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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广场 II 评论卷






安德列·曼丘克


夜半歌声
——记车臣当代诗人铁木尔·穆簇拉耶夫

译者:赤军



  望着我的城市 如严冬里的石头
  望着忧愁的废墟——疼痛
  这里来过战争
  留给我们苦涩的痕迹
  永远留下

  曾有过公园和柳荫
  街道、桥梁和高楼
  永不停止的杂音笑闹

  今天只有废墟
  难过 憋闷

  城市把我们养大
  揭示生命的美好
  这里有过平静的、平静的日子
  我们的城市世界最美

  我漫步在废墟之间
  想念着往昔的日子

  我知道 你面貌可怖但我知道
  你将从灰烬中重生
  我相信 你会是世界最美
  我的城市,我的梦之城
  我的没能实现的梦之城

  上述诗句属于铁木尔·穆簇拉耶夫,20世纪90年代车臣最著名的歌手和词作者。铁木尔28岁,曾是个不错的运动员;在中学时开始做诗,那时他只写风花雪月。和西藏、文莱或百慕大群岛一样,当代车臣处于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统治之下,但这里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在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车臣的资本主义复辟引发了原苏联近五十年来最血腥和漫长的战争,它至今还在继续。
  只看电视新闻,谁都体会不到战争巨爪的真正破坏;占领军严格的新闻检查是一个原因,但和平中的人们根本很难想象,车臣首都格罗兹尼——北高加索最大的工业、科技和文化中心今天变成了什么。学校和行政机关只剩下残垣断壁,车间被烧得蜷缩一团,居民楼要么幸运地拥有几垛布满弹孔的外墙,或是完全被炸平(比如快餐广场周围的小区)。最发达的小区损坏得最严重,那里“像发生过原子弹爆炸似的”;越高的楼房挨的炮弹越多,似乎征服者希望以此毁灭大厦(和里面居住者)的灵魂。格罗兹尼是一座幽灵城市,也是一座透明城市,阳光如同狙击手的冷枪一样,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射进来。
  十年战争给每个车臣人都留下了自己的“纪念品”,铁木尔·穆簇拉耶夫失去了一条腿,还有祖国;最终他拿起了枪。铁木尔的人生道路,浓缩了当代车臣青年的普遍经历,而他的每一首诗、每一支歌都让我们看到被摧毁和洗劫的高加索大地。

  邪恶的时代 暴力和苦难
  生命全无意义
  人民与人民 互相敌视
  世界在毁灭
  快回头!

  那些还没有浸泡在战火中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这些词句;就像从湖里舀出的一勺水,变得平淡,失去了月色下的神奇光芒。此外,铁木尔的歌曲更多地需要去听,而不是读;演奏者怪异的手法,大胆和强烈的风格,使阿拉伯诗歌吟唱传统与50—70年代苏联民间弹唱传统糅合起来,便成了独一无二的穆簇拉耶夫。不过,远非他弹唱的所有歌曲都出于自己的笔下,“许多作品是陌生人转交给我的,许多人是历史事件的参加者、游击队伤员和平民,他们满腔悲愤,心中有火焰在烧……我自豪地说,我的作者正是我的人民”。两年前,鉴于这些歌曲在士兵中的传播,驻车臣俄军总司令部禁止了铁木尔音乐作品的生产和出售,但在首都中央大市场上,你总能买到他的磁带。
  1992年以后,俄罗斯的各个城市传唱着自己的时代曲,除了商业性流行歌以外,还有政治味极重的爱国歌曲和军歌,比如《兰色贝雷帽》和其它许多许多。20世纪90年代绝不是俄国历史上最贫弱落后的时代,但它的强盗盛宴、精神的黑暗和挑战式地以拥抱腐尸为荣的劲头,却是任何历史时期都难出其右的。唾骂着“德国间谍”列宁,诅咒着“革命恶魔”托洛茨基,嘲笑着“三等货”——波兰人、乌克兰人和中国人,热吻着尼古拉二世的画像,怀念着斯托雷平和斯大林,当代俄罗斯爱国诗人的视角只有一个:征服者的视角,“总督”的视角,以远方大洋洗刷皮靴的骄傲士兵的视角。鲜血等于即将到手的财富,土著人的尸体则化作军功、军衔和奖章。

  房前屋后 山上山下
  一次次伏击
  一次次战斗
  但我们义无返顾
  为东正教
  为老人和母亲
  誓言消灭山地蛮奴

    (“第五军团之歌”)

  到处是大胡子土匪的血口
  可你没出卖母国 你保卫着她
  车臣属于我们
  你为雅利安理想而战
  你为伟大荣光的故土而战
  白人士兵——我们相信你
  白人士兵——你就是我们的祖国

    (“白人士兵”)

  而对铁木尔来说,被征服的国土,被屠戮的人民,被焚烧的希望,是他创作中永远无法回避的巨大话题。

  一天又过一天
  天数化为年份
  伤口永远是新的
  火箭弹排射与啼哭
  响在耳旁
  房倒屋塌的烈焰
  巷战的回声
  回忆如电流
  夜里没有星星
  夜里没有梦想
  这里只有战争
  这里伤口痛得难忍
  这里忘记了一切
  只知道我们宁可死去
  也不退缩
  只知道我们没有屈服
  活下去的人们
  他们知道这些!

  90年代的车臣青年是伊斯兰化的一代,许多人极其虔诚地遵守着宗教戒律,一声“真主伟大”让人肃然起敬,一句“圣战”曾让无数人热血沸腾。铁木尔也不例外。

  圣战在继续 拯救亲人般的村落
  也许 全体人民都会做烈士

 1996年的8月协定结束了第一场车臣战争,新的希望开始萌芽;铁木尔歌唱人民的胜利与和平生活的开始,但他和所有的人也都知道——和平永不会到来。1999年夏天,铁木尔追随着巴萨耶夫的部队去攻打俄国边境地区;在四首诗里他向往着“从异教徒手里解放耶路撒冷”,结果是自己的母亲城——格罗兹尼重新被摧毁和占领。时光流逝,资本主义复辟时期的伊斯兰狂热号召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昨天的“艾米尔”和“伊玛姆”化身为今日的董事长、部长和总统;车臣资产阶级活跃于原苏联的广大区域,经营着工业、金融、保险、地产和娱乐业,甚至远至中东、东南亚都有他们的产业。而在家乡,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兄弟姐妹”用草和着面烤成的大饼充饥;有些人去采野果和野菜,结果中了毒,肚子痛得像刀绞,有些人冒着触雷和被流弹击中的危险去收割游击区的麦子,就再也没回来。人民一切都看在眼里,铁木尔用歌声抨击着“出卖人民的大人物”——

  他们的灵魂被魔鬼买走
  饮下不敬真主的毒酒
  为王冠、为金钱、为虚荣
  他们出卖 出卖
  他们预定了地狱里的位置
  为石油、为官位、为宝马跑车

  难道全是假的?!
  你激情召唤的圣战?
  你舍弃天堂
  为勋章、为宫殿、为西方硬通货
  一切变得这么快
  你自愿做了敌人的俘虏

  在铁木尔的创作中,常见的词汇是“天堂”。对天堂的向往,对花园和小溪的赞美,来自对另一座城市——“梦之城”——的回忆,对苏联时代的和平车臣的回忆;随之而来的,是痛苦的无力感,和对死难者更加痛苦的回忆与思念。

  他们走了,走了
  去另一个永恒的空间
  不在地球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宁静
  伏在天堂鸟的羽翼上
  可我还是
  伤心苦痛地回想着他们的面庞

  对“圣战”的怀疑,对“绿色事业”的忧虑,对“领袖”的失望,侵略者和伪军的屠戮和劫掠,鱼肉乡里、与土匪无异的游击队,唆使青年到世界各地参加自杀性爆炸的外国“圣战者”,人民对上述“大人物”清一色的痛恨,所有这些表现为铁木尔的警告:

  你的毛拉不再忠诚
  邪恶铐住了他们
  谎言、欺骗和白白牺牲的灵魂

  你的毛拉不再忠诚
  为一己之私篡改真主的律法
  要知道他们只识人间的车马道
  伊斯兰!你要为今天的放纵付出代价

  格罗兹尼被两次执行过死刑,但这里仍存活着数以万计的居民。没有可用的住房(全被炸坏);勉强修复的电、水和煤气随时可能终止,重新供应也许要过一周、一月、半年,谁知道?在某些小区水电从未修复过。没有学校。没有教师和设备,多数青年和少年是文盲。没有工作。大工业已死,小作坊勉强喘气;很少的几处建筑工地和修复工程躲躲闪闪地运转着。多数男子去当兵吃粮或去干私人卫队。人们在自家院子里挖坑淘油,生产和用铁桶盛装廉价而劣质的燃料,在俄军和游击队联手把持的黑市出售。孩子们搜集废钢铁,它们的主要来源是地雷和未爆的炮弹、火箭弹。中央大市场号称首都最危险的地方,粗陋的柜台多半用垃圾堆成,一般俄国士兵远远避开这里,以防被卖瓜子的老太婆打黑枪;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猛然跳出,向特警巡逻车队发射火箭弹,所有特警闪电般跃下车,那娃娃已没了踪影。

  城市交通要道上到处是防卫严密的炮楼,军人、特警和突击队员躲在里面,现在他们基本上由合同兵(“战争承包商”)组成;承包商们的日常工作则由敲诈、抢劫和绑架勒赎组成。偶尔,他们也会被派去清乡,带回自己和别人的尸体。十万占领军的大脑位于首都郊区的军事基地罕卡腊,庞大无边的基地象征着俄罗斯资本主义的钢铁拳头;罕卡腊——当代车臣真正的首都。入夜,交通终止,人们不敢上街、出屋和站在窗前,城市上空到处是枪声、爆炸声,信号弹倒成了暗夜里唯一多少泛着活气的东西。俄军盲目地炮击着市区。清晨,特种兵小心翼翼地搜索基地外围,清点着“恐怖分子”昨夜又扔下多少尸体;怎样分辨恐怖分子呢?军官们说——“死人都是坏人”,在莫斯科,热爱自由和人权的电视评论员们对此毫无异议。
  资本主义车臣的又一天开始了……


铁木尔与我们

 1918 年,俄文版《车臣诗抄》问世,车臣文学从此从阿拉伯语的诗歌传统转入俄语传统。《诗抄》歌颂自由、勇气和自尊,歌颂那些统率山地人民反抗侵略和专制的真正领袖——沙米里和叶里姆汗;它的译者是车臣红军的创建者阿斯兰别克·沙立泊夫。车臣人沙立泊夫、印古什人尕普尔·阿赫立耶夫和乌克兰人尼古拉·基卡洛——并称内战时期的高加索山地红军三杰。同样在1918年,车臣红军成功地结束了格罗兹尼百日保卫战(即车臣人流传的“一百天红旗不倒”),重创和击退了数倍于己的邓尼金白军;在就此事所写的报告中,俄国共产党(布)高加索边区委员会成员С·卡夫塔拉泽指出“山地阶级斗争中,苏维埃政权必须依靠车臣人和印古什人”。1919年沙立泊夫牺牲于前线,在当地群众的口头文学中,他被称作“红色穆里德” 。
  为什么我们把目光投向铁木尔?他不是“红色穆里德”,而是伊斯兰主义者,投身于一项注定要愚弄和出卖人民的政治事业,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在于揭露它的阶级本质。为什么左翼要谈论铁木尔?
  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铁木尔的音乐和90年代这个历史阶段的车臣社会紧紧地联在一起,他的歌声表达着人民的喜悦、愤怒和悲哀;正是由于这种血肉联系,尽管铁木尔在政治上还有很多偏见,他的声音真真正正属于这个黑暗时代的底层。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和父老乡亲共命运,是共产主义者最起码的政治义务。

2004.6.22 《工人阶级》报



注:“穆里德”是伊斯兰的一个教派,以杀伐攻战闻名,此处可理解为“红色战神”的意思。

译者后记:

  在结束翻译的时候,我得到消息:今年三月十五日铁木尔已经死去,享年二十八岁。






古巴文学简史:群众(1930-1939)

摘自波尔图翁多《古巴文学简史》第八章。译者:王央乐



  ……乡村农民和城市工人的沉默的痛苦,在阿乌罗拉·维雅尔·蒲塞塔的令人难忘的短篇故事中得到了描写,现在又成为罗莎·依尔达·采尔的颇为成功的短篇小说的题材。揭露无产阶级的被剥削状况的诗歌,是以利诺·诺伐斯·加尔伏的一首被遗忘的诗开端的。这首诗曾刊载在《前进杂志》上。这种诗歌之获得其正式的确定的形式,则是雷希诺·彼得罗索在马查多政府存在的最后几天内出版的诗集《我们》(Nosotros)。彼得罗索的初期诗歌,是在象征派的逃避现实的标帜下写成的,但是由于他在一个工场里当工人,工场的生活使他感觉到有一种无产阶级的新的语言在成长,他就以热切希望的呼唤来向它致敬:

  啊,在创造的热病中轰响的工场!
  你是哺育财富和贫困的乳房!
  你是在你渴望的铁砧上,
  天天看着锻冶给你自己戴的铁链的冶坊!
  你是文明的奴隶,
  在你新式的野蛮祭礼中,
  你以钢铁的声音,向未来
  唱起你宏亮的希望的圣歌!
  啊!我怎么有这感觉,
  觉得你也有点儿以我作为营养;
  我不懂得,可是我痛恨
  你的复杂的忧郁灵魂,你的机械和技术。
  我痛恨你,因为你吞食一切;
  我痛恨你的齿轮,你的活门,
  痛恨你的巨大的律动,因为它,
  在机器的震战呼叫声中窒死了我内心的搏动。
  我以人们的共同痛苦的喊声向你致敬!

  在残酷的地下斗争的英雄日子里,雷希诺·彼得罗索和他的同伴们站在一起,他已经唱出了无产阶级的颂歌:

  我们来自田间,来自城市,来自工厂,
  我们歌唱钢铁,因为世界就是钢铁,
  我们就是钢铁的儿子。
  可是我们要超过机器。
  …………………………………………………
  与我们锻冶钢铁一样,我们要锻冶另一个世纪。
  我们会看见新的日子,
  装饰着欢乐,
  我们强壮有力,迎着太阳排成队伍。
  我们来自田间,来自城市,来自工厂,
  每一件劳动的工具,就是一件武器
  ——一把锯子,一把扳子,一把锤子,一把铲子,
  我们占领大地仿佛一支部队在进军,
  用我们全体的歌声向生活敬礼!

  ……
  无产阶级对社会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抗议,这时候也在尼古拉斯·纪廉,费力克斯·毕塔·罗德里格斯,安赫尔·伊·阿岛希尔的诗中得到表现。玛努埃尔·那瓦罗·鲁纳,他参加先锋派运动较迟,在《脉搏与波浪》(Pulso y onda)(1932年)中以热烈而勇敢的诗句呐喊,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在《受伤的土地》(La tierra herida)(1936年)中以极为现实的情调,道出了对被剥夺的土地的呼吁;在《孟此的诗》(Los poemas mambises)(1944—1959年)中,赞扬了本岛伟大爱国主义传统的锻冶者。……





韩国诗人朴劳解、金龙泽




  韩国的80年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诗歌创作空前活跃,诗集的数量也史无前例。由于政治体制的暴力性,以具体叙述和描写为手段的小说无法保障创作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以想像力和含蓄性为特征的诗歌站到了文学创作的前沿。为民主化抗争发出的呐喊、对统一的渴望、对被压迫人群的同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等,社会现实问题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主题。劳动诗、农民诗、城市批判诗等,当时的诗歌网罗了广阔的素材领域。其创作层也非常宽厚,从专业诗人到大学生、工人、农民、大学教授等各种不同阶层的诗人加入到诗歌创作领域。诗歌形式也有抒情短诗、叙事诗、故事诗、散文诗等多种。尤其这一时期的诗歌打破了诗歌与散文的界限,积极运用和发扬70年代诗歌遗产之一的“散文精神”。
  80年代韩国诗歌中,注重现场感的劳动诗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从8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年轻诗人中,朴劳解、朴永根等诗人始终关注劳动现场,创作出许多反映民众意识和精神的作品。他们凭借在劳动现场的实践性体验.取得了经验的真实性和诗歌内在紧凑性的统一。朴劳解的《劳动的清晨》、朴永根的《在就业公告板前》、金海化的《劳工手册》、金基洪的《白干的一天》、白无产的《万国的工人啊》等作品是其中的优秀作品。
  朴劳解堪称是80年代韩国劳动诗先锋。他的诗歌以劳动阶级的生活为起点,形象地反映劳动者及其生活的世界。朴劳解1956年出生于全罗南道,15岁时来到汉城当技术工人。在《诗与经济》第二集发表《一个裁缝助手的梦》等6 首诗,从此步入诗坛。他的诗以劳动现实中的具体体验为基础,出色地描述劳动者的绝望、哀愁、愤怒和怨恨。因为他的诗作中表现出的怨恨和异化感等都来自劳动者的现实生活,所以他的作品给现存诗坛带来巨大的冲击。他的诗集《劳动的清晨》出自劳动者(工人)诗人之手,描述了劳动者自身的喜怒哀乐。这在80年代韩国诗坛,无疑是巨大的冲击。
  在《呼唤指纹》、《手的坟墓》等作品中,朴劳解刻画出劳动者们悲惨的生活和悲剧性现实。
  《呼唤指纹》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30 多岁的热血青年。当他在“更新身份注册”的时候,头一回“意识到自己是同样的国民”,但是他的指纹在6年多的艰苦劳动中早已被磨损掉。

  一生从未做过亏心事
  用这双手养家糊口
  生产出口产品
  我举起黑色的,粗糙的手
  按下指纹
  啊
  没有,确实没有
  在劳动中磨掉了
  表明人与人不相同的
  指纹,没有了
  没有了,线条和纹路
  都被磨掉了
  警察大发雷霆
  但是在漫长的劳动中
  我的指纹,我的青春,甚至我的存在
  消磨在跨海远行的出口产品中
  已经荡然无存。

  反复地画押
  始终没有指纹
  化工药品工厂里
  姑娘们终于失声痛哭
  成群结队,没有指纹的人群中
  我们不存在
  做了强盗也不会留下痕迹
  郑大哥开着玩笑
  却没有一个人在笑。

  “在劳动中磨掉了”指纹的他们“以冰冻的沉默/再次确认,自己是同样的国民”,“呼唤着/将鲜明地复苏的指纹/呼唤着/劳动者青翠的生命/呼唤着/复苏的/你我的存在/劳动者的新春/呼唤着/呼唤着”走在飘落的雨夹雪之中。
  《手的坟墓》中描述的现实比起磨损掉的指纹还要悲惨。主人公决心“今年的儿童节/一定要抓着妻子和儿子的手/去儿童公园”。但是手被机器无情地截断。捡起流血的手,要去医院,但是老板、厂长、部长们都嫌他穿着工作服而拒绝承载。结果他在流了好多血之后才能坐上货车去医院。

  从沾满油污的手套中
  掏出被机器压断,尚在颤抖的手
  看着劳动36年的手
  无言以对
  怀揣塑料袋包着的手
  来到奉天洞坡上郑大哥的家
  面对郑家嫂子爽朗的眼眸、侄儿闪亮的眼睛
  实在不忍心掏出那只手。

  诗人的愤怒在劳动的手和不劳动的手指间的对比中达到极点。工人的手在劳动中被截断,但是他的工钱少得可怜。全诗贯穿着凄惨而悲伤的情绪。

  我怀中郑大哥的手
  已经变得冰凉,透着黑紫色
  我们用白酒洗净那只手
  将它埋在工厂阳面的墙脚下
  我们埋葬的是
  享乐祖国之繁荣的
  黄色的剥削之手
  白色的不劳而食之手
  用压床将它们碾碎
  用我们怨恨的眼泪
  将它们埋葬
  一次又一次埋葬
  直到
  劳动之手变成欢乐的手语
  复苏的那一天。

  作品以触目惊心的语言表现剥削者的残忍和恶毒以及对不公正社会的极大怨恨。
  同时,朴劳解的诗歌始终贯穿着对生存强烈的热爱。无论如何践踏,都不会丧失的生存欲望和生命力,只有在劳动者的现实生活中才能够体验得到。统治阶级所要剥夺的正是这种强烈的生存欲望和坚强的生命力。所以诗人才更加愤怒。《缝着被褥》、《妈妈》等作品表现出真切而深邃的情感世界,表明爱情的情感力最是斗争的推动力。

  在深入的斗争中、实践中
  我逐渐排泄掉他们的糟粕
  正如劳动者不是生产利润的机械
  妻子也不是我的侍从
  而是平等相爱的朋友和夫妻
  我们的一切关系
  都应该是相互信赖、相互尊重的
  民主主义的
  缝着被褥,等待着
  做完加点工作才能回来的妻子
  我用针头刺痛我的反省。

  《缝着被褥》中的主人公反省着曾是家庭内“独裁者”的自己,重新认识到妻子应该是平等的人格主体.表达对妻子深深的信赖和爱情。在《妈妈》一诗中,诗人高呼“为天下所有妈妈们的悲怨/为夺回失去的幸福”,自己要做一个不孝之子,留着泪奔向残酷的战场。因为拥有真挚的爱情,因为懂得爱情的真谛,所以为找回充满珍爱的世界,离别爱情,奔向战场。抒情主人公向母亲发誓,要用珍爱和孝心弥补暂时的不孝。

  牢记妈妈的血泪和怨恨
  直到有一天
  以我珍爱和孝心
  给妈妈找回珍贵的和平
  到那一天
  我要满面红光
  高擎胜利的旗帜
  从血腥的战场回归
  我要给妈妈行大礼。



  农民出身的诗人金龙泽,1946年出生于全罗北道任实。他一直在地方体验农村生活,1982年发表农村题材的诗作《蟾津江》,从此步入诗坛。金龙泽出有诗集《蟾津江》(1985)、《晴天》(1986)、《姐姐,天要黑了》(1988)、《通往开满花儿的山》(1988)、《思念的情书》(1989)等。他被评价为继申庚林之后以最为细腻的情感生动地描绘出农民生活的诗人。作为农民的一员他所描绘出的农民生活真实而自然地呈现出民众的酸甜苦辣。他的诗歌开辟了以民众情感为基础的新的抒情境界。
  金龙泽的诗歌体现了农民诗的真谛。首先,他的诗描述了贫困、环境污染、挫败感、宿命论等农民的生存状况。诗人笔下的农村生活是“镜子早已被打碎了的一个衣柜、箍好了的几个酱缸、旧衣物包袱、破旧的棉被、连一台遍地都是的黑白电视都没有的家什”(《蟾津江·16》)。不仅如此,农民还要被迫离开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

  我们的血、我们的汗、还有我们的肉,都给了这一片土地。被抛弃、被鄙视,也始终在这一片土地上。我们双双地听命于国家,深深眷恋着这一片土地。他如今已经35 岁,却要搬家……(中略)在我们的身后,会馆的灯火一个又一个地暗下去了。黑暗笼罩着村庄。路过空荡荡的他的家,我们将会背过脸去。念叨着熏黑了的没有灯火的邻居,我们将会失眠。我们将又一次因红角鴞的鸣叫声、猫头鹰的鸣叫声、河水的鸣咽声辗转反侧。不过还会有人离去的,还会有人离去的……(选自《蟾津江·16》)

  农民们一家接着一家,离开农村,天空中只有凄凉的鸟叫声。一辈子辛辛苦苦,得到的只有贫穷。诗人在另一首诗《太焕哥背着成堆的债离去》中描述,农民到头来能够留给子孙的只有成堆的债务。

  借钱买烟抽
  借钱买酒喝
  借钱睡觉
  借钱走路,又借钱休息
  借钱得病,又借钱治好
  借钱买电视机,又借钱看电视

  借钱劳动
  借钱吃饭
  借钱吸气
  借钱呼气
  借钱结婚后,借钱生儿子
  又借钱养大
  啊,借钱还债,债债相连
  每一个脚步、每一句话,都是债
  啊,这个世界满地都是债

  金龙泽在无情地揭露阴暗的农民生活的同时真实地描绘出农民的自暴自弃和意气用事、怨恨和憎恶以及失败意识。

  爸,离坟墓怎么这么远
  我今天也依然找不到爸爸的坟墓
  在日落的杂草丛中迷了路
  爸,死亡和生存之间怎么这么远?
  你这个家伙
  不要找什么世上没有的路
  去找找田,田。

    (《山的回响》全文)

  农民的生活无非是,生存和死亡之间,遥远的悲剧性旅程。所以无论怎样仿徨,也始终找不到路。农民痛苦的现实就像令人窒息的黑暗的坟墓。但是农民依然挣扎着要寻找出路。金龙泽并没有将农民的梦想彻底推向失败与绝望的深渊。就像诗中爸爸的劝告,出路是找到“田”。诗人没有放弃寻找出路的努力,并没有在令人窒息的黑暗的现实中悲叹和绝望。他渴望能找到充满人情和真爱的“田”——乡土世界和原初世界。
  在《爱情》一诗中,抒情主人公别离心爱的人。两个人真诚相爱,但主人公不得不送别爱人。虽然主人公“无法处置/心中的伤痛”,但绝没有陷入绝望和自暴自弃的困境中。抒情主人公把深深的爱意埋在心中,“企盼着/正如季节的迁移/我的心/迁移到新的世界中”。

  就像寒冷冬季的尽头有着青翠的希望之春
  就像属于我们的世界在我们不知不觉间来临
  我们的麦子在吐青
  某一个地方会有青草在发芽。
  现在想来
  你也是这世上无数人中的一个。
  这几个月来
  我曾努力把你忘记
  虽然痛苦
  但是真挚的痛苦
  使世界变得更大
  让我看清楚世间的万物。
  我感到,人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那么美丽
  都那么珍贵。
  我仿佛成了一个饱经沦桑的圣人。
  我终于明白
  因为和你相会,而在世间发生的一切
  都和我不无关系
  我终于学会感激
  能够出生在这个世上。
  就像我深深地爱着你的心灵
  我爱着人们生活的世界。

  金龙泽的系列诗《蟾津江》以美丽的语言描绘了农民的世界。蟾津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血脉和乳汁,也承载着农民的希望和梦想。诗人仿佛写生一幅风景画般逼真地描绘了蟾津江两岸农民的生活。农民的一切喜怒哀乐都溶化在蟾津江,静静地流去。

  流淌着,流淌着,如果干渴
  它就召唤荣山江的水流
  紧紧地去拥抱,拥抱。
  你去看一看
  萦绕智异山浑圆的腰身
  流淌的蟾津江
  它可不是
  几个人可以抽干的水流。

    (选自《蟾津江·1》)

  《蟾津江》的诗歌语言细腻,形态完美。这首诗结合短诗和散文诗的形式,以其精练的语言弥补了散文诗略显呆滞的缺憾。
  除金龙泽外,以农民为题材的劳动诗还有洪日善的《农土的历史》和金永万、高在宗的一系列作品。这些诗人的农民题材诗歌有别于先行的农民诗歌,他们的诗歌对焦于社会现实矛盾,反映农民的悲欢。即,“他们突出的成就是把农村现实及其主体——农民放在农民运动史的进程中思考。”


资料来源:“东方文化集成”丛书《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20世纪80年代文学》之《第五节 韩国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



附录——南韩80年代的大众诗


  在80年代韩国诗坛上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诗歌创作的作家群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大众化潮流带来的正面效应。到70年代为止,文学还是少数人的专用品,但80年代出现了大量工人、农民诗人。他们立足于生活现实,表达了工人、农民的真实感受,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生活真实。朴劳解是在这些工人、农民作家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朴劳解1957年出生在全罗南道咸平,毕业于善邻商业高中。他从自身工人劳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劳动生活的艰辛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以及社会的不平等,因此他积极参与、组织工人运动,1984年被政府当局通缉。1989年因南韩社会主义工人同盟事件服役,金大中就任总统后,1998年8月15日获特赦。他于1983年,在《诗和经济》杂志上发表《喜大之梦》之后开始诗歌创作,出版了诗集《劳动的清晨》和《头上扎着布条》。
  
  “用颤抖的手扎上布条
  离开得过于遥远的
  我们的梦想和未来
  晴空、鲜花、阳光
  正在被忘却的朋友、亲戚和邻居
  都紧紧地扎在头上。”
  
    (朴劳解《头上扎着布条》摘译)
  
  这首诗明确表达了为了争取劳动解放而坚决与剥削者斗争到底的决心。他的诗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唱出了广大工人的心声。





地下火


中国无产阶级的破晓春雷:
谈《工人诗歌》创刊号的首创意义

——热烈庆贺《工人诗歌》创刊号的胜利出版



  ……
  请你来到我们这个家
  来到工人诗歌联盟
  这个诗界,一个祖国

  在这里,在这从四面八方
  汇集起来的浩浩荡荡的工人队伍里
  你会感受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与尊严
  你会读到工人同志们的诗,他们的
  脉搏与心跳,坦真与朴实
  他们的血与汗,光荣与梦想

    ————《工人诗歌》广告词 沉戈执笔

  11月2日,我收到了一个从东部沿海工业区寄来的包裹。健忘的我一边努力回忆着这是怎么回事,一边撕开包裹,惊喜渐渐涌上心头……这是《工人诗歌》创刊号呀!我的心情像经历着一场重大历史事件一样,庄严、喜悦而激动地看着这本大气(16开)而有份量(近百张纸)的书,土黄色壳面显得质朴、清新。我按老习惯先翻看了前几页和最后两页:介绍之扼要(卷首语、附后的征稿启事)和版式之简洁饱含着来自产业劳动者的自信和尊严。主编之一绳子在给我的电邮中说,《工人诗歌》目前只是想每年出一本。另一主编吴季在论坛上说:由于资金瓶颈,“印得太少了”。总之,《工人诗歌》创刊号的出版还只是试探性举动,但从已寄出的数量(280多本)和工诗联论坛上的初步反馈来看,考虑到它没有——而且骨子里拒绝——任何权势背景、完全由工友们自主自发创办,这一尝试无疑已取得重要胜利。

工人诗歌的进化,阶级文化的苏醒

  无产阶级能否拥有自己的文化?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托洛茨基 ,他在《文学与革命》中极力论证不存在“无产阶级文化”,俄国文艺批评家W.普列托涅夫则主张“无产阶级文化”,反对托氏的论点。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文化”这个名称的危险性在于“错误地把未来文化(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的文化——引者注)压缩到今天的狭隘限度内。它们虚构了远景,破坏了比例,歪曲了标准,以及造成了那些小团体的骄傲”。托洛茨基所言固然有理,但这种危险性只存在于出自不同客观社会地位的不同理解之间。所谓阶级的文化或其它因素,在语文上只是一个中性词,只有具体的社会内容才会赋予它倾向性。如果无产阶级文化是作为围绕着劳动者自身独立的阶级立场和包容不同个性的集体主义观念的文化,就决不会成为小团体固步自封的借口,而会成为激发全体无产阶级奋进的号角。但托洛茨基却认为即使是无产阶级“我们自己的东西”,如果仍显粗糙就谈不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因为“无产阶级的艺术不该是第二流的艺术”。可是谁能当庭宣判某种无产阶级文化是一流还是二流呢?这又绕回了各人的不同理解……


注: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革命工人运动的一位主要参与者。1905年积极参加了彼得堡工人委员会的活动。他是十月革命领导者之一,内战时期苏俄红军的缔造者。战争严重破坏了苏俄工业,使工人群众普遍更加贫困并陷入消极,先进份子大量牺牲,导致逐渐形成官僚独断的局面。托洛茨基为首的党内反对派力图恢复无产阶级民主,失败后遭流放与驱逐。1938年他筹建了第四国际。1940年被苏联特务杀害。托氏对工人阶级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不断革命论”,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只有夺取政权,才有可能落实深刻的社会改良。由于工人政权意味着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因此工人的政治斗争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文学与革命》是他在1923年写成的著作。——编者注

  应该注意到托洛茨基发表于1923年的上述文艺观点已经受到苏维埃官僚领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束缚,他尖酸地嘲讽自命无产阶级文艺代表的“打铁铺派”:“宣言的作者们将苏维埃政府所保护的艺术与无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前者是笼罩着蒙眬天色的荒漠,而后者则是巨幅伟构与伟大的风格,不过它没有获得必须的认可”。
  八十年后站在巨人肩上,更因站在新兴的无产阶级自信的基础上,我们理应看得更远。吴季的《打工诗歌创作谈》正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文化”这种更宽泛的意义的考虑(虽然他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他认为“打工∕工人诗歌”当然是指打工者所写的诗歌,但并不限于打工生活的题材和诗歌这一特定体裁,写作时则应该“尽量以一种写日记的心态,向朋友、亲人或其他打工者述说你的喜怒哀乐,或者跟他们交流的心态,来写下每一行诗句”。吴季的工人诗歌目的论更为振奋人心,他指出“打工者诗歌的首要目的,应当是传达出自己的心声:感触、思索、遭遇、矛盾、梦想。它的价值首先在于激发起同样境遇的打工者的共鸣。”“打工者的诗歌应当是自由的,并努力争取成为自由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工人诗歌》开创新源流的思想意义,是有必要回顾回顾历史的。
  创刊号里收录了工人诗人默默的一段回忆录和几首诗,这蕴涵着作为一个阶级文化因素的“工人诗歌”对自身社会历史的回忆。1988年,24岁的工人诗人默默参与创办了一期《劳动界》,作为挂在上海第二钢铁厂厂报后的特刊。从有限的材料来看,默默80年代后期的诗歌已表现出不同于官方的态度、情感和视野,因此应该承认那一代《工人诗歌》已有一些成就。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首诗《工资》,其中精彩的语言、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讽刺——尤其你想到这是1987年的工人诗歌——都让人拍案叫绝。但我认为,《劳动界》的诗人们只是官僚极权统治以来阶级意识普遍瓦解的荒漠中一些孤弱的声音,不仅处境尴尬,自身也很无力,“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剧作家张广天却夸大了那一代的工人诗歌,称它表现了“在新中国文化美学背景下人民文艺的自信”。可是请问,在工人阶级无法派出自己的政治代表、而官僚极力用自己的语言灌输工人头脑的时代里,在“国营工厂像个国家/一国之君是个皇帝∕天生的龙种。把任命自己的上级喊爸爸”(沉戈的诗)的时代里,所谓的“新中国文化美学背景”是什么东西呢?所谓的“人民文艺”又能是个什么玩意?
  80年代工人诗歌开拓者的现实处境、思想和心态究竟如何?且听《劳动界》创刊号之《编后语》的执笔者们自己说:

  我们对劳动界多年来不断呈现的某些基本事实——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事实,往往难以确认。即使有人对此确信无疑,但却很难从历史角度和社会现实方面,作出新的解释。事实上,我们对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和我们身处的社会在认识上,至今仍然处在无知状态中,毫无疑问,这种可怕的无知一直是在外界巨大的威力和威胁下,或暗中诱使下造成的。……展现大家面前的这些诗,所以还显得苍白,软弱无力和肤浅,显示了我们认识还不纯和还受着各种思想的腐蚀和缠绕,也说明我们还多么脆弱和缺乏战斗力。

  可以相信这些都是大实话,而非客套。他们所说的“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事实”指的正是张广天所谓“新中国文化美学背景”时代的社会现实,他们感受甚深,却不能从社会历史角度“作出新的解释”。他们困惑,焦虑,迷茫,意识到这是一种“可怕的无知”。这又源于官僚极权的长期钳制和洗脑,源于 “外界巨大的威力和威胁”。正因此,他们的诗饱蘸劳动者的苦难、悲愤,却又处处隐含着对工人任劳任怨却盲目辛苦的、普遍“怒其不争”的忧虑,他们还完全不清楚如何在“复杂而严峻的现实”以及“各种思想的腐蚀和缠绕”下重塑独立的阶级意识。至此,我不禁想起1993年一些老工人在被工厂官僚踢出工厂时的无力的哀叹:

  当时我们脑海里根本就没有维权意识,建国以来我们的党中央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人民信任共产党,相信党中央会为人民谋福利!我们才会含泪走向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去自谋生路,当厂领导在美丽的霓虹灯下搂着小姐举杯畅饮的时候,我们却愁眉苦脸地在昏暗的路灯下摆地摊,挣钱养家糊口,艰难度日。(西安石棉总厂工人桑文英《我的维权之路》2006年5月18日,参见毛左派的中国工人网)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老工人已走过了几年的维权路,却仍公开寄望着“上级”。可见即使在市场经济全面获胜的今天,官僚主义和工奴文化的历史流毒仍然在怎样愚弄着劳动者!
  相比之下,《工人诗歌》则大大地前进了。《卷首语》和《征稿启事》都更明确地表现出劳动者的自我主体意识,此其一。其二,《工人诗歌》所处的社会环境比《劳动界》那个时代更明朗化了:官僚社会主义蜕变为官僚资本主义,阶级壁垒更清晰,新的大规模产业集中和资本积累更加发展,产业劳动者阶级从而更能清楚地看到自身的社会轮廓和利益、与其他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具体差别或对立、自身斗争潜能和独立的集体的前途。以《工人诗歌》的出版为标志,工人诗歌不再是些许孤微的夜半歌声,而是一支植根于富有生气的产业工人阶层的劳动者战斗进行曲的有力前奏。再次,作为互联网—民间工人诗刊的《工人诗歌》的创作源泉、规模和多维度更是远超作为挂靠官方厂报的《劳动界》。例如,《劳》刊的作者只有3人,《工》的国内作者就有60多位,以各行业普通打工者为主;又如《劳》只是一份诗报,总共不到十首诗,《工》则有180多页,内容不仅多彩缤纷,而且涉及的体裁也广,诗歌之外还有散文、随笔、评论、小说,许多文字就像娓娓道来的诉说,令人耳目一新。(只有在发行量上《劳》[创刊号1000份]超过了《工》,但前者完全是由官方资金技术设备支持的,后者是工友们自发凑钱支持的)。从实质上看,《劳动界》与《工人诗歌》的所处时代和阶级面貌都发生了迥然不同的质变,两者的关系,脱胎换骨多于继承。《工人诗歌》更多地继承了一种更接近反对一切压迫的、劳动者自我解放的文化传统,这种断代失传了许久的传统虽然刚刚开始恢复,但已在迅速成长的产业劳动阶级的召唤下呈现出空前的伟大复兴前景。
  文艺上,从阶级意识被混淆、瓦解的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工人阶级经历了个别先进分子的苦苦探求(1988年《劳动界》),走过了1949年革命遗产——国有财产制度的崩溃和精神幻灭,走过了“无产阶级的伤痕文学”(旷新年对2003年曹征路小说《那儿》的评价),尽管这个阶级仍未真正找到自己的出路,但它终于开始形成自我意识,并执著地表现它——这就是2007年的《工人诗歌》创刊号——虽然无需夸大——从作者和读者的绝对数量上看仍只是产业劳动群众中的一小簇星火,却以振聋发聩的呼喊与阶级认同昭示着中国无产阶级走过了数十年漫漫长夜后的破晓春雷。

在思想自由天空下锤炼共同阶级元素:劳动解放潮流的新生

  我不是工人,也决非“从上面来关注底层的文人”;我是笃信劳动者能够通过自身不懈斗争获得彻底解放的青年,怀着工厂学徒的心态、理想主义的探索精神和批判的独立思考来对待当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诗歌。《工人诗歌》创刊号首先引起我极大兴趣的内容是放在诗刊最前面的沉戈的诗,以及收录其中的吴季对沉戈的诗评。
  有趣的是,吴季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而沉戈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但吴季却高度评价沉戈的诗是“喷薄欲出的号角”,说从沉戈的诗里可以“听到地火倔强的运行之声,听到中国工人阶级脉搏强健的跳动”。两位都是工诗联管理员,吴季有过数年的工厂生活体验和一些工人朋友,沉戈则是有着30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他们能存思想之差异求阶级之认同这本身就令人感兴趣。而吴季的那篇文艺评论也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沉戈的诗被工诗联编委放在整个诗刊之首,大概不是偶然吧。吴季的这篇评论以及沉戈的诗非常值得认真阅读。
  在我看来,吴季真正地从无产阶级团结与解放的立场而不是从某种意识形态小宗派的狭隘圈子去评价沉戈的诗,萃取、提炼出工人诗人创作中进步的阶级元素,这比中国主流左翼阵营要高明得多,值得一切有思想的工人和进步青年学习借鉴。不过,我认为吴季写于2006年初的这篇文艺思想分析还有点粗糙模糊,应该更前进些。例如,吴季涉及自由主义的若干评价仍显得有点抽象(更多批评其温和性质,但实际上自由主义也有激烈斗争的一面)。我认为应该向那些追随自由主义的工人群众阐明:使全社会所有人都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文艺自由以及争取游行集会结社罢工自由这些都很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理应追求,同时应结合历史现实揭露批判斯毛的假冒伪劣社会主义之流。自由主义的本质在于,它把这一切建立在自由剥削劳动者的资本私有制和捍卫这种剥削制度的资产阶级法权及其国家的基础上,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意味着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从而垄断受雇劳动者的生活源泉,使得上述种种美好的自由都被迫成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买卖自由,使一切都变得不自由,被异化且堕落了。因此我们才说它是反动的。它真正捍卫的核心观念是资本自由,结果必然损害其他那些对劳动人民来说最重要的自由权利。只要工人还不敢触动资本自由、买卖自由这些“正常的”资本生产秩序(即所谓“自由主义的底线”),别说劳动的完全解放,就是连物质待遇的稍微改善和更多一点点权利都争取不到。需要告诉工人的是,近年来有产权贵的政府之所以向劳动者作出些微让步,例如关注农民工、加强工会、制定劳动合同法等等,根本不是因为政府的慈悲为怀或知识分子们苦口婆心的劝说或什么仁义道德正义良心在“冥冥”中起作用,而是因为许多地方的工人越来越多地采取了破坏“正常的”资本生产秩序的斗争方式(例如罢工、堵公路,甚至占厂),从而引起了剥削阶级的恐慌。
  吴季评价沉戈的诗中“作为武器的思想和信念是接近于自由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的”。我觉得应该进一步解释,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不仅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自由主义者往往同时是革命者,即使在自由主义早已堕落倒退的今天,他们仍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前进为革命者(即彻底反对资本秩序者)。这种前进不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发生,而是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辩证过程。条件之一是,这个自由主义者必定是自身命运和情感被无产大众维系着的人,其二就是在阶级斗争激化的大环境下(未必非要到革命形势)。这种前进的动力在于工人所信赖的反动思想(不仅自由主义还有其它如民族主义、毛主义等等)与自身阶级利益、阶级集体心理的内在矛盾。革命社会主义者全部任务的本质就是要向无产群众不断地揭示这种矛盾,坚持使群众通过自我教育(哪怕暂时仍不清醒或有谬误)最终觉悟,从自身的阶级取得解放自己的动力。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沉戈的《起来》:

  不要躲进自我
  关门反省
  我们是无罪的
  也不要隐居深山
  与古寺为伴
  人心不是石头
  我们要到广场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让被压迫者
  发出愤怒的吼声
  让我们象人一样
  活着
  或者死去
  让我们滚烫的血
  染红黎明的朝霞
  而不是染红权势者
  贪婪的嘴

  我们
  牛马般被奴役
  猴子般被戏弄
  我们
  被迫着
  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我们要到战场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让我们鲜红的血
  染红硝烟卷裹的
  旗帜

  吴季很恰当地称这首诗“表现得非常有力:革命的吁求喷薄欲出”。但更应该揭示沉戈的那种自由主义(对私人企业、对自由市场的迷信)怎样束缚着他的“革命的吁求”,怎样妨碍了真正属于包括他在内的工人阶级利益的种种自由权利。例如吴季所引用的沉戈的文字:“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世界,写诗不可能是一种职业,也正因为写诗不是一种职业,诗人也才真正的获得了自由和光荣”。我认为这段话恰恰最集中地表现了沉戈的内在矛盾,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创作自由起了尖锐冲突,但沉戈只是用一句恰好颠倒了事实的谎话掩盖了这个冲突(“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世界,写诗不可能是一种职业”)。正是为了帮助工人朋友解决这种深刻矛盾(表现为精神焦虑),而不是出于宗派的考虑,我们才应该反对自由主义。但吴季没有着力解决这个问题,只是隔靴搔痒地说“这样的想法是很可商榷的”,用一些委婉温和的解释草草应付过去了。简单说来,私有制市场经济与文艺创作自由的冲突,不仅表现为吴季已揭露的那些“投身市场”的作家(可惜吴季也只是从道德上批判这一现象而不是从资本生产关系强加给人的客观的异化性质来批判),还表现为资本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剥夺——沉戈自己所说的工人“加班加点就是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使广大工人太缺乏闲暇时间实现文艺创作自由。
  要揭穿自由主义或其他反动思想的谎言,只有说出全部真相,并提供另一种分析,哪怕带来暂时的痛苦。当然,论争应当自由,各种思想都应当有自由无拘束地充分表达的权利(决不能像许多毛主义者那样把有民主自由人权等诉求的工人、或即使是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工人斥为资产阶级,而必须严肃地从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民主平台上与工人当中的各种反动思想的影响做斗争,严格地把人和思想分开看待),虽然令我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对吴季这篇相当激进的左翼评论的批评,这或许是因为工人诗歌的读者还太少。
  无产阶级需要思想自由和文艺创作自由。托洛茨基虽然否认“无产阶级文化”的可能性,却明白无误地从阶级解放的角度来浓墨重彩地确认文艺自由的重要性:“向他们(即文艺创作者——引者注)提出了拥护革命抑反对革命这个不含糊的标准之后,我们要容许他们在艺术园地内有自决的完全自由。”“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以估量新艺术的发展,探索其来源,藉批评的指明道路之法来帮助那些最进步的流派,但我们的能事只能以此为限,艺术一定要走它自己的道路,运用它自己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党(它可引申为有组织的革命的阶级先锋部分——引者注)领导无产阶级,但不领导(全部)历史过程。在有些领域中,党直接地用命令来领导,在某些领域中,党只能协助。最后,在又一些领域中,党只能表明自己的方向。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保护艺术与帮助艺术,但它只能间接领导艺术。对于某些艺术派别,它们诚心在趋向革命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予它们以额外信任,以此帮助一种革命艺术形式的确立”(《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这个思想跟毛泽东们(即有中国特色的斯大林主义者)要把文学完全当作“党”[实际上是官僚集团]的奴仆的做法是不可比拟的。无怪乎延安时代——被后来一些毛主义研究者吹捧美化为“民主和平等”时代——最富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左翼作家王实味被扣上托派帽子,整死在红色官僚集团的枪口下,鲁迅的继承者胡风则在50年代“新中国的阳光下”命丧黄泉。今天的无产阶级运动必须正视和汲取历史的一切罪恶教训,勇敢地重拾革命的无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传统。在这方面,在思想的自由与开放上,《工人诗歌》创刊号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良好开端:它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不仅是沉戈),也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不仅是吴季),更有许多其它的对于社会历史各种各样的个人理解。
  同样是致力于社会进步,但是与迄今为止中国所有左派知识分子的文化机构(包括毛派杂志和网站《中国与世界》、新左派的《读书》杂志、以及主流泛左翼基地乌有之乡书店、座谈会和网站)极为不同的是,《工人诗歌》无论编委会、作者群和读者群的主体还是创作的取材、心态、气质都是属于产业劳动阶级,它自命追求产业劳动阶级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立场,这种追求第一次建立在名副其实的阶级基础上。诚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工人阶级未必随时随地都倾向革命的社会主义,即真正彻底的劳动解放前途,正如吴季所说:“工人的诗歌不一定就成其为反抗之诗、革命之歌,虽然我们期待会是那样”。我们更应承认,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相当大部分仍处于浑然不觉醒状态——他们并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幸福根本地寄托在劳动解放斗争的前途上,仍然满心希望或心存一丝希望地致力于个人奋斗。所以沉戈焦虑地写道:

  现在我们才真正懂得
  做一个中国老百姓
  是多么容易,多么满足
  只要能有碗饭吃
  就是我们最神圣的自由

      ——《国营工厂》(之二)

  这种清醒虽然表明老工人沉戈比许多依靠皈依毛主义的“革命形势大好”之类政治宗教支撑自己爱党爱国信念的那部分老工人更诚实认真,但他(其实还代表着一部分比较有思考力的工人)又陷进了自由主义的没落低洼里,这阻碍了他,把他的阶级热忱白白挥发在敌对异己阶级的精神圈套里。但是已转向劳动解放斗争之路的先进工人必须坚持与还陷在自由主义或其它泥潭中的那部分工人开放式地对话,在使所有工人的种种意见得以自由充分地表达的基础上,坚持不调和的思想斗争。这一切都必须始终尊重工人的自主性,使工人得以在自己的斗争与实践中检验关于劳动解放的各种思想。
  每一个工人都应意识到自己是劳动解放事业的主人翁。那些并没有接受无产阶级生产生活斗争充分洗礼的左派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知识对于启发和促进工人阶级思考有一定益处——不管他们多么地政治正确,假如带着包办和灌输的想法,那是顶顶有害的。因为即使他们中最真诚的分子也难免受资产阶级内部关系和价值观的束缚,从而不自觉地坚持种种把无产阶级引上歧途的机会主义思想。工人肯定也会犯各种错误甚至是机会主义,但当他们觉察到包括自己在内的阶级利益因这些思想错误而受损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摆脱它,而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往往固守对历史文物的留恋和惋惜。“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马克思《第一国际章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极其重要的意义上,《工人诗歌》开创了新的劳动解放潮流。
  然而这个潮流能否健康发展壮大下去?要取决于包括工人诗人在内的那些本阶级中最能思考的工人朋友们的探索与奋斗,取决于先进工人与进步青年(特别是青年工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共同生活和共振磨合,也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列主义左翼文化传统(它有别于斯、毛主义和民社主义)的复兴有关。这一切都正在我们面前拉开帷幕,催促着我们去开拓、深翻、施肥、耕耘。事在人为,《工人诗歌》创刊号的胜利出版——想想工友们以多么大的决心和努力克服了令人头疼的物质和时间的紧张!——却已生动地展现出中国工人阶级先进部分的首创精神。我坚信,《工人诗歌》继创刊号之后还会有更好更多的后续期刊出版发行,特别是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工友和青年投入到这股新潮流中来,在工人阶级的独立和主动下,劳动解放事业的前景充满希望!

2007-11-6晚间 于南方某工业城市



附两个回复:


【战斗队员】

  有产国家里,不可能存在的是“发达的、稳定的无产阶级文化”,不是完全不存在“无产阶级文化”。“全体无产阶级奋进”的时刻,与无产阶级发呆低头的日子比起来,只是夜空的闪电。职业或半职业党棍可以多年手舞足蹈假装亢奋“形势一片大好”、“就是好!就是好!”,无产阶级本身绝不会没完没了地“奋进”。这也说明了为何被奴役者的解放文化不可能长期高度繁荣。
  很多真诚的小知左青往往错把闪电当成日光灯,想当然地以为存在着一个永远军容整齐斗志昂扬的先锋大队,好象《母体》里的“锡安”。配合着一些“阵地战”、“反文化霸权”一类的玩意。如不及时澄清,就成了左青们理直气壮搞改良主义的“激进左翼”遮羞布。

【吴季】

  很难说这本纸刊是否有典型意义,我想它并不能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两个部分)总体的精神面貌。编印和选稿的目的性很强,就是要力争走在前面,当个“先驱”,做点“启蒙”工作。尽管作者们未必这么想,编者选用时除非不用,否则也大体尊重作者的稿件,基本上保持原貌。极少的砍削、修改(对作者要抱歉一下),是因为不想惹麻烦,毕竟网络上要相对宽松些……总之,我们是要树立劳动者的旗帜,希望能给作者们更多的激励,更多的自信(作为劳动者,以及作为工人/打工作者的自信),也希望给工人当中的文学爱好者一点“启发”,也就是有别于主流文坛的出路。
  纸刊里的多数作者都是工人,因此对于有进步潜力的知识份子或左翼青年,还希望有助于他们更深地感受到工人阶级各种层份的各种意识和心态。
  “自信和尊严”,没错,这正是我们一向努力激发其他工友的可贵的意识。但之所以可贵,要宏扬,正因为它还不普遍。逆来顺受和迷茫则普遍得多。张广天所谓“人民文艺的自信”只是作者个人的自信,多数工人作者是谈不上的。看看“打工诗人”被官方和民间的鸟人玩得团团转,就很明白了。
  “无产阶级能否拥有自己的文化?”在老托的年代,比现在更困难些,工人阶级总体文化水平更低些。且不说其它不发达国家,就拿官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它也造成一些矛盾的后果。一方面是阶级意识的混乱,另一方面则是社会革命的成果较快地促进了工人阶级总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尽管由于我们所承袭的艺术形式和观念,作品中的意识不免扭屈或被误导。发达国家革命滞后也造成同样情形,工人阶级子弟上大学的人数大大增加。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文艺理论》结尾也特别提及“工人阶级文学”,但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必然是边缘化的。
  当前,工人文学还不能,也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富。假如它有助于更多工人作者找到立场和开阔思路,以及能够感染、影响更多能读、爱读书的工友,就算尽到它的职责了。
  如果“无产阶级文化”只能是这么个小圈子的文化,那是令人沮丧的。不应当夸大“无产阶级文化”的份量。它是阶级意识成长和斗争的一部分:不夸大它,同时积极发挥它的作用。未来的“工人阶级文化”定然与现在不同,但同样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短暂现象。工人阶级终要结束“人类的史前史”,成其为人。
  当今世界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没落。资产阶级及其谋士也许有一些深谋远虑的人物,但从长远的前途来说,表现在文艺中,却到处在走下坡路。不论是亚文化,还是小圈子的“高级”艺术,基本上在衰退。当代资产阶级和小资作者是否能跟优秀的工人作者比?很难说了。
  然而,要说“号角”,却实在不多。而且这号角指向怎样的战场,怎样的未来,基本上也不清晰。即使个别工人/打工作者有时是喊出“号角”声来,但很快就被“主流”所俘虏。比如多数“打工诗人”:起初是真的,后来就变假了,文人化了……
  我所强调的“打工者的诗歌应当是自由的,并努力争取成为自由的”,无非是“让思想冲破牢笼”。一个人缺少自我表达的手段时,他在自我理解方面肯定不自由,因此需要锻炼。当打工作者受制于主流文学圈(官方或民间),同样也不自由,而只有自由的幻象。因此,强调自由意指摆脱异阶级的思想、道德、艺术形式、语言等等的限制,写作时无所顾忌,直接面对自己的处境。打工作者被诱入各种套路,严重受缚于旧道德,都是非常明显的。哪个打工诗人写过“我不想家,我更习惯生活在城市里”?哪个打工诗人质疑和反对过父权制、家长制?哪个打工诗人写过农村的落后现象呢?……几乎没有。为什么现实当中明明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这样的情感和意识,却得不到表达?最后一次交流时,我跟工友谈到:我说的那些都不是什么“规定”,不是“应该写什么、怎么写”,而是希望帮助大家破除各种偏见,激发和促进工友们自己来思考。
  这又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发到“革命文学”的地步。“自由”是摆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认清自己的处境、利益和前途。但还要选择自己的路,这要工人自己去走。而对自觉的作者来说,以革命文学为例,如老托所言,要抓住的就是“必然性”。
  留意一下以往的左派文学或工人文学,工厂生活的场景大多在小说里出现,诗歌中非常少。现在的工人诗歌或打工诗歌中,工厂题材多了。这是进步,有助于作者深化对自身处境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是局限:多数作者还太少对社会本身发言。我希望工人作者们的艺术能展示新的精神风貌,因为我们需要艺术来“塑造新人”,现在离目标还太远。
  1988年的时候,默默他们都没钱(诗人们也大多还没下海),很难自己出钱或凑钱印东西。就算印出来也很难散发到工人当中去,只能在诗人之间交流。因此他们找了那个办法。
  可以说,经历了十多年来的欺辱和磨难,国企工人在意识方面还是进步了(我的感受是“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多数工人消沉到极点,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工人明显地激进化了”)。一般来说,激进化的工人大多重新举起毛思想,沉戈那样以自由主义为武器者是少数。这里又牵涉到知识份子(以及官僚,或其它既得利益者)跟群众的不同。激进的群众总是走在前头,往往有革命的要求(即使是模糊的),左右派知识份子则基本上是改良派、仰面朝天派(最多是“激烈的”改良派)。如果诗歌方面有同等比例的表现,是不足为怪的。比如梁彦选是“毛派群众”,但他就能写出“不要害怕天塌地陷/人民会重新造天设地”这样的诗,比一般毛派知识份子强了不知多少倍。相形来说,在当代,情感仍走在思想的前面,艺术走在政治前面。
  对于谈沉戈的诗的那篇文章的批评,我基本上都同意。不过,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艺术关系的问题上之着笔不多,是因为我不想滞留于此。我是一下就转到“说到底,市场并非强权的敌人或解毒剂”,也就是转到政治上去。我觉得这更重要。《起来》一诗并未涉及“市场经济”问题,但我知道作者在这方面的意识,所以我才说“就已达到的思想与情感的结论来说”。即“就诗论诗”,就作者诗中所谈到的问题及其做出的各种应对来说,是达到那个程度了。
  你说:“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相当大部分仍处于浑然不觉醒状态——他们并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幸福根本地寄托在劳动解放斗争的前途上,而仍然满心希望或心存一丝希望地致力于个人奋斗。所以沉戈焦虑地写道……”
  但沉戈的意思不同。他诗里的“中国老百姓”并没有“致力于个人奋斗”,而是在苦日子当中仍然得过且过,在另一首诗里他甚至写道:“他们就算没饭吃也不会造反”。
  当然,原则上大家都是“自由无拘束地充分表达”。即使我痛骂某个对手,也并不妨碍他的批驳或回骂。至于怎样对待不同意见、不同观点,是狠狠批驳,还是客气或冷静地探讨,甚至不做直接批评,都依情况而定,也依自己如何看待对方而定。对于网上ID们来说,大家本来就“平等”。对我来说,首先是立场,进而深入到各种意识形态。工人群众、工人作者的不同观点和心态我都容易结合实际来理解。麻烦的倒是知识份子或“自觉的意识形态战士”,他们的偏见通常强烈得多,立场扭曲得多。






吴季


沿着资本家指出的光明道路走下去


说明:打工诗人论坛上转载了江涛(原名布咏涛)在深圳诗会上的“即兴发言片断”,引发了“打工诗人”的争论:“关键一点大家特别注意:她家是开工厂的,她的立场严重扭曲”,“抓住资本家的第三条腿,砍断她的尾巴”,“她是资本家的小崽子,与生俱来的一种对劳苦大众的敌对”……等等。接着又转来江涛“批判”打工诗歌的两首诗。吴季加入“战斗”,接受署名“打工诗歌评论员”的网友之邀,对江涛的两首诗给予“批评”。按顺序整理如下:

一、江涛的两首《黄麻岭》(略),和“相关阅读”。
二、江涛自己对两首诗的解说。
三、吴季之砍,可名为“沿着资本家指出的光明大道走下去”,或“奴隶的道德和主人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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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涛的“相关阅读”


相关阅读:在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中,提出有两种基本道德:主人的道德和奴隶的道德。在主人的道德里,相对来说,善和恶与高尚和卑鄙是相等的,善的意思就是做世界的统治者,恶的意思就是被压制、受压迫、被镇压或被踩在脚下。而奴隶的道德清晰地表达出对善的评判标准则是主人道德所清晰表达出的善之标准的极端对立面:那些拥护奴隶道德的人颂扬诸如善良、谦卑和同情等特点,视其为奴隶的美德;他们贬低诸如决断、冷漠和傲慢等特点,视其为奴隶的恶习。这样,表现出软弱和依赖的那些个人被视为圣人,而强大和独立的个人被看作罪者。用奴隶道德的标准衡量,主人道德中的善者正是恶人,主人道德中的恶人恰是善者。书中,尼采用不无讽刺的口吻写道:“今天我们看不到什么事物是希望茁壮成长的事物,我们怀疑一切还要继续衰落、衰落下去;想变得更瘦小、更和善、更审美、更审慎、更舒服、更平庸、更冷漠、更像中国人、更有基督精神——无疑,人一直都在变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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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涛本人对两首诗的解说。


  第一首,是讽喻诗,所表达的是我对打工诗歌作为一种题材类型所呈现出的“苦”的道德美学,和传统简易的语言艺术风格的批评。
  在此,我所反对的是——1,对“苦”的抒情和享用;2,内容和语言的千人一面;3,把发泄的现实内容当成真正的诗歌。
  第二首,是场景诗。我在诗中设计了一个给”老板娘“发言的场景。我想,站在打工者的角度可以把“老板们”写进诗,如果站在“老板”的角度把打工诗人写进诗中,又会是怎样的心理模式呢?
  而诗里写道的细节,是一个老板向我提及的,他说:”我好不容易赚到钱刚够出粮,却还要给他们骂我剥削压迫”。
  是啊,难道立场就不允许互换一下吗?
  你看,一旦互换,为什么有的人就不能接受了呢?是否那呈现出了另一种真相?这就是人身攻击吗?
  人,连自由思想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以下是在露天吧写给那个“打工诗歌评论员”的文字——
  我很希望你是从理论或文本的角度去跟我争论的。你老说我漫骂,究竟是谁在漫骂的?
  我觉得你做“打工诗歌评论员”真的很不够资格,你这样吵,才是真正辱没了打工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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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吴季:沿着资本家指出的光明大道走下去——


注:江涛资本家,帖中简称为“江资”。文中提到小琼,因为江女士的《黄麻岭》所打压讽刺的,就是小琼在底层打工时代写的同名诗。

  很明显,江资女士厌恶了听到“奴隶”们诉苦,而且厌恶到了极点,所以诗里句句都在讽刺和谩骂奴隶的诉苦(就像吴季喜欢谩骂官商和走狗一样)。再具体一点,她认为这些苦从内容来说,只是充满异味的臭大粪;从表现手法来说,则“千人一面”、“相同的姿态”。翻译一下就是:你们把苦诉得有技巧一点,甜一点行不行?求求你们别诉苦了行不行?学学我,把那东西排泄得有深度一点,有趣一点……行不行?(插一句:在跟几位打工作者交流时,我说:有病就不妨呻吟,有痛为什么不喊。)
  在参观完打工诗歌以后,江资女士进一步指出:诉苦的背后有政治目的!是(缺乏个性的)集体回忆!是忆苦思甜(想回到80前)!是……是……按照尼采老佛爷的遗训:拥护奴隶道德的人才去颂扬“善良、谦卑和同情等特点”。虽然好像有点对不上号,但总之:既然奴隶们不会有“决断、冷漠和傲慢”等等主人的道德,那么,诉苦该死!
  这里还不大清楚“主人”、“奴隶”到底指的是现实社会中的地位角色呢,还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就现实来说,“主人”虽然是“强人”,但肯定只是一小撮。只要有这样一小撮强人,多数人就注定只能当奴隶,最多提拔为奴才或奴才总管,从而沾上强人的一点光,一点气质,一点“决断、冷漠和傲慢”之类的“主人的道德”。
  第二首再翻译一下:
  你们甭整天诉苦诉个没完,跟一堆苦菜花似的。瞧,你们的苦诉上了新闻头条,老板娘(和她老公)这些强人全给你们诉成一副“坐在自私自利的阴暗角落”的猥琐样!真是这个样子吗?给你们这么诉来诉去,“老板”俩字一沾边就带上“原罪”了,没搞错啊!你们在搞大字报大批判?你以为老板(娘)容易吗?人家不也是没日没夜拼命干?这是为了谁遭这份罪的呀!……啊,听到哭声号啕兼看到满脸大泪花儿了。不过这样一来咋看咋不像尼佛爷宣扬的“主人的道德”模样,老板娘倒给江资写成了一脸奴隶道德相了。奴隶呢,反而显得“决断(正义在握)、冷漠(不同情老板娘)和傲慢(把老板娘不当主人)”了……
  马克思同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既诉诸科学,也充满了道德义愤。但他也说过:跟别的理论比起来,他更不要求资本家个人为此负责。也就是说,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如此冷漠傲慢地制造穷人,凌虐穷人,屠杀穷人,天天发动阶级斗争(且不说断手断脚,据政府公布的战绩,光在矿井里每年就杀掉五六千人)……但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化身而已,他们的本性无非是资本的本性,即:没有利润,资本就会寿终正寝;必须扩张,不然就面临破产。你要同情资本家的话,可以说:资本家也没法子啊。不仅像江资特意举出的那个“节省每一块钱,(努力)扭亏为盈”的小老板娘,即使现在很赚钱的老板,也要担心自己被无情的市场竞争排挤出场,从而沦为打工者。长远地看,他/她只能极力变成大虾吃掉小虾,变成大鱼吃掉小鱼,不然就要被别的大鱼大虾吃掉了。总之,市场的残酷乃至破坏,表现出天灾似的“非道德性”。
  既然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如此无情、无义,对劳资双方都是苦难,那么,我只能问问:究竟谁在拥护它,赞美它,誓以报纸、电视和军队警察捍卫它?看来真正恶毒的是中外的大中老板们(以及他们雇佣的走狗文人,被洗了脑并发着梦的小资,等等),他们不用像江资所写的(带有自雇特点的)小老板娘那样自己动手核对仓库原材料、计算加班费,他们雇一大班人干这些事儿,每个月看看报表,每一年剪剪息票就好了。
  也就是说,江资现在只是小资,即小老板,正在“节省每一块钱,(努力)扭亏为盈”,或者虽然她是大老板,但冒充自己像小老板那样辛苦,亲自操劳。但总之,“换位思考”的结果表明:小老板(娘)至少同样自私甚至恶毒:“女工们生病了可以请假/来例假了可以没精打采干活”……江资替小老板娘和自己狠狠教训了一下“女工们”(可怜的小琼啊)!
  为什么生病了不可以请假?为什么来例假了还要精神焕发地干活?江资是个女人吗?她是每次生病坚持上班的劳模?还是早就绝经了,甚至记不起自己也有过经期前后的烦恼?或者她是不仅从道德上而且从皮肉到内脏都是天生的“主人”,纯以特殊材料造成,月经完全不会影响她的情绪、精神?
  江资继而嘲笑道:“边输入产品数据,边写诗”。这确实是一副秩序党的嘴脸,哪有“反封建主义、反资本主义、反集权政治”注1的一丁点影子?劳动人民从来都是干活干太多,而不是太少。打工仔偷懒,天经地意的啦!
  接下去还有一大堆老板娘对打工仔(女)的指责[注2]。这些指责——也许是真的——如果不是表明“资本主义根本不能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至少表明“老板和打工仔无论如何不是‘一条船上的人’。”这就够了。江资还可以写:工人怎么因为厌恶或气愤而踢机器,或把机器弄坏、砸坏,像早年的卢德派工人那样……

  她们自称工号背后有着同一张脸
  写满苦难,同仇敌忾……
  黄麻岭啊,坑人的黄麻岭
  苦命的象征,心灵砒霜的供应地
  剥削与被剥削的集中营
  肚鼓肠肥的大小老板宰杀弱小生灵的屠场
  ……
  叫出翻身解放的国家的九九艳阳天——
  这里贩卖苦难,收获同情与骄傲

  就像老何[注3]指责吴季的思想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的阶级斗争”观念上一样,江资读到打工诗,也本能地按阶级斗争的原则作了以上反应。你们叫苦,就是在“同仇敌忾”、控诉“剥削”、想回到“翻身解放”的49年……老板们固然非常担心、怨恨,但这只是阶级本能过敏的反映罢了。因为一般打工者和打工诗人很少想这些。反抗老板们的剥削,是生活教给他们的经验,在慢慢转化为他们的阶级本能。但还很慢。可是,就像老吴说过多次的: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比被统治者要强得多,江资的“多虑”就是证据。
  需要指出:小琼虽然老是被当成“打工诗人”的代表,也经常在诗中写下打工者或车间的场景,但我在《读小琼长诗〈挣扎〉》一文里已经提到:她的诗已经知识份子化了。诗中的感受不再是一个打工仔或女工的感受,而且非常奇怪地,跟女工自身的感受非常隔膜。我只知道她受了自由派诗友或著作的毒害,变成了比劳资调和派还要糟糕的护资派,认为“政府从老板那儿拿走太多,所以没法给工人较高的工资”。国内知识界太过反动,今天还碰上一位劳动法专家发言说:“跨国公司给中国工厂的订单价格太低,所以老板们无法遵守劳动法”。这位专家可是做劳工工作的哩!“民主国家”的大公司居于金字塔顶,留给不发达国家老板的是小面包,工人拿到的则是面包屑。这个道理没有错。但是,劳动法专家实在太不了解资本或资本家的本性了。老板拿到一块大面包,就一定会多赏给工人一点?山西煤窑主们富得流油,矿工们又如何?
  江资讽刺打工诗人们的诉苦是要“翻身求解放”,也就是在(本能地)嘲笑“奴隶们居然想做主人”!这等于说:奴隶诉苦,在江资听来并不是出于谦卑的奴隶道德,而是傲慢的主人道德——“在主人的道德里……善的意思就是做世界的统治者”(见“相关阅读”)。
  吴季只有热情地期待江资的预言实现,或者说,期待打工者(包括打工诗人们)能够沿着江资指出的光明大道——的确只是唯一的大道——走下去。尽管要走很久,尽管一路上不乏江资们恶意泼撒的粪便,和老何之流善意挖下的陷阱。



[注1] 江涛在深圳诗会上的发言称:“如果这些打工诗只着眼于诉苦与控诉,却不涉及揭露体制下普通打工者所受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传统文化、集权政治等源于各种压力的心理状态,并且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抒情日常语言写诗,那么,这些‘风潮正猛’的打工诗,在内容上是不真实的,在艺术上是无效的,千人一面的。”

[注2] “碰上诗会就辞工,东家不打打西家
  关键是要混出个人样,衣锦还乡
  少干事,多出粮
  流水线上少上一颗螺丝钉
  找质检的同乡擦去产品上自己的工号蒙混过关”……
    ——江涛《黄麻岭一(广东,东莞,东坑)》

[注3] 老何——网名何仁勇,一位加入战阵的美国政体崇拜症患者,此人从自由派的角度回复江涛之文(带着一半认同)。



江资事件小结:民间资本要向官府学习


【在与打工诗人们的一场恶战之后,江涛又写下《伤城,或我的祖国》之黄麻岭系列之三(广东,东莞,东坑)。本文多处引用该诗,并给这场闹剧做个小结。】

诗歌、语言和政治


  “莫谈国事”是一道明确的政治律令,可以由蒋光头颁部出来贴在电线杆上,也可以由“纯诗人”——无疑是“知识份子诗人”,或诗中所称的“语言环保团体”——来宣告。但这不是说语言之中不能杂有政治、影射政治、充斥政治(或“道德”、“现实”,等等),因为“时代进步了”,律令在放宽。江资所醉心的“女性主义”便是一种政治。过去是说:“政治会玷污语言(或诗歌)”。现在冬去春来,知识份子有钱了,或被有钱人看上了——更重要的是社会矛盾加深了——这座森严的、简直像极权社会似的语言宫殿终于“改革开放”。如果说现实中的改革开放是抱着社会主义半遮面,弹着资本主义进行曲,那么诗歌的“改革开放”则抱着语言半遮面,弹奏的仍然是旋律含糊的老调。从这一点来说:官僚比民间知识份子清醒得多,务实和老练得多,也更少矜持。知识份子从八十年代开始谈语言,在九十年代全面“世俗化”并继续谈语言,今天则把语言象牙塔或“语言的宫殿”改建扩建,至少慷慨地拿出一层来收留“政治”,条件是——先焚香三炷,在“语言”的牌位前鞠三个躬。
  当然,这里说的主要是民间自由派知识份子——即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及其小资跟班。

小琼和打工诗歌——抓错的靶子


  打工诗人几乎都避谈政治,或者说,还很少把自己的利益、前途跟“政治”联系起来。小琼算是特例。但她诗里的政治观纯粹是自由派的,优点是:激烈地反对城乡分割和暂住证制度;反对官僚专制政治;追求个性,也许还追求“民主”;等等。问题是小琼有过一段最底层的打工生活,所以免不了要写写打工者,写写剥削压迫,比如在那组写得很美甚至很宁静的《黄麻岭》中,也有“制衣厂一天十二小时的劳动/每月25日那几张薄薄的钞票”这样的句子。在题为《南方没有暧昧》的访谈中,小琼甚至正面使用了她自己也许很反感的“阶级”这个词,只是加上引号。但她诗里常见的“绝望”越到后来越不像打工妹的绝望,而更像自由派诗人中常见的那种“绝望”(比如现在论坛上“草根土地花”的那首《直说》),并且表现得特别狂热。但这些就很令江资反感了。江资敏锐的阶级本能同时使她变得盲目,于是误把小琼当靶子,一串串语言哗啦啦扫射过去。
  小琼的诗跟其他打工诗人不同之处,部份在于她的天份很高,并很快踏进了知识份子诗歌圈里。因此,她的诗歌语言按知识份子标准,即使不是无可指摘,也是去之未远。她的好诗在语言及意象运用方面,远超过诗坛上大多数半死不活的语言拜物教徒。到她越写越单调的时候,恰恰是她深陷个人主义迷津之后。她很善于吸纳思想,可惜官方自由派也好,“激进”自由派也好,大多谈不上有什么思想。结果小琼只得到一些八股的逻辑,几个空洞的概念,只好靠意象、现实的碎片和“绝望”撑着。总之,江资拿小琼开刀,实在是找错对象了。

“民间诗人”的自大和贫乏


  黄麻岭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小镇”的象征,它由“郑小琼作品集中体现”,那么,江资的《黄麻岭》可说是向“以小琼为代表”的打工诗歌刮起的飓风——“充满蛮力的‘圣帕’”。这蛮力由小资女性主义的偏执、艺术个人主义的自我膨胀、资本家对于打工者和“过时的社会主义”的傲慢、“纯诗歌”对于“现实”和“道德”的优越感……组成,狠狠扫荡了粗鄙的打工诗歌。这也不算什么,仅仅是“语言环保团体”的一次例行严打而已。
  当代知识份子又猥琐又自大。猥琐,因为基本上依附于权力或资本;自大,因为占据着“精神”领域。不管是否“关注底层”,也不管自己的文字、思想有多滥,他们总是理所当然地想为“打工诗人”补“文化”、“技巧”、“语言”之不足。江资只不过表现得太过骄纵罢了。和“打工诗人”们相比,江资无疑大有文化。她在深圳诗会上谈论的诗路历程,表明她自认为思想独特,深具个性。2001年的金华诗会使她看清了“名诗人”们“皇帝的新装”下名利之徒的龌龃相。江资得到的感悟是必须“心灵、行动与语言(诗歌表达)一致”。她做到了——江资不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她兼任知识份子和资本家,因此比一般知识分子“决断”和“傲慢”得多。
  中国现代诗情形如何?据江资多年的研究:“中国新诗虽九十年了,可她的心灵根基却仍如此脆弱,甚至是式微”……江资开的药方又是啥:心灵,(“自有其生命”的)语言,形式,甚至“形式就是内容”,艺术不是道德判断……很有文化及个性的江资居然完全不了解,诸如此类的药方,十几二十年来早被诗人文人们开烂了。中国现代诗却依旧面色蜡黄,形同僵尸。但这毫不妨碍自大的纯诗人或江湖郎中们——江资不是第一个——拿着同一张字迹潦草、神秘兮兮的药方向打工诗人兜售。
  稍有“独创性”的,是她的小资女性主义诗歌“新路”。所谓“稍有”,就是说独创性小得可怜。江资为自己理出这样一条线索:舒婷《致橡树》对男性的仰视,翟永明对“女性身份的突显”和“隐晦的性书写”,伊蕾“你不来跟我同居”的“直抒”,尹丽川之打开“身体的大门”即性器官……接力棒传到江资手上了,那就是——“打开心灵的大门”。她从女性主义借来的“创新”之处在于:避免“落入男性观看的圈套”,而要“找到自己的声音”。此外,据称她的《木棉集》需要先了解(70年代即已落伍的)结构主义和(在这个式微年代炒得红火的)后现代叙事的写作风格才能读懂。
  实在是很厌烦地把江资女士的讲话整理了一番。如果不是因为跟“打工诗歌”的关系,而只是偶然读到,我会把它当作装神弄鬼的文人梦呓一笑置之——就连“创新”也是程式化、按部就班、千篇一律的。中国诗歌合该钻进棺材里去。

民间资本、官府和打工诗人的三角恩怨


  很多打工诗人也在鹦鹉学舌,包括动辄吹着“写作是个人化的事”之类的调调,令人作呕。当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正是统治阶级的意识。”文坛上亦如是。而在这方面,“民间”文人的滥调比起官僚文牍之腐臭,还是有明显优势的。我想,如果江资女士的“主人道德感”没有那么强,如果她和颜悦色地教诲并鼓励在座的打工诗人,就没法像现在这样上演一场好戏,多多少少提高了个别打工诗人的觉悟。“招安”虽然令《水浒》的观众们义愤不已,但在现实中,的确比“平叛”有效得多。
  一场口水战之后,江资不无得意地写道:

  飓风过后,……
  简陋的茅寮,显得有些萧条
  守门人忙于拆东墙补西墙
  嘴里嘀咕地诅咒着这充满蛮力的“圣帕”
  却不愿反省自己作物的简陋、行为的不雅观
  和不加掩饰的污水横渠的地面泛滥

  很明白:打工诗人自己作物(即作品)简陋,行为不雅,任污水横渠……这可怪不得“圣帕”:“你们自己要反省!”而江资的教诲不仅如“圣帕”,而且像洪水:

  洪水的强力会带来灾难,但同时
  更会带来新生的建设——让语言大地
  更卫生洁净,让幸存的纯洁更纯洁
  她不会坐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成果
  发布会上作为主讲嘉宾,更不屑
  享用拟“苦恨”和“热泪”换取品尝
  村长热情奉上的“黄金芒果”

  江资之所以横扫打工诗人及打工诗歌,是为了“让语言大地/卫生洁净”。我们已经领教了她对打工诗歌的厌恶,这厌恶又因打工诗歌得到政府扶持而加剧了。她的出发点是中国当代诗人的命根子:语言。她质疑——事实上很鄙视——“政府有关部门将用一百多万元出的打工诗集,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呈现”。
  这个没得辩护——明摆着就是招安。以现有打工诗人之头面人物们的阶级觉悟,估计挡不住这类攻势。虽然他们可能以“为打工者(或打工诗人)做点事”当借口,或认真地相信自己心里仍记着底层打工者。但这只是临别挥泪,就算藕断丝连,终归还是要嫁进衙门的。对(底层)打工者的关注,已经明显让位给对“打工诗人”的关注——这是锐气消泯、小圈子本位利益形成的无误标志。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大批的劳资调和派、官资调和派,未来的新型黄色工会或许也需要补充大批来自底层的新血。紧锣密鼓声中,帷幕刚刚揭开而已。
  比起打工诗人来,江资则像一切“激进自由派”那样,显得很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未必都是敌对,但至少要扮演反对派角色。诗歌方面,对“语言”的坚持本来就是七、八十年代至今“民间诗人”对政府保持“独立性”的传统根据地,也是他们攒下的本钱。知识份子以此傲视(官僚)政治,也傲视打工诗歌。打工诗歌对江资来说,既未归顺“语言”,仍在“诗言志”,那就等于还停留在可鄙的“政治”那里:

  这儿的居民,似乎更关心政治
  不事、不屑语言的劳作和耕耘
  这儿的“缪斯”是一个被掳掠的女人
  任何人都可肆意同居——

  江资的傲慢和偏见减损了她的敏锐。其实很多打工诗人都向“诗歌”、“语言”的牌位表过态、烧过香、鞠过躬了。结局是两个:一、彻底知识份子化,并疏离底层体验,其中较诚实和有自信的已经脱去打工诗人的外衣,在记者、编辑的职位上重新确认了自己的“知识份子”或“诗人”身份;二、仍在底层,却感染着知识份子病毒,结果诗歌语言、技巧、内容、意识和精神面貌可悲地停留在生涩、造作和不上不下的状态里。

小结:民间资本要向官府学习


  江资跟其它“民间知识份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般知识份子有意含糊地使用“民间”一词,江资则赤裸裸地代表“民间资本”。由于在日常生活中,老板与打工者处于事实上的紧张对抗状态,“民间资本”(江资)虽然试图把打工者从“邪恶的”政府那儿拉开,但对于调和同打工者的矛盾也并不抱什么希望。相反,它相信自己的力量、“独立性”,对打工诗歌、打工诗人——包括打工者——习惯性地敬以“主人的道德”。
  总之,江资的深圳诗会发言、《黄麻岭》组诗及其激发的口水战,核心在于政府/“民间”资本/打工诗人/打工者之间的关系。江资毫不掩饰的强人姿态,多少激发了打工诗人往(几乎缺席的)打工者那儿靠了靠。每一次“打工诗歌”招牌被傲慢的小资们吐上一口浓痰时,打工诗人们才赶紧掏出抹布,沾以“打工者的血泪”,把它擦洗干净。哎,当官方或资方压力威胁到自己的座椅时,工会官僚也不免需要来自工人的支持。前景还难说,毕竟一长串打工诗人还是等着招安的——打工诗人论坛上一直以来就充斥着关于打工诗人而不是打工者的消息,就连“山西黑砖窑”这种权力和资本联手凌虐农民工的令人发指的事件,多数打工诗人竟然都对此噤声!
  官僚深谋远虑的收编和江资的傲慢自恋相比,再次说明:官僚在长远利益方面远比民间知识份子来得清醒。毕竟前者有着长久的统治经验,后者只有进步的幻象和空洞的“原则”。这次论战以及这几首诗向我揭示的,就是这些。

2007.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