只能忍忍,将就将就吧!
  说起宿舍,大叔就谈到蚊子:我们住在这活动板房里,夏天热得像蒸笼,晚上睡觉还有蚊子叮咬,唉,广东这边的蚊子,每到晚上,就跟轰炸机一样。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身上这里红一块那里紫一块,太阳一晒就痒痒,还痛!蚊帐起不了多大作用。
   另一个来自湖南的大叔告诉一个“秘密”。他说:“我发现广东的蚊子比较聪明,它会钻进蚊帐里边去咬你。我们老家的蚊子根本就不会,它们笨笨的,不会钻蚊帐,吸你身上的血也是老老实实的,这就是广东蚊子跟内地蚊子的区别吧!”
   我插了一句:北方的,笨笨的……笨笨的……南方的,聪明……聪明!
  世界上最痛的事情是啥子呢?晚上被蚊子咬!
  比晚上被蚊子咬更痛苦的事情是啥子呢?天天晚上被南方蚊子钻蚊帐咬!
  说着说着,大家都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也跟着笑起来,却笑得有些难过。






何剑声



保安马克



  保安马克好赌,他口袋里经常性没钱。他能有钱吗?他十赌十输,却没想过立地成佛回头是岸。
  因为赌,他老婆跟人跑了,老爹老娘气得几乎喝农药自杀。即便是如此,保安马克就从来没有醒悟过。以前在老家,他老妈叫他拉几袋粮食去街上卖,然后用卖粮食的钱买化肥农药,谁知道马克一大早出去,到晚上回来的时候,只见他两手空空。他老妈就问他买的化肥农药呢?马克说卖粮食的钱在回家的路上丢了。这样的鬼话已经在父母面前说过不下百次。他老妈不问也知道那卖粮食的钱百分之百又被他在赌桌上输掉了。打也打过,骂也骂过,马克也不下百次指天发誓决心戒赌,甚至学电影电视里的演员,狠心剁过小指头。好过一段日子,但过不了多久又故态复萌,这就是以前的马克。
  成家立业后了的马克,依然恶习不改,最终连结婚不到两年的老婆,丢下刚出生不到四十天的双胞胎儿子,毅然决然的离他而去。
  马克打工到深圳后,更加变得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公司发了工资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寄钱回家,好象他的双生儿子喝喝西北风就能长大成人。他的工资大多都无私奉献给了赌桌上的赌友和那些叫老虎的机器,最后往往连生活费都要跟老乡同事们借。就这样保安马克在深圳打工多年,积蓄没有,欠款倒不少。
  有一次,他老妈带他小孩来深圳看他,他儿子想要吃甘蔗,这个做父亲的马克,竟然掏不出一枚硬币来满足儿子小小的愿望。他儿子搞不懂他爸爸何以有钱喂那个叫老虎的机器,却没有钱给他卖一小节甘蔗?备受委屈的孩子就问奶奶这是为什么?心痛的老人家老泪纵横,连夜带着双生孙子从深圳怀回了河南老家。
  至于保安马克,依然赌习如故。有钱了他是赌桌上的主角,没钱了他是赌桌下安静的看客。无论输了赢了,从不大喜大悲。无论赌桌上还是赌桌下,安静和从容倒有几分中原侠士的风范。只是亏了他那响亮的名字,与其叫马克,不如改名叫马粪马勺。你还别说,在公司里他的很多保安同事正是这样叫他的。



劫 匪



  我们是流蹿于莞深两地的劫匪。专门抢劫高档轿车,以牟取暴利。
  七月十六日我们在东莞做了一单大的生意,并用枪打伤了车主,他报了案。也是在这次我们被东莞警方盯上了。
  第二天凌晨,大批警察向我们聚拢,我们在逃跑的过程中,一个兄弟中弹倒下。我们继续逃,像丧家之犬,被警察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我逃到了深圳,追捕的警察中又加入了深圳警方,我深感绝望,无助中随便从行人中抓了一个家伙做人质。我用枪抵住他的脑袋,他很不配合,不停的扭打挣扎。我始终没有杀他的想法,因为我知道:我枪一响,片刻之间我就会成为警察的枪耙子。我还年轻,我还不想死。活着的愿望是这样的强烈。
  这时一个手拿车钥匙的年轻人向我走来,我立即放开身边这个不停挣扎的家伙,迅速向手拿车钥匙的年轻人扑去,他还不知怎么回事,就被我用枪顶住了脖子。当他意识到被挟持的时候,他很配合。其实我的内心是异常紧张的。警察持枪以扇形将我包围在松岗某个汽修厂门口,我只好以威胁人质的生命安全来保全我自己。
  我要求人质驾车助我逃跑,但是这家伙说他是新来汽修厂洗车的员工,他说他不会开车。我挟持他寻找最佳突围的路口,事实是所有的安全出口都被警察把持。
  警察喊话叫我缴械投降,我一时间脑筋错位,没有缴械,依然枪指人质。并且在与警方对峙时我又放掉这个洗车工,另挟持了一个看守店铺的女人,因为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控制。
  这样在漫长的对峙中,心慌、疲惫、恐惧向我袭来……还有口干舌燥,搅得我支撑不下去了。
  我忙里偷闲取水想润润嗓子。就在我喝水的霎时,一颗子弹洞穿我的身体,我在倒下去的刹那,我似乎看见了我白发飘飘的老父老母,他们满面泪痕;我也似乎看见了我在天堂的姐妹,她是那样的忧伤与痛苦……我倒下去了,手枪和矿泉水也应声落地。
  什么金钱、美女、宝马香车、锦衣美食、房子票子一切随着我的倒下全部灰飞烟灭。






济南龙仔



兄 弟 们

(小说)



  吃过午饭,胡立言抓起报纸,看着看着头就低了下去。正打着盹呢,一声巨响惊醒了他,机修的门让人撞开了,对门办公室吵闹得象炸开了锅。他迷迷糊糊地走到门口问:谁踢门?你妈!人群中有人笑骂,接着是一群女人的爆笑夹着几句脏话朝他砸了过来。听到有人接招儿,胡立言立刻挤了进去,并且不失时机地朝某个屁股上打了一巴掌。这一巴掌招来不少拳头,胳膊上也被人拧了几下,他呲牙咧嘴转过身来招架,后脑勺上又挨了两下。回头一看,电工赵鹏飞正背对着他。小子装什么装?胡立言赶快溜过去,顺势把赵鹏飞向后一拨拉。赵鹏飞替他挨了好几下,转过身来正要为自己讨还公道,女职工们却嚷嚷着涌出门去了,找厂长去!凭什么呀?
  今天开工资。签了字,拿过工资条,胡立言才知道,80元的股东津贴没有了。怎么回事?胡立言知道问了也白问,还是招来周琦一顿抢白:你问我,我问谁去?去问厂长!周琦是车间的核算员,车间里的工资一般是她领来转发给大家,每个月都有职工主要是拿计件工资的职工来找她对账,一张小嘴早就练出了机关枪的本领。胡立言不想惹她,回头看车间主任田慧,两个胳膊抱在一起,象个小学生一样端坐在办公桌前,一双眼睛红红的。哭了?胡立言还想逗乐子,田慧脸一沉,那边周琦就骂开了:快滚!胡立言就很尴尬。赵鹏飞接过工资胡乱塞进口袋,把他拉了出去。
  下午上班铃响了,没有一个人去干活,受老师傅们的影响,进厂打工的女孩子们也松懈下来,有人开始打打闹闹,有人趴在台板上听起了歌,大大小小的头头们都赶来了,一帮人楼上楼下地跑着搬凳子,把整装和裁剪的职工都叫了过来,开会。
  赵鹏飞不想听,悄悄拉了胡立言一把,哥俩溜回机修屋里去了,两人悄悄关上门,不咸不淡地发了一通牢骚。赵鹏飞忽然跳了起来: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就不信,随手就把手里的烟头向窗外狠狠地扔了出去。下班时,赵鹏飞去找田慧请假,胡立言知道鹏鹏请假的理由全是胡编的,可是田慧什么也没问,挥挥手就把他们打发了。
  赵鹏飞不来上班,机修屋里的坏熨斗立刻堆了起来。没有万用表,胡立言只好拆了熨斗全部重装,很快就把抽屉里的一点配件用完了。平常机修事情不算多,可是现在楼上楼下三个车间只有胡立言一个人,那就别想有一刻清闲,胡立言的嗓门大了起来。这天上午,一个女孩子不小心把梭子卡住了,胡立言给她拨出来后,翻来复去地给她示范装梭,机头扳起来又放下去摔得砰砰响,结果他前脚走,后边女孩子就委屈得哭了起来。田慧知道了很不高兴,中午吃了饭,过来把胡立言好一顿数落。胡立言无动于衷的只顾自己看报,田慧没法,临走时在他胳膊上狠狠扭了一把。
  过了几天,田慧在车间门口拦住胡立言,问他知道郭玉祥的电话吗?胡立言说不知道啊,问问别人吧,就下楼干活去了。回车间时,胡立言才想起来,郭玉祥家没安电话,打电话找他,只能打到她老丈人或他大舅子家去。是该叫祥子回来上班了,当初人家没钱入股,就让人家下岗,真他妈的没道理,不知道这家伙怎么样了。进了车间,胡立言拐到对门办公室,把这个情况说了。田慧听了挥挥手:算了,你别管了。

  郭玉祥上班头一天,中午胡立言就拉着他上马路喝扎啤去了。大半年不见,祥子的酒量小了许多,无论胡立言怎么软硬兼施,也只喝了一杯。胡立言自己倒是喝了不少,把近来厂里的事拉拉杂杂讲了一通。末了问祥子这一阵子怎么过的?郭玉祥回答的挺含糊:混呗,有什么干什么,晚上帮朋友看摊,有人要修机也去跑一趟,现在活不好找,老胡。胡立言四十八了,听祥子叫自己老胡还是笑了起来:你不是会电气焊吗?祥子摇摇头:不行啊,没用,咱们都不年轻了,你看你这一头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祥子问起赵鹏飞,胡立言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当初他可是车间里头几个交钱入股的,说不干就不干了?
  郭玉祥上了班,头几天胡立言却没轻松下来。领导打发郭玉祥上了五楼仓库,拨拉出一堆闲置的离合电机,让祥子能修的修,能配的配,实在修不了的,两台拼成一台。祥子每天早上露一下脸,换了工作服就上楼了。胡立言很不耐烦:机修屋里有案子,有台钳,干嘛不在屋里干?跟着祥子上楼,把电机提下来几个。不料厂长看见了,立刻叫他们搬回去:仓库里的东西,没有手续不许出库!捎带着把保管也训了一顿。胡立言平时有点大大咧咧的,这会也琢磨出来了:当初祥子下岗时,和厂长吵过一架,胡立言和赵鹏飞跑到田慧办公室里,说了一大堆不好听的,田慧受了气,去找厂长贺德明现在叫贺总经理的又吵了一回,总经理现在是成心整人哩,他妈的。
  修完电机,郭玉祥回车间那天,赵鹏飞也来了。田慧堵住他:不想干了?鹏鹏满不在乎:干不干都不发钱,干又怎么样,不干又怎么样?田慧更不在乎:行,你自己下岗的,把电工工具给他俩。鹏鹏打开抽屉和工具橱,一捧一捧往桌上堆,一双穿破了的绝缘鞋也臭哄哄地搁了上来,胡立言刚想伸手扔了,鹏鹏一鼓眼:不要?随手扔出了窗户,验电笔是坏的,一撅两段也扔了出去。楼下有人骂了,鹏鹏探出头去,嘻皮笑脸地对不起: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办法。田慧又气又笑:嫁你自个吧,嫁个老母猪。鹏鹏立刻转过身来,张开双臂朝向田慧:是不是象你这样美丽,大大的耳朵,长长的嘴?田慧嗔红了脸,抡起小拳头要打,却让周琦叫出去接电话了。
  电话是总经理打来的:缝纫车间下午休息半天,样板有问题,裁剪的活要停一下,现在这批活不急。田慧过来给机修说了,进车间去通知大家。鹏鹏一看十一点多了,把祥子肩膀一拍,头向外一歪,作了个喝的姿势。祥子说再等一会吧,鹏鹏就躁了起来:快走,怕什么呀。
  换了衣服出门时,田慧回来了。鹏鹏还忘不了挑衅:田主任,跟我们喝酒去吧,快下班了。田慧当然不干:醉死你,掉河里。鹏鹏一脸坏笑:诚心诚意请你喽,主任赏个脸吧,再说了,天上下雨地上流,一边说一边往后退:小两口打架不记仇,胡立言和祥子忍不住都笑,田慧生气地追过来要打,三个人滚下楼梯落荒而逃。
  哥仨又坐在一起了。喝着扎啤,鹏鹏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哥俩:咱厂西边卖烟酒的不是不干了吗?厂里要另外招租,本厂职工优惠,一个月六百,我想租下来,给厂里说说,一次先缴半年的,你们看干什么好?胡立言和祥子都摇头。其实鹏鹏心里已经计划好了:我想开个黑白铁加工门市部,封阳台,做防盗门什么的,我那里西边小区开始回迁了,我舅舅家也有一套房子,老邻居老街坊有几十户呢,我估计开张问题不大。怎么样,请二位老师咱们一块干?鹏鹏知道他们对企业还有留恋:实在不想离开,晚上过来帮忙也行。
  听鹏鹏管他两人叫老师,哥俩笑岔了气,胡立言酒也呛了。鹏鹏却一脸正经:吃饭要钱,喝酒要钱,抽烟要钱,还有,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在厂里耗着,一个月三百,四百,干了活见不着钱,去年欠了三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不给。今年的工资开到几月份了?胡立言想了想,三月?四月?三月吧,祥子还没开过呢。鹏鹏把酒杯墩在小桌上,伸过手来:现在六月了!胡立言点点头:鹏鹏这小子脑瓜活,做事一向比别人办法多,自己虽然比他大几岁,其实混得远不如他。祥子说我看行,无非是挣多挣少的问题,其实一样得下力。胡立言也觉得问题不大。鹏鹏就高兴起来:胡哥!我敬你,祥子你不够意思,俺俩喝了三杯了,你连一杯都没喝完,干了!干了!
  这一顿酒喝了一下午,临走时鹏鹏又想起什么,回厂别给别人说啊,八字还没一撇呢,我给朋友借来五千,老婆不知道。赵鹏飞的老婆也是厂里的下岗职工,哥俩当然都理解。胡立言就打趣,老板,没问题,你说了算!鹏鹏笑开来:鸟!什么老板,我要真当了大老板,就把这厂子买下来,先把这些混账书记厂长全开了,胡哥你来当厂长,哈哈!临分别,三个朋友郑重其事地握手:一言为定。
  郭玉祥回到家,老婆梁凤英随后也回来了,女儿缃缃去把她妈妈接回来的:菜没卖完,而且有点蔫了。祥子随手抓了几把,下厨房做饭去了。吃饭时老婆问他,冰箱什么时候修?祥子含糊了几句,把鹏鹏的事说了,老婆也高兴,祥子说走着看吧。
  车间里生产时紧时松,没活时歇两天,有活时加班加点。哥儿仨天天聚到鹏鹏的门市部里,中午不一定,下午六七点的啤酒是一定要喝的。工具,设备买来了,支起一张小床。第一个防盗门给自己作的,在朝着厂院的东墙上开了一扇门,因为是本厂职工承租的,厂里也就没干涉。几个防盗门卖出去后,鹏鹏又雇了两个小伙子,添了一辆三轮车。渐渐地就有客人主动上门来了。鹏鹏寻思得挂个招牌了,给哥俩一说,马上去买来一捆红塑布。招牌当天就作好了,祥子还焊了一架铁梯子。胡立言用抹布蘸了点水,在招牌上写下四个大字:金刚铁艺,然后用粉笔描了框,改了改,用黄油漆涂了上去,然后又用白漆涂出立体效果,下面添上两行美术字,专门制做防盗门,封阳台,上门服务。金刚铁艺四个字是行中带草,在招牌上方靠左一点,两行美术字是变形的黑体,写在下边,整个布局不平衡中见流动,大气而又端庄。金刚铁艺?用这个名字,行,鹏鹏很高兴,当下就抓起绳子往房顶上爬,把招牌树起来焊了上去。三个哥们往后退退欣赏了一会,俩小伙在旁边不停地恭维胡师傅有才,鹏鹏一高兴,又想喝啤酒去。祥子不干:都十二点了,你俩家近没事,我可路远着呐。鹏鹏一想也是,就把祥子放了,拉住胡立言,咱们往回走,到家门口喝去。
  郭玉祥到家已快一点了,这是十来排老式的红瓦平房,原来往北可以看到一片树林,虽然偏僻,风景却不错,这两年新的建筑纷纷盖起,树都砍了,黄河大坝也挡住看不见了。两排房子间砌着砖墙,自然的形成一个大院子,如今大家都在房前屋后搭起了小屋,原来的院子窄得象小胡同了。进了门,老婆梁凤英躺在床上还没睡:怎么回来这么晚?锅里有绿豆汤,饿不饿,给你拌个黄瓜吧?说着就要下床。郭玉祥摆摆手,俯身朝睡在外间的女儿看了一眼,钻进小厨房洗涮去了。出来时,梁凤英已下了床,绿豆汤盛在大茶缸里,茶缸使了这么多年,都还没磕过,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者的红字仍然鲜艳夺目,馒头包子都还有点热乎,包子是早晨买的。祥子站着灌了一气绿豆汤才坐下来:包子怎么不吃?天热坏得快。梁凤英懒懒地在对面坐下:我问了,修冰箱要一百多块钱,缃缃不吃,说给爸爸留着,说你喜欢吃鸡蛋韭菜馅的。今天缃缃返校了,开学要叫一百八十多元呢,初三比初一初二书都多。小声说着话,梁凤英走过门口朝女儿看了一眼,天热起来,女儿把小床挪到了门口,只穿着背心短裤,什么也没盖。小胸脯刚刚有点鼓,这孩子比自己还矮,发育得比同龄人显得晚多了。她回身端起锅,问祥子还喝吗?郭玉祥说不喝了,起身漱漱口把门掩了。上了床梁凤英侧过身子,伸出右手攀住丈夫热乎乎的肩膀,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忽然觉得心里慌慌的。郭玉祥倒是一躺下马上就睡着了。
  这一夜梁凤英始终没睡好,老是作同一个梦,梦见郭玉祥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追,好不容易追上了,拉住人一看,却又不是祥子。天亮了,她再也睡不着了,睁着眼躺到六点半,悄悄下了床,炒了一把青菜,下了一锅面条,两个鸡蛋都打了进去,盛在大碗里凉着,把门口晾的衣服收起来,洗干净的汗衫扔到床上,把祥子晚上脱下的背心衣服泡进盆里,做完这点事,梁凤英就有点喘了。郭玉祥吃了饭出门时,梁凤英拦住了他:老郭,你上医院看看去吧,你这一阵子脸色一直不好,怎么老是发烧呢,说着竟把身体靠住了丈夫。郭玉祥忽然觉得老婆模样还算端正,趁势就想搂她一下,抬头一瞥,女儿醒了,赶快把梁凤英推开:我没事,走了。推车出了门,祥子回头看了老婆一眼。梁凤英往常只有生气的时候才叫他老郭或老郭同志什么的,今儿怎么怪怪的?
  看着郭玉祥走了,梁凤英才回屋招呼女儿:妈妈买菜去,你吃完饭收拾一下。梁凤英好一阵子没上街卖菜了,这些天家里的菜都是买着吃的,在家门口摆摊卖不着,跑远一点中午又回不来,大日头晒得人头发昏,下午回家时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好歇了这营生。女儿缃缃跳下床来,胡乱套上衣服:妈,我去吧,还是我去吧!梁凤英想想也就答应了,掏出十块钱:买两斤鸡蛋,菜你看着买吧,缃缃答应着洗脸去了,梁凤英又喊:把洗衣粉给我啊。
  因为家远,郭玉祥上班反而是从来不迟到的,拖完地涮拖把时,田慧也提着拖把挤了过来,招呼祥子一回儿开个会。
  会就开在车间办公室里,老职工都叫来了,坐不开就站着,贺德明也站了起来,把座位让给别人,他木着个脸好象自说自话一样:过两天开工资,先给孩子们开全工资,老职工发一半,每人二百五十元,管理人员先不发。这批活要赶一赶,从今天起晚上加班到十点半。劳动纪律不要松懈,上班不许干私活。说完,朝着车间主任田慧点点头:你看着安排,我还有事,径自要走。
  胡立言和祥子没进去,就斜倚在机修门口。听到厂长说加班,祥子捅了胡立言一下。胡立言斜了祥子一眼,回到自己座位上:他妈的,又拖了一个多月,才发二百五,说着腾地站了起来,用手朝着祥子指指点点:我看你这小子才是二百五,别以为你改了名叫总经理我就不认识你了。祥子也笑,把桌子一拍:反了你了!不听我的话,立即开除!这时门口有女孩子叫胡老师,机器坏了。胡立言眼一瞪:等会儿!女孩子吓一跳,吐吐舌头走了,两个机修这才抓起工具进了车间,修好机器回来时,厂长还没走,敢情又让职工缠住了。几个女人围着贺德明七嘴八舌:股东津贴是股东大会决定的,凭什么取消啊?董事会也得服从股东大会吧,不能少数人说了算吧?胡立言听得冒火,大声骂了一句傻B,把祥子推进屋,望后一抬脚把门撞上了:明明是集资,偏要说成是什么入股,厂长变成总经理,书记变成董事长,主任科长变成了董事,除了总经理董事长的工资改革了上去,纯粹是换汤不换药,职工掏钱入了股,董事会里有一个干活的职工代表吗?这叫什么狗屁股份制?全是他妈的骗子,这三千块钱喂了狗了!祥子当初没钱入股,以至于第一批下了岗,看到胡立言嘴里没一句好话,不知说什么好。胡立言只顾转着圈子骂人,没注意身后门已经开了,贺德明铁青着脸站在门口,几个女职工在他身后挤眉弄眼的指指戳戳,田慧正在拉开她们。胡立言挺直了身子,眼睛盯着总经理走了两步,叼出一支烟点上了火,这么僵了一会,贺德明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把门一摔走了。
  晚上果然加班到十点半,哥俩来到鹏鹏的门市部,相帮着装了几扇门纱,就没干什么活。临走出来锁门时才发现,临街刚刷白的墙让人喷上了办假证的野广告。鹏鹏笑骂了几句,回头提出剩下的白漆盖上了,让胡立言明天写几个字。
  金刚铁艺的招牌树的挺扎眼,上班路过的同事看到了,中午就有三三两两的人转过来看热闹,田慧也过来看了,笑了笑:没想到胡立言还有这个本事。鹏鹏心情好,嘻皮笑脸的和主任打趣,田慧却不理他,穿过门回厂院了。下午六点,鹏鹏打发打工的小伙子来招呼他俩去喝酒。胡立言和祥子商量,晚上等跟班的干部走了,留一个人在车间守着,过来一个人干活,两个人轮流干,钱对半分好了,鹏鹏本来有点懒,巴不得哥儿们来顶上,立刻掏出钱来一人给了四百。祥子说晚上加班,车间管饭,下了班就不过来了。鹏鹏说天热,过来喝一杯多好,祥子说天天喝胃受不了啊,鹏鹏就说随你吧:一个月该给多少钱,我心里也没数,二位大哥要是嫌少呢,咱们再商量,这个店是我投资的,本钱还是借的,得赶快还人家,不管怎么说,我挣得肯定比你俩多。胡立言和祥子都说,鹏鹏你是老板嘛,鹏鹏你是个好人,鹏鹏你够朋友,咱们老同事这么多年,哪是钱能买来的?鹏鹏就很高兴:来,干了,吃了胡哥郭哥都回车间吧,别让头找茬子,今晚不干了。看着胡立言和祥子回去了,赵鹏飞抄起了焊把子,他是真心想让哥俩歇歇,至于自个,累不累反正都是给自己干。不想焊门上的铁皮时,鹏鹏一不小心就烧出一个窟窿,检点焊条头补了几次,反而把窟窿烧大了。旁边两个小子偷偷吱吱,赵鹏飞很没面子:笑什么?你们来焊。两个小伙子都说不敢:铆工怕厚,焊工怕薄,郭老师说的,得找块薄料练熟了才行。鹏鹏不服,到院里找了个铁疙瘩搬回来压在铁皮上,焊条一点一戳地又试了试,不料根本没焊透,一掀就开了。心里这才服了郭玉祥:人跟人一样,活跟活不一样。回过头来训两个小毛头,你们好好学,干好了再往上长工资,别老不开窍。
  郭玉祥回到家吃了块馒头,摸出钱交给老婆:有零钱给我两张。梁凤英把钱又推了回来:我还有呢,冰箱修了,换了个启动器,花了二十五块,你刚开的工资还没动呢。郭玉祥懒得跟老婆理论,留下一张塞进口袋,胡乱套了件汗衫就躺下了。白天在外面干活,祥子还是生龙活虎的,回家路上车子骑多快也没事。只有上床躺下了,浑身的不得劲才一起冒了出来。郭玉祥双手搁在心窝下边暗暗揉了一会儿,很快睡着了。

  转眼到了八月,鹏鹏的铁艺门市部生意很是红火,雇来的两个小伙子干活也能顶上了。胡立言和祥子时去时不去,车间里工作忙起来,就去得少了。厂子不死不活的维持着,名义上搞了股份制,实际上大事小事仍然是少数领导说了算,职工们对厂里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很有限,知道什么事,也往往过了十天半月甚至三五个月了。这天上班不到一小时,突然停电了:供电局的人来拉了电闸,还给配电室贴了封条。连着十几天晚上加班,这下可解放了,天热得要死,大伙儿挤到水池边,嘻嘻哈哈的洗洗涮涮。有人说这批活悬了,马上招来咸吃萝卜淡操心的叱骂。
  胡立言自然溜到鹏鹏的铁艺门市部去玩开了。鹏鹏不在,过了好一阵才回来,见了他俩摊摊手,象洋鬼子似的耸了耸肩膀:没想到厂里欠了这么多电费,好几十万呢!在这里喝,还是出去找个地方?热死了,出去吧?胡立言无所谓:老板说了算。赵鹏飞一抖,说行啊,你俩换褂子去,你俩看好门,去金富豪。
  一进酒店大厅,暑意全消,祥子竟打了个冷战。哥儿仨找了个角落坐下,胡吹海聊到两点多。鹏鹏照例埋怨祥子喝得太少,祥子说我吃得不少啊。两人正斗着嘴,背靠墙的胡立言忽然伸出手指竖在嘴上。鹏鹏回头望了一眼吧台:是贺头那几个,正和小姐说着什么,两个家伙正接过吧台上递出来的几条烟,塞给客人,五个人脸上都带了颜色。
  看着那几个家伙你恭我让的出了门,赵鹏飞站起来打算招呼服务员买单,却又飞快的缩了回来:是书记大人董事长,他正彬彬有礼地在和一位年龄较大的小姐握手道别。胡立言撇了撇嘴,赵鹏飞看出鬼来了,一挺胸:谁怕谁呀,咱们犯得上招摇吗,天天来这里喝,也喝不起。胡立言暗叫冤枉:我什么也没说啊。鹏鹏把钱点给小姐才回过头来:少来这一套,下回还来金富豪,叫你买单,吃定你了,哥仨就一起笑,出了酒店门,蒸腾的暑气立刻叫大家闭上了嘴,热死人了。
  回到车间,田慧正招呼大家搬凳子下去开会。整装车间里,贺总经理给大家表示道歉:原来打算这几天给大家发一个半月的工资,现在只能往后拖一拖了,企业的困难大家都知道,总厂没有钱,供电局来要电费,这钱不给不行,主要靠两个公司掏钱,厂外那个公司就不说了,没办法,今天又耽误了半天,下个星期早上一定要交货,从今天开始,缝纫车间打通宵,整装车间星期六打通宵,田主任,你们车间星期六晚上一定要完活,哪个班先干完活就让哪个班先走。贺德明喝了酒说话特别慢,一字一句吐的特别清楚,说两句还要喝口茶水。大家都烦了:企业搞不好,还他妈的吃吃喝喝。直到电扇转了起来,贺总经理才清醒了一点,说了散会又补充:全体管理人员从明天起全部下整装,一律不许请假。
  两个机修看见来电了,立刻溜了出来。刚进屋就有三班的女孩子来找,说班里的电扇不转了,两个人查了查,线路没问题,头顶上的电扇嗡嗡响。祥子搬来个高凳子,架在机台上,胡立言站上去,用螺丝刀拨了一下扇叶,电扇摇晃了几下转了起来,胡立言蹲在凳子上,拉开领口吹了一会儿才跳下来。
  机修的事情多了起来,一会儿女孩子说刹不住车,一会儿楼下的老师傅说熨斗不喷汽,裁剪的案子有点晃,让他们上楼去紧紧,整装要再加一个熨台,没有插座可用,临时拉线安了个新的,一直忙到晚上七点,车间里已经吃完饭开始工作了,两个人才回屋。田慧提了两袋包子过来:你俩快吃,吃了饭还有事。胡立言问干什么,田慧说买方便面去,再买点火腿肠晚上吃。胡立言看看祥子:我们都没办过这种事,天都快黑了,上哪去买这么多?田慧说很好找:北坦派出所还不认识吗?从派出所门口南边往西走,第一个路口往南拐,不到馆驿街,路东有个店,他们晚上不关门,快吃,我还有一大堆事,走不开,钱给周琦要。胡立言无可奈何:让人套上了!田慧扑哧一笑,回办公室了。祥子抓着一枝筷子,朝着胡立言头上挥舞:驾!驾!驾!不套你套谁?胡立言哭笑不得:主任说的是咱俩去,一辆自行车根本带不了。
  买了夜餐回来,三班的班长又来叫老师,说电扇又不转了。哥俩商量了一会,估计是电容坏了,找不到可换的电容,只好关了机修屋里的电扇,把电容卸下来,给班里的电扇配上去。祥子抢先爬上去,才觉出屋子上边比下边热多了。电容安在吊杆上头靠天花板的地方,操作很不方便,爬上爬下两趟,工作服很快就湿透了。鹏鹏临走时溜到车间来玩,看见他俩就坏坏的笑:真卖命啊。胡立言无话可说:自己和祥子这样的人,不到企业关门垮了,好象总还是有点留恋或者幻想,可是离开厂子又怎么样,快五十的人,到社会上去自己找工作,还不如老娘们方便,老娘们再不济还能干个保姆呢!作小生意,本钱从哪里来?看看祥子的包子好象没动,这家伙,刚才没吃饭?鹏鹏一支烟没抽完就走了。
  十二点吃夜餐,胡立言不想吃,祥子也不想吃,两个人都抱着胳膊靠在座位上打盹。主任田慧把自己那份方便面拿了过来:老郭你家远,明天后天还要打两个通宵,要不你回家说一声,明天早上再来?祥子想了想答应了,胡立言把几份吃的都装在一个袋子里,让祥子带走,推让中,觉得祥子的手上很烫:你的手怎么这么热,不是发烧了吧?祥子笑笑:没事,屋里电扇不转了,还能不热吗?胡立言送了祥子下楼,把一袋吃食搁了祥子车筐里,看着祥子出了厂门才回楼上。
  车间里好多人领了夜餐都没吃,有的人趴在机台上打盹,到了三点多,几乎所有的机器都停了,田慧干脆把照明电闸拉了下来关了灯。说是打通宵,实际上没有人真能在机器上坚持二十四小时连续工作,首先眼睛就受不了,看不清楚,缝出的活质量也好不了。
  祥子早晨七点就回厂了,贺德明上来招呼两个机修下楼抬豆浆烧饼,他昨天下班后就在办公室沙发上睡了一大觉,下半夜倒睡不着了,这会儿下巴上胡子拉茬的非常刺眼,田慧说厂长洗个脸吧,象鬼一样,来领早餐的女孩子们都笑起来。
  吃了饭,照例打扫了卫生。祥子往座位上一靠,又抱上了胳膊。胡立言一瞧,怎么大白天睡觉:祥子啊,真打通宵了?俗话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哥儿们可要悠着点啊。无论胡立言怎么撩拨,祥子只是不理,烦了就用土话骂他:拔腚!胡立言没趣儿,溜出厂买了一份报纸回来。

  一连两天都在闷热中度过,所有的工作都象脊梁上的汗水一样粘糊糊的沾手。一天四顿饭,无非是包子,方便面,烧饼,咸鸡蛋,火腿肠,两个机修跟着主任田慧出去跑了五趟,把祥子也搞烦了:好好的食堂干嘛非关了不可?胡立言笑他不开窍,食堂关了门把房子租给别人做豆腐,总厂可以收房租,办下去厂里还要贴钱。几个做饭的下岗算个鸟事!机修原来五个人,现在还不是只剩咱俩了?
  整装也要打通宵了。下午,两个机修给他们车间临时拉了一条线,装了三个钠灯。从梯子上下来时,祥子脚下一软,差点踩空,胡立言吓了一跳,再也不肯让他上了。到晚上就没事了,田慧抱着件返工要拆的衣服过来招呼:你们歇歇吧,睏了就睡,厂长让明天早上男的都下去帮着装车去。祥子把工作服团成一团,压在胳膊下,趴在桌子上了。胡立言不睏,正寻思溜到鹏鹏那儿看看,鹏鹏却先上来了:买了个手机,干活没电话实在不行。怎么不开电扇?这屋里热得象个蒸笼。摸摸祥子:哎呀!祥子蒸熟了!胡立言解释说,电容挪给班里了,还没买呢。过来摸摸祥子,果然热得烫手。祥子让哥俩吵醒了,抬头笑了笑,伸了个懒腰又趴下了。鹏鹏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夜里一点多,缝纫工序完活,田慧把打工的女孩子和老职工都打发走了,留下班里的质检员处理返工活。路远不愿回家的,就在车间案子上躺下了。三点种,返工活也处理完了。田慧过来招呼:活完了,你们机修也走吧,说着还用小手在下巴上摸摸:你也象鬼一样。胡立言知道自己脸上胡子拉茬的不好看:不是还要装车吗?田慧说不用了,楼下封一箱就装一箱,不用这么多人了。胡立言摇摇祥子:走了,下班了。换好衬衣,祥子还不动弹。胡立言就去拉祥子的胳膊,祥子脑袋耷拉着在桌子上磕了一下,这家伙!胡立言抱住祥子,拍着祥子的肩膀,拍他的脸大声呼唤。田慧闻声跑了进来:怎么啦?胡立言说糟糕,祥子怕是中暑了。祥子的胳膊软软的耷拉着,田慧拿来湿毛巾给祥子捂上,喊了好一会儿,祥子才勉强睁了一下眼皮。大伙儿都惊动了,相帮着胡立言把祥子背下了楼。一辆的士很快进了厂。扶着祥子坐好,胡立言正要关门。却让贺德明粗暴地拉了下来:不用你去!说着招呼总厂的两个干部上了车。
  天亮了,医院那里把电话打了回来:祥子没了。田慧听着电话,眼泪就下来了,围在电话旁的女职工都唏嘘起来。胡立言脑子里一片空白,糊里糊涂的下了楼出了厂门,顺着院墙一直走到鹏鹏铁艺门市部才站住。才六点多,鹏鹏还没来呢。雪白的墙上又让人涂上了野广告,两个红红的字分外刺眼:办证。
  旁边立交桥慢车道上,赶早班的人们被一声怪叫惊了一下——胡立言仰着头,狼一样嚎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