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告別帝制五千年
【壹】一、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各階段
【壹】二、中國國家轉型論提綱
【壹】三、外交學步與歷史轉型
【壹】四、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的秦漢根源
【壹】五、中國郡縣起源考（附跋）
【壹】六、論帝國與民國之蛻變
【壹】七、論帝國主義與晚清外患
【壹】八、論「轉型期」與「啟蒙後」
【壹】九、胡適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壹】十、中國近現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壹】十一、中國近代目錄學的先驅袁同禮先生
【貳】一、論晚清週期性內亂與洪楊悲劇
【貳】二、太平開國故事再檢討
【貳】三、預言書中的蔣毛與洪楊
【貳】四、「四不像」的洪楊割據
【貳】五、兩次「長征」，兩番「寸磔」
【貳】六、長征有始有終，喪權沒完沒了
【三】一、「甲午戰爭」百年祭
【三】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頤和園
【三】三、為黃海血戰平反
【三】四、一百年後回看戊戌變法
【三】五、解剖康有為
【三】六、「新學偽經」和「託古改制」
【三】七、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
【三】◎附錄：漢代的太學
【三】八、那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肆】一、傳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議
【肆】二、列強刺激．太后玩火．端王竊政．群運出軌
【肆】三、慈禧太后向十一國宣戰始末
【肆】四、不堪一擊的拳民與七國雜牌軍
【肆】五、「門戶開放」取代「列國瓜分」
【伍】一、從蔣中正與毛澤東說到袁世凱
【伍】二、從中原世族到朝鮮監國
【伍】三、亂世抓槍桿，有槍便有權
【伍】四、捲入三大危機．一項運動
【伍】五、論孫文思想發展的階段性
【伍】六、細說辛亥革命
【伍】七、同盟會是個革命大拼盤
【伍】八、韃虜易驅，民國難建
【伍】附：校對說明

《晚清七十年》唐德剛

《二○一六年十一月四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自序：告別帝制五千年

　　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後才執筆編寫的。作為一個以歷史為專業的教師，我個人自二十四歲開始在大學教授歷史以來，至此已四十餘年。在此將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什九是在美國紐約的兩所大學裡度過去了。在哥大研究院專授兩門課，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門可說是包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的漢學概述，另一門則是包含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學。上課時往往是推著整書車「史料」進課室的。在紐約市立大學則前後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課，後二十年則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學院作專任。其中十二年則兼亞洲學系的系主任，並負責設計和教授多種課目。在紐約市政府和聯邦政府所主辦的中學教師訓練班中，也曾擔綱教授多種課目。總之，四十年中在紐約市大所設計和教授的課目幾近二十種之多。作為一個「課目設計」（course proposal）的負責人，你縱不親自上課，但對教學內容也必須有其徹底的掌握。加以紐約市大的學生和家長們都來自世界各地，種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萬般複雜。作為一個歷史科目的教師，尤其是設計人，各方面可能發生的問題，都得面面顧到。日久在不知不覺中，竟會變成個無所不知，也沒一項知得太多的大雜家。荒時廢業，莫此為甚。

　　但是筆者在這身不由己的教學環境中，卻勉力地作了一項堅持：在十多種無法擺脫的課目之中，我始終堅持中國近現代史一課必須親授；四十年未嘗或缺也。由於學生背景複雜，程度參差，因此對教學史料之篩選，也不得不隨時注意，每一學年的教材都按時下出版情況加以修正。因此四十年來，愚而不學，未能著作等身，卻講義連屋。回憶昔年在哥大，因職司圖書管理，對國史資料曾作有系統之累集與編纂。工作雖為人作嫁，然身當其任，熟能生巧，乖材辟典，每可一索即得。友生時有咨詢，其數年不解之難題，往往可一語解紛。嗣在市大因該校無中文圖書設備，余嘗簽請紐約市府與市大當軸，擬由市立圖書館與市大圖書館合設一中文圖書館，一以方便市大教學，兼為華裔社區服務。蓋市府有此經費，有此立法，而社區與學界亦皆有此需要也。為此筆者曾與市府官員及市大當軸會議無數次，終以華裔社區支持太少，政府體認不足而流產，至堪嘆息。承乏一主要學府，以漢學為重心之亞洲學系而無漢學收藏為基礎，則雖為巧婦亦難以為炊。所幸筆者服務哥大有年，兩校近在咫尺，在研究資料上，尚可互通有無。至於日常有關漢學文史之教研，則筆者恆以一己之個人收藏為系中師生之輔助。有關資料，片紙未敢廢也。積少成多，數十年來，茅廬竟成堆棧。

　　然處此高科技時代，汗牛充棟之史料收藏，究非一介寒儒所能勝任。敝帚自珍，終是滄海一粟。所幸久居紐約，集天下之至善與至惡於一城，若有所需，仍可一索即得也。年前自紐約市大退休之後，為人作嫁之身，初獲自由，文化出版界友好不棄而有索稿者。亦可勉力應命。昔時課室講稿及平時塗鴉舊作，自校中運回地庫，仍堆如亂山，偶自整理，抽編應命，初不意有同好之讀者賢達與朋輩師友，竟頗有極嚴肅之鼓勵。承師友厚愛之餘，筆者本亦不敢自棄。究竟寄身象牙塔內數十年，縱係至愚，能無一得？因每於霜晨月夕，於數十箱舊稿中，略檢其尚可用者，編綴成篇，多半寄至劉紹唐先生於《傳記文學》中酌量選用。隨意塗鴉付郵，數年來，竟至百餘萬言。日積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筆者於六○年代之初嘗與美國出版商麥克米藍公司訂約撰寫，總攬二十世紀中國之《民國全史》英文稿成千餘頁（部分章節曾由李又寧教授主編之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季刊披露之，見民國七十七年諸期）。嗣復承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慷慨資助擔綱主編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詳注民國史資料彙編》），積稿亦數十箱，雖明知經費有限，非一人之力可竟全功，然愚公移山，古有明訓，知其不可而為之，未嘗氣餒也。唯自哥大轉業之後，所承擔之新職，管理重於研究，一轉百轉，致前功盡棄，實非所願也。時隔勢禁，乞食異邦，無如之何，思之可悲。如今退休之後，雖已漸感老邁，然琴劍猶存，棄之可惜，摩挲舊簡，終覺難安，老驥伏櫪，仍思賈起餘勇，終始其事而以本篇為前導。天假以年，不敢自棄也。

　　電腦時代新史學的試探

　　在本篇中，筆者必須向賢明讀者特別交待的是，劉紹唐先生所編的《傳記文學》，並不是「學報」型的雜誌。筆者亦無心多寫學報文章。所謂學報文章是文體不嫌枯澀，而言必有據，本師胡適之先生所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是也。如山師訓，吾何敢違。只是覺得學術文章，不一定必須行文枯澀。言而有據，也不一定要句句加注，以自炫博學。美國文史學界因受自然科學治學方法之影響，社會科學之著述亦多詰屈聱牙，每難卒讀。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筆者在作博士生時代，對此美國時尚即深具反感，然人微言輕，在洋科場中，作老童生又何敢造反？誰知如真造反有理，實不愁造反無人也。在此行首舉義旗者，不意竟為筆者在哥大所最崇拜的業師之一傑克斯巴松（Dean Jacques Barzun）也。巴氏曾任哥大教務長及文學院長多年，後以校聘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退休。在筆者受業期間，巴氏即不時於授課中嚴厲批評時士所炫耀，以註腳（footnote）做學問之美國式繁瑣史學為不當（巴氏為法裔），六○年代時更著而為文於哥大校刊中痛論之。無奈積弊已深，縱碩學高名如巴松者亦不能移風易俗也。筆者嗣讀此邦師生之漢學論文，其中每有淺薄荒謬之作有難言者，然所列註疏箋證洋洋大觀焉。時為之擲卷嘆息，歎洋科舉中之流弊不下於中國之八股也，夫復何言？！不意近年來電腦之發展已至不可想像之程度，如今台北中央研究院已將二十五史與十三經等輸入網路；大陸上甚至已將四庫全書全部電腦化。筆者本人曾承台北南港中研院電子專家之輔導試檢二十五史及十三經諸典籍，按鈕索驥，所需史料簡直多至無可招架之程度。近月由華裔譚崇仁博士等專家為美國IBM所設計之「深藍」電腦與世界棋王科斯巴魯夫對弈，科氏敗下陣來，曾引起世界震驚。其實此事並無可驚之處。蓋深藍計算棋式之「秒速」為二億步，所藏棋譜在萬種以上，而且日新月異，永遠不斷地在改進之中，一人腦中智慧之累積，究有其極限。古人云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棋王敗北，何足異哉？

　　再者照目前電腦科學發展之情勢度之，則下一世紀電腦之秒速將有十億字之檢索能力，直可把目前藏書鐵架長逾六十英里之美國國會圖書館，全部收藏集於一機之內，置諸衣袋之中而有餘，真是成何體統？！讀者賢達批覽拙篇，或將疑我為撰寫科幻小說。朋友，非也，非也！此一幻想之成為事實，只是十年、二十年後之事耳。電腦革命如今已排山倒海，吾人身在此山中，不自覺之罷了。

　　現在言歸正傳。若談電腦革命對史學之影響，實在令人不忍卒言。筆者昔年每勸胡適之先生不應再搞他的《水經注》。原意是胡師今世之大思想家也，惡可因噎廢食，沉迷於考據訓詁之小道哉？然久有考據之「癖」的胡老師聽不進去也。孰知進入今日的電腦時代，考據訓詁真已成為工匠小技哉，適之先生二十年之功，今後如以電腦檢索之，數星期之事耳。浪費了胡適二十年的光陰，我們的民族智慧如何浪費得起？……事實上，縱在今代電腦出現之前，美國史學界對此以註腳相尚，氾濫成災的繁瑣史學之抗拒已甚囂塵上，論者以容忍一注可長至三百頁之當今美國的八股史學實為荒謬。今後在電腦籠罩之下，那就更不足論矣。去年秋《紐約時報》對此一學術革命，曾有頗為詳盡之報導。（見William H. Honan.「Footnotes Offering Fewer Insights: Scholars Desert an Old Tradition in a Search for Wider Appeal.」The New York Times.EDUCATION.August 14,民國八十五年.p.B9.）

　　有感若此，以故筆者試撰此篇時，既為顧慮一般讀者對章句之不耐；同時為試探電腦時代新史學應有之取向，乃不作教科書式之撰寫。一般史實之早成定案者，都以我國傳統史學中之「紀事本末體」及「大事年日誌」之方式於末卷中條列之。如此，則讀者可一目瞭然，毋須作者囉嗦也。而史實中之可議、可驚、可歎之處則於正文中詳敘之，並試行減少學報氣味，庶幾一般讀者能讀而終卷也。名家之見足傳千古者，則博攬而廣收之；或有不足者，則以愚者之一得而填補之。雖僅一得之愚，亦聊備一家之言，以待知音者之更多補充與佐證。至於一般註腳，除具有關鍵性者註明之外，一索可得者則省卻之。蓋專家檢索，初非難事，遣興讀者亦知作者之不妄言也。聊以拙篇為新方向之實踐，縱不能致，然心嚮往之。至懇讀者隨時匡正之也。

　　三大階段，兩次轉型

　　抑有進者，筆者讀史、教史、著史數十年，勞者自歌，亦每以千慮一得，自作主張，對四千年國史之詮釋，一以貫之。斯即數十年來初未離口之拙論，所謂「三大階段，與兩次轉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後有記錄可徵之國史，凡四千餘年（公元前二二○○至民國八十九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會型態發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則四千年來我民族之社會政治型態之發展，蓋可綜合之為三大階段，亦即封建、帝制與民治是也。從封建轉帝制，發生於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從帝制轉民治則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吾儕及身而見之中國近現代史之階段也。筆者鄙見認為此一轉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也。換言之，我民族於近代中國所受之苦難，至少需至下一世紀之中期，方可略見鬆動。此不學所謂兩大轉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陸史學界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根據馬克思主義之教條，則分國史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包括所謂「最後階段」之共產主義社會）是也。今因大陸上兩制之推行及蘇聯之解體，社會主義已成過街老鼠，鮮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處原亦有其可疑餘地也。縱觀近百餘年來之名家史學，馬派之社會發展階段論之科學性，原未可厚非也。只是日耳曼學人太武斷，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國五四以後之啟蒙文人，崇洋過當，在學術轉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將錯就錯。蓋人類社會之發展雖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會發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響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態與不同階段也。在歐亞大陸上，我華夏民族社會發展之經驗足與白種民族〔包括閃米特族（Semitic Peoples）〕相頡頏。馬派史學所總結者，實為白種民族之現象，持之以解釋我民族之發展，鑿柄就大不相投矣。榫頭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億萬了。思之可悲！

　　沒奴隸社會也沒資本主義

　　我國古代中有奴隸（slaves），而無奴隸制（slavery），筆者在不同的拙著內曾力證之，國際漢學界亦有公論。〔見《新版大英百科全書》（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民國六十六年版，第十六冊，頁八五八〕既無奴隸社會階段，則我國史上之封建制，實自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直接演變而來。其實馬派史學所謂之原始公社者，即初民之部落生活（tribal life）也。蓋初民生活原與猴馬牛羊等群居動物（尤其是猿猴一類）之社會行為，頗有相似之處。群居動物，居不離群。初民生活亦必以部落為單位，而部落生活必有其自然形成之酋長，有其長幼強弱之分歧，亦有其部落間之交往，及彼此間之競爭與鬥爭。甚至守土之習慣與夫疆界之劃分。亦為與生俱生者。近年生物學家曾發現非洲之黑猩猩（chimpanzee），各群之間亦每為爭奪疆土而發生群鬥，其情況竟如初民之間的部落戰爭。若輩雖無武器可用，然既抓且咬，爪牙並用，為族群之保疆衛土，亦每至死傷枕藉，有時甚至闔族同殉，其慘烈亦不下於我國共相殘之內戰也。猿猴尚且如此，而況於人乎？以故初民社會之屬土習慣，及長幼強弱階層之自然形成，實即封建之雛形也。隨之，眾部落之間，強凌弱、眾暴寡、大吃小、尊御卑……千年演變與進化之結果，乃形成西周時代之高級封建王朝矣。曩昔余讀美洲紅人史，每驚其與我國三代史之酷似也。近讀十七世紀前後在美國維吉尼亞洲建國之印地安「帝國」史，尤信封建制出於部落生活之非虛。蓋此邦盛時所擁疆土約為台灣之一倍，其君主保哈坦（Powhatan）屬下有大小諸侯三十家。每家各有其大小不同之疆土；每家亦各擁有勇士自二十人至三百人不等也。他們君主與諸侯之間的權利義務亦均約定俗成，頗有可觀。保哈坦有女甚美，後來下嫁與英人，頗有賢名。閒讀此書，幾疑其為《左傳》之英譯也。（見Helen C.Rountree,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民國七十八年，pp.114-125。）

　　關於封建社會之特徵，我們可以說有兩點最為重要。其一則為土地屬於天子或諸侯，大貴族可以把土地「封」與小貴族，但不得買賣，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其二則是居統治階層的貴族實行世襲制，黎民百姓除卻裙帶關係或結幫造反之外，絕不能進入統治階層。這一東方式的封建制度發展至公元前八世紀的西周之末，可說已登峰造極。唯物極必反，迨平王東遷（公元前七七一年）之後，它就開始滑坡以至崩潰了。能把這一從滑坡、崩潰到改制的經過，說得最簡單明瞭的古代記述，實莫過於《漢書．地理志》裡的一段記載。且抄錄如下：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合縱連衡，經數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見中華書局版《漢書．地理志》，第六冊，頁一五四二。）

　　《漢書》中這節記載，歷史家要在雞蛋裡找骨頭，那也是找不盡的。可是作者敘述的封建崩潰的程序，那大體是言之成理的。可是郡縣制之出現卻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經過數百年慢慢轉變出來的。大體說來封建崩潰之開始是，諸侯用各種方法兼併來的土地，不再「封」與他人，而是暫時「懸而不決」或「懸而不封」。這就是「縣」的起源了。在古文裡，「縣」、「懸」本是一字。讀音亦相同。不像後世讀成縣去（聲），懸平（聲）也。縣而不封，縣而不決，本是個臨時的辦法。後來永遠「縣（懸）而不封」，縣就變成個政治制度了。

　　把郡縣或州縣的「縣」解釋成「懸」字，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在他的名著《說文解字注》中也說是「縣者縣（懸）也」；不過他接著說是「縣（懸）於郡也」，那就說錯了。（見該書萬有文庫版第三冊三十四頁）筆者青年期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就讀時，隨顧詰剛師治商周史便曾指出段氏之誤釋，認為是「縣者懸也。懸而未決或懸而未封」，而非「縣於郡者也」。撰成《我國郡縣起源考》之期終作業，嗣並收為《畢業論文》之前篇，頗承業師過獎。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益覺青年期判斷之非謬。蓋封建王朝末期對封地「懸而不封」，古日本及若干印歐民族國家亦有之，只是其結果不若中國竟發展成獨特的郡縣文官制（civil service）之重要而已。

　　郡縣制之興起與發展實為我國社會政治（sociopolitical）第一次大轉型之關鍵所在。一轉百轉，迨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立郡縣」，由封建制轉入郡縣制，全國人民生活方式（lifeways）便無一不轉。「廢井田，開阡陌」亦是必然之事。所謂「廢井田，開阡陌」者，即是開放國有或公有土地任人民私自耕種，以增加生產也。筆者撰拙篇於抗戰中期，初不知歷史會重演，其後竟有廢人民公社，搞包產到戶等之現代化的「廢井田，開阡陌」也。以故筆者不揣淺薄，亦將五十餘年前之青年期舊作收入本編，以就教於方家也。

　　回憶五○年代中期，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半工半讀之時，曾在該校之「中國歷史研究部」作編譯。斯時學部主持人魏復古（KarlA.Wittfogel，一八九六─一九八八）教授之巨著《東方專制論》（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正在殺青階段（此書於一九五七年由耶魯大學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譯成漢文出版），魏氏囑余校訂全稿並箋注拙見。不才曾歎其功力驚人，而其結論則因果倒置。蓋魏氏修正馬克思未竟之學說，所謂「亞洲式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並創立其一己之理論，認為「亞洲式社會」實為一種「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國家為提高農業生產而興建規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導致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逐漸建立起極權專制之國家機器來。其語甚辯，而鄙意則適得其反。蓋我國國家機器之完成，實在始皇帝「廢封建，立郡縣」，建立「職業官僚體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之後也。我國政治制度之發展，實是郡縣制的國家機器建立於先，而大規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長城及運河等等）則建設於後也。建立都江堰這樣大規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國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陸上叫做「四川省委書記」）。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書記的權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約同於今日李鵬主持的三峽水壩工程），是無法施工的。以故筆者數十年來所篤信之我國「國家強於社會」之傳統（始自郡縣文官制之出現），為我國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點之拙見，與魏氏之說，表面上似頗為接近，而本質上固有其本末先後之異也。

　　百代猶行秦法政

　　這一記從秦國開始的我國史上的第一次社會政治大轉型（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發自商鞅（公元前三九○至前三三八年），極盛於始皇（統一中國於公元前二二一年），而完成於漢武（公元前一四○至前八七年在位）。漢初諸呂亂後，非劉不王，曾一度郡國並存，搞一國兩制。迨吳楚等七國亂後（公元前一五四年），封建之「國」名存實亡，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之政制轉型始正式落幕，至今未變。其它相關的轉變，如重農輕商的經濟制度、獨崇儒術的職業官僚制、士農工商的階級劃分、婚喪禮俗的日常生活等等，一轉百轉走向定型。尤其是中央集權的三級文官制，自秦漢以後，晉、隋、唐、宋、元、明、清，甚至民國時期之北京政府及國民政府，均不斷加強之。迨人民政府成立之後，毛氏當國對此一中央集權的三級文官制之傳統，可說更是情有獨鍾。在他與郭沫若往來的詩詞中，便頗能聞其心聲。今且抄他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神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猶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此詩作於何年，論者不一。但在九一三事變之後，毛為四人幫批林批孔助陣時，重提此詩，可知其念念不忘也。總之毛氏對馬列主義之瞭解，自始至終未脫離標語階段，而對傳統帝制之認識，則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兩個極端的理論都誤用了。在重溫傳統帝王政治學時，他體會不了我國傳統裡「有教無類」、「改土歸流」等等歷史經驗的重要性，強不知以為知，自以為是的亂引馬列教條，創造新制度。上節曾說過周初有一千八百國，包含著無數的大小民族（時至今日全國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國歷史的經驗是，族群不是由少變多，而是滾雪球式的從多變少，形成一種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 regrouping under cultural pluralism）。這在現代美國的經驗裡，便叫做民族大熔爐（racial melting pot）。加以在今日交通發達，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極高的時代，一國之內的少數民族怎能永遠聚居於一地呢？……就以我華裔移民美國來說吧，近年來我華裔人數很快便會超過外蒙和西藏的總人口。今日在美國的所謂中國城（Chinatown，舊名唐人街），在紐約便有三座之多。我們的政治的出路實在只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參政之一途。今日我們已出了一個州長，誰能說我們下一世紀不能出個總統呢？我華裔如捨此康莊大道而不由，要來搞個「中國城獨立」或「中國城自治」，豈非二十一世紀一大笑話哉？大美帝國海闊天空，要我們擠在Chinatown內搞「獨立」，不特我華裔有為子孫所不願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幹也。其理甚明嘛！華裔之外，如人逾千萬之非裔、人逾六百萬之猶裔，人逾兩百萬之波裔，他們不搞獨立，正有同病之憐也。所以美國能從十三州發展至五十州者，實我中華千年以來所搞的「改土歸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現在台灣和菲律賓還有很多人，想參加美國的改土歸流，做美國的五十一州呢！改土歸流有何不好？

　　民國初年的孫中山畢竟是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臨時大總統時，就反對所謂五族共和這套謬論。他主張採取美國式的民族大熔爐的哲學，而擴建一個包羅所有民族和多種文化的中華民族（見《三民主義》文言文原稿，收在台灣版《國父全集》，頁一八○至一八一）。其實在大清帝國時代，朝廷改滿洲和新疆為省；民國時代改內蒙為省，當政者所採取的也正是這個大熔爐的哲學。不幸到人民政府時代，毛公因受蘇聯制度之影響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誤為進步，廢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內蒙、廣西又全部化為少數民族的自治區，而又只許少數民族在中央集權下，享受點象徵性的自治，這樣就間接鼓勵了少數民族中的分裂主義者和國際間的反華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動了。這種偽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後來也就遺患無窮。今日新疆的亂源即在此。

　　【附註】在早版《毛選》中，毛澤東曾主張少數民族有權獨立，後版中他們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覆覆，便十足表示他對此問題沒有原則性的掌握，隨意搞其黑貓白貓，而墮入中國歷史上原先並沒有的大漢族主義的框框，實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類似的情況下，毛澤東對現代的民治主義和社會主義，也認識不夠。因此在現代西方文明挑戰（challenge）之下，「百代猶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續，但他老人家卻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續下去，其不出紕漏也，豈可得乎？朋友，我們的毛主席在中國近代轉型史（我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轉型）中，原只是個轉型中期的民族領袖。他個人的個性、見識、修養、訓練和時代，都只能鑄造他做個轉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個完成轉型的漢武帝。這就叫做形勢比人強。毛澤東自視為天生聖哲，其實他和讀者賢達以及在下的我一樣，也只是個渺小的脊椎動物，並不能扭轉他們唯物主義者曲不離口的所謂「客觀實在」啊！他是時勢所造的英雄；但是他這個蓋世英雄卻未能創造時勢。夫復何言？

　　我們及身而見的第二次大轉型，與第一次大轉型頗有不同之處。第一次轉型時，由於我們內部的社會發展至某一階段，促使我們社會政治結構非轉型不可，那是主動的。第二次轉型就不然了，它幾乎是完全出於西人東來之後，對我們著著相逼的挑戰──尤其是軍事挑戰。這一挑戰揭開了近代中國國恥國難和社會政治大轉型的序幕，於是有那個可恥的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和隨它接踵而來的《中英南京條約》（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簽訂）──。鴉片戰爭之可恥是雙方都有份的。勝者的可恥，是他武裝販毒，竟不以為恥；敗者的可恥，是他顢頇腐化，政府無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國竟被數千個英國水兵打得一敗塗地。

　　戰前千年不變，戰後十年一變

　　鴉片戰爭在我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長話短說，便是它推動了上述從帝制階段向民治階段的轉型。在這兩大階段之間，它是個分水嶺。戰前我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毛澤東所說的秦法政）是千年未變的；戰後的中國那就十年一變了，甚至變得面目全非。這一轉變過程雖萬般複雜，但是事後回頭看去，卻又階段分明。在各階段中，身當其衝的革命家、變法家、觀察家乃至一般智者與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無法識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數智者（像洪秀全、康有為、毛澤東等人）往往自以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勢，難免就強人從己而貽誤蒼生了。

　　早期的歷史家，雖也不時回頭看去，試作過歷史分析。無奈這次轉型，如果最後能轉出個長治久安的定型來，根據中西歷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時兩百年才可能有個初步的結果。因此在轉型的初期和中期，如光緒二十四年的戊戌變法時期，和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時期，分析家對中國前途的變數，實無法掌握。蓋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漸少，羊在何路不難追蹤，中國前途的遠景何似也就隱約可見了。俗語說：「女大十八變。」小女孩才變了三、五變，您怎能看出她的變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變了十五變之後，將來她會成為怎樣的一位夫人，我們也就不難預見了。這只是個時間的問題；非後之來者勝於前賢也。

　　根據筆者大膽的觀察，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實在是從割讓香港之後才被迫開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難歲月也悄悄地溜過去了。從林則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傳了五代了。古語說：「五世其昌。」當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經說過：「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見《夷務始末》道光給林則徐上諭）今日香港回歸，國難結束，可能也是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完成的開始。筆者不揣淺薄，回顧前瞻，預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歷史任務。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捨我其誰？筆者畢生治史，歷經國難國恥，艱苦備嘗，守到天明覺夜長，終能初睹曙光，亦為之興奮不已。謹以這部小書，野人獻曝，追隨讀者之後，略表個人對香港回歸之慶賀，至懇方家賢達，不吝教之。

　　本篇之能付梓，實有賴於劉紹唐、陳宏正兩先生不斷的指導，以及無數老友和讀者熱情的鼓勵有以致之，衷心銘感，匪言可宣。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榮文兄以下諸多執事之大力協助，感激之情尤難盡述，並此致謝。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四日謹序於北美洲

【壹】一、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各階段

　　本篇原為筆者在五○年代末期所寫的英文講義，後經胡適之先生之鼓勵，用中文改寫，原擬送給台灣之《自由中國》發表。後因該刊迭遭困難，我們乃在海外另行籌辦一個新的中文月刊，叫《海外論壇》，在紐約編輯，香港發行。此篇乃改由《海外論壇》於民國四十九年出版的第一、二號連載刊出之。本稿之初撰，距今雖已四十年，滄桑幾變，然今日重讀之，個人思想仍前後如一，而文中所言，與四十年來的歷史發展，似亦無太大的抵觸。故重刊於此以就正於高明。全篇除增加一句和略改三、五個不必要的形容字之外，悉任其舊。文中所引孫中山先生的話，在《海外論壇》所載的原文中，未註明出處。今篇則增註之，以便嚴肅讀者之查對也。（作者補誌於民國八十七年春節）

　　我國近百年來所發生的「革命」、「維新」、「變法」、「改革」或「改良」等形形式式的運動，真是屈指難數。這些運動之發生大體說來多發乎仁人志士救國救民的願望。為貫徹這些由願望而發生的運動，已不知有多少先賢先烈為之而拋頭顱灑熱血。然時至今日這些「運動」仍然方興未艾，吾人試一翻閱中國近代史，一眼看去，真覺這是一筆令人難解的爛帳。

　　不過我們今日如回頭仔細分析過去百年的史跡，則又覺這筆爛帳之中似頗有線索可循。吾人如試把「同治中興」、「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抗戰」乃至中共的席捲大陸，與夫今日正在滋長中的「民主自由」運動等等連成一氣，作一個有系統的分析，我們便發現這些重要史跡不是單獨發生的。相反的，它們是一個接著一個的發生，層次分明的連在一起形成一個總運動。而上述諸運動只不過是這一「總運動」的各階段。一言以蔽之，這一個「總運動」便是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也就是近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的「轉型運動」１。

　　世界性的現代化運動

　　須知此一「現代化運動」並非我國特有的現象，它是世界性的。簡言之，便是十九世紀初，西歐工業革命之後，西方文化隨其商業和武力向外發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內部一種改革性的反應。借用湯恩比教授（Arnold J. Toynbee）歷史哲學上的名詞，那就是文化之間的「挑戰和反應」（challenge-and-response）的現象。

　　但是西方文化這種「挑戰」，在各民族文化中所引起的「反應」卻各有不同。例如宗教一項，現在對中東、印度、非洲等民族文化仍具有極大的挑戰性。但在我國則已經變成我們向西方文化反挑戰的最好課題。要言之，由於各民族文化本質之不同，它對現代化運動的反應之內容與特性亦各異其趣。

　　我國現代化的內容與特性

　　現代化運動反應在我國的內容與特性，又是些什麼呢？筆者不揣淺薄，試歸納之為六大項目如後：

　　一、獨立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國家形式。此種國家形式是顯然和我國固有的「民無二王」的世界性國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有別。２

　　二、工業化和社會化的國民經濟。我國固有的是農業的國民經濟，和不平均的財富分配制度。

　　三、合乎人類理性，合乎科學，並能適應工業化社會的道德標準和社會制度。我國舊道德和舊的社會制度，凡不能與此三點配合的（例如：「三綱」、盲婚、守節、宗族制度等）均在現代化運動過程中逐漸被揚棄。

　　四、專精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種足以保障基本人權，採用多數決定和法治的原則，用選舉方式產生的政治制度。

　　舉此六點，我們不是說我國古代學術思想中沒有這方面的學說。相反的，這六項概念都可在我國文化遺產中找到根據。但是那些根據只是少數學者的理想。它沒有成為我們的立國基礎。沒有形成被群眾接受，蔚成一時風氣，而為「舉國和之」的運動。

　　我們更不是說所謂「西方文明」中已完成這六大項。我們是說在他們的文明中，這六項已成為主題，其整個文化的趨勢是向這一方向發展的。而我國自同治中興之後，在西方文化挑戰之下，也是亦步亦趨向這一方向發展的。不過我們這一發展的原動力則是由西方文化的「挑戰」所產生的罷了。

　　階段性和「一次革命」論

　　正因為我們的「現代化運動」是在西方文化挑戰之下發生的，我們「應戰」的過程便十分艱苦。因為要現代化，我們不特要「布新」，我們還要「除舊」。對這項除舊布新工作的辛酸，知之最深者，實是孫中山先生。所以他說：「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莫易於建設。」反觀我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運動的史實，和各種形形色色的運動，無一而非這項「除舊布新」工作之中，「破壞」和「建設」所引起的。由於這些運動性質之不同，它們也標誌出我國現代化運動中顯明的「階段性」。

　　試讀我國當代各大思想家和革命導師們的言論。我們便知道他們多數是只看中了這一「現代化運動」整體之中某幾個階段，或某幾項課題，因而只注意某幾項工作，而忽略其他各項。如早期搞「夷務」或「洋務」的人，他們只看中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船砲政策。

　　但是後來亦有少數「先知先覺」，看準了今世現代化的潮流而主張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通盤的現代化。不過這些人，多為「一次革命」論者，他們主張把這「現代化」的百年大計「畢其功於一役」！

　　孫中山「心灰而意冷矣」

　　孫中山先生便是這樣的一位。辛亥革命之後，他老人家便立了一個九年計畫的「革命方略」。他說要照他的「方略」做下去，九年之內中國便變為一個通盤現代化的新興的國家。誰知對他這方略首先不贊同的不是別人，正是他那群萬死不辭的信徒，同盟會的「老同志」。因此中山先生喟然歎曰：

　　……乃於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為不可。經予曉喻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謂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也。嗚呼！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之知識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為之心灰意冷矣！３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為山九仞之時，對革命導師忽然不信任了呢？歷史家感到迷惑了。胡適之說：「民國初年，民黨不信任他（指中山）的計畫的事，很有研究的價值。」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費解的事。從一個角度來看，黨員不信任黨魁，固然是黨員「知識太低」；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又何嘗不是黨魁沒有把握住時代而脫離了群眾？對現代知識有高度認識，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黨員」們知識尚且太低，則「區區庶民」又何能追隨景從呢？

　　不能落伍，也不可躐等

　　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實是世界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但是領導這偉大的革命的國民黨人及其導師到臨死時還要說「革命尚未成功」！自有其黨派成見的共產黨人則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為「革命」。他們之所以如此者，便因為他們都是一次革命論者。把中國歷史看成汽車。他們要把這汽車按他們預定的路線，開往他們所預定的目的地。換言之，他們都希望把一個有三千年文化根基和特殊生活方式的老大民族，於極短期中變成他們所指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國家形式。

　　但是中國近百年史告訴我們，他們的願望都落空了。這個古老的文化是在變，並向現代化的方向亦步亦趨的在變。但它卻沒有聽從任何人或神的指示去「搖身一變」。相反的，它是在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變。任何力量不能阻止它向前變動，任何力量也不能「揠苗助長」強迫它跳躍前進。換言之，在中國近百年的現代化運動中浮沉的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能落伍，但是也不可躐等。民國六年，隨張辮帥到北京搞復辟運動的康有為，便「落伍」了。落伍到連他最忠實的學生梁啟超都要罵他「厚顏」。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便想搞「平均地權」，那便是他老人家「躐等」了。躐等到連「同盟會老同志」也罵他「大炮」。

　　各階段及其主題

　　落伍之可悲，固無論矣。勇往直前的跳躍前進何以亦發生反效果呢？史實告訴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是分階段完成的。而各階段有各階段的主題和若干副題。主題便是各該階段的「當務之急」。而副題（可能是次一階段的主題）在現階段則往往是「不急之務」。而完成這主題與副題的方法則可能是抵觸的。

　　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題，可能增加解決副題時的困難。但是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的，則往往為該階段所唾棄。古人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又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如果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則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後」。

　　所以中國近代史上，在各階段中，凡是從事解決「當務之急」的主題的社會力量，往往是前進的、成功的。同時凡是不知先後，側重副題，搞不急之務的，則未有不失敗的。這種搞不急之務的社會力量，在此階段必然有害！

　　但是如果中國現代化運動進入次一階段，則主題與副題，俱同時變動。以前的副題可能變成主題。前一階段的進步的社會力量，如不能隨主題之變動而進步，則這一力量必然變成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力量。

　　這種反覆變動與社會力量之興遞，在中國近代史上昭然若揭。請申其說。

　　洋務和變法

　　今日吾人追溯我國現代化運動的史實，從「同治中興」到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我們如按各運動的性質來分，大體可以分為四大階段及若干小階段。４

　　從同治元年（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總理衙門成立之日起至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馬關條約》之簽訂，可算我國現代化運動之第一階段。這一階段中的主題是「洋務」。因為我國經過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失敗之教訓，國人才開始認識西方文化表現在堅船利砲上的實用科學。因此自恭親王而下，有識之士，競談「洋務」。這樣才有同光之際的新式南北洋海軍及各種路礦機器船政的建設。不管當時守舊派是如何的反對，這一時期的「洋務」建設是有相當成就的。其後張之洞在其所著《勸學篇》中所說「中國學術精微，綱常名教，以及經世大法，無不畢具，但取西人製造之長，補我不逮，足矣」的一套理論，事實上便是這一時期「洋務」運動的「哲學基礎」。張氏言大眾之所欲言，所以他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調，亦是風靡一時的新學說。也是當時守舊派所誓死反對到底的「以夷變夏」的「謬論」。

　　但是中日戰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遂逐漸被揚棄。國人進一步而談「變法」。須知談變法的人並沒有否認西學之可以為「用」。國人至此已服服貼貼地接受了西方的實用科學，而進一步談西方式的「變法改制」了。因此，政治性的變法改制便是乙未至辛亥這一階段我國現代化運動的主題！

　　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孫中山主張「建立民國」。他二人雖有緩進激進之不同，其變法改制的基本態度則是一致的。由於清廷的顢頇昏瞶，助成了激進派的成功，而完成了中國現代化運動中的第二階段。

　　康孫兩氏除主張政治性的變法改制之外，都看到了其他方面──社會、文化、教育、經濟等之徹底改革。康氏另著有《大同書》；孫氏亦著有《三民主義》。但是這些方面的改革在當時均是「副題」，不是當務之急，因而引不起群眾的反應。如同盟會誓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中之最後四字，便為黨內人士駁難最多之處。國內同盟會支部，有的竟乾脆把這四個字刪除。這種刪除絕不是如共產黨史家所說，為的是「保存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主要的原因是這一條不是「當務之急」。它的重要性被那時的「主題」所掩蔽，引不起所謂「革命群眾」的反應。

　　戴季陶說：「至於從革命的思想和知識上說，許多前時代的黨員，也實在固陋得可怕。從前總理在時，每次定了一個前進的方針，大家總是把它拚命向後掇！」這就是因為「前進的方針」在「前一時代」是引不起群眾反應的。

　　「莫難於破壞」的「五四運動」

　　但是時代是前進的。「前進的方針」到後一時代，群眾的反應就不同了。民國成立了八九年，國人對西方文化挑戰的瞭解又進了一步。他們感覺到只是政治性的變法改制，仍不足以建立出一個新型的國家。因而繼續要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的總改革。這項要求遂把中國現代化運動推入第三階段而爆發了「五四」前後的所謂「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當時最精闢的一句口號便是：「以科學的批判的態度，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果然在「科學的批判的態度」之前，兩千年來獨家經理的「孔家店」內許多（我們沒有說「全部」）陳貨都變成無價值的廢料了。此外如釋迦牟尼、朱熹、王陽明，乃至晚近入口的耶穌等的「一切價值」都成了問題。

　　舊有的束縛一旦掉去，中華民族的思想突然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解放。所以「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實如孫中山所說的「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的「破壞運動」。事實上，它除在文學改良上另有輝煌成就之外，其他方面的收穫亦只此而已。「五四」的大師們，掌握了「科學的批判的態度」這一項武器，把舊的東西，摧枯拉朽的毀掉了。但在這破壞的廢墟上，他們建設了些什麼呢？

　　他們的確曾提出「科學」和「民主」兩個建設性的口號。但是什麼是科學，什麼又是民主呢？不但當時搖旗吶喊的孩子們莫知所云；當時的領袖們也沒有說出一套完整的學說以替代他們所毀掉的東西。因此「五四運動」之「立刻後果」便是思想界空前未有的「無政府狀態」！

　　再者，「五四」所破壞的只是舊思想。而舊思想所產生的舊的社會體系，卻屹立未動。因此為竟「五四」的破壞未竟之功，為重行畫出今後建設的藍圖，各項「主義」就紛紛而起了。

　　拿一個主義做標準

　　且看孫中山先生的說法。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孫中山先生在打走陳炯明、沈鴻英等軍閥之後，在廣州歡宴各有功革命將領時，發表一篇演說。中山說：

　　民國成立到今日已經十二年了。這十二年中沒有一天沒有變亂。這個變亂不已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呢？簡單的說就是新舊潮流的衝突……舊思想是妨礙進步；總是束縛人群的。我們要求人群自由，打破進步的障礙，所以不能不打破舊思想。今天要請諸君來打破舊思想究竟用什麼標準呢？大略的講便是拿一個主義做標準。５

　　那時相信孫中山的人當然就拿「三民主義」做標準了。不相信三民主義的人呢，自然就另搬出其他「主義」來了。因此在「五四」之後短短數年之內各有一個主義的「共產黨」、「國家主義派」、「社會黨」、「法西斯主義」集團、「無政府主義」集團，乃至於「實驗主義」者都各立門戶的應運而生。久已為黨內同志所忘懷的國民黨和它的三民主義，這時又活躍起來，實行改組。

　　這些新興黨派，乃至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都是繼「五四運動」而產生的。其性質與民國初年的「國民黨」、「共和黨」、「進步黨」等是絕對不同的。民國初年的黨是純英美式的政黨。「五四」以後的黨是著重社會運動和文化改革的黨。

　　且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後來又為國民黨中最有影響的反共理論家戴季陶氏關於國民黨改組的看法。他說：「民國八年以後（亦即「五四」以後），國內青年──漸漸覺悟起來，由清談文化運動，進而為部分的社會運動，更進而為具體的國民革命運動。和民國六年以來黨內的改組氣運相銜接，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於是乎實現了。」

　　本末倒置的中共

　　反看中共呢！中共在國民黨容共初期，黨員人數實際不過數十人。它是在國民黨中寄生長大的。至北伐時代，它已變成嚴重的破壞「國民革命」的力量。那時它拋開了那一階段的兩個主題──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而集中全力去搞那不急之需的「副題」──土地革命，社會革命。把北伐軍的後方鬨得烏煙瘴氣。有的兒子正在前方和軍閥浴血作戰，老子卻在後方被「農民協會」戴著紙帽子在遊街。當軍閥和帝國主義統治區內尚歌舞昇平；北伐軍解放了的地方反而階級鬥爭起來，共產黨這一鬧，一方面抵銷了國民革命的力量，一方面也鬧垮了國民黨的黨權，為軍人獨裁鋪路。

　　結果呢？共產黨在國民黨內被血淋淋的「清」了出去。它不服，還是繼續暴動，結果是流竄了二萬五千里。如果不是日本軍閥侵華，中國共產黨早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了。倖免於死之後，還得向它曾經宣佈過死刑的「新軍閥」、「人民公敵」高呼萬歲。其所以然者，便是他們錯把「副題」當成了「主題」，不知先後。它幾乎破壞了北伐，妨礙了抗戰。它是那一階段的惡勢力，不折不扣的該階段的反革命。

　　抗戰後的新主題

　　可是抗戰勝利之後，局勢便全部改觀了。以前國民革命的兩大主題是基本上完成了。因之以前的「副題」現在卻變成了「主題」。這新的「主題」便是「土地改革」和「社會改革」。這一階段也有一個「副題」，那便是「民主人士」所搞的「民主自由」運動。關於這主題，共產黨是搞這套起家的，經驗豐富；關於這「副題」它也學了乖。並假扮了一副「民主自由」的面孔，把「統戰」搞得有聲有色。國民黨完全被孤立起來。

　　至於國民黨呢？它本身是個革命黨，但是現在卻再也找不到革命的對象。它完成了前期的兩大主題；而抗戰後的新主題它又無法掌握。它的高級領袖們既缺乏遠見，黨的本身亦積重難返，負不起應付新階段新主題的責任。因而一個有蓋世功勳的革命黨，這時反成了人家革命的對象。讀史者有餘慨矣！

　　大陸上在搞些啥子？

　　中共統治大陸已經十整年，它在大陸上究竟搞些啥子？「民主自由」的老口號，它已完全拋棄了。（其情形亦如國民黨之拋棄「工農政策」。）因為那原是「統戰」時代騙騙人的。

　　至於「土地改革」和「社會改革」呢？這兩點，它當真血淋淋地幹了起來。但是它所做到的亦只是對舊制度的徹底破壞。以前「五四」的英雄們把我國的「舊思想」摧枯拉朽的破壞了；現在「十一」的好漢們，卻把我國的「舊制度」玉石不分的摧毀了。因此我國以前的「多種重心的社會」（multi-centered society）在短短數年之內一變而為中共專制；由一個「新階級」（用南共Milovan Djilas的新名詞）來統治的單純的社會。換言之，我國舊有的「父兄」、「紳董」、「老師」、「大龍頭」等等所有的安定社會的力量，通統被摧毀了，代之而起的是這一新的統治階級的秘密警察和手槍。

　　我國舊有的社會體系，雖已不合「現代化」的要求，理該改變。但是秘密警察和手槍所控制的社會，是否就合乎二十世紀，現代化的文明呢？這點似已不必多贅！

　　所以我們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是社會性的破壞，竟「五四」的破壞未竟之功。破壞的任務終了，它本身也就完結！

　　中國共產黨嚷革命嚷了數十年，試問時至今日，除了它自己之外，革命的對象又在何處呢？

　　試看中共「鳴放」期間，「右派」的反共怒潮，和現在海外和台灣的「民主自由」運動的方興未艾，歷史已明白地告訴我們現代化運動已進入另一大階段。

　　現階段，新主題

　　現階段在大陸上爭取「民主自由」的「右派」，中共只說他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敢說他是「反革命」。因為這「右派」的確是自中共內部發生的，其中堅分子多半是對「人民有功」的人。不是可以斬盡殺絕的「美蔣特務」。

　　台灣呢？它現在亦為這一問題陷入極為痛苦的矛盾。它一面要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以反共；一面又要壓制由這一口號所產生的群眾運動。

　　凡此都足以說明中國現代化運動前一階段的「副題」，現已變為此一階段的「主題」。這一「主題」是反不掉的。它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後必然大行於中國。中國近代史告訴我們，以前各階段的主題都是歷盡千辛萬苦以後才完成的。

　　世界文化史也告訴我們，文化的挑戰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中國文化史亦告訴過我們，中國文化不但可以吸收外來文化的優點，而且可以發揚光大使其超過其在母文化中的程度。中國的佛教便是個例子。「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制度既然是西方文化對我國文化挑戰的一個主要的課題，我們的文化絕不會冥頑不靈的相應不理。相反的，在我們沒有能消化而發揚它之前，我們的文化由此一挑戰所引起的震動是不會停止的。

　　中共的工業化和死結

　　我國文化向這一方向反應在現階段最大的魔障便是中國共產黨。它甘願把中國文化拖進斯拉夫文化的死巷子。按中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進行的程序來看，中共已經是走向古物陳列館的路上去了。它今日之所以尚能肆無忌憚，作威作福的道理，便是因為它還抓住了一個現代化建設性的重要課題──中國的工業化。今日中共官報上唯一真能大吹特吹的只有這一點。海外僑胞對中共深惡痛絕之餘，有時亦難免引中共向洋人誇耀的也是這一點。它是中共今日的「續命湯」。

　　中國工業化，本是任何政權都應該做的大事。隔壁王阿狗如做了「主席」也是要實行工業化的。只是工業化的方式或有不同罷了，不過其艱苦過程則誰也不能避免。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大企業家逼迫小企業家自殺。投資者亦鬧過「黑色禮拜五」一類的醜劇。但蘇聯工業化過程中亦何嘗不是餓死婦孺數百萬，硬把糧食出口換取外匯物資呢？

　　中共今日的工業化便是採取俄國式計畫經濟的方式，在全國人力物資之中竭澤而漁。俗語說：「要鐵用，連飯鍋也打掉！」這豈不是中共今天的事實？因此中共政權獨裁專制，殘酷暴虐愈利害，其竭澤而漁式的工業化速度也可能愈快。相反的說，中共在經濟建設上其工業化的速度愈高，其在政治設施上獨裁專制殘酷暴虐亦愈厲。因之在中共工業化達到最高峰時，亦即其殘暴的統治達到絕頂之時。換言之，在共產黨制度之下，人類團體生活中「政治」和「經濟」兩大問題，不但不能同時解決，並且是背道而馳的。其經濟問題能日趨解決，其政治問題便日趨嚴重。至其經濟問題可能作適當解決之時，便是其獨裁專制的政治制度面臨崩潰之時，亦即是「自由民主」呼聲最高之時。共產黨徒都是經濟決定論者，他們根本不相信「上層建築」的政治問題可以成為他們的致命傷。所以其將來的結果，必然就「龐涓死於此樹下」！

　　中共今日所採取的便是這項自殺政策。為著高度的工業化，它把偌大的中國變成世界最大的奴工營。它要奴工們犧牲自由，束緊褲帶，這樣中國便可「十五年趕上英國」或「二十年後過好日子」。在中國長期積弱之後，這兩項號召是動聽的；是有高度說服性的。其魔力不下於抗戰時期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但是它這項騙局至多只可維持十五年至二十年。過此人民就不特要放鬆褲帶，而且要恢復全部自由。屆時統治者是否會自動的恢復人民的自由呢？曰否！因為那是違反中共政權發展的邏輯的。君不見「百家爭鳴」時統治者的面色乎？中共區內不會再有「百家爭鳴」出現。要有也不是統治者自動號召的了。

　　所以即使不談外界因素，只取「以經解經」的方式分析中共政權，天安門上的好漢至多還有十五年的安穩日子好過。

　　今後十五年的台灣

　　或謂俄國革命迄今已四十餘年，何以並未動搖。其實中俄兩國未可相提並論。俄國文明本為西方文明之邊緣，所以它只可在西方文化之內作畸形的發展，而不足以向西方文化實行反挑戰。所以白俄在出國之後，未幾即為住在國所同化。不若我輩「唐人」在海外住了幾代還不能變為老番，所以中國文化不能全部蘇維埃化，中國人亦不能全部赤化，此其一也。中國自那拉氏到毛澤東經過了四十年，俄國自尼古拉到列寧只有幾個月，所以俄國今日缺少我們所有的三十歲到五十歲的中堅分子的民主自由的鬥士，此其二。我國尚保存一個台灣沒有赤化，可以作我們「民主政治的實驗區」。俄國的克侖斯基及其他反共俄人，均無所憑藉，此其三。

　　有此三點，則中俄之局勢迥異。此三點中尤以第三點最為重要。蓋共產黨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均自成一個整體。要對共產黨「取而代之」，則必須以一個更完美更前進的整體來代替它。這個整體不是一個空洞的什麼主義或宗教。這個整體必須是經過實驗的合乎中國國情的前進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新制度。

　　借用實驗主義者一句名言：「真理不是可以發現的，真理是不斷製造出來的。」所以台灣今後十五年的工作，應該是捨棄任何教條式的主義，以「科學的實驗室的方法」在政治民主、經濟平等、人身自由的原則下，實驗出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以替代共產黨這一套反動的體制。如果台灣能在十五年之內，製造出一個新的真理來，到那時共產黨的反動已達最高峰，那樣才能水到渠成把共產黨那一套，摧枯拉朽的送到北冰洋裡去。

　　中國文化的前途繫於台灣今後十五年的發展。而這一發展的開端，便看台灣是否能抓住中國現代化運動現階段的主題！

　　最後階段和文化反挑戰

　　不過，抓住現階段的主題實非容易。在西方文化向我國挑戰的過程之中，「民主自由」這一項遠在清末便是我國各種「改革」或「革命」運動中主要的口號之一。但是它卻始終沒有變成任何階段的「主題」。因為在以前任何階段，事實上我國尚沒有完成此項課題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條件。所以這一項口號我們喊了數十年，至今日始成為現階段的主題。這也說明它是中國現代化運動中最難的一項課題。在其他各項課題逐一完成之後，始輪到它有變成「主題」的機會。事實上，其他各項課題之完成，原亦是使它變成主題的先決條件。

　　再者，在現階段現有的主題之外，我們實在找不出什麼「副題」來。所以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的內容極為單純；陣線亦極為明朗。「五四」時代擁護「德先生」的人群複雜極了。大家同床異夢，但是卻打了相同的招牌，結果上了共產黨「統戰」的圈套。這種現象現在是沒有了。正因為它目標單純，陣線明朗，所以它沒有足為下一階段主題的副題參雜其間。因此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實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最後階段。中國民族文化如能通過這一關，那便是中國現代化運動之徹底完成。到那時我們民族的新文化便可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各方面對西方文化作一個通盤的反挑戰。彼之所長我悉有之；彼之政治經濟各方面之矛盾，我均可調和而化除之。夫如是，則我民族以六萬萬人口之眾，居富強安定之大國，以政治民主、經濟平等、人身自由之最完滿之新制度出現於世界，其時我們縱不願為保持世界和平之盟主及人類進化之領袖，恐亦不可得矣。

　　不過目前這一關實在是我民族文化生死存亡之樞紐。斯拉夫、日耳曼、拉丁諸民族都在這一關之前殭了下去。我們能否平安過關，便看今後十幾年中，我民族在台灣實驗之結果。言念及此，不禁心嚮往之。

　　※原載於《海外論壇》民國四十九年一月創刊號及二月號

　　註釋：

１本段末句為新增，以使全文主旨更為明確。

２此處所指「民族國家」已非十九世紀流行於歐洲的nation state，而是以不能分割的文化族群而言。民國初年孫文做臨時大總統時，就反對當時流行的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概念。因為「漢」本來就不是個單純的族名；「滿」所包括的也十分龐雜；「蒙」根本就代表黃種人全體；「藏」與「漢」也難解難分；「回」是教名，尤與種族無關。所以中山主張中國應採取美國民族大熔爐的模式，而統稱為「中華民族」，語見《文言本三民主義》，重印於民國五十五年，台灣國防研究院印行的《國父全集》，頁一八○至一八四。中山這一主張，無疑是最合乎歷史潮流的。吾人試看今日美國所謂「歐裔美籍公民」（Asian Americans）和「歐聯」（European Union或EuroPean Commonwealth）等等概念的發展，便知道：今後將是個民族逐漸混合的世界，而不是民族愈分愈細的世界。中共今日所發生的少數民族的問題，而為海外所詬病的道理，便是它在建國之初，在概念上，無視於有遠見的中山遺教之故也。中共這種落伍而糊塗的概念，如不設法逐漸改變，問題可能會愈來愈嚴重也。

３見中山原著《建國方略》，第八章，重印於《國父全集》，頁一二。

４本篇所論之第一階段，是從同治中興開始，當然我們更可推前至鴉片戰爭時期也。

５參見注３，頁九四一。

【壹】二、中國國家轉型論提綱

　　在海外教授文史數十年。單在大學本科所授的史學課程便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亞洲史」、「中國通史」、「中國近代現代當代史」等十餘種之多。在教學期中，個人對美日各時期所用各種教科書，總嫌其不合己意。有時竟隨教隨評之──縱是近年所用最權威的著作《劍橋中國史》，亦無例外。這種既教之、復批之的論學方式，在科舉考試中，可能就構成「罵題」之謬說。但為學若有主見，不願人云亦云，實自覺亦無可厚非也。加以學生以及知友，亦每多好之者，這往往就是鼓勵了。以致樂此不疲者數十年。因此在教學過程中，縱是全校必修科如「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校中當權派雖強力干擾，務期統一教學，余亦每以補注方式，增抒己見。雖每犯眾怒，而終不盲從也。至於自授各課，講義則多自編：「教科書」就是附庸了。如此數十年，初不意講義及所編之參考史料，裝於紙箱中竟亦高與身齊也。

　　前年自海外教學崗位自動申請退休之後，海內外華裔學界及新聞媒體中之老友，每每邀請參加學術會議，或為時論索稿，乃自從校中搬回家中之英文舊講稿及積存史料中，編譯之以應寵召。初則偶一為之，不意為時既久，聽眾與讀者之間，頗不乏同調。各方口詢、函囑，鼓勵尤多。因此使一得之愚，頗思廢物利用，將數十年積稿，稍加分類回憶，列出系統，以就教於學術界之同行，及一般嚴肅的聽眾與讀者。

　　筆者不敏，學無專長，加以流落異域數十年，打工啖飯，顛沛流離，一言難盡。然正因身歷艱難而倖免於浩劫，對祖國這一謎團，終未忘情，總思對所見興亡，有所領悟。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因對數十年之所學，與殫精竭慮之思考，亦不敢過分妄自菲薄。以故在退休之後，尚思對舊稿稍作董理──古人有《日知錄》、有《二十二史札記》等名作之遺規；筆者愚拙，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也。

　　近年在整理舊稿中，對中國國體「轉型論」，亦數十年未嘗忘懷的主題之一也。憶青少年期嘗隨顧頡剛師治商周史，對「中國封建之蛻變」即有專篇，獨抒己見而推研之；曾擴充至十餘萬言。除以部分為中央大學學士論文之外，餘篇則擬為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之基礎也──其時筆者曾考入中大歷史所為研究生。

　　不幸此一研究計畫為戰火所毀。積稿除〈中國郡縣起源考．兼論封建社會之蛻變〉一篇之外，余稿泰半遺失；研究所亦未讀成。──《郡縣考》一文嗣曾發表於「安徽學院」（今合肥安大前身）之學報《世界月刊》第一期（民國三十三年）。民國六十年復承宋晞教授之介紹在台北「中國文化學院」所發行之《史學彙刊》中重刊之。

　　戰後筆者赴美留學，轉攻歐美史。中國封建史之探討遂中輟。然對青少年期之所習，興趣固未減也。因此其後對美洲印第安人歷史之研讀，總以我國三代史（夏商周）與之互比。以後竟至堅信，不讀印第安人在美洲之歷史，便無法真正瞭解我國夏商周之古代史也。甚矣比較史學之不可廢也。

　　美洲印第安民族之歷史，曾對馬克思（包括恩格斯）主義歷史學派理論之形成有其決定性之影響，而其影響之發生為時較晚，「教拳容易，改拳難」，因此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亦有其致命之衝擊。──蓋吾人如細讀美洲紅人史，尤其是近在目前，在十八、九世紀仍有明顯跡象可循之北美各部落之社會發展史，則一覽可知，所謂「封建社會」實直接自「部落社會」轉型而來，與「奴隸社會」並無太多之直接關係也。

　　蓋「人類」原為「群居動物」之一種，其初民群居之「社會行為」，與群居動物如猴、狼、馬、海狗，乃至鴻雁、黃蜂、螞蟻均有相通之處。群居動物之「群」（herd），即初民之「部落」（tribe）也。動物之群中必有長──蜂有蜂王，蟻有蟻王。猴群、狼群、雁群，乃至野馬、家馬（如蒙古、新疆之馬群），皆各有其主。領袖群倫，初不稍讓。印第安人之部落，必有其「酋長」（chief）。我華裔老祖宗乃有堯、舜、禹、湯、三皇、五帝也。

　　群居動物之社會行為無進步。千百年（注意：非億萬年）初無變化。而「人為萬物之靈」，其社會行為則有演變，有進化，有型態，乃至「轉型」也。──因此，人類社會發展史中之所謂「封建」（feudalism）者，實自「部落生活」（tribal life）直接演變而來，與「奴隸制」（slavery）無延續關係也。

　　群居動物從不相互奴役，而人類歷史上之奴隸制，雖無族無之，然其規模大小，時間久暫，各族則有霄壤之別。蓋奴隸源於部落戰爭。以俘虜為奴隸終係暫時現象。把奴隸制度化，形成國際間之「奴隸販賣」（slave trade），而鑄造出以奴工為生產重心的「奴隸社會」，究係反常現象，不可視為社會進化中之通例也。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北美洲印第安人之社會，均可反證之。詳論另有鉅著專書，拙篇且「提綱」一下，限於篇幅未能細析之也。

　　我國史中之封建制，實始於西周（公元前一一二二至前七七一），而盛於西周。至東周則開始變質，且引一段《漢書．地理志》，以窺其大略。〈地理志〉說：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為七，合縱連衡，經數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

　　《前漢書》的主要作者班固（卒於公元九十二年）是一位與耶穌同時的歷史家，這番話雖大而化之，卻很簡單扼要。他說，在西周時期大小分為三等的五級封建小國大致有一千八百多個。經過大魚吃小魚，到春秋（前七七○至前四七六）還剩數十個；到戰國之末時（前四七五至前二二一）只剩七個。到始皇統一天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他乾脆「不立尺土之封」，把「封建制」完全廢除，改中華政體為「郡縣制」，以至於今日。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這段史實。

　　「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基本區別在哪裡呢？

　　最直截了當的答案，便是：在封建制下，那統治中國各地區的統治者（多時到一千八百個）都是世襲的封建主（分公侯伯子男五級）。他們屬下的土地，大致都屬國有。但是在郡縣制之下，這些封建公侯被取消掉了，代替他們的則是一些省級和縣級，有一定任期的官吏（政治學上叫做「文官制」，civil service）。同時全國土地，也化公有為私有，人民可以自由買賣，也就是搞農村市場經濟，不搞「公社」了。

　　秦始皇這麼一來，那就是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政治社會制度的第一次大「轉型」──從封建制「轉」到郡縣制。

　　您別瞧這「轉型」只牽涉到十二個字：「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政治社會的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各項相關事物和制度的轉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喪制度、財產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轉變程序要歷時數百年才能恢復安定。──事實上為著這十二個字的轉變，秦國實自公元前第四世紀中葉「商鞅變法」開始，一直到漢武帝與昭帝之間（公元前八十六年前後）才大致安定下來。前後「轉」了二三百年之久！

　　自此這一秦漢模式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便一成不變地延續下來，直到蔣中正、毛澤東當政，基本上還是照舊。所以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法政。」這句話，大致是正確無訛的。

　　可是這一秦漢模式延續到清朝末葉「鴉片戰爭」時期（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就逐漸維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的傳統制度被迫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

　　這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道光二十年開始，我們能在民國一百二十九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采聲中，就可以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以上是筆者個人積數十年治學與教學的心得，對祖國歷史，和國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淺的認知和「大膽的假設」。要「小心的求證」起來，工程就浩大了。但筆者自青少年時代開始便對此一問題鑽研未停，然思者一得，縱有若干自信，終難免也有自己的阿Ｑ心情。因將此一假設，先以「提綱」方式提出以就正於方家，庶可與同道攜手前進：深信吾道不孤也。

　　再者，近年因退休多暇，曾應好友寵召，自紐約開始，分訪華府、波士頓、三藩市及祖國各地，以同一專題作公開講演。承聽眾和媒體不棄，時有報導。美國華文《世界日報》及香港《動向》月刊的資深記者，均曾對筆者粗論，頗有綜合性之介紹。捧讀之下，欣知執筆作家所記者，實遠較筆者自述為精簡而扼要。內容一覽可知，不像筆者自著之囉唆失當也。謹先斬後奏，斗膽將此篇附印於後，作為補增，庶使讀者對拙見更易瞭解。亦是自己說不清而請友好代達之微意。尚懇大會專家不吝賜教也。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脫稿於北美洲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九卷第三期。

【壹】三、外交學步與歷史轉型

　　我們對中國近現代目錄學有興趣的朋友們，大致都不會否認一個現象，那就是國人以漢文治國史最弱的一環，便是近代中國外交史。筆者本人甚至不知輕重大放厥辭的說過，若論在外交史上的成就，中文著作中，簡直沒一部可讀之書。這雖是個人不學而又長個右派大嘴巴的胡言亂語，例如數十年老友王爾敏教授這本新著《晚清商約外交》便是一本極為可讀之書，但在下這句信口之言，也是出自多少年在海內外教書的經驗，有感而發。因為我們在外國大學裡教授中國外交史（尤其是中英、中美外交史），或東亞國際關係史一類課目的參考書目（syllabus）中，有時為文化自尊心所驅使，實在想列入若干「中文著作」以光門楣，但是有時除一些史料書之外，勉強列入的中文著作，實在有違心願。其原因就是，你把勉強選入的書目，和同一類的西文書目並列，二者之間的功力與火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就談晚清外交史吧，有哪一本「中文著作」和摩爾斯那三大本的《大清帝國國際關係史》相比，不是個娃娃呢？

　　再說摩爾斯的學生費正清吧，在費氏大旗之下，哈佛一校就出了數十本具體而微的類似著作，不談觀點，只從治學的功力與火候來比較，至今的「中文著作」裡，還找不到幾本能與他們相提並論的鉅著。這樣一比，我們要想劍橋學派，在晚清外交史這一行道上，不稱王，不稱霸，又豈可得乎？這兒還想大膽的插上一句，在這個劍橋學派裡，縱是亞裔學者所持的觀點，也是費正清的觀點。雖然費氏逝世之後，這一觀點已逐漸淡化了。

　　若問，在這一行道上，中英兩文的著作，距離何以如此之大呢？筆者的回答，便又要回到我個人的老「主義」上去了。首先，這是個歷史轉型的問題。學術轉型原是社會轉型的一部分；而歷史學的轉型，又是學術轉型的一部分。外交史不用說，更是歷史學的一部分，我們要知道，外交史、國際關係史這一行道裡的學問，在我國的傳統史學，所謂六家二體裡，都未嘗成過專業，尤其是所有外交家都應有若干修養的國際法這一門，它和我們整個傳統法家一樣，發育始終沒有成熟，在中國學術史上，就像一個花苞，花未盛開，就枯萎了。何以如此呢？那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的了。下節當略述之。

　　再者，筆者在談比較史學，尤其是談比較文學和比較藝術時，總喜歡勸搞「比較學」的朋友們，比較要分「階段」。要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現代比現代，才見高下。不能囫圇吞棗說，中國音樂不如西洋音樂，中國詩歌不如西洋詩歌，或中國小說不如西方小說，……你只能說現代中國的音樂，遠不如現代西方的音樂。你可千萬不能說，中國唐代的音樂比不上中古時期歐洲的音樂。因此我們談國際關係史，乃至國際法這行學問，也是一樣。在傳統中國，我們在這個專業裡，就比西方落後了，落後到幾乎沒有了的程度，但是它在先秦時代的發展，卻也曾大有可說，甚至還有更高的成就呢！吾人試讀我國古籍中的《左傳》、《國語》、《國策》，乃至《晏子》、《管子》，便知道我們的成就不在西方之下。但是在秦漢以後就不足觀矣。且舉幾則小例子：

　　我國古代國際公法的萌芽

　　在春秋戰國時代，我們的老外交家管仲（？至公元前六四五年），做了齊國的周恩來，以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幫齊桓公打天下，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正是美國今日所幹的？）為維持他那時的國際和平，管仲於公元前六五一年，在齊國的葵丘（今山東省臨淄縣），召集了一個國際會議，並簽訂了一件國際條約叫做（葵丘之盟）。（這項條約如簽訂於二十世紀，周恩來顯然就要選日內瓦或萬隆了。）在這件「葵丘條約」裡，當時各列強，在齊國（位同今日的老美）的操縱之下，歃血為盟，宣佈一致遵守所簽訂的各條款，這些條款當然也就變成當年的國際公法了。原條文是假當時有名無實的「周天子」之名（也就是今日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之名），向國際公佈的。條約的內容是：

　　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見《春秋穀梁傳》，僖公九年）

　　這則我國古代的國際公約，大致也可叫做「五毋公約」或「五禁公約」吧！今天讀起來雖覺可笑，現代女權主義者讀來，尤其要怒髮衝冠，但是這卻是那時最合實際需要的國際條約。（請看今日聯合國中由美國帶頭所搞的，「禁核」、「禁毒」、「禁武」（化學武器）等等三禁、五禁諸條約，就可知道其重要性也。）在公元前七世紀的黃河、淮河和長江流域，小國甚多。一河流經數國。如果上游國家築壩蓄水，下游國家就要受旱災了，所以不能「雍泉」（截流，築壩，或造蓄水池）。饑荒缺糧時期，各國尤不許囤積居奇，所謂「毋訖糴」也。「毋易樹子」這條也很重要。由於往古部落之間通婚的老傳統，我國封建時代王族婚姻都是有國際背景的。直至今日我們還有「姻聯秦晉」的成語。乖乖，秦晉都是超級強權。他兩家的外甥少爺已經做了「樹子」（太子），你要把他換掉，代以小老婆之子，豈不要引起國際糾紛？為著國際和平，則樹子不可易也。

　　小老婆決不許做大夫人

　　「毋以妾為妻」，也要寫入國際條約。朋友，你認為是笑話嗎？非也。不但那時是事關世界和平的大事，縱在今日二奶也不能代替大奶呢！不信，您如試想美國柯林頓大總統，今日要和希拉蕊離婚，而把莫妮卡．陸文斯基（Monica S. Lewinsky）扶正作美國第一夫人，你看今日世界會變成個什麼樣子？首先華府和北京的「夥伴關係」，恐怕就很難繼續了。國會內極右政團，如乘機要罷免這位好色的總統，則老美現在在波斯灣，和在咱們的海峽兩岸，所發生的作用也要完全改變了。「以妾為妻」在今日尚可生若是之紕漏，況兩千五百年前之東亞大陸乎？所以他們要在國際條約上，明文規定，諸位元首可以搞三宮六院，但不能搞以二奶代大奶。

　　【附註】據說彭德懷打完韓戰歸來，立刻就以國防部長身份，下令解散中南海文工團，他的理由是：「今天還能搞三宮六院？」這就是彭張飛，不如周管仲了。須知，咱中國從君主轉民主，這個「轉型」還沒有轉乾淨嘛！我們的主席，至少還是半個皇帝，甚或是一個半皇帝呢！皇帝猶存，你彭老總怎能「躐等」去廢除帝制政體中最重要的制度，所謂三宮六院呢？……試問哪個有權力的大男人，包括柯林頓大總統，不想搞三宮六院，其不搞者，是不能也，非不為也。可憐的是猛張飛不明此轉型之道。他這位可敬可愛的「彭大將軍」，後來竟至不能善終，讀史者悲之也。

　　至於不許女人參政，在今日是很違反潮流了。可是縱在今日，也還難免要有個「但書」呢！像今日台灣的女強人呂秀蓮和陳文茜，她們特立獨行，寧願犧牲婚姻和生男育女，也要搞政治。女各有志，實在是令人脫帽致敬的。但是若有女人，先要搶個強人丈夫，然後再挾丈夫令諸侯，狐假虎威，橫行天下，像江青和葉群（林彪的老婆）那樣，就不足為訓了。甚至在女權高漲的今日美國，大有野心的希拉蕊，不能隨心所欲的去搞政治，還不是國會中人討厭她妻假夫威，來亂參國政。柯夫人今日對個好色的丈夫不嫉不妒，也是為了她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向國會內的大男人主義者忍痛犧牲呢！所以我國古代大政治家和大外交家管夷吾（仲），會要策動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立法禁止「婦人與國事」，也就不難理解了。

　　晏大使不入狗門

　　我國古代的齊魯地區，除出了些了不起的聖人之外，也出了些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後來晏子（名嬰字平仲，？至公元前五○○年）為齊相，也是個周恩來，以宰相兼外長，他甚至親自出馬做大使，報聘各國呢！這時齊已日衰，而楚正崛起。出使楚國，工作也不太好做，《晏子春秋》裡就有一段晏子使楚，因為他和鄧小平一樣，是個小矮子，楚國人想羞辱他，反而被晏大使所辱的小故事，也頗足一述。先讓我們來讀讀他的「古漢語」原文，（青年讀者們，也不妨順便練習練習，讀讀所謂「諸子百家」的老古董，並不太難嘛！）《晏子》原文如下：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賓者更導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使子為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謂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矣。」（見《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九章）

　　再以白話重說一遍──晏子出使楚國，楚國人因為他是個小矮子，乃把大門邊上裝了個小門，要晏大使從小門進去。大使不入，說：「我出使的國家，如果是一個狗的國家，那我就從狗門進去，但是今天我是到楚國來出使，楚國人並不是狗，我也不應該從狗門進去。」招待員不得已，乃改請大使從大門進去。楚王一看大使其貌不揚，就說：「難道齊國沒有人了嗎？為何要派你這樣的人來做大使呢？」晏子說：「敝國人可多呢！單是臨淄一城，就有三百個社區。熙熙攘攘的大街之上，大家把袖子一舉，便全城遮陰；大家如把頭上的汗抹下來一甩，就像下雨一般。哼，怎能說沒有人呢？」楚王說：「齊國既然有這麼多的人，為什麼把你派出來？」晏大使說：「大王有所不知。敝國派出大使是有一定規格的。最像樣的一等人才，就被派到最像樣的一等大國。我晏嬰原是敝國最不成樣子的外交官，所以才被派到楚國來，也是應該的嘛！」

　　這時楚國力爭上游，志在爭霸，兩國冷戰正烈。作為駐楚特使，時時都有受辱的可能。一次楚國警總抓了個強盜，說是齊國人，楚王乃問晏大使說：「齊人固善盜乎？」這就引起晏子所說出的中國文學裡，那段有名的成語，叫做「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晏子說：「民生於齊，不盜；入楚則盜，是你貴國風氣太壞啊！他原是齊國的良民，一到楚國就變成強盜了……」真是難為了，晏大使的好口才。

　　握手風波和季辛吉的中國飯碗

　　上述這些故事可能都是真的，因為在冷戰之中辦外交，不論古今中外都是不容易的啊！一個外交家，在執行其外交政策之外，他平時在折衝樽俎之間的急智，也需有特殊的天才呢！近在民國四十三年的日內瓦會議中，周恩來總理，便曾向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伸出手來，並叫聲「Good morning」啊！誰知杜勒斯這個老帝國主義者，竟拒不伸手。在這情況之下，周公的手如何收回？所幸周恩來應付這種場面，也有他的天才，和晏子一樣，終能化險為夷，其後國際外交圈提起此事，未有不罵杜勒斯是老混帳的。後來季辛吉於民國六十年，第一次秘密訪華時，就為這個「握手問題」，傷透腦筋。他深怕「萬一我伸手，他（老周）不伸手，如何是好？」（見季辛吉回憶錄《白宮時代》，及尼克森回憶錄，民國六十一年，頁五五九。）

　　其實，季辛吉此人，還是外交訓練不夠。你在來華之前，就應該把「周恩來此人」搞清楚嘛！古人說：「豈有鴆人羊叔子哉？」今世又「豈有不伸手之周恩來哉？」相反的，老周在見到季氏之前，連他在哈佛的博士論文，都查了個一清二楚呢！如此，你這個小孫行者怎能跳過周老佛爺的手掌心呢？所以周公有生之日，季辛吉始終是周門之中，為他服務的美國博士呢！季博士，老實說，也樂此不疲。至今對北京仍忠心耿耿。何也？君不聞，蘇秦窮困時回家，「妻不下織，嫂不為炊」的故事嗎？等到他佩了六國相印，再過家門時，「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爬在地下伺候客人吃東西）」。蘇秦笑問嫂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嫂掩面低聲回答說：「還不是因為小叔今天做了大官，有錢有勢嘛！」（見中華版《史記．蘇秦列傳》頁二二六二）蘇子「頭懸樑，椎刺股」，苦學成名，所為何來？還不是為著今天嗎？

　　我們的季辛吉先生，也正是如此呢！筆者在美國教書，就是從最慘的紐約市大，夜校成人班開始的，授課時間是晚間七至十一時。一天工作之後，疲憊不堪言狀。因此在這樣的課室中，老師固然很慘；工讀的窮學生，尤其可憐。季辛吉早年就是一個來自歐洲的小猶太難童，白天在小商店記帳，夜間在紐約市大成人班的會計專修科上學。

　　那時的季辛吉，便和早年的蘇秦一樣，是個「妻不下織，嫂不為炊」的窮光蛋。直至二次大戰後，他領了退伍軍人獎學金，才從「窮人的哈佛」（紐約市大的諢名）轉入富人之哈佛，去「頭懸樑，椎刺股」，讀其博士的。他其後風雲際會，差不多都是替周恩來工作的結果。離開了中國這一行，季辛吉就不是季辛吉了。飲水思源，能不肝腦塗地？朋友，蘇秦、張儀服務的對象，原是沒有國界的。出生於德國的猶裔季辛吉，他能替尼克森服務，他也可替周恩來服務啊！搞外交如用兵，也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周公得之也。所以不才總歡喜說，近百年中國史上只出了兩個半外交家。周恩來和李鴻章兩個之外，顧維鈞算是半個。而這兩個半外交家，也只有顧維鈞這半個，算是科班出身。李、周二公，皆出身行伍也。顧維鈞雖是外交界的科班出身，也只是個洋科班，威靈頓（Wellington是顧的洋名）離家上學之後，未進過一天中國學校也。李、周二人，雖是純國產，然如上節所述，國營企業中無此行道也。他二人搞的，可說是百分之百的天才外交和常識外交（common sense diplomacy）。搞常識外交、天才外交，已不足取，他二人再加上各自有個無知而好權的主子，強不知以為知，橫行霸道，他二人搞外交，不但要外禦列強，還要內說昏君。能維持個敗而不亡的局面，就很難能可貴了。悲夫！

　　中國古代外交建制的轉型

　　以上所舉的一大堆，從古到今的外交小掌故，無非是想說明：（一）我國古代的外交學是很不平凡的。舉凡今日西方所發展的，各種涉及國際關係的概念和實踐，我國古籍中，無不行行具備。專司外交的行政機關，在政府建制中的地位也至為崇高。用句現代話來說，那便是，不是首相兼外長，便是外長做首相（美國的國務卿，便是這樣的）。那時搞外交的人，也是國際間的寵兒。蘇秦就是一人兼六個國家的外交部長，「佩六國相印」的，這在人類的外交史上，顯然也是一樁「金氏紀錄」也。

　　不特此也，甚至二十世紀才出現的「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和「聯合國」（The United Nations）組織的構想，在我們的戰國時代亦已萌芽。他們那時觀念中所謂「尊王攘夷」中的「王」，基本上便是列強表面上一致擁護，而事實上由幾個爭霸的大國所支配的國際組織，所謂「挾天子，令諸侯」是也。君不見二次大戰前的「國聯」之中，五十個國家被英國牽著鼻子；和今日的老美，動不動就打聯合國的招陴，向世界各國頤指氣使？伊拉克的海珊，現在挖了幾千個洞，還是怕藏身無所；中國的江澤民，向那位好色的小總統不斷陪笑臉，還不是怕他挾天子，令諸侯。今日的錢外長還不是以一侯之下萬侯之上的低姿態，對霸主的波斯灣政策，微笑，鞠躬，說不。

　　可是（二），我國文明在秦始皇統一了東亞大陸，廢封建、立郡縣之後，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空前絕後的「宇宙大帝國」（Universal Empire），這也是蒙古種黃人所建立的東方文明的「第一次大轉型」。一轉百轉，往古列國並存、一強稱霸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不存在了，春秋戰國時代，所慢慢發展起來的外交制度，也就隨之迅速轉型，而面目全非了。

　　【附註】在大秦帝國統一東亞大陸之前，人類歷史上只有個亞歷山大所建立的馬其頓帝國差可與之相比，但是亞歷山大一世而斬。他也沒有創造出一個宇宙帝國的規模與制度。秦之後的羅馬帝國自然也是個宇宙帝國，可惜它在公元四七六年亡國之後，便永不再來。其後西方的帝國建造者，便再也沒有「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觀念了。後來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大則大矣，然非宇宙國家也。

　　只有理藩院，沒有外交部

　　因此在我國的歷史傳統裡，秦漢以後的帝國時期，就只有內交而無外交之可言了。我們中央政府的建制之內，九卿六部，百制皆全，就是沒個「外交部」。為應付周邊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國，歷代也只設了個不同名稱的「理藩院」，以司其事，但是「理藩院」只是禮部之內的一個司局級的組織，一切事務都當作「內交」來處理，而非「外交」也。例如西漢初年，中央政府與都城設在番禺（今廣州）的南越王國的關係，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便說那是大漢帝國的「外交關係」（foreign relations，見該書第一卷第六章，有中文譯本）筆者處理這問題則認為那是個「內交關係」，是東北張學良和南京蔣介石的關係。今日西方學者和政客，也認為北京和西藏的關係是foreign relations，說是中國佔領了西藏，西藏應該恢復獨立，云云。

　　耶魯、哈佛合縱連橫

　　北京的外交當局，明知是洋人藉辭搗蛋，但諸大臣為著自衛，卻只能支支吾吾，搞他個口齒不清，講不出令人心服口服的道理來。其所以然者，第一便是，你如果以「現代觀點」和「現代西方人」耍電子遊戲，你就得服膺他們的遊戲規則（Play their game according to their rules）。你既然不能放棄你自己傳統的麻將規則，卻又要打他們的沙蟹，那就枘鑿不投了。有時你縱有天大的公理，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例如，你如不搞計畫生育，像毛主席說的「人多好辦事」，那你豈不是第三世界以毛農民為代表的愚昧無知呢？但是你如大搞其一胎制，「打」掉無數可愛的嬰兒，那你豈不更是殘酷野蠻，沒有文化？總之在「光榮、偉大、正確」的美國國會中，你反正永遠是不對的就得了。

　　朋友，您說美國政客嘴尖皮厚，無理取鬧的幼稚可笑。咱們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還不是一樣的，甚或有過之呢！政治就是政治嘛！哪個政客不嘴尖皮厚？再者搞現代外交，是全國人民的事，包括擔柴賣漿，甚至阻街女郎，都有其共同語言，外交家不只是政府的發言人，也是他們老百姓的發言人（英國就是如此）。至少，搞外交是個大行道、大專業，專靠周恩來、李鴻章一兩個人的天才，搞他個常識外交、天才外交，總歸不能抗戰到底的。要打毛主席所說的「持久戰」，那你就得有個永恆的、專業的Think Tank（智囊）。二十世紀的美國外交官，差不多都出自耶魯和哈佛的幾個教室，甚至是那幾個沙發之上。從西部起家的，那位唱戲的雷根不信邪，他要找幾個「西部專才」，來反外交托拉斯，搞得灰頭土臉之後，始知反托拉斯之不易也。朋友，托拉斯、鬼谷子，都不是好東西也。秦始皇以後，我們還不是反了兩千年。不幸今日我們又回到「戰國時代」。（抗戰期間雷海宗等幾位教授就自稱「戰國派」，並且出了一本雜誌叫《戰國策》，曾被老共恨得牙癢癢的。）在舊劇重演的戰國時代，再來搞他個「合縱、連橫」，就要倚賴耶魯、哈佛的Think Tank的長期演練了。專靠毛主席英明偉大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難免就走投無路了。

　　也談談西藏問題

　　再回頭談談西藏問題。筆者不學，關於西藏問題，我個人倒覺得達賴喇嘛並沒有搞分裂，達賴認為他和北京的關係，仍是domestic relations（內交關係），不幸達賴所採取的，只是歷史主義的觀點，和實用主義的觀點；筆者則覺得，他還要加一個「後現代主義的觀點」（Post-Modernist Approach），就好了。此話怎說呢？原來在「後現代階段」（也就是下一世紀五○年代以後吧），「兄弟民族」之間，為著互通有無，互利互保，是愈來愈團結的，而不是愈來愈分裂的。把原先團結在一起的兄弟民族，加以拆散，讓他們互爭互鬥，好讓鄰居來渾水摸魚（fish in the troubled water），像今日的波士尼亞，甚或伊拉克和科威特，那是帝國主義幹的，也是違反世界潮流的。

　　君不見目前留在歐洲的歐洲人，正在大搞其「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和「歐聯」（European Union）？歐聯各國的大教授們，彼此之間要恢復用拉丁文通信呢！他們不是正在大搞其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政（軍）同制，幣同值，教同經嗎？他們也不是正在設法恢復「羅馬共和」（Roman Republic）嗎？「羅馬帝國」（Roman Empire）還要老一輩。（羅馬帝國約同於我們的後漢；他們今天要恢復「前漢之興隆也」）美國人現在不是正在幫助他們擴大「北約」（ＮＡＴＯ）嗎？這簡直是在實行諸葛孔明的理想呢！

　　再看看目前在美洲的歐洲人，所謂「歐裔美國公民」（European-Americans）和白得像一床被單似的「歐裔加拿大公民」（European Canadians，同時我們也得知道，加拿大是今日全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他們不是完全混合，成為一個嶄新的、稱雄世界的「英語民族」（English-Speaking People，注意不是Peoples）了嗎？現在北美的美、加、墨三國不也在搞三國經濟共同體了嗎？我們應該知道，「後現代」電腦化了的西歐和北美，他們的書同文之「文」，決不是「拉丁文」，而是「英文」呢！

　　美國史上光彩輝煌的所謂民族「大熔爐」（Melting Pot），也只是對「歐裔美國公民」說的，不是對其他族裔說的呢！我們亞裔且慢在自己臉上貼金。對歐裔來說，那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確，他們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熔於一爐了。但是「歐裔美國（和加拿大）公民」與非歐裔的通婚率，卻不到百分之一呢！因此在「後現代的世界」（World of the Post-Modern Era）便會出現的一個橫跨大西洋，講英語的「純白人民族主義」（Pure white Nationalism）或「亞利安民族主義」（Aryan Nationalism）。這個新興的亞利安民族不是二次大戰前那個印歐民族主義（Indo-European Nationalism）。那個老主義是有「反猶」（Anti-Semitic）屬性。那也是它最後失敗的致命傷。

　　今後這個「亞利安民族主義」則是囊括猶太的。「歸化猶裔」（Assimilated Jews）將是它組合核心之中，極重要的成員。這個不聲不響的，新的民族組合，目前正在迅速成長之中。在下一世紀中葉以後，會排山倒海而來的。因此，在後現代的世界，稱王稱霸的，可能還是他們，除非其他所謂「有色人種」（Coloured Races）能迅速的急起直追，團結自救，否則今日世界上的「低頭之犬」（under dogs），到那時還是無抬頭之日也。

　　【附註】在公元四到六世紀之間，我國的五胡亂華時代，也曾有過類似的現象。五胡亂華四百年也是個東方各民族的一次大融合，使一個古老的漢族增加了新血液，而發生了返老還童現象（renovated），乃出現了隋唐大帝國的鼎盛時代。目前這個從美、加開始的英語民族的新亞利安民族主義，正是一樣的不可小視也。

　　所以我們亞裔學人，如無視於這一歷史上，不可避免的新發展，而跟著「歐洲中心主義者」（Eurocentrists），去胡吹什麼「中國威脅論」，或自命清高，去反對什麼民族主義，以及去亂搞點，什麼「中國也可以說不」一類小兒科的宣傳，都是「吠非其樹」（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也。

　　朋友，他們應該反對的，不是我們那個可憐巴巴的中華民族主義，把十二億華裔受盡百年屈辱之後，所發生的一丁點兒望治之心，看成今後的「黃禍」（Yellow Peril），老爹，稍有心肝的華裔知識分子，何忍出口？在「後現代」的世界裡，朋友，我們的中華民族主義，恐怕還不夠資格當「黃禍」呢！替那個不聲不響的，卻排山倒海而來的「新亞利安世界秩序」（New Arynized World Order），做點未雨綢繆的制衡工作，才是我們在新世紀的當務之急呢；而這項工作，筆者不學，恐怕也正是我華裔不可自棄的發展方向呢！

　　世界網路裡國語的將來

　　所以我們搞比較史學的，眼睜睜地看著白種民族之間，為著他們今後各兄弟民族的實際利益，正在由分而合，由數十種語言，而逐漸統一於英語。英語已成為今日美、加的「國語」，也將成為這個新民族（英語民族）的族語，而我們東亞大陸，千年以上就一直是統一的蒙古種黃人，為何今日一定要搞分裂呢？達賴喇嘛這位極為聰明，會說英語，也頗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和尚，顯然也看出這一世界潮流，為藏胞切身的政治，和經濟的利益，也是為著他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他只要做西藏的董建華，而不要做台灣的李登輝。這是他有歷史的視野（Historical Vision），為李登輝、許信良輩所不及也。美國政客對此則頗不甘心，硬是要強迫他搞「藏獨」；硬要他從中國分裂出來，這就是華府政客的混帳了。

　　達賴原不要搞獨立，而北京偏偏要為淵驅魚，硬要把和尚推入老美懷抱，口口聲聲給他戴頂「藏獨」的帽子，這就是北京政客的糊塗了。

　　平心而論，達賴這個頗有野心的政治和尚，想做個「西藏的董建華」，原未可厚非也。他在「前世」不已經做了十三次「董建華」了嗎？再做一次，有何不可呢？但是和尚爺有所不知，時代不同了嘛！您如有香港那個物質和精神的基礎，還可試試看。西藏今日還去古未遠，奴隸制的後遺症猶在，落後貧窮，基本上還和沙漠之南的非洲差不多。那兒只能生產非洲式的土皇帝，哪能搞香港式的「特區」呢？董建華雖不比你說英語的和尚，高明到哪兒去，但是他這個庸人之子，至少會做做生意嘛！何況他底下還有個現代化的，千錘百煉的「職業官僚體系」（Professional Modern Bureaucracy），特首草包，他（她）們並不草包也。您達賴小和尚，底下有些啥子呢？誠然，您班底裡的老少和尚都會「唸經」；唸經不能管理「特區」也。

　　這兒，我們也倒要問問，一天到晚都在策動和尚搞獨立的美國政客們，你們要小和尚回西藏去唸經呢？還是做「特首」呢？筆者個人無意替共產黨吹噓。只覺得達賴喇嘛和他那一夥吃葷的和尚，吃不了董特首那碗飯罷了。

　　【附註】據專家統計，民國八十六年的世界生活水平是：加拿大第一，美國第四，日本第七，英國第十五，香港第二十二，中國第一百零八──見The World Book，民國八十七年年鑒，頁二三一。西藏如變成特區，排名可能在一百二十之後也。搞啥特區呢？

　　再者，美國佬和英語民族，早已把英語變成了他們的「國語」和「族語」。在將來後現代的「世界網路」（World Wide Web，簡稱ＷＷＷ）裡，英語很可能成為獨霸世界的國際語言，至少也是五大「實用」（functional）國際語言之首，另外四個，應為華語、西語、阿拉伯語和俄語。（事實上，今日聯合國中，即以此五種語言，加一法語，為通行世界的實用國際語言，可是在將來的WWW之中，法語必被英語擠掉也。）所以，由於潮流所趨，英語已經變成英、美、加、澳、紐五國的國語和正在形成中的「英語民族」的族語，而負有相同義務和責任的，我們的華語，為何不能成為國語和族語呢？

　　【附註】當年毛澤東等把原有的「國語」改成「漢語」，便是個自以為是的錯誤政策。今日台獨要以閩南語代替「國語」，也是不知「後現代」世界潮流的落伍思想。有思想的台灣同胞，千萬不能上當。你如上當，將來你的單語兒孫，會恨死你的。君不見講客家話的李光耀，也要以「華語」來統一星洲方言。那是為子孫著想呢！李光耀才是一個有思想、有歷史眼光的政治家，將來會遺澤無窮。不像他本家的總統先生，那樣短視。

　　我們朝野雙方，因此都應該在這一論斷上，和今日的歐洲中心主義者，辯論辯論嘛！哪能噤若寒蟬，只聽他們吹其一面之辭呢！筆者拙論，只是從純學理和歷史潮流出發，決非看重哪一個政權。深盼各界讀者賢達，對拙論能有更深入的指教，而不涉及情緒，那就是拋磚引玉了。

　　中國朝廷就是古代東方的聯合國

　　話說回頭，我國的傳統的外交學理和外交行政，在秦始皇以後便轉向一個新的方向。它所致力的，不再以國際之間平等競爭為對象，而是一個金字塔式的宇宙國家的中央政府，對週遭無數小王國所發生的作用。我們讀歷史的可以肯定的說，從古代到中古、近古的亞洲，統一的「中國」之外，四周少數民族的小邦，是多不勝數的。他們各說各的方言，屬國之下，亦有屬國。彼此之間的部落戰爭（tribal wars），也是打不完的。因此一個強大而又有「仲裁特權」（arbitrational power）的漢、唐、宋、元、明、清的朝廷，往往卻是維持他們之間和平共存的力量。

　　【附註】此一小國混戰的現象當時不獨東亞地區為然。非、拉二洲固無論矣，中西歐亦不能免。試看中歐的日耳曼諸小邦，以及西歐的義大利諸小邦，都是在十九世紀末期，才歸於統一的，統一之前，他們也是紛爭無已時。早年的神聖羅馬帝國和中古、近古的教廷，對他們的約束力，遠不如帝制時代的中國朝廷也。

　　換言之，那時中國朝廷在它自己的「世界秩序」之內所發生的作用，也正是今日的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和「國際仲裁法庭」（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所發生的作用，因此那個中華帝國和它週遭無數小王國之間的國際關係，便類似今日聯合國與會員國的關係。也就是先秦時代，「周天子」與諸侯關係的延續。例如西藏的喇嘛政權，到承繼問題不能自己解決時，北京政府就頒發一「金瓶」，讓他們去抽籤。蒙古王公和喇嘛鬥得不得開交時，乃由北京朝廷分別加封，來他個政教分立，只有朝廷才能說了算；也只有朝廷才能維持各地區的區域和平。

　　唐太宗征高麗，鄧小平懲越南

　　當然，人類既是好戰好殺的下等動物，在任何種的制度之下，戰爭都是無法避免的。中國和四鄰少數民族小國，就時常打鬥，有時也打得十分激烈。如唐太宗征高麗（公元六四五年），鄧小平懲越南（民國六十八年），也都發兵數十萬。我的越南學生就告訴我說，在越南的歷史上，所有越南的「民族英雄」都是「抗華英雄」。我也告訴他們，歷史上在印度支那半島族群內戰中，不知出了多少「民族英雄」，可能百十倍於抗華英雄，但是只有「抗華英雄」，才能名垂青史。其他英雄們的大名，你們都不知道罷了。諸生大笑稱是。

　　我們要知道，在漢、唐、元、明、清的強勢朝代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為著區域事務，或乾脆為著「聲威」（aggrandizement），都會發生征東、征西一類的戰爭的。可是在六朝和南北宋的弱勢朝代裡，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一旦諸侯國相互兼併，變得太強大了，它就要入主中原，建立其北魏、遼、金、元、清等大帝國，但其所建立的，宇宙大帝國的外在形式和內部結構，自秦皇漢武建制以後，兩千年中卻一成不變，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千載猶行秦法政」了。這本是一種東方的「世界秩序」，有它自己的運作程序。與西式世界秩序相比，二者之間只有制度之異同，而無政治是非之可言也。

　　在這一與西方完全不同的宇宙觀，和宇宙政府之下運作的外交體制，自然與西方的體制是絕對的南轅北轍。但是它也是個自成體系，有效運作的制度（a functional system），一行兩千年，未嘗癱瘓也。只是從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之後，在西方制度的挑戰之下，無法繼續罷了。但是在行將到來的「後現代時期」（during the post-Modern Era），它的理論與實踐，是否能重發餘溫？制衡西制，今日似乎還言之過早，然並非絕無可能也。君不見，今日美國在波斯灣，不正在大搞其「挾天子，令諸侯」的勾當？現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先生，不是華府一手扶植的嗎？老美今日偏不許他充分行使職權。豈不怪哉呢？

　　總之，二次大戰後的戰爭，如韓戰、越戰（包括鄧小平所打的）、波斯灣和波士尼亞之戰，其性質與結束方式，與一、二次大戰及戰前之大小戰爭，均已大異其趣。近年美國所搞的挾天子令諸侯那一套，已愈來愈像咱們東方老傳統，迨地球轉入「後現代」或「後西方」（Post-Western Era）時代，政客們縱橫之道如何？現在雖言之尚早，然其與現在之決然不同，固不待智者而後明也。

　　現在再回顧一下，看我國外交體制，從近古轉近代，是怎樣轉過來的。

　　有個外交部，沒個外交政策

　　鴉片戰爭後，古老的東方文明被迫作第二次大轉型。一轉百轉，我們的外交建制和操作，也被捲入轉型大潮，慢慢轉移，從兩廣總督府，轉入中央特設的「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到光緒二十七年，吃了八國聯軍的敗仗，才又被迫設立了兩千年歷史上第一個「外務部」。然後重作馮婦，再習外交。百餘年來，這項轉型學步的經驗，是十分艱難和痛苦的。

　　首先是，近百餘年來的我國中央政府，雖也有個外交部（Foreign office），卻基本上沒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我們所搞的，幾乎全部是被動的應付外交，或挨打外交；在國際間的外交行為，始終就未嘗採取過主動。此一劣勢的形成，雖亦與國勢有關，所謂弱國無外交也。但是我國朝野，對此新興行道之無知，也是個主要的因素啊！清末民初，那段血淚斑斑的挨打外交，不用談了，縱在二次大戰末期，我們已擠入「四強」之列，但是被欺被宰，還是血淚橫流啊！那是技術落後、愚昧無知的結果，與「弱國外交」就沒有太大的關係了。

　　麻將台上四大賭客

　　在二次大戰末期，勝利已成定局之時，全球列強，只剩下中、美、英、蘇，一桌麻將。六十年後，細談牌經，歷史家不能不說，這場麻將中的最大贏家和最高牌手，實在是老毛子史達林也。他原是個最危險的德日夾攻、英美暗算的毀滅的對象。但在二次大戰前夕，他就能安排中國替他「抗戰到底」，而化德日「夾攻」為納粹「單攻」。何等高明？二次大戰末期，他居然又透過雅爾塔、波茨坦，不費吹灰之力，不特在歐洲囊括了所謂「蘇東波」半邊天下，在東亞也掌握了滿、蒙、北韓，最後還在滿洲暗助一小老弟入主中原。真是錦上舔花。蘇聯後來之解體，實在是天亡老蘇，非戰之罪了。

　　四方城中，另一麻將客邱吉爾，也技術非凡。邱氏原意，是在歐洲緩開「第二戰場」（Second Front），務必等到德、蘇兩軍，皆拚搏至死亡邊緣之時，然後來個卞莊刺虎，以英、美主力，從東歐的黑海沿岸，搶灘登陸。如此，則約翰黃牛，不但可盡收戰敗納粹之所有，同時也可把「北極熊」，趕回北極，以除後患。這著何等厲害。

　　可惜邱某受制於他的「上家」羅斯福，而不能盡展所長。羅某不但有其美國傳統的理想主義，他也以帶病之身，受制於滿腦軍功，而政治木訥的窩囊將領，馬歇爾和艾森豪。但是二十世紀畢竟是美國世界。在這場麻將中，也只此一家，能「不按理出牌」。賭本無限故也……朋友，人家輸得起嘛！這也就是管仲能搞「九合諸侯」的道理啊！人家本錢無限，你如也想贏點小錢，你就得「摸著石頭過河」，在霸主身邊，狐假虎威一番。是非云乎哉？這就是羅、邱的關係了。

　　這場偉大的國際牌局中，本錢既小，而牌技奇劣者，就是我們的蔣公介石了。他老人家個性倔強，頗有忠肝義膽。一介死士也，烈士也。他搞內交，打內戰，有時也有些智慧與手腕，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然終非大器。搞國際外交，沒個智囊班底，他就是個一介武夫了。在二次大戰之後，美、蘇交惡，中國介於其間，舉足輕重。運用得當，他原可「坐收兩國之金」。（這是蔣公最愛閱讀的《戰國策》上的話。）戰後毛公雖有土共九十萬，聲勢確實不小，但是在美、蘇夾縫中討生活，仍是小籌碼也。其所以能席捲大陸者，蔣氏外交無能，終以一人而與兩國一黨為敵，麻將技術太魯，有以致之也。此處篇幅太短，容當另論之。

　　毛比蔣還要土

　　蔣去毛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吃一塹長一智，理當深識蔣之覆轍，在兩強之間，釜底抽薪，而獨享其漁翁之利。孰意毛之山洞外交，尤遜於蔣。他替史達林打了一場韓戰，死傷數十萬，且幾乎吃了原子彈，事後還要向赫禿賠償「戰債」，天下事之荒唐有甚於此者乎？某次愚答大陸學生問：此債應償否？余冒反革命、反毛澤東思想之大險，自承是資本主義的「徽州朝奉」，曰：「此債誓不償還也。」數百師生聞言，竟為之鼓掌哄堂，亦可笑矣。

　　其實「掃掃倉角子」（毛公名言）賠點小錢，小事也。何足掛齒？毛公之左右開弓，最後竟變成以兩強為敵，幾至美、蘇合作，聯合炸毀羅布泊之結果。毛氏之終能免此屈辱，無他，命大而已矣。真是天下無俊傑，使庶子成名。吾人固知，美方五角大廈之原始計畫，是單獨毀滅中國之核子設備（與他們今日之對付伊拉克，簡直是一模一樣），然以未獲蘇聯默許而未果行。迨布里茲涅夫亦有意單獨行動時，又為企圖聯華制蘇之尼克森所峻拒，而未達所願。兩強計畫中，偶然之時差，竟免中國於浩劫，而鼓中老毛不知，還自鳴得意，豈非天意哉？余於尼克森訪華之後，得機返大陸探母，從南到北之大小幹部，無不歌誦「偉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聞之實不勝悲楚。蓋余深知該次中美關係之迴旋，全出於狡猾之尼克森，一手之安排。北京之聯合國席次，全係尼大總統之恩賜，毛氏得之而不臉紅，還大吹其「不稱霸」，亦誠厚顏之甚矣。余嗣讀尼氏、季氏之回憶錄，見「小媳婦」周恩來，用盡心機，內說昏君，外禦強寇，以風燭殘年的癌病之軀，折衝其間，「古大臣歟？」真為之拭淚也。（在九一三之前，周致尼克森每一密函，必說經毛主席及林副主席之批准，見其用心之苦也。見尼克森自傳，一九七二年各節。）

　　飛彈不如老爸

　　周、毛既逝，尼黨亦垮，小蔣短命，閩南幫篡位，中美兩岸之交，從頭來起。海峽南岸，新官上任，金權務實，忙不開交。而成敗仰乎趙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權基礎，固未稍變也。北岸受惠開放，科技與經濟齊飛，資本與社會一色，毛規鄧隨，對岸小朝廷不聽話，開砲如儀。但是毛的十萬大砲，未能打掉金門，江的幾顆飛彈，又何能嚇壞老爸？頭輕腳重，以千斤而撥四兩，宜其貽笑方家也。

　　分裂外交與統一武力

　　可是我國的聖賢遺訓，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於近年來海峽兩岸對峙之局，真能一語道破。南岸的李老總的毛病，便是由「滿」而驕，睥睨當世，而其志只在一島，他非所知，良可慨也。其實蕞爾小島，海隅孤懸，要衝出困境，需有不世出之大思想家與大政治家，去領袖群倫，導夫先路，不幸寶島今日多的是急功近利的政客，共同目標，亦只限於分家獨立。這與美國內戰中，林肯對手方所搞的分裂外交（Secessionist Diplomacy）相似而規模不如也。林肯之所以不朽者，若輩與有功焉。

　　筆者之對島興歎，並非說大陸上，今日已出現了什麼「大政治家」也。其實中共政客之困死於一黨，亦正如台灣政客之困死於一島，雙方皆無魄力能破繭而出也。只是雙方政治資本則有天淵之別罷了。毛澤東政權之最大成就，也可說是唯一的成就吧，厥為對中國大陸的「武力統一」，而「武力統一」卻為中國政治運作中之第一條件。民國以來，自袁世凱而後之當權者如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無不夢寐求之也，然只毛澤東一人能最後完成之，而還是功虧一簣。

　　朋友，政治是最現實的東西。所以今日的北京政權，如能維持它的「武力統一」於不墜，便是百分之八十的成功。此即鄧小平所謂「穩定第一」之真諦所在也。有此武力統一之基礎，它和世界任何超級強權，不論為敵為友，皆可平起平坐。無此基礎，則既不能為敵，更不能為友，充其量只是一變相附庸而已。為附庸則趙孟能貴之，趙孟亦能賤之也。斯即今日寶島台灣之實際的國際地位。直言之，知犯眾怒，然無人能否認此客觀事實也。

　　搞不過他，就同他合夥

　　大陸便不然了。就近五十年來的中美關係來說，尼克森之前，中、美兩國均以對方為天字第一號之世仇（archenemy），尼克森而後，漸次接近，今日兩國竟變成莫逆之交，甚至變成了所謂「戰略夥伴」（Strategical Partners）。真出人意料。如今蜜月之情，奚待多言？為時不過數月之前，當華府好色之小總統向北京propose（求親）之時，我輩台下觀眾，無不大驚失色。不意柯林頓能出此怪棋也。北京顯亦為此突來之愛情所驚，最初曾連連否認，說只是「合作夥伴」，而非「戰略夥伴」也。吾輩中美外交史課室中之老學究聞之，頗為北京之半推半就而驚奇也。美諺不云乎：「搞不過他，就同他合夥。」（If you cannot lick him, join him）老江原搞不過小柯嘛，現在小柯要老江入伙，為何不幹？

　　讀者賢達，您知道啥叫「戰略夥伴」嗎？那就是：老美今日世界之霸主（hegemonist）也。他老人家現在要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尤其是要對付伊拉克、伊朗、金正日，這窩小造反派，沒個中國作「二把手」為助，則阻力處處，事倍功半。他若能拉中國「入伙」，做個「助霸」（assistant hegemonist），則一匡天下，便易如反掌矣。而今日中國這位老太太，對霸主既無篡位之心，更無篡位之力。自己如能和平穩定，於願已足，台灣之外，又別無所求，霸主老爺，如能說服北京當「助霸」，對老美的世界霸權，實有百利無一害也。所以這位好色的小總統，就要苦苦向北京追求和親了。北京最初的反應雖然有點臉紅心眺，不知如何是好，所幸今日主持大陸外交的「江錢配」，原也是洋場出身，非老毛的山洞外交所可比。因此不出數日，他們對美國式的快速拍拖，也能快速適應，終於一拍即合了。

　　朋友，同老美合夥，有啥好處呢？啊，那好處才說不完也。須知，美國老牧童（cowboy）這個腰纏萬貫的大老粗，莽小子，魯提轄，「He Man」，做了世界的霸主了。問良心，他倒真的沒有小心眼、黑良心，像英國保守黨，彭肥那樣，笑裡藏刀，詭計多端。牧童哥直來直去，也見義勇為，慣打不平。這是他的好處，但也是他的弱點。他對比他更有錢，也有更高度文明的人，像猶太人，就很有自卑感，因此他的猶太情結極重，美國也就變成世界猶裔唯一的天堂，華府也就變成以色列的殖民地。而以色列這個國家，原是老謀深算的英國宋江，二次大戰後被迫退出中東時，特意製造出來的（其手法和它被迫退出香港時，筒直一模一樣）。英國這一手法的後遺症，便是把中東弄得永無安寧之日。因此中東這個大火藥庫，就變成美國永遠甩不掉的大包袱。把老提轄變成個背了一輩子包袱的布袋和尚。可是這個包袱的輕重，就有賴於我們「江夥伴」的舉足之勞了。

　　枕畔之言重於「否決」

　　君不見，週前美駐聯合國大使李嘉森（Bill Richardson），為著要向伊拉克動武，曾以「夥伴」身份專訪北京乎？只要「江夥伴」一點頭，則伊拉克之毒氣工廠，就搖搖欲墜矣。「戰略夥伴」就有這麼「靈」也。錢其琛外長對「克夥伴」之動機與目的，萬般同情與支持，只覺突然動武，更會引起區域不安，恐貽後患，因以慇勤軟語，勸「克夥伴」再思之，或有和平方法，能達相同之目的也。（見民國八十七年二月十五日《紐約時報》Erik Eckholm的北京專訪。）

　　朋友，這是性愛伴侶的枕畔良言。其實際效果則遠超過安理會中之正式Veto也。阿錢此一低姿態，不特李嘉森大使衷心折服，西方媒體與政論家也一致頌揚。伊拉克的海珊大總統，對錢外長之感激涕零，豈在話下？老美這個牧童，如今除了英國之外，已變為舉世所不直的「戰魔」（warmonger），而在聯合國犯有好戰前科，並經安理會正式通緝，迄末平反的「侵略者」（aggressor），中華人民共和國，居然變成了和平女神。中、美兩國今後在競逐諾貝爾和平獎之間的距離，也就夠大了吧！這一來，以後李嘉森大使還會拿台灣問題，來向阿錢要脅嗎？亞、非、拉小邦更何能與北京為敵，要把「中國台北」拉入聯合國呢？片語而安天下，一言而有十利，又何必千斤撥四兩去搞啥飛彈呢？孟子曰：「有智不如乘勢。」牧童哥曰：「搞不過他，就同他合夥。」語有雅俗，而智慧無殊也。台灣今後要在國際關係中，「造勢」反擊，在牧童移情別戀之後，實甚艱難，無他，本錢不足故也。與北岸競爭，應另闢蹊徑才好。

　　中國外交史上新的里程碑

　　其實，北京在外交上之突破，不只以中美關係為然也。其收回與掌握香港之方式，已發其端。香港回收之匕鬯不驚，已屬不易；回歸後，對港政不染一指之表現，尤屬難能。今日港、中之異議媒體，仍是讀者如雲，清望照舊，此種容忍雅量，余深恐民運諸子，如一旦當權，或且有所不能也。但這一治港政策，又何傷於大陸之和平穩定？何必那麼膽小如鼠呢？

　　西哲有言：「制度者，機運與智慧之產兒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中國近代社會文化之轉型，已臻最後階段之機運，正迫人而來，兩岸當政者，若有適當智慧（appropriate wisdom）以配合之，我民族翻身，此其時矣。大陸今日已位躋「助霸」，一國之下，萬國之上，若能乘勢積德行仁，拿出更大氣魄，民胞物與，有教無類，台獨民運，一體通吃，主持正義於列國，作第一二世界之發言人，傳口碑於世界，這點是霸主老美所永遠無法取代者也。對內更應廣開政權，以最謙沖懷抱，容異議於兩岸。中國歷史發展至此，已是喬治．華盛頓呼之欲出之時，識時務者為俊傑。領導天下一家，促成華族一統，在將來「霸主」氣運不繼而交莊之時，我民族起而代之，亦是天降大任也。有眼光、有氣魄的大政治家，盍興乎來。

　　朋友，讀聖賢書，所為何事？我國古史上，五霸、七雄的次第交班，世界近代史上，法、英、美三強之相繼崛起，不都是這樣的嗎？在科技發展一日千變的「現代後期」（Late Modern）與「後現代」（Post-Modern）的世界裡，三百年洋東轉洋西，後現代應是季候東風倒吹之時。對此排山倒海而來之歷史任務，我民族文化，亦有當仁不讓之實也。筆者今日發此狂言繆論，吾知嗤之以鼻者，正所在多有也。回憶抗戰初期，筆者斯時一赤足少年也，曾親聞馮玉祥大砲之狂言，曰：「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其時雖小難童亦笑其狂也，誰知八年之後，竟成事實哉？天下事有非常理可以預測者。懸的以赴，有為者亦若是，有什麼不可能的呢？但願，阿彌陀佛，一帆風順，今後兩岸對立，其爭也君子，不再節外生枝，功虧一簣才好。

　　王爾敏式的基本功

　　拙篇是應老友王爾敏教授之囑，為他的大著《晚清商約外交》所寫的序文。然在拜讀王子大著之後，不禁百感潮湧。因為像他這樣的專著，在歐美的已發展國家裡，真觸手即是，無慮數百種也，而且多是現抄現賣，無待於百年之後也。回看國、共易手之初，「誰丟掉中國？」（Who lose China？）會變成華府政客的口頭禪，杜魯門政府隨即拋出「白皮書」（White Paper），向國內外解釋：誰丟掉中國？中國自丟之也。何等快捷有力。當時也有策士，勸復職了的蔣總統，針鋒相對，也發表個黑皮書以自白。但是只習慣於江湖外交和忍辱外交的蔣大總統不幹也。最後他老人家決定在台北來修條「羅斯福路」，以揚羅貶杜，亦可歎之甚矣。〔其實那時蔣如真要發表一個Black Paper，恐亦編不出來。第一，咱中國搞外交無此傳統；第二，中國學術現代化，當時還未化到這個化境。官僚體制（bureaucracy）與象牙之塔（academics）還是個老王家的吹鼓手，你吹你的，我打我的，各不相涉。在此之前，蔣公曾出了一本《中國之命運》。據已故史家蕭作梁教授生前告訴我，此書幾個關鍵章節，是抄自美國作家Robert C．Norths的Chinese Communism。余複查之果然。這就是中國近代外交學的研究，與政府的外交運作無法配合，很可悲的實際事例了。〕

　　前節已言之，筆者本人，為著餬口，也曾在海內外學府，教過不少堂東亞和中國外交史一類的課程，每苦於無中文參考書，以為點綴。八○年代之初，我又為紐約市大所指派，住中國大陸作交換教授，授美國史及國際關係史諸課程，並曾得機參觀大陸各地諸大學有關外交學科的教研情況和圖書收藏。斯時開放未幾，國內對與外交有關的出版與收藏，可說是一片沙漠，班上縱有極優秀，和肯下苦功的青年師生（我班上即有很多優秀的青年大學教師），而苦於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回憶筆者於六○年代之初，服務哥大期間，曾由聯合國文教機構及美國國務院之特頒執照，與北京有關機關，作大量圖書交換。經我個人手選，由聯合國負責運輸之交換圖書，即包括美國國務院所出版，凡七十年未斷之全套《外交檔案彙編》（Foreign Relations）。竊思中、美兩國不論為敵為友，和有志外交的中國青年，將來不論為學（做教師）或從政（當外交官），這部絕版書，都是不可或缺的ABC教科書，筆者當年所以費盡心血，搜得一套運往中國者，職業知識分子之職業癖，實有以致之，然亦未嘗不是為兩國百年之計，作「後人乘涼」之想，未嘗計及個人及身而用之也。初不意八○年代自己課室中，求知若渴之青年學者，竟然有此急需也。迨再過北京細詢之，始知此部絕版書，在文革期間，竟以七分錢一斤之市價，化為廢紙，當年主持交換之負責人，亦因神經分裂，自裁而逝云。真為之驚心動魄。（關於當年中、美交換圖書，筆者曾另有拙文紀其事，見拙著：〈知彼知己，認識美國：序王書君著《太平洋海空戰》〉一文。王書於民國七十六年由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此書在大陸為暢銷書。後來亦有台灣版。）

　　於此可知，官僚機構與象牙之塔，各幹各的；以致外交學與外交行政，同時落伍的狀況，國、共兩黨和蔣、毛二公，固無軒輊也，而句句發金光的毛公之落伍，且有過之。老蔣只是自作聰明，閉門造車，出門不合轍，而「賠了夫人又折兵」（以外蒙向蘇聯行賄壓毛，以免賠保皇而扶日媚美抗俄，都是屎棋），誤國誤己。

　　老毛則是昏庸自大，不學有術，為著一己權位，把中國搞回石器時代，則罪無可逭也。所幸老周能忍辱負重，目光深遠，而運籌有方，雖經十年浩劫，仍能死而復甦。今日大陸不特經濟成長，領先世界，外交似亦步入正軌，二者皆鴉片戰爭以後所未嘗有，實皆周某之遺澤也。經濟非關本題，從近百年外交史，看今日外交，我們也可以說，從香港順利回歸之日起，百餘年來的中國政府，實是第一次有了它自己的「外交政策」，而順利執行之。近時江、錢之配，可圈可點，老朽不禁為之擊節也。

　　其唯一可慮者，只是北京今日所搞的，仍是李鴻章、周恩來那一派的，天才外交和常識外交也。可圈可點者，妙手偶得之也。然現代國家的外交，畢竟是一項專業。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歐美之培養外交專業人才，亦如今日大陸之培養體育明星與歌舞演員，往往都是從中、小學即已開始的。至於教研師資之培訓，研究成果之累積，與夫圖書設備之增置（如今日美國長春籐盟校中專設之院系科組），都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一旦有國際外交問題發生，覓對策，訪人才，都如探囊取物，而不致手忙腳亂也。憶曾有大陸外交系教授告訴我：「我們都是不中用的，才留在國內擦黑板；行的都出去做外交官去了呢！」

　　我告訴教授，這怎麼可能？外交是專業，與搞黨做官不同，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君不聞訟棍如毛的美國法律界，有所謂「出庭律師」（Court Lawyer）與「研究律師」（Research Lawyer）乎？對訴訟案件（litigation）沒有徹底「研究」，何能「出庭」？大律師樓，大老闆，如尼克森，都不是出庭律師。縱是大出庭律師，其背後亦必有強大的研究集團為其後盾。毛主席說得好：「沒有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外交亦戰場也。不知彼知己，怎能亂下雌黃？天才外交，妙手偶得，不足恃也。

　　辦外交和研究外交學，必須從根本做起。王爾敏教授這本《晚清商約外交》是一本極其紮實的外交學的基本著作。可惜百餘年來，我國研外交學，做外交官的繡花枕頭太多了。很少人願意練這樣的基本功。沒基本功而奢言外交學，做外交官，就是花拳繡腿了。走上真戰場，往往會誤國誤己的。拜讀王兄大著，我希望這是三百篇之首。再有兩、三百本類似的大著隨之而出，我們的外交學就可以全部現代化了。我國經過嚴格訓練的外交官，也就不會再出洋相了。

　　中國現代文化大轉型，已進入最後階段。一轉百轉，我們的外交學轉型的完成也會隨之而來。希望王教授這本大著，便是這一完成的開始（beginning of the end）。

　　※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於美國新澤西州

　　本文為作者讀王爾敏著《晚清商約外交》的心得和感想（代序）

【壹】四、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的秦漢根源

　　我個人是學歷史的。自民國二十八年考入大學到現在已搞了半個世紀，所以也可說是個不折不扣的史學職業工作者。但是半個世紀中，我個人返回祖國大陸參加史學會議，連這一次才是第三次。我回來的目的，第一當然是學習。第二則是作點學術報告。可是我自己不免要問問自己：這大把年紀了，還要學習些什麼？學無專長，又能報告些什麼，我自己的回答則是，我不應該來此學習一兩個專題，我所要學習的，應該是詳細瞭解祖國大陸史學界整個的學風和情況。第二點，那我又能報告些什麼呢？萬里歸來不容易，向濟濟群賢獻醜，報告一點個人研究的牛角尖，滄海一粟，我想也有點辜負大會主持學長們邀請我的美意。所以我想講點大問題、大題目。大題目是不會有結論的。胡適說「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可是求證是無止境的，今天我只想提出點「大膽假設」，以就教於祖國史學同文。

　　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

　　上月五日曾在紐約參加了「中國留學生歷史學會」的成立大會。主持大會的同學們要我去致歡迎辭，我為慎重其事，曾預備了一篇有四十六個註腳的學術講演，文題叫「當代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我個人認為，當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國史學，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從往古的左丘明、司馬遷到今日在台灣的錢穆教授，這一脈相承的中國傳統史學；第二則是在今日大陸一枝獨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第三派則是由十九世紀的西方「漢學」，逐漸現代化和社會科學化而形成的「現代西方中國史學」。第一派在今日大陸、台灣都還有師承；第二派則為今日大陸所專有；第三派的主力還在海外，台灣也有一部分。

　　我個人認為上述三派，長短互見，大家本可截長補短，融會貫通。不幸的是這三派之間，顯然是隔閡甚大。簡直有種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來之勢。我因而勉勵「中國留學生歷史學會」中出席大會的八十多名青年會員們，要爭取做個貫串三派的中國現代史學的「第四主流」──後來居上通吃三家的第四個主流。

　　海外史家看中國古代史

　　因為第四個主流尚在成長期間可略而不論，我們但看上述三家對中國古代和中古史的看法是多麼分歧。分歧固無礙於學術研究，但是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來，就顯得不正常了。──尤其是中國大陸馬克思主義學派和海外現代西方史學派的學術上的「三不通」，實在大有檢討的必要。

　　治中國傳統史學，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通常都認為中國古代是存在著馬恩列史所說的，人類社會發展必經階段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可說無人不承認這兩個社會在傳統中國的絕對存在。他們所研究的、所討論的焦點，只是兩段時期之中界如何劃分；以及奴隸制時期的上限，和封建社會的下限延長到什麼時代的問題。

　　至於研究歷史的方法，馬克思主義史學派也側重「階級分析」、「階級鬥爭」這一點，其他方法多無關宏旨。

　　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實質和方法究竟有多大深度，我不敢妄加斷語，我之所以要請史學界朋友們注意的，則是他們這一派的論點和方法，在其他兩派史學中，未引起嚴肅的反響。傳統史學派對之不聞不問，固無論矣；重點在海外的現代西方中國史學派，也完全置之不理。

　　舉一淺顯的例子：現在研究中國古代史比較知名的美籍華裔學者如何炳棣、余英時、許倬雲諸教授，他們在各自著作中，對中國史學界曲不離口的「奴隸制度」，竟隻字不提。其他洋學者自十九世紀以下，以至二十世紀八○年代《劍橋中國史》那一派，也只輕描淡寫而過之。嚴格說起來，也等於是隻字未提。

　　在大陸上談中國古代史，不知「奴隸制度」那還了得；而在海外，竟對它隻字不提。何以各走極端到如此程度呢？這就值得我們「讀史者」嘆息三思了。

　　筆者本人不是搞古代史專業的。但是我卻是個通史教師，古代史也是應該熟讀的。作為一位「讀史者」，我對海內外出版品的尖銳對照，不能不感到驚奇。更奇怪的則是我看到雙方各是其是，對對方的觀點與方法，完全漠視，甚或藐視。──這是由於文人相輕的傳統心態在作祟呢；還是學術宗派主義在作怪；或是政治干擾學術有以致之呢？

　　總之，海內外學術界目前仍然存在著這種互不溝通的情況。自民國六十七年中共中央「三中全會」之後，海內外確已逐漸溝通開放，但是在史學界，尤其治「傳統歷史」（traditional history），在我們讀史者看來，海內外的觀點、方法、理論各方面，仍然是個「三不通」。學術思想如果存在著嚴重的「不通」，則政治、經濟，甚至軍事的「相通」，都是表面性的、暫時性的。這個「文化結」不解除，政治結、經濟結，乃至軍事結是無法清除的。

　　「尋找真理」與「證明真理」

　　這個文化死結，何以結得如此牢固呢？我們讀者們冷眼旁觀，大致可提出數種假設來。第一是海外史學家對「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牢不可破的成見。一談到馬克思主義，人們立刻便想到「政治掛帥」。他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治下，一切學術都是替政治服務的。替政治服務的學術，本末倒置，就談不到客觀研究。失去客觀研究的獨立性的學術，還有什麼學術可言呢？所以他們就漠視了。由漠視到藐視，就置之不理了。

　　第二點則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派」本身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構思之前，首先便要肯定了一個「絕對」的是非。以人類古代史而論，則「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是個絕對的「是」；其他的說法則是個絕對的「非」。是非既然絕對化，則二十世紀的社會科學就被拉回到古希臘詭辯時代，從「尋找真理」墮入「證明真理」的框框中去了。真理既然只許證明，不許尋找，則亞里斯多德的「辯證法」便成為證明真理唯一的法寶了。中世紀的「上帝」既可由辯證法證明其存在，則上帝以下的真理就不必多說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中有許多概念，例如「階級鬥爭」，便是中世紀「上帝」這一絕對真理的延續。概念既然絕對化，只容「信仰」，不許「探索」，則科學就變成了神學。以神學法則，再回頭來探索歷史，社會科學家就不能接受了。在歷史研究逐步走向社會科學化的二十世紀後半期，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的歷史學就格格不入了。由格格不入而相互漠視、相互藐視。彼此各是其是，就老死不相往來了。

　　這個老死不相往來的怪現象，海內外歷史家都有責任。海外史家的責任是因噎廢食──由於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武斷作風的不滿而加以通盤否定。大陸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責任則是「反解放」──在一個有四百萬「解放軍」保護之下的偉大國家裡，事事物物（包括農工和婦女）都在追求解放的大時代中，而三十年來歷史學界所追求的卻是個逆流而行的「反解放」。反對歷史學裡的「解放運動」，那就自我封閉；自我封閉，則海內外就不易溝通，乃至老死不相往來了。

　　「奴隸社會」的實證和反證

　　在中國古代史的領域裡，最不易解放的便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這兩個關鍵性的概念。

　　「奴隸社會」在古代中國是否存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對它的肯定是絕對的。持否定態度的社會主義史學家則被斥為「托派」；非社會主義史學家，則為「資產階級史學家」。把這個觀點肯定得牢牢的，當首推郭沫若。郭氏自他二○年代執筆始至七○年代病歿止，他對這一古代史的論斷是篤信不移的。

　　但是郭氏在現代史學上對這個概念只能提出若干不完備的「物證」──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出土的實物作證。可是這些物證並不完備。例如郭氏認為最大物證便是「人殉」。人殉絕不能證明「奴隸制」的存在。今日有待發掘的「秦始皇陵」，將來開發時可能真的會發現殉者萬人的遺骸，但是始皇並不是個「奴隸主」。至於為始皇祖宗所活埋生殉的人──如《黃鳥之詩》所悼念的──也不能全是奴隸。

　　至於郭氏所舉的文獻上的證據，如訓「民」為「奴」，「屨賤踴貴」以及「奴隸的身價」等等，都嫌支離破碎。總之，零星的咬文嚼字，斷難支持奴隸制的存在這樣嚴重的結論。郭氏死後，新起的年輕學者，其功力可能在郭氏之上，但是他們的研究很多也都在「證明真理」這個原則上打轉，對郭氏舊說沒有作「尋找真理」的突破。

　　再者，郭氏除在文獻上找證據之外，他對「比較史學」上的證據，和「社會科學」上的證據，都隻字未提。

　　「奴隸制」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這種社會經濟制度在何種客觀條件之下才能存在、才能發揮生產力？這一點我們就要從「比較史學」入手了。古埃及、古希臘和近代美洲，哪些奴隸制絕對存在和絕對不存在的特徵，都值得我們比較研究。例如近代美洲的奴隸主通常由非洲販賣黑奴。其實他們也曾試驗過就地取材來役使「紅奴」（土著印第安人），和販運「黃奴」（從中國偷販所謂「豬仔」），都沒成功，其故安在呢？外族製造「黃奴」不成，黃人反可自相大規模奴役而不發生暴動和叛逃現象，就不可理解了。──我國古史上無「奴隸暴動」和叛逃的記錄，而「農民暴動」則史不絕書，這一兩極現象，在比較史學上又如何解釋呢？

　　奴隸是一種不自由的勞動者和生產者。他們是否有家室之累和仰事俯畜之責呢？如果這種牽累、這種職責，由奴隸主代負之。則在何種生產條件下，奴隸主才有何種盈餘可賺呢？由奴隸生產便可只「盈」不「虧」，是為社會科學規律所不許；只「虧」不「盈」，則誰又甘作虧本交易呢？根據近代美洲的經驗，近代美洲只有「棉作物」這一項才能支持奴隸制，逾此則奴隸工均為最不經濟的勞力。然我國古代黃土高原上之農作物，均可發生當年美洲「棉花稱王」（Cotton is King）的棉作物之經濟作用耶？這些在比較史學上所存在的問題，郭氏都沒有加以解決。

　　還有便是利用奴工的大規模集體農場是一種「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的現代企業。大規模生產要有「科學的」或「相當科學的」管理。但是在人類歷史上，資本主義興起之前，還未見過科學管理大規模生產的記錄呢！總之，這些社會科學上的問題，郭沫若並沒有解決。有一項問題不解決，則奴隸社會在中國的存在則始終只是個假設。奴隸生產在古代中國確有之，至現在仍有殘餘。但是零星的奴工，和以奴工為生產主力的「奴隸社會」就是兩碼子事了。

　　「封建」的定義是什麼？

　　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另一有關鍵性的概念便是「封建」了。

　　什麼是「封建」呢，我們在五四以後所興起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著重「中國」二字）裡未找到明確的定義。但是在馬克思本人當年引用這一名詞時，他所視為當然的應該是中古歐洲所發生的「封建制」。這種中古歐洲式的封建制，根據西方學者的傳統解釋，它只是一種管理的方式，本身並非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政治屬從的關係只是皇帝與諸侯、諸侯與附庸的關係，政府與人民之間無直接關係。農民只附屬於土地，而土地則是附庸、諸侯或（直屬於）皇帝的私產。

　　這種大同小異的管轄制度原發生於中古歐洲。本無確切之制，亦無確切之名。十七八世紀之間的歐洲史家乃把它們取個籠統的名字叫「feudalism」。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讀歐洲歷史，忽發現中國古代亦有類似的制度。這制度並且有個古老的名字叫做「封建」。封建者，封君建國也。雖然這一封君建國之制早在公元前三世紀已被秦始皇帝「廢」掉了，但是「封建」與「feudalism」音既相近，義亦相同，因而這個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古名，就被正式借用，作為那只有二百餘年的今名「feudalism」的正式譯名了。所幸二者音義之間，都能巧合。

　　可是在二、三○年代裡，當「中國馬克思史學派」迅速發展之時，「封建」一辭便逐漸變質了。最後它竟變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壞的風俗習慣的總代名詞。時至今日，在「中國馬克思史學派」的辭彙中，所謂「封建」顯然既非中古歐洲的「feudalism」，也不是中國古代封君建國的「封建」了。它變成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微受蘇聯影響而特創的一個新名詞。

　　為肯定這個非中非西，更無明確定義的新名詞，郭沫若曾用了極大的力量，深入考據，以證明其存在，並把它和奴隸時代的分界線劃於春秋戰國之間。「封建時代」的下限則被延長到清末；「半封建社會」則延長到民國三十八年。

　　「中央集權文官制」的形成與特性

　　中國自戰國而後直至「解放前夕」兩千數百年，是否都應歸併於「封建社會」之內呢？

　　「中國傳統史學派」不以為然。因為他們根據傳統的「封君建國」的定義，認為中國的「封建制」早在公元前三世紀已被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時廢掉了。兩千年來取封建而代之的是一種「郡縣制」。郡縣制是一種文官制度。

　　「現代西方中國史學派」於此亦有同感。他們以西方中古時期的歐洲封建來比較研究，也認為中國封建制只盛於西周，而衰於春秋。至戰國已開始崩潰，最後為秦始皇帝所全「廢」。在中國古代，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種「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centralized bureaucracy）。

　　「文官制」（或官僚制）與「封建制」之別在於，文官是中央政府定期任免的公務員，而封君則是「世襲罔替」的一種私有土地財產的所有者。這些封君在不同的方式下受封之後，他們對上級主子要盡各種義務，如進貢、防邊，籌餉、力役……等等。但是主子們對他們則不能隨意任免或干涉他們內部的管理事務。

　　秦亡漢興之後，漢初採一國兩制，「郡」、「國」並存。往古封建制曾部分回潮。七國亂後，海內王侯之國就徒擁虛名了。自茲而後，這種秦漢模式的中央集權文官制，竟沿用兩千年未變。直至今日國共兩黨在政府組織上，都還承襲著這一古制。

　　毛澤東有一句詩說：「千載猶行秦法政。」這句詩的含意大體是正確的。只是民國以後的北洋政府和國共兩黨，對古老的「秦制度」自加修正，卻遠不如大清帝國正統的「秦制度」那樣完善罷了。

　　從單純的政府制度來看，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文官制經過兩千多年不斷的改進，到滿清時代，可說是十分完善。民國以後的黨人罵盡滿清制度是如何腐朽，其實公正的歷史家如平心靜氣的細加分析，在制衡分工、科舉考試、官吏任免等等很多方面，國共兩黨的政府都不如遠甚。主要的原因便是歷經兩千多年慢慢改進出來的制度，不是三言兩語的咒罵就可以全盤否定的。要造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也不是一紙大綱或主義就可以製造奇蹟的。

　　從比較史學上看，這種中央集權文官制亦非中國所獨有。英帝入侵前的印度蒙古王朝（Mogul Empire，或譯蒙兀兒王朝、莫臥兒王朝）所行的也是這一制度。只是他們歷史太淺，始終沒有發展到中國制度那樣有高度技巧的化境就是了。

　　這兒筆者要加重說明的，是「中央集權文官制」與「封建制」在歷史上是兩個階段，在政治作用上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央集權文官制」是在歷史上取代「封建制」，而比封建制更高一級的政治形式。

　　「封建制」是一種從「部落主義」（tribalism）演化出來的職責不分、組織鬆散、以封君個人為中心的一種原始性的部落制度。而「中央集權文官制」則是具有嚴密組織、職責分明、效率卓越、法則燦然的高級文明中的政治制度。它和落伍、原始的封建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郭沫若先生把這兩個制度混為一談是錯誤的。郭氏因為對比較史學和社會科學沒有興趣，就看不出兩者之間的分別了。

　　「重商主義」和「輕商主義」

　　至於我們中國的傳統中，何以在「封建制」崩潰之後，未能──如馬克思所想像的──產生個「資本主義」；而卻產生了這樣一個「秦制度」來？並且一走兩千年，至今不衰呢？

　　原來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是受無數種客觀和主觀的因素綜合支配的結果。馬克思所想像的，只是其中的一面。

　　人總是人。他從個體的食色開始，在團體生活中是具有馬克思所說的共同面（uniformity）的。中古歐洲的白人社會生活中曾產生過一種「封建制」；往古東亞的黃人，也曾建立過一種類似的「封建制」。可是歐洲在封建制崩潰以後，卻逐漸滋長出一個「城市中產階級」（urban middle class），從而滋生出一種「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由重商主義又導引出個「資本主義」來。

　　可是古代的中國，在封建制崩潰之後，卻沒有產生出城市中產階級，更沒有重商主義，當然就更產生不出資本主義了。相反的，在中國卻產生了一個「輕商主義」。輕商主義嚇阻了滋長中的城市中產階級。沒有城市中產階級，資本主義也就無從產生了。

　　這樣一件比較史學上的強烈對照，馬克思只看到西方的一面而忽視了東方的一面。郭沫若則對東西之別未加理睬，便把西方白人的歷史經驗，鑿枘不投地安裝到中國歷史裡面去了。

　　「國家強於社會」和「輕商主義」

　　「輕商主義」這個辭彙不是筆者胡亂地造出來標新立異的。它是兩千多年前就早已存在的歷史事實。公元前四世紀商鞅變法的口號便是「強本抑末」。本就是農業，末就是工商業。「抑末」便是「輕商主義」，和做生意的人過不去。

　　商君遭車裂後百餘年，秦始皇受了「強本」的實惠而統一了中國。統一之後，他對輕商主義之推行更變本加厲，把天下富戶盡遷於咸陽而加以管制。

　　始皇死後，漢承秦制，輕商主義未稍改。至漢武當國，更把商賈打入「四民之末」，國家政策上也正式講明了要「重農輕商」。漢武死後，國中工商界在大將軍霍光翼護之下要求平反，要改變這個傳統歧視工商的政策，並搞出個反抗鹽鐵專賣的大辯論（內容見《鹽鐵論》）。但是政府不容平反，做買賣的還是被鎮壓。這一壓，壓了兩千年不許翻身。

　　我們讀歷史的翻書至此不免掩卷一問：這些「略輸文采」卻威震天下的秦皇漢武們，為什麼偏要對那些做小買賣的過不去呢？這個答案在比較史學上也可略尋一二。因為主張重農輕商的政治家，並不止於我們秦皇漢武和桑弘羊大夫呢！兩千年後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後來成為民主政治聖人的傑弗遜總統，也是堅持相同主張的。我們試翻《鹽鐵論》的英譯本，以之與傑弗遜和美國資本主義之父的漢密頓對工商政策辯論的原文相比，便發現二者之間所用的字句幾乎都相同的。──桑弘羊大夫的立場，也就是傑弗遜總統的立場。雖然桑大夫比較看重國防經濟這一面，而傑總統則稍偏於社會道德的另一面。

　　所以從往古的中國到近代的美國，「重農輕商」的概念和政策，都是未可厚非的。問題是出在為什麼古代中國這政策可一行兩千年，而現代的美國傑弗遜試行之，卻及身而敗──美國史家曾笑傑弗遜，在對漢密頓辯論中「贏了仗，卻輸了戰爭」。

　　長話短說。古代中國之所能貫徹其重農輕商政策，而今日美國反而不能者，便是桑弘羊大夫的背後有一部，具有雷霆萬鈞之力的中央集權的專政大機器。它可以強制執行任何「政策」！豈但是「重農輕商」？它甚至可以搞罷黜百家、獨崇儒術，搞一國兩制或一國一制；甚至三面紅旗、人民公社……等等，亦無往而不能。國家有駕馭人民的絕對權力。驅之東則東，趕之西則西，人民無不俯首聽命。一紙中央文件，便可把國家政策落實到底。

　　在這種權力集中的「秦制度」裡，不特中央政府有無限權力；一品大員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縣令知事，乃至不入品流的幹部小吏，無不對人民享有各自職權內的絕對權力。

　　桑弘羊大夫所倚賴的這部國家機器，事實上是個權力金字塔。大塔之內又有無數體積不等的小塔，上下相連，層層節制。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在這樣一個金鐘罩、鐵布衫的嚴密控制之下，幾個小鹽商小鐵販，只是少數釜底遊魂而已，「資產階級」云乎哉！

　　不特此也。為著貫徹政策、垂之久遠，政府還要在學術思想上下功夫、找理論。庶幾權力與思想相結合，雙管齊下，把士農工商的階級觀念，嵌入人民靈魂深處，使其變成永恆信仰和生活方式，千年不變──這一點「略輸文采」的秦皇漢武，也真的做到了。

　　此一傳統中國所特有的歷史發展，史學家試圖「概念化」之，乃名之曰：「國家強於社會」（以別於西歐、北美傳統中之「社會強於國家」）。社會發展，一切聽命於國家。國家是個頤指氣使的老太婆；社會是個百依百順的小媳婦──借用一句馬列主義的術語，我們也可說社會型態是國家的「上層建築」吧！明乎此，我們就可以瞭解桑弘羊大夫在鹽鐵專賣政策中的致勝之道了。

　　但是我們也應該知道，桑大夫這部無山不移的國家大機器，原是用來防制工商業發展的。它是否也可反其道而行，來振興工商業，搞經濟起飛，就是另一問題了。

　　「主觀意志」抵銷「客觀實在」

　　回頭再看傑弗遜總統的重農輕商的政策何以行不通呢？那就是傑弗遜總統缺少了桑弘羊大夫那部國產的中央集權國家大機器。他只有一個「三權分立」的民主聯邦政府。民主政府專不了政，則人民就可自由行動。人民有了自由就沒命的向錢看。如此則中產階級和重商主義就要抬頭，資本主義就要出現，偉大總統的重農輕商思想就落空了。

　　美國制是「英美傳統」之餘緒。在早期英國，乃至整個西歐，這一社會現象之發展實更為嚴重。馬克思就是看中這個西歐經驗，認為重商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出現是個「必然」的趨勢；在唯物主義哲學上是個「客觀實在」。人類對資本主義這個惡魔既不能防之於前，就只有補救於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主旨所在吧！

　　殊不知馬氏所看出的社會發展上這個「必然」是有個先決條件的。這個先決條件便是「國家」管不了社會。如果國家權力強大到上節所述秦皇漢武時代的中國，這個「必然」也就不成其為必然了。

　　馬克思生前足跡未逾西歐，研究範圍更未及於中國。他決未想到他們唯物主義者在社會發展中所發現的「客觀實在」，可以被古代中國裡幾個唯心主義者的「主觀意志」所抵銷。董仲舒、公孫弘、桑弘羊等幾位儒生的七扯八拉之言，和劉徹皇帝的一紙橫蠻無理的詔書，就可把山雨欲來的中國資本主義消滅於無形。

　　再者，馬克思死後，北美、西歐社會發展的現象，也非他始料所及。他沒有想到資本主義也可以修正。勞資可以兩利，不一定非鬥得你死我活不可。總之，社會科學在二十世紀中發展得太快了。它不是十九世紀一些直線條的社會思想家的思想所能籠罩的。列寧篤信馬克思主義，他把階級鬥爭說發展到最高峰，創造了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師法馬列、祖述秦皇漢武，把中央集權的國家大機器發展到超越秦皇漢武，遠邁列寧、史達林的最高境界。一機在手，因而毛公也就可以無所不為了。

　　「國家機器」是中產階級的剋星

　　這部國家機器在某些方面的確是萬能的。但是天下哪就真有萬能機器呢？在運作方面它也有它的死角──這死角便是迫使中國「落後」的基因。

　　須知我們這部無敵大機器原是為搞「重農輕商」而設計發明的。它的不斷維修、不斷改進，也是向相同目標前進的。既然重農輕商，防制資本主義之出現，這部機器鎮壓和剷除的主要目標，便是「城市中產階級」。因此它的歷史任務便是：（一）預防「城市中產階級」於其出生之前；（二）誅鋤「中產階級」於其萌芽之期；（三）摧毀「中產階級」於其成長之後。

　　這樣一防、一鋤、一摧，搞了兩千年。在這部大機器的運作之下，我們這個中華農業大帝國，就永遠不會產生「城市中產階級」了。

　　對比較社會史學缺乏興趣的朋友們或許要問，中國傳統的「大地主」，豈非「中產階級」哉？曰：非也。傳統大地主者，職業官僚或候補官僚之養老院也。若輩聰明伶俐之兒孫則職業官僚青幹班中之受訓青年也。在學青年均為職業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著重「職業」二字，若輩除做官之外別無謀生之術）之候補。而職業官僚則又為獨裁專制帝王之鷹犬也。

　　中國傳統帝王一向優容，甚至鼓勵大地主。第一，大地主為職業官僚告老還鄉的「安全塞」（safety valve），亦為候補官僚儲才之所。第二，中國歷史上無地主造反的史例，這群面團團的富家翁，向不妨害公安。第三，中國「獨子繼承制」（primogeniture）只行之於家天下者，而不行於天下有家者。父死財分，再加個多妻制，則土地集中的禍害只是革命家想當然耳了。靠證據講話的社會史家，對此未找出充分的證據來。中國傳統的小地主通常也只是飢餓邊緣的「小貧」；搞土地集中的大地主，幾乎是清一色的「官僚地主」，無功名的自耕農和小地主無份也。官僚們「一代做官、三代打磚」，他們子孫形不成階級、搞不了政治，他們不是中西比較史學上所說的「城市中產階級」。我們的「城市中產階級」二千年來可以說被上述那部國家大機器碾斃殆盡。現代剛一萌芽，又被肅反肅掉了。

　　工業化、現代化少不了「城市中產階級」

　　我國歷史上缺少個「中產階級」，豈足惜哉？曰：不足惜也。相反的，那正是我們值得驕傲的地方。兩千年來，我們這個農業大帝國光輝燦爛的文明是舉世無雙的，也是舉世欽羨的，但是時至今朝，我們要搞經濟起飛、工業化、現代化，就感到捉襟見肘、積重難返了。因為在現代世界經濟史上，搞工業化、現代化真能搞到「起飛」程度的，只有一個事例──他們都是由一個城市中產階級領頭搞起來的。西歐、北美帶動於先，日本跟隨於後。近時崛起的「四條小龍」（新加坡、香港、南朝鮮、台灣）也不能例外。

　　我們祖國大陸，地大物博，人才濟濟，而蒙「落後」之惡名，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大陸上搞現代化、工業化、富起來、翻幾翻……萬事俱備，就只欠「城市中產階級」這陣「東風」。除非國內領導人能打破比較史學上尚沒有的成例，搞出一個沒有中產階級的工業化、現代化來，則這陣東風似乎還是無可避免的。

　　使少數人先富起來，在經濟特區中搞點加工、而無強大的、自發自勵的城市中產階級崛起之遠景，則這點點小市民企業，還是起來不了的。最後還不免是個「娘娘腔」，唱不了大軸戲。

　　至於中國能否搞出一個「沒有中產階級」的工業化、現代化來？中國或許可以自創，但是人類歷史上至今還無此事例──蘇聯自新經濟政策以後已搞了六十年，國防工業之外，別無可頌之道。戈巴契夫檢討過去，如今連列寧的遺像也給搬掉了，而回頭來搞鄧氏的開放。中國以前傚法蘇聯搞了三十多年，也覺今是而昨非，回頭搞起了「個體戶」來。什麼是個體戶呢？個體戶就是「城市中產階級」的細胞。這種細胞在秦漢時代曾一度擴張、興風作浪，幾至不可收拾。呂不韋這個個體戶竟然打入秦皇的宮廷裡去，自己做了相國，兒子做了始皇帝。

　　漢王室為自保江山，看出經濟企業上這種個體戶之可怕，在武昭宣三朝，就把他們壓下去了。

　　但是漢大夫壓個體戶是有限制的。他允許個體戶各個「先富起來」，但你絕不許形成個「階級」。縱使是許你「先富起來」，你富成了「揚州鹽商」，乾隆爺還是要查抄你的。所以搞點「先富起來」的個體戶經濟，我們已一搞兩千年，始終是個娘娘腔，搞不出現代化的企業，搞不出「四條小龍」式的「經濟起飛」，對日本已望塵莫及；對美國就更在想像之外了。

　　這些經濟上先進的國家和地區的繁榮，無一而非起自少數「先富起來」的「個體戶」；個體戶多了，便形成政治勢力，成為「城市中產階級」；城市中產階級擴大成為社會上的「多數」，吸收了農村餘民，也就導致農村的中產階級化。等到一個國家上中下階級的區分變成「棗核」形，兩頭小、中間大，那就變成「中產階級專政」的局面了。

　　美國今日年入十萬美元的家庭不足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年入一萬二千元以下的也不過百分之十三。總而言之，則美國家庭收入在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者多至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七有奇。全人口「人均」收入多至一萬五千元，美國就成個不折不扣的「萬元戶」的中產階級專政的局面了──全民衣食足，禮義興。社會不平，以法節之，這樣便使今日美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全國每年用於救濟鰥寡孤獨、貧窮失業的「救助金」，實超過其他各國，包括全部社會主義國家的總和而有餘！其貓狗食人食（肉類），亦超過中印兩國人食肉類的總和！

　　「福利國」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二者對貧苦人民的照拂，卻前者超乎後者。所以國家富強、人民康樂，以全國生產毛額的多寡為第一要務。「人均」收入提高，「分配」是次一步，也是並不太重要的次一步。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農業社會中全民都在飢餓線上的講法。中國大陸過去三十年中的許多問題，都是孔夫子這句在二十世紀並不實用的話所引起來的。孔子反對法治，因為法可以使「民免而無恥」。其實他老人家所反對只是樸素的「刑法」。

　　孔子又提倡禮教，認為一切社會行為要「以禮節之」；個人修身也「不如好禮」。禮事實上則是與樸素的「民法」相關之一環。孔子生在農業經濟時代，一切以不成文法的「禮」來「調節」，就足夠了。在一個複雜的工商業社會裡，法治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在一個中產階級主政的國家，與生產發展並駕齊驅的則是衣食足（經濟）、禮義興（教育文化），接著才有法治和民主。

　　可是「城市中產階級」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反動派製造出來和無產階級對抗的。相反的，它是由於經濟發展，把無產階級逐漸提升上去的。今日家庭收入超過一般知識分子的美國產業工人（industrial workers），早已不是無產階級──他們是不折不扣的中產階級的勞動者，也是美國反共的主力軍。

　　近三十年來「城市中產階級」在亞洲「四條小龍」中的崛起，也是筆者這一批海外學人所親眼見到的。不算什麼稀罕。

　　結論：沒有求證的假設

　　所以我們祖國大陸「落後」的主要問題無他，缺少一個自發自勵的中產階級故也。然則大陸上能否步台、港、南韓、新加坡後塵，扶植起一個「城市中產階級」呢？

　　不願在中國扶植一個「中產階級」，我們這個「秦制度」有沒有他途可循呢？這兩點便是筆者拙文中，不願亂作結論的大膽假設了。

　　關於前一點，國中領導階層本有意為之，但行起來至為不易。須知大陸這個自商鞅而下一脈相承的中央絕對集權的「秦制度」，至毛澤東主席治下已登峰造極。這一制度原為鋤滅中產階級，打擊工商發展而設計的。現在怎可搖身一變，於旦夕之間就成為振興工業，扶植中產階級的保母呢？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安有善果？

　　中產階級的初期工業化的必要條件是減少管制、大幅開放──美國當年所謂「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也。中國這個鐵桶一般的「秦制度」，管人及於床笫之私，它何時才能開放到容忍中產階級崛起的程度？吾人不知也。大幅開放與減退管制（decontrol or decentralize），其以九七後之香港為試點乎？否則那個燙手山芋如何掌握？

　　但是截至目前為止，中國當軸似尚無絲毫意圖，來變更那個「以吏為師」的「秦制度」老傳統。在這個老框框裡，能否搞出個工業化、現代化來──脫胎換骨，吾為中華民族創造歷史的智慧，馨香以祝之。

　　※民國七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脫稿於紐約

　　民國七十六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二期

【壹】五、中國郡縣起源考（附跋）

　　──兼論封建社會之蛻變

　　斯文曾由顧師頡剛函囑送交《文史雜誌》發表。嗣以離渝匆匆，遂辱所命。茲檢行篋，復得舊稿，烽煙無定恐復失之，用付刊末，亦自珍其帚云爾。

　　我國地方政治的郡縣實二級制。自秦代實行以來，以至今日的地方政治制度仍不脫其範疇。至於郡縣制之創立也，後人咸謂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或有推源到戰國以前，謂即已見其端倪者，是皆史有可徵，前賢論之審矣。然於郡縣之何以形成則鮮有論及者。吾人敢斷言郡縣制度之成立也，斷非由於一二先知先覺的政治理論家事先立說創制於前，然後始有郡縣者。換言之，則郡縣之起源勢必由於人類社會生活逐漸演變之結果，今試就其演變之程序一申論之。

　　農業社會初期的人與地

　　竊以封建社會之形成與夫郡縣制度之確立，其必發生於土地私有觀念產生之後蓋可斷言，蓋人類既逐漸脫離遊牧生活而進化至農業社會則土地始漸被重視。然方其始也，黃河流域沃野千里，而人口稀少，但須稍加墾殖則所在皆為良田。任何部族酋長皆可擇其最肥沃最至闊之土地率其人民耕之。至於劃成井田亦自無不可，且由於土地之邊際價值（marginal value）過低，人之對於土地亦不會生私有觀念。各部落劃地而耕彼此間無利害衝突。雖有強者亦毋須侵奪弱者土地。即或有恃強凌弱者，而被壓迫者亦可遷而去之不必與之抗爭。好在生存空間不發生問題；人民只要不過分懈惰則樂歲終身飽，凶年得免於死亡。

　　且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史記．周本紀》）古公固然是不好多事的長者，然他所以敢如是慷慨者，主要的原因還是有岐下可遷。不求聞達於當世，一樣可以自耕自食，無求於人。

　　土地既不會生問題，則當時部落間競爭的主要對象不在「地」而在「民」。誰能擁有大量民眾，誰就能稱雄當世；誰就能富甲天下。古公長者，他看穿了「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而一般野心家的酋長則要努力抓得大批民眾為自己部屬。然當時既無國籍限制，人民又無若何笨重的不動產，耕地所在皆是，因之他們可隨心所欲，任意遷徙，對於所隸部族亦無若何束縛，可去可留。如有酋長不得人民歡心，則其部屬便可相率逃去。所以古公至岐下而「豳人舉國復扶老攜幼，盡復歸古公於岐下。」（見同上）薰育莫如之何。更有甚者，「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同上）是皆可想像出來，諒非史遷臆說。因之當時部落酋長絕不敢開罪民眾，相反地他為著吸取民眾，反要取悅人民，因之乃有所謂「仁政」興焉。誰能行「仁政」得到人民好感，誰就能口碑載道遠近來歸，誰就可富強起來。此遺風至戰國時猶未全泯，梁惠王的心理便是如此。他問孟子說：「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他這是在利用「仁政」為爭取民眾的手段呢！

　　再看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孔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禮記．檀弓》）可見在春秋時期，「去」──遷徙──的問題還甚簡單，主要的還是以政治為轉移。

　　以故上古部落酋長，唯一自謀發展勢力之道便是爭取民眾，而「仁政」便是爭取民眾的手段。部落間的競爭，也只有競行仁政。誰行得最有成效，擁眾最多，誰就可以為天子。且看三代後人，皆能說出一套他祖先如何「行仁政」的歷史來。至後來子孫不肖得意忘形，失去了人民好感，因之其部屬又相率亡去，其勢力遂日益式微，結果由另一位仁政行得最得法的酋長，取而代之。故周武王伐紂，初會孟津時，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直至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史記．周本紀》）眾叛親離部下逃得差不多了，於是武王一舉而滅商國，代為天子。

　　故行仁政是農業社會初期政治的特色。那時代才是真正的民本主義的社會，人民有絕對自由的生活，絕對自由的意志，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自為著他的快樂生活而操作；他們無求於人也無害於人。可想見當朝暾初上，荷鋤頭，唱山歌，是怎樣的一個自由快樂的世界，那確是真正值得我們懷念的原始社會。流傳所及，到後來儒家感世道陵夷生靈塗炭，未免益增思古之幽情，於是一開口便是堯、舜、三代，崇先聖而薄後王，盡量地恭維前人，使他們成了理想化的人物，而想復興三代之盛。可見他們未能瞭解人類經濟生活發展的程序，未能把握住時代，結果奔波一生也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聊以盡心焉而已。難道後王的本質上，就比先王壞？試看戰國時宣傳仁政最力的大師孟軻亦何嘗不受諸侯的熱烈的歡迎；然他的仁政終究行不通。老實說，至戰國，「行仁政」的時代早成過去，其結果是「天下莫不與之」，或者是因此而被鄰國侵滅，卻大有懷疑的必要。

　　土地私有與封建

　　可是後來生殖日繁，耕種技術亦隨之進步，由粗淺的自然播種進而發明耒；由人耕進化至牛耕。土地大量的被利用，荒地日少。因之土地的使用漸漸地感覺不自由。人民各擇沃土以居，最後雖荒山大澤亦漸被利用，誰能捷足先登據有一塊沃壤，簡直是天之驕子。至後來雖求得一塊瘦瘠亦屬不易。因之人民乃據土地為不動產之一而安土重遷了。土地漸漸地感覺不敷分配，兼以地形的限制，井田制之不能再實行，亦是意料中事。

　　至是但有土地便不愁沒人耕種，因之野心的酋長們所愁的不是寡民而是國小。彼此間爭奪對象轉移至土地上去。國家遂由以人民為主體一變而以土地為主體矣。國君──也就是部落酋長，為著擴張國土，不惜剝奪人民的自由以配合他開疆拓土的野心；暴虐無道的更不惜奴役人民以供一己淫樂。蓋已無需乎再取歡民眾，而人民雖稍感苛政的虐待，亦不敢輕言遷徙了。自是以後遂不復再有仁政矣。

　　因之土地乃漸漸地變為私有。小而言之人民私有，大而言之國君私有。土地私有的觀念既成立，真正的封建制度乃繼之以起。跋扈的野心家乃思侵奪他人土地以實一己私囊；或劃地以封功臣親戚，役其地人民為農奴。至周初時，已屆成熟時期，周武王乃集封建之大成。《苟子．儒效篇》說：「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太史公估計姬姓諸侯有五十五人（《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考其封土所在地，多在王畿附近的沃壤。其封異姓諸侯泰半屬於不得已，其有古聖先王之後者如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等。史說是「武王追慰先聖王」，實則不過是一種弭謗用的文過飾非的手段而已。其外便是同平天下立有汗馬功勞的功臣亦不得不封。然異姓諸侯所封多在邊圉，甚或指定某一塊未經征服的土地，開一個空頭支票封予之，令其自己去經營，如封齊便說：「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詩經．齊風》）任其自己去發展。召公奭之封於燕亦是如此。至於後來的秦則更不用說了。周人為犬戎所逐，平王東遷時對秦襄公說：「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史記．秦本紀》）後來秦文公逐戎，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歧，岐以東獻之周。他們皆是獨力發展而蔚成大國的。

　　其另外一種異姓諸侯，即是本有其國，實力亦相當強大，周人鞭長莫及，奈何他不得，只得就其地加封之，如楚如越皆是也。天子賜楚侯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史記．楚世家》）楚地千里，周武王是無奈他何的。

　　周之前可以想見，所有部族皆各自獨立，不過以商國較強大戴為共主。其餘仍各王其國，周武王伐紂猶稱商國，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皆迎於郊，固無所謂王畿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詩．小雅．北山》）是武王蕩平天下以後事。周武王既把天下土地率數征服，然後重新分配給自己子孫及少數功臣親戚，不用說那會於孟津同舉大義的八百諸侯皆遭了走狗之烹。他蕩平了天下諸侯，才開始大規模的封建起來。蓋封建演變至是已達成熟時期，而周武王正是應運而生的跋扈英雄。他的底定天下實行大規模地封建，與秦始皇之統一天下大規模地實行郡縣制同樣地是一個劃時代舉動。他與秦始皇可說是前後媲美的兩位野心家，他們是同樣的自私與跋扈。可是他的子孫畢竟蒙惠不淺。世世不絕的對他們祖先歌頌不已。七廟之中文武二廟永世是神聖的。把他恭維成理想中的標準聖人，以故數百年後的儒家亦為其宣傳所蒙蔽，竟以文武與堯舜同列。其實以儒家的道德觀來衡量，則他與秦始皇是同樣的罪人。雖然在民族發展史上他們是據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

　　封建的渣滓──縣

　　周武王既削平諸侯，據天下土地為己有，當然他可任意的宰割，於是他除劃出一部最上乘的土地作為王畿外；餘下的率以封人，但為防諸侯的尾大不掉，封地既不能過大，又不願多封異姓。再者為防「不能與老兵同列」的爭執，資望不足者又不能濫封。結果可封之地多而有資格受封者少，因之有許多地方既非王畿又無適當的人可封。則這些待封之地暫時是懸而未決。且看當時的河東丘陵地──唐，即是懸而未決者之一。蓋唐形勢險要逼近王畿。在當時既無適當人選可以封唐，倒不如懸之為愈，至成王即位始封與胞弟叔虞。然則在小弱弟未受封以前，則唐不能為無政府狀態。勢必有人暫時負責治理其地。這種既經征服之地，將封予誰，尚是懸而未決，故曰「懸之」。是當即「懸」之起源。這在周初不過是一時受封者無適當人選，暫時懸之，終必封人，是一時權宜之計耳；演變至後世，遂成為定制，而「懸」遂為政治上的抽象名詞了。

　　◎「縣」字釋義

　　考我國用作地方政治的區劃的抽象名詞，其字形皆從邑。如「邦」「郡」「都」「鄉」「鄙」「郊」「郭」「鄰」……皆從邑為形聲字。古者謂城曰邑，甲骨卜辭記有「王作邑，帝若」（《契墟書契後篇．卷下十六》）。又曰「大邑商。」《詩．大雅》曰：「既伐於崇，作邑於酆。」是皆名城曰邑，後乃泛以名地，《左傳》凡稱人曰大國，自稱曰鄙邑；又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是皆無定稱。鄙邑者即泛指敝國或鄙地也。《說文》：「邑，國也」實則泛以名地方者也。故凡地方政治的區劃的抽象名詞皆從邑。

　　唯「縣」則不然，《說文》：「縣，系也。從系持縣。」縣即古「懸」字。本為會意字。段玉裁《說文》注曰：「自專以縣為州縣，則別制從心之懸掛，別其音縣去懸平，古無二音也。」故與郡縣之縣義毫無所涉，其用作郡縣之縣則純為假借字，本非用作政治上抽象名詞用者。殷墟卜辭自盤庚至紂二百餘年間，未見有以縣字作政治上名詞用者。故可斷定「縣」始於西周，義為「懸之」，非定制也。古人亦有釋「縣」義本為「懸」者。段注《說文》引《釋名》曰：「縣，縣（懸）也；縣（懸）於郡也。」是為先儒臆說。縣縣於郡，是秦始皇以後事，而縣之制早見於春秋，斷不可以縣於郡而始名曰縣也。或有釋縣為鄙者；以古者國之都為首，都之外曰鄙或曰縣，縣於本土之上也。是說亦嫌牽強。如楚之「實縣申息」（《左傳．哀公十七年》）「因縣陳」（《左傳．宣公十一年》），如秦之「伐邽冀戎初縣之」「初縣杜鄭」（《史記．秦本紀》）等，是縣字皆作動字，若以之與鄙字同解則未免牽強矣。

　　◎春秋時的縣

　　至春秋時諸侯強弱兼併，國土日廣。其滅人小國懲王周封建之失不願以之分封附庸。然疆土漸闊，則舊有統制機構漸感不靈便。因之亦師王室遺制，滅人小國則亦縣之。使人暫時治理其地，名其官曰「縣尹」或「縣令」或「縣公」或「縣大夫」。懸之終不決，縣長官迭相更換而縣如故，日久縣乃為定制矣。故春秋時之縣唯大國有之。多為毀人國家而縣之者，如魯莊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權，使斗緡尹之。」又宣公十一年「（楚莊王）遂入陳；因縣陳。」昭公八年「楚公子棄疾帥師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昭公十一年「楚子滅蔡；使棄疾為蔡公。」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左傳》）是皆楚王滅人社稷而縣之；以家人或俘虜為其縣長官之事實。嬴秦亦復如是「（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史記．秦本紀》）亦均夷人之國而縣之，其縣則終不決矣。至於中原霸主的晉國，且有奪大夫之田為縣者，「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羊舌氏之田以為二縣。」（《左傳．昭公二十八年》）然晉雖縣之但仍可賞人；晉襄公即曾「命先茅之田賞胥臣。」（《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亦賞士伯以孤衍之縣。」（《左傳．宣公十五年》）後來椒舉奔晉，晉侯（平公）亦「將予之縣以比叔向故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晉的縣尚保有古代遺風。然後來六卿坐大，終分晉國，與此自有連帶關係。

　　齊亦有縣，唯其區劃極小，故其封與人之縣動輒百十計。今可考者如「齊侯鍾」（叔夷鍾）銘文曰：「公曰，夷……女肇敏於戎功，余錫女釐都胥割，其縣三百」。又如齊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與谷，其縣十七，以為子孫封邑。」（《晏子春秋》）是則桓公時代齊已有縣。孔子亦說管仲「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論語．憲問》）又如「子仲姜寶鎛」（素命鎛）銘文曰：「陶革叔又成榮於齊邦。侯氏錫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是所謂邑當均指縣而言也。觀齊之縣制已異於上三者矣。

　　至吳國坐大，擬北上與中原諸侯爭霸時亦已有縣制。「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為奉邑，富於在齊。」（《史記．吳世家》）觀此則吳之縣亦可以封人也。

　　綜觀春秋時之縣，唯晉、楚、秦、齊、吳等大國有之，類多侵滅四鄰小國而縣之者。至於小國雖亦有兼併鄰邦，然則未聞有縣之者。要之蓋諸侯國土漸龐大，侵滅滋多，既不願以之分封附庸，然土地日拓，舊有中央直接統制之機構漸感不便，因之不得不另設地方長官以治之。故有縣尹、縣令、縣公、縣大夫之置，使其成為獨立的地方政治單位而直屬於中央。故春秋縣之設立可目為中國有獨立機構的地方政治的開始。至於小國地本狹促，兼併他邑稍事擴張，於統制上亦既無不便，固無煩乎效顰大國而畫蛇添足也。

　　且觀縣之制春秋初朝已有之，然各國之縣同名而異制，可知其非一國獨創而他國傚尤者，則縣制之立其來有自矣。故可推源至西周之初，斷其為封建之渣滓。百年演變，湘桂分流而諸國各異其制矣。

　　釋郡

　　郡、縣在始皇統一中國以前是顯然的兩回事。各自成為一政治單位，絕無聯繫關係。「縣」之由懸演變而來前已論之甚詳。至於郡則不然。《說文》：「郡從邑君聲。」是形聲字。似專造此字以名政治區劃者，是或為適時需要而立之者。

　　始皇以前之郡，似均與國防軍事有關。「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史記．匈奴列傳》）「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同上）「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同上）「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同上）觀此則秦、魏、趙、燕等國之郡似均專於防胡而置者。

　　至於無胡是防之國則其郡亦專為防強鄰侵襲而設者。「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秦，其事急，請以為郡。』」又「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拒秦。」（《史記．楚世家》）則楚之郡專為防秦而設。

　　至於吳夫差救魯亦是「發九郡兵伐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可知始皇以前之郡皆與軍事有關。蓋郡之置多在邊圉，為防鄰國侵襲則須經常有邊防而令大將戍之。為軍事上便利計，則戍邊之將領須集邊地軍政財大權於一身，庶幾運用靈活，因時制宜。國君將沿邊疆土地劃出一帶交付戍邊軍官。使其有獨立機構，除聽中央號令外不受任何牽制。以近代術語明之或可說是「軍事特別區」。這種軍事特別區即是郡的起源。郡之守即是戍邊的將領，土地雖然沒有直接封予他，而他卻可集大權於一身，儼然是邊區的一個土皇帝。在那尚沒有獨立機構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時代，這確是值得人們重視的一個制度。如許我望文生義的話，則郡字大可視作一形聲兼會意字，補充許氏之說可曰：「郡，從邑從君，君亦聲。」

　　郡與縣之關係

　　郡縣既截然是兩件事，但卻是同樣獨立的政治單位。然郡總在邊圉，距中央既邊遠，又經常有寇患。而縣呢？則或滅鄰國縣之，或奪大夫之田為之，兩兩相較不用說縣的確是比郡好，做官的誰不想謀個安睡飽食的「縣」？！那烽火無常的「郡」自然是次一等，故趙鞅誓師辭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左傳．哀公二年》）是非以地區大小而定高下也。

　　再者郡為防邊而置，非武將不能任郡守；且征戰不時，則郡守更握有兵權。丟開做好官食厚祿不談，則郡長官自然較縣令尹為煊赫亦較有實權。再者開疆拓土既縣敵國而別置縣令尹，然烽燧未息，新立之縣復在邊區，為軍事便利計則有時縣令尹亦得受郡長官節制，且揮塵書生即可領縣令尹，而郡守則非重臣夙將不能任。類多立有邊功，說不定新立縣即是彼汗馬功勞換來，則新放來之文官的縣令尹，於資望於實力既皆不能高出郡守，兩兩相較自然是等而下之。

　　時日推移至戰國之世，征戰益形頻繁，武將地位當然亦隨之增高，漸漸地郡之地位乃駕縣而上之矣。至始皇統一天下，乃明定縣縣於郡，遂為後來地方政治的二級制，是自然演變之結果也。

　　結論

　　約而言之，方西周之盛也，密侯不臣，遂滅密國，夷王一怒足醯齊哀侯。天子之勢亦云盛矣。迨平王東遷，千里王畿半淪於敵；倉卒東奔，賴晉鄭之輔翼，苟延殘喘於成周。然曾幾何時，竟至周鄭交質、楚莊問鼎，王室式微而封建之紀頹矣。天王尊嚴轉賴大國維護，跋扈諸侯亦借挾天子以自重矣。因之王政失綱，而爭霸之局啟；強弱懸殊，而兼併之勢興矣。小國力弱遂撇天子而仰鼻息於霸主；諸侯之勢盛者，滅人宗社遂亦習以為常矣。

　　然諸侯反顧自身之坐大，懲周室封建之失，得人土地，不復再以之分封附庸。拓殖日廣，遂師王周遺制從而縣之，縣而不決遂為定制矣。且以長期征戰而有立郡之制者茲已論之稔矣；故曰縣者由封建蛻變而來；而郡者歷年征戰之結果也。至漢上諸姬已盡，陳蔡既縣；而楚人北上；秦人南滅巴蜀，而東出崡關，緩衝小國既盡，列強直接衝突之局乃啟。積數百年軍事第一時代演變之結果，郡之地位遂駕縣而上之。始皇既統一天下，徹底廢除封建，乃因郡縣之舊名，明定地方政治之二級制，千年以還，遂成定制焉。

　　跋

　　右〈中國郡縣起源考〉一篇，原為筆者於民國三十年秋，就讀國立中央大學史學系三年級，選修顧頡剛先生所授「商周史」時之期終作業也。顧師發還時，曾用硃筆作批，並附一長函，指點文中可議可取之處甚詳，獎勗有加，並囑讀後將原稿寄還，「當為編入文史雜誌也」云云。然其時筆者方忙於撰寫一有關我國古代社會史之長篇，擬以此文為卷首，故未急於付梓。孰意全稿未竟而大學已結業，乃將積稿寄友人處，匆匆束裝東返故里省親。原冀期年再返陪都，續學於母校之歷史研究所。不意返皖未幾，敵軍便入侵中原，大別山頓成敵後。返渝續學無望，中大同學郭秉佑君乃將寄存約十餘萬字之舊稿分卷寄往立煌，詎料郵件通過敵區時寄稿泰半遺失，而此篇得以倖存。嗣執教立煌安徽學院，該院院刊編輯索稿，乃以此文塞責，遂蒙編入該刊第一期。故篇前小序有「恐復失之」之語。此民國三十三年冬事也。

　　大陸變色後，筆者在美絕糧，乃向哥倫比亞大學附設之「漢史研究計畫」申請編譯工作以自糊，主持人盼能交出一二篇舊作為參考，欲以證明申請者「能讀通中國古書也」。不獲已乃稟呈慈母於合肥故里，乞於舊作中剪寄一二篇，以便申請工作。初僅試投家書，未存奢望，不意慈親竟能於中共土改劫灰中，將此篇剪寄，捧萱堂手諭，恍如天降也。

　　此篇原印於戰時敵後游擊區，印刷校對均極粗劣，刊物更無流通之可言。筆者曾試查大陸出版之《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道光十三年至民國三十八年》。皖院編譯委員會所出之《世界月刊》雖亦列入（見頁二九九），然該刊第一期則各館均缺，始知手邊所存，竟成碩果。摩娑舊簡，追念三十年來家國遭際，不禁百感潮湧。因請吳章銓夫人再為抄成清稿，寄呈宋旭軒兄重行槧印，原文中除剔除兩個欠通之英文字，及將當初手民誤植「叔夷鍾」及「素命鎛」之銘文加以改正之外，餘率任其舊，雖因事忙，無暇改作，亦見三十年來，流落異邦，學無寸進之可悲也。

　　民國五十九年農曆除夕附誌於紐約哥大

　　※載自台北《史學彙刊》第三期

　　原載於民國三十三年安徽立煌之安徽學院院刊《世界月刊》創刊號

【壹】六、論帝國與民國之蛻變

　　我們治「當代民國史」的史學工作者，落筆的先決條件應該是對「傳統帝國史」（尤其是晚清這一段）有個本質上的瞭解。因為「民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從「帝國」慢慢地轉變過來的。帝國是父，民國是子。不知其父，焉知其子呢？

　　再者，帝國和民國的關係還不是生理學上雞和蛋的突變關係；不是一隻帝制的雞，忽然生下一個民治的蛋來。它二者的關係，卻是蠶之與蛾的關係──在本質上，在制度上是一種抽絲剝繭的蛻變關係。兩朝嬗遞、藕斷絲連，是不可以一刀兩斷的。

　　就以九○年代大陸和台灣的現狀來說吧：時至今日，大陸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說還是蛹在繭中、去古未遠。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法政。」大陸上的問題，正是這個「秦制度」無法擺脫的問題。這也是一種蘇聯式的「革命後」（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歸專制的問題。

　　台灣的現狀呢？它這隻民主白蛾是破繭起飛了。可是飛蛾都有其撲火的本性。誤把烈焰當光明，萬一飛翔失控，撲火自焚，也就前功盡棄了。所以寶島今日的情況，從歷史中找前例，似頗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時期。德國當年由於仇恨加暴力曾引發過一種「排猶運動」（anti-Semitism）。國人把復興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難和國內外的不平現象，都遷怒到一個少數民族頭上；造成一種山雨欲來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義」（terrorism）傾向的群眾情緒。這種情緒最容易升級。如不能適時加以抑制，以防患於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樂觀的。

　　長話短說。我們海峽兩岸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都還是在德蘇兩個模式中尋出路。雙方距「民國」的真正目標，都還有其不同的距離呢！但是怎樣的一種政治社會體制，才能算是名副其實的「民國」呢，請先瞭解一下「民國」的本質。

　　「民國」政體的本質

　　丟開繁瑣的西方政治哲學不談，且看看我們自己的現代思想家如何說法。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上說他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目的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篇〈總理遺囑〉原是那位頗有文采的汪精衛執筆的。汪氏為遷就他那「必須、務須、尤須」的行文腔調，代孫先生撰遺囑，就不免以辭害意了。中山革命之目的，不只是在追求中國在國際間的自由平等；他還要全中國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彼此之間也自由平等呢。

　　當然從經濟生活方面來說，孫先生所要求的並不是孔夫子「不患寡」，或紅衛兵「反封資修」的「窮平等」。他一直強調中國人民的經濟狀況只是「大貧、小貧」。在大小貧之間求平等，是沒有太大地意義的。孫氏所要求的是「富平等」──用目前的辭彙來詮釋，那就叫做「均富」吧！要既富矣而後均之，則我國傳統的農業經濟（包括附屬於農業經濟體系之內的手工業和小城鎮）就不能勝任了。簡言之，要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民國」，則工業化的經濟發展就是個必要條件了。

　　再者，搞工業化的經濟起飛，是全國人民都要動腦動手的，少數人如濫用權力，從事包辦，這個經濟是永遠「起飛」不了的。這樣就牽涉到政治體制上的民主開放了。且放下「現代」人類社會行為中所應享有的「人權」不談，縱使只從經濟建設這一項更迫切的實際專題來觀察，則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開放也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翻看當今「已開發國家」的進化史：未有政治封閉而經濟可以「起飛」者；亦未有經濟已經起飛，而政治仍繼續其封閉者。這一對難兄難弟，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也。所以一個真正的「民國」所應具備的第二個必要條件，便是一個真正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所代議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謂「民有、民治、民享」是也。在政府運作上有任何矇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國」了。

　　有了個「民有、民治」的真民國，則民之所「享」的經濟財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權、四大自由是會與之俱來的。孫中山先生革命終生，他那個「尚未成功」的最後目標便是建立一個如上所述的真民國。

　　可是一個國家縱使能完成上述的兩大條件如戰前的日本和德國，究竟怎樣才能把它維持下去，而不致走火入魔，也是個天大的難題。古人云「創業不易、守成尤難！」正是這個意思。試看日本「明治維新」諸賢苦心孤詣所建立的代議虛君制，是多麼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輩可以「創」之，而後輩卻不能「守」之。等到少數暴戾無知的「少壯軍人」，藉愛國之名，以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國景從。勇則勇矣，其後果便要吃原子彈了。再看德國：一次大戰後，它忍辱負重、重建共和，多麼可泣可歌！不幸少數領袖，私心自用，利用群眾報復心理，化仇恨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浩劫了。

　　日德這兩個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現的優秀民族。但是為什麼犯了如此愚昧的錯誤呢？我們讀史者嘆息深思之餘，才悟解出，原來他們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們政黨之內，狹隘的組織家壓制了有遠見的政治家；在他們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論家也擠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樣就使我們在中山之後，又想起了胡適之先生──孫、胡二人的思想是蕭規曹隨的。

　　適之先生早年就反對極權。認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徑。要想以法西斯、褐衫黨一類的「速效」來建國救民是緣木求魚的。胡適晚年鼓吹「容忍重於自由」。主張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還是我不容人呢？只是單方面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那就是曹操了，還有什麼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導民主的精義所在，便是一句話：「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二次大戰前的德、義、日三國，在工業經濟、代議政府兩方面都已具備了實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不幸的是他們萬事俱備，只欠「民主的生活方式」這一陣東風。東風不來，他們就玩火自焚了。只知他人不民主，而昧於自己的生活方式壓根兒就不民主，從而濫用自由、濫用「多數制」（majority rule），那就誤盡蒼生了。

　　話說至此，我們「民國」的本質也就顯露出來了。本質為何？曰：「工業經濟」也。非振興實業無以富。曰：「代議政府」也。非有真正民選代議政府不足以言全民政治。曰：「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如生活方式不民主而多「財」（money）多「力」（might），則充其量一個小小「軸心國」翻版而已，民主云乎哉？

　　事實上，自「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開始，我全國同胞、仁人志士，殫精竭慮所追求的便是這三個目標。但是一個半世紀過去了，我們在大陸上可說是一個目標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遠。台灣呢？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這一簣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壓死一隻駱駝。我們寫歷史的人，執簡在手，每晚都打開電視，只有耐性地等著瞧吧！

　　「後封建」時代的中西之別

　　朋友們或許要問：民國之遠景既若是之單純，何以我民族苦學猛追了百餘年，死人億萬，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這問題的答案當然是千頭萬緒的。同時這一問題亦非中國所獨有。大國如印度，小國如菲律賓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不都有類似的困擾？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擾中國最大的原因，顯然還是個中西「文化衝突」（cultural conflict）的問題。

　　須知我們的大清「帝國」是兩千多年來，一脈相承，純中國文化的產品；而「民國」則是個徹頭徹尾西歐文明的延續。以古老中國的傳統，一下要接上現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說是「鑿枘不投」，我們還是小看了這個問題。事實卻是它二者是「兩極分化」、「背道而馳」，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國」之蛹，蛻變出一個西式「民國」之蛾，其過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處此「後封建時代」（post-feudal period），在西方急劇發展的影響之下，我們又必須洗心革面，非變不可，這就是我們近代史上的難解之結了。

　　可是中西之別，究在何處呢？這問題，答來話長。這兒且說點簡化的大略。

　　從比較史學著眼，可以說近兩千年來世界文明之發展，大致可用東亞、西歐兩大主流之演變以概其餘。這兩大主流本是各自發展，極少相互干擾的。兩相比較，其成就蓋亦在伯仲之間。可是在十七、八世紀之後，西歐文明就顯然逐步領先了。當東亞文明還停滯在帝王專制、農業經濟時代，西歐各國在政治上已揚棄了專制；在經濟上也擺脫了以農為本而逐漸地發展出「重商主義」和「工業革命」了。

　　西歐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脫韁而馳呢？其關鍵蓋為「封建社會」崩潰之結果。筆者在諸多篇拙作裡，曾一再闡述中西社會發展之過程有其「通性」，如雙方封建社會之發生與成長，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會之發展過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會之形成，實發生於羅馬帝國崩潰之後；而中國封建社會之成長，則發生於秦漢大帝國建立之前。由於中西歷史主觀與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有其社會發展程序之先後；程序不同乃又導致這兩個社會在近古與現代，亦有其本質之差異。

　　二者本質之差異又何在乎？曰：現代西歐北美社會發展之基礎在「社會重於國家」也。「國家」（state）者，社會之「上層建築」（super structure）也。國家之結構隨社會之變動而變動。

　　我國則反是，我國社會發展之基礎，則「國家強於社會」也。社會為國家之「上層建築」，其結構之型態，其榮枯之動力，悉聽命於國家之頤指氣使也。

　　中西兩社會之背道而馳，又何胡為乎而然呢？曰：雙方發展中之主觀與客觀諸條件，均有以導致之。

　　西方中產階級之自然形成

　　蓋西歐於十五、六世紀封建社會崩潰之後，由於種種條件之限制（包括永遠無法統一的拼音文字），他們因此也出不了一個秦始皇。其結果便形成一種小王國、小城邦紛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與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過如南韓、台灣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過一四川耳。吾人如閉目試作遐想：當年西歐一隅之地，便有十數（甚或數十）新加坡、港、澳、台、韓，在商業上作激烈之競爭。它們的獨立或半獨立的政府，也被拖著勉力跟進（如近二十年之台灣與南韓）；大家一致向錢看，一個「重商主義」，當然就不呼自出了。

　　社會繁榮帶動了教育與科技之發展，加強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亞當史密斯之《國富論》，也就變成現代社會科學之第一部書了，其情蓋亦如今日台灣坊間之《股票指南》也。浸假一個以動產與不動產為基礎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產階級」乃應運而生（試看今日的台灣與南韓）。大家拳腳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的議會之內，壓制了老貴族，提高了增額平民議員；建立並加強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上節所述「代議政府」云云，在不斷改進中，乃變成為維護此一新興階級集體利益之比較適當的模式了。

　　所以所謂全民「代議政府」者，實為西方自由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順水推舟，無啥深文大義的自然產品也。

　　可是這麼一個膚淺庸俗的洋制度，我們要把它移植到東亞大陸，何以竟如此之高不可攀和如此之難產呢？這就因為它與我們的文化傳統，實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了。

　　中國的「宗法傳統」和「家長制」

　　我們那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是從我們最古老的「宗法社會」逐漸演變出來的。宗法制是個純國貨。它在其他民族的歷史裡，是找不到類似的制度的。

　　可是「宗法社會」究竟又是個什麼東西呢？簡言之，它便是由我先民所特有的祖先崇拜傳統，所發展出來的以父系家長（paternity）為中心的氏族制度（clan）。

　　前節已言之：我們的「封建社會」之崩潰早於西方一千七百餘年。可是我們在封建社會崩潰之後，卻沒有弄到小邦林立、大家一致要錢的程度。相反的，由於特有的主觀和客觀條件的驅使，我們卻搞出個高度中央集權的超級大帝國來。

　　為著這個「中央集權」的運作，我們又發展出一套世界歷史上無與倫比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這個完整的制度，再經歷朝改進，到滿清初年，可說已臻至化境。它的運作之靈巧與科學化，允非國共兩黨後來的黨官制所可望其項背。這樣一個完備而合理的統治系統，再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我們東方哲學──儒、法、道三家的精義熔注其間，日久化民成俗，便形成了一個所謂「霸王道雜冶」的「文化整體」（cultural entity）。關於這文化整體的特性與通性，時賢與筆者於各種著作中所論已多，不應再疊床架屋。今且粗列數條，以一示其在中西文化衝突中所發生的作用。

　　吾人應該提出的第一條便是我們傳統「宗法社會」遺留下來的「家長制」。在傳統中國的家庭裡是尊卑分明、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家庭成員悉聽命於一位既長且尊的家長。這種家長在家庭業務的管理上，有其絕大的權力與威望；同時在道德上，他也有絕大的義務與愛心。對一個家庭的興衰貧富，和子女兒孫的管教養衛，他都要負全部責任的。但是他不是個毫無約束的獨裁者。就以家庭財產而言吧！全家成員（除已婚女兒之外）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如果協議「分家」，則「家長」也只能取其應得之一部分。可是在一般管教上，則長幼尊卑之間是沒有什麼「自由平等」可言的。做子女的在家長管教之下，連最起碼的，現今所謂「基本人權」的「擇偶自由」都是享受不到的。

　　我國傳統儒家論政，多半都是「國、家」並提的，先要能「齊家」，然後才能談到「治國」。家就是個小國；國就是個大家。所以國王、皇帝便是個特大家庭的太上家長；老百姓都是「子民」。不特此也，大皇帝底下的各級官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家長。縣長知事叫做「父母官」，刺史郡守叫做「『牧』民之吏」。依次類推，則皇帝便是最大的活祖宗。所以「祖國」這個現代化的名詞，在古代則叫做「君父之邦」。君父一體，是最應受到子民們尊敬和服從的。所以孟老夫子罵人時也說：「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因而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的結構便是從「父親」這個小權威開始，形成一個小小的「權力金字塔」。然後重重疊疊上瑤台，大小金字塔層層配套，直至皇帝。皇帝所操縱的「國家機器」（state machine）便是個最大的權力金字塔。萬歲爺是集全國「管教養衛」之權責於一身的。「教」在中古西方社會是由教堂分擔的。做中國皇帝則是「作之君、作之師」，管教一把抓。政治二權都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承擔一切責任；也行使一切權力。斯之謂「國家強於社會」，與現在西方民主國家「社會強於國家」，恰是個反面。今試把這兩個不同的模式中「國家」和個體「公民」（citizen）之間的關係，圖解如下：

　　「集權」並不是「極權」

　　可是在傳統中國裡，政治結構雖然高度中央集權（見圖甲）──用時下術語來說，便叫做「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但是「集權」（centralization）並不是「極權」（total power或totalitarianism）。在這個「層層節制」的統治系統裡，各級政府如都能按理出牌，也頗能收「垂拱而治」之效。縱使最高層出了一位荒淫無道的「暴君」（despot），他想透過層層金字塔，一竿到底，奴役全國人民，亦殊不易。因為暴君之出現，他第一步必須破壞他自己的法統。法統既失，則統治機器失靈，在那交通和資訊都相當原始的碩大帝國之內，搞其「東方暴君主義」（oriental despotism），亦勢所不能。

　　事實上，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史上，除秦始皇、毛澤東二人之外，也找不到第三位二世而斬的「東方暴君」。因此生於這個權力金字塔底層的黎民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高皇帝遠，亦頗能自得其「乞丐民主」（beggar democracy）之樂。但是「乞丐」們的「基本人權」、「自由平等」又向哪廂去找呢？這些現代的概念，朋友！原都是現代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玩藝嘛！在那並無「資產階級」存在的帝制中國，那些罔顧人權、剝奪自由的制度和風俗習慣如君權、父權、夫權、盲婚制、多妻制等等，原都是我們「固有道德」所認可的嘛！生為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有誰又覺得「天下有不是之父母」呢？詩人胡適說得好：「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這和今日老美公民「不覺太自由，只道自由好」，正是一個銅元的兩面嘛！事實上，「無節制自由」之為害，實遠甚於「健康的不自由」啊（著重健康二宇）！身在廬山中的遊客，哪能識其全貌呢！

　　因此從比較史學上看，我們這個宗法遺規的「家長制」，在中世紀的世界上，不特是個「可行的制度」，甚或是個「較好的制度」呢！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俾斯麥時代的德國所行的「父道主義」（paternalism），不也是一樣嗎？腓特烈大帝說：「我為人民謀福利，可不一定要人民知道啊！」這與我們孔夫子的政治哲學，不正是不謀而合嗎？我們的家長制一直延續到今天，初不因歷次革命而有所改變。事實上台灣今日所存在的問題，可能就是因為缺少了一位大家長呢！可是李登輝總統今日的作風，似乎就有意重建這制度。

　　正因為我們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長壽，比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於此生活方式已二千餘年，一旦要以夷變夏，本末倒置，其艱難萬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但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變夏從夷呢？那就是中世紀畢竟是中世紀；那個時代的「較好制度」，延至今日已大部分不適用，我們現在要另闢蹊徑，就不得不從洋西化、改弦更張了。

　　「健康的個人主義」

　　在現代的民主國家裡，社會的基礎是建立在一個公民的「健康的個人主義」之上的（「健康」一辭是胡適之先生為中文讀者特地加上去的，以免誤解）。個體公民與各級政府之間，與夫各級政府彼此之間的關係，都是雙邊契約的關係（見圖乙），政府不再是家長。它是聽命於人民的「服務機構」（service agency），官員是「公僕」（public servant）。這一來，它和我們的傳統的家長制，就完全背道而馳了。

　　但是這一洋制度未必就比我們的土家長制更好。它若行得其道如今日的英語國家，則政府便是為民服務的機構；權力若被濫用，則全國國民，都會變成獨夫專政的個體對象。盧梭說：「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 a despot everyone is equal.）就是指的此一情況。到那時，天既不高、皇帝也不遠，那就民無噍類矣。上節所述戰前的德義日加上個史達林的俄國，戰後的毛澤東和他的紅衛兵，就是這個畫虎不成的洋制度走火入魔的結果。九○年代的台灣從家長制蛻變到一個「社會重於國家」的洋制度方向來，希望它的年輕的政治領袖們相忍為國。不要也畫虎不成，迷失方向才好。

　　以上所說的宗法社會傳統下的「家長制」只是我們帝國時代，至今還沒有完全「蛻變」掉的特徵之一。但是這一特徵並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國所特有的農業經濟制度相互配合運作的。它二者原是一對「暹羅連體兄弟」（Siamese twins）。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開的。事實上中共今日在大陸上的政經失調，便是在這兩個弟兄之間想捨其兄而留其弟，所以就矛盾百出了。

　　重農輕商的後遺症

　　不過話說回頭，我們原有的以農立國的經濟制度，也並不是甚麼壞制度。相反的，它原是在人類歷史上經過精心設計，一行兩千年而有實際效驗的「較好制度」（better system）呢！須知中國封建時代，原和歐洲一樣，土地是屬於國有的。可是在封建制崩潰之後，歐洲的經濟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而我們卻緩緩地走上「重農主義」。

　　「重商主義」原是在社會強於國家的客觀條件之下，不受人類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長的。它的確是一種（如馬克思所想像的）「客觀實在」（objective reality）的產品。

　　可是我們「重農主義」，卻是從頭到尾的一種「主觀設計」（subjective planning）的制度。更具體地說，它是在國家強於社會的情況之下，由政府主動從事「土改」的結果，是主觀意志製造的。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廢井田、開阡陌」便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土改」。政府為了解放農村個體戶的生產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給廢掉了。改農業為私營──這正是近年來鄧小平毀棄毛制土改的主要內容。

　　秦以後，土地變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買賣。此一農村自由經濟制度，在中國一行兩千年，沒有太大的質變。一直到民國三十八年，中共政權成立之後，才被毛澤東倒轉了。

　　【附註】毛共土改，改私田為公田，也是主觀意志的產品。在制度上說，實在是恢復先秦的封建生產制，所以終於行不通。王莽也就是搞封建生產制，所謂「復井田」，把腦袋搞掉的。

　　以主觀意志來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兩家原是一致的。漢承秦制之後，儒家的政權，把法家原有的「重農輕商」的政策，繼續推到最高峰。商人階級受到政府嚴重的歧視。我國這種與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輕商主義」，其後竟深入人心，歷兩千年而未稍改。商人既被一個強大的政府鎮壓了，那個作為現代經濟發展的主力軍的「城市中產階級」（urban middle class）在中國歷史上也就不能出現了。缺少個城市中產階級，中國也就出不了「重商主義」和「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沒有產業革命和與之俱來的「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那我們就只好安貧樂道，維持個半饑半飽的農業大帝國，永不想發財致富了。全國人民都生存在大貧小貧的邊緣，如果再加上人口失控像晚清那樣，那就真的一窮二白了──所幸我國人口過剩的現象，只發生在清朝乾隆以後。

　　以上所述便是我國晚清時代，從古老傳統中承繼下來的政經實況。這一實際情況，也是傳統的政經制度作天衣無縫的配合所製造出來的。但是從人類文明累積的總成績來看，這種體制原沒有太多的不好。相反的，我們那獨步世界的中世紀文明，便是這項政經體制孕育出來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紀來華傳教，目擊我國康雍乾盛世的耶穌會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紀之間名聞天下的民主聖人傑弗遜；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紀中葉，作為羅斯福農業「新政」智囊的華萊士等等，他們比較中西，對我國傳統小農制的社會生活，無不推崇備至。晚近的科學史權威的李約瑟，對於我們中世紀科技與社會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們自己的往聖先哲，唱戲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論，那就更不用說了。縱遲至今日，李登輝總統還不是在為「回歸固有文明」而呼籲嗎？遑論當年。

　　可是既然有如此優秀的傳統，為什麼在晚清時代──那時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現在還多一點嗎？──我們卻表現得那樣窩囊呢？結果招致「新青年」們，一致喊打，幾乎把「固有文明」全盤否定了。而晚近四十年，我們又為什麼表現的如此暴戾無知，還要麻煩「民主女神」老人家，跨海東來，普渡眾生呢？

　　對此，我們的綜合答覆，要點蓋有數端。其一便是前節所述的中西文化衝突的問題。「中古」或許是我們的；「現代」卻絕對是人家的。請翻翻我們今日的中小學教科書；想想我們日常的衣食住行，有百分之幾是屬於我們「固有文明」的呢？──老兄，都是洋貨嘛！

　　一句話歸總，我們傳統的政治經濟制度（不論好壞），是不能適應現代西化的需要。適應不了，它就會變成我們求新的包袱，現代化的絆腳石了。好漢專說當年勇，那就十分窩囊了。且看我們的洪秀全天王，他陛下一面要保留固有文明中的多妻制，一面又要奉行只許有一個老婆的基督教，所以就被羅孝全牧師杯葛了，以致身死國滅。

　　傳統國家機器的週期性

　　再者，縱使一個古老民族，它有勇氣卸下傳統的包袱來求新求變，它還要有個有效率的行政機器來推動此事。不幸的是我們在清末的那部國家大機器，也已到了鏽爛不堪，應該報廢的程度了──它負荷不起這個天降大任。

　　科學家告訴我們，任何群居動物的團體組合，生滅盛衰之間都有其週期性。這反應在傳統歷史上，史家則叫他做「治亂、分合」；陰陽家則叫它作「氣數」；西方漢學家則名之曰「朝代循環」（dynastic cycles）。但是不管稱謂如何，我們那部「中央集權文官制」加「農業經濟」的國家大機器，亦有其不隨人類意志轉移的運作週期性。西漢以後歷朝的政治史實就警告我們，這部大機器的有效運作期不可能超過兩百年。（以世界標準來看，兩百年一個週期，不算最長，也算夠長的了。）過此時限，就是報廢換新的時候了。

　　滿族的統治者於順治元年入主中國，到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條約〉簽訂之時，已滿一週期。到此時它那部仿漢改良重建的統治大機器，也已到了鏽爛報廢之時，不堪任重致遠了。

　　吾人試閉目沉思，如「鴉片戰爭」等國恥國難，均發生於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時，其結果又將如何呢？這也是我們國運使然吧！這些國難國恥，卻發生在「歐洲擴張主義」（European expansionism）的極盛時期（根據他們的週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國國運週期衰竭開始之時。在這盛衰對峙之間，則清廷造化如何，也就無待蓍龜了。

　　所以我國近代史家每喜詬病清室涉外官吏為如何顢頇，如何庸愚，而在下讀史數十年，則不以為然也。

　　設以清季「科甲出身」之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沈（葆楨）乃至恭王奕訢等，比諸後來國、共、民、青、民盟、民進諸黨之高幹，優劣之間，豈待區區執簡人之饒舌哉？只是大清帝國氣數將終，統治機器報廢之週期已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國之不國豈能厚責於機車駕駛人員和維修技工耶！

　　「西化」、「現代化」與「階段性」

　　綜合本篇以上各節之闡述，一言以蔽之，我們大概可以說，一部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傳統中國」向「現代西方」轉變的「轉變史」（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這一轉變的過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學人則改呼為「現代化」。其實這兩個概念的疆界實在不易劃分，不過人類畢竟是個有「歷史感觀」（sense of history）的動物。歷史往往也是解釋概念之爭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現代生活中的刷牙為例吧！「刷牙」這項衛生習慣，是從西方傳來的。它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國都市生活中卻變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們就只能把它列入「現代化」的範疇了。據說毛澤東就沒有刷牙的習慣。這大概由於他年輕時農村背景和叛逆個性所造成的。青年的毛澤東反對「崇洋媚外」，所以就拒絕這「西化」的習慣了（毛氏也一輩子未穿過「西服」）。所以當他老年住入都市，生活就不夠「現代化」而被老婆罵成「太土」了。

　　毛澤東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見微知著嘛！這項社會學上的「微觀法則」卻能替我們解決無數大問題呢！

　　可是不論「西化」也好，「現代化」也好，我們近代史上這項轉變，幾乎是十年一變，層次分明的。它存在著濃厚的「階段性」。我們如從社會經濟史的觀點，試一回看鴉片戰爭前傳統中國的歷史，那就幾乎千年未變了。

　　從一本千年未變的「靜的歷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變的「動的歷史」，則近代中國之動盪也就可想而知了。不過我們這項動盪並不是雜亂無章的。它是從「西化」進入「現代化」，按部就班，層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們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給、自足、自滿的「三自」文明。它在「現代」階段忽然大動特動起來，實在是「鴉片戰爭」開始的。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吃了洋人的苦頭，所以才搞起「洋務」來（那時叫做「夷務」）。我們對付外族的老辦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鴉片戰爭時，我們被夷人的堅船利砲所打敗。戰後痛定思痛，我們第一個「夷務專家」的魏源（林則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了（見魏著《海國圖志》序）。這就開始了我們「科技現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鄧小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實說，我們在前一個世紀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確是有聲有色。九○年代中期，李鴻章的「北洋海軍」竟是世界七大海軍之一，遠駕於新起的日本海軍之上。不幸甲午一戰，馬腳全露。有識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為他們知道，大清帝國的根本問題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現代化」。康有為、梁啟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憲」。他師徒二人認為連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們的廣東同鄉孫中山則認為要搞政治現代化就得徹底的搞。他主張「建立民國」，乾脆把皇帝搞掉，來選個「伯理璽天德」。

　　康梁失敗了。孫先生成功了，並且當選了中華五千年史上第一個「伯理璽天德」。但是孫伯理璽天德並沒有解決問題，隨他而來的則是軍閥混戰、夷狄交侵。國政民生反遠不如大清帝國之晚年也。這樣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識之士」胡適之等來重行考慮了。

　　胡適之他們認為科技（堅船利砲）餘事也，政治經濟亦餘事也。重要是我們整個文化體系害了絕症，非徹底脫胎換骨不為功。這就是他們「全盤西化論」的理論基礎了。要丟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動「全盤西化」，這樣他們也就把「西化」運動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從魏源到胡適這一「轉變」過程是節節升高、層次分明，「階段性」是十分濃厚的。

　　「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雖然是屬於另一大時代了，其變化之軌跡，階段分明，基本上是與前期無異的。

　　總之，我們這部苦難而光輝的中國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動之下，時時在變、處處在變。其進度雖然難免迂迴曲折、顛顛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終於要找到一個安全而滿意的出口則一。出口云何，一個長治久安、名實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國也。語云：「窮則變、變則通。」所以只要我們不停地摸索，最後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來海峽兩岸的局勢來看，這個「通」的日子，似乎並不太遠了，我們等著瞧吧！

　　※民國七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脫稿於台北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五期

【壹】七、論帝國主義與晚清外患

　　在上篇談「帝國與民國之蛻變」的拙著裡，筆者曾不揣淺薄、斗膽地說過，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我們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史，幾乎是千年未變；而鴉片戰後，則幾乎十年一變。何以在社會經濟方面，我們的傳統歷史是「靜如處女」，現代又「動如脫兔」呢？恕我要言不繁，這個兩千年未有之變局，實是西方東來的「帝國主義」推動的結果。

　　「帝國主義」（Imperialism）又是個什麼東西呢？這一問題對我們這一輩二十世紀上半紀出生的華裔男女，還需要解釋嗎？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國主義侵華史」，便是我們一輩子實際生活經驗的主要部分，別提也罷，提起來，我們會怒脈賁張、咬牙切齒的。

　　以上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這是我們親身體驗出來的，有什麼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國一般史家和國共兩黨的官方，都會肯定「帝國主義」是近代中國的萬惡之源。馬列派的史學家，更會把它概念化一番說：帝國主義何以是萬惡之源呢？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萬惡之源的上面，還有一個總源的「資本主義」。

　　可是這些說法，卻不為很多西方漢學權威所接受。他們之間有許多極有火候的歷史家，甚至是最有權威的泰山北斗，如創立當今劍橋學派的開山宗師費正清教授等，卻認為「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於革命黨人（包括國共兩黨）不斷的宣傳，而嵌於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種幻覺。──雖然他們也並不否認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卻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

　　日本人呢？在他們戰敗之初，倒頗有些懺悔心態。可是近年來，他們就逐漸地把他們在中國大陸赤裸裸的姦擄焚殺說成「進出中國」了。只是日本人這批「進出論者」引經據典的功力，無法與西方的「幻覺論者」相提並論罷了。

　　朋友，時間是可怕的。以感情寫歷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見二十世紀後半紀（尤其是近三十年）才出生的中青年男女，他們對「南京大屠殺」、對「佳木斯細菌試驗所」等等的情感反應，就不會像他們父執輩那樣椎胸泣血了。君不見，抗戰期間站在不同陣地的一些華裔同胞，他們對日本戰犯不也有頗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過些年，縱是華裔大學生恐怕也要靠歷史百科全書，才能粗知「帝國主義」的定義了。

　　寫歷史的目的是為保存某一段歷史的真相。傳之後世，警惕將來。歷史家應該實事求是、心平氣和。他不應為某一時代的喜怒哀樂所局限而筆端常帶感情。所以像「帝國主義」這樣的議論未定之辭（debatable subject），就應該辭簡義賅的去搜搜它的根，再作論斷。

　　「擴張主義」與「帝國主義」

　　若談「帝國主義」的根源，我們就不能不上溯到歷史上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擴張主義是個洋名詞。我們文化中的同義字大致可說是「強凌弱、眾暴寡」。它是「人性」（human nature）中絕對存在的一面；也是最醜惡的一面。它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所揭露的「人類社會行為」（social behavior），甚至「動物社會行為」（animal social behavior）中經科學家證實的「客觀實在」。

　　人類歷史上「擴張主義」之動機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疆土、經濟、政治、宗教、文化、虛榮、色慾、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慾。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類向外擴張的社會行為。若論其在歷史中有記錄的犖犖大者，則我們「漢人」，原來也是這一行的老祖宗。我們早期對「其心必異」的「非我族類」之「擴張」行為，也是天人共憤的──可是我們的聖賢史家帝王將相，不也把這些最不光榮的對外侵略，開疆拓土、犁庭掃穴，說成王化遠播等等最光榮的民族史跡嗎？民族史家們（包括區區小我在內），又何嘗說過這些都是民族之恥呢？

　　就以我們對付匈奴族為例吧！

　　匈奴族是我們漢族擴張主義者最早的，有明顯史料可稽的受害者。其族本名曰「匈」（Hun），「匈牙利」（Hungary）之匈也。「奴」字可能就是我們漢族擴張主義者把它加上去的。正如日本人的老祖宗本自名曰「倭」（Wa），它那個倒楣「倭奴」的「奴」宇，也可能是我們漢人給他們加上去的。早期的歐洲史家和漢學家，對Huns是否就是Hsiung-nu頗存疑慮，就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nu」字，可能就是我們中國「種族主義者」（racist）所玩的花樣。

　　匈民族被我們的侵略大將衛青、霍去病、竇憲等人，給「擴張」出去了。他們拋棄祖宗廬墓、君父故土，逃難逃到中亞和東歐。在那兒，他們又把當地土著「擴張」得七零八落。終於在四、五世紀之間把整個歐洲弄得天翻地覆；最後弄出個史無前例的「民族大遷移」（The Great Migration）來。沒有民族大遷移，哪有中古和現代的歐洲呢？所以歷史家如果說，只有現代的歐人東侵才具有「史無前例」的影響，那就昧於古史了。

　　四、五世紀時歐洲，為什麼鬧得那樣天翻地覆呢？曰：「中國擴張主義」西進之後果也。「中國擴張主義」為何物也？威爾斯（H.G.Wells）教授所謂「Chinese Imperialism」也。所以「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大致可以說是「同義字」。至於十三世紀的蒙古西侵，也可說是「Chinese Imperialism」，因斯時的東方政治哲學尚無國際平等之概念（equality of nations），蒙古人所服膺者仍是儒家傳統之宇宙國家（universal state）。彼以少數邊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其性質正如滿族之建立清朝，亦天下共主之一朝而已。

　　所以現代西方的「帝國主義」，蓋亦起源於近代歐洲的「擴張主義」。這一點，任何國家、任何派別的歷史學者，大致都可完全同意的。

　　可是本為中國擴張主義的「受害者」（victims）的歐洲民族，何以於近代，忽然大肆「擴張」起來呢？而近代歐洲擴張主義又是個什麼性質呢？為著一般中文讀者的方便起見，我們最好還是把中西史籍對比著看，將這樁史實，簡單地從頭敘述一遍，再及其他。

　　封建末期的解放運動

　　筆者於前章曾略言之：中西「封建制」（Feudalism）之崩潰，時間上雖相去一千七百餘年，在性質上與形式上則頗為相似。中國在封建末季的「戰國時代」，王綱解紐、五霸爭雄；結果導致百家爭鳴、諸子蜂起。終於孕育出一個學術思想、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生活……等等徹頭徹尾的「解放運動」──它也是我東方文明最光輝燦爛的一段史實。可惜這個光輝燦爛的運動，最後竟以最慘痛的「焚書坑儒」的方式結束了。自此以後，我民族的智慧，就被帝王將相和儒教聖賢，牽著鼻子，一牽兩千年。所以湯恩比大師說，中國文明自此便一蹶不振了。

　　且看西方呢，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原也是輝煌燦爛的。不幸他們於四、五世紀之間，為「民族大遷移」所腰擊，竟被諸蠻族入侵（亦如我國史上的「五胡亂華」），弄得四分五裂。可是這些西方蠻族，一面雖毀壞了羅馬文明，另一面卻又自身「羅馬化」──其情亦如我國的五胡漢化。值此擾攘期間，那原為羅馬時代旁門左道的「基督教會」乃乘虛而入。其情況亦如佛教大盛於我國南北朝之間也。經過數百年之混亂，整個歐洲終於被基督教所征服而形成一個龐大的「基督世界」（Christendom）。（在東方，佛教便沒有這項福氣了。）

　　在這個基督世界裡，那些流竄蠻族（今日歐洲白人的祖先）逐漸定居。其羅馬化、基督化了的酋長們也就逐漸地落實他們部落的統治而變為（與我國春秋戰國時代類似的）封建諸侯了。他們各自霸佔土地、豢養農奴、組織莊園，不斷地增進生產以自肥。而與他們平行發展的「基督教會」除霸佔土地之外，還興辦教育、建築教堂、規範文化、包辦上帝以自尊。這樣便形成了他們「政」（state）、「教」（church）兩頭大的「中世紀文明」（medieval civilization）了。

　　因此，就中世紀文明的本質而言，無封建諸侯與封建生產制，則蠻族社會便無法安定，原始農業便無法增產。無教會與上帝，則諸蠻族各「拜」其「拜」，小拜拜拜大拜拜，亦不成其為宗教、不成其為文化。所以封建諸侯與教會司鐸在中世紀亦各有其文化任務與歷史功勳。雙方配合適度，亦可使庶民樂歲終身飽、凶年得免於死亡。安居樂業、絃歌處處，煦煦然，固亦有三代之遺風焉。已故吾師中古史權威之艾文斯（Austin P.Evans）教授，總以中古社會生活為人類社會生活之理想境界，良非虛獎。君不見馬丁路德乎。路氏對教會腐敗，雖恨不得與之偕亡，而對封建諸侯則頗能曲諒，亦自有其卓見也。

　　但是歷史畢竟是隨時間移動的。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封建制、莊園制、基爾特制，雖俱有其歷史任務，然任務完成，時移勢異；時勢變而制度不變，它們就成為進化的絆腳石，歷史的反革命了。此吾友嚴家其先生於最近神遊羅馬參觀「異端法庭」（Inquisition Court或Holy Office）之後，便與其誓不兩立，亦職是之故也。

　　中世紀封建文明，以善自培植而達於飽和狀態，一個「解放運動」（如中國古代之「百家爭鳴、諸子蜂起」）就應運而生了。可是中西封建社會之崩潰卻同源而殊途。我國的「諸子蜂起」，終以諸子同坑而結束。歐洲則因為出不了一個秦始皇，收束不了這個「處士橫議」的局面，因此現代歐洲為反抗「政」、「教」兩大桎梏的「解放運動」就像一窠蜂子，向四處爆炸了。其出現方式如「宗教改革」、「商業革命」、「方言文學」、違反教義的科技探討、規復原本為基督徒所不悅的「羅馬法」之研究與施行等等……總之一個廣義的「文藝復興運動」，乃如野火之燎原，一發而不可收拾。歐洲的天地太小了，它們火花四射，很快地就燒遍五大洲。它們結束了歐洲的「大黑暗時代」，便把人類的文明自「中古」推入「現代」。因此一部三百年的「現代世界通史」，就變成一部「歐洲的擴張主義」的歷史了。

　　「擴張主義」的「兩面性」

　　所以現代歐洲的向外擴張是有其善惡的兩面性。其「善」的一面，則籠罩由西歐開始的「現代文明」各方面（various aspects）的向外傳播。其形而上各方面或可概括之為「德先生」（民主和相關的觀念）；其形而下者，便是「賽先生」（科學）了。

　　而「擴張主義」的「惡」的一面，則是歐西白種民族國家利用其先進科技成果，向落後地區姦擄焚殺，作其赤裸裸的掠奪、侵略和侮辱。

　　因此，這一現代的歐西擴張主義，其「善」的一面的傳播，雖非其原來的「動機」，然其「結果」則不無可取。例如上文所舉有關我們日常生活的小例子「刷牙」。無「西風東漸」，讓我們「洋化」一番，我們早起不刷牙、豈不難過乎哉？這一點我們就要拜侵略者之賜了。

　　可是這一類「原本無心」的「牙刷主義」的傳播，終抵不掉他們那「存心作惡」的砲打火燒、走私販毒、「華人與狗」等等罪惡行為。這「惡」的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Colonialism）了。

　　所以我們如果要討論那些來自西方，本質上大同小異的什麼「擴張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那我們就得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我們如只為感情所驅使，而把「帝國主義」看成近代中國的「萬惡之源」，這多少也有乖史實。因為它在槍桿、鴉片之外也還有些好東西。君不見，我們今天搞得轟轟烈烈的什麼民主、人權、婦女解放……等等，不都與「帝國主義」同船光臨的嗎？否則我們還不是在搞那個倒楣的「三從四德」？！

　　可是，我們如果只看見人權、民主、科學、技術，而忘記了那殺人放火、販毒走私，血淋淋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本質，而胡吹、或變相的胡吹，說什麼「白種人的負擔」（Whiteman's Burden）；把販毒走私，說成只是提供一般商品；殺人放火，是為幫助落後地區開化，不得已而為之；武裝侵略，是幫助愚昧帝國加入「世界社團」（World community），納入「條約體制」（Treaty System），那豈不變成「魔鬼的辯護士」、殺人犯和毒梟的律師了！？因此我們讀歷史、寫歷史，都應觀其多面。窺豹之一斑、摸象之一塊，便說教終生，強人從己，那就無啥學術可言了。

　　黃粱夢醒、天翻地覆

　　再者，「帝國主義」也不是任何一個單純的國家或民族所可包辦的。它種類繁多，因國而異。葡、西、荷、英、法、俄、德、義、日等國擴張的方式，有其相同之處，也有其相異之處。

　　縱是同一個國家，向同一地區侵略，其發展也不是平面的。它是因時而異，各有其縱深蛻變底程序的。此一時可作其大惡，彼一時為其本身利害之需要，或亦有若干善果，凡此都不可一概而論，或以偏概全也。

　　現代西方帝國主義之通性為何呢？簡單地說來，則是：濫用暴力，追求暴利，不擇手段，絕情寡義。這條通例可以說是自弘治六年西、葡兩國經教皇敕令（Papal Edict）中分地球開始，到民國三十四年二次大戰後日本投降為止，通用於四百五十餘年之間所有的帝國主義而不會有太大的偏差。

　　在十五、六世紀之間，西葡兩國開始向海外擴張時，就是濫用暴力、追求暴利的。當時的受害者便是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沿海的黑人。西班牙人為掠奪土人，尋找金銀，曾有「吃人肉」的可怕紀錄。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綁架土生黑人，販賣為奴。其行為又豈止「絕情寡義」而已哉？迨達伽馬（Vasco da Gamma）於弘治十年繞過好望角，直航印度兩年後歸來，獲暴利六十倍，真是羨煞西歐朝野。

　　西、葡兩國是西歐擴張主義的始作俑者。但是地球畢竟太大，兩邦實在太小。兩國向相反方向發展，主宰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終於正德十六年由麥哲倫之繞地球航行而會師於東南亞時，已負荷太重。其後當地土著及東南亞華僑，雖受禍彌深──萬曆三十年西班牙人曾於菲律賓之大侖山（San Pablo del Monte）一舉屠殺華僑兩萬四千餘人；崇禎四年於加拉巴（Calamba）再殺我華裔兩萬有奇──然其對中國大陸本土則始終未敢過分覬覦。葡萄牙人雖於嘉靖三十六年，潛入澳門建小貨棧，並於台澎外海瞻望寶島而驚其「福爾摩莎」（Formosa，葡語「秀美」也）。然限於國力，亦無法強佔。

　　迨荷蘭人於萬曆三十年組織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向「東印度群島」（今之印尼）發展時，曾一度乘機佔領台灣之一角，然終於順治十七年為鄭成功所逐。

　　所以上述一二個海權小邦，雖曾於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間，把整個東南亞（亦多為中國之舊藩屬）弄得天翻地覆、海嘯山崩，但是他們卻始終未敢侵掠中國大陸，因此我大陸上明清兩朝自鄭和七航（永樂三年至宣德八年）收帆之後，便龜縮神州，睡其呼呼之大覺。對大門之外的西洋海盜，毫無所知，亦未加聞問。如西班牙所操縱，以華裔海員為基礎，獨佔亞美兩洲的太平洋直達航運二百五十年之「馬尼拉郵船」（Manila Galleon，嘉靖四十四年至嘉慶二十年），我國官書竟無片紙記錄，酣睡之沉，亦可驚矣！

　　我國明清兩代朝野，黃粱一夢四百年（宣德八年至道光十九年），迨鴉片成患，西來毒販欺人，一覺醒來，已景物全非矣！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毒梟」

　　若論歐西各國東向擴張之先後，英國實在出道甚晚，但是英國卻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全面、最耐久，最能因時制宜、隨機應變，不拘一格、花樣繁多而後來居上的帝國主義。事實上，一部晚清中國外交史，便是一部「中英外交史」。俄、法、日附庸而已；美國則英之尾閭也。

　　英人作有計畫之東侵蓋始於萬曆二十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England）之創立。該公司為一私營之商業組織。然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所特有的和衷合作、窩裡不反的民族精神，竟能使該公司擁有政治權力與英國之國家武力相配合，全面向外擴張。其第一目標蓋為印度之「蒙古王朝」（Mogul Empire，或譯蒙兀兒王朝、莫臥兒王朝）也。蒙古王朝斯時已弱點畢露，治下諸侯林立，內訌不已，乃予英國之東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機。其時入侵印度除已式微之葡萄牙人之外，原有英法二強。然兩雄相爭，法人終非敵手。筆者今猶憶及數十年前在大陸上初中時，老師教世界歷史課，曾大談「英國小將克乃武（Robert Clive）大敗法國老帥杜普雷（Dupleix）」之歷史故事；有聲有色，至今不忘。杜普雷於乾隆二十二年被克乃武逐出印度。印度乃為英國所獨吞，一吞二百年，至二次大戰後始恢復獨立。

　　英人東侵之第二主要目標厥為中國。然其時正值我國乾隆盛世。中央權力方濃，沿海諸省亦無懈可擊。中英交往乃限於國際間之貿易。唯英國此時尚處於工業革命前期，鐘錶、呢絨等少數製造品之外，無太多商品足資供應，而我國之絲、茶、瓷器則可無限外銷。因此中英貿易初期，英方「逆差」殊甚，全憑金銀硬幣，以為挹注。

　　不幸我國之「順差」貿易，不數稔便迅速逆轉。至乾隆三十八年，東印度公司取得鴉片專賣權（monopoly）之後，我國順差瞬即變為逆差，以至一瀉如注，不可收拾。

　　鴉片原產於南洋、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地而以印度為最佳最夥。明季列為藩屬「貢品」。蓋鴉片原為極有效之藥物也，清初南方沿海始見「竹管啖煙」之陋習，蓋亦傳自海外，鴉片遂成為毒品矣。

　　順康之間（順治元年至康熙六十一年）滿族入主未久，朝氣蓬勃；而中土於大亂之後，人口大減，物阜民殷。政府亦能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北京；朝廷政令頗能一竿到底。煙毒初現，政府即申嚴禁之令，故亦不足為大患。不期嘉道之際（嘉慶元年至道光三十年），清朝之盛世已邈，衰竭之週期將屆，朝政不綱，地方官吏之貪污腐化尤不可遏，鴉片禁令乃漸成具文。

　　其尤不可抗拒者，則為大英帝國挾其吞噬印度之餘威，官商一體，揖帆東來，載其印度之高級鴉片，在我沿海作武裝走私。其囤集走私鴉片之躉船，有時竟泊於廣州城郊之黃埔！「濫用暴力，追求暴利」莫此為甚。年前筆者遊黃埔，導遊者告訴我：「此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黃埔軍官學校』之故址也。」我也告訴他：「比軍校更早一百年，此亦英國人走私販毒，鴉片堆棧之故址也。」導遊愕然。

　　近年來曾有中西歷史學家，堅持「鴉片戰爭非為鴉片而戰」之學說。他們認為「鴉片」只是一種商品，由英商運抵南中國外海伶汀洋中之小島。其銷行中國內地則全由中國本身極有效率之走私商人接運之，非英人之責任也。此一學說，真是歷史學界的奇談怪論。

　　筆者定居紐約市四十餘年，對本市販毒掌故可說瞭如指掌。所知個體毒販，大至億萬富翁之毒梟，小至當街兜售「白麵」之八、九歲兒童，可說「閱人多矣」。以美國今日緝毒機關之有效，科學方法之新穎──偶讀其官方緝毒報告，直如科幻小說，然終不能禁。馴至每下愈況，全世界之最大都市，今竟為毒犯所征服。目前聯邦政府於國內束手無策之情況下，只有乞助於友邦，冀圖直搗「金三角」之老巢，亦未見有若何效果。噫嘻呼，緝毒之難，豈踞坐皮椅，於象牙之塔內放言高論的教授先生，所能知其萬一？！

　　區區讀史之餘，每作遐想：設有超級帝國主義，以激光砲、原子彈諸武器為後盾，強運千噸今日最精純之「中國白粉」（China White），泊舟於紐約港內之「艾麗絲小島」（Ellis Island）以供應市內之大小毒販，則偉大之紐約市將成何世界？美國又成何國家？華府白宮對此超級毒梟之反應又何如哉？此不正是當年道光爺陛下的中國嗎？！

　　明乎此，吾人當知十九世紀之英國便是人類歷史上，若是之空前絕後的最大毒梟也！明乎此，則鴉片商品論者，也就很難自圓其說了。

　　「鴉片戰爭」與「茶葉戰爭」

　　有的學者可能還要辯論說：鴉片之為害一事也。鴉片之淪為中英戰爭之導火線，則又另一事也。以遜清政府當年之顢頇愚昧（ignorance）、閉關自守（seclusion）、反商（anti-commercialism）、排外（anti-foreignism），縱無鴉片，則其他任何一「片」──麥片、米片、溺片、尿片──亦均可為「麥片戰爭」……「溺片戰爭」之導火線，豈獨鴉片已也？中英之戰勢在必發，非鴉片之過也。

　　此言實昧於歷史事實之又一胡說。

　　有關「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之中西史籍無慮數百種。今日史家對戰爭之經過，蓋均已耳熟能詳，不須爭辯。拙作限於篇幅，亦無法重敘史實（註釋上再略敘之）。然該次戰爭之基本性質，有待研討之處則正多也。

　　須知「鴉片」為當年中英戰爭中，英方無可代替之「商品」也──其獲利之豐（讀者試看今日之毒販便知），天下無雙；其有助於當年英國國庫之收入（national revenue），亦不可或缺；其有助於英倫之繁榮、「國民所得」之增長，與夫紳士淑女生活水準之提高，也出乎想像──試看倫敦、香港等地十九世紀所建，今日仍巍然兀立之高樓大廈，有幾座與鴉片無關？（君知否？這類建築，紐約與波斯頓，間亦有之。英人壟斷了印度高等鴉片；波斯、土耳其產之次等貨，美商營之也。）

　　總之，「鴉片貿易」（opium trade）為當年英倫朝野，國脈民命，生計攸關，不可或缺之國際貿易。女皇與國會，均不惜為之一戰。可是英國國會檔案不昭示乎，英國議員之反對戰爭者，豈非所在多有？此則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小史之見也。英國與美國一樣，畢竟是個有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嘛！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國會之內還不是有人反對對日宣戰！

　　所以我們敢斷言：「鴉片戰爭中英雙方皆為鴉片而戰也。」否則它就不叫「鴉片戰爭」了。乾隆四十一年開始的「美國獨立戰爭」，是由中國的烏龍茶葉引起的。該戰爭非為茶葉而戰，因此它就不叫「茶葉戰爭」了。

　　然則十九世紀中葉中英之戰是否像一些中外史家所述，不論「鴉片」、「溺片」都「非戰不可」呢？

　　答曰：唯唯否否。何也？曰：若無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貨歸官」的鐵腕政策，則「鴉片戰爭」便不會爆發！蓋清廷至此，禁煙已百餘年。然鴉片之禍，愈禁愈熾；鴉片貿易愈禁愈大。「鴉片戰爭」原為鴉片而戰嘛！如鴉片之禁令始終只是一紙具文，則英國又何必發動什麼鴉片戰爭呢？無奈鴉片之禍，至道光中葉已至不可收拾之程度。世界上任何有自主權的國家，為著一己生存，都非禁不可。

　　吾人今日如試一重讀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摺的原文，則知正當進出口商人經營所獲，「較之鴉片之利，不敵數十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又說到罰輕癮重，吸毒者「刻不可緩……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與販者，罪杖一百，徙三年。然皆係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徙。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必不願受刑而死於市……」（見黃著《黃少司寇奏疏》）。這種敘述之真切，以今日紐約毒禍與之相印證，都是符契相合的。至於那禁煙名句說，煙如不禁，則將來「不唯無可籌之餉，亦且無可用之兵」。中國如衰敗到那步田地，則「鴉片戰爭」就沒有「非打不可」之必要了。這一個境界卻正是英國這個大毒梟，在鴉片戰前所企盼的中國啊！出乎他們意料的則是道光皇帝竟然派出一個有為有守、而敢作敢為的林則徐。林某既然真的要禁起煙來，真的means business，則這場戰爭才真的就「非打不可」了。一戰四年，中國大敗虧輸，落得個「五口通商」、「割讓香港」的結果，在本篇正文上，就不必細述了。

　　「鴉片戰爭」之戰與不戰之權，操之於大英帝國的首相與國會。林欽差被動應變而已。他如要認真地禁煙，不管貴欽差是林則徐、張則徐，都要挨打了。是耶？非耶？

　　從「印度第二」到經濟第一

　　英國在清末和中國一共打了三仗──一次是「全仗」（「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兩次是和其他列強合夥來打的「半仗」（「第二次鴉片戰爭」，亦名「英法聯軍」，咸豐八年至咸豐十年；和「八國聯軍」，光緒二十六年至光緒二十七年，史家也稱之為「拳亂」、「義和拳」，扶清滅洋之亂也）。

　　前段已言之，英國是當今世界上最能隨機應變、十項全能的帝國主義，所以它對我們所打的三次戰爭的性質和方式也大有不同。

　　曾兩任英國首相（同治七年，同治十三年至光緒六年）的迪斯瑞理伯爵（Earl Benjamin Disraeli，嘉慶九年至光緒七年）曾有名言曰：「大英帝國無永恆敵人，亦無永恆朋友，卻有永恆利益。」所以上述三次侵華之戰，雖方式不同、性質各異，其為大英帝國的「永恆利益」而戰則一也。

　　概括地說來，中英鴉片之戰，英國的目標和方式都是以它侵入印度的歷史為模式的。遠在乾隆五十七年，英王喬治三世遣馬爾尼尼伯爵（Earl George Macartney，乾隆二年至嘉慶十一年）使華時，彼即深知清軍火器之落後，在軍事上非英國之敵手。鴉片戰前，英人非但洞悉清軍之不足敵，而清政之窳劣，尤為英方所睥睨。因此縱鴉片一項之入侵，便可不戰而屈人之兵，把中國變成「印度第二」。西方老輩漢學家閱拙作或將誣為過甚其辭。其實英人之臣服印度又豈有若何通盤計畫哉？若輩只是乘勢入侵，得寸進尺，終於造成既成事實罷了。其侵華也亦然。鴉片戰後，則司馬昭之心亦為其血濃於水的自己白種夥伴所共識。

　　〈中美望廈條約〉（道光二十四年）締結之後，第一任美國駐華公使義華業（Commisioner Alexander H. Everett）於道光二十六年十月抵廣州履新，目擊英人在華之不擇手段，對中國主權恣意侵越，便認為英人有計畫要把中國變成「第二印度」而憂心忡忡。義氏並專書呈報美國國務卿及總統，籲請華府聯合歐洲其他列強尤其是法俄二國，加以制止。（義華業呈美國務院之報告原件現存美國「國家檔案局」。於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日，發於澳門。）其後歷任美使所見皆然。其唯一例外則為第五任美使伯駕（Peter Parker）。

　　伯駕原為美國傳教士，鴉片戰前即與鴉片販有親密往還。戰後為急求深入內地自由傳教，而支持英國之積極侵華政策。迨伯駕以六任美使館代辦而升為第五任公使時，竟籲請華府「佔領台灣」，始為布肯南總統（James Buchanan）所撤職。

　　但是英國畢竟是個有修養的帝國主義。鴉片戰後不久英政府便深知獨吞中國之不易。蓋中國為一高度中央集權之統一大帝國，頗難分而治之如英人之御印度也。再者，鴉片戰後俄法美諸強亦接踵而至。對弱大中國群起而蠶食之；各分其一杯羹固為勢所必至，而一強鯨吞則為時已晚矣。因此在「太平軍」金田起義（道光三十年）之後，英國對華政策乃有極顯著之改變。

　　在此期中，英人已不再作印度模式之企圖。而改採聯合法美兩國以武力脅迫清政府在不平等條約之下，作沿海與內陸之全面開放。斯時法美諸強雖亦尾隨英人插足東亞大陸，然其經濟力量與英商相比則微乎其微。英政府如能策動列強共逼清廷作全面開放，則實收其利者，仍只是大英帝國一國而已。英國之此項邀請，美政府因疑其動機，不願加入，而法國則欣然入彀，此即為英法聯軍於咸豐十年攻陷北京之全盤經緯。

　　北京既陷、圓明園被燒，而清帝咸豐亦死於承德，導致宮廷政變，寡婦垂簾。清室至此對西方帝國主義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對列強的予取予求，簡直是百依百順。因此清政府於天津、北京兩地與列強所簽諸條約，可說均是據英人所要求之條件為基礎的一邊倒的城下之盟。強者恣意索取，弱者俯首聽命──斯即西方今日一些史家所謂促成中國加入「世界社團」、採行「條約體制」之實際經過也。

　　在此「條約體制」下，清廷隨後簽了一連串的條約，不特把中國重要沿海港口，遵命全部開放，外人在內河航行、築路開礦、傳教辦學、租地居留亦一概有其條約保護。英人監督我海關、代辦郵電亦均一概落實，而〈中英北京條約〉（咸豐十年）中最狠毒之一附款，則為「販賣鴉片為合法貿易」。

　　〈中英南京條約〉（道光二十二年）中，鴉片走私被廝混過關，未提一字。然〈中美望廈條約〉（道光二十四年），則明訂鴉片為「違禁品」（contraband），貿易為走私，美商不得參與。咸豐八年中美天津續約，美使列衛廉（William B. Reed）原擬重續此條，然為英使額爾金（Lord Elgin）所駘，乃將此條刪除，遂使英人未費一辭竟將鴉片貿易合法化矣。（見列衛廉咸豐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發自天津對美國國務院之二十三號報告。原件存美國「國家檔案局」。）

　　既經合法化，「鴉片」這項「商品」在中國進口乃逐年增多，清季竟佔全中國外貿總額百分之六十以上；而當時中國進出口貿易之運輸，幾乎亦由英商總攬承包。英帝國主義之對華發展，至此亦可謂登峰造極矣。

　　席豐履厚，圓顱方趾，大英帝國之臣民，當時真是傲視萬邦，睥睨全球。那億萬個貧窮骯髒、面黃肌瘦、愚昧無知的鴉片鬼「約翰．支那曼」（John Chinamen），仰視豪華幽雅的上海「外灘公園」，也就不能與狗同入了。

　　朋友，這便是滿清末季，以英國為軸心的「西方帝國主義」侵華之大略及其嚴重後果之實況。雖然當前中西漢學界皆另有說辭，但是史料俱在。等到大家都可利用相同史料來發掘歷史事實時，是非終必大白。林肯總統說得好：「你可騙所有人民於一時；騙部分人民於永遠；但你不能永遠欺騙全體人民。」這正是公正歷史家的信條。

　　因此當〈中英北京條約〉簽訂之後，英人對華之願望可說已全部達成。大英帝國雖手下留情，在政治上沒有淪中國為第二印度，但卻取得把中國打成大英殖民地的一切經濟權利。可是中國畢竟還未成為殖民地。諸強蜂擁而來，則大英帝國如何保持其在華的既得利益，怎樣維持「現狀」（status quo）更從而推進之，就變成其後一階段英國對華政策的重心了。

　　英帝政策的蛻變與法帝的「非洲模式」

　　長話短說。自咸豐十年的〈北京和約〉到光緒二十七年，結束「八國聯軍」的〈辛丑條約〉之簽訂的四十年間，大英帝國對華政策的縱深發展，竟逐漸從一個面目猙獰、吸血吮髓的母夜叉，變成一個捍衛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的強有力的保母了。雖然在此期間它還是強奪了緬甸（光緒十一年）、「租」佔了威海衛與九龍（光緒二十四年），但是較之俄法日之貪婪橫暴，則真是「盜亦有道」了。九十年後又有誰知道，那原先囤集鴉片、包庇走私的小島香港，竟然變成百萬人民捍衛民主人權的聖地；原先面目可憎的帝國主義之鷹犬，如今卻變成港人折檻攀轅、望碑墮淚的循吏賢宰呢？我們對英語民族的政治修養，和統治藝術，真要脫帽致敬。這也是他們帝國主義幻覺論者最強有力的理論根據吧？！

　　英國對華政策之演變當然都是以「大英帝國的永恆利益」為出發點。但是不論進退，它都能發而中節，正如邱吉爾所說：「殺人也要殺得客客氣氣的嘛！」不像其他帝國主義，尤其是俄國與日本那樣的惡劣作風。

　　再說說法國。法帝國主義在清末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原是個百分之百的「殖民主義」。它的模式便是瓜分後的非洲模式之延續。在十九世紀的非洲，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分別建立其殖民地。分據之後，彼此壁壘森嚴，互不相讓、勢同敵國。一旦歐洲本土有矛盾，則非洲亦矛盾隨之。此即法人強佔安南（光緒十一年）及廣州灣（光緒二十四年）之後，向廣西、雲貴延伸之意圖也。其後德人之佔領膠州灣，據青島（光緒二十四年），以山東為「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亦屬此類。

　　至於俄國，其入侵中國之方式與性質，則又為另一型態。

　　疆土帝國主義的俄羅斯

　　前節已言之「歐洲擴張主義」原是人類歷史在「現代階段」（The Modern Era）的時代現象。歐洲擴張主義者之向東發展原有海陸二途。上面諸節所述原是以西葡兩國作急先鋒，以英美兩國壓陣的「海上帝國主義」；而取道陸路東侵的帝國主義，就只有俄羅斯一國了。

　　以基輔（Kiev）為中心的中古時期的俄國，原是一個以斯拉夫民族為主體的，極其落後的北歐小國。一三四○年（南宋嘉熙四年）基輔為蒙古遠征軍所破。其後淪為蒙古帝國之附庸凡二百四十年。至成化十六年始擺脫蒙古統治，恢復獨立。然在此二百四十年蒙古統治期中，此一原為不東不西之小國，卻學到一些既東且西的統治技術。其尤要者則為蒙古治下之極權政府也。因此俄國恢復獨立後的第一位沙皇「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即為當時世界上凶殘至手刃太子的最恐怖的統治者。俄民斯時亦因久受蒙古之恐怖統治，一旦恢復獨立，也就追隨其恐怖的統治者，作最恐怖的擴張主義之反彈。其西方因受阻於強有力而更開化的西歐諸強，俄帝就只有瘋狂地向東推進了。斯拉夫原為北歐之一弱小民族也。孰知一旦野性爆發，不數十年竟翻過亞歐交界之烏拉山（Ural Mountains）而成為中亞與西伯利亞（Siberia）之第一號煞星了。Siberia者即鮮卑利亞之轉音，我國西北邊陲內外少數民族之故鄉也。這些「少數民族」原即是一些逐水草而居，隨季節遷移，每年南北轉徙千餘公里的遊牧民族。本身雖極驃悍，若無大單于為之統一，則亦各不相屬；甚至彼此忌嫉，予入侵者以可乘之機，各個擊破。

　　俄人東侵時，其武力雖不過數百人至數千人，然其擁有現代火器，以故「各個擊破」之實力極強。而俄人擴張之時其殘酷程度可能在西歐各海盜國家之上。其殺人滅族、姦擄焚掠，甚至燒烤人肉佐膳，亦時留記錄，有案可稽。筆者族叔唐盛鎬博士精通俄語，彼自俄國革命後所公開之沙俄檔案中，翻閱有關史料，讀之真駭人聽聞，不堪想像。所以沙俄東侵百餘年，鮮卑利亞真被它殺成一片血海。所幸於十七、八世紀時，中國清室崛起，而康雍乾三朝（康熙元年至乾隆六十年）本身固亦為一強大之陸上帝國主義也。以故於十七世紀之末，俄軍東侵至外興安嶺之西麓時，乃為強大清軍所遏阻。一戰之下，陸軍挫敗，乃有中俄〈尼布楚條約〉（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之簽訂。該條約之主款厥為兩強以外興安嶺為界，劃疆而治。俄人之陸路東侵至此乃告一大段落；雙方相安無事者凡一百七十年。直至咸豐十年，英法聯軍攻破北京，俄人乃撕掉〈尼布楚條約〉，進佔我東北，強據我海參崴，改名俄屬「鎮東港」（俄語Vladivostok，即鎮東二字之組合也），從此為患北方，至今未已。

　　然俄國自沙俄迄蘇俄俱為生產落後之國家，在清朝與中國貿易，除大量皮毛之外，亦無太多進口貨物，故其對華貿易興趣不大，而所重者領土也。所以俄帝於晚清末葉為一單純的土地帝國主義（territorial imperialism），較之英國之十項全能，遜色多矣。但是在英法聯軍之役，彼竟能趁火打劫，不費一彈而盡佔我東北，並及外興安嶺以東之整個西伯利亞；且乘勢穿越白令海峽而盡佔阿拉斯加（Alaska），與自加拿大東來之大英帝國主義短兵相接。俄人自知不能守，乃賄通美國參眾兩院，以七百二十萬美元之廉價（約五分錢一頃）售與內戰後之美國，然其以非法武力強佔我之東北全境卻寸土不還。

　　余讀咸同兩朝之《籌辦夷務始末》，見滿清疆吏向北京朝廷之告急文書，縱在英法聯軍推向北京砲聲正濃之時，其篇章亦以來自盛京（今瀋陽）為最，足見俄帝趁火打劫之急切也。

　　俄國對華疆土之兼併，自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統治俄羅斯四十三年，康熙二十一年至雍正三年）至史達林（統治蘇俄三十年，民國十三年至民國四十二年），初無稍變。東起海參崴、西迄伊犁，兩國疆界綿長五千哩，俄人總是虎視眈眈，伺隙而動。其志在兼併整個滿蒙與新疆，證據斑斑。我國近代史家每舉唐魯鳥梁海、江東六十四屯、與伊犁等小區為例，真是小看了北部鄰家。北鄰之大志固在中國長城以北之整個滿蒙與新疆也。

　　此種帝俄對中國之侵略遠景，受禍最大者固為大清帝國，然清廷至此如能保住北京禁城，已屬難能，對邊疆、對藩屬也就顧不得許多了。俄帝窺邊、清室無能，乃鼓勵了東鄰日本之入寇。

　　日本的「歐羅巴社會」

　　日本在近代東方之崛起，是歷史上一個奇蹟。其崛起後竟能跟隨歐美諸強，侵掠中國，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黃色帝國主義，而其凶殘則較諸白色帝國尤有過之，此理殊不易解。

　　再者，日本文明原為大陸上漢族文化向外擴展之邊緣，而此邊緣文化於近百年中竟能反噬其母體，其母體文明又表現得若斯之顢頇不可救，則尤使史家茫然也。

　　胡為乎而然呢？在諸多解說中或以社會型態說較為可信，且為讀者試釋之。蓋古日本文明原甚落後，隋唐以後，僧侶學子群訪長安，日本社會制度才開始漢化。然漢唐文物典章如中央集權文官制、考試制度、徵兵制度、家族制度……均未必適合島居小國。日久變質乃與中土原制各行其是。如中國之文官制、徵兵制，原均為代替世襲制而設計者，日本試行之，中央集權未成型，反而助長諸侯世襲，軍人職業化，而架空了中央，所謂藩幕是也。說者以日本明治維新前之社會結構，實與西歐封建末期之社會結構，極為相似；而此一相同之結構則為歐洲「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an）之溫床也。日本既有此溫床，蓄勢待發，因此一經與西歐接觸，符節相合，一個東方產業革命乃應運而生矣。此一「歐羅巴社會結構」說，頗能道其契機，故為讀者述之。至於我國傳統社會之結構則為單純的「亞洲式社會」（Asiatic society），故與歐式經濟發展，殊嫌鑿枘不投。筆者於上篇曾詳釋之。幸讀者賢達審閱而惠教焉。

　　日本既以社會型態之偶合，益之以明治時代之開國精神，心物兩健，不旋踵乃崛起為侵華最後起之帝國主義矣。甲午（光緒二十年至光緒二十一年）「中日之戰」後，割我台灣，奴役朝鮮，進窺南滿，中國之外患遂益形複雜，而英國在東亞大陸上之「維持現狀」政策，也就更難「維持」了。

　　所謂「勢力範圍」的因因果果

　　我們如把滿清末季英國對華政策再稍作回溯，便知英國這一「縱深發展」的政策，蓋有三個不同性質的階段（不像俄日兩國的侵華政策前後不變，一竿到底也）。

　　其第一階段便是統治印度之後，乃把中國看作印度第二。此一階段之發展，以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條約〉之簽訂及其後數年為巔峰。在此階段中，英國對美法俄諸強均嫉視殊甚，而其他列強亦以牙還牙，視為公敵。此亦歐洲糾紛在亞洲之餘緒也。

　　第二階段則自咸豐八年「亞羅船事件」（The Arrow Incident），掀起「第二次鴉片戰爭」始，直到光緒二十四年「義和拳」之蠢動而告終。在此四十年中，英國在華與諸列強之關係則為政治妥協、經濟領先，甚或獨佔（如鴉片、如航運）。以故在此階段中「維持現狀」實為英國對華政策之中心思想。然此一思想至光緒二十四年終成泡影。蓋此時大清帝國「氣數已盡」，舉國癱瘓、振作無力；而歐美諸強之擴張主義卻如日中天。──原本隔洋觀火的美國，竟於此年無意中擊敗西班牙而取得了菲律賓，一夕之間竟也變成遠東的貪婪一霸。巧的是筆者那位歡喜搞「以夷制夷」的貴同鄉李鴻章，秘密與沙俄勾結以抗日本，亦於此年把旅順、大連二港租給了俄國。俄帝得此二港囊括了滿蒙，便野心勃勃地把長城以北的中國領土宣佈為俄國的「勢力範圍」，不容他國染指了。俄國此舉侵犯中國主權問題不大，可是它也侵犯了英國的經濟利益，弄得英國在中國長城以北，路不能修、礦不能採、鴉片也不能賣，損失不貲，那就玆事體大了。

　　更巧的則是我們一向好勇鬥狠以「響馬」聞名全國的山東老鄉，也於這時打毀了一座德國教堂。好個藉口，德國一下便衝入膠州灣，佔領了青島，宣佈山東省為德國「勢力範圍」。德法鄰居，法國豈肯後人，也一下霸佔了廣州灣，西南中國也就變成法國的「勢力範圍」。福建面臨台灣，日本也就當仁不讓了。

　　這樣一來，原以整個中國為其勢力範圍的英國，不免慌了手腳。它趕緊佔了九龍，以鞏固其香港老巢；再一步便拿下威海衛以對抗沙俄。但是威海衛在「德國勢力範圍」之內，為聯德防俄，它又不敢冒犯德國，否認其在山東的「勢力範圍」。它自己也想宣佈長江流域為「英國勢力範圍」，但是長江流域早已華洋雜居，有範無圍。並且比起中國全境也範圍太小，損失太大，心有不甘。所以光緒二十四年的英國真惶惶如喪家之犬，不知如何是好。最後忽然靈機一動，找出個辦法，便是乾脆不承認「勢力範圍」這一概念的存在。但是它自己勢力範圍之內的利益，又不容他人侵犯。矛盾重重如何是好呢？幸好英國政客都有優良的「巴厘滿訓練」（Parlimentarian training），長於言辭，精於辯論。因此殖民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乃有其面不紅耳不赤，一針見血的精擘之論曰：「勢力範圍，從未承認；利益範圍，從未否認。」（Sphere of influence, We have never admitted; sphere of interest, we had never denied.）

　　因此英國為維持自己的「利益範圍」，則必須打破其他列強的「勢力範圍」。這一原則既定，長於辭令的政客乃把它取個名字叫做「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所以九十年前英美兩國在中國所搞的「門戶開放」和鄧小平在目前所搞的「門戶開放」，就大異其趣了。老鄧的門戶開放是因毛澤東「閉門造車」搞得民窮財盡，才不得已來個開門請客，迎接外資外援。而九十年前的「門戶開放」，則幾乎與中國政府無關。中國想管，洋人也不理會。他們的門戶開放是不許侵華的各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勢力範圍，搞非洲式的瓜分運動，所以中國在此均勢條件下，也不無小惠。至少可免於作真正的殖民地。

　　可是英國當時要提出「門戶開放」，多少有點心虛臉紅。心虛者，它對它自己在華的殖民地如香港、九龍，它自己在華的勢力範圍如西藏，開放不開放呢？臉紅者，設英國主動送出〈門戶開放照會〉（Open Door Notes），收文者如此反問，臉紅否耶？！

　　所以「門戶開放」這個世界近代史上有名的故事。其發動者實為英國，而英國政客不願，也無此厚臉皮執行之，這樣他就想打老美的主意了。美國外交家自開國以來便一直是志大言誇、行動敏捷、滿腹理想而從不老謀深算。加以此時美國在華也沒有「勢力範圍」，更可不負責任。放言高論。因此一經倫敦策動，麥金萊總統（President William Mckinley）與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便欣然同意，並一肩扛過。自此這項英國對華政策就變成美國的對華政策了。它為英國利益服務而英國還要裝模作樣，對這項「美國政策」，吞吞吐吐的作有條件之保留呢！筆者走筆至此，不禁喟然有感。我想中國的外交家，尤其是鄧小平以下大陸上那些老八路，真要多讀點英國史，才配上檯來打點國際麻將啊！

　　以上所述英國這幾招漂亮的手法，便是它在晚清對華政策的第三個階段了。

　　海約翰搞「門戶開放」的鬧劇

　　海約翰自承擔了「門戶開放」這宗天降大任，他便認真的草擬了一篇〈門戶開放照會〉，於光緒二十五年春正式有技巧的先後分送各列強。這照會強調三項要點：一、中國領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二、主權獨立（state sovereignty）；三、列強利益均霑（equal opportunity）。這項照會發出去之後，有關列強不久也就批准了，或有條件的批准了，而使此一歷史事件，永垂後世。雖然它並沒有正面解決任何問題。原因是建議人卻也是違議人（如英國），執法者竟也是犯法者（如美國）。英美尚且如此，其他列強的口是心非就更無論矣。

　　美國為什麼要執法犯法呢？蓋海約翰承擔大任之初，只知道美國本身在中國並無勢力範圍，所以心雄嘴硬也。但海氏初未想到，在美國佔領菲律賓之後，自己也變成骯髒自私的帝國主義之一了。他如以門戶開放三原則為藉口，不許那後起之秀，雄心勃勃的日本向朝鮮和滿南侵略，則日本小鬼就要南下馬尼拉了。言念及此不覺涔涔汗下。為著保護菲律賓，白宮主人把心一橫乃與日本再簽兩造密約，便把整個門戶開放運動出賣了。因此這位「門戶開放」先生，在歷史上雖然大名鼎鼎，但是自始至終只是一場鬧劇而已，未成氣候。再加上一個昏瞶無知的葉赫那拉老太太，在此緊要關頭，幽囚了兒皇帝之外，又搞出一幕更荒唐的鬧劇什麼「刀槍不入」、「扶清滅洋」的義和團來，事態就更不堪設想了。四年之後，日俄兩個帝國主義竟集重兵數十萬，在我東北大打其「日俄戰爭」來。這一打則什麼「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利益均霑」，便啥也沒有了，門戶開放主義也就壽終正寢了。

　　不過天下事總是有其兩面性。門戶開放雖然失敗了，它在列強之中卻反應出一個列強「均勢」（balance of power）的局面。任何強權在諸強相互牽制之下，為非作歹，都要三思而後行。滿清政權就仰仗這點均勢，又多活了十年。否則，如中國真的被列強瓜分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也就搞不起來了！

　　※民國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脫稿於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七卷第一期

【壹】八、論「轉型期」與「啟蒙後」

　　人類是動物之一種。

　　按「社會行為」來分類，則動物又可分為群居動物和非群居動物兩大類。

　　像黃蜂、螞蟻、鴻雁、企鵝、鴿子、海狗，乃至馬牛羊和狼犬等等皆為群居。它們必須生活在一起。個體是不願離群獨居的，除非是被迫被誘而失去了自由意志。

　　至於其他動物如獅虎、豹子、熊貓，乃至鷂鷹和龜鰲等等，則是非群居動物。它們多半是單幹戶，除交配之外，是各不相顧的。這是現代動物學上，研究「動物社會行為」所發現的很有趣而不易理解的現象。

　　人類則是屬於前一類的群居動物。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個人是可以真正地離群索居的。

　　既然群居，則群居動物就分群而居。這在初民的社會生活上，便叫做部落生活。

　　初民部落生活的特徵

　　但是人類畢竟是「萬物之靈」。他靈的地方是他會利用經驗來改善生活。生活的改善也不只是個體，它也包括整個的部落。所以在初民的部落之間，他們也就有優劣強弱之分。

　　再者人類也是群居動物中，在社會行為上比較下流，可能也是最下流的一種。他們殘酷自私、好殺好戰好貨，也無限制的好色。他們不但個體之間如此；團體之間也是如此。不但人獸之間如此，人人之間也是如此。不但異族之間如此；同族之間也是如此。原始宗教勸民為善，也是勸人如此行為的。

　　因此現代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都發現，初民之間的部落戰爭是打不完的。部落之間不但沒有和平共存的習慣，也沒有和平共存的觀念。強凌弱、眾暴寡，是他們價值觀念的基礎，也是生存方式最重要的一部分。戰爭既然打不完，則彼此之間就必有勝負之分。有勝負之分，也就有了統治與被統治之別。這樣發展下去就發生了不同型類的奴隸制度；再進一步，不同型類的封建制度，也就出現了。

　　以上是初民社會中所發生的大同小異的現象。因為人總歸都是群居動物之一種。人的「社會行為」是有其通性的，所以他們早期的社會生活方式，是有其類似之處。

　　但是人畢竟是「異於禽獸」。在他經驗累積愈多愈複雜的長期過程中，「性相近、習相遠」，由於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之不同，他們的社會發展起來也就漸漸的南轅北轍，不是一個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了。

　　「國家強於社會」的東方模式之形成

　　試看我國古代社會的形式與發展，就有其特殊的模式，為其他文明所未嘗有。

　　我國在西周時代所形成的封建制，便是那個蒙古族中，武力較強、人口較多的姬姓部落以武力強加於其他落後部落的結果。文武周公強迫這些小部落奉周室正朔，服從周室規定的封建等級，向姬姓王室服兵役、勞役、貢獻財貨，甚或去掉其原有酋長，改奉「姬姓諸侯」為本部落的領導。──總之它是以半獨立部落主義，作為當時政治社會的基層結構的。但是這個結構歷時數百年，經千萬場部落戰爭，彼此兼併的結果，到戰國時代（公元前四○三至前二五六）就無法繼續了。迨秦始皇削平群雄，把東亞大陸統一成為一個強大的帝國，這種以部落主義為基礎的封建制度，就徹底崩潰了。

　　為著適應新時代的新需要，秦人乃根據他們原有的比較有效、更有進步意義的「秦制度」，從事一個全國性的改革開放和變法改制。這就是我們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上所說的「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了。前者是政治改制，後者是經濟開放，化公為私，根據供需規律，提高農業生產。

　　這是我們中國──不是，是我們東方，政治經濟制度的大奠基；也是我們東方民族，第一次社會生活的大「轉型」──從一個高等群居動物的「部落主義」（tribalism），轉上一個以自由農業生產為主的經濟制度；和中央集權，而以高度科學化的文官制度為骨幹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宇宙帝國（universal empire）的政治制度。

　　在這個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它繼續不斷的統一了千百個還生活在部落主義方式下的「少數民族」。把他們通統納入一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混合民族「大熔爐」中，去稱兄道弟，共拜祖宗；同其安樂，也共其患難。各民族之間的畛域終於漸次消滅，而至於天衣無縫。

　　這項諸民族不斷融合，文化不斷成長，而生活方式和政治經濟制度卻一成不變的觀念與實踐，竟歷兩千年而未稍衰。兩百多年前雍正皇帝對西南少數民族實行「改土歸流」，還不是「廢封建、立郡縣」的延續？兩周之前，台灣剛選出的六位「山胞立法委員」，不也是這項民族融合的最新事例？

　　民國初年在「五色國旗」──每色代表一族──之下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先生，反對「五族共和」這個概念，就是因為這個概念不符史實。縱然時至今日，中國境內還有「少數民族」五十個以上，則秦漢時代的數目不是十倍百倍而有餘？「五族共和」哪能概括得了呢？

　　所以「中國」不是像英法德義或愛爾蘭、烏克蘭那樣單純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漢人」（洋人口中的Chinese）也不專指某一特定民族。「漢」原是個地理名詞，後來發展成一個朝代的名稱而已。正如「亞美利加」原是一個人的名字，後來變成西半球兩個大陸的名字；最後竟變為擁有數百種民族的「美國人」（Americans）所專用的共名。當年東亞大陸上的「漢人」正和今日北美大陸上的「美國人」一樣，它並不代表某個特定的民族；它是千百種民族大融合之後的一個共名。只因融合日久，它終於使用一種共同語文，形成了今日所謂「漢語民族」。正如二次大戰前後，那位十分自豪的邱吉爾所強調的「英語人民」（English-speaking people）一樣，是個「書同文」的文化現象。只是到目前為止，那些黑白分明的「英語人民」，還沒有真正地融合成一個「英語民族」罷了。

　　我的老朋友張綏教授最近證明今日中國境內並沒有個「猶太民族」。但是張教授也不否認猶太民族早日移民中國的歷史。只是時歷千年，猶太民族已與漢語民族融合得天衣無縫罷了。──這可能是三千年猶太移民史中極少有的例外。在一般情況之下，猶太人是絕少為土著民族所同化的。不過秦陵兵馬俑不早就說明，遠在兩千年前，我們的國防軍已經是一支不同民族的混合部隊了嗎？

　　因此在兩千年前，由漢語民族所推動的那一次社會「轉型」運動，原是一種自發性的、起自社會內部，而具有世界規模的社會模式大轉型。推動這一轉型的主觀、客觀、必然和偶然的千百種基因，是說不盡的。它和發生在西歐、北非、中東、南亞，結果完全不同的其他民族社會的轉型程序一樣，不是起於某一單純的社會，或某種特殊的基因，而單線發展出來的一種所謂「歷史的必然」。

　　更具體一點的說，這次東方民族社會的大轉型，是起於公元前四世紀中葉的「商鞅變法」，而完成於公元前二世紀末由漢武帝所落實的「鹽鐵專賣」。由這次轉型，從封建社會轉變到「國家強於社會」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國」，其後竟變成一種「定型」。一延兩千餘年，沒有發生基本上的改變！──在這兩千餘年中，朝代興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產升降、商業脹縮……千變萬化，更是說不勝說。但是換人不換馬，運行於這個定型之中的政治經濟的組織原則，社會各階層成員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識分子的思維邏輯、倫理與價值觀念的社會基礎等等，卻穩如泰山，絲毫未動。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則社會的上層建築縱有劇烈的變動，也萬變不離其宗。

　　從「千年不變」到「十年一變」

　　再把範圍縮小來說。那約束人民社會行為的「三綱五常」，不但絲毫未動，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習俗、「守孝三年」的喪葬舊禮、「三考取士」的科舉考試、之乎也者的晦澀文言、五言七言的舊體詩歌、載歌載舞的表演藝術、水墨為主的傳統國畫、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於痛苦呻吟的裹腳纏足，哪一項不是千年不變呢？

　　生活方式不變，並不是說社會沒有進步。其實兩千年來，就科技發展來說，至少有一千年是「東風壓倒西風」的。中國的「四大發明」不用說了，就是內外科醫術、製瓷、繅絲、造船等，直至現代前期，中國都是領先世界的。但是科技之進步與生活方式之變化是互為表裡的。從常理推測，或根據白種民族的歷史經驗，則科技進化必然會導致生產力的遞增；生產力的不斷上漲，勢必要引起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動。從而產生出「資本主義」。但是在那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中國裡，這種社會自然進化的力量，卻克服不了本社會中已經制度化而早已根深蒂固的社會惰性。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進生產力方面的發展。相反的，它卻發生了抑制生產力的反作用，而遷就其一成不變的傳統生活方式。

　　換言之，人工製造的社會惰性，為自然發展的社會生產力設限；自然發展的社會生產力有了極限，則生產力就不能促進社會本身作性質上的變化。如此一來，則社會發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轉，兩千年不變。資本主義也就永遠出不來了。

　　但是話說回頭，「不變」又有什麼不好呢？因此我們的哲學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沒有覺得不變有什麼不好。相反的，大家對現狀不滿，卻認為是今不如古，變壞了的結果。把烏托邦、理想國，建立於四千多年前的堯舜時代，大家就裡應外合地搞出一套完整的東方文化的體系來。──這個文化體系與「西方文明」、「中東文明」、「印度文明」、非拉的土著文明是截然有別的。他們分別發展，各具特性，不是任何單純的社會模型或發展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可是我們這個就地打轉、千年不變的社會發展的模式，在十九世紀中葉，突遭衝擊。既經衝擊，我們這個「靜如處子」的古老社會，忽然就「動如脫兔」的變了起來──簡直是十年一變。一變則面目全非。女大十八變，一百五十年來，我們那個千年不變之習，一下就變了至少十五變。清末民初的古代不去談了，就看蔣毛二公逝世後的最近二十年，海峽兩岸各自在政治社會上的性質變化，就何止三變？

　　慢說「三變」，就是一變──如台灣的「言論自由」和大陸上的「一國兩制」，在傳統中國都是一千年也變不出來的花樣啊！讀者可能不以為意，因為你「身在此山中」。我們搞歷史的一翻歷史書，就大驚失色了。

　　兩岸今天還在變啊！大陸上要變出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台灣要變出個「沒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窮則變、變則通。變「通」了，則可以維持五十年一百年，甚至兩千年不再變了。這就是所謂「定型」。變而未通，就只好繼續變了。歷史原是沒有底的嘛！時間反正多的是。──但是生為「華裔」，我們總希望這個「通」和「定型」早日到來。

　　「突破」與「轉型」的規律

　　反過來再問一句：中國歷史原是千年不變的嘛！為什麼一旦變起來，便十年一變，變得沒個底呢？簡單的說來，就是個「瓶頸」的問題了。文化和社會的發展都會發生瓶頸淤塞的現象。瓶頸一旦淤塞，則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就要像上節所述，只能就地打轉，盤旋不進。永遠衝不出瓶頸，則只有老死、橫死或老而不死，帶病延年，慢慢拖下去。

　　這項衝出瓶頸的程序，在哲學上叫做「突破」，在史學和社會學上則叫做「轉型」──由某種社會模式轉入另一種社會模式，以圖繼續向前發展。可是不論「突破」也好，「轉型」也好，二者都有「窮則變」的規律。換言之，也就是一宗文化或一個社會，當其面臨崩潰，滑坡至山窮水盡之時，人心思變，它就變。相反的則是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或一個居高臨下、傲視四方、自滿自足的文明，它也不會庸人自擾，主動的去求變。把這一歷史現象概念化一下，也可說是衰世文化就要變；優勢文化則不變。

　　變也有「量變」、「質變」之別。量變則是「改良」；質變則是「改制」。改制亦有文改、武改之別。文改則為「變法」；武改則為「革命」。革命亦有「畢其功於一役」的「一次革命論」；也有積小革命為大革命的「多次革命論」，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大家慢慢革下去。

　　試看今日美國。美國是以都市為靈魂的現代化國家。可是它今日的靈魂已變成匪窟、毒區、妓寨和相公堂（同性妓院）。它這個重於國家的社會，已被個人主義的濫用而頻臨崩潰的邊緣。它如果不能實行一項徹底的「變法改制」，它這個「瓶頸」便永無突破之一日。但是美國佬如今忙於捍衛他們的「美國生活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Life）之不暇。他們的嬉皮大總統正為著「中國的人權問題」、前南斯拉夫境內和中東北非等地的「部落問題」忙得不可開交。他們怎會想到那些朝朝寒食、夜夜春宵的「美國生活」也急需搞個「變法改制」呢？我們這些外國來的旁觀者清的教授老爺，偶在課室之內講講笑話，鼓吹變法改制，說得黑白學生起立鼓掌、歡騰一片，而我們的美國土生上司們，還以為你在危言聳聽、鼓動學潮，要加以杯葛呢！本來嘛！一個正處於巔峰狀況的優勢文明，怎會想到它的燈紅酒綠之間也已經暗藏殺機呢？美國今日之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瓶頸，正和我國兩千年不變的道理如出一轍。

　　「漢族中心主義」與婆媳循環

　　兩千年來，我們的朝代嬗遞、農民暴動，中原板蕩、夷狄交侵，老百姓慘不忍言呢！但是我們這個「文化」卻始終沒有喪失它那自高自大、自滿自足、居高臨下、傲視四夷的崇高地位。──再用一個文化學上的術語來幫助解釋，這就叫做「漢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我們這個滾雪球式不斷擴大的「漢語民族」，常常被「四夷」、「五胡」打得灰溜溜，有時甚至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我們皇帝對異族的統治者叫爸爸叫哥哥。被人家活捉去了，也不惜忍辱偷生，穿起女服務生的制服，向外族主子「青衣行酒」。

　　但是奇怪，我們這個「漢族中心主義」卻始終沒有動搖過。君不見當十三世紀邊疆少數民族的蒙古人入侵中原時，他們不是搞一蒙古二色目，把「漢人」打成三等公民？更不見他們把一向「以天下為己任」的漢族臭老九，排班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所謂「八娼九儒十丐」）。但是曾幾何時，元朝大皇帝不也要開科取士。滿口文武周公的臭老九，不還是「四民之首」？

　　總之，我們傳統「中國」凌駕「四夷」的中心主義的觀念，蓋遠在商周時代即已萌芽，至秦漢大一統之後而變本加厲。自此以後漢家制度在東方人的觀念中就成為天下的通制。──什麼君臣父子、貧富貴賤、男尊女卑、士農工商等等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人人視為當然。不用說明君賢相、公卿大夫不想去變動它，縱是被壓迫階級出身的私鹽販黃巢、小和尚朱元璋、貧下中農李自成、張獻忠也不要去改變它。──滿腹怨恨的媳婦，只想去做婆婆；做了婆婆，再去虐待媳婦。因此我們傳統社會的發展，便在婆媳之間作惡性循環，兜了兩千年的圈子！

　　或問：婆媳之間為什麼不能搞點「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保障人權」呢？

　　答曰：這些文明概念，基本上與群居動物社會行為的通性是不符合的。傑弗遜說：「人人生而平等。」其實嬰兒呱呱墜地，智愚兩分、強弱互見，有什麼生而平等呢？

　　「自由平等」是社會力量平衡的結果

　　平等是一種首見於西方社會發展經驗中，兩種社會力量相爭而互不相下，結果和平共存、平等相處的結果。有平等才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它們都是先有此社會經驗而概念化始隨之而來的。（筆者曾另有專篇詳論之，此處不再多贅。）

　　我國通俗笑話書上有一首打油詩嘲笑歡喜在牆上寫詩的詩人。詩曰：「滿牆都是屁，為何牆不倒？兩邊都有屁，所以撐住了！」

　　所以所謂「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等這些現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麼神聖先知的告誡，或聖主明君的恩賜。它們是西方社會發展過程中，偶然出現的「兩個屁撐住了」的結果。──而兩千年來，我們「漢族中心主義」所發展出來這個「國家強於社會」的模式，則始終是個「一邊倒」的模式。只是「一邊牆有屁」，則一座平等之牆就永遠不能出現，社會永遠不能「轉型」；宇宙觀也就永遠不能「突破」了。但是在我們這個古老的模式裡，媳婦終有做婆婆之一日。小和尚也可做皇帝；牧牛兒也未始不可點狀元……，社會也不無公平合理之處。胡適曰：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大家心安理得，也就無意求變了。

　　馬克思認為社會的發展是生產的社會關係變動的結果，至理明言也。但是馬氏的老師黑格爾則認為群眾的集體意志，也足以決定群眾的集體行為。把他們師徒二人的智慧交互為用，則歷史家對我們「漢族中心主義」兩千年不變的認識，雖不中，亦不遠矣。

　　「十年一變」是「轉型」的階梯

　　以上各節是說明我們東方「漢族中心主義」的宇宙觀，何以數千年無法「突破」（breakthrough）；「國家強於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何以兩千年沒有「轉型」（pattern change）？

　　以下則要說明，我國「千年不變」的老制度，何以在十九世紀中期，也就是「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以後，忽然來它個「十年一變」？

　　君不見鴉片戰後，不及十年（道光三十年），便出了個儒釋道三妖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後在政制上又冒出個兩千年未嘗有的外交部（總理衙門）；其後接踵而來便是李鴻章的洋兵洋操、康有為的君主立憲、義和團的扶清滅洋（光緒二十六年）、孫中山的建立民國（宣統三年）和胡適的全盤西化（民國八年）。差不多都是十年一變。而每一變都是傳統中國千年也變不出的新花樣。

　　再看我們「五四」（民國八年）以後出生的這個「老輩」──打我們記事時起，不是每十年一個不同的中國？且看二九（國民黨的統一和內戰）、三九（抗戰）、四九（人民中國建國）、五九（大躍進）、六九（林四文革）、七九（三中全會）、八九（六四）、九九（？）。──也不是十年一變，而且每一變都面目全非；每一變還不都是老中國千年也變不出的新花樣？

　　古語云：「寧為太平犬，不作亂世人。」筆者這一代便是不幸地生於這段人不如狗的亂世。跟著時代翻了七八個觔斗，被翻得家破人亡，還不知伊於胡底？倖存海內，哪家沒有一本「難念的經」，偷生海外做「美國人」做「台灣人」，日子也不那麼好過。

　　痛定思痛，生為現時代的中國人，何以一寒至此呢？一言以蔽之，我們是不幸地生在中華民族史上第二個「轉型期」中，而「十年一變」正是轉型的階梯啊！社會轉型是痛苦的，是長期的──尤其是這個第二次轉型。它不是自發的、漸進的。它是西方帝國主義欺逼之下，突發的劇烈的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吾人親身捲入這場浩劫，竟能倖存。套句四川話，也應該自慶「命大」了。

　　「定型」和帝國主義的關係

　　但是我們社會這個「第二次轉型」，要轉出個什麼樣的「定型」來呢？

　　那樣我們就得搜搜那些壓迫我們轉型的西方帝國主義的老根。筆者不學，不想效顰先賢再寫一本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只是數十年來在多民族的大學課室裡所說的話，而為各民族青年所能欣然接受者，再以漢語簡述之，以就教於海內賢達耳。

　　原來也以部落生活為基礎的古代白人社會，最初在羅馬共和，尤其是與我們東漢同時的羅馬帝國的幅員之下，也有逐漸統一的趨勢。不幸羅馬帝國本身就始終沒有擺脫部落的傳統。西羅馬帝國便是內亡於藩鎮跋扈；外亡於蠻族入侵。西羅馬既亡，西歐為蠻族（今英法德義人之祖宗）所盤踞，而此諸多蠻族雖終為天主教廷所統一，在精神生活上漸漸趨向於「行同倫」，但在政治組織上卻四分五裂。直至九世紀以後，這些原始部落始逐漸進入略同於我國春秋時代的封建制。由封建時代他們也很快的進入一個相互兼併的戰國時代。由於國際間的激烈競爭、生產力之不斷增長，和中小城市之迅速出現，他們在戰國末期也出現了「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現象，這在西洋史上便叫做「文藝復興」（一三○○至萬曆二十八年）了。

　　凡此種種，中古的歐洲和先秦的中國，在社會發展的程序上，都有其維妙維肖的相似之處；只是西歐較東亞要晚了一千五百餘年就是了。

　　可是在「封建後」（post-feudalism）的發展中，東西雙方就完全南轅北轍了。在東方，我們形成了一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大帝國。在這個模式裡我們迂迴了兩千餘年，未能突破，已如上述。在封建後的歐洲則出現了無數個「民族國家」──燕趙韓魏齊楚秦平等競爭的局面，而他們的民族王國之間，卻始終出不了一個秦始皇來削平群雄、統一歐洲。

　　就在這諸多民族國家競爭最激烈的時候，他們的航海技術也有了迅速的突破，使達伽馬於弘治十一年繞過了好望角直航印度，打開對東南亞的通路。哥倫布於弘治五年也發現了美洲。不旋踵之間，原先那些不見經傳的歐洲海盜小國，一個個都變成向海外無限殖民、無限掠奪的大殖民帝國，吸血吮髓的赤裸裸的帝國主義。

　　亞非拉的無限財寶，無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養肥了歐洲，刺激了生產，引起了工業革命，壯大了城市，也培養了迅速成長的城市中產階級。它對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會、奪取政權、解放思想、爭取自由。對中層的自己伙伴，則要搞民主法治、公平競爭、按理出牌。對下層工農，則恩威兼施、禁止造反。……迅速地一個「社會強於國家」的模式，便在西歐各國出現了。資本主義也就隨之而來。以此為基礎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的宇宙觀，也就囊括了世界。凡與這一宇宙觀牴觸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蠻」（barbarian），就是「異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在這場疾風暴雨之下，這個地球就是「歐洲擴張主義」（European 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這場疾風暴雨之下，古老中國的大門被英國的鴉片毒販所衝開。那宗老弱無力而昏聵自大的「漢族中心主義」，就和來勢洶洶而新興的「歐洲中心主義」短兵相接了。

　　向「歐洲中心主義」逐步讓位

　　眾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經接觸，我們那經歷兩千年無勁敵的「漢族中心主義」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道光二十二年以後的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的不斷讓位史。──也就是由傳統中國的社會模式，向現代歐洲的社會模式讓位的「轉型史」。

　　有許多現代史家，為顧全我民族的尊嚴（其實只是面子），乃把這段歷史美其名曰「中國現代化運動史」。其實「五四」以前的中國現代化運動與西化運動本是一個銅元的兩面。「西化」就是「現代化」啊！

　　在這歷時八十年的「西化」過程中，我們首先向西方讓位的是以「船砲」開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乾隆五十九年至咸豐六年）所說的「師夷之長技」之謂也。在這項科技現代化的過程中，做得最起勁，工作最有成績，失敗也最慘的，要算是李鴻章（道光二年至光緒二十七年）和他的「北洋海軍」了。

　　可是縱在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光緒二十年）之前，通洋務、有學識、有眼光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看出科技現代化而沒有政治現代化相配合是徒勞無功的。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張之洞（道光十七年至宣統元年）和康有為（咸豐八年至民國十六年）了。但是張之洞畢竟是個做事謹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雖早已看出「西藝（科技）非要、西政為要」，他卻不願挺身而出，大力謀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張小二十一歲的康有為遠在光緒十四年就不顧一切，直接向皇帝寫信，呼籲變法改制了。

　　早年的孫中山（同治五年至民國十四年）雖然也是個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變法前四年（光緒二十年），他就已經看出舊瓶不能裝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驅除韃虜、建立民國」，推翻滿清專制，徹頭徹尾，重新來過。

　　在清末這三位政改專家是一個比一個激烈的；一個比一個徹底的。也可說是「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讓步，愈讓愈多。到孫中山名下，簡直就變成政治制度全盤西化，徹底轉型了。

　　但是他們三位先哲卻拖著一條共同的尾巴──他們都不願和這個古老的「漢族中心主義」一刀兩斷；而偏要婆婆媽媽地來個藕斷絲連。

　　張之洞搞的是「中學為體」，不必談了。康有為鼓吹的分明是個英國模式的「君主立憲」，他卻偏要搬出傳統的「今文經學」作陪襯，以表示他所致力的「變法改制」，是「為往聖繼絕學」，不是以夷變夏。

　　孫中山本是領導我們搞政治全盤西化的華盛頓，但是他老來也偏要自認是「承繼文武周公的道統」。什麼是文武周公的道統呢？三綱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貴賤有別？士農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這樣承繼下去，哪還有什麼「民國」呢？

　　凡此並不是表示我們老一輩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徹底。天下並沒有什麼「徹底的思想家」；甚至沒個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們都是他們自己時代的發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輩的時代裡，我們的社會，我們「漢族中心主義」的宇宙觀，對西方模式的讓步還沒有讓到最後階段。衰勢文化對優勢文化的讓步，原是步步為營的，能不讓就不讓。它不被逼到山窮水盡、渣滓全銷、無懈可擊之時，它這個「對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兒。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彈的。

　　「對立」、「統一」和「階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爾和恩格斯辯證法上的術語，一個「正」（統一，thesis）向一個「反」（對立面，antithesis）加壓力，這個「反」只有到無懈可擊之時，它才能發出有效的反彈，與「正」重行組合以產生一個「新的統一」（合，synthesis）來。

　　再舉個最具體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學最為激進的思想家康有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漢族中心主義」和孔孟道統之中，都是名正言順的。但是在一個優勢文化的「歐洲中心主義」挑戰之下，這位新人物就是個行同禽獸的異端和蠻族了。孫中山後來便在這項西俗挑戰之下讓步到底。也只有讓步到底，我們今日才能向愛滋橫行的西方社會，在性道德和婚姻制度上，作出有效的反彈，而再來個東風壓倒西風。──此是後話。

　　所以過去一百五十年我國的社會轉型運動──不管你叫它「西化」也好，「現代化」也好──它都顯示出清晰的「階段性」。它從科技改革開始，進步到政治體制的改制；再從君主立憲的構想，通過「辛亥革命」落實到議會政府的實習。每一階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進步（也可說是對「歐洲中心主義」作更多更大的讓步）。當然也有表面上或大或小的逆流，使人感覺到「民國不如大清」。

　　不過這些十年一變的小階段都是過渡性的。既然是過渡性的，沒有永恆或較長時期存在的屬性，則每一階段的發展就必然以失敗結束。這也就說明了近一百五十年來，我國出了無數個「失敗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這種帶有明顯階段性和進步性的失敗，也正是成為引發和推動次一階段發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階段一階段地向前推移。窮則變、變則通，終於推入其「最後階段」，百川匯海，發展出一個百年，甚或千年不變的「定型」來。只有在那個「雖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後，中國文明才能恢復它已失去的「優勢」；才能有效地向現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彈」，而推動全人類的歷史進入其「超西方時代」（The Post Western Era）。

　　筆者作此妄語，是否是「國學大師」式的自豪自信，認為中國文明是世界之最哉？非也。只是我們東方社會這次「轉型」已轉了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年的經驗已替我們累積足夠的數據（data）。就根據既有的數據，把「過去」看清楚，一個社會科學家不需有太多的「數學矩陣分析」（mathematic matrical analysis）的訓練，也可據以推算「未來」，用不著像陳摶（？至九八九）、邵雍（一○一一至一○七七）那樣去尋找超自然的象數了。

　　從全盤西化到如何西化

　　要言之，我國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現代化）過程裡，民國八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應該是個分水嶺。五四之前我們的現代化運動的重點是「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被迫讓位的問題。迨「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發生了，我們這個「讓位」過程已在文化上一讓到底──是所謂「打倒孔家店」也；是所謂「全盤西化」也。所以五四之後，已經不是應否西化的問題，而是如何西化和選擇那樣西化的問題了。「新文化運動」原是個「啟蒙運動」，則繼之而來的便是「啟蒙後」的問題了。

　　「全盤西化」之初次提出是驚世駭俗、全國譁然的，但是它也是勢如破竹，當者披靡。讀者今日可能尚有不服的。但是閣下與我都不妨對鏡自窺，你我除掉黑眼球、黃皮膚之外，我們上自網球帽，分裝髮；下及洋襪、皮鞋，我們身上還有哪一點沒有「西化」？西化原是個生活方式。試問我們自早晨起床，刷牙漱口，上班上學，到晚上看電視、穿睡衣上床；除掉拿筷子吃飯之外，我們的傳統生活方式，還剩下幾兩？西化是個價值觀念，是一種文化心態和教育內涵。讀者試思，我們從九年國教到四年大學，我們學了一身本領，有幾項本領是來自傳統國故？有幾項不是來自西方？我們連中國語文的教學，都徹底西化了。

　　朋友，吾日三省吾身──我們的生活和思想，至今還有幾項沒有西化？嗚呼哀哉，我們都早已「全盤西化」了。只是其來者漸，我們都不知不覺罷了──這種全盤西化的過程，只是五四以後的一代，才心服口服的啊！但是站在五四這個分水嶺上，左手承先、右手啟後來推動這項全盤西化的「啟蒙大師」，我們就不能不公推胡適為首了。

　　胡適的兩大「突破」

　　胡適（光緒十七年至民國五十一年）在這一階段中的貢獻，蓋可歸納之為兩大「突破」：

　　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漢族中心主義」中所製造的瓶頸，而使「獨崇儒術」恢復到先秦時代，群經與諸子平等的地位。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後，二千年來「被扭轉的歷史再扭轉過來」。是一種文藝復古、文藝復原的文化運動。須知歐洲「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原義就是文藝衝開中世紀教會所製造的枷鎖，而復希臘羅馬之古啊！不破不立。現代的歐洲文明之崛起，「文藝復興」實在是第一砲。胡適所領導的「中國文藝復興」（The Chinese Renaissance），高唱「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在現代中國所發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

　　第二，胡適更進而突破了「漢族中心主義」這項自我束縛的民族文化的瓶頸，而代之以「歐洲中心主義」的宇宙觀。要中國民族文化的領導地位乾脆讓給洋人，以夷變夏。這是一樁放開小我，提高理智，極其大膽的「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發自十八世紀巴黎的歐洲啟蒙運動之延續。歐洲的啟蒙運動是文藝復興末期，科學知識大躍進的結果。在新興的科學（尤其是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和人類學）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Creator）上帝的權威，整個動搖了。

　　可是上帝是今日所謂「西方文明」的總根；是白種民族安身立命不可一日或缺的精神源泉。上帝一旦不見了，則整個社會都要惶惶如喪家之狗，如何得了呢？所以他們在十八世紀這個所謂「理智時代」（The Age of Reason），要把上帝、大自然和人類文明中新近才被解放出來的「理智」（reason）作個適當的安排。三造和平共存，相安無事，一個史無前例、光彩輝煌的近代西方文明，就在歷史上出現了。

　　胡適所領導的中國啟蒙運動，也正是如此。它不是受科學發展的影響，而是受西方優勢文明挑戰的結果。在佔絕對優勢的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那至高無上的孔老夫子的權威，也整個動搖了。

　　孔二先生那個孔家老店，搞壟斷貿易，已搞了兩千多年，把我們消費者壓慘了，所以胡適要率領紅衛兵「打倒孔家店」。朋友，你縱使是國學大師，你說孔家店不該打倒？你縱是神學大師，在新興的「進化論」的科學論證之前，你還要堅持「人是上帝造的」？

　　不破不立。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不把孔家店打個稀巴爛，新的思想便無法生根。新的西方學理，就引不進來。

　　「胡老師，本位文化真的就一無是處？」他的不疑處有疑的學生不免要懷疑一下。

　　「哪個民族，能丟得掉他們的本位文化？」

　　真的，十八世紀的歐洲丟不掉「上帝」；二十世紀的中國能丟掉孔子？把孔家老店要不顧一切徹底的破壞掉？孫中山不也說過「破壞難於建設」嗎？打倒孔家店，只是個反托拉斯的運動，並不是要毀滅孔子。

　　果然，舊文化、舊思想，落荒而去。

　　新文化、新思想，就隨著新的文化傳播工具（語體文）排山倒海而來！

　　去歲余訪瀋陽「帥府」，見壁上斗大金字，歌頌張少帥是「千古功臣」。這就是《漢書》上所說的「曲突徙薪者無恩澤；焦頭爛額者為上客」的標準例子了。焦頭爛額的張學良，怎能比得上曲突徒薪的胡適之呢？

　　若論共產主義在中國之興起，「千古功臣」應該是毛澤東的老師胡適之啊！

　　水清無大魚

　　可是胡適對他自己在文化發展上所作出的成績，和歷史發展中所負的責任，卻一輩子也未弄清楚。他一會兒西化，一會兒現代化，一會兒又是世界化。說了數十年，說得不知所云。

　　記得四十年前，余嘗把大陸上批胡之作，一篇篇地攜往胡氏公寓，燈下與老師共讀之，其樂融融。那些批胡之作雖多半都是「打差文章」，但亦不乏真知灼見的傑作。那時我尚年輕，遇有可誦者，我即以老師不牽鼻子之矛，以攻老師被牽鼻子之盾，和他認真辯難。適之先生為筆者所親炙的最有容忍風度的前輩。但是他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慾的老先生；我們師徒所見亦每有不同，而我學習的態度又十分認真──不被說服，即不願苟同。所以有時老師也有幾分惱火。他不喜歡一個學生，為一個有真知灼見的批胡者助陣嘛──這也是胡師很可愛而不矯情的地方。

　　本來嘛！一位開創宗派和山門的思想家、哲學家和宗教家像孔子、老子、墨子、釋迦、蘇格拉底、耶穌、穆罕默德、馬克思、杜威等等，他們成佛作祖，往往都是無意間得之；甚或出諸百分之百的偶然。他們生前也往往不知道自己「一輩子在搞些什麼」？這句話就是適之先生親口告訴我的「夫子自道」。老實說，這也是我這位弟子在「夫子自道」中，所發現的百分之百的真理。

　　耶穌這個小猶太牧羊仔，生前哪知道他死後會搞出個那麼偉大的宗教來；兩千年後他的生日派對，還那樣風光？穆罕默德根本是個文盲，造反有理，當了皇帝。但是他又怎知道他那些文盲之言，後來竟成為穆斯林文化的總根呢？

　　以上所說的是宗教。再看比宗教更有力量的馬克思。馬老在光緒九年入土之前，就抵死不承認他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今日世界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年老了，動不動就說他要去見馬克思。真要見了馬克思，可要當心老馬的枴杖呢！

　　總之，成佛作祖的思想家、宗教家，都是聖之時者也。他們是站在各自時代的尖端的智者和賢者。按照時代的需要，以言教身教來推動或逆轉他存身的社會發展。但是他們思想和信仰的成長的程序都是複雜的；他們思想的效驗與影響亦有賴於歷史前進中的長期實證，因此水清無大魚，人類歷史上任何宗教和文化的巨人，其思想體系都是朦朧難辨的。他一旦捐館，弟子信徒和新仇舊怨，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因此儒分為八，墨別為三，佛有十宗，回有兩派，耶有百種，馬有千家了。

　　胡適這位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也跳不出此一通例，因此當他在逐漸向歷史海洋下沉的今日，他的思想體系、學術貢獻、影響大小、功過何在，也早就言人人殊了。

　　而今而後，批胡者固早有百家之先例；而研胡繼胡者，各覓師承，也尋之不盡了。

　　「一國兩制」和「半盤西化」

　　再者任何思想家都是主觀的；都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因此他對他自己思想的歷史背景很難有客觀的認識；他對他自己加於將來社會的影響，也絕對不能逆料。──胡適也是如此！

　　舉個切實的例子來說吧：胡適言必稱杜威，稱了一輩子，為什麼結果在中國反搞出個列寧來了呢？這是他所不能逆料，也不能提出合理解釋的地方。但卻是我們今日要提出的「啟蒙後」（Post-Enlightenment）的問題了。

　　須知我國歷史上第二次社會大轉型（從中世紀的東方農業社會的型態，轉向現代西方工商業的社會型態），實始於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條約〉之簽訂。但是你可知道〈南京條約〉簽訂後的六年，道光二十八年，歐洲又出了個〈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共產黨宣言〉意味著什麼呢？〈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是「歐洲中心主義」分裂的開始。遠在文藝復興的初年（一三○○以後）和宗教改革的高潮（正德十五年），歐洲的文化與思想，區域性已十分顯著。在十九世紀中期歐洲中心主義開始分裂時，多少也是按老區域劃線的。

　　不幸的是當歐洲文明日趨分裂之時，也正是我們中國西化運動逐漸加深之日。結果呢，就在我們決定搞全盤西化之時（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也正是他們徹底分裂之日（民國六年的十月革命）。

　　試問我們搞「全盤西化」的啟蒙大師們（胡適和陳獨秀都是），現在「西化」一分為二，你們也只能搞「半盤西化」了，你搞哪一半呢？

　　胡適選擇了杜威。

　　陳獨秀選擇了列寧。

　　兩位老友分道揚鑣，《新青年》也就變質了，「啟蒙後」中國也就一分為二，「一國兩制」了。──一國兩制是從一洲兩制開始的。

　　所以「一國兩制」不是鄧小平發明的呢！它是胡、陳二公根據「一洲兩制」首先搞起的。只是胡、陳的模式是個你死我活的模式：「既生瑜、何生亮」的模式。鄧公的模式則是個和平共存，「你死我做和尚」的模式罷了。

　　朋友，不是瞎說吧！七十年來的中國悲喜劇，便是列寧的「半盤西化」和杜威的「半盤西化」在中國鬥爭的結果。民國三十八年列寧把杜威打敗了。這項勝利的代價，據中國之友的史諾先生所作的最低估計是人頭六千萬顆啊！其後三十年發生在大陸上各項政治運動，還不是解放前「一國兩制」鬥爭的延續？只是到民國六十七年中共「三中全會」之後，鄧公才把這樁「扭轉了的歷史，再扭轉回來」。

　　胡適之和陳獨秀搞一國兩制，一分為二，分了七十年。如今在鄧氏指導之下地下相逢，又可以合二為一，再辦其啟蒙後的《新青年》了。

　　也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近十五年來，海峽兩岸社會轉型的速度是驚人的啊！按我們在海外所能讀到的數據，十五年前從零開始，大陸上的私營企業中，個體戶今已增至一千四百萬單位；集體戶亦有六百萬之多。其他如外貿的發展和總生產的累積，人均收入的提高，都是史無前例的。

　　筆者在資本主義國家教授資本主義歷史，前後凡四十年，如今翻翻陳舊的教科書，對比一下手頭嶄新的數據，我還沒有發現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曾經有過像今日大陸上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呢！我應該告訴我的學生們，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還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呢？按社會科學的定義，它應該是後者。按政治經濟學發展的遠景來看，則二者都無不可。

　　但是如此發展下去，中國就不姓「社」了嗎？非也。君不見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季的「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搞了一段很短的金權政治之後，一進入本世紀，它的資本主義就開始修正了？二次大戰後，美國已吸收了社會主義國家許多主要的優良制度，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國家。美國將來的問題是在社會道德之崩潰，和法律制度之瓶頸。它自動調節的經濟制度，無膏肓之疾也。

　　所以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發展，大陸經濟如不節外生枝，則問題不大，而且順利發展，必能合二為一，融社資於一制；拉平沿海與寶島的差距，而引導兩岸的政治合流。

　　台灣今日「金權政治」的發展，原是一百年前美國「鍍金」的模式。等到黃金不能左右選票時，它就會煙消雲散。

　　因此今日海峽兩岸的前途多半仍決定在大陸。大陸如經濟與政治平衡發展，則一百五十年來的「轉型運動」，很快就會合二為一，進入「最後階段」。制度出現「定型」，則百年盛世，東風壓倒西風，也是預料中事，不算是什麼奇蹟了。

　　不過，將來社會的定型，今日在地平線上雖已頗見端倪，但是歷史發展畢竟因素繁多，中途轉向，再兜幾十年的圈子，也不算意外。只是當前兩岸掌舵者能多一分遠見，少一分私心，則最後十里應該不難渡過。只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翻車多在家門前，究不應掉以輕心罷了。

　　「啟蒙後」的顯學

　　本篇之作的原始動機，是為吾友歐陽哲生教授的大著《胡適思想研究》，寫篇序文。如今下筆萬言，未提歐陽一字，豈非離題千里哉？筆者之所以如此做者，正是看中吾之小友這篇論文的重要性，所以才不願草率下筆，敷衍了事。

　　我個人覺得，胡適思想研究，今日在海峽兩岸既已逐漸解禁，按照壓力愈大、彈力愈大的力學通則，它今後必成顯學無疑！杜甫大師說得好：「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胡適是中國文化史上照耀古今的巨星，豈是暗探特務所能禁絕得了的。

　　但是「胡適研究」這門顯學，在下世紀的發展，又有個什麼樣的趨勢呢？

　　記得往年胡公與在下共讀海峽兩岸之反胡文學時（那時在大陸上叫做「反動學術」；台灣叫做「毒素思想」），胡氏未寫過隻字反駁，但是也未放過一字不看。他看後篇篇都有意見。只是當時沒有袖珍錄音機，我沒有把話錄下就是了。大體說來，他對那比較有深度的文章的概括批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胡適是位很全面的通人兼專家。他的專家的火候往往為各專業的專家所不能及。所以各行專家如只從本行專業的角度來批胡，那往往就是以管窺豹、見其一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為通人所笑，認為不值一駁了。

　　最糟的還是胡適死後，他的遺囑執行人年老怕事，任人亂挑學術大樑、妄下雌黃，不特使佛面蒙塵，也把個活生生的博士班導師，糟蹋成「春香鬧學」裡的學究，實太可惜。

　　這些都是文化史上的不幸，今後不會再發生了。可是新興的胡學又將何擇何從？

　　有一次在他公寓裡，我記得胡氏興致甚好，向我大談民國政治。他表示對「民初國會」之失敗深為惋惜。因為那些議員「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他又對國民黨沒聽他話去「一分為二」，表示遺憾。否則中國當時不就有兩黨制了嗎？

　　聽後，我嬉皮笑臉的反駁他說：「胡老師呀！您提倡的抽象學理，無一不對；您所作的具體建議，則無一不錯。」

　　胡公聞言頗為光火，大罵我「胡說、胡說」。但他還是留我晚餐，餐後還和我這位學生清客聊到半夜。

　　我當時所說的雖是冒犯座師的一句戲言，但是四十年後反芻之，則覺學生之言，未始沒有三分哲理。蓋「抽象學理」每多出於智慧，可於參禪打坐中求之；而「具體建議」若無長期「實驗」安知療效。這原是「實驗主義」之精義嘛！

　　至若「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之實驗主義的抽象學理，豈非「黑貓白貓」哉？微黑貓白貓，焉有今日一千四百萬之個體戶？

　　余訪大陸城鄉，聞工農傳語，今日之「萬元戶」只算「貧農」；小康者以十萬元起碼也。今歲春節，舉國爆竹喧天、鑼鼓動地，恭禧發財，萬眾歡騰，真是黑貓白貓不出，如蒼生何？但是黑貓宗，實胡學之正宗也。鄧子之徒或有異言曰：吾黨「有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也，與胡適何有？曰：無傷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不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兩者究有什麼區別？申韓法家豈非儒生荀卿之徒？儒法既是一家；國共又何分軒輊。分久必合，此其時矣。

　　以上所說的實是石破天驚的胡學回潮的大事，然究係有質無名。可是有實有名的胡適研究亦已在大陸每一地區嶄露頭角，而這一新陣容竟以青少年為主。蓋大陸上老一輩的胡學家已所餘無幾，而五四以後出生的中生代知識分子，則成長於一個「大陸不知胡適，台灣不知魯迅」的沙漠時代。他們雖經惡補，亦難知三昧。蓋胡周二人在此時期都被曲解。去其臉譜，重識真面目，至不易也。可是出生於胡適死後（民國五十一年）的這個新生代的中國知青，就不同了。他們有自由意志、安定環境和求知的慾望和訓練。他們如今陣容之大，排山倒海而來的聲勢之猛，真使老輩瞠目結舌。一個新的中國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正山雨欲來。一種很快就要向西方倒流的東方新文化，正在起步。此非筆者譁眾取寵；實是在大洋三岸兜了幾十轉的實際心得！試看大陸上的社會科學院一處即有研究人員六千人。生活雖苦，個個都在孜孜不倦，埋頭鑽研。統治者如停止文字獄，對學術自由不加干擾（現在差不多已是如此），讓他們各自成家，那還得了！我輩偷生海隅，老大徒傷悲的陳腐高知，面對此一陣容，真有滴水被捲入錢塘巨浪之感。──這也是我對我的小友歐陽哲生博士特別看重的道理之一。

　　吾友歐陽哲生博士

　　歐陽還是一位年未而立的青年，但是他這本優秀的博士論文已使他超遷而升任至少三十七歲始能擔任的副教授。前年在兩岸胡學論文競賽中，竟然在胡學老巢的台北也壓倒群雄，高掛榜首。我們算是有緣，在海外一次胡適思想研討會上不期而遇。讀其文、執其手、觀其人、聽其言；一表青年儼然又是一位小胡適。

　　哲生要我替他行將出版的博士論文寫篇序。我雖是個無事忙，也自覺不能不從命。哲生是他們這一代（胡適逝世後才出生的這一代），以自由意志而研究胡適，我所認識的第一人。他這本書也是他們這一代扎扎實實的第一本書。作者今後至少還有六十年的著作時間。十本八本更有份量的專著會接踵而來。在他背後，我也知道更會有幾百幾千和他類似的青年學者，相率出現。在他們推動之下，胡適學將有一番光輝燦爛的新天地。對他這本處女作作錦上添花的推崇或吹毛求疵的批評，都是不必要的。重要是他這第一本書，在這個啟蒙後胡適學中所佔的位置。因而我不想寫一篇無關痛癢的序文。我想趁此機緣來談談我們這一輩對胡適的看法──胡適的出現是有個什麼樣的時代和文化的背景；在這一時代和文化的背景之中，他又起了些什麼作用，把中國文明又推向另一個新時代。

　　胡適是個很全面的人。各人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觀察他，他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以就教於方家，尤其希望青年的這一代的朋友們能對拙見有所匡正，那就是拋磚引玉了。

　　※民國八十二年一月二十日脫稿於北美洲

　　此文原為歐陽哲生著《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

　　（上海人民出版社，民國八十二年）之「代序」

【壹】九、胡適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的出現是有其時間和空間的背景的。胡適當然不能例外。所以我們要研究胡適，首先就是檢討他在「中國」（空間）這個特殊的「歷史」（時間）長河裡的位置；然後才能討論他在這段歷史河流中所發生的作用。

　　李鴻章的驚歎，湯恩比的茫然

　　李鴻章以前曾說過，他所處的那段清末的時代，是中國「二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也」。為什麼現代中國之「變局」為「二千年來所未有」呢？我們試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這樣說：我國自秦漢而後，二千餘年的歷史之中，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運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內涵和價值標準的釐定，一脈相承，實在沒有太大的變動。可是這個一成不變的國家組織和社會型態，相沿至滿清末季，忽然大「變」特「變」起來。這一「變局」，震撼了首當其衝的國家決策人李鴻章，所以他才認識到此一「變局」為中國二千年來所未有。至於這一「變局」之發生，究竟是個什麼性質呢？這一點不但我們的李中堂不懂，連那位被學界恭維為史學泰斗的湯恩比大師，也為之茫然。

　　湯恩比說，中國文明自秦漢以後就「僵化」了，停滯不前了，沒進步了。為什麼停滯不前？湯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說一通了。至於李鴻章，他一不通馬克思主義，二不懂現代社會科學，說不出所以然來，就更為傻眼了。

　　中國歷史上兩大「轉型期」

　　再追根問一句，清末這個「變局」，究竟是個什麼性質呢？說穿了，這個「變」原是一種社會「轉型」的變動，而這個「轉型」之變，在中國近兩千年來的歷史上，只發生過兩次──一次發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紀，另一次便發生在李鴻章和我們所生活的現代了。

　　發生在我國古代的社會轉型期，實始於東周之末，而終於秦皇漢武之世。一「轉」數百年，才又產生出另一「定型」來。一「定」兩千年，直至清末，才又開始作第二次的「轉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為之驚歎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轉」法，我們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樣變動的。

　　那發生在古代的第一個「轉型」，轉變了些什麼呢？長話短說，主要的有下列三項：

　　一曰廢封建、立郡縣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義」的濫觴。「郡縣制」則是更高一級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葉中央政府對西南少數民族施行「改土歸流」的政策，便是這一轉型的零星的延續。清末大臣且有主張把屬國朝鮮「郡縣化」，事實上也屬於這一類。今日北京的人民政府，對西藏內蒙的政策，也是變相的「廢封建、立郡縣」。

　　由封建到郡縣的「轉型」原是人類政治管理上的一大進步。

　　二曰廢井田、開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國有制。「開阡陌」則是開放國有土地，任民買賣。化土地公有為私有。此一演變早見於東周之初。至秦孝公時，始為商鞅所落實。商君之後，一沿兩千年，至二十世紀五○年代，始為毛君土改所逆轉。王莽當年亦嘗試行類似的逆轉土改。土改未成卻把自己的腦袋搞掉。

　　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優孰劣？大家去見仁見智吧！

　　三曰由百家爭鳴，轉變為獨崇一術。秦始皇所獨崇的是法家；漢武帝所獨崇的即是儒家。哲學不同，獨祟則一也。至於處士橫議、百家爭鳴，和罷黜百家、獨崇一術之間的是非優劣，吾不願主觀地評論之。此地只說明這個「轉型」的事實罷了。

　　我國古代的國家和社會就為這三樁小事而「轉型」。一轉數百年，死人千萬，才轉出個大一統帝國制度，這個中國特有的「定型」來。此一固定的型態一延兩千年未變。到清末才再度轉型，面對此二千年所未有之變局，李鴻章就為之張目結舌了。

　　第二次「轉型」要轉出些什麼來？

　　我國古代的第一次「轉型期」，大致延長了三百年，才轉出一個農業大帝國的「定型」來。根據這個定型，我們再作第二次「轉型」，又能轉出個什麼樣的「定型」來呢？將來的「定型」大致也不會超出三項主要原則。這三項應該是：

　　第一，化君權為民權也。這一轉變，李鴻章不及見，而我們今日則看得很清楚。因為這一政治權力的蛻變是層次分明的。從滿清大皇帝、老太后，傳子傳妻的絕對權力，通過袁蔣毛三公掌權的不同形式，直到鄧小平今日的「垂簾聽政」，到李登輝的三權互制。如今已轉了八十年。可憐的「轉型期」中的中國老百姓，雖然被他們「轉」得死去活來，但是君權遞減的現象，還是很明顯的。何時才能「轉」出個民權的定型來，今日雖尚未可期，但是趨勢倒是很值得樂觀的。

　　第二，化農業經濟為工商業經濟也。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生產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後的生產方式，當以工商業為主流。社會經濟一變，則百事隨之而變。自李鴻章開路礦造洋船之後，我國經濟向工業化變動，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而成績不著。時至今日，此一社會「轉型」在台灣已立竿見影；而大陸還在摸索之中。中國大陸上的經濟今天基本上還未脫離以農為主，則其黨政制度便無法擺脫中古的老套。何時始能定型，吾不知也。歷史家只是看戲的，不是演戲的。所以只有等到大軸戲落幕，才能寫戲評。

　　【附註】本篇落筆於民國八十年，預料大陸經濟也會「起飛」，初不知其起飛若是之速也。

　　（作者補注於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二十四）

　　第三，在文化發展上化控制思想為開放思想也。文化的發展原是與社會經濟制度同步轉變的。社會經濟發展至某種程度，文化亦作等位的變動。吾人翻閱世界史，未見有文化領先而經濟落後者；亦未見有經濟落後而文化超越者。因此經濟起飛，則思想必然開放；思想開放，則經濟亦會隨之起飛。雞之與蛋、蛋之與雞，無法辨其先後也。這便是我們當前文化轉型之內涵與遠景。

　　在我國二千年歷史之中的「第二個轉型期」內，我們就為這三樁小事，「轉」了一百多年，死人億萬，至今還未轉出個「定型」來──雖然這定型的出現可能就在目前。

　　處士橫議中的「胡適學」

　　讀者們批閱拙篇，可能要掩卷一問：足下寫了這一大篇，究竟與「胡適」何關呢？

　　答曰：這本是胡適這位思想家的「時間」與「空間」的背景。他就在這樣的背景裡，看出了問題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據這同一背景，看出了問題、想出了答案的現代中國的思想家並不只胡適一人。遠一點的有魏源、王韜、容閎、洪秀全、洪仁玕、張之洞、李鴻章等等。近一點的有康有為、梁啟超、孫文、陳獨秀、李大釗……乃至自誇為「沒有我民族就要滅亡，文化就要遭殃」的梁漱溟；自認為「偉大導師」的毛澤東和黑貓白貓的實驗主義哲學家鄧小平……小一輩方露頭角的還有魏京生、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劉賓雁等等。他們都是聰明人或自作聰明人；他們對「第二次轉型期」內，中國發展之前途與方向，以至將來定型下來的永恆模式，都有各自的看法與主張。嚴家其就肯定的說，那個未來的定型是個「聯邦制」。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莫衷一是。胡適之先生事實上只是這些七嘴八舌的公婆之一而已。但是他卻是本篇所討論的唯一的對象。

　　「胡適學」如今已再度成為顯學。以後更要發揚光大。將來「註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數十百倍於胡適本人的著作。筆者不學，早已不想追隨時賢，重入註疏之林。只是個人曾一度追隨胡師整理其「自傳」。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輝的一生，分為前後兩大段。三十年來拙見未改，既承盛會之中老友不棄，謹再就原論補充之，以就教於通人。

　　幾句瘋話，暴得大名

　　胡適活了七十二歲。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個「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啟蒙大師。他沒有槍桿、沒有政權，但是年未而立便把當今世界上一個影響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稱快。

　　青年胡適究竟「啟」了些什麼「蒙」呢？讓我們三言兩語帶過：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盤西化」也；曰「廢除文言、使語文一致」也；甚至「廢除漢字，用羅馬拼音」也……

　　這些話出諸一位二十七、八歲的青年之口，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之中，任何一個時代裡都是罪足砍頭、甚至誅九族的瘋話！可是在二十世紀的初季，胡適竟靠這些瘋話而「暴得大名」，享譽國際；出了一輩子鋒頭，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適是在替他青年期那個時代說話！他是那個時代的文化發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適的青年期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時代呢？讀者如不憚煩，且讓我們為這一時代精神的發展，再來搜搜根。

　　李鴻章的「四個現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國三千年歷史上，只發生過兩個社會轉型期，而這兩個轉型期的形成，卻有性質上的不同。那發生在古代的「第一個轉型期」是「自發的」、「主動的」──它是我國自己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與外族無關。

　　但是發生在我們現代的「第二個轉型期」則是「他發的」、「被動的」。我們原對我們自己的政治制度、社會型態、生活方式十分滿意。我們原不要「轉型」，而我們終於轉型。實在是外族強迫的結果。

　　外族怎樣強迫我們呢？說來極簡單。在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以後，西方帝國主義不斷地侵略我們，我們不停的打敗仗、割地賠款。要對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這樣我們就出了第一個夷務專家魏源。他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換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學習科技。用目前的語言來說，就是「四個現代化」。

　　魏源之後，把魏源思想進一步發展的便是張之洞一夥人所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用句目前的語言，那就是「四個現代化」（用），加「一個堅持」──「堅持孔孟之道」（體）。

　　把這項體用之學發展到最高峰的，還是我的老鄉李鴻章。在甲午之前，李鴻章所搞出的一些「罈罈罐罐」（借用鄧小平語），像強大的「北洋海軍」，真是煞有介事。誰知李氏這些罈罈罐罐被日本小鬼幾砲便打得精光。

　　魏京生、康有為、孫中山

　　甲午戰後，搞「四化」的人洩氣了。他們知道光是發展「科技」，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光是發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國問題之真解決，還得靠「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因此一時之間，全國的進步分子，都變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義者又分為文武二派。文派主張緩進，搞英國式的「君主立憲」。他們的領袖便是康有為。武派主張激進，搞美國革命式的「建立民國」。他們的領袖便是孫中山。辛亥革命一聲砲響，兩派合流，就真把個民國建立起來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在民國初年還是徹底的失敗了──失敗到「民國不如大清」、「袁世凱不如光緒爺」……軍閥橫行。

　　我們搞了半個世紀的「四化」（科技現代化），救不了國。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現代化」，還是救不了國，並且愈來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國的上下階層均不得其解，忿激之餘，便激出個胡適和胡適的時代了。七十年過去了，同樣的失敗，在大陸上又激出個「河殤派」來。

　　「西化」的最後階段：「全盤西化」

　　胡適（乃至今日的「河殤派」）認為只有兩位西方老頭「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國（這兩位老頭的中國名字是陳獨秀取的）。但是中國為什麼出不了自己的賽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們民族文化裡有其內在的死結。我們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臨死亡了。「中國不亡、實無天理」（胡適語）。與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國文化」這個病老頭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氣管抽掉，讓他早日死去。老頭死了，孔家店打爛了，然後子孫們脫胎換骨──「全盤西化」！

　　這就是胡適青年期，那個「五四」前後的時代的時代精神；它也是中國近代「轉型期」中，一階段按一階段，循序而來的「西化運動」的最後階段。說「瘋話」的青年胡適，便是這一階段的發言人。他在他本階段所起的「啟蒙」作用，和魏源、張之洞、康有為及（早期的）孫中山在其各自的階段中所發生的作用並無兩樣。

　　科技現代化只有一個，政治現代化花樣繁多

　　「西化」這個東西，在魏源時代叫做「通夷務」；李鴻章時代叫做「辦洋務」。張之洞叫「習西學」；胡適叫「西化」。二次大戰後改名「現代化」。在現在大陸上叫做「向先進國家學習」或「向國際水平看齊」等等，其實都是一樣的貨色，只是時間有先後，學習份量有多寡而已。

　　魏源的通「夷務」（正如鄧小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單純科技。張之洞所倡導的只是「半個西化」。上述魏、康、孫三公所堅持的則是「政治西化」。至於二○年代進入中國的共產主義，和三○年代進入中國的法西斯，也都是「西化」，或可名之曰：「偏激的西化」。搞「人權」、搞「民權」原都是西化的一部分。毛澤東否定「人權」這個概念說，沒有「天賦人權」，只有「人賦人權」，或可叫做「欠通的西化」。

　　所以搞「西化」（現名「現代化」）也是分門別類、花樣繁多的。當然我們如專搞「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那麼「四化」或「現代化」就只有一個。但是我們進化到政治、經濟、社會、倫理各部門來，那麼花色就談不完了。蓋「西化」者始自「西方」也，而「西方」並不是個整體。筆者即嘗為「西方」學生授「西方文化史」。在其各民族文化傳統之間，別其異同。如希伯來之異於亞利安也，盎格魯．薩克遜之異於日耳曼也；拉丁之異於條頓也……如此，再回看我國近百年來的「西化運動」又何擇何從哉？

　　孫中山權「變」，胡適不「變」

　　就以孫中山先生來說吧。孫公在辛亥之前，搞的全是美國模式。二次革命之後乃漸次主張獨裁，最後乾脆「以俄為師」。粗淺的看來，中山先生是因為搞革命受了挫折和刺激，為求速效乃捨棄溫和的美國方式，改採激烈的俄國辦法。但是更深刻的看法，則是中山所採取的辦法，實在是從盎格魯．薩克遜的民族文化傳統，跳到斯拉夫和日耳曼的民族傳統裡去。

　　須知文藝復興以後四百年來的歐洲和南北美的歷史，原是一部白種民族的春秋戰國史，時歷數百年，民族數十種，大小百餘戰（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強凌弱、眾暴寡，五霸七雄兼併的結果，最後最大的勝利者不是「虎狼之秦」，而是比較溫和有禮的盎格魯．薩克遜。邱吉爾擴大之為「英語民族」。

　　英語民族為什麼能建立一個「日不沒」的帝國主義大帝國，和一個「超發展」的民主合眾國呢？卑之無甚高論，實在是因為他們善於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他們搞「等富貴，均貧賤」，用不著「階級鬥爭」。他們搞「攘外安內」也不需要「西安事變」。他們要把討厭的最高領袖趕出唐寧街或白宮也用不著「三大決戰」和「苦撻打」。愛國青年也毋需打什麼「紅旗」或穿什麼「褐衫」或「藍衣」。他們的政治領袖也大半都是些混沌水、和稀泥的庸才。但是搞搞混沌水、和和稀泥，不但能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還能向外擴張，克敵致勝，建立空前未有的殖民地大帝國。──他們這套本事，不但我們自高自大的黃帝子孫學不到，連和他們同文同種的拉丁、日耳曼、斯拉夫諸大民族也望塵莫及。

　　英語民族的國度裡的富強康樂，和燦爛的文化，當初不但降服了胡適，也降服了孫中山。所以五四時代胡適所倡導的「全盤西化」（後又修正為「充分西化」），更正確的說，應該是「全盤英美化」或「充分英美化」。哲學家約翰．杜威的「實驗主義」原是「英美傳統」經驗的概念化。所以胡適之就做了杜學東傳的一世祖而終身不渝。

　　「二次革命」（民國二年）前的孫中山原來也是服膺全盤英美化的。可是孫先生是個搞行動的革命家。他要和袁世凱爭政權、搶總統。為追求政治上立竿見影的效果，「孫文主義」就發生修正從權之變了。──他從一個比較高級耐久而缺少特效的英美傳統，轉變到有特效不能持久的德義俄的偏激傳統裡去。──孫中山栽培了共產黨。

　　可是在過去四百年的「春秋戰國」裡，英美傳統卻是最後的戰勝者。二次大戰後，德義日三個戰敗國，均以改從「英美化」而復興。君不見在九○年代的世界裡，東歐各國乃至共產主義的「祖國」蘇聯，不也都英美化了哉！

　　臭烘烘和香撲撲

　　胡適思想最大的特點便是它永遠不變。適之老師言必稱美國，也一輩子未改過口。

　　他四十歲以前是一位最有影響力的青年「啟蒙大師」，他啟蒙的實效便是介紹美國──介紹美國的哲學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他終身治學是「圍繞著方法二字打轉」。他整理「國故」和「再造文明」的「方法」，也只是美國大學研究院裡寫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的「方法」。

　　四十以後的胡適是咱們中華民族的「自由男神」。他這個男神和站在美國紐約港口的「自由女神」，雖然性別不同、膚色有異，二者的形象和功能卻完全相同。

　　可是近百年來的中國卻是搖擺不定，甚至十年一變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因而「美國」這個百年不變的抽象名詞，在中國也就時香時臭；因而代表「美國」這個抽象名詞的另一個抽象名詞「胡適」也就香臭隨之。

　　五四時代的胡適是芬芳撲鼻，三○年代的胡適則「臭名昭彰」（這是他最得意的共產門生，現在有心做和尚的千家駒先生對老師的評語）。的確，這時他的殖民地都全部獨立了。文學界、思想界為「左聯」所篡奪；政治界為蔣廷黻、蔣中正、張學良所遺棄。胡適變成了孤家寡人，「陽春教授」。四○年代他又時香時臭。五○年代也就是筆者做他的小道僮的時代，他真是一灰到底──右邊罵他思想有「毒素」；左邊罵他是「買辦學者」。──永遠笑嘻嘻的白面書生胡適之，卻永不認錯，死而後已。

　　國民黨容忍「異黨」，共產黨「一分為二」

　　胡適死後，「胡適的幽靈」（胡老師生前的自輓辭）時隱時現，其遭遇和生前還是一樣的──一個思想家，昇華到「胡適」的階層，也就無所謂「生死」了。──國民黨為著「異黨」問題，竟然把胡老師的第一號大信徒雷震逼死了。又誰知現時現報，目前卻被個不講理的異黨逼得走投無路，連老夫人攜點細軟出國，也要被異黨奚落得尷尬無比呢？──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

　　最可笑可歎的卻是共產黨。「我的學生毛澤東」背叛了老師之後，把老師和老少同學們「脫褲子、割尾巴」割了數十年。誰知毛死之後，屍骨未寒，胡適的幽靈便把他的貴黨一分為二。胡老師當年要把可教的國民黨一分為二，我曾當面笑他是「子之迂也」。誰知他剖國未成，如今卻把個不可教的共產黨一劈為二，劈得如此乾淨利落！

　　胡適的幽靈，不但把中共一分為二，它竟然把鄧小平也砍他個「三七分」──鄧公小平今日是「七分胡適，三分列寧」。「三分列寧」為的是政權也，面子也，飯碗也，愚下也。「七分胡適」者，時勢也，真理也，現代化也，前途也。

　　鄧公如此，該黨亦然。

　　吾人但見許家屯、千家駒、嚴家其、蘇曉康……流落海外，走投無路。但諸公只冰山之一角也。三分僵死派，要融化這七分冰山，我知其駱駝鑽針眼也。──這就是日耳曼、拉丁、斯拉夫諸民族，在政治上鬥不過盎格魯．薩克遜的關鍵所在了──他們不能以和平的方法解決內部的問題。

　　「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毛公早言之。而中共黨內乃至中國國內，以胡適、列寧為界，一分為二，分得如此乾淨利落，實出我輩台下看戲人意料之外也。

　　至於他們雙方如何繼續糾纏下去，那就騎驢子看話本，走著瞧吧。好戲多著呢！

　　大方向和水的方向

　　列寧之餘威，吾知之矣。但是胡適的幽靈，竟有如此力量，則非始料所及也。

　　其實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原為現時代的時代精神而已，何可歸功於一人。只是胡適之是這項外來思想，最有力的啟蒙大師。五四以後，大師小師之間也只有他一人，不計毀譽、不論成敗而堅持到底。時至今日「胡適」與「自由民主」，已一而二、二而一的分不開了。「胡適」這個具體的人名，已足以代替「自由民主」這個「抽象」的概念，所以他才有足與列寧相抗衡的力量，足以左右中國的將來。

　　胡先生告訴我，中國傳統思想中他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他是孔子的老師。孔子的思想是受老子影響的──我的朋友成中英教授，運用西方邏輯推理治中國思想史，也是如此說的。胡先生說，他的思想成熟期，是在康乃爾大學時代。某天早晨他在校園內的鐵索橋上，俯視綺色佳大峽谷，見到山巖被水沖刷成溪的跡象，而對老子以「至柔克至剛」的哲理頓有所悟。

　　事實上胡適的思想也就是山峽中的流水。它迂迴、它漩繞、它停滯、它鑽隙……不論經過何種阻擾，它是永遠地流下去。溪流沖石，千年萬年，岩石總會消蝕成一個大峽谷來。──這便是胡適的大方向；一個潮流的方向；中國前途的方向。

　　胡先生最喜讀的一首宋詩，大體是：千岩不許一泉奔，攔得溪聲處處喧，等到後頭山腳盡，悠然流水出前村。這實是有自信心的夫子自況，也是胡適思想終能風靡全國的道理。

　　瘡痍滿目的小框框

　　當然天下原無十全的聖人。我們尾隨適之老師順流而下，但並不是說適之先生所有的教條都是金科玉律。胡適和孫中山先生一樣，他躋身聖賢的條件，是他的宗師形象和學術思想的大方向。大宗師如談起具體的小問題來，他往往也和其他的學者一樣是瘡痍滿目的。

　　胡適以二十來歲的青年，一旦自海外歸國，便大講其五千年文明的優劣而要以一廂情願的思想改造之，如禁讀文言、毀滅方塊字等等，未免是膽大妄為。至於他的什麼「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也只是拾乾嘉之餘慧，為社會科學前期的輔助技術而已，談不到是什麼真正的「治學方法」。不過這些都是若干無關宏旨的小框框，瑕不掩瑜。筆者對這些小框框所論已多，不想重複。烘雲托月，還希望後來的註疏家去繼續發揮吧！尚感讀者賢達，不吝教之。

　　※為紀念適之先生百齡冥誕而作

　　民國八十年十月六日脫稿於台北中研院招待所

　　原載於劉青峰編《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集刊１》，民國八十二年）

【壹】十、中國近現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教我做research的啟蒙師

　　在海內外大中學裡教授文史學科，簡直就教了一輩子。行有餘力則以撰文；以中英兩文著書寫稿，至今也在千萬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還在不斷塗鴉。引句時髦話，說我自己是個「職業史學工作者」（professional historian），大致也不算過分。畢竟搞了一輩子嘛。

　　俗話說：「家有黃金萬兩，不如一技隨身。」我這個「職業」史學工作者，如果啖飯維生，也有「一技隨身」的話，想來想去，這個「一技」，就應該是英語裡的research了。

　　research這個英文單字，近日幾乎成為現代學人的口頭禪。小至在學術上情竇初開的大一大二的在學青年；老至白髮盈頭的國學大師，大家忙個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麼通義，翻譯成漢語，可不大容易。

　　我個人最初對這一辭彙發現翻譯上的困難，那還是大學一、二年級的事。那時我閱讀「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語教科書，學會了這個辭。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漢辭典，都把這個辭譯成「研究」、「探索」……一類的意思。其實「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蓋這個research的英文單字。

　　「research」是個很具體的治學的法則與程序；而「研究」（正確英譯應為study）則是空泛的抽象名詞。正如我們日常口語常說的，對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討論、討論。這就不是research了。

　　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學興起以後的研究法則和研究程序的總名稱。這種法則和程序，在我國傳統學術裡有一些與它有關的零星名詞，如「考據」、「訓詁」、「由約及博」（演繹）、「由博返約」（歸納）等等，而沒個涵蓋一切的總名稱。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如今時近二十一世紀，胡、傅之說已早嫌不足。在當前的「行為科學」裡，還有個「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後再找出，大至宇宙發展，小至社會裡的酒色財氣等等運行的「規律」（law or rules）。嚴格的說起來，這一整套的法則和運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聰明的胡適把這一套簡化成「科學實驗室的方法」；這也就是他宣傳一輩子的現代化的「治學方法」。雖然以偏概全，也不太離譜。

　　適之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他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時，翻閱《大英百科全書》，無意中翻到的。以後就受用了一輩子。

　　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看出來的。

　　郭廷以先生學會這套「方法」，顯然是在清華大學讀研究院時，受了蔣廷黻和羅家倫兩人的影響。羅是清華校長；蔣是歷史系主任。他兩位對郭老師都是最賞識的。蔣是哥大的博士，與胡適一個山門出來的。羅則是胡的學生，謳歌胡適一輩子。

　　我自己開始學「做research」，則是在大學二年級，上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一課，逐漸摸索出來的。那時我已知道這套治學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樣翻譯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來在比較文化學上，兩種語言的互譯，一般都是具體翻譯易，而抽象翻譯難。例如我國道德觀念裡的「仁」、「義」二字，尤其是「義」這個辭，在英語裡就無法直譯。《三國演義》上說關雲長「義薄雲天」。這個「義薄雲天」簡直就無法翻譯。因為在西方的道德範疇裡，沒有「義」這個概念。因此英文裡就沒有這個同義字了。要把「義薄雲天」這宗漢語道德觀念，譯成英文，你就得嚕嚕囌囌，轉彎抹角，講它一大片了。

　　research這個西方概念，也沒個漢語同義字，因為我們原先沒這套東西。我學了這套東西，是在郭老師課堂裡摸索出來的。至於怎樣摸索的，那還得從頭說起。

　　《萬有文庫》沒啥好書

　　那時是抗戰中期最艱苦的歲月。民國二十八年夏季，我在熔全國「流亡學生」於一爐的「國立（第八）中學」畢業。接著參加科舉考試，竟然考進了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戰時中學畢業生參加「全國統考」，能考入頂尖的中央大學，那真比滿清「鄉試」中，考個舉人還要難。

　　我以一個十九歲來自淪陷區的流亡學生，穿著草鞋短褲，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敵機狂炸聲中，跑到了重慶。頭髮已兩月未剃，初生的小鬍鬚，已在腮上唇邊，四處萌芽。加以經年不知肉味，兩條腿瘦成兩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覺可笑。就這樣，我跨入了沙坪壩，那全國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貴的「國立中央大學」；真是板兒進了大觀園。

　　那時全國統考，只考「筆試」，未考「口試」。我考入中大時，首先還要在形式上補考個口試。我乃到歷史系辦公室的門外去排隊候試。當那位助教喚我進去時，我看那上面坐著一位面目森嚴，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的「教授」。我向這「教授」鞠個躬。他頭也不點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兩眼向我一瞪，問道：

　　「你在中學裡讀過些什麼書？」我一下就被問慌了。想不出在中學裡讀過些什麼「書」。只是記得戰前我校有一部嶄新的《萬有文庫》。我們師生愛惜它，借閱時，都用手帕包著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說：

　　「讀過《萬有文庫》。」

　　「《萬有文庫》？」教授說：「《萬有文庫》裡，沒什麼好書！」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還讀過些什麼？」教授又追問一句。

　　「還讀過《史記精華錄》。」我恭敬作答。其實那不是在「中學裡讀的」；是在私塾裡讀的。姑且舉出來搪塞一下。教授聞言還是面無表情。

　　「還有呢？」教授又問一句。

　　「還讀過《資治通鑑》。」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學時期」讀的；雖然不是在「中學裡面讀的」。

　　「哪一段？」教授又問。

　　「都讀過，只漏掉一本。」我誠實地回答。因為我家那部《通鑑》丟掉一本。

　　「好啦。」教授手一揮。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

　　我站起來又向教授鞠個躬，然後緩步退出門外。結束了這場緊張的口試。在門外，我悄悄地問一位似乎更年長一點的同學：這位教授叫什麼名字。

　　「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氣的回答我一聲。

　　抹抹我頭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來，猶有餘悸。

　　十多年後，郭廷以老師在我紐約的公寓裡吃稀飯──他那時長途飛行勞頓，時差又作祟。有點發燒，在我家休息。後來精神好轉時我戲說此一故事。

　　郭老師居然還完全記得我們那一小段對話。並解釋給我新婚的妻子聽，為什麼《萬有文庫》裡沒有好書。──郭老師的記憶力是天下無雙的。他能說出我同班同學每一個人的名字。

　　口試完畢我就到柏溪分校去報到入學了。

　　柏溪是中大一年級新生所在地。郭老師那時是大牌教授，大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級的，所以我就選不到他的課了。只記得他有一次專程來柏溪向我們新生講演訓話，面目還是如許森嚴，戴的還是那副黑框大眼鏡。拄了一枝大手杖，坐滑竿而來。十分莊嚴肅穆。至於他那次訓了些什麼話，我已完全記不得了。

　　大二，我們就選入沙坪壩了。「中國近代史」是大二必修課。我就正式作了郭老師課堂裡的學生了。

　　定遠軍艦四砲齊發

　　那時沙坪中大，師生兩造的陣容都十分整齊。學生個個都是鄉試出身的舉人，不用說了。教授陣容也十分堅強。但是中大畢竟是繼承明朝國子監：民初兩江、東南的國學傳統。講起歷史來，內容既高且深又大，真是天馬行空。

　　我記得繆鳳林老師曾把二十五史「圈點」三遍。胸若淵博，口若懸河。動不動就來一套「漢唐明之往史可證」。他老人家還寫了一套長逾千言的白話詩，印發我們誦讀。也是開口閉口漢唐明不斷的。

　　金毓黻老師授我們「宋遼金史」，也是一揮千里的。我記得他老人家講到王安石變法時，把變法條款，一條條寫在黑板上，然後逐條評論說：這條很好！那條不好。這時我們在大二，已有幾分「胡迷」傾向，對金老師那樣傳統史學中「贊論式」的史評，已大為存疑。但是在班上師威咫尺，誰也不敢問一聲。

　　沈剛伯老師那時授我們「西洋通史」。他老人家上堂，只大褂一襲、粉筆一枝，其外別無長物，但講起希臘羅馬來，卻一瀉如注。在沈老師堂上，我們向不記筆記，大家只是跟隨他那口湖北調，前仰後合，歡聲雷動。

　　在這群天馬行空的教授陣容裡，郭廷以老師倒別具一格。我記得他上堂時，總是抱著大宗講義和參考書，另加枴杖一枝。他面目森嚴地講起課來更是一章一節，有板有眼，一絲不苟的講下去。他老人家手既不舞、腳也不蹈；聲音亦無陰陽頓挫。他有條有理的口述下去，我們記筆記的，也就頭也不抬，眉也不皺，奮筆疾書，他講啥、我記啥。只要你記得快，筆記並不難記，因其章節分明也。日子久了，功夫到家，老師咳個嗽，我們也可照樣記下，不爽絲毫。一學期下來，厚厚的一本筆記，便是一本很詳盡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

　　我特別記得他講甲午戰爭，黃海之役那一段。老師說：「……劉步蟾忽然下令開砲，定遠艦上四砲齊發，把天橋震斷，丁汝昌被摔下橋去，受了重傷……」他講得像背書一樣，聲調既無節奏，內容似乎也平淡無奇，但這樁故事，我們記筆記的人聽來，可說是驚心動魄。尤其是上一課堂才聽的「漢唐明」一鍋煮；下一堂課，則是「四砲齊發」──二者之間的「史學」距離，未免太大了。

　　聽中國傳統史學聽慣了，對漢唐明一鍋煮，不覺稀奇；但是在「四砲齊發」之後的結果如何？就有「且聽下回分解」的迫不及待的求知慾了。

　　郭老師講這節課時，不但念出他講義上的正文，並在黑板上寫出他的小注和中西文參考書。我們急於要聽下回分解的人，就真的去翻閱參考書了。──中文參考書閱覽之不足，為著求知慾，也是為著時髦，也就真的去碰碰洋書了──老師不是說過，開砲的原是洋砲手？原始故事，也出自洋書？

　　洋書中竟有新天地

　　我個人那時便是郭師班中幾個好奇者之一。尤其是我的祖先曾當過淮軍，到過台灣，到過高麗。對他們當年的故事，我自幼即耳熟能詳，但永遠是一知半解。這一下好了，在郭老師班上愈陷愈深，興趣愈濃，我就真的跑到松林坡頂的圖書館中，想借閱那些洋書了。誰知這些洋書自南京裝箱運至重慶後，迄未開箱。當那個圖書館員拿到我的「借書條」，口中喃喃自語說「尚未開箱、尚未開箱」時，圖書館范（？）館長適自他身邊走過。他便把我的借書條順手遞給范館長。館長見條，未加考慮便說「開箱、開箱」！──這倒使我這個並不認真的借書者感到過意不去。我並不那麼認真要讀此書。勞師動眾，私衷何敢？

　　後來我才知道這原是出於羅家倫校長的條諭。他說在空襲無常的時代，珍貴圖書，能不開箱，便不開箱。但若有師生要借閱，則務必開箱。──這小事也可看出有功中大的羅校長的學術眼光與氣魄。為我這位大二的小蘿蔔頭，無意中的要求，大學圖書館竟為我劈鎖開箱，把兩本大洋書讓我借出。──書既已出箱，我就不得不借，既借了，縱使看不懂，心理上也不得不看──真是大錯已成，追悔莫及。

　　這是我治中國史徵引西書的破題兒第一遭。書看得似懂非懂，但是郭老師講義上那許多故事，卻都被我找到了。並且還找到一些郭師未引用的故事。真是別有天地，眼界大開。因而我把我課堂上所記的筆記，也大事補充了一番，並註明出處，真是得意非凡。

　　這時我有一位中學歷史老師劉次辰先生，他剛從國立第八中學升入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作講師。該院新成立，圖書設備全缺。劉老師苦無教科書可用。他知道我在沙坪壩，乃專程訪我取經。他看到我那本中國近代史筆記，竟如獲至寶。他借去之後乃將練習簿拆散，叫他班上學生每人各抄數頁，拼起來，便成為一本厚厚的中國近代史講義了。此後他隔周必至。我那兩學期的筆記，也就變成他現炒現賣的教科書了。

　　劉老師抄得得意之餘，曾力勸我將此冊筆記出版，他保證有銷路。但是這是郭廷以老師的講義，我何能據為己有加以出版呢？！不過劉老師對我的鼓勵，倒啟發出我另外一種靈感──我自己為何不能另起爐灶，自著其書呢？！既有這樣的靈感，我也想找個好題目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自著其書了。──這一個構想與籌畫，也就是我個人「學做research」的開始，而這個起步，則是自郭廷以老師的「中國近代史」班上得到啟發的。

　　從海軍史到郡縣考

　　說做就做。我真的選了個海軍史的題目作期終作業，「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寫了起來。

　　我在試撰中國海軍史時，遇到很多困難，我想只有郭老師可以指導解決。不幸在當年大陸上受高等教育的舊傳統裡，師生的距離太遠，學生對老師是可望而不可及。有「學」而無「問」。我們自己在做些什麼研究，老師全不知道。我們也不敢告訴他們；更不敢問他們。──十餘年後，我個人教讀海外，我看到外國大學裡，師生融融樂樂、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的情形，才瞭解到我們舊傳統裡「程門立雪」那一套師生關係，太可恨了。──那是學術界被官僚作風所污染，不能自拔的結果。我國民主政治搞不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這種官僚傳統，演化為入黨做官，變成黨僚作風在作祟。

　　就以胡適之先生來說吧！適之先生在美國和我們這些後輩學生真有說有笑，有問難、有辯論，親如家人。可是我看他後來在南港，卻被他的「秘書」、「副官」、「部下」、「學生」們，「先生」長、「先生」短的捧成個官僚。蔣老總統在「官邸」之內，被內侍稱「先生」而不名。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內，也被他的秘書、副官稱先生而不名──「院長」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書們，捧著個小本子，終日低聲下氣的跟在屁股後面寫「起居注」，把「胡院長」捧成個「蔣總統」。這哪是「胡適」呢？這是對適之老師莫大的侮辱！但是適之先生是位最通情達理之人，最能隨俗。他對「捧」他的人，有時也破格愛護，屈予優容──這是「人情」，而胡適則是個最有人情味的人。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環境硬要強迫他「做官」，他也可做總統！

　　後來我在大陸上也參加過若干次學術會議。我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和我們一道擠大巴士、吃大鍋飯的平民作風，倒頗像「胡適」，令我這位「歸國華僑」，內心肅然起敬。而回到台灣的胡適，反被副官們捧得不像「胡適」，也真是天大怪事。

　　話說回頭，那時我雖然未敢去找郭老師，而郭師對我們倒頗為關心。一次我和數學友嬉笑於松林大道之上，忽見老師手拄巨杖自坡頂施施而下。我們趕緊收起笑聲，肅立道旁讓路。老師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說：「唐德剛你那篇文章寫得不錯，嗯。」他說得我好臉紅，無言苦笑以對。老師走了，我們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這要在美國，我們就和老師一齊嘻嘻哈哈了。郭老師本來就很嚴肅，再加上個嚴肅的師生傳統，使我們見到他正如小鬼見閻王一般。他說了一句話就走了。我們立刻開溜，溜著好輕鬆。

　　郭老師的一句評，當然對我也是個大鼓勵，因為在課堂上，批評其他名作家是習以為常的。海軍史的嘗試是我寫長篇的處女作。其時我與那《海軍整建月刊》的主編通信頻頻，都是用老腔老氣的文言文寫的，使他把我誤認為「中大教授」。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系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致認為「犯不著」。因此做了一陣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極。

　　附帶說一句。那時中大二、三年級學生為大後方報刊寫專欄是成筐成簍的，沒啥稀奇。好友龐曾濂（史系三年級）那時竟在重慶《大公報》上寫「星期論文」，鄭士鎔（政治系二年級）我們叫他「鄭狀元」。他以〈三民主義憲政論〉一文，榮膺當時教育部主辦「全國大專學生論文競賽」的首獎。「狀元」是當時陳立夫部長親「點」的。龐、鄭二人那時都享譽全國，文名籍甚；所論也都擲地有聲。──我那點灰溜溜的假教授論文，在沙坪學友中是上不得檯盤的。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約保密。

　　龐、鄭兩兄今日皆定居紐約。我們幾位白頭宮男，偶爾相聚，戲談沙坪往事，還是歡笑不絕的。

　　我那部處女作後來寫得半途而廢。主要的原因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尤其是洋書。第二則是那位主編希望我「倒寫」；我不習慣。那時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戰正烈。主編要我以當前大戰為借鑒，先自「將來」寫起。──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時對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學生和朋友王書君教授，一肩挑起來了。書君近在哥大榮任「訪問學者」，他的兩本有關二次大戰海空戰鉅著，正暢銷兩岸，真可喜可慰也。

　　另一個改變我寫作計畫的原因，是research經驗多了，在其他課程的期終作業裡也可盡量發揮。我選賀昌群老師的「南北朝史」和「秦漢史」，秦漢史的期終作業，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發表了。稿費是夠三個臭皮匠，吃一頓「小金剛」（沙坪壩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館）。

　　大三時，我選修顧頡剛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終作業寫成〈中國郡縣起源考〉。曾蒙顧老師用硃筆作長批，說什麼「有眼光、有裁斷」，大大獎勵一番。前年顧師百年冥誕，各界盛大紀念。我忽然也收到一份請柬，便道去蘇州參加。我問顧潮學妹如何找到我的名字。她說她們正替顧師編年譜，查看顧師日記，發現了我的名字，「還有分數呢！」──半個世紀未碰「商周史」了，真愧對名師。但是這篇短短的期終作業後來在「安徽學院」（今日安大前身）的學報上發表了，史系主任李則綱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華教授都批覽了。它竟變成我進入安大教書的敲門磚。後來我進哥大，它也幫我在哥大的「中國歷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為它證明了我可讀中國古書。

　　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紹成「小門生」的身份，去替胡適老師寫自傳。替胡老師寫自傳（寫傳記或年譜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師是不要的。這一點我想羅爾綱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終作業，混了這麼多碗飯吃，真如胡老師所說的：「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於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然追根究柢，我這項「一技隨身」，實啟蒙於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那一課。

　　做會了research，興趣也廣泛了，學不主一，東掐掐、西抹抹，結果一事無成，連郭老師所啟蒙的一本簡明中國海軍史，也沒有繳卷，真愧對數十年來的良師益友。老大徒傷悲，悔恨無已。「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後輩青年學子，毋步老朽後塵。

　　紐約接機以後

　　民國三十二年我在中大畢業後，曾考取中大歷史研究所作研究生。無奈離家日久，返鄉省親心切。其時家鄉敵軍已退走，川皖之間尚有安全的陸路可通，我就還鄉了。翌年湯恩伯打敗仗，河南陷敵，我又得機入「安徽學院」作講師，中大便沒再復學。民國三十七年赴美留學；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回憶沙坪師友，就如同隔世了。

　　誰知在五○年代中期某月日，我忽然收到一封發自台灣的國際郵箋，字跡好熟悉。一看原來是郭廷以老師寄來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說即將訪問紐約，並寫出班機時刻，盼我能接機，餘事面詳。我接書真十分興奮。屆時乃開了我那百元老爺車趕往「荒怠機場」（Idlewild Airport，後改名甘迺迪國際機場）接機。那時荒怠機場名副其實，還是一片荒野。四周蘆葦高過人頭。汽車自蘆葦夾道中，緩緩開入機場。但是地雖荒僻而接機者仍是人頭濟濟。我站在鐵欄之外，見百碼之外的機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機人群均搖手歡迎。郭老師剛出機門，還在梯上時，我就認出了。──那倒不因為他是中國旅客的緣故，而是因為他那熟悉的體形和動作，雖然他已不用手杖；藍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裝。我雖然舉手大搖，我想他是不會認識我的。他有學生千百人，相別十餘年。他何能認出我呢？當他走近了，我正預備自報姓名時，老師竟搶先破容一笑說：「德剛，你來啦。」我接過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擁抱），師生都高興無比！

　　那是郭老師第一次訪問美國。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隨員，他的秘書，他的代表，他的翻譯，和他的司機。到處奔走洽談，日夜不停。

　　郭廷以教授那時正忙著組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五○年代的台灣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經濟上也一窮二白。郭師美國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他基金會，申請補助，第二是想與美東諸名大學掛鉤。──那時美國的「名」大學，都還在美東呢！

　　天下事最難的是伸手向人要錢！次難的是訂立不平等條約。人家榮華富貴，你一窮二白，攀起親來，門不當、戶不對嘛！縱使貴人好見，而貴人之下的與你說相同語言的「二爺」、「馬弁」等人的臉色有時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

　　郭老師原本是一位寡言鮮笑的嚴肅學者，為著中國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顧的假學者、爛政客，強作笑容，低聲下氣，我這位老師的道童、隨員、小和尚、汽車伕、樊噲……每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為之惻然。──然郭老師有傳教士精神，為著「近史所」這個baby，他任勞任怨，篳路藍縷，一鍬一鏟地為它奠基，真令人感動，也令人悲傷。──這是他第一次的美東之行。

　　其後郭老師又數度訪美，一次並偕一青年隨員李念萱兄同來。鍥而不捨，金石可鏤。近史所已逐漸成型。當我於民國五十一年接管哥大中文圖書館時，郭師曾看中了我館珍貴的「複本書」（duplicates）。我也簽請哥大備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並為他承擔運費。郭師如獲至寶，連說：「這樣我們圖書館就有基礎了。」那時書市不大，基本參考書和政府檔案如北京政府公報，都早已絕跡也。

　　郭廷以老師原是位純學者，寡言鮮笑，應付複雜的政治環境，原非其所長。在他「拜拜」成長期中，他這保母是焦頭爛額的。──筆者那時也被無辜地捲入哥大的校園政治，在數個政客互鬥之間，也額爛頭焦，不能自拔。

　　我們沙坪老師生偶爾聚會，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彎彎水，世事重重疊疊山，我們師生兩造的辛酸過程，可說彼此都終始其事。郭師向我求援和訴苦信件，我相信還可找出不少封來，雖然一大半都給我丟了──何從說起呢？！

　　郭師後來在紐約逝世時，張朋園教授和我，可能是他僅有的兩個「老學生」去給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啟蒙老師；也是我平生為老師送葬的唯一的一個人。

　　師生遇合有緣，謹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

　　※原載於台北《中外雜誌》五十九卷第一期

【壹】十一、中國近代目錄學的先驅袁同禮先生

　　袁同禮（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戰後僑居美國的諸多華裔學人中，對筆者有深遠影響的前輩之一。他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生肖屬羊。這年齡正在我父母之間──先父屬猴（光緒二十二年），先母屬馬（光緒二十年）。袁公屬羊，正是馬猴之間，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執輩。中國的傳統習俗，也使我對他老人家「執禮甚恭」。

　　袁氏是位謙謙君子。雖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長輩，但他向不以長輩自居；對我們這些晚輩（尤其是同行），他一視同仁，以朋友相處，所以也可說是「忘年之交」。但是從我的立場看他，則永遠是「亦師亦友」的。──在早期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許多目錄學著作，都是我長置案頭、隨手翻查的重要參考書，至今未廢。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時也找上我作研究助理。例如在查對胡適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袁公最後用「民國六年」，就是根據我的口述報告。

　　袁同禮先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歷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但是在這則短篇裡，我不願多提他傳記上的細節──因為袁氏已有幾篇頗為詳盡的小傳，如：吳光清的《袁守和先生傳略》，李書華的《追憶袁守和先生》，和秦賢次為劉紹唐主編的《民國人物小傳》第二冊所寫的更詳細的〈袁同禮（光緒二十一年至民國五十四年）〉的傳記。在英文著作裡，則哥倫比亞大學所出版的《民國名人傳》第四冊（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C. Ho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民國六十年.Vol.4），那就兼顧中西，更為翔實了。──所以在拙篇裡我只想談談守和先生在「中國近代文化轉型史」中，所發生的作用、他的貢獻，和他在文化轉型中的地位。

　　先談談「轉型」

　　在不同的拙著裡，個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國近代史」（當然包括畫蛇添足的什麼「現代史」和「當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運動史」；也就是一部「中國近代（社會文化）轉型史」。「現代化運動」這一名詞，毋需解釋，也解釋不盡。──「轉型」則是任何一個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固有的社會文化的特殊「型態」，如西方的基督教國家，中東的回教國家，和南亞的印度，都是有其特殊型態的。

　　可是近五百年來西方基督教國家的社會文化的發展，只有其「現代化」的程序，而沒有「轉型」的問題，尤其沒有「轉型」的痛苦。因為現代化運動在西方是一種發自內部的自然進展（natural cours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而我們中國和其他亞非拉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運動，則是發軔於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挑戰和壓力（Western chalenge and pressure）。

　　因此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只有其範圍大小，和時間緩急的問題，而沒有社會文化「轉型」（transformation）的問題。

　　我們和其他亞非拉國家就不然了。我們的現代化運動，發軔於「被迫向西方學習」，也就是「師夷之長技」。既然向「西方學習」，因此我們的「現代化運動」就多了個「西化運動」（Westernization）的階段。「西化」就是由東方式轉成西方式（簡稱「西式」或「洋式」）──從三家村的「土私塾」到大小城市中的「洋學堂」；從「父母之命」到「自由戀愛」……等等的轉變，這就是所謂「轉型」了。──須知「土私塾」這一教育制度，和「父母之命」這一婚姻制度，在中國歷史上至少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這種教育和婚姻制度，就是我們固有文化型態的一部分，這種千年不變的「型」態，一下要「轉」成「洋式」或「西式」的「洋學堂」和「（西式的）自由戀愛」，是十分困難的，和十分痛苦的。──就以婚姻「轉型」來說吧！我們「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呢？──這個例子，這種哭聲，縱在今日，仍是觸手可指，海峽兩岸皆然。這只是「社會文化」轉型的困難和痛苦的千萬個例子之一罷了。

　　各行各業，各有啟蒙之人

　　以上所舉只是兩個特殊例子。其實近百餘年來，一轉百轉──文物制度、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語言文字、文藝思潮、學術研究……，無一不是從千年不變，到大變特變──棄舊從新，捨東就西的。胡適等人當年提倡「全盤西化」，被人罵慘了。其實我們今日回頭看看，從我們本身開始，從頭到腳（上有西式分裝頭，下有大英洋皮鞋），從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鬚，晚上如廁熄燈上床），豈不是早已「全盤西化」了，有什麼稀奇呢！──大陸農村太落後，等到他們也像我們生活在都市的人，全盤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後了。

　　以上所說的，只是我們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實國家大政、典章制度、學術文化……，無一不然也。──只是這種典章制度、學術文化中，各行各業都有其先知先覺的帶頭人，這就是我們所謂「開風氣」的大師了。

　　且舉幾個領導我們轉型的巨人來看看：

　　．領導我們作政治轉型的是康有為、孫文（中山）；

　　．領導我們作軍事轉型的是李鴻章、袁世凱、蔣百里、蔣介石（中正）、毛澤東；

　　．領導我們搞外交轉型的是李鴻章、顧維鈞、周恩來；

　　．領導我們作哲學思想轉型的是胡適、陳獨秀；

　　．領導我們作語言文學轉型的是胡適、周樹人（魯迅）；

　　．領導我們作教育道德轉型的是蔡元培、張伯苓、胡適；

　　．領導我們作建築學轉型的是梁思成、貝聿銘；

　　．領導我們作圖書管理學和目錄學轉型的是袁同禮、蔣復璁；

　　．領導我們作……（其他轉型的至少還可舉出百人）

　　換言之，近百餘年來，我國各行各業，皆有其各自的「轉型運動」──通過「西化」的階段，到達「現代化」的結果。「現代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其後自有其自然前進發展的規律。在這各行各業的轉型運動中也各有其「啟蒙大師」。我個人試擬上列諸人為例，就是說明，袁同禮在近代中國，是位領導我們搞現代圖書管理學和現代目錄學的帶頭人和啟蒙大師──這便是他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

　　傳統目錄學現代化的領導者

　　「目錄學」原是我們中國的國寶。在傳統中國能「博極群書」，能「由博返約」才是大學者。只通一經的一通百不通，在漢以後，就不能算是大儒了。所以目錄學實是眾學之源。

　　搞圖書分類學和圖書管理學，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漢代的「七略」、隋唐的「四部」（經史子集）分類法，都是獨步全球的。到乾隆修《四庫全書》（與美國革命同時），我們四庫一部，足敵全球其他各國所有圖書之總和。真是欹歟盛哉。不幸近兩百年來，西方突飛猛進，我們就落伍了。

　　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一搞兩千年不變，也實在是太保守了。再者「孔家店」這個托拉斯，一下就把持了「四庫」的四分之一（經部），也太霸道了。等到胡適出現，搞反托拉斯法，把「經、子」拉平之後，因而我國傳統的藏書樓，便天下大亂了──兩千年傳統，毀於一旦，如何是好？

　　文化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孔家的托拉斯既倒，下面的百貨商店通統都得改裝重建。因此才有新式圖書館之出現，和新的圖書館學會之成立。主其事者都是名震一時的學者文人如梁啟超和蔡元培等人。對他們說來，「老式的」、「傳統的」圖書管理方法和老式的「四部分類法」是不能再沿用了。他們要改用「新式的」、「洋式的」、「西式的」方法。但是梁舉人和蔡進士這種小腳放大的舊式新文人，知道啥洋式、西式呢？──在新的建制裡，他們不能不頂個頭銜，至於實際工作，老進士、老舉人就一團漆黑了。這樣，那新自美國留學歸來，享有圖書管理學位，和實際（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經驗的青年學者袁同禮就脫穎而出了。

　　從北京到台北

　　關於袁氏詳細學歷經歷，讀者可參閱上引三傳。這兒只想一提那與時代有關鍵性的若干要點。袁氏民國五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外文系，與傅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運動中的新青年。民國九年留學入紐約哥大。民國十一年畢業於哥大本科，再入紐約州大前身之州立圖書館專科學校。民國十二年畢業，並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實習，再赴歐洲考察實習一年。民國十三年歸國任廣東嶺南大學圖書館長，民國十四年改任北京大學目錄學教授兼圖書館長。同時近代中國新式（西式）的圖書館學會開始出現；民國十五年「北京圖書館」正式成立。──中國敬老尊賢的舊傳統，規定了必須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掛名作「首長」，而這些新式建設的籌備、建立和實際管理，即由一個「內行」的青年袁同禮，一肩挑之。「外行」老人，對他是言聽計從的。因此近代中國才第一次有新式（西式）圖書館之出現。──以上還是軍閥時代。迨國民黨完成北伐，袁氏乃於民國十八年一月，由副館長升任館長。──這就是今日聞名世界的全球十大圖書館之一的「北京圖書館」的前身，而袁同禮則是它的奠基者和最早的實際負責人。該館其後時歷三朝，名稱數易，然其「現代化」管理之確立實始自袁氏，而慢慢普及全國的。

　　有人或許要問：袁氏之前北京大學圖書館不是還有個最有名的館長，毛澤東的上司李大釗嗎？答曰：李大釗是搞新聞出身的。他是個革命家、思想家、學者教授。他對《隋書．經籍志》、《四庫總目》、《四庫提要》等傳統目錄學，可能如數家珍（這也不容易啊！），可是對西式目錄學，和現代圖書管理學，他就是一竅不通的老學究了！

　　現代「圖書管理學」（library science）和現代「商業管理學」（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一樣，是一樁學理結合實際，極其深奧的現時代的管理科學。在這一行道裡，所謂「服務工業」（service industry），它今日已進入「超工業時代」（Post-Industrial Age）。吃這行飯的，縱在袁同禮時代，外行已經不能領導內行了。

　　在袁同禮時代的中國，有高度現代化訓練的「職業圖書管理人員」（professional librarians）原已不多，而有眼光、有魄力，又能突出單純「技術人員」（technocrat）的境界，更有機緣能進入本行最高行政階層而一展所長的，袁氏之外，實難找第二人了。──在上選諸人中，我特提出蔣復璁先生。余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時訪「國立中央圖書館」，亦見前賢苦心孤詣之遺規。台灣今日如少此一館，則今日台灣又成什麼個島呢？──緬懷先賢瑜亮，實有餘慨。

　　引進「服務觀念」和服務科技

　　但是話說回頭，袁公對我國的目錄學、圖書管理學，乃至資訊學的具體貢獻，又在何處呢？

　　答曰：胡適之先生以前不是強調，他推動新文化運動的方法和目的，是引進西方學理，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嗎？適之先生是位啟蒙大師和思想家，他只能講一些抽象理論。至於怎樣化「抽象理論」為「具體事實」，那就千頭萬緒，要靠各行各業的實行家，來採取實際行動了。上述袁蔣二公就是他們那一行裡的始作俑者的實行家、帶頭人。長話短說，我們也不妨試加歸納如後：

　　第一是「觀念轉型」。因為吾國吾民在三千年的專制傳統的浸淫之下，早把國營事業都辦成大小不同的「衙門」。高級領導全是「官」，低級工作人員全是「吏」。連工友雜役，都是些「騎在人民頭上的皁隸」。──此風至今不衰。君不見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國營百貨商店中的男女售貨員，他們哪裡是對顧客服務呢？他們只是一群對老百姓頤指氣使的傳統衙門中的小衙役、小「皁隸」而已。這是我們的文化傳統，怪不得他們。一位北京老教授嘆息地告訴我說：「要把我們的bureaucracy（衙門），轉變成西方的service agency（服務機構），大致還需要三二十年。」──老友的估計，我真完全同意。所以不才也常說，我國近代史上轉型期的「歷史三峽」，可能要延長兩百年（道光二十二年至民國一百三十一年），我們大致才能安全出峽。袁同禮、蔣復璁的時代，當然仍在峽中，但是他們卻是致力於轉型的帶頭人。所以國立圖書館實是我國近代史上，首先突出的國人自己主持的「國營服務企業」。

　　【附註】其他如郵局、海關、鐵道等都是先由洋人代為奠基的。美國的國營服務企業如國家公園和公立圖書館等等，其服務之周到是舉世無雙的。相形之下，我們還有一段長路好走呢！

　　第二是「引進西方學理和制度」。袁氏終身事業始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目前世界上最先進最完備的圖書館），也終於美國國會圖書館。而把先進的「國會圖書館編目學」（L.C.system）等精密制度，引進中國的也是他。

　　第三是「引進並突破西方先進技術」。在近代中國的圖書和檔案管理這門學問中，首先引進照相技術，和根據西方學理，實行中文索引和編目的，恐怕也是從袁氏主持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開始的。──北伐期間，時任總司令部機要科科長的陳立夫先生，為掌握堆積如山的機要文電，他也「發明」了一套「分類」和「索引」系統，頗為總司令蔣公所激賞，而大有功於革命。其實陳氏以礦冶工程師，大材小用，而去發明「分類」、「索引」、「引得」（index的漢語音譯）一類的彫蟲小技者，實是革命期中，軍事與學術完全脫鉤的關係。他那時如引用一兩位有現代訓練的，搞「圖書檔案管理」的專業技術人員，又何需自己去「發明」呢？

　　當年設在北平的「燕京大學」，對「引得學」也頗為突出。但是「燕京」畢竟不是中國人自辦的學堂。

　　「國立北平圖書館」當年所引進的科技，如縮微膠卷（microfilm）等等都是很原始的。它遠不如後來的「縮微膠片」（microfiche）。和今日的「電子計算機」（俗稱「電腦」）相比，是不可以道里計的。──但是現代化總得有個帶頭人。袁同禮先生便是推動這一行道現代化的啟蒙領袖。

　　歷史三峽中的龍舟競賽

　　近代中國的「轉型運動」，是個長逾兩百年的艱苦歷程──它要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軍備西化」，通過「經濟西化」、「政治西化」、「學術西化」、「社會風俗西化」（如自由戀愛、體育活動等）、「生活西化」……到「全盤西化」，到「修正西化」（所謂「有中國特色」等等），到「超西化」，到「獨立現代化」，到「領導全球現代化」（如今日美國）的「文化翻身」──引句酸溜溜的亞聖之言，曰：從「變於夷者也」，回頭到「以夏變夷」，也就是世界文化上的所謂「華化」、「漢化」（Sinicization或Sinificaon），一連串「三百年洋東轉洋西」的世界文明大轉型。──在這種銀河倒流、宇宙變色的文化大運轉中，我民族精英，參預其間，正不知有幾百幾千的風雲人物，和幾萬、幾十萬和幾百萬的「無名英雄」，捲入運作呢！──孫中山、胡適之輩，只是這一波濤洶湧的大潮流中，少數知名而幸運的弄潮兒罷了。──「時勢造英雄」就絕不是「英雄造時勢」所可比於萬一的。「時勢」是客觀形成的「歷史三峽」中的驚濤駭浪，「英雄」則只是一些隨波逐流的，主觀的梢公、舵手和弄潮水手而已。他們順流而下，成名的英雄之外，還有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操著各式各樣的大小船隻，蜂擁爭先。浪捲船翻，驚險莫名。──說句老實話，在通過這個歷史三峽的龍舟競賽中，康有為、孫中山、袁世凱、胡適之、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等等，都是些搖旗吶喊，出盡鋒頭的英雄或狗熊。──知道潮流，熟諳水性，在這場接力競賽中，有驚無險的大梢公，都是「英雄」；那些枉顧潮流，不諳水性，而翻了船，滅了頂，便是七分英雄、三分「狗熊」，或七分狗熊、三分英雄了（所謂三七開）。或許乾脆就是狗熊，算不得英雄。

　　與這些英雄、狗熊，一道蜂擁而下的，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各行各業的無名英雄──他們才是這場現代化運動的「主流」。他們言忠信、行篤敬地默默耕耘，把我們這個古老的文明，慢慢地推向現代化。──群眾才是英雄。那些出盡鋒頭，搖旗吶喊的風雲人物，往往只是一些副作用大於正作用的狗熊。沒有他們，我們的日子好過多了。

　　袁同禮先生雖然在他的本行之內，並非沒沒無聞之輩，但是在中國近代史中，他實質上，也是那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之一啊！

　　百年國史回頭看，毛澤東在我國現代化運動中所造成的災害，便是把我國族中，時歷數十年始慢慢培養出來的、有科學訓練的專業領袖（像袁同禮這樣的人），誅鋤殆盡。──袁同禮是幸運地逃出了暴君的魔掌而吹簫海外，那些沒有離開大陸的「袁同禮」們，就被老毛一批一批地殺掉了。──一個暴君，強不知以為知。在孤獨的老年變態心理之下，亂殺賢良，是多麼可怕？！

　　西文漢學書目的重要性

　　袁氏離開大陸之後，俗語說：「家有良田萬頃，不如一技隨身。」他又以他的專業訓練，回到他當年從事「實習」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當一名最起碼的中文編目員。他所以屈就這個小職位的道理，據他向我說，第一是養家活口，第二是為了將來的養老金，以保晚年。誰知袁公辛辛苦苦地做了十多年，六十五歲退休之後，未期年他自己就過去了。──雖然養老金所領無多，但是美國退休制是十分優越的。他的遺屬還是會繼續領取一部分的。

　　袁同禮是位突出的目錄學家。但是在他早年返國服公期間卻無暇著述，可是在被迫流亡美時期，公餘之暇，反而編印了大量不朽之作，有時還惹出些可笑的是非。

　　在他那多至十餘種的晚年著述中，有數項至今還為學人日常之參考。晚近之作還無法代替的，或永遠不能代替的，例如：

　　《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目》（民國四十六年出版）

　　《研究中國的西學書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Yale University，民國四十七年。）

　　《光緒三十一年至民國四十九年間中國留美學生博士題名錄及博士論文索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光緒三十一年至民國四十九年.Washington,民國五十年.）

　　《民國五年至民國五十年間中國留英與留北愛爾蘭博士題目錄及博士論文索引》（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民國五年至民國五十年.N.P.民國五十二年.）

　　《光緒三十三年至民國五十一年間歐洲大陸中國留學生博士題名錄及博士論文索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光緒三十三年至民國五十一年，Washington，民國五十三年。）

　　【附註】（一）上選五書，除第一本之外，其餘四本均無中文書名。本篇中的漢文書目，為筆者代譯。（二）《留美博士論文錄》有李志鍾博士的「續編」（民國五十六年）。最近的論文還應有再續篇。在本書中袁公把在下和薛君度博士對調了。他把我分入「政治門」，薛分入「歷史門」。其實我二人應各自歸還建制。附此更正一下。

　　筆者更附帶說明一下，西方人研究中國，自元代的馬可波羅，到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士，到晚近的「漢學家」和「中國學家」，如李約瑟，乃至今日還在大放厥辭的杭廷頓教授。他們對中國研究的成果，都是中國學人，以及中國朝野所不應忽視的。尤其是今日當權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政論家，如不知這些研究中國的洋專家的著作，那就等於瞎了一隻眼，不可能說出行道話來。──搞政治的人自己搞不了，就得組織個情報室、資料室，找些專才來幫著搞。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簡寫ＬＣ）所以由國會主持，就因為那主持美國聯邦大政的千把個官僚政客，需要一個聯合資料室的緣故。它是為服務官僚開始的而漸及於學界。

　　例如某些小政客，一時心血來潮，要找個「西藏問題」來揚揚名、搗搗蛋。他本來連西藏在中國的東北或西南都不知道，可是只要招呼助理把電腦一撳，則ＬＣ萬部資料立現眼前。只要摘要而聽之，一夕之間，他便是個不大不小的西藏專家了。若再通過那無孔不入的電子資訊網（Internet），一個百人專家團，立刻就可排出堂堂之陣，陣陣之旗；隔洋叫囂，北京的江大人就頭大如斗了。──搞「西藏問題」的資訊，則「北京圖書館」和台北「中央圖書館」，來個國共合作，恐怕還搞不過一所ＬＣ呢！

　　今日如起袁公於地下，他固不知電腦為何物，但是今日中國如也要來個Internet，那就還得從袁氏那個出發點搞起啊！──因此袁氏那本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筆者至今仍長置案頭，不可一日廢也。

　　過五關斬六將的「博士論文」

　　至於袁氏那幾本博士題名錄，也不妨稍作說明。學士題名是我們中國文明的老花招。唐朝的各科新進士，有所謂「雁塔題名」。明、清兩朝六百年考出了兩萬多名「進士」。他們在「金榜題名」之後，還有正式刻板印刷的各科「進士題名錄」。──吾友何炳棣教授，就是參透這萬名進士出身的社會背景，而揚名國際的。

　　但是我國古老的「進士題名錄」（注意，這在世界歷史中，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啊！）所著重的只是進士爺的「出身」。至於這些「天子門生」的「進士論文」，就無啥足取了。可是在我們這一科舉考試制度，經耶穌會士傳入西方之後，它就花樣翻新的「現代化」起來了。其後再由歐入美，它就變成誤盡蒼生的今日美國的洋科舉了。

　　光緒三十二年我們中國的土科舉被迫停止。消息一出，當時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真如喪考妣──沒個出身，沒了前程，如何是好？殊不知天無絕人之路，洋科舉竟應運而生，得了個洋科名，其風光且遠甚於土科名呢！

　　今日名垂史冊的名儒碩彥如顧維鈞、胡適、馬寅初……等等，都是早期洋科甲出身的佼佼者。沒個洋進士頭銜，顧維鈞就見不到袁世凱，胡適搞不了新文化，馬寅初也當不了北大校長。──但是在學術上說，這些洋進士題名的重點，就不在出身，而在博士論文了。

　　讀者知否，今日世界上千萬個博士爺，少說點，大致有百分之九十吧（當然也包括小可自己在內），都是一書博士。一輩於只寫一本差強人意的書，以後就靠它老人家賞飯吃──吃它一輩子。這本書十九就是他的「博士論文」。何以如此呢，諸位，這就是「人性」嘛！人都是有奴性的，不鞭打，便不做工。或做而偷懶。《三字經》上說：「教不嚴，師之惰。」唱戲的梅蘭芳、馬連良。也都知道「嚴師出高徒」。屁股不打爛，是唱不出好戲的。憑天才，哼兩句，那就是票友了。票友唱戲，照理是出錢請人去聽的。──博士爺原都是科班出身的。一旦得了博士，沒人打屁股，就變成票友了。此「一書博士」之所以然也。人生苦短，一瞥眼，就靠一本書，吃一輩子。悲夫！

　　但是話說回頭，讀者可千萬別瞧不起博士爺的「一書」，尤其是舉世馳名的名大學的博士爺的一書。因為那一書，往往是他嘔心瀝血、皮開肉綻的心血結晶。也往往是他鑽營十年的小牛角尖中最堪一讀的專著。──大題目如胡適的《先秦名學史》（增補為《中國古代哲學史》），足開一代文運。小題目如顧維鈞的《外僑在華的法律地位》，也是該專題的唯一著作。再如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及其對中國社會政治發展之影響》。今日學人不談五四則罷；若談五四，則必自周郎開始。

　　以上只是文科。再看理工科，那就更為實際了。每篇博士論文，都是解決一個科學上的現實問題。如錢學森的《壓縮流體運動與噴射推進諸問題》，便是今日搞流體力學和太空工程起步的專論。其外如蔣彥士（民國三十一年．明尼蘇達）和李登輝（民國五十七年．康乃爾）在農業研究上的專論，都是啟台灣農業現代化之先河，光輝燦爛，功不可沒的（這兒所談是純學術性的，與二公的政治行為無涉也）。

　　筆者個人治學的經驗和習慣便是凡涉及某項專題，我第一要找的參考書，便是與各該項有關的名大學的博士論文。因為這些論文，都是一些博士級專才，嘔心瀝血，過五關斬六將的力作，非同凡響，不是一般瞎扯淡之文。專家可信得過也。──憶七○年代之初，余首返大陸探母，見祖國農業改革之徹底失敗，而想一探台灣土改與農改之奧秘，曾得機訪問蔣彥士君一談（余知其為明尼蘇達四二級之農學博士也）。承蔣公不棄，贈我整箱「農復會」出版品，至今珍藏之。其後偶爾謬論農村問題，手邊參考資料，信其可用也。

　　農業如此，其他各科，無不皆然。──個人甘苦推廣及於學生，因凡有碩士、博士研究生問道及余者（尤其是亞裔學生）。我總要該生先看看與他（她）專題有關的「博士論文」。──人家如已做過，你要重作之，那就要青出於藍了。不能勝於藍，為避免有抄襲之嫌，那就要換個題目了。這第一步的審查工作，得其竅者，半小時之功力耳。案頭有袁同禮、李志鍾之參考書，一索可得也。進讀全文，則北美主要圖書館，和台北「中央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均有全套庋藏也。

　　余即知有研究生窮數年之功，做出些血汗結晶，始發現此專題早有人做過。他不能後來居上，就被誤為抄襲了。──這些都是「教不嚴、師之惰」的結果。余亦知有些在大陸上的科學實驗，頗足矜誇。殊不料所得結果，美國早在戰後即已「解密」（declassified）矣。

　　筆者舉這些小例子，無非想說明，袁某在中國帶頭搞資訊現代化的重要性及其歷史意義罷了。

　　孫中山、毛澤東的「登月計畫」

　　其實更值得吾人注意的，還是這種看來初無深文大義（也是毛澤東絕對瞧不起）的東西，往往影響千萬國民的生命財產。

　　六○年代美國為在太空工程上超趕蘇聯，要搞個嫦娥奔月的計畫。為解決太空人登月的一切難題，「太空總署」（ＮＡＳＡ）與各大學和工商業研究機構，先後訂了八千多個「副合同」（subcontract）。每個小合同解決一項難題。八千難題有一個不解決，太空人就上不了月球；而每一個難題之解決，事實上都是一篇或大或小的「博士論文」。等到八千本博士論文全都通過，八千項難題通統解決，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才能以「小小的一步」踏上月球！

　　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就不然哉？！

　　事實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毛澤東的「民主專政論」之中，都各有不同的「登月計畫」。

　　孫中山的「登月計畫」叫做「漲價歸公」。

　　毛澤東的「登月計畫」叫做「吃大鍋飯」。

　　孫中山先生當年周遊世界，眼看倫敦、紐約等地炒地皮的奸商，日進萬金，吃喝嫖賭。他老人家火了，因而「發明」了一套「民生主義」。信誓旦旦，一朝革命成功，他一定要搞個「漲價歸公」，封殺所有奸商。孫公真勇已哉！果然他的革命成功了。蔣家父子誓死實行「國父遺教」，搞了六十二年，也未搞出個「漲價歸公」來。最近李登輝總統再接再厲，又宣佈他堅決信仰「三民主義」──但是就是不搞「漲價歸公」。

　　朋友，豈蔣家父子、李氏伉儷，對主義信仰，口是心非哉？非也！原來國父的「漲價歸公」，也是一樁「登月計畫」也。它需寫八千本博士論文；解決八千項難題，始有登月之望。他老人家一本博士論文也未發表，只來個「想當然耳」，如何能搞嫦娥奔月呢？！

　　毛主席更糟。他要全國老百姓，都來吃大鍋飯。大鍋飯煮了就吃。其易也，直如「抬頭望月」。但是其難也，則如「漲價歸公」。不寫八千本博士論文，解決八千項難題，而硬要為人民服務，強迫人民食之，就要餓死兩千五百萬人了。

　　讀過英雄豪傑的傳記，回頭再看看像袁同禮那樣的無名英雄們是多麼可愛啊！他們死得多麼可惜啊！（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於北美洲）

　　※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脫稿於北美洲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七卷第六期

【貳】一、論晚清週期性內亂與洪楊悲劇

　　從中國傳統史學（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鑑》）的觀點來看，滿清二百六十八年實在是中國史上最值得稱頌的一個朝代。

　　論武功，它開疆拓土、四向擴張，幅員之廣闊在中華民族史上是沒有前例的。乾隆時代東南亞「香料群島」一帶（今印度尼西亞東端）有些小國如「蘇祿」（Sulu）等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等海盜嚇慘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內附」作藩屬；乾隆爺還下詔以「險遠不許」呢！這與西方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作風，如何能比？

　　論文治，則清初康雍乾三朝一百三十餘年（順治十八年至乾隆六十年）的國泰民安，制度上軌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無斯盛」！──滿清也是我國歷史上（包括國共兩黨的政府在內），唯一沒有全國性「徭役制」（Corvee或forced labor）的一個朝代（見《皇清通考》）。若論政府對人民的剝削，清朝實在是最少的啊！

　　論經濟，康雍乾三朝，人丁劇增、民豐物阜也不在同時歐洲之下；縱遲至「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前夕，我們的一個資本家浩官伍敦仁（乾隆三十四年至道光二十三年，廣州十三行主東之一），他個人的財富，據美商估計也比與他同時最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壟斷貿易的美國財閥約翰．亞斯特（John Jacob Astor，乾隆二十八年至道光二十八年），可能還要富上好幾倍。

　　【附註】亞斯特財團也是紐約市最早、最大、最豪華的「華爾道夫大飯店」（Hotel Astor Walldorf）的擁有者。李鴻章於光緒二十二年訪問紐約時，即下榻該飯店。亞斯特本人也是靠對華皮貨貿易（fur trade）起家的。

　　再說說學術文化吧！中國那時更是獨步全球。乾隆皇帝於美國革命時期在北京開館修《四庫全書》。這一部被他陛下一「毀」再「毀」的叢書，所剩下的卷帙，其份量還大於當時全世界其它各國現存書籍之總和！舉一反三，其它的成就，就不用多說了。

　　所以我國帝制時代最後一朝的滿清，實在是不可小視的。可是近百年來它卻為中外史學家糟蹋得不成個樣子，實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時至晚清，改朝換代的週期已屆。國之將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癱瘓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內憂外患，一時俱來。大風吹倒前朝樹，我們歷史上的最後一朝也就逐漸沉入歷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屍了。

　　第一冊曾略敘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談談晚清帶有濃厚週期性的內憂。

　　玉石俱焚的週期性內亂

　　在我國冗長的歷史裡，「外患」往往都是偶發的；而「內亂」則多為歷史的「必然」。蓋我國傳統的外患多半來自邊疆少數民族。邊疆少數民族之能否問鼎中原，則決定於兩種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無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國有否給它問鼎的機會。二者的湊合是難得的，也是偶然的。這一難得與偶然事實上也適用於現代西方帝國主義之入侵。

　　至於內亂呢？那它就往往有其週而復始的必然性了；而這個必然性，也往往是有遠見的政治家、歷史家，甚至陰陽家、術數家，都可以預測的、逆料的。

　　【附註】陰陽學、術數學不是中國和印度所專有的「迷信」。它在猶太、古希臘和伊斯蘭等文明裡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它在當今世界上的信徒顯然包括絕大多數台港的資本家和大陸上的高低共幹。我國近代史上所有的軍閥、政客，幾可說無人不信。甚至蔣中正、毛澤東二公也都是它虔誠的信徒。美國前總統雷根和他的夫人南茜篤信之誠，尤其是世界聞名的。今日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居然也可以「通靈」。迷信之深也出乎吾人之想像。

　　「術數學」在西方文明裡叫做numerology。這項學術在中國則始自《易經》；在西方則為古希臘哲人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580至507B.C.）所倡導，是一種「非科學的科學」。其實「科學」（science），從亞里斯多德到楊振寧、李政道所搞的，也只是人類智能中發掘出來的知識之一環。它如今已變成一種「超發展」（over-developed）的學問，在「現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中簡直是罷黜百家、獨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將來的「超西方」（post-Western）和「超現代階段」（The post-Modern Era）裡，那些「低發展的知識」（underdeveloped learnings）和「非科學的科學」（unscientific 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 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過搞學問不應太自我設限就是了。

　　其實我們對清末國是的解釋，還是以陰陽家的「氣數已盡」四字，最為切當。「氣」者，朝氣也、暮氣也、死氣也……中醫所謂「精、氣、神」是也。滿清末年，可說三者皆死。

　　「數」者，數據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學」的甲子、乙丑不談，其它的「科學數據」如人口過剩、民窮財盡、民不畏死等等各項統計，都注定滿清王朝，非滅亡不可。

　　甚至就以當朝統治者找「接班人」的獨家數據來說吧！康熙皇帝統治了六十一年，死後還有十八名皇子──十八個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或加上咸豐成四帝），卻連一個兒子也生不出來了。咸豐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個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個兒子，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們或許要問：皇帝生不生兒子，還要麻煩「現代」史學家們叨叨不休嗎？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兒子太重要了嘛！我國春秋戰國時代，列強之間訂立國際條約都要把「毋易樹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兒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兒子來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兒子做接班人），「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等等家庭小事，寫入國際公法，以維持世界和平。

　　因為在那個「一家統治一國」，「國家強於社會」的時代中，一個有關鍵性的家族裡，大小老婆打架，是會影響國際和平，引起世界大戰的。其實當代中國還不是如此？！

　　筆者走筆至此，不免想起我國近代大思想家梁啟超先生來。梁氏在他的《新民叢報》上詆毀我們舉世無雙的《二十四史》說，我國諸史非史也，「帝王家譜」也。梁氏著書於「西學」初來之時。日譯西書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點西學皮毛便搶新學，罵起祖宗來了。殊不知在那個時代，「帝王家譜」的重要性遠大於「歷史」啊！所謂「正史」者，其內容原是以「帝王家譜」一門最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先聖先賢不是早有明訓？！

　　做皇帝、做大獨裁者，要日理萬機，明察秋毫。那項繁重工作，豈是一個精氣神皆孱，連個兒子也生不出的像溥儀先生那樣的人，所能勝任的呢？

　　總而言之，時至晚清，我國改朝換代的週期已屆，大清氣數已盡，不是出幾個像李鴻章、鄧小平一類的人物，搞兩下什麼「中興」就可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在我國歷史上這個週期一到，就要出現黃巢、張獻忠一類的煞星。結果赤地萬里，屍骨堆山，血流成河，中華文化遺產，玉石俱焚……最後才能海晏河清，再產生一個新的朝代來。

　　這一種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痛苦，已經是夠大的了。到二十世紀，我們要把中古的中國改變成西式的現代國家，那這個週期性的變亂，就要拖得更長更慘了。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說來，滿清沒落的週期，蓋始於乾隆之末、嘉慶之初。在我國古代這一個週期開始時的徵候便是地方不靖，盜匪橫行──用個現代化的名詞，那便叫做「農民起義」。

　　農民起義之初，類多為零星土匪，在鄉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時，他們就漸漸的彼此併吞裹脅，變為股匪了。發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識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劉邦、張角、黃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張作霖、毛澤東……都是農民暴動領袖中的佼佼者。他們利用農民的方式雖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則基本相同。──這也是我們中華農業大帝國傳統之內，政治上新陳代謝過程的特有現象，其它文明中是沒有的。

　　筆者這一輩在農村中生長的中國人，有許多便有目擊，甚或參與這種傳統農民暴動的親身經驗。這種經驗在今後的中國是不會再有了，因為那是中央集權的「農業大帝國」的特有現象。農業大帝國在中國歷史上不會再出現了；這一農民暴動的現象也就不會再有了。

　　毛澤東、鄧小平諸公就不瞭解這一點。毛搞「大躍進」餓死農民兩千餘萬，人相食，而農民沒有出個陳勝、吳廣，來「揭竿而起」。毛氏覺得很奇怪。不知其所以然，他只好說是「中國農民太好了」。毛始皇就不知道，當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鑄為十二金人」，這些「金人」老爺是不能拿刀殺人的。農民沒有「兵器」，在那個時代，他們「削竹為槍」，還是照樣可以造反的啊！

　　毛主席收盡天下兵器，鑄為千萬機槍、坦克；農民「揭竿而起」就辦不到了。帝國時代的中國農民就那樣不好？動不動就造反？人民中國時代，農民就那樣「好」？餓死也不造反？他們承毛主席高看了！

　　劉邦，這個農民領袖，「入關」時「約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殺人者，死。」毛澤東在「大躍進」中，一下便餓死農民兩千五百萬，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謀殺案，或過失殺人案，農民要判他兩千五百萬個死刑啊！潤之兄，你還想在歷史的地獄裡超生！

　　鄧小平先生是有大恩於中國農民了──他把農民從毛澤東的「農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來。這樣他就以為中國八千萬農民是他鄧家政權的老本了。「有八千萬農民支持我，怕什麼？」鄧公有所不知，時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紀的法蘭西，「改朝換代」的樞紐已不在農村。它的重點是在「巴士底獄」圍牆之外啊！拿破崙將軍哪是什麼農民的領袖呢？

　　題外之言，扯得太長了，就此打住。

　　白蓮教和嚴新的「帶功講座」

　　晚清農村發生嚴重性造反現象，蓋始於乾嘉之際的「白蓮教」之亂。這種清史上所謂「教匪」便是失意知識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動貧苦絕望的農民聯合造反，很標準的「農民大起義」。

　　「白蓮教」是我國宋、元、明、清四朝潛伏於民間，最有號召力的秘密「會道教門」（folk religion）。清末的「天地會」和搞「刀槍不入」的「義和拳」，民國時代的什麼「同善社」、「一貫道」、「紅槍會」、「大刀會」，乃至今日風靡台海兩岸的「氣功」傳習和「特異功能」等等，都是他老人家的嫡系或旁支。

　　愚夫婦最近在紐約花了一百美金，去參加大陸訪美的氣功大師嚴新所主講的「氣功帶功講座」。我被主持人延坐於講台之上、嚴新之側，面對聽眾數百人。當嚴醫師帶功講演時，聽眾之中頓起騷動──哭者、笑者、顫者、抖者、盲行者、跳舞者、拍手者，甚至翻斤斗、打滾、少女沿牆倒立……不一而足。我鄰座一位妙齡少女也隨眾離座起舞，舞姿美妙。我坐於她的「磁場」之內，她向我「發功」（她事後告訴我的），我也在無意中扭了若干次，為坐在遠處的老伴所目擊。雜座於聽眾中的李又寧教授也在座位上起舞，舞態也頗為可觀。

　　那位在講台上一講數小時，講話既無陰陽頓挫，口中也不要喝水的嚴醫師，卻頻頻招呼攝影記者「把這些美妙姿態照下來」。我雖未帶照像機卻高坐於講台之上，整個會場一覽無餘。眼見那些滿嘴鬍鬚，粗壯無比的大洋人也失去控制而搖頭晃腦，手舞足蹈，與鄰座指手畫腳的東方夫人，相映成趣──真是好一場大魔術表演，不見不信。

　　據嚴新說，他在大陸上最大的一次「帶功講座」，聽眾有十九萬人之多，盛況可知。我這位「無師自通」的氣功學徒，也告訴他說，我要拜他做老師。──朋友，人家是真有本領！不是瞎扯淡的嘛！

　　我想：我如是個晚清時代的失地農民，嚴新如果是個白蓮教的「老頭子」，那我一定會跟他去「造反」的。他如被「招安」了，要替葉赫那拉老太太搞「扶清滅洋」，那我也會追隨到底的。

　　舜猶人也！讀者與作者亦「人」也。做個「人」，則我們的社會行為都有其相通之處。是造反或是保皇，彼此都不值得大驚小怪的。看過嚴新，就不免使我聯想起那位「上帝的小兒子」、「耶穌的弟弟」、「天王洪秀全」來了。

　　廣東洪秀全何以在廣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個時代便是傳統中國歷史上產生陳勝、吳廣、張角、黃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的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裡，上面政府的統治大機器已徹底銹爛，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會也百病叢生──黑死病、愛滋病都一時俱來。病入膏肓，醫藥罔效，人死病斷根，那就要改朝換代了。

　　在傳統中國農業經濟的體制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而農民中之絕大多數又是些終年難得一飽的貧下中農。當他們在這種「上下交征」的殘酷環境裡，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時，他們就要鋌而走險，集體暴動了。在農民暴動蓄勢待發之時，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兒子下凡「除妖」，這位小上帝：「天兄耶穌之弟」的「洪先生」，和這些農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洪先生搞「帶功講座」的本領，可能比嚴先生還要大上幾倍，也未可知。

　　洪秀全就是以「帶功講座」這一類的方式開始，領導數萬農民造起反來的。

　　洪秀全本是廣東花縣人，他為什麼要捨近求遠，跑到鄰省廣西去造反呢？這就是因為在那個造反有理的要求之下，廣西的造反條件實遠優於廣東。

　　廣西在今日大陸政治區劃中已經不是個「省」，它被劃為「壯族自治區」。壯族在我國少數民族排行中是最大的一族，有六百萬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瑤彝黎等等種族繁多。其實這些少數民族事實上只是「中華民族大熔爐」（The Chinese Melting 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據熔化的程度他們且有「生」、「熟」之分。筆者在抗戰期間讀中學曾隨校遷入這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那時我們所接觸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別。最熟的熟苗那就與我們所謂「漢族」毫無分別。他們的子女也就進入我校讀書。可是我們如與「生苗」往還，那就要帶「通事」（翻譯）了。

　　清末的廣西當然比抗戰期中的大西南更為複雜。全省漢番雜處，生熟兼備。而漢人之間亦有土居漢人（早年南遷者）與「客家」（後來的北方移民）之別。其情形蓋亦如台灣今日的「本省人」與「外省人」吧！這大概也是我們民族劣根性在作祟，這兩幫「漢人」之間的摩擦，原是沒止沒盡的。至於漢番之爭，乃至少數民族本身之間的鬥爭那就更不用說了。再加上地理條件──全省地瘠民貧、謀生不易。因此落草為寇，實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終南捷徑。縱遲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將軍的時代，他所熟悉的廣西，還是「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的。

　　廣西在人文和自然環境上還有一個有趣的特點。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於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說「粵語」（廣東話）；而住於桂江兩岸的，則說「桂林官話」。說這兩種不同語言的也難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觀念。

　　上述種種也都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條件，使他們能因時、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組織群眾，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場失意、能說粵語的客家人。他在花縣是一位被歧視的漢族中的少數民族。所以在花縣他是不會有太多的群眾的。加以花縣地鄰廣州，居民的文化和經濟水平都相當高。洪先生想搞點「妖言惑眾」、「帶功講座」，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貧，客家聚居的廣西西江兩岸的貴縣、桂平紫荊山、金田村一帶，那洪先生就可稱聖稱賢、稱王稱霸，如魚得水了。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經緯

　　洪秀全造反還有一個那時代所特有的經濟背景。

　　洪氏起義金田是在「鴉片戰爭」結束的八年之後。在結束鴉片戰爭的《南京條約》締結之前，中國所搞的「外貿」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國貨物──如蘇杭寧的絲綢，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紅茶、漆器，安徽的綠茶，長江下游的棉紡織品等等──銷行歐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嶺，通過廣州「一口」去漂洋過海的。歐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銀，英國的呢絨、鐘錶（且看北京故宮的「鐘錶館」）和後來的鴉片，美商所運入的檀香、人參（所謂「西洋參」有別於東北產的「高麗參」）、皮貨等等，乃至南洋產的珍禽異獸、犀角象牙……也都是通過廣州逆流而行暢銷於內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貿」都要在廣州一口去參加變相的「廣交會」。中方出口貿易則由專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個獨立商號，如上述浩官）加以壟斷；番禺所謂「金錢堆滿十三行」是也。

　　來華貿易外商則各有「夷館」，長期劃界居留，各營其利。中國管制外貿關卡，則有所謂「粵海關」，年入正稅約在八十萬兩上下（稅收略次於長江中游的「九江關」）。粵海關不屬於「戶部」（今之財政部），而直轄於「內務府」，是皇帝的私產。關稅收入作為北京禁城的「維修費」。

　　【附註】滿清皇帝是不能亂花錢的。他是個「制度」（institution）。國家為維持這個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預算的。中國的皇帝是「中央集權文官制」中，最高級的「官僚」。他不是個「寡頭獨裁者」。清末女主當權，葉赫氏破壞了這個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報了娘家的世仇，才成為亡國之后的。

　　我國當年「廣交會」的貿易額是可驚的。在倫敦、紐約等現代港口興起之前，廣州可能是獨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紀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紀歐洲和伊斯蘭史上號稱「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訪古四桐，瞻拜鄭和行香遺跡，登臨唐代古塔，覓四桐而不見，然其海天形勢迫人，固古今無殊也。嗣趨番禺，偕內子投宿於「白天鵝賓館」之最高層，俯視香江，見粵海之勝；想中國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則徐、伍敦仁、孫逸仙、蔣介石、李宗仁、毛澤東、趙紫陽……均逝於足下。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能不感慨係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於上一世紀四十年代之破產衰敗，即關乎本文闡述之主旨。蓋《南京條約》（道光二十二年）之後，通商擴及五口，上海乃扶搖直上，頓成五口之王。全國外貿進出中心移往長江下游。廣州十三行壟斷結束，生意一瀉如注，改業乏術，便淪於破產。

　　十三行破產不打緊。要緊的是廣州的衰落；廣州衰落不打緊，要緊的是靠它生意吃飯養家的千千萬萬，翻山越嶺，擺渡撐船的搬夫船夫。他們因廣州之衰落而失業，則妻兒嘵嘵，如何是好？

　　廣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嶺深山的客家同胞，和東西江的船民，由於廣州衰落而失業的嚴重情況，我國近代經濟史家，和專攻「太平天國」的專業史家，至今還沒有統計出精確數據（data）。但是也沒有史家可以否認其時失業問題之嚴重；蓋失業問題可於相關都市貿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試想：今日熙熙攘攘之台北，股市如一旦崩潰，「泡沫」瞬息消失，則本市靠計程之車，左舉之手（餐廳服務員）為生者，將如何得了。類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廣州當年那宗「泡沫經濟」（bubble economy），就是這樣衰敗下去了。一旦衰敗下去，則眾口嘵嘵，怨氣沖天，就替我們「洪先生」製造造反的基本隊伍了。事實上洪氏在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咸豐元年一月十一日）在金田起義時的六位開國元勳，洪氏之外，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雖出身各有不同，其為失業農民領袖則一。

　　他們都是一批「苟富貴、毋相忘」的陳勝、吳廣。有的（如洪如楊）或許更是具有「特異功能」，能與「上帝」通話的土宗教組織家如張角、嚴新者流。一旦信徒蟻附，法號嚴明，面對著一個癱瘓無能的政府，惡貫滿盈的社會，他們就密謀造反了。這就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具體背景。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於他們的「蓄髮易服」號稱「長毛」，也不過是一種傳統形式而已。蓋滿清入關之初，頒剃髮易服之令，曾遭到漢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髮不留頭」的嚴令之下鎮反肅反搞了兩百年，我們也就阿Ｑ一下，「男降女不降」了。「男降」者留頭不留髮也；「女不降」者，管你滿虜大腳，我仍愛其「三寸金蓮」也。

　　可是中國畢竟太大。儘管你「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嚇不倒我們那躲在南嶺深山裡的「客家」同胞。他們反其道而行，偏要搞個女降男不降。女降者，客家婦女與滿洲姐妹認同，大家都保留了「天足」（客家不裹小腳）；男不降者，保留了明代衣冠──蓄髮道袍。蒙上帝恩召時，亦毋需像一般「生降死不降」的漢族弟兄去「翹辮子」也。

　　這便是我們「太平天國」君臣，「長毛」佳名的所以然；也是太平宮廷「滿朝朱紫」的服式的來源。

　　曾國藩兄弟打垮了「長毛」，他們也毀棄了「上國衣冠」。馬君武詩人說：「百看不厭古時裝」。太平之後，這種「古時裝」，就只有讓一些京戲伶人和票友仕女，穿著到舞台上去過癮了。

　　「太平天國」興亡年表

　　「太平天國」是個大題目，裁剪不易。但是洪秀全究竟是一朝天子。太史公如復生今日，洪傳亦應以「本紀」出之。拙作只擬略述之。在評其得失之前，本篇且列個簡單的年表，以志其興亡歲月如後：

　　嘉慶十九年一月一日（清嘉慶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於廣東花縣。生肖屬雞。家境貧寒。

　　道光九年（己丑）：秀全十六歲，赴廣州應試落第。

　　道光十二年：秀全十九歲，廣州再落第。在街頭收到宣傳基督教小冊子梁亞發著《勸世良言》，未讀，藏之。

　　道光二十三年：秀全三十歲。洪老童生在廣州三度落第。返家沮喪。臥病、「升天」、見「上帝」和「耶穌」。始讀《良言》。

　　道光二十四年：秀全三十一歲。與馮雲山往廣西貴縣傳基督教。

　　道光二十七年：秀全三十四歲，赴廣州投美教士羅孝全（I.J.Roberts）受教義，為同門教徒排擠，未受洗而歸。再往廣西桂平、紫荊山一帶傳教。組織「拜上帝會」，有信徒三千人。開始與清軍衝突。

　　咸豐元年：秀全三十七歲。一月十一日糾合夥伴起義於桂平縣之金田村。九月克永安州，建「太平天國」，秀全自稱天王。十二月封：楊秀清東王、蕭朝貴西王、馮雲山南王、韋昌輝北王、石達開翼王。東王總其成。

　　咸豐二年：太平軍克全州。南王戰死。入湖南克郴州，攻長沙不利，西王戰死。克岳陽練水師。

　　咸豐三年：一月克武昌。二月棄武昌，順流克安慶、蕪湖。三月二十日陷南京，改名天京。遣林鳳祥、李開芳北伐不利。清軍建「江南大營」、「江北大營」與太平軍對峙。

　　咸豐四年：曾國藩始練「湘軍」有成。頒〈討粵匪檄〉。全軍出擊，與太平軍形成拉鋸戰。

　　咸豐六年：秋，太平諸王腐化、內訌。北王殺東王；天王誅北王，株連甚眾。

　　咸豐七年：翼王避禍出走，死於蜀。太平開國元勳一時俱盡，朝政淪入洪氏家族四人幫之手，危亡立見，距建國不過四年耳。

　　咸豐八年至同治三年：太平朝政窳劣不堪，封「王」二千餘人。由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領與清室湘軍、新建淮軍及英美僱傭軍（常勝軍）作殊死戰，終不敵。

　　同治三年：六月一日，秀全自殺，年始五十。七月十九日天京為清軍攻破。「太平天國」亡，前後十四年。如何短命若此？下篇再詳論之。

　　※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脫稿於台北中央新村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七卷第三期

【貳】二、太平開國故事再檢討

　　在中國近代史上，那位創建「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天王，和後來奠立「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主席，實有極多的相似之處。

　　洪、毛二人都是有梟雄之才，而失意怨恚的傳統農村知識分子和草莽英雄。秀全考不取秀才，於一再落第之後，沮喪臥病，終於蒙上帝恩召，「升天」拜見耶穌，才決心捨正途走偏鋒，搞他個一知半解，半調子的洋宗教來除妖濟世。澤東考不進大學，在北大「偷聽」時，受盡當時一批趾高氣揚青年高知的屈辱，乃咬牙切齒鑽入「地下」，受學於馬恩列斯，以至終生抱他個有竅不通的半調子洋主義，來「興無滅資」。以流寇方式起家，領導農民暴動，二人後來都做了「皇帝」。做皇帝之後，二人皆強不知以為知，推行個人臆斷而誤盡蒼生。晚年更猜忌多疑，殺盡功臣；直至心理變態、嗜慾好色、穢亂春宮。但是他二人命運的收場，卻有雲霄之別。毛氏壽終正寢，被裝入水晶棺內，公開展覽，任人瞻拜或唾罵。洪某畏禍自殺，被裹以黃綾，扔入陰溝，任人鞭屍或嘆息。

　　總之，二人同是草菅人命，膽大妄為的風流人物、草莽英雄；同為半通不通的農村知識分子、小學教員、私塾先生，而幸與不幸之間，懸殊若斯！胡為乎而然呢？暫將毛公留入後篇，今且一論洪公的成敗，以就正於高明。

　　「改朝換代」與「改朝換制」

　　首先吾人如用現代社會科學的法則，來分析「太平天國」的歷史，便知洪楊革命實絕無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時代設限」，非人力所可強求也。

　　怎樣叫做「時代設限」呢？蓋我國歷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亂之時，逐鹿中原，他們所追求的最高目標，都只是個簡單的「改朝換代」──他們要打倒一個腐敗的朝廷，摧毀一個腐爛的社會。然後在一片玉石俱焚的廢墟上，改朝而不換制，依樣畫葫蘆，再畫它兩三百年，然後再讓別人去打倒。

　　不幸自「鴉片」戰後，西風東漸，人類的歷史已經由「中古」進入「現代」。我國原有那一套政治、經濟、社會、倫理等等的「傳統制度」，在西洋的「現代制度」挑戰下，都無法原封不動地延續下去了。因此「時代」和「歷史」對我們這新一輩的逐鹿中原豪傑們的要求，就不止於「改朝換代」；他們還得有點「改朝換制」的見識和能力──「換制」，不是只把名詞上的「皇帝」換成「主席」或「總統」；把「司令官」換成「司令員」。它們還需要有點「質變」。搞質變，不特楊洪無此知識和能力。比他們晚了數十年的「總統」和「主席」們，還照樣變不了呢！

　　再者，搞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質變」──尤其是像咱們中國這個有二三千年未變的古老大帝國──也非一人一代，便可「畢其功於一役」的「突變」。它是「緩慢」的，經驗「累積」的，分「階段」前進的「漸變」。窮則變，變則通。其程序是迂迴曲折，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後才能摸索出一個長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後才能在世界政壇上和「先進國家」輪流坐莊，創造一個「超西方」（Post-Western）、「超現代」（Post-Modern）的局面來。

　　所以在十九世紀中期來替天行道的洪楊諸賢，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其「換制」之識。恕我再重複一句，縱使他們具有（如後來孫中山先生那樣的換制之識），他們也沒有搞「換制」的機運。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與機運之聯合產兒也。」二者缺一不可。

　　有「智慧」無「機運」，則哲學家之幻想也；紙上談兵也。「機運」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變成「先知先覺」的烈士。我國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萬千。台灣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應該有的「機運」，時間差距，不過二十年耳。

　　再從另一方向看：如有「機運」而無「智慧」；身在其位，而識見不能謀其政，則誤國誤民，問題就大了。今日大陸上，養尊處優於中南海深宮之內的「八老」，「可能」就屬於此類。筆者此處對「八老」的評價，只敢用「可能」（英文裡叫Probable或Possible）二字。將來歷史的演變，和史家對他們作正面的評價，也是有「可能」的。在下今日所以敢斗膽月旦之者，卻也是根據一項歷史上的「必然」──此一必然，則為六四「天安門事變」，在今後歷史書內的「必然平反」。六四在「必然平反」之後，則歷史家又怎樣去安插「八老」呢？故筆者不待蓍龜而斗膽先說之。

　　以今鑒古，言歸正傳，我們再去看看洪楊之變：

　　我們讀史者，如把「太平天國」十四年中所已經發現的史料和史書，攤開來心平氣和的去審查審查，我們便覺得他們在「智慧」與「機運」兩方面都欠完善。「智慧」對他們所起的並且只是些負作用；而「機運」對他們也只有半個是正面的──洪楊那個時代，他們只具有個極大的「改朝」的機運，而無「換制」的機運。洪秀全搞了十四年，所靠的就是這半個「機運」。搞得好，他或者可以建立個短命的朝廷。但是他是不能解決中國近代史上「換制」的問題的。「換制」的問題如果解決不了，那他的朝廷也就不可能太長久。後來的孫、袁、蔣、毛、鄧五公，對這個「換制」的問題都無法解決，況洪楊乎？此筆者所謂之「時代設限」也。

　　【附註】李登輝總統可說是部分的解決了中國近代史上的「換制」問題。可賀也。但是這一換制「階段」之跨進，非李公個人之力也，「時代」與「機運」使然也。──千萬不能棋錯一著，走火入魔！

　　但是話說回頭，洪、楊如真是英雄，他們應能掌握那半個「改朝」的機會，學學闖王李自成，一鼓作氣把北京打下，登極太和殿，號令全國，過幾天幾月甚至幾年幾十年（如「毛主席」）的皇帝癮。並此而不能，終至屍填溝壑，及身而敗，那就太窩囊了。

　　筆者於此短篇拙作中，無意效顰賈生，來寫篇《過洪論》，只想就其犖犖大者，略舉數端，以見太平興亡之由耳。

　　洪天王就是凱撒瓊斯

　　據筆者的一家之見，太平天國運動最大的致命傷，實在是他們一知半解，卻十分自信，而萬般狂熱的宗教。興也由他、敗也由他。

　　洪秀全本人實在不是一個如一般史家所稱頌的，什麼領導農民起義，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領袖。相反的，他從頭到尾只是基督教中一個狂熱教派（a fanatical Christian）的「教父」（cult leader）。巧合的是：當他這個狂熱教門形成之時，卻正趕上發自廣西的清末改朝換代的機運。洪氏及其一些狂熱信徒乃被捲入了這個有時代性的政治漩渦裡去；從而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為政治力量，一旦造起反來，也就一不做、二不休的變成「逐鹿中原」豪傑中之一股了。終至釀成死人數千萬的「太平天國」大悲劇。

　　「宗教」原是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由於許多特殊原因，雖然它在我國歷史上，還沒有闖過太多的禍亂，但是在所有其它民族的歷史裡，那些死人如麻的所謂宗教戰爭，已不知發生過幾百十次呢！大的史例如伊斯蘭教之興起、十字軍之東征、聖女貞德之奇蹟，固不必提。且舉一兩樁近在目前的小例子，來比較一下，便可概其餘。

　　近在民國六十七年，美國三藩市有一名叫吉姆．瓊斯（Jim Jones，民國二十年─民國六十七年）的基督教牧師。他在不知不覺中忽然發生了神靈感應，使他變成了一位有奇異療效的醫生。他能為病人醫治一些奇病雜症，包括肺癌。一時聲名大噪，信徒四集。群眾增多了，瓊斯竟自稱是「耶穌轉世」（Reincarnation of Jesus）；甚至說自己便是「上帝」（God）；並自封為「凱撒大帝」（Caesar）。號稱是苦難人民的救世主、社會主義之大護法。他並組織了一個人民公社，叫做「人民廟」（People's Temple）。廟內廢除私產。全體信徒同吃同住同勞動。瓊斯視其全體信徒為上帝兒女；全體「兒女」亦齊呼瓊斯為「爸爸」（Dad）。大家毀家紓難，捐獻相從。三藩市附近一時被這群活上帝的信徒弄得河翻魚亂。居民與政府吃它不消，乃群起加以驅逐。瓊斯終於在美國無地存身，乃率其信徒流竄至中美洲之蓋亞那（Guyana）南部，人跡罕至之熱帶叢林中，自建其「瓊斯堂」（Jones town），割地稱王，不受美國法律之約束。然瓊斯本人及其絕大多數之信徒究係美國公民。美政府不能任其胡來，不加聞問。美國三大電視台之一的「國家廣播公司」（ＮＢＣ）亦想搶此奇特新聞，前去一探虛實。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中旬，乃由國會議員里奧．阮（Leo J. Ryan）氏率隊乘小飛機，前往視察，孰知打草驚蛇，「人民廟」中的狂熱叛逆分子竟認為阮氏一行四人為政府特務，乃一舉將其槍殺。

　　人民廟徒既闖下大禍，瓊斯深知政府圍剿之不可免。同時他也認為他和他的全體信徒的大限已至，乃決定集體殉道──全廟成員自「爸爸」而下凡九百一十一人（亦說九百一十三人），竟於十一月十八日一夕之間，全體服毒自殺。一時消息傳來，舉世震驚。電視上男女老幼，屍體橫陳──有舉家相擁而亡者；有少婦懷抱嬰兒而死者……情況之慘絕人寰，真令人不忍卒睹。

　　筆者親眼目擊之餘，關掉電視，太息唏噓，不禁試問：胡為乎而然耶？

　　親愛的讀者，這就是「宗教」嘛！我民族何幸，有了個「不語怪力亂神」的文化傳統。因此這一種在世界各地，史不絕書的「宗教狂」，在我國歷史上卻不多見。偶亦有之，它也不能為我們知識分子（包括古今的歷史家）所能瞭解，所能接受。而有些野心家、宗教家、革命家要想利用宗教力量來登大寶、奪政權，在中國歷史上也從來沒有成功過。

　　因此我國傳統歷史家，對這一類史籍秉筆直書之時，不是咒罵他們「妖言惑眾」（如赤眉、黃巾、白蓮教和天地會）；就歌頌他們只是單純的「農民大起義」、「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如今日大陸上對「太平天國」的研究）。搞宗教只是「偽裝」或「假托」而已。

　　我國傳統和現代兩派執筆人都把這極其重要的「宗教狂」的一面，給完全忽略了，因為這宗史實在其他民族中（包括奉行猶太教、耶穌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各民族的全部），雖然司空見慣，而在我們中華民族史中卻發生的太少了──我國史家沒有對這項史實執筆的經驗，所以一碰到宗教難題，往往就王顧左右而言他了。

　　不幸的是，我們「洪天王」所搞的卻正是「凱撒瓊斯」那一套宗教狂。高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洪秀全也是我國史上最成功的一位了。

　　再舉個小例子：在目前美國還合法存在，並且活動頻繁而怨恨蝟集的另一個狂熱的基督教支派，「統一教會」（Unification Church）的教主文鮮明牧師（Rev. Sun Myung Moon），不也是說他見過摩西、耶穌、釋迦牟尼、和穆罕默德；並且還分別和他們談過話嗎？

　　您說他在胡扯，而文牧師這位韓國佬卻能指定數以萬計的美國男女青年，在紐約市的「麥迪遜廣場花園」（Madison Square Garden），集體「盲婚」。他後來又去南韓的漢城搞集體盲婚，規模更大。這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美國和南韓啊！這個時代的青年人，可以說是人類萬年歷史上，最桀驁不馴、最不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代啊！文牧師有啥魔術，能把他（她）們數萬人，指定盲婚？據最近消息，文鮮明已打入蘇聯，看樣子他又要在莫斯科來搞其盲婚了。

　　這就是「宗教」啊！毛澤東、希特勒、史達林也鬥它不過的「宗教」啊！

　　明乎此，我們對一百多年以前，洪秀全、楊秀清，這兩位「禾乃師」所搞的那一套，就可思過半矣。

　　文才不足，宗教層次也不高

　　洪秀全天王是有他一套的。但其人畢竟只是個專制時代「三家村」的土塾師，沒學問，更沒有文才，所以他在廣州屢試不第，考不了秀才。

　　廣州一向是我國華南人文薈萃之區，在那兒考個秀才舉人，是極度困難的。那位才氣縱橫的文士，後來做了漢奸的汪精衛，便是當年廣州科考、院考出身的秀才。我們要讀讀那些膾炙人口「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等等《雙照樓》的詩詞，再去看看洪秀全的什麼「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為家共飲和」（《劍詩》）；什麼「龍潛海角恐驚天，暫且偷閒躍在淵」（《龍潛》）等等鄙俗的詩句，就可以知道洪秀全為什麼可以做「天王」而不能做「秀才」了。

　　毛澤東也是一位土塾師，他那幾首舊詩詞，什麼「虎踞龍蟠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也就不夠通順了，而洪塾師還遠不如他。洪秀全的文才大致是在毛澤東夫婦之間。毛夫人有詩曰：「江上有青峰，藏在雲霧中，平時看不見，偶爾露崢嶸。」這和洪天王的「暫且偷閒躍在淵」，真可說是無獨有偶了。

　　洪秀全雖沒文才，他顯然具有極深厚的「宗教感」；甚或具有如今日甚囂塵上的所謂「特異功能」。因此當他二十五歲那一年，道光十七年（丁酉），他在廣州應試再度落第之後，受了過度的刺激，他那隱伏的宗教感和潛存的特異功能便被激發了。

　　我國帝制時代的貧家子弟想僥倖科名，原是一個全家乃至合族的投資事業。往往閤家把微薄的資產和集體的希望都投在一個聰明男孩的身上。一旦他榜上有名，連科及第，則閤家也就雞犬升天。可是相反的，如在科場上一再失意，名落孫山，則其打擊之沉重，也是出人想像的。因此秀全在兩度落第之後，回到花縣家中，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病四十餘日，在昏迷中便發生了「神靈感應」（Vision）。──他拜見那黑袍、金鬚、莊嚴肅穆的「上帝」。上帝說秀全是他的「次子」；並把他介紹給其胞兄「耶穌」；並囑咐秀全仗劍「下凡除妖」。

　　洪秀全這種病中經驗，在我們「不語怪力亂神」的傳統士大夫筆下，簡直是胡言亂語，荒謬絕倫。同樣的，在現代派的革命史家書裡，也認為是不可相信的。在他們看來秀全只是「假托」迷信，來爭取工農群眾，參加革命罷了。其實這殊途同歸的新舊兩派史家對洪秀全的解釋，都是因為浸染於一個無神的文化傳統，而無治宗教史和神學之經驗的結果──把一個有神的宗教史，當成無神的思想史處理了。

　　其實秀全這項Vision，在任何有宗教傳統的社會裡，都是司空見慣的。治宗教史或神學的作家，並把這靈異分成數種，一般於昏迷中受神靈之「詔」，清醒後記憶猶新，能遵「詔」辦事或傳言者，往往都被列入「先知」（Prophet）的一類。至於一些於昏迷的狀態中，能為神鬼傳語（多用韻文、詩歌），而醒後自己本人卻一無所知者，西人叫做「巫師」（shaman）。其實先知與巫師之別，只是替鬼神傳語的方式不同罷了。當然先知與巫師亦各有真假之別。貨真價實的亦確有其「靈異」（miracle）之處，假的則是一些「魔術師」（magician）了。

　　根據上項分類，洪秀全（如所言屬實）則應屬於「先知」之列。先知之鉅子如摩西、耶穌、穆罕默德皆是也。穆罕默德原是個文盲。據說他那部《可蘭經》，便是上帝（Allah）的聖意，通過穆氏口述，由穆罕默德那位頗有文化，比丈夫大出十來歲的富孀夫人，一口氣筆錄下來的──信不信由你。

　　至於摩西的《十誡》和耶穌的《聖經》（The Holy Scriptures）當然更是直接出自上帝之口了。上述三位都是西方宗教史和神學上替上帝傳言的超級「彌賽亞」（Messiah）。等而下之，則有各教的聖徒（saints）和有走火入魔之嫌的教主（cult leaders）了。我們這位自稱是「上帝之子、耶穌之弟」，啣命下凡，救世除妖的「彌賽亞」、天王洪秀全，和最近的「自稱上帝、耶穌化身」，下凡打倒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彌賽亞」、凱撒瓊斯，實在是屬於同一類型的教主。他二人在宗教史中，都屬於走火入魔的那個低等級。

　　楊秀清和蕭朝貴二人，可能是屬於後一型態的shaman（巫師、乩童）。他二人都在昏迷狀態（ecstatic trance）中，失去本性（ego）。楊則有「天父（上帝）附體」，蕭則由「天兄（耶穌）附體」，各自替上帝和耶穌下凡傳語，發號施令。如此一來，他二人托天父、天兄傳旨，則位居父兄之下第三把交椅的天王，也得伏首聽詔了。

　　楊和蕭原都是洪秀全的弟子，在那種宗教狂熱的氣氛下，可能都變成了「乩童」。此事都發生在道光二十八年春天和秋季，也就是都在他們聯合造反之前。洪秀全既然相信他自己的「靈異」，他對楊蕭二位神靈附體，也可能是真心的相信；而神靈附體這一套，在中國農村原極盛行，其情況之神秘，往往使人不得不信。楊蕭兩位的神跡，可能在早期也不是魔術表演。可是在他們打到南京之後，「天父」還要藉秀清之口，向天王為東王「逼封萬歲」，並藉辭笞撻天王，打天王屁股，那一大段故事是否是「假托」，那就是另一問題了。

　　「邪術惑眾」和「聚眾鬧事」

　　洪秀全之具有若干特異功能，似乎也是事實。他和能治怪病的瓊斯牧師，甚或《新約聖經》裡的耶穌醫師，都確有其相似之處。據太平天國方面的資料，則秀全確實有「能令啞者開口，瘋癱怪疾，信而即愈」的本領（見《洪仁玕自述》）。清方的資料也有記載說「韋（昌輝）妻病危，醫藥罔效，洪逆治之立愈」的故事（見半窩居士著《粵寇起事紀實》）。

　　洪氏這些法術，證之以今日風行海峽兩岸的氣功師，針灸師，以及一度風行美國的印度瑜伽師的治病表演，可能都是事實。前些年有位瑜伽師在紐約表演喝硝鏹水、嚼玻璃瓶等絕招時，觀眾之中竟有諾貝爾物理獎金得主承認他是「對科學的公開挑戰」（an open challenge to science）。二十世紀第一流的世界科學家尚且如此，何況十九世紀僻居鄉曲的大清帝國農村中之貧下中農乎？

　　既有此絕技隨身，因此洪秀全三十一歲（道光二十三年）於廣州三度落第之後，就捨棄功名而專心的去搞其宗教了。果然科場失意，卻在教場得意。他和馮雲山在廣西桂平紫荊山組織「拜上帝會」之後，不期年便從者如雲，遠近來歸了。

　　本來在農村中搞群眾組織，在中國任何朝代裡（包括國、共兩黨）都是官家所不許的。君不見今日朝中鄧小平等「八老」都在靠氣功師保健、保命；但是他們對風起雲湧的民間氣功組織，馬上就要下禁令了。氣功何傷哉？「聚眾」犯法也。因為在中國從「家天下」到「黨天下」的傳統裡，「聚眾」必然要「滋事」。滋事之小者，則不免集體械鬥、打家劫舍、劫富濟貧、吃大戶、搶倉庫、殺官紳、鬧學潮……乃至有冤報冤、有仇報仇。管家為防患於未然，也就對聚眾滋事，嚴申禁令。文禁不了，便用武力鎮壓。有機槍、有坦克，殺它一條血路，則滋事者便鳥獸散，俟機再聚。沒機槍，沒坦克，又招安無方，那就揭竿而起，殺官吏、占城池，稱王稱霸了。

　　洪秀全的「老三篇」

　　再者洪秀全在丁酉年（道光十七年）「升天」時所看到的那一位穿黑色長袍，留齊胸金鬚的大王爺，和他的兒子，可能是我國小說《烏盆記》裡的包公，或《三國演義》裡的關雲長和他的兒子關平或關興，亦未可知──洪落第秀才，當時也不知道他是老幾。等到他再度翻閱六年前所收藏的梁發著《勸世良言》時，才豁然大悟，原來這位大神便是梁發書裡的「上帝」；那位大神的兒子原來就是耶穌。可憐我們這位洪塾師那時還未讀過《聖經》。不知道上帝是「無形無體」，也不知道耶穌是上帝的「獨子」。可是洪氏顯然有充分的自信，他上過「天堂」，見過「上帝」，上帝並且介紹他見過他的「長子」耶穌。因此洪氏讀過《新舊遺詔書》（《新舊約》）之後，認為《聖經》記載有誤，乃以上帝次子的身份，把《聖經》竄改了七十餘條，當歐美在華傳教士，聞風大譁之時，洪二太子還下詔親征，和他們舌戰筆戰一通。他認為這群毛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等均未上過天堂，焉知天堂內之事乎？真應閉起鳥嘴……此是後話，下篇再詳敘之。

　　總之，洪氏在升天悟道之後，就變成一位虔誠而狂熱的基督徒，迨無疑問。等到他與好友，也是他第一位信徒馮雲山，組織了「拜上帝會」之後，乃決心做個終生的職業傳教士，應該也是順理成章的。

　　不過洪、馮二人傳教之初，他們在廣西所傳的大致也只是個很原始的「一神教」（monotheism）──只拜「唯一真神」，不拜邪神。可是當洪氏於道光二十四年底東歸花縣繼續其塾師生涯時，他的宗教思想和理論乃日趨精密。據說在其後兩年（道光二十五年─道光二十六年），他居然寫了「五十餘帙」的勸世詩歌，其三篇精品，我們也或可稱之為「洪秀全的老三篇」吧，它們是：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

　　雖然寫了這許多，秀全顯然的還認為他悟道不深。因此他於道光二十七年再去廣州，向美國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 Roberts）處又學習了三個月。不幸的是羅氏是位頭腦僵硬的莽夫，他所僱用的華裔教徒對洪又大為嫉視，致使秀全未能如願「受洗」便重返廣西，以他的原道老三篇去繼續傳教。

　　筆者細讀秀全此時的宗教作品，尤其是上列的老三篇，頗覺其不可小視。相反的，我倒覺得它們是中國宗教史上一個大大的里程碑。──三篇振聾發聵之作。

　　理由是這樣的：

　　我們這宗已有三千餘年歷史的中華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和「敬鬼神而遠之」的倡導之後，我們是個號稱無宗教的民族。其實不然，我們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漢武好「方士」，到後來在社會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們世俗的宗教信仰卻沉入一個很低級的「泛神論」（pantheism）；也可說是低級的「迷信」，卻實際上主宰了我們的社會生活，尤其是中下級的社會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學，自當別論。但佛學與我們的社會生活實在沒有太大的關係。）

　　沒有一個高級的「一神論」的宗教做主宰，我們的社會裡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遠之，可是鬼神既不放過他們，他們也「遠」不了鬼神。原本是個「無神」的佛教，在社會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樣，弄得遍地是鬼，分身不得。

　　可是現在好了，世界萬物唯一主宰的「天父上主皇上帝」，忽然派了他的次子，下凡做個東方的彌賽亞。他要禁絕一切邪神，獨崇上帝──把中華民族自一個泛神論的迷信火坑裡，「救」了出來。這就是洪秀全的老三篇的精義所在了。

　　在洪天王治下，全國老百姓只許拜一個「真神」上帝，其它的什麼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釋迦牟尼、驪山老母、城隍土地、岳王關王、灶神門神、龍王閻羅、牛頭馬面、送子觀音、財神菩薩、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一般看相算命、堪輿風水、陰陽五行、三教九流……總之，上帝之外，一切牛鬼蛇神，均在禁絕之列！

　　洪氏這個老三篇雖未跳出摩西十誡（見《舊約．出埃及記》）的範籌，但是它是十誡的「中國化」。他這個天條之中有其宗教的原始性；它所具有的豐富的宗教感，也是擲地有聲的。

　　我國傳統的儒宗史家（如最近去世的錢穆教授），對它嗤之以鼻（見錢著《國史大綱》第六三四頁），和左翼的革命史家，認為它是假托宗教以鼓動群眾，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見。──洪氏的老三篇，事實上是中國宗教史中，從泛神到一神的里程碑。是一種宗教改革的革命宣言；也是一種道德規範，它把煙酒嫖賭，也都一體禁絕。

　　治「穆斯林神學」（Muslim theology）的可蘭經學家們，認為先知穆罕默德之下凡，是上帝派他把阿拉伯民族由泛神轉向唯一真神的救世主──亦如摩西之感化猶太；耶穌之感化歐洲白人也。循理類推，則洪秀全便是黃種人的穆罕默德了。不幸的是洪秀全所遇的「曾妖」，卻遠比穆氏當年在麥加所遇的異端，要強大的多，所以太平天國，就沒有「鄂圖曼帝國」那麼幸運了。

　　「有割與無割，誰非上帝生」

　　有些太平史家認為秀全在道光二十七年向美國傳教士羅孝全學道之前，未讀過《新舊約》，此點筆者亦難苟同。不用說上述老三篇（秀全道光二十五年、道光二十六年的作品），非有《新舊約》根底不能寫出，猶憶筆者於五十年代之初，參與哥倫比亞大學所編之《中國文化史精義》計劃翻譯太平天國史料。在太平《幼學詩》中便碰到「有割與無割，誰非上帝生」的詩句，不知何解。再查另版《幼學詩》（載《太平天國詩文鈔》，該書有〈蔣中正序〉），則改為「有知與無知」。我當時翻譯，本可捨難就易，但自覺「割」字是原文，「知」字是擅改。幾經周折，才把割字譯成circumcise。Circumcise者，割男性生殖器之包皮也。

　　蓋在古猶太民族之社會習俗上，男性在幼兒期或婚前，割除生殖器官尖端之包皮，實在是一樁極其隆重的宗教大典。因此在「猶太教」（Judaism）裡，有割與無割，蓋為兩種不同之人類；未經「摩西十五律」所規定之「圈割大典」（Circumcision）之男性，殊難成為「上帝之選民」也。

　　《幼學詩》是太平天國早期的文獻。詩中呈現著濃厚的儒家道德觀。如所詠「妻道」一篇說：「妻道在三從，無違爾夫主，牝雞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它所強調的還是儒家的三從四德和大男人主義。但是它在基督教的教義中，卻已相當深入了──基督教對無割之民，並不歧視。所以秀全在晤羅孝全之前，便早已學到了西方宗教中很多的古怪教義了。

　　「太平天國」是宗教名詞

　　所以筆者不揣淺薄，認為太平諸領導，尤其是洪秀全，基本上是個發宗教狂的狂熱教主，和「吉姆．瓊斯」是同一類的人物。瓊斯所追求的也是一個「天國」。──一個不受世俗權威干擾的，任由他和信徒們去過那自由自在的共產主義的宗教生活──「瓊斯堂」的生活。

　　洪秀全、馮雲山早期所追求的顯然也只是個「瓊斯堂」或「秀全堂」。所以他二人一到紫荊山便寫了「奏章」，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選擇險固所在棲身焉」（見《太平天日》）。他們並沒有與滿洲皇帝爭天下的大志。

　　後來楊秀清等一夥加入拜上帝會，想建立一個「小天堂」，可能還是這個意思。不過古語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提到在人間建一個「最小最卑盡綢緞，男著龍袍女插花」的小天堂，他們可能就開始羨慕「蘇杭寧」這個金三角了。──「小天堂」究非「大帝國」。他們所想像的只是一個「瓊斯堂」式的，太平的「天國」罷了。

　　所以「太平天國」這國號，原來實在只是夢想中的小天堂，一個宗教名詞而已。這一名詞可能在天王登極之前早就出現了。

　　金田「團營」是什麼回事？

　　且看我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金田起義」。據忠王李秀成就義前的親筆「供狀」：太平軍舉事之初，洪秀全之外，只有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秦日昌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它幹部與一般會眾均絲毫不知也。

　　既然數千會眾奉教主之命齊集金田來「團營」，而又不知「團營」的目的何在，則團營在會眾心目中，實在只是一種宗教活動罷了。其實李秀成的話是後來說的。在金田團營的當時，縱使他們七位開國元勳，也未必就有此乘勢造反打天下的大志。團營原是一種宗教活動，團營以後的發展是順水推舟一步步逼上梁山的。

　　但是團營以後，又怎樣的一步步造起反來呢？

　　原來廣西省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末季，貧農、教門（如天地會，三合會）械鬥成習，聚眾滋事，早已弄得全省騷然。清代廣西省的政治區劃原分十一府，及若干州、廳。在洪楊金田起義之前，據清方官書報導這種打家劫舍、殺官紳、占城池的暴亂已遍及五府一州甚或七府一州（見《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地方官吏如巡撫鄭祖琛等無力應付，只得隱瞞賊情，設法招撫。孰知愈招愈熾──這時武裝暴動的群眾，也早已目無官府。

　　清廷得報，不得已乃起用幹吏林則徐，並自各省調兵。筆者的母省安徽也被調去了一千名。精兵四集，官方乃決心用武力鎮壓。林則徐不幸道死之後，清廷乃另檢大員接替，始有李星沅，繼有賽尚阿，以欽差大臣頭銜赴桂。其後並提升布政使勞崇光，以替鄭祖琛為廣西巡撫，協同提督向榮，認真督剿。他們最初的目標原是「三合會、天地會」一類更嚴重的教匪，尤其是已經佔領縣城的天地會首領陳亞潰（貴）、楊撈家、徐亞明諸大股。據王安定著《湘軍記》所載：「時粵匪二十餘股，多為勞崇光所殄，惟洪秀全等獨存」云云，也確實是當時的實際情況──當時的官方，原沒有把洪秀全這位落第秀才的聚眾滋事，看得太嚴重。可是等到其他各股一一散滅，四方零星散匪無枝可棲，乃紛紛投向洪氏。其著者如平南一帶的天地會領袖羅大綱之投洪，即其一例。各方豪傑來歸，秀全坐大，官軍對洪乃開始彈壓，孰知在金田、江口一帶數度接戰，官軍一再挫敗之後，才知道他們有眼不識泰山──秀全這一股之凶狠，實遠非陳亞貴等所能望其項背。官軍之畏葸無用，和會黨臨陣之英勇，也大大地鼓勵了秀全的黨羽，他們益發不把官軍看在眼內，而企圖大舉了。

　　【附註】陳亞潰的原名是亞貴，官書故意寫成亞潰。正如孫中山原名孫文，清廷官書多寫成孫汶，以示貶斥。

　　因此所謂「金田起義」者，事實上只是客觀形勢，積漸而成。一方面是大群貧苦人民在搞一種狂熱的宗教活動，人多勢大了，難免就有些鏟富濟貧、吃大戶、抗官軍的激烈行為。另一面則是一個腐化專制的政府。它認為這群人民，誤信邪教，聚眾滋事，目無官府，需調軍警彈壓。雙方衝突已久。只是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在一次重大的反彈壓行動中打死了清軍副將伊克坦布，並傷斃官軍三百人。這一下革命群眾信心大增，乃籍教主三十八歲生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西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來個「恭祝萬壽起義」（洪仁玕語），慶祝一番。──所謂「萬壽起義」，事實上也是事後追封的。

　　作為教主的洪秀全也就乘興寫了「五條紀律」，什麼遵條令、別男女、秋毫莫犯、公心和儺（粵語和睦）、同心合力，作為對官軍再度接戰的準備，如此而已。

　　洪秀全是位多產作家，也是位喜歡寫「詔諭」的教主。他在這段所謂金田起義時期，卻沒有留下任何像《北伐誓師辭》或《討武曌檄》、《討粵匪檄》一類的文字。所以所謂金田起義這個榮銜實在是洪楊諸人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後才回頭追封的。其情況蓋如今日中共之「八一建軍節」。──民國十六年八月一日賀龍葉挺在南昌「暴動」，叛離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誰又想到二十餘年之後，竟被封為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呢？

　　金田起義既沒有個確切地點，而且沒個確切日期，也沒一張正式文告。因此他不像是個有計劃的革命發難的行動。洪仁玕事後追述說：「本不欲反，無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我想這句話，大致是可信的。

　　總之，金田團營，乃至後來的男女分行，財產歸公的「聖庫」制，都與在近年美洲發生「吉姆．瓊斯」型的宗教狂，有其極其類似之處。只是客觀環境不同，使他們各走各路罷了。

　　永安封王也是宗教性的

　　咸豐元年春，洪楊在金田起義之後，和清室官軍在桂平、武宣、象縣一帶，糾纏了幾個月。這一時期官軍的表現太窩囊，而此時又民心思亂，太平軍的裹脅則愈來愈大，越戰越勇。宗教熱愈沸騰，「越寒天，越退衣」，簡直到了瘋狂境界。三月二十三日（陰曆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竟在武宣縣東鄉鎮，與天兄耶穌同時登極，自封為「天王」，自稱為「朕」，群下對天王則稱「主」。

　　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天王乃率眾竄占永安州城（蒙山縣治），一占數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動。朝廷在痛懲疆吏失職之餘，更增調大軍圍剿。

　　洪楊既占永安，也自知「騎虎難下」（楊秀清語）。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漸化宗教為政治，改組軍隊，重編會眾，以應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舉。

　　太平軍於咸豐元年九月竄入永安至羿年四月突圍，在永安共駐了八個月。這八個月中最大舉動便是咸豐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分封諸王了。史學界朋友們總把這永安封王視為洪楊軍政組織的起步，筆者卻不以為然。永安封王還是一群狂熱教門的宗教行為。且看洪秀全的《封五王詔》。他說「天父上主皇上帝」權威大於一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一切但聽命上帝可也（這是洪氏自稱）。分封五王者實只是「姑從凡間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

　　今特褒封左輔正軍師（楊秀清）為東王，管治東方各國；褒封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為西王，管治西方各國；褒封前導副軍師（馮雲山）為南王，管治南方各國；褒封後護又副軍師（韋昌輝）為北王，管治北方各國；又褒封達胞（石達開）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另詔（天王）後宮稱娘娘；（諸王）貴妃稱王娘。

　　其實太平軍竄入永安州時，男女老幼不過兩三千人（筆者另有考據），史傳三四萬人皆非也。在兩三千的烏合之眾中，封出五位二十來歲的王爺（達胞那時可能還不足二十），來管治四方各國，豈非形同兒戲！但是我輩生長於傳統中國農村之中，看慣佛道二教的什麼設壇，什麼打醮等等，就知道沒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裝異服的道士和和尚，扛著招展的旌旗，什麼「十方大菩薩」、「十殿閻羅」等等，就知道這些狂熱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這一套。

　　不幸的是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滿清的氣數將盡，全國，尤其是廣西；在廣西，尤其是久經「土」、「客」械鬥磨練的「客家」農民，正蠢蠢欲動。經過洪楊這一有組織的狂熱的宗教活動，聚眾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來了。

　　只追不堵和拖死官軍

　　太平軍盤踞永安八個月之後，廣西官軍約一萬四千人在北京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軍團團圍住。面對數倍之敵，洪楊之眾便不得不突圍以自保了。據參加此次突圍的老長毛事後回憶，他們二三千人，置婦孺於全軍中段（客家婦女皆天足），青壯前後簇擁，一舉衝出重圍。既出重圍，他們前逃，清軍尾追，其情勢就變成我國歷史上所屢見不鮮的「流寇」了。

　　傳統流寇的作戰方式，多為裹脅農民，鑽隙流竄，飄忽如疾風暴雨；其鋒不可擋。攖其鋒者，無不粉身碎骨。因此官軍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們照例是以鄰為壑，只追不堵。堵則自取滅亡，有百害無一利；追則可以趁火打劫，隨地報功請賞，有百利無一弊。正面官軍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險要，或旁敲側擊，絕不正面堵截。在這一公式之下，則流寇一起，便滾起雪球，如入無人之境。尾追官軍也就養寇自重，呼嘯相從，絕不放鬆。好在中國太大，大家都可無限制的玩其走馬燈。所以黃巢、張獻忠等起義時，都有「拖死官軍」之名言；官軍亦樂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榮的不斷陞遷就是個好例子。

　　三十年代中期「朱毛赤匪」自江西瑞金突圍長征時，追逃雙方所運用的，還是這一傳統公式。追的中央軍和逃的紅軍，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紅軍過境之處，指揮官軍堵剿的地方將領如湖南何鍵、廣東陳濟棠、廣西李白、雲南龍雲、四川劉湘、西北諸馬……都只守不堵，赤匪過境而去，便皆大歡喜。

　　倒楣的是我們那位不失赤子之心的少帥張學良。他少不更事，奉命堵剿，便真的去直攖其鋒，既堵且剿。因而犯了兵家大忌，弄得丟盔卸甲，「得不到補充」而牢騷滿腹。少帥那時如已開始研究《明史》，讀一篇《張獻忠傳》，就不會吃那個大虧了。

　　我們歷史公式裡的「洪楊髮賊」，永安突圍之後，無人敢堵。他們乃沿途裹脅（李秀成便是被裹脅者之一），直迫省會桂林。圍城一月不克，乃竄入全州，長驅入湘。湘人本好武，見新朝崛起，貧農礦工船夫會黨赴義如雲，一時聲威大振。

　　太平軍八月克郴州，九月迫長沙。圍城八十餘日不克，乃捨長沙，渡洞庭北上。十二月克漢陽；翌年（咸豐三年）一月乃攻克武昌。二月捨武昌、擄民船、挾眾七萬五千人（號稱五十萬），順流而下，克九江、安慶、蕪湖，然均不守；三月十九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軍佔領南京，改名天京凡十一年零三個月，乃形成太平天國在長江下游的割據之局。更在下游的鎮江、揚州則變成時得時失的外圍據點。

　　「小天堂」中不能自拔

　　洪楊自永安突圍至奠都天京為時尚不足一年；其行動之快、發展之速，不在七十年後國民黨北伐之下。然國民黨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據地」的兩廣，然後才誓師北伐的有計劃的政治擴張。洪楊北竄則是占一城丟一城的流寇行為。所以國民黨於民國十六年奠都南京時已佔有半壁河山；而洪楊奠都南京時，只有南京、鎮江、揚州孤城三座而已。

　　洪楊如真是英雄人物，則應併此三城而捨之，傾巢北上。以他們那時的氣勢，要一鼓作氣打下北京是絕無問題的。因為此時北京已風聲鶴唳，貴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豐皇帝亦已準備遷都熱河，而太平義師，朝氣正盛，弱點未露。全國人民與各路英雄均仰望旌麾以解倒懸，神州正可傳檄而定。誰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個瓊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諳「世事」，而太平軍實際總指揮楊秀清，則是一隻狗熊。富貴對他來的太快了。四年前還只是一個赤貧的燒炭工，如今叱吒風雲，錦衣玉食，做了「東王九千歲」，一頭栽入六朝金粉裡去，他就不能自拔了。

　　對這群來自落後地區的貧下中農來說，那個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離開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隸是「罪隸之省」（這都是天王詔書上的話），北上爭雄的勁頭也就完全消失了。

　　太平流寇既然不想傾巢而出，尾追而來的欽差大臣向榮的官軍，也就於南京東郊的孝陵衛，自建其江南大營；另一欽差琦善，也於揚州郊外建其江北大營。兩兩對峙，彼此慢慢扯皮，就勝負難分了。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脫稿於紐約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七卷第六期

【貳】三、預言書中的蔣毛與洪楊

　　最近從香港傳來的大陸故事說，新任國家元首江澤民對中國古老的預言書《推背圖》，發生了興趣。此一傳聞可能是好事者所捏造。但是縱使實有其事，也不值得大驚小怪。試問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乃至我們的蔣總統、毛主席──我國歷來的統治者有哪個不相信讖緯之學和子平之術？基督教徒的孫中山先生也曾說過他與佛有緣。孫公說這句話的背景也曾有一大堆類似「啟示」（Vision）的故事呢！連絕對相信神滅論的胡適，不也說過「麻將裡頭有鬼」？僅供四人合玩的麻將裡頭都有鬼；那麼共有十萬萬人合玩的大麻將裡頭，怎能沒有鬼？！我們的歷朝統治者，包括最近的江主席，想在這場大麻將裡，找點鬼言鬼語，有什麼稀罕呢？！朋友，江公今日雖然位尊九五，貴不可言，他這個交大畢業的工程師之為「人」，事實上與足下和我，也差不了太多。興致好的時候，談談《推背圖》，聊聊《燒餅歌》，算不得什麼「提倡迷信」也。──茶餘酒後，我們談得，他談不得？只是我們談後直如清風過耳；江公談後，就要變成小道消息罷了。

　　其實「迷信」這種東西，原是社會裡一個少不掉的「體制」（institution）。──夢露姑娘的棒球明星丈夫迪瑪吉說，他和夢露結婚，不是跟一個女人結婚而是和一個「體制」結婚，正是此意；而迷信這個體制在中國政治上所發生的影響，可不在女人（美女）這個體制所發生的影響之下啊！清末的太平天王，慈禧太后，和民初的洪憲皇帝，都是他最大的受害者。──他們受害了，我們老百姓才跟著倒楣。

　　「九十九先生」的謎底

　　可是「預言書」這宗迷信是在世界任何文化中都存在的。每每都有奇驗。古朝鮮即有一宗預言說：釜山這個東海小漁村，在某個時代要為該國首都。近百年來那個韓民相信呢？誰知民國三十九年韓戰爆發，李承晚大統領敗退南下，據釜山為反攻基地。它一夕之間就變成國都了。

　　我國的預言書《燒餅歌》，就更古怪了。這個《燒餅歌》自明代唱到清末，一般都覺得它很靈驗。可是我們民國時代的新青年，卻有理由的斥之為「事後偽作」。然事有蹊蹺，它在我們及身經歷的民國時代，卻也唱出些什麼「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休」來。

　　試問「九十九」這位老兄是誰呢？在抗戰中重印於重慶的《燒餅歌》，即有注者解釋為「一位姓白的」。蓋九十九便是一百少一也，這冊重慶版是筆者親自看過的。這一破解當時對那位名重國際的桂系大將，小諸葛白崇禧將軍，乃至他整個桂系的政治前途，是禍是福，真很難說。

　　不過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後，中國歷史已證明白崇禧、李宗仁都無此福分，至多做個配角。當時亦有人解之為蔣「中正」、「介石」先生。因為蔣公這兩個名字也各有九筆。合起來也正是「九九」先生也。這可算是「驗」了。可是後來歷史證明，仍然只是「一部分正確」（Partly correct）；還有人比他老人家更為正確呢！──原來「九十九先生」也叫「二十八畫生」。二十八者九加十加九（9+10+9=28）等於二十八之謂也。

　　「二十八畫生」原是毛澤東當學生時在長沙辦《湘江評論》的筆名；也是他向《新青年》投稿時的筆名。因為毛澤東三個繁體字加起來，共有二十八畫，故名。

　　這一來，「九十九先生」由蔣、毛兩位民族英雄平分之，也倒是很公平的。可是他二人今日如相逢地下，再攜手來搞個「國共第三次合作」，毛如要多佔點便宜，蔣恐怕也無法拒絕。因為毛公還多兩三個「九十九」為蔣公所無。

　　原來在民國三十八年秋季，中共在北京升旗建國時，據說毛公的風水先生勸他選一個「大日子」遷入中南海，毛就選了個九月九日。這個「據說」可能是損毛的人附會的。毛或無此意，但是縱使是附會，或風水先生拍馬屁，可是毛公最後去見馬克思的日子，別人就不能拍馬屁；他自己也無法選擇的了。──毛公死於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九日，也算是個巧合吧！

　　再者，毛氏於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一日在北京登基，至民國六十五年在中南海後宮龍馭上賓，他老人家在中國也整整的做了二十八年的皇帝，也算是個巧合吧！

　　最不可思議的則是《推背圖》在這方面也把毛公描畫的鬚眉畢露。在《推背圖》第四十一象的「頌」中，預言者寫了下面的四句：

　　帽兒須戴血無頭，手弄乾坤何日休？九十九年成大錯，稱王只合在秦州。

　　在這四句中，除第一句仍然不可解之外（或者也可解之為「帽子亂戴，血債無頭」吧），其他三句不是把毛氏對中國大陸二十八年的統治，說得入木三分？吾人如試把隱語除去，真言恢復，把這四句改寫成：

　　帽兒亂戴血（債）無頭，手弄乾坤何日休？二十八年成大錯，稱王只合在延（安）州。

　　這不是現今歷史家對毛公很正確的評語嗎？在延安時代，董必武頌毛詩中便有「不教佳譽出延州」之句。毛澤東在延安時代把陝甘寧邊區（古秦州地區）的確搞得很好，譽滿國際。又有誰知道毛澤東只是個「方面之才」。一旦入主北京，做了皇帝，他就才有不勝，浩劫連年呢？

　　《推背圖》的作者竟能於千年之前為吾輩「預言之」。──縱使是迷信、是偽造、是巧合……無論怎樣，身經此劫者，在家破人亡之後讀之，也是發人深省吧！

　　歷經滄桑的《推背圖》

　　《推背圖》這本怪書有圖像有讖語，據說是唐太宗貞觀（六二七至六四九）年間李淳風與袁天罡合撰。新舊《唐書》中有傳；《宋史．藝文志》中也有著錄。因其亂測朝政為統治者所不喜，宋太祖趙匡胤做了皇帝乃以死罪禁之。然此書已流傳數百年，不禁還好，愈禁愈紅。朝廷不得已，乃取舊本把其中預言顛倒紊亂使讀者搞不清次序。無從相信起。但是自古以來的統治者禁書（包括秦始皇）都是只禁民間之書，真正好書好畫孤本絕版（如今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所保存的孤本殿版《金瓶梅》），大皇帝還是要秘藏禁宮，自己去細細「御覽」的。因此這冊唐版《推背圖》，便在宋元明三朝大內中倖存了，直至闖王犯闕，崇禎上吊之後，才又自宮廷中解禁出來。可是清初康雍乾三朝，文網甚嚴，文人多不敢犯禁。至英法聯軍（咸豐十年）和八國聯軍（光緒二十六年）相繼佔領北京，禁城文物國寶一再被洗劫之後，古本《推背圖》就和古本《金瓶梅》一樣，才飛入尋常百姓家。

　　至於本書被禁之後，和再度被複印，終於大量流入民間的詳細情形，當前兩岸目錄學家一時還難斷言。因此其中許多看來靈驗非凡的讖語預言，一般讀者，包括筆者自己，時至今日，仍然覺得是絕對不能相信的。因為根據科學原理，乃至最膚淺的常識，這種預言必不會準確到連後世統治者的真名實姓都可以呼之即出的。──不像「九十九」只是個「數」。

　　洪水滔天苗不秀

　　且看《推背圖》第三十四象，巽卦，對太平天國的那項預言；全文如後：

　　讖曰：頭有髮，衣怕白。太平時，王殺王。

　　頌曰：太平又見血花飛，五色章成裡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見夢全非。

　　【附註】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其後原有的「金聖歎曰」則刪去，筆者所用本子原藏先岳遺書中，無出版標誌。嗣後香港購一《預言七種》，亦無出版處，然字句相同也。

　　上面的「頭有髮」是長毛，毋需解釋。長毛的「官」所穿的制服有紅有黃。因此紅黃二色為官服顏色，民間絕不許用。用者斬首不留。民間一般都穿藍青烏黑等「雜色」。公務員和一般幹部，尤其是頭有原始長毛的「老長毛」，絕不穿「白」！這種「衣怕白」的長毛習俗，不但一般讀者沒有印象，後世的專研太平史的專家學者，有的也未曾注意，而預言書作者卻小題大做之。──我國古代秦人尚黑、漢人忌白，都與迷信有關。

　　「太平時，王殺王」，下文將詳論之。至於「五色章成裡外衣」，這也是事實，蓋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時，他所封的東西南北翼五王，也是旗分五色的（翼王旗即為青色）。所以這位預言的作者，縱使是「事後偽撰」，而撰者也是個頗有火候的黨史家呢！

　　這首預言詩，如是「事後偽撰」，作者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怎能去學老名士張佛千教授，寫「嵌字詩」，把洪秀全三字，真的嵌出來了呢？──這一下便牽扯到哲學和神學上「有神論」（theism）和「無神論」（atheism）兩大糾纏上去了。

　　許多大科學家包括愛因斯坦都絕對不信「神」的存在。筆者有緣竟有一次親眼看到他老人家在一座教堂內，背上帝而坐，大談其無神的宇宙論。

　　可是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包括很多拔尖的科學家，和頂半邊天的女人），都是相信有神的。「天父上主皇上帝」不用談了；就是以男身化女身，救渡蒼生出苦海的觀世音菩薩，也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信宗教的朋友們（他們是有神論者）會說：「誠則靈」。你如果真相信上帝或觀音，你可能有時會察覺到「有求必應」的「靈異」現象。但是你如死不相信（像愛因斯坦那樣），那你就是個無神論者。你心目中既然無神，他兩位老人家也很民主。那麼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河水不犯井水。──你平時既不燒香，臨時可別來抱我佛腳啊！

　　有神與無神

　　所以，朋友！你如果是個有神論者，虔誠地相信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是上帝安排的，那麼萬能的上帝難道說還不如一個白髮老翁張佛千？張教授會作嵌字詩，而上帝不會？──作嵌字詩要漢學底子好；難道觀音菩薩的漢學底子還不如張佛千？要去向張教授投「門生帖子」？

　　因此凡天下任何事理都不可說的太絕。我們信任無神論者的辯難至百分之九十九；也要給有神論者百分之一的機會，讓他們盡其所欲言。──萬一將來的考據學家、目錄學家和版本學家真的證明了上述有關太平天國的預言詩，確是咸豐六年（太平天國「天京事變」）之前的作品，那我們對這首預言詩，如何處置呢？

　　縱遲至科學大昌明的今日，天下事還是有許多不可解的。我的前輩老朋友李宗仁將軍曾告訴我說，當年他的參謀長葉琪將軍墜馬而死之後，他曾和白崇禧等葉琪的老友，去訪問一位可以招魂的巫婆，這巫婆在昏迷狀態中，竟然發出葉琪的聲音；並交代了葉琪生前的私事。

　　筆者的岳丈吳開先先生也是（且用他自己的話）「絕對相信人類是有靈魂的」；因為他也有過相同的經驗。以上所舉只是兩位名人的經驗。其實類似的例子在社會上是舉不勝舉的。

　　筆者幼年曾旁觀鄉人「扶乩」。一次竟被叫上乩壇和一位堂弟共同「扶」那綁著一枝筷子的紗籮，這筷子竟在下面的沙盤裡寫出許多字來。這些字加在一起，經長輩斷句，竟然是一首詩。我知道那詩不是我作的；我也知道那首詩不是我堂弟作的。堂弟連「總理遺囑」都不大看得懂，那能作出那首典雅的舊體詩來呢？──但是這首詩是誰作的呢？真是天大的疑問──我自己經驗中，數十年也無法解決的疑問。讀者們若批閱拙作至此，可能會設想筆者也是一位有神論者了。其實非也，我只是和我老師胡適之先生一樣，覺得「麻將裡頭有鬼」罷了。──有神云乎哉？

　　小頑童敵不過老頑固

　　天下事之不可思議者正多。但是人類卻是一種自作聰明的動物。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愚者一得，往往就要以一得之愚，強人從己，向別人搞「專政」。──人類自有文明以來，可說是無時無刻不是生活在被專政之中。

　　古代和中古的西方、西亞、南亞和拉非落後地區的人類（包括我們自己的洪天王），可被他們自己製造出的「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各種上帝和偉大神祇專政專慘了。他們的聖人、哲士、先知、彌賽亞等等，知識貧乏到連一隻小螞蟻也製造不出；卻斗膽的發明了無數呼風喚雨、無所不能的偉大的上帝和神明，來向自己同胞或其它民族專政，一專便是千年以上，真是不可思議。

　　在這方面，我們的中華文化就比較輕鬆多了。糊塗的洪天王之外，我們向來沒有為上帝流過血。我們的文化傳統一直是鄙視「怪力亂神」的。但是說也奇怪，我們卻也被反對怪力亂神的先生們，專了兩千多年的政而不能自拔。

　　我們這項不談怪力亂神的專政制度一直專到清末咸豐年間，才出了個「一神論者」（monotheist）洪天王。他挺身而出，向這個無神和低級的「泛神論」（pantheism，polytheism）挑戰。掉一句社會史學的專門名詞，那就是洪秀全這一干人是受了「西學東漸」的影響，以有神的西學傳統來向無神的東學傳統挑戰。洪楊一夥實在是我國歷史上，第二次社會轉型期中的第一批從事「轉型」的先驅。只是這批鄉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識太低。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在「中國社會第二次大轉型運動」中的歷史作用，而做了個蚍蜉撼大樹的造反小頑童罷了。

　　再者在異文化挑戰下的社會轉型（也就是現代化或西化運動）原是漸進的，階段分明的。最早期的西化（也可說是異化）往往是最幼稚、污染的成分最大，也是糟粕最多的。同時也是他那個對手方，百足之蟲，死而未僵的老傳統阻力最大的時候。──小頑童敵不過老頑固；小頑童就要遭殃了。──洪楊悲劇是有其歷史上的必然性的。

　　不要被賽先生、德先生牽著鼻子

　　但是洪頑童的必然失敗，並不保證他對手方那些垂死老朽的蒼髯永駐。他老人家還是要繼續他那由老而死的必然程序。──朋友，這也就叫做歷史的必然！君不見「曾妖」那個老傳統在西學挑戰之下，還是延續不下去的。時未逾一甲子（六十年），孔家店不是又被打得稀巴爛？迨紅衛兵來了。那千年無損的孔家三座老墳（孔丘、孔鯉、孔伋），不通統都被挖掉？！今夏余偕老伴謁三孔（孔廟、孔府、孔陵），見其墓草青新，固知其土下無物也。

　　但是生而為人，就是命帶專政的。繼孔孟而來的，我們還不是被馬列專政、階級專政、民主專政又搞了數十年。當前的世界上的穆罕默德專政還不是方興未艾？德先生和賽先生聯合專政，不也是如日中天？！

　　朋友們相信嗎？賽先生、德先生也只是先生之一耳，胡適之先生有詩曰：「那個貓兒不叫春？那個先生不說話？」若論說話的本領，則德賽二先生就未必比孔孟、馬列、耶穆諸二先生更強呢！他們三組中馬列之外，都各有千年以上的專政史；賽德二先生才風光了幾年？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大家在各自的時代，各領其風騷，誰比誰強呢？誰又是一成不變的永恆真理？！

　　被一時時髦的思想所專政，聖賢豪傑所不能免，況我輩凡夫俗子乎？那位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都未遇敵手的英雄好漢，他還不是不敢與馬鬥、與列鬥？老聃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說穿了，聖賢豪傑，也只是一束芻（禾草），一條狗而已。狗有什麼自由意志？聽主人安排罷了。

　　再回頭看看我們那位聰明絕頂的胡適老師吧，他分明知道四人合玩的麻將裡頭有鬼。聞一以知十的他，為什麼就不能演繹一下、推測一下說，四萬萬人合玩的大麻將裡頭更有鬼呢？有學識的人，往往是其「學」可學也；而其「識」不可學也。胡適則是一位學、識兼備的人；何以他識不及此？其實胡氏不是識不及也；他是學不敢也。他老人家服膺科學、民主，服膺了一輩子。被賽德二先生專了政，而終身不能自拔！談到非科學、反民主的任何事物，他就碰也不敢碰一下了。

　　胡適非不愛自由意志也；非有疑處不疑也。只是自由意志，被外來意志長期專政之後，「情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如此而已。震鑠古今的大思想家尚且如此，更何況那些迷失於教條主義的小作家，和平凡的我輩！

　　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

　　作者下筆千言，說了這許多離題萬里的話，無非是──再引一句胡適之先生的名言──「圍繞著方法二字在打轉」。吾人治太平天國史，甚至整個中國近代史，態度可得大方一點。不能拘泥於任何一種特定的「方法」，而自我頂枷。我們有時連「迷信」也得讓它三分。不可嗤之以鼻。朋友，你說所有的神仙都不如你？那你也未免自我膨脹得太厲害。

　　你打麻將──現在港台日本和海外華僑社區乃至大陸上許多城鎮，每逢週末，「碰」、「吃」之聲，都響徹雲霄──你和不了牌、輸了錢，你把檯子砸通，還是和不了。可是麻將「鬼」一旦給你以青睞，「好張子」便一張接一張撲人而來；你「坐莊」、「霸莊」，接連不斷。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不樂煞人也，麼哥。有心臟病的賭友，有的樂極生悲竟為之一命嗚呼。

　　「麻將裡頭有鬼」是違反科學的；但它卻是實驗主義者在科學實驗室裡，實驗出來的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

　　但是吾人如把世事真看成一桌麻將，一切由上帝安排、神仙作主，那也未必。因為神仙（如畫《推背圖》、撰《燒餅歌》的那些聰明鬼）縱使不幸言中，他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欲知其所以然，縱是神仙也得看看社會科學家，是怎麼去分析的呢！

　　或問：子不言乎，吾人不能讓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牽著鼻子走，何以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奢言社會科學歟？曰：非也。吾所戒懼者，專政也。科學專政與民主專政同是死胡同。一經專政則專者與被專者，皆面目全非。──胡適聖賢也。一朝為科學所專政，則不敢妄言鬼神。晚年大鑽其原不值一鑽之《水經注》；而不敢稍鑽其大有可鑽的麻將裡頭有鬼。

　　天下任何事理都是走著瞧的。一經專政或獨崇，則成佛徒所說的「著相」，便走火入魔矣！所以社會科學家縱連迷信也寬容它三分。如此而已。

　　兩百年轉型的最後關頭

　　前已言之，在社會科學家的電腦裡，歷時十四年的太平天國只是近兩千年來，中國社會第二次大轉型中的第一階段。

　　吾人今日在這個走著瞧的程序中，回看這個轉型運動，自鴉片戰後發軔以來，大致需時一百八十年至二百年，始能竟其全功。顯然的它現在已進入其最後階段。如無重大意外，下一個定型社會，在二十一世紀初季應可醞釀成熟矣。──國事在社會科學家的電腦裡，似乎也是可以預言的呢！

　　再者這一記階段分明的轉型運動，不是勇往直前，有進無退的。它是走三步退兩步；甚或是走兩步退三步地緩緩地向前移動而至於今日。這也是辨證論者所強調的「對立──統一」的公式吧！迂迴是難免的，前進則是必然的。明乎此，我們對「頭有髮，衣怕白；太平時，王殺王。」的知其然，就可以提出社會科學也能夠加以詮釋的所以然了。

　　「流竄」、「割據」、「圍剿與反圍剿」

　　須知我「漢族中心主義」的武力和文明向外擴張，自古以來是自北向南的。從吳越的歸宗，到南粵（越）的同化，到越南之加盟，是程序分明的。可是洪楊諸公這次卻領導了大批粵匪，逆流而行，打出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個北伐！（其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只是竟其未竟之功。）

　　洪楊這次北伐，其來勢之猛，真是世界史上所寡有。吾人如把它十四年的歷史分段而論之，大致也可分成三大階段：曰流竄時期（咸豐元年至咸豐三年）；曰割據時期（咸豐三年至咸豐六年）；曰圍剿與反圍剿時期（咸豐六年至同治三年）。同治三年以後的捻軍和華南一些會黨的繼續活動，只能算是圍剿與反圍剿的餘波了。

　　所謂「流竄」者，簡言之便是傳統的黃巢、張獻忠的鬥爭方式。農民在揭竿而起之後，由小股化大股，與官軍你追我趕，不守一城一地，在國內四處流竄。鑽隙前進，拖死官軍。

　　洪楊起義的最初三年，便是這樣的，他們是一群沒有根據地、沒有後勤、沒有固定兵源的中國傳統歷史上所記載的流寇──近人所謂農民大起義。這種農民起義所以能愈戰愈強、愈滾愈大者，是有他們特殊的社會條件的。那就是政治腐化、官逼民反；社會癱瘓、民不聊生。在這個人心思亂的國度裡，一般饑民和他們的有政治野心的領袖們，是唯恐天下不亂的。一旦有人揭竿而起，則星星之火，很快的便可以燎原（《毛選》中以此為題）。

　　永安突圍時的人數問題

　　洪楊於咸豐二年春自永安州突圍北竄時，連婦孺在一起不過二、三千人。──讀者中的洪楊專家們，且慢……，先讓在下談點個人的小考據：

　　關於永安突圍的人數，我的業師郭廷以先生（中國近代治太平史的第一位權威），和後來的簡又文、羅爾綱諸先生都說有數萬人之眾。筆者於五十多年前在沙坪壩的大學課堂裡，便向郭師質疑。我認為這個數目字太大。我的理由有兩點：第一是個人經驗。那時我也是個形同流寇的流亡青年，與數千流亡夥伴自陷區突圍到西南山（苗）區去的。親身經驗告訴我們，像永安那樣的西南小山城是很難容納像我們自己那樣從天而降的「三千小兒女」的。慢說吃喝住，連大小便都無法容納呢！

　　第二是歷史檔案。當時向永安合圍的官軍總數不過一萬四千人；而被圍者其後總說是「被圍於數倍之敵」。如此則突圍者不過二、三千人，實是個合理的數目了。

　　後來筆者在美國大學裡教書，自己和學生一道讀洋書，不意竟忽然開朗；原來當時參加永安突圍的重要領袖之一的「國舅」賴漢英，便是如此說的。漢英是洪秀全原配賴「娘娘」的弟弟；也是後來捻軍傑出領袖賴文光的堂兄弟。他自金田起義、永安突圍、進軍長江、奠都天京（南京）、到略地江西……，可說無役不與。後來進封「夏官丞相」，位至極品；實是太平開國元勳中，僅次於八王的重要首領。歷來官書私籍對他的記載都是觸手皆是的。晚至民國六十四年他花縣故鄉還有他受傷還鄉的傳說。可是漢英在外交方面的經歷，卻鮮為人知。他是洪楊奠都南京之後，第一個與外國使臣接觸的天朝外交官。

　　原來洪楊於咸豐三年三月底克復並正式建都南京之後，英國政府迫不及待地便試圖與新朝接觸並建立外交關係（其行徑與民國三十八年秋的英國在滬寧一帶的活動，前後如出一轍）。同年四月下旬駐華英使兼香港總督喬治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乃偕譯員密迪樂（Thomas T. Meadows）乘英艦哈爾密斯號（The Hermes）直駛南京。由於外交禮節的難以如願，英使拒見太平官員，而密迪樂則接觸廣泛。他所見到的印象極佳的新朝官員便是賴漢英；他二人甚為投契。密氏並贈賴氏歐製望遠鏡一架以為紀念。他二人的交往可記者頗多，密迪樂記錄彌詳；簡又文教授亦曾加摘譯。在他二人交談中，賴即談到當年永安突圍的往事，頗富史料價值，而漢籍中則未嘗見也。簡君譯文中竟亦疏於選譯。賴說太平軍在永安時陷入重圍，彈盡糧絕，但是士氣極高。在天公威靈感召之下，「全軍二、三千人，置婦孺於中軍，不但一舉衝出重圍，且將敵軍徹底擊潰。」（見Thomas Taylor Meadows,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London： Smith，Elder，咸豐六年；Reprinted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民國四十二年；Reprinted in New York，民國六十一年.P.282.並請參閱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民國七十一年.P.44。）密迪樂所記錄下來的賴國舅的「口述歷史」，顯然是可信的；也是合乎事實的。

　　金粉香裡的開國昏君

　　太平軍自廣西永安（今蒙山縣城）突圍（咸豐二年四月五日）之後，人數雖少，卻如猛虎出柙，銳不可當。全軍沿途裹脅青壯，實力迅速膨脹。各路英雄好漢、激進工農，更是附義如雲。颱風橫掃，草木皆兵。四、五月間，圍攻桂林未克，乃北竄全州屠城而去（六月三日）。入湘以後，長沙之外無堅不摧。會黨礦工船民參軍者數萬人。五二、五三年之交遂進據武漢三鎮。全師至此帶甲凡七萬五千人，號稱五十萬。五三年二月乃盡擄三江一湖（湘江漢水與洞庭湖）中的民船數萬艘，順流東下。檣櫓如林，旌旗敝天。下九江、克安慶、破蕪湖，如入無人之境。三月十九日乃攻入南京，斬清廷兩江總督陸建瀛及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翌日又攻破南京城內之滿城，將清廷之江寧將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以下之滿族男女老幼四萬人，悉數屠殺。同時清查合城漢族戶口。凡曾任清政府公職者皆視之為「妖」，隨意捕殺。妖之外的一般男女市民，則勒令分為「男行」、「女行」。青壯男子則編入軍營；婦女則編入「女館」，隨同勞動。百工技藝亦按職業性質，編入諸「館」。所有公產均入「聖庫」；市民私產則勒令「進貢」，加以沒收。家人不得私聚；夫婦不許同床。違令者「斬首不留」。合城上下除王侯高幹之外，同吃同住同勞動，整個南京城遂恍如一大軍營。──此實中國歷史上，在百年後中共搞「大躍進」（民國四十七年）之前，破天荒的有實無名的「人民公社」；有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之徹底施行！

　　一切粗具規模，天王洪秀全乃於三月二十九日自下關江邊，捨「龍舟」登陸。這條龍舟是什麼個樣子呢？想讀者或與筆者有同樣的好奇心。讓我們且抄一位當時目擊者的報導：

　　洪秀全坐在船上，船首雕一龍頭，飾以金彩；舵間裝一龍尾，偽稱王船。遍插黃旗。兩旁排列砲位十餘尊，鉦鼓各一，朱漆龍棍大小各二。船上點燈三十六盞。（見簡又文著《太平天國全史》頁五一三，引《盾鼻隨聞錄》）。

　　至於洪天王初入他的都城「天京」是怎樣一種氣派呢？再讓我們抄一段當時在場看熱鬧者的口述：

　　……其日，東王楊秀清躬率諸王百官及聖兵恭迎天王於江干龍舟中。東王衣紅袍，戴貂帽，如宰相服飾。其餘各首領或戴官帽，或插豎雞毛，帶兵十數萬，簇擁跪迎。是日天色晴明，旌旗敝空；各官皆騎馬，帶兵勇前驅。其次則各王皆坐黃轎，轎頂一鶴，後皆有王娘及大腳婦數十人騎馬從焉。天王之帽如演劇長生殿唐明皇之帽，黃繡龍袍，黃繡龍鞋、不穿靴，坐一黃色大轎，轎頂五鶴朝天，用十六人抬之，輿夫皆黃馬褂，黃帽。前隊旗幟兵衛數百對。次鑼鼓手若干對，次吹鼓手八人，各穿制服，太子（皇子）二人，一騎馬，一抱在乳媼手中。天王轎後，婦人三十六人從，皆大腳短衣長褲，不穿裙，騎馬，手執日照傘。最後擁兵衛者，亦不計其數。蓋驅策萬眾，喧嗔數十里，居然萬乘之尊。（見同上書頁五一二轉引自《養拙軒筆記》）。

　　洪秀全這位落第老童生，三家村的私塾老夫子，至此可說是吐盡鳥氣，與百年後屹立於天安門上，高呼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小學教師毛澤東，躊躇滿志之情，可說是後映前輝了。至於他心中究有多少蒼生，多少人民，吾不知也。但是大丈夫當如此也。治史者終不應以責備聖賢之筆，以丈量草莽英雄也。

　　好漢既入深宮，難免縱情聲色。據幼主小天王殉國前之回憶：乃父在金田起義時，已有姬妾十五六人。突圍永安時「娘娘」已增至三十六位。天京後宮之內，則同床者多至八十八人。如此粉陣肉屏之中，大腳小腳應付之不暇，還有什麼革命之可言歟？自起宮牆自繞，這位開國昏君，不論生死，就再也不願全屍離此金粉之鄉了。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三卷第二期

【貳】四、「四不像」的洪楊割據

　　筆者於四十年代之末，抵美留學時，曾在紐約市動物園看過一些來自中國的珍禽異獸，真不勝感嘆。其一便是熊貓。標籤上寫著中國特產，是否為蔣宋美齡夫人所贈者，已不復記憶矣。牠灰溜溜的，看起來像是一頭「花豬」，橫臥牆角，亦引不起訪客的重視；哪像三十年後，專機來美那一對嬌嬌滴滴的毛主席兒女，在華盛頓那樣風光！愚夫婦好奇，亦曾馳車去華府恭謁。驕陽之下，排隊半哩。乍睹芳顏，真疼愛無比。牠二位香巢之華麗固無待言矣。而貴伉儷一舉手一投足，檻外同謁者，無不鼓掌歡笑，聲震樹木。然這對貴族夫婦，與三十年前鄙所見之「花豬」，究有何不同呢？豬猶一也，而貴賤窮通，懸殊若是！蘇秦先生若在此，可能也要感嘆而言曰：「豬生富貴，豈可忽略哉？！」

　　另一頭中國特產，標籤上是否有拉丁文名字亦忘之矣。只記得其名為威妥瑪拼音的「四不像」（Ssu-pu-hsiang，按今日大陸上的漢語拼音，則應該是si-bu-xiang）。牠老人家被放置於一亞洲欄內，與一般亞洲來的牛馬同列而嚼其枯草焉。

　　一般拖兒帶女的動物園遊客，誰有此耐心和雅興去分別牠們是牛是馬呢？大家只有望望而去之。至多評頭論足一番而已。誰知竟有個好奇的打工仔，為此一漢語拼音所惑，真把那生銹的銅牌讀下去。一讀，不得了，牠老先生本是我國的貴族。原來是錦衣玉食，生於吾皇的御花園「三海」、「南苑」之內。不幸八國聯軍侵華，闖入御園，把牠捉去當了俘虜。所幸牠未參加「義和團」；既未「扶清」、更未「滅洋」。戴不上「戰犯」的帽子。但是帝國主義的洋兵卻不管這一套，硬是把牠捉了，枷鎖至紐約吃枯草已數十年矣。

　　老貴族為何取個名字叫「四不像」呢？同來自中華的青年打工仔歷史家，曾為前輩細查之。原來牠「角似鹿、尾似驢、蹄似牛、頸似駱駝」。結果弄成個非鹿非驢非牛非駱駝的「四不像」！

　　如今事隔數十年，牠老貴族早已物故。遺骸可能已變成標本，佇立何方。但是老前輩留給我的牠那慈祥古怪的「四不像」，卻永誌不忘。其實牠老人家為何不能名為「四像」呢？牠不是既像鹿、又像驢、又像牛、又像駱駝嗎？！

　　近來筆者整理書稿，翻及太平天國諸卷。因想把洪楊政權按社會科學原則來分分類：基督教政權？社會主義國家？民族革命？農民大起義？神權國家？反封資修的無產階級專政……？分來分去，吾分不了也。可是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了我的同僑而有忘年之交的老前輩「四不像」來，才恍然大悟。──洪楊政權原來是個「四不像」的政權。思想搞通，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太平史面面觀

　　洪楊政權既然是個「四不像」，歷史家、哲學家、政論家、宗教家等等，如果硬要以一己專業的興趣，來加以妄評或妄攀，都是要走火入魔的。

　　前篇已言之，國學大師錢穆就是認定洪楊政權是個背叛孔孟、違反中國道統的邪惡政權。他擁戴曾、左、李、胡的衛道行為，而洪楊則罪該萬死。可是洪楊之後六十年，國家最高學府中的陳獨秀、胡適之、錢玄同，不是也要打倒孔家店？！此外，洪楊之「田畝制度」、「解放婦女」、「不許纏足」、嚴禁「吹煙」（吸食鴉片）、酗酒、禁娼、禁賭、禁淫、膽敢姦小弟（同性戀）者，斬首不留……。則視孔孟之邦空談仁義，奴役女性，舉國吸毒；雖名士高官，亦以姦小弟為風雅……。兩兩對比又何如哉？！

　　太平滅後，評其功過，名士汪士鐸立論就相當公平。汪說：「賊（指洪楊）改四書五經，刪鬼神祭祀等類……無卜巫術數，禁煙及惰……此皆勝我（清朝上下）萬萬也。」汪且強調說：「不以人廢言，此功不在聖人下也。後世必有知言者。」（見汪著《乙丙日記》）。

　　舊儒奢言道統者，實知其一，不知其二罷了。

　　通達人士如胡適之者，也反對洪楊。胡氏反洪楊的立場是從他一貫的「反戰爭」、「反暴力」、「反革命」的理論出發的。他認為在社會上使用暴力解決問題都是錯誤的，得不償失的。事實上也確實是如此。但是社會上何以會發生暴力，則非適之先生這樣的白面書生之所知了。

　　國民黨人談洪楊，始則是之，如中山先生和一些早期的革命黨人（包括早年的蔣介石）；終則非之，轉而崇拜曾、胡（包括晚年的蔣介石和陳立夫等人）；何以如此呢？那就是因為他們由「在野」到「在朝」。在太平諸公的「四像」、「四不像」的形象中，捉摸不定的緣故。──同時也是由於他們對太平天國的歷史欠缺深入的瞭解。憑常識論史，所以往往就驢牛難分了。

　　洪楊功過的兩家之言

　　可是治太平天國史，而弄得四像不清，從一而終的，最高史學權威亦不能免。今世治太平史最深入者，莫過於簡又文和羅爾綱兩先生。兩君著述都數百萬言！而簡君在太平「四像」中則咬定個驢。他認定洪楊革命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漢族反滿的民族革命。為此，簡公亦終身頌之。簡氏成長於國民革命時代，立論蓋與時代精神有關。

　　羅爾綱先生則走向另一極端。他老人家咬定一條牛，認為太平天國運動是一種偉大光輝的「階級革命」。認定這一偉大目標，雖千萬人吾往矣，羅君竟以太平天朝的正統史家自居，而斥曾國藩等為「漢奸」、為「反動派」、為「封建地主」……，義正詞嚴，有時簡直目眥盡裂！

　　羅君廣西人，幼曾承教於胡適之先生，著有《師門辱教記》記其在胡家受學之經過，為適之先生所稱賞。然其治太平天國史則與師承完全相反。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以階級鬥爭為綱而治太平史，數十年來在大陸上領袖群倫，已蔚成一代宗師。近數年來由於中國開放，「蘇東波」解體改制，馬列史學之權威在大陸已引起懷疑。青年學者尤多喜新厭舊，而羅公老驥伏櫪，信心彌堅，初不稍讓。

　　余讀羅公太平史書數十年，知其包羅宏富，考證精闢，馬列史學中之重鎮也。近著《太平天國史》精裝四巨冊（民國八十年九月北京中華書局第一版）都百餘萬言。余亦搜購一部，細讀之，詳批之。頗有所獲，亦頗有驚異。試略述之，或亦為海外同行所樂聞，蓋該書為太平史學界，最近在大陸出版之重要巨著也。

　　再者適之先生當年與筆者聊天亦時時提到羅君，頗多念舊之辭，筆者亦嘗繼續羅公未竟之功，整理胡父鐵花先生之遺稿也。今讀羅氏巨著，遙念當年的寒士助理，今日的老輩衰儒，亦不無相濡以沫之感，因突出羅公，多寫兩行，也不算是濫用篇幅吧！

　　羅史評介

　　民國八十年才出版的四卷《太平天國史》，應該是羅爾綱教授治太平史數十年的一個總結了。單從該書的外形來說已經很不尋常。它是文革以來筆者所見大陸出版有關中國近現代史書之中，唯一的一種用繁體字直排，採取三十年代通用的標點符號的布面精裝巨著。

　　【附註】六十年代文革以後，用同一類形式在大陸出版的書籍蓋只有《標點本二十四史》和章士釗著的《柳文指要》。然前者為古典，不可用簡體字；後者為欽定，是毛主席親批，周總理指定發行的。而羅公今日亦居然能破例行之，也可見其自視之高，和名位之隆了。其與《標點本二十四史》以同樣方式印行，作者或有其作「正史續編」之雄心。然此一雄心居然能實現者，亦見作者政治地位之不平凡也。

　　再者，本書所採用的史學形式也是直承馬、班傳統的「紀傳體」，奉「天朝正朔」來寫的。書內日期悉用「天曆」。這個不陰不陽的「天曆」，是南王馮雲山在金田起義之前，在清朝牢中私訂的。馮雲山和洪秀全一樣是個累考不售的落第秀才，修訂曆法絕不是馮的知識所能勝任的。他為遷就農民所用的「二十四節」，乃硬性的把節日固定了；然地球繞日卻不聽王爺的話來那麼循規蹈矩的轉動。馮氏不得已，乃把馮曆弄成「四十年一閏」，比陰曆更要糟。

　　加以洪、馮二氏早期對耶教文獻最熟悉者，蓋為《舊遺詔書》（舊約），把猶太教義混入耶教（筆者有另文記之）。蓋猶太人禮拜上帝為星期六、耶教於星期日、回教於星期五。馮雲山顯然是把耶穌和摩西弄混淆了。他把「天曆」的「禮拜日」訂在「禮拜六」（星期六）。把星期六當成星期天，因此在「天曆」中星期循環的安排，就與一般基督教徒所用的陽曆相差一天，而弄得天下小亂。郭廷以老師在清華大學當研究生時，花了年把時光，才把它們弄出個頭緒來而得了碩士學位。羅君為尊天朝為正統而用天曆紀元，也為讀史者略增了些小麻煩。──知其所以然還要三曆對查，也是個頭痛的事。這也是作者堅守中國封建傳統中的「正統觀念」的舊史學在作祟焉。

　　民國七十一年羅爾綱先生為王慶成教授的大著《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作序時說：「在研究工作中，我們知道，要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毛病。只有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才能做得到。」（見該書羅序，頁二）。

　　其實洪楊這個「四不像」政權，恐難以社會主義或階級革命這一「像」而概其全。治史者縱精通馬列主義而加以詮釋，也只是一像之言。而筆者在羅公大著之中，除見其罵太平對手方為漢奸、為反動派、為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等惡言惡語之外，亦未見多少馬克思主義。新舊對參，固知羅書亦轉型時期「四像」「四不像」的轉型巨著也。

　　再者，吾人如把太平天國看成一個獨立的小朝代，它也是我國史上涉外最多之一朝，而作者對涉外史料（除三數本漢譯西書外）未能直接而充分的利用之，亦是美中不足。然瑕不掩瑜，爾綱先生畢生治太平史之貢獻，在其掌握大綱，而細枝末節，均有其極精深之考訂，與簡又文先生實為瑜亮。

　　憶年前曾有一讀者函余，謂《中國時報》和《傳記文學》上所印出之「天王洪秀全像」，實為「天德王洪大全」云云。時因旅途匆忙未即答。其實根據簡、羅兩先生之考證，「洪大全」實無其人。在永安突圍時為清軍所捕，解往北京凌遲處死之「洪大全」，實為湘人焦亮也。亮為湖南天地會小頭目，自命才濟諸葛，故取名曰亮。因不洽於洪楊，陷於清軍時已在太平軍枷鎖中矣。哪來此王冠黃袍之像呢？（見簡書，頁三三二，洪大全之研究；羅書，頁二三七七，焦亮傳。）

　　總之，太平天國實為一「四像」、「四不像」之改朝換制（不只是改朝換代）的革命政權。治史者不能自限一格而論其一像也。

　　「四不像」是轉型初期常見的現象

　　有的讀者可能要問：太平天國何以變成這種「四像」「四不像」的政權呢？這一點在社會科學裡是不難找到答案的。

　　原來一個衰勢文明，在一個入侵的強勢文明挑戰之下，雙方交流激盪的結果，往往是守衛者的母文化但餘糟粕；入侵者的新文化則多屬污染。其中最糟的就變成了非牛非馬的「殖民地文化」（或半殖民地、次殖民地文化）了。

　　試看十九、二十世紀中，亞、非、拉三洲之內所存在的列強殖民地（包括我國通商各口岸中的「租界」），哪一個不是這樣的呢？！你說他洋吧！表面看來，穿洋服、吃大餐、進教堂、說洋話，歌台舞榭、燈紅酒綠，真是洋得十分徹底。可是究其實，那裡又能找到什麼法治民主、救弱扶孤、守秩序、重公德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呢？

　　反過來看看我們土著的社區，其中煙、賭、娼，氾濫成災；幫會盜賊橫行，貪贓枉法、貧窮、疾病、骯髒、糟亂，都達於極點，哪裡又能找到一點點我們自吹自擂的「四維八德」呢？──總之在攻守文明之間，同取其糟粕（今名謂之「污染」），是早期強弱文明對流的必然現象。但是一個被強勢文明挑戰的弱小（或弱大）民族，如不是一窩頹廢的群居動物，雙方交流日久，渣滓淘盡，漸取賓主之長，那就是今日世界嶄新的文明了。──在那兒華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前殖民地新加坡，這項轉變中的表現，就是個很標準的實例。雖然新加坡朝野亦有其不太光鮮的一面！瞻念前途，吾華裔其勉之戒之。

　　社會改制最早的嘗試

　　言歸正傳，我們的洪楊政權，也就是早期中西文明對流中的產兒之一。更確切的說，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社會轉型的第一階段；也是中西轉型、社會改制最早的嘗試。真偽雜糅、善惡難分、用捨不當，才搞出這麼個「四不像」的政權來。

　　舉幾個小例子來說吧！太平政權原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實行社會主義，同吃同住同勞動，最進步的平民政權。但是他卻保留了「朕即國家」，君貴民輕的最反動的政治哲學。甚至把含義以人口干戈為重的「國」字，硬性改為一王獨大的「囯」字，作為國號以教育人民。這就是最矛盾和極反動的了。演變的結果，太平朝中階級森嚴。為王為官，可以為所欲為。為農為工的小百姓，則豚犬而已。無限制權利、無限制腐化的政治哲學中的定律，在洪楊諸公「進城」後的印證，真可說是淋漓盡致。以短節零篇來窺其全豹，蓋為不可能；然舉一反三，或亦可略知輪廓。

　　洪楊在「進城以後」

　　在今日大陸享有特權的中共幹部之間有句史學術語，叫做「進城以後」。蓋中共原為一工農政黨。抗戰期中，由於農運得法而打平天下，才從農村進入城市。此共產黨人所謂「進城」也。「進城」因此對該黨來說，實在是個劃時代的里程碑。

　　百年回頭，我們看到洪楊諸公，也真是個照本宣科！

　　筆者於前篇曾突出描述洪天王於咸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舉行的盛大的進城式。其實這一偉大場面，只是個開始。

　　記得《戰國策》裡有一則關於秦始皇生父呂不韋的故事說：不韋是個「買賤賣貴」的大商人，家貲百萬。但是他還嫌利潤太小，因問他父親說：務農可獲利十倍；經商可獲利百倍；如果搞政治「立主定國」，可獲利多少倍呢？呂父說：那倍數就數不清了。不韋乃決心搞政治。最後居然搞出個秦始皇來。

　　在中國歷史上搞政治獲暴利的名人，洪秀全也可算是一位佼佼者了。咸豐二年春初，他還是個一無所有的貧農頭頭。一年以後自南京下關「進城」，在十萬軍民跪迎之下，他就變成「富有四海」，享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的萬乘之主了。──老洪，乖乖！這時有八十八個老婆。你能說這位耶穌的弟弟是牛？是驢？是鹿？還是駱駝？

　　有這許多老婆，放到哪裡去住呢？所以洪天王進城之後，第一樁急事便是大興土木來建造「天朝宮殿」了。

　　金陵自古帝王都！朋友，你如搶灘大陸，要與鄧公小平來搞個「一國兩府」，那你第一個應搶佔的城市便是南京。南京之為國都，已積三千年之經驗。它那兒除掉「萬歲爺」和「太監」之外，供奉皇帝的東西，要啥有啥──宮娥綵女、黃金白銀、奇工巧匠、捧場文士、磕頭讒臣等一切，無不具備。老兄，你有本事做皇帝，「進城以後」──萬事齊全；一切就等你黃袍加身！

　　遙想那虎踞龍盤、物華天寶，鍾山似金、長江如練，江南三月、草長鶯飛，真是天堂之首、帝國之都，何等氣勢？！回看那吱吱喳喳、煙塵瀰漫的小台北政壇，相去何止霄壤？有心搞「立主定國」的大富商小政客們，真有志氣，南京才是個去處呢！這雖是題外之言。

　　可憐我們的洪老師從那個最落後的窮鄉僻壤的「紫荊山」，一下看到那富麗堂皇、五光十色的「紫金山」……這都是陛下我的「江山」嗎？！洪老大沉不住氣了。真是恨不得在「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中，一下淹死算了……。

　　洪秀全是咸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陰曆二月二十日；天曆二月二十五日）進入南京的。進城不過數星期，他就開始劃定皇城、修建皇宮了。

　　這座他所圈定的城中之城的皇城，佔地約數十方里，分內外二城。其規模大小似乎不在北京禁城之下。其中殿閣巍峨、雕龍畫鳳是不用說了。它在天曆四月（陰曆五月）興工，工匠凡男女萬人，日夜趕工，半年告成，十分壯麗。不幸初步工程方竣工，便發生大火，燒成灰燼。咸豐四年初春又在原址重建。規模更大，其正殿稱為「金龍殿」。高廣似不在北京「太和殿」之下，「樑柱俱塗赤金，文以龍鳳，光耀射目。四壁畫龍虎獅象，禽鳥花草，設色極工……。」（見羅著《太平天國史》頁一四四四，引吳紹箕〈偽王宮〉，及毛祥麟〈甲子冬闈赴金陵書見〉。）

　　據目擊者言，正殿之後有後殿；後殿之後，左右各有一池，方廣數十丈。池中各置石船二艘（其一今日尚存，在當年「國府」，今日「江蘇政協」園內）。池後為內宮，分為左右兩區。每區大樓五層，高八、九丈，深數丈。這顯然就是洪秀全八十八位老婆住的地方了。

　　後樓之後為花園，其亭台樓閣，奇花異草之盛，就毋待多費筆墨了。（見同上）太平天國遺存文獻中的〈天父詩〉裡，即保存一首洪天王遊後苑的詩。詩曰：

　　乃「拉」車對面向路行，有阻回頭看兜平。

　　苑內遊行真快活，百鳥作樂和車聲。

　　洪秀全這首「詩」雖讓人笑掉大牙，但也是他的真情流露。讀其詩可想見那洪天王一個大男人，當時帶了幾百個女人，同遊後花園的「快活」神情。真是讀其詩，如見其人。洪某雖然考不取秀才。這首詩卻不失為宣洩私慾之真品。也不比毛澤東那首「遠看一個仙人洞」差多少也。

　　天王的性變態

　　我為何說天王遊後苑只「一個大男人」呢？原來洪秀全（像許多cult leaders一樣，包括今年五月份在柯林頓治下率徒眾數十人集體自殺的那個邪門教主）也是個「性變態」教主。他和海狗（fur seal，學名Callorhinus Ursinus）一樣，是有性獨佔慾的。──海狗是個古怪的動物。雄海狗雖然佔有數以百計的雌海狗，牠那個大男狗主義，還是不允許另一隻雄海狗出現的。牠這個一夫百妻制，因而也誤導我們中醫把「海狗鞭」當成「補腎藥」。

　　洪天王顯然就有類似的性變態。你看他率領號稱五十萬大軍，自武昌乘風破浪攻向南京時，在那個戰志飛揚、軍書傍午的時刻，我們今日所發現的天王洪總司令在「龍舟」中所寫的諭旨，竟然只有一件嚴禁隨征將士，在御舟之側偷窺天王「娘娘」的詔書，奇怪不奇怪呢？！

　　所以我們可以開個玩笑的說：洪天王不但像驢像牛像鹿像駱駝，他也像一頭雄海狗呢！讀者賢達以為這是筆者倚老賣老，對天王不敬嗎？非也。這是弗洛伊德學派中的主要的嚴肅的議題呢！──不客氣的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的行為，在弗洛伊德派心理學家看來，也有這種很嚴重的傾向呢！這就叫做「以社會科學法則治史」（social scienc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history）。我們寫中國近代史，連《推背圖》都要容忍三分，對弗君的不朽之作，豈可充耳不聞哉？！

　　閹割幼童和民間選美

　　洪秀全既然和所有封建帝王一樣，有其海狗之癖，他那雄偉的「天王府」，就不許其它任何雄海狗擅入了。──除非像北京一樣，也來搞一群李蓮英、小德張等老幼「太監」，作為奴隸。

　　前節已言之，南京這個現成的帝王都，對洪天王服務是「萬事俱備」的，只是獨缺「太監」這陣東風。──天王府內儘管多的是來自兩廣的大腳女兵，但是任重道遠，究不若膀大腿粗的男性苦力。天王東王因而也就想在天京製造些太監來，以便與北京的咸豐爺，分庭抗禮。

　　朋友，製造太監，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體呢！我們儒家道統，集三千年之經驗才把閹割太監做得個乾淨利落，有傷無死。施閹割之術需有高度消毒防毒，去腐生肌，蠟條通便，溫（蠶）室護理等尖端醫學。還要長短大小、分厘不爽、手快眼明、鋼刀鋒利等高級手術和器材。為避免被閹者精神異化、發瘋尋死，它還需要有諸種「復身」、「娶妻」、「納妾」等阿Ｑ制度來加以慰藉。這都是極高深的心理學……，如此這般，才能製造出大批「公公」，來保證萬歲爺作雄海狗的特權！──這都是我漢家文化極卓越的「成就」，始克臻此。

　　讀者賢達，您知道製造太監，哪能像我們東王的幹法──到民間去捉些幼童來，把他們的「小雞」割掉，就可變成公公呢？！據可靠的證據，洪楊等人確實殺掉幼童無數人，而一個太監也沒有製造出來啊！

　　我們寫歷史的人，落筆至此，想到天下父母心，不禁抆淚一問：教授先生，您還要說洪楊政權是「階級革命」，為人民服務？！

　　太監既然製造不出來，那麼偌大的「天王府」和「東王府」就全靠女人來服務了。所幸來自廣西的女兵（尤其是客家婦女），都是世界上極少見的勞動婦女。筆者在《李宗仁回憶錄》中曾有極詳細的敘述，可供參考（見該書第二章）。長毛軍中的女兵，尤其是空前絕後的。太平軍東征戰役中打下揚州、死守鎮江，女兵都是主力之一部。迨天京事變時，洪楊同室操戈，為天王守衛宮廷的，也全是女兵。這不但國史上之所無，世界史上亦所未見。

　　可是勞動損朱顏；花木蘭、穆桂英都不可能還是窈窕淑女。貴易交、富易妻，所以洪楊諸公（和他們未來的革命晚輩一樣），進城以後，看到多情湘女，軟語吳儂，他們就心慌意亂了。據資料顯示，咸豐二年冬季太平軍攻佔武昌，為時雖短，東王已迫不及待地學著古封建帝王的惡行，在民間開始選美了。

　　東王有令要全城十三歲至十六歲少女，通統向官府報到，以備選入後宮，違令者罪及父母。在那個「殺頭之外無它法」的革命政權淫威之下，誰敢違令？為父母者只好污穢其面，把美女扮成醜婆，報到應差。誰知在報到處即有滿盆清水以待，責令報到少女，先洗面，後參選。一下便選了美女六十人，挾之而去。

　　洪楊這種暴政，在我們今天看來，簡直太不成話了。但是我國自有史以來，打天下的和助打天下的無不如此嗎！司空見慣，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唐明皇的兒子唐肅宗（李亨）「借回紇兵、平安史亂」（見《通鑑》和新舊《唐書》）。他給回紇的條件便是，亂平之後「江山社稷歸大唐、子女玉帛屬回紇」。果然不久，回紇就把長安打下了。但是唐肅宗這個混球有什麼「子女玉帛」去酬勞番兵呢？回紇乃大掠長安，盡擄「子女玉帛」而去。被回紇所擄去的「子女」，恐怕連洗「一盆清水」也沒有機會呢！

　　朋友，我們要記著，所有搞獨裁專制的獨夫政權，沒有一個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這些英雄好漢大都起自民間，出身於被壓迫階級。可是他一旦翻了身，其狠毒、其腐化、其墮落、其製造被壓迫階級而奴役之的劣行，往往百十倍於原先的壓迫階級。本來嘛！中國資源有限，少數人要腐化、要享受，則多數人就要被壓迫、被奴役──不管這些新的統治者，打的是什麼旗幟，叫的是什麼口號啊！

　　東王的聲色之好

　　以上所說是壯麗的天王府和後宮。現在再看看被許多歷史家捧上天的東王楊秀清的排場。楊秀清（道光三年至咸豐六年）原是廣西桂平縣裡一個不識字的燒炭工。但是此人有軍事天才。當太平軍永安突圍時，秀清才二十八歲，已經是實際的革命軍總司令了。奠都南京時，洪秀全（四十歲）原是虛君；秀清（不足三十歲）已是全朝大權獨攬的宰相。

　　但是秀清究竟是個不識字的老粗，「有雄才而無大略」（引張學良評張作霖語）。一朝得志，便發起燒來。進城之後，他至少有老婆（她們叫「東王娘」）六十餘人。

　　【附註】東王在咸豐六年為北王所殺。同時被戮，在後宮殉夫而死的有美人五十四人。至少還有幾個倖存者嘛！所以筆者估計，他老婆至少有六十人。北王殺東殿後宮，著重在斬草除根（有孕者必殺）。少數無孕者可能被擄或潛逃，見下節。

　　縱使是沙烏地貴族、印度酋長，有六十個老婆，也應該滿足了。可是我們的東王卻偏偏看中了天王後宮的四位佳麗：朱九妹（姐妹二人）、石汀蘭（石達開的姐妹）和楊長妹（他自己的姐妹）。為爭奪這四位美女，在咸豐三年冬季，距他們進城才不過半年時光，便弄出個「天父下凡」（附在楊秀清身上），要打天王屁股四十大板的怪事。──這一醜行，在弗洛伊德和金賽博士的書裡，都可找到正確的解答的。

　　個人的性心理，影響到團體的政治行為，而終於禍延國族，只是個順理成章的邏輯發展。秀清三年後弄得身死族滅，與這些個人行為上的「細行」，都是有直接關係的。

　　以上是「進城以後」才幾個月之中，東王楊秀清這個燒炭兒，沉溺於色的小例子。再看看他在發燒中擺排場，又是什麼個氣派？下面且抄一段羅爾綱先生根據清朝官書《賊情匯纂》，對他的描述。東王爺有轎夫四十八人……。

　　東王每出必盛陳儀仗，開路用龍燈一條，計三十六節，鳴鉦打鼓跟隨。其次綠邊黃心金字街牌（註：牌上寫明他的各種官銜）二十對。其次銅鉦（大鑼）十六對，用人肩挑，後飄幾尺黃旗墨寫「金鑼」二字。其次綠邊黃心繡龍長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繡正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繡蜈蚣旗二十對。高照、提燈各二十隊，雖白天也一樣的用。其次畫龍黃遮陽二十對，提爐二十對，黃龍繖（大傘）二十柄。參護背令旗（註：像京戲舞台上武將所背的），騎對馬約數十對。最後執械護衛數十人，繡龍黃蓋一柄，黃轎二乘，東王有時坐在前面，有時坐在後面，這是仿古代副車的制度，以防意外，轎後黃纛千餘桿，騎馬執大刀的數十人，更用鼓吹和音樂數班，與儀從相間。轎後也用龍燈鉦鼓。凡執事人都穿上黃下綠號衣。至於執蓋執旗的多用東王府中屬官、都穿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數百人，擺出十足的威風。（見羅史頁一二一四，引《賊情匯纂》卷六〈偽禮制偽儀衛與馬〉。）

　　讀完這段報導文學，我們不妨閉目試思，在今日北京和台北，除了國慶和黨生日大遊行之外，哪有這種場面呢？毛澤東在文革時代發燒，其場景或有過之，那也只是偶爾一次。哪能像東王楊秀清「每一出府」，都來這麼一下呢？！

　　再者，俗語說：「一雙象牙筷配窮人家。」牡丹雖好，怎能沒有綠葉扶枝？東王「出府」如此；那麼「住府」的規模，豈不更闊哉！事實上太平天朝，政出東王。東王府的排場不在天王府之下，實權則猶有過之。

　　渣滓普羅的王洪文和楊秀清

　　有如此實權的東王，每次出府，在轎前轎後，都要玩兩個三十六節的大龍燈，算啥名堂呢？朋友，這就是「知識」（Knowledge）與「趣味」（taste）的等級問題了。知識高者，趣味隨之上升。知識低者，則趣味也隨之降級。國人叫做「低級趣味」；西人叫做poor taste是也。

　　毛澤東把劉少奇打為「工賊」。其實劉少奇是個搞工運的士大夫，非工賊也。像王洪文那種人，才可以叫工賊。他是確確實實的工人，但是在廠內他卻不是勤勤懇懇、努力生產的好工人。他是個調皮搗蛋、無事生非、裡戳外搗、上拍下壓的搗蛋鬼。但是這種人往往是領袖人才，善於活動，長於組織。一旦時來運轉，工運爆發，他們就會乘直升機，扶搖直上。

　　工人如此，農民亦然。毛澤東在湖南搞農民運動時，他最欣賞的一些什麼「打爛傘的」、「穿破鞋的」……（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嚮導版。《毛選》中被刪去）都是這種人。毛的馬列水平甚低，他把這種馬克思所說的「渣滓普羅階級」（lumpen proletariat，原文為德語），誤為普羅的主力。因為只有這種渣滓才能幫他在農運中抓權。這一不幸，一直延長到「解放後」。在中共土改期間，受難最大的大地主固罪有應得，可是「貧、下中農」之外的善良的小地主、自耕農、富農、上中農、中中農，也被他們鬥的家破人亡，實在是人類社會史、道德史、政治史上最大的「社會不平」（Social injustice）。

　　馬克思的警告之外，搞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盧梭說：「有權利者，如不加以限制，無不濫用其權的。」他的後輩韋伯說：「無限制權利，無限制腐化。」都是根據實際觀察的結論。

　　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智慧的重要結晶之一。但是搞它個一知半解，便從而專政之，那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如果政權再抓到渣滓普羅手裡，那就更要火上加油。其為害實有甚於封建，不信請看四人幫。

　　諸位試思：如果王洪文做了東王，他會不會玩這兩條大龍燈、討五十四位太太呢？──洪文不會嗎？

　　但是周恩來如果做了東王，他會不會呢？你把老周殺掉，他也不會搞出這種bad taste來也。朋友，這就是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今日的「高知」），和渣滓普羅之別也。渣滓普羅再加個動不動天父（上帝）、天兄（耶穌）就要下凡的洋教邪門，那就更弄得非牛非馬，四像四不像了。洪楊這一來，就把中國傳統士大夫如曾左李胡（和他們的幕友文案）和西化高知（如容閎），通統趕入敵營，來和他們作對。

　　中國自古以來的朝代，都是無賴和流氓打下的。但是「起朝儀」訂制度，卻有賴於高知。所以一群無賴如搞帝王政治，那就要「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作士農之首（毛主席不是說「你怎麼也少不了他」）！如搞西化政治，那就要「轉」農業為工商，自做工商之主。洪楊二君那時還只能搞點「立主定國」的傳統政治。而搞傳統政治卻少了個「他」，其不敗待何？

　　知識分子的杯葛

　　憶幼年讀《古文觀止》，背誦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至今不忘。王安石批評那位專搞渣滓普羅的孟嘗君的話，實在極有道理。王說：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狼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洪楊二君在基本上是次於劉邦和朱元璋的草莽英雄。他們需要張良、陳平、劉基、房杜等知識分子為他們來出謀策畫。不幸他們卻為清末中國知識分子所徹底杯葛。然考其實，非知識分子杯葛洪楊也。洪楊「反知」（anti-intellectualism）而自食其果也。諸位就看看東王爺那兩套大龍燈吧！哪個有修養、有學問、有taste的知識分子，張良、陳平、諸葛亮，周恩來、容閎……吃得消那一套呢？！

　　縱談那項有反清復明意義的「長毛」吧！長毛非洪楊故意「蓄髮」以對抗「薙髮」也；那也是深山區少數民族，貧窮落後，尚未進步到經常理髮修面之現代文明呢！英人密迪樂訪南京（見上篇）時就遇到很多「小苗子」。他們十分驕傲地說他們的頭有「原始長毛」。換言之，也就是他們自十幾二十多年前出生之後，一輩子未理過髮。

　　洪、楊二公生於十九世紀西風東漸下之中國，卻要保留這個落後的習俗以為革命特徵。在一個經常不理髮、不修面的生活條件之下，試問讀者諸公和在下，吃得消否也？！

　　所以在長江流域被捲入長毛區的漢族男士，一旦脫離長毛，第一樁事便是剃頭修面。安全考慮固屬第一，另一則是衛生上的要求。理髮之後，無不有「還我頭顱」之感。──吾人讀過十數家清人類似的筆記，縱使是親洪楊者，亦有相同描述也。

　　至於洪楊諸公所炮製的那些天父天兄「下凡」的「詔書」，其荒誕固無待言，其鄙俚之詞，亦酸人骨髓──哪個張良、陳平、王安石、周恩來……吃得消呢？真是「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靠工商業打仗的小朝廷

　　沒有知識分子來為二公出謀畫策，而二公又不願依樣畫明、清兩朝之老葫蘆，那他們的政治設施就愈來愈走樣，愈沒章法了。

　　第一，洪楊沒個中央政府。洪塾師熟讀四書五經。根據《周禮》，他搞了一套王國官制來，官分爵職而以爵為大。「爵」自天王以下有諸「王」（最尊者有東西南北翼五王，世襲罔替）。

　　王之下有侯。其後王、侯之間又加義、安、福、燕、豫五等勳爵，以賞有功。

　　官職則文武不分，最高者為丞相。其下有檢點、指揮、將軍、總制、監軍、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排長）。丞相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各有正副，共十二級。其它官位亦各有正副，乃至「職同」（如國民黨軍中文職什麼同上校、同中校等所謂「軍簡一階」、「軍薦二階」等等名目）。其後官爵混淆，又弄出些什麼「義上王下」的天將、朝將、神將來。

　　其實天朝是沒個可行的制度的。「天王」這個國家元首，似乎是個虛君制。按《周禮》稱「王」，不稱「帝」。看來又像倫敦的英王。但他有個六官丞相的中央政府，卻沒個首相，因而六官丞相皆有位無權。

　　真正在中央大權獨攬的是東王，而東王則與中央內閣無關。他有他自己獨立的行政系統，一般稱之為「東殿」。「東殿」之內自有六官丞相，分掌國政。東殿甚至可以單獨舉行「科舉」，名曰「東試」。咸豐三年東試秋闈的題目叫「四海之內有東王」。所以「東殿」實在和國民黨時代的「委員長侍從室」，和共產黨時代的「林辦」，差不多性質，只是權力更大得可怕罷了。

　　洪楊合作時期的太平天國一直是軍事第一的。所以天朝行政一直也是軍政不分的。因此太平政制第二要項值得一述的，是它沒有個地方政府的制度。南京事實上只是個堡壘、軍營。紮在孝陵衛的清軍「江南大營」距朝陽門（今中山門）只數里之遙──筆者在南京當中學生時，乘公共汽車，兩站路也。所以洪楊的天京日夕皆可聽到砲聲。只是清軍十分窩囊，連朝陽門一塊城磚也打不掉。

　　太平軍在蘇浙皖贛鄂諸省所佔領的其它城鎮，很少佔領過三年以上的。所以它沒有多少「地方」需要治理，因此也就沒個「地方政府」了。中外史家歷來所謳歌的所謂「天朝田畝制度」，事實上這宗社會主義的土改方案，只是個無名氏的紙上作業。和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一樣，一天也沒有施行過。至於在解放區暫行徵稅辦法，太平軍所實行的制度，還是最簡單的老辦法──「照舊完糧納稅」。他們搞不來什麼「三三制」呢！

　　可是太平軍打仗，動輒十萬八萬人，軍餉哪裡來的呢？上引史學權威郭、簡、羅諸前輩，都未能說服我，有關太平天國的財政問題。

　　在五○年代末期，有一次我和適之先生談到「紅學」上有關「江寧織造」的問題。胡先生說，江寧織造曹寅是內務府的採購官，同時也是康熙爺的特務，在江南打統戰。余不謂然也。

　　我認為明清兩代的「江寧織造」，是和漢代的鹽官、鐵官，唐宋明的絲官、瓷官、茶官，與民國時代的煙酒專賣一樣，是一種替朝廷撈銀子，與民爭利搞「國營企業」的商務官。誰知這一「大膽假設」，一經「小心求證」，竟不出所料。它不但為「紅學」、「曹學」開了個新渠道；它對治太平史者，也提供了新的「煙絲披裡純」。

　　洪楊割據東南，內戰打了十餘年，絲茶之功不可沒也。──「太平天國」實在是中國內戰史上，第一個靠工商業打仗的小朝廷啊！這也是「轉型」期中特殊的歷史現象之一吧！

　　經營絲茶，禁絕鴉片

　　若論絲茶貿易對太平天國的關係，專書也、博士論文也，豈可輕碰？然既已提及，則不妨三言兩語為讀者略陳之。

　　蓋十八、九世紀中我國對外貿易，一直是巨額出超的。歐美原先運來者只是整船整船的白銀，而我們出口的則是大量的絲綢、瓷器和茶葉。可是這一出超貿易至鴉片戰前，突然逆轉，因為英商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土耳其發現了鴉片。他們可以無限制供應，我們也可以無限制內銷。因此我國順差貿易，頓成逆差。迨兩次鴉片戰後，西人可公開對華販毒，這一來黃河決口，煙毒氾濫，我們就不成個國家了。

　　可是我國財富集中在東南長江三角洲；外貿的死結則全在鴉片。一旦能把鴉片根絕，則外貿便頓成順差，黃金白銀自會滾滾而來。以我東南人才之鼎盛，資源之豐碩，「四小龍」何足道哉？果然咸豐三年天王定鼎金陵，徹底禁煙。據祁寯藻著《賊情訪問記》所載：「賊（太平軍）禁食旱煙、水煙、潮煙。有吸鴉片者立殺。」長毛殺人，可不是講著玩的啊！所以東南煙毒，一時皆絕。

　　鴉片既絕，而絲茶出口如常。時不旋踵，我長江下游外貿，頓成出超。斯時湘淮軍尚未出現；洋人務利，也正在觀望，為向交戰雙方發戰爭財，且幫同維護秩序以增加貿易。黃金白銀漫天飛來，也大大地刺激了絲茶的生產與出口。一時生意興隆，長江下游竟成後來四小龍之鼻祖，出口陡增。

　　前文已言之，洪楊入南京之後，把百工技藝，按性質編入「百工衙」和「諸匠營」。「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廢除了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以手工業國營的形式，代替手工業工人個體生產……」（見羅著前書頁八三九）。在這些百工衙、諸匠營中，洪楊搞得規模最大、最成功的便是製絲綢的「織營」和「機匠館」了。

　　南京在歷史上原是「海上絲路」的起點。在洪楊入城之時，城內有織機五萬架，幾乎有半城居民靠其為生。長毛現在把它集體化，全城成為一大國營工廠。廠內工匠數萬人都加以軍事管理，分編為五軍，官長俱以本地人充之。因為這是純技術性的工作，長征老幹部，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也。（見張汝南《金陵癸甲摭談》）

　　據說這個偉大的工廠從構想、設計到執行，實由一位漢口綢緞商吳復誠一手搞起的。他城破時在金陵，乃通過一個有免死特權（長毛北竄長江時有「兩廣人不殺」的默契）的粵人葉秉權，說動丞相鍾芳禮來主持實行的。這所偉大的國營工廠既然是太平朝國庫的主要收入，則朝廷對本廠的兩萬機匠，免兵役、減稅捐，也特別優待。因此該廠亦成為本城富商士紳的避難所，故頗為人知也（見簡著前書，頁五○八至五○九及所引雜書）。

　　所以當年湘淮軍中都知道長毛有錢而缺糧。試看天王東王的大興土木、討姨太、擺場面，在在皆是暴發戶的作風，錢哪兒來的呢？原來他們也有個像資本家榮毅仁的綢緞大王吳復誠，在替他們打算盤囉！他們搞工商業和外貿，搞出了興趣和經驗來，其後虎踞蘇州的忠王，坐鎮常州的侍王，都大搞經濟，大興土木，而黃金白銀硬是揮之不去。──筆者聞諸深知淮軍的老輩鄉人說：當淮軍打下蘇州，進入忠王府時，只見府內後花園中竟堆了幾座銀山，「高與屋齊」。李鴻章也曾親自進入忠王府視察，驚歎其華麗，直如仙境。至於這幾座銀山後來哪兒去了，他就三緘其口了。

　　禁鴉片是與虎謀皮

　　長毛有錢是事實。但長毛的軍紀也有足多者。全軍不煙不酒，不淫婦女，不姦小弟；動不動就斬首不留，給老百姓的印象，是「殺以外無他法」（其實亦有「他法」，只是不如砍頭那樣乾淨利落罷了）。加上上下篤信宗教，確守「天條」（仿諸《舊約》中的摩西「十誡」）。「早請示、晚匯報」，最初真是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在一批軍事天才領導之下──包括晚期的忠王李秀成和英王四眼狗陳玉成──真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他們與鬆散窩囊、軍紀廢弛、鬥志毫無的政府軍──八旗軍和綠營兵相比，實在是判若天壤。

　　【附註】旗軍為滿清政府駐防各地以旗民世襲為主的職業性國防軍。綠營則為各省徵募的省防軍。

　　由於太平軍十分精銳，洪楊在南京「進城以後」，派兵東取鎮江揚州，西征安慶九江武漢，無不得心應手，足使千里長江（上達武漢下及吳淞），終成為天朝內河。

　　其北伐兵在李開芳、林鳳祥兩將軍率領之下，北上皖豫，最初也勢如破竹。

　　當然紀律森嚴的太平軍，亦有其意想不到的君子之失──他們嚴禁鴉片，又誰知道這項愛國行為，竟成為天朝覆滅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呢？前已言之，鴉片原是十九世紀扭轉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逆差之關鍵商品。而當時所謂國際貿易者，對英貿易也──英商占中國對外貿易額百分之七十以上；航運則九十以上也。轉中國對外貿易從逆差至順差，則首受其殃者何人不言可喻也。所以英國絕不能容忍中國成個禁煙國家，而洪楊諸公偏要禁之，則戈登將軍，及其常勝軍之出現，又豈是歷史上之偶然哉？！

　　天真的羅爾綱教授在其大著上時時惋惜，太平軍未能配合劉麗川的小刀會打下上海，趕走帝國主義（見羅著〈李秀成傳〉等篇）。帝國主義是那樣容易被趕走的嗎？一代賢豪的林文忠公都丟盔卸甲，老塾師洪秀全有啥除洋的神通？！洪楊欲覓外援，就得與滿清競抽大煙。洪楊如禁煙到底，則英帝就要把你剿滅到底。英國是老虎，鴉片是虎皮。與虎謀皮，哪有不被老虎吃掉的呢？

　　果然英國在咸豐十年燒掉圓明園，打贏了「第二次鴉片戰爭」（The Second Opium War，也叫The Anglo-French Chinese War，英法聯軍，咸豐八年至咸豐十年），簽訂了《北京條約》，取得了對華一切特權，包括對鴉片毒品的公開合法販賣。逼死了咸豐爺之後，他就要掉轉槍頭來對付那個糊塗蟲洪天王了。

　　壟斷海外漢學界對清季外交研究的哈佛學派，一直高唱「鴉片戰爭不是為著鴉片打的」（The Opium War is not for Opium）。如今費正清先生雖已作古；我還想正告費公的門徒們一下，不但第一次「鴉片戰爭」是為著鴉片打的，「第二次鴉片戰爭」還是為著鴉片打的呢！（參見拙著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民國五十三年.p.232。）不信你再查查中國海關帳目；研究研究常勝軍的來龍去脈。只是這些事只能為知者言。洪天王那批鄉下哥兒們，哪裡知道呢？

　　稱王太早，聖靈亂封

　　太平天國在洪楊領導之下的軍事和工商業經濟，搞得都還不錯，所以他們「進城之後」還能搞出個像孫權那樣的東吳割據之局──其後石達開領兵去四川，也是想去做劉備去的。

　　可是洪楊所領導下的政治再夾雜著一個二百五的洋教邪門，那就一塌糊塗了。

　　朱元璋當初造反時，頗能禮賢下士。所以還有個舉人朱升給他一點忠告，叫他：「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洪秀全在政治上犯的第一個嚴重的錯誤，便是「稱王太早」。他還不過只有嘍囉二三千人的時候，在永安他就稱起王來了。他不但自稱天王號萬歲，他底下五個王──東西南北翼，也分別成了：九千歲、八千歲、七千歲、六千歲和五千歲。

　　這一來不得了，不但他自己不能再有心理上的滿足；他底下那個連環套也不能再升了。設若那個文武雙全的五千歲翼王石達開，忽然建了個三箭定天山的不世之功，要陞官了，他的上級跟著升。別人猶可，東王就不能再升；一升升到「萬歲」；搞成天有二日、民有二主，那還得了？！

　　再者，在他們的宗教裡面，可能是由於洪氏對耶穌教神學之無知，他把楊秀清封至高於他自己一級。楊在教裡的頭銜是：「禾乃師、贖病王、聖神風、勸慰師……。」其中尤其是聖神風這個神位在耶教「三位一體」（Trinity）的教義中，他是和上帝與耶穌同列的。

　　三位者，聖父（上帝，Father）、聖子（Son，耶穌）、聖靈（Holy Spirit or Holy Ghost）也。而「聖靈」在《聖經》的早期譯本中被譯為「聖神風」。秀全不識西文。只對中譯的「風」字望文生義，誤以為「聖神風」只是個資深傳教士，或「風師」、「雷公」一類的東西。因此把這個神位頒給楊秀清了。其實在教義中，「聖神風」是上帝一神三體中之一體，非比尋常傳教士。正如佛教中的「千手觀音」、「千眼觀音」之化「身」，不能與一般尼姑同列也。

　　其後當洪教主與西方傳教士爭辯教義時，他還是堅持他自己的解釋，並舉例說：他也曾封翼王石達開做個「聖神電」（雷公？）呢！至於聖神電在耶教的神學裡算個什麼東西，他就不管了。──他認為他是可以修改《聖經》的。

　　可是楊秀清既有此頭銜，自認為「聖靈」，並可以代上帝天父傳語，一切都在天王之上，他就要取代天王為教主了。

　　在政治實力上和宗教理論上，楊秀清都覺得是篡位的時候了，果然這齣滑稽劇，便在他們「進城」後的第三年咸豐六年的夏秋之交，就上演了。

　　我做萬歲，你做萬萬歲

　　咸豐六年是太平天國十四年的歷史上比較光輝的一年。是年六月，在翼王石達開、燕王秦日綱、丞相陳玉成、李秀成通力合作之下，太平軍一舉攻入向榮的江南大營，解了歷時三年的天京之圍。向榮未幾即羞憤而死。

　　東征的太平軍據守揚州鎮江亦固若金湯。西上的太平軍此時也打下漢口和漢陽，武昌亦在圍攻之中。南下略地的太平軍，深入江西，也不無戰績。這時他們的北伐軍雖然已被打的全軍覆沒，但是對這群在小天堂享福的太平王和高幹，那是太遙遠了。不但對他們個人享受無關痛癢，對他們東吳這個割據小王國也沒有威脅。──國無外患，內憂就應時發生了。

　　關於「太平時，王殺王」的「天京事變」，當時中外人士都有很多大同小異的記載。作個綜合報導，故事大致如下：

　　在向榮死於八月九日的消息傳入南京之後，東王極為驕傲，認為是他一人的功勳，便心存篡竊之異志。為藉口西線緊急，悉數調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等要員，趕赴前線督師。天京後方就只剩天王和他自己了。一日東王詭稱「天父下凡」，召天王至東府，由天父對天王說：「你與東王均為我子。東王有咁（這樣）大功勞，何止稱九千歲？」洪說：「東王打江山，亦當是萬歲。」天父又問：「東世子（東王的兒子）豈止千歲？」洪說：「東王既稱萬歲，世子亦當是萬歲；且世代皆萬歲。」天父大喜說：「我回天矣。」

　　據說天王既答應東王稱萬歲之後，卻反問一句：「四弟……萬歲之稱，久宜順天應人，顧將何以處我？」東王說：「二哥當稱萬萬歲。」洪佯喜。二人乃決定在下月秀清生日時（咸豐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正式晉封。

　　洪氏還宮後，一面調動宮內女兵防守皇城，以防東王偷襲；一面送密詔致在長江上游督師的北、翼二王，迅速返京，勤王護駕。翼王較遠，歸來需時，而北王較近，乃率銳卒三千，星夜乘船趕回南京；九月一日夜遂捨舟登陸，潛入城內。他是否曾入天王府與洪密議，不可考。但知他當夜便夥同燕王秦日綱，攻入東王府，其情況可能像「西安事變」，於半夜中出其不意也。

　　有人記載說秦日綱直撲東王臥室，見東王沒二話便當胸一刀：「刃出於背」。東王既死，他們乃殺盡東王府男女數千人，其中包括東王娘及妾侍五十四人。天明後，他們更用軟硬功夫遍捕「東黨」。一日一夜被屠殺者兩萬餘人。其中著紅衣黃袍的高幹，不計其數。全朝掌政之幹部精英，一時俱盡！

　　東王死後，北王一不做、二不休，乃大開殺戒。以搜查東黨為藉口，大捕異己。南京城內被殺得鬼哭神號。而殺人最殘酷者則為太平軍中之童子軍，蓋亦如毛澤東之紅衛兵、造反派，以虐殺為笑樂也。

　　結果東王之篡竊未遂，而北王之叛亂反成事實。東王死後約十餘日，翼王始自武昌前線，趕回南京。他晤北王之後，大感恐怖，夤夜縋城逃去。北王捕之不及，乃索性正式叛變，攻打天王府，所幸此時忠於天王的幹部和將士仍多，他們乃夥同東王餘眾向北王反攻。北王不敵，終死於亂軍之中，結束了這一場「王殺王」的「天京事變」。

　　東王、北王皆死之後，當年首義老幹部，唯翼王僅存。秀全乃召石達開回朝輔政。可是太平天國經此「浩劫」之後，人事全非。洪氏兄弟開始當政攬權。石達開懼誅，乃再度縋城逃命。

　　翼王一去，太平朝中除天王之外，首義領袖就無一孑遺了。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三卷第三期

【貳】五、兩次「長征」，兩番「寸磔」

　　發生在咸豐六年九月的長毛「王殺王」的「天京事變」──北王殺東王、天王殺北王；天王又要殺翼王，翼王縋城逃走，太平天國分裂──是殺得夠慘了，但在三千年國史上，並不算什麼例外。君不見劉邦殺韓信、彭越？李世民殺哥哥弟弟？朱元璋殺盡功臣？康熙爺平三藩？乃至我們及身而見的毛主席殺高（崗）、饒（漱石），迫林彪，囚彭德懷、賀龍乃至劉少奇、陶鑄等無數功臣（他們死得比殺頭還慘呢）。

　　筆者曾於五、六○年代之間，在課堂裡告訴學生：在中國三千年的政治史中，不殺功臣的只有北宋和中共兩朝。在宋朝，趙匡胤來個「杯酒釋兵權」，便把問題解決了。毛澤東更偉大，他叫陳毅去辦外交；賀龍去打桌球，連一杯酒也不用喝，真是聖主明君也。──誰知言之過早。後來史實證明毛公比他的前輩們更窩囊！朱元璋等只殺殺高幹，尚未殃及無辜人民。而毛公為著殺功臣，竟驅趕億萬無辜人民與小吏去陪斬，那實在是王小二過年了。

　　可是在三千年「殺功臣」的公式中，表演得最下流、最無知的還是長毛這一窩起義的農民領袖呢！──他們並沒有像毛主席已「打平天下」呢？他們「進城以後」才三年嘛！就等不及，互相砍殺起來，把個極有希望的革命政權，砍得稀巴爛，而同歸於盡。

　　由主動割據到被動圍剿

　　前文已言之，太平軍興起的前三年（咸豐元年至咸豐三年），原是一股流寇。這股流寇如學學闖王李自成，傾巢而出，不顧一切，一鼓作氣，便把北京打下，坐上金龍殿，再號令全國，傳檄以定；那時他們是做得到的。──這是所有太平史家，包括筆者自己，都一致公認的。不幸這群來自兩廣的貧苦工農和三家村教書先生，誤認為「北方沙漠苦寒」，直隸（今河北省和北京市）是「罪隸之省」，太遙遠了，太苦了，引不起他們的興趣。他們遠在金田、永安時夢幻中的「小天堂」，便是六朝金粉的金陵南京。三月江南的真天堂、大天堂之迷人，是出乎這些貧農領袖們想像之外的。一旦到了天堂，他們就沉不住氣了──「得此已足」，其外還要什麼呢？遙望那沙漠苦寒之地，就放它一馬，由它去吧！

　　「北伐燕都」呢！就騙騙人家，騙騙自己，派兩員偏將李開芳、林鳳祥帶幾千人馬北上，試試他二人的運氣吧！萬歲爺（洪）和九千歲（楊）乃至六千歲（韋）、五千歲（石），也不用親自去辛苦「長征」了。

　　讀者們知道嗎？在洪、楊奠都南京之後，他二人派出攻打北京的「北伐軍」的基本部隊，只略多於洪、楊在南京「每次出巡」的儀仗隊呢！──豈非開玩笑哉？

　　沒有闖王的志氣也就罷了，他們之好色，卻不下於李自成和吳三桂。李、吳二人為著個蘇州小婊子（「吳中名妓」）陳圓圓，弄得清兵入關，顛覆了漢家社稷。洪、楊二人也為著幾個小美女，弄出九千歲要打萬歲爺屁股的鬧劇，最後鬧出個「天京事變」來。

　　洪、楊之奠都南京，雖然是失去了他們改朝換代的天賜良緣，但是他們虎踞金陵，掌握了物阜民豐的長江下游，猶不失為一種地方軍閥之「割據」的局面──緩圖「二期北伐」（像國民黨分共以後的做法），仍然未使不可為。可是內部「打屁股」、「王殺王」，石達開再搞個「寧漢分立」，所謂太平天國就「割據」不成了。割據不成就變成清軍「圍剿」、太平軍「反圍剿」的形勢。這一反主動為被動的形勢之形成，太平天國之消滅，就成為歷史上的必然了。蓋一次圍剿失敗，還有二次嘛！二次不成，還有三次、五次嘛！韓文公在潮州圍剿「鱷魚」，對鱷魚說：「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你鱷魚可得小心，天下哪有攻不破的堡壘？太平軍在三、五次圍剿與反圍剿之後，終於不敵。天京就被曾九帥攻破了。

　　二十八歲的北伐軍統帥

　　太平軍之反圍剿，固然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而清軍之圍剿，當然也吃盡苦頭。最倒楣的自然還是老百姓。

　　拙作前篇已一再言之。太平天國的政教實無足言；而長毛的武裝鬥爭，卻頗有足多者。讓我們再回頭看看，李開芳和林鳳祥所領導的孤軍北伐，那一段可泣可歌的故事。

　　太平軍北伐燕都之失敗，實在是出發之前就已決定了──因為中央統帥部對北伐一事，簡直是以「敷衍公事」態度出之。洪、楊那時正忙於在南京整理和享受其暴得大利的成果。對北伐一事，似乎只是俯順急於立功的軍心，而敷衍敷衍的。

　　先看看他們北伐軍的人數：

　　郭廷以、簡又文二史家都認為太平北伐軍有數萬人乃至十萬人之眾，這是誤估了。太平軍自武昌東下時，實力不過七萬五千人（號稱五十萬）。咸豐三年三、四月間打下南京、鎮江、揚州時，兵分三路。主力在南京由東王、北王直接指揮，面對向榮的江南大營。

　　鎮、揚二地的太平軍則由「冬官正丞相」羅大綱，和「殿前左五檢點」吳如孝所統率，面對清軍由琦善、勝保所建的江北大營。而洪、楊於咸豐三年五月倉卒組成的「北伐軍」，則是從揚州前線抽調下來的。其人數不可能有「數萬人」。

　　據清朝官書，太平軍「自揚州逸出」的不過千人。其後附義的、裹脅的加起來不過萬人。

　　據羅爾綱教授的估計則為兩萬二千五百人。羅的估計似乎是較為接近事實的數字。

　　讓我們再看看太平北伐軍的統帥們：

　　羅氏認為北伐軍的統帥是「天官副丞相」林鳳祥。鳳祥這時才二十八歲。十年前他還是廣西桂平縣山區裡的一個不識字的小放牛（讀者可參閱「鳳陽花鼓戲」裡那位善於唱歌的「小放牛」）。永安突圍之後，這位小放牛勇敢善戰，幾乎每月一升。至是官拜「天官副丞相」。再升一級成為「天官正丞相」，他就是「王、侯」之下的「極品」了，但是還不是王侯。──太平軍佔領南京之後，把整個南京城改建成「中南海」，為中央首長的住宅區。其中「王府」處處，「侯宅」不太突出，「丞相第」就較嫌寒磣了（關於太平朝天京王府的分佈位置，可參閱郭毅生主編《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民國七十七年北京地圖出版社出版，頁五九至六二）。官拜丞相自然都是急於立功的。

　　可是清朝官書和簡著太平史，則認為太平北伐軍的統帥是「地官正丞相」李開芳。開芳為避翼王石達開的「開」字諱，又叫李來芳。他是廣西鬱林人。在打下南京之前，已官拜「地官『正』丞相」。這個位置較諸「『天』官副丞相」，哪個大呢？──我看長毛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歷史家就要爭辯了。

　　其實這可能是東王的詭計，故意搞他個「兩頭大」，以便分而治之。──朋友，那位被共軍所俘而自殺未死的杜聿明將軍，不也說「淮海戰役」（或「徐蚌會戰」）時的邱清泉是被派去監視他的嗎？

　　洪、楊那伙草莽英雄在得意之時，都把革命勝利看的太容易了。早期國、共兩黨的領袖們，也犯有同樣的毛病──太輕敵了。在李、林二將率軍北伐時，太平朝上下都是充滿自信的。他們認為一旦真的把北京打下，那麼「先入關者」一人為王，就不如「兩將爭功」之容易駕馭了。這可能就是李、林兩頭大的基本設計。至於李、林以下，其後與二人同時封侯的吉文元、朱錫錕、黃益芸的故事，限於篇幅，就不再嚕嗦了。

　　「過河卒子」的北伐之戰

　　現在再讓我們檢討一下，他們北伐的戰略和戰術：

　　簡言之，太平軍這次北伐所用的戰略和戰術，還是他們年前自永安突圍，北竄武漢的老套路──流寇式的鑽隙前進。沒有後方，沒有補給；就地裹脅，沿途徵發；得城不守，順民不殺；堅城必圍，不破則捨，攻破必屠。「過河卒子，拚命向前」，義無反顧……拖死追兵。

　　為避免與江北大營及傳聞中南下的清軍作正面突破，李、林北伐軍是於咸豐三年五月初旬，繞道浦口，軍分三路，先後北上的。對手方的清軍這時也按他們的既定公式，由江北大營派兵堵截；江南大營派兵尾追。──一時前進者，豕突狼奔；尾追者，更是姦擄焚殺。可憐身在戰區的黎民百姓，就慘遭浩劫了。

　　那年代是清朝末季。江淮一帶，久遭天災人禍，早已民不聊生，盜賊橫行，人心思變。而這時太平軍江南新勝，銳氣正盛，美譽方隆。一旦北上，當地災黎，真有久盼王師之感。因此，失業工農參軍如潮。尤其是原已潛藏民間，早有組織的「捻（練）黨」及「白蓮教」殘餘，更是英雄豪傑，聞風而起，附義如雲。一時軍威大振。──此時太平首義「五王」如有一人前來領導，這把野火，一陣風便可吹覆北京。不幸這批長毛領袖貪戀「六朝金粉」，不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坐失良機，足令讀史者為之扼腕也。

　　太平北伐軍原可自蘇北、皖北循今日之津浦線直撲山東直隸（今河北），然終以主力太薄，無力亦無膽作正面突破，乃迂迴自安徽滁州、鳳陽、蒙城、亳州而竄入河南陷歸德。北伐軍本擬自歸德之劉家口渡黃河北上，無奈時值盛夏，河水暴漲，民船為清軍燒燬，北渡受阻。李、林大軍乃捨歸德，西向圍開封掠鄭州，進陷滎陽、汜水、鞏縣。在鞏、汜河邊，太平軍擄獲少數運煤船，乃於六月底揮軍北渡。孰知全軍方半渡，河南清軍的追兵已至，半渡太平軍乃被截為兩段。

　　已北渡的太平軍乃繼續前進，陷溫縣，進圍懷慶府（今河南沁陽縣）。累攻不克，與清軍膠著至三月之久，始捨懷慶，鑽隙自太行山側，羊腸小徑，西竄入山西，陷垣曲、克絳縣、曲沃、平陽；進陷洪洞（京戲裡「蘇三起解」的地方）。自洪洞分兩路再轉向，鑽隙東進，乃直入直隸，威脅保定，震動北京了。

　　當時北渡不成之太平軍，則自許昌、郾城，自東邊繞過信陽，再東南轉黃安，循大別山西麓，經麻城、宋埠，返入皖境與在皖之太平軍合流，亦疲憊不堪，所餘無幾了。

　　至於六月底渡河被截之兩路太平軍，究有多少人馬，說者異辭。北渡太平軍有說為八萬餘人（見《盾筆隨聞錄》），顯為誇大之辭。實數蓋在兩、三萬之間。南歸之太平軍人數，清朝官書記載不過數百人。實數蓋為三、兩千人；而史家亦有記為兩、三萬人者。傳聞異辭，終難知確數也。

　　從天堂打入地獄

　　太平軍此次北伐，在戰略戰術上，都犯有極大的錯誤。

　　第一，以流寇方式，鑽隙流竄，得城不守，不要後方，就地裹脅，這一傳統辦法，自永安打向南京，是十分靈驗的。因為那是從地獄打向天堂──倒吃甘蔗，愈吃愈甜。軍心愈打愈振，裹脅也愈來愈多。終於攻入天堂。

　　從南京向北打就不一樣了。古語說：「寧願向南走一千，不願向北走一天。」我國的自然環境是南富北貧。從東南經皖北豫南打入山西，朋友，那就是自天堂向地獄邁進了。

　　如果北伐軍是以東南為後方，挾東南財富，步步為營，得城必守，有計劃的擴大佔領區，第次北上，自當別論。以流寇方式，向北方鑽隙竄擾，那就是自取滅亡了。

　　君不見，國民黨北伐期間，馮玉祥於民國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在綏遠五原誓師東下（毛毛的爸爸鄧小平當時也在他的軍中），不是不逾月便佔領西安、出潼關、據洛陽、奪鄭州，何等順利。可是四年之後，馮在「中原大戰」中敗北。他又要帶他的「西北軍」，回西北去，大家就不幹了。韓復榘、石友三，首先就拿了銀子向南京輸誠；其它將領也蜂擁而去，四十萬西北大軍就解體了。

　　所以咸豐三年六月底，太平軍在汜水北渡黃河時，大隊半渡，小隊忽然回旆南下。他們是真的半渡被截，還是藉口溜掉，至今還是歷史上一段公案呢！──想想看，那些留在天堂之內的兩廣弟兄、天兵天將，這時錦衣玉食，多麼享福？再看看北渡黃河吃的是難以下嚥的窩窩頭；以兩條腿去和北妖四條腿的馬隊競賽，拚其老命。兩相比較，揆諸情理，豈可謂平？──矯情畢竟只能維持短時期，天長地久，還得順從人情之常也。因此，太平軍北渡黃河之後，主觀和客觀的條件，都迅速改變了。

　　太平軍第二大錯是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太輕敵了：不知彼、不知己；不知天時、不知地理；在敵人的腹心重地，打無根的游擊，不滅何待？

　　老實說，這時清廷的君臣，於能於德，且在太平之上。

　　咸豐皇帝奕詝（道光十一年至咸豐十一年）這時才二十來歲，精明強幹，勤於政務。他雖生長深宮，但對國家大政的掌握和文武大臣的駕馭，均能深得其要。余讀咸豐朝政書，深覺這位（與石達開同年的）小皇帝，並非昏君。他量材器使，觀察朝政，實遠非洪秀全這位迷信教主所能及。雖然他二人之不通「夷務」，卻在伯仲之間。

　　在咸豐初年奕詝所專任的武將向榮、勝保、僧格林沁，均可算是將才；洪楊革命初年在軍事上，每受掣肘，不能為所欲為者，這幾位滿蒙軍人之強力對抗，亦是主因之一也。無奈清室統治二百年，機器已經鏽爛，少數幹才（包括皇帝自己）終難復振。

　　以華南步卒對蒙古騎兵

　　放下主題，講兩句閒話。記得我的老師，那位高大的民族主義者繆鳳林先生，講歷史最歡喜提的便是「漢唐明」三字。他認為這三朝是中國歷史中最值得驕傲的三個階段。其實這三個朝代論文治、論武功，哪一個比得上那個由邊疆少數民族統治的「清朝」？──只是在晚清時代，由於統治機器腐爛、轉型無能，才被許多現代史家，評成一無可取。現在滿族大皇帝恩怨已斷，公正的歷史家，實在應替我們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平平反才對。

　　就以那些統治者的個人才能德性來說吧！滿清的「九代十皇帝」都不能算是窩囊貨呢！甚至連溥儀，都不能算是「昏君」──他是時代和歷史的犧牲者嘛！與「個人」何有？

　　再看看我們民國時代的總統們──從袁世凱到李登輝、江澤民──哪一位又比那十個皇帝高明多少呢？相反的看來，可能還差得遠呢！朋友，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嘛！

　　所以咸豐爺當時所擢用的文武大員，都不算太「魯」；他管得也相當嚴格。因此在李開芳、林鳳祥二將圍攻懷慶不克，竄入山西時，在勝保等包圍之下，已成強弩之末。再東竄就變成被圍挨打的局面了。

　　李、林大軍於咸豐三年九月中旬捨洪洞東入直隸時，華北天氣已轉寒。風沙日厲，自然環境對這些南國英雄，已構成嚴重威脅。這時咸豐革去直隸總督和山西巡撫等失職官員，而提勝保為「欽差大臣」，專責追剿。雙方打轉，兩路太平軍終於迫近深州與保定。兩地皆為防守北京的咽喉，因此北京為之戒嚴，咸豐乃急調蒙裔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入關「助剿」。

　　「蒙古騎兵」可能是世界騎兵的巔峰。古匈奴曾賴以橫行歐亞，威脅羅馬。十三世紀忽必烈亦以之征服亞歐大陸，建立了空前的大元帝國。如今咸豐不得已亦冒險調蒙騎入關，太平軍步卒，漸漸的就不是蒙古騎兵的對手了。

　　其實李、林二將進入直隸地區時，實力已大不如前。但是叛軍迫近，京師戒嚴，可是國內外的大新聞啊！對在南京過腐化生活，卻正在暗鬥的洪、楊來說，李、林北伐軍雖早已變成斷了線的風箏，可是捷報傳來（可能得自上海西人報章，蓋陸路早已不通也），天王、東王還是要遙加封賞，因有五侯同封的盛事──李開芳封定胡侯，林鳳祥封靖胡侯，吉文元封平胡侯，朱錫錕封剿胡侯，黃益芸封滅胡侯。（其實吉、朱二人，這時已是生死不明了。黃則於北伐中掉隊；嗣參加北伐援軍，戰敗被俘而死，但也另有異說。）

　　權威的太平史家和許多熱情的讀者一樣，以為太平北伐軍已迫近京畿。全國震動，該是何等大事。太平軍之終於失敗，足使許多讀史者頓足嘆息，認為是功虧一簣。──其實李、林孤軍拖曳至此。陷入風沙，已到死亡的邊緣。

　　朋友，在那個傳統農業大帝國面臨改朝換代的末季，民不聊生，餓殍遍地。你如能統率三、五千亡命死黨，你就可以橫行天下。茫茫大地、山林原野；青紗帳裡、煙霧叢中，何處不可存身，不可流竄？官軍究非長城，人數有限、堵不勝堵；何況他們心照不宣的剿匪策略，一向都是只追不堵的呢！──你有死士三千，盡可鑽隙前進，直迫保定、涿州，但是區區數千南國健兒，兩廣步卒，在強大的敵方勁騎追圍之下，逃生不及，還想打下北京，那就是過分的夢想了。因此李、林孤軍在打下正定、深州之後，乃掉頭東進，攻陷滄州。攻滄之役，太平軍受當地民團強烈抵抗，大憤。城破時乃將合城軍民滿漢回居民男女老幼萬餘人，悉數屠殺。然經滄州一戰，太平軍於十月底進佔青縣、靜海、獨流、楊柳青，迫近天津城郊時，本身實力，也就走到極限，而這時清軍馬步齊來，勢如潮湧，很快的就攻守易勢了。

　　這時時令已進入冬季，北國大雪苦寒。孤軍久戰無功，北方附義者及沿途裹脅者，見勢無可為，早作鳥獸散。所餘死黨，只是些南國同來的「長毛老幹部」，在風雪之下，侷處津郊三城，逐漸就陷入重圍了。

　　由苦守到覆滅

　　上節所述是咸豐三年太平軍北伐，歷時半載這陣旋風的大略經過。當他們於冬季在津郊被圍時，最後被迫放棄楊柳青，只苦守獨流、靜海二據點。這年秋冬之季適值漳河氾濫，運河外溢，津郊各城鎮都被淹成孤島，攻守兩方都可以相互掘堤灌水，淹沒對方。隔水為戰，兩方遂打成個膠著狀態，經冬相持，難有進展。

　　但是華北平原畢竟是清軍的老家，糧餉充裕；勝保可以調度自如。胡馬依北風，僧王的蒙古精騎，更是日行數百里，從心所欲；而被困重圍的長毛壯士，就只有死守孤城、彈械兩缺、坐吃山空了。

　　咸豐四年二月初李、林殘部（可能尚有萬餘人）。乃一面向南京秘密乞援，一面試圖突圍南歸。但是他們要以兩條腿的流竄，來擺脫四條腿（騎兵）的追擊，其困難也就可想而知了。──筆者見聞有限，然亦嘗目睹蒙族騎術表演，歎為觀止！馮玉祥在其自傳《我的生活》中亦有描述。中西古人記載，更是車載斗量。蒙族友人告我，蒙古婦女甚至可以於馬匹飛奔中，在馬背上生孩子、接孩子……，信不信由你！

　　朋友，在這一情況下，李、林兩位司令員，要全軍各背個炒米糧袋，來逃避蒙騎的追逼，如何逃得了？果然他們在咸豐四年二月開始南逃，三月便被圍於阜城；五月份再竄入連鎮，便無法全師突圍了。二將乃分成一前一後──林率全軍殿後，在原地與僧王拉鋸攻守；李則率少數精騎突圍，入山東據高唐州築寨，最後竄至馮官屯，苦守待援。──二將再分別苦守一年而南援不至，直至人相食的程度，才被清軍於咸豐五年三月，分別突破，全軍覆沒。

　　歷史名將的可悲下場

　　據官私各家記述，李、林二虎將的最後下場，是慘絕人寰的。林侯所守的連鎮是在咸豐五年三月七日，第一個被攻破的，其中所餘殘卒存者僅兩千餘人。將士悉數被俘之後，獨缺統帥林鳳祥，僧王乃逼詢俘虜中之「幼童」。

　　【附註】所有革命造反的團體，其中都以幼童組織，最為激烈、最為忠心、最為厲害，也最為殘酷。中共長征時的「紅小鬼」（胡耀邦就是其中之一）；文革時的「紅衛兵」，都是這一類。──可愛的宋家毛毛，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之後，一條皮帶可以打死七條板漢，便是個突出、但並不是例外的例子。──長毛中的「小長毛」也是最厲害的和最殘酷的。天王自武漢出征南京時，那座九江名城便是一群大致十餘個十五、六歲的「小長毛」打下的。太平軍中的將領，尤其是丞相級的將領最喜歡小長毛。據《盾鼻隨聞錄》（簡又文藏鈔本）所載，太平北伐軍中「偽丞相三人，各有美童三四十人隨身伺候，繡衣紮額，宛如嬌女」（簡書頁五九七）。證諸有關太平朝的其它官私記錄，此條顯為事實。這種軍中攜帶幼童的行為，除軍事作用之外，極可能還有性侵犯的行為在內。清朝官場原本是同性愛的避難所。蓋清初諸帝為整飭官箴，乃嚴禁官吏「挾妓上任」。誰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顯宦高官乃改蓄「男寵」。至清末民初幾成無恥士大夫（包括賄選當國的大總統曹錕）的時尚。──今日美國竟至氾濫成災。洪、楊革命之初，有宗教狂，男女分館，夫妻不許同床，厲行節慾。但是長毛階級森嚴。一旦身躋「王」位，則「王娘」就可以定額分配了。但位雖不至王侯，而官拜極品的「丞相」，卻正在男女分居，和「配給制」的邊緣，他們動輒以「宛如嬌女」的「美童」伺候，就居心可誅了。──朋友，這也是性心理學上的一個有力的旁證吧！

　　僧王俘獲林侯左右之幼童，據其報告，果得鳳祥於隧道之中。據《粵氛紀事》所記，這種隧道「深數十里，迂迴曲折，有暗門，其上皆瓦礫榛莽，蹤之不可得」云云。鳳祥原已負重傷，至是已奄奄一息。清方恐其因傷致死，乃不等他斷氣，便凌遲處決之。

　　至於李開芳，他在馮官屯被僧軍重重包圍，最後只剩百餘人，乃於五月三十一日（陰曆四月十六日）率眾出降。開芳被捕受鞫情況，目擊者寫有很生動的報導：

　　（僧王）單令開芳進見。〔開芳〕戴黃綢繡花帽，穿月白袖短襖，紅褲紅鞋，約三十二三歲。伺候兩童約十六、七歲，穿大紅繡花衣褲，紅鞋，美如女子；左右揮扇，隨開芳直入帳中。開芳僅向王、貝子，及各大人屈一膝，盤腿坐地下。總兵以下持刀環立，怒目而視。開芳與二童仰面四觀，毫無懼色。但云罰能寬貸，願說金陵伙黨來降，並求賜飯。遂開懷大嚼，說笑如常。僧邸知其叵測，飯畢遣去。又令八人〔皆開芳麾下同時被俘的高級將領〕進見，皆跪而乞赦，當即遣出。於是紅旗報捷……以馬隊數百，將九人押解進京，限六日解到，明正典刑。（見〈李開芳在馮官屯被擒始末〉，載《大平天國叢書十三種》第一輯。上段轉引自簡著前書頁六五四。）

　　開芳在北京被凌遲處死。目擊者亦有報導，不忍多錄。

　　為著活捉李開芳，一舉除掉清室近在京畿的心腹大患，這位威風顯赫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乃因功加封「親王」、「世襲罔替」。但是這位大王爺又哪裡知道，十年之後他自己也全軍覆沒，一人躲在麥田之內，被捻軍裡面的一個十幾歲的小鬼張皮綆找到了，被小鬼一刀兩斷呢！──一說是張皮綆五更起來「拾糞」，在高粱地裡碰到了躲藏的僧王，他就把僧王打死了。（見羅著前書，頁二二六八至二二七○，〈張皮綆傳〉。）

　　北伐援軍五將四殉

　　李、林北伐的全軍覆沒，也是太平革命必然失敗的幾項重要關鍵之一。蓋李、林既誅，則清室的根本重地的華北大平原，遂安如磐石，叛黨便永遠無法染指了。根本既安，則遠在長江流域的內戰，就變成單方面的「圍剿」與「反圍剿」了。被圍剿與反圍剿的太平軍，便永遠處於被動地位，太阿倒持，就只有挨打和招架之功了。

　　當李、林二將自天津前線南潰時，洪、楊在南京也曾調兵援救──是所謂「北伐援軍」。

　　這批「北伐援軍」雖非太平勁旅，人數也有四萬人，由五位丞相級的將領黃生才（夏官正丞相）、陳仕保（夏官副丞相）、許宗揚（冬官副丞相）、曾立昌（夏官又正丞相）、黃益芸（一說黃隨李、林北伐半途死於火。北伐援軍中並無黃某。另說其末死，被復派入北伐援軍）等率領於咸豐四年春季，從安慶分批北上。最初也很順利，竟能北渡黃河，於四月中攻佔漕運咽喉山東臨清。再北上即有與李、林會師的可能。

　　這時清軍僧格林沁和勝保，正在阜城、連鎮一帶與李、林糾纏；得報，乃使僧軍留後，而勝保則南下抵禦北伐援軍。此時勝保清軍甚為完整，而北上太平軍則挾有土著捻黨，難免烏合，時有內訌，加以全軍缺糧，與勝保交鋒，終於不戰自潰。清軍於四月底收復臨清時，據報「埋屍二十七萬」；縱是虛報，亦見內戰之可怕也。──太平援軍自臨清一敗，迅即潰不成軍，主帥黃生才，化裝乞丐潛逃被俘，據說黃益芸亦陣前被捕，曾立昌溺斃，陳仕保戰死，四萬大軍片甲無存。五帥之中，唯許宗揚隻身逃回南京。東王追究戰敗責任，把許監於「東牢」。

　　他可能在其後「天京事變」時被北王釋放。因此一說當夜他銜恨直入東王府，手刃東王，「刃出於背」──殺東王的是許宗揚，不是秦日昌。（參見郭、簡、羅諸家著述及其它官私文獻。）

　　洪天王不如毛主席

　　其實太平「北伐軍」及「北伐援軍」之相繼全軍覆沒，不是個人因素──論將才，這些北伐將領，都可說是中國軍事史上不世出的名將。他們的失敗，是整個長毛戰略思想中──讓我且引用一句「句句發金光」的《毛澤東語錄》──沒有擺脫「流寇主義」的結果。他們不打有板有眼，有前敵、有後勤的正規戰、運動戰；而專打鑽隙、流竄、拖死官軍的流寇戰略，那就不能持久了。

　　在本世紀三○年代中期「五次圍剿」之後，朱、毛二將所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所實行的也是這個不要後方、鑽隙前進、拖死官軍的流寇戰略。那一仗，哼，要不是蔣委員長「太聰明」（想借刀殺人），張少帥是「太老實」（以為紅軍真想抗日），恐怕「人民也站不起來了」。縱使如此，最後還不是「受編」、招安，搞個「打方臘」收場。當「工農紅軍」偃旗息鼓，收起「八角帽」，換起國軍裝，戴起「青天白日」帽徽來，才女毛毛說：

　　紅軍接受改編為八路軍後……廣大指戰員對於改編、換裝的確存在一些情緒。要讓這些紅軍戰士摘下他們心愛的、佩帶（戴）了十年的紅星八角帽，要讓他們穿上原來對他們進行過瘋狂剿殺的國民黨軍隊的軍服，他們的心裡，怎麼能夠平靜！（見毛毛書，頁三五一至三五二）

　　毛毛公主有所不知，當時她的毛伯伯、周伯伯和爸爸，腰如果彎不下去，要鬧情緒，也就沒有公主你了。李開芳、石達開心裡又怎能「平靜」？他們也是想「受改編」、「換裝」啊！搞社會主義、「替天行道」的宋公明伯伯，又何嘗情願作「投降派」呢？問題是當「流寇」怎能當一輩子呢？

　　吃一塹、長一智！二萬五千里受了個大教訓。抗戰期間毛澤東再也不搞「長征」了。同日本人，尤其是同蔣介石，搞「持久戰」（蔣叫「長期抗戰」；汪叫「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就一定要「推磨」──一古腦製造他十來個「革命民主根據地」（長征前叫「蘇區」）。你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林彪、陳毅……，大小三軍聽令：你們化整為零，各佔一山頭，各建一「根據地」。組織草根、團結工農、統戰走資……，老、新解放區、白區、敵區……，因時制宜，各就其便，軍民打成一體；八十老嫗、九歲小兒，一個不漏。搞他個針插不進，水滲不透……。一旦國民黨再來「圍剿」；日軍前來「掃蕩」；偽軍前來「清鄉」，諸將應「彼此呼應、各自為戰」，在八陣圖中，打他個沒完沒了的推磨大戰──失掉其一，轉入第二；失掉二、三再轉回第一──八陣圖中最後總把你七百里連營，通統燒光……。然後農村包圍城市──不把你趕回日本；不叫你鼠竄台灣，誓不甘休。──這就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戰略思想」。

　　但是這一記蓋世英雄的偉大戰略，哪是那位「鄉建派」小學教員，老骨董「中國脊樑」的梁漱溟先生所能夢想的呢？他經過毛主席一夕的開導，梁老漢就自覺「頭腦開花」了。

　　毛澤東和洪秀全、梁漱溟一樣，都是鄉建派，三家村老夫子也，何以毛老夫子能想出這鬼主意，而洪、梁等老夫子想不出呢？無他。這就是筆者要說的「歷史發展的階段性」了。人類的「鬼主意」是受「歷史階段」局限的。「階段」不到，你「鬼主意」就想不出。洪秀全如果也能想出這套鬼主意來，他就不是「長毛」了！他就是受過馬列主義訓練的「共產黨」了。──朋友，咸豐年代的中國就出了「共產黨」，那未免太早了點嘛！

　　還有，朋友，你真以為毛主席足智多謀，滿肚皮鬼主意，「戰無不勝」嗎？非也。他只能想到他自己的那個「階段」。應付次一階段，他就傻眼了。否則他老人家也不會died a broken old man。

　　石達開之死

　　洪秀全既然打不來毛式的「推磨」大戰；他陛下的「達胞」（石達開的御名）老弟，當然就更不會了。因此在「天京事變」之後，石達開搞分裂，要自闖天下，他也只會搞搞「長征」。搞流寇式的長征，在中國歷史上，除朱、毛之外是沒一個好下場的。「達胞」何能例外？石達開的下場既然和李開芳、林鳳祥沒有兩樣。事以類分，我們就把他們長征的故事放在一起，三言兩語帶過，以後就不再多費筆墨了。

　　前文已言之，石達開（道光十一年至同治二年）在天京事變時回師靖難為北王所忌，縋城逃走，全家均為北王所殺。北王亂平後，翼王又奉詔回天京輔政。在咸豐六年、七年之交，偌大的太平天國只有四個「王」爺。天王之下有他兄長二人（洪仁發、洪仁達）分別晉封安王、福王，其下便是翼王了。天王本是個不管朝政的昏君；安、福兩王卻是兩個野心大、氣量小的膿包，對翼王忌嫉特甚；而秀全既經天京事變之驚以後，對非內親外戚的功臣，亦心存疑忌。──這一點，後來的蔣、毛二公亦所難免啊！

　　在這一可怖的三洪一石的對立情況之下，石達開自覺朝中無立足之地，咸豐七年六月二日他就潛離南京，從陸路逃往安慶。天王發覺後，乃遣將蒙得恩等追之，誰知追兵竟與他一同逃去。

　　石達開在安慶待了五十餘日，不知所適。其後他可能想到在江西福建浙江一帶另成局面或可與南京爭雄；是年九月底乃率精兵萬人突入江西，經景德鎮入贛南撫州、吉安，再掉頭東去浙西，經鷹潭、上饒於咸豐八年四月中旬攻入衢州。一路上太平老兄弟從者如雲。太平軍精銳，一時俱去。

　　在浙西一待數月，那流竄成性的翼王又掉頭西向進入福建。咸豐九年春，又兵分兩路進入湘南與粵東。掠郴州、韶州。北克寶慶；南圍桂林不下，終於又竄回自己的老家貴縣，但是他顯然知道老家廣西太窮了，養不起他的十萬大軍。要稱王稱霸，只有北上四川，開府成都做個劉先主；然後再慢慢地六出祁山，北伐中原。

　　石達開會作詩是假的，是南社詩人冒充的；他熟讀《三國演義》，倒是真的。因此他在母省廣西盤桓了幾個月，於咸豐十年秋又率十萬健兒，回師北上，衝入湘西經靖州、芷江、瀘溪、乾州、永綏，進入川東，直迫涪州……。

　　筆者隨翼王大軍精神長征，神遊至此，記憶中簡直重入童年，隨軍西上。因為抗戰初期，我自己便是循這條路「步行入川」的。──那種峭壁懸崖、巨瀑險灘──與苗民打交道，與猴子搶果子，羅曼蒂克得很呢！

　　拙作讀者中的老兵，可能分享這些講不完的故事；年輕的少爺兵，幻想也幻想不出了。筆者便是穿著草鞋，從芷江、瀘溪、乾州、永綏、秀山、彭水，在涪州乘民生公司小輪船西上重慶的。

　　可是翼王爺就沒民生公司小輪船可坐了。他原先在湘桂一帶流竄時，饑民災黎都知道翼王殿下要到四川去做皇帝的。──誰沒看過《三國》呢，四川這個「天府之國」，誰不想去？大家一哄而來，從龍如雲，所以兵臨涪州時，據說他的人馬，有二十多萬，可謂盛極一時。但是他並沒有打下涪州，乃捨涪而去。沿江西上，經綦江、敘永，又南下攻入貴州遵義。再西竄昭通，這時已是同治二年的春季了。

　　在西南崇山峻嶺裡流竄，可不像在蒙古草原或華北平原裡那樣隨心所欲。你得循山勢、水勢和古驛道，轉彎抹角，按理出牌呢！深山大壑，狼嗥虎嘯，野人獵頭，由得你隨意進進出出？我們試把石達開的流竄圖（讀者如想深入探究竟，不妨參閱前引郭毅生編地理書中各圖，見頁一一五至一一九），與工農紅軍長征路線圖相比，就知他們兩軍所走的，幾乎是同一條路！何也？大地山河是天父皇上帝安排的。你要走，就得循此路前進。

　　果然石達開的太平長征軍，於同治二年五月中旬，也兵臨大渡河邊、鐵索橋頭！「金沙浪拍懸巖冷，大渡橋橫鐵索寒。」當地土司王應元拆橋防河，隔河有清朝大軍，列陣以待，太平軍便在河邊的紫打地（亦作紫大地），陷入絕境了。

　　翼王石達開身為全軍統帥，不忍見全軍餓死，乃隻身向清軍「請死」、「請降」，以救全軍。同治二年六月十三日乃被清軍械送成都，「凌遲處死」。長毛老兄弟二千餘人，和石家「王娘」十餘人，及翼王五歲幼子石定忠，和一個出生才數日的無名幼弟，一時俱殉，慘不忍言。

　　鎮壓反革命的寸磔剮刑

　　翼王之死，按清朝刑律，他和李開芳、林鳳祥、「洪大全」以及清廷所認為勢窮被擒的「首惡」，都是用最殘酷的方法，「凌遲處死」的。

　　什麼是「凌遲處死」呢？因為在我國唐代以前的官定死刑，不過「斬首」而已。可是宋、元而後所謂「十惡」之首的處死，就漸次用最殘酷的方法，使犯人受盡痛苦，才讓他死去。其中最殘酷的刑法便是「凌遲」了。

　　凌遲又曰「寸磔」，俗名「剮刑」。中共文化大革命時，勇敢的造反派，有句口頭禪，叫做「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個「一身剮」便是「剮刑」。剮刑便是把犯人全身劃成三千多個一方寸大小的方塊塊，然後把這小方塊用利刀在身上一塊塊地「剮」下來，所以這種「剮刑」，也叫「寸磔」。在剮的過程中，剮的創子手，和被剮的犯人，同時嚎叫，可怖之極。

　　三千塊要分三天才能剮完。在剮完而犯人尚未死時，再用利刃梟首，巨斧剉屍；然後陳屍示眾，使民戰慄！

　　石達開、李開芳、林鳳祥和「洪大全」（焦亮）以及他們之下的許多高級僚屬，都是這樣被慢慢地剮死的。最不可思議的，則是對付像年才五歲的石定忠和他那剛在紫打地出生的小弟弟。按清朝刑律，他們都是罪該「凌遲」的。但是他們身軀太小剮不了三千塊；皇家還要把他們養大到成人，然後才來慢慢殺死他們呢？

　　石達開等犯了什麼大罪，皇家這樣恨死他們呢？清朝的刑法說，他們是犯死刑的「十惡」之首。

　　什麼是「十惡」呢？「十惡」者，一曰「謀反」；二曰「大逆」……也。

　　「謀反」的現代化名詞就叫做「現行反革命」。

　　朋友，在現代中國，一個人如不幸的做了「現行反革命犯」，他還不是要受「剮刑」，和梟首、剉屍的嗎？方式不同罷了。

　　古往今來，道理是一樣的啊！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三卷第四期

【貳】六、長征有始有終，喪權沒完沒了

　　──兼論小刀會起義上海及英人竊據我海關始末

　　鄧小平先生的小女兒毛毛，最近出版了一本暢銷書《我的父親鄧小平》，頗可一讀。我忍痛花了重價（美金二十七塊五毛），買了一本，讀了一遍。這本書不論在文學上或史學上，都可稱得上第一流，雖然她還是站在高幹子女的立場寫的，看不出一點極權政黨的陰暗面。

　　這本書的另一特點是，毛毛是我的同行，書中口述史料的成分很重。可惜的是毛毛的爸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對他這位掌上明珠不願多講。有許多極嚴肅的史實，往往只三言兩語帶過；有時甚至只有幾個字。

　　舉個例子吧：當女兒家問他對「長征」的親身體驗，老頭子只說了三個字：「跟著走」！逼得小公主沒辦法，只好去另找「伯伯」、「媽媽」、「阿姨」……諸長征老古董，另行口述過。「媽媽」、「伯伯」、「阿姨」口述之不足，我們這位小班昭還搬出《毛選》來抄它一段。毛毛抄道：

　　毛澤東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而告終。（見毛毛書頁三二五。轉引自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不才老朽，如果是毛毛的博士論文導師，為著達到「國際水平」，我就勸她把這一段引文「劃掉」。因為那是一段「狗皮膏藥」、「廢話」、「黨八股」。

　　毛毛呀！從文學觀點、從史學觀點來說，還是您貴老爸的三字經「跟著走」，最傳神、最真切，也是最有價值的「第一手史料」，應該打一百分！

　　「長征」以前的長征

　　你看老毛自吹自擂那一段，不但廢話連篇，他對歷史事實也未搞清楚。他的老師胡適之先生就教導過他：「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試問毛所說的「『紅軍』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有什麼證據？事實上黃巢的長征從山東征到廣州，再由廣州回征洛陽。這位大齊皇帝的長征紀錄，不管在時間上、在空間上，都比朱、毛紅軍要長得多。

　　再看闖王李自成、大西皇帝張獻忠，其長征成績均不在「紅軍」之下。而朱、毛紅軍的長征紀錄則更遠落於「長毛」之後。一部「太平天國史」從某些角度來看，也可說是一部長毛長征史，把捻軍的長征也算在一起，前後連續長征了十九年之久。

　　上篇已詳言之，太平天國史一開頭便是一部長征史。洪、楊於咸豐二年春夏之交自永安出發，不足一年便征到南京。中西對比，那就是在短短的一年之內，長毛就從巴黎征到莫斯科！奠都天京之後，席不暇暖，李開芳、林鳳祥又搞起第二次的北伐長征。一年之內，又自浦口繞道河南和山西征到天津。「天京事變」之後，石達開又帶了大批人馬搞第三次長征；他征回故鄉廣西不算，又北上西征，直到大渡河。歷時七載，足未停征。

　　太平亡國之後，孤臣孽子的遵王賴文光（廣西人，一說廣東人。金田起義元勳，長征老幹部）、梁王張宗禹（安徽毫縣人），和魯王任化邦（亦名任柱，安徽蒙城人），恢復了捻軍組織，繼續又長征起來。

　　捻黨原是皖北私鹽販的一種秘密幫會組織。早期由張樂行領導（樂行又名洛行，是張宗禹的胞叔），曾於咸豐三年在安徽故鄉，造反稱王。後受編加入太平軍，積功晉封沃王。同治二年死難。餘眾經上述賴文光、任柱，及張宗禹重振成強大「捻軍」，恢復流寇生涯，又在黃淮大平原上長征起來。

　　捻軍在我們黃淮地區留下的英雄故事，那真是說不盡的。他們是不分日夜的在馬上作戰。不像後來的紅軍長征，多半時間，都在深山大壑之內「跟著走」呢！

　　同治四年，捻軍在山東曹州高樓寨，一舉把清廷最剽悍的主將僧格林沁親王擊斃，僧軍幾乎全軍覆沒（紅軍長征，尚無此戰果）。翌年捻分東西，把湘、淮二軍都拖得要死不得活。

　　同治六年，在鄂西尹隆河一役，淮軍主將劉銘傳被打得花翎落地（見羅剛著《劉公銘傳年譜》），落荒而走。「淮軍之良」（薛福成語）的悍將唐殿魁，在短刀肉搏中，負重傷被馬隊踩死。這位「淮軍之良」是筆者的祖宗之一。他死在惡戰中的慘烈故事，在淮軍老兵和族中老輩繪影繪聲的傳述之下，真是在電影中和小說裡都未見過。這也是口述歷史也。

　　但東捻賴文光在豕突狼奔、所向無前，縱橫數省之後，終於同治七年一月在揚州就義。

　　西捻張宗禹遠征及於陝甘，最後在北風凜冽、大雪紛飛之中，搶渡「雪橋」，竄入魯東，同治七年八月在茌平縣全軍覆沒。宗禹隻身偷渡徒駭河時，生死不明。

　　宗禹部將袁大魁，在搶渡雪橋時被截，回師陝北，竄入保安。他最後在保屬老岩窯的堡壘，終於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曆四月十七日，天曆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被清軍攻破，全軍殉難。這也就結束了慘烈的「捻軍長征」，也就結束了中國歷史上太平天國這個悲劇小朝廷的「正朔」。

　　也算歷史上的一段巧合吧！捻軍（也就是殘餘太平軍）長征的終點地區，陝西省保安縣，也正是七十年後紅軍長征的最後歸宿。只是紅軍命帶貴人。碰到個張少帥；長毛沒這個好運道罷了。可是捻軍長征的時空紀錄，也非紅軍長征所能比啊！

　　捻軍的起覆，是中國近代史中的大題目、小現象。筆者無意把它另闢一專題，所以在太平軍長征史中，多加兩段，就不再另提了，尚懇讀者諒之。

　　「長征」是老百姓的血淚史

　　長征、長征：你這個名字多麼神秘和羅曼蒂克啊！我們每次提到你，都會想到那些美麗的名山大川，和那些英勇的革命戰士。他們不避艱險，替天行道。老百姓簞食壺漿，歡迎他們；真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多麼偉大囉！

　　我們當然也知道，你是多少公侯將相的光榮背景、政治資本；和多少錦衣玉食的公子哥兒們的富貴源泉、特權祖蔭啊！

　　那些聰明的洋專家，像我的老相識索茲伯理、小同事布理津斯基，也要循著你的足跡前進，而得了國際新聞大獎，和大把大把的美鈔啊！

　　但是朋友，你真以為長征是像詩人們所說的：「萬水千山只等閒」那樣輕鬆嗎？或是像革命黨所宣傳的永遠光榮偉大正確嗎？非也。它是由紅血和白骨鋪成的，縱橫於神州大陸的康莊大道和羊腸小徑；沿途是哭聲盈野、餓殍遍地，寡婦孤兒成千上萬呢！

　　慢說黃巢、張獻忠的長征，是赤地千里、日月無光。──朋友，農民起義，在歷史家的筆下和革命家的嘴中，是何等輕鬆。你可知道「赤地千里」，這是絕對的事實。

　　縱使是頗有宗教性和人道主義（所謂「賊不嗜殺」）的洪、楊長征，你可知道他們燒燬村落，裹脅青壯，吃盡民糧，遺下老弱婦孺的後果？他們在湘江洞庭、長江漢水，擄掠民船，動輒萬艘！您可知道，這些民船都是貧苦船民的私產。你擄走一條，就一家挨餓；擄去萬條（包括它的男主人被拉夫），則萬家的妻兒都要餓死。──我們寫歷史的人，都是英雄崇拜者，坐在皮椅之上，香煙繚繞，滿口大話。你可知道革命功成萬骨枯。製造一個革命英雄，和三兩個瀟灑風流的高幹子女，要多少斛人民的鮮血，來加以灌溉？

　　以上所說的還是長征的「正面」──那些自命為替天行道，解救人民的革命英雄。至於被這些英雄「拖死」的官兵，那些升「剿匪」官、發「長征」財的貪官污吏，其趁勢姦擄焚殺之劣跡，可能倍於「流寇」，所謂「匪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其可怕，就更是說不盡了。

　　再者，長征（也就是傳統史書上的「流寇」）之起，隨之而來的便是一種「無政府狀態」。這現象在兩千年前的中國政治術語上，叫做「王綱解紐」。王綱解紐，在一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國度裡，便是社會秩序大亂──這在我們江淮地區的俗語，叫做「遍地黃花開」。遍地黃花一開，那就像項羽的老婆在《霸王別姬》這幕「梅派」好戲（也是大陸上今日的「得獎電影」）中所唱的什麼「秦王無道把江山破，英雄四海起干戈！」英雄四海起干戈，革命鋒頭十足。小百姓就民無噍類矣。

　　憶幼年聞長者言，在江西、安徽一帶的國共戰場裡（尤其是贛南），路上行人走路，要兩手擺動不停。一個人如在野外，兩手背著踱方步，萬水千山只等閒地欣賞風景，一不小心，就野狗四合，尾隨追逐。因為狗兒有經驗，牠們看到背著手的人，以為他就要被槍斃了。──牠們隨後就可大嚼一餐。──人喜歡吃狗肉，狗也喜歡吃人肉啊！

　　年輕的讀者們，別以為這是「危言聳聽」。這是民國史上，千真萬確的事實啊！長征是搞著玩的嗎？它是英雄們的浪漫詩篇；它卻是黎民小百姓的一部血淚史啊！

　　綠營清軍的不斷圍剿

　　太平天國的鬥爭史，是有兩大部門，可以截然不同地分開來寫的。第一便是上篇和上節所說的「長毛長征史」。這個長征史，除掉自永安至南京的那一段之外，另外兩段，像北伐和石達開的西征四川，都是「斷了線的風箏」，與在天京之中所發生的事，沒太大關係。至於上節所簡述的捻軍長征史，那就更是個「沒有線的氣球」。自飄其飄了，所以筆者不想再列專篇分述之，就一筆帶過了。

　　至於以南京天王府為中心的長毛軍政文教大事，那我們就應言歸正傳，來另行爬梳一番。這兒有一些看來無足輕重的小題目，殊不知卻是歷史上害及百年的大事。

　　太平天國的好漢們，一共只搞了十四年，以南京為中心時只有十一年（咸豐三年至同治三年）。這十一年，讓我們借用一個孫中山的名詞，只是以打仗為主的「軍政時期」，而這個時期的軍事行動，也可分為：（一）、清廷正規軍（綠營）的「圍剿」；（二）、太平軍的「反圍剿」；（三）、湘軍、淮軍、歐美僱傭兵的聯合圍剿；（四）、太平政權的毀滅及遺患。

　　在清軍「江南大營」第二次崩潰（咸豐十年）之前，清廷圍攻長毛，是以傳統官軍「綠營」為主、「湘軍」為輔的。在清制湘軍的士兵，只能叫「勇」，不能稱「兵」。

　　前篇已言之，清廷正規官軍原有兩種：八旗和綠營。八旗在清末已驕惰到一無可用。清末的內戰外戰就全靠綠營了（後來也用一些蒙古兵和關東兵）。

　　但是滿清的政績筆者曾一再替它平反，卻比漢、唐、明都要好。清朝不徵兵，所以無「兵役」，也不徵夫，所以也無「徭役」。綠營是「募兵制」，把社會上的遊民、惰民和失業工農，都募去當兵，以減少社會負擔（美國今日也是如此）。不像漢、唐、明三朝和今日台灣，要發「六郡良家子」（漢制）或「戶有三丁抽一丁」（唐制），或「中學畢業服兵役」（今日台灣）。所以在清朝，「好男」就「不當兵」了。

　　讀者應知道，徵兵、徵伕都是最「擾民」的。因此滿清是中國歷史上擾民最少的朝代。康熙爺連「禁纏足令」這項德政都沒有推行，為的就是「怕擾民」。哪像我們民國時代，尤其是毛主席治下，連夫妻睡覺主席都要管呢！

　　在綠營當兵，每月有餉銀四兩五錢；戰時還有食米津貼。江南大營的月餉，最好的時期可以發到每月十兩，養五口之家，綽綽有餘。所以吃糧當兵，亦並不太壞；至少比一些失業工農，和遊民惰民日子好過得多。

　　長毛在永安時期被官兵圍剿，就是這種官兵；其後守桂林、守長沙也是他們。由於步步追逼長毛，以致逐漸脫穎而出，官兵統帥像欽差大臣向榮，也並不太「魯」。他跟蹤追到南京，在孝陵衛建起「江南大營」。迨洪、楊攻陷南京，向榮將綠營兵五、六萬之眾，便把南京三面包圍起來。但是向榮無水師，所以對南京北郊下關（地傍長江），就只好網開一面了。

　　這時太平軍有民船萬艘，乃順流而下，打下鎮江和瓜洲；再沿運河北上便佔領了揚州。那位原來在鄂西襄陽、樊城一帶的清廷欽差大臣琦善，此時也率領少數旗兵和數萬綠營兵，自江北旱路追到揚州；在揚州郊外的雷塘集，也建了個「江北大營」，把揚州團團圍住。清朝的署理江蘇巡撫許乃釗，這時也奉向榮之命，統率了大隊綠營兵，防堵於鎮江東南。因此蘇杭、上海一帶，太平軍還鞭長莫及。

　　上海「小刀會」的插曲

　　由於洪、楊造反的成功，定鼎金陵，天下草莽英雄均大受鼓勵，紛起傚尤，造反響應。在東南一帶，首先拔刀而起的便是劉麗川的「小刀會」。

　　「小刀會」原屬「洪門」，是華南會黨「天地會」的一個支派。鴉片戰後，隨「五口通商」之開放而蔓延及於寧波和上海。地下組織約以區域語言之別，分為廣東、福建及上海寧波本地人三大幫，而以廣東幫最強。劉麗川為廣東香山人，故被擁為幫主。咸豐三年九月四日，經過一番醞釀，小刀會徒眾突然造反，一舉佔領了嘉定城。九月七日由麗川親自率領，未經過太多暴動，便佔領了上海縣城，並俘擄清廷官吏上海道吳健彰。未幾靠近上海的青浦等幾個城鎮，也被小刀會佔領了，一時聲勢大振。小刀會在上海一帶一共鬧了一年多，直至咸豐五年二月十七日劉麗川在清法聯軍猛攻之下和英法帝國主義陰謀之中被捕殺，才結束了這段小插曲。今日上海市裡還有個「劉麗川起義紀念館」，地居要衝，平時遊人如織。余今夏有感於劉君起義百四十年之祭，曾與堂弟德詮啜茗其中，面對英雄遺像，談造反史跡，有餘慨焉。

　　小刀會本有他們自己的佛、道難分的宗教信仰，對耶穌並無興趣；他們打的也是「三合會」、「反清復明」的旗號。一旦首義上海，麗川便自稱「大明國招討大元帥」。他下面的幾個頭頭林阿福（福建幫）等亦各有左右元帥的封號──亦如洪、楊之在永安時也。──小刀會造反原自成系統，本與太平軍無關。但是麗川自知勢孤，不足以獨打天下，為著實際需要與鄉親關係，他曾派秘使自稱「未受職臣」，向洪天王拉關係。不幸他們與洪、楊之間為清軍所阻隔，無法合流。

　　但是他們兩方始終不能結合的道理，主要還是洪、楊對他們的冷漠。蓋他們雖同系粵人，同為反清復明的志士。不幸他們之間「客家」與「土著」畛域未泯；「拜上帝會」與「三合會」鬥爭的舊恨猶在，而宗教信仰又南轅北轍。加以洪秀全又是個天大的教條主義者，認為劉麗川既不能清除各異端神祇的偶像，又吸食鴉片，違反「天條」……，因此對劉的觸角未予重視。大錯既成，太平軍自此對這個「人民如海、財貨如山」（曾國藩語）的上海地區，就無法染指了。

　　小刀會之佔領上海，為時雖短，但是它在清末的對外關係史上，小題目、大事件，卻是極重要的一頁。劉麗川的實力並不大，內部三派爭吵不已，太平軍又不加援手。清軍餉械充足，以眾敵寡，本不難收復上海。但是清軍火攻數月，地道爆了好幾條，還是一籌莫展。其主因便是帝國主義想養寇自用，以便渾水摸魚的結果。蓋上海縣城北面緊靠租界。咸豐四年四月一次清軍圍城，偶近城北，竟為洋人自組的「上海義勇隊」（Shanghai Volunteer Corps）所擊退，頗有傷亡。是所謂「泥原之戰」（Battle of Muddy Flat）。這是一件百分之百的損害中國主權的武裝侵略，可是英國駐華使領卻大受倫敦表揚。自此清軍再不敢輕去城北冒犯洋人。上海城的北門，因此生意照常，熙熙攘攘，劉麗川的叛軍糧餉彈械也就不虞匱乏了。但是洋人之縱容甚或接濟叛軍，亦以洋人自己的利益為度──他們要養寇自用；但也不要寇過分成長以致尾大不掉。因此小刀會只能株守個上海城。等到他們失去存在的價值時，就被強大的清法聯軍消滅了。

　　總之，小刀會這次在上海造反，跟中國近代史中所有的內戰一樣，只是替外族侵略者製造趁火打劫的機會而已。

　　英國的算盤與三強的矛盾

　　洋人，尤其是在中國經濟利益最大的英國人，如何利用這次動亂來趁火打劫呢？其要點蓋有二端：

　　第一，他要利用小刀會之亂把在上海的「租借地」，變成「殖民地」。按條約劃出的「租借地」，主權還是中國的。把租借地變成「殖民地」（如香港），則主權就屬於洋人的了。

　　第二，深沉而有手腕的英國殖民者要趁小刀會之亂，取得中國海關的管理權。英國如能控制中國海關，漸次它就可以插手於中國內地的路礦郵電的開發、建築和管理了。它如掌握了中國的路礦郵電，那麼大清帝國不作第二印度，也是印度第二了。為此，可憐的劉麗川，就變成大英帝國在遠東殖民政策中的一顆棋子。

　　但是，大英帝國這項暗盤，卻不一定為美、法二國使領所接受。為瞭解他們三國之間的矛盾，我們還得把當時租界的歷史，稍作補充說明：

　　根據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條約〉的規定，歐美商人和傳教士，可以在上海等「五口」之內，租地建屋，以便通商和傳教。因此，在道光二十五年英、法二國乃與上海中國地方政府議定，在上海城北郊各劃地皮一小塊，作為「租借地」，是所謂〈第一次土地章程〉。

　　但是所謂「租借地」者，只是規定兩國僑民有權在此劃定地區內租地而已。地猶中國地，界內行政管理等要務，仍由中國政府負責。這便是後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原始形式。讀者欲知其詳可參閱唐振常主編《上海史》（民國七十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巨著甚為詳盡。雖偶有小錯，然瑕不掩瑜也。

　　在咸豐三年九月小刀會佔領上海時，這兩片租借地是屬於中國的上海道台直接管轄的。這時的上海道是廣東香山人，劉麗川的小同鄉吳健彰。在劉氏突然造反之前，他二人曾有私仇。一旦亂起，吳健彰竟被劉麗川活捉了。

　　在中國農民起義史的老傳統中，地方官一旦被起義農民所活捉，總歸是人頭落地的。這次小刀會起義，那位上海縣知事袁祖德，便自知不免一死。據說他索性穿起官服，高坐於縣衙大堂之上等死，當然就殉職了。可是他的上級吳道台被活捉之後，不但倖免一死；後來還化裝逃了出來，最後還帶了大批民團，和江蘇巡撫許乃釗一道回來「剿匪」；劉麗川反而被他殺了。──這樁歷史何以不循老樣板發展？其中就大有文章了。

　　首先吳道台倖免一死，可能是與他籍貫有關。劉麗川的廣東幫小刀會之中，多的是吳的鄉親，甚或結拜兄弟和部屬。他們都是「關雲長」的信徒。所以在此「華容道」中，就放他一馬了。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項，則是吳道台有海外關係──吳道台是一個博士論文的好題目，他可能是盛宣懷和孔、宋的前輩；是近代中國第一批資產階級富商從政。他據說是廣州「十三行」之一的吳爽官的兄弟行，捐官出任候補道起家的，並擁有外國公司股票的買辦官僚。吳或許也是美國「旗昌洋行」（Russell ＆ Co.）的大股東。他也是美國公使馬歇爾（Humphrey　　Marshall，一譯馬沙利或馬紹爾）所很看重的中國官僚，所以劉麗川對吳氏也就頗有顧慮了。

　　劉麗川本人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典型的「轉型人物」。出身市貧，據說劉曾到新加坡打工，在英國洋行做過事，是洪仁玕一流的人物，深知洋人的厲害和好惡。對洋人也有崇洋、恐洋和自卑等複雜的心理。所以在他拿下上海城當天的第一項要務，便是到租界裡去，親自拜訪各國使領人員。因此他和英使文翰（Sir George Bonham）和英領事阿利國（Rutherford Alcock）以及美使馬歇爾、美領事馬輝（R.C.Murphy）和法國領事愛棠（B．Edan）都有很誠懇的談話。

　　第一，他聲明自己是洪、楊屬下，太平天國革命政權的一支。在他們與滿清政府的戰爭中，他要求列強保持絕對的中立──不助太平軍，也不助「清胡」。

　　第二，他也對列強保證租界的絕對安全。革命軍絕不入侵租界；租界一切維持現狀。清政府在租界內的海關，仍可照常運作，不受騷擾。

　　劉是深通外情的。不像洪、楊那樣糊塗的自高自大。因此他對列強使領的要求和保證，可說是合情合理和符合國際公法的。

　　可是這時英、美、法三強，對劉的反應，那就同床異夢了。

　　由「租借地」變成「殖民地」

　　反應最具體的當然是英國。英國當時在上海原是一強獨大的。它壟斷了中國東南沿海如瘋若狂的鴉片貿易。英使文翰、英領阿利國，即公開揚言不惜以超法律手段（extralegal），擴張商務特權。大批英國商人，包括財勢最雄厚的「怡和銀行」的老闆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的家族，可說是人人有份，人人發財。

　　【附註】「怡和」這個行號，本是鴉片戰前，廣州十三行茶商中，最雄厚的浩官伍崇曜的行名，聲聞中外，信譽卓著。不幸戰後五口通商，貿易中心北移，伍家衰落破產，這一響噹噹的招牌乃被英國渣甸家族所襲用，至今盛勢不衰。

　　至於經常的進出口貿易，英商亦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包括鴉片貿易）；航運量更逾百分之九十。因此這時的英租界之內也真如當年廣州一樣，金錢堆滿十三行，熙熙攘攘，一片興隆氣象，不像那些眼大於腹的法國人，仍然只靠天主教會和上海徐家匯，中國原有的耶穌會士，來撐持門面。美國則自始至終，還沒個租界，它「依親為生」，寄居於英租界內，受盡英人鳥氣──美國領事館最初在英租界賃屋開張時，英國人竟不許它「升旗」，把老美氣得鬍子亂飄！

　　可是，英國領事館這時在上海，卻有大衙門一座，氣勢顯赫。其中辦公人數可能不在當時華盛頓的美國國務院之下。──讀者們千萬別為今日老美的氣勢所懾，以為它當年也是如此煊赫。那時美國還是個小國。遠東對他們來說，還是「遠」在天邊呢！

　　英國人在上海既有如此群眾、如此衙門，因此上述那支「上海義勇隊」（後改稱「上海萬國商團」），基本上是一支由英國海軍陸戰隊支援，由英國領事領導的英國武裝。他們既一戰趕走了清軍；小刀會又望洋卻步，這個真空狀態下的「租界」，就被他們鵲巢鳩佔了。這支烏合的「義勇隊」自覺管理城市經驗不足，身兼香港總督的文翰乃從香港調來一批印度警察，維持治安。這便是後來我們所親眼看到的「紅頭阿三」的一世祖了。上海租界既然被這支英國武裝實際的佔領了，它總得還有個文官衙門，來負起政務管理的責任。為此，他們又組織一個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這個委員會逐漸擴大和改組，就變成後來上海的「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了。如此這般的文武雙管齊下，很快的，上海的英法「租借地」就變成國中之國的英法殖民地了。

　　但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它沒個法律基礎。其唯一的藉口只可說是小刀會作亂，租界成了無政府狀態，洋人「替天行道」，在緊急狀態下，不得已組織個臨時組織來應急。但是一旦緊急狀態不復存在，這個「臨時組織」也就應該適時結束。這樣則劉麗川大元帥暫時的存在，也就有其法理性的必要了。相反的，等到一切臨時設施，都變成既成事實，中國當局無法改變時，劉大元帥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當劉麗川已不復存在，這項應付緊急狀態的臨時措施，其後卻一共存在了八十八年之久；到民國三十年「珍珠港事變」後才正式結束。

　　英人代管中國海關的奧秘

　　至於英國人如何取得中國海關的管理權，其發展就更為巧妙了。

　　根據上引《上海史》，編者所說的故事是這樣的：

　　小刀會佔領上海縣城的第二天（咸豐三年九月八日），位於租界內的上海海關被起義群眾搗毀。租界當局馬上派兵佔領海關。……（九月九日英美領事乃協議搞出個「領事代徵制」，由英美領事替中國政府代徵關稅。）（見唐振常主編《上海史》頁一七二。）

　　我的宗家唐主編寫了這段故事，就上了英國人瞞天過海的大當了。他的史料是根據英國官書（英國外交檔）和英商《北華捷報》的報導，以及後來英美史家摩爾斯（Hosea Ballou Morse）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師徒的說法。其後的中國官書和中國史家，文獻不足，只好根據英國史料，亦作如是說，真令人浩歎。

　　其實當時租界內，根本沒有什麼「起義群眾」──根據〈第一次土地章程〉，租界之內是不許華洋雜居的。劉麗川在起義當天，就對英美領事作了保證，哪還有「第二天」的「群眾搗毀」呢？

　　至於「租界當局」派兵佔領海關一事，那就更為荒唐了。「租界當局」原是中國道台吳健彰。吳氏在城區被小刀會所俘之後，「租界當局」便是英國海軍陸戰隊，和臨時組成的「上海義勇隊」。

　　這兒問題來了：

　　第一，劉麗川分明保證了租界的安全。中國海關設在租界之內，何處忽然冒出了「起義群眾」到租界之內來「搗毀海關」呢？

　　第二，租界當局事後派兵（義勇隊）去「佔領海關」，為何不事前「派兵保衛」呢？

　　余早年讀書至此，不疑處大疑。知英國官書不可信，英商報紙更不可信，力倡「帝國主義不存在論」的費正清學派尤不可信。根據他們眾口一辭所說，而寫出的中國官私著作，被英國人蒙蔽而有疑處不疑，也就不可相信了。

　　筆者後來細翻美檔，發現其中記載極為明確，而美國外交檔，則是「摩費學派」的盲點所在。不禁掩卷長嘆：原來如此！

　　美國公使的見證

　　原來就在小刀會佔領上海城這一天（九月七日），美國公使馬歇爾也在上海。馬氏是西點軍校畢業的職業軍人，曾參加過美墨戰爭，膽子很大。這天小刀會突然暴動，馬氏不顧危險，卻偏要出街去巡行，一探究竟。當他便道踏入外灘江邊「中國海關大廈」時，眼見一個英國商人正率領一批搬運工人，衝入大廈，強行搬走室內寄存的商品。接著另批英人也進入搶劫，藉口說是海關欠其船租未付，特來搬運存貨，以為抵押。直至中國海關被這批「英國紳士」（English gentlemen）洗劫一空之後，海關公署四門大開，街頭中外遊民才潛入行竊。

　　此一英人洗劫過程，行之於光天化日之下，中國關員佇立在一邊，無力遏阻；四鄰華洋商人均所目睹。最可笑的是這位美國公使，竟然也是目擊者之一。

　　馬君在一旁看得氣憤不過，乃向華府上司據實報告之。馬歇爾說：

　　我曾向您報告過，第一次向租界之內的中國海關施暴，其非法行為而導致街頭人民入內（行竊）者，並非始自中國之叛逆也。（末句特別加重。見馬歇爾致美國務卿麥塞報告書第三十六號。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發自澳門。筆者曾另有較詳盡分析。見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史》頁一三八。）

　　讀者或許感覺奇怪，中國海關為何變成貨棧，存有大批商品呢？原來是由於太平軍進入長江之後，內陸洋貨滯銷，進口商因貨無買主，不願納進口稅，乃將百貨寄存海關棧房，待有買主，再行報關納稅。此次趁小刀會之亂，兼海關監督的吳道台被俘，他們就乘機一哄而入，把存貨搬走，就變成免稅入口了。

　　摩爾斯的《大清帝國國際關係史》巨著，對這些英商把貨物存棧，待有買主時再行報關的措施，記載未缺；但是英商竊貨毀關這一段，他就支吾其辭了。──這可能因為摩爾斯也不知事實真相；但是更可能的則是這些英商都是當時滬港倫敦商政兩界的頭面人物，與摩氏直接及間接的關係是千絲萬縷的。摩氏在其劃時代的巨著中，為親者諱可能也就勢所難免了。

　　【附註】摩爾斯之書原名叫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應譯為《中華帝國國際關係史》。但是這時的「中華帝國」實為大清帝國。譯為《大清帝國國際關係史》，反而更為明瞭。

　　朋友，寫書的人往往也各為其主嘛！我們中文著作中把帝國主義罵得血口淋淋的動機還不是一樣的？只是許多中英文外交史的作者們，沒有摩氏的功力和技巧罷了。費正清先生當年評拙著，曾說我把個莫名其妙的馬歇爾也要辯護一通，但他並沒有指出我所辯證的哪一點是錯的。那時我想反駁費公，我有這個地盤嗎？費公仙逝，筆者至感悼念。因為打麻將要有好搭子；下棋要有好棋友。自鄶以下，不足論也。

　　上海變成自由港

　　所以，「搗毀海關」者，非中國「起義群眾」也；大英帝國之「上等僑民」也。在他們搗毀海關之後，翌日再派英國水兵站崗，加以封鎖。聲稱海關為中國暴民搗毀，不能運作。說成外國領事們不得已，只好挺身而出，替中國政府幫忙，「代收關稅」。官書如此，報紙報導亦然。事為當時在江西打長毛的衛道大師曾國藩聽到了，他不禁嘆息說：「彼雖商賈之國，頗有儒道。」（見上引唐編《上海史》，頁一七七，引〈復毛寄之函〉。載《曾文正公文集》，世界書局出版，書牘，頁七五）。是亦「君子可欺之以方」也歟？英國這一記做賊喊捉賊的行為，竟然流傳一百多年，無人拆穿。連現時的年輕的中國史家如唐振常先生等一夥，都還被他蒙在鼓裡。也足見英國人搞外交技巧之高明，和手段之穩健了。

　　不特此也。後來吳道台脫險歸來，要重開海關辦公。但是此時中國海關已為英國人條封。戶外有英國水兵站崗，吳氏不得其門而入，乃想在同街另行租屋設關，亦為英人所阻，無法實行。吳不得已乃租得洋商鐵皮船二艘，在黃浦江邊，海關門前，設關江上，亦為英艦所驅逐。吳又移關至黃浦江口，英人亦藉口「違反條約」，不許在內地設關。吳被逼走投無路，終於接受英領阿利國建議，由各國領事代徵關稅。

　　但代收關稅時，英商亦在英領特許之下，只打「白條」（Promissory notes），不付現款。此種「白條」斯時人所共知廢紙一張而已。果不其然，未幾阿利國便奉到倫敦外交部訓令，將「白條」原封退還商人了事；自此，上海便與香港無異，成為事實上免稅之自由港矣。

　　然此時在一旁明眼觀察，深知內情的美使馬歇爾，對英國這種渾水摸魚、趁火打劫的作風，卻大不以為然。他認為美國有義務維持此一「條約體制」（treaty system），並在中國內戰中，嚴守中立。乃訓令美國副領事克寧漢（Edward Cunningham），凡美商報關納稅，一律需繳現金。

　　馬歇爾這條軍令，不得了，立刻引起在華美商及在美商眷親友的軒然大波。一時抗議函電雪片般飛來。華府紐約各地報刊因而也充滿了反馬的報導。甚至克寧漢也不直馬氏之所為，轉而同情美商。那位恨馬恨得牙癢癢的，馬之秘書兼翻譯，拿錢不做事的伯駕（Peter Parker）牧師，這時更是小報告橫飛。伯駕是位力主美國佔領台灣，與英國攜手侵華的唯一的美國外交官，他這一記窩裡反，就使那不知底蘊的國務卿和總統，認為馬歇爾在華失職了。

　　在眾意難違之下，馬歇爾一氣，乃又訓令克寧漢副領事停收美商關稅；在他看來，與其打白條作偽君子，倒不如乾脆不報關，作真小人之更為可取也。可是上校有所不知，搞政治要學司馬懿，人家貽爾巾幗，也不能動氣。他這一氣，出爾反爾；上海這個「自由港」之形成，英國紳士雖然早已把它變成事實，而背此破壞中國主權之黑鍋者，翻為美國上校也。公使的紗帽也就保不住了。

　　朋友，搞政治要憑手腕。是非從何說起呢？語云弱國無外交，但是縱使是強國的外交，也只是蘇秦、張儀的天下啊！言忠信、行篤敬者，是子之迂也。

　　「外人幫辦稅務」

　　經過馬歇爾公使這一來，秘密的上海自由港就公開化了。從當時清政府內亂方殷，糧餉無著的緊急情況之下著想，年入百萬的上海關的關稅，對滿清政府是太重要了。分明知道大清帝國是飢不擇食了；中國關稅已由英美領事代徵。──領事既已代徵白條；將來要催收白條，當更非領事莫辦，這樣經英領阿利國發起，法美兩領事一致同意，阿利國便向吳道台建議了。吳道台如能使海關復活，無論採取何種形式。則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怡良和皇上，也沒有不同意之理。因此招請「外人幫辦稅務」就是順理成章的後果了。其後他們一連串的中外協商，毋煩多議。咸豐四年夏，英國副領事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便臨時受任為上海關監督，攜同兩位美法助手，代收關稅。迨咸豐八年夏，中國為英法聯軍所迫。接連簽訂〈中英天津條約〉（六月二十六日），及〈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十一月八日簽訂於上海）時，「外人幫辦稅務」一條，乃訂入善後條約之第十款，而通行於全國。翌年英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乃受清政府委派為第一任「稅務司」，從此中國海關，便正式落入英國人掌握中矣。直至民國初年軍閥時代，英國稅務司就變成中華民國的太上財政總長了。

　　小刀會在上海一鬧，經英人翻雲覆雨，幾記小手腳，中國便喪失了海關自主權至七十餘年之久，能不令人浩歎！

　　【附註】英國人擔任的中國海關稅務司，在民國以後對中國的政治、軍事、金融各方面的影響太大了。與他有血肉關係的中國當政者如親英的張公權（當時「中國銀行」總裁，後來的江浙財團首腦），和親美的顧維鈞（直系軍閥時代的國務總理），對筆者都有最驚人的述評，有機會再詳論之。清末民初的「海關」和其後由海關辦起的「郵政」，讀者知之否？卻是洋人替我們代管的最有效率、有最好人事制度、員工薪給福利最好而貪污絕少的兩個現代化大機關。朋友，讓我沉痛言之，我們自己管不到這麼好啊！等到我們趕走洋人，由自己來管，就一塌糊塗了。──國民政府如此！人民政府也不例外啊！夫復何言。

　　「華人」比「狗」值錢

　　以上所述是我們在「租借地」上失去主權、治權；在自己的海關上失去管理權的經過。那都是外國侵略者，處心積慮，非拿去不可的結果。至於吾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連司法權也丟掉──換言之，就是我們在自己的國內犯了法，要由洋人來打屁股，那就是不可思議了。其實這也是我們內戰和革命惹來的。

　　原來在道光二十五年根據第一次〈土地條約〉的規定，租界之內是不許華洋雜居的。界內土地必須租給洋人，華民不得在界內租地居留。可是咸豐三年小刀會在上海起義；太平軍又佔領了南京、鎮江、揚州……，各該地富民，便向上海集中；小刀會再佔上海城，當地富人便逃入租界避難了。一逃便是兩萬，把個小小的租界，擠成人山人海。

　　這時中國政府被洋人趕出租界，界內納稅洋人（少時數十人，多時百餘人），上節已略作交代，乃自組其居民委員會（committee of cooperation）和執行委員會，漸漸地就變成後來的「工部局」。形成一種洋人在中國境內的自治政府和會審法庭；租界也就變成國中之國了。

　　當小刀會亂起，華人難民扶老攜幼進入租界避難之初，這些「納稅洋人」曾一度引用〈土地條約〉，不讓華人來和他們雜居。──他們其後不是也有「華人與狗」不許進入他們外灘公園的規定嗎？他們自己國內的高等住宅區，不是也不許有色人種入內雜居嗎？

　　可是，在小刀會作亂的上海，喜歡暴利的洋人，很快就發現一個秘密──華人比狗值錢！

　　這時扶老攜幼而來的避難華人，很多都是攜帶細軟，為著妻兒的安全，他們是不惜千金一室的向洋地主租屋暫住。一時人如潮湧，房租陡漲，納稅洋人更要趕忙搭篷造屋，廣事招徠。華人避難有所，洋人笑口大開。他們就把「不許華洋雜居」這一款條約具文，存入倉庫了。

　　可是華人居民雖多，他們卻不許在居民委員會中投票。因此，租界裡的華人居民，就變成一群在自己國土上的外國人了！可是，這些假外國人如果在租界之內，鬧出刑法、民法事件，又如何是好呢？這樣那些真外國人就要組織法庭，來審判這些犯法的假外國人了。

　　這時那位廣東行商家庭出身的吳道台，頗通洋務。他認為洋人損傷他的治權太多。他管不了洋人，至少可以管管租界內的華人嘛！他乃行文各領事，要居民委員會提供一份「華人租界居民」的名單，以備查詢。可是租界當局不但認為吳氏此項要求侵犯了華人居民的人權，也侵犯了洋人居民的治權，而相應不理。

　　自此以後，中國政府再無權管理租界內事。外國租界也就變成了中國境內的獨立國家了。

　　租界的陰陽兩面

　　「租界」這個中國近百年史上一個「怪胎」，用不著多說了吧！它的形成當然是我民族自我不爭氣的結果──正如胡適所說：我們事事不如人；中國不亡，實無天理的結果！但是一個指頭打不響，它也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赤裸裸侵略的結果。是一種標準的「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的典型現象。

　　近代的西方帝國主義的性質，和傳統的漢族帝國主義的基本相異之處，是西方殖民者東來的目標是純經濟的。──目的只有一個：「快錢」（quick　　money）！在一個現代都市裡，賺錢最快的，那就莫過於煙、賭、娼也。因此，首先在租界之內氾濫成災的便是這三項了。

　　洋人要賺中國的錢，不能沒有中國代理人。要賺大錢，他必須利用中國知識分子作幫手，這就形成了我們的買辦集團和與洋人勾結的軍閥官僚。

　　低等洋人要賺「黑心銅鈿」，那就要縱容甚或利用地下的幫會了。幫會中大魚吃小魚──非我徒子徒孫，必然趕盡殺絕，因此，上海的煙賭娼三大金礦，就被青幫壟斷了。大通悟覺，順序安排，他們有錢有勢，不但控制了基層的雞鳴狗盜；上層滿口仁義道德的士大夫。面對黃金美女，有幾個不走火入魔？

　　人不是上帝造的。科學家已證明他只是禽獸之一種。禽獸在「獸慾」發作時，是六親不問的。人為萬物之靈，因此當「人慾」發作時，又何止六親不問哉！──上海租界這個銷金之窟，因此也變成最不堪聞問的人慾橫流的藏污納垢之所了。

　　但是，人畢竟是人，洋人也是人。因此，在這個人慾橫流的租界裡，為人慾遭殃的不只是可憐的中國妓女和黃包車伕。高貴的洋人，偶亦難免。那時在上海灘上與青幫最能打得火熱的高等洋人莫過於年入百萬的法國總領事了。

　　一年窮領事，百萬雪花銀！當年的百萬足抵今日美鈔三五百萬吧！哪裡來的呢？青幫徒子徒孫之孝敬也。但是拿人錢手軟。一次他的副領事因小事不洽於某地下光棍，被光棍一槍處決。總領事只向巴黎報稱遭「情殺」結案。

　　帝國主義控制了中國；我們中國的「麻皮金榮」，也控制了帝國主義。宋公明說得好，他年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黃金榮亦丈夫哉。

　　但是天下事哪能全是壞的呢，縱使是租界也有它的陰陽兩面。罪惡淵藪之外，它是我國西化和現代化的策源地；是我國志士仁人搞革命，搞民主的避難所；也是我國新文化、新文學的寶山。有此三者，租界先生在我國近代史上，也就足夠不朽了。我們日後寫民國史，歌頌它老人家的機會多著呢。把它作為長毛史的談助，我們就暫時打住吧！

　　白色棉紗敵不過黑色鴉片

　　現在還要交代一下那位耿直的美國公使馬歇爾上校。

　　馬歇爾這位英帝在華竊權的見證人，當時是激於義憤，也是為著保護美國商業利益而強烈反英的。其後竟因此而招致誹謗撤職。

　　其實美使反英，不始於馬氏。他的前任義華業（Alexander H. Everett）和德威仕（John F. Davis）都是反對英國的。只是那兩位前任之反英比較抽象。並且他們主張聯法俄共同反英的。馬歇爾反英則反得很具體；並且，他是主張不計後果，由美國獨力反英的。──可惜這種英美之間的矛盾，不但我們顢頇的大清朝廷和愚昧的東王府、天王府，一無所知，不能加以利用；我們後來的革命史家，把帝國主義恨得牙癢癢的，動輒一竿打翻，都是不對的。

　　在歷時兩百年的中美外交史中，來華報聘的共有兩個馬歇爾──亨福利．馬歇爾和喬治．馬歇爾。這兩個馬歇爾，老實說都還算是君子人；不像尼克森和季辛吉那種法家策士。

　　美國公使們（後來的伯駕除外）為什麼一致反英呢？

　　他們要反的，第一是大英帝國主義。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在遠東是不惜一切手段，對中國加以控制的。它自己的首相迪斯瑞理（Benjamin Disraeli）說得好：「大英帝國無永恆朋友，也無永恆敵人，只有永恆利益！」換言之，大英帝國為著永恆利益，它有奶便是娘。為著利益，它是不擇手段、沒有原則的。但是，英國外交的方法，則是做得最為高明，不像日本人和俄國人那樣赤裸裸的不要臉。上述英國人趁火打劫、製造殖民地、掠奪海關，都是最標準的例子。

　　美國人就不一樣了。為著美國的商業利益，山姆大叔的對華政策，一開頭便是搞「機會均等、利益均霑；門戶開放、主權獨立」的。美國朝野堅守這項原則，堅持了五十餘年，至二十世紀初年八國聯軍時代，始由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把它概念化了，載入史冊的。

　　上節所記那位老馬歇爾，反英反的也正是這一點。他認為英國「破壞條約體制，破壞中國主權」，是違反美國利益的。

　　美使反英的第二點是「鴉片貿易」。英國人當時不顧一切的向中國傾銷鴉片（文翰便是鴉片販的代言人，是十分可恥的）。在美國人看來──尤其是馬歇爾這位美國南方人看來，中國人被黑色鴉片弄得民窮財盡，便再沒有餘財去買美南特產的白色棉紗了。這也是大有害於美國利益的，所以他要反對到底。

　　第三點便是馬歇爾是美國農村出身的直腸人；一位上校軍官，大老粗，看不慣英國官僚的那種小手腳。

　　凡此小手腳──例如上述的化租借地為殖民地；如搶奪中國海關等等──英國人都做得極其光鮮。但是他騙得了曾國藩，卻騙不了馬歇爾。所以，馬歇爾要極力「維持條約體制」。在條約明文之下，中國（不論是誰的政權）一定要「主權獨立、領土完整」，才最符合美國的商業利益。這個基本原則雖是純粹為著美國利益而設計的，但是國際上沒這個基本原則的牽制，中國可能就被列強瓜分了。

　　馬歇爾可能就是為著阻止英國在租界上玩手腳，才說動劉麗川把吳健彰釋放的。馬要他回來重行掌握租界和海關的管理權，但是吳健彰哪裡能從虎口取肉呢？──當時中國朝野都盛傳吳道台的脫險是美國公使要出去的，不過，馬歇爾未曾為此居功。

　　張學良將軍告訴我說：「縱是日本人之中也有好人的。」正是這話。辦外交是藝術，哪可一竿打翻一條船！

　　聖瑪利亞與送子觀音

　　小刀會後來在上海的全軍覆沒，是法國出兵助清的結果。其實小刀會的實力太小了，只要洋人不「養寇自用」，它就必然被消滅無疑。劉麗川在上海鬧了一年多之後，洋人所要渾水摸魚的大小魚也都摸完了。劉自然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再者，在太平軍初入長江時，局勢混亂，滬上進出口貿易大跌。可是經過一年多的演變，上海外貿回升，前篇曾略事鉤沉。這一回升趨勢竟遠較戰前為佳；至咸豐六年「天京事變」前夕而登峰造極。生意好，大家發財，小刀會仍然佔住上海，不時與圍攻的清軍對轟，對大家都不方便。既然清軍無法消滅，則小刀會放下小刀也就是大家之福了。

　　事實上，小刀會初起時，清方便要求列強助清滅匪，無人反應。可是至咸豐四年中，法國使領就願意出馬，幫助清軍來攻擊小刀會了。

　　法國何愛於清而要消滅小刀會呢？其主要原因則來自宗教。在法國眼光裡，洪、楊之徒只是一群仇視「天主教」的「基督徒」（新教）。太平軍也確因無知，在其反偶像鬥爭裡，每把天主堂內的聖母聖嬰，當成送子觀音而打得粉碎。劉麗川自始便號稱為洪、楊一夥，佔據上海縣城又正與法租界接壤，法國神父與使領便認為這個大異端正鼾睡於臥榻之側了。

　　上海，尤其是近郊的徐家匯，在法國人看來，原是耶穌會士的神聖教區，因為它是明末天主教先驅徐光啟的老家（孫中山和蔣中正二公的丈母娘倪老夫人便是徐家的後裔。他們倪家也是近代中國裡最老的耶穌教家庭之一）。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呢？既經中國敦請，他們就乘勢而來了。

　　還有一點，可能也是新到的法軍要藉機耀武示威。上海本有英法兩國租界。小刀會亂起，所有的風光都被英國人搶盡了。法國多少也得來一下，這也是帝國主義少不了的心態吧！

　　五年之後，那個「東方凡爾賽宮」的圓明園之焚燬，也是英法「聯軍」共同放火的嘛！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三卷第五期

【三】一、「甲午戰爭」百年祭

　　爆發於光緒二十年（甲午）陽曆七月的「甲午戰爭」，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了。這個一百年（光緒二十年至民國八十三年）實在是人類文明史上最慘痛的一百年。其間我們這個自稱為「人類」的「群居動物」竟然以他的所謂「聰明才智」所發明出來的殺人武器，打了前所未有的兩次「世界大戰」！──在此以前，人類的戰爭全是「區域戰爭」，沒有把全體人類都捲入戰火也。

　　在這兩次世界大戰的前後，慘痛中的最慘痛者，可能就是我們這苦命的中華民族了。我們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受的苦難之外，還要加上三次武裝流血大革命──辛亥革命（宣統三年）、北伐（民國十五年至民國十七年）和共產黨席捲大陸的農民革命（民國三十八年），以及數不盡的內戰和外戰。根據國共兩黨的史家，和許多官私文件的統計，為內戰和外戰，百年之中我們總共打了數逾千次大仗小仗。

　　在上述的千百次戰役之中，最令人迷惑不解，也最令人感嘆的莫過於本文所要闡述的「甲午戰爭」和我們老前輩華裔都親眼目睹的，二次大戰後的國共決戰了。這兩大戰役皆最具關鍵性。它們的勝敗都改寫了歷史。在這兩大戰役之中，也都是該敗者戰勝，而該勝者戰敗。勝敗本兵家常事。但是該勝者戰敗之時，竟敗得那樣慘，敗得「一敗塗地」，敗得「全軍盡墨」，那就匪夷所思了。

　　更奇怪的還是這兩次戰爭，雖然一個是外戰，一個是內戰，但是它們勝敗的方式，卻有高度的雷同。大致說來，敗的一方難免都大而無當，顢頇鬆散，貪污腐化，派系傾軋，幸災樂禍。結果天倒大家滅，悔之已晚。

　　而勝的一方則短小精悍，紀律嚴明，上下一心，如臂使指。處心積慮、不眠不休，非把對方吃掉，決不罷手。終於戰勝強敵，一步登天。可是以後也就志得意滿，趾高氣揚，一發難收。最後飲鴆止渴，也沒落個好下場！

　　就說我們所親眼自見的國共之戰吧！二次大戰後的南京國府是中華五千年歷史上最富裕的一個中央政府。庫存黃金白銀美鈔的價值，史所未有也。加以美式配備的四百萬大軍；飛機千架，艦艇如雲。原是聯合國中，不折不扣的四強之一。為什麼為時不過三年竟被一批土共的「鳥槍、鐵錘、土砲……」（抗戰歌詞），打得落花流水？！等到華北失守時，長江以南半壁河山仍完整無缺。美國的魏德邁將軍說，國民黨如還剩下幾把「掃帚柄」（broomsticks），也可把長江堵住，不讓共軍渡過。為什麼後來湯恩伯將軍的四十萬大軍，連幾把掃帚柄也不如，豈不怪哉呢？！

　　撇開我們親眼看到的「怪哉」不談了，再回溯上去一百年。且看那個「甲午戰爭」，那也是個怪哉的怪哉呢？！

　　世界第八位海軍

　　在甲午戰前，我們的大清帝國也有一支相當可觀的海軍呢！它擁有裝甲十四吋，配備有十二吋巨砲的七千噸主力艦二艘，和各式巡洋艦，、魚雷艇數十條。每次操演起來，擺出「船陣」，也是檣櫓如雲，旌旗蔽空，氣勢非凡呢！如把這些船艦，擺在今日的台灣海峽，也還是一支可觀的鋼鐵長城呢！何況當年。

　　這支艦隊甲午戰前亦曾由清政府派往高麗、日本、南洋新加坡一帶巡弋示威。堂堂之陣、陣陣之旗，連歐美海軍大國的觀察家亦均拭目而視呢！據當時世界軍事年鑒的統計，大清帝國這支海上武裝，居世界海軍的第八位。排名僅次於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強。此時日本亦僱有大批歐美專才，訂購船艦，銳意發展海軍。然在甲午前夕，日本海軍全部噸位砲位及海戰潛力，實遠落我後；在世界排名僅為第十六位。按資料分析，清日對陣，日海軍斷非我之敵手也。

　　【附註】其實所謂世界列強海軍排位問題，只是當年海軍年刊等一類書刊編輯，根據各國噸位與武器裝備，所作的比較之辭，並無絕對標準。甲午戰前，我海軍實力通常被估計，約在第六與第八位之間。日海軍則在第十一與第十六位之間。

　　誰知海戰於七月二十五日爆發後，不出數周，我艦艇竟一敗塗地，全軍盡墨。堂堂主力艦，最後為敵方所擄，竟被拖回三島，充當海邊碼頭上的商用「躉船」，亦辱華之甚矣。回憶民國三十七年夏，筆者赴美留學，路過日本時，隨團參觀日本之戰史館。曾見有大幅油畫，渲染其黃海一役，殲滅我方艦隊之戰績。睹之觸目驚心。返船之後，同學百餘人相約聯名上書南京國民政府，請責令日本拆除此畫！那時我們是戰勝國嘛！──今日思之，心有餘酸也。

　　以上所述只是海軍。至於陸軍之一敗塗地，更不忍多說。斯時清朝的陸軍，尤其是湘淮兩軍，剛剛打完慘烈無比的對內戰爭：剿平「粵逆」，消滅「捻匪」，鎮壓西北「回亂」……，在國內真是威無復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內的百萬貔貅，都是久戰之師，氣勢奪人。

　　這時日本陸軍新建，可用之兵不過十餘萬人──「明治維新」時，天皇原無一兵一卒。誰知牙山一聲砲響，我軍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敵軍則追奔逐北，斬將搴旗。不數月不但佔盡邊塞，勢且逼近京師。清方朝野震動，不獲已而靦腆求和。真丟人之極！

　　在下愧為人師。授課時每至牙山敗北，東海喪師；或錦州之失，徐蚌之潰……時，在作業裡，在試卷上總要問問學生：中日之戰與國共之爭如上述者，其勝敗之結局若此，原因何在呢？！這一標準問題，在課堂上問了數十年，迄無明確答案。慚愧的是，不只學生不知，作老師的自己，翻爛中西史籍，講義十易其稿，至今仍在雲霧中也。愚者千慮，不能說一無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終嫌簡陋，不敢張揚耳。

　　此次因事訪台，滯留逾月，適值「甲午戰爭」一百週年。劉紹唐兄因囑撰文紀念。復承台灣師大歷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師大近月所舉行的「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之論文全集見贈。逆旅閒居。因將此七百零四頁約六十萬言之巨著，逐字拜覽一過。此集為甲午文獻之最新資料，有緣即時捧讀，獲益良多。因思隨群賢之末，就筆者歷年教學心得，對甲午戰爭，從不同角度狗尾續貂，作一綜合分析，以就教於群賢。

　　也曾試撰「中國海軍史」

　　回憶童稚之年，因出生於淮軍遺族之家庭，學未啟蒙，而耳濡目染，即多為淮勇水陸兩師之故事與遺物；且時聞白頭老兵操韓語閩語為笑樂者。及長受業於郭量宇（廷以）師，並受當時突發的珍珠港事變之啟迪，兼以孩提時即大有興趣之海戰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犢，不自揣淺薄，曾試撰《近代中國海軍史》，並擬分章發表之於當時後方的《海軍整建月刊》（民國三十一年某期起。近閱王仲孚先生所贈之《甲午戰爭中文論著索引》頁五○，編號一○○七，唐德綱（筆者原名剛綱兩用）〈中國海軍的結胎年代〉載海校校刊，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實系拙作第一章之重刊也）。其時曾為某一小節之探討，與當時亦在煮字療饑之著名戲劇家田漢先生發生牴觸。

　　田漢先生戰時寄居貴陽，研究海軍史，參考資料甚少，不若我有「國立中央大學」之圖書館為後盾也（中大圖書館是當時後方最好的圖書館）。結果該刊編者是我而非田漢，使我這一後輩心中不懌者久之。因為我當時十分敬重田漢，對他更萬般同情。作為後輩，我絕無心頂撞之也。記得當時田漢曾有詩自傷曰：

　　爺有新詩不救貧，
　　貴陽珠米桂為薪；
　　殺人無力求人嫩，
　　千古傷心文化人。

　　田漢是詩人才子，散文和劇曲作家，也相當有學問（文革時與老舍同一命運，被鬥而死）。其時蝸居貴陽，生計艱難，而我目睹重慶街頭貪官污吏，徵逐酒肉；對田漢之潦倒，敬重與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無心頂撞了這位前輩，心中不懌，實出自至誠也。

　　我那部可笑的《中國海軍史》，雖然已積稿甚豐，手鈔史料更是滿箱滿篋。甚至戰後還鄉，猶試圖去丁府（丁汝昌）、吳府（吳長慶）探尋其早年文獻。吳府為至戚；丁府則沾親帶故也。然小書卒未殺青，殘稿便被中共「土改」了。我當時沒有急於完工，也是覺得海軍原是個洋東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寫起來終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強，又有志喝洋水，則來日方長嘛。

　　後來想不到三湊六合，又跑到美國大學裡教授起中國近代史來。適鄉友包遵彭兄自台灣間關來訪。包兄時在海軍總部任職，曾閱讀我在海軍月刊上之舊作，有意約我重作馮婦，合著海軍史。然斯時我正忙於他事，期以異日，初未料竟成永訣也。再者筆者當時正在教授近代史，牽涉殊廣，海軍亦只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關總稅務司，那個毛頭小子英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來說吧！在同治初年（同治二年），清廷委託他購船八條，試辦海軍之時，這小子時年不過三十，居然想當大清帝國的海軍大元帥（Admiralissimo）。這個大元帥他當然沒當得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帥。曾國藩想把這八條砲船編入他的「水師」；滿人又怕國藩坐大而不允。國藩的老弟國荃，那時正圍攻長毛於南京，也不願這洋船來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條大洋輪終於變成了喪家之犬，最後還得由李泰國把它們退回原主，拍賣了事。──這種買來賣去的折耗和佣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李泰國小子發了大財不用說了。好歹錢是公家出的（李泰國經管的關稅），大清朝中諸大臣對大清帝國的損失，不痛不癢也。

　　後來赫德（Robert Hatrt）繼李泰國為總稅務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帥之雄心也。其後終以文人不勝此職，乃改介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Williams M. Lang）。琅氏在李鴻章正式編練北洋海軍時，自認出任副提督，官職實係「總查」（總教官），然漢文語意不清，英譯固為海軍上將（admiral）也。琅氏出身英國皇家海軍，帶職出任中國海軍官職。英國海軍原為三頭馬車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國海軍中實行兩頭馬車制。終於鬧出所謂「升旗事件」。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關係，為之擱淺。下節再續論之。

　　無獨有偶。誰知五十年後，「酸醋約瑟」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重慶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為蔣委員長在二次大戰期間，國際密電碼中之代號）的「參謀長」（總查？），硬要出任「中國陸空軍總司令」，最後為「花生米」所撤職。史氏一怒而去，也為其後雅爾塔會議伏下艱難之一筆，貽患至今未了。

　　這些歷史上的小故事，你說它大，也不太大。你說它小，可也不太小。有關它們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棟呢！因此研究這種歷史，史料就不是問題了，史料多的是嘛！那麼問題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釋」這些史料了。根據這些初無異說的歷史事實，要用簡明而抽象的語言，把它們「解釋」得言之成理。這在社會科學領域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筆者自五○年代中期在紐約各大學兼授中國近代史以來，講稿十易，非全為新史料之出爐也。實在是想「自圓其說」。講一點自己可以相信的學理，然後再去課導各族學生，讓他們也相信「師說」罷了。

　　「甲午戰爭」過去已一百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發掘殆盡。根據這些史料，來把這次戰爭，作一綜合的解釋，這就是筆者膽大妄為，在本篇拙文裡所致力的了。

　　「甲午戰爭」的階段性

　　與洋學理接觸既久，每好替土學理打點翻案官司。這大概也是「五四後」（post-May 4th）中國文化界應有的現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來所謂「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學人罵慘了。子曰：「再思可矣！」我們在罵人之後，來他個「再思」（second thought），便時常發現「罵過了頭」，甚或「罵錯了」，乃至「你自己才該罵呢」！

　　例如洋人和他們的中國徒弟們，總歡喜說：「倒楣的中國，三千年沒進步。」我這個世界通史教師倒發現將中國比異族，三千年來，我們的政治社會制度卻最為穩定呢！連個倒楣的小腳，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說是「三綱五常」、「四維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腳是混帳了，而三綱五常、四維八德、三公九卿就一無是處？！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屬，就不能替所謂「西方現代文明」拾遺補缺哉？！

　　筆者正撰拙文半載，忽然老友杜維明教授敲門辱訪。我初以為維明兄有私事相詢。孰知他竟為談學問而來，真使我受寵若驚。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學校方之委任，正組織漢學儒教在該校必修課中之普及工作，列為大學本科生必修課程之一部分。受業者恆至千人以上，實美國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維明說：「近百餘年來，我們都在向西方學習。現在他們的好東西我們都學會了。他們也該學學我們的好東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為今日華裔最突出的「五四後」的學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謂「國學大師」所可同日而語。──這也是「現代化」和「超西化」（post-Western），與「僵化」和「基本主義者」（fundamentalists）之別也。

　　長話短說。我們有個兩千年不變的文化定型。但是這個「定型」在鴉片戰爭後，維持不下去了。它要「轉型」。轉型從「變」開始。它從「千年不變」，忽然地弄得「十年一變」。連變二十變。窮則變、變則通。變它兩百年，變出一個新的「定型」來。然後它又可以千年不變了。

　　或問：這新的定型是什麼個模式呢？曰：吾不能確知也。它將是全民族的智慧、經驗和血淚，通過兩百年的「歷史三峽」，慢慢熬出來的。等它熬出來之後，足下自會恍然大悟也。──如今我們這個歷史三峽已快到盡頭。諸位稍安勿躁。另一「定型」已隱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文明轉型史，而這個轉型運動是有其顯明地「階段性」的。「甲午戰爭」便是一個極重要的階段──它標誌著一個階段的結束，和另一個階段的開始。──用一種最新的具體語言來表達，那便是由「四化」進入「五化」。沒有「五化」，則「四化」往往是徒勞（著重「往往」二字）。這便是「甲午戰爭」打敗仗最基本的原因。至於多開兩砲，少打兩砲，朋友，那是小事，不足掛齒也。

　　原始四化，先砲後船

　　「四化」這個東西，在清末原叫做「辦夷務」、「辦洋務」；叫作「師夷之長技」；叫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民國學人把它加一頂洋帽子，叫「自強運動」，叫「科技現代化」，叫「國防現代化」。

　　科技現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則徐所發動的船砲政策。但是林則徐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兒子咸豐皇帝，以及許多「中興名臣」，都屬於「望洋興歎族」（且用一個新式台灣詞語）。他們只搞「砲」，不搞「船」。在他們看來，在那波濤險惡的大洋之上，去與蠻夷搏鬥，做個「龍王三太子」，是不可想像的。在中國歷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繼光，都未嘗動過下海的念頭，何況他們。所以早期的船砲政策，在道咸兩朝，只搞砲，不搞船。

　　在鴉片戰爭期中，林則徐曾向美商買了一條一千零八十噸的大洋船「劍橋」號（Cambridge），並裝了三十四尊英製大砲。但是林欽差並不要把這條大洋船開到海上與英船對轟。相反的，他把這洋輪橫停於珠江口內，作為障礙物，兼作砲台之用。結果被英國水兵爬上去，連船帶砲給開走了。

　　後來長毛打到上海附近（咸豐四年），要與小刀會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吳健彰，頗通洋務。他知道洋船是無敵的。所以他向洋商買了一條吃水四百三十噸，名叫「孔子」（Confucius）的大洋輪來「助剿」。並雇了些洋水手來駕馭「孔子」。後來那個在清軍與長毛之間反反覆覆的美國癟三華爾（Ward），便是「孔子」的一個水手。後來吳健彰不要「孔子」了，他把「孔子」送給江南大營的向榮。向榮對「孔子」也沒興趣，因為「孔子」太胖大了，不夠靈活。在長江裡動不動就擱淺。而那些划小舢舨的長毛，卻躲在小河灣和蘆葦之中，「孔子」對他們毫無辦法。所以向榮也不要「孔子」。──這也是上述李泰國所購八條大洋輪，被退貨的基本原因。

　　總之早期的清廷的「滿大人」（mandarin）們，都對洋人的開花大砲有興趣，而對洋船沒興趣。要搞國防現代化，他們就拚命買大砲，築砲台。因此上至旅順口、大沽口，中在吳淞口，下及虎門柵，他們買了無數尊開花大洋砲；建了數十座海防大砲台，等待著「夷人」登陸。朋友們相信嗎？後來在「一二八」（民國二十一年）、「八一三」（民國二十六年）期間，我們在吳淞口大砲台上，放得震天價響的開花大砲，都還是遜清末葉的曾文正、李文忠裝上去的呢！

　　砲是購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極大的砲彈、魚雷、水雷和步槍，總應該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國快被打平前後，曾國藩當了兩江總督，左宗棠當了閩浙總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馬尾）、南京三地，分別招洋匠，購洋機，自製洋軍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砲不分的。能造砲彈，就可造砲；能造砲，就必能造船。我們既能自製大砲，很自然的也就能自製「火輪」了。這便是後來的「江南機器製造廠」（今日已能製造十萬噸以上的遠洋大輪，說不定已在設計製造航空母艦了）、「馬尾造船廠」和「金陵兵工廠」的起源了。等到張之洞出任湖廣總督，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這項軍火工業便擴展到漢陽、天津和大連了。各地封疆大員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輪了。

　　既然自己能製造小火輪和小砲艇，則自己的維修技工、駕駛舵手，甚至設計監造的工程師，也就勢在必有了。因此那位有遠見、有魄力而廉潔奉公的左宗棠，便於同治五年在馬尾辦起了第一所船政學堂來。其中分輪機與駕駛兩科──這便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海軍的搖籃；雖然它的結局是十分可悲的。那也是單搞四化，忽略五化的錯誤釀成的啊！

　　海軍始於抗日

　　上述這項西化初期的縮頭挨打，守株待兔的旱烏龜政策，到同治末年（同治十三年）卻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蓋此年日本藉口台灣牡丹社番民殺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動。尤其是新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對日本之蠢蠢欲動，起了嚴密的戒心。

　　李氏於同治九年（一八七○）繼曾國藩出任北洋大臣，駐節天津。下車伊始便碰到日本派專員來華，要求與歐美各國相等的「條約權利」（其實是不平等的條約權利）。鴻章為之愕然。蓋自往古以來，中國便把區區日本，視同藩屬。初不意這蕞爾小邦，今日竟以帝國主義自居，要在中國發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讀李鴻章與當時日本使領人員的談話筆錄，李之口氣仍以上國大臣自居，然讀史者固知其色厲內荏也。在日本得其所償的大部分之後，條約墨跡未乾，日軍又在台灣琅橋登陸（同治十三年四月。除另注外，本篇全用陽曆）。在舉國驚呼之下，鴻章乃急調時駐徐州的淮軍精銳唐定奎部六千人，租輪趕往台灣對抗。

　　定奎為淮軍宿將。當其親率子弟兵之精華跨海南渡時，心中亦惴惴不安，蓋商輪無護航，渠深恐日軍半渡腰擊也。──唐定奎此時的擔心，二十年後證明並非過慮。蓋「高昇」號被日輪擊沉時，殉者近千人，儘是江淮子弟也。筆者幼年即常聽祖父的客人，高聲談論此兩役的驚險場面，而自慶未死。

　　李鴻章經此刺激，及決心自建海軍禦侮。他自始至終的假想敵便是日本，知道清日遲早必有一戰。蓋牡丹社事件之後，光緒元年九月日人又在朝鮮製造「江華島事件」，迫令朝鮮斷絕與大清的宗藩關係，並與日本訂立條約。

　　光緒五年日本再迫琉球絕清而加以併吞。光緒八年及光緒十年，日本又在朝鮮製造所謂「壬午事變」、「甲申事變」。其志在併吞朝鮮，已昭然若揭──這樣一來，李鴻章認為，歐美列強還遠在萬里外，而新興的日本則禍在肘腋。建軍抗日，刻不容緩，乃奏請朝廷解散所有舊制水師而迅辦新式海軍。

　　所幸國內的內戰已暫告結束，外戰減緩。朝政，尤其是省級政權，由開明派掌握，國力迅速恢復。朝中由兩位年輕寡婦垂簾，也頗能招賢納諫。總理衙門由恭親王和大學士文祥主持，久歷坫壇，亦熟諳外情。而外國公使長駐北京，酬酢頻繁。中外相處，也頗能互信互諒。尤其是美國由慘烈內戰（civil War），轉為國內建設（reconstruction），對華無領土經濟野心，遇事且可開誠相助。同治七年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竟被文祥說動向華盛頓辭去本職，接受清廷委派，為中國出使歐美欽差大臣，頗多建樹──筆者曾有專文論之，不再贅。其時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A.P. Martin）亦應聘為總理衙門之顧問（洋員），並將國際公法譯為漢文，使國人耳目一新。丁氏頗通中國古籍，兼擅國語粵語，甚為中國士大夫所重。曾紀澤贈詩恭維他說：「羨君兼擅中西術，雙取驪龍頜下珠。」洵非虛譽。

　　總之，在此所謂「同治中興」（頗像當前的「小平中興」）的顛峰，衰老的大清王朝，一時頗有復振氣象。此時中國海關在赫德的科學管理之下，貪污斂跡，收入甚豐。總理衙門因策動廷議，以海關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約四百萬兩，作為建設新式海軍之用。斯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新型的「國防預算」。

　　中國海軍的結胎年代

　　清末中國新式海軍籌建之初，議者紛紜，然以淮軍智囊、曾任駐法公使的薛福成所論最為中肯。薛氏主張中國海軍應分成北洋、南洋、閩粵三大艦隊、四十八船，分建合操。北洋艦隊由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負責監督與建設，以拱衛京師門戶。南洋艦隊則由兩江總督南洋大臣統率，以防衛東南海岸及長江內外。閩粵艦隊則由兩廣總督負責，保衛東南沿海。──此一三分制，至今未改。

　　此後李鴻章及總理衙門復參照洋員建議，將新建海軍按英制訓練，德制統率。英國海軍制度系由海軍上將三人，分工合作聯合指揮。德制則聽命於海軍總司令一人也。

　　中國海軍指揮既取德制，而海軍亦如陸軍，聽命於省級封疆大吏，則中國之「海軍上將」（admiralty）亦取省級「提督」制。迨新式海軍成立，舊制水師撤銷，李鴻章乃調身經百戰、守身廉潔篤實之前淮軍水師提督丁汝昌，轉任海軍提督，統率北洋艦隊。南洋與閩粵管帶最高官階僅至總兵（海軍師長），無提督銜也。說者或譏鴻章以陸軍統海軍，為戰敗原因。殊不知擊敗中國之日本聯合艦隊指揮官伊東祐亨（道光二十三年至民國三年）亦是由陸轉海，與丁汝昌無異也。民國時代國共兩黨建設海軍，何一而非由陸轉海哉？！持此論者，狃於皮相之說也。

　　此海軍規劃期中，四百萬元之預算，原議為南北各分其半。雙線延伸，平行發展。斯時南洋大臣兩江總督為沈葆楨。沈氏原為「福州船政局」監督，本係行家。他認為新式戰艦，不論自建或外買，所費均屬不貲。四百萬元之預算，為一隊購艦造艦，未見其多；兩隊分攤，則嫌太少。既然北洋艦隊職在拱衛京師，責任最大，他主動建議，全預算劃歸北洋。迨北洋艦隊速建成軍之後，再建南洋。

　　李鴻章對沈之建議，當然求之不得。孰知同治中興時之滿清，仍只是滿清。南洋謙辭，北洋未必受益。在李鴻章建軍期中，北洋艦隊所實受，每年不過一百二十萬兩而已。預算巨款何在？則公款挪用，私囊竊取，都早為官場慣例。李鴻章雖一代能吏，亦是宦途老官僚，不會因公款之失，為一己找其私家之麻煩也。然縱是一百二十萬兩，在當時已是巨款。在同一時期，英德二國所承造的高等戰艦，索價亦不過四五十萬兩而已。──在同治末年日軍侵台以後，鴻章即以此每年百萬預算，購艦造船，一支像模像樣的世界第八位的海軍大艦隊，居然也就呱呱墜地了。

　　【附註】關於上述諸節，中文史料山積，見王仲孚編《甲午戰爭中文論著索引》，台灣師大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印行；大陸十年前亦有類似著作。其中有關北洋艦隊的資料，應以戚其章教授的《北洋艦隊》（民國七十年濟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最為簡明，足資雅俗共賞。簡明的英文史料可參閱John 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道光十九年至光緒二十一年.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民國五十六年。作者出身教會家庭。其父於民國二十六年滬戰期間，我機誤炸「大世界」時遭難。本書為作者的博士論文，附有簡明西文參考書目。作者與筆者為數十年老友。筆者亦編有較詳盡之英文書目以補其不足也。

　　北洋艦隊的虛實

　　規章既已釐訂，經費亦有著落，李鴻章乃於光緒元年獲撥款四十五萬兩，委託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專程返英，向英國最先進的「阿摩士莊」（Armstrong）船廠，訂購艦艇四艘。這便是後來北洋艦隊裡的鎮東、鎮西、鎮南、鎮北，一式四船的標準砲艇了。後來李鴻章以其船砲新穎犀利，造價低廉（每艘十五萬兩），因此又加購兩條──鎮中、鎮邊。這六條英製砲艇，所謂「六鎮」，也就構成北洋艦隊的雛形了。

　　六艦原是分別建造的。他們的噸位、砲力等等，都不可能絕對相同。中西史料記錄，亦確有差異；史家亦難復考。但大致說來，它們是屬於同一級的，則無可非議也。六艦排水量大致均為四四○噸級；艦長一二七英尺，鋼殼而無裝甲。時速十浬。每艦有二十二磅（火藥）退管砲二至五門。這種阿摩士莊的「艾樸塞隆」（Epsilon）型新艦的最大特點是雙向航行，如橫渡長江的渡船，回航不用掉頭。在重洋之上作戰，忽前忽後，神出鬼沒，就制敵機先了。這種靈巧砲艇，在當時英國海軍裡也是先進的。

　　為避免中國新建海軍，只受某一國家影響，並由於鴻章對德製軍火的喜愛，尤其是克虜伯廠（Krupp）出產的大砲。──且插句閒話：李鴻章這時所買的砲，後來被賽金花的德國「男友」瓦德西看到了，都歎為觀止呢！因為德軍裡也沒有幾門。老蔣總統也喜歡德製大砲。連筆者這個小小的「將門之後」，童年時也曾擁有一支德製「三號駁殼」（盒子砲），和一百發四○三號子彈。其青光閃閃，精巧絕倫，至今夢寐思之；兒時最愛的玩具嘛！──因此當鴻章再獲巨款時，他就轉向德國訂貨了。

　　光緒七年鴻章再投百萬巨資，透過中國駐柏林使館，向德商伏爾鏗廠（Vulcan），訂購七千四百噸，具十四吋裝甲，配備有十二吋（三○．五公分）巨砲四尊的「主力艦」（battleship）二艘。這便是中國北洋艦隊的「定遠」、「鎮遠」兩艘「鐵甲」（ironclad）了。

　　「定遠」（後為清朝海軍旗艦）、「鎮遠」二主力艦，是當時五大洋中最新型的戰艦。此二艦成為我海軍主力之後，再加上若干輔助艦艇，中國海軍的戰鬥力，就超過當時世界最強的英國海軍的「遠東艦隊」了。──換言之，「鴉片戰爭」或「英法聯軍」如再來一次，鹿死誰手，就很難說了。只是定遠、鎮遠裝甲過重，船長三○八呎，用的也是複式螺旋推進機（twin sctew），可以雙向航行。它們的時速就只有一四．五浬，有時可能只有十浬，就稍嫌其慢。作戰時可以堅守，也可以圍殲敵船，但是要動如脫兔，追奔逐北，就非其所長了。──總之，「裝甲」是其時海上戰略思想的重點。李鴻章也被它迷住了。所以不惜重價，務必求其兵利甲堅、盡善盡美也。──二艦的造價是六百二十萬馬克一艘（關兩總在兩百萬兩以上吧）。

　　李鴻章是合肥人。「合肥老母雞」的地方國民性有個癖性叫作「府大架子」，是一種賭徒性格。所謂「家無甑食之儲而一擲百萬」。李鴻章就是這種人。所以他搞起海軍來，是不顧一切的。時不旋踵他就躋身於八強之林。花起錢來當然也就嚇得合朝上下，目瞪口呆了。

　　須知一百年前世界海軍的發展，亦如今日之空軍，是日新月異、一日千里的。海軍的戰略思想也是變動不停的，它從著重主力艦的「厚重」，很快又轉移到巡洋艦的「輕快」。世界列強也就圍繞著這種戰略觀念，相互較勁。是所謂「世界軍備競爭」（World Arm Race）也。

　　在中國近代史上，李鴻章實在是第一位國家領導人物，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領導著中國參加這項世界級的武裝奧林匹克。可是參加奧林匹克是需要全國動員的。可憐的是李鴻章搞來搞去，始終只是「以一人而敵一國」（梁啟超對他的評語），就難以持久了。

　　繼定遠、鎮遠二艦之後，李鴻章又繼續向英德二國訂購二、三千噸級的輕快巡洋艦五艘──濟遠、經遠、來遠（德製）和致遠、靖遠（英製），再加上稍前購買的超勇和揚威，以及福州船廠自造的平遠、威遠、康濟、湄雲、泰安、鎮海、海靖等木質戰船，和若干魚雷快艇，這就是北洋艦隊的全部實力所在了。（共船艦二十五艘，約四萬五千噸，參見戚其章《北洋艦隊》；王英男〈北洋艦隊實力總覽〉，載上引《論文集》頁三○○；或Rawlinson 前書List of ships，咸豐十年至光緒二十一年，pp246至259。作者查明甲午之前三十五年中清海軍共有艦艇一三四艘。資料分列極為詳盡。）

　　表面上看來，李鴻章這支大艦隊，是世界一流的了。但是親自參加這項軍備競賽的李鴻章本人是知己知彼的。他知道他的艦艇速度不夠快。他要加買快速巡洋艦。在甲午前夕英國的阿摩士莊廠知道它老主顧的脾胃，特以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時速二十三浬的四千噸巡洋艦，奉獻給這位中國「宰相」。英人知道鴻章是內行，非買不可；鴻章也自知非買不可。──但是四化沒有五化，就要出毛病囉！舉朝只一個行家；餘子碌碌，眾口鑠金，他就買不成了。結果這條船被日本買去，就變成後來日本的「吉野」號。──其後把我北洋艦隊衝得落花流水者，即此姝也。著史者，執筆至此，豈能不感慨係之？！此是後話。

　　以一校一級而戰一國

　　以上所述是清末北洋艦隊的船砲等物質條件（hardware）。船砲總得要有人使用嘛！為著掌握這項即將到來的中國史所未有的龐大海軍，李鴻章於光緒七年在天津成立水師學堂，以訓練海軍專才。但千船易買，一將難求。遠水不救近火也。誰知他因禍得福：光緒五年那位也是船政專家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沈葆楨病故。光緒十年秋中法戰爭爆發，法帝海軍偷襲我馬尾艦隊，七艦皆毀。沈葆楨生前苦心孤詣所建設的南洋艦隊，至此半遭摧毀。李鴻章奉命調劉銘傳率淮軍舊部，再援台灣；同時收拾中法戰爭這個爛攤子。他乃南才北用，把南洋艦隊裡的精華幹部，悉數調入北洋艦隊服務。寶劍贈英雄，二者竟然一拍即合。這才解決了他的人才問題（personnel）。

　　為著瞭解甲午之戰時北洋艦隊裡那些失敗英雄，我們還得從他們出身的馬尾水師學堂說起。

　　且說甲午黃海之戰時，中日雙方參戰者，各有大小艦艇十二艘。我方的十二艦共有艦長（管帶）十四人（鎮遠、致遠二艦均一死一繼）。這十四管帶經筆者約略調查，似乎全是馬尾水師學堂的畢業生。最不可想像者是，他們十四人中，至少有十人是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學。在他們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馬尾校友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在這十四管帶之中，有四人在黃海之上陣亡殉國。有三人因戰敗隨丁提督憤恨自殺。另一人顯然含冤而死。──真是慘烈之至！

　　梁啟超說：甲午戰爭是李鴻章「以一人而敵一國」。同樣的，那空前絕後的鴨綠江口黃海大戰，也是馬尾船校以一校一級而大戰日本一國呢！

　　馬尾！馬尾！我為爾歡呼。您在五千年中華通史上，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馬尾水師學堂（俗稱）或福州船政學堂，原是左宗棠左文襄公任閩浙總督時，於同治五年在福州馬尾創辦的，官名「福州船政局」。聘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為總教習，任期五年，從事船砲輪機的製造，和駕駛人才的訓練。

　　是年左宗棠奉調遠去新疆，對付正在挑釁的俄人。左公在西北「手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門」，也幹了一番大事，而他在福州留下的船政局，就保薦科甲正途出身、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繼承其事了。──抗戰後那位受辱於美軍皮爾遜，而引起全國學潮的北大女生沈崇，便是沈葆楨的曾孫女，林文忠公（則徐）的外玄孫（見當時北大校長胡適的電報）。

　　沈葆楨是個有見識有度量的幹才，他把這船政學堂取了個文縐縐的名字叫「求是堂藝局」，辦得有聲有色。但是從這「藝局」二字，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對這所新式的「海軍官校」的認識了。藝局所培養出來的當然只是些學徒技工啊！技工藝人在清朝以前的傳統宗法制度裡，往往都只是些與娼優同列的「無籍」或「樂籍」、「賤民」呢！為縉紳之家的子弟所不屑為。所以沈氏當時所招收的，都只是一些清寒之家的子弟。為貪圖食宿公費和每月一兩的餉銀而來。然既來之後，則不許利用藝局的免費教育，私自準備參加科舉。

　　這個近代中國第一座海軍官校，第一期有學生約六十人，於同治五年清曆十二月（同治六年陽曆二月）正式開學。學生分為輪機與駕駛兩班。課程則由基本數理化，及英法文與古典漢文開始。輪機術語用法文（當時歐洲大陸乃至國際法的標準語言）；駕駛用語則英語也。蓋斯時英國掌海上霸權，英語歐美通用也。縱遲至今日，國際機場指揮塔（包括北京、上海、台北），公用語言仍為英語也。

　　由淺及深，學制五年，學科術科與艦上實習並重。學生結業後，再隨輪實習三年，便粗具一輪之長（駕駛或維護）的資格了。然後再由政府選送至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校（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深造三至五年，並進入英國艦隊見習，或至德法各高級船廠，見習造船。──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個現代海軍將才的培訓，其嚴格有如此者。反觀數十年後，我們「黃埔一期」搞三五個月的稍息立正，就可畢業。二者何能相比？

　　所以當李鴻章在歐洲大買其艦艇時，他需要大批專才來當「監工」；來「接艦」時，這批南洋培訓的海軍學生，就可以大派其用場；他在天津自辦其水師學堂（光緒七年），也就不愁沒有師資了。

　　嚴復、劉步蟾和黎元洪

　　且舉幾位「馬尾一期」的佼佼者，讓大家結識結識：

　　馬尾一期生，以第一名入校，可能也是第一名結業者，名為嚴宗光。他後來改名嚴復（咸豐四年至民國十年），則康有為、梁啟超、張之洞、翁同龢、譚嗣同、載湉，乃至陳獨秀、胡適之等早期就丟掉「四化」，專搞「五化」的魏京生們，就受其影響了。

　　嚴復和他的同班同學劉步蟾、林泰曾等人，似乎都是一窩「格林威治」。──再插句閒話。在下沒鈔票也沒時間。若有機會去倫敦也住他個把月，我保證可把這批小格林威治們的成績單，翻它個簍底朝天。沒這個機會，就只能和野史館長擺擺龍門了。設有差錯，旅途匆忙執筆，尚乞讀者教正之也。

　　嚴宗光後來被李鴻章羅致了，去當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在這學堂裡，老嚴教了個湖北學生叫黎元洪（同治三年至民國十七年）。小黎在甲午前二年（光緒十八年）畢業，被送往德國留學。逾年歸來，被分發到劉步蟾當管帶的「定遠」主力艦上當個「砲弁」。──他如被分發到騎兵部隊裡去，那就變成「馬弁」了。所以砲弁者，馬弁之弟兄也。

　　後來這位黎砲弁又被轉戰至「廣甲」艦。廣甲被日艦擊沉時，老黎泅水逃生，又幹起陸軍來。想不到他撿回的小命「貴不可言」。武昌城一聲砲響，這位歷史反革命加現行反革命，竟被革命軍強迫做了革命元勳。其後又做了兩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他是分兩次做的，非「余又任」也。）──讀者欲知其詳，去看看章太炎那一篇頂刮刮的《黎大總統墓誌銘》，價值數千塊袁大頭的好文章！

　　但是他的老師嚴復就沒那個好命了。嚴復學貫中西（非筆者過譽吧）。他壓根兒瞧不起他那個臭官僚土上司李鴻章。鴻章也嫌他古怪，敬而遠之。嚴宗光因而覺得要做官，還得走「正途」考科舉。提調不幹了，乃「捐」了個監生（秀才），參加福州鄉試，想來個「一舉成名天下知」，揚眉吐氣一下。誰知三考不售。只好賣賣洋文，當當翻譯，了其懷才不遇的一生。

　　再看劉步蟾：劉氏則代表他們同學中，另一個極端。步蟾顯然沒有嚴復的文采。但是他在本行學術科的成就可能遠超過嚴宗光。他於同治六年入伍（且用個現代名詞），五年畢業，三年實習期滿，同治十三年（日軍侵台之年）即由總教習日意格，發具船長證明書，證明他可以獨立作一艦之長。這時正是李鴻章要購艦造船買砲，成立新式海軍之時，苦無人才。此時步蟾大致二十歲左右（嚴復剛二十歲），英姿煥發，一下便被李鴻章看中了。步蟾其後留學格林威治，並在英國艦隊見習。歸國後立刻成為北洋大臣身邊的紅人──也是理所當然嘛！此後他奉命率隊赴歐「接艦」，可能不只一次。光緒七年李氏向德國訂購定遠、鎮遠兩大主力艦時，步蟾又奉命率十餘員工赴德監造。光緒十一年船成，又奉命「接艦」返國。未幾北洋艦隊完成編制，步蟾奉命出任旗艦定遠的管帶，官階是總兵（位同今日的師長），地位僅次於提督丁汝昌，為中國海軍中的第二號將領。此時劉步蟾年齡不過三十上下。少年得志，意氣風發，可想而知。

　　在千艦易買，一將難求的情況之下，李鴻章對劉亦萬般倚重，密奏他才可大用，隱然是將來的提督人選。但鴻章對他也稍有保留，則是因為他們南方子弟，略嫌輕浮。其實這是滿清老官僚的成見。須知清末的海軍正如民國初年的空軍，是一種最時髦、最洋化的兵種。當時的威海衛和旅順口的海軍俱樂部內，酒吧間、彈子房、跳舞廳……，應有盡有，斯時國內聞所未聞也。過這種時髦生活的青年軍官，在滿清老官僚的眼光中就略嫌輕浮了。

　　劉步蟾事實上只是他們「馬尾一期」同學中一個最突出的例子。與他同時出任鎮遠管帶的林泰曾；出任致遠管帶的鄧世昌；來遠管帶的邱寶仁；濟遠管帶的方伯謙；威遠管帶的林穎啟等等，都是大同小異的青年軍官。總之，他們都是當時中國，受過十年以上，最嚴格的最現代化訓練的海軍專才。駕駛這種龐大而複雜的大洋輪，外行是不能領導內行的。而這種內行在當時的大清帝國之內找不出三十人。這三十人卻又是一個師父（馬尾一期）下山的。李中堂不辦新式海軍則罷。要辦，則所有主要艦長職位就由他們包辦了。──順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他們既有此相同的背景和友誼，很自然的也就形成了一個幫。對幫之外的外行領導丁汝昌，不用說陽奉陰違；對老李重金禮聘來的外國專家，也就不放在眼裡了。在這一心理狀態之下，光緒十六年就發生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來丁汝昌於是年率艦訪香港。一時因公離艦，旗艦管帶劉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總兵旗（他自己是總兵），以示他才是一艦之主呢，這時還在船上的琅威理不服，因他自認是大清海軍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應升提督旗。步蟾沒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鴻章那兒去了。李鴻章來他個是劉而非琅。琅威理大怒乃拂袖而去。英國那時想掌握中國海軍，琅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國的影響力。英國再一怒，就不許中國學生進入英國皇家海校就讀了。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二期

【三】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頤和園

　　在前篇拙文裡，筆者曾提到，在近百餘年的中國裡，李鴻章實在是最早的，乃至唯一的當國者，曾經領導我國參加過世界軍備競爭（World Arm Race）。

　　我們應當瞭解，自哥倫布發現美洲（弘治五年），到二次大戰結束（民國三十四年），在白色帝國主義的五霸七雄（後來又加上個日本帝國主義）的操縱之下，我們這個地球，實在是個「土匪世界」（引李登輝總統的一句石破天驚的名言）。那兒只有強權，沒有公理。強權從何而來呢，曰：武裝也；軍備也。在李鴻章那個時代，人類還沒有發明飛機和原子彈。列強要橫行世界，就只能靠強大的海軍了

　　在十九世紀，英國的海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了。大英帝國要維持「日不落」的權勢，在海軍實力上還要確保它的「兩強標準」（two-power standard）呢！換言之，大英帝國的海軍實力，要超出其它任何兩個列強合併起來的戰鬥力量。

　　同治九年以後，出任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深諳此道。他一再講，洋人的神氣，神氣在有「鐵甲」。你跟洋人打交道而自己無鐵甲，你得閉起烏鴉嘴。

　　李鴻章是近百餘年來，我國僅有兩大外交家之一──另一人是周恩來。筆者曾替顧維鈞先生寫了幾百萬字的回憶錄。但是翻爛顧氏的公私文件，我總認為威靈頓顧只是個「技術官僚」、「博士幫首」和「黃面皮的洋員」。他一直只是在替老闆幹活而已；自己沒有真正在外交上作主的政治力量──李鴻章和周恩來就不同了。

　　李鴻章也是近代中國搞以夷制夷的祖師爺──搞以夷制夷，連周恩來都未搞好。李鴻章當然也成績欠佳。李氏未搞好的道理，是他的「鐵甲」被日本打沉了。搞以夷制夷而無「鐵甲」為後盾，那就變成買空賣空了。「夷」也不是傻瓜嘛！專搞買空賣空，哪裡行得通呢？！所以甲午之前，李鴻章立志要參加世界軍備競賽。

　　老實說，在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時期（同治九年至光緒二十一年）的大清帝國，要參加世界軍備競賽，是綽有餘裕的。大清帝國畢竟是個大帝國嘛！它和今日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共和國一樣，雖然也是一窮二白，但潛力是無限的。甲午之前慢說像上述的日本「吉野號」那樣的巡洋艦，就是再買它三五條「定遠」、「鎮遠」那一級的主力艦，也是輕而易舉的。

　　君不見一項〈馬關條約〉（光緒二十一年）我們就賠了兩萬萬六千萬兩。六年之後的〈辛丑條約〉（光緒二十七年），我們不又賠了四萬萬兩？合計，七年之內一下便賠掉六萬萬六千萬兩！──我們有這麼多錢去付「賠款」，沒錢買船？！

　　當然四萬萬兩是分期付的。付多了蒙債主們退款，還要讓我的老師胡適之，我的朋友楊振寧、何炳棣……去放洋留學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們老太后當年賠的款，一小部分被退回，我們到現在還沒用完呢！甲午戰前我們沒錢買船？！我們再買五條（定遠級主力艦）、十條（吉野級巡洋艦），也游刃有餘呢！

　　有錢為什麼不買船，要等到打了敗仗，再去「賠款」呢？！

　　朋友，這便是上篇拙文所說的：專搞「四化」，不搞「五化」，則「四化」往往是徒勞──此地著重「往往」二字。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搞社會科學的人，不應該把話說得太「絕」。

　　須知，四化者，科技現代化也。五化者，政治現代化也。「政治現代化」不一定要搞什麼鳥「民主牆」嘛！但你至少也該搞個乾淨而有效率的現代化政府──至少也得像當時德國和日本那樣。像我們慈禧老太后治下的那攤爛狗屎，總歸是不夠資格參加世界軍備競賽的──帝國主義雖然都是「土匪」、「強盜」，但是盜亦有道也。

　　現在且看看我們李中堂，如何在這場世界軍備競賽中先敗下陣來，後來才打敗仗，才賠款。

　　海軍衙門是個大「肥缺」

　　在北洋艦隊成軍之初，李鴻章便極力主張二洋一統、分建合操。中央政府應有個研討戰略、統一指揮，以及籌畫預算、部署後勤的總機關。這本是順理成章之事，任何現代國家，都是少不了的，只是名稱不同罷了。例如英國的海軍部（Admiralty），德國和日本的「大本營」和「參謀本部」；今日美國的「五角大廈」（Pentagon），乃至目前北京和台北的「軍委會」、「國防部」一類的機構……，在清末，就叫做「海軍事務衙門」或「海軍衙門」了。

　　李鴻章本是個好權而又有責任心的幹才。在海軍衙門的醞釀期間，他本來就當仁不讓的。可是這次卻由不得他了。在大清國海軍成立之初，那些自視為統治階級的滿族親貴，早已虎視眈眈。本來湘淮軍之崛起，他們已感到切身威脅。海軍再起，他們就不能再讓漢人掌握了。不幸的是，兩百多年的榮華富貴和游手好閒的生活，早把這個高踞統治階層的少數民族，腐爛得無可救藥了。上文已述之，海軍是多麼技術化的現代兵種。這種腐爛的滿族親貴，如何能插手其間呢？

　　但是現在這個「海軍衙門」可就不同了。它是個高高在上，設於皇城之內，外表上似乎只是個專門管人事、管錢包的大「衙門」！而這衙門所管的海防經費，動輒百萬。在他們的眼光裡，這衙門是比大清朝廷之內的六部九卿，朝廷之外的督撫司道，任何一個衙門都更要有銀子的新衙門。總之，在大清官場中，海軍衙門是一個最「肥」的大「肥缺」。親貴們是絕不能放過的！

　　大清王朝發展至此。也可說是「氣數已盡」吧！就在這緊要關頭，那個比較賢良而識大體的慈安太后，忽於光緒七年離奇病死。慈安是慈禧所最為敬畏的正宮娘娘。慈安一死，這個姨太太出身，個性又潑辣狠毒的慈禧皇太后，大權獨攬，漸漸的便原形畢露了。

　　三年之後（光緒十年），她就把恭親王奕訢趕出總理衙門。奕訢是總理衙門（中國第一個外交部）的創辦人。二十多年與洋人折衝樽俎，使他頗諳外情，是當時中國少有的開明政治家，同治中興的名臣之首──沒有他，慈禧也做不了皇太后。所以他也一直是慈禧所敬畏而嫉妒（僅次於慈安）的第二號人物。恭王一去，慈禧在朝中便肆無忌憚了。

　　在這種政潮中，居心叵測而推波助瀾的，還有個舉足輕重的洋官僚赫德。赫德是英帝安插在中國官僚體系（Chinese bureaucracy）之中的一個公開的間諜。他掌握了中國的關稅。中國政府向外國購買船砲，支票要由赫德簽名。他不是袁世凱的古德納；更不是蔣中正的端納。他在中國官僚體制中，是有其一言九鼎之權威的。加以他在中國官場廝混數十年，早變成中國政治的老油條。吹牛拍馬，縱橫捭闔，無一不會。以一個白色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中的代理人，再加上熟諳中國官僚的那一套，這位洋大人也真是「雙取驪龍頷下珠」，為中外少有的梟雄。

　　前文已略言之，在中國海軍成立之初，他就設法排斥其它列強（美德法）在中國的影響力，而要把中國海軍變成大英海軍的附庸。他這項陰謀，慈禧和她的近支「懿親」像醇親王奕譞（慈禧的妹婿、光緒的生父）等人，哪裡知道呢！可是李鴻章和恭親王奕訢，就洞若觀火了。不幸恭王早就是慈禧的「劉少奇」，遲早是要滾蛋的。他自身難保，也就顧不得什麼海軍了。而李鴻章卻是慈禧的「周恩來」。是個少不了的人物。他一要效忠大清，二要自己抓權。他對赫德的陰謀就要加意防範了。朋友，我們如設想使周恩來和李鴻章，易地而處，他們二人的棋路是不會兩樣的。

　　李、赫交惡突出醇親王

　　為防制赫德搞鬼，鴻章乃拿出他那套以夷制夷的看家本領，密遣原任馬尾造船廠總教習的法裔洋員日意格（Prosper Giquel）和原任天津海關監督的德裔洋員德璀琳（Gustav Detring）暗中加以監視，要他們向他告密。日、德二人得令，那真是忠於職守。因此，來自柏林和巴黎的小報告，把赫德的詭計，一一揭了底（周恩來也會這套嘛）。

　　不特此也。那時奉華府之命，前來中國協商開放朝鮮的美國海軍司令舒菲特（Commodore Robert W. Shufeldt），日久也變成李鴻章的情報員。舒氏原是直接去朝鮮辦交涉的，但朝鮮王口口聲聲自稱他「本朝為大清之屬國」，外交未便作主云云。舒氏只好到天津去找李鴻章。李鴻章對付洋人（和周恩來一樣）是有其魅力的。加以美國人當時對中國十分同情。因此，舒氏也變成鴻章防制赫德的顧問。

　　但是赫德又豈是省油燈？你搞以夷制夷，他也會搞以華制華，尤其是以滿制漢。他知道太后要以滿人掌海軍；他也知道和「小六子」恭親王爭權的「七老爺」醇親王奕譞，早就對「海軍衙門」這個大「肥缺」垂涎欲滴；他更知道他自己的話對那無知、擅權和恐洋的慈禧，有一言九鼎之力。他如發動使醇親王出掌海軍，那麼他的政敵李鴻章，也要舉雙手贊成。因此，他就公開建議以醇親王出任「海軍衙門」的總理大臣──此議一出，連啞子吃黃連的李鴻章，也得搶先保舉。光緒十年醇親王奕譞就正式受命為「海軍衙門」的總理大臣了。外行而顢頇的醇王當了海軍大臣，李鴻章就要靠邊站；那手握錢包的赫德也就擠向前排了。

　　醇親王是個什麼東西呢？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豐皇帝和恭親王的胞弟；同治皇帝的胞叔；光緒皇帝的生父；宣統皇帝的祖父；後來當上攝政王載灃的爸爸。

　　但是這些血統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還是他的婚姻：他老婆是慈禧皇太后的妹妹。就因為這一條不平凡的裙帶關係，他才當上了皇帝的爸和皇帝的爺；而最糟糕的，卻是他憑這條關係擠走了奕訢，當上了海軍衙門的總理大臣，作了李鴻章的頂頭上司。自此大清政局就是清一色后黨的天下了。

　　醇親王這個大清帝國中的首席大貴族，頭號紈褲子，懂得啥海軍呢？因此，海軍衙門抓在他手裡，就不成其什麼「參謀本部」、「神經中樞」和「五角大廈」了……。可是反過來說，這個「大肥缺」對他的服務，那可就說不盡了。

　　奕譞當時是北京城中生活最豪華、最糜爛的親王。真是所謂把銀子當水一樣的去花掉。但是除掉他爸爸和哥哥所給的有限的賞賜之外，他哪有那麼多的銀子，去經常地維持他那奢靡的生活呢？那就靠以不同的方式去貪污了。因此，所謂「醇邸」是其時中外咸知的最大的一個貪官污吏。但是當貪官污吏，也總得有個地盤。所以海軍衙門一旦落入這一個大貪官之手，那就不堪想像了。

　　不特此也。醇邸既然掌握了這樣一個大「肥缺」，滿族親貴中的餓鬼，也跟著一哄而來。更不只此也。那時開支浩繁的皇族賬房內務府也在鬧窮。那生活日趨奢靡的半老的太后，卻捨不得花私房錢。醇王等為著奉承太后，把她許多大小的費用也都開銷在海軍項目之中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醇邸既然抓到海軍衙門這個大肥缺，親貴無不歡喜──老太后也覺心滿意足。

　　李鴻章原也是「后黨」中的一個「周恩來」，對老太后奉承之不暇，何敢「忤旨」？！如此上下交征利，軍備競爭管他娘，中國海軍的發展就不復可問矣！

　　清皇室房地產巡禮

　　讀者如不憚煩，我們不妨再把這個腐爛的帝后生活清查清查。看看他們究竟擁有多少房地產，以及如何管理這些財產，再及其它。

　　暫且把「故宮老檔」放在一邊，權以遊客身份來看看他們留下的皇家房地產。且從故宮開始：

　　在紫禁城內，他們擁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間雕樑畫棟的宮闕。這些都是木結構的建築。三年不維修，就難免坍塌。余遊故宮，遇一洋老太婆驚奇地告訴我：「They are running down！」（這些房屋都在倒塌呢！）我安慰她說：一萬間只少一間嘛！要全部維修，你們的布希總統也花不起這筆錢呢！

　　禁城宮殿之外，還有數不盡樓台亭閣的「三海」。今日除那由李連杰當「保鏢」的「中南海」之外，其它也都running down了。這兒讓我們查一查檔案：在海軍衙門成立之後，李鴻章為著購買快速巡洋艦，向海軍大臣醇親王奕譞簽請撥款。醇親王不但未撥款，反而批覆說「三海」快running down了，老太后無處乘涼，還要請李中堂自海軍購艦項下，稍助微款，以表對聖母皇太后之忠藎。李鴻章果然是忠臣，就撥了三十萬兩，「助修三海」。

　　「三海」（中海、南海、北海）之外，還有個人間天上的頤和園。關於頤和園的故事就說不完了。留待後敘。

　　頤和園之外。北京東西郊區，還各有縱深百里的東西皇陵各一座。甲午前後，慈禧正在「東陵」建造她自己的陵墓「普陀塔」──這便是後來孫殿英盜墓的地方。孫氏不但把它炸破，還拖出了老太后尚未腐爛的屍體。並有迷信而兼性變態的士兵，要對她的遺體進行「屍姦」。真是不堪想像。

　　余與何炳棣兄一次同訪普陀塔，見其「享堂」斑駁不堪。詢之故老，才知這享堂樑柱和天蓬，原由黃金數千兩塗飾而成。其後塗金為軍閥士兵「刮」去，故顯其殘破也。

　　再搭「遊十二號」火車（車票不足十美元）去承德，一覽「避暑山莊」和它的「外八廟」。山莊之內的塞外江南，固無論矣。單是外八廟中某一屋頂的金飾，便用掉黃金一萬五千兩！──不睹帝后之居，焉知帝后之奢靡。光翻「老檔」，隔靴搔癢也。至於「奉天」之陵寢，江南之行宮，毋須多贅矣。

　　以上那大宗房地產（恕我大不敬用個市場經濟的名詞來形容皇帝），都屬於皇帝一人。請注意一人二字。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皇帝只許有一個。誰當上皇帝，這財產就屬於他一人。他的父子、叔伯、兄弟、姊妹全無份──雍正爺當了皇帝，他的親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人，只能做做奴才，和奴才的奴才。這大宗房地產中，他們半片瓦也分不到。分不到足夠的皇產，但他們都無錢而有勢，就都變成吸血吮體的無所不為的親貴餓鬼了。至於和「皇帝」一齊來的榮耀、權威和美女，那就不必多談了。所以四海之內的華裔同胞誰不想「做皇帝」？為著做皇帝，英雄好漢們不惜弒父殺兄，不惜一切手段而達其目的。做上皇帝的人，最怕的則是別人也想做皇帝。誰再想做皇帝，那就是十惡之首，大逆不道，被抓到了就要「寸磔」，就要「凌遲處死」。

　　毛主席他老人家對做皇帝也最有興趣。他指指那一大片黃色的房地產，告訴尼克森說：「我就是『他們』（皇帝）的繼承人。」那是他老人家向無知的毛子們吹牛呢！試問這大片房地產，有那一片黃瓦是屬於他姓毛的？他老人家也確是有榮耀、有權威。但是想親近親近美女，那也只能搞搞偷雞摸狗，妃嬪成群的「春宮」是享受不到了──當上萬歲爺還是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喜愛美女，也只能偷雞摸狗，那還是什麼皇帝呢？！吹啥牛，做「他們的繼承人」呢？！

　　讀者賢達，這就是在下不厭其煩，所說的「轉型」的問題了。皇帝是我國歷史上，兩千年未變的一個「定型」。這個定型在鴉片戰後，搞不下去了，它就開始「轉型」。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辛亥之後，又已「轉」了半個世紀，才轉出個毛「主席」來。主席雖然也是皇帝！但只能算是「半個皇帝」，已如上述。等到鄧上皇御駕「南巡」，小平就只能做做「四分之一的皇帝」了，雖然《紐約時報》還在不斷地尊稱他為「皇帝」。迨鄧皇晏駕，要繼續搞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恐怕都很難了。繼起者如有歷史眼光，像蔣經國那樣，順水推舟，另一個百世可知、千年不變的新「定型」，可能很快就會出現了。筆者這項樂觀的推測，自以政治制度為限。至於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另一定型，如何出現？機運如何？自當別論。得機再細研之。

　　四萬兩銀子一天的宮廷生活

　　現在言歸正傳，把時間再推回一百年，看看「甲午戰爭」前後的晚清宮廷的生活實況。

　　俗語說：「一雙象牙筷配窮人家。」因為你既然有一項奢侈品，你得拿另項奢侈品去「配」呀！這樣連環「配」下去，就沒個止境了。皇室正是如此。你已有九千間華麗的宮殿，你還得有對等的金玉珠寶、綾羅綢緞、山珍海味、宮娥采女和千萬個大小太監去「配」呀！這也就沒個止境了。

　　康熙皇帝曾說過，他宮廷一年的用度，還抵不上明朝皇宮一日之費也。他老人家所說的只是他自己啊！他如從棺材裡爬出來，看看他那五世孫媳葉赫那拉氏的排場，他就不能誇口了。據李蓮英的接班人，滿清王朝最後一任總管太監小德張的回憶：慈禧皇太后當年一天的生活費，大致是紋銀四萬兩！

　　這個數字意味著什麼呢？！試把它折成實物就知道了。那就是宮廷半月之費，就可買吉野級巡洋艦一艘。兩月之費，可購一超級主力艦。一年之費，至少可以裝備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軍艦隊。

　　再反過來說。為維持這位老太婆的奢靡生活，一年之中我們每半個月要賣掉一條巡洋艦；一年要賣掉一支海軍，才可馬虎應付！

　　或問：這個老太婆哪能用掉這許多錢呢，曰：她老人家場面大嘛！不信且從那九千間大宮殿再算一下。四萬兩一天也不算多嘛！再者，辦事的官員還要貪污中飽呢！──溥儀不是說過，他五歲的時候，一個月要吃掉八百一十斤豬肉，和二百四十隻雞鴨嗎（見溥儀著《我的前半生》）。他的雞鴨可比我們吃的昂貴得多呢！

　　據康有為的調查，清宮中一切的用費都是三七開。那就是報銷十成之中，三成是實際用費；七成是層層經手人的分潤，這是例規。至於那三成是否是真的用費，還要待考。例如西太后在頤和園賞王公大臣看戲。怕露天有陰雨，要搭個「涼棚」。這涼棚搭掉三十萬兩。三七開，則涼棚實際用費是九萬兩。一個涼棚要九萬兩銀子？那就天曉得了。

　　總之，那時宮廷中的貪污是沒命的；也不是常理可以推測的。例如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兩宮召見。太監們要左氏出陛見關節費三千兩。左宗棠這個「彭德懷」不出。可是李鴻章這位「周總理」為顧全大局，就代他出了。後來左宗棠將軍奏對稱旨，慈安太后大為感動，乃賜以先帝（咸豐）墨晶眼鏡一副，以獎有功。誰知太監公公捧旨頒賜時，按例又要索禮金數千兩。可是這位「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一氣之下，「先帝眼鏡」也就不要了。又是我們和稀泥的「周總理」，為顧全大局，替大將軍出了半價買下了事。（見《李鴻章年（日）譜》）

　　朋友，人總歸是人。人類的武器已從石斧、弓箭進化到原子彈。但是人類的「社會行為」（Social behavior）則變化不多也。余讀《史記》、《漢書》，余亦讀近代、現代、當代中國史也。標點符號打起來，今文古文之雷同，不可勝數也。豈小子性好以古比今哉？

　　周恩來做了二十多年的終身「宰相」。李鴻章也做了二十多年的終身「國務總理」。同為歷史家、政論家譏為無行的不倒翁。但是沒個周總理，哪有今日的小平中興和唐樹備訪台？！沒個李宰相，八國聯軍期間，大清帝國沒那個好下場啊！不佞曾慨乎言之，並曾蒙老友徐乃力教授，同情過獎也（見上引《論文集》頁二九、三三）。周恩來說，他當了二十多年總理，無時無刻，不是臨深履薄。俾斯麥曾暗喻李鴻章只會打內戰。鴻章向老鐵血喟然歎曰：「與婦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見同上。只辭句稍有不同，然余亦聞之於更可靠的淮軍耆舊之口述歷史也。）歷史家臧否「古大臣」，可不慎哉？！

　　老太后不如小阿巴桑

　　以上所述雖只是一窩小故事，但一葉知秋，從小看大，我們也就知道這個太后主政的王朝是個什麼東西！它縱在帝王時代的傳統中國裡，也是個「亡國現象」。這種中世紀的爛王朝配不配在「現代」世界上與列強爭雄？！

　　至此我們不妨再看看我們的敵人是什麼回事。前已言之，明治天皇登基時原無一兵一卒。日本那時是個農業小國，落後不堪，沒幾兩銀子好籌也。然維新之後，面向大陸，全國處心積慮，舉朝臥薪嘗膽，立志要奪我大清的錦繡江山。購買「吉野」的銀子不夠，明治皇娘把僅有的首飾都捐了出來──她這個小阿巴桑，哪能跟老太后比，沒幾件首飾呢！

　　其後我們一賠就是兩萬萬兩。這小日本婆子，一本萬萬利，豈偶然哉？豈偶然哉？至於天皇陛下那幾位大敗我軍的海軍將領，伊東祐亨（Ito Sukeyuki，亦讀Sukenari，前引《論文集》記為伊東亨佑應係筆誤，見頁三○五、三○八）和東鄉平八郎（Togoheikachiro，道光二十八年至民國二十三年）都是自視超人的「藩士」（原「武士」）出身──我們蔣老總統最佩服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死士。東鄉也是個小格林威治。在英國海校與海軍中搞了七年之久，與嚴復、劉步蟾等同學。下段有空檔，再補敘之。

　　總之，敵我相比，清日戰爭的前途如何，那時如有電腦，一撳電鈕，何待蓍龜？！孫子說：善戰者要「不戰而屈人之兵」。殊不知善敗者，未待交鋒，也早就一敗塗地了。何待槍響？！

　　抑有進者，清廷腐化，慈禧老太后不過是冰山的尖子罷了。太后之下，還有近支親貴，遠支宗室，乃至整個滿族構成的吃糧不當兵的統治階層，和漢人也有份的龐大無能、昏聵顢頇的整個官僚體系！

　　先看所謂旗人。順治元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時，滿軍八旗加漢軍旗和蒙旗，全民皆兵，男女老幼（今日所謂軍眷）蓋有三十餘萬人。且用個中共的名詞，他們的軍需給養是實行一種「供給制」──中共的解放八旗，在進城前也是如此的。

　　那時既然所有的「旗人」都是兵，所以所有的旗人都「吃糧」。後來再經居心不良的漢奸代為策畫，旗人縱不當兵也照樣吃糧。因而有幸生為旗人，呱呱墜地時便開始領退休金、養老金。一領領了兩百多年，終於把一個勤勞尚武的邊疆少數民族，大半變成了通都大邑裡，游手好閒、吃喝玩樂的「懶滿」（不是懶漢）。但是這些懶滿的生活費是哪裡來的呢？那就靠原是八旗大軍的後勤總司令部的「內務府」了。

　　所以滿清時代的內務府所管的錢包，一般都比「戶部」（國家財政部）所管的要紮實得多。對上它是皇帝和后妃的賬房、私府。管皇室衣食住行和玩樂。對下面的那些滿族（和旗人）的無業遊民來說，那它便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且看我們近代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晚年便是個靠內務府過活的無業旗人（曹霑和內務府的關係，紅學家還大有文章可做呢）。

　　但是戶部自有來自各項稅捐的「國庫收入」；內務府的錢又是哪裡來的呢？這原是清史裡還未完全解答的問題。可是簡言之，在清軍於順治元年入關之前，它原是八旗的軍需署嘛！入關以後場面大起來，清承明制，在財政上，內務府幾乎與戶部平分天下。丁銀（人頭稅）、地銀（錢糧）統歸戶部，但內務府有時也有一份！特殊稅收如粵海關、滸墅關，部分鹽茶絲瓷等稅收有的就直接劃歸內務府了。此外滿人入關後直接承繼了明朝的皇莊土地，還無限的圈地（圈無主與有主的土地）為皇帝的私產。因此大清皇帝也是大清帝國之內的第一號大地主。但是再大的地主的地租也養活不了一個皇帝，所以皇帝另一項最大的收入，便是「陞官發財」了。皇帝是一國最大的「官」，他也就發最大的「財」。

　　公開的賣官鬻爵

　　在清朝做官（縱使是清官），也有「陋規」可使你發財。贓官就不得了也。他們看「缺」，缺愈「肥」則錢愈多。

　　做皇帝也有陋規。縱是再好的皇帝，像唐太宗、像康熙，陋規（如地方官之進貢）也可使你富甲天下。「贓」皇帝那也就不得了也。他可賣官鬻爵。官論「缺」，「缺」愈「肥」則價愈高也。俗語說：「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但是一任「贓知府」，那可能就能賺幾十萬乃至百萬了。皇帝或太后要把這個百萬「肥缺」的「官」，「賣」給有志作「贓知府」的人，那索價該在數萬兩吧！

　　清末賣官鬻爵是大小不分的；它也是根據市場經濟原則，公開貿易，自由競爭。上述嚴復，水師學堂幹不下去了，一怒便去「捐」了個監生（秀才），參加鄉試，考舉人。「捐」也者，「捐款救國」也；「捐助軍費」也。嚴復大致「捐」幾千兩銀子或幾百簍茶葉（叫「茶捐」）吧！咱們敝國中央政府，幹這項買賣，是從漢朝就開始的，打那個混帳的匈奴嘛！筆者幼年也曾慷慨的「捐款救國、獻機祝壽」，「捐」過五塊袁大頭，買飛機去打那混帳的倭奴。雖然我並不是為著一張小學文憑（監生）而捐的，其捐則一也。捐可捐給國家；捐也可捐入私囊。

　　以上是明盤。另外還有暗盤。

　　「劉六麻子（銘傳）打台灣」，建了大功。死後官頒謚法。禮部主持部門乃暗問死者家屬，如肯多花萬把銀子，便可讓死去的功臣，「戴一頂『草帽子』」。劉家認為這頂帽子太貴不肯出，因此劉銘傳就變成「劉壯肅公」；肯花錢，他就會變成「劉莊肅公」。「壯肅」、「莊肅」之別在哪裡，年輕讀者如不知其妙處，去問問國文老師（台灣）或古漢語老師（大陸），就明白了。

　　在那帝王專制時代，所謂「謚法」，便是對死去功臣補發的一種「勳章」。連個死人的勳章，都要按等級賣錢，則孟子所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也就發展到最高限度了。

　　親貴「執政黨」是腐化的核心

　　總之，大清王朝發展至此是真正的「氣數已盡」。它的國家機器已完全鏽爛成一堆廢鐵，而在這廢鐵堆中還在操縱把持的，便是愛新覺羅皇室，和那伙滿族親貴了。

　　須知滿人入關之時，為羈縻漢人，曾有不成文規定，全國高官厚祿，滿漢各分其半。但是漢滿人口的比率，則至少是兩千萬比三十萬啊！以中國之大，高官厚祿職位之多，只有三十萬人口的滿人竟佔其半，則滿人中之有知識有能力者，也就無人不官了。因此吾人如果把這個享有特權的滿族，整個一「族」，看成個一黨專政的執政黨，則每一個「滿人」，和附屬於他們漢人「包衣下賤」和若干蒙人所謂「旗下人」，不論賢愚，都是享有特權的「黨員」。只是他們「黨員」、「入黨做官」的資格是天賦的。毋須搞「表現」，更不要走後門罷了。

　　可是事到如今，大清帝國這個執政黨，專政了二百多年，現在是徹底的腐爛了──在國家急需現代化，尤其「國防現代化」的緊要關頭，他們就變成最大的反動勢力了。這個反動勢力最主要的根據地，便是這「最大的肥缺」，為醇親王所盤據的「海軍衙門」了。

　　不過話說回頭，搞同治中興、搞自強運動，那些科甲正統出身的清末名臣，自林文忠公以下的曾、左、李、胡（林翼）、沈、張（之洞）、文（祥）、陳（寶琛）、劉（坤一）等人，都不失為槃槃大才。老實說，後來我們及身而見的國共兩黨之內的高幹黨官，有幾個能和這大群翰林進士之中的「文」字輩人物相比。──文字輩是指他們謚法中嵌入個「文」字的高幹，如林「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張「文」襄、李「文」忠等等。

　　須知這批文字輩人物，都是我們華夏文明的範疇之內，優良文官制度，那一個「定型」中所培訓出來拔尖子的精華。他們的不幸和失敗是上帝安排的；是時代變遷的結果──他們那個「定型」是個有待「報廢」的型態。加以「君為臣綱」，王綱解紐，他們縱有天大的本領，和至高的公私德行：但是形勢比人強，一切努力也是徒然。

　　至於我們國、共兩黨的高幹呢（包括老毛老蔣自己）？！他們多半都是「歷史三峽」裡某一、二階段中過渡性的官僚，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個「定型」；也沒個「定型」好屬。他們之中有的還是滿口孔孟的。但是他們的孔孟也缺少個「定型」。既不屬於上述文字輩那類型態；也不屬於杜維明式的「後西方」（Post-Western）那一類，而是屬於未定的「過渡型態」（transitional pattern）。他們之中也有滿口民主的，可能包括當今海外全部民運人士。其實他們只是嚮往民主。嚮往於英美傳統（Anglo-American tradition）的民主。屬於自己的民主型態還未出現呢！此外，還有仍在高喊社會主義的高官。他們的祖師爺列寧、毛澤東堅持了數十年，最後還不是給徒子徒孫「開放」了。現在哪能輪到他們再反水，來做孤臣孽子呢？這些當然都只是些略有瓜葛的題外之言，將來歷史自有客觀定論，無待饒舌。

　　在「昆明湖」裡辦「海軍學堂」

　　現在還是談談老太后和她的「頤和園」。

　　據說同治初年兩宮垂簾之時，二十來歲的青年寡婦，可能由於禁城之內深宮太悶，她們曾往劫後的圓明園廢墟憑弔一番。西后睹物傷情，曾對之垂淚，並有意加以修復。事為恭王所阻。蓋內戰方殷，外患未已，哪有閒錢來重建花園呢！

　　迨同治崩殂（同治十三年），慈安亦逝（光緒七年），恭王見黜（光緒十年），五十歲的西太后大權獨攬，在新任海軍大臣醇親王奕譞以次的王公大臣，一片阿諛聲中，她就坤綱獨斷，決定重修名園為郊外遊憩之所了。

　　西后原意是重建圓明園。但是圓明園為洋兵燒成荒坍一片。從頭建起，蓋需款三萬萬兩，才可恢復原貌。既然一切需從頭建起，那又何必拘迷於圓明園故址呢？西后經臣工聚議，轉而注意於，雖為洋兵燒燬，然尚有若干孑遺的「清漪園」了。反正都是從頭來起，清漪園的條件且較圓明園為佳。西后乃決定將清漪園改名頤和園，就加工擴大改建了。改建的初期預算是白銀一萬萬兩！

　　這個預算令人感嘆的則是，它可用以增建十支「北洋艦隊」而有餘。但是「北洋」對一位無知而潑辣的老寡婦，未免太遙遠了。建個園子解解孀居禁宮之悶，那才是當務之急呢！

　　頤和園工程是光緒十年正式開始的。這時光緒帝載湉已十三歲。西后的打算顯然是，五年之後園工可完成，而光緒十八歲親政，她就可以第二次（第一次在同治十二年同治親政之時）結束垂簾。把日常朝政交兒子去管，她自己就可以長期住園，對軍國大事遙控之外，平時就頤養安和了。換言之，建這個園子的目的，是為她「離休」（再用個大陸上的名詞）後的生活打算的。西后生性奢靡。她原是那豪華的圓明園內一位得寵的姨太太。現在做了太后，身為大清女主，與大英帝國的女王維多利亞（Queen Victoria）東西遙相呼應。生活自不能較當年的懿貴妃為差，所以她要傾全國之力，來為她造頤和之園！

　　慈禧本是個精明強幹的王熙鳳。在十九世紀的六○年代垂簾之初，她就賣官鬻爵，累積私房錢。俗語說：「富不了光棍，窮不了寡婦。」這寡婦當然只是指「富孀」而言。葉赫那拉氏當時是全中國的第一富孀。經過二十多年（咸豐十一年至光緒十年），或明或暗地沒命的搞錢，據說在光緒初年她已積有私房錢兩萬萬兩──這是當時在華的高層洋人的估計。須知此時洋人（如赫德、如李提摩太、如丁韙良等等「中國通」）的消息，往往比局外中國人更為靈通。因為洋人的交際圈可直達恭王、文祥、翁同龢那一階層。一班中國文士，尚攀不到那麼高也。加以白話文尚未出爐，中國社會中尚無大眾媒體這個東西，而洋人在華已早有之。（參見Archie Bell 「I'll take those 50 million dollars」in Ladies Home Journal Feb.民國八年.P15,82 and Carroll Brown Malone 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民國二十三年，The last chapter。）

　　讀者或許要問：西后垂簾二十來年，哪能貪到那麼多錢？可是我們只要看看有高跟鞋三千雙的菲律賓寡婦伊美黛，大致就不會驚奇了。伊婆的私房錢大概十倍於慈禧吧！而菲律賓怎能與大清帝國相比呢？！況伊婆並未當政。

　　按理西后本可自建其園，但是愈有錢的寡婦，愈不肯花自己的錢。何況醇親王新得肥缺，正在力圖報效呢！從醇邸來說，趁報效的機會，也正可自撈一筆嘛！就這樣，醇王就開始挪用海軍經費為太后造園了。這時為國宣勞、日理萬機的老太后，也一天天的老起來。光緒十年甲申是太后半百萬壽；再過十年光緒二十年甲午便是太后的花甲（六十）萬壽了。花甲是那時富貴人家，尤其是皇室最大的慶典。如何慶祝花甲，康熙爺、乾隆爺史有先例。老太后要循例照辦。拍馬屁的王公大臣，就更要錦上添花了。

　　為著「萬壽」為著「造園」，奕譞挪用了多少海軍經費，言人人殊；誰也不知其詳。大致至少是一千萬，多至三千萬也不算意外。至於利用「海軍」這個「衙門」和「海軍」這個名義，去另外搵錢，那就沒法估計了。

　　一般說來，百官為效忠太后，「捐俸」四分之一，是當時醇府對下面的倡導。至於用海軍的名義，來「建軍祝壽」（和我們的「獻機祝壽」一樣），挖「昆明湖」，來「辦海軍學堂」，捐了多少錢，那就天也不知道了。

　　筆者幼年成長於老淮軍和新（皖系）軍閥的「眷村」之中（王揖唐原先便是我家的塾師，由先祖資助他三考及第，留學日本，返國後享有洋土兩重「進士」身份，終於坐上皖系二號交椅而最後淪為大漢奸的），當年對「昆明湖海軍學堂」這項掌故是耳熟能詳的。我一直把它當成真實的故事，直至在沙坪壩課堂中，聽了郭廷以老師的中國近代史，才知道是一大騙局，憤恨無已。

　　我家當年想必都捐過很大的款子去「建軍救國」的。老祖宗們可能也都不知底蘊。因為當醇王發動這項騙局，連李鴻章也不敢拆穿。至於醇王為著這個昆明湖中的海軍，強募惡化，究竟搵了多少錢，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今日尚有若干可以考據出來的，單是李鴻章和曾國荃往來的零星書信中可查出的便有：來自江蘇、江寧、兩淮的捐獻七十萬兩；江西十萬兩；直隸、四川各二十萬兩；兩廣（時兩廣總督為鴻章之兄李瀚章）一百萬兩；招商局十萬兩等，即在二百萬兩以上。……至於直接獻給海軍衙門，和其它管道的全國性捐款究有多少？從一千萬兩到三千萬兩，總歸都不算太離譜吧？！

　　五分鐘打一砲，一分鐘打五砲

　　就在這造園、祝壽，並大辦其「昆明湖海軍學堂」之時，中日關係，密鑼緊鼓，以侵華為第一目標的日本帝國主義，正在瘋狂地擴軍備戰。在甲午前夕，日本海軍已擁有新式艦艇二十一艘。其中九艘是光緒十五年以後始完工下水的英德製最新型快速巡洋艦，裝配有十吋左右速射砲數十尊。前節所述那條世界最快的巡洋艦（時速二十三浬）吉野號便是一個有決定性的生力軍。當時世界軍備競爭激烈，日本海軍之迅速發展，足令歐美震驚！它從世界的末位海軍迅速竄升至第十一位；黃海砲響時，它的戰鬥力已早越我軍之上矣。

　　在這一國際軍備發展之下，我當時的反應又如何呢，第一敏感的當然是身當其衝的海軍將領了。丁汝昌不是如後來人想像的顢頇官僚。他是一位立志以身許國的戰將和「死士」。他雖是舊式水師出身（和日本的伊東祐亨一樣），但是在重洋之上，十六年不斷的磨練，使他對國際形勢和新的海軍戰略，也瞭如指掌（丁汝昌曾數度去歐洲和日本、南洋等地訪問考察）。何況他手下的各艦管帶和大副等人，都是經過嚴格訓練，而精通外語的第一流世界級的海軍將領。外加數不清的「洋員」，隨艦服務。

　　他們眼看假想敵的日本海軍，咄咄逼人，一天天地超過自己；諸將生非木石，首當其衝，怎能不憂心如焚，他們都是職業軍人，知道在大洋之上作戰，以時速十五浬的慢船，對抗時速二十三浬的快艇，那自己只有挨打的份兒。打敗了，無法逃避。縱使打勝了，也無法追擊。克敵制勝，貴在知己知彼，李鴻章在其奏摺上，也一再轉述之。

　　他們更知道，在海上砲戰中，五分鐘打一砲和一分鐘打五砲的區別。敵人以快艇快砲，飄忽而來。一瞬之間。敵彈如疾風暴雨，臨空而下。再一轉瞬，敵艦又已逃得無影無蹤。你以十五浬的時速；五分鐘一砲的慢勁，真是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烏龜對鯊魚，如何克敵制勝？！

　　不幸的是他們所具有的拔尖的「四化」專業，在那個顢頇無知、貪污腐化的官僚垃圾堆裡完全被孤立了──在下者是急爛肝腸；居上者卻無動於衷。

　　丁汝昌和他的將領們，無專摺奏事之權。他們只有向李鴻章呼籲、陳情，請求「轉奏」。但是李鴻章這位慈禧太后的「周恩來」，和毛主席的周恩來，並無兩樣。李鴻章對國際局勢的認識，難道還不如丁汝昌、劉步蟾？！可是他也知道，他上面那個無知而專橫跋扈的老潑女和周恩來上面的那個無知而專橫跋扈的老潑男，也並無兩樣。面對這種昏后暴君，他們知道「忤旨」、「強諫」不但無濟於事，後果有時且不堪設想。但是「和稀泥」和久了，以時間換空間，事情有時或可有轉變的機會。所以他們就和稀泥了！

　　李周二宰相，都是久歷宦途的太極拳師。他二人一前一後，豈好和稀泥哉？形勢比人強，亦有所不得已也。何況暴君之外，各自的朝廷也各有個「四人幫」（西太后的四人幫，筆者曾另有專文詳述之）。加以派系傾軋，幸災樂禍，所以李鴻章對自己部下的要求，有時連轉奏也不敢轉奏一下。因此，大清帝國的海軍在創辦之時，雖然曾火熱一陣子，把「四化」（科技）推到巔峰，躋身八強之列；由於「五化」（政治）不能配合，科技發展也必然走入死巷子。光緒十四年以後，正當日本海軍全力向前推進之時，中國海軍竟然「未購一艦」！

　　不特此也。就在中日雙方都已箭在弦上，戶部卻取得海軍衙門的同意，於光緒十八年正式宣佈以太后萬壽需款，海軍停購艦艇二年！這正是甲午的前夕啊！

　　快艦買不成了，至少快砲也該多買幾尊嗎？朝鮮局勢吃緊，李鴻章循部下之請，要海軍衙門撥款六十萬，購快砲二十尊，以替代各主要艦艇上之慢砲，而戶海兩處，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軍日常糧餉給養之中，擠出二十萬兩，聊購次等快砲十二尊，以平艦上官兵之積憤。

　　這種腐爛的政治，拖垮了新興的海軍，在前線劍拔弩張的將士，焉有不知之理？知道了，內心又作何反應呢？

　　朋友，我們讀史者和著史者，不妨設身處地想想嘛：假如你我也是當時海軍將士的一員，我們作何感想呢？據中西記載，丁提督那時憂心忡忡。他已作好心理準備，死而後已。

　　劉步蟾、林泰曾、鄧世昌……諸將領又何如呢？──他們三位後來都是自殺殉國的。據當時隨艦的「洋員」事後的回憶，甲午戰前，各艦之上的青年水兵（包括黎元洪吧），士氣極高，個個摩拳擦掌，準備廝殺；可是艦上的高級將領則個個面有憂色。這一現象因而使那些旁觀的洋員認為，中國下級士兵水手戰士，可愛可敬；而他們的上級將領，則個個畏葸無能，膽小該殺（詳見下節）。

　　根據這些洋員目擊者唯一的記載（中文記載極少，幾乎沒有），我國後來的歷史家和新聞作家，幾乎眾口一辭把丁汝昌、劉步蟾以下的殉國將領，鄙夷得一無是處。豈真如是哉？！這兒倒想以歷史事實，與本文讀者，平心再思之。

　　老李、老蔣得罪了「天下英雄」

　　北洋艦隊裡的下級軍官和戰士水兵砲手們，士氣之高是可以理解的。海軍那時是我國唯一的一支現代化武裝。親身參預此一新式武裝的青年戰士，無不感到光榮和自豪。其情況正和我國抗戰前，以及抗戰初期的空軍一樣，有志青年真趨之若鶩。筆者自己在青年期，對空軍即非常嚮往。曾有三試三北的悲壯經驗。當時眼見青年夥伴，通過體檢，獻身空軍。我對他們的嚮慕之情，至今難忘──這些夥伴多半都是一去不返。把他們那無限美好的青年生命，獻給了祖國！

　　我國空軍當年士氣之高，作戰之勇，犧牲之大，史有明文，也有目共睹，無待多贅──大清帝國當年海軍，正是如此。

　　下級戰士，披堅執銳，豪情萬丈，他們是知己不知彼的。

　　高級將領便不然了。他們是知彼知己。眼看敵人的軍備，早已超越我們；而我們朝廷之中的貪官污吏，捨黃海不要，還要在頤和園內雕其「石舫」，辦其「海軍」。眼看日人咄咄進逼，大戰迫在眉睫，而我軍砲慢船緩，既乏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如何得了？日夕念及，能不五內同摧？！

　　朋友，你我如處此逆境，如何奮發，而況當年無知的言官御史，他們既不敢批評太后，亦不敢詈罵醇王。終日只抱著個他們並不瞭解的海軍將領丁汝昌、劉步蟾，作辱罵和譏笑的對象，揆諸情理，豈可謂平？（上引《論文集》中，莊吉發先生的宏文〈甲午中日戰爭期間翰詹科道的反應〉頁一六七至一九四，便頗值一讀。也頗能發人深思。）

　　再者，那時剛練習「親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對宮牆之外的世界，原不太瞭解，但是在翁同龢一批近臣的影響之下，也成為主戰派的核心力量。皇上有所不知，當時大清帝國的基本問題，都扎根於宮牆之內。宮牆之內的問題不解決，則宮牆之外的任何維新變法，都是膚淺的、治標的。萬歲爺尚在童稚之年，見不及此。他插身其間，便慢慢地形成一個以翁同龢為中心的「帝黨」。而帝黨的主要政敵，便是那以李鴻章為首的「后黨」。帝后之間傾軋起來，倒楣的便是國家和人民了。當時一些文士所做的比較高雅的「順口溜」（和今天一樣），說什麼「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就指的是這個帝后與翁李之爭。李鴻章自知其陸海軍的無能，不敢輕言對日作戰。朝鮮問題發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國主義的俄英兩國出面調解。后黨的李鴻章愈是畏葸主和；帝黨的翁同龢便愈是堅強主戰。在這一情況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軍既是世界八強之一，打不過紅毛番，至少打得過東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沒有李宰相那樣懦怯。東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闆要打，男夥計怎能抗命，王家儉、王爾敏兩教授對老李都頗有正論。

　　在帝黨方面，那個小學還未結業的小皇帝，其主戰卻不在師傅（翁翰林）之下──翁是他的老師。他對老官僚李鴻章的畏首畏尾。則大不以為然。老師的話就益發有力了。

　　再者翁李之爭，還多一層個人恩怨。

　　原來在太平天國之亂時，淮軍奉命增援蘇杭。這批只想「頂子紅」不怕「頸子紅」的陳勝、吳廣，一旦打入「天堂」，豬八戒遊上海，亂來一泡，是可以想像的。那時受禍最深的當然便是蘇常一帶的地主豪紳了。

　　但是這批地主豪紳，原都在長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長毛又豈是省油燈？──這也是咱們中國人的特性吧！對統治者自會拍馬溜鬚。因此這些地主豪紳，對長毛也是歌功頌德的。這種「德政碑」縱遲至今日，仍有聳立街頭者。碑上題名自然都是各地的頭面人物，工農不與焉。可是一旦長毛革命政權崩潰，這些碑上留名的頭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諜」之嫌了。由於「通匪」或「匪諜」案子而被警總抄了家，你又能到哪裡去「按鈴控告」呢？倒了長毛，發了淮勇（湘勇），倒楣當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狀元」的閥閱之家和他們的宗親至戚了。但是啞子吃黃連，有苦難訴。這樣反應到朝廷裡去，就變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結了──翁師傅對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所以近百年來，日寇之謀我，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在我們抗日陣營裡，便不那麼單純了。對最上層的領袖們來說，「抗日」往往變成個政治皮球，讓他們踢來踢去。

　　今日青壯年讀者們哪知其詳？然吾輩老頭過來人，回首當年，固知除我輩當時青少年的學生和軍人，喊口號出諸肺腑之外，有幾個官僚政客黨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後來坐了五十年大牢的張少帥），有幾個喊抗日口號，不是為著「倒蔣」（或搗蔣）？──出難題讓老蔣過不去呢！「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陳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蔣，讓大家都出口氣再說。

　　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來背其黑鍋了──打敗仗，反正是老李一個人的責任！

　　何以造成了這種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轉型期的末世社會，沒個規矩繩墨之可言。再說下去，那便是老李老蔣也不是好東西。他們縱橫捭闔、抓權攬位；享榮華、受富貴；扶植死黨、包辦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

　　在這方面，那位和稀泥的周宰相，就比李蔣二人的人緣好得太多了。周氏之死，曾引得天下英雄、英雌，一掬同情之淚。冰心女士譽周為「二十世紀第一完人」，固嫌過分；我的一些朋友們，罵周有「妾婦之行」，也是太偏了點。周公逝世時，筆者亦曾有詩悼之曰：「豈憂邦國成孤憤？究為黔黎辱此身！」受胯下之辱，作妾婦之行，為的是保護千百位無辜人士的身家性命，為的是仰首哀嚎、嗷嗷待救的億萬生靈，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以血肉之軀，捨身而飼虎，固亦大丈夫之行也。子曰：「大德無虧，小節出入可也。」則史家臧否時賢，不能只搞小我的「孤評」。我們對那「自有是非」的社會「公論」（public opinion），也應該在考慮之列。

　　※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脫稿於台北南港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三期

【三】三、為黃海血戰平反

　　為著紀念甲午戰爭一百週年，在劉紹唐兄的囑咐之下，筆者已東扯西拉的寫了好幾萬言，至今還一槍未響，那還成什麼戰爭呢？事實上這問題正在此。

　　什麼叫做戰爭呢，西人有言曰：「戰爭」者，「政治」之延續也。不知「戰」前的「政治」，空談「政」後的「戰爭」，小兒科也。《漢書》上說：「曲突（煙囪──日本人至今還把煙囪叫煙突子）徙薪者無恩澤，焦頭爛額者為上客。」──人家說他家的煙囪太直，要失火，應把柴木移開，他不聽。等到真失火了，那些焦頭爛額的救火隊員，反倒大吃大喝。

　　我國的戰略家，也強調「廟謨」；強調「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諸葛孔明在「羽扇綸巾談笑間」，大江之上已「檣櫓灰飛煙滅」。關張趙馬黃跑斷了腿，終不若大戰略家，扁舟之上，輕揮羽扇也。──隆中一對、天下三分，豈偶然哉？！

　　甲午打敗了，那位責任最大的「李二先生」，被御史們罵成「漢奸」。朝廷也把他摘掉「三眼花翎」，剝掉「黃馬褂」，留黨察看。

　　朝中無人了。西太后不得已，又把小叔子恭王奕訢找出來，收拾爛攤子。不久，恭王也病死了。奕訢彌留時，太后著人去問「何可繼者」，曾提到光緒的老師翁同龢。恭王搖搖頭說：罄南山之竹，難書此大錯。他責怪翁同龢不該主戰。──不可戰而戰，一戰而敗，八強之一的紙老虎被拆穿，列強就開始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spheres of influence）；接著就要「瓜分中國」（cutting the Chinese melon）了。

　　最近老同班黃彰健院士與筆者咖啡敘舊，提到「甲午之戰」，彰健也喟然歎曰：甲午之敗，影響太大了。大清帝國就垮在這一戰。黃公是當今搞甲午下一「階段」歷史「戊戌變法」的權威。從「戊戌」（光緒二十四年）回看「甲午」（光緒二十年），則這一戰是敗得太慘了。它也是大清帝國最後崩潰的關鍵所在。

　　砲上曬褲，太監閱軍

　　這一戰，當然李翁二公皆責無旁貸。不過，他二人究竟只是兩個個體人物。英雄未始不可造時勢。但在那個排山倒海、文化轉型的客觀潮流中，少數個體英雄，究不能使「歷史三峽」改道！

　　關於歷史三峽的具體情況，「身在此山中」的峽中舵手、梢公不知也。但是百餘年後的歷史家，乘著小飛機，於巫山十二峰之上，飛來飛去，俯瞰江流山勢，就一目瞭然了。──筆者前些年遊美西「大峽谷」（Grand Canyon），乘了一架小飛機，穿峽而行，即有此切身經驗。我國的三峽，至今還沒穿峽飛行的設備。筆者亦嘗乘輪而過。在船上搖頭四顧，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仰看神女，坐井觀天；哪知歷史三峽的全貌，是個什麼樣子呢？

　　筆者不學，嘗一再強調我國現代化運動的「階段性」。我國現代化運動的「第一階段」便是洋務階段，也就是科技現代化的階段；甚至也可牽強地叫做「四化階段」，而在這一階段中最重要的一個人便是李鴻章（道光三年至光緒二十七年）。李鴻章搞「四化」最大的表現和成績，便是他的寶貝「北洋艦隊」──從無到有，老李在二十年中把古老落後的中國，在軍事科技上提高到世界「八強之一」。成績不差呢！

　　四十年前我的老學長竇宗一（儀）教授，開始撰《李鴻章年（日）譜》（香港友聯民國五十七年出版），我就隨他學習，鉅細靡遺，興趣盎然。自此此書便成我的「三上讀品」（枕上、廁上、車上）。三十年來把宗一贈書翻成一團紙球，讀猶未輟。

　　近年我母省安徽且設有專門機構研究李鴻章，並正編撰出版「全集」。余亦忝為「顧問」，尾隨學習，並拜讀不少前所未見之秘籍。年來復蒙中國駐聯合國（現駐美）大使李道豫伉儷（瀚章的玄孫）不時召宴，浸成好友。──這位頭戴三眼花翎、頭品頂戴的現任欽差大臣，在今日國際坫壇，以立場開明，頗享盛譽，大有文忠遺風！所以，李鴻章對我們搞中國近代史的人，還不算太遙遠，其影響，猶一觸可得。但是，李鴻章畢竟是個悲劇人物。在他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陰曆九月二十七日）積勞而死之時，可說一生事業全付東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不幸生為這個「第一階段」的「總設計師」。在這個階段性極重的歷史發展上，第一階段是不可能「成功」的。

　　俗語說：「倒楣的醫生治病頭；走運的醫生治病尾。」在那個病愈害愈重的「病頭」期間，你當醫生不能「著手成春」，你就「倒楣」了。當那位病人已日漸痊癒，在這「病尾」期間，你一碗藥下，他立刻下床跑步，那你就是華佗了。醫人醫國，李鴻章便是倒楣的前者；鄧小平則是「走運」的後者──但希望小平醫師有此鴻運也。

　　因此，李鴻章主持這個專搞科技的「第一階段」，而缺少個即將到來的「第二階段」的「政改」（「五化」吧）相配合，科技是必然沒有出路的。──一葉知秋，那個有名的「砲上曬褲」的小故事，就可說明老李搞四化的極限。故事是這樣的：

　　光緒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請，李鴻章特派丁汝昌率定遠、鎮遠等六艦駛往東京灣正式報聘。一時軍容之盛，國際側目。其後汝昌率六艦管帶劉步蟾等在駐日公使李經方陪同之下，晉謁日皇，備受禮遇。劍履鮮明，威儀棣棣，豈在話下。那時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軍司令伊東祐亨和東京灣防衛司令官東鄉平八郎，就顯得灰溜溜了。東鄉原為劉步蟾的留英同學，但是當東鄉應約上中國旗艦定遠號上參觀時，他便覺得中國艦隊軍容雖盛，卻不堪一擊──他發現中國水兵在兩尊主砲砲管上晾曬衣服。主力艦上的主砲是何等莊嚴神聖的武器，而中國水兵竟在砲上曬褲子，其藐視武裝若此；東鄉歸語同僚，謂中國海軍，終不堪一擊也。

　　其實東鄉所見還是皮毛呢！八郎有所不知，中國海軍於光緒十二年第一次在黃海之上「大操」時，檢閱台上，直立於兩位海軍大臣奕譞和李鴻章之間，最重要的檢閱官竟是太監李蓮英！海軍是當時大清帝國最新的護國武裝，中華現代化的靈魂，而其最主要的檢閱官，竟是一位上無鬍鬚，下無生殖器官的刑餘閹宦，也就不太成話了。

　　能把個無知腐爛的太監放在海軍檢閱台上作檢閱官，那麼在主力艦大砲上晾幾條褲子，也就微不足道了。

　　總之，長話短說。建立現代海軍，參加列強的軍備競賽，不是單純的科技問題。牡丹雖好，還需綠葉扶持。只搞科技現代化，而我們的社會結構、政治組織、生活習慣、價值觀念等等，基本上還停滯在「中世紀」的落後狀態，要科技先生獨挑大樑來救國救民，是救不起來的。中山曰：「破壞難於建設！」但是不破不立。我們不把中世紀落後的遺傳從身上甩掉，現代化的衣履是穿不上去的。老實說，日本人之勝於我者，便是他們善於模仿，把中世紀的東方習俗徹底丟掉，全盤西化，所以西方科技對他們也就一拍即合了。

　　「大砲上曬褲子」是個笑柄嗎？君不見時至今日，我們的唐人街、中國城、華埠，哪一個不屬於各該都市中最髒最亂的（可不是最窮的）ghetto area呢？！今日仍然如此，何況當年。只是西人暗笑，我們自己不笑就是了。

　　其實褲子只是一件形而下的小東西，至於形而上的落後遺傳就說不盡了。我國海軍當年便被「省籍情結」這個「區域主義」的魔鬼牢牢纏住而不能自拔。前文已言之，當年海軍將校幾乎是清一色的福佬。那位「浮游於諸閩之上」的總司令安徽佬丁汝昌，有時就號令不行，一籌莫展。那位飲譽至今不衰的鄧大人鄧世昌，即是個浮游於諸閩之中的老廣。他的英勇殉國的悲劇（見下節），據說與畛域觀念也有直接關係。畛域觀念是中世紀中國享有專利的壞傳統。它的幽靈至今不滅，今後還有大禍好闖呢！朋友，這也就是我國甲午戰敗之前的國內政治和社會的背景啊！

　　籌韓三策

　　即當日本正處心積慮侵韓，中日關係日趨緊張之時，中國總理衙門當軸曾有解決高麗的籌韓三策的構想。第一，他們曾提出「郡縣化」的方案。企圖把三韓屬國改成中國郡縣；把李氏韓王內遷。仿孔子子孫舊例（如今日的孔德成），設立「衍聖公」一類的機構，優待韓王，世襲罔替。此一設計，在滿清康雍乾盛世，或不難實行。然值滿清衰世，列強環伺，那就是夢想了。

　　第二，乾脆把三韓全部開放，造成列強機會均等、利益均霑之局。庶幾利用國際勢力平衡，保持韓國獨立，以防制日俄等帝國主義一強之獨吞。此策未始不可執行，然清室顢頇而自大，亦不能斬金截鐵，加以實施；而韓廷孱弱亦不具備獨立條件。宗邦一旦撒手，日本會立即取而代之。

　　第三，任其局勢自然發展，相機行事。此為下策。然清廷無能，只得聽任此下策之自然發展矣。

　　迨韓局日壞。光緒二十年夏六月，清廷應韓王之請，始派總兵聶士成，續派提督葉志超率兵千五百名援韓，助平東學黨之亂。日本得訊隨即否認韓國為大清屬國，並同時出兵八千人赴仁川，以清軍為目標，虎視眈眈。──自此，日政府便不聽清方及任何第三國之調處，自組其大本營，成立戰時體制，不斷對韓增兵至三萬有奇。藉口「改革韓政」，實則志在驅除清方勢力，終結清日宗藩關係而兼併朝鮮。

　　面對日方此一咄咄逼人之勢，中國朝野譁然，廟謨清議幾乎一致主戰。是年七月中旬，率千餘清軍孤懸牙山的守將葉志超，亦急電鴻章以「大舉進兵為上策。派艦撤兵為中策。守此不動為下策」（見《年（日）譜》頁二六一，引李文忠公電稿）。然鴻章自知其陸海軍之無能，始終欲以「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牽制日本，乃轉電總理衙門建議接受葉電之「中策」。李氏此電對當時激烈之主戰派簡直是火上加油。「漢奸李二先生」頓時變成眾矢之的。而在此全國主戰聲中，則以生長深宮，只能聽近臣之言，作宸綱獨斷的二十三歲小皇帝光緒，尤為激烈。──他的主戰情緒，其後竟發展到「賜翁同龢、李鴻藻、恭親王『尚方（寶）劍』，命對言和者先斬後奏」的堅決程度（見同上，頁二八九，注五○二，引《清實錄》三五二，及《字林西報》頁八六二，光緒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電訊）。如此一來，連慈禧太后也不願支持鴻章，輕言和議了。──這時他們母子之間的感情尚篤，而恭王猶在靠邊站也。

　　筆者昔年曾細查「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時，道光皇帝之上諭，及「英法聯軍」（咸豐八年至咸豐十年）時，咸豐皇帝之上諭，其後再看「甲午戰爭」（光緒二十年至光緒二十一年）時，光緒皇帝之上諭，發現他們祖孫三人，應付此三次嚴重之外戰的心態發展，簡直如出一轍：

　　第一，在開戰之初，這三位萬歲爺總司令都意氣風發，堅決主戰。臣民有畏葸主和者，簡直是殺無赦。可是迨戰爭爆發，洋兵把清兵打得一敗塗地，萬歲爺又驚惶失措，抱怨當初主戰者，欺君罔上，誤國誤民，要他們提頭來見。最後對侵略者的要求又百依百順，恨不得青衣行酒。不惜一切喪權辱國的條件，但求帝國主義者，高抬貴手，刀下留情。（見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史》序言）

　　因此，在甲午開戰之初，那位七十二歲的李老頭，便被那二十三歲的小上司，不斷辱罵，罵得狗血噴頭。翁同龢、李鴻藻等主戰派因乘勢鼓噪，要小皇帝撤換老李，甚或要向太廟請出專殺宰相的青龍刀，把老李正法。對日抗戰，由小萬歲御駕親征。

　　可是那時的大清帝國，一無策畫戰守、運籌帷幄的大本營或參謀本部；二無調度補給的後勤體制。帝國對抗日戰爭，可說是無絲毫準備。他們之所以不斷「主戰」者，無非要手握兵權的李老頭，赤膊上陣；率領他那批貧下中農組成的過氣「淮軍」；和那砲慢船緩的落後艦艇，去和東洋小鬼廝殺一番。──勝則大清之福；敗則老李砍頭；此梁啟超所謂李鴻章「以一人而敵一國」也！

　　【附註】李鴻章當年派往朝鮮的淮軍將領從吳長慶、葉志超開始，一大半都不識字。他們幾乎全是我鄉（當年合肥縣）的貧下中農。亂世投軍，砍得一身「刀疤」，大難不死。此時都是五六十歲之間、吃得胖嘟嘟的「一品大員」。可是，雖是高官，他們卻不失其視死如歸的英雄好漢的本色。且看聶士成，在八國聯軍期間，他以革了職的一品大官在前線指揮抗戰，腹為洋砲所穿，腸流尺許，他還在揮刀衝殺，慘烈可知。至於葉大呆子（志超），個性之火烈、上陣之勇敢，筆者在孩提時代，便能敘其故事、仰慕不已──他家與我家為近鄰。只是這種瓦岡寨上的英雄，能否打現代化的國際戰爭，那就是另一問題。──志超後來落了個「斬監候」下場。

　　李鴻章久涉洋務，對此豈有不知之理。所以他雖奉諭不斷把這些土軍隊送往高麗，他的真正顧慮，卻在海軍。「北洋艦隊」那幾條鐵船才是他寶貝，他的baby呢！──迨中日戰爭已箭在弦上時，他還要連電駐英公使龔照瑗，「設法購速率在二十三海里以上之最新式大軍艦」，同時並搶購「智利鐵甲艦二隻」以壯大我軍（見同上，頁二六二及二六八）。真是臨渴掘井。

　　另一面鴻章則冒全國辱罵之大不韙，嚴令丁汝昌保艦避戰，不得冒險游弋大同江。在李氏看來只要海軍不敗，則陸軍雖挫，華北仍可無虞，京津安全終能確保也──他還是相信他的寶貝海軍，「攻雖不足，守則有餘也」。

　　誰知他還是過估了他北洋艦隊的實力。打個現代化的海戰，不能攻，便不能守也。結果大東溝一聲號砲，中國海軍便再也無法防守了。

　　豐島是珍珠港前身

　　中日「甲午之戰」的第一砲發自朝鮮西岸的豐島海域。接著才是陸軍的牙山之戰、平壤之戰，和海軍在大東溝的黃海血戰……，然後才一連串打下去的。本文限於篇幅，且略去陸戰而專談海戰，看看這場海戰真相，究竟何似。

　　先談發生在光緒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陰曆六月二十三日）中日海軍的「豐島之戰」。

　　豐島之戰事實上始於日軍向我軍的「偷襲」。其偷襲性質與四十七年後日軍「偷襲珍珠港」，並無兩樣。因為此時中日兩國關係雖甚緊張，然雙方仍在交涉，並未進入戰爭狀態，日本就罔顧國際法，突然偷襲起來，一舉擊沉我運兵船高昇號，並在海上射殺我軍七百餘人。──其後食髓知味，在珍珠港他就如法炮製了。在珍珠港美軍被偷襲，遭射殺與沉溺而死傷者約三千七百餘人。兩次偷襲，倭人均甚得手，然結果相反，也是日本侵略者，多行不義的因果報應吧！

　　豐島之戰的經過是這樣的：

　　光緒二十年七月下旬，李鴻章奉諭向朝鮮增兵備戰。七月二十二日濟遠艦管帶方伯謙乃奉命率濟遠巡洋艦（重二三○○噸、砲二十尊、時速十五浬）及威遠（一二六八噸、鐵骨木殼、砲十二尊、時速十二浬）、廣乙（千噸、鐵骨木殼、砲三尊、時速十四浬）兩船，護送運兵及輜重給養去朝鮮牙山增援。

　　抵步後，方管帶以時局緊張，乃令威遠夤夜先歸（旅順）。方氏自己則率濟遠，待廣乙入口拖駁事畢，於七月二十五日黎明，始啟碇返防。二船剛出漢江口，即見日本鋼質巡洋艦三艘取勢而來。這三艘日艦分別是：

　　吉野（重四一五○噸、兩吋裝甲、六吋速射砲四尊、四點七吋速射砲八尊、魚雷發射管五條、時速二十三浬）

　　浪速（重三六五○噸、不同口徑速射砲八尊、魚雷發射管四條、時速一八點六浬）

　　秋津洲（重三一五○噸、不同口徑速射砲十三尊、魚雷管四條、時速十九浬）

　　按國際慣例，在非戰爭時期兩國艦艇在公海相遇，禮應相對鳴砲或鳴笛「互敬」（exchange salute）。然此次日艦取勢而來，方管帶立見其來意非善，即下令備戰。果然日艦駛近萬碼時，吉野突發號砲一響，三艦乃直撲濟遠；速射砲彈如雨下。我艦倉卒應戰，然優劣勢殊，眾寡不敵，勝負立見。

　　當砲戰初起時，管帶方伯謙、大副沈壽昌（上海人）正並立於主桅之端的望台上，指揮反擊。瞬間沈大副頭部直接中彈，腦漿迸裂，濺染方氏衣裳。立於前桅望台之二副柯建章亦為敵彈擊中，胸腹洞穿。斯時艦上將士亦傷亡枕藉，計陣亡十三人，傷者四十餘人，一艦皆血。然我將士並未停止拚搏，一小時之糾纏，我艦連發四十餘砲。日艦浪速竟為我連續擊中而傾斜失速！

　　在此一小時拚搏之中，慢說我濟遠以一船敵三艦，縱是以一敵一，我艦亦非其對手。我廣乙船太小，自始即難參戰反擊，在倉卒脫離戰場時，終於擱淺自焚。濟遠官兵自知亦難久戰，據說曾詐懸白旗，衝出包圍圈向西南逃避。日艦吉野鼓浪追之，竟為濟遠尾砲擊中要害，死傷枕藉，濟遠終能逃出沉沒之厄運。（見下節有關方之評論）

　　當濟遠向西南疾駛時，適遇我增援赴韓之運兵船，怡和公司之英輪「高昇號」，正運盛軍淮勇九百五十人，駛向牙山。濟遠乃以旗語通知，囑其立即轉舵南返。孰知高昇商輪，時速有限。在其南旋途中，終為敵艦追及，迫令下錨停駛。隨高昇而來之我砲艇「操江號」（重六四○噸）遂為敵艦所擄。

　　高昇被迫停輪之後，日酋乃迫令高昇英籍船長隨日艦駛往仁川或日本，以船上華軍為俘虜。英船長被迫聽命，而艦上我軍不從，蓋中日並未開戰，日本豈可於公海之上竊輪索贖呢！我船上將士則強迫船長駛返大沽。在雙方僵持期間，日艦忽升紅旗，通知高昇號上之西人「離船」。旋即對高昇發砲，我軍亦據船以步槍還擊。然時不旋踵，高昇號即傾斜沉沒。我將士遍浮海上，泅遁無所，日艦竟以機槍向浮沉之人群掃射。槍聲軋軋之下，白浪皆赤，浮屍蔽海。日艦乃挾我操江，掉頭不顧而去。

　　斯役也，敵人係以間諜探得我軍運兵情報，蓄意「偷襲」而來，志在必得。蓋其時日軍主帥伊東祐亨，副帥東鄉平八郎，皆在軍中，見其決策之堅定也。

　　此役亦係敵我兩國，新建現代海軍之處女戰。初試鋒鏑，雙方之優劣畢露，而敵人之殘暴，亦不待「南京大屠殺」而後始為世人所知也。

　　李鴻章論敵我優劣

　　高昇號沉沒消息傳入北京之後，舉朝大譁。眾議均以我海軍亦有鐵甲多艘，運兵增援，為何不派充足艦艇護送，致有此失？損兵折將，實因我海軍將領，尤其是丁汝昌「畏葸無能，巧滑避敵」之所致。光緒帝盛怒之下，其後竟將丁汝昌「革職留任」，要他「戴罪圖功」。主戰廷臣翁同龢、李鴻藻與慶親王奕劻等，甚至奏請連李鴻章亦一道撤職。東事由朝廷直接指揮。不幸的是李鴻章那時卻是大清朝廷中的「周恩來」，是一個無人可以代替的全能宰相。如今他雖是全朝公敵，實際責任還非由他一人擔任不可，尤其是日軍在韓，此時正得寸進尺。攻佔牙山（七月二十九日）之後，已進窺平壤。清廷不甘示弱，乃於八月一日與日本同時「宣戰」。宣戰之後，清廷一面增調大軍，進援平壤；一面嚴令北洋艦隊向黃海出擊，與倭艦決戰。這時丁汝昌亦因屢遭委屈，受氣已多，亦迭向鴻章陳情：不顧生死，出海與倭人一拚。然鴻章老謀深算，知彼知己，終不忍將數十年撫育的寵物，負氣一擲。他一面仍嚴令汝昌，不許輕意出海覓戰；一面密奏小皇帝，力陳海軍不應輕擲之道。這篇有血有肉、情辭懇切的密奏，光緒讀之，亦為之動容。筆者不學，竊思我們讀者作者，亦有細讀的價值，謹抄全文如下：

　　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只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汐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穹甲，而行駛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僅十五六浬。此外各船，愈舊愈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敏活，應以船行之遲速為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亦便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西洋各大國講求船政，以鐵甲為主，必以極快船隻為輔，胥是道也。詳考各國刊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訂造在先，當時西人船機學尚未精造至此，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為極速。今則至二十餘海里矣。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將領屢求添購新式快船，臣仰體時艱款絀，未敢奏咨瀆請。臣當躬任其咎。倭人心計譎深，乘我力難添購之際，近年增置，臣前於預籌戰備摺內奏稱，海上交鋒，恐非勝算，即因快船不敵而言。倘與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萬一挫失，即設法添購亦不濟急。惟不必定與拚擊，今日海軍力量，以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餘。用兵之道，貴於知己知彼，捨短取長，此臣所為兢兢焉，以保船制敵為要，不敢輕於一擲，以求諒於局外者也。似不應以不量力而輕進，轉相苛責。丁汝昌從前剿辦粵捻，曾經大敵，疊著戰功。留直後即令統帶水師，屢至西洋，藉資歷練。及創辦海軍，簡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軍將才，尚無出其右者，若另調人於海軍機輪理法全未嫻習，情形又生，更慮僨事貽誤，臣所不敢出也。（見《奏稿》七八，頁五三；《大清實錄》三四五；《年（日）譜》，頁二七一。）

　　李鴻章這件密奏繕發於光緒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光緒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他決沒有想到，半個月之後，中日黃海大戰爆發，經過四個半小時的血戰，他苦心弧詣，扶植起來的心頭肉、掌上珠，還是被「一舉輕擲」了。

　　劣等洋員的諫言不可信

　　公元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也就是清曆光緒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是我國近現代史上一個有決定性的日子。這天下午，我國第一支、高踞當時世界第八位的現代海軍──北洋艦隊，在黃海之上，大東溝海面，與日本第一支現代化海軍──聯合艦隊，發生了遭遇戰。雙方血戰四個半小時才鳴金收兵，未分勝負。當然我方的損失，遠大於敵方。

　　這一戰，在雙方都是破題兒第一遭。在我國近代軍事史上，可能更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以現代武器、現代組織、現代法則，所打的大規模的現代戰爭。除此之外，連「台兒莊之役」乃至「印緬戰場」，都只能說是一窩「爛仗」。

　　這場戰爭是怎樣打的呢？百年來史家著述甚豐。但是故事大都是千篇一律，把黃海之戰抹黑；把我們海軍裡大批的殉國英雄說成狗熊。首倡其說的原是一些當年海軍裡自高自大的洋員，尤其是那位英國浪人癟三泰樂爾（William Ferdinard Tyler）。泰氏曾親歷黃海之戰。且在他的回憶錄裡（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London: Constable ＆ Co;民國十八年）。寫了一些親歷記。後來史家就根據他的故事，人云亦云的講了幾十年以迄於今。

　　筆者在當學生時，也對他的故事篤信不疑。後來教書海外，把他的回憶錄指定作參考書而細讀之，便懷疑起來了。等到在洋社會住了數十年，摸透了那些洋冒險家到殖民地國家打天下的醜惡的底子，我對他的故事就徹底否定了。

　　泰樂爾同治四年生於英國農村，在他的祖國裡他小學也未畢業。後來到一艘商船當技工，才申請到英國海軍受連制服都要自購的「備役」訓練一年。據他自述，曾取得英海軍「備役中尉」（sub-lieutenant R.N.R）的資格。光緒十四年他到上海掘金，想在中國海關謀一「室內工作」（indoor staff），但是海關人事室卻把他分配到海關巡邏艇上去當個小職員或水手。這兒他一幹五年，光緒二十一年經人介紹進入中國海軍旗艦定遠號當差。不久便碰上了黃海之戰。

　　泰樂爾在定遠號上當的什麼差事呢？他在回憶錄裡說他是定遠號的「副船長」（co-commander）──他這牛皮可吹得太大了。且看上文所述，那位天津水師畢業、德國留學歸來的黎元洪，在定遠上只當個「砲弁」，他至少會放砲嘛！泰樂爾除掉碧眼黃鬚之外，他會放啥子呢？

　　無獨有偶，那位在鎮遠艦上服務的美籍洋員馬吉芬（Philo McGiffen），原任美軍少尉，來華教操。後來也自吹自擂說他曾是鎮遠的船長（commander）呢！其實他二人都只是兩個水兵級的「營混子」而已。

　　不特此也。黃海戰後，那位有提督銜的德籍顧問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辭職了。李鴻章又找了一個英籍拖船駕駛麥格祿（John McClure），來補其缺。麥格祿原來也是個一無所長的酒鬼，出任有提督銜的總顧問，就自認為是中國海軍的副司令了。泰樂爾對此缺也垂涎欲滴。因此對麥某也嫉忌不堪，弄得這兩位英國浪人，終身不和。

　　這兒的問題便是：李鴻章為什麼要找這些爛仔在海軍裡鬼混呢？這大概是在他處理內政和外交上，「洋員」（尤其英國人）都是個必需品。但他又不願僱用有真才實學者。有真才實學者如琅威理，就必然要抓權。在海軍裡抓權，則海軍裡就要再出個赫德了。中國有一個赫德已嫌太多，再來個赫德，中國豈不要亡國？所以琅威理一怒而去。老李也就由他去了。──琅威理怎能建設中國海軍呢？充其量把中國海軍建成個印度海軍罷了。此老李所深知也。朋友，李鴻章就是周恩來！與周總理打交道，只有他利用你；你還能利用他哉？

　　毛主席的延安被胡宗南打下了。毛反要「胡宗南聽指揮」！胡宗南敢不聽哉？

　　老毛頤指氣使，吩咐總理這樣、總理那樣，總理無不俯首聽命。老毛自覺好不風光。但是真正要「毛澤東聽指揮」者，周恩來也。老毛，獨夫而已。人亡政息，何足道哉？接獨夫之班者，周公也。毛澤東不聽指揮，鄧小平，哼！今日有你。圍棋國手，天下無敵，淺見者安知其妙哉？李、周在朝，大才小才，雞鳴狗盜，都是棋子，通吃不誤。所以麥格祿、泰樂爾者，老李麾下，一些蝦兵蟹將、小棋子而已，什麼鳥「洋將」、「洋員」哉？但是，把這些爛仔混入軍中，軍中將士對他們的反應就不一樣了。在那個崇洋時代，一般土將土兵包括丁汝昌，對他們都會崇而敬之。但是，對那些自己也洋過了頭的人，像劉步蟾、林泰曾、嚴宗光、方伯謙等等，就不會把這些一無所長的洋混子看在眼裡了。

　　因此，泰樂爾躋身定遠之內，對一般兵將，他可七拚八撞；在劉管帶之前，那就是小鬼見閻王了。甚至連英語會話、作文，劉步蟾可能也高他一籌──泰樂爾的英文風格便十分低下。他原來連小學也沒畢業嘛！怎能寫出好文章呢？

　　在泰樂爾後來所寫的回憶錄裡，因而他要不惜一切醜化劉步蟾。情見乎辭，以洩其咬牙切齒之積恨。他這種書，歷史家惡可據為信史呢？不幸，在張蔭麟（光緒三十一年至民國三十一年）教授以後，我國史家、作家，竟然偏信了數十年，此筆者不揣淺薄，希望據實稍為扭轉之也。

　　大東溝血戰真相

　　前節已略言之。在豐島一役之後，敵我優劣畢露。鴻章深知，鏖戰於大洋之上我艦隊斷非日艦之對手，因而避戰之心愈切。我艦游弋，只許自威海衛、旅順至鴨綠江口之一線，不許越境禦敵。然李氏退避之策，終難執行。蓋海軍避戰，陸軍屢敗，最後必至避無可避之絕境。再者，清廷已對日宣戰，海道向朝鮮增兵，艦艇護航有責，又從何避起呢，果然牙山既失，平壤吃緊，清廷續調劉盛休部銘軍四千人於九月十六日自大沽出發，由丁汝昌率北洋艦隊自中途護送去韓，增援平壤。日艦得報遂集中其最精銳之艦艇十二艘於鴨綠江口外之大東溝一帶，伺我艦返航時，加以邀擊。我艦避無可避。兩軍遭遇於大東溝上，一場慘烈的中日黃海血戰，便在九月十七日下午十二時五十分，正式爆發了。

　　這次黃海之戰，百年來史籍滋多。史家亦時有異辭。然去其傳言妄語，根據史實，擇要簡述之，真相大致如後。

　　我方護航艦艇，於九月十七日抵達大東溝者，計有十八艘。其中鎮中、鎮南兩砲艦（均重四四○噸），率魚雷艇四艘，護兵入港。平遠、廣丙兩艦則在口外下錨。餘十艦為北洋主力，則下錨於口外十二浬之海面。十艦中計有：

　　定遠（旗艦）、鎮遠二主力艦，各重七千噸，各有十四吋裝甲，十二吋巨砲各四尊，時速均為一四．五浬；

　　致遠、濟速、靖遠、來遠、經遠鋼質巡洋艦五艘，各重二三千噸不等，各種口徑鋼砲十餘尊，時速大致十五至十八浬之間；

　　超勇、揚威、廣甲三砲艇，各重千百噸，各有砲十餘尊，時速十五浬。

　　我艦隊此時之重大弱點，蓋為：（一）無新船。所有艦艇均為光緒十四年前下水之舊式戰船；（二）我艦無快砲。李鴻章勉力所購之十二尊，此時尚未及安裝。

　　而此時在大東溝外，伺機攔擊我船之敵艦十二艘，其性質則正是我艦之反面。其十二艦中，計有：（一）三四千噸之巡洋艦吉野、秋津洲、松島（旗艦）、千代田、嚴島、橋立、赤城七艦為光緒十四年以後始下水之新船。吉野、松島等五艦，且為十九世紀末之嶄新（brand-new）產品；（二）各新船之時速，均在十八浬以上。吉野則二十三浬也；（三）日艦新船均配有「速射砲」；（四）日方老式艦艇，除比叡外，其它如高千穗、浪速、扶桑、西京丸皆鋼質。船既不老，設備彌新。

　　朋友，現代化海空戰，全打科技，全打年代。時新一年、技高一籌，就逼手逼腳。人海戰術、血氣之勇，中古打法也。抗戰中期，日機在我成都機場著陸，取走國父遺像，留下戰書向我空軍挑戰。我健兒不理他。但是我最高當局，忍無可忍，拍桌嚴令應戰。結果璧山一仗，只有我領隊兩位大隊長開了槍。其它健兒尚未及扳機開火，便紛紛墜毀如秋風落葉。從此，我們在後方就只有抱頭挨炸之份了。──此事余聞之於當年參戰英雄，想我空軍舊檔中，應有案可稽也。──甲午黃海之戰，正是如此。

　　且說九月十七日中午，大東溝上我海軍將士正吃完午餐，警報東南海面發現敵船。我艦乃起錨，列陣，迎了上去。

　　據說，我原隊形為兩主力艦平行居首，餘艦排成雙行，尾隨於後。然全隊啟碇不久，副帥劉步蟾忽改傳旗令，變原船陣為一字橫排。伸張兩翼，向敵陣包圍上去。

　　何以劉氏中途改變隊形呢？據泰樂爾說是起於劉的膽怯和自私。他故意要暴露兩翼小船以餌敵。庶幾敵船將不致攻擊劉所乘之旗艦，云云。泰樂爾更強調說，劉氏這一變隊陰謀，連在吊橋上觀察敵情之丁汝昌和漢納根均未發覺，只有他泰樂爾看出了。然大錯已成，無法改回，他乃向丁、漢二主帥建議，將錯就錯，令全隊右轉迎敵。丁氏稱善。泰氏自稱，他乃躍回司令塔要劉步蟾改變航向，右轉四度。劉佯從而陰違，口囑司舵曰「舵向左」（port），即改定遠航向向右也。然旋又低聲囑舵手「且慢、且慢」（steady, steady），結果艦止不動。泰樂爾說，他見劉步蟾抗命乃大憤，厲聲向劉辱罵，並躍上司令塔頂、攀上吊橋向丁報告。此時漢納根已因指揮旗尉他去，只丁汝昌一人在吊橋上，他二人言語不通，未能即時糾正劉步蟾之錯誤。即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劉步蟾忽下令開砲。四砲齊發，竟將吊橋震斷。丁汝昌墜地受傷，他自己也被摔得雙目失明，不省人事……。自此中國船陣大亂，終至不可收拾云云。（見上引泰樂爾自傳，頁五○）

　　上面這段泰樂爾所描述的故事，以後竟被張蔭麟、郭廷以諸教授，乃至其後無數著述家引證為海戰信史，並對劉步蟾隨意詆辱。吾友Rawlinson後來在哈佛大學撰寫博士論文（導師為費正清教授），亦持此說，信而不疑。（見上引Rawlinson之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道光十九年至光緒二十一年，pp.175，179至180）。

　　讀者賢達，您相信泰樂爾在事後三十多年才寫出的這段故事嗎？──我個人是始信而終疑也。

　　第一，泰氏在定遠艦上向未參加過軍事會議。他不夠資格嘛！這也是他在書中公開承認的。在他們眾艦長必然都參加的軍事會議裡，原議是否是「縱陣」（line　　ahead）？縱為「縱陣」是否一定不能改為「橫陣」（line abreast）？原議詳情，後人不知也。泰樂爾當時不夠資格過問此事；因此，他在當時亦不知也。三十多年之後，重要當事人死絕了，他才著書編造，漏洞百出。我輩治史者，能有疑處不疑？！

　　【附註】其實此一縱陣為橫陣之命令，據戚其章所獲原文件，實出自丁汝昌的直接口令。泰氏毫無所知，實是信口胡說。

　　第二，變換陣形，事關十艦，左右數千碼是何等大事。這種變換，丁汝昌、漢納根近在督戰吊橋之上，林泰曾總兵（師長）近在鄰船，居然都未看到，只有他這一無職守的營混子、無事忙，發現了，由他來提出警告，三位正副主帥才聽他建議來匆忙改正。他是老幾？！這分明是一派讕言！

　　第三，丁汝昌不能實際指揮作戰；騎兵出身的漢納根，原是砲台工程師，對海軍也是外行。指揮主力艦作戰的司令官原是一種最高級的「技術官員」（technocrat），所用專業技術語言，在早期中國，全屬英語，日本亦然（此亦泰樂爾自覺神氣的主要原因）。所以中日黃海之戰時，雙方實際指揮官皆為副帥。在我方為副帥劉步蟾；在日方則為副帥東鄉平八郎──這兩位格林威治的老同學。步蟾恃才傲物，他把個真正的英國海軍司令琅威理（上校）且視同無物，他怎能把這個營混子、小水手，自稱「備役中尉」的泰樂爾放在眼裡呢？！泰樂爾吃氣在心，所以後來著書，乃一意以罵劉為職志。其啣恨之深，誣衊劉步蟾之刻毒，簡直匪夷所思！筆者因限於篇幅，未能多譯。須知定遠當年是我軍旗艦。在這一莊嚴軍營之內，士卒途遇主帥，是要「目迎八步、目送八步」的。泰樂爾在其書內把自己寫成一位跳樑小丑。三位主帥都聽其指揮，最後竟至厲聲辱罵（curse）司令官。自我膨脹，一至於此，真是不要臉之極！

　　第四，縱陣、橫陣之優劣，在當時海軍操典上，原是各有其說的。至於陣形之變換，令旗一扯，一個立正向左（右）轉，橫陣也立刻可以變為縱陣。其它如由單行變雙行；由方陣變圓陣；雙向行駛，忽前忽後，忽快忽慢，在重洋之上，指揮作戰，依敵情變化而判斷之，其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斯皆主帥之責，偏末小卒，何能瞭解呢？泰樂爾這個「洋營混子」，縱在晚年著書，對此仍一無所知也。他小學未嘗卒業，常識不足故也。但是這洋癟三，信口編造成篇，居然騙了我國並不知兵的史學界至數十年之久，亦可驚矣。

　　我艦一字排開，敵船錐形突擊

　　當然上述主帥作業，要能得心應手，如臂使指，就一定要將士訓練有素，船械設備新穎，才能制敵機先──那時我軍船械過時、砲上曬褲，一時頗難做到。可是日本人卻做到了。

　　當敵我於十七日下午十二時五十分接仗時，我十艦排成一字橫陣，定、鎮居中。定遠之左列各艦以次為靖遠、致遠、廣甲、濟遠四艦。鎮遠之右則來遠、經遠、超勇、揚威也。十艦以六浬時速，排列前進。然兩翼尖端船小，速度較慢，以致「一」字漸成弧形。

　　迎頭而來之日艦十二艘，則分為前後兩隊，以吉野號等四艦居首為游擊隊，以松島旗艦為首，餘八艦分兩行跟進，是為本隊，以十浬時速，向我撲來。

　　當敵我距離接近八千碼時。我方首發巨砲，因砲震橋斷，丁提督被摔落地，身受重傷，口吐黃水，足折不能行。船員乃抬其入艙包紮，丁堅拒不許，遂坐於甲板上過道之側，督戰到底。彼可目睹合船將士操作；船面將士亦可時見主帥所在。

　　此時日艦距我既近，乃以巨砲還擊，並由吉野率領前鋒突擊隊，加快速度至十四浬，隨即直穿我右翼而過。速射砲數十尊，左右開弓，一時俱發，彈下如雨。我鎮、定二主力，直接中彈百十發，死傷枕藉。甲板上之檣桅、瞭望台、帥旗、令旗，以及懸旗繩索，悉被敵方之密集速射砲火，轟毀殆盡。所幸由於裝甲堅厚，敵十吋巨彈，亦只能穿甲五吋，以致兩艦，始終有傷無險；並逼近敵艦，發砲還擊。唯我右翼之小船，尤其是超勇、揚威兩艦，不勝負荷。船身中彈數十發，引起大火。我將士雖捨命撲救，終難控制。揚威原在右翼尖端，被迫外駛避砲。不幸受傷過重，火勢蔓延，全船盡毀。掙扎愈時，終至無救。全軍棄船時，管帶林履中蹈海自殺。海上存者六十五人，卒為我一趕來應援之魚雷艇救起，駛出戰場。

　　敵方前鋒突擊隊，既以疾駛速射，穿我右翼而過之後，乃再向右急馳，繞過我鎮、定二主力之尾部，擬再右旋衝折我左翼，與隨後而來之本隊八艦，形成包圍圈，圍攻我定、鎮二艦為首之主力，作殲滅戰。

　　然正當吉野二度右轉擬自後方衝我左翼時，我平遠艦適自大東溝之北部，率魚雷艇四艘趕來參戰。吉野見狀，乃捨我左翼，改道撲我平遠。我平遠管帶早知平遠非吉野之敵，乃掉頭並飭雷艇四散避之。吉野無所獲，遂又奔向我艦，擬與其隨後繞我而來之敵艦本隊，圍攻我主力，轟沉我輔艦。

　　末世友情，人不如狗

　　此時敵我鏖戰激烈，大東溝上煙霧彌天，風雲變色。

　　當敵艦本隊隨其突擊隊，衝向我右翼，擬繞我主力作大包圍時，我右翼諸艦拚死抗拒，亦發砲如雷。唯此時我超勇砲艦，已受重傷，大火不熄，船身傾斜，敵本隊乃以快艇快砲輪番攻之，超勇卒被擊沉。管帶黃建勳隨眾落水。當時有人拋長繩繫救生圈救之。黃推繩不就，遂隨超勇自沉殉國。

　　我軍左翼自吉野折返後，戰況亦至激烈。我致遠艦，拚死抗戰，中彈纍纍，船身已受重傷。致遠管帶鄧世昌見敵船縱橫馳騁，率領諸艦進攻，對我艦為害最大者，厥為敵艦吉野號。若去此酋，則我軍頹勢或可稍轉。乃伺機取好角度以全速向吉野撞去，擬以重傷我船與敵艦同歸於盡。當兩船迫近，同沉勢在不免時，敵我船員均大驚大譁。孰知致遠半途竟被敵方魚雷擊中要害，鍋爐爆裂，壯舉成空──而該魚雷原定目標本是定遠旗艦，中途誤中致遠，救了吉野。也是天意。

　　當致遠沉沒時，管帶鄧世昌與合船戰士二百五十人同時墜海（後只七人生還）。其時僚屬有以救生木給世昌者。世昌推木不就。當年海軍將士生活西化。世昌在艦上本蓄有二犬。如今該犬亦隨主人同時墜海。此二犬希圖搭救世昌，乃銜其臂不令沉沒。世昌推去之。此犬竟游回再銜其髮以圖拯救，世昌終於抱犬同沉。

　　這一幕重洋之上，活生生的「義犬救主記」，真令人感嘆。將來如有朝一日，我黃海血戰殉國將士含冤得雪，立碑平反，則此兩頭義犬，也應該勒石紀念啊！

　　竊念我人，生逢末世，道德陵夷。數十年友情往往為私心所蔽，為芥末之微的小名小利之惑而竟不惜投井下石，捐之一旦。比諸此犬，真是人不如狗，思之慨然。

　　世昌死前之激憤，或言與省籍情結亦不無關係。世昌粵人，而當時海軍將士多為閩人。臨危相救，世昌或嫌閩人對粵人略有軒輊云。（以上故事多採自Rawlinson著前書；吳相湘等編《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類第六冊，《甲午中國海軍戰績考》；前引戚其章書與其它若干中西史料。）

　　濟遠和廣甲的疑案

　　致遠既沉，我艦隊左翼頓折。敵艦乃以優勢火力與優勢速率，輪番圍攻我經遠。經遠不支，終於下午四點四十分為日艦擊沉，管帶林永升陣亡。合船死難者凡二百七十二人。生還者只十六人。（見同上）

　　我致遠、經遠相繼沉沒之後，所餘之濟遠、廣甲二船，如不及時逃出戰場，必被擊沉無疑。廣甲原為我福州自製之木殼鐵質千噸小船，本不堪一戰。只是廣甲撤退時，因管帶吳敬榮判斷錯誤而觸礁不起。全體船員（包括黎元洪）撤出之後，翌日始被巡弋日艦所毀。

　　至於濟遠疑案，則至今不能解。濟遠在黃海之戰時，戰爭未終，即全艦而返。濟遠歸來如係「臨陣脫逃」，則其管帶方伯謙其後之被「正法」（砍頭），實罪有應得。然該艦如係「力竭撤退」。則在那軍中通訊被割，請命無由的情況之下，全艦而歸，理應嘉獎呢！

　　總之，方管帶之死，軍中哀之，洋員亦不服。敵軍主帥亦感驚異，蓋伯謙在豐島之役，以一船敵三艦，表現至為優異也。大東溝之戰，濟遠發砲過多，砲盤為之鎔化，而方氏終遭「軍前正法」者，顯似李老總或小皇帝一怒使然。伯謙之死，是軍中無法，未經過「公平審判」（fair trial）也。人主紅筆一勾，小臣人頭落地，中古幹法也。以中古帝王辦法，打現代國際戰爭，宜其全軍盡墨也。在下落筆萬言，未開一槍，私衷所欲闡明者，旨在斯乎？！

　　劉步蟾戰績輝煌

　　前節已言之，黃海一役，實際指揮作戰之主帥劉步蟾也。步蟾接仗之初，麾下原有十艦。經四小時血戰之後，我方有六艦或沉或毀或逃已如上述（另二艦平遠、廣丙未參戰），然此六艦之損失實為器械窳劣所致，非主帥指揮錯誤有以致之也。以超勇、揚威、廣甲各蚊船，置之兩翼，置之排尾，其結果不會兩樣，則縱陣、橫陣云乎哉？

　　四個半小時之後，步蟾只剩四船──定遠、鎮遠、來遠、靖遠也。其時來遠全船著火，樑柱皆曲，已不成船形，猶與敵艦砲戰未已。

　　定遠、鎮遠二艦連續血戰四小時有半。二艦共中重砲彈三百七十餘發，遍體如麻。據日人統計，定遠一艦獨中輕重砲彈即不下兩千發。蓋血戰自始至終，日方即以我二主力艦為攻擊重心。二艦被摧，則我勢必全軍盡墨，毋待三月後之劉公島也。

　　定、鎮二艦各長三百呎，於四小時內，各中敵砲千彈以上。如此則船內官兵承受如何，不難想像也。泰樂爾即兩耳鼓被震破，終身重聽。丁汝昌、劉步蟾耳鼓如何，吾人不知也。

　　我兩艦共有十二吋巨砲八尊。四小時中共發十二吋彈一百九十七枚。有十彈直接命中。不幸我艦無戰場經驗。每砲只有「爆炸彈」十五枚。其中一枚直接擊中敵松島旗艦，死敵八十餘人，器械盡毀。伊東祐亨被迫另換旗艦。此十二吋爆炸彈威力可知。

　　爆炸彈之外，我艦多的是「穿甲彈」，而敵艦無重甲。穿甲彈攻力雖猛，過猛反而無用。我有兩穿甲彈直接擊中敵艦「西京丸」。然兩彈皆穿船而過，把西京丸鑿了四孔，而全船無恙。

　　我各艦小砲共發四百八十二彈。有五十八彈直接擊中敵船。敵艦比叡號被我圍攻，獨中二十二彈，幾被擊沉。我一魚雷亦嘗直射敵船，不意此雷迫近敵艦時竟潛入船底之下，穿船而過。敵人全船大驚，然卒有驚無傷，亦我國運不濟，戰神搗鬼也。

　　綜計全戰局，日人砲多而快命中率至百分之十五。我艦砲少而慢，然命中率，亦達百分之十。

　　敵艦快捷如鯊魚，要來便來，要走便走，要打便打；不打，我亦不能追擊。然我主力艦則沉重如大海龜，任你捶打，也不會下沉。鯊魚亦奈何不得。

　　雙方廝殺，難解難分。至下午五時半，我十二吋巨彈只剩下三枚，而伊東深恐天黑，我魚雷艇逞兇，乃收隊而逃。劉步蟾鼓浪追之數浬，速度不及，愈追愈遠。乃收隊而歸。──結束了這場黃海血戰。

　　讀者賢達，您讀畢上列諸節的真實故事，該知劉步蟾、丁汝昌並非飯桶。大清不亡，我軍不敗，實無天理，然非戰之罪也。我輩臧否先烈先賢，可不憂哉？願與賢明讀者共勉之。

　　※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三十日脫稿於北美洲

　　原載於台北《傅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四期

【三】四、一百年後回看戊戌變法

　　在一百多年的中國近代史中，我們苦難的中國人民，承擔了無數次大小「革命」，和兩次大「變法」──由康梁發動的「戊戌變法」，和由鄧小平領導的「小平變法」。粗淺的說來，「革命」易而「變法」難也。蓋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則敵我分明、對象顯著，而手段單純。變法者，變自己之法也。變自己之法則對象不明、敵我難分，而手段千變萬化也。毛澤東不言乎：「矛盾」有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之別也。敵我矛盾可以一槍了事；人民內部矛盾則抽刀斷水，沾漣不盡矣。「變法」者亦「人民內部的矛盾」之一種也。

　　君不見戊戌之變時有新舊之爭、帝后之爭、母子之爭，甚至婆媳之爭。帝黨中有后黨；后黨中亦有帝黨。開衙門、關衙門，糾纏不盡？更不見，小平變法時，鄧公小平既做光緒、又做慈禧；當了兒子、再當媽媽。重用胡（耀邦）趙（紫陽）、又逼走胡趙。力主「開放」、又要「堅持」；堅持堅不了、開放又放不出……，結果弄得聖母老太后，真煩死人也；也矛盾死人也麼哥！

　　讀者賢達：您以為在下有欠忠厚。不能替鄧老分憂，還在一旁講風涼話哉？非也。在目前，我們實在不知道老鄧在搞些啥子。鄧老本人固亦不盡知也。

　　蘇東坡不也說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其實蘇子這話，並未說透。談時政、評當朝；當局者固迷，旁觀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報攤上去翻翻，有幾位大家名筆，不在自說自話，甚至瞎說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變法，非也。時間因素不夠嘛！等它一百年。再回頭看看，自會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放下小平不談；談談一百年前的康梁。

　　首先看看「社會轉型」說

　　筆者落筆至此，適逢電視報導，當今世界上位列第二位的超級強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一槍未響、無聲無臭的情況之下，壽終正寢。這真是人類文明八千年歷史中從未有過的怪事和大事。怪不得《紐約時報》以跨欄的頭條新聞報導刊載之。但這頭條新聞，在讀者眼光中卻遠沒有同一天副版上，甘迺迪參議員的外甥史密斯少爺的強姦案之緊張刺激，讀者如雲。

　　蘇聯，馬克思主義之祖國也。蘇帝死得如此窩囊，連累得馬克思也顯得臉上無光。相形之下，資本主義之父的（亞當）史密斯老先生卻童顏鶴髮、老而不死，神氣活現起來。真的，那一度曾與成吉思汗同其威風的老馬，現在居然虎落平陽，連甘迺迪的一個好色的小孫子也不如哉？在我們授世界史的教員看起來，此話言之過早也。

　　馬克思主義，至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和其它主要學說一樣，也有若干獨到之處，不可一竿子打翻。馬派史學家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分五個「階段」前進的，而每一階段則各有其不同的社會「型態」。在這五個階段一個接著一個嬗遞前進之時，兩個階段之間，前後兩個型態的轉換，就「必然」有個「轉型期」。既然歷史的發展和轉型是個「必然」的程序，幹嘛又要去「鬧革命」、「搞階級鬥爭」呢，馬家的門徒說，鬧革命、搞階級鬥爭的目的，就是要縮短這個必然發生的「轉型期」。這種轉型現象如任其自然發展，時間可能拖得很長；甚至無限制拖下去。──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便是根據這項學說的推理，認為長痛不如短痛。應該以暴力催生，使社會轉型於旦夕之間，畢其功於一役。所以馬列主義者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列寧如此，毛澤東更不必說了。

　　當然這種馬列主義的歷史學毛病多著呢！各派史家，根據各民族的歷史經驗，對它加以批駁的，可說是汗牛充棟。筆者不學，亦嘗追隨群賢之末，根據我華族歷史發展之經驗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複。

　　「轉型期」是社會發展的「瓶頸」

　　可是馬派史學正和其它主要學說一樣──如湯恩比的「挑戰反應」論、杜威的「實驗主義」說，和二次大戰後支配聯合國主要政策的「經濟發展」論等等──不是「全對」，也不是「全錯」。各該派的主要論斷，在中國歷史上都可找到「佐證」。史家對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陸上早期對馬列學說之絕對認可），或通盤否定，都是錯誤的。

　　例如馬派史學上的「型態」論，和「轉型」說，即有其可取之處。我們反證了它史分五段的「絕對論」（absolutism）。但我們也無法否認，中國近三千年社會發展的程序裡，也的確有過兩大「轉型期」。──發生在古代的便是歷時一百三十餘年的「商鞅變法」；發生在現代的便是吾儕及身而見的自「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以後，歷時一百五十餘年的近代史階段了。

　　我國古代社會的「轉型」，確是如馬派史學所說的，那是我國社會發展內因演變的結果。轉型是「自動」的。而我國近代社會的轉型程序，則是如湯派史學所說的，那是外因「挑戰」（challenge）的「反應」（response）。轉型的程序是「被動」的。可是等到這「轉型期」接近尾聲時，朝野雙方，不論黑貓白貓，又一切向「錢」看。大家都知道，經濟「飛」不起來，則另一個「定型」便無法出現。今日台灣「蔣家政權」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陸上鄧大人卻在繼續「垂簾聽政」，還不是「錢」的關係？等到大陸上也能突破「開發中」（developing）的枷鎖，而邁向「已開發」（developed）階段。海峽兩岸一國一制。我們的「轉型期」就會正式結束。一個新的「定型」就會出現。這最後一段的發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學的重點所在了──不重實際效驗、經濟搞不上去，你得閉起鳥嘴，啥也沒得好說的。回去搞你的獨裁專制好也，搞到像史達林那樣的神氣，還是不免要鞭屍亡國的。

　　話說千遍，一語歸宗。近一個半世紀中國變亂的性質便是兩千年一遇的「社會轉型」的現象。在歷史的潮流裡，「轉型期」是個瓶頸，是個三峽。長江通過三峽是灘高水急、波翻浪滾、險象環生的。在這激流險灘中，搖櫓盪舟、順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風流人物，觸礁滅頂，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壩，你遠看「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你就有心平氣和，享有無恐懼自由之感了。因此在這轉型期接近尾聲的階段，回看百年史實，便知一部「中國近代史」，實在是一部從中古東方式的社會型態，轉向現代西方式的社會型態的「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史」，也可叫做「中國現代化運動史」吧！康梁師徒在這段歷史潮流裡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峽中的一葉扁舟裡的兩個小船夫。在急流險灘之間，風馳電掣，順流而下，終於觸礁沉沒──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且看「皇帝」的慢慢蛻變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見的一百五十年的轉型期中，我們的老舊的社會型態──這個左翼史家一古腦稱之為「半封建」的社會型態──到今天還沒有被完全「轉」掉。就以「皇帝」這項制度來說吧！辛亥革命以後，我們雖然沒有皇帝了，卻多的是「變相皇帝」。朋友，您能說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三公不是「變相皇帝」嗎？皇帝爺哪有他們三位的獨裁權力啊！

　　所以歷史的事實己證明「一次革命論」這項理論是錯誤的。我們的「民國史」上，從洪憲「皇帝」起「轉」了七十多年，才「轉」出個李登輝「總統」來。因此我們在社會發展中「轉型」的程序是十分複雜的，是迂迴曲折，進三步退兩步，左進右退，上進下退……，有時甚至是乾脆立正、向後轉，真是花樣繁多──但是從遠景看來，向前發展的大方向是不變的；同時也是階段分明的。

　　大的階段暫時不談了，就看最近十年這段「小平變法」吧，它自七九年開始，一下便向前猛衝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開始煞車。及八九年「六四」，忽來個立正向後轉，血流如注。這兩年來，它既要繼續開放、和平演變；又要反對和平演變。我們也看不出它怎樣反對「和平演變」。跟毛澤東的「大躍進」相比，則毛是兔子，鄧是烏龜了。但是歷史也證明烏龜比兔子爬得快。中國發展的「大方向」還是向轉型前進的。（參見拙作〈胡適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社會轉型」需時數百年

　　有人或嫌我們「轉型」（也可說是「現代化」吧）太慢了一點。君不見日本轉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嗎？其實日本轉型是個例外（容後節細論之），其它民族社會轉型，均需三兩百年，始見膚功也。

　　我國古代的商鞅變法自公元前三五○年變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統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來（毛澤東語）。但是秦皇「任刑太過」（顧炎武語），再繼續向前「轉」進。又實驗了一百餘年，至漢武帝以後才慢慢地搞出個「霸王道雜之」（漢宣帝劉詢的話）的中央集權文官制和重農輕商的大帝國的「定型」來。這一漢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兩千年。基本上沒有原則性的改變──所以毛澤東告訴郭沫若說：「千載猶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後這兩個定型之間，「轉型期」延長至三百餘年！

　　近代歐洲社會的「轉型」，實始於十四世紀初年（一三○○）的「文藝復興」。一轉也是三百餘年，直至十七世紀（萬曆二十八年）之末，才逐漸「定型」；變成以自由個體為社會基礎，以大規模機器生產財富來源的「資本主義」（capitalistic）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和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或parliamentary government）來。這一現代西方的「定型」已維持了四百餘年。可是在民國八十年底蘇聯帝國之崩潰，原蘇聯各邦同意再組邦聯。西歐各國與此同時也正在大搞其「幣同型」（common currency），一個新的西方政治社會的「轉型期」，又已顯其端倪矣。──現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尚前途漫漫，而當代西方社會又已開始轉型，這大概是現代科技快速發展的必然後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會轉型史中，以日本轉得最快。同治七年「明治維新」後，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躋身世界先進強權之列。這可能是維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與中古歐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態」甚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實行「歐化」（歐洲式的現代化），則社會發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鳴驚人了；另一點則是島居小邦的關係。西方的現代化，尤其是「經濟起飛」，都是從「小邦」（small state）開始實行的【而現在又逐漸走向大型的經濟邦聯（economic commonwealth）】；美國獨立之初不也是十三個小邦的邦聯嗎？現在亞洲的「四條小龍」還不是四個「小邦」？

　　我們中國是個有特殊歷史和「亞洲式社會」（Asiatic Society）背景的大國，一旦搞起「西式」的「現代化」（簡稱「西化」）來，鑿枘不投，就沒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麼輕鬆了。我們搞「西化」，尤甚是搞脫胎換骨的「全盤西化」，那就要迂迴曲折地，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慢慢地向前爬行了。──康梁變法便是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盤西化」的胡適則是另一小段的領袖。

　　固有文化的「現代」處理

　　「全盤西化」這個口號多嚇人！胡適原來就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咒罵之下，這位調和性極重的啟蒙大師乃改口說什麼「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實「充分世界化」這口號大有語病，甚至欠通。「全盤西化」這口號聽來雖嚇人，但是我們今天如把海峽兩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國共兩政權管轄下的中小學教科書翻開來看看，其中除掉我們繼續用筷子吃飯一些小事物之外，還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來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們幾乎在不知不覺之間，是真的「全盤西化」了。在政治上、在社會上，我們雖然還遺留有若干固有文化的殘餘，如中央政府的極權制，和農村中的盲婚制等等，但是那些只是有待清除的渣滓啊。

　　可是我們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無可取哉？──怎能如此說呢？「中國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禮，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說一無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屬於前一型態或中古型態的文化了。它要經過一個痛苦的西式「現代化」（二次大戰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屬於轉型期以後的次一型態或現代型態。就以中醫來說吧！我國傳統醫學是世界之寶，豈但「國寶」哉？但是「中醫」（尤其是婦產科、小兒科）如不經過「現代化」的清理程序（所謂中西醫結合），則是一殺人如麻的劊子手也。文化云乎哉？（日本維新之後，嚴禁中醫幾至百年之久。國民政府早期亦曾封殺中醫。）再說海峽兩岸今日最時興的「氣功」吧！如不經過一番現代化的處理，則天大迷信一條也；刀槍不入的「義和拳匪」也。把它說成中國固有文化，豈不丟人哉？

　　以此類推，則我國固有文明裡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孔孟之道、四維八德……無一不需「現代化」（包括「科學化」、「民主化」）的處理始能適應於次一型態的社會。無一不需經現代化處理而能公之於全人類（世界化）的。因此所謂「西方文明」，非本質優於我「東方文明」也。近三百年來西風之所以能壓倒東風者──包括西方小說之能夠壓倒東方小說者──「固有」與「現代」之別也。近百年來吾人所見之所謂「西方文明」者，「現代文明」也。他們通過這個「現代化程序」。早於我們三百年；而吾人口口聲聲所說之「東方文明」者，仍停滯在「現代化」前期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諸「現代文明」就相形見絀了。等到東西兩個「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現代化的程序，到那時兩個「現代文明」，截長補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們如果要把全部「中國固有文明」都要加以現代化的處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分段前進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所領導的「戊戌變法」，便是這「分段前進」的「現代化運動」中的一小段──集中於「政治現代化」的一小段。

　　從「科技現代化」到「政治現代化」

　　但是康梁所領導的這一「小段」又是整個的「現代化運動」中的哪一段？

　　曰：從兩千年的中國通史來看，它是第二個「轉型期」中的「第二階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階段」。借用大陸上「文革後」的最新名詞，蓋亦可叫做「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進」、「緩進」二派。急進派以孫文為首。他們搞的是「驅除韃虜、建立民國」；暴力革命，以美為師。緩進派則以康有為為首。他們主張「變法維新、君主立憲」；和平演變，排除暴力，以英國制為鵠的。──這兩派之同時興起、殊途同歸，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戰爭」（光緒二十年至光緒二十一年）挫敗，清廷喪權辱國的影響。在此之前，這兩派原都寄望於「同治中興」（咸豐十一年至光緒元年至光緒二十年）期間，中興名臣所推動以科技為主。以船、砲、路、礦為內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謂「洋務運動」。

　　這種早期的「新政」，事實上便是我國「現代化運動」中的「第一階段」；也就是「科技現代化」的階段。再用個最新的名詞，那就叫做「四個現代化」吧！

　　其實搞這四個現代化的老祖宗還不是李鴻章等「中興名臣」呢！當然更不是鄧小平和陳雲。它的兩位老祖宗卻是林則徐（乾隆五十年至道光三十年）和徐繼畬（乾隆六十年至同治十二年）兩位總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乾隆五十九年至咸豐七年）在鴉片戰爭時期就開始呼籲改制，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見道光二十二年版《海國圖志序》）。魏之所謂「夷之長技」者，用句目前的語言來說，那就是「西方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也就是「科技現代化」，也就是「四個現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後，我們搞「洋務」的歷史又「重演」一次罷了。

　　科技現代化經林徐二公首倡之後，至同治中興，竟成顯學。一時新政雲湧，人才輩出，中興名臣如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陳寶箴、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等等，把四個現代化實在搞得有聲有色。雖然我們歷史家一直在咒罵昏聵淫逸的慈禧太后，把建海軍、修鐵路（天津到瀋陽）之款數千萬兩，拿去修治頤和園。縱使如此，我們的海軍那時在規模上，還是超過日本的；路礦的資源就更不必談了。自鴉片戰敗（道光二十二年）之後，我們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縱自「同治中興」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誰知至「甲午中日戰爭」（光緒二十年至光緒二十一年）之役，那些罈罈罐罐，被東洋鬼幾砲就打掉了。

　　我們甲午戰敗（光緒二十一年），非由於器械之不精也、資源之不廣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們之敗，是敗在顢頇落伍、貪污無能的政治制度──我們的「祖制」，也就是屬於前一型態的老制度。搞「堅船利砲」搞了數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夢初醒。原來沒有個趕上時代的政治制度，則縱有超等的堅船利砲，舊瓶裝新酒，也無濟於事。以古方今，這也是我的小老鄉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認為「四個（科技）現代化」之不足恃；他寧願坐牢，也要堅持搞「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的道理。──魏京生要改變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

　　遠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聲，他們那時所堅持的「變法改制」這個大方向，正和大陸今天的「開放政策」一樣，是歷史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時代精神。除了最無知守舊和自私的少數冬烘之外，基本上是無人反對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內）。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光緒二十年至光緒二十四年）之間，主張變法改制的時論和奏章，真如狂風暴雨，雪片飛來。在當時這類文獻裡，我們讀得最沉痛的，莫過於日本的戰勝者，對我國戰敗者的「勸降書」了。

　　一封沉痛的日本「勸降書」

　　在中日「甲午之戰」的後期，我國當時最現代化的「北洋艦隊」，被日方打得幾乎全軍覆沒之時，剩下的幾艘殘艦，於光緒二十一年二月由海軍提督（海軍總司令）丁汝昌率領退守威海衛，被日艦重重包圍，走投無路。當丁提督與他的高級僚屬海軍總兵張文宣正預備自殺殉國之時，他收到一封敵軍主將的勸降書。這封勸降書值得一讀。以明國恥，以誌其慟。今且節錄若干段原文於後：

　　大日本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祐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

　　時局之變，僕與閣下從事於疆場，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僕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僕之此書豈徒為勸降清國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傍觀者審。……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苟能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睹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陞擢；文藝乃為顯榮之階梯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能行於今日乎？（上句或有抄脫之字，否則可能是譯者文字欠通順所致，因此函原稿屬英文。）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因。今貴國亦不可以不去舊謀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於敗（亡）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漢譯全文見王芸生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民國二十年，大公報出版，第二冊，第一九七至一九八頁。）

　　伊東此函作於光緒二十一年陽曆一月二十三日。十天之後（二月十二日），丁汝昌就自殺了。

　　伊東這封「勸降書」雖算不得是我國清末變法改制的重要文獻，然此書出自把我海陸兩軍都打得全軍覆沒的敵軍主將之手，它對麻痺已久的中國朝野，簡直是一記「震擊治療」（shock therapy），使戰敗國人民覺悟到「政治改革」實遠比「科技改革」更為重要。因為在此之前，倡導變法改制的雖亦大有人在。──康有為第一次上書籲請改制，便在甲午戰爭的六年之前。康之前還有馮桂芬、容閎等人。但是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認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這一次為日本小弟所戰敗，情況就不同了。再加上伊東這封連勸帶諷的勸降書，一朝傳出，對古老的大清帝國，真是一極大的震撼。自此以後「變法改制」的呼號乃如狂風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師徒，風雲際會，也就一馬當先了。康梁師徒何以會有這樣的機運？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見分曉。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三期

【三】五、解剖康有為

　　前篇已言之。清末首倡除舊佈新，作「緩進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為並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觀察、成熟的理論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張變法改制者如馮桂芬（嘉慶十四年至同治十三年）和容閎（道光八年至民國一年）等人都比康要早。甚至在位的李鴻章（道光三年至光緒二十七年）也早已有此認識。但是在傳統士大夫陣營之內，首先以中西理論相結合，並化理論為行動，不眠不休地以推動變法為職志，結果禍延家國、名揚天下，終以變法專家載記史冊的，那就只有一個康有為了。──他是近代中國，「現代化運動」這場長程「接力賽」中，第一個「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將。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個廣東佬孫中山，來接棒跑其「第三段」──那個「急進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專制政權）的階段。孫中山「建立民國」以後，問題仍是一籮筐，無法解決，才由胡適來接棒，跑其「第四段」──那個「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的文化革命階段。此是後話。續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話說回頭。在清末搞「緩進派」政治現代化──其實是「政治西化」（更正確一點的說，則是倣傚「英國模式」的「君主立憲」），為什麼輪到康、梁師徒來執其牛耳呢？道理很簡單，康、梁都是廣東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變法改制，廣東佬是得風氣之先的。那時候我們內地人把英美諸「夷」還看成只會製造殺人武器的野蠻民族呢！而當時的廣東佬耳聞目睹之餘，才開始承認野蠻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會制度，也遠遠超越我們呢！康、梁師徒便是當時在南方知識分子集團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

　　廣東、廣西兩省在我國數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個落後地區。蓋漢族文化發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廣東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啟超說：「吾粵之在中國為邊陲地。五嶺障之。文化常後於中原。故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之地，開化既久，人物屢起，而吾粵無聞焉。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見梁著《康有為傳》）。

　　可是三千年風水輪流轉。時至現代，漢家文化萎縮，西學東漸，則搞信奉洋教、變法維新、革命排滿的先進分子如洪秀全、容閎、孫文、康、梁……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廣了。讓我們先把這位「康聖人」解剖一下。

　　解剖康有為

　　康有為（咸豐八年至民國十六年）廣東南海人，長孫中山八歲。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聯軍」（咸豐八年至咸豐十年）入侵之年。他生後六年，他的小同鄉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國就亡國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們那個百足之蟲的滿清大帝國，在咸豐皇帝北狩承德「龍馭賓天」，幼主登基、「兩宮垂廉」，「太平軍」與「捻軍」相繼覆滅之後，居然又搞出個「同治中興」（從咸豐十一年開始）的小康局面來。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興名臣」，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來，這個腐爛的王朝，倒頗有點「中興氣象」──至少政局還算安定。這一局面一直維持到「甲午」前夕。

　　【附註】光緒十一年的「中法之戰」，對國內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響不大。劉銘傳在台灣、馮子材在安南，畢竟還打了兩個小勝仗，足使當時朝野還保存點幻想。

　　筆者走筆至此，又要擱筆嘆息兩聲：在同治中興時期，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興名臣」，被後來國、共兩黨的理論家、宣傳家，真罵得狗屁不值。可是我們一百年後，再回頭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進士、舉人（早一點的林則徐、徐繼畬、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張（之洞）、翁（同龢）、陳（寶箴）、沈（葆楨）、劉（坤一）等等，在後來的國共兩黨政權中能找到幾位？有之，「有古大臣風」的泥水匠周恩來差可與之甲乙。可是周氏之外還有誰？朋友，你能小視我們的「固有文化」和「科舉制度」？不幸的是他們都生在「轉型期」中，而屬於前一期的「型態」，不能應付後一型態的發展罷了。──民國以後的洋奴大班、黨棍政客，是不能同他們比的啊！──這也是康有為青少年期的文化環境。因此這位「大材槃槃、勝臣百倍」（翁同龢評語）的小康祖詒（有為學名），在乳臭未乾之時，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而自封為「康聖人」了。

　　享有特權的小神童

　　他們南海康家，據有為自述，原是嶺南的書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康輝是嘉慶舉人，曾任廣西布政使（俗稱「藩台」，從二品官，兼管一省民財兩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俗稱「臬台」，也是二品官，為一省最高司法長官）；祖父康贊修是道光朝舉人，曾任連州訓導（州內管秀才的學官），升用廣州府教授（府學內的候補教育長官）。他父親康達初學歷雖低，也在江西做過知縣，不幸早死。因此有為早年教育的責任便全由祖父承擔了。以上是康有為的直系親屬。其它近支有官至巡撫、知府的。所以有為說他康家，為士人已十三世。「吾家實以教授世其家」，至有為終成進士。（以上均據《康南海自編年譜》）

　　因此青少年期的康有為，在教育上是享有特權的。那時的農村裡既無學校，更沒有圖書館。少數兒童能有私塾可讀已是鳳毛麟角。縱有幸能進入私塾，而所讀的也只是些《三字經》、《百家姓》等等啟蒙之書。能讀畢四書五經，那也就到此為止；其後的前途，就要看「一命二運三風水」的科舉考試了。為著參加考試，一般士子所能繼續用功的，也只是一些「帖括」之學。「帖括」者，用句現代話來說，就是「考試指南」、「托福捷徑」一類的書。因此大半青年考生（包括青年期的梁啟超），都是「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謂經史也」（梁啟超語）。──事實上一般士子，也無錢買經史之書。

　　可是康有為在他求學時代就不一樣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圖書，堂叔家還有座「二萬卷書樓」，古今典籍應有盡有。再加上一個身為名「教授」的祖父，終日耳提面命。有為本人又聰明好學，有神童之譽，因此他在十一歲讀畢「四書五經」之後，就開始讀《綱鑒》、《大清會典》、《東華錄》及《明史》、《三國志》等典籍；並不時翻閱《邸報》（近乎民國時代的政府公報），熟知朝政時事。腹有詩書、下筆成篇，有為自然就「異於群兒」。這也就養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壞脾氣。不過若論考試必備的「帖括之學」，他卻未必就高於「群兒」。因此在「四積陰功五讀書」的科場之中，康祖詒在廣州府連考了三次，到十六歲時才搞了個「秀才」頭銜。──注意：比康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個科場中考秀才，三戰三北，才發瘋去見上帝的。

　　二十年老童生的辛酸

　　既然當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參加「鄉試」考「舉人」了。當年廣東人考鄉試可在兩處參加。一在本籍（廣州），而成績較優秀的秀才（監生和貢生），則可去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所謂「北闈」中的「南皿」。「皿」字是「監」字的縮寫。南皿便是來自南方諸省的有資格進「國子監」（國立大學）的監生。鄉試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樣的「舉人」。可是考於北京的舉人可能就要比在廣州考取的舉人更光鮮些。

　　有為於十九歲時（光緒二年），在廣州第一次參加鄉試，顯然是帖括之學未搞好，結果鄉試不售。三年之後（光緒五年）在叔父「督責」之下，重赴科場，又不售。再過三年（光緒八年），有為換個地方，去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還是名落孫山。

　　三戰三北，這時康有為已是個「老童生」。他易地參加北闈，可能就是避免在廣州科場出現的尷尬場面。明清兩朝的社會中，把「老童生趕科場」，是當成笑話來講的。康有為自命不凡，是位極端倨傲的老少年。他顯然是受不了這種冷眼和暗笑，才避開鄉人進京趕考的，殊不知「北闈南皿」比廣州鄉試更要難上加難。蓋在廣州和他競爭的只是兩廣一帶的當地學生。參加北闈南皿，他就要與整個華南精英為敵，而南皿當年往往為江浙才士所包辦（參閱《清史稿．選舉志三》）。康祖詒捨易就難，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了。

　　在唐、宋、元、明、清的「傳統中國」裡，知識青年的「晉身之階」（the ladder of success）只有科舉這一條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著有專書論之。考場往往是「賺得英雄盡白頭」的牢房。我鄉某前輩，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壯志，老而彌堅，在「江南鄉試」中，前後一共參加了二十四次。最後一場失敗之後，曾賦詩自況曰：「可憐明遠樓頭月，已照寒生念四回。」「明遠樓」為南京考場所在地，而「江南鄉試」總是在中秋前後舉行之故云。這時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還有二十一次考中的機會呢！

　　果然光緒十一年乙酉（光緒十一年），康祖詒二十八歲，又老起臉皮走入廣州考棚，去和當地的青少年，一爭短長。榜發，又來個「鄉試不售」。三年又過去了，我們發現祖詒又在北京南皿試場出現；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緒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連續兩度落第。──計自光緒二年至此（光緒十五年），十三年中，康童生六考六敗。這對一個自負極高的知識分子的心理的打擊，是不難想像的，虧他還有這個耐性和雄心。所幸蒼天不負苦心人。康有為本已絕意科場，終老山林。可是他敵不過可憐的寡母（三十左右開始守寡）和諸叔的強大壓力；在他三十六歲時（光緒十九年），還要提著個「考籃」，再與一些十餘歲嘻嘻哈哈的小把戲，排隊走入廣州考棚，拚其最後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為這一次「中舉」了。──前後做了二十年的「老童生」。其後時來運轉，連科及第。兩年之後，他在北京「會試」高中，居然當了「進士」──真如鄭板橋所說的：「如今脫得青衫去，一洗當年滿面羞。」──板橋是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

　　學問是失意苦讀的收穫

　　康有為考秀才曾三戰三北；考舉人又考得六試不售。到後來由舉人考進士，反而一索即得，豈科舉考試真要靠「一命二運……」哉？其實考生勝敗之間，亦可另有解釋。蓋縣試、府試（考秀才）和鄉試（考舉人）的要點是文采重於學識。有文學天才的青少年再加點「帖括」（八股文）的訓練，就可以應付了。像「筆端常帶感情」的梁啟超就可以十二歲「進學」成秀才，十七歲中舉了。而中舉之後還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學問」。他的老師康有為則正相反。康氏有學問而無文采。落筆無才氣就要見扼於有地方性的科場了。至於中進士、點翰林，光靠才氣就不夠了。赴考者總得有點真才實學和真知灼見。所以科舉時代，不通的舉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進），隨處皆有；狗屁的進士、翰林則不多見也──畢竟是國家的最高學位嘛！所以康有為六困於「鄉試」，一朝「會試」，他就以「會元」（會試第一名）自許了。

　　記得李宗仁代總統以前曾告訴我說：民國時代的職業軍官都是「桐柚桶」。除掉裝桐油之外，就是廢物。其實科舉時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讀書、考試、做官之外，也百無一用。做官要科舉出身，考試及格。考試不及格，預備再考，帖括之外也沒什麼好預備的。但是也有少數士子，除掉預備考試之外，是為讀書而讀書的。讀久了也就可以變成一些專家學者。專家學者赴考不停再取得了功名，就成為有學問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國藩、張之洞那樣。專家學者始終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優遊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時心血來潮，也可搞搞無利而有名的「上皇帝書」。那時的中國既然沒有太多的官辦學堂，他們也可以辦學設校和開門授徒。──學問小的就做最起碼的「三家村塾師」（鄭板橋就做了半輩子塾師）；學問大的就辦私立大學、開書院，像東漢的「馬融絳帳」、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種書院了。

　　康有為正是這樣。他在光緒二年十九歲，第一次「鄉試不售」之後，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陣子塾師之後，乃投奔當時有名的進士、理學大儒朱次琦，繼續學習。朱是一位大學者。康有為跟他學了不少東西，尤其是宋明理學。可是一學五、六年還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學問」卻一天天地大起來──從儒學到佛學，從佛學到西學，熬了十年寒窗，竟然變成當時中外兼通的大字紙簍。因此在朱老師於光緒八年病死之後，有為又一再鄉試不售。在繼續當了一陣子蒙童塾師之後，也就自我升級，試辦小書院，授徒講學了。

　　康有為那時因數度進京，道遊港、滬、天津等洋碼頭。並專程遊長城、西湖；訪金山寺、黃鶴樓、白鹿洞等名勝古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交遊日廣。在名儒碩彥、達官貴人之間，論學衡文，評論國事，他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儔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頗負時譽。偶爾以老監生資格教讀廣州學宮，遠近學子，亦聞風嚮慕。在這些慕道者之間，居然有一位頗有才名的新科舉人，後來成為康聖人第一號大門徒的梁啟超（同治十二年至民國十八年）。這一記「秀才老師、舉人學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身價十倍了。

　　梁啟超投師始末

　　前段已言之，廣東新會縣出生的梁啟超是十二歲「進學」，十七歲「中舉」（都是虛齡）的神童。他在考中舉人時，竟被頗享時譽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許配給啟超為妻。這不用說是當時傳遍華南的師徒佳話。但是啟超是聰明的，他知道他這位新科舉人，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裡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學問」。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後，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書」（光緒十四年）回來之後，便親自投拜門下，做了有為的第一號大門徒了。

　　梁之謁康是在他「己丑中舉」（康於同科落第）後一年，光緒十六年庚寅，公元一八九○年，時康有為三十三歲，啟超十八歲。據梁啟超回憶說，他自己那時是「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見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詞章訓詁康氏則斥之為「數百年無用舊學」。他師徒初見時自辰（上午八時）至戌（下午七點鐘）一日之談，啟超覺得簡直是「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直至「竟夕不能寐」。從此梁舉人就盡棄所學，去向康秀才從頭學起了。

　　行文至此，筆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五○年代中期某夕，余隨侍先師胡適之先生談訓詁學終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乃起而作小詩數首，有句曰：「著書為探生民術，忍共胡郎辨爾吾。」適之師作《吾我篇》與《爾汝篇》時，才十九歲。余發此感嘆時已三十中年。歷經寇患內爭，家破人亡。自覺「數百年無用舊學」，不忍再為之肝腦塗地矣。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聖人，亦嘗發此感慨也。悲夫！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覺信心大增。翌年（光緒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諸高足簇擁之下，乃移居廣州「長興里」，正式掛牌講學，這就是後來哄傳海內的「萬木草堂」了。

　　讀史者皆知道「萬木草堂」是後來康、梁變法理論的溫床；也是戊戌變法的幹部養成所。但是康有為大師究竟在這所「堂」裡，講了些什麼學問和理論呢？這兒倒稍有釐清的必要。

　　聖人知道多少「西學」？

　　康有為當時在「萬木草堂」中，向梁啟超等學生所講的學問，總的說來，大致有兩大類：「西學」和「中學」。康山長（滿清書院院長例稱「山長」，康似未用此頭銜）在那裡又講了些什麼「西學」呢？原來他數度自廣州乘洋輪北上，去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時，途經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見「西人宮室之華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康氏在內心欽佩之餘，乃大購漢譯西學之書，潛心閱讀。久之也就變成當時寡有的「西學」行家了（見《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五年、二十二歲諸節）。康有為這種經驗與體會，實在和孫中山早年乘海輪的觀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為清末提倡西學的先驅。這種不尋常的文化經驗，我們內地的士大夫就望塵莫及了。

　　但是有為不諳外語，而當時漢譯（或自日文重譯）西書，極其有限，且所譯亦均為最初級的作品。這些作品中所介紹的史學文學和政治社會等科的內容，大致可比上五四運動以後的「高級中學教科書」的程度（毛澤東就是這個程度）；至於所談的聲光電氣等自然科學，其程度則遠在「初中」之下了。不過康有為畢竟是位有「超進士」程度的儒家大學者，又是長於理學佛學的文章家，特別是善於演繹義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聞一知十、舉一反三──最長於望文生義，自己並不知其不知，就東扯西拉，大寫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實這不是「康子」一個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轉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繼康、梁之後，直至今日的八、九○年代，為時人尊為國學大師，而好以聖賢自詡的學人，也每每自覺微吾曹則民族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無不如此也。余夜讀康子選集，至其《大同書》未嘗不掩卷長嘆。如此書生，真欲作「帝王師」耶？然自思論聰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為乃師是書而焚香頂禮，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時代的關係了。──這也就是筆者常說的笑話：若論對「天文學」的瞭解，則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頭的一個小學生了。

　　吾友劉賓雁先生每歎今日中國之厄運，是沒有產生一個「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結果。愚不謂然也。蓋真能扭轉乾坤，領導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濫調），通過這個「據亂世」、致「昇平」、入「太平」，長逾一個半世紀的「現代轉型期」，不能依賴一、二至聖大賢，穩坐沙發之上，手不釋卷，而胡思亂想出來之所謂「主義」也、「思想」也。它要靠數不盡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 people），乃至軍閥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綜合「經驗」、「思想」、「實踐」、「試驗」等過程，並配合主觀和客觀的「機運」（chances and 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積累而製造之也。哪能專靠一兩位「思想家」呢？

　　寫到這兒，我們也就要替「實驗主義」那個框框之內的歷史哲學家，尤其是杜威、胡適、鄧小平師徒的理論，說點公道話了。他們「實驗主義者」認為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之內（其實自然科學亦何嘗不然），是沒有什麼「終極真理」（ultimate 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斷製造，和不斷揚棄的程序之中。

　　「實驗主義先生」和「孫中山國父」一樣，學名譜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譜，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個之多。曰「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也；曰「實用主義」（pragmatism）也；曰「機會主義」（opportunism）也；曰「機具主義」（instrumentalism）也。

　　杜威的「實驗主義」事實上是個「實驗報告」（lab report）。他把美國這個大實驗室中，兩百年來實驗的結果。加以總結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適就不然了。胡氏沒有進過實驗室。他所著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談「概念」還不是多談「主義」，而他的「主義」，卻沒有觸及當時中國的實際「問題」。所以他那套「實驗主義」，很快的就讓位了。

　　我國「實驗主義」的「二世」鄧小平所搞的「黑貓白貓論」，事實上是一種「機會主義」。但是我們可別忘了，「機會主義」原為「實驗主義」的基礎。只是「實驗主義」重在「實驗」。任何實驗其結果都是有正反兩面的。搞「否定之否定」是最困難的實驗。所以鄧公今天的身份不是「垂簾聽政」的西太后；他是個穿著牛仔褲的「實驗室主任」（lab director）。實驗成功便可加入楊振寧、李政道行列，得諾貝爾獎金。實驗失敗，就只好到北京街上去蹬三輪了。

　　筆者在本節內寫了偌大一篇似乎與主題無關的議論，目的無非是想指明，要想把我國政治社會和文化型態從中古的東方式，轉型入現代的西方式，是多麼複雜的運動。歷史包袱太重，康有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點點中學程度的西學常識來搞變法維新，真是蚍蜉撼大樹，其失敗在起步之前就已決定了。百年回看戊戌變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聖人在儒學上的火候就不那麼簡單了。下面闢專篇再細論之。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四期

【三】六、「新學偽經」和「託古改制」

　　康有為在「萬木草堂」內所授的「西學」，包括他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開天闢地的體育課，都是些很原始的啟蒙性的東西，值不得多費墨筆，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後，便一筆帶過。

　　「萬木草堂」中學科的重點，是它的儒教「今文學」，和康氏用今文學觀點所發展出來的兩本教科書《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所以今文學實在是康氏變法的「意蒂牢結」的根基所在。

　　康有為是在近代中國，受西學挑戰而奮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對傳統中國的學術思想和政治社會制度的瞭解，是蔚成宗師的，雖然他搞的到底只是中國思想的偏鋒。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發展的中學偏鋒，與最幼稚的西學認知相結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為思想，並畫出他自己的「以君權行民權」的建國大綱的政治藍圖。再來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結果弄得人頭滾滾，一敗塗地。但是康之起伏也標誌出中國現代化運動中一個承先啟後的重要階段。我們如不把康有為弄清楚，我們也就很難瞭解繼康而起的孫中山、陳獨秀、胡適、毛澤東乃至今日的鄧小平和「民運人士」了。康有為的「意蒂牢結」的根基既然是傳統儒術中的「今文學」；但是今文學又是個什麼東西呢，康子這兩部大著，所講的又是些什麼內容呢，為康氏以後諸大家作導論；也為一般讀者作參考，且讓不學略事鉤沉。

　　「今文學」淺說

　　談起「今文學」，我們不得不從秦始皇於公元前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統一中國之後，在文化上做了幾件大事說起。第一件便是「文字改革」，所謂「書同文」是也。統一之前的中國大陸是七國不同文；齊（山東）楚（安徽、湖北、湖南）不同語的；而秦文與六國之文，隔閡尤大。統一前（亦如今日之「解放前」），秦人所用的是大篆、小篆和他們的簡體字隸書。統一後乃悉廢大小篆（包括秦人專用的古「籀文」），改用官訂「隸書」。六國既被它統一了，秦政府也盡廢六國之古文，一律改用隸書──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文字大改革」。它也是全人類文化史上文改最成功的一次。

　　東亞大陸上的東方文明，原是有其一致性的。但是自周平王東遷（公元前七七一年）至秦始皇統一列國（前二二一年），七國文明的分別發展，已長達五百五十年。由於各國文字不同、語言各異，再加風土人情、生活習慣也頗有差異；晏子所謂「生於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是也。所以各國雖共有《詩》、《書》、《國語》和諸子百家之學，彼此之間「大同」固有，而「小異」亦多多也。（請參看現代白種人的歐洲諸國之間的異同。）

　　值得注意的是：「小異」者，不徒文字書法之不同，義理之間亦每有嚴重區分也。如今盡廢各國原有之「古文」，而以秦人專用的「今文」（隸書）改寫之、統一之，「今」、「古」文版本之間的區別立刻就暴露出來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所以在秦始皇的「文字改革」之後，今古文之爭，本來就呼之欲出了──這一情況，在中世紀歐洲，和東西羅馬的「聖經學」中，也鬧得很厲害。最可笑的莫過於今日的國共兩黨之爭。它們於政爭之外也就逐漸引起「繁體字」、「簡體字」之爭了。余於大陸上曾聞有「代表代表」的笑話。今日不加澄清，則五百五十年後，「繁文家」勢將解為「代表之代表也」；「簡文家」就要釋為「帶表的代表」了。

　　文化本來也不是請客。你麻煩你的，我麻煩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麻其煩可也。但是麻煩之間要牽涉到政權問題、飯碗問題、砍頭問題，那麼問題就大了。

　　秦始皇搞「書同文」，本是好事。可是他陛下於統一後八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忽然來個「焚書坑儒」並下「挾書之禁」。老百姓如私下藏書，看情節之輕重，就要被「黥為城旦」（臉上刻字、下放勞改）、砍頭，甚至「族誅」。這一下便把東亞大陸，搞回到石器時代。民間要做點學問，就只好靠口述錄音了。

　　最高到有族誅大罪的「挾書之禁」，不因秦亡而稍弛。漢沿秦制，書禁未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這條死罪大法，才被撤銷，它前後延長了二十二年之久。解禁之後，社會上通用的已全是「簡體字」的「隸書」。禁書之前包括七國古文的「繁體字」，什麼「大篆」、「小篆」和「古文籀書」，便甚少人通曉了。可是書禁既解，則「燔餘之書」（包括始皇燒的和項羽燒的），和匿藏之書（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書」），往往皆出。在政府鼓勵之下，國立中央圖書館（中秘書）中也堆滿了斷簡殘篇。為整理這些殘書和口述稿，大家就只好全部使用簡體字（隸書），所謂以今文讀古文是也。「以今文（隸書）讀古文（篆、籀）」事實上也是一種翻譯工作。不同的譯者作相同的翻譯，其結果往往不同。更何況七國古文，各有其「異文」，而口述者如伏老先生，又不會講「標準國語」，這樣問題就大起來了。──君不見吾友柏楊以「白話」來翻譯「文言」《通鑑》哉？更不見，「通鑑廣場」及眾多媒體，見仁見智者，對柏老之棍棒交加耶？這就是發生在兩千年以前的「今古文之爭」的現代版了。明白了柏楊近年之惱火，則兩千年來今古文之爭，可思過半矣。

　　從董仲舒、劉歆到黨的領導

　　兩千年來論今古之爭者無慮數十百家，拙作斯篇多採比較深刻的王國維說。誌之示不掠美也。這一發生在兩千多年前的學術爭辯，正如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有關「海瑞罷官」的辯論。如照京兆尹彭真在《二月提綱》裡的辦法，把它限制在教育文化部門也就罷了。無奈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利祿禽獸。任何有關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為的是入黨做官，有權便有一切也。要奪利，首先就得爭權。這樣便牽涉到兩位關鍵人物，董仲舒和劉歆了。

　　大家都知道董仲舒是搞「罷黜百家、獨崇儒術」的儒家大政客。他說服了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和國立中央「太學」，而當「太學生」（也就是所謂「博士弟子」）則是入朝為官的終南捷徑。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至前一○四）專治《春秋．公羊傳》，可說是今文家的鼻祖。他所建議設立的「太學」，自然也就是一座今文大學；五經博士所授的自然也是今文五經了。董仲舒這批「史達林主義者」，既然把持了黨校，左右了黨的「意蒂牢結」，操縱了入黨做官的「仕途」凡數十年也就罷了。誰知半路上又殺出個「托派」來。這一托派的首領，便是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奉命整理燔餘殘書的劉歆（公元前五三至公元二三）。

　　劉歆和他的父親劉向（公元前七七至前六），原都是中央圖書館裡的編審和管理人員。二人都寫了不少卷有關「目錄學」的名著──那也是人類文化史上最早出現的目錄學。劉歆顯然比他爸爸更有學問、更調皮。他在這些殘書中卻偏偏看中了一本驚世駭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傳》　　。

　　漢初今文學家治《春秋經》原只有《公羊》、《穀梁》二「傳」（「傳」在歐西「聖經學」中叫做commentaries）。劉向原也是專攻《穀梁》的「今文家」。如今他兒子忽然憑空突出了古文經《春秋．左氏傳》；而這《左氏傳》的史學內容、文學光彩和哲學義理，都比酸溜溜的「公」、「穀」二傳要高明得多。原發現人劉歆乃奏請皇帝（漢哀帝），把《左傳》以及和它類似的古文經《周禮》、《毛詩》、《古文尚書》等頒入太學，成立正式科系，設置專科「博士」，招收「博士弟子」，與今文科系，平起平坐。漢哀帝當時對「春秋三傳」和今古之爭，倒頗有持平之論，但是縱是皇帝也彆不過把持黨校、左右朝政的今文派官僚。他們堅決反對把古文經列入官學，並說古文經，尤其是《左傳》，是劉歆偽造的。所以終兩漢之世，官學始終為「今文家」所把持；「古文家」只能在山林之間，辦辦私立大學，不能入黨做官。──誰知劉歆這位古文家的鼻祖也有其歪運。在公元九年時西漢王朝就被王莽篡奪了。王莽篡漢之後，建立了他自己的大新帝國。王莽和劉歆是少年時期的好友，又是個好古成迷的「新朝」新皇帝，他要改變舊朝的一切文物制度，包括太學裡的學制。因此他就任用劉歆為「國師」，來個經學大翻身。把所有的「今文經師」趕掉，而代之以「古文經師」。不用說《春秋．左氏傳》、《毛詩》、《周禮》、《古文尚書》等等，都變成了新朝的官學。其餘各科系自然更是古今並列而以古文為主了。這些古文經，尤其是《左傳》，也就是康有為所說的「以周公篡孔子」的「新學偽經」了。（康著《新學偽經考》就是用全力來說明《左傳》是劉歆拼湊的「偽經」。）

　　可惜好景不常，王莽的「新朝」只搞了十幾年就亡國了。公元二十四年，劉秀建立起東漢政權之後，漢宮舊儀，全部恢復。新莽的一切建置乃全部罷禁。因此東漢二百年中官辦文化教育，仍是「今文經」獨霸的局面。

　　但是「今文學」之所以能獨霸兩漢四百年坫壇的道理，實在是「政治掛帥」有以致之。它既變成政客黨棍的衣食父母、利祿工具，則「今文學」便和現在的「毛選」和「遺教」等等一樣，也就離學術愈來愈遠了。而潛心學問、有為有守的「古文學」大學者如馬融、鄭玄等所辦的私立大學。反變成清望所歸、全國風從、一枝獨秀的學術重心和民主人士了。日月推移，他們終於壟斷了「漢學」的名稱。後世之人搞古典研究之所謂「漢學」、「宋學」者，前項實專指東漢的馬融、鄭玄、服虔、賈逵、許慎之學也。兩漢官方所堅持的「今文學」不與焉。因此在學術界不知輕重而硬要搞黨的堅持者，讀我書，其三思之。古史未始不可為今用也。

　　「先師」和「素王」

　　我國漢代的今古文之爭，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頭來反被古文家佔了上風。一言以蔽之，這就是「學術」和「政治」的關係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時的；搞學術的成就則是永恆的。東漢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學術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結」的都只是一些不學有術之士。

　　古文經學既被趕出了政治圈，和利祿絕了緣，三百餘年的演變，終於使它變成一項「純學術」的研究。白頭窮經的老學究們，一個接一個「窮」下去，乃開創了我國古典學術裡的註疏箋證、訓詁考據的主流學問來。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這種「科學實驗室的態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和「中西之學俱粹」的胡適之，後來都網羅到「古文家」的隊伍裡去。而清初的「樸學家」，乾嘉的「漢學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傳了。他們自己實事求是，一絲不苟。酸則有之，馬虎則絕不許也。他們自己如此，從而認定他們的開山老師，那位刪詩書、定禮樂的聖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們「古文家」的學派裡，孔子就被尊奉為純學者的「先師」了。

　　今文家就不是這樣了。他們是搞「黨的領導」、「一言堂」、「罷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掛帥」、「學術是要為政治服務的」。然則搞政治又所為何來呢？曰：搞政治是維持「黨的領導」、「以黨治國」、「為人民服務」，「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去擁護革命、參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階段，國父曰：「軍政」、「訓政」、「憲政」是也。其實所有主張搞集權政治的語言，都是大同小異的。今文家搞治國、平天下（那時的「天下」就是中國本部）也有三大階段，曰：「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們看來，做學問、寫歷史，都不應該是「為學問而學問」。它們應該是「有所為而為之」。因此什麼「訓詁辭章、考據註疏」，什麼「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都是些「數百年無用之學」（康有為語）。毛主席不也說過嗎，「這是個原則的問題」；「這是個『為誰服務的問題！』」（見《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所以治經書、讀歷史、搞文藝重在明瞭「義理」。義理既明，寫歷史就應該「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至於歷史事實，縱寫它個「七真三假」（四人幫的教條），又何傷哉？孔子不也說過：「大人者言不必信，惟義所在」嗎？

　　今文家們本身既有此意念，他們心目中的祖師爺孔子，也就是這樣的救世濟民、學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不是搞「純學術」的「先師」了。在今文家的認知中，孔子不只是「刪」詩書、「定」五經的大編輯。他老人家是六經的作者。「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選集」和「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孔子是要根據這套藍圖去變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綱解紐」了的東周衰世。但是他的孫子不是說他的爺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見《中庸》）？他自己不也說：「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見《論語．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後「因襲」的嗎？「和平演變」的嘛！什麼鳥變法改制呢？今文大師說：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談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時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偽「託」「古」聖先王，來「改」變「制」度啊！夫子是「聖之時者也」。我們怎能以「偽託」小節，來拘泥局限偉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認為孔子不是搞「無用之學」的迂夫子和「先師」什麼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國救民，終日栖栖遑遑搞行動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說的，他是一位「素王」！「無冕之王」（新聞記者）！

　　「我們安徽」的「乾嘉之學」

　　可是這種只注重哲學的「義理」，而藐視史學「真偽」的「今文學」，兩漢以後就失勢了，因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際，以詩文為時尚，經學浸衰。今文學就尤其顯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學本身的學術性，還是有其客觀的價值。宋明之際它那重義理、薄史實的精神內涵。又被宋儒承襲了。只是兩宋的「道學」是受印度思想的影響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學先生」們，特別推崇〈大學〉、〈中庸〉（《禮記》中的兩個短篇），注重在個體的「修身養性」和「明心見性」。對「今文家」的「尊素王、張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們對孔子的看法，還是比較接近「古文家」、「至聖先師」的主張呢！明代的王（陽明）學雖繼陸（九淵）而非朱（熹），然在中國哲學大宗派上說，程朱、陸王基本上是屬於「理學」這個大範疇的。

　　時代發展至清初，由於異族入主，文網孳嚴，清初諸儒，再也不敢亂碰什麼華夷之別、君臣之分的義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無斯盛，歷朝「諸夏之君」卻遠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們對滿族的統治也頗能相安。繼續搞其《明夷待訪錄》（清初明遺老黃宗羲所著）一類的學問，冒砍頭之險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諸儒乃摒棄「理學」，而一頭栽入故紙堆，大搞其「漢學」（他們叫做「樸學」）。此風至乾隆（乾隆元年至乾隆六十年）、嘉慶（嘉慶元年至嘉慶二十五年）之間而大盛，人才輩出，學風鼎盛。迨婺源江永（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七年）和休寧戴震（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十二年）同領風騷之時，盛極一時的「乾嘉之學」，簡直就變成「我們安徽」（胡適口頭語）的「徽學」了。受了老鄉戴震的絕大影響，那位「三分洋貨、七分傳統」的青年古文家胡適（光緒十七年至民國五十一年），在五四時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師也因此在三○年代的思想界就顯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當今執社會主義經濟學牛耳的千家駒教授對他的評語。最主要便是胡適鑽入古文家的字紙簍。做了「新思想」（也是現代的今文家吧）「逃將」的緣故。

　　在四、五○年代那個改朝換代的時代裡，億萬人民為之家破人亡。青年華裔自相殘殺，血流成河。部分知青，或悲或喜。大部分知青則不知何擇何從。他們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丟得乾淨，而在有關國族存亡的「新思想」裡，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時卻發現他們所仰望的「啟蒙大師」，搞新思想義理的一世祖，卻在大鑽其《水經注》。而他老人家對「民主法治和人權自由」等等的理解，與其說是「科學的認知」，倒不如說是「宗教的信仰」。──《水經注》何物哉？「數百年無用之學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這種心情也幫助我們理解到，梁啟超何以在一夕之間，就變成了康有為的信徒。它也幫助我們理解到，為什麼國故學中的「今文經學」，在僵死二千年之後，在清末忽然又復活起來？何以胡適的「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始終搞不出個氣候來？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反能顛倒青年，左右國政！

　　現代今文學的宗師

　　在清末今文經學之復振，實始於劉逢祿（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八年）、龔自珍（乾隆五十七年至道光二十一年）和魏源（乾隆五十九年至咸豐七年）諸大家。龔、魏都曾親歷鴉片戰爭之痛。定庵（自珍字）強調「自古及今、法無不改」。魏源則認為「知」出於「行」，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他們的學理，都是康有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學」的。他由理學，轉治《公羊》，則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咸豐二年至民國二十一年）的直接影響；而廖平又是曾國藩幕僚湘潭王豐運（道光十三年至民國五年）的學生。廖氏無行，學凡六變。但是他的〈知聖〉、〈闢劉〉諸篇，則是康有為的兩大理論著作之所本。梁啟超說：「今文學運動之中心，曰南海康有為，然有為蓋斯學之集成者，非其創作者也。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見梁著《清代學術概論》）

　　本來嘛！任何學說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相襲相承，前後思想家，慢慢地發展出來的。有為思想的來源雖出自廖平，但是他學問比廖大；悟解力也超過廖平，甚至龔、魏諸氏。其影響力亦遠大於上述諸子。因此我們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現代今文學的宗師，那就非南海莫屬了。──這是康有為在現代中國學術界的地位。

　　「長」於「素」王，「超回」「駕孟」

　　今文經學既然是指導康有為搞維新變法的意蒂牢結，因此我們在列舉有為變法的實際行動之前，最好把為幼稚西學所滲透的康氏今文學的要義，再約略提綱挈領一下。梁啟超說得好：「戊戌維新，雖時日極短，現效極少，而實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也。」（語見《康有為傳》，載《飲冰室文集》）真的，我們如不把「開宗明義」的「戊戌變法」的「意蒂牢結」先搞明白，以後接著而來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聯俄容共」、「法西斯運動」、「解放運動」、「反右大躍進」、「文革」乃至今日的「開放與民運」，都不容易說清楚。因為它們都發生在同一條三峽裡，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階段罷了。──我們要把三峽看成一個整體的地理單位。各階段的連鎖反應，（讓我套一句時髦名詞）也就是一種分不開的「辯證發展」而已。

　　康氏今文經的第一要義蓋為他自吹的為往聖繼絕學。康氏認為東方文明的正統是儒教；儒教的正統是今文學，而今文學自東漢以後，二千年來都為「偽經」所篡奪。所幸天不亡中國，如今又出了個康聖人來恢復聖教真義，來以夷制夷。康氏對他這種繼絕學的自信心，已發展到入魔的程度。在萬木草堂時代，有為竟自號「康長素」。「長素」者，「長」於「素」王也。孔聖人哪能比得上「康聖人」呢？

　　康有為不但自封為今日的素王，他的五位及門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門「十哲」的名號。試列如後：

　　陳子秋號「超回」──超越顏回也。

　　梁啟超號「軼賜」──軼義為超卓。啟超超過子貢也。

　　麥孟華號「駕孟」──騎在孟子頭上也。

　　曹泰號「越伋」──孔伋（子思）何能與曹某相比也。

　　韓文舉號「乘參」──把曾子當馬騎也。

　　這個康門五哲之名（見馮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聖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見了。所以梁啟超說康「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註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見同上）

　　「最高領導」都是獨夫

　　乍聞之下，我們會覺得康有為害了自大狂。其實非也。這是我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通病。傳統儒生治學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種捨我其誰的個人英雄主義。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幾乎全是個人英雄的「單幹戶」和「個體戶」。他們真要「在位」，中了頭獎，當了個「總統」、「主席」、「大元帥」、「最高領導」等等，未有不是「獨夫」的。得不了獎，齎志以歿的，也不甘心與草木同朽。他們還是要以「帝王師」自詡。大家都有「捨我其誰」的抱負；誰也不會想到「以天下為『公』任」。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孫文說「天下為公」；毛澤東說「為人民服務」。這些話其實也都是一種「捨我其誰」的雋語名言。最近才去世，有「中國脊樑」之譽的梁漱溟先生，便是一位標準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儒生。不幸他這「捨我其誰」的脊樑，卻碰到一個「唯我獨尊」的腦袋，所以漱老就被罵得名滿天下了。再反看過去四十年，避秦海外的所謂「三聖七賢」諸大師，和大師的弟子們，哪一個又不是超回駕孟，以「脊樑」自任呢？只是沒有這天賜良緣，在金殿挨罵就是了。事實上這些大師和他們的弟子們，也確有其「治國平天下」之才，只是時代不同了。他們乃至那些總統主席們如早生二百年，都不失為明君賢相。因為在那個時期，當明君、作賢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這框框是數千年億萬勞碌子民，和數不清的明君賢相，智慧與經驗慢慢累積起來的。明君賢相們，只要篤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讀他「半部《論語》」，也就可以馬馬虎虎地治國平天下了。不幸他們卻生在我輩這個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語）和「文化污染」（小平語）的時代，要來搞個張文襄公的「五知」（見《勸學篇》），可就不那麼簡單了。「五知」者：

　　一、知恥──恥不如日本……

　　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埃及……

　　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

　　四、知要──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小平應三復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

　　張之洞這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高論，用句目前的新名詞來說，便叫做「文化融匯」（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截長補短。可是鐵鏡公主說得好，「駙馬爺，您要我怎麼『長』，怎麼『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間的「長短」，不但駙馬爺不夠格，康有為、張之洞也不具備「知道」的條件；鄧小平、陳雲也要傻眼。連個「中西之學俱粹」的胡適，縱粗知其長短，亦不知如何去「融匯」，因為acculturation不單是「智慧」（wisdom）的問題；它牽涉到「實驗」（experimentation）、「時機」（timing）甚至「機運」（chances）等多種條件的匯合。這是整個社會長期的運作；佛語所謂「福慧雙修」，不可一蹴而幾的。所以少說大話，搞點「黑貓白貓」，從頭來起，也未始非解決之道。

　　如此說來，則康有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種cultural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問題的學術問題，所謂「今古文」的教條（dogmatism），搬出來和人吵架，使它成為變法維新的絆腳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歷史不會重演，而覆車則可以為鑒。如今大陸上總算天不亡中國，把個大教條專家放進玻璃棺材裡去了。而繼起的小教條們，還在搞什麼他們自己也一竅不通的「姓社姓資」的空頭主義，吾為之掩卷嘆息也。

　　當康有為在光緒二十一年搞其「公車上書」和「強學會」之時，全國風從，連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都甘附驥尾，是何等聲勢？！其不旋踵而滅者，亦是空談主義，以短取敗。讀者如不憚煩，下篇再結論之。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五期

【三】七、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

　　「聖人」要「國父」拜師

　　甲午戰後在中國興起的政治改革熱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進、緩進兩派的。康有為所發動的緩進派，比楊衢雲、孫逸仙所搞的急進派還要早兩年──孫中山於光緒十九年在廣州行醫時，原來也是個緩進派。他為仰慕康氏，曾託友好轉致結交之意。誰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說「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拒不見孫。中山原也是個「捨我其誰」的人，何能拜康有為做老師呢？二人因此就緣慳一面了（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孫上書李鴻章時，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捨緩就急，遂轉往夏威夷自組其「興中會」，並結交了楊衢雲來聯合造反。誰知楊衢雲又是個唯我獨尊的人（見《謝纘泰回憶錄》）。一槽容不了二驢，中山其後竟變成急進派的單幹戶。

　　康有為原來也是個求政治改革的單幹戶。當他在傳統的科舉制度裡屢考屢挫的沮喪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舉制度，甚至所有傳統官制和社會習俗之沒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帶租界裡的所見所聞，益發增加了他要求改革開放的信心。光緒十四年秋，那時年已三十一歲，在北京參加鄉試，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為，感身世之落泊，思國事之蜩螗，內心實在忍不住了，乃認定時在朝中當權得勢而頗負時譽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蔭、徐桐為目標，投書論國是。主張變法維新──這是他搞變法改制實際行動的開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當權的公卿，寫公開信，論國事，評時政，並自述身世學養，發懷才不遇的牢騷，原是我國古代窮知識分子的老傳統。在那個既無報章雜誌能讓你投稿，又沒有民主牆能讓你貼「大字報」的專制時代。這本是窮知識分子發表政見，和在人才市場標售自己唯一的辦法。「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我們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條腿「千里馬」自況的韓文公韓愈，便用這種方法在人才市場亮過相。同樣的我們那位「斗酒詩百篇」、古今第一大詩仙李白，也在這一自由市場中標價出售過自己。篇前所言，我們的孫國父，不也上過書？

　　那些「買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權貴，為著「愛才」、為著「頗受感動」，或許只是為著「沽名釣譽」搞「野無遺賢」的玩意，往往也「禮賢下士」一番。如此勞資兩利，相互宣傳，足使三尺微命，一介書生也得以揚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這個傳統之下，康有為向三位權貴上書之後，竟頗受青睞。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對他最為器重。

　　透過皇帝的老師上書

　　翁同龢那時是個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師」。他是同治、光緒兩個小皇帝的老師，出入宮禁三十餘年。在百日維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慶宮去替光緒講書的。在小皇帝日漸長大，垂簾老太后預備「歸政」之時，同龢正是當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銜的「協辦大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他與那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簡直是平分朝政。時人揶揄他二人說：「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其權勢亦可想見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狀元及第」，系出所謂「父子宰相、叔姪狀元」的翁氏名門，真是天下無雙的士林泰斗。

　　有了這樣一條好「關係」和大「後門」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場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漸高漲。台閣之中既不乏紆尊降貴的高官時加捧場；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結為榮。這樣一來，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寫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時賢名士，為著國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寫信，也是我國的老傳統。自周武王時代的伯夷、叔齊開始，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如法炮製。可是搞「上皇帝書」是有重大冒險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龍顏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蠶室」，弄到殺頭抄家的下場。

　　康有為搞第一次「上皇帝書」是在光緒十四年，也就是他見重於翁同龢的那一年。這時剛好在皇帝祖墳附近發生了「山崩千餘丈」的災難。這在傳統的迷信上，叫做國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誇大這個天意，上書請皇帝「變法維新」；並責難朝廷「不復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沒有通訊處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遞。孰知翁氏覽書膽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書雖然上不去，可是畢竟是轟動朝野的大事。該書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嘔心瀝血之作；一篇膾炙人口的政論文章，遍傳海內。水漲船高，有為也就隨之文名大噪。因此這年他落第還鄉，辦起「萬木草堂」來，不特新科舉人梁啟超慕名而來；那位潛龍在田的孫中山也想結交他一下。中山於光緒二十年向李鴻章上書的靈感，可能就得自康有為。

　　「公車上書」始末

　　有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書，想不到時來運轉，於光緒十九年，三十六歲的老童生居然在廣州鄉試中了「舉人」。有了「舉人」的資格，康聖人也就可以與比他小十五歲的天才學生梁啟超，聯袂去北京參加「會試」，爭取「進士」的學位，作「天子門生」了。

　　康、梁師徒於光緒二十年（甲午）及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年兩度入京。這時中日「甲午之戰」方酣。我海陸兩軍，兵敗如山倒；全國震動、人心惶惶。朝臣或主遷都抗戰，或主訂約媾和，莫衷一是。當時年輕的光緒皇帝，和他那並不知兵的老師翁同龢，原屬主戰派；而比較知彼知己、老謀深算的李鴻章集團，則說動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實行議約謀和，因此也發生一連串的「廣島拒使」、「馬關議約」的國恥大事。──朝中也隱隱地形成帝后二黨，暗中對立。

　　就在這國族岌岌可危的年頭，北京卻是個熱鬧非凡的城市。第一，光緒二十年這一年慈禧太后（道光十五年至光緒三十四年）虛齡六十歲。這位有權而無知，當國三十五年性喜奢華的女獨裁者，挪用了海軍經費和京奉路款，加上內府外省的各種奉獻，共花去白銀數千萬兩，大修其「頤和園」及東陵的墳墓。奇技淫巧，工匠藝人，麋集北京，極一時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舉制度中的「會試」之年。各省新科「舉人」數千人，各傾家當，齊集北京參加會試。

　　誰知就在這場熙熙攘攘的假繁榮裡，忽然漁陽鼙鼓動地來，王師潰敗，噩耗頻傳。光緒二十一年初春當乙未科進士正企待發榜之時，《馬關條約》中對台灣與遼東之割地及兩萬萬兩賠款之噩耗，亦適時而至。一時群情鼎沸。新科舉人數千人乃發動學潮，伏闕上書，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灣籍青年舉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時，康氏原有他「上皇帝書」的老底子；梁則是一位「筆端常帶感情」的煽動性作家。所以學潮一起，他師徒就領袖群倫了。

　　在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陰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師徒經一晝兩夜之力，寫成上皇帝「萬言書」三章，呼籲「拒和」、「遷都」、「變法」。十八省在京舉人集會響應。一時聯署者多至一千二百餘人。五月二日（陰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師徒領隊，率十八省舉人及市民數千人，齊集「都察院」門前，遞請代奏。──此一群眾集會，也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所發生的第一次學潮吧。這就是那樁名垂史冊的「公車上書」了。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康梁這次上書是連一部「黃包車」也沒有的。所謂「公車」者，在一百年前無人不知；一百年後就無有人知了。原來在兩千年前的漢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舉薦的。這些被舉之人抵達京師，照例都由朝廷派「公車」接送。乘「公車」是多麼光鮮的事。自此以後「公車」和「舉人」就分不開了。公車就是舉人；舉人就是公車。

　　所以康、梁這次所領導的學潮，實在是一個「舉人造反」的團體行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舉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這造反未成之時，朝廷的威脅利誘一時俱來。它一面聲明要嚴辦聚眾滋事，一面又貼出了黃榜，學潮總指揮康有為，高中第八名進士。這一下「金榜掛名」，數十年灰溜溜鳥氣全消。馬上脫青衫、著紅袍，保和殿面聖去者。還鬧啥學潮呢？那些名落孫山的榜外公車，也只有打點還鄉，還債、賴債、打秋風去了。台灣割給日本，讓唐景崧和胡適的爸爸去善後受罪吧！他們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後，也暫時管不著了。大家鳥獸散，顢頇無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輛坦克上街，天安門的大學潮，也就煙消雲散了。

　　誅心而論，天下原無不是之學潮！康、梁師徒為著變法改制，雖然後來都變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歷史畢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報》不是心血來潮，對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補作了至高的評介。既然領導那個小學潮的康、梁是歷史上值得歌頌的人物，那麼硬說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軍濤等是該關該殺的「暴亂分子」，豈不是睜著眼說瞎話？

　　人生苦短，一時烜赫，究竟是白駒過隙、過眼煙雲。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倒真希望領袖萬歲。當朝諸公長生不老。再過他一百年，回頭看看「小平變法」的過程；看看將來的歷史家對他們是怎樣下筆的。

　　人民問政的開始和「太子黨」

　　「公車上書」這一齣小鬧劇未搞出什麼立竿見影的效果。地還是照割；款也照賠。可是舉人造反這一鬧，卻鬧出個庶民問政的風氣。關心國事，卻變成了一時的風尚。關心之道，則是糾合志同道合之士，組織社團，報效國家。士大夫們目光遠大、滿腹經綸，就要組織他們的「強學會」、「保國會」；江湖豪傑，氣功師、武術師，忠肝義膽、視死如歸，就要組織他們的「義民社」、「義和團」來「扶清滅洋」；海外華僑青年，海內知青和秘密會黨，也要組織他們的「輔仁文社」、「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時組織林立，百會蜂起。據梁啟超所作統計，自甲午（光緒二十年）至辛亥（宣統三年）有章程可考的各種公開社團，蓋有一百六十餘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數的革命造反之外，蓋多為保種強國，扶清滅洋而設也。「扶清滅洋」可能就是後來中共「興無（產階級）滅資（產階級）」的老祖宗吧！

　　在這百餘種社團中，那最有聲勢、最有內容、也是最先組織的團體，應該是由康、梁領導的「強學會」了，原來康有為在領導公車上書之後，一時名滿天下，變成了時代的寵兒。朝野士大夫皆折節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認為改制維新是中國必走之路，而康有為是這條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個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為的。不幸我們在一百年後的「恩怨盡時」為他「論定」，才發現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後節再詳論之。雖然他也為著他所想像中的「變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個胞弟的生命。

　　在《馬關條約》簽訂後的幾個月之間，中國朝野在痛定思痛之餘，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辦報辦學，組織社團從事革新。那時中國居然也有個「太子黨」（且用今日的語言來說）──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幹子弟」，如張之洞的兒子張權、曾國藩的孫子曾廣鈞、翁同龢的姪孫翁斌孫、陳寶箴的兒子陳三立（名史學家陳寅恪之父）、沈葆楨的兒子沈瑜慶、左宗棠的兒子左孝同等數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兒子譚嗣同了。

　　寫歷史的人不能小視「太子黨」這個東西。因為他們得天獨厚，家庭影響深遠；教育最好，知道舊政權的內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們如果不流於吃喝嫖賭、貪贓枉法而有心為國為民，他們往往是傳統中國裡，最精采的接班集團或進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頭頭。漢、唐、明、清早有先例；國、共兩黨政權中，且變本加厲。──我們只要單挑一、二人如台灣的陳履安和大陸的葉選平就足夠說明一切了。

　　清末除這個太子黨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經驗的中年官僚軍人如袁世凱、聶士成、孫家鼎、張謇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鴻章，都是傾向於改革開放。至於張之洞、陳寶箴、翁同龢等太子黨之父就更不必提了。──這一情況與今日大陸上的政治發展，頗有其異曲同工之處。康有為是搞英國式君主立憲緩進派政治改革的領袖。他對上述的保皇集團應善加領導，耐心教育才對。誰知他一開頭便四面樹敵，自我孤立呢？

　　「強學會」的成立和聲勢

　　原來「強學會」在光緒二十一年夏發起於北京之時，它最熱心的贊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張之洞，而最誠摯的實際組織者，便是上述這批太子黨了。一次翁氏曾折節親訪康有為於其私邸，不遇。康回訪時，二人竟如老友晤談數小時。翁對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為的自述：

　　（翁說）與君雖初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實無權。太后極猜忌。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視有密詔否？自經文藝閣（名廷式，翁的學生，亦一改革派）召見後，即不許上見小臣。即吾之見客，亦有人窺門三數巡之者。故吾不敢見客，蓋有難言也。（見康著《自編年譜》）

　　康有為這時是個才拿到學位（進士）的小知識分子。在工部當個芝麻綠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傅師宰相對他折節若此。試問後來國、共兩黨的高幹，做得到嗎？朋友，若說「固有文化」，實應於此等處求之。近來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這個「溫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結果有時亦適得其反者，其中牽涉學理之深邃，就一言難盡了。──這當然是題外之言。

　　「強學會」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從戶部劃出個小預算，並撥出一部印書機開始的。工部尚書孫家鼐為它找座房屋作會址。其後復由大學士王文韶、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各捐五千銀元。現役軍人如淮軍中的聶士成和毅軍的宋慶，亦各捐數千元。其它小額捐獻更是所在多有。有這樣的經濟基礎和政治背景，學會的會務照理是應該一帆風順的。不幸的是它一開始便發生了若干政策性的爭執。其中有部分負責人想把這個學會逐漸辦成個自給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動改革開放的出版文化事業，庶可自力更生，長久維持。但是這一構想卻為康某所峻拒。他認為這樣做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結果爭辯得「舉座不歡」。

　　一個社團的成員對政策發生爭執，原是正常而應該有的現象，可是它如發生在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組合裡，往往就要產生併發症而導致分裂和解體。再者這一內因之外，它對外亦識人以不廣。這時因戰敗失勢而在「總理衙門行走」的李鴻章，對「強學會」也十分敬慕，自願出銀二千元，加入作一會員或贊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請竟被該會所否決。康有為自然也是這項否決的主要決策人。

　　李鴻章那時是世界聞名的中國政治家。雖然暫時失勢，他的潛勢力，他的國際聲望，尤其是他在后黨中的地位，仍是一時無兩的，而康有為這個六品小京官，居然公開刮其鬍子──這也可見當時康的氣焰了。所以那時縱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記裡也說「康祖詒狂甚」。

　　一個氣焰太高的人是要四面受敵和自我孤立的，何況在那紅頂如潮、花翎似海而保守成習的首都北京。康氏鋒芒太露，大學士徐桐和御史潘慶瀾就揚言要點名參劾了。康氏是個具有殉道者精神、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烈士型人物，怕什麼「參劾」呢？但是他的同夥卻勸他暫時離開北京，到上海去另開局面──上海本來也是他們計劃中的重心所在。

　　新政、新思想毀於教條主義

　　康有為於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陰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誰知他的氣焰不但未絲毫減退，反而因之水漲船高。

　　這時在中國最有權有勢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員」，實在是張之洞。張於此時適自武昌調到南京，出任南中國最重要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包括當時經濟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張之洞便派專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為一住二十餘日，變成張之洞的上賓。張對他真是言聽計從。這期間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強學會」，和該會的機關報《強學報》之發行（光緒二十二年一月十二日），都是由張之洞支持的。〈上海強學會序〉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為執筆，用張之洞名義發表的。誰知張、康這段合作的蜜月，後來竟被康有為的教條主義徹底的破壞了。讓我們再抄一段康有為的夫子自道：

　　入江寧居二十餘日，說張香濤開「強學會」。香濤頗自任。隔日一談，每至深夜。香濤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必供養。又使（梁）星海來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豈為一兩江總督供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而易其所學，香濤奚取焉？」（見《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二十一年）

　　吾人讀上段文字，便不難想像出康有為當時氣焰之高了。其語言之橫蠻，態度之惡劣，可說是達於極點。但是這篇回憶還是他失意之後追記的。當他春風得意之時，其猖狂的態度，可能更甚於此。儘管如此，這位比康年長二十一歲的南洋大臣張之洞（道光十七年至宣統元年）對他還是曲予優容、熱心的支持和誠懇的勸勉。但是康有為對這位開明的老輩和上級領導，硬是不假辭色。且再把康氏有關的回憶看下去。康說：

　　在江寧時，事大順。吾曰，此事大順，將來必有極逆者矣。與黃仲弢梁星海議「強學會」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濤以論學不合背盟。電囑勿辦，則以「會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開會賃屋於張園旁。遠近響應，而江寧一切不來，處處掣肘，即無楊崇伊「御史」之劾，亦必散矣。（同上）

　　在這段記述裡，康有為認為強學會之失敗是由於張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於千里之外。哪是張之洞的背盟呢？

　　康、梁師徒在甲午戰後所推動的這個「強學會」運動，實在是滿清末年在中國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機」（chance）的一個全國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體的群眾運動。它如搞得好，則後來的「華興會」、「光復會」乃至「同盟會」，可能都不會另起爐灶。沒一個「辛亥革命」和隨之而來的軍閥亂政，哪還輪到後來的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去搞什麼「五四運動」呢？

　　須知當年支持強學會這批人，實在是中國知識界（也可說是「資產階級」吧）的精英。他們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於當時保守派中的徐桐、剛毅和榮祿等人。這種集體力量之未能發揮，實在是和「強學會」的崩潰血肉相連的；而強學會之崩潰也就直接縮小了其後「保國會」的陣容，和光緒皇帝搞變法維新的聲勢。這種搬石頭砸自己腳的辦法，都是康氏搞「教條主義」的後遺症啊！

　　報酬大於貢獻

　　「強學會」的失敗，在中國現代化發展史上實在是一大頓挫，頓挫於康有為在「今文經學」裡的教條主義。「今文經學」是個什麼東西呢？筆者為使一般讀者對它有個粗淺的瞭解，特闢前篇為萬言專論加以闡述。讀者批覽後，便知今文經學在我國的「儒教」裡，除被一些官僚利用於一時之外，在學術界並未成過大氣候。所以自漢以後，輕視甚至鄙棄今文經學的儒家，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張之洞之勸康有為搞變法「勿言此學」，實在是一個長輩學人的善意勸告。翁同龢在光緒二十年也讀過康著《新學偽經考》。看後他在日記裡寫道：「看康長素、祖詒，廣東舉人名士，《新學偽經考》，以為劉歆古文無一不偽。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為所惑云云。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見翁《日記》）

　　其實把康說看成「野狐」，又何止張翁二人。其後的章太炎、胡適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錢穆，對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記得筆者本人在重慶讀大學期間，便有一位同班同學（似乎是黃彰健兄）專治公羊學為畢業論文。余亦偶涉之，但覺以「三世」論，讀《春秋》，未始非「通經」之一說，若要以它來「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學在五○年代亦嘗試述文，闡兩漢「太學」。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漢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簡直是把持立國意蒂牢結的「學閥官僚」也。──當時也是有感而發。當然那時的「學閥官僚」的學術水平與兩漢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還差得遠呢！（拙文見《附錄》）

　　康有為不自量力，引學術入政治，也就從「迂儒」逐漸蛻變成「學閥官僚」。把支持他變法改制最熱心最有力的張之洞、翁同龢等都擯之門外。以他這個六品主事的小官，來獨力抵抗那紅頂如雲的頑固派，那就是螳臂當車了。果然在光緒二十二年初，在數名昏聵老領導授意之下，御史楊崇伊一紙彈章，張、翁等實力派在一旁幸災樂禍，康有為的「強學會」就煙消雲散了。強學會一散，小會分立。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新政新思想，就沒有共同語言了。

　　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說過：「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於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那時去古未遠；我們記憶猶新。對汪精衛，余曾撰文論汪之「十大錯誤」。認為汪犯了九大錯誤，社會和歷史都原諒了他，使他有「復出領導」的機會。只是他把第十大錯誤做得太「絕」了。歷史無法原諒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漢奸」之名遺臭史冊了。

　　康有為當年犯了他那教條主義的絕大錯誤，但是這錯誤雖使他鎩羽而去，卻沒有影響他衣錦還鄉，為老太太做壽的風光。其後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覓前途。誰知光緒二十三年山東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國很快的又被捲入另一個更嚴重的危機。在朝野束手之時，聞鼙鼓而思將帥，大家又想到康有為畢竟是個人才；他的變法維新的主張，也是「今日中國之必需」，這樣康有為也就東山再起了。

　　瓜分的威脅和圖強的意志

　　所謂曹州教案原是發生在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有兩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巨野縣為暴徒所殺的小事──在當前紐約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為暴徒所殺（最近還有一位前來開會的日本大學校長被殺）──可是這件小事卻被那時後來居上的德意志帝國主義引為藉口，強佔了膠州灣；並要求在山東省築路開礦。老實說，我們本錢大，出租膠州灣也不是什麼大事。但是這時甲午新敗，大清帝國已至死亡邊緣，德國人一開其端，其他帝國主義援例一哄而來──俄國人要租旅順大連，英國人要租威海衛和九龍，法國要租廣州灣，日本要在廈門一帶打主意……，這樣群盜入室，劃定「勢力範圍」、割據自雄，那問題就大了。──弄不好，大清帝國就要步波蘭後塵，被列強瓜分了。

　　為應付這種嚴重局面，那在總理衙門辦外交的清室諸大臣也並不太顢頇。李鴻章就是個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訪問俄期間（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與俄國訂有密約以應付貪得無厭的日本。膠州交涉期間，翁同龢、張之洞乃至康有為等也想聯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國主義哪就那麼笨讓你去以夷制夷呢？他們要搞他們自己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劃定他們自己的「勢力範圍」（spheres of influence）；要把東亞病夫「瓜分」掉（partition of 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張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為棘手，而瓜分之禍，則迫在眉睫。這時當政不久的光緒皇帝和有遠見的大臣們，就感到與其治標則莫如治本。這樣他們就想到要「變法圖強」。要變法，就少不了那個變法專家康有為了。而康氏自己也當仁不讓。光緒二十三年底，有為乃攜滿篋奏稿與所著新書，趕往北京。

　　康氏這時在北京自然又變成變法的智囊了。因為他畢竟寫過一些小冊子，什麼《俄國彼得大帝變法考》、《日本明治變政考》、《法國革命記》、《波蘭分滅記》等等。若論內容，這些名著只不過是今日台灣之高初中歷史教科書耳。然在那時的一般朝野人士則聞所未聞。據說光緒皇帝後來看到《波蘭分滅記》，曾為之掩卷流淚，西太后讀之也頗為感動。

　　再者，有為此時既然仍在工部掛名為主事，他的上皇帝書依法也可由本衙門代遞。不幸康氏個人與「本衙門」之內的人事鬧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階層的留難。所幸光緒曾看過他公車上書期間的奏章而極為重視，此次知康來京即思召見而為老叔父恭王奕訢所勸阻，乃明諭「總理衙門」中諸大臣先期約見，談個底子，然後再由皇帝親自召見。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陰曆正月初三）康有為乃應約至總理衙門與翁同龢、李鴻章、榮祿、廖壽恆（刑部尚書）、張蔭桓（戶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來一套舌戰公卿。旋奉諭作書面條陳，以待皇帝召見。在書面條陳裡，康的主要建議是先設立「制度局」，來從事研究設計如何更改全部舊法與官制。康甚至主張「六部盡撤」、「則例全廢」，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電、會社、海、陸軍）。各省則設「民政局」，舉行「地方自治」。

　　筆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嘆不盡，近年來余亦嘗與一些新朋友嚴家其、阮銘、陳一諮諸先生談小平變法。殊覺康、梁變法與小平變法有其異曲同工之處。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陳諸公叫「體改所」罷了。「司令員」與「司令官」有什麼分別呢？！而時間卻浪費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敗塗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只保中國，不保大清？

　　康有為這一制度的構想，顯然為光緒皇帝所看中。這位有心為治的年輕皇帝就預備召見康氏面詢變法了。這是光緒二十四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國政如麻之時。光緒一面要應付列強（尤其是俄國）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舊派群臣之間，折衝抉擇。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進呈的泰西新學。最重要的，他還要應付那個泰山壓頂的慈禧老太后──光緒的任何決定，都要以西后一言為準。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後決定權的。

　　這一個春天可說更是康有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風得意的一季。這時他獨承天眷，終日忙於草折著書。另外，在舉朝矚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擁之下，他更要恢復他那一度風行天下的強學會的組織。

　　前文已交代過，當「強學會」在光緒二十二年夏季被強迫解散之後。結社集會已成一時的風氣，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強學會被禁，全國雖失去一個統一領導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組織，如湖南的「湘學會」、廣東的「粵學會」、湖北的「質學會」、廣西的「聖學會」、浙江的「保浙會」、雲南的「保滇會」、上海的「蒙學會」、「農學會」等等則如雨後春筍，一時俱起。但是這些組織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還是康梁師徒。康氏如今東山再起，他就想再來個統一組織、統一領導了。

　　以他原有的「粵學會」為基礎，康、梁師徒乃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二月底創立了「保國會」於北京的「粵東館」。這個「保國會」雖比不上當年「強學會」的聲勢，然也網羅了一些豪傑。後來為變法維新而殺身成仁的「六君子」──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譚嗣同等幾乎全部都是「保國會」的發起人或贊助人。

　　這個會言明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以「講求變法、研究外交、謀求經濟實效」為方法。它一開頭就以顯明的政治面貌出現，並且得到光緒帝的認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認為它是近代中國，政黨政治的第一次出現；而康有為則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政黨的黨魁。

　　可惜的是這個黨魁的格局太褊狹了。他雖沒有後來中共所具有的「三寶」（理論、武力和統戰），但是至少可以玩玩一寶，打打「統戰」嘛，那時強有力的所謂東南三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後任兩廣總督），都還算是開明的。而這三督和一般開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國」的圈圈之內。少了這批開明而成熟的實力派（西太后也讓它三分的實力派），則康、梁等保國分子，就只是「兒皇帝」之下的一群紅衛兵了。紅衛兵能奪掉誰的權呢？所以保國會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與、御史潘慶瀾便交章彈劾；老頑固派剛毅、榮祿等更在老太后前製造謊言，說「保國會」「只保中國、不保大清」。老婦人耳朵軟，受不得撥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則帝后異途，衝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輕皇帝，認為他既然有了這一群年輕有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國之君」──朋友，光緒二十四年的大清帝國的確已到了被列強瓜分的邊緣──他就要不顧一切地去變法改制了。

　　可敬可悲的光緒皇帝

　　我們治中國近代史的人，每談到戊戌變法，總是過分的突出了康有為，光緒皇帝似乎只是個次要角色。這個印象是與歷史事實不符合的。

　　其實戊戌變法的中心人物還是光緒皇帝。康有為只是他看中的一個變法顧問而已。但是康派之畢其功於一役的過激作風，卻頗能說服那急於求治的年輕皇帝。皇帝既有過激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機派的聯合陣線和反擊。而康派的教條主義和過激作風，也拒斥了開明而強大的中間派。開明派和中間派靠邊站，剩下的過激派和頑固派兩極分化，勢均力敵，就短兵相接了。在這兩派較勁之時，過激派也就是所謂帝黨吧！原是個紙老虎、空架子。一旦臨陣交鋒，其結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現在且讓我們搜搜根，看看光緒皇帝是怎樣搞起維新變法的：

　　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同治十年至光緒三十四年）原是道光皇帝的孫子、咸豐皇帝奕詝的胞姪、同治皇帝載淳的堂弟、醇親王奕譞和西太后妹妹的兒子。慈禧是他的親姨媽。當同治皇帝於光緒元年駕崩之時，西太后已當政十餘年，權勢已立。她不想為自己的兒子載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聽政，所以她就選擇了既是胞姪也是姨姪的載湉來承繼咸豐。如此，她就又可以繼續去「垂簾聽政」了。

　　載湉四歲即位。自此便受教於深宮之中，成長於婦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幹練而無知的滿族老婦：個性又潑辣凶狠，殘酷無情。她不是個好媽媽。所以光緒帝自孩提時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責，便跪地顫抖，齒牙撞擊作聲，至年長親政時，亦不能改。但載湉是個聰明俊秀，有見識有良心而愛國的佳子弟。在一個狀元老師的教導之下，熟讀儒家禮教的詩書。知識漸開，自知為一國之主，也頗想做個明皇聖主，至少不能作「亡國之君」。

　　光緒十三年二月光緒帝十七歲行「親政」禮，實習做皇帝。光緒十五年一月「大婚」。冊立一后（葉赫那拉氏）二妃──瑾妃十五歲、珍妃十三歲。二妃為親姊妹（他他喇氏）。載湉不喜皇后而愛二妃，尤其是聰明美麗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獨裁，宗法禮教下的皇家，他哪裡能享有愛情自由呢！同年三月，太后依法「歸政」，遷往新近完工的「頤和園」去頤養晚年。按法理，載湉這時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專制政體之內，哪有不死就退休的獨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后也坦白承認她身在園中、心在宮內。日常政務，不妨由兒皇帝去管；軍政大權，她是一寸不放的。這時的王公大臣、軍頭疆吏，原都是她當政四十年一手栽培的。他們被她管得俯首貼耳，也視為當然。

　　在這種母后專政的壓制之下作兒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個鞠躬盡瘁的諸葛亮，或勤政而不攬權的周恩來。要有野心，則做個日積月累，奉命操勞，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蔣經國，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於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則是做個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禍。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變，那就誤己誤國了。

　　所幸光緒親政之後，國無大故，而李鴻章等所主持的，側重路礦、海軍的所謂「洋務」、「新政」（也可說是「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吧），表面看來，實頗有可觀。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軍在噸位和砲力上說，且超過日本。──事實上中國這時也真是個海軍大國，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軍。她之所以不顧國情民意，挪用海軍經費數百萬兩去修造頤和園，可能就是出自她私心自覺當家數十年，歷盡艱辛；如今國家承平，海軍強大；她自己退休了、「歸政」了，理應造個好的花園來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東事三策」中的「下策」

　　可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亦在向西方帝國主義急起直追。到光緒二十年它居然插足朝鮮，搶奪中國主權，做個後來居上的東方帝國主義。為對付日本，那時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務的恭親王奕訢，和一手創造「北洋海軍」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均知國際戰爭不可輕意發動。透過總理衙門，他們條陳「東事三策」：上策是「郡縣化」，把屬國朝鮮變成一省；中策「國際化」，開放朝鮮，製造國際均勢，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驅逐日寇。

　　當時李恭諸老成分子均主採上中二策；而缺乏實際主政經驗但是清望頗高的翁同龢，乃至那些清議製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車」，以及許多李鴻章的政敵御史等人，則力主用兵。其時親政未幾而求勝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來就是個主戰派。再加上個有「獨對」（可以單獨向皇帝說話，在蔣毛二公時代叫做「通天」）特權的狀元老師之不斷慫恿，也就主張用兵。至於那個有最後否決權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個村婦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數朝臣諫諍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兒子的要求，「下詔宣戰」。一戰至全軍盡墨，舉國惶惶之時，他們又把這戰敗責任，一古腦放在李鴻章頭上，把李氏罵成「漢奸」──「漢奸」一辭後來之流通全國，就是從罵李鴻章開始的──使鴻章百口莫辯。

　　老實說，大清帝國之亡國，並非亡於「辛亥革命」，而是亡於「甲午戰爭」。甲午之敗把我國現代化運動的第一階段，歷時五十年，尤其是其後期的二十五年（所謂「同治中興」）的「科技現代化」的總成績，給冤枉地報廢了。甲午之敗也拆穿了大清帝國五十年科技建設的紙老虎，而使新（德日）舊（英法俄）帝國主義加緊進逼，而形成光緒二十四年的瓜分危機。甲午之敗也使那個有見識有權力，集中興名臣於一朝的官僚集團，膽戰心寒而全部自動或被迫的靠邊站，對變法圖強喪失了信心。這一集團的隔岸觀火，乃導致上述朝政之走向「兩極分化」。皇帝與太后既然不能靠邊站，乃各趨極端，一分為二。林肯說：「一個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這座「房屋」哪能例外呢？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二期

【三】◎附錄：漢代的太學

　　本篇承宋晞兄「派」稿。筆者不揣淺薄，冒昧執筆，僅就哥倫比亞大學及華盛頓大學合設之「中國歷史研究部」所藏之漢代史料，搜集成章，時間卒迫，參考書籍尤嫌不足，草草為文，以壽「許」恪士師，尚乞海內師友，不吝匡正！

　　我國漢代的太學創立於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其後發展極速，至東漢中葉竟擁有教授（學官博士）七千餘人，學生三萬餘人，其規模較諸二十世紀世界各國任何大學亦不多讓，實為我國教育史上極光榮之一頁。但是這樣宏偉的一個國立大學，為什麼至東漢末葉日趨衰萎，魏、晉以後兩漢太學之遺規遂不可復振？今日之談史者，回首兩千年前之史實，實不無餘憾。筆者寄跡海外，數據與時間均屬有限，初不敢言為兩漢太學作一有系統之研究，但願就手邊史料整理所得，略論兩漢太學興廢之由耳！

　　太學設立之背景

　　上古時代我國高等教育原屬「官辦」性質。迨乎春秋之末，封建制度開始崩潰之時，私學乃興。孔子便是開這個風氣之先的第一人。其後諸子蜂起，百家爭鳴，戰國時期實是我國古代私家講學的黃金時代。但是私家自由講學的另一種副產品便是處士橫議，干訐朝政。秦滅六國之後，獨裁者之不能容忍這種「民主作風」實是集權政治發展中的必然結果。

　　始皇頒挾書之禁後，私學遂為非法。然秦代中央政府內仍立有各科「博士」七十餘人，諸子百家兼容並包。在政府直接指導之下，六國時授徒講學之遺風似未全廢。他們只是不許結黨干政，以古非今罷了。顧炎武說：「秦之任刑雖過，而妨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日知錄》卷十三）始皇焚書，並非廢學，他只是壓抑私學，獨辦中央政府直接管制的官學而已。

　　漢興以後，挾書之禁末解，中央政府「猶襲秦制，諸子百家，各立博士」。（王國維《漢魏博士考》）劉邦初年曾「以儒冠為溲器」，未嘗崇儒。其後竇后好黃老；漢室後代帝王每談起他們的「漢家法度」，總歡喜引用他們祖先的「霸王道雜治」的傳統，可知漢初仍有六國遺風，學術思想，尤其是政治哲學未嘗定於一是。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除挾書之律後，百家之學更漸有待甦之跡象。

　　但是漢初大局甫定，中央政府對學術文化建樹甚微，漢之博士雖襲秦舊制，秩比四百石，其位不為不尊，但是事實上「博士」一職在漢初只是如現代政府中「顧問」、「參議」一類的閒差而已。叔孫通以後未聞漢初博士有何重要建樹。身為博士者其職業仍只是各招生徒，私自講學而已。

　　這時官府的鼓勵雖小，但是歷經高、惠、文、景四朝太平盛世之後，學術之日趨發達自是必然的事。加以戰國以後，孔孟之言已是學術界的主流，其尊君抑臣的口號又頗合統治者的胃口，因而儒家逐漸有一馬當先之勢。文景之時，諸家博士廢置情形，史無明文，而儒家已駕乎諸家之上則是事實。景帝始立「一經博士」，儒家獨尊的局面已具雛型，而武帝即位後數度親策賢良文學，首膺聖眷者又係儒生，至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增置「五經博士」，儒家獨霸之局遂大定。

　　武帝時的「博士」不但是沿秦舊制，位備承問；且奉天子命循行四方（《漢書．武帝紀》）。博士之職位，頓形顯赫。故武帝之增設五經博士，不只是補足景帝所未立之二經，實是對這個久同虛設的博士制度作一番大規模的整理。早已沒落之諸家博士當於此時正式廢除，中央政府既首先制定儒術為立國的政治哲學，則儒生想乘機取得政權自是無可避免的反應。迨公孫弘以《春秋》博士於元朔中「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漢書．公孫弘傳》），一反漢家以列侯為宰相之往例，儒黨始首次取得了政權。接著董仲舒於武帝親策賢良文學中高第，這個獨崇儒術的漢家太學，便在他兩人的建議之下，正式創立了。

　　太學：儒家的「中央黨校」

　　漢代的太學，既是武帝根據公孫弘和董仲舒的建議而創設的，則董氏的興學意見書──這有名的「董仲舒對策」實不可不讀。武帝親策賢良文學時，仲舒對策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漢書．董仲舒傳》）

　　武帝接納了他的意見，乃於元朔五年應「丞相弘之請」，為「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人，給予官定身份──「員」，並立下太學生員畢業後由政府分發任職的章程。同時把這五十位太學生集中起來教授，是為漢代太學最早期的形式。讀仲舒對策，我們知道這太學創立的宗旨原是為國家「養士」。然西漢私家講學之風本盛。漢初博士已各有弟子。仲舒本人於孝景時為博士，史言其「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同上）一個博士便帶有這樣多的弟子，則「養士」又何需乎這為數不過五十人的太學！

　　所以仲舒的目的不只是為國家養士，而且是要利用這個新機構來維持儒家既得的特殊地位，訓練儒家的建國人才，將來好讓他們學優而仕，掌握政柄。這五十名太學生，但須受一短期訓練便可由政府分發任職，按章程規定：博士弟子，授業一年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高第可以為「郎中」；「秀才異等」亦可顯親揚名。同時在受業期間，他們還享有「復其身」（不服兵役、勞役）的特權。（《漢書．儒林傳》）這在當時是如何令人羨慕的特殊階級。而他們的教授──五經博士之受特殊尊崇自更不難想像。加以武帝復廣立郡國之學，其中高材生又可由地方政府保薦升入太學，則地方學校教學的方針屬向，自不待說。這樣一來，士心所歸，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則百家自然不黜自黜了！

　　所以武帝時的太學，以現代術語明之，實是當時執政的儒黨所辦的「中央黨校」，其目的是訓練精通儒術的理論家與政治人才，藉以總攬全國的政教，使天下歸儒！

　　太學的發展

　　武帝之後一傳至昭帝，太學生增至百人；再傳至宣帝，又倍增之。元帝時設「員」千人，成帝時太學生一度增至三千人。（《漢書．儒林傳》）王莽秉政時規模益大。迨至東漢，太學發展尤速。東漢盛時京畿有「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三國誌．魏志．王朗傳》引《魏名臣奏疏》）順帝以降，太學生多至三萬餘人。（《後漢書．儒林傳》）

　　漢武帝創立太學之初，規模極小。以故太學校址似在長安城內。其後師生人數增多，城內無法容納，太學乃遷至城外。據《三輔黃圖》的記載，這城外校址設在「長安西北七里」，其中竟然「有市有獄」。這顯然是一個規模極大的太學區，亦如今日美國因某些大學而成市的小鎮一樣。西漢末葉王莽為宰衡時曾「建弟子舍萬區」，其規模之大可以想見。

　　光武中興以後，太學隨都城遷往洛陽，校址設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後漢書．光武紀》李賢注引陸機《洛陽記》）順帝時更大興土木，增修校舍，造二百四十房，凡千八百五十室。（《後漢書．翟酺傳》）至於東漢太學的建築圖樣，吾人不得而知，然就史書記載可以推知者，其中有課室，有禮堂（即所謂「辟雍」。辟雍在東漢時，似非太學員生所專用，游士學者蓋均可假以講學，此非關本題，有暇當另考之），有宿舍。「博士舍」之外，太學生且可奉母挈眷，同居於校園之內。（《後漢書．魯恭傳》）一般學生住宅，亦似甚寬敞。好活動的學生，留客止宿，交朋結友，往往至「賓客盈室」。（《後漢書．仇覽傳》）

　　太學生的選拔和出路

　　漢代關於博士的策試及太學生的選拔均屬太常卿。元朔五年所立的「博士弟子」五十人，想係自一般博士的門徒中所圈定。然當時政府的規定則是「太常擇民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充「博士弟子」。其後選拔的方式，蓋係自郡國之學內擇其優秀學生，由地方官保薦入太學深造。《漢書．儒林傳》載其選拔的程序為：「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１文翁為蜀郡首時，曾「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走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遣博士」。（《漢書．循吏傳》）所以文翁所派赴京師受各種訓練的學員，均係領有地方政府津貼的官費生。

　　保送升學雖是官定章程，但京畿畢竟是人文薈萃之區，終兩漢之世，政教兩界的要人，微時多曾「遊學京師」，「受業博士」。東漢開國之君光武帝即是其中之一。這些人顯然不全是由地方政府保送，而是以私人資格入學的。王莽秉政時曾規定：「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漢書．儒林傳》）所以漢代太學生出身的社會成分極為複雜。一則因為太學本是當時的最高學府，再則因為它是利祿之途中的捷徑，所以各界士子皆趨之若鶩，其中有衣錦披朱，世襲功名的「公卿子弟」２，也有地方政府選送的公、私費平民學生；有日食萬錢的紈褲子，也有貧至「無被，臥牛衣中」的寒士（《後漢書．王章傳》）；有仗義疏財，接濟同窗的義士（《後漢書．申屠蟠傳》），也有半工半讀，親任舂杵，或為同學管伙食以自糊的苦學生３；更有來自外國的匈奴留學生（《後漢書．儒林傳》）。而太學畢業學生的成就，上自帝王、公卿、宏儒、碩彥，下及郡國小吏，無不應有盡有。其中學生之作息情形，有閉戶讀書的；有清談嬉遊，考試舞弊的；有貿然上書當局，議論時事的；更有組織學生團體，煽動風潮的。總之今日我國國立大學內學生活動的一切現象，漢代太學無不具備，只是那時的太學，比現在國立大學的規模更要大出十餘倍而已。４

　　【附註】此篇作於五○年代，那時兩岸的大學規模都很小。今日自是另一景象也。

　　太學裡的教授和分科

　　太學裡的教授在武帝時便是新設的「五經博士」，其後諸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五經博士共分十四家。以故終漢之世，太學裡的學程亦分成十四科。以東漢時七千名博士學官計之，則每一科的博士當在五百人左右！這些博士的選聘，按漢代成規約有三種方式：

　　其一為公卿「保舉」。如陽朔二年，成帝詔曰：「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漢書．成帝紀》）其「保舉狀」則規定應選者應「生事敬愛，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卅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後漢書．朱浮傳》引《漢宮儀》）第二種方式則為天子「徵辟」。太學設立時的第一個贊助人，原《春秋》博士公孫弘的第一任官銜便是以「賢良徵為博士」。（《漢書．公孫弘傳》）後漢時徵辟之例尤多。但是光武中興後激勵氣節，要士人「不求聞達」，所以有許多人「稱疾不就」。第三種方式則為「策試」。漢制規定，由太常卿「選試博士，奏其能否」。（《續漢書．百官志》）

　　在這樣隆重方式下選出的博士，高位殊榮，自然自視不凡，不願他人與之競爭。加以文人相輕，再「各以家法教授」，門戶之見極深，因而太學裡便要鬧各學派互不相讓的爭執了。

　　學派的爭執

　　武帝初立太學時，學官所立「《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劉歆傳》）其它師承系統，多見擯於學官之外，引起學界的不平。至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漢書．宣帝紀》）最後由宣帝親自「稱制臨決」，乃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班固所謂「義雖相反，猶並置之」。（《漢書．劉歆傳》）這一次由皇帝親自作主席的辯論會，總算有限制地破除了太學裡少數學派把持的局面。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迨劉向、劉歆父子校書之後，古文家異軍突起。這一學派的領袖劉歆乃思打入這「中央黨校」，將《左氏春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等列入學官。諸博士又群起反對。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結果竟是「諸博士或不肯置對」！這分明是作無言的抗議。（同上）其時因為既立學官的諸派博士勢力太大，皇帝也奈何他們不得，只好把劉歆外放以息此爭。且看班固的記載：「『哀帝時』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後漢書．賈逵傳》）

　　這是我國古、今文學派鬥爭之始。然而兩漢以後，康、梁以前，這兩個學派的爭執幾乎是純學術性的。但是在西漢末季，這兩派的爭執實有重大的政治作用，因為那是事關學官的廢立，亦即為操縱執政黨「中央黨校」的問題。所以漢代自孝宣以後，我國學術界（當然是與政治息息相關）已不是「罷黜百家」的問題，而是已淪入儒家內部「解經」問題的派系之爭。這與歐洲中世紀教廷內解釋《聖經》之爭，以及現代集權國家內解釋「思想」和「主義」之爭初無二致。不過劉歆以外放「河內太守」了事，尚沒有釀成今日所謂「曲解革命哲學」一類的血案而已！

　　光武中興之後，「復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大戴、小戴；《春秋》有嚴、顏。博士中選聲望高者為「祭酒」（教育長），恢復太學，由太常卿差次總領之（《後漢書．儒林傳》）。然光武帝本人則對古、今文學派之爭無成見。尚書令韓歆乃上疏欲將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正月，帝集公卿大夫、博士於雲台議其事。博士范升反對最力，光武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後漢書．范升傳》）古文大家陳元聞訊，乃詣闕上疏書奏，與范升辯難書凡十餘上。光武帝卒從陳元議而立左氏學。而當時太學內，「諸儒以《左氏》之立，議論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左氏》終以阻力太大，旋被廢除。（《後漢書．陳元傳》）

　　至東漢末靈帝時，大儒盧植再請置《毛詩》、《左氏》、《周禮》博士，然終不得立。終兩漢之世，博士學官始終為十四家所保持。（《後漢書．盧植傳》）由此可見他們爭論的焦點還是學官廢立的問題，鬧至滿朝讙譁，公卿廷辯，可知影響政治之大。須知我國古代的「學官」乃至遜清的「言官」，在我國專制時代所發生的政治作用，直如現代民主國家中之報紙。身為博士或御史者多是善於反映民意的博聞強識之士，他們在重要的政治決策中有發言權，而且因為他們博古通今，強辯足以飾非，在政治舞台上又是一種極重要的政爭工具，與實際掌握政權的人互為表裡。何況他們在國家「管」、「教」兩項大政中又實際地負了二分之一的責任，明乎此則東漢學官之爭即毋須多贅矣。

　　太學之變質

　　前已言之，太學設立之初原係替儒家創造特殊政治地位，是一個「罷黜百家」的工具。歷經兩百餘年之演變，儒家獨鳴之形式已成，罷黜百家之目的完全達到。其它學派與政治完全脫離關係。先秦時代「百家」皆有參政機會的局面一掃無餘。因而近人治學術史者嘗謂漢武以前是「子學時代」，其後兩千年為「經學時代」。其實這也是似是而非的說法。東漢時代諸子之學固然式微，但是儒術亦隨之蛻變。蓋儒教本是人類最少「排他性」的哲學。各種學派它都能食而化之，據為己有。漢初儒家首與陰陽家合流即其一例。其後漢人所謂「陽儒陰法」，所謂「霸王道雜治」，所謂「調理陰陽」，都是以儒為體、以百家為用的表現。因而各學派中從「少長貴賤皆從法」的研究，到「燒爐煉丹」的迷信，都成為「儒生」的餘事。

　　相反的，各家學說為求不與實際政治、社會生活脫節，也就讀幾句孔孟之言，戴上儒冠，以儒者的姿態出現。漢末張道陵輩，以黃老之徒自居，謬稱其曲解老莊之學為道教，其實他們只是儒生所研究之陰陽讖緯之說濫觴後的餘孽。而真正「既聞且博，亦玄亦史」的道家，反而多躲在儒家招牌的後面。漢末「以生道殺人」的諸葛亮，分明是個不折不扣的「法家」，而他卻要自稱儒生。

　　加以光武中興以後激勵氣節，儒生以宦徒為可恥，沽名釣譽者更不惜「五月披裘」，裝模作樣。因而東漢時私家講學之風特盛。他們也「各以家法教授」，與太學諸博士在學術上平分秋色。《後漢書．儒林傳》論曰：「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這些私家講授的學者，生徒極眾，門下「著錄」（登記）每至萬人以上。五所以以規模論，則擁有十四家博士、七千名教授、三萬名學生的太學，在當時也就算不得太「大」了。

　　漢代太學至東漢順帝時已達最高峰，但是這時的太學已不是儒術的最高學府，實際上只是一部分享有特權的儒士利用政府權力所把持的一所國立大學而已。

　　太學與私學的比較

　　東漢的私學既如此發達，其中的生徒和教授實往往駕太學而上之。論博大精深的學術造詣，論高風亮節的道德涵養，這些私家教授都遠非那享有特權的太學十四家博士所可比擬。博士聲望日低，「游士」聲望反而日隆。他們偶遊京師，批評朝政，不特「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處士復用」，公卿輩亦均「折節下之」！

　　在這種情況下，太學裡想真正治學的學生，因而也就感覺到太學裡的研究科目不夠多，學術水平不夠高了。且看東漢時最傑出的一位太學生鄭玄求學的經過。《後漢書．鄭玄傳》曰：「玄……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但是鄭玄覺得太學裡的教育不能滿足他的求知慾，所以他「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結果還是不滿足，且「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這樣優秀的學生竟至「三年不得見」，可見當時私家講學之盛況。康成（鄭玄之字）學成東歸後，設帳講學，生徒隨亦數百千人。到他七十四歲病死的時候，遺令薄葬，但是「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轅絰赴會千餘人」！足見這時私學的學術地位，實非太學所可比。

　　太學設立之原來宗旨，以近代術語明之，原為研究儒黨的「主義」和「思想」。迨至東漢中葉，天下歸儒已成定局。各龐大的私立大學之內所談的和黨校所談的，也是一樣的「主義」和「思想」。而私家所談的遠比太學所談的科目更多、更博大、更精深，則太學便失去了學術上的領導地位，但是它在政治上卻仍然保留了獨霸的特權和榮譽，其為當時極重氣節的士林所鄙，自是必然的下場。家君治漢學，嘗謂東漢私學起於光武之激勵氣節，而後「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曹操，在政治上並無過可言，然渠為一己篡奪之私慾，極力破壞東漢兩百年之士風，實罪無可逭，確是千古不磨之論。

　　在東漢這種士風之下，居學術高位的博士，有時還得不顧學問，替那不學無術而偏要「正坐自講」的皇帝作御用文人６，這與今日大陸郭若沫輩之甘心做「毛澤東思想的小學生」實同樣的無聊。因而其時極多有志操的學者寧願私家授徒，不願應徵為博士（《後漢書．儒林傳》），這和今日的情形亦頗相同。

　　太學沒落的近因

　　太學既失其學術上的領導地位，因而就被士人看成徵逐利祿的衙門。太學博士秩比四百石，外放內遷均可做大官，各方群起徵逐，仕途遂雜。公卿「保舉」博士，又多「舉不以實」（《後漢書．楊震傳》），為真正讀書人所不齒，更為落選者及其「保舉人」所嫉忌。班固《東都賦》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在學術風氣這樣濃厚的東漢，無怪乎有人要廢太學、興辟雍了。

　　再者太學本身的學風亦江河日下。史言其「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更有行賄定蘭台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後漢書．呂強傳》）這種為利祿而學問的學校，學科範圍既有限制，教授亦非上品，生員的選拔又充滿貴遊子弟，「天下英雄」沒有自由競爭的機會，因而遺賢遍野，「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衰頹也。」諸葛名言，信其有徵。７

　　東漢末葉，太學既去其為國家養士掄材之道，因而真正的人才和榮譽反而出諸士林之內讀書人的彼此推重。漢、魏之間因而乃有「月旦評」一類的言論機關出現。名滿全國的學人，不是在朝的博士，而是在野的「躬耕南陽」一類的名士了。此風濫觴，魏、晉之際，當朝者懲前代之失，其養士制度遂不再借重太學，而改用士子之間相互評議的「九品中正」制度。至九品制度再生流弊，公平合理的、普遍性的考試制度始正式確立，以迄於今。

　　今日吾人回顧兩漢太學興衰之史跡，固然太學非不能養士也，良以統治當局見識不足，使本可大有發展之制度失其學術性，失其「天下英雄」自由競爭的方式；使太學捲入政治漩渦，變成少數人把持之局面，為少數人創造特權，而至於失敗。史書足以資治，撫今思昔，讀史者能不慨然！

　　註釋：

　　１《漢書．終軍傳》：「……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顏師古注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

　　２《後漢書．孝質帝紀》：「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弟受業。」

　　３兒寬以郡國選受業博士，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見《漢書．兒寬傳》。太學生公沙穆，客傭，賃舂，見《後漢書．吳祐傳》。

　　４東漢開國之君光武帝以及東漢大儒鄭玄等均出身太學。西漢太學已有學潮，見《漢書．鮑宣傳》。後漢學潮更甚，見《後漢書．黨錮傳》。

　　５如蔡玄，史言其講授《五經》，「門徒著錄者萬六千人」，見《後漢書．蔡玄傳》。

　　６《後漢書．儒林傳》載，明帝曾集諸儒「正坐自講」。《章帝紀》亦載有章帝親決五經異同。

　　７此處筆者所述僅就「制度」二字立論，非言太學無絲毫建樹也。漢末黨錮之禍時，太學生的表現，何等輝煌，因為太學畢竟是擁有二萬多青年的一所大學。

　　※原載於《中國歷代大學史》，台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編印，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再版。

【三】八、那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召見康有為，決心變法

　　現在再看看慈禧光緒這對母子，是怎樣鬧僵的。

　　時在光緒二十四年春初，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危機正迫於眉睫之時，我們那位頗有個性而赤忱愛國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過他的身任軍機大臣的族叔慶親王奕劻，向太后申訴他不能作亡國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權改革，他寧願「遜位」云云。據說西后聞此言至為憤怒，說：「他不願坐此位，我早已不願他坐之。」嗣經慶王力勸，始說：「由他去辦，俟辦不出模樣再說。」但慶王覆命時，不願多言，只向皇帝輕描淡寫的說太后不禁皇上辦事。誠實而少不更事的光緒皇帝得此傳語，就真的大幹特幹起來了。

　　他的實際行動的第一步便是〈定國是詔〉，公開宣佈他決心「變法改制」。時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曆六月十一日。這便是這件可悲的「百日維新」的第一天。緊接著便是召見康有為。因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論的源泉。但是光緒並沒有看過康有為著《孔子改制考》或《新學偽經考》。他所看重的改制顯然只限於日本模式，或俄國彼得大帝的模式。

　　光緒召見康有為的時間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陽曆六月十六日）早晨五點至七點。地點是「頤和園」仁壽殿。因為此時己號稱「歸政」的西太后，長住於頤和園。然國有大政，皇帝還是要親去頤和園向太后請示的。此次光緒已早兩日來園駐蹕。他之召見康有為顯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許的。

　　頤和園是今日名聞世界的旅遊勝地。仁壽殿對很多讀者和作者均不生疏。康有為當年在這座房子裡是怎樣陛見光緒的？想讀者們和作者一樣，都有若干興趣。今且將他君臣二人當時相見的實際情況，節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難中，親口向新聞記者說：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見我一次。這次召見是在宮（園）內的仁壽宮（殿），從清晨五時起長達兩小時之久。當時正是俄國人佔領旅順大連灣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帶憂色。皇帝身體雖瘦，但顯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樑端正，前額飽滿，眼光柔和，鬍子刮的很乾淨，但面色頗為蒼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長而瘦，儀表精明。其態度之溫和，不特在滿洲人中少見，就連漢人中也沒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塊的繡花，而是一圓形的團龍，此外在兩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塊繡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進來的時候，由幾個太監領先，然後他坐在一個有大黃色靠墊的寶座上，雙足交疊。坐定之後，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們整個的談話中，他的眼睛時時留神窗戶外面，好像防備人偷聽一樣。在他的面前，有一張長檯子，上面有兩個燭台，而我則跪在檯子的一角，因為檯子前面那個拜墊是留給高級官員跪的。在整個時間裡，我一直是跪著的。我們的交談是用京話。（見中國史學彙編《戊戌變法》第三冊，頁五○六。原載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七日香港《中國郵報》）

　　以上是光緒和康有為第一次見面，也是他們君臣之間唯一的一次。康有為向他的主上當然是說了一些廢八股、練洋操，「小變不如大變」，「緩變不如急變」的變法主張。其實這些話都是多餘的。光緒這時已決定依照康的條陳變法改制。召見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為提調「制度局」。

　　康有為師徒這時對變法步驟的具體主張，可以概括言之曰質變而形不變。他們怕保守派顧慮失權失位而反對新政，乃向皇帝建議把一切高官厚祿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職權，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動；然在同一時間，則重用小臣，主持實政來推動改革。例如裁汰冗員、撤銷無職衙門、廢八股、試策論、開學堂、練新軍、裁釐廢漕、滿漢平等、滿族人民自謀生計等等「新政」。

　　與此同時，光緒帝也真的繞過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當然是康有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則行，無事則走也）。雖然還是個五品小官，但康有為可專摺奏事，為天子近臣──成為一個舉朝側目的實際掌權的人物。

　　其後不久，光緒帝又擢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四個年輕小官，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襄贊天子，處理日常政務。──這一不次之遷，不但把軍機處和總理衙門，都給「架空」了；連無緣再見皇帝的康有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覺。有為說他們四人事實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單薄，沒有威儀，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則滿朝文武的醋勁，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難免有其少年得志的衝動和氣焰。──他們甚至公開討論某職應撤、某官須廢。弄得滿朝文武（尤其是滿族），惶惶不安。

　　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的「架空政治」

　　這種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辦法，康梁二人都認為是他們的新發明。其實「架空政治」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的。

　　在我國隋唐以後的中央大官，最尊貴的莫過於所謂「尚書」了。其實「尚書」一職，在秦漢官制裡原是皇宮裡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麼尚宮、尚寢、尚食、尚衣、尚書（可能還有尚廁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黃門內官。只有宮女和太監，才能擔任的。男士要當尚書，先得閹割，才能入宮。可是在西漢武帝、成帝之世，皇權上漲。這個原是閹人黃門充當的尚書小官，因為是天子近臣，漸漸就重要起來了。時至東漢之末，十常侍亂政之時，這些尚書們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給架空了。這一架空政治，通過魏晉六朝，就變成九卿備位，尚書當權的怪現象。至隋文帝統一天下，改革官制，乃乾脆把九卿全廢，改用「六部尚書」。當然隋唐以後的「尚書」，太監也就沒分了。

　　可是架空政治這個魔術，卻不因尚書之扶正而消滅。明太祖廢宰相，代之以內閣學士，還不是這魔術的重演？等到內閣大學士又變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們，乃以小臣設軍機處來取而代之。現在軍機又有權了；康、梁師徒乃為光緒設計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軍機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國時代的國、共二朝，此一藝術仍為蔣、毛二公所承繼。

　　在三○年代之初，當汪精衛出掌行政院，蔣公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時，那個六部俱全的「委員長侍從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嗎？事實上「侍從室」這個機關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內廷的氣味。「侍從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組組長等小官，如果生在漢朝，都是應該要閹割的呢！

　　到毛澤東晚年的人民政府時代，那個權傾朝野的「四人幫」，事實上還不是成長於內廷的「十常侍」？替毛公傳達「最高指示」的毛遠新、王海容等青少年男女，不也是在「章京以上行走」，王洪文不是要架空周總理？連一個小宮女張玉鳳不也要支取中央書記處機要秘書的薪給，而「五尚」通吃？那時在國務院當「協辦大學士」的鄧小平，哪能同他們比呢？所以這種架空藝術，是我們中華三千年來的國寶。康、梁師徒在自己臉上貼金──這哪是他二人發明的呢？

　　不過搞這種小臣近臣，來架空大臣權臣的政治藝術，卻有個先決條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漢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蔣委員長、毛主席那樣有「最後決定權」的大獨裁者。一個見著老娘就發抖的兒皇帝，則千萬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時主持變法改制的光緒，卻正是這樣的一位「兒皇帝」。以兒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權臣」，則成敗之數豈待蓍龜？──這種政局的演變，我輩熟讀《通鑑》的後世史家，都洞若觀火，而精敏如康，梁竟無覺察者，便是身為急功「小臣」，以致當局而迷罷了。

　　維不了新、變不了法的一百天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爐、天雨似醬缸」的北京城，是炎熱難當的。可是這個季節卻正是我們那位可敬可愛、也可歎可悲的年輕皇上，為國為民而疲於奔命的時候。為著推動他的變法改制，他三天兩天都要從那時的禁城、今天的故宮趕往頤和園，向太后請示。（可憐的光緒爺是沒有空調汽車的。）

　　自他於六月十一日（陰曆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國是詔〉之時起，到九月二十一日（陰曆八月初六），西太后還宮「訓政」，把他關入瀛台止，前後一百零三天，光緒帝去了十二次頤和園，每次駐留三數日。至於他們母子之間交談的實際情況，外人固無由得知，但是這位年輕皇帝苦心孤詣的懇求改革，而太后不同意，致每遭訓斥，則盡人皆知。等他回到宮中，詔書雖一日數下，而朝臣對他拖延時日，拒不回報；疆吏（湖南巡撫陳寶箴是唯一例外）對他則陽奉陰違，甚至陰違陽亦不奉。但是他們也有他們的苦衷和藉口。蓋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撫的行動。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的馬首是瞻；而這時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則是頑固派的總頭頭。他仗著太后的權威，對光緒簡直公開抗命。他認為皇帝年輕無知、任性胡鬧，因此把光緒所有的詔命不但當作耳邊風，並糾合朝中保守要員剛毅、李盛鐸、楊祟伊等加油添醋地向頤和園打小報告，聯銜籲請太后回朝訓政，恢復垂簾，以遏亂萌。──這當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於她的授意。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驟當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難。就以「廢八股改策論」這一考試新政來說吧，八股是空話，策論還不是空話？然寫八股文要讀聖賢書，還有個「帖括」（英文叫format）可循。寫「黨八股」式的策論則並此而無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個老實的浙江學政陳學棻上奏說：「改試策論，閱卷艱難，不如八股之易。」光緒覽奏不悅說：「陳學棻既不會看策論，可無庸視學。」就把他撤差了。其實如把康有為放出去作學政，以他那一點點的所謂西學知識，恐怕他對策論考卷的批閱，也沒個取捨的標準呢！

　　梁啟超說，開明而通時務的達官如張之洞，也深知廢八股為變法之第一事；然張氏亦不敢輕言取消八股。因為他深「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以上均見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這本來是關係到國內數百萬知識分子命運和前途的大「問題」，哪是空談變法「主義」，所可解決的呢？不論「黑貓白貓，能捉耗子的才是好貓咪」（鄧小平語）。徒足製造「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的廢八股改策論的「新政」，究能派啥用場暱？

　　再說改廟宇辦學堂吧！當時那幾十萬座廟宇，幾百千萬佛道各教的神職人員，也都非等閒之輩。哪能只憑一紙上諭、兩頁公文就可以把他們趕出廟門，結婚還俗呢？縱使能廢廟辦學，則經費、師資、課程、學童哪裡來，也非朝夕之功。至於康氏所想像的「舉行地方自治」，更屬空中樓閣。君不見，我們國、共兩黨搞地方自治，搞了大半個世紀，還不是連個半調子的「自治」也未搞出來。光緒爺要在一百天之內就可以改舊換新，搞出個奇蹟，豈不是癡人說夢？

　　總之，長話短說，我民族的歷史走進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積重難返。我們的國家機器已全部鏽爛，無法修復。我們的社會亦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醫藥罔效。所以在許多激烈的志士們看來，其徹底解決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斷根；憐愍殺人，槍斃了事。──其後接踵而來，相信「一次革命論」的國共兩黨，都是主張「不破不立」的槍斃專家。孫中山先生說：「破壞難於建設」，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壞未竟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共產黨來了，老毛打砸搶玉石不分，破壞可就徹底了（古代的流寇在歷史上所發生的破壞作用正是如此）；他美其名曰「搬掉三座大山」。其實他和敝鄉長朱元璋一樣，一座大山也未搬掉，還另加一座新山。這種搬山造山運動，解決不了中國的老問題；也趕不上「先進國家」。所以鄧小平今日還在山前山後亂竄一通，不知伊於胡底？──這些都是後話，將來再慢慢交代。

　　老佛爺的手掌心

　　且看於此同時，那位在頤和園內納涼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幹些什麼？她老人家沒有閒著。身在園中，心在宮內，她特務密佈、眼線滿朝，小報告日夜飛來；滿族頇吏、漢族諂臣，求恩乞憐，亦時時跪滿四周。光緒帝的一舉一動都在她的嚴密監視之下。

　　西太后原是個陰險狠毒、睚眥必報，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潑婦人。但是她也是個精明強悍，老謀深算而善於縱橫捭闔、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對情敵政敵（包括她的兩個兒子），都會不動聲色，設下陷阱而伺機捕殺。這種複雜的個性，是舞台藝人扮演不出的。她沒有銀幕上的劉曉慶那麼可愛。

　　遠在戊戌之前，她對那逐漸長大而頗有個性和脾氣的嗣子載湉，已早存廢立之意。這是從單純嫉妒心出發的──一種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現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預，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親王）不依。同時她所看中的對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隱忍未發。

　　迨戊戌暮春，當載湉要求授權變法時，她當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隻老狐狸。她縱想結束退休，還宮訓政，她也要佈置出一個適當的局面和時機。第一要孫行者跳不出老佛爺的手掌心；第二還要有面子。──她之復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請（在美國政治上叫做draft，即拉夫），不得已而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間，她就做了幾項重要的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罷官，趕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獨對」之權的光緒帝智囊。他這位享有清望的狀元老臣，也是朝中開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進派的家長與護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緒就失去一個首席謀臣、一個中間橋樑和一個翼護新黨的家長。一箭三鵰，翁同龢就在六月十五日被「開缺回籍」。兒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華北地區，在內爭上的絕對安全。為此，在翁同龢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后黨總頭目榮祿署理直隸總督；旋即真除領北洋大臣。統轄董福祥（甘軍）、宋慶（毅軍）、聶士成（武毅軍）和袁世凱（新建陸軍）及京畿旗軍數萬人，拱衛京師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項軍事部署，雖不足以禦外寇，然（如滿族王公所說）在防備「家賊」方面京津一帶可以說是固若金湯了。至於太后所居的頤和園，更是警衛森嚴。入覲的命婦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緒除掉少數扈從太監之外，安全措施實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無所有。

　　記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將軍，當年被指派出任「代總統」。他不服，吵著要當「正總統」。在吵鬧之間，吳忠信提醒他說：「你的衛兵都是蔣先生的人，你還吵什麼『代總統』、『正總統』呢？」李氏聞言大悟，就決定不吵了。

　　同樣的，當「四人幫」被捕的時候，華國鋒、汪東興不都是「政治局委員」？「八三四一部隊」被調出北京換防去了，華、汪二人不也是相繼換防養病？

　　光緒爺當年在類似情況之下，向西太后哭哭訴訴要她授權變法。他和他的青年謀臣們就沒有想到，他們的衛兵也「都是蔣先生的人」；他們的安全也得不到半個「八三四一」的保護，而他們的「變法改制」或「幼稚胡鬧」，總歸會有人反對的──多則幾百萬人，少則是頑固派裡面的幾十個滿漢人馬。這批反對派在憂心忡忡之時，乃結伴東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頤和園哭跪，籲請太后回朝訓政。西太后這個老狐狸，最初笑而不言。更有涕泣固請者，西太后就笑而罵之，說：「你們為什麼要管這些閒事？難道我的見識還不如你們？」那時也有人到督署訴苦。榮祿說：「讓他去胡鬧幾個月嘛，鬧到天下共憤，惡貫滿盈，不就好了嘛！」

　　所以西太后的對策是不動聲色，布下陷阱，讓光緒和他的新黨去「胡鬧幾個月」。這時恭王已死，干涉無人。等到「天下共憤」，太后振振有辭之時，只要她臉色一變，則跪在地下顫抖得面無人色的萬歲爺，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還要等到（如當時盛傳的）秋季去天津閱兵，才搞廢立呢？

　　果然事態發展至九月中旬，當光緒帝還忙著要開懋勤殿，以鼓勵臣民向朝廷直接薦賢進言時，西太后臉色突變。光緒便立刻感覺到大禍臨頭、皇位難保了。為著保位保命，他皇上才臨時抱佛腳，於九月十三日陰曆七月二十八日（一說九月十四日）密詔康有為及四章京「妥速密議，設法相救」。一面又另諭康有為「督辦官報……迅速外出，不可延誤」。可笑的是當時這位康聖人竟毫無警覺，他還以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辦報呢！乃大模大樣、安步當車的搭車去塘沽，乘輪南下。他那時要不是以親英出名，而使情報靈通的英國人派專輪趕往吳淞口外，搶救他脫險，老康縱長著十個腦袋，也都搬家了。──康大聖人之所以能跳出老佛爺的手掌心而保全了首級，無他，讓我借用一句鄧公小平逃出魔掌時的四川話：「命大！」

　　民國七十六年之秋，余路過青島，曾拜謁過康公新墓。承陪遊同志相告，墓中康老已無頭。他的頭是用不銹鋼假造的。原來康公雖逃過了「老佛爺」，卻逃不過「紅太陽」。他的舊墳被紅衛兵挖掉來鞭屍。他的頭也被紅衛兵拿去展覽，就不知去向了。後來鄧小平替他平反，改葬建新墓，但是找不到頭顱。青島地區首長，乃用不銹鋼造了一個。余聞之嘆息。這也是康老的「命」吧！

　　袁世凱告密

　　就在戊戌九月中旬，康聖人悠閒離京南下之時，那留在朝中的譚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緊張了。他們與光緒之間可能有過密議並取得一致意見，認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轉乾坤的辦法，就是說動袁世凱，興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則大事或有可為。

　　袁世凱那時所統率的「新建陸軍」七千餘人，兵力為諸軍之冠，的確是個實力派。他的作風與思想也表明他是個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銜則只是「直隸按察使」，是榮祿下面的一個「從二品」的省區中級官吏，俗稱「臬台」。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於榮祿的「知遇」；當然他對榮祿勾結得很緊，而榮祿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無限。如今光緒要他脫離榮祿、撇開太后而轉投實力毫無的空頭帝黨，這對袁世凱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個極大的賭博。──在這場帝后衝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動，則帝黨就必然殺頭坐牢，全軍覆沒。他如貿然加入帝黨，興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腦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凱是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利害之間，他是洞若觀火的。

　　就從是非之辨來說吧！袁老四如真具赤子之心，像那位衝動的小六子「張少帥」，他或可不計利害和後果，來搞他個愛國的「苦撻打」。不幸袁氏卻是個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他就不會上那群愛國君臣的大當了。──這一政治秀在當時稍具政治頭腦的觀察家，都可瞭如指掌，何待乎一百年後的歷史家來放其馬後砲呢？

　　可是那時的帝黨中的首腦分子，已面臨不測之禍；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馬當活馬醫，顧不得許多了。九月十四日（陰曆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凱乃奉召入京；十六日在頤和園面聖，光緒對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朱諭，「按察使開缺」；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並隨時具奏應辦事宜」。這一下袁世凱便從一個「從二品」的中級地方官，升調成為一個「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與各部「尚書」通稱「堂官」，幾乎是平等辦事的。袁是個精明強幹的人（不像康有為那樣木訥）。他知道他的擢升，有箇中原因，尤其是在「謝恩」時，皇帝面諭，要他與榮祿「各辦各事」。

　　這時榮祿已獲得情報，他一面調兵佈防，以備不測；一面製造英俄開戰的假消息。並派專差急催袁世凱回津。當袁氏正在進退兩難之時，便發生了譚「軍機」深夜密訪的敏感事件。據袁死後才洩露的《戊戌日記》所載：九月十八日（陰曆八月初三）譚嗣同夤夜來訪，並開門見山的告訴他，西太后與榮祿有弒君和廢立的陰謀。皇上希望袁氏保駕，率兵誅除榮祿並包圍頤和園。袁問如何處置西太后呢，譚說他已僱有好漢數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記中說他聞言「魂飛天外」，但是嗣同此時已「類似瘋狂」，又係「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譚送走。

　　上節已交代過，袁世凱是絕不會接受譚嗣同之密謀的。兩天之後他回到天津，乃把譚的計劃向榮祿全盤洩漏。其實譚氏這一秘密計劃，西太后與榮祿早已知道，也早已採取行動了──慈禧已於十九日（陰曆八月四日）自園還宮。二十一日正式臨朝「訓政」，並下令京師戒嚴，火車停駛。隨即幽禁皇帝、緝捕新黨；盡廢新政、恢復舊法。這就是所謂「戊戌政變」了。──西太后發一陣雌威，新黨新政也就從此煙消雲散；皇帝也關入瀛台。

　　戊戌黨人碑

　　在政變驟起時，第一個關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為了。誰知康竟能於前一日，大搖大擺的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啟超，幸好平時也有親日言行。這時乃由日友保護躲入使館，化裝逃去。其它與新政新黨有關，未及逃走，或不願逃走而被捕者凡數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謂「六君子」──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和康廣仁。這六人未經審訊就於中秋前二日陽曆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殺，由頑固派的大頭頭剛毅「監斬」──剛毅（道光十七年至光緒二十六年）就是講那句有名的混帳話，什麼「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滿族協辦大學士──一個渾球。

　　就義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譚嗣同（同治四年至光緒二十四年）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覺得他是新政前鋒；新政失敗他有殉難的義務。嗣同告訴勸他逃走的朋友說，變法就必然會流血；要流血，就應該從他開始。所以他就從容就義了。嗣同是一位無私的愛國者、一位真君子；中華民族的好男兒。

　　楊深秀（道光二十九年至光緒二十四年）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輕生重義的豪傑御史。他雖然也是維新派，但是在政變已成事實，西太后正式「訓政」。皇帝被幽，舉朝戰慄之時，他本可閉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詰問光緒被黜之故，並抗疏堅請慈禧歸政，以致被捕就義。我們試查明、清兩朝千百個御史，和國、共兩黨中專打蒼蠅、窮拍馬屁的所謂監察官員中，有幾個楊深秀呢，孫中山就是看重像楊御史這種言官，才堅持要搞「五權」憲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冤枉的要算是三十一歲的康廣仁（道光二十七年至光緒二十四年）。廣仁沒有做官，也沒有在維新運動中當過重要幹部。所以變法失敗之後，他無心避難，也沒有逃難。因為他實在沒有被殺的罪狀。但是他終於陳屍菜市口，只因為一條資格──他是「康有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殺之前，在獄中以頭撞牆，悲痛呼號，實在也是很夠慘烈的。

　　諸烈士既死，新黨中堅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時俱盡。那些原與他們同氣相逑、同聲相應的開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張之洞）、或緘口自保、靠邊站（如李鴻章、劉坤一、孫家鼎）……朝中無人，大清帝國的內政外交決策大權，便掌握在以西太后為首的，一群群老朽昏庸、頑劣無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則其後朝政每下愈況，終於引起「義和拳」和「八國聯軍」之禍，那也就是順理成章的發展了。

　　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變法」是我國三千年歷史中，在商鞅（公元前三九○至前三三八）、王莽（公元前三二至公元二三）、王安石（一○二一至一○八六）之後，和鄧小平（光緒二十九年至民國八十六年）之前，幾個驚人的變法運動之一。

　　商鞅「作法自斃」終遭「車裂」（四五部馬車或牛車把他拉裂成幾條肉塊），死得最慘。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條主義，結果也被砍頭。王安石以舊瓶裝新酒，用已鏽爛的國家機器，來改造積重難返的大病態社會。他能保全了首級，也算是「命大」。

　　鄧小平是我民族的變法專家之中，年齡最大、地位最高（比王莽還高一級）、個子最小（比拿破崙還矮幾公分），而更是夫妻兒女，全家總動員的一位。他也生個不平凡的三上三下的八字。做官搞黨，要三上三下；搞改革體制、變法維新，是否也要來個三上三下？天機不可洩漏，目前誰亦不知也。吾人隔岸觀火，但知他已搞了兩上兩下。今後能否可以三上不下，像他做官一樣的大運亨通，大洋三岸的觀察家們，就各說各話了。其實今日之搖頭晃腦的專家學者、吵吵鬧鬧的無冕之王、港台媒體，乃至張半仙、李鐵嘴等數不盡的算命先生，包括閉門造車的筆者自己，都在胡說八道。──將來謎底揭曉，諸公猜錯了，原屬活該；諸公猜對了，也只是巧合。若說諸葛亮的六爻八卦，真能上通鬼神，知過去未來，那就是三國演義了。黃藥禪師說得好：「後事還須問後人。」大考之後，分數貼出，將來的老師，自會有公平的評斷。

　　至於康有為戊戌變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遠，史料齊全。水晶球內，事實昭然；而載湉康梁、慈禧榮祿，威權久泯，恩怨已斷。當今史家，如熟悉史實，剔除成見，未始不能作論定之言，以彰史跡而戒來茲。筆者不揣淺薄，試作此想，曾為這樁公案，騰出四章，凡數萬言，以窺其堂奧。長話短結，試問戊戌變法在歷史上，究竟應該怎樣定位呢？

　　首章已言之，長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國近代史，在社會發展的性質上，原是一部「轉型史」──從中古東方型的社會，轉入現代西方型的社會。這一轉型自鴉片戰爭開始，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徘徊於中古邊緣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艱鉅，可想而知。但是那時的光緒爺要把這百年難變之「型」，而變之於指顧之間，其必然失敗，實無待多費筆墨。把這一現象「概念化」一下，我們可以說：「戊戌變法之失敗」是個歷史上的「必然」。

　　但是歷史上的「必然」，往往又為「偶然」所左右。因為失敗的時間、空間、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響……在在都決定於「偶然」因素。這些「偶然」有時也就「必然」的成為下一階段歷史發展的「基因」（gene 或cause）。

　　例如：「全部失敗」和「局部失敗」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間，對下一階段歷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

　　再如：失敗於「百日」和失敗於「十年」，也都是人為因素的「偶然」；但是這不同長短的時間，對於下一階段基因的發展，也就「必然」有決定性的影響。

　　研究戊戌變法，我們之所以要用兩篇篇幅來解剖康有為一人的緣故，便是左右這個歷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為這個「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為換成康無為，則「戊戌變法」這段歷史失敗的過程，和它對下一階段所發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通古今之變，識中西之長

　　在這段歷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理論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為在這三方面，連最起碼的條件，亦不具備。因為生為現代中國的理論家和思想家，他的見識和學養實應兼跨古今兩代，和中西兩型。康氏對西學那一點點粗淺的認識，不但跨不過這兩條鴻溝，他強不知以為知，適足以為害。──毛澤東搞「大躍進」，餓死農民兩千五百萬，就是類似的強不知以為知，最慘痛的一件史例。

　　至於康有為的漢學，他的火候可還在梁漱溟、錢賓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條主義的大錯。康作詩說：「良史莫無兩司馬，傳經唯有一公羊。」兩千年舊史都趕不上兩司馬，可能是事實。傳經唯有一公羊，從今文家觀點出發，也沒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說。百家爭鳴，原是盛事。他千不該萬不該，是不該真來搞個通經致用，以死硬的教條主義來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條主義，而能虛懷若谷的與以張之洞、翁同龢為首的開明派合作，則變法維新亦有其建設性，而不致走上後來頑固派獨大的局面。教條主義之為害中國，康有為是始作俑者。──這也是個歷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論家、思想家也就罷了，康有為至少可以做個民胞物與、襟懷豁達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沒有做政治家的秉賦。他生就是個驕傲不群、木訥乖僻，而又頑固急躁的知識分子。他十九歲結婚；我國千年舊俗，花燭之夕，親友們熱鬧一番，鬧鬧新房，也是常事。而他這個乖僻的新郎，卻不許鬧新房，弄得頗失親友之歡。那時有為篤信周禮，一切要按「禮」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結苫廬，縗絰白衣不去身，終年不食肉。他自記說：「時讀喪禮，因考三禮之學，造次皆守禮法古，嚴肅儼恪，一步不遠。」但是他自己也說，他這樣做「人咸迂笑之」。可是他自誇「少年剛毅，執守大過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別人如何批評呢！

　　記得清人筆記亦嘗記有某翁，因篤信「正心誠意」之說，他「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也要在日記裡「正心誠意」地記錄下來。康有為正是這樣木訥乖僻之人。

　　這種少年康有為型態的知青。我們小中大學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同的個性與生活方式，本不應彼此相強。但是這種人就不能當「公關」、搞「Ｐ．Ｒ．」，尤其是不能做政黨的黨魁了。

　　有為青年期，在一再「鄉試不售」的沮喪心情之下，也曾習禪打坐、誦佛道經典以自遣。有時竟弄到「哭笑無常」的程度。這也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自編年譜）。「哭笑無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現象。據心理醫師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現象為不正常而求醫，則其疾不致深入。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變成「瘋子」。做瘋子仍可做大學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瘋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國明、清兩代舊俗，考生進學或中舉點進士，都要拜主考官為「房師」，以報答主考官對他才華和學問的賞識。可是康氏驕傲成性。他要孫中山拜他為師；他自己則拒絕拜自己的主考官為師，弄得狂名滿天下。最後應朋友之勸，康氏總算拜他的鄉試主考官許應驥（後任「禮部尚書」）為房師。但他們的師生關係卻弄得形同水火。其後維新期間，對康氏痛心疾首，而參劾最厲的也正是許氏。許氏之劾康，與其說是由於意蒂牢結，倒不如說是感情用事。據說康亦慫恿御史反劾，在皇帝面前打個火上加油的筆墨官司。光緒袒康革許。斯為光緒親政之後，第一次黜陟大臣。其後帝后兩黨之水火，就更無法收拾了。

　　據說康有為於六月十六日光緒召見之時，在「朝房」（等候召見的地方）與榮祿不期而遇。二人談到變法。榮說：「法是應該變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內變掉呢？」有為忿然回答說：「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

　　我們在一百年後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時的榮祿有力足以殺康；而康絕無力量可誅榮。在這百日維新剛啟幕之時，康對舊派第一號大頭頭，作此毫無必要的憤激之言，也可想見他在處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訥了。

　　總之，「戊戌變法」實在是我國近代史中，繼「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而來的第一個「政治現代化」，也可說是清末的「第五個現代化」吧），但是這個運動不但未能領導我們的政治體制前進一步，反而倒退了數十年。胡為乎而然呢？

　　我們知道戊戌變法主要的推動者是光緒皇帝。若以《春秋》的標準作「誅心之論」，要從為國為民、犧牲小我的動機著眼，光緒帝這位愛國青年，實在是我國歷史上極少有的「堯舜之君」。但是光緒帝畢竟是長於深宮之中，受制於無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個兒皇帝。經驗不足，徒善亦不足以自行。他應首先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像蔣經國那樣──然後才能試行變法。縱使時機發展至法有可變之時，也應分為輕重緩急次第施行。詔書一日數下，朝野莫知所適，也不是個辦法。不幸這位年輕皇帝，顯然感到國亡無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軍師謀臣，應該有見及此。不幸康某木訥執拗，識見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於幼主。──言念及此，我們不能不說康有為實在只是一位狗頭軍師。他不能擔當推行政治現代化的天降大任，而開了倒車。

　　值此兩千年未有的轉型期，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有心掌舵的人，總應略通古今之變，粗識中西之長。虛懷若谷，慎重將事。君子誤國，其害有甚於小人。可不慎哉？

　　以古方今，鑒往知來。摩挲舊史，涉獵時文。擲筆几上，吾欲何言？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三期

【肆】一、傳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議

　　在中國近代「轉型期」的轉變過程中，戊戌變法是個重要階段。變法失敗固然是件慘事，而真正可悲可歎，乃至慘不忍言的，卻是它的後遺症，那樁幾乎引起中國遭「瓜分」（The Partition of China）之禍的「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之亂。義和團和八國聯軍是戊戌政變的立刻後果。但是這件中國近代史上的所謂「拳亂」，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拳亂差不多過去快一百年了。近百年來，中外史學家，尤其近十來年在數次有關鍵性的國際研討會之後，可說已把這樁慘史的事實，弄得相當清楚。就歷史事實發生的經過來說，史家已大致沒太多爭辯的了。但是各派史家對這樁史實的解釋，則仍是南轅北轍，各異其趣；有的甚至指著鼻子，相互辱罵。

　　不用說在事變當時的一兩年中（光緒二十六年至光緒二十七年），大清帝國的宮門之內，就為是非問題而弄得人頭滾滾；一百年來的中外、新舊、左右、前後各派史家，以及國共兩黨的宣傳家、理論家，中外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乃至東方和西方的社會科學家、宗教家、政治家等等，對這樁歷史的解釋，也是兩極分化，各不相讓的。

　　我們應該承認，作為一個華裔史學工作者，對這件驚天動地而是非難分的歷史事件，要想筆端不帶感情。而據實直書，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也相信，古今中外，任何驚天動地的歷史大事，都應該有其基本上的公是公非的。戴有色眼鏡、作曲筆之言，都是不對的；其記錄也是不能傳之後世的。

　　歷史家如能壓低他從任何背景所承繼來的知識、經驗和感情，心平氣和地來尋覓這件史實的公是公非，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本篇在落筆之前，筆者就希望先把這件歷史事實，簡單扼要地弄清楚之後；在各派史家對此史實都會覺得沒太多爭辯之時，我們再進一步的來加以註釋：是其是、非其非，找出它比較接近真理的「公是公非」，作為定論。

　　先看「曹州教案」

　　比較具體的說，義和團之亂，應該是從光緒二十三年（陰曆十月）所發生的「曹州教案」開始的。當然教案不始於曹州，義和拳也並非曹州土產。但故事從曹州教案說起，我相信是個比較實際的選擇。

　　曹州教案是什麼回事呢，原來清末山東曹州府屬下的巨野縣有個德國天主教堂和屬於該教堂的一些教民。一次這批教民和當地人民發生衝突，教堂袒護教民，因而引起群眾暴動。在暴動中有非教民三十餘人衝入教堂，一下不但把教堂砸了，連教堂內的兩位德國傳教士能方濟（Franz Nies）和理加略（Richard Heule）也被無辜的打死了。這一來鬧出人命，尤其是那時享有「治外法權」（extra territoriality）的外國人命，就變成列強「強索租借地」（The Battle of Concessions）的導火線了。

　　曹州府位於山東省西南部，下接江蘇省的徐州府，是個出「響馬」的地方，民風強悍。《水滸傳》裡的「梁山泊」，便在曹州境內。唐朝末年「黃巢殺人八百萬」，也是從曹州開始的。繼洪楊而起的「捻軍」。也起於這一帶。不用說清末亂世了，就是一般太平盛世，當地老百姓之間的械鬥也是隨時都有的。出了幾個武松，打死幾個西門慶，本是司空見慣，不算稀奇。只是這次械鬥的一方是教民，教民之後有洋人撐腰，問題就複雜了。

　　外國教會是中國第二政府

　　須知那時在中國的洋人，都是不受中國法律管束的太上皇，他們都享有「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的保護；犯了中國的法，只有他們自己的「領事」，按照他們自己的法律，才能「裁判」他們。

　　縱使是外國教會傳教士設在中國的教堂。也形同中國境內的第二個政府。外國的傳教士和中國的官員也是按照對等職分，平起平坐的。據當時滿清朝廷的規定：教會中的「主教」是與中國一品大員的地方官「總督」、「巡撫」平行的；「副主教」與「司、道」（省區二級官員藩台、道台）平行；「神父、牧師」與「知府、知縣」平行。

　　在那官權高於一切的專制時代，老百姓對親民之官的縣太爺，都要叩頭跪拜，尊稱「老爺」的。老爺的妻子才許叫「太太」。哪像今天的台胞和華僑，動輒介紹自己的老伴為「我的太太」。今日大陸更不得了，開口閉口「我的夫人」。「夫人」者，在那義和團時代，政府高官、三品以上「大人」的老婆，始可有此尊稱也。

　　相對之下，則洋教會中主教的老婆，就等於中國的「一品夫人」；牧師的老婆都是「太太」。一般「子民」老百姓見之，都是要下跪的。所以那時在中國傳教久了的西方傳教士，一旦回到他們自己國內做平民，對他們根生土長的社區，都很難適應。因為他們在中國時，都有高官的身份，和供使喚的婢僕。高官就難免有「僚氣」。有僚氣的人，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社區之內，就很難適應了。

　　西方教會既然在中國境內形成了「第二個政府」（有時甚至是「第一個政府」），則在這另一個政府庇護之下的「教民」，也就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

　　【附註】西方教會中的主教原都是有妻子的。有妻子自然就會有兒子。兒子在父親死後自然就會爭遺產。而主教當時都掌握有教會產業；而教會又是大地主大富翁。因此主教一旦死亡，則嫡子嗣子的遺產之爭，就鬧不完了。這樣教廷乃乾脆禁止主教們娶妻生子。

　　教民是什麼回事？

　　教民又是什麼回事呢？教民現在叫基督徒。那時中國境內極少中國牧師主持的華人教堂，所以中國基督徒都是在外國教會在中國建立的教堂中做禮拜。信徒全是由外國牧師領洗的。中國人雖久有一盤散沙之喻，而洋教會則善於組織。因此當時分佈在山東省各教會中心的中國基督徒（人數約在兩萬至四萬之間），實在是一個在外國牧師領導之下，很有組織、極有力量的一個社團。這個社團的「領導」（恕我借用一個目前通用的名詞），每個人都享有「治外法權」。在「領事裁判權」保護之下，他們既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他們對接受他們傳教的中國教民，也就只按他們的教義來加以保護了。所以這時在山東的教民不是弱者。他們的團體在當時多重中心的中國社會裡，其力量不但足與任何黑、白社會的民間團體（如大刀會、紅槍會、八卦教、義和拳、青洪幫、農會、工會、宗親會、同鄉會等等）相抗衡，它甚至把當地權力無邊的各級衙門也不放在眼裡。──滿清政府對當地人民雖享有生殺予奪之權，但是他們對在洋教會保護之下的教民，就凡事讓三分，不願自找麻煩了。

　　因此，那平時極少制衡的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這時總算碰到一個剋星──那個足以與它分庭抗禮，甚或權勢猶有過之的外國教會。所以從「抗拒那極權政府的魚肉人民，和防制社會上惡勢力欺凌以及引領教民走上比較現代化生活」這個角度來看，洋教會在當時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裡，有時也發生著很多的正面作用。

　　慢說清末那個腐化的政府了，就以目前這個張牙舞爪的北京人民政府來說吧！我們那個橡皮圖章的「人民大會」，對中國人民所應享有的人權、民權的保護，究有多少實效呢？朋友，你嫌老美干涉我們的內政；他們的國會動不動就為我們的「人權」投票。但是我們的國會既然保護不了我們自己的人權，人家不願只「自掃門前雪」，偏要「替天行道」，到我們門前來吵吵鬧鬧，發生點國際制衡作用，又有何不好？我們都是有共同「球籍」的居民嘛！我們如果由於受不了芳鄰善意的騷擾，便要拉攏一向不懷好意的惡鄰日本，組織「大東亞共榮圈」，來和老美「冷戰」，甘心讓鼠首兩端的日本反動政客來打「中國牌」，那就偷雞不著蝕把米，後患無窮了。這雖然是題外之言，然一念及之，仍情難自己也。

　　耶穌會士與文化交流

　　可是那時的中國教民既享有如許的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優勢，而信教的人，還是寥若晨星（約合山東全省人口的千分之一），原因又在哪裡呢？

　　簡單的說來，那就是個文化融合的問題了。不同的文化會產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同一個社會裡同時流行。就要發生社會矛盾；在家庭生活上也要發生嚴重的代溝。要使這兩種生活方式「水乳交融」；要打破這兩個泥菩薩，再揉成兩個泥菩薩，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所以當時中國老百姓之所以拒絕信仰洋教的原因，便是在那時的中國社會裡，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和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不是水和乳的關係，而是水和油的關係。二者是融合不起來的。

　　須知任何宗教都是從一個特定的民族文化中滋生出來的；然後再以此民族文化為基礎，推陳出新，發揚光大，向其它民族文化中滲透傳播。基督教原是發源於猶太民族文化之中。是「猶太教」（Judaism）中的一個有革命傾向的開明支派。基督本人被釘上十宇架時，他也不知道他已經成為一個「基督徒」。基督之死，只是一個開明改革派的「猶太教徒」殉道而已。可是基督死後，那些尊師重道的基督之徒（在中國儒家則叫做「仲尼之徒」），保羅、彼得之輩受不了猶太本族的宗教迫害，乃向歐非兩洲的異族之中鑽隙發展；歷盡異端迫害，終於篡奪了東西羅馬的政權，成為獨霸歐洲的宗教。在北非，他們也建立了一個黑色基督大國的亞比西尼亞（今衣索匹亞）。在歐非兩洲分別傳播的基督教雖截然有別。──在歐洲的教義內，「上帝」是沒有形像的；但在早期非洲基督教會內，「上帝」則有個人形塑像，也和佛道兩教寺觀之內的雕像是大同小異的。所以，洪秀全在夢中所見到的紅臉金鬚的「天父皇上帝」，原是《舊約聖經》和非洲基督教中的上帝。美國當年的新教傳教士羅孝全，不承認洪秀全的上帝，實在是他神學史未搞通而少見多怪。但是不論歐非兩派是怎樣的不同，他們同出於最早期基督使徒之傳播則一也。

　　可是基督教卻與中國文明風馬牛不相及。在唐朝初年東羅馬正教的波斯支派（The Nestorians）曾一度循「絲路」東來。但是它除留下一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外，歷史家找不到它是如何流行的，影響就更談不到了。至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穌會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來華傳教。但是清初的康雍二朝實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盛世。這時的中國把那些傳教士真看得目瞪口呆。這批「耶穌會士」都是些聖潔（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學者。在當時中西文明互比之下，他們覺得當時的歐洲在政治管理、社會道德、經濟成就各方面往往西不如中。因此在所有傳教士書簡中，真是眾口交讚──甚至是未說過中國一句壞話。所以他們東來所走的路，不是「單線街道」（one-way street）。中國文明之西傳，他們也是功不可沒的。這些耶穌會士當年所搞的是一種真正的東西文化交流。他們要修正他們自己的教義，來配合中國的儒家道統，截長補短、採精取華的融合共存。不幸在十七、八世紀之間，他們的教廷卻愈走愈教條化；而中國宮廷之內的政爭也把他們無端捲入。因此這場多彩多姿、平等互惠中西文明之結合，就無疾而終了。

　　全盤西化論的先驅

　　耶穌會士絕代後百餘年，十九世紀中期歐美傳教士又接踵而來。時隔百餘年，雙方環境都完全變了樣。這時大清王朝已走入衰世──政府腐化無能，社會貧窮髒亂，公私道德也全部破產，真是人不像人，國不像國。而這時的歐美國家卻正如日出東山，朝氣勃勃。縱是在他們治下的殖民地如香港，租借地如上海、廣州和天津的各國租界，都遠比中國境內要高明得多。

　　在這個尖銳的對比之下，十九世紀的傳教士就沒有當年耶穌會士那種虛懷若谷的雅量了。這時的傳教士也不是像當年的耶穌會士那樣經過教廷選拔而為宗教獻身的聖徒。他們很多都是《聖經》之外別無所知的神職人員；有許多更是由鄉曲小教堂籌款，把他們送到海外的落後地區傳教的。因此他們一開始，就有不可一世的種族和文化的優越感，認為他們傳教的對象是一種遍身罪惡、滿身傳染病而無文化的異端。這種異端蠻族也只有信上帝，全盤基督化，才能「得救」。

　　所以十七世紀與十九世紀從西方東來的基督徒傳教士的作風，簡直是南轅北轍。前者所做的是兩個對等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而後者則是一邊倒──中國人民如要「得救」，就只有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與生活方式而全盤基督化，也就是「全盤西化」。他們實在都是「全盤西化論」的先驅。

　　當然那時中國的宗教信仰（如看相算命、崇信城隍土地），和一般生活方式如纏足、納妾、吸毒、盲婚……等等都表現得十分落後甚至野蠻的。但是中國文明中亦有其可取之處。不可因噎廢食、玉石不分。除舊佈新，原是任何有文化的社會都應該做的事。斯之謂「現代化」也。中西文明之對比，非中不如西也。只是中國文明「現代化」之起步，晚於西方文明三百年而已。

　　即以醫藥一項作比。中古時期中國之醫藥，實遠勝歐西；而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時，則「中醫」較「西醫」之落後就不可以道里計矣。然「中醫」（如草藥、如氣功、如針灸）又為何不可「現代化」、「科學化」，以至於「中西醫結合」，截長補短，互惠合作呢？中國人為什麼一定要廢除中醫，全用西醫呢？

　　所以我們談「中西文化之比較」、「中西文化之融合」、「東西宗教之對比」等等比較史學和比較文化上之專題，實千萬不能忽略其間的「階段性」。中西互比，我們只能以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近代比近代，而分別論其短長。不可不分層次，不辨古今，囫圇吞棗，而泛論一切！

　　吾人如自覺近兩百年來，在「現代化」過程中落後的衰勢中國文明，遠不如「現代化」較早，而至今仍處於盛勢的西方現代文明，就要盡棄傳統。「全盤西化」，這原是啟蒙時代的幼稚病；啟蒙諸子的矯枉過正之言，不值深究。而好漢專提當年勇，不分階段、囫圇吞棗，硬說精神勝於物質，東風可以壓倒西風，當然更是不通時務之論。要知東西文化，原無優劣；而時間今古，則長短分明。

　　不幸的是，在那清末民初之世，中西雙方均各走極端。西方神職人員之來華者，認為落後貧窮的中國異端，除信他們的上帝之外，無二話好說。伯駕牧師說得好：「中國人不服從，就毀滅（bend or break）。」因此那時縱是最善良、最具好心腸的傳教士。對他們母國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胡作非為，也多表支持。有的甚至認為「帝國主義」並不存在。此一「帝國主義不存在論」的心態，其後且蔓延至西方漢學界。連新近才逝世的西方漢學泰斗的費正清先生亦終身服膺之。到他寫完自傳的死前數年，才稍有轉變。

　　這是那時西方人在中國的基本態度。這一態度如不改變，則西方教士傳教中國，就永無安寧之日──上至士大夫，下至工農兵，都要一致抗拒了。太平天國之覆滅，就是中國士大夫抗拒基督教之結果；如今義和團之興起，則工農兵和基層社會中人抗拒基督教之行為表現也。拳亂之時，除少數滿洲貴族乘機附和，企圖扶清之外，漢族士大夫幾乎完全靠邊站；甚至有奮起「剿滅拳匪」者。非漢族士大夫有愛於耶教也，只是他們頭腦較為清楚，吃一塹長一智，認為洋人惹不得罷了。

　　士大夫和工農兵抗拒耶和華

　　若問中國士大夫和工農兵為什麼一定要抗拒基督教呢？為此難題，近年來台灣基督教會在一些傑出領袖如林道亮、阮大年、王永信、周聯華、林治平諸先生策畫之下，籌有巨款，設立專門計劃來加以研究。

　　據吾友李湜源教授的解答，中國人未嘗反對耶教也。只是耶教教義與中國倫理傳統互異，二者交流乃發生嚴重的文化衝突。這種文化衝突不解決，則中國人就難於接受耶教了。李君亦是虔誠的基督徒，對神學與神學史均有深入的研究。舉例以明之，李君就認為曾在《聖經．舊約》中出現六千次的「上帝的上帝」耶和華（Yaheh）就不是「中國人的神」。下面且抄一段李君對耶和華的討論：

　　耶和華是一位很特別的神，第一，他是神人合一。他有手，有指，有腳，有腿，有眼，有耳，有口，有鼻，能說話，有聲音。他能夠種樹，也能夠縫衣。他是男性，是父親，有兒子，他能教訓，也能咒詛，他能記憶，也能忘記，他能笑，也能哭，也能喜、怒、哀、樂、愛、惡、慾。他有一定的住所，西乃山是他居住的地方，但是他又時常奔走，「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乃從這會幕到那會幕，從這帳篷到那帳篷。」（《歷代志》上，第十七章第六節）第二，他是一個恐怖（Terriable）的神。原文「Terriable」一字，中文聖經譯作「應受敬畏」。「耶和華因為不能把百姓領進他向他們起誓應許之地，所以在曠野把他們殺了」（《民數記》第十四章第十六節）「我是耶和華，不輕易發怒。我有浩大的愛；我赦免罪惡和過犯。然而，我一定要因父母的罪惡而懲罰他們的子孫，甚至到第三、第四代。」（《民數記》第十四章第十九節）「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與米甸人打仗。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原文作曾與男子性交的）的女子都殺了，但女孩子（指小童）凡沒有出嫁的（原文作沒有與男子性交過的），你們都可以存留他的活命（原文作留作你自己使用（姦淫））。」（《民數記》第三十一章第七至十八節）「耶和華是一位嫉忌的神，他的名字就是嫉忌。」（《出埃及記》第三十四章第十四節）「嫉忌就是我（耶和華）的聖名。」（《以西結》第三十九章第二十四節）在舊聖經我們可以處處看到，耶和華是一位戰神，是一位猶太人的神。

　　湜源認為耶和華是一位猶太人的神，是一位戰神。吾人授中東文化史，固知所有發源於中東的宗教，都是戰鬥的宗教；在中東寄居或過往的民族所崇拜的神，都是「戰神」。因為中東地區，自古便是四戰之區，人民不好戰便不能生存；為戰爭而激發的宗教所崇奉之神，自然也都是戰神了。

　　戰沒什麼不好。不過他與宣傳反戰的儒佛兩教，也是教義不投的。所以中國人很難接受上述的耶和華。

　　李君又提到「十九世紀中國人信教原因（之一），是因為教會能夠赦罪」。但是教義裡的可赦之「罪」不是「罪惡」的罪（Crime），而是「過錯」的罪（Sin）。那時中國教民受享有領事裁判權的洋教士的庇護。「中國人犯了罪就參加教會，得到罪的赦免。因此參加教會要付相當的價錢。」當年教會辦的刊物，就記載過一則故事如下：

　　一位（西方）傳教士在渡船裡聽到兩位中國人磋商購買參加教會證書的價錢。這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實。在某個中國城市，中國傳道人要定下普通參加教會證書的價錢。（見《教務雜誌》宣統二年三月，頁二○九。）

　　李教授也對章力生先生所著的《人文主義批判》，作了些反批判。章君說：

　　東方是異教的大本營。我們要使基督教會在東方扎根，建立不拔的基礎，必須掀動異教的文化結構和哲學系統，向他們積極挑戰……

　　湜源又說：

　　章先生勸告中國人，大徹大悟，在全能全知的真神之前，去其「驕氣與多慾、色態與淫志」；好像「多慾」、「淫志」也是中國人反對基督教的原因。（章力生《人文主義批判，頁四》，見李湜源著《中國人與基督教──商討中國人對基督教的反響》，載《文藝復興月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民國七十年十月一日，第一二六期。頁五八至六二。）

　　章力生先生還是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一位篤信基督的良心教徒。他的言辭之一邊倒，和他反華衛教態度之絕決尚且如此；我們可猜想庚子年間，那些享有「知府」、「知縣」地位的西方傳教士，其衛教反華的態度，就不言可知矣。明乎此，我們也可瞭解當年所謂「民教衝突」的因素是多麼複雜。

　　其罪可赦而養兒不能防老

　　須知當年的中國基督徒原有「良心教徒」（Conscience Christians）與「吃教教徒」（Rice Christians）之別。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門，則終日懺悔有罪，時時在上帝之前思圖自贖。

　　老來篤信基督的張學良將軍夫婦，便是一對標準的良心教徒。前年張將軍在其九十壽誕致辭時，劈頭一句便說：「我是個罪人！」當時曾使全場大驚。或謂少帥當年在李烈鈞庭長之前都沒有認罪。這一下被關了五十年，反而認罪懺悔起來，亦見軍事委員會「管教」之有方也。其實張氏所講的只是基督教義裡的一個術語，他所「認」的只是此罪（sin），而非西安事變時所「犯」的彼罪（crime）也。可惜在國民黨的傳統之中，黨魁之外，教民寥寥。聽眾之中，通基督教義者，小貓三隻四隻而已。所以大家就錯把馮京作馬涼。以為少帥對西安事變這項「罪惡」，懺悔了，認罪了。因此全場大鼓其掌，亦民國史中趣事之一也。

　　把少帥之sin當crime來曲解，小事也。最多讓後世史家上錯一筆帳，也使把少帥看成「千古功臣」的中共黨人稍感惶惑罷了。可是對基督其它教義如「赦罪」的誤解，那關係就大了。根據教義「罪」既可「赦」，則又有何罪不可「犯」呢？──這就對「吃教教徒」為非作歹，大開方便之門了。

　　抑有進者，縱是那些最善良最虔誠的良心教徒，他們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裡，有時也可製造出極嚴重的社會矛盾。舉例以明之：當時所有的基督教會都是以「反孝」甚或「仇孝」作號召的。他們認為人只能向上帝盡孝，不應向父母盡孝。筆者便有一位在中國出生，說得一口京片子國語的傳教士好友。她當年在北京對一位搞「晨昏三叩首」形式主義的滿族「孝子」，印象太壞了。所以她一輩子堅持她的格言：「孝順」就是「笑話」。

　　清末在中國傳教最有成績也最有見識的美國傳教士，後來又做到中國「同文館」乃至「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丁韙良（W.A.P.Martin,道光七年至民國五年），也堅持相同的意見。他認為人對上帝的孝順，不應被人對父母的孝順所阻隔。

　　基督教這種上帝獨大的「反孝」立場，因此與當時「百善孝為先」的中國倫理，便針鋒相對了。我們如把十九世紀末年來華的傳教士與十六、七世紀來華的耶穌會士相對比，則後來者就顯得武斷專橫多矣。

　　筆者不學，亦嘗讀佈道諸子之書，對他們處理如「孝道」這類的社會問題之輕率自信，就時感駭然。姑不論其道德價值如何，「孝」的本身卻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a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在那個缺乏「社會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社會保險，沒有退休金、養老金的中國傳統（今日仍然如此）的社會裡，「養兒防老」豈只「道德」而已哉？社會經濟之必需也！

　　設有男子，受了上帝影響，或經濟和老婆的壓力而置父母饑寒於不顧，這一「不孝子」，不但道德有虧，為親友鄉黨所不齒，他在《大清律例》之中也是個「刑事犯」，要被捉將官裡去的。

　　假若這個刑事犯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甚或只是個「吃教」的騙子。但是這個官家捉人的消息一旦由他家人妻子哭訴到教堂裡去，那些篤信教條、誠實而又偏心的外國牧師們，可能便要向官方施壓索人。那時畏洋人如虎的滿清官吏，為自保祿位，息事寧人，多半也就遵命開釋。

　　那位精通中國語言文字，並曾在說京粵語的華人之間充當方言翻譯的丁韙良，在他的自傳裡就曾自炫他替某些「不孝父母的上帝信徒」，開脫過罪名。這些中國倫理範疇內的「不孝子」，在洋人的庇護之下，是逃脫了中國法律的制裁，但他卻逃不掉社會輿論的指摘。一旦他那年邁無依的二老，把家事鬧上街頭，則「梁山」下來的英雄，「大刀會」裡的好漢，內外兼修、精通「義和拳」的氣功師，就要仗義、行俠、鋤奸（不孝子）、除暴（洋教堂）了。為鋤奸除暴而砸了教堂、打死了洋牧師，問題就大了。打死人的李逵、武松等「義士」，可以上梁山一逃了事，但是這命案變成了國際事件，則本地縣太爺、太守、刺史乃至中央的總理衙門，就無處躲藏了。中西讀者們，且設身處地的想想，你如是那時處理這件公事的中國縣太爺，你應該怎麼辦？

　　以上所舉只是當年千百個「教案」之一例。其中是非曲直，從何說起呢？不幸的是當年的教會中人都是跟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砲，闖入中國內地的，對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和社會經濟結構都只是一知半解，而對他們自己教義的堅持，則半寸不讓。因此對中國官府民間動輒頤指氣使。中國政府對教會過分忍讓，則失信於民；民間組織自行抗拒，在洋人壓力之下，官又指民為匪，妄肆誅戮。如此惡性循環，治絲益棼。最後官方威德兩用，剿撫兼施，難免又良莠難分，養癰成患，為無知昏聵者所利用，則義和團之形成也就無可避免了。

　　一根油條大小的國際交涉

　　再如咸豐年間影響中美關係極巨的小教案，則起源於美國牧師以發放銅錢，鼓勵市民於禮拜天入教堂做禮拜惹起的。一個銅板對富有的美國牧師，只是九牛一毛，但它對流落街頭的廣州貧民，則至少是一根油條的價值。為控制這根油條的佈施，禮拜天的教堂門前就要發生（如今日在美國亞裔社區內所習見的）「幫派鬥爭」（Gang Fight）了。青龍白虎兩幫為搶地盤，大打出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連美國教堂也被砸了。

　　這樁砸教堂打教民的街頭武劇，被洋牧師鬧入衙門，就變成國際事件了。等因奉此，那位出身牧師，後來變成美國駐華使館的翻譯，遞升代辦，終成公使的外交官伯駕（Peter Parker,嘉慶九年至光緒十四年）乃行文要求清政府賠償損失。那時畏伯駕如狼，而討好美國公使更唯恐不及的清廷欽差大臣，非敢不賠也；他老人家怕的是，此惡例一開便不得了也。他們就只好拖延。但是那時的美國佬也不是好惹的；伯駕豈是等閒之輩？他堅持清方非賠不可，案件一拖十年，竟成為咸豐朝（咸豐元年至咸豐十一年）中美外交中最大的疙瘩。最後還不是清朝大臣打躬作揖，賠款了事。

　　這個由於傳教失策引起街頭幫派打架，再由幫派打架殃及教堂，遞升為國際外交癥結的小故事，筆者笨拙，不惜囚頭垢面，自美國檔卷中窮索之，終於水落石出。但是這一類事件，在一些有既定成見而又不願深入的史家的筆下，都變成華人排外反教的實例。

　　其實，朋友！他們為上帝的一根油條打架是真；排外反教的帽子就未免太大了。

　　儒徒、佛徒比較阿Ｑ

　　在這百十件「教案」中，當然我們不能說沒有為排外而排外，為反教而反教的實例，因為「排外族」、「反異教」都屬於基本「人性」（human nature）。各民族之間只有程度深淺的不同，沒有有無的例外。試看摩西的出埃及；基督之上十字架；古羅馬人之屠殺基督徒；中古教廷之焚殺異端；近古之宗教戰爭；回教之崛起與傳播；回教兩派之內戰……，血流成河、屍骨堆山，何一而非排外族、反異教耶？

　　但是在世界各大民族及主要的宗教文化之間，還算是儒佛兩教較為缺少「排他性」。凡耶教、回教所不能忍者，儒徒佛徒多能身受之。余讀教士書，知彼輩來華之初，多乏託身之所。初期天主堂與基督教堂迨多借地設於佛寺、道觀之內。其神父、牧師講道往往便置十字架於佛前香案上。宣道至高潮時，往往便揮杖直指神壇上泥塑木雕之佛像，斥之為糊塗偶像，有罪而無靈……。基督教原為排他性極強之宗教，對異教之「敵我矛盾」，界限分明。詆辱異端之言辭，均極嚴峻；而傳教士篤信本教真理，亦從不諱言之。有時在其辱罵異端至激烈之際，四周圍聽之僧侶與群眾不但不以為忤，每每且為之歡笑助興……。余讀書至此，輒掩卷竊笑，想我民族何阿Ｑ若此？然亦中國文明寬容之一面也。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正是聖賢之道也。

　　試思此一情況如主客易位。設有東方黃人，於坐滿愛爾蘭碼頭工人（Irish longshoremen）的紐約天主堂內，揮杖直指懷抱嬰兒之聖母瑪利亞（Virgin Mary）為無知村婦、瑪利亞之子為頑劣牧童，豈不頭破血流，天下大亂哉？

　　華民非不反異教也。然華族固為一無宗教之民族。群眾百姓一般均安於土宗教（Folk religion），隨地拜拜，神佛處處，再加幾個耶穌、上帝，不以為多也。有教無類，故對入侵異教，頗能阿Ｑ之。斯為獨崇一教之中東及西方諸民族所難能者。所以若論反異教，則我民族較之西人，較之回猶諸族，寬容十倍矣。

　　作者落筆至此，電視內正演映前南斯拉夫境內塞爾維亞族耶教徒與波斯尼亞境內之回教徒相互殘殺，血肉模糊之鏡面。為虛無的超自然而相殺，我民族史中，除洪楊一役之外，未嘗有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殺生人而事鬼神，科學耶？民主耶，終須等到中西文明現代化扯平之時，始可言其是非也。

　　德人強佔膠州灣

　　可是在那義和團時代，最可歎的還不是這些宗教上和哲學上的是非問題，而是德國凱撒以此為藉口而強佔了中國「膠州灣」的政治問題。德人既占膠州灣，其它帝國主義之列強乃發生連鎖反應。中國沿海港口上自旅順、大連、威海衛，下至九龍、廣州灣，一時均為列強所霸佔──九十九年之強租與霸佔何異？由港口之霸佔，乃有列強對中國內地「勢力範圍」之劃分。若非由於諸帝國主義之勢力相持不下，則大清帝國早就變成波蘭了。

　　此一瓜分局勢之形成，實德意志帝國以「曹州教案」為藉口而始作俑者。義和團就是國人對這次國難愚蠢的反應。

　　德國原為近代世界政治史上擴張主義之後進。所謂德意志聯盟本來只是日耳曼民族之間一個鬆散的城邦組織。同治九年普魯士一舉擊敗法國之後，普王威廉一世在名相俾斯麥策畫之下，一躍而為諸邦之首，德意志始粗告統一。其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光緒十六年威廉二世即位，俾斯麥罷相時，德國後來居上，儼然已發展成為當時一主要的中歐強國，搞合縱連橫，不可一世，而威廉對向外擴張尤迫不及待。不幸此時亞非拉諸落後地區，已為諸先進列強所瓜分，空隙極小。至光緒二十一年中國為日本所敗，割地賠款。這對歐洲後進的帝國主義德義兩國卻是個極大的鼓勵（義大利之統一、復興及擴張，幾與德意志同一時間，同一模式）。兩個遲來晚到的小強梁，當義大利在浙東三門灣一帶伺隙而進之時，德皇的先遣密探已在膠州海面打主意了。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陰曆十一月十曰）德國駐華公使海靖（Herrvon Heyking）乃正式向總理衙門提出租借膠州灣五十年之要求。

　　總理衙門在它的創辦人恭親王奕訢主持之下（奕訢是同治和光緒兩個皇帝的胞叔），愛護膠州事小，怕列強援例事大，乃加以婉拒，交涉經年，沒有結果。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派駐北京的海靖公使，這時氣焰正盛。威廉已派有實力可觀的遠東艦隊游弋於膠州灣內外，虎視眈眈。這是當時列強根據不平等條約所享有的特權，而中國北洋海軍則於甲午戰敗後，今已一艦無存，無絲毫抵抗能力。

　　就在這德國已準備動武而沒個藉口之時，正好發生了「曹州教案」。這時中國的山東巡撫是李秉衡。李氏本於教案（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發生前一月已調升四川總督，遺職由張汝梅接替。不幸他官運欠佳，正辦交代而尚未離任時，曹州就出了事。李氏自知大事不好，乃傾全力「破案」。十一月九日竟將曹州殺人犯全部緝獲，向德使請罪。但是這時德人已決定藉機強佔膠州灣，並囊括山東為勢力範圍，請罪有啥用場呢？

　　德皇於十一月九日始得曹州教案之電訊，經三數日外交試探之後，德國遠東艦隊乃奉命於十一月十四日轟擊中國砲台，陸戰隊隨之登陸，佔領了膠州灣，並拘禁奉命不抵抗之中國駐軍總兵章高元，再向鄰近即墨等屬縣進襲，一時難民如潮，血流遍地，時局就不可收拾了。

　　於此同時，德國公使向北京總署，亦提出六項要求：

　　一、李秉衡革職永不敘用（李氏尚未到任的四川總督也就被革了）。

　　二、賠三座教堂建築費各六萬六千兩，教堂失物費三千兩。（這筆款子在那時是大得驚人的。）

　　三、鉅野等七縣建教士住屋，建費兩萬四千兩。

　　四、中國道歉，並保證永不再犯。

　　五、中德合資建全省鐵路，開發礦藏。

　　六、賠償德軍侵膠澳軍費約數百萬兩。

　　（引自摩爾斯著《大清帝國國際關係史》卷三，頁一○七。）

　　此六條墨汁未乾時，德使又補提若干條，在落實上述路礦要求之外，更提出租借青島及膠州灣九十九年之詳細條款。

　　這時清廷在毫無抵抗能力的情況之下，焦頭爛額，在君臣對泣一番之後，也就全部承認了。經四月之磋商，這項《膠州灣租借條約》就在翌年三月六日（陰曆二月十四日），正式簽字了。今日我們仍然很欣賞的「青島啤酒」，也就是那時德國商人在青島開始釀造的。

　　「不可戰而戰」與「可戰而不戰」

　　那時的所謂「教案」是什麼回事，而列強利用教案為藉口，以侵蝕中國領土主權，又是什麼回事？筆者已不厭其詳，縷述如上。這些都是歷史上扳搖不動的事實。我不相信任何中外史家可以否認的。若說「教案」完全起於中國老百姓的排外行為，這分明與事實不符。若說帝國主義在中國並不存在，那就更是強詞奪理的胡說。上述膠澳租借史，你說不是歐洲帝國主義的侵華行為的標準記錄？

　　當然，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歐美帝國主義為什麼不侵日本呢？胡適老師說得好，帝國主義為何不侵「五鬼不入」之國呢？帝國主義之侵我，也是我們自己窩囊的結果嘛。哪能專怪人家呢？但是我們為什麼要如此窩囊呢，如今民運人士怪共產黨；共產黨怪國民黨；國民黨怪洪憲皇帝和慈禧老太后；老太后又轉怪洋人。

　　其實什麼都不是。我國近百餘年的動亂，是一種歷史上社會「轉型」的現象。文化不論中西，都是要從落後的「中古型態」，轉入「現代型態」。西洋文明從「文藝復興」（一三○○）開始，已「轉」了六百年。我們從「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開始，至今才一百五十年，按理我們還應該有一段苦日子好過呢！分階段「轉型」是慢慢來的，急不得也。筆者於「轉型」之說，謬論已多，這兒就不再嚕囌了。

　　總之在戊戌和庚子那個階段，自曾左李張（之洞）而下的漢族士大夫和器重他們的皇帝爺──義和團同志們尊之為「一龍二虎」者，他們吃一塹、長一智，知道洋大人是碰不得的。他們知道「外事棘手」、「教案難辦」，不可輕率從事。

　　記得「九一八」時代，筆者當小學生時，曾讀過陳布雷先生的大著《國民政府告學生書》，曰：「……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其實這也是九一八前三十年中國士大夫的心境。可是這種士大夫情懷就不是當時工農兵──李逵、武松、花和尚和濟公法師一流人的想法了。

　　在這批英雄好漢、江湖豪傑眼光裡，他們所見到的只是洋人的橫蠻，教民的仗勢和政府的畏葸。尤其是德軍佔領膠澳，向內陸進襲之時，官軍狗走雞飛，總兵（今師長）被俘，在如潮的難民，兒啼女叫聲中，那群受到洋教士保護之下的教民，尤其是「吃教的教民」，自然無逃難的必要。道左傍觀，可能且有倖免和得意之色，不肖者更可趁火打劫，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相形之下，不但強弱分明，甚至忠奸立辨。

　　這樣一來，不但民教雙方陣線分明，地方各種教門、拳會、會黨，也會認為政府過分孱弱──「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則江湖豪傑，乃至當地武生仕紳。也都要揭竿而起，以保鄉衛國、仇洋滅教為己任了。

　　山東本是民風強悍的地方，如今人民既同仇敵愾若此，則一向對人民只知誅戮鎮壓而畏洋讓教的滿清地方官，對他們的傳統政策，也就有重行考慮之必要了。

　　「農民起義」的另一面

　　我們要知道，在滿清末年的中國政府裡和社會上的動亂，基本上是與秦漢隋唐宋元明諸朝代的末年是大同小異的。這時的國家機器徹底鏽爛。政府紀綱、社會秩序，同時解體。人禍天災（天災往往是人禍的延續），一時俱來。衣食不足，安知禮義。公私道德，也徹底崩潰。人心惶惶，莫知所適；邪教邪門、惡僧妖道，也就乘虛而入。饑民索食，難免打家劫舍，為盜為匪。強梁狡黠者以及劣紳土豪，就更要結團結練（練亦為捻，便是捻軍的起源），鬥爭稱霸。強凌弱、大吃小，逐漸形成大小軍閥，來糜爛一方。一般良民百姓，不論從善從惡，但求自保，亦勢必捲入洪流，不能倖免。這種盜賊橫行，饑民遍野的社會情況，在我們安徽淮軍發源地的江北淮南，俚語便叫做「遍地黃花開」。這種遍地黃花中，如能突出個中心力量來加以統率，頭目分等、旗號劃一，他們就變成所謂「農民起義」了，「捻軍」就是這樣起來的。

　　這一自然形成的中心力量，如為張角、黃巢、李自成、張獻忠所領導，他們就要橫行天下、赤地千里。作歷史上有名的「流寇」。這種中心力量如為朱元璋、洪秀全、毛澤東所領導他們就可以重建國家機器來改朝換代了。

　　但是對這種農民起義，一個衰世朝廷，如剿撫有術，他們也未必就造反到底。國有大故，他們往往也可受撫立功；外禦強寇，內除反側。這一事例在漢末唐初兩宋乃至民國時代都屢見不鮮。當年東北的「鬍子」、抗戰初期淮河流域的「馬虎」（紅槍會）都是入侵敵軍所敬畏的愛國游擊隊。後者且為筆者所親見親聞。但是他們只能做做「敵停我擾」的輔助力量。招撫不得其當，他們就抗敵不足而擾民有餘了。抗戰期間的「八路軍」就最善於利用他們來擴充自己。庚子年間那些糊塗的滿族統治者竟然想利用他們作「扶清滅洋」的主力，終於失去控制。闖下了滔天大禍，如此而已。沒啥深文大義也。

　　當年的「義和拳」，今日的「氣功師」

　　在庚子（光緒二十六年）之前在直隸（今河北）山東一帶，農民運動的中心力量顯然是「義和拳」。義和拳本是有數百年以上歷史的「拳術」。我國拳術本有內外兩派，所謂「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義和拳亦名義合拳，可能是內外兼修的。內外兼修的拳術往往能練出一些科學上不能解釋的「特異功能」來。

　　朋友，這種特異功能是實有其事啊！如今不特大科學家錢學森篤信不疑，連不才也不得不信，因為我曾親自參加過中國氣功大師嚴新的「帶功講座」。親眼所見，哪能是假呢？最近僑美鄰人之妻，一位五十開外的華裔老太太，就因為練氣功的「自發功」而不能「收功」，一下「飛」出了兩丈多遠而摔斷了膀子呢！至於「鐵桿壓喉」、「卡車輾腹」、「頭斷石碑」等等現在也都不是新聞了，也都是筆者所親見。庚子年間的洋人亦屢有類似的報導。義和拳早期的大師兄本明和尚，據說就是「渾身氣功、能避槍砲」。

　　不過他們那時表演氣功要設壇燒香、畫符唸咒，然後才有「鬼神附身」。嚴新的氣功，不搞那一套迷信也照樣有效，所以錢學森教授就認為是一種新科學了。

　　義和拳那一套事實也就是一種「氣功」。中國古代自春秋戰國以降，對氣功的記載是史不絕書的。《史記》所記「大陰人」，以陰格桐輪；台北今日還不是有一家以「陰吊百斤」為號召而生意興隆？據吾友劉紹唐先生他們說，這都是千真萬確之事呢！

　　所以氣功之為術，在我國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半世紀來余讀「義和拳源流論」，不下數十篇，大半都是浪費精力的以偏概全之作也。

　　嚴新說他在大陸某次帶功講座，一場便有聽眾十九萬人。最近他在洛杉磯某大學講道，美西七座大學校園「同時帶功」！華夷學生捨學相從者，多如過江之鯽。

　　最近在聯合國一次表演會上，余亦獲晤另一氣功大師「鶴翔樁創始人」的趙金香先生。他說：「嚴新有『聽眾』數十萬人，我有一千四百萬學生呢！」

　　乖乖，有學生一千四百萬人，則「扶清滅洋」、「興無滅資」……何事不可為？

　　據大陸學人告訴我，這批氣功大師原都是中南海內的御醫紅人。他們為諸當國者保健防老、壯陽補腎，都受盡青睞。不幸他們在民間的信徒亦動輒百萬千萬。萬一這些千萬信徒也搞起黃巾軍、白蓮教和天安門來，那還了得？有老佛爺當年的惡例在，所以當政者對諸大師也就由疏遠而到防範了。因此有很多大師小師，一旦出國便流連海外，樂不思蜀矣。

　　「毓」字帥旗下的「義和團」

　　朋友，今日的氣功師便是當年的義和拳啊！今日的統治者被民運嚇慘了，因此對保健補腎的氣功運動也要加以防範。當年的滿洲貴族被洋人欺夠了，乃想組織他們來驅洋除教。這樣便出了個巡撫毓賢。他要把他們的「義和拳」改名為「義和團」。打起「毓」字大旗，由官方認可為保家衛鄉的正式「民團」。然後又把全省良莠不齊的牛鬼蛇神──什麼大刀會、紅燈照、八卦教（尤其是有較多群眾的「乾卦」、「離卦」兩派）、紅槍會等凡數十種，義而和之成為一單一團體，由他來統一指揮，聯合「滅洋」。官方既有此輔助和認可的政策，則風行草偃，「義和團運動」立刻就如火之燎原，一發不可收拾了。

　　毓賢原是一個漢裔旗人（漢軍旗），秀才出身。捐官在山東，於光緒十五年署理曹州知府。毓賢本是個很幹練而狠毒的屠夫。他上任不及三月便殺掉一千五百人。殺得那強盜如毛的曹州府（也像今天的紐約市吧），「民懷吏畏」，秩序大定。因此毓賢也頗有能吏之名而為上級所嘉許，以致官運亨通。當光緒二十三年冬曹州教案發生時，他已官拜山東按察使，為全省最高執法官吏，俗稱臬台。所以在巡撫李秉衡為怕洋人藉口生事而嚴令徹查此案時，毓賢在數天之內便把這案子破了。他破案之時，德國政府還不知教案發生呢！亦可見毓賢的幹練了。

　　但是毓賢雖然殺人如麻、草菅民命，他畢竟是個洞察民情的親民之官。他知道這些教案的詳細內容。所以當德軍藉口入侵，山東全省鼎沸而北京朝廷又一再為洋人所迫，嚴令「剿匪」以安「教民」之時，毓賢和他的頂頭上司李秉衡與李的繼任人張汝梅，都有了心理矛盾。他們明知在「民教衝突」的兩造之間，「教方」（尤其是吃教者）仗入侵洋人之勢，並非皆是善類；而「民方」亦非打家劫舍的真正盜匪。如誣以盜匪之名妄加誅戮，非但有欠公允，尤恐激民成變，不可收拾──因為那時縱曹州一地即有「大刀會」眾十餘萬人。冠縣一縣的「義和拳」拳會群眾即有「十八團」；茌平縣治下有八百六十餘莊，習拳者即有八百餘處。對如此廣大的群眾，誣民為匪，妄加誅戮，官逼民反，不得了也。因此縱是屠夫鷹犬的毓賢，面對此一實際情況，亦有「與教民為難者即係良民」之歎。（此「即係」二字是否為「原係」二字之抄誤，尚有待另考。）

　　根據他們對實際情況的瞭解，李秉衡、張汝梅和毓賢三人都主張分清善惡，剿撫兼施。當毓賢於光緒二十五年繼任山東巡撫時，他就公開宣告他的「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的三大原則。正式把「義和拳」、「大刀會」一類的民間結社頒予「毓」字大旗，改組成為政府正式認可的「義和團」了。其實「大刀會」當時的聲勢亦不在「義和拳」之下。毓賢之所以捨大刀而取義和者，「義和團」較「大刀團」雅順多矣。毓賢雖喜歡大刀，但是他畢竟是個秀才嘛！這一來「義和團」在中國歷史上也就褒貶難分了。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五期

【肆】二、列強刺激．太后玩火．端王竊政．群運出軌

　　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

　　發生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年，庚子、光緒二十六年的「義和團」之亂，從星星之火燒成燎原之勢，實在是與當時山東巡撫毓賢的三原則分不開的。前文已偶及之，毓賢的三原則是：「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老實說這三個原則本沒有錯，錯的是他把抽象的原則化為具體的運用，不得其當，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這一條來說吧！當年由於列強對中國所作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國人在山東，俄國人在東北的所作所為──已激起中國全民的公憤。

　　德國人在山東以教案為藉口強佔膠州灣，已無理已極，而德皇為皇弟海因利盍親王（Admiral Prince Heinrich）率遠東艦隊遠征中國，在漢堡所作之送行訓辭，什麼：「should any one essay to detract from our just rights or to injure us, then up and at him with your mailed first」（原文英譯載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倫教觀察報》London Spectator）。那時我方奔走交涉的大員之一的翁同龢，在其日記上譯為「如中國阻撓我事，以老拳揮之」。德皇這一「揮拳」演說，那時是騰笑歐美的。世人固對德皇之橫蠻，嗤之以鼻，而對我華人之不爭氣，也是憐而鄙之。此事當時對我國我民之刺激，亦至深且痛。斯時在巴黎冷眼旁觀之法國史家柯利厄（Henri Cordier），便認為這種德國佬加於華民之刺激「縱非義和團興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見柯著《中西關係史》，卷三，頁三六五。轉引自摩爾斯《大清帝國國際關係史》卷三，頁一一一。）

　　至於德軍當時在山東之橫行，更是筆難盡述。當地百姓如對若輩稍事抵抗，動輒全村被焚，老幼難逃。某次在魯東日照縣，為一極小的民教衝突，在當地仕紳出面試行調解之時，五位在場仕紳竟被德軍強擄而去，送至青島拘留所，勒令執行極無理之要求。似此綁票勒索之行為，使在一旁觀察之美國外交官，亦為之忿忿不平而報請華府留意。（見美國駐華公使康格致國務卿海約翰的報告書。載國務院「外交檔」，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十七日。）

　　俄國在中國東北所犯的罪惡，就更是罄竹難書了。光緒二十五年三月某日，俄人自旅順港違反條約，侵入中國境內徵收地稅。當地農民召集群眾大會並繕具申請書，請求免徵，態度極為和平恭順，而俄軍竟突然對群眾開槍，當場便打死農民和老弱婦孺九十四人，傷一百二十三人。（據西文《北華捷報》記者的專欄報導。）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當俄軍於黑龍江畔的海蘭泡（俄名「布拉戈維申斯克」）開始越境時，華軍稍事抵抗，俄軍便一舉將兩岸華民男女老幼六千人，悉數屠殺，棄屍江中，江為之塞。此一屠殺，中國政府雖未敢深究，歐美媒體卻向莫斯科提出抗議，而沙皇政府竟聲言是邊遠駐軍擅殺，俄皇鞭長莫及，無能為力，搪塞了事。（見Arthur H. Smith著《震撼中之中國》（China in Convulsion），光緒二十七年英國愛丁堡出版，第二冊，頁六○七。）其後俄人在「江東六十四屯」一帶和其它城市中的燒殺，據各方報導，死傷華人二十餘萬，本篇也就無法詳加敘述了。（見李文海等編《義和團運動史事要錄》，民國七十五年濟南出版，頁二九七。）

　　以上所記只是根據西方官員和記者零星的報導，並非受害華人的誇大。當時如作有系統的調查研究，則入侵者之殘暴，就更是罄竹難書了。筆者不學，曾就清末民初各種中外衝突中，雙方的死傷數字略作比較，所得比率大概可說是一千比一。換言之，在中外衝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殞命，無辜華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賠）。如曹州教案中有德國傳教士二人被殺，德人藉口入侵時被殺之華人，加上中國官府在洋人要挾之下所殺戮之華民，以及民教衝突所造成的死傷，即不下數千人。──假如鬼神之說真有可信，以數千枉死冤魂，在耶穌之側、上帝之前，與在曹州殉道的兩位神父的幽靈，同時出現，互控冤情，在此情況之下，上帝和耶穌又何擇何從呢？

　　不幸的是，在類似情況之下慘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揚天下，垂譽後世；但是陪他們一道喪命的數千名華人包括婦孺，那就死得蟲蟻之不如了。史達林說：「死一個人是件慘事；死一百萬人只是個統計數字。」在那庚子年間，死掉任何一個洋人，都是個驚天動地的「慘事」；死掉千萬個華民，甚至連「統計數字」也沒有一個。但是中國人究竟不是個麻木的民族。在那千萬家披麻戴孝的寡婦孤兒的哭聲裡，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兒，都會拔刀而起和敵人拚命的，這就叫做「民憤」。在全國人民都感到國亡無日，都要和入侵者捨命一拚，這就叫做「民氣」。這股民氣，筆者這一輩在「八年抗戰」的日子裡，都是親身捲入、親身體驗的。老實說，八年抗戰就是當年全國人民以血肉之軀與不可一世的入侵強寇，死命糾纏，拚過來的。

　　朋友，在那庚子年間，八國入侵的時候，全國同胞國亡無日的感覺，實數倍於抗戰前夕的一寇獨來，尤其是在情況最緊迫的山東和東北。所以該兩地區民氣最激昂，義和團也滋長得最快。毓賢這個好殺成性的地方官，他也深深地體驗到這種同仇敵愾的民憤，而感覺「民可用」。他覺得與其殺民媚洋，何如「用」民來除教滅洋呢？毓賢這一心態，事實上是與當時西后以下，那一批在戊戌以後突然掌權而又顢頇無知的滿人小貴族的心態，如出一轍。他們但知民氣可用，要「用」它來「扶清」。他們怎知甲午、戊戌之後的腐爛朝廷，已是個「扶」不起的阿斗？以它來「滅洋」，則洋又豈是氣功師徒「刀槍不入」所能「滅」掉的？

　　對民氣但知其有而不知其用；激起了民氣，又沒個安全塞可保安全，那就非爆炸不可了。義和團運動也就是近代中國，無數次鍋爐大爆炸中的一次。

　　只能造反，不能保皇

　　再者，毓賢究竟是個非科甲出身而習於殺人的莽漢。下棋不看第二步；為政不作三思，因此他的「團應撫、匪必剿」的原則，應用起來，也漏洞百出。

　　山東那時是處於王朝末季的黃巾、赤眉時代。饑民遍地、盜匪如毛、邪門盈野。毓賢最初的辦法是以殺止亂。但是他縱是個嗜殺的屠夫──他有一個月殺五百人，一任殺五千人的紀錄──也殺不勝殺。最後改殺為撫。他撫的辦法是化零為整、招匪入團（民團）。他縱容，甚或授意，乃至乾脆鼓勵和認可，並發下「毓」字大旗，由徒弟眾多、能呼風喚雨的大邪門，併吞那些只有低級氣功，組織能力欠缺，而良莠不齊的小邪門，劃一名號，整齊服色，統名之曰「義和團」，以示這些組織是由他巡撫衙門認可的私辦民團。

　　這種以大吃小、化零為整，組織並統一指揮起義農民的辦法，原不是毓賢所發明的──那是我們的國寶。試翻我國歷代農民起義的歷史，且看陳勝、吳廣、赤眉、黃巾、黃巢、朱元璋、張獻忠、李自成，洪、楊乃至我們親眼看見的紅軍、八路軍、新四軍的成長和擴大，都是一脈相承的。但是毓賢所搞的與上述情況有個基本上的不同。上述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為號召的。毓賢統一組織他們的目的卻是「招安」，為大清王朝「保天下」。這樣就變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賢無法真正把「義和團」化為「民團」。農民起義的造反大軍，「裹脅」起來是愈大愈好；官辦民團的容量，那就有限了。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洩民憤、主正義的義士之行，士氣極高。保衛腐爛王朝，助紂為虐，那就義士卻步，智者不為了。所以義和團運動在山東始終未能步入正軌。它不是個正正堂堂的群眾愛國運動，而是以燒香唸咒，或間有「特異功能」的氣功師為主導，終於走火入魔的工農兵運動。──它缺少個「偉大、光榮、正確」而成熟的革命黨從中指導和策畫，因此它搞起「扶清滅洋」、「燒教堂、殺教士」，就變成紅衛兵式的打砸搶，亂來一泡了。但是紅衛兵究竟還要聽命於一個老謀深算，也可說是老奸巨猾的「最高指示」；最後在軍警環伺之下，偃旗息鼓，去農村下放學習。義和團沒個最高指示，在軍警也都相率入團之後，連「老佛爺」也失去控制，使它真的變成了「拳匪作亂」。發展至此，連老太后也只好丟掉「盆底鞋」，梳上「粑粑頭」，化裝農婦，逃之夭夭。「拳匪造反」（boxer rebellion）就只有靠洋兵來「助剿」了。──「拳匪造反」原是李鴻章替慈禧推卸戰犯責任的外交辭令（見下篇）。

　　所以毓賢的「匪必剿」的原則也出了大毛病。他不知道「匪」是饑民的化身。饑民在被「剿」得走投無路之時，便入「團」受「撫」。受撫之後還是沒飯吃，那就繼續為匪，終於良莠難分、團匪並存。加以毓巡撫對教民有成見，又沒有辦外事的經驗，不知洋人之可怕；而教民教士與洋公使又恃強欺人。民教衝突中，不論屁大小事，往往都要勞動位同總督巡撫的「主教」甚至更高的「公使」（在對華文書上自稱「本大臣」），來向中國朝廷和地方，加油加醋，甚或無中生有，抗議恐嚇。弄得中國官方不勝其煩。巡撫衙門僅為教案一項便案卷如山（原檔至今仍滿筐滿簍），忙不開交。毓賢一怒乃乾脆告其屬下府縣官吏，把教民控告、教士抗議當成「耳邊風」，「當成廢紙」。（見李宏生著《毓賢與山東義和團》等多不勝數的第一、二手史料。）

　　但是毓賢並沒有忽視他自己標準中的「團」、「匪」之別。義和團中如有不良分子對教民殺人綁票，他也繩之以法，大量誅戮。事實上義和團在山東早期最有名的大師兄朱紅燈，和遍身氣功的本明和尚，就是因為枉殺教民、竊取財貨，被毓賢捕殺的。──有些後世史家對事實未加深究，竟把朱紅燈與本明之死劃在袁世凱帳上，實為誤入。然毓賢既有其「耳邊風」、「當廢紙」一類的指示，則搶匪多劫教民；下級官吏時予縱容，也是事實。這樣就要引起洋人嚴重的抗議了。果然在光緒二十五年冬季美國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乃向北京總理衙門連續抗議，要求中國政府把毓賢撤職。總理衙門不敢開罪康格，乃於是年十二月五日奏請太后把毓賢「開缺」，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並率其新建陸軍一萬一千人入魯鎮撫。毓去袁來，義和團運動便進入一個新階段，從山東轉入直隸（今河北省）和京津地區了。

　　毓賢和袁世凱的正反兩面

　　毓賢原是慈禧的寵臣，他在山東的所作所為都是太后所嘉許的，如今受洋人脅迫去職，慈禧亦為之不平。所以毓賢奉旨回京覲見時，太后竟頒賞親書「福」字以為鼓勵，並隨即調任山西巡撫。毓賢既受此洋人鳥氣，又蒙太后賞識，他一到山西對除教滅洋真的就毫無顧忌，大幹起來了，甚至不惜親自操刀去砍掉洋人腦袋。可是這時在山東接任毓賢遺缺的袁世凱，其作風卻正是毓賢的反面。

　　袁世凱是一位比毓賢更為老辣而幹練的官僚。甲午戰前他在朝鮮即有十年以上辦外事的經驗。如今雖手握重兵，他知道洋人還是得罪不得的。為著傳教等等皮毛小事而開罪洋人，更是得不償失，亦無此必要。再者義和拳民也不只是反教鬧教了事，他們是逢洋必反的短視群眾。袁氏所統率的「新建陸軍」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一支現代化的武裝部隊，在時人的眼光裡也是一支洋部隊──穿洋服、上洋操、吹洋號、用洋槍、抽洋煙、用洋油、點洋燈……無一不洋。如今扶清學洋之不暇，怎能逢洋必滅呢，可是那時山東省內的工農兵群眾在洋人和教民的刺激之下，和李秉衡、張汝梅、毓賢三位巡撫的暗地鼓勵之中，不但反對築鐵路、開煤礦、辦學堂、開報館，並且要砸海關、拔電桿、封郵局……，所以袁世凱一來就要扭轉這項落後反動的群眾行為了。袁氏尤其認為義和拳民的畫符唸咒、刀槍不入的迷信是邪教惑眾，斷難扶清滅洋。因此他對「義和拳匪」就主張全面鎮壓。這時在他軍中以候補知府銜實任「營官」的胞兄袁世敦，其剿滅「拳匪」的意志似比乃弟更為積極。所以在他兄弟於光緒二十五年冬領兵入魯時，世敦銜老弟之命，對義和團民大開殺戒，認真剿辦。其後不久，山東的義和團就被袁世凱肅清了。

　　慈禧太后也有個四人幫

　　可是袁氏兄弟在山東的行為卻有反於當時北京城內的政治氣候。──這時滿清朝廷的最高決策權是掌握在西后包庇之下的一小撮滿族王公貴人之手。尤其是皇族近支和宗室的「載」字輩四兄弟：載濂、載漪、載瀾、載勳和他們的近親密友們更是這權力圈的重心所在。他們依附於那權力無邊的西太后裙帶之上，把持了朝政。以最無知的頭腦，最下流的手段，為著最自私的目的，利用一個最樂於暴動的社會基層的群眾組織「義和團」來「扶清滅洋」，奪取政權。他們這一記奪權行為，簡直與六十六年之後再度發生於北京，由毛澤東和「林四」所搞起的一小撮無產階級小貴族，要利用愛好打砸搶的「紅衛兵」來「興無滅資」、奪權專政，真是前輝後映，歷史重演，如出一轍。

　　載濂、載漪、載瀾三兄弟原是惇親王奕誴的兒子。奕誴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子，比他異母兄咸豐皇帝奕詝只小六天。光緒十五年奕誴死後，載濂襲爵為惇郡王；而載漪由於過繼給一位早死無後的叔叔瑞親王奕誌，也於光緒二十年慈禧六十壽誕時襲爵成為「瑞郡王」。不意「瑞」字被書胥在聖旨上誤寫為「端」字，將錯就錯，他就變成庚子年間權傾一時的「端王」了。

　　【附註】載漪承繼的瑞王是奕誌還是奕志，《清史稿》和英文《清代名人傳》有不同記載，容續考之。

　　端王的權勢還不止於承襲爸爸和叔叔，他還另有西太后的「裙帶關係」，並兼任禁衛軍虎神營的總兵（師長）──他老婆是西太后弟弟桂祥的女兒，所以她也就是光緒皇帝載湉的姑表妹。──光緒是西太后的妹妹所生。因此在戊戌政變之後，西后想把光緒「廢」掉，再「立」一個新皇帝時，她最後就選中近親內侄女的兒子，也是載漪的兒子溥儁，時年九歲。溥儁終被冊封為「大阿哥」（詳見下節）。作為大阿哥的爸爸，則端王載漪的權力，就更上層樓了。

　　據說為著增強載漪為首的載字輩四兄弟的權力，老太后竟頒賜「尚方寶劍」一把，交載濂、載漪二兄弟執掌。使他二人在朝中有「先斬後奏」的專殺之權。──這一「尚方寶劍」的故事，當時曾傳遍海內外。英文《字林西報》（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亦有繪影繪聲的記載。但其實情如何，筆者因未能細查清宮秘檔，只好暫時存疑，以待高明補正。

　　以上是四人幫中老大老二的故事。老三載瀾那時也官拜「輔國公」。在那「公侯伯子男」五等勳爵裡，功高不賞的曾國藩不過封「侯」；李鴻章生前只是個「伯爵」；劉銘傳只是個「一等男」，都已顯貴非凡。四人幫身為「王」、「公」，其權力地位，豈在話下？何況他們又手握兵權，於拳民入京時載瀾亦出任禁軍的右翼總兵。

　　至於載勳，他雖非皇族「近支」，卻是一個尊貴無比世襲罔替的「莊親王」。莊親王是清初康熙年間八大近支勳臣，世襲罔替的親王之一。這時的載勳已是第九代的莊親王。他的門第在北京城內已烜赫了兩百餘年。載勳此刻則總統禁軍，掌握了步兵衙門，與上述他的三位族兄弟沆瀣一氣，硬是權傾朝野。

　　總的說來，這批載字輩的親貴子弟，都是一批嬌生慣養、志大氣粗、教育低劣、不諳世情，並無軍政經驗的紈褲子。這種貴族紈褲子那時在北京是隨處皆有的。他們這小小的四人幫不過是冰山之一角而已。但是他們卻是圍繞在太后四周，所形成的一個挾天子令諸侯的權力核心。他們不但是決策人物，同時也是政策的執行者──是現職軍官、大臣和參預實際外交的官吏。為瞭解他們在政府中所發生的作用，且讓我把當時滿清政府的權力結構，擇要表解一番。

　　拳亂時期清政府的權力結構

　　一、極權巔峰的「兩宮」

　　慈禧皇太后

　　光緒皇帝載湉

　　※按清制皇帝應擁有最高權力。然此時光緒帝的命運實與後來生活在幽禁中的「張少帥」不相上下；而太后之權則超過有最高決策權和最後否決權的「毛主席」。

　　二、朝廷最高決策機構的「軍機處」和「軍機大臣」

　　禮親王世鐸（溫和而無太多主見的滿洲老貴族）

　　榮祿（戊戌政變時最保守的官僚派的領袖；庚子拳變時卻為開明派幕後首領的滿族強人）

　　剛毅（幹練而不通時務的保守派，力主重用義和團的滿族老官僚）

　　王文韶（十分衰邁而比較通達的漢族大學士）

　　啟秀（幹練而不通時務外情的滿族寵臣）

　　趙舒翹（不通時務外情，保守派的漢族老官僚）

　　端郡王戴漪（西后最寵信的滿族親貴，「大阿哥」之父，縱在西狩途中，仍被提升的保守派領袖）

　　鹿傳霖（沒太多主見的漢族大臣）

　　※參見《清史稿．軍機大臣年表》與〈列傳〉

　　三、畿輔與北洋軍權所在地

　　◎京畿戍衛系統（禁衛軍）：

　　步兵營統領莊親王載勳兼任（掌京師九門管鑰，統帥八旗步兵，肅靖京邑，總兵佐之）

　　虎神營總兵端郡王載漪兼任（掌轄本營官兵以備扈從，車駕狩列前驅）

　　神機營總兵輔國公載瀾兼任（職掌同上）

　　◎北洋國防軍系統：

　　武衛五軍總節制軍機大臣榮祿

　　武衛中軍總統榮祿兼（德式訓練的精銳部隊，駐京師南郊）

　　武衛前軍聶士成（日式精銳，駐天津）

　　武衛後軍董福祥（原舊式甘肅地方軍改編，駐北京城內）

　　武衛左軍宋慶（原舊式毅軍改編，駐山海關一帶）

　　武衛右軍袁世凱（德式新軍駐小站，後入魯）

　　※參見英文《清代名人傳》、《清史．兵志》、《義和團檔案史料．正續編》、英文《字西林報》及各將領本傳。

　　四、總攬外交系統行政大權的「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或「總署」）和「事務大臣」

　　端郡王載漪（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日出任總管大臣）

　　慶親王奕劻（與榮祿爭權而粗通外情的滿族元老）

　　啟秀（見軍機處表，六月十日隨端王入總署）

　　溥興（滿族宗室，隨端王來總署，不通外情）

　　那桐（原官諸部侍郎，隨端王入總署，滿族，不通外情）

　　桂春（三品京堂總署行走，滿族）

　　裕庚（原太僕寺少卿，滿族）

　　崇禮（官協辦大學士，滿族）

　　廖壽恆（原禮部侍郎，軍機處行走，漢族備位大臣）

　　趙舒翹（見上節軍機處表）

　　吳廷芬（官戶部右侍郎，漢族）

　　聯元（內閣學士，滿族，奏保皇帝，被殺）

　　袁昶（光祿寺卿，漢族，反宣戰，主剿義和團，被殺）

　　徐用儀（兵部尚書，漢族，反戰，主剿，被殺）

　　許景澄（原駐俄德等國公使，反戰，主剿，被殺）

　　※參閱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附表，暨《清史》諸臣本傳。

　　五、南北洋大臣暨南北主要督撫將軍

　　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裕祿（滿族，親貴出身，少年得志，晚年觀望承旨，對義和團先主剿，後主撫，兵敗自殺）

　　山西巡撫毓賢（旗藉，撫團，滅洋，仇教，不通外情，兵敗伏誅）

　　陝西巡撫端方（滿族，西狩期間，護駕有功）

　　黑龍江將軍壽山（滿族，抗俄兵敗自戮）

　　盛京將軍增祺（滿族，駐奉天，即今瀋陽，曾招安張作霖）

　　山東巡撫袁世凱（漢族，力剿義和團，驅拳民自魯入直）

　　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坤一（漢族，駐南京，力主剿滅義和團，反宣戰，與列強簽約，東南互保）

　　湖廣總督張之洞（漢族，駐武昌，剿團，反戰，東南互保）

　　兩廣總督李鴻章（漢族，駐廣州，力主先安內，後議和）

　　閩浙總督許應騤（漢族，駐福州，主東南互保）

　　安徽巡撫王之春（漢族，駐安慶，主東南互保）

　　浙江巡撫余聯沅（署理，漢族，駐杭州，主東南互保）

　　江蘇巡撫松壽（滿族，駐蘇州，隨劉坤一主東南互保）

　　※參閱《清史．疆臣表》及〈列傳〉

　　志在奪權的四人幫，另有暗盤的老太后

　　讀者如稍一瀏覽上列五表，立刻便可看出庚子年間清朝政治的特點所在：

　　第一便是那時中央地方、保守開明，北滿南漢，分治而不對立的政治形勢。

　　中央最高的決策與否決大權獨操於慈禧一人之手。她在朝中所掌握的生殺之權，遠超過後來的蔣中正和毛澤東。但是當時在她手掌中的光緒皇帝，其命運雖不如張少帥，但是他這個政治幽靈卻為在康梁影響之下的海外華僑、位高權重的南方漢族疆臣，和輦轂之下各國駐華公使同情甚或崇拜的對象。所以戊戌以後的光緒是慈禧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她不把這個兒皇帝廢掉，她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的。因此「他（指光緒）要謀害我」這句話，在戊戌之後簡直變成她的口頭禪，而這個恐怖感也使她害了心理上的「偏執狂」（paranoia）。所以她那時在政治上的第一要務便是「廢立問題」。

　　清制只有皇太后可以「聽政」，而太皇太后則無此特權。所以她第一個廢立的對象原是以慶親王十四歲的長子載振來代替三十歲的光緒皇帝載湉。此一試探消息一出，不但劉坤一等漢族督撫反對，滿族軍機大臣榮祿亦表示異議（慶王是榮的政敵），連慶王父子本人也不願伺候，而最重要的則是英國公使也公開表示不支持，終使此陰謀泡湯。

　　再經過一年的準備，西后退而求其次，就不搞廢立了。她選中了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溥儁，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年一月一日）冊封為「大阿哥」（皇太子），以承繼穆宗皇帝（同治）。如各方阻力不大，她顯然還是要把光緒廢掉的。這一次她果然獲得滿族親貴（包括榮祿）的一致支持，漢族之中除上海少數紳商（如電報局總辦經元善）之外，各疆臣亦多沉默。但是美中不足的，則是如此「冊封皇太子」的大事，各國駐華公使卻拒不入賀。西太后此時最怕的不是康梁領導的海外華僑或漢族督撫，當然更不是革命黨領袖孫文。她所最怕的卻是列強的駐華公使。她認為只有他們才真有此力量來強迫她「歸政」，強迫她「退休」；乃至搞陰謀詭計，暗助光緒搞「苦撻打」（像譚嗣同所策畫的），把她幽禁，甚或把她砍頭。

　　在這一「偏執」心理的支配之下，老太后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便是如何解除這項最可怕的洋人（尤其是列強駐華公使），對她所構成的威脅。同樣的心理狀態，也促使她的行為走向另一極端（恕我試以行為科學來解釋歷史）──她開始相信只有與她有血緣近親關係的小圈圈，對她最為忠誠。只有生活在這一小圈圈之內，她才有安全感：她每晚才能睡得著覺，不致發生夢魘。

　　朋友，你說葉赫那拉老太太生了精神病了嗎？非也。那是所有孤單的獨裁者所共享的精神狀態！不信，你去分析一下蔣中正、毛澤東、金日成，甚至李光耀、李登輝諸領袖的「行為」，你就知道科學論證之不我欺也。至於理論所自出的西方領袖們大同小異的行為，就不必說了。

　　晚年的慈禧就是掉入這個心理學上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她不但對所有的洋人顯得paranoia，她連替她老人家做了一輩子，最最忠實的鷹犬的李鴻章和榮祿都不信任了。她把李鴻章下放到廣州去「署理」兩廣總督；在北京，她也另外扶植一個小親貴組織的四人幫來奪榮祿的權，把榮祿擠得靠邊站。同時她對榮祿所掌握的精銳部隊「武衛中軍」也不信任，而把榮祿也掌握不了的雜牌軍──董福祥的「甘軍」調入京城，來和載勳、載漪、載瀾所統率的「禁衛軍」，協同保衛畿輔，並以牽制榮祿的嫡系部隊。必要時老太太自己也可直接指揮各軍，來搞一番扶清滅洋。

　　至於載字輩四人幫的迅速崛起自然更是老太后的傑作。不用說職司京師衛戍的數萬八旗軍都掌握在他們手裡──據英文《字林西報》所獲自曾侯（曾紀澤，文正公之子）府內的消息，當時載漪所直接指揮的虎神營即有槍兵一萬人。屬慶親王奕劻指揮的則有五萬人之多。慶王是當時眾所周知的榮祿的政敵。他所節制的武力可能包括載勳的九門提督和甘軍全部。連專掌財權的剛毅也可掌握有一萬二千名槍兵。（見該報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專欄。）

　　這項衛戍系統在國民黨時代屬於首都衛戍司令。在毛澤東時代那就是「八三四一部隊」了。誰掌握了這項武力，誰在首都就有生殺之權。所以西后和她的四人幫，後來在一怒之下便可把出言忤旨的五大臣，牽往菜市斬首。德國公使克林德也是在街上被載漪的虎神營章京恩海打死的（詳見下篇）。至於在莊王府前廣場被砍頭的千百個「教民」和「白蓮教」（包括婦孺），那就不必談了。

　　既有軍權，槍桿就可出政權。從暗到明，挾天子以令諸侯，最高決策機關的軍機處也一直掌握在他們手裡──原先最有權力的軍機大臣榮祿，一直在「病假」之中，居家養晦。（見〈榮祿致四川總督奎俊書〉，《要錄》有節錄，頁一三。）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六月十日，端王載漪並被派入「總理衙門」為總管事務大臣，連慶親王也得靠邊站。（見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日〈上諭〉，載《史料續編》上，頁五九六。）

　　軍、政、財務、外交大權都集中到以西后為首的一小撮滿族親貴之手，剩下的如何掌握「義和團」運動這個政策，別人就更無法置喙了。

　　「義和團」與「紅衛兵」後映前輝

　　大體說來西太后之扶植「義和團」與六十年後毛主席之玩弄「紅衛兵」，簡直是後映前輝，一模一樣的。他二人自以為掌握了兵權政權，對一個民間的群眾運動就可發可收，終於親貴驕縱、大權旁落、一發難收，最後鬧到天翻地覆、全民遭殃的結果也沒有兩樣！

　　慈禧太后是統治大清帝國至四十八年之久的女王。在過去兩千年的中華帝國的歷史裡，除掉她本朝的康熙、乾隆和西漢的武帝之外，也沒個男主比她統治得更長。所以她深通統治的藝術。她在中央政府裡所表現的那一套縱橫捭闔的本領，可能還在後來的蔣、毛二公之上，她統治大陸的時間，也是蔣、毛二公的總和。但是她有個缺點也和蔣、毛二公一樣──她不懂外交；內交內行，外交外行。這不能怪她，因為她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有「外交部」的中央政府。早期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英法聯軍燒掉圓明園（咸豐十年）以後才建立的。辛丑條約（光緒二十七年）以後改稱「外務部」，在洋人脅迫下成為「內閣第一部」。這個第一部的榮銜一直到國民政府成立，才讓位給「內政部」（清朝叫「吏部」）。

　　我們這位女家長早年把《三國演義》背得爛熟──可能都是習自京戲的劇目。據說當年多爾袞入關時，他的政治學教科書也是一部「清文」翻譯的《三國演義》。但是在《三國演義》裡學不到十九世紀的國際外交。所以慈禧對早期外交的決策全靠她的小叔子恭親王奕訢；晚期則靠北洋大臣李鴻章。──奕訢和李鴻章二人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但他二人都不失為十九世紀國際間第一流的外交家。奕訢於光緒二十四年老死之後，鴻章就變成西后在外交上的第一位謀主。在庚子年初拳亂剛起之時，老太后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聽信親貴讒言把鴻章下放到廣州去。

　　李鴻章者，慈禧太后之周恩來也。在此緊要關頭把周恩來下放到廣州去當「省委書記」，北京的軍政外交大權落入「林四」（林彪和四人幫）之手了。西太后的「林四」（剛毅和載漪四兄弟）有權而無知，荒唐而暴虐的程度，也不在毛主席的「林四」之下。她的「義和團」燒殺搶的本領和毛氏的「紅衛兵」文攻武衛的行為也兩模一樣。──一言以蔽之，慈禧以極高明的政治手法來「安內」；卻以最愚蠢的外交頭腦來「攘外」。她不但對國際局勢懵然無知，她甚至連最起碼的訊息也無法掌握。最後竟然被一記假情報驚破了膽（見下篇），連下十二道金牌到廣州去找他的周恩來，而周又遲遲不歸。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狀態之下，以王婆罵雞的村婦放潑行為，夥同四人幫，放縱義和團來和洋人一拚……要懸賞殺盡中國境內所有的洋人，並對十一國同時宣戰……如此胡來，她老人家最後還能全屍遷入紀念堂，也算是「命大」了。此是後話。

　　現在再看看她的四人幫如何亂政；她的紅衛兵是怎樣蔓延的。

　　太后陽剿陰撫，總督後撫先剿

　　前節已言之，義和團是被袁世凱趕到直隸（今河北省）去的。在義和團北上蔓延之初，西后對處理拳民的政策原是舉棋不定的。她一面聽信毓賢的「民可用、團應撫」的忠告，想利用拳民來驅逐洋人；另一面她又心虛怕洋人干涉，不敢公開庇護拳民，因此朝廷政策就弄成個陽剿陰撫的局面。在一連串的上諭裡，朝廷都不斷告誡疆臣說拳會有「良莠之分」。對「不逞之徒」固應剿辦，但是對一般「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閭里，是乃守望相助之義」。所以官方剿匪，只能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也。」（見光緒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光緒二十五年陰曆十二月十一日〈上諭〉，載《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頁五六。）這一來，朝廷便公開表示民間組團是合法的了。

　　但是在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之前，那兩位首當其衝的地方官：山東巡撫袁世凱和直隸總督裕祿，都是一意主剿的。二人之中以袁世凱尤為堅決。朝廷當權派對袁不敢輕動。為著殺雞儆猴，乃把世凱之兄袁世敦加個「縱勇擾民」的罪名革職，並驅逐回籍。

　　但是袁世凱並沒有被朝廷嚇阻。他抗疏力辯說拳會「每於數百里外劫取財物，不得謂之為保證身家。焚燬擄贖，抗官拒兵，不得謂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騷擾地方，不得謂之為專仇洋教」。他認為莠民習練邪術，不論是會是團，必釀巨患。私團官練（如毓賢所條陳的辦法），斷不可行。所以他主張徹底剿辦。（見前書頁九五）

　　袁世凱有何膽量敢如此忤旨抗命，蓋義和團當時已鬧到十一國駐華公使聯合抗議的程度。死掉兩個德國傳教士已弄到膠澳不保，舉國惶惶。光緒二十五年除夕，又有一個英國傳教士卜克斯（Rev.S.M. Brooks）在山東為拳民所殺，豈不是火上加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乃對義和團全面鎮壓。加以他手握重兵，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還是他與力主剿匪的華南三督聲氣相通。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當然在剿拳行動中，他也給予朝中當權派足夠的面子，說他所剿者均是盜匪冒充的「偽義和團」，非真正愛國反教的「真義和團」也。

　　在袁的督飭之下，他的部將張勳、曹錕等則日以誅戮為能事。張勳那位在民國初年曾擁溥儀復辟的「辮帥」，即有在一日之內殺掉「黃巾紅兜」的「拳匪」五百餘人而受袁巡撫重賞的紀錄。（見〈陽信縣令稟〉，載《山東義和團案卷》，北京社會科學院編輯，濟南齊魯書社民國六十九年出版，下冊，頁六五九、六六一。）

　　山東的義和團是被袁世凱趕盡殺絕了。可是拳眾北竄進入直隸，直隸總督裕祿卻慌了手腳。裕祿原與袁氏約好對「拳匪」南北夾擊的。庚子春初他的確也曾命令駐津聶士成的「前軍」出剿，殺掉不少「拳匪」。可是漸漸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幫崛起、太后護團轉趨積極、他的老靠山榮祿已逐漸靠邊站，他的「剿匪」政策也就開始動搖了──由剿辦到縱容，到包庇，最後他就乾脆投靠了。既靠之後，他的總督衙門就變成義和團的招待站。兩位草莽出身的大師兄張德成、曹福田亦嘯聚徒眾三萬人，建起「天下第一壇」，祭起關公、周倉、諸葛孔明；燒香唸咒，表演刀槍不入。裕祿為討好朝廷，竟撥餉銀二十萬兩（其後西太后亦加賞十萬兩），敦請眾師兄率團來津，扶清滅洋。張、曹二酋竟亦由裕祿保薦，掛一品銜，分乘一品高官的「綠呢大轎」，堂哉皇哉的直入節署，與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歡，分庭抗禮。裕祿並打開軍械庫，一任此烏合之眾，自新式器械中自擇所喜。在張、曹二師兄佑護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設壇，頭裹黃巾、腰繫紅帶，相率皈依。入夜家家均懸掛紅燈，奉迎仙姑下凡，誅教滅洋。燒教堂、殺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時俱來。

　　裕祿這一轉變乃導致山東拳民大量湧入直隸。東入天津、西據涿州、南占保定。焚香唸咒、燒教堂殺洋鬼、毀鐵路拔電桿，乃至搞「均糧」、「吃大戶」，亂成一片。山東之團既來，直隸之團亦起。入團群眾除工農兵之外，紳商官吏亦均相率參加──其中尤以十來歲的青少年最為積極。各州各縣、各村各鎮，均紛起組團，設壇練技。義和團小將們更是四處串連，「鬧教」、「打教」了。──這在後來的紅衛兵小將口中叫做「造反」、「鬧革命」！

　　義和團在保定和涿州蔓延

　　就在天津地區和保定涿州一帶已鬧成紅旗一片之時，那些住在北京使館區「東交民巷」（義和團後來把它改名為「割雞巷」）之內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懸賞捉拿的「洋人」，當然也緊張起來。他們十一國之間的使領僑民和教士當然更是函電交馳。協商會議，調兵遣將，忙成一片。他們既要自保，也想渾水摸魚，則「八國聯軍」也就呼之欲出了。下篇再細論之。

　　在此混亂期間，身居「相位」的榮祿，雖在開刀養病（據說是足疾，由西醫開刀），當然對太后意旨、朝中空氣，更看得清楚。因此當義和團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帶蔓延，北京城內的響應者，亦正蠢蠢欲動之時，他也將原在各該地駐防的武衛中軍的主力，以保護鐵路為名，一一調開，以免與拳民衝突。

　　當時的各路清軍（包括董福祥的「甘軍」），由於歷史性的對立，與職業性的嫉妒，他們與義和團、大刀會等教門都是勢不兩立的。如今防軍主力一撤，團教乃如雨後春筍，一時俱起。少數防軍剩餘部隊反而成為他們追殺的對象了。五月二十四日武衛中軍的一位分統（旅長）楊福同率步騎兵百餘人往淶水縣一帶巡邏，義和團師兄滿立和尚乃率眾千人，設伏圍攻。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眾亂槍刺死，「臟腑皆出」。（見《史事要錄》頁一一○，引抄本《聞見錄》及《畿南濟變紀略》。）於此亦可見當時拳民猖獗的情況了。

　　即在楊分統被殺的同時，另支拳民萬餘人則侵入保定。這時「盧漢鐵路」（自盧溝橋至漢口，亦即今日京廣鐵路的北段）正在施工。當地有外籍專家和傳教士暨家屬數十人。義和團一旦串連到此，官方不加阻遏，當地青少年乃群起響應。一時黃巾紅帶滿天飛，秩序大亂。這批洋專家和婦孺聞風落膽。中國地方官不願也無力保護，原遣護送兵丁又半途加入義和團，倒戈相向。他們走投無路，四散逃命。這群洋專家連家屬婦孺原有四十一人。最後逃入天津租界倖存者九人；輕重傷二十三人；餘九人則終無下落。據倖存者追憶，其逃難之慘狀，有不忍卒述者。（見《字林西報》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六日暨十三日專欄報導。）

　　官方對拳運既失去控制，拳民的群眾行為也就越軌了。五月二十七日拳民三萬人乃衝入涿州府。知府衙門被霸佔之後，涿州知府龔蔭培守城無力、棄城不敢、殉城不甘，因而他想出個聰明辦法──絕食對抗。在那個專制時代，地方官守土有責。城池失守，不論陷敵陷匪，守土者都例當殉職。失土而不死節，其結果也是正法砍頭。如今朝廷政策既剿撫不明，殉城而死或正法而死都嫌冤枉。龔大人來他個半死不活，可死可活的絕食抗議，對朝廷、對拳匪，都不失為裝蒜自保之道也。──做官搞政治，要有點鬼聰明囉！

　　涿州是當時京師的門戶。乾隆爺下江南時曾許為「天下第一州」。上溯往古，它是「桃園三結義」的故鄉；下及民國，它也是傅作義將軍死守、張學良少帥猛攻的歷史名城。此時也是足與北京城共存亡的咽喉要塞。如今既被三萬黃巾所竊據。官軍旅長被殺；守土之官也在絕食待命。事實上他們現在都在向朝廷的當權派攤牌：你大清王朝對洋人，究竟要和要戰，對扶清滅洋的義民，究竟要剿要撫？總得有個抉擇，有個交代！朝廷年來的混沌水政策，總得有個句號！

　　和戰必須決定，剿撫不可再拖

　　其實事到如今，關於和戰、撫剿的抉擇，地方與中央，滿族與漢族之間，早已涇渭分明。南方的漢族督撫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朝中有嘴無權的漢族大臣兵部尚書徐用儀、光祿寺卿（主祭祀宴餉之官）袁昶、吏部侍郎（前駐俄德公使）許景澄──後三人均兼總理衙門事務大臣──皆堅決反戰主剿。後來此三大臣也均為主戰派所殺。

　　此時朝中滿族親貴（除榮祿稱病不願表態之外）在載字輩四人幫，尤其是端王載漪，和協辦大學士剛毅的領導之下，連八二高齡的大學士徐桐（漢軍旗）父子皆堅決主張撫團開戰。其中尤以少年親貴貝勒者流，呼囂撫團滅洋，已至瘋狂程度。

　　筆者此處所言漢滿、和戰之分。並不是說主戰派中無漢人。李秉衡、趙舒翹皆漢族大臣也。主和派中亦有滿人。主和被殺之五大臣中，內閣學士聯元即是進士出身的鑲紅（漢軍）旗人。在和戰爭論中，聯元堅持「民氣可用，匪氣不可用」。又說「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勝，況八強國乎」？遂為端王所殺。另一主和派戶部尚書立山（蒙族），因在太后之前駁載漪「民可用」之論，說「拳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驗」，也以言禍被殺。（以上均見《清史》本傳）這些都是多數中無權的少數，其言行無足重輕也。

　　因此在涿州知府龔大人的絕食待命期間，對和戰兩策還在踟躕之間者，唯慈禧老太后一人而已。她個人的一念之間，立刻便可決定這架和戰天秤的輕重。

　　慈禧不是個笨人。在理智上，她未嘗沒有想到聯元的名言。一國且不能敵，況八國乎。事實上南華四督的電報，和被誅三臣生前的忠諫，說得都比聯元之言更徹底、更可怕。但是她畢竟是個知識有限的老女人。她怕洋的理性，始終敵不過她恨洋的感性。加以她始終對義和團的「刀槍不入」，存有幻想。在涿州被拳眾所據時她就派軍機大臣趙舒翹、順天府尹（今北京市長）何乃瑩與剛毅於六月初相繼去涿州視察，一探究竟。趙到底是個進士出身的高知，他與何市長因此都對眾師兄的帶功講座能否「滅洋」存疑。可是繼至的剛毅則對刀槍不入的氣功表演大為折服，認為是神術可用。（見《清史．剛毅傳》，及其它雜著。）

　　剛毅是太后的紅人，也曾是舒翹的恩人。趙氏回朝怎敢頂撞剛相。聰明的何市長自然更會順風駛舵。太后一旦對調查所得的結果如說「拳民忠貞、神術可用」，如予以「上等軍械，好為操演」，就可以化為勁旅，抗禦洋兵一類的報告，稍加默認色許，義和團運動就進入北京了。

　　慈禧太后的紅衛兵

　　北京城內發現義和團是庚子四月的事（非另有註，本篇都用陽曆）。但那是城內居民響應外界的組織。間亦有少數來自外府州縣入京串連者，然為數有限。城防軍警亦曾奉命嚴緝。可是自剛毅於六月中旬回朝覆命之後，外州縣的義和團就大舉入京了。一般都認為團眾之來是朝廷導之。義和團本身也認為是「奉旨」入京「鬧教」的。因太后頒發獎金，他們要進京領獎！

　　義和團開始大舉進入北京的日期大致是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日（陰曆五月十四日）。這個日期很不平凡。此日端郡王載漪也奉旨出任「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他的死黨啟秀、溥興、那桐也同時受委（見是日〈上諭〉，載《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上冊，頁五九六）這就說明了四人幫奪權已完全佔領了大清帝國的外交部。主和派在外交政策上，已無轉圜餘地（詳見下篇）。

　　第二，駐天津各國領事和海軍將領也組織一支擁有二千零六十六人的「聯軍」──這是後來「八國聯軍」的先頭部隊，由英國海軍陸戰隊隊長西摩（Admiral Sir Edward H. Seymour，或譯薛慕爾）率領，也在這天自天津乘火車開往北京。聲言加強東交民巷的防衛，保護十一國公使。他們車行至楊村，由於鐵路為義和團所破壞，進退不得，乃被奉命前往阻遏的聶士成軍，連同當地團民所包圍。這是中外武裝接觸的第一次。這一衝突不論何方勝敗，皆無退路可走。清兵若敗，則聯軍便長驅直入北京，就不得了也；洋兵若敗，則援軍必至，就更不得了也。事實上最後便是這個更不得了的結局（見摩爾斯前書，卷三，頁二一三至二一四），下篇再慢慢交代。在北京方面，四郊的義和團，便是在這一天大隊湧入北京的。

　　義和團好漢是何等樣人？我們不妨佇立街頭，看看熱鬧。《庚子紀事》的作者仲芳氏有一段生動的描述。抄與讀者共賞如下：

　　……團民自外來者，一日數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歲童子尤多，俱是鄉間業農粗笨之人。均以大紅粗布包頭，正中掖藏關帝神馬。大紅粗衣兜肚，穿於汗衫之外。黃裹腿、紅布腿帶。手執大刀長矛，腰刀寶劍等械不一，各隨所用，裝束卻都一般……

　　朋友，你看過大陸上文革時代的電影嗎？毛主席的義和團，和西太后的紅衛兵，有何不同？其實仲芳先生所看到的只是武清團、永清團、香河團、固安團、紅旗、井岡山、好派、屁派……的一支。這一支是紅巾紅旗的「坎字拳」。那支被張辮帥殺掉的黃巾黃兜的「乾字拳」，另外還有黑的白的，他還未見到呢！（參閱《拳匪紀事》）仲芳先生也笑他們是粗衣粗布粗笨之人。但是他還未見過蒯大富、聶元梓等頭頭所領導的北京本地的「義和團」呢！他們是遍身羅綺、眉清目秀的高幹子弟。你笑他粗笨？

　　紅衛兵不是有文革小組、司令部和各級造反領導頭頭嗎？……他們造反的對象不是「赫魯雪夫」、劉鄧走資派嗎？他們各派文攻武衛，不是也曾和解放軍武鬥過嗎？

　　義和團照本宣科，樣樣齊備。

　　六月初有「義和團」萬人整隊入城。九門提督著了慌，閉門不納。雙方正相持不下時，匆有差官持來「輔國公」載瀾的「令箭」，責令開門，守城者不敢違，拳眾乃一擁而入。輔國公不也是文革小組的首長嗎？自此九門大開。拳眾自四方湧入北京，日夜不絕。經旬而入者多至十萬餘人。家家唸咒、處處設壇。最後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參閱《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第一冊，頁三○六及《要錄》頁一四四。）

　　此時端王莊王都有大師兄隨侍，隨時表演特異功能。據說李蓮英曾引拳師去頤和園表演，並於六月九日護駕還宮。太后對拳藝大為折服，並親自習畫「靈符」云云。（散見阿英編《義和團文藝選輯》中，詩文隨筆等雜著。）

　　奉太后懿旨，所有入城的十萬義和團，都由莊王載勳、大學士剛毅統一指揮；由載漪、載瀾等三兄弟從中協助。義和團入城第一步便是去莊王府中「報到」、「掛號」。關於戰防的地點和時間，要聽候上級「轉牌調遣」（見《庚子紀事》）。當時「坎字拳大師兄」便住在莊王府內，上聽莊王調遣指揮，下對徒眾發號施令（見「軍機處雜件」坎字老團大師兄德，六月二十五日〈通知〉，載《史料續編》上冊，頁六一八）。那時眾師兄用以殺人的那種形狀奇特的「大刀」，其圖案後來被洋人擺成ABC 字母，用為污辱華人的象徵。誰知用久了竟變成一種「東方藝術字」。在今日海外華人社區的招牌上、廣告上、名片上，仍隨處可見。然使用者已不知其歷史根源矣。

　　殺人放火的收場

　　試問義和團小將十萬人，如今摩拳擦掌，擠在北京城內，意欲何為呢，曰：他們來此為的是「鬧教」；為的是「扶清滅洋」。

　　六十年後，十萬紅衛兵小將也擠在原處，為的是「造反」，為的是「興無滅資」。紅衛兵把革命對象大致分成十等。地、富、反、壞、右之下，筆者這類教書匠名列「臭老九」。七、八百年前，蒙古統治階級也把我們的社會級別，列為乞丐之上，妓女之下──八娼九儒十丐，也是第九等。

　　義和團把他們鎮壓的對象，據說分為「十毛」。老毛子、大毛子是遍體黃毛的洋人，殺無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允許退教，不退教亦殺無赦。三毛以下則是用洋貨，行洋禮，崇洋、讓洋……等而推之。

　　紅衛兵當年要打倒國家主席「赫魯雪夫」（指劉少奇），揪鬥劉鄧「走資派」等等。義和團也要殺掉他們的「一龍二虎」。一龍者光緒爺也；二虎者搞洋務的李鴻章、奕劻也。所以迅速竊政的端王，就要自己掌握外交系統，使奕劻老叔靠邊站了。據傳聞則莊王載勳的陰謀更大，他計劃率領眾師兄入宮去把一龍幹掉。

　　這還是比較文明的上層。那些設壇長街，十萬人摩肩接踵，歹徒再乘間鬧事，一呼百應，群眾獸性大發，燒殺姦擄，一時俱來，北京城就秩序大亂了。

　　義和團在北京之燒也，始則逢「洋」必燒。六月十六日拳眾在大柵欄焚燒「老德記」西藥房。一時火焰沖天失去控制，左右前後，烈火延燒三日不滅，把最繁華的前門大街一帶，千餘家巨商大鋪（一說四千家），焚成廢墟。正陽門樓亦被燒燬。京師二十四家鑄銀爐廠亦全被焚燬。北京市所有錢莊銀行因之被迫歇業。通貨既不流通，市場交易全停，一夕之間，北京就不是北京了。（見六月十八日〈穩定行市事上諭〉，載《史料續編》頁六○四。）

　　義和團在北京之殺也，是從殺教民開始的，他們集體殘殺教民的屠場，便是莊親王府前的大院。在這空闊的廣場之上，他們一殺千人。真是人頭滾滾、屍積如丘、血流成渠啊。（見《義和團史料》上冊，頁五○。）

　　迨教民為之趕盡殺絕，倖存者則逃入使館區和西什庫大教堂，依附洋人，築壘自保。教民既絕跡，義和團便捕斬私仇，濫殺無辜。市民被他們以「白蓮教」三字獄砍頭者，為拳民趁火打劫而燒死戮死者，軍團相鬥，軍軍相殺，團團武鬥而暴屍街頭者，尤不計其數。天熱屍腐，臭氣沖天，全城鬼哭神嚎。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巴黎兒童曾仿製「斷頭機」（guillotine）為玩具──真正的「以殺人為兒戲」。庚子夏天的北京城，尤其是莊王府前的廣場，天天殺人，雖婦女兒童亦所不免，實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人類屠宰場啊！與北京這個屠宰場相比，巴黎瞠乎後矣。

　　至於庚子夏天發生於北京的姦和擄，則禁軍、甘軍也是首惡啊！婦女被姦被殺的無法統計。而商戶被搶被劫的，則民國八十一年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洛杉磯暴動，相形之下，也是小巫見大巫啊！我們的義民和軍人，在洗劫北京商民之後，並擺出興隆的「跳蚤市場」，把贓物公開拍賣呢！（見《要錄》頁一九○，引《史料叢編》及《檔案史料》上，頁二○。）

　　搶掉商戶不算，像吏部尚書孫家鼐和大學士徐桐那樣的深院大宅，也不能倖免。徐桐固為義和團保母之一也。他在被搶之時，義和團小將還把這位「老道」（徐的諢名）拖出公審。八十歲的老進士只得跪地哀求，才倖免毆辱。──當年的義和團小將，似乎比後來的紅衛兵小將，還要文明一點。紅衛兵打人殺人，「老道」的「太上老君」也阻止不了啊！

　　總之義和團運動發展至此，是完全出軌了；出軌到四人幫自己亦惴惴不安；他們自己的親友也性命難保。七月初，清軍副都統（一「旗」中的第二位高官）神機營翼長慶恆一家十三口，竟為義和團尋仇，全部殺害。慶恆是二品高官，又是滿族，且係載勳、載漪的好友，而一家被殺，兩位王爺皆不敢深究。終以兇手為「偽義和團」而銷案，可見義和團此時的聲勢了。若非清軍打敗仗，「八國聯軍」入京「助剿」，任義和團如此發展下去。則老太后四人幫本身是否控制得了，猶在不可定之天也。

　　義和團和各路清軍在北京搶夠了，殺夠了，再分頭攻打東交民巷和西什庫教堂來助興。他們已把一半北京夷為平地，另一半則有待於「八國聯軍」之接班，而繼續其姦擄焚殺之餘孽矣。嗚呼哀哉！我們寫歷史的人，拿著原子筆空著急。眼看歷史一幕幕地重演，又從何說起呢？

　　※原載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六期

【肆】三、慈禧太后向十一國宣戰始末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中旬，當北京城被十萬義和團小將和他們的主使人莊王、端王，燒得烈焰蔽天，殺得血肉滿地之時，慈禧老太后對義和團的撫剿政策還是摸稜兩可，沒個明確的抉擇。她對那日夜逼她在和戰之間表態的西方列強，更不知如何是好。老太后並不是個糊塗人。她知道義和團那套魔術既不能扶清，更不能滅洋。雖然她自己也在日夜「唸咒」。

　　至於洋人的凶狠，她在做姨太太時代就已領教過了。咸豐十年秋九月，那時年方二十五歲的懿貴妃，就被英法聯軍趕出圓明園。據當年西方的傳說，她逃得如此驚恐和倉卒，連她最愛的一隻北京獅子小狗，都做了英軍的俘虜。小狗不知亡國恨，當牠們被奉命前來放火的夷兵發現時，小貴族們還在追逐為樂呢！

　　此一故事或為西方媒體的渲染。但是「獅子狗」這個可愛的小寵物（現在紐約市價至少每隻五百美元），和許多東方的珍禽異獸，後為西人所寵愛者，每多是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未被燒死的「烈士遺族」。筆者早年留美，在紐約動物園中，就見過源出圓明園的「四不像」。

　　那時嬌貴的懿貴妃，在戰火中隨夫秋獵北狩。青年丈夫一氣殉國。讀者們看過大陸演員劉曉慶扮演的美麗的小寡婦嗎？她多麼可憐。夫仇國恨未報，守節撫孤四十年，到如今還要受老仇人的鳥氣。老太后其恨可知；但是其內心的畏葸，也就不難想像了。不幸的是她現在已墮入她自己一手培植起來的親貴四人幫的包圍圈中，而謀主無人。更不幸的則是正當她在歇斯底里，方寸已亂的情況之下，忽然晴空霹靂，收到一封「蔣幹」偷來的絕密情報，說洋人要逼她「歸政」，痛哭之餘，老太后自覺反正是死，就不如乾脆「拚」掉算了──這是一記《三國演義》上「蔣幹偷書」的假戲真演。才使老太后決心攻打使館區，殺盡在中國所有的洋人。欲知其詳，還得從她於六月九日自頤和園還宮說起。

　　甘軍慘殺日本書記

　　慈禧在頤和園長住時期，她本人原有一支數百人的貼身衛隊。他們使用的也是當時最新式的後膛鋼槍。但是這幾百個青年士兵既然在美女如雲的後宮和御園之內，擔任警衛，他們如是生理無虧的健壯青年，那就太危險了（後來毛主席在中南海，顯然也有相同的苦惱）。所以這支衛隊是由太監組成的。太監怎能持槍作戰呢？因此慈禧一旦還宮，她就把董福祥的甘軍調入北京內城，作為她內城的宮廷警衛。

　　這時擔任北京九門城防的禁衛軍和在街頭日夜巡邏的義和團大刀隊，均在端王、莊王的掌握之中。縱是太后想制止「拳匪」在北京一帶燒殺搶劫，已漸覺力不從心。──雖然「拳匪」一辭，仍隨時見於「上諭」（用皇帝名義）和「懿旨」（用太后名義）。

　　甘軍是有實地戰場經驗和赫赫戰功的勁旅，非義和團和九門禁軍所能望其項背的。所以太后曾一再召見董福祥，慰勉有加。董福祥亦向太后保證，他既能「殺外人」，也能把義和團鎮壓下去。──不用說，甘軍就是慈禧的一張王牌了。誰知甘軍入城的第一天就錯殺了（東）洋人而使太后無能為力。原來董福祥的「甘軍」也是西北一支紀律最差的土匪軍，視殺人放火如兒戲。如今拱衛京師，獨承天眷，那就更肆無忌憚了。因此當甘軍於六月十一日（陰曆五月十五日）奉命開入永定門時，適值日本駐華使館書記官杉山彬乘車出門公幹。雙方相遇於途。董軍營官乃喝問：「何人？」杉山自覺是外交官乃據實以報。誰知他碰到的卻是一支無知的土匪軍。未待他說完，這營官便抽刀向前，直刺其腹，就把杉山彬一下殺掉了。殘酷的士兵一擁上前，不但把杉山屍體支解，並剖腹去其臟腑而實以馬矢，棄之道旁。（見柴萼《庚辛紀事》）

　　杉山之死立刻成了國際新聞。駐北京各國使館人員和各教堂內的傳教士，弄得人心惶惶、個個自危。中國教民一向被拳民呼為「二毛子」，其罪僅次於「老毛子」（黃髮洋人），當然更自知大禍臨頭。而一些仇洋反教的群眾則頗為積忿得洩而鼓掌稱快。

　　李鴻章、袁世凱是關鍵人物

　　杉山之死不用說在五大洲都引起震動。世界名都中各大報刊的報導，不是頭條也是花邊。這消息也引起中國皇宮內廷的不安。很顯明的，如今《馬關條約》墨汁未乾；李鴻章在日本被刺的槍疤猶在，怎能再殺個日本外交官呢？

　　老太后慌了手腳，她除專派榮祿和啟秀向日本使館道歉之外，並召見董福祥與載漪加以申斥。可是福祥的面奏，和載漪的幫腔，終使慈禧內外交煎也處置不了。福祥說他一人如受罰是罪有應得，但如因此把他麾下的甘軍激成兵變，則京城治安就大有可慮了。──聰明的慈禧當然體會到，這時的「八三四一部隊」是抓在他二人的手中啊。他二人如聯手不聽「老佛爺」的話，則釋迦牟尼也無計可施啊！為杉山之死而懲凶的諭旨也只好不了了之。

　　據說福祥與戴漪從陛見退出時，載漪拍福祥之背，並翹起大拇指，大誇福祥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漢。（見《清史．董福祥傳》）

　　時局發展至此，慈禧顯然知道，外禦洋人，內安反側，她已漸漸失控了──這時在天津，聶士成為阻止西摩的「聯軍」入侵北京，雙方已打得砲火連天，士成後來終於戰敗殉國。為搶救此一失控局面，她似乎與榮祿有過密議。二人決定了一個最有效的萬全之策！急調李鴻章與袁世凱來京共紓國難。

　　李鴻章原是榮祿的政敵。李之下放廣州就是受榮祿排擠而去的。但是榮祿沒有應付洋人的本領。現在夷情緊迫，他與慈禧束手無策，只好又策動老太后速調李鴻章回朝了。

　　至於袁世凱，他本是榮祿的死黨。一向對榮感恩戴德、忠貞不二。如今又手握重兵，誅義和團如殺雞犬，深為洋人所喜。因此如李、袁二人能聯袂返京，則榮祿和慈禧所感棘手的一切內外問題，均可迎刃而解。

　　這確是最高明的一著。因此六月十五日軍機處便傳旨，令李鴻章與袁世凱迅速來京。──這時由於義和團拔電桿，北京與外界電訊已斷。然榮祿與袁世凱之間，則「百里加急」的傳統驛馬，仍可照跑無訛；而袁與南方三督，尤其是與廣州的李鴻章，則電訊日夜不絕。

　　百年回看水晶球，當時如李、袁應召返朝，則我國近代史上最慘痛的「八國聯軍」這項國恥，或可消滅於無形。不幸的是，西后把召袁之命隨即取消，轉而重賞義和團，決心攻打使館，殺盡洋人，並決定與十一國列強「同時宣戰」。

　　她老人家何以一夜之間發起瘋來，把原先設計好的萬全之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扭轉，而置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的絕境呢？這就出於一個小小的「蔣幹偷書」所獲得的假情報的刺激了。──歷史發展的長江大河，為一點藐小的個人情緒而變了方向，是史不絕書呢！民國二十五年冬，張少帥發了一頓小小的少爺脾氣，不是把我們五萬萬同胞，朋友，包括你和我的命運，徹底的改變了方向，以至於今日？

　　「蔣幹偷書」的假戲真演

　　就在西后決定調回李、袁之翌日（六月十六），由於時局緊張，老太婆便召集了一個包括六部九卿、軍機、總署和諸王貝勒的大型「御前會議」，以商討和戰大計以及剿撫義和團的決策。這個會顯然被端王所領導的激烈分子控制了。會中主和派袁昶、許景澄等偶持邪術不足恃之說，便被端王所呵止。慈禧也認為邪術雖不可用，而人心則可用。可是就在這一天，義和團在大柵欄放火，把前門大街一帶數千家商舖燒成灰燼，而大失人心。因此在會議之後，慈禧還是要方從涿州回京而力言拳民可用的剛毅，偕同董福祥「開導（拳民），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壯者，即行招募成軍，嚴加管束。」（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頁一四五。）

　　誰知這道「勒令解散」的上諭頒下不及二十四小時，朝命便反其道而行呢！

　　原來就在當天的午夜，朝中接到一通絕密的情報，說洋公使已決定合力扶植光緒而趕掉慈禧──這是戊戌以後慈禧最怕的一著，如今這最怕的一著就要成為事實，怎能不令老太婆魂飛天外呢？情報的來源是這樣的：

　　原來就在這天午夜，忽有人私叩榮祿之門，說有機密要事告急。榮祿接見後才知是他的心腹，時任江蘇糧道羅嘉傑的兒子，奉乃父之命親來告密者。這情報透露各國公使已聯合決定向清廷提出四項要求：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各國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四、勒令皇太后歸政。

　　榮祿得此情報之後，頓時如雷貫頂。他知道在「戊戌政變」中，他當慈禧鷹犬時所做的好事。如今十一國列強勒令太后歸政，擁戴光緒復出。光緒復出，榮祿還有腦袋嗎？所以榮祿得報，彷徨終夜，繞室而行，知道是大禍臨頭。天方亮他就入宮覲見，把情報遞給慈禧。太后覽報，自然更是熱淚橫流，悲憤交集。

　　這位老潑婦獨裁專制四十年；她誰也不怕，只怕洋人。如今洋人最後真來要她的老命了。在眼睜睜就要投繯自盡之前，她還管得了大清江山，兆民生命？她就放潑，和洋人拚命了。

　　「政治家」退化成「女人家」

　　西后顯然與榮祿計議之後，便立刻召開第二次「御前會議」。她在會中講話時首先叫「諸大臣」；在激動之下，她又口稱「諸公」。在中國兩千年專制歷史中，皇帝與太后向無稱群臣為「諸公」者；驕傲跋扈如葉赫那拉氏者，自然更是前所未有，足見其方寸已亂、手足無措之激動情況。當她連哭帶說把「四條情報」宣佈時，全場驚愕，不知所措。端王以下最激烈的親貴二十餘人，竟相擁哭成一片。在激動之下，他們咬牙切齒，立誓效忠太后，不惜一切與洋人一拚。太后也說洋人既已決定開戰，大清亡在目前。既然戰亦亡，不戰亦亡，「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第一冊，頁四八至四九。《史事要錄》所節諸書亦足參考，見頁一六八至一七八。）

　　這樣一哭一鬧，老太后也就把前一日的對義和團「勒令解散……嚴加管束」的上諭一筆勾銷。主和派的光緒、立山、聯元、袁昶、徐用儀、許景澄，同遭申斥，齊靠邊站，朝廷就決議重用義和團對十一國列強不惜一戰了；主和五大臣，其後也相繼被殺。

　　六月十七日（陰曆五月二十一日）的「第二次御前會議」，因此也就變成了中國的御前動員會議。剛毅、載勳、載濂、載漪、載瀾乃奉命統率義和團。載勳旋即代替崇禮出任步軍統領九門提督。從此九門大開，四郊義和團乃大批湧入北京。日夜不絕（見《庚子紀事》）。真是無巧不成書，大沽砲台也於此日被七國聯軍所攻佔。（大沽之戰時，美國海軍拒絕參加，詳見下篇。）

　　德使克林德濺血街頭

　　北京情勢既如此緊張，十一國公使自然也日夜開會商討對策。他們第一目標當然還希望中國政府剿匪睦鄰。在六月二十日清晨集會時，德國公使克林德（Freiher von Ketteler）乃主張與會公使集體行動，聯袂前去總理衙門要求保護。各使不願偕往，克林德乃單獨行動，乘了他那豪華的綠呢大轎，帶了一個乘小轎的翻譯官柯達士（Herr Cordes）前往總署交涉。行至半途他就被載瀾麾下神機營霆字槍隊章京（小隊長）恩海一槍打死了。轎夫大恐乃摔轎而逃。當時坐在小轎中的柯君，也被摔在地上，把屁股摔成重傷。（據《景善日記》所載，克林德的死屍是袁昶收的，而載瀾則要載漪下令，把死屍斬首，懸於東安門示眾。史家或疑《景善日記》為榮祿偽作。然縱係偽作，書中所言故事亦大多可信。參見《庚子大事記》及摩爾斯前書。）

　　克林德公使一死，北京的東交民巷，就變成慈禧太后的「珍珠港」了。事已至此，一不做二不休，發瘋了的老太后索性取出「內帑」（她老人家的私房錢）數十萬兩，重賞三軍和在京津兩地唸咒打拳的義和團，要他們在天津攻打租界，在北京圍攻使館，務必把在華洋人趕盡殺絕，以洩心頭之憤。（見《檔案史料續編》頁六一五至六一六。）

　　六月二十一日（陰曆五月二十五日）她老人家乃用兒皇帝之名，寫了十二道絕交書，就和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匈十一國列強同時宣戰了（多餘的一份則送給當時也被圍在東交民巷之內的總稅務司英人赫德）。──一詔戰天下，慈禧老太后就變成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最勇敢的女人了。

　　有四十年當國經驗的慈禧老太后不是這樣的人嘛！她原是一個凡事都留有退路的「政治家」嘛！這一次怎麼做得這樣絕呢？那時在一旁冷眼觀察的費正清的老師摩爾斯，對她的評語最是入木三分。摩說：「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這次她這個政治家只剩個女人家了。」（The empress dowager had long avoided committing herself to any position from which she could not withdraw, but now the states man was lost in the woman──見摩著前書，卷三，頁二一九。）

　　【附註】慈禧太后在一夜之間，便從個「政治家」，變成個放潑的「女人家」，一般的當時和後世的觀察家、政論家和歷史家，都認為她在這緊急情況之下，歇斯底理的失去了理智。筆者雖基本上同意此說，但亦另有解釋。那便是西后心智十分狡黠，她在這絕望情況之下，以義和團小將為幌子，對十國公使（德公使已死），來個「綁票勒索」。她的「贖金」或「釋放條件」便是十一國改變對華政策，不要她「歸政」。否則義和團「綁匪」，就要「撕票」，大家同歸於盡！西后不是個糊塗人。相反的，她是個最工於心計的女縱橫家。筆者作此「大膽假設」，雖難於「小心求證」，但在現代心理學和行為科學上，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西太后的「珍珠港」

　　葉赫那拉老太太這一記轟炸「珍珠港」的行為，可把我們的國家民族弄慘了。最後鬧掉十幾萬條人命，還賠上北京宮廷和市民千萬件無價的珍寶，加上四萬萬五千萬兩雪花紋銀。諸位華裔讀者們要知道，你和我的祖宗，那時都各賠一兩呢！說來難信，慈禧老太這個「珍珠港事變」從頭到尾是從蔣幹先生自作聰明偷來一件假情報搞起的。殊不知當時駐華十一國公使，本來各懷鬼胎，彼此嫉妒，搞個「七國聯軍」的集體行動，已非易事，不要說提出有關中國內政的「四大要求」了。這四項要求中如真能實現太后歸政、光緒復位這一條，對當時中國政局可能真有起死回生之力呢！但是大清帝國的起死回生，關他們十一個帝國主義的屁事？他們才不會提出這項要求呢！等到事後中國方面發現列強並無此項要求時，大家乃懷疑這情報為端王載漪所偽造，來故意刺激太后的。其實端王那一夥哪有周瑜之才？他們才造不出這樣高明的假情報呢！這個假情報來源實出自英商在上海所辦的英文《北華捷報》（North-China Daily News）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清曆五月二十三日）的一篇社論。此文復於翌日重載於該報週刊的《字林西報》（North-China Herald）。這篇社論文稿在刊出之前，可能被報社中華裔職工所獲悉，輾轉為羅嘉傑糧道所聞。他乃根據情報人員的謊報或誤譯，也或許是他自己為邀功而改頭換面、加油加醋，譯成漢文，便向榮中堂告密了。──這位糧道先生開了我們價值四萬萬五千萬兩雪花紋銀和千萬條人命的一個大玩笑。我們如把一百年前四萬萬五千萬兩紋銀在那時的市場價值，折合成今日的物價，該值目前美金現鈔幾十萬萬元，我們「羅蔣幹」先生這項烏龍，實在擺得太大了。

　　在這篇社論裡，作者的確提到「太后和她的幫」愚蠢地蓄意與「全部列強開戰」，並強調「這個幫如不自動毀滅，就應被趕出北京。我們希望能使光緒皇帝復位。我們應向中國人民確切表示，目前這一戰爭全為西太后所發動。吾人只是與北京的竊權政府作戰，而非與中國為敵也」。

　　這只是一篇報紙的社論。以光緒復位代替慈禧甚或有違於英國當時的對華政策呢！至於代收錢糧，共管軍事，全為情報人員所妄加。此時英美兩國為防俄德等國搞瓜分勾當，對己不利。他們但願使中國這個最無能的政府，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庶幾利益均霑，維持現狀。英國當時掌握了中國外貿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國進出口航運近百分之九十；美國斯時在中國無半寸殖民地可向外發展，所以「維持現況」（maintaining status quo）──是所謂「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對他英美兩國最有利也。

　　事實上，八國聯軍之後，美英二國協力維持首要戰犯慈禧太后權力於不墜，其居心與二次大戰後，美英聯合維持日本首要戰犯裕仁天皇的皇位，實如出一轍。老太后為一項假情報弄得方寸大亂，實在是知識不夠，朝中無人，有以致之。那時李鴻章如仍居相位，叫他底下的洋員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赫德（Sir Robert Hart）或丁韙良等到使館一問，一切不就豁然冰釋？哪要老太后去上吊尋死呢？

　　那時中國的南方督撫都僱有「洋員」，在涉外事件中以備咨詢，以供跑腿，所以情報比較靈通，交涉亦能抓著要點。這些洋員如李提摩太等，大都忠心耿耿，為僱主實心辦事，在中國官場中極獲好評。這種洋員所提供的服務，到民國初年就逐漸被留學歸國的「博士幫」所代替了。在民初軍閥時代，諸大軍頭們從穿西服、乘汽車、打網球到買軍火、訂條約都少不了他們。接著而來的國、共兩黨原多是以歸國的留學生為骨幹的，涉外事件就少煩外人了；但是在「西安事變」中，還不是有個端納跑來跑去？等到毛澤東登台，自恃天縱英明，一切恢復土法煉鋼，在對美、蘇左右開弓之餘，偉大的盟友，就只剩一個阿爾巴尼亞（Albania）了。嗣後江（青）太后登台，「海外關係」簡直就是「裡通外國」。江老太后和她的四人幫如真的掌權了，她說不定也會搞個「對十一國同時宣戰」呢！江婆娘的潑辣與無知豈在葉赫那拉氏之下？

　　這番話當然是離題太遠，但是在歷史劇不斷重演的近代中國大舞台中，偶把演懿貴妃的劉曉慶和演賽金花的王瑩，排排坐、比較比較，可能也不算是浪費筆墨。──毛主席和他的四人幫與西太后和她的載字輩四人幫，土法煉鋼的所作所為，真是如出一轍啊。

　　再者，西后之決定與十一國宣戰，可能也是出於她自作聰明的愚蠢的權謀──她或許想利用義和團去劫持列強公使，以逼迫列強改變強迫其「歸政」的政策。不成則以義和團為替罪羔羊！其手法與七十年後毛澤東之利用紅衛兵，如出一轍。當續論之。

　　劉坤一與「東南互保」

　　西太后既假兒皇帝之名向十一個列強同時宣戰矣，她和她的四人幫的戰時政策，第一便是整編義和團為「八旗」，由端王統一指揮守衛禁城。六月二十二日以後詔諭亦由端王發佈。禁軍亦唯端王之命是從（見《字林西報》六月二十四日以後各期）。端王並通令全國，籌款調兵，勤王抗敵。因此朝廷一再降旨全國督撫、上下臣工「現在中外業經開戰，斷無即行議和之勢……各將軍督撫等，務將『和』之一字先行掃除於胸中……務必滅洋到底……」（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頁二二一至二二二）。七月十四日天津失守，廷諭再次督戰，強調「天津失陷京師戒嚴，斷無不戰而和之理」（見同上，頁三六六）。與此同時他們還通令全國廢除洋操、洋服，而恢復用刀弓石的武考呢！

　　但是清廷這時有何力量能抵抗八國入侵之聯軍呢？這分明是螳臂當車。戰事一發動，李鴻章即認為各省勤王援軍無益。蓋不待勤王之兵到達，北京就要淪陷，朝廷就要「西遷」。（見《李鴻章年（日）譜》頁四一三，引〈李文忠公電稿〉致袁世凱電。）

　　李鴻章不是唯一的預言家呢！當時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騤，尤其是鐵路大臣盛宣懷等人都洞若觀火。這原是常識，不待智者而後明也；只是端王把持下的中央政府太愚昧無知罷了。所以東南地區漢族督撫就藉口廷諭為「矯詔」，不從「亂命」。他們就與虎視眈眈的帝國主義分別議約搞「東南互保」了。

　　革命精神很充沛的後世史家，兼有對「東南互保」作非議者，殊不知那時不搞「互保」，則長江中下游地區亦在戰火中矣。蓋宣戰之詔尚未下達之時，英人即向美國駐滬總領事古德納（Goodnow）揚言（Open talk）要佔領江陰砲台、江南造船廠及整個吳淞地區。以試探美國的反應。劉坤一得報，乃密遣洋員美人福開森（J.C. Furguson）與古德納疏通，密報華府設法制止。另外亦調兵遣將決心武力抵抗，英人才知難而止。（見「美國國家檔案局秘藏原檔」，古德納於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對國務院副國務卿之密報。）

　　在武漢方面，張之洞亦極力維持地方穩定，減少洋人入侵藉口（見同上附件）。同時諸方面大員合議，如北京失守、兩宮不測，他們就選李鴻章作總統以撐持危局（這時孫中山也殊途同歸，曾提出相同的建議）。鴻章對「伯理璽天德」（總統）大位，也頗有興趣。其後慈禧與光緒安全逃到西安，此議遂寢。（見《年譜》頁四三二，引《國聞週報》。）

　　張、劉、李這幾位督撫，老實說，都是熟讀聖賢之書的傳統政治家啊！可恨國運如斯。形勢比人強而長才不展。

　　懸賞捕殺洋人

　　西后宣戰後第二項絕招便是懸賞捉拿洋人，把他們斬盡殺絕。

　　中國歷史故事中原有「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傳聞，說在蒙古人入侵中原時，每家都住有韃子特務。某年中秋節民間以月餅為傳媒，全國在一天之內同時動手把韃子殺光。這次中外既然宣戰，大學士徐桐等也奏請西后下詔「無論何省何地，見有洋人在境，逕聽百姓殲除」（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頁一九六）。步軍統領莊親王載勳等也在北京街頭遍貼告示，懸賞捕殺洋人。賞格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見同書，下冊，頁八四二。）因此當恩海一槍把德使克林德打死之後，他不但對凶行直認不諱，他還在等著領賞呢。

　　筆者昔年服務哥大時，前輩老友富路德教授（Luther Carrington）時常自笑幼年時小命只值三十兩紋銀。因為他在庚子年曾隨他傳教士父母被圍於東交民巷之內。那時他才六歲。富家一直是在通州傳教的。事發時就近逃入北京使館，躲掉一劫。其他不幸在山西傳教的歐美傳教士，就全部罹難了。

　　當時山西巡撫毓賢，在奉命緝捕傳教士和教民時，他謊稱「集中保護」，把全省的外國傳教士男女老幼四十餘人，或騙或捕，都集中到他的巡撫衙門裡來。七月九日他把他們全部剝掉上衣，罰跪於衙前廣場，一一砍頭殺死。有一位長著馬克思式白鬍子的老主教，起身質問毓賢為何無辜殺人。毓賢抽出佩刀，二話不說便一刀劈去。老主教頭面血如噴泉，白鬍子頓時變成紅鬍子。毓賢又補上幾刀，便把這位老人殺了。這一天他一共殺了傳教士及家屬共四十六人，包括十五個男人、二十個女人和十一個小孩。真是甚於虎狼，殘忍之極。（見管鶴著《山西省庚子教難前後紀事》及《李鴻章年（日）譜》頁四五○暨Robert C. Forsyth 著《庚子年殉難中國烈士考》（The China Martyrs of 光緒二十六年）頁三○以下。）毓賢在山西省一共殺了多少傳教士，眾說不一。因為教士來自西方不同國家。統計數字不易齊全也。至於他殺了多少「二毛子」（教民）和與外事有關的人士。那就更無法計算了。

　　拿「一龍二虎十三羊」開刀立威

　　在大殺洋人和二毛子的同時，那些志在奪政權扶清滅洋的載字輩四人幫，還要在朝內立威，拿義和團所點名的「一龍二虎十三羊」來開刀祭旗。

　　在對列強宣戰後四日，載漪、載勳、載濂、載瀅（已故恭親王奕訢次子）四兄弟率義和團大師兄刀斧手六十餘人直闖瀛台，要去把載湉（光緒帝）幹掉。這樁「弒帝」、「殺龍」行為，雖為西后所制止，但是這條「龍」也就生不如死了。他不但在御前會議中時遭端王、莊王的折辱，據說連個年方十四的「大阿哥」（載漪的兒子）也指著他叫「二毛子」。如此，則老太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威人物是誰，就不言可知矣。（見《景善日記》及多種雜著，故事多有可信。）

　　至於「二虎」──李鴻章和奕劻──李被下放廣州，遠走低飛，鞭長莫及，四人幫對他無可奈何。據說鴻章初聞下放消息時，樂不可支。蓋以遠離虎口，頗感身心兩快也。如今「北事大壞」，收拾殘局，「捨我其誰」（鴻章豪語，均見《年（日）譜》），殺不得也。奕劻之罪，只是對洋人「太軟」（見《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志》），不足殺也。真正倒楣的便是「十三羊」了。

　　「十三羊」的名單上究竟是那些人，說者不一。但是他們和其它類似的什麼「十三太保」、「十八羅漢」、「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等等一樣前幾名總歸是固定的。「十三羊」前五羊應該是那五位因力主剿拳議和而被殺的「五大臣」。前駐德俄等國公使，嗣任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是在七月二十八日被殺的。兵部尚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前戶部尚書立山，則是八月十一日被殺的，所謂旬日之內連殺五大臣（見《史料叢刊．義和團》第一冊，頁二二），而時未經旬，北京亦為聯軍所陷。

　　慈禧為什麼在棄城潛逃的絕望時期，把主和大臣一網殺盡呢？這就是一些大獨裁者（不論男女）最狠毒的地方了。所有的獨裁暴君對異議者都是睚眥必報的。她這次敗亡出走，生死未卜。但她絕不能讓她自己死於異己者之前，而使異己者有與敵人交通之餘地也。她投鼠忌器，行前只殺珍妃不殺光緒。然洋人如真要逼得她非懸樑自盡不可之時，則太后之懸樑，亦必在皇帝懸樑之後也。朋友，奇怪嗎？我們蔣公自大陸敗退時，殺楊虎城而保留張學良，還不是一戲兩演嗎，那時如寶島不守，蔣公向瑞士逃難，則少帥還能活到今天嗎？──此理一也！

　　《崇陵傳信錄》的作者惲毓鼎，不諳此理，他把連殺五大臣的黑鍋，全給端王載漪背去了。惲說：「先是載漪力主外攘，累攻戰，不得逞，欲襲桓溫枋頭故智，多誅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

　　這是一派胡說也。試問載漪這個花花公子的師長，曾經「攻戰」過什麼呢？不錯，他打過東交民巷。筆者年前曾在東交民巷（社科院招待所）住過兩星期。在巷內巷外繞了無數圈。細看形勢才知道當年董福祥、載漪他們攻打東交民巷，直是一場民間「械鬥」而已。較之紅衛兵「武鬥」的規模可能也差得遠呢！這又叫做什麼「攻戰」呢？至於誅大臣以逼上，與桓溫廢海西公立簡文帝的故事相比，也是不倫不類。試問載漪的「上」是光緒呢？還是西后？是光緒又何必「逼」？是西后，他敢？

　　誅大臣，載漪亦不敢也。大臣是太后誅的；惡名是端王背的罷了。

　　攻打使館的鬧劇與心機

　　至於攻使館，「不得逞」，倒是事實。但這雖是戰將的窩囊，事實還是太后留有退路也。且聽聽老太后在逃難之後，回憶起攻打使館的一段口述歷史。老太婆說：

　　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間，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但是雖沒有阻攔（載漪、載勳、載瀾）他們，始終總沒有叫他們十分盡意的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回轉頭來，處處留有餘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盡意的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見《庚子西狩叢談》）

　　老佛爺這段話講的是事實，但在我們搞口述歷史的老兵聽來，她還是不太夠誠實和坦白。──她沒有提她受「蔣幹偷書」那一段刺激。那時她決定是和洋人一拚，同歸於盡了。但是「同歸於盡」的「一拚」之間，這位老狐狸，還是留了一條退路。她叫那表面上手握重兵的大將榮祿、載漪、載勳等人代她去和洋人拚命。如果把洋公使的命都拚掉了，而交涉還有轉圜餘地，那她就以「妾在深宮哪得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藉口，把責任向諸悍將頭上一推。殺凶以謝，她還可做她的太后了。──事實上，後來結果就是這樣的。

　　誰知榮祿也是個曹操。他不敢不遵太后之命去攻打使館。但如真把使館夷為平地，殺死了幾位洋公使，將來洋人追查兇犯，太后被迫緝兇，他的腦袋豈不要搬家。所以他首先裝病請假，交出兵權。到後來懿旨難違，他非出頭不可時，他只有故作積極，三令五申督責董福祥的甘軍拚命去打。董福祥是個大老粗，在中堂嚴令之下，他就認真的打起來了。自六月二十日起一連四天，甘軍每日開砲多至三百餘發。煙霧瀰漫、砲聲震天。北京與外界交通完全斷絕。在這種情況之下，區區東交民巷豈不早已夷為平地？各國公使和教士，斷無生存之理。因此倫敦各報已刊出英國公使與海關監督等人的報喪「訃聞」（obituaries）。

　　可是這時在廣州看報觀戰的李鴻章，他和榮祿雖是政敵，卻英雄識英雄。六月二十二日鴻章在廣州便向媒體透露，使館無恙，請各界放心，因為他知彼知己。榮祿既未調用他那有德式裝備的「武衛中軍」，光靠董福祥的土匪軍是攻不下使館的，因為「甘軍無大砲」。董福祥所使用的全是一些土砲。只聽砲聲響，不見彈下來也。（見《字林西報》專欄。）

　　李鴻章是說對了。使館被攻，死傷不少，但並未被攻破。果然六月二十五日榮祿便奉太后懿旨停攻使館，並慰問各國公使。廷諭並向拒奉亂命的東南督撫一再解釋，不得已宣戰之苦衷（見《義和團檔案史料》諸書）。在停攻期間，一時西瓜蔬菜等慰問品滿車而來，送往使館。使在一旁觀看而口渴如焚的甘軍士兵氣憤不已。太后意旨前後矛盾若此，榮祿如真把使館夷平，那還得了？所以榮祿不但對被圍敵人暗通款曲，他並且真的「裡通外國」，令人假扮走私竊賊，大量接濟使館守軍火藥子彈，以加強防禦。他怕洋人如真的「彈盡糧絕」被董福祥的甘軍攻破，則朝廷和老佛爺，尤其是榮祿自己，都不得了也。須知榮祿那時所接濟洋人的軍火可不是甘軍所使用的土火藥啊！他走私去的可能都是德製後膛槍的「七九鋼彈」（？），銳利無比。所以在六月二十八日停戰期滿，甘軍又恢復攻擊。其後「談談打打」，雙方又械鬥了五十餘日，使館始終屹立不動。而圍攻的甘軍和義和團則死傷千餘，均榮祿裡通外國之結果也。

　　上節所述的吾友富路德教授那時才六歲。他就時常違父母之命，爬上牆頭「觀戰」。五十年後他還用他那地道的通州話向我們笑說庚子遺事。真是繪影繪聲。

　　富先生是筆者在哥大二十五年中所遇最可愛可敬的一位老輩漢學家。他的漢語比我說的也純正得多。他精通漢籍，也深愛中國。為人處世也簡直是傳統中國裡的一位儒家老輩。他是胡適之先生的摯友。也是胡適在民國十六年回哥大接受博士學位典禮中的賓相。他佩服胡適佩服了一輩子。因為他沒有適之先生那樣的精明和調皮。他渾厚得像傳統中國農村中的老農夫。富先生是筆者所認識的前輩之中唯一見過「義和團」的老學者。在退休之前他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原名「中日文系」）裡的「丁龍講座教授」。這個講座是為紀念一位可敬的華僑工人丁龍而設的。筆者對丁龍的故事曾另有記述，不再多贅。然據我所知，坐在這個「講座」上的「教授」，只富路德一人在道德學問上受之無愧；繼他之人則是個下流不通的痞子。

　　筆者今乘重治拳亂史的因緣，提一提這位拳亂目擊者，也算是對他老前輩一點點私淑的紀念吧！（關於這一段拳亂史，中文檔案筆記至夥；西文史料如摩爾斯前著，赫德回憶錄，R.C. Forsyth與A.H. Smith 等人的著作和漢譯Bertram L. Simpson而化名B.L. Putham Weale所著《庚子使館被圍記》，均足汗牛不及備載。）

　　使館倖存，首都淪陷

　　慈禧或鬆或緊、或真或假，把東交民巷圍攻了五十餘日的「行為」，可能還有一層她不願告人的動機──行為科學上所謂「刺激──生機──反應」是也。她想以生死交關的危機，誘迫十國的「欽差大臣」（此時克林德欽差已死了）保證不要她「歸政」；也就是撤銷蔣幹先生偷來的那四條秘密的要求。無奈這四條要求原不存在，而十公使也不是老太后肚子裡的蛔蟲，不知如何反應。好在他們內有糧草、外有救兵。他們就冒著生命的危險，死守待援了。

　　至於老太婆說：「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她說這話確是胸有成竹的，因為她還有德國克虜伯廠製造的重砲沒有動用呢！三十多年之後，當「五次圍剿」勝利在望時，《大公報》記者范長江為當局向「朱毛」致意，不是也說蔣委員長對他們「手下留情」嗎？因為中央軍裡最新式的德製武器都還未對他們使用呢！既然手下留情，為何又一定要打呢？賢明的讀者，就自己去回答吧！

　　老太后的德製大砲在哪裡呢？原來它是配備在榮祿的嫡系部隊「武衛中軍」的砲隊裡。當董福祥猛攻使館十數日不得下，端王乃以上諭調中軍分統（軍階略近旅長）張懷芝派「開花砲」助攻。這位張分統是「天津武備學堂」的畢業生，與曹錕同學。這個武備學堂原是李鴻章授命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主辦的，是中國第一座新式軍校。這時武衛中軍所用的德製「開花（彈頭爆炸）大砲」連後來德國軍官都自歎少見。因此張懷芝奉命之初自覺是立功的機會。他乃在城頭架好大砲，瞄準使館區，只要放三五砲下去，各使館就成為屍體狼藉的一堆灰燼了。正當他要下令開砲時，這位三十九歲的軍官忽然靈機一動──他知道砲聲一響，後果就難以收拾了。他又改令緩發。隨即自己下城直趨榮祿官邸請示，要他的頂頭上司手寫一道發砲的命令以為憑據。榮祿不敢親發命令；也不敢不發命令。雙方僵持甚久。這一來，懷芝更不敢離開榮府，自作主張，便在榮府賴著不走。最後榮祿纏他不過，乃支吾其辭說：「橫豎砲聲一響，裡邊（宮裡邊）是聽得見的。」──這是榮中堂在中國近代史上一句不朽的名言；而張懷芝這位後來官至安徽巡撫，民國時代袁皇帝曾封為男爵不受；其後又做到山東督軍，和徐世昌任內的參謀總長的大軍閥，也不是個笨人。他聞言大悟。乃匆匆趕回城上，謊說砲位不准，需重測方位，遂把目標定向使館後之空地。眾砲齊發，轟了一天一夜未停，直至上諭再次停攻始止。使館雖飽受虛驚，宮中府中均至為欣慰。（見《義和團史料》下冊，頁五六二，引《春冰室野乘》；富路德老師與其它西文史料，也頗有驚人的敘述；張懷芝故事散見中英文傳記，及《民國人物小傳》第五冊，頁二八○。）

　　庚子年圍攻使館的鬧劇就這樣一鬆一緊、亦真亦假的鬧到八月十四日，使館內被圍洋人與中國教民忽聞哈德門外有機槍聲，知洋兵已攻破北京，因當時中國軍隊尚無機槍也。是日下午二時在數百洋人一片歡叫聲中，一大隊打著英國旗幟的印度錫克兵（Sikhs，上海人俗呼為「紅頭阿三」者），一舉衝入巷內。五十天使館之圍是結束了；中國的首都北京也就淪陷了。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二卷第一期

【肆】四、不堪一擊的拳民與七國雜牌軍

　　在中國近代史上最可恨的慘劇，莫過於一百年中我們的首都竟三度為敵國佔領。在佔領期間，敵軍的姦擄焚殺之殘酷，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所少見的。

　　這三次中的第一次便是咸豐十年「英法聯軍」攻破北京，並把那一座「東方凡爾賽」的圓明園燒成灰燼。但是這次國恥對滿族統治者的教訓不大。那時入侵的洋兵不足兩萬，而北京的禁城之內，巍峨宮闕即有九千餘間。加上圓明園、頤和園和東陵、西陵，僅是皇家內務府所管的財產，就足夠這些洋強盜搬運的了。那時中國又沒有通海口的鐵路。再加上北京天津一帶高官貴族的王侯宅第，和千萬家富商大賈的巨鋪廣廈。萬把個小強盜一朝竄入，個個滿載而歸，累得要死，也搬不了「天朝」的幾座金倉銀庫。

　　最可歎的還是有些滿洲貴族，他們卻認為英法聯軍的入侵，對大清王朝是因禍得福。為什麼呢？因為在中國三千年的帝國專制史上，首都淪陷，不是亡國，便是改朝換代。哪有像英法聯軍攻佔了京城，最後只簽訂了幾件「文書」，便率數退走！──歷史上哪有這樣輕鬆的事？

　　再者，簽了幾件文書，不但夷兵全撤，而且「英夷」還能效忠朝廷，派戈登將軍來華訓練「常勝軍」，助剿「髮賊」，消滅叛逆。──天下哪有這等便宜事？

　　朋友，在你我看來，清廷在英法聯軍之後所簽訂的那一系列的《北京條約》，是何等喪權辱國？──在這些條約保護之下，英國人打開中國內地市場，並在全國各地大量「公開合法販賣鴉片」，大發毒財！俄國人也拿走了我們的東海濱省（包括海參崴）和整片外興安嶺以東的西伯利亞！這塊土地與我們長城以南的十八行省的面積幾不相上下！

　　可是這些損失，對那時享福深宮的小懿貴妃，和後來「垂簾聽政」的東西兩個小太后，實在太遙遠了，何關痛癢？

　　所以這第一次首都淪陷，對這些滿洲貴族，教訓不大。相反的，他們反掉以輕心，認為北京淪陷的結果，也不過如此而已。

　　在中國近代史中，我首都第三次淪陷，便是我們及身而見的，發生在民國二十六年冬季的「南京大屠殺」了。日軍於是年十二月十三日攻破我首都南京之後，時末迭月，入侵日軍竟一舉屠殺我俘虜軍民三十餘萬人。誰知他們血跡未乾，汪精衛所率領的一群漢奸，竟然又搞起「還都」和中日親善來。其後五十年來，國共兩黨政府為著討好日本財閥，對我當年死難烈士也未嘗作一日之祭──是何心肝？以後當闢專篇詳論之。

　　防守東交民巷的八國洋兵

　　庚子（光緒二十六年）年首都淪陷，是三次中的第二次，所謂八國聯軍進北京是也。

　　他們這八個帝國主義對中國這頭肥羊的爭奪，彼此之間本是劍拔弩張，互不相讓的；而他們這次竟能通力合作，聯合出兵攻打北京，實在也是顢頇昏聵的滿族親貴自己惹出來的。語云：「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這次國恥便是很標準的國人自伐的結果。我們如何「自伐」，上篇已詳論之。本篇再看看我們「被伐」的慘象。

　　原來在光緒二十六年春義和團自山東漸次北移時，北京東交民巷裡的列強使館已開始緊張起來。英美德法日等大國駐華公使紛向各國政府及各該國駐華海軍，要求派兵保護。

　　按當時（乃至今日）的國際慣例，使領館的安全，原應由駐在國政府負責的。聚居北京東交民巷一帶的十一國使館，理應由中國政府派軍警保護。但是拳亂一起，外國公使對中國政府失去信心。──我們今日回看，這實在不能厚責於他們。我們確實是太落後、太野蠻，外國人對我們才失去信心的。君不見前篇所述日本的杉山書記官和德國的克林德公使，不都是死於街頭？

　　洋公使們既然對清方保護不存希望，他們駐在天津一帶的水兵就奉命前去北京擔任守衛了。洋水兵開往北京保衛使館，按國際法是侵犯中國主權的，所以中國總理衙門裡負責官員徐用儀、聯元等人曾親往各國使館抗議（見美國國務院檔案）。可是徐、聯等人後來連自己腦袋也保不住，怎能怪洋人對他們不信任呢？──據說某次英國公使親往總理衙門交涉，而接見他的兩三位大臣之中有一位可能太胖太老了一點，天氣又熱，他老人家竟在接見當場中打起鼾來。英公使曾引為絕大的侮辱。然幾經磋商之後，總理衙門終於答應各國公使可自帶警衛，惟每國以三十人為限。

　　中國政府既已讓步，各國在天津的水兵就準備前往北京了──他們自己之間的協議則是各遣水兵一百人。但是各國在津水兵又多不足額，俄人只能派遣七十九人，乃又相約最高額以水兵七十九人為限。八國派往北京人數如下：英國七十九人；俄國七十九人；法國七十五人；美國五十三人；義國三十九人；日本二十四人。

　　以上六國警衛於五月三十一日乘火車入北京。另有德國水兵五十一人；奧匈士兵三十二人，則於六月三日抵京。另加軍官十九人。所以當使館被圍攻時，各國共有武裝警衛四百五十一人。其中軍官二人率水兵四十一人被派往守衛北什庫教堂。餘眾則是保衛使館區的全部武裝了。其中英、美、奧、意四隊，各攜重機槍一挺。──這支擁有「後膛鋼槍」四百餘支，加重機槍四挺的東交民巷衛隊的實力，在那時也不算太小。所以董福祥那支土軍隊屢攻不下，也在李鴻章意料之中了。

　　這支八國拼湊的小衛隊，原來也是各懷鬼胎的──尤其是俄國，其志不在京津，而在東北。它一貫的策略是在北京做和事佬，故示好感，以換取它對中國東北的掠奪。所以它這次派來的七十九人，運來大量火藥，卻少攜槍枝，更無機槍；而它那批「俄國造」的大口徑彈藥，對其他各國的警衛，都不適用。狡猾的俄人是擺個姿態給滿大人看的，而滿大人（如端王）卻一無所知也。

　　日本與俄國原是水火不容的。此次日本水兵只來了二十四人。書記官杉山彬嫌其太少，六月十一日他就是出城去探望援軍，在半途碰著甘軍，才被無辜妄殺的。

　　大老粗董福祥、糊塗蛋的滿族親貴，哪知道「老毛子」、「大毛子」、「天主教」、「基督教」也是種類繁多的呢？把所有「毛子」一鍋煮，則東交民巷裡的毛子居民，大家不分南北，也就一道的同生共死了。

　　他們這支小衛隊總算來得其時。全隊抵北京後不及一星期，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就被殺了。再過九天德國公使克林德也陳屍街頭。克死不足二十四小時，慈禧就下詔對十一國宣戰；董福祥的甘軍就圍攻使館了。沒有這支小衛隊，恐怕十一國公使和他們的館員，以及在使館區避難的數千名「二毛子」和百十個外國傳教士，都要慘遭屠殺了。上篇已提過，那時的義和團紅衛兵，和他們的頭頭四人幫的殺人，心不慈、手不軟，是毫無理性的。

　　七拼八湊的聯軍先遣隊

　　在北京使館告急之時，原駐天津的各國領事，和在大沽口外游弋的各國海軍將領也召開了緊急會議，商討組織「聯軍」，開往北京增援。幾經會商並由各國政府批准，他們八國終於組成一支擬開往北京的增援部隊。這支援軍包括英軍九一五人，德軍五四○人，俄軍三一二人，法軍一五八人，美軍一一二人，日軍五十四人，意軍四十人，奧匈軍二十五人。共計二千零六十六人。公推英國海軍司令西摩（Sir Edward H. Seymour）統一指揮，並於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搭火車前往北京，保衛使館。

　　但是這支浩浩蕩蕩的兩千夷兵聲勢太大了。天津四郊拳民乃紛起阻遏，並把鐵軌拆毀。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裕祿也下令聶士成統率的武衛軍前往圍堵。聶士成原是淮軍猛將。他所統率的這支國防軍也是配備有重機槍的精銳部隊。聶軍對義和團原極憤恨。月前奉調鎮壓義和團時，曾有一次槍殺拳民五百人的血腥紀錄，而為在北京當政的端王、莊王所嫉視。可是這次奉命阻遏入侵洋軍，他更覺義無反顧。──聶軍門原是一位烈性漢子，守土有責的國防將領嘛！因此西摩聯軍剛出發至天津西郊的楊村時，它就被義和團和聶軍包圍了。聯軍要突破圍圈，戰爭也就一觸即發了。

　　義和團原自誇是「刀槍不入」的。聶軍乃把他們調上前線去衝鋒。結果在敵軍機槍之下，血肉狼藉。掉頭逃跑，又為聶軍所阻。在兩面機槍對掃之中，這批可憐的鄉民死難之慘，實在筆難盡述。

　　義和團這群烏合之眾被屠殺殆盡，敵我兩方的正規部隊就短兵相接了。事實上西摩這支聯軍也是個七拼八湊的混合武裝。西摩自己又是位海軍將領，怯於陸戰，而聶士成卻是個視死如歸的戰將。強將之下無弱兵，因此雙方在一番鏖戰之後，西摩便陷入重圍。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進退維谷，只好就地苦守待援。

　　一場國際輪盤賭

　　西摩之挫，驚動了八國政府，其時在大沽口外待命的列強海軍也慌了手腳。他們在六月十日以後與北京使館的電訊已失聯絡。十四日以後西摩亦不知存亡；十六日以後，他們與天津租界領事館信息也全斷。各國海軍將領會商之後，就自作主張了。

　　從純軍事的觀點著想，這批洋司令很自然的會想到，他們應該組織個聯合艦隊，先佔領大沽砲台；從而進軍天津，以解西摩之圍。西摩之圍既解，他們更應組織強大聯軍，推向北京，庶可拯救命在旦夕的各國公使。事實上其後八國聯軍的動向便是循著這條邏輯發展的。只是當事各國互相猜忌，想渾水摸魚，又不敢冒進。他們要搞個統一組織，亦殊不易。

　　我們貴國原是蘇秦、張儀的老家。那時我們如有個把得力的蘇、張之子孫，虛虛實實，來把他們挑挑撥撥，合縱連橫一下，毛子們的「聯軍」也就很難實現了。無奈斯時京中當國的老太婆，事急了只會哭哭鬧鬧；要不就拚命「唸咒」──慈禧和李蓮英據說一天要念能夠千里殺人的靈咒七十遍──希望把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德國的威廉大帝……通統咒死。而圍繞老太后的那批親貴「四人幫」，又是一批魯莽滅裂、毫無現代常識，只知在國際賭場耍賴的糊塗蛋。

　　中外的賭場英雄好漢之間，都有一句大家共同遵守的賭規，叫做「賭奸、賭猾、不賭賴」。二次大戰臨終時，史達林在雅爾塔那場「沙蟹」裡，一槍未發，便取得大戰後在遠東最大的勝利果實──外蒙「獨立」、旅大租借、東鐵分享、北韓專佔──這是斯魔「賭奸、賭猾」的結果，但是他沒有「賭賴」。民國四十六年「反右」，毛主席光榮正確偉大地提出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可是後來他盡食前言，把大嘴巴的「言者」，一個個抓了起來，下放勞改。或有「右派」抱怨主席搞「陰謀」、「食言」。毛說這不是陰謀；而是「引蛇出洞」的「陽謀」！這就是百分之百的「輸打贏要」的耍「賴」了。毛主席不賭奸、不賭滑，而賭賴者，是他老人家「坐莊」，賭本大。雖然在賭場上做無賴，為江湖好漢所不齒。但是他總算沒有「打鍋」。最後通吃全場，席捲而去。──自得其樂也。無賴云乎哉？

　　可歎的是庚子年間，那些圍繞在西后周圍的一群以端王為首的親貴小賭棍。他們霸佔了總理衙門，擠入國際輪盤大賭場。卻不知如何賭法。──既無賭術、又無賭品、更無賭本。只知亂下賭注，瞎賭一場。

　　那時我國駐外公使，例如駐美的伍廷芳、駐俄的楊儒、駐英的羅豐祿、駐德的呂海寰等等，都是第一流外交官。可是端王霸佔下的總理事務衙門（外交部），對他們卻一無指示。在北京當權的那一夥只知督促董福祥向使館放砲開槍，在外交上他們簡直是一群白癡。因此我駐外使節向政府請訓的不是中央政府的外交部，而是地方上的三位總督：廣州的李鴻章、武昌的張之洞，和南京的劉坤一，而這三位總督大人的意見也各是其是。李鴻章看重俄羅斯；劉、張則傾向英、日。外交上既不能統一指揮，使領人員縱有蘇、張之才，也是枉然。

　　聶士成、裕祿相繼殉國

　　現在再看看圍繞賭台邊的八大洋賭客，是如何下注的。

　　前節己言之，他們防衛使館、攻打大沽、佔領天津、進軍北京，都是要採取聯合陣線的。但是諸夷猾夏，他們彼此的利害是永遠衝突的。在正常的情況之下，他們是無法聯合的。他們此次之所以能密切合作者，端王、莊王為淵驅魚，導之使然也。

　　當大沽砲台於六月十七日被聯軍攻佔之後，我津沽藩籬盡撤、海道大開；列強援軍，遂源源而來。在陸上重行組合之後，聯軍就首解西摩之圍（六月二十三日），再與各國租界取得聯絡，就進逼天津城郊了。拳民鳥獸散，直隸總督裕祿乃飭提督聶士成，指揮武衛前軍奮力抗拒。

　　士成於此役之前，曾受朝臣歧視，被「革職留任」。但是在七月九日拂曉。當敵軍以強烈砲火向其天津南門外八里台陣地猛撲時，彈下如雨。士成兩腿均受槍傷，猶督兵不許稍退。營官宋占標勸其稍避而士成「憤不可遏」，仍復持刀督戰。直至兩腮均被敵彈洞穿，頸側、腦門等處均受重傷，直至臍下寸許亦被砲彈炸穿，「腸出數寸」，終於壯烈殉國。營官宋占標亦隨同殉難。（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頁二七七。）真是慘烈無比。

　　但是將士的英勇並不能彌補朝臣的誤國。天津城終於七月十四日淪陷。入侵聯軍縱兵大掠，死人如麻。直隸總督裕祿則率領一些殘兵敗將，退往北倉。迨入侵聯軍再度發動攻勢時，裕祿遂在軍前自殺。

　　裕祿雖然也是當時政府中的一個腐化的官僚。然自知守土有責，兵敗之後，憤恨自殺。自古艱難唯一死。裕祿的殉國，較之三十六年之後，棄城潛逃，置數十萬軍民於不顧的唐生智，則可敬多矣。──此是後話。

　　面對「人民戰爭」的威脅

　　入侵聯軍既占天津，他們乃於租界之外，另成立一個傀儡政府來徵稅徵伕。這個組織的中國名字叫做「暫時管理津郡城廂內外地方事務都統衙門」（簡稱「天津都統衙門」），英文名字叫Tients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簡稱T.P.G.，原意為「天津臨時政府」）。天津原有英法德日四國租界，而此一臨時政府的組合只有英日俄三國委員。美國的缺席顯然是基於它的一貫政策：中美既非「交戰國」，美國即不應參加佔領軍政府。德國之自外，蓋別有打算。因德皇正在向各國要求，以德人為聯軍總司令也。法國可能亦另有主意而不願參加。總之當時的聯軍當軸是同床異夢，各不相下的。在他們聯合打下天津之後，如何進兵北京，也是各有打算。只是其時義和團雖然雷聲大、雨點小，不堪一擊，但它究竟是個群眾運動，華北遍地都是。入侵八國都不敢掉以輕心。所以他們才始終抱住「聯軍」的組織不放。蓋其時沒有一國，乃至二國或三國聯軍能具有直搗北京之信心也。──「義和團」洋人呼之曰boxers（拳師），是有他們的群眾基礎的。這一群眾基礎。不但使老太后認為「民心可用」；它也頗能嚇唬洋人的。

　　當八國聯軍的頭頭，在天津會商如何進軍北京時，他們面對這個浩蕩無邊的群眾大海洋，也確實有過絕大的顧慮：萬一這個廣大無邊的群眾組織，真要對他們來個「人海戰術」；來個「農村包圍城市」；來個「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停我擾、敵疲我打」；來個逢山築寨、遇水燒船、圍援打點、過河拆橋……他們區區這小撮洋兵，也確是無能為力的。加以時值盛暑，我們那群久已習慣與蒼蠅、蚊蟲、臭蟲、跳蚤、老鼠同居的義和團廣大群眾，免疫能力又都是天下無敵；而那些以現代化衛生清潔自炫的洋兵洋將，一旦碰到我們這些小動物同盟軍，無不上吐下瀉、頭昏目眩，甚至醉臥沙場，永不西歸……。

　　因此，在天津舉行的攻打北京的參謀會議裡，入侵聯軍的將領一致認為，進軍北京若無十萬八萬之眾，任誰也沒有必勝的把握。戰而不勝，那他們被困在北京千百個人質的性命，就定然不保了。（見摩爾斯著前書卷三，頁二六四至二六八，所引各國原檔。）但是哪裡又能湊出偌大的兵力呢？摸摸底子，他們原來也是一群紙老虎嘛！

　　帝國主義是「紙老虎」

　　尤其是當時主意最多、顧慮最大的帝國主義大領班的英國，困難也是入侵諸國之最。英國這時為著搶奪南非金礦，正在該區與荷蘭移民所建立的兩個殖民地小國，大打其「波爾戰爭」（Boer War）。波戰發動於光緒二十五年冬，歷時兩年，是英國在拿破崙戰爭之後、一次大戰之前，所捲入的最大的一場國際戰爭。光緒二十六年春夏之交，極其野蠻的英國征波之戰，頗不得手。那時年方二十五歲的邱吉爾亦在南非軍中，竟為波爾所俘（「波爾」荷蘭文意為「農民」），幾遭不測。而這時的西摩又為東方的「波爾」所困；其後進軍北京，更有幾百萬波爾在等著他們。因此英國這時侵華也是眼大於腹，手忙腳亂。它除掉勉強調出正規軍的四連砲兵來華之外，再無兵可調。侵華武力就全靠它在印度殖民地中所訓練的「紅頭阿三」（錫克兵），和它在威海衛所訓練的少數中國僱傭兵（偽軍）了。

　　美國原無作戰之心。美軍之最後入伙，實在是康格公使喊救命喊來的，而美國亦無多兵可調。這時美國與西班牙的戰爭剛結束；麥金萊總統無意中竟然搞來一塊燙手山芋的菲律賓，也正是手忙腳亂，不知如何處理呢！在中國方面他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但是康格被困北京，命在旦夕，又怎能坐視不救呢──美國對入侵北京之戰，原是勉強加入的。

　　前段已言之，德、意兩國原是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的後起之秀。尤其是德國，野心無限、手腕毒辣，然究竟是個新手；夾於眾老牌之間，想後來居上，亦殊不易。這次在天津，它的主意是率領強大兵力，居諸寇之首。要不那就乾脆不參加，以待強大後援。──它不願像義大利那樣：無兵可出，僅派幾十名小卒，扛了一面大旗，追隨諸強之後，狐假虎威，以表示自己的存在。──德國既不想學義國，則庚子年攻破北京的實際上只是個「七國聯軍」。

　　聯軍的統帥瓦德西（Count von Waldersee），只是在七國聯軍攻破北京（八月十四日）之後的兩個月零三天（十月十七日），才率領七千德軍，匆匆趕來北京，直入禁城，住入慈禧的儀鑾殿來耀武揚威的。這時七國聯軍在北京姦擄焚殺的高潮已過。──哪輪到當時在北京當妓女的「狀元夫人」賽金花姑娘來丑表功呢？這自然是題外之言。

　　狡猾而貪婪的法俄日三國也深知打下北京，他們除能分點金銀財寶之外，其它別無好處。他們的真正油水，是在他們個別的「勢力範圍」之內──俄在東北西北。法在西南（滇桂黔川四省）；日在閩南，尤其是廈門。在這些地區渾水摸魚，則中國這潭水就愈渾愈好。如果這支「聯軍」一旦把北京打下；再由以英美為首的十一國列強組織一個遠東聯合國，來把這潭渾水濾清，共同監管這個「次殖民地」。那就扒手止步了──事實上，這時英美兩國的外交水鳥，就正在向這一方向滑行。是所謂以「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利益均霑」為原則的「門戶開放」政策也。──「門戶開放」者，非要中國開放其門戶也。大清帝國那時還有資格「關門」？門戶開放者，是英國這個既得利益的老流氓，利用一個拳大膀粗而頭腦簡單的美國「牧童」（cowboy）喝令其它新強盜小扒手，不許他們在中國亂劃勢力範圍之謂也。──下篇再詳論之。

　　總之，他們八國這次在天津開會，商討進軍北京的計畫是英美德法意均感兵力不足。能無限制出兵者唯日俄二國，而此時日俄的援軍已源源開來。這一形勢，在老謀深算的英國政客看來，等到日俄增兵十萬，聯合佔領了北京，其情況豈不比義和團更糟哉？──所以他們就決定置之死地而後生，不等日俄和德國的大批援軍入境，便冒險向北京進攻了。

　　這支小小的「七國聯軍」原是個紙老虎嘛！可恨的是我們既有的數十萬刀槍不入的義和團，卻只是個包著火的紙燈籠。──這樣則七國聯軍便長驅直入，勢如破竹了。更可歎的則是我們那些天才游擊專家：劉伯承、林彪、毛澤東、武元甲、胡志明……這時都還在放牛牧豕。他們要早出三十年，哼！定叫你七國夷兵，片甲不還！

　　【附註】我們寫中國近代史的人不能把李承晚、胡志明、武元甲、李光耀等民族英雄。視為「異族」。中國自古便不是個單純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他們也不是像三保太監那樣的外族移民（不信你去翻翻他們的族譜）；他們是慈禧太后遺棄的孤兒。筆者不學，便有心為他們在國史中立傳。

　　一萬六千名雜種雜牌軍

　　上述七國聯軍在他們佔領天津之後，很快的便組織起來了。總人數約一萬八千八百人。各國分配人數和司令官姓名如下：

　　日軍司令官山口率官兵八千人；

　　俄軍司令官林涅維區（Linievitch）官兵四千八百人；

　　英軍司令官葛司利（Gaselee）官兵三千人；

　　美軍司令官霞飛（Chaffee）官兵二千一百人；

　　法軍司令官弗蕾（Frey）官兵八百人；

　　奧國掌旗官兵五十人；

　　義國掌旗官兵五十三人。

　　上列各國入侵官兵人數原只根據各國司令官之自報，與實數相差甚大。而英軍三千人中只有四連人是來自三島的英國官兵。其餘則係以印度錫克兵為主的殖民地雜牌軍。法軍的主體則為徵發於安南（今越寮柬三國）的僱傭兵（annamese tirailleurs）。七國之師總人數蓋不過一萬六千人。（此七國聯軍總人數，史家各有異說。拙篇則根據摩爾斯前書，卷三，第十章，頁二六○至二八八中所引諸史料。相對之下覺摩氏所採較篤實也。）

　　在這個國際武裝大拼盤裡，誰也不服誰。所以他們沒個總指揮。大家開會打仗。各軍首於運河兩岸占好位置；向北對清軍防地分進合擊。八月五日清晨一聲砲響，這個各自為戰的入侵聯軍就開始進攻了。

　　這時中國方面唯一的戰將聶士成已死。武衛軍由馬玉昆、宋慶所統率。馬、宋均是清軍中腐化的舊式軍官、甲午戰爭時的敗將，畏日軍如虎。何況這次八千日軍之後，還有上萬的紅毛軍、黃毛軍呢！所以雙方一經接觸，清軍便陣腳大亂，一潰不可收拾。潰軍與拳民並趁機大掠。入侵聯軍雖非勁旅，但是防軍太差，兩相比較，他們就追奔逐北，大顯神威了。清方馬、宋兩將逃之夭夭。自覺守土有責的裕祿便在亂軍之中自殺了。時未數日，入侵聯軍便進佔通州。沿途姦擄焚殺之慘，固無待多述矣。

　　為李秉衡平反

　　在這場為時不及兩周的抵抗七國聯軍的戰鬥中，清廷上下可說是窩囊之極。在這群窩囊貨色中，值得一提的，反而是當年在山東的始作俑者，企圖組織義和團的李秉衡。

　　李秉衡（道光十年至光緒二十六年），號鑒堂，奉天（今遼寧）海城人，是張作霖的小同鄉。早年在清朝地方政府做小官。但此人十分廉潔耿直而勇於任事。曾為清議所嘉許。光緒十一年中法之戰時，他署理廣西巡撫，與馮子材合作，曾打出個「諒山之捷」的小勝仗，頗為輿論所頌。光緒二十三年曹州教案之前，李是山東巡撫，升任四川總督。就因教案為德國反對而去「督練長江水師」的。前文已有交代。

　　據毓賢說，義和團之起實是他和「鑒帥」搞起來的。──從歷史家絕對公正的立場持論，一位地方官為他所負責治理地方人民的幸福，把當時四處皆是民間自衛會黨、團隊，加以官方約束，納入正軌，有什麼不對呢，試看二十世紀中期的國共兩黨，尤其是共產黨，不都是如此的嗎？朱德、賀龍、劉伯承……不都是從幫會出來的？至於孫中山是洪幫，陳英士、蔣介石是青幫；張作霖是鬍匪……，歷史家也不應對他們亂作人身的譏評。

　　義和拳是一個有最大群眾基礎，而燒香迷信、雜亂無章的民間會黨。「鑒帥」要把他們有條有理的組織起來，有何不好，不幸的是時代未到；那個腐爛的朝廷，不具備組織群眾的條件。更無學理足資遵循，群運就出軌了。──朋友，再晚生數十年，他們就是「中共」和「越共」呢！越共那一群土包子，有了新式的組織，就能打得法帝集體投降、美帝落荒而走。──李秉衡的悲劇是時代未到，他做了時代的犧牲品罷了。

　　庚子之夏，天津既陷。西后大慌，乃向東南各省檄調勤王之師。這時東南三督認為老太婆咎由自取，袖手不管。可是此時在「長江督練水師」的李秉衡這位耿直的東北佬，忍不住了。他認為他要「勤王」；勤王不成，就應死節！

　　秉衡原是在長江流域參加「東南互保」的。在此最後關頭，大可安居華南，自保身家。可是這時他不顧自身安危，便隻身北上了。當此兵臨城下，朝中無主謀，太后親貴亂成一團之時，秉衡之戛然出現，真是黑暗中一盞明燈。其後中外史家都把李秉衡看成個死硬主戰派。其實李氏並不像端王、莊王那樣糊塗。他知道中國斷難對抗八國之師。但是權衡當時雙方的作戰能力，他在七月二十六日覲見太后時，認為「能戰始能和」。他主張「以兵法部勒」義和團群眾，堵住洋兵入京，始能言和。（見《庚子國變記》諸書）──這一點李秉衡是過分的自信了。他如真能「以兵法部勒義民」，他就是共產黨了。共產黨在他那個時代出現，就未免太早了。但是秉衡言之有理；兵法聽之可信。老太后聞言大喜。乃把京郊幾支沒用的武衛軍撥交秉衡統率，趕往天津堵遏聯軍。誰知他以卵擊石，潰不成軍。直至兵敗通州。他目睹清軍不戰自亂的情況，氣憤之極，就決定一死了之。

　　秉衡於八月十一日在通州張家灣自殺之前，曾留有遺書說：「軍隊數萬充塞道途，就數日目擊，實未一戰」，而巨鎮小村均焚掠無遺。「身經兵火屢屢，實所未見。」他自覺「上負朝廷，下負斯民，無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無心人矣。」（見《義和團史料》下冊，頁六四六。）

　　李秉衡是當時抗戰清軍的主帥。兵敗通州，他原可退保北京；北京不守，他仍可護駕西行。但是他是條漢子，戰局如斯，他沒臉皮來忍辱偷生，甘作敗將。他選擇了主帥在陣前自殺的行為，至少還為我們中國男兒留點骨頭！

　　李秉衡是我們中國近代史上，大敵當前而臨難不苟免的極少數民族英雄之一。「寄語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秉衡應該是名垂青史的！洋人後來把他列為「戰犯」；我們歷史家應該承認他是民族英雄。

　　徐家十八位女眷集體自殺

　　秉衡按體制、按官階，都是當時前線清軍的主帥、抗戰將士的靈魂。主帥一死、靈魂全失。兵敗如山倒，雄偉的千年古都，就再度陷敵了。

　　前節已言之，七國聯軍攻北京，是靠開會打仗的。他們在天津開過第一次戰略會議。第二次會議按第一次的議決案，是在通州舉行的。他們於八月十二日攻破通州姦擄焚殺了一天，也開了一個會。決議分配了各軍分進合擊的部位，和攻入北京後，各侵略軍在北京內外的佔領區。──可是子女玉帛當前，先入關者為王。十三日夜半曾鬧出諸將爭功的醜劇。尤其是俄軍想搶先入城。誰知他們低估了北京城牆的高度，屢爬不上；卻被隨後趕來的英軍從水門爬入而佔了「首功」。（見同上）

　　庚子年八月十四日（陰曆七月二十日）七國聯軍攻破北京，對北京市民尤其是婦女，是一場血腥的浩劫。最可恨的是當入侵聯軍迫近京畿時，那些土軍閥的滿族親貴載漪、載勳等人，竟把九門緊閉，使城內居民無法向四郊逃難和疏散。一旦洋兵進城首蒙其難的就是北京城內的婦女了。在那「失節事大」的宗法時代，婦女為賊所污，則生不如死。所以洋兵一旦入城，發現每一口井內都有幾個女屍。至於懸樑服毒者，更是無戶無之。其中大學士徐桐的滅門之禍，雖只一例，然亦可見其餘。

　　徐桐大學士原是一位力主扶清滅洋的老進士。洋人攻入北京時，他自知不免就自殺了。他兒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則是西后殺主和五大臣的監斬官。北京陷敵時，他逃避不及為日軍所捕，移交清方處死。（俱見《清史》本傳及時人筆記。）

　　徐氏父子之死可說是犯了政治錯誤的結果。可是當洋兵入城時，他們徐家竟有婦女十八人集體自殺。──上自八十多歲的老祖母，下及幾歲的女童，全家女眷，無一倖免。其中稚齡女童，年幼無知，怎會「自殺」呢？她們分明都是被長輩迫殺的。這些幼女何罪？──筆者握管至此，停筆者再。──遙想九十年前他們徐家遭難的現場情況，真不忍卒書。

　　我國歷代當國者的誤國，所作的孽，實在太大了。夫復何言？

　　「賠款」而不「割地」也是奇蹟

　　聯軍既占北京，分區而治。殺得人頭滾滾，其後又意欲何為呢？

　　義和團之起，原是激於列強的「瓜分之禍」。如今闖下了滔天大禍──八國聯軍佔領了首都，中國已成為八國共有的一塊大餅。大切八塊，各分其一，應該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後果呢！

　　誰知大謬不然。老太后對十一國公開宣戰絕交，一仗之下，被打得大敗虧輸，逃之夭夭。誰知又一次因禍得福。首都淪陷之後，瓜分之禍，竟隨之消失。她闖下如此滔天大禍之後，竟然寸土未失。最後只賠了銀子了事，不能不說是外交上的一個奇蹟！

　　至於這項奇蹟究竟是怎樣造成的，那就說來話長了。

　　歷來我國治拳亂史者，甚少涉及外交；而專攻外交史者，亦不願鑽研拳亂。殊不知拳亂始於瓜分（所謂「勢力範圍」也）；而瓜分之禍亦終於拳亂。豈不怪哉？拙篇原非外交史，本想一筆帶過，然其中錯綜複雜的關係也波及內政；治政治史少掉這一外事專章，政治史就不是全貌了。讀者如不憚煩，下篇再把這場國際「沙蟹」，分析一番，以就教於高明。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二卷第三期

【肆】五、「門戶開放」取代「列國瓜分」

　　「門戶開放」（Open Door Policy）這個名詞對每一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都是耳熟能詳的。它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上連續發生了兩次。兩次都在中國這位老人家病入膏肓、九死一生之時，搶救了老人家的性命。

　　第一次「門戶開放」發生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三年（光緒二十五年至光緒二十七年）之中，正巧也就在義和團和八國聯軍大亂之時。它是由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道光十八年至光緒三十一年）和那位接著康格出任美國駐華公使，自稱「大美國駐華欽差大臣柔（大人）」的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咸豐四年至民國三年）二人全力推動的。

　　海、柔二人所全力推動的這次門戶開放，粗淺的說來有個四句偈的要義，那就是維持中國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門戶開放、利益均霑」。這條要義的推行，海、柔二公是為著百分之百的美國的利益，美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資本家的利益，也是大美帝國主義的利益而構想的。他們並沒有對「支那蠻」（Chinaman）的利益想過半分鐘。相反的，在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上，這三年也正是美國「擴張主義」的最高潮。「門戶開放」和它原先搞「門戶關閉」的所謂「門羅主義」一樣，都是「擴張主義」的一部分。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形式」，正是他對這段世界史深入的觀察。──在下是個以「筆則筆、削則削」自許的臭老九，絕不因老列的帝國主義也崩潰了，就對他打落水狗。

　　事實上，就在這個「門戶開放」年代，數十萬我們的旅美先僑，也正在最野蠻的所謂《排華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s）壓迫之下，被整得家破人亡；夫妻兒女數十年不能團聚。我們的駐美公使伍廷芳是條漢子。為著護僑，他不惜攘臂力爭。正因為他是個第一流的外交官，美國國務院就對他作最橫蠻的杯葛和孤立，使他數年不能約見國務卿一次。光緒三十一年在中國國內也爆發了全國規模的反美和抵制美貨的群眾運動。──那是一樁有高度理性的愛國運動；不是像後來紅衛兵那樣胡搞啊！

　　所以那時橫蠻到絕頂的美國統治階層，何愛於與禽獸同列的「異端支那蠻」（這是當年加州的《排華法案》上對中國移民的定義）。可是此次他們所推動的「門戶開放政策」，卻搶救了衰邁的大清帝國一條老命，使它維持了「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四人幫、義和團闖下了如此滔天大禍，結果我們全體老百姓只各賠紋銀一兩銷案！你說這不是異數？沒這個門戶開放，我們這個古老的「東亞病夫」，可能就要和無用的「歐洲病夫」（The Sickmen of Europe）的鄂圖曼大帝國（Ottoman Empire）一樣，被各帝國主義大卸八塊的瓜分了。

　　老美救了我們一命的偉大友誼，我們就應該泣血稽顙，感恩圖報哉？朋友，國際間哪有真正的道義之交，大清帝國只是在各國的「利益均霑」的前提之下，與老美有點利害相同，也就無意中沾了點光罷了。當然，那時主持我們外交活動的東南三督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也是功不可沒的。讓我們再回頭看看在八國佔領中的北京情況，和我們三位外交領導是怎樣地撐持危局的。

　　長老會的牧師也佔領王府

　　前文已略言之，在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中旬，當七國侵華的雜牌聯軍一萬六千人，攻入北京時，他們是把北京分成幾個佔領區，各佔一區；留一區給他們的德國總司令和後至的七千德國兵來佔領。天道好還，這正和民國三十四年蘇美聯軍分區佔領柏林一樣。只是他們尚未在北京城攔腰築道圍牆，把北京一分為二罷了。

　　讀者試想，那時我們的大清帝國是何等窩囊，竟讓一隊兩萬左右的雜牌洋兵，佔了北京，橫行華北，這些洋兵在北京姦殺擄掠，是橫行無忌的。那時軍紀最壞的是俄國兵──壞軍紀是俄國兵的傳統。二次大戰後，佔領我東北的正規蘇聯紅軍亦不能免。作家蕭軍就是因對這批老大哥的行為不滿而被毛澤東罰令勞改的。

　　庚子十月始趕到北京的德軍，其軍紀之壞也是無以復加的。他們和二次大戰時的日軍一樣，為對被征服者顯示威風，殺人強姦擄掠，都是不犯軍法的。可是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軍，倒頗為不同。那時的日本剛做了外黃內白的香蕉帝國主義。初嘗滋味、乍得甜頭；他們要自我表現，力爭上流，因此作戰爭先，擄掠落後，一時頗為他們入侵的友軍和本地華民，另眼相看。

　　入侵敵軍的為非作惡，是可以想像的。可是原在東交民巷避難的上帝使徒，一旦重獲自由，居然也加入為非行列，那就出人想像之外了。當東交民巷和西什庫大教堂一旦被解圍之後，數千教民在數十位外國傳教士率領之下，乃一哄而出，在七國聯軍於大街小巷盲目擄掠之間，他們對北京城內情況最熟，就擇肥而噬，作起有系統的掠奪了。就以那時原在北京傳教的長老會中青年牧師都立華（Rev.E.G. Tewksbury）來說吧！在聯軍入城之後，他居然也強佔了一座王府。這座王府的主人可能是個「世襲罔替」的親王，他府內有各組建築五十餘座，大得嚇壞人。但是這位小親王（根據史料不難查出）其時不過九歲，不可能與義和團有什麼關係；更談不上是什麼「毀教滅洋」的戰犯。但不論怎樣，那位僅有縣長資格的都牧師，就把這座顯赫的大王府（在今王府井大街一帶）鵲巢鳩佔了。真是羨煞洋兵、妒煞同夥。

　　在都牧師搬入王府之前，此處已遭洋兵數度洗劫。但是王府太大，數度洗劫之後都牧師還找到白銀三千多兩（那時與美金比值，大致每兩值○．七四元）。單單這三千兩白銀就是個驚人的數字。因為後來都氏又在盧溝橋一帶為長老會購地興建一座郊區別墅，所費不過一千五百兩而已。

　　再者這五十座府內建築之內的傢俱陳設，各類名瓷和蘇繡湘繡的桌幃椅搭帳幔等物，所餘亦多。都氏竟異想天開地，擺起美國式的「跳蚤市場」，加以拍賣，大發其財。他的美籍友好，有的難免搖頭非議，而都牧師卻笑說是「上帝恩賜」。（見Marily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民國五十七年，pp.191至193。所引當時之第一手史料。此外本書作者所未及見的公私文件和國務院秘檔中亦觸手即是。）

　　這位老都立華牧師的兒子小都立華牧師（Rev Malcoml Gardner Tewksbury）。筆者亦曾有緣識荊。他是一位極可尊敬而熱愛中華的宗教老人；說得一口很標準的京片子。在五、六○年代裡，不知替多少對華裔新婚夫婦用漢語證婚。所引《禮記》、《詩經》也可信手拈來。他老人家後來衰邁時，有次深夜為黑匪毆劫，爬行回家。我們聞訊都趕去慰問。

　　都老和我們之間，教會內外的共同朋友極多。有的友好如看到上段拙文，可能覺得我應為尊者諱。我自己則覺得無此必要。蓋人類原是「社會生物」（Social Being）；任何個體的社會行為是擺脫不掉他自己生存的社會。拳亂時代在華的傳教士，他們目睹當時貪婪暴戾的滿族親貴的胡作非為；目睹義和團小將的殘酷殺人。都牧師那時僅是位美國青年，在死裡逃生之後，對迫害他們的中國貪官污吏的報復心情，原是不難理解的。再者，他們的行為雖然也是擄掠，但與當時橫行街頭肆意姦殺的洋兵，究不可同日而語。更何況這些小故事都早經哈佛大學師生採為博士論文之素材；而名垂世界文壇的大作家馬克吐溫，在其文集之內，對此也有長篇大論的專著。既然是舉世皆知的史實，我們就更不必為華文讀者特意迴避了。

　　馬克吐溫仗義執言

　　上述這些故事除掉見貨心喜的人之本性之外，他們也有些不患無辭的理論根據。那就是既是拳亂的受害人，不特中國政府要對他們負責賠償；中國民間也有負責賠償的義務。他們不特要向政府索賠；也要向民間索賠。因此一旦入侵的聯軍大獲全勝之後，義和團銷聲匿跡，教士教民一哄而出，整個華北城鄉，就是他們的天下了。不用說城鄉各地原先被毀的教堂教產要勒令所在地區鄉紳士民集資重建，而所建所修者，往往都超出原有的規模。如有動產被掠被毀，則本地紳民不特要折價賠償，而所折之價，一般都超出原值甚多。被迫集資的華民，敢怒而不敢言，只有遵命照賠，誰敢說半個不字呢？可是美國畢竟是個民主國家，上有七嘴八舌的議員，下有無孔不入的新聞記者，更多的是專門揭人陰私、挖掘內幕的「扒糞作家」（muckrakers）。這些神職人員在中國胡來，很快就變成北美各報章雜誌的專欄。事為大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道光十五年至宣統二年，原名Samuel Langhorne Clemens）所知。他為之氣憤不已，乃搖動大筆，在美國主要報刊上指名撻伐。教會不甘示弱，也組織了寫作班子。與馬氏對陣。但是事實勝於雄辯。加以他們的文筆又怎配與馬克吐溫交鋒呢，藏拙還好，抖出更糟。英語所謂「洗滌髒被單於大庭廣眾之間」（Wash dirty linen in public）。也可說是聲名狼藉，烏煙瘴氣吧！

　　最可笑的還有各不同教會之間的相互嫉忌與競爭。此種情況不特發生在華北，華中、華南亦不能免。尤其是「天主教」與「基督教」更是為著爭地盤、爭教民、爭教產而吵鬧不已。他們彼此之間又都各自享有「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某次有位天主教的「神父」，綁架了一位基督教的「牧師」，鬧入中國官府，而中國政府既無權也不敢稍加干預，只是當他們之間吵得不得開交時，始試作和事佬；在雙方對立之間，兩面磕頭。

　　新舊教之間也勢成水火

　　在安徽宿松縣那時也發生一樁更可笑的偷竊小事而鬧入巡撫衙門裡去。原來宿松一座基督教堂失竊；其它財物之外，連教堂大門也被小偷拆去了。當地紳民誰有這吃老虎膽量來收購這些贓物呢？尤其是教堂大門，誰敢要？誰知道小偷有外交天才，他搞以夷制夷，乃把這副門賣給一個天主堂了。當宿松縣知事奉美國牧師之命，追贓捕獲了小偷，而發現贓物卻落在一位神父之手；這位中國縣太爺傻眼了；回報無能為力。牧師不服，乃親向神父索取。而該神父則要他「備價贖回」。教堂豈可一日無門呢？牧師先生情急乃備款來贖；誰知神父認為奇貨可居，又提高叫價，比他原付小偷的贓款要高出一半。牧師不甘勒索，不願多付。不付則教堂無門；二人乃大吵。可是天主教比基督教組織更嚴密，勢力更大。牧師縱有再大法理，不付錢只好開門傳教。

　　他二人吵不開交，那在一旁觀吵的宿松縣太爺，兩頭作揖，也解決不了。因為他二人都有更高秩位，宿松縣七品小官，怎敢亂作主張？他本可以我們安徽人民血汗，代贖了事，但此例不能開也。

　　新教牧師吵不過舊教神父，乃具狀萬言，報向上海美國駐華總領事；總領事越洋報入華府國務院；為一副木板門，官司打了半個地球！向本國政府尋求公理之不足，牧師先生又具狀告向安徽巡撫。巡撫大人對華民固有生殺之權，對洋人的一扇木板門，他卻束手無策。──此事莊王、端王乃至西太后都不敢碰，你小小安徽巡撫算個鳥？

　　至於這副木板門最後主權誰屬？讀者賢達如有興趣，不妨去一搜盈篇累牘的美國國務院老檔，自可找它個水落石出。筆者不學，然十多個小時的工作時間，究比一副老板門值錢，所以就不想打破砂鍋去問到底了。但是還要嚕嚕嗦嗦說了一大堆者，也是因為見微知著。讓中外讀者們看看，我們那時作次殖民地的遭遇是多麼辛苦罷了。（見美國「國務院原檔」，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以後，總領事古德納致華府國務卿報告書及附件。）

　　德軍肆虐，傳教士收保護費

　　以上所述各國神職人員趁火打劫已屬過分，更可惡的則是他們一不做二不休，還師法當時橫行中國東北的「鬍匪」和今日美國的（華裔越裔）幫派惡少，把華北村鎮劃為「保護區」，向居民徵收「保護費」。因為當時八國侵華的佔領軍，尤其是遲到了兩月之久的德軍正向京津四郊，鐵路沿線，南及保定府，北至張家口，西去紫荊關，竄擾不停。大小村鎮，稍不如意，便被冠以義和團殘匪罪名，恣意燒殺。當十月十九日部分南侵聯軍（美軍未參加，俄軍主力已撤離北京）奉瓦德西之命，進佔保定時，當地中國地方文武官員由署直隸巡撫廷雍率領，奉李鴻章之命，持白旗備厚禮，全體出城郊迎。（此時李鴻章已在北京。李於十月十一日抵京，瓦德西則於十月十七日抵北京。李較瓦早到一星期。）誰知聯軍甫入城便將廷雍逮捕。旋即自組一軍事法庭，以中國式的「三堂會審」的派頭，使罪犯袒跪庭前供認罪行，然後將廷雍及保定守尉奎恆、駐軍統領王占魁等三人當眾砍頭。道台譚文煥則被捕解天津，由洋人自組的都統衙門斬首示眾六日。其它小官小吏甚至無辜百姓被捕殺獵殺者，更無法統計。其後數月聯軍更四出竄擾數十次。（以德軍為主，法、意軍次之，英、美軍未多動。俄軍在直隸亦未動；在東北則攻佔未停。日軍在直隸未動，在南方則圖竊據廈門。俱見下節。）華北州縣騷然。

　　德軍四出，也提供傳教士發財良機。這就是所謂「保護費」或「保險費」了。他們四出由口頭或書面向鄉鎮勒索，出資者可保證不受洋兵騷擾。為著妻孥的安全，為著生命財產的保障，偷生於白色恐怖之下，戰慄華民，誰敢不罄其所有？！

　　以上都是鐵案如山的事實。筆者信手拈來若干節，只是冰山之一角耳。然縱是一鱗半爪，亦可聊概其餘。筆者試選一二之目的，只是想說明，歷史裡面的悲劇與善惡，都不是絕對的。一個手掌打不響，兩方面各有善惡。拳亂時代我們大清王朝內的貪官污吏，昏聵糊塗，和義和團的畫符唸咒，其劣跡固罄竹難書。但是侵凌我們的東西帝國主義，也萬般混帳；不特他們的軍閥政客毒販奸商，罪無可逭；連他們專程來華勸人為善的上帝使徒，亦不無可議。如此則堅持「帝國主義不存在論」的中西學者，又從何說起呢？。

　　歷史就是歷史，故筆者直書之。知我罪我，則由讀者公斷之也。

　　瓜分中國事小，瓜分英國市場事大

　　可是就當大清帝國首都淪陷，列強串謀，瓜分就在旦夕之際，所幸美國立場堅定，極力淡化此一國際戰爭。把它說成「拳匪叛變」（boxer　　 rebellion）。洋兵來華，只是助剿拳匪，而保全了大清帝國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對各國只賠點銀子了事。

　　美國何以心血來潮，搞起「門戶開放」這宗新花樣來呢？那就說來話長了。須知「門戶開放」這個東西原是英國貨。只是英國賣起來有些尷尬；乃假手美國推銷，而坐收其利。美國認為有利可圖乃大推特推。結果變成個燙手山芋，欲丟不能，致使若干美國外交史家竟把它看為「鑄成大錯」（a real blunder，見Samuel Flagg Bemis著《美國外交史》第二十七章）。

　　英國為什麼要搞個門戶開放呢，本篇不能撈過了界來大談外交史。因此只想以最簡短的辭句，略事交代：在「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時代，英國對中國的企圖是要把大清帝國造成「第二印度」。可是為時已晚。在「英法聯軍」（咸豐八年至咸豐十年）時，英國所搞的是政治與列強合作，經濟則大英獨佔。這一點英國搞得十分成功。從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光緒二十年至光緒二十一年）直至「八國聯軍」前夕（光緒二十五年至光緒二十六年），中國內河、沿海和對外航運的百分之九十及中國進出口貿易百分之七十都操縱在英商之手；而商品價值中百分之六十以上，又係英商經營和運載的鴉片毒品。

　　這種「毒品貿易」（drug trade）可能是世界經濟史上利潤最厚的貿易了。今日還是如此。「鴉片」是一種「黑色黃金」（烏金），只要有貨，不怕沒買主。吸毒者縱傾家蕩產、鬻妻賣子、盜竊殺人都是要全力搜購的。癮君子不可一日無此君也。庚子之前，中國對外開放貿易者共有三十五個港口之多。幾乎無一港口不是以英商為主；也無一埠非煙毒瀰漫之區也。鴉片一項已足說明一切。其它商品，就不必多提了。

　　可是這種以英商獨大的中國進出口貿易，到光緒二十三年就受到嚴重挑戰了。前此一篇已言之，自德人佔了膠澳，俄人佔了旅大，法人佔了廣州灣，英人自己也補佔了九龍與威海衛，與這些港口鄰接的中國腹地，漸次就淪為列強的「勢力範圍」（spheres of influence）。在這些「範圍」之內，各列強始則強迫中國不許在各該範圍內，讓第三國插手租借土地或築路開礦。次一步則各「範圍」就要逐漸被各列強劃為「保護地」（protectorate）。第三步則各列強就要各自建立其海關體制、關稅稅率和行政系統。如此一來，大清帝國就變成鄂圖曼帝國和波蘭第二。要被列強正式「瓜分」（partition）了。「瓜分中國」（cutting the Chinese melon）幾乎已成定局。

　　這一瓜分形勢大致說來是：俄佔滿蒙新疆。德國以山東為中心，南向至吳淞口，北到秦皇島，西及西安和宜昌。法則囊括滇桂川黔四省和粵西。日則獨佔福建包括廈門。英國如參加瓜分，則可侵佔長江流域、粵東地區和西藏。

　　這一瓜分局勢之迅速形成，作為倒楣的「炎黃子孫」不必談了；讀者試思，您如果是英國首相或美國總統，您作何感想，中國對外通商的三十五港口，二十一行省，蒙藏新疆地方，原來都是一強獨大的英國市場；對美貿易粗及百分之二十。其它列強對華貿易之總和則不及百分之十。如今這些小鬼竟然要把大清帝國瓜分！在英國人看來，他們瓜分的不只是中國而是大英帝國的市場──這市場有四萬萬消費者，值百抽五由英國管理的低關稅，無限供應的廉價勞工，開不完的煤鐵礦，建不完的鐵路。千萬以上吞雲吐霧的癮君子……，要讓這些小鬼來「瓜分」？他們瓜分中國事小，瓜分英國市場事大！因此，英國佬就要設法阻止他們來瓜分中國了。

　　要防止中國被瓜分，就要維持半死不活的大清帝國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並取消列強劃定的「勢力範圍」。但是在老虎嘴裡搶肉豈是易事？為此，老謀深算的英國政客就雙管齊下了；他們一面要積極設法阻止列強瓜分中國；一面又要積極參加列強瓜分中國的設計。庶幾阻止不成，大英帝國在華的利益，也不會落空！

　　為著不在瓜分行列中落伍，當法國正強租廣州灣時，英國就先強佔了九龍──其後遺症至今未了。在德國強佔膠澳、俄國迫租旅大時，英國又單刀直入，強租了威海衛。為防德、俄兩面夾攻，英國乃向德國暗示，絕不妨礙德國以山東為「勢力範圍」；英之強入威海衛者，防俄而已。但是它又於光緒二十五年四月與沙俄明訂條約（所謂Scott-Mouraviev協定），以長城為界，把兩國在華築路特權，一分為二。互不干擾。這些都是英國為瓜分中國設伏；但是它真正的政策，則是要阻止列強瓜分中國。這樣它就只有遠渡大西洋去疏通對瓜分無份的美國了。

　　美國突然變成遠東強國

　　美國在二十世紀之前原非世界性強國，尤其遠東之強，雖然它在中國的貿易，遠在鴉片戰爭時已竄升至第二位。北美大陸是真正的地曠人稀，資源無限。因此它的擴張主義者在大陸之內已忙不開交，無暇及於遠東也。可是當美國漸次進入太平洋，併吞掉夏威夷之時，正值中國甲午戰敗，免疫能力全失。後起的歐洲小帝國主義的德義兩國竟然也尾隨小日本之後對中國興風作浪（如前篇所述），並激發了義和團在山東之崛起，也引起歐洲列強對華作「強取租借地之爭」（battle of concessions），因此，少數美國殖民主義者這時也沉不住氣了。他們主張也在中國沿海與列強搶奪殖民地。當時駐華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就是個積極分子。他向國務院一再建議，認為美國如不乘機動手，將來會悔之已晚。他這一呼喚，美國國內原不乏答腔人。麥金萊總統心頭即忐忑不定。少數海軍將領則摩拳擦掌。他們心目中在中國的殖民地是：北自大沽、南及廈門，中間有山東的芝罘，浙江的舟山群島，和閩浙之間的三沙得一便可作「加煤站」（coaling station）。──那時美國海軍與商輪在遠東「加煤」，都要仰仗英國殖民地。老美心殊不甘也。

　　就當這極少數擴張主義者正在龍心不定之時，誰知天賜良緣，為著古巴問題，美國忽然和西班牙打了起來，想不到這場為時不過四個月的「美西戰爭」（光緒二十四年四至八月），西班牙這個老牌帝國主義竟如此窩囊，被美國打得一敗塗地。美國隨之解放了古巴；佔領了波多黎各（也使今日紐約變成了波人樂園）和關島；也使那擁有六千島嶼的菲律賓歸順於星條旗下。總之，一夕之間，美國就變成了世界強國；遠東政局因此也隨之徹底改觀了。

　　美國力量在遠東的異軍突起，對它國內的擴張主義者自然是個絕大的鼓勵。例如美國駐廈門的青年領事蒲安臣．約翰遜（Anson Burlingame）就興奮不已。約翰遜知道菲律賓的經濟大權是掌握在華僑之手；而菲律賓華僑主要來自廈門。如今美國既然佔領了菲律賓，如果再佔個廈門，建立一條美國掌握的菲華經濟之橋，把菲律賓接往亞洲大陸，那該多美？！自此以後，約翰遜就變成了廈門的守門之犬。庚子八月當日本人正想渾水摸魚，趁拳亂正烈之際，在廈門製造藉口，接著便派遣水兵登陸，以圖佔領廈門時。第一個攘臂而起大呼抗日的竟然不是中國人，而是約翰遜這個小帝國主義者。他終於夥同英國水兵，把日本人趕回大海。（見美「國務院原檔」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一日及以後駐滬總領事古納德致助理國務卿T.W. Cridler 諸函及附件；並參閱Young著前書，頁一○一至一○二，一七五至一七九。）

　　小班超不識大利害

　　這些美國的小班超勇則勇矣，但是他們所作所為並不一定得到國內輿論的支持。美國畢竟是個氣魄恢宏的民主大國。國內多的是帝國主義者，也多的是反帝人士。美、西之戰本是兵以義動。趕走胡作非為的西班牙帝國主義；援救古巴出於水火。誰知美國海軍小將喬治杜威（George Dewey）竟如此英勇；他從香港帶了四條小艇，星夜趕往馬尼拉，三砲兩砲也把西班牙趕出了馬尼拉；轟毀敵艦十艘，自己竟未折一兵一卒！乖乖，這個小班超也實在是英勇非凡。可是同樣的，勇將不得重賞。美國輿論和上下兩院卻認為此舉是以暴易暴！美帝哪裡就比西帝更好？──所以麥金萊後來的併吞菲律賓法案，在參院只以一票多數通過。

　　再者這些小將的行為也解決不了大選期間的政治問題（光緒二十六年麥氏正競選第二任）。麥金萊和他的共和黨當時（讓我且引用一句當今台灣的術語）是搞「金權政治」的，離不開大企業大財團和大地主。其時美國南部的棉紗紡織工業的主要市場──占出口總量之半──便是中國。

　　【附註】清末民初之際那種又白又細又軟又廉的「洋布」，已徹底摧毀了我們已有三千多年傳統的「男耕女織」的農業經濟體系。農村破產，貧下中農就只好去加入白蓮教、義和團、大刀會和紅軍了。美國這時的大地主動輒佔地數萬乃至數十萬英畝。哪像我們眼皮淺的毛主席把十畝八畝地的小地主，也鬥得死去活來。

　　庚子年拳亂一起，中國華北東北大亂，半個地球之外的美國南部棉紡工業也隨之半數停產，損失不貲。縱使如此，光緒二十六年美製棉紡織品輸華總額仍有兩千三百七十四萬五千美元之巨。（見Charles S. Carnpbell, Jr.,Specia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New Haven，民國四十年。pp.10，19至20）較十年前增加一倍。

　　中國東北當時也是美國德州油商，當年的美孚公司，今日的洛克菲勒財團的市場。拳亂未起之前，美油已逐漸受俄油之排擠。拳亂一起，俄軍迅速自南北兩路侵佔東北。在北部它逼死黑龍江將軍壽山；在南部它迫令奉天將軍增祺（那位招安張作霖的滿族地方官）和它私訂終身，來個秘密的中俄地方協議，奪取特權，造成既成事實；然後再逼令李鴻章在中央追認。可憐的李中堂就是在衰邁的風燭殘年，被俄人活活逼死的。此是後話，見下節。

　　【附註】和中國地方當局私訂終身，然後再要中國中央追認，是沙俄赤俄通用的老辦法。君不見二次大戰時史達林對盛世才兄弟，對高崗，對張治中，對陶峙岳所用的手段是與韋特諸公前後輝映；高崗丟掉腦袋還不是和史達林勾結的結果，──先提一下，以後自有篇章、再慢慢交代。

　　在那個「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的美國，山姆大叔成了暴發戶，不但商品充斥，需要外國市場；他和比他更早發財的英國老大哥一樣，鈔票也多得一捆捆地無法使用。小暴發戶們有時會隨手用十元鈔票（值十三兩銀子）來點火抽煙；大暴發戶的鈔票堆起來，真是燒也燒不完啊；朋友，這是資本家暴發階段的普遍現象嘛！我們大陸上的左王們。開口閉口，什麼「資產階級的污染」。這些打赤腳出身的老八路，曉得個鳥。台灣的朋友多喝幾瓶ＸＯ，嚇唬嚇唬「老外」，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美國當年的資本家，黃金美鈔多得受不了。國內消化不了，他們也要到國外去投資，他們不搞歐洲式的「殖民主義」去佔領疆土；他們要在海外投資，建立企業，修築鐵路，代替土地佔領。這時亞非拉落後地區的殖民地已被歐洲列強瓜分殆盡，只有中國還剩一塊完整的落後荒原有待開發。所以美國金融家、銀行家也就看中中國了。

　　就以鐵路大王哈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道光二十八年至宣統元年）來說吧！他老人家在庚子年間，一個人便掌握了鐵路六萬英里。比中國大陸今日（二十世紀九○年代）全部鐵路總長還要長過一萬八千英里（民國七十九年中國大陸上鐵路總長度為六七五四九公里，合四一九七三英里。見《大英百科全書．民國八十二年世界年鑒》頁五八五）。那時還沒有飛機，哈大王要建築「環球鐵路」。中國這塊荒原一片，築起鐵路來，多過癮！說老實話，我們這片大沙漠，不讓哈王爺來築幾條鐵路也真是罪過！今日美國如再出個哈大王，能來中國投資築路多好，誰知我們的「辛亥革命」就從「護路風潮」搞起的呢！當年有的美國人買錯了中國鐵路股票，迨人民政府成立時，他們還在鼓噪索賠呢！

　　再看看那家已發財三代的「毛根財團」有多少黃金美鈔？哈里曼築路需要鋼鐵；而鋼鐵則掌握在卡內基（Andrew Carnegie，道光十五年至民國八年）和毛根財團之手。老毛根（J.S. Morgan，嘉慶十八年至光緒十六年）搞銀行發了大財之後，兒子大毛根（J.P. Morgan，道光十七年至民國二年）花鈔票為企業建立「美鋼」（ＵＳＳ，且看今日大陸上的「首鋼」、「寶鋼」、「安鋼」）、「美電」（電話電報ＡＴ＆Ｔ）、「奇異」（ＧＥ）等等；使這個王子變成王中之王。到王子之子，老王之孫小毛根（J.P. Morgan, Jr.,同治六年至民國三十二年）崛起時，他點鐵成金，加以收藏。一下把全世界黃金總儲量的百分之八十，裝入私人荷包！

　　朋友們知道嗎？全世界黃金總量沒有多少噸呢！我們如把全世界的黃金（包括你的金戒指和你夫人的金項鏈），通統放入矗立美京的華盛頓紀念塔之內，也裝不到頂呢！但是小毛根一人便擁有百分之八十的純金的華盛頓紀念塔，那也就夠嚇唬人的了！

　　試問小毛根搞這麼多黃金幹嘛呢？──吃喝嫖賭，討姨太？曰非也。小毛哈佛大學畢業。做了一輩子文學藝術的大護法，私生活相當高級而嚴肅。加以「日理萬金」忙不開交，哪有工夫作狎邪遊？或問：那麼做個大資本家，搞這麼多黃金美鈔，作何用場呢？

　　要解答這項哲學問題，你得回過頭去，問問咱們自己的老毛（澤東）：主席呀！您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鬥垮了蔣介石，又鬥彭德懷、又鬥劉少奇、又鬥林彪……鬥來鬥去，「不鬥行嗎？」不鬥為啥就不行呢？老毛患不己知，是無言以對的。

　　明乎此，朋友，我們就有接近真理的解答了。原來「老毛姓社；三毛（毛根氏三代）姓資」。姓社的鬥的是「權」；姓資的鬥的是「錢」。社姓英雄說：「大丈夫寧可千日無錢；不可一日無權」；「有權便有一切，過時不候」！

　　資姓好漢也會說：「男子漢寧可千日無權，不可一日無錢」；「有錢便有一切，愈多愈好」！所以毛澤東和毛根氏祖孫三代，都姓毛。原是一家人。只是一個愛權，一個愛錢，大家都不一定愛國罷了。不幸老毛是生在一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裡，所以他只許政客搞權，而不許人民搞錢。國家要管制一切，弄得我們十億同胞都一窮二白。

　　三毛則是生在一個「社會強於國家」的傳統裡，所以他們只許資本家搞錢，而不讓政客攬權。──「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The best government governs the least）嘛！政府不管事，因此就弄得盜匪橫行，娼妓滿街了。

　　所以姓社和姓資的原是一丘之貉。只許搞錢，不許搞權，固然有欠公平。但是只許姓社，不許姓資，也是照樣落伍。

　　可是本世紀初的庚子年代，美國是姓資的當家，麥金萊總統只是他們的馬前卒──他們只要全中國門戶大開做他們的市場；他們對他們自己的小班超在中國沿海搞小型帝國主義，認為是違反國策，對俄德法日想瓜分中國，他們也是反對到底的。──他們所要的只是這個完整的中國大西瓜。光緒爺是否應該復政，在他們看來，也大可不必！他們看中的只是西太后亂政統治下的那個腐爛的大帝國；大清臣民只要每人多穿一條洋布褲子，就可保證他們紡織工人一輩子不會失業。你們小班超要佔領一兩個彈丸之地的「三沙」，徒具惡名，有個屁用！

　　段數高超的唐寧街外交手腕

　　這一種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不特當時竊政中樞的滿族親貴，端王、莊王等一無所知；連康有為、梁啟超、劉坤一、張之洞也一知半解。他們只知道英美對華政策比較溫和開明，不像德俄那樣窮凶極惡，就誤認為英美是禮義之邦。他們也就變成親英美派的主力。英美對華何以滿口仁義道德，他們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余讀康子論英美文，固知聖人尚為一老學究也。

　　可是天下事每每是「一物降一物」，若論十九、二十世紀之間的國際關係，則美國牧童就遠非倫敦唐寧街政客的敵手了。倫敦政客知道有關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為英國利益之必需；然英國一國絕不能對抗俄德法日等瓜分派的聯合阻力。所以唐寧街非拉美國下海不可。但是他們也知道美國朝野親英分子（如海約翰這一類今日所謂ＷＡＳＰs：白種盎格魯．薩克遜新教徒）固多；反英分子（如德裔、愛爾蘭裔及天主教徒等）亦復不少。怎樣使前者突出，後者緘默，這是一宗外交上的大藝術。

　　再者，門戶開放政策對英國固有「大利」，然亦有「小弊」。──門戶開放了，則香港九龍、威海衛、西藏和緬甸，開放不開放呢？為大英帝國的最大利益著想，它如果能「只開放人家，不開放自己」，那就十全十美了。

　　朋友，大英帝國的外交政策，這時就向這個十全十美的方向前進。這就是近代國際關係史上的所謂「門戶開放照會之擬訂」（Writing of the Open Door Note）這一章的主要內容了。

　　門戶開放觀念之出現實始於當時已掌握中國海關四十餘年的總稅務司，英人赫德（Sir Robert Hart，道光十五年至宣統三年）和他的助手黑卜斯萊（Alfred E. Hippisley）。英人於「英法聯軍」（咸豐八年至咸豐十年）期間強奪了中國海關，原是一種破壞「條約體制」（treaty system）的非法行為，曾為當時美國駐華公使馬歇爾（Humphrey Marshall）所強烈反對。但是到光緒二十三年當德俄等國在中國強佔租借地，搞非法的勢力範圍時，英國人為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乃倒打一耙，反說他們破壞「條約體制」；英國因而要聯合美國，替中國主持公道，甚至為中國助練新軍，來維護這個「條約體制」！門戶開放的原始基礎便是從這個「維護條約體制」的觀念開始的。

　　長話短話。英國為著促使美國支持英國政策，它首先是在親英的美國社團和政客中「造勢」（今日台灣政壇通行的術語）。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因有英國財界議紳貝思福（Lord Charles Beresford）在美國鼓吹門戶開放，英美合作的巡行演說。真是天如人願，當他們正在造勢的中途，便發生了上述的「美西戰爭」，把全美政客和媒體的注意力都吸向遠東去。美國既佔有菲律賓、關島、夏威夷，英美如一旦攜手，則三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海（黃海、南中國海和地中海）便是他們兩國的天下了。

　　美西戰後美國的擴張主義者氣焰熏天。他們也主動拉攏英國。英美攜手，則列強在遠東的均勢，就變成一邊倒。縱使俄德法日對中國仍有瓜分的企圖，英美二國只要消極的示意不參加，他們就得趕快住手；堅決說「否」，其它列強也就趕快表態──公開聲明對中國並無「領土野心」。這就使「門戶開放政策」從「維護條約體制」，升級成為英美保險公司，擔保中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甚至擔保胡作非為的慈禧老太后，也不必向兒子「歸政」了。

　　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英國是最重實際利益，最有遠見，其手腕也是最能屈能伸，恰到好處的。吾讀英國外交史，真未見其有嚴重「敗筆」也。──縱使是後來的「慕尼黑」，那也是對一個有心理病態的獨裁者的估計錯誤，而非正常外交政策的失敗。

　　英國人搞外交之有如此高超的段數，我想是它全民族政治成熟的結果。他們搞國際政治發育最早；成熟也早。整個外交政策之逐步落實，是它全民族智能的產品。不像美國專靠幾個鋒頭人物；或我們中國專靠幾個獨夫獨婦「一句閒話」也。

　　深沉的英國人都知道，膚淺的美國人都是有自大狂的。對中國搞門戶開放，是不能採取英國主動、美國追隨的Anglo-American方式；相反的，他們要搞個American-British 的順序，使美國領先，英國追隨，則美國牧童就一馬當先，勇往直前了。

　　英國這一計「低姿態」玩得十分巧妙。果然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海約翰就浪得虛名，變成「門戶開放先生」了。當海氏於光緒二十五年九月電送《門戶開放照會》至英倫時，唐寧街政客還半推半就地來個「有條件的接受」（Conditional acceptance）！「條件」者何，說穿了就是「只開放人家，不開放自己」。一般美國佬（包括若干歷史家！）都以為英國支持美國政策而大樂；約翰黃牛亦以十全十美的收場而心滿意足。

　　朋友，和英國佬辦外交，要讀書呢！光和肥彭大人出粗氣、拍桌子，有個屁用！

　　李鴻章段數也不低

　　現在再回頭看看我們自己的蘇秦、張儀。

　　在庚子年間，我們這個腐爛的大清帝國，真能在國際間縱橫捭闔，為列強側目而加意防範者，還是那位老謀深算的李鴻章。

　　不才讀中國近代史數十年，深感近代中國堪稱為「外交家」者，只李鴻章、周恩來二人。不幸周公受制於一個不學有術的暴君。因此他和一輩子稀泥而長才不展，庶民溝壑，真國族之不幸。

　　李鴻章則在一個腐爛而癱瘓了的帝國體制之內，「與婦人孺子共事」（此語為鴻章與俾斯麥對話時感嘆之言；筆者幼年聞之於曾為李氏幕友的鄉前輩）。受制太多而難展所長，終以悲劇人物收場。周、李二人都是辦「外交」而受制於「內交」，夫復何言！

　　至於筆者曾為之作傳的外交長才的顧維鈞先生，到頭來只能算是個不世出的「技術官僚」（technocrat），博士幫首。其在歷史中浮沉，終難望李、周之項背耳！

　　鴻章在甲午戰爭時以「一人而敵一國」（梁啟超語），兵敗；全國詬怨竟集矢於李氏一人。拳變前夕，李被下放，避禍於廣州。拳亂既作，舉朝上下（包括鴻章自己），又皆知折衝樽俎，和戎卻敵，仍非李不可。因此自六月十五日起，匝月之間，懿旨聖旨詔書十下；促鴻章回京，撐持大局。這時長江二督張之洞、劉坤一也深知才有不敵。為撐持此危局，必要時他二人寧願擁戴李鴻章出任民國大總統。事詳前篇。

　　鴻章此時一身繫國族安危。他在廣州奉詔時，華南震動。兩廣臣民和香港英督均深恐鴻章一去，華南將不免動亂而群起挽留。李氏自己當然也知道，此時朝中西后與滿族親貴四人幫沆瀣一氣。他這個「二虎」之首，一直被他們公開辱罵為「漢」奸的「李二先生」，何能與這群無知而有權的「婦人孺子共事」，所以他在廣州遲遲其行。但是中國將來與八國媾和，鴻章勢必首當其衝，責無旁貸，因此他在廣州，對內對外都要大搞其「水鳥外交」（duck diplomacy水上不動，水下快划）了。

　　【附註】義和團所要殺的「二虎」共有三人，李鴻章、奕劻和榮祿。李實居首。奕、榮二人則互補第二名。

　　首先他要知道當時中國駐列強使節是聽朝中當權的四人幫的話，還是聽周總理的話。幸好這些使臣如楊儒、羅豐祿、伍廷芳……都是他的老班底，沒有做風派，更沒有變節，他可以如臂使指。對列國政情瞭如指掌。為爭取外援，他甚至不惜假傳聖旨。

　　【附拄】筆者在美國原檔內發現，七月二十日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麥金萊總統親遞由光緒具名的《國書》一件。情辭懇切。大意說大清時局失控，舉世交責，至屬不幸。他懇請望重全球的麥金萊總統能作一臂之援，號召各國恢復舊好，云云（見美國務院公佈光緒二十七年「對外關係」原檔）。這件《國書》顯然是李鴻章偽作。蓋北京此時不可能頒此國書，而國書日期為七月十九日繕發，翌日便抵華府更無此可能。清檔中亦無此件。

　　第二，他要摸清自己朝中的老底子，看四人幫的控制究竟深入到何種程度。幸好這群小親貴原只是一群浮而不實的高幹子弟。亂政則有之，控制則未必。他們對那些老謀深算的老幹部的水鳥政策，是莫名其妙的。（文革期間那個四人幫和這個四人幫，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鴻章很快的就與奕劻、榮祿甚至慈禧建立起秘密管道來。奕劻、榮祿原都是李的政敵，但此時救命要緊，他二人暗中對李鴻章是言聽計從的。他二人對西后的私語，其影響力亦不在載漪、載勳之下。

　　這時北京對外的電訊己斷，但北京與濟南之間的傳統驛馬最快的「八百里加急」，仍可照跑。往返一趟需時六日，而濟南在袁世凱治下，與各省會各商埠，則電訊暢通。所以華南各地與北京往返訊息需時八天（見李鴻章與駐滬美國總領事古德納談話記錄，載美國「國務院原檔」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二日古氏對國務院之密電）。鴻章並派遣兒子經述長駐濟南，觀察京津並監管電訊。因此，李氏對國內外訊息的掌握，都相當正確而完備；可說是達到知彼知己的境界。七月十六日鴻章自袁世凱電報中得知慈禧已任命他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重任，七月十七日遂立即北上，二十二日抵上海，就正式進入外交前線了。

　　棋高一著，逼手逼腳

　　筆者在前節已交代過，庚子年間列國對華外交是各有其既定政策；他們在彼此之間是互爭短長，永不罷休的。可是他們對中國朝野的反應如何，則一向是耳邊風，絕不買帳的。中國的外交家，縱使本事通天，你所可能做的，至多只是在他們之間，搞一點挑撥離間的工作，使他們鷸蚌相爭，你收點漁翁之利。所幸的是他們之間的鷸蚌之爭是永不休止的，而我們的李鴻章（周恩來也是如此）卻正是個搞以夷制夷聞名世界的高手。

　　筆者落筆至此，心有餘酸。蓋二次大戰之末，當羅、邱、斯三人在「雅爾塔」會商支解中國時，羅氏忽然良心發現說：「我們還沒有通知蔣介石呢！」斯氏莞爾說：「我們三個人決定了，蔣介石還敢翻案？」果然蔣介石不敢翻案，而蔣氏之下的幾位，卻又是只想承旨做官的政客，因此那片大於台灣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就被他們不聲不響的斷送了。──李鴻章這個「封建官僚」，還沒有這樣窩囊呢！

　　所以當李氏於七月二十二日在上海登陸時，那些作賊心虛的列強外交官總領事，怕他挑撥離間，幾乎對他一致杯葛。海約翰雖然對老李不無興趣，一再訓令古德納與李鴻章接觸，而古氏這個小班超卻大不以為然。他一再向上級頂嘴說：你們在華盛頓認為李鴻章是個政治家，我們（指列強在滬的外交圈）在此地都知道他是個老奸巨猾、專搞挑撥離間的大騙子呢！（見上引「原檔」，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古德納致海約翰之密電。）

　　對老李挑撥離間的伎倆，最感惱火的莫過於那位急於要把中國瓜分的法國殖民部長了。他後來曾特撰長文，警告法國朝野。千萬要提防李鴻章的挑撥離間，並大聲疾呼說：

　　李鴻章之分化聯盟政策已著成效。中國駐外使節在鴻章指導下，破費活動。對俄秘密交涉；對美法請求調解；對德國道歉；對日本動以種族情感相召；對英以長江商業利益之保護為詞……（把入侵列強挑撥離間得七零八落）（見前引《李鴻章年（日）譜》頁四二四，轉引自ECHO CHINE及《字林西報》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二日。）

　　我們老奸巨猾的李鴻章，在這兒是被那位一心要瓜分中國的法國殖民部長說對了。但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老李為扶清保國，除掉老奸巨猾、挑撥離間之外，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呢？

　　這位法國殖民主義的大總管對老李這一套也無可奈何；只有眼睜睜的看他去「挑撥離間」。老合肥倚老賣老，陰陽怪氣，也從不諱言。各色洋人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上，也哭笑不得！朋友，搞外交、搞國際政治，原來就是賭博，就是下棋嘛！──棋高一著，逼手逼腳。你下不過老頭子；你對老頭子，就哭笑不得。

　　弱國未必無外交

　　古德納這個小班超對老李原有極深的成見，也對他處處設防。但是這個手扶大美伯理璽天德敬贈的枴杖，腦後拖個豬尾巴，呵呵大笑，蹣跚而來的中國老頭子，可不把這個小洋人看在眼裡呢！他出言不遜，口口聲聲「你們的康格，和康格的老婆……」怎樣怎樣。

　　略通漢語的古德納認為這老頭太不懂外交禮貌；那位中國翻譯也頓感尷尬，乃改譯為「康格公使夫人」如何如何。可是也略通英語的李老頭子卻大聲改正他說「瓦壺、瓦壺」（wife，wife），弄得古德納啼笑皆非，奈何他不得。（筆者幼年即嘗聞這一則「李鴻章軼事」，原以為是好事者所編造。誰知後來在美國檔案中發現，竟實有此事。見上引「原檔」，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古德納致國務院密電。）

　　李鴻章這次到上海，原是有備而來。至於怎樣對付這批小帝國主義，他是胸有成竹的。他知道海約翰曾於七月三日向各國送致「備忘錄」。重申美國在此次事變中對「門戶開放政策」的堅定立場，並突出保證中國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此一文件以「循環照會」（circular note）方式通知各國；各國毋須覆文。按國際法規，受文國如不適時提出異議，則被視為默許。此備忘錄即有「臨時協定」（modus vivendi）之約束力。（參見美國務院公佈之光緒二十七年「對外關係」檔。）海約翰此一modus vivendi之提出是得到英國全力支持的，而美國此時在老麥克阿瑟將軍（道格拉斯之父）指揮之下的駐菲美軍亦有七萬五千人之多。故海氏提出之照會，俄德法日意均不願說半個不字也。

　　根據此項重要的外交情報，李鴻章也就制訂了應變的腹案。為著貫徹他自己的策略，他首先要折折這批小洋人的驕氣。在拳變期間，華人對洋人的態度是走兩個極端的；義和團和四人幫對洋人是懸賞緝拿、斬盡殺絕；互保區臣民和「二毛子」，對洋人則奴顏婢膝，一恭三揖。一個小小美國總領事，把個中國宰相也不放在眼裡的。所以老李要折其驕氣，使他服服貼貼為自己傳話。說也奇怪，自此以後，古德納縱是在他的密電裡，對老李的態度也大為改變。

　　李鴻章當時應變的腹案大致有如下數端：

　　第一，他要在國際公法裡把中國由交戰國換成受害國；拳匪是叛逆；兩宮被劫持（有榮祿密電為證）。宣戰詔書是「矯詔」；入侵洋兵是來華助剿叛逆。按此邏輯，則入侵之洋司令官，包括瓦德西在內都要變成李中堂的「戈登將軍」了。因此中國對來華助剿的洋兵固有賠償軍費的義務；但是助剿各國卻沒有對華要求割地的藉口。如此「賠款」而不「割地」，大清帝國就可倖免於瓜分了。李鴻章這套「拳匪叛亂」的邏輯，當時亦竟為入侵列強所默許。其實老李哪有這力量來左右帝國主義呢，他搞的只是百分之百的「狐假虎威」罷了。在鴻章於七月底透過古德納與華府接觸之後，海約翰要求與困守東交民巷的康格用「密碼通訊」（cipher　telegram），鴻章未加考慮便答應下來了。自此美國駐華使館與華府國務院之間密電頻頻，都是由總理衙門和袁世凱以「八百里加急」代轉的。其它列強聞訊也紛提同樣要求，都為李氏老氣橫秋的花言巧語地搪塞了。──至於海、李之間在搞些什麼樣的勾搭呢？那就讓善疑者，自己去幻想吧！

　　記得民國六十八年春初，鄧小平在訪美之後，不久便發動了他的「懲越之戰」。這一仗打得蘇聯老大哥一頭霧水。這也可說是中國外交史上兩件巧合的小事吧！

　　鴻章抵上海後的第二項腹案，便是想解散各地的義和團，並把困在東交民巷之內的各國公使送往天津，以化除聯軍進攻北京的藉口；然後再懇請美國，根據門戶開放的原則出面阻止。此時的麥金萊和海約翰已早有此意，可是這一點他是徹底的失敗了。──是所謂外交受制於內交吧！

　　那時的北京是主戰派的天下。連榮祿也還在假裝指揮攻打使館呢！哪有可靠的部隊可以護送各國公使及外國傳教士（總數約一千人）離開北京呢？外國人走了，剩下了數千名「二毛子」又如何處理呢？更何況死守在東交民巷之內的洋人，衣豐食足，軍火充裕，並未嘗感覺有生命危險。日常以槍打義和團為狩獵消遣，他（她）們才不要冒險遷居呢！

　　【附註】那時有一對叫A.F. Chamot 的夫婦，二人都是打活靶老手。因此夫妻二人在被圍五十五天之內，共射殺義和拳民約七百人。Chamot先生有一日射殺五十四人的最高紀錄！Chamot太太亦有殺十七人的可驚誇口！見Young著前書，引自《紐約太陽報》（The New York Sun）光緒二十七年一月二日「訪問錄」。那時來福槍的有效射程是二公里。前後左右四公里的街道上居民行人都在他們射程之內。被射殺的全是拳民，吾不信也。

　　時不我與，李鴻章與北京辦內交，要八天才能通訊一次。他們通訊未及三兩次，北京就淪陷了。首都既失，兩宮西狩；鴻章在上海也不能再待下去，就於九月十日搭招商輪。摒擋北上了。

　　使館解圍，聯軍解體，瓜分結束

　　鴻章輪於十九日抵大沽。他的「挑撥離間、老奸巨猾」的惡名再度引起當地洋官的聯合杯葛。德軍司令官竟不許他上岸。正是由於挑撥有道吧！其後終由俄軍保護登陸，進駐天津。十月十一日復由俄兵護送，遷往北京，與奕劻會晤共籌和局。

　　其實李鴻章此次北返，對整個入侵的聯軍來說，只是中國向八國佔領軍投降的一位代理人而已；一切聽命於聯軍，他作不得多少主也。雖然俄國卻要強迫他作為佔領中國東北的代罪羔羊。當然對淪陷區的中國人民。他卻不失為一個恢復安定的象徵。

　　前篇已言之，聯軍的八國，彼此之間矛盾太多，本不能聯合也。它是愚昧的滿族親貴攻打使館打出來的。一旦使館解圍，便是他們聯合的結束。

　　大致說來這時入侵的八國蓋可分為三大陣營。最窮凶極惡者為沙俄。它志在併吞東北，不達目的不已也。因此它在國內要盡量示好中國，不特首先自京津撤兵為各國示範；並協助鴻章抗拒列國。然李鴻章亦終為它逼死，留為後話。

　　另一陣營則為德法日意等瓜分派。他們對領土野心遠大於商業利益，無奈渾水摸魚的局勢已成過去。如今一致行動，並向英美「門戶開放原則」（Open Door Doctrine）一再表態。因此各國想再次作零星殖民地之搶奪，心雖不甘，行動上已不可能矣。

　　再一組便是英美二國了。兩國對華的基本原則，前節已不厭其詳縷述之矣。因此庚子之後，英美二國竟成大清帝國的看門犬。其後英國為著聯日抗俄，美國為著防日守菲，兩國都背棄門戶開放之原則，取媚日本，犧牲朝鮮；而中國之免於瓜分，則不能不說是受惠於海約翰之門戶開放也。──前節所言；拳亂起於瓜分的威脅，而瓜分的威脅，亦以拳亂的結束而告終，此之謂也。國際政治之奧妙，有如此者！

　　每個中國公民各賠美金七毛四

　　所以庚子年李鴻章在北京所辦結束八國聯軍的交涉，除後來對付不要臉的沙俄那一段之外，實較戊戌前（光緒二十三年）恭親王、翁同龢等應付列強強租殖民地那一陣，反要輕鬆。且看庚子年冬八國要求、十四國受惠的十二條：（條文從簡）

　　一、向德皇謝罪、為死難公使立碑。

　　二、懲凶。

　　【附註】李劉張三督，似乎比洋人更有興趣。《史事要錄》頁四五八，引英國《藍皮書》，在洋人要求的死刑名單中把「怡親王、溥靜」誤為二人，其實是一人。共十一人。三位總督，恨不得全部答應呢！

　　三、為殉難日本書記官作追思。

　　四、為被毀洋人墳墓立碑。

　　五、暫禁武器入口。

　　六、賠款。（包括各國政府和民間及僱傭華民之損失。）

　　七、各使館自設衛兵。

　　八、毀大沽電台。

　　九、維持北京大沽之間的交通安全。

　　十、禁止排外團體。

　　十一、修正通商航海條約。

　　十二、改革總理衙門及外交禮節。

　　※節自美「國務院原檔」中之漢文原件。

　　在這十二條要求中，比較難解決的只是第六條，賠款。究竟洋人在中國損失有多大，他們就漫天要價，獅子大開口了。就以教會損失來說吧！當時美公使館就通知各教堂「自報」。其實他們早已私自解決（如上文所述），撈回已不止十倍八倍了，最後美國各教會還是分到兩百多萬。這還是美國當局柔克義等有意限制的結果。

　　柔克義這位「門戶開放政策」的有力推動者，在使館未解圍時，即由海約翰推薦來華為「特使」，曾致力於戰爭地方化，不讓德軍把戰局擴大；在賠款方面，他的計算也比較溫和合理，因與力主強硬報復的康格發生齟齬，終代康氏為駐華公使。俄人為示好中國，英美代表為讓中國不致破產，曾主張把賠款問題移交「海牙國際法庭」（The Hague Tribunal）仲裁，按實核算，未果行。最後各國乃隨意訂個天文數字四萬萬五千萬兩了事。這個數字之決定據說是出於列強公意，認為此次戰禍是目無上帝的異端四萬萬五千萬支那蠻共同犯的罪惡。每人應罰銀一兩（按時價每兩值美金七角四分錢），就這樣決定了──這數目大致是在各國實際「損失」的十倍二十倍之間吧！但是只「賠款」而不「割地」，已是不幸之大幸了。

　　總之，八國聯軍這場糾紛，我們終能逢凶化吉者，蓋有二端。其要者為英美合力的「門戶開放政策」之適時提出，另一點則是我們李劉張三督在分明的國際戰爭中為中國化除了交戰國的身份。既非交戰國，則辛丑之會就沒什麼「和會」、「和約」一類的名詞出現。所以我們的《辛丑條約》既不成為一種「和約」（peace treaty），它就變成為某種國際事件諸國共同商討的「議定書」（Protocal）。因此我們《辛丑條約》在國際法上的正式名字應該叫Austria-Hungary,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Japan, Netherland, Russia ,Spai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Final Protoca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 of 1900（中國為光緒二十六年的動亂事件與十一國最後的議定書）原件以法文為準。既然是「議定書」，中國就不是戰敗國。割地一條也就可名正言順的省去了。

　　當奕、李二人把洋人這些要求，於辛丑電奏西安時，慈禧得報實在是鳳顏大悅。第一是洋人竟然沒有要求她所最怕的「歸政」。真是大「清」有「水德」，與「洋」人並不相「沖」。第二、她老人家闖下了如此大禍，竟然寸土未失。實在是李鴻章搞「洋務」本事通天。這個「肅毅伯」不待翹辮子，也是功應封侯的。──老太后對兒子也就不再忌嫉而決定勝利「回鑾」了。

　　李鴻章之死

　　西太后老人家的問題是解決了，但是李鴻章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俄國現在決定要併吞中國東北；並且要在李鴻章名下併吞之。

　　前章已言之，拳亂驟起時，俄國要趁渾水摸魚，乃於庚子春夏之交急調大兵二十餘萬人，北自海蘭泡南自旅大，分進夾擊，侵入滿洲（今東三省）。

　　庚子八月在七國聯軍攻佔北京之後，俄軍故作姿態自北京撤兵（八月二十八日）；而東北兩路入侵的俄軍卻正在加緊進攻。自北南下攻佔了黑龍江省城（八月三十日），再陷吉林省城（九月二十一日）；自南北上則攻佔了營口（八月五日）、瀋陽（十月二日）；南北兩路會師（十月六日），就把中國東北全部佔領了。俄皇得報乃向俄皇太后上壽，說是「托天之佑」（見上引《年（日）譜》轉引蘇俄「紅檔」）。

　　此時中國疆臣黑龍江將軍兵敗自殺（壽山自己躺入棺材，命兒子開槍把他打死）。盛京將軍增祺則被俄軍所迫與佔領軍司令阿萊克息夫（Vice Admiral Evgeni I. Alekseev）於十一月九日簽訂了一項所謂《奉天交地暫且約章》（增阿暫章）九條，允許俄人駐軍、築路（哈爾濱至旅順）、助理軍政要公、佔領營口，而中方則解散軍隊，交出軍火砲台等等，其內容與後來日本人所要求的二十一條，極為相似。其後俄人即據此要求李鴻章於「辛丑議定書」之外，單獨再簽此項中俄密約，以為撤兵條件。中方如依議簽約，則白山黑水就要全部淪為俄國的「保護地」（Protectorate）。如此則所謂「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便全屬空話。中國如拒不簽約，則俄人便拒不撤兵，把滿洲永遠佔領，中國連宗主權也不能保存。何擇何從，遂在奉旨「便宜行事」的李「全權」的一念之間。

　　這時李鴻章已七十九高齡，盡瘁國事，內外交煎。辛丑年冬季，鴻章生命已至末日，累月發燒吐血，臥床不起。正在此油盡燈枯之際，而俄人連番催逼，從不稍懈，直至鴻章死而後已。

　　李鴻章死於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十一月七日。死前數小時，俄使仍佇立床前，迫其畫押，為鴻章所拒。俄使去後，鴻章遂命兒子經述草遺折勸自強；並命于式枚草遺折薦袁世凱代己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臨終切齒痛恨毓賢誤國而卒。（見《庚子國變記》）

　　八國聯軍和義和團之亂確實是始於「毓賢誤國」。迨李鴻章痛恨「毓賢誤國」而死，拳亂痛史也就正式結束了。遭殃的是四億五千萬人民，而身為禍首的葉赫那拉老太婆，卻因禍得福。──江山無恙，歸政免談。當她乘著當時世界上最豪華的專列火車，自保定直駛京郊馬家堡時，袁宰相率文武百官和中國第一支軍樂隊，排班恭迎。太后下車，樂聲大作。可惜當時武衛軍的樂隊，還不會吹奏後來的《風流寡婦》和《美麗的亞美利加》等名曲，他們乃大吹其法國國歌的《馬賽曲》，恭迎大清太后回鑾，樂聲亦確實雄壯無比。

　　兩宮所乘的這輛豪華專列，原是新任的北洋大臣，為太后乘火車的處女航而特製的。但有誰知道十年之後，它卻變成叛逆亂黨孫文的專車？更有誰知道，再過十六年，它駛過皇姑屯時，竟被日本軍閥炸得稀爛！

　　車猶如此，人何以堪？讀史者能不慨然？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二卷第四期及第五期

【伍】一、從蔣中正與毛澤東說到袁世凱

　　《紐約時報》現任駐華特派員泰勒（Patrick E. Tyler），最近於二月六日該報發表一篇有關浙江奉化溪口鎮，蔣介石故居的「專訪」。他說近年來蔣在大陸上已不再是個「暴徒惡棍」。相反的，他在溪口的故居已成為海內外遊客的朝山聖地（mecca）。每年平均有訪客百餘萬，且在逐年增漲之中。這些訪客百分之九十是大陸人，然台灣往訪者每年亦不下十餘萬。

　　作者並感慨地說，文化大革命期中，蔣母王太夫人之墓遭到嚴重破壞。老人的骸骨與墓石，被紅衛兵亂拋於山林之間。可想像是慘不忍睹。但是近年皆全部修復，煥然一新；連那座寺廟「文昌閣」亦經重建，而當今的管理員六十四歲的王某卻正是三十年前的紅衛兵之一。王某自述是屬於當時反對毀墓的「保守派」──其實也是天曉得也。

　　記得七、八○年代之間，我個人亦曾數度返鄉。舊中國的骨肉之情，還使我幻想去「訪舊宅、掃祖墓」。數度試探沒結果之後，返美曾作了一些還鄉詩，有句說：「指點鄉農識墓門，煙雲遙拜淚沾襟。先塋哪有孤墳跡，祖宅真無片瓦存……」──我因回去得早，國家還沒有開放重建。有些誠實的「鄉農」故舊，尚告訴我實情。那些在開放後才回去的至親好友，還鄉之後，居然還能「哀毀骨立」、「泣血哭墓」，回來告訴我說：「媽媽的墳還在！媽媽的墳還在！」吾知其為「保守派」紅衛兵之傑作也。

　　前些年與好友遊台中「日月潭」，見老總統蔣公曾在潭畔建了一座巍峨的七級浮屠「慈恩塔」，祭祀的是蔣母遺像。──這位基督大總統，為何建了一座佛教式的浮屠高塔呢？──慚愧的做了個「歷史學家」，吾知其心境也。

　　據泰勒的報導說，蔣公近日在大陸（尤其是在浙江奉化一帶），其聲望至少是與毛某平起平坐的。連中共治下的公務人員，都承認「蔣介石不是個壞領袖」。他和毛澤東的分別，只是在意識型態上「各為其主（義）」而已。──毛所致力實行的是共產主義；蔣所致力實行的則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如此而已。但是言外之意。在當今世界上，「共產主義」連「共產主義者」對它老人家都已失去信心，則蔣在大陸人民心目中的聲望似乎正在直線上升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紐約時報》這家當今世界上最有權威，也是辦得最好的一份報紙，它對中國新聞報導的態度（包括泰勒本人以及十多位他的前任）一向都有其偏見；尤其是對中國的中央政府。因此中國中央執政者，自西太后、袁世凱而下，諸位總統、主席，到「假皇帝鄧小平」（這也是該報封給鄧的榮銜），直至江澤民、李鵬。在該報的評述之中簡直就沒一個好東西。

　　該報每天都刊在第一版左上角的大牛皮，什麼「凡天下可刊載的新聞，無不刊載」（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可是去秋江澤民訪美，美國工商界在華爾道夫大旅館，由季辛吉主持的盛大招待會，這則「可刊載」的天大新聞，《紐約時報》硬是來它個「隻字不提」，把老江封殺得乾乾淨淨。

　　《紐約時報》這種偏見，因而使早年的國民黨和近年的共產黨對它都恨得牙癢癢的。巴不得它關門大吉才好。可是《紐約時報》對我們國共兩黨，如稍示青睞，則被讚譽者又無不喜形於色，爭相轉播，視若殊榮──乖乖，真是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

　　四星級的模範監獄

　　《紐約時報》何以如此偏激呢？說穿了也沒啥深文大義。須知美國這個國家，一開始便是個中產階級的國家。──它在「殖民時代」（Colonial Period）於維吉尼亞（孫立人的母校所在地）一帶，搞「計口授田」（五個黑口可抵三個白口），是一夫授田五十英畝（合三百華畝）。瞧瞧，一個農夫向政府領取耕地，一領便是一口三百畝。五口之家，便是一千五百畝。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大地主（包括「官僚大地主」像李鴻章那樣），一家能擁有如許的土地？──這還是殖民時代呢！工業化以後的美國，那還要談嗎？大地主洛克菲勒向政府捐地築路，一捐就是四十英里（一百二十華里）。哈里曼一捐就包括大湖七個，今日紐約郊區的「七湖公園」。

　　可憐我們的土包子毛主席，眼皮淺。他把中國的「地主、富農」列為五毒之首，加以「鬥爭」。鬥他個死去活來，人頭滾滾──中共土改時向國際公開的數字是殺地主八十萬人！據洋專家說，這數字是實有數字的十分之一。朋友。我們的地主，富農之所有，往往不過三五畝土地啊！有什麼可「鬥」的呢？

　　因此，以毛公那樣不刷牙、不洗澡的「農民領袖」，去和五帝之首的「美帝」打交道，他知道啥叫「美帝」呢？──但是毛主席牛皮可大啊！他老人家卻要領導咱貧下中農，去鬥爭美帝，搞世界革命囉！其結果（讓我們掉句文），那就叫「奚待蓍龜」啊！

　　可是把話反過來說。那些飛去飛來宰相家，平時錦衣玉食，滿口民主人權的《紐約時報》諸老編，和他們「自由主義者」的政論家和政客們，又哪裡知道咱貧下中農的社會是怎麼回事呢？由他們信口開河來縱論中國問題，其不流於瞎扯淡，也就不可得矣。

　　毛死二十年了。再看看今天的情況。前不久，在我們紐約華人社區強力反對之下，美國政府罔顧我社區利益，在我「華埠」隔街建了個「模範監獄」。──乖乖，這哪叫「監獄」呢？它是一座四星級大賓館哩！你如把它搬到北京的長安大街之上，它比那髒兮兮的「北京飯店」闊氣多了呢！那些所謂「三星級」、「二星級」等等，簡直就不能望其項背！──它們二者之間的區別便是顧客的人身自由了：一個是顧客可自由出入；另一個顧客就只能進不能出而已。

　　因此，在「自由女神」裙下住慣了模範監獄的美國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s）。就牛皮通天，正氣昂然，開口閉口什麼「金錢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你真叫他們去做做毛主席治下、大躍進期間餓死的兩千五百萬的「貧下中農」看看，那他們就只要半升米，自由不需要了。──筆者本人就有一位親堂弟夫婦二人。和兩個幼兒，一家四口，在毛主席的大躍進中，活活餓死。他們死狀之慘是不忍卒述的。但他們也只是當時被餓死的千百萬冤魂之一而已。與毛主席的惡政相比，想想「人民公敵蔣介石」（陳伯達所著的書名）治下的中國，也還不算太壞呢！「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因此蔣公敵和毛公敵在今日大陸，也就平起平坐了。

　　《紐約時報》是一份美國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報紙。它的言論、立場，以及它一切對中國的評述，都是從美國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價值觀念出發的。它的千百萬讀者和它臭味相投，因而它能一唱百和，成為今日西方最有權威、最有影響力的報紙。──正因為它被西方讀者寵壞了，東方讀者不知其所以然，震於它的盛名，被它洗了腦，也跟著它起鬨，是十分可笑的。相反的，無產階級的同志們亂罵資產階級和他們的喉舌，實在也是「不怪自家無見識」了。

　　筆者不敏，謬讀時報四十餘年，中了毒、上了癮。每日清晨喝咖啡、吃麵包，簡直到了非看它不歡的程度。雖然對它論中國事，強不知以為知的橫蠻態度，有時也恨得牙癢癢的。──不過，「新聞歸新聞，評論歸評論」，它對世界各地新聞報導的深入與詳盡，在當今全球各大報中倒是首屈一指的。

　　因此，今日看到泰勒君有關共產黨治下，人民對蔣介石印象之轉變的好奇心，倒引發我想起國民黨當政數十年中，對袁世凱的評論了。──事實上，直至今日，國、共兩黨的革命史家，對袁世凱這個「皇帝」，就說（罵）得一無是處。與毛、蔣二公相比，袁世凱其人其行是否就真的腐爛到底，像國、共兩黨史家所說的，一無是處呢？

　　最正式的正式大總統

　　在本篇拙作裡，筆者絕無心去替袁世凱平反，說他想做皇帝，沒啥不對。我只是覺得這是個「邏輯的問題」。天下事──尤其是政論家論政，歷史家論史──哪有什麼全是全非的事體呢？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嘛！要搞全是全非，則不特有違於我儒才德、陰陽之道，它也大謬於唯物主義者統一、對立之說。──如此，那就既難服人之口，更難服人之心了。

　　再者，值此台灣「民選總統」緊鑼密鼓之際，各路英雄，赤膊上陣，其結果必然是四隻老公雞三死一活！死者固然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景況堪憐。而活者，在冠歪毛脫，血跡斑斑之下，真能仰首一嗚，天下皆白哉？我輩「歷史學家」，不疑處有疑也。

　　根據「中華民國」搞「共和政體」（republicanism）的「法統」（legitimacy）來說──不！根據世界各國搞共和政體的法統來說──任何法學家、歷史家都不能否認袁世凱是「中華民主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總統。──他比他的繼任「總統」──從黎元洪到李登輝──都更為「正式」，更為「合法」。

　　黎元洪繼任時還有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中華民國約法》之爭；而蔣經國和李登輝的「中華民國」還要加個「在台灣」三字，才能算「合法」呢！

　　袁世凱就不然了。他是中華民國全國大一統，包括外蒙古、唐努烏梁海和西藏在內（台灣那時在國際法上和香港一樣，是被割讓成外國的殖民地了），皆有合法代表的各黨各派（包括「國民黨」），一致公選的、合法的、正式的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從純法理（注意這個「純」字）上說，袁世凱大總統的正統地位（legitimate status），和美國第一任大總統，不！世界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華盛頓的「正統地位」是完全一樣的。──諸位知道，美國的國父華盛頓大總統，並不是「全民直選」的呢！他是在美國「正式獨立」（英美〈巴黎和約〉，經英國國會於一七八三年正式通過，承認美國獨立）之後五年，才由美國國會公選（並非全民直選）出來，翌年（一七八九）在紐約宣誓當總統的呢！

　　袁世凱則是在「辛亥武昌起義」一週年時，經由中華民國正式國會，合法選出來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其合法性，和當選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1aw），和華盛頓所經過的法律程序，幾乎（不，不是「幾乎」，是事實上）完全一樣的。可是他的繼任國家元首，從黎元洪……曹錕、段祺瑞……張作霖……蔣中正……毛澤東……到李登輝、江澤民……，在法理學（jurisprudence）上說，就沒那麼光鮮了。

　　袁後李前的國家元首

　　袁之後且選幾個重要的後任總統看看：

　　黎元洪像美國的克利夫蘭一樣，一共幹了不連續的兩任總統。第一任（民國五年至民國六年）之糾紛已如上述。第二任（民國十一年至民國十二年）就更可笑了。那是「直系軍閥」先貴之、後賤之的結果。

　　在黎的兩任之間幹得最長的是徐世昌大總統（民國七年至民國十一年）。徐是「皖系軍閥」所導演的「安福國會」所選出的。這個國會就是當時孫中山、陸榮廷等南方政客和軍閥所領導的「護法運動」中，所要打倒的對象，其法律地位亦可知矣。

　　這些總統幹得最愚蠢的是那位文盲大總統，布販子出身的曹錕。他花五千銀元一張票，在合法的國會之內，收買了一些「豬仔」議員去投票選舉他。終於當了個「賄選大總統」（民國十二年至民國十三年）。──這些「豬仔」和他們的買主，在法律上都應該是刑事犯，雖然豬仔們都是合法選出的。

　　其後繼曹而來的國家元首有所謂段執政（祺瑞，民國十三年至民國十五年）和張大元帥（作霖，民國十六年至民國十七年），他二人連個「總統」名稱都不敢當，那就更無法律之可言了。

　　軍閥終於被打倒了。繼起的是國共兩黨「以黨治國」的政權。

　　【附註】共產黨的領袖們，尤其是毛澤東，硬說「以黨治國」是國民黨專有的「反動統治」的形式。他們的政權是人民直接建立的「人民政權」，不是「以黨治國」──這一點筆者不敢苟同。我認為「人民政權」的統治形式，也是「以黨治國」。──劉少奇、周恩來兩位革命領袖在臨終之前，口中念念不忘的都是「歷史是人民寫的」。在人民所寫的歷史書中，中共今天的政權也是個「以黨治國」的政權。這一結論我想一般讀者人民，都能接受的。

　　要言不繁：既然是「一黨專政」，「以黨治國」；以黨的「領袖」來代替國家的「元首」。那麼從「純法理」上說，則這種元首、總統、主席、大元帥……只是一種法律代用品（legal substitute）。因為「黨」與「國」，究竟是兩回事嘛！

　　就以「老總統」蔣中正先生來說吧！他老人家做了數任「國府主席」，但那都是國民黨「以黨治（代）國」期中中常會指派的。後來「行憲」了。當了國家元首的「第一任總統」。搞歷史的人不能說蔣總統不合法。他們只能說：「國家者，土地、人民、主權三要素之組合也。」在那「戡亂」未了時期，「三元素」一樣不全，那行憲總統也就不是三全總統了。

　　毛澤東不通西學，袁世凱土法煉鋼

　　等到毛主席打平天下，霸佔了「美廬」，那就更是無法無天一團糟了。中共建國以後，根據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先是「共同綱領」，後是「憲法」，老毛幹了兩任國家元首「主席」（一九四九年至五四至五九），五年一任。依法毛主席是「選」出來的。可是毛公公開聲明，他的元首地位不是選出來的。文革期間，毛對歐洲來訪的貴賓們就坦白地說：

　　有人說選舉很好，很民主，我看選舉是個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認有真正的選舉。（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講話〉，載一九六九年中國出版只供「內部參考」之《毛澤東思想萬歲》，頁六七三）

　　既然沒有「真正的選舉」，所以他一再說，「選舉我是不相信的」；「我們的國家是軍隊打的」（見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澤東〈和卡博、巴廬庫同志的談話〉，載同上書，頁六六七）。

　　毛公此言不打緊，但是我們讀史者就要替投票選毛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們不平了。遙想當年出賣靈魂的老國會議員，他們選舉曹大總統的選票，還值五千銀子一張。如今選舉毛主席的選票，竟至「一文不值」？！豈非咄咄怪事？

　　再者，毛又自稱他「焚書坑儒」十倍百倍於秦始皇。事實上，他所直接、間接殺害的人數可能也超過人類歷史上，所有暴君殺人的總和！──他哪裡來這麼大的權力呢？關於他所掌握的生殺之權，毛氏也有一番怪論。他說：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好比我們的總路線，那是不能變的。西學的「體」不能用。民主共和國的「體」也不能用。「天賦人權」、「天演論」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術。當然，「天賦人權」也是一種錯誤的思想。什麼「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載前書頁六二四至六二五）

　　有心的讀者士女，您讀到毛主席這一席話，您會感覺到毛骨悚然吧！毛公這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元首，居然認為「民主共和國的『體』也不能用」，那用什麼「體」呢？君主專政？個人獨裁？

　　讀罷毛公此言，那我們又怎能多怪對「共和政體」沒信心，而要回頭去做皇帝的袁世凱呢？──孫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對民主共和失去信心，所以改搞「以俄為師」。張學良、蔣介石和許多「黃埔生」對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乃以墨索里尼、希特勒為師，去組織褐衫黨、藍衣社。毛澤東、鄧小平等人則去學列寧、史達林。袁世凱這位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他生也早（比毛澤東大四十四歲），當他發現「民主共和國的『體』也不能用」時，列寧、墨索里尼、希特勒……這些洋老師都還未出現，他就只有回頭去搞「土法大煉鋼」，找雍正皇帝做老師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寫傳記的人，月旦時賢，多學點比較傳記學，他對他的英雄（或狗熊），就會有更深一層的瞭解了。

　　民國獨裁領袖有共同次文化

　　再者，所謂「民主共和國」（republic）原是個徹頭徹尾的洋東西。對西學沒有較深的瞭解，卻偏好強不知以為知，而又頗能舉一反三的老學者（包括很多遺老型的國學大師），和五四新青年（像毛澤東），往往對若干基本觀念也搞不清楚。若據此一知半解的標語政治學，一朝得志，便號令天下，怎能不誤盡蒼生？有心讀者如稍稍瀏覽毛公這一小段錄音講辭，便知講話者和他身邊的「英文老師」章含之小姐和李志綏博士等，都該打爛屁股。教不嚴、師之惰也。在這篇講稿裡毛公把英文的right（權利）和power（權力）都弄不清楚，而謬釋典籍，怎能不誤國誤己呢？

　　「天演論」裡的「天賦人權」者，天生吾民，與生俱來，不可剝奪之「人的權利」（human right）也。毛公所說「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這個「權」則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幹部所掌握的生殺予奪之「權力」（power）也──分不清這個現代文明的基本觀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從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轉型，那就緣木求魚了。

　　但在這些基本教義的認知上，袁世凱有時反而較毛澤東更為虛心。對許多現代觀念的詮釋，袁還不敢強不知以為知。他要靠他朝中的一些博學鴻儒，什麼東西洋「兩顧問」，什麼「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為吹噓，加以解釋。「宰相要用讀書人」嘛！當續論之。

　　毛就不然了。他決定要做秦始皇，則宸綱獨斷，將相聖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殺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獨坐，民國史一卷在手，褒貶之間，欲把袁、毛二公比較一番，則上述對待臭老九的態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區別了。

　　更有趣的是，筆者近月讀《袁世凱全傳》（侯宜傑著，一九九四年北京當代出版社出版）。全書凡四十四萬餘言，厚五百六十餘頁之巨著。全書每見大陸上新發現之史料，徵引詳博，足見功力。然一字不遺細讀之，則知作者筆法仍不脫「竊國」（陳伯達）、「盜國」（黃毅）之舊調。在比較傳記學上著力甚微。青燈獨坐，筆者戲以鉛筆，把百十條作者評袁之辭上「袁世凱」三字劃掉，改以「蔣介石」或「毛澤東」三字補入之，再重讀全文，竟發現也切貼入微，天衣無縫。啞然失笑之餘，也恍然有悟──原來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史」中，我們的搞獨裁的民族領袖們，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這在現代社會學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了。──讀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黃粱一夢，做起了主席、總統或大元帥來，恐怕也要依樣畫葫蘆──這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過程中也是一種「客觀實在」（且用個「辯證法」的名詞）。形勢比人強，任何人鑽入那個形勢，都逃不掉那種臉譜！歷史家如厚責於袁、蔣、毛三公，那就在「歷史學轉型」中開倒車，把現代歷史科學，又領回司馬溫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沒有警察的警察國家

　　讀者如不憚煩，讓我隨手（真的是「隨手」一翻）抄一段侯宜傑教授評袁之辭。我把袁世凱三字用×××代之。讀者可用袁、蔣、毛三公大名補入而重讀之。自己再「臣光曰」一下，就知道了。原文如下：

　　在×××的封建法西斯統治之下，人身自由毫無保障。在北京，有權逮捕人的機關有十餘處，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軍政執法處、京師警察廳和北京警備司令部。偵探密佈，軍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殺頭的慘禍。在「二次革命」期間，×××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對反對者恣意殺戮，整個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無天日。議員伍漢持、徐秀鈞，工黨領袖徐企文皆被處以極刑。一般人慘遭殺害者不計其數。（見上引《袁世凱全傳》，頁三三六至三三七）

　　這一段極其精采動人的有關獨裁者「次文化」的描述，對袁似稍嫌過分──非袁較蔣、毛仁慈也。是他的老特務東廠、錦衣衛、血滴子那一套，不夠現代化也（搞秘密警察也有其「轉型」的過程）。

　　這一段對蔣，尤其是對毛，則頗嫌不足。蓋蔣所搞的還是以德、意、俄、日為師那種老式的「警察國家」（police state）；毛所搞的則是兼東西之長，已臻化境的「沒有警察的警察國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ice）。這一老套路，我國自文武周公時代即已有之，所謂「使民戰慄」也。至始皇帝搞焚書、坑儒，偶語棄市。而登峰造極。其後漢唐酷吏亦間有發明。──毛公所搞的則是冶希特勒、史達林和秦始皇於一爐的，時人（包括侯宜傑教授）所說的「封建法西斯統治」。──用這套後文革名詞，袁世凱還不大夠資格。

　　我們中國人學習西方「共和政體」何以走上這條絕路呢？小可曲不離口，講了三十多年的「轉型論（病）」，和黑格爾、馬克思師徒的「辯證法」，均可從不同角度加以解釋。司馬光的「臣光曰的歷史哲學」也可解釋一部分──從行為科學的觀點，回看司馬光的「才德論」，也有他的獨到之處也；畢竟是中國人說中國事嘛！至於辯證邏輯那一套，原是從純白種文明的經驗中發展出來的，套上東方文明，就死角太多了；「西方」的人權論，也跳不開這個框框──有暇當以歷史史實印證之，以就教於高明。歷史哲學若不以歷史事實加以說明，就是「空談」了。

　　要做偽君子，莫做真小人

　　再具體的回溯一下。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轉型運動中，轉來轉去沒個出路。到頭來大家都要搞「寡頭政治」，搞個人獨裁。此非袁、蔣、毛三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睹此，我們就可想像出問題之嚴重，不是司馬光的單純「才德論」所可規範了。

　　寡頭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事實上，在孫、袁、蔣、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後志願都是搞個人獨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而在此項追求之中，反以袁為最「低調」（Iow profile）。他口口聲聲只想做個「君主立憲」制下的洪憲皇帝，那就於願已足了。洪憲者，洪（宏）揚憲法也。

　　可是毛澤東的幹法，豈是洪憲而已哉？他造憲毀憲。把個依憲法產生的國家元首（劉少奇）殺掉不算；再把個依「黨憲」產生的接班黨魁（林彪）也趕盡殺絕。最後還要把個潑辣荒淫的老婆（江青）培植成「秦二世」。這算啥名堂呢？

　　老蔣總統當年為爭取革命，趕走汪精衛，關起胡漢民。把個監察委員派作執行委員會主席。其後為培養經國二世，把康澤變成共俘，又驅除ＣＣ（陳立夫），氣死黃埔頭頭（陳誠）。最後還搞個「于右任」（余又任諧音）、「吳三連」（吾三連諧音）……，君主而不立憲──不也是個皇帝？！

　　縱使是我們的孫老國父，他也不是要黨員「按指模」，「盲從」黨魁。國父老人家「革命尚未成功」。他老人家如果革命及身成功，他不是個孫列寧才怪呢？！──做了列寧，那就不止是皇帝了；而是太祖高皇帝了。老實說，中山先生是有主義、有政治德行的政治家也。但是形勢比人強。在那時代的形勢之下（所謂「時勢」），他也只好做太祖高皇帝。

　　中山如係迫於時勢，蔣、毛又何獨不然？蔣、毛如為時勢所造之英雄，袁世凱又何獨不然呢，只是我們中國人搞政治最重「名、器」。

　　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蔣、毛二公雖都有做皇帝之實，而二人不敢蹈袁皇帝之覆轍，力避做皇帝之名。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無做皇帝之實，卻背了個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史」中，被認為是「萬惡之源」。一個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惡名，他就會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遺臭萬年了。

　　可是一個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個帝制運動，努力去做皇帝，這種政客雖是個「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頭獨裁者，他分明早已是個事實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卻偏偏偽裝成「主席」、「總統」去向人民打馬虎眼，那這種政客就是「偽君子」了。我們如從「社會倫理學」（social ethics）的觀點來看，則「做偽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氣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們中國的政治圈內，做「偽君子」無傷也。您千萬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為在政治圈內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偽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狐鼠成群，爾虞我詐。兵來將擋，水至火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偽君子有啥稀罕？為啥要大驚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現，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這兩種德性，在政治圈內是不易生存的。縱能勉強生存，也要遺臭後世的。

　　我國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的曹操，便是個真小人。但是「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是有其安定漢末亂局之功勳的。可是他遭人辱罵，也是兩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國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原也是個第一等大政客，偽君子。不幸受了兒子愚弄，群小包圍，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變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歎矣。讀者如有興趣，筆者如有時間，當續論之。

　　今值中華民國現任大總統正在「打拚」時間，我們第一任大總統的故事，對現任的政策與行為，有無直接意義呢？

　　曰：其契機仍在「偽君子」與「真小人」之間也。憶數載之前，愚有「黃石公園」之遊，曾親聞黃信介君的讜論曰：

　　「反攻大陸」，說得做不得。

　　「台灣獨立」，做得說不得。

　　說而不做者，偽君子也。做而不說者，真小人也。前車可鑒！為國為民；為歷史，為真理；為愛護歷史人物；為兩千一百萬台胞的福祉，吾深願當屆大總統（不是最後一任大總統），盡量做偽君子。千萬莫做真小人也。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脫稿於北美洲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八卷第三期

【伍】二、從中原世族到朝鮮監國

　　袁世凱在近代中國元首中算是短命的，他只活了五十七歲。生於清咸豐九年，卒於民國五年。比康有為小一歲；比孫中山大七歲。

　　袁的壽命雖短，而影響甚大，並且一生事業，階段分明。他在二十二歲以前，和洪秀全、胡傳（胡適的父親）、康有為少年時期一樣，科場失意；屢考不中，可說是個落泊少年。可是在二十二歲投軍之後，正值朝鮮多事。翌年他跟隨吳長慶的「慶軍」，東渡援韓，迅即脫穎而出。年未三十，他已變成清廷派駐朝鮮的最高負責官吏。甲午戰爭爆發，袁氏潛返天津，倖免於倭人之追殺。甲午戰後，袁因有「知兵」之譽，被李鴻章薦往小站練兵，竟練出一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新建陸軍」。他這支七千人的小小武裝，在戊戌政變（光緒二十四年）帝后之爭中，被帝黨的維新派看中，想利用以翦除后黨，被袁暗拒。因此「變法」失敗，光緒被囚，六君子被殺，袁亦以背棄維新派，而背了破壞變法的惡名。

　　庚子（光緒二十六年）拳亂突起。袁於前一年底奉詔率其小站新軍去濟南，繼滿人毓賢為山東巡撫。毓賢為組訓拳民來「扶清滅洋」的始作俑者。不容於洋人；改調山西。袁繼任後乃一反毓賢之所為，對拳民大肆鎮壓。義和團運動乃自山東移入直隸（今河北省），竟為西太后及青年皇族親貴所接納，終於惹出了「八國聯軍」之大禍。在這場國難之中，袁世凱也是毀多於譽的關鍵人物。被現代史學家所詬病，至今未能平反。

　　八國聯軍之後，李鴻章積勞病死，力薦袁世凱繼任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事實上便是當時大清帝國的宰相。此時袁氏四十二歲，正值壯年。而大亂之後，百廢待舉。西太后以老病殘年之身，吃一塹長一智，亦自覺朝政有改制變法之必要。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更成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無奈世凱在戊戌時為帝黨新派嫉恨太深，時遭掣肘。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光緒帝與西后於一周之內先後死亡。溥儀即位，光緒胞弟攝政王載灃監國，對袁世凱乃力圖報復，欲置之死地。世凱雖倖免於難，然旋即奉旨開缺回籍，做了「離休高幹」。可是朝中也就繼起無人了。

　　這時袁氏五十歲，精力猶旺，而久掌軍政大權，羽翼已豐。雖被迫退休回籍，然國中一有變亂，彼勢必捲土重來，時人皆可預測也。果然袁氏「退休」未及三年，武昌城內一聲砲響，辛亥革命爆發起來，顢頇的滿族親貴應付不了；這位「洹上釣叟」，收起了釣竿，重握槍桿，就再掌政權了。──這便是「辛亥革命」前，那位後來做了「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的袁世凱學歷和經歷的大略。

　　一個有重大影響的政治人物，他一身成敗的因素是很複雜的。我們看「辛亥前的袁世凱」，他以一位「考場失意」的青少年，竟於短短的二十年中竄升至大清帝國的宰相，不能說不是一帆風順。其所以然者，眾多歷史家和傳記作家雖各說各話，但是大體上他們也有若干共同語言，那就是袁老四基本上不是個好東西。人之初，性本惡。國、共兩黨的黨史家也就把老袁形容成比曹操還要壞的壞人。筆者由於家庭背景的關係（詳下節），接觸袁氏各種史料，包括「街談巷議」，至今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了。早年由於不同史料的影響，對袁的看法亦時有起伏。──大致在十歲之前吧！我就聽到一則顯然是外人編造的袁某看戲的故事。信以為真，而恨死了「袁世凱」。

　　這故事是：某次袁看京戲《捉放曹》。當曹操說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這一句話時，袁世凱搖搖頭說，曹操太無用了。他那時如果把救他一命的恩人陳宮，也一起殺了，這句惡言哪會流傳千古呢？我記得說這故事的老鴉片鬼，更開玩笑的說，袁世凱也太無用了。既有此意，看戲時又何必說出呢？他不說出，又有誰知道他「比曹操還壞呢」？──這故事一出，一屋老頭子笑聲震天。我那時是坐在屋角里的小娃兒，居然也聽懂這故事，也跟著大笑，其情至今不忘。──後來我長大了，才漸漸瞭解到，這則動人的故事，應該是說相聲的人編造的，但是我對袁世凱的其它真實的「惡行」，如幼年是紈褲子，不讀書；中年是封建官僚，出賣「變法」，「鎮壓農民起義」；老年更一壞到底，「背叛民國，妄圖帝制」等等，也認為都是惡跡昭彰，「罪無可逭」的。

　　我這項信念，抗戰時期在沙坪壩上讀歷史，才第一次發生了動搖。郭廷以老師在班上說，袁世凱在朝鮮十二年是愛國志士之行。「袁世凱居然也做過『愛國志士』？」這對我是個小小的啟蒙。後來私淑於胡適老師之門牆，老師一再告訴我要「不疑處有疑」。「不疑處有疑」，那就是一項智慧經驗上的震撼了。及老，閱人更多，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發展亦漸有軌跡可循。論史論政，固不敢自詡是十分客觀。然無慾則剛；心平氣和，則時以自勉也。今日為袁氏史傳再發掘，只敢說以心平氣和之言，以就教於心平氣和的讀者罷了。──請先從袁世凱的家世與幼年說起。然限於篇幅，只論其可評可議者，不及其它細節也。讀者賢明，不論知我罪我，均盼隨時賜教也。

　　聊聊咱傳統中國的家族制

　　在傳統中國裡，家族背景，對一個官僚的政治行為是有其決定性影響的。但是家族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亦擬從宏觀史學的角度，不揣淺薄，略加詮釋。

　　旅美民族學家許烺光教授，曾以三個C字打頭的英文名詞：clan（家族）、club（社交俱樂部）和caste（印度階級制），來概括中國、美國和印度三種迥然不同的社會結構。筆者久居聯合國所在地之紐約，亦嘗與役印度，再返觀祖國。涉獵許子之書，真是心有慼慼焉。

　　我祖國者，實世界各族中別具一格之「文化整體」（culture entity）也。論其傳統政治社會的組織形式，則是國家強於社會；職業官僚層層節制之農業大帝國也，論其社會階層則以士農工商為序；而貫穿其間者，則為其基本結構之家族也。

　　傳統中國裡的家族組織之嚴密，其所負擔的社會職責之重大，實遠非美國之社交俱樂部（包括教會），所可比擬。而中國士農工商之社會階級則可相互轉移（transferable），不若印度階級之壁壘森嚴，絕不容相互逾越也。

　　傳統中國既然是「國家」（state）獨大，則加入國家的管理階層，換言之，也就是「入朝為官」，便成為全國人民所共同嚮往的最尊貴的職業了。一朝為官，則名利、權勢、榮耀、智慧、黃金、美女……，凡人類七情六慾上之所追求者，一時俱來。官越大、權愈重，則報酬愈多。──因此小人之為官也，則毋須殺人越貨、綁花票、搶銀行。賊之所需，官皆有之。俗語所謂「賊來如梳，官來如剃也」。君子之為官也，則聖賢之志，救世濟民；菩薩心腸，成佛作祖，皆可於官府之中求之。毋須摩頂放踵，吃素打坐也。

　　可是為官之道，唯士為能。農工商不與焉。俗語說「行行出狀元」，那是「舊中原」裡的土阿Ｑ，自寬之言也。──行行皆可啖飯，原是事實。「出狀元」則只此一行，外行就沒有了。──凡此皆足使來自異文化的觀察家，為之瞠目結舌，認為古怪的支那，為「一條出路之社會」（a single-career society）。英雄億萬，出路只有一條，則此路之大塞車，就可以想像了。

　　因此仕途雖窄，依法除少數娼優賤民，和近代所謂「禁治產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這就是唐太宗（生於公元五九九年，在位六二六至六四九）以後，千年未廢的「科舉」了。但是考科舉卻與買「樂透獎券」無異也。購者千萬、得者萬一。吾人讀史千年，書本上所接觸的什麼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疆大吏、中興名臣……所謂「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樂透得主」也。只是故事讀多了，就見怪不怪而已。至於「樂透失主」的淒慘情況，就很少人注意了。

　　記得多年前讀中文版《讀者文摘》，有文曰：「老兄，你是個奇蹟」。何奇也？原來人類在母體中結胎時，卵子只有一個，而向其蜂擁而來，爭取交配的，則精子十萬也。胡適有詩曰：「雖一人得獎，要個個爭先。」十萬取一，才變出老兄；則老兄豈非奇蹟哉？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達官貴人、名公巨卿，也都是「老兄式」的，科舉制度下之「奇蹟」也。

　　再者，在咱古老中國裡，沒啥「人權」也。因此我們那些學富五車的「國學大師」，和讀爛《資治通鑑》、《紅樓夢》和《金瓶梅》的偉大舵手、偉大領袖毛主席，也不知啥叫人權（詳上篇）。何也？因為「人權」的基礎是西方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而個人主義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礎。可是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卻是我們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傳統中國的社會基層單位，不是個人，而是上引許教授所說的家族也。

　　中國的家族原像一窩蜜蜂，上有蜂王（毛主席、蔣總統、鄧上皇），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鍋飯，分工合作，共存共榮。一個傳統家族往往是個孔孟主義之下，「五世同堂」的迷你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共產」搞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產」。分出的各「小房」，還是個吃大鍋飯的「迷你共產主義」！

　　這個古怪現象，不特熟讀《紅樓夢》、《金瓶梅》、《金粉世家》的小說讀者，知其細節。甚至是許多老到像筆者這樣的「中國人」，都是親身經歷過的。──我想這一現象，今日的「台灣人」家族中可能也還有。十多年前筆者在桃園縣訪問過的一戶張家，便是如此。大陸上肯定也還有。至少第一家庭，首戶鄧家，據說便是如此。吃鄧小平先生家大鍋飯的，傭工之外，老少主人便有十餘人之多。至於他們是否分過家、析過產，那就要去追問我的同行歷史家毛毛了。──不論毛毛如何說，今日北京鄧府，便是近代中國「家族轉型史」中活生生的過渡現象。老祖父憐兒惜孫，還貪戀那「五世同堂」之「福」。（老蔣公亦如此也。所以他把嫡孫一個個的寵壞；庶孫見不了爺爺，就反而變成佳子弟了。）──我保證，鄧老祖父一死，除家庭派對之外，他們鄧家便再也不會有十餘人同吃大鍋飯的事了。歷史三峽之水，不能倒流也。但是這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東方傳統人倫，是不會泯滅的。它將是「後西方時代」，中國造產品，出口轉內銷的主要項目之一也。

　　舊中原的官宦之家

　　在試撰上節的兩千字衍文之前，在下曾咬筆甚久，原思整節刪去而終未果行者，蓋中國傳統家族制，今已迅速轉型。它對老輩「中國人」、「外省人」或「榮民老兵」，固屬老生常談。而它對四五十歲以下的「台灣人」、「本省人」、「眷村子女」和「海外華裔」，甚至文革以後的大陸同胞，就是和「辮子」、「小腳」一樣的古董了。──不把這些古董搞清楚，那我們對「袁世凱」這件古玩，也就不大容易說得明白了。

　　袁世凱便是出生於河南省東南部項城縣，一宗累世以農為業，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這種家族裡，扶植聰穎子弟，讀書上進，參加科舉，幾乎是閤族的事業。偶有佳子弟，「連科及第」、「為官為府」（鳳陽花鼓的鼓詞），他不但可以榮宗耀祖；閤族上下，都可雞犬升天。──只是這一「樂透大獎」不易取得。屢試不第，乃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

　　筆者出生的那個合肥唐家，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與項城之間半日車程耳。所以在滿清時代，皖北和豫東經濟和文化的客觀條件，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只是可憐的我們唐氏老農，歷大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中，只考中了一個秀才。──俗語說：「窮秀才，富舉人。」考個秀才，管屁用？其慘可知也。不服氣而去造反，在中國歷史上，也只有張獻忠、洪秀全等寥寥數人而已。其它千百萬「屢試不第」者，包括我的老祖宗和曾國藩的爸爸曾麟書（他老人家也前後考了二十五年未考取），就「認命」了。

　　項城袁家，顯然原來也是屢考不第的，以致數百年沒沒無聞。──想不到到了滿清末葉的道光年間（道光元年至道光三十年），他們袁府忽然一聲春雷，大「發」起來。父子進士，兄弟舉人，一時俱來。不數年間，項城袁氏一下便從畎畝小民，變成官宦世家了。

　　今且把侯宜傑教授為他們早期袁家所做的世系表複製如下。再以諸家之說分析之。

　　袁氏世系表

　　（錄自《袁世凱全傳》第五頁）

　　在本表中，我們可看到袁耀東（可能是個屢試不第的老童生，三家村老塾師，所謂「世業儒」者也。見《容庵弟子記》），他有子四人：樹三（嘉慶六年至？）、甲三（嘉慶十一年至同治二年）、鳳三、重三。長三子均為或考或捐（出錢買）的秀才。但是次子甲三卻「連科及第」。中舉之後，又於道光十五年（鴉片戰爭前四年）在北京考中進士。──舉人和進士是不能花錢「捐」的。

　　甲三與曾國藩（嘉慶十六年至同治十一年；道光十八年進士）同時；稍長於李鴻章（道光三年至光緒二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在他學成則仕期間，正值清末內憂外患最烈之時；亦是漢族文臣開始帶兵習武時期。因此甲三和曾、李一樣，在剿滅太平軍和捻軍的戰役中，都是立有軍功的文職大臣。甲三不幸只活了五十七歲。官運方隆時，就一命嗚呼了。

　　甲三的長子保恆（道光六年至光緒四年）也是道光三十年的進士。比他父親的進士晚十五年；比李鴻章的進士晚三年。他和李同時；一直也是李鴻章的得力助手。文事武功也都煊赫一時。可惜袁保恆也只活了五十二歲就死了。因為他曾作過翰林院編修，所以卒謚「文誠」。在滿清頒贈謚法的慣例中，只有生前曾入翰苑，死後才能謚「文」字，如曾文正、李文忠、張文襄……等等。保恆謚「文誠」，其父只謚「端敏」是子勝於父也。

　　他們的父子進士之外，樹三的幼子保慶〔道光九年至同治十二年；此處房兆楹在《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順治元年至民國元年.Edited by Arthur W. Hummel.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民國三十二年至44.2vol 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Inc.Taipei，民國八十年。）誤為光緒十九年，今順便校正之〕，和甲三的次子保齡（道光二十一年至光緒十五年）也同為舉人。這使我想到我唐家那些老祖宗，考了兩百年，只考出過秀才來；二者之間，真是不可以道里計了。不過據說我的老祖宗們在清初也有藉口，說他們是難民，「義不食周粟」。大明遺氏，不屑要滿虜的「功名」。──沒個考科名的傳統，等到子孫要想圖個把功名，就考不到了。

　　可是在這點「酸葡萄」之外，我還是要提醒讀者，帝制時代考科舉，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啊！──屢考不取，才是正常現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不是書讀得好，就一定可以高中的。當時人稱做：「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讀書只是參加科舉五要件的末項。

　　他們袁家的「三」字輩和「保」字輩，在道光年間，忽然來個「父子進士，弟兄舉人」，大紅大紫了一陣子。到「世」字輩、「克」字輩，便再度滑坡，又屢試不第了。

　　再者，袁府最得意的兩輩祖宗甲三和保恆兄弟行，壽命都很短；甲三算是最高壽，只活了五十七歲。其後保恆五十二；保齡四十八；保慶則只活了四十四歲。可說都是死在壯年。據說袁府其它「保」字輩兄弟，也都壽命不長。

　　袁家這個短壽的傳統，對後來做了總統的袁世凱，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壓力──他在五十五、六歲的時候（與國民黨和日本鬥爭最激烈之時），他就怕他自己也餘日無多了。

　　他既有這樁迷信的恐懼，「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虛而入了。克定認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們袁氏家族傳統裡的生死大關──項城顯然是聽信了太子之言；墮入「欺父誤國」的太子術中，才決心稱帝的。──這也是民國史上「迷信影響政治」的實例之一吧！

　　朋友，你以為民國領袖中，只有一個搞封建帝王之術的袁世凱，才迷信嗎，非也。那位基督大總統蔣中正、無神大導師毛澤東，其迷信的程度皆不在袁皇帝之下；非關本題，就不用多說了。

　　以上便是出了個總統兼皇帝之袁世凱的舊中原地區，農業社會之結構與運作的大略情況。至於李登輝總統最近所號召的「新中原」的遠景若何，筆者就無從逆料了。還是靜觀其變再說吧！

　　以下再談談袁世凱其人。

　　袁世凱和他的兄弟行

　　袁世凱是袁甲三長兄樹三的孫子；是樹三長子袁保中的第四子（見上表），他出生時正值袁家在內戰中，打了個小勝仗，故取名世凱。保中也是個秀才，生子六人。世凱行四，俗呼「袁老四」。這六兄弟中只世敦一人為保中元配所生。餘均側室（姨太太）之子，在傳統的宗法社會裡叫做「庶出」。──世凱晚年欲葬生母劉氏（已扶正），於項城祖塋「正穴」，為世敦所峻拒。一般史家包括房兆楹夫婦和陳志讓、侯宜傑，都認為是宗法禮教中的「嫡庶之爭」，實非也。他兄弟之失和，蓋起於拳亂時期。庚子前世敦原在山東任「營官」，補用知府，前途看好。迨世凱出任山東巡撫時，背景堅實。政敵銜恨，然無奈他何，乃殺雞儆猴，拿乃兄開刀，說世敦縱勇擾民，予以革職，並驅逐回籍。世敦大好宦途，頓遭摧折。此事分明是世敦代弟受過，而世凱不但未加維護，或不無棄兄自保之嫌。以致世敦含恨在心。迨世凱返籍葬母，乃借口庶母不應入正穴，而予以難堪，以洩私憤。氣得世凱亦永不再回項城故里，而寄居彰德（今安陽市）──此是後話。因諸家頗有異辭，故於此順補一筆耳。

　　世凱生父袁保中可能只是個「捐班秀才」。卻生子六人；而他的胞弟「舉人大老爺」袁保慶，則年近不惑（四十），膝下猶虛。經過家庭會議，乃把七歲的世凱過繼給胞叔保慶為子。見上引房文及哥大所編《民國名人傳》，卷四，頁七九（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G. Howard, in 4vols. New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年，vol.4 p.79。）自此他就跟隨養父及養母牛氏生活。保慶宦途不惡，最後官至江蘇「鹽法道」任職南京。道員是當時府縣之上的高級地方官。隨父在任的小世凱，當然也是個尊貴的小「衙內」。不幸的是袁道台未幾即死於任所，年方十四的世凱就只好奉母回籍了。翌年世凱的生父袁保中，又病死項城故宅。越年兩喪，世凱母子就是不折不扣的寡婦孤兒了。──袁氏兩代顯宦，雖然不愁衣食，但他們畢竟是孀婦孤稚。反袁的作家，總歡喜說世凱幼年在南京花天酒地。其實十三四歲的孩子，又能花天酒地到哪兒去呢？

　　十五歲以後的袁世凱，便被他堂叔袁保恆翰林接去北京，繼續其科舉教育的「帖括之學」（習作八股文）。在親喪「服闕」（三年）之後，他在堂叔嚴厲的管教之下，顯然是以「監生」（捐來的秀才）身份回開封參加「鄉試」而落第。三年後再考，還是落第。──保恆自己是科甲出身，乃鼓勵其侄再接再厲，然世凱自知久困科場之非計，在此期間，他已與于氏夫人結婚，就永別科闈，另尋出路了。

　　後世之論袁者，每說他是紈褲子，不用功，故兩試不第。在下卻不以為然也。蓋當年科舉考試，誰能期其必中？試看長袁一歲的康有為──嶺南名士，一代大儒，文膽梁啟超的業師，不能說讀書不用功吧！然康某考舉人，五試不售，困於考場者十八年。可算是十分慘烈也。以故世凱終於投筆從戎，未始不是個明智的抉擇。

　　小欽差，大監國，抗日反帝

　　前節已言之，當年科舉時代，落第士子是慘不忍言的。自己前途暗淡不說了，舉家乃至閤族的失望，才使你痛不欲生呢！洪秀全天王落第歸來，一病四十日不醒。終於見到上帝爸爸的故事，在那個時代，說來也不算稀奇，只是各種上帝的訓示不同罷了。筆者這一輩老華人，系出舊中原，去古未遠，幼年時聽到有關科場的故事多著呢！

　　所以袁世凱青年時代的遭遇，不是什麼例外。他和長他十八歲的胡傳（道光二十一年至光緒二十一年，胡適之父）落第後的故事，簡直如出一轍。胡傳落第後去投奔吳大澂（道光十五年至光緒二十八年）；袁世凱落第後去投奔吳長慶（道光十四年至光緒十年），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據當年淮軍遺族傳言，世凱第一個投奔對象原是較高級的劉銘傳（道光十六年至光緒二十二年）。劉不納，乃改薦他去山東登州投吳長慶。從此便一帆風順了。

　　長話短說，袁世凱在朝鮮十二年的工作和成就，大致可以歸納於如下數項：

　　一、敉平朝鮮「壬午（一八八二）兵變」

　　光緒八年，朝鮮在日本暗中煽動下，發生兵變。清廷派丁汝昌率海軍三艦；吳長慶率陸軍（慶軍）六營赴援。終執大院君至華，並驅逐前來干擾之日軍。此時袁世凱才二十三歲，任慶軍營務處。幾乎一手戡平此亂，而嶄露頭角，朝野眾口交贊。事詳不備述。

　　二、督練新軍、整理財政。再平「甲申（一八八四）之亂」

　　此時朝鮮內部之糟亂有甚於中國。世凱為練軍四千人以自衛；並為整理財政以自給。迨朝鮮親日派勾結日人，於甲申十二月再度發動政變時，世凱臨機應變，獨排眾議，加以鎮壓。日本勢力，第二次被逐出朝鮮。

　　三、護送大院君返朝（一八八五年十月），出任商務委員，作駐韓「小欽差」，撐持危局

　　此時世凱不過二十六歲。但其後九年他在朝鮮竟然大權獨攬，做了藩邦實際的「監國」。頤指氣使，縱橫捭闔，不但三韓朝野大為懾服，環伺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國主義，亦瞠目結舌，無如之何。──可惜的是大廈既倒，一木難支。甲午平壤兵敗（注意：此非袁氏之過），世凱於最後關頭，始奉命匆忙撤退。日人此時恨袁入骨。袁公如不幸被俘，其下場不會比民國十七年「濟南慘案」時的交涉員蔡公時更好也！

　　打赤膊，持大刀，翻牆頭

　　關於袁世凱在朝鮮這段掌故，筆者在幼年期即耳熟能詳。因我家原是淮軍遺族，傳聞滋多，而廬江吳家（吳長慶的家庭）亦是先母的外婆家。吾幼年即曾隨表兄弟輩，嬉戲於吳家花園。男孩淘氣，某次以竹竿搗下巨大蜂巢，被數千黃蜂追逐，幾遭不測，如今記憶猶新也。──那時去古未遠。我記得還看過吳長慶逝世時，朝鮮國王所遣專使致祭的禮品。

　　不過斯時的吳氏遺族對袁的評論，幾乎全是負面的。他們認為袁對他們的延陵公是忘恩負義。──吳長慶於壬午之役曾「打赤膊，持大刀，翻越韓國宮牆……」，真是功莫大焉。誰知其後小小的奸臣袁世凱，在中堂（李鴻章）之前進讒言，化功為過，被斥退回籍……云云。

　　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師班上聽到袁世凱的故事，再在各種參考書內發現袁世凱竟然是個「現代班超」，始豁然有悟。──原來當年朝鮮那樣複雜的「內憂」（派系傾軋）、「外患」（五大帝國主義環伺）的局面，實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牆頭」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應付得了的。所以最後被「中堂」褫職，返鄉務農。

　　後來李宗仁先生也告訴過我一則，他把那最忠於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將軍，褫職還鄉務農的故事。李說「何武的軍職只能到此為止」（見《李宗仁回憶錄》第十五章末段），使我不禁聯想到我那「打赤膊、拿大刀」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不禁大笑起來。

　　不過那時應付不了高麗那樣複雜局面的人，又豈止那位打赤膊的吳長慶？縱是「大魁天下」的張狀元（謇）；一代大儒的馬建忠；學貫中西、官至宰輔的唐紹儀；身任駐朝督辦的吳兆有；商務委員的陳樹棠，也照樣應付不了。國內六部九卿中的幹吏能員，也找不出一個才能應變的官吏，可以肩挑此一重擔。

　　量材器使，李鴻章找來找去，只有這個二十幾歲的小毛頭，一代「奇才」（吳大澂評語）、「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的袁阿瞞，足當此任──勝任愉快，甚至游刃有餘！

　　傳統「宗藩關係」的最後忠臣

　　記錄袁氏在朝鮮這段不平凡經歷的史傳，而能遍用東西史料者，當以吾友陳志讓教授最為深入。然志讓的《袁世凱（一八五九至一九一六）的紫（黃）袍加身》〔Jerome Chen,Yuan Shi-kai,1859至1916: Brutus Assumes the Purp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及其續編諸書，皆雅善敷陳；至於袁氏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所扮演者究係何種角色，則未言其詳也。台海兩岸史學界，近年所見涉及袁氏之專著，當以上引侯君《全傳》，最為翔實。書中所發掘之新史料亦最多。關於在朝鮮之一段，則譏刺多於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蓋中朝關係原為已有三千年歷史的東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環。吾人治比較史學，固知東方民族史中之「宗藩關係」，與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之關係」，絕不可混為一談！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制度。言其詳，則千頁巨著，不能竟意。──今且試言其概念。

　　西方殖民主義之要點在強者剝削弱者。剝削方式容有不同，規模大小、深淺亦各異其趣，然其基本原則無異也。

　　須知東方（基本上是中國）的宗藩制度，實源自周初的封建制。據可靠史料如清人顧棟高所撰《春秋大事表》，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七○至前四七六年），周天子之下有二百零九個「諸侯國」。其中與天子同姓者有五十二國。國有大小；諸侯名位有高低（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與諸侯之間，都有若干義務要遵守，相輔相成。但是他們之間，卻沒有「剝削」的關係。──因此他們之間的情勢，就很像今天的「聯合國」。

　　聯合國今日有一百八十五個「會員國」。大的會員國之下還有若干「附庸國」（dependent states），像英國的百慕達和香港；美國的波多黎各和關島。加起來也有二百一十七個代表單位之多。──兩者之間連數目字都十分接近。真是無巧不成書。

　　今日的聯合國對它的會員國有許多義務，如解釋法理、保護安全；乃至提升經濟、衛生、文教、環保等等之工作。聯合國如本身有力量，則由「安全理事會」執行其義務。這在我國周朝，便叫做「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如果聯合國沒力量，要由美國來代勞去打韓戰、越戰、波斯灣或台灣海峽……，這在周朝便叫「王綱解紐」、「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大諸侯齊桓公如美國，可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所以中國傳統上的「宗藩關係」，也就是諸侯與天子的關係。很像今日「聯合國」和一百八十五個「會員國」的關係。彼此之間有義務要相互遵守。彼此之間卻沒有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他們之間不同之點便是，中國古代的「宗藩制度」裡有一個「天子」，不像今日聯合國裡只有個宰相（秘書長），而沒個皇上；中國古代有「王畿千里」、「帶甲百萬」，今日聯合國只有商地十餘英畝，警衛數十人而已。──但是他們在國際關係上所發生的「作用」（function），則極其相似也。

　　中國古代這種國際關係的組織形式，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公元前二二一年），廢封建、立郡縣之後，在中國本土，就名存實亡了。但是他在中國中央政府與四鄰的少數民族之間，卻一直活生生的存在著，至今未廢！──細說需有專書，今且讓我們只重複一句：中國中央政府與四鄰少數民族的「宗藩關係」，是一種古代東方的「聯合國」與「會員國」的關係。這種國際關係，歷經秦、漢……，通過唐、宋、元、明、清凡兩千餘年，雖時有起伏；但在基本性質，甚至形式上，和其它制度（如家族、宗法、婚喪、教育、文化、考試等等）一樣，根本沒有變動。

　　若論其「歷史作用」（historical function），則是一個東方「文明整體」（culture entity），或「宇宙國家」（universal state）中，「細流」（tributaries）逐漸融入「主流」（main-stream）的「歷史程序」（historical process）。

　　但是這種東方式的文化「熔爐」（melting pool），是一種「自然的組合」（natural course）。其中絕少經濟因素；更不靠武力征服。──他們宗藩之間是有戰爭的；有時且十分激烈。但這種宗藩之爭的「頻率」（frequency），卻遠不及「藩藩之爭」（war between vassal states）或少數民族內部的「部落之爭」（tribal wars）的百分之一！而且有時是為維持「區域和平」（regional peace）所發動的「保安戰爭」（peace-keeping wars），如今日聯合國之在波斯尼亞，及非拉等地所發動者。均頗有其苦心也。蓋有時用和平方式，如發給西藏之「金瓶」，讓其以抽籤辦法解決政權「繼承之爭」（war of succession）；解決不了，則以「武力仲裁」（military tribunal）之。

　　再如越南在前清嘉慶時代，初告統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請以「南越」為藩國國號。南越為古代大國，佔地甚廣，嘉慶帝恐其借口侵略鄰邦，乃反勾其名，成為「越南」。亦為區域和平著想也。筆者曾有拙著專論之，不再重複。所以近年越南侵寮、侵柬，嘉慶帝如仍在北京，當有明詔制止之也。不奉宗主明詔，便命大將鄧小平發兵「懲」之。

　　總之，我們東方文明在人類歷史上，也曾撐過半邊天，漢家自有法度！只不幸這種舊法度在鴉片戰後，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已不能繼續存在。沖激於「歷史三峽」之中，隨波逐流，它就非「轉型」不可了。

　　長話短說。袁世凱這個不世「奇才」，這個「治世之能臣」，便是在這中韓「宗藩關係」轉型末期，不顧一切，死命「打拚」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戰初期堅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也。明乎此，我們對當年袁世凱在朝鮮，打拚些什麼？又如何個打拚法？就可思過半矣。

　　「唯利是圖」竟成國際道德

　　須知朝鮮當年的一切，正和中國國內一樣，政治、社會皆在青黃不接的「轉型」期中。

　　首先在宗藩兩國的朝廷認知中，「朝鮮為大清之屬國」（早期韓政府向列強行文的國書上，便是如此自稱的）就含意不明了。──吾人今日讀史，尤其是今日南北韓人民讀史，讀到這一段，那真是深惡痛絕，認為韓王何以如此下賤。這種心理在現代史學上便叫做「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讀史治史，不可以為時不過百年的「現時」價值觀念，去強姦古人。遙想當年勢能九合諸侯的齊桓、晉文（現代的羅、邱、斯），不但不以「大周屬國」為恥；且以大周屬國為榮。韓「王」自稱為「天子」屬國，已逾兩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為天子屬國為恥，而痛恨韓人之橫加阻擾呢！

　　朋友，我們東方的政治哲學，是以倫理學為基礎的。它是不鼓勵以「國」為單位，去搞「種族主義」和「部落戰爭」的。我們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統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有教無類；看到「百武彗星」橫行太空，「天意」示警，要下詔罪己……，認為朕躬於「德」有虧。大明亡國時，許多三韓士子，也搞「反清復明」。認為滿虜愛新覺羅，入主中國，其「德」不足云云。余讀韓儒所撰《熱河日記》，真是感慨良多。總之，咱東方政治哲學，自孔孟而後，主旨是「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這雖是個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包括我們的蔣總統、毛主席），至少還「要臉」。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國際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點，就是「不要臉」。絕口不談「仁義」，公開的唯「利」是圖。

　　就如這次海峽危機吧！美國政府送來兩組大砲艦，氣勢凌人。你問它所為何來？山姆大叔本可吹吹牛嘛：咱為維護民主，伸張正義而來！──多冠冕堂皇啊！它不此之圖，在國內宣傳的主旨，卻是曲不離口的「維護American interest; American interest！」（為著美國的利益！美國的利益！）它不如此宣傳，便會使美國選民，怪他們政客「師出無名」──下流吧！

　　其實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學，也並不如此。這種下流哲學實始自白色帝國主義興起之後的代言人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至1527）。「馬基維利主義」一出籠，有能力的西方的政客，都變成「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曹孟德了（威爾遜博士可能是少數的例外）。──毛澤東很欣賞尼克森。就是因為尼克森「美國利益」不離口，反倒是一個坦白的真小人。──其實毛公有所不知，自馬氏哲學（包括馬基維利和馬克思）風行之後，倫理學中的義利之辨，已經換了位置。我們孟夫子所討厭的這個「利」字，在現代西方倫理學，尤其是政治學中，早已變成了一個「道德名詞」（moral term）。因此「保護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 your owninterest），以至保護你國家的利益，便反而成為道德哲學中，至高無上的道德教條了。──今日起康德於地下，他的「絕對命令論」（categorical imperative）應該也有新的內容了。

　　五帝窺韓的底牌

　　這種殖民哲學和侵略行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會也在急遽轉型的朝鮮，衝擊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韓國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維新派、激進派。各派分別搞親清、親日、親俄、親英美法……，各是其是，動盪不停──但是卻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動。

　　環伺的帝國主義之中，野心最大，動作最積極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當代西方的「殖民主義」，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擴展商務，從根本做起──其時日本旅韓僑民為華裔的十二倍；商業大致是華商的四倍。接著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親日派，得機發動政變，組織親日政府，割斷中韓之間的宗藩關係。最後勾結法國，各取所需──法國佔領安南；日本佔領朝鮮。──可是日本那時實力未充。它兩次發動政變，都受制於袁世凱，未得逞。日本之勾結法國亦為李鴻章所阻。李雖然在「中法戰爭」（光緒九年至光緒十一年）中，丟了安南，他卻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國，緩衝了日本。對訪華的日相伊籐博文作了主權性的讓步，許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鮮現場，卻不遺餘力的支持袁氏，把日本勢力趕出藩國。維持了中朝的宗藩關係，直至甲午戰敗為止。

　　第二個覬覬朝鮮的便是俄國了。但是和日本一樣，它得先挖中國牆腳，扶植親俄勢力，才能深入。這一陰謀也受制於我們的「小欽差」而中途泡湯。詳情可參閱陳、侯二氏之巨著。

　　英國此時志在西藏、九龍、長江各口岸，和山東沿海。對韓則不欲打破中韓「宗藩關係」之現狀。蓋「朝鮮為大清之屬國」，終較朝鮮淪為日本或俄國之殖民地，對英為有利也。因此駐韓英使厄士頓（W.G.Aston）雖認為袁世凱太跋扈而主張朝鮮「獨立」；駐華英使巴夏禮（Sir Harry S.Parkes）這個火燒圓明園的老牌帝國主義，反而暗中協助李鴻章以遏阻法國和日本的勾結。另外他更鼓勵英籍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Sir Robert Hart），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國主義摩倫道夫（P.G. Mollendorf），去朝鮮協助袁世凱整理韓國稅收，加強海關監督。有著英德兩強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鮮表現得比袁世凱更為跋扈而有效率。韓廷因此稅收大增，袁世凱所訓練的五千新軍，也軍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為之側目。

　　最後就是美國了。我們的蔣老總統說得好：「美國也是帝國主義。」這個青年帝國主義，首先要統一北美，視為「天降大任」（manifest destiny）；次要獨霸南美，名之曰「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內戰後目光漸及遠東，終於佔領了菲律賓。在這一系列擴張行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國主義者。英法聯軍時的美公使伯駕（Peter Parker），和八國聯軍時的美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都是力主佔領台灣的老牌帝國主義者。後來台灣給日本佔領了，老美好不懊悔。──這時五帝窺韓所共同討厭的人物便是袁世凱。美駐韓公使孚特（Lucius H. Foote）向不承認中韓之間有什麼「宗藩關係」。因此他一有機會便要質問：「袁世凱算老幾？」這時孚特的態度是絕對親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鮮送給日本人做殖民地。他主要是討厭在朝鮮以主人自居的「中國人」。「中國人在朝鮮算老幾？」這才是決定美國人對中韓關係的基本要素──其情況與今日如出一轍，真是「歷史比小說更有趣」。──以上便是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國主義，在朝鮮半島耍弄帝國主義國際政治的底牌，而他們的共同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把我們小欽差袁世凱趕出朝鮮。

　　最後就要談到中朝兩國關係的本身，和袁世凱在朝鮮所作所為的歷史意義了。

　　一個現代「班定遠」的失落

　　前節已言之，袁初到朝鮮時才二十三歲。但是在其後兩年中的表現竟弄成支撐韓局，「非袁不可」的局面。──讀者知道，武昌起義後的政局，也有一段「非袁不可」的時期（詳見下篇）。那是第二次。在這第一個「非袁不可」時期，二十六歲的袁世凱並無心戀棧；他的堂叔袁保齡也勸他不要幹。他在光緒十一年二度去韓時，是李鴻章勉強他去的。李鴻章何以強人所難呢？那是因為偌大的中國竟找不到第二個人可以支撐韓局──有傳統訓練而大魁天下的張謇（咸豐三年至民國十五年）狀元；有歐洲留學歸來，精通數種西語的文法大家馬建忠（道光二十五年至光緒二十六年）……，他們都是吳長慶之下的要員，有在朝鮮工作的經驗，但是他們都幹不了這差事呢！

　　李鴻章是精明的，知人善任。他認為應付朝鮮那個複雜的局面，量材器使，非袁不可。這不是李鴻章的任用私人吧！後來因為忌袁者眾（包括張、馬），朝廷派有邊事經驗的吳大澂（胡傳的上司，久駐寧古塔）去加以察查。吳的報告是正面的。他認為世凱是不世奇才。

　　按理朝廷派往朝鮮去主持要政的，應該是個欽命大員（欽差）。但是袁老四才二十六歲，又沒「功名」。因人設官，他只能戴個「三品頂戴」；官階只能當個「商務委員」，算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之下的一個附屬機關，不能代表大清皇帝。

　　可是這個娃兒小官的權責，那可嚇壞人了。第一，他手握重兵。掌握由他一手訓練、用德式操法、歐美配備的朝鮮新軍五千五百人──這種現代武裝，小站之前，中國都還沒有呢！韓王李熙在閱兵之後大為讚賞。他要封世凱為全國陸軍大統領（大元帥、總司令）。世凱固未謙辭，而阻力卻出自國內。李鴻章怕他太招搖，會引起國際反感。袁只顧整理朝鮮；而李則困於中法戰爭，在搞其以夷制夷也。

　　第二，世凱替韓廷整理財政，亦大有成績。李熙對世凱的忠誠服務稱賞之餘，竟根據咱中韓老傳統，贈世凱「宮姬」美女四人，以示姻婭之情。四人中有一姬為韓國貴族，李熙之內戚也。一人早死，存者三人成為世凱之第二、三、四房如夫人。其後共生子女十五人（七男八女）。世凱次子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克文之第三子，即今日名物理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袁家騮教授也，夫人則名揚海內外之原子物理學家吳健雄教授也。

　　家騮幼年頗受祖母寵愛。余嘗戲問家騮兄：「祖母也說漢語嗎？」

　　「啊，說得很好呢！」

　　我又戲問曰：「大腳呢？小腳呢？」

　　袁教授說他祖母晚年常臥病在床，總是蓋著被褥。大腳小腳，就不知道了。

　　那時在韓國的宮廷之內，大院君與國王李熙的父子之間，以及大院君與閔妃的翁媳之間，都時有爭執。韓國那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員，亦不大協調。社會上的士農工商亦至為複雜。但是袁君指揮其間，以宗邦監國自居，上下亦尚能悅服。

　　只是不幸值此「轉型」時代，千年不變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須轉型。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現狀既然維持不易，那時清廷亦曾有進退二策。進則師秦始皇之故事，廢封建、立郡縣，改土歸流。徙韓王於國內，使半島郡縣化。然大清積弱，自身難保，此策斷難執行。退則包包疊疊，宗邦自藩國全部撤退，任朝鮮自主獨立。無奈此策亦不可行。蓋朝鮮斯時無獨立條件，而五帝環伺。宗邦遽撤，則朝鮮必淪為列強之殖民地。

　　如此進退兩難，則只有讓那位卑權重的袁世凱去作個小班超，在五強之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了。斯時五帝的駐韓公使，都以「欽差」自命。縱是北美合眾國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稱欽差。──周旋於五大帝國主義的欽差之間，我們這個只有三品頂戴的小班超，真也難為他了。──最後落荒而走，形勢之必然，非戰之罪也。擲筆几上，吾欲何言？

　　※民國八十五年四月六日脫稿於北美洲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八卷第五期

【伍】三、亂世抓槍桿，有槍便有權

　　袁世凱的一生事業是在朝鮮開始的。在朝鮮他雖然鎩羽而返，但所學到的本領和累積的經驗，卻是其後畢生事業的基礎。

　　舉其大者：袁在朝鮮學會了與東、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領。在他那個時代，慢說是與洋人辦外交、耍國際政治，一般政客對洋人都是一無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務，便手忙腳亂，亂來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災難也是至為慘痛。筆者在另篇談「八國聯軍」之役，就說過大學士老進士徐桐父子，因不諳外情，便弄出滅門之禍（一家女眷十八人集體自殺）！那時的西太后和她的親貴四人幫，竟也糊塗到對十一個帝國主義同時「宣戰」的程度──這都是對洋人毫無所知；一旦面臨緊急情況，便方寸大亂，胡幹一泡的結果。可是袁世凱經過朝鮮那一段，他就是個「洋務專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會那麼胡來了。

　　比洋務更為重要的則是袁世凱在朝鮮也學會了帶兵和練兵。前文已言之，袁在朝鮮為韓王練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現代化新軍，使藩邦朝野大為歎服。韓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韓軍總司令，還送他美女四人以為獎勵呢！

　　二十幾歲的袁老四，一個科考落第的秀才，哪來這大本領呢，說穿了也沒啥稀奇。要瞭解袁世凱，我們還得看看轉型之前的中國舊式兵制。──須知咱中國人搞軍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將兵。你看諸葛亮，連匹馬也不會騎。指揮大軍作戰不用指揮刀，卻坐著獨輪車，用把鵝毛扇，搖來搖去。等到上帝寵召了，那個「死諸葛」，還能嚇退「生仲達（司馬懿）」呢！──這個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國重文輕武傳統中，文人的驕傲和牛皮；誰知到了清朝，它竟變成了事實和制度。

　　原來在公元一六四四年，當那位不祥的人物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時，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萬人。後來再加上「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過二十四旗。最高額亦不足十五萬。那時中國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億（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億。十五萬「旗兵」何能統治上億的「漢民」呢？所以清初的「外來政權」，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衛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職業軍人的衛所二級，為地方警衛武裝，以維持各省治安，「以漢治漢」。──這一大明遺規，我們今日還剩個「威海『衛』」。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衛」；今日南京還有個孝陵衛。國府統治大陸時代，縣以下的鄉村政府叫區公「所」，和鄉、鎮公「所」。用的都還是明代的老名稱。

　　這種舊衛所所轄的漢兵，在明原為國防軍，約一百萬人；在清就變成各省區糧餉自籌的保安隊了。此一省防軍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綠營」。清初各省共有綠營兵六十六萬人；中葉稍減。分佈地區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師）及邊陲地區為重，內部較少；安徽最少，不足萬人。（見《清史稿．兵志》）

　　這一綠營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亂」（康熙十二年至康熙二十年）以後，清室乃蓄意約束；綠營之中，將不專兵。省級指揮官，提督、總兵等皆受制於科甲出身的文職官員的總督和巡撫；而督撫之間又相互制衡。這就逐漸變成清代重文輕武，以文人將兵的傳統制度了。其後不但「綠營」如此，連「八旗」都統，亦更調頻繁，將不專兵。

　　清廷這種重文輕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嚴肅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禍首吳三桂那樣的武將專兵的漢族藩鎮，永不再見於大清帝國。──走筆至此，筆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頭搭出租車的趣事。在行車途中，那位青年司機正在收聽台語「地下電台」。余亦傾耳細聽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個字卻聽得極為清晰，那就是「……吳三桂……吳三桂……吳三桂……」，吳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頗為不解。後來聽朋友相告，說我的哥大小友，民進黨籍的張旭成博士也曾說過，所有在台灣的「大陸人」，都是吳三桂。聞之不禁大笑。──歷史的發展，真是日月如梭。時間和歷史自會解決其「歷史問題」。很快的這些目前小故事，就會變成歷史上的小掌故，供讀史者笑樂一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也是個歷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總之，清廷這一重文輕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結果，不但漢族再無藩鎮專兵，連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滿蒙武夫，亦漸染漢習，以不文為可恥，而搖頭晃腦去做起詩來，致使一些像袁枚（康熙五十五年至嘉慶三年）那一流的無聊文人，去乘勢投機，攀援權貴。余讀《隨園詩話》，有時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將兵既成制度，則大清帝國，尤其是漢族之中，便沒個真正的職業軍人作統帥或封疆大吏。以致鴉片戰爭一起，領軍去和「英夷」開打的不是職業軍人的「李廣」或「霍去病」，而是詩文做得頂刮刮的翰林學士林則徐。英法聯軍時，最初文武一把抓，獨當一面的葉名琛（嘉慶十二年至咸豐九年），也是一位進士。最後弄成「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卻被英國人捉到印度去當俘虜。

　　其後八旗、綠營都腐爛了，不能再用；另組「湘軍」、「楚軍」、「淮軍」、「自強軍」、「定武軍」、「武衛軍」、「新建陸軍」……，幾乎所有的軍頭從曾、左、李、胡開始，到張之洞、胡燏棻、袁世凱，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張且是翰林學士，文采風流。曾、張在中國近代文學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縱是李鴻章也是位天才橫溢的文學作家。──筆者幼年曾能背誦李鴻章考秀才時的墨卷，文題曰：「天台仙子送劉阮還鄉賦」。那時才十幾歲的李鴻章，竟能改竄《西廂記》，寫天台仙子送男友還鄉「拜拜」時，叮嚀道：「……野店風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遲眠……。」（真是依依不捨，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顯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閱卷後，大為感動，乃批說：「大盜劫人，不傷事主……天才也。」這一批，小小鴻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歲「中舉」，二十四歲成「進士」。

　　頭戴紅頂花翎作戰的淮軍

　　這些能夠「將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個「務實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筆下，討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辦」──等於是買一件傢俱──沙發、搖椅、毛巾、夜壺一般。所以他對崔鶯鶯小姐那種脈脈的送別柔情，什麼「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裡，無人調護，〔甜心呀，儂要〕自去扶持……」是不會發生太多生理反應的。筆端不帶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試」了。

　　但是袁世凱卻是這批文人中，弓馬嫻熟，真正打綁腿、紮皮帶，下得操場去，喊「立正、稍息、開步走」的實際的練兵官，和帶兵官。

　　本來清廷搞「重文輕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這批經過「十年寒窗」磨折，手無縛雞之力；只會下圍棋，不能拿大刀；只會坐獨輪車，不會騎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給你帶兵，你也不願（因為孔孟之學的大洗腦），更不敢（因銳氣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這項設計到袁世凱時代，就是不才所說的要「轉型」了。──事實上，袁世凱的「小站練兵」，便是中國「陸軍軍制轉型」的開始。（注意：海軍轉型較陸軍要早二十年。筆者拙文談馬尾海校時，曾細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軍」、「淮軍」，打起內戰來，雖也戰功赫赫，但他們都是小腳放大的半調子部隊。──劉銘傳與太平軍和捻軍作戰時，是頭戴「紅頂花翎」去衝鋒陷陣的（見羅剛編《劉公銘傳年譜》上冊．同治六年）。那時太平軍作戰，尤其是破城慶功時，穿的則是明朝袍套，看來像一場「京戲」大合唱。筆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圍），一度曾是淮軍對捻軍作戰的後方非正規的兵站。在被中共土改隊挖土三尺，全部拆毀之前，曾留有（不開花）千斤重砲四尊；重二百五十斤的大刀兩把（武考用的），強弓硬弩數十張；「抬槍」、「鳥槍」不計其數──硬是十八般武器樣樣俱全……，這些大概都是淮軍換用新武器或裁兵時，遺留下來的「廢物」。──這座規模並不太小的「淮軍武器博物館」，如留至今日，說不定可為本地「無煙工業」撈一筆門票錢。可惜當年搞土改的地方共幹見不及此。自毀財源，就把這些古董胡亂的糟蹋掉了。據說那些大砲、大刀被用專船運往蕪湖鐵廠，鋸成廢鐵出售，也沒有撈回多少運費。

　　淮軍當年的對手方，尤其在捻軍名將任柱率領之下的那一支，剽悍至極。他們大半是騎兵。主要武器則是削巨竹為槍，成為「丈八蛇矛」（古人所謂「揭竿而起」者也），和少數火器──三千戰馬夜鏖兵！當他們蜂擁而來之時，勢如疾風暴雨，狂濤駭浪。當者無不粉身碎骨，所謂「馬踩如泥爛」也。

　　任柱是捻軍名將，淮軍畏之如虎。對付他如不用開花大砲、毛瑟快槍，簡直就如無之何。筆者幼年震於傳聞中的任柱威名，及長讀捻軍書，欽慕之餘，每思為任柱作傳，而苦於心力不從，至今未能執筆。

　　所以我國史上，三國演義式的傳統戰場，離我們並不太遠。把它們搬上銀幕，比美國「西部片」（Western）好看多矣。

　　「防軍」、「練軍」與小站

　　總而言之，湘淮兩軍，雖也有一些「洋槍隊」。他們基本上還是一種傳統武裝；是西安「兵馬俑博物館」的嫡系苗裔。可是袁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於天津、塘沽之間的「小站」（上引陳志讓書頁四十九誤為「平津之間」），原為平捻之後，部分淮軍北調，擔任「防軍」的屯田區。清代軍制中有所謂「防軍」、「練軍」諸名目。「防軍」者駐防之部隊也。而「練軍」則是在從事訓練中之部隊（參閱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戰前，李鴻章最反戰，因其深知中國海陸兩軍均不足以參加國際戰爭，然迫於國內國外壓力，渠亦自知對日抗戰為不可免（注意：今日的江澤民可能也有此難言之隱）。李氏乃臨時抱佛腳，積極備戰（亦如抗戰前之蔣公也）。在海軍上備戰詳情，筆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複。在陸軍方面，李鴻章則一面商之英將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在天津創辦「武備學堂」，以滿人蔭昌主之，培訓新制軍官以逐漸淘汰舊淮軍。另於甲午戰爭前夕，在小站防軍東調之後，以舊營房作為「練軍」之所，來試練一支新軍，以前廣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謂「練軍」，自然練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點稍息、立正階段的訓練（今日軍訓所謂「典」、「範」、「令」），沒啥深文大義也──筆者這一輩，抗戰前在南京孝陵衛，教導總隊營房中，受「學生集訓」，三個月就完成「營教練」（有當營長的基本知識）。當年黃埔一、二期，亦不過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時中國人見洋兵「敬禮」，都覺得好奇怪啊！歸而記之曰：「洋兵肅立，舉手加額，拔毛數莖，擲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時在頭上拔掉幾根頭髮，甩到地上。算是對上司「敬禮」，也不簡單啊！也得要洋教習來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槍上肩」……，沒個洋人來教，哪行呢？！

　　所以練新軍必用洋教習，當時所謂洋員。但是那時歐美遊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來教稍息、立正的，有幾個不是冒險家，甚或洋癟三呢？！──筆者曾撰文並舉例細論之。他們彼此之間，互揭西洋鏡的記載，更是說不盡的。

　　這種冒險家和遊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說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練新軍、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沒有他們。善加利用，他們是有其貢獻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駕馭他們的知識不足，也就易於失控而已。

　　那時在中國搞新軍，一般都最重「德式」（蔣公後來亦然）。光緒二十年胡燏棻受命去小站練兵，和他名位相埒的總教習便是德人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漢納根本是李鴻章興建海軍中的要員；曾設計大連要塞。豐島海戰時，他也是「高昇號」的乘客之一。高昇被日艦擊沉，我軍死於海者七百人，漢氏竟以善泅倖免。中日海軍黃海大戰時，漢氏亦在「定遠旗艦」上與丁汝昌、劉步蟾共生死。但漢某原非海員，黃海戰後乃請調至小站搞陸軍與胡燏棻共事。

　　漢納根是個日耳曼人。幹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iciency）；但處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頑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雖有些新思想，卻沒有與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經驗。不數月便自覺吃不消，乃掛冠而去。──這時「甲午戰爭」已近尾聲，大清海陸兩軍同時全軍覆沒，京師門戶洞開。政府要趕練新軍，急於燃眉，而朝中無人。時勢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餘的。

　　治世能臣，亂世奸雄

　　袁世凱在甲午開戰時曾在後方幫辦糧台，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鮮既練過新軍，有知兵之名，聞於朝野，這次練兵需人，袁氏於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溫處道」的官階，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練新軍。

　　前引房兆楹論袁之文，曰：袁世凱並未實授「溫處道」。這實在是多餘的話，須稍加解釋。蓋大清帝國是個傳統的法治國家（注意：「傳統」二字是指東方式的法制，與西式略有軒輊）。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編制。官員有定額；任免有定期；銓敘有定制（參閱《大清會典》）。縱是皇帝也不能胡亂改制──《漢書》上所謂，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附註】蔣、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後，還有什麼「陛下之法」呢？蔣雖視法律為具文，究竟還有一部《六法全書》。毛公則六法皆無！做了二十多年的統治者，連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沒有，卻瞎扯淡說什麼「無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筆者所強調的「轉型」問題了。──老法律丟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來，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這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壞的模式。李登輝總統今後的一切設施，「必須依法行事」。這就是個劃時代的里程碑！鄧後大陸要做到這六個字，大致還需要四十年。到那時中國政治社會，甚至整個文化大轉型，或可初步完成。──歷史走出「三峽」，海晏河清可待。十二億聰慧勤勞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聯合國中，掛掛頭牌、坐坐莊，這又算什麼稀罕呢？──十七、八世紀的法王路易十四就掛過頭牌；十九世紀英吉利的維多利亞老旦也唱過太陽不落；二十世紀美國的威爾遜、羅斯福，不也曾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紀我們「支那曼」中，為何就不能再出一兩個劉徹、李世民、愛新覺羅．玄燁，來壓壓陣、坐坐莊？──受了幾百年的鳥氣，現在起來伸伸腰、露露臉，一洗當年滿面羞，又是什麼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呢？舜猶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何況是一個有極光榮歷史的偉大民族呢？歷史家千萬莫打破鑼！

　　再回頭說說袁世凱的「溫處道」。

　　小站練兵處在當時的文官系統中，原是個地方軍制中，無定制、無定額、無定期的臨時建制。這時中央的「督辦軍務處」派袁前往，是以袁的老資格「道員」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資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級。──「道員」是有定額、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隸各省的地方官。（「候補道」當時是可花錢買的。關節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補」。但這種「捐」來的官銜，是為科甲士林所不齒的。劉銘傳的兒子，就因私下捐了個候補道，受了爸爸嚴厲的體罰，而羞憤自殺的。見上引《年譜》。）所以袁世凱的「溫處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轄溫、處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檔案中，顯示有「缺」（要是現在就用電腦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員「開缺」（離職），或根本建而未置，或置而後撤；既缺則這一名額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謂未實授者，就有語病了。──清制中的「總兵」（師長）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額也有地方頭銜的。但是有些總兵，竟不知他那頭銜的「鎮」（地名）在何處呢！

　　再者，袁之練兵小站，實是眾望所歸的結果。袁那時頗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職小站是恭親王奕訢、慶親王奕劻、兵部尚書榮祿、軍機大臣李鴻藻、翁同龢，和後來有名的「東南三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眾口交贊，一致掬誠推薦的。而且這些大臣之中像李鴻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慶王等彼此之間矛盾極深，甚至是終生的政敵。要他們一致讚譽，一致推薦袁老四這位小小的前駐韓商務委員，直隸總督的一個小下屬，他本身沒兩手，不成的呢！──所以我們執簡作史的人，因為對「袁世凱」三個字有成見，便硬說他出任要職是出於個人吹牛拍馬、攀援權貴而來，是有欠公平的呢！

　　漢末政論家許劭（子將）評曹操說：「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大笑，認為評得對（見《三國誌．武帝紀》，裴松之注，引孫盛《異同雜語》）。據說袁得勢時，時人亦以項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為忤，且大為得意，認為比得對。所以近世治民國史者，對袁公為「亂世之奸雄」這一評語，大致是沒有二話的。其實袁氏又何嘗不是「治世之能臣」呢？──民國時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勸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後來在台灣被處決的陳儀，對袁之幹才，都是誠心誠意傾慕的。讀者知否，論人品論學識，「六君子」（如劉師培、楊度等）都不能算是壞人呢！陳公洽雖在台灣出了紕漏，但他也是國民黨高幹中，極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筆直書」，都不應以人廢言。

　　鮑爾、包爾達、袁世凱

　　有的朋友或許要問：袁世凱連個秀才也未考取過，更未進過軍事學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軍事知識，能獨當一面去訓練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支現代化的陸軍呢？

　　曰：袁君起自行伍。軍事知識得自實際經驗呢！

　　再問曰：現代化陸軍是一種科技專業，行伍老兵，焉能勝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當年中國可也，在目前美國猶可也──君不見剛離職不久的美國陸海空三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四星上將（華盛頓只有三星）、在越戰和波斯灣之役均戰功赫赫、將來還要問鼎白宮的黑人大將之鮑爾（Gen. Colin Luther Powell）將軍哉？鮑爾非西點產也；與孫立人母校之維吉尼亞亦無緣也。此公行伍也。憶五○年代中，筆者在紐約市立大學教夜校餬口時，鮑爾斯時即在敝校上學，係一成績劣等之學生也。彼亦從不諱言其在母校為「全Ｃ生」（straight「Ｃ」　student）。余近讀暢銷之《鮑爾回憶錄》，訝其四十年來作文並無大進步。設回母校重讀，仍難免其為「全Ｃ」也。鮑君時在紐約市大（C.C.N.Y.,C.U.N.Y.）參加學生「備役訓練」（R.O.T.C.）。畢業後入伍為伍長，初不意四十年中累遷，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混帳的《紐約時報》，瞧不起鮑君，暗笑他為黑人幸進。──但是黑青年在陸軍中可以幸進，白兒童就不能在更為科技化的海軍中，行伍幸進哉？！兩周前由於誤掛越戰勳章，而被媒體揭露，竟至愧恨自殺的海軍上將包爾達（Adm. Jeremy M. 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國海軍中最高級之軍令部長也。包爾達少年為一頑童，不容於父母。十七歲時（一九五六）乃誑報年齡入海軍為水兵。四十年中竟累遷至今日上將軍令部長，為美國海軍中之第一人；麾下節制將士凡四十七萬人，戰船千艘。初不意以誤佩兩枚「Ｖ」字勳標，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記鮑、包二君，均為今日美國行伍出身的陸海兩軍之最高級將領也。我國陸軍於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訓練總監袁世凱，又何足大驚小怪哉？！

　　早年留日的文武學生

　　世凱在光緒二十一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軍」為「新建陸軍」。兵員亦增至七千人，步騎砲工輜俱全。原有洋員教習之外，並於蔭昌的「武備學堂」之教練學員中，擇優借調。其著者則有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梁華殿等人。梁後來因意外早死，而王、段、馮皆一時俊傑，成為後來「北洋系」之重心，所謂龍、虎、狗也。

　　此後中國南北諸省分練新軍成一時風氣，青年學子被派往日德諸國學習陸軍，亦絡繹出國；返回成為新軍中堅者，亦多不勝數，而袁之小站，雖是群龍之首，卻不隨流俗。蓋當時各省督撫（其尤著者如湖廣總督張之洞）籌練新軍，類多籌其款，掌其權，而實際訓練則委諸專業軍人執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離身，詩文不離口。武場操練細節，則向不與聞也。因此各省「新軍」幾為留日陸軍學生所包辦。然留日學生龍蛇混雜。泰半學生均未嘗涉足日軍訓練下級軍官的「士官學校」。一般都只就學於日本為賺取華生學費而特設的預備學校，所謂「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們在這種預備學校中要先學點「稍息、立正」的初步訓練，和「請坐、喫茶」的口頭日語，然後加入日軍聯隊當兵。成績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士官學校」那時在日本亦係初辦，一年卒業。稍息、立正之外，亦所習無多。縱如此，那時華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蔣方震、蔡鍔、閻錫山、吳祿貞……亦鳳毛麟角也。筆者曾自日本士官檔案中查出歷屆華生全部名冊。後來作黃埔軍校校長、陸軍大學校長之老總統蔣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嘗涉足「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學籍到聯隊學兵為止。何應欽、張群則真是士官畢業生。岳公是個認真求學的好學生，學業因辛亥革命而中斷；二次革命後流亡東瀛時，始續學畢業。蔣公的把兄黃郛則真正畢業於日軍測量學校，一工兵專才也。

　　但那時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國留日學生，不論入學士官與否，一旦歸國都制服鮮明，馬靴、馬刺耀眼爭光（但多半不會騎馬），再加上指揮長刀著地，行路鏗鏘有聲，儼然「將軍」也。

　　【附註】那時日圓比中國銀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費留學生，生活比在國內上學更為節省。加以留東不要簽證，來去自由，而當時日本經濟剛起飛，都市中聲色狗馬，樣樣比中國新鮮；連下女和阿巴桑都頗有文化。加以當時日本無種族歧視，而日俗男尊女卑，遠甚於中國。公共浴塘中有時且男女同浴，使中國留學生大開眼界。身入寶山花叢，還念啥鳥書呢！──筆者的父執輩（包括一位親舅舅），當年留日者不計其數，我長大後曾習日語三年，才發現他們一句日語都不會說。總藉口說「忘了，忘了」，其實很多連假名亦不會發音。但他們之中卻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當時各省「新軍」都是革命溫床。胡適之先生也曾告訴過我說，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為他們是留日學生中「極少數」能念日文、說日語，「還能用日文寫信」的。胡漢民、汪精衛、吳稚暉等「黨國元老」，也算是留日學生，卻一句日語都不會說。女人比較有語言天才，據說居正夫人就說得一口流利日語，所以居院長留日時私生活「很規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訴我的）。──以上所說的還是文科學生；武科學生就更不必談了。但是不論他們學的是怎樣的二百五，一旦回國搞起「新軍」來，那可就神氣了。文人上司（如湖廣總督張之洞、奉天將軍增祺等）哪知底蘊？下面的學員就更被嚇得一愣一愣的了。那時尚在讀「陸軍小學」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見《李宗仁回憶錄》）。

　　槍桿與政權，智慧和機運

　　上述這種情況，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後來的「北洋系」就完全相反了。袁世凱雖然也是一位文人，但自二十三歲起便身在軍中，和上述美軍中的鮑爾和包爾達一樣，由小及大，最後身任統帥，對軍中一切操作，無不裡外精通。這就不是林則徐、葉名琛、張之洞等「翰林學士」所可望其項背了。──林、張等人是以文馭武；袁老四則反其道而行，以武馭文了──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中一個新的「轉型」的開始。自袁以後的當國者尤其是蔣、毛二公，皆是以武馭文之袁派也。有的朋友或許認為毛澤東是文人；其實連鄧小平也不是文人。毛和鮑爾及袁世凱一樣是行伍出身的統帥。在江西蘇區時他就直接在戰場指揮作戰。嗣後國共內戰，毛公不但親自指揮四大野戰軍，還要「胡宗南聽指揮」呢！「韓戰」中幾個重要戰役，據說也是毛親自指揮的。不用說「八二三砲戰」也是毛司令員在北戴河沙灘上，右手擁抱美女，左手拿電話機指揮開砲的──「風流人物，且看今朝」，的非虛語。不能直接將將，而胡吹「黨指揮槍」，豈非騙人哉？！

　　鄧小平和陳毅元帥一樣（陳原為新聞記者），都是行伍出身的帶兵官，所以黨才能指揮槍。江澤民工程師未帶過兵，也要搞黨指揮槍。只在軍中施點私恩小惠，拉攏三兩位大將作肱股，以為這樣槍就服從黨，以後就不會有「苦撻打」（coup d'etat），不會有「宏大」（junta，軍人竊權）了。老江，不行呢！江工程師如果也要以文馭武，搞黨指揮槍，要學學李登輝技正也──把軍隊國家化，搞出個憲政法治來。大兵哥不敢犯法，總統主席才不會受「宏大」的威脅！君不見二次大戰時最跋扈、也是最目中無人的麥克阿瑟老兵乎？他橫眉怒目，不聽調度。一個原為賣領帶的小售貨員，竟能以短短一張紙，把他「撤職」！再有二話，就要「查辦」。──李登輝技正今日也有此本領！而江主席尚沒有也。今為老李所取笑，豈不該三思哉？！

　　朋友，沒啥稀奇呢！政制「轉型」罷了。吾一願老李勿為「島氣」出岔；二願阿江能認識歷史遠景，拿出氣魄，迎頭趕上也。──大清傳統，以文馭武。袁、蔣、毛三公便宜行事，以武馭文。李、江二公如能把既顛倒的再顛倒過來，近代中國文明就要從波濤洶湧的「歷史三峽」中，平安「出峽」了。──再說句政治學中的「老生常談」：「制度者，智慧和機運之聯合產兒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在中國近代轉型史中，從專制「轉」民治，我們可敬可憐的老國父，有此wisdom而無此chance。我們那位自己指著鼻子說：「你們追隨我革命」的蔣總裁，和那位牛皮大王，口口聲聲「完全為人，毫不為己」，卻只會打爛仗、玩女人、作舊詩的毛主席，都有其chance而無其wisdom。袁皇帝之可悲，是在這場千載一次的「轉型史」中，他陛下既無此chance，更無此wisdom；所以下場最慘──幾乎是「眾口鑠金」、「遺臭萬年」，不學試究古今之變，略為之不平也。

　　今日呢？！朋友，論chance真正是「千載難逢」也。中國政制「轉型」已至「水到渠成」的邊緣，一蹴可幾。當年的孫文，哪有此機運？國父老人家今日如泉下有知，在紫金山上，恐怕把棺材板都踢破了呢！──但是今日身居駕駛艙中的偉大的舵手們，有沒有其wisdom呢？

　　不才之見是雙方都有此智慧；但是雙方都有其包袱，而智慧被包在包袱裡，縱有「靈犀一點」，也就衝不出了。智慧包在包袱裡，有機會亦徒然也。

　　老江的包袱便是老共的包袱──君不聞鄧上皇「南巡」時之豪語乎：「政權在『我們』手裡！」悲夫，「我們」是老幾？！「我們」之外的「他們」，又是老幾？！自命為全民之主，而心理上有若斯「爾」、「我」之分，這在佛家便叫做「相」，叫做「魔」；在儒家便叫做「私」，叫做「鄉愿」！有私有魔，就不能容，不能大。因此與孫國父的「天下為公」的器度相比，則顯得「小」平之所以為「小」了。江公現在也在「講政治」。如果江的「政治」，連個「全C生」魏京生、王丹都消化不了，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輝、連戰、陳履安、錢復、張京育……這幾十個大博士、「全A生」，來聯合造反呢？！──這是老江的大包袱；第一、二代革命家、布袋和尚遺留給第三代小和尚，裝滿垃圾的大布袋！

　　李登輝總統有沒個「布袋」呢？旁觀者清，曰：重著呢！大的、宏觀的，免談。且談點微觀的、小的──由小看大。最近李總統回到他幼年受教的淡水國小，講小學生所應學習的歷史教育，應該是他自己所想像的那一套。這就是個大布袋。李總統原是位農業經濟專家，談小學生的歷史教育，本已撈過了界。──記得《史記．陳丞相世家》裡，有個小故事：一次漢文帝問左丞相陳平，國內一年「決獄」（審判囚犯）多少？陳平說不知道，應該去問「廷尉」（司法行政部長）。皇帝又問，全國錢糧多少？陳平還是不知道，說應該去問「治粟內史」（農本局長）。皇帝有點不高興了，說，那麼你做丞相幹嘛？陳平說，為官各有職守。我做丞相呀！幹的丞相之事：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搞務實外交，平兩岸關係，制定防空飛彈系統，清除黑金……大事多著呢！哼！一番話說得萬歲爺直是點頭。

　　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當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況一個國家的元首、皇帝和總統。更何況李總統幼年所學的「中國史」，都是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的宣傳品──說古代中國本是個騙來騙去下等民族的集合體。近代中國連「What is China？」都沒個定義（見《重光葵回憶錄》），日本侵華是為著宣揚王道，日本佔領台灣是出台灣人民於水火，南京大屠殺根本沒這回事，日本併吞朝鮮是韓人向化，慰安婦是出諸韓婦、台婦之自願，日軍侵略東南亞是皇軍趕走白種帝國主義，解放被壓迫民族，日本向盟軍投降叫做「終戰」……，這種不知不覺，潛藏於下意識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軍國主義的教育，可能就是構成李總統包袱的最大成分。──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後，李總統曾是大陸青年的一盞明燈。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實在是很可惜的。若把這一轉變，完全歸罪於中共玩弄中國的民族主義，那也是個錯誤的觀察。──江澤民、喬石那一夥，也是一群想為國家做點事的務實派（與老毛和林四的胡來是完全不同的），把他們全看成瘋子、壞人或三頭六臂的蘇秦、張儀、季辛吉，都是不正確的──他們哪有那飛天本領，要社會主義就有社會主義，要民族主義就有民族主義呢？！

　　不容「顛覆政府」

　　拙文原是談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這些時下英雄好漢呢？無他。筆者覺得洪憲之可哀者，是袁世凱處身在那一「轉型」階段，他是既無改制的「機會」，更無改制的「智慧」，所以敗得百身莫贖。而今日這批領袖們，尤其是李、江二公，是既有此機會，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積的）。若再慘敗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國家民族之不幸。我們搞比較史學、比較傳記的人，以古證今，骨鯁在喉，順便提一下罷了。

　　現在再回頭談談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練兵大臣，槍桿在手，乃一心一意要為大清帝國練出一支德式新軍。不在話下，袁世凱是精明強幹，對洋員華員，皆駕馭有方，知人善任。文員則扳請總角老友、翰林徐世昌（咸豐五年至民國二十八年）屈尊作「參謀營務處總辦」，庶務軍需一把抓。武員則重用段祺瑞（同治四年至民國二十五年）等德國留學生，配合洋員，以德國模式嚴格訓練。袁本人亦著軍服、紮皮帶、穿馬靴、掛佩刀；日則觀操、夜則巡營。軍令如山，紀律嚴明。小站中嚴禁吸毒。某夜袁巡營見一軍人偷吸鴉片。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營肅然。

　　袁軍中無日本留學生。其原因蓋有二端。日本軍制原襲自德國。袁軍既亦採德制，延有德國教習，購用克虜伯軍火。軍中幹部如段祺瑞等均係德國留學生。既然直接取經德國，又何需作日本的再傳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學生原為革命黨之淵藪，為防制革命黨人滲透北洋新軍，乾脆不用留日學生，則革命黨不就不禁自禁了。──從鬧革命的立場看來，袁世凱實為民國史上的第一個「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黨都有其「不斷革命論」的主張。既然「不斷革命」，就必然有「不斷反革命」。──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百餘年來，革命與反革命大家輪流做，這叫我們笨拙的歷史執筆者，如何下筆呢？所幸中國近代政治轉型史，已近尾聲。台灣已無「反革命法」。大陸在現行刑法中，亦已改「反革命」一辭為「顛覆政府」。如此，則當年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黨滲透新軍，也是一種反對顛覆政府的措施──其後數十年國共兩軍中類似的措施，嚴格多矣！搞比較史學者，怎能獨怪老袁哉？！

　　打入政治核心

　　總之，袁世凱當年在小站所練的「新建陸軍」，是近代中國第一支現代化部隊，全國矚目。但是建立這支武裝，袁某也是嘔心瀝血的。君不見蔣方震（百里）後來主辦保定軍官學校，在無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場檢閱台上，當眾舉槍自殺。又不見蔣公介石（中正）受命主辦黃埔軍校，還不是一再辭職，一再不辭而去。其憤激之烈而未舉槍自殺者幾希。

　　袁公練兵小站之艱難，不在二蔣之下也。他本是李鴻章的親信，甲午兵敗李氏搞掉黃馬褂和花翎之後，世凱便成為孤軍孤兒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處境，晚年還餘歎猶存地告我說：「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見《李宗仁回憶錄》第九章第一節）

　　俗語說：「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凱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忌者如雲，讒言四起。那時他的頂頭上司，便是個野心勃勃的滿族軍閥和大官僚榮祿（道光十六年至光緒二十九年）。榮有專殺之權，在讒言四逼的情況下，榮便有心找個藉口，殺袁而併其軍。誰知一次榮氏親至小站檢閱，預備就採取行動時，卻被袁軍的整齊軍容和鮮明的器械所感動──榮是個舊軍人，未見過這種現代化的新式部隊也。他竟認為袁是個練兵的奇才，不但不願加害，且欲引為心腹肱股。──兩情相悅，就這樣袁老四這孤兒就找到另一個乾爹，而大紅大紫起來，成為榮祿麾下的第一號大將。

　　榮祿是李鴻章失勢後，得西后專寵的大清帝國宰相（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後又入閣作軍機），手握重兵，權傾一時。筆者在論拳亂前文中，就提過他的兵權。那時清廷防衛京師門戶的防軍，有兩大系統，約十餘萬人。

　　第一是「京畿戍衛系統」（禁衛軍），由西后近支親貴掌握。

　　第二是「北洋國防軍系統」，由榮祿掌握。這些原是甲午戰爭中，各地勤王之師的殘餘。榮祿把他們集中起來，改編成「武衛軍」，共有「前、後、左、右、中」五軍。榮氏自將精銳的「武衛中軍」；而把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改名為「武衛右軍」，納入他的指揮系統。──這一系統的「武衛」五軍，分駐北京內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軍」為最強，嗣擴充至萬人以上，聲威遠播，朝野側目。亂世抓槍桿，有槍便有權。就這樣袁世凱就從一個練兵褊將，擠入大清帝國的政治心臟。此後不論是「戊戌變法」、「八國聯軍」、「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建立民國」……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一日脫稿於北美洲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八卷第六期

【伍】四、捲入三大危機．一項運動

　　我們的大清帝國，在中日「甲午戰爭」（光緒二十年至光緒二十一年）之後，還苟延殘喘了十六年（光緒二十二年至宣統三年）。在這十六年中，他老人家再次經歷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機，和一項轟轟烈烈的救亡運動。這三大危機是：

　　戊戌變法（光緒二十四年）

　　庚子拳亂（光緒二十六年至光緒二十七年）

　　辛亥革命（宣統三年至民國一年）

　　穿插在此三大危機之間，有一項起起伏伏的救亡運動。這項救亡運動，始自公卿大夫、知識分子所推動的「自強運動」和「維新運動」或「變法運動」。到拳亂之後，再次落實為朝野一致認可的「立憲運動」（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三年）。吾友張朋園教授，便是今日專攻這一運動的，海內外第一號大專家。

　　戊戌變法注定失敗

　　關於這三大危機，筆者曾自個人零碎的英文講稿回憶改寫，斷斷續續的寫了十餘萬字。承紹唐先生不棄，幾乎全部在《傳記文學》中連續刊出。筆者是個中國農村出來的山野村夫，習慣於莊子所說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對廟堂文學沒有興趣。因此試論上述三大危機，則拙著可能與嚴肅朋友們的學報史學，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習相遠，每個治史者，都有他自己個別的看法。司馬遷所謂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也。對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難盡了。

　　就說「戊戌變法」吧！我的史學界的朋友們，一般對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認為從歷史上看，尤其是悄立於巫山十二峰之巔，俯看滾滾洪流的「歷史三峽」，不論是從宏觀認知，或微觀探索，戊戌變法都是注定要失敗的──只是那時推動變法的英雄們，從光緒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人在此山中，看不見罷了。但是史學工作者（且用個時髦名詞），於一百年之後回看全局，就很清楚了。──朋友，一百年來，我們敬愛的政治領袖們：孫、袁、蔣、毛、鄧、江、李（李光耀、李登輝、李鵬），不是夙夜匪懈的都在大搞其「變法改制」嗎？今日李光耀、李登輝，這二李變得最有成效。不幸他二人都只有個「迷你」王朝。──辛亥革命時，江亢虎要搞「社會主義」，孫文大總統對他說，將來把崇明島劃給你，你先到崇明島上，去實驗實驗再說。孫文總統幹不成了；江亢虎也就失去他那個「社會主義實驗島」了。後來毛澤東的毛病，便是他應該先到祟明島上去試試他的人民公社。如此則兩千五百萬（一說四千萬到六千萬）貧下中農就不會餓死了。

　　「二李」現在兩個小島上的實驗，都是「奇蹟」似的大為成功！雖然小李還在取笑大李不懂孔孟之道，搞的什麼鳥「父權」。──其實光耀、登輝都是老子的好後代、佳子弟。伏龍鳳雛，得一可以安天下！但是要把二李之道推行於比他們統治區要大上一千倍、一萬倍的大陸，不才估計，至少還要四十年始有可能。不搞西安事變，不生意外，到民國一百二十九年，我們歷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轉型」，大致就要完成了。歷史走出三峽，國泰民安。我們就可霸霸莊，搞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了。

　　以上所說是從「宏觀」立論。──我們變法改制，至少要搞一百五十年，才可略見端倪。光緒爺「載湉小丑」（吳稚暉語）算老幾？！他要聽康有為的話，畢「百年」之功於「百日」（所謂「百日維新」），豈非荒唐哉，笑話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

　　我們不妨再以「微觀」史學的法則，去探索探索康有為、康老大、康主席，這個「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的通天教主，毛澤東之前的最自信、最誇大、最獨裁的「今文學」死胡同中的「教條主義者」。筆者對康聖人所論已多，不再重複（見拙作《解剖康有為》，及其它相關各篇）。至於我的兩位最好的朋友黃彰健院士（大學同班）和汪榮祖教授（小同鄉），有關康氏的越洋筆戰──考據康有為遺著的章句之爭──我就認為是一種《水經注》之學，是文人行有餘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間與「變法」無直接關係也。

　　記得一次深夜恭聆胡老師說〈爾汝篇〉、〈吾我篇〉及《水經注》中各項考證，就歸而感嘆：國破家亡若此，大才槃槃的思想家胡適，還在草廬之中品琴棋書畫；渺小若余，亦不忍為之。作詩自律因有「不共胡郎辨爾吾」之句。

　　總之，吾讀康聖人之書，宏觀上他必然失敗，固無論矣；在微觀上他也非管（仲）、蕭（何）、諸葛之流，康是史達林、毛澤東一流的英雄人物。康子如得志，中國近代史上至多就多出了一個「毛主席」而已。誤盡蒼生則有餘，其它就不足多論矣。

　　在他的變法運動已至最緊張階段，眼看西后即將回宮，廢立便在目前，光緒自覺「朕位不保」之時，據大陸最近發現之史料及康氏自述，他們的確是擬有計劃。要搞宮廷政變；囚殺西后，擁光緒獨裁，變法改制。但是這幾位縛雞無力的知識分子，如何能搞「苦撻打」呢？（用句今日台灣俚語）他就卯上袁世凱了。──須知變法者，和平政改也。如今和平政改不成，而改採軍事政變，苦撻打、宏大，那就化「變法」為「革命」了。如此則康有為就不是康有為了；康有為就是孫文了。

　　不搞「和平變法」，改搞「軍事革命」；把「戊戌」改成「辛亥」何傷哉？──可是辛亥革命是先有個「武昌起義」。既起義矣，那窩小革命騎虎難下，不得已才找個「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但卻在英國留過學的清軍協統黎元洪來當頭頭，領導造反。

　　讀者知否？造反在滿清刑法中，犯的是大辟，大辟是十惡之首，犯者誅三族，本身凌遲處死（紅衛兵小將叫做「一身剮」）。──這個大辟之罪呀。在蔣、毛二公時代，都叫做「反革命」。從汪壽華（民國十六年上海工運領袖）、鄧演達開始到王實味、高崗、饒漱石、劉少奇、林彪，國共兩黨所殺的「反革命」加起來，至少一千萬人！不是危言聳聽吧！現在「反革命罪」改叫「顛覆政府罪」──恩高德厚，「一身剮」、「寸磔」不搞了。但是犯了「顛覆政府罪」，日子還是不好受呢！

　　黎元洪這個「黎菩薩」（元洪的諢號），在甲午戰爭時泅水逃生，幾乎為國捐軀。現在長得胖嘟嘟，官運看好，他原不要「顛覆政府」嘛！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哼，你如來帶頭造反，大家同生共死。成則為王，敗則流亡。失敗了，也不會搞個「一身剮」。你要不答應呀！哼。人頭落地再說。──元洪思前想後，據說長吁短歎，淚流滿面，最後悽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參加革命的。

　　好了，戊戌變法時，譚嗣同一夥搞不下去了。他們卯上了袁世凱，也叫袁世凱做辛亥時的黎元洪，來領導搞軍事政變。把頑固的葉赫那拉老太婆抓起來，甚或殺掉。最近史料顯示，他們是預備把老太婆殺掉的……。詳情筆者曾有深入的記述，此處不必再提了。

　　總之，當譚嗣同於九月十六日夜訪袁世凱，把這項政變密謀向袁洩露時，袁氏後來回憶說，他那時傾聽之下，直被嚇得「魂飛天外」。──我想這「魂飛天外」，可能是事實。不特袁也，那時朝中任何大臣，在此一情況之下，都會「魂飛天外」的。

　　抓太后，不可能；囚皇帝，一句話

　　袁世凱在突然間的「魂飛天外」的精神反應之後，這位現代曹操的理智的抉擇又如何呢？歷史家不是他「肚裡的蛔蟲」，不應亂猜。但是客觀形勢卻明顯的擺在那地方，不容置疑。上節所談，從宏觀史學著眼，戊戌變法斷無成功之可能。這一點，袁世凱看不到。那是百年後歷史家的結論。當年袁是「身在此山中」，識不及此。可是袁是位務實派的官僚，他所見的是近在眼前的政治現實──他要根據這個鐵的現實，來決定他的政治行為。──袁是老謀深算的張作霖；不是那躁急衝動的張學良。

　　那時的鐵的現實是什麼呢？

　　一言以蔽之，則是西太后要把光緒皇帝囚起來，只需動動嘴，一句話。

　　光緒皇帝和他幾位「近臣」──四個年輕的「四品章京」（魏京生、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和那志大言誇，沒有一天行政經驗的教條主義者的康聖人（五品小官），想勾通一個師長，到頤和園去搞個西安事變，絕無此可能！這一鐵的事實，那是這位目光如電的袁師長，看得清清楚楚的（袁世凱那時的實際官銜是直隸按察使，從二品）。

　　毋煩師長操心，我們搞歷史的越俎代庖，來替他扳扳手指。──袁有精兵七千人，駐於天津塘沽之間的小站。他如接受光緒的「衣帶詔」（並不存在），起兵勤王，他首先就要在天津搞個「西安事變」，把頂頭上司榮祿殺掉。榮祿是好殺的？這一點袁世凱就做不到。

　　縱使做到了，袁還要發個〈討武曌（則天）檄〉，帶兵打向北京。北京又是好打的？那時統率武衛前軍的聶士成、武衛後軍的董福祥都是悍將，打洋人不足；打內戰有餘。袁世凱有把握能消滅他們？縱使能消滅他們，也保不了光緒。光緒爺如人頭落地，還有啥「王」可以勤的呢？──這些都是鐵的事實，毋煩一百年前的「袁學良」，和一百年後的歷史家代為分析也。可歎的是譚嗣同，這位愛國如救火的譚王丹，病急亂求醫，飢不擇食地，去找一個素昧平生的袁世凱去做張學良，哪能做得到呢？

　　後世史家為此曾痛罵老袁。罵他背叛變法，破壞變法，罵得牙癢癢的。其實老袁只是兵練得好，被維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愛莫能助罷了。──從頭到尾，他是被動的，是被捲進去的。這話沒什麼不公道吧！

　　以上還是從「帝黨」方面看。我們不妨再略窺「后黨」。

　　在近百餘年來我國的「政制轉型史」中，我們經歷過四大獨裁領袖，一女三男。功過是不易說的，因為治史者對這個抽象問題，難免各有所偏。抽象問題是拿不出標準的。可是若論統治技巧和政治藝術等具體的表現，恕我斗膽一評，實在是三男（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不如一女（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氏）。

　　若論統治的時間之長，版圖之廣，憂患之多，一女都勝過三男。西后統治中國先後四十八年（咸豐十一年至光緒三十四年），疆土包括外蒙古和唐努烏梁海。她所敉平的內憂有長毛、捻軍、回亂，和數不盡的地方騷亂。她所抵禦的外族入侵多至十一個帝國主義。首都兩度陷敵，瓜分迫於眉睫。她所統治的年代也正是東西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掠奪的巔峰。這都是其後三位男獨裁者所不可比擬的。

　　可是儘管如此，西后的中心領導地位，一直篤篤定定，未動搖絲毫。她的統治是真正的五族一統。四海之內，莫非后土；率土之濱。莫非后民。她沒有黨派；不搞特務。在全國臣屬之中，量材器使，向不搞（蔣、毛二公最擅長的）「拉一派、打一派」。她沒個什麼政校、幹校和人民大學，而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謂中興名臣），實為國、共二黨所未嘗有，而治下臣工，不論賢愚和不同族群，對她都鞠躬盡瘁，唯命是聽。吾人須知，所謂「湘軍」、「淮軍」，實質皆是地方軍閥的胚子。然歷西后四十年之統治，未聞割據自雄，稱王稱霸也。她毋需楊永泰來為其「削藩」，更沒個林彪要飛往溫都爾汗。若論私生活，較之前朝的「髒唐臭漢」，西后算是宮闈中的修女了。比諸後朝，亦不像毛公之欲蓋彌彰也。──當然慈禧也是個心際狹小，生活侈靡，而個性狠毒，睚眥必報的潑辣女人。她具備著一般大獨裁者和小后妃好虐善妒的一切短處。因此她對她自身安全與權力之掌握可以說纖介不遺；對她兩個兒皇帝（同治、光緒）之管制，也是徹底的高壓。光緒自四歲入宮始，每聆太后訓誨，輒至跪地戰慄。宮廷生活三十年，身邊直無一個貼身太監。太后要囚禁皇帝，一句話足矣；毋煩二話也。在此情況下，若說光緒有弒母密謀，實是笑話。譚、康諸氏縱有刺太后之心，是蚍蜉撼樹，不知彼不知己也。

　　話說回頭。袁世凱對這情況，卻瞭如指掌，他怎能糊塗到與譚嗣同作一夕之談，就參加他們的幻想政變呢？他改變不了當時那個鐵定的局面，而這一局面發展到六君子被殺、變法流產。若要把這齣悲劇怪到老袁頭上去，縱以春秋之筆，責備賢者，亦稍嫌過分也。

　　拳亂中的樞紐

　　袁世凱既以此支新軍被捲入「戊戌變法」；又因此支新軍再被捲入另一危機的「義和團之亂」，那就更是順理成章的了。

　　關於「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是是非非」，筆者曾以近十萬言的長篇，才略述梗概。今再試述袁世凱被捲入這場是非，更是一言難盡。義和拳這個邪門宗教，若說它複雜，則無法說得完。若說它簡單，那就再簡單不過──它是全人類共有的現象。在平時它只是個燒香拜神，求財求子的邪門宗教而已。在亂世，那它就是作亂者的淵藪──顛覆政府的大本營，反革命或革命起義的老巢（看你各取所需的不同解釋）。我國史上赤眉、黃巾、白蓮教、拜上帝會、一貫道、紅槍會、同善社……，都是這一類的邪門宗教。高度科學化的美國，近年幾乎每年都有，嚴重的弄到「人民廟」內，八百老幼集體自殺。今年（一九九六）還有個「自由人」（freemen）在鬧事。柯林頓總統怕他們又要集體自殺，只好圍而不剿，軟圍三個月。在筆者這次訪台前夕，閱報始知那最後一個自由小爺，總算投降了。朋友你說古怪嗎，據說柯林頓的老婆希拉蕊也「通靈」呢！她要生在我們的義和團時代，她也是「刀槍不入」的女「拳民」呢！有啥奇怪。

　　這個土生土長的義和拳的「拳民」呀，在清朝末年就往往與那些洋傳教士所組織的「教民」，發生衝突。洋教士出頭保護教民，拳民不服，恨屋及烏，揍了洋人，甚或殺了洋人，那就變成不得了的「教案」了。教案鬧入中國官府，中國官不敢開罪洋人，就拿捆殺拳民來消洋災。拳民不敢抗官，益發拿仇殺洋人來報復，這一來，教案就沒完沒了了。而教案又以出「響馬」出名的山東為最；而山東又有個新帝國主義的德國正在找碴兒，以便藉口佔領膠州灣，火上加油，山東就全省大亂了。

　　大亂如何得了，清政府乃於光緒二十五年，把個以殺人出名的大屠夫旗人毓賢升任山東巡撫。毓賢以前作曹州知府時，有一任三個月，殺死一千五百人的驚人紀錄。如今升任巡撫，那就更可大開殺戒。但是山東老鄉有腦袋二千五百萬顆，哪裡砍得完呢？砍多了，巡撫大人也多少心有不平。毓秀才做官是從知縣知府做起的親民之官嘛！他深知教民拳民相互仇殺之間，拳民也是「良民」嘛，犯了教案，為了安撫洋人，為何專殺拳民呢，依附洋人的教民，「吃教飯」（洋人叫Rice Christians）為非作歹的多著呢！他這念頭一轉，新花樣就出現了。他決定對義和拳的政策，改殺為撫。索性把一「團」一「團」的拳民，編成「民團」。因而他乃通令把義和「拳」，改為義和「團」，並發下「毓」字大旗，把全省地上地下的黑白社會，通統編成由政府認可的「義和團」。──毓巡撫這一決定雖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卻弄得全省哄然。他自己也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朝廷得報也認為他是個「治世之能臣」，慰勉有加。這一來，毓大人一不做二不休，乃通令全省，以後凡洋人有所要求，「一概當作『耳邊風』！」「團民」得令，自然更是搖旗吶喊，在毓大人領導之下，正式叫出「扶清滅洋」的口號。一呼百應，全省鼎沸。

　　【附註】這在我們搞「行為科學」的範疇之內，便叫做「意念決定行為」。毓賢巡撫這一意念，就決定了他治理山東省的政治行為和政策了。

　　但是洋人又豈是好惹的呢，想當年道光爺、咸豐爺，最初不也是「耳邊風」他一下，等到圓明園著了火，驕傲的小皇帝帶著小老婆懿貴妃（慈禧），抱頭鼠竄而去之時，才叫小六子（恭親王奕訢）不惜一切代價聽從洋人。筆者曾撰有專書論之，此處便不能詳談了。

　　總之，毓賢這個土秀才，不知大清帝國此時已在瓜分邊緣（洋人叫做Cutting the chinese melon），列強對華正作分贓競賽（battle of concessions），中國佬只能「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哪能把所有洋人一鍋煮，小不忍而亂大謀呢？果然洋人在山東無奈他何，一紙抗議到北京，毓大人就丟官了。──毓賢被調往山西，他的山東遺缺就由袁世凱遞補了。

　　袁世凱於光緒二十五年冬率領了他那支已超過萬人的武衛右軍，前往濟南接事。──這時山東遍地都是義和團，袁世凱來此怎麼辦？朝廷給他的訓令，為著應付洋人，顯然是「陽剿陰撫」。但是根據大陸近年在山東各縣所搜集的地方檔案文獻，袁的政策卻是個相反的「陽撫陰剿」。他顯然指使他的胞兄營官袁世敦和部將張勳（就是後來搞「復辟」的那個張勳，此時對袁自稱「標下勳」），把山東各地的「假義和團」，殺得血腥遍地，人頭亂滾。──真義和團敵他不過，乃紛紛北竄直隸（今河北省），最後被領入北京，鬧起紅衛兵來，就不可收拾了。筆者曾草有數萬言長文詳敘之。讀者高明，尚懇不吝指教也。

　　袁世凱為什麼要和義和團過不去呢？

　　第一，他是個洋務派官僚，對華洋兩造都知彼知己。他知道洋人在華（包括傳教士），是急則合，緩則分。你要搞以夷制夷，只能分而制之。搞義和團是促使諸洋大聯合，為淵驅魚，搞不得也。

　　第二，他也是傳統官僚，對草芥小民的黑社會、土迷信，一向也認為是盜賊淵藪，必要時他也未始不可作袁屠夫，一殺了事。連國故學大師曾國藩不都是有名的「曾剃頭」嗎？何況職業軍人袁老四乎？他們那個時期還沒有什麼「社會問題」這一概念。他們只知道強盜土匪就是壞人，就該剿滅。偶爾雖可招撫以勸善懲惡，但是像毓賢那樣大規模的招撫，只能更增加麻煩。盜賊土匪很多都是饑寒貧民鋌而走險的，毓大人把他招撫了，並未能解決他們的衣食問題。當了兵還要靠搶劫過活，那就官匪不分了，這在傳統官僚看來成何體統？所以他就力主剿滅了。當然剿滅也解決不了吾人今日才瞭解的所謂「社會問題」。但是剿滅總是合乎三千年傳統的老香火。──談什麼解決社會問題，那就把十九世紀錯當成二十世紀了。

　　有的歷史家硬把袁之驅逐義和團，說成取媚於帝國主義，那多少也是逞口舌之快了。

　　總之，袁在山東可說把義和團趕得十分徹底。等到庚子之夏，拳民把北京、天津、涿州、保定鬧得天翻地覆之時，義和團發源地的山東省，反而一片清淨，匕鬯不驚，山東老鄉對袁巡撫倒頗為感戴呢！等到義和團小將挖了鐵路，拆了電線，圍了使館，北京與外界交通完全斷絕，洋公使生死莫卜，倫敦《泰晤士報》已刊出英國駐華公使的「訃文」（obituary）時，袁世凱的濟南府忽然變成世界矚目的交通樞紐了。──原來那時身在軍機處的榮祿，表面上雖在指揮「武衛」各軍，尤其後衛「甘軍」攻打使館，實際他早已裡通外國──他一面不斷以軍火、食糧、蔬菜、瓜果接濟在使館被困之洋人和「二毛子」；另一面又利用傳統驛馬的日行「八百里加急」，與濟南府的袁世凱信息不斷。

　　通過這個交通樞紐，不但使世界列強確知他們駐北京的公使們（除掉德國公使）和夫人們，平安無恙的真消息；也使世界媒體遍傳，中國太后和皇帝「被拳匪劫持」，中國皇帝對世界十一國列強的〈宣戰詔書〉是「矯詔」、是「偽造」等等的假消息，使洋人信以為真。

　　它不但傳達了太后懿旨，重任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享有對十一國列強議和之全權；它也提供了情報與設施，讓李全權有足夠資本去搞其對十一列強「挑撥離間」之詭計，終使老美一國能與其駐北京公使「密碼通訊」，以美制歐、制日；把大清從「交戰國」變為「受害國」，賠款而不割地。使十二國（包括中國）以國際條約（非「和約」）互制，在中國有「均勢」（balance of power）而免「瓜分」（partition of China）。

　　囚公使，作人質

　　筆者在前撰有關庚子聯軍諸篇曾點明，西太后並不那麼糊塗。她分明知道中國與列強之一的英、法、日對壘，尚且一敗塗地。庚子之役，她如何糊塗到對十一國列強「同時宣戰」呢？

　　回答這一問題，不能從心理學出發，說她歇斯底里什麼的。──這個老太婆，的確是個潑婦，但是她也頭腦細密，拿得起，放得下。她「放潑」的對象只是滿漢臣工。因為她當國四十年，對兒皇帝和滿漢臣工的掌握，她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你碰了她的脾氣，她就潑你一下，看你怎樣？任憑你是怎樣的齊天大聖，諒你也跳不出老佛爺的手掌心的。

　　可是這老太婆不通夷務。洋人在圓明園一把火把她嚇慘了。她對操縱洋人毫無把握；對洋人的喜怒哀樂、外交方針、政治行為也毫無所知，因此她最怕洋人，絕不敢對洋人「放潑」。但是她這次為什麼忽然對十一國宣戰呢？那也不是在死到臨頭，捨命和洋人一拚；更不是相信義和團的法術可以「扶清滅洋」──她根本不相信那一套。在她對十一國宣戰前夕，她還要勒令解散義和團呢！

　　但是老太婆為何突然對十一國宣戰呢？

　　答曰：那是受一樁「假情報」刺激的結果。在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西后在一項討論和戰大計的六部、九卿、軍機、總署、諸王、貝勒同時出席的「御前會議」裡，還力主召回李鴻章和袁世凱，主持對列強和談；並令剛毅和董福祥，共同開導義和團，「勒令解散」。誰知當天夜裡榮祿收到一宗假情報，說十一國公使已共同決定「勒令皇太后歸政」。這一記莫須有的情報把老太婆嚇得魂飛天外。

　　這是西后最怕的一著，如今竟變成事實。因此在翌晨（六月十七日）的第二次御前會議裡，西后方寸大亂，直至語無倫次。那效忠西后最激烈的親貴二十餘人，竟相擁哭成一片。

　　這一哭一鬧，乃把二十四小時之前的決議，全部推翻。──接著便是德國公使被槍殺（六月二十日），主和五大臣被砍頭，六月二十一日她就以兒皇帝之名和英、美、法、德、意、日、俄、西、荷、奧匈十一國同時宣戰了。

　　那位後來也在中國「當差」的費正清的英籍老師摩爾斯，面對西后此一轉變，也覺不可解，他說：

　　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這一次，她這個政治家只剩個女人家了。

　　其實摩老師有所不知。老太后這次誤信了一記假情報，自覺死到臨頭，已無「退路」可走了。她倒不是「政治家只剩個女人家」，而是這個女政治家想學學中國古代男縱橫家──經過數天的考慮之後，顯然的她是把這十一國的駐華公使和代辦們扣起來作「人質」（hostage），然後以義和團小將為替罪羔羊和藉口（這和毛澤東利用紅衛兵小將如出一轍），「綁票勒贖」，迫令各該國政府改變對她老人家（勒令歸政）的既定政策。

　　義和團之亂鬧成八國聯軍，其「畫龍點睛」之筆，便是這記不知誰人偽造的假情報！──這也是一個獨裁者（其後包括孫、袁、蔣、毛、鄧）在「一念之間」所決定的「政治行為」，完全發諸「偶然」的政治行為，影響國脈民命，「一言喪邦」最明顯的例證之一。這也證明，個人或一黨專政的政體，不能適應現代文明的意蒂牢結的實驗報告。

　　【附註】蔣介石決定犧牲外蒙時，連他最親近的機要主任陳布雷，和他的小舅子宋子文都不知道，所以宋拒絕簽字，而以一個專心想做外長的王世杰去作替罪羔羊。蔣之決定對日放棄賠款，也完全出於一個人的決定，可能連他老婆都不知道，所以後來杜聿明罵他為「獨夫」。以一個人的簡單幻想去敵一黨（中共）兩國（美、蘇），他怎能不失敗呢？他（她）一失敗，四萬萬人跟著遭殃。毛就更糟了。他恨彭德懷於一念之間，破壞了連赫魯雪夫都十分忌妒的「二五計劃」，終於餓死農民數千萬。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再恨劉少奇於一念之間。他原想搞個六個月的紅衛兵運動把劉搞下去就結束，誰知又一搞十年，死人億萬。──毛曾一再說過，文化大革命只搞六個月。誰知縱是毛澤東耍久了，狐狸尾巴也有暴露之時，六個月就變成十年了。同胞們，我們如今也受夠了吧！言之可歎。

　　老太后出了岔，那是她千不該、萬不該，把李鴻章下放廣州。李如仍在北京，也參加了御前會議，派個人去問問赫德，或直接去問問各公使，哪會上「蔣幹偷書」這個大當呢？無奈李被排擠而去，剩下了一些無知而好權的土高幹，碰到這一情況，就只好「相擁哭成一團」了。他們那時沒有「飛彈」。如有飛彈，他們不亂放一通才怪呢！──就這方面來說，那位讀破《通鑑》的毛老大，就比葉赫老太婆高明。毛把他的「李鴻章」（周恩來）侮辱得不成個人形，但是就不下放他去廣州當代理書記（李鴻章是「署理」）。再委屈，你得待在北京。義和團攻打使館時，你得替我分析情報！周恩來也乖，比李鴻章更乖。李老頭還倚老賣老，私下大逆不道，有時還把老太后和小皇帝說成什麼「婦人孺子」。這老婦人（武則天！）倒頗有度量。讒言、特務雖然報告了，她也不生氣。她的原則是，只要你對老娘忠心耿耿，不搞行動反對我（雷震坐牢就是要搞「行動」的結果），你老混帳，狗嘴不長象牙，講點髒話，老娘不在乎。──周恩來就不同了。他做了一輩子小媳婦，絕不敢說半句「髒話」。他把個尼克森、季辛吉，玩弄於股掌之上，倒頭來還「遵循偉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筆者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尾隨尼大總統之後，回大陸探母，頗受禮遇。從上海、安徽到北京，真把這十四個字，聽了好幾百遍。老實說，作為一個倒楣的歷史家，聽了心頭直是嘀咕，還是我們合肥那個倚老賣老的「漢奸李二先生」，比周恩來那個小媳婦更有「宰相之風」！當然毛的器度，也比不上那兩個遠甚鬚眉的臭老太婆。──毛好裝腔作勢，反而不如兩位老太太，有「英雄（雌）本色」。

　　閒話扯多了，再回頭聊聊老太后。當〈辛丑條約〉原本電報抵達西安時，據說老太后欣喜不盡，因為洋人這次，一不要她「歸政」（這是她最怕的）；二不要她「割地」（她雖不在乎，究竟窩囊）。賠點小錢，在這位一擲百萬的老姨太，那才不在乎呢！錢反正不是她的。哪兒籌來，反正是李鴻章的事。在老太后看來，鴻章和戎之才，真是古今無雙。鴻章之功，保國衛主，也真是遮天蓋地。老李雖然為她累死了，死了也要封侯──把「肅毅伯」晉封「肅毅侯」。

　　鴻章遺札保薦袁世凱自代。老太后追念老臣，愛屋及烏，袁世凱便以四十二歲的壯年，繼世界馳名的「李鴻章」之後，就做了大清帝國的「宰相」了。

　　袁世凱的變法改制

　　慈禧老太后吃一塹、長一智，通過這次驚險的逃亡，她氣焰也低了，私慾也少了；年紀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軍政大事，也不敢亂作主張，唯宰相是賴。她信得過李鴻章，也就信得過李所保薦的接班人袁世凱。

　　袁世凱根據他晚年的所作所為，公正而深入的歷史家，也無法否定他是「亂世之奸雄」。但是通觀他一生在內政、外交、軍事、經濟各方面的領導才能，讀史者也不能否定他是「治世之能臣」。把清末民初所有的高層風雲人物，若論將相之「才」來排排隊，我個人就覺得，諸公幾乎無出其右者。李鴻章、周恩來二人或可相擬，甚或過之。但李、周二人失之太君子。尤其是周恩來，簡直失之軟弱。輔助阿斗，周可為諸葛亮；屈居毛下，有時就助紂為虐了。試看他連個孤雛義女孫維世，被姦被殺，都不敢置一辭，這個宰相也就很難比諸「古大臣」了。暴君之作惡，亦宰相愔弱之過也。李鴻章這個翰林，也不夠「跋扈」，不夠「流氓氣」。吃他們那行飯的，要推動工作，駕馭同官上下的大小流氓，就不能像胡適那樣地畏首畏尾、臉皮薄、心腸軟的白面書生了。──袁世凱在這方面比李、周二人強多了，因此他也就失之在太跋扈；失之在手硬心狠，沒有高知氣息，為士林所鄙。如今數十年了，恩怨早斷，袁公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仍難平反，其原因亦在此。有其長，必有其短。令人嘆息。

　　但是袁某畢竟是近代中國數一數二的治世能臣，得君甚專。所以他從光緒二十七年冬，至光緒三十三年秋，幹了六整年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大清帝國的實際的「宰相」（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興利除弊，變法維新，也做了不少建樹。只因為那是「袁世凱」做的，在歷史上就略嫌灰黯了。──在這六年中，袁是盡量自我貶抑，捧滿族親貴出頭，自居其下。無奈這些親貴太顢頇，而袁自己又要做事，無法不露鋒芒也。西太后老人家對他是信之、任之、寵之，但這老寡婦也知道，她在做小寡婦時，她的政權是以殺「權相」肅順起家的。如今她自己也行將就木了，而眼見另一漢族「權相」袁世凱，聲望日隆。為下任孫皇帝阿斗著想，她就先要除此「肅順」，以後才能瞑目，因此經過一番佈置，便把袁某「踢上層樓」──由有實權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於光緒三十三年、慈禧與光緒死前一年，七月二十七日（陽曆九月四日）調升有職無權的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這一調，袁相國在他的「二五計畫」（且借用一個五十年後的名詞）中的許多項目，也都適可而止，甚或乾脆泡湯了。

　　事實上袁世凱在他為相六年之中所推動的各項建樹，也可說是「袁世凱的變法改制」吧！每一項（如廢科舉、興學校）都可寫一本博士論文。吾人也不妨三言兩語，點到為止，也算是項紀錄吧！

　　第一是軍事。袁以其完整的「武衛右軍」為基礎，逐漸練出一支精銳的、現代化的國防陸軍。有名的「北洋六鎮」（每鎮六千人，約合今之一師），和與這支國防軍有關的各項設施，諸如「保定軍官學堂」、「軍械學堂」、「軍醫學堂」、「經理學堂」、「馬醫學堂」等等，都是袁氏一手創辦的。袁更擬訂全國徵兵方案，並由朝廷飭令各省興辦陸軍小學，依次遞升至陸軍大學。他的最高目標是為大清帝國練出三十六鎮現代化的「常備軍」。

　　【附註】抗戰前夕，國府軍委會曾著手編練三十六個「整編師」。數目可能是不謀而合；也可能是以袁的老方案為張本的。

　　三十六鎮的計劃，自然因袁的調職而擱淺。但是這「北洋六鎮」卻是辛亥革命時，袁氏復出的最大本錢。袁死後它們也是皖、直系的基本武力；它的軍官都變成了「軍閥」，為國人所詬病。可歎的是，一個國家政治不上軌道，哪一個大軍官不是軍閥呢？政治上軌道，他們不都是國防精兵？

　　其外袁宰相還為大清帝國練出一批現代化的警察。根據〈辛丑條約〉，洋人不許中國在天津市及京津鐵路沿線駐兵。袁乃挑選身高體健的北方農民，寓兵於警，訓練出數支極其現代化的警察──他們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批現代化的警察。民初京、津兩市的警政是享譽世界的。民國十六年國府定都南京時，為著新首都市內的安全、秩序和門面，還向北平、天津兩市借調數批警察呢！

　　關於海軍，袁就無能為力了，因為「庚子賠款」數目太大，全國羅掘俱窮，重建海軍需款過巨，政府就無此巨款了，雖然他也做了些整補的工作。

　　可是袁對落後無效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卻做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尤其廢除科舉考試這一項。科舉從漢朝的公車舉士開始及隋唐改為考試以還，已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這一制度，第一是牽涉到全國人民的教育文化生活。普及和振興教育以各級考試督導之；它也是化民成俗的主要媒介。第二它也是為政府官員遴選候補人、接班人的培訓機構。捨此則政府官制將陷於混亂（例如後來國、共二黨所搞的有欠公平的「入黨做官」的辦法，則比老科舉制度不逮遠矣）。科舉是個有千年以上的歷史，牽涉深遠，實驗可行的「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現代政治科學家也公認「民主」是個可行的「較好的制度」，雖然並不是「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這一制度陳腐了、過時了、不適用了，要加以廢除。但它的作用牽涉太廣，不可說廢就廢。要廢，就必須有計劃、有步驟的作其釜底抽薪之謀，才不會出紕漏。──袁就掌握了此項原則，先穩定了各級地方官的培訓工作；同時興辦新式學校──袁早在拳亂期間即已在濟南創辦山東大學以期替代科舉，及升任北洋大臣，更創設各種學堂，並力主選派學生赴國外留學；一以培育人才，亦為莘莘學子另覓職業出路──一切行之有效，科舉不廢自廢，袁乃領銜與開明的封疆大吏張之洞、岑春煊等，奏請廢除科舉。果然在全國安堵，四境匕鬯不驚中，千年科舉，就在「丙午科」（光緒三十二年）悄悄地滑入歷史了。

　　吾人熟讀「戊戌變法史」，想到張之洞初曾全力支持康有為推動變法，而為康氏這位教條主義者所峻拒的往事，再看袁張興學校廢科舉的成績，便知其高下！──當國執政者，不怪自家無見識，而以木頭頭腦，自作聰明而誤己誤國，可不慎哉！

　　袁氏另一種建樹便是科技、路礦和各種現代企業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國家財政，被庚子之亂及賠款，拖入絕境。袁公試圖恢復經濟，振興企業，用句五十年後蔣經國的名詞，可說「克難」而為之。雖限於條件，亦頗有聲色。例如開灤煤礦，我國之最大煤礦也。誰知在拳亂期間，經英商上下其手，巧取豪奪，竟然變成英商財產。亂後我國欲收回自辦，而英人根據已簽的合同，與國際公法條例為藉口，霸佔不還，甚至企圖以清國違犯國際財產法向我興訟。打國際官司，大清帝國哪有此人才（老實說，縱是今日的人民共和國也人才不多啊）。不得已乞援於「洋員」，而洋洋相護，又豈有好結果！──我們最後撈回了開灤，也真是難為袁老四了！敘其詳情，四百頁大書也。讀者如欲稍稍深入，則參閱上引吾友陳志讓教授著《紫袍加身》（頁八六至九○），當可略知其詳。

　　礦路之外，袁公對郵傳（政）、無線電報、招商輪船局、新式幣制……等亦多有創建與改革。筆者手頭史料盈筐，抄錄不盡也。前引侯宜傑教授大著中，亦頗有徵引（見該書頁一一一至一一五）。侯君一反袁作家也。然對袁氏之建設，亦多有肯定之辭。

　　在中國近代工商業發展史中，李鴻章、張謇、盛宣懷、袁世凱，固經濟史中之蕭、曹也。然袁則頗有異於其它三人。蓋李、張、盛三公均為代國家管治金融企業之高官也，然三人皆「下海」（且用個今日大陸上最時髦的名詞），最後自己都做了大官僚資本家，與國民黨時代之孔、宋，共產黨今日之陳希同、王寶森……，以及無數高幹子弟（包括周北方），甚至鄧樸方、質方兄弟一樣。──李鴻章和他的兒子們，都是招商局等大企業的最大股東。

　　讀者賢達，您批覽拙著至此，千萬別大驚小怪！說句意蒂牢結的話，官僚資本家化國庫（或利用國庫）充實私囊，是封建社會的王侯（或中國的宗法社會裡的職業官僚）轉型為市場經濟中的「自由企業家」的必經之途。以前的英國如此，法國如此，後來的日本亦如此，今日大陸也是如此！美國的民主政治，牛皮遮天蓋地，他少爺早年的參議院，還不是叫做「百萬富翁俱樂部」？──有權不用，過時不候！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天下烏鴉一樣黑！不這樣，大家吃大鍋飯；幹不幹，八分半，哪還有啥經濟奇蹟呢？──賺飽了以後大家再到「俱樂部」去肢體抗爭一番，白吃白拿就行不通了。訪台的大陸教授們訕笑台灣的立法院「動不動就打架」！我這個在電視中觀戰吶喊助陣的「歸國華僑」，倒要為氣呼呼的立法諸公辯護，而告訴我的北京朋友們說：「等到你們的人大代表也開始打架，中國就有希望了。」

　　但是奇怪吧！在這傳統官僚變資本家的必然轉變中，袁世凱倒是個例外。他既不是個資本家，又不炒股票，也不做「股東」什麼的。他帳目不清則有之，也多少有幾個錢零花，但為數有限。不像李鴻章、盛宣懷，富可敵國！

　　「袁世凱還是個清官呢！」──古怪吧！

　　但是袁的另項更深遠的計劃就觸礁了──他要在中央搞「君主立憲」；在省區搞「地方自治」。

　　立憲自治落空，革命保皇合流

　　有的歷史家便不認為，康有為被放逐以後的清末立憲運動與袁世凱有直接關係，而說推動者另有其人。本來一個文化運動或政治社會運動，便很難說誰是老祖宗。白話文白話詩，始自胡適？實驗主義的開山祖是杜威？甚至儒家的始祖是孔丘？都未必也。寫歷史的人要注意的是誰為首要。清末日俄戰後，國人咸以「立憲」的日本打垮了「專制」的俄國，而一窩蜂要學日本搞「君主立憲」。袁是目光敏銳的「宰相」。他自覺在這樁極時髦的大救亡運動中，他應順理成章的居於領導地位──這是一個時代意志，敏感的政治人物是跳不出佛祖之手掌中的──君不見北伐之前的聯俄容共時，連那殺了一輩子共產黨的蔣介石，還不是在日記中寫著，他相信「精神出自物質，萬物始於一元」。──這時袁世凱要領導「立憲運動」的心理正是如此。以他那時的政治權力與地位，朝野亦無異議。連他的老政敵張謇狀元，也屈尊希望他大力領導。並在各省試辦「地方自治」。

　　光緒三十一年俄軍在我東北潰敗之後，立憲運動在全國各地也如決堤之水，一瀉而下，無法阻止。西后終被袁世凱說服，批准十二年行憲之議，並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五大臣出國被刺，再出國，那樁鬧劇，毋煩贅述。滑稽的是五大臣遍遊歐美，歐美媒體，記載彌詳。他們看電影，聽歌劇，看勇士鬥牛、舞女大腿……，憲法何從考察起呢？──事近一個世紀了。歷史還在不斷的重演呢！吾儕華僑，亦閱人多矣。思之可笑。

　　但是這五位長辮子、掛朝珠、之乎也者的大官僚，對憲法雖一無所知。回國之後，總得寫篇「考察報告」。他們自知不能寫，因此在出國公費旅遊之前，就早在尋覓捉刀人。──那時的留學生也沒幾個能執筆啊！誰知最後的撰寫人，竟是大叛國犯梁啟超，和小投機客楊度，豈不可笑哉？

　　推開窗子說亮話。梁啟超和楊度又知道多少「憲法」呢？但這一來，倒把康、梁流亡的老立憲派，和以袁世凱為重心的新立憲派，扯到一起了。迨西后一死（光緒三十四年），老袁再度魂飛天外，然終免一死而被「開缺回籍」之後，無知而好權的滿族親貴把持了朝政，開明派、立憲派一致靠邊站。親貴不但一黨專制，而且是個極右派專權（和今日北京朝政，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大清朝政，就是另一套把戲了。

　　迨武昌城內一聲砲響，各省咨議局群起響應。咨議諸公為何許人？孫文大總統和同盟會就不能全部掌握了。迨「洹上釣叟」收起釣竿，拿起槍桿，挾「六鎮精華」一時俱來，民國政局，就「非袁不可」了。

　　※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脫稿於台北南港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九卷第一期

【伍】五、論孫文思想發展的階段性

　　導論：從「聯俄容共」到「聯美容國」

　　根據長期研讀中國近代史的心得和長期居住於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體驗，筆者於民國四十九年曾發表一篇論文，曰〈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階段性〉（1），在拙文中，我認為近代中國從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傳統社會，逐步走向以工業經濟為主體的現代化社會，發展程序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循序作波浪式前進的。中國要現代化，就要通過許多次險惡的波濤，然後才能風平浪靜，漸次走向富強康樂的太平盛世。

　　但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發展，在通過這些不同的「階段」時，各個階段皆有其特定的主題。這些主題的形成，都不是理想家們坐在皮椅上幻想出來的，它們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實際演進和國際形勢的變幻逐漸鑄造出來的。換言之，它們是客觀機運參以主觀智慧逐漸融會貫通的，不是根據工程師的藍圖，一層層造起來的。

　　再者，這些不同階段的主題，且往往是前後對立的，峰迴路轉相互矛盾的。因此一個政黨或一個政治家，在推動一種現代化運動之時（不管這一運動是激進的「革命」或緩進的「變法」），他們都要抓住各該階段所特有的主題，從而推動之；既不能落伍，也不能躐等。抓不住主題而落伍了，那他就要被時代所遺棄，甚至流入「反動」，變成「革命對象」。相反的，如抓不到主題而亂搞不急之務，躐等前進，那就變成空想或過激。空想、過激，對群對己都是有害無益的。他的運動也必然受挫。但是前一階段的空想，往往也可變成次一階段的主題。如此各「階段」相承相催的程序之中，中國現代化運動，是不能「畢其功於一役」（2）；它是或緩或急，永遠不斷地向前流動的。

　　二十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作者個人如今亦已兩鬢披霜。但是把民國四十九年以後，國史上所發生的事實，再為昔年拙文作補充註腳，則益信當年管窺所見而提出的「假設」，有其史學上的真實性。因此不揣淺薄，再次以一管之見，對孫文先生之思想的發展過程，從宏觀著眼，加以檢討，來闡明孫氏思想之發展亦有其配合時代前進的「階段性」。孫文之幸運和偉大之處，便是他居然能兩度掌握主題，並從而領導了中國現代化運動中兩個極重要的階段──那個面向英、美的「辛亥革命」和面向蘇聯的「聯俄容共」。

　　孫中山對「聯俄容共」這一階段、這一主題之掌握，簡直與鄧小平今日的「聯美容國」政策，前後輝映，有異曲同工之妙！讀歷史的人，如把這兩件史實攤開來比較著看，真不禁拍案叫絕。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所以我們今日能把孫文思想發展的經過和他所掌握的各主題的「階段性」來分析一下，其意義也就不止於單純的歷史研究。它對目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也應有其鑒往知來的作用吧！

　　為孫文正名

　　讀者之中可能有人對拙文文題，首先便要提出異議──為什麼不用「孫中山」之名，而要用個並不太通俗的「孫文」呢？這點，我得首先解釋一下：我們寫歷史的人，對所討論的足以永垂史冊的歷史人物，應該用他在歷史上活動的本名，不該用那些後來才使用的通俗名字。列寧原姓烏里揚諾夫，但是他在歷史上所發生作用的名字，則是他的化名「列寧」。史書上、檔案中但見「列寧」而不見「烏里揚諾夫」，所以歷史家就該用「列寧」。愛新覺羅．溥儀，民國初年的人都叫他「宣統」，或「宣統皇帝」，但是寫歷史的人，則應叫他「溥儀」。曾國藩在清朝的謚法是「曾文正公」，寫歷史的人則應叫他本名。國民政府給予孫文的謚法為「國父」，寫歷史的人也不應該用謚法稱謂。秉筆直書的史家如用謚法稱呼，就只能寫歌功頌德書，而不能寫史書了（3）。

　　「孫中山」之名為今日世俗所通用。但是被稱為「中山先生」的這位先生本人，卻一輩子未嘗自稱為孫中山。他的名字大致有十來個，但是他在歷史上活動的名字則叫「孫文」。他自己生前所習用的，以及有關於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孫文」。（4）

　　「中山」一名的真正來源，今日已不可考；有人說他一度用過日本化名之一曰「中山樵」；也有人說那是日本人替他取的，含有貶抑中國的意味（5）。梁啟超（同治十二年至民國十八年）在本世紀之初，與孫氏作保皇與革命鬥爭時，向康有為（咸豐八年至民國十六年）作報告，亦偶用「中山」一辭，亦似有不敬之意（6）。

　　二次革命之後，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漸普遍。首用「中山先生」這一稱呼而含有敬意的，據說是章士釗（7）。此事猶待續考。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一點便是，孫氏除偶用「中山」作化名以圖避人耳目之外，他向未自稱中山；在他所簽署的公私文件，以及他生前與他有直接關係的公私文件，亦向無中山之名（8）。所以我們今日用中山之名來為他開個紀念會，固無不可，但是史家正式執筆為他紀事或作傳，則該用他的本名「孫文」，不該用「孫中山」了。

　　「驅除韃虜」的口號叫對了

　　孫文曾把啟蒙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分為三等，曰：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9）。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這一段時期，在中國搞「洋務運動」的人，在思想界多少都有點先知先覺的成分。因為在近百年來中國步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西化」與「現代化」實是那個時代──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的同義字。魏源（乾隆五十九年至咸豐七年）那一輩洋務派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10），著重的是堅船利砲。張之洞（道光十七年至宣統元年）那一輩，則主張「西學為用」。他們比魏源進了一步，因為他們要「用」的，已不止於堅船利砲了（11）。到康有為主張以西法變中法，搞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則其西化的程度，已經由「用」而及於「體」了。（12）而孫文（同治五年至民國十四年）當年那一批小華僑們，則主張「驅除韃虜，建立民國」（13）。那至少在政治上也有點「全盤西化」的意味了。

　　整整一個世紀快過去了。今日我們讀歷史的這批後知後覺，來翻翻滿清末年的老帳，覺得孫文這一派所抓到的實在是那個時代的主題。當時在海外定居、留學的小華僑和留學生如孫日新（中山學名）、楊衢雲等，對這個主題均已洞若觀火，可是國內的知識界則尚見不及此（14）。

　　由民族革命從而建立「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實是人類現代文明史上的特殊現象。一部現代世界史便是一部諸民族國家之間的鬥爭史；它也是工業革命初期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亞當．史密斯（雍正元年至乾隆五十五年）撰寫的《國富論》中所論之「國」，便是當時在英格蘭小島上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所建的英國（15）。美國革命時期的十三州，事實上也是一個民族國家，其後擴張成北美洲的一大帝國主義，才對其它民族兼容並包的（16）。

　　這一民族國家在十九世紀之末季，由於德意志和義大利之統一，並產生了許多民族英雄的傳奇故事，民族主義竟成為當時的時代精神（17）。白種帝國主義者尚且如此，則被壓迫民族就不用說了（18）。

　　我國的滿清皇朝到十九世紀末年，實在是氣數已盡，無法再繼續下去；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擊中要害，它會無限期地苟延殘喘的。天王洪秀全的錯誤，便是他沒有抓住這個主題，而亂搞其不急之務的「天父天兄」，終至身死國滅，為史家所笑（19）。他那時如只搞單純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也早已望風披靡了，「中興名臣」云乎哉！

　　所以從實力上說，孫中山比起洪秀全來，相差不知幾千萬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國不亡於洪、楊，卻被孫文的幾個口號叫垮了，何哉？主題使然也。孫中山把主題摸對了，幾顆炸彈一丟，滿清帝國就土崩瓦解了（20）。

　　我國戰國時代軍閥打內戰，有個叫智伯的用河水來灌人家城堡，灌得對方吃不消了，智伯大喜說：想不到灌水也可亡人之國（21）！其實亡人國並不必灌水。只要主題找對了，叫它幾個動聽的口號就夠了！打內戰，口號比洪水厲害多了呢（22）！

　　孫文這個「驅除韃虜」的口號是叫對了，因為它主題鮮明。在這個主題之下，把大清帝國之內一切罪惡，都派給韃虜去承擔，打擊面縮小，抵抗力也減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韃虜驅除，中華恢復，則其它一切枝節問題似乎均可迎刃而解。這一響噹噹的口號，在那時真是既可服人之口，又可服人之心。人心之向背，便決定了大清帝國覆滅的命運。所以武昌城內一聲砲響，舉國風從，「辛亥革命」就變成個歷史上偉大的里程碑了（23）。

　　美國模式的困擾

　　以孫文為精神領袖的「驅除韃虜」這個模式的「革命」，歷史上是有先例的。早在洪武元年，鳳陽人朱元璋就照樣的驅除韃虜、建立明朝。朱元璋的問題不大，他把韃虜驅除了，按照傳統模式，做個「開國之君」，則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可是這同一型態的民族革命，發生在宣統三年，問題便複雜了，因為它發生了韃虜被驅除之後的國體問題（24）。「帝制乎？共和乎？」無論帝制論者是怎樣地能言善辯，二十世紀的世界潮流是不許任何人再來做皇帝了（25）。

　　既然時代已不允許再出個皇帝，則「建立民國」就必然成為另一時代的主題。問題是建立哪一種模式的民國呢？以孫文為理論骨幹的革命黨人，毫不遲疑地選擇了當時的「美國模式」（26）。美國那時因搞資本主義而出了毛病；以亨利．喬治（Henry George，道光十九年至光緒二十三年）的理論為基礎的一些社會改革家正在鬧一個叫做「國民運動」的社會改革（27）。

　　亨利．喬治的思想也影響了孫文，所以孫氏在考慮採取美國模式之後，又加上了一個新的革命口號叫做「平均地權」（28）。但是那時追隨中山的人，則認為這一口號是不急之需（29）。而反對中山的人，則認為它是煽動農民暴動的致亂之源（30）。總之，這一口號不是當時的主題。那個領導和推動武昌起義的革命團體共進會，乃乾脆把「平均地權」這一口號改為「平均人權」（31）。

　　所以辛亥革命以後的民國，便是一個美國模式的民國（32）。那位一輩子崇美的胡適先生對這個「民國初年」的民主政制推崇之至；等到它終於崩潰了，胡氏還惋惜不已（33）。

　　不幸的是，這個生吞活剝了的「美國模式」在中國施行起來卻完全走了樣（34）。何以故呢？則史家論者多矣（35）。但是歸根究底一句話，便是中國並不是美國。它沒有英美傳統中的必要條件。東施效顰，就必然走樣。就以國會中，胡適先生十分信服的，從龍之士的八百羅漢來說，他們哪一個是真正民選的呢（36）？八百羅漢之中，革命前很多都是捨身為國的革命志士。可是革命成功了，做上「京議員」的大官了，又不懂代議士在民選政府中的真正涵義，因而就難免個別的變成了貪財好色的官僚，把個國會弄得烏煙瘴氣（37）。要以這樣一批官僚政客的投票來制衡並組織「責任內閣」，把袁大總統選下去，這一點不特袁氏當時心有未甘，縱是當時有識之士和後世公正的史家也應為袁氏不平（38）。

　　筆者讀史無心為「洪憲皇帝」打翻案官司；只是覺得袁的對手方也並不那麼可敬可愛罷了。話說回來，民國初年那個美國模式的破產，不能單怪袁世凱要做皇帝，雙方都有責任；其所以然者，實是當時中國沒有實行美國模式的任何條件。天真的胡適便因為見不及此，才對當時那批政客存有奢望。

　　袁、孫對寡頭政治之嘗試與構想

　　胡適是位學者，寫文章看政事，難免天真，故有惋惜。誰知文章不與政事同，那時捲在政治漩渦裡的當權派袁世凱和孫文可不是這麼想法。他二人都深深體驗出，解決中國問題之道，捨棄槍桿出政權，武力解決，打出個「寡頭政治」的中央集權的政體來，別無他途可循。所謂議會政治在當時中國是不可能實行的（39）。

　　在這方面有所構想，老實說，孫文較之袁世凱搶先一步。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孫氏乃用強制辦法，把那個原為三權相制的國民黨，改組成一個由他個人來獨裁專制的「中華革命黨」（40）。這是一個革命政黨在性質上的轉變──事實上也可以說是國民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清黨」（民國十六年的「清黨」實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黨的（或不願加入的）都是一些譽滿中國的同盟會、國民黨時期的革命元勳，如黃興、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李烈鈞、柏文蔚等人（41）。自此以後的「國民黨」（民國九年後改稱「中國國民黨」）就變成了一個由領袖個人獨裁專制的革命政黨了。雖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規定著，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權之後，老百姓們在它的訓政之下受訓，受訓及格，被認為可以行使「政權」了，它便會主動地還政於民，實行憲政（42）。

　　其實正如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至1778）所說的，一個人如使用沒有節制的權力，這權力是沒有不被濫用的（43）。所以縱是民主睿智的現代哲人孫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孫氏只是一個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組成的革命政黨的「總理」，他是不能濫用其權的。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贈送的區區五千元，已被黨內同志攻擊得體無完膚，同盟會幾乎為之瓦解（44）。等到民國二年之後，國民黨被改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勳被清除出黨，中山變成「中華革命黨」黨魁之後，情形便不一樣了（45）。中山為著「黨」的前途，甚或個人的權力，他的政治行為就逐漸脫軌。

　　舉一、兩件孫文獨斷獨行的小例子，便可見其餘：

　　民國三年歐戰爆發以後，日本人利用歐洲列強無暇東顧的真空狀態，向中國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條」要求（46）。袁世凱當時是國家最高的主政者，他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貿然拒絕，只有一面拖延談判時間，一面由當時身任大總統府和國務院雙重秘書身份的顧維鈞，暗中洩密，以引起國際間的注意和奧援，甚或干涉（47）。

　　在此國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國民心沸騰，甚至遠在重洋之外的留美學生也鬧起愛國情緒，集會喧囂，主張對日作戰，使那火氣不大的胡適曾為之寫了英文信，勸大家安心向學（48）。這時因反袁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激烈而有操守的國民黨領袖們，如黃興等，大都為顧全大局，主張暫停反袁活動，並為袁世凱撐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對外，好向日本侵略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在國際間爭取援助──這些都表現出愛國政治領袖們偉大的襟懷與器度（49）。誰知在這種情況下，曾做過革命黨最高領導人和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的孫文，竟不顧民族利益，與日本侵略主義者暗中往還，甘心以袁世凱亦不願接受之「二十一條」要求主動出讓予日本，以換取日本對其個人及其政黨之援助。

　　事緣民國三年歐戰爆發，日方老政客大隈重信出面組參戰內閣；大隈與日本政客犬養毅為故交，而犬養毅又為中山舊友。中山乃因犬養之介與大隈接觸，並於是年五月十一日有密函致大隈，恭維大隈為非常之人，可成非常之事，勸其助己倒袁。一旦倒袁成功，孫氏返華當政，當讓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軍事與經濟上之特權（50）。

　　此時孫氏在野，國民黨人四散，中山所許雖重，究係空頭支票，顯未受大隈之重視。然說者有以孫文主動提出中國主權之出讓，實為翌年大隈內閣對袁提「二十一條」要求之張本。孫氏之密函既未受大隈之重視，中山乃於翌年（民國四年）三月十四日，當「二十一條」正在提出之時，再度密函大隈內閣之外務部政務局長小池張造，重申前函之建議，並加重出讓中國權益之具體內容。孫之所允者，較之「二十一條」之內容，實有過之而無不及（51）。

　　以上所述中山與日本侵略集團之暗中往還，為今日日本政府舊檔案中所查出者，至於已失之文件，或不見諸文字之交往，恐猶不止此也。孫文在中國近代史上，可說是最受各政黨、各社會階層，及當今史家所敬仰之政治領袖，其政治秘行若此者，其原因蓋有三端：

　　1、孫、袁二氏俱對議會政治絕望，認為非個人獨裁不能起民於水火；

　　2、政治獨裁，二人均有「非余不可」之心，為國為民而不擇手段。「小德出入可也」；

　　3、袁之在全國，孫之在一黨，已形成「擁有無限制權力」之領袖。權力無限而濫用之者。袁、孫二氏殊途同歸而已（52）。

　　「護國」與「護法」運動的史實與是非

　　「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之後，袁氏突背叛民國搞起「帝制」來，因此惹起全國各界的反帝「護國」熱潮。在此護國運動中，中山再次與以田中義一為骨幹的日本軍部秘密往還，透過居間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後收受日本接濟達一百四十餘萬元（折合當時美金約七十萬元）（53）。反對袁氏竊國稱帝本是義正辭嚴的盛舉，然接受日本擴張主義的核心──日本軍部別有用心的暗中接濟，那就難免是不擇手段了。

　　在袁世凱帝制失敗暴卒之後，孫文又捲入一個鬧成南北大分裂的「護法運動」──自此以後，中國就一直維持了南北兩個政府，無法統一以至於今日（54）。

　　「護法運動」的起因是這樣的。袁氏撤銷帝制繼之以暴卒之後，北京恢復了民國元年老國會，由原副總統黎元洪依憲法繼任大總統。此時適值歐戰正烈，美國由於德國無限制潛艇政策而捲入歐戰，並邀請中國加入協約國對德作戰。

　　中國是否應該隨同美國參加協約國對德作戰呢？中國學術界、輿論界、國會議員、各政團，乃至大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都發生了意見分歧。分歧的焦點，有的是出於意識形態，有的是由於政治利害，也有少數人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或以之為藉口。這種爭論在民間的問題不大，在國會裡也不太嚴重，但是鬧成大總統和國務總理之間的「府院之爭」，問題就不易解決了（55）。

　　黎元洪是依憲法當選的副總統，遞補為大總統。在那個干戈擾攘、法制蕩然的時代，他是沒有太多實際權力作後盾的，而段祺瑞則是北洋軍閥實力派的首領。這個歷史上有名的「府院之爭」的是非曲直，歷史家很難遽下定論（56）。照理說黎元洪既是上級，他對國務總理這位下屬原可依法撤換（57）。但是他忽視了中華民國並不是個法治國家。當國務總理段祺瑞於五月二十三日被「免職」去津之後，擁段的各省督軍不服，乃鬧成各省督軍所組之「督軍團」對黎大總理實行杯葛。黎氏在實力派中本是個孤家寡人（58），遭此打擊，慌了手腳，乃於六月初邀請時任十三省督軍團團長的安徽督軍張勳入京「調停」。張勳應命於民國六年六月十四日率其「辮兵」入京。張勳是留著長辮，有「磕響頭」癖好的帝制派人物。其意不在調停「府院之爭」，卻在六月下旬搞了一幕「宣統復辟」的鬧劇（59）。誰知這個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帝王專制，在此時中國人民心目中已毫無留戀餘地──「張勳復辟」引起了全國有發言權的各種實力派的反對。在這「反對復辟」的洪流之上，已下野的國務總理，曾在北洋武人中有首倡共和之功的段祺瑞乃再度成為弄潮兒。他於七月初率軍西上，搞出個剿滅張勳、二度廢帝、再造共和（60）的「馬廠誓師」來。

　　段氏既認為有再造共和之功，則中華民國與其法統應均已中斷，國會亦早被張勳解散。段氏要再選法統，乃宣佈舊國會已不復存在，應予廢除，並與梁啟超等合作組織「臨時參議院」，成立新政府。

　　舊國會之廢除，意味著對建立民國有功的「八百羅漢」之失業（61）。少數議員固可由不同關係重返政府，而大多數有國民黨黨籍或意存反段的議員，則難免由於失位失業而想依附於南方反段實力派來從事反段運動。段氏北洋實力派──逐漸由袁氏餘眾中形成的所謂「皖系」──亦以南方軍閥反對中央，搞分裂活動，要加以整頓。這樣便搞出個各實力派各為其利，而以法統為旗號的「護法運動」來（62）。

　　這一場護法運動的南北內戰，南方比較站在下風。第一，他們（如陸榮廷、唐繼堯等）在中國政壇上本是割據自雄的地方軍閥，原無藉藉之名；第二，他們彼此之間也互不相讓，群龍無首，引不起國人尊敬。這一下，乃予久居滬上著書而靜極思動的前臨時大總統孫文以可乘之機。

　　孫氏原對南北軍閥同表其憎惡。但孫氏南人，且南方軍閥如唐繼堯、李根源等又多曾籍隸國民黨（63），與孫氏本有黨誼。由孫氏出面領導南方實力派，自是順理成章的事。不幸政治是現實的，歷史聲望成分不大，搞中國政治要東山再起，得有地盤、有錢、有兵。就在這無兵無權之時，誰知天外飛來財源；中山忽然無中生有發了一筆兩百萬元的橫財。

　　事緣當府、院之間為對德宣戰問題鬧得不可開交之時，孫文則站在「反參戰」這一方而反段。其動機可能是出於愛國之善意──恐實力派藉口參戰，向列強借款自肥──誰知歐戰雙方卻都在背後努力，各為私利以援助「參」、「反」兩派（64）。孫氏既然反參戰，則協約國對方的德意志和奧地利乃不惜以重資（也可說是「賄賂」吧）援助孫氏，搞反參戰。德國政府於是運用國民黨分子、孫氏親信的留德學生曹伯亞，私下賄賂了孫氏兩百萬銀元（65）。兩百萬銀元在民初可是筆巨款！

　　孫氏得此秘密賄金，乃如魚得水，重入政壇。在此之前，孫蟄居滬上，無尺寸之土，無一刃之兵；舊有革命同志或散居各地，或投機販賣股票（66），作個人生計。原來擁孫之政客武人，對此失勢元老早已失去興趣。但是孫氏頓成巨富，則一切均因之改變矣。

　　第一，那批失業失職的「老國會議員」，原是一批足資號召的政治力量，如今孫氏可資遣其南下，「恢復國會」以抗段。

　　第二，北洋軍閥一向歧視海軍，因海軍在內戰戰局中作用不大。同時海軍多係南人和國民黨，與北洋軍閥本來格格不入，常遭扣餉扣費，積憤已久。孫氏今日一擲百萬，彼此又有舊誼，程璧光所率之海軍第一艦隊乃於孫氏撥以巨款後，願隨孫公南下「護法」（67）。

　　有金錢、有「法統」、有武力，孫氏遂浩浩然南下廣州，割據自立。然搞法統的國會人數不足，乃只好組織個「非常國會」和「中華民國軍政府」，舉孫氏為大元帥，開府廣州，以與北京政府分爭帝國主義唾餘之「關餘」（68），同時亦與北京政府作法統之爭──對列強自稱為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要求列強承認。此一南北兩個實力派政府之對立，孫氏實是始作俑者。此一國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69），讀史者能不慨然！孰是孰非，公正的歷史家實難下筆，今但言其事實而已。

　　有主題，無方法

　　但是我們寫歷史的人在七十年後回看這段民國初年的史實，有數種現象蓋可肯定：第一，民國初年的中國絕無搞議會政治的可能性。孫、袁二人都主張寡頭政治。孫之「軍政」主張，在理論上是暫時的。將來他的黨會對人民「訓政」，然後主動地「還政於民」，實行「憲政」。為著實行「軍政」，孫氏是不擇手段的獨裁專制，甚至喪權辱國亦在所不惜。孫氏之所謂「軍政」，事實上和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是一個銅元的兩面；和後來毛澤東「槍桿出政權」的政策也並無二致。只是他們都抓不到這「主題」，而未找到解決這主題的正當的現代化方法而已。孫氏不擇手段之餘，也只是把自己的政治地位降低到一個與眾無異的地方軍頭而已（70）。

　　第二，袁世凱想做皇帝，實際上是和孫氏一樣要搞個寡頭政治。他的「從龍之士」如楊度等六君子，也都是學識兼優的老革命黨員。他們和孫公的看法是一樣的，認為議會政治在當時並不切實際。他們主張帝制，亦何嘗不想搞出個「英國模式」的君主立憲來（71）。可是他們忘記了康、梁覆轍的教訓，搞錯了方法，以致成為歷史上的笑柄；而最倒楣的要算美國那個書獃子古德諾，他的一番善意、兩件條陳不特全被歪曲，他個人在美的政治前途也全付諸東流，在學術界亦幾乎身敗名裂，令讀史者為之嘆息（72）。

　　前已言之，孫文在民國二年搞了個清黨運動之後，已變成個當時中國政壇上的寡頭政客，與眾不同的是：

　　1、他有十餘年之久的革命歷史和位至總統的國內外聲望；

　　2、他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知識的政治領袖；

　　3、他有套合乎邏輯、言之成理的「主義」，頗能服人之口，甚至服人之心。

　　4、他有個鬆散的，但是畢竟存在的政黨（73）。

　　但是從實際政治來說，中山卻有極多的弱點。他沒有兵、沒有地盤，更沒有錢。孫中山革了一輩子的命，可是他所忙的只有兩件要事。第一是籌款；籌款的對象是華僑。但雷聲大雨點小，他並沒有籌到多少錢（74）。他加入過地下幫會的「致公堂」，但對這個充滿「老朽昏庸」的幫會卻失望之至（75）。第二是除掉少數烈士型的同志之外，他收買僱傭兵（尤其是護法之役）去替他打仗。而這些僱傭兵如滇、桂、川、湘、粵諸地方武力，其素質之差，遠不如以袁世凱「北洋新軍」為班底的直、皖、奉諸系（76）。

　　中山雖無錢無兵，卻心心念念要學段祺瑞來用武力統一中國，參加內戰，並不自量力地大搞其北伐（77）。結果終中山之世，他連個母省廣東也未能統一；由於他的號召而赴粵「就食」的客軍，卻把他的母省故鄉弄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78）。可是中山對打仗興趣之大，枉顧民命，簡直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當民國七年廣東督軍莫榮新與之齟齬時，孫氏竟登上軍艦要砲轟督署。那艦長為了怕傷及平民，不願開砲，孫公大怒，竟親自操砲轟之──這恐怕是民國內戰史上，主帥親自開砲的唯一例子吧！至於傷及多少無辜平民，那就史無明文了（79）。

　　總之，中山在民國初年是個勇於內戰的地方武力。他的主要目標，也和其它主要軍閥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等所希冀的「武力統一」初無二致（80）。

　　大家的目標是一樣的。但自袁世凱死後，各派系打了十幾年的內戰，誰也統一不了誰。小寡頭隨處皆有，而大寡頭卻始終出不來（81）。其情況從近古史上看，頗似「五代十國」（九○七至九六○）；從遠古史上看，則頗似戰國七雄之爭。七雄何以終為虎狼之秦所統一，便是嬴秦氏找到了一個新的富國強兵的方法。中山打了十來年內戰毫無結果，最後終於從頓悟中發現了一個新方法，這新方法叫做「以俄為師」（82）。

　　蘇聯模式之發現與倣傚

　　「以俄為師」這口號是孫中山叫出來的。他抓到「武力統一」這個主題，最後也抓到了如何以武力統一的方法。他找出這法則來，雖無緣及身而見其成，他的繼承者蔣介石卻接了下去做。中國共產黨在「江西蘇維埃政權」時代，毛澤東的「槍桿出政權」的法則，在其著作中也講明「蔣介石是我們的老師」（8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蔣介石背叛了他的老師孫文「以俄為師」教訓的結果。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以後。蔣就不再以俄為師了；最後弄出個「獨裁無當，民主無量」的失敗結果（84）。千秋大業，及身而敗，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最近三十年來的中外史家，包括我自己，都一直在搜尋中山「以俄為師」和什麼「三大政策」的本末。從公開史料到中俄秘檔，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一定要搞個水落石出。其實這些雞毛蒜皮的小考據，都無關宏旨（85）。

　　吾人如熟讀中國的《國父全書》和俄國的《列寧選集》，便知從孫氏在民國二年改組國民黨起，他在思想和方法上已經和列寧大體一致了。在民國六年之後，列寧一舉而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並趕走了四圍入侵的帝國主義勢力，孫公不免為之耳目一新。他所搞的「慎施命令」那一套（86），正是列寧所搞的「領袖獨裁」、「職業革命家」等教義的精華所在。孫的思想也是列寧的具體而微。兩人思想既屬一體，兩人行為原可一拍即合（87）。列寧成功之後，孫氏面壁九年，始大徹大悟，乃盡棄所學而學焉──一語破的：以俄為師。他未竟全功便死了，蔣介石半途而廢，毛澤東則青出於藍（88）。

　　「以俄為師」只是個階段

　　國民黨內有些史家在雞蛋裡找骨頭，說中山「以俄為師」只是學其「用」而非習其「體」。中山的「軍政」之後，還有更偉大的「訓政」和「憲政」呢！

　　但是過去六十年的史實告訴我們，孫中山「以俄為師」的最大目的，是把俄國模式中最有效的方法學來，作逐鹿中原的武力統一之用。統一之後的中國是個什麼模式，孫中山也只是說了一大堆空洞的理論（89）──事實上，國民黨六十年來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訓」過「政」呢？到目前為止，國民黨自己還不是在繼續「受訓」嗎？

　　至於列寧那一套，最有效的也只是「武力統一」。統一後的蘇聯，除了個偉大的軍國主義之外，又搞出些什麼名堂來？列寧所搞的是用暴力破壞了帝俄的封建專制制度。把這制度打碎了，怎樣建造出一個富強康樂、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的大國來，列寧並沒有留下藍圖。他的老師馬克思也沒有講個明白。我國古代政治家陳平告訴他的主子劉邦說：「陛下於馬上得之，不能於馬上治之。」馬上得之是破壞的結果；下馬而治之，則要憑一點一滴經驗之累積。智慧與機運並用，不可憑空臆造，奢談什麼什麼主義。

　　七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孫中山的「以俄為師」也只是個階段；一個「馬上得之」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作用是「武力統一」和「槍桿出政權」。這階段一旦從歷史上退去，馬上既不能治之，則下馬而治之，就得找出個新的主題、新的方法才是正確路線（90）。

　　現階段也應有個主題

　　一言以蔽之，在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孫中山的偉大，便是他抓住了兩個主題，領導了兩個階段。毛遂說：「諸公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中國發展至今，因人成事的階段已逐漸過去，在歷史的現階段，我們要找出我們自己的制度來，下馬而治之才好。

　　註釋：

　　（1）見本書第一冊第一篇。這篇二十六年前所發表之拙作，自覺可修正之處甚多，然「階段性」這一假設，則個人看法至今未變也。

　　（2）近代革命家，差不多都是一次革命論者，認為人類所理想之社會。可以一蹴而幾，而不知人類社會之進化是沒有什麼「最後階段」或「最後型態」的。在中國思想界，首先介紹此一概念的便是孫中山。他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發刊辭上，便主張「畢其功於一役」。見《民報》第一號，光緒三十一年十月，發行於東京。

　　（3）國民政府於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明令尊稱孫文為「國父」，見當時政府《公報》及各報章。高蔭祖編《中華民國大事記》（台北，世界書局，民國四十六年）及劉紹唐編《民國大事日誌》（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六十二年）第一冊，均有記載。稱中山為國父，早於民國十四年中山逝世時之哀思錄等均已倡之，見伍達光編《孫中山評論集》（廣州，中國國民書局，民國十五年六月再版。初版序言為民國十四年五月一日）。然多為「私謚」。政府明令則始於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

　　（4）筆者遍翻《國父全書》、《孫中山全集》、《選集》、《孫中山先生二十年來手札》一類書籍，孫氏除少數帶有機密性，或是致日友人之函札署名「中山」之外，其它公私文件，悉用「孫文」。滿清及袁世凱對孫公之通緝令，亦用「孫文」。參見《清德宗實錄》第五冊頁三四二九。

　　（5）見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台北，遠東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一年版）第一集〈自敘〉。頁一五。

　　（6）見《梁任公年譜長編》（台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一年）上冊頁一○三、一四○；並見前注吳書頁二三七。

　　（7）《團結報》（北京政協發行）民國七十四年某期亦有短文紀此事。

　　（8）見注（4）。

　　（9）見《孫文學說》第五章；參閱《國父全書》（台北，國防研究院印，民國五十五年）頁一九。

　　（10）見魏源撰《海國圖志》序。

　　（11）張之洞是魏源之後新派的發言人。他所主張的「體」、「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已不限於西洋之科技矣。

　　（12）梁啟超認為他和其老師康有為雖同主張「變法維新」，然渠已比其老師托古改制的「今文家」，半罈醋的西式君憲論又邁進一步。參見張朋園著《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十一，民國五十三年），第五、六兩章。

　　（13）孫文提出這口號是在光緒二十年。《興中會》創立之時。從魏源到孫文，西化發展，階段分明。

　　（14）楊衢雲（咸豐十一年至光緒二十七年）、謝續泰（同治十一年至民國二十六年）等，於光緒十八年三月十三日在香港成立之「輔仁文社」實早於「興中會」二年。後兩會會員以旨趣相同，會員背景相同。於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在香港合併，會名沿用後者，以其名稱更富政治革命性。而「伯理璽天德」（「總理」或「總經理」）一職。則由楊衢雲擔任，可能因為楊在香港居住較久，會中友好較多之故。亦有史家認為兩會合併後之第一任「總理」為黃詠商，眾說各異，文獻難考。但是他們這批在海外定居的小華僑和留學生政見之一致，則是不爭之議。斯時國內知識界尚無此構想也。

　　（15）亞當．史密斯完成此書於乾隆四十一年，美國獨立之年也，允為近代「自由貿易」之始祖，而「自由貿易」者，自由貿易於諸民族國家之間也。

　　（16）美國獨立前為「英國殖民地」，今日五十州之北美合眾國為說英語的多民族國家。

　　（17）十九世紀末時，諸歐洲民族國家之成長與爭雄，實促成現代歷史上「民族主義」的濫觴時代，尤其是德、意兩國之統一，及其民族英雄腓特烈大帝、俾斯麥、馬志尼、加富爾等之傳奇故事，以及《柏林之圍》、《最後一課》等民族主義小說均膾炙人口，儼然時代精神也。

　　（18）首受西歐民族主義影響而崛起的「有色人種」當為日本、孫中山時代之中國、凱末爾時代之土耳其，以及甘地、尼赫魯時代之印度。各種民族主義運動，原是一脈相承的，與後來的社會主義運動，頗有相似之處。

　　（19）我國史書上以迷信煽動農民暴動的事件，累見不鮮。黃巾、白蓮教皆其著者，但是西洋史上之宗教戰爭在中國史上則絕無僅有，有之，洪、楊所領導的「拜上帝會」，則為唯一的一宗。洪、楊於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濫觴之時，搞反民族主義的暴動，不識時務，不諳國情，終被撲滅。今日衛道最力的錢穆教授便一再指出：曾、左、李、胡之對洪、楊，非忠於異族也，保衛華夏之「道統」也。見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民國三十七年版）頁六三四。

　　（20）洪、楊極盛時，擁眾數十萬，佔地七、八省，典章文物、文武百官齊備，儼然一朝廷也，而孫中山先生在辛亥前所領導的所謂十次起義，用當前的術語來說，只可說是一種「恐怖主義」，和今日一些阿拉伯團體所搞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同小異。就以他和楊衢雲共同領導的光緒二十一年廣州起義為例，他的原計劃只是以二、三十人攻督署，二三十人攻「旗界」，「任務已完成的隊伍則分頭放火，以壯聲勢」等等。（參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及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一二六）。孫公何以要搞這希望甚微而犧牲至大的恐怖主義呢？那就是因為他堅信，革命黨只要有個立足點，則全國便會聞風響應（參見孫文於光緒三十三年致南洋同志籌款信函，《國父全書》頁四○一及以後諸篇）。後來果然民軍一占武昌，而各省響應矣，斯「天父天兄」所不能也。

　　（21）參考柏楊版《資治通鑑》第二冊，或司馬光原著卷一〈周紀〉。

　　（22）憶三○年代之初，筆者讀中學時，曾聞一國文老師談北伐故事。他說北伐軍有政治部在街頭貼標語，軍閥孫傳芳在南京仿行之。渠時為大學生，回憶說：「一看孫傳芳的標語，就知道孫某非垮不可。」十餘年後，筆者竟然也做了中學文史教員，想不到竟發生相同感觸。甚矣，口號之力也。

　　（23）辛亥革命前之「驅除韃虜」口號，雖甚有力，卻極不公平，葉赫那拉氏，事實上為漢文化中之女主也，與韃虜何干，載湉（光緒）、溥儀（宣統），漢文化皇朝之末代帝王也，也不可以異族視之。所以這一口號，辛亥一過即煙消雲散。漢民族毫無歧視滿族之遺恨。然此一口號有革命功勳，亦列寧所謂「煽動」與「宣傳」有別也。

　　（24）辛亥之前，原有「共和」與「君憲」之爭。辛亥之後。縱原保皇黨如康、梁亦不再言君憲。共和迨為國人公認之定制。「洪憲六君子」只是不識時務之書生。

　　（25）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第四章。梁原為保皇黨之主將，然戊戌之後，亦倡共和。其終與孫文仳離者，個人因素遠甚於政治信仰也。

　　（26）孫日新、楊衢雲於光緒二十一年合作，即已採「美國模式」。二人相爭之伯理璽天德一職位，即為美國名詞，參見注（14）。光緒三十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之時。美國三權分立之形式及精神均至顯明。孫任行政曰「總理」，即伯理璽天德或總經理也。鄧家彥任司法曰「判事長」，汪兆銘任立法曰「議長」，即是仿美國模式。見《革命文獻》（台北，黨史會編，民國四十七年）第二輯頁二至一○。吳相湘教授也認為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時，入盟書所謂「創立合眾政府」，就是以美利堅合眾國作典範。見《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一一六。

　　（27）「國民運動」或譯為「人民運動」（Populist Movement）為十九世紀末葉美國資本主義瘋狂發展時期，備受損害之農工大眾之自衛運動。其指導思想始於亨利．喬治。喬治出身於工農階級，未受很多正式教育，憑一己之觀察與經驗，著《進步與貧困》一書（光緒五年），提出土地法、單稅法等近乎社會主義的構想，一時風靡。光緒十八年乃有工農組織之「人民黨」（People's Party）出現，儼然當時美國之第三大黨。影響於後來美國之政治改革甚巨。至十九世紀末，由於另二大黨亦並採工農政策。加以經濟發展，貧困減少。人民黨乃因黨員漸次為兩大黨吸收而式微，終至消滅。論者因謂美國之社會主義盛於十九世紀之末季至二十世紀，資本主義改良之後，社會主義已成過時貨矣。

　　（28）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思想，最先顯然是受亨利．喬治之影響。目的是對付都市經濟急速發展的「炒地皮」商人。中山目擊在五口通商後，上海地價漲出萬倍（見《國父全集》，台北，黨史會編，民國五十四年，第一冊頁一四○），而倫敦尤過之。筆者按：今日台北、香港、新加坡及北美洲大都市之華裔富商多半為地產商，據美國新聞界統計，今日華人富商擁資在美金一千萬以上者，香港一地即達兩千五百人之多，亦泰半為地產商。孫逸仙──青年華僑也，遍遊海外，為救國籌款，往往貧無立錐，當身為同盟會總理之時，猶不得不在華僑餐館打工，以圖一飽，而接觸之富商巨賈則洋錢亂滾，此觸目驚心之現象，使孫氏深服亨利．喬治之言，而有照價納稅、漲價歸公、土地國有、「外國有種單稅法，最為可採」等等之言論。（見民國元年六月在廣東之講演，《國父全集》頁四九一至四九二）；「民生主義」之精義亦見乎此。晚年搞「工農政策」、「土地政策」，遂專注於農民的「耕者有其田」，成為後來中共土改之張本。中山早年之說，與晚年所行，重點顯有不同，他非經濟學家，更非經濟史家，其所倡導的土改政策，具有高度的革命煽動性，而非解決經濟問題的根本辦法。

　　（29）見《胡漢民自傳》，載《革命文獻》第二輯頁一四；何香凝著〈我的回憶〉，載《回憶與懷念》（北京，北京出版社，民國七十一年）頁八。

　　（30）梁啟超便認為，土地國有政策將使「遊蕩無賴子將利用軍興機會，盡奪富人財產」，而使天下大亂。見張朋園前書頁二四四，引《新民叢報》第七十五號〈開明專制論〉。

　　（31）宣統三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事實上是「共進會」發動的。而共進會則是由鬆懈的原同盟會會員（多為華中各省人）分裂出來的。活動分子多為當時華中一帶革命運動的成員和骨幹。他們對「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都無異議。惟對「平均地權」這一條無認識，亦無信念。所以共進會於光緒三十三年在東京成立時，把同盟會誓辭中「平均地權」的順口溜改為「平均人權」。但是平均人權究是什麼意思，大家就各就所好了。關於共進會中之爭議，諸家報導甚伙，參見《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六六八至六八一。

　　（32）關於同盟會時期之美國傾向，見注（26）。至於民初之中國政治制度，除直接民選之外，幾乎全部抄襲美國之三權分立制，參見錢端升著《民國政制史》（上海，商務，民國二十八年）第一章。此地筆者是從學理方面立論的。

　　（33）胡適先生生前一再對我說，民國初年的政府是實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那時的參、議兩院議員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中國失去這一機會，至為可惜云云。

　　（34）民初政黨政治之糟亂，論者多矣，參見李劍農著《中國近代政治史》（上海，商務，民國三十六年）第十章。

　　（35）早期史家、報人、小說家之作，如上引李劍農和谷鍾秀（《中華民國開國史》，上海，民國三年）等甚多。知名作家之外，筆者亦嘗對「國民黨」內之反孫議員所形成的「政學系」一派加以分析。載上引《海外論壇》第二卷七、八、九三期，民國五十年八、九月。

　　（36）美國革命（乾隆四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九年）和中國辛亥革命（宣統三年）之後，雙方理論家都在摸索個新制度。二者之別是前者純從制度本身出發，後者則參以以人改制，對人不對事。如改「總統制」為「內閣制」，即其一例。錢端升氏論之彌詳，見上引錢書第一章，及谷書三、四兩篇。其癥結則在於所謂議員，只是一群政客官僚，社會上並無所謂「選民」也。這種政客集團為中國傳統之產品。與現代的「資產階級」也拉不上關係。

　　（37）見注（34）。

　　（38）民初之《臨時約法》是針對制袁而擬訂者。唐紹儀為內閣總理任內，袁尚無廢約法之跡象。迨內閣迭經更換。宋教仁乃公開要求組織「純粹的政黨內閣」以制袁，然而並未言明「政黨」有何選民基礎。如此，所謂「責任內閣」只是一群小寡頭政客之聯合，以挾制大寡頭，其招致大寡頭之反擊，自屬必然。如此類似事件，孫、袁以後之政治史上，屢見不鮮。關於宋教仁的制袁言行，參閱李劍農書第十章及當時報章新聞。

　　（39）袁世凱後來乾脆背叛民國，搞其帝制，固無論矣；孫氏組織「中華革命黨」。其黨章載明「軍政時期」要以一黨，甚至一魁，獨裁專政。這都是袁、孫二人對民初議會政治破產之反應。雖然孫公在軍政之後，加上個訓政和憲政，但是歷史上，哪一種專政學理（包括「無產階級專政」）之後沒有一個全民一致「自由平等」的遠景呢？在任何專政理論家的筆下，「專政」都是不得已的短暫階段。

　　（40）部分「中華革命黨」資料散見《革命文獻》第五輯。史實與掌故參見《國父年譜》（台北，黨史會編，民國五十四年增訂本）及上引《國父全書》等著述。

　　（41）黃、汪、于、李、柏等人，以黨見不同，均未隨中山赴日而各奔東西。此一元老渙散情況，不但使國民黨變質，且在當權派中樞，亦漸見江浙系領導階層之崛起，國民黨發展乃進入另一階段，參見沈亦云（黃郛夫人）著《亦云回憶》（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五十七年）頁八五至九○；薛君度著、楊慎之譯《黃興與中國革命》（香港，三聯。民國六十九年）頁一五○至一五二。黃郛夫人藏有原檔數百件，筆者據之，曾將其回憶增刪譯為英文稿八百餘頁，藏哥倫比亞大學。

　　（42）見注（40）。

　　（43）見盧梭《民約論》。孫文早期思想頗傾向於西方民主先哲洛克（John Locke,崇禎五年至康熙四十三年），盧梭、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乾隆八年至道光六年）、林肯（Abraham Lincoln,嘉慶十四年至同治四年）等人。民國二年以後，思想轉變。甚至對盧梭「天賦人權說」於《三民主義》講演中大加詬病；論調無形中與列寧已漸趨一致矣。散見《民權主義》講演及《孫文學說》。

　　（44）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上冊第十七章。頗為孫公辯護，然於真相敘述甚詳。足資參考。

　　（45）自「中華革命黨」成立，至孫公逝世之十年中，黨權執於孫氏一人之手，其款項帳目，縱黨中高級幹部亦無所知，與同盟會時代迥異。

　　（46）參閱李毓澍著《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十八，民國五十五年）。

　　（47）此段為顧維鈞先生親口告我者，他並說我是他這段故事的「第一個歷史家」聽眾。筆者是五、六○年代之間。襄贊顧氏撰寫他的《回憶錄》的所謂五位學者之一，一人幹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活，也是苦工做得最苦的一位。這段故事，我原用英文寫下，後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由北京中華書局發行。見該回憶錄第一冊第二卷。

　　（48）見《胡適留學日記》及《胡適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六十九年）頁七一。

　　（49）見注（41）及《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二四八至一二五一。

　　（50）當「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二十週年學術討論會」於民國七十五年秋在翠亨村舉行時，日本學者松元英紀教授的論文〈二十一條問題與孫中山〉中，即指中山當時不惜犧牲足與二十一條相匹敵之中國權益，想「聯日」、「討袁」，並與袁「速戰」。松元君並自戰前日檔中影印了孫文致日本有司小池張造的私函原件。

　　（51）見孫文致小池張造函影印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C .Martin Wilbur（華名韋慕庭）於其近著《孫逸仙，沮喪的愛國者》（SUN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民國六十五年），第四章〈駕馭列強之企圖〉頁七六至一一一及頁三一四至三二四（此書國內有漢文譯本），遍引英、日文史料以闡明孫中山於「二十一條」交涉前後，與日本秘密以國家權益換取日援之嘗試。吳相湘教授亦遍引相同史料為孫氏辯護，並引彭澤周撰〈檢討中山先生致大隈首相書的真實性〉（載《大陸雜誌》第六十卷第六期，民國六十九年六月），指此函「偽造之可能性極大」。見《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二四二。吳先生復指出孫致小池函出讓權益較多，致大隈函在後，而出讓權益反少。所以「大有值得懷疑的」。（同上，頁一二四四）事實上，此處吳教授有筆誤。孫致小池函較致大隈函晚十個月（致大隈函為民國三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則為民國四年──即大正四年──三月十四日），吳書誤記致小池函為民國三年。

　　（52）筆者另有一篇英文稿，論孫公之「暫時專制」與袁氏之「承繼式的寡頭政治」思想形成之始末，已由李又寧教授於民國七十七年印出，見本書德剛自序。

　　（53）斯時日本侵華當道，曾不惜巨資透過多種管道，四處支援在中國境內之反袁實力派，孫公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近年日本及美國史家對此類史料發掘至夥，略見上引韋慕庭前書英文原版頁八四、三一七。

　　（54）自中山於民國六年九月一日在廣州成立「軍政府」，被選為「大元帥」之後，中國即未再統一，始終維持兩個法統。以迄於今。第二次國共合作（民國二十六年至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初期之數年。雖較協調，然亦只是貌合而已，實際上，仍是兩個政府同時存在也。

　　（55）有關「府院之爭」史料至夥。近著較詳實者，見沈雲龍著《黎元洪傳》（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民國五十二年）第十一、十二章。

　　（56）黎、段之爭，政治成分、心理因素均甚複雜，是非難言。然撇開當時軍閥官僚私意，以國家利益而論，則參戰為是。中國在巴黎和會（民國八年）與華盛頓會議（民國十一年）所獲實利，足證之也。

　　（57）據民國元年《約法》，總統任免下屬之命令，須國務總理副署始能生效。今段氏拒絕副署黎對自己之撤職令，則此撤職令自屬無效。此為民國元年《約法》對人（袁世凱）不對事之後果。法學家錢端升論之甚詳，見前注（32）。

　　（58）關於府院之爭的風風雨雨，記載最詳盡的為陶菊隱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北京，三聯，民國四十六年）第二冊。

　　（59）同上。第二十七至三十章。

　　（60）同上，第三冊頁一九五至二○○。

　　（61）當年在北京任國會議員的政客，既非由人民投票產生，他們也無選民須對之負責，又沒有任何專制寡頭可以用生死榮辱來控制他們；因此他們的政治活動，分離組合全憑一己之良心及利害來定取捨。於是國會中派系如毛，各為私利而傾軋。李劍農教授曾製表以示其大略，見氏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務，民國四十八年；初版於上海，民國三十七年）下冊頁三六七「民初政黨變化圖」。這些議員最喜歡的是萬年國會，最怕的則是解散國會。

　　（62）關於「護法」內戰之詳情，參閱陶菊隱前書第三、四冊。

　　（63）參考英文版《民國名人傳》（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民國五十六年至民國六十年）各人本傳。此書國內有漢譯本。

　　（64）傳聞德國駐華公使辛慈（Von Hintze）曾設法賄賂段祺瑞，冀其中止「參戰」活動，段曾諷其賄金數目遠不如協約國云。見前引吳相湘書，下冊頁一二八六。

　　（65）同上。吳氏前書，下冊頁一二八九至一二九二。韋慕庭前書，頁九三、三二○、三二二。最具權威性的發現。則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國祁教授自戰後德國檔案中，所發掘出來的德國外交官當年的秘密報告。見氏著〈德國檔案中有關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幾項記載〉（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三十六次學術討論會記錄），載《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四輯（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六十三年）。《中國國民黨建黨八十週年紀念》頁三一七至三四三。最早且最具傳奇性地報導中山收受這項秘款（現金）的情形，則載於馮自由著《革命逸史》（重慶，民國三十三年）第二集頁五九至六○。

　　（66）據國民黨元老，亦是上海報界耆宿，終任上海市參議會議長的潘公展先生於五○年代詳盡告訴我，第一次大戰期間，國民黨領袖戴季陶、蔣介石、陳果夫等均在上海從事股票交易。筆者曾代潘氏撰其片段回憶，亦提及之。見潘公展〈申江二十年報林掌故〉，載《生活》半月刊（紐約，民國四十五年）九月一日第一二二期。筆者手邊並有一殘卷《蔣委員長傳》（文化勵進社編，上海作新書店出版，民國二十八年）頁四八，記載民國十年蔣見孫時「卻設法捐助了百萬巨金……總理馬上命部下趕辦軍需給養……」云云。此書長四九○頁，為一親蔣巨著，出版於蔣氏極盛之時。捐「百萬巨金」這一故事從何而來？相傳蔣公亦嘗於第一次大戰期間在上海任股票經紀，獲利至豐云。

　　（67）上引韋慕庭前書根據美國國家檔案局所藏美國駐外使館呈國務院之報告USDS 893.00/2707號，美駐廣州總領事亨茲曼（P.S.Heintzlman）於民國六年八月六日向國務院報告：據廣東督軍陳炳焜告渠，孫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國現款一百五十萬銀元。孫以五十萬給海軍總司令程璧光，使率海軍第一艦隊南下。另三十萬給南下非常國會之議員，餘款由荷蘭銀行與日商台灣銀行匯廣州備用。同書亦引《國父年譜》（台北，黨史會編，民國五十四年增訂版）下冊頁六二五（韋書誤為六七七頁）。民國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孫中山與唐紹儀、岑春煊歡宴程璧光於上海哈同花園。六月二十七日孫乃飭人送交程軍費三十萬元，以為護法進行之需。此項贈送，國民黨史料無考。《年譜》編者乃取之於莫汝非著《程璧光殉國記》第三章，以之與《革命逸史》相印證，則該款為德人所贈蓋已無疑。據德檔，岑春煊其時亦收德款一百萬元，而孫、岑等後來所組之「軍政府」仍對德進入戰爭狀態（九月二十六日）。德國可說賠了夫人又折兵了。在廣州非常國會之議員共九十一人，中山以八十四票當選為大元帥。

　　（68）當時中國海關為外人所控制，所收關稅悉用於對列強之賠款。如尚有餘，謂之「關餘」，則為中國政府當道者爭奪之對象。孫中山既於民國六年九月成立「軍政府」於廣州，對外自稱為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乃派「外長」向海關爭關餘，然多為英人所拒。見韋著前書頁一八五至一八六。

　　（69）見注（54）。

　　（70）孫中山先生無疑地是中國近百年史上最令人敬仰的政治領袖。為國為民，奮鬥終生，死而後已。筆者此篇所論。只是以行為與後果為著眼點，個人動機固不在討論之列也。中山自己說得好：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等到大家都爭著來「管」，而相爭之人又都是些勾心鬥角、私心自用的武人和政客。在這種風雲詭譎的政海波濤裡，「正心誠意」的好好先生是絕對無份的。既是為著救國救民，也只好不擇手段了。所謂「小德出入可也」。孫公逝世後，他的老友梁啟超對他的評話就值得史家深思之。梁曰：「孫君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不公認的事業（實）。我對於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堅強，經力（歷）多少風波，始終未嘗挫折。第二，是臨事機警，長於應變。尤其對群眾心理，最善觀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潔，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亂弄錢，便弄錢也絕不為個人目的。孫君人物的價值，就在這三件。我對孫君最不滿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在現代這種社會裡頭，不合（會）用手段的人，便悖於『適者生存』的原則；孫君不得已而出此，我們也有相當的原諒。但我以為孫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敗者，亦未必不在此。我們很可惜的是孫君本來目的沒有實現的機會，他便死去了。」見《孫中山評論集》頁九三。可惜梁氏在孫公死後四年也去世了。他如活到今天，將人比人，恐怕又要與「昨日之我」挑戰了。

　　（71）中國歷史上的領袖人物死後身被惡名的，除秦始皇、魏武帝（曹操）、隋煬帝等少數人之外，恐怕就是袁世凱了。袁氏於民國五年六月六日暴斃之後，筆者不學，還未讀到過一篇甚或一句史家為袁氏辯冤之辭。只有顧維鈞先生於其回憶錄中說，袁氏初非大惡，只是知識不夠，為迷信及家人誤導而背叛民國。治史者作誅心之論，稱所謂「洪憲六君子」為幫兇，其實他們也可能有感於議會政治不能行於中國而發生失當的反動，其動機未必就是專為個人利祿打算也。

　　（72）吾友郅玉汝教授曾對古德諾所謂「勸袁稱帝」這段公案有極深之探討，對古氏亦甚不諒。見郅玉汝講〈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載《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七輯（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六十六年）頁一二三至一六六。筆者亦嘗自美國國務院檔案中覓出古氏給袁氏之條陳原件。讀之深覺古氏被「帝制派」所栽贓。古氏之原意是：一、當時中國實行的是南美洲式的寡頭政治；二、承繼式的寡頭政治至少較非承繼式的寡頭政治為佳（未及帝制也）；三、當時中國尚不能民選代表，民意代表以政府遴選為佳，亦即國民黨當年的舊政協與今日大陸之政協方式也。當另論之。

　　（73）正因同盟會時代這一階段政治運動的主題是「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袁世凱既逼清帝退位，又表示擁護民國，因此主題完成，革命再無必要，勁頭頓失，乃造成「非袁不可」的形勢。也是當年國民黨內外所一致公認的形勢，包括中山自己，非張謇、嚴復等少數人之意也。（參見前引李劍農《政治史》上冊八、九講章）事實上，收拾那時的殘局，也只有袁有此安定力。中山連其黨內之紛亂也無法統馭，財政更臨絕境，遑論全國。甚至胡漢民都勸他讓位予袁。但是中山畢竟有個時散時合、新陳代謝的「革命黨」。這個革命黨的政策雖時在變動，而中山由於有百折不撓的個性，故始終保持了中國第一位革命家的地位。於是，在其黨內的地位與日俱增，權力與日俱大。等到「中國國民黨」在俄國布爾什維克支持之下改組時，他竟在黨內享有「最後決定權」。國民黨乃由一個普通政黨轉為一個獨裁的革命政黨。也就是胡適所說的「甲式政黨」和「乙式政黨」之別了。見楊承彬著《胡適的政治思想》（台北，商務，民國五十六年）頁一五二。中山由於其不屈不撓的精神，堅信其主義是救國救民的絕對真理，所以機緣一到，他便東山再起了。

　　（74）據蔣永敬教授估計，辛亥前十次起義，各方捐款總數不過六十二萬港幣（約三十一萬美元）。而鄭憲教授之估計則更低於此數。吳相湘教授則說：「興中會時期，孫先生並沒有得到檀島或美洲地區洪門會員的資助。」（見《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六四五）。又說：「革命黨在華僑社會的中下層階級中具有普遍深厚的基礎。上層華僑對革命的支持，則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時。至外人對革命的援助，並不具重要性。」（同上，頁六四七。吳的話是根據張玉法教授等之研究報告，張現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吳之綜合報告，見上引孫傳第二篇第十七章。）

　　（75）中山對幫會時有微辭，但指名批評金山致公總堂則為（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八日致鄧澤如書。信中有一段說：「金山致公總堂雖係洪門，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然向多老朽頑固，向無進取之氣。故嘗與吾黨少年勇進之輩，積不相寧，數月之前猶大反對同盟會之籌款」云云，見鄧澤如珍藏《孫中山先生二十年手札》原跡影印本（民國十六年一月廣州述志公司影印）。共四卷，此影印函見首卷。

　　（76）參見上引陶菊隱著前書及拙著《李宗仁回憶錄》第三、四兩編。

　　（77）孫中山和陳炯明之間的矛盾，係孫主張參加北洋軍閥的混戰而率師「北伐」。陳則主張暫在兩廣「保境息民」之後再圖大舉。見李劍農前書下冊頁五六五至五七四，並參閱康白石著《陳炯明傳》（九龍，文藝書屋，民國六十七年）聯省自治章。康白石為筆者一老友之化名。胡適由於同情陳氏模範省之主張，在北方撰文呼應。稱陳之叛孫為「革命」而引起擁孫派之大不滿。散見《努力週報》；亦親聞於胡適自述。

　　（78）終中山之世。廣東甚或廣州尚為孫氏自己招徠之「客軍」所盤踞。客軍將領橫徵暴斂，從不受孫之約束，孫對之亦無可如何，並見注（76）。

　　（79）據陶菊隱言，孫公認為反桂之砲聲一響，省內粵軍便會蜂起驅逐桂系軍閥。孰知粵軍及民團竟無應者。見上引陶書第四冊頁六七至七○。又見《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三二○轉引邵元沖文。

　　（80）此節筆者所論只是「行為」而未及「動機」。作「誅心之論」，現代史家若依心述事，則自當別論也。

　　（81）在中國傳統政治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往往是諸侯數十人，然後強凌弱，眾暴寡，諸侯漸次減少，終至定於一尊，這是傳統的「分久必合」的程序。此一程序在現代史上更形複雜，因素增多，然大致未脫舊套。

　　（82）「以俄為師」之孫公名言，首見於民國十三年十月九日致蔣中正函，影印手跡見劉大年主編《孫中山書信手跡選》（北京，文物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十月）頁一九三至一九四。其實，孫公於民初尚明言「余乃極端之社會黨，甚欲採亨理．佐治（或譯亨利．喬治）氏之主義施行於中國……。」（見《國父全集》第三冊；吳著孫傳頁一○五七）亨利．喬治是議會政制下的社會改革家也。孫公捨棄喬治而服膺列寧，實是「二次革命」之後，彼之思想進入另一階段，已與「列寧主義」暗合之故。一旦發現列寧，乃盡棄喬治而學焉。吳稚暉論孫文有言曰：「孫文從不記人過……能說海闊天空的大話；他有勤快、寡怨、服善三長。他惟此三長，就此三長，把他裝扮成一個首領。比檀香木雕著的木頭首領自勝……。」見吳致陳炯明書，引於《陣炯明傳》頁七○至七四。事實上，列寧亦有此三長，尤其是勤快。余讀《列寧傳》，便覺二人有極相似之處。二人在學時，同為聰穎兒童，一班之首。流亡期中，同入「大英博物館」自習。只是列寧對「一黨專政」、「個人獨裁」悟道較早。孫氏誤於林肯與喬治，致被個人獨裁的袁世凱所通緝，於是始大徹大悟，不顧所有老同志之反對而搞其個人獨裁的「中華革命黨」來。列寧當年亦嘗不顧諸老同志之反對而獨行其是。或問列寧黨內政敵，何以全黨不敵一人？該人答曰：「因為全黨中再沒第二人，一天二十四小時，啥事不幹，專搞革命嘛！」孫中山也正是這樣的，一天二十四小時，數十年如一日，鍥而不捨，金石可鏤，專搞革命，不死不休，終於擊敗所有政敵，成為「國父」。關於上述列寧故事，參閱英文《列寧傳》（David Shub LENIN, London, New York ＆ Torontor The New English Library,民國三十七年,p66）。

　　（83）當中共紅軍尚在「蘇區」與白軍作戰時期，毛澤東曾對蔣介石一手組成的「強大的中央軍」，甚為羨慕，他自己也想組成一支強大的紅軍，故有此戲語；然後期《選集》中，此話則被刪除，但是有深度的中共黨史家，當能記憶及之，甚或一索得之。

　　（84）此處評蔣之言，余聞之於一位國民黨中常委，可能這也是國民黨高幹們的共同意見。列寧如以中國傳統哲學規範之，或可稱之為「法家」；蔣在民國十六年之後或可概括之曰「陽儒陰法」，也就變成該中常委所形容的政治領袖了。

　　（85）筆者曾參用中西史料檔案，就此一公案於民國四十一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撰一英文「碩士論文」（凡十八章，共二七○頁）以詳辨析之。

　　（86）見中華革命黨總理「誓詞」各影印本。

　　（87）見注（82）。

　　（88）「毛澤東思想」無論在思想上、在方法上均為「列寧主義」的延伸。西方學者每以把馬、列主義引入農村為毛氏之貢獻，其實工、農同列，列寧實首倡之也。

　　（89）讀者之中。或有人認為筆者此言是對「國父」有點「諷之也」之嫌。其實「孫文學說」和任何學說一樣。除卻一部分有實踐價值的真理之外，都是空洞的假設。偉大的空話自孔丘、蘇格拉底之後多的是哩！豈只中山。吳稚暉不也說：「孫文能說海闊天空的大話。」中山好友之言，自是可信之評。

　　（90）「以俄為師」在中國現代化歷史上是個極重要的主題。這一主題在八○年代已完全失去意義。今日中國之開放政策帶動蘇聯及所有社會主義集團的國家「以華為師」，後來群起開放變法，便是明證。

　　※民國七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初稿

　　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補訂於北美洲

　　原載於《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八九年），中冊，頁一三四八至一三七五。

【伍】六、細說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發，至今已整整八十週年了。為這八秩大慶，海峽兩岸乃至日本和美國的中華史學界，都在紛紛集會研討，並撰文以為紀念。在我們執筆之前，首先想自問一下，「辛亥革命」這四個字是誰發明的呢，或是誰首先使用的呢？筆者不學，自覺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爭議很大，姑置不論。且說「辛亥」。辛亥是我國歷史上傳統的「干支紀年」裡，六十年一循環之中的一個年頭。我國歷史自黃帝以降，已有七十八個「辛亥年」。我們這個「辛亥革命」是發生在第七十七個「辛亥年」。這個辛亥，在清朝歷史上是宣統三年；在西方耶穌紀元上，則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學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譯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們今日來撰文討論這個「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對的，便是「定義」的問題了。

　　辛亥革命的定義與爭議

　　我們如望文生義。則「辛亥革命」只是宣統三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到民國元年元旦孫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間兩個半月的事。這個狹義的用法曾為甚多中西專著所採納，然為本篇所不取。蓋「革命」究與突發的「政變」不同，它是長期醞釀的結果。只見其果，不明其因，是會引起誤解的。至於廣義的用法，似乎就應該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見影的後果了。──換言之，我們研討「辛亥革命」事實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國革命運動的全部過程。但是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運動，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這就有點爭議了。

　　一般的說法，總認為近代中國最早組織的革命團體，便是光緒二十年「甲午戰爭」爆發以後，孫中山先生於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興中會」了。光緒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起點。國民黨官書如是說；大陸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華民國史》上，亦作如是說。

　　這一點實頗有可議，因為在興中會成立之前，還有楊衢雲烈士和他的一夥同志們在香港所組織的「輔仁文社」。該文社成立於光緒十六年（另一說為光緒十八年），比興中會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創立者楊衢雲、謝繼泰、劉燕賓、何星儔等十餘人，其年齡、學歷、社會背景，和他們「推翻滿清」、「創立合眾政府」、選舉「伯理璽天德」（president）等主張，與孫逸仙（中山別號）他們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團，幾乎一模一樣。所以當中山於光緒二十一年一月返抵香港時，經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為文社社員，亦中山好友──這兩個小革命團體，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聯合組織了。

　　在這個雙方聯合的新組織裡，他們決定用「興中會」為會名。因為「振興中華」這個響噹噹的名字，較之那酸溜溜的「輔仁文社」四個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後來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組織了一個「興中會」。這個遠在華北的興中會，與孫、楊的興中會毫無關係。據孔祥熙說，他們那時聽說海外有個「興中會」。他們喜歡「振興中華」這個響噹噹的名字，乃把他們自己的小團體取個名字，也叫「興中會」。（這是筆者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對《孔祥熙回憶錄》時，聽到錄音帶內孔氏親口說的。當時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組織，當成孫中山興中會的「太原分會」，實是誤聽錄音的結果。）

　　楊衢雲、孫中山等在香港所組織的興中會，事實上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輔仁文社」的延續；會員們也大致都是楊衢雲的班底。因為楊的團體己成立四年有奇；而孫的團體還未滿二月。楊是香港的地頭蛇；孫則是新從夏威夷回來的。雙方強弱之勢是可以想像的。據說他們合併之後，選舉新會長（他們叫「總辦」或「伯理璽天德」）時，曾發生孫、楊之爭。據後來國民黨的官書所載，在同年十月他們預備搞廣州暴動時，孫曾當選「伯理璽天德」或「總辦」。後來「楊既獲大權，遂藉端要挾，而請（孫）先生以（伯理璽天德）相讓。鄭士良、陳少白等聞之大憤，極力反對，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內訌，力表謙讓，即以此席讓衢雲……」云云（見《國父年譜》頁六八至六九）。

　　這段官書頗難說服任何公正的讀者和歷史家。如所敘屬實，那可能不是楊的「藉端要挾」，而是孫的黨羽為擁孫，暗中想搞殺楊的「苦撻打」（coup d'etat），為孫所阻。官書甚至說楊衢雲排滿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組織「輔仁文社」的叛逆行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結果（見前書頁五○）。這些似乎都是想像之辭。有人或許要說「輔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輔仁」；它是個社交團體，而非革命團體。其實辛亥首義時，最活躍的一個組織則是「文學社」。文學社卻是革命團體，而非社會團體。所以名字與實質並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時期。我們不能望文生義，或以辭害義。

　　須知楊衢雲開始其革命行動時，孫中山還是個用功的醫科學生。光緒二十年中山還親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呢！他「上書」不幸被拒。如果李鴻章英雄識英雄而重用了「孫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嗎？哪還搞什麼「革命」（他們那時叫「造反」）呢？所以在這一階段裡，楊衢雲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孫在「上書」被拒後走上排滿革命之途，所受楊衢雲的影響，倒是很明顯的。

　　再者，「興中會」最初在檀香山組織時，其形式和性質也只是個「銀會」。會員每人出「底銀」五元，「股銀」每股十元，購買愈多愈好。目的是「舉辦公家事業」，事業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該會宗旨，除報國之外，「兼為股友生財捷徑……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見馮自由著《興中會組織史》及〈香港興中會章程〉第八條）所以在檀香山的「興中會」裡孫逸仙是在暗中籌款造反，而絕大多數「銀會」會員，則是在買「樂透獎」。這個興中銀會的會長也不是孫逸仙而是殷商劉祥。但是孫卻是這銀會首會的得利人──他籌到港幣一萬三千元，外加個「興中會」的組織名義。有了這些本錢之後，中山便匆匆趕回香港向楊衢雲洽商（事實上是bargain）兩會合併的事務了。合併之後，會長一職順理成章自然應該是楊衢雲。是年十月，他們竟然發動了「義兵三千人、洋槍六百桿」外加火輪船二隻的廣州起義。試問中山皮包裡的一萬三千港幣，能買幾枝「洋槍」呢？這些起義的本錢，顯然都是楊衢雲搞起來的。中山半途加入罷了。可惜楊氏早死──光緒二十七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殺於香港，他的事跡功勳就被埋沒了。所以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是應該從楊衢雲開始寫的。

　　筆者寫這段小辯正，絕無意貶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相反的，我們是更上層樓地尊崇他為我們的民族領袖；民族領袖應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領袖的地位。因此我們不願採用「黨史家」為「黨魁」作傳時，視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的譜牒方法罷了。

　　得風氣之先的華僑青年

　　青少年時期的孫中山先生，恕我大膽的說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甚至如粵人俗語所說的「金山仔」。筆者蝸居紐約四十餘年，在「窮人哈佛」的紐約市立大學從兼課到專任，教書經驗亦有三十餘年。在我課室內進進出出的華僑小青年，亦不下數百千人。我平時總歡喜舉中山先生的故事來勉勵他們。行行出狀元，如今雖做不到大總統和國父，但不斷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點「大事」嘛！其實我的學生中，卓然有成者，亦為數頗有可觀。

　　相反的，我們如以中山先生比諸今日僑生，他老人家其實也是當年的華僑小青年之一而已。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華僑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點。這些特點也是鑄造後來革命家孫文的社會條件。

　　大體說來，他們的特點約有數端：

　　一、工農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類多貧僱農、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時以上。他們除舊有的觀念和道德標準之外，平時沒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

　　二、小華僑們受父兄寵愛，甚至溺愛；類多豐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頗可上進；惡子弟，則至為墮落。

　　三、教育水準，下輩平均都在高中以上，遠超過長輩。──當年老輩華僑多不識字，縱識字也不過稍讀「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而已，而下輩則於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語了。

　　四、以說漢語的「弱勢文化」，在海外對抗西語（英語）的「強勢文化」，老輩多不諳外語，為自尊自重乃堅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輩華僑，較之國內人民，更為保守；而講「雙語」的小輩於自卑之餘，則趨向「全盤西化」。所以他們父子之間「代溝」極其嚴重。筆者本人便不時為學生父子間之衝突，排難解紛。中山先生與他的長兄孫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師的程度，吾知其衝突根源所在也。處於我輩今日，「西化」與「現代化」固截然有別，然在孫公青少年期，則二者固為同義字也。

　　五、這老少兩代的華僑對祖國都有極深的感情，甚至流於「沙文主義」。但是他們兩代對祖國的愛法，卻截然不同──老一輩的總希望大清大皇帝多爭點氣，也好為我輩天朝棄民，出口鳥氣。小一輩的則要驅除韃虜，創立以美國模式為張本的「共和國」和「合眾政府」，乃至新的社會、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標準了。

　　老實說，當年在檀香山的「興中會」和在香港的「輔仁文社」，都是這一類的華僑青年所組織的。孫中山先生（譜名孫帝象，學名孫文、孫德明，字載之；入耶教時，名孫日新；行醫時他的漢文老師區鳳墀為他作一音之轉改為孫逸仙，後來變成「美國公民」時，在美國護照上的英文名字則是Sun Yat-sen）當時便是這一類的「華僑青年」之一。他或許由於稟賦較高，幼年時確實「異於群兒」；他也確實是讀書用功，做事有恆，終能「脫穎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會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這模式對他有特殊影響的。

　　這兒更不妨附帶一說。中山那時代的青年華僑，與筆者班上的僑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僑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節」之別。「竹升」者，美國土生也。老華僑們認為這類小華僑，「肚子內一無所有」。「竹節」者，唐山出世，幼年來美，「兩頭不通氣」也。

　　我們通番語的學術界，則叫前者為ＡＢＣ。ABC者，American-born Chinese也。後者則叫ＣＢＡ。ＣＢＡ者，China-born American也。而中山那時的華僑小青年，幾乎全是ＣＢＡ而絕少ＡＢＣ。因為那時的旅美華僑，生存在最凶殘、最下流無恥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s）壓搾之下，中國婦女，除少數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說是絕無僅有也。

　　而那些小「竹節」，則由於父親是「美國公民」（母親不是），取得美籍「出生紙」而旅美也。

　　所以這些小「竹節」絕大多數都能使用中英「雙語」（bilingual）。其天資笨拙或不願用功的，往往雙語皆不通；而稟賦卓越，又肯於用功學習的，則每每兩語皆精。孫中山就屬於後一類。而孫逸仙這位小「竹節」之取得「美國公民權」，則通過另一管道。孫公於十三歲時（光緒五年，一八七九）隨母就兄，遷居檀香山。那時的夏威夷是個紅種人的獨立王國。不幸老王於一八九一年晏駕。兄終妹及，夏威夷乃出了個女王。三年之後，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那一年，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種殖民主義者篡了位，夏威夷乃變成個傀儡共和國。一九○○年（庚子），也就是「八國聯軍」侵華的那一年，這個小傀儡共和國就被美國兼併了。

　　夏威夷既變成了美國殖民地，按美國憲法，則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統變成「美國公民」了。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並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卻說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語，因而撒了個謊，自稱出生於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國公民權，領用美國護照了。可是當他於一九○四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島出生紙入境時，如狼似虎的美國海關檢員對他發生了懷疑（另說是保皇黨告密），乃把他拘留於「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幫」，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該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釋候審；並僱請律師向華府申訴。這場官司美國移民局居然打輸了，中山乃得以美國公民身份重入國境。這個「美國公民權」對中山其後的革命活動，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有的讀者們讀史至此，可能要批評：我們的「國父」，族之聖賢也；豈可弄虛作假，非法取得美國公民權？讀者若作如是想，就昧於史實了。須知在那人類文明中最可恥的美國〈排華法案〉欺壓之下，我輩華裔移民在當時美國種族主義者的「法律」分類中，是比「黑人」與「印第安人」都還要低一等。印第安紅人在那時的美國法律之下，不算是「人類」的。因此「華人」（Chinaman）在當時更是非人類中的非人類了。中山先生為非作假嗎？朋友，你能和當時排華殺人的種族主義者這批野獸，談孔孟之道嗎？明乎此，你就瞭解孫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並不是他發明的。「美籍出生紙」在華僑社會裡，是有其公開市場和價格的。

　　所以近代中國最早期的革命運動，便是有上述特徵的華僑小青年們所推動的。他們都是愛國華僑，寄跡異邦、粗通番語，因此得風氣之先，對現代西方的新觀念、新事物，接觸較早──比內地的知青如黃興、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等，大致要早十年。由於這早晚兩期的革命骨幹的家庭、教育和一般社會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標誌出近代中國革命運動顯明的階段性：「興中會」基本上是個華僑組織；後來的「同盟會」，就帶有濃厚的士大夫氣息了。

　　孫文脫穎而出

　　筆者在許多篇拙著裡，都曾強調過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階段性」；而這些大小階段的進化，往往又是以十年為一個單元。「革命」原是我國「現代化」運動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過這個「十年一變」的基本公式。以楊衢雲、孫文為首的兩個革命小團體，自從一八九五年一月合併為「興中會」以後，至一九○五年八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這短短的十年之間，革命運動在中國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現在讓我們先翻翻「興中會」的老帳。看看這個最早的革命團體怎樣地從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卻又如何地脫穎而出，從初級階段進入高級階段。

　　興中會在革命理論上和行動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們在政治理論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襲美國。甚至連美國佬做官就職時，捧著《聖經》舉手發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無訛。這原是一個「弱勢文化」在一個「強勢文化」的籠罩之下，反應在青年身上，「東施效顰」的普遍現象。華僑青年如此，僑居歐美的亞非拉各國的青年，亦無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紀這個「華僑青年」的小圈圈，實在太小了。因此在那個時代與他們有「共同語言」（common language）和「共同信仰」（common faith）的海內外華人究竟太少了。他們沒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麼氣候來。

　　再者，他們所採取的革命行動，卻又是百分之百的傳統「造反」方式；有時甚至是「恐怖主義」（terrorism）。例如孫中山在他所策劃的「十大起義」中第一次的「廣州起義」（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山自己的計劃，便是在武裝攻打督署之外，「四處放火」、「施放炸彈、以壯聲勢」。而他們那時的革命群眾則全靠「會黨」。會黨雖是從反清復明開始的，但發展至清末已經變了質；甚至變成橫行「地下」的黑社會，為正當人士所不取，而興中會諸公卻以他們為主力，因此就沒有真正的革命群眾和「倚靠階級」了（恕我借用一個共產黨名詞）。事隔五年，當清廷為「八國聯軍」所困之時，興中會諸公再來個「惠州起義」，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經過兩次武裝起義的失敗，興中會和它的會黨朋友們也就洩氣了。──最後興中會竟消沉到只剩孫逸仙一個獨人班了。

　　可是就在興中會這個革命汽球逐漸洩氣之時，孫中山本人的聲望、理論、經驗和時機卻扶搖直上，終使他成為近代中國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領袖。

　　原來楊、孫二人自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在廣州（第一次）起義失敗之後，清廷發出通緝，香港英國當局也迫令二人離港，五年之內不許入境。楊衢雲乃潛往新加坡，轉赴南非避難。孫中山則於十一月初旬避往日本。當他於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戶登陸時，閱報才發現自己已成為支那的「革命黨」。經日本報紙這一宣傳，不特「孫文」已躋身為國際人物，中國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黨」這一詞彙。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辮子、改穿西服。於翌年一月東渡檀香山。這時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盧氏、長子孫科（五歲）、長女金琰（一歲），均已避難在檀。所以這位年方三十的孫逸仙，實在是個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他雖然是個職業醫生，卻不事家人生產。老婆孩子還要靠一度與他反目的長兄孫眉來養活。他兄弟二人此時如何相處？我們就不能輕信官書上的描述了。

　　可是孫中山是個最有毅力、最倔強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幾個月之後，便拋妻撇子，跑到美國去了。這時美國的排華運動已到了瘋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陸，所用的證件，顯然就是他的「夏威夷出生紙」。中山遊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籌款和組織興中會。

　　但是在這方面他卻完全失望。因為此時革命風氣未開，而僑社中的主宰團體的「致公堂」又十分「頑固」（這是中山自己的話）。至於中山在美何以為生？我想他那時也和我們後來的留學生一樣；「手舞銀盤去復回，老子今朝作企檯。」他在餐館或洗衣店「打工」。──我們己查到中山當年在美國打工的人證。

　　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間，孫公在美國待了幾個月。九月下旬他就從紐約搭船到英國去了。他去英國的目的，顯然繞道歐洲回遠東去。因為他的根據地畢竟還是在香港、日本一帶。那兒有他大批的夥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滿清的堅定的決心。在那兒他可再次組織暴動和起義。可是他絕未想到在倫敦卻突然被清廷駐英使館所綁架。這一齣歷時兩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發生在倫敦的「西安事變」，卻幫了中山一個大忙──孫文在國際上原無籍籍之名，可是這次聞名世界的「綁架案」，卻使他從一個大清帝國的逋逃犯，一躍而為世界一級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後，中國革命陣營中再沒有第二個領袖，享有與中山相埒的聲譽和地位。

　　「三民主義」的根源

　　再者，他環繞地球的不斷旅行、觀察和閱讀書報，也使他對發生在中國的問題，有更深入、更廣闊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爾（Count Di Cavour,1810至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1807至1882）和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至1898）的現代「民族主義」（有別於我國傳統的華夷之辨）；寄居英倫，他也更深的體驗了英語民族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代議政府」的運作；更明白了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分裂的毛病，而嚮往於當時正在美國風起雲湧的「國民運動」（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這一運動的理論導師亨利．喬治（Henry George,1839至1897）的「單稅法」（Single Tax System）的精髓。特別是對土地的「無勞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和「漲價歸公」諸要點。好學深思的孫中山先生，在融會貫通之後，把它們有條理的編纂起來，這就是他後來指導「國民革命」的政治理論的「三民主義」了。雖然這三個「主義」，都是當時在西歐北美，甚囂塵上的政治經濟理論，沒一個是他具有原始性的發明，但是孫公能實際深入西方社會，耳濡目染，採自源泉，然後活學而活用之；較之與他同時或後輩之熱衷「西學」，奢談「主義」，而一知半解的夫子們、領袖們，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計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覺」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則「總理」、「國父」，就更是「先知先覺」的天生聖哲了。

　　石不轉而江自流的中國知識階層

　　孫中山在「倫敦蒙難」之後，應出版界之請，寫了一本名利雙收的小書，暢銷一時，足使他在倫敦住了九個月，不虞匱乏。他於一八九七年七月初離英赴加拿大。再穿過加拿大至溫哥華，搭船於八月中旬抵日本橫濱，投宿於老友陳少白寓所。中山於一八九五年冬路過日本時，只是個薄有微名的中國逋逃犯。兩年後「蒙難」歸來，他已成為國際知名之士。他的日漸上漲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來訪，嗣後成為中山終身密友的便是宮崎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當時日本政黨政治中的活躍人物。通過宮崎和平山，中山又結識一些頭面人物，如犬養毅、大隈重信、頭山滿、尾崎行雄、副島種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長知等數十人。日友平山周在無意中為他又取個日本名字曰「中山」。孫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個「樵」字。其後便偶用「中山樵」作為他的日文「化名」。後來在同盟會時代，黃興、胡漢民等對外界通信，都尊稱孫總理為「中山先生」。結果弄假成真，全國上下都叫起「孫中山」來，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實孫公從發命令到簽遺囑，一直都只用「孫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過「中山」的諢號，而國民政府的官書，和國民黨的傳記作者，卻偏喜叫他「孫中山」，實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訪日，來結交他的日本人蓋有兩大類。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來，如宮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另一類則是別有居心的政客和幫會頭頭了，如犬養毅、大隈重信、頭山滿等人。在他們的想像之中，孫文是滿清政府的死敵，而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這「朋友」在對清政策中，可能是個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國留學生，像鈕永建和馬君武等人。兩年之後，康、梁所領導的「戊戌政變」（一八九八）失敗了。梁啟超跑到日本，由於同鄉的關係（大家都說廣東話），孫、梁一時頗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圖，是國內既然搞不下去了，他們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來打入華僑社團，搶奪孫文的地盤。私人的友誼，實在是無從說起的。

　　至於在中國真正翹尾巴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對孫文這個幫會頭目，這時還是敬鬼神而遠之，瞧不起他的。吳敬恆（稚暉）就是個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卻是個例外。

　　在「八國聯軍」（光緒二十六年）之後的一兩年間，孫中山和比他長一歲的吳敬恆（同治四年至民國四十二年）俱住東瀛。吳那時是中國留日學生中聲名赫赫的名「舉人」。中山慕吳之名倒頗有意高攀一下，而吳稚暉此時卻是個尾巴翹得比天還高的，「一舉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這「綠眉毛、紅眼睛」的黑社會頭頭呢！竟然不要見他。吳舉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時如想謁見比他小兩歲的蔡元培進士（同治七年至民國二十九年），恐怕也不能如願，可是這時已文名滿全國的章炳鱗（同治八年至民國二十五年）倒頗看中孫文，二人時有往還，斯為中山結交中國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後來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進度是快速的，為時不過三數年，河東就變成河西了。蓋庚子拳變之後，尤其是「日俄戰爭」（一九○四至一九○五）前後，清政府和中國士大夫階層，也追隨上述「華僑青年」之後，體會到傳統老套搞不下去了，非興「西學」，搞革命或維新，無以自強。西學西語一時頓成顯學，老輩不再歧視、小輩則趨之若鶩。因此留日留歐的公自費留學生乃成群出國，勢如潮湧。「日俄戰爭」期間，東京一地的中國留學生，便多到兩萬人。歐美兩洲亦各有百數十人。

　　這時吳稚暉舉人亦以《蘇報》案牽連，做了政治犯，逋逃倫敦。比中山晚出十餘年，他也「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語見中山先生於一八九六年「倫敦蒙難」後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習俗之醇，「不圖三代之治，見於今日」（這是清廷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對英倫的印象）。吳舉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無錫之腔，霜晨月夕，還在大啃其初級英語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樓了。這樣也才開始認識孫文並不是「綠眉毛、紅眼睛」的江洋大盜；相反的，孫文卻是個眉清目秀、溫文儒雅，語通英漢、學貫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級的政治家和革命領袖。以一個無錫的土舉人和孫公相比，真是丘陵之與泰山也。所以吳稚暉就要把所有「線裝書都丟到茅坑裡去」，盡棄所學而學焉。因此他在倫敦第一次見到中山之後，傲氣全消；搞了一陣無政府主義之後，終於做個誠懇的孫文主義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歲的吳舉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學生，就不用說了。「江流石不轉」，孫中山未變也。可是潮流變了。中國現代化運動已進入另一階段。孫公的歷史任務也就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那個「同盟會」的階段了。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九卷第五期

【伍】七、同盟會是個革命大拼盤

　　可是就在同盟會成立前兩年（一九○三），中山在日本還只是個灰溜溜的會黨頭目。他顯然自覺在日本久住無聊，乃於是年九月底離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時中山潦倒到資斧全無，由僑商黃宗仰慨贈銀洋二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別八年重返檀島，再轉美洲大陸的道理，顯然是他在遠東兩次「起義」（光緒二十一年與光緒二十六年）之後，一籌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覓機緣。中山先生這個人的長處是信仰堅定、百折不撓。必要時破釜沉舟，為著遠大目標，不擇手段，亦在所不惜──這就是不拘小節的英雄本色。寫歷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個循規蹈矩的聖賢或迂夫子，就大錯特錯了。他此次回檀島，發現他早年的小團體早已風流雲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黨的天下。他的家這時還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對他的態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織，嫂不為炊」了──這位滿口大話，不事家人生產的「老二」，他們怎能相信他後來竟佩「六國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於一九○四年初加入「洪幫」（致公堂）當了「洪棍」。洪門的義氣居然幫助他穿過美國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進入美國。

　　中山於一九○四年三月底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應中國旅歐學生之約去歐洲。他在美國由西岸到東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無非是組織「興中會」，並籌募革命經費。顯然的他是一文未籌到。正式加盟願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據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馮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載，也只找到鄺華泰一人。兩個人，革什麼命呢？真是可歎。因此在一九○四年風雪交加的嚴冬，中山形單影隻地住在紐約市貧民窟中的一間單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蕭然。雖然他個性倔強，永遠不認輸！

　　可是就在中山命運的最低潮，「山窮水盡疑無路」之時，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國旅歐學生匯來一筆巨款，據說有八千佛郎（亦譯「法郎」）之多，並約他即時赴歐，共商救國大計。這一下峰迴路轉，中山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又進入一個新紀元。

　　大清帝國「牆倒眾人推」

　　旅歐中國學生何以忽然心血來潮，匯款邀請中山呢？原來就在中山這段不得意的時期，革命意識和時機卻在中國大陸迅速上漲。在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於光緒二十一年四月簽訂之後，全國上下還寄望於康有為、梁啟超所發動的「強學會」和「變法維新」。孰知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徹底的失敗了。失敗之餘，大清帝國也就在這一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幾乎遭了瓜分之禍。筆者曾另有專篇紀其大略。別的不談了，就說香港吧！九龍就是在這一年被英國強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時至一九九七年，租約期滿，女皇陛下就要按期歸還了。也就是這一年，德國強佔了膠州灣；它的老搭檔帝俄也「租借」了旅順、大連。為阻止此二強壟斷中國東海岸，英國又加租了威海衛。法國不甘後人，一下也就霸佔了廣州灣。大小帝國主義這時在中國都大搞其「勢力範圍」；要不是列強的野心為「均勢」（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們早就把「東亞病夫」這個大清帝國瓜分了──那個不幸的「歐洲病夫」鄂圖曼大帝國就是被他們這樣啃掉的。時至今日那個不自量力的伊拉克小獨裁海珊，還想「收復失地」──併吞同文同種的科威特，哪裡由得他呢？

　　在光緒二十四年大清帝國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禍，迫在眉睫；可是我們那個昏聵糊塗的慈禧老太后，竟然異想天開地搞出一套「刀槍不入」的「義和拳」，來「扶清滅洋」；那就荒唐透頂了。作者落筆至此，何敢冒犯那品質高貴、大義凜然的貧下中農所組織的「義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們氣功未練好，惹起了「八國聯軍」，又抵擋不了洋人的刀槍直入。在〈辛丑條約〉中累得我們四萬萬無辜老百姓，每人各賠紋銀一兩罷了。──那時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賠了十多兩銀子。因此在下寫這段歷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權利。

　　拳變剛了，又爆發了兩大強鄰的「日俄戰爭」（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這兩個混帳的帝國主義竟然為搶奪我中國的土地財寶，在我國境之內，開起火來。而更混帳顢頇的，卻是我們的滿清政府。它無力阻止兩個強鄰在我國土上作戰，竟然公開地把遼河以東的土地，劃為「戰區」，而自己在遼河西岸，宣佈「中立」。

　　朋友，這時的中國哪裡還配稱為「國家」呢？我們連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還有個殖民國來保護它。我們這個「次殖民地」（中山警語）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時有若干知識分子對大清政府發點牢騷和警告，而那批滿族統治者竟能把臉一抹說，大清政權維持不下去時，則「寧贈友邦，不與家奴」。這種話哪是人類嘴裡說出的呢？

　　賢明的讀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時的中國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國內憂外患，發展到日俄戰爭前後，已變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碼知識水平的中國人的切膚之痛、燃眉之急。認識它的嚴重性，已不限於「得風氣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華僑了。因此就在這一兩年之內，國內救亡團體之組織乃風起雲湧。少數愛國者甚至不惜採取犧牲個人的行動，以暗殺滿清當道。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吳樾烈士（光緒四年至光緒三十一年）在北京車站謀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慘烈殉難，便是個突出的例子。這種恐怖主義雖無補於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憤之深；也炸得清吏膽寒。辛亥革命時，我們安徽第一大碼頭蕪湖，就是被兩顆「鹹鴨蛋」光復的。老鄉吳樾導夫先路之功也。

　　這時長江流域的革命小團體之建立亦如雨後春筍。一般性的民變和小規模的組織撇開不談，那兩個最有影響的「華興會」和「光復會」，也就在這兩年成立的。「華興會」是黃興、劉揆一、宋教仁、吳祿貞、張繼等於光緒二十九年除夕（光緒三十年二月十五日；一說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在長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為主體。「光復會」則是光緒三十年秋成立於上海。蔡元培當選會長。成員有徐錫鱗、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蘇浙皖三省青年為主體。與兩會同時，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陸軍之內，組織了一個「科學補習所」（光緒三十年五月成立）。社員中有曹亞伯、張難先等，後來也都是革命陣營中的骨幹。一眼看來這些革命小團體，似乎是各地區青年分別組織的。其實不然。他們彼此之間乃至他們與「留日」、「留歐」、「留美」等學生團體的「海外關係」不但聲氣相通，會員之間更有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複雜的往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則是他們的宗旨、目標和方法，實在是完全一致的。至於武昌起義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團體出現如「共進會」、「日知會」、「文學社」等等，其實都是上述這些小組織的駢枝機構。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通性。君不見紐約市愛好「國劇」的「票友」們，他們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類的戲目，但是他們卻組織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結果沒一家可以單獨「上台」唱戲的。要「宣揚國粹」，還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們或問：諸公諸婆為什麼不聯合起來呢？朋友，要能聯合起來，豈不變成德國人和日本人了？那還是什麼中國人呢？

　　長話短說，時至二十世紀初年，大清帝國害了癌症，氣數已盡，非垮不可了。「牆倒眾人推」！眾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罷了──這便是滿清末年，中國革命運動的形勢和性質。

　　驅逐滿人，建立民國，以美國為模範

　　再問一句：這些革命團體和革命單幹戶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裡呢？要言之，則以光緒二十九年出版的暢銷書，鄒容烈士所寫的《革命軍》，最有代表性。我們這位死年才二十二歲的「鄒大將軍」主張：「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驅逐居住中國之滿洲人」；「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華共和國」──這個「共和國」還要「以美國為模範」。如此而已。──這幾條簡單的口號實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國之內，從朝到野、從男到女、從老到少、從農村到都市、從國內青年到留日、留歐、留美的學生，乃至絕大多數華僑，一致的呼聲。他們的方法則是組織革命團體，活動新軍，聯合會黨……「他們的精神，幹幹幹；他們的武器，手槍炸彈……」。

　　可是把這個全國統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簡單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還不是孫文那兩句老口號：「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這個口號，孫文和楊衢雲在十年前不早就叫過了？那時無人理睬，現在卻變成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這一下不得了，孫文就變成全國共同意志的發言人，將來中國的形象；和意蒂牢結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學生就要扳請他出來現身說法，甚至實際領導了。這樣一來，就使得我們的國父中山先生從美洲的灰溜溜，變成歐洲的香餑餑了。

　　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

　　首先匯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請到歐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歐學生朱和中、賀之才、胡秉珂、魏宸組等人。朱、賀等湖北青年原來也是武昌城內滿口新政、革命、排滿的小搗亂，聲勢頗大。湖北早期地方當局的張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潦，對這些小把戲一面羈縻、一面「充軍」，乃撥資把他們送到海外留學，以免他們在國內鼓動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則送往遙遠的歐洲，較和平者，則送往東鄰日本。所以他們都變成留歐、留日的「官費生」。

　　那時的「官費」和後來的「庚款」一樣，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個「官費生」都是個小富翁。加以他們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爺，輕財仗義。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發現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孫文卻是滿口流利英語的留學生老前輩。敬佩之心，不覺油然而生。乃通過與中山有舊的鄂籍旅美學生劉成禺，邀請中山先生赴歐一晤。

　　這時待在紐約的孫中山，原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我相信他那時在紐約以「打工」為生。五十年後的不才，也是紐約市內的一個窮光蛋，也以打工為生。深知這批打工仔當中不乏藏龍臥虎之輩也，而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便是我們打工仔前輩中最大的一條「龍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樂透」頭獎。因此一下把「銀盤」扔掉，一溜煙就跑到歐洲去了。──在歐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聲望的。因為他是當年震驚世界的倫敦「西安事變」的主角。

　　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在布魯塞爾和柏林，中山與那百十個漢族留學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個名震國際、革命經驗豐富、英語流利，又博極群書，滿肚皮哲學，而又有正式Ｍ.Ｄ.學位的老留學生。（其實孫文並無Ｍ.Ｄ.學位，但是那時的留學生都以為他有，孫公亦未嘗自謙。）那批鬥志昂揚，卻兩頭不通氣的小竹節們，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老套套，把他們組織起來了。──這個新組織是沒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學生的反感，沒有把他那個早已死掉的「興中會」搬出來復活（事實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時，已不願再用這老名字，而改用「中華革命軍」了）。

　　這時中山自覺已經是個世界級的革命領袖，與英法政府當局都有往還，實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級觀光大旅館。這意見一經提出，信徒們從無異言，據朱和中回憶，大家「爭相捐助」，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中山既得巨資，在巴黎、倫敦大活動一陣，尚餘「萬餘佛郎」，乃乘高級郵輪，直奔遠東去者。

　　【附註】那時留法公費生每月學雜費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時雖然還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湯薌銘等四個「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駐法公使孫寶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動；還是把法國公文直接退還孫博士，並恭送中山離境了事。

　　「老孫」、「小黃」合作的開始

　　中山先生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橫濱，當即由日友宮崎寅藏介紹認識了黃興（同治十三年至民國五年）。「老孫」（同治五年至民國十四年）與「小黃」這兩位華裔革命家的約會，為什麼要通過一個日本人來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國人對中國事務的熱心，往往有甚於中國人自己。那時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今日在海峽兩岸、法國、美國跑來跑去的正不知有多少白皮膚的「宮崎寅藏」呢！抗戰前的斯諾、史沬特萊、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還不是另一種「宮崎寅藏」？

　　孫、黃二人晤面之後，真是一見如故。黃興這時是中國革命運動的實力派、中堅人物。他有個生氣蓬勃的「華興會」。會中圍繞著他這個三十歲的青年領袖，是一群幹勁沖天的小「湖南騾子」。他們勾結了長江中上游最有勢力的會黨「哥老會」，在中國內部十八行省的中心的兩湖地區已搞過數次造反行動，死了不少英雄豪傑。如今這群小頭頭逃到日本，個個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機滲透回國，重新來過。他們留在兩湖地區的還有千千萬萬的小革命，分散在「新軍」之內；附托在教堂邊緣（清吏最怕教堂）；寄身於新政、學堂、巡警等不同的機構裡。他們個個都「新」得要死；和「舊」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風俗、老習慣過不去。他們有他們的小組織，但是那些逃亡於日本的黃克強（興）、趙伯先（聲）、宋漁父（教仁）等等卻是他們的小鬼大王、精神領袖。他們勒韁以待，靜候驅策。──另外「華興會」還在日本辦了個機關報《二十世紀之支那》，風行一時。

　　在華興會帶頭之下，「光復會」中的人馬也圍攏了過來。這光、華兩會，在宗旨上，在社會成分上，並沒太大分別。只是光復會出自文人薈萃之區，多了一些進士、舉人和國故大師如蔡元培、章炳麟這樣的人。他們也有一批組織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等。在基層為他們披堅執銳的，也有個駭人聽聞的「青幫」。

　　總之這兩個團體的靠攏，已把長江流域的革命精英，籠絡過半矣。其實那時留東學生兩萬人，人數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學生會的組織。這些地方性組織雖非革命團體，然類多傾向革命。一經號召，都是革命的後備軍。所以孫，黃接觸之後，他們就想組織起一個全國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這些革命社團，卻都有其先天性的缺點。就談打倒專制、建立民國吧！他們之中幾乎沒一個人知道，一個沒有皇帝的國家，是個什麼樣子。換言之，他們都是一批未見過世面的土包子。不會講大話、談學理；只能動手、不能動口。他們也沒有海外關係。同文同種的中國和日本之外，也不知歐美華僑社會是什麼個樣子；對歐美國家去協商、去折衝樽俎，是如何個協商法、折衝法，這一點他們就得聽孫中山的了。

　　我們的國父中山先生原是個見多識廣，能說會吹（學術名字叫做「宣傳」吧）的，有名的「大砲」。他說「興中會」單在南洋即有會員十萬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銀山。千萬華僑是如何地富庶多財、慷慨好義，為革命之母。三合會、致公堂是如何地凶狠，清吏無不聞聲落膽。他與歐美朝野兩界的過往，又是如何地得心應手……。總之，這些小革命團體之所無，正是這位孫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攜手合作，截長補短，何愁清社之不嗚呼？

　　現說現賣，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國留學界，在麴町區富士見樓，開群眾大會歡迎孫逸仙先生。先生著筆挺的白嗶嘰西裝、戴通草帽，按時出現於講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現代政治家姿態。向廣大而熱情的政治群眾發表了政治講演。他使盡他天賦的講演天才──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的演說天才（見《毛澤東思想萬歲》中毛對孫的評語）──使盡了渾身解數。中山一砲而紅。他風靡了當時在場的一千數百位聽眾；透過這些聽眾，他也風靡了在東京的兩萬名中國留學生。透過中國留學生，他也風靡了數以千萬計的黃海彼岸的祖國同胞。──孫文在中國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從此確立了。

　　一個星期之後，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國近代史上起劃時代作用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赤阪區一家市民住宅裡，便呱呱墜地了。（為免日本政府干涉，會名中刪除「革命」二字。）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拼盤

　　「同盟會」是怎麼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說明得很清楚。它是許多小革命團體（加上許多革命單幹戶）所聯合組織的一個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盤。其性質就頗像抗戰末期就開始組織，今日在大陸上仍變相繼續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會」最早的團體盟員計有「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軍國民教育會」、「科學補習所」等等。按道理，這些小團體一經入盟，小團體本身就不應該繼續存在了。但這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幹法。咱中國人知識分子是歡喜搞小圈圈的，所謂「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也。原是無黨無派之人，一經捲入「黨派」，還要再製造小派系，何況原先已有黨派了呢！「國共合作」期間，有所謂「跨黨分子」（毛澤東、周恩來當時都是「跨黨」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員也大多都有雙重黨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盟員，他同時也是「青年黨」或「民社黨」黨員。這樣一來許多盟員就要發生「雙重忠誠」（double allegiance）的問題。一旦這雙重忠誠發生牴觸，盟內黨內就要鬧分裂了。

　　事實上，同盟會成立之初，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當時當選「總理」（也就是黨魁）的孫中山先生本人就是個「跨會分子」。他原是「興中會」的黨魁。但此時興中會已不復存在。原興中會員加入「同盟會」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馮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卻念念不忘他的興中會。所以等到「同盟會」需要有個「會旗」時，中山就堅持非用原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會旗不可。黨魁識人不廣，這一下就和他的副黨魁黃興幾乎鬧翻了。──這點小芥蒂，在這兩位可敬的民族領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帶進棺材裡去的。

　　華興會當時是「同盟會」團體盟員中，最具實力的一個。華興會員在第一次入盟時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個《二十世紀之支那》這個雜誌和社址。這刊物旋即易名為《民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黃興既坐了同盟會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捨棄「第二種忠誠」而和中山合作無間，但是華興會在精神上卻並未消失。那些後來不願或無意與「同盟會」發生直接關係的小團體，像共進會、日知會和文學社等等，實際上都與華興會有最密切的關係。

　　至於光復會，它在一開頭便是「同盟會」中，意興不大的盟員。會員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個人。同盟會早期的重要位置，他們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蘇報案」在上海坐牢期滿，於一九○六年夏季，東渡日本，接編《民報》之後，光復會的會員在同盟會內才稍形活躍。《民報》也以太炎接編而身價十倍，暢銷一時。與保皇派的《新民叢報》之筆戰，尤其膾炙人口，譽滿神州。

　　孰知好景不長，《民報》發刊未及兩年，日政府在清廷壓力之下，贈中山巨款一萬五千元，禮逐中山出境。孫公未與眾議，乃收下巨款（留兩千給《民報》），便於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爾離去。這一下不得了，幾乎觸怒了留在東京的全部盟員。他們在章太炎、張繼等的帶頭之下，發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驅孫怒潮──同盟會分裂了。光復會也恢復了它自由的組織，和同盟會分頭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錫麟、秋瑾等起義失敗就義，後來國民黨黨史上都認他們是同盟會的死難先烈，其實他二人都不是同盟會會員。後來那位被蔣志清（介石原名）親手刺殺的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原來倒是同盟會員，並做過《民報》總編輯。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連治黨史的也難下筆了。

　　同盟會這次雖然分裂，但是並沒有把這一大拼盤鬧垮。第一是因為這時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國性的。在千萬革命志士、無數革命集團各自為戰、群龍無首的狀態之下，「同盟會」和「孫逸仙」卻正好具備這個「首」的資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訴李秀成的話：「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會的團體盟員此時已不發生決定性作用，因為絕大多數（數以千計）的新盟員，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單幹戶。他們在入盟之前並沒有個小組織。因此也沒有「第二種忠誠」──他們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為同盟會的理想奮鬥到底。這種單幹戶最標準的代表，便是汪精衛（光緒九年至民國三十三年）和胡漢民（光緒五年至民國二十五年）了。汪是廣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則是「舉人」叢中「每發必中」的名「槍手」或「捉刀人」，在科舉中為人「代考」。光緒二十八年胡為某兄弟捉刀皆中舉，曾獲報酬銀洋六千餅（見汪、胡二人自傳）。那時的六千元銀洋是一宗嚇壞人的財產。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後，立刻就變成《民報》的台柱。再與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雲從龍、風從虎，幾管毛筆，橫掃天下。而他們的對手方的康、梁也是海內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們的文壇對陣，其光輝燦爛，真照耀古今。那時還是個中學生的胡適，也為之目迷五色，讚歎不已。所以同盟會自然也就成為中國革命獨一無二的發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沒有參加過小組織。因為廣東佬那時，不論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會黨」，汪、胡不為也；搞保皇要抬舉「載湉小丑」（章太炎辦《蘇報》所用的詈辭，章也為此坐牢），汪、胡亦不為也。所以他二人就變成排滿革命的單幹戶。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種忠誠。追隨中山，作其肱股，而終身不渝了。中山也幸虧有了這哼哈二將。

　　但是那時保持同盟會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應該還是黃興。黃興是「同盟會」中的實力派；也是孫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眾望所歸，用不著搞什麼「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黃興這個人雖也是個跨會分子，卻有點儒家氣質──也可說是「固有文化」的涵養吧──他識大體、有氣度；他拒絕了趙匡胤的那件黃袍。並且苦口婆心、任勞任怨的維持了「同盟會」的團結，這才有後來的中華民國。

　　不幸後來有一些史家，按傳統治史的方法，把締造民國的功勳，全部派給了國父孫中山先生，而對黃克強的貢獻，顯然是只給了些低調的認可。這可把他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氣壞了。君度不知吹斷了多少根鬍子。他為這位民國的cofounder老泰山明怨白謗，真忙了大半輩子。最近我的朋友汪榮祖教授著書研究章太炎（民國八十年六月二十日台灣初版），也頗為克強不平。其實歷史書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楊衢雲烈士還不是因為少了個女婿，而至今無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國現代化是分階段前進的。中山的歷史功勳如只限於同盟會那一階段，而沒有「聯俄容共」的後一段，他在歷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這樣光鮮的。黃公不幸，沒等到歷史進入另一階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復何言？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一期

【伍】八、韃虜易驅，民國難建

　　還有許多歷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國漢學家，像已故的哈佛學派健將瑪麗．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狹義的辛亥革命追根究柢，竟發現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共進會」他們搞起來的。「同盟會」幾乎沒有實際參與。

　　我們治革命史的，如果只從「組織」的一個角度來看它，這話原沒有錯。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義時，同盟會和那些首義團體，的確沒有直接的組織關係。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之下，「一時俱發的群眾運動」（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發之前，更重要的則是有一個「全國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雖革命群眾人人皆有，然其中總有一兩個，甚或只有一個團體，為「眾星所拱」，為兄弟團體所信服的，「馬首是瞻」的老大。中國革命如此，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也都是一樣的。老實說，辛亥革命前後，革命群眾所一致篤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個字：「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須知袁世凱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奪了革命果實，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後四字而身敗名裂、遺臭青史的。）而同盟會卻正是這樁「共同意志」的發源地和推動者。它也是化這一意志為革命行動的「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國為模範」的運作方式、抽象理論，和領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間，「同盟會」之外，其它的小革命團體，都只是一些「娃娃隊」、「紅衛兵」。他們造反有餘；建立民國就不是他們辦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會」領導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貶了林肯一樣，都是二次大戰後，美國繁瑣史學濫觴的結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會當時這八字靈符，宣傳起來，雖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實行起來，卻有其難易之分。「驅除韃虜」那時是最有效率的口號。它擴大了統戰範圍；縮小了打擊目標。把大清帝國的一切罪惡，腐爛社會的一切不平，帝國主義的各項侵略，這些大黑鍋，都讓「韃虜」大哥一肩背了過去。把「韃虜」一下「驅」掉了，一個燦爛光輝的中華上國，立刻就可「恢復」了。──好不痛快哉？！

　　驅除韃虜豈難事哉？非也！現在紐約市大執鞭，當年是「正黃旗」貴族的吾友黃庚教授，便時常指著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說：「你們（漢人）那時要驅除的韃虜，就是我！」「我們（漢人）」那時為什麼要「驅除」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小韃虜黃庚呢？我拍拍黃教授說：「我們不但不驅除你，還把漢家姑娘嫁給你呢！」

　　所以孫中山那時要「驅除韃虜」，只是驅除幾個可憐又可嫌的滿族寡婦孤兒，和十來位昏聵糊塗，連半句「滿語」也不會說的滿族老頭子罷了。其後袁世凱歪歪嘴，不就把他們「驅除」了？──乾淨利落。

　　可是那八字靈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國」，就不那麼簡單了。中山與同盟會諸公，首先即以他們自己新組織的同盟會為示範，來試驗那個「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司法獨立」的美國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

　　「同盟會」於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東京成立時，其組織形式即分「執行」、「評議」（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體一致推選出任「執行部總理」，黃興當選為「執行部庶務」，等於副總理。汪精衛則當選為「評議部議長」；鄧家彥為「司法部判事長」。每部各有分屬。全會幹部三十餘人，三權分立，煞有介事。然據曾任執行部書記的田桐回憶：「當時以秘密結社，最忌手續繁複。稽考時日，司法、評議二部，尤難實行。同人提議開三部聯合會。遇有重要之事，將三部人員結合，一次議決實行。自此制行後，司法、評議二部未曾獨立行使職權矣。」（見田桐〈同盟會成立記〉，載《革命文獻》第二輯）事實上，當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孫總理接受日人饋金離日時，如此重大事件，他們顯然連會也沒有開過。於此一糾紛，我們就可看出這個革命司令部內，平時會務操作的程序了。其後由「同盟會」進而改組為「國民黨」而「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連「總理」、「總裁」二職稱都變成孫、蔣二公專用的「謚法」，再沒有第二個「總理」，第二個「總裁」了。三權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許要問：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徹底了嗎？朋友，革命原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它是分階段前進的。每一階段都有些進步，搞了七、八上十個階段，「革命」就會「成功」了。用不著做急色鬼。所以當時以一個首倡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神聖政黨、國父完人，以身作則，尚且如此，欲以之託諸軍閥及「八百羅漢」（民初國會議員的集體諢名），而期其有成，豈非緣木求魚哉？辛亥革命過去八十年了。我們搞「建立民國」，到現在已換了幾個朝代，而我們的「民國」至今還是個半調子、「四不像」，實在是沒什麼好奇怪的。──但是一個真正的「民國」，最後是必然要出現的。不信，等著瞧嘛！

　　三權已足，五權不夠

　　精通「國父思想」、「孫文主義」的專家們，可能認為筆者所說的「八字」靈符，太簡單化了。國父還有「五權」憲法呢！你只提了三權；國父還有「三民主義」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你就不談了耶？

　　限於篇幅，應另有專篇始能詳答。簡而言之，我們要知道，國父也是遜清遺老，去古未遠。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遺教中最最可取的兩大制度：「考試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們延續下來。於三權之外，另設「考試權」和「監察權」。殊不知這對難兄難弟，都只是「農業社會」和「中央集權」前提下的天才發明。可是在工商業發達，現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會」（multi-centered society）裡，他兄弟就無能為力了。因為在一個多重中心的現代化社會裡，要「考」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就以這超級工業化的美國情況來說吧。凡是沾上要領取執照的職業，幾乎無一不要考（雖然「考試」這個怪物原是中國人發明的）。且看律師、醫師、建築師、會計師、社會服務員（social worker）、警察、郵務員、飛行師、領航員，甚至嘗酒師（winetaster）、水喉工、地產經紀、貨車駕駛員、出租車駕駛員、電器工、電梯操縱員、私家車駕駛員……蓋不下百數十種，再加上各大公司行會，亦各有其專業考試，下及垃圾伕等等……無不有其考試。一個「考試院」哪考得了那許多？所以中山所特別強調者，只是「文官考試」（高普考），專為入朝當官而參加之考試也。試問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幾個要做官？他們要在工商界當大老闆呢！「考試院」派啥用場？

　　至於「監察權」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國傳統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參劾」也，都是專制政體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罷了。最近在台灣的蔣緯國將軍為了「私藏」幾十枝「打靶槍」被揭發，便弄得手忙腳亂。在他老子和哥哥當政的時代，緯國要私藏幾個原子彈，于右任院長敢瞥他一眼？──在一個現代化的政府之中，發生監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對黨也！所以在一個現代化了的政體之內，防貪防腐，三權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權、十權亦無濟於事也。設個專打蒼蠅的「監察院」有屁用？

　　再看無勞增值、漲價歸公

　　再看看國父的「平均地權」的高論吧！中山那時談平均地權，非搞毛澤東式的「土改」也。他的重點是亨利．喬治的「單稅法」中「無勞增值、漲價歸公」那一套──說淺顯一點，中山先生反對現代化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炒地皮」。倫敦地價在十九世紀漲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後美國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讀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廈門）。亨利．喬治老兄在紐約點出了這一點。光緒二十二年中山在倫敦待了八個月，也證實了這一點。孫中山是個好學深思的人，一輩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書──毛澤東不如孫中山，就是他不讀西書）中探索學理。讀到喬治的《進步與貧困》之後，恍然大悟，非反對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喬治這一套，都是相當深奧的。它不是青年留學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專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學會了日文」的梁啟超所能輕易瞭解的。所以他們都曾和中山「激烈爭辯」，甚至反對到底。這一套對「同盟會」、「共進會」裡面的紅衛兵們來說，那就更是一頭霧水了。因此共進會後來頒布的「會章」，一切都以同盟會的會章為藍本，只是把「平均地權」一條改為「平均人權」。胡漢民在《民報》上談「六大主義」，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國有」。「土地國有」屬於王莽和毛澤東，非孫中山也。

　　中山那時所搞的如果只是簡單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話就夠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則「十代務農」的梁啟超，和早年貧無立錐的胡漢民，都不會反對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卻是亨利．喬治一套的洋東西，對胡、梁等一些土老兒說來就有對牛彈琴之感了。

　　其實亨利．喬治（一八三九至一八九七）和馬克思（一八一八至一八八三）一樣，都是十九世紀的理論家。喬治第一本談「土地政策」的書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時資本主義的諸「大王」，都還潛龍在田，蓄勢未發；只有炒地皮才一馬當先。所以喬治先生以為用「單稅法」解決了土地問題，其它一切社會經濟問題，也都可迎刃而解了。這是他老先生一廂情願的想法。其實「經濟起飛」了，哪一項利潤不是unearned increment（無勞增值）呢？要「漲價歸公」，為什麼只對地皮客過不去呢？這就是「民生主義」的漲價歸公的辦法，直到今天的台灣也實行不了的緣故。現在我們在紐約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華裔「地產經紀」三百家，這兩年來地皮跌價，據說都紛紛改行了──這就叫做「市場經濟」、「自動調節」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卻是個不必要的杞人憂天。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黃花岡」

　　孫中山先生實在是十分偉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時代是個最前進的思想家。搞歷史的人一百年後回頭看，孫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層領袖中，近百年來極少有、甚至唯一的「現代人」。毛澤東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這三個字不是我們寫歷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邊人江青夫人對他的評語。君不見毛主席故宮的偉大書房裡，就找不到一本洋書？君不聞，毛主席自誇把《資治通鑑》讀了六遍。毛主席一輩子只會做酸溜溜的舊詩詞，而一句「新」詩也不會寫；毛公也一輩子未穿過西裝，據說也未刷過牙。他這位土老兒居然也找到了一個當明星的老婆，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中山先生是個現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時的思想，是「新」得過了頭，也可說是「躐等」吧！其實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夠領導一個「辛亥革命」了。其它都是多餘的。

　　為著「驅除韃虜」，同盟會一成立，他們就想到要聯合會黨，搞武裝暴動。在辛亥之前，孫中山所親身領導的所謂「十大起義」，有八次都是同盟會在它短命的六年（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三年）之內發動的。光緒三十三年一年之內就「起義」了四次，計有「潮州起義」（五月）、「惠州起義」（六月）、「欽州起義」（九月）和「鎮南關起義」（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復會徐錫麟的「安慶起義」。光緒三十四年則有「欽、廉起義」（三月），雲南「河口起義」（四月）；宣統二年則有「廣州起義」（二月）；宣統三年「武昌起義」之前則有最慘烈的黃花岡（一作「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廣州起義」（四月二十七日，陰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會諸公為什麼要不斷地搞這些準備並不充分的小起義呢？而這些小起義為什麼沒一個能維持若干時日的呢，這就因為孫黃諸公都堅信滿人政權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末日。牆倒眾人推，只要他們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國南部沿海佔領一兩個城市，全國各地就會一致響應；然後群策群力，就會把大清皇帝拉下馬。──他們這一構想，並沒有錯。辛亥武昌起義之後，各省響應之熱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黨人搞了十餘次大小起義，竟然沒一次能佔領一個城池至一兩個星期之上的，所以連鎖反應就無從發生了。

　　再者，孫、黃二公都是運動秘密會黨起家的，他們過高地估計了會黨的戰鬥能力了。其實會黨只是些烏合之眾，而革命黨領袖如孫黃等人，籌了些極其有限的「軍餉」，買了些陳舊槍砲，便驅策這些烏合之眾上前線，作戰賣命。而孫、黃兩人又都是文人。孫逸仙是個學貫中西的洋翰林；黃克強則是個「文似東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沒有臨陣經驗。那些桀驁不馴的會黨分子，也不一定聽他們的指揮。率領他們去「起義」，正如古人所說：「驅市人為戰」。對方的清軍雖說不上是什麼勁旅，但至少是職業性的正規軍。兩相砍殺，則勝敗之數，就毋待蓍龜了。所以同盟會諸子，在羅掘俱窮，運動會黨，發動七次起義，都一無斬獲的沮喪心情之下，最後不顧一切，乾脆捨棄會黨，就自己赤膊上陣了。

　　最先丟掉筆桿，拿起手槍炸彈，去和滿族王公拚命的高級幹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稱的才子汪精衛了。汪精衛其時年方二十七，由於《民報》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滿天下，連北京的深宮內院繼慈禧、光緒（光緒三十四年死亡）執政的后妃，亦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汪原在南洋一帶隨孫黃二公辦雜務，然自覺同盟會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非自己捨身做烈士別無他策，乃留下血書不辭而別，由傾慕他的女友陳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為陳璧君自報，實數猶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倫、黃復生等數人輾轉潛入北京，詐開「守真照相館」，謀刺攝政王載灃。小才子怎能做職業刺客呢？事機不密，汪黃二人就被破獲逮捕了。

　　北京捕獲的革命黨刺客，竟然是文名滿天下的汪精衛。消息傳出，一城皆驚。汪黃大獄由肅親王善耆親自主審，而善耆竟是個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儀表供詞和風采所懾服。當他把汪、黃兩犯「隔離審訊」時，二人皆堅稱是「個人謀反，累及無辜朋友」，叩請庭上將本犯千刀萬剮而將無辜者釋放。據說善耆聞供大為感動，竟放下硃筆，再三嘆息，口稱「義士、義士」不絕。就這樣他才說服攝政王載灃，把這兩個罪至凌遲處死、九族同誅的「大逆犯」，輕判為「永遠監禁」的。

　　作者落筆至此，倒覺得載灃、善耆這些「韃虜」貴族，顢頇誤國，固罪無可逭，然較諸後來國、共兩黨，誅鋤異己，殘害無辜者之凶狠毒辣，實有足多者。治史者記錄善惡，可不慎哉？！

　　汪精衛那時年輕衝動，激於義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國同情，把排滿革命，帶向另一高潮。其實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當時革命黨人，痛恨清室誤國，沮喪之餘，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無名烈士，其死難之慘烈，更足銘人肺腑。即以喻培倫烈士而言，喻君原為三位刺客中的漏網之魚，原可不死，但是最後還是自求一死，做了黃花岡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又有誰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倫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最後叢葬於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實數是八十六人），他們當時是人人自求一死的。這群烈士都是當時中華民族中熱血沸騰的青年，他們眼見國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間，而人民愚昧、清吏顢頇。他們原想藉華僑之錢，憑會黨之勇，以推翻滿清惡政。可是起義十餘次之後，才知藉華僑之錢匪易，憑會黨之勇尤難。絕望之餘，乃決心以一己血肉之軀，作孤注之一擲。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難前的孤憤心情。

　　他們死得太慘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會」的骨幹，他們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將相之才，卻被當作衝鋒陷陣的小卒犧牲了。一旦集體犧牲，則同盟會之精英斲喪殆盡；但是他們之死，也挖掘了我們民族的良心。──全國暴動已蓄勢待發，清廷惡政也被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共進會」、「文學社」是怎樣的團體？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為時未及半年。便發生了十月十日（陰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義」，從狹義的觀點立論，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謂「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國為「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而發動的革命運動之最後一次的「起義」。通過這次起義，則「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兩大目標，便完全達到了。──因此吾人如認為「中國現代化運動」是有其「階段性」的，則「辛亥革命」應是第一階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階段。不過其後還有三、五個乃至七、八個「階段」，有待突破罷了。

　　可是我們如果是「一次革命論者」，認為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國共兩黨的理論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就難怪孫中山先生要慨歎「革命尚未成功」了。共產黨理論家則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產黨人所認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讓我再看看這「武昌起義」是怎樣搞起來的。

　　長話短說。直接推動「武昌起義」的，有兩個重要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另一個團體「日知會」則作用不大。它只是個被革命人士用為盾牌的聖公會讀書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進會」於光緒三十三年成立於東京。原動議人為同盟會內黃興以後最末一任的「庶務」劉揆一。揆一為什麼於同盟會之外，再組織個共進會呢？其原因是同盟會鬧分裂。光復會退盟；孫中山與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組同盟會「總部」，因此原同盟會分子之留日者，不願再隸屬於老同盟會。劉揆一是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組一個與同盟會性質相同的團體以為彌縫。

　　據共進會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進」者「有進無退」也。所以它也是許多小革命團體的「共同」組織。宗旨與同盟會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至於會旗，他們就不用孫中山堅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錐角交錯」的十八星旗。中國那時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顆星，顯然亦以美國「星條旗」為模範也。新會既立，一時頗得人心。各省英雄紛紛加入，如川人張百祥（百祥與哥老會有淵源，故被選為第一任總理）、熊克武、喻培倫，鄂人居正、孫武，湘人焦達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時之選。東京之會既立，旋即移師武漢，儼然是長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雖然共進會與同盟會之間並無直接關係，然又「共進會亦戴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以示不與同盟會分別門戶，獨成系統也。」（見蔡濟民、吳醒亞合著《辛亥武漢首義實錄》）如果此言可信，則本篇前引美國史家瑪麗．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義時，第二個主要團體「文學社」，則是個青年軍人的組合。原名「振武學社」。蓋清末行新政，練「新軍」，袁世凱的「北洋六鎮」之外，以湖北張之洞所練的「鄂軍」最有成績。袁世凱狡猾而專橫，他的六鎮之內不用有革命傾向的留日學生。張之洞則較開朗，他不但大批保送優秀青年留日，並且重用留日歸國學生以擴展新政、新軍。不幸的是，在任何腐敗的獨裁政權之內從事改革開放，都是自掘墳墓（且看今日蘇聯）。因為有舊政權的克制，改革開放便不可能順利開展。一旦改革不能盡如人意，則改革運動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這就是辛亥年間，新建鄂軍之內，其所以革命黨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學社則是他們的秘密組織。文學社成立於辛亥之初，社員遍佈鄂軍諸標（即現今之「團」）及工程營、輜重營、砲兵隊等單位。所以他們一旦搞起「起義」來，就同孫黃在華南所策動的不一樣了。在南方他們多半是以「烏合之眾」對抗「正規軍」；在湖北他們要「起義」，那就是「正規軍叛變」了。搞軍隊叛變的效率，較之搞會黨暴動。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過「文學社」裡的小革命家，卻有個美中不足──他們之間，有兵無將（這和同盟會內有將無兵的情況，恰相反）。「文學社」的首任社長蔣翊武（湖南澧縣人），也不過是鄂軍混成協第四十三標三營裡的一個小士兵。後升正副目（正副班長）。其它列名史冊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們一旦造起反來，局面搞大了，卻有有兵無將之苦──後來情急智生，竟強迫一個反革命的旅長（混成協的協統）黎元洪來領導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驟起，清廷要調鄂軍入川彈壓，而眾兵丁不願離鄂。「文學社」與「共進會」乃暗通聲氣，終於聯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砲響。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國就搖搖欲墜了。

　　「武昌起義」的經緯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義」的故事，史家所記蓋不下千百萬言。筆者個人在海峽兩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開沅、謝文孫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書目便有數千種之多。允為「民國史」中各專題之最。按題翻閱起來，豈人一輩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義的實際情形，亦不妨以三數百言一筆帶過：「武昌起義」是清末革命黨人所發動的最後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暴動，而能佔領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孫黃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穩腳根，則全國各地便會作連鎖的響應（chain reaction）。從湖南、陝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開始，時未逾月，全國便有十三省宣佈獨立，而策動獨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黨，而是各該省內，由立憲（保皇）黨所掌握的民意機關──「咨議局」。這一來，那些無用的滿族王公應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擯斥的袁世凱來撐持危局，而袁氏則養寇自重──一面「進剿」，一面又與革命黨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漢三鎮反攻，也只取二城，留個武昌給黎元洪、黃興這一架兩頭馬車去慢慢拖延。

　　原來當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軍的「都督」之後不久，黃興亦趕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並被推舉為革命軍戰時總司令。如此令出兩府，便隱約的引起黃黎、湘鄂兩派的分歧。黃興苦戰經月，終致兩漢皆失，武昌垂危，黃氏終為鄂派孫武（民間誤傳為孫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職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強雖去，全國革命形勢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復（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滬代表復舉黃興為革命軍大元帥，以黎元洪副之，擬組臨時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擁黎者則堅主黎正黃副。相持不下，儼然成為十餘年後「寧漢分立」之前奏。而此時革命軍的旗幟，鄂方所用者為共進會的「十八星．錐角旗」；寧方所用者，則為自製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廣東光復時（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為「青天白日旗」。一軍三旗，亦見革命黨人錯綜複雜之組織關係也。然斯時民國未建、韃虜猶存；黎黃雙方為自解計，竟分電袁世凱。袁如倒戈反清，當公舉之為民國大總統。斯時歸國途中的孫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國「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為新出獄的汪精衛所發明）。

　　但是在袁氏遵約倒戈之前，總得有一番和談，以終止此南北對峙之局。這樣一來，則南方這個支離破碎、一軍三旗的紛亂場面也得有個整體的規畫，和一個總負責人。黎黃二公既相持不下，則聲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孫文，就呼之欲出了。時局發展至此，袁氏亦覺時機成熟，由前敵將領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聯銜通電（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歲的宣統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孫文的革命外交舉隅

　　當國內革命運動鬧得如火如荼之時，孫中山先生在做什麼呢？香港那時不許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禮貌的擋駕。中山活動的地區，只限於南洋。後來南洋荷屬、法屬、英屬諸殖民地，為著向清廷討價，對他亦不表歡迎，弄得中山無處存身。以致在民國前二、三年間（一九一○至一九一一）他連繞地球二匝。全部時間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尋覓有錢有勢之歐美人士，同時也想加強他在美加一帶同盟會的基層組織，為計劃中的「起義」而籌餉。

　　中山對歐美當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國。他在一九○五年夏應中國留歐學生之請，路過巴黎時，被湯薌銘等所竊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國當局把他介紹給安南總督的信件。法國駐安南的殖民地官員，當時窺伺中國之不暇，何厚於孫文？顯然的這些帝國主義者是想利用孫文；而孫文飢不擇食也想利用他們。

　　後來同盟會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於是年十月自日本專程經過西貢，趕往馬賽、巴黎。舟過吳淞口，並與專程來訪的法國在華駐屯軍參謀長作最機密的往還（簡直是一種「合符將兵」的方式）。其後中山並派專精英語人員，偕同法國軍官，前後凡三人，前往與法國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廣西、貴州、四川三省，作實地調查。法人此舉用意何在，就發人深思了。後來秘件洩露，清廷據以抗議。法國駐華公使亦為之吃驚，乃行文巴黎問詢。法政府居然要其駐華公使，不必管閒事。中國政府亦無如之何（有關此事件的中國資料散見政府檔案及私人雜著，包括《國父年譜》；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難查證也）。

　　一九○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環球之行」時，亦自新加坡徑赴馬賽轉巴黎，在巴黎住了一個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據說是「竭力運動一法國資本家，借款千萬」。其主要牽線人則為前任法國安南總督。據說是「將有成議，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閣遽改組──此人（資本家）遲疑。因其非得政府之許可，斷不肯在國外投巨資，事遂不諧。」（《國父年譜》卷上，頁二六五；亦見中山於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發自倫敦的〈將赴美洲致各同志函〉，載《國父全書》頁四一九。）

　　據吾友吳相湘、蔣永敬諸先生之考據，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總數尚不及五十萬。何來此法國千萬富商？所以此一「資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國政府自己；而法國政府投此「巨資」，意欲何為？而中山要吸引法國投此巨資，「條件」又為何？均史無明文。蓋同盟會當年與西方諸帝國主義所辦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獨任之。黃興、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語，亦不諳西情，均不知仔細也。

　　從「企檯」到「總統」

　　中山先生此時雖病急亂求醫，四處籌款，但所得則極其有限。東西帝國主義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當時在美洲華僑界的最大靠山厥為「洪門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口惠而實不至。據中山先生於一九一○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陽曆三月一日）〈致美洲同志趙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義之失敗，實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頓致公堂擔任五千，所寄不過一千九百餘元。紐約致公堂許擔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近代史書如鄧澤如所著《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中所羅列的十萬八萬之數，都是「認捐」的數目，或事後誇大之辭，不是實際的收入。這實在不是「致公堂」諸公慳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個無底洞，鈔票是填不滿的。加以當年華僑社區之中，既無「王安」，亦無「包玉剛」。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國〈排華法案〉欺壓之下，做點洗衣店、餐館的苦力勞動；終年所得，勉卻饑寒。在一身難保之下，支持革命，已盡其所能了。過分捐獻，大多力不從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士死難之後，他實在已羅掘俱窮，甚至自身也衣食難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義」爆發，中山時年四十六，正值壯年。據黨史所載，他那時正在北美「致公總堂」支持之下，組織個「籌餉局」，到處巡迴講演革命，籌募軍餉。但據一些私人記述。中山此時日常生活都很難維持。武昌起義期間，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亦譯但維爾或敦復）一家盧姓唐餐館中打工，當「企檯」（粵語茶房）。他原先對「武昌暴動」的消息，並未有太強烈的反應。因為同樣的起義他已領導過十次了，何況這次的發動者和他並無直接關係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盤自廚房出來為客人上茶時，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聲說：「老孫，你有份『電報』。」說著，那同事便把那份來電丟到「老孫」的餐盤中去。中山拆閱來電，不禁喜出望外。原來那電報（顯然是黃興打來的）是要他立刻束裝回國。因為革命情勢發展迅速，「中華民國」可能即將成立；一旦成立了，則首任「大總統」，實非君莫屬也。──果然，兩個多月以後，企檯老孫就真的做起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了。

　　科州盧家的故事

　　筆者寫出上段孫中山先生的軼事，朋友們驟讀之下，可能認為是稗官野史。其實這故事的真實性相當高。因為把這份電報丟到中山餐盤內的那位「企檯」，和這家餐館的主人盧瑞連君，據說在二次大戰期間，都還健在美國。盧君的長子盧琪新君曾任國民黨中央社「駐美京特派員」，與筆者老友，名記者龔選舞君曾長期同事並為好友。盧的次子盧琪沃君，曾任「青年歸主教會」的牧師，也是交遊廣闊之士。他們盧家與孫公為世交好友和同鄉同志，可能還是至戚。中山先生當年在他們餐館中幫忙作企檯，原不是什麼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勞工並不神聖的中國社會，如傳說孫總統曾在美國當茶房，恐怕會引起國內守舊分子不必要的誤會，所以孫公諱言之。盧家父子為親者諱，除向至親好友，作為革命掌故笑談之外，亦未多為外人道。

　　筆者在八十年後的今天，寫出中山先生當年這段小軼事，正是要宣揚一代聖賢的偉大之處。不才在美求學期間亦嘗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陸在美的清寒留學生，有幾個沒打過工？──在美打工，何損於孫國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孫公的打工正可說明先賢締造「民國」的艱難，足為後世子孫追念耳。

　　中山於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離開科州回國，便道訪華府、倫敦、巴黎，想舉點外債，以度艱難，卻分文無著。可是中山是當時革命黨人中，唯一可以結交異國賢豪、華僑巨富的最高領袖。一旦自海外歸來，中外各報皆盛傳他攜有巨款回國來主持革命。當他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漢民抵上海時，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問。中山答曰：「我沒有一文錢。帶回來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們後輩打工仔固知我們靠打工維生的前輩，一文不名也。至於「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樣的。

　　一個「開始的結束」

　　中山這次自海外歸來。可說是「適得其時」（perfect th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國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絕對多數，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民國元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在南京就職。改元、易服，使用陽曆。中國歷史上三千年的帝王專制，和最後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族入主，同時結束。中華民國也就正式誕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頭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對這段歷史，我們的執政黨──國共二黨的黨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釋。

　　國民黨官方的解釋是根據「總理遺教」，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樣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全部實現，才叫做成功。如此說來，則「辛亥革命」只是個流產革命，因為它的果實被袁世凱等軍閥官僚所竊取；被黨內叛徒所斷送，所以國民黨要繼續革命，二次、三次到無數次。不達目的，不能罷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後，國民黨就取得了政權，建立了五院政府，應該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時候了。誰知這次革命果實，又被共產黨半路竊去，所以國民黨還要繼續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建設中國。不達目的，則革命永遠不能罷休……

　　中國共產黨對「辛亥革命」的解釋，則更為簡單明瞭。他們認為辛亥革命只是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共產黨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動的資產階級，所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動的和假冒為善的。算不得是個革命。因此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所製造出來的「中華民國」，也只是反動階級所控制的一個「朝代」。一部「中華民國史」也只是一部「斷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國」還是從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的。

　　其實從「黨史」的觀點來解釋「國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為每個「政黨」，尤其「革命政黨」，都有它極其主觀和排他性極強的意蒂牢結。首先肯定了一個意蒂牢結，然後再談歷史，這就不是「以馬拖車」，而是「以車拖馬」了。抽象的說，這就叫做「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

　　歷史是條長江大河，永遠向前流動。搞歷史的人，隨著潮流前進，然後回頭追本窮源去看看，哪兒是青海源頭？哪兒是金沙江、三峽？哪兒是「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然後才能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我們如果昧於極其客觀發展的歷史事實，而在想像中製造一條隨自己意志發展的歷史，甚至對未發生的歷史發展，也根據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這就叫做「實行某某主義」；主義實行得了，那是「客觀」與「主觀」的「巧合」。客觀與主觀如果不能巧合，甚或牴觸，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輕者誤民誤國；重者就伏屍億萬，萬劫不復了。古人常說什麼「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一個大大小小的獨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難辨認的。

　　再回頭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兩大任務：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前者是沒什麼可說的。重點是在後者。

　　什麼是「建立民國」呢？簡單的說，就是「把君權換成民權」。君權是「中古」的制度；民權是「現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換成「現代的制度」，用個抽象的名詞，便叫做「政治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不是任何國家所獨有，它是世界歷史上的共同現象。而各國又因為歷史和社會等等條件的不同，其政治現代化的程序，亦有長短、緩急、遲早、逆流、順流……之不同。

　　具體說來，把「君權」換成「民權」，以美國為最早！美國擺脫英皇於一七七六年。建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民國」（republic）。但是美國建國不是一蹴而幾的。他們「英語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傳統」（The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體說來英語民族成功地約束王權，蓋始於「光榮革命」（一六八九年）。自光榮革命到美國革命，他們大致掙扎了八十餘年，才「建立」了一個說英語的「民國」。

　　法蘭西民族，從君權完全換成民權，自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確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掙扎了八十餘年。

　　俄國的情況也大致差不多。蘇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開始，中經列寧、史達林將近四十年的獨裁專制──遠甚於沙皇的獨裁專制，到最近的政變流產，和戈巴契夫自聯共主席遜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進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開始。歷經軍閥起伏專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戰敗，也掙扎了八十餘年，始搞出點民治的雛型來。

　　比諸世界先進的民治國家，老實說，咱們中國人向現代民權政治進展，也不算太壞。我們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們出了一個只在位八十三天的袁皇帝。民國六年宣統爺也回來搞了幾天。其外蔣、毛二公也各做了幾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畢竟不敢搞「黃袍加身」。最近《紐約時報》也把鄧公小平封為The Emperor of China。說句公道話，「小平您好！」比蔣、毛二公畢竟要民主多了，雖然他也搞出「天安門事件」的一大敗筆。但是我國近代史上，從君權到民權的轉型浪潮，正如今夏（一九九一）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對付這場洪水，君不見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築堤」呢？「社會科學」還是應該多學點才好！

　　我們搞「炸堤洩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這時限是民主先進國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們的成績，不算太壞！

　　那麼，「辛亥革命」在我們這「從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轉型期」中，算個什麼呢？

　　曰：廣義的「辛亥革命」（一八九○至一九一二），是我國歷史上從君主到民主這個轉型期的「開始」。

　　狹義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則是這個「開始的結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請讀者諸位指教。

　　※民國八十年九月一日脫稿於北美新澤西州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二期

【伍】附：校對說明

　　本書是以台灣遠流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七年出版的繁體豎排五冊版《晚清七十年》為藍本，重新打字排版。內容完整，忠實原著。

　　文中醇親王奕譞，繯字應將「糸」字旁改為「言」字旁。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