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诗联网刊评论:
“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写作是可耻的”,阿多诺如是说。但为什么不是“大规模屠杀印第安人之后、从非洲贩卖黑奴之后……”呢?死于两次大战的人数,不是远多过集中营里的死者吗?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核心人物之一、在客观环境割断了他们与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之后,阿多诺唯一能够占据和寄望的,就是“文化”领域,但这个文化又是日趋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服务于剥削压迫,为血与火的征服辩护。阿多诺传达的是他自身的矛盾:他太重视文化,只能重视“文化”,但这个文化带来了倒退、大屠杀……
应当鼓励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思考和写作,或从事别的文化创作,有感想就可以写。真正可耻的不是创造文化,而是自居、自囿于文化,自视为另类,割裂文化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我们为死难者,为生者,也要为未来而思考,而写作……杏黄天的这组诗,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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