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卢旺达大屠杀纪事

（美）菲利普·古雷维奇　著
李磊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 Stories from Rwanda by Philip Gourevitch

Copyright © 1998 by Philip Gourevitc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图字10-2019-6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卢旺达大屠杀纪事／(美）菲利普·古雷维奇（Philip Gourevitch）著；李磊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7（2020.11重印）

书名原文：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 Stories from Rwanda

ISBN 978-7-305-23067-7

Ⅰ．①向…　Ⅱ．①菲…　②李…　Ⅲ．①卢旺达—历史　Ⅳ．①K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53427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书名　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卢旺达大屠杀纪事

著者　［美］菲利普·古雷维奇

译者　李磊

策划人　严搏非

责任编辑　谭天

特约编辑　杨晓琼　李姗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10.875　字数　253千

版次　2020年7月第1版　2020年11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305-23067-7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8359475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献给我的父母

十一抽杀（decimation）是指人口中每10人要杀掉1人，在1994年的春夏之交，一项大屠杀计划摧毁了卢旺达共和国。虽然屠杀的科技含量很低——大部分是用砍刀完成的，但它开展的速度仍让人瞠目结舌：在一个原本人口为750万的国家里，至少有80万人在仅仅100天内遭到杀害。卢旺达人常说有100万人死亡，他们也许是对的。在此期间，卢旺达的累积死亡率几乎是死于大屠杀中犹太人的3倍。这是自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以来死亡率最高的大规模屠杀。

目录

序章

第一部分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二部分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致谢

序章

在南部山区的城镇吉孔戈罗（Gikongoro），晚上停电了；宾馆的酒吧里点上了六支蜡烛，邀我喝酒的三个士兵眼中泛着血橙的颜色。一杯啤酒正在传递，最后传到我手里（一种表示我不会被毒死的礼节）时，我呷了一口。士兵们已经醉得说不了话了，但这次聚会中的一个平民，一个穿着一身黑亮训练服的男人似乎决意要表现他的清醒，他坐得笔直，双臂交叉在胸前，眼睛斜瞥，冷漠地打量着。他用一种生硬机械的英语问我的名字，每个音节都精确而突兀。我跟他说我叫：“菲利普（Philip）。”

“啊。”他攫住我的手，“就像查尔斯·狄更斯小说里那个人。”

“那是皮普（Pip）。”我说。

“《远大前程》。”他大声说。说着他放开我的手，嘴唇紧紧抿着，一本正经地注视着我，说：“我是丛林里的俾格米人 ⁽¹⁾ ，但我跟圣公会的一位主教学过英语。”

他没说他的名字。这时我旁边那个一直朝前倚在机枪枪管上的士兵，突然栽到自己的腿上睡着了，然后猛地醒过来，又笑着喝了更多。俾格米人对此并未注意。“我有一个原则，”他宣称，“我相信智人原则（principle of Homo sapiens），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猜了猜，“你是说全人类都是一体的？”

“这是我的理论，”俾格米人说，“这就是我的原则，但我还有个问题，我必须娶个白种女人。”

“没什么不可以啊。”我答道。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又说：“但为什么非要娶个白种女人呢？如果我们都一样，谁会在乎你老婆是什么肤色？”

“她必须是个白种女人，”俾格米人说，“只有白种女人才能理解我的智人原则。我绝不能娶个黑鬼。”他说最后这个词时表现出的恶心倒是让我感同身受，从他将来妻子的角度去想的话。“这就是我的问题，”他继续说着，“我该怎么达成这个目标呢？你有这个机会，我没有。”他看了看四周漆黑一片、近乎空荡的房间，然后伸出一只空空的手掌。他的脸上露出一副酸溜溜的表情，带着一种习以为常的失望情绪说：“我要怎么做才能见到一个白种女人？要怎么做才能找到一个白人老婆？”

这个问题不完全是说说而已。我是跟一个荷兰女人一起进的酒吧，之后我就没看到她了，已经去睡觉了吧，但她确实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这个俾格米人是想让我给他介绍一下。“我有个想法，”他说，“荷兰。主教，就是我的老师，他曾在全世界旅行，对我来说，荷兰只是个想象，但又很真实。”

我在本书的一开始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这是一本关于人们是如何想象他们自己和他人的书，是一本关于我们如何想象我们自己世界的书。一年前我在卢旺达遇到那个俾格米人的时候，政府采取了一项新政策，根据这项政策，在该国占多数的所有胡图族都被号召去杀死占少数的图西族。卢旺达政府及其治下数量惊人的国民，都幻想只要消灭图西族就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大屠杀紧接着就发生了。

忽然间，好像有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事情就在我们身上发生了——而我们仍然只能去想象它。生活中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一种想象到底何为真相的特殊需求。在1994年屠杀发生的数月间，当我跟踪来自卢旺达的新闻时，以及其后我读到联合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决定用“种族灭绝”一词来描述那里的状况时，我不断回想起康拉德《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中接近尾声的那一刻，故事的讲述者马洛回到欧洲，他的姨妈发现他十分虚弱，于是为他的健康而心焦。“我的身体无须照料，”马洛说，“我的想象力才需要抚慰。”

我把马洛从非洲回来时的状况作为我的起始点。我想了解卢旺达人是如何理解他们国家所发生的事情的，以及事情发生后他们又是怎样继续生活的。“种族灭绝”一词和无数无名的死者都给人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

我在1995年5月开始造访卢旺达，然后不久我就在吉孔戈罗遇到了那个俾格米人。我完全没想到他是个俾格米人：他身高差不多有5.5英尺 ⁽²⁾ 。他的自我声明，看起来好像是想把自己和胡图族与图西族间的问题区分开，他把自己看作跟我一样的局外人，一个普通的旁观者。尽管他完全没有提及种族灭绝，但我还是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即那场屠杀才是我们交流的主题。在卢旺达也许可以谈些别的东西，但我在那里的实质性谈话中，没有哪次不是把“种族灭绝”（至少是悄无声息地）看作所有其他理解和误解产生的参照点。

所以当那个俾格米人说到智人时，我听出了他的潜台词。俾格米人曾经是卢旺达的第一代居民，一个森林族群，他们一般被胡图族和图西族所鄙视并看作残存的土著。在殖民时代之前的君主制时期，俾格米人充当着宫廷小丑的角色，因为卢旺达的历任国王都是图西族，这种传统角色所造成的印象使俾格米人在种族灭绝期间不时被看作保皇派的工具而遭处死，同时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则被胡图族民兵征召为强奸犯——让他们侵犯图西族妇女以增加一点额外的部族笑料。

曾指导过我在宾馆酒吧里遇到的那个男人的圣公会主教，很有可能把教育这样一个原始的野蛮人视作对传教信条（即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的一次特殊的奖励性挑战。但这个俾格米人可能是学得太好了。很显然，在他的经验中，人类的同一并非事实，但他还是坚持在说这个理论，这个原则——一种白人牧师的主张。他把这一主张当成一个邀请铭记于心，最后却发现它冷酷的局限性。在普遍性的名义下，他学会了轻视丛林里的同胞，自恋又鄙视自己的遗传特征。现在他确信，一个白人妻子就是他所需要的能证明自己理论的缺失一环，然而这种匹配成功的微小可能性却在强烈地考验着他的信仰。

我试图缓解这个俾格米人的挫败感，告诉他即便一个周围都是白人女性的白人男性——即便在荷兰——想找一个合意的配偶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我说的是非洲人，”他说，“非洲人都有病。”他第一次勉强露出一个扭捏的微笑。

“有一本小说，”他继续说着，“书名叫《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你知道吧？这是我的一个更大的理论。不管你是白的、黄的、绿的或者黑不溜秋的非洲黑鬼都没关系，都是智人。欧洲人处在一个高科技的阶段，非洲人还处在科技非常原始的阶段，但所有人类都必须联合起来为了对抗自然而努力。这就是《呼啸山庄》的原则，这就是智人的使命。你同意吗？”

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人类克服自然的努力，”俾格米人天真地说，“这是唯一的希望。这是通向和平与和解的唯一道路——全人类共同对抗自然。”

他坐回到椅子上，把手臂交叉在胸前，然后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我说，“但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吧。”

“的确，”俾格米人说，“这的确是个问题。”

(1)  俾格米人（Pygmy），又称尼格利罗人（Negrillo），是非洲中部热带森林地区的民族，被称为非洲的“袖珍民族”，成年人身高在1.3米至1.4米之间。——译者注（若无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2)  约1.68米。

第一部分

阿格莱翁（Aglaion）之子勒翁提俄斯（Leontius）从比雷埃夫斯港进城去，路过北城墙下，发现刑场边躺着几具尸体，他很想去，但一升起这个念头他又觉得恶心，想转身走开，他把手蒙在眼睛上和自己斗争了好一会儿，最终欲望还是战胜了他，他用手指撑大眼睛冲到尸体跟前说：“现在你看到了吧，诅咒你，把这美景看个够吧！”

——柏拉图《理想国》

第1章

在卢旺达东部的基本古省（Kibungo），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沼泽地和牧场，有一座名叫奈阿卢布耶（Nyarubuye）的石山，1994年4月中旬有很多图西族在山上的教堂里惨遭屠戮。一年后，我和两位加拿大军官一起前往奈阿卢布耶。我们搭乘了一架联合国的直升机，在晨雾中低空驶过山峦，香蕉树像绿色的星群爆发般稠密地布满山坡。当我们降落在教区校园的中心时，未修剪的野草在风中狂摆。一名手持上膛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军人，带着一丝生硬而羞怯的拘谨跟我们握了握手，加拿大人出示了我们的参观证，然后我就跨进了一间教室的大门。

至少有50具大多已腐烂的尸体覆满室内地板，穿着衣服，他们的财物被砸碎，四处散落，砍掉的头颅滚落遍地。

死者们看起来就像一些尸体的照片，无臭无味，也没有苍蝇环伺。他们是在13个月前被杀害的，那之后一直没有移动过。他们的皮肤黏附在骨头各处，很多骨头都与身体分离，被凶手或鸟、狗、虫之类的食腐动物肢解。那些轮廓较完整的尸体看着还有些像人，像他们曾经的样子。一名裹着印花包布的妇女躺在离门不远的位置。她的胯骨瘦削而隆起，双腿稍稍张开，一个孩子的骨架从她双腿间延伸出来。她的躯干已被掏空，肋骨和脊柱戳穿了腐烂的衣物，头后仰，嘴张着：一幅怪异的景象——一半痛苦，一半安息。

我第一次站在这么多死人之中。应该做什么？看？是，我想我是要看看他们。我来就是为了看他们——这些死者没有在奈阿卢布耶下葬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他们就在那儿，暴露在我的眼前。但我也没有必要去看他们了。我已经知道，并且相信在卢旺达发生的一切。看着这些建筑和尸体，聆听着空间中无声的寂静，伴随着矗立于此的荒废的意大利式大教堂，精致的苗圃，以死亡为肥料的颓废花朵在尸体间绽放，这画面还是奇怪得让人难以想象，但我们还是必须去想象。

我觉得这些死去的卢旺达人将永远与我同在。这就是为什么我非要来奈阿卢布耶的原因：铭记他们——不是铭记他们的经历，而是要铭记我对他们的观察。他们在那里被杀，他们在那里死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什么呢？一本躺在尸体上被雨水泡发了的《圣经》，四处散落的卢旺达妇女用来平衡头顶巨大负重的小编织茅草环、水葫芦，还有一只卡在尸体盆骨处的匡威帆布鞋。

那名拿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军人——卢旺达爱国军的弗朗西斯（Francis）中士是图西族，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一场类似但规模较小的屠杀中，他父母带着还是孩子的他逃往了乌干达，之后他在1994年一路奋战回国时发现了这里的情况——死在这屋里的妇女大多都在遇害前遭到了强奸。弗朗西斯中士的臀部高挺，像少女的一样凹凸有致，无论走路还是站立都向身后伸着，一种刻意的奇怪姿势，身体前倾，然后驱使自己向前走。他是一位既坦诚又活泼的士官，他的英语有种军事演练带来的一丝不苟的腔调，当他跟我介绍眼前的景象时，我却在看自己的脚，一把生锈的斧头就在我脚边的泥土之中。

几周前，在扎伊尔 ⁽¹⁾ 的布卡武市，一个居住着很多卢旺达胡图族民兵的难民营附近的大市场里，我看到一个男人正在用砍刀宰杀一头牛。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在行，一次次大幅而精确的挥刀制造出尖锐的砍击噪声。种族灭绝期间，凶手们的战斗口号就是“干好你的工作”。我看这的确是一项工作，屠宰；艰难的工作，需要砍很多下——二、三、四、五下狠狠地砍击才能把牛腿砍断。需要砍多少下，才能肢解一个人呢？

鉴于这项工作的残暴性，我们很容易操弄起某些理论，诸如集体疯狂、乌合之众的癫狂、群体性狂热所引发的激情犯罪，然后去想象每个成员都要去杀一两个人的黑帮式盲目狂欢。但在奈阿卢布耶，以及这个小国里数千个与之类似的地方，在1994年的数月之间，成千上万的胡图族都轮番干起了杀手的工作。被害者一个接一个地不停出现。在第一次袭击狂潮之后，在经历了身体的精疲力竭和狂乱之后，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

吉孔戈罗的那个俾格米人承认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我们必须违背自然才能够和睦相处。但群体性暴力，也同样必须是有人来组织的；它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即便是暴徒和暴动也要有所谋划，大型而持久的破坏行动需要极大的野心。他们要让人相信暴力是达成新秩序的手段，并且虽然这个新秩序背后的理念很可能是罪恶的或客观上非常愚蠢，它也必须做到极致的简洁和绝对化。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就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总和，而在卢旺达，这一意识形态是以“胡图力量” ⁽²⁾ 这样一个不加掩饰的名字出现的。对那些着手消灭整个族群的人来说（即便他们要消灭的是一群像卢旺达的图西族这样规模相当小且无抵抗能力的亚族群，其男女老少加起来可能也有125万），嗜血的欲望当然是一个理由。但对于我脚下的这间屋子里所发生的屠杀，其策划者和行凶者们未必就是喜好杀戮的，他们甚至可能会感到非常不快。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想要受害者死。他们对此表现得如此迫切，以至于认为这种做法非常必要。

所以当我进入这间教室，并且小心翼翼地在这些尸体间行走的时候，我仍然不得不去想象更多的场景。这些死者和杀死他们的凶手可能是邻居、同学、同事，有的可能还是朋友，甚至姻亲。死者在死前的最后几周里还看到杀死他们的人在进行民兵训练，而大家都知道他们训练就是为了屠杀图西族；这在广播里已经宣布了，在报纸上也有，人们都在公开地谈论。在奈阿卢布耶的惨剧发生一周前，屠杀已经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Kigali）开始了，反对“胡图力量”意识形态的胡图族被公开地指责为图西族的“同谋”，并且成为首批被屠杀行动消灭的人群之一。在奈阿卢布耶，当图西族人向信奉“胡图力量”的镇长询问怎样才能幸免于难时，他建议他们去教堂寻求庇护，他们照做了。然而几天后镇长却跑来杀死了他们，他冲在一大群士兵、警察、民兵和村民的最前面；他派发了武器，又下达命令，以完成这项工作。没人要求镇长那么做，但据说他还是亲手杀了好几个图西族。

凶手们在奈阿卢布耶杀了一整天。到晚上，他们砍断了幸存者的跟腱，然后到教堂后面举办宴会，用大火烘烤从受害者那里抢来的牛肉，喝着啤酒。（一种瓶装啤酒，香蕉啤酒——卢旺达人不一定比其他非洲人更能喝啤酒，但这些人却日以继夜地豪饮。）到早上，这些奈阿卢布耶的凶手在猎物们的哭喊声中倒地睡去，之后又醉醺醺地回来再次展开杀戮。日复一日，分分秒秒，一个接一个的图西族：整个卢旺达，他们都在这么干。“就是这么个过程。”弗朗西斯中士说。我能看出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们也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发生的，将近三年的时间，我在卢旺达四处游走和倾听，我可以告诉你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会的。但它的恐怖——愚蠢、损耗和纯粹的罪恶，仍让人无法形容。

就像柏拉图著作里那个雅典的年轻人勒翁提俄斯一样，我假定你读这本书是想要更近距离地观察，同时也是被自己的好奇心所困扰。也许，在跟随我一起审视这极端的境况时，你期望获得一些见识，一些领悟，一些自我认知上的触动——一种道德，或一种教训，或关于我们应该怎样为人处事的提示：诸如此类的知识。我不排除这些可能性，但当涉及种族灭绝时，你应该早已能分辨对错了。对于近距离追寻卢旺达的故事，我能想到的最好理由，是忽视它们会让我对真实的存在和我在其中的处境感到非常不安。恐怖本身之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引起我的兴趣，只在于想要理解它所留下的遗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罪行的准确记忆就是必需的。

奈阿卢布耶的死者，我恐怕必须得说，是很美的，这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美。骨架是一种很美的东西。随意散落的形式，粗鄙的裸露所特有的奇异宁静感，这边一颗头骨，那边一只难以名状的扭曲手臂——这些都很美，然而这种美只能给这个地方增添羞辱。我对此无法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回应：厌恶、惊诧、悲伤、哀痛、惋惜、不解，当然都可以，但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我只是在看，拍照，因为我想知道在看着这幅景象时，我是不是真的理解了我所看到的东西，同时我也需要一个理由去更仔细地观察。

我们穿过第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侧，那边是一个接一个的房间，里面全都堆满了尸体，更多的尸体和零星的头骨则散落在这片翠绿的茂密草丛之中。走到外面的时候，我听到“咔嚓”一声。我前面的加拿大老上校绊了一下，虽然他没有注意到，但我看见了，他的脚已经踩到了一颗头骨，而且把它踩坏了。这是我到奈阿卢布耶后第一次注意力如此集中，我对这个人产生了一种细微又强烈的愤怒感。接着我又听到另一声“咔嚓”，同时感到脚下颤动了一下，我也踩到了一个。

卢旺达的景色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在它的整个中心，蜿蜒而紧密的梯田斜坡从小路边的聚居区和零星的院落间发散出来。红土和黑土间的沟缝代表那里是新锄过的土地，闪着银光的桉树与壮丽的绿茶种植园交相辉映，香蕉树无处不在。至于丘陵，卢旺达有无数种类：锯齿状雨林、圆背山丘、起伏的沼泽、广阔的热带稀树草原、残牙般的火山尖峰。在雨季，云层既大且低而快，迷雾笼罩着丘陵山谷，夜晚雷电闪烁，而白昼的土地则被泽光华。雨后，天高云淡，在干燥的季节里平薄而恒常不断的雾霭中，地形绵延起伏，在卡盖拉国家公园的稀树草原上，野火烧黑了山峦。

有一天，我从南部搭车回基加利，汽车在两条曲折山谷间攀爬，挡风玻璃上布满了紫色的云彩，我问了问让我搭车的约瑟夫（Joseph），卢旺达人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有多美。“美？”他说，“你是这么认为的？在这里发生了那些事情之后？这里的人不好。如果人是好的，那国家才可能会好。”约瑟夫告诉我，他的弟弟和妹妹都被杀害了，他用舌头轻抵牙齿轻蔑地呲了一声。“这个国家没人了，”他说，“没了！”

卢旺达失去的不仅仅是死去的人。这场种族灭绝被“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ese Patriotic Front）所终止，这是一支由过去受迫害的图西族难民领导的叛军，而当“卢旺达爱国阵线”于1994年在该国全线推进之时，约200万胡图族又在那些曾煽动他们杀人的首领的命令下开始了逃亡之旅。在南方的一些农村地区，胡图族逃亡后，除了一些坍塌的土坯房周围的灌木丛还可以开垦以外，就什么也不剩了。我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人，当时还无法理解那种让约瑟夫无视自己国家之美的空无感。不错，那里是有被手雷夷平的建筑物、烧毁的家园，满是弹坑的外墙和被迫击炮轰得坑坑洼洼的道路，但这些都是战争而非种族灭绝带来的破坏，而且到1995年的夏天，大部分死者都已经被埋葬了。直到15个月前，卢旺达还是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现在，凶手们的工作看起来已经达到了他们的初衷：看不见人了。

乱葬岗不时被发现和挖掘出来，遗骸被转移到新的、合适的神圣公墓。然而，即使是偶尔露出的骨头、数量惊人的截肢者和带着畸形疤痕的人，以及人满为患的孤儿院，也无法证明在卢旺达曾有人企图消灭另一个民族，能够作为证据的只有人们的故事。

“每一个幸存者都想知道为什么自己还活着。”阿贝·莫斯特（Abbé Modeste）跟我说，他是卢旺达第二大城市布塔雷（Butare）大教堂的牧师。阿贝·莫斯特在圣器收藏室里藏了几个星期，靠吃圣餐薄饼为生，之后他躲到自己书房的桌子下面，最后又跑到附近一些修女家的椽子上。他能幸存，显而易见是因为“卢旺达爱国阵线”救了他。但“卢旺达爱国阵线”直到7月初才到达布塔雷，约有75％的卢旺达图西族在5月初已遭杀害。至少在这点上，种族灭绝是完全成功了，而对那些成为猎杀目标的人来说，生，而不是死，似乎才是命中的意外。

“有18个人在我家里被杀了。”艾迪尼·尼扬齐玛（Etienne Niyonzima）说，他曾经是商人，现在已成为一名国会议员，“所有东西全都被毁了——一个2750平方米的地方。他们在我家附近杀了647个人。他们还折磨这些人。你真该看看他们是怎么杀掉这些人的。他们有每一栋房子的编号，而且他们还在所有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的房子上用红漆做了记号。我妻子当时在一个朋友家里，被射中两枪。她还活着，只有她活着。”——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她失去了双臂，当时跟她一起的其他人都被杀了。民兵留着她自生自灭。她全家65口人都在吉塔拉马（Gitarama）被杀了。”那时尼扬齐玛已经躲了起来。直到他和妻子分离的三个月后，他才知道她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还活着。“还好，”他说，“不过还有个儿子头上被砍了一刀。我不知道他现在去哪儿了。”他的声音变得微弱，然后顿了一下。“他不见了，”尼扬齐玛啧啧说道，“但其他孩子都还活着，老实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劳伦特·恩孔格里（Laurent Nkongoli）把他的幸存归结为“天意，以及善良的邻居们，一位老妇人说：‘快跑，我们可不想看到你的尸体’”。恩孔格里是一名律师，在那场种族灭绝之后他当上了国会副主席，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对双排扣夹克外套和色彩鲜艳的领带情有独钟，他做事和说话时都带有一种明快的决断力。但是在1994年4月下旬，听从邻居的建议从基加利逃走之前，他说：“在这些事情发生后的某个时刻，我已经接受死亡这回事了。但即便一个人可以接受任何死法，他也不会愿意被虐杀而死。一个人是不会愿意被砍刀砍死的，宁愿是一颗子弹吧。如果你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你多半会祈求一颗子弹。死亡或多或少地成为常态，大家听之任之，人们失去了战斗意志。有4000名图西族在卡西卢（Kacyiru，基加利省的一个地区）被杀害。士兵们把这些人带到那里，让他们坐下，因为他们要扔手榴弹了，然后这些人就坐下了。”

“卢旺达的文化是一种恐惧的文化，”恩孔格里继续说，“我记得人们说了些什么。”他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并刻意用一种尖利的语调说道：“‘就让我们祈祷一下吧，然后再杀我们。’或是‘我不想死在街上，我想死在家里。’”说完他又恢复了平常的语调。“当你因为压迫而屈服的时候，你就已经死了。这也说明种族灭绝已经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厌恶这种恐惧感。这些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已经从精神上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只因为自己是图西族。他们是在死后很久才被杀掉的。”

我提醒恩孔格里，尽管他憎恶恐惧，但在邻居催促他逃跑之前，他也已经接受了死亡。“是的，”他说，“在种族灭绝时，我觉得很疲倦。你要是挣扎太久，最后你会疲倦的。”

每个跟我聊过的卢旺达人好像都有一个特别关心又无法回答的问题。对恩孔格里来说，这个问题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图西族接受了自己会被杀死的命运。对弗朗索瓦·泽维尔·恩库伦齐扎（François Xavier Nkurunziza）这位父亲是胡图族、母亲和妻子是图西族的基加利律师来说，问题则是：怎么会有这么多胡图族会放任自己去杀人。恩库伦齐扎能够幸免一死，只因为他在全国各地不断地转移隐藏地点，而且他也失去了很多家人。“顺从，在这里是根深蒂固的，”他跟我说，“在卢旺达的历史上，每个人都服从权威。人们敬畏权力，而且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育。你找一群贫穷无知的人，给他们一些武器，然后说：‘这是你的了，去杀吧。’他们就会服从。而那些被雇用或强迫去杀人的农民，他们会遵照那些有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的意旨行动。所以有影响力的人，或者大金融家通常都是种族灭绝中的大人物。他们也许觉得自己并没有杀人，因为他们没有亲手取人性命，但人们都在关注他们并等候着他们的命令。而在卢旺达，命令的下达可能是悄无声息的。”

在我游走于这个国家并收集屠杀的资料时，感觉好像只要有砍刀，有狼牙棒（masu，一种钉满钉子的棍棒），几个准备就绪的手榴弹，以及几声自动步枪的枪击声，胡图力量所下达的静悄悄的命令就能让原子弹都相形见绌。

“每个人都被号召去猎杀敌人。”西奥多·尼林克瓦亚（Theodore Nyilinkwaya）说。他是一位幸存者，躲过了他在西南部尚古古省（Cyangugu）的家乡金博戈村（Kimbogo）的大屠杀。“但我们还是说说那些不愿杀人的人吧，有个拿着棒子过来的人，他们跟他说：‘不行，去找根狼牙棒。’所以，好吧，他照做了，而且跟着其他人一起出去，但他不杀人。他们说：‘喂，他可能事后会告发我们的。他必须杀人，每个人都至少要帮着杀掉一个人。’所以这个不愿杀人的人就被迫照做了。然后第二天杀人就会成为他的游戏，你都不需要一直逼迫他了。”

在奈阿卢布耶，即便是圣器安置所里小小的还愿陶俑也被有条不紊地砍了头。“它们和图西族有关。”弗朗西斯中士解释道。

(1)  扎伊尔，即今刚果民主共和国或刚果（金），原为比利时殖民地。1960年2月独立时称刚果共和国。1964年8月1日改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1971年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1997年5月17日，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 Desire Kabila）领导的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攻占了扎伊尔的首都金沙萨，卡比拉宣布就任总统，并将国名恢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2)  1962年，卢旺达独立以后，胡图族接管了权力。在卢旺达政府所控制的媒体鼓吹下，许多胡图族开始着迷于名为“胡图力量”（Hutu Power）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宣称图西族想要奴役胡图族，因此胡图族应当不择手段地去消灭图西族这个威胁。

第2章

如果你从奈阿卢布耶的大屠杀纪念馆一直向西走，直接从卢旺达的一端穿越到另一端，越过群山，跨过沼泽、湖泊和河流，到达基布耶省（Kibuye），然后，在你掉进巨大的碱水湖基伍湖（Lake Kivu）之前，你会来到另一个山顶村落。这座山被称为穆格内罗（Mugonero），它的山顶上也有一座大教堂。虽然卢旺达人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但新教的福音传到了基布耶的大部分地区，穆格内罗则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总部。这个地方与其说是一个非洲村庄，不如说更像是一所美国社区大学的砖墙校园；整洁的林荫道把大教堂与一个小教堂、一所护理学校、一间医务室和一所享有卓越医疗保健声誉的医院连接了起来。在大屠杀期间，萨缪尔·恩达吉马纳（Samuel Ndagijimana）在医院里寻求庇护，尽管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点点慢慢都忘记了”，但我们很快就明白他并不像自己希望的那么健忘。

萨缪尔在医院里做医疗勤杂工。他在1991年找到了这份工作，那时他25岁。我问他在被卢旺达人称作“过去”的那段时间过得怎么样，他说，“我们就是纯粹的基督徒”。仅此而已。我好像还问了一些关于其他人的情况，这些人和他都只是点头之交，而且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最初的真切记忆是1994年4月初的几天，当时他看到胡图族民兵在穆格内罗政府办公室外进行公共演习。“我们看到年轻人每晚都会出去，而且人们也会在电台里谈论这些事。”萨缪尔说，“只有胡图力量派系的成员才会外出，而那些不愿参与的人都被他们称为‘敌人’。”

4月6日，在这些行动开展了几晚之后，卢旺达长期执政的独裁者，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在基加利遇刺，军队高层中胡图力量一派的领导人夺取了政权。“电台宣布人们不能外出。”萨缪尔说。“我们开始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人在那晚聚集，早上去上班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和当地胡图力量的领导人在组织人员。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出事了。”

上班的时候，萨缪尔观察到“一种气氛的变化”。他说：“人们都不愿再和其他人说话。”他的很多同事都把时间花在和杰拉德医生（Dr. Gerard）会面上了，这位医生毫不隐晦他对胡图力量的支持。萨缪尔对此感到震惊，因为杰拉德医生是在美国学习过的，而且他还是基布耶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主席的儿子，所以他被看作一位很有权威的人物，一位堪当表率的社区领袖。

几天后，当萨缪尔从穆格内罗看向南方的山谷时，他看到湖边村庄的房屋正在燃烧。他决定待在教会医院里直到骚乱结束，然后穆格内罗及其周边地区的图西族家庭很快也做了同样的决定。这是卢旺达的传统。“只要一出事，人们总是往教堂跑，”萨缪尔说，“牧师都是基督徒。大家相信在他们的地盘不会发生什么事。”事实上，穆格内罗的很多人都告诉我，杰拉德医生的父亲，也就是教会主席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Elizaphan Ntakirutimana）亲自下令让图西族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建筑群集合。

受伤的图西族从基伍湖的南北两个方向汇聚到穆格内罗。他们穿过灌木丛，试图避开沿途无数的民兵检查站，他们还带来了一些消息。一些人说往北几英里的吉西塔市（Gishyita），市长在把数千名图西族聚集到教堂后就疯狂地杀害了他们，而教堂其余的幸存者也都被屠杀了。另一些说，在往南几英里处的卢瓦马塔姆（Rwamatamu），有一万多名图西族人在市政厅避难，市长带着几卡车的警察、士兵和携带着枪支手雷的民兵包围了这个地方；同时又在他们身后安排了一些拿砍刀的村民，以防开枪时有人逃走，然而事实上，从卢瓦马塔姆逃亡的人寥寥无几。据说一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牧师和他的儿子与市长密切合作，组织了卢瓦马塔姆的屠杀。但萨缪尔可能当时并没从他遇到的那个伤员那里听到这个消息，那个人“中了枪，而且被手雷炸到，失去了一只手臂，或一条腿”。萨缪尔仍以为穆格内罗能得以幸免。

到4月12日，医院里已挤满了多达2000名难民，供水线也被切断了。没有人能离开：民兵和总统卫队的成员封锁了这个建筑群。但是当杰拉德医生得知有几十个胡图族在难民中时，他又安排他们撤离。他还锁起了药房，拒绝对伤者和病人进行治疗——“因为他们是图西族。”萨缪尔说。而封锁线以外，医院里的难民看着杰拉德医生和他的父亲恩塔基鲁马纳牧师，以及民兵和总统卫队的成员一起四处兜风。难民们都想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已经忘了他们的上帝。

在穆格内罗的教堂和医院大楼中有7名图西族的基督复临安息会牧师，他们很快就承担起了群众领袖这个惯常角色。当两名警察来到医院，宣称他们的工作是保护难民时，这些图西族牧师们就发起了募捐，并为警察筹集了近400美元。几天之内，一切都很平静。然而在4月15日晚，警察说他们不得不离开，因为医院将会在次日早上遭到袭击。他们和杰拉德医生一起坐车离开了，医院里的7名牧师建议他们的同胞等待最后的结果。然后牧师们一起坐下来，写信给市长，以及他们的上司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牧师，也就是杰拉德医生的父亲，请求他们看在上帝的分上出面调停。

“然后他们做出了回应，”萨缪尔说，“以下是杰拉德医生发的通告：‘16日，周六，准确地说是早上9点整，你们将会遭到袭击。’”但真正把萨缪尔的精神压垮的是恩塔基鲁马纳牧师的回应，他把这位教会主席的话缓慢地重复了两遍：“你们的问题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你们必须死。”萨缪尔的一个同事，玛纳斯·比门伊马纳（Manase Bimenyimana）回忆起恩塔基鲁马纳的回应时稍微有点不同。他告诉我，这位牧师说的是，“你们必须被消灭。上帝不再需要你们了”。

在做医院清洁工的同时，玛纳斯还承担了一名医生的家务，出于安全考虑，他把老婆孩子都安置在医院的难民之中，而自己则留在这名医生家里。4月16日周六上午9点左右，他正在喂医生的狗。他看到杰拉德医生带着一车的武装人员赶往医院，接着就听到射击声和手雷爆炸的声音。他跟我说：“狗听到了人们的哭喊声，它们也跟着嚎叫起来。”

玛纳斯设法去了医院，也许很蠢，但他感到很不安而且很想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他发现那些图西族牧师们正在让难民为死亡做准备。“我非常失望，”玛纳斯说，“我估计有可能要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寻找所有可以用来自卫的东西——石头、破砖头、棍子。但这些都没什么用。人们都很虚弱，他们都没吃东西。枪击一开始，人们就纷纷倒下，然后死去了。”

萨缪尔回忆说，有很多袭击者，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从教堂，从后面，从北边和南边过来。我们听到了枪声和哭喊声，他们高唱着口号‘消灭图西族’。他们开始向我们射击，我们则向他们扔石块，因为我们也没有别的东西，甚至连一把砍刀也没有。我们又饿又累，已经一天多没喝水了。然后就有人的手臂被砍断了，有人死了。他们杀害了教堂和学校里的人，然后是医院里的人。我看见了杰拉德医生，我还看见他父亲的车经过医院，在他的办公室附近停了下来。中午时分，我们进了地下室。我和一些家人在一起，另一些家人已经被杀了。袭击者破门而入并开始砍杀、射击和扔手雷。那两个曾经充当我们保护人的警察，现在也成了袭击者。本地市民也帮了忙，没有枪的人就用砍刀和狼牙棒。到晚上八九点钟，他们开始发射催泪瓦斯，还活着的人哭喊起来，这样袭击者就知道人都在哪儿，他们就可以直接过去杀了他们。”

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图西族在卢旺达人口中的比例略低于15％，但在基布耶省，图西族公民的比例要高得多。据估算，在1994年4月6日，基布耶至少有1/3的人口是图西族。一个月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遭到杀害。而在基布耶的很多村庄，没有一个图西族能得以幸存。

玛纳斯告诉我，当他听到卢旺达“只有100万人”被杀害时，他很震惊。“看看有多少人死在这儿了，又有多少被鸟啄食了。”他说。种族灭绝中的死者对卢旺达的鸟类来说的确是极大的福利，但鸟儿们对活着的人也是有帮助的。就像在森林大火不断推进的火墙前，食腐猛禽们会在空中形成一条阵线，等着在逃离火海的动物队列前大享盛宴一样，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的那几个月里，屠杀地上空躁动的秃鹰、鸢和乌鸦就相当于一幅标记在空中的国家地图，为萨缪尔和玛纳斯这种只能躲到灌木丛里求生的人标示出“禁区”。

4月16日午夜前的某个时刻，穆格内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建筑群的凶手们发现已无人可杀，然后又去劫掠死者们的家宅。萨缪尔当时在地下室，而玛纳斯则和已被害的妻儿们躲在一起，他发现他们已无生还可能，于是立即离开，设法去了邻近的穆拉比（Murambi）村，在那里他加入了另一小群大屠杀幸存者的行列，他们也曾在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避难。玛纳斯说他们享受了24个小时的和平。然后杰拉德医生就带着一支民兵卫队来了。枪声再次响起，玛纳斯逃走了。这一次，他逃到了高山上，来到一个叫毕赛赛罗（Bisesero）的地方。那里的岩石陡峭而嶙峋，到处是洞穴，且时常笼罩于云雾之中。毕赛赛罗是卢旺达唯一一个数千图西族平民组织起来抵抗欲置他们于死地的胡图族的地方。“看到毕赛赛罗有这么多人，我们开始相信自己不会死了。”玛纳斯跟我说。他说，一开始只有妇女和孩子被杀，因为男人们都还在战斗。“但随着时间推移，成千上万的男人们也倒下了。”

在基布耶的各个满是尸体的村庄里，还活着的图西族已经很难找到。但凶手们并未放弃。毕赛赛罗的狩猎还在继续，猎人们乘着卡车和巴士前来。玛纳斯说：“当他们看到抵抗力量是多么强大时，他们就开始呼叫更远处的民兵前来。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杀人。在我们虚弱时，他们会节省弹药，用竹矛来杀我们。他们砍断人们的跟腱和脖子，但并不彻底，就任凭这些受害者们哭喊很长时间，直至死去。猫和狗都在那儿，吃人。”

萨缪尔也设法到了毕赛赛罗。他之前一直逗留在穆格内罗医院里，直到一天早上，“人全都死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地下室，带着一个“失去了脚的人”，慢慢地走进了山里。萨缪尔描述自己在工作场所发生屠杀所经历的苦难时，那种电报式的简洁语气，和他讲述穆格内罗大屠杀前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和玛纳斯不同，他在毕赛赛罗几乎没什么慰藉，防守方的唯一优势就是地形。他的结论是作为一个图西族人在卢旺达就意味着死亡。他说：“一个月后，我去了扎伊尔。”为了抵达那里，他不得不下山穿过一些聚居区去基伍湖，然后在晚上乘一艘独木舟渡水——一段疯狂而危险的旅程，但萨缪尔并没提到这点。

玛纳斯留在了毕赛赛罗。他告诉我，在战斗中“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了奔跑，不跑都会觉得不对劲”。战斗和奔跑赋予了玛纳斯一股勇气，一种归属感，这种有目标的感觉比他自己的存在更加伟大。接着他的大腿就中枪了，再一次徘徊在生死线上。之后他找到一个地穴，“上面是一块大石头，下面有一条溪流”，他把那里当成了家。“一整天只有我一个人，”他说，“那里只有死人。尸体倒在溪流中，我把这些尸体当作渡河的桥，然后在夜里加入另一群人之中。”就这样，玛纳斯活了下来。

第3章

卢旺达拥有良好的道路——中非最好的。但就连这些道路也在讲述卢旺达的苦难故事。从基加利辐射而出的严整的双车道公路网，把全国10个省会城市中的9个缝合成一片整齐的网络，只有基布耶除外。通往基布耶的道路没有铺面、脏乱不堪，是一条发夹弯式的险峻而充满障碍的路线，路面在咯咯作响的碎石和红土之间交替，而红土在雨中又会变成深滑的烂泥，然后在阳光的烘烤下，它又会呈现出坚硬的车辙和土脊。基布耶的道路处于这种状况并非偶然。在“过去”的旧秩序下，图西族在卢旺达被称为因耶子（inyenzi），意思是蟑螂，而且如你所知，基布耶挤满了这些“蟑螂”。20世纪80年代，政府请来中国的道路施工队时，基布耶的道路就排在改造名单的最末位，然而最终轮到基布耶时，为这项工程预留的数百万美元却消失了。如此美丽的基布耶，东西两端有山脉和湖泊环绕，南北两方为原始森林所围，仿若（加上一家住满了闲散的中国筑路工人的酒店）赤道地区的西伯利亚。

从基加利到基布耶的70英里路程一般用三四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但我的四驱车队却花了12个小时。我们刚出发就下起倾盆大雨。下午3点到6点之间，当山坡上深至小腿的泥浆把我们的第一辆车吸进沟里时，我们才走了一半的路程。黑夜降临，波澜起伏的云雾笼罩过来，又加深了这黑暗。我们没看到那些士兵——十几个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男人，头戴宽边软帽，身着军大衣和橡胶长靴，用木杖拨开泥泞一路前来——直到他们敲我们的窗户，我们才看到他们。所以在他们告知我们在等待救援时应该关闭车灯，集中到一辆车里还要保持安静时，我们是不怎么舒服的。这还是在1996年的9月初，在种族灭绝发生两年之后，胡图族民兵仍然几乎每晚都在威胁着基布耶。

在这条路的一边，山形成了一堵墙，而路的另一边则陷入一片明显垂直的香蕉树林里。雨越下越小，变成一片薄雾，我站在指定的车辆旁边，听着雨水无节奏的滴答声和水珠在香蕉叶上弹跳的砰砰声，看不见的鸟儿在不停地咯咯叫着。这夜晚像一架木琴，而我却非常警惕地站着。“你们是不错的靶子。”一个士兵跟我们说。但只要我们周围安全无虞，我倒是很愿意待在那儿的，在一个难得一见的国家里的一条无法通过的路上，听着，闻着，并通过收紧的皮肤感受着这个潮冷而漂泊的午夜，这是每个卢旺达人都了然于心，而我却从未在如此不设防的情况下经历的不眠之夜。

一个小时之后，山谷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这叫声听起来疯狂而可怕，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印第安人边拍嘴边发出的战争呐喊。接着是一段漫长的寂静，似乎是她在使劲把空气吸入肺中，紧接着哀号的警报再次响起，这次的声音更高更快，也更疯狂。这一次，在这女人的呼吸中断之前，其他的声音也加了进来，呐喊声从下方的黑暗中传过来，我觉得我们可能是遭到攻击了，但我什么也没做，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一会儿，三四个士兵突然在路上冒出来，越过路肩，俯身下到香蕉树丛里。持续不断的叫喊声在一个焦点上纠缠，在达到音量顶峰后，又变成低沉的呼喊，那女人的声音因其强烈而坚决的愤怒尤显突出。很快山谷里又变得静悄悄了，只听得见香蕉叶间的噼啪声和扑通声。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正当基布耶赶来的车队要护送我的团队继续前行时，几名士兵从下面爬上路面，还领着五六个扛着棍棒和弯刀的衣衫褴褛的农民。走在他们中间的是一个挨过揍的、看起来像条落水狗的俘虏。

我车队里的一个卢旺达人询问了一下情况，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家伙想强奸那个哭喊的女人。”他解释说我们听到的叫喊声是一种传统的求救信号，它附带了一种义务。“你听到了，就要有所行动，你得赶紧跑过去。”他说。别无选择，你必须这么做。如果你无视这个叫喊声，你就要面对很多质问。“山区的卢旺达人就是这么生活的。”他把双手平伸出来，来回翻滚移动，以此表示这里的土地就像百衲衣的碎布一样拼接起来，一块连着一块，每个家庭都要照看好他那块碎布里的邻居。“人们分开生活，但群居在一起，”他说，“所以相互是有责任的。我喊，你就要喊。你喊，我就要喊，我们都会跑过来。而不发声的人，留在家里的人，那必须给个说法。他和罪犯是一伙的吗？他是胆小鬼吗？下次他叫喊的时候还指望有人来帮忙吗？这很简单，很正常。这就是社区。”

这种令人羡慕的安排让我感到惊讶。如果你在你的住处喊叫，你能指望别人听到吗？如果你听到有人哭喊报警，你也会大喊着跑过去吗？在你们这里用这种方式，是不是总能制止强奸行为并且抓住强奸犯呢？这真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如果这种公共责任制度调转了方向，以至于被杀人犯和强奸犯所掌控的话会怎样？如果无辜的人被当成罪犯，而保护邻居的人被视作“同谋”呢？是不是使用催泪瓦斯让隐蔽在暗处的人们哭喊，以便杀死他们，这也会变得正常呢？后来，当我造访穆格内罗时，萨缪尔跟我说到催泪瓦斯的事，我就想起了那个在山谷里哭喊的女人。

1994年7月中旬，穆格内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大屠杀的三个月后，教会主席，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牧师和他的妻子逃往扎伊尔，之后去了赞比亚（Zambia），又从那里前往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拉雷多市（Laredo，Texas）。对卢旺达人来说，在种族屠杀之后拿到去美国的签证可不容易，但恩塔基鲁马纳夫妇有个叫伊莱尔（Eliel）的儿子在拉雷多市，他是一名心脏外科的麻醉医生，加入美国国籍已有十多年了。因此，牧师和他的妻子被授予了绿卡——“外籍永久居民”的身份，并定居拉雷多市。他们到达后不久，一群住在中西部的图西族给白宫发了一封信，要求以恩塔基鲁马纳牧师在穆格内罗大屠杀期间所犯之罪行将其绳之以法。“几个月后，”这封信的其中一个签名者告诉我，“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E.多尼伦（Thomas E. Donilon）做出了一个回应，对所发生的事情表示了同情，然后陈述了美国对卢旺达提供的所有对外援助的条款。我们说，一边是100万人被杀害，另一边这个人却活得好好的——这让我们有些失望。”

在穆格内罗大屠杀两周年纪念日那天，一小群图西族人来到拉雷多市恩塔基鲁马纳的住所外举行游行并挥动标语。他们希望能吸引到媒体来报道，而这个故事“曾经”确实很轰动：一个传教士被指控主导了对数百名会众的大屠杀。然而一些涉嫌在南斯拉夫犯下小得多的罪行的塞尔维亚人——一些不可能拿到美国绿卡的人——却每天都在受到国际报道，除了一些零星的新闻简报之外，恩塔基鲁马纳早已从这种不愉快中脱身了。

虽说如此，当我在1996年9月回到纽约，也就是访问穆格内罗的一周后，我获悉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准备在拉雷多市逮捕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联合国的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坦桑尼亚阿鲁沙对他发起了公诉，指控他犯有三项种族灭绝罪和三项反人类罪。起诉书对杰拉德·恩塔基鲁马纳医生以及市长查尔斯·西库布瓦卜（Charles Sikubwabo）和一名当地商人提出了同样的指控，其中所讲的故事和幸存者告诉我的一样：恩塔基鲁马纳牧师曾“指示”图西族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建筑群寻求庇护；杰拉德医生曾从难民中解救了“非图西族人”；1994年4月16日早晨，父子二人在袭击者的护送下到达了这个建筑群；而两人都被指控“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搜索并袭击了图西族幸存者及其他人，杀害了他们，或对他们造成了严重的身体和精神伤害”。

起诉是秘密进行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逮捕计划也是如此。拉雷多市是一个炎热、平坦的小镇，坐落于里奥格兰德河（Rio Grande River）最南端的一个弯道里，可远眺墨西哥，而恩塔基鲁马纳牧师曾有过飞行记录。

我手上有一份伊莱尔·恩塔基鲁马纳医生在拉雷多市的住址，波特罗街313号，那是郊区的一条褐色死巷尽头的一座砖砌平房。我按门铃时，一只狗在里面咆哮，但是没人应答。我找到一个电话亭，给当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打电话，但我不会说西班牙语，接电话的人又不会说英语。我突然想到，恩塔基鲁马纳牧师是在一家健康食品店工作，但在“人参屋”和“自然狂欢”这类店名看着像是专门用草药治疗便秘阳痿的地方转了几圈之后，我还是回到了波特罗街，313号还是没人。但我在街上发现一个男人正用一条园艺软管喷洒他的车道。我告诉他我在找一家卢旺达人，又给他简单说了说那栋房子。他说：“我不认识他们，我只认识这边隔壁的人。”我向他道了谢，他又说：“你说的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是卢旺达。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有色人种？”我说：“他们是从非洲来的。”他指着313号告诉我，“就是那栋房子，他们开的都是好车。他们差不多一个月前就搬走了。”

伊莱尔·恩塔基鲁马纳的新电话号码还没列入电话簿，但半夜里我找到一个接线员，他给了我一个伊莱尔的地址，第二天一早我就开车去了那儿。这栋房子位于一处新开发的豪华私人社区之内，就像在卢旺达一样，每家每户都设计了一个带围墙的院子。一扇电子门控制着通往各个房屋地块的入口，其中大部分的基址仍然是空草坪。有几间房子很狂野，隐约是地中海式的幻想风格，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大。恩塔基鲁马纳家就在道路尽头的一个电子安全栅栏后面。一个赤脚的卢旺达女仆领我经过一个打开的车库，车库里停着一辆白色的雪佛兰科尔维特敞篷车，然后我们走进一个巨大的厨房区，她打电话给恩塔基（Ntaki）医生（他出于对美国语言习惯的尊重，把自己的名字砍掉了一截），我告诉他我希望能见见他的父亲，他问我是怎么找到这栋房子的，我也告诉了他，之后他就安排我们当天下午在一个叫“慈悲”的医院见面。

当我还在通电话时，医生的妻子詹妮（Genny），一个很有风度的漂亮女人，送孩子去上学后刚好回到家。她给我泡了一杯咖啡，“卢旺达货。”她自豪地说。我们坐在一张巨大的皮沙发上，旁边是一台厨房壁龛中的大电视，从这里可以看到院子，一个烧烤帐篷，贴了瓷砖的游泳池的远端还有一个小花园。卢旺达女佣和墨西哥保姆的遥远的声音在更远处房间的大理石地面和天花板之间回响，詹妮说：“和我公公一样，我们都是最后才听到那些说法的。他在扎伊尔待过，在赞比亚也待过，一个难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卢旺达退休，然后安度晚年。之后他来到这儿，忽然间他们说他杀了人。你是知道卢旺达人的，卢旺达人会疯狂地嫉妒别人。你要是很有钱或很健康，卢旺达人就不喜欢你。”

詹妮自己的父亲是胡图族，他曾参与政治活动，并在1973年被竞争对手杀害。她的母亲是图西族，1994年，她几乎是在被杀害的边缘侥幸获救，现在还住在卢旺达。“我们这种混血儿既不恨图西族，也不恨胡图族。”詹妮说。这是一个不准确的概括，许多混血儿都被当作胡图族杀了，或者被当作图西族杀了，但詹妮一直背井离乡，她解释说：“大多数住在美国的卢旺达人都像我的丈夫一样，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他们都会根据自己的家族情况来选择立场。如果有人说你哥哥杀了人，那你就要站在他那边。”她似乎并没有完全掩饰自己对那位牧师公公的想法。她说：“他是个即使在你杀鸡的时候也不愿看到鸡血的人，但任何事都有可能。”

中午之前，恩塔基医生打电话给我们提了一个新方案：我们一起到拉雷多乡村俱乐部吃午饭。然后他们的家庭律师拉扎尔·格尔扎-贡戈拉（Lazare Gorza-Gongora）也来了。他衣冠楚楚，举止文雅，非常直率。他说他不准备让牧师跟我谈话。“这些指控是无耻的、骇人听闻的，完全是毁灭性的，”他气定神闲地说，“人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个老人的晚年却处于危险之中。”

恩塔基医生是一个胖胖的、爱唠叨的人，有一双醒目的鼓眼睛。他戴着一块孔雀石劳力士手表，穿着一件带有显眼的手缝衣领的白衬衫。当他开着一辆（定制得感觉像一间客厅，还配有电视的）雪佛兰萨博班送我和格尔扎-贡戈拉去乡村俱乐部时，他带着极大的兴趣说起了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心内直视手术的各项准备工作。恩塔基医生自己就负责心脏病患者的静脉滴注工作，接着他说出了和他妻子一样的看法：对他父亲的所有指控都是典型的卢旺达式阶级嫉妒和怨恨的产物。“他们觉得我们有钱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说，“他们没法接受。”他跟我说他的家族在基布耶拥有500英亩的土地，在卢旺达有咖啡和香蕉种植园，还有很多牛，“以及所有那些卢旺达的好东西”，他说：“他是一位父亲，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医生，另外两个在国际金融机构工作。这是一个在1960年还没有一个人能拥有学士学位的国家。这当然会让所有人都憎恨他，想毁了他。”

我们边吃东西，边俯瞰着高尔夫球场。恩塔基医生对卢旺达政治侃侃而谈。他没有用“种族灭绝”这个词；他说的是“混乱，混乱，混乱”，所有人都只想保住自己的性命。他说是图西族先动手的，是他们谋杀了总统。我提醒他，没有证据表明图西族和暗杀事件有关；事实上，种族灭绝是胡图族极端主义者们精心策划的，他们在总统死后一小时内就发动了这场屠杀。恩塔基医生不理会我。“如果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Kennedy）在这个国家被一个黑人暗杀了，”他说，“美国人肯定会杀掉所有的黑人的。”

格尔扎-贡戈拉看着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荒谬的话，他打破了沉默。“你说‘消灭’，你说‘有计划地’，你说‘种族灭绝’，”他跟我说，“这只是个理论。我觉得你大老远跑到拉雷多来就是想把我的客户当成这个理论的有力证据。”

不，我说，我来是因为一个神职人员被指控谋杀了自己一半的会众、同一教派的人，只因为他们生来就被称作图西族。

“证据是什么？”格尔扎-贡戈拉说，“目击者？”他咯咯地笑起来。“任何人都可以说他们看到了任何东西。”

恩塔基医生接着又说，他发现了一个阴谋：“目击者都是政府的工具。如果他们不说新政府想要他们说的话，他们就会被杀。”

不过恩塔基医生说，尽管律师给出了建议，但他的父亲很关心自己的名誉，他希望和我谈谈。

“牧师认为沉默看起来就好像有罪，”格尔扎-贡戈拉说，“但沉默是为了和平。”

离开了乡村俱乐部，我问恩塔基医生有没有怀疑过他父亲的清白。他说：“当然，但……”他顿了一下，“你有父亲吗？我会赌上我的所有为他辩护。”

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牧师是个沉着冷静的人。他坐在恩塔基医生家客厅的一把靠背椅上，把搁在腿上的马尼拉纸文件夹紧紧攥着，头戴一顶灰色的帽子，遮住了灰白的头发，身着灰色的衬衣，黑色的背带，黑色的裤子，黑色的方头鞋，戴着一副方形的金属边框眼镜。他讲的是卢旺达语（Kinyarwanda），他自己国家的语言，由他儿子翻译。他说：“他们说我杀了人，8000人。”这个数字比我以前听到的任何数字都高出四倍，牧师的声音充满了愤怒的怀疑。“这是百分之百的纯粹的谎言。我没有杀任何人，我从来没有让任何人去杀任何人。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牧师解释说，当“混乱”在基加利开始时，他认为不会发展到穆格内罗，当图西族开始去医院时，他声称必须问问他们为什么。他说，大约一个星期后，那儿已经聚集了很多难民，“事情开始变得有点怪异”，所以牧师和他的儿子杰拉德开了一个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但就在这时，有两个警察过来保卫医院了。他说：“我们没有开过会，因为他们也没理会我们就直接干了。”

然后，在4月16日周六早上7点，医院那两个警察来到恩塔基鲁马纳牧师的家里。“他们给我带了一封医院那儿的图西族牧师们写的信，”他说，“一封是给我的，另一封是给市长的。我读了给我的那封。这封信上说，‘你知道他们正在秘密谋划，他们想杀掉我们，你能否去找市长，求他保护我们？’”恩塔基鲁马纳看了这封信后，就去找市长查尔斯·西库布瓦卜。“我告诉他图西族牧师们给我的信里写了什么，然后又把另一封信给了他。市长跟我说：‘牧师，现在没有政府了，我也没有权力了，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很震惊，”恩塔基鲁马纳继续说，“我回到穆格内罗，让那两个警察去给牧师们带个口信：‘我什么都做不了，市长也说他无能为力了。’”然后恩塔基鲁马纳就带着他的妻子和其他“想要躲起来”的人开车离开了城镇，去了吉西塔，这里是西库布瓦卜市长所在的城市，很多带伤去穆格内罗的难民就是在这里受伤的。“吉西塔，”他解释说，“已经把人都杀了，所以那里很平静。”

恩塔基鲁马纳牧师说他在4月27日之前都没有回过穆格内罗。“所有人都埋了，”他跟我说，“我什么都没看到。”那之后，他说：“我哪儿都没去，就待在我的办公室里。只有一次，那天我去了卢瓦马塔姆，因为我听说有些牧师也死在那儿了，我想去看看，哪怕能救他们的一个孩子也好。但我发现救不了了，他们都是图西族。”

恩塔基鲁马纳牧师自封为图西族的大救星。他说他给他们提供工作和避难所，鼓动他们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管理层待在一起，他抬起他的下巴说道：“我活了这么久，在我一生中，我最想帮的就是图西族。”他不明白图西族怎么这么忘恩负义地控告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他说。

恩塔基鲁马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没有什么比上帝更伟大”，牧师告诉我，“我想我现在比我生命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上帝”。他说。“当我看到在卢旺达发生的事情，我非常伤心，因为政治败坏了，很多人都死了。”他的语气听起来并不悲伤，倒有些疲惫、烦躁和愤慨。“仇恨是罪恶之果，而当耶稣基督降临，只有他才能把这些都带走。”他说完又补充了一句，“所有事都是一团混乱。”

“他们说是你组织的屠杀。”我提醒他。

他说：“没，没，没，没。”

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在穆格内罗被杀的那七名图西族牧师给他写的那封信的准确内容。他打开腿上那本文件夹。“这里。”他说着拿出一封手写的原稿，以及一份译本。他的儿媳詹妮把这些文件用传真机给我复印了几份。恩塔基医生想喝杯酒，他拿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格尔扎-贡戈拉律师则告诉我：“我是一直反对跟你进行这场会面的。”詹妮把信交给我，上面标注的日期是1994年4月15日。

我们亲爱的领袖，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牧师，

您好！我们希望在我们面对的所有这些问题上，您都能够保持坚强。我们想要告知您，我们听说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所以我们请求您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出面调停，并和市长谈一谈。上帝委派了您来做这支羊群的领袖，我们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这些图谋是不会得逞的。您的干预将受到我们的最高致意，就像犹太人被以斯帖 ⁽¹⁾ 拯救时那样。

我们向您致敬。

这封信是由以下牧师签署的：埃策希尔·塞姆格什（Ezekiel Semugeshi）、伊萨卡·鲁康多（Isaka Rucondo）、塞特·鲁万亚布托（Seth Rwanyabuto）、艾列泽·塞罗姆巴（Eliezer Seromba）、塞特·塞比赫（Seth Sebihe）、哲罗姆·加克瓦亚（Jerome Gakwaya），以及艾泽基亚斯·兹基林斯胡提（Ezekias Zigirinshuti）。

恩塔基医生陪我走到我的车前。在车道上，他停下来跟我说：“如果我父亲真的犯了罪，那即使我是他儿子，我也要说他应该受到检举。但我一点也不相信这回事。”

在我们见面的24小时之后，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牧师坐上了他的车，在35号洲际公路上向南驶向墨西哥。对那些正在跟踪他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来说，他的驾驶显得飘忽不定，加速，减速，换车道，然后又突然加速。在离边境几英里的地方，他们迫令其停车并将他关押起来。这次逮捕行动几乎完全没有引起美国媒体的注意。几天后，在科特迪瓦（Ivory Coast），恩塔基鲁马纳牧师的儿子杰拉德医生也被逮捕，他很快被转移到联合国法庭。但牧师有美国绿卡及其赋予的权利，他雇用了专门为政治上的棘手案件做辩护的前司法部部长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为律师，以抗拒对他的引渡。克拉克特别指出，将牧师或任何人交给联合国法庭，这对美国来说都是违反宪法的，联邦地区法院主审这一案件的法官马塞尔·诺特森（Marcel Notzon）同意了这一主张。1997年12月17日，在被拉雷多市监狱收押了14个月后，恩塔基鲁马纳牧师被无条件释放，之后他的自由人身份保持了九个星期。联邦调查局探员再次逮捕了他，在未决上诉期间等待诺特森法官的决定。

当我听说恩塔基鲁马纳牧师已经及时回到家过圣诞节时，我回顾了一下我在穆格内罗写的日记。在我和那些幸存者们会过面以后，我忘了，我的翻译阿斯尼（Arcene）曾经请我和他一起去医院的附属教堂，那里有很多人被害；他想对那些埋葬在附近的集体墓地中的死难者致以敬意。我们静静地站在只有长椅的空教堂里。在圣坛下的地面上放着四口纪念棺椁，披盖着白色的被单，上面绘着黑色的十字架。阿斯尼说：“做这些事的人，不懂国家的概念。国家是什么？人是什么？他们不懂。”

要当心那些说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人。他们马上就要扔回旋镖了，你可得把钢盔拿好了。

——拉尔夫·艾里森《看不见的人》

(1)  以斯帖（Esther），《圣经·旧约·以斯帖记》中的犹太女英雄，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波斯王后，为了挽救在波斯境内的犹太人的性命，她运用自己的智慧，在波斯王面前揭露了宰相哈曼的阴谋，粉碎了哈曼消灭波斯境内犹太人的计划。

第4章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兄长该隐（Cain）是一个农夫，弟弟亚伯（Abel）是一个牧人。他们都把自己的祭品献给了上帝，该隐献的是粮食，亚伯献的是牲畜。亚伯的那一份得到了上帝的眷顾，该隐的却没有，所以该隐杀了亚伯。

最开始定居于卢旺达的是穴居的俾格米人，他们的后代在今天被称作特瓦人（Twa people），在卢旺达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到1％，是一个边缘化且被剥夺了公民权的族群。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在俾格米人之后来到卢旺达的，但他们迁徙过来的起源和先后次序已经不可考了。传统上一般认为胡图族是班图人（Bantu people） ⁽¹⁾ 的一支，先一步从南部和西部来到卢旺达定居，而图西族则是尼罗特人（Nilotic people） ⁽²⁾ 的一支，他们从北部和东部来，这些理论更多是源于传说而非文献事实。随着时间推移，胡图族和图西族说起了同样的语言，信奉起同样的宗教，互相通婚，混杂而居。没有地域差异，住在同样的山峦上，小的酋长领地间也分享同样的社会与政治文化。酋长们被称为姆瓦米（Mwamis），他们其中一些人是胡图族，另一些是图西族；胡图族和图西族都在姆瓦米麾下共同作战；通过联姻和结盟，胡图族可能已经成为遗传学上的图西族，而图西族也可能已经成为遗传学上的胡图族。出于这些民族融合的原因，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近来一致认为胡图族和图西族不应被称作不同的族群。

尽管如此，胡图族和图西族这两个名称还是让事情陷入了僵局，它们自有其含义，虽然对什么词能够完美地描述这一含义并没有达成共识（“阶级”“种姓”和“等级”最受青睐），这一区分的来源却并无争议：胡图族是耕种者，而图西族是牧民。这是最初的不平等：牛是比农作物更有价值的资产，尽管有一些胡图族也拥有奶牛，有一些图西族也耕种土地，但图西族却成了政治和经济精英的代名词。这一分化的加速据说是始于1860年，当时图西族的姆瓦米——基格里·鲁瓦布吉里（Kigeri Rwabugiri）登上了卢旺达王位并发起一系列军事和政治运动，扩大和巩固了他所统治的领土，其领土面积几近于现在卢旺达共和国的领土。

但我们并没有前殖民时期国家的可靠记录。卢旺达人没有字母表，他们的传统靠的是口耳相传，因此易受操控；由于他们的社会是高度分层的，他们所讲述的往事通常是由那些掌握着权力的人口授的，或通过执政者之口，或通过反对派之口。卢旺达历史辩论的核心无疑是关于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关系的各种对立意见，然而二者在前殖民时期关系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不可知的，这很令人沮丧。正如政治思想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所说：“学术界所认定的很多历史事实都应当看作是假定性的（即便不是彻头彻尾的虚构），这一点已日渐明确，因为后种族灭绝时期的清醒状态迫使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认真对待其作品所具有的政治用途，而他们的读者也对很多主张的确定性提出了质疑。”

卢旺达的历史是危险的，就像所有的历史一样，它也是关于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的记录，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能让别人把你讲的故事当成他们的现实，而当这故事深植于他们的血液中时，往往就更是如此。一些事实和认知依然没有受到挑战。例如，鲁瓦布吉里被认为是出自一个其血统可追溯至14世纪晚期的王朝的后裔。无论何时何地，五百年对一个政权来说都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即便我们考虑到王室成员极可能有所夸张，抑或他们标记时间的方式跟我们有所不同，鲁瓦布吉里王朝只持续了短短几个世纪——这仍然是一个很长命的王朝，而这种持续时间长的王朝需要组织才能运转。

从鲁瓦布吉里到来之后，卢旺达人的国家就开始从酋长在某个山头占山为王的部落不断扩张，通过一个在军事、政治、民事方面由酋长和省长、副酋长和副省长、副副酋长和副副省长所组成的严密的多层等级制度，掌控了今天卢旺达的南部和中部地区。祭司、收税官、宗族首领以及征兵官在这个制度中都有一席之地，而这一制度将这王国中的每一座效忠大酋长的山头都绑在了一起。在大酋长庞大随从队伍中，宫廷阴谋和莎士比亚笔下的每一部作品一样周密而险恶，同时法定的多妻制以及为王太后所提供的无边的权力奖赏也带来了额外的复杂性。

大酋长本人被尊奉为神，独断且一贯正确。他被视为卢旺达的个人化身，随着鲁瓦布吉里不断拓展自己的领土，他也不断地以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他的臣民们的世界。图西族被授予了最高政治和军事职务，由于国家赋予的公共身份，他们一般也能坐享更大的财权。这一政权基本上是封建的：图西族是贵族；胡图族是奴仆。不过地位和身份仍由许多其他因素决定，如宗族、地区、盟友、军事实力，甚至个人的勤奋，而且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界限也还是可以互相渗透的。事实上，在当今卢旺达的那些鲁瓦布吉里酋长未曾征服的地区，这些类别也没有地方性意义。很显然，胡图族和图西族的身份只是由他们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来定义的；这两个群体，正如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不可避免地根据各自的领域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一套关于他们自身和彼此的观念。这些观念大体上可以被形容为对立的否定：胡图族就是非图西族，反之亦然。但由于缺乏那种经常能标记种族或部落群体界限的硬性禁忌，想要充分利用这些区别的卢旺达人就不得不放大那些微小而不准确的痕迹，比如一个人日常饮食中是否常喝牛奶，或尤其是有没有某些身体特征。

在卢旺达人纷乱的特征当中，外表的问题尤其棘手。因为它常常意味着生死，但没有人会质疑某些身体的典型特征：胡图族的特征是结实、圆脸、黝黑的皮肤、塌鼻子、厚嘴唇和方形下颚；图西族的特征是细瘦和长脸、不那么黑的皮肤、窄鼻子、薄嘴唇和尖下巴。自然界有无数的例外。“你区分不了我们，”身材肥胖的国民议会副主席劳伦特·恩孔格里跟我说，“我们自己都区分不了自己。我曾经在北部搭乘一辆公共汽车，只因为我当时在北部——他们‘胡图族’的地盘，还吃着玉米——他们吃的东西。他们就说：‘他是我们的人。’但我其实是来自南部布塔雷的图西族。”然而，当欧洲人在19世纪末到达卢旺达时，他们构想出了这样一幅画面：勇士国王的高贵族群周围环绕着长角牛群和一些挖红薯、摘香蕉的矮小又黝黑的农民所组成的低级种族。白人们认为这就是这个地方的传统，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安排。

“种族科学”在当时的欧洲非常盛行，而对他们在中非的学生来说，关键的理论是所谓的“含米特假说” ⁽³⁾ ，由英国人约翰·汉宁·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在1863年提出，他闻名于世是因为他“发现”并命名了非洲最大的湖——维多利亚湖，并确认了它就是尼罗河的源头。斯皮克凭空捏造出的基本的人类学理论，说中非所有的文化和文明都是由身材更高大、轮廓更鲜明的族群引进的，他认为这些人是起源于埃塞俄比亚的高加索部落，是《圣经》中大卫王（King David）的后裔，因此是一个比本地黑人更高级的种族。

斯皮克的《尼罗河探源》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为了描述非洲“原始种族”身体和道德上的丑陋，在这种前提下，他发现“《圣经》中有一个惊人的现成证据”。为了自圆其说，斯皮克挑选了《创世纪》第9章中的一个故事，讲述了诺亚（Noah）600岁时安全地将方舟从洪水中驶到了陆地上，然后他在自己的帐篷里赤身裸体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当诺亚酒醒以后，他得知自己的小儿子含（Ham）看到了他的裸体；含把这一幕告诉了他的两个哥哥——闪（Shem）和雅弗（Japheth）；而闪和雅弗很知礼地背过身去，给老父亲盖上了一件衣服。诺亚以诅咒含的儿子迦南（Canaan）的子孙作为回应：“他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在《创世纪》的诸多令人困惑的故事中，这大概是最神秘的故事之一了，同时它也受到很多莫名其妙的解读，最著名的解读即含是最早的黑人。对于美国南方的绅士们来说，诺亚诅咒的怪诞故事证明了奴隶制是正当的，而对斯皮克及其殖民时期的同代人来说，这也解释了非洲人的历史。在“对这些诺亚子孙们进行了深思熟虑”之后，他惊叹道：“当时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现在看来还是这样。”

斯皮克以“动物志”作为《尼罗河探源》中一个章节的标题，并这样写道：“在探讨自然史的这一分支时，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人——天生的卷发、肥大的鼻子、口袋般的嘴巴的黑人。”这个亚种的形象对斯皮克来说是比尼罗河还要大的谜团：“与非洲周围的所有在进步的国家相比，黑人怎么会在没有丝毫进步的情况下生活了这么多年，这真是令人惊讶；而且从整个世界都在进步的状况来判断，我们认为如果非洲人无法尽快从黑暗中摆脱出来，那么他们就会被一个更优秀的人种所取代。”斯皮克相信“就像我们在印度一样”，这里的殖民地政府也可以将“黑人”从灭亡中拯救出来，否则他认为这个品种“几乎没有机会”：“就像他父亲所做的那样，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支使他的妻子，卖掉他的孩子，奴役他能够抓到的所有东西，除了为争夺别人的财产而战斗，就只是满足于喝酒、唱歌，或像狒狒一样跳舞，以驱散无聊的沉闷。”

这些基本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词滥调，只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才令人震惊：一个这么致力于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人，却只带着这样陈腐的观察结果回来了。（然而，真的没有什么改变；人们只需要稍稍编辑一下前面的段落——粗糙的讽刺画、劣等人类的问题以及有关狒狒的话语——就能够制造出一种拙劣的非洲形象，这形象直到今天在欧美的新闻界还是标准形象，在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发出的慈善捐款呼吁当中亦是如此。）不过斯皮克和他可怜的“黑人”一起生活之后，他发现了一个跟一般的原住民不太像的“高级种族”，他们有“精致的椭圆形脸庞，大眼睛和高鼻子，表现出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也就是埃塞俄比亚）最好的血统”。这个“种族”由很多部落构成，其中包括瓦图西人（Watusi）（即图西族），他们都养牛，且有凌驾于一般黑人民众之上的倾向。最让斯皮克感到兴奋的是他们的“外表”，且不论因种族通婚而造成的卷发和皮肤变黑的影响，他们仍然保留了“高度的亚洲容貌印记，其中一个显著特征是有鼻梁而不是无鼻梁”。斯皮克使用了含糊的科学术语来说明他的假设，并提到《圣经》的历史权威性，他宣称这个“半闪-含”（semi-Shem-Hamitic）的优等种族是失落的基督徒，他暗示只需施予一点英式教育，他们可能就跟像他这样的英国人一样，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最优秀的”。

很少有活着的卢旺达人听说过约翰·汉宁·斯皮克，但他们大都知道他荒诞幻想的精髓——那些最像欧洲人的部落天生就具有统治者的资质。而且，无论他们接不接受这种观念，都很少有卢旺达人会否认含米特神话（Hamitic myth）是一个能让他们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的基本观念。1992年11月，胡图力量的理论家莱昂·马格塞拉（Leon Mugesera）发表了一次著名演讲，号召胡图族把图西族从尼亚巴隆戈河（Nyabarongo River）赶回埃塞俄比亚，那是一条迂回穿过卢旺达的尼罗河支流。他根本无须详尽阐述他的理论。1994年4月，这条河就被图西族的尸体堵塞了，成千上万的尸体在维多利亚湖边被冲刷着。

一旦非洲内陆被斯皮克这样的探险家“展现”在欧洲人的想象之中，帝国的铁蹄很快就随之而来了。在疯狂的征服中，欧洲的君主们纷纷开始在非洲大陆广袤的土地上宣示主权。1885年，欧洲主要大国的代表在柏林召开了一次会议，以妥善解决非洲新土地的边界问题。通常来说，他们在地图上标出的线，其中许多至今仍定义着非洲各国的边界，而与他们所描述的政治或地方传统毫无关系。数以百计的拥有各自的语言、宗教和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历史的酋长部落和王国，被设置成了不同的国家，他们或被瓜分，或更常见的，是合并于欧洲人的旗下。但柏林的制图师们唯独把卢旺达及其南部的邻国布隆迪完整保留了下来，并将这两个国家指定为德国在东非的行省。 ⁽⁴⁾

在柏林会议时期，还没有白人去过卢旺达。即便斯皮克的种族理论被其身后卢旺达的殖民者们视作福音，他也只是在如今坦桑尼亚的一座山顶上窥视了一下卢旺达的东部边境，而当探险家亨利·M.斯坦利（Henry M. Stanley）被卢旺达“残忍排他”的声名所吸引并试图跨越这条边界时，他被一阵箭雨击退了。连奴隶贩子也要在此绕道而行。直到1894年，一位名叫冯·格岑（von Götzen）的德国伯爵才成为第一个进入卢旺达并访问了皇室的白人。第二年，国王鲁瓦布吉里的去世让卢旺达陷入了政治动荡，到1897年，德国在该国建立了第一批行政部门，升起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帝国旗帜，并制定了一种间接统治的政策。就官方口径而言，这意味着要在现有的宫廷和行政体系之上安置一些德国代理人，但现实的情况更为复杂。

鲁瓦布吉里的死引发了一场图西族皇室内的暴力夺嫡之战，王朝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各主要派系中较弱势的领导者们急切地与殖民地霸主们合作以换取资助。由此导致的政治结构常常被描述为一种“双重殖民主义”，图西族精英利用德国人的保护和许可来对付他们内部的仇敌，同时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胡图族的霸权。当国际联盟将卢旺达当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利品转交给比利时时，“胡图”和“图西”这两个词就已被明确地定义为两个对立的“种族”身份了，比利时人则是把这种两极分化当成了他们殖民政策的基石。

传教士路易斯·德·拉格（Louis de Lacger）在他20世纪50年代写的那本经典的卢旺达史中评论道：“卢旺达人文地理现象中最令人惊讶的无疑是多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民族团结的情感。这个国家的本土居民真的有一种全民一体的感觉。”拉格惊讶于这种因忠君（“我会为我的姆瓦米杀人”曾是一首广受欢迎的歌谣）和敬神（民族之神伊玛纳）而产生的团结。他写道：“这种残暴的爱国主义被提升到了沙文主义的程度。”他的传教士同事佩吉斯（Pages）神父观察到，卢旺达人“早在欧洲人渗透之前就被一种观念说服了，即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是陆地上最大、最强、最文明的王国”。卢旺达人相信上帝白天可能会造访其他国家，但他每天晚上都会回到卢旺达来休息。根据佩吉斯的说法，“他们发现新月的两个角会转向卢旺达是为了护佑这个国家，这是很自然的”。毫无疑问，卢旺达人也认为上帝是用卢旺达语表达自己的，因为在前殖民时期，这些与世隔绝的卢旺达人基本不知道其他语言的存在。即使在今天，当卢旺达政府和本国的许多公民都在使用多种语言时，卢旺达语仍是唯一的所有卢旺达人都会讲的语言，而且它仅次于斯瓦希里语 ⁽⁵⁾ ，是第二大广为非洲人使用的语言。正如拉格所说：“很少有欧洲人能从自己身上发现民族凝聚力的这三个因素：同一种语言，同一种信仰，同一种法律。”

这也许正是卢旺达最显著的特质，它激发殖民者接受了荒谬的含米特假说，并由此分裂了这个国家。比利时人几乎不可能假装他们要为卢旺达引入秩序。相反，他们发现了一些现存文明的特征，并以这些特征佐证他们自己的统治与征服观念，使之屈从于他们的目的。殖民主义是暴力的，而且有很多方式来实施暴力。除了军队和行政长官，以及一支真正的神职人员所组成的队伍之外，比利时人还派遣了一些科学家来到卢旺达。科学家们带来了秤、卷尺和卡钳，然后开始称量卢旺达人的体重及颅骨容量，并对卢旺达人鼻子的相对隆起程度进行了对比分析。果然，科学家们发现了他们一直相信的东西。图西族各方面的尺寸都比“粗俗”而“野蛮”的胡图族“更高贵”且“更自然”。以“鼻子指数”为例，图西族鼻子长度的中位数要比胡图族多出2.5毫米，而鼻子宽度的中位数则比胡图族少差不多5毫米。

多年以来，许多杰出的欧洲观察家都在对改良图西族的迷恋中忘乎所以，他们试图以各种不同的说法超越斯皮克，比如卢旺达的优等种族必定起源于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的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城（city of Atlantis），或者根据一位法国外交官的说法——起源于外太空。但比利时殖民者坚持以含米特神话为模板，与罗马天主教会以一种近乎合资企业的形式来统治卢旺达，他们开始按照所谓的种族路线来彻底改造卢旺达社会。卢旺达第一位主教莱昂·克拉斯（Monsignor Léon Classe）是剥夺胡图族权利和加强“出身高贵的图西族的传统领导权”的最大倡导者。1930年，他警告说，任何试图用“粗鲁的”胡图族取代图西族酋长的尝试，都将直接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以及激烈的反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他补充说，“我们找不到比图西族更能胜任、更聪明、更积极、更欣赏进步以及更广为人民所接受的酋长了”。

克拉斯的观点被采纳了：传统的山头式行政结构至少为胡图族提供了地方自治的最后希望，但他们都被系统性地铲除了，而图西族精英则被赋予了几乎无限的权力来剥削胡图族的劳动并向他们征税。比利时人和教会废黜了一个他们认为过于独立的国王，并扶植了一个新的，穆塔拉·拉达希瓦（Mutara Rudahigwa），他是因其服从性而被精心挑选出来的。穆塔拉立即皈依了天主教，放弃了他的神圣地位，引发了一场洗礼的大众热潮，之后他很快就把卢旺达变成了非洲最具天主教色彩的国家。然后，在1933年至1934年间，比利时人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并发布了“种族”身份证，把所有卢旺达人都标记为胡图族（85％）或图西族（14％）或特瓦族（1％）。这种身份证实际阻断了胡图族成为图西族的可能，同时也使得比利时人能完美地实行他们基于图西族优越性神话的种族隔离制度。

因此，图西族牧民的贡品在殖民领主的眼中得到了青睐，而胡图族耕种者的贡品却没有。图西族的贵族阶层乐于享受权力，又害怕受到虐待，他们被怂恿着去压迫胡图族，并视特权为理所应得。支配殖民教育体系的天主教学校实行公开的歧视政策以支持图西族，图西族享有管理和政治工作的垄断权，胡图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已经很有限的机会进一步萎缩。没有什么制度会像比利时的强迫劳动制度那样有如此明确的区分，它要求大批的胡图族都成为种植园的农奴、修路工或林业工人，并辛勤劳作，同时将图西族作为工头凌驾于胡图族之上。几十年后，一位年迈的图西族对记者回忆起比利时殖民者的命令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要么你拿鞭子抽胡图族，要么我抽你。”残暴并不止于殴打；农民们因公共劳动的要求而筋疲力尽，他们荒废了自己的田地，而卢旺达肥沃的山丘也屡遭饥荒。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成千上万的胡图族和贫穷的图西族农民往北逃到乌干达或往西逃到刚果，从此成为流动的农业劳动者去寻找他们的机会。

胡图族和图西族在前殖民时期处于何种状况已不再重要，比利时人已经把“种族”定义为现存卢旺达人的决定性特征。胡图族和图西族大多仍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通婚仍在继续，住在山上的“小图西族”（Petits Tutsis）的命运与胡图族的命运仍然很难区分。但是，随着学生们在种族尊卑的教条中培养出来，民族集体的认同感逐步瓦解，在这一区隔下，无论胡图族还是图西族，都基于自身权利和伤害的竞争性主张发展出了一套相互排斥的话语。

一种部族主义会引发另一种部族主义。比利时本身就是一个以“种族”来画线的国家，讲法语的瓦隆人（Walloon）作为少数民族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着多数民族的弗拉芒族（Flemish）。但经过长期的“社会革命”之后，比利时进入一个人群更平等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到卢旺达的弗拉芒教士们十分认同胡图族，并鼓动他们产生对政治变革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比利时的殖民机构已经被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这意味着它不得不面临卢旺达独立的压力。胡图族的政治活动家开始呼吁多数人的统治和他们自己的“社会革命”。但卢旺达的政治斗争从来都不是为了真正追求平等，问题只在于谁将主导这个种族两极分化的国家。

1957年3月，一个由九名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体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胡图宣言》（Hutu Manifesto ），主张“民主”——不拒斥含米特神话，而是欣然接受它。宣言称，如果图西族是外来入侵者，那么按理说卢旺达就应该是多数的胡图族的国家。这被看作卢旺达的民主思想：胡图族有数量优势。该宣言坚决拒绝废除种族身份证，以免出现“对建立在事实真相上的统计规律的阻碍”，好像凭胡图族或图西族的身份就可以自动标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我们可以听到很多温和的观点，但谁会在革命时期倾听温和派呢？当各种新的胡图族党派兴起，号召大众团结在他们的“胡图主义”的大旗之下时，热心的比利时人安排了选举，不过在卢旺达人看到投票箱以前就有数百人被杀了。

1959年11月1日，在卢旺达中部的吉塔拉马省，一位名叫多米尼克·姆博纽穆图瓦（Dominique Mbonyumutwa）的行政副酋长被一群人打倒在地。姆博纽穆图瓦是一位胡图族政治活动家，而攻击他的人则是图西族政治活动家，在他们打完他以后，几乎立即就有传言说姆博纽穆图瓦已经死了。他其实没死，但很多人还是相信了这个谣言。即便到现在还有胡图族认为姆博纽穆图瓦在那晚被杀了。回过头来看，卢旺达人会跟你说这样的事件是无法避免的。但下次当你再听到跟1997年10月的《纽约时报》头版新闻类似的“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古老仇恨”的报道时，请记住，在1959年姆博纽穆图瓦被打事件引爆火花之前，还从未在任何地方有关于胡图族和图西族间系统的政治暴力的记录。

姆博纽穆图瓦在吉塔拉马遇袭的24小时内，一群胡图族流窜团伙袭击了若干图西族当权者并烧毁了不少图西族的房子。“社会革命”开始了。一周之内，暴力席卷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胡图族组织自己队伍的方式，通常是十个人成一队，由一个吹口哨的人指挥，对图西族实施抢劫、纵火和零星谋杀。这场被称为“毁灭之风”的民众起义，有一个狂热的支持者——比利时上校盖伊·罗吉斯特（Guy Logiest），他在姆博纽穆图瓦遇袭的三天后从刚果抵达卢旺达，以解决这里的麻烦。卢旺达人要是想知道罗吉斯特对暴力的态度，只需看看在胡图族点燃图西族的房子时，他的比利时军队懒散地站在一旁的样子就行了。罗吉斯特却在25年后，说道：“那段时间对卢旺达而言至关重要。它的人民需要支持和保护。”

图西族就不是卢旺达的人民吗？直到革命开始的四个月前，已当政近30年且仍受很多胡图族爱戴的姆瓦米，去布隆迪找一名比利时医生治疗他的性病。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姆瓦米就倒地死了。这明显是过敏性休克，但卢旺达的图西族对他是否中毒深存疑虑，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和前资助者比利时人间的紧张关系。11月初，当25岁的政治上毫无经验的新姆瓦米请求罗吉斯特上校准许部署一支军队来对抗胡图族革命者时，他遭到了拒绝。最后保皇派军队还是上了战场，但是尽管在11月胡图族比图西族被杀的人数还多一些，这场反攻还是很快就销声匿迹了。1960年年初，罗吉斯特上校在图西族的房子还在燃烧时就宣称，“我们必须选边站队”，而之后他也没有因“对图西族存有如此的偏见”而后悔。

罗吉斯特实际上主导了这场革命，他把自己视作民主的拥护者，而纠正他所效忠的殖民秩序铸成的大错就是他的责任。他后来回忆道：“我问自己是什么驱使我采取如此果决的行动，毫无疑问，那就是将尊严还给人民的愿望。与此同样强烈的愿望，是打压那个基本是在压迫人民的不公正贵族体制的傲慢气焰，同时揭露它的欺骗性。”

然而，革命背后的合理不满并不能保证革命秩序的公正。1960年年初，罗吉斯特上校下令实施了一场政变，将图西族的酋长都替换成了胡图族酋长。社区选举在年中举行，胡图族把持了投票站，他们赢得了至少90％的高阶职位。那时，2万多名图西族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园，而由于新的胡图族首领不断组织对图西族的暴力行动，或干脆任意逮捕他们，以巩固其权威并夺取图西族的财产，被赶出家园的图西族人数还在快速增长。姆瓦米也是这支开始逃往国外的图西族难民中的一员。

“革命结束了。”罗吉斯特上校在10月宣布。《胡图宣言》的原作者之一格雷戈瓦·卡伊班达（Grégoire Kayibanda）在其领导的临时政府的成立典礼上发表了一次演讲，宣称：“民主战胜了封建主义。”罗吉斯特也发表了演讲，很显然他觉得这胜利是无私的，因为他提出了一个预言性的警告：“如果在尊重少数族裔权利的方面不能同样成功，那么这就不是民主制……如果一个国家的司法丢失了这一基本品质，那就要预备迎接最严重的混乱和其自身的崩溃。”但这可不是罗吉斯特主导革命时的态度。

可以肯定的是，卢旺达在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人能提出一个部落式政治结构的替代方案。殖民地政府和殖民教会使得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比利时人在卢旺达独立前夕转换了种族立场，但他们所预备的新制度仅仅是旧制度的翻版。1961年1月，比利时人和卢旺达的胡图族新领导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君主政体被正式废除，卢旺达宣布成为共和国。过渡政府名义上是基于在胡图族和图西族党派间分享权力的协定，但几个月后，联合国委员会报告称，卢旺达革命实际上已经“导致了一党制的种族独裁”，并且不过是“以一种压迫政权取代了另一种”。该报告还警告说，“有一天我们可能会看到图西族的暴力回应”。比利时人并不在意。卢旺达在1962年被承认完全独立，格雷戈瓦·卡伊班达就职为总统。

由此，胡图族专政伪装成大众民主，卢旺达的权力斗争成为胡图族精英的内政，就像过去的图西族皇室间的纷争一样。卢旺达的革命者成了作家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V. S. Naipaul）所称的后殖民时期的“模仿者”（mimic men），他们重复了自己曾反抗过的恶政，而忘了他们过去的主人最终被其奴役的人们所驱逐的事实。几乎可以肯定，卡伊班达总统读过路易斯·德·拉格那部著名的卢旺达史。但不同于拉格说的卢旺达人民是统一于“民族感情”的观念，他把卢旺达称为“一国两族”。

《创世纪》认为，杀害同胞是第一等的谋杀。动机是政治性的——消除一个可见的竞争对手。当上帝问发生了什么事时，该隐说出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尖刻谎言：“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故事给人的震撼不在于谋杀，这只用一句话就讲完了，而在于该隐的无耻和上帝对他的宽大惩罚。因为杀了自己的兄弟，该隐被判为“逃亡者和流浪者”。当他抗议“凡遇见我的人必杀我”时，上帝说：“不会！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很显然，该隐逃脱了谋杀罪，他甚至得到了特殊的保护，但正如这传说所暗示的，在他犯罪后强加的血亲复仇的正义模式是不可行的。人们很快就因“这充满了暴力的土地”而变得怯懦，上帝非常后悔于他的造物，以至于用洪水抹去了它。在随后的新时代，法律最终成为社会秩序的原则，但这也是在许多骨肉相残的斗争发生之后了。

(1)  班图人，非洲最大的民族。主要居住在赤道非洲和南部非洲国家，传统上属农耕民族。

(2)  尼罗特人，非洲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尼罗河上游及其支流的广阔地区，传统上属游牧民族。

(3)  含米特假说（Hamitic hypothesis），声称非洲各民族没有历史和文明，黑人不具备建立任何文明社会所需的智力，非洲的任何文明成就都源于亚洲的含米特人，是他们为非洲带来了文明。在此观念影响下，图西族被殖民者定义为优秀的“含米特种族”，是外来的，而胡图族则被视为落后的、本地的“班图人”。含米特假说旨在勾勒出一个种族的等级结构，欧洲殖民者在其中处于顶端，图西族处于中间，而真正的非洲人胡图族则处于最底层。

(4)  因为卢旺达和布隆迪是作为一个联合殖民地——卢安达-乌隆迪（Ruanda-Urundi）来管理的；因为他们的语言非常相似；也因为他们的人口都是由比例相当的胡图族和图西族组成，而且他们作为后殖民地国家所经历的磨难也是由这两个族群间的暴力冲突决定的，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同一种政治历史经验（或“问题”）的两个部分。事实上，尽管其中一个国家的事件总是会影响到另一个国家，但卢旺达和布隆迪在前殖民地时期就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国家了。他们历史上的不同之处总是比相似之处更具说服力，除非首先考虑他们各自的情况，否则比较往往会导致误解。——原书注

(5)  斯瓦希里语（Swahili），属于班图语族，是非洲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

第5章

“我出生以来的故事？”奥黛特·尼拉米利莫（Odette Nyiramilimo）说，“你真的有时间听吗？”

我说，我有时间。

她说：“我1956年出生于吉塞尼省的基努努（Kinunu，Gisenyi），所以那场种族屠杀开始时我才三岁。我记不太清了，但我的确看见一群拿着砍刀的人从对面山上下来，我还看见好多房子着火了。我们带着牛跑到灌木丛里，在那儿待了两个月。所以当时除了牛奶，没有别的可吃。我们的房子都烧没了。”

奥黛特身体前倾，笔直地坐在一张白色的塑料草坪椅上，双手放在我们之间的空荡荡的白色塑料桌上，她的丈夫在打网球；她的几个孩子在游泳池里戏水。那是个星期天，我们在基加利的体育俱乐部（Cercle Sportif），那里可以闻到烤架上烤鸡的香味，听见游泳者拍水的声音，看到网球落地造成的斑痕，还有九重葛的俏丽光彩从花园围墙上四溢而下。我们坐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奥黛特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白衬衣，脖子上戴着一条有吊坠的细金项链。她语速很快，坦率地讲述了好几个小时。

“我不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重建的房子，”她说，“但在1963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我看着我的父亲，衣着考究，好像是准备过某个节日，还穿着白包布。他走到路上，我和其他孩子在一起，然后他说：‘再见，我的孩子们，我要死了。’我们都哭了。‘别哭，别哭，’他说，‘你们没看到一辆吉普车从路上经过吗？你们的舅舅们都被抓上车了，我不会等着他们来猎杀我的，我就在这儿等着跟他们同归于尽。’我们不停地哭，劝他别去死，虽然其他人都被杀了。”

卢旺达的图西族就是这么数着年过活的：以一种跳房子的方式——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等，有时在他们不觉得恐惧的时候，会跳过好多年直接穿越到1994年；有时则会放慢速度，度日如年。

卡伊班达总统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乏味的领袖，他离群索居的习惯暗示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煽动胡图族杀死图西族是他认为能够保持革命精神的唯一方法。这种大众暴力的借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流亡的图西族保皇党武装组织时不时地会对卢旺达发动突袭。这些游击队员是最早被称为“蟑螂”的人，他们也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的行踪不定和他们不可粉碎的信仰。他们的攻击火力不足且时断时续，但胡图族报复图西族平民时却总是迅速而广泛的。这是共和国早期的一个罕见时期，当时图西族还没有因纵火和谋杀而流离失所。

最戏剧性的一次“蟑螂”入侵发生在1963年圣诞节前的几天。一个几百人组成的图西族游击队从布隆迪的一个基地潜入卢旺达南部，在被比利时人指挥的卢旺达部队歼灭之前，他们已经推进到离基加利不到12英里处。政府不满足于这次胜利，他们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打击“反革命分子”，并指派了一名部长组织胡图族“自卫”部队，任务是完成“清理丛林”的“工作”，这意味着要杀死图西族并摧毁他们的家园。联合国在布塔雷雇用的一位名叫维耶曼（Vuillemin）的教师在《世界报》（Le Monde ）上描述了1963年12月和1964年1月的大屠杀，说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种族灭绝”，他指责该国的欧洲援助工作者和教会领袖们冷眼旁观，相当于是这场政府支持的大屠杀的同谋。在1963年12月24日至28日之间，维耶曼报道说，组织有序的屠杀仅在南部的吉孔戈罗省就造成多达1.4万名图西族死亡。虽然受过教育的图西族男人是主要的受害者，他写道：“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和儿童也被狼牙棒或矛击倒。受害者常常被脱掉衣服后扔进河里。”幸存的图西族跟随大批的早期难民流亡海外，到1964年年中，多达25万的图西族逃离了这个国家。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爵士将那年卢旺达的事件描述为“自从纳粹灭绝犹太人以来，我们有目共睹的最恐怖的、有组织的大屠杀”。

在奥黛特的舅舅们被押走杀掉之后，她父亲雇了一辆卡车想把家人带到刚果去。但这是一个大家庭——奥黛特的父亲有两个妻子；她是他18个孩子中的第17个；还有她的祖父母、姻亲、姑姑、堂兄弟、侄子和侄女。这个大家庭有33个人，但卡车太小了，她的一个祖母上不去。于是她父亲说：“我们就待在这儿等死吧。”于是，他们就留下来了。

奥黛特的家族几乎就是基努努剩余的全部图西族人口。他们在山上和牛一起过着贫困的生活，而且还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一个村议员给他们提供了保护，他走到奥黛特的父亲身边说：“我们喜欢你，我们不想你死，所以我们要把你变成胡图族。”奥黛特想不起这是怎么做到的。“我父母在他们的余生中从未提过这件事，”她跟我说，“这有点丢人，但我父亲还是拿了那个身份证，做了两年的胡图族。然后他就因持有伪造的身份证而被传讯了。”

到1966年，流亡的“蟑螂们”解散了他们倒霉的部队，他们已经厌倦了在每次袭击后都看到图西族被屠杀。卡伊班达对自己作为胡图族姆瓦米的地位充满信心，他认识到过去殖民地的官方歧视模式阻碍了失去权力的部落进入教育、公共就业和军队等领域的机会，而这可能是控制害虫——让图西族无法翻身的最充分有效的办法。为了增加多数人的权力比例，他们在人口普查数字上做了手脚，以便使图西族仅占人口的9％，而他们的机会也相应地受到限制。但即便胡图族垄断了权力，含米特神话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所以在卢旺达的新胡图族精英中，一种深层的、近乎神秘的自卑感依然存在，他们给图西族竞争少数职位的配额制强加了一个额外门槛，即一种精英的逆淘汰机制：那些得分最低的人比那些表现出色的人更受青睐。“我有一个姐姐在我们班上总是得第一名，我最多是第十名，”奥黛特回忆说，“但当他们宣读那些被中学录取者的名字时，我的名字上榜了，我姐姐却没有，因为我没那么聪明，也没什么威胁性。”

“然后就是1973年了，”奥黛特说，“那时我已经离开家，去了尚古古省的一所师范学校（在西南部），一天早上，当我们正在吃早饭准备去做弥撒时，他们把窗户和门都关了。然后另一所学校的一些男孩来到餐厅，把桌子围了起来。我浑身发抖。我记得我嘴里还有块面包，咽都咽不下去。男孩们大声喊道：‘起来，图西族，所有的图西族都站起来。’有个男孩是我家那座山上的，我们一起上的小学，他说：‘你，奥黛特，你坐下，我们知道你一直是胡图族。’然后另一个男孩走过来，拉着我的头发说：‘看这个头发，我们就知道你肯定是图西族。’”

头发对约翰·汉宁·斯皮克来说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当他认定一个国王是含米特优等种族的一员时，斯皮克宣称他是“来自阿比西尼亚的大卫王的后裔，他的头发和我的一样直”。国王荣幸地说，是的，有一个故事，说他的祖先“曾经是半白半黑的，白色一边的头发是直的，黑色一边的头发是卷的”。奥黛特身材并不高大，也不算瘦，在“鼻子指数”上她大概也是卢旺达人的平均水平。但这就是斯皮克——这个在一次“狩猎事故”中开枪自杀的人——在百年后留下的遗产，一个卢旺达男孩折磨奥黛特，只因为她喜欢把头发往后梳成柔和的波浪形。“而且，”她接着说，“学校的校长，一个比利时女人，她对我说：‘是的，她是第一等的图西族，带她走吧。’所以，我们就被赶走了。没有人被杀，一些女孩脸上被吐了唾沫，还被迫跪着走路，有的被打了。然后，我们就步行离开了。”

整个卢旺达，图西族学生都遭到了殴打和驱逐，他们当中很多人回到家就发现自家的房子已被烧毁。这次的动乱是布隆迪的一些事件引起的，如果透过一面血腥的镜子去看，布隆迪的政治局势和卢旺达的政治局势会显得极为相似：在布隆迪，一个图西族的军事政权掌控了权力，胡图族为他们的生命安全感到担忧。1972年春，一些布隆迪的胡图族想要发动叛乱，但很快就被平定了。然后，军队以恢复“和平和秩序”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场清除受过教育的胡图族的运动，其中许多未受过教育的胡图族也遭杀害。这次布隆迪种族灭绝的狂热超过了以往在卢旺达发生的所有事件。1972年春，布隆迪至少有10万名胡图族被杀害，至少20万人逃离家园成为难民，其中许多人逃往了卢旺达。

布隆迪难民的涌入，让卡伊班达总统想起了种族对立的力量可以激发公民精神。卢旺达正陷于贫困和孤立之中，需要一个推动力。因此，卡伊班达要求他的军队参谋长、少将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组建公共安全委员会。这再一次提醒了图西族，多数种族的统治在卢旺达意味着什么。这次死亡人数“只是”相对较少，因为卢旺达人统计出的人数只有几百人，但至少有10万多名图西族因逃离卢旺达而成为难民。

当奥黛特说到1973年时，她没有提布隆迪，也没有提到卡伊班达的政治命运，或大规模的出逃。她对这些情况没有印象。她执着于自己的故事，这就够了：一天早上，她嘴里还塞满了面包的时候，她的世界又一次崩溃了，只因为她是图西族。“我们六个女孩被赶出了学校，”她跟我说，“我被开除了，然后我们就走了。”三天之后，她们走了50英里来到基布耶。奥黛特在那里有亲戚——“我姐夫的姐姐嫁给了一个胡图族人”。她想，自己应该会和他们待在一起。

她说：“这个男人是做磨刀生意的。我看到他在家门前的磨刀石边。起初他不理我。我想他是喝醉了吗？他没看见是谁站在这儿吗？我说：‘是我，奥黛特。’他说：‘你怎么在这儿？这时候你应该在学校吧。’我说：‘我们被开除了。’然后他说：‘我不给蟑螂提供庇护。’他就是这么说的。我姐夫的姐姐走了过来，她拥抱了我，然后”——奥黛特把双手搭在头上，然后又在胸前做劈砍的动作——“他很粗暴地分开了我们”。她看着姐夫的姐姐伸出的手臂松开了。然后她笑了，说：“1982年，我刚开始做医生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基布耶医院，我的第一个病人就是这个人，这个姐夫。我没法面对他。我浑身发抖，然后我不得不离开病房。我丈夫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我告诉他：‘我没法治疗这个人。’他病得很严重，我发过誓，但……”

在卢旺达，一个被当成蟑螂赶走的女孩以女医生的身份回归的故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性的故事。奥黛特就是这么说的。1973年，她姐夫拒绝了她之后，她继续步行回基努努的家，但她发现父亲的房子已经空了，而旁边一栋房子也被烧毁了。这家人藏在灌木丛里，在他们的香蕉树间露宿，奥黛特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之后，在7月，主持大屠杀的哈比亚利马纳少将罢黜了卡伊班达，宣布自己成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并呼吁暂停对图西族的袭击。他说，卢旺达人应该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信息很明确：暴力已经达到其目的，而哈比亚利马纳就是革命的完成者。

“当哈比亚利马纳掌权时，我们真的在街上跳起舞来，”奥黛特跟我说，“终于有一个总统说不要杀图西族了。至少在1975年后，我们确实生活在安全之中了，但种族排挤还是存在。”事实上，卢旺达在哈比亚利马纳统治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管控得更严。“发展”是他最喜欢的政治词汇，同时也是被他当作奶牛的欧美援助者们最喜欢的一个词。根据法律，每一个公民都是总统的政党，即全国发展革命运动（MRND）的终身成员，这其实就是一个他行使其意志的无孔不入的工具。根据法律，人们只能待在自己的地方，没有政府的允许，不能改变居住地。当然，对图西族来说，过去的9％的配额制仍然保留。军人严禁与图西族通婚，不言而喻，他们自己也不能是图西族。最终有两个图西族人在哈比亚利马纳的议会中得到了席位，一个图西族人象征性地得到了一个部长职位。就算图西族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他们也几乎不再抱怨；哈比亚利马纳和他的全国发展革命运动承诺让他们不受骚扰地生活，这是他们过去无法指望的。

尚古古那所学校的校长不愿让奥黛特重新入学，但她在一所专注于科研的学校里找到了一个位置，并开始为将来从事医学事业而做准备。这所学校的女校长又是比利时人，但这位比利时人却对她关怀备至，把她的名字从招生簿中划除，还在政府检查员来搜寻图西族时通知她。“这都是些小花招，”奥黛特说，“但其他女孩不高兴了。一天晚上，她们来到我的宿舍，用棍子打我。”奥黛特倒没觉得住得不舒服。“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她说，“校长照顾我，我成了一个好学生——班级第一，然后通过更多的小花招，我被录取到了布塔雷的国家医学院。”

关于医学院的学生生活，奥黛特只说了一件事：“在布塔雷，有次一位内科医学教授走到我面前说：‘多漂亮的女孩啊。’然后他就开始拍我的臀部，还想要和我约会，尽管他已经结婚了。”

记忆就这样从她身上迸发出来，与之前的想法或随后的想法没有明显的联系。然后奥黛特加快了讲述的速度，直接跳到了多年后的毕业典礼和婚姻。然而，有那么一瞬间，她处在性惊吓和不适的难堪时刻的年轻学生形象浮现于我们眼前。这似乎逗乐了奥黛特，但也让我想到了她在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时没有说出的一切。所有无关于胡图族和图西族的事，她都绝口不提。后来我又在聚会上见过奥黛特几次，她和丈夫既合群又理所当然地很受欢迎。他们一起开了一家私人妇产科和儿科诊所，叫作“好撒玛利亚人” ⁽¹⁾ 诊所。他们被认为是优秀的大夫和有趣的人——热情、活泼、幽默。他们愉快而深情，彼此之间相处融洽，其他人立刻就能看出他们的生活充满激情。但当我们在体育俱乐部的花园相遇时，奥黛特是作为一名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在和一位外国记者谈话。她的主题是毁灭的威胁，而她故事中的舒缓时刻——那些美好的回忆、有趣的轶事、机智的火花，如果有的话，也十分短暂，就像标点符号一样。

对我来说这是有意义的。我们每个人，既能够想象自己是谁，又受制于他人对我们的想象。回首过往，记忆中总会有这样一些分歧的轨迹：那些我们的生活被其他人的看法所明确定义的时刻，以及那些我们能够更自由地想象自己是谁的私密时刻。我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是因为纳粹而成为难民来到美国的。他们的故事和奥戴特的很相似，他们被四处猎杀，只因他们的出身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抑或因为他们服膺于一些对立的政治观点而反抗那些猎杀者。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虽然他们的故事和感受明显不同，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叙述都止于他们生命的正中间，也就是在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就画上了句号。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停笔于此。可能是那之后再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感觉如此生动，并且可怕地意识到那些事情并活在其间。但在聆听奥黛特的讲述时，我突然想到，如果其他人把你的生活变成了他们的职责——真的把你的生活当成了一个问题，然后把解决这个问题当成他们的职责——那么你可能就想要好好保护那些时刻，即那些能让你更自由地想象那个唯一的真实而不可侵犯的自己的时刻了。

我在卢旺达遇到的几乎所有的图西族幸存者也是如此。在我追问起他们在长时期阵发性的暴力事件之间的生活故事——家庭故事、乡村故事、搞笑故事，或烦恼的故事、学校的故事、工作，教会、婚礼、葬礼、旅行、聚会或争吵——回答总是含糊的：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就正常生活。不久我就不再问了，因为这些问题看起来毫无意义，而且可能也很残忍。另一方面，我发现胡图族经常主动地回忆起他们在大屠杀前的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场面，而这些故事就像图西族幸存者们说的一样，正常：在卢旺达人的讲述中，那不过是你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听到的故事的变体。

所以记忆会有精简，就像经历本身一样，当奥黛特提到内科教授把手放到她的臀部上时，她咧嘴一笑，我看到她已忘却了那些被精简的部分，只顾徘徊在自己的记忆中，我感觉我们都对此感到欣慰。那位教授把她想象成多情的人，而她则把这个已婚男人、她的老师想象成一个应该更懂得克制的人。他们都错了，但人们在这些“美好的岁月”和“正常的时代”里看待彼此时是会产生一些不寻常的想法的，毕竟这还不是世界末日。

奥黛特的丈夫，让-巴蒂斯特·加萨西拉（Jean-Baptiste Gasasira）的父亲是图西族，母亲是胡图族，但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而他母亲成功地帮他弄到了胡图族的身份证。“这没能阻止他在1973年挨打，”奥黛特说，“但这意味着我们的孩子有胡图族的身份证了。”她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且如果不是20世纪80年代他们多次出国并专注于医学研究的话，可能还会有更多孩子。“这对图西族来说是个大机会。”他们能出国要得益于他们与教育部秘书长的友谊。

哈比亚利马纳接任总统后，卢旺达比所有邻国都穷得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状况又比这些国家都要好。奥黛特和让-巴蒂斯特被安置在基加利市中心医院工作，他们的生活和卢旺达的顶级阶层非常接近，政府提供住房和汽车，频繁参与基加利精英阶层的社交生活。“我们最好的朋友都是胡图族，各部的部长以及那些掌权的同龄人都是，”奥黛特回忆道，“这就是我们的圈子，但还是有点困难的。虽然让-巴蒂斯特是以胡图族的身份被雇用的，但他的面孔和举止还是像图西族，而且我们都被当成图西族。”

排斥感是很微妙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也会变得越来越直接。1989年11月，一个男人来妇产科病房找奥黛特医生，“他非常不耐烦，坚持要跟我谈谈。他说：‘你得去一趟总统府，去安全局秘书长的办公室。’”奥黛特惊恐万分：她以为他们要询问她的习惯，即偶尔到邻国和欧洲去看望家人和被流放的卢旺达朋友的事。

自1959年以来，流亡的卢旺达图西族及其子女已增长到约100万人；这是非洲尚未解决的最大、最久的难民问题。这些难民中有将近一半住在乌干达。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年轻的卢旺达人加入叛军领袖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的队伍以抗击总统米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的专制统治。1986年1月，穆塞韦尼宣布胜利并宣誓就任乌干达总统，他的军队囊括了数千名卢旺达难民。哈比亚利马纳感受到了威胁。多年来，他假装与要求返回卢旺达的难民组织谈判，但他又以本国长期人口过剩为由，一直拒绝让流亡者回家。卢旺达95％的土地都被耕种了，每户平均8个人，依靠不到半英亩的田地生活。不久，穆塞韦尼在乌干达取得胜利之后，哈比亚利马纳干脆宣布卢旺达已人满为患：谈判终止。此后，与难民接触被视为非法行为，而奥黛特知道哈比亚利马纳的间谍网络有多缜密。当开车去总统府时，她意识到一旦去见流亡者的事情被揭露，她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奥黛特医生，”哈比亚利马纳的安保主管说道，“他们说你是个好医生。”

奥黛特说：“我不知道。”

“你是，”他继续说，“据说你非常聪明。你去了那些你本来无权去的学校读书。但是你最近在医院走廊里说了什么，在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兄弟死后？”

奥黛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安保主管告诉她：“你说魔鬼应该带走整个哈比亚利马纳家族。”

奥黛特此时因感到恐惧而颤抖，她笑了。“我是个医生，”她说，“你觉得我会相信魔鬼吗？”

安保主管也笑了。奥黛特回了家，然后在翌日清晨，像往常一样去上班。“我开始查房，”她回忆道，“紧接着就有一个同事跑来跟我说：‘你总是外出。这次你准备去哪儿，比利时还是哪儿？’然后他就带我去看——我的名字从诊室门上和负责的病房门上被划掉了，并且每个人都收到通知说我不再在那里工作了。”

(1)  好撒玛利亚人（The good Samaritan），源自《新约》“路加福音”中耶稣讲的寓言：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路边，祭司和利未人路过却不闻不问，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不顾教派隔阂，以善意照应他，还自己出钱把这个犹太人送进了旅店。

第6章

当第二共和国逐渐演变成一种极权主义的体制，感到失望的就不只是图西族了，通过这一体制，哈比亚利马纳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宣布自己在总统选举中获得了可笑的99％的选票。总统的随从绝大部分都是从他西北部的根据地抽调上来，而南部的胡图族则感到自己越来越被边缘化。在农民群众中，胡图族几乎和图西族一样一直在遭受压迫，哈比亚利马纳恢复了曾被鄙弃的强制公共劳动的殖民地制度后，他们的处境就越发艰难。当然，正如无处不在的全国发展革命运动党的执行者所要求的那样，每个人都在歌颂总统的大众游行政治“秀”中吟唱起舞，但这种强制性的公民欢呼并不能掩盖卢旺达大部分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不满情绪。尽管在哈比亚利马纳任职期间，整个国家的贫困人口有所减少，但绝大多数卢旺达人仍然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拥有无上权力的总统及其亲信已经变得非常富有。

在卢旺达人的记忆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与其他大部分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国家相比，卢旺达对外国的援助捐赠者来说就是一座伊甸园。基本上你走到这片大陆的其他地方，你都会看到“冷战”势力的代理独裁者们通过掠夺和杀戮来进行统治，而那些高喊着反帝口号的叛乱分子又让白人开发人员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误解。卢旺达是宁静的，或者说，像西北部的火山一样，处于休眠状态。这里有完善的道路，很高的教堂礼拜出席率，很低的犯罪率，以及稳步提高的公共医疗和教育水平。如果你是一名有外国援助预算任务的官员，你的职业成功主要取决于你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时提交的令人愉快的统计报告，而不是依靠谎言或添油加醋的话，那么卢旺达就是你的最佳选择。比利时把资金投入这个老根据地；法国也一直渴望扩张它在非洲的新殖民帝国——法语国家组织 ⁽¹⁾ ，该组织已于1975年开始向哈比亚利马纳提供军事援助；瑞士向卢旺达提供的发展援助比向地球上其他任何国家提供的都多：华盛顿、波恩、渥太华、东京和梵蒂冈都把基加利列为最受欢迎的慈善捐助对象。山区里遍布着年轻的白人工作者，尽管他们是无意识地，但的确为哈比亚利马纳赢得了更大的荣耀。

然而在1986年，卢旺达出口的主要产品——咖啡和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一落千丈。剩下唯一好赚的钱都是从骗取外国援助项目中得来的，那些在哈比亚利马纳羽翼下出人头地的西北人之间的竞争也由此愈加紧张。在类似于黑手党这样的犯罪集团中，如果一个人已经投身于黑帮的逻辑和行动之中，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黑帮的一员。这种观念是卢旺达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座由恩庇侍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所构成的紧密的金字塔，是这个不断变换的政权唯一未曾改变的部分。每座山都有一位酋长，每一位酋长都有他的副手以及他下面的小头目：这种尊卑秩序从最小的社会单元，一直延伸至最高的中央权力机关。但是，如果姆瓦米或者现在的总统从根本上支配了卢旺达，那么又是谁在支配他呢？20世纪80年代末，一伙西北部的人通过控制半国有企业以及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政治机构和军队，把卢旺达变成了他们意志的工具，随着时间推移，总统本人的立场已更像是一个地区权力的代言人，而非总统本应有的立场。

从卢旺达的国家广播电台和胆小如鼠的报刊上，人们很难猜到哈比亚利马纳并不能完全主宰他自己的公共形象。虽然所有人都知道总统的出身不值一提，他甚至可能是一个扎伊尔或乌干达移民的孙子，但他的妻子阿加特·堪齐嘉 ⁽²⁾ 则是大人物的女儿。阿加特夫人，一个喜欢在巴黎疯狂购物的伟大教徒，是权力的幕后操纵者：是她的家人和亲信将他们的光环赋予了哈比亚利马纳，他们为他搜集情报，偶尔还要为他干些暗杀的勾当，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财政开始紧张的时候，也是“夫人家族”（le clan de Madame）在外国援助中获利最丰。

不过这当中还有好多事情是你们现在就应该了解的，所以请允许我稍稍离题一会儿。

1980年秋，博物学家戴安·弗西（Dian Fossey）在卢旺达西北部山区对山地大猩猩的习性进行了13年的研究之后，她回到康奈尔大学完成自己的著作。她和康奈尔大学的约定中有一条是要求她去教一门课，而我就是她的学生之一。有一天，在上课前，我发现她又陷入她惯有的阴郁情绪之中。她刚刚抓到清洁女工把她的“弗西专用”梳子上的头发清理掉了。我印象很深：一个清洁女工，还是这样一个勤奋的、触发了我这个大学生想象力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女工，弗西却和她吵了一架，甚至可能把她解雇了。她告诉我，在这件事上，她的头发，包括剪下的指甲都必须由她自己处理。烧掉是最好的，虽然用抽水马桶冲掉也可以。因此，清洁工是个冤大头：弗西实际是在生自己的气。把头发像那样留在梳子上是很不好的习惯：任何人都能拿走它，并对她施咒。我当时还不知道弗西在卢旺达被很多人叫作“巫婆”。我说：“你真的相信这种骗人的把戏？”弗西反驳道：“在我住的那个地方，我要是不信，那我早就死了。”

五年过去了，我在报纸上看到戴安·弗西在卢旺达被人杀害了。有人用砍刀杀了她。很久以后，在卢旺达进行了一次审判，过程很蹊跷：一名卢旺达被告人在上庭做证前被发现吊死在牢房里，弗西的一名美国助理研究员缺席审判，但其被判有罪并判处死刑。案子结了，疑团却未解开。很多卢旺达人仍然相信阿加特·哈比亚利马纳夫人的一个表亲或姻亲是谋杀的幕后真凶；他的动机据说与黄金和毒品走私活动有关，或者也可能和弗西的研究站附近国家公园里的大猩猩偷猎活动有关。这一切都疑云重重。

当奥黛特跟我说到她和哈比亚利马纳的安全主管之间关于恶魔问题的谈话时，我想到了弗西。权力是极其复杂的，如果有权势的人相信恶魔，那最好不要嘲笑他们。卢旺达的一名联合国新闻官给了我一份大屠杀后，他在哈比亚利马纳家的废墟中捡到的文件复印件。（在总统的财产中，纪念品收集者们还发现了一部希特勒《我的奋斗》的电影版，包裹上绘着一幅偶像化的元首肖像。）这份文件汇编了一位被称作“小鹅卵石”的天主教预言家在1987年发表的预言，这位预言家声称自己可以直接与圣母玛利亚交流，并预言了即将到来的荒凉和时间的尽头。“小鹅卵石”对未来几年的预言，包括共产党企图占领梵蒂冈、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内战、一系列的核爆，还包括北极的一个俄罗斯反应堆使平流层上形成了一个冰盖，挡住了太阳，并导致了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死亡；此后，地震将使所有的国家消失，而饥荒和瘟疫会消灭很多一直在挣扎求生的人。最后，在一次全面的核战争和三天的黑暗之后，“小鹅卵石”保证，“耶稣基督将在1992年的复活节回到地球”。

我不敢说哈比亚利马纳有没有看过这个预言，只不过我发现它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他的家庭，它的精髓非常接近于那些让他那位有权有势的妻子着迷的观点。在卢旺达的中心附近，有一座名叫基贝霍（Kibeho）的山在20世纪80年代变得非常有名，因为圣母玛利亚时常在那里显现，并且还能做出一些针对当地的预言。在卢旺达这个非洲基督徒最多的国家（至少有65％的人口是天主教徒，15％是新教徒），基贝霍的各种预言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天主教会针对这个情况成立了一个官方的“科学调查委员会”，并宣称这些预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基贝霍成了一大景观，朝圣者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而阿加特·哈比亚利马纳夫人则是这里的常客。在基加利主教文森特·恩森吉尤姆瓦（Vincent Nsengiyumva，他本人也是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的积极成员）教士的鼓励下，阿加特夫人经常带着几名基贝霍的预言者一起出国旅行。这些年轻女人和圣母之间的对话曾被多次报道，但在圣母玛利亚传达的信息中，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圣母一再断言卢旺达不久就会沐浴在鲜血之中。“那些消息是在向卢旺达宣告灾祸，”奥古斯丁·弥撒戈（Augustin Misago，他曾是基贝霍教会委员会的成员）教士跟我说，“哭泣的圣母幻象，人们拿砍刀杀戮的幻象，群山被尸体所覆盖的幻象。”

卢旺达人常常把他们自己描述成非常可疑的人，而且是有理由的。你去卢旺达的任何地方，去私人住宅、酒吧、政府机关或难民营，酒水饮料都是有瓶盖的，而且只能在喝酒的人的眼前打开。这是一种敬畏毒药的习俗。一个敞口的瓶子，甚至一个瓶盖明显松动的瓶子都是不可接受的。玻璃杯也很可疑。和农民们一起喝烈性香蕉啤酒的时候，如果这酒不是瓶装的，而是从一个普通的壶里取出来，或者大家要分享一杯酒时，那么供应者必须先喝一口，就像中世纪宫廷的食物检测者一样，他要证明这酒是安全的。

所谓的投毒故事在卢旺达人口耳相传的历史中屡见不鲜。马克·文森特（Marc Vincent），一位来自布鲁塞尔的儿科医生，20世纪50年代初曾就职于殖民地政府，他发现当地人都认为中毒和巫术是所有致命疾病的根本原因。文森特在他的专著《卢安达-乌隆迪的孩子》（L'enfant au Ruanda-Urundi ）中回忆说，他无意中听到一个病得很重的10岁男孩告诉他的父亲：“我死之后，你一定要弄清楚是谁给我下的毒。”一个8岁的孩子告诉文森特：“是的，死亡是存在的，但是所有死在这里的人都不是普通的死亡，而是巫术造成的。你要是随地吐痰，就会有人带走你的唾液，甚至带走你踩过的尘土。我父母告诉我要小心。”文森特说，这样的观念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在当地人眼里到处都是下毒者。”

即使到今天，在小道消息 ⁽³⁾ （在街头的传播中不断被扭曲的话语）中，甚或在正规的媒体上，死亡都被解释为隐匿的下毒者所造成的。在没有证据证明或驳斥这些谣言的情况下，对毒药的持久恐惧呈现出了某种隐喻的性质。当死亡永远是敌人造成的，而当权者又自认与神秘主义相一致时，猜忌和诡计就成为生存的工具，而政治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毒药。

所以哈比亚利马纳的妻子对他是有所欺瞒的，至少他的妻子知道世界全面毁灭的那些预言，卢旺达人似乎也都认为她应该知道。在街谈巷议中，阿加特夫人被称为坎乔格拉（Kanjogera），即国王穆辛加（Musinga）的邪恶母后的后继者，卢旺达传奇故事中的麦克白夫人 ⁽⁴⁾ 。阿加特夫人的家族是宫廷中的宫廷，被人称作阿卡祖（akazu），也就是小王宫。阿卡祖是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所组成的同心网络的轴心，也是胡图力量的资助者。当总统想越过阿卡祖时，他很快就会受到教训。例如，哈比亚利马纳曾在阿卡祖之外培植了一个亲信，斯坦尼拉斯·马尤亚（Stanislas Mayuya）上校，他非常喜欢马尤亚，但阿卡祖的一个酋长把马尤亚击毙了。持枪歹徒被捕，随后此人和该案的检察官都被杀害。

马尤亚遇刺事件发生在1988年4月。接下来的一年很奇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要求卢旺达实施一项“结构调整”计划，1989年政府的预算被削减了近一半。同时，税收和强制劳动的需求又在增加。雨水不足和资源管理不善造成了部分地区的饥荒。腐败丑闻的细节被人泄露出来，哈比亚利马纳的几位批评者遭遇了所谓的交通事故，他们被撞死了。为了防止卢旺达的优秀形象在国际援助捐赠者的眼中一落千丈，基加利警察发动了若干次扫黄行动来逮捕“妓女”，逮捕的范围包括所有对当权者不满的女性。内政部纵容一些激进的天主教徒破坏出售安全套的商店。记录下这些恶行的有独立思想的记者都被投进了监狱，随后是失业的闲人，他们被剃去头发，为一项“再教育”计划做准备。

麻烦越多，新的麻烦制造者就越多。反对胡图族的人们开始寻求他们的话语权，他们去游说那些援助拨款占了卢旺达年度预算60％的西方政府，以期获得他们的关注。时机很完美。柏林墙在1989年11月倒塌后（奥黛特也是在这个月被解雇的），在“冷战”中获胜的西欧和北美势力开始要求他们在非洲的扈从政权着手实施民主化。这种做法相当跋扈，但哈比亚利马纳和他的首席外国资助人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会晤后，1990年6月他突然宣布，现在是在卢旺达建立多党制政体的时候了。

哈比亚利马纳对改革的接受明显不是出自真心，这是一种对外国政治高压的妥协，权力公开竞争的前景并没有带来放松和热情，反而在卢旺达引发了广泛的惊恐。众所周知，那些和总统的权力互为倚仗的西北人是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利益的。当哈比亚利马纳公开宣布政治开放时，阿卡祖收紧了对国家机器的控制。镇压的速度与变革带来的威胁成正比，一些主要的改革倡导者因此逃往国外。

此后，1990年10月1日下午，一支自称为“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叛军从乌干达入侵卢旺达东北部，对哈比亚利马纳政权宣战，同时还提出了一项政治纲领，呼吁结束暴政、腐败以及“制造难民”的种族排斥意识形态。

每一场战争都有其独特之处。胡图力量的反常规性无须过多赘述。“卢旺达爱国阵线”开始入侵时，有50人越过边境，虽然还有数百人紧随其后，但战场显然是划定的：东北部的一片国家公园。如果你想和“卢旺达爱国阵线”战斗，那么你要做的就是上前线。但是在10月4日的晚上，也就是入侵行动开始的三天后，基加利和周边地区发生了大量的枪击事件。政府在早上宣布它在首都成功镇压了意图谋反的叛乱者，这是个谎言。枪战是一场骗局，其目的很简单：夸大卢旺达的危险处境，并制造出叛乱者的同谋已经渗透到这个国家核心的印象。

“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入侵为哈比亚利马纳的寡头统治提供了一个反对多元主义的最佳武器：对一个共同敌人的共同恐惧。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逻辑（身份等同于政治），所有的图西族都被认为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同谋”，而不同意这一观点的胡图族则被视为热爱图西族的叛徒。哈比亚利马纳一伙人不想进行边境战争，但他们很乐于看到全国性的混乱，这可以作为肃清“内奸”的借口。名单已经准备好了：受过教育的图西族、富裕的图西族和出过国的图西族是首批被捕的对象，而那些被认为与政府步调不一致的知名胡图族也出于各种原因而被逮捕。

奥黛特的丈夫让-巴蒂斯特收到了一位总统副手的电话，这人说：“我们知道你是胡图族，但是因为你妻子的缘故，你和那些图西族很接近。如果你爱你的家人的话，那就让那些图西族写一封信给总统，承认他们勾结‘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叛国行为。”这位副手口授了一份信件的范本。让-巴蒂斯特回答说，他的朋友与“卢旺达爱国阵线”无关，这是真的。在“卢旺达爱国阵线”发动袭击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但哈比亚利马纳一再表示，他担心乌干达军队里的卢旺达人在密谋对付他，而“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入侵者中确实有一大批乌干达军队的逃兵。不过只要哈比亚利马纳和他的随从有这种担心，那无须确凿证据，他们的怀疑本身就可以证明受怀疑的对象就是敌方间谍。

让-巴蒂斯特跟讯问他的人说自己没有接触过那些流亡者。奥黛特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之后他就被孤立了；1990年10月至11月，有将近1万人被捕，但这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比如，被派往医院抓捕奥黛特的就抓错了人。“我当时已经被开除了，”她说，“但我有一个同事和我同名。她是胡图族，她不承认她是我，她比我高多了，但他们说：‘只有一个叫奥黛特的图西族医生。’之后她就被收押并受尽折磨，到1994年，她又因为被误认成图西族而被杀了。”

战争开始后的一个星期内，政府一直在呼吁人民保持冷静。但基加利的假袭击，以及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却传递出了另一层信息。10月11日，在“卢旺达爱国阵线”入侵的十天后，在吉塞尼省的基比里拉（Kibilira）村，当地官员通知胡图族，他们本月的共同劳动任务中还包括要与图西族作战，而这些图西族至少已经和他们和平相处了15年。胡图族唱着歌、打着鼓去完成他们的工作，屠杀持续了三天；约350名图西族人被杀，3000人逃离家园。对那些记忆力远不及奥黛特的人来说，基比里拉的大屠杀就是种族灭绝的开端。

(1)  法语国家组织（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是1970年由法国牵头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最初的目的是将所有讲法语的国家联合起来，维护法语的世界地位，现在已经逐步向政治、经济等领域拓展，最初较松散的组织已经发展成一个多功能的、全面的国际组织。法语国家组织目前拥有57个正式成员国，20个观察员国。卢旺达为其成员国之一。

(2)  阿加特·堪齐嘉（Agathe Kanziga）的家族直到19世纪都统治着卢旺达的北部地区。在她丈夫20年的总统任期里，她经常被视为幕后操纵者，她与强大的胡图族政客的家族关系为哈比亚利马纳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政治资本。同时她也是北方一个被称为“夫人家族”（le clan de Madame）或“阿卡祖”（akazu，卢旺达语意为“小王宫”）的胡图族权力集团的领导人，这是一个由胡图族极端分子组成的非正式组织，直接主导和参与了1994年卢旺达的大屠杀。2010年，在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访问卢旺达之后，阿加特被法国当局逮捕。

(3)  小道消息（radio trottoir）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非洲人的历史想象，并成为其文化信仰的一部分。详见Bourgault，Louise Manon (1995). Mass Media in Sub-Saharan Africa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202–203。

(4)  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中主人公麦克白的妻子。她野心勃勃，渴望权力，是她丈夫野心的背后驱动力及其夺嫡计划的最早煽动者，历来被视作教唆丈夫走上不归路的恶妇典型。

第7章

回到1987年，一份名为《坎古卡》（Kanguka ）的报纸开始在卢旺达发行，坎古卡意为“觉醒”。该报由一名南部的胡图族编辑，并得到一位著名的图西族商人的支持，以此批评哈比亚利马纳政府。它的原创性在于根据经济而非种族冲突来分析卢旺达人的生活。《坎古卡》勇敢的员工们一直遭受着不断的骚扰，但这份报纸受到了小众读者的欢迎。因此，1990年年初，阿加特·哈比亚利马纳夫人秘密召集了阿卡祖的几个领导人，他们的想法是创办一份与其对立的出版物。他们对报纸一无所知，但他们是人性弱点的专家——尤其是虚荣和贪婪。他们雇用了一个三流骗子，却是一流的自我推销人——哈桑·恩格泽（Hassan Ngeze）来当编辑，他以前是一名巴士售票员，但后来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名企业家，在吉塞尼省的一个加油站外卖报纸和饮料，由于这种便利，他成了《坎古卡》的一名幽默的街头通讯员。

恩格泽制作了一份报纸，名叫《坎古拉》（Kangura ），意为“醒醒吧”，他自称是“致力于唤醒和引导多数民众的声音”。这份报纸的创办更像是对《坎古卡》的一种嘲讽，它使用了和《坎古卡》完全一样的版式，以欺骗读者购买。这个花招能够奏效要得益于《坎古拉》出现以后，政府曾多次查缴《坎古卡》。不过对于阿卡祖来说，《坎古拉》的无礼语气实在太像它的反对者了，而且恩格泽把第一期的大部分版面都用在了赞美他自己品德的图文报道上，这惹怒了他的资助人。1990年7月，哈比亚利马纳的安全部队以叛国罪为名逮捕了《坎古卡》的编辑，同时出于平衡的考虑，他们又做了场戏，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关押了哈桑·恩格泽。这个手法可谓一箭双雕，国际特赦组织等西方人权组织发表了联合呼吁，要求释放这两位编辑，这给恩格泽增添了一道反体制殉道者的光环，而事实上他是一个让资助人都感到失望的政权宣传者。与此同时，监狱也教会了恩格泽，只有做一个更勤奋的势利小人，才能活得更好，他野心勃勃，已将这教训铭记于心。

1990年10月，在卢旺达的监狱里还挤满了所谓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同谋时，恩格泽被释放出来，并重启《坎古拉》（此时《坎古卡》的编辑仍在押）。在战争的大背景下，恩格泽在经历过监牢考验的政府异见者和阿卡祖马前卒的隐秘身份之间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他不但极力鼓吹胡图族要团结在总统周围，为对抗图西族的威胁而斗争，同时又指责总统在领导这场斗争时缺乏足够的警惕性。当政府官员仍受制于国际社会针对公开的种族言论所施加的压力时，恩格泽发表了他声称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文件，据称这可以“证明”反叛运动是一种古老的图西族至上主义者企图利用封建奴隶制征服胡图族的阴谋的一部分。他列举了一些曾“渗透”进公共机构的图西族要人和胡图族同谋者的名单，指责政府背离了革命的初衷，同时呼吁发起一场彻底的国家“自卫”运动以保卫1959年和1973年的“成果”，而他所有因此而产生的印刷费都是用政府贷款来支付的，并且每一批的印刷品都会转给卢旺达的市长们去免费分发。

1990年，卢旺达市面上出现了一批新期刊。除《坎古拉》之外，其他期刊的声音都比较温和，但除《坎古拉》之外的那些期刊到现在大部分都被人遗忘了。哈桑·恩格泽，这个带有民粹色彩的胡图至上主义者比其他所有人都强的地方，在于他被总统夫人从籍籍无名中提拔上来，让他扮演起宫廷弄臣的角色，并为即将到来的胡图族战争编写剧本。如果怀疑他作为一个恐惧推销员的才华，那就太愚蠢了。当另一张报纸刊登了一张漫画，漫画中恩格泽躺在沙发上接受“民主报刊”的精神分析——

恩格泽：我病了，医生！！

医生：你的病是？

恩格泽：图西……图西……图西！！！！！！！

——他把这幅漫画挑出来刊登在《坎古拉》上。他是那种可以把别人投掷过来的东西都变成自己武器的人。他风趣而大胆，身处地球上最压抑的社会之一，他展现出了一个好像对禁忌一无所知的自由范例。作为一个种族理论家，恩格泽让约翰·汉宁·斯皮克都显得像个业余爱好者。他是卢旺达胡图族种族灭绝运动备受瞩目的始作俑者，而他的效仿者和信徒也日益增多。

虽然他是卢旺达一个小型宗教社区中虔诚的一员（据一位基督教领袖的说法，“这显然是唯一一个表现良好的宗教社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没有积极参与种族屠杀，甚至还试图拯救图西族的成员”），但他真正的信仰是“胡图主义”。他最著名的文章于1990年12月发表，讲的就是这一新鲜出炉的信仰的教义：“胡图十诫”（Hutu Ten Commandments）。通过其机敏的笔锋，恩格泽恢复、修正及调和了含米特神话与胡图族革命的修辞，并以此阐明了一种斗志昂扬的胡图族纯洁性的教义。前三条戒律对应那种因不断造访的白人和有身份的胡图族的品味而不断加强的顽固的观念，即图西族的女人要比胡图族的女人更美。按恩格泽草案里的话来说，所有图西族女人都是图西族的间谍；如果一个胡图族男人和图西族女人结婚、交友或把她们纳为“秘书或妾”，那他就是叛徒。对胡图族女人而言，她们必须提防胡图族男人对图西族女人的爱意冲动。恩格泽从性问题谈到商业问题，宣称每一个图西族都是不诚实的——“他唯一的目的就是维持他种族群体的霸权”——而和图西族有商业往来的胡图族都是他同胞的敌人。在政治生活上的主张也是如此；胡图族应该掌控“所有战略性的职位，包括政治的、行政的、经济的、军事的以及安全方面的职位”。并且进一步命令胡图族“团结一致”对抗“他们共同的图西族敌人”，学习和传播1959年革命的“胡图意识形态”，任何“阻挠他的胡图族弟兄”学习和传播这种意识形态的胡图族都将被视为叛徒。

“胡图十诫”得以广泛传播并受到极大欢迎。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对“胡图十诫”的公布表示支持，并认为这是卢旺达“出版自由”的证明。卢旺达全国各地区的领导都把“胡图十诫”等同于法律，并在公开的会议上大声朗读。“胡图十诫”所传达的信息并不陌生，但由于其中充斥着战争气息以及对堕落的胡图族的无情警告，就连最质朴的农民也不可能体会不到这警报音已达到全新的高度。“十诫”第八条，也是被引用最多的那条戒律说道：“胡图族绝不能再对图西族存有一丝怜悯。”

1990年12月，哈桑·恩格泽出版了《胡图十诫》。《坎古拉》还刊登了一整版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画像以向其致敬，标题是“患难见真情”。这声问候相当贴切。数百名装备精良的法国伞兵与哈比亚利马纳的卢旺达武装部队（FAR）并肩作战，使得“卢旺达爱国阵线”无法越过他们在东北部的第一个据点。最初，比利时和扎伊尔也派出部队支援卢旺达武装部队，但扎伊尔人非常喜欢喝酒、抢劫和强奸，卢旺达人很快就恳请他们回家了，比利时人也自行撤退了。法国人留了下来，他们所造成的影响是，在战斗开始后的一个月，哈比亚利马纳就宣布“卢旺达爱国阵线”被打败了。事实上，受到重创的叛军只是从卢旺达东北部开放的草原向西撤退，在维龙加火山群（Virunga volcanoes）雨林丛生的锯齿状山坡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基地。在寒冷、潮湿和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卢旺达爱国阵线”因肺炎而造成的减员甚至超过了战斗造成的损失，但他们将源源不断招募来的新兵训练成了一支凶猛的、纪律严明的游击队，如果不是法国人插手，他们可能很快就能迫使哈比亚利马纳坐上谈判桌，或者将他彻底击败。

法国和卢旺达在1975年签署的军事协议，明确禁止法国军队介入卢旺达的战争、作战训练或警察行动。但是密特朗总统喜欢哈比亚利马纳，而且密特朗的儿子让-克里斯托夫（Jean-Christophe），这个曾担任过法国外交部非洲事务委员的军火商也喜欢他。（军事支出耗尽了卢旺达的国库，战争还在持续，非法的毒品贸易开始在卢旺达发展起来；军官们建立了大麻种植园，有谣言称让-克里斯托夫·密特朗也曾从这项生意中获利。）法国在1994年的大屠杀期间直接向卢旺达运送了大批的军备物资，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法国官员和军队充当了卢旺达人的协助者，对空中交通管制、审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囚犯以及前线战斗的所有事务进行指导。

1991年1月，当“卢旺达爱国阵线”占领了西北部的关键城市——哈比亚利马纳的总部鲁亨盖里（Ruhengeri）时，政府军在法国伞兵的援助下于24小时内就驱逐了他们。几个月后，当美国驻卢旺达大使建议哈比亚利马纳政府废除种族身份证时，法国大使推翻了这一倡议。巴黎方面认为非洲的法语区是“自己的家”，是祖国的虚拟延伸，事实上，“卢旺达爱国阵线”在乌干达这个英语区的出现，激发了法国人古老的对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人威胁的部族恐惧症。哈比亚利马纳和他的统治集团裹在这张帝国安全毯中，可以长期无视“卢旺达爱国阵线”，并专注于打击手无寸铁的“国内敌人”。

在1991年1月“卢旺达爱国阵线”一夜之间占领鲁亨盖里的几天之后，哈比亚利马纳的卢旺达武装部队假装袭击了他自己在西北部的一个军营，罪名被归于“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反击中，当地市长组织了一场针对巴各维人（Bagogwe，一个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半游牧的图西族分支）的大屠杀，几十人遇害。市长把他们深埋在他自己的院子里。随后又发生了更多的屠杀事件，到3月底，西北部有数百名图西族惨遭屠杀。

奥黛特回忆说：“在那个时期，我们真的很害怕。”1989年，她被医院开除，奥黛特对她所信任的朋友们迅速远离自己而感到大为恼火。一年后，她回忆起那段时间，就像在回忆一段过去的美好时光。像很多卢旺达的图西族一样，奥黛特对战争的第一反应是对难民叛乱者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把那些留在这个国家的人置于危险的境地。“我们总认为外面的人安然无恙，过得更好，”她跟我说，“我们已经对自己在这里的处境习以为常了。我曾经跟我在外流亡的表兄弟们说：‘为什么要回来？待在那儿，你们过得好多了。’他们说：‘奥黛特，就连你都相信哈比亚利马纳的话了。’‘卢旺达爱国阵线’让我们意识到他们也承受着流亡生活的痛苦，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一直都没有考虑过这些流亡者。99％的图西族都不知道‘卢旺达爱国阵线’会发起攻击。但我们开始谈论它，并认识到这些人是我们的兄弟，而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胡图族并不认为我们是平等的，他们排斥我们。”

在奥黛特和她的丈夫让-巴蒂斯特探望了一批被囚禁的图西族的妻子之后，让-巴蒂斯特接到了一个情报部门秘书长打来的电话，他一直把这个人当成好朋友。这个情报官员给他的友好忠告是：“如果你想死，那就继续去找那些人。”

对于那些被监禁的人，比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驻基加利特派团的工作人员博纳旺蒂尔·尼比兹（Bonaventure Nyibizi），其死亡概率可能更大。“他们每晚都在杀犯人，10月26日，我马上就要被杀了，”博纳旺蒂尔跟我说，“但我有香烟。那人过来说：‘我要杀了你。’我给他递了支烟，他说：‘好吧，我们只杀一无所有的人，今晚我就不杀你了。’每天都有人死于酷刑。他们被带走，等到回来的时候，已经遭到毒打、刺伤，处于垂死之中。我有好几晚都是和死人睡在一起。我认为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杀掉监狱里的所有人，但红十字会开始登记人数以后，杀人就比较困难了。政府还想保持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

博纳旺蒂尔在监狱里最好的朋友之一，是一个名叫弗罗杜尔德·卡拉米拉（Froduald Karamira）的商人。博纳旺蒂尔和卡拉米拉都来自南部的吉塔拉马，两人生来都是图西族。但卡拉米拉早年拿到了胡图族的身份证，他也因此而受益。1973年，当博纳旺蒂尔因为图西族的身份而被学校开除时，就读于同一所学校的卡拉米拉却安然无事。“但哈比亚利马纳政府不喜欢吉塔拉马的胡图族，而且卡拉米拉很有钱，所以他们就把他逮捕了。”博纳旺蒂尔解释说。“他在监狱里是个很好的人，总是想帮助别人，给他们买烟，帮他们找睡觉的地方，给他们毛毯。他在我之前出狱，当时我老婆正怀着我第一个孩子，而他直接过去探望了她。1991年3月，政府把我们全部释放之后，我还去看过他好几次。他也来过我家，或我的办公室。然后有一天晚上，”博纳旺蒂尔打了一个响指，“他彻底变了。我们不再讲话了，就因为我是图西族。这种事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他们变得太快，以至于你都要问一句：‘这还是同一个人吗？’”

1991年夏天，卢旺达开启了备受期待的多党制。从极权主义到政治的自由市场，这种飞跃，即使是由真诚、善意的领导人来推行也会造成动荡不安，而在卢旺达，政治的开放显然并不真诚。突然间开始为争夺关注和影响力而争吵不休的十几个党派中，大多数都是哈比亚利马纳的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傀儡，它们由总统和阿卡祖创建，用以混淆视听和嘲弄多元主义者的企图心。只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拥有相当数量的图西族党员；其余的党派则分成坚定的改革派和胡图族极端主义分子，他们迅速将“民主辩论”变成一个楔子，即将卢旺达的政治问题转变为纯粹的胡图族的自卫问题，以进一步分化已分裂的民众。也就是说，我们要反对他们——我们所有人要反对他们所有人：任何敢于提出另一种观点的人都是对方的一员，他就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而且正是那个皈依了胡图主义的弗罗杜尔德·卡拉米拉给这种表面上看似井然有序，实则暗藏着不同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张起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名字：胡图力量。

“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博纳旺蒂尔跟我说，“人们说哈比亚利马纳给了几千万以改变他的立场，而他也确实成了‘国家电力公司’（ElectroGaz）的负责人。我只知道他已经成了最重要的极端分子之一，但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变化这么大又这么突然，到现在我也很难想象——很难相信——这变化有多大。”

1992年1月的一天，一群士兵闯进了博纳旺蒂尔在基加利的家，当时他和妻子外出了。“他们把门砸开了，”博纳旺蒂尔说，“他们拿走了所有东西，还把保姆绑了起来。我有个儿子当时才九个月大，他们给他留了好几个手雷。我儿子拿着一个手雷在客厅玩了三个小时。然后有人经过时才发现了，很幸运的是我儿子没有被杀。”

随着组织良好的胡图族极端分子囤积的武器和接受“民防”招募及训练的胡图族青年民兵不断增多，袭击和屠杀事件也开始不断出现。这当中的第一个民兵组织是联攻派民兵（interahamwe），意为“一起进攻的人”，它的发迹始于全国发展革命运动和阿卡祖的领导层赞助的一些球迷俱乐部。20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崩溃让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失去了工作的希望，荒废于失业及随之而来的怨恨之中，这时招募民兵的时机已经成熟。联攻派民兵和各种各样的模仿组织最终都参与其中，将种族屠杀演变成狂欢节的嬉闹。胡图力量的年轻领导人们骑着摩托车，留着时尚的运动发型，戴着墨镜，身着华丽的睡衣和睡袍，往返于各种拥挤的集会，并鼓吹种族团结和民防的主张，这些集会中的酒通常是无限量供应的，点缀着哈比亚利马纳的偶像式肖像的巨大旗帜在微风中飘扬，准军事化的训练被安排得像是新潮的热辣舞步。总统和他的夫人也经常出席这些场合，接受人们的欢呼，但同时在私下里，联攻派民兵将成员组织成一个个小的邻里团队，编制图西族的清单，然后隐蔽起来进行燃烧房屋、投掷手雷，以及用砍刀砍杀人偶的练习。

1992年3月初，联攻派民兵的努力第一次发挥了效用，卢旺达国家广播电台宣布“发现”了一个图西族屠杀胡图族的计划。这是纯粹的假消息，但在基加利南部的布格塞拉（Bugesera）地区，先发制人的“自卫”民兵成员和村民们在三天内就屠杀了300多名图西族。吉塞尼省也在同一时间发生了类似的屠杀事件。8月，哈比亚利马纳在国际资助者的巨大压力下和“卢旺达爱国阵线”签订了停火协议，但不久之后，基布耶的图西族又遭到屠杀。同年10月，停火协议扩展成一项新的，包括“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内的过渡政府的计划；一周后，哈比亚利马纳发表了一次演讲，又将停火协议驳斥为“不过是废纸一张”。

外国的援助资金依然在涌入哈比亚利马纳的金库，而武器也不断从法国、埃及和种族隔离的南非抵达。偶尔有资助者表达对屠杀的担忧，就会有人被捕，但很快又会被释放；没有人因此而受到审讯，更不用说对大屠杀行为发起公诉了。为了安抚外国人敏感的神经，政府把“屠杀”描述成因“愤怒”或“自保”而产生的“自发的”和“大众的”行为。村民们对此更是心知肚明：大屠杀之前总会开一些政治“观念动员”会，在会上，当地的领导人，通常是一个省级或全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把图西族描述成魔鬼的角、蹄子、尾巴等，并按照旧式的革命术语（即把屠杀当成一项“工作”任务）下令杀死他们。地方当局总能从屠杀中获利，他们夺取被杀害的图西族的土地和财产，有时如果他们表现出特别的热情，还会获得晋升，而平民杀手通常也能得到小小的赃物作为奖励。

回想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屠杀可以被看作1994年胡图主义的倡议者们自称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彩排。然而恐怖并非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多党制的到来，总统在民众压力的驱使下也不得不对改革派的反对党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这就需要哈比亚利马纳的极端主义追随者坚持不懈地艰苦努力，以防止卢旺达滑向稳定温和的局面。暴力是这一努力的关键。联攻派民兵是由阿卡祖领导层所属的一个财团来资助和管理的，该领导层还掌控着一些自己的敢死队，诸如“零号网络”和“子弹团”。哈比亚利马纳夫人的三个兄弟，连同一群上校和西北部商业黑帮的头目，都是这些组织的创始成员，他们都是在1992年3月的布格塞拉大屠杀期间首次与联攻派民兵一起行动的。但布格塞拉最重要的创新还是利用国家广播电台为屠杀做准备工作，并把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暗示性信息直截了当地升级成绝对的杀人或被杀。

种族灭绝，归根结底是社区建构中的一种行动。一个强有力的极权主义制度要求人民投身于领导人的计划，对这一目标而言，种族灭绝可能是最不正当和最野心勃勃的手段，然而它也是最易于理解的。1994年，卢旺达被世界其他地区视为崩溃国家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典型实例。实际上，种族灭绝却是制度、威权主义、几十年的现代政治理论构建与灌输的产物，也是有史以来最周密的治理形式之一。听起来也许很奇怪，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或卢旺达人所谓的种族灭绝的“逻辑”，被鼓吹成一种非但不会制造痛苦，反而能减轻痛苦的方式。一个极具威胁以至必须将其斩草除根的幽灵，将领导者和人民捆绑在一个密不透风的乌托邦的怀抱里，而总是令整体感到厌恶的个体也就无须存在了。

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规模屠杀的参与者，可能在被迫杀害邻居时感受不到什么乐趣。然而很少有人拒绝，坚决反抗更是极为罕见。屠杀图西族是卢旺达在后殖民时期的一项政治传统，它把人民团结在了一起。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有一种老生常谈的看法，认为毁灭性的工业化屠杀引起了对“人类进步”概念的质疑，因为艺术和科学可以直接把人们引向那扇著名的——上面印有“工作使你自由”字样的——通往奥斯维辛（Auschwitz）的大门。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技术，德国人就不可能杀死那么多犹太人。然而，是德国人而不是机器杀害了他们。卢旺达胡图力量的领导者们完全明白这一点。如果你能操控那些舞动砍刀的人，技术上的落后就不会成为种族灭绝的障碍。人民就是武器，这意味着所有人：所有胡图族要杀光所有图西族。这种安排除了能确保明显的数量优势之外，还排除了任何可能出现的问责。如果每个人都被牵连其中，那牵连就变得毫无意义。还牵连什么呢？一个胡图族要是认为有什么可牵连的，那肯定会被看作是敌人的同谋。

莱昂·马格塞拉在1992年11月的演讲中，解释说：“我们的人民有义务自己承担起清理这些渣滓的责任。”在这次演讲中，他还鼓动胡图族把图西族从尼亚巴隆戈河赶回埃塞俄比亚。马格塞拉曾是一名医生，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副主席，同时也是哈比亚利马纳的密友和顾问。他的话就代表了权力，大多数卢旺达人仍能准确引用他的著名演讲，联攻派民兵的成员经常在他们出去杀人时背诵其中最喜欢的语句。马格塞拉声称，法律规定“蟑螂们”的“同谋”必须被执行死刑，他问道：“我们还要等谁来执行这个判决？”他说反对党成员“没有权利活在我们之中”，作为“党”的领导人，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去散播警告，并指导人民“保卫他们自己”。至于那些“蟑螂”，他想知道“我们还在等谁来消灭这些家庭？”他号召那些在哈比亚利马纳领导下飞黄腾达的人“为消灭这些人而筹措资金”。他谈到在1959年时，说允许图西族生存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摧毁他们。”他说。“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要让他们逃掉。”他说，“记住，那些被你救了的人可是绝对不会救你的。”他的结束语是“赶走他们，总统万岁”。

马格塞拉是以法律的名义发表演讲的，但当时的司法部部长是一个名叫斯坦尼斯拉斯·姆博南佩卡（Stanislas Mbonampeka）的人，他对此事的看法不同。姆博南佩卡才能出众：他是一个来自西北部的富裕的胡图族，持有一家厕纸厂一半的股份。他还是一名反对党人，一名律师，是自由党最高层中的人权倡导者，而自由党是唯一一个拥有相当大数量图西族成员的反对党。姆博南佩卡研究了马格塞拉的讲话，并以煽动仇恨的罪名向他发出了逮捕令。当然，马格塞拉没有坐牢，他去找军队寻求保护，然后又移民加拿大，而姆博南佩卡很快就被免除了司法部部长的职务。姆博南佩卡看清了风向。到1993年年初，卢旺达所有新生的反对党都分裂成两个派系——当权派和反当权派——而姆博南佩卡投靠了当权派。不久之后，他的声音就出现在卢旺达广播电台里，警告“卢旺达爱国阵线”：“如果你们不希望你们在卢旺达国内的支持者们被彻底消灭，那就停止这场战争。”

1995年夏天，我找到了姆博南佩卡，他住在扎伊尔的戈马（Gama）的一所新教徒招待所的单调的小房间里，这里离卢旺达边境大约只有1英里。他跟我说：“在战争中，你没法中立。如果你不支持自己的国家，那不就是支持侵略者吗？”姆博南佩卡是一个性格冷静、举止沉稳的人。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穿着整洁的裤子和一件粉白条纹衬衫。他还有一个荒诞的头衔，卢旺达流亡政府的司法部部长——这是一个自封的政府，主要由负责种族灭绝的前政府官员组成。姆博南佩卡在1994年并没有任职于政府，但他作为政府的代理人以非正式的方式参与了行动，他在国内和欧洲为胡图力量的动机辩护，并认为这是出于正常的职业发展需要。

“我说过马格塞拉必须被捕，因为他挑唆人民互斗，这是违法的，我也说过如果‘卢旺达爱国阵线’要继续开战，那我们就必须要有民防组织。”姆博南佩卡跟我说。“这些立场都是一贯的。在这两个事例中，我都在维护自己的国家。”他补充道，“就个人来说，我不相信有什么种族灭绝。这不是常规战争，敌人无处不在，那些图西族被杀不是因为他们是图西族，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支持者。”

我想知道区分支持“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图西族和其他的图西族会不会有什么难度，姆博南佩卡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种族和政治是一回事。”他跟我说，“99％的图西族都是亲‘卢旺达爱国阵线’的。”

就连上了年纪的老祖母和婴儿也不放过？在广播播音员提醒听众不要忘了对怀孕的受害者开膛破肚时，就连胎儿也要从图西族妇女的子宫里被扯出来？

“想想看，”姆博南佩卡说，“比如说德国人进攻法国，法国人就要自卫抵抗德国。他们很清楚所有德国人都是敌人。德国人会杀妇女和儿童，你们也一样。”

至于种族灭绝，即使他否认它的存在，它也是“卢旺达爱国阵线”与哈比亚利马纳政权之间战争的延伸，姆博南佩卡似乎想证明，国家支持下的系统消灭整个群体的行为是一种可煽动的罪行——受害者的过错与加害者旗鼓相当。虽然种族灭绝与战争同时展开，但其组织和贯彻与战争的动机还是截然不同的。事实上，只是在胡图力量面临和平的威胁时，最终的灭绝运动的动员才得以全面展开。

1993年8月4日，在坦桑尼亚阿鲁沙（Arusha，Tanzania）的一个会议中心，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与“卢旺达爱国阵线”签署了一项和平协定，正式结束了战争。所谓的《阿鲁沙协定》保证了卢旺达的海外难民回国的权利，承诺将两支交战中的部队整合为一支国防部队，并订立了一项由全国各政党的所有代表组成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过渡政府的计划，“卢旺达爱国阵线”也被包含其中。哈比亚利马纳将继续担任总统，直到选举结果揭晓，但他的权力基本是仪式性的。至关重要的是，在整个和平计划的实施期间，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将会派驻到卢旺达。

“卢旺达爱国阵线”并没有真的指望在战场上赢得这场战争；他们的目的是迫使对方以政治途径来解决问题，而这一目的在阿鲁沙似乎是达成了。“除非没有别的办法，你才会发起战争，而《阿鲁沙协定》开辟了一条以政治竞争来解决问题的道路。”其中一位参与了协定谈判的“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蒂托·鲁特勒玛拉（Tito Ruteremara）跟我说。“有了《阿鲁沙协定》，我们就可以进入卢旺达，如果我们有好的想法，加上一个很好的组织，我们就能成功。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就说明我们的想法还不够好。斗争也不是种族斗争，而是政治斗争，哈比亚利马纳害怕我们是因为我们很强。他从没想过实现和平，因为他看到了我们可以在政治上获得成功。”

对于哈比亚利马纳来说，《阿鲁沙协定》确实等同于一份政治遗书。胡图力量的领导人怒斥其叛国，并指控总统本人已成为“同谋”。在《阿鲁沙协定》签署的四天后，千丘自由广播电视电台（RTLM，后简称千丘广播电台），这个由阿卡祖成员及其盟友资助成立的致力于宣传种族灭绝的新电台开始在基加利进行广播。千丘广播电台是一个无线电版的《坎古拉》：它的影响力在收音机已经饱和的卢旺达几乎无处不在，并且由于混合了激动人心的话语风格和西蒙·比金迪（Simon Bikindi）这样支持胡图力量的流行歌星的歌曲而变得极受欢迎，比金迪最著名的歌曲可能是《我恨这些胡图族》——一首关于“睦邻友好”的歌：

我恨这些胡图族，这些傲慢的胡图族，自吹自擂，蔑视其他的胡图族，亲爱的同志……

我恨这些胡图族，这些不愿做胡图族的胡图族，他们否认自己的身份，亲爱的同志。

我恨这些胡图族，这些盲目前行的胡图族，就像一群傻子。

这些天真的胡图族被人操纵，将自己撕裂，去参加一场战争吧，是谁对你无视。

我恨这些被杀的胡图族，去杀吧，我向你发誓。

是谁杀了胡图族，亲爱的同志。

如果我恨他们，那就更是好事。

……

诸如此类，这是一首很长的歌。

1994年1月，哈桑·恩格泽在《坎古拉》上警告说：“如果有人认为《阿鲁沙协定》能终止战争，那他就是在自欺欺人。”恩格泽从一开始就抨击《阿鲁沙协定》是一个叛国协定。1993年年底，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UNAMIR，后简称联卢援助团）的蓝盔部队抵达后，他有了新的目标。恩格泽宣称，联卢援助团只是一个“协助‘卢旺达爱国阵线’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工具。但他又提醒自己的读者，记录显示这些维和人员一般都很懦弱，倾向于在暴力事件爆发时“像观众一样看着”。他预言会有很多好戏可看，并明确警告联卢援助团不要干涉。“如果‘卢旺达爱国阵线’决定要杀了我们，那我们就互相残杀吧。”他敦促道。“让所有阴燃的东西都爆发吧……在这样的时刻，大量的血液将会喷涌而出。”

第8章

1991年，奥黛特早已放弃了医院的工作，到美国和平工作队驻基加利特派团做了一名医生。两年后，华盛顿方面暂停了在卢旺达的项目，奥黛特把她的孩子们送到内罗毕（Nairobi），然后参与派驻在加蓬、肯尼亚和布隆迪的和平工作队的一系列短期工作。她喜欢待在布隆迪，因为这里很方便她回去看望家人，而且布隆迪似乎终于成了一个致力于让胡图族与图西族和平分享权力的国家。1993年8月，在图西族严酷统治了近30年之后，一个胡图族宣誓成为布隆迪首位普选总统。权力交接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布隆迪人阖家欢庆，国外舆论也视其为非洲的希望灯塔。然而在11月，也就是新总统就任的四个月后，一群图西族军人暗杀了他。总统的死引发了胡图族起义以及图西族军队的暴力镇压，最终造成至少5万人死亡。布隆迪的血腥暴力给卢旺达胡图力量这样的恐怖食品制造商的磨坊里提供了大量的谷物，他们鼓吹这一消息就是图西族叛乱的证据，同时奥黛特也因此失去了工作。

她并不想回基加利。随着哈比亚利马纳阻挠《阿鲁沙协定》的实施，对图西族和胡图族反对派的攻击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奥黛特只需把收音机调到千丘广播电台，她就可以感觉到自己在那儿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但和平工作队希望恢复在卢旺达的行动，在这个人均月收入不到25美元的国家里，奥黛特拿到了25美元的时薪来帮助筹备这个项目。她也厌倦了让孩子们东奔西跑，以及和丈夫让-巴蒂斯特的分离。更重要的是，在《阿鲁沙协定》签订之后，一支由600名“卢旺达爱国阵线”士兵组成的先遣队抵达了基加利，同时那里还有联卢援助团。

“真的，”奥黛特说，“是联卢援助团把我们骗回来的。我们看到了这些蓝盔兵，还和达莱尔谈了话。”——罗密欧·达莱尔（Roméo Dallaire）少将是加拿大人，负责指挥联合国部队。“我们觉得就算胡图族袭击我们，联卢援助团的3000人也足够抵挡了。达莱尔把他的电话号码和电台波段给了我们，还说：‘如果发生任何事，马上给我打电话。’所以我们就相信他们了。”

1994年1月的一个晚上，奥黛特刚从布隆迪返回基加利，她开车带着两个来看她的表亲回酒店，突然一群大喊大叫的联攻派民兵把他们的车包围了。她猛踩油门，联攻派民兵朝他们扔了两颗手雷，把所有车窗都炸碎了，奥黛特和其他两名乘客都被碎玻璃溅落满身，他们花了好几分钟才确认自己没有受伤。她说：“我给达莱尔打了电话，但联卢援助团没有派人来，我马上意识到这些人永远都不会保护我们。”

胡图力量和他们想要置于死地的人都不信任联卢援助团，这种不信任和他们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一样深，而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阿鲁沙协定》签订之后的几个月里，卢旺达人已经看到联合国维和部队在波斯尼亚和索马里因无能和失败而遭到羞辱。1993年10月3日，在联卢援助团到达基加利之前的五个星期，参与联合国驻索马里部队联合行动的18名美国游骑兵被杀害了，他们的尸体在摩加迪沙（Mogadishu）的街上被人拖走的电视画面传遍了整个世界。联卢援助团的权限比索马里维和部队还要有限：除非出于自卫，否则禁止使用武力，即便如此，他们的装备也差得可怜。

1994年1月11日，当《坎古拉》警告联卢援助团“要考虑其自身的安危”的消息刚刚刊印时，达莱尔少将向纽约联合国总部的维和行动部发出了一份题为“请求保护线人”的紧急传真，传真解释说，达莱尔在联攻派民兵的最高层中发展了一名非同一般的情报线人，他需要帮助，以确保该男子的安全。达莱尔写道，这名线人是前总统的安保人员，每月由陆军参谋长和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主席支付将近1000美元让他担任联攻派民兵的“顶级”训练师。几天前，达莱尔的线人曾负责协调48名便衣突击队员、1名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部长和几名当地政府官员密谋在一次议会典礼期间杀害反对派领袖和比利时士兵。“他们想要激怒‘卢旺达爱国阵线’……并挑起一场内战。”传真写道。“议员们将会在进入或退出议会时遭到暗杀。而比利时的部队”——这支联卢援助团的主力军——“将被激怒，如果比利时士兵诉诸武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会被杀，从而保证比利时人从卢旺达撤军。”这个计划暂时中止了，但达莱尔的线人告诉他，有40多个联攻派民兵的小组（每组40人）经过卢旺达军队在“纪律、武器、爆破、近战和战术”方面的训练后，已经“散布”于基加利。传真还说道：

·从联卢援助团到任以来，“线人”已受命在基加利登记所有的图西族。他怀疑这是为消灭他们做准备。他给出的例子是，在20分钟内他的人就可以杀死上千名图西族人。

·线人说他不同意反图西族的灭绝行动，他支持反对“卢旺达爱国阵线”，但不支持杀害无辜者。他还声明，他相信总统并没有完全掌控他原有的政党和派系成员。

·线人准备提供主要的武器藏匿点，其中至少藏有135件武器……如果我们做出如下保证，他今晚就准备去武器藏匿点。他要求他和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得到我们的保护。

这不是达莱尔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得知基加利这个被《阿鲁沙协定》指定为“无武器区”的地方实际是胡图力量的武器市场。这基本算不上是秘密：手雷和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在城市中心的市场公开陈列，并且价格不高；运载着法国人或法国资助的武器物资的飞机不断抵达；政府从中国进口的砍刀数量远超农业使用的需要；在卢旺达三年来首次迎来真正的和平曙光之时，这些武器中的许多都免费赠送给了那些身着可笑的联攻派民兵装束的、没有军事职能的年轻人、家庭主妇、办公室职员。但是达莱尔的传真为接下来将会发生的状况提供了一个更加精确的蓝图，比“过去”已经出现的任何其他文件都更加精确。他的线人告知他的所有事情都在三个月后成了现实，达莱尔当时的判断显然是要高度重视这一消息来源。他声称他的打算是在36小时内突袭军备库，并写道：“建议批准保护线人并将其撤离卢旺达。”

达莱尔把他的传真贴上“特急”标签，并用法语签了字：“Peux ce que veux. Allons'y ”（“有志者，事竟成。行动吧”），纽约总部的回应是：不要行动。当时联合国维和事务的负责人是加纳人科菲·安南（Kofi Annan），他后来成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副手伊克巴尔·里扎（Iqbal Riza）在同一天回复了达莱尔，拒绝了他在传真中所说的“深思熟虑的行动”，而对“线人”的额外保护“也超出了联卢援助团的授权范围”。非但如此，达莱尔还收到命令，要他把自己的消息分享给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并告诉总统，联攻派民兵的活动“对和平进程表现出了明显的威胁”，而对基加利的“武器安全区”也是“明显的妨碍”。丝毫不顾及达莱尔的线人所描述的消灭图西族和暗杀比利时人的计划是从哈比亚利马纳的宫廷发出的：命令指出违反和平条约的行为要向总统报告，纽约总部建议达莱尔：“你应该假定他（哈比亚利马纳）对这些活动并不知情，但同时又要坚持让他必须立即调查这一情况。”

达莱尔还被告知要与来自比利时、法国和美国的驻卢旺达大使分享他的信息，但在维和总部提醒联合国秘书处和安理会警惕报告中提及的卢旺达在策划一场令人震惊的“灭绝行动”后，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努力。然而，1994年5月，在对卢旺达图西族的灭绝行动达到顶峰时，科菲·安南在华盛顿特区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联合国维和人员“有权自卫，而且我们所定义的自卫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以去除那些阻碍你们工作的武装人员。然而我们在战场上的指挥官，无论是在索马里还是波斯尼亚，都对使用武力持保留态度”。鉴于达莱尔已发来传真，安南却没有提到卢旺达，这让人不可思议。

“我有责任，”回复达莱尔的伊克巴尔·里扎后来跟我说，同时又补充道，“这并不是说安南先生没有注意到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他说信件在安南的桌上搁了48个小时，而复印件也已转到当时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的办公室。但根据一名布特罗斯-加利最亲近的助手的说法，联合国秘书处在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份文件。当我在电话里给他念了达莱尔的传真时，这名助手说：“这真是惊人的——一份让人吃惊的文件。在联合国工作的最后五年里，除了一两次例外，我都不记得自己经历过这么戏剧性的事件。收到那样的传真却无人在意，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事实上布特罗斯-加利最终察觉到这份传真，但他轻视了它，在种族灭绝发生后他评论道：“虽然联合国官员们认为这种局面和来自现场的告急报告是极其严重的，但在维和行动的环境中并不罕见。”

里扎持相似观点，他跟我说：“如果从事后来看，你可以把所有这些情况都看得非常清晰——当你坐在你的稿纸前，把音乐打开，或无论怎样吧，你可以说‘啊，看呐，那是这么回事’。但当你处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把达莱尔的传真形容为仅仅是一份与联卢援助团之间的日常通信。“我们收到的很多报告都有夸张的成分。”他说。然后，他自己又用事后诸葛亮的口吻说道：“如果我们在索马里行动后的三个月又去找安理会，我可以保证没有哪国政府会说：‘好的，让我们的小伙子们去参与卢旺达的进攻行动吧。’”

所以达莱尔将军服从了纽约总部给他下达的命令，告知了哈比亚利马纳，在他的安全机构中有一个漏洞，然后这件事（除了种族灭绝之外）就此结束了。不出所料，达莱尔的线人不再提供情报。多年以后，比利时参议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本国士兵为联卢援助团值勤期间遇害的情况，科菲·安南拒绝出庭做证，同时也不允许达莱尔将军出庭做证。安南在给比利时政府的信中解释说，联合国宪章赋予了联合国官员“对其官方行为免除法律程序的豁免权”，而且他也看不出放弃这一豁免权如何能“符合该组织的利益”。

1994年3月底，奥黛特做了一个梦：“我们在逃跑，人们在左右射击，飞机在扫射，一切都在燃烧。”她给一个名叫让（Jean）的朋友描述了这些景象，几天后，让打电话给她：“自从你给我讲了那个梦以后，我就产生心理阴影了，我想让你和我老婆一起去内罗毕，不然我觉得我们这个星期都得死。”

奥黛特同意离开基加利，她答应让准备4月15日就走，那天她与和平工作队的合同就结束了。她还不忘告诉他：“我也是，烦透了这种事。”

整个基加利都在发生类似的对话。跟我谈话的每一个卢旺达人都把3月的最后几周描述成一段弥漫着可怕预兆的时期，但没有人能明确说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比利时外交部部长维利·克莱斯（Willy Klaes）警告中期选举中的联合国秘书长，对图西族和胡图族反对派领导人的日常杀戮以及对哈比亚利马纳未能兑现和平协议的普遍失望的“政治僵局”，“可能会导致一场无法控制的暴力危机”。但卢旺达人记得的事情更多，一些早期发生的事情。

“我们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整个国家都不对劲，”基加利涉外酒店的主管保罗·路斯沙巴吉纳（Paul Rusesabagina）跟我说，“所有人都能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劲，但我们就是看不清到底是哪儿不对劲。”保罗是胡图族，一名思想独立的哈比亚利马纳政权的批评者，他形容自己是“永远站在对立面”。1994年1月，他在自己的车里遭到袭击后，就搬到酒店去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和妻子以及一岁的儿子去欧洲度假了。当他跟我说到他在3月30日回到基加利时，他笑了，而且脸上还表现出一丝惊讶的表情。“我必须回来工作，”他说，“但你能感觉到这里不对劲。”

博纳旺蒂尔·尼比兹跟我说，他总在想为什么自己在那些天里没有离开卢旺达。“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母亲，”他说，“她老了，我可能觉得在不知道要去哪儿的情况下把她带走还是比较困难。我们都希望情况会变好。自我出生以来，从四五岁到现在，我也看到过很多房子被毁掉，看到过人们被杀害，每隔几年就会发生这种事，1964年、1966年、1967年、1973年。所以，大概我也是想安慰自己情况不会很糟的。唉，但我其实很清楚情况就是越来越糟。”

4月2日，在奥黛特做了那个毁灭性的梦之后将近一周，博纳旺蒂尔开车到吉塔拉马去看他的母亲。在回家途中，他把车停到路边一家酒吧旁，这家酒吧的合伙人就是他那个当上了胡图力量领导者的狱友弗罗杜尔德·卡拉米拉。博纳旺蒂尔点了一瓶啤酒，然后和卡拉米拉的酒保聊了很长时间关于卡拉米拉是如何转变的，以及这个国家将会向何处去之类的话题。这个酒保跟博纳旺蒂尔说，卡拉米拉曾经说过所有人都应该跟随胡图力量和哈比亚利马纳，但不久他们就会摆脱哈比亚利马纳了。“我问他怎么摆脱，”博纳旺蒂尔回忆道，“我说‘你们把这么多权力都集中到哈比亚利马纳身上，还怎么指望能摆脱他？’”博纳旺蒂尔笑着说，“他不愿意告诉我。”

哈桑·恩格泽却把这个说法告诉了所有会买它报纸的人。在3月发行的《坎古拉》上，他刊登了一行通栏大标题：“哈比亚利马纳将会死于3月”。一幅附带的漫画把总统描绘成亲图西族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同谋，并且文章还解释说他“不是被图西族杀死”，而是被一个“被‘蟑螂’收买了的胡图族杀死”。《坎古拉》还提出了一个和达莱尔传真中线人所述的计划极其类似的方案——总统会在“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中”或“在与他的领导层会晤的过程中”遇刺。这篇文章是以这样的语句开篇的：“没有什么事是我们预料不到的。”而结尾是：“没有人比哈比亚利马纳自己更热爱他的生命。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他将如何被杀。”

第9章

1994年4月6日晚上，托马斯·卡米林迪（Thomas Kamilindi）兴致高昂，他的妻子杰奎琳（Jacqueline）正在他们基加利的家中为庆祝晚宴烘焙蛋糕。这天是托马斯的33岁生日，他下午完成了自己在卢旺达广播电台最后一天的记者工作。托马斯是胡图族，在国营电台工作了十年之后，他为了抗议新闻节目中缺乏政治平衡而选择辞职。当晚他正洗澡的时候，杰奎琳猛敲卫生间的门。“快点！”她喊着。“总统被人袭击了！”托马斯出来把所有房门全部关上，然后坐到收音机旁，开始收听千丘广播电台。他不喜欢这家胡图力量广播电台的暴力宣传，但这种对局势走向的宣传在卢旺达经常被看作高度准确的政治天气预报。4月3日，千丘广播电台就声称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基加利会出一些小状况，在4月7日、8日你会听到枪弹或手雷爆炸的声音”。现在电台里正在播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飞机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返程时在基加利上空被击落，并坠毁于他自己宫殿前的空地上。布隆迪的胡图族新总统以及若干哈比亚利马纳的高级顾问也在这架飞机上。此次事故无人生还。

托马斯有一些社会地位很高的朋友，他早已听说总统手下的极端主义追随者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图西族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而第一波要杀掉的胡图族反对派名单也已经拟定。但他从未想过哈比亚利马纳自己也会成为目标。如果胡图力量连他都可以牺牲掉，那还有谁是安全的？

广播电台通常每晚10点就会停播，但那一晚却一直在持续播放。当公告播完，音乐开始演奏，对托马斯来说，在这不眠之夜中不断播放的音乐证实了潘多拉的魔盒已在卢旺达开启。第二天一早，千丘广播电台就开始把暗杀哈比亚利马纳的罪责归咎于“卢旺达爱国阵线”和联卢援助团的成员。但如果托马斯相信这种说辞，那他就应该还坐在麦克风前，而不是坐在收音机前。

奥黛特和让-巴蒂斯特也收听了千丘广播电台。当时他们正和一位客人在喝威士忌，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让他们听一下广播。根据奥黛特的回忆，那是晚上8点14分，广播称有人看见哈比亚利马纳的飞机在基加利上空起火并坠毁。让-巴蒂斯特的第一反应是“咱们走。所有人都上吉普车，不然咱们都得被屠杀”。他的想法是直接向南去布塔雷省，这是唯一一个由图西族当省长的省份，也是反当权派的大本营。看到让-巴蒂斯特显示出这样的决心，他们的客人说：“好，我也走。我也要离开这里，把你们的威士忌保存好。”奥黛特跟我说到这里时笑了。她说：“这人喜欢威士忌。他是个残疾人，他过来是炫耀他的新电视和录像机的，因为我丈夫非常慷慨，他出钱给这人去买了这些东西。他曾经跟我说：‘我要是成了残疾人，如果连个电视都没得看那肯定是活不成了。’”很不幸的是，此人再也没机会看他的电视了。那晚他被杀了。

奥黛特擦了擦眼睛，说：“这个残疾人的故事一直埋在我心里，因为他那么喜欢自己的电视。”说着她又露出笑容。“那么，”她说，“那么……那么……那么喜欢。”这是她唯一一次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落泪。她一只手捂着脸，另一只的手指在桌上颤抖着。然后她说：“我去拿点苏打水。”五分钟后她回来了。“现在好多了，”她说，“这个叫杜萨比（Dusabi）的残疾人让我心情很糟。回想起这些事总是很难受，但我每天都在想，每天。”

然后她就跟我说了那个4月的“第一”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让-巴蒂斯特等不及了马上要走。奥黛特说他们必须去接她的姐姐维南蒂（Vénantie），她是议会里少数的图西族议员之一。但维南蒂让他们再等等。“她四处给人打电话，给所有人打电话，”奥黛特说，“最后让-巴蒂斯特跟她说：‘我们得丢下你走了。’维南蒂说：‘不行，要是我被杀了，你将来会是什么感受？’我说：‘你为什么不过来？’她说：‘如果哈比亚利马纳死了，谁会杀我们？就是他嘛。’”接着千丘广播电台宣布所有人都必须待在自己家里，这正是让-巴蒂斯特最害怕的事。他穿上了自己的睡衣，说：“不管谁能幸存，他余生都会为我们待在家里没走而感到惋惜的。”

第二天，这一家人就听到了街上传来的枪声，同时也收到了大屠杀已经开始的消息。“孩子们来电话说：‘妈妈和爸爸都死了。’一个表亲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奥黛特说，“我们在想办法看怎么能到吉塔拉马去，那边还很平静。每当我说起这件事，人们总认为我疯了，但我给省长打了电话。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奥黛特跟他说，她在吉塔拉马的表亲死了，他们必须过去参加葬礼。省长说：“如果他们死了，那就不会再受折磨，你要是来的话说不定会死在路上。”

“在4月6日，”酒店经理保罗·路斯沙巴吉纳告诉我，“哈比亚利马纳被杀的时候，我就在这家涉外酒店的露台上喝酒。但我老婆和四个孩子还在家里——我们过去住在机场附近——我老婆听到了导弹击中飞机的声音。她打电话跟我说：‘我刚刚听到了一些我以前从没听过的声音。你赶紧回家。’”一个待在酒店的军人看见保罗要离开，就建议他不要走通常的路线，因为那边的一条路已经设置了路障。保罗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开车回家时，他发现街上空无一人，然后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这时电话铃响了，来电者是米勒·科林斯酒店 ⁽¹⁾ 的荷兰籍经理，这家酒店和涉外酒店都隶属于同一家比利时公司，即萨比纳（Sabena）比利时世界航空公司。“赶快回城里来，”他跟保罗说，“你们的总统死了。”保罗打电话给联卢援助团里他认识的人以寻求保护。“他们说：‘不可能。现在基加利到处都是路障，人们就在街上被杀了’，”保罗跟我说，“这才是总统被杀后一小时的事，才一小时。”

在那个时刻，没人能完全肯定是谁在掌控这个失去首脑的政府，但是这些路障，千丘广播电台播音员自信的腔调，以及对街头杀戮的报道让人毫不怀疑是胡图力量实施了一场政变，而且也的确如此。虽然哈比亚利马纳遇刺案的凶手从未得到确认，嫌疑却已经集中在他随从中的极端主义分子身上——尤其是那位半退休的上校泰奥内斯特·巴格索拉（Théoneste Bagosora），哈比亚利马纳夫人的一名亲信，阿卡祖及其敢死队的创始成员之一，他在1993年1月说过，他正在为一场大动乱做准备。但不论是谁杀了哈比亚利马纳，事实依旧是这场种族灭绝的组织者从一开始就准备马上利用他的死亡。（当卢旺达胡图力量的精英花了一整晚来启动种族灭绝的引擎时，在总统也同样遇害的布隆迪，军队和联合国的广播都在呼吁大家保持冷静，这一次布隆迪没有发生暴乱。）

4月6日傍晚，巴格索拉上校作为联卢援助团孟加拉国营的访客正在参加晚宴。在总统死亡的一小时后，他就主持了一个自封的“危机委员会”的会议，这个委员会主要是一个军事集会，胡图力量正是通过它批准了其政变行动，然而因为达莱尔和联合国秘书长的特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所以巴格索拉还是口头上承诺要继续《阿鲁沙协定》的进程。会议在午夜前后结束，那时首都已经布满了士兵、联攻派民兵，以及携带着屠杀名单的总统精英卫队成员。刺杀行动的首要目标是消灭胡图族的反对派领袖，其中包括胡图族的总理阿加特·乌维林吉伊马纳（Agathe Uwilingiyimana），4月7日拂晓，她的房子成为众多被包围的房子之一。一支由10名比利时士兵组成的联卢援助团的小分队到达现场，但总理已经从她家的花园翻墙逃跑并在附近遭到杀害。在比利时人准备离开前，一名卢旺达官员开车过来命令他们解除武装，然后跟他走。数量占优的比利时人就被他带到了基加利军营，在这座城市中心的军事基地里，他们被扣留了好几个小时，然后遭到拷打、杀害和肢解。

在那之后，对图西族的大规模杀戮已经开始，而联合国部队对这些凶手们几乎没有抵抗。外国政府立即关闭了他们的大使馆并撤离其国民。那些请求救援的卢旺达人都遭到了拒绝，除了极少数人员，例如阿加特·哈比亚利马纳夫人就被法国军方秘密送到了巴黎。“卢旺达爱国阵线”在整个陷入僵局的和平执行期间仍在为战斗做着准备，在哈比亚利马纳死后不到24小时他们就恢复了战争状态，同时将部队从在基加利的军营派往议会周围的一片高地以确保其安全，然后在东北部的“非军事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政府军凶猛反击，并且让人们继续他们的杀戮工作。“你们这些‘蟑螂’必须知道你们也是肉身造的，”一名广播员在千丘广播电台上沾沾自喜地说，“我们不会被你们杀掉的，我们会杀了你们。”

在这样的宣传和社会各阶层领导者的鼓动下，对图西族的屠杀和对胡图族反对派的暗杀波及了一个又一个地区。以民兵们为榜样，胡图族的老老少少都拿起了屠刀。邻居把邻居砍死在对方家里，同事把同事砍死在工作场所。医生杀死他们的病人，老师杀死他们的学生。几天之内，很多村庄的图西族人口都被消灭殆尽，而基加利的囚犯也被释放并组成工作队去收走排在路边的尸体。整个卢旺达，大规模的强奸和抢劫一直伴随着大屠杀。醉醺醺的民兵小队，在从药店里抢来的各种药品的催化下被巴士送到一个又一个大屠杀现场。电台播音员提醒听众不要同情妇女和儿童。作为对杀人者的额外奖励，图西族的财产被事先瓜分了——收音机、沙发、山羊或强奸年轻女孩的机会。据报道，基加利一个社区的女议员为每颗图西族的人头出价50卢旺达法郎（当时约合30美分），这个做法被人称为“卖卷心菜”。

4月9日早上，由于每天24小时的戒严，保罗·路斯沙巴吉纳被困在家里，他看到有人翻墙进入他的花园。他想：如果这些人是冲我来的，那就在我的妻儿以及这里所有的人被杀前，让我一个人先死吧。他走到自己的院子里，才得知巴格索拉上校的“危机委员会”刚刚任命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完全由忠于胡图力量的傀儡组成。这个政府想把涉外酒店当作他们的总部，但是酒店里的房间都锁着，钥匙在保罗办公室的保险箱里，于是20名士兵才奉命去找他。保罗召集了他的家人，以及在他家避难的朋友和邻居，总共有30人，他们在这些士兵的护送下开车走了。他们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灾难性的城市——“可怕，”保罗说，“我们的邻居都死了。”——但他们还没走出1英里，他们的护送车队突然靠边停了下来。

“先生，”一个士兵说，“你知道所有的企管人员都被杀了吧？我们把他们都杀了。但你很幸运。我们今天不杀你，因为他们要我们找到你并把你送到政府那边去。”想起这番话，保罗笑得有些喘不上气。“我告诉你，”他说，“我当时全身都汗透了。我开始跟他们谈判，跟他们说：‘听我说，杀人给不了你们任何东西，你们杀了人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如果我给你们一些钱，你们有了收益，可以去买你们需要的东西。但如果你把人杀了——比如这个老头，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完结了——你又能从这里面得到什么？’”车就停在路边，而保罗就在这种心情下跟他们讨价还价了至少一个小时，直到他付了五百多美元，他们才答应继续往前走。

1993年，萨比纳比利时世界航空公司任命保罗为涉外酒店的总经理，他成了第一个在这家比利时公司里被提拔到高级职位的卢旺达人。但在1994年4月12日，也就是他和主持种族屠杀的新政府一起搬到酒店的三天后，管理米勒·科林斯酒店的荷兰人打电话给保罗，说他是欧洲人，他已经被安排撤离了，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作为卢旺达人，保罗将会被留在这儿。保罗从1984年到1993年都在米勒·科林斯酒店工作，荷兰人要保罗在他离开以后照看好这家酒店。同时，在涉外酒店的胡图力量政府突然决定离开基加利，这里和“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武装冲突已经加剧，他们要转移到吉塔拉马。一支重型装甲车队已经为这次行程做好了准备。保罗把他的家人和朋友装进了一辆酒店的货车，当政府车队启程时，他就把车开出来在后面跟着，好像他的车也是车队的一部分一样，直到他们缓缓驶过米勒·科林斯酒店，他才转头驶向他的新家。

米勒·科林斯酒店是个奇怪的地方，它是基加利首屈一指的酒店，国际商界威望的象征，那里的工作人员身穿制服，住一晚要花费125美元——差不多是卢旺达人均年收入的一半。客人包括几名武装部队和联卢援助团的军官，以及数百名在当地寻求庇护的人，其中大多是富裕的或出身名门的图西族和胡图族反对派及他们的家人，这些人本来都是注定要死的，但他们通过各种关系、贿赂或纯粹的运气来到这家酒店并活了下来，他们希望联合国的部队能保护他们。

保罗来的时候还有几个外国记者待在酒店，但他们也将在两天后撤离。于4月13日和14日在基加利度过了24个小时的新闻周刊记者乔什·汉默（Josh Hammer）回忆说，他和一些酒店的图西族难民一起站在米勒·科林斯酒店的一扇窗前，看着一帮联攻派民兵在外面的街上跑来跑去：“你可以看到血从他们拿的棍棒和砍刀上滴落。”当汉默和同事一起出去探索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走不出两三个街区就会被联攻派民兵拦回来。而面对军队的路障，他说：“他们会让你通过，还会向你挥手，然后你会听到两三声枪响，等你回过头来，那里又会出现新的尸体。”在汉默到访的那天，一辆红十字会的卡车载着一些受伤的图西族驶往医院，被一个联攻派民兵的路障截停了，所有的图西族都被叫下车“当场”杀掉。远处“卢旺达爱国阵线”的炮击让空气都跟着震颤。当汉默走到米勒·科林斯的顶楼餐厅时，政府的士兵把门都封锁了。“看起来整个军队司令部都在那里，正密谋着行动计划和种族灭绝。”他说。

所以记者都被联卢援助团的车队送去了机场，而保罗则要留下来照看一家困境重重的酒店。除了少数驻守的联合国士兵的象征性保护外，米勒·科林斯酒店几乎完全没有防御能力。胡图力量的领导和卢旺达武装部队的官员可以自由进出，联攻派民兵的小队环绕在酒店广场上，酒店总机的六条外部电话线都被切断了，同时挤进房间和走廊的难民人数已经接近一千人，而且他们还时不时地听到有人要把他们都杀光。保罗跟我说：“有时我觉得自己死了。”

“死了？”我说，“已经死了？”

保罗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是的。”

在保罗转移到米勒·科林斯酒店的前一天的早上，奥黛特和让-巴蒂斯特正准备离开基加利。他们每天都付给三名当警察的邻居300美元的保护费。但他们的现金快用完了，奥黛特又签了好几千美元的旅行支票，但这几名警察不相信这种支付方式。奥黛特怕钱一旦用完，他们会发现她的姐姐维南蒂。维南蒂已经在隔壁修女家的鸡舍里躲了三天，她说她哪怕死也要出来了。此时奥黛特已经得知她至少有一个姐妹在北部被杀了，而且她也很清楚基加利的大部分图西族都已经被屠杀了。她的朋友让，就是那个要她带着他妻子一起去内罗毕的人，他独自去了内罗毕想给家人找一所房子，而他的妻子连同四个孩子都被杀了。那时垃圾车正沿街往来行驶，收捡尸体。

但杀戮还没有蔓延到南部。奥黛特和让-巴蒂斯特心想如果他们去了南部可能就安全了，只是尼亚巴隆戈河横亘其间挡住了去路，而且哪怕只是想过桥到达基加利省南部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决定到河流沿岸的纸莎草沼泽去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艘船渡河，然后继续步行穿过灌木丛。为了换取到达河岸的护卫，他们把自己的吉普车、电视、立体声音响，以及其他的家居用品都转让给了他们的警察保护人。这些警察甚至还找到了藏在基加利某处的奥黛特的侄子和他的妻儿，然后为安全起见又把他们带去一所学校，但她侄子连同学校的其他所有人在第二天都被杀了。

离开基加利的前一晚，奥黛特到隔壁的修女家中，把她的计划告诉了高级修女。这位修女把奥黛特拉到一边，然后给了她至少300美元。“一大笔钱，”奥黛特跟我说，“而且她还是胡图族。”奥黛特把一些钱交给她的几个孩子，他们分别只有14岁、13岁和7岁。然后她把几张纸条塞进孩子们的鞋子里，上面写着亲朋好友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以及她和让-巴蒂斯特的银行账号——为防万一，奥黛特不得不告诉他们，他们有可能会走散或被杀。

这家人早上4点就起床了，警察却一直没有露面。他们拿走了奥黛特最后一张旅行支票，然后消失了。所以让-巴蒂斯特只能自己开车。在清晨，路障周围大多还没有人。由于很多人都知道维南蒂是一名议员，所以她在车里用围巾裹住了脸。在靠近河岸的一个小村子，那里的村长是让-巴蒂斯特的朋友，他安排了一队本地的警察护送他们——两人在前，一人殿后，支付给每人将近30美元——之后步行出发，携带少量的水、饼干和一公斤的糖穿过比他们的头还高的纸莎草丛。到达河边后，他们看到对岸有一艘船，他们叫船夫过来，但这船夫说：“不行，你们是图西族。”

这片沼泽遍布着图西族，他们都想藏在这里或试图过河，而且还有很多联攻派民兵也潜伏在纸莎草丛中。当奥黛特听到她女儿大声哭喊着“不要，别杀我们，我们有钱，我有钱，别杀我”时，她意识到孩子们被抓了。

“我们跑过去了，”奥黛特跟我说，“让-巴蒂斯特说：‘你看，我就是个从“卢旺达爱国阵线”那里逃回来的胡图族。’然后我们就把身上所有的东西和钱都扔给了他们。在他们分赃的时候，我们跑了，回到了在村里下车的地方，然后另一组联攻派民兵过来认出了我姐姐。我们跑的时候，他们就呼叫各个山头，‘有个议员跟他们在一起，你们必须抓到她’。我姐姐年纪大了，而且比较胖，我们已经非常累了。我们喝了一点水果糖浆，这给了我们力气，但我姐姐还是不停喘气，她还带着一把小手枪，而让-巴蒂斯特和孩子们跑得很快，我说：‘等一下，让-巴蒂斯特，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然后一队联攻派民兵扑向我们，他们把手雷挂在我们脖子上。那时候我就听到了枪响。我没能看到，我自始至终没看到我姐姐的尸体，他们用她的手枪射杀了她。”

奥黛特的语速很快，而且不停地往下说：“哦，我忘了说在4月前的危急关头，让-巴蒂斯特在市场里买了两颗非常便宜的中国手雷。我不喜欢这玩意。我总怕它们会爆炸。”但这些手雷派上用场了。当联攻派民兵抓到孩子们的时候，当他们抓了这一家人而维南蒂也遭到射杀的时候，让-巴蒂斯特挥舞起手雷，跟这些杀手们说他们将会和他全家一起死。“所以他们就没杀我们，”奥黛特说，“而是把我们带回村子审讯，我们认识的那个村长带了一些米饭来，还把我们弄得像是囚犯一样，以此来保护我们。”

那时已是午后，雨开始下起来——那种让人视线模糊、震耳欲聋的像打开了水龙头一样的雨在卢旺达4月的午后倾泻而下——而让-巴蒂斯特带着全家在雨中蹲跑穿行到他们的吉普车旁。联攻派民兵向车这边包围过来。让-巴蒂斯特开车甩开他们，并径直向基加利驶去。他开得很快，一路未停，在离开家12小时以后，这家人又回来了。那晚，他们收听了穆哈布拉广播电台（Radio Muhabura），这是一家“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广播站，每天都会播放图西族死难者的名字。当死者名单滚动播放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托马斯·卡米林迪已经在家里关了一个星期。他不停打电话，收集全国各地的消息，并把整理好的报道提供给一家法国广播公司。然后，在4月12日，他接到一通来自卢旺达广播电台的电话，说埃列泽·尼伊特格卡（Eliezer Niyitigeka）想见他。尼伊特格卡是他以前电台的同事，刚刚被任命为胡图力量政府的信息部长，替代了一名已遭杀害的反对派。托马斯步行去了电台，那儿离他家很近，尼伊特格卡让他必须回去工作。托马斯提醒他，他是出于良心才辞职的，这位部长回答：“好，托马斯，那就让那些当兵的来决定吧。”托马斯虚与委蛇道：他不能在威胁之下接受这份工作，除非等他拿到一份官方的聘书。尼伊特格卡同意了，而托马斯回家后，从妻子杰奎琳那里得知他走以后有两个总统卫队的士兵带着写有他名字的名单过来了。

得知他的名字在一份暗杀名单上，托马斯毫不吃惊。他拒绝充当胡图力量的喉舌，而且领导了两次罢工；他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这一党派和“卢旺达爱国阵线”关系紧密，而且他还是南方人，从布塔雷来。考虑到这些因素，托马斯决定要找一个比他家更安全的避难所。第二天早上，三名士兵来敲他的门，他请他们落座，但这个小分队的头目说：“我们工作的时候不坐。”这个士兵说：“跟我们走。”托马斯说他不会挪步，除非他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你得跟我们走，否则你家人会有麻烦。”这个士兵说。

托马斯跟着这些士兵离开，然后走上了山，沿着革命大道路过了被遗弃的美国大使馆。在索拉斯保险公司大楼（Soras Insurance Building）前和国防部对面的拐角处，一伙士兵站在一个新设置的地堡周围。这些士兵斥责他在自己的报道里，把他们的行动都告诉给了国际媒体。他们命令他坐在街上，他拒绝，这些士兵就打他。他们不断狠狠地踢打他，辱骂和质问他。然后有人一脚踢中了他的胃部，他坐下了。“好了，托马斯，”其中一个人说，“给你老婆写封信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

这时一辆吉普车开过来，从里面下来一个士兵又踢了托马斯好几脚。然后他们就给了他钢笔和纸，他写道：“听着，杰奎琳，他们马上就会杀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我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同谋，这就是我的死因。以下是我的遗嘱。”托马斯写下了他的遗愿，然后交了出去。

其中一个士兵说：“好了，让我们把这事了结了。”说着就往后站，并举起了他的步枪。

当托马斯跟我说到他所受的煎熬时，他回忆道：“我没看。我真的相信他们会射杀我。结果另一辆车开过来了，突然间我看到一个一只脚踩在装甲车上的少校，他说：‘托马斯？’他叫我名字的时候，我好像从一场梦里醒过来了。我说：‘他们把我也弄进来了。’他让他们停手，又叫了一个中士带我回家。”

托马斯敏捷，结实，双眼明亮。他的脸和手跟他的话语一样富有表现力。他是个电台播音员，一个健谈的人，无论他的故事多么阴冷黯淡，讲述本身却给了他愉悦。总之，他和他的家人仍然活着。他在卢旺达的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尽管如此，我对他的印象还是比其他人更深，他说他看到了自己再次描述的事情；当他凝视过去时，结局还并不明朗，而当他看着我时，他清澈的双眼带着些许的朦胧，他仍然看得到他所描述的场景，甚至还希望能理解这些事。对于这个故事来说，理解毫无意义：那个饶过托马斯性命的少校可能认出了他，但对托马斯来说这个少校只是个陌生人。后来，他知道了他的名字：托昆吉科少校（Major Turkunkiko），是托马斯的哪一点让托昆吉科少校觉得应该让他活着？有一两个人在大屠杀中幸存，这并不罕见。当你“清理树丛”的时候，一些杂草总能从刀锋下逃脱——有个人跟我说他侄女曾经被刀砍过，被石头砸过，还被扔到公共厕所里，只是每次她都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走了——但托马斯是被故意放走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用滑稽的惊喜表情看了我一眼——眉毛高举，皱起额头，嘴上扬起一丝古怪的微笑——他说他的幸存远比他的冒险更不可思议。

托马斯跟我说他已经被训练得像个童子军一样“去观察危险，学习它，但不怕它”。而让我受到触动的是，他每一次和胡图力量之间的接触都遵循了一种模式：当部长命令他回去工作的时候，当士兵来找他的时候，以及当他们让他坐在街上的时候，托马斯总是在服从之前先要抗拒。杀手们已经习惯于面对恐惧了，而托马斯却一直表现得好像对这些人有一些误解，认为他们有必要威胁他。

这种小聪明是毫无用处的。同谋就是同谋，没有例外，效率才是至关重要的。在种族灭绝期间，杀人的工作在卢旺达不被视为犯罪，它实际上就是这片土地的法律，每个公民都要负责执行。这样，如果一个应该杀掉的人被某一方放走，他还可能会被其他人抓住并杀死。

我是在基加利的一个柔和的夏夜里和托马斯会面的，当一群乌鸦和几只孤零零的秃鹫在树和屋顶之间盘旋、尖叫时，赤道的黄昏时刻骤然降临。走回酒店的路上，我经过了托马斯差点被杀死的那个拐角。索拉斯保险公司大楼的平板玻璃门廊已经成了一块弹孔组成的破网。

“就算我不杀那只老鼠，它也会死。”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终局》（Endgame ）中克劳夫（Clov）如是说。但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人却选择将大自然当成他们的敌人，而非盟友。

4月12日早上，在总统卫队第一次来到托马斯家中时，博纳旺蒂尔·尼比兹得知他全家会在当天下午被杀。他们有的躲在房子里，有的躲在附近，有好几晚都蹲在壕沟里。他们的很多邻居都被杀害了，他跟我说：“我记得那已经是4月10日，广播里发表了一份省政府的公告，要招募所有卡车司机并征用他们的车，因为种族灭绝才开始四天就已经有很多尸体了，必须得把他们装上卡车。”

博纳旺蒂尔确信他全家人的运气已经在家里用尽了。“所以我们决定与其被砍刀砍死，还不如选择被手雷炸死或被枪打死，”他说，“我们把车开出了院子。我们可以到圣家教堂（church of Sainte Famille）去。去那儿最多半英里，但想把车开过去非常困难，因为有很多路障。不过我们还是过去了，4月15日，他们冲着我们来了。他们那天在圣家教堂杀了将近150人，而且他们一直在找我。”

圣家天主教大教堂是一座巨大的砖砌建筑，矗立在基加利的一条主干道上，从米勒·科林斯酒店往山下走几百码就是。由于它的突出性，以及少数几名仍逗留在基加利的国际观察员的持续关注，圣家教堂成了这个城市中6处（卢旺达全国也不超过12处）图西族在此避难却没有被全部屠杀的地方之一。在这些地方，取而代之的是渐进式的杀戮，对那些幸免于难的人来说，恐怖是持续存在的。圣家教堂主要由警察来保护，但一如既往，他们对邻里左右的联攻派民兵和前来猎杀图西族的士兵的抵抗很快就溃败了。一开始，那些监视教堂的杀手只是满足于袭击那些刚刚到达的新难民。4月15日的大屠杀是他们第一次大规模入侵圣家教堂，这次袭击是由联攻派民兵和总统卫队精心组织的。

当天只有男人遭到杀害，他们从教堂及其外围建筑里的数千人中被挑选出来。杀手们都有名单，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被害者的邻居，一眼就可以认出彼此。一个在博纳旺蒂尔家做家政的年轻男人被杀了。“但我很幸运，”博纳旺蒂尔说，“我和家人跑到一个小房间里，而且我一进去就锁了门，圣家教堂到处都是军队、民兵和警察。他们开始找我，但很幸运他们没有硬闯我们的门。我一直和老婆孩子待在那儿。差不多有20个人一起待在那个狭小的地方。”博纳旺蒂尔带着三个月大的女儿，他说：“让她保持安静是最难的。”

我问他屠杀开始时牧师们都在做什么。“什么都没做。”他说，“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好的，但他自己也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在4月13日就躲起来了，而另外一个管事的牧师和民兵相处得很自在，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温塞斯拉斯·蒙耶夏卡（Wenceslas Munyeshyaka）神父。他跟军队和民兵非常亲近，一直围着他们转。他一开始确实没有揭发任何人，但他也不会为这些难民做任何事。”

在这场大屠杀之后，一位名叫保兰（Paulin）的初级牧师把博纳旺蒂尔安置到一个更安全的隐藏地点——教堂车库后面的办公室——他和一个朋友在4月15日到6月20日期间一直待在那里。“他是胡图族，这个牧师，但他很善良，”博纳旺蒂尔说，“有时他会开门好让我们的老婆给我们带点水和吃的。外面谣传我已经被杀了，所以我能做的就是继续躲着。”

托马斯·卡米林迪在逃脱了处决之后走回了家，护送他的那名中士跟他说他仍然是死刑在身。“如果你不离开这里的话，他们还是要来杀你的。”中士说。托马斯不知道该去哪里。他写了一份新的遗嘱，然后交给妻子，说：“我要走了，我不知道要去哪儿，也许有一天这张纸能帮你。”

当他再次走出家门，外面下起了雨。他往外走，走到广播电台的时候他很紧张。“我很害怕，”他说，“因为这个广播电台实际上就是一座军营。”但没有人注意到他。“我看电视一直看到晚上。我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跟她说我在广播电台，我在桌下的一张垫子上过夜。我没有东西吃，但睡得很好。”托马斯无法想象如果自己是图西族该如何生存。翌日清晨，他跟电台总编说他差点被杀了。“去播早间新闻，也许他们就会认为你是我们这边的人。”总编说。

“所以我就去播早上6点半的新闻了，”托马斯跟我说，“但我没法继续干下去了。”他给各个国家的使馆打电话，发现他们都已经撤离了。然后他试着给米勒·科林斯酒店打电话：“前台那家伙听出了我的声音，‘托马斯！你还活着，真是不敢相信，我们还以为你死了。’他说，‘如果你能到这儿来，可能就没事了。’”当时没有护送者或证件是禁止驾车的，所以托马斯说服了一名士兵开车带他走。到达酒店后，托马斯已经没钱了，但他还是得到了一间房。“如果有人来了，我们就说钱的事我们以后再说。”一名酒店员工跟我说。那晚托马斯刚安顿好，他的电话就响了。来电者是一名陆军少校，奥古斯丁·西扎（Augustin Cyiza），他也在这家酒店里。西扎同情难民——他最终背叛卢旺达武装部队并加入了“卢旺达爱国阵线”——但那时托马斯对此并不知情。他走到西扎的房间，猜测自己可能会被杀，或至少会被逮捕。但情况正相反，两个男人喝着啤酒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西扎就出去了一趟，回来时带着托马斯的妻子和女儿。

在米勒·科林斯酒店，啤酒救了很多人的命。考虑到酒价在处于交战中的城市只会上涨，留守经理保罗·路斯沙巴吉纳通过不同的中间商来充实酒店的酒窖，同时又利用这些酒换取了足够多的甘薯和大米，以避免他的客人挨饿，这样的交易需要广泛地来往于军事指挥部，而保罗很擅长和这些人打交道。“我用酒贿赂那些人。”他笑着跟我说，这些受贿的人都是胡图力量的领导，而贿赂的意思是给他们提供烈性酒，这样他们就不会在保罗的屋檐下杀害难民。“我给他们酒，有时甚至还给钱。”他说。卢旺达武装部队的司令，奥古斯丁·比齐蒙古（Augustin Bizimungu）少将就是一位时常造访酒店的令人厌恶的客人，而保罗和他的关系非常顺畅。保罗说：“任何人来了，我都有他们想要的东西。这都不是问题，我的问题是不能让任何人从我的酒店里被带走。”

保罗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身材结实，看上去很普通——毕竟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酒店经理——他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就是一个没做过什么特别事情的普通人，只是拒绝屈服于环绕在他周围的疯狂。“人们变蠢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说，“我一直告诉他们，‘我不同意你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我现在跟你说的一样公开。我是一个习惯于说‘不’的人。这就是我做的，也是我想做的事。因为我从不认同那些杀手，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拒绝了，我也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当然，很多卢旺达人都不赞同种族灭绝，也有很多人放弃了他们的异议去杀人，而更多的人只是想保住他们自己的性命。保罗试图拯救他所能救的每一个人，如果这意味着要跟所有想杀死他们的人协商——那就去做。

一天清晨，军事情报机构的阿波里奈·哈基齐马纳（Apollinaire Hakizimana）中尉来到酒店前台给保罗的房间打电话，说：“我要你在30分钟内把所有人都弄出这间酒店。”保罗当时已经睡着了，他起来就跟对方协商。“我说：‘先生，你知道这些人都是难民吗？你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吗？他们要去哪儿？怎么去？谁带他们去？’”哈基齐马纳中尉说：“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我们要所有人都出来，半个小时以内。”保罗说：“我还在床上，给我30分钟。我要洗个澡，然后再把人弄出去。”保罗很快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好几个他最信任的难民，这些人和当局的关系很好，其中包括卢旺达的前司法部部长——弗朗索瓦·泽维尔·恩桑祖维拉（François Xavier Nsanzuwera），他曾调查过哈基齐马纳这个胡图力量的敢死队头目。保罗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开始打电话，打给比齐蒙古少将和各个上校，以及任何他们认为可以强制命令这个中尉的人。就在快到30分钟的时候，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酒店，向哈基齐马纳下达了离开的命令。

“他们把这个家伙弄出去了。”保罗说。然后他在自己的回忆中停留了一会儿，他的视线望向远方，所以我想象了一下他透过窗户凝视着米勒·科林斯酒店的样子，他说：“我们的周围，酒店这一片场地的周围是什么？士兵，装配着枪支、砍刀的联攻派民兵，什么人都有。”保罗似乎决心要恰当地表明自己的分量。他没有说“我把那个家伙弄出去了”——他说是他们做的——通过向我展示酒店门口聚集的杀手们的级别，他强调了这一点。

在我们讨论这种“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大众暴力事件的时候，现在流行谈的是群体仇恨。仇恨可以让人生气勃勃，但它也会诉诸人的软弱。被卢旺达人称为种族灭绝的“始作俑者”的那些人明白，为了让大量的弱者干坏事，就有必要唤起他们对力量的渴望，而真正能驱使人们的灰暗力量就是权力。仇恨和权力，在不同层面上都是激情，区别只在于仇恨是纯粹消极的，而权力本质上是积极的：你会屈服于仇恨，但你崇拜权力。在卢旺达，导向种族灭绝的滥用权力的狂欢是以胡图主义的名义展开的，而当保罗这个胡图族打算反抗凶手们之时，他就利用了他们对权力的热情：“他们”是一些选择去夺取别人生命的人，而保罗抓住了这一点，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可以选择把保住他人的性命当作一种馈赠。

在广播里听到自己死亡的公告之后，奥黛特和她的家人还待在家里。“我们没有开灯，也不接电话，除非来电带着一个认识我们的人事先约定好的信号——电话铃响一声，挂断，再打。”两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然后，保罗就从米勒·科林斯酒店打来了电话。他是他们的老朋友，而他刚好在四处检查——看看谁还活着，还可以救谁。奥黛特回忆道：“他说他会让弗罗杜尔德·卡拉米拉来接我们，我说：‘别，我不想看到他。他要是来了会杀了我们的。’但那就是保罗。他一直到最后都和那些人保持着像那样的联系。”保罗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跟我说：“我当然已经和卡拉米拉说过了，我能跟他说上话，因为所有人都会来米勒·科林斯酒店。我有很多关系，我还有自己的藏酒，我可以安排他们把人接到米勒·科林斯酒店来。不只是奥黛特、让-巴蒂斯特和他们的孩子是用这种办法救出来的。还有其他好多人都是这样获救的。”

4月27日，一名中尉开着吉普车来载奥黛特全家去酒店，但即便是军官的车也有可能被联攻派民兵拦停并将其乘客带走，所以他们决定分三次出行。奥黛特是最先走的，她说：“在街上，到处都是栅栏、砍刀、尸体，但我没看。全程我都没看一具尸体，除了河上的。当我们到河边沼泽时，我儿子说：‘那是什么，妈妈？’我说那是一些掉到河里的塑像刚好漂过这里，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我儿子说：‘不对，那是尸体。’”

当中尉和奥黛特到达酒店时，他们发现大门被包围了，这当然不是为了保护里面的人，而是为了防止新难民进入。奥黛特拿出一把疟疾药丸和阿司匹林，说自己是来给经理的孩子看病的医生。她跟我说：“通常我是不喝酒的，但我走进酒店以后，我说：‘给我一瓶啤酒。’我喝了一点啤酒，然后就完全醉倒了。”

中尉又去接奥黛特的孩子们，当他载着他们往酒店去时，他们被拦住了。路障周围的民兵问孩子们：“你们的父母要是没死，或者不是图西族，那你们为什么没跟他们在一起？”奥黛特的儿子毫不犹豫，他说：“我爸把守着一个路障，我妈在医院里。”但这些杀手并不相信。激烈的对话持续了两个小时，然后一辆载着乔治·卢塔甘达（Georges Rutaganda）的车停到路边，他是联攻派民兵的第一副主席，也是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卢塔甘达很早就认识这些孩子，当他和奥黛特与让-巴蒂斯特这样的人进入同一个社交圈的时候就认识了。有那么一刻，很显然他那萎缩的灵魂唤起了他的宽容之心。根据奥黛特的说法：“他跟那些和孩子们纠缠不清的联攻派民兵说：‘你们都不听广播吗？法国人说要是不停止屠杀儿童，他们就要停止给我们供应武器，也不会再帮我们。’然后他说：‘你们这些小孩子，上车走。’”

所以卢塔甘达就违反了“胡图十诫”的第八诫，对奥黛特的孩子施以了仁慈之举，但她对此人并不心存感念。很多人都参与了屠杀，如政府官员，如士兵或民兵成员，又如普通的平民刽子手，但他们也会保护一些图西族，无论是出于个人的同情心或是为了钱财或美色之类的好处。对于一个经常出去杀人的男人或女人来说，把几个他们喜欢的图西族藏在自己家里，这并不罕见，这些人有时会申辩说他们虽然杀了一些人，但那是不想让人注意到他们为救人所做的努力。在他们看来，好像他们的正直行为可以免除他们所犯罪行的罪责。但对幸存者而言，一个凶手偶尔饶过他人一命的事实只能证明他不能被判无罪，因为这已经清楚地表明他知道谋杀是错误的。

“那个把我姐姐的头砍掉的人，应该减轻他的刑罚吗？不行！”奥黛特对我说。“即使这个救了我孩子的卢塔甘达，也应该在公开场合绞死，我会去看的。”孩子们到达酒店时都落泪了，那名中尉也哭了。在他最后去接让-巴蒂斯特和他们收养的穆拉托（Mulatto）孩子来酒店之前，奥黛特花了很长时间说服他。奥黛特解释说：“穆拉托人，被看成是图西族和比利时人生的孩子。”

(1)  米勒·科林斯酒店（Hôtel des Mille Collines），也译作“千丘饭店”，是电影《卢旺达大饭店》的原型。——编者注

第10章

保罗·路斯沙巴吉纳还记得米勒·科林斯酒店在1987年购得了第一台传真机，同时还安装了一条支持传真的辅助电话线路。1994年4月中旬，当政府切断了酒店电话总机的进出线路之后，保罗发现这台——用他的话说是“奇迹般的”——老传真线路还可以拨号。保罗把这条线路视作他在保护客人的战役中最强大的武器。“我们可以打给比利时国王，”保罗跟我说，“我可以马上直接打给法国外交部。我们给比尔·克林顿本人发了很多传真。”一般而言，他说自己会一直等到凌晨4点——“发传真，打电话，打给全世界”。

基加利的胡图力量领导人都知道保罗有一部电话，但，他说：“他们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所以他们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切断它。而且他们还有好多其他问题要去考虑。”保罗非常小心地保护着他的电话，但也并不绝对；那些拥有能提供帮助的海外关系的难民也可以使用它。奥黛特就定期给她在华盛顿的前雇主和平工作队总部发送传真，在4月29日，托马斯·卡米林迪用这部酒店电话接受了一家法国广播电台的采访。“我给他们描述了一下我们是怎么生活的——没有水，只能喝泳池的水——以及屠杀的情况和‘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进军情况。”托马斯跟我说。这次采访播出去了，第二天一早，西扎少校告诉托马斯：“你完了，他们决定要杀你。要是有可能的话，你最好赶紧离开这儿。”

托马斯无处可去。他搬到了一个朋友的房间，那天下午他得到消息说，有一名士兵已经到达酒店要刺杀他。通过酒店的电话，托马斯让他妻子查到了这名士兵的名字，让-巴蒂斯特·伊拉杜昆达（Jean-Baptiste Iradukunda）。“他是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个朋友，”托马斯告诉我，“所以我就打电话跟他说：‘行，我这就过来。’然后我就去了。他解释说是军方司令部想要我死。我问他是谁下的令，叫什么名字，是谁派他来的。他就犹豫不决了。之后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要杀你。我不会杀你，但我离开酒店以后，他们肯定还会派其他人来杀你的’。”

“再没有其他人来找我了。”他说，“情况正常了，没多久我又出来到走廊上活动了，我们就一直待在那儿。”

当我向保罗问起托马斯的麻烦时，他笑了。“那次采访对难民们可不是什么好事。”他说，然后补充道，“他们想让我把他弄出去，但我拒绝了。”

我问保罗这怎么会有用，为什么他的拒绝会被重视。

他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又一次笑了，“我不知道这怎么会有用，但我拒绝了很多事。”

与此同时，在整个卢旺达正在发生：谋杀、谋杀、谋杀、谋杀、谋杀、谋杀、谋杀、谋杀、谋杀……

最“乐观”的估计是：在100天内有80万人被杀害。平均每小时有333.33人被杀——相当于每分钟有5.5人的生命被终结。还要考虑到这当中大部分的杀戮都是发生在前三四周，加上大量未计入的因大屠杀身负重伤却未直接致死的人，以及一系列针对图西族妇女的强奸——然后你才能了解米勒·科林斯酒店这个唯一能把一千多名原本会被屠杀的人集中到一起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就像保罗轻声说的：“没有人被杀，没有人被带走，没有人挨打。”

在酒店的山脚下，圣家教堂的藏身处，博纳旺蒂尔正拿着一台收音机在听千丘广播电台，他听到屠杀进展得非常顺利。他听到广播播音员温和地鼓励人们不要手下留情，同时又急迫地号召人们去往各处，因为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听到胡图力量政府的权贵们游走全国，通过演讲号召人们加倍努力。他想知道他所藏身的这座教堂中针对难民的缓慢而稳定的大屠杀在落到自己头上之前，还会持续多长时间。4月29日，千丘广播电台宣布5月5日为最后消灭所有基加利图西族的“清扫日”。

詹姆斯·奥尔宾斯基（James Orbinsk），这名加拿大内科医生是仍驻扎在基加利的15名国际救援工作者之一，他把这座城市描述为“真正的无主之地”。他说：“除了路障周围的人之外，唯一活着会动的东西就是风，而路障到处都是。联攻派民兵很可怕，嗜血，喝得醉醺醺的——他们经常在路障边跳舞。人们携家带口去医院或孤儿院，走个两三英里也要一天时间。”然而到了医院也不一定就有安全保障。奥尔宾斯基参观了奥黛特和让-巴蒂斯特曾工作过的那家医院，他发现那里都是凌乱的尸体。他去了一家孤儿院，想要撤离那里的儿童时，碰到一个卢旺达官员对他说：“这些人都是战俘，对我而言他们就是些虫子，他们会像虫子一样被碾碎。”

到4月底，这座城市以其主山谷为界被分成了两块，东部，也就是奥尔宾斯基驻扎的那片地区，由“卢旺达爱国阵线”控制了，而城市的西部则属于政府。联卢援助团和少数像奥尔宾斯基这样的急救人员每天都要花数小时去协商，试图安排交还囚犯、难民和前线的伤患。他们的作用极其有限。奥尔宾斯基跟我说：“我每天都要去圣家教堂，带些医疗补给品，并登名造册。我每次隔天再去，就会有20人被杀了，或40人被杀了。”

当保罗回忆起他是如何在米勒·科林斯酒店用他的电话将国际关注都集中到他客人们的处境之上时，他说：“你知道，圣家教堂也有一条可用的电话线路，而那个牧师，温塞斯拉斯神父，他从没用过这部电话，我的天。”

教堂的那部电话确实可以用，就连博纳旺蒂尔·尼比兹在他的藏身处都发现了这一点。5月中旬的一天，他偷偷溜出去拨打了这部电话。他跟我说：“我打给了华盛顿——美国国际开发署特派团，他们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无论你什么时候有机会离开，就去联系最近的特派团。’”这是一条几乎没什么指望的消息，但对博纳旺蒂尔来说，能够和外界联系，知道别人都知道他还活着以及他在哪里，这就是种安慰了。

为什么温塞斯拉斯神父不打这部电话？为什么没有更多人像保罗那样行动？“这是个谜，”保罗说，“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做。但，比如温塞斯拉斯配着一把手枪，尽管他是个牧师。我不敢说他杀了任何人，我没看到他杀人，但我看到他配着一把手枪。一天他到我家里来，他谈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谈到人们是怎样在圣家教堂——他的教堂里被装甲车里的士兵射杀的！他说他给了他们一些酒，‘因为’他们杀了人。我说：‘先生，我不同意这么做。’我老婆说：‘牧师，你为什么不带《圣经》，反倒带了一把手枪呢？你为什么不将这把手枪放下，然后把《圣经》拿起来？牧师不应该是这种穿着蓝色牛仔裤和T恤衫，还带着手枪的形象。’”

后来奥黛特跟我说了个一模一样的故事，她说这个温塞斯拉斯神父是这样回答的：“万物皆有其时。这是拿枪的时候，不是拿《圣经》的时候。”

保罗对这段对话的记忆有所不同。根据他的说法，温塞斯拉斯神父说的是：“他们已经杀了59个牧师，我不想成为第60个。”保罗的回应是：“如果现在有人来射杀你，你觉得有一把手枪你就不会死了？”

在种族灭绝事件之后，温塞斯拉斯神父在一些法国传教士的帮助下逃到了法国南部的一个村子，他被分配到那里传教。他于1995年7月被捕，根据法国法律，他被指控在基加利犯下种族灭绝罪，但他的案子很快就纠缠于一些法律上的技术性问题。在法国的一家监狱待了两周之后，他被释放并恢复了神职。1998年1月，法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可以对他提起公诉。于是他又由于其他一些问题受到指控，如为杀手提供教堂中的图西族名单，驱逐躲藏的难民致其遭到杀害，在无人干涉的情况下参与大屠杀，破坏联卢援助团撤离难民的工作，以及强迫女性难民与其发生性关系。1995年，他被两名采访者问到是否对其在种族灭绝期间的所作所为有所悔悟。问话者中有一名卢旺达人，其母亲和姐姐都曾是圣家教堂的难民，另外还有一名法国记者。“我没有选择，”温塞斯拉斯答道，“我必须表现出亲民兵的态度。如果我态度有异，我们都会消失。”

基贝霍山顶圣地上圣母玛利亚的幻象出现的最后一次记录是在1994年5月15日，与此同时，这个教区还有少数图西族幸存者依然在被猎杀。在之前的几个月里，数千名图西族在基贝霍遭到屠杀。最大的屠杀发生在大教堂里，杀戮持续了好几天，直到杀手们厌倦了亲手进行这项工作，于是一把火点燃了这座建筑，将活人和死人全部献祭于火海。在点火之前的几天里，皮埃尔·恩格加（Pierre Ngoga）神父，这位本地牧师因试图保护难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另一位本地牧师，塔代·鲁辛基赞德克（Thadée Rusingizandekwe）神父则被幸存者指认为是多次联攻派民兵袭击的头领之一。他的穿着就像是民兵成员，套着一块香蕉叶纹饰的布匹，据报塔代神父带着一支步枪并曾向人群射击。

随着教会领导层的分裂，5月15日出现的幻象给种族灭绝的质疑之声提供了一个神学上的解决方案。由预言家瓦伦丁·恩伊拉姆齐卡（Valentine Nyiramukiza）转述的来自圣母的确切话语已经丢失了，但当时卢旺达广播电台播放了这一消息，许多卢旺达的牧师和记者——包括托马斯·卡米林迪也在米勒·科林斯酒店听到了这一消息，他告诉我，报道称圣母说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和她一起在天堂，而她的话被广泛地解读为一种对种族灭绝的神圣支持。

吉孔戈罗的主教，奥古斯丁·弥撒戈神父曾写过一本关于基贝霍幻象的书，他跟我说瓦伦丁的那句“杀死图西族已在天堂获准”的震人心脾的启示“不可能是一条由政客们准备好的信息”。教会领袖们发出的信息在大屠杀期间，时常带有某种政治优势。实际上，弥撒戈主教就经常被人说成是胡图力量的同情者；他曾被公开指控阻拦从难民营过来的图西族，批评那些救助“蟑螂”的神职同人，以及要求一位1994年6月访问卢旺达的梵蒂冈使者转告教皇，“为图西族牧师们找个地方，因为卢旺达人不再需要他们了”。不止如此，同年5月4日，玛利亚的幻象最后一次在基贝霍出现前不久，主教本人和一队警察出现在那里，并和准备要屠杀的90名图西族学童说不必担心，因为警察会保护他们。三天后，警察参与屠杀了82名儿童。

弥撒戈主教是个仪表堂堂的高大男人。我发现了一幅他的画像——画中他穿着一件带有紫色纽扣的长白袍——挂在接待我的主教公署房间墙上的一幅较小的教宗画像旁边。我到后几分钟，一场雷雨倾盆而下。房间变得昏暗起来，主教的袍子显得明亮了许多，他的声音也提高到喊的程度，以对抗雨水落在波纹金属屋顶上的嘈杂声。他看起来很喜欢喊。他对我的来访一点也不乐意——我来前没有预约，还带了个笔记本——他在谈话时伴随着很多狂热的手势，其间他不停地翻弄着一本袖珍日历却从不看它。他还有一个尴尬大笑的习惯，神经质式的“哈哈哈！”每当他提到大屠杀那样的棘手状况时，就会这样大笑。

当我问起他关于那82名在基贝霍死去的图西族学童时，他说：“我能做什么？”他跟我说他是和吉孔戈罗警察局局长及一名情报官员一起到基贝霍“去看看怎样恢复秩序和团结”的。他说他没有选择，只能和这些当权者合作。“我没有部队，我自己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这是基本逻辑。”在发现基贝霍的图西族学生并没有得到恰当的保护时，他说：“结论是警察的人数应该增加。之前那里只有5个警察，现在他们派了差不多20个。”

主教笑了，然后继续说：“我们回到吉孔戈罗，确信那里（基贝霍）的情况会更好。不幸的是，在那些警察当中有一些联攻派民兵的同谋。我不可能知道这种事，这些决定都是军队下的，所以那边学校的校长来吉孔戈罗解释了一下情况并请求更换这支警队，等他回家以后就发现大屠杀已经发生了。你明白了吗？哈哈哈！首先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知情，其次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所以你也是成年人，你也能判断一个人无法想象会有人杀害儿童。”

实际上，似乎对我来说，在种族灭绝的第四周已经没有卢旺达的成年人相信——警察会是图西族可靠的保护者。主教坚持说他也很无助。“你们，你们这些西方人，离开而且抛弃了我们所有人，”他说，“即便教廷大使也在4月10日离开了，可不只是可怜的吉孔戈罗主教。”

“但你还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人啊。”我说。

“不，不，不，”主教说，“这是幻觉。”他神经质地笑起来。“当人们变成了魔鬼，而你又没有军队，你能怎么办？所有的途径都很危险。所以我还能怎么影响别人？即便是教会也不行——我们可不像外星人可以未卜先知，我们也是缺乏信息来源的受害者。当一个人知道的很少，他就会犹豫要采取哪种立场。而且那会儿还有强大的官方假消息。作为一个记者，当你对事情不能确定的时候，你就不会发表，你要去甄别。全球都在指责教会不讲科学，这是意识形态的宣传。”

主教实际上并没有否认他在基贝霍犯下了严重错误。但他似乎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罪行，虽然他说自己因为采信了官方的宣传而感到“难堪”，但没有悔恨的表示。他想让人觉得他是那场导致82个孩子惨遭屠杀的骗局的受害者。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话，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只是个被魔鬼愚弄了的无知的人。也许吧，令人好奇的是，他会如何处理我提出的关于他和那些袭击罗马天主教会机构的魔鬼之间交易的问题，当我向他问起教会的问题时，他的回应似乎很难为其辩护。

“据我所知，”他说，“没有教会的官方人员宣称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是不可接受的。基加利大主教文森特·恩森吉尤姆瓦教士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毫不掩饰自己和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朋友关系。当然，其他主教和神职人员并不赞同。但你知道，西方世俗社会很喜欢把自己暴露于新闻报刊、电影和电视上，但我们的习惯是不要敲锣打鼓，静悄悄地去做事。如果你说出来，别人就会说你变成异端分子了。”

确实有很多反对胡图力量的卢旺达人会让人觉得像是异端分子，但弥撒戈主教似乎对他的激动情绪有所反省。几分钟后，他说：“你来的时候我就累了，我正准备去床上躺下。我有点累而且有点烦躁，所以我的回答可能会有所渲染，而且之后你还问了那样一些问题。”

很显然，弥撒戈主教的举止并不如温塞斯拉斯神父那样邪恶。但仍然让我吃惊的是这个人在种族灭绝后还在卢旺达保住了自己的声誉。有许多牧师都因他们在1994年的所作所为而被逮捕，一名基加利司法部的官员跟我说本来可以以充足的证据逮捕弥撒戈。但，他补充道：“梵蒂冈太强了，我们不可能对主教们采取行动而又不对梵蒂冈抱有歉意，你听说过教皇无误论吗？”

温塞斯拉斯神父在某次来到米勒·科林斯酒店期间，他邀请保罗·路斯沙巴吉纳到圣家教堂去陪他喝一杯，但保罗从未离开酒店，温塞斯拉斯应该为此而心存感激，因为他把自己的母亲也交给了保罗并安置在酒店接受庇护。事实上，有很多隶属于胡图力量政权的男人都把他们的图西族妻子安置在了米勒·科林斯酒店，而他们的存在当然也为酒店的整体安全做出了贡献，保罗觉得对这些男人来说这是种耻辱。“温塞斯拉斯知道他甚至都没法保护自己的母亲，”保罗说，“而他把她带来时还显得很傲慢，他跟我说：‘保罗，我把我的“蟑螂”交给你了。’你明白吗？他说的是他的母亲，她是图西族。”

保罗跟我说，温塞斯拉斯“就是个——你们是怎么说的来着？——私生子。他不认识他的父亲”。但这又能解释什么呢？很多有父亲的人也和温塞斯拉斯一样坏甚至更差劲，但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的母亲称作“蟑螂”，很多人的出身很难以启齿，但他们也没有走上疯狂的犯罪之路。我对是什么让温塞斯拉斯变得软弱没有兴趣；我只想知道是什么让保罗变得强大，但他不告诉我。“我并不是真的强大，”他说，“我不强，但也许是我用了一些其他人不想用的办法。”只是后来——“当人们谈起那段经历时”——他才想到自己竟如此与众不同。他跟我说：“在种族灭绝期间，我不知道，我以为很多人都做了跟我一样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想做，他们就能做到。”

保罗相信自由意志。他清楚自己在种族灭绝期间的行为就像他清楚其他那些人的行为一样，都是出于选择。他似乎不认为自己可以称得上正直，除非和那些对其他人犯下罪行的人比较，而他拒绝这种比较。保罗竭尽全力去避免死亡——他自己和其他人的死亡——但比死于非命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生于或死于他所谓的“愚蠢”。从这一角度来考量，杀人或被杀的选择就转变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而杀人？因什么而被杀？——这个问题还没有面临过严峻的挑战。

让保罗迷惑不解的是，这么多同胞都选择欣然接受不人道的行为。“这真是让人大失所望，”他跟我说，“这真是让人失望。我对大部分的朋友都很失望，他们很快就转向了种族灭绝。我以前只认为他们是些绅士，但我看到他们和那些杀手们在一起时，我很失望。我还是有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但种族灭绝改变了太多事情——包括我自己，我的行为方式。我以前出去觉得是自由的，我可以和任何人喝酒，我相信别人，但我现在倾向于不这么做了。”

保罗有一颗难得的良心，而且他知道孤独将与其相伴，但考虑到他为米勒·科林斯酒店的难民所做的努力，他的谦虚也没什么错。他并没有拯救他们，而且他也没有能力拯救他们——从根本上来说没有。除了一台酒柜、一部电话、一处国际知名的地址以及他的反抗精神外，他没有任何武器，他仅仅只能为了保护他们而全力以赴，直到他们被其他人拯救的那一刻到来。

5月3日，联卢援助团第一次尝试大批撤离酒店的难民。几辆卡车来到酒店准备接送62名难民去机场，他们将被安置在比利时的收容所里，这其中包括托马斯、奥黛特和让-巴蒂斯特，以及他们的家人。但当这批难民都上车以后，政府的特工闯入停车场，他们登记撤离者的名单，并通过千丘广播电台呼吁阻拦这支护送车队。距酒店1英里外，联攻派民兵的乌合之众和士兵的人数急剧增加，他们在一个路障边逼停了车队。难民们被强迫趴下，一些人受到了踢打。联攻派民兵把收音机调频到千丘广播电台，他们听到了这批撤离者中知名人士的名字，于是又找出这些人施以特殊的凌虐。前司法部部长弗朗索瓦·泽维尔·恩桑祖维拉的情况最糟糕。在联卢援助团的注视下，他被民兵用一把步枪的枪托打倒在地。他躺在那里，头上血流不止，他们又朝他开了几枪，虽未射中，但这些暴徒们却更加兴奋了，他们开始请求批准屠杀这批撤离者。几名卢旺达军官阻止了他们，同时又不允许车队移动。我听到过很多关于那批撤离者在路障边是如何度过那几个小时的描述，但没有一个人能解释清楚这是为什么，最终护送车队被允许撤回酒店，情况就是如此，之后整晚奥黛特都在用一个针线包给伤者缝合伤口。

12天后，一名军方情报部门的官员来到酒店告知保罗当晚所有酒店内的人员都会被杀。这毫无疑问与联卢援助团的救助行动有关。保罗再一次拾起了他所有的政府和海外关系，同时号召每一个有可靠关系的难民也像他一样去寻求帮助。保罗还记得自己跟巴黎的法国外交部总干事的谈话，保罗跟他说：“先生，如果你想要这些人得救，他们就能得救。但如果你想让他们死，他们今天就会死，而你们法国人将会为今天在酒店被杀的人付出某种代价。”几乎是在这次谈话刚一结束，卢旺达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的比齐蒙古将军和联卢援助团的达莱尔将军就立即来找保罗，并向他保证这家酒店不会受到丝毫侵犯。

保罗做出了努力，但生死存亡的决定一如既往地由凶手们和（尤其在这件事上）他们的法国资助者们下达。当天晚上，一颗子弹射穿了米勒·科林斯酒店的一扇窗户，似乎是想说死神之手只是暂时停手。那时基加利的战事正进入白热化的状态，这家酒店和其他几家知名度较高的“避难”所，如圣家教堂，已经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城市另一端的一座体育场里扣留了数千名政府的俘虏，他们用胡图力量听得懂的方式提出了这样一项交易：你们杀那些人，我们就杀这些人。其后双方就在前线进行了交易谈判。联卢援助团居间调停安排，并且提供交通工具，这在当时被广泛地报道成联合国拯救了难民。但真相另有所系：这些难民能够得救是因为“卢旺达爱国阵线”威胁要杀掉另一些人。

撤离在缓慢地进行，日复一日，车复一车。在没有卡车接送的那许多日子里，乃至一些难民已经被卡车运送到安全地方的时候，大屠杀却还在圣家教堂和基加利的其他一些地方继续着。6月17日，只剩少数几个难民还滞留在米勒·科林斯酒店，保罗为了给比齐蒙古将军找一些酒，去了一趟涉外酒店。等他回到米勒·科林斯酒店时，他发现一伙联攻派民兵暴徒闯进了他安置家人的套房。当民兵们闯入客厅时，他的妻子和孩子藏到了卫生间里。保罗向走廊上的入侵者跑去，“他们问我：‘经理呢？’我当时穿着一件T恤和牛仔裤，而他们以为经理总是西装革履的。我说：‘经理？你们没看到他吗？’他们说：‘没有，他在哪儿？’我说：‘他往那边跑了。’接着我就往另一个方向去了。在楼梯上我又碰到他们中的另一些人，他们也问我：‘经理在哪儿？’”保罗笑了。他又一次给他们指了另一个方向，然后他找到了正在等待免费烈酒的比齐蒙古将军，将军命令一名中士把这些民兵赶出去。保罗记得比齐蒙古是这么说的：“去那边告诉那些民兵，如果他们敢杀人，我就杀了他们。哪怕他们敢打人，我也要杀了他们。他们要是五分钟内还留在这家酒店里，我就要开枪了。”

第二天，保罗和他全家在联卢援助团的车队护送下去了“卢旺达爱国阵线”控制的地区。他做了他能做的。但如果“卢旺达爱国阵线”没有对整个山谷里胡图力量的武装势力进行轰炸的话，那就不会有护送车队，也可能就不会有幸存者。

……而且大多数我们这种讲究的人很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当我们身处末日决战最激烈的时刻，除了一点爆炸的硝烟和旋即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争斗所带来的烦恼以外，我们什么也意识不到了。

——乔治·艾略特《丹尼尔·德龙达》

第11章

卢旺达的夜晚有一种诡异的寂静。在鸟儿们安静下来以后就很难听到任何动物的声音了。我不清楚原因，但我注意到狗消失了。什么样的国家会没有狗？我开始在市场里、在街道上、在乡间、在教堂庭院、校园、农家宅院、墓地、垃圾场，以及高档别墅的花园里四处观察。有一次我在山间走了很远，我以为我发现了一个男孩在一条泥泞的小路上用绳子牵着一只狗，但他牵的其实是只山羊。没有狗的乡村生活？没有狗的孩子？没有狗的穷人？猫倒是有很多——猫是饥荒中首先会消失的宠物，但饥荒并不是卢旺达的问题——而我开始好奇猫在卢旺达是如何赢得它们和狗之间无休止的战争的。

1995年5月到8月，也就是我在这个国家的头三个月里，我把自己看到的狗列了一份清单：一个比利时女人一早在米勒·科林斯酒店的泳池花园散步时，她的两只玩具贵宾就跟在她身边一路小跑；一个我认识的荷兰援助人员的法国女房东有一只很胖的金毛；一队美国和比利时的工兵有一些能帮助他们清除地雷的德国牧羊犬；还有一次，我在吉塞尼省西北部一家饭店的后面看到一只瘦骨嶙峋的母狗正在啃一根鱼骨头，但那只狗可能只是从几百码外的扎伊尔边界那边窜过来的，然后没过一会儿一个厨师就发现了它，他一边大喊，一边拿着一把长木勺子追着把它打跑了。研究一下这份清单，你可能会得出这种结论，即狗的所有权与肤色相关：白人有狗而非洲人没有。但非洲人一般来说也和其他人一样很喜欢狗，所以卢旺达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狗现象真是让我十分困惑。

我做了一些调查，然后发现卢旺达在整个种族灭绝期间还有大量的狗存在。那时人们还曾用“很多”和“正常”这样的词来形容狗的数量。但当“卢旺达爱国阵线”从东北部南下进入这个国家后，他们就射杀了所有的狗。

为什么“卢旺达爱国阵线”要这么对付狗呢？所有我问过的人都给出了同样的回答：狗会吃尸体。“这都被拍下来了。”有人跟我说，而我在视频监控录像里看到的卢旺达的狗比我在卢旺达实地看到的还要多——它们蜷缩在这个国家独特的红土地上，在大屠杀时期独特的尸体堆上，在它们独特的喂食点上。

曾有人跟我说，有一个医疗救助机构的英国女人看到“卢旺达爱国阵线”的人射杀那些在卡布加伊（Kabgayi）的大教堂中心及主教公署（这里曾被充作卢旺达中部的死亡集中营）里以尸体为食的狗时，她感到非常沮丧。“你不能杀狗。”这个英国女人跟士兵们说。她错了。即便联卢援助团的蓝盔兵在1994年的夏末也是一见到狗就开枪射击。几个月的时间里，在卢旺达活下来的人都想知道联合国的部队到底懂不懂射击，因为他们从没用先进武器去阻止对平民的屠杀，事实证明这些维和士兵的枪法都相当不错。

所谓的国际社会容忍了种族灭绝，但还曾有人跟我说联合国认为吃尸体的狗是个公共卫生问题。

1946年11月11日，联合国大会根据国际法宣布种族灭绝是一项罪行。1948年12月9日，大会第260A（Ⅲ）号决议进一步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该《公约》要求“缔约国”须“承允防止并惩治……的行为包括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

正如国家警察宣誓要防止和惩治犯罪行为一样，《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签署者也宣誓要维护一个美好的新世界秩序。这种道德乌托邦式的修辞是对种族灭绝的特殊回应。但那时人们正处于兴奋之中，纽伦堡审判刚刚结束，纳粹在欧洲大规模消灭犹太人被公认为事实，没有人再能声称对此毫不知情。《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制定者和签署者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并不是为了阻止大屠杀而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而多半是像美国那样很不情愿地去遏制法西斯的侵略。有什么能让那些控制着联合国的战胜国以后做得比现在更多，或者想象他们在将来会采取什么不同的行动？

卢旺达是一个贫瘠的内陆国家，面积比美国佛蒙特州（Vermont）稍大一点，人口比芝加哥市略逊一筹，一个与邻国刚果、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相形见绌的地方，为了便于辨认，它的名字在大部分地图上都必须印在其边境线之外。就世界大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利益而言，它可能跟火星的地位差不多。事实上火星可能还吸引了更多的战略关注。但卢旺达和火星不同，它有人类生活于其间，而当卢旺达发生种族屠杀时，世界各大强国都任其自生自灭。

1994年4月14日，十名比利时蓝盔兵被杀以后的一个星期，比利时从联卢援助团撤兵——这完全是按照胡图力量的设想在做。比利时士兵们为自己的怯懦和任务的失败而愤愤不平，他们在基加利的停机坪上撕碎了自己的贝雷帽。一星期后，也就是1994年4月21日，联卢援助团司令，达莱尔少将宣称只需5000名装备精良的士兵放开手脚来对抗胡图力量，他就能迅速制止种族灭绝。我还没听说过有哪位军事分析家质疑过这个判断，相反绝大多数人都确认了这一点。千丘广播电台的发报机就是最明显，也是最容易的目标。联合国安理会却在同一天通过了一项决议，将联卢援助团的人员削减了90％，除一支270人的部队以外全部撤离，而下达给这支部队的命令不过是让他们蹲在沙袋后面观看。

联合国部队从卢旺达撤军是胡图力量迄今为止最大的外交胜利，而这几乎要完全归功于美国。在索马里的溃败记忆犹新之时，白宫起草了一份名为25号总统决策令的文件（PDD 25），其中列出了避免美国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的清单。达莱尔扩大军队和授权的请求无关紧要，并不需要美国军队参与，或者说该任务并非恰当地维护和平，而是对种族灭绝的预防。25号总统决策令还包含了华盛顿政策制定者所谓的“语言”，敦促美国应该说服其他国家不要承担其希望避免参与的任务。事实上，克林顿政府驻联合国的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甚至反对在卢旺达留下那270名骨干人员。奥尔布赖特后来成为国务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被誉为“慕尼黑的女儿”，是纳粹统治下的捷克难民，她不能容忍绥靖政策，喜欢往国外派遣美国军队，让流氓独裁者和罪恶国家向其屈服。她的名字极少与卢旺达联系在一起，但当卢旺达的死亡人数从数千人骤增至数万乃至数十万人时，她选择回避并迫使其他人回避，这绝对是她作为政治家的职业生涯中的最低点。

在联卢援助团被削减一周后，捷克、新西兰和西班牙的大使们因被卢旺达种族灭绝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所带来的接二连三的批评而感到震惊，他们开始施压迫使联合国部队回归，而美国要求掌控此项任务，但是已经没有任务可以掌控了。1994年，卢旺达在安理会顺手占据了一个临时席位，导致安理会甚至无法通过一项包含“种族灭绝”一词的决议。4月就以这样骄傲的姿态迎来了5月。随着卢旺达种族灭绝的领导人加大力度在全国动员消灭最后幸存的图西族，安理会于5月13日准备再次投票以决定是否恢复联卢援助团的军力。奥尔布赖特大使使投票延迟了四天。随后，安理会同意为联卢援助团派遣5500名士兵，只是在美国的坚决要求下派遣行动进行得非常缓慢。

倏忽之间5月进入6月，由八个忍无可忍的非洲国家组成的联盟宣布，他们愿意向卢旺达派遣一支干预部队，前提是华盛顿要派遣50辆装甲运兵车。克林顿政府同意了，却没有把装甲车借给勇敢的非洲人，而是决定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把这批装甲车连同运输工具和配件在内租给联合国，而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已欠下数十亿美元的会费。

1994年5月，我恰巧在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参观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旅游景点——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买票的人在开馆前两小时已经排起了队。我在人群中等着，试着读起了一份本地报纸。但头版上的一张照片让我耿耿于怀：在水中旋转的尸体，臃肿而无血色，这些尸体如此之多，以至于互相挤在一起，堵塞了河流。标题解释说，这些是卢旺达种族灭绝受害者的尸体。我把视线从报纸上移开，看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工作。他们的褐色外套衣领上佩戴着几个徽章，在博物馆的商店里卖一美元一个，上面刻着“铭记”和“到此为止”的标语。博物馆刚刚成立一年；在就职典礼上，克林顿总统把它描述为“对未来安全的投资，以杜绝未来潜在的疯狂”。很显然，他的意思是那些随时都可能死去的未来的屠杀受害者们会知道在华盛顿已经有了一个可以纪念他们所遭受苦难的圣地。但在当时，他的意思里似乎还带有一个大胆的承诺。

到6月初，联合国秘书长，乃至法国外交部部长也在这个奇怪的时刻把卢旺达的屠杀描述为“种族灭绝”。但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仍然支持“可能是种族灭绝”这一措辞，而克林顿政府实际上禁止了这个“种字头词语”的不恰当使用。白宫方面认可的官方表达是：“种族灭绝的行为可能已经发生。”当国务院发言人克莉丝汀·谢莉（Christine Shelley）在6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试图为这种别扭的用语辩护时，她被问到需要多少种族灭绝的行为才够得上称作种族灭绝，她说她“无权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又含糊地补充道：“我们希望我们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和过去所使用的保持一致。”谢莉被迫为种族灭绝行为下一个定义，她背诵了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对“种族灭绝罪”的定义，美国直到1989年才最终签署了这份公约，而那已经是卢旺达签署该公约的14年后了。一份美国国务院简报的副本记录了如下对话：

问：你说当某些行为发生时就代表种族灭绝发生了，然后你又说那些行为已经在卢旺达发生了。所以你为什么就不能说种族灭绝已经发生了？

谢莉女士：因为，艾伦，我们选择用那些词是有理由的，而且我——可能我——我不是律师。我没法从国际法和学术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尝试，尤其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尽最大可能准确地表达出对它的描述。它是——这个问题就摆在那儿。大家明显都看到了。

当谢莉拒绝给“种族灭绝”下定义的时候，她表达的就更直接了，因为她说：“对这一词语的使用关系到我们是否要承担义务。”她的意思是如果这是种族灭绝，那么1948年的公约就要求签约各方采取行动。华盛顿方面不想采取行动，所以他们就假装这不是一场种族灭绝。不过，如果上面的对话花了两分钟，那平均下来在这段时间里就已经有11个图西族在卢旺达被杀害了。

正当谢莉在华盛顿强词夺理之时，新闻界和许多国会议员对政府无耻回避卢旺达问题的态度已感到厌恶透顶。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在伊斯坦布尔对记者说：“如果有什么魔法可将之说成是种族灭绝，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这么说。”于是，克林顿的智囊团发明了一种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新解读方式。白宫做出决定，说公约并不强迫签署国预防种族灭绝，而仅仅是“允许”这种预防行动。这当然是废话，但通过一种新的表述来阉割“种族灭绝”这一词语，就使得美国官员可以心无挂碍地使用这个词了。与此同时，为非洲干预部队准备的一批装甲运兵车已从德国启程，在联合国的恳求下，租金降低了500万美元，但当白宫最终同意打折时，运输机又不能用了。由于迫切地想要回应国内持续不断的有关卢旺达问题的抗议之声，行政官员们告诉记者，华盛顿方面正在为一项乌干达的公共卫生倡议做出努力——清理维多利亚湖沿岸一万多具卢旺达人的尸体。

华盛顿方面越不想插手卢旺达这潭浑水，他们的手就越脏。与此同时，法国正为一个可以挽救其在卢旺达的军事投资和政治威信的机会而焦头烂额。这意味着他们要挽救作为哈比亚利马纳的继任者的胡图力量，而胡图力量被说英语的可怕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全面击败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大。巴黎和基加利间的沟通仍旧持续不断，诚恳，且时常是露骨地策划着阴谋。鹰派的法国外交官和他们的非洲同伴们普遍采取了卢旺达种族灭绝政府的官方立场：对图西族的大屠杀绝不是一个政策问题，而是哈比亚利马纳遇刺引发的大众愤怒的结果；“民众”都“团结一心”以求自保，而政府和军队只是想恢复秩序；那些杀戮只是与“卢旺达爱国阵线”之间战争的延伸；而战争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发起的，他们才是罪魁祸首。简而言之，卢旺达人自古以来就一直因为部落的原因而互相残杀。

抛开这些神秘化的说法不谈，种族灭绝仍是一个事实，尽管法国过去在单方面进行偏袒性的军事入侵以支持其非洲代理人时很少犹豫，但种族灭绝使这一举动陷入尴尬境地。法国媒体连篇累牍地揭露法国政治与军事机构公然参与策划和执行屠杀行动。然后，在6月中旬，法国政府突然想到往卢旺达派出一支以“人道主义”为使命的军事特派团，并在联合国旗帜下，和一些塞内加尔的雇佣军一同前往执行任务，以期为自身披上一层多边主义的光环。当被问及对这一计划的看法时，联卢援助团愤怒的达莱尔将军跟伦敦《独立报》说：“我绝对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没门。”法语区以外的许多非洲领导人，如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大主教都公开质疑法国的动机，而“卢旺达爱国阵线”则声称巴黎的计划是不可接受的。6月16日和18日晚间，在法国的纵容下，为胡图力量政权运送的武器在扎伊尔东部城市戈马登陆，并穿越边界到达卢旺达。但是在6月22日，安理会（渴望减轻其耻辱，但显然对其自身造成的额外耻辱视而不见）认同法国“不偏不倚”的部署，并批准其在两个月的授权期内可使用联卢援助团一直被禁止使用的侵略性武力。

第二天，法国第一支“绿松石行动”（Opération Turquoise）部队从戈马开进卢旺达西北部，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热情的联攻派民兵团伙的欢迎——挥舞着法国三色旗，举着写有“欢迎法国胡图族”之类口号的标牌——同时千丘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建议胡图族女性要为这些白人男性好好打扮一番，并调侃她们说：“现在图西族女孩全都死了，你们的机会来了。”

“绿松石行动”的时机是异乎寻常的。到5月下旬，屠杀图西族的速度减缓了，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被屠杀。当然，狩猎仍在继续，特别是在西部省份基布耶和尚古古。但法国干预行动计划制定小组成员、政治学家热拉尔·普吕尼耶（Gérard Prunier）写道，他十分忧虑在6月中旬巴黎方面进行的动员计划中，法军还能不能找到大批的图西族在摄像机前等着他们去解救。在卢旺达的大部分地区，胡图力量对民众传达的信息已经从杀人的命令变成了在“卢旺达爱国阵线”继续推进之前逃跑的命令。4月28日——这是很久以前了，在卢旺达大动乱开始后极短的时间内——25万胡图族人在“卢旺达爱国阵线”到来之前，从东部基本古省的一座桥涌入坦桑尼亚。这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跨越国界的群体迁徙，尽管其中包含成编制的联攻派民兵、军事单位、镇议会议员和散布在奈阿卢布耶教堂的成群平民以及基本古省剩下的那些和尸体相伴的人，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还是张开双臂，不加甄别地把他们都当作难民收容到巨大的难民营中。

就在法国人开始谈论“人道主义”军事特派团之前，“卢旺达爱国阵线”已经控制了卢旺达东部地区，他们的部队稳步向西移动，在基加利南北形成明显的掎角之势。随着部队的推进，在他们的占领区里图西族被整体消灭的消息通过广播传到全世界。然而卢旺达政府的领导层和千丘广播电台却声称“卢旺达爱国阵线”正在屠杀每一个他们见到的活着的胡图族，而法国军方的发言人也推波助澜地提出一个“双向种族灭绝”的概念，同时称“卢旺达爱国阵线”是“黑色高棉”，而国际媒体的主流印象即这是一支纪律严明的正义叛军，他们决意恢复秩序。对图西族和大部分善良的胡图族来说，获救的最大希望就是去“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控制区，或者等他们打到自己这里来。

“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当时拥有2万名战士，却迫使一支数量两倍于自身的、由“自卫”口号动员起来的民兵和大批平民支持的国家军队撤退了。对于任何关心胡图力量福祉的人，尤其是许多在法国的人来说，最明显的问题似乎就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最简单的回答是，胡图力量政权削减了前线部队，并将之投入种族灭绝的任务之中，就像德国人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里所做的一样，但在卢旺达也出现了一种更加不易察觉的动态。从1990年年初与“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战争开始，胡图族极端分子就利用颠倒黑白的胡图受害论，宣扬他们要开展种族灭绝的强烈渴望。现在，在这个看似充斥着残酷的大规模政治性谋杀的世纪里，胡图力量犯下了这其中最骇人听闻的罪行，而唯一能够从中脱身的办法就是继续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把卢旺达拱手让给“卢旺达爱国阵线”，然后带领大量人群流亡海外，胡图力量的领导们仍旧可以控制他们的臣民，在联合国资助的营地建立一个“难民”国家，并假装证明他们的恐惧的确合情合理。

法国向安理会承诺，其在卢旺达的目标是“合理地排除对冲突各方军事力量平衡发展的任何干扰”。但在他们到达后的一周里，法国军队占领了该国近四分之一的地区，并掠过卢旺达西南部直接与“卢旺达爱国阵线”面对面对峙。在那一刻，法国突然重新解释了它的这次“人道主义”冒险，声称其意图是将他们占领的所有领土变成一片“安全地带”。不只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发问：这是为了谁的安全？法国自己的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也指责法军指挥部“在保护那些实施大屠杀的人”。

“卢旺达爱国阵线”没有在争论上浪费太多时间。他们发起了一次全面攻势来限制“绿松石”部队的控制区。7月2日他们夺取了布塔雷，7月4日他们拿下了基加利，打破了胡图力量较早前想将这天作为总统哈比亚利马纳葬礼纪念日并举行一场庆祝首都图西族被全面根除的活动计划。

“绿松石行动”在卢旺达西部至少解救了上万名图西族，这的确功不可没，但仍有数千人在法军占领区内遭到持续的杀戮。胡图力量的部队把他们的车辆盖上法国国旗，以引诱并杀害躲藏起来的图西族；而即便真正的法军发现了幸存者，他们通常也会告知这些人要等待运输，等他们离开后再回过头来，这些被“解救”的人已经成了死人。从法军到达的那一刻起，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在支持和保护同一批主导了种族灭绝的本地政治领袖。美国仍旧没有将他们承诺给联卢援助团的装甲运兵车设法送到非洲志愿军的手里，而法国人已经到达扎伊尔并为战斗做好了准备，其中包括令人敬畏的炮兵和装甲阵列，以及一支由12架军用飞机组成的编队，这支编队立刻成为非洲中部最壮观的空中力量。在将胡图力量军事政权及其民兵视作叛军包围下的国家合法权威之时，他们就公开地将“卢旺达爱国阵线”当成了敌人——至少在布塔雷陷落之前是如此，之后法国人的态度就软化了。他们并没有真正让步，但“绿松石行动”的发言人提到叛军时的态度突然从冷嘲热讽的敌意变成了一种勉强的尊重，而谣言也开始四处流传，说“卢旺达爱国阵线”对法国取得了直接的军事胜利。多年以后，我向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少将，这位带领“卢旺达爱国阵线”战胜法军的将领求证这一说法的真实性。

“差不多就是这样。”卡加梅跟我说，“这件事发生在我们逼近布塔雷的时候。我收到一个达莱尔将军转交我的消息，消息是在戈马的法国将军发给我的，他跟我说我们不能进入布塔雷。他们想告诉我这么做会引发对抗。”卡加梅跟达莱尔说他“不可能忍受法方如此的挑衅和傲慢”。然后他又回忆道：“我告诉部队要改变方案，立即向布塔雷进发。他们在晚间到达了布塔雷。我跟他们说先包围这个城镇待命。我不想让他们在晚上卷入战斗，所以他们各就各位，等待清晨的来临。我们的部队进入以后发现法国人已经秘密转移到吉孔戈罗。”——向西。“但之后，法国人通过达莱尔请求我们准许他们返回布塔雷带走一些天主教修女和孤儿。我同意了。法国人回来了，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把守住了从吉孔戈罗到布塔雷间的路线。我们在沿线安排了将近两个连的伏兵。”

法国人的护卫车队有将近25辆车，当他们从布塔雷返回时，卡加梅的部队从埋伏点跳出来，并命令法国人把每辆车都交给他们检查。“我们的目的是确保带走的这些人中没有民兵或卢旺达武装部队的人。法国人拒绝了。他们的吉普车都装载着机枪，所以他们为了显示敌意，把枪口都对准了我们的部队。仍在埋伏的士兵意识到马上就要发生冲突，他们也出来了，有几个家伙还拿着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对准了法国人的吉普车。法国士兵看到这个情况后，都受命把枪竖起来了。他们这么做，就是允许我们的士兵进行检查。”卡加梅说在最后一辆车里，他们发现了两名政府士兵。其中一个逃跑时被射杀，卡加梅补充道：“可能他们把另一个也杀了。”听到枪声后，之前放行通过的法国车队开始从远处开火，但交火只持续了不到1分钟。

卡加梅回忆起另一次事件，当时他的手下羁押了一些法国士兵，于是不得不由达莱尔将军出面进行紧张的谈判。在那时，卡加梅说：“他们威胁说要派直升机来轰炸我们的部队和军营。我跟他们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协商来和平解决，但如果他们想要开打，我也完全没有问题。”最后他说法国人请求他放了他们的人，他就让他们走了。卡加梅是在乌干达长大的说英语的卢旺达难民，他跟我说他无法理解法国人为什么要支持那些“种族灭绝分子”（génocidaires，即便是说英语的卢旺达人也这么称呼胡图力量的党羽），同时他还嘲讽了法国人对卢旺达被说英语的人征服的恐惧。“如果他们想要这里的人说法语，他们就不应该帮着杀害这些说法语的人。”

卡加梅对联卢援助团的观感更微妙一些。他说他对达莱尔将军个人很欣赏，但“不包括他戴的头盔”，他跟达莱尔谈的时候也是这么直言不讳。“联卢援助团就在这儿，全副武装——他们有装甲运兵车、坦克，各式各样的武器——然而当人们被杀时，他们只是看着。我说我绝不会容忍这种事。我跟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选边站。即便我是为联合国工作，我也会站在保护民众的一边。’我还记得我跟他说，对一个将军来说，在手无寸铁的人们被屠杀的情况下却无所作为，这是有点耻辱的，而且他有装备——他有士兵，他有武器——他却没能保护他们。”

达莱尔本人似乎也是同意的。在种族灭绝发生的两年半以后，他说：“我脱下制服的那天也将是我回应自己的灵魂、回应那些饱经磨难的人……尤其是那上百万卢旺达人的那天。”即便在那些参与了“绿松石行动”的法国军人当中，也有一些人的灵魂经受着困扰。“我们被骗了。”军士长蒂埃里·普朗诺德（Thierry Prungnaud）在一个为瘦骨嶙峋的、浑身刀疤的图西族幸存者准备的收容站里对一名记者说道。“这跟我们以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被告知是图西族在屠杀胡图族。我们以为胡图族是好人和受害者。”但除了个人的不适之外，“绿松石行动”的标志性成就是容许对图西族的屠杀又持续了一个月，同时还确保了种族灭绝的指挥部在其大批的武装护卫下安全进入扎伊尔。

就在“卢旺达爱国阵线”于7月初进入布塔雷和基加利时，一百多万胡图族紧紧跟随着他们领袖的步伐向西前进。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卢旺达爱国阵线”会像胡图力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对待他们。这恐惧经常被说成是对报复行为的恐惧，但对那些的确帮助消灭了图西族的人来说，对这恐惧的恰当称呼应该是对正义的恐惧，或至少是对惩罚的恐惧。当然，一个害怕正义的人首先必须相信自己做错了。对“种族灭绝分子”来说，“卢旺达爱国阵线”即将到来的胜利前景证明了他们才是受害者，而胡图力量的宣传机器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感觉。

“在维多利亚湖发现了5万具尸体，这些污染了维多利亚湖的尸体，要由造成大屠杀的‘卢旺达爱国阵线’来负责。”千丘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乔治·鲁朱（Georges Ruggiu）在6月30日的一次典型广播里宣布道。鲁朱是白人，一个在意大利出生的比利时公民，他受到生命的感召成为一名胡图力量的假消息宣传员，一直荒谬地暗示在“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控制区只能找到5000个活人。第二天早上，也就是7月1日，这天是卢旺达的独立日，鲁朱祝他的听众“度过一个美好的国庆节，即便他们在这个节日很可能还是必须要工作和战斗”。但成百上千的鲁朱的听众反而逃跑了。千丘广播电台自身也被迫关停数日，以将其录音室迁移至基加利西北部。像鲁朱那样的广播甚至成功地说服了那些没有参与屠杀的人，让他们感觉不能留下来。但逃跑往往是盲目的——受家庭关系或大众恐慌的影响远大于理性或个人的选择。在很多案例中，整个社群都上了路并在武力的逼迫下前进，而他们的市长或副市长都走在人群的前面，士兵和联攻派民兵则负责殿后并驱使他们前进。

那些往南逃的人进入“绿松石”部队的控制区，往北去的150万人涌向吉塞尼省以及扎伊尔的戈马的边界区。在行进时，他们攥着每一件能够用手携带的财产，每一辆有轮子的车都载着人和货物。至于他们没法带走的东西，都被胡图力量的暴徒们有组织地劫掠和破坏了，如政府办公楼、工厂、学校、电塔、住宅、商店、茶叶和咖啡种植园。他们掀掉屋顶，拆坏窗户，砍断水管，吃掉或运走所有可吃的东西。

数千名儿童在这条迁徙之路的沿线上被遗弃了，他们迷失在纷乱的脚步里，而且往往是被人有意地扔在身后，他们冷静下来后，可能也想知道为什么——是幻想这样做对孩子来说更安全？或者由此父母可以无负担地轻装前进？这是出于羞耻还是无耻呢？牧师带领着所有会众向未知的世界前进。军队穿过人群，商人和官僚开着自己的车，其中装满了他们的家居用品，他们的老婆和表亲、孩子和祖母——还有他们的收音机，当然了，要调频到千丘广播电台。当紧张局势笼罩着人群时，还发生了踩踏事件，有人被数十人踩死。

“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前线部队跟着暴徒们进入胡图力量在西北部的核心地带，从逃跑的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国家的控制权。7月12日，国际红十字会的主席宣布有100万人在种族灭绝中遭到杀害。7月13日，叛军夺取了鲁亨盖里，哈比亚利马纳以前的总部，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估计有50万胡图族人越过边界进入戈马。7月15日，美国撤销了与卢旺达胡图力量政府的外交关系，并关闭了其驻华盛顿的大使馆。7月16日，胡图力量的总统及其内阁的大部分成员逃到了“绿松石”部队的控制区。法国承诺要逮捕他们，但在7月17日，他们和巴格索拉上校的随从一起继续前往扎伊尔，当时涌入扎伊尔的卢旺达人据称已超过100万。与此同时，“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基加利宣布他们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府，不考虑种族因素，由《阿鲁沙协定》的分权原则来引领。7月18日，经过一场紧张激烈的战斗后，“卢旺达爱国阵线”夺取了吉塞尼，并且开始把守西北部与扎伊尔的边界。7月19日，新政府——一个“卢旺达爱国阵线”和反胡图力量党派的幸存成员组成的联合政府——在基加利宣誓成立，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被驱逐的种族灭绝政权的大使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安理会席位。此后，卢旺达国家军队就被称为卢旺达爱国军，流亡的卢旺达武装部队将会被人称为前卢旺达武装部队，而“卢旺达爱国阵线”将只是作为前者在反抗运动中塑造了新政权的支柱性政治团体的名称。7月20日，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民兵开始劫掠一批紧急装运并空运至扎伊尔准备向难民提供的救济食品和补给物资。同一天，在戈马拥挤的新难民营中，首个霍乱案例被报道出来，而种族灭绝就此成为旧新闻。

全世界都在“袖手旁观”——在图西族遭到种族灭绝的情况下，卡加梅将军在回应大批胡图族逃往扎伊尔的问题时情绪激动地说。1994年夏末的戈马展现了20世纪最令人迷惑的人类景象之一，在那里上演的苦难被摄影师们毫不掩饰地称为“最好的电视节目”。

戈马坐落于基伍湖北岸，地处多座高耸的火山脚下，城镇北面和西面是一片熔岩形成的广阔而荒凉的平原，变硬的黑色熔岩上覆盖着绵延数英里的崎岖不平的灌木丛。这些岩石粗糙而锋利，即使是习惯赤脚的卢旺达农民的硬脚掌也会被它刮伤，同时这岩石又十分易碎，靠近它的一切东西都很快会被涂上一层煤粉般的灰尘。在这张硫黄做的床上，卢旺达各部落在六个营地中安置下来，他们的人口比这个地区任何城市的人口都要多——这里12万，那里15万，沿路还有20万——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像苍蝇一样死去。在霍乱开始流行前的三到四周内，就有超过3万人死亡。一个男人可能蹒跚地走在路上，然后坐下，当摄影机拍摄到他时，他就倒下，翻身，然后死去了。不仅仅是男人，还有女人和小孩也在死去——仅仅因为他们在路边喝了一口水，而这水是有人在其中撒过尿，排过便，或曾扔下一具尸体的。死者被人用草席卷起，沿着路边堆积起来：一英里接一英里整整齐齐地被捆扎的尸体，必须用推土机挖掘大片的坟墓并把这些尸体铲到下面。想象一下：100万人，在这片广阔的黑土地上，穿行于炊烟之中，而他们的身后——就是这么巧——尼拉贡戈（Nyaragongo）火山巨大的黑色火山锥苏醒了，熊熊烈焰染红了夜空，滚滚浓烟覆盖了白昼。

这一场景被全天候播放到了世界各地，而且是以一种二选一的方式来呈现的。在比较草率的版本中，你会听到或读到那里有一场种族灭绝事件，然后你又听到、看到或读到有100万难民在这个地球上近乎完美的地狱场景中受着煎熬，接着你会认为种族灭绝加上难民就等于从种族灭绝中逃离的难民，你感到十分心疼。或者你听到的故事更加直接——这些人都是杀过人的，或是因为惊慌失措而跟着杀手们逃亡的人——而你听到、读到或猜想这个出现在地球上的近乎完美的地狱场景就是神的某种惩罚，霍乱就是《圣经》故事中的瘟疫，这样恐怖就得到了平衡，而这一切超出了你的承受能力，更不用说理解了，你只感到心痛。通过这种对故事的压缩和想象，发热症状在戈马的大规模蔓延抹去了人们对其身后墓地的记忆，一种由水污染造成数万人死亡的流行病，使得那场由疯狂的身份政治引发并导致近百万人被杀的种族灭绝黯然失色。

“只要流血，就有关注。”这是新闻编辑室的老谚语，而卢旺达的血已开始干涸了。在戈马的故事不再仅仅是一个悲伤、混乱和丑陋的非洲故事，它也是我们的故事——全世界的人都去了那里，想把这些非洲人从他们悲伤、混乱和丑陋的故事中拯救出来。飞机一天24小时在戈马机场不停起降，带来了搭帐篷用的塑料薄板，带来了成吨的食品，带来了挖井设备、医疗用品、白色的四驱陆地巡洋舰车队、办公用品、埋葬死人用的石灰，以及护士、医生、后勤人员、安保官员和媒体官员——这是20世纪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产业最大最快且最贵的一次部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身先士卒，紧随其后的是一批数量过百的救援机构，他们疯狂地投入这惊人的、戏剧性的，而且是获利颇丰的行动中。几乎一夜之间，戈马成了这片难民营所组成的半自治群岛的新首都，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淡蓝色旗帜下，其组织效率不断提高。然而，在这旗帜之下，联合国却几乎没有控制权。

扎伊尔的军队宣布一旦卢旺达人越过边境就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大量的砍刀和枪支在难民们的棚屋旁堆积如山，在蜿蜒至戈马的人流之中，一位美军军官坐在车里给华盛顿打电话口述了一份清单，前卢旺达武装部队正带领着惊人的炮兵队列、装甲车和轻武器向他前方驶去。在这支大体上完整的军队和联攻派民兵的主导下，各营地被迅速组织成胡图力量政权的完美复制品——同样的社区集团，同样的领袖，同样严格的等级制度，同样的宣传，同样的暴力。在这一政权之下，人道主义者们的待遇更像是被流氓黑手党霸占的酒店里的服务生：他们的任务就是提供食物、药品、家居用品，以及一层体面的光环；即便有时他们也会受到逢迎，那也只是因为他们上当受骗了；如果有人觉得有必要恐吓他们，暴徒们很快就会包围他们；即便说他们本质上是受到这些罪犯客人的愚弄，他们对此也毫无察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服务实际上使他们成了胡图力量集团的附庸。

这都不是什么不易察觉的或秘密的事。8月末，法国人从“绿松石”控制区撤走之后，又有50万胡图族——包括很多胡图力量的忠实拥趸——继续向布隆迪进发，或穿过扎伊尔的布卡武到绵延于基伍湖南岸的那一片难民营去。虽然戈马的难民营仍旧是最暴力的，但无论联合国在哪里设置难民营，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民兵都会很快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国际人权法禁止在距离难民母国50英里范围内设置难民营，但所有卢旺达人的难民营和他们母国的距离都小于50英里，其中大部分都建在离卢旺达边界只有几英里的坦桑尼亚、布隆迪和扎伊尔地区。将近三分之一的卢旺达胡图族人都住在这些营地里。当然，这也意味着三分之二的胡图族——超过四百万人——选择留在卢旺达，而在戈马发生的霍乱和日常的恐怖激发了许多难民，他们开始反思自己如果也留在家里也许会过得更好。但这些说要回去的人往往会被指责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同谋，而且其中有些人就被营地里的民兵杀害了。毕竟，如果无辜的难民都离开了，只有犯了罪的人留下来，那么胡图力量对国际慈善资源的垄断地位可能就会受到动摇。

一名从波斯尼亚直接被派往戈马的记者跟我说，他知道胡图力量是怎么回事，他曾经注视着那座火山祈祷：“上帝啊，如果现在火山爆发，烧死那些凶手们，我就相信你是公正的，并且在我余生每一天我都会去教堂。”很多人道主义救援人员都跟我说过他们也有同样痛苦的想法，但他们无法阻止那些人中的大多数住进来，营地的头领们可能是战争罪犯，这让他们十分困扰，这些人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难民，而是一些逃亡者。那些营地头领说的话也让人非常不快，他们说难民们不会回去，除非全部一起走，而且一旦回去，他们还要完成已经开始的屠杀图西族的工作。在这些人到达后的几周里，真的让人相当不安，甚至在霍乱得到控制之前，营地中的武装团伙就发动了一场跨境袭击卢旺达的游击战。一些人道主义机构发现难民营变得极端政治化和军事化，这让他们十分反感，1994年11月他们撤出了戈马，但又有其他人急切地填补了这些空缺。

在种族灭绝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联合国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想集结一支国际部队，解除营地中的激进分子的武装，并将政治人物和犯罪分子从被统治的民众中分离出来。几个月后，多位高级国际外交官相继发表了关于扎伊尔难民暴力事件的警告声明，警告说胡图力量计划大规模入侵卢旺达，并呼吁派出一支军队以恢复难民营的秩序。但是，尽管所有大国都为营地的运作付出了沉重代价，当秘书长要求组建一支这样的志愿军时，还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提供军队。

边境上的多个难民营使得卢旺达危机变成了地区性危机。这仍然且一直都是政治危机，但所谓的国际社会更喜欢把它看成是一场人道危机，仿佛这当中没有丝毫的人为因素，就像洪水或地震一样。事实上，卢旺达的惨剧被很多人理解为一种自然灾害——胡图族和图西族只是在按照他们的本性行事，互相残杀。这些人会想，如果有这么多人逃到了这么可怕的环境里，他们一定是逃离了一些更可怕的事情。所以种族灭绝分子们又获得了另一次非凡的公关胜利，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巧妙操控大众的同情心和唤起全世界的良知得来的。

1997年9月，就在科菲·安南拒绝到比利时参议院当面做证的不久前，前联卢援助团的达莱尔将军接受加拿大电视采访时说到自己在卢旺达的经历：“我对造成那10名比利时士兵死亡的决定负全责，对其他人的死亡、对我手下几名因医疗用品短缺而受伤病折磨的士兵、对66名被杀害的红十字会人员、对200万背井离乡而成为难民的人、对近百万被杀害的卢旺达人负全责——因为任务失败了，我认为我对此要负直接的责任。”

达莱尔拒绝“把责任推给”联合国机构，他宁愿把责任推给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成员国。如果在面对种族灭绝之时，各国政府都惧怕将他们的士兵派去冒险，他说：“那就别派士兵去，派童子军去”——这基本上就是全世界在难民营做的事。达莱尔在面对镜头时穿着制服，灰白的头发被剪得极短，他紧紧托住自己的方下巴，胸前满是勋章。但他说话时有些激动，他小心谨慎的措辞无法掩饰他的伤感和愤怒。

他说：“我还没真正开始哀悼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对卢旺达人苦难的冷漠和无动于衷呢。因为基本上，说得坦率和大胆些，谁他妈在乎卢旺达？我的意思是，要正视这点。说实在的，有多少人还真的记得卢旺达发生的种族灭绝？我们都知道‘二战’时的种族灭绝，那是因为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了。但有谁真的卷入了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呢？谁能理解那三个半月里在卢旺达被杀害的、受伤的以及背井离乡的民众比整个南斯拉夫战争 ⁽¹⁾ 期间的还要多，然而我们却向后者派出了6万人的部队，整个西方世界都奔赴那里，我们在那里投入了数十亿的资金，一直试图解决那里的问题。我们对卢旺达问题又真正做了多少？谁真的在那种环境下生活过，谁又承担了后果？我是想说，我发现有几百个我私下认识的卢旺达人和他们的家人全都被屠杀了，尸体堆积如山，整村整村的人被屠戮殆尽……我们每天都在尽可能地提供消息，但国际社会还是一直在观望。”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乌托邦式前提是：防止灭绝整个种族的行为的道德律令对各主权国组成的国际社会来说是应该符合其行动之最高利益的。这是个有些激进的观点，从根本上是矛盾的。正如在主权原则之下，许多国际主义实验所证明的那样。各国从来没有为纯粹无私的人道主义理由而采取过行动；这种新颖的想法是想说，保护人类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并且在“二战”结束以后人们都能理解，针对种族灭绝的行动需要主动地使用武力，而且要冒自己的生命危险。人们的信念是，这种冒险让世界付出的代价不会像袖手旁观的代价那么巨大。但那些起草《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及紧随其后的各种难民公约的人们，他们所考虑的世界又是谁的世界呢？

1995年5月8日，我第一次行经布鲁塞尔去卢旺达旅行。欧洲的报纸充斥着欧洲胜利日50周年的纪念文章。《先驱论坛报》将其1945年5月8日的整个头版又重印了一次，这些文章的战斗精神让我印象深刻：击败德国人，征服他们，然后带来正义，重建家园。《华尔街日报》欧洲版刊登了一则民意调查的消息，发现在事发50年后，65％的德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被击败是件好事。而我想知道：我们还能想象今天任何一场战争的结果会是这样的吗？

卢旺达向全世界展示了自从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战争以来最明确的种族灭绝案，然而全世界却都把毛毯、豆子和绷带送到凶手们控制的营地，显然大家都指望那里的每个人在未来都能表现良好。

西方人在大屠杀之后所做的不再容忍种族灭绝的承诺被证明是一句空话，但是对所有被奥斯维辛的记忆所唤起的善良情感而言，问题仍在于对邪恶的谴责和行善相比还相去甚远。

在电视上，达莱尔少将是谨慎的。他没有指责任何具体政府。他说：“问题在于，国际社会到底想让联合国做什么？”他说：“联合国确实是没有办法。”又说：“我们也不想救济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民兵。”

听他说的话，我想起我和一名在基加利酒吧里把杰克丹尼威士忌和可口可乐当晚餐的美国军方情报官员的谈话。

“我听说你对种族灭绝有兴趣，”这个美国人说，“你知道种族灭绝是什么吗？”

我请他告诉我。

“一块奶酪三明治，”他说，“写下来，种族灭绝是一块奶酪三明治。”

我问他是怎么想的。

“有谁会在乎一块奶酪三明治？”他说。“种族灭绝，种族灭绝，种族灭绝。奶酪三明治，奶酪三明治，奶酪三明治。谁他妈在乎？反人类的罪行。人类在哪儿？谁是人类？你？我？你看到有人对你犯罪了吗？嘿，只不过是100万卢旺达人。你听说过种族灭绝公约吗？”

我说我听说过。

“那个公约，”这个美国人在吧台边说，“就是这块奶酪三明治最好的包装纸。”

(1)  指南斯拉夫内战，是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00年米洛舍维奇下台为止，由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而引发的持续了9年的民族对立和内战。南斯拉夫内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物质损失，迫使大批难民背井离乡，给南斯拉夫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内战也直接导致了南斯拉夫的分裂和瓦解。

第二部分

……大天使停顿了一下，

在讲到毁掉的世界和恢复的世界之间时……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

第12章

1995年7月，卢旺达新政府成立一年之后，南非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访问了基加利并在一个足球场发表了一次布道演说，他恳请聚集在现场的群众：“拜托，拜托，拜托，我的兄弟姐妹们，拜托，拜托，请保持安静。拜托，拜托，别喊了！”

对一个刚刚血流成河的国家的民众来说，这段话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尤其是出自一位因拒绝保持安静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之口。但是，当他继续援引最近南非的黑人从白人手中夺取权力的历史时，很明显，图图大主教这次来不仅是为了安抚卢旺达人的苦难处境，也是为了要指责他们。他说：“在南非，他们的语言不一样，他们的人种不一样，他们的文化不一样……你们都是黑人。你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我真想看看咱们大家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人群发出笑声，但当大主教继续往下说的时候，笑声停止了，“嘿？嘿？嘿？嘿？你们想告诉我黑人都很蠢吗？呃？你们蠢吗？”

一声稍稍有些微弱的“不蠢”从人群中发出。

“我听不到。你们蠢吗？”图图又问。

“不蠢。”

然后第三次，图图问道：“你们蠢吗？”

人群的回应就像大主教的问话一样，每一次的音量都在提高，但即便最后那声最响亮的“不！”似乎也被一种感觉所缓和了，这感觉就是不管这个问题想表达的意思有多么讽刺，它还是卢旺达人所不习惯的一种侮辱。

身为黑人和卢旺达发生的事有关吗？在南非，身为黑人可能是个问题，但除了少数外国居民外，卢旺达的所有人——聪明的和愚蠢的，下流的和正派的，多数族裔和少数族裔——都是黑人，而大主教对这一种族分类的执着暗示了一种外国人的观点，即这个国家的苦难是加害者和受害者作为平等的伙伴一起造成的。

“我是作为一个非洲人来到这里的，”图图稍后向一群政府领导和外交官解释道，“我来了，作为一个人，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要分担非洲的耻辱、不光彩和失败，因为我就是非洲人。这里发生的事，尼日利亚发生的事，无论哪里的事——都成为我经历的一部分。”

一名坐在我旁边的议会议员翻起了白眼，图图对人种问题的坚持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团结的表达，但卢旺达不是南非或尼日利亚，而且非洲人在阻止大屠杀上也没有比其他人做得更多。所以把卢旺达人对卢旺达人犯下的罪行说成是对非洲人的荣誉和进步犯下的罪行，把全人类的耻辱说成是非洲人自己的耻辱，这是很奇怪的。更奇怪的是，他还要让人闭嘴以及不要再做愚蠢的黑人。

我在卢旺达常常感到心情低落，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喜欢去开车兜风。在路上，这个崎岖不平的国家呈现出一幅壮丽景色，你可以想象，当窗外的景象呼啸而过，车内弥漫着土地、桉树和木炭的气味，人们和他们所处的这一幅风景画卷就像一直以来的一样，安然自若。人们在田地里耕作，在市场里买卖，在学校里，女孩子们穿着湖蓝色的裙子，男孩子们则穿着卡其色短裤和狩猎衫，他们嬉戏打闹，就像其他任何地方的孩子一样。横跨山谷，穿越高山上的通道，路旁出现了熟悉的非洲行人队伍；穿着鲜艳服饰的妇女，背上绑着婴儿，头上顶着巨大的负荷：穿着牛仔裤和芝加哥公牛队T恤衫的魁梧男人，空着手慢慢走着——也许是为了买一台小收音机而省钱吧；穿着旧针织西装的老年男士在红土小路上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一个女孩在追逐一只鸡，一个男孩在努力地平衡着他肩膀上的一颗血淋淋的山羊头；一个穿着破烂工作服的小孩子，用长棍抽打着挡在我们路前的母牛。

生活。

你知道，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你在这里看到的大部分人都是胡图族，但你并不知道谁是谁；那个茫然地盯着迎面而来的车中的你的姑娘，在最后一刻又眨眨眼，咧嘴笑了，她到底是个幸存者呢，还是凶手，或两者都是，或其他什么人。如果你停车去买冷饮和羊肉串，或去问方向，一小群人就会围过来盯着你或提供一些建议，让你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异国情调。如果你往西北部开车四处闲逛，在路边停车，赞叹那里的火山，农民们就会从田地里出来对你表示赞许，认为你在那一刻只是带着愉快的心情来见识下他们的地方，并无更多目的。如果你到西南部旅行，穿越纽格威（Nyungwe）雨林保护区后下车去看疣猴，乘坐小巴士经过的人会向你招手欢呼。

卢旺达的大部分地区都曾经是像纽格威一样的森林，植被上的一团黑影被低薄的云层拖曳而行。但是几百年的开发使用剥去了这层森林外衣，当我到达的时候，即使是最陡峭的山坡也被开垦、放牧和辛苦耕作过了，只剩下顶峰的一些残留的树冠可以遮阴。这里每一块可用土地的使用强度，都为卢旺达的人口密度和随之而来的资源竞争提供了直观证据，有人认为种族灭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本的经济动机所驱动的：“赢者通吃”和“一山不容二虎”或诸如此类，就好像杀戮是一种达尔文式的人口控制机制一样。

毫无疑问，物质收益和生活空间的许诺的确打动了一些凶手。但为什么像孟加拉国（Bangladesh）或其他许多以穷困和拥挤知名的地方都没有发生种族灭绝呢？人口过剩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几星期内数十万民众会同意去谋杀近一百万他们的邻居。这是没法解释清楚的，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前殖民地时期的不平等；狂热的专横政策和等级分明的中央集权体制；含米特神话和比利时人统治下激进的两极化；开始于1959年胡图族革命的杀戮和驱逐；80年代晚期的经济崩溃；哈比亚利马纳拒绝让图西族难民回国；多党制的困境；“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袭击；战争；胡图力量的极端主义；宣传；大屠杀的演习；大规模的武器进口；通过权力的分享和整合所达成的和平对哈比亚利马纳的寡头政权所造成的威胁；极度的贫困、无知、迷信；恐惧、顺从、局促不安的农民（他们大多酗酒）；外部世界的无动于衷；把这些原料结合起来，你就得到了一份种族灭绝文化的优良配方，你可以很容易地说只需等待它发生。但大量的杀戮都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在那之后，这个世界对任何选择去思考它的人来说都已经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了。卢旺达人没有选择。这是我对他们最感兴趣的一点：不是那些死者，（对那一百万你并不了解的受害者又能说什么呢？）而是那些不得不在逝者们缺席的情况下活下去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卢旺达有着悠久的记忆和习俗，但以往的破裂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我驾车穿过的这个国家实际上已完全不是过去的样子。乡村生活的场景在我看来是永恒的，而留给司机约瑟夫的印象却是空洞的，但这两种看法都不对。我在种族灭绝发生后的几年里访问过的卢旺达就是一个处于中间过渡状态的世界。

我在前文说过，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让别人把你讲的故事当成他们的现实的能力上，哪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你不得不杀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这种原始意义上，任何地方的权力都一样，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所要创造的现实的性质：它是否更多是基于事实而非谎言，也就是说，它是否被滥用于其臣民之身？答案往往反映了权力的运作基础有多广泛或多狭隘。它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还是分散在许多互相制约的不同中心之间？它的主体仅仅是臣民，还是包括公民？原则上，基础狭隘的权力更容易被滥用，而有更广泛基础的权力则需要一个更真实的故事居于其核心，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保护其臣民免受权力滥用之苦。这一著名法则被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在其公式中清楚地表达了出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但就像大多数不言自明的道理一样，阿克顿的格言并不完全正确：以美国历史为例，林肯总统的权力比尼克松总统更绝对。因此，当我们评判政治权力时，我们不仅要问它的基础是什么，还要问权力是如何行使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为目的，以什么为代价，以及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功。这些都很难做出评判，通常都存在争议，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20世纪末的、由伟大的西方民主国家提供的、令人惊讶的整体安全中的人来说，这些问题就是公共生活的主要素材。然而，那些似乎我们很难认真对待的、大规模暴力和苦难广泛蔓延以至于被人随便说成是“毫无意义”的地方，也可能就是人们从事有意义的政治活动的地方。

我第一次去卢旺达时读过一本叫《内战》（Civil War ）的书，这本书受到了极大好评。其写作是基于一种后“冷战”的视角，作者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是一名德国人，他观察到：“两极世界秩序终结的最明显迹象就是全球范围内三四十次公开发动的内战。”他开始追问这些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看起来是有成功希望的，直到我意识到恩岑斯伯格对这些战争的细节并不感兴趣。他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单一现象，在几页之后就宣称：“今日内战可怕的新倾向，就在于其中任何一方都没有什么立场，他们的战争根本就毫无意义。”

根据恩岑斯伯格的说法，在过去——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或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们曾经为了各自的理念而拼死搏杀，但现在“暴力从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了”，发动内战的那些人只是为了权力而在混乱的争夺中拼死搏杀。他宣称，在这些战争中，没有未来的观念；一切都被虚无主义所主宰；“从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和韦伯的所有政治思想都颠倒了”，而“剩下的不过是霍布斯主义者的自然状态神话，即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这种对那些遥远内战的看法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忽视它们的方便理由，也可以解释这种观点为何在我们的时代获得如此巨大的声名。如果那些当地人能够安居乐业，我们可以说：这很好；但如果他们就是为了寻求刺激而开战，那这也不是我的问题。

但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恩岑斯伯格否认了那些正在创造历史的民族的特殊性，以及他们持有政见的可能性，他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决定这些事件本质的关键是什么，所以他只看到了混乱——已经发生了什么事，而未看到是什么导致这些事发生。同时他还回避了这个问题：事实上交战双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我们又该如何去评判他们？就卢旺达这一案例来说，接受了内战就是各自为战的观点——其中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合法性和非法性——那相当于就是支持了胡图力量把种族灭绝视为自卫的意识形态。

说到底，政治活动大多就是在坏与更坏之间进行的，或者如果你是个乐观主义者的话，就是在更好与更坏之间进行的。在卢旺达种族灭绝后的任何一天，你都可以收集到新鲜的丑陋故事，也可以收集到社会和政治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故事。我收集的故事越多，就越开始认识到在种族灭绝期间的生活，由于其绝对性，它引发了一系列比带着种族灭绝的记忆去生活这一挑战更简单的回应。对于那些忍耐过的人来说，故事和问题往往以一种不断呼唤和回应的方式在进行——故事引发问题，再呼唤更多故事，再引发更多问题——任何有深度的人似乎都无法指望得到准确答案。至多，他们只能希望去理解，并以各种方式思考在20世纪末不可预见的极端情况下——狂妄自大的人类状况。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些故事是那些遇到海难——既没淹死，也没获救的人用瓶中信的方式传达给我的：怀着这样的希望，即便他们所经历的传奇对他们这些讲述者自身而言毫无益处，但或许可以在另一些时刻的另一些地方对另一些人有所助益。

直到现在，1998年的头几个月，也就是我写作本书的这段时间，卢旺达反抗种族灭绝的战争仍在继续。可能要等到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结果才会明朗。卢旺达可能会再次遭受无法估量的全国性屠杀，而胡图力量可能会再次占据该国的大部分地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卢旺达也有可能成为一个一成不变的、斗争永无休止的地方，有极度恐怖的时期和地区，也有处于稳定边缘的时期和地区，这或多或少就是种族灭绝以来的情况。当然，如果你是考古学家之类的人，在遥远的未来挖掘出这本书，从现在起的5年、50年、500年后，卢旺达有可能已成为一片适于生活、自由且可以追求幸福的和平乐土；你可能正计划下次去那里度假，你在这些书页中发现的故事所能提供的不过是一种纪念性的背景，一种阅读——美国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或奴隶制时代的故事，抑或铭刻于欧洲进步史上的所有恐怖的反对人类罪行的叙述——的方式，以及思考，正如康拉德笔下的马洛所说的英格兰：“我们生活在这闪光之中——但愿这闪光像不停转动的古老地球一样，永不熄灭！然而昨日这里还是一片黑暗。”

第13章

在我分六次共九个月的卢旺达旅程中，我看到的唯一一个刚遇害的人是一个死于车祸的年轻人。三分钟前他还活着坐在车上，之后他的司机为了避开一个过马路的老妇人突然转向，现在他侧身躺在高草丛里，保持着一个胎儿式的蜷曲姿势，头破血流。如果我有一张他的照片，并配以这样的标题——“种族灭绝中的图西族受害者”或“‘卢旺达爱国阵线’手下的胡图族受害者”，然后复制到这里，你是无法察觉其中的欺骗性的。但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他们同样都是在诉诸你的同情心和愤怒感。

在种族灭绝分子和“卢旺达爱国阵线”政府之间的战争不断延续之时，卢旺达的故事一般就是这么报道出来的。我老家当地的一份报纸——《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典型的新闻报道，标题为“徒劳地寻找卢旺达的道德高地”，描述了一个胡图族难民遭到一群图西族士兵的袭击而致残，以及一个图西族难民被胡图族民兵伤害致残，作为“两个对立族群间大规模斗争中的受害者”，这当中“没有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这类报道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因为双方的受害者在相互斗争中遭受的折磨是相等的，所以双方的做法都让人无法容忍。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纽约时报》拿到了一份菲利普·瑞恩特简斯（FilipReyntjens）的采访摘要，他是一名比利时人，被视为欧洲最权威的卢旺达问题专家之一。“这不是一个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故事，”瑞恩特简斯跟报社说，“这就是坏人们的故事。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就是在读到类似这样的新闻故事之后，我才第一次决定要去卢旺达。在种族灭绝事件后一年，卢旺达爱国军已经被派去关闭了一个位于基贝霍（也就是那座因圣母玛利亚的幻象而知名的山）的“境内难民营”。有8万多名在种族灭绝后逃离家园的胡图族就住在基贝霍的营地里，这个营地最初是法国人在“绿松石行动”期间建立的。卢旺达爱国军关闭营地的行动出了岔子，报道称至少有2000名胡图族人被杀害。联合国一个营的兵力就在现场，却再一次袖手旁观。我还记得一幅新闻照片，就在屠杀后清理现场期间，一名联合国士兵抱着两个死婴，一手一个。

一开始是种族灭绝，接着是这种情况，我在想：胡图族杀图西族，然后图西族杀胡图族——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难怪我们没法为这种事烦心了。事情真是这么愚蠢而简单吗？

政治暴力中成堆的死者如今已是我们信息大餐中的日常主食，根据一般通行的报道方式，所有大屠杀都没什么区别：死者是无辜的，凶手是丑恶的，政治环境要么疯狂，要么根本不存在。除了名称和景观，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大屠杀读起来都像同一个故事：一个掌权的部落屠杀了一个被夺权的部落，然后是另一轮古老仇恨的循环，改变得越多，他们就越是止步不前。正如关于地震或火山喷发的报道会告诉我们，专家知道断层线 ⁽¹⁾ 的位置，压力正在累积，而我们则在恐惧、痛苦、同情、愤怒，甚至在天真的病态迷恋的驱使下感到兴奋，也许还会给幸存者们发出一些救济品。日常的大屠杀故事讲述的都是“地方病”或“流行病”式的暴力事件以及人们互相残杀的那些地方，疫病的普遍性似乎抵消了考虑任何单一事例的必要。这些故事从虚空中闪现，然后又突然回归虚空。无名死者和无名凶手构成了他们自己的情境，而恐怖则变得荒谬无比。

我想了解更多。基贝霍难民营发生的屠杀预示了联合国设置的边境难民营——尤其是胡图力量在扎伊尔的那些高度军事化的飞地——最终被解散的一种方式。那些营地已经成了犯罪分子和首恶之徒们的天堂，仅仅是他们的存在就已经对营地及周边的人形成了致命威胁。没人知道该怎样和平地关闭这些营地，实际上也没人相信有这种可能。卢旺达的故事让我心焦，我想搞清楚基贝霍的屠杀和之前的种族灭绝有何关系，以及要如何比较两者。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权正统观念，这种比较是一种禁忌。用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话说：“无论一方犯下多大规模的暴行，都无法为另一方的类似暴行辩解。”但是在种族灭绝的大背景下，“类似”一词到底意味着什么？暴行就是暴行，这从定义上讲就是不合理的，对吧？更有意义的问题在于——暴行是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

想想在美国内战临近结束之前，舍曼 ⁽²⁾ 将军带领着联邦军穿过佐治亚州（Georgia）时的行径，这场充斥着谋杀、强奸、纵火和抢劫的焦土战役，可以说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教科书式案例。历史学家们似乎并不相信舍曼行军时的暴行完成了任何其他方式无法完成的战略任务。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保护联邦，继而废除奴隶制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舍曼的行径只是一个国家代理人犯下了过度罪行的插曲，而不能看作是根本性的国家犯罪行为的证据。

与其类似的是法国，紧接着“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就有1万到1.5万人在全国突发的义务警察执法行动中被当成法西斯的合作者而处死。虽然没有人在回顾过往时会把这些清除异己的行为视作骄傲，但也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曾公开地对他们表示忏悔。法国自称是人权的发源地，拥有庄严神圣的法律体系，以及大量的警察、律师和法官。但法国经历了一场地狱般的磨难，迅速地杀死那些通敌者的行为被普遍认为是对民族心灵的净化。

大多数国家都诞生于暴力动乱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混乱能够导向秩序。在书写尚未形成的国家中的仍在发展的事件进程时，是不可能知道哪种趋势将以什么代价而胜出的。最安全的立场就是人权立场，它可以在一种严格的消极范围内衡量各政权总体上的罪行与弊端：如果你诅咒所有这些罪犯，之后有些人改过自新了，你总是可以因为自己的良好影响而获得赞誉的。不幸的是，最安全的立场未必就是最明智的，而我想知道是否有这样的空间——甚至是否有必要——对这样一些事情做出政治性的评断。

基贝霍的难民营是几十个为“境内难民”提供的营地之一，设立在“绿松石”控制区。1994年8月底法国人撤军时，营地里容纳了至少40万人，他们都处于一支重新部署的联卢援助团和各式各样的联合国或私人国际人权机构的监管之下。新政府想让这些营地立即关闭。政府宣称，卢旺达已经足够安全，所有人都可以回家，而且这些难民中还聚集了大量的胡图力量部队和民兵成员，使得这些营地本身成了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救援机构原则上同意这点，但仍坚称离开营地应出于完全的自愿。

然而，这些难民们并不想离开营地，他们给养充足，有救援机构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医疗护理，同时那些种族灭绝分子们又四处传播“卢旺达爱国阵线”准备杀光所有胡图族的谣言，他们对这些人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同那些边境营地一样，联攻派民兵的特工会毫不犹豫地威胁和攻击那些想要离开基贝霍的人，他们害怕大批平民的离去会把自己置于孤立和暴露的境地。这些种族灭绝分子们也频繁地从营地出发，威胁和偷窃周围的社区，袭击种族灭绝中的图西族幸存者和他们怀疑可能会做证指控他们的胡图族。基贝霍是这些活动的中心。根据曾在联合国卢旺达紧急事务办公室工作、后任驻卢旺达联合国人权特派团副团长的马克·弗罗哈特（Mark Frohardt）所说，联卢援助团“断定1994年11月底和12月初在卢旺达发生的谋杀案中，在基贝霍2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案发比例高得惊人”。

1994年12月，联卢援助团和卢旺达爱国军发起了他们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联合行动，在这次为期一天的基贝霍清理行动中，约有50名“核心分子”（即种族灭绝分子）被逮捕，一些武器被没收。不久，卢旺达爱国军开始关闭较小的营地。首选策略是非暴力胁迫：把人们从他们的棚屋中驱赶出来，然后烧掉棚屋。难民们都收到了消息，各救援机构也参与了这次行动，以帮助超过10万人回家。国际救援人员和联合国人权观察员的后续研究显示，至少有95％的境内难民和平地回到家乡重新定居。与此同时，许多种族灭绝分子逃到其他营地，尤其是基贝霍，而一些返回自己村庄的境内难民因被控种族灭绝罪被捕，另有一些人据悉已被仇人或盗匪杀害。

1995年年初，还有25万境内难民滞留在各个难民营，其中最大的是基贝霍，它也是最大的一批核心分子们的大本营。联合国和救援机构担心强制关闭会造成的后果，他们提出要设计一个替代性的行动方案。政府仍在等待。几个月过去了，但人道主义者们对关闭计划还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3月末，政府宣称时间紧迫，然后在4月中旬，卢旺达爱国军开始重新部署这项工作：一个营地接一个营地，军队将至少20万胡图族井然有序地遣返回家。

基贝霍留到了最后。4月18日黎明前，卢旺达爱国军包围了这个营地，这里仍容纳了至少8万名男女老少。在士兵和常驻的胡图力量特工的恐吓下，难民们惊惶失措，他们仓促地向山丘上涌去，在用大量沙袋和剃刀铁丝网加固的赞巴特（Zambatt，联卢援助团赞比亚特遣队）总部周围挤成一团。在这次溃逃中，至少有11名儿童被踩死，数百人被翻倒的烧锅严重烫伤，或被联合国的剃刀铁丝网严重刮伤。

卢旺达爱国军加固了人群周围的警戒线，接下来的两天里，他们在边界四周建起了几扇大门。各救援机构准备了登记表，近5000人被搜身后用车遣送回家。但大门太少，登记的流程太慢，也没有足够的卡车来加快速度，难民中的种族灭绝分子们向其他人施压，让他们不要合作，一些外国的救援工作者也劝告营地居民不要登记撤离。营地里所剩的食品和水已经不多了。大部分人几乎无法移动；他们只能站在自己的屎尿之中。4月19日，一些难民开始向卢旺达爱国军投掷石块，据报还有一些人试图抢夺卢旺达爱国军的武器。士兵们开枪打死了数十人。当天，联卢援助团澳大利亚医务营（Ausmed）的人员抵达营地，以增援赞比亚人。

4月20日夜间，一场暴雨倾盆而下。当晚，在拥挤的营地内，一些人开始用砍刀砍杀他们周围的人，同时还伴随着卢旺达爱国军士兵和营地内武装分子的零星枪击。到清晨，至少有21人被杀，主要是枪击所致，另有多人受伤，主要是砍刀所致。不断有孩子被踩死。卢旺达爱国军则不断加固他们的警戒线。次日一整天，人们继续排队通过登记点并离开营地，大部分人是步行离开的，因为大雨导致路面基本无法通车。卢旺达爱国军限制了难民的医疗和饮水供给，并且时不时地朝天开枪以驱使人群走向登记点。暴力行为不断在营地里发生。一名澳大利亚医务营的官员后来回忆道：“在赞比亚连队那边，有一伙人不停地在那儿东躲西藏，最后还藏到院子里去了。我们帮赞比亚人把他们赶出了铁丝网。”

4月22日午前，基贝霍的大批潮湿且饱受折磨的难民再一次惊慌失措地涌向卢旺达爱国军的队列，并且突破了营地山脚下的警戒线。一些难民跑出缺口，穿过山谷向对面的山丘径直而去。卢旺达爱国军的部队开了火，他们不加区分地向这群人不停射击，数十名士兵动身去追赶那些逃跑的人，向他们射击并投掷手雷。卢旺达爱国军的密集火力持续了数小时；除了机枪，他们还使用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和至少一架迫击炮向营地开了火。

由于联卢援助团得到的授权是除非出于自卫，否则禁止使用武力，所以他们只能拿着武器挡住挤压过来想要侵入的难民。后来很多人回忆这一段时都流下了泪水，他们为周围发生的死亡和伤害而感到悲恸和困惑。在一份典型的证词中，一名澳大利亚医务营的成员描述他“透过窗户看到一个人用砍刀在袭击一个女人”，然后难民们“向我们投掷石块之类的东西”，然后卢旺达爱国军的士兵就向难民们开枪并投掷手雷，然后一个难民向维和部队射击，然后“四个卢旺达爱国军士兵把一个年轻姑娘追到伤员收容站后面，朝她开了18枪”。然后一辆“装载着机枪的车……连续开火，残杀了一大群难民”。然后“卢旺达爱国军杀了两个老妇人……把她们踢下了山”。

另一名澳大利亚医务营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看到卢旺达爱国军士兵杀害妇女和儿童，还说“他们看起来乐在其中”。而另一份澳大利亚医务营的证词，描述了几个卢旺达爱国军士兵向人群开枪：“他们笑着，不停开枪，就像是疯了一样。”这人还说，“看到至少有四个卢旺达爱国军士兵围住一个难民，把他们弹夹里的子弹全部打到他身上，真是太可怕了。一些难民停了下来，卢旺达爱国军就向他们扔石头，让他们继续跑，这样他们就可以再次向他们开枪。这些难民手无寸铁，害怕极了。”

到当天下午4点，英国马克·卡斯伯特-布朗（Mark Cuthbert-Brown）少校以联卢援助团宪兵司令的身份乘直升机来到基贝霍时，枪声已减弱成一些零星的背景爆音或自动化武器的微弱爆炸声，卡斯伯特-布朗看到数千名难民排起的长龙，他们正在卢旺达爱国军的检查站被搜身和登记，之后上路离开基贝霍。澳大利亚人、赞比亚人和救援人员也可以出去开始收集死伤者，尽管他们在进出时常受到卢旺达爱国军的阻拦。卡斯伯特-布朗少校到营地的一小时后，他听到“枪声的频率突然上升了”。难民们再一次突破了卢旺达爱国军的警戒线，然后涌下山去，之前的残暴场景再度重演并持续了几个小时。卡斯伯特-布朗少校拿着望远镜蹲在沙袋后面，看着卢旺达爱国军的士兵在山下追击难民，一直穿过了远处的山丘，而其他的卢旺达爱国军士兵还在继续审核数千名想要离开的难民。

傍晚后不久，第二波的密集射击减弱了。卡斯伯特-布朗做了笔记：

20:10察觉到大院区域以西有哀号声（但这可能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了）。

21:00哀号继续，但在枪声和手雷爆炸声响起后中止了一会儿。

21:20听到赞巴特总部附近有几枚手雷的爆炸声。

21:30同一区域有零星枪声。

21:33营地围墙边开了六枪。

21:55背景哀号声中出现歇斯底里的尖叫声，赞比亚官员推测这与一场砍刀搏斗有关。哀号很快恢复了正常水平，并一直持续整晚。

一名澳大利亚医务营人员说：“我们和令人恶心的卢旺达爱国军完成了那天的工作，联合国怎么不多派些人过来，只派来一个连的赞比亚人和差不多25个澳大利亚人。”

卢旺达爱国军在晚上停止了射击。卡斯伯特-布朗少校在日志里写道：“在第一盏灯亮起后不久，往墙外看……看到尸体遍布这片区域。”在一整天的过程中，当联合国的团队和救援人员照料伤者和清点死者的时候，数万境内难民步行或乘卡车离开了这个被彻底破坏的营地，到午后，记者们进驻了营地，卡斯伯特-布朗少校写道：“媒体狂欢般的在这些坟墓周围安顿下来。”第一次统计冲击铁丝网时的死亡人数是8000人，但很快修改并下调到2000至4000之间——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溃逃中被踩死的，还有很多是死于卢旺达爱国军之手，少数人是被他们中间的联攻派民兵用刀砍、棒打，甚至用矛刺死的。但这只是估算出的数字：有些地方的尸体在地上堆积如山，使得其他人无法进入营地，而且卢旺达爱国军也封锁了所有出入口。

到下周，基贝霍的道路上挤满了数万名蓬头垢面的向家乡进发的境内难民。沿途各处，一群群平民聚集过来嘲笑这些返家的难民，有时甚至还会殴打他们。这在卢旺达是一个紧张的时刻。一名瑞士红十字会的代表——费里·阿拉姆（Fery Aalam）跟我说：“去年，全世界都没人想阻止这场种族灭绝的时候，我看到‘卢旺达爱国阵线’第一个来到这里解放了卢旺达，这些家伙真是英雄，我直接过去跟他们握了手，基贝霍之后，我都不知道还要不要跟他们握手了。”

从基贝霍返回的人，其犯罪率和暴力发生率比从其他难民营返回的略高。但报道称，很多基贝霍的胡图力量效忠者都从灌木丛逃走了，他们穿越卢旺达边境跑到了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营地群。对这些种族灭绝分子来说，已没有其他的安全避难所了。

到卢旺达的第五天，正从基加利乘车南下时，我遇到了那场导致年轻人丧命的车祸，当时还有几个受伤的幸存者，跟我同行的几个人带他们去了布塔雷的医院。一些挪威红十字会的护士从医院出来聊天。这些护士们在一个专为基贝霍伤亡者设立的特殊急救室里照料病人。他们一天进行了30次大手术，并且在当天上午让一大群病人出了院，只有情况最坏的病人被留了下来。

“想看看吗？”一名护士边问边带着我往前走。在腐肉和药品的恶臭中，二三十张小床在微弱的霓虹灯下挤在一起。护士说：“留下的这些人都是被砍刀砍伤的。”我看到各种被截肢的病人，以及缝合裂口后肿胀的脸。“还有些人脑浆都出来了。”这个挪威人有些兴奋地说，“很奇怪，不是吗？卢旺达爱国军可不用砍刀，这都是他们自己干的。”

我感觉有些头晕，就出来去了大厅，在一扇打开的窗前，我平躺在冰凉的水泥地面上。挪威人跟着我走出来。“奇怪的国家。”她说。我表示同意。她又说：“这家医院——去年，大屠杀。胡图族杀图西族，医生杀医生，医生杀病人，病人杀医生、杀护士，杀所有人。我是跟红十字会来的——所以我非常‘瑞士’，非常中立。我是新人，刚刚到这儿参与基贝霍的工作。但你想想，在基贝霍，人们都说又开始了。这就是另一场种族灭绝。我四处看，跟人聊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想这件事的结局会很丑陋，而且会拖很久。”

“你是怎么区分这两场种族灭绝的？”我问道。

“我跟人聊天啊，他们都很害怕。他们说，扎伊尔的营地怎么样，布隆迪、坦桑尼亚怎么样，复仇是怎么回事，审判是怎么回事，好。如果人们害怕，那他们还有希望。他们说自己也只有那么点东西可以失去了——一点希望。”

我说：“我能看出来你会是个好护士。”

“我不是，真的。”她说，“人们总说政府的坏话——就像说医生一样。好，说他们一样，这也许是因为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帮不了你。”

她把我逗笑了。我说：“你的意思是说，就像医生一样，他们杀了一些人，对一些人爱莫能助，同时也救了一些人。”

“这很糟糕吗？”她说，“去问问其他人。在这样一个地方，你可以假装成一个记者，跟所有人谈谈。”

我告诉她，我就是个记者。“噢，”她说，“噢啦啦。我不能跟你说话了，红十字会的规矩——把我说的都忘了吧。”

但我怎么能忘了这个挪威护士呢？她是我在卢旺达见过的最乐观的人。

几周后的一天晚上，我在基加利的一间小酒馆里，跟安妮克·范·洛克伦·坎帕尼（Annick van Lookeren Campagne）和亚历山大·卡斯塔尼亚斯（Alexandre Castanias）分享了一锅勃艮第火锅，还有一大瓶红酒。安妮克是荷兰人，亚历山大是希腊人，他们是联合国驻卢旺达人权代表团的观察员。惨剧发生时，他们两人都在基贝霍，这次晚餐是安妮克回荷兰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聚餐了。这也可能就是亚历山大谈到基贝霍的原因。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谈这个话题。我们吃完后，又在餐厅待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又点了瓶红酒，然后让人去买香烟，亚历山大不停地请我们喝了好几轮的干邑白兰地。

关于基贝霍的谈话始于亚历山大问我有没有去过奈阿卢布耶的教堂，去看看那些在种族灭绝后还未埋葬的死者的纪念馆。当时我还没去，虽然去了之后也并不后悔，我还是跟亚历山大说了自己的想法，我现在仍认为这是一个抵制这些地方的有力论点。我说我反对这种把尸体就那样丢在那儿的做法，让他们永远处于被害时的状态——把他们被施暴的那一刻展示给那些制止了这场屠杀的军队，以及那些失去了亲人的生还者。这些地方和卢旺达的流行T恤上所表达的精神是矛盾的：“种族灭绝。埋葬死者，而非真相。”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口号，我很怀疑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即为了完全直面罪行而让人直面受害者。以死亡为主题的暴力美学可以制造兴奋和感动，但这种景象真的能帮我们理解这些罪行吗？从我自己对这些残暴画面的反应，以及在医院看到基贝霍伤员病房时的反应来判断，我怀疑人们是不是没法消化太多的恐怖。即使我们看到了暴行，我们也会想方设法认定它是不真实的。我们看得越多，就变得越习惯于——而不是越了解——我们所看到的事物。

我说完这番话后，亚历山大接着说：“我完全不同意。我在基贝霍的经历就像看了一部电影。它‘曾经’是不真实的，不过事后，我看着自己拍的照片——这一切还是成了真。”

当第一轮的射击开始时，亚历山大在赞巴特的营地里，他说，“我记得那里有几千人涌向停车场，成千上万的人。我爬到屋顶上观察。然后我就看见一个女人，一个胖女人。在这成千上万的人里，这个女人是我唯一看到的东西，其他任何人我都没看到。他们就是成千上万的人。然后，这个胖女人紧随着人群——我看着她的时候，她就像个溺水的人”。亚历山大把双手合在一起，做了一个内缩下沉的姿势，他看起来整个人都缩到自己的身体里了。“前一秒她还站着，后一秒她就倒在人群中了，我是看着她倒下的。她消失了，就在我想要拍张照的时候。那个胖女人，一个胖女人，当你说到‘基贝霍’这个词的时候，我真正记得的就是她。那将永远成为我记忆中关于基贝霍的一幅真实画面，那个胖女人被淹没在成千上万的人里。我还记得她穿着一件黄衬衫。”

我从没看过亚历山大拍的那些照片，但我跟他说，他对那一刻的描述，以及从他在那些事件中产生的不真实感，一直到在照片中找到真实感的这段历程，比我所相信的照片本身能传达的任何东西都更扰动人心，更栩栩如生，信息更丰富。在某种程度上，照片更安静；震撼的时刻也不那么集中，但它能让更多人加入并感同身受。

“我不知道，”他说，“我没看的事情就没法告诉你。”

“你看了但也没看，”安妮克说，“大部分时候你都在做事，之后才能拍照。人们冲击赞巴特大门的时候，为了不让它倒，我们就得给它顶回去，后来人们开始往里头扔婴儿。你只能去接这些孩子，你做的事都是你不想在照片上看到的。”

“比如在尸体上走，”亚历山大说，“我感觉非常糟糕。这非常不真实，而且疯狂，这个从死人身上走过去的决定。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或者是不是应该感到内疚，总之我感觉很糟糕。不过这也是必需的，这是唯一能出去的办法。”

“我们不得不把活着的人拉出来。”安妮克说。她和亚历山大在尸体堆里，以及每一个可以藏小个子的缝隙（卡车的轮舱和引擎盖）里找到了几百个走失的人，其中有一些是孤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不在乎人们被子弹打死。我他妈才不在乎他们。”亚历山大说。“那些被子弹打死和打伤的人，他们对我毫无意义。我只在乎那些被踩死的人。”

“子弹和砍刀就是用来杀人的，”安妮克说，“被踩死的那些人都是被其他的跟他们一样脆弱但又想要活下去的人杀死的。”

“我找来一个医生，”亚历山大继续说，“我说：‘他们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我不知道怎么区分他们是不是死了。’他走过来检查了二三十个人，然后说：‘他们死了。他们都死了。’但我不得不在他们身上走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会把他们弄醒。”

“他们全都像行李箱一样。”安妮克说。我能够想象那个画面：基贝霍是一座鬼城，难民们丢弃的财物堆积如山，还能闻到死亡的气息——山顶上那座烧焦的大教堂在大屠杀期间曾被当成火葬场。“我们走在那些行李箱上时，”安妮克说，“可能你是把人踩在脚下了。但你没法感到内疚，因为这没用，你在他们身上走也是为了救人。”

“在他们身上走是为了活着，”亚历山大说，“之后是为了救别人的命。死人已经死了，你没办法了。但即便活着的人，你又能做什么？我们给他们水喝，这是我们仅存的药了，这就像个奇迹。你眼睁睁看着一个男孩子倒下，好像死在了人群里，但你一滴滴把水喂给他，他又呻吟着活了过来！”亚历山大的脸舒展开了，同时他在座位上坐起来了一点，就像一朵花在盛开时的高速影像。“然后等转头回来，”他说，“下一分钟所有你喂过水的人都死了。”

“是的。”安妮克说。

“尸体。”亚历山大说。

“有个家伙喉咙上插了根矛，”安妮克说，“我直接丢下他了。同时我笑了又笑，停不住地笑。我周围都是伤患，到处都是血，有个人肩膀上还挂着颗手雷，有人的嘴巴被砍刀砍得裂开了，而我就在那儿笑。这就是我！”她说。“我原来给人打针的时候都晕倒过，现在我在给人缝合刀伤。我当时想的就是，我要这么给人包扎吗？”她的手在水平弧线上旋转了一下，“或者那样包扎？”她的手又垂直地转了转。

“周日我们开车离开，路上都是人，尸体和伤员。”亚历山大说，“一般情况下，就算别人的状况还没这么糟，你也会停车去帮忙做点什么。我们没停，我们没管他们。对这个事，我觉得非常不舒服。我不知道该不该内疚，但我真的感觉非常糟。”

“是的。”安妮克说，“那很糟，对吧？我们就一直开车，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亚历山大说着，泪水从他眼里涌出来，鼻涕也流出来，流到了嘴唇上。他说：“我不知道自己的脑子里在想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有人死去的时候，你就能预计有更多的死人。1973年我记得在雅典，我们用一些车做了一个路障，然后坦克开过来把车都轧扁了。我当时才十一二岁，我看到了那些人，他们死了，而我预计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死人。这变成了家常便饭。有那么多的电影可以让你看到被枪打死的人，但这是真的死亡，被轧死的。在基贝霍，第二次袭击的时候，他们拼命地射击。那个射击的情形，你都难以想象。卢旺达爱国军就自顾自地射击，他们连看都不看。我就站在那儿，下雨了，我能想到的就是找个地方躲雨。我都没想过他们在射击，那真是拼了命地射击。去躲雨——这就是我在想的事。”

“你不应该觉得很糟，”安妮克说，“我们救了好多人。有时是没什么效果，但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你知道，”亚历山大说，“卢旺达爱国军，他们带走受伤的人，然后把他们扔到粪坑里。他们还活着，你知道吗？”

“是的，”安妮克说，“这糟透了。”

“我不想被人评判，”亚历山大说，“我不想让你来评判我。”

他起身去了卫生间，安妮克说：“我很担心亚历山大。”

“你自己呢？”我问。

“他们让我去找精神科医生，”她说，“人权特派团，他们说我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他们能给我什么？百忧解？太蠢了。我不想吃药。在基贝霍有病的人不是我。”

后来，我参观奈阿卢布耶时也踩到了死者身上，那时我就想起了跟安妮克和亚历山大共度的那个夜晚。“你不知道该怎么想这个事，”亚历山大从卫生间回来时说，“不知道谁对谁错，谁好谁坏，因为那个营地里有很多人都犯了种族灭绝罪。”

但我们该怎么看待种族灭绝呢？“我告诉你怎么看，”那个在基加利的酒吧里喝着杰克丹尼威士忌和可口可乐的美国官员跟我说，“它就是一只候鸽。你见过候鸽吗？没有，而且你永远也见不到了。就是这样，灭绝了。你再也看不到候鸽了。”带我参观奈阿卢布耶的那个卢旺达爱国军的军官，弗朗西斯中士，他明白——他说：“做了这些事的人，以为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会有人知道。没多大关系，因为他们会杀掉所有人，然后那儿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那之后，出于挑衅的心理，我还在看。据说自有生命以来，为地球增色不少的那些动植物物种中的95％都灭绝了。这么多麻雀都在命定中死去 ⁽³⁾ 。可能就连物种灭绝也失去了它的冲击力。我在奈阿卢布耶看到了几百名死者，而世界似乎都充满了死者。你没法亲眼见到所有暴尸荒野的死者。你只是听到几个数字——80万，100万。让人心生畏惧。

对亚历山大来说，在基贝霍发生的所有事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穿着黄衬衫的胖女人淹没于人海之中。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在他的“二战”诗《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中写道：“死亡在第一次来临之后，不会再来。”或者，如那个至少造成1000万人被害的斯大林所估算的：“死一个人是一场悲剧，死100万人就是一个统计数字。”尸体堆得越高，凶手们受到的关注就越多，尸体的唯一用处只是证明。但这并不能说服人，救两个人明显比只救一个人更值得庆祝。安妮克和亚历山大都说，他们早已停止统计死者人数，尽管他们的工作内容包括这项统计，却并不包括照料伤员。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认为杀10个人比杀1个人的罪行更重，或者杀1万人比杀1000人的罪行更重。是这样吗？不可杀人，《十诫》如此说。数字并不是确定的，死亡人数可能会增长，我们的恐惧感也在增长，但罪行并不会按比例增长。当一个人杀死四个人时，他不会因为杀死四个人而被指控一次，而是会因为杀死四个人而被指控四次。他不是受到一次比较重的刑罚，而是四罪并罚，如果有死刑，你也只能夺走他一次生命。

没有人知道在奈阿卢布耶有多少人被杀。有人说1000，有人说的更多：1500，2000，3000。区别很大，但尸体的数量并不是种族灭绝的关键，关键在于对这样一种罪行，在我首次访问卢旺达期间，这片土地上还没有人因此受到审判，更不用说定罪了。种族灭绝和谋杀的区别，以及和那些据称有众多受害者的政治谋杀行为的区别，就在于其意图。种族灭绝这种罪行的目的就是想要灭绝一个民族，这种观念就是犯罪，无怪乎它如此难以描述。要这么做，你必须接受杀虫剂的原则，把人不当人，而当作某个民族。

在奈阿卢布耶，孩子们小小的颅骨散落各处，在附近的校园里，他们以前的同学在休息时发出的声音传进了教堂。教堂的正厅空旷而雄伟，一片黑色的干血粉末印上了某人的脚印。圣坛前的地板上留下了一具很有代表性的尸体——他似乎正向告解室爬去，他的脚被砍掉了，手也被砍掉了。这是种族灭绝期间，最为人热衷的一种折磨图西族的方式；他们的想法是要把高个的人砍得“缩小尺寸”，而当受害者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时，人群会聚集起来嘲讽、大笑和欢呼。这名死者的骨头像树枝一样从袖口和裤管中伸出来，他的颅骨上还留着一绺要脱落的头发，以及一只完全定型了的、因天气而变得干瘪发绿的耳朵。

“看看他的手和脚，”弗朗西斯中士说，“他为什么必须受这样的折磨。”

但他受了怎样的折磨呢？车祸中的那个年轻人受了折磨，在基贝霍的人，即便只是短暂一瞬，也受到了折磨。如果种族灭绝的想法本身就是犯罪的话，那么折磨和种族灭绝之间有什么关系？

在基贝霍的枪击事件结束后三天，卢旺达的新总统，一名“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胡图族——巴斯德·比齐蒙古（Pasteur Bizimungu）访问了这座废墟中的营地，他向一排专为给他检视的尸体表示了敬意，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宣布关闭营地后，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是334人。这个低得离谱的数字有掩盖真相的嫌疑，使得国际社会对政府关闭难民营的处理方式的抗议之声日益高涨。在法国人异常有力的推动下，欧盟暂停了对卢旺达已经相当有限的援助计划，即便在一家调查基贝霍事件的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敦促外国捐助者继续支持“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新政权并与其合作的情况下，援助计划还是暂停了。

基贝霍事件的调查委员会是在新政权的倡议下召集起来的，旨在表明血腥关闭营地的行动在卢旺达并非常态，委员会由外交官、犯罪学家、法学家和来自八个国家、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OAU）的军事与法医专家以及一名卢旺达的内阁大臣组成。在他们的最终报告中，委员们在政府、联合国和人道团体，以及种族灭绝分子三方之间平均分担了这场灾难的责任，从而成功地惹恼了牵涉基贝霍事件的每一个人。

1994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曾成立了一个类似的专家委员会，以调查哈比亚利马纳遇刺后发生的大屠杀，他们发现虽然“参与武装冲突的双方都犯下了反人类罪”，但“胡图族协调一致、有计划、有系统和有条理地针对图西族群体开展的灭绝行动”在卢旺达“已构成了种族灭绝”，同时并未发现证据“表明图西族犯罪分子的行动有消灭胡图族族群的意图”。这份报告标志着自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来，首次确认了一个犯下此项罪行的案例。因此，基贝霍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得出的结论就显得异乎寻常了：“基贝霍的悲剧既不是卢旺达当局有计划地杀害某个群体的行动所造成的，也不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意外事故。”

想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委员会认为，基贝霍营地的持续存在“对于国家从去年种族屠杀的毁灭性影响中恢复过来的努力而言，是一个主要障碍”，同时他们还发现卢旺达爱国军的军事人员和“境内难民中的极端分子”双方都使难民营中的民众“被任意地夺去生命或受到严重的身体伤害”。如果觉得这种单调的语言用在拿砍刀砍死手无寸铁的孩子或从背后向他们开枪的行为上有些奇怪的话，那么请牢记，那些人权组织就经常把卢旺达的种族灭绝描述为一种“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而完全一样的话语也被这些人权组织用来形容美国的死刑。委员会特别指出，卢旺达爱国军是一支游击队，对人群管控和警察工作十分生疏，在建议中，他们曾敦促政府完善其自身的人道和纪律能力，以应对“社会矛盾和紧急状况”。委员会还发现，由于政治冲突而分裂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已被证明无法和平地关闭基贝霍难民营，他们要求这些机构先管好自己的事情。最后，委员会呼吁政府对“武装部队内部的个人责任进行调查”，但他们并未提到境内难民中的种族灭绝分子们在基贝霍所犯下的罪行。

就在基贝霍事件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他们的报告之时，两名在关闭营地期间负责指挥的卢旺达爱国军军官被逮捕了，约一年以后，他们在军事法庭接受了审判。最终的判决，表明了新政权是如何理解其所处的困境的。两名军官被免除了主持或容许大屠杀的责任，但他们被判犯有未能在其掌控下使用军事手段来保护处于危险中的平民的罪行，当然，这恰恰也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对联卢援助团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在1994年种族灭绝期间所作所为的指控。

但卢旺达爱国军应该保护境内难民不受谁的伤害呢，如果不是它自身的话？答案隐含在基贝霍的判决书里，即危险主要是营地中的种族灭绝分子和满足于让难民留在那里的人道主义组织造成的。换句话说，卢旺达爱国军认定自己是站在胡图族大众一边，反抗那些给他们带来痛苦的胡图力量的领导者。法庭的裁决是想让人们这样看待基贝霍屠杀，正如我躺在布塔雷医院的地板上时，那个挪威护士所暗示的——不能用来衡量新政权，它只是旧秩序的丑恶结局。

马克·弗罗哈特曾是驻乍得、苏丹和索马里的“国际应急”特派团的老兵，也是联合国卢旺达人权特派团的副团长，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相似的结论。“我无意为关闭基贝霍营地的方式辩护，”弗罗哈特在卢旺达服役两年半后这样说，“但我相信，重要的是要明白救援组织没有能力共同协作以成功地进行一次行动，这为随后的悲剧埋下了隐患。一旦军队看到救援机构没有能力把人们从营地里转移出来，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唯一能够关闭营地的机构或力量了。”然后他接着说：“我们没能把营地清空，而卢旺达爱国军的行动又变成一场灾难的主要原因是……无法把参与种族灭绝的人，那些犯下反人类罪的人，从无辜的和没有参与的人里分离出来。”

弗罗哈特以人权与救援工作者的身份向一群主要由华盛顿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听众发表了讲话，他认为基贝霍社群的失败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人类集体与政治想象力失败的征兆。“我从没在这样一个冲突发生后的社会里工作过——其最近的事件，最近的历史，对当前的形势产生了如此持续的影响。”他说，“我也从来没有在这样一个国家工作过，这里的人道主义者和开发组织都如此顽固地拒绝将这些事件的起因和后果纳入他们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中去。”1994年年末，种族灭绝结束后仅六个月，弗罗哈特回忆道：“经常听到卢旺达的救援人员发表诸如此类的声明：‘是，种族灭绝是发生了，但现在是时候放下它，然后继续前进了。’或‘种族灭绝已经说得够多了，让我们继续重建这个国家吧。’”

我也不断听到这样的评论。在外国来访者中，弗罗哈特不是唯一一个认识到“你在卢旺达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在种族灭绝的背景下进行”的人，他代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对大多数人来说，对种族灭绝的记忆好像是件麻烦事，甚或是新政府制造出的政治噱头，以此为借口来为其不完美之处开脱。没过多久，我就去问这些人：“如果，但愿不会如此，如果一个跟你很亲近的家人或朋友被杀害了，或仅仅是去世了，你要多久才能克服当时的那种失落感，让自己在几天或一周内就能摆脱这种情绪的困扰？如果你的整个社交圈都被消灭了，又会怎样？”通常我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好的，当然，但还是不能把种族灭绝当成今天问题的借口。”

在卢旺达，我有时会坐在一间酒店的餐厅里看美国卫星电视的新闻。在1995年至1997年间的诸多事件中，O. J.辛普森（O.J.Simpson）案和俄克拉何马城的爆炸案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辛普森曾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后来又成了广告名人，他被指控杀害了他的前妻和她的朋友。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的数百万人为真相和正义的追求所激励，又对这追求遭到背叛而感到震惊。在俄克拉何马城，有168人在一栋联邦政府大楼里被两个疯子用炸弹炸死，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在他们体内植入电脑追踪芯片，受害者家属成了家喻户晓的电视名人。有何不可呢？他们的世界被一瞬间的疯狂打得粉碎。酒店餐厅里的卢旺达人似乎对此都抱着同情的理解，尽管有时他们之中也有个别人会默默地观察到，在美国电视上播放的这些犯罪行为都与观众完美隔绝了，而作为受害者的家属，这些在西方广为人知的“幸存者们”本身也并未处于危险之中。

酒店餐厅里的每个人都会观看并讨论这些痛苦经历的细节，或法律程序，想知道事态最终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这是个能把我们团结起来的活动。然而，这里仍是一个灵魂被撕碎了的社会，这里的人们曾试图消灭某个种族，在这里几乎找不到一个与凶手或受害者无关的人，另一轮的威胁也依然极度真实。而那些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被派来的外国年轻人，却说卢旺达人不应该再找借口。

1996年5月，基贝霍事件发生一年后，我和卡加梅将军谈了一次话，在战后他已经成为卢旺达的副总统兼国防部部长，我们谈到为何环绕在卢旺达边界外的联合国难民营制造出的问题比他们解决的还要多。“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卡加梅说，“也许这不是个好例子，因为它很悲惨。但我们就谈谈基贝霍吧，著名的基贝霍，这里的营地有几十万人。很不幸的是，在关闭营地的过程中有些人被杀了，非常不幸，取最高数字的话，大概有8000人。不过，我们还是设法重新安置了那几十万人。我不会说这是应付的代价。但我们坚持一点，就是我们说过的：‘如果你们不想关闭它们，那我们就会关闭它们。’然后事情就发生了，那个悲惨的局面。但这些营地现在都没有了，你明白吧，你要是继续保留这些营地，那只会给整个国家造成更多麻烦。”

我很惊讶，卡加梅竟会主动提到基贝霍；他应该更愿意忘掉这件事的。而且他用了8000这个数字，这也让我很惊讶。我问他，是否认为这是个准确数字。

“绝对不是，”他说，“比8000要少得多。”

“但行动出了差错，”我说，“而且没人能够制止，或没人去制止。”

“他们确实制止了，”他说，“当然制止了。如果没有制止的话，那可能要死掉2万甚至3万人。”

“但这种行为也过火了。”

“就个别人而言，当然是。”

“这些人是你的士兵。”

“是的，”卡加梅说，“是的，是的，但这刚好也证明了这种行为——为何会受到制止。”

(1)  断层线，指地震中断层面与地面的交线，可以反映断层的延伸方向和延伸规模。

(2)  威廉·特库姆塞·舍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的著名将领，陆军上将。1864年9月，舍曼率领部队攻占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并在离开前下令烧毁这座城市，致使大批未能逃离的民众被烧死，亚特兰大也被夷为平地。

(3)  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台词：“一只麻雀的死都是命中注定的。”（There's a special providence in the fall of a sparrow.）

第14章

我曾在乌干达的西南部城镇姆巴拉拉（Mbarara）遇见过一个女人。20世纪70年代初，她和卡加梅是中学同学。我问她那时他是什么样的人。“皮包骨。”她说完就笑了，因为说卡加梅是皮包骨相当于说水是湿的。如果看到他，你很难不去想还有没有比他更瘦的人。他身高大约6英尺，裤子空空荡荡——折痕平直如刀片。他的贾科梅蒂 ⁽¹⁾ 式的棍状外形看起来就好像是胡图力量的漫画家在《坎古拉》上凭空虚构出来的一样，再加上瘦骨嶙峋的手指，那简直就是你想象中的“蟑螂酋长”的样子。

在关于图西族的文化传说中，最流行的说法之一就是他们爱喝牛奶，但不爱吃东西，虽然我看到过不少图西族吃起来狼吞虎咽，但这个传说还是有一些根据的，至少是一种对他们生活方式的看法。“图西族的妻子都是糟糕的厨子，因为她们的丈夫对吃不感兴趣。我们就是零零碎碎地吃一点。”一个图西族跟我说。他对图西族的奥秘做了一些非正式的研究。“你肯定注意到了，我们会邀你喝酒，当然之后会有些吃的，但我们从不会说：‘菲利普，我好饿，让我们大吃一顿吧。’”我的确注意到了。他向我解释这种习俗是一种贵族教养的残存特征，像慢慢地走路或轻柔地说话等等也被认为是图西族的礼仪。这种想法认为粗人、农民是被口腹之欲所支配的，在混乱粗糙的生活中，他们往往毫无必要地到处跑跳和喊叫，而那些站着不动的人却相当矜持。胡图族常常用“傲慢”来形容图西族，而图西族往往也不觉得需要道歉。

但那名乌干达女人对青少年时期的卡加梅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了。她说他是个皮包骨之后，又补充道：“他是个难民。”以此暗示他瘦弱体格背后所隐藏的不幸，他并不是什么贵族。他还说他是个顶尖的学生，而且喜欢音乐——“我以前经常看到他在唱片店里一直逛到关门”。——但这也就是她对他回忆的极限了。“我没太注意他，”她说，“他是个卢旺达人。”

这才是乌干达人关注的：他是个外国人。乌干达的人口像大部分非洲国家一样，分布在许多部落和地区的分支人口之中，所以并没有一个多数族群，只有较大和较小的少数族群。卡加梅在乌干达的成长时期，卢旺达裔构成了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族群。那里大多数卢旺达人被认为是胡图族后裔，但在乌干达人的语境中，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标签只不过代表了不同的历史经验：几乎所有的图西族都是政治难民，胡图族则主要是前殖民地时期的定居者或经济移民的后代。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胡图族和图西族相互间怀有一种血海深仇式的原生细胞，但流亡的卢旺达人在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以及扎伊尔（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胡图力量的政治活动蔓延到扎伊尔）都一直在和平相处。只有在布隆迪，难民才发现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在流亡期间，我们都只把对方看作卢旺达人，”政治委员，也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创始人之一的蒂托·鲁特勒玛拉解释道。“生活在卢旺达以外的地方，你不会把对方看成胡图族或图西族，因为你会把其他人都看作陌生人，你们是作为卢旺达人聚集在一起的，也因为对乌干达人来说，卢旺达人就是卢旺达人。”

所以这些难民也是按照邻居对他们的想象来理解他们自身的，而且他们不只把这种身份看作一种需要逃避的压迫或羞辱，也把它看作一种可以转化为目标的价值，即历史学家拉格在殖民时期两极化的表象下所观察到的“民族团结的感情”和“全民一体的感觉”。对“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创始人们来说，卢旺达后殖民时期的胡图族独裁者们以多数派统治的名义，在败坏国家理念上比比利时人做得还要过分。“卢旺达爱国阵线”就是在这种直观的分析下，提出了他们的反革命纲领。他们要重新建立卢旺达属于所有卢旺达人（无论高矮胖瘦）的观念，以免这种团结的可能性被永久摧毁——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1961年，在吉塔拉马省的尼亚拉托夫（Nyaratovu），卡加梅看到一些胡图族暴徒在他父母家附近图西族的院子里放火。当时他只有四岁，他看到父亲雇的一辆用于全家逃亡的车正沿路驶来，他还看到那些纵火者也看到了这辆车。纵火者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事朝他们家跑过来。车先到一步，他们家人向北逃到了乌干达。“我们是在那儿长大的，”他跟我说，“我们交了一些朋友。乌干达人对我们很客气，但我们总是被区别对待。总有人提醒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永远不会被接纳。”

在非洲，归化基本是不可能的；只有极少数卢旺达难民拿到了外国国籍，而这些人通常也是通过贿赂和伪造等手段拿到的。20世纪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在乌干达，对卢旺达人的歧视和敌意——米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和伊迪·阿明（Idi Amin）的毁灭性独裁统治下不断加剧。那时，对卢旺达难民的国际援助也在很大程度上销声匿迹了。相较于1994年那些种族灭绝后逃离卢旺达的人所受到的如潮关注，卡加梅说：“我们当难民当了三十多年，没人提起过我们。人们把我们忘了。他们说：‘去死吧。’他们还会说：‘你们这些图西族，我们知道你们很傲慢。’但这跟傲慢有什么关系？这是个人权问题。你能否认我属于卢旺达吗？能否认我是卢旺达人吗？”

20世纪60年代初的难民政治是由君主主义者主导的，30年后胡图力量宣传机构喜欢点明卡加梅就是穆塔拉·拉达希瓦遗孀的侄子，拉达希瓦曾是一位姆瓦米，他在被一个比利时医生打了一针之后死于1959年。但就像比卡加梅年长二十岁的蒂托·鲁特勒玛拉跟我说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意识是在流亡中形成的，作为难民，我们鄙视君主主义者——鄙视所有旧殖民地时期的民族腐化，以及含米特假说等。”卡加梅也表示同意：要做图西族还是君主主义者，这是老辈人的问题，而且这两种身份都不太可能对任何人有好处。

政治领袖们通常都喜欢讲述他们的童年，那些成长的岁月，快乐与悲伤，他们的传奇可以通过回溯性的技巧来预示其伟大。但卡加梅不是这样，他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公众人物；不是害羞的那种——他说起自己的思想时是非同一般的直率——但并不咄咄逼人。他衣着整洁，已婚，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人说他喜欢参加宴会、跳舞、打台球，他也是基加利体育俱乐部网球场的常客；他的士兵既敬畏他又崇拜他，他们把他的名字写进很多诗歌里。他在卢旺达无疑是被谈论得最多的人，但在公共生活中他并不在乎自己有没有魅力，或者是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卡里斯玛式（charismatic）的人物。我的意思是，他散发出的热情微乎其微，但他的冷静很有威严。即便在一间挤满了人的房间里，他也会给人一种孤独的印象。他是个战术家：他的背景是军事情报、侦察和游击战；他喜欢研究和预测别人的行动，同时让自己的行动出人意表。

他曾跟我说：“我想让自己的思考能够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是考虑到我自己在这里的处境。”他补充道：“这并不是说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人值得崇拜，但我还是不习惯崇拜任何人。就算有些办法能奏效，我会想肯定还有很多其他办法也能奏效。如果还有别的办法奏效的话，我肯定会从中挑选一些。但只要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让事情奏效，我就想把它找出来。如果我能有一些独到的想法，那对我来说就很好了。”

除了措辞，他说的话听起来很像是里尔克（Rilke）论爱情和艺术的诗，但卡加梅说的是国家治理和战争中的领导能力，而且最重要的——一如既往的——是关于如何做一个卢旺达人。他想找到一种成为卢旺达人的独创方式，卢旺达显然需要这样一种方式。不过，独创是一项危险的事业，而卢旺达又是个危险的地方。卡加梅说他想成为“模范”，所以他很注意自己的模范作用，可能这就是他为自己现实中的独特环境所找到的一种独特回应，同时也使得他在别人想象他失落的童年时光时非常警惕。他的童年肯定对他有一些影响，但他似乎唯一想谈的只是他和另一个名叫弗雷德·鲁维吉耶马（Fred Rwigyema）的卢旺达难民男孩的友谊。

卡加梅跟我说：“我跟弗雷德，有些事对我们俩都是很私人的。我们一起长大，几乎就像亲兄弟一样。我们非常亲近，以至于不知道的人会很自然地认为我们是一个家里的孩子。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小学里，我们就会谈论卢旺达人的未来。我们是难民，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都住在一个难民营的茅草房子里。弗雷德和我过去常常读一些人们是如何为解放自己而战的故事。我们对自己的权利也有一些想法，所以即便是在儿时，这些想法就总是占据着我们的头脑。”

1976年，当他们进入中学时，鲁维吉耶马辍学并加入约韦里·穆塞韦尼领导的乌干达叛军，后者在坦桑尼亚的几个根据地跟伊迪·阿明作战。卡加梅再未见过鲁维吉耶马，直到1979年，当阿明逃往国外时，卡加梅加入他这个朋友所属的乌干达军队中的穆塞韦尼派系。1981年，前独裁者米尔顿·奥博特再次夺取了乌干达的政权，穆塞韦尼又回到草丛里继续抗争。当时他的部队只有27个人，其中就包括鲁维吉耶马和卡加梅。

随着更多年轻的卢旺达人逃往乌干达并加入叛军队伍，奥博特发动了一场针对卢旺达人的恶性排外运动。大规模的解雇和煽动性的言论随之出现。1982年10月，通过一场谋杀、强奸和掠夺的运动，将近5万卢旺达人被强行驱逐并遣送回卢旺达。哈比亚利马纳把他们困在营地，很多人死在那里，直到1984年他们又被赶回乌干达。两年后，当穆塞韦尼夺取政权时，他的军队中至少有20％的人是卢旺达裔。鲁维吉耶马在最高统帅部中位居高层，而卡加梅则成了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哈比亚利马纳于1986年宣布，不会再讨论卢旺达难民回归权利的问题。“卢旺达爱国阵线”成立于第二年，这是一个秘密团体，致力于武力对抗哈比亚利马纳政权。蒂托·鲁特勒玛拉负责领导政治派系，而鲁维吉耶马则负责率领乌干达军队中的卢旺达军官兄弟会，这些军官成了“卢旺达爱国阵线”军事力量的核心。“我们感到是时候开始了，在乌干达作战，”卡加梅说，“在那里作战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服务，而且这也符合我们的想法——与不公正作战——这也许是当时作为一个卢旺达人在乌干达生活的最安全的方式。但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我们属于卢旺达，如果他们不想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武装斗争就是替代方案。”

我曾问过卡加梅在那一刻他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卢旺达的总统兼国家军队司令。“我没有非分之想，”他说，“这不是我的抱负。我的想法就是一门心思为重新夺回我作为一个卢旺达人的权利而斗争。无论是什么在驱使我，那都不会是权力。”

在老一辈人当中，当非洲人说到“解放”时，他们的意思是从欧洲人的殖民帝国中获得自由。对那些创建了“卢旺达爱国阵线”的男女老少，以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这块大陆上的其他六个反抗组织来说，“解放”意味着从“冷战”的新殖民主义代理人的独裁统治中摆脱出来。这些人成长在这样一个表面上自由和独立的非洲，他们认为那些掠夺成性的领导人是不成熟的，是耻辱而非骄傲的根源，他们没有价值，也没有能力为其人民的命运服务。困扰非洲大部分地区的腐败不仅是贪污，它还关系到人们的灵魂。对这一代人来说，令人恐惧的是，后殖民时代的痛苦是非洲人强加给非洲人的，即使西方或苏联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穆塞韦尼的反抗，以及此后他在血腥的废墟中建立起乌干达的榜样作用激发了“卢旺达爱国阵线”，他曾告诉我，不能再把非洲未能实现体面的独立归咎于外国人：“更主要的原因是本土力量太薄弱，而且没有组织。”

由于穆塞韦尼在20世纪80年代末受到国内的强大压力，要求他将军队和政府中的卢旺达人赶走，并剥夺卢旺达农场主的大部分土地，他还常常被人指责，说他亲自组织了“卢旺达爱国阵线”。1990年10月入侵卢旺达时，卢旺达籍军官和部队从他的军队中大规模逃离，令这名乌干达领导人感到万分惊讶和尴尬。“我记得穆塞韦尼曾一度称我们是背信弃义的人。”卡加梅跟我说，“他在想：‘他们是我的朋友却背叛了我，还从来不让我参与。’但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来影响我们，事实上乌干达人对我们非常怀疑。他们甚至都不感激我们所做的贡献，以及我们所做的牺牲。我们不过是些卢旺达人——这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它给了我们一个推动力，也让乌干达的一些弱者感觉我们的离开就是帮他们解决了一个问题。”

比乌干达军队中卢旺达人的秘密活动更令人吃惊的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动员卢旺达侨民以寻求其支持的一系列密集的国际运动。“这很有趣，”坎帕拉（Kampala）的一名乌干达人跟我说，“80年代后期，这些卢旺达人中有很多人变得非常积极地参与传统活动，他们组织家族聚会，把每个人聚在一起，还要做树状图，列出他们认识的每一个卢旺达人，包括姓名、年龄、职业、地址等。后来，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建立整个社群的数据库，而且范围远远超出了乌干达——包括整个非洲、欧洲和北美。他们总是在这里为订婚、婚礼、洗礼等活动筹集资金。这很正常，但是付出的多了就会有压力，你不知道这些钱都用在哪儿了。有一次，在两个大人物的婚礼上就募集了5万美元。所以你肯定会问，他们举办这些盛大的派对是不是花了很多钱？不是，一切都很精简。嗯，我们当时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从一开始，“卢旺达爱国阵线”的领导层就由胡图族和图西族组成，其中还包括来自哈比亚利马纳内部圈子的叛逃者，但其军事核心始终是以图西族为主。“当然了，”蒂托·鲁特勒玛拉说，“图西族是难民。但这场斗争是反对卢旺达的当政者，不是反对胡图族。我们让他们明白了。我们告诉人们真相——关于独裁者，关于我们的解放政纲以及关于团结的讨论——所以我们就发展壮大起来了。在卢旺达境内，他们是通过武力和胁迫来招募人员。我们这边都是自愿的，就连老妇人也会到种植园去干活挣点钱。哪怕你是个病人，你只能做一个小小的祷告——那也很好。”

有一个乌干达人看到卢旺达人在画家谱、筹集资金时感到很不解，她有个朋友的丈夫是卢旺达人。“1990年10月1日上午，我这个朋友的丈夫对她说：‘这将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天。’他不愿多说，只说了一句，‘记着我的话。’她和她丈夫非常亲密，但其实并不是，直到那天晚上她从新闻里得知弗雷德·鲁维吉耶马带着他的人去了卢旺达，她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穆塞韦尼对“卢旺达爱国阵线”入侵卢旺达的反应是命令乌干达军队封锁边界，阻止卢旺达人的大规模逃亡，卢旺达人正在偷走他们能拿到的一切设备。他还与哈比亚利马纳联系，敦促其进行和谈。“我们是想带来和平的，”穆塞韦尼告诉我，“但哈比亚利马纳不愿意。他忙于动员比利时，动员法国。然后他就指责我挑起了这一切。那好吧，我们就听其自然吧。”当蒂托·鲁特勒玛拉回忆起战争最初几天的情况时，他笑了：“哈比亚利马纳是个非常蠢的人，”他说，“他指责穆塞韦尼，就是救了我们。现在好了，穆塞韦尼不但没有阻止我们进入卢旺达，而且还从另一边关闭了边界——这样我们就不能回头了。所以哈比亚利马纳实际上是在强迫我们继续跟他作战，哪怕我们觉得自己可能会失败。”

卡加梅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莱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Kansas）读到了“卢旺达爱国阵线”入侵的初步报告，他作为乌干达人去那里的一个军官训练营参训。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弗雷德·鲁维吉耶马就被杀了。有消息说他是被手下的两名军官暗杀了，这两名军官转而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处决。之后“卢旺达爱国阵线”对外声称鲁维吉耶马是死于敌人的炮火，而那两名军官则是在敌人的伏击中遇害的。无论实情如何，在鲁维吉耶马死后十天之内，卡加梅就离开了堪萨斯的训练营并飞回非洲，他放弃了乌干达的职位，取代被害的朋友成为“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战地指挥官。当时距离他的33岁生日还有几天。

我曾问他喜不喜欢战斗。“噢，是的，”他说，“我曾经非常恼火，非常气愤。如果我有理由的话，我仍会战斗。我会一直战斗下去。这个对我来说没问题。”他的确极擅此道。军方人士把他从鲁维吉耶马的嫡系残部中打造出来的部队，以及他在1994年发起的战役，都看作天才的杰作。他仅凭迫击炮、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以及一位美国武器专家给我形容的“一坨屎”一样的二手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所组成的武器库就取得了成功，这都增添了他的传奇性。

“问题不在于装备，”卡加梅跟我说，“问题永远在于使用它的人。他是否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战斗？”照他的观点，意志坚定又纪律严明的战士，在推进政治改善的共同理想的激励下，永远都能战胜那些只知维护其权力的腐败政权下的士兵。“卢旺达爱国阵线”把军队视作某种战地大学。在整个战争期间，军官和士兵们不仅要进行军事训练，还要定期召开政治研讨会以保持敏锐的头脑；每个人都被鼓励去思考和谈论他们自己，讨论和辩论党派路线，哪怕是那些他们被教导要服从的路线。“我们尝试鼓励集体责任制，”卡加梅解释道，“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在‘卢旺达爱国阵线’里，在政府里，在军队里，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培养那些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在政治纪律的配合下，“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其游击岁月中严格的体罚政策也为其赢得了声名。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士兵的制服和枪一直被视为——而且仍然被视为——不过是从事土匪活动的许可证。在卢旺达的四年战斗中，“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干部都被禁止结婚甚至求爱；偷窃行为会受到鞭打，犯有谋杀和强奸等罪行的军官和士兵可能被处决。卡加梅跟我说：“在你侵犯了别人之后，我不认为维护你会有什么好处，人们很尊重这点。它带来了理智和纪律。你不能允许武装人员自由地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就算你有能力使用武力，你也必须理智地使用。如果你一有机会就非理性地使用武力，那你会对社会造成非常大的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的目标就是保护社会。”

1994年7月，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就连许多国际救援人员都开始对“卢旺达爱国阵线”感到敬畏，并对其事业和行为的正义性心悦诚服。“卢旺达爱国阵线”基本上不是以人道主义的理由卷入战争的，但它实际上是世界上唯一一支履行了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要求的部队。“卢旺达爱国阵线”人员对所谓的种族灭绝分子们进行了报复性的屠杀，并对胡图族平民实施了暴行，这是没有争议的；1994年，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称，在当年4月至8月期间，“数百名（有可能是数千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和被俘的武装反对派”被“卢旺达爱国阵线”的部队杀害。但是，在种族灭绝的灰暗时刻里，给观察家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这支叛军的全面克制，尽管他们的士兵发现他们的故乡和自己的家族都被彻底消灭了。

种族灭绝期间在基加利工作的加拿大医生詹姆斯·奥尔宾斯基告诉我，“‘卢旺达爱国阵线’的人对他们的目的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清晰认识，他们对正确和错误的想法显然是灵活的——我是说他们毕竟是一支军队——但基本上这些想法和行动中正确的比错误的要多得多。军队总是有自己的风格。这些家伙——他们的制服总是熨平了的，他们的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他们的靴子也擦得很亮。你会看到他们跟着队伍往前走，两个人手牵手，很严肃，为自己的身份而感到自豪。他们会拼命地战斗，但当他们来到一个地方时，你看不到通常的非洲式劫掠。我记得当基加利陷落时，有个人从一栋房子里拿走了一台收音机，他立即就被带走并枪毙了”。

一名胡图族商人给我讲了一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他们非常有组织，非常团结，而且玩儿命地抢劫。真的，不是各抢各的，大部分时候都是在指挥机构的命令下有秩序地抢。但只要他们需要或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拿走，从上到下一个不剩。他们开着卡车来我的店，然后把店给清空了。我很厌恶这种做法，但在当时我还是乐于保持沉默。当时——我认为这样做的话相当于是在为解放缴税了。”

英雄，救世主，新秩序的先驱。卡加梅手下的男人——和男孩们（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还没长胡子，太年轻，还用不上剃须刀）——在当时都是那样的形象。但他们的胜利仍被种族灭绝所掩盖，而且他们的胜利还远未达成。敌人没有被打败，只是逃跑了。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是在卢旺达境内和边境营地、在“卢旺达爱国阵线”的领导人、胡图力量的领导人那里、在救济人员和外国外交官那里，还是在山上、咖啡馆里，甚至卢旺达拥挤的监狱里，你都能听到人们说会有另一场战争，而且很快就会发生。这种说辞在上次战争之后就开始四处流传，几乎在我每次造访卢旺达的每一天都能听到。

等待一场战争是很奇怪的，这就是我在卢旺达度过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其他人一起做的事情。你越是确定它就要来了，你就越害怕，然后你就越希望它能尽快了结。一开始这感觉很像是一场约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是建立一支庄严整肃、做好战斗准备的国际部队，以击溃联合国边境营地中胡图力量的军队和民兵，并解除其武装，而这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相反我们还在保护他们。所以大家都等着，看看战争会怎样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忽然意识到这种焦灼的期望也是这战争的一部分：如果下一场战争不可避免，那么上一场战争就还未结束。

在这种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紧张焦虑的氛围中，“卢旺达爱国阵线”要着手为建立一个新的卢旺达而奠定基础，并开创一种既能面对种族灭绝，又能提供前进路径的新型国家叙事。“卢旺达爱国阵线”为之奋斗和开创的卢旺达——所有卢旺达人自独立以来第一次在国内和平地生活——是一个激进的梦想。现在，胡图力量的余党在联合国边境营地中的存在使这一梦想不得不被推迟，甚至在基贝霍事件发生之前，卡加梅就说过，如果国际社会不把在扎伊尔的种族灭绝分子从一般的营地难民中区分出来，并把群众送回家，他就准备自己来做这件事。“我们希望人们回来，”他跟我说，“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有责任让他们回来，不管他们是否支持我们。”

与此同时，所有关于和解与民族团结的言论都受制于下一次战争必将与种族灭绝相关这一事实。因为虽然“卢旺达爱国阵线”和新政府要求种族灭绝被确认为——用卡加梅的话说——“卢旺达历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但胡图力量仍在设法使其罪行融于卢旺达历史的连续统一体之中，从而成功洗刷其罪行。

卡加梅曾跟我说，在1993年夏天，《阿鲁沙协定》签订之前，他说过要退役——“去上学，或其他地方，休息一下。”但他又说：“几周后这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有些从基加利过来的人跟我说：‘你知道，所有人都很担心。他们在想你提到要退出的时候，是不是在计划其他什么事。’”卡加梅笑了，笑得很大声，而且咯咯直喘。“我说：‘你看，你们真是不公平。我在这儿的时候，我是个麻烦。我说我要退出吧，我还是个麻烦。如果我想变成一个麻烦，我就会直接找人麻烦，没必要绕圈子，你明白吧。’”当然，和平没有持续到卡加梅能放松自己的时候。他说：“我的任务就是打仗，我打完了，战争结束了，我说：‘我们分享权力吧。’这是真诚的，不然的话我可以接管一切。”

令卡加梅及其“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同僚们感到恼火的是，国际媒体经常将卢旺达的新政府描述为他个人的政府，并给他们贴上“图西族统治”或更直截了当的“少数族裔统治”的标签。虽然暂缓了政党活动，但本着《阿鲁沙协定》的精神，政府在最高职位上囊括了许多旧的反胡图力量的反对党成员。此外，包括总理、司法部部长和内政部长在内的22名内阁部长中有16名是胡图族，而军队的规模也迅速扩大了1倍，达到至少4万人，其中包括哈比亚利马纳的旧部和宪兵部队中的数千名前军官和士兵。身为胡图族人的巴斯德·比齐蒙古总统跟我说到有关图西族统治的说法时，他说这是“极端主义分子的口号或描述方式”的回声，而现在是自殖民统治一百年以来的第一次，“这个国家的当政者，胡图族和图西族，正在一起制定政策，让人们可以不分种族背景，享有同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而极端分子们对这种情况可不会感到高兴”。

副总统的职位是专门为卡加梅发明的，他不否认“卢旺达爱国阵线”是该政权的中坚力量，作为其首席军事和政治战略家，他是该国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谁掌控军队，谁掌控一切。”卢旺达人喜欢这样说，在种族灭绝期间国家基础设施被完全摧毁之后，这句话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但卡加梅对他自己的权力强加了各种制度上的限制——还有谁能强加这些限制？——当他说他可以取消这些限制时，他只是说了件显而易见的事。他也可能对此有些夸大其词，因为在种族灭绝之后，他是否完全掌控了军队还并不清楚，但他试图解释，在一个除了独裁没有任何其他经验的国家，他选择不成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领导人意味着什么。他说：“我从没幻想过这些政治任务会很简单。”

新政府最早实施的政策之一就是废除种族身份证制度，这种身份证在种族灭绝期间就相当于图西族的死亡传票。但即便没有身份证，所有人似乎也都知道邻居们的种族。在种族灭绝之后，种族类别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意味深长，也更一触即发。卢旺达没有警察，也没有可运作的法院；该国绝大多数法律专业人员已被杀害或自己成了凶手，虽然被怀疑是种族灭绝分子的嫌疑人被大批逮捕，但许多卢旺达人宁愿私下解决他们的仇人，也不愿等政府成立。

所以就出现了杀人事件；没人知道有多少人被杀，但你每隔几天都能听到新的杀人事件。通常来说，受害者都是胡图族，而凶手的身份则无法确定。卢旺达爱国军声称他们已经关押了数百名不守纪律的士兵，但军事保密机构往往会掩盖这些事情。这是个很微妙的事情，两名士兵因报复杀人而被爱国军法庭判处死刑，却没有人因种族灭绝期间的罪行而受到审判。然而，胡图力量的领导人在他们的流亡所在地对卢旺达的报复性杀戮的愤怒回应，听起来常常更像是一种愉悦的热情——似乎每一次胡图族被谋杀，他们自己的罪行就会减少。哈桑·恩格泽逃往内罗毕，并再次出版了《坎古拉》，他和无数其他小册子的“难民”作者发起了一场不屈不挠的运动，主要针对西方外交官、记者和人道主义者，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声地宣称“卢旺达爱国阵线”是在卢旺达真正施行种族灭绝的侵略者。

卡加梅对此嘲讽道：“这伙人制造了一场种族灭绝，整天胡图——图西、胡图——图西的不离口，然后又说这里发生的所有事都是对他们的种族灭绝。”他又补充说：“约翰内斯堡这一座城市的犯罪事件就比卢旺达全国还多。内罗毕就更多了。我是说我们有问题，我是说有些事情很丑陋。但我也说了，我们要把这些事区分开。要是我们把所有事情都说成一回事，那我们就是在犯错误。”

卢旺达的新领导层并没有忘记这一矛盾，即种族灭绝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权力，同时也妨碍了他们按照承诺使用权力的前景。“我们被迫面对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的局面，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卡加梅说，“转折是如此突然，问题呈现的严重性是如此之大，要使人民团结起来，使国家成为一体变得更加困难了。你会发现，在军队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也许还要稍多一些，失去了他们的家庭。与此同时，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却并没有被有效地绳之以法，我想这是会削弱一个人最初的奉献精神和纪律性的。这是很自然的，绝对自然的，这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后果。”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后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大屠杀期间的卢旺达，六名儿童中至少有五名目睹了流血事件，可想而知成年人也不会得到更好的庇护。想象一下这样总体的破坏对一个社会意味着什么，很明显胡图力量的罪行要比谋杀近100万人严重得多。卢旺达境内没有人能逃脱直接的身体或精神创伤，这种恐怖的设计就是要总体而持久地使卢旺达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记忆漩涡中旋转和迷失方向，在这方面他们做得相当成功。

我有时不自觉地把种族灭绝后的卢旺达看作一个不可能成功的国家。卡加梅似乎从来没给自己去思考这种无用观念的闲暇。“人并非天生就坏，”他跟我说，“但，他们可以变成坏人，也可以被教育成好人。”

他的话总带着一种能安抚人心的理智，即使是在用他特有的直率描述未来必然会出现的无尽的沮丧和持续的痛苦时也是如此。他把这个被摧毁的小国的所有不幸都说成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他似乎很乐于迎接这一挑战。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一个具有敏锐的人类智慧和政治智慧的行动者。好像在这段他出生于其间又由他开创的历史中，还没有哪个角度是他没有考虑到的。在别人看到失败的地方，他看到了机会。归根结底，他是一个革命者；在十五年多的时间里，他的生活就是推翻独裁者，并在最严酷的环境下建立新的国家。

由于卡加梅不是一个空想理论家，所以他经常被称为实用主义者，但这也暗示了他对原则的中立态度，他以士兵的直截了当的思维习惯，试图把理性当成一种原则。理性可以是冷酷的，而卡加梅——这个出现在冷酷时代的人相信，有了理性，他就能把卢旺达扭曲的一切都矫正过来，让国家和人民得到真正的改变——变得更理智，也更好——他想证明这一点。这一过程可能是丑陋的：对于那些喜欢暴力而非理性的人，卡加梅准备与之战斗，而且和大多数政治家不同，当他发言或采取行动时，他的目标是得到理解，而不是受到爱戴。所以他表达得很清楚，而且很有说服力。

我们总是在他国防部的办公室里见面，那是一间很大的房间，窗户上拉着半透明的窗帘。他会把自己瘦得像天线一样的身躯折放进一张黑色的大皮椅中，我坐在他右边的沙发上，他会高度专注地在两到三个小时里一口气回答完我的问题。他说的话都很重要，因为卡加梅的确是个重要人物，他一言九鼎。

有好几次，当我和他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想到了另一位以高瘦出名的平民斗士，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他曾说过：“假设有野心和才能的人不会在我们中间继续涌现，便是否认世界历史的真实性。而一旦他们出现，他们就会本能地在自己激情的支配下去寻求满足，就像在他们之前的那些人所做的一样……无论是以解放奴隶为代价，还是以奴役自由人为代价。”卡加梅已经证明自己在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方面非常在行，如果卡加梅真想要为他所处的独特环境找到一个独特的回应，那他唯一可选的途径就是解放。他当然也是这么表示的，我也不怀疑这是他想要的。但我必须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刻总是会来。卡加梅会站起来，跟我握握手，一名配枪的士兵会打开门，然后我又要返身回到卢旺达。

(1)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瑞士超存在主义雕塑大师、画家，擅长雕塑夸张的细棍状人物形象。

第15章

1994年6月中旬，博纳旺蒂尔·尼比兹和他的家人从圣家教堂撤到了“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控制区。从护送车队往外望去，他看到基加利就像一座坟场：“只有血和”——他发出了一种颤抖的声音，像轮胎漏气一样——“砰砰砰，砰，砰砰”。

在“卢旺达爱国阵线”为幸存者设立的收容营地里，博纳旺蒂尔开始打听他家人和朋友的消息。没过多久他就得出结论：“指望还有人活着是不现实的。”他后来发现他的一个妹妹还活着，不过她五个孩子中的三个都被杀了，他母亲和所有跟她住在一起的人也是如此。他妻子的家人和朋友也都被屠戮殆尽了。他说：“有时候，你碰到一些你以为已经遇害的人，你才知道他们想办法活了下来。”但在种族灭绝事件之后的几个月里，这种缓解了幸存者们沮丧情绪的团聚的欣喜，也由于不断被清点出的逝者而冲淡了。博纳旺蒂尔说：“大部分时候，你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7月20日前后，博纳旺蒂尔回到家，接着他就陷入了绝望之中。“基加利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他跟我说，“这地方闻起来就有一股死亡的味道。只有极少数你过去认识的人还在，没有水电，但大多数人的问题是他们的房子被毁了。我的房子大部分被毁了。人们从那些逃走的邻居家里寻找他们的家具和财物，或拿走邻居的东西。但对我来说，这都完全不重要。我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了。”

博纳旺蒂尔认为生存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一个人找到“一个再次生活下去的理由，一个展望明天的理由”。这在卢旺达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在这里，抑郁症是一种流行病。所谓的生存本能，常被形容为一种动物的自保冲动。可一旦肉体被消灭的威胁得以解除，心灵仍需得到守护，一颗受伤的心会成为其自身痛苦的根源；它无法直接抚慰自身。所以生存好似一种诅咒，因为一颗贫瘠心灵的主要需求之一就是被他人所需要。当我开始接触幸存者时，我发现在谈及对心灵的守护时，照顾他人的冲动往往比照顾自己的冲动更强烈。在整个幽魂萦绕的乡间，幸存者们互相寻找，聚集起来以代替家庭，他们一起蹲在废弃的窝棚里、校园棚屋里或烧毁的商店里，希望在仓促组成的家庭中获得安全感和舒适感。一个受到严重创伤和失去亲人的痛苦的阴影世界在废墟中站稳了脚跟。孤儿的情况尤其令人震惊：在种族灭绝发生的两年后，10万多名儿童在没有任何成人陪伴的家庭中相依为命。

博纳旺蒂尔的妻子和孩子还在，而且他开始收养更多的孩子。他修好了自己的车，修整了房子没被毁的部分，也收到了外国雇主拖欠他的薪水。但正如他所说，即使是他也需要一个未来的愿景才能继续生活。8月的某一天，他得知美国国际开发署正派人到基加利重建其特派团。博纳旺蒂尔去机场接了这个人，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他跟我说：“每天工作14个小时，我非常累，但这对我很有帮助。”博纳旺蒂尔有些害怕自己由于最近的迫害而变得懒散和与社会脱节。他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失去了家人和朋友的人，当你看到他——他在做什么呢？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做。他失去希望了。所以保持忙碌非常非常重要。”

所有事都需要马上去做。博纳旺蒂尔无法想象卢旺达将如何把所有东西都恢复到近乎正常运转的状态，而那些开始投身于评估任务的国际灾难专家们也一致认为，他们从未见过一个国家荒废至此。当新政府宣誓成立时，国库里没有一美元或一个卢旺达法郎留下；在大多数政府办公室里，找不到一本干净的便笺簿，或一根订书钉，更不用说一个可以用的订书机了。有些地方的门虽然保住了，但没人有开锁的钥匙；如果一辆车被扔下了，那很大概率是开不了的。如果去公共厕所，里面很可能塞满了死人，井也一样。至于电线、电话和水管——还是忘了吧。在基加利，一整天都在发生爆炸，因为有人踩到了地雷，或是碰到了一些没爆炸的炮弹。医院成了废墟，对他们的服务需求却是压倒性的。许多没有被用作屠宰场的教堂、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都被洗劫一空，而大部分负责这些设施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跑了。一年的茶叶和咖啡收成化作泡影，破坏活动使得全国所有的茶厂和大约70％的咖啡豆去皮机都无法继续运作。

在这种状况下，你可能会认为，返回家园的梦想会对图西族的卢旺达裔侨民失去一些吸引力；或认为那些在国外安家的人，听到父母和兄弟姐妹、表亲和姻亲遭到大规模屠杀的消息后，会预计到流亡海外至少还有苟全性命的希望，然后选择留在那里。有人可能会认为，只要没发疯的话，这种单纯的生存欲就能驱使这些人永远放弃再次把卢旺达称为“家园”的任何希望。但正相反，流亡者甚至在血仍未干之时就开始奔回卢旺达。数万人立即跟随“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脚步返回这里，数十万人紧跟其后。回归的图西族和大批逃往国外的胡图族在边境擦肩而过。

回归的卢旺达人来自整个非洲乃至更远的地方——苏黎世和布鲁塞尔、米兰、多伦多、洛杉矶，以及拉巴斯。在“卢旺达爱国阵线”解放基加利的9个月后，超过75万流亡海外的图西族，以及近百万头牛迁回了卢旺达——这和死去的图西族人数几乎持平。博纳旺蒂尔谈到他找到的几个回到基加利的熟面孔时，他不仅谈了那些逝去的人，还谈到所有他以前在那儿没见过的人。当卢旺达人问我在卢旺达待了多久时，我经常会把这个问题抛回给他们，而且在这个国家逗留了几个月之后，我发现我待在这里的时间往往比跟我说话的卢旺达人还要长，这种情况真不罕见。当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回来时，我有时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想来看看，看看谁还活着，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这样回答我：“回家真好。”

卢旺达这个奇怪的小国又一次向世界呈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史诗般的景象。就连多年来一直在难民侨民社群网络中工作（增强侨民自我意识、筹集资金和招募人员）的“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也对归国侨民的规模感到震惊。这当中有很多人以前从未踏足过卢旺达，是什么驱使他们放弃相对稳定而安全的生活到这片墓地定居？遭受排斥的遗留问题、流亡的压力、对家乡的记忆或热切盼望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个本来注定要被毁灭的地方，反抗种族灭绝、挺身加入其中的这种普遍决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许多人来说，归属感和明确的获利动机也交织在了一起。

由于这里有免费居住的空置房屋，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远远超过供给，这些归国者们受到吸引，他们携带着各种货物涌入这个国家，包括干货、五金、药品、杂货等不一而足。如果你开着轿车来，你可以立即宣称自己在运输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如果你有一辆卡车，那你就可以成为一名货运经理；如果你有几千美元，你几乎都能控制一个小行业的利基市场。如果你有10万美元，你可能会成为产业界的领袖。有不少这样的故事：人们凑点钱，雇一辆车，装满香烟、糖果、啤酒、燃料或3A电池，然后开车去卢旺达，以200％或300％的利润售出，接着把这个过程重复10到15次，几周内他们就能致富。

如果我们把进取心放在这上面的话，你或我可能会做得差不多，一些外国投机商也确实在卢旺达战后这样做过。但如果以赚快钱为目标，对那些流亡海外、自己的孩子绝无被邻居砍头风险的在职专业人员来说，就没有必要把他们全家都搬到卢旺达。获利的动机只解释了回归为什么是一个可选项，以及为何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小型巴士就再次开始在基加利的主要道路上运营；商店开始营业，大多数公共设施重新恢复，新钞票得以发行，逃亡的种族灭绝分子们运走的旧钞票被废除。1994年全年，卢旺达法郎至少贬值了250％，但随着资金不断从国外流入，一家夜总会只需启动发电机，打开音乐，就能维持一个挤满了人的舞池。“摧毁比创造容易得多”，这句古老的格言依然正确，但卢旺达许多基础的实体产业恢复正常运转的速度几乎和它被毁坏的速度一样令人费解。

不被“淘金者”的大规模回归所打动是不可能的，但不被它所困扰也是不可能的。1996年，基加利和布塔雷以及卢旺达东部一些农村地区70％以上的人都是新来的。那些从未离开过这个国家的人——不管是图西族，还是胡图族——常常觉得他们是在自己的家乡“背井离乡”。他们在抱怨完之后，总要附带这样一句警告：“不要透露我的名字。”这类匿名的要求可能有许多含义。他们暗示着一种阴谋和恐惧的氛围，以及一种在真相非常危险的环境中讲真话的渴望。但在更长的谈话中他们也可能会有些讳莫如深，在这些时候，讲话者似乎是在怀疑自己所说的话，或开始人身攻击，乃至小题大做，或极度夸大，或满口胡言，以提出一个他不能完全捍卫的观点。听到这类知心话的人必须设法去理解他们抱怨背后的顾虑。卢旺达人的经验告诉他们不要低估任何恐惧，因为这可能会变得非常棘手。我尤其担心这些匿名言论会把这样或那样的品质归于整个群体，包括讲话者自身。因此，当那些公开发言的人突然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名字，然后又说出一些关于图西族“淘金者”骇人听闻的事情，就好像整个群体都是一模一样的时候，我是很怀疑的，但同样的故事和看法我已经听过几百次了。

一名图西族幸存者说：“他们来到这里，看到我们，然后说：‘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你们和联攻派民兵合作了吗？’他们认为我们是些蠢货，竟会留在这个国家，也许我们是吧，所以他们很鄙视我们。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这让我们感到寒心彻骨。”

一名反哈比亚利马纳的胡图族说：“图西族在去年的大屠杀中陷入困境，但现在图西族掌控了军队。所以我们想幸存者应该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这会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但只有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才得到了住房。同时，如果这些人对某个胡图族有意见，他们就会指控这个人犯了种族灭绝罪，而他们当时根本不在这儿。”

一名图西族说：“我们这些幸存者发现很难融入当前这个社会——我不想这么说——但也确实很难融入这个政府。他们是外来的，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他们也不太相信我们。他们来的时候，就好像是征服了这里一样。他们觉得这里都该由他们来管。对我们这些留在这里的图西族，他们是这么说的：‘聪明的那些都死了，活下来的都受到了精神创伤。’‘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年轻战士都把父母从国外接过来，他们厌倦了艰苦的战斗，所以他们把房子和货物都留给自己家人，而且他们也不喜欢那些挡道的幸存者。他们会说：‘如果他们杀了所有人，但唯独你活着，那你多半跟他们合作了。’对一个日复一日、每天要被强奸20次，还因此有了孩子的妇女，他们会这么说。对一个跟胡图族结婚的图西族，或者一个孤儿，他们也这么说。你能想象吗？对我们来说，一开始实在太难了，发现所有人都死了，举目无亲。我们没想过能抢到好一点的房子，而现在大部分孤儿却是我们在照顾。”

一名胡图族说：“他们不了解这个国家，他们只相信自己人。他们不是这里的人，他们不会明白的。有一些影响是好的，我们需要改变，需要新的观念。但他们当中有很多极端分子，而且很多胡图族在去年的屠杀中遇到麻烦，现在他们在这个政权下又遇到麻烦。当时这些人被当作‘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追随者，成了被屠杀的目标，现在又被指控是种族灭绝分子。有些人坐牢了，有些人跑到别的国家去了，有些人被杀了。现在是军队控制着政府，但军队内部又没有得到足够的控制。真的，如果我有能力不跟那些种族灭绝分子住在一个营地的棚屋里的话，我也会去当难民的。”

一名图西族说：“我们的妇女把收集来的卫生巾寄给‘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妇女，那时她们还在山上，而现在我们和自己的胡图族老朋友待在一起，这些都是我们在世上最亲近的人，结果那些人看着我们就好像在说‘为什么你总和这个胡图族在一起？’我们心里说：‘我们一辈子都和胡图族生活在一起，我们说的是几乎一样的语言，我们是看到自己的家人被胡图族杀了，但你们比我们更像种族主义者。’胡图族在他们潜意识里就是敌人，他们的同居观念非常不切实际。对现在胡图族的处境，就和‘卢旺达爱国阵线’来之前的我们一样。就算你还能平静地生活，你也不能说太多话，你不能批评政客，你必须活在恐惧中。当然，所有胡图族都有亲朋好友在难民营或监狱里，但你不能抛弃你的兄弟，哪怕他杀了人。所以这真是个问题，该相信谁。但那些回归的人连谈都不愿谈这个。”

即使在还乡者中，也有好多人对其他还乡者满腹牢骚。他们以为他们这些回国的人都是一个民族，结果却发现他们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各种各样的人。那些过去30年都住在乌干达而被称为卢旺达人的，实际上完全就是乌干达人，而对这些人来说，住在布隆迪的所谓卢旺达人似乎也更像是外国人。他们没法把彼此看作亲戚，就好比让一个出生在阿根廷的西西里人的孩子不得不和一个做了一辈子瑞典移民的米兰人互相认作亲戚一样。在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反复无常的独裁统治下适应扎伊尔的生活，或在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独裁社会主义统治下适应坦桑尼亚的生活，这些经历之间没有可比性。一些还乡者过去生活在法语国家，另外一些还乡者过去生活在英语国家，尽管大多数人仍至少能讲一点卢旺达语，但很多还乡者在家讲得更多的是斯瓦希里语或其他还乡者不会说的非洲语言。

胡图力量创造了一个相互对立的世界，而卢旺达从内部和外部仍被普遍视为胡图族和图西族组成的两极世界。但是，一幅更复杂精密的子类别坐标图就隐藏在表面之下。有记录良好的胡图族，有胡图族嫌疑人、流亡的胡图族和流离失所的胡图族，有愿意和“卢旺达爱国阵线”合作的胡图族，以及既反对胡图力量也反对爱国阵线的胡图族，当然，北方胡图族与南方胡图族之间所有的旧日摩擦也依然存在。图西族则包含了所有流亡背景和语言，幸存者和还乡者之间彼此猜忌；有“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图西族、非“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图西族、反对“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图西族；有城市居民，有养牛人，作为幸存者或还乡者，他们的关注点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当然，还有更多的子类别，它们把其他人区隔开，而且在某些特定时刻，它们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有部落和家族、富人和穷人，有各式各样的新教徒，以及许多更私密的万物有灵论者，还有所有正常的社会圈子和派系，包括男性和女性，他们飞快地找人结婚，现在战争结束了，而“卢旺达爱国阵线”也允许结婚了，许多失去了亲人的人都组建了家庭。

这使人头晕目眩，甚至卢旺达人也没法说这都是计划好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和以前认识的人在一起，只要他们没有新的敌人，他们就不太在意能不能交到新朋友。从长远来说，在我们美国人看来，被这样一种想让所有公民都拥有和其他人完全一样的身份（大屠杀凶手）的疯狂意愿所摧毁的国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多样性，这还是很有希望的。但这是一个很长远的看法，异族通婚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在这个新的、正式取消了种族身份的卢旺达，种族灭绝分子们又得了一分；而且胡图力量即将从扎伊尔入侵的新消息也没有一天不在街谈巷议中四处流传。

“他们说战争结束了，但对我们来说失去了太多。”奥黛特·尼拉米利莫跟我说。种族灭绝事件之后，她和让-巴蒂斯特收养了十个孩子，并让他们在诊所里免费照顾其他幸存的孩子。她说：“我们认为这是个道德义务，但这些孩子都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创伤，我们简直不知该怎么帮他们。”

在全家人都从米勒·科林斯酒店撤离之后，让-巴蒂斯特和“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医疗小组一起合作救助幸存者，而奥黛特则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去了内罗毕，并发誓永远不回卢旺达。然后，她收到了几个侄子侄女还活着的消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知道我必须回来了。”她说，“我们开始寻找并收留他们，但要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是非常难的。其中一个四岁的孩子，我们找到他时他的体重只有17磅。”还有一次她跟我说：“我们在车里，让-巴蒂斯特和我，还有我们的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说：‘我太开心了，我们五个人又在一起了。’我们说：‘你们和表兄妹在一起不开心吗？’他们就一句话都不说了。”

奥黛特看了一眼体育俱乐部泳池里的孩子们，然后转过头来对我说：“种族灭绝之后的生活真是可怕的生活。”她讲述自己早期经历时的流畅性和紧迫感，在描述此后的生活时变成了一种跳跃的、自由联想式的节奏。她说：“我在内罗毕说我永远不会回来的时候，有一群年轻的卢旺达裔淘金者第一次去卢旺达旅行。他们回到内罗毕以后，就说那里的一切有多美丽多美妙，在卢旺达唯一的问题就是那些幸存者总想跟他们说自己的故事。这真是把我惹毛了。”

她说：“随着时间流逝，精神上的创伤不断卷土重来——一年比一年加剧。所以我们还怎么展望明年呢？我们可以在工作中寻求逃避，但很多人都变得非常抑郁。我怕情况只会更糟。我越来越多地梦到我的姐妹们，经常在梦中哭醒。”

奥黛特有一个幸免于种族灭绝的侄子住在基努努的一座山上，这座山就是她当年在吉塞尼出生的那座山。她只回去看过他一次，去帮他埋葬死者，不计其数的死者，之后她就再也不想回去了。“那里所有的胡图族都看到我们来了，有些人还想抱我。”她说，“我大喊：‘别碰我。你们把那些人都怎么了？’有个人是我表妹的丈夫。我说：‘特莉莎在哪儿？’他说：‘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不是我干的。’我说：‘我不想看到你。我不想认识你。’现在不管任何时候，这些胡图族只要看到有车开到我侄子家来，他们全都会躲起来。有人说我是个极端主义者，因为我不能接受或容忍这些杀害了我家人的人。我从三岁起就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所以哪怕他们这辈子恐惧过一次也好，让他们也尝尝恐惧的滋味。”

她说她很难在这些还乡者中交到新朋友。“他们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带过来了。他们可以说笑，可以开派对。而我们这些人总是在讲种族灭绝的故事，他们不喜欢听这些。如果他们看到我嫁给一个胡图族，或者我有很多胡图族的老朋友，他们也没法理解。真的，现在每个人都是为他自己活着。”

她说：“我跟我最小的儿子帕特里克（Patrick）聊天，我说：‘你在想什么呢？’他说：‘我想起了那两个拿砍刀的人，这个想法挥散不去。’孩子们不愿出门，你得逼他们出去，但他们还是愿意待在家里。他们会想很多。我的小帕特里克，他要是一个人走进一个房间，他会先看看床底下有没有联攻派民兵。我女儿阿丽安（Arriane）在内罗毕的一所很好的寄宿学校上学，有天晚上她梦到过去的经历，然后坐起来哭了，宿管员过来跟她一起待了差不多一夜。阿丽安告诉她过去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宿管员震惊了。她也不知该怎么办。她是个肯尼亚人，在那儿没人真的了解这些事情，也没人想了解。”

奥黛特向我用来记录她讲话的笔记本点了点头，说：“美国人真的会看这个吗？有人跟我说应该把这些都写下来，但这都写在我心里了。我倒希望有一天我能忘了。”

在基加利，有一天我遇到了埃德蒙德·姆鲁甘巴（Edmond Mrugamba），一个我在城里认识的人，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参观他姐姐和她全家在种族灭绝期间被扔进去的那个旱厕。他以前提到过这个故事。我记得他口中念着“嚓、嚓、嚓”的声音，手在空中挥来砍去地描述他姐姐被杀害的情景。

埃德蒙德开的是一辆梅赛德斯，这是留在卢旺达的为数不多的奔驰车之一，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衬衫和牛仔裤，以及一双黑色的牛仔靴。他曾在基加利的一个德国发展项目工作，他的妻子是德国人；种族灭绝事件后，她和他们的孩子们留在了柏林。当我们驶向机场的方向时，埃德蒙德告诉我，他是个游历甚广的人，在东非和欧洲多次旅行之后，他总觉得卢旺达人是世界上最和善、最正派的人。但现在他找不回那种感觉了。1990年，在“卢旺达爱国阵线”第一次袭击之后，他受到了威胁，因为他是图西族；此后他流亡海外，直到新政府成立后才回来，那时他已年近四十；他父亲曾在基加利养牛。他的长兄在1963年的大屠杀中遇害。他说：“我都不想说，我的几个伯父在1959年和1961年被杀了，我的祖母在房子里被烧死了，我的舅舅，一个护士，他被砍成了好多块。另外还有很多人都被杀了，还有一些人很幸运地去了乌干达。”在回到哈比亚利马纳统治下的卢旺达之前，埃德蒙德在布隆迪生活了11年，并且在德国人那里找了份工作。他给我看了一张他身穿迷彩服，头戴一顶松软的卡其色草帽的快照。1993年，他离开德国前往乌干达，准备加入“卢旺达爱国阵线”——“然后我的阑尾破裂了，我不得不去做手术”。

埃德蒙德声调很轻，非常紧张，他那长满胡须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敏感而畏缩的表情。他告诉我，尽管历经了种种磨难，他也从来没有想象过这种折磨着卢旺达的“疾病”，其丑陋、卑鄙已到如此程度，他不明白为什么这疾病会伪装得如此之好。他说，“动物也会猎杀，但绝不会彻底消灭一个种族，或整个群体。这样做，那我们都成了什么了？”

埃德蒙德从流亡中归来，因为他发现自己无法忍受生活在一片陌生土地上的同时，又想着自己在卢旺达可能是有用的。现在他和一个小男孩住在一间昏暗的小屋子里，这孩子是他的侄子，在种族灭绝事件中成了孤儿。他说：“我有时会问自己，我在这里真的有什么意义吗？建立一个新的卢旺达，我一直在梦想着。我梦见关于这段暴力历史的各种观点。我梦想找到终结它的办法。”

在基加利郊外，我们拐上了一条红土小道，小道在简陋房屋周围高高的芦苇篱笆之间逐渐变窄并向下延伸，一扇通向他死去姐姐家的蓝色金属门敞开着，院子里满是散落着碎石的干裂灌木丛。擅自住在这里的一家人是刚从布隆迪回来的图西族，他们正坐在客厅里玩拼字游戏。埃德蒙德没理睬他们，他领着我绕着房子的一边走过去，来到一片干枯的香蕉树旁。地上有两个坑，相距约30厘米，直径近1米，整齐，很深，是用机器挖的井。埃德蒙德攥住一撮灌木丛，斜倚到坑口，说：“你可以看到一些胫骨。”我学他的样子探过身去，然后看到了那些骨头。

“14米深。”埃德蒙德说。他告诉我，他姐夫是一个狂热的教徒，1994年4月12日，路障上的联攻派民兵把他拦住，并强迫他带他们回家，他说服凶手们让他祈祷，他祈祷了半个小时，然后跟这些民兵说，他不想让自己的家人被肢解，他们就让他把孩子们活生生扔进了厕所的粪井里，他照做了。然后，埃德蒙德的姐姐和姐夫也都被扔了进去。

埃德蒙德从一个塑料包中拿出他的相机，拍了几张地上的坑的照片。“人们来到卢旺达，谈论和解，”他说，“这太让人厌恶了。想象一下，在1946年和犹太人谈和解是什么情景。也许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和解，但这是私事。”擅自住在这里的那些人已经从房子里出来了。他们站在一起，离得很近，当听到埃德蒙德的故事后，他们也开始抽泣起来。

在回城的路上，我问埃德蒙德认不认识住在他姐姐家的人。“不认识，”他说，“一般我看到人们住在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地方，而周围到处都是失去家园的幸存者时，我就知道他们都是些可悲的人，我不想和他们产生什么瓜葛。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失去的亲人。”他提醒我，他的一个兄弟以及他的姐姐和她的家人都被杀了。然后他告诉我，他知道杀害他兄弟的凶手是谁，他有好几次在基加利附近还看到过那个人。

“我想和他谈谈，”埃德蒙德说，“我要他跟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能做这种事。我活着的姐姐说：‘我们去告发他吧。’我知道当时正在展开逮捕行动。我说：‘监狱有什么用？如果他感受不到我的感受——让他生活在恐惧中吧。’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我想让他明白，我不会找人逮捕他，我要让他一辈子都活在自己做的事的阴影当中，我要让他的余生都去想这件事。这就是一种心理折磨。”

埃德蒙德一直自认为是卢旺达人，他很认同自己的同胞，但在种族灭绝事件之后，他失去了这种情感支柱。现在，为了证明他是自己兄弟的守护者，他想要给杀害自己兄弟的凶手打上该隐的印记。但我不禁在想，该隐在杀死他兄弟之后发展得有多么兴旺：他建立了第一座城市。尽管我们不喜欢对此谈论太多，但我们都是他的子孙。 ⁽¹⁾

(1)  在《圣经》中，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因嫉妒而杀害了亚伯，被上帝打上印记并流放外地，尔后他又建立了一座城市，以其子以诺（Enoch）命名，即以诺城。

第16章

卢旺达的中央监狱系统是逃亡的胡图族破坏者留下的少数几件可用的东西之一，13座红砖建成的防御工事，可容纳1.2万名囚犯。在种族灭绝期间，监狱大门被打开，以便罪犯能够出来干活、杀人和收集尸体，但监狱并没有长期空置。到1995年4月，也就是屠杀发生的一年之后，至少有3.3万名男子、妇女和儿童因涉嫌参与种族灭绝而被捕。到年底，人数已上升至6万人。一些监狱被扩建，新的监狱也修建起来，数百间较小的社区拘留所被挤得水泄不通，但空间仍然赶不上需求。到1997年年底，至少有12.5万名被控在种族灭绝期间犯下各类罪行的胡图族被囚禁于卢旺达监狱之中。

卢旺达各监狱的外围通常会有少数士兵站岗，但里面没有警卫，囚犯和士兵都认为这样比较安全。但政府对派遣士兵进入监狱的恐惧并没有延伸到外国游客身上，而且我总能得到携带相机的许可。这让我感到不解。卢旺达的监狱并没有引发正面的媒体报道，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场人权灾难。

虽然监狱中拥挤着的囚犯都被控犯下了可怕的暴力罪行，但一般来说他们还是平静而有秩序的；在他们之间，打斗据说是很罕见的，杀人则闻所未闻。他们和蔼可亲地向来访者打招呼，常常面带微笑，并主动握手。在基加利女子监狱，我发现有340名妇女在闷热的环境中，几乎是衣不蔽体地躺在几间狭窄的牢房和过道的地面上；婴儿在她们脚下爬来爬去，两名穿着洁白长袍的修女犯人在角落里做着弥撒。在布塔雷监狱，老人们站在倾盆大雨中，头上顶着一小片塑料，而小男孩们则蜷缩在一间小牢房里，合唱着《云雀》 ⁽¹⁾ 。在基加利监狱的男囚区，我被人带着经过了一些杂技合唱团、一队童子军，还有三个人在囚犯队长及其助手身旁读着《丁丁历险记》，助手挥舞着一根短警棍，在混乱的囚犯队伍中清出了一条路。队长不停地喊：“这是一位来自美国的记者。”挤在一起的人蹲在我们脚边，机械地鼓掌，微微鞠躬致意。我突然想到，这就是那个著名的盲从于权威的暴民心态，这在解释种族灭绝时常常被人提到。

卢旺达传统的等级制在监狱围墙内被重构：“知识分子”、公务员、专业人士、神职人员和商人待在稍微舒服点的牢房里，而大批农民和劳工则待在没有屋顶的院子里，蹲伏于邻人纵横交错的肢体之间，所有问题都要请示他们的领导。为什么他们要忍受这样的环境？为什么他们不暴动？为什么在警卫系统如此薄弱的情况下，越狱的企图在卢旺达还是如此罕见？一群由5000名囚犯组成的横冲直撞的暴徒很容易就能冲破基加利中央监狱的围墙，严重破坏首都的稳定，从而给他们所鄙视的政府制造一场重大危机，如果有人支持的话，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起义。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囚犯们如此顺从；最好的猜测是，在确信自己将被“卢旺达爱国阵线”屠杀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竟不时受到友好的国际救援人员、记者和外交官的探视，囚犯们为能苟且偷生而惊讶万分，他们并不想得寸进尺。

在探视各个监狱期间，我顺道去了卡加梅在国防部的办公室。我想知道为什么政府会爆出这么多关于监狱的负面新闻，以及他如何解读囚犯们表面上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可怕处境。卡加梅用他的问题回答了我的问题：“如果100万人死在这儿了，那是谁杀了他们？”

“很多人。”我说。

“对。”他说，“你有发现谁承认自己参与屠杀了吗？”

我没发现。在种族灭绝事件后的最初几天，来访者很容易在监狱和难民营以及卢旺达的街道上找到肇事者，他们承认参与屠杀，甚至以此为荣。然而，当我开始访问卢旺达时，罪犯们已经认识到招供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在监狱和边境营地里，我甚至找不到一个人承认发生了种族灭绝。他们承认发生了内战以及某些屠杀，但没有人承认自己看到了什么。在和我交谈过的数十名囚犯中，每个人都声称自己遭到了任意和不公正的逮捕，当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都是有可能的。但许多囚犯也跟我说，他们相信在联合国边境营地的“兄弟们”很快就会来解放他们。

我曾经听到卡加梅说，他怀疑有多达100万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种族灭绝。他的顾问克劳德·杜赛迪（Claude Dusaidi）喜欢发表极端的言论，他认为这一数字为300万人，相当于宣布每两个卢旺达胡图族人里就有一个有罪。这种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的断言，让许多卢旺达人和外国观察员目瞪口呆，他们视其为恐吓行为，意在通过精心谋划，将所有胡图族都置于疑云之中；而当联合国资助的一项表彰那些像保罗·路斯沙巴吉纳那样在种族灭绝期间保护了图西族的胡图族的计划，由于卢旺达内阁大臣间的内部纷争而搁浅时，这种看法又得到了强化。但杜赛迪坚称，卢旺达令人无法容忍的拥挤监狱并不能反映出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令人无法容忍的罪行。杜赛迪说：“有时一个人可以杀死六个人，有时三个人才能杀死一个人。随便选一部种族灭绝的电影，你就看看里面的人是怎么杀人的。你会发现都是一群人杀一个人，所以还在街上逍遥法外的凶手要比我们关到监狱里的多得多。监狱里的人不过是九牛一毛。”

当然，有罪的人还逍遥法外并不代表那些在监狱里的人都罪有应得。我问卡加梅会不会有很多无辜的人被关进了监狱，而这种经历可能会让他们变成坚定的反对派。他说：“是的，这是个问题。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这种办法。如果我们放任这些人因为各种复仇行动而丧生，那这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是个更大的问题。我宁愿用关押他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这对司法程序来说就是最好的办法，而且我也的确不想让他们出去，那样做人们会直接杀了他们的。”

1995年7月，卢旺达国家鉴别委员会（一个临时运作机构，负责鉴别那些针对种族灭绝罪犯的不实指控）下令释放关押在吉塔拉马监狱的普拉西德·科洛尼（Placide Koloni）。科洛尼在种族灭绝事件之前，直到被捕都一直担任着副省长一职。这很正常，大多数没有逃离卢旺达，或没有作为种族灭绝分子被关进监狱的省级和地区官员都保留了他们的职位。科洛尼被囚禁了五个月，获释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三天后，7月27日夜里，由马里的蓝盔士兵组成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哨的一个哨兵看到有一些人闯入科洛尼的家。在一声尖叫之后，房子突然发生爆炸并陷入一片火海。蓝盔士兵眼睁睁地看着大火燃烧了一夜，天亮后不久，他们走进房子，发现科洛尼、他的妻子、他们的两个女儿和一个用人都被杀害了。

一周后，吉塔拉马以西吉孔戈罗的一名胡图族副省长和距基加利不远的卡莫尼（Kamonyi）教区的一名天主教牧师遭到枪杀。一种紧张的情绪笼罩着卢旺达，不是因为死亡人数特别高，而是因为受害者是著名的公民领袖。8月中旬，当总理福斯坦·图瓦吉拉蒙古（Faustin Twagiramungu）和内政部部长塞特·森达雄加（Seth Sendashonga）辞职抗议各省持续的不安局势时，政府动摇了，因此他们将责任归咎于卢旺达爱国军。辞职的这两人都是胡图族——图瓦吉拉蒙古是哈比亚利马纳执政时期的反胡图力量派的领导人；森达雄加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一名杰出成员——而两人都流亡国外。

卡加梅将军一向都是不厌其烦地列举卢旺达爱国军士兵因杀人和违纪而被关进军事监狱的人数——400人、700人；1000人以后我就没数了。他似乎是想指出，士兵并不是唯一在种族灭绝之后参与了犯罪活动的卢旺达人，卢旺达还有很多无关政治的罪犯。他说：“但考虑到这里的现状，普通犯罪也不会被视为普通犯罪了。”他的这种区分并未给恐慌的胡图族带来什么安慰。一名吉塔拉马监狱的在押嫌犯跟我说：“当我们看到科洛尼是怎么被杀的时候，我们宁愿待在这里也不愿待在外面。”而该监狱是1995年夏天的卢旺达最臭名昭著的监狱。

在吉塔拉马，6000多人被塞进一个只能容纳750人的空间。每平方米有4名囚犯：囚犯必须夜以继日地站着或坐在站立者的腿间。甚至在旱季，地板上也布满了凝结的浮垢、小便和掉落的食物碎片。囚犯们的脚和脚踝都挤在一起，有时他们的整条腿甚至会肿胀到正常尺寸的两到三倍。他们饱受四肢肿胀萎缩和腐烂之苦，感染往往随之而来，数百人亟须截肢。

当来自加拿大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R. V.布兰切特（R. V. Blanchette）中校第一次得知吉塔拉马监狱的情况时，他去参观了那里。他跟我说：“我带着手电筒跟着下去，我看到了那伙计的脚。我之前听说了里面的情况很糟糕，但这也太丑陋了——他的脚肿得很厉害，小脚趾都不见了。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下他的脸，然后他又伸手扯掉了一个脚趾。”

布兰切特参观监狱的几周后，吉塔拉马监狱的囚犯们告诉我，情况大有改善。为卢旺达所有中央监狱提供食物和烹饪燃料的红十字会已在各监狱的地面上铺设了木板，并撤离了最严重的病患。监狱诊所的一位医生告诉我：“6月有86人死亡，7月只有18人死亡。”他补充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疟疾和艾滋病，这对卢旺达男性来说是正常情况，尽管监狱条件仍然严峻——大多数小社区拘留所的情况还十分恶劣——但到1996年年中，据报道，中央监狱的死亡率已低于卢旺达一般人口的死亡率。

在我访问吉塔拉马监狱的那天，6424名囚犯纠缠在一起，打了一个结实的死结，我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很难搞清楚人们是怎么纠缠在一起的——哪些四肢和哪个身体相连，或为何某人头上好像长出了三条没有躯干的腿。很多人的脚都肿得十分严重，衣不蔽体。

然而，他们的面部表情与身体被困的不适程度并不相符。他们有一种清晰、镇定和直率的表情，使得这些监狱里的人和监狱外的人几乎没有区别。当然，时不时地，我还会捕捉到那些疯狂的眼睛所发出的闪烁电光，或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残忍而嘲弄的睨视。但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我收到了惯常的友好微笑、欢呼和握手。在儿童牢房里，有63名男孩，年龄从7到16岁不等，一排排地坐在地板上，面对着一块黑板，一名年长的囚犯（一名专业教师）正在上课。他们看上去和其他地方的男生一样。我问其中一个孩子，为什么会在监狱里？他说：“他们说我杀了人，但我没有。”其他孩子也做了同样的回答，眼神低垂着，回避着，和其他地方的男生一样没有说服力。

卢旺达的正式逮捕程序很少得到遵守，有时只要有人指着某人说一句“种族灭绝”就够了。但是，蒙特利尔的律师吕克·科特（Luc Côté）说：“大多数的逮捕都是基于某些证据，而且很多时候有很多证据。”这意味着虽然他们在技术上可能不正确，但不一定是随意的。而且即使严格遵守程序，也未必会有什么区别，因为卢旺达的法院都关闭了，在至少两年半的时间里都没有人受到过审判。

政府将司法瘫痪归咎于缺乏财力和人力资源。政府不断招募负责收集被告案卷的警方调查人员并进行培训，但即便如此，大多数人还是业余人员，他们发现自己要处理数百起复杂的案件，没有交通工具，没有后勤人员，而且常常受到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威胁。卢旺达请求外国资助者提供自行车、摩托车、铅笔和钢笔，但这些基本必需品的到来比表示“关切”要慢得多，而这“关切”并不足以维护那些被告方的权利。

从来没有人认真地谈论过在卢旺达进行的数以万计的谋杀审判。西方的法律专家也说，即便是律师成群的美国也不可能公平而迅速地处理卢旺达的案件。“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蒂托·鲁特勒玛拉跟我说：“从资源上来说，不可能对所有参与屠杀的人进行审判，而且就算这样做很公正，在政治上也没有好处，这是一场真正的种族灭绝，唯一正确的回应就是真正的正义。但卢旺达是有死刑的，那意味着要杀更多人。”

换句话说，真正的种族灭绝和真正的正义是不能同时成立的。卢旺达的新领导人，试图将种族灭绝描述为主谋及其奴隶们所犯下的罪行来解决这个问题。任何一方都不能被认为是无辜的，但如果罪行是政治性的，而司法服务于政治利益，那么惩罚就必须在犯罪思想和犯罪主体之间画出一条界线。卡加梅将军跟我说：“对那些策划了这场大屠杀的人来说，可以明确一点，他们必须直面正义。我不那么担心那些拿着大砍刀把人像动物一样切成碎块的普通农民。”他解释说，“很久以前”，卢旺达的司法是在乡村听证会上进行的，在那里，罚款是首选刑罚。“犯罪的人可以交一些盐或其他东西，这可以让人们重新团结起来。”卡加梅说。

用盐就能抵消国家主导的大屠杀？就像卡加梅所描述的那样，乡村司法听起来存在着无可救药的缺陷。但正如律师弗朗索瓦·泽维尔·恩库伦齐扎所解释的那样：“当你和农民们谈论正义时，他们最主要的想法是补偿。养牛的人或种田的人都失去了他们所有的家人，也失去了他们所有的收入来源。你可以杀掉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人，但这不是补偿，这只是出于恐惧和愤怒。这就是我们的农民的想法。”正如卡加梅在谈到盐时所指出的，问题在于种族灭绝之后，赔偿充其量只能是象征性的。

政府讨论了减轻法庭负担的办法，对种族灭绝分子按犯罪程度进行排名，并将罪行较轻的罪犯分配到公共工程或再教育项目中。从政治角度看，“卢旺达爱国阵线”更专注于战后德国那样的“去纳粹化”，而不是去追究每一个在种族灭绝期间犯下罪行的人的责任。“实际上，我们正在努力研究如何让尽可能多的普通民众摆脱罪责。”“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政委兼司法部副部长杰拉德·加希玛（Gerald Gahima）解释说。“但这不是正义，对吗？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正义，这不是大多数人想要的正义，但这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正义。”

但如果有罪的人永远得不到充分的惩罚，幸存者也永远得不到适当的赔偿，“卢旺达爱国阵线”也认为宽恕同样是不可能的，除非种族灭绝的肇事者至少能承认他们做了错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正义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悔改的追求。以前的部长和议员们曾经鼓吹杀害邻居的“公民美德”，新政府的成员们则要下到田间地头去传播通过问责来实现和解的福音。

大屠杀受害者的集体安葬仪式是传播这一新信息的最佳场所。1995年夏天，我参加了一次这样的安葬仪式，在吉塞尼一座山的山顶上郁郁葱葱、薄雾弥漫的茶园中。在这不可思议的宁静环境中，新长出的草被扒开来，露出了一个万人坑。里面残缺的尸体被挖出来放在一个长架子上。在村长的命令下，当地农民不得不前来观看，闻一闻死亡的气味，比齐蒙古总统带来了六位内阁部长和许多其他官员。士兵们把半透明的塑料手套分发给村民，然后让他们开始工作，把尸体的残片放进棺材，剩余的用绿色塑料布包起来。与此同时，还有各种演讲和祈福。一名士兵向我解释说，总统在他的演讲中质问这些农民，当这些死者被杀害时，他们在哪儿，之后又规劝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赎罪。然后死者被安置到新的集体坟墓中，接着再用泥土掩埋起来。

当卢旺达人谈到重建与和解时，他们认为必须克服或摆脱殖民主义和独裁的“旧思想”，摆脱作为种族灭绝引擎的、以恐吓和服从为基础的一整套等级秩序。这些在体制下被灌输的旧思想有各种名称——有罪不罚、任人唯亲、种族划分、封建主义、含米特假说——但这些思想本身已深植在每一个卢旺达人心中，内化于对生存经验的条件反射式的习惯和对残暴的预期中：我们或是他们；杀人或是被杀。当卡加梅说人可以变坏，也可以被教育成好人时，他补充了一句：“在社会中存在着一些运行机制——教育，是其中一种形式。有些事情是可以实现的。”这一观点得到广泛认同，虽然在“卢旺达爱国阵线”内部，以及许多幸存的反哈比亚利马纳的胡图族领导人中，对此确信或怀疑的程度各有不同，但至少在太平日子里还是得到了大批卢旺达公众的认同。

不过，卢旺达要到哪里去寻求一种可效仿的（和解）模式呢？纽伦堡的正义是由外国征服者怀着善意带来的。德国的去纳粹化则是在遭受种族灭绝的群体不再与凶手们共同生活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南非，武装斗争已经结束，后种族隔离时期的真相委员会基本可以确定那些被打败的白人主子们已经接受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卢旺达没有这种有条理的安排。在1995年整整一年里，来自扎伊尔的胡图力量游击队的袭击持续升级，对种族灭绝的目击者和幸存者的袭击也是如此。卢旺达种族灭绝总统问责委员会的主席查尔斯·穆里甘德（Charles Murigande）说：“现在如果实行大赦的话，只会引发混乱，但如果我们能和领导层齐心协力的话，那即使是大赦也会得到广泛接受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如果”。就像哈比亚利马纳的死使他成为胡图力量的烈士一样，这也确保了据称是为“捍卫”他的名字而开展的杀戮——从未出现过一个标志性人物：希特勒、波尔布特、斯大林。卢旺达的“头号通缉犯”名单是一锅大杂烩，包括阿卡祖成员、军官、记者、政治家、商人、市长、公务员、神职人员、学校教师、出租车司机、店主和无名的凶手——记录这些名字令人头晕目眩，而且也无法将其列入精确的指挥序列中。据说有些人是（或大声或悄悄地）发号施令，另一些人则是传达或服从命令，但这一计划及其执行被巧妙地设计成看起来毫无计划。

尽管如此，卢旺达的调查人员还是能够列出大约400名“头号种族灭绝分子”——策划者和实施者。但他们都流亡海外，超出了卢旺达所能企及的范围。1994年新政府成立后，几乎立即就呼吁联合国协助逮捕在逃的胡图力量领导人，以使他们能在该国受到公审。而联合国却设立了一个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该法庭基本上是为20世纪90年代初丑陋的巴尔干战争而设立的法庭的一个分支。一名卢旺达外交官告诉我：“我们请求帮助，以抓住这些逃走的人，并在我们自己的法庭上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审判，安理会却在所有议程中都把‘卢旺达’排在了‘南斯拉夫’的后面。”

卢旺达政府将联合国独占其资源视为一种羞辱。联合国法庭的存在本身就在暗示卢旺达司法机构无法做出公正的判决，而且似乎提前驳回了卢旺达可能低于国际标准的所有审判。“如果国际社会真的想在卢旺达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他们就应该帮助卢旺达惩罚这些人。”杰拉德·加希玛在司法部跟我说，“如果我们没有让那些大屠杀的领导人按照卢旺达的法律在卢旺达人民面前接受卢旺达法庭的审判的话，那恐怕就更难让他们原谅一般的凶手。”但联合国法庭甚至都不在卢旺达开庭，即便证人和关注者们都在这里；相反，联合国法庭的总部设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的“中立领土”上。查尔斯·穆里甘德说：“这个法庭，本质上是为了安抚国际社会的良知。国际社会未能遵守其关于种族灭绝的公约。他们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做什么，而这往往比什么都不做更糟糕。”

事实上，在最初的两年里，联合国法庭似乎也并没有做太多事。它人手不足，组织管理不善，其公诉策略显得漫无章法且充满机会主义。它的大部分起诉都是在那些卢旺达逃亡者在非洲各国因非法移民指控而被捕之后借机进行的，在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中，比如在喀麦隆被捕的巴格索拉上校，联合国就拒斥了卢旺达将其优先引渡回国的请求。由此，联合国法庭最终将胡图力量领导层的一个显赫的样板人物投入自己的监狱。但事实很快表明，公诉人们无意审理成打的案件。这加剧了基加利方面的一种感觉，即联合国法庭的设计不是为了维护卢旺达的国家利益，因为这样的信息对绝大多数在逃的种族灭绝分子来说，相当于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可怕的。国际社会不会帮助卢旺达抓捕他们，也不会亲自抓捕他们，“这是个笑话，”卡加梅的顾问克劳德·杜赛迪跟我说，“这个法庭现在扮演着搅局者的角色。”

卢旺达的头号通缉犯最集中的地方是扎伊尔和肯尼亚，这两个国家臭名昭著的腐败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和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都是哈比亚利马纳的密友，曾在他们的宫殿里接待过他的遗孀阿加特夫人。蒙博托把哈比亚利马纳称作他的“小兄弟”，而且很多卢旺达被害者遗体在大规模逃往戈马的队伍中被神秘地带出了边境，并埋葬在蒙博托名下的一处主要地产的陵墓里。当我问起联合国驻卢旺达起诉团的负责人奥诺雷·拉科托马纳纳（Honoré Rakotomanana）准备怎样起诉扎伊尔和肯尼亚那边的人时，他说：“这些国家都签署过一些国际条约。”但在1997年被解职前的近两年里，拉科托马纳纳从未费心派一名调查员前往扎伊尔。与此同时，1995年10月，肯尼亚总统莫伊抨击联合国的庭审就是个“杂乱无章的过程”，并宣布：“我不会允许他们中的任何人到肯尼亚来发传票，或在这里找人，没门。如果有这样的人物敢来这里，他们就会被逮捕。我们必须尊重自己。我们绝不受别人的骚扰。”

眼看着这个由非洲“铁腕人物”所组成的老友关系网在包庇自己人，卡加梅说他有“一种被人背叛的感觉，而且竟然是被我们的非洲兄弟背叛”。他还以不祥的语气补充道：“我们应该提醒他们，这里发生的事很可能会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它可能就发生在这样一些国家，然后我肯定他们会跑到我们这里来，这在明天都有可能会发生。事情只要发生过，就会再次发生。”

即便种族灭绝事件的领导人最终被移交给联合国法庭，但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联合国禁止法庭给罪犯判处死刑。“二战”后，纽伦堡的纳粹分子和东京的日本战犯都曾面临死刑，难道在卢旺达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比促使起草《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罪行要轻吗？据卡加梅说，当卢旺达坚决表示联合国法庭应尊重卢旺达的法律并将罪犯判处死刑时，联合国却建议卢旺达废除死刑。卡加梅称这个建议“看不起人”。

杰拉德·加希玛说：“卢旺达人民都知道，这还是那个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害的国际社会。”而他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同事蒂托·鲁特勒玛拉注意到，被法庭定罪的卢旺达人预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服刑，他跟我说：“想想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始作俑者们坐在一间服务周全还有电视看的瑞典监狱里，这不符合我们对正义的定义。”结果证明，即使是那些最终被羁押在阿鲁沙的胡图力量领导人，也发现他们早餐经常吃的羊角面包有点太丰盛了。没过多久，受审的囚犯们就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提供正规的卢旺达稀饭早餐。

(1)  《云雀》（Alouette ），一首著名的法国儿歌。

第17章

“在你们国家，我想肯定有很多喜剧演员。”卢旺达爱国军的一位上校说。在卢旺达中部高原下着凉爽细雨的夜晚，我们坐在他家的门廊上，喝着啤酒和威士忌，吃着煮土豆和烤山羊肉。上校从他的烤肉叉子上咬下一块肉，嚼了一会儿，然后说：“据我所知，美国的很多喜剧演员都是黑人。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我表示这可能和他们身处逆境有关。有时，如果人们在面对这个生硬而荒谬的世界时感到受挫，他们就会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有时，如果他们是比较搞笑的人，他们就会拿这个开玩笑。

“那些黑人很搞笑。”上校说。

我说：“搞笑的人才搞笑。”

他咯咯地笑了一声，门廊上的其他人，他的同事们，也跟着他笑起来。过了一会儿，上校说：“卢旺达没有喜剧演员。黑人多，逆境多，但没有喜剧演员。”

“你肯定也有些笑话吧。”我说。

他说：“我的那些一点都不好笑。”

我让他跟我讲一个试试看。“下次吧。”他说。当时还有一名妇女在场，上校朝她的方向伸了伸下巴，然后说：“卢旺达人的笑话，不体面。”

我很失望。我没机会跟这个上校再碰面了，但这个话题让我很感兴趣：不只是玩笑，也包括任何一种艺术。刚果、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这些邻国，都有各自伟大的艺术传统：其中视觉艺术和音乐占主导地位，文学艺术也在后殖民时期得到发展。甚至布隆迪也有举世闻名的鼓乐团。卢旺达只有少数的服饰舞蹈、若干传统歌曲，以及一种以诗歌和故事为主的口头文学，它们沿用了前殖民时代的古老形式，但没有任何艺术可与邻国媲美。最近一次的文化繁荣出现在胡图力量的报纸和广播的法西斯式宣传，以及联攻派民兵在庆典和游行歌曲里所展现的暴徒式的时尚中。新音乐大多是外来的，虽然有些卢旺达人写了小说，但几乎没有人读。

我本想问问上校关于卢旺达艺术贫乏的问题，但我不想冒犯他，所以我们又接着聊。不久，那个女人走了，然后上校说：“好吧，我给你讲个笑话。”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在山里长大的卢旺达孩子，在学校成绩很好，拿了一笔奖学金去了巴黎，然后带着一套新的礼仪回来了——时髦的衣服、浮夸的用词、装腔作势的口音，甚至连走路的方式都不同了，“就像一匹小马”，上校说。一天，男孩的父亲，一个单纯的老农民，说：“孩子，你怎么了？你是去了法国，那又怎么样？看看我，我可是你爸，我也没在村里像这样走来走去吧。”上校把双手伸出来，紧紧地抓着前面的空气，极力地耸动着他的臀部，好像没完没了一样。

我笑了。但是门廊上的那些卢旺达人，上校的同伴们，只是严肃地点了点头。“你看，”上校说，“这真不是个好笑的笑话。这和逻辑有关。卢旺达的笑话是这样的，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比如，有个家伙剪了一个被我们叫作法国头的发型——两边剃光，顶上削平——然后他的朋友说：‘你怎么能剪个法国头？你都不会说法语。’”

这一次，其他几个卢旺达人都笑了，我却只是点点头。“这和逻辑有关，”上校又说了一遍，“这是个恶作剧。可以嘲笑那家伙的发型，嘲笑他的朋友，来来回回地嘲笑。”

在我看来，这两个笑话都有一定的逻辑，就像所有的笑话一样，但它们的逻辑关系到地方主义和外国的影响。它们是关于对更广阔的现代世界的形象和馈赠的渴望，以及传统卢旺达人褊狭从众的反作用力；是关于被夹在一个你拒斥或至少是想逃离的过去和一个你只能以外来风格去想象的未来之间的叙述，而后者的强制性也是你想拒斥和逃离的。这些笑话似乎非常适合一个正在经历最惨痛的去殖民化进程的非洲国家。我试探性地把这些想法告诉了上校，他说：“也许这就是我们没有喜剧演员的原因吧。”他的语气听起来很气馁。

“但这些笑话还蛮好笑的。”我说。

“不，”他跟我说，“这一点都不好笑。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克服旧思想。”

卢旺达人有时似乎是以政治替代了艺术：在政府的最高层里，在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协商中，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政治艺术。说到底，“新秩序”的支持者和“旧思想”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如果不是对卢旺达现实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表述间的冲突，那又是什么呢？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卢旺达人在含米特神话的神秘化和欺骗性中辛勤苦干，而其极端的错乱却制造了一种天翻地覆的种族灭绝形式，“卢旺达爱国阵线”及其反胡图力量的盟友们将他们反种族灭绝的斗争描述为一种现实主义者的反抗。“诚实”是他们最喜欢的词之一，他们的基本主张是更多的真相才应该是更大权力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胡图力量最后也是最大的希望就是（像他们过去以言论和行动来打击他人时一样）坚称，诚实和真理本身只不过是一些虚伪的形式，它们从来不是权力的来源，只是权力的产物，衡量对错的唯一标准就是“多数统治”这个被污名化的实力原则。

有了这样一条界线，关于种族灭绝的战争就成了一场真正的后现代战争：即那些相信我们所处的现实是由我们的想象建构出来的，因而对或错、有效或无效、公正或不公正都具有同等地位的人，和那些相信对现实的建构可以——且事实上必须——被判断为对或错、好或坏的人之间的斗争。虽然关于真理和谬误客观性的学术争论常常被精细化到荒谬的地步，但卢旺达证明了这个问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1995年夏天，一个男人在基加利找到我，说他听说我对他们国家的问题很感兴趣。这个人曾长期秘密参与卢旺达的政治运作——最初是胡图力量的盟友，之后成了反对派——现在他隶属于新政府。他跟我说，他会很坦诚地和我谈论他们国家的那些事情，但不能具名。“如果你泄露我的名字，”他说，“我会否认这一切。”

我的这位访客是胡图族，他带着一名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士兵。“听着，”他说，“卢旺达有独裁统治，卢旺达有种族灭绝，现在卢旺达在边境又制造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你不必加入‘卢旺达爱国阵线’也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你不必陷入旧思维中——好像你不和这些人是一拨，就和那些人是一拨。”他接着详细解释了他的观点，即永远不能信任卢旺达人。“外国人不可能懂得这个地方，”他说，“我们会骗人的。我们把同样一些小事一遍遍重复地讲给你们听，但最后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们，即使是我们自己人之间也会说谎。我们有保密和猜疑的习惯，你哪怕待上一整年也不会知道卢旺达人在想什么，或者他们在做什么。”

我告诉他，这并不让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印象，就是卢旺达人经常会说两种语言——不只是卢旺达语和法语或英语，而是他们之间的一种语言和一种完全不同的跟外人说的语言。举个例子，我说我曾和一位卢旺达律师谈过，他描述了将他在欧洲所受的教育纳入他在卢旺达的实践中的难处。他热爱笛卡儿主义和拿破仑式的法律体系，而卢旺达正是以此为典范，但他说这并不总是符合卢旺达的现实，虽然对他而言它们都是相当完备的思想体系。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位律师和我谈论卢旺达时所用的语言，和他与卢旺达同胞交谈时所使用的语言完全不同。

我的客人说：“你说到这件事，同时你又说：‘一位律师告诉过我如此这般的话。’一个卢旺达人永远不会告诉你别人说了什么，通常情况下，当你告诉一个卢旺达人你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话，他会立即改变他的讲话节奏，对你闭口不谈。他会认为他跟你说的话可能也会在以后传出去。他会提防的。”他抬起头来，端详了我一会儿。“你们西方人太诚实了。”他说，他似乎对这个想法感到有些沮丧，“你们可以想到什么说什么，看到什么说什么。你说，‘一个律师告诉我’。你觉得这儿有很多律师吗？”

我说我见过几个人，我提到的那个人告诉我，我可以随便引用他的名字。“很好，”我的客人说，“但我告诉你，卢旺达人是很小气的。”我不太清楚他说的“小气”这个词是不是就是法语中的气量狭小的意思。当我请他解释这个词时，他描述了一个听起来非常像埃古 ⁽¹⁾ 的人——一个自信的人，一个骗子、叛徒和谎话精，他会跟每个人都说一些他们想听的话，以保持自己对游戏的掌控，同时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卢旺达爱国阵线”的一位元老、上校军官，也是卢旺达卫生部部长约瑟夫·卡雷米拉医生（Dr.Joseph Karemera）告诉我，卢旺达语中有一个词可以对应这种行为。卡雷米拉将胡图族34年的独裁统治所留下的遗产形容为“一种非常坏的思想”，他说：“我们称之为ikinamucho，意思是如果你想做某事，你是用欺骗而非正直的方式去做。举个例子，你可以来杀我，”——他紧抓着自己的喉咙——“然后你的任务成功了，但你哭了，那就是ikinamucho。”

我的客人很喜欢“小气”这个词，他反复使用这个词，我说他似乎对他的同胞的评价不是很高。“我试着不撒谎地告诉你关于他们的事。”他说。

我们会面后不久，我得知他已经离开卢旺达，加入流亡的胡图力量领导层。我还了解到，ikinamucho的意思是“戏剧”。

20世纪80年代初，奥黛特·尼拉米利莫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她的儿科教授是一位名叫泰奥多尔·辛迪库布瓦博（Théodore Sindikubwabo）的医生。奥黛特回忆道：“我参加他那门课的考试时，妊娠反应很严重，他看到我很难受，就带我去他办公室喝了杯芬达汽水，然后又开车送我回家。这些都是非常人性化的品质，是一种真诚的父亲式的应对方式。但他实际上是个很虚伪的人，在卡伊班达总统领导下的第一共和国时期，他当过卫生部部长。当他看到哈比亚利马纳掌权并监禁了所有部长之后，他直接去了基加利中央医院，拿起听诊器，做起了儿科医生。那之后他又成了国会议员，他热衷于成为重要人物。他来自南方，在布塔雷有一座大房子，那里是反当权派的地盘，他对全国发展革命运动来说也是个有分量的人物，所以对他们很有用。他有一种变色龙般的心态，可我从没想过他会杀人。”

哈比亚利马纳遇刺的三天后，辛迪库布瓦博被巴格索拉上校的危机委员会任命为卢旺达临时总统。当时，布塔雷是唯一一个由图西族当省长的省份，当其他市政和政治领导人带领他们的选民进行大屠杀时，布塔雷的省长让-巴蒂斯特·哈比亚利马纳（Jean-Baptiste Habyalimana）却呼吁大家克制。在屠杀开始后的头十二天里，布塔雷几乎是一处平静的避风港，逃离大屠杀的图西族从四面八方涌向该地区。然后，在1994年4月19日，泰奥多尔·辛迪库布瓦博造访布塔雷，他解雇了省长（此人随后即遭杀害），并举行了一次集会，在集会上，他发出了武装呼吁，并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广播。在辛迪库布瓦博发表讲话的第二天，总统卫队的士兵就被空运到布塔雷，载有民兵和武器的巴士与卡车也抵达现场，屠杀就此开始。布塔雷某些地区的屠杀可列入种族灭绝期间涉及面最广的若干大屠杀之一：仅在两三周的时间内，至少有2万名图西族在茨亚因达（Cyahinda）教区被杀，至少有3.5万人在卡拉马（Karama）教区被杀。

在我来到布塔雷时，辛迪库布瓦博在此地的旧别墅已被砸成了一堆石头，但他在扎伊尔布卡武的一块专属飞地还有一栋全新的别墅，他作为流亡政府的总统就住在那里。这处房产位于布卡武市的省长官邸的背面，俯瞰着基伍湖以南的卢旺达群山，景色令人叹为观止。1995年5月底，当我顺道走访这里的时候，车道上停着两辆卢旺达政府的黑色梅赛德斯轿车，还有几名卢旺达的年轻人在门口徘徊。一个穿着红色运动衫的和蔼可亲的男人向我致意，并自我介绍说他是辛迪库布瓦博的礼宾队长。他说他们一向很欢迎媒体人士，因为卢旺达在世界上受到了严重误解：是的，这个国家遭受了一场种族灭绝，但这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发起的，胡图族才是受害者。“看看我们这些流亡中的人，”他说着，又补充道，“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保罗·卡加梅正在有计划地杀害卢旺达境内的所有胡图族。”然后他主动提出了一个看法，即辛迪库布瓦博是一个无辜的人，又问我是否相信一个人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无辜的说法。我说我不知道辛迪库布瓦博在什么法院被指控犯了什么罪，他告诉我，所有卢旺达难民都在等待国际法庭的判决。“但是这个法庭由哪些人组成呢？”他问道。“是谁在影响他们？他们在为谁服务？他们是对真相感兴趣，还是只想回避现实？”

礼宾队长让我在原地等着，过了一会儿，辛迪库布瓦博的新闻专员安德烈·恩库伦齐扎（André Nkurunziza）接替了他。恩库伦齐扎给人一种破败的印象；他一口烂牙，穿着一件很旧的夹克，说话时带着一种受伤的、哀怨的语气。“这是一个被媒体贴上了种族灭绝标签，并且被他们的阴谋所伤害的政府，”他说，“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杀害任何人。我们听说有人把他们称为策划者，这些都只是基加利方面散播的谣言。哪怕是你，你去基加利时，他们也可以付钱让你写他们想让你写的东西。”他伸出一只手安抚性地拍了拍我的前臂，“我并不是说他们真的付钱给你了，我只是打个比方。”

恩库伦齐扎告诉我，1991年他访问过华盛顿。“他们不知道卢旺达发生了战争，”他说，“他们不知道卢旺达。我说：‘这是一个扎伊尔旁边的小国。’他们说：‘扎伊尔在哪儿？’现在，他们怎么能说他们知道去年在我的国家发生了什么？”

我们站在扎伊尔这边，看着卢旺达。我问他：“去年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恩库伦齐扎说，“而且还会有另一场战争的。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思考的，还会有另一场战争。”

最后我被带去见辛迪库布瓦博，他65岁左右，按照卢旺达的标准已经是个老人了。他坐在一张低矮的扶手椅上，客厅里家具简陋。据说他病了，看上去的确是病了：憔悴，眼睛因白内障覆上了一层苍白的膜，一张明显瘦骨嶙峋的不对称的脸被一条很深的疤痕区隔开——这是他年轻时因一起摩托事故造成的结果——这道疤痕把他的嘴角往上扯成了一个斜嘴讥笑的样子。他告诉我，为了和《阿鲁沙协定》保持一致，他乐于与“卢旺达爱国阵线”“就卢旺达的管理问题进行坦率和真诚的对话”。当我问道，为什么他们要和一个被认为煽动了布塔雷大屠杀的人谈判时，辛迪库布瓦博放声大笑，这是一种干瘪刺耳的笑声，他一直笑到喘不上气了才停住。

“现在还没有到确定谁有罪、谁无罪的时候。”他说，“‘卢旺达爱国阵线’可以想指控谁就指控谁，而且不管以什么方式，他们都可以提出这些指控——重组、拼接、对证人证词做剪辑处理。这很简单，你是记者，你难道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的疤痕周围的脸部开始抽搐。“这成了一部戏剧作品”——“一部喜剧，”他说，“他们现在正在基加利演出，这件事会在法庭上解决的。我来自布塔雷，我知道我在布塔雷说了什么，布塔雷的人民也知道我说了什么。”

但他拒绝告诉我他说了什么。即使我找到了一盘讲话的磁带，他吩咐我必须把它带回来让他解释——“每一个字，它意味着什么，每一句话，它意味着什么，因为要解释别人的观点和想法，这既不容易，也不公平”。后来，当我向奥黛特复述他的话时，她说：“没什么好解释的。他说的话差不多就是‘清除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为了消灭他们而继续工作吧’。我听到这话时身体都在发抖。”

辛迪库布瓦博的讲话是种族灭绝期间最广为人知的时刻之一，因为一旦屠杀在布塔雷开始，那么显然卢旺达的图西族就都无法幸免了。但他坚持说他被误解了。“如果布塔雷各地区的市长们断言屠杀是在我的命令下展开的，那他们就要负责，因为他们有责任维持自己社区的秩序。就算他们把我传达的信息理解为一种命令，那他们也是执行了跟我说的话相违背的命令。”我想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纠正他们，他是一名医生，而且是总统，当时在他的国家里正有数十万人遭到屠杀。他说，如果时机成熟，他将在国际法庭上回答这一问题。

和辛迪库布瓦博坐在一起时，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为法庭上混淆视听的辩词所准备的一场排演，给我的印象是他近乎渴望被起诉，甚至被逮捕，只为了拥有聚光灯下那最后的一个小时。但也许只是他知道自己身在扎伊尔，而这里超出了联合国法庭的管辖范围。他坚持认为，“真正公正的”调查只能证明他是无辜的。作为一个例子，他给了我一篇报告，他自认为这是关于卢旺达最近一段历史的权威报告，这份报告由美国的地下法西斯主义者、阴谋论者林登·拉罗奇（Lyndon LaRouche）发表在《全球策略信息》（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上。我简要地浏览了一下；它似乎是想表明，英国王室通过其乌干达的傀儡代理人，与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内的其他几个神秘机构相勾结，支持消灭在卢旺达占多数的胡图族。

辛迪库布瓦博的椅子后面立着一幅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画像。这个死去的领导人，穿着戎装，扣子紧扣，身上悬挂着穗带，看上去比那位流亡的领导人快活得多，而且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死人，他的确有着更有利的地位。对他的人民来说，哈比亚利马纳才是真正的总统——联合国难民营里有很多人都这么说——而辛迪库布瓦博则被认为是一个无名小卒，只是在一个短暂而不幸的时刻填补了这一职缺。“他这个总统什么都不是。”几个难民说。对他的敌人来说，辛迪库布瓦博也并无二致；“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和种族灭绝的幸存者都认为他是傀儡之主，他恰好在危机时刻从胡图力量的低级梯队中被提拔上来，只因他满足于扮演傀儡。辛迪库布瓦博的女婿是卢旺达新政府的农业部部长，在布塔雷举行的一次大规模葬礼上，他谴责自己的岳父是一名凶手，并敦促卢旺达人避免以家庭关系为基础去认定罪犯或保护罪犯。

然而，即使在这个他遭到唾弃并且声名扫地的国家里，辛迪库布瓦博对胡图力量这部机器仍有利用价值——充当替罪羊。随着时间的推移，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领导人将总部设在了基伍湖的最北端，距戈马以西10英里处，他们与流亡政府保持着一段距离，并创建了各种新的政治阵线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在种族灭绝期间并未崭露头角，能以“干净”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最主要的是复兴民主联盟（RDR，Rassemblement Democratique pour la Retour），其宣传将难民危机归咎于“卢旺达爱国阵线”，并呼吁把无差别特赦作为遣返难民的先决条件，他们在救援工作者和记者中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在我访问难民营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驻地官员们常常特意把我介绍给复兴民主联盟的领导人。我对此无法理解。他们的话听起来跟辛迪库布瓦博一模一样，然而，推销他们的人道主义者似乎确信他们是被排挤掉的合情又合法的声音。复兴民主联盟在扎伊尔、肯尼亚和布鲁塞尔的发言人经常被英国广播公司（BBC）称为“难民的主要代表”。复兴民主联盟可能与种族灭绝分子有联系——事实上，它就是由前卢旺达武装部队驻戈马指挥部特许设立的一个胡图力量的影子政权，而复兴民主联盟的特工们对难民营实行了事无巨细的管理，他们从扎伊尔的每个难民家庭那里勒索现金或一部分援助口粮，以充当每月的税金，并恐吓想要回家的难民，这一点甚至很少有人提到。

这是关于种族灭绝战争的最大谜团之一：国际社会的同情心如何一再地为胡图力量的谎言效劳。令人困惑的是，联合国竟允许其边境营地中形成了一个残存的种族灭绝政权，同时他们还拥有一支军队，且经常被观察到他们在接收大批的武器，并为下一次的种族灭绝战役招募了数千名青年男性。令人痛心的是，这些难民营的近15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显然没有被囚禁的风险，更不用说会在卢旺达被杀害了，但胡图力量机关的宣传和蛮横武力实际上把他们扣押成了人质，当作人肉盾牌。然而，使难民营的来访者几乎无法忍受的是，数百名国际人道主义者遭到公开压榨，成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人类罪逃犯社群的保姆。

各救援机构给复兴民主联盟和伪装成社区自救组织的准军事团体提供了交通工具、会议场所和办公用品；他们从胡图力量的精英手里租用卡车和巴士，并通过种族灭绝分子管理的内部任免系统优先雇用其候选人作为难民雇员，最终为这些胡图力量精英的战争金库充实了资金。一些救援人员甚至雇用了胡图力量的流行歌手西蒙·比金迪（联攻派民兵的赞歌《我恨这些胡图族》的词作者）在一个派对上跟他的乐队一起演出。在坦桑尼亚边境的难民营里，我遇到了一群最近刚从欧洲来的医生，他们告诉我这些难民是多么有趣。“你可以从他们的眼里看出谁是无辜的。”说这话的偏偏是一名来自萨拉热窝 ⁽²⁾ 的医生。她的一位同事说：“他们想给我们看一盘1994年卢旺达的录像，但我们觉得那个太让人不舒服了。”

一旦在戈马爆发的霍乱得到控制，难民营就不再是解决难民危机的途径，而成为一种维持危机的手段；因为难民营存在的时间越长，战争发生的必然性就越大，这意味着难民营不仅没有保护人民，反而将他们直接置于伤害之中。

在整个1995年和1996年期间，流亡的胡图力量武装持续地对卢旺达进行游击战，袭击者从难民营潜入境内，在道路上埋设地雷，炸毁电力塔，或攻击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和目击者。此外，戈马营地的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民兵在北基伍省周围四散开来，那里居住着大量卢旺达裔的扎伊尔人，他们开始招募、训练和武装胡图族的扎伊尔人，以使卢旺达和扎伊尔两国边境的胡图族团结一致。相关报道很快开始散布，称胡图族侵入者正在北基伍省马西西（Masisi）地区富饶的高地牧场上进行——袭击图西族农场主并掠夺其牲畜的——职业培训。到1995年中期，扎伊尔部落民兵成立了一个抵抗组织之后，马西西地区就成了知名的战区。“这是难民营导致的直接后果，”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派驻戈马的一名安全专员跟我说，“我们只能看着，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这种无助的表达在维持难民营运作的救援人员当中很常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雅克·弗朗坎（Jacques Franquin）曾是一名来自比利时的戏剧导演，如今在坦桑尼亚负责监管若干个总数超过40万人的卢旺达胡图族难民营。他跟我说，他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些种族灭绝分子。“但别让我把他们给清理出来，”他说，“不要让我把那些罪犯带出营地，这会让人道主义工作者们陷入危险之中的。”他的意思，以及我一再听到的说法是，只要那些坐在安理会上为大多数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了资金的大国还缺乏对胡图力量采取行动的意愿，就不能把后果归咎于这些人道主义者身上。

“食物、住所、水、保健、卫生系统，我们的援助做得很好了。”戈马的一家救援机构的负责人跟我说。“这是国际社会想要的，也是我们能给的。”但是，即便国际社会的反应失误不是起源于救援行业，他们也会很快占据那里。即便不偏不倚是一种可取的立场，但在某种政治形势之中或之上来采取行动是不可能不产生某种政治影响的。

布隆迪的卢旺达难民营的一名法籍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官员说：“人道主义的思维模式是不思考，只去做。我们就像机器人，被编好了程序去拯救一些生命。但是，当合同到期或者太危险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开，也许我们救的人最终还是会被杀。”人道主义者不喜欢被人称为唯利是图的人，但就像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不思考，只去做”是一种唯利是图的思维模式。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的一位瑞士代表跟我说：“当人道主义救援成为一道掩盖其实际造成的政治影响的烟幕，而各个国家都隐身其后，将其作为制定政策的工具时，我们就会被视为冲突各方的代理人了。”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依照其授权，只负责向难民提供援助，即那些已经逃出国境并有充分依据证明自己在本国处于迫害恐惧之中的人，逃避刑事起诉的逃犯则会被明确取消受保护资格。这项任务还要求接受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援助的人必须能够证明他们有适当的资格获得难民身份，但是他们从未试图对难民营中的卢旺达人进行筛查；人们认为这太危险了。换言之，我们都是来自资助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国家的纳税人。但如果我们质疑接受救助的对象是否有权接受救助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伤害我们（或我们的代理人）。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扎伊尔难民营里到底有多少人，因为从来没有人尝试过进行彻底的人口普查，零星的努力往往遭到种族灭绝分子有计划的暴力破坏，保持人数的急剧增长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而且他们也喜欢额外的口粮。难民营中的出生率已接近人类的生育可能性的极限；胡图力量的政策就是生养更多的胡图族人口，他们强迫所有育龄妇女怀孕，这在常驻于此的联攻派民兵之中被视为一种民族公共服务。与此同时，约50万人在种族灭绝发生后的头一年里独力从扎伊尔成功返回了卢旺达。此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声称难民营中的卢旺达人口稳定在约125万，但一些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的估算至少高出了20％。

关于扎伊尔难民营的一个比较可靠的统计数字是，他们每天至少要花掉资助者们100万美元。每人每天1美元听起来可能不算多，特别是考虑到这些钱中至少有70％又以管理费、日用品、设备、员工住房、工资、福利和其他各种费用的形式回到救援团队及其设备供应商的口袋里。但是，即使每天花在每个难民身上的钱只有25美分，这也几乎达到了卢旺达大部分国民人均收入的两倍。世界银行发现，卢旺达在种族灭绝事件后已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收入为80美元。由于卢旺达还有数千人每年能挣几千美元，所以至少95％的人口可能要靠年均不到60美元或每天16美分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在此情况下，住在难民营对一个卢旺达人来说是个不错的经济选择，对那些投靠了胡图力量保护网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粮食不仅免费，而且充足；难民营的营养不良率远低于该地区的其他任何地方，事实上与西欧人不相上下。总体医疗水平也不亚于中非其他国家；住在戈马的扎伊尔人谈到难民的福利时满怀嫉妒，一些人告诉我，他们假装成难民，以便获准进入营地的诊所看病。在慈善组织支付了所有必需的生活费用之后，营地居民可以自由地从事商业活动，援助机构经常怂恿他们，比如提供农业物资以鼓励他们这样做。扎伊尔的几个主要难民营很快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库存最多的，也是最便宜的市场所在地。扎伊尔人到几英里外的卢旺达人开的商店买东西，那里至少有一半的贸易似乎是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豆子、面粉和油，从印有外国捐赠者标识的麻袋和罐头盒中倾泻而出。而且随着联攻派民兵和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加紧了对北基伍省图西族牧民的袭击，戈马难民营的市场更是以便宜得难以置信的牛肉一举成名。

这些营地十分拥挤、烟雾缭绕、臭气熏天，但许多卢旺达人所逃离的家园也是如此；与大多数卢旺达村庄不同的是，大型营地的主干道两旁排列的是库存充足的药店、发电机供电的双层录像厅、图书馆、教堂、妓院、照相馆。带我四处参观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们听起来常常像是自豪的地主，说着“伟大的营地”之类的话，甚至当他们说“这些穷人”，或问“我们在做什么？”时也是如此。

难民的商业活动所产生的利润流向了很多领域，很大一部分是直接通过政治讹诈手段来购买武器和弹药。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主任理查德·麦考尔（Richard McCall）将扎伊尔形容为种族灭绝分子的“一条不受限制的军火运输走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则更谨慎地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谋求更多资金来维持难民营的运转。

正式来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边境难民营的政策是鼓励“自愿回国”的。起初，这个想法是通过让人们提前一两天报名乘巴士返回卢旺达来实现的。但许多报了名的人在出发日期前遭到殴打甚至杀害，于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决定每天早上在营地安排巴士挂空挡滑行，让那些想走的人去追赶他们。不出所料，这个项目也很快被证明失败了。“什么叫自愿？”卡加梅将军曾问过我，“这通常意味着一些人必须经过思考并做出决定。我不认为对无辜的人来说待在难民营里是个自愿的决定，我相信是有人在影响他们，所以我们怎么还能说让他们自愿离开呢？”

事实上，反对人们返回卢旺达的影响力往往来自表面上在促进遣返的人道主义团体内部。“他们回家不安全，”一个接一个的救援人员都这样跟我说，“他们可能会被逮捕。”但如果他们本来就该被逮捕呢？“我们判断不了。”他们告诉我。然后为了结束谈话，他们通常会说：“不管怎样，基加利政府并不是真的想让他们回去。”当然，难民营的工作人员中很少有人曾在卢旺达待过；他们的组织不鼓励这样做。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被外交官称为“外交官综合征” ⁽³⁾ 的流行病：过于轻易地接受客户的观点。一旦穿过边界回到卢旺达，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穿过了一面镜子。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戈马办事点，他们告诉我，卢旺达决心阻挠遣返行动，也经常骚扰还乡者，只为了确保让其他难民都躲得远远的。但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基加利办事点，他们会拿各种统计数字和论据来招呼我，这些数字和论据不仅表明卢旺达希望难民返回家园，而且还表明，已经返回的难民都得到了极礼貌的对待。

1995年6月，扎伊尔总理肯戈·瓦·东多（Kengo Wa Dondo）造访戈马并发表讲话，声称如果国际社会不关闭难民营，扎伊尔将强行遣送卢旺达人回家。同年8月，扎伊尔士兵开始在营地发起行动，他们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以传统的粗暴方式——大量勒索以及烧毁棚屋——将大约1.5万卢旺达人赶过边界。这超过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过去六个月所安置的难民数量。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反对强迫遣返，除非像杰拉德·加希玛在卢旺达司法部提醒我的那样，你得碰巧是一名在中国香港的越南船民才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专员绪方贞子（Sadako Ogata）说服总统蒙博托撤走了他的士兵（有传言说他收了现金），而她经常向安理会抱怨的遣返“僵局”又马上恢复了原样。

新闻媒体对扎伊尔行动的大规模报道，强调了难民——基本上是无法逃离的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因无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而遭受的痛苦。卢旺达这边的情况则几乎没有后续报道，这里的事情相当乏味：难民们顺利地在自己的社区得到重新安置，犯罪率低于平均水平，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给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基加利办事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宣称这是卢旺达诚挚召唤人民回家的有力证明。

卡加梅将军曾对我说：“鉴于发生了种族灭绝这样的情况，你无法阻止国际社会到这里来，但他们给我们提供的补救方案可能是错的。一方面，他们承认卢旺达发生了种族灭绝，但他们好像不明白有人要对此负责，有人策划和实施了种族灭绝。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暗示我们应该谈判时，我们会感到困惑。你要是问：‘和谁谈？’他们就三缄其口。他们不太敢说我们应该和犯下种族灭绝罪的人谈判。当然，从长远来看，他们还会造成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种族灭绝作为一种犯罪者应受到追捕和起诉的严重罪行，可能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卡加梅说：“在这些营地里有一些完全无辜的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至少在卢旺达这边，虽然也可能会发生一些骚乱，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理智的。这可能并不令人愉快，也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在现有情况下却是最好的。”

我告诉他我一直在和卢旺达人会面，他们说卢旺达人从来不说真话，卢旺达有一种不诚实的文化，要了解卢旺达就必须进入神秘的领域。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可能连那些说这种话的人也没有说真话。”他边说边发出一种不常见的由衷的笑声，然后又说，“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关键是我也没发现其他国家的政治有多诚实。但在有些国家，你要是说谎，你会被各种强大的机构揭露出来，这些机构的工作就是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介意说出真相，而且我是卢旺达人，为什么人们不把我也当成一个卢旺达人的例子呢？有人还跟我说，也许在政治上，有时某些事情你也没有说，但我一直在公开地说。他们跟我说得越多，我就越相信自己是对的。”

在卡加梅看来，说谎不是卢旺达人的特点，而是一种政治手腕，而且他认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保守秘密；但是秘密，即使涉及欺骗，也不一定是谎言——只是一些你没有说出的真相。在一个政治家被认为是骗子的世界里，卡加梅发现，一个人常常可以通过不矫揉造作而获得意外的优势。他说：“有时候，你要说实话，因为那是最好的出路。”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不会再次发生在我们身上。

——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1958

它发生了，因此它就可以再次发生：这是我们要说的核心。它有发生的可能，就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

——普里莫·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1986

(1)  埃古（Iago），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人物，由于不得重用，以各种卑鄙和欺诈的手段陷害战斗英雄奥赛罗，终使其家破人亡。

(2)  萨拉热窝（Sarajevo），波黑首都。1992—1995年波黑爆发战争，导致大批平民死亡。

(3)  外交官综合征（Clientitis），指一个组织常驻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将东道国的官员和人民视为他所要服务的“客户”并为其辩护的心态。

第18章

在扎伊尔北基伍省马西西地区，维龙加火山丘陵地带的山丘上可以俯瞰湖边的一个名叫莫科托（Mokoto）的村庄，那里矗立着一座修道院的废墟，有人认为这座修道院可能是中世纪欧洲人的遗迹。但这片废墟是新的。直到1996年5月初，莫科托的日常运作都非常像一个古老的天主教城镇。村民们住在地势较低的地方，房子大多是泥砖和茅草搭建的棚屋，山上的特拉比斯特教派 ⁽¹⁾ 修士住在一片由砖石和精美的木工构成的宏伟建筑群中，其中有一座巨大的教堂、一座图书馆、一间为游客提供的旅馆、一座拥有近千头奶牛的奶牛场、一家汽车修理厂和一座由水车驱动的发电厂。修道院是向莫科托和邻近村庄提供社会服务的主要机构；修士们管理着六所学校和一间药房，他们还为村民们设计了一套供水系统，此前村民们要花很多时间提桶去打水。1996年1至2月间，数百人陆续来到修道院寻求庇护，以躲避一帮把他们赶出家园的袭击者。莫科托的扎伊尔籍修道院院长达赫洛（Dhelo）神父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们。

达赫洛神父知道这些流离失所的人是图西族，他们在躲避莫科托东南约30英里处的戈马联合国难民营的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民兵领导的胡图族袭击者。自1996年年初以来，由于一些西方政府开始厌倦了为难民营支付费用，关于援助被中断或难民营被迫关闭的谣言不断蔓延，当地的种族灭绝分子及其扎伊尔的胡图族盟友在北基伍省加强并扩大了他们的战争规模。目前他们似乎是想在北基伍省多山的农业中心地带实施“种族净化”，目的是建立一个更长久的胡图力量的基地，而该基地在这片地区已被非正式地称为胡图之地。

达赫洛神父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他知道1994年的种族灭绝分子们毫不犹豫地侵入卢旺达的教堂庇护所。但当本地的胡图族首领因为他在莫科托为无家可归的图西族提供庇护所而威胁要杀死他时，他没有被这威胁吓倒。“我跟他们说，如果他们认为我的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一个人死，我愿意献出生命。”达赫洛神父告诉我，“从那以后，他们就不来找我了。”然后在5月初，达赫洛神父出了一趟差。

当时，有近千名图西族在修道院周围安营扎寨。据一位在莫科托住了十七年的法国神父维克多·布尔多（Victor Bourdeau）所说，5月8日，周三晚间，一群胡图族暴徒在营地周围聚集。有人向空中开枪，数百名图西族躲到教堂里。周五，修道院接到警告说，一场大规模的袭击已经计划好了。当时已经无法将图西族安全地转移出去，但大部分修士都被撤离了；维克多神父是一直待到5月12日周日的六人之一。那天早上，胡图族暴徒强行闯入教堂，把一些图西族拖到外面，用大砍刀处决了他们。“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维克多神父说，他和其他修士开着拖拉机逃跑了。

九天后，当我见到莫科托的修士时，他们自己也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住在戈马的临时住所里。维克多神父的身材高挑瘦长，带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焦虑神色，他穿着卡其色的教士长袍，坐在一间闷热的小房间的小床上。他说：“村里的每个人都是同谋，不管是保持沉默的还是参与劫掠的，都不可能撇清责任，就像在卢旺达，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有罪，但你要想分清楚是不可能的。”1994年4月7日，哈比亚利马纳遇刺后的第二天，维克托神父就在基加利，他告诉我，“剧情和当时完全一模一样。”

由于莫科托与世隔绝，修道院大屠杀的消息花了三天才传到基加利，我当时就在那里。这个故事很符合最近一系列事件的模式。在前一个半月中，至少有1万名图西族被赶出北基伍省，被迫到卢旺达避难。卢旺达政府指控扎伊尔政府合谋驱逐了他们，因为其军队经常用卡车将图西族运到边界，然后没收或撕毁他们的扎伊尔公民身份证。扎伊尔官员援引了一项备受争议、从未强制执行的国籍法作为回应，该法于1981年通过，违反了扎伊尔自己的宪法和一系列国际公约，剥夺了卢旺达裔扎伊尔人的公民身份，使他们成了没有国籍的人。“这些来自北基伍省的难民是扎伊尔人。”卡加梅将军的顾问克劳德·杜赛迪告诉我。“我们要求他们让我们的公民从难民营回来，他们却把自己的公民派过来了。他们必须把这些人带回去，把我们的人还给我们。”

当莫科托大屠杀的报道开始在基加利流传时，我访问的每一个卢旺达政府部门都表现出相似的愤怒情绪。有人问我，如果扎伊尔对卢旺达裔心存芥蒂，那为什么只有扎伊尔的图西族被挑出来，而扎伊尔人和卢旺达裔胡图族杀害他们却不用受罚？杜赛迪说：“这又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但扎伊尔支持这种打击自己公民的行为。”人们一再提醒我，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支持哈比亚利马纳打击“卢旺达爱国阵线”，在种族灭绝期间为卢旺达运送武器提供便利，为“绿松石行动”的法国部队提供基地，并在边界营地怂恿胡图力量卷土重来。联合国的一个调查小组刚刚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臭名昭著的前卢旺达武装部队上校巴格索拉携带着扎伊尔的军事证件前往塞舌尔（Seychelles）购买武器和弹药。1996年上半年，随着北基伍省的战争愈演愈烈，扎伊尔的胡图力量武装对卢旺达的袭击也进一步加剧，潜入者在一次行动中杀害了数百名种族灭绝的幸存者，非洲权利组织称之为“扼杀证据”。因此，特别令卢旺达官员恼火的是，国际社会不断通过难民营向扎伊尔注入资金，却没有对蒙博托的那些犯了种族灭绝罪的客人们的行为追究责任。

蒙博托是非洲统治时间最长的暴君。1960至1965年期间，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各种白人雇佣兵团队的精心协助下，通过暴力镇压民选的刚果民族运动党，实现了自己的权力晋升，而他的耐久力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把邻居的苦难转化为自己优势的天赋。在“冷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支持他作为对抗中非共产党势力的堡垒。此后柏林墙倒塌，蒙博托便失去了利用价值。促进民主是一项新的使命，而蒙博托除了制造出一场暴力的多党制改革闹剧外一事无成，导致以前的西方资助人将其弃置不顾。他的国家幅员辽阔——面积相当于整个西欧或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国领土——地下遍布着钴、钻石、黄金和铀，有传闻说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但到了1993年年底，他的军队因被欠薪而到处为非作歹——杀人、抢劫、破坏境内道路，给扎伊尔造成了10％的通货膨胀；蒙博托遭到放逐，而且他无法获得前往美国或欧洲的签证，看似即将走向毁灭。不久，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又将他重置于聚光灯下——此时如果你想要解决难民问题，就必须跟这个人打交道了。

西方领导人再一次把蒙博托当成了地区事务的权力中间人；美国、欧盟和联合国秘书处的使者穿梭于巴多利特（Gbadolite），这里宏伟的丛林宫殿既是蒙博托施政的所在地，也是哈比亚利马纳的坟墓所在地。法国人一直急切地想要救助胡图力量，他们与“冷战”时期所谓的“自由世界”分道扬镳，单方面恢复了对扎伊尔的援助——这意味着蒙博托理所当然地将钱直接存入自己的瑞士银行账户。一位欧洲外交官告诉我：“那场种族灭绝，是上帝送给蒙博托的大礼。”与我交谈过的卢旺达官员相信，蒙博托容忍甚至鼓励扎伊尔出现胡图之地这样一个高度军事化的产物，实际是在设法确保不断地收获这份大礼。

卢旺达卫生部部长卡雷米拉上校警告说：“如果有人认为蒙博托可以继续愚弄人民，那我也不觉得我们会花很长时间来向人民表明我们不是傻瓜。”联卢援助团最后几个营的部队最终在1996年4月撤离了卢旺达，一个月后，每个人都在等待的战争似乎正悄然展开。“扎伊尔只是在不停地挑衅。”克劳德·杜赛迪在国防部跟我说。“如果扎伊尔想驱逐自己的公民并把他们交给我们，那就让扎伊尔把他们和他们的土地一起给我们吧。”我经常从基加利的官员那里听到这句话，于是我向以直言不讳著称的杜赛迪问道——卢旺达是否准备入侵扎伊尔。“我们的问题够多了，”他说，“我们没必要跨越国界去找罪受。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北基伍省，我们就会把它拿下。”

莫科托修道院发生大屠杀之后，数百名图西族幸存者设法逃到附近的一个扎伊尔村庄避难。我想去了解一下他们在那里的境况如何。前往边境的路上，我在卢旺达西北部的一个难民营停了下来，那里收容了数千名刚从北基伍省被驱逐过来的图西族扎伊尔人。我采访了十几个人，他们说1996年胡图力量发动袭击时，扎伊尔曾派了部队过来。图西族原指望部队会保护他们，指望扎伊尔会保护自己的人民。但正相反，大多数士兵加入抢劫他们的行列，之后又强迫他们越过边界。“他们把我们运送到边境，然后让我们付运费。”一名男子说着，他的全套服装（一件冰岛产的毛衣和一双重型越野滑雪靴）证明他十分依赖救济品。

来自扎伊尔的图西族难民深信蒙博托是他们麻烦的幕后操纵者。“他是个非常强悍的人。”一个在扎伊尔做了几十年公务员的难民说，“他在那儿待了三十年，每次国内有反对他的声音时，他都会听凭国内发生冲突，然后他来摆平，接着就说：‘瞧，和平。’”难民们还认为，蒙博托可以恢复秩序，如果他愿意的话。别忘了，他的全名、自命的名字——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关杜·瓦·扎·邦加，已经被翻译成“全能的战士，凭借他的耐力和获胜的意志，从征服走向征服，其身后只留下火焰”。同时也被翻译成“从未输过的公鸡”。似乎没有人怀疑在他的王国里发生的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所作所为，不管他行动或不行动，最终的结果总是他想要的。

但是蒙博托不想让外界看到这项工作的进展。当到达边境时，我得知扎伊尔不允许记者进入。“他们想掩盖整个混乱的局势。”一名卢旺达机修工说，他刚结束了一天的戈马之旅，“那个国家完蛋了，企业都在撤离。”边防士兵不认识我，而抢我包的海关人员甚至连看都没看包里有什么：他们只想要赎金，一点酒钱，三美元就够了。

扎伊尔，作为一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虚幻的构想。作为蒙博托变戏法般的“真实化” ⁽²⁾ 计划的一部分，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一点虚构的味道：“扎伊尔”是一个古代的葡萄牙人对当地“河流”一词的误用。蒙博托喜欢在电视上播放他戴着标志性的豹皮帽和墨镜行走于云端的片段，不仅如此，他还声称自己拥有亚当式的为其所有臣民重新命名的能力——或至少能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基督教名字，改用非洲的名字。为了追求“真实化”，他把所有的外资企业都收归国有，制定了一部赋予自己绝对权力的宪法，规定了国家的着装准则——西装和领带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称为阿巴科斯（Abacos）的时髦改良型毛式衬衫——法语à bas les costume（短款正装）的缩写；他用自己的肖像取代了耶稣受难像，把圣诞节从节假日日历上划掉，清除了所有残余的政治反对派。他曾说：“我们采用这种真实化的办法，是为了重新发现我们的灵魂，殖民化几乎把我们的灵魂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了，而这正是我们要在自己祖先的传统中去寻找的。”

蒙博托的原则是一种双重否定的原则：把那些抹去了纯正民族记忆的腐朽记忆抹去，从而恢复原初的记忆链条。这个想法是浪漫的、怀旧的，但从根本上说是支离破碎的。蒙博托称为扎伊尔的这个地方，在贪婪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King LeopoldⅡ）绘制其地图之前，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而“真实化”这个词，是蒙博托年轻时十分流行的法国存在主义思想的舶来品，这与他公开宣称的非洲民族主义大相径庭。他让人想起波尔布特，后者在巴黎求学后回到柬埔寨（Cambodia），并将他的国家更名为民主柬埔寨（Kampuchea），他废弃了旧历，宣布当年为柬埔寨“元年”，为了根除西方的影响，他屠杀了100万甚至更多同胞。

蒙博托为了扩大自己的威望，有计划地将扎伊尔拖入腐朽的深渊，然而——尽管大批扎伊尔人仍不屈不挠地继续生育、上学、祈祷、从事贸易以及用绝佳的口才为他们的政治解放的前景雄辩——数量多得惊人的西方评论员都带有一种嘲讽的安慰情绪，确信这一事态几乎就是非洲所配享的真实性。换言之，就是让这些人去自生自灭，然后——看呐！这就是扎伊尔。我们似乎是希望扎伊尔变成“黑暗的心”；也许这一概念符合我们对这些国家自然秩序的理解。

当然，蒙博托不过是他的西方资助者的一个反复无常的傀儡，最终甚至连真实性的观念也被抛弃了，因为他放弃了所有意识形态的托词，并以绝对的强盗行径取而代之。扎伊尔人曾被迫集合在一起，高唱蒙博托主义的口号：“饿死也强于做一个富有的殖民主义的奴隶！”然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蒙博托变得越来越富，自己却变得更加饥肠辘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鼓起勇气修改了蒙博托的“三扎”口头禅——扎伊尔是国家，扎伊尔是河流，扎伊尔是货币——他们私下里加了“第四个扎”：扎伊尔是零蛋。

这个国家只剩下一些酋长、他的亲信和他的军队——一个吸血鬼式的精英阶层，统治着近百万平方英里的腐朽之地。所谓的蒙博托主义的第十一条戒律是“自力更生”，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就是这片土地唯一的绝对法律。到扎伊尔来的外国游客总是惊叹于这个地方竟然还能苟延残喘。中央是怎么维持的？或者换个更好的问题：这里有没有一个中央？蒙博托喜欢假装自己一个人就能把这个国家统合到一起，实际上他却在听任自己的国家解体，随着北基伍省的战争开始升温，比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更令许多扎伊尔人和外国外交官担心的，是大家对蒙博托之后的扎伊尔的看法。

“部落战争和灾难。”出租车司机跟我说。我们正驱车进入戈马，行驶在一条大马路的反向车道上，因为旁边的车道上有一些浅坑。“最终我们都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人道主义机构的视察也没法带来更好的消息。一周前，由美国援外合作署（CARE）的三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在一个联合国难民营附近的道路上遭到机枪和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的袭击。13名扎伊尔人遇害，我发现几名西方救援人员正在湖边的房屋里检查他们气垫船的状况，以备——或希望——撤离。

每个人都听说了一些山区里的交战故事，但很少有具体的消息。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总部，我发现遣返官坐在一张一尘不染的桌子前。“忘了遣返吧。”他跟我说，他当时正在申请一个新职位。

在莫科托大屠杀发生一周后，我乘车进入北基伍省的战区。道路从戈马向西延伸，穿过了熔岩荒野，绕过了巨大的穆贡加（Mugunga）难民营，那里大约有15万卢旺达人，他们住在一片棚屋组成的海洋里，棚屋上覆盖着带有联合国标志的蓝色塑料薄膜。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总部就在离这里几英里远的绿湖（Lac Vert）。我们行驶的这条路的终点在萨凯镇（town of Sake），这是一个废弃的定居点，挤满了大约3万名洪德部落（Hunde tribe）的人，他们被胡图族士兵从山区赶了出来。像胡图族一样，洪德人大多也是靠务农维生，这两个群体的竞争完全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在形态上，我们是一样的。”一名扎伊尔的胡图族观察到这一点，他运用了欧洲人的“种族科学”词汇，宣称在胡图族与洪德人的冲突中不存在种族仇恨。

穿过萨凯镇，一条土路在雨水浸透的火山山丘茂密的植被中急剧攀升。我们很快来到一片林中空地，我的司机告诉了我这个村庄的名字。但这里已经没有村庄了，只有分成了一块块的土地显示着这座村庄的遗迹，除此之外，还有烧焦的横梁、破烂的陶器碎片，以及不时可见的一排排鲜艳的花朵，暗示其出自人工栽种。我们驱车行进了一个小时，却没有看到任何人——我们经过了被洗劫的洪德人的家园和被遗弃的胡图族的家园，据说其中很多人都和卢旺达人一起在难民营中避难。马西西被称为扎伊尔的粮仓，这个地区的土地是如此肥沃，气候是如此温和而潮湿，以至于有些农作物一年能有四次收成。而现在，这一切看来是完全荒废了，除了偶尔能看见一些精心耕耘的菜地，这些草本植物在低矮的乌云下显得色彩斑斓，偶尔地，晶莹剔透的雨水会在几分钟里倾泻而下。

沿着陡峭的、车辙密布的蜿蜒道路向前行驶，形形色色的山丘以各种让人费解的角度倾斜着，我们偶尔会穿过一些瀑布奔流的深邃峡谷，之后又落入一片桉树林的包围之中。这如画的风景非常值得人们为之奋斗，但我还是无法理解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无穷尽的被毁坏的村庄。当你赶走这里的人民并征服他们的领土时，难道你不想占领它吗？这些山丘上不是挤满了胡图族吗？或者这些土地只是为了在难民营里的钱用完的那天准备的？最后，当我们和几个胡图族以及扎伊尔士兵来到一座村庄时，我的司机认为停车去询问那些村民的长远打算是不明智的。

走上山崖的顶端，森林已被甩在身后，属于图西族牧民的一片广袤的高山牧场映入眼帘，我们翻越群山的圆顶，起伏于山谷之间。但那里没有图西族，也没有牛。在荒无人烟的路上经过4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行进了约50英里之后，我们来到了基查加（Kitchanga），在那里，逃离莫科托修道院的图西族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一大群人正在一间棚屋外购买新鲜的奶牛肉。这头刚被宰杀的奶牛来自莫科托，村民们说这是修道院奶牛场的牛；城里突然有了这么多牛肉，10美元就可以买到差不多30磅。

但10美元不够买一条图西族的命：按现行汇率，运送一个人到边境的价格在12至15美元之间。在莫科托遭到袭击的800名图西族现在被塞进了基查加的一间潮湿闷热的茅草校舍里，他们太穷了，以至于都付不起自己的“种族清洗”费。

在我抵达基查加的几天前，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一个救援队驱车前往莫科托修道院，他们发现道路被两具烧焦的赤裸尸体堵住了，手、脚和生殖器都被砍掉，胸口被划开，心脏已被取走。救援人员清点出了十具尸体，还闻到了更多（焦尸的）气味；他们估计死者至少有100人。当他们到达修道院时，一些受伤的图西族从他们藏身的灌木丛中走了出来。其中有一个光身子的男孩，身上只有一块破布盖住了后颈，他不小心把那块布弄掉时，他们看到他的头几乎被砍掉一半，已露出了脊椎骨和一块头盖骨。一名医生给这孩子缝合了伤口，我后来看到他在基查加的一所野战急诊医院里探头探脑地转来转去。

村里的学校有一名打着赤脚、穿着破雨衣和短裤的男子，自称是“莫科托的难民队长”。他说许多袭击者来自联合国难民营，很容易就能识别他们，他说这是因为“他们讲的是地道的卢旺达语，穿的也很讲究”，而“我们扎伊尔人是山民，说斯瓦希里语更有家的感觉”。他解释说，他的一些人之所以能够逃走，是因为“那些袭击者看到别人抢劫，他们也忘了杀人而去偷东西，再回头已经晚了”。莫科托的幸存者都两手空空地散布于基查加，几位老人用毯子裹着身体，因为袭击者扒光了他们的衣服，本想要杀了他们。再没有人能指望如此幸运了。队长告诉我，莫科托的胡图力量民兵们高呼“杀，杀，杀”的口号，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逃离自己的国家”。跟我在卢旺达遇到的扎伊尔籍图西族难民不同，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返回扎伊尔，而队长说莫科托的图西族已经放弃了这个希望。当他跟我说“我们想回家”时，他指的是卢旺达。“我们在这里没有国籍。”他说。

基查加的姆瓦米，洪德人的世袭酋长，这个身着棕色丝绒衬衫、戴着金丝边眼镜和白色棒球帽的强壮男子也同意这一说法。“真的，”他说，“胡图族想消灭所有图西族。”他自己的人民也很难保护自己：他们的战士里甚至包括六七岁的男孩，他们的武器库主要由长矛、弓箭和自制的射钉枪组成。姆瓦米在谈到这种枪时说：“这不是自动步枪，但它能杀人。”以前基查加大约有2000人混居在一起，现在却成了一个专属于洪德人的定居点，由于3.6万名流离失所者的涌入，其人口规模已迅速膨胀。红十字会和联合国估计，马西西有近一半的人口，即大约3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甚至连姆瓦米也住在临时住所里；他在城外5英里处的房产已遭到毁坏。我发现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用联合国产的塑料板搭建的一个凉亭）里喝着香蕉啤酒。他告诉我，基查加是一个非常好客的地方，但因为给图西族提供庇护，使得这里成了一块吸引胡图族袭击的磁铁。他想让图西族离开这里。

图西族必须撤离，否则就会被杀。问题是通往卢旺达边界的道路要穿过胡图之地和他们的难民营。基查加得到的承诺是，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这个政府间机构将派出一支卡车车队，在扎伊尔雇佣兵的护送下，将图西族带走。但没人真的相信会发生这种事。

在基查加的那天夜里，我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枪声，天亮以后，有报道称胡图族和洪德人在村子北边发生了激烈的交火。有人让我返回戈马。在我离开时，三条浓黑的烟柱正从山谷中升起，洪德人战士正在那里洗劫一个胡图族村庄。流离失所的洪德人正沿路向基查加前行——女人们背着扶手椅，男人们拖着酿造香蕉啤酒的木槽，有一个身材纤细的年轻人，一手拿着长矛，头上还顶着一张双人床。

在返回戈马后，我得知国际移民组织确实计划派遣一支疏散车队，以营救基查加的图西族，但该计划已经取消。国际移民组织的授权不允许它协助“境内的流离失所者”跨越国际边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数十个人道主义组织签订的利润丰厚的戈马营地的伙食合同中都有类似的授权限制，使得他们无法救助莫科托的幸存者。大多数救援组织都禁止运送任何人到其他地方，只能就地提供救援；许多组织拒绝进行涉及武装安全的行动，唯恐其“中立性”受到拖累；不过还有另一些组织坚持认为，仅仅因为胡图族威胁图西族，就将图西族赶走，相当于助长了“种族清洗”这一目标，从而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个别和我交谈过的救援工作者都认为，“种族清洗”比让他们被杀害更人道。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他们组织的第一要务不是保护人民，而是维护他们的授权范围。“一切都有系于此。”莫科托的修士维克多神父在戈马跟我说，“所有这些组织，他们会发毯子，发食物，是的。但想救人命？不行，他们救不了。”

莫科托大屠杀发生12天后，卢旺达驻联合国大使呼吁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防止扎伊尔东部发生种族灭绝”。卢旺达的请求特别提到莫科托和留在基查加的图西族。扎伊尔驻联合国代表团反驳说，北基伍省的冲突“完全是国内事务”，因此与安理会无关。扎伊尔政府否认了与“讲卢旺达语的扎伊尔国民”有关的所有问题，荒谬地坚称：“在扎伊尔所有的语言中，并不包括卢旺达语。”扎伊尔还向安理会通报说，“种族灭绝”一词不是扎伊尔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安理会对此则毫无作为，甚至连一句公式化的“表达关切”都没有。

当返回基加利时，我获悉北基伍省的一些图西族商人正在组织一次疏散行动，以营救基查加的莫科托幸存者，到5月底，他们中有1000多人被带到卢旺达边界。6至7月的两个月里，图西族难民陆续抵达卢旺达，随着战火在扎伊尔东部蔓延，图西族开始从远得多的北部逃往乌干达。据信，到8月底，在北基伍省铲除图西族的工作已接近完成。

(1)  特拉比斯特教派（Trappist），天主教的一个分支，教规严格，崇尚缄口苦修。

(2)  真实化（authenticity），亦即扎伊尔的本土化，是蒙博托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消除该国的殖民主义残余，抵制西方文化的持续影响，并创造一种更加独特的民族身份。

第19章

1996年5月，在我探访了莫科托屠杀的幸存者并返回基加利后，我问卡加梅，他怎么看待被扎伊尔驱逐到卢旺达的图西族难民的处境。“也许，如果这些年轻人不得不去战斗，那我们可以训练他们。”他说。一年后，他告诉我，训练已经开始了。卡加梅的结论是，他无法完全消除扎伊尔难民营里胡图力量的威胁，除非扎伊尔政府和国际社会停止给予他们支持。

世界各大国在1994年的态度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并不关心中非地区对种族灭绝的抗争，但他们尚未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以说明他们为何如此满足于为种族灭绝分子提供给养。以难民营为代表的虚假的保民承诺，使胡图族平民以及图西族和该区域的其他人都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种事态不是什么中非恶意的国际政策造成的，而是缺乏相关政策造成的。1996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有报道称克林顿政府的一名行政官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卢旺达和扎伊尔主要的政策关注点就是“我们不想看上去像个笨蛋”。基加利方面的主要关注点是胡图力量的入侵威胁，卢旺达卫生部部长约瑟夫·卡雷米拉上校问我：“如果那些在难民营里接受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来杀我们，国际社会会怎么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卡雷米拉跟我说过好几次，他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这个国际社会看待我们的方式，就好像我们来自一个不同的人类进化阶段。”

1996年7月，卡加梅将军访问华盛顿，他再次解释说，如果国际社会不能解决他们在难民营中孵化出的这个怪物，他就要自己动手了。人们认为卡加梅是在虚张声势；卢旺达入侵扎伊尔的想法有点像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要对抗德国或法国。蒙博托支持对各个邻国的侵略，而非相反，况且蒙博托还是华盛顿在该地区的希望所在。一位美国外交官跟我解释说：“偶尔，你必须和魔鬼共舞才能完成上帝的工作。”在这点上，至少巴黎是赞同的。法国依旧是胡图力量最大的资助者。对于卡加梅的警告，在奥赛码头 ⁽¹⁾ 的非洲首脑们的态度似乎是：让他试试看。［1995年，法国新任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拒绝邀请卢旺达新任总统巴斯德·比齐蒙古参加在比亚里茨（Biarritz）举行的非洲法语国家领导人年会，会议开幕时希拉克主持默哀，悼念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而不是以哈比亚利马纳的名义发动的种族灭绝的受害者。］

卡加梅访问华盛顿后不久，布隆迪的军队就关闭了其领土上所有卢旺达人的难民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出抗议，但布隆迪拒绝让步，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又转而与其合作。不久，难民们就争先恐后地登上了来往于边境的卡车。在几周的时间里，20万人被遣返回家，联合国却把这次遣返形容为自愿遣返。卢旺达政府的广播称，这些还乡者会受到各自社区的欢迎，他们应该返回家园——一般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联合国的观察员们告诉我，犯罪率要低于他们的预期；在某些情况下，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分子甚至会受到其他还乡者的谴责。

我花了几天时间观察从布隆迪驶来的车队。我问这些还乡者是不是被强迫遣返，他们全都说没有。但我问他们为什么突然自愿回家时，他们又说自己别无选择。答案几乎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来了。我们是一起离开的，所以我们也一起回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泥瓦匠光着脚站在他的六个孩子中间，他说，“有一些上层的人”——他把目光投向天空——“他们关心政治问题和全人类的事务，但还有像我们这样简单的人”——他低头盯着自己的脚——“我们对政治一无所知，只是用自己的双手来谋生”。从布隆迪返回的大批难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表明，从扎伊尔进行类似遣返的唯一障碍就是胡图力量不仅能恐吓难民，而且能恐吓整个国际社会的能力。

“我想我们已经了解了，那些声称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人，很多时候已经表现出了他们的虚伪和双重标准。”卡加梅将军跟我说。“他们把这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说除非我们原谅这些犯下种族灭绝罪的人，否则我们就不能让这些难民回来。”卡加梅感到愤愤不平。“我跟他们说：‘我们告诉过你们要把这些群体区分开，你们失败了。如果你们整个世界加在一起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你们怎么能指望我们做得更好呢？你们想让我们遵循一个地球上从未存在过的准则。你们希望我们一觉醒来，把一切都做好了——人们手拉着手走路，忘记了种族灭绝，事情都在顺利地发展。这种好事，也就是嘴上说说还行。’”

起初，卡加梅跟我说，他认为解决那些“犯下严重的反人类罪的人”应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他现在仍然觉得应该如此。“但这并没有发生，”他说，“所以剩下的只能是转头去打另一场战争。”

1994年“卢旺达爱国阵线”攻占基加利后不久，卡加梅的老同事、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给他介绍了一个名叫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的扎伊尔人，他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直是反蒙博托的造反派，他希望能重新掀起这场斗争。卡加梅、穆塞韦尼和卡比拉，以及认为蒙博托是非洲大陆稳定和进步的威胁的扎伊尔人与其他非洲人开始建立起人际网络。“我们过去常对扎伊尔人说：‘我们知道你们在给我们制造麻烦，但我们也会给你们制造麻烦的。’”卡加梅跟我说，“我们说：‘你们需要和平，我们也需要和平，我们一起努力，但如果你们不跟我们合作——那也行。’”

当然，这里既没有和平，也没有和平的前景。至1996年年中，卡加梅着手组建了一支种子部队，准备在扎伊尔发动一场叛乱。面对即将被消灭的威胁，扎伊尔的图西族已经准备好应征入伍，而且他们还提供了额外的方便，也就是他们的言谈举止和卢旺达人很像，如果爱国军士兵混入其中，就很难将他们区分开来。士兵和政工干部从扎伊尔全国各地应征而来，基加利很快就成为各种渴望在扎伊尔进行武装斗争的反蒙博托派分子的秘密据点。

在北基伍省的图西族社区被摧毁后，卡加梅估计南基伍省将会是蒙博托派-胡图力量同盟的下一个目标，他估计得没错——约有40万扎伊尔的图西族生活在南基伍省；他们被称为巴尼亚穆伦格人（Banyamulenge），意为穆伦格的人民，穆伦格是他们的祖先在17、18世纪从卢旺达迁徙过来以后的第一个落脚点。自1994年为卢旺达的胡图族建立联合国难民营以来，巴尼亚穆伦格人已成为大规模的“抢牛运动”（Cattle raids）和不断上演的骚扰及敌对宣传运动的牺牲品。不久，扎伊尔官员公开将巴尼亚穆伦格人称为“蛇”，并采取措施剥夺他们的土地；地方广播电台和报纸的声音听起来愈加像卢旺达胡图力量的媒体。

针对巴尼亚穆伦格人的有计划性的暴力行动于1996年9月初开始。胡图力量和蒙博托派的部队与当地招募的民兵合作，洗劫了图西族的住宅、企业和教堂，并袭击了他们的居民——逮捕或处决了一些人，同时将其他人驱逐到卢旺达。当巴尼亚穆伦格人在街头被处以私刑时，政府官员们表示赞许。尽管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在整个地区都有工作组，我们却听不到国际上的公开抗议。但与北基伍省的图西族不同，前者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死去或流亡，而许多巴尼亚穆伦格人则是武装起来，在受到袭击时予以还击，让袭击者们遭受了重大损失。与此同时，数百名新训练出来的、装备精良的抵抗战士开始从卢旺达进入扎伊尔。随着战斗的加剧和蔓延，救援人员从南基伍省的大部分地区逃离，他们抛弃了自己声称要保护的那些人，自谋生路去了。

10月8日，南基伍省副省长卢瓦西·恩加博·卢瓦班吉（Lwasi Ngabo Lwabanji）宣布，该省所有的巴尼亚穆伦格人须在一周内离开。他没有说他们应该去哪里，只是说那些留下来的人将被认为是要与扎伊尔交战的叛军。毫无疑问，卢瓦西有点过于兴奋了；即使在扎伊尔也没有副省长宣战的先例。但他最后通牒的精神与扎伊尔官方的态度和做法是完全一致的。虽然蒙博托本人刚刚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正在瑞士接受治疗，但作为一个缺席的领主，他统治扎伊尔的时间太长了，因而他的宫廷还在一如既往地行使职责。卢瓦西的法令颁布两天后，扎伊尔首都金沙萨（Kinshasa）的一位政府发言人宣布，“我们确实想要巴尼亚穆伦格人离开”。

卡加梅一直在为这样的时刻做准备。他后来跟我说：“我们准备和他们开打，狠狠地打击他们——而且要解决三件事：第一，保护巴尼亚穆伦格人，不能让他们死，要教他们战斗，甚至为他们而战斗；第二，拆除难民营，让难民们返回卢旺达，并摧毁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及其民兵组织；第三，改变扎伊尔的局势。”他一直在等待扎伊尔的严重挑衅，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当然，这个愚蠢的扎伊尔副省长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如此渺小的卢旺达开始攻打庞大的扎伊尔；巴尼亚穆伦格人起义了；卢旺达爱国军的突击队和洛朗·卡比拉的反政府种子部队所组成的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ADFL，以下简称“民主力量联盟”）横扫南基伍省并开始向北推进；蒙博托著名的“懦夫部队”（cowardly army）狼狈不堪地逃走了；救援人员撤离，营地被解散。1996年11月2日，在副省长卢瓦西宣布发起内战的三个半星期后，“民主力量联盟”和卢旺达爱国军进入戈马，卡比拉将一个至少1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宣布为“解放区”。（尽管卢旺达政府公开地对这些进展表示出热情的态度，但他们断然否认任何卢旺达爱国军部队进入扎伊尔，直到1997年6月初，即“民主力量联盟”部队占领了金沙萨并将蒙博托赶下台的几个星期之后，卡加梅才告诉我：“到处都是我们的武装，我们的部队，他们在过去的八个月里一直在前进。”)

在扎伊尔战争的前几个星期里，数千名卢旺达人从难民营返回了卢旺达，但到11月初，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至少有75万来自南、北基伍省的人——还聚集在戈马以西约10英里的穆贡加难民营及其周围广阔的熔岩荒野上。他们是被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民兵驱赶到那里的，同时也是出于“民主力量联盟”不断进军的压力，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些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官员在自己都要逃离扎伊尔的情况下，竟鼓动这些人离开卢旺达，前往穆贡加。占领戈马后，卡比拉宣布停火，并呼吁国际人道主义团体来把这些挡路的难民带走，以便他可以继续向西推进。当然，穆贡加完全无法靠近，因为在其前方还有成千上万胡图力量和蒙博托派战斗人员组成的强大武装阵线。这正是卡比拉和他的卢旺达资助者想要表达的观点：为了使难民免受伤害，你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现在需要的不是一次救济任务，而是一次营救任务，因为穆贡加的非战斗人员与其说是难民，不如说是人质，他们被当成了肉盾。

那段时间非常奇怪。在1996年的前九个半月中，扎伊尔东部的蒙博托派-胡图力量联盟屠杀了数千人，并迫使数十万人背井离乡，这一事实似乎没有引起国际媒体的兴趣。在这段时间里，我老家的《纽约时报》及其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只刊登了一篇来自卢旺达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且仅限于两段自由记者只言片语的“意见”。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想法——即被称为难民的那些人不仅遭受着痛苦、需要救援，而且有能力犯下有计划的反人类罪，并可能想要和军事力量直接对峙——在这段国外报道剧减的时间里，显得过于浅薄或令人困惑。11月初，75万难民在围困中或在熔岩荒野上的战斗中面临集体死亡的前景，再次吸引了数百名记者前往卢旺达和扎伊尔的边境。戈马再一次成为国际焦点，然而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

没有人能进入穆贡加，也没有人知道聚集在那里的人们的处境。救援机构的新闻官员让记者们相信，难民们必将忍受大规模的饥饿和霍乱。有人虚拟了可能的死亡人数并发布出来——数以万计的死亡，也许是10万。坐在卢旺达边境城镇吉塞尼的一家湖畔酒店里，周围都是记者，想到在西边十几英里远的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人们正因一些本可阻止的原因而以创纪录的速度死去，这是令人非常沮丧的。有些人对此的感觉尤其糟糕，他们会怀疑那里的情况是否真有这么严重。如果你去问一问救援机构的新闻官员，在历史上还有什么时候，之前还能吃饱的人突然在几周内就都饿死了，你要么得不到答复，要么他们会告诉你，穆贡加的人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在纽约，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宣称，穆贡加正在发生“饥饿性的种族灭绝”。布特罗斯-加利没有证据证明所有人都在挨饿，而且他肯定不能说出是谁应该为这场所谓的种族灭绝负责，难民只能挨饿，因为有人阻止他们离开，而唯一阻挡他们的人就是另外一些所谓的难民。然而，由于电视新闻中充斥着这些无形难民中发生的饥荒和大规模死亡的报道，安理会开始起草计划，在戈马部署一支人道主义军事干预部队，表面上是为了解放穆贡加的难民群众。这听起来很振奋人心，直到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即这支部队可能会因为授权所限而被禁止去完成其本要完成的任务，那就是使用武力对抗、解除武装，或在必要时击垮胡图力量的军队和民兵。

1996年11月15日上午9点，我坐在吉塞尼的一座山上的房子里俯瞰着戈马城，并对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做了一些笔记：

加拿大籍的联合国部队指挥官强调，军队不会解除穆贡加激进分子的武装，也不会把他们分离出来。联合国在深夜做出的决议含糊其词，不知该如何在给难民提供给养的同时又鼓励他们返回卢旺达。有传言说士兵们将从戈马的基地分散出发，寻找难民并为他们提供给养。但联合国表示不会重建难民营。加拿大指挥官说，“如果分离出民兵，会导致暴力程度过高，不仅士兵，无辜的人都会被杀害”。

我还写了自己对这条新闻的印象：

又一支蹩脚的联合国部队。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辜的人都正在被杀害，已经被杀害，或将会被杀害。你怎么能既供养着几十万的人，挖坑让他们拉屎，给他们盖塑料棚子睡觉，同时又说你没有建难民营？不管怎样，为什么要往一个你不在乎有没有杀戮和死亡发生的地方派遣军队呢？彻底瘫痪的机构。

然后，我把电台转到“广播之星”电台，以下消息来自戈马叛军的“解放刚果之声”，我又做了一些笔记：

通往穆贡加和西部的道路是开放的，联攻派民兵逃跑了。播音员说：“整个问题都解决了。”难民们正向卢旺达的家园前进，叛乱继续蔓延到金沙萨。

这一次，我的印象更简明：“啊？这可能吗？”

我跑出家门，驱车越过边境，进入戈马，在那里我转向通往穆贡加的公路，向西边的难民营径直而去，然后我发现自己只能在数十万步履蹒跚、正往东边的家乡前行的卢旺达人的洪流中缓慢移动。几天前，“民主力量联盟”和卢旺达爱国军再次发起攻势，包围并从后方攻击穆贡加，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将武装分子引离了边境地区，同时也将大批难民向本国方向驱赶。这场战斗的主要证据就在营地外近20英里的地方，那里有一排被炸毁的卡车、巴士和轿车，他们当时正在向扎伊尔内陆进发。这些车四周的路面上，成堆的文件在风中飞散，其中包括大量前卢旺达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的档案文件：全欧洲各地军火商的武器运输收据、在难民中建立政治阵线组织的许可证、难民营的收税表、与人道主义机构的财务往来账户、与蒙博托及其将军们的往来信件，甚至还有精心手写的北基伍省图西族名单。

随着难民开始不断回国，媒体广泛报道称，前卢旺达武装部队、联攻派民兵和蒙博托的残余部队退入扎伊尔内陆，使得所谓的普通难民可以返回家园。现实可没有这么完美：在向西逃往扎伊尔丛林的人中——可能有10万人，也可能有20多万人；没有人知道其中有多少非战斗人员；而在卢旺达境内，人们很快就发现，许多应为其罪行付出代价的人混入还乡者的洪流之中。不过卢旺达重新爆发全面战争的紧迫威胁已经解除了，而且“幸运”的是，看来难民们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挨饿。

我一路开到穆贡加，在这片老鼠泛滥的营地废墟中，我发现救援人员正在摇头，惊叹于大多数难民都至少还有几天的口粮以及足够的体力，他们每天可以轻快地走上差不多15到20英里，在烈日下扛着可观的行李。在短短四天内，就有大约60万卢旺达人从戈马越过边界返回。到11月底，返回的总人数据说已达70万左右，另外还有数千人在不断涌入。尽管卢旺达政府仍继续坚决否认其军队进入了扎伊尔，但卡加梅将军本人却没有那么谨慎。他跟我说：“因为我们也不一定就觉得那是什么坏事——再说明白一点，现在发生的事是我们本来就希望它发生的——我们的确参与其中了，人们的怀疑是对的。”此外，他补充道：“欣慰的是，就我们而言，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对我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满足了。我认为，这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可以靠自己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必须继续斗争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人民能帮上忙，那当然很好。如果他们帮不了，我们也不会从地球表面消失。”

在路上跻身于归国的60万人中的那几天里，我眼前反复出现一幅画面——从各种绘画和电影中回忆或想象出来的——拿破仑的军队从俄罗斯溃败而归：跛行的轻骑兵和冻僵的马，血迹斑斑的雪地，漆黑一片的天空，盯向前方的狂乱眼神。非洲的天气（比俄国）更好，赶路的人们大多也健康状况良好，但那种反复出现的另一个时空的影像让我感到好奇，为什么今天我们西方人这么不重视其他人的战争呢？这股归家的卢旺达人所组成的巨大洪流，至少暂时来说，标志着一支致力于种族灭绝的庞大军队的溃败，然而多年来，国际社会却一直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在援助这支军队。

从穆贡加出来的头几天里，我驱车在路上穿梭于沸腾的人群之中，一名还乡者对我评论说：“对你们来说，我们只是人群中的一些小点”。在难民营里，他们总是发誓，他们会像离开时一样，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回家。成为人群中的小点正是关键所在：你不可能知道谁是谁。他们以每小时1.2万人（每分钟200人）的速度到来，就像一架瞄准边境而来的人肉攻城槌。但与其说这是极端主义的胡图族首领长期以来所承诺的胜利入侵，不如说这是在悄无声息的流亡中的撤退。有那么一段时间，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们铺天盖地走在50英里长的柏油路上，推着自行车、独轮手推车、摩托车，甚至是汽车，拖着像雪橇一样的板条箱，把巨大的包袱顶在头上，用吊带背负着婴儿，或把他们抱在怀里，提着蒸锅和空啤酒瓶，而有时他们只是背负着沉重的往事，忽然有四个男人扛着一副担架走过来，担架上有一个盖着毯子的人。当他们从拥挤不堪的数千人中推搡而过时，一个人不停地喊：“尸体，尸体。”这个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有表达自己的需要。除了锅碗瓢盆的敲打声、赤脚和橡胶凉鞋发出的嗖嗖声、一只迷路的山羊或一个走丢的孩子发出的呼叫声之外，这些回归的人群通常都保持着一种不祥的沉默。

回到卢旺达，数千人沿路边站了好几个小时，以同样无言的压抑注视着涌入的人流。在当代人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一个屠杀了另一个民族的民族，或以其民族之名进行屠杀的民族，能指望他们与被屠杀民族的幸存者组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民族社会，混居在同一个微小的社区之中。

(1)  奥赛码头（Quai d'Orsay），是巴黎第七区的一个码头，法国外交部所在地。法国人喜欢用地名称呼政府机构，因而常以奥赛码头代指法国外交部。

第20章

卢旺达中部高原的一位老妇人在大批人群从戈马返回的几周后跟我说：“一个叫吉鲁穆哈斯（Girumuhatse）的人回来了。”她说的是卢旺达语，说着还用右手在自己脖子一侧比画了一个优雅的劈砍动作。她的陈述全部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有个叫吉鲁穆哈斯的人回来了，在战争期间他用棍子打过我，我还被他用砍刀砍伤了。这个人杀了我全家后，把我扔进一条壕沟里。我受伤了。他现在又回到家里了。昨天他登记之后，我在社区办公室看到他了。我对他说：‘看哪，我死而复生了。’他回答说：‘当时这里就是人间地狱。’然后，他就求我宽恕他。他说：‘这都是当权者的错，是他们带着我们参与这些行动的，只为了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他说他对此很后悔，并且请求我的宽恕。”

这位妇女说她的名字叫洛朗茜·尼拉贝扎（Laurencie Nyirabeza）。她1930年出生于塔巴（Taba）社区，离我们会面的小型商业中心上的一个空荡荡的山顶集市的阴凉处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集市在一条沙质红土路的两边，由两排较短的废弃混凝土和土坯搭建的店面组成。每周两次，在赶集的日子里，中心是拥挤的；否则这里就是一座只有空气的鬼城。一辆烧毁的巴士的锈蚀外壳横亘在路肩上，浓密的灌木丛从一幢大房子的废墟中生发出来，房子的主人是一些图西族，他们在1994年被杀了。

塔巴的大部分图西族之后都被杀了。而剩下的那些人，像尼拉贝扎一样，都非常孤独，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家宅。由于很多幸存者没法重建家园，也不敢待在那些邻居中间，这些人在屠杀期间的所作所为让他们记忆犹新，于是他们搬到这个中心，占用了这些死去的图西族或逃往扎伊尔的胡图族所留下的空置商店。现在他们很害怕被人赶走。在前两周，有2000多人从扎伊尔的难民营返回塔巴，其中有一个名叫吉鲁穆哈斯的人，洛朗茜·尼拉贝扎说他屠杀了她的家人，并留下她等死。

尼拉贝扎是个身材矮小的女人，眼睛深陷在一张向前突出的脸上。她的头发从前额一侧向上梳得笔直，像戴了一顶近六英寸高的皇冠。这种效果既威严又机智，这与她的态度是一致的。十多名幸存者响应了我的邀请，在市场上见面，但大多数人什么也没说。那些说话的人的音量很少大过鬼鬼祟祟的低语，而且每当有陌生人走近时，他们就会陷入沉默。尼拉贝扎不一样。她没有窃窃私语，也没有退缩，她似乎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了。甚至当她告诉我有关吉鲁穆哈斯的事时，她的嘴唇偶尔会在微笑中颤动，而其他幸存者不止一次地对她的演讲报以尖刻的笑声。尼拉贝扎形容自己是一个“简单的农民”；她的学校生涯在三年级之后就结束了。但她很擅长用语言表达——充满激情和嘲弄，以及因受伤后的愤怒而带来的尖刻。尽管如此，当她的前邻居吉鲁穆哈斯——这个她以前还给他分享过食物和饮料的人声称他的行为不是他的错时，她还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她告诉我，吉鲁穆哈斯杀死了她的十个家庭成员，大部分是她的儿孙。

尼拉贝扎说：“这个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现在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拿回了他的财产，而我却独自一人，没有孩子，没有丈夫。”然后她说（这引发了一阵笑声）：“也许他还会继续这些消灭他人的行为。”她嘲笑吉鲁穆哈斯请求她的宽恕。“要是他能把被他杀死的孩子们带回来，然后重建我的房子，”她说，“也许我能宽恕吧。”周围的幸存者们笑得更起劲了。

这时，一个男人不耐烦地说：“我们会像往常一样生活在一起。”尼拉贝扎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抽泣起来，她把脸埋进衣服里。另一位拄着一根细长拐棍的老妇人，她伸出双手在身体两侧摆动起来。“我们就像鸟，”她带着一丝冷漠地笑说着，“飞来飞去，吹来吹去。”

我下山以后，发现尼拉贝扎蹲在一块石头上，凝望着山谷。我跟她说再见，她没有抬头。有一名自己也是幸存者的年轻公务员，作为翻译一直在帮助我，他跟我说人们一般都不喜欢到那个中心去。“那里让人感到悲哀，”他说，“而且那里的幸存者们提了很多要求。”

幸存者们确实提出了沉重的要求。尼拉贝扎曾经说过：“我只等待正义。”

洛朗茜·尼拉贝扎说吉鲁穆哈斯没有否认攻击过她，这让我感到很惊讶。在卢旺达期间，我从未遇到任何一个承认参与了种族灭绝的人。我想听听吉鲁穆哈斯会怎样为自己辩护。两天后，我带着一名讲法语的卢旺达人博斯科（Bosco）回到塔巴，这名失业的花农同意来给我当翻译。我们首先去看了看尼拉贝扎，因为她暗示吉鲁穆哈斯有可能还想杀了她。但是她没有被吓倒；她找了一名年轻的女士跟我们一起去指认吉鲁穆哈斯的家——一个土坯墙的院子，位于一座种植着香蕉的陡峭小山的山崖边缘，离尼拉贝扎住的那家废弃的商店大约100码远。

一个男人坐在门口。他和家人刚从扎伊尔回来，他说他1994年就住在这栋房子里，那个时候，正如他所说，“有很多人被杀了”。在他返回时，他发现住在那里的一家人是图西族幸存者。他知道政府的政策允许还乡者在15天内依法驱逐擅自占用其房屋的人，但幸存者无处可去，所以两家人就住在一起。这个年轻人说他的名字叫埃马纽埃尔·哈比亚利马纳（Emanuel Habyarimana）。我问周围是否还有其他从扎伊尔回来的人，他说：“这些房子都没人住。”

当博斯科和我走回大路时，一群孩子在我们周围，我们问他们认不认识吉鲁穆哈斯。他们笑着说，他住在我们刚刚去过的那栋房子里，人可能就在里面。“没有，”一个女孩说，“下面那个是他。”她指着山谷里沿着一条小径向我们攀爬过来的一个身影。博斯科很快掏出几张钞票，让孩子们自己去买汽水。

有一瞬间，这个人似乎想要逃走。他迅速走入一片田地，但博斯科向他招手致意，他又转身回到小径上，迈起大步往前走。他穿着一件肮脏的帆布实验室工作服，里面是一件敞开的蓝色薄衬衫，下半身穿着一条破旧的棕色裤子和旧轮胎做的凉鞋。他的眼睛很细，充血得很厉害，嘴巴也紧紧闭着。他有些随意地站到我们面前，但他的神态却像是被人逼到绝路似的。他的胸膛起伏着，虽然天气凉爽，但他的太阳穴上却不断冒出汗珠，从他的额头一直往下淌。

博斯科开启了谈话。那个男人说我们刚见过的埃马纽埃尔是他儿子，还说能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谈到了难民营中的生活，我说我访问扎伊尔时，和我交谈过的每个卢旺达人都否认了种族灭绝，而且还坚称，自战争结束以来，卢旺达境内所有的胡图族都被有计划地杀害了。例如，根据在扎伊尔难民营流传的谣言，返回卢旺达的妇女都被割掉了乳房，而男人则被关在相当于狗舍的屋子里，地上的湿灰泥会慢慢在他们的脚边变硬。这人说：“有时候是这样，有些人会说谎，另一些人会说实话。这里确实死了很多人。”

他自我介绍时称自己为让·吉鲁穆哈斯。我跟他说我对他的名字很熟悉，因为社区里有人说他杀了别人全家。“这是真的，”吉鲁穆哈斯说，“他们说我杀了人是因为我是这里路障上的头目。”他指了指离他家最近的那条路。“现在，一切都很好，”他跟我说，“但在那个时候，国家号召我们去杀人。有人告诉你，你有责任这么做，否则你会被关押或杀害。我们在这当中只是小卒，我们只是工具。”

吉鲁穆哈斯说自己今年46岁，他记不起任何胡图族只是因为拒绝杀人就被处决的具体案例；显然，（要么杀、要么死的）威胁足以确保他参与谋杀。但是吉鲁穆哈斯曾经管理过一个路障，路障的头领可不是一个小卒，而是地方指挥系统中的一个中层人物——一个可以支使小卒的人。吉鲁穆哈斯说他别无选择，同时他也跟我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杀人我有责任，因为我是头领，现在我回来了，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当局。”

1996年11月15日，当大批难民开始从扎伊尔回国时，卢旺达政府下令暂停逮捕种族灭绝嫌犯。在这个事态发展异乎寻常的月份里，这无疑是其中最出乎意料的事情了。但是，就像1994年的电台号召群众杀人时一样，电台又一次解释了事情的原委。比如，每个人都听说了巴斯德·比齐蒙古总统前往边境，像对待兄弟姐妹一样迎接这些还乡者。总统讲话的一个版本在卢旺达广播电台上反复播放，并在全国各地都被当作指导性意见来研究学习。

总统称这次大规模回归是“所有卢旺达人的大喜事”，他说，“卢旺达人民能够和平地生活600年，他们没有理由不能再次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他直截了当地对凶手说：“我要向那些选择了杀人和对抗之路的人发出呼吁，提醒你们自己也是卢旺达人。我呼吁你们放弃种族灭绝的毁灭之路，和其他卢旺达人携手合作，把力气用到正路上去。”然后他说：“再次欢迎你们回家。”

但为什么幸存者要和凶手们当邻居——甚至像吉鲁穆哈斯家里一样，要住在同一屋檐下呢？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呢？卡加梅将军解释，这是为了维持稳定。他说：“不是每一个你认为应该考虑到的人都一定要去考虑，你可能得创造出一种氛围，先稳定下来，然后去考虑那些你必须考虑的人。为了能逐步开创出一个和平共处的局面，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卡加梅认识到，这种做法对他的人民提出了很多要求；而且在人们回归之后，有许多报告说，士兵们从愤怒的暴徒手中救出所谓的凶手，并将他们置于“保护性监禁”之中。要平衡对正义的要求和对秩序的渴望是不容易的，卡加梅跟我说。“在这两种意图之间，涉及很多问题，也涉及人们的感情。”

当吉鲁穆哈斯告诉我他曾是一名凶手时，他就不再流汗了，他的呼吸也更容易了，甚至他的眼睛看起来都更清澈了，他似乎很想继续说话。这时一场风暴来袭，大雨倾盆而下，我们只好坐进我的吉普车里，那辆吉普车就停在吉鲁穆哈斯在种族灭绝期间设置路障的地方。我们坐定以后，他声称在种族灭绝期间他受到压力的一个原因是，有人授意让他杀了自己的妻子，一个图西族。

“我可以救我老婆，因为我是头领。”他又补充说，他也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我必须这么做，否则我会被杀。”他说，“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点无辜。杀戮不是发自我的内心。如果我真的想杀人的话，我现在就不会回来了。”吉鲁穆哈斯的声音在雨的敲弹声中显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惬意。他会不会感到至少有一点内疚？“我下令杀死的人中有很多是我认识的。”他跟我说这句话时依然非常镇定。我问他下令杀了多少人。他回答得很慢：“我知道有六个人是我下令就地杀死的。”

“你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吗？”

“我有可能杀过，”吉鲁穆哈斯说，“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他们就会杀了我老婆。”

“是有可能？还是真的会杀？”我说。

我的翻译博斯科说，“你知道他的意思”，但他没有翻译这个问题。

吉鲁穆哈斯重申他愿意向当局解释一切。按照他的理解，他已被允许收回自己的财产，休养身体，“然后他们会打电话给我的”。他并不害怕。他相信如果他把所有事情和盘托出，他只会得到“一种有限的惩罚”。他说：“当局明白有很多人只是在服从命令。”

吉鲁穆哈斯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几乎都是对的。三个月前，经过近一年的辩论，卢旺达议会通过了一项特别的种族灭绝法，根据罪犯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对罪责进行分类，并对已认罪的较低级别的罪犯予以减刑。虽然根据卢旺达的标准刑法，所有杀人犯都会被判处死刑，但种族灭绝法只将死刑留给了第一级分类中所定义的精英分子：“在国家、地区、社区、部门或基层一级的策划者、组织者、煽动者、监督者和领导者……”以及“以其施暴时的热情或过分的恶意来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那些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和“实施了性酷刑行为”的行凶者。对于大批的普通凶手和他们的同谋（追随者）来说，终身监禁的最高刑罚可以酌情减轻，只要主动自首并诚恳认罪，甚至只需服刑七年。对非致命性伤害和财产犯罪的处罚也可以相对减轻。

吉鲁穆哈斯掌握了新法律的精神。“如果事情可以这样结束，在受到惩罚后我可以回家，恢复我的生活，那我是能接受的。”他跟我说。“如果这种复仇行为可以在这个国家结束，作恶的人可以受到惩罚，那是最好的。”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的是，他在种族灭绝期间的头领地位使他牢牢地归入第一级分类之中，在这个分类中死刑是不能靠认罪来逃避的。

就在吉鲁穆哈斯准备说出一切的时候，他将自己的罪行归咎到塔巴前任领导让·保罗·阿卡耶苏（Jean Paul Akayesu）的身上，此人在大家的记忆中就是一个以贪婪著称的图西族猎杀者，也是他让吉鲁穆哈斯担任了路障上的头目。1995年，阿卡耶苏在赞比亚被捕；1997年，他因种族灭绝罪在卢旺达国际法庭受审，此前卢旺达国际法庭在诉讼过程中已经有过无数次拖延，最终裁决预计于1998年夏季做出。在法庭上，阿卡耶苏本人也把自己在1994年的卢旺达杀害无辜图西族的行为归咎到他的上级官员身上。

这场种族灭绝“就像一个梦”，吉鲁穆哈斯跟我说。“它就像一场政府让我们做的噩梦。”然而到现在，他看来不但没有苏醒，反而进入一个新的梦，在这个梦中，他的忏悔和他赞许卢旺达改革的热情——“新政权非常好，没有死人。我们对他们的欢迎感到惊讶。这是一个新秩序”——不需要任何根本上的政治或心态的改变。他仍然是一根墙头草，渴望成为一个模范公民，并以此获得回报。当权者说要杀人时，他就杀了，当权者说要认罪时，他就认了。

在两次访问塔巴的间隙，我曾和一名基加利的救援人员聊过，他刚从坦桑尼亚西部回来，那里仍有近50万卢旺达的胡图族滞留在难民营中。（一个月后，1996年12月中旬，坦桑尼亚关闭了难民营，遣返了卢旺达人，使得还乡者总数在六个月内达到近150万人。）在这名工作者访问那些难民营时，他听说那里的孩子们会玩一种做泥人的游戏，他们把泥人放在路上，让过往的车辆碾轧过去。这些泥人代表图西族，每次一个泥人被碾碎，孩子们都会欢呼，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刚刚杀掉了卢旺达的一个图西族。救援人员把这个故事当作某种寓言讲给我听。这让他怀疑，忍受另一轮大屠杀是不是卢旺达不可避免的宿命。

这种可能性太明显了。自种族灭绝发生以来，卢旺达政府一直将其信誉作为赌注来证明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有计划的杀戮是可以避免的。政府将大批难民的回归视为一次胜利，但这也是对其主张的巨大考验。不过，卡加梅一如既往地认为胜利还没有达成。“是的，人们回来了，”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但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我们也必须解决。”他接着列举了很多问题——住房、司法、经济、教育、数千名流亡归来的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士兵的遣散，以及最重要的——“种族问题”。

几个月前，在南基伍省的战斗打响前不久，卡加梅给我讲了两个他部队里的故事。他说，一名士兵最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是怎么一个人被留在家里，又是怎么知道有人在种族灭绝期间杀害了他的家人，以及他为何选择不让其他人对此负责的。非但如此，他还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看不出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封信是在这名士兵自杀后找到的。正如卡加梅所理解的那样，“他心里是想杀一些人的，但他没这么做，反而决定自杀了”。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在酒吧里杀了三人，打伤两人的军官。有些士兵想杀了这个人，但这人说：“先让我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之后你们再杀了我都行。”于是士兵们逮捕了这名军官，他解释说：“我看到一些凶手，他们还活得好好的，四处闲晃，没有人对他们采取行动。好吧，我决定不再容忍了，所以我就杀了他们。现在你们可以动手了，想怎么处置我都行。”

卡加梅说：“想象一下那个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不知道。他本可以去市场开枪打死100个人的。这样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他有可能杀死任何人。这意味着这里已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疯狂。”他说：“有人认为这是一件我们应该让它过去并忘记的事情，然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

我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关于复仇的诱惑，复仇的释放，复仇的不满。显然，许多幸存者不同意卡加梅的观点，他们认为不可能重新改造一个遵循种族灭绝逻辑的人。所以，从扎伊尔回来后，我问他是否还相信凶手们可以成功地重新融入社会。“我认为你不能就这样放弃一个人，”他说，“他们可以学习。我相信每一个个体，在他的心里的某个地方，也想要一些和平，希望以某种方式取得进步，即使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所以，如果我们能把历史摆在他们面前，然后说：‘就是这样的历史给你们带来了所有这些问题，这是避免这些问题的办法。’我认为，这会大大改变他们的想法。我认为，有些人可以从宽恕中受益，从另一次机会中受益。”

卡加梅还说了一句：“我们别无选择。”

在和吉鲁穆哈斯见面的几天后，我们开车回到塔巴，博斯科问我有没有听说最近在基加利被活活烧死的那个女孩。我说没有，然后他就跟我说了。有个女孩（实际是名妇女），跟博斯科年纪差不多，是他的熟人。她当时在迪斯科舞厅里，一个男人表示对她有意思，她拒绝了他，他说她会后悔的，她笑了，他继续纠缠不休，她叫他走开，让他别再烦她了；她说他疯了。他走后拿着一壶汽油和一根火柴回来。其后有四人被害，遭拒绝的搭讪者自己也因烧伤而入院。当他被问及为什么要杀害四个人时，他说1994年他干了那些事以后，这对他来说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他想杀多少就杀多少。

博斯科感到惊讶的是，我作为一名记者，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故事。我觉得我的回应相当无趣，与其说我是一名记者，不如说我是美国新闻业的消费者，在美国，那些引起街头小报好奇心的在公共场所发狂的变态杀手，对广大公众来说至多只是一种遥远而随机的危险，比如闪电、醉酒的司机或倒塌的高楼大厦。我的曾祖母在96岁时被一盆从楼上窗台掉下来的天竺葵砸死了，虽然这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但我并不认为这件事发生在她身上，这危险就离我更近。但博斯科的故事不同。他跟我说，在卢旺达，一个人说：“是因为种族灭绝，我才会这么做的”，这会让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处于全面危险中的感觉。

洛朗茜·尼拉贝扎的孙女尚塔尔·穆加娜娜（Chantalle Mukganana）跟我说的故事也差不多。我本想听听尼拉贝扎会怎样回应吉鲁穆哈斯对自己的看法，但我回到塔巴时，她却不说话了。33岁的瘦弱的尚塔尔，这个在种族灭绝中失去了四个孩子（玛丽、玛莎、玛丽安和乔纳森）的寡妇打破了沉默。“就算他招供了，他也是个骗子。”她这样评价吉鲁穆哈斯，“如果他说他只是服从命令，那他就是在撒谎。”据尚塔尔说，这个男人是一个彻底的图西族杀手。她说，他的岳父母都是在他的监督下被杀死的，“只为了享受看着他们被杀的乐趣”，当他发现他的图西族妻子在接济她弟弟时，吉鲁穆哈斯也曾试图杀了他的这个妻弟。

尼拉贝扎指控吉鲁穆哈斯杀害了她的10名直系亲属。尚塔尔认为他对自己家族中的27名成员的屠杀负有个人责任。她说他曾是头领，而且他也亲身参与了大屠杀，用的是一把小锄头。尚塔尔背着自己一个月大的女儿阿方辛逃走了，只因为在凶杀发生的那天早上，她看到吉鲁穆哈斯用一把砍刀杀害了她的一个名叫奥斯瓦尔德（Oswald）的表弟。在那之后，尚塔尔在附近的教母（一个胡图族）家里避难。在教母家时，她听到吉鲁穆哈斯来要茶——给予他力量的意思，他说这是为了要杀死尚塔尔的父亲。她还说，她教母的儿子，也是吉鲁穆哈斯的同伙之一，“他跑到屋后去磨他的砍刀，但他母亲不准他杀我”。后来，这位教母告诉尚塔尔，她的儿子杀死了尚塔尔的母亲。现在教母和她的儿子已经从扎伊尔回来了。

尚塔尔所描述的所有杀戮都发生于几天之内，地点在吉鲁穆哈斯控制的山丘上的几栋房子里。我告诉她，吉鲁穆哈斯说他只看到有六个人是在他的命令下被杀的，她笑了。“哦，如果我能和他对质就好了。”她一度这么说过，但在另一时刻，她又说：“就算我揭发他，又能改变什么呢？”

在种族灭绝事件之后，尚塔尔说：“我不得不自己去找衣服穿，我不得不自己去找东西吃，现在这些人却一回来就得到了食品和人道主义援助。”这是事实；虽然国际社会在难民营中花费了十多亿美元，但遭到彻底破坏的卢旺达却要为了数亿美元而乞讨，数万幸存者蹲在废墟之中，却被有意地忽视了。尚塔尔告诉我，有一次，有些人给塔巴的幸存者们分发了一些锄头。“仅此而已，”她说，“我说完了。”

满足幸存者们真正的需求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想要的只是他们称之为“过去”的那段已经消逝的岁月。但有必要让那些在种族灭绝中遭受最大损失的人，在事后还要受到最大的忽视吗？博纳旺蒂尔·尼比兹特别担心年轻的幸存者会成为极端分子。“我们假设有10万年轻人失去了家庭，他们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在这样的国家，如果你对他们说，‘去杀了你的邻居，因为他杀了你的父亲和你的七个兄弟姐妹’，他们就会拿着大砍刀去干。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法乐观地看待未来。如果你说国家必须走向和解，却同时忘记了这些人，会发生什么？他们走在大街上时，我们意识不到他们的问题，但他们可能是看着他们的母亲被强奸，或者看着他们的姐妹被强奸的。还要做很多事情，才能确保这些人能够重返社会，放眼未来，然后说一句：‘好的，让我们试试吧。’”

政府没有做过这种努力，他们没有针对幸存者的计划。“没有人想帮助他们。”卡加梅的顾问克劳德·杜赛迪跟我说。他的意思是没有外国资助者和救援机构想帮助那些幸存者。“我们说：‘把钱给我们，我们会去做。’但没有人感兴趣。”博纳旺蒂尔后来被任命为商务部部长，他解释说，卢旺达缺乏外国援助是因为这里缺乏投资机会。他说：“除非你的资源很丰富，否则你就不能指望国际社会，而我们没有什么资源。我们没有石油，所以我们是不是血肉之躯，或者我们是不是人，都无关紧要了。”对杜赛迪来说，结论是国际社会不想承认种族灭绝确实发生了。“他们希望我们能忘了这件事。但是我们要忘记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帮助幸存者恢复正常生活，之后你才有可能开启遗忘的进程。”

一个出人意料的短语——“遗忘的进程”。自大屠杀以来，关于种族灭绝的讨论几乎不可避免地与一种对记忆之义务的讨论相连。但在卢旺达——为非洲权利组织工作的帕西菲克·卡巴里萨（Pacifique Kabarisa）告诉我，许多种族灭绝幸存者“后悔自己没有被杀掉”——遗忘是一种人们梦寐以求的大病初愈的征兆，是继续生活的能力。“在这次回归之前，”尚塔尔告诉我，“我们已经开始忘记了，但现在就好像你的伤口正在愈合，却又有人要来重新揭开它。”

对于遭受创伤的一代人来说，伤口不可能完全愈合。相反，当幸存者指责政府应该——而且能够——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时，当渴望实现和解的外国人指责政府把种族灭绝当作其不足之处的借口时，卢旺达的新领导人却要求他们的同胞要坚忍不拔。卡加梅跟我说：“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想要强调正义，想确保每一个层面的参与者都被追究责任，就让事情都停顿下来。”他说，重要的是要保持前进的势头，而不是“退回去，然后说：‘这些胡图族杀了人，所以必须把他们杀了，而那些图西族是受害者，所以他们在现有条件下应该过得更好。’”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我认为在如何更加理性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一些严肃的思考。”

随着大批人在几个星期内从扎伊尔返回，暂停逮捕符合种族灭绝法中第一类嫌犯的规定取消了，而且暂停逮捕的政策很快就被全面废除了。然而，司法部副部长杰拉德·加希玛跟我说，大多数凶手可能仍然逍遥法外。从塔巴难民营返回的人数相对较少，然而仅此一地，法警巡查员说，至少有60名第一类嫌犯回来了。巡查员的名单上有吉鲁穆哈斯的名字，但他对此人并不太了解。“听说他杀了人。”他跟我说，他还念了一些怀疑是被吉鲁穆哈斯杀害的受害者的名字，其中包括尚塔尔目睹其被害的奥斯瓦尔德，以及她曾提起过的一个叔叔的名字。

乔纳森·尼扬德维（Jonathan Nyandwi）是塔巴社区监狱关押的640名种族灭绝罪犯之一，他的消息比较灵通。他曾经在吉鲁穆哈斯的路障附近开了一家酒吧，虽然他一开始声称不知道吉鲁穆哈斯是不是凶手，但当我提到奥斯瓦尔德时，他说，“他是我的教子”，“他被一个叫让·吉鲁穆哈斯的人杀死了”。尼扬德维证实了尚塔尔的父亲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但他反驳了尚塔尔所说的吉鲁穆哈斯杀害了自己岳父母的说法。据他说，吉鲁穆哈斯只是想杀了他的妻弟埃瓦里斯特（Evariste）。

几天后，我找到了埃瓦里斯特。他说他的父母被“吉鲁穆哈斯的同伙”杀害了，他本人则在袭击时逃走了。后来他向他的姐姐，也就是吉鲁穆哈斯的妻子寻求庇护。“我一到，吉鲁穆哈斯就开始大声喊叫，还叫来其他人。”埃瓦里斯特回忆道。“他们把我抓住，剥光我的衣服，然后开始用棍子打我，我姐姐哭得像个疯婆子，她说：‘你不能就这样杀了我弟弟！’”他说：“吉鲁穆哈斯想带我去附近的路障，这样我就会在自己的地盘上被杀了。我当时一丝不挂，他们把我带到一个乱葬坑，想把我扔进去。”不知怎的，埃瓦里斯特自己挣脱了束缚，然后趁着夜色逃走了。

埃瓦里斯特相信吉鲁穆哈斯杀死了70多人。他回来后就没见过这个人，但他见过吉鲁穆哈斯的妻子和儿子埃马纽埃尔，也就是他的姐姐和外甥。他告诉我，他们俩都很害怕吉鲁穆哈斯，希望他被捕。然而身为图西族和市议员的埃瓦里斯特却不敢指控这个企图杀害他的人。“我敢肯定，我姐姐和她的孩子们会死。”他解释道，然后他告诉我，自从吉鲁穆哈斯回来后，他自己又开始每晚都充满恐惧。“人们不能大声说出他们想要复仇。”埃瓦里斯特说，“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和埃瓦里斯特见面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基加利的街道两旁都是拿着锄头和砍刀的人。这天是公共服务日；各处的空地都变成了砖厂，这是为那些流离失所的回归者建造家园的第一步。就在这样一个砖厂里，我看到卡加梅将军在一群衣衫褴褛的工人中，把泥铲进一个木制的砖块模具里。“这也是士兵的工作。”他跟我说。几英尺外，一个人跪在地上挥舞着一把大砍刀，然后把麦秆切碎，混入泥里。他刚从扎伊尔回来，他说他看到这个在难民营里被妖魔化的“副总统先生”就在眼前，他感到相当惊讶。“但这也正常，”他补充道，“因为每个想要为国家服务的掌权者都必须为人民树立榜样。”

种族灭绝的信条被共同生活的命令所取代的速度是令人振奋的，但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可怕的提醒，卢旺达在权力和服从之间的古老平衡仍然完好无损。这个制度对于当前压倒一切的需求是有用的；你输入一条新信息，然后，“啪”一声就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但这难道不是一种表面上的变化吗？在我看到卡加梅制砖前不久，我曾在司法部给杰拉德·加希玛讲述了吉鲁穆哈斯的故事。起初，他倾向于赞赏这个人的忏悔，但随着细节的堆积，他变得越来越阴沉。

“对于价值观的改变，”加希玛说，“必须先承认罪行，真诚地希望赎罪，愿意弥补过错，谦卑地接受自己的错误并寻求宽恕。但每个人都说不是我们，是我们的兄弟干的，是我们的姐妹干的。说到最后，没有人做错事。在一个如此恶劣不公且没人愿意寻求宽恕的情况下，价值观怎么可能改变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再给吉鲁穆哈斯一次机会来帮我做出回答。他在他家的一间小客厅里接待了博斯科和我，这一次他的儿子埃马纽埃尔也来了。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埃马纽埃尔把我轰走了，还说周围没有其他人是从扎伊尔回来的，后来他舅舅埃瓦里斯特告诉我，埃马纽埃尔也想自己的父亲被逮捕。我很好奇埃马纽埃尔是不是知道他叔叔说的话，他坐下来时，我很高兴他坐到了一个他父亲看不到他，而我可以直接在吉鲁穆哈斯身后上方的窗台上观察他的位置。

当我向吉鲁穆哈斯问起一个叫奥斯瓦尔德的年轻人时，我说很多人说是他杀了这个人，埃马纽埃尔开始咧嘴大笑，以至于他不得不吸住嘴唇并咬住它来控制自己。关于奥斯瓦尔德，吉鲁穆哈特只说：“他是在战争中被杀的。”埃马纽埃尔转了转眼珠，当我说到尚塔尔父亲的名字时，他也一直笑嘻嘻的。吉鲁穆哈斯说尚塔尔的父亲也被杀害了，但他不愿详谈。

吉鲁穆哈斯咳嗽得相当剧烈，他弯着腰坐在一个矮凳子上，痛苦地盯着地板。当他跟我说自己在屠杀中指挥过大约50个家庭的人时，埃马纽埃尔哼了一声。“这都是你指挥的吗？”他用一种嘲讽的口气说，“就凭你？”

最后，我问吉鲁穆哈斯，他想杀死自己的妻弟这件事是不是真的。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埃马纽埃尔懂法语，因为他的表情有些失控。但博斯科拒绝转达这一问题，他说吉鲁穆哈斯因为难堪而有点撑不住了。几分钟后，埃马纽埃尔走了出来，这时吉鲁穆哈斯跟我说，他曾试图救他的妻弟，他解释说，“我想带他去他的社区来保护他，这样他就不会在我眼前被杀了。”

当我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吉鲁穆哈斯和我一起走到外面。“我很高兴能说出来。”他说，“把实话说出来是正常的，也是好事。”

第21章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在最后的日子里，身体非常虚弱，大小便失禁，前列腺癌正在扩散。寻宝人搜遍了他在金沙萨的一座军营（在此，他迎来自己生命的尾声），却没有发现什么比这个大个子的尿布更值钱的东西。据说，蒙博托当时的精神控制力也相当薄弱。几个吹嘘自己能通过可靠途径接触到旧宫廷绯闻的人向我保证，到最后他已处于神经错乱之中——无论从药剂学还是性格上说，他都已经失控了，时而胡言乱语，时而勃然大怒——在幻觉中他还坚信自己即将击溃洛朗·卡比拉的叛军联盟，事实上，叛军仅用七个月就征服了他那片广阔的土地，而且几乎要打到他的家门口了。

然而，蒙博托作为总统所完成的最后一次行动表明，他至少大体上对事态的发展还是了解的。1997年5月11日，他下令将遇刺的卢旺达胡图力量政权的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的遗体从他在戈巴多莱的庄园陵墓里挖掘出来，并用一架运输机运到金沙萨。据说蒙博托担心卡比拉的部队可能会把哈比亚利马纳从坟墓中挖出来，并对其进行破坏，他想安置好这个卢旺达人。在四天四夜的时间里，这位已故的卢旺达总统就躺在金沙萨停机坪上的飞机里，而垂死的扎伊尔总统则最后一次催促他的手下，让他们赶紧想办法处理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货物。最后的决定是火葬，而非正规的刚果人的葬礼仪式。在对这个虔信天主教的男人的尸体做了一点临时的准备之后，蒙博托的代理人强迫一名印度教教士为其祷告，接着哈比亚利马纳就烟消云散了。第二天一早，蒙博托也飞离此地，去了多哥（Togo），然后又到摩洛哥（Morocco），不久就死在那里。在他离开金沙萨的24小时后，卡比拉盟军指挥下的第一批卢旺达爱国军士兵进入扎伊尔的首都。

为哈比亚利马纳的葬礼而忧心忡忡的蒙博托，实际上是为整整一代的非洲领导人举行了葬礼，而他自己就是这批落伍者中久负盛名的典范：“冷战”新殖民主义的代理独裁者，偏执，彻底地腐败，对他的国家具有绝对的破坏性。六个月前，当卢旺达支持的叛军联盟首次占领戈马时，我直接驱车去了蒙博托在戈马城边缘的湖岸宫殿。那里大门敞开，无人守卫。扎伊尔的国旗在车道上被揉成一团。蒙博托总统特别师（Special Presidential Division）丢弃的军火散落一地——成堆的突击步枪，标有“TNT”字样的箱子里装满了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弹。车库旁停着五辆崭新的黑色梅赛德斯奔驰轿车，一辆闪闪发光的路虎和两辆救护车。在宫殿里，是一片耀眼的组合镜天花板、孔雀石和珍珠镶嵌的家具、枝形吊灯、巨大的电视和精心设计的高保真音响。楼上则是配备了按摩浴缸的双人浴室。

戈马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处于极端贫困之中。有一天，我在一个熟人的家门前停了下来，他离开了，只留下他的狗，它们的鼻子从紧锁的大门下伸出来。我给他们喂了一些联合国的高蛋白饼干，有三个人从拐角处走过来，也想要一些。我把箱子递给第一个走过来的衣衫褴褛的人，说：“拿几个。”他的手猛地伸了出来，我感觉箱子从我紧握的手中飞了出去，就好像是被弹射出去了一样。那人的同伴立即扑向他，两人互相扭打，不断地把饼干塞进自己嘴里，又不断从对方嘴里抓出饼干来，接着这条看似已荒废的街道上的人都跑来加入这场争夺。

蒙博托的按摩浴缸旁摆满了沐浴油和香水，用爱丽丝梦游仙境级别的瓶子装着；每瓶能装将近1加仑，大多数都是满的。其中有一种香水似乎是最受他青睐的：一大桶香奈儿自我男士香水（Chanel's Egoïste）。

他在里面洗澡。

这就是扎伊尔，蒙博托本着路易十四“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的精神，沉溺于自吹自擂之中：“在我之前没有扎伊尔，在我之后也不会有扎伊尔。”结果，曾称扎伊尔是“不存在之地”的卡比拉证明了蒙博托的先见之明；1997年5月17日，卡比拉宣布自己成为总统，并恢复了被蒙博托废弃的国名：刚果民主共和国。他取得胜利的速度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扎伊尔军队通常宁愿逃跑也不愿战斗，他们抢在叛军到来之前，在经过的一座又一座城镇里大肆强奸和劫掠。唯一真正支持蒙博托的就是逃亡过去的数万名卢旺达胡图力量的战士和几十名法国招募的塞尔维亚雇佣兵。

卡比拉不仅需要卢旺达的帮助，他也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如此才能有效地完成他的征程。在他的联军背后，形成了一个泛非洲的联盟，代表了这片大陆上至少十个国家政府的政治或军事热忱。叛军在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取得初步胜利后，刚果的新兵就成群结队地加入卡比拉的事业，而来自安哥拉（Angola）、布隆迪、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等邻国以及远在他方的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等国也纷纷对其给予支持。

如果刚果的这场战争发生在欧洲，那很可能会被称为一场世界大战，而对非洲人来说，这片土地已处在成败关头，因为这是一场事关卢旺达种族灭绝的战争。正如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在卡比拉宣誓就职后不久，跟我说的那样：“蒙博托的最大错误是让自己卷入卢旺达的事务，所以蒙博托真是自掘坟墓。如果他没有卷入卢旺达的事务，我想他还是可以留任的，就像过去32年一样——对扎伊尔的发展不管不顾，只是通过控制广播电台之类的机构，就能维持他们所谓的权力。”

蒙博托当然也受到过警告，而且不仅是那些把他赶下台的人发出的警告。在他位于戈马的废弃宫殿的书房里，我发现了蒙博托的一名顾问给他写的一份关于卢旺达冲突的长篇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从内容上看似乎是写于1991年，正值“卢旺达爱国阵线”首次入侵卢旺达后不久，当时蒙博托正在主持一系列短暂的停火谈判。备忘录称哈比亚利马纳的宫廷“大部分是由顽固的极端分子和狂热分子组成”，并预测“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叛军将“以某种方式实现他们的最终目标，即在卢旺达夺取政权”。备忘录还敦促蒙博托在不疏远“卢旺达爱国阵线”或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的情况下，充当“道德保护伞”和“谈判进程的精神之父”，最重要的是要维护“扎伊尔的根本利益”，无论谁会赢得卢旺达的政权。

作为一个来趁火打劫的人，真的，我站在蒙博托的“被解放了的”书房里，读着这份平淡无奇的文件，仅仅由于其中所牵涉事件之重大才使它尤其引人注目，这让我再次震惊地想到，卢旺达的种族灭绝是多么彻底地改变了这片土地。就在几年前，在100万人死亡之前，在种族灭绝之前，这里也未必就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在中非这片土地上，最糟的情况仍然是未知的。

1994年，在卢旺达的灭绝运动达到高潮之时，巴黎正将武器空运给蒙博托在扎伊尔东部的中间商，并直接越境转移到种族灭绝分子手中，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说——正如《费加罗报》后来报道的那样——“在这些国家，种族灭绝并不太重要”，而其他大国在当时及随后几年的作为和不作为都表明他们同意这样做。很显然，他们没有想到像卢旺达这样的国家会拒绝接受其自身的毁灭是无意义的；也没有人想到其他的非洲人能认真对待卢旺达的危险并采取行动。

对种族灭绝的记忆，再加上蒙博托全面恢复种族灭绝的倡议，产生了“比卢旺达更广泛的全球性反响”，穆塞韦尼跟我说，“在非洲，我们决心抵制它”。正如蒙博托被穆塞韦尼称为西方傀儡师们的“代理人”一样，那些一再威胁要将整个地区变成鲜血之地的卢旺达种族灭绝分子们，他们能维持生计也要归功于西方慈善机构的盲目施舍。西方人以后可能会因为对这些罪犯所制定的不负责任的政策而伤透脑筋，但这团被称为国际社会的迷雾最终是不会对任何人做出解释的。国际社会屡次三番地对中非地区做出虚伪的保护承诺，而紧随其后的是数十万平民在面对极端暴力时被立刻抛弃。为了回应这种满不在乎的有罪不罚的态度，刚果的叛乱给非洲提供了一个联合起来反对其本土最大的政治罪恶的机会，并由此取代西方，成为自身政治命运的主宰者。

我常常觉得把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非和中世纪晚期的欧洲相比较会有助于理解——诸如一系列的部落和宗教战争、腐败的暴君、掠夺成性的精英集团和迷信的农民阶级、不断恶化的疾病、停滞不前的贫困，以及满口的承诺，这一切都让人饱受折磨。当然，帮助欧洲人民走向更伟大的繁荣和更明智的统治的一个关键进程就是殖民主义，它允许对外输出侵略，对内输入财富。以前的殖民地在跌跌撞撞地走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大家庭时，并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机会；无论他们想出什么样的政府形式，在他们努力建立持久的政治传统的过程中，都可能只是过渡性的。

早在卢旺达成为研究国际社会疏失的个案之前，穆塞韦尼就说过：“一点点疏失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我们越被孤立，对非洲就越好。那样我们就必须依靠自己。”刚果革命让外部世界感到惊讶的程度暴露出了一种顽固的错觉，这种观念主导了西方对后“冷战”时期非洲的态度，即非洲人会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却不会真正形成任何有意义的政治。

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是错误的，在戈马也是如此。然而，在戈马完全没有负责任的国际参与，反而为非洲人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和机会。尽管卡比拉的外国支持者们对他是否具备超出刚果临时领导人的能力，公开表示了怀疑——甚至他充当的临时领导人这一角色也很快就会令他们失望——但“民主力量联盟”的迅速胜利还是激励了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他在卡比拉的就职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声称这场战争“不仅解放了刚果，也解放了整个非洲”。

作为中非新领导人们的政治教父，穆塞韦尼的话受到了密切关注。他呼吁国家和国际上的团结，也呼吁将经济秩序和人身安全作为政治发展的基础。听了他的话，人们几乎会忘记中非的前景仍然十分黯淡，那里大部分的地区看上去都很像是这个样子：

国家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几乎完全瘫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无法进入……卡车严重短缺……公共设施，如水电供应等严重恶化……加工厂或关闭，或以极低的效率运转……基本的消费品，如糖、肥皂和煤油等极度匮乏。货物以走私的形式进出这个国家，并在平行市场（“黑市”）上出售。经济完全是不正规且投机性的。

穆塞韦尼自传中的这段文字描述的是1986年的乌干达，在经过十多年的武装斗争后，他当上了乌干达总统。我告诉他，我读到这里时还以为是刚果，或是1994年后卢旺达的大部分地区，他说，“情况都完全一样”。

20世纪90年代初，乌干达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5％，1996年超过8％。良好的道路连接起了整个国家。那里有很好的公立学校、得到改善的医护条件、独立的司法机构、相当活跃的议会、喧闹且经常唱反调的媒体，以及人数不多却在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不安全的情况依然存在，特别是在该国叛乱频仍的北部和西部。但在伊迪·阿明和奥博特蹂躏了十年之后，乌干达制定了一个承诺标准，即必须让任何认为刚果或卢旺达“不可能成功”或“没有希望”的人重新考虑自己的想法。

穆塞韦尼是个铁腕管理者、技术官僚、实用主义者，习惯于用自己的方式做事。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不仅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也是作为一个养牛人，而且他还拥有一个拓荒者的开创能力。在我拜访他的那天早上，国有的《新视野报》宣称：“约韦里·穆塞韦尼透露，他最近介绍给埃及研究人员的一种当地草种，已被加工成一种高效的牙膏，被称为尼罗河牙膏。”

关于这款牙膏的文章是作为一个典型的穆塞韦尼式的自力更生的非洲寓言展开的。当穆塞韦尼还是个在灌木丛里玩耍的孩子时，他就学会了咀嚼一种叫“姆提特”（muteete）的草，他发现这种草能让他的牙齿变得非常干净和光滑。后来在一所英国殖民地的中学里，有人给他介绍高露洁牙膏，想矫正他的乡巴佬作风。“但是，”他说，“你用了高露洁之后，再把舌头滑过牙齿时，你会感觉牙齿就像些‘路障’。”白人的牙膏都是次等货。成为总统以后，他还记得姆提特草，而现代科学也证实了他的记忆。他说，这些草中含有“有史以来最好的牙膏制剂”。尼罗河牙膏很快就会上市，而乌干达将收取专利使用费。穆塞韦尼敦促他的同胞继续进行类似的面向市场的研究。他认为，香蕉汁可能会在软饮料行业中大获成功。他指出，乌干达对欧洲的花卉出口猛增，其他地方的出口商则开始惊慌失措。他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在这个被低估的非洲寻求价值，我们正红运当头。

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在基加利以北的维多利亚湖岸附近，两者相距只有一小时的飞行路程，但它似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这是一座繁荣的城市，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氛围。当然，也很容易找到抱怨政府的人，但最能激发他们的那些问题——无论是政府走向自由民主的步伐太慢，还是太快，或根本没有——都可说是以人身安全为当务之急的卢旺达人，只有在毫无恐惧的情况下才会讨论的问题。

穆塞韦尼在国家议会前的一片整洁场地上的大帐篷里接待了我，这里位于坎帕拉市维多利亚大道的尽头。他坐在桌后的一张塑料草坪椅上，穿着一件没系扣子的棕色格子短袖衬衫、灯芯绒裤子和凉鞋。茶已经倒好了。他桌子下面的架子上放着一本论述以色列西奈半岛战争的书，以及华盛顿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选择》（The Choice ），这是一本关于比尔·克林顿竞选活动的书，还有一卷名为《棕榈油用途选读》（Selected Readings on the Use of Palm Oil ）的书。穆塞韦尼显得十分疲惫，他丝毫没想要掩饰自己打哈欠的需要，甚至在首都的大多数商店和办公室里挂着的官方肖像照中，他的圆脸和近乎光秃的头顶都显得缺乏魅力，但所有人都将其看作他吸引力的一部分。他的演讲，就像他的文章一样，清晰、直率，甚少夸夸其谈。

在刚果战争走向终结，卡比拉的胜利似乎已不可阻挡之时，《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等待扎伊尔的是暴政还是民主？》的社论，好像这是仅有的两种政治可能性，不论怎样，不是这一种，就肯定是那一种。穆塞韦尼和很多大概可称为后-后殖民地时期（post-postcolonial）非洲的同一代领导人一样，也在寻求一种中间立场，以便为一种可持续的民主制度奠定基础。由于他拒绝在乌干达推行多党政治，很多西方评论家倾向于和乌干达的批评者们保持一致，对他的成功不屑一顾。但他认为，在腐败得到控制之前，在一个拥有强大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中产阶级形成之前，在展开一场连贯的全国性公开辩论之前，政党必然会演变成部落派系之争或金融骗局，这样即便不引发一场真正的内战，也只能停留在精英们争夺权力的阶段。

穆塞韦尼称他的政权是一种基于“运动政治”的“无党派民主”，他解释说，政党是“单一意识形态”的，而像他的民族抵抗运动或“卢旺达爱国阵线”这样的运动团体是“多元意识形态”的，对情感和利益的多元性持开放态度。“我们的运动中有社会主义者，有资本家，而封建主义者——比如乌干达的历任国王——都是我们运动的成员。”他说。这场运动是正式向所有人开放的，“任何想要参与的人”都可以竞选。尽管穆塞韦尼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非洲领导人一样，经常被形容为前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员，但他是自由企业的坚定推动者，而且他也表示赞成按照阶级路线组成政治集团，以便产生“横向两极分化”，而不是部落主义或地方主义的“垂直两极分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短期内，不要让政治竞争建立在群体的基础上，要让它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他跟我说，然后补充道，“我们不太可能产生健康的群体，我们很可能会产生不健康的群体，所以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

穆塞韦尼抱怨的可能是所谓的表面民主，即按照“资助国政府”的要求为了选举而选举，在受到政治性破坏的社会中维持着或软弱或腐败的权力。穆塞韦尼跟我说：“如果我有心脏问题，但又要表现出健康的样子，那我只能去死。”我们谈到西方赢得了“冷战”，失去了它区分世界各地的坏人和好人的简单模式之后，又找到了一种新的政治信仰，即推动多党选举。穆塞韦尼形容这一政策是“不仅强加干涉，而且是在无知的基础上进行干涉，当然，还有一些傲慢”。他说：“这些人好像是想说，世界上的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都可以用相同的方式管理。在政治上，这就是他们的路线，说好听点我也认为这真的是垃圾。用完全一样的方式来管理极度不同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是，有一些基本要素应该是共通的，比如普选、一人一票、不记名投票、新闻自由、分权。这些应该是共通的要素，但不是一模一样的形式，形式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

让穆塞韦尼和卡加梅都感到恼火的是，“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的政府被广泛视为乌干达的傀儡政权，而卡比拉也相应地被反对者们贴上了一个“卢旺达-乌干达”帝国主义马前卒的标签。“他们是法国人的傀儡，”穆塞韦尼在谈到他在卢旺达和刚果的批评者时说，“所以他们以为其他人都在寻找傀儡或主人。”他认为，该地区其他国家显然应以乌干达为榜样。“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表了他对天主教徒的批评后，他的话能得以传播，是因为它在不同的地方都引起了共鸣。”他说，“而当法国大革命发生时，在不同的欧洲国家早已有了很多本地的共和派分子。因此，当乌干达发生反对伊迪·阿明独裁统治的变化时，没错，这些想法肯定有一定的吸引力。”

穆塞韦尼应该是站在欧洲早期近代史的角度来展现自己的，这是他坚定的乐观主义的一个衡量标准。他研究过伟大的民主国家是如何从政治动荡中崛起的，他认识到，民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或优雅的，也不是一路上没有出现过让人震惊的挫折和令人痛苦的矛盾。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甚至穆塞韦尼的崇拜者都说，唉，他不是杰斐逊（Jefferson）式的民主党人。但是，产生杰斐逊的传统和特殊环境不太可能在非洲重现，而且人们有理由怀疑，那些渴望再见到这样一个人的人有没有准备好容忍这样一个事实，即像杰斐逊之所以能在闲暇时进行宏大思考和写作，很大程度上是靠他顽固地坚持对自己奴隶的所有权来实现的。

尽管如此，除了路德和法国大革命的故事，穆塞韦尼无疑也读过美国的独立战争史，美国的独立经过了8年的战斗，宪法的通过又经过了4年，之后还有2年才开始选举——这已经是《独立宣言》公布的整整13年后了，而宣言中的“尊重人类的公意”不仅是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原因，它还具有神圣性，并为发动武装斗争赋予了合法性。这个故事对穆塞韦尼肯定会有吸引力，毕竟那个北方佬将军 ⁽¹⁾ 也曾率领革命军从丛林里出发，并最终赢得了美国的头两届总统大选。

穆塞韦尼在掌权十年后，于1996年第一次参加竞选并当选总统，而且可能在2001年竞选后连任五年，但在乌干达将权力顺利移交给当选的继任者之前，“无党派民主”还不能说经受住了其体制的最终考验。与此同时，几乎一切都取决于领导人的善意和能力，但穆塞韦尼向我保证，这并不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愿望。他说他欢迎以前的后殖民秩序的欧美设计师们与非洲合作，但要按非洲的规矩来，双方各以资本和技术专长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我真的不认为欧洲人还有能力再次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我不认为美国或任何其他人会再支配非洲了。”他跟我说，“他们可能会来搅局，可土生土长的力量一旦组织起来，他们就无法扭转局面了。凭借纯粹的非洲力量，我们将独立于所有来自外国的操纵。”

蒙博托下台的几周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比尔·理查德森（Bill Richardson）飞往刚果会见卡比拉总统。他跟我说，他出现在这里反映了“美国对非洲重新产生的兴趣”，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那些联合起来支持卡比拉“民主力量联盟”的国家已组成了一个“通过分享经验而形成的区域战略和经济力量集团”，因而“需要加以认真对待”。他谈到市场经济的吸引力，以及社会和政治状况上的“很多进步”，他对卡加梅和穆塞韦尼二人也都表示了钦佩。

但理查德森来到刚果不仅是为其提供美国的援助，也是想以停止援助作为威胁。战争中后期，刚果东部和北部的国际救援人员、人权活动家和记者一直在报道，在联合国边境营地解散后逃入丛林的卢旺达胡图族被卡比拉的部队逐一杀害，或遭到大批的屠杀。联合国希望派遣一个人权调查团，而卡比拉却从中作梗。理查德森传达的信息是：要么让调查团来，要么就面对国际孤立，忘了你迫切需要的外国援助。

卡比拉的人民对大屠杀的质疑感到恼火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他们否认了这些指控；另一方面，他们坚持认为，任何对胡图族的杀戮都必须置于适当的情境之中。很多从难民营出来后，还滞留在刚果的卢旺达人不仅是在逃的种族灭绝分子，而且是为蒙博托而战的现役士兵。即便是在战场上，这些战斗人员也一如既往地让他们的家人和追随者——妇女、儿童和老人们包围着自己，这些人被他们当成了人肉盾牌，受尽折磨。更有甚者，据报道，胡图力量的士兵屠杀了刚果的村民以及一些向西撤退的同伙。（1996年11月，在穆贡加难民营大规模的难民回归期间，我看到了这样一场大屠杀造成的后果：20多名妇女、女孩和婴儿被砍死，他们被扔在难民营中部并任其腐烂。“因为他们来自另一个难民营，在找吃的。”一名穆贡加居民说，他似乎认为这样的杀戮很稀松平常。）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有时会在数万的卢旺达胡图族向西逃亡时，设法为他们建立临时难民营，其中最大的一座位于刚果东部的廷吉廷吉（Tingi-Tingi）村。在电视上，它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为饱经战乱的难民而建立的营地，但在电视屏幕外，它也是一个主要的胡图力量的军事基地。那些感到厌烦的救援人员和丛林飞行员后来告诉我，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民兵在难民营中维持着一个恐怖政权，他们好像会随意杀害非战斗人员。这支部队还控制着机场，他们把贴着救援组织标识的飞机和真正的救援机构的飞机混杂在一起，定期装卸武器，还带着一些著名的种族灭绝分子飞往内罗毕。当然，大部分发往此地的援助物资也都被胡图力量的部队占用和消耗了。

1997年4月中旬，《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刚果难民危机的异常矛盾的文章，文章描述了基桑加尼市（Kisangani）附近的一个卢旺达胡图族难民营中的情形：“尽管难民营中数以千计的幼童腹部出现肿胀，四肢则细得像树枝一样，看起来快要饿死了，但也有相当数量的身材魁梧的年轻男子，他们看上去壮实而健康，且营养充足。”

“我们拿到食品以后，我先吃”，一个“35岁、身体强壮、有三个挨着饿的孩子的父亲”告诉《泰晤士报》，而“救援人员说他的情况并不罕见”。

读到这样一个故事的同时，又听说欧盟人道主义事务部部长艾玛·博尼诺（Emma Bonino）指责卡比拉的部队对难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而部分原因是他阻碍了“人道主义者的进入”，这让我感到很奇怪。就在她说这番话的时候，联合国每天都在用飞机把胡图族的卢旺达人（其中很多都是年轻力壮的男人）空运至基加利，这是得到卢旺达和“民主力量联盟”官员们认可的一项遣返和重新安置计划。至少5万名前难民营的居民以这种方式被带回卢旺达，同时还有很多人设法越过了边界，分别前往由蒙博托派支持的叛乱分子所控制的安哥拉地区、中非共和国以及另一个刚果，即刚果共和国，他们在那里又被安置到再次高度军事化的难民营中。

另一方面，很多胡图族的卢旺达人显然是在刚果消失了，许多被归咎于卡比拉支持者的杀戮事件似乎都发生在非战斗的情形下。几起骇人听闻的行刑队式的屠杀被详细地报道出来。这些杀戮事件主导了国际社会对刚果战争及其后续的报道，指责的对象主要是刚果和卢旺达的图西族部队。在《泰晤士报》关于基桑加尼难民杀手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该难民营据称遭到了“民主力量联盟”武装和当地扎伊尔人的联合进攻，并由此解散。有传闻说难民营中有数千名居民遭到屠杀，但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因为卡比拉的部队禁止调查人员进入。

理查德森大使和卡比拉会面后带来了好消息：卡比拉承诺允许联合国人权调查团随意进入并进行调查。理查德森兴高采烈地飞往基桑加尼的一个卢旺达胡图族难民营，那里离报道中所述的发生过一些最大规模的难民屠杀事件的地点不远。营地里的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掉队以后在丛林中行进了几个月，他们的身体状况很差，有些人是勉强才活了下来——皱巴巴的皮肤紧紧贴在骨架上。在经过一段悠闲的旅程后，理查德森站到营地大门旁，在营地居民们环绕之中，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将“刚果的人道主义危机”形容为“一场可追溯到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的悲剧”。更重要的是，他说：

国际社会未能对种族灭绝及其后种族灭绝分子和前扎伊尔东部的合法难民间的杂居做出适当的反应，最终延长了这场危机。[北基伍]地区的种族清洗和冲突，以及前总统蒙博托允许种族灭绝分子的武装在其领土上行动、招募和补给的政策，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有罪不罚的氛围。可悲的是，这一页还没有翻篇，关于大规模屠杀的报道仍不断涌现。我们所有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新政府、周边邻国和国际社会都有责任制止这种杀害无辜平民的行为。我们必须保护合法难民，继续遣返工作，并尽一切努力将种族灭绝的凶手绳之以法。

这是迄今为止国际政治家对现实和责任所给予的最高级别的官方承认，并且这番话是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以及几家国际电视台、广播电台和通讯社的记者们面前发表的。然而，这些报纸中没有一家报道过这件事。卡加梅将军后来跟我说他看到了这份声明的打字稿，并怀疑这是一场恶作剧。当我向他保证理查德森真的说了那些话时，他说这是一份“重要的供认状”且“在这样的整体局势下，这是不得了的事”，同时又补充道：“也许应该有人把它放到互联网或其他什么东西上去。”

在理查德森造访刚果的几周后，联合国大屠杀调查团按期抵达了金沙萨。但他们一直没法开展工作。卡比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障碍，甚至在秘书长科菲·安南同意找一个新的调查团负责人，并将调查范围扩大到不仅包括刚果战争的八个月，而且包括之前的四年（从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分子第一次在刚果东部填满万人坑算起）之后，卡比拉仍然在拖延调查。很多和他关系匪浅的非洲国家首脑也紧随其后。他们的感觉是，在所谓的国际社会对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事件袖手旁观之后，作为道德裁判，他们在这场对抗种族灭绝分子的战争中几乎已没有什么信用可言了。

这就是1997年初夏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情绪。7月，肯尼亚年迈的“铁腕人物”丹尼尔·阿拉普·莫伊邀请卡加梅将军对该国进行国事访问，此前莫伊在种族灭绝事件之后和卢旺达断绝了关系。两天后，肯尼亚逮捕了七名被通缉的种族灭绝事件主谋，并将他们移交给了阿鲁沙的联合国法庭。莫伊公开指责他以前的这些朋友是“外国间谍和罪犯”，逮捕行动仍在继续。被捕的人中包括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格拉蒂安·卡比利吉（Gratien Kabiligi）将军，他直到最近还指挥着刚果的胡图力量武装；乔治·鲁朱，为种族灭绝服务的千丘广播电台的比利时籍播音员；哈桑·恩格泽，他曾发表过《胡图十诫》，并在《坎古拉》上预言了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死亡。

有一次，在我和卡加梅将军谈论那场种族灭绝以及外界对此的反应时，他说：“有些人甚至觉得我们不应该受到这件事的影响。他们认为我们就像动物，要是你失去了一些家庭成员，给你一些面包和茶，你就能得到安慰，然后就忘了这回事。”他轻声笑着。“有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蔑视。我过去常常和这些欧洲人争吵，他们给我们喝了点苏打水，然后就告诉我们：‘你不应该那样做，你应该这样做。你不能做那个事，要做这个事。’我说：‘你没有感情的吗？’这些感情会影响人的。”卡加梅用手指着他骨瘦如柴的身体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法长胖，这些想法一直在消耗我。”

1997年6月初，理查德森访问刚果后不久，我花了一天时间去基加利见卡加梅，我询问了他一些报道中关于卢旺达的胡图族在刚果被屠杀的情况。他说：“那种有计划地灭绝、有计划地杀害难民，甚至可能涉及不同国家的最高权力层的说法，我觉得是有一点夸张的。”然后，他补充道：“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如果人们不是伪君子的话……首先，我要再次说说那些牵涉其中的欧洲国家。还记得‘绿松石行动’吗？”

卡加梅花了一个多小时来描述1994年“卢旺达爱国阵线”获胜后胡图力量的回潮，从法国部队在种族灭绝的最后几周抵达说起，一直说到种族灭绝分子在难民营的活动——重新武装、训练、与蒙博托结盟、北基伍省的杀戮和驱逐、对卢旺达的持续袭击，以及消灭南基伍省的巴尼亚穆伦格人的战役。他滔滔不绝地说出刚果各城镇的名称，这些城镇在“民主力量联盟”向金沙萨进军时都卷入重大战役之中，他还描述了胡图力量部队大规模参战的情况。他说：“对我来说，很难想象整个世界是如此天真，以至于看不到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他又补充说自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国际社会中“存在着某种高层的阴谋”，目的是要保护那些凶手，或者帮助他们取得最终的胜利。

但这些大国为什么要推行如此疯狂的政策呢？“为了消除他们在种族灭绝后的负罪感，”卡加梅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负罪感。”

在这次谈话中，卡加梅一开始就跟我说，在刚果没有卢旺达的部队，这是他八个月来一直在跟所有人说的话，到最后他却兴奋地告诉我，实际上是他发起了整场战役，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那里。这种彻底的反转比他传递的信息本身更令我惊讶，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最精明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家之一，会在被指责其犯下战争罪行之时还把战争的发动归功于自己。

在检查我们谈话的录音带时，我意识到卡加梅的理由很清楚。他并不否认很多卢旺达的胡图族在刚果被杀；他跟我说，假如杀人的动机是报复，那这类杀戮应该受到惩罚。但他认为那些种族灭绝分子也要为和他们同行的人的死负责。“这些人不是真正的难民，”他说，“他们只不过是逃犯，是在卢旺达杀人之后逃避司法审判的人——是在杀人之后。”而且他们还在杀人。

1996年年底，联合国各营地难民大规模回归之后，卢旺达短暂的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自2月以来，有系统地杀害图西族的事件一直在稳步增加。西北大部分地区处于一种低度的战争状态。刚果东部也仍然动荡不安，一大批自始至终拒绝遣返的胡图族战斗人员聚集起来，在这个地区展开持续的活动。卡加梅尤其关注逃往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以及安哥拉的叛军控制区的数万名种族灭绝分子。

“即使是现在，这些人也在越过我们的边界，都是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人和民兵，他们的一些家人可能也混在里面。”卡加梅说，“他们装配了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和机枪，他们走到哪儿杀到哪儿，但这对国际社会来说不算个事，他们关心的是图西族在杀害难民。这些事非常不对劲，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这种可怕的负罪感。他们要消除这种负罪感，就只能永远把图西族描绘成一种错误的形象，而胡图族则是受害者。但是，在这方面，再多的恐吓或歪曲也不能打败我们。这会给我们制造一些麻烦，但我们不会被打败。”他的语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气愤。在谈到种族灭绝分子时，他说：“他们还有很多人，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我们就必须继续处理。处理这件事，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累，累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这是一个严峻的前景，但卡加梅还是想要解释刚果战争发生的原因，他说发动战争是为了不让卢旺达“从地球表面抹去”。他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选择的，这也解释了他谈话时令人吃惊的冷静。但尽管他一如既往地在控制自己的嗓音和举止，他显然还是对自己的部队被指控摧毁了那些他所认为的致力于消灭卢旺达的军队感到愤慨。卡加梅的挑衅和他的受挫感，加起来变成了一股亚哈 ⁽²⁾ 式的愤怒。他不仅想让全世界都以他的方式来看待事物，而且他似乎还相信，全世界都因为没有接受他的推论而欠他一声道歉。

他跟我说，理论上，调查是澄清刚果屠杀事件的最好方式。“但是，”他说，“这个背景，我已经跟你详细说过了，因为掺杂其中的偏袒性，乃至国际社会高层的那些带有政治动机的指控，你就能明白，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不能接受审判的法官。然而，他们是大错特错了。这是整件事中最糟糕的地方。我已经失去了信心。你明白吧，卢旺达自1994年以来经历的事让我再也没法相信这些国际组织了。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事实上，”卡加梅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谴责那些实际支撑着这些难民营的人，他们每天要为这些难民营花掉上百万美元，支持这些团体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一支部队、一群军事化的难民。当这些难民最终因卷入战争而死亡时，我认为那些难民营的支持者们应负的责任比卢旺达、刚果和‘民主力量联盟’都要大。难道我们不应该谴责他们吗？这就是他们想要消除的负罪感啊，这就是他们想要歪曲的事实啊。”

由卡加梅整合的泛非联盟在刚果所取得的胜利对国际社会来说的确是一次失败，这是事实。各主要大国和他们的人道主义代表被推到一边，卡加梅说：“他们被激怒了，失败暴露了他们的负罪感。”他说：“他们没法决定结果，这也是他们不能容忍的。”他说：“卡比拉出现了，联盟出现了，一些事情起了变化，蒙博托走了；有些事发生了，这个地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高兴，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在支持这一进程。然而他们却被排除在外了，一切都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对此非常恼火，他们没法就这样接受。”

正如卡加梅所理解的那样，“非洲和西方世界有很多截然不同的地方”。虽然他似乎也认识到，国际社会的失败并不能转化成任何人的胜利。他在中非花费了一生的时间，不是要跟过去所谓的“文明世界”战斗，而是为加入这个文明世界战斗。然而，他的结论却是全世界都试图利用“难民问题”来破坏他的发展进程。“这确实是他们的目的，”他说，“与其说这和人权有关，不如说和政治有关。他们的意思是：‘我们要扼杀这种进程，这些非洲人想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这种危险进程。’”

(1)  北方佬将军，指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

(2)  亚哈（Ahab），古代中东国家北以色列王国的第八任君主。传说先知以利亚经常给亚哈带来坏消息，亚哈对此十分恼火，并由此一意孤行，终至败亡。

第22章

1997年2月，在我倒数第二次前往卢旺达的飞机上看的第一部电影名为《杀戮时刻》（A Time to Kill ）。故事发生在密西西比州，也就是被福克纳称为“迷幻”的那种氛围中。两个一无是处的白人在外面边喝酒边开车，他们绑架了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强奸她，折磨她，接着把她的尸体扔到田里，之后他们被人抓住并关进监狱。女孩的父亲不相信当地的司法机构能伸张正义，所以在这两个男人戴着镣铐被送到法院时，他就拿着一把猎枪从角落阴影里走出来把他们轰飞了，此后他因一级谋杀罪而被捕受审。他的罪行是毫无疑问的，但一个聪明的年轻白人律师——冒着名誉、婚姻，甚至自己和孩子生命的危险——唤起了陪审团的同情心，最终让女孩的父亲得以释放。就是这么一部电影——它被定位成了一个种族与社会疗愈的故事。主人公得到了胜利，观众的情绪得到了宣泄，而伴随着私刑杀手的无罪释放，他的行为也被同辈的陪审员们认为是达到了比他从法律中所能期望的更高程度的正义。

第二部在飞机上看的电影是《沉睡者》（Sleepers ）。故事发生在纽约中城暴力横行的地狱厨房 ⁽¹⁾ 附近。四个孩子的恶作剧造成了一个路人意外死亡。他们被送到一所教养院，在那里他们一再被看守们强奸，之后他们得以释放。多年后的一天，原来四人组中的两个人遇到了当年的一个看守，这人曾是教养院里折磨他们最厉害的，于是他们掏枪将他击毙了，接着他们遭到逮捕。对观众来说，他们的罪行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法庭上他们否认了一切，他们说谋杀发生时他们在教堂里。这一不在场证明需要一名牧师的合作证词，而他也是那所可怕的教养院的校友。牧师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在做证之前，他对着《圣经》发誓，说自己会道出真相，然后他却说了谎。最后，这两人被宣判无罪并当庭释放。这又是一个正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故事；牧师的谎言被认为是一种服务于更高真理的行为。

这两部影片在美国都很受欢迎——有数百万人看过。很明显，电影中提出的问题引起观众的共鸣：你会怎么办？在这些侵犯行为发生后，你还能谴责这些私刑杀手吗？你能为他们杀死的人渣哀悼吗？你不会也像他们那样做吧？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被这两部电影所共有的前提所困扰：法律和法院实在无法公正地审判这类有争议的案件，因此根本不值得为它们费心。也许我把我在飞机上的这点娱乐太当回事了，但我心里想的是卢旺达。

六周前，也就是1996年12月中旬，在大批难民从边境营地返回后不久，卢旺达终于开始进行种族灭绝的审判。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地球上还从未有人因种族灭绝这一非同寻常的罪行而被送上法庭。然而，这些审判几乎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甚至连政府似乎也不愿意对此大张旗鼓地宣传，因为这些法庭是相当粗糙而缺乏经验的，几乎不可能达到西方的诉讼程序标准。在东部的基本古省进行的最早一次审判中，一名头皮上有砍刀伤疤的证人指认被告是袭击他的人，被告驳回了指控，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他说如果他把人打成这样，他会确保这个受害者没法活着谈论这件事，最后他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很少有辩护律师在场，审判过程也很少超过一天。大多数判决都以死刑或终身监禁告终，但也有一些较轻的判决和无罪判决，这是判定那些司法机构在独立行使其职权的唯一方式。

1997年1月底，关押在卢旺达的最高级别种族灭绝分子——弗罗杜尔德·卡拉米拉，就是博纳旺蒂尔·尼比兹的前狱友，后来变成极端主义分子并为胡图力量命名的那个人——被送上了基加利的法庭。卡拉米拉是在埃塞俄比亚被捕的；他是唯一一个卢旺达成功从国外引渡回来的嫌犯。在对他的审判中，他穿着一套囚服出现在人们面前（粉色短裤和粉色短袖衬衫），很多卢旺达人后来跟我说，看到这个曾经无比强大的人如此低声下气，这本身就是一种宣泄。审判过程通过扬声器向法院外的人群播放，并通过广播电台向翘首以待的全国听众转播。这一案件准备得相当充分：有卡拉米拉残忍的宣传演说的录音带和文字副本作为证据，有无数其罪行的目击者和幸存者都描述了他是如何组织群众杀人并下令对街坊四邻实施屠杀的。当卡拉米拉上庭做证时，他指责对他的审判是在做戏，这个政府也是非法的，因为胡图力量被排除在联合政府之外，同时他还否认图西族在1994年遭到有计划的灭绝。“我被指控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他说，“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在说出这些话时，仍显得目中无人：“如果我的死能带来和解，如果我的死能让一些人高兴，那我可以毫无畏惧地去死。”

我本想去卢旺达旁观卡拉米拉的审判，但这场审判只用了三天就结束了，我在两周后才到达，恰好就在他被判处死刑之后。当然，计划中还有更多审判，但都不在基加利了。有人劝我不要到城外旅行，因为大约就在多场审判开始的同时，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各个分队和联攻派民兵（其中很多人刚从扎伊尔返回）又开始了他们的恐怖活动。图西族是主要受害者，但在1994年因对图西族心慈手软而知名的那些胡图族，或与新政府合作的胡图族也是他们的目标。随着各个难民营的瓦解，暂时性的宽慰情绪迅速消退，卢旺达人开始怀疑他们的国家到底是不是受到入侵。

在1月，西北部的鲁亨盖里省有三名西班牙救援人员和一名加拿大牧师遭到枪杀，这是自种族灭绝事件以来首次有西方人被杀害。政府将这些谋杀归罪于胡图族叛乱分子，但从未进行过任何令人信服的调查。然后，在2月初，联合国人权特派团的三名卢旺达人和两名国际组织的田野工作人员在西南部的尚古古省遭遇了联攻派民兵谋划的一次伏击并被其屠杀。当时联合国的这个团队正前往参加一个由政府组织的会议，以敦促村民抵制与种族灭绝分子合作的压力。其中一名死亡的卢旺达人是种族灭绝中的幸存者，另一名国际组织成员是波尔布特屠杀现场的柬埔寨幸存者，这名柬埔寨人的头部已完全和他的身体分家了。此后，卢旺达大部分地区都被外国人视为“禁区”。

卢旺达人自己也这么认为，他们建议我不要再外出旅行，甚至当我想回塔巴——从基加利出发，沿较好的路驱车向南走半小时——去看看洛朗茜·尼拉贝扎和凶手让·吉鲁穆哈斯现在的情况时，也有人跟我说，如果我被杀了，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称我为傻瓜。在我飞到基加利的前一晚，有一辆小巴出租车被一棵树拦住了去路，那棵树横亘在这座城市以北20英里处的主干道上。这辆车很快被武装人员包围，他们让乘客下车并将其区分开——一边是图西族，一边是胡图族——然后他们就向图西族开枪，杀了很多人。在基加利的一家酒吧里，我听到图西族和胡图族混在一起讨论这一事件。最令他们感到不安的似乎是，小巴上所有没受到伤害的胡图族乘客中，没有一个人自愿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并报告这次袭击事件。

1997到1998年年初，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类似的恐怖事件。在较好的时候，一个星期里可能只有一到两个人被杀，有些时候在几个星期内会有数百人被杀。由1000多名协同良好的胡图力量战斗人员组成的小分队在与卢旺达爱国军发生了至少六次以上持续几天的激战，之后他们撤回了西北部的村庄，并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就像以前联合国设置的边境难民营一样，种族灭绝分子与平民混居在一起，而数千名手无寸铁的胡图族据报被卢旺达爱国军杀害。卢旺达爱国军对这些指控相当敏感，他们逮捕了数百名自己的士兵，因为这些人对平民实施了暴行，胡图力量的政策则是屠杀那些不愿跟他们一起实施暴行的平民。

这就是双方在卢旺达这场新旧之战中的选择。种族灭绝分子们在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传单，以斩首来威胁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的人。另一些传单则是对图西族说的，“你们都会死的”，以及“再见吧！你们的日子没几天了”。至于胡图族，种族灭绝分子们本着约翰·汉宁·斯皮克的含米特假说的精神，要求他们把所有图西族都“赶回阿比西尼亚”，并奉劝他们说：“与敌人勾结、为敌人工作或向他们提供情报的人，也是敌人。我们将有计划地消灭他们。”

有一天，我去司法部看望杰拉德·加希玛。“审判进行得怎么样？”我问他，他摇摇头。几个月来，政府各部的部长们周游全国各地，从一所监狱到另一所监狱，分发种族灭绝法的副本，并解释说，绝大多数囚犯如果愿意认罪，可以给他们减刑。但囚犯们拒绝主动认罪。“这是故意捣乱，”加希玛说，“他们的领导人给他们洗脑了。他们还指望能坚持说这个国家没发生种族灭绝，而事实真相是种族灭绝仍在继续。”

我想知道政府是否后悔让人们从难民营里回来。“从来没有。”加希玛跟我说。“只要我们没有全部死光，国际社会就一直养着他们。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只死了一些人，但我们也高兴不起来，只能为了和平生活而战。”他有点疲倦地笑了笑，然后说，“我们没有退出的战略。”

仅在基加利待了几天，我就已感到精疲力竭了，以往的旅行需要几个星期，有时是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让我累垮。我订了下一班离开的飞机，剩余的这几天我就在一个朋友的门廊里度过了，四周被一片鹤望兰环绕，听着鸟儿的鸣叫，看着高远的云朵在山谷上空碰撞四散，我躲进了一本百年前的关于一个旧金山牙医的小说里。这本书就是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写的《麦克提格》（McTeague ），书的最后几页讲述了两个男人的故事，他们曾情同手足，却在一片荒凉而孤寂的沙漠中相遇并发生争斗；其中一人杀死了另一人，但在他们搏斗的过程中，死去的那个人把他们的手腕铐在了一起。

我放下书，和一位卢旺达朋友去喝了一杯啤酒。给他讲了讲我刚读到的故事，那个最终的画面：沙漠里，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被铐在这个人的尸体上。

“但是，菲利普，”我的朋友说，“我们可别傻了。哪里有手铐，哪里就有钥匙。”

我提醒他，没有钥匙可以解锁那片浩瀚的沙漠，活下来的这个人只能困在那片沙漠里。我借用了加希玛的措辞：“没有退出的战略。”

“小说都很好，”我的朋友说，“它们都会完结。”他动了动手指，在空中画了几个引号。“它们会说：‘剧终。’非常好，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在这里，我们也有故事，但从来没有‘剧终’。”他喝了些啤酒，然后说：“我最近常常想起开膛手杰克，因为图西族现在心里都在说：‘杰克跑进来了。’他们没有说出口，但这就是他们在扎伊尔难民回归后的想法。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整晚都没睡，只因为怕墙后有杀手。但凭良心想想——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图西族觉得会有杀手找上门。”

我想了一会儿，忽然想到基布耶的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主席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在得克萨斯州的拉雷多给我的那封信——1994年4月15日，他收到了穆格内罗医院难民中七名图西族牧师的来信，跟他说他们第二天就会被杀，并说，“您的干预将受到我们的最高致意，就像犹太人被以斯帖拯救时那样”。

以斯帖是波斯国王亚哈随鲁（Ahasuerus）的妻子，亚哈随鲁的领土可从印度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他们的故事发生在穆格内罗大屠杀之前的2500年。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精髓：以斯帖是如何嫁给了亚哈随鲁，却没有跟他说自己是被叔叔末底改（Mordechai）抚养长大的犹太孤儿；而亚哈随鲁的宰相哈曼又是如何鄙视末底改，因为犹太人不愿臣服于他；哈曼如何说服亚哈随鲁颁布了一项法令，号召他的臣民在其国土上“于一天之内，去摧毁、屠杀和消灭所有犹太人，不管年轻人还是老人，妇女还是儿童……然后掠夺他们的财货”；以斯帖是如何将自己的身份如实告知丈夫，又恳求他宽恕她的子民；邪恶的哈曼是如何最终被绞死在他为末底改建造的绞刑架上。但是这个阻止了种族灭绝的励志故事还有一个最后的、不那么广为人知的章节：当亚哈随鲁撤销他早先的灭绝命令时，以斯帖让他加上了一个条款，以允许犹太人“聚集起来保卫他们的生命，摧毁、屠杀和消灭可能袭击他们的民族或省份的任何武装力量，连同他们的孩子和女人，并掠夺他们的财货”。据《圣经》所说，在帝国恢复和平并欢度“宴饮与快乐”的节日 ⁽²⁾ 之前，犹太人和他们的盟友共杀死约75800个“敌人”。

穆格内罗的图西族牧师们熟知经文。在他们等待屠杀时，是否不仅渴望幸免，也渴望看到那些卢旺达的和平之敌们遭到清算呢？以斯帖在那些被迫害的民族中激起了救赎希望的故事，总是带有一种恢复性力量与复仇正义的信念。我回想起那首古老的美国奴隶歌曲中唱道“法老王的军队都淹死了——噢，玛丽，你不要哭泣” ⁽³⁾ ，就像荷马所吟唱的特洛伊的陷落，以及奥德修斯在伊萨卡岛对王后的追求者们展开的屠杀一样。 ⁽⁴⁾

当然，到了20世纪末，我们更愿意想象会有更好的办法，让正义在过去被称为“国际社会”，而今则在更具包容性的“人道”社会中能够战胜邪恶。我的朋友觉得所有其他人都在1994年出卖了卢旺达，但他并没有对“人道”这一概念失去信心。

“我想到了你们国家，”他跟我说，“你们说人人生而平等。这不是真的，你知道的。这就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真相。即使在这个只有一种语言的小国，我们也不是一个民族，但我们必须假装是，直到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民族。这可是个大问题。我认识很多失去了所有亲人的人，要是一个年轻人来让我给他一些建议，他说：‘我看到一个人做了这件事。那时我16岁，但现在20岁了。我有一把枪。如果我解决了这个人，你会告发我吗？’我不得不说：‘我也一样，失去了很多家人，但我并不认识他们。我在扎伊尔和布隆迪流亡。我失去的亲人都有点抽象，我并不认识他们，我对他们没有感情。’所以如果这个士兵问我的建议，我该怎么跟他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我会花一点时间，带他去散散步。我会安抚他，让他冷静下来。我会设法找到他的上级军官，向他说明情况，然后说：‘要看好这个小家伙。’但认真说起来，你懂吧？这种状况不会在一年、两年、五年或十年后消失，我们看到的这种恐怖，它是先天的。”

我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我的这个朋友说：“我们最好找到这些手铐的钥匙。”

1997年12月中旬，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亚的斯亚贝巴 ⁽⁵⁾ 向非洲统一组织发表了一次演说，她说：“我们，国际社会，应该更积极地介入1994年卢旺达暴行的早期阶段，并且承认那些暴行实际上就是种族灭绝。”奥尔布赖特在非洲之行期间将对卢旺达进行短暂访问，同时她还谴责了动用人道主义援助去“维持武装营地或支持种族灭绝凶手”的行为。言简意赅，但政客们往往不喜欢说这种话；同月，我在纽约听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一位高级特使程式化地总结了扎伊尔胡图力量控制难民营的经验，他说：“是的，是犯了些错误，但我们没有责任。”奥尔布赖特的“道歉”（那次演说后来被称为“道歉”），标志着对耻辱感和自我辩护习惯的一次重大突破，这两种习惯常常共同导致否认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基本事实在国际社会记忆中的应有地位。

三个月后，克林顿总统在奥尔布赖特之后前往非洲，1998年3月25日，他成为自种族灭绝事件以来访问卢旺达的第一位西方国家首脑。他只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甚至没有离开机场，气氛却高度紧张。在倾听了几个小时的种族灭绝幸存者的故事后，对拒绝在屠杀期间出面干预和支持难民营中凶手的行为，克林顿强有力地重申了奥尔布赖特的道歉言论。克林顿说：“在1994年4月6日之后的90天里，卢旺达经历了这个充满血腥的世纪中最密集的屠杀。”同时他又补充道：“重要的是让全世界知道这些杀戮不是无意识的或偶然发生的……这肯定不是古代部落斗争的结果……这些事件产生于一项旨在有计划地毁灭一个民族的政策。”他解释说，这不仅对卢旺达非常重要，对全世界也同样重要，因为“每一次流血都在加速下一次的流血，随着人类生命的贬值，暴力逐渐得到容忍，很多难以想象的事情都有可能会变为现实”。

克林顿对过往的懊悔比对未来的保证更有说服力。当他说：“在种族灭绝的证据面前，我们绝不能再次回避”时，我们还是没法相信这个世界比1994年4月时更安全。如果说卢旺达的经历还算给世界提供了一点教训的话，那这教训就是处于危险中的民族想依靠国际社会为其提供人身保护是无济于事的。奥尔布赖特在12月访问卢旺达的那天早上，胡图力量的恐怖分子们高喊着“杀死蟑螂”的口号，在西北部的一个露营地砍杀、棒打和枪杀了300多名图西族。在克林顿到达基加利之前的几天里，至少有50名图西族在类似的屠杀中被害。在这样的背景下，克林顿所承诺的“与卢旺达结成伙伴关系以共同结束这场暴力”听起来就有点刻意地含糊其词了。

然而在卢旺达，人们对各大国的期望值已急降至几近于零，克林顿对种族灭绝的政治组织的描述，以及他对政府“为创建一个所有公民都能自由和安全生活的国家而做出的努力”的赞许，被理解为对种族灭绝分子企图在种族和政治之间画上等号，并不断通过谋杀来证明这一等式的最尖锐的国际谴责。他的话被认为是非同寻常的，这本身也可以看作是衡量卢旺达孤立感的一个标准。说到底，克林顿仅仅是宣布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并没有任何政治压力逼迫他去关注卢旺达；他大可以毫不费力地继续无视这个地方，然后什么也不说。他没有选择对种族灭绝作壁上观，而是对这场种族灭绝的战争进行了戏剧性的干预——虽然是在这么晚的时候。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一的代言人，他来到基加利，澄清了真相。

“这让我们大吃一惊。”一个胡图族朋友从基加利打电话来跟我说，“这是一个跟我们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政客，他是出于自己的本意说出了真相。”另一个图西族在电话里跟我说：“他对我们说的是，我们并不只是一些被遗忘的野蛮人。除非你是在一些离这儿很远的地方生活，比如白宫那样的地方，你才会那样看待卢旺达。虽然这里的生活仍然很糟糕，但你们的克林顿先生让我们感觉不那么孤单了。”他笑着说。“要是有些人真的不在乎看到你们的人被杀，这应该会让你们感到惊讶吧，但现在很难让卢旺达人再感到惊讶了。”

自从三年前我第一次访问卢旺达以来，不知有多少人问过我：“那个地方还有希望吗？”作为回应，我想引用酒店经理保罗·路斯沙巴吉纳的话。在保罗跟我说种族灭绝让他感到“失望”时，他补充了一句：“对于我的同胞——卢旺达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句话打动了我，虽然我的理解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但这是种族灭绝后的卢旺达人能说出的最乐观的话之一了，而且这和卡加梅将军所说的也没什么不同：“人可以变坏，也可以教好。”

但是，希望是这样一种力量，为其命名并宣誓效忠总是比将其付诸实施要容易得多。所以我要再讲一个故事，让你们自己来判断卢旺达还有没有希望。1997年4月30日，差不多就是一年前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卢旺达电视台播放了一段画面，其中一名男子承认自己是一伙种族灭绝分子的成员，两天前的晚上，他们在吉塞尼的一所寄宿学校杀害了17名女学生和一名62岁的比利时修女。这是一个月内对学校发动的第二次袭击；第一次发生在基布耶，有16名学生被害，20名学生受伤。

这名囚犯在电视上解释说，这次大屠杀是胡图力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他所属的激进分子团伙有150人，主要由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民兵组成。在吉塞尼的这所学校遭到袭击时，如同之前基布耶的学校遭到袭击时一样，这些学生，这些十几岁的少女们被人从睡梦中叫醒，并被勒令按照胡图族与图西族的区别站开。但是学生们拒绝了。在这两所学校，姑娘们都说自己仅仅是卢旺达人，她们因而遭到殴打和不加区别的枪杀。

卢旺达人不需要牺牲者了，也无法承载更多尸体成堆的景象了。我们都不需要了。但对于那些本可以活着，却选择了称自己为卢旺达人的勇敢的胡图族姑娘们，我们能否从她们这些榜样身上获得一些勇气呢？

1995年5月至1998年4月

(1)  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中城西侧的一个区。该区早年曾是曼哈顿一个著名的贫民窟，爱尔兰裔移民的劳工阶层多聚居于此，以杂乱落后的居住品质、严重的族群冲突与高犯罪率而闻名。美国黑帮小说《教父》即取材于此。

(2)  即犹太历亚达月的普珥节（Purim），这一天犹太人会以宴饮和歌舞的形式纪念哈曼消灭犹太人阴谋的破产。

(3)  源自一首美国内战前的黑奴歌曲，其中隐含了美国黑人遭受奴役的处境和他们的反抗之心。

(4)  奥德修斯（Odysseus）是伊萨卡（Ithaca）岛的国王，古希腊著名英雄。他利用木马计攻陷特洛伊（Troy）城后，不顾海神波塞冬的诅咒启航回家，一路上历经劫难，在海上漂泊了十年。返回家园后，他杀死了那些纠缠王后并占据其王宫的追求者们。

(5)  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埃塞俄比亚首都，也是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的总部所在地。

致谢

我首先要感谢在我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遇到的数百名来自各界的卢旺达人，他们慷慨地把自己的故事托付于我。

为了补充我自己的报道，我查阅了种类繁多的关于卢旺达的著作，包括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我要感谢一些代表了不同视角的、公认的优秀著作的作者，他们给了我不少启发：科莱特·布莱克曼（Colette Braeckmann）、让-皮埃尔·克雷蒂安（Jean-Pierre Chrétien）、阿兰·德斯克西（Alain Destexhe）、阿里森·德斯·弗吉斯（Alison des Forges）、安德烈·吉沙瓦（André Guichaoua）、勒内·勒马尔尚（René Lemarchand）、路易斯·德·拉格（Louis de Lacger）、凯瑟琳·纽伯莉（Catherine Newbury）、拉基亚·奥马尔（Rakiya Omaar）、热拉尔·普吕尼耶（Gérard Prunier）和菲利普·雷金斯（Filip Reyntjens）。同时，我也要感谢联合国综合区域信息网（IRIN）的电子新闻简报。

我从卢旺达发回的报道最早出现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 ）上，编辑们的支持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我要特别感谢蒂娜·布朗（Tina Brown）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完成这个遥远而艰难的故事，还要感谢最初派我去卢旺达的比尔·比福德（Bill Buford），以及我出色的编辑杰弗里·弗兰克（Jeffrey Frank），他的建议、友谊和理智支撑着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詹妮弗·布卢斯坦（Jennifer Bluestein）、杰西卡·格林（Jessica Green）和瓦莱丽·斯泰克（Valerie Steiker）协助了我的研究，并在我长期离家期间起到了支柱作用；亨利·芬德（Henry Finder）、威廉·芬尼根（William Finnegan）和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给了我很好的建议；事实核查部门的约翰·多尔夫曼（John Dorfman）、泰德·卡托斯卡斯（Ted Katauskas）和莉斯尔·席林格（Liesl Schillinger），连同埃莉诺·古尔德（Eleanor Gould）和一大批支持我的读者，使我避免了很多错误和不当用语。

非常感谢《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变迁》（Transition ）、《恍然大悟》（Double Take ）、《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及其专栏版，他们都发表了一些我从中非断断续续发回的作品。另外，我要特别感谢《前进报》（The Forward ）的赛斯·利普斯基（Seth Lipsky），是他第一个鼓励我成为一名记者。

非常感谢我在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的编辑伊丽莎白·西夫顿（Elisabeth Sifton）。她的智慧、幽默和严谨以及永远精力充沛的状态，使得与她共事成为一种荣幸。

非常感谢威利公司（Wylie Agency）的莎拉·查尔方特（Sarah Chalfant）的好意和指导，她的倾力投入对我的写作生涯是一种恩惠。同时，我也要感谢克里斯·卡尔霍恩（Chris Calhoun）自始至终的奉献和友谊。

非常感谢雅多公司（Corporation of Yaddo），本书的一部分是在那里写作完成的；感谢绿色回声基金会（Echoing Green Foundation）和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Peace）提供的必不可少的财务支持；感谢世界政策研究所（World Policy Institute）提供的机构支持。

非常感谢理查德·丹齐格（Richard Danziger）、阿琳·恩登扎科（Aline Ndenzako）和他们的女儿黛西（Daisy），以及彼得·惠利（Peter Whaley）、凯特·克劳福德（Kate Crawford）和他们的女儿苏珊（Susan）在基加利的盛情款待。在卢旺达和扎伊尔的路上，阿里森·坎贝尔（Alison Campbell）、蒂埃里·克鲁弗利埃（Thierry Cruvelier）和安尼克·范·罗克伦·康帕涅（Annick van Lookeren Campagne）是我可靠的伙伴。在纽约的家中，维贾伊·巴拉克里什南（Vijay Balakrishnan）为我们的友谊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柱，也为我正在进行的工作提供了一双敏锐的耳朵。让我尤感幸运的是，我有一对睿智的父母——杰奎琳（Jacqueline）和维克多·古雷维奇（Victor Gourevitch）——和一个真正的兄弟——马克（Marc），他们是对我最苛求、回馈最多的读者，我最好的伙伴，也是不断激励我的人。我还要感谢我的祖母安娜·莫西耶夫娜·古雷维奇（Anna Moisievna Gourevitch），记忆中她给我讲的故事驱使我撰写了这本书。最后，感谢伊丽莎白·鲁宾（Elizabeth Rubin），她的榜样作用，她的智慧和勇气，她的玩笑和她的热情，一直鼓舞和支撑着我完成了本书。对于她的陪伴，无论距离远近，我都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