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前言　文化大革命与群众

第一章 文革前夕的领导与群众：以四清为例

刘少奇与群众：1961年湖南蹲点调查

彭梅秀事件

刘少奇与毛泽东：两种群众观和两种群众运动方法

王光美与“桃园经验”

“四清”群众运动中的“左”和“右”

第二章 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有关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北京市高校的群众事件

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群众事件

五十天落下帷幕

第三章　“十六条”与新的公民政治：

话语、冲突和集体行动

话语转变：十六条与群众大民主

工作组影响的延续：以北京两所中学为例

北京高校：派别分裂，人身迫害与集体行动

第四章　首都之外：官方高压政策与大规模群众抗争

学生运动与党委政策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与“九月反扑”

派别、事件、自然史与文化大革命研究

第五章　批判“资反线”和群众平反运动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和军委紧急指示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官方政治迫害的记录

“保护人民的自由”

阶级与专政：修辞仪式与历史现实

第六章　围绕“黑材料”的斗争

有关“黑材料”

整黑材料的案例

斗争过程：谈判、抢夺与肉搏

文化大革命与“公民不服从”

第七章　从“对联”到“联动”：

血统论、特权与保守（上）

“老红卫兵”与“对联”：发生和发展

“高干子弟要掌权”：阶级路线与血统论

高干子弟与特权

“西城纠察队”和暴行

“野兽般的性情”，还是“激进的反动”

第八章　从“对联”到“联动”：

血统论、特权与保守（下）

陈伯达讲话、十二月黑风与西纠的垮台

联动的成立与终结

首都之外的“联动”和相似的社会集团

阶级、统治与革命（之背叛）

第九章　夺权案例：1966-1967年《北京日报》的

群众微观政治

从文革开始到夺权前夕

《北京日报》两次夺权的经过

互相的指控

两派的关键分歧

第十章　“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

文革是“十年”，还是两年？

“彻底否定”论和“两个文革”论

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和曲折

结语　精英、群众和文化盟主权：文革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与巴枯宁：政治与统治

葛兰西：盟主权、统一战线与说服群众

文化、盟主权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后记

前言 文化大革命与群众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制高点来看，中国六十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历史范围内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了亿万中国人，也波及到了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文化大革命不仅从亲身经历者那里长久地召唤出悲怆、愤怒和伤感之情，也引发当代人们对中国文化、对所谓“历史共产主义”、对现代性状况下的群众，乃至对永恒的“人性”问题进行热烈讨论。从近现代的历史长河看，文化大革命属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极端年代”的产物，它是那个戏剧性年代的高潮和反高潮;今天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商品、资本和群众积怨都冲破国界而全球流动的时代，文化大革命也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准备好了序幕。

“群众”一词是典型的现代性的产物。群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百姓”，正如同现代的动员型政治体制不同于传统的权威型政治体制。二十世纪是动员政治和群众政治蔚然兴起、走向顶点、走向极端的年代。“群众”不是中性的词汇，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和丰富的行为样式的假设。“群众”的二律背反是“精英”，“群众”和“精英”的划分，不同于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划分;和阶级理论并立，有关群众与精英的理论，是另一种有关社会分层的社会学理论，这个理论通常和马基雅维里、帕累托等人的意大利学术传统有密切关系。和这个带保守主义色彩的传统相对立的，是二十世纪受激进主义影响的批评传统，如来自下层的历史学派等，也极为关注群众这个角度和角色。

受激进主义影响的批评传统，习惯于将历史本身也问题化，比如:区分“动物的历史”和“人的历史”;对同一事件的历史记载，由于批评传统的推动，又区别出权威版本和向权威版本挑战的各种另类版本;等等。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个十分活跃的“走向下层”的运动，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埃理克·霍布斯鲍姆、乔治·鲁德等人，他们共同提倡了“来自下层的历史”新范式，和这个新范式相呼应并有密切联系的，是有各自不同强调的“新历史”、“社会史”、“新劳工史”、“新文化史”的涌现，在一定程度上，“年鉴学派”由于其疏离精英政治、偏重社会、经济的长期演变的取向，也参与了这个运动。自然，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变化，是和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旧的政治范式的衰落、以及在各个领域来自下层的抵抗运动和骚动浪潮有关。

“来自下层的历史”勘探出了一个新大陆，这就是一直被“正史”所忽略和掩盖了的下层普通人的体验，展现了他们和她们的声音、渴望和搏斗。这是一个全新的、迥异的人类故事，它和以往的历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来自下层的历史”的精神和方法，激发了我写“群众的文革史”。特别是因为:“下层史”的一个主要关怀，就是下层阶级的抗议政治，即他们为了共同的理念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基本的生存权，为了反抗权威势力的迫害，所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抗争行动。正是这个主题，使西欧的、北美的、亚非拉的，十九世纪的、二十世纪的那些曾被忽视的、被边缘化的小人物，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普通群众有了联系。在汤普森的笔下，贫苦的制袜工，路德派农业工人和抱着乌托邦信念的手工业者，等等，不再是粗鲁和低下的群氓，而是具有“道德经济”的高贵的人群;在霍布斯鲍姆那里，被传统历史所蔑视的民众“骚乱”，也不再是乌合之众的情绪化、非理性的本质写照，而是下层阶级唯一能够使用的谈判策略。鲁德则首次把法国大革命的人群，从一个抽象、苍白的概念，分解成一个个生动具体的社会面孔，比如:行会师傅、帮工、短工、妇女、小生意人，他们的冤屈、诉求和行动方式都千差万别。霍华德·津恩则以两百年来印第安人、黑奴、妇女、劳工、逃犯、抗议者的遭受屠杀、剥削和迫害的体验，来构成一部美国人民的历史¹。最重要的是，“下层史”将人类对自己流逝岁月的回忆权和叙述权，从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变成一个高度争议性的问题，揭示出:不同社会主体的不同历史体验，能建构出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意义诠释。

这意味着，人类记载历史、诠释历史的活动，并不存在一个中立透明的、普遍适用的公式。人们对过去岁月的想象，要透过他们所特有的当代体验、叙事语言和意识形态棱镜;历史学者面临着选择:记载什么，又忽略什么。历史记忆，同时也就是历史遗忘;因而历史知识的建构，渗透着“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史学现状，可以和法国革命的史学或西班牙内战的史学相比较。对于后两者，有着和国家的行政权力，比如对书报的审查，对研究的限制，对文献资料的垄断，等等相关的问题;但围绕着这些历史研究的政治斗争，主要还是以学术范式、叙事话语、大众记忆、出版市场等为场所，而不再是国家的行政强迫机构。从这个角度说，文革之后的文革历史研究，和西班牙内战后的西班牙内战研究有很多相似之处。

实际上，在和文革拉开了一些时间距离之后，开始出现了民间和社会叙述角度的有关文革的文本，比如燕帆的《大串连——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旅游》，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和王明贤、严善淳的《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等²，这些著作第一次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相对自主的群众和社会生活，而这种存在往往都被掩盖了。不过，现有文献所遗留的一个最大空白，就是文革中的群众政治，正是这个缺席，使得文革的群众政治在当代人们的意识中，成为最难以理喻、最荒谬绝伦的历史往事。

显然，文化大革命和群众有着深刻关系，这一点是不会有争议。一方面群众的激情像洪水猛兽般四处泛滥，群众的语言、行为花样翻新，千奇百怪，另一方面，群众的狂欢带着有形的和无形的镣铐，群众的渴望、追求，充满了矛盾、混乱、受挫折、被叛卖等悲剧色彩。群众和精英、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孰是孰非，有关争议将会持续下去。无论历史的再阐释活动今后如何演变，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占据的特殊位置将继续发人深思。研究法国革命的史学家林·亨特谈到:法国革命受到女权主义的严厉批评，因为革命中妇女的反抗活动受到严厉镇压，暴露出这场“革命”的父权压迫性质，因而法国革命的解放意义也受到质疑。革命留给后世的记忆，是解放，还是镇压?很多革命历史恐怕都有这个沉重的包袱。亨特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法国革命和十八世纪美国独立、1787年荷兰革命有重大区别，法国革命中“令人感到新奇的，不是政府的反对和镇压，这些都是能预料到的，令人感到新奇的，是1789直到1793年革命的激进化所产生的出乎意外的开放的政治空间，新奇的是，妇女的高度自我意识，和她们对政治权利的要求³。”这个评价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有所启发。

“群众”一词本身是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自己所使用的关键修辞，这里作为研究，使用群众概念就不应该不加以批评和反思。有关群众的政治历史，是带着各色意识形态眼镜的学者们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革命中的群众也具体化为一个生动形象，这就是人群。比如，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群，就有两种对比强烈的研究传统，一种是以法国学者泰纳和勒·庞为代表，将革命中的群众看作是拥有“畜群本能”，易受暗示感染，常常是噬血和野蛮的，并具有爆炸性、毁灭性力量(泰纳所描绘的“canaille”)，一种是以索布尔和鲁德为代表⁴，把群众政治放回到理性政治、集体行动的框架之内，展示出群众为了其自身的政治诉求，诉诸他们拥有的资源和熟悉的手段，与任何其他政治行为并无差别。

“群众”这一概念，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通常是指缺少联系、组织，没有分化的社会大多数，和它相对的概念，是精英，即少数在经济、思想和权力方面比大多数人都具有优势的人群，他们通常互相熟悉、紧密联系，结成内部小圈子。本书所使用的“群众”一词的首要意义，和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用法有所区别。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历史中，对群众一词积累了浓厚描述，我所关心的群众，就是这个浓厚描述的意义内核。现有的文化大革命史文献，大量的是有关最高层的政治变动，以及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的文字，这些是最典型的“上层的文化大革命史”、“精英的文化大革命史”;相比之下，本书所谓的“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就是将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中下层、“高干”和“高知”之外的行业人群以及不出名的普通人。

在中国政治范畴里的“群众”和“领导”，除了成员数量、资源占有上的差别之外，也大致等同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分法。任何社会，包括新中国社会，都划分为优越的少数，和下层的多数，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方不同的定义在实际中大致重合，但也会有发生歧义的时候。比如，高干子弟集团是社会精英的最典型化身，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主要由一部分高干子弟组成的“西纠”、“联动”在政治范畴上仍然是“群众组织”，亦即群众大民主中的结社。然而，这是一个特殊的议题，会在本书的多个地方进行分析，包括对精英、新阶级与保守主义行为方式之间联系的讨论。本书的一条主导线索，则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和领导之间的矛盾斗争。

本书的主旨也不在于回答“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如何评价)”的问题，而在于理清基本事件的发展线索，或者说，主要任务不是阐释，而是叙事，即将庞杂的历史事实讲述成为清晰可辨的发展情节。当然，阐释的活动已经蕴涵在以“群众”为主体和视角的叙事结构中了，这牵涉到历史如何书写的大问题。另一方面，这里却必须讨论“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或者说“如何界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时间的界定。而时间界定上的分歧又联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内涵、意义，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的看法分歧。官方于1977年和1982年分别宣布了“十一年”和“十年”的定义，除此之外，刘国凯、陈佩华认为文化大革命只进行了三年，费正清与麦克法克尔合编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5)中，文革时期包括了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十六年，比尔·布拉格所关注的文化大革命，是从1962到1979年之间中共领导层产生分歧、直到分歧结束的十七年。而阿里夫·德里克则认为文化大革命从1956年到1976年进行了二十年⁵。当然，这里还可以指出，在个别的国粹派那里，“文化革命”的起点，要从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算起，甚至从五四运动算起，从那时起，中国革命就在愈演愈烈地毁灭传统，六十年代的文革只不过是其最高潮而已，而至今也没结束。

因为有上述歧义，而有关分歧又基于阐释的冲突而难以有技术上的解决，所以这里不再本末倒置去参与这个争论，而只对本书，作出人为的时间段限制，这就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七年年初。显然，这不仅是一个异端的断代方法，也暗示著作为编年史的不完整性。然而，我在写作过程中，又越来越感到有理由去这样做。

本书希望建立新的叙事时间结构，这个时间结构必需和当时最广泛的群众所体验的公共意义有关，它不一定是建立在国家的官方政治之上，而有时恰恰是以群众的主动性为标志的。比如:本书不准备讨论有关《五·一六通知》的产生过程，不仅是因为这个过程是在政治精英层秘密进行，而笔者并不具备特权查阅内部档案，而是因为《五·一六通知》直到其起草完成的一年之后的1967年才公布于众，在此之前它和群众的关系是间接的、隔膜的。相反，同样出自政治精英手笔的《十六条》，本书将花一定篇幅讨论，因为《十六条》和群众的互动是立即的、直接的，它在群众意识中的地位、对群众行为的影响，是远远超过《五·一六通知》的。又比如:我也不会过多关注林彪与陆定一之间的争吵，这已被许多严肃的或非严肃的主流著作所过度研究过了。拒绝这类宫廷秘史性质的内容，不仅是因为我不占有这类内部资料，而是因为它们和广泛群众所体验的意义不太相关。相比之下，另一桩事件，即清华大学“八·二四”事件，为主流著作所遗漏，我将加以详细考察，并把它当作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叙事中的一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标志性事件。

如何进行长时段的历史断代，直接影响着对历史的阐释。而在一个长时段内部，如何书写中观和微观的进程，也事关到谁被写成历史上的英雄或恶人。如何筛选往事的细节，何时让历史人物出场，如何追踪事件的顺序发展，从而呈现出因果链条，这些话语过程恐怕都很难保持中立客观。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主流的文革回忆录和历史中，常常会发现混淆时间顺序、混淆人物派别的错误，比如:混淆1966年和1967年，混淆“破四旧”和“夺权”，混淆“红卫兵”和“造反派”，或者，为了配合宏大叙事和故事主题，有意无意地回避、模糊有关派别、联盟⁶，这几乎形成了一种文革史的稳定的文体。

任何编年史性质的材料，都蕴涵着某种“自然史”的叙述结构。现有的接近于文化大革命编年史的文献，包括《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刘国凯的《文化革命简析》、严家其、高皋的《中国“文革”十年史》、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和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⁷。比较一下这几个版本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就可以发现:对1966—1968年群众运动阶段的处理，《中国“文革”十年史》、《“文化大革命”简史》和《大动乱的年代》不同程度上以精英上层的人事变动为线索(特别是《简史》)，而《大事记》和《简析》则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造反派群众和党委领导的冲突发展的线索。这个区别意味着:是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行为归约于精英操控，把下层群众的经历、感受、言论和行动的记录基本勾销，还是充分估计下层群众的独立诉求和主动作用，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政治在历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本书自始至终所关心的，是群众的政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群的政治。为了叙述上既具有精确性又具有可读性，应用了一些当代社会科学概念，其中比较中心的就是“集体行动”(不能不承认，从英文来的直译是蹩脚的，一些中文文献所用的“群体行动”也许更适合些)。略微不幸也略微反讽的是:这个术语是通过奥尔森著名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而更加流通的，而他对“集体行动”的实现可能性是悲观的。不过，这个词已成为社会运动研究的关键概念，广义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也具有了正面的、积极的和可行的意义，亦即“具有共同的冤屈、共同的诉求的人们，协调一致，在公共的空间里表达意见、争取权益的行动”。在读者读了本书对有关静坐、请愿、抗议、绝食的活动的描写之后，对“集体行动”这个词所概括的意义就会更加清楚了。为了分析和理解，我有选择地运用了其他一些当代概念，包括当时人们并不曾使用过的词汇，比如:话语、公民政治、保守主义、阴谋理论等等。另一方面，本书也难免使用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一些词汇，比如“群众大民主”、“造反”、“保守”、“当权派”等带着较强态度色彩的词汇，当然，会在适当的机会对它们的意义加以批评和反思。

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历史研究的“转向语言”，为本书提供了启发。因此，本书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原始文献、人们当时的文字和言语表达，当作历史活动的一部分来研究，而以往的文革历史研究常常轻视这种话语活动⁸。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本身所创造出的大量原始文献、人们当时当地的主体诉说，构成了历史行动者在当时所体验的意义，这是真实的历史，这种真实性，是当代人们以今天的体验、今天的语言和今天的意识形态偏见来诠释过去所无法获得的。在强调意义构成历史、语言创造体验的同时，我也拒绝那种以后现代主义名义来否定一切宏大叙事、否定一切历史真实的观点，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旨在提供一个另类的宏大叙事，即至今为止其声音被排斥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故事。

为了得益于社会史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本书还采取了在时间、空间上广阔开放的比较视野。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的事件，在很多意义上说，这是确实的，但这不应成为跨时空比较的障碍。实际上主流的文革历史研究也一直采用着比较的视野，其比较参照对象就是纳粹德国的法西斯运动，和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本书不打算和这类比较直接对话，而是提供另类的比较视野，供读者参考对照。在阅读文化大革命历史和其他世界历史时，我发现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三个历史时空有丰富的类比和对比关系，即: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二十世纪西班牙内战，和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法国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对比关系⁹。对我来说，法国革命最有意义的一面，是其复杂和多层次:不同的阶级、等级之间的关系之复杂，各群体和革命的关系及其变化、转向之复杂;贵族、中等阶级分别进行了自己的革命，随后群众也进行了自己的革命，群众中还出现了极端激进派别。法国革命中政治语言的矛盾、激进主义、“道德统治”、大恐怖的兴衰，都促使我们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相似现象的共同社会基础。其次，法国革命所激发的左、右两派的政治辩论，法国革命研究中所出现的“社会解释”、“修正解释”以及其他学派之间的斗争，也对我们今天阐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有所启发。

从1936到1939年间的西班牙内战，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在这里，西班牙内战中的政治派别，分别属于二十世纪的几个典型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左派阵营内部的激进派别和保守派别的分裂，已经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大革命政治分野的端倪。了解西班牙左派阵营内部冲突所导致的巨大悲剧，为理解文革对中国人所造成的同样巨大的创伤有所帮助。西班牙内战从第二共和国的体制内改革到右派军事政变，从内战到来自下层的社会革命，对于理解文化大革命及其所引发的全面内战，具有启发作用，尽管在作这种类比时，类比的限度、历史和社会背景的特殊性需要加以注意。

美国六十年代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权运动，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联系就更密切了，许多人认为它们属于世界范围内的同一个激进运动浪潮。这里所关心的，是民权运动所采取的社会弱势群体特有的斗争策略，比如:静坐、占领等“公民不服从”的行为模式。在本书中，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集体行动方式，将和西方资本主义背景下受压迫、受迫害群体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相比较，另一方面，白人种族主义团体以暴力恐怖来镇压、迫害黑人民权运动，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右翼保守主义的典型行为方式。这种保守主义的集体行动方式，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找到它的社会学对应物。

下面谈谈材料来源问题。

现有官方权威史著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对原始材料和事实来源的极度轻视。关键性的事实陈述通常是没有注解和引文的(王年一的《大动乱年代》相对好一些)。当然，官方史学家能看到内部的、秘密的档案，因其秘密性质，注明来源本不可能，也没必要，因而，我们必须相信官方史着中所有未注明出处的论断，我们必须服从信息垄断者对真理的垄断。然而，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斗争还不是“过去”，还在以权力的不平等为基础、以对事实和真相的忽视和遗忘为方式在持续着。

这个问题并不限于官方史著，而是在非官方色彩的主流文字中发展到极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所特有的纪实文学。高默波对此评论说:“叶永烈和戴晴属于这类纪实文学作家，他们很少引证文献资料。他们很自信，以为相信他们的话就像相信文献资料所证明的一样的天经地义。”¹⁰

史料问题是一切群众史、下层史所历来面临的问题。有讽刺意味的是:群众史的资料来源恰恰最离不开国家机器，因为最丰富的有关普通人的信息通常是由国家所收集和掌管的，比如:居住和税收记录、生卒嫁娶记录、警察机构的档案等等。鲁德所作的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群的研究，就主要是根据巴黎各区警察的逮捕审讯档案。另一类资料来源，是各种各样书面的和口述的民间回忆材料。公开出版的、已经成为一大文学部类的文革回忆录文学，其视角、文体上的缺陷，前面已经有所提及。而群众的口述史工作，虽然已经有所展开，但存在着对官方和精英话语的严重依赖，同时也面临着审查、商业化等等问题¹¹。

还存在着一个中间层次的资料来源，这就是报纸和民间出版物。大众印刷和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兴起，也成为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史的一个重要来源。查尔斯·提利的《英国的民众抗争:1758-1834》和相关的开创性研究，是依赖报纸对群众集体行动事件的报道作为数据主要来源的范例¹²。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稍有不同，这里关注的重心，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独一无二的特殊产物——群众出版物。这不仅是最丰富的信息来源，而且本身就是历史，是必须发掘、研究、和评价的对象。如果以对群众出版物的研究作为衡量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尺度，那么，今天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还处在蒙昧落后的状态。最基本的第一步，是把群众出版物作为文化革命历史的首要原始文献，对其进行登记、整理、分类、出版，只有对群众出版物的全部面貌有了大致的了解和掌握，严肃认真的、学理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才有可能¹³。本书的材料来源，绝大多数属于群众出版物这一类，而且仅以我所接触到的为限:大部分是美国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几个系列的《红卫兵资料》，一小部分是个人的收藏。在写作本书过程中，作者在材料占有上并没有任何优势——相信我所采用的绝大多数原始材料都是主流文革史学家已经掌握的。对于这些原始材料，本书采取的两个策略是:文字为凭、怀疑主义。文字为凭，就是历史事件的叙述，尽量以原始文献为依据;对于其他著作中没有给出处的信息，一般不去引用。怀疑主义，即对原始文献所提供的信息，一般采取怀疑的态度，而不是假定为事实。

不过，仍然存在着如何界定“原始文献”的范围的问题。而追究这个问题可能又会追回到文化大革命如何界定的问题。对我来说，1966年到1968年间的官方文献和群众出版物，是“原始文献”的主体，这个时间段之后不久所出现的回忆、信件和文件等，也部分地属于“原始文献”，而时间相隔十年以上的回忆、评论等，就难以算作“原始文献”，尽管它们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仍具有史料价值。

也许本书的一个显著缺欠是口述材料。这里，有我上面提到的原因:当前有关文革历史的民间口述实践，还难以摆脱官方文字史，也就是精英文革史的影响，作为反体制、颠覆性的群众口述活动，正如同当前其他形式的市民社会活动一样，处于或受压抑、或被收编的状态。其次，目前这本书的目的十分有限，主要是一个编年性质的简史，或者是一部编年性质的材料索引，加上初步的意义阐释。因而本书可以较多地依赖以事件为中心的文字记载，而不是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口述记载。希望这个工作能够为今后更多的社会史方向的研究作必要的准备。

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语言来自体验，同时也建构体验，并规定着人们对意义的理解。群众若想亲口讲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大革命的故事，还必需把这样作的权力交给群众，这个权力，除了言论、出版等方面必要的消极自由之外，更重要的是，群众在说什么、怎样说的问题上，要获得积极的自由，即摆脱属于精英、来自精英、为了精英的思维定式，创造来自群众自己的阐释框架，在话语实践方面争取赋权和解放。海登·怀特有关历史的修辞的叙事化、故事性的论断，不应该成为放弃追求真相的原因，而应该成为在言论表达领域赋权给人类最大多数的动力¹⁴。

本书的章节是这样安排的:前四章大致按照时间顺序，记载文化大革命前夕到1966年底的事件发展。第一章以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四清”运动引入领导与群众的主题(作为例外，这一章较多地涉及政治精英);第二章考察对文革发展路径具有决定意义的1966年6月初开始的50天;第三章、第四章介绍1966年8月十六条发表后的一个多月内各地群众与领导的矛盾冲突;第五章、第六章讲述1966年10月开始群众运动内容的新变化，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开始，包括群众性“抢黑材料”运动，直到“一月风暴”的前夕。第七章、第八章以高干子弟群体作为关注重点，重新从1966年的夏天开始，梳理文革中的保守主义从“对联”到“联动”的演变过程。第九章有关一月风暴中《北京日报》的夺权过程，则是对1967年1月全国性的大动荡进行的一个局部的特写。第八章在前面的编年资料的基础之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断代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并指出断代问题和文革实质问题其实是同一个争论。最后，结语部分试图对长时段意义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一个理论上的阐释。

第一章 文革前夕的领导与群众:以四清为例

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中，新中国的群众运动是独一无二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把群众运动当成实现国家建设与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从更广阔的近代世界历史看，群众运动起着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助产士的作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这一词汇，使人们想起民主的扩大、工人成立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民权等等，意味着独立于体制权势和秩序之外的民间力量，总之，它代表着人类进步和启蒙的方向。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群众运动一词所唤起的，是完全相反的意义，它代表着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一场“浩劫”，象征着人性中狂热、非理性、自私和残忍的一面，它的形象就是大轰大嗡、社会动乱、以及人民的水深火热。在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语汇中，市民社会这一词被赋予神圣的光环(这光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和群众运动紧密相关)，而相比之下，群众运动则意味着打砸抢、疯狂盲动，带着再也摆脱不掉的耻辱印记。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不仅如此，和群众运动相联系着的，是一组对立着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在文革过去后的几十年中，在官方的和流行的文字中被塑造出来。一方面，是错误地发动群众运动的领导人，和利用群众运动的野心家，他们迫害好人、制造冤案、阴谋整人，乃至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是和群众运动相对立的、进行抵制的温和人物，或受群众运动残害的蒙冤者，这些包括知识分子、老干部，许许多多无辜的好人，而其中最为显赫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冤案”成为文革冤案的理想型，成为声讨文革、控诉群众运动的主题。此后，在中国，群众运动就成为违反理性、违反正义、违反人民意愿的同义语。

自九十年代末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对资本全球化、推动另类全球化的运动不断发展，群众性的集会、串联、经验分享、直接行动，群众运动又再次出现在更大的舞台上。尽管阶层和团体多元并存，议题和诉求多种多样，这种新型的群众运动延续了1960年代世界“革命大演习”¹⁵的主题:反压迫、反专制、争取人类尊严和自由。连体制内的统治者，包括世界银行、西方各国领导人也迫于形势，不得不对群众运动表示宽容，甚至吸收、窃取群众运动的语言和词汇。在世界各地，群众运动都和积极的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西雅图，在开罗，在巴西阿里格雷港，在印度海德拉巴德，在瑞士达沃斯，都是如此;然而，却有一个重大的例外，这就是在中国。

如何理解和解决这个鸿沟?这同时也意味着，如何理解和解决一个时间上的鸿沟，那就是主流话语对群众运动的偏见，和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中国群众运动的历史之间的鸿沟。

这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有关新中国群众运动的一两件历史公案，将要涉及的重要人物就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因此，通过本章的内容，读者能够大致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政治运动模式及其和群众的关系，而这些又如何为即将来临的文化大革命做了政治标签、话语、和行动模式等方面的准备。

刘少奇与群众:1961年湖南蹲点调查

刘少奇是最极端的群众运动――文革群众运动的直接受害者。1963-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可认为是文革运动的前奏，而这个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领导的。文革群众运动造成了刘少奇的巨大的个人不幸，同时也暴露出群众运动的严重问题，造成后来人们对群众运动的厌恶和冷淡。而常常较少被论述的，是刘少奇本人的工作作风对文革群众运动的影响，特别是通过他所直接领导的四清运动，其政策、方法和遗留下的矛盾，对后来文革中矛盾冲突的影响。事实是，刘少奇、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的工作方式和他们在文革初期的表现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对中国群众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离不开对刘少奇与群众、刘少奇与群众运动的关系的考察。

先从四清之前发生的一个故事中来考察刘少奇和群众的关系，这其中包括刘少奇的群众观，刘少奇执行“群众路线”的方法，刘少奇对待干部、群众的方式、处理矛盾冲突的方法，等等，这一故事，就是1961年刘少奇的湖南蹲点调查。

这件事的来由是:1960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于4月1日至5月15日到湖南的宁乡、长沙两县农村进行了44天蹲点调查。刘少奇先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塘生产队呆了五天，9日到湘潭市郊荷塘公社许家垄生产队，三天后，即4月12日，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这里刘少奇蹲点18天，是他整个湖南之行蹲点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他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反复提到的地方。之后，刘少奇回到故乡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作了七天调查，又继续看了一些地方后，回到长沙，结束了调查¹⁶。这次调查，成为刘少奇“模范执行中央决定、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重要资历，成为他后来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的题材，也成为他制订政策、签发批示的参照。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刘少奇提到:“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依据就是这次调查。

在这里加以特别考察的，是刘少奇在天华大队长达18天之久的蹲点调查，这不仅是因为很多文章和传记材料较详细地记载了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活动情况，也因为刘少奇在这里蹲点时间最长，对当地事务涉入最深、影响最大。这里所根据的材料来源，多数是文革后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文献，个别是文革当中群众组织的出版物上所发表的相关材料。

天华大队原来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立起的一面“红旗”。刘少奇来以前，中央曾派出胡乔木和人民日报的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调查组认为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然而，刘少奇通过18天的蹲点调查，却得出了和中央调查组不同的结论，认为这个队有问题，生产和其他工作并不是最好的，而是中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和天华大队总支书记发生了严重的面对面的冲突。下面，我就根据有关材料，筛掉其中明显带主观判断的部分，将有矛盾冲突的信息加以分析、取舍，将材料还原成尽量完整的、带有事件发展来龙去脉的故事。

这个故事中的个别细节，在1980年以来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和刘少奇在有关四清运动的几次讲话中所透露的略有出入。先来看前者。

按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1998年出版的《刘少奇传》和其他官方记述，天华大队受“左”的错误的影响，粮食连年减产，平均主义、虚报浮夸现象严重存在。当地干部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因此，先前的胡乔木和中央调查组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刘少奇在蹲点的18天中，首先连续召集大队干部座谈会和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征求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开始时，干部们都言不由衷，欲说又止，广大干部、群众受历次政治运动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不敢讲真话。为了克服干部们“左”的思想的束缚，刘少奇努力打消他们的顾虑，反复诚恳地请求他们说真话，干部们终于被刘少奇的诚恳态度所感动，纷纷诉说公共食堂的坏处。刘少奇还走访了社员家庭，把群众对食堂的批评归纳为八条，讲给社员听，大家都很赞成。于是，刘少奇在天华大队总支委员会会议上说，食堂办起来是大错误，“不是我们提倡散，而是群众要求散，要允许群众有这种自愿。”之后，刘少奇正式对当地公社、大队的干部说:“请你们立即宣布解散食堂¹⁷!”

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公社食堂成败的问题(而天华大队食堂是否和其他地方的食堂一样彻底失败，这是有疑问的，下面将要谈到)，而主要是政治精英和群众的互动方式的问题。让我们特意来看一下有关记述对当时情景的生动描写:

“食堂解散了!”消息传出，许多群众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大家都当作特大喜讯奔走相告，很快就传遍了附近的社社队队。

“这是什么人开的恩?”

“听说是省委工作队。”

“没有听说传达中央文件，省委工作队有多么大的权力?”

“是刘主席亲自下的命令!”

感激、喜悦、疑惑。但“食堂解散了”确是实实在在的。

束缚在群众身上的枷锁被砸开了，人们能不笑逐颜开，能不欢呼雀跃吗¹⁸!

天华人民从心里感谢刘主席。他们说“这回真是来了青天”，“刘主席和我们想到一起了¹⁹”。

这样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情节的描写，很自然地就纳入了中国封建传统的“清官”乃至“明君”话语:一位高高在上的皇上或大官，微服私访，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才发现民生艰辛，且恐于当地恶吏的横行霸道，敢怒不敢言。皇帝(或清官)的临幸惊讶和感动了苦难中的小民，他们跪地痛哭，一股脑地将苦水倒出，皇帝(或清官)开恩，凭举手之劳，就解决了民众的倒悬之苦，万众欢腾，齐呼“皇帝万岁”，或“真是来了青天”。

有关刘少奇湖南调查的官方记述，和以上话语的各个细节都是吻合的:比如:轻装简从，住在老百姓家里，睡门板铺禾草，亲自到社员家中访察，启发诱导社员讲真话等等。还有两个细节突出地表现了人民共和国的这位“青天大老爷”的“体察民情”的形象:一是在东湖塘公社调查时，用脚撩开山坡上一堆风干的人粪，来察看有多少没消化的草和草根，二是在天华大队施家冲社员座谈会上，取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躬。共和国主席察看农民的粪便、向社会最底层鞠躬的描写，表现了在九天之上的高级官员对九地之下的民间躬亲访问的反差，更从反面突出了精英和群众之间的森严等级。

刘少奇的湖南考察被誉为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典范。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有着强大的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传统。翻开刘少奇的著作、讲话，他对群众和群众路线的论述比比皆是，看上去似乎和毛泽东的差别不大。然而，仔细解读，并参照刘少奇在湖南调查中的工作方法，我们能看出一个微妙但重大的差别。

美国学者洛厄尔·迪特默在70年代写作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群众大批判的政治》一书中已经精辟地总结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和群众关系上的差别:

[刘少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一个工会组织者在为工人工作，或与工人在一起度过的，他对此感到自豪。即使身居高位之后，他每次到农村“视察”总是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毛并没有比其他领导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深入群众——毛实际上可能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的最典型的受害者，因为他常常长时期地与世隔绝，据说，他的死也与此有关。但是，与其说毛为促进领袖与群众之间的直接关系所做的努力是非常零碎和偶然的，不如说他比刘更注意给那部分社会地位低下、“愚昧无知”的人以更多的权力²⁰。

迪特默的这个观察是有洞见的。的确，毛泽东1959年6月到家乡韶山，并没有像刘少奇那样作蹲点调查。1955年，毛泽东号召领导同志都下去调查农业合作化运动时，自己并没有去实地考察，而是根据各地的调查报告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另一方面，毛泽东除了强调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之外，他更强调:将传统意识中的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观念颠倒过来。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应该是指共产党领袖和一般的精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软弱、愚昧的群众，需要开明的政治精英去领导和拯救，而问题在于让民众永远脱离软弱、愚昧的状态，让民众组织起来、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一种是救民于水火，一种是增加民众自己手中的权力，前者是拯救，后者是赋权，虽然都能给民众创造福祉，但却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方法。在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阶段，这两件事并没有冲突，都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造反之中。在共产党以人民的名义掌握国家权力之后，两种群众观、两种不同的对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渐渐显露出来，并发生矛盾冲突。

在毛泽东心目中，“给那部分社会地位低下、‘愚昧无知’的人以更多的权力”的方法，就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言论的解放，因此，赋权的主要手段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在其他很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心目中的群众路线，是经过封建传统的“明君”、“清官”的棱镜折射过的“爱民如子”意识、“为民请命”意识和“青天老爷”意识。

刘少奇湖南调查的官方记载，无论是否准确、是否片面，都反映出:刘少奇倾向于将群众理解为可怜无助的子民，而他很乐于以至高无上的中央领导人的力量去解民于倒悬，使他们恢复到“安居乐业”的理想状态。官方记载的描写也加强了这种渲染，比如下面这段描写:

少奇同志听着社员们的这血与泪的控诉，再也坐不住了，他气愤地说:“既然已到了这个地步，你们过去怎么不提意见，现在还是胆战心惊不敢直说?”

“谁敢说哟，上面说公社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谁说食堂不好，就是拆桥，就是破坏社会主义阵地，就要被戴上右倾分子帽子，就要受到无休无止的批判，如果今天不是你刘主席，我们的这些心里话只能让它烂到肚子里......”

这位社员的哭诉，又使少奇同志冷静了下来，是啊，不能怨这些善良而宽厚的群众。我们的群众多好啊，他们已经到了饥寒交迫的地步，还在默默地忍受着²¹。

接下来的情节，就是刘少奇宣布解散食堂，群众奔走相告。感谢大慈大悲的领袖，将饥寒交迫的群众，复原到感激涕零、安居乐业的群众，仍像以前一样善良而宽厚，继续忍受着其他世间的不平。这一段描写，与其说是对公社食堂的控诉，不如说是对下层群众安于被宰割的谦恭态度的赞美，刘少奇对党员必须作驯服工具的论述，和这种精神是完全一致的。²²

刘少奇没有安排让更多的社员去控诉，更没有安排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控诉和辩论并不是刘少奇的目的，从上至下施行大慈大悲的仁政，才是目的。控诉和辩论将赋予群众权力，将使他们自信，将使他们摆脱“善良而宽厚”、“默默地忍受着”的状态。但这不是刘少奇所要的。

既然不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就要由党和精英来“体察民情”，来“为民做主”，刘少奇指示调查组讲究工作方法，注意群众情绪，注意他们说话的语气，从中发现问题。如你提出一个问题，群众“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笑脸，还是哭脸，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²³。群众变成了不会说话的婴儿，要由父母官们去解读其表情。干部群众一开始说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因为或是被当地干部所胁迫，或是被“极左”所禁锢，不敢说真心话。这真描绘出一个封建传统秩序下的民众状态。总之，群众就是这样一群软弱无助的不幸者，一些沉默的群氓。

彭梅秀事件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调查，也遇到了一些矛盾斗争。这就是发生在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和刘少奇之间的冲突。文革后的官方文献中，趋向于将此事件轻描淡写，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刘少奇和当时长沙县委在此问题上的矛盾，比如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和长沙县委就对彭梅秀的褒贬程度不一。有关文献记载，刘少奇发现天华大队的一些问题并着手解决时，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和刘少奇产生了对立情绪。刘少奇的调查显示彭梅秀有讲大话、搞浮夸、欺上瞒下、压制民主的错误。而彭梅秀则公开对国家主席发表不敬的言论，说:“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岔子的。”一次刘少奇正在同工作队谈话，彭梅秀在外面大声叫骂，刘少奇只是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地继续谈话。在离开天华大队那天，刘少奇找彭梅秀作了最后一次谈话，说:“我作为国家主席，是领导;作为共产党员，我们都是同志。我这次到这里来，群众都说过去大队工作有成绩，有一些好的经验，同时也给上面，给你们大队总支，包括给你提了很多批评。我看这些批评很正确。”据记载:“彭梅秀同志坐在慈祥的刘主席身边，又激动、又愧悔。她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衷心感谢党组织，感谢刘主席对她的教育和帮助。”“后来，彭梅秀同志愉快地服从党组织决定，调到黄花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她仍然积极地为党工作，一年后被可恶的病魔(淋巴癌)夺去了生命。²⁴”

然而，从刘少奇在四清中的多篇讲话中，我们发现这件事情远比上面所描述的复杂、严重，尽管刘少奇的讲话本身并没有交代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以下是刘少奇1964年7月13日在安徽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片段:

一九六一年我在湖南天华大队住了十八天，在我去之前，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工作组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写了一厚本调查报告，大多数材料是不确实的，他被基层干部骗了。天华大队是湖南一个多年的模范大队，支部书记是个女劳模。这个队生产也不错，比其他队少许好一些，但不是一类的，也不是三类的，是中等。我相信，胡乔木的报告，也找劳动模范汇报了，又找贫下中农座谈了，住了十多天，才发现这个队有问题。那里真正当家的，是一个地主的儿子，当她秘书，劳模是出面的，劳模也并不是那么真，并不那么模范。发现问题后，给长沙写了个信，叫县长带了一个工作组去了，召集贫下中农开会，扎根串连。开了一个用湖南的话叫三部份人的会议，即贫农、雇农、下中农，没有叫支部书记参加会，没有按照她的安排去做，于是这个劳模生气了，要赶我走。我是国家主席，又有几十个人一道，她赶我走，我就不走。我用打游击的办法，住老百姓家里，困卧草。公安厅长也去了，还有带枪的，她要赶我走，说我把她的秩序搞乱了。湖南称年纪大的叫胡子，你姓李，叫你李胡子，她叫我刘胡子，说刘胡子呆这么久，把她秩序搞乱了......。我只是发现问题，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更没有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交给县长，搞了半年。”

这件事，刘少奇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反复提到(如:《在河北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2日)、《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1、23日)、《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日)，内容大同小异，我们从中可知:虽然刘少奇这次调查活动号称不要领导人陪同，但实际上湖南省公安厅派了几十个人的武装队执行保卫工作，带着枪，用刘少奇的话讲，“声势浩大”²⁵。说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这次蹲点调查兴师动众不为过，除了刘少奇叫县长带一个工作组去扎根串连之外，中南局、湖南省的主要头面人物陶铸、王任重、张平化以及胡乔木都专程前往天华大队。²⁶作为一个小小的大队总支书记的彭梅秀，不仅当面和国家主席发生冲突，(刘少奇在讲话中愤愤地说:“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队去，都要赶我。²⁷”)而且在阵容强大的官僚的压力面前也没有屈服，刘少奇派省委一位处长找她商谈，她避而不见。事后，刘少奇派了省妇联主任易湘苏去做彭梅秀的思想工作²⁸。

有关彭梅秀被调动工作，以及后来病逝的情况，官方文献没有详述，这里参考文革运动时期发表在群众组织报刊上的一篇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根据这篇彭梅秀的爱人万国华口述的报告，彭梅秀被调动工作是出于刘少奇对彭进行打击迫害，而彭梅秀的病逝，省、县的领导人负有一定责任。

这篇题为《血泪的控诉——刘少奇是怎样害死优秀的共产党员彭梅秀的》的调查报告说²⁹，自从刘少奇认定彭梅秀是坏干部之后，就下了一道命令，责成省、市、县委派来一百多人的工作队，刘少奇自己任分队长。省委张平化、王延春带着三个厅局长级干部、十多个处级干部、几十个一般干部也闻讯赶到，长沙市委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汪季云，长沙市委副书记，县长李满城也带着大批干部报到，一场以“整风整社”之名来打击、陷害彭梅秀等人的运动开始了。彭梅秀听说刘少奇决定开大会斗争她，就气冲冲地跑到王家塘找刘少奇讲理。她责问刘少奇:“我犯了什么法，有什么错误，包庇了什么坏人，你就指出，你不指出，不搞清我就不走。”这时胡绩伟(应该是和刘少奇一齐来的)跑出来叫人捆彭梅秀，说:“彭梅秀反对刘主席”，并骂彭梅秀是混入党内的坏家伙。而彭梅秀板着脸说:“你捆吧，我没犯法，我没有错误，你吓不了我，你不敢捆，你以为我会怕刘胡子呀，不怕哩!”当时很多社员在田里做活，听说要捆彭梅秀就都跑过来了，将她劝着拖走了，并对她说:“彭书记，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斗得过他呀?他是国家主席哩!”彭梅秀仍大声说:“怕什么，国家主席吃不了人，我不怕，捆就捆呗，我没犯法，他不敢捆。”

从此，刘少奇就将彭梅秀“一脚踢开”，大小会不让她参加，而彭梅秀有两次硬要冲进去参加，一进去就质问他们:“你们要开什么会?为什么不通知我?谁决定的?现在我还没有被撤职，就是撤了我大队书记的职务，我还是公社副书记，还有权力参加哩!”

刘少奇想打击彭梅秀，又抓不到她的小辫子，就决定把她调到金山桥大队去，但彭梅秀决定抵制，她说:“我的问题是在天华大队出的，应该在天华大队搞清楚，刘胡子不搞清我的问题，我就不去。”最后，刘少奇将彭梅秀调离反省，还派两个干部长期监视她，连吃饭、大小便、睡觉都派人跟上。住在彭梅秀家监视她的人，或躲在窗户下，或溜进屋内放下蚊帐睡在床铺上，偷听彭梅秀和家里人的谈话，监视半年之久，不准和社员谈话见面，连住一个屋的亲兄弟也不能见面谈话，后来又借口保护她，调到县里反省几个月，她仍坚持不写半个字的检查。那时，彭的爱人患重病住院，彭梅秀在县反省，抽空去看她爱人，也有人偷偷跟上，躲在外面花台树下偷听。面对打击，彭梅秀说:“刘胡子来，我不怕哩!我没贪污弄弊，没做坏事，你把我们大队班子解散，把我搞走，我不同意。”

刘少奇在讲话中曾提到“一个地主的儿子当彭梅秀的秘书”，根据万国华的口述，这是指天华大队的秘书彭登奎，被刘少奇认定为漏划破落地主，并把一大批干部划入“彭登奎集团”加以排斥，一概打倒，成立工作队把权接了过去，整理了彭梅秀等人的黑材料，并让“有问题”的干部调公社反省，把彭梅秀当“石头”搬开。

后来，彭梅秀被调到黄花公社不久，即含冤患瘤病而死去。万国华的口述说:“在她患病治疗中，省卫生厅和长沙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搞了不少阴谋诡计。当时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说要立即转武汉，但是省、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同意，同时还将患者放在妇产科住了一个月之久，使患者病情越来越重了，才转入内科治疗。后来内科又要转北京协和医院，经县打电报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这个坏家伙回电不同意，彭梅秀就是这样活活地拖死了。刘少奇的魔爪就这样恶狠狠地夺走了彭梅秀年青的生命，她死时仅三十一岁。”

天华大队贫下中农对彭梅秀调走非常惋惜，对她的死非常难过。彭梅秀死后，晚上十一点钟尸体才能送回去，贫下中农一千多人站在公路上等候。第二天追悼会又是一千多人，很多人痛哭流涕。

以上叙述，和文革后的官方文献出入较大，但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讲话所透露的信息基本吻合。综合所有的材料，我们可以大致作出一些观察:

首先，天华大队的食堂并不是最差的，而刘少奇下令立即解散食堂，倒是给生产和群众生活带来很多困难。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彭梅秀说:“马上散食堂，社员炊具有困难，锅碗什么都没有，这样一来会搞糟的。”但刘少奇不听，说:“我说你不要谈了，你不老实，不讲真话，为什么群众要散，你不要散哪?”不出所料，很多地方解散食堂后，社员家里吃小锅饭的炊具都没有，问题严重。解散食堂，本来是纠正政策一刀切的错误的措施，但这个措施本身，也采用了粗暴专制、不顾地方实际情况的一刀切的方法。

其次，彭梅秀基本上是一个“好干部”，没有贪污，这是连官方文献都承认的;对这样一位年轻干部，动用上百人的工作队、几十人的武装队，长期地监视、迫害，这就是国家主席、人民的大清官所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刘少奇的另一面，那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善于搞斗争、善于整人，敢于动用“大兵团作战”来对付反对他的人。

彭梅秀事件展示给我们:在政治运动的残酷打击迫害下不幸死亡的刘少奇，本人也是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人、迫害人的内行里手。如果说，刘少奇死亡的原因，是文革运动对他的打击迫害，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刘少奇亦应该为彭梅秀的死负一定的责任。

毛泽东晚年对群众运动有一些著名的论述。他主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是群众运动的主要形式。这就凸显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群众运动如何搞法上的差别:毛泽东主张群众自己起来展开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所开创的先例;而刘少奇则惯于依靠党的官僚机器来展开运动，即向基层派遣工作组、工作队，它们在基层就代表党，可以以党的名义、以运动的名义打击一切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群众只是为他们壮大声势的侍从。下面将要论述的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情况，将更进一步证实这一论点。

当然，这里也不是把历次运动所造成的打击人迫害人的罪过都推到刘少奇身上，在基层用打击迫害的方式搞运动的，是许许多多的党的驯服工具，和一些机会主义者。比如:像胡绩伟这样的党员，仅仅因为别人顶撞了刘少奇，就要把人捆起来，他们是刘少奇式的政治运动的积极推行者。而讽刺的是，几十年后诅咒群众运动残忍暴虐的，正是同样他们这批人³⁰。

在刘少奇蹲点的地方，也有类似这样一个人物，这就是王升平。50年代，他在刘少奇的故乡炭子冲任过村长、农业社长，人民公社化时任党总支书记。1952年起曾多次写信给刘少奇，反映家乡的情况，被称为是刘少奇的“农民通讯员”。刘少奇在国事繁忙的情况下，还给他写过三封回信。在大跃进中，王升平犯了“五风”错误(即所谓“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被上级宣布撤销职务，停职反省。但他不服气，认为当时一切要大办、大跃进都是上面号召的;鼓干劲“放卫星”、“一天等于二十年”动机是好的。刘少奇在家乡考察期间，请来王升平，向他询问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在刘少奇的启发下，王升平说:“实话讲给刘主席听，大锅饭再吃下去，就会人路死绝，国破人亡。³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王升平本来是紧跟“极左”路线的干部;很多像他这样的干部在大跃进中，大搞“五风”，大搞“极左”，这是导致公共食堂失败的因素之一;而这些干部很容易从“极左”变到极右，成为群众新生事物的最激烈的诋毁者。文革后的许多官方文件，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人路死绝，国破人亡”这句话，本来出自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大队前“五风”干部之口，却被说成是湖南群众的声音，特别是强加给食堂搞得没那么糟的天华大队。讽刺的是，刘少奇在迫害彭梅秀的同时，却在为这位搞“五风”的干部平反，从而成为刘少奇落实党的政策的一项功劳。

胡绩伟、王升平的共同点就在于:积极参与刘少奇式的政治运动，用“极左”的方式把运动推向荒唐的极端，造成普遍的恶果和群众的厌恶之后，再调过头来攻击毛泽东发动运动的初衷，把群众运动的形象彻底败坏。

刘少奇与毛泽东:两种群众观和两种群众运动方法

十九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提出了“公众”与“人群”这一对二元对立概念。“公众”和“人群”都是一群人，但它们具有本质不同:“公众”里面的人具有独立思考、冷静批评、理性讨论的能力，而“人群”中的人则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公众”里的人是多元的，各不相同的，而“人群”中的人则是人云亦云、众口一致的，因为他们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而只会随声附和领导和大多数人的意见。比塔尔德的论述更通俗也更著名的，是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该书在二十世纪之初影响极大，勒庞同样认为:人群是被情绪所控制的，易于受暗示和催眠术所感染，比如人群中的个别过激行为就会互相传染，导致整个人群趋向疯狂，难以控制。塔尔德和勒庞的人群心理学，不是建立在严格的实证基础上，在当今的社会科学中，早已成为陈旧简陋的古董³²，相当于十八世纪的“放血疗法”在当代医学中的地位。然而，其观点论述很接近人们的日常直觉，因此，我们能发现当下许多人对群众的理解都近似塔尔德的“人群”。

这里，是想引用这种对人群的理解来说明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两种不同的群众观。刘少奇在其著作、讲话中，从不忘强调群众路线，但再仔细解读，研究他所提出的工作方法，不难看出，他心目中的群众，很接近塔尔德的“人群”。在刘少奇那里，群众很容易被权势阶层所胁迫和欺骗，他们的言论经常是被地方干部所操纵，从而众口一致，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心话。而一旦在正确领导的劝慰、诱导下，就会纷纷打开心扉，向党交心。在刘少奇心目中，群众的最主要优点，就是人多力量大，声势大，但缺点是:一旦发动起来，就容易有过火行动。

而毛泽东的群众观更接近塔尔德的“公众”。毛泽东同样也强调群众的数量优势，并经常在“群众”前面加以数量冠词:“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等等³³。同时，毛泽东还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把“议论多”作为群众的一条首要优点，这里所称赞的，不止是议论的声势大，而且是群众的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亦即一种意见的多元性。毛泽东重视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首创性，珍视人群中的异端思想，期待群众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辩论，主张在这种辩论中，“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³⁴”

和这种群众观相联系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群众运动的搞法。假如说，刘少奇时刻强调群众的现实利益，那么，毛泽东则更关心群众的言论权利、思想权利，这和毛泽东一贯重视文化艺术、教育媒体等上层建筑领域相一致的。因而，毛泽东把言论表达视为群众运动的中心:“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³⁵”

在刘少奇那里，群众运动的重心在于政治精英的领导和驾驭，群众运动的搞法主要是从上至下的。言论、信息在刘少奇的群众运动中，主要不是由群众来掌握和表达的，而是需要由政治精英控制甚至保密、透过官僚等级有序地向下传达扩散。因而也需要对群众实行分类排队，区分核心、外围和异类，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这一点，将在下面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回顾中说明。

毛泽东和刘少奇心目中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也非常不同。在毛泽东看来，群众运动是从鱼龙混杂的不同观点开始，经过辩论，群众进行思考和自我教育，观点进一步转化、分化，逐渐克服思想上的混乱，从而出现阵营分明、是非分明的结果，这个过程也是锻炼人们的鉴别能力、明确对立面、将落后、反动的因素孤立、暴露出来的过程。比如毛泽东所描绘的一个群众辩论的典型发展过程:“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即:‘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几千学生里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人就孤立了。³⁶”

刘少奇也反复提到“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但他所指的，完全是另一回事:群众在一开始，是惰性的，需要政治精英反复耐心的启发、诱导，他们才敢于讲出他们心中的真话，一旦将大部分群众都启发、劝导成功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这时的群众就会类似于一种情绪化的、服用了兴奋剂的人群，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过火的言论、过火的行动，这时政治精英的任务就是以其清醒的头脑，限制群众的过火言行，强调政策，也就是对运动进行“纠偏”。因而，在运动初期“宁左勿右”，在运动后期“宁右勿左”，就成为领导运动的一个要诀。容易看出，刘少奇心目中的“群众运动规律”，和塔尔德的“人群”的盲目性、非理性形象，是非常吻合的。

这里，提到了“左”和“右”，这是一对多义的、经常被搞得混乱的概念。比如，在当今主流和官方的回忆录文学中，毛泽东所特有的对“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党变修、国变色”危险的强调，对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强调，是谓“左”，同样，在政治运动中，采取简单粗暴、暴力体罚的办法对待干部群众的作法，也谓“左”;但问题在于:毛泽东强调前者，却从未提倡后者，是政治运动的各级推行者，把“阶级斗争”的主题庸俗化、歪曲化为对干部群众的残暴迫害，在这些推行者之中，就包括刘少奇和王光美。而恰恰是毛泽东，才纠正了四清中的第二种“左”:即简单粗暴地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群众。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对四清运动的一些回顾来说明这些复杂问题吧。

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当时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下发动的。这个共识就是:通过运动，解决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缓解一度比较紧张的干群关系，铲除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反对和防止产生修正主义³⁷。1960年起，毛泽东退居中央领导层的二线，由刘少奇领导日常工作。因此，四清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推动的，特别是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挂帅，亲自坐镇指挥四清运动。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在不同场合下对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在刘少奇主持下制定的文件，对四清运动起了主导作用。

196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久，刘少奇则提出了更有操作性的说法:“对贪污、腐化、堕落的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处理。”1963年5月2日至12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简称四清前十条)，这个文件，除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之外，在操作层次上，并没有强调刘少奇主张的“大张旗鼓地处理”，而是提出比较温和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同到河北抚宁县蹲点的王光美的谈话中说: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都有根子，要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由此，打开了层层追查干部、人人过关的大门。

在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插话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于是就接过这句话，不断发挥、加码，说“三分之一打不住”。毛泽东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尖锐看法，刘少奇就接过来把它解释成、操作化成为一个“打击一大片”的具体政策，这个互动形式在文革前几年一直持续着。

1964年9月，由刘少奇负责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最后定稿。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份文件的主要特点是:对农村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严重多了，并明确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之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所谓“扎根串连”，是指像土改时那样，由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访贫问苦，找到村里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从而“扎正根子”，作为建立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基础。当时领导江苏省四清工作的江渭清后来检讨说，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作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连，是为着反对地主。今天如果只讲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连，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³⁸”薄一波认为，刘少奇的作法“是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向‘左’转，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³⁹”这里薄一波所说的“左”，就是指粗暴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和群众。

8月16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信中，强调了他所特别偏好的另一个工作方法，即“大兵团作战”:“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⁴⁰。

在《后十条》和刘少奇的多次有关四清的讲话中，也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发在第一位，但在刘少奇的上下语境中，发动群众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基层干部，一种“上层联合下层对付中层”的权术。和一切精英的看法都略同，刘少奇把动员起来的群众，看作是一种“双刃剑”:“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不要烧过头。烧到多少度了，就要劝群众、积极分子，不要继续搞了，要实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众运动过火时，是有些征象的。群众运动过了头，群众中有些就不赞成，但不敢讲话，因为空气是那样，怕说了右倾，是庇护地主、富农，庇护四不清干部。讲的话都是一样的。⁴¹”这里描述群众的主要参数指标，是其“热度”、“火候”、“空气”等等——典型的塔尔德或勒庞式的语言，在这里群众更近似爱起哄、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集体智慧的、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群众。

刘少奇所提倡的其他几条工作方法，也带着他所特有的精英主义群众观的深深烙印，以及套用白区地下工作经验的痕迹:“你们下去最好保守秘密，不要说自己是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厅长、局长、师长、政委，叫工作人员，让基层干部轻视你，对你估计不足好些。⁴²”这是再次重复他1961年“微服暗访”的主题。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印发《后十条》的通知中，特别强调:“这个通知只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工作队，不要在群众中宣读。⁴³”后来，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条》对刘少奇这种向群众封锁信息的作法提出批评，认为“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

在另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你们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者华东局书记下去，不见得搞得过基层干部，不见得斗得赢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因为你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一套，你们一举一动他清楚，他的一举一动你们不清楚。你们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你们的工作布置不要漏出去。......强龙难斗地头蛇。⁴⁴”

几乎和印发《后十条》同时，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正式转发给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这就是著名的“桃园经验”。这份洋洋六万多字的冗长文件，是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介绍她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进行四清的经验。这篇报告所介绍的“桃园经验”，将刘少奇所主张的各种运动方法，如领导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保守秘密、大兵团作战、掌握群众运动火候等等，都集之于大成，因此给了我们一批生动的例子去了解刘少奇的群众观和群众运动方法。

王光美与“桃园经验”

王光美先后三次到河北省基层蹲点，分别在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第一次是1963年11月到1964年4月，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1964年春节期间曾返回北京，9月又曾重返桃园)，化名董朴，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第二次是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在新城县高镇，化名鲁洁，职务为“一般队员”，第三次是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在定兴县周家庄，化名林立。这几个地点都靠近铁路沿线，其中“桃园经验”所在地——卢王庄公社就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

下面将参考《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以下简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来分析“桃园经验”这一刘少奇式政治运动的典型案例。将对照其他相关资料，主要是文革期间群众出版物上透露的有关材料，和文革后官方出版物中的有关材料。虽然这两类材料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但对四清运动实际过程的描述和评价，差别并不很大，因此没有理由否定这两方面资料来源各自的真实性。

《桃园经验》的确是王光美花费了心血的，这个录音报告听一遍就要五、六个小时。该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一)扎根串连;(二)清经济，包括查账、揭发，要干部放包袱交代问题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记成份、揭露地主富农等;(四)组织建设，即村干部撤职、改选等;(五)四清成效和总结。下面就来看看这些过程的实际内容如何。

(一)秘密扎根串连

《桃园经验》开头说到:“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像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神秘化心态鞠然可现。根据王光美的报告，当地干部为工作队提供了26个“根子”，工作队认为其中只有14个是合格的，工作队自己又发展了11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说话，选他们作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个根子⁴⁵。可以想象，一批陌生的外来者进村后，神秘莫测地、简单机械地、强加式地给村里的人口作分类、打标签，当地人会做出什么友好反应。

有关资料透露出实际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队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光荣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说:“贫下中农见到工作队带答不理的，甚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吃饭时把你搁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根本没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里吃饭也不热情。⁴⁶”

王光美按照刘少奇“工作队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进村后让大量的工作队员局限在少数人当中搞神秘活动，物色所谓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众放在一边，对中农也不交代政策。寻找一个根子，往往半个月。工作队进村一个月，才找到了几个根子，有的工作队员由于清规戒律特多，就一个也没找到，其中还出了不少笑话。在新城县高镇的一个生产队有五个工作队员，所扎根子对象都是同一个老头(贫农)，五个人又都互相保密，扎了二十多天，闹得这个老贫农莫名其妙，说:“四清就是这样搞法?!”使得五个工作队员哭笑不得⁴⁷。

不难看出，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方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桃园报告》里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是后来被提拔为大队书记的关景东，此人一开始，就被王光美选为“根子”。然而，王光美和关景东的交往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可以说，关景东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早就“扎下的根子”，王光美来到离北戴河海滨不远的桃园大队蹲点，不是偶然的。

一九五八年，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关景东，因浮夸高粱每亩打九千三百斤而在当地出名，当时刘少奇一家恰好在不远的北戴河休养。一个晴朗的下午，刘少奇夫妇专程趋车去拜访这位大跃进的英雄，从此结下了友谊。刘少奇回京后，关景东后来带着社里的花生和苞米，专程赴京看望刘氏夫妇⁴⁸。

当王光美1963年到桃园大队时，关景东因为颇多劣迹，如殴打社员、贪污粮食、侵吞现款和耕地等，遭到社员反对，已经降为没有领导生产实权的民兵连长了。进村不久，化名为董朴的王光美秘密接见了老朋友关景东，并保证“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不知是讽刺还是必然，关景东这位搞“极左”浮夸的干部、群众声望不佳的人物，成为王光美的根子，并成为她极力扶植的正面典型。

(二)对待干部和群众

《桃园经验》说，工作队发现:当地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干来吓唬工作队。工作队的对策就是:发动群众，前后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面就来看，这些操作是怎样实行的。

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调查，桃园四清一开始，就把全村干部通通赶上了楼，大搞人人检查过关。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其中被赶上楼检查过关的43名，被批斗的39人。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两斤挂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几顿伙饭就长时间不能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统统靠边站⁴⁹。

《桃园经验》的冗长叙述的一条主线，就是工作队教育、帮助关景东，联合他一起把主要的四不清干部、坏分子、原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打倒、并追查他的反动出身背景的过程。王光美在报告中，曲折地承认了吴臣在村民中威望较高这个事实，而文革中群众出版物也承认，吴臣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主要缺点是对待群众的方法简单粗暴。但没有材料证实王光美对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的指控⁵⁰。这里关心的问题，不是吴臣是否清白，而是王光美对于一位基层干部，在未有充分证据、未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事实。

我们来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调查资料所透露的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具体作法:清经济开始后不久，王光美决定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把吴臣当“活靶子”来斗争。这一天，吴臣刚到会，桃园工作组的二队组长赵XX便掏出手枪，把吴臣看管起来，并威胁说:“你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

1964年3月15日，桃园大队召开了批斗处理吴臣大会，没有经过支部和贫下中农讨论，就宣布开除吴臣的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就地监督劳动改造。公社负责人宣布处分吴臣的理由是:“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调查资料还指控说，王光美是武斗的积极吹鼓手。她看到二队工作组斗争本队副队长关希彦，对该队的工作组长说:“你们火力不足，给你们调些人来。”后来，二队发生了武斗，一队工作组长知道后，提出意见，王光美大为不满，说:“人家武斗不好，你做出几个说服教育的样子来!”在王光美所包的四队武斗现象最严重。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到赵正在罚跪，她不但不制止，反而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怂恿下，桃园大队体罚成风⁵¹。

吴臣没有被彻底屈服，工作队对桃园大队的介入，没有能完全解决原有的矛盾，实际上激化了矛盾，挑起了一部分干部群众去斗另一部分干部群众。王光美临走，留下原桃园工作队小组长赵厚玲和一批得力的工作队员作为巩固组，在桃园坐阵。但是，王光美出村不到半年，巩固组就已经招架不住了，事情越来越糟，组长只好电报王光美告急，这时《桃园经验》已经流传全国，又被刘少奇“捧上了天”，王光美于1964年9月急忙赶回桃园，召集原班人马，进行第二次四清。这次回村，王光美改变原来平易近人、实行三同的作法，进村之前，先派公安部队进行侦察与扫清“障碍”，把民兵的枪支弹药全都收缴了。并在邻近各村都布置了侦察员。然后，王光美在便衣武装人员护送下到原来的住处，前门有哨，后门有岗。⁵²

王光美返回桃园后，成立“吴臣问题专案组”。对吴臣进行了四十五天的政治迫害:王光美坐阵指挥，采取昼夜不停的疲劳战术，又打又骂，甚至用手枪威逼，强迫弯腰、罚站等等。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工作队内部也有分歧。当时抚宁县监委的一个干部奉命核实吴臣的问题，向工作组提出了33个疑点，马上遭到无情打击，说他丧失阶级立场，责令他多次当面检讨。为此事，县监委和县委也作了书面检查。王光美派人去东北调查，派去的工作队员查遍了全长春市，也没有查出吴臣当过警察、特务，开过大烟馆等。但是，王光美仍然坚持根据不足的证据给吴臣定了案。

王光美生怕吴臣翻案，1964年专程到唐山，对原桃园工作组长说:“我对桃园是耽心的，今后时间长了，坏分子可能复辟，这个问题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记，桃园出了问题，我那报告已经出去了，就会出问题的。”刘少奇怕王光美压不住台，亲自出马，就抚宁四清问题对中央监委说:“监委审批只能同意，不能翻，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让他冤枉一两年再说。⁵³”

王光美蹲点过的其他地方，整人、迫害干部的凶狠程度也都大致如此。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五十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三⁵⁴。

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群众“放包袱”512个，“受教育”者达95%。

高镇小学有四个教师，本来被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王光美却对工作队员说:“小学教师在咱们村里有问题，照样要搞，在哪村，就在哪清。”结果写了检查，跟四不清干部一道训话，逐个检查，有一个教师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较多，工作队员硬要他检查阶级路线问题。这个教师认为无需检查，工作队员以让他到社员大会上检查来吓唬他，吓得这个老师大哭。

王光美在定兴县周家庄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三百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⁵⁵。

(三)运动群众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后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

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在四清中搞群众运动的主导策略。

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⁵⁶。

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当地干部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鶏给猴看”。

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不加区别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搞秘密的查账，找到一两个突破口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⁵⁷。

应该说，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心诚意执行党的决定、贯彻刘少奇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将王光美的动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似乎没有说服力。仅从她在艰苦的农村条件下长期坚持蹲点这一点看，她是有为革命做工作的意愿的。王光美也表现出关心群众的一面，比如:重视妇女工作、为群众作红娘等等。然而，问题在于:她和其他许许多多党的驯服工具一样，是刘少奇式的哲学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刘少奇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少奇大发脾气⁵⁸。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参与的、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是和《桃园经验》类似的一个样板，“小站经验”同样是在刘少奇的思想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在刘少奇的积极推荐下，中央也转发了这份报告⁵⁹。

刘少奇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本来是所谓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造成很大冲击。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亡50多人。

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地代表多少将这种严重情况反馈给中央和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就表现出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并发展成为和刘少奇的公开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⁶⁰”对于“人海战术”，毛泽东批评说:“听说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调这么多?......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⁶¹”四清运动在这方面确实创立了新中国群众运动的一个记录:当地几十万人的人口，接纳了一万多人的官方运动推动者。

中央根据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后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据当年参加四清的人回忆，1965年春节期间传来了《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很多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⁶²。

“四清”群众运动中的“左”和“右”

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关于运动的搞法上的分歧前面已经论述了，结果是以毛泽东的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的主张写进《二十三条》。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应该概括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在《二十三条》中写进“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句关键的话。

提出社资矛盾、“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修辞上的升温和加码，但这并没有立即转化成“极左”的操作，《二十三条》的实际作用，是大力纠正了刘少奇领导四清中的“极左”、粗暴的作法。

这个插曲，打破了传统意义和通常用法上“左”、“右”概念的稳定性。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出“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说法，来概括刘少奇所特有的政治风格。

前面已经提到，刘少奇和党内的许多领导干部，善于将毛泽东对矛盾、斗争的强调，直接翻译成、解释成一套具体的政策操作，这就是一系列极端的、过火的简单粗暴的搞运动的方法，对打击对象实行分类、贴标签、残酷迫害，然后将这套暴行解释成是来自毛泽东的部署。很可能，毛泽东在四清后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后来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⁶³”

然而，在具体操作层次上，毛泽东并不主张过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简单粗暴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反而是多次强调反对武斗和体罚，主张让人讲话，主张批评辩论和言论表达。

如何理解这种差距?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系统地阐释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在具体的操作层次上怎样展开。然而，从毛泽东建国的言论中，能够发现，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的继续”，等等，是通过一系列极其复杂、间接、曲折的中介过程来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言论思想、文化艺术，以及政治代理。这样的中介过程，远远要比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干部所理解的“揪出百分之几的坏分子”、开除党籍、行政处罚、肉体消灭这类简单、机械式的方式复杂得多，微妙得多。

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漫长的过渡期间，“阶级”并不总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处在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群”的形式出现，而更经常是以一种文化语言、思想观念的形式出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可以让走资派重新工作，因为这些当了走资派的“人”并不是资产阶级，并不是主要斗争对象;资产阶级存在于党内一些人的头脑之中，因为这些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愿，而且掌握着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禁止讲话、体罚、监禁乃至肉体消灭，都无助于事，问题在于，“思想上的阶级”，只能与之作思想的斗争，而不能以暴力手段去消灭。“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是说，当暴力是游戏规则时，说服是无效的，但反过来的道理，其实更重要:当自愿与说服是游戏规则时，暴力强迫只能遭遇失败。现代政治的权利支配基础中，自愿与说服的因素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方面，毛泽东对于阶级、权力与思想的看法，是不仅是极具特点的，而且是富有远见的，他看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其具体操作方式，不是急风暴雨的暴力，而是各种言论的自由、充分的表达，以及长期的、深入的批评辩论。

当然，本章的主旨，在于说明问题的另一面，即: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许多领导干部，他们将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机械地理解为通过行政命令对不同政见实行简单粗暴的压制，这是造成历次政治运动伤害许多无辜者，并最终使广大人民对群众运动产生厌恶感的主要原因。根据这个理解，就不难区分毛泽东的“左”和刘少奇的“左”的根本区别;根据这个理解，也就不难看到:“官僚主义者阶级”告别革命、作威作福、逍遥享受当受背叛之名，但形“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官僚主义者，当他们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整人、运动群众、乃至镇压人民的时候，给群众带来的痛苦，给革命声誉带来的败坏，都是更严重、更致命的。

其实，形“左”实右，是一切“官僚主义者阶级”、腐化变质者的主要特征，他们打着革命旗号、借用革命的法统和仪式，把革命的口号庸俗化，实际上歪曲、败坏、窒息革命。中国共产党官方话语中所谓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一般被视为一“左”一右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它们经常结合在一起，是互补得非常好的统一体。列宁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中国的刘少奇，都非常好地体现了这种统一。

第二章 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福柯说:“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悠关的。⁶⁴”再也没有什么例子能比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集体记忆更能说明福柯的洞见了。有一点很清楚:文革没有离开我们，在今天人们的意识和言语活动中，它反而越来越经常地穿上戏装出场，在越来越典型化、越来越模式化的漫画场面中为当代观众排演。文革被化约成一些鲜明生动的符号形象，如:红宝书、忠字舞、抄家、“喷气式”等等，这些经过文字和意识生产者的刻意加工，经过官方和主流媒体反复强化，已经成为文革历史的生动而“真实”的图解。

从福柯有关真理、权力知识生产的视角，来考察文革历史的现状，对我们颇有启发。今天作为历史知识的文化大革命，是控制、筛选、操纵，亦即有选择的记忆与有选择的遗忘的成果。如果说，启蒙运动的左右两翼今天仍在为法国大革命的古老斗争而激战，那么作为不久前的另一场“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更还远远未成为“无害的历史”，还远远不是“过去”，而是和今天的主导统治势力和主流统治意识“过不去”。正因为这样，才有对有关历史知识、数据研究、大众记忆、大众话语权的控制、操纵和独占。

文革本身是货真价实的政治斗争，而不是迪斯尼卡通式的忠字舞彩排，那么有关文革的历史知识本身，也别无二致，是矛盾冲突、操纵与反操纵、主宰与被主宰的的场所，更确切说，是“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斗争的场所。为了说明这一点，本章以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的五十天为探讨对象，将官方和主流文献的记载与那些被忽视、被掩盖的文献记载相对照比较，以此来展示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是怎样围绕着文革历史来展开的。

考虑到官方和主流史学对文革初期(比如第一年，这里就牵涉到当权派、造反派、迫害、反迫害等敏感问题)的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有意模糊、混淆、“宜粗不易细”，本章将帮助读者回忆被有意遗忘的“五十天”，并力图揭示这历史长时段里微不足道的“五十天”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宏观的历史和制度背景。

有关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众所周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了一份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⁶⁵”

这段文字，其震动之处，除了坦率、直接的特点之外，还在于首次点破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存在着“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形“左”而实右方式对群众专政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发生的看来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到底是指的什么呢?今天以控诉迫害为主题的文革回忆录文学，为什么对这“五十多天”竟然缄默无语呢?

先来看一看一些最权威的官方史记载: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只字未提，这是“宜粗不宜细”的典范。由席宣、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⁶⁶最接近一部官方正式的文革史，依照“简史”的风格，对此事记载道:“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不同。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交点的困难地位。......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伙却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组加上弥天的罪名。”这是官方史着所能给予的尽量含蓄、尽量客观的说法了。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是在中国公开出版的另一部比较权威的文革史著作⁶⁷。这部著作记载五十天的篇幅相对较长，从这里我们才隐约看见一些事件真相的端倪，比如，提到工作组进校后人们对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联想，简要提到六月初上海发生“围攻少数派”的事件，较详细地提到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包括这样的情节:“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王著分析到:“不少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地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这些记述和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有很大程度的独立判断，然而遗憾的是，学生和工作组、少数派和多数派在头五十天内冲突的线索，在王着里并没有和后来文革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最终王着的叙事基调要和官方结论保持一致，理解“五十天”的意义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五十天”内的矛盾冲突深入追究、分析下去，就会触及文革运动初期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就可能破坏官方文革史的一致性，使其不能自圆其说。

本章下面将通过笔者现有的一些材料对这个历史时刻的有关事件作一番考察，比较各种说法，以图尽量完整地复原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历史。

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夕，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毛泽东退居二线。许多回忆录都记载了文革前夕政治气氛越来越“左”、各种政治运动越来越严峻的情况。而多数的分析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的结果。然而，难以解释的是，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当时政治运动的领导工作表现出很大不满，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决策权之外，因此才有毛泽东、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公开的分歧，以及毛泽东手拿宪法、党章抗议被剥夺发言权的事情发生⁶⁸。

毛泽东的不满之一，是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实行残酷打击一大片干部群众的粗暴作法，这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事实上，刘少奇领导一线工作期间展开的政治运动，无不打上刘少奇的个人印记⁶⁹。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所实践和整理出来的“桃园经验”(《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就是渗透着刘少奇的群众观、反映了刘少奇风格的政治运动的一部经典。它的影响普遍渗透到各级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当中，因而“桃园经验”注定要在文革中发挥它的作用，它的执笔人王光美也注定要在文革初期积极运用她的经验，从而导致她后来巨大的个人不幸。

毛刘之间的分歧又要归结于他们对党和群众的看法上、对党群关系、对精英与群众关系看法上的深刻差别。对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抽象原则，他们也许没有争论，而一旦面对生动活泼但非尽善尽美的群众和群众运动，他们的态度就变得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当毛泽东正在思考着党内出现“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⁷⁰等问题时，刘少奇却在考虑着怎样把“桃园经验”的“集中优势兵力”派工作组下基层、找根子、夺权、人人过关、“洗手洗澡、下楼放包袱”等搞政治运动的标准操作程序进一步完美化，并在这种行政命令式的政治运动中把共产党员变得进一步驯服工具化。

现有文革史，对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少奇主持中央派工作组、订立“八条规定”，以及后来转发北大有关“六·一八”事件简报等领导层的事态发展，叙述较详尽，但对群众层次的言论、行动和发生在基层单位的事件的记载比较稀疏，或有意回避。下面就从刘少奇、邓小平亲自过问、直接干预的两个基层单位的情况入手，来具体说明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领导文革运动的方法和风格。有关事实记录，很多来自文革运动中群众出版物的文章，这里基本引用原话，但去掉一些浮夸而无实际内容的词句。

第一个例子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长期的所谓“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像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⁷¹”如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⁷²”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XX(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⁷³”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⁷⁴。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后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XX、朱XX被定为“反革命”。张XX被斗了两天一夜，朱XX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⁷⁵。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像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后，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像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⁷⁶。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⁷⁷”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七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像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⁷⁸。

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是北京两所很特殊的中学，那里高干高知子弟云集，然而它们却是北京其他中学的排头兵和风向标，其他学校会积极地效仿它们的做法。在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内，工作组和工作队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的做法，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北京市高校的群众事件

五十天历史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案例是清华大学，当时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身份担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可以参考《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的那篇著名的调查报告，这里不再引述⁷⁹。

官方和主流历史对五十天中唯一最着力的一笔记载就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后，刘少奇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按语，从而使全国各地的乱批乱斗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这里有意不去触及两个问题:第一，当时并不是以法治或者斗争策略的角度去制止武斗的，而恰恰是从文革的“极左”话语、以“阴谋论”的观点出发的。《简报》认为，北大“六·一八”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而对付的办法，也是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性质去严厉处理;第二，学生中自发的“乱斗”现象，实际上是四清以来的政治运动的惯例作法，那就是以四、五十年代土改中解决敌我矛盾的武斗方式，运用到六十年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当中《，简报》中特别提到“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作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意味着:要害在于“避开工作组”，而不在于乱打乱斗本身，因为工作组本身并不回避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实际上是在八月份“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以后才真正确立起来的。由上述北京两中学案例可知，刘少奇、邓小平并不反对对他们心目中的“右派”和“捣乱分子”实行暴力，下面有关史实更说明:在后来的文革群众运动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的最大指控，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打击一大片”和“残酷镇压群众”。

而“打击、镇压群众”的主要工具，就是工作组。派工作组是共产党的一种传统工作方式，其前提就是:一个基层单位的工农群众处于受压制、不敢反抗、没有领导的落后状态，工作组下去了解情况，搞清敌、我、友，以便发动群众。在四清中，这个前提被修改为: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烂掉了，实际上已经没有党的领导，因此上级党委就要派驻一个工作组，去重新确立党的领导，确定谁是左、中、右，这就是所谓“夺权”。因而，派到基层单位的工作组，代表着党，代表着中央。这个有关“党的化身”和“党的体现”的理论，得到当时大多数各级干部的认同，比如，薄一波1966年6月19日在视察清华大学时，就“工作组能否代表党”这一问题与蒯大富发生争论，薄对此作了画龙点睛的精采评论:“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有手，有腿，......他作事情是通过这些作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⁸⁰”

按照刘少奇、邓小平的理解，文革是最新的、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因此派工作组的数量也要空前规模了。一九六六年北京有六十所高等学校，三百一十二所中等学校，还有半工半读的学校约一百所左右。六十所高校中有四十七所派了工作组。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其中仅清华大学就派出了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⁸¹。

绝大多数高校校园的动员、失控从六月一日晚开始。北工大可能是个例外。动荡从三天前就开始了。工作组进入各校后的作法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原党委已经垮台，工作组进校后取代原权力机构，有的工作组和校党委站在一起，和一部分师生群众发生矛盾冲突，有的工作组对本来就存在矛盾的学校中的两派支持一边，反对一边，加剧了矛盾。然而所有的工作组行为一致的地方在于:都按照“给群众分类排队”、“上下左右一起扫”、“打击一大片”的“桃园经验”，主观上十分真诚地开展运动;其次，以五七年反右为参照，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实行打击迫害。清华大学的一位政工人员后来回忆到:“当时北京市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现象，派出工作组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五七年右派进攻的重演，还认为有旧北京市委的黑线在里面起作用，总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笼，要引蛇出洞，然后予以歼灭，他们把这个部署总称为‘反干扰’，在清华就是‘反蒯’。⁸²”下面就来考察一下一些北京高校的情况。

各个学校的形势发展大都是以轰动性的事件为标志的。比如，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生了“十号事件”。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XXX’，‘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后，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木棍看着我们，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们的一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是可以理解的’。”⁸³

在北京高校，工作组和群众的冲突事件大部分集中在六月二十日左右。其中较著名的，就是北京地质学院“六·二○”事件。据首都三司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记载，六月二十日，“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第二天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⁸⁴”

北京师范大学的“六·二○”事件是这样的: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⁸⁵。

北京林学院“六·二○”事件围绕一份《谈话纪要》的文件展开。六月二十日清晨，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XX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大事记》记载北京林学院《谈话纪要》这桩文字狱的波及范围:“反革命围攻像瘟疫一样流毒全国，很多地方有领导有组织地批判这个《谈话纪要》。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⁸⁶”

这张大字报到底邪恶在哪里，使工作组视它为洪水猛兽呢?和当时各院校普遍反对工作组的言论比较，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动”的地方，最不对工作组胃口的，不过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欢迎他们揭发问题”、“有人盲目地拥护党委，以为通过运动可以入上党，或当个好党员，那就倒霉了”等话，还有就是把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公开、和群众直接见面这种作法本身也让工作组很不舒服。

据《大事记》记载:“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平了反，重见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作者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1966年11月3日的首都红卫兵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以后)北京林学院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和清华大学的赵锋、马建武等同志成立了‘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二十二个问题”串连小组’，......在这期间，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纷纷来信来访，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情况。”“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等革命学生在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三十多个市六百多革命师生的支持下，乘着《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的大好形势，发挥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巨大威力，勇敢斗争，”最后，“迫使北京林学院原工作组组长贺XX承认错误，北京市委对错误处理‘二十二个问题’作了公开检讨，收抄回一部分‘黑材料’，给蒋书铭等同志恢复和补发了助学金。”

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工作组对发表反工作组言论的群众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援用“反右”、“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先例，将反工作组的风潮理解为“向党猖狂进攻”。比如，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三集会”被打成反革命集会，性质类似的反工作组的“六·一六”赶工作队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当时一位领导干部的话反映了一种典型心态:“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的右派感到气候已经合适，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⁸⁷”总之，工作组对群众的作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概括，就是以革命的、“极左”的词句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然而，这些都是在文革“极左”政策后来的受害者——刘少奇、邓小平的主持下发生的。

鉴于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兴起，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著名的“六·二三”报告，认为“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北京各高等学校，先后传达了李雪峰的“六·二三”报告，把“反干扰”推向顶峰“，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据《大事记》记载，在“反干扰”时期，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⁸⁸。六·二○以后，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参加运动、要求解放的心理，诱导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来换取早日“洗澡下楼”，让他们“将功补过、立功赎罪”。著名的例子就是清华大学工作组让下楼的干部参加“反蒯”运动。

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群众事件

首都的政治气氛浓厚、消息灵通，发生上述矛盾斗争可以理解。然而，北京并不是例外，五十天里，类似的矛盾冲突也在全国各地上演着。唯一不同的是:北京高校的工作组大多是中央各部派去的，而各省的工作组是由各中央局和省市委派出的。

在广州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来信引发的。六月间，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高翔等学生在六月二十四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并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奔走相告，争相传抄。

当晚，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决定派出项目组进行侦察。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策划下，一些工农和革干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批判文章、大字报，指责“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因“北京来信”受到镇压，五名学生赴北京反映情况，被省委拦截和控制。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十八名学生写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内部刊物)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将近一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对广州两派代表的谈话中，特地为“北京来信”事件平反，他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铸的压迫。⁸⁹”

中南地区在五十天内压制群众的现象是普遍的。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月中旬在武汉洪山宾馆会议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观点。七月三日，王任重和陶铸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说:“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和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本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在此影响下，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⁹⁰。

这个思路被工作组在武汉大学付诸实践:“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的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家村’以后，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来凑成一个‘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⁹¹”

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后来没有批准)。六月二十一日，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狱，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三个十六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造反的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八月五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⁹²。

另一桩残酷迫害的典型案例，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临汾分校。以武永泰为首的工作组是六月二十日进校的，“原来受到黑党委压抑的广大革命师生，敲锣打鼓，用热泪迎进了他们，并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工作组的政策是，全部干部“靠边站”，“在横扫的基础上找重点”、“剥笋政策”，并把斗争矛头转向一般干部和学生，把学生干部也当作“当权派”，整个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团支书高尚年，在工作组进校第三天就被逼自杀，据他的同学后来的控诉，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猖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逼死一个人就像杀一只小鶏似的平常。当把高尚年从井里捞出来时还说:看看死了没有，如果没死还得拉去斗。”另一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学生干部李志宇，在工作组“天天敲”的口号下，不时被提审、被斗争，低头、立正、手放下的训斥声接连不断，并被关在屋子里写检查⁹³。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发生了所谓“红旗事件”。六月十三日起，东北人大师生的大字报开始贴出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六月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六月十四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派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组进校后，工作组和给党委提意见的群众发生了各种冲突。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全校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打破了工作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主席像，还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主席像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四百革命小将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像，又登台扛起国旗。”十一点钟，省市委从郊区公安分局调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后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二百七十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强行登台向革命群众示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红旗事件”的参与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数名敢于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⁹⁴。

工作组与群众面对面对峙的场面，也几乎同时发生在重庆大学校园。以下是群众出版物《八·一五战报》所叙述的事件经过:

以张种玉为首的重庆市委工作组6月8日进校之后，肯定校党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委”，不准贴校党委和党总支的大字报，发生了压制群众运动的现象。在师生的强大压力之下，6月16日工作组被迫叫校党委书记郑思群就压抑群众的一系列错误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一次假检查。而当晚，由各系党总支书记照定下的框框分别向群众作检查。但是这样作却更加暴露了工作组、校党委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在无线电系党总支召开的检查大会上，一些参与了以前官方秘密会议的同学自动起来揭发了系党总支召开秘密会议以及会上布置的压制群众的种种措施，师生情绪高昂，纷纷要求当时追随校党委的一年级辅导员刘XX交出指示其开秘密会、布置开黑名单的幕后指挥。接二连三的提问弄得刘XX手足无措，冷汗横流，不断以目光向当时在场的校党委委员王XX和工作组组员张XX请示和求援，张、王上台几次也不能控制会场，为了挽回败局，他们请示了校党委办公室主任丘崇兴和市委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丘崇兴数次从同学手中夺过话筒，叫大家“这个会不要开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多钟，而同学们认为时间还早)留在后台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也极力劝阻在后台排队准备发言的同学:“今天很晚了，这个会准备不充分，开不好，谨防阶级敌人利用。”软硬兼施，终于制止了这次大会的继续召开。据形容，此时“重大校园内像堆满了干柴，只要一点火星，立刻就会燃烧起冲天大火”。

6月18日，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的报告是“六·一八”事件的导火线。那天上午，无线电系的同学听说电机系的一些同学因揭发校系两级的问题受到围攻，马上组织全系同学排着队伍冒雨前去声援。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出来接见同学时，说:“你们的热情是好的，但是，这么多人，乱糟糟地来，解决不了问题......电机系的问题，他们自己解决，你们还是回去学习文件吧!”同学们对他的态度十分反感，不再搭理他，而诵读了给电机系同学的声援信，两系同学一起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一时群情激愤。

声援结束后，无线电系的同学又找人去把情况讲给坐镇重大校园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要求他对此表态，但何正清认为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是正确的。联系到工作组到校后的一系列表现，同学们认为市委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镇压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天中午，就有几个班的部分同学分别联名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加急的求援电报(有的电报被邮局拦截下来了，未发出)。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动，使一些同学结成了某种集体。

6月18日下午，张海亭代表工作组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认为“共青团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被同学们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泼冷水的报告。

6月18日晚上，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有部分青年同学参加)，传达下午张海亭的报告，在传达过程中，同学纷纷递上字条，对报告的许多观点提出疑问，并要求发言对其进行批判。报告传达完毕，就已经有人跳上台去，准备发言。但是，当时负责传达的系团总支书记高XX和工作组成员张XX拒不同意，于是，在要不要继续把会议开下去，要不要批判这一报告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突然电源被切断，工作组的另一成员杨XX跳出来指责同学批判张海亭报告的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事情的过程中，又有人打电话请示住在松林坡的重大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他十分不满地回答:“你们实在要开就开吧——叫工作组成员全部回来开会!”在场的人都知道事情变得严重了。一些胆小的人离开了会场。三、四百名坚定分子留下来了，大家推选出了几个人组成了会议临时主席团(绝大多数是同学们上午推选出的学生代表)，有人搬来了录音机，为大会录音，有人自动维持会场秩序，大会继续开下去了。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跳上台，对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的行为进行揭发和控诉，提出了“不信任工作组”、“在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派人来之前，自己组织起来闹革命”等口号，还有人提出:鉴于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为了保证文化革命运动的正常进行，必须“接管广播站”、“接管武装部”;最后，会议决定:要把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汇报，第二天要在全校公布大会材料，用放录音、大字报、演讲等方式揭露市委工作组。也有人提出，有人要切断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联系，电报发不出去，我们要杀出校门去，到工农兵中去宣传，争取工农兵对我们援助。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等待上台发言的人在台后派成了一条长蛇阵。电机系、机械系、冶金系和其他外系的同学也来声援了，也要求发言，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钟。大会之后，在校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揭穿市委工作组的大阴谋、大骗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响彻夜空。

就在同学们的自发会议进行的同时，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正在党委礼堂讲话，宣称:无线电系集会是反革命事件。当时何正清和张种玉研究了两项措施:第一调军队来，如果学生上街游行就镇压，第二立即把机械系的工人集合起来，拿上工具去“保卫”一大楼(无线电系集会所在地)。

“六·一八”集会的消息马上传到市委大楼里面，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其他几位书记通宵未眠，共同策划对策。工作组亲自布置对无线电系师生进行围攻，指定两个同学各筹一篇稿子，声讨无线电系“反革命事件”。6月19日凌晨起，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宿舍、在路上到处受到围攻，校园内贴满了“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人非法集会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标语和“声讨”大字报。晚上，工作组和校党委组织了斗争会，对“六·一八”集会的参加者和支持者实行绑架和斗争。重庆市委、省文革小组专门为此事发表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情况简报”。然而，事件之后，重庆市委也被迫调回了原来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张海亭，又派了新的更大的工作组进驻重大⁹⁵。

最后来看一起发生在校园之外的冲突，这就是南京“六·一三”事件。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六月十三日《新华日报》注销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说是省委及时发现的，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六月十三日中午，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不到两小时，报社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手拉手筑成好几道人墙，也阻挡不住到报社内贴大字报进行辩论的群众。于是，公安局的人员来了，开头来了几十人，后来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到报社内贴大字报和进行辩论的群众赶了出去，然后关上铁门，惟恐进来一个学生。“门内外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把革命群众当成洪水猛兽。”

本来到报社去贴大字报和辩论的群众比报社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多得多。后来，报社的铁门关上了，门内是有组织的“保卫党报”的公安人员、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印刷厂的工人、半工半读的学生，外边的公安人员不时从外边拉进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一进门，便被团团围住。这样多数变少数，各个击破。比如，六月十三日晚上，宁海中学一个干部子弟被拉进报社，报社一大群人与他辩论，逼他承认错误，他不承认，报社领导就让工人们斗争这个“反党”学生，拍桌子打板凳地骂了一个多小时，骂后还不让回校。

事件延续到第二天，六月十四日，逸仙桥小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因爬墙贴大字报，被公安人员拉了下来，衣服都被撕破了，拉进报社后要他承认错误，许多人与他轮番辩论，他不承认错误就把他关在报社的乒乓球室里，最后用吉普车把他押到公安局。和这位辅导员同时被拉进报社、遭到围攻、被扣上“反党”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

这些人被拉进报社，公安人员便强迫他们拿出证件，之后向其所在单位党委或居民委员会通电话，调查被扣人的政治情况，然后威胁说:“你的底细我们全知道了!”有些学生在报社门口多停留一会，或多去过几次，或者与报社人员发生过争执，于是公安人员便把他们的单位、姓名记下来，准备顺藤摸瓜。

在第二天，报社印刷厂三个工人在街上贴了一张揭发报社问题的大字报，“这下子可翻了天啦”，报社当权派便组织工人开小组会批判他们，说他们被坏人利用了，要他们承认错误。

凡是贴出和送进的大字报，不管内容、作者，报社都组织人整理了，贴在街上的大字报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后，用放大镜一张张把内容整理下来。“这是自觉地运用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对待群众”。“六·一三”事件被省委和报社打成“少数坏人闹事”的事件。怀疑过《新华日报》的群众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还被迫亲自到报社编辑前检讨、认错⁹⁶。

五十天内，全国各地的类似事件很多，较著名的还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海“六·十”事件、广西西大“龙干运事件”等等。这里所考察的案例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有关各地类似的、雷同的案例的材料不少，这里不一一列举了。从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内所发生的事情来看，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具有相当高的同构型:在相对封闭的校园内，所发生的类似事件的进展都在同步进行，突发事件的爆发，在全国各地甚至不超过一两天。当然，这里面可以看到，北京是政策、信息和转变的中心，这种机制大致一直延续到了一九六八年群众运动结束之时。

五十天落下帷幕

进入七月份，各地校园内反工作组的风潮在工作组和党委的压制下大多沉寂下来。以北京大学为例:据记载，自从“六·一八”以后，北大运动变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重兵布防、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一律不准往来，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律被拒之门外。”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发表后，北大又开始活跃起来。七月十二日，陈必陶等五名学生贴了一张《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提出北大运动“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队伍没有形成”，再次批评工作组，此后，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又多了起来⁹⁷。七月十九日晚，工作组进校后一直受到排挤的聂元梓对哲学系学生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组的严重错误”。邓小平知道了，急忙让卓琳给在北大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第二天，邓楠和一些高干子弟联名贴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⁹⁸。

北京校园里形势的真正转折，是从中央文革的几位成员走访校园、参加辩论会开始的。七月二十一日，王力、关锋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此前，蒯大富曾去中央办公厅谈问题，但“还有两个人押着来的”——据《陈伯达同志的讲话》(1966年12月25日)。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陈伯达、江青到北大进行调查。

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该校有一百多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被限制自由)出席群众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有些同学有意见，说你们之间不谅解，但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能进行迫害，只能怪背后领导他们的人，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封条，XX不准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七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召开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一些师生纷纷上台批评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江青在大会开始时说:“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请他们来讲讲，给我们听听。”如果这算是所谓“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的话，那么，这是在工作组已经推行了五十天的官方恐怖之后，才发生的，而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月前学生轰赶工作组的原因。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在张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一名高干子弟(包括毛泽东的儿媳张少华(韶华)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赞歌”，认为工作组的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驳。江青在大会上告诉大家:“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这时全场情绪激动，口号四起⁹⁹。

接着陈伯达讲话说:“我们建议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这时全场欢呼，人心激动。

“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文化革命代表会议的代表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后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

《大事记》记载:这个消息像东风一样，吹遍首都各个大专院校，北大的造反派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传播这个消息，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革命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一九六六年不同寻常的五十天至此落下帷幕。

这里不得不指出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此时此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群众心目中，并不是野心家、阴谋家，而是群众的朋友，不是打击迫害狂，而倒是给受打击、受迫害的群众撑腰打气者和替他们平反伸冤的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群众面前的态度是谦虚的，和五十天的工作组形成鲜明对比。

而且，文革期间群众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受迫害群众在感情态度上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巨大差别，其真实基础从这个角度也许可以被理解。五十天惊心动魄的经历，使一大批青年通过切身经历认同毛泽东作为反压迫、反迫害、翻身解放事业的魅力领袖，认同“造反有理”这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心灵体验。如果说，从前是某些党委和上级使用着毛主席和革命的名义，那么现在这种名义由革命的群众直接获取了。一位文革亲历者后来这样写到“: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这就是为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在那一时代一旦唱起，在场者几乎无人不流泪的原因。¹⁰⁰”

应该说明: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不是整个文革历史的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否则本章就有小题大作之嫌。五十天的意义，不仅是长期以来官方政治运动方式的内在矛盾最终不可调和的总爆发，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趋向。五十天内的矛盾斗争，产生了少数派、多数派、造反派、保守派这些政治派别划分，而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最初没有预想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字典里也从未有过的;五十天内的矛盾斗争，也和上层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主要线索。搞清五十天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有助于澄清有关文革的一些最基本事实，而这些最基本事实，出于某种原因，在一些地方被模糊甚至颠倒了。需要说明的是:在北京各个校园内，五十天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结束了，然而，全国其他很多地方的“五十天”(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仍然延续着，工作组和党委粗暴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的情形，有的甚至愈加严重，而且恰恰是以文革本身的名义。

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戏剧性历史，很自然地引发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含义进行新的思考。除了众所周知的一九八一年官方评价之外，现有对文化大革命意义的评价，还有另外两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讨论:

第一，传统的评价:亦即中国共产党官方从文革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为止对文革的正式评价，至今仍为一些老共产党人所坚持，它或许被某些人称为“原教旨”派别的观点，其内容就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然而也承认，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中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即“打倒一切、全面内战”¹⁰¹。

第二，是相对比较“异端”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文革前夕，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即官僚统治阶级。最经常被引用的，就是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九六八年出现的湖南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献最系统地阐明了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就是推翻这个特权和高薪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这种看法对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真诚的左派有很大吸引力，他们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缺点和失败的分析、对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批评，也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

下面对这两种评价都作一点简要的评论和批评。传统的评价固然是从忠实于历史行动者的本来话语出发，然而它忽视了一个事实:从毛泽东到群众，在文革运动过程中所发表的纲领、宣言、政策阐释和理论思考并非是前后一致的，而是存在大量的内部矛盾，理解文革的意义，就不再是忠实地复述原始宣言文本所能办到的了。比如:“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如何和“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夺权”这个文革运动主题联系起来?如何解释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叙述，很难解释:为什么恰恰是在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竟被“走资派”所篡夺和利用，变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总的来说，传统评价和文革运动的真实发展过程是相当脱节的:假如说，刘少奇、邓小平主持文革运动的五十天是以批判文化界的“黑帮人物”为重点，这倒是符合了“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批判斗争”的理解，而在这五十天中，确实是把《“五·一六”通知》中尖刻、激烈的语调具体操作化为对“反动学术权威”简单粗暴的批判和打击迫害，那么，五十天结束、《十六条》发表之后，文革运动的内容开始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破四旧”的意外插曲)，这包括:一定程度上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代替原来简单化、斗争扩大化的范畴(比如《十六条》将干部情况划分为四类，其中只有“少量的”第四类是敌对性质)，群众的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权利的真正实现等等。正因为传统评价和文革现实的严重脱节，才使得其空洞、说教的理论词句，在具体生动的“伤痕”回忆录文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无法说服人。而且，对失误以“斗争扩大化”一言以蔽之，实际上混淆了谁搞“扩大化”，谁挑起群众斗群众，这实际上帮助了主流舆论对文革历史的掩盖和颠倒。

和传统评价相比，“异端”评价重视了文革中党群矛盾、干群矛盾、群众斗争矛头针对党内等问题，至少它在意义阐释和现实解释方面，能基本保持不脱节。然而，它的缺陷是:在意义阐释的简单明快的同时，过分简化和忽视了历史现实的复杂一面。这里除了“新生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概念存在疑点之外，主要问题就是:文革中的矛盾冲突是否能够一般地等同于经典的社会革命中的阶级战争?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文革中各地基层单位，普遍地爆发了党群冲突、干群冲突，一个单位小到一个幼儿园，也可以发生领导人残酷打击迫害群众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于是那里受迫害的群众就要起来造反¹⁰²。这从“异端”观点看，可能被当作典型的“官僚主义阶级”和群众的斗争。然而，事情却是复杂的:支持这个单位领导人的，恰恰可能是一大批工农群众，这些工农群众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受惠者，由他们组成的“保守派”经常是处于多数。显然，把造反派和“走资派”及其工农支持者之间的这种对抗看成是群众推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斗争是不合适的。刘少奇、邓小平被指控的一条罪状，恰恰就是“挑起一部分群众斗争另一部分群众”，“把打击对象扩大成一大片，而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恰恰是采取相反的方式处理(当然这里说的是一个总体的评价):自从《十六条》公布以后，斗争对象被缩小为“一小撮”走资派，而对大批受群众冲击“靠边站”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都实行尽快“解放”的政策，而对两派群众，则认为他们都是革命的，应该实现“大联合”。

对于文革意义的更全面的总结，有赖于我们回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范式之下，把文革理解为一次探索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的勇敢尝试。其实，这种阐释早已存在于文革发动者的话语之中，只是在其他时代性的重大话语的突出地位之下，没有被充分展开。这里，一个值得提及的事实是:对文革进行正式总结的中共九大报告，把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孕育文革的重要里程碑，这不是偶然的。而且在报告中，首次正式公布了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所讲的一句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里的“黑暗面”，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可以理解为“暗藏着的阶级敌人的颠覆破坏活动”，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的形成”，但是，更适当的理解，应该是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中没有处理好的那部分，特别是“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就曾设想过“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¹⁰³”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意义的“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是和“异端”观点的“官僚主义阶级”有根本不同的。“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说“当官作老爷”是向对抗性矛盾发展的中间过程的话，剥削、压迫人民的“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则是和人民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了。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是把文革理解为人民内部实行大民主的伟大尝试，还是人民群众推翻“官僚主义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迈斯纳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社会主义革命、废除私人所有制之后的一个明显的社会结果，就是一个自主的、特权官僚的上升到统治地位。无论管它叫什么，是‘新阶级’、‘官僚阶层’、‘国家资产阶级’，或其他许多称呼，社会现实仍然是一样的。”¹⁰⁴从中国经验中吸取很多理论灵感的法国理论家贝特兰，将它称为“国家资产阶级”¹⁰⁵。保罗·斯维齐在评论1920年代苏联共产党和新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关系时说:“这个‘曾在形成过程中的阶级’存在于国家机器之中，存在于党之中，而且当然存在于国有经济的管理层之中。它的成员有各种不同社会背景，有着共同的利益，但还并没有安全的觉悟去争取共同利益，它缺少自己的传统和意识形态。总而言之，它还远远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更谈不上一个统治阶级了。然而，它已经具备了和阶级类似的特征，而且在这一段历史上起到了本质上的阶级作用。¹⁰⁶”

如何评价新中国最开始十七年的执政党?这里倾向于认为:不能把它等同于一个已经蜕变成官僚主义机器的、压迫人民群众的统治阶层或统治阶级。这期间，共产党进城掌权后的官僚化、常规化的倾向，与其保持革命纯洁性的努力、革命意识形态的再激进化，是共存的、互相矛盾斗争着。以这期间共产党的施政纲领、内外政策来看，它还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政权。

文革前夕中国社会的矛盾，正是表现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战斗性、警惕性日益强烈，而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却缺少民主的、公开的方式和渠道，两方面之间严重不可调和而最终矛盾爆发。文革中所暴露出来的大量矛盾冲突，除了那些高薪特权、当官作老爷的作风引发群众的抨击之外，更触目惊心的，是各单位当权派以革命和“左”的名义对群众进行镇压迫害所引起的那些激烈对抗。当革命的旗号、革命的词句和革命的仪式脱离了群众、凌驾在群众之上，其结果就是挫伤群众，和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这是直到文革前夕政治运动所一直存在的问题，也令人想起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些严重弊端。

这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革命过程都难以避免的问题，而且特别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验中一个难以掩盖的黑暗面。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因为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而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迥然不同，那么，它的可取之处正在于:不是像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样，只有对光明现状的赞扬和歌颂，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黑暗面，甚至敢于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揭发自己的黑暗面。

如果说文革前夕的中苏论战和各种政治运动所宣称的目的在于反修防修，这里“修”是指铁托、赫鲁晓夫式的非斯大林化，那么，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已经是在尝试批判斯大林模式中的黑暗面，是在扬弃新中国体制所继承的苏联模式中的那些不健康因素了。具体说，这就是开始触及并开始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内当权者滥用革命和“左”的名义，对群众进行迫害、镇压。《十六条》中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就相当于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主义“权利法案”。文革在这个意义上的尝试惨痛地夭折了，但是，仍不应否认: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一段时间内，千千万万参加者确实是以巴黎公社为理想的旗帜，尝试实践社会主义所本来蕴涵的中心内容——人民大众参与管理国家上层建筑的政治权利——尽管这种实践包含了多少混乱、矛盾和惨痛代价，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政治生活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所承诺的民主本来是更激进的，它号称要真正地扬弃市场社会和一切剥削社会的任何形式的压迫，使国家由社会主宰者成为社会公仆，劳动人民彻底克服一切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异化力量。

从这个角度去评价文化大革命，也许能够对它的是非功过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特别是它的谬误的一面，比如，阶级斗争理论的含混所造成的失误，文革初期阴谋论盛行所造成的恶果，群众大民主实践的失败等等。

第三章 “十六条”与新的公民政治:话语、冲突和集体行动

1960年代，周恩来在回答法国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有关法国大革命如何评价的问题时说，现在作出评价为时尚早。这个回答至今已成经典。不错，像法国大革命这样重大、复杂的历史事件，解释上的斗争一直继续着。争论有时会带着很大的情绪性。比如法国十九世纪史学家、文学评论家依波利特·泰纳，及其著作《当代法国的起源》(是一部未完成著作，共六卷，第二、三、四卷是1789-1799年的法国革命史)。泰纳的法国革命史的最大特点，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更关心革命的“病理学”，是为了诊断病源，防止革命狂热病的重演。泰纳的法国革命史洋溢著作者的激动、恐惧和愤怒情绪，而史料趋向于戏剧化的场面和人物描写，选择性地记载或遗漏有关背景，以及连篇累牍的轶闻罗列，因而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在泰纳笔下，各种革命活动家被描写成病态的、疯狂的人，而下层群众则更是一群兽性、噬血的野蛮暴徒。泰纳将革命“浩劫”的原因归结为法国的国民性——一种全民受催眠的症状，导致不可避免的宿命结果。因而，泰纳所记述的历史，经常把关键性的不同派别、不同时期模糊、混淆起来;本来法国革命过程中各种人物角色、不同时期的各次起义、暴动，都有着很不相同的背景和意义，但在泰纳那里，都是一样的疯狂，一样的病态，都因为受理性启蒙思想的魔力驱使而变成野兽。

和泰纳的这种国民性、文化心理解释相反的，是所谓“社会解释”，而这主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分析与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法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到的不是“集体疯狂”，而是历史上的阶级集团之间，为各自的利益而展开较量，“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具体说，就是法国资产阶级从出生到壮大，挑战并粉碎贵族、宗教等级和旧制度，最后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新法律制度。然而，有人也指出社会解释的不足之处，比如对于社会解释的代表人物饶勒斯(着有《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批评他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把革命的进展过程描述得过分平滑，似乎资产阶级在经济、文化和法律领域取得一步步胜利如同按步就班，而忽视了革命各阶段的曲折，及其暴力特性¹⁰⁷。更有人批评:社会解释越来越注重初始结构和最终结局这两个状态，而忽视革命的中间过程，使得有关研究越来越集中到革命前的旧制度和革命结束很多年之后的社会后果，而大革命时期丰富多彩的人物、事件反而被视为无足轻重了。此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强烈批判，还来自像沃勒斯坦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的学者¹⁰⁸。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意味着:历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也和当代社会的运动变迁紧密相关。自六十年代以来，“新社会史”、“来自下层的历史”在西方历史界兴起，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也出现了“走向下层”的运动:历来被史料和分析所忽略的所谓“小人物”(menupeuple)，或下层人民，第一次受到重视;革命中的群众，不再是只被当成抽象、苍白的概念(比如“噬血的暴徒”或“资产阶级的盟友”)，而是呈现出有血有肉的、有着各自的身份认同和独立的政治愿望的社会群像。比如索布尔对雅各布宾专政时期的无套裤汉的研究，鲁德对参与集体行动的人群的研究，都细致地记录了社会下层的三教九流，如行会师傅、帮工、短工、妇女、小生意人等在不同场合下的行为动机、行动方式和参与程度，从而说明:下层人民虽然吸收了中间等级和革命领袖的最新政治观念，但他们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有各自的冤屈和要求，更不是像泰纳所描写的那样，是一群没有自我意识的乌合之众或社会渣滓。另一个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忽视、被泰纳所曲解的方面，是意识活动和革命政治的关系，这也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¹⁰⁹。

如果说，以上对法国革命史研究的回顾，使我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今天所处的零散而不平衡的状态有所感触，那么，本章就是试图从有关经验中吸取灵感和方法，运用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考察中去;更重要的，是希望破除对文革史解释权的垄断，在这个领域发扬言论自由，反对一言堂专制。具体说，我将采取的研究策略是:一、避免主流和流行文字中所特有的烘托渲染气氛的手法，即像美国“新历史”提倡者罗宾逊所批评的那种追求“画面生动的、阴森可怖的、奇闻轶事的”史学¹¹⁰，而是力图通过辨别分析来提出重要问题;二、注重区分不同人物、不同派别、不同时期，对主流文字出于某种目的有意模糊混淆这方面的信息所造成的混乱，加以澄清，辩明事件的来龙去脉。三、注重主观意识、话语活动与行为之间的联系，这样做时，屏弃把文化作为整体性的民族心理决定因素的传统的文化研究方法，而采取视语言符号为斗争场所的新的文化研究方法[2];四、把关注的目光从精英、高层和国家机构那里，移到基层群众和广场、街道上来，这一点是最主要的。

显然，这不是容易的事，笔者希望能在今后的几章中逐渐展示说明这个努力方向。本章将探讨从1966年8月“十六条”公布到10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批判资反路线”社论发表之间这个重要阶段。这里呈现给读者的，一方面是忠实于原材料、忠实于原行动者的原始话语的一些记录，另一方面，也试图实践布罗代尔意义上的历史想象——以现有的材料拼贴、复原出历史事件和历史体验的轮廓甚至细节，如同身临其境地去观察历史上人们的生活和行动，当然这要依靠想象的力量。

话语转变:十六条与群众大民主

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些重要文献，如西哀耶斯的《第三等级是什么?》、《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3年宪法等，不仅是革命的重大阶段标志，而且是纲领和意义的高度凝聚。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也产生了类似的文献。今天，一般都把《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的纲领性文件，然而，讽刺的是，这篇文件，是到1967年5月，即文革运动已经开展了近一年之后才公布于众的，在此之前，并不为参与运动的亿万群众所广泛知晓和引述。过分强调《五·一六通知》的意义，意味着完全从上层精英的角度出发看待和研究文革。“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而今天几乎不被人们提起的另一份文件，其重大作用和意义，实际上是超乎前两者之上，这就是“十六条”，即1966年8月8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篇可以说是具有“文化大革命宪法”地位的文献，在今天谈论和研究文革的文字中几乎不被提及，这与今天对文革的主流叙述中对群众的贬低和漠视是紧密相关的。

这个文件是在毛泽东主持下拟定的，陈伯达、王力等人七月初就开始起草，改了二十几稿，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讨论通过后公布于众。之所以说它是一部“文化大革命宪法”，就是因为在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间的群众运动中，它实际上被当作是开展运动和实行群众大民主的指南。中国现代史并不曾有过一个以重视法典条文为特征的“宪法政治”时期。也许难以理解的是: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期间，人们的政治话语和实践比较贴近一种“宪法政治”，即以一个公开的条文文本为最高依据。这个最高文本，就是“十六条”。贯彻执行“十六条”、是否符合“十六条”成为人们时刻警觉、时刻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头禅，尽管违反“十六条”的行为屡见不鲜，人们的确是普遍地以条文的规定来判断是非、来指控对手的。

从法律意义上看，这个文本本身是很粗糙、模糊的，很容易作不同解释。它毋宁说是提出了一种法律的精神，和开展运动的路线，按照1966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十六条“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从这个角度说，“十六条”是体现了文化大革命所特有的群众大民主的纲领，也是结束刘少奇和工作组版本的文革、开始毛泽东和群众版本的文革的阶段标志。

“十六条”中最引人注意、最具创新意义也最受群众欢迎的一条，是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一条的全文是: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这实际上是对广大群众赋予“豁免权利”，使他们能放心大胆、打消顾虑向领导提意见。这和《五·一六通知》形成强烈的对比:《通知》的主旨是指控“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而这些修饰词，到了各级党委领导人那里，就马上可能成为吓人的帽子，用来整人，用来迫害群众。而“十六条”恰恰是旨在剥夺当权者这种矛头向下、镇压群众的滥用权力的能力。

“十六条”和《五·一六通知》形成强烈反差的另一条，是第六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它提出:“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的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还特地补充:“即使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样，运动的目标、斗争的对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这是一种含混不清的变化:运动的侧重点，从斗争“黑帮”、党外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以及矛头向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转变成矛头对准上层、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增加了全新的内容，那就是群众自己组织自己的民主实践，巴黎公社改天换地的激进想象被唤起，暗示着领导与群众关系上的一场根本性、制度性的大变革，一次全社会的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大变动。

然而，“十六条”所包含的这种话语转变，又是含混的、局限的，带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斗、批、改”中的斗，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重大的权力变动，但是实现这种变动的法律根据和程序却是含混不清的，具体说，就是各级领导人中“到底谁可以怀疑”、如何判断“谁是走资派”的问题。本来文革发动者设想的一个触及灵魂的、改造内心世界的运动，一下子面对着一个准法律性质的技术问题。面对学生和群众的纷纷提问，担任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给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对，还有我们的林彪同志”，其他“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反对。¹¹¹”显然这是在一种尴尬、荒谬的情形下所能给出的一个同样尴尬、荒谬的回答。

新的群众运动规则与现存权力秩序直接冲突的尴尬难局，其真正根源，还来自于“阶级斗争”话语和“大民主”话语之间的矛盾紧张:至此为止，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解、阐释和实施，都是照搬夺取政权以前所确立起来的、以经济地位、暴力强迫为基础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比如:出身成份、“党的阶级政策”等等，而并没有把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的“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全新的、迥异的范畴，对于“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毛泽东分别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次年的武昌会议上提出这两个概念)如何展开斗争，更没有了解到其特殊的、不同于经典意义下的“阶级斗争”的有关规则。然而另一方面，发扬新中国“大鸣大放”传统的“十六条”，其意义不下于提倡一种全新的公民文化和参与政治。文革中群众大民主的具体鲜活的实践，时刻提出那些和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空间有关的规则问题，比如辩论的规则，结社的规则，筹备选举的规则，少数多数的关系，传媒(如学校广播站)的控制权问题，等等。

陶铸八月二十一日凌晨在中国人民大学有关郭影秋问题的辩论上的一段讲话，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大民主这种新型的公民政治的规则的思考和摸索:“绝不能因某张大字报讲的郭影秋是革命左派，我们就说他是保皇党，也不能说反对郭影秋的讲他是黑帮的就是反革命，这个不对。他认为是革命左派，可以嘛，他有他的看法嘛!另一方面，也有同志讲郭影秋是黑帮，也不要讲人家反对郭影秋，说郭影秋是黑帮，他就是反革命，这样人家就不能提意见了嘛!”这段话还反映出:既在话语上也在实践上，传统的“阶级斗争”和群众大民主的冲突矛盾。在这期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武斗只能触及皮肤，文斗才能触及灵魂”都被频繁地引用。前者是指传统意义的阶级斗争，后者是指特殊意义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而思想斗争本应采取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形式，即民主辩论。然而，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两种话语、两种实践的区别从未被明确，其矛盾冲突也就从未得到解决，为大民主实践的失败埋下了伏笔¹¹²。

工作组影响的延续:以北京两所中学为例

历史上有影响的大革命事件，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会呈现出如此强烈的反差，以至人们的体验、回忆、所赋予的意义，会有天壤之别。典型的对比例子就是:一七八九年夏天，在法国首都发生的、作为理性和启蒙思想史上重大事件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发表，和与此同时法国农村地区的“大恐慌”。同样，比较文革运动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比较北京和外地，比较中学和大学，比较学校和其他单位，这类巨大反差也比比皆是。而“十六条”所体现的赋权给群众的话语，和“十六条”发表时基层群众普遍受领导压抑的现象，就是典型的一例。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在北京高校，工作组撤销了，党委当权派失控了，然而在在绝大多数中小学、国家机关和文化单位，“五十天”仍在延长，工作组、党委对群众的镇压迫害还在持续。七月间，刘少奇亲自指示，北京市中学要按照四清的模式搞“集训”:“中学太多，太分散了，不抽出来(指集训)没法讲通道理。¹¹³”并指导起草了《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1966年7月14日送审稿)。因此直到七月底、八月初，当北京高校已经开始批判工作组的“五十天”，中学却还在搞刘少奇的集训。下面以北京五十五中和北京五十二中的调查报告为例说明，而这两个案例都要从回溯到“五十天”。

六月初开始，北京五十五中师生员工贴出了许多揭发校党支部书记张X的大字报，但张X认为这是“那一堆人想夺领导权”、“歪风邪气占了上风”、“有人别有用心”等等。六月九日，一些师生支持女四中同学在该校广播女一中同学写给毛主席的信件(后来发表在6月18日《人民日报》上)，遭到张X的极力反对，横加阻止，因而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纷纷起来质问校领导，张X便匆匆忙忙从团中央请来了临时工作组，宣称这是“闹事”、“反革命事件”、“匈牙利事件”。六月十日，正式的工作组连夜进校。进校后的几天内，张X和工作组接连进行了三次秘密会谈，张X给工作组介绍了给她贴大字报提意见的近十位教师，认为“他们要煽动群众”、“打垮领导”，“形成集团对运动唱对台戏”等等。张X还对该校教职工队伍作了介绍，全校教职工119人，按照张的介绍，其中56人有所谓“出身问题”“历史问题”“爱人问题”(爱人有问题)、“政治野心”等等。工作组在进校后短短的几天内，在张X的配合下，就对这个学校作了如下结论:“五十五中是领导核心薄弱，教职工队伍不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校风校纪很坏，流氓很多的流氓学校。”并且对教职工进行了如下排队:11人是依靠对象(包括支部书记张X)，占12%，31人是团结对象，占25%，属于被孤立打击之列达77人，占63%。有四个教研组被列为孤立打击对象的高达82人以上。工作组推行运动的手法包括:扭转斗争目标:六月十四日工作组在全体师生面前推荐经过他们精心挑选的四份“优秀大字报”，其中三份都是揭发教师的(其余一份是揭发教学教育问题的)，而且着重宣读的两份正是“揭发”敢于给校领导提意见的教师焦XX的。外出四清回校的党员干部黄X(教导主任)刚贴出支持革命师生的大字报，就遭到了张X等人的孤立和打击，经过工作组的默许，对他进行了有计划的围攻。对广大师生进行监视、盯梢。工作组把教师整天关在屋子里学习，一言一行都会被记录然后向工作组汇报，工作组还派了他们的“机智灵活的小侦察员”处处对教师乃至同学跟踪盯梢。教师之间人人自危，互相怀疑。有一段时间搞所谓“集训”，把教职员工百分之百地赶上“楼”，人人“洗澡”、“下楼”“放包袱”，人人检查，互相揭发，命令教师集体住校，集中在一个地方，不许回家，制造恐怖气氛。然而恐怖的高潮却是在工作组撤走之后。七月二十九日凌晨在工作组尚未宣布要撤离时，张X预先得知消息，于是马上吩咐一些党员迅速回校占领书记室、校长室、党支部、团委会、校文革办公室、会议室、政治部等战略要地。并且从工作组那里接过并打开抄录了整群众的材料。接着，连续三天召开四次党支委扩大会议，部署大规模的“揪牛鬼蛇神”。八月三日，在给工作组提意见会上，藉教师王XX给工作组提意见的时机，把几天前支部扩大会议上确定的第一号“牛鬼蛇神”王XX和第二号“牛鬼蛇神”左X(都是对党支部、工作组提意见最尖锐的教师)揪上了台，进行斗争。八月四日，张X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全体党员的“火线会议”，要求党员站在运动的前面，积极行动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由校文革出面召集全体师生继续斗王、左。初三某班一同学按照支部会的预先策划和部署，三分钟之内一口气又揪出了早已确定好的十个“黑帮”，并挂了牌。一些保党支部的积极分子还大喊“:数学组还有“”语文组还有”......自这以后，对这些被打成“黑帮”的群众，采取大会斗、小会批，并以抄家、武斗、拘留、劳改、谩骂、围攻，歪曲出身、历史，大刮档案风等等手段，进行人身攻击和政治迫害¹¹⁴。

下一个案例是有关北京五十二中的一位语文老师郑兆南的悲剧经历。六月六日，郑兆南第一个站出来给学校当权派贴了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到六月十六日，学校部分学生为了冲破学校领导的压制，和当权派展开斗争，过程中发生了武斗的现象，被称为“六·一六”事件。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崇文区中学工作队队长、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李淑静到了学校，给师生做了一个报告，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事件，是革命的行动，但打人是不好的。可是没过几天，李淑静突然推翻了自己的分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六·一六”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而且硬把与“六·一六”事件无关的几位老师说成是这个事件的阴谋策划者，并把郑兆南说成是首恶分子，是后台老板。李淑静提出了“谁反击假左派最坚决，就依靠谁”的口号，谁反击“假左派”最坚决呢?就是以政治教师王文俭为代表的保校党委势力，工作组就把他们捧成革命派，把革委会的领导权交给他们。以下直接转引郑兆南的丈夫唐夕阳的控诉:

到八月底，少数暴徒在个别保皇分子的唆使下，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扬着鞭子，像赶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候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候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以后，八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在二十六日晚上要是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这么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郑兆南同志听到这话以后，精神很紧张，而且感到自己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当第二天暴徒和受蒙蔽的群众抓她游街时，她就往汽车底下跑，结果没有死成，反倒招来了一阵致命的毒打，暴徒们喊:“你不想死吗，我们打死你!”打昏了，用凉水泼过来再打。......而革委会的负责人却站在一旁说:“对这样的敌人就是要狠!”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在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种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

郑兆南被关押了四十多天，直到她被折磨成奄奄一息，才被学校放回家。在她死亡前的最后几天，她还在听丈夫念《红旗》、《人民日报》的社论和群众的大字报，并给党写了两封信¹¹⁵。

也许有必要明确一下上述案例的前后语境和背景:这是在造反派群众经历了种种歧视、围攻、打击和迫害，克服了重重困难(尽管他们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之后，才整理出来并公布于众的控诉材料。如果这种控诉和今天的伤痕文学(虚构的与非虚构的)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么，不应忘记:它指控的对象，是刘邓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工作组及其整套“官办政治运动”的路线和影响，而不是毛泽东或他的追随者。恰恰是因为在“十六条”的推动下发生的权力向群众的倾斜，恰恰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恰恰是因为有对工作组的批判(不管这些批判本身存在多少谬误)，才使得这些骇人听闻的迫害案例公布于光天化日之下，一部分受侮辱、受损害的人才得以伸张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换句话说，反迫害、平冤案，这些不是外在于文革群众运动的东西，而恰恰是文革群众运动的一个关键内容;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正是这些被压迫、被迫害的造反派的盟友¹¹⁶。

北京高校:派别分裂，人身迫害与集体行动

“十六条”提出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群众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具体方式，并规定其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时大专院校撤销工作组、而原党委领导也已失控的情形下，已经开始的一些群众实践加以合法化。然而其意义在于:从过去的家长制自上而下的领导向群众直接民主的一次飞跃。而且在“十六条”当时的设想中，“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在高校，这个实践被比喻为由“工作组当保姆”到“自己革命”。陈伯达七月二十七日在北师大的讲话中说:“你们现在不要搞保姆了，这么大了，保姆又不好。”陈伯达七月二十六日在北大、第二天在北师大分别建议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来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为了保证投票前的充分酝酿和讨论，就必然要求有一个临时委员会或筹办委员会的过渡期间。

根据八月二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回答群众问题时的讲话，成立临时委员会的作法最初是从北京广播学院来的，关锋说:七月下旬，“批评了工作组，解放了被斗的同学，解放了上当的同学，以后他们酝酿，认为正式选举还不到时候，成立临时筹委会，负责成立正式委员会。”“两派选举怎么办?......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是:若有派，少数派也有相当的人，我们建议最好也有他们参加，这样革委会才能听到各方面的意见。”

然而，长期的家长制自上而下的领导所造成的矛盾积累、工作组“五十天”所造成的隔阂分裂，在一个短期过渡时期很难摆平，何况许多学校的筹委会、临委会是在工作组撤走之前、由工作组扶植和组织起来的。

据《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记载，“工作组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魂犹在，不过采取了种种新形式。”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北京新市委派出的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顾问就从后门进来，控制运动。新市委利用群众“多数”还受蒙蔽的“有利时机”，限令各校三天之内选出文革，“他们违背巴黎公社原则，不顾少数派的反对，暗中操纵，预先指定，成立了御用的‘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等等，夺取了各学校、机关单位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这些文革会主张“立即转入斗黑帮”，以“斗批改”的口号来压制少数派批判工作组。原来受压制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并未得到解放，依然被文革会视为“痞子”。“而原来被工作组利用、欺骗的群众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有的还当上了各级文革的头头，在干部问题上他们继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路线。各大专院校还括起了大办劳改队的歪风。”“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一个要革，一个要保，两派斗争激烈发展。各派政治势力各以自己本来的面目登台表演。¹¹⁷”

就以首创“临时筹委会”形式的北京广播学院为例，该校在八、九月间斗争之激烈、对少数派政治迫害之严重，在北京高校当中都是突出的。

以下引述自《首都红卫兵》的一份调查报告。七月五日到二十四日，广播学院有一百多名同学、教员被打成“反革命”。七月二十四日撤销工作组后，保守派在工作组的幕后策划下，八月二十六日成立“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从九月初开始，搞了大规模的、长达四十多天的所谓“横扫”。他们说:“这次‘横扫’有问题的一个也跑不了”。党委组织部长聂丽兰、人保科长杨XX用大字报或口头公布一般干部档案材料，制造“逐步扩大，全面开花”的舆论。无线电系教师文革主任“、代表大会”代表张XX说:“随着运动的发展，扫的面要逐步扩大。”院直部门科长级的干部七人，就有五人的档案材料被公布。“代表大会”还大量派人外出，调查一般教职工的材料。仅教务处，被调查材料的就有三十人，占总人数的一半。据统计，全院共有三百○五人被调查和整理了材料。全院最典型的是无线电系。该系十五个少数派教师，全部被调查了材料，有十个人上了大字报。团支部书记以上的教师干部全部被扫。“代表大会”还对少数派监视、盯梢，制造流言蜚语，“使广播学院又一次出现了白色恐怖”，教师干部彼此不敢讲话，多数派群众不敢接近少数派群众，还发生了无线电系教师陈XX被逼跳楼自杀身死的事件。

调查报告还指控:“代表大会”统治期间“大刮劳改风，大肆抄家，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进行残酷打击”。“代表大会”期间，把干部分成四个劳改队:第一队:黑帮队——院级干部、总支书记、副书记。第二队:问题严重队——总支委员、基层干部。第三队:保皇派队——运动初期犯了一些错误的干部。第四队: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生活作风上有些小问题的一般教师和干部。后因群众抵制和反对，才撤销与第三队合并。“代表大会”期间，抄家成风，统统都是保字号组织出动，全院共抄家二十八户。甚至连本人的亲戚家也要被抄。“代表大会”、“思想兵”等多数派组织对一些被斗的教师实行强迫下跪、挂黑牌子、剃阴阳头，遭到了少数派组织“北京公社”的激烈反对¹¹⁸。

下面是北京航空学院的事态发展的情形。八月十日，北航四百多名同学前去中央文革，要求前工作组组长赵如璋回校检查。十一日晚，工作组回北航，北航红卫兵(北航的多数派组织)挽臂保驾，贴大标语“工作组是革命的”，并撕毁少数派贴的要求工作组、赵如璋作深刻检查的大标语。十四日，赵如璋终于上台作了十二分钟的检查，然后院文革急忙开始“斗黑帮”。“就在赵如璋的检查大会上，北航的文革制造所谓学生殴打工人事件。组织一些教师学生，招来一批家属、儿童，进行游行示威，‘抗议’‘反革命杀人犯’‘殴打工人’的罪行。还向八大院校工人、红卫兵求援、呼吁。于是地院、林学院、矿业学院在个别人的策划下，果然调集一些工人，敲锣打鼓，去北航示威表示‘支持’。甚至远在几十里之外的首都钢铁公司工人也被请来了。北航红卫兵又分乘汽车到国务院告状，并企图以航院全体工人名义发表《告全市工人书》(未得逞)。吵吵闹闹，闹得满城风雨，想一举摧跨少数派。¹¹⁹”

在北航和其他各个高校，总是少数派主张清算工作组，要求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师生平反，而掌权或占优势的多数派，则急于斗争“黑帮”(即工作组期间就已被打倒的前领导人，和其他“反动权威”);同样，也正是这些倾向于保工作组的临委、筹委和多数派红卫兵，大搞“极左”的人身迫害，大刮“劳改风”和“抄家风”。以下是北航一位副系主任的回忆:

北航筹委会上台的第一道通令就是罚中层干部去挖游泳池，不准参加运动，每班还有“监工”，在大树下支着腿，一条一条记下，不是这个磨洋工，就是那个“丑态百出”。有时，一些受蒙骗的群众去看笑话，小孩子也骂:“喂!你们这些黑家伙。”

九月中旬，在工作组和赤卫队的头头一手策划下，“中层干部管理小组”问世了，这些头头们训诫“管理小组”的人员说“:对干部就是要凶，要斗得越凶越好。”中层干部被管制起来后，白天劳动，晚上写材料。劳动前后都要训话、申斥、监督、登记;晚上集中在四系楼三层的一个大教室写材料。每人一个小课桌，互相隔开，不能靠拢;只许低头写材料，不许抬头，左顾右盼;不许交头接耳。就是上厕所也的先请假。材料交少了，说你消极怠工，写多了，说你推脱责任。每一次交卷总得挨几声骂。

中层干部想看一看大字报，也不允许。“管理小组”宣布，不准看“革”与“保”的斗争的大字报。有时想看看，脚未站稳，就会有一只手从背后伸来突然抓住你的肩膀，“戴草帽的?(因为参加劳动)是不是中层干部?大字报不是给你们看的。”劳动完了，只好绕道回家，连大字报区也不能经过¹²⁰。

下面再看北京矿业学院的情况。工作组临走时以张学文为首的校党委和工作组匆忙拼凑了御用组织筹委会和“首都红卫兵”，打击造反派组织“矿院红卫兵”，把大批中下层干部和群众打入“劳改队”实行专政，组织了临时党委，张学文以王任重之女王秀荣为桥梁，攀搭王任重，继续统治矿院。继续根据一九六六年初提出的“红线”与“黑线”(即以党委书记张学文为首的“正确”一方，和以院长陈一凡为首的教学行政干部为“错误”一方)，把“黑线表”中的百分之九十的人打成“黑帮”。在院筹委会的组织下，组织了一个一百三十七人的“劳改队”，其中主要是主管教学的干部、基层干部和一般群众。劳改队里，剥夺参加运动的权利、剥夺人身自由，强迫每天写一次活动汇报，必须按规定的路线回家，中途不许东张西望，不准出校门，家里来往信件要上交。劳改中进行人身污辱:每天劳动一次点名、三次示众，劳改后低头听训话。有一次，“首都红卫兵”总部(即所谓“二司”)勒令全院所有“劳改”的干部，拿着脸盆前往中心区，低头听训话，每人登台敲三下脸盆，自报“黑帮分子XXX”，“反党分子XXX”并勒令挂牌，而且规定牌的尺寸，牌上要画上蛇，并注明“反党分子XXX”，“牛鬼蛇神XXX”¹²¹。

下面，来重点考察这期间发生在北京的三起著名事件，即清华“八·二四”事件、地质部事件和北航学生在国防科委静坐事件。

先来看清华“八·二四”事件。1966年7月29日，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并展开辩论。从此，文革的派别冲突又增加了某种社会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维度。清华“八·二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新发展动向的后果，也是大学派别斗争和中学派别斗争的第一次汇合。有关“对联”和高干子弟红卫兵问题，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专门论述，但本章下面不免涉及这个题目。

首先来看一位目击者的回忆:

1966年8月24日以刘涛等高干子弟为首的当时清华唯一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与北京市老牌的中学红卫兵一起联合进行文革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所谓的“革命暴力行动”。那天下午，突然间用皮鞭、棍棒、口号和“语录歌”武装起来的大批红卫兵，以集团军的形式浩浩荡荡从校外开进清华园，以暴力冲击清华大字报区，用皮鞭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在对清华重要的大字报进行拍照之后撕光整个清华的所有的大字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广大师生员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宏大的暴力斗争阵势，因此整个清华乃至整个北京高校区都笼罩着浓重的政治恐怖气氛¹²²。

另据描述，当时“北京市几个主要中学的红卫兵齐集在清华附中，然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带领下，大队人马杀向清华大学，把所有的狗崽子们的大字报都撕掉。这在当时也是影响非常大的事件。”“那天黑压压的自行车队集中在清华附中的大操场上，一色褪色军装，手提宽宽的军用铜头皮带，浩浩荡荡杀向大学。¹²³”有关场面极具戏剧性和象征性:对立的两边不仅是高校多数派、少数派，而且是“血统论”盛行的中学和不那么盛行的大学，享有特权和优越地位的高干子弟阶层和不那么优越的普通切阶层。

这个事件，可联系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和二日北航附中红卫兵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宣传“对联”作为预演，更直接联系到清华大学的“八九”派。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清华大学学生贺鹏飞、刘涛、刘菊芬(分别为贺龙、刘少奇、刘宁一的子女，前两人还是临筹委的负责人)等成立串联会，并于八月十九日组成“清华大学红卫兵”。“八九”派的观点代表着典型的多数派观点，即积极斗黑帮但回避工作组问题。从各种纪录看，清华“八九”派在“八·二四”的暴力行动中，起了领导和组织的作用，特别是贺鹏飞的角色格外活跃。

以下摘自《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数据选编》，从中可以看出事件的来龙去脉:

六六年八月清华大学的革命造反派，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鼓舞下，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旗帜，彻底清算刘邓工作组迫害无产阶级革命的滔天罪恶。他们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拿起笔作刀枪，矛头直指刘少奇为首的黑司令部。在八月二十日以后的几天里，清华园内贴满了揭露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王光美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行的大字报。

清华大学革命派的这一行动，在革命群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十二，二十三日到清华看大字报的，每天都十万人左右。

但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为之心惊胆战，他们指挥他们的保皇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八·二四白色恐怖事件，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八月二十四日，以刘涛、贺鹏飞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调集了十二个学校的保字号红卫兵，撕去了矛头指向刘邓一伙狐群狗党的一切革命大字报。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刘涛、贺鹏飞同清华附中红卫兵一些人讨论了“行动”计划。叫嚷连什么水源，电源、广播台......都要“武装占领”。中午十二点赶制了专用的红卫兵符号，下午2:00十二个学校的保皇军集结在清华附中操场，贺鹏飞做了一番恶意的煽动，竟然污蔑揭露批判刘少奇这一革命行动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他们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

下午4:00，所谓十二学校红卫兵一开进清华园，就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接着四处派人声撕力竭地宣读了一份所谓“最后通谍”，什么“狗崽子放老实点”呀，什么“你们想把党的领导人一个一个搞臭”呀，陈词满书，不一而足。

他们企图用武力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扬言这些大字报不许看、不许抄、强行抢走革命群众的抄录本。有一个同学因抗议了他们这一暴行竟被他们拳打脚踢。

他们为了“秋后算账”，对大字报进行了详尽的拍照，特别认真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以便对之进行迫害。拍照结束后下午六时许，撕去了揭露、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王光美之流的全部革命大字报。盖之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狗崽子不许翻天”、“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之类的叫骂口号。

事后，他们还在校园游行一周，向“狗崽子”示威。

晚上，他们非法抄了“第一红岩”等战斗组的家，理由即是因为他们揭露批判了刘少奇¹²⁴。

另据记载:清华“八·二四”事件马上发展到其他学校。当日晚，北航红卫兵封锁大字报区，将矛头指向刘邓等人的大字报移走，制造恐怖气氛。北师大给刘少奇贴的大字报也统统被盖掉。“八·二四”事件后，清华少数派的处境极端艰苦，处在高压下，运动也转入冷冷清清的“斗黑帮”¹²⁵。

“八·二四”事件具有“官方”和“骚乱”两面性色彩，因为骚乱领袖贺鹏飞本人就担任清华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和机械系“文革”主任。我们可以借助中外社会史上的一些规律性的现象来理解

“八·二四”事件的意义，那就是保守势力出于对现存秩序动摇的恐惧、出于对“动乱”的反感，而进行“反客为主”的保守主义骚乱。这里，我们会想起1960年代在法国和希腊、1970年代在意大利出现的右翼青年团体和右翼恐怖主义组织的行为类型，想起美国南方白人保守势力的骚乱、私刑方式，尽管这里是略去了各自迥异的历史政治背景而言¹²⁶。

“八·二四”事件所揭示的另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就是: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公开揭发，至少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就出现了，而且完全是群众自发的性质。今天，在各种主流文献中，都把十二月间“张春桥指使蒯大富组织游行示威”、“煽动打倒刘少奇”作为文革的一个最大的“罪恶”和“阴谋”。然而，清华“八·二四”事件及其缘起，被主流史学很策略地“遗忘”了。然而，我们可以确信:在清华“八·二四”事件中，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第一次对刘少奇的质疑和批判，是被拳脚棍棒和铜头皮带镇压在一片暴力恐怖之中。

如果说，清华“八·二四”事件是保守势力的主动出击，两周后的地质部事件是由造反派首先发难的一次集体行动。《大事记》记载事件的背景和大致过程是:八月二十三日，地院东方红公社¹²⁷派遣了一千多名战士步行到地质部，要求工作组组长邹家尤回地院听取意见、作检查，可是地质部党委拒不交出邹家尤，并煽动群众斗群众。东方红战士进行了静坐绝食斗争，结果迫使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这就是著名的一进地质部。九月五日，一千多名东方红战士再次开进地质部，要揪回邹家尤听取批判，但邹家尤不肯。何长工说:“我死了，你们东方红要负责。”并说东方红“威胁首长安全”、“何长工休克了两次”、东方红“抢走了国家机密”等等。九月七日，地质部的领导们调来了“宪兵队”——西纠，凶神恶煞地把东方红的队伍重重包围，以保护“老干部”为名，大打出手，撕衣服，揪头发，皮带抽，砖头砸，并抓去了八名东方红战士，进行毒打，关押二十小时之久。事件一直延续了十五天，“地院东方红于九月十九日暂时撤离地质部”¹²⁸。

按照《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数据选编》的记载，西城纠察队和地院东方红的冲突不是从九月七日，而是从九月六日开始的:

九月六日早上，西纠队员云集地质部，封锁了主楼，利用何长工提供的广播室大骂造反派，把地院东方红战士层层包围，连上厕所都受到限制。

西纠一到，何长工等就一见如救，老混蛋说:“没有你们(西纠)，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西纠分子则大骂“东方红”战士:“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纠察队爷爷有权保卫国家机密，有权保卫‘老首长’，‘你们这些混蛋，狗崽子为什么无视‘红卫兵’，无视‘老首长’”。他们拳打脚踢，大打出手，气势汹汹，分兵把关，连何长工，邹家尤出入都有西纠分子“随驾”。

西纠后台许明(孔原老婆)怕露出马脚，急忙于第二天电告西纠撤退，第三天西纠灰溜溜遛走¹²⁹。

地质部事件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一份调查报告做出这样的观察:“有些后来参加西纠的人，八月初还在对中学基层干部进行大规模武斗，但不过二十几天，在地院东方红小将开进地质部，要揪三反分子何长工时，这些人又高唱起‘保护老干部’的调子来了。”在和地院东方红发生冲突的西纠队员当中，就有邹家尤的女儿，这为“保爹保妈派”做出了具体形象的注脚¹³⁰。

地质部事件后，地院校园内的斗争更趋激烈，特别是围绕舆论传播工具——学校广播台。《大事记》记载:“九月二十三日，地院东方红冲破地院文革的高压，奋起造反，查封了院文革办公室，夺院广播台。伪院文革保性大发，挑动工人赤卫队‘斗批改’兵团，大打出手，武斗整整持续了一天。一百七十名东方红战士负了伤，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同志即派观察员赶到地院，召开了全院师生大会，坚决支持东方红革命小将，肯定了他们揪邹家尤，炮轰何长工为首的地质部党委的革命行动。制止了这场武斗。中央文革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少数派’，大大鼓舞了其他院校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师生。第二天，北航红旗、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清华井冈山都采取革命行动，夺取广播台。”但大事记又说:“北航红旗经过艰苦斗争”直到十月四日，才“夺得了部分广播权。¹³¹”

地质部事件表现出当时群众造反派集体行动的许多典型特点，也就是受压迫、受迫害的阶层团体面对强大的精英和官方势力所经常采取的那些集体行动方式，其要求通常是自卫性的(进入政府机关静坐、要求领导人检查其实也是自卫性的，因为:领导人不检查，造反派就要继续戴着“右派”“反革命”的帽子，继续受迫害、抬不起头来)，其手段是和平的但构成对官方正常秩序的骚扰，其策略是造成公共影响，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同情。这些特点，也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弱势群体和少数派团体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中，如无耕地者、无家可归者的占领行动，种族隔离政策下受压迫种族的反隔离行动，以及各式各样的静坐、请愿活动。

和类似规模的群众集体行动类似，地质部事件旷日持久地延续了两周，它激发了巨大的激情和集体团结，成为参加者永久的回忆，把它当作史诗和里程碑，并以不断的重演作为纪念¹³²。《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发表、造反派取得舆论优势后，地院东方红曾于十月八日“三进地质部”，这次气氛似乎比较轻松，带着节日色彩:“地院‘东方红’小将带着乐队，开着宣传车，以毛主席像为前导，红旗招展，浩浩荡荡，三进地质部，他们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发布两周月，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向何长工之流提出七项严正革命要求。深夜，东方红小将带着何长工之流凯旋而归。”

十月二十七日地院东方红四进地质部，“扩大战果”。十月九日，李富春对地院东方红的代表保证:“你们可以在地质部设立联络站。地质部拨房子给你们。地质部办公，你们办公，地质部的牌子你们的牌子互不干扰。你们不要把地质部的牌子摘掉，地质部也不应把你们的牌子摘掉。¹³³”这样，地院东方红这个从前受压抑的少数派群众组织，在特殊的历史漩涡中，经历了令人炫目的命运转变，而且居然被安排进了作为权力象征的机关办公楼里面，形成一种奇怪的、表面上的“双重政权”。

和地质部事件大约同时发生的，但延续时间更长的，是北航红旗在国防科委南门的静坐行动。而且有关记录是学生抗议文化和官僚行政文化冲突碰撞的生动一例。北航红旗战斗队的静坐从8月下旬开始，要求原工作组组长、国防科委的局长赵如璋出来交涉。据北航红旗自己的记载，静坐开始后，在科委领导人的挑动下，院内外数千人对北航红旗静坐者进行大围攻。同一材料还透露:在八月二十六至三十日期间，毛泽东就知道了这起静坐事件，并作了指示，大意是:“不要怕，不要让学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来，闹上三个月。”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是否传达、如何透露出来，等等，都不很清楚。但另一来源的材料显示:北航红旗的静坐的确移入了室内，占据了国防科委附近的业余航校或航空俱乐部¹³⁴。材料接着记载:九月五日，总理办公室周家鼎同志传达了总理和江青的指示。江青指出:要赵如璋向红旗战士单独澄清问题，总理也同意。这个电话记录是科委副主任钟赤兵亲自批印为常委文件的。这时，北航红旗已经在业余航校等了十二天十二夜了。但科委的两个副主任都置静坐者的要求于不顾，但却和北航的保守派——官办的筹委会保持着联系。九月六日下午，钟赤兵把北航筹委会叫去，商量对策，钟当时大发雷霆，一拍桌子跳了起来，大叫道:“根据现在的材料，赵如璋同志不是黑帮。是个好同志。谁敢动一根毫毛，我们决不答应!”并指示筹委会负责保卫赵的安全。赵如璋坐在桌边也得意地听着，用手往后理着头发......接着，钟赤兵宣布:“暂不接见!”并指示筹委会:不要管他们(红旗)。叫他们去闹，你们抓紧斗、批、改。七、八日，周恩来及其秘书再次过问此事，仍没有结果。终于在压力之下，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提出当晚八时在三座门与北航红旗座谈，研究如何“单独澄清问题”一事。此时，北航红旗的学生“对科委某些领导人十几天以来的无理态度早就怒火万丈了”。当晚九时许，罗舜初在一大批“警卫”、“副官”的簇拥之下到来了，如临大敌，会场气氛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学生们以为赵如璋会随后就到，但是，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九点，十点，......一直到第二天，赵如璋一直没来，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赵如璋为什么没到三座门来?原来，在钟、罗等人开会结束时，钟赤兵指示八局薛炳甫打电话通知了北航筹委会。结果在晚八点，北航筹委会、红卫兵、赤卫队出动了二十几人，把赵如璋从半路上“劫”走了，演出了一场钟赤兵导演、罗舜初登台的把戏。僵局一直持续到九月二十日。最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到北航红旗的静坐，毛泽东当即说:“要谈。”当晚，陈伯达亲自到科委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但科委的人仍然拒不和学生见面。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给他们立下了所谓“军令状”，全文如下:

“字据: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同志)，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二夜十二点。关锋记、陈伯达(签字)。¹³⁵”

材料接着记载: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央文革小组和群众的压力之下，科委被迫将赵如璋释放了出来。当时，红旗战士和科委辩论得十分激烈，红旗战士要求赵如璋签字，保证随叫随到，罗坚决不让赵签字，说:杀头也不签字。使接见从二十一日一直到二十三日，长达四十三小时。罗把红旗战士讲的话全部录音。带来的录音带不够，又花了四百元买了十盘。科委里边的人听说外边辩论的很激烈，钟赤兵于是决定，增派一些人去加强科委方面力量。这就是北航红旗坚持二十八个昼夜的静坐请愿的经过。

第四章 首都之外:官方高压政策与大规模群众抗争

如果说，在北京的大多单位，“十六条”公布后，冲突的双方集结在多数与少数、造反与保守两大派旗帜下，并且结合了某种社会阶层集团之间对抗的维度(血统论之争)，而原党委(特别是高校)和新市委的角色退居幕后，那么，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党委、市委“代表党”的观念还根深蒂固，原有等级秩序的势力和影响还阵容强大，盘根错节，而冲突对抗更直接地发生在本地和串连的少数派学生与当地党委(甚至是省市委最高领导人)之间。

《“文化大革命”简史》对这一阶段的记载是:“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炮打’当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围困、进驻、揪斗等方式，使很多地方和单位的党政领导机关普遍受到严重冲击，难以正常工作。”对中外学生运动史和官方镇压学生运动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这类对峙冲突中，受到严重打击的，几乎毫不例外的是手无寸铁的学生，而恰恰是为了镇压学生，官方机关不仅要正常工作，而且必须超常工作，以调动各种暴力和非暴力的资源。而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全国各地学生与当局的冲突，正是重复了这个学生运动的惯例。

在北京的中央，于8月21日、22日和9月11日分别发出三份政策性文件:《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中央军委指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中央批转公安部)、毛泽东“九·七”指示和中央四项决定，以及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与其说是有效地令行禁止，毋宁说是直接透露了全国各地党委普遍地动用军队、出动警察镇压学生、鼓动工人农民围攻学生的的严重情形。

学生运动与党委政策

首先看一例校园内的事态发展，在这里官方运动的政治迫害和北京一些高校类似，甚至更为严重。在四川省，“十六条”所体现的话语和政策转变，在这里还根本没起到作用。1966年8月上旬，各大专院校的官办文革或文革筹委会，在原省文革大学组的统一部署下，在学校全面开展了“批三斗四”(批三类、斗四类)运动。他们计划一校一系抓一、二个人进行重点批斗，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以教研组、班为单位广泛开展批斗活动。争取一个半月批斗完，以后就是改，国庆(一九六六年)拿出成果，向国庆献礼。“他们妄图就这样把四川的文化大革命草草收场”。“他们批斗的对象，绝大部分是运动初期被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打出来的‘三、四类’革命群众(革命的教师和职工)，其中很少几个是当权派，而党内走资派当时几乎没有揭发出来的。”拿成都工学院为例:当时被打出来的明的“三、四类”教师就有二百一十六人(不包括当权派和戴帽的地、富、反、坏、右及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在内)，其中还有个别学生，占全院教师总人数的26.2%，而暗的“三、四类”的教师比明的“三、四类”还要多一倍以上，有的教研组甚至多两倍以上。明的和暗的“三、四类”教师加起来约四百多人，占全院教师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他大专院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8月24日晚上，西南局党委书记李井泉和当时四川省文革小组长周颐来到成都工学院作了一系列指示。8月25日，各系文革分别向师生员工传达李井泉指示。“于是，工学院少数掌权的打手们，在其黑主子的一声号令下，纷纷起来声称要对‘牛鬼蛇神’采取‘革命的暴力行动’。一刹时满院到处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牛鬼蛇神’，头戴高帽子，身挂黑牌子，四处游街示众。到八月底为止全院约有二百多革命群众被戴高帽子游街。当时，全院每个角落一片斗争‘牛鬼蛇神’的吼声。从此，各系各教研组都私设拘留所，对明的‘三、四类’革命群众完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被抄家，被关进私设的拘留所，天天被提审斗争，受尽了种种迫害。”六六年九月，院、系各级文革又成立了兼管组，私设了劳改队，对明的“三、四类”群众，经院人事保卫部门审批，党委决定，实行就地监督劳改。规定劳改人员必须制定出本人的“劳改计划”和“守法公约”，天天逼迫写“劳改日记”。每天挂着黑牌劳动时，还常常逼迫这些革命群众唱“牛鬼蛇神嚎歌”，如有反抗就被罚站、罚打、罚做苦工。有的同时还被剃了阴阳头、画花脸，受尽了肉体上的种种侮辱。这一迫害暴行，于8月25日以后，几乎是各大专院校同时进行的¹³⁶。

如果说，校园内部还表现为过去官方政治运动的运动群众、矛头向下的恐怖模式，并被推向极端的话，那么，校园外和社会上的事态发展，呈现为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学生闹事”，即在繁华闹市、政府机关附近，数量众多的人群集结，群众性街头抗争的矛头针对省市级政府，同时亦出现了针对学生、拥护政府的反示威人群。

下面，就来看一下有关材料对各地事件的简要描述:

《大事记》记载:八月底，“武汉张体学声言‘只接见左派，不接见右派，’把两千多名要求接见的北京和武汉学生打成‘右派’，拒不接见。从而，发生了‘九·二——九·四’事件，革命学生举行静坐绝食。在王任重的操纵下，湖北省委掀起了大抓‘南下一小撮’的高潮，张体学带头‘代表’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控诉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

8月28日，“李井泉和重庆黑市委任白戈之流一手制造所谓的‘八·二八’江北惨案，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政治陷害，他们调集工人赤卫军和郊区农民，把首都赴渝红卫兵和重庆革命派打成‘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前哨部队’，进行残酷围攻。”

“云贵高原上，六月份一片白色恐怖，八月下旬，首都南下串连队杀进贵阳。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先是拉拢，让红卫兵住豪华的交际处，贵阳饭店。首都南下串连队没有上敌人的当，冲破他们的包围圈，和贵阳革命学生，红卫兵一起战斗、生活。走资派恼羞成怒，凶相毕露，大喊‘谨防政治扒手’，调集数万不明真相的群众，残酷围攻首都红卫兵，制造了‘九·五’‘九·六’‘九·七’事件，首都红卫兵‘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连续三天上街大游行，大长革命造反精神。接着，又帮助贵阳地区革命派成立了‘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福州“八·二九”事件:8月29日中午，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林学院、同安一中等校的师生，为了声援厦门八中师生，到省委要求叶飞接见，但叶飞认为“有坏人捣乱”，以在开常委会为推托迟迟不出去接见，引起了师生的愤慨，一直到下午六点才被迫出来接见。但对师生采取对抗的态度，从而引起了抓人、打人的事件¹³⁷。

合肥“八·二七”、“九·一”事件: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合肥大学第一张《炮轰安徽省委司令部——造李葆华的反》的大字报在百货大楼门前贴出。安徽省委组织部长、省直机关文革小组组长杨明当即亲自打电话给省委党校校长赵XX，要他组织政治上“可靠的”人带自卫武器上街与“右派”学生辩论。晚七时正，赵XX亲自带领四十多人，携带铁棍、木棒二十多根，合乘一辆客车、一辆卡车赶到四牌楼，围攻造反派学生。八月二十七日上午，李葆华“被造反派学生揪至长江路”，杨明立即下令要省直机关负责人带领干部去“营救”李葆华。顿时几乎倾城出动，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长江路，“坚决拥护以葆华同志为首的安徽省委的正确领导”、“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口号和辱骂声、撕扯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九月一日晚，李葆华调动工人与学生在省委大楼前“辩论”，是为“九·一”事件。¹³⁸

文革后的一份官方材料记载:8月31日，以浙江医科大学红卫兵为主的近万名师生，集合在省委大楼前，“炮轰”省委，要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出来接见，历时一昼夜，江华没有出来接见，即以静坐抗议。

同一材料还记载了9月7日“金华事件”:当天，杭州化工学校赴金华串连队贴出了“六问金华地委”的大字报，九月七日金华师范学校学生写了“炮轰司令部——金华地委”的大字报，并要贴到金华地专机关内，与地专机关的干部、群众发生争执，展开辩论，“有的学生被挂牌，戴高帽游斗。有两千多人参与围观。一直延续到16日。¹³⁹”

其他一些材料也显示了同一省份内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事件在时间前后上的影响和联系。广西自治区较早的一次事件是桂林“八·七事件”:八月五日，广西师范学院的造反派(即后来的桂林“老多”)在工作队撤离时，写出了《送瘟神》的大字报。八月七日，当局调动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和群众，对广西师院造反派进行围攻、殴打。

紧接着发生了桂林“八·一九事件”: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先后调动人民解放军驻桂一四一师五个连进驻桂林市内，还准备派出一营部队进入师院抢出工作队，并且扬言必要时可以开枪镇压。在八月末的一次厅局长会议上，韦国清说:“桂林‘多数派’是右派操纵的，他们有八百多人，加上南下串连队和一些工人，有两千多人，虽然不会都是右派，但是他们在右派控制之下是肯定的。”

随后，又发生了南宁“九·九事件”:南宁的造反派和南下串连队，为声援桂林造反派，抗议区党委，在广西区党委院内进行静坐绝食。区党委调动“盾牌兵”、“赤卫队”等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围攻，造成一次轰动全区的事件¹⁴⁰。

各地发生的事件不仅在时间上高度重合，而且在内容、形式上也惊人地不约而同。现有记录但详尽程度不一的其他事件有:上海“九·二——九·四”事件，青岛“八·二五”、“九·一”镇压学生事件(《人民日报》1967年3月28日李元荣文章有所提及，但无详细说明)，西安“八·四”到“八·二五”流血事件，以及沈阳、昆明等地的类似事件。

1966年8月21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与到北京告状的外地同学的谈话记录，透露了有关西安交大“八·一六”抗议省委遭到镇压事件的一些细节，有助于我们了解有关当事人的主观感受，故部分抄录:

陶铸:同志们来到这，天津问题复杂，看来问题大的还有西安、兰州和四川等地。今天我光听一个西北的，一个西南的，怎么样?(同学们:“好”!)

西安交大:16日下午2:00左右，我校革命师生和其他兄弟院校革命师生一起，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是他们逼出来的，我认为是革命的行动。不知中央首长怎么看。

陶铸:这当然不能说是反革命行为。(鼓掌)省委问题没有检查好，你们去省委是对的。他们打伤多少同学?

西安交大:不大清楚，听说打伤了三百多人(有人插话:恐怕还不止。)

陶铸:今天西北局来电话承认打伤了三人。我们正在调查，听说你们还抓住了三十个干部。

西安交大:我们静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们让他们从队伍中间通过，要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马广任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闹事，说我们的校徽是反革命标志。我认为，这一系列严重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划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迫害。

西北大学:杨值霖(西北局文革小组长)，在西北大学污蔑我们的静坐和日本人民对佐滕政府一样。

陶铸:你们来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西安交大:他们在西安站安上两个大喇叭，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狗崽子。(插话:还有盯梢，跟踪。)陶铸:过了潼关就听不见了吧!(众笑)你们有住的地方吗?

西安交大:还没有，我们刚来还没有落脚呢!

陶铸:请人大同学安排一下好吗?

人大同学:完全可以!

陶铸:地方上不欢迎你们，中央欢迎!(鼓掌)李世英同志来了没有?

西安交大:没有。

陶铸:李世英是个好同志，不是革命的写不出那样的文章来，他的信我看过了。

西安交大:我们根本不相信省委了，我看省委应该改组。

陶铸:这由你们决定。(长时间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同学们对打人，造成了重伤、流血十分愤怒，到了省委门口静坐表示抗议，有五十多个单位，五、六万人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静坐。

陶铸:省委楼那么大，坐坐算什么。

西安交大:有人贴大字报，并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

......

西安交大:十五日我们收到伪造党中央电报:“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这两句口号是错误的。大家听到后十分高兴。我们刚游行宣传，就觉得是假的。我觉得这是个大阴谋。他们组织人来打我们，这是有计划的行动，绝不是一般的行为。

......

陶铸:......运动搞得好不好，就靠十六条，就靠你们。十六条公布后，你们有什么变化吗?

西安冶院:变得更坏了，这就是铁证!(拿出撕得粉碎的衣服)

这次谈话，还有以下内容:

兰州铁院:我们那儿也没变好。《十六条》公布以后，还发生了流血事件。八月十六日还组织围攻我们打伤六十多人。现在我校还是被困，学生一出来就要挨打。

......

(这时，北京红卫兵带着兰州铁一中的五位同学进入会场，陶铸同志和他们一一握手，他们哭着控诉了甘肃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

兰铁一中:省委马继孔指使兰大同学围攻我们，我从三、四点钟一直跪到晚上11点多，还让我们朝西跪着。他们打了我们六百多人，光下跪就二百多人，当时就有30多人受了伤，我们跪在那里心里难过，我们要见毛主席啊!(许多同志都哭了，陶铸也掉了眼泪)我们本想让省委检查，可是省委马继孔说什么兰大同学打我们是革命的行动。打得好，打得对，打得准，今后还要打，他们把毛主席像撕破，逼迫我们拿手榴弹刀子对着毛主席像让他们拍照。......

下面，我们看一下有关材料对一些事件的较详细的记载。

成都“八·三一”事件:

8月31日，北京和成都的师生在西南局和省市委静坐集会要求领导出来接见他们。“李井泉对这个要求采取‘放、顶、拖’的方针(放，就是让‘牛鬼蛇神’放出来;顶，就是碰到问题要顶住;拖，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便拖时间)，同时要机关干部‘坚守岗位，沉着应战，不要打人，经受严格的政治考验’。在李井泉的这些黑指示下，西南局和省市委立刻出现了一种战时的气象:转移档案，烧毁罪证，囤积食品，组织机关红卫兵，组织大批干部守门、守楼梯口，成立广播站，进行欺骗宣传，转移重点人头，监视‘不可靠’的干部等等。”黄新庭(西南局干部)还加派了一个加强班携带报话机进驻西南局办公大楼设立观察哨。西南局、省市委领导人借口“气氛不好”，拒绝接见学生，并说:“现在问题看得很清楚了，不到一定温度牛鬼蛇神不会出来。”西南局的负责人认为“形势紧张”，在机关办公“不安全”，于是在西南局办公会议上提出并通过筹建“二线”，并把“二线”设在公安厅X处;另外还在省高级法院设了一个备用地点，准备必要时转移出去。“‘二线’专门收集学生运动的情报，后来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专门刺探学生运动情报的西南局机关九人密探小组。

九月初，一名省委负责人在省委召集的各大专院校“大联络员”会议上说:“学生过去几次由于未抓到省委什么大问题，总想借口在成都地区制造匈牙利事件，把罪责强加在我们头上。要组织学生戳穿这一阴谋。”按照李井泉的指示，“现在革命干部没有发言权，工农兵说话就是围攻学生。革命干部和工农兵只有通过他们的子女来说话，因此要组织工农送子参加红卫兵，还要登报宣传”，即宣传“送子参军”(即参加官办的红五类红卫兵)，并说:“这与革命战争时农民送子参军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另一位领导人说得更明白:“因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动用专政工具，所以红卫兵(指红五类红卫兵——笔者注)特别是纠察队行使某些职能......。”

“此后，接连几天，不仅在人民南路，英雄口、西南局、省市机关、各大中学校展开了对革命学生的围攻，而且在重庆、南充、自贡、富顺、新津、彭山等地也掀起了镇压学生的高潮。造反派师生惨遭迫害，备受折磨，有的遭到残酷斗争，有的被逐出家庭，甚至不少人被杀害，出现了全省范围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

1966年国庆前夕，省委领导人给省、市各机关作指示:“今年国庆不同于往年，外地来了一小撮，城里也有很多坏人，红卫兵(指造反派——笔者注)要闯进机关闹事”。省文革小组的负责人在国庆节前几天就对学生的情况作了反复研究，把成电、成大、成地等学校学生安排到某些工厂和所谓力量较强的单位十一游行队列中间，发生情况时以便采取对策。在国庆前的晚上大学组负责人李文平还亲自给一些巡视员布置，到观礼台对一些观礼代表进行监视，并指示:“有代表递条子要求发言，要劝阻，条子不要上交。”国庆这天，会场布置格外森严，李文平等人亲自到观礼台指挥，来回巡视。在游行时，音乐学院的学生抬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大幅标语，并喊了这个口号，事后，省委大学组的人说:“龟儿子，大家伙整倒了，小家伙没有整住。¹⁴¹”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与“九月反扑”

发生在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是集体行动中人数和战术上的较量，更是对概念和现实的解释上的斗争，是话语权的争夺。这期间最著名的一次语言上的斗争，缘起于9月15日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即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上的讲话中的一句话:“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这篇讲话，是经毛泽东审阅过的，但文革发动者出于何种理解、何种目的把它写进讲话，以及是否预料到它的重大后果，都不十分清楚。然而，这句话在当时所产生的巨大反响，却是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使各地党委和保党委的势力喊出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来镇压造反派，形成了一次所谓当权派的“九月反扑”¹⁴²。

林彪讲话所带来的冲击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此时已调任中宣部副部长)根据他所理解的林彪讲话精神，在九月二十四日所作的著名的“抓黑鬼”动员报告。“这个报告动员各级党组织反击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反革命，坏分子。因十六条明文保护学生，所以抓黑鬼运动主要是在工人，干部及非学生的市民中进行。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参与的五类分子都受到打击，有的被单位关押，有的被关进看守所。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学生的活跃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单位关押、批斗。”在“九·二四”前后，湖南省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大抓“黑鬼”时，曾说过:“原来说，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就是要抓呀!文化大革命，原来是这样搞的。¹⁴³”

再以四川省为例说明党委当权派对林彪讲话的欣喜和兴奋:西南局、四川省委于9月16日、23日在东方红宾馆开了两次联络员会议，省文革小组的张力行说:“从现在的形势看来要吗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被打垮，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要吗就是无产阶级打垮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另一位领导人分析说:“有些坏家伙把西南局、省市委工作中的缺点提高，扩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炮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林彪同志讲话发表后，左派更坚定了，中间的分化了。”“文化革命最后决战是学校，即是最后‘红五类’专‘黑五类’的政。现在工农不能参加辩论，解放军不能干预，老干部说话不解决问题。因此，只有‘红五类’来向‘黑五类’进行斗争。斗胜了，就锻炼出来了。工人、农民和干部要动员弟子参加红卫兵，红卫兵没有力量，就不能把‘黑五类’压下去。¹⁴⁴”

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在接见群众的各种场合下，澄清林彪讲话，以扳回影响，比如，张春桥、关锋十月七日在中南海接见福建师生时说“:有的人抓住这句话(即林彪的话)说:‘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打我。’林彪同志讲的话并不是指革命同志批评省委市委。”

另一份材料揭示江西省委领导人当时的举措和心态:“九月初广大革命师生揭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向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革命行动刚刚开始，省委的某些领导人就吓得要死，慌忙开会采取应付措施:(一)从省委干部中挑选50名身高体壮力气大的人在大楼门口值班，防止学生冲大楼，防止学生伤害领导，为省委领导人保镖。(二)派出一批干部每隔半小时骑自行车上街巡视一遍;把学生的动静报告给省委，以便及早应付。一次工学院附属工厂的报喜队，前往省委报喜，被这些干部误认为是工学院的学生来省委‘闹事’，于是调出大批干部守卫大楼，真是如临大敌，戒备森严，结果守卫大楼的干部人数远远超过了报喜队。(三)为了应付学生，层层设防:第一线是一些干事，第二线是科、处长，第三线是厅局长，还有第四线，第五线。”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1966年9月15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言说:“街上发生的自发辩论出问题，不如组织红卫兵维持秩序。组织形式叫纠察队还是什么?......九月六日晚，省委院内情况乱，如组织工人赤卫队前来维持秩序，这要讲清楚，在十天内，把这工作抓好!”

这份材料还收录了“江西省委给中央并主席的报告”，这个报告写到:

现在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中已有较强烈的反映，他们说:“难道中央和毛主席光要知识分子了?”目前所造成的一些现象，促成了他们的这种看法。......目前的作法，都是把广大工农兵丢在一边，只相信学生，所有学生都是革命的，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革命对象，并且还得支持他们，稍一怠慢就是反革命或保皇派，就要一律打倒。这样一来，工农兵为主体这句话就成了空话......上述的一些作法，翻遍主席的所有著作也找不到，我们深感到，假如这样继续下去，不仅会影响运动正常进展，也大大影响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现在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看到一些学生不讲道理，敌视、围攻我们的情景，流下了眼泪，怀疑党是否有这样的政策¹⁴⁵。

如果说，共产党原有的“基本群众”，即广大工农及工农家庭出身的人们，的确对“十六条”发表后领导与群众关系的巨大变化产生疑惑，那么，也可以说，是当时社会体制的内在矛盾本身，造成了不同的阶层成员对有关事件的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看法和体验。

我们最后不妨来看两个来自个人角度的叙述。第一个是有关长沙“八·一九”事件前后的一些情况，回忆者本人当时是长沙市一中学生，于七月初被湖南省委派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学生，罪名是参加了学生中的非法组织活动。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长沙的高干子弟以省委书记的子女为头也组织起“红色政权保卫军”，誓死保卫省委、市委和红色江山。市委书记孔安民模仿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这些红卫兵。我当时根本不敢想象，红卫兵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前一段的“非法组织活动”其实并不非法。记得八月五日，工作组把正在参加双抢的学生叫回长沙，在军区大操坪听刘少奇，周恩来，和李雪锋的录音报告。全场四周贴着标语“同学们万岁!人民万岁!”听了录音报告，才知道派工作组，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犯下的“错误”。好久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些录音报告是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工作组的人神色紧张和故作镇静，工作组员特别走到我们这些反革命学生面前观言察色，并警告不要妄想翻案。因此我虽然知道“十六条”中特别规定，不能以任何理由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和右派，要允许学生自组政治组织，并要保护少数，但在省委工作组的迫害威胁下，我不敢妄想翻案。......

因此我看到长沙的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时，心中感到恐惧，心情大概与当年犹太人看见褐衫党成立时一样。我旁观了长沙一中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成立大会，虽然这是长沙第一个非正式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但他们宣誓时杀气腾腾，誓死保卫省、市委和共产党红色江山，而且声言要打击狗崽子和形形色色的右派，黑鬼。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的学生也自组了政治组织去市委示威游行。市委马上把工厂的党团员组成赤卫队，并动员红色政权保卫军去市委保卫共产党。那天湖大的学生被几千人围攻，殴打，这就是有名的“八·一九”事件。据说当时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类似事件，市民分为两派，一派由党团员骨干组成，以反右积极分子的姿态保卫省市委，另一派支持被保守派围攻的学生。

......

当时造反派的大字报提出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和工作组)和罢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官的口号。傍晚时分，一队不整齐的产业工人的队伍游行到市委，他们看去刚下班，穿着工作服，举着打倒三相信的标语。路旁的市民欢呼雀跃，我不禁热泪盈眶。¹⁴⁶”

第二个回忆，摘自韩丁着《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所转述的一位清华学生八、九月份在新疆串连的经历。

我们分头去乌鲁木齐市的各个中学。我们发现压制群众很严重。第一中学有学生写了批评省委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这些学生的家长被警告，要他们断绝家庭关系，不然就停发工资。

我们所到之处，都被人群包围，他们喊:“王恩茂万岁!”王恩茂是自治区主席和党委书记。我们是在一个独立王国的心脏地带。显然新疆党委没有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定，这个决定要求撤销工作组，但新疆党委对所有学校都派了联络员，实际上起工作组的作用。我们决定要找到王恩茂。我们二十个人挤进党委接待室，要求见王恩茂。

“你们是什么人?”接待员问到。

“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

这个人进去了一下，然后把我们领到另一间接待室，一些人出来和我们握手，其中之一就是王恩茂。

“我们的工作是按照中央的指示进行的。”他说，“工作组已经撤了，当然还有许多问题。欢迎你们批评建议。”

我们于是就把我们知道的说了。我们批评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的谈话都由坐在后面的四位秘书作了记录，还录了音。

一开始王恩茂面带微笑，但后来脸色变了。我们要求他派人到下面去解决压制群众问题。我们说:“如果你不这样，就会走向反面，从革命转变为反革命!”

我们一回到住处，就来了许多人和我们辩论。他们管我们叫“北京来的右派”，说我们在北京臭得混不下去了，才跑到新疆来捣乱。

为了回答他们，我们写了两张大字报:《炮轰王恩茂》和《支持中学生的造反》。结果很多普通人来找我们。我们越研究发现问题越大。不仅造反派受到围攻，围攻也降临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刚一贴出大字报，就被人围住要求辩论，我们走到哪里，一辆带大喇叭的广播车就追到那里，不停地攻击我们，甚至一直追到大学食堂。9月3日，我们又去王恩茂的办公室去抗议对我们的围攻，并向他宣传周总理的讲话，但他拒不接见。

但许多受压的人支持我们。我们中午去王恩茂的办公室，一直等到下午。我们宣布，开始绝食，直到王恩茂出来和我们辩论。我们在自治区党委大院里静坐，和我们一起静坐的有两三百新疆学生。我们一边静坐，一边开会揭露王恩茂的反动路线。

为了打断我们的讨论，党委的大喇叭高声广播“:你们的行动是反革命的。你们和苏联在印度的代表一样坏。”当局发动了和我们一起静坐的新疆同学的家长和兄弟姐妹通过大喇叭喊话。

“我是你妈妈。你千万不要让北京来的反革命把你给骗了。如果你继续错误行动，我就要和你决裂。”家长们都这样说。

但我们坚决反击。许多普通人见到这种压制情况，纷纷加入我们的行列。尽管饿着肚子，我们仍决定派人到街上去宣讲揭露真相。我们讲了我们的绝食、王恩茂的反动作法和文化大革命的高涨，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我们当中。我们也越来越有勇气了。但我们整天没吃东西，非常饿。那天晚上，寒流来了。我们从北京来，只穿了单薄的衣服。现在我们在露天中冻得发抖。新疆同学于是给我们送来一整推车的毛衣和厚衣服。所以我们坚持静坐，事态越搞越大。

最后，王恩茂担心无法收拾，在第三天凌晨四点终于出来了。他在我们前面的台子上坐下来，周围全是保镖。这是一场闹剧!

“你们最好结束示威。”他说，“你们的态度是错误的。你们要见我，现在，我在这里了，你们好好看吧。”说完，他就回去了。

我们决定:不应该继续绝食了。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起码王恩茂出来了。于是，我们解散，找东西吃，并在街上继续斗争¹⁴⁷。

上述“九·三”绝食事件一定给新疆群众造成了极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后，绝食成为新疆群众所熟悉并一再运用的一种斗争方式，比如后来十一月三干会议期间乌鲁木齐上千人的绝食事件，和震动全疆的“一二·一九”绝食事件。

派别、事件、自然史与文化大革命研究

今天的主流文笔下，一个最方便的修辞，就是把“文革造反派”和“希特勒青年”、法西斯运动中的“党卫军”联系起来¹⁴⁸。在这里，除了“红卫兵”、“造反派”等词后来也成为身份争夺的对象而造成指涉上的混乱之外，仅仅从尊重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从而使社会史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的话，这种捏造的形象联系也是对史实和常识施加污辱和暴力。就本文所考察的时间阶段和有关案例而言，造反派的集体行动方式，和现代史上受法西斯或右翼势力迫害而奋起反抗的弱势群体的抗议行动和民权运动，倒是有些相似之处。不用回溯到三十年代，在文革的同时代，就能找到中国群众造反运动的社会学等价物。比如，1963年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黑人和平抗议行动，以及1965年亚拉巴马州塞尔马市和蒙哥马利市南方黑人和北方同情者的游行，这是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史上的著名抗争，它迫使美国总统以联邦名义取缔南方种族隔离政策，而群众在抗争过程中，都遭到了有压倒优势的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镇压，更遭受了白人三K党的极端暴力围攻和迫害。

现有文革研究的状况，可以这样描述:有关文革意义的阐述和争论还远远未能基于史实，因为有关基本史实仍处于被严重地歪曲、掩盖和颠倒的状况。仅仅以清华“八·二四”事件为例，这样一个对整个文革都有重大冲击影响和标志意义的群众性事件，在主流文革史里竟然被根本忽略和掩盖，这就相当于:在论述法国大革命时，竟然略去不谈1791年7月17日在马尔斯广场保皇势力对群众的大屠杀事件，而企图去解释后来国王的被废和被处决，以及去解释后来发生的革命恐怖。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群众都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在法国大革命中，以无套裤汉为主体的群众性集体行动，被历史学家称为“发生了革命斗争的一天”("journeerevolutionaire")，从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单位。一场重大的革命通常包括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次这类事件，它们形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的、有着时间顺序的(这对叙述历史的是非原委至关重要)一个结构，事件序列不仅对当时人们的意识有重大凝造作用，而且也成为革命的“自然史”，是研究考察革命历史的出发点。

主流文革研究至今仍然缺乏这个最基本的“自然史”的框架，这样说的根据是:主流的文字叙述，和历史现场中的大多数人们对事件和人物的理解、和原始文献所论及的问题和意义，不仅存在巨大的鸿沟，而且几乎毫不相关。具体说，这里面存在着四个严重的模糊和颠倒:时间顺序上的模糊、颠倒，人物派别的模糊、颠倒，重大事件和次要事件的模糊、颠倒，以及精英和群众谁起决定性作用问题上的模糊、颠倒。

官方史学的模糊、颠倒又从而导致对最基本事实的认识上的矛盾和混乱(比如:“血统论”及相关恶行是否应该归罪于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抄家、“破四旧”的暴徒，是否也是抵制“四人帮”的英雄)，因而造成文革历史让人感到捉摸不透，如同盲人摸象，如同一潭浑水。认识上的最大混乱，又往往导致最大的简单化。

本章和本书的其他一些章节试图重新发现以群众事件为分析单位的时间序列结构，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将被歪曲、被掩盖的文化大革命的自然史加以恢复和昭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所明确表现出来的各个阶段(如五十天、从“十六条”发表到批资反线开始，从批资反线开始到“一月风暴”等等)，找到最有标志意义的重大事件，考察其时间——空间上的分布。比如在文革中，只有像“八·一八”接见红卫兵这样的少数事件才具有直接的全国的意义，而各地大多数重大事件是在学校或省市当局的政治管辖范围内展开的。其次，在更微观的层面上，需要研究群众集体行动中的要求、派别、联盟关系、行为套路上的因循和创新，特别是本章所涉及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在行为套路上的系统区别¹⁴⁹。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不仅致力于揭示群众运动的自然史，也有它本身所具有的学理研讨结构，是对前人有关其他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的研究进行评论和对照，从而对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研究、对提出重要问题大有益处。比如:激进主义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从高涨到低落的情形，热月反动的发生时刻和背景，雅各布宾主义精英的历史作用和下层群众要求的意识形态意义等。

第五章 批判“资反线”和群众平反运动

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都来源于启蒙主义哲学，它们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反迫害精神。“我控诉”始终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共同呼声。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期提出了“普遍人权”的口号，当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发生利益冲突时，恰恰是下层民众将真正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和人权付诸实践，并批判资产阶级的虚伪和言行不一致。迫害和反迫害斗争贯穿了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历史，这包括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时，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镇压在空前规模的血泊之中的历史记忆。从个人经历看，从巴贝夫，到马克思、巴枯宁，再到列宁，都有受迫害的经历，反迫害是他们革命斗争生涯的重要部分。更不用说，中国共产党有着历史上受迫害和反迫害的深厚经验，而争取作为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的公民权和人权，曾是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的主要内容。

不久前，有人编了一本《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和压迫》(题目是仿照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中的《纳粹罪行黑皮书》)¹⁵⁰，声称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各种迫害暴行作了百科全书式的记载。这个问题，显然背负了很多冷战的包袱。二战后美苏对峙的很长时间内，阴森恐怖的“古拉格群岛”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权纪录的同义语;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那里，共产党的统治和法西斯独裁的之间的区别已经完全不可分辨了。

只不过，我们不应忘记:作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外的政治现代性的第三条支柱——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不仅如拜灵顿·摩尔所说的那样，本身有着血淋淋的暴力出身，就以美利坚帝国和平为例，在其存在至今的60多年内，堪称人权的绞肉机。估且不谈美国支持下的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政权的对百万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即使是在帝国中心，也有因政治观点而判处死刑的卢森堡夫妇这样的迫害案例，曾有着种族隔离这样的仅以肤色为标准的制度化人身迫害，以及像保罗·罗伯逊、罗伯特·威廉这样的因不同政见受政府迫害而被迫到其他国家寻求政治避难的例子(后者在六十年代曾去古巴和中国进行政治避难)¹⁵¹。

确实，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纪录中存在着大量的、包括令人震惊的黑暗面;然而，重要的问题是:二十世纪“历史共产主义”(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称呼)在迫害与反迫害方面的纪录，是高度复杂矛盾的，可以说，它呈现出古罗马神话中的杰纳斯两面神那样的面貌:一方面是亿万人民反对人吃人的压迫、追求全面解放的巨大激情，以及由此带给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道的光明和实质的进步，一方面是新制度彻底取代资本主义野蛮的人类渴望遭受巨大的挫伤，这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失误，以及后来的蜕化、变质和走向反面。

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历史共产主义”内部，“迫害与反迫害”并不总是一个沉默的题目，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曾经成为“历史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瞩目中心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也许今天人们还未正视的是:恰恰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免受政治迫害的权利，群众性的反迫害运动，一度曾成为一个中心命题。同样，这里并不否认: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中群众遭受迫害的事例恶性增加了，实际上正是文化大革命把“迫害-反迫害”这个杰纳斯两面神的矛盾面貌发展到极端。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有一个蔚为壮观的平反、翻案运动，这个运动的高潮时刻是官方宣布对文革的“彻底否定”。从那时起，一个强大的、深入人心的观念被建构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式:

文革:否定文革=迫害:反迫害

文革被等同于迫害;主流文字谈起文革，无休止的内容就是迫害，特别是脱离了上下语境和历史背景的、骇人听闻的惊恐回忆。和这个公式相关的一整套语义系统、二元对立范畴被建立起来了，比如，如下的一系列范畴对:

文革 否定文革

迫害 被迫害、反迫害

毛泽东 刘少奇

林彪、中央文革(四人帮) 老干部

造反派 走资派

封建法西斯 民主与法制

反自由、反人道 自由、人道

残暴 温和

...... ......

本章的目的，就是说明:这些概念构造，和文革运动复杂矛盾的真实历史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通过对原始材料，特别以基层群众为关注点的那些材料的回顾和研究，就能够发现:文革本身就包含的迫害与反迫害两方面的内容，反迫害和平反运动，并不是外在于文革的东西，而恰恰是文革群众运动本身的一个关键内容。从另一个角度说，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平反翻案风潮，也不是对文革的否定，毋宁说，它是文革群众运动在另一种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环境下的延续和发展。

以群众的角度来考察文革历史，它并不只是一幕无休无止的迫害，一场漆黑一团的浩劫，相反，它是迫害与反迫害相对立、相冲突、相斗争的一幕，它既有令人发指的迫害场面，也有受迫害者平反昭雪、翻身解放的盛大节日，它既有阴暗压抑的时刻，也有亿万群众获得空前的公民自由的狂欢瞬间。这里面，谁是迫害者，谁是被迫害者，谁对谁施加了迫害，不同的人、不同阶段内受迫害的情况和程度有何不同，迫害与反迫害的区别和界限，等等，更是高度复杂和曲折的故事，是直至今天仍然能引发高度情感和争议的问题，也是被主流文字所有意模糊、掩盖和颠倒的问题，因此，这里尽量紧密地参照原始文件、尽量忠实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完整性，来试图恢复有关历史事实的复杂面貌。

作为“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的中心部分，本章讲述一九六六年的两、三个月内的主要社会冲突和群众集体行动，即从十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之前的这个阶段。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和军委紧急指示

本书试图借用“革命的自然史”这个概念来考察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重大事件的时间序列结构。“革命的自然史”的概念来自里福德·艾德华兹和克伦·布尔顿有关革命的研究，他们注意到:经典的社会革命大都经历相同的一些阶段，如旧制度垮台、革命派别的逐次更替和激进化，最终发生热月反动导致革命的结束，这些历程仿佛像是革命的内在生命周期，为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革命所重演¹⁵²。显然，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尽管我们仍然能够从文革过程中辨认出派别的分化、激进化，类似“雅各布宾主义”的兴起和衰亡，群众动员经历数次波峰、波谷，最终从高潮走向低落，社会格局最后走向复员等等过程。借用“自然史”的概念是为了克服主流话语里类似“十年浩劫”这类对文革历史的简单化处理，辩明事件发生的顺序和主次，人物、行动的是非曲直。

主流和官方史书对文革的记载，通常是以精英上层的人事变动为线索和标志(如彭罗陆杨、陶铸、刘少奇的失势)，将文革历史归约于宫廷斗争，而低估下层群众的主动作用，轻视下层群众的经历、感受和回忆。本书试图以造反派群众和党委领导的冲突发展为线索，试图关注领导与群众之间、群众中两派之间对立的形成和发展。根据这种视角，“五十天”的结束以及“十六条”的发表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和里程碑;而十月一日之后《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的发表，则是另一个重大转折和里程碑。

从1966年8月8日“十六条”发表到9月底，是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脱离官僚控制和官方运动模式的第一阶段。如前文所述，这期间各地领导对群众的依旧严重压制，包括对给领导提意见者进行人身迫害，另一方面，群众中发生对抗领导和拥护领导的派别分裂，各大城市都发生了群众性大规模街头抗争和官方的无情镇压。毛泽东在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曾说:“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革命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按照王力的回忆，“一九六六年九月，毛主席召集一部分人开会提出:‘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从八月三日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当时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彻底批判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路线’。¹⁵³”

林彪10月1日在国庆节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以及第二天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所包含的几句关键性修辞，是继“十六条”发表之后，中央推动权力向群众倾斜的又一次舆论动员。如果说，“十六条”发表在基层产生的效果，是逐渐的、迟后的，那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所提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各地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扭转作用。

《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中关键性的最新修辞是这样的:“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有关从林彪讲话中的“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到《红旗》社论正式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措辞取舍过程，王力在《现场历史》中有所解释。然而，这里关心的，不是精英上层的决策过程，而是上层的最新修辞策略对各地基层矛盾发展所起的效应。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以传统的路线斗争语言对各地领导与群众的冲突、群众中少数派与多数派分裂等状况的概括。根据一份《解放军报社接待室同志谈当前两条路线斗争》(时间:1966年10月7日;访问者:清华“卷巨澜”战斗组、化工系五同志)的采访记录材料，《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是针对各地压制群众的情况写出来的:“中央文革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抽了一批人，到全国、北京各校调查，发现两派不是一般的意见分歧，是两种思潮、两种路线的斗争。”

无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存在多大的含混、矛盾，《红旗》第十三期社论的意义在于:宣布各地领导镇压群众的行为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样就把当时出现的前所未有规模的党群冲突、群众内部的分裂，纳入到现存的官方阐释话语之中，因而为矛盾解决提供了一定框架。比如:“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具有确定的含义:“方向性是指矛头所向，路线性是指依靠谁”¹⁵⁴。这就是说，各地党委的错误在于:在方向上把矛头指向群众，在路线上没有依靠群众。其次，“方向、立场问题”相对于“路线问题”、“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相对于“方向路线错误”，又有严重程度区别:刘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对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的讲话》中就谈到:“你们犯了错误，是什么性质，主要讲思想，你们理解到什么程度?我问了他们(指‘八一团’代表)，××、×××他们说你们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的错误。你们考虑光说方向、立场问题够不够?中央现在还有人在考虑有没有路线问题。”而戚本禹在另一个场合下的谈话，说明了带“性”字与不带“性”字之间的重大区别:“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要说这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还不够，而是方向路线错误。带上‘性’字就太轻了。¹⁵⁵”

另一方面，新的修辞指向一个意义重大的方向，那就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下，解决党群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解决官僚主义当官作老爷、脱离群众的问题，而同时避免以往官方政治运动的上纲上线、残酷斗争的“极左”套路。比如，11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十四期社论进一步解释说:“一般说来，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¹⁵⁶”

比《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有更强的政策性效果、并直接给群众赋权的，是军委、总政治部10月5日发出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份文件的关键部分是:“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是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这是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规定为受迫害群众平反、销毁针对群众的黑材料。

这份文件，自然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因而几乎成为各地受压制的造反派的福音和旗帜。这份文件首次和群众见面，是在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由首都三司发起、有十万人参加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这是受压制的少数派群众庆祝解放的一个空前盛大的场面。大会上，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作了一个极短但被广为流传的讲话，然后，张春桥宣读了《紧急指示》和中央有关同样适用于大中学校的批示¹⁵⁷。

据记载，当时在场的许多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的学生，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口号¹⁵⁸。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北京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航“红旗”和桂林、扬州、西安等地的代表，他们发言的主题大都是受迫害的经历和对迫害者的控诉。这次大会立即成为一种模式，此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成了一种鼓舞人心的最新的集体行动方式，随着串连者的传播，由受压的一派群众在各地重演。

新的修辞、新兴起的受压迫者平反运动，也并非不存在内在的矛盾。比如:参与迫害少数派群众的，不仅有党委领导人，还有按照领导人意旨行事的积极分子和多数派群众的成员，对以往迫害的平反和清算，很容易演变成对这些人的新的迫害。中央文革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反复地警告少数派、造反派，督促他们不要搞逆向迫害。10月9日，张春桥对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说:“你们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现在不要反过来。你们要注意团结犯错误的人。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以后犯错误的是你们。¹⁵⁹”10月18日，王力在政协礼堂接见全国各地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要涉及到一部分同学，......这是不能叫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热烈鼓掌，呼口号此起彼伏)。”“我们不要用他们过去整我们的那种方法，我们不采取那样一种办法，比如什么搜查人家啦，查人家的笔记本啦，盯梢啊，他们过去用这样一种专政的手段来对待学生是不对的。”

此外，如何平反，怎样才算正式平反，也是含混不清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采取了口头上支持各地的造反者、但不直接下令干预各地矛盾冲突的作法。各地、各单位的领导人坚持认为给领导提意见、和领导作对的群众是“向党进攻”、“右派分子”，受压制的群众去北京上访、告状，总希望中央和中央文革直接干预地方，直接下命令为受压制的一派群众平反，而中央和中央文革恰恰不这样做。例如，王力、戚本禹11月12日接见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团时的讲话说:“在重庆有向同学们的家长施加压力，对支持同学们的家长进行政治迫害，甚至迫使家长和他们脱离关系。”“有的同学提出来，重庆的小学生红卫兵让重庆市委打成反革命，要求重庆市委公开出来平反。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要求，......有的同学提出中央发给一个平反证，你们不要相信这个东西，应该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要靠斗争才能解决问题。”

在另一次接见谈话中，福建文化系统的赴京代表对戚本禹说:“我们和北京的同志不一样，蒯大富，周总理还给平反了。我们得不到由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指示，只有报纸。”戚本禹回答说:“有报纸就够了，那是很有力的武器，我们去过的学校反而搞得不好。而没有人管的地方，他们自己在那里滚爬，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由少数变成多数，搞得很好。¹⁶⁰”

各地上访者要求中央干预，正是因为各地领导仍然掌握着权力，维持着对群众的高压政策。1966年11月30日，即《紧急指示》发出后将近两个月，首都三司的报纸《首都红卫兵》的社论写到:“事实证明，至今，平反的阻力还是相当大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一些地区，像重庆、长沙等地平反运动很不容易进行。在工厂、农村和小学教师队伍中平反比在高等院校阻力更大，更不容易。过去被打击得越是严重的革命群众，现在平反越是不容易。¹⁶¹”

1966年10月后的几个月内，受地方和单位领导压制的群众，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改变了以往由上级下令的平反方式，而主要通过群众自己推动的结社、集会、出版(群众小报)、言论(大字报、辩论会)、串连，包括比较激烈的方式如请愿、示威、绝食、占领，来影响公共舆论，以达到平反、恢复名誉的目的。如果说，平反、恢复名誉仍然是旧体制内的改良性目标(因此有人会想到要用由中央发“平反证”的做法)，那么藉以达到这种目标的群众大民主手段，对旧体制的冲击则是根本性的。正是由于这种根本性的冲击，才使1966年底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名义下兴起的群众性平反运动、反迫害运动，为1967年的全国“一月风暴”铺平了道路。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官方政治迫害的记录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和军委《紧急指示》发布后，平反、控诉迫害成为群众运动的一个焦点，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以此为主题的集会、集体行动、群众组织、群众出版物、文字写作的数量是浩繁的。虽然中央有关平反的政策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明确规定是1966年5月16日以后)的冤案，但一方面由于十七年来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积累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群众性平反运动的势头强大，难以限制，平反或要求平反的案例也包括了整个十七年间的受迫害事件。

为了叙述清晰起见，这里对“批判资反线”期间所揭露出来的受迫害案例作一个大致的归类。(一)在文革运动开始后，特别是6月1日以后，遭受党委或工作组的迫害案例。这一类是平反案例中最多的，其责任也直接归结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案例中的受害者是通常个人，但也经常有夫妻，有时包括全家，有时是数人的集体。受迫害的时间通常开始于五十天，而且延续到五十天之后很长时间。(二)在建国后十七年内遭受迫害的个人案例，包括历次运动的冲击、不公正的待遇，直至政治迫害、人身迫害。其中最著名的两个案例，是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冤狱案，和“新时代的狂人”陈里宁案件¹⁶²。(三)十七年间受迫害、受不公正待遇的集体案件，受害者通常为相同职业或人口特征的群体，这包括许许多多的合同工、临时工集体、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集体、半工半读学校学生群体对不公正待遇的集体申诉¹⁶³。

由于本书专注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因此这里主要集中讨论第一类。此外，还应对案例的范围作进一步的限定。这里讨论的，主要是指各地、各单位党委领导直接参与和支持的对群众的迫害行为，而不包括没有当权派参与的、群众组织自主性的迫害行为，而这后一类绝大多数是指在“西纠-联动”或“老红卫兵”名称下那批特别以暴力著称的集团的所作所为，这个题目有专门章节来论述。当然更不包括1967、1968年间基本属于内战性质的暴力。还有时间上的进一步限定:官方政治迫害按照一定的阶段发展:五十天是第一个阶段，典型的迫害方式是过去官方政治运动常见的那些整人的办法。从“十六条”发表到十月一日是第二个阶段，以由当权派支持的保守派大搞牛棚、大刮劳改风为特色，另外，在首都之外的各省，一种形式是动用军队、警察和政府的保安人员在街头和广场对学生抗议者施加暴力，甚至个别情况下有大规模逮捕的案例¹⁶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后，官方迫害逐渐减少。但又一波大规模的官方政治迫害发生在所谓“二月逆流”期间，这期间的官方迫害严重升级，方式是出动军队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逮捕(个别情形下对群众开枪导致大屠杀，如青海“二·二三”事件)、取缔、解散群众组织、长期的监禁等等。本章乃至本书都不讨论“二月逆流”及之后的迫害升级，而且主要关注于1966年期间当权派对群众个人的迫害事件。

群众大民主对揭露当权派的政治迫害暴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除了上面曾提到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各种“控诉大会”，以及无处不在的大字报成为申诉个人受迫害冤案的渠道外，各种各样的群众出版物成为反迫害、要求平反的主要讲坛，揭露材料很多就是群众大会上的发言和大字报。这类文体开始出现于1966年底，在1967年间大量见于群众出版物，通常的标题是:《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的残酷迫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一个受害者的血泪控诉》等等。除了登载在像清华大学《井冈山》、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这样的著名造反派报纸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铅印、油印、手抄的有关个别案例的单行本材料和文件汇编，在社会上流传。

像《北京日报》这样的原官僚体制内的报纸，在1967年1月夺权之后，也给予下层群众控诉当权派、申诉冤屈的声音以一席之地，这在新中国新闻媒体的历史上也是一桩历史性的记录。《北京日报》1967年2月4日，刊登了滕玉虹的《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篇发言，因为该文是无数篇控诉迫害文章的典型，这里稍加详细介绍。

文章长达上万字，占了整个第三、第四版，加有编者按，以及一幅插图，描绘作者在被监禁中坚持斗争的形象。滕玉虹是北京周口店中学的数学教师，她的叙述从四清期间和工作队与党委领导的冲突开始;在文革运动开始的前夕，她就被指责为“反工作组(指四清工作组)”、“反党”，被囚禁在私设的牢房中。滕被打成“文化大革命的横扫典型”，周口店文教系统的许多师生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牛鬼蛇神”、“反动小集团”。7月20日，滕逃出周口店中学到新市委告状。并给本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队长贴了大字报。此后，滕经历了被公安分局关押、被定案为现行反革命、遭到受领导唆使的学生的暴力围攻等迫害。八月份，滕再次被关进私设的刑房，受到了毒打、折磨。

8月13日，滕玉虹“冒着被发现的危险，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托一个小同学给我带出，没过几天，我收到了中央的来信，让我上京汇报。”然而，校领导将中央来信没收，并宣布“这又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此后，滕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和侮辱，比如:“把我当作动物展览，让大家往囚室里掷石块，砖头，毒虫，枣核、碎玻璃，往我的被子上泼水，让大家在窗口外说下流话”，以及体罚、抄家等等。

8月18日，滕冒着危险再次给江青写信，但底稿被抄走了。滕被长期的折磨，已经生命垂危，而学校领导人却对滕几次三番说城里教师被打死的形状，“想让我害怕，想诱我自杀”。以下直接摘自原文:

就在我随时可能被害的日子里，一天半夜，有人在囚我的小屋子门外叫我，我以为要提审、斗打或黄福泰要下毒手了。

......

我走出门来，我楞住了!

万万想不到，门前站着的是亲人——解放军，解放军!

原来江青同志收到了我的第二封信，派解放军报社的同志来救我了。

上述情节发生的确切时间，原文没有交代，但应在九、十月间。此后，尽管有江青的关注和解放军报社的干预，滕继续遭受到迫害和监禁，十二月初，滕第三次冲出监牢，此时的政治气氛已经越来越有利于造反者，滕于12月17日再次给江青写信反映情况，并以申诉自己的冤案的种种活动，加入了造反运动的行列。

如果说，滕玉虹的材料是体制内传媒对社会阴暗面的一次公开的、全面的大揭露，那么，借助群众出版物辗转登载的材料，其流传范围广度、影响深度方面也不会逊色。有关郭嘉宏案例的报道就是一例。从1967年3月起，有关江苏省镇江蚕桑工区生产队队长、耕读学校教师郭嘉宏的材料，就在全国各地造反派报纸上竟相转载，郭嘉宏成为第一位具有圣像意义的造反派烈士。

了解这个案例的首要原始文件，是郭嘉宏本人于1966年10月所写的《控诉书——愤怒控诉镇江市委工作组对我监禁四个月的政治迫害》。这份文件是造反派所特有的、以控诉迫害、伸张公民权利为修辞特征的一个受压迫者的文字模板。《控诉书》开篇说到:“从六月十七日到今天，我被关押了四个多月。与世隔绝了四个多月，市委工作组定我为‘牛鬼蛇神’‘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四个月来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公民权，剥夺了我的发言权。”

矛盾起因于矛头指向工区党支部书记汤政的“六·一五”自发性群众大会，以及《问汤政》的大字报。这次群众大会被镇江市委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六月十六日，他们[指市委工作组]挑动了四千多农民围攻、殴打工区的革命职工和革命师生，派了刑车，绑架了我们十二个同志，就连公安人员的身上也沾满了革命群众的鲜血。六月十七日又藉‘保护’之名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关押起来，就这样，这些穿着人民公安警察外衣的人，竟为这场严重的政治迫害的事件助威，蚕桑工区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被扑灭了。从此充满生气的蚕桑工区听不到歌声，看不到职工的微笑，大家默默地劳动、吃饭、睡觉，全体职工也被软禁了，白色恐怖笼罩了蚕桑工区。”

就因为我是《问汤政》革命大字报的积极支持者，“六·一五”会议的积极参加者和会议中途主持者，这样，在工作组的心目中，我成了“黑会”的主将。

在“保护”的幌子下，我被关进一间没人住的房子里，房子里堆满了豆饼，地上散满了碎玻璃，靠墙放着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屋里散发着阵阵霉味。门口设下了岗哨——“保护”我的警察和工区的“保卫队员”，强迫我写检查，夜里就睡在凹凸不平的地上(后来才搬进来一张床)，他们把房子里的棍棒砖块、玻璃等物全部拿清，电灯也吊得老高，像对待犯人一样，裤带、衣物也要放在帐子外面。我吃饭、睡觉、甚至大小便都有人跟着，从这时起我失去了自由，开始与世隔绝了。

《控诉书》接着讲述了随后的审讯(包括镇江市市长亲自审讯)、揪斗、恐吓、游街、戴高帽、挂牌子、家庭成员的受牵连等等。《控诉书》结尾部分描述当地的情况:“四个月来，镇江市委，市委工作组在我工区干尽了坏事，至今蚕桑工区仍然是他们的天下，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组织围攻，打击报复，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他们公然对抗十六条，公然违背毛泽东思想，工作组就是不撤，并且扬言‘蚕桑工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是镇江专区的典范’‘是镇江专区的样板’。”

根据其他原始文件的辅助说明，我们可以了解到:蚕桑工区的“六·一五”事件引发了轰动镇江全市的政治大迫害，三百多名群众“被推向‘反党’地位”，在十六名场、队级干部和半耕半读学校的教师中，受关押、审讯等严重迫害的竟达半数至多¹⁶⁵。十月份，在“批判资反线”的影响下，郭嘉宏经过斗争终于获得自由，但仍然受到工作组和领导的压制迫害。郭嘉宏和战友们被迫去北京找中央文革申诉，回到江苏后又到省、地委申诉。市、地的各级领导拒不给郭嘉宏等人平反，郭嘉宏等人于1967年1月初受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委托，再次去北京告镇江市委的状。在北京，郭嘉宏路过解放军某建筑工地的失火现场，他奋不顾身地投入救火，不幸身亡，结束了年仅二十四岁的生命¹⁶⁶。

郭嘉宏的受迫害和造反经历，在各地千千万万的造反派那里，是如此的熟悉，因而使他们立即认同他为自己的英雄，而郭嘉宏在串连上访期间壮烈献身的结局，吻合了雷锋、王杰式的共产主义烈士的模式，这大大加强了造反派的革命形象，这大概是郭嘉宏作为造反派烈士和圣人的强大符号意义。

在群众性的反迫害运动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类似滕玉虹和郭嘉宏那样的控诉材料和调查报告，构成了一部揭露官方政治迫害的丰富记录，这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除了以上两例，本章无法再详述更多的案例和原始文献，这里选列了一个很小的原始材料样本，这些材料的内容基本上是同质的，时间范围大体相同，其主题是高度一致的。

表内的受迫害时间都大约从五十天开始，至八月份达到高潮，而在一九六六年十月至一九六七年之间争取到了平反。受迫害的起因，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而被打成右派、反革命。

这个样本只具有展示意义，它当然不能代表文革中反迫害文献的全部，也不一定是现存的这类材料中最重要、最典型的;这里的目的在于:使读者对有关材料的特点有一个感性的了解。再次说明的是:还有一大批有关人身迫害的材料，其迫害者是联动集团或直接受联动影响的“老红卫兵”，因为这个范畴和主题的特殊性，不包括在这个样本之内。

“保护人民的自由”

如果说，法国革命中的《限价法》是无套裤汉阶层和下层民众通过无数个“瓦块战斗日”式的街头抗争所争取到的权益的体现，那么，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禁止人身迫害、保障人民的自由，主要是由造反派群众的平反运动所推动的结果。1966年11月20日，中央批转了中共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尽管文件旨在一般性地制止群众自发性的迫害行为，但联系到上面所叙述的迫害案例，以及从十月份以来的群众性的反迫害运动的兴起，这份文件的意义，在于限制十七年来各级领导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专断权力，改变历次政治运动所采取的人身迫害的作法，以保障群众的公民权利。中央批文和《重要通告》原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八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现在转发全国，请各省、市、自治区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在学校、厂矿、机关或其他单位内张贴。各地如有同样的情况，照这个通告办理。

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重要通告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

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

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十六条”规定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和中央批转的《重要通告》，从内容到法律地位都大致相同，但把它拿来和法国革命中的《限价法》作模拟，是因为:这份简短文件不同于一般的官僚文件，它是四个多月群众抗争的成果，是以受迫害者的鲜血生命为代价，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范式内艰辛实践的第一步。《限价法》所包含的反市场精神，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内部的异端，而《重要通告》所包含的“保护人民的自由”的思想，似乎也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主题不相协调，自然引起困惑和反对。周恩来1966年11月27日在接见外地来京申诉告状的师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对《重要通告》作了一些说明，他说:“最近，中央批转了一个《重要通告》，就是要保护人民的自由。有的说《重要通告》是个‘大毒草’，这是误会。北京市委的通告，是中央文革小组提议，经过毛主席和中央批准，发给了各地。......比如过去派出的工作组执行错误路线时，曾经把革命师生、革命左派拘留起来，是错误的，批判过的，我们不要去说他了。据我们了解，现在有些地方有些掌权的还这样作，所以我们要禁止，也有的地方由于受了工作组作法的影响，受到打击的，一时激愤也想照样作一下，这就代替了专政权力。......这是过去的学校、机关的党政负责人作的不对引起的错误后果。”

另一份谈话记录——《戚本禹同志十二月一日下午在故宫的讲话》，透露了在一个基层单位，有关问题的复杂情形。戚本禹说:“我需要说一下的，就是这个拘留所的问题。你们集训班也好，拘留所这个问题，我上次跟工人同志交换了意见。我认为设立拘留所是不对的。但是，就设立拘留所本身这个问题，不要提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看。那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许你们有，也许你们没有。”“陈伯达同志要我把这些人[指拘留所里被关押的‘右派’]、拘留所解散，他给训话，训完以后，叫它们回家。”“伯达同志当时有指示，马上要带去，要解散。当时，有中央通告啊!”“这个中央通告，它的矛头是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群众的，这个矛头是这样。有些领导人，他为了镇压给他提意见的群众，他把给他提意见的人都抓起来，关在拘留所里边，我们这个中央通告矛头是对准他们的。但是，抓的右派分子，你们这里抓的是不是都是右派，你们将来可以一个一个的审查，我不作结论这里也不能作结论。那么，对右派分子这些私设拘留所，像我们中央通告矛头是对准他们的。但是，对这些私设拘留所，也是不反对的，因为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嘛!有法律嘛!也是不反对的。当然，是革命群众要这样做，要给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不要那么做，硬做了的话，我们处理这个事情。中央通告发了，要处理，因为中央通告发出来，就是要群众处理。可是发了好几天，这里没有处理。”“因为没有处理，别人把那个事情反映到公安局了，反映到市委，市委刘建勋同志把这个通信拿给陈伯达同志，你们想想看，你们作为陈伯达同志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看，你们作为陈伯达同志也要解散，也要马上解散。因为说了要马上解散，要处理，我们为了保护革命群众，我们也希望你们马上解散，事情就完了，我想伯达同志是为了保护革命群众。要解散拘留所，是为了保护革命群众，你们要理解这一点，没有通过群众这个问题，......因为不准私设拘留所，是我国的法律，党的纪律，宪法里面有规定，那么宪法这些规定，它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经过七亿人民的讨论，所以这里不发生一个不通过群众就解散，就是错误，不发生这个问题，......”“究竟你们拘留的是什么人，是要问的，如果拘留的是群众，人家给你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这个搞人家是‘右派’是‘反革命’把人家拘留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清楚这些是什么人拘留了，因为很多拘留所我发现都是拘留些革命群众，所以我从形式上看也差不多，也是些人。”

这份口头报告的记录，措辞不准确，逻辑性差，前后有一些混乱和矛盾，但联系上下语境，可以大致做出如下分析推断:一、在《重要通告》发出三、四天之后，戚本禹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到北京各单位，解散各种名目的拘留所、集训班，把被拘留的人放回家，其中就包括北京故宫。二、戚本禹第一次到故宫后，发现集训班里有一些所谓“真正的”右派或有“历史问题”的人(比如吴仲超、唐兰、郑未真)，因此引起两派群众的争议。一派不赞成解散集训班，认为解散集训班没有通过群众，而对立的一派支持解散集训班，认为集训班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戚本禹面对的难题是:集训班里的确有“真正的”右派，而解散集训班又有引起两派矛盾、“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危险。因此，戚本禹采取的修辞策略是:以保护革命群众作为最高的宗旨，因而坚持:即使是针对“真正的”右派的拘留所也要解散，这是根据“十六条”中“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的精神。另一方面，戚本禹不再坚持拘留所一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此来避免和保守派群众的对抗。

笔者尚未找到有关北京故宫文革运动的数据，无法进行核实。但仅从这个讲话记录所透露出的复杂情况，我们应该能想象出:“迫害与反迫害”的主题，在1966年10月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成为群众性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大批群众的苦难与解救都维系于此。正如同任何有广泛参与性的公民政治一样，文革的群众大民主实践，不仅把人们最强烈的冲动与激情释放出来，也注定要把“人身自由”、“公民权利”这些主题提升到日程上来。

和中央批转《重要通告》相关的一件事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于11月19日视察了“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在北京六中设立的劳改所，要求西纠立即拆除这个被群众称为法西斯杀人魔窟、白公馆、渣滓洞的私设刑堂¹⁶⁷。有关详情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叙述。

这里还有一个重大议题，要放到下一章详细展开，那就是:有关“资反线”时期针对群众所整的“黑材料”，以及十月份以后，受迫害的造反派群众要求各地党委领导按照《紧急指示》的规定，交出、销毁这类材料，因而围绕“黑材料”展开的斗争。

阶级与专政:修辞仪式与历史现实

文革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对文化大革命性质和意义曾前后有过大致三种不同的阐释:一，是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毛泽东倡议的对《武训传》进行批判、有关《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以及对《海瑞罢官》的讨论中，能找到其先例。二，是和传统的、经典意义的阶级斗争基本相同的一场“阶级大搏斗”，“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三，是发扬群众首创精神，在人民内部实行大民主，“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监督各级领导干部”，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¹⁶⁸。

阐释上的变化，是和文革进程中遇到的阻力和曲折有关。文革运动中两个阵营的对立冲突，发展到后来，其剧烈程度，是名符其实的“全面内战”。因而，对这种对立冲突的性质，就有必要做出相应的阐释。在文革运动当中，这被归结为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¹⁶⁹。

文革后的官方决议中，着重否定了“两个司令部”的说法。然而，假如摒弃掉“两个司令部”说法中的阴谋论成份，把它看成是精英层斗争和群众层斗争之间的联盟关系的形象概括的话，这个概括就是恰如其份的。一方面，是毛泽东以及他的思想追随者，与基层造反派群众联合、和各种各样在十七年和“五十天”中受到不合理的压抑的人群的联合，另一方面，是刘少奇，以及大量害怕群众、厌恶“动乱”的党政军干部，与未来中国“接班人”梯队——高干子弟主导的组织联合，并对教育程度低、听话驯服的基层保守派群众的操纵利用。

同样，将文革中的冲突看作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合乎情理的。历史材料很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刘少奇在群众问题上，在对待群众的首创性、对待群众新生事物上，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所谓“路线”，无非是一整套有系统的、有哲学和理论基础的政策导向和实践经验。这种政策和实践体系，甚至不需要有“司令部”式的命令传达系统，各省市委的领导人已经是在哲学思想层次上认同刘少奇式的群众观和官方运动套路。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将1966年在各地延续至八、九月还未有完期的刘少奇式的矛头向下、运动群众的官方运动路线，称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其他各种场合下“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用法，到底是学理分析上的意义，还是其符号仪式上的意义?

王年一认为，1966年10月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是“从思想上武装了造反派”¹⁷⁰。无疑这是事实。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一词，早已经从“有财产的市民等级”这一原有的学理分析内容，转化为一个仪式化的、符号性的代码，成为一个政治斗争的范畴，成为最高等级的定罪标准。在1966年，人们所说的“资产阶级”，已经主要不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所谓的“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或者“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这一社会学含义，而是咒语式地指涉革命的对象和敌人，以及一切反动的、应该批判的、应该打倒的东西。一个原来具有学理分析意义的词汇，变为只具有指控色彩，因而在话语混战中丧失原有的学理分析意义，也许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统一、与斗争结合的必然逻辑，这也同时意味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须随着斗争实践的开展，不断澄清概念并更新理论范式，才能保持自身的分析和批判力量。

以这个严格标准来衡量，文革当中有关“阶级”的话语和阐释，无论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存在着巨大的含混和不确定性，而这恰恰是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的主要失误。

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例:各级党委为什么执行这种镇压群众的路线?如果说，在文革头“五十天”里，各地领导是在按照旧套路积极推动官方运动，那么在八、九月间，各地当权派在感受到群众威胁之下，自保倾向明显增加了，有时甚至露骨地动用国家机器来镇压群众。文革当中造反派对此解释，就只能是在指控性的而非分析性的、因而是含混不清的和自相矛盾的“阶级”概念框架下做出的，而这样作通常导致阴谋论，比如:走资派“凭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撕下几十年来伪装革命的遮羞布，赤膊上阵，迫不及待地炮制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敌人面临死亡，于是他们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时而绝望挣扎，时而又暴跳如雷”，然而这类阐释很难对当权派镇压和两派斗争实质做出有真正社会科学意义的分析¹⁷¹。

而大量的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又集中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的使用上来。一方面宣称:“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另一方面却透露:“各地走资派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到处一片白色恐怖”，概念与现实的冲突，同一概念不同含义之间的冲突，在这里发展到极端。

澄清在这个概念上的各种混淆、误用，是正确阐释文化大革命及其冲突斗争的前提。如果从新中国推翻“三座大山”、革命建国谈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分析意义是很清楚的:它不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中国各阶级的现实状况为基础，而且包含着对新中国政治制度的规范意义:它规定谁属于人民内部，因而具有公民权利，它规定着政治协商会议的构成和法律地位，等等。然而，当“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同义语、并渐渐取而代之时，“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学理分析意义就日益变得含混不清、同时也无关紧要了;它越来越被符码化、空洞化，甚至最后变成一个咒符，成为冲突斗争中的一个修辞武器，成为“打着红旗反红旗”里的“红旗”。领导人威胁群众时，就说:“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里“无产阶级”仅具有咒符和面具的意义，而“专政”才是真实的、冰冷沉重的。同样的，当群众对领导人施加逆向迫害时，在修辞上也借用完全相同的这个咒符和面具。

问题的实质是:苏联、中国等先锋队政党领导的国家形式，是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

因为本章目的不是专门的理论探讨，这里仅提一些命题供读者审视。二十世纪，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外围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通常意义下的、稳定的阶级社会，也不存在稳定的、通常意义下的“阶级专政”。假如说，在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很久都未建立起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表现为波拿巴主义的个人独裁、资产阶级少数上层独裁和旧势力的复辟的交替，那么，在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包围中诞生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权性质用社会科学的方式描述，也不是任何“阶级专政”，而是革命政党的精英和官僚的专政。这里，“官僚”意味着科层等级机构和现代理性管理制度，而不完全是所谓“官僚主义”所包含的那种脱离人民、与人民敌对的意思。假如坚持说这些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不是在任何严格的社会科学意义下，而只是作为咒符、作为修辞仪式而存在，从而不具备学理分析的能力。

革命政党的精英出于对革命理想的忠诚，出于坚定的意志，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为工农阶级摄政，为普通劳动人民谋利益。这个过程由于缺乏民主，难免存在家长式、简单粗暴甚至斗争扩大化而损伤群众的现象。然而也正因为缺乏民主，精英对革命理想的忠诚、对革命初衷的执着是靠不住的，出于一两个领袖的更替，就可以在整个国家出现“热月反动”。毛泽东对当时苏联东欧和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包括了这些问题。

根据上述讨论，文革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无法以通常的社会科学分析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来理解，而只能作为一种特殊的、斯大林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的一个范畴，它有关到二十世纪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列宁主义政党精英和官僚机构与人民群众之间始终存在着的、时而缓和、时而激烈的矛盾对立。有了以上理论澄清，对文革中有关“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有关清华“团派”和“四一四派”的争论，才能也有一定澄清:作为实践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建立人民内部对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直接参与监督的意义上，它既是对十七年体制的彻底改造、彻底扬弃的尝试，同时又是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中劳动阶级所获得的权力的巩固，而不是将它“大翻个”。

如同法国大革命在1793年左右，曾出现过一个以普选权(尽管仅限男子)、限价法和大恐怖为内容的短期的人民大众专政时期;在文革运动初期，比如从“批判资反线”到“一月风暴”夺权时期，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一些时刻，也确实存在过一个人民大众专政(同时也是群众大民主)而不是党的精英和官僚专政的局面，也许这才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社会科学分析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纪录。

第六章 围绕“黑材料”的斗争

一九八三年十月以后的三年时间内，有一个清理“三种人”的运动。这“三种人”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在主流历史叙述当中，三种人是高度重合的，因为“紧跟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就是所谓造反派，打砸抢全都是他们干的，现今的记载这样告诉人们。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记载了1966年两个周期的暴力高潮，第一个周期，从1966年8月20日开始，延续到9月，这即是“破四旧”中的打人、砸文物、抄家。有关这一期间的群众政治，我们只能根据王着中的一些支离破碎的线索推断出来:比如，这期间的红卫兵是由“红五类”按“唯成份论”组织的，排斥“黑五类”或“黑七类”(第66页);但是，“红五类”红卫兵，比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和“西纠”，“是坚定地保护领导机关和老干部的”(第88页)，类似的，在高校，保护工作组、保护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仍是多数派，“多数派也造反，总的说来，他们造‘牛鬼蛇神’的反，而不造领导机关和老干部的反”。但王着在这里缺少了画龙点睛的一笔:多数派所谓造“牛鬼蛇神”的反，就是对所谓“牛鬼蛇神”实行打骂、凌辱、抄家、劳改，正是第一周期打砸抄的组成部分。王著难以直言、但默认的一个事实是:第一周期暴力的主体，不是别人，正是“爱党、爱老干部”的亲体制势力，而不是“紧跟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实际上，所谓“紧跟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即高校少数派，倒是第一周期暴力的受害者，因为“西纠”和高校多数派常常把对付“牛鬼蛇神”的各种手段

也用在他们身上。

王著所记载的第二个暴力周期，是10月5日中央批转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达之后，“军队院校和地方迅速出现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的‘黑材料’的热潮，在对某一人给予不给予平反、材料如何处理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加剧了了上下之间和群众之间的对立。上访因此增多，打、砸、抢、抄、抓等违法活动为之发展，一些学校开始发生武斗事件。”从这个概括描述中，读者也许能够体会到前后两个周期的暴力性质的不同，遗憾的是，以上引文就是王著对该期间事态发展的所费的全部笔墨，这反映了大部分现有文革编史所共有的对群众政治的忽略。作为“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的一部分，本章专门填补王著所遗留下的这个空白，即1966年最后几个月内，群众性平反运动和追查“黑材料”的情况，包括从精英到群众对“黑材料”问题的谈论，以及围绕“黑材料”的斗争，从谈判和僵持，到抢夺和肉搏。

有关“黑材料”

文化大革命一词中的“文化”二字经常遭到非议，但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特点，确实是把文字提到了一个空前重大的地位，全社会对文字数据都几乎痴迷般地关注，不仅各种各样的大字报、讲话记录、辩论会发言稿成为人们每日的精神食粮，最新的社论文章、中央文件、档案材料，更是常常决定着人们的安危命运。“黑材料”的词面意义既是:指记录着某人罪行、错误和污点的文件，又是指领导人或其他人背地里以不正当的手段，恶意地收集或编造别人的不慎言行乃至罪行的记录，可以用来指控和迫害人。广义的说，本人或者别人所写的思想汇报、会议发言、大字报、检查、日记、通信、个人档案等等，都可以成为“黑材料”。而恶意地收集或编造“黑材料”以迫害某人的行为，就称为“整某人的黑材料”。下面进一步说明，文革初期“黑材料”的来龙去脉。

(一)什么是黑材料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说:“凡是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涉及材料问题，而群众对这个问题不约而同的称呼就是“黑材料”。《紧急指示》发布后，各地“黑材料”问题不但大多没有解决，反而使领导与群众的冲突激化了。以迫害为用途的“黑材料”就成为斗争焦点:受迫害的群众要求平反、恢复名誉，而领导人要捍卫其治理权的神经中枢，这就是对官方文件的垄断权。

自从人类文字文明出现以后，它就成为统治的必要工具，领导人对文字信息的占有权、处置权，是领导人一切权力的关键，而十七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级领导人，随其官僚化、脱离群众、滥用权力的程度不同，也不同程度地把档案材料、涉及群众言行的各种文字记录，当作是管教和驯服群众的有效工具。文革运动开始后的一个阶段内，各地当权派普遍地对不驯服的群众进行迫害，“黑材料”问题便成为群众的冤屈不满情绪以及随之发展出来的抗议行动的焦点。

为了澄清《紧急指示》发布后概念理解上和政策实施中的混乱，周恩来十月二十二日在国务院小礼堂的讲话中，作了一次权威性的解释。周恩来对地质学院的多数派说:

“邹家尤搞了些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两个月了，他们就是不交，直到正式文件有了，他还不交。最后，‘东方红’把五位副部长都拖去，找到了几个箱子，都是‘东方红’的档案。......我们一直宣布黑材料大概有这样的东西:

第一、工作组对上级的报告，这些报告把学生分成两派，从一去就这样做，揭工作组的是反革命派了。

第二、排队，排队也不恰当嘛，排左中右。第三、检讨材料让被压制的一方检讨。第四、对支持工作组的就叫他们供应材料。第五、出简报，这种简报有很大的倾向性，把反

工作组的都说成是反革命，把拥护工作组的都说成是好的。

第六、工作组组员记的日记，记哪些同志说什么话......

第七、工作组会议记录。据我调查，大体有这样七类。”

周恩来的讲话时是在十月下旬，各地已经出现群众抢黑材料的现象。周恩来说:“关于这七类材料，或多或少工作组都有，因此，无怪于受压制的少数，你不给，他就去抢!外语学院，你就相信刘新权那么老实呀!(外语学院一同志解释了一句)你还替他辩护!我做总理的不如你知道!我亲手处理的嘛!¹⁷²”

(二)档案、材料问题的历史来由

从1966年10月到年底这个时间窗口，中央领导人多次说明“黑材料”问题和个人档案制度的联系，说明“黑材料”问题和历史上苏联的影响、王明的影响的关系，以及强调毛泽东最反对这套作风。这期间，也是中央对无产阶级群众大民主、巴黎公社原则等主题进行舆论动员的阶段。令人遗憾的是，舆论的动员，群众的集体行动，最终没有导致不合理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官僚体制对群众实行关卡压的许多制度性工具被保留下来。

下面来看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成员有关档案、材料问题的历史来由问题的一些言论。

王力11月9日在政协礼堂对山东来京串连的师生说:“我们党内有两种传统，一种是毛主席的传统，另一种是国民党作风的影响，直到苏共修正主义的坏影响，过去错误路线那还不是国民党作风?我们一定要接受我们党的正确传统，接受毛主席的正确传统，斗争方针。不要像他们那样整人，整群众的材料，我们不要搞盯梢，监视，搜查笔记本等不正确作法。¹⁷³”

《周总理12月3日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员工时的讲话》记载着这样的对话:

同学:工作组利用过去的思想汇报或党团组织生活会上的汇报拿来整人。

总理:你们认为这好不好?

同学:不好。

总理:这是不健全的党风，这是王明搞的那一套，从苏联学来的，以后安子文也是这样，这是很不健康的党风，主席很反对。

同学:有人不但汇报自己，还汇报别人。

总理:这是全国性很大的问题，一定要纠正。

陶铸11月12日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时讲话说:(谈到档案问题时)“我们党有些不好的作风没有去掉，我参加革命四十年，还没有解决。工作组来时就排队摸底整材料。这由来已久，过去教条主义从苏联带来的，是特务作风!要破四旧!毛主席最反对这一套!”“过去搞档案是苏联的，只看缺点，一句话一个字就记下来，日积月累，问题就大了，什么排队、鉴定、思想动态，思想分析都是错误的!有人讲错几句话，可恰恰是革命的，有人规规矩矩，不声不响但确是保守的。中央想把这个东西彻底改变，把旧东西统统搞掉，把过去的坏东西统统搞掉!”

陶铸11月16日接见另一批外地串连学生时说:“我们还有些错误的东西，如保卫工作、组织工作还受到苏联格别乌的影响。”“过去的一套是不相信群众，搞什么排队，听到一句话就记下来归档案了。¹⁷⁴”

(三)为什么要“一烧了之”?

以检举、汇报为形式的“黑材料”，其制造过程常常意味着:领导人假借一部分群众之手，去迫害另一部分群众。那么，推翻“黑材料”的指控，平反冤案，又有导致逆向迫害的危险，同样造成一部分群众去斗争另一部分群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遗留下来的长期困扰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问题。一些地方，造反派群众夺取了黑材料之后，出于报复或追查到底的心理，又将黑名单之类公布于众，或拿来作更多的文章，引起了新的矛盾，原有的派别分裂更趋于对立。

1966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申诉告状的师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这些材料是运动初期搞的，错误地对同学搞左中右排队，有的还搞了名单，欺骗一部分同学检举另一部分同学，这是错误的。不把名单公布，只有好处，不致增加同学中的对立，不致引起同学斗同学，群众斗群众。......这个问题，经过中央常委、林彪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大家研究，再三考虑，共同认为还是一烧了之为好。”周恩来在12月13日凌晨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时的讲话中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以后不要再公布黑名单了，这不是一种好作风，这是一种小动作，毛主席、林副主席主张一火了之。我以45年的党龄和我经过党内痛苦的经验告诉你们，这样做对党不利，彭罗陆杨就是使用过这种作风，这是不好的。¹⁷⁵”

整黑材料的案例

具反讽意义的是:文革前十七年当权派给群众整黑材料的文体，在文革运动中被群众所完全学习过来，反过来用来指控当权派，但区别在于:这不再是具有官方意义的官僚文书，而是成为群众大民主的一种形式，在社会上自由的传播和泛滥。这里要提到的，就是一份题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长篇材料，登载于“成都打李总站教育系统联络站”编辑的《教育革命》1968年第6期。下面内容来自这篇材料。

一九六六年七月初，四川省文革小组长周颐要省委办公厅印刷分类排队统计表格，发到各地，各大专院校，叫各校工作组在各校师生中搞分类排队、整材料。工作组进校后，时间抓得很紧，每五天排一次队，并向大学组汇报一次。对学生也排左、中、右，揭发党内当权派的大字报多的学生，也就被排在右边。根据这个官方统计材料，截止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为止，四川全省干部和教师中在大字报上被点名“火烧”的达206,320人，占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干部、教师总数的38.9%，其中一般干部144,599人，占总人数的35.4%，教师523,611人，占总人数的43.2%，仅从成都地区大专院校统计，中层干部450人，截止六六年八月，就有142人被打成三、四类(即被批、斗对象)，占31.5%。其中川医中层干部被打成三、四类的达43%，成大为51.2%，川音为38%，川师竟高达64.2%。

一九六六年九月底，省文革大学组负责人张广钦等人按照西南局九月十六日、二十三日两次会议的部署，去北京进行秘密活动，在北京以解决四川赴京学生的生活福利问题为借口，大量搜集串连师生赴京告状的情况(组织名称、人员、名单、家庭历史、本人政治面貌、观点......)，每天用密电把得到的情报打回成都，在成都由袁仲凡整理后，印成简报，直接送交李井泉、廖志高。同一时期，李井泉指示大学组下设的联络、情报、宣传、研究等组专门负责搜集学生动态，研究对策。他们逐日对学生召开的各种集会，游行示威，贴大字报，传单，学生的动向等，写成简报或报告。

材料接着记载:在六六年十月中央会议前夕，四川省文革小组长周颐命令大学组、办公厅等赶制大批材料，准备拿到北京向中央“告状”，这些材料包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排队材料、文革筹委主要成员的分类排队材料，外地来川师生“放毒”的材料，报告某事件的“事实真相”材料，师生下厂下乡串连“影响生产”的材料。

西南局在成都市收集的材料的一个大致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十二月，从公安厅那里就搞了群众的五百多份黑材料，从大专院校联络总站(前身就是省文革小组大学组)搞了上千份黑材料和简报，从外地学生接待站搞了一百二十多份简报。

上述材料所提到的西南局、四川省当局的行为，实际上是几乎所有政府机关都开展的情报工作，这本属政府职权范围内，本来就是国家机器镇压职能的一部分，问题是当权派把大批的学生和群众当成镇压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1966年秋季开始的以销毁“黑材料”为内容的群众性反迫害运动，和文革运动的“元叙述”，即毛泽东有关文化革命的论述，特别是有关“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目标，建立起了联系。

下面一个案例报道，揭露了黑材料与地方当权派动用国家机器迫害群众的更直接的关系。

六月一日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之后，福建省和福州市的“省市委吓坏了，立即批准了公安局的一个恐怖计划，名曰‘打击投机倒把’。于是六月二日福州各学校开始把一些学生打成‘反革命’。六月三日公安局通知各派出所，连夜赶制材料。没有证据笔录，只要排出名单，登上表格，拿出旧材料，就可以送分局批准。一夜间就制造出了1500多份材料，批准抓的有800至1000人。三日闹了个通宵，四日晚就来了个大行动。市委立即成立了总指挥部，各区成立分指挥部，动员全市干部4000多人如临大敌，按区分工包干，午夜12时统一行动抓人。他们叫做什么‘集训’，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由区人委出面，出个通知，人就被公安局带走了。在800至1000人中，有80%多是基本群众，不少是只有小违法小缺点贫下中农，真正的地富反坏右还不到20%。当天晚上福州街道上成群结队地把人带走，一片白色恐怖，气氛十分紧张。”“第二天郑重(福州市委负责人)大喊大叫，说什么这些‘牛鬼蛇神’要狠狠地斗，要把他理光头、游街，要绑几个在大桥头示众等等。当时有些公安干部实在不敢执行，可是唐勇局长责令说:‘你们大胆地做，不要怕违反政策，有责任我负责!’就这样，街上大斗争、大游街持续了十天左右，把基本群众和敌人集中在一起，苦役四个月。”这就是省市委心目中的文化革命¹⁷⁶。

到了八月份，“十六条”公布后、南下学生开始串连，福州市公安局“要把南下学生‘照相记账’记下来。市局严密地布置了骨干，把家住本地回来串连的学生，每个人的名字，家庭情况，社会关系都写成黑材料，直接交市公安局”¹⁷⁷。

斗争过程:谈判、抢夺与肉搏

由于军委《紧急指示》的规定触动了各级领导人长期以来认为天经地义的对官方文件档案的垄断权，有关处理黑材料的规定，在各级领导的抵制下，无法依照原有的政策实施渠道贯彻执行。《紧急指示》的实际贯彻，是靠群众大民主气氛下的集体行动，而这类集体行动不仅有和平的谈判协商(通常在领导人与群众组织代表之间)，也包括比较激烈的形式，如请愿、绝食、包围和占领政府办公场所，直至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抢夺和肉搏战。在领导人一方面，面对群众要不到黑材料就“抢”的策略，他们就采取各种各样的“藏”的对策。藏的地点，通常是本单位的机要部门、保卫部门，也就是官僚体制中最排斥群众、最易于滥用权力的部门。比如，在周恩来接见群众的一次谈话中，建工学院的学生向周恩来汇报说:“水泥设计院里整八·二四(少数派)的黑材料，被人放到保卫组放军火的柜子里，有的和档案放在一起了。[2]”在有的单位，领导人更把“黑材料”转移到公、检、法等单位，甚至转移到军队机关，这是引起公、检、法和军队机关后来受到冲击的重要触发原因之一。

在一份题为《十月十一日周总理的口头指示》的材料中，附加了“写在前面”的一段说明文字，透露了黑材料以比较和平的方式转交的一例，该例涉及到级别较高的国家领导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其叙述口吻也是在群众出版物里较为少见的平静:

“十月十日，北外红旗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京公社红卫兵、东方红红卫兵、二七红卫兵等五个红卫兵组织的一百多名红卫兵，前往外交部政治部，索取有关以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主任、外语学院前工作队主要负责人)为首的工作队整理同学的材料。十一日上午，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同志和周总理秘书钱嘉东同志接见了我们，并听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后来由他们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和请示做了口头指示，罗贵波副部长于十一日晚十时，在外交部政治部会议室向我们进行口头传达。”

周恩来口头指示的主旨包括:“宣布刘新权停职反省。因为他说在同学中没有进行排队，实际上是进行了排队;他说材料烧毁了，实际上是没有完全烧毁;他不但欺骗了同学们，也欺骗了外交部党委、陈毅副总理和周总理。”“政治部其他文件柜，如果同学们需要检查的，可以在外交部、总理秘书钱嘉东同志和1—3位同学共同参加下，打开检查，凡属于与刘新权工作队有关的材料都可以拿出来。但是希望同学们不应当利用这些材料去斗学生。与工作队无关的材料不能拿走。政治部的档案不准动。”

中央领导人直接干预有关黑材料的处理和交涉，在十月以后的几个月内是常见的。另一例是北京地质学院和前工作组组长邹家尤之间的交涉。10月9日早晨两点钟，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召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同学，作了五项承诺，其中第二条就是:“今晚你(指周荣鑫秘书长)同他们一起去，把工作队整理革命师生员工，包括干部的材料和已销毁的清单交出来，给‘东方红’总部，邹家尤可以留在你们那个地方，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辩论。¹⁷⁸”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当天上午在地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说:“今天，昨天找了你们学校各个部分及院文革的负责同志开了个会，达成了一致的协议，有这么几条:第一:在运动中师生员工被围攻的材料，工作组临走时留下了这一部分材料应当交出来。第二:工作组走了后，院文革还继续这样做，这一部分师生员工的材料也应当交出来。第三:你们红卫兵也有些内部文件和材料涉及到对方的，今天上午也达成协议，也要交出来，这些材料交出来怎么处理，双方各派出四人，组成一个项目小组点清，双方达成协议，找一个地方暂时封闭起来，我们国务院市委也参加一二个人，但主要工作还是学生来做。¹⁷⁹”

很多谈判都没有像上述两例那么和平地达成协议，而是引起大批人群面对面的对抗，或者造成对财物的破坏。比如，周恩来在10月31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时讲了一例:“北京政法学院要揪工作组斗，追查工作组的档案，我们没意见，最高法院副院长王XX把材料藏在档案室，同学们追到最高法院，王不给，同学们拿大棍子撬开了门(档案没破坏)，我们出头了，给同学们做了工作，中央决定让王XX停职反省，同学们送回了卷宗，撤走了设在法院的联络站。”¹⁸⁰

首都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1966年12月2日刊登《长沙工人来信:第三司令部的革命闯将在湖南工厂里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文章叙述:首都三司的成员来到湖南，深入几个点同工人打成一片，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湖南的工人9.24以后(即张平化“抓黑鬼”报告之后)受的打击和迫害很深。很多任务人、干部和群众被关、被斗、被逼写检讨和请罪书，有的甚至被逼自杀。“裕湘纱厂(即长沙纺纱厂)的职工分为两派，干部叫做‘上队’，工人叫做‘下队’，斗争很激烈。三司的革命闯将到该厂与工人相结合，清出了一批整工人的黑材料，准备拿出去，可是‘上队’的人受一些人的纵容和欺骗，把他们包围起来，关起来打伤了一个。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反而故意造谣说:‘三司令部的学生闯进裕湘纱厂，打伤三十多个工人。’因而轰动了长沙市。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和红色政权保卫军一起赶到裕湘进行围攻。湘江风雷挺进队和东方红总部得到消息及时支持裕纱，通过激烈的斗争，在铁的事实面前，省市委负责人签了字。答应了工人的条件:

一、搜出的黑材料当众销毁，给被打击的革命工人公开恢复名誉。

二、党委书记停职反省。

三、撤走省委派出的变相的工作队联络员。”

文章叙述的第二桩事件是:“11月14日晚上，三司令部的革命闯将发现省委有干部在二楼女厕所秘密烧毁黑材料，马上通知东方红总部和湘江风雷挺进队，一起配合，找到了省委第一书记，省委派负责干部和三司令部的红卫兵代表一起进行了清查。搜出了动员抓‘右派’的黑材料，整革命小将‘以谢若冰为首的反革命小集团’的黑材料(谢若冰等八十个革命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冲破重重阻碍，来到北京，毛主席接见过谢若冰同志)。¹⁸¹”

如果说，上述案例中的谈判，在克服困难之后终于达成妥协，那么，更通常的情况是:群众和傲慢的官僚多次交涉，而始终得不到结果。一份以“北京日报红卫兵、北京日报革命职工”名义发出的、日期为1966年11月26日的《告全市革命同志书》，透露了这样的例子:

“九月中旬，《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发表后，市委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恣意曲解《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以为‘反击’革命群众的时刻已到，于是，重演他们六、七月份‘抓游鱼，反干扰’的故技，企图再一次把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斜路。就在这个时候，市委书记处书记高扬文代表市委指示《北京日报》新编委会吴象等人，把《北京日报》出现的所谓‘坏人操纵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情况，代市委起草一个向中央的报告。由于证据不足，正式报告一直未能写成。吴象等人交给高扬文的只是一个报告初稿。

我们认为，市委在九月中旬布置《北京日报》新编委会负责人写这样的报告，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它是市委公然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罪证，必须严肃批判!这个报告初稿，是一个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的彻头彻尾的黑材料，必须按照中央指示处理!

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六点三十分，《北京日报》红卫兵和革命职工二百余人到市委，要求高扬文交出这个黑材料。但是，市委负责人拒不接见，而市委书记处于深夜二十三点三十五分作了一个‘决定’，企图以此压制我们。我们向市委副秘书长苏文申述理由，说市委书记处这一‘决定’回避了我们提出的实质问题，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请求面见高扬文，进行交涉。但苏文蛮不讲理，拒绝我们的要求。二十四日中午十一时三十分苏文竟然利用欺骗群众的不正当手段脱身而去，置二百余名革命群众于不顾。

一切革命同志们，你们看一看，北京市委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他们沿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得又有多么远!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决定派遣一个战斗队前往市委，再次坚决要求高扬文交出黑报告初稿，并要求高扬文向《北京日报》红卫兵和革命职工公开道歉。同时，坚决要求市委副秘书长苏文当众检讨阻挠和破坏我们革命造反行动，以及采取欺骗手段耍弄革命群众的严重错误。¹⁸²”

一篇关于中央戏剧学院—军事科学院“十·二七”事件报道，则包括谈判、僵持、抢夺与肉搏的全部过程。以下是这个报道的摘要。叙述的第一人称是中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

原工作队在撤离我院时，将全部黑材料非法带回原单位(军事科学院)，而无视革命群众的多次强烈要求，拒不交回。因此，十月二十五日我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派代表前往该院，经过与原工作队分团负责人胡秉权、高体干等同志长达九小时的说理斗争，才只答应将部分黑材料加封。当场，胡秉权同志答应、并决心保证:“一定不让任何人动此材料。”然而，他们却背信弃义，于十月二十七日有意让我院“红色造反团”(原中央戏剧学院红卫兵，维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守派)在此材料上也加上封条。这种违背诺言，企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无理做法，是原工作队分团领导站在前工作队的立场上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具体表现。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因此，在当日下午五时，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又派四名代表前去另行查封，并向原分团领导提出强烈抗议。

他们将四名代表带入接待室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郑国喜同志问胡秉权——

郑:周总理二十二日的讲话你们看过没有?

胡:看过了。

郑:总理的讲话算数不算数?

胡:当然算数。

郑:你们打算执行不执行?

胡:我们讨论研究了一天，应该执行。

这时，杨守林已将材料查封完毕，听了胡这句话;就说:“这材料先放在我这里，......”此刻，未等杨守林把话说出，原工作队人员林中和同志突然采取暴力行动，一下子扑到杨守林怀中用力夺取黑材料。此刻，胡秉权同志视而不见，不予制止。于是几位该院干部也参与了抢夺，林中和更加嚣张，猛力将杨摔倒在地，经过激烈争夺，从杨怀中把黑材料夺去。这时见材料已抢到林手中，胡秉权同志才假意斥责该院这几位干部:“你们这是干什么?!”林趁机将黑材料放在墙角，其它四人马上围在林的附近如临大敌，形成保护圈。面对这种情况，郑国喜对此暴力行动提出强烈抗议，并说:“你们今天这种行动，使我们对你们不能信任，材料在此存放我们不放心。我们今天要将材料带回去，等中央下达指示后开封。”当场遭到对方无理拒绝，双方展开辩论，对方当即派人打电话将军事科学院负责人王树声副院长、杨副院长、向仲华副政委(原文化部文革小组领导成员之一)请到现场(接待室)妄图阻止我们索取黑材料。此时，我院又派来四名代表，王树声副院长公然抗拒中央军委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并拒绝革命学生的革命要求说:“我们是军人，我们要听总政的命令，你们这份材料不能拿走!保存在院党委由我负责。”

当场，郑国喜说:“现在所交涉的问题，是我院革命师生员工和我院原工作队之间的矛盾。此材料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按军委指示军队无权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请你不要干涉，免得给自己找被动!”王无言对答走出房门。

此时，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上前索取材料，林中和与其它四位该院干部强力阻拦、拒不交出。于是双方撕扭一团，高体干(原工作队分团领导)见此情况，不但不加劝阻，反而对我们大发雷霆:“你们这是革命行动吗?你们欺人太甚，你们能这样做我们也能。”于是对方更加蛮横，拚命阻拦，材料未被我们拿到。

晚十点左右，在屋内和楼道里分别集结了数十名战士与军官，周围出现了游动哨。在此强大压力之下我们不得不向学院汇报。我院革命的红卫兵组织及其地革命群众，听此消息愤慨万分，立即聚集五十余人，乘车前往。在我们进入接待室前(黑材料在此室内)，军事科学院某些领导人将一个排左右不明真相的战士(36人)调入室内，在放置黑材料的墙角处，组成三道人墙奉令保护。当时在场的官兵共有五十余人，楼道有二、三十人。此刻，王树声对革命学生吆吓地说“:材料就是不能给，我看你们怎么下台?!”说罢领着几位领导人扬长而去。十点四十分左右我院同志进入室内。与对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原工作队员林中和同志态度极为恶劣。我们问:“你知道你保护的是什么材料?”他说:“有黑的有白的。”我们又问:“是谁叫你保护黑材料的?”林竟胆敢污蔑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说:“也可以说是毛主席叫我保护的。”

......

十二点二十五分我院各红卫兵组织负责人提出最后通碟:如果到一点钟(即二十八日)还不将材料交出就采取必要的行动。到一点时官兵却增达七十二人。通牒时间已到，我们再次让开路鼓掌，念语录请战士出去，战士仍然坚守。于是，我们将站成三排人墙保护黑材料的解放军战士一个一个地往外拉，我们对他们说:“请你们出去吧!你们保护的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材料，你们这样做就犯错误了。”但是，由于这些战士是受该院某些负责人和原工作分团领导之令来保护“文件”的，所以，他们根本不听我们的劝说，而是尽全力保护黑材料，他们奋力地冲来冲去，其中个别战士因过度疲劳而昏过去。

与此同时，在门口也发生了撕扭，楼道中的该院干部拼命住屋里挤，将门口的我院一个女同学两次挤倒在地，以致使她犯了呓症昏迷不醒。同时，原工作队队员于波同志在门口，煽风点火，挑动战士说:“快!把大衣脱了往里冲啊......!”原工作队员林中和同志也在那里指挥战士:“上!上!”混乱一团。争夺过程中，我院同学一直坚持说理，指出:“你们保的是黑材料，请你们不要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然你们要犯错误的。”战士却回答:“我是在保护文件。我是个战士，我要服从命令!”(可见有人布置)这次撕扭持续一小时之久。半夜学院多次打电话来询问，但他们却故意挂上不接，或故意错传号码进行刁难!在斗争激烈时值班室电话突然不通，使我们与外界失掉联系!

......

二十八日上午六时左右，我院派代表去军委文革，向他们简单说明了情况，军委文革打电话请示后，表示(1)支持你们的革命要求(;2)科学院派军队不对，(3)希望不要把事态扩大。其后，他们和解放军报社联系，派了记者前去现场。

对方固守，不交出黑材料。十一点零五分我们发出最后通碟:“限二十分钟内将材料交出，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一切后果将由军事科学院及原工作队分团领导全部承担。”此时该院狄副政委才答应将采取措施，给予答复。

十一点二十六分，对方毫无任何撤出队伍的迹象，时间已过，也并未予答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室内同志采取了行动，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呼声中，终于在十一点三十二分将部分黑材料抢了出来。

大队撤走之后，我院留下代表与原工作队分团领导谈判，提出三个条件:(1)必须把其它院校的村料交出来，(2)抢走的黑材料只是一小部分，必须将我院的全部材料交出来，(3)强烈抗议军事科学院某些领导，调派军队镇压革命学生，挑逗[原文如此]战士斗学生;科学院党委必须向广大战士检查;向我们做深刻检查。

以上就是影响波及整个北京市的“十·二七”事件的大致轮廓，该事件不仅是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次抢“黑材料”行动，而且，冲突发生在学生造反派和解放军之间，这在全国也是较早的一例，增加了事件的严重意义。事件产生的冲击效果是:在北京以及全国都谣传:第三司令部打死了四名、打伤了二十几名解放军。十一月八日晚上十时，军事科学院干部禾田的儿子、北京外语学校学生禾卫民带领一群学生以“十·二七”事件为由冲击第三司令部，是一次余波震荡¹⁸³。

如果说，群众出版物上的文章的客观性、准确性不可完全信赖，那么，我们来参考一位移居香港的作者对当时目击的回忆。《广州电影界的造反者——珠影东方红》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在香港出版，是这样描写有关事件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继“东方红”[指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笔者注]在珠影厂内砸了人事、保卫科的保险柜，抢到了“黑材料”之后，广州地区许多单位也发生了大抢“黑材料”的情况，迅速地形成了一股暴风骤雨般的风潮，不但发生在各该单位的人事保卫部门之内，而且蔓延到各该单位的上级领导机关也被有组织的群众冲砸。这股风潮无疑是旗派[广州地区造反派的总称-笔者注]鼓动起来的。事实上这种行动就是广州旗派在当时的中心任务，同时亦是他们当时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当发生这种抢的情况的时候，各单位(包括其上级领导机关)办理人事组织的人都慌了手脚，他们急忙将人事档案上交省委组织部，请求保管或处理，往上一推以求卸责。然而当时的省委正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际上这时省委各部已被有组织的群众冲击抢砸过许多次了，又怎能保得住这堆上交的所谓黑材料?后来不知由谁想出了一条“交由可靠的革命群众组织代为保管”的妙计，于是把这一大批的“黑材料”秘密地转移到中山大学的图书馆内，交由人多势大的“保派”组织“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代为保管，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过被抢的厄运。这条妙计本是相当高明，因为中大图书馆是个偏僻而冷门的大楼，文革开始以后便封闭不用了，平常亦不会被人注意到，而且这座图书馆当时是控制在“中大革委会”的手里。把“黑材料”密存与此，实在是很符合天时、地利与人和的。讵料事情终于被“中大红旗”的人知道了，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既然“黑材料”送上门来，焉有不抢之理?于是由素有“中大红旗敢死队”之称的“八三一”红卫兵带头去抢。但“中大革委会”亦已早有戒备，召来上千人之众守卫着这座图书馆，加之这座建筑物只有一道楼梯上楼，因此“中大红旗”久攻不下，还被打伤了人，便打电话把情况告诉珠影“东方红”。曹征[珠影“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接到电话，当即动员全体成员前去支援助抢，同时马上打电话联络“广州红旗工人”总部，“八一战斗兵团”和旗派学生，一下子纠合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赶到中大的校园，情况骤然变得异常紧张。“中大革委会”亦打电话向东风派[广州地区保守派的总称，亦称“总派”;“东风派”是1967年3月以后的称呼-笔者注]的“红总”、“地总”和“主义兵”求援，同时又打电话报告军区，请求派解放军来镇压......。于是中大图书馆周围便展开了万余人之众的攻防战。武斗情况十分激烈。两派之间还有上千的解放军夹在当中，这些军人手扣手地筑成了一道人墙，名为防止两派武斗，实则保护图书馆内的“黑材料”。这样双方对峙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最后旗派的人狠命地冲破了解放军的人墙，终于夺取了楼梯登上书库，他们砸烂了门窗和箱柜，搜到了“黑材料”。但是，此刻楼下仍然被上万的人重重围困着，旗派和东风派的人梅花间竹地包围了几个圈，继续展开搏斗，包围圈当中还夹杂着解放军在声嘶力竭地念毛语录，进行劝架，故即使抢到“黑材料”也无法运出来。还是“东方红”的曹征有谋略，他把旗派的女学生和“东方红”的女成员组合起来，组织一个救护组，说是要上楼去救护受伤的战友，拖着解放军作为掩护，冲开“中大革委会”的防线一同上楼，但她们进入书库之后就拼命将“黑材料”往自己的衬衫内、裤兜里塞，塞满了就猛冲下楼突围而出，被拖上楼的解放军虽然眼巴巴看着她们这些动作，但碍于她们是妇女，一时不知所措，亦无法动手制止。这时“东方红”已经备好了几辆汽车在校门外接应，等她们连人带“黑材料”上了车就立即开走。这次珠影“东方红”就是用这种办法支持协助“中大红旗”抢到不少“黑材料”的。

事后一位“东方红”的女成员告诉我:

“这回抢到可以装满几麻包的黑材料，但还未及存放在书库里的十分之一哩!”她还说:“我个人就抢到了一大捆，当晚先由各人带回家里去，以后才交回给自己的所属组织。我看过自己抢到的那一份，原来是一间中学教职员和一处邮电所职工的人事档案，这些档案当中还夹杂着他们党支部在运动中斗批教职员工的材料哩，几乎每个人的档案都附有所谓言行记录，政治怀疑要点，别人对他的检举报告，后期处理参考意见等等。真是可怕，也真令人愤恨......!”

另一位“东方红”的成员又告诉我:

“虽然这次抢得不够干净彻底，也并非抢到自己的黑材料，还被他们打伤了不少人，但在政治上的收获，我们认为是很大的。”

我问:“为什么呢?”

他说:“第一，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反动路线的保皇派以当头一棒，煞煞他们的威风;第二，彻底暴露了以刘、邓、陶为首的黑帮多年以来假人事制度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陷害的罪恶手段，造了这种罪恶手段的反;第三，使革命群众看到自己的或别人的黑材料，受到一次活生生的教育，从而觉悟起来，提高了革命造反的情绪;第四，通过这次革命行动，考验了群众的斗争性和检验了我们旗派的组织力量。¹⁸⁴”

从以上叙述，我们能了解到，造反派抢黑材料的运动，已经从反对个人迫害、争取自己平反，发展成为既解放自己、也解放别人，从而追求集体解放、普遍解放的正义事业，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1966年到1967年的一段时间里，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极度高涨，全社会都陶醉在巴黎公社改天换地的动人想象和浪漫主义气氛之中。

再来看一个外国人的目击和记载——当时在上海外语学院任教的美籍英语教师尼尔·亨特所著《上海日记》，记述了1966年到1967年间上海市文革运动的情形，亨特的素材来自于他本人的观察、他的学生的讲述，以及他所搜集的材料的整理。

我们学院的造反派“野战军”怀疑校党委整了他们的黑材料。一个激进的学生曾在黑板上抄了一首革命烈士的诗，诗里提到要向“王”复仇，这里“王”是指蒋介石。但是一些保守派学生正在找造反派的黑材料，向党委汇报说:出现了一首反对毛主席的诗。党委表示要调查，但直到十月份也没有任何结果。造反派认为学校当权者手中有材料，准备将来对付“野战军”。此事在九月份一直引起较大的争议。

十月份，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之后，野战军决定采取“革命行动”。十月十五日，他们以诗词事件为借口，其实是想缴获更重要的材料，野战军红卫兵将学校党委、文革小组和各系党总支的文件柜都仔细地封了封条。封条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一点也不新鲜——不过是二、三英寸宽、二、三英尺长的纸条，上面写着加封日期和加封条者。这在当时上海是到处可见的一景。

党的当权派对此提出愤怒的抗议，但造反派会说:“如果你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材料，为什么反对我们封档案呢?”当权派只好说:档案中有国家机密，乱动是违法的。当封档案的作法扩散到了所有学校和工厂与政府机关中，党的官员都是这样说。在我们学院，大多数学生反对封档案，支持党委的警告。这里，他们的看法是出于根深蒂固的纪律观念和对党的尊敬。

结果形成僵局。十月十八日，野战军发表了一个声明，正式指控党委书记手中有造反派的“黑材料”，并要求他交出材料，承认错误。党委书记坚决否认，并得到红卫兵团(该校的多数派组织)和其他几个组织的支持。野战军经过许多会议和讨论之后，决定进行绝食。十月二十六日，三十四名野战军成员宣誓停止进食，直到党委书记在他们的要求上签字。尽管绝食的人比较少，但还是造成了相当的轰动。自从解放前的那些英勇斗争岁月以来，上海学生还从未采取过这样的反对当权派的斗争。绝食也不限于我们学院。其他上海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也同时发起了绝食行动。

大量的大字报谴责绝食行动是“资产阶级的武器”，“在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没有必要”，以及“是不合法的斗争方式”、“无缘无故损害身体”。我们学院的红卫兵团和临委与其他组织一起，举行了一个唱对台戏的静坐示威，这件事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和大字报上都成为一个话题，使学院第一次吸引了全上海的瞩目。

也许因为吸引了太多的关注，党委书记突然同意造反派的要求。但造反派高兴过早了，绝食刚一停止，党委书记就用大字报解释说:“我并没有见到任何可以用来迫害学生的材料。”同时也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表示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党委书记的作法，既得罪了造反派，也得罪了保守派。

......

十一月八日，野战军半夜突袭党支部的办公室，将他们自己贴的封条打开，查看文件。在此之前，他们慑于党委有关国家机密的警告，一直未敢开封，但现在他们恐怕当权派要销毁证据。突袭之后，野战军声称发现了他们要找的黑材料，但没有拿出任何具体的东西。党委理所当然地大声抗议，否认“黑材料”的存在，并谴责少数派的“法西斯暴行”。

反对野战军的势力越来越大。但野战军出于某种考虑，再次出击，这次是校党委的办公室。十一月十日的事件是我们学院自运动开始以来最壮观的斗争了。夜晚，野战军走近三层的办公楼时，发现从一楼到楼顶都由红卫兵团和保守派的教师和工人把守着。双方各有几百人。于是，在入口、走廊等地方，发生了拳脚相向的冲突。

第二天，大字报上照例公布了受伤情况，难免有一些添油加醋，红卫兵冲突之后都是如此。这次战斗结果不很分明:野战军声称发现了一批“黑材料”，而红卫兵团坚决否认。

有关谁挑起武斗的争论，转向了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个争论绝不仅限于我们学院。一份小册子说:“最近，复旦大学、上海工程学院、上海外语学院、交通大学和其他地方，都发生了抢‘黑材料’的事。由于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所以这件事一被提起，就成为谈话和争论的焦点。有人说这是好得很的革命手段，有人谴责说这是破坏法律，还有人说这并不全好也不全坏，因为这是用错误的手段达到正确的目的。”这个小册子是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造反派组织散发的。小册子引用了周恩来七月二十二日[原文之误，应为十月二十二日——笔者注]所作的“黑材料”的定义，以及将这种压迫行为形容为国民党“训政”的比喻，得出结论说，在这种特别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中央军委的指示已经发出一个多月了，但至今仍没有一个上海高校交出一张半张黑材料。有许多工厂、机关、文化艺术单位，那里人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内容。一个月以来，上海市委根本没有宣传《紧急指示》，而是顽固地封锁......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革命派别无选择，只有武力抢‘黑材料’!”

亨特的记载还告诉我们:抢材料的行动是经过周密协调的，行动者是由多个学校的人组成的。比如上海工程学院造反派的抢黑材料行动，就有上海第一医学院、复旦大学和上海水产学院的盟友参加。另一个有趣现象是:工程学院抢黑材料的肉搏战的同时，有双方广播喇叭的宣传战，保卫大楼的一方设法切断了包围一方的广播喇叭，并大声广播自己的宣传，主题是:“我们不让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重演!”“匈牙利反革命暴乱”——这是当时对造反派的一个普遍的指控¹⁸⁵。

随着“抢材料”渐渐变成一种标准的集体行动模式，它也不再是造反派的专利，围绕材料的政治斗争，也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比如，一份有关北京市灰砂石总厂(在长辛店)的报道:12月27日，该厂的“保皇派”(由捍卫团改头换面的“造反队”)突然把该厂厂长、书记等当权派被群众揭发的材料抢出，装上汽车，企图转移和销毁，保当权派过关，同时也替自己“开脱罪责”。当即被该厂红色造反者发现，和他们辩论，不准他们转移该材料，结果“造反队”抢材料的计划流产。但他们“在当权派的怂恿下”，带领六百多人进城闹罢工，闹告状，要求中央首长接见，也没有成功。后来，“造反队”于1967年1月5日联合北京市的其他“保皇派”在厂里制造了“一·五”流血事件¹⁸⁶。

鉴于《紧急指示》发出后档案材料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反而引起领导与群众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更大的对立，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发出《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这个文件特别强调:“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互相对立。”并对档案材料的范围，处理的程序、适用的范围，都作了更清晰的界定。一方面，它规定有关材料应当“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另一方面，“在处理材料问题的过程中，各方发生争执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守‘十六条’的精神，根据上述规定，采取共同协商的方法解决，只许文斗，不许武斗。”《补充规定》还特地强调了保护干部:“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待犯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一般应该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不要连续地在长时间内去斗，不要勉强留下他们，也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应当主动地、认真地、虚心地向群众进行检讨，不要同群众形成对立的状态。”

难以看出这份官方文件达到了其预定效果。然而，它却印证了上述不同来源的材料对围绕“黑材料”的谈判、僵持、抢夺、肉搏等记载的真实性。周恩来在12月9日的一次讲话中也提到:“十月五日批转军委关于‘平反’的通知，十一月十六日的补充规定，可是现在找个典型都没有，现在还在争。”¹⁸⁷直至1967年1月7日，周恩来还在解决一些单位的“黑材料”问题。《周总理接见北京建工院八一战斗团、井冈山部分战士的谈话》记载:“周总理要部长下一道命令，把所有设计院、研究所、院等来个清理，在七、八、九三天(或至十日，四天)上午专搞材料，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笔记也交出来。‘由科、室为单位封闭、集中起来，然后组织你们(指被接见的战士)左派去搜查，到任何地方抽查。我们信任你们(指在座的)你们可以信托的。组织不超过廿人的组织，去十一个单位(指研究、设计院)。部里右派也吸收，保字派可以去五个，人数不超过廿五个，吸收保字号的要群众不反对。施行了，还要调查，确实没有漏洞，抽查几个。以后根据材料丰富的，把揭发搞一个时期。看有人留副本，就作严厉处分。材料最后一火了之，最后当众烧毁。’”

发生较晚的一次抢“黑材料”事件，但却是规模较大、较为轰动、也引起上层关注的一次，是1966年12月在浙江杭州市发生的冲击省军区大院事件。以下内容是我根据文革结束后官方编纂的《浙江“文革”纪事》汇编而成。

冲击事件发生在12月23日，当天“深夜，‘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在‘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策划支持下，以追查省委存放在省军区所谓的黑材料和揪省委书记陈伟达为借口，纠集了一千多名造反派第一次冲进了省军区司令部大院。”“12月24日，浙江大学造反派派出张根生等六人赴京向中央军委告省军区窝藏黑材料，窝藏当权派。1967年1月2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给省军区打来电话:浙江大学张根生等六人，去年12月30日到达北京，向中央军委告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的状，说龙潜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窝藏省委黑材料和省委负责同志等，军委答复三条:一、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揭浙江省军区的问题我们欢迎;二、浙江省军区有错误就要认真检查;三、责成南京军区派人到浙江省军区共同商量解决问题。¹⁸⁸”

这次冲击事件的严重意义，在于两点:其一，这已经不是局限于针对某个具体基层单位党委或工作组的集体行动了，而是全市造反派的跨行业联合，向省委造反的大规模共同行动。其二，在于它成为二十多天后更大规模的一次冲击军区的预演，而第二次冲击导致了军区大院内持续半个月之久的军民对峙的危机，呼应了全国各地军队普遍卷入地方文革矛盾的趋势，而普遍卷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省军区帮助省委藏匿黑材料，造成和群众的对立。

对于冲击浙江省军区事件，林彪在1966年12月27日发出了《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这个文件说:

“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屏同志电报向林副主席报告了浙江省军区与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情况，当天下午五点半，林彪同志指示:

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该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藉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和革命学生的团结。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愈躲愈压愈糟糕。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的要坦率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上要作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同一天，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批示道:“林彪同志，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文化大革命与“公民不服从”

不能不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群众为什么诉诸绝食、肉搏、占领等激烈的手段，来解决黑材料的问题，以及如何评价这些行动。

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群众所采取的手段，还很难归类为暴力的范畴，即使我们认为这些手段是非和平的。进行绝食、肉搏或占领行动的人，通常是赤手空拳的人群，他们手中唯一的资源就是数量可观的人数，和对他们有利的最新舆论修辞。我们从前面各种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本文所叙述的时间范围内，各地当权派仍然掌握着主导性的权力，首先是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其次是占有各种物质的、信息的、舆论的、符号的资源。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受迫害的群众才是暴力的真正受害者，因为群众受迫害的过程，几乎无一例外地就是被施暴的过程。

在受压迫的群众看来，黑材料问题不解决，不仅无法恢复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名誉，而且存在着将来遭受更大规模迫害的前景。在当权派的惯用语中，“运动后期”和“秋后算账”是两个最具威胁的不祥词语。群众出版物的一篇评论写到:“有的人惯用硬的一套。他们到处放风，以‘运动后期见’，‘秋后算账’威胁革命群众。他们吓唬群众说:‘别看这几个小子现在这么狂，到运动后期，当权的还是老子。那时再整你们!’¹⁸⁹”

对于群众在围绕黑材料的斗争中使用肉搏的手段，《王力同志11月18日接见被苏联无理勒令回国的留学生时的报告》中所记录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最好的批注，王力说:“过去抢档案等都不怪群众，而是怪领导，过去领导搞材料的错误手段是对付群众的，这些东西，群众是关系一辈子的，对群众是个威胁，一来个什么运动，拿出来就要整他，这太不合理怪领导上，不能怪群众。他要与你拼命，不打这一个月的架，我们也不理解这一个问题的严重性。打了一个月架，打破头，抬到医院的也有，砸了保险柜，把部长扣起来，学生不承认，说是他自己去的(笑)。”

值得注意的，是王年一所叙述的1966年前后两个周期的“打、砸、抄”的高潮之间的区别。第一周期以“老红卫兵”为主体的暴力，其特点是情绪发泄型的，甚至带着病态的虐待狂倾向，而不具备任何具体的政治目的，暴力本身就是目的，因而是一种发泄行为。第二周期以造反派群众为主体的“暴力”，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抢夺、占领和肉搏，其特点是突出工具理性，即以肢体、人群的肉体力量为手段，达到一定的、具体的政治目的，比如抢到“黑材料”，要求领导人做出保证、道歉等等，因而，造反派群众的非和平手段、不服从行动，只是他们在理性选择之下不得不诉诸的工具，以实现他们的有限目标。

社会群体随着其社会位置、手中资源和政治要求的不同，其集体行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拥有社会强者的文化价值和行为特征的保守主义团体，和拥有社会弱者的文化价值和行为特征的反体制、反权威团体之间。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和中国文革运动同时代、但在另一个完全迥异的社会经济体制下的一些事件。

一九六二年，围绕黑人青年麦雷迪斯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和密州州长的种族主义立场发生冲突，导致上千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带着武器，在密西西比大学校园里实施暴力，大打出手，来阻止麦雷迪斯入学，造成流血惨案。

一九六四年夏天，美国民间团体“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招募了数百名北方白人青年志愿者南下密西西比州声援种族歧视制度压迫下的黑人小区，帮助黑人进行选民登记、开办“自由学校”。这就是当时引起全美国关注的“自由夏天”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志愿者和当地黑人，遭到了当地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地方当局的残酷迫害，有四人惨遭杀害，四人受重伤，八十多人遭到毒打，上千人被捕(警察经常将被捕的人在释放时交给白人种族主义暴徒)，三十七所黑人教堂被烧毁，三十家黑人住宅和店铺被炸毁、烧毁。

同年九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为抗议校方限制政治社团活动，二十二个学生组织在学校办公楼静坐十小时，启动了著名的“自由言论运动”。警察到校园逮捕学生活动分子，警车被学生包围。静坐和占领建筑物的抗议行动又持续了32小时。随后学生代表和校长举行谈判。两个月之后，校方撕毁协议，请求加州州长派警察对学生实行大规模镇压，有783名学生被捕。一九六八年，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潮，学生的抗议方式更加激烈了。为反对学校的具有种族隔离性质的新建体育馆计划，示威游行的学生占领了学校行政大楼，并将代理教务长拘留了一天一夜。两天内，学生占领了五座大楼，校方动员了上千名警察以武力夺回了被占领建筑，并逮捕了近六百多人。

这里，形成了一种对照:保守主义团体的常见行动方式包括:制造暴力气氛、以血腥残忍来威慑和恐吓、习惯性的污言秽语、无序的骚乱，等等，总之，对暴力和强大的崇拜指导着行动。而反体制、反权威的弱势群众的常见行动方式包括:请愿、静坐、占领，以非暴力手段对官方秩序的扰乱，等等，总之，可以用“公民不服从行动”作为概括。前者主要诉诸于人的非理性本能，比如:恐惧、憎恨、复仇等等，而后者主要诉诸于人的理性，即广义的集体行动逻辑。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手无寸铁的群众对特定的空间实行大规模的入侵、占领，几乎成为反体制、反权威的弱者群体行动的标准模式，比如:西方国家无家可归者和其他反体制团体进驻空屋的行动，反战、反核运动对军事基地、核电厂的占领行动，很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无地农民占领、定居并耕作空闲的耕地行动，等等。从法律意义上说，反体制、反权威的行动模式构成对官方或私有财产的一种“侵犯”，也是一种“暴力”，然而这同时也正是“公民不服从行动”的扩大民主、赋权给下层的积极意义所在。

自然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政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群众政治有着极大差别，特别是1966年10月至年底围绕“黑材料”的斗争，是在独一无二的中国条件下发生的。然而，两种迥然不同的集体行动方式的对照，无论在中国，在美国，在非洲，在拉美，都是成立的。两种行为方式联系着两种不同的政治背景，这一点也具有普遍性:在各种社会史上，以群众运动方式出现的极端保守主义，都倾向于滥用暴力恐怖、对弱者和弱势群体施加迫害，总之是忠实地按照“强者哲学”剧本里的台词来表演，而世界各地反体制、反权威的弱势群体，其群众运动手段也普遍地趋同于几个特定方式:请愿、绝食、占领。

如果以上二分法成立的话，那么，本文也许有助于我们区分“老红卫兵”的“党卫军”式的、“水晶之夜”式的打砸抄，和造反派群众围绕“黑材料”的抢夺、肉搏。以这个区别作为钥匙，我们也许能够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做出社会学意义的分析:从“激进的保守主义”角度来考察“老红卫兵”现象，另一方面，从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反体制、反权威的群众运动的比较视角来考察普通群众的“造反”。

第七章 从“对联”到“联动”:血统论、特权与保守(上)

在主流话语里，“红卫兵”和文革基本上是两个可以互换的同义语，特别是，这两个词所唤起的是同一组负面的形象。“文革-红卫兵”这个范畴对，强烈暗示着和历史上其他群众运动的模拟:“法国革命-无套裤汉”、“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当然，最首要的是:“纳粹法西斯运动-冲锋队”。不同历史事件的叙事拥有同样的深层结构:精英操纵下的群众运动，及其意识形态迷魂药驱使下的打手。命名的权力在这里是很明显的:

党卫军——红卫兵

水晶之夜——“红八月”

砸犹太人商店——破四旧、砸文物

迫害犹太人的暴行——迫害黑五类家庭的暴行

......——......

因而，

纳粹运动、法西斯主义——文化大革命

其次，“红卫兵”在主流话语里，担当“文革”的拟人化角色形象——黄军装、系皮带，嘴里口口声声骂着“混蛋”，一个阴森的、血腥的、令人发指的形象，这也是当代人们必须牢记的文革的形象。如同纳粹历史没有褐衫党、冲锋队就不是生动的，文革历史没有“红卫兵”也不是生动的。很多有关文革历史的通俗读物，标题大都采用“红卫兵”而不是“文革”，比如《红卫兵的兴亡》就比《文革的兴亡》要更加形象。

然而，将“红卫兵”等同于“文化大革命”，严重忽视了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实际上，“红卫兵”一词本身在文革中不仅是多义的，而且这个概念本身、名分本身，就是争夺的对象和斗争的焦点¹⁹⁰。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文革中，外国记者会从中国发出这样的新闻电讯:约有一万多红卫兵，在集会之后，出发去攻击另一群红卫兵，双方发生了大规模冲突¹⁹¹。然而，外国记者难以确切给出双方派别的具体名称，或者双方派别的政治观点和立场。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像“红卫兵”这样的概念已经难以作为精确地描述历史的工具了，除非我们满足于:“红卫兵正在打红卫兵”这样的描述。这好比说，在西班牙内战中，当共和国派别和国家主义派别都声称在保卫西班牙祖国，那么，“西班牙人”作为一个称呼，就难以作为叙述西班牙内战的概念工具了，除非我们满足于“西班牙人正在自相残杀”这样的描述，而不再深入追究。

正如同我们需要“共和派”、“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保皇党”、“国家主义者”等词汇来了解西班牙内战，那么，我们必然也需要抛弃“红卫兵”一词，引入“造反派”、“保守派”“、老造反派”“、老红卫兵”这些所指更明确的称呼。如上所述，这不仅是一个使了解历史的复杂细节成为可能的手段问题，而且有关到权力的操纵与反操纵，有关到对历史真实的掩盖、歪曲、颠倒，及其相应的揭露、复原与再颠倒。

前面的几章都是围绕着领导与群众的冲突这个主题。本章将很大程度上离开这个主题，转向以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划分为基础的群众政治。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不仅反映了官僚体制、国家机器和普通群众的对立冲突，还反映了来自社会生活内部的冲突，具体说，就是社会精英集团和非精英阶层之间的冲突。这里所关心的主要对象，是以中学“老红卫兵”、“血统论”对联、西纠、联动等为名义、为代表的社会集团和政治观点，因为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红卫兵”这一词汇，因而考察这个题目的同时，也是把“红卫兵”这个称谓放回到文革历史的完整背景和具体的“社会成份”中的最适当的时机。这番考察将会说明:产生“红卫兵”这个称谓的有关历史，只是文革历史的一部分，尽管是极其特殊的一部分，然而远远不是文革历史的全部;而“红卫兵”称谓本身，也恰恰是群众政治中话语混战的对象，因此也就不能够作为精确叙述历史的范畴工具。以这两点而言，目前流行的以“红卫兵”为题的读物，大多是把“红卫兵”的历史等同于全部文革历史，更糟糕的是，不对“红卫兵”称谓的含混意义加以澄清，反而对有关群众政治有意加以掩盖、歪曲、混淆和颠倒。有鉴于此，本章不是有关一个概念化的、一般化的“红卫兵”的研究，因为正是这种概念化的、一般化的而实际内容含混的“红卫兵”范畴。

“老红卫兵”与“对联”:发生和发展

现有记载大都表明:“老红卫兵”发迹的首要地点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而有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产生经过，则有稍详细的记载。

《中国青年》杂志1986年刊登了《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文章内容是卜大华(文革开始时清华附中的高中生)对有关事件的回忆，此文是众多文字的引用来源。文章说:“5月29日，卜大华等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形势和对策。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6月2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三个字后面有一百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¹⁹²”

5月29日的聚会，就是被后来蒙上一层传奇化、文学化色彩的“园明园聚会”，被当作红卫兵的诞生之祭。米鹤都所著《红卫兵这一代》写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曾经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名为《希望是属于你们的》的话剧，其中关于红卫兵成立的场景是这样描写的:

“在北京西郊的园明园，残垣颓壁的废墟旁，一群中学生崇敬着早年毛泽东‘谁主沉浮’的豪气，忧患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激发起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强烈责任感。

有人说:‘我们也应该向早年的毛主席学习!’‘对，我们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战斗队!’‘对，我们战斗队就叫向日葵战斗队吧。’‘叫火车头。’‘我们应该叫红卫兵，我们要做毛主席红卫兵。’‘对!红，象征着我们一颗红心;卫，是誓死保卫毛主席;兵，是我们要做个毛主席的小兵。’‘好啊!我们就是红卫兵!’¹⁹³”

在这里，史实和虚构的界限开始模糊，时间是在初夏的傍晚，地点是在园明园遗址的小山坡上，在富于诗意和永恒意义的历史废墟侧畔。人物，按照一个说法，参加聚会的清华附中学生有:卜大华、王铭、骆小海、旷涛生、陶政、张承志、张晓宾等¹⁹⁴。

能够肯定的是:最开始，“红卫兵”是一个北京市中学生的特有范畴，而这些中学生政治积极分子在一九六六年五十天当中的“造反”活动，和高校学生中的反工作组风潮在时间上是共时的。不过，“红卫兵”这个称号的知识产权属于中学生，而且，连“造反有理”这个后来各地造反派(不仅是大中学生，而且包括工人和各种职业)的座右铭，也是从园明园遗址附近的这所中学校园里开始传播开来的。

按照卜大华的回忆，在文革开始前夕，由于他和一些同学和校领导发生争执，被校方警告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57年的教训。6月份工作组进驻学校后，明确表示校方压制学生，犯了错误。“我们大受鼓舞，把这看成是党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不错，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产生的。说它的名气大，是因为后来毛主席支持了它。这篇东西写出来后，我们几个讨论了一下就贴了出去。这下可热闹了，工作组非常紧张，问我们‘造反’两个字如何解释?现在是共产党领导，要造什么反呢?我一点也不慌，拿出了确凿的证据——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摘引的毛主席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工作组的同志惊愕不已，又亲自去核实。”按照任知初的说法，工作组请示团中央的胡克实，团中央指示“抓住坏的”、“不能纵容”，工作组于是揪住这批人中的王铭，他父亲曾任罗瑞卿秘书，因而往已经倒台的“彭罗陆杨”上联系¹⁹⁵。

米鹤都记载:“6月上旬，成立红卫兵组织的还有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等学校。至6月底前后，北京相当一批中学建立起红卫兵的组织，其发展趋势是由海淀区开始，由西向东波及西城区、东城区的学校，而后扩展到宣武区、崇文区以及朝阳区和丰台区。¹⁹⁶”

工作组与最早组织红卫兵的那批学生的关系，在北京各中学的情形也纷杂不一。在北大附中，造反者的命运不如清华附中，工作组进校后，提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要批，但不能像学生当时做的那样，而且不准成立学生组织，于是“红旗战斗小组”被取缔。类似的，二十五中、地院附中的红卫兵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¹⁹⁷;在北京师大一附中，革干出身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在六、七月间，也组织了红卫兵，在刘少奇直接过问的工作组的支持下，被抄、砸¹⁹⁸。在师大女附中，最早给校领导提意见的是几名学生党员，但受到校领导的压制。工作组进校后，支持她们，为她们平了反，但另外一部分学生起来反工作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杨三白、邓叶云还曾经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通信，这是最早的跨校串连记录之一¹⁹⁹。

和高校反工作组的学生很大一点不同的是:向校领导和工作组造反的中学生或红卫兵小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革干出身，特别是来自中上层干部家庭。根据有关材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组成员中，王铭的父亲是公安部副部长王仲方，袁东平的父亲是当时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宋柏林的父亲是解放军装甲兵学校校长，旷涛生、骆小海是干部子弟，卜大华是军人子弟;北大附中彭小蒙的父亲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彭炎，等等²⁰⁰。这个差别的原因，有各种解释，比如从大学和中学的招生结构、高干子弟的就学分布、中国领导人的年龄、生育年代等等角度分析，这不是本章的重点，故不再追究。

一篇回忆文章记载了中学红卫兵小组最早的串连、造反行动:“六月八日，在[清华附中]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近百位骑自行车由城里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其中主要是在前两年四清中就已经闹得很凶的四中、八中的一些干部子弟。据说有前文说的孔丹、孔栋兄弟，秦晓、王尚荣及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薄熙勇兄弟等。清华附中的学生和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校领导怕出事关了西校门。校门外堆积了几百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前两年刚刚切掉一个肺的副校长韩家鳌亲自冒着烈日到校门外劝解外校同学回本校去，不要无组织地串联，以免发生意外。但是这哪里可能有效。‘十七级干部，我们家有好几个呢!’这是躜动人群中的一句调侃的名言，却真正代表了他们心底的声音。在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狂妄的干部子弟心中什么时候把基层干部放在眼里呢!²⁰¹”

有关中学生红卫兵造反的动机，这里也不打算深入讨论，但笔者认为下列观察是大体准确的:中学生红卫兵“凭着响当当的‘红五类’出身，......不相信有人可以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时唯一信奉的是毛主席号召的造反有理，有着在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炼红心的想法。²⁰²”另一方面，中学生的生活环境中也存在着很多压抑、挫折的因素，使他们易于接受反叛的鼓动，特别是很多人感到以追求升学率、“分数挂帅”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广大工农革干子弟压得抬不起头来”，比如当时在清华附中上学的张承志，“不仅进不了预科班[保证进大学的快班]，而且要用课外时间补习数学，且无任何体育文艺特长，是在清华附中感到个性受到很大压抑的一类学生。²⁰³”

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表示了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文革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有关“学生运动”的评论，自然被理解为:既适用于高校，也适用于中学。

五十天里，在高校出现反工作组的学生群，他们成为后来的高校“少数派”、造反派，与此同时，几乎平行发展的，是反对中学党委或工作组的中学生革干子弟，他们成为“老红卫兵”的源头。两种“出身”不同的造反派的第一次相遇，可以认为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万人辩论大会上。在这次大会上，不仅有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的两派北大学生的发言，作为中学生代表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成员彭小蒙，也作了发言控诉张承先、张德华(北大附中工作组组长)。

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据记载，彭小蒙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她慷慨激昂地上台控诉，清华附中红卫兵骆小海、旷涛生也上台发言。会上，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组成员把他们写的“两论”递交给来参加会议的江青，请她转交毛主席。众所周知，此信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回复，回信不仅热烈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还点名热烈支持北大附中的彭小蒙。

此时此刻，一个意义更加重大、影响更加剧烈的文字事件爆发了，这就是“鬼见愁”对联的诞生。从事件对社会的冲击速度、力度看，以“爆炸性”来形容这个文字事件恰如其分，从其他方面看，该事件也是极为奇特、独一无二的。这不仅是由于对联把极其丰富、极其当代的政治内容，浓缩于简练、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的语言和文字形式，更由于:对联所提出的命题，来自真实的社会土壤，来自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冲突，它是对主流革命意识形态的公然篡位和取代，而不再是简单地模仿或重复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和官僚标准操作程序——而这后两者在以前经常是凌驾于社会现实之上的²⁰⁴。

有关对联诞生的时间，大多数文字的一致记载是:七月二十九日，北航附中的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四天后，北航附中红卫兵把对联贴到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八月二日，北航附中红卫兵近千人到清华游行宣传对联。印红标提出更早的日期和不同的地点，他认为:“1966年6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传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7、8月间，开展了关于对联的辩论。”并在注释中说:“这是他“据采访及收集的材料考实”，但未提供更详细的资料²⁰⁵。

围绕对联的讨论所留下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包括下面两个讲话记录，都是在对联开始传播的五天后:

《陶铸同志八月二日在人民大学讲话》中有这样一段:“(陶铸回答有人递的条子)这个条子要我讲的，是个对联，是‘红卫兵’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基本正确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今天不讲，你们去辩论一下，好不好?(回答:好!)你们辩论一下，

你们辩论以后一定比我回答的高明。”和陶铸的推脱回避不同，关锋和张春桥在同一天作了

正面的回答。《关锋、姚文元、张春桥八月二日在国务院接待室的讲话》记载，关锋先谈到:

“有人问[对联]是不是江青说的，是同学提出的。对这个口号怎么看?我们这个口号基本精神是为了很好贯彻阶级路线，要工作组依靠工农子弟、革干子弟。有些工作组就不依靠工农子弟、革干子弟，或拉拢一部分工农革干子弟打击另一部分工农子弟和革干子弟，这些同学针对工作组的毛病提出的，精神是好的，的确他们在家受到很多教育，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另外一方面，地、富、资、反动派的儿女(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总多少受到剥削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大部分与我们对党的感情不大相同，甚至是仇恨的。口号我觉得不是这样提好。‘老子英雄儿好汉’不全面，容易起副作用，革命子弟自然受到好教育，但是不是‘好汉’还要在革命的暴风雨中锻炼，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口号对革命干部子弟不利，形成了公式。将来不是会影响他们提高，不这样提可能大批是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提不策略，不利于我们争取可以争取的人。我们尽量争取更多的人。地富要争取教育地富子女一样。有的同学提得好。第一阶级成份论，第二重在表现，这很好，这是同学提的，对不对大家讨论。”

大概是会场骚动，或者有人递条子表示不同意。张春桥接着发言说:“有的同学对关锋同志的对联解释不能同意，不同意很好，继续辩论，你说你是英雄好汉，就领导革命嘛，被人说成混蛋，你要革命，听毛主席的话，共产党不会杜绝人跟共产党走的，总给他机会的，毛主席那里说过不允许人革命?”

围绕对联最著名的一次辩论，大概就是8月6日晚的天桥剧场辩论会了。报告文学《老红卫兵风云梦呓录》回忆当时的情景²⁰⁶:

“大会由海淀区红卫兵首领彭晓蒙[原文如此;应为“彭小蒙”]主持。......参加会议的红卫兵很多，整个会场挤满了人。海淀区的红卫兵威风极了。清一色，全部穿的都是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服——发黄的旧军装。......彭晓蒙绝对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她很瘦又架了一副眼镜，穿一身发白了的旧军装，头戴军帽，腰束一根很宽的皮带。说话非常老练。她突然提高了嗓门说:‘这，就是我们的江青阿姨!’

顿时会场狂热起来。大家拼命地鼓掌。”

下面摘录《江青同志在天桥剧场对“红旗战斗小组”“红卫兵”的讲话》中有关对联的部分:

我听说你们为一副对联争执不下，我觉得这是很好解决的。你们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人，匆匆拿出来的，我想讲一下“老子英雄儿好汉”是从那来的。有一出京剧叫《连环套》看过没有?(答:没有!江青同志笑)窦尔敦对黄天霸这个叛徒说的。他唱“老子英雄儿好汉”。我们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法前进了。我们要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现在有好多成语是过去的，你们不改我们也不勉强。你们请我们来了，我们出点主意行不行?既然革命就不怕有什么错误缺点嘛!你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也可以，或另外改也可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妥当。

父母革命儿接班

父母反动儿造反 理应如此

我们只做个建议，你们去讨论。......

看一个人第一要看其阶级立场。第二不要唯成份论，这是指某个阶级的个别分子背叛原来的阶级说的。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不要看表面。(看一张条子后说)有一个外语附校的红卫兵写了一个条子，没写名字，叫我明确表态，同意不同意这副对联。我不完全同意，道理也讲啦，很简单，那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这是匆匆忙忙拿出来的²⁰⁷。

同一个会上，康生的发言完全回避了这个争议。

尽管中央文革小组等政治精英认为对联与文化大革命不相关，甚或认为它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封建术语”，但对联似乎具有一种难以解释的魔力，紧紧地俘获了中学生、大学生乃至全社会的政治想象力，似乎像一颗特别适合中国土质、温度的种子，播撒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迅速地发芽疯长，一个不再是由精英所主导和控制的论战，成为群众政治的压倒性内容，直至发展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大角逐、大搏斗。

在这场大论战中涌现出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他在一篇与别人合写的大字报《从对联谈起》(1966年8月12日)²⁰⁸中，为对联鼓掌叫好“: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的工大，这一颗火星燃起来了熊熊烈火。”

而谭力夫在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变成为整个对联论战的定音符，这个发言成为文革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文献之一。谭力夫发言的意义，就在于把维护以对联为代表的“血统论”、维护工作组和维护老干部联系在一起，淋漓畅快地表达了全国各地保守派、多数派心声，成为他们的纲领性宣言。

下面摘录谭力夫的《在八·二○辩论会上的发言》²⁰⁹的著名段落:

“我看少奇同志讲得对，只有我们下台让他们上台。”

“有人对黑帮不恨，......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有人喊:骂得好!热烈鼓掌)”

“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热烈掌声)”

“我看只有工农革干子弟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本事，你们其他人谁敢?(热烈鼓掌)看来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群众: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热烈鼓掌)”

可以看出，谭力夫的发言即兴式地一气呵成，充满机智，展现了他高超的演说才能，以及对革命话语体系的娴熟操纵。据记载，这篇数十分钟的讲话，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震动，使他成了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名人物。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到处都在流传谭力夫的讲话。仅福建省，在省委指使下，即在不长的时间里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还硬性规定每天必须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内容²¹⁰。

这期间，如果不是在政治意义上，而是在视觉和听觉效果上、符号象征意义上最重大的一件事，是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这是当时的称呼，后来通常被称作“八·一八检阅红卫兵”。命名的魔力，施加于历史知识的生产，甚至成为改写历史的神奇之笔，这里就是一例。被请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接见的，不仅有彭小蒙、卜大华、宋彬彬等中学红卫兵，也有聂元梓等少数高校代表，前者“血统高贵”，且马上就要成为“保爹保妈”派，而后者代表着平民出身的造反派，他们的旗帜将要写上:反迫害、反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一八”的意义是含混的、矛盾的(如同下文将要提到的联动第一次大会上放映“八·一八”纪录片所表现的那样)，这种含混只有在后来两派阵营分明的冲突对立中才得到澄清。而“八·一八”的命名力量，就在于它把两个对立冲突的阵营都归类于“红卫兵”之名下，这样，两派的本质区别就被掩盖、模糊了，含混的名称，就为在事件、行为上的张冠李戴，时间、因果上的颠倒，打开方面之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部分以“红卫兵”为主题的文革史学，是使文革历史的浑水更加浑浊，更加令人捉摸不透。因此，本书没有采用“红卫兵”作为主要概念，而是采纳了其他一系列概念对，这就是“领导-群众”、“多数派-少数派”、“保守派-造反派”等等。

按照这些概念对去分析，“八·一八”之后，批判工作组属于大学造反派的范畴，而“破四旧”基本上属于“中学老红卫兵”——保守派的范畴。但本章将略去对“破四旧”的叙述，这样做不是因为“破四旧”规模不够宏大，对社会的破坏冲击不够强烈，而是认为，“破四旧”基本独立于文革群众政治的“造反-保守”的二元对立，除了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情绪化的暴力虐待之外，并不包含实质性的社会、政治矛盾冲突的内容;其次，“破四旧”在八月份以后的持续部分，从主要对财物的破坏演变为主要对人的迫害，因而也就进入“老红卫兵”的“血统论”和造反派群众反迫害运动之间的冲突范畴，而这将是我叙述的重点。我所关注的，始终是目的性的、理性化的群众政治，而不是情绪化的、个人化的非理性发泄行为。当然，下一节的内容将有助于理解“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这种非理性发泄行为。

“高干子弟要掌权”:阶级路线与血统论

对联是对特定的政治、政策、社会伦理的通俗和简明的总结，它试图概括在官方话语里被称为“党的阶级路线”的范畴。在文革开展之前，“党的阶级路线”不断在教育领域、文化领域里强调，然而，同一时期内毛泽东对阶级、文化问题上的那些离开经典定义的论述，也使阶级的意义变得广泛、游离而不确定，另一方面国家在学校里的政策，比如在招生、升学、教改等问题上，也存在着摇摆和不确定性。虽然这些不是本章所关注的重点，但却是“血统论”对联异军突起地对“党的阶级路线”实行篡位的重要背景。

实际上，“血统论”所表达的情感、伦理，比国家政策范畴的“党的阶级路线”，更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分成三六九等的无情现实。在新中国这个力图消灭阶级差别的社会里，存在着社会精英与非社会精英这样明显的区别，而社会精英集团不仅是一个高度紧密、高度同质化的内部小圈子、特权俱乐部，而且具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

社会精英的自我意识又集中到以家庭为纽带的事业、权力传承关系。来看两篇曾被广为传抄的高级干部留给子女的遗嘱。一篇说:“我希望你们百分之百的成为革命的硬骨头，百分之百的听毛主席的话，百分之百的听党的话，百分之百的作父母事业的接班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事业在你们手中断线，而你们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先烈，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啊!......你们的担子重啊!要带头努力啊!我们总是要死的，我们事业的担子就会担在你们身上!”另一篇说:“你们的条件很好，你们懂得了不少外面年轻人不懂的东西，你们也知道这是政治上的优越性，你们千万不要背上这个包袱，作危害人民的事。......你们要努力学习，好好锻炼自己，做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把党交给你们的事业，勇敢地担当起来，永远跟党走，永远跟毛主席走。²¹¹”这里，老一辈革命者对自己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自己子女疼爱袒护的私人感情，奇怪地掺杂结合在一起。

文革中群众出版物广泛报道了这样一件事:1966年6月22日，邓小平为了了解北大运动的情况，把在北大上学的儿子邓朴方、女儿邓楠召回家谈话。当邓楠提出了下乡、下厂、当兵时，邓小平说:“考虑问题要全面，要做当工农兵的准备，也要做掌握印把子、掌握政权的准备，要一颗红心多种准备，以党的需要作为第一需要。”“工农、革干子弟掌权，这是一个方向。”

群众出版物指控:邓小平这番话为后来学校里的血统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里难以估计邓小平这番话有多大实际影响。但大多数革干子弟确实是把继承父辈的权力、职位，等同于继承革命事业、等同于党的阶级路线。

在1966年的“五十天”里，血统论、“高干子弟要掌权”的思想贯穿在高校和中学工作组的政策当中。比如刘少奇亲自过问的师大一附中工作组，刚一进校就立即秘密召开部分高干子女会，称他们是“最可靠”、“阶级感情最深”、“立场最坚定的左派”。不久，工作组就宣布五名高干子女为工作组组员，后来又扶植了清一色干部子女的革委会。刘少奇的女儿、高一学生刘平平就是工作组组员，后来又是革委会主任，都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师大女附中初一学生刘婷婷也任该校革委会委员²¹²。

“五十天”结束时，工作组准备撤了，由谁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是当时斗争的焦点。据记载:北京大学七月二十五日的辩论会(中央文革在会上建议撤销工作组)散会后，邓朴方回到年级召集二十多个工农革干子弟开会，说:“现在工作组撤了，工作组建立的一切组织作废，党支部也不存在了，目前我们必须实行强硬的阶级路线，必须立即把一切权力夺到我们手里来。”在这个会上，选出了以邓朴方为首的三人小组，夺到了技术物理系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权²¹³。

在很多学校，更有人主张:在党委瘫痪、工作组撤走的情况下，要成立新的“阶级组织”——其实是指以工农革干出身的学生组成的组织，来取代过去的党委领导，从而实现“强硬的阶级路线”。因而，是成立这种新的“阶级组织”，还是通过普遍选举成立巴黎公社式的文革委员会，成为当时的争议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示支持普遍的选举，而反对“强硬的阶级路线”。

八月四日，江青在北大的集会上的说:“我收到很多信，刚才又收到很多条子，要成立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出身子弟组织，我建议是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出身子弟积极参加你们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或者革命小组，不要再搞那些分裂活动，再上他们的当，我怀疑你们又要上坏人的当了。”康生接着发言说:“关于工农、干部子弟建立组织问题，江青同志讲了，我完全同意同志们的心情。教育界要贯彻阶级路线这是好的，使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不再受歧视、打击，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学校有没有阶级组织?有，就是共产党和共青团，......问题是......党团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起作用，如北大的党委瘫痪，青年团也瘫痪。不能因瘫痪另外成立一个阶级组织，工农革命干部出身的同学有任务彻底改革这个组织。是否另有组织，江青已经讲过了，在实行阶级路线，通过党纲，不要再建立一个组织，如果建立这个组织，可能使自己孤立起来，分裂我们。......左派、革命干部子弟你们有一个危险，要时时刻刻警惕，不要脱离群众。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中谈到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的]第三条是很重要的条件[即:能够团结绝大多数的人一块工作，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我很欣赏李洋洋的一句话:‘我要站在群众之中，不是站在群众之外’。现在的任务不是成立贫协，是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李洋洋和XXX讲得好，上次我还批评了他们，相隔几天，他们就觉悟了，青年人觉悟要比老年人好得多。”

周恩来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他八月五日凌晨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有同学递条子问，说你们组织了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问对不对，上午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说党在学校中的政策不是这样的。²¹⁴”

实际上，即使不成立“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高干子弟在八、九月份也依然掌握着清华大学的文革大权，即对所谓“三临”——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委员会和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主席团——的控制。一份材料开列了这期间清华大学高干子弟掌权的概况:

刘涛——刘少奇之女，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付主任、校临时主席团和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贺鹏飞——贺龙之子，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

李黎凤——李井泉之子，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及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刘菊芬——刘宁一之女，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

乔宗淮——副外长乔冠华之子，伪“三临”(校“文革”临时敌委会、临时主席团、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数力系“文革”主任。

胡劲波——胡克实之子，机械系“文革”负责人。

王新民——王维舟之子，伪“三临”的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

王苏民——四机部部长王铮之子，伪“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该材料还报告:“北京的大中学校，特别是高干子弟集中的或刘邓直接插手的几个学校清华、北航、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景山中学、女一中、北大附中、二十六中、十一、八一、一○一中......几乎或大部都是高干子弟掌权。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在七机部原是工作组红人。刘允真在丰台农业学校被安排为临时团委书记，参加了工作组;......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师大女附中，原来连班代表也不是，也被安排为革委会委员。女儿邓林在中央美术学院被安排为革委会副主任;邓的儿子邓朴方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学习，原候补党员，也被王任重内定为北大校党委委员。此外像贺龙的几个孩子，贺鹏飞在清华、贺捷生在北航、贺迎明在景山中学。赵如璋的儿子赵丹平在京工附中，邹家尤的儿子邹建平在京工附中，孔原儿子孔丹在男四中、张鼎承之女张梅妹在女一中，张文舟的女儿张兰兰在女三中，陈毅的儿子陈晓鲁在男八中，安子文的儿子安国在石油附中......一个个都当上了‘红卫兵’或革委会的头头。²¹⁵”

下面，来看两例外地党委是如何执行他们心目中的“党的阶级路线”的。

根据一份材料，1966年9月6日，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对重庆的“红五类”学生说:“从今天起，一切权力归‘红五类’，你们大胆地干吧!他们不敢搞你们‘红五类’的，就用你们‘红五类’的队伍冲，冲出一条‘红线’来。只要你们搞起来，只要你们搞得好，把他们[指造反派]中的‘红五类’瓦解过来，这样他们就只是些‘黑五类’和其他出身的了。争取十天时间左右，扭转重庆市的形势。”9月18日，李井泉在接见红卫兵时，又说:“炮打司令部最积极的，都是‘红五类’打旗帜，黑五类在幕后指挥。对反动的家伙，只有和他们斗。我们杀了他们的老子，和他们的老子结下了仇;你们杀他们的儿子，和他们的儿子结下了仇;他们还有儿子、孙子!我们和他们斗一辈子。”在另一次接见时，反复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挑你们‘红五类’，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将来你们接了班后，你们就知道你们的对手是谁，也就会斗争了。”

且看是如何斗争的:白紫池、肖菊人按照廖志高的指示，于1966年8月29日在东方红礼堂召开“红五类翻身大会”，会前翻印了五千份《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会上请了清华附中等校七个红卫兵作报告，公开介绍了所谓斗争“黑五类狗崽子”的经验，向全市传播了“自来红”、“自来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血统论观点，公开宣扬武斗。当场打了一个学生，赶走了一个不鼓掌的联络组长。大会上还提出‘黑五类’子女是专政对象，提倡打斗‘黑五类’学生，‘黑五类’学生滚出去等等。廖志高还派人在大会上宣布‘省委负责同志要接见这七位同学’，以表示对大会的支持。会后当晚，不少学校就发生了斗学生，致使不少学生惨遭毒打的严重流血事件。

9月1日，廖志高对四川省文革成员指示:“要迅速组织和壮大以‘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要成立红卫兵总部。”红卫兵的任务包括“保卫机关”。省文革大学组的余之光和张广钦出面组织了“大专院校红卫兵指挥部”。9月初，李井泉指示要宣传“送子参军”(即参加官办红卫兵)，并说:“这与革命战争时农民送子参军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四川省委还学习西纠的经验，挑选了几百名身强力壮、出身好的红卫兵，组成了红卫兵纠察队，要求他们执行公安局对造反派专政的任务。一位领导人说:“红卫兵纠察队成立之后，由军事部门或公安部门辅导挂钩和配合。因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动用专政工具，所以红卫兵[指红五类红卫兵]特别是纠察队行使某些职能......”

9月下旬，省委更进一步给一些高干子弟布置成立“红卫兵纠察指挥部”。先组织五百人，培训成红卫兵骨干。纠察队除了政治条件“红五类”外，还要身强力壮，个子高大。还配备了汽车，哪里有事就可立即赶到，以便围攻造反派²¹⁶。

第二个材料是有关天津市的情形。大约八、九月间(原文有关日期不详)，天津市出现了完全中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站，但市委认为联络站里有造反力量，因此成立了另一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完中联络站”。新成立的联络站从一开始就被市委所操纵，几次联络站成立筹备会上，每次都有市委的人，而总是参加意见，每次会后，完中联络站临时负责人斗要征求一下市委使者——方光宇和另一位人物的意见，而他们也总像个顾问式的说上两句。市委对联络站的直接操纵者是方光宇、李德林，幕后的操纵者是赵武成、杜长天(市完中文革办公室主任)、徐光等。联络站成员和市委高级人物有着非一般的关系，有:杜长天的女儿杜XX、李权超(市委候补书记)的女儿徐X。另外赵武成的儿子赵XX，万晓塘的儿子万XX等也都是各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在市委操纵下的完中联络站里，压制不同意见的发表。比如有人对市委的人总参加会议提出异议，结果被排挤出来。天津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纠察队也是在公安部门的扶植下成立的。市里派了四个公安人员来帮助训练，成了纠察队的直接操纵者。有的纠察队员经常打人，市委非但不制止，反而还赞扬。国庆节纠察队执勤，市委先报告了情况，说要保卫要害部门，如:干部俱乐部，胜利桥，宾馆等，最主要的是保护市委。于是调了一个连的纠察队来保护市委，据说这一个连是所谓心腹连，尽是市委人员的孩子和高干的孩子。联络站还下了一个通告:“黑七类”子女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串连的带出身证明²¹⁷。

高干子弟与特权

下面，我们要考察血统论思想、“高干子弟要掌权”思想的社会基础。这不仅牵涉到一个特权阶层在生活方式、教育、政治经验上的优越，而且更主要的是，关注一种逐渐形成、逐渐巩固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社会关系——尽管笔者试图避免用传统意义的阶级概念来概括“高干子弟与特权”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别现象，但从这个社会特权集团的产生和再生产的特点来看，它非常接近一个正在形成的“新阶级”。

这个社会特权集团再生产的两大温床，一个是高干家庭，另一个是干部子女的教育环境。先来看后者。

根据有关材料介绍:解放后的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学校，是从革命战争岁月老解放区的干部子女学校转化来的。解放后曾试图取消，但仍然保留下来，而且发展成为事实上的“贵族等级”的学校。比如:北京“育英小学”只收司、局长以上和大使、参赞的干部子女“;八一学校”、“十一学校”收的是将、校级干部子女;“香山慈幼院”收的是“民主人士”、“社会名流”的子女，等等。

干部子女学校普遍特点是“三多”:一是“人多”。这类学校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一般是1:5—1:7。而一般的学校是1:28—1:35。二是钱多。干部子女学校每年开支达几十万元。如“八一学校”是三十多万元，相当于北京郊区大兴县庞各庄小学每年经费一万二千元的二十五倍，而学校铁工厂和菜园每年几万元的纯利润还不包括在内。国家每年对每个学生的补贴是140-250元，而一般小学是30元。三是“物多”。干部子女学校普遍占地广大，校舍造价昂贵。像“十一”学校，每个学生占20平方米建筑面积，而一般小学只有2.5平方米。校舍优美，建筑华丽、设备完善。连苏联“专家”都惊叹他说:“在我们苏联，海军子弟学校是最优越的，但你们育英学校比我们海军子弟学校优越得多了。”学生在这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吃饭的时候，教师要在旁边照料;洗脸洗脚有人催;回家返校，有大小汽车接送²¹⁸。

而高干子弟的优越生活，更多地来自其家庭环境。请看下面的描述:

一些干部子女，尤其是一些高干子女，在生活上享有种种特权。在住的方面，他们住的地方，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冬有暖气，夏有电扇，有的一人住一个单间，并有褓姆侍侯;在吃的方面，他们吃的都很好，大米白面不在话下，就是鶏鸭鱼肉也是家常便饭，什么山珍海味也不足为奇，而最特殊的是，他们在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学校吃饭不定量，即使在国家困难时期，在全国人民“低标准，瓜菜代”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不定量，放开肚皮吃;在行的方面，他们上学，回家，看戏，可以坐父母的小轿车，司机随叫随到，“前几年，八一学校一到星期六，接学生的小轿车源源不断开进来，有时多到学校挤不下，只好从学校一直排到海淀大街上”，这么多的汽车，交通警也不得不赶来学校维持交通，指挥车辆，更有甚者，有的干部子女还可以坐军用飞机去串连，可以随便旷课坐军用飞机到广州、延安游逛;在用的方面，不少干部子女有手表，自行车，照相机，半导体收音机，平时用钱更是大手大脚，有的甚至挥金如土，一个学期花上几百元，去年串连，八一学校有个将军的孩子，一个多月竟花了二百元;在医疗方面，他们看病也享有特权，有一年将军以上的干部注射一种预防脑炎的针，将军孩子也同享注射的权利，其他的孩子只能望洋兴叹;在节假日生活方面，有的高干子女，暑假可以到北戴河、青岛消夏，寒假可以到广州避寒，八一建军节和春节可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军民大联欢，五一、十一晚上可以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在玩的方面，有的高干子女可以到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去玩，那里有高、精、尖的文体设备，孩子与老子同享高等待遇，在这里吃饭、理发、洗澡、游泳、钓鱼、看内部电影及参加各种游艺活动²¹⁹。

还可以看一下对高干家庭生活的更贴近的观察:

“他[贺龙]和薛明对儿女们娇生惯养的程度，的确像外面传单上所说的:‘贺龙对小龙(即贺鹏飞)除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没法给他搞到以外，小龙要什么给什么’。他们从小就培养小龙玩这、玩那，他现在除了没学开飞机外，什么骑马、开摩托、开汽车......都会，有时小龙就和李井泉的儿子开了汽车上郊外打猎作乐。每星期六放映什么电影，都要等儿女们回家点头同意。小龙睡觉了，周围的人在老远就要小声说话，连打扫卫生也不能搞了。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后，国内打乒乓球风气很盛，那时小龙也心血来潮要打乒乓球，家里就专门为他修了一个乒乓球房，把原有的两个房间打通，把地板、墙壁重新装修，挂上丝绒窗帘，布置的和健身房一样，并指定把冠军桌(即庄则栋夺得冠军的桌子)从体委搬来。球衣、球鞋、球拍，红双喜乒乓球那就更不成问题了。并且叫世界名手XXX去给他陪练。²²⁰”

优越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培养着优越的自我意识。一篇文章评论说:“由于他们出身的关系，他们可以进入所谓‘干部子女小学’(典型的修正主义学校)，或其他具有种种特权的学校。他们进出都有小轿车或专车接送，听到的是一片颂扬声，得到的教育就是‘将来当总理、元帅、部长’而决‘不能去种地、做工、卖酱油醋’。既与世隔绝，又凌驾于世，样样与众不同，幼小的心灵里早已埋下了‘非凡的，自视高贵’的种子。在那样的学校里，不少人以自己的出身炫耀，互相比父母的‘官’职。从那样的小学出来，然后稳笃笃地上中学和大学。在这样的学校里，很容易入团入党。由于出身高贵，教师，校长也乐得巴结，许多人就以本校本班高干子女多而觉得光彩，这愈发使他们自视高贵的心理得到滋长。他们还有着其他许多特权，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文件，可以看内部电影(多半都是一些色情的，颓废的)，常有小道消息，甚至可以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这一切都与众不同。由于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人们往往把他们看得很了不起，他们往往也因此而产生‘血统高贵’的思想。²²¹”

请看一段反映出高干子弟“血统高贵”心态的维妙维肖的自白:

有人污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污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成长在红色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饱受了红色革命的教育，我们的老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他们对党对毛主席最热爱，并且从小就这样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就对党和毛主席有最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热爱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传统怎样传给了革命的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受得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²²²!

不仅自我优越意识占据着高干子弟的头脑，“高干子弟优越”的意识也侵占了整个社会的头脑。有人分析说:“干部子弟在同学中具有较高威望也同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有关。由于新中国的建立，使广大劳苦群众翻了身，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使得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和第一代革命者们的尊崇和爱戴油然而生，同时，群众也相应地把对党和老干部的这种感情移植到他们的后代身上。在青年学生中，也是这样，在那个年代里，常常可以听到有人以‘我和XXX的儿子同学’为荣耀。当然，其中不能排除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官尊民卑等级制度所造成的心理趋势，即使在干部子弟的寄宿学校，如‘八一学校’中，学生们也互相攀比谁爸爸的官大、谁爸爸坐的轿车高级，还出现过‘谁爸爸的职位高就听谁的’这类事情。²²³”

而在批评意识比较强烈的观察者那里，特别是文革群众运动中的造反派那里，高干子弟的优越生活和优越意识，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和普通群众之间的一种不平等关系、压迫关系。署名“新四中公社1216红卫兵”的文章《这就是“特权”!》代表了这样的激进观点，它揭露了特权、优越之下的霸道、压迫本质，行文当中以“他们”——“我们”、“你们”——“我们”这样的对立，展现了社会已经发生对抗性分裂的无情现实:

他们在家庭小天地的封邑中，以小公爵自居，和享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养尊处优，唯我独尊，对一切发号施令，听到的只是一片唯唯诺诺之声。他们可以逞性妄为，甚至薄一波、彭真的孩子竟打骂公务员、打伤眼睛、打坏胳膊，仗着父母的名气，别人只能忍气吞声了。

他们凭着父母的特权。夏天，带着从学校请来的补课老师，到北戴河、青岛等名胜地方极舒服地休养。这是他们得意的时刻了。在海滨，由警卫员下水保护着这些少爷们游泳。在极丰富的物质待遇下，消磨时光，纸醉金迷的生活，使他们流连忘返。该过“十一”了才想起了回家。冬天，他们则又在广州的阳光下，趾高气扬地和国家女篮赛球了。过去只有封建帝王才能在行宫里避暑，避寒。那么今天这些特权的显赫人物，又可以享此清福了。

更有甚者，彭真去南宁开会，带着女儿，旷课两个月游山玩水尽饱眼福。什么桂林山水、阳朔风景，全不在话下。回到学校，领导替她遮掩，毫无斥责之意。而刘XX跟着父亲视察，看虎门炮台。百米跑11秒多的这位少爷，竟然也能住在亚洲疗养院里“休养”。这一切不是特权又是什么呢?尽管四中红卫兵的“解放全人类”报，巧舌如簧，但这些事实就是你们这些人据为己有的特权。而广大工农兵子弟在特权二字上，与你们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

凭着你们的特权，进出民族饭店大吃大喝，去高干俱乐部鬼混，去看色情电影，......西纠薄XX心血来潮请来驴贩子黄胄，穷极无聊地学画驴。他要练打枪，院子里立即成了靶场。如此醉生梦死的生活还不能满足他们的奢望，他们还要享受老子的政治待遇，中央的绝密文件，他们能随意浏览。这大概就是他们“天性高尚，学识渊博”“政治目光敏锐”的来源所在吧!

四中曾有个质量恶劣的李XX，竟然动用父亲的职权威胁一个批评他的教师:“让我爸爸撤了你的职!”这多么深刻地描绘出了一个特权人物的丑恶嘴脸啊²²⁴!

虽然没有实证研究数据，但可以相信，高干子女作为一个社会集团，以极高的比例复制了其父母的特权地位和社会交往方式。高干子女的小圈子内部，实际上就是他们父母那个小圈子的翻版——官本位的等级秩序，老上级、老部下、老同事关系错综的人际网。高干子女在文革中的结社方式显示了这一点。比如，一些材料揭露:联动(北京高干子弟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成立的组织)在组织内部规定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从他们佩带的袖章可以看出来。袖章上质量分级(呢、绒、绸、缎、布五种)尺寸分等。按照其出身的不同，老子官职的大小等分带各种不同的袖章。例如X女中一个班四十八人就分成了三级九等(“红五类”、“红外围”、“黑七类”)。另外，某些联动分子为了证明其老子官职的大小和自己血统的高贵，还把其父母过去已废除的军衔(肩章、领章、军帽)从家偷来作为凭证²²⁵。

来自家庭和社交的优越感，直接转化为政治立场，对50天之后形成的政治分野，表现出了迅速的、强烈的敏感。比如一份铅印的(这期间铅印的群众出版物还少而又少，除非有很强的官方背景和支持)的传单《告工农革干子弟书》，就表现了这种强烈的敏感，它愤怒指责“许多资产阶级狗崽子，伪装红卫兵，把矛头指向老革命干部”，传单用那些充满激情的、带强烈情绪色彩的词汇为老革命辩护，战略性地使用了所有的关键套话，比如“红色江山是谁打下的?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不怕坐牢入狱，......面对敌人带血的刺刀，......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今天，......他们虽然白发苍苍......”，“我们的老前辈，打下了江山，我们的老前辈保卫着政权，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最爱读毛主席的书，他们是党的驯服工具，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人民的勤务员。”接着，传单警告说:“要谨防有人趁机把所有的党员都搞臭，把各级领导都打成黑帮，甚至对老革命干部下毒手。”并大声呼吁:“红五类子弟，赶快行动起来，千万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²²⁶

“西城纠察队”和暴行

“破四旧”是老红卫兵的代表性行动，然而其中政治冲突成份不多。老红卫兵参与的最早的有政治斗争意义的集体行动，很可能是清华大学“八·二四”事件。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曾经谈到清华“八·二四”事件，并且认为这是对整个文革都有重大冲击影响和标志意义的群众性事件，该事件明白无误地说明: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公开揭发，至少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就出现了，而且完全是群众自发的性质，却遭到了保守派的暴力血腥镇压。这里，再根据一份材料，对中学老红卫兵在清华“八·二四”事件中所扮的角色作进一步说明。一份题为《八·二四事件是怎么回事?》的材料，是迄今我所看到的有关该事件的最详尽资料。数据显示:“八·二四”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的行动，是清华大学以高干子弟为主的多数派(临时筹委会、八九串连会等)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等中学红卫兵共同决策和执行的²²⁷。

镇压行动的集结、动员是在清华附中进行的。材料记载:8月24日下午1:00:清华附中宣布戒严，本校同学不让出，外校同学不让进。1:30:在附中教学大楼五楼大教室召开红卫兵红五类子弟紧急会议。有问题的红五类子弟(包括曾向附中红卫兵提过意见的)不许参加。2:30:会议散，红卫兵领毛笔写标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打退王八崽子，兔崽子的猖狂进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约3:00:十二校的中学红卫兵队伍陆续开进清华附中，步伐整齐，军纪严明(原定3:00开始行动，因故顺延)。从开始集结到开会前，附中用大喇叭广播:“清华大学所谓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清华大学反工作组的少数派组织]的混蛋王八蛋们，限你们15分钟内滚出清华附中，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完全责任!”广播后未见有“混蛋”“王八蛋”退出。清华大学红卫兵姗姗来迟，最后开进了附中，共约150人。

大约4:00:十二校红卫兵在附中教学大楼前集合约2000人(附中非红卫兵同学关在大楼内不得外出)。誓师大会开始，改用小喇叭(声音小)，贺鹏飞登台讲话，要点是:一、清华大学有一股歪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藉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二、要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三、先看守住大字报，通令限作者二小时内撕掉，否则后果严重。四、把大字报作者记下来，把大字报照相或抄下，以后算账，再移至内部馆。(有人递条:“为了区别外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清华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希发小纸牌。”说也奇怪，递条子以后，“红卫兵”小纸牌马上就生产出来了。)接着，刘菊芬登场讲话。当她说到:“[在清华]有人还说:选举新革委会，干部子弟不许超过两人......”话未说完，即出现爆炸性气氛，听众义愤填膺，磨拳擦掌。然后，由清华的“高个子”对作战计划作了周密部署:“到大礼堂前先戒严，把大字报围起来，然后照相......”。附中革委副主任张小冰讲了几句注意政策等。大队出发前，刘菊芬宣读了一个《联合最后通牒》:“清华大学的资产阶级狗崽子们，你们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你们不是说‘舍得一身剐’吗!那么我们就给你们一身剐!”念毕问大家“同意吗?”在掌声和同意声中全体通过。

4:50:十二校红卫兵跑步进入清华园，包围大礼堂(清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正在里面开会)，“八·二四”事件爆发。

材料对“八·二四”行动的事先决策过程没有定论，但调查到: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某战士曾去清华大学临筹，说:你们这些大字报[指批评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应该马上转入内部馆，让这么多狗崽子看，太不象话了。贺鹏飞说:你跟我们观点完全一致。清华红卫兵总部及临筹也有人说:是师大女附中等几校发起的，我们同意。材料作者访问了师大女附中总部，得到回答是: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邀请我们参加一次重要的战斗任务。要求派政治上绝对可靠的红五类子弟。中午，清华派了一辆大卡车来接我们(此车是租的)。但我们上了车，仍不知道去哪，去干什么。

清华“八·二四”事件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是大学多数派和中学红卫兵进行联合行动的几乎唯一的记载。“八·二四”还标志着中学红卫兵的行动重点，从破四旧、抄家等，转向了实质意义的政治斗争，即在集体行动当中，和执不同意识形态观点的群众团体展开面对面的对抗。清华“八·二四”事件后的第二天，带着强烈的血统论和高干子弟色彩的中学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成立了，这显然不是巧合。要么是:“西纠”被“八·二四”行动所催生出来，要么是:即将诞生的血统论御林军，藉“八·二四”进行了一场热身训练。

按照群众出版物上的两篇文章的说法，西纠的前身是石油部的官办红卫兵——“猴子兵”，而成立后一直受到石油部、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等国家机关及其高级官员的支持。以下按照有关资料复原出西纠成立的细节:

早在运动初期，余秋里、康世恩等人就指示他们的心腹宋惠(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和梁健(石油部直工部副部长)等人积极组织“猴子兵”——石油部干部子弟红卫兵。宋、梁的儿子就是“猴子兵”的头头(也是以后“西纠”的小头目，余秋里的女儿余园园也是“西纠”队员)。在“西纠”成立以前，这些人就经常出入宋惠的办公室，活动频繁。为了便于他们的活动，宋惠还指使行政处给“猴子兵”安排了两个房间“办公”，装了直通电话²²⁸。

1966年8月25日，31个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师大女附中集会，正式成立西纠，由四中、六中、八中、女三中负责起草成立宣言，并责成上述四校在西纠中负主要责任，其中有四中一个所谓机动连。西纠总部的负责人是:孔丹(四中)、王XX(四中)、赵XX(四中)、陈晓鲁(八中)、董XX(六中)，“十一”以后，郭冀豫、兰小兵、骆小峰升为要员。西纠董XX等人曾找过市委高XX的秘书，要求派解放军去作政治指导员，于是雍文涛将此事告诉了红卫兵西城联络站负责人、总参的李XX，后因西纠许多人不愿意受人“管”，于是没派²²⁹。不久，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也成立了。

西纠的《成立宣言》和《第一号通令》，是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宋惠亲自起草和审定，并将草稿交研究室的人，连夜去《工人日报》社排版，后由石油印刷厂、XX日报社印一万五千份。宣言和通令的印刷费用，也经宋惠批准全部由石油部开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守则》是周荣鑫手下要人李梦夫(国务院秘书厅主任)的大作。

材料说:西纠手眼通天，自一成立，上自国务院，下至市委派给的物资源源而来。开列如下:

高XX(市委书记):“借”电话二部;

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调借”物资一批

(一)车辆:大卡车二部、吉普车二部、摩托车一部;

(二)物资:军棉大衣六十件、军被一百八十条、军垫二百八十块，扩音机四台，火炉五十个，炊具(一百人)全套，大小沙发八件;

(三)经费:自九月九日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共开支八千一百二十元。其中主要项目:汽油(三千三百三十五元)、电话(八部)、袖章(五千一百四十个)等，此外尚有“暂借”款四百元。

《工人日报》帮西纠印通令，而以国务院印刷厂最为积极，通过周荣鑫、许明的关系先后印了六至十三号通令(其中六、七号是西纠头目孔丹、秦X直接接洽)、《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守则》、《歌颂32111》、《做老红军的好后代》、《国庆献辞》等。并给“整风声明”和另一通知排了版。《工人日报》社也很卖力气，排印了《成立宣言》、《第一号通令》、《整风文件》等。

西纠主办的《红卫兵报》原为六中所办，后经西纠讨价还价，六中同意从九月初(第二期开始)起转交西纠。四中派出秦X、戴XX等去任编辑。出的几篇文章多是“保”字号的，或是宣传血统论。后西纠头目孔丹不同意办报(原因是效果不如通令)才继续由六中办此报，至十一月多。在出版过程中，北京市委大加嘉奖。九月二日，四中派路XX等人去找市委高XX，高代表市委把纸、经费全包下并派秘书马X去《XX日报》社联系印刷之事。

除了北京市委的扶植外，石油部的官员对“西纠”也关怀备至。余秋里对“西纠”的一份《红旗战报》(以七中名义出的)极为重视，指定研究室两位干部为其编排稿件，大样则由宋惠亲自审阅修改，并在石油部印刷厂印刷。同时，石油部又专门拨了一辆嘎斯六九卡车供“西纠”使用。

石油部不仅在物质上支持“西纠”，在政治上也特别优待他们。大庆的XXX来京，石油部设宴招待，余秋里通过宋惠也把“西纠”队员请来一起“欢宴”。几天后又请XXX给“西纠”作了一次报告[这里“XXX”可能是指王进喜——笔者注]。32111钻井队来京，在石油部作了两次报告，也都有“西纠”的干部参加。更有甚者，大庆职工家属宣传队来京参加国庆汇报演出，宋惠也竟然请“西纠”三十余大小头目，对宣传队的节目加以“审查”。

西纠甚至参与和取代国家机器的镇压行为:西纠的审讯室曾设在西城分局，并且西纠在西城分局有代表(六中的吴XX)。西城分局有些人对西纠说:“你们不要在公安局打人，因为这是专政机关。可以在外边打人，在外边打人我们不管。”六中西纠队员武斗现象严重，西城分局去人看过拘留所，了解过情况，但事后却得意洋洋地对六中红卫兵领导说:“不错，好好搞，今后还要向全市中学生推广你们的丰富经验。”陈伯达11月19日去六中视察了拘留所之后(此事下面详述)，西城分局XXX忙说:“告诉六中红卫兵，有人说现在西城分局对六中[的态度]变了，告诉他们，我们并没有变，还是和原来一样。”

有关西纠所起的作用，下面的具体材料将有所说明。而西纠九月份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显示了西纠在武斗问题上的矛盾角色，文章说:“我们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对于地、富、反、坏、右分子，都不要打。”接着马上又说:“我们要正告一切阶级敌人: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讲文斗的，我们是紧握着枪杆子讲文斗的，如果你们胆敢进行阶级报复，反攻倒算，我们红卫兵、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务和革命群众一起，协助政府，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扑!²³⁰”这就是说:其他群众组织都一概不得武斗，但是西城区纠察队“完全有权力”对他们心目中的“阶级敌人”动用暴力，坚决镇压。

这样，“血统高贵”的西纠，就有权镇压血统平平的高校少数派，哪里有造反派的静坐、请愿，哪里就可能出现西纠的打骂、骚扰。群众出版物上一篇文章一针见血地评论到:“有些后来参加西纠的人，八月初还在对中学基层干部进行大规模武斗，但不过二十几天，在地院东方红小将开进地质部，要揪三反分子何长工时，这些人又高唱起‘保护老干部’的调子来了。²³¹”

前面的章节已经叙述过，西纠在地质部事件中起到了镇压高校造反派的警察作用。和地质部事件大约同时发生的、在影响上不相上下的另一次学生抗议行动，是北航红旗在国防科委的静坐事件。然而现存对此事件的许多叙述，都未提到西纠与这次事件的联系。下面转引署名“首都新兵”的报道材料:

九月下旬，北航“红旗”去国防科委要揪赵如璋(原工作队队长)，“北航红卫兵”[大约指北航附中的红卫兵]要挤走北航红旗，于是十几个学校开会讨论，后决定夜里开始行动。夜里，住在总部里面的西纠队员突然集合，总部一个人造谣说:“北航红旗扣了西纠的人。”即令全体队员跳上两辆大卡车，冲到北航红旗驻地:航空俱乐部。去的有师大女附中和四中的一百多人。

西纠队员闯入航空俱乐部，整队“待命”，西纠的负责人、四中“革委会”主席孔丹已经在里面和北航红旗争吵。孔丹说:“谁批准你们住在这里的?!”“有借条吗?!”对方说:“房子是借的，口头答应的。”孔丹说:“没借条不行，这里是我们的总部了!这所房子是我们借的，我们有借条!”郭冀豫(西纠小头目)却不知得了谁的指示，骑上摩托车想往外冲，被北航红旗的人揪住了，头头一声令下，队员蜂拥而上，混乱间让摩托车开走了。

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西纠在院内找了几间房子，四中的西纠“机动连指导员”刘XX来报告，说:航空俱乐部挨着国防科委，中央军委，北航红旗这样不象话，这房子西纠已借下了，得把北航红旗赶走。接着让XXX介绍情况，他说:“北航红旗的出身复杂，让他们在门口地上贴了大字报，外国留学生拍了照，里头还有间谍活动......一个处长讲发现了定时炸弹......”西纠分子立即火冒高丈，纷纷认为一定要把北航红旗赶出去，并把军被也运来了。

早在轰北航红旗之前，因发生过地质部事件，这次去，孔丹心里没底，因此想跟他母亲许明(国务院副秘书长)商量，但当时许明不在，于是就给许明留了一张条，内容大意是:“事关重大，谈谈您的意见。”夜里两点，许明叫孔X去找孔丹[材料原文使用“X”这里照录;孔丹是中调部部长孔原之子]。此时，西纠正准备大干一番，突然传来孔X带来的圣旨:撤!于是西纠队员又稀里胡涂地爬上汽车溜了²³²。

以上这个案例，虽然不涉及到过多的暴力，但很生动地展示了西纠的典型行为方式。在文革中，造反派的典型抗争策略，是请愿、静坐，激烈一些的是绝食、占领，这是中外社会史上无权者、弱势群体所通常采用的集体行动方式，一般都提出针对掌权者或强势群体的某些具体、有限的要求，比如造反派的平反、索取黑材料等等。而西纠的典型战术，和中外社会史上那些依靠强权、依靠国家镇压机器的右翼团体的集体行动方式非常相似，比如制造暴力气氛、以血腥残忍的暴行作为威慑恐吓手段、习惯性的污言秽语、倾向于无序的骚乱等等。注意到:从西纠到联动都特别注重服饰外表的符号作用——黄军装、宽皮带、摩托车、自行车队等等，这些都是力量、速度的象征。这里，决不是说，西纠的思想意识等同于法西斯主义，也不想推测:西纠有意模仿了法西斯主义文化。而是试图提出这样的命题:以激进为形式、而以保守为实质的群众性运动，其文化上和行为上的表现形式，都被其自身的“激进的反动”的矛盾性质所影响或决定着。

有关材料还列举了西纠作为镇压造反派工具的以下几例。

“石油一厂革命派”来京向中央揭发石油部代部长康世恩等人的罪行，康等闻讯后，连忙派“西纠”将石油一厂的上访者绑架押送回原地，此后，这些上访者在石油一厂遭到残酷的迫害。

九月下旬，辽宁大学和东北工学院师生十五人来京向中央反映石油一厂的问题。余秋里、康世恩连忙指使任成玉(石油部政治部主任)、宋惠调用“西纠”前往镇压。在任成玉的直接指挥下，“西纠”对这十五位同志大肆围攻，并于第二天将这些师生强行押送离京。事后，宋惠又以“西纠”名义印发传单，对这些师生进行政治迫害。此外，北京石油学院的师生每次到石油部去，余秋里等人也总是派“西纠”队员来监视他们的行动。

十一月二十四日，西纠砸了“全国文艺界造反联络总部”，以报复他们造京剧一团的反，夜里十一点来总部打人骂人砸玻璃，抄电话。西、东纠、二司纠察队骂造反派是“狗崽子派”“你们造什么反?!”(答:“造旧文化部的反。”)“你们造文化部反，不经肖望东批准能住这儿吗?”等等。山东艺术学校的女生王红军因保护电话被打，手臂受伤。

大串连开始时，西纠极力反对，在车站刁难、殴打串连师生，大批串连者被轰走，尤其是所谓“狗崽子”一律打将回去，还贴了“黑五类子女混蛋”之类标语。一次，十三中西纠队员和一些关系密切的外地高干子弟毒打贫农出身的朝鲜族教师崔风吉，理由就是他说了一句:“高干子弟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和工农子弟一样吗?”

十月以后，由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兴起，西纠遭到越来越强大的反对。石油部为了保护“西纠”头头过关，密谋让“西纠”头目二十余人和82111钻井队一起乘包车去大庆，名为劳动，实为“避难”。这批“西纠”头目后来又从大庆到641厂混了一个多月，旅费全部由石油部报销。直到十一月上旬，才让“西纠”头目回京²³³。

利用中学红卫兵去镇压高校造反派，并非北京所独有，而是各地当权派的惯用手法。比如成都工学院事件就是一例:“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李井泉回成都不久，就制造中学生围轰成都工学院的事件。这是成都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挑动学生斗学生的严重事件。八月二十一日，在四川省委书记处召开了一次黑会，策划制造这一事件。李井泉说:‘七、八十个中学，轮流去那些大学搞他几天，也乱他几天再说。’‘大学就搞不得吗?冲工学院，全市的中学去轰他，组织他一、二万学生去轰他。市委敢不敢挑起这场斗争，九中、四中带头去轰工学院，打破他们所谓的正常秩序。’‘先冲工学院，这是有目标的。让这些娃娃冲，准备他出乱子，准备打架，让他闹，闹乱一些好。’密谋既定，周颐、肖菊人等人就紧急行动起来，于是八月二十二日借口成都工学院有学生用毛主席像遮太阳的‘事件’，李井泉在四中读书的儿子申XX[原文如此]组织了四、七、九中的二十几个中学一万多不明真相的学生，围斗工学院师生两天，挑起了革命师生相互间的斗争。²³⁴”

大量材料不仅记载了西纠如何担任当权派的镇压工具，更详细记载了西纠所留下的骇人听闻的种种暴行记录。这里所说的，和前述在镇压造反派行动中大打出手的案例有所不同，而是指老红卫兵对“黑五类”及其子女、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和教职工的残酷虐待，其暴力也不再具有群体冲突场合之下的政治意义，而是对监禁之中或完全无抵抗能力的弱者的肉体折磨，表现出病态的残忍成性和虐待狂心理。

下面直接抄录地质学院《东方红报》所揭露的一个事例:

十二月十八日晚，兰小兵(丰盛中学的西纠负责人)打了丰盛一同学(此人思想反动，但打不能解决问题)，打后让她跟着自行车从丰盛跑到总部。进总部后又让她在操场上跑了六、七圈。以后，兰小兵先踢她的小腹，又把她脱得只剩两件单衣，加以毒打。边打边让她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她们又让她趴在地上，兰、骆[小峰，也是西纠成员]二人一人踩一臂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鞭子抽脸，头嘴流血。直到她胳膊不能抬，一条腿失去了知觉。打完后兰逼她不许对别人说，有人问就说:“兰小兵教我好好学毛选。有人问挨打的事就说是首都兵团的人打的。”

再次提醒读者:以上引文，是地质学院造反派报纸对一桩迫害事件的揭露，事件中的受害者只是因为“思想反动”而遭到令人发指的暴力虐待。这里重要的事实是:文革中不仅存在这种难以置信的残忍暴力，也存在对这种残忍暴力的无情揭露和控诉，特别是主要在造反派群众的出版物上，这个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将在本章结束时详细展开说明。

西纠施行这一类暴行的最经常场所，是他们在一些中学所设立的所谓“劳改所”，这些劳改所、拘留所，被造反派群众形容为白公馆、渣滓洞和法西斯集中营。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北京六中劳改所。以下是北京六中“红色造反团”编写材料的摘录:

劳改所设在六中后院东北角。由看守室、刑讯室、男牢、女牢几部分组成。上设值班岗楼，安有警铃、自动控制门、探照灯，夜间稍有风吹草动，便警铃四起，强光环射，西纠分子发出阵阵怪叫，一片阴森恐怖。墙上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六个血淋淋的大字(由红漆和被害者流出的鲜血写成)。所内常放长短刀、木枪、皮鞭、弹簧鞭等种种刑具。正门用砖砌死，一律由后边窗口跳进跳出。除“犯人”及看守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严禁入内。为怕泄露劳改所内幕，曾打算挖地下室，因土质不好中途停工。大批革命群众就在这里惨遭迫害。左派学生王光华、老工人徐沛田就是被西纠分子活活打死、勒死在这里。

有关六中劳改所的材料很多，下面摘录一件手抄体印刷品文章《看刘邓反动路线在北京六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介绍著名的“王光华事件”。

王光华，男，19岁，出身资本家(未定，待查)平时表现一般。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表现积极。五月九日王光华和XXX一起去团中央反映学校情况。五月二十三日(大约)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又先后写出了一些揭发校领导压制文化大革命罪行的大字报。在当时，群众还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情况下，起了点火作用。这时，工作组、革委会及红卫兵的某些领导人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起了恶劣的作用，反动对联(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基本如此)一时盛行，但王光华坚持真理，大胆发表自己的正确意见，和某些人的错误作法进行了斗争。

九月七日，王光华不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些红卫兵领导人的种种阻挠，未经他们的许可出外串连。(按:这是一种敢于造反的精神，大串连是毛主席交给广大革命群众的大民主，任何人不得阻拦，也无权阻拦)

王光华运动以来一系列的革命造反行动，触怒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老爷们，在幕后者的策划下，对王光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人身迫害。

一、刚一得知王光华等四人要出外串连，西城纠察队的负责人六中红卫兵的某些领导人便马上布置车站上值班的受他们控制的西纠队员，企图在车站扣留王光华等四人，计未遂，他们便马上派人跟踪追击，想在中途捉回，这一切阴谋全落空了。

二、他们从各方面探得王光华可能在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五点多返京，于是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便开始了一场大搜捕。王光华等四人在串连途中失散，先期回京的四位同学便被我校的红卫兵某些领导人找到校内的拘留所，严加拷打，逼问有关王光华及他人的材料。释放前，曾威胁地对他们说:“王光华一回来，马上打电话通知我们。”接着就派出大批人马上去车站及王光华的家的附近，戒严搜捕，但扑了一个空。在某人的报告下，他们得知王光华未直接回家，而去校长王XX家;就让人在王XX家门口等着王光华。王光华和王XX谈话之后，大约八点多钟，刚一出门，便被这些人押到学校。

三、当晚九点钟左右，全校戒严，把王光华押到他们精心设计的“监狱”中，不由分说，剥光上身。开始了为时三十多分钟的毒打。十来个暴徒手持各种凶器(木枪、木棒、皮带、钢丝鞭、电线鞭以及各种不知名目的鞭子)轮番毒打。并且四、五人一组，把王光华围在中间，手持木枪向他身上突剌，抡起木枪木棒向王光华胸前背后轮流猛击，肋骨被打折数根。王被打过重，昏迷过去，XXX用脚猛踢其头部，说:“要触触你的灵魂。”一边打一边还有人大声怪叫:“要馒头，不要窝头。”(即针对要文斗不要武斗)。看这一小撮人何等猖狂，公然恶毒攻击毛主席亲手制定的十六条，公然恶毒攻击林彪同志所一再强调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的英明指示。是可忍，孰不可忍?就这样王光华几次死过去，最后，为了从王光华口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让黑帮给王做人工呼吸才免除一死，第二天上午(9月28日)王光华已面部青肿，危在旦夕!在有人搀扶的情况下去厕所还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下，小便便血。事态是这样的严重，可是这一小撮人仍然置之不理!恶毒的看守XXX和西纠骨干，我校红卫兵领导人XXX、XXX又打了数次，逼他写材料，终于在下午两点左右王光华在这一小撮残无人道的迫害下，又一次停止了呼吸，当时有人建议请校医抢救，这一小撮人为了封锁消息，掩盖罪行，不顾王光华的生死，断然拒绝。只是派人到校医处学了简易人工呼吸法，让刚被挨打的黑帮作人工呼吸，无效，王光华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的打死。当晚12点多，趁夜深人静，就焚尸灭迹，送到东郊火葬场烧了。

发生在六中的还有老工人徐沛田被害事件和其他暴力虐待案例，皆记载于《触目惊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血淋淋事实》一文²³⁵，这里不再引述。

1966年11月20日，中央批转了中共北京市委有关“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的《重要通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在学校、厂矿、机关或其他单位内张贴。”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申诉告状的师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7日)中特地说明《重要通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的自由”。这份文件的发布，和北京市造反派群众批判“资反线”、反迫害运动的兴起有很大关系，而且一定程度上由于西纠暴行在社会上引起普遍的反感，受害群众要求批判、制裁西纠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这方面，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11月19日、20日两次访问北京六中劳改所、解散被非法拘留在那里的群众。下面且看群众出版物对此事件的记载:

“重要通告”出来之后，王冒明、朱XX[六中西纠成员]仍无动于衷，还与解放军报编辑部的同志乱争乱吵，借口“劳改所不是拘留所”坚持不撤杀人魔窟——“劳改所”。十一月十九日[原文误作九月]下午，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在百忙中来到我校。陈伯达同志来到后面的“劳改所”，看了打人凶器和被打的人，听了一些事实，在和一些老师的谈话中气愤地说:“这样搞是非常残酷的，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行!”在谈话中对老师说:“你们见到这种现象为什么不制止啊?”老师有的在下面说不敢，陈伯达同志说:“你们怕什么，我就不怕，我一没带匕首，二没带短枪......，我们是靠毛泽东思想吃饭的，我们要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老师们向陈伯达同志汇报了一些情况(因为当时有西纠成员在场，发言并不踊跃，就是这样，这些老师还受到了威胁)这时戚本禹同志拿起旁边的红卫兵报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他念完之后感叹地说:“是自我讽刺呀!”陈伯达同志说:“反其道而行之。”关锋同志说:“不准备实行之。”陈伯达同志说:“像这样的报纸可以停办。”其他同志也讲了一些话。总之，这次会给了老师们一个极大的鼓舞。临走时，陈伯达同志从“劳改所”带走了一大捆匕首，长短刀。但西纠一小撮人并不甘心，还在继续磨刀。在十一月二十日陈伯达同志和戚本禹、关锋、王力、吴德等同志再次来到我校，直奔“劳改所”让当晚拆除岗楼、劳改所，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两次来到我校，大长革命造反派的志气，给了革命师生一个极大的鼓舞，燃起了我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烈火，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²³⁶。

如果说，西纠(以及海纠、东纠)还是经过国家体制幕后扶植而成长起来的一个特权青少年的狂暴群体，那么，其转世重生的组织——“联动”，则是该群体依靠其狂野的政治想象而自主成立的一个极端产物，这将是下一章所关注的内容。

“野兽般的性情”，还是“激进的反动”

有关“老红卫兵、西纠、联动”的题目，既是群众的文革史的一部分，也是文革史中和精英最有关系的一部分。也许正因为此，现有文字记载，在这个主题上，信息的欠缺、神秘、混乱，以及基于现实利益的敏感，都是最严重的。如果本章上面是为了回答“发生了什么”而清理出一个基本框架，那么，还需要对“为什么”作一些探索性的回答。

这里先看一下现有的答案。目前对老红卫兵现象的最流行的一个解释，就是所谓“极权文化”所造成，特别强调价值观、行为方式的教育和灌输，对青少年在个人心理方面的决定作用²³⁷。然而，和所有诉诸“极权”概念的解释一样，这种解释是经受不住在历史材料面前的推敲的。如果“极权文化”真的具有那样强大的“全能的”(这是一些极权论学者新近对“极权”的婉称)灌输效果，那么，在文革中，就不会出现对有关行为的批评意识，而且由于“极权”的性质，整个体系会不断地复制自身，永久地持续下去，直到出现外部的致命冲击才会崩溃。这不仅和本章所叙述的历史完全不符，而且和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国家的内部发展事实相违。不仅老红卫兵的暴行在文革中就遭到批判，而且整个对所谓文革的否定过程，主要是中国内部的动力所促成的，一个“极权文化”的自我否定，是和极权论的基本命题相矛盾的，如果试图在此基础上对“极权文化”解释作修改，那么，这种解释就变成一个毫无用处的循环论证。

相比之下，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当中出现的对老红卫兵现象的批评和反省文字，是从社会内部的矛盾角度考察问题，倒是比“极权文化”的解释更富于分析性。这里引用在造反派文献中独立分析性最强的、套话堆砌最少的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实际上文章最有代表性地反映了造反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首先，它认为组成“联动”的高干子弟在物质上、精神上形成一个特权阶层，而其中“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实际上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宠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准选民，在文革中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至于西纠、联动式的行为特征，文章认为:“长期受修正主义的毒害，长期以贵族自居，长期放松思想改造，势必使一部分革干子弟的灵魂，变得十分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²³⁸”这就是说，对高干子弟老红卫兵的社会性质，做出类似“特权阶层——新阶级”的判断，这是一种高度理论化的结构主义;而对其极端行为，用“道德——灵魂”这样的伦理语言来解释，这样的分析在解释能力上却是相当软弱的。

如果说造反派的“特权阶层—兽性灵魂”的解释，比“极权文化”论更接近事实、说明更多的东西，那么，前者在总体上仍然是基于当时的“元理论话语”，这就是有关“阶级斗争”、“现代修正主义”等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造反派的“联动观”，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下所作的一些零散评论，比如:“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的高干子弟很令人担心”、“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等等，融会贯通成为一个大致符合实际的解释。然而，部分由于毛泽东的话语体系在“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等概念上的含混与不确定，造反派对“联动”的批判，也包含着一定局限，特别是以“兽性灵魂”这样的伦理范畴来解释联动的病态残忍，是没有解释能力的。

笔者并不能够提出一个十全十美的解释，但倾向于认为:应该把“老红卫兵现象”，和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等具体历史事件相联系，把它看成是激烈革命变动的历史大背景之下的特殊产物，具体说，是在激进革命环境下“保守主义”所呈现的一种特殊形式。造反派指控，“联动”的实质是“保”，恰如其分，它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其他“保守主义”具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其特殊之处在于:它在形式上吸收了激进革命传统的表面东西，这就是构成“联动”的不可分的两面:形左、实右。它既是革命的婴儿，又是反动的后代，它是革命和反动的奇特结合。因此称它为“激进的反动”，或“狂热的保守主义”²³⁹。法西斯主义一般被当作“激进的反动”“、狂热的保守主义”的典型。通常，右翼的行动组织，如拿破仑战争时期，西班牙出现的保卫西班牙王室、抗击拿破仑的入侵的游击队，希腊1960年代反共的右翼恐怖主义组织，美国迫害黑人和进步人士的三K党团体，都属于这一范畴。在中国1960年代产生这种奇特结合的土壤，就是新中国政权本身所包含的那些奇特而又激烈的矛盾:共产党进城掌权后的官僚化、常规化的倾向，与其保持革命纯洁性的主观努力之间的矛盾;革命意识形态的不断激进化，与其凌驾于社会现实之上、甚至与其脱节的矛盾。以这样的角度考察，就能够用分析的方法解释“西纠”老红卫兵的行为方式:“野兽般的性情”应归结于其结构上“激进的反动”的矛盾性质。

第八章 从“对联”到“联动”:血统论、特权与保守(下)

陈伯达讲话、十二月黑风与西纠的垮台

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老红卫兵、西纠和高校造反派之间的冲突，最主要的形式，是在静坐、抗议场合下两派人群的面对面的推搡、围攻等轻微暴力，当然还会有双方在辩论会、大字报、出版物上的文斗。然而，首次以较正式文字对血统论和老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加以批评的，是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发现:以现有文献而论，在陈伯达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日期(1966年10月16日)之前，在较正式的文字、言论媒体里(包括各种群众出版物)竟然找不到对老红卫兵、西纠的批评或攻击。即使是观点比较激进的材料，比如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公社合编的《我们所知道的“八·一九”事件》、《八·二四事件是怎么回事?》这样的文章里，批评的对象主要还是清华大学临筹委等，而对中学红卫兵未加任何负面的评论(除了记录他们骂人的脏话)。对女附中的红卫兵还称之以“同志”、“战士”。换句话说，陈伯达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是最早的对血统论和老红卫兵(未点名)加以批评的有记载文献。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在九月份，西纠的文章还被当作“红卫兵文选”刊登在《红旗》杂志上。这期间，西纠还担任历次在天安门接见来京串连群众的维持秩序任务。造成这个转变的，无疑是群众对西纠的恶行越来越多的揭露和控诉。

陈伯达报告的标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谈到“血统论”以及不点名批评高干子弟老红卫兵的有关段落如下:

最近一个时期，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抛到九霄云外，完全不理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不同政治立场，也完全不理会各种派别都是带有政治性的，阶级性的，都是代表这种或那种社会思潮的。他们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投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

......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

不做阶级分析，不把事物一分为二，只醉心“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轨道，完全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什么因为是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吗?

和两个多月前江青在天桥剧场对对联的温和批评相比，陈伯达的批评要严厉许多倍。但那时连江青温和的批评都引起了老红卫兵们的很大不满。这次陈伯达对血统论的严厉批评，中央领导层对其重大意义似乎是了解的，毛泽东指示:陈伯达的讲话“要大量印行，印成小册子，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起码有一份”。然而，后来的情形显示:一些群众在过了数月之后都还没有读到这个报告。

陈伯达的报告打破了一个禁忌，“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开始受到批评，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嘿，黑七类子弟反对谭力夫讲话倒成了正确的了。²⁴⁰”在陈伯达表示了“不要用纠察队的形式和名义、西纠应该解散”的意见之后，西纠的负责人兰小兵、骆小峰、王向荣等给周荣鑫写了一封信，表现了典型的西纠风格:

周荣鑫同志:

汽车，我们半辆也不退!!!中央文革要我们解散，必须把原因讲清楚。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中央文革负责!!!!望周同志把这些话转达给陈伯达同志，并告诉他，我们全体西城纠察队员找他!

兰小兵、骆小峰、王向荣

十一月间，陈伯达两次到西纠总部，批评了他们，惹怒了这帮“好汉”。西纠成员围住一同前来的关锋，和他展开辩论。首都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从保守的二司中分裂出来的造反派)和首都三司分别于11月12日和12月11日发表了取缔、解散纠察队的文章和“通令”²⁴¹。

随着陈伯达报告的传播，北京中学大批受到联动歧视和迫害的“狗崽子”、“黑五类”终于从打骂声中抬起头来，呼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加入造反派的行列，实行“自己解放自己”，由此释放出来的的政治激情是难以估量的。在这段期间里，戏剧性的、天翻地覆的转变在人们眼前发生，大概这可以算作社会学家阿里斯蒂·左尔伯格所说的“狂欢的瞬间”——在这一时刻，“一切都成为可能”，“工具手段和自由表达之间的高墙坍塌”，“政治冲破了其界限，冲向生活的一切”。革命的爆发、被占领领土的解放，都会产生“狂欢的瞬间”。左尔伯格所说的，无非就是列宁对革命的著名赞誉——“人民的盛大节日”²⁴²。

此刻，另外几个重大的动向也在同时发展。学校里的造反派开始下工厂、和工厂里的造反运动相结合;另一方面，反对造反派的力量也在聚合。据记载，1966年11月初，北京市各高校原“多数派”的人突然打破了以往的沉默，积极活动起来，抓住“少数派抢黑材料”的事，以大字报、大标语、辩论会发言的形式攻击少数派，特别把火力集中于首都三司，但攻击的矛头却指向中央文革。这就是所谓的“十二月黑风”。

这期间，发生了第三司令部四次被砸的的事件。《大事记》记载:11月8日晚，北京外语学校、一○一中、人大附中等一百多名“老红卫兵”手持匕首，气势汹汹，喊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半夜三更闯入第三司令部，大肆进行打砸抢。反三司的风潮还蔓延到全国各地，11月中、下旬，在重庆、长沙等地，三司联络站及工作人员连续被围攻、毒打、砸抄²⁴³。这期间，中学纠察队还两次袭击已经发生分裂、被少数派造反了的二司:11月18日强占二司的《东方红》编辑部，11月20日又砸了二司总部后勤组人员的住处²⁴⁴。

12月9日，周恩来在会见包括西纠、三司在内的各派别组织(这次会议在座位问题上还发生了争执)的一次讲话中，第一次对西纠提出严厉批评:“西城区纠察队长期骄傲起来。”“你们要好好整风，不要盛气凌人。”“你们管辖下的六中，那样打人，完全违反十六条，你们自己整顿嘛!大前天在民族饭店的行动，连工作组劝都劝不住，爬窗口还要打人，第三司令部沈XX被打，(总理问:她今天来没有?众:来了)她来了可以作证，7日许多人围住，交通都阻断了。”“你们对中央文革也这样，对同学也这样。打这个那个司令部已经多起，这不是正常现象，不是革命需要。”

周恩来所批评的西纠“爬窗口”、“打人”，指的是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宫举行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西纠与“三司”所发生的冲突。据记载:九月初，开始筹备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主管人廖承志东不找，西不找，偏要找到西纠头上，经市委批准，西纠便插到其中作了“主角”，直到十二月中央文革指示重新分配中日友好联欢筹备工作的人员为止。即使如此，廖承志、周荣鑫仍不放过机会，挑动西纠对中央文革、三司的不满，于十二月七日唆使西纠、海纠在民族饭店闹事，打伤数人²⁴⁵。

12月5日，亦即中学老红卫兵成立“联动”那一天，高校多数派也在开会，北京林学院学生李洪山召集了清华、人大、林院等二十三个单位的145人，召开“首都红卫兵联络员会议”。会上，李洪山宣扬“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的三个理由，并建议“一二·九”那天“上街游行纪念”(但未实现)。李洪山还在会上读了他批判陈伯达的文章《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毒草——评陈伯达“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²⁴⁶。

从现有材料看，清华大学“八·二四”事件之后，高校的“多数派”和中学“老红卫兵”并没有更多的联系和联合行动，除了一些零星的指控，比如说北航“八一纵队”曾两次与西纠等中学老红卫兵举行会议，以及林学院的李洪山和四中王XX的来往。

即使在“十二月黑风”中，也没有材料显示出现过这样的联合。一篇题为《看!十二月黑风》的材料，罗列了发生在11月1日和12月14日之间反对三司、攻击中央文革的较重要的言论、行动事件。材料所记载的大小事件，从11月1日到11月30日之间共19起，12月1日到12月14日之间共40起。事件绝大多数发生在高校校园(由于该文章作者是清华的人，故样本向清华严重倾斜)，其中只有7起牵涉到中学保守派红卫兵，有2起是有关工人，有5起发生在市内或社会上。

这些案例中，包括被大多数记载所提及的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永向党”李洪山的标语、演讲《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农大附中伊林·涤西的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北航八一纵队的《一、二、三问中央文革》，等等。大部分言论的署名，是以五花八门的小组织、小战斗队的形式，如清华的红卫兵“七人小组”、“红梅”、“梅花”、“雪莲”、“红四军”、“闪电”、“红雷”、“不怕砸”、“越砸越硬”、“传声筒”、“泄密社”、“高干子弟辩论团第五别动队”，林院的红卫战斗兵团“永向党”、红卫兵“长征战斗队”等等。言论内容也相当的多样，既有攻击三司、攻击中央文革的(包括攻击陶铸、王任重)，也有对毛泽东、林彪表示不敬的²⁴⁷。

如何评价“十二月黑风”?从今天的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群众大民主所造成的空前言论自由的结果。仅仅从署名上的五花八门，就可以想象出各色各类言论的争鸣热烈。实际上，很多也被收录在“十二月黑风”中的言论，比如一部分反陶铸、反王任重、反康生的言论，恰恰是出自一些同样受过工作组迫害、同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许多反中央文革、反三司的言论和行动，是互相默契协调的，反映出高干子弟、保守派敌视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观点和愿望，从这个角度讲，“十二月黑风”中的反中央文革、反三司的言论，是沉默的“多数派”利用空前的言论自由，开展的一次有意识的共同行动、政治斗争。斗争的动机，既出于很多“多数派”对传统秩序的失控、对背景复杂的造反派的“嚣张”的不满，因而根据他们过去所形成的价值观，奋起“保卫党”，也出于一部分高干子弟感受到自身社会集团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

比如，卜大华回忆说:“在京广线和沿海一带串连，看到的确是没有一个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党的组织、没有一个省委、市委不受到‘炮轰’和‘火烧’。到处是‘打倒’，到处是混乱。难道红卫兵运动所带来的竟是这种结果吗?”强烈的本阶层、本集团意识，使一些高干子女意识到:精英集团的失势，正是群众大民主的后果，于是他们开始醒悟，开始反感群众大民主，而中央文革恰恰是不遗余力地支持群众大民主，所以高干子弟把仇恨和咒骂集中到中央文革身上，特别是集中到江青身上，从他们父母那里，高干子弟学到了老干部特有的对江青的厌恶。高干子女的谈吐大都显示出超乎一般的政治成熟。计三猛写的《一个红卫兵和他的元帅父亲》²⁴⁸曾提到:陈毅的儿子陈晓鲁在家时，父子一起咒骂造反派和江青。1967年2月在著名的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控诉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在多大程度上，高干子女把父母的政治世界观接受内化为自己的，以及父母又如何把子女的观点情绪变为他们自己的，从而影响国家政治，比如对1967年2月各地的大镇压浪潮的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的、仍待研究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围绕着“十二月”逆流的斗争，已经无法被群众大民主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所规范，而走向对抗。

在中央文革和群众造反派方面，十一、十二月间发生的看上去是彼此呼应、互相协调的保守派言行，使他们做出极端严峻的判断:存在着一个密谋，这个密谋正在刘邓、保工作组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校保守派和仍然坚持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之间酝酿(密谋甚至包括了对“逆流”加以密切报道的莫斯科电台和东京电台)，认为这些势力仍准备伺机反扑，使造反派历尽千辛万苦取得的成果(平反、批判工作组、否定血统论、集会、结社、出版大民主等等)，都毁于一旦，而保守势力最终又会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卷土重来，在“运动后期”对造反派实行“秋后算账”。

十九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中，革命的群众和领导人多次做出“革命处于危险之中”的极端判断。比如，1791年夏天，国王的逃跑、逃亡贵族的积极活动、凡尔登的失陷、外国军队的逼近等因素，就使群众和雅各布宾派领导人作出了这种极端的判断，群众中最激烈的一部分，还实行了大规模紧急处决犯人的极端行动。在革命内战的情况下，人们的思考方式最容易受密谋论的影响²⁴⁹。而文革历史以特殊的方式重复了这个规律。

1966年12月16日起，文革领导人和造反派群众对“十二月黑风”展开反击，不过造反派群众的行动比起1791年法国巴黎群众要温和多了。首先是12月16日召开“北京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出席了大会并讲话。按照造反派群众文献的描述，“大会宣判了反动对联死刑，敲响了‘东西海纠’的丧钟。”在学生代表发言之后，江青发言说:“他们以贵族自居，血统高贵，什么东西!”群众热烈鼓掌。之后，还有这样一个把西纠的支持者“揪出来示众”的文明批斗的插曲:江青问大家:“要不要周荣鑫、雍文涛站出来看看?”(群众强烈地回答:要!)“出来!”(群情激昂、愤怒)“好，安静，安静。战友们，你们都认识他了，让他们回去吧!”

周恩来在这次大会上发言说:“对那少数几个，或者十几个，或者几十个，或者更多一点，总之是一小撮犯了严重错误的、甚至犯了罪的孩子们、小家伙们，现在采取专政的办法，逮捕起来了，加以法办了。但是因为他们是青年，只要他们诚心悔过，低头认罪、坦白出来他们所以犯罪、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可以更好地教育我们大家。²⁵⁰”

据描述“，在‘12·16’大会精神鼓舞下，革命造反派向‘东西海纠’发动强大的攻势，捣毁其顽固据点，制裁其首恶分子，揪出其后台，揭露批判其滔天罪行。刘邓反动路线的宪兵队‘东西海纠’垮台了!²⁵¹”

这个“强大的攻势”中，包括北京工业大学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准备12月23日召开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派控诉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力夫大会”，但在戚本禹、姚文元、王力的劝阻之下取消，戚本禹说“:用这样大的规模搞一个谭力夫不太适宜......搞这事当权派很高兴，他有了替死鬼了。”²⁵²谭力夫于1978年发表的文章中说:“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制止对我的万人批斗大会，不许转移斗争大方向”²⁵³，然而上述讲话材料显示，是中央文革成员亲自出面对学生做工作，取消了这次斗争会。

同一天王力、戚本禹又去做了一、二、三司令部的工作，因为他们准备在25日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兰小兵、XXX等西城纠察队被抓起来的一伙人和周荣鑫，王力在座谈时建议说:“开十五万人搞这些小毛崽子，方向、目标的问题，过去北京市委斗争几个小流氓、这是王任重他们搞的，王任重也没有报告中央文革，这样的错误不要再犯，......今天我与戚本禹同志同各司令部商量这个会不开，类似这样的会也不开。²⁵⁴”

西纠成员是一些十五到十八岁的青少年，他们家庭背景特殊，其中个别人严重触犯了法律，如何对待他们，显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在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中有涉及这方面的评论，江青说:“西城区纠察队我们调查了很久，伯达同志去了好几次。如果说这个组织没做一点好事，他们委屈。这个组织后来被坏人利用了，到处打好人，打死许多人。开始还打坏人，后来就打起好人来了。这是不允许的。我相信，西城区纠察队大多数青少年是好的，他们来了吗?(答:来了!)吴新起来了吗?我要认识认识你，你们自己改正错误这好嘛。(吴答:好!)(大家鼓掌)”“对极少数小家伙专政，是一种教育，有的通过他们的家长，让他们的子女自己去投案，这些人之中，可能有将军之子，元帅之子，国家主席、副主席之子，总理、副总理之子，部长、副部长之子。”“不要像西城区纠察队那样捉人，你们不要再犯。不要把人捉得太多了。”“就是那么一小撮人，梁老彬，吴小宗，他们把打人惨叫声录下来听，这是什么行为。一小撮人刮了一股歪风，必须打掉!如果不打掉，我们的革命就会引到斜路上去。”

联动的成立与终结

至1966年底，老红卫兵——西纠在政治上被否定，但有多少人被拘捕，其中又有多少是因为刑事犯罪，还没有详尽的资料。然而，作为一个政治活动集团，它最有特色、最反映自己风格的表演，是在最后的一幕。这就是1966年底联动的成立，和1967年初短暂时间内的活动。联动的成立，既标志着高干子弟“老红卫兵”的自我意识和独特风格的发展高潮，也是它作为政治活动集团的最后的天鹅哀鸣。

《“联动”事件始末》一文发表于1986年，作者之一徐雅雅曾是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的老红卫兵，这是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材料，以特写的方式记载了联动成立的情况: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着一项重要的决定。

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会议由北大附中的牛皖平主持，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什么提不得?”

“可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为什么不许我们对当前运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聂之流干到底!”紧张热烈的讨论接触到主题，这个建议一发出，立刻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响应。

那么，这个组织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我看，就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蒯大富是‘三司’，咱们是‘四司’。”有人说。

“要不就叫‘造反兵团’......”

“现在司令部多如牛毛，‘造反兵团’也太俗气，我看就叫‘联合行动委员会’吧......”

“对，这个名字好!”会议室里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多数人都赞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而且，有人还建议前面再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几个字，和大学的“红卫兵”以示区别。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联动”就这样诞生了。大家决定，它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办法，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由京工附中于增寿同学任总联络员，总部设在北大附中。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由石油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的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有关“联动”的组织规模和成员人数，没有准确和一致的记载。南京《红卫兵战报》(1967年2月2日)给了一个显然是夸大了的描写“:[联动]有钢院附中、石油、清华、矿院、北航、京工、师院、北大、农大、人大附中的红卫兵、八一学校八一革命军红卫兵，红卫队，育承中学红旗支队，丰台三中、长辛店铁中、六中红卫兵等七十多个学校四千多人组成。其中大部分是高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中最顽固的是十大纵队，近一千人。顽固派贺信是特别纵队。由各个学校头头组成。共有一百多人。”

12月5日是“联动”正式成立的日子。这天夜里，北京街头出现了这样一些标语:“热烈欢呼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为了制造声势，“联动”成员全力以赴，冒着刺骨的寒风，奔走在首都的大街小巷，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了一条大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有关联动成立后的的第一次冲突行动，吴过着纪实文学《红卫兵档案》²⁵⁵有下面的描写:

12月6日，也就是“联动”宣告成立后的第二天，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成员来到蒯大富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笔者注:蒯大富并不“控制”三司，而是清华井冈山兵团的负责人，清华井冈山不是三司的成员组织]，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在大门口，牛皖平等“联动”成员即遭到几十名大学红卫兵的围攻，眼看寡不敌众，牛皖平等人只好夺路而逃。

第二天，“联动”再次派出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20余名红卫兵，来到“三司”所在地。谁知道，对方竟用电话迅速调集了上千名红卫兵，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在得知“联动”成员被围困的消息后，他立即派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调解。在周荣鑫的劝说下，直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三司勉强同意放人，并要求得到明确的答复:“联动”不得再来冲击“三司”总部。

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宫，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联动”又与“三司”发生了一场冲突。冲突的焦点是联欢会的主持权。“三司”红卫兵代表提出，联欢会应由他们来主持，而“联动”代表马晓军等人则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不下。筹备会的召集人廖承志偏向“联动”一边，“三司”红卫兵发现后，先是提出严重抗议，然后退场²⁵⁶。

第一次“联动”大会于1966年12月26日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在1966年发生的数不胜数的群众性集会结社活动中，也许这次联动大会是最为别开生面的一次了。下面分别来看从三个不同角度对同一事件的记载。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编的《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数据选编》是从丑化的角度来描述这次集会的: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以“破私立公”为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大会。由联动顽固分子李单绸、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马小军(石油附中)等人筹备召开，反动分子彭小蒙临场指挥，并扇动其他联动“老百姓”反中央文革。她对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张新月说:“你们反不反?你们不反我反。”宫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在彭，宫扇动下，首都《红后代》七个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是北大附中的李铁兵)跳上台声撕力竭地狂叫:“坚决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

随着他们的狂吼，“红绸子们”发狂似的蹦起来，跳上椅子，跳上桌子，狠命鼓掌，哇哇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满天飞舞，嚎叫声，炮竹声，震耳欲聋。是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彭小蒙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奔上台来，对刚刚念完反动口号的马XX说“:念的好!我支持你，你们在学校干，我在家里给你们搜集材料。”还鼓励大会主席周春英说:“你一定要顶住。大家情绪起来了，你要不支持就是右倾。”会后演了两部电影。一部是毛主席8·18接见红卫兵。目的是回忆一下自己的“黄金时代”，当看到他们自己的镜头时，简直得意忘形!当镜头照到贺龙时，也使劲鼓掌。当出现中央文革首长时，他们就发出一阵叫骂。

这个大会就是一个反中央文革的乌七八糟的反革命大杂会。请看他们在这次大会上狂呼的反革命口号:

1.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2.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4.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5.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6活着干，死了算!

《“联动”事件始末》则从美化的角度叙述了这次大会:

......愤怒的力量终于在12月26日“联动”的第一次大会上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这次大会是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由北大附中的周春英主持。会议开始后，由清华附中等四个学校的“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组织“红卫兵”的成绩和缺点作“破私立公”发言。但就在发言过程中，一份署名“红后代”的传单，引起了青年们的兴趣，他们三五成群地议论起来。后来石油附中“联动”负责人马晓军、贺邯生等人索性走上主席台，向大家宣读这份传单:“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马晓军的话音刚落，剧场里就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接着的每一条口号都引起巨大反响。当读到“反对乱揪老前辈”时，全场同时喊出“好!”这是几千个革命后代从心里发出的声音!这是对中央文革、蒯、聂之流错误作法的强烈抗议!当马晓军他们又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口号时，全场几千人全都楞住了，一秒，两秒......突然像平地里卷起了一阵狂风，全场沸腾了。大家发狂似地蹦起来，跳上椅子、桌子狠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爆竹声震耳欲聋。接着大会放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当镜头出现毛主席、周总理、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时候，掌声响成一片，一出现中央文革成员镜头时，剧场里却发出不满的嘘声。这是多么鲜明的爱憎，这是多么大胆的挑战呵!最后，来看一位目击者对当时情景的回忆:

联动大会开张。本人家距会场不远，故约两小伴前往看热闹。无票在手，前门进不得。只好旁门伺机。苦等良久，忽见江克出来，此人乃小伴兄之好友，因此好说。恰巧此旁门直通大台，故我等便落入大会主席团行列。且看台上，数十人等，身着黄绿军装，臂戴尺长袖章。此类袖章，全无一字，正面红缎，反面白绸。谓之曰“红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再望台下，人头簇拥，全场爆满。各个装束，大体如此。有趣的是，与会者虽多为联动及其乡党，但也不乏反对派人士。因此各呼各的口号，此起彼伏，好不热闹。文革初期“大民主”之风气，此时尚存。主持大会之人是一小姑娘，据说名叫周春英，乃是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之女。在她指挥之下，众人上台慷慨陈词。时间久远，许多闲话难以回忆。只记得台上台下，“打倒三司!”之声，声声不绝。

......

石油学院附中一条不要命的汉子跳上台来，大呼“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顿时全场哗然，众多人应声高呼。群情激奋，几乎话到嘴边，只是无人喊出打倒江青罢了。也有人大叫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毛主席。既然反对派人士在场，总要让他们说说话。只是一位先生声言只说一句话，半句未出口，便被哄下台。激情过尽，悲从中来。众小将回想几月前的风光对之以今日之凄凉，颇感冤枉。于是乎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大会开完，已过午夜。接着放苏联电影“区委书记”。片中游击队员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霎时间全场顿时群情激昂，齐声高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帽子横飞，口哨乱响。......

电影演毕，已是凌晨四点多，众人余兴未销，蹬车前往公安部解救落难的弟兄。这便是史载六冲公安部的第一冲。......²⁵⁷”

材料显示:老红卫兵于一月二日在展览馆剧场又举行了一次“破私立公，革命到底”大会，四日举行了一次辩论会²⁵⁸。另一篇回忆文章中也简短地提及这些联动大会，说:“同样的大会后来又在不同的地点开了几次。我参加了其中的大约两三次。会场毫无秩序，主席台上站满了人，谁都可以拿麦克风吼叫一气。有人带着鞭炮，到处乱放，不时全场大唱革命传统歌曲，一派乌烟瘴气。大会结束，这些情绪激昂的联动分子一哄而出，跨上自行车，号称‘闸不灵大队’骑车游行，一路高呼‘反动口号’‘:打倒中央文革!打倒江青!油炸江青!’。现在想起来虽然荒唐，但当时的气氛却颇为壮观热闹。²⁵⁹”1967年1月4日的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中学版)还注销二日大会主席团的发言，以及几篇评论文章。评论说:“一月二日的大会，可以说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大会的继续。但是，毕竟有所不同。二十六日的疯狂反中央文革的叫嚣的调子降低为疯狂地反三司。²⁶⁰”从主席团发言和评论看，出现了被称为“西纠造反派”的联动内部的反对派，这一派主张检讨过去的错误，收回反对中央文革的口号。

除了这篇主席团发言之外，联动留下的原始文献少而又少。然而，现存的几份联动通告，却最为生动地把联动的心态和语言风格表现出来了，因此将所谓联动“003号通告”抄录如下: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

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发秘字003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副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的领导干部。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指示。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它的成员，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于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使命，“我们一定要英勇、忠诚、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项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

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分子弟

联合行动委员会

公元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

和“003号通告”一起传世的，是著名的“联动六冲公安部”，这也是该组织最昭彰的一组集体行动了。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所编的《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对此记载比较详细，根据该文件转述如下:

一冲:1966年12月16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押送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暴徒冲进了接待室，劫走凶手并打伤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出面制止，这些暴徒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甚至动手打了一个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围攻、殴打，嚣张至极。公安人员除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外，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这样，他们“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可是，释放出来后，一反既往，一口咬定，说公安部乱抓人。

二冲:12月28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名暴徒、强占了接待站的八个办公室，无理殴打在里面办公的同志，迫使这些同志离开办公室。他们还大肆破坏、砸烂玻璃、电话机、把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些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同志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同志的头部。中午，又有十几个暴徒从窗户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仁至义尽的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误。到下午四、五点钟，在接待室的暴徒，又都从窗口跳到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暴徒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同志，该女同志当场昏倒，而暴徒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才把病人营救出来。这帮暴徒又撞入大礼堂，把里面的设备砸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吼叫:“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第三司令部”!“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口号。这天半夜，一个副部长要找他们谈，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兔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第二天，即29日早上，他们把被扣留的二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骂。有一个同志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箱子扣在工作人员头上。第二天，30日，工人、学生要求支持公安部，他们才蹒跚而退。

三冲:12月31日，“联动”又纠集了近一百名暴徒，再次冲进公安部接待站，强占了两个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打人，当场推倒一个女同志，踢伤一个男同志，经公安部同志耐心说服，他们到一月一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四冲:1月6日晚上十一时左右，“联动”又纠集了百余名暴徒第四次冲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的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口号。以后又冲入礼堂，再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放鞭炮，涂写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以后，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夹着尾巴仓徨而逃。其实电话早让他们砸坏了。

五冲:一月九日，他们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大喊“打倒三司”“、打倒江青”。由于不少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联动”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们竟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同志脸上扔去，使好几个战士受伤。

六冲:隔一天即1月11日，他们于二十八中集结，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企图第6次冲公安部。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更多了，“联动”一到，立即就陷入了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冲成。在广大群众的严词驳斥下，他们一小撮人理屈词穷。但仍向公安部提出“最后通谍”，临走时还喊出“油煎江青”，“打倒周恩来”，“打倒陈伯达”、“刘少奇万岁”等口号。

在1967年的头一个月里，联动和大中学校造反派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既有包括像一月四日展览馆剧场辩论会这样的文斗，也有和“六冲公安部”类似的各种程度不同的暴力冲突，比如材料记载:北大附中井冈山等造反派组织多次被“联动”抄砸;师院附中红旗兵团“深入虎穴”，把大字报贴到“联动”头目家里去;101中毛泽东主义公社的小将“面对‘联动’暴徒的匕首，坚强不屈”;“许多革命组织走上街头大造革命舆论，揭露‘联动’的反动本质，动员群众向‘联动’作斗争”。似乎是历史的讽刺，公安部门从数月前为西纠提供拘留所，角色倒转为和造反派群众配合行动搜捕联动成员。据记载，“联动”在京工附中的据点，在石油学院附中的组织部、在北大附中总部，在1月17日和19日之间被造反派群众包围、搜捕，数名联动负责人被逮捕²⁶¹。

参加捣毁联动在各中学的总部和分部的行动，每次都有数千到上万群众参加。联动的“六冲公安部”行动，再次实践了“激进的保守主义”的通常做法，即率先对体制内的法律秩序发动暴力攻击。另一方面，在北京绝大多数市民心目中，从西纠到联动已经“坏事做尽，罄竹难书”，导致“革命群众无不恨之入骨”。此时围剿联动的行动，也变成了全民性的见义勇为的事情了。

比如，一份材料报道，对“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的围剿，是由“首都职工造反总部、海淀区农民、三司中学部、北大红卫兵、师大井冈山、小教联、财贸尖兵海淀分部、北京中教红色造反团海淀分团等三十多个革命群众组织”等三万多群众，“在当地解放军、公安战士的全力支持下”这样一个盛大的场面中完成的。下面来看详细过程:

北大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石油附中、一○一中，及八一学校，都有[联动据点]，而上述学校前五个据点都相继被革命师生砸毁，唯独八一学校这个据点变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和大本营，他们在这里集中了大量凶器，内外设防，利用校内地道、假山、楼台、坑道，建成大小工事和堡垒，企图作垂死挣扎。

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八一学校内“联动”的负责人开会，该校革命派组织“农奴戟”“铜墙铁壁”等战斗队送信出来。为了不失战机，北京中教红色造反团海淀分团，立即采取行动，调集队伍，扩大串连，于下午五时左右，革命师生队伍首先插入，包围了学校。

“联动”内部慌乱，有三辆摩托车直冲校门，想突围逃跑。英勇的红卫兵小将们，挺身而出，拦阻住两辆摩托。当即捕捉了三名首恶分子。全场群众斗志昂扬，一片喊声。许多人越墙而入。准备进行大搜捕。不料“联动”分子转移到屋顶上，居高临下，进行猖狂反扑。为了避免武斗事件，革命师生转攻为守，退出校门。傍晚，各革命造反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农村社员和海、陆、空三军战士、公安、民警都陆续赶到。战斗转入第二阶段。我前线指挥部和二线指挥部都成立起来了。电话局截断了“联动”的线路。第二次组织重点进攻。几辆宣传车发动了猛烈的政治攻势。揭露“联动”的反革命罪行。反复交代政策。使受蒙蔽的人逐渐觉醒过来。该校许多革命教职工和家属也纷纷起来检举、揭发。到此“联动”的防线即告全线崩溃。第三阶段是大搜捕，搜查各种凶器赃物，搜捕潜藏分子，前后共捕获一百二十余人，经说服教育，诚心悔改者大部释放，只将首恶分子三十三名送交公安部依法处理。²⁶²

《“联动”事件始末》也叙述了同一事件，为比较起见，照录如下:

1月25日下午四时，谢富治指挥蒯、聂之流调集三万余名不明真相的群众，要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了。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铁桶似的，师生一概许进不许出。五时左右，搜捕开始了。所有的教室、宿舍被统统踢开，暖气管道被拆开，天花板被踩坏。当时在校的320名职工宿舍有一半被抄，仪器室、标本室、图书馆被砸得乱七八糟，前后抓走32名学生，甚至两名同情学生的教师也被当作“联动”抓走关进了监狱。

该文然后接着写到:“这一罪恶行径激起‘联动’成员极大愤怒。......‘联动’代表几次到公安部要求面见谢富治，......于是，气愤的‘联动’成员们就在公安部的墙壁上刷上了......等大标语。......这就是所谓‘冲击公安部’的真相。”这个记载犯了明显的错误:“六冲公安部”发生在12月16日和1月11日之间，而且恰恰是因为联动引起极大民愤，才导致1月25日的群众性大围剿。像这类时间颠倒、因果颠倒的叙述，在该文中还有数处，而这正是1976年以后有关文革的官方和主流文字所最典型的笔法。

在整个镇压联动过程中，并不清楚共有多少联动成员及其同情者遭到逮捕。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还有大量的联动成员或其同情者在社会上活动，而且在1月25日之后，仍然参与了一些暴力事件，比如一九六七年年初发生的“二·八”冲击铁道兵学院事件。二月八日下午五点左右，七一学校的“七一”纵队、一中的“要武队”，“卫东彪”“革命造反队”、二中的敢死队和三中的红色恐怖队五十多人，乘一辆大卡车急停在铁道兵学院门口，五十多人涌向大门，推开卫兵，冲进大院，由该院某高干子弟、七一学校学生(其父正被批判)作向导，直奔革命造反兵团的办公楼，进行武斗挑衅，后被制服。后来其成员自供说:“我的确参加过‘联动’。因为我认为我们高干子弟被人看不起，被人踩在脚底下，北京三司乱抓人，我们高干子弟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反对北京三司。”交出的“罪证”包括:联动的全红袖章，五十多把钥匙(其中包括数把汽车、摩托车钥匙)、公章十多个、空白学生证、介绍信、半裸体女人照等等²⁶³。

1967年4月22日，联动成员被释放的数目是139人，但仍不清楚还有多少仍被关押或后来被捕的人数，以及被捕者当中，多少因为刑事犯罪，多少只是因言而被治罪。各种记载似乎说明，绝大大部分西纠、联动的成员或同情者这期间都获得了自由，并有活动。比如:材料记载:四月五日清明节，联动分子成群结伙去八宝山，在墓前大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散发传单:“红卫兵，革命汉，活着干，死了算，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老子英雄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并高喊“打倒党内最大的当权派”的口号。十点左右他们来到颐和园，三百多人买十几张票往里冲，挤坏服务员、游人、票箱、并动手打前来劝阻的解放军。在园里，他们以打流氓为名，大打出手，共打十七人，重伤六人，一人脑震荡²⁶⁴。

联动成员在被关押三个月之后得到释放，也是文革历史中最为独特的事件之一。这次释放是根据毛泽东的亲自指示，根据杨小凯的说法:“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公安部把关押的联动份子全部释放，还说允许他们自己出版报纸，条件是各地的公检法机关把所有二月初关押起来的造反派学生全部释放，保证他们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²⁶⁵”这个说法还未见到其他核实。然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和在北京被捕的上百或数百名高干子弟、保守派相比，在“二月逆流”的大镇压中，全国各地被捕、被镇压的造反派群众在成千上万之计，仅在新疆石河子“一·二六”惨案和青海“二·二三”惨案中被杀害的造反派群众就在数百之计，武汉军区“三·一七”一夜之间就逮捕造反派群众上千人，广州“三月黑风”期间被抓进监狱的仅“八一战斗兵团”成员就有六、七百人之多，等等²⁶⁶。

据记载，释放当天，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会议室会见了被释放的的联动成员。中央领导人对联动成员讲了四点:(一)毛主席指示释放联动分子;(二)联动是反动组织，它的反动思潮要批判;(三)中央文革是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的，回校后不要和造反派闹对立;(四)联动不要搞请罪。

随着联动的释放，北京大中学校园里造反、保守两派的冲突再次兴起。很多地方记载:不少学校的“联动”成员召开了“老红卫兵新生大会”;“联动”部分成员串连在一起，与北京二十八中的“四·三派”发生武斗，占领二十八中达三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对立派观点的人。《展览》记载:四月二十八日深夜，联动十六纵数十人围住了在天安门前贴标语的钢院附中同学，发生争吵，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数人赶来解围，也被分割包围。他们用皮带、剌刀、匕首、垒球棒、长剑朝被围的同学猛抽乱砍。有的头被打破，有的脸被打肿，有的肚子被剌伤。

一篇材料介绍《从联动分子被释放到工大校园里的一场闹剧》，材料说:

五一节前夕，工大校园里标明“首长讲话”的一张大字报引起爆炸性的反响:给联动平反了!联动是革命小将!!随后，两张大字报又出笼了，一张以伪造的首长讲话“联动也是革命小将”为依据，叫喊“原工大红卫兵就是这样的革命小将”为谭力夫翻案。隔了一天，一张以“为毛主席的命令欢呼”为题的大字报说:“毛主席释放联动的这一英明决定，解放了联动，为它平了反，宣布他为合法组织......”。甚至还贴出了大张的海报:召开大会讨论学习这份伪造的“讲话”。两三天时间内，一个个郑重声明、严正警告、“为我平反”、“给我道歉”的要求投向了工大东方红公社(该校造反派)。随后，中央文革接待站明确指示对那个讲话要辟谣:“首长没讲联动是革命小将，没给他们平反，没讲销毁他们的材料，没讲他们以后犯错误不抓了，江青总理都没流泪，并指示:对联动思潮要狠批。²⁶⁷”

可见，释放联动所引发的冲击还是相当大的。对于释放联动，大多数造反派群众是不太满意的，对联动的愤恨和反感长久不能消除，群众出版物上经常出现类似花边新闻式的短小消息，比如:

△五月五日中午，一伙“联动”“轻骑队”三十余人，飞车高呼“打倒流氓!”到二里沟时，遇见两个陌生行人。这一小撮“联动”顽固分子不问青红皂白，一顿拳打脚踢皮带抽，直至把人打昏到，才扬长而去。解放军问讯赶到现场，问明情况，火速驶车追捉凶手。

△近来，“联动”在紫竹院活动频繁。他们多在夜间十一点后秘密集合，四周放上岗哨，开黑会，极力发泄对革命造反派的仇恨。会后，有的爬到塔上，狼嚎鬼叫。

△四月二十七日，安定门外有三个学生被“联动”打伤投进青年湖里，原因是有一个学生穿白球鞋未系鞋带²⁶⁸。

由以上各例可看出，一些老红卫兵的行为已经主要局限于情绪发泄性质的破坏、恶作剧等等。大约是联动所发出的最后一个“通告”(日期在四月到七月之间)，也透露出老红卫兵自始至终所特有的那种狂暴、荒诞和滑稽和特点: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

紧急联合通告

中发7431 密字3452(注意此为暗号!)

(下发各纵队各校支队)

继本联合行动委员会十日发出密件后，各纵队、校支队立即行动起来，战斗成果辉煌，大长红五类威风，但近日狗崽子活动更为猖狂尤其是四中王八蛋的“红四月”运动流传全市，企图煽动全市的狗崽子对我们革干革军子弟进行专政。

希各纵队、校支队配合当前形势立即行动起来，再次打击狗崽子的进攻，显一显我们红五类的威风，每个战士召集革干革军子弟藉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讲话之名把狗崽子给压下去!搞坏这些“左派”和解放军的关系，狠打狗崽子的威风，把他们整下去。

各纵队、校支队、每个战士见此通告后，立刻照此精神紧急行动起来，给“左派”们加上“反解放军”、“反军训”的罪名，直至搞臭，搞到红五类上台。

打倒狗崽子!镇压流氓!

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特急 火速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

一小部分老红卫兵仍在利用群众大民主的形式坚持斗争。比如首都中学红代会的报纸《兵团战报》(代表中学造反派“四·四”派观点)1967年4月27日刊登了署名师大女附中“不怕摔跟头”的文章《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篇文章为老红卫兵鸣冤叫屈，批评造反派不能正确对待老红卫兵，而是压制、打击他们。更有一些老红卫兵办起自己的出版物，包括《莱茵报》、《湘江评论》。笔者手中各有一份样品。《莱茵报》注明编者是“首都红卫兵莱茵报编辑部”，联系地点是“北京二中”，而且印有德文刊头“Rheinishezeitung”，大概是显示传承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或者炫耀熟读原著的程度(可惜德文拼错了)。因为只有这份创刊号，所以无从知道出版了多少期。也无注明日期，但从文字中看是1967年8月出的。一篇署名“湘江潮”的文章还对“四·三”派、“四·四”派作了一番品头论足的评论。《湘江评论》样品是1967年5月29日(第二期)，编者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评论》编辑部。联络地址是北大附中。该期登载了上述五校老红卫兵组织《关于申请加入中学红代会声明》²⁶⁹。老红卫兵其他方面的重要活动，就是组织“老兵合唱团”，排演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其成员包括参加过联动的魏京生²⁷⁰。

还值得记载一笔的，是西纠、联动成员在广州开办的“红卫兵农垦战斗团”。材料记载，1966年9月，西纠和其他一些高干子女成立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筹委会”，准备到新疆、东北办军垦农场，后来由陶铸、赵紫阳和广东省农垦厅安排，选择了广东英德、从化、大林、海南岛作为基地。据后来从“红卫兵农垦战斗团”中杀出来的“红色造反小分队”的揭发说，在农垦团里，也奉行血统论，看不起工农子弟和外地同学;脱离工农群众，计划农垦团进岛一批人，农场职工就要撤走一部分，最后全部取代;有些人消极空虚，进岛时带着奶粉、咖啡，在劳动中抓螃蟹、抓蛇、玩耗子、养狗取乐²⁷¹。

大约在释放联动前后，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在八一学校内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据记载，展览期间，联动成员多次组织冲击展览会场，高呼“还我‘联动’!”“‘联动’永存!”等口号，在留言簿上恶毒咒骂等等。展览会印发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数据选编》，除了文字材料外，还附有24张照片，其中包括:地质部事件中的人群冲突、一中劳改所的部分刑具、六中劳改所的岗楼、监狱墙上的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宫小吉头戴大沿帽拥抱地球仪的照片、带有被砸得血肉模糊的麻雀的恐吓信、八一学校“大观园”式的宿舍，等等。今天各种各样的有关联动的信息、传说，来源大部分都可以追踪到这份材料，包括“遥忆当年送沙果”等联动诗抄。当然，今天的文字大都是有选择地抽取信息，并且根本不说明信息的来源。

《“联动”事件始末》据说是几位当事人在进行了反复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这篇文章一开始有这样一段:

1967年夏天，北京“八一”学校院内，举办过一个名噪一时的“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展览以所谓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把充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急先锋”的“联动”成员，描绘成一群“腐化堕落”、“穷凶极恶”、“青面獠牙”、“手挥皮带”，专搞打、砸、抢的“暴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炮制展览会的阴谋家们心里完全清楚，这一切都是假的:所谓“联动”的“高级消费品”是外贸部抄家得来的财物;匕首、铁棒等凶器是从公安局借来的;自行车是从一些学校学生手里扣下的;外国画报是从图书馆里搬来的;而那些被砸坏的教具和标本则是蒯大富、聂元梓之流指挥一些打手一手砸坏的......

这是一个用心多么险恶的骗局呵!

文革的斗争，仍然是当代的斗争，连辩论的策略和风格都面貌依旧，以上文字就是最生动的一例。由于以上断言和本章所大量依赖的文字证据有关，这里稍加讨论。不能否认，文章的指控或许部分成立，但真正的问题是:以“由上而下的密谋论”观点，能否就把一场高度复杂和曲折、有广泛群众参与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它所留下的大量丰富的文字遗产给一笔勾销呢?这实质上涉及到如何估计精英对群众的操纵能力，特别是在一个大众印刷技术相对普及、出版印刷、言论表达的主体高度多中心化的情况下，精英操纵大众文字记录的能力。笔者在写作本书时，总是记住:文字记录是以曲折变形的、间接隐晦的、有时甚至是颠倒和反讽的方式，反映社会实际和事件真相。文字记录本身的风格，如含混还是清晰、概括还是具体，遮掩还是揭露，就是对其是否诚实加以评价的线索。比如，比较《“联动”事件始末》和《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数据选编》这两篇文件，它们对事件的叙述、证据的展示、背景的交代等等，的确有不同的文字风格，这一点相信读者也能够做出判断。

其次，我们不是在判断一两个具体记载的真实于否，而是在讨论:整个一批文献，整个一座信息库，整个一波文字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赖，作为今天复原历史过程的基础。这里应该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出版物(包括展览这样的多媒体形式)所特有的高度分权化、高度基层自主化、信息渠道的分散甚至紊乱。这里，无非是在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一致概括——“天下大乱”——特别是其在信息传媒领域的反映。根据常识判断，在这样几乎“无序”的信息紊流中，《“联动”事件始末》作者所指控的“这一切都是假的”、“用心多么险恶的骗局”能够有多大可能完美实现而不露马脚?群众出版物对联动的记载成篇累牍，但描绘出的形象却高度一致，考虑到群众出版物在其他方面的活泼多样，甚至包括它常见的混乱、讹误，说它们参加了一个共同的密谋，自始至终在默契配合，精心伪造栽脏一个联动冤案，不太符合常识。

首都之外的“联动”和相似的社会集团

北京是全国高干子女最为集中的城市，这是产生联动的空间、生态背景。外地一些城市，也有不同规模的高干子弟学校，以及高干子弟的小圈子、小社会。比如:有的材料提到南京有升学率高、高干子女云集的南师附中、宁海中学、南京九中等，和联动相似的组织，外地有福建的“东海兵”，广州的“主义兵”等等。这里引述两个材料，说明在北京之外的大城市里和“联动”相类似的社会集团的背景和活动状况。

第一份材料介绍西安市第一保育小学这所高干子女集中寄宿制学校。该校的前身于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成立，当时主要招收革命遗孤和革命战士、革命干部子女。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学校逐步成为西北地区的“贵族子弟学校”。学校规定只招收十三级以上干部子女。在一九五七年后，又开始招收教授、导演、名演员的子女。学校学生的家长，包括:习仲勋、张德生、赵守一、牛卫中、张锋伯、郭琪、李宗阳、柯仲平等。学校仅有千余名学生，竟占地上百亩，环境幽美，条件优越，待遇特殊。学校座落在风景优美的南郊西北局机关宿舍旁边。学校里花园，果树，洗衣房，理发室，图书馆，体育室，医疗所，洗澡塘，缝纫厂，木工厂，应有尽有。一切设备尽善尽美，追求第一流水平，讲究高级化。

为了保证这些子弟的健康，医务所就配备有十三个医务人员，而且多是经省、市委和教育局挑选来的好大夫。医疗器械，齐全无缺，治疗医药，应有尽有。连许多大医院都没有的贵药品，这个医务所都样样配齐，其他像隔离室，病房，钢丝床等，胜似一般医院。学校每班都配有1-4名保育员，专人给学生送洗脸水，洗衣，洗澡，扫厕所。教职工跟着学生屁股团团转，甚至学生洗头，洗脚，剪指甲，梳头都要保育员包了，学生在这所学枝里完全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

当地领导人对该校老师说:“咱们这些学生，将来都是直接接班的，都是当然接班人。”“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家在机关，住在城市，父母都是领导干部，不升学怎么办?”他们在教师中散布“咱们学校学生的家长都是领导干部，他们忙忙碌碌的工作，把孩子交给学校，如果升不上中学，咱们咋有脸去见家长呢?”给教师施加压力。曾经有一度，因为该校学生是高干子弟，不经考取，破例全部“保送”到“重点中学”。

学生被关在这与世隔绝的“大观园”里，不参加劳动，不接触社会，来回往返汽车接送，夸官比级，挥霍浪费。有的竟然拿饭菜打架，对教工极不礼貌，视作下等人，对劳动人民更无感情。在图画课上，有个学生在一个农村小娃拾粪的图画边上写上了“乡里棒”三个字，哈哈大笑;有个教师穿了件中式衫子，有的学生竟耻笑道:“乡巴佬!”学校附近是农田，看到农村小娃，有些学生讥笑地喊“稼娃，稼娃......。”进了中学也是如此，他们和工农子女相处不在一起，嫌中学的饭不好吃，整天逛大街，买零食，下馆子，甚至经不起三年自然灾害的考验，招摇撞骗，贪污盗窃，而犯罪遭法办。

按照这份材料，西安地区的高干子女组织是“红色恐怖队”。材料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动了他们的特权地位，有的“红恐”分子公然叫嚣:“我爸爸革命三四十年了，最后落了个黑帮。”有的还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干子女倒了霉!”

材料说:“十几岁的小学生，由于修正主义毒害，有一小撮人忠实地充当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他们把斗争矛头对准革命教工，千方百计保黑帮分子过关。对教工拳打脚踢，吐唾沫，浇凉水，皮带抽，石头砸，揪头发，挂牌子，实行武斗，制造恐怖。他们叫嚣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比地主、资本家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受害者，今后也要给出路呢?’他们破坏斗争会，覆盖造反派的大字报，还在人家大字报上批语乱骂，至今还有人暗中联系，秘密组织，积极为‘西红司’‘红恐队’翻案，并企图将‘八月红卫兵’大本营设在本校，与造反派对抗到底。”

在情绪发泄性的暴力破坏方面，他们的行为模式和北京的西纠、联动有很大相似之处:“他们乱打，乱抢，乱烧，乱偷，有的烧学校的竹帘，有的烧桌椅床凳，有的偷电线，有的卸广播，人少居住的地方，玻璃全部被砸光;空房子的铜锁全部被拆卸卖掉;全校路灯和空房的灯泡全部被打碎，图书馆五次被砸，书籍大量被抢，体育室被撬开，体育用品被偷走，木工厂另件被拿走，少先队队部彻底捣毁;连为他们效劳的卫生所也被砸抢，全部钢丝床的弹簧被拆掉了，有一间房的瓦被打碎剥光，他们干完后还写上‘破坏纵队永垂不朽!’的反动标语”²⁷²。

另一份材料《坚决砸烂新疆的“联动”》，是有关新疆八一中学的情况，材料虽然没有介绍学校的情况，但可以推测这是新疆乌鲁木齐市高干子女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材料显示，直到1967年五月份，“新疆八一中学的革命造反派师生仍在遭受残酷迫害”，迫害者是“长期实行白色恐怖”的八一中学“红造部”。

材料把八一中学“红造部”比作新疆的联动，说他们倚仗强硬的后台，把矛头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革命造反派，指向广大革命的师生员工。他们专搞武斗，制造恐怖活动，镇压群众运动，宣扬血统论，勾结“联动”，到处招摇撞骗，打人、杀人、抢劫钱财。

材料接着介绍“五·九”流血事件:

“我校造反派师生员工长期以来，受尽了‘红造部’的迫害，四月二十九日造反派师生的血迹未干，五月九日，又向我们下了毒手。这天，这群法西斯暴徒，手执钢丝鞭，在校园里横冲直闯，见人便打，无法无天。一姓任教师见这群暴徒追打红二司的教师，只说了声‘要文斗，不要武斗’，就被一群暴徒用石头猛击脸部，当场流血不止。暴徒仍不甘心，兽性打发，提来一大桶尿，劈头盖脸打下去，几十人把他按到在地，倒拖双脚，边拖边用脚猛踢腹部，用钢丝鞭乱抽，折磨了四十五分钟之久，幸好红二司战士闻讯赶来，才免遭一死。另一教师的爱人，刚生孩子一天，就被赶出学校，并把这教师连续绑架三次，进行毒打，折磨得奄奄一息。更可恶的是八十人围打我造反派工人郑志良，把他按倒在地，用钢丝紧捆双脚，倒拖数百公尺，又关到家里用钢丝鞭、皮带、自行车链条抽打，用脚乱踢，这工人被打得从床上滚到床下。不仅这样，暴徒还用锥子在他脸上猛刺三锥，并用开水浇灌伤口，还企图挖出他的双眼，这群野兽如此毒打我造反派师生员工，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他们并不罢休，在五月九日下午他们又冲进‘遵义’大楼，见谁打谁，在楼里的几十名教师和学生无一幸免，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就连受伤躺在床上的某教师也不放过，拉起来毒打，直至打得眼看不行了，才将其塞在床下。临走时将大楼洗劫一空，师生个人的生活用品，被砸得粉碎，这群暴徒掏钱包，掏手表、撕饭票，无所不为。在此同时，他们又分头洗劫了数家造反派教师，其景惨不忍睹。我造反派师生全被赶出学校，至今搞得衣食无着，流落街头，妻离子散。²⁷³”

以上这个材料的缺陷是:没有提供更多的政治信息和背景，使我们不知道流血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也是很多文革中群众出版物的问题)。唯一可以印证的材料是《展览》记载:北京的联动同乌市“八·一”学校组织“红造部”(由本地革干革军子弟组成)勾结，搞地下联络站，写标语，散传单，并大搞打砸抢等恐怖活动，专与“红二司”等造反派作对，乌市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从其他地方可知:红二司是新疆造反派的联合组织，材料所记载的暴力，表现出和北京的联动相类似的行为模式，也反映了1967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所面临的内战气氛。

阶级、统治与革命(之背叛)

从“对联”到“联动”的演变，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的精英和群众都没有料想到的，它是极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极为特定的社会互动所产生的结果。然而，这个奇特的“激进的反动”的产生，又必然具有深层结构和制度上的原因。在一个试图消灭阶级差别的社会里重新出现社会不平等，出现“比资本家还厉害”的特权阶层，这是社会层面的背景。这里，我们着重对主流的革命话语体系进行一些分析，因为这里早已隐藏着“血统论”的滋生的温床。这里所说的，就是有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成为统治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整套话语，如果在无批评反省的情况下，就会腐化蜕变成为新的压迫意识形态，为新的不平等进行辩护。

先来看:在革命话语主导时期内，很多词的使用都是“一语双关”的，比如“掌权”、“接班人”、“前辈、后代”、“红色江山”等等:“掌权”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一语中，是集体的、抽象的，是指国家的性质，而当邓小平对子女说:“工农、革干子弟掌权，这是一个方向”，“掌权”的意义是个人的、具体的，意思是指:具体某些人的儿子、女儿将要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职位。同样，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里的“接班人”，是指普遍意义下社会主义的“新人”，而当老干部对自己的孩子叮嘱要成为“接班人”时，通常是指“接父母的班”，而这包括继承父母个人所拥有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声望方面的资源，正如同继承老子的私人遗产。同样，当说到“革命前辈”、“红色后代”时，永远存在着一个语言的双重游戏:它既可以是堂而皇之的革命誓言，又可以是特权家庭的自恋私语:“革命前辈”——老子英雄，“红色后代”——儿好汉。而血统论对联，正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干脆把双关的两种意义重合在一起了。

显然，这里静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在话语层次上的私有化政变。以一语双关的革命术语为桥梁，将共产主义的圣彩，不动声色地贴到私人特权利益的脸上，原来革命话语里的一切神圣的权威，都被用一个谈话的技巧所盗窃了。“革命前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渐渐地和封建王朝的“国家社稷”有了语义上的互换性。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基石地位的概念，也经过这样的偷换，革命话语就被篡改成为一个当代种性等级理论了。

革命话语本身的含混，牵涉到基本理论中的一些盲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确切意义是什么?无产阶级掌权后是否还是无产阶级，或者说是否要开始消灭自己?国家是否立即开始消亡?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统治谁?谁是资产阶级?前资产阶级的残余，还是自己头脑内的资产阶级，甚或在特权阶层内已经产生的新资产阶级?

历史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存在着三种不同定义，这三种不同定义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政治立场:一种是以家庭出身界定阶级，这种定义对应着保守主义立场;一种是所谓“新阶级”观点，即以新生的官僚阶级、权势阶级以及新生的不平等来界定阶级，这种定义对应着革命的立场;而以“重在表现”来界定的阶级，其政治立场则是改良主义的。按照迈斯纳的分析，中国官方的立场在文革前夕和文革当中，主要是在这三种之间摇摆，而且主要是在保守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²⁷⁴。

世界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保守主义可以在一个取得政权之后的革命政党机器内部迅速地发展出来。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政党迅速地走向其反面，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把这种日益积累的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在话语和修辞层面，这表现为:“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造反有理”也是相对的吗?革命造反，是理解其普遍解放的意义，还是政权更迭、改朝换代的意义?从“激进的反动”的理解来看，革命只是打江山、坐江山。这种理解在本质上是保守的，革命的一切意义最后也只剩下保守的意义了——保守革命所带来的特权。那么，在“坐江山”问题上，新的统治阶级能比旧的统治阶级做的更好吗?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一段话在这里似乎较为相关:“每一个取代前一个统治阶级的新的阶级，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代表全社会的利益，......进行革命的阶级从一开始，仅仅因为它反对一个阶级，所以似乎是代表着整个社会;它似乎是全社会的群众斗反对同一个统治阶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的利益和其他非统治阶级的利益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因此，每一个新的阶级，都在比前一个统治阶级更广泛的基础上取得盟主权，其后果是:以后，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的统治阶级的斗争要发展得更加尖锐、更加深刻。”

总之，这里牵涉到无产阶级如何解放自己、解放本阶级、取得盟主权、解放全人类的讨论。社会主义革命是“翻烙饼”，还是不平等社会的根本的、结构的改变?这是从“对联”到“联动”的尖锐、深刻斗争的历史给人们的启示。

第九章 夺权案例:1966-1967年《北京日报》的群众微观政治

一九六六年一月，全国各地发生夺权的“一月风暴”。这虽不是通常意义的政治革命，但也决不是通常意义的政治清洗或官员换马。所谓“夺权”是借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专门词汇对当时中国群众政治的独一无二的创造的修辞称谓。各地的“夺权”过程，都是一个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地震，其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政治革命或政变的独特性质，恰恰可以用“革命内部的革命”来概括。因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比一般意义的政治革命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许多省份发生的混乱、冲突和僵局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广东省革联的“一·二二”夺权，安徽“一·二六”夺权，江苏“一·二六”夺权，都是不成功的，遭到广泛反对或其他派别的反夺权。通常，矛盾发生在不同派别的造反派之间，发生争论的有关问题也各种各样。因为“一月风暴”规模极为庞大，涉及到广大的地域和众多的单位，过程极为曲折复杂，各省市自治区、各级单位的夺权历史都值得详细考察，想要顾及全面，不是在单独一章里能做到的。但是，又有必要以个别的案例说明夺权所遇到的各种可能情况。因此，本章以一批有关《北京日报》夺权的比较完整的档案(包括对立的两派的不同材料)为依据²⁷⁵，来大致复原出《北京日报》夺权过程中两派不同的造反派之间的斗争的情况，即知识分子占优势的“造委会”与工人占多数的“联委会”之间的矛盾。希望通过《北京日报》这个不是很大但比较重要的单位的夺权过程中的微观政治的考察²⁷⁶，能够有助于我们了解文化大革命中基层的具体斗争，以及评价有关具体斗争和其解释框架的“元叙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

从文革开始到夺权前夕

《北京日报》是最早受文革运动影响的单位。由于《北京日报》是在旧北京市委的领导之下，以及被指责在批判“三家村”时“假批判、真包庇”，早在“五十天”开始之前，《北京日报》就发生了权力变动。1966年5月底，北京市委被改组，随后，新的北京市委立即成立了《北京日报》的新编委会。北京新市委1966年5月25日成立新的《北京日报》编委会的决定全文如下(这份文件发表于1966年6月7日《人民日报》):

“(一)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原来的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

(二)成立新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领导《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工作。新的编委会由翟向东、吴象、林青等七同志组成，翟向东任总编辑，吴象、林青任副总编辑。

(三)撤销《前线》编委会，《前线》暂时停刊，进行整顿。”

其中，原社长范瑾是北京旧市委常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新调任的总编辑翟向东，原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河北日报》总编辑。

1966年6月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新编委公告》，《人民日报》于次日转载。公告说:“《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堕落成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成为‘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的工具。这三个报刊曾经散布大量的毒素，疯狂地攻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包庇资产阶级右派，打击无产阶级左派;蒙蔽人民群众，压制广大读者的批评。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抗拒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妄图把这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当他们的阴谋败露之后，又在四月十六日，制造了一个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舍车保帅’的大骗局、大阴谋。”

以上是群众运动开始之前《北京日报》的情况。从六月份到年底这段时间，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了根本转折，特别是群众大民主的开展冲破了原来的官僚操纵下的官方运动模式，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冲突矛盾以公开的、自主的群众政治的形式展开，这个根本转折和前所未有的实验，连周恩来都多次说:“连做梦也没有想到。”²⁷⁷

和各地不同的是，北京市的领导机构是1966年5月才成立的新市委，然而新市委在“五十天”及之后按照官方运动模式搞政治迫害、镇压群众的情况却和各地是类似的。李雪峰于1966年底所写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的、路线的错误的检查提纲》说，新市委不仅在六、七月间犯了“围剿革命派”的错误，错误包括“《北京日报》在六月三十日还错误地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过早提出了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社论”，而且在十六条公布以后，又犯了严重的错误，包括“错误地支持了八月十三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七万人参加的斗几个小流氓的大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以及“没有下很大的力量，采取适当的方式，帮助他们[受打击迫害的革命师生]从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而消除两派同学之间的原则分歧。”

从6月到年底之间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期间在北京日报社发生了什么?可惜资料很少。只有一份材料提供了大致的轮廓，这份材料原载1966年12月2日《首都红卫兵》，是以北京日报红卫兵、北京日报革命职工名义发出的《告全市革命同志书》。这个文件说:

“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派到《北京日报》的工作组组长朱子强(华北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北京日报》新编委会编辑翟向东(前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河北日报总编辑)是疯狂镇压《北京日报》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朱子强工作组撤走以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翟向东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罢了官以后，李雪峰、高扬文、李立功等市委主要负责人，又指使《北京日报》以副总编辑吴象、林青为首的新编委会，继续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最为严重的是，九月中旬，《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发表后，市委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恣意曲解《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以为‘反击’革命群众的时刻已到，于是，重演他们六、七月份‘抓游鱼，反干扰’的故技，企图再一次把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斜路。就在这个时候，市委书记处书记高扬文代表市委指示《北京日报》新编委会吴象等人，把《北京日报》出现的所谓‘坏人操纵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情况，代市委起草一个向中央的报告。由于证据不足，正式报告一直未能写成。吴象等人交给高扬文的只是一个报告初稿。

我们认为，市委在九月中旬布置《北京日报》新编委会负责人写这样的报告，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它是市委公然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罪证，必须严肃批判!这个报告初稿，是一个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的彻头彻尾的黑材料，必须按照中央指示处理!

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六点三十分，《北京日报》红卫兵和革命职工二百余人到市委，要求高扬文交出这个黑材料。但是，市委负责人拒不接见，而市委书记处于深夜二十三点三十五分作了一个‘决定’，企图以此压制我们。我们向市委副秘书长苏文申述理由，说市委书记处这一‘决定’回避了我们提出的实质问题，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请求面见高扬文，进行交涉。但苏文蛮不讲理，拒绝我们的要求。二十四日中午十一时三十分苏文竟然利用欺骗群众的不正当手段脱身而去，置二百余名革命群众于不顾。

一切革命同志们，你们看一看，北京市委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他们沿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得又有多么远!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决定派遣一个战斗队前往市委，再次坚决要求高扬文交出黑报告初稿，并要求高扬文向《北京日报》红卫兵和革命职工公开道歉。同时，坚决要求市委副秘书长苏文当众检讨阻挠和破坏我们革命造反行动，以及采取欺骗手段耍弄革命群众的严重错误。”

这也是现有的针对北京市委的群众集体抗议行动的唯一较详细的报告。在同一阶段，各地针对省委、市委的群众性大规模抗议行动已经是风起云涌了。

除此之外，我们从数据中知道:以翟向东为首的新编委会，于八月底，被群众斗争后揪回原单位，剩下两个副总编辑吴象、林青，由于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群众揭发、批判，连批准汽车的使用权也没有了，至一月风暴前夕，吴象正在报社半日劳动、半日检查，北京日报的党委会也“早已烂掉”，只剩下一个不起作用的木头章²⁷⁸。

在上海11月底到12月初发生的《解放日报》事件，和广州12月底发生的《红卫报》(《羊城晚报》)事件中，造反派试图封闭官方报纸从而引发大规模冲突，这是1966年和新闻单位有关的两起重大事件。1967年初，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两家新闻单位相继被夺权。对这两报夺权的意义，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²⁷⁹”

1967年1月9日，上海十一个造反单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向全国广播、在《人民日报》上转载，1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造反派的《紧急通告》，相当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夺权的舆论动员。一月风暴开始了。

为什么要夺权?夺权和前一阶段平反、反迫害运动的关系是什么?《王力同志接见上海来京工人的讲话》(1月20日凌晨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有画龙点睛的一段，王力说:“有好多工人同志们，还有其他方面到北京来的同志们说到北京来告状。有的是来告状的，有的是来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工厂里头要求罢官，把一个什么人拉到北京来，有的要求平反到北京来，什么黑材料他不交，到北京来。同志们这样一些问题，都用不着到北京来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我们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我们掌握了权，就可以处理，自己来决定。(掌声)要不要他当官，本来就应当由我们工人阶级自己来决定。(掌声)选谁，不选谁，应当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不称职的应该随时撤换。如果权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手里，那么，我们被他们过去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们，他们对我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如果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那我们就翻身了。......如果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权，那么今天迫于形势给我们平反了，将来他还会翻过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中心的东西。这就是权!什么黑材料、白材料，都归我们自己来处理了，如果我们不能掌握这个权，如果我们掌握的权不牢靠，将来还会让他们翻过去，他们将来还会整理我们的黑材料，所以一切的一切，中心的中心，就是夺权。(口号)”

“一月风暴”在北京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在首都云集了中央的庞大部门，叠床架屋的僚机构攒聚于此。从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一系列中央部门，如石油部、化工部、一轻部、水电部、林业部、煤炭部、冶金部、水电部、卫生部、水产部、农林口、纺织部、八机部纷纷发生了夺权或者接管。

一月十八日，北京市委被接管。一份署名“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日期为1967年1月29日、题为《告全市革命造反派书》的传单说:“元月十八日，我们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并接管了北京市委的大权。通过一个多星期的夺权斗争实践，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北京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大夺权，必须通过这样有机联系的两步:第一步，由初步联合起来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接管并监督北京市委的工作，在向市委夺权中联合，在联合中夺权。第二步，在初步联合的基础上，发动最广泛的群众斗争，进一步实现全部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大夺权，在北京市的各种大权基本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里的条件下，召开北京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大会，彻底砸烂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制度，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传单说:“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于一月十八日二十二时，夺了北京市委的大权，接管了市委各个部门，并和革命群众一起，监督其工作。然而，另外一些数据显示，夺权者的名称、大联合的范围和构成组织或发生变动，或是有多个并存，比如另外一份署名“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日期为1967年1月27日的《倡议书》，其倡议内容和上一份传单类似:“根据北京的特点，要实现全市范围的大夺权，必须有一个巴黎公社式的、自下而上的、各基层单位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通过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的形式，制订夺取北京各级大权的方案，进行全面夺权。”《倡议书》的发起者，包括北京第一机床厂红色造反联络站、中科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等三十三个群众组织²⁸⁰。后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在四月份的成立，大致是按照这个自下而上的、在红代会、工代会和农代会的基础上构成的。

《北京日报》两次夺权的经过

先根据有关材料，叙述一下有关事件的经过，然后，再介绍有关文件所反映的各派别观点。

随着大串连的发展，在一九六七年初，包括北师大、清华、北大、北航、工大、党校等全市二十多个群众组织进驻北京日报社，并出现两个相互竞争的准备夺权的大联合，即后来的北京日报革命造反委员会(造委会)，和首都革命造反派创立新《北京日报》联合委员会(联委会)。

一月十八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井岗山、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支持下，“星火”、“燎原”“烈火”等组织成立了“革命造反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接管通告，宣布从编委会、党委手中夺权，报社的一切权力归造委会。而其他的一些社内群众组织和进驻报社的群众组织，纷纷提出抗议，宣布不承认“造委会”。根据造委会的叙述，对立方面的“联委会”大喊大叫:“这是阴谋!”“我们不承认革命造反委员会!²⁸¹”根据对立一面的“联委会”的叙述，这天下午五点多钟，属于造委会的的本报社的“星火”“燎原”两个战斗队的几个人，突然在报社大楼内狂喊大叫，说“周总理、江青同志在一月十八日的讲话中已经承认北京日报被左派夺权，中央文革小组今晚要接见我们”。进驻北京日报的支持造委会的北师大井冈山学生闯进车间，向反对这次夺权的排字工人示威。考虑到事件的重大、形势的紧张，可以想象人们的情绪很激动，双方都曾经“大喊大叫”应该是事实。当晚，支持造委会夺权的一派还去中央文革报喜。但是，按照“联委会”的说法，“中央文革并没有接见他们。周总理、江青同志在一月十八日的讲话中根本没有提到《北京日报》的事”，“中央文革小组也没有说要接见他们。只是通过私人关系把《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林杰找了出来，讲了几句原则的话。²⁸²”这就是造委会的“一·一八”夺权。

一月十九日晚，趁造委会去《红旗》杂志报喜的机会，以北航“红旗”为首的北京市二十多个(又说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用十几卡车调动了社外千余人进入报社，联合北京日报社内部的东方红兵团、红色工人造反队，以“联委会”的名义进行反夺权，按照反对派别的说法，“把社内外的广大革命群众关在大门外，限制人身自由。在报社内部到处布满了岗哨”，第二天发布了《夺权宣言》，这是联委会的“一·一九”再夺权。次日《北京日报》出版了新一号²⁸³。1月21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还发来了“热烈欢呼《北京日报》新生”的贺电，大概应该是祝贺“联委会”的“一·一九”再夺权的。

联委会夺权后，新一号《北京日报》发出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同时挑起了有关“编辑老爷”的争论。新一号把攻击的矛头对准“编辑老爷”——即原编辑部理论部的知识分子，引起两派大字报的激烈辩论²⁸⁴。

一月二十三日中午，“星火”、“燎原”战斗队在全楼举行示威游行，到工厂排字车间、“东方红兵团”、“长缨战斗队”办公室门前高喊:“新生的《北京日报》必须停刊!”“联委会必须立即解散!”“打倒阶级投降主义!”“打倒保皇派!²⁸⁵”显然，这是“造委会”反对“联委会”的示威游行。

联委会一月二十四日发出一份《通告》，《通告》所采用的高高在上的强迫口吻，再一次激怒了对立派别。《通告》说:

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一小撮搞分裂主义的人，他们是不欢迎《北京日报》新生的，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千方百计要扼杀新生的《北京日报》，挑动一些工作人员(如记者，编辑)脱离工作岗位，挑动少数工人脱离生产岗位，这一小撮人的罪恶是逃脱不了的!我们要警告这一小撮人，若对抗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破坏《北京日报》顺利出版，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接着，《通告》“郑重宣布”“:旧《北京日报》的编委会、晚报编辑部、理论部、地方新闻部、农村工作部、文艺部、国际部、群众工作部等所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旧制度统统砸烂。上述各部人员统一由联委会领导、调动。”“联委会接管社内一切财产，此财产由各革命群众组织使用。由联委会调拨。”特别在最后强调:“如有违反者，将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若有背后操纵破坏者，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同日，联委会还发了一份《通知》:通知说:“一、旧北京日报社编辑部、各部门工作人员在一月二十五日十二点以前到211室报到，听候联委会分配工作。二、公章、电话总机、收发报室等机要部门管理人员，会后立即去211室向联委会报到。”

造委会于第二天贴出大字报，指责联委会的《通告》是“一个形‘左’实右的代表作”，是“太上皇”“、训政家”“钦差大臣”的嘴脸²⁸⁶。看来，造委会的“一·一八”夺权已经失败，而联委会的“一·一九”再夺权暂时取得成功，并得到外界的一定认可。

造委会反对《北京日报》的最新当权派“联委会”，诉诸于无权者典型的造反手段，比如组织控诉会，在全市各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攻击联委会内的群众组织²⁸⁷。一月二十七日，属于造委会一方的烈火战斗队等工人回车间印自己的传单，遭到联委会领导人的刁难和破坏，联委会派人冲进车间拉掉电闸，又到机器上把纸打断，造成多次高速急停车²⁸⁸。

按照造委会同情者的说法，新的《北京日报》实际上操纵在北航红旗等少数人手中，复刊后的新1-5号简直成了转载的刊物²⁸⁹。按照联委会的说法，造委会一派不仅口头上抗议新出版的《北京日报》，要求停刊，而且诉诸于具体行动之中，如威胁邮局禁止发行新生的《北京日报》，挑动一些人离开工作岗位，尾随零售报纸的同志之后，窥伺凡有购买新生《北京日报》者，即抢上前去塞给一张攻击新生《北京日报》的传单，并大喊一声“大毒草”²⁹⁰。

无论是出于造委会方面的抵制，还是其他原因，新版的《北京日报》发行量日趋下降，从21日的第一号三十余万份，下降到一周后的一两万份²⁹¹。但造委会仍然坚持要把报纸办下去，一些人还自愿帮助卖报。

两派矛盾冲突展开的同时，是各自向中央文革的成员寻求支持。造委会“一·一八”夺权后向中央文革和《红旗》杂志报喜，实际上是征求支持或默许。

我们来看中央文革的关注。1月23日晚，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座谈会。会后(24日凌晨2时许)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西城分部李雄良等人与王力谈到了《北京日报》问题。王力说:“报纸办起来了，大家要共同把报纸办好。毛主席最注意造反的报纸。你们要把报纸办好。你们同北师大的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吧。要团结起来!”这是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西城分部、北航红旗驻《北京日报》联络站等组织传抄的，他们显然认为王力的意见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在《北京日报》两派夺权之争的后面，反映了北京高校“天派”和“地派”之间的矛盾:北航红旗属于“天派”，而北师大井冈山属于“地派”。

一月二十五日，驻北京日报的师大井冈山公社的成员，给王力去信了解“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就《北京日报》问题，您发表了两次谈话，中心意思是:《北京日报》应该继续办下去，是否确实?”王力在一月二十六日亲笔回信给师大“井冈山”公社，说:“现在报纸办起来了，还是继续办下去。”“你们之间的问题，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解决。”并认为，新的《北京日报》“应该成为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

按照联委会的记载，王力两次接见“联委会”，都表示了“现在既然办起来了，那就办下去吧”的意思，并声明:“对于《北京日报》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是一致的。”²⁹²

然而，另一份谈话记录表明: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成员之间，或者在不同的时间，其意见并不一定是一致的。《江青同志谈“北京日报”问题》(1.22)记录有江青有关对《北京日报》问题的一段评论:“1月22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开的一个会上，代表谈到北航《红旗》，北工大‘东方红’的一些同志在《北京日报》问题上的错误，并提出了尖锐批评。江青同志听完以后讲了话。江青说:“你们对报纸兴趣很大，想抓几个报纸，我们维持《人民日报》这一版面就够辛苦了，我们为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花费了很多精力，你们的小报还少吗?你们搞《北京日报》，我看过几天，就成架架了。(陈伯达插说:他出来就死了一半了)。你们小报办的很活泼，不要搞那些报纸了，让那些编辑老爷去搞文化大革命，下去和工农相结合，你们不要去搞那些东西了，我们赞成这些报纸停，不要消耗这些精力。”

这里不能不说，江青的建议有合理性:作为过去官僚架构附属物的北京日报，既不能起到两报一刊的政策导向作用，也不能像群众小报那样生动活泼，其实已成为多余。

有关《北京日报》此后的发展，没有太多纪录可以查询，但直到四月份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没有出现有关《北京日报》权力变动的报道。可以推测，联委会的掌权和对立派别的反对，都持续了下来。

互相的指控

两个互相对立的夺权联合体，在夺权之前就开始激烈的争论和互相指责，夺权和反夺权发生后，以大字报、传单等方式的文斗更加激烈。双方的争执主要不是在于有关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什么没发生，这方面没有太多的争议，而主要在于指责对方的作法，因此可以认为双方的指责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一、有关夺权程序和合法性方面的互相指控。

首先看联委会对造委会第一次夺权的指责。联委会指责造委会“一·一八”夺权没有实行大联合，是单枪匹马的夺权。由四十人左右组成的、属于造委会方面的“星火”、“燎原”战斗队，“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于一月十八日下午，置北京日报广大革命职工不顾，置进驻报社、促进《北京日报》新生的二十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而不顾”，“实际上是贪报社革命造反派之功为己有，玩弄了一场拣洋捞的假造反!”联委会的文章还揭露:“一月十八日，正是二十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为促进《北京日报》新生而陆续进驻报社之际，也正是《北京日报》社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的‘东方红’兵团成立之时。当时，‘燎原’战斗队的一个同志，曾向该队负责人(理论部的一个同志)提出，应该和‘东方红兵团’打个招呼，采取联合行动。但是，竟被这位负责人拒绝。²⁹³”

再看造委会对联委会第二天反夺权的指责。造委会认为，联委会大搞突然袭击，夺权后对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组织的同志，限制人身自由、剥夺劳动权利、“勒令”“通告”不一而足。而联委会辩解道:“当时，为了防止一切不利于夺权、不利于《北京日报》新生的事态发生，在‘联委会’的统一指挥下，对工厂大楼以及要害部门采取了一些断然措施，这是必要的。......而且，当时我们所采取的断然措施仅几个小时，一旦恢复常态，便立即予以解除。²⁹⁴”其次，造委会还批评“一·一九”夺权不符合“内部造反”的精神，因为有过多的外单位造反派组织出现在联委会之中“包打天下”，包办代替。

二、有关代表性、方向性的互相指控。

联委会指责造委会没有代表性，只是少数自封为“坚定左派”的知识分子，而造委会指责联委会说:联委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把广大工人和干部当成了敌人，蓄意制造工人和编辑部工作人员之间的分裂。

联委会揭露说:“‘革命造反委员会’是由‘星火’‘燎原’等战斗组凑成的。其核心人物和幕后指挥者是原北京日报编辑部理论部的一班人马。他们当中有彭真黑帮搞学术批判骗局时，从各高校和机关点名要来的修正主义苗子;更有跟随范瑾、周游多年的铁笔杆，......而追随这个所谓‘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一些‘群众’中，有的则是范瑾时代十七级以上著书立说的‘名记者’‘国际专家’和‘中心组成员’”。总之，造委会大多是一些秀才、专家，代表了“原编辑部、理论部那些老爷们”，而把报社工厂的大多数工人抛在一边²⁹⁵。

造委会反驳说:联委会在“打倒编辑老爷”的口号声中，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不同意见的同志和组织，以工厂同理论部的对立、工人同知识分子分子的对立，代替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搅乱了阶级阵线，实际推行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和宗派主义。造委会方面特别针对联委会夺权后出版的新一号提出批评，因为新一号的版面没有反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中反对经济主义以及大夺权等重要问题，而是把报社内部争论反映出来，还写到了《宣言》里。一封署名“北京景山学校东方红”、支持造委会观点的的文章说:“[新的《北京日报》]在新一号上大反特反毛主席充分肯定了的内部造反的道路，以一副接收大员的姿态出现，置内部造反派于不顾，......不能从‘革’与‘保’本质的区别来看问题，而是抓住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职业区别不放，只要是工农兵，不管是‘革’还是‘保’，那就是北京日报当然的主人;只要是知识分子，也不分是‘革’和‘保’，统统是编辑老爷，都要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这哪里有一点点主席的阶级分析的味道，哪里有一点路线斗争的觉悟呢?²⁹⁶”

“打倒编辑老爷”这个口号，成为联委会和造委会对抗冲突的焦点。下面要进一步阐述。

三、其他方面的指控。

由于高校造反派组织的介入，而高校在社会上、在全市乃至全国的冲突中都广泛参与，北京日报造委会和联委会之间的冲突变得复杂起来，辩论中各种矛盾和话题也都掺杂进来。最明显的，是北师大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之间的结怨和斗气。以北师大打头署名的造委会方面文章说:“以北航红旗驻北京日报联络站为代表的某些领导同志”“为了打倒师大井冈山，便拼命攻击林杰同志，所谓首都革命造反派创立新北京日报联委会，亲自拟定攻击林杰、攻击师大井冈山的标语十七条，同时由其中的重要成员北工大东方红，逐步升级，攻击康生同志，事后又多方抵赖、不公开承认错误，以舍车保帅的手段，蒙蔽群众。也正是这些同志，为了打倒师大井冈山，他们已丧失了一个革命造反派应有的立场，直接插手师大井冈山内部的斗争，同‘新思潮’的人物勾结，调拨离间，兴风作浪，妄图颠覆师大井冈山。²⁹⁷”

双方都互相指控对方将保字号的组织拉进自己的队伍。以工人为主体的“北京日报东方红兵团”刚一成立，就被造委会一方指责为“新旧保守势力”的“大杂烩”和“合流”，特别是指控联委会中包括“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北京日报大队”，认为这是和保守派“勾勾搭搭”。而联委会则反唇相讥道:“‘新旧保守势力的大杂烩’这顶帽子，应该扣在以‘星火’、‘燎原’为主的所谓”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头上。他们为了扩张势力，不择手段地收拢一切符合于他们观点的人。所谓‘北京日报革命造反委员会’中的一个成员，在招兵买马时，就曾对过去的一些‘保守派’们说:‘你们马上要是过去(按:指倒向‘星火’、‘燎原’一边)，就成左派!以前的错误一笔勾销!’”

指控的材料还揭示了报社内矛盾和外部盟友的联系及有关矛盾。署名“首都井冈山兵团”(具体单位不详)的两篇文章，进一步揭露说:“人大‘三红’总部向‘三红’全体战士发出揭发批判康生的通告，人大红卫兵在这里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可人大红卫兵驻《北京日报》的人不知被哪位‘好心人’荐为所谓新生《北京日报》的大编辑!......对于他们反康生同志的反动活动我首都井冈山兵团(当时是联委会中一员)万分气愤，强烈要求‘联委会’把他们清除出去，在实在找不到为人大红卫兵罪责开脱、辩护的惨状下，‘联委会’忍痛将人大红卫兵开除出去——人大一走，就缺少了好几个‘编辑少爷’呀!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决定开除，可联委会中某些人却瞒天过海，竟还让其参加晚上召开的内部会议，我首都井冈山兵团几番在大会上强烈要求把他们轰出去，出人意外，堂堂大左派北航红旗联络站等组织却一声不吱，对我们的革命要求非但没得半点支持，反倒被哄了一通，烦我们罗啰嗦嗦，以至于还要把我兵团开除出去，排斥不同意见。²⁹⁸”文章显示，首都井冈山兵团后来退出了联委会。

不仅是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参与《北京日报》夺权，而且大学造反派组织普遍干预校外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形成一种模式，形成了全市性质的联盟和分裂，《大事记》一月十九日记载:“有的学校的组织在他们的头头率领下，打着‘这次夺权是中央安排的’的旗号，东抢权，西抢权。他们把手伸到了高教部、中宣部、华北局、团中央等中央十几个部门，置那里的广大群众于不顾，俨然以救世主的面貌出现，严重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代表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中央夺权。²⁹⁹”比如:一篇文章指控:参加了联委会夺权的“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北京日报造反大队”，其母体组织“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也参与了中宣部的夺权，而且是被阮铭(中宣部文革主任)所操纵的“一小撮人”，“搞所谓的‘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宣部内的真正革命造反派，以达到保自己......的目的”³⁰⁰。跨校的矛盾以及对其他单位的干预，发展成为北京“天派”和“地派”的争执:最后分化组合成以北航红旗、新北大、人大三红等为代表的天派，与北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北邮东方红为代表的地派之间的分歧，并在民族宫冲突事件中发展成为暴力对抗。

所谓“新生的”《北京日报》最后被证明是短命的。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起，《北京日报》的新序号停止，开始“试刊一号”。这样说，新序号只出到“新五十七号”(笔者见到的最后一期是三月八日“新四十三号”)。这意味着:在三月下旬，报社的权力结构又发生了变化，大概“编辑老爷”们重新加入了新的“三结合”的编辑委员会。但版面不得再有任何有关内部矛盾的内容。

两派的关键分歧

仅以《北京日报》夺权的案例而言，两派的冲突绝不仅仅是无原则的山头主义或宗派利益之争，而是反映了意识形态上的一个重大争论，这个争论也恰好具有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这也是文革发动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即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文化舆论权力三这之间的关系问题。

造委会和联委会的区别，不仅在于:造委会集中了编辑人员、记者等知识分子，而联委会以印刷厂工人为大多数，还在于:由于社会地位的身份区别，在政治修辞上针对对手的博弈策略也随之不同，这有关到一系列问题上的有关论战:夺权主要依靠谁、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今后《北京日报》谁来掌权、谁来办报、如何办报。联委会把问题这样提出来:今后《北京日报》的大权不能再交到编辑部、理论部的那些脱离工农群众、耍笔杆子的秀才、专家手里，不能再依靠少数知识分子关起门来办报，而要“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联委会引用《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的话)，由社内外的革命群众相结合共同办报，为工农兵革命造反派服务。而造委会方面反驳说:过分强调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区别是错误的，编辑只是一种职业分工，而更重要的区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区别、“革”与“保”的区别，今后的《北京日报》还主要依靠社内的“坚定左派”，而社外的造反派只能是“后盾”。而造委会认为联委会“在‘工人办报’‘群众办报’‘工人要夺权’的外衣下，大搞工联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去团结革命工人，而是用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想侵蚀工人同志，利用革命工人与革命工人之间的矛盾、利用革命工人同革命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从而分裂了革命队伍的团结。³⁰¹”

两派的分歧，最后归结到对一句口号的态度，即:“打倒编辑老爷!”一月二十日和一月二十一日，造委会方面的“星火”战斗队和联委会方面的红色工人造反队、东方红兵团各自贴出一张大字报，最有代表性地表明了双方的立场，下面摘录这两张大字报。

“打倒编辑老爷!”这句口号在报社大楼里喊得真响亮呀!北航《红旗》的某些负责人热衷于喊这个口号，有些单位也把这句口号刷成大字标语，贴在墙上。

同志，你想到没有，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

编辑，这是一种职业分工，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编辑，也有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编辑。“打倒编辑老爷!”这个口号，根本不管这些，完全不进行阶级分析，统统称之为“编辑老爷”，统统要打倒的。他们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他们之中很多人由于思想改造不够，存在着轻视劳动，自高自大的缺点，没有或没有很好与工农群众结合，这是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对此，很多编辑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有了较深或初步的认识，决心放下架子，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改造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帮助和鼓励他们更好地和工农结合，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服务，而绝不应该不加区别地一概打倒。

毛主席教导我们:“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

......

打倒编辑老爷!这个口号只能在革命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之间制造分裂，在报社就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口号，煽起宗派主义情绪。北航红旗某些负责人进入报社以后，就打出了“打倒编辑老爷”的口号，你们如果不是蓄意制造报社工厂工人和编辑部工作人员之间的分裂，从中渔利，也是为那些极力制造宗派主义情绪的别有用心的人大大地帮了忙。

“打倒编辑老爷”这个口号是直接和“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口号相对抗的。

同志们，我们要擦亮眼睛，打倒一切调拨革命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阴谋伎俩，打倒一切形“左”实右的口号。

......

下面再看红色工人造反队、东方红兵团的大字报《“编辑老爷”，坚决要打倒，必须靠边站!!》:

最近，在北京日报里不断自吹自擂为“坚定左派”的“星火”战斗队，在两条办报路线的尖锐斗争中，抛出了一篇大字报，名为:《“打倒编辑老爷”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这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出笼后，立即受到社内外广大革命工人、学生、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严厉驳斥!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北京日报》要新生，就必须彻底砸烂旧北京日报，彻底打倒“编辑老爷”，依靠全市工农兵和真正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能认真改造思想的革命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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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编辑是一种职业分工。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编辑，决不可能成为“老爷”，而是人民的勤务员，是革命同志。如果他不是这样，那么，他就会成为“老爷”，他就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决不会为无产阶级服务。旧北京日报难道不就培植着一些“编辑老爷”吗?在这次两条办报路线的斗争中，一些人汇成一股势力，打着“坚定左派”的招牌，极力推行只靠少数“内行”“专家”关门办报的修正主义路线，而把以工农兵为首的革命造反派置于“后盾”的地位。依靠这些“编辑老爷”来掌权、来办报，岂不就是地地道道的改良主义吗?

教师也罢、工程师也罢，只要他一旦成为“老爷”，我们就要坚决打倒他!怎能说“打倒编辑老爷”就是“完全不进行阶级分析”呢?“打倒编辑老爷”!正是用了阶级分析。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要将一些不愿意接受改造的“编辑老爷”“小姐”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新闻队伍中请出去。

“星火”说“‘打倒编辑老爷’这个口号，是挑动工厂工人和编辑部之间的分裂，”他们这么说，才是真正的挑动群众，制造分裂!革命工作，有具体分工，但决没有“老爷”、“非老爷”之分!革命造反派办报，有人去排字，有人去做编辑工作，但是他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革命同志，而不是什么“编辑老爷”和工厂工人的关系。想用“编辑老爷不能打倒”的谬论，来拢络人心，制造“编辑部是一家”，挑动革命同志的分裂，那是绝对办不到的!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结合，才能是革命的;想当“老爷”，就绝对不可能是革命的!今天，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决不是革命造反派和什么“老爷”的和平共处!

“星火”战斗队提出反对“打倒编辑老爷”，是一种自我暴露。这说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是想当“老爷”。“老爷”办报，只能是专家办报、秀才办报。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老爷”的宝座一烧而光!新生的《北京日报》是革命造反派的天下，决不是一些“老爷”们的天下!

......

以上双方论战有几点值得评论。首先，双方的意识形态基础、理论范式和修辞方法是共同的，都来自主流的革命话语，特别是文革开始以来的渐渐形成的一种特征明显的文体。也许在今天的很多人看来，双方的立场、观点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分歧反映在行文走字中战略性地使用关键词汇，这是解读这种文体的钥匙。比如:联委会所用的关键词包括:“工农兵-秀才、笔杆子”、“彻底砸碎-改良主义”等，造委会的关键词是:“两条路线斗争”、“党的政策”、“形‘左’实右”等。分歧虽然微妙，但却是激烈的;两派的用词都来自同一个政治语言体系;是对同一体系的不同应用，产生了意义上的竞争和对抗。不言而喻的是，给双方提供词汇、语法的这一共同的政治语言体系，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紧张和矛盾。正如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数次提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有关文革的各种理论准备和具体指示、政策，无不存在着大量的含混、矛盾、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是两派争论陷入死结、谁也无法说服谁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有关“编辑老爷”这场难以解决的论战，实际上是整个文革运动、乃至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造尝试中所暴露出的矛盾、僵局和死角的缩影。

文化革命的一些重要思想，主要体现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以及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化”、“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领导权”等问题的论述。然而，新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官僚来管理日常运作的社会。而且，除了科技专家、知识分子这种“传统”的技术官僚，更严重的是，原来的那个充满热情、深入群众的革命政党，也变成了一类新的“红色技术官僚”，那就是各单位的党委、政治工作人员、掌管意识形态宣传的理论家、报纸编辑等等，他们甚至比传统的技术官僚还要更面目可憎，因而“宣传部”变成了“阎王殿”。

白色技术官僚和“红色技术官僚”这是文革要触及的议题。由于文革初期官方运动对群众的伤害，以及“血统论”突起造成暴行，从“十六条”到批判“资反线”，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主题主要都是对“红色技术官僚”的斗争;在针对“红色技术官僚”的斗争中，知识分子是最激进的。于是，在文革的“原主题”之外，出现了“新主题”——反迫害、批资反路线，大民主，夺权，等等。然而，对两种技术官僚，如何权衡、如何取舍，一直是存在矛盾紧张的，在《北京日报》夺权过程中就暴露出来。

以北航“红旗”为联盟的联委会一派，强调文革的“原主题”:即:缩小三大差别、改造旧知识分子、反对精英主义;联委会认为夺权是对《北京日报》原官僚机构，按照“五·七指示”精神进行激进的改造，把原来知识分子、专家秀才关门办报的方式，改变成为有广泛的工农兵群众参与的开门办报，而参与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印刷厂的工人进入原来只被编辑部、理论部控制的报社决策层。而以师大井冈山为代表的造委会一派，强调了文革的“新主题”: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调“革”与“保”的区别和斗争，他们理解的夺权，就是由曾被当权派迫害、后来奋起造反的“最坚定的左派”为主体的造反派实现大联合，向当权派夺权;而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最深的，通常是知识分子和出身不好的人，而这些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平反、要求销毁黑材料的斗争中也最积极。

在方法、手段上，两派也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派都认为对方是脱离群众的精英主义。联委会认为:造委会单枪匹马，只是一小撮人的造反，脱离了在报社占大多数的印刷厂工人，也没有联合进驻报社的大部分外单位造反组织，因而夺权后还会继续过去“编辑老爷”对报社的统治，执行“修正主义”办报路线。造委会则认为:联委会根本不承认报社内有革命左派，而是把外单位造反派的意旨强加给报社，以一副接收大员的姿态出现，置内部造反派于不顾，联合了保守势力，完全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除了指责联委会的“包办代替”，造委会还指责它“在‘工人办报’‘群众办报’‘工人要夺权’的外衣下，大搞工联主义”、“拉一派打一派，从而分裂了革命队伍的团结。³⁰²”

如果我们认为双方的指控都存在一定的根据的话，那么，这场“编辑老爷”和“工联主义”的争论，可以看成是“十七年”“修正主义”的、精英主义的文化媒体制度的影响，和文革中一些造反派所表现出的简单粗暴的“极左”作风之间的碰撞冲突。换句话说，联委会主张:对旧《北京日报》的编辑、记者等专家秀才的技术官僚统治，进行巴黎公社式的改造，使之更趋于平等、民主、参与，这无疑有其合理性，但联委会的简单粗暴的作法，特别是北航红旗的过多干涉、操纵，其手段是权威主义的、不民主的，因而损害了其自身的目标。比如，后来从联委会中声明退出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驻《北京日报》联络站对联委会提出批评:“‘新生’的《北京日报》......不少稿件是闭门造车的东西，办报路线上还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没有深入工农兵群众，这种新编辑老爷的作风，根本不可能把报纸办好。”一个打破官僚主义、铲除精英主义的尝试，最后结果导致了新形态下的官僚主义、精英主义，新瓶装旧酒，这是在最典型、最一般意义下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写照。

造委会、联委会的论战双方谁也不能说服谁;指控对方的修辞策略的升级，使得双方都难以有妥协的余地，尽管王力坚持“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造成这个僵局的，除了原有意识形态体系内的矛盾和含混之外，还由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错综复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改造《北京日报》的尝试陷入困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文革的原主题和新主题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在社会上还远远还没有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红色官僚的抵抗。在本单位，也许“红色技术官僚”已经被打倒、被罢官，但红色技术官僚体制所保留的一整套监视群众、操纵群众、对群众管、卡、压的一整套机器，还根本没有清理，这就是周恩来说的“不健全的党风”、“王明搞的那一套，从苏联学来的”，以及陶铸所说的“我们还有些错误的东西，如保卫工作、组织工作还受到苏联格别乌的影响”³⁰³。群众反迫害的运动不能从体制上进行改造，那么，巴黎公社的反精英精神，工农兵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的参与和领导，最终也无法实现。最坏的情形，就是把工农兵下层劳动人民的赋权过程，建立在对知识分子、出身剥削阶级的人的迫害之上，使下层的赋权建立在任意专断的行政权力之上，那么巴黎公社的目标就一定要夭折。这个弊病，以北航红旗为主导的联委会在北京日报社的表现还不十分明显，然而，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这个弊病发展到了极端的形式，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尝试从根本上失败的时刻。

第十章 “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

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事件。无论是在文革刚开始，还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样的评价都是恰如其分、毫不夸大的。另一方面，对文革实质内容的评价，从文革的开始，历经重大转折的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年“十一大”和一九八一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直到今天，则经历了数次逆转;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这一重大复杂事件的评价，尽管仍存有一小部分不同声音，但从官方文革史学到大部分国内、海外文革研究，都趋同于一个主流答案，这就是广为人知的“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的结论³⁰⁴。出于特定历史环境下“彻底否定”的政治需要，大部分文革史学对文革期间发生的大量极度复杂、层次繁多、交错曲折的种种事件，以极度简单化、概念化和概括化的方式处理之。更有一部分有关文革的论著和文学作品，以刻板印象和操纵性的手法去评价和再现文革，另一方面有意或无意地压制和筛除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掩盖历史的他类叙述。更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乃至海外的社会范围内，渐渐地形成了一种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主导话语，在这种话语的支配下，公众对文革的历史事实知道得越来越少，对文革的成见却越来越深，“十年浩劫”一类简便的代语和套话代替了人们对文革历史事实的了解。

有鉴于这种情况，有必要关注一下那一小部分不同于这种主流评价的观点。这些非主流观点，注意到文革中事件脉络的错综复杂，而不是以一种一元化的概括来下结论。早在八十年代初，刘国凯就已经在民间刊物《学友通讯》上提出“十年并非全是浩劫”的观点。杨小凯亦指出“文革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³⁰⁵。在这些观点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关“两个文革”的论述。持这种观点的人多曾亲身经历过文革运动，他们对文革期间从人民群众中产生出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表示肯定，但他们现在已经无法认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八十年代初，王希哲也指出文革的上、下和前、后的不一致性，认为文革包括一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个“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³⁰⁶。“两个文革”论的主要表述就是:

一个文革，统治者的文革:利用群众运动，摧毁政敌，攫取权力;一个文革，被统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条件，反抗封建特权和政治的压迫。——这是两个互相利用、同时又互相冲突的文革。而共同的时、空把二者融为一体，就使得这融合体成了一个说不清、弄不懂的政治怪物......³⁰⁷”

本章试图通过对“两个文革”论的分析，以期打破主导话语下对文化大革命评价的僵化、苍白和概念化的倾向，从而能够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真正有益的反思。在下面的分析中，将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两个文革”论和一元化的“彻底否定”的主流观点比较起来，注意到了精英之外的群众和群众政治，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也深受主流观点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对主流观点的妥协;实际上主流观点形成的过程，也是“两个文革”论形成的过程。

在分析到底是有一个文革还是有“两个文革”、以及进一步探讨评价文革的实质内容之前，有必要对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什么是文革?”或者说，“文革是指什么?”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主导话语的影响下，“什么是文革”、“文革是指什么”的答案，早已从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这一词汇的正常约定的用法中蜕变出来，“文革”一词已经产生了概念上的混淆和歧义。读者大概都清楚，中国文化大革命，在现时的主流观点和主导语言中，是指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间的“十年动乱”。对于这个定义，甚少有人提出质疑和争议。正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带有强大力量的主导话语能够畅通无阻，却不为人们所知觉。同时，这个有关时间上的定义，很显然关系到对“文革是不是一场前后一致的事件”这一问题的回答。

因此，本章首先讨论“什么是文革?”这一问题，并提出这样的观点:作为真正史无前例的事件——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只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八月这两年间;将文革的定义拉长到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是由于政治上操纵和争斗的结果;从更有益地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的角度看，“十年”文革的定义缺乏内在的基础，有片面改写历史之嫌。有了这样一个对文革主题本身的限定，本章再对“文革是不是一场前后一致的事件”的问题做出回答。

文革是“十年”，还是两年?

容易看到，历史中的人一方面创造历史，同时另一方面对自身历史进行解说，这两方面又互相交错干涉、互相制约推动，是一个错综复杂过程。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阶级和思想斗争，连同对法国革命的认识分析和毁誉评价，从十八世纪末革命发生时就开始纠缠在一起;直到今天，对法国大革命的终点时间的不同意见，也同时标识出对法国大革命本身意义的看法分歧³⁰⁸。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操纵与反操纵。众所周知，“十年文革”这个词汇，是一九八一年以后才正式产生的。这里，笔者无意将“两年文革”的定义说成是比“十年文革”的定义更客观——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很难存在一个客观中立的“真实”定义。这里只不过想说明，有关文革的起始日期，从文革的发生，到后来“十年文革”的主导话语最后的确立，这个过程，伴随着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和变迁，也经过了多次反复和人为的修改。

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文革的起始和终止历程。很多文革史学将文革的起源上溯到反右、大跃进，更有人将它和延安整风甚至瑞金时代的肃反相联系。这些也许都有道理，但无限上溯搜寻起因的做法，又会产生其它有关起源的问题和疑问;文革毕竟是一场前所未有、具有独特的自身内在逻辑的事件。文革在很多方面和反右、大跃进大异其趣，将另撰文论述。文革最直接的导因，一般都从一九六五年底开展的文化批评算起，而一九六六年的《二月提纲》则是第一个正式的文革文件。三个月后的《五·一六通知》，否定了《二月提纲》所规定的文革运动的模式，提出了党内激进派的文革纲领，发起对所谓“黑线专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全面攻击。六月初，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发表，以更直接的方式发动基层。然而《五·一六通知》和第一张大字报没有达到发动毛泽东所设想的文革运动方式，运动的形式和方向被地方党委和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所操纵，执行了五十多天的形“左”实右的路线。一九六六年八月，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六条》的发表开始，各地才陆续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所特有的运作方式，即共产党组织不再能够控制群众的自发运动，“四大民主”方式被群众所广泛运用，共产党之外的群众政治组织迅速地普遍地出现在全国³⁰⁹。

再来看文革的终点。一九六八年八月工宣队、军宣队派驻进学校，群众运动嘎然而止，以本书观点，这是文革运动的终点。一个月以后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即在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革委会，只是标志着建立新政权机构的过程的结束。之后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在很多地区又恢复到了类似一九六六年“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恐怖时代。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对文革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宣布文革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此后的文革运动“进入斗批改阶段”。很多早期的文革史着以此刻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终点。七一年的林彪事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作为文革收尾工作的“斗批改”运动至此不了了之。复员、复旧和复出的潮流，也从此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蔓延。自然，党内激进派和务实派的斗争一直在继续;毛泽东也似乎一直在伺机再一次“发动群众”。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形势发展，包括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国民经济整顿、反击右倾翻案等，就是两派斗争导致政策摇摆的反映。然而斗争的焦点，都是围绕着如何对待已经过去的文化大革命、能否对文革翻案的问题上展开的。一九七六年发生了逮捕“四人帮”的事件，当时对“四人帮”的指责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³¹⁰。一九七七年由华国锋主持的中共十一大，一方面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又另一方面宣告“历时十一年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这是由官方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提出“十一年”文革的说法，它明显带着为了政治目的对历史叙事任意操纵的痕迹:出于为“继往开来”建立威信的需要，一方面要以维护文革的合法性来高举毛泽东的旗号，另一方面又急于将“抓纲治国”的新局面和文化大革命以来激进派与务实派斗争胶着及早结束，才需要多此一举地亲手“胜利结束”文革，也才有了这个独出心裁的“十一年文革”的说法。过了短短四年，新的政局又出于新的政治需要，对“十一年文革”的说法再做了修改³¹¹:一九八一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革历时十年。其中微妙且具有讽刺之处却在于:《决议》否定了华国锋所肯定的文革;而将文革结束时间提早到一九七六年十月(而不是华国锋“胜利结束文革”的一九七七年“十一大”)，却又肯定、褒扬了华国锋的“结束文革”的历史作用。把文革作为整整十年一起否定，是出于当时的各种政策和策略考虑:在各种各样的翻案、平反和昭雪风潮中，“十年浩劫”成为承担一切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和不公正的黑箱和控诉对象。

也有必要总结一下现有的文革史学对文革终点问题的处理。刘国凯所著的《文化革命简析》是最早一部文革历史的著作³¹²，也是在极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写作、出版的。这部文革简史至今仍是较为客观、真实地纪述文革历史事件的著作之一。《简析》中所明确记载的文革结束的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八月。《简析》成文于一九七六年以前，当时“十年文革”、“十年浩劫”的话语尚未泛滥，作者是文革运动的亲身经历者和参加者，“两年文革”的看法是作为历史亲历者对这个问题最明显、最直接的判断。在海外文革史学中，费正清认为作为“超级大革命”的文革，发生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九年四月。而在费正清与麦克法克尔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³¹³中，文革时期包括了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十六年。几乎所有史着都同意一九六六年夏到一九六八年夏是文革的核心阶段(包括一九八一年的《决议》，也认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阶段)，而根据不同的标准，文革的终点时刻则众说纷纭。成为主流观点和主导话语的“十年文革”说，用意是在全面否定“四人帮”集团、全面否定他们推行的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因此将文化大革命等同于“四人帮”集团和他们的当政期。严家其所著的作为中国半官方文革史的《中国“文革”十年史》³¹⁴，更是把“精英集团斗争代表一切”的治史方法发展到极致。

本章所提出的:文革实际发生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的两年间的看法，与刘国凯《简析》的提法相一致。它的最根本理由是:唯有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八月这段时间内，政治运作的方式具有可说是文化大革命所独有的性质和特点，那就是:全面开展大民主的实验:人民群众具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出版、言论权利和四大自由，左倾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而不再是空洞的教条或官僚手中的工具。而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前和一九六八年八月以后，政治运动的操作方式都不具备这些特点，而和文革前的十七年或一九七六年以后的作法大同小异。

首先来看为什么把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条》的发表，而不是更早一些的《五·一六通知》或《二月提纲》的产生时刻作为文革的起点。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三个文件迥然不同的传达方式。《五·一六通知》和《二月提纲》的产生和传播方式，与文革前共产党开展运动的操作方式是大致类似的:两个文件都是作为中央文件的方式(分别是中发(66)267号文件和提交中央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过“内外有别”、等级分明的党内传播渠道，一步步地传达给各级官员，然后再将其精神传达给党外群众。尽管《五·一六通知》全面阐述了党内激进派的文革纲领，但它又尊重、遵循旧的办事程序，花了很多篇幅去具体纠正《二月提纲》的错误，还未提出“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中央文件对先前的文件作纠正，已经是司空见惯，比如四清运动中《后十条》是对《前十条》的纠正，《二十三条》又是对《后十条》的纠正等等。在文革爆发的前夜，毛泽东越来越意识到党内这个带等级特色的传播渠道已经无法防止党内官僚惯性对群众政治的主导、限制和垄断，使毛泽东发动的群众运动一旦到了基层，总变质为形“左”实右的“运动群众”，因而需要求助于党外的更直接的传播渠道、以及首都之外的传播媒介来完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任务。《五·一六通知》向下传达的同时，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工作组被派驻到各基层单位，来“引导”、控制群众自发的政治参与热情。即便是有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发表为群众运动鼓劲，工作组形“左”实右的统治仍然笼罩基层单位。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发现了这种情况，愤愤说道:“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到了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破天荒地由北京院校的“革命小将”列席会议;《十六条》定稿第二天以广播、报纸的方式发表，对旧有的内外有别、等级分明的传播方式和官僚程序作了重大突破。也正是在这种重大突破之后，群众对政治的参与，才第一次以公民政治的方式(言论、出版、结社等)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再来看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时间，这也是本书和其它文革史学分歧最大的一个论点。首先，不妨先对历史现场角色自身的解说进行考察。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并没有一个精确的日程表，只是估计文化革命大约需要几个月到一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中期(大约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曾根据形势的发展透露出他当时的估计³¹⁵，即文革有“三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年是布局，第二年是争取胜利，把临时权力机构建立起来，搞思想革命化，第三年是收尾。”从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及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次由下而上地全面发动群众、开门整党的创造性实验已经结束，“今后还要搞许多次”。一九七四年，是毛泽东唯一一次认真地考虑再一次发动群众开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是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各地受压抑的造反派群众对运动讯号做出积极响应规模最大的一次³¹⁶。在某种程度上，各地受压抑的造反派一直在等待上一次的文革造反运动死灰复燃;那样的话，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就会真的跨越一九六〇年代、延续到一九七〇年代;然而，这个希望破灭了:在造反派一代人心中，文化大革命成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永恒的历史回忆。直到一九七七年以前，即华国锋那个充满矛盾的“十一年文革”出台以前，在人们正常的词汇使用中，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地指的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的群众运动时代³¹⁷。

然而，“两年文革”说最重要的根据，仍是在这两年中前所未有的政治运作方式。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³¹⁸”这种形式和方式，在文革中找到了，在两年间得到全面的运用。相比之下，从一九六八年九月开始的一系列后继运动和事件，从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评水浒、经济整顿、教育整顿，直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无论是由上层激进派发难还是务实派发难，都不同程度地恢复到了自上而下、形“左”实右、“运动群众”的形式;而毛泽东所倡导的“造反”的新形式——“反潮流”，没有能够促进形成类似文革中的群众自发性造反运动。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个时期在新中国历史上，自然有其特殊性。我们可以用“后文革时期³¹⁹”称呼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六年这个阶段。在这个时期内，文化大革命前后出现的党内激进纲领被部分地付诸实践或实验，如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卫生革命、五七道路、大寨大庆道路、鞍钢宪法等等;同样在这个时期内，也有整风、四个现代化、整顿等党内务实派的政策纲领的实施，有一九七五年的右倾翻案，更有清队、清除“五·一六”等清算文革造反派的迫害风潮。

这里，有必要指出建立在“政治集团兴衰”基础上的“十年文革”论的不合理性。“十年文革”论的思路是: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是利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两年中的造反运动之乱，通过打倒老干部篡权而崛起的，而他们从上台到倒台前后共十年，因此，文革是“十年动乱”。这里且不去评论其中缺少严密逻辑的联想式推理，也不去分析渗透其中的“精英史观”，只是着重指出:只有对历史记录作系统筛选，有意操纵，才会得出“四人帮”横行了十年、是一切混乱的罪魁祸首的结论，进而推出文革是“十年动乱”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运动和夺权运动的结果，是使党内务实派集团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这主要是因为:两年之后，很大一部分受冲击的干部很快就得到了“解放”，使党内务实派集团的力量得到大大扩充。自然，经过文革运动，务实派的政治立场被迫向左移动，但同样也应看到，以周恩来为代表的那些党内领导人和干部对文革运动的认同本来就比刘邓和保守派的认同要多。文革运动后另一个得到加强的集团是地方军人，比如分别以黄永胜、韦国清为首的广州军区和广西省军区。“十年”的后八年中，更有大批在造反运动中被“打倒”的官员官复原职或得到晋升。在很长一段时间，由周恩来和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制订的许多政策都是旨在消除和挽回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十年”中的后八年，正如同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一年之间的五年，实际上是不同的政治派别之间斗争胶着、往来拉锯的八年。两年的文化大革命造反运动沉重打击了官僚体制，而为修复这个体制所进行的复员、复旧和复归活动，直至对文革的否定、清算，是从六十年代末就开始的趋势，只不过愈演愈烈，在八一年达到高潮。在这中间并不存在一个“十年浩劫”嘎然而止的神秘时刻。

这里，不妨作一些具体的比较，来说明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的两年才真正是新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时期:首先来看充满着复旧和复出气氛的一九七二年，把它和“文革两年”比较，再把它和同样充满恢复和复旧气氛的一九六二年相比，就会发现一九七二年更像一九六二年，而完全不像文化大革命的两年;同样，一九七二年清除“五·一六”的官方运动，也更让人想起一九八二年清除“三种人”的官方运动。相反，被排除在“文革十年”之外的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九年，倒更像所谓“全面动乱”的两年——无疑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九年的事件和文化大革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总之“，十年浩劫”说法中的“十年”和“浩劫”无法同时并存:是十年，那就不是浩劫;假如是“浩劫”，那就不是十年——或者不够十年，或者是超过十年。在一些坚持反共观点的人士心目中，共产主义的浩劫，既不始自一九六六年，直到今天也还没有结束。

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对文革的历史和关系越疏远，对“十年浩劫”的看法就越坚定、越僵化。在一九六〇年代后期和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前，人们对“文革”这个词汇的理解一直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的文革”;亲身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在今天也大多是这样理解。在文革之后长大的一代，以及对文革历史了解甚少的人群中，更多的是先入为主地接受了“十年文革”的官方口径。滑稽的是，从更疏远的观点看，比如对在海外只能从间接渠道得到有关中国信息的人来说，到底有多少年浩劫并不清楚，反正那里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和动乱。

“彻底否定”论和“两个文革”论

在讨论和限定了“什么是文革”之后，我们可以转向“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的问题了。

应该看到，“两个文革”论，是对“彻底否定”论的一元化观点感到不能满意、从而提出的修正理论。它对文革期间人民群众能够积极参与政治给予一定的正面评价;另一方面，“两个文革”论试图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造反运动割裂开来，而不承认在中央的斗争和社会上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斗争有着比较清晰的联盟和对立的关系。在怎样解释群众运动性质上，出于某种意识形态上的成见，对来自群众的自发的激进思想，和群众对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渴望，采取忽视的做法，反而一定要给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大民主贴上自由主义的、“反对共产专制”的标签。这其中还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那就是从左的方向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和民主化的可能性。总之，“两个文革”论者一方面盛赞文革运动期间的大民主、集会结社和反官僚运动，另一方面认为毛泽东和群众在各说各话:毛泽东在追求“僵化的社会主义”，而群众在追求“自由化”;甚或干脆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官僚派的形“左”实右的整人手段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和主流观点中的“群众受骗、受操纵”的看法合流³²⁰。

“两个文革”的观点，在亲身参加过文革、特别是那些有过造反经验的人们中较为流行;然而，不难发现，这个观点，是在清算文革、保守复旧的风潮的影响和压力下，有造反经历的人在心理上对官方“彻底否定”的观点让步和妥协的结果。实际上，从六十年代末开始，随着文革运动的低落，转向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就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极度反感的人就已经“看透红尘”，把当时发生的一切都视为革命口号掩盖下的一场精英利用群众、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实际上，将革命归结为“精英操纵群众实现个人目的”的观点，是有历史传统的:十八世纪英国保守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就系统地发展了这个观点，用来彻底否定当时的法国大革命³²¹。从那时起，近代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伴随产生出一个彻底否定该革命的理论，这些理论全都有如下这样一种千篇一律的程序:一切革命的本质都是一小撮精英野心家欺骗利用头脑简单的群众，因此群众造反是违反群众自身利益的;所以，群众通过革命所能得到一切，本可以花小得多的代价通过统治阶层的渐进改良来实现，而无需伤及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在这些革命否定论中已经蕴涵着“两个革命”的意味，即把一场革命看成是精英的争权夺利和暴民的红色恐怖的“融合体”。

“两个文革”论对文革中群众运动具有争民主、反迫害的性质的评价，本书认为是基本正确的。在这方面，“两个文革”论对一元化的“彻底否定”的主流观点是很好的批判和纠正，有其深刻之处。十分遗憾的是，无论是现有的史学著作中还是现有的文学作品中，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这一重大内容很少有所提及和表现。另一方面，“两个文革”论对文化大革命其它层面，特别是精英斗争以及精英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不同程度地与主流观点相一致。本章以下部分将讨论和分析“两个文革”论中在这些方面的论点和论据。这些论点和论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私人权力斗争的目的，特别是因为担心死后有人效仿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所以才藉反修为名发动文革;(二)毛泽东依靠阴谋或“阳谋”的方法发动文革，向一些人“交了底”，而没向另一些人“交底”;(三)精英和群众的关系:精英在幕后操纵了群众“炮打”高级领导人的活动;(四)在思想理念层面，群众反官僚、反迫害的运动与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毫无关系。

下面就结合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史实，包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过程，上层与群众的关系、“继续革命论”与血统论的关系、以及两个司令部与两大群众派别之间的联盟和对立关系的形成和演变等等，来说明官方文革史学和“两个文革”论中将文革的主流看成是“精英权力斗争”的观点，是有严重缺陷的。最后，将举例讨论文革中的三个议题，即“五十天”中的工作组、老红卫兵和经济主义，来说明文革在枝节和局部上的复杂和曲折，同时在主题、总体上又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

(一)有关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的神话

首先来看所谓的“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的理论。这个理论大意是说，因为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批判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因此毛泽东引以为鉴，为了预防身后有人效仿赫鲁晓夫，因而批判赫鲁晓夫，并进一步进行反修斗争和文革。这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似乎推测的成份居多，而缺乏事实依据。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颠倒了毛泽东与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关系。

中苏两党分歧的原因，除了中共认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无原则、无策略地全面诋毁斯大林之外，还有更重要、更深远的原因。当时中共和苏共的一个更主要的分歧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问题:在当时美国围剿中国的情况下，美苏合作体制下的苏联愈来愈向美国搞妥协和缓和，成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其它分歧包括对南斯拉夫式社会主义改革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的不同政见等等。这些思想和路线上的分歧才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不可避免地决裂的真正原因。至于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态度，事实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最先有警觉，坚持中国应走出有所创新的、避免苏联弊病的道路;反而是苏联的新领导集团，只知道抓住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却全盘继承了斯大林遗留下来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和缺少群众参与的政治社会制度，而从未想过作制度上的调整或革新。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反对的那些中共党内的保守派、亲苏派，是主张将苏联体制一成不变地全盘照搬到中国来的，在他们心目中，从来是对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一切都加以盲目崇拜的。毛泽东对斯大林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各种错误，在各种场合下多次提到，对迷信苏联体制的人屡次提出警告³²²。因此，将文化大革命看成是维护中国的“斯大林主义”、针对未来的“秘密报告”人的政治清洗，是在很多问题上搞颠倒了。

(二)所谓阴谋和“阳谋”

有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流行说法，就是文革运动一开始就向有些人“交了底”，而没有向另一些人“交底”，因此，知根知底的人在文革中没有说错话、办错事，因而没有倒台，而不知内情的人(刘少奇、邓小平等)，受骗上当，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工具。这种看法不仅是从精英式的宫廷政治角度看问题，更带着阴谋论的色彩。以这种观点看，中共内部一切政治斗争都是无原则的山头派系之间为了私利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开展文革的基本思想，进入一九六〇年代后开始渐渐形成;而毛泽东在思想方面一步步的变化，也是全党共知的。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公开的分歧。刘少奇公开承认，对毛主席的思想开始感到跟不上了。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年在四清《前十条》中提出党和国家有可能变色，一九六四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同年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说法，一九六五年在《二十三条》中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³²³，这些新提法，虽然包含理论上的含混和矛盾，但都是在党内公开提出的，对党内所有人都有所交代。对毛泽东的这些近似异端思想，党内大部分人不理解，一小部分人有所理解，这就是文革开始时党内的状况。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少奇、邓小平派出工作组整群众，引发了他们后来的倒台。这成为毛泽东没有向他们交底的经典例证。这个问题，其实也似是而非。毛泽东在怎样对待学生闹事的问题上历来的言论，如“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等等，刘少奇、邓小平应该是清楚的。毛泽东六月十日在杭州还说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当时党内许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的同情者陶铸等都在场³²⁴。刘邓的工作组政策，并非是因为没有得到毛泽东的交底，而是在执行他们自认为正确的党的路线，有意识地抵制他们认为有可能带来混乱的毛泽东路线。

在多数有关文革的文献中，只提“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靠边站，却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激进派人物也比比皆是，假如从被打倒的和没被打倒的比例来看，激进派人物被打倒的比例更大。其中包括中央文革派的重要成员，如王力、关锋、林杰、戚本禹、穆欣等，更有后文革时期被打倒的陈伯达。这说明两个问题:假如有所谓交底的事，那么对这些中央文革的核心人物反而没有给交底，导致了他们的跨台。另外，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激进派人物被大批地打倒，这恐怕是由于官僚保守派力量的强大，导致了激进派阵营的瓦解，说明作为政治斗争的文化大革命，即使是在上层，也一样是两派力量消长起伏的过程，而不是单方面某一派的阴谋策划。

(三)精英与群众

以“两个文革”的观点看，中央的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兴起只有时间上的重合，而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只有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而不承认是政治联盟的关系。这种说法不但无法解释中央的政治斗争为何要舍近求远到下层去点火，更无法诚实地、系统性地和全面地面对文革的历史纪录。持“精英操纵”观点的文革史学所屡提不厌的一个例子就是康生与聂元梓等合谋制造了那张全国著名的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³²⁵。然而，这一个孤零零的例子本身不但不具有代表性，反而是掩盖了文革初始阶段存在于全国的一个普遍的趋势，那就是: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的自发性群众抗争在全国高校普遍存在，而这些自发性群众抗争后来是在意识形态的理念层次上和中央文革结成联盟。一九六六年六月到八月间，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中，工作组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各地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形“左”实右式的整人运动在大中校园盛行，将学生打成反革命、学生被逼疯、被逼自杀的现象众多，全国各地都惊人地一致。中央文革反复表态支持已经遍布全国各校园的反工作组的学生运动以后，造反的学生开始在精神上、理念上认同和支持中央文革。而各地造反派对中央文革的认同，反过来加强了中央文革的地位。这个联系不是靠政治交易或政治操纵建立的，而是建立在基本一致的政治观点之上，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联盟。正因为这个联盟是建立在反对官方运动“打击一大片”的共同观点之上，而不是靠了任何行政命令性的权威，受毛泽东、中央文革支持的大学派别，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在北京及全国各地仍是少数派。

全面地看，文革中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思想理念和体制的斗争。那些敢于“炮打”高层领导人的革命小将们，并非是因为有“内部情报”，或有“后台”，而是出于追究思想和路线上的是非，以及对“造反精神”的追求，无论造反派或保守派都是如此。官方文革史学喜好列举的两个事例就是一九六六年底蒯大富等组织的反对刘少奇的游行是受中央文革的授意，而进行反中央文革活动的李洪山、依林·涤西等人被逮捕。似乎以此就能证明反对中央激进派的活动都是群众自发的，而反对走资派的活动却全是受精英操纵的。事实是:中央文革和各地造反派以及各地造反派之间最主要的联系是对官方迫害的反对;相反，各地的保守派除了对血统论和旧体制在理念上的认同外，更有旧体制的当权派不同程度上在幕后的财力物力支持。就在上述两个事件发生的同时，也有大批和地方党委以和平方式抗争的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在首都之外的地方各省市，被逮捕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受中央文革支持、反对省委、反对省军区当权派的造反派。以致于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决定以全部释放“联动”分子为条件，要求各省市全部释放在二月逆流中大批被捕的造反派学生和群众³²⁶。

(四)毛泽东与造反派，“继续革命论”与反迫害

“两个文革”论的最主要根据，是认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文革期间群众中自发产生出来的造官僚的反的思想理念，是完全无关的。在很多人的思维定式中，毛泽东作为集“极左”思想之大成的人，是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思想的。另一方面，一时间成为群众手中强大武器的大民主、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也不可能和“极左”的“社会主义新阶段”有什么必然联系。根据这两条假定，推论出毛泽东利用了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目的只是为了打倒上层集团中的政敌。然而，这种推论和文革历程中和后文革时期的一系列发展事实不符。

首先，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并没有预先设定好的政敌。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以后的新思想，党内大部分人都很不理解，然而，这并无法成为政敌的标准(刘少奇被打成叛徒一案，只能说是在文革期间旧秩序被打乱的特殊情况下横生出的一个枝节，后来喧宾夺主，最后被当成是文革的主要成果)³²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情况是:假如将反对造反运动的人算作所谓的“政敌”的话，那么“政敌”不是越打倒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反感文革的官僚势力对文革的抵抗到后期越来越强烈。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反对群众运动的“政敌”们还在顽强抵抗，大肆镇压，而远远未被都打倒。文化大革命，是在反对群众的势力仍然强大、打着“文革”的旗号搞形“左”实右镇压群众的现象四处蔓延、有可能再次发生类似武汉政变或更严重的事件等等严峻形势下，匆匆地鸣锣收兵的。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结束时以“今后还要搞许多次”来暗示:这一次文革并没有完成任务。

这里不能不简单提及文革匆匆结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后半段(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后)激进派联盟发生了严重的破裂，不仅在中央的激进派内部发生离析，中央文革和地方造反派的关系也呈现紧张。这其中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群众造反派内部发生宗派主义纠纷;二是一小部分造反派左派在理论上超前发展，而有些省份的造反运动则严重滞后，全国的运动发展不平衡，各省的形势不能互相支持;而更重要的一点，也是造成前两个现象的原因，那就是还拥有强大实力和充足资源的官僚保守派对造反派阵营进行了有效的瓦解、分化和挑拨工作，这个十分重要的史实，在几乎所有文革史着中都没有提及³²⁸。

“两个文革”的论点所无法解释的另一个史实是:后文革时期毛泽东并没有收回他藉以发动文革、并在文革中支持造反派的那些思想理论。毛泽东在文革后反而更加信誓旦旦地强调要反对修正主义，认为当时中国的很多方面还“和解放前差不多”，强调反官僚、反特权。毛泽东在后文革时期提倡的“反潮流”精神，很显然是“造反有理”的再版。假如按“权力斗争”的说法，仅仅从“维护文革成果”和防止被打倒的“政敌”翻案的角度出发，是没有必要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还存在的“阴暗面”、“变修变色的危险”、以及“反潮流”的重要性。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无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都是在“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理论层次上思考问题，而不是在打倒政敌、维护名誉的层次上。

最后应指出，“两个文革”观点试图将毛泽东的理论思考与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政治抗争割裂开来，面临着重大障碍。毛泽东带有反精英和乌托邦色彩的思想，是在抽象、宏观层次上为群众的抗争提供了阐释框架;在造反派群众中滋长出的反血统论、反特权情绪和行动，是在具体、微观层次上，给“继续革命”提供了活生生的社会学内容。毛泽东一九六〇年代以来在继续革命和党内资产阶级问题上所发表的各种近乎异端的思想和言论，通过群众组织的非官方出版物流传到民间和社会，这对当时富有造反精神的青年们来说，具有极大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激进思想和斗争话语，它结合了反迫害、反血统论、激进民主等内容。文化大革命从下层到上层的一系列斗争，包括对当时社会中旧有的和新生的各种不平等关系的斗争，都被概括到这个虽然内容含混但特征明显的斗争话语上来。说它含混，是因为它不仅包括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阴暗面、对党内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激烈修辞，也包括以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民间左派的思想创造(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评价这些思想创造)³²⁹;说它特征明显，是具有独特的毛主义的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语境。

自从六十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的反体制的左倾浪潮衰落以来，人们习惯于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反体制运动和“自由化”联系起来。苏联东欧体制内的民主运动，从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到苏联的萨哈洛夫和索尔仁尼琴，在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同时，竞相走向社会主义理念的对立面。在对苏联体制的批判上，和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彻底改善的认识上，毛泽东和他们的看法有些是接近的。然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所存在的弊病的根源，毛泽东却开出了和他们完全相反的诊断和处方:“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³³⁰”毛泽东试图另辟蹊径，从左的方向去改革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革和六十年代大约同时期的西方新左派运动不谋而合:即看清了以苏联为中心的“旧左派”已经失去了和现存体制作斗争的意志，反而转变成现存体制的热衷效仿者和忠实合作者。和中国文化大革命遥相呼应、在时间上也重合的一九六八年巴黎“五月风暴”，就是欧洲新左派的一次“文化革命”。在“五月风暴”中，左派学生和群众突破了“旧左派”即法国共产党对革命运动的垄断，以自发的革命热情对抗现存体制。而亲苏的法共害怕群众运动，成为历史的尾巴。从这种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我们能够掂量出毛泽东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都在历史的天平上的沉重，能够理解文化大革命作为世界“新左”实践的唯一而独特的一部分的重大意义。

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和曲折

“两个文革”论点中所蕴涵的对一场大革命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描绘，无疑有其真实的一面。然而，这是所有革命都无法避免的现象。不妨将世界革命史上两个重要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文革作比较。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头绪纷繁、枝节横生，直到今天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法国大革命。而中国自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旧制度垮台后，各种不同的新旧势力都在试图以自己的政治想象来界定新秩序，导致频繁的政权更迭，军阀割据与混战;然而，以政治使命、文化使命、阶级联盟等角度来看，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一致性，它的局限和不足等，都是很清楚的。

依照“两个文革”的思路，文化大革命还可以分解成不止两个，而是多个:它包括有空想家的文革，野心家的文革，有“极左”理想主义的文革，有“青春骚动”的文革，有老好人、随大流的文革，有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文革，有政治迫害的文革，还有打砸抢的文革。然而，机械的、割裂的观点是无助于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历史的。

现代性的首要特点，就是复杂和曲折。这里以文化大革命中的三个具体议题为例，来说明文化大革命中充满着复杂倒错的因果关系和发展线索，但仍然构成了一个完整连贯的有一致主题的历史事件。这三个具体议题就是:即“五十天”中的工作组、老红卫兵，和夺权时期的“经济主义”风潮。

假如说中国文化大革命有别于其它革命，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立的两大阵营在发动召唤各自的力量时，所使用的口号、旗帜有很大程度的重叠，同时又有很微妙、很尖锐的斗争。“打着红旗反红旗”，成为文革的一大特色。然而，在这个特色掩盖下，实际上发生着一个所有革命所共有的一个过程，那就是，早期的派别在完成了发动任务后，自己反而被革命的浪潮所吞噬³³¹。在法国大革命中，这个现象屡见不鲜:造国王反的火种是由贵族们点燃的，却很快烧到贵族自己身上;反对贵族和专制制度的斐扬派和吉伦特派，到后来转向保守，成为平民激进派的打击对象。在文革中，起到这个点火发动作用、而后又被后来者打倒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早期的工作组和老红卫兵。

共产党的工作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的是镇压运动的作用。在“五十天”期间，它把革命的调子唱得很高，用历来的一套运动方式大搞形“左”实右。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弹，也因此使受工作组迫害的学生产生对“资反线”的强烈仇恨。然而，工作组在“五十天”期间执行所谓“资反线”的同时，也把文化大革命的激进信息广泛传播到群众中。政治嗅觉极度灵敏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开始察觉出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不是工作组在搞的那套“运动群众”，而是让群众接过来激进的斗争武器，去完成自己解放自己的任务。工作组即是革命的镇压者，又是革命理念的传播者。没有工作组的形“左”实右，就不会有后来造反派的激进和反叛。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老红卫兵，是比工作组更加矛盾、更加易于混淆的一个议题。老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六年八月到十一月)破四旧的主力。他们简单机械地理解和执行毛泽东的“破旧立新”的思想，还搞了“红海洋”、“革命化”等形式主义，更有以血统论为基础的暴力恐怖。以革干子弟为主组成的老红卫兵的这些“革命行动”，实质上是出于对自身特权的骄傲和捍卫，本书前面章节已经分析，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激进的反动”和“狂热的保守主义”。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这一批老红卫兵最后演变成旧秩序的最坚定的维护者。另一方面，后来发展壮大起来的、由多种出身成份组成的造反派，采用了静坐、请愿、上访等典型弱势群体所采取的相对温和的“公民不服从”行动。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老红卫兵冲向社会，给暴力、武斗等形式造成了一定合法性，同时也破坏了官僚管理下的社会稳定秩序和公检法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保守的、“反动的”老红卫兵也是群众运动的点火者和传播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凡初期的形“左”实右，无论是工作组还是老红卫兵，出于其意图外后果，都起到了发动群众、把群众推向左倾的作用。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评论法国大革命时说:“法国大革命贵族发难，而平民完成了它。³³²”

第三个用来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和曲折的例子就是夺权中出现的“经济主义”。所谓“经济主义”现象，根据当时的舆论宣传，主要是指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官僚当权派以停工停产、破坏交通等消极破坏文革，另一方面以经济实惠收买群众的现象。然而，也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刘国凯在《文化革命简析》中，认为:“在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民主空气高涨的情况下，积郁在广大群众胸前多年不敢讲的话，不敢提的合理要求，此时都如开了闸门的洪水汹涌而出。工资长期冻结问题，合同工长期不转正问题、劳保问题、福利补助问题、知青就业问题、宿舍分配问题、托欠加班费问题等等。多年的积愤如堆积已久的干柴，一点火星即成熊熊之势。一个单位有群众率先揭竿，消息传开，其它单位的群众立即效仿呼应。³³³”这个解释无疑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建立经济民主，实行工人参与工厂管理，这本身就是文革纲领之一——《五七指示》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气氛，把工人自治、经济民主等重大问题自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中写到:

“[一月革命后]......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运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到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情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像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经济主义中有群众争取自治、要求经济民主的成分，然而这并不等于否认经济主义风潮中也有官僚当权派破坏文革、拉拢保守派、瓦解造反派的因素，恰是各种现象和斗争的混杂交错，形成了文革的丰富历程。作为后一种因素的主要例子，就是在夺权斗争关键时刻，铁道部吕正操鼓动罢工、火车停开，以及石油部、大庆油田当局先压制运动，压制不了时又鼓动工人停产串连，作为向文革派的示威³³⁴。

文革中经济主义风潮至少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类现象:一、当权派操纵的停工停产、交通瘫痪;二、当权派以滥发补助、滥长工资来收买保守群众、瓦解造反派;三、群众组织为小团体利益索取物资;四、工人的经济民主要求。另一方面，对于经济主义风潮的反应，各地也是不一样的。对当权派的收买政策，有些群众组织加以接受，而这个过程又和群众组织对参与管理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混合在一起。在中央极力反对经济主义的同时，基层群众也并非是一概拥护经济主义。在上海十一个造反派单位《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的同时，也有其它地区的造反派组织自发地呼吁反对经济主义的物质引诱³³⁵。

至此，应该已经清楚，“十年文革还是两年文革”与“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这两个表面分开的问题的内在联系就在于:将文革的定义拉长为十年，就已经用命名的权力把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两年间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独特意义一笔勾销了——文化大革命不再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大民主运动，而变成了精英上层争权夺利、中央政治派别和集团盛衰兴亡、此消彼长、相互取代，下层群众被欺骗、被利用、被玩弄的黑暗的十年。将文革界定为十年，起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它既将两年群众运动的任何正面经验全部用后八年的“专制黑暗”加以抵消和否定，又将十年内的一切罪恶的责任都推给开始两年中的群众运动和大民主实验，彻底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任何群众大民主实验和政治制度更新的“空想”。一九八〇年代初以来在“十年浩劫、十年动乱”的主流观点和主导话语的影响下，将文革运动中群众大民主的宝贵经验和后文革时期镇压造反派等“封建法西斯”一同彻底否定，婴孩和脏水一同倒进阴沟，将各种各样的由于不同原因、甚至相反原因受迫害的罪责一概笼统地归结为“毛泽东晚年错误”和“野心家的篡党夺权”，一度确实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作用。然而，一些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实在无法接受在这种话语环境下所产生的那些明显的倒错和谬误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刘国凯提出“十年并非全是浩劫”、杨小凯提出“文革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的原因。假如我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真正史无前例的那两年，和那两年内的群众运动，“十年是否全是浩劫”、“文革是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等问题，就成为多余的了。主流观点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和“革命”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里，我们对“十年浩劫”中的“十年”和“浩劫”也都提出疑问。

结语 精英、群众和文化盟主权:文革的理论与实践

思想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自始至终是被高度重视的，然而，在文革中处于指导地位的思想理论又经常被发现处在含混、矛盾和不确定之中。不过，一部丰富的思想遗产，通常是包含矛盾和歧义的，后人对它的阐释也不会停止。在前面各章中，已经对一些特定问题作了简要的理论讨论。作为结语，本章将回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元叙述和元理论，而这个元叙述和元理论就是有关精英、群众与文化盟主权的理论。下面的讨论，将要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所涉及的所有关键主题:马克思的学说中的精英与群众，阶级和阶级盟主权，文化与权力，知识分子与文化盟主权，人民内部矛盾范式，等等。有关问题都是经典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回溯到马克思和巴枯宁那里，同时又要参考二十世纪的和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洞见。有关讨论不仅要深入考察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想，也将揭示毛泽东的思想和二十世纪另一位革命思想家葛兰西有关文化盟主权学说的共通之处。在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关键词进行理论梳理后，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深刻联系，以及由它们所组成的一个理论结构，而群众与文化这两个概念又处于这个结构的中心。将这个高度理论化的发现，作为一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的结语，应该是很切题的。

马克思与巴枯宁:政治与统治

先从马克思与巴枯宁的分歧谈起。

这里，主要参考阿尔温·古德纳的文章《马克思的最后一战:巴枯宁和第一国际》，和保罗·托马斯的著作《卡尔·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们》。³³⁶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私人占有制是压迫的最终的根源。而国家只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权力和压迫的来源问题，关系到阶级消亡(或正在消亡)的社会应如何来组织、如何来管理的大问题。马克思在世时所进行的最后一场重大论战，就是围绕这个问题，论战发生在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IWA)，即后来的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从成立之始，到1872年在海牙召开的第一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自始至终贯穿着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激烈斗争，最后以巴枯宁被驱逐出协会而告终³³⁷。

1866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发生了一场代表资格的争论，矛头指向像马克思这样的知识分子。法国代表亨利·多兰提出:只有体力劳动工人才有资格成为代表，因为“特权阶级成员，无论其特权来自资本还是学历，都是我们的敌人”。马克思事先预料到这种情绪，他虽表示反对这个提议，但自己谢绝担任德国代表，而推荐了一位工人，尽管马克思是协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的首要起草人。多兰的提议以20:25的接近票数遭到否决³³⁸。敌视知识分子的情绪，在当时以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工人运动中相当流行，从共产主义联盟到第一国际都受到它的影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稍有了解的读者，立即就能辨认出来这是一场对我们非常熟悉的辩论。这个主题，不仅是马克思、巴枯宁论战的一个焦点，而且后来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裂的根源。

古德纳评论说，马克思和巴枯宁两个人其实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自认为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都尊崇科学，反对宗教、反对资本主义，主张革命。因为巴枯宁有着和马克思共同的暴力革命主张，使他成为马克思的竞争者，而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的蒲鲁东主义有所区别。

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观点差异，在表面看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个是德国人，另一个是俄国人，以及随之而来的各自的民族偏见。马克思历来认为:落后的俄国是欧洲反动派的大本营;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还警觉到:像巴枯宁这样的俄国人有企图控制国际工人运动的趋向。在巴枯宁看来，马克思带着德国人所特有的对官方和权威的崇拜。这在马克思的一些言论中有所反映。比如，普法战争开始时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如果普鲁士赢得战争，那么国家权力的集权化对将来工人阶级的集中化能派上用场。”巴枯宁认为:德国才是反动势力的中心，这个国家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在专制之下。巴枯宁相信农民具有革命潜力，而马克思把农民看作是小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没有革命前途，最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各自表面上的民族偏见，实际上反映了在理论问题上的深刻分歧。两人都承认经济基础的首要性，都主张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但巴枯宁要消灭的，还不止这些，他还要把革命的矛头同时对准“国家”。巴枯宁强调说:资本主义财产废除了，但教育和知识上的不平等将很快又产生新的权力差别，制造出新的特权等级。

两人在新社会何时建立、如何建立，建立后如何组织等问题上，有非常重大的分歧。马克思、恩格斯的蓝图是:先要有一个新型的工人国家，对资产阶级实行恐怖，粉碎反革命，其次，要领导对资产阶级的资本剥夺。更重要的是，要暂时把一切权力、军事和经济，都集中到国家手中。

而巴枯宁认为，这个蓝图非常可怕，因为按照这个蓝图建立起的国家不可能是属于工人的，而只能意味着强制性的集权，并最终形成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巴枯宁自己则主张:未来新社会应以联邦的、自愿的方式为基础。巴枯宁还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不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而是代表占有科学的知识分子的利益。

巴枯宁批评说:按照马克思的构想，社会主义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占有生产资料，那么一个新的官僚、和受教育的特权阶级就会形成，国家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广大群众只不过是送走了一个压迫者，又迎来一个新的压迫者。因而巴枯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许诺的“消灭资本，国家本身就会自行消亡”不过是德国知识分子所钟爱的一个神话。

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辩论，最生动地记载在马克思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这篇著作里。³³⁹马克思晚年开始学习俄语，作为练习，他抄录了巴枯宁的俄文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的段落，并对所抄写的段落用德语做出自己的评论。下面摘录这个虚拟对话的精采部分³⁴⁰:

巴枯宁:

如果有国家，就必然有统治，因而也就有“奴役”;没有公开的或隐蔽的奴役的统治，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

“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

马克思回答: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再在个别的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组织性，能够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的时候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采取这样一些经济手段，这些手段将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

巴枯宁问:

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将成为统治者吗?

马克思答:

举例来说，难道在工会中，它的执行委员会是由整个工会组成的吗?难道在工厂中一切分工和由分工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只能都将消失吗?难道在巴枯宁的“自下而上”的结构中，就一切都在“上面”吗?如果那样，岂不就没有什么“下面”了。难道公社的全体社员将同等地管理一个“区域”的共同利益吗?如果那样，公社和“区域”之间也就没有任何差别了。

巴枯宁:

德国人大约有4000万。难道4000万人全都将成为政府成员吗?

马克思:

当然啦，因为事情是从公社自治做起的。

巴枯宁:

全民都将成为管理者，而被管理者也就没有了。

如果人自己管理自己，那末按照这个原则，他就不是管理自己;因为他只是他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

如果那样，就将没有政府，没有国家，如果有国家，就会有被管理者和奴隶。

马克思:

这只是说: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在另一段落，巴枯宁从另一个角度质问:

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

马克思回答:

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他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和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

巴枯宁: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民主学派的最新成就，——就是谎言，它掩盖着少数管理者的专制，更危险的是，他好像是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因此结果是:少数特权者管理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

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

马克思反讥道:

就像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了一样。

巴枯宁:

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们将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想管理人民的“野心”。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

马克思反驳:

如果巴枯宁先生哪怕是对工人合作工厂的管理者的地位有所了解，他关于统治权的一切狂想就彻底破灭了。他会不得不问自己:在这种工人国家(如果他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的基础上，管理职能能够采取什么形式。

......

巴枯宁接着诅咒:

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人民是没有学问的，这就是说，他们将完全从管理的操劳中解放出来，将完全被当作被管理的畜群。多么美好的解放呵!

马克思主义者感觉到了这个矛盾，由于意识到:学者的管理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因此人们便想这个专政是临时的、短暂的，以此来聊以自慰。

他们说，他们唯一的心愿和目的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教育人民，提高人民，使人民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管理很快都将变得不需要，而国家本身在丧失了政治的即“统治的”性质以后，也将变成一个经济利益和公社的自由组织。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他们的国家真正是人民的国家，那末为什么要把它废除呢?如果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须废除国家，那末他们又怎么敢把它称为人民的国家呢?

马克思回答说:

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因此还使自己的运动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失去意义的手段;由此巴枯宁先生便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最好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审判的到来。

巴枯宁:

他们说，这种国家羁绊、专政是为了达到人民的彻底解放所必要的过渡手段:无政府状态或者自由——是目的，国家或者专政——是手段。可见，为了解放人民群众，首先必须奴役他们。我们的论战就是以这个矛盾为基础的。他们断言，只有专政，当然是他们自己的专政，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我们回答说:任何专政除了“使自己永世长存”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它“能够在忍受这种专政的人民身上产生和培养的，只是奴役;自由只能够由自由”，即“全民暴动”和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来创造。而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社会理论，则“坚决地”、直接地引导他们同一切政府、同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认为除了社会革命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马克思挥笔批道:

除了空洞词句以外，没有任何社会革命的东西，──......

马克思和巴枯宁的论战，在展示出他们理论上的深刻分歧的同时，还掺杂着对对方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偏见。在马克思眼里，巴枯宁代表着东方的野蛮落后，比如，他说巴枯宁的论述是“野蛮的鞑靼方言”(在另外场合下，马克思曾把巴枯宁的追随者称作“哥萨克”)，而在巴枯宁眼里，马克思是典型的德国式的国家崇拜者，特别是，把他看成“德国学者”，亦即垄断着科学的学术权威。

从理论上说，他们的分歧来自于对政治、权力和统治等范畴的一些最基本看法:

马克思认为:权力和政治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权力不是发出指挥的，而是被指挥的。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其他目的的手段。

而巴枯宁认为:权力本身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指责马克思没有看到政治权力也可以成为产生阶级特权的一个独立的基础。因此，人类解放不仅要消灭财产占有基础上的压迫，而且还要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包括在政治和教育差别基础上的压迫。

基本看法的差异来自于对人的本体论的不同认识。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不假设任何人的“天性”或“本能”。而巴枯宁断言:“所有的人都具有追逐权力的天然本能”。因此，他认为:权力腐蚀所有人，甚至包括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古德纳评论道:巴枯宁对人的天性的看法，应和了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哲学，以及尼采的人性。

站在二十世纪晚期的高度，古德纳回顾马克思、巴枯宁在三个判断上的分歧，即: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是否也会成为压迫的根源、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精英角色，以及是德国还是俄国将成为十九世纪欧洲最反动的势力，古德纳认为:在这三个问题上，巴枯宁的判断是更接近真实的。

托马斯的分析比古德纳的更细致一些。托马斯区别出马克思著作的两大部分:一部分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阐述了马克思的“统治阶级理论”，即把国家完全看成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个理论很容易做出过于简单机械的推论。在另一部分著作里，马克思对国家的看法要更复杂一些，也更接近现实，这部分著作首先包括马克思对异化政治和国家官僚的研究，如《一八四四年哲学政治经济学手稿》《、论犹太人问题》，其次包括马克思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考察分析，比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的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等。在这些中作中，马克思不仅对作为公共生活的异化的国家官僚做出批评，还通过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说明了国家独立于阶级利益之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可能性。托马斯似乎认为，巴枯宁对马克思的批评如果是针对第一部分的“统治阶级理论”，那么是带有一定合理性的。然而，马克思在第二部分著作中，不但回答了无政府主义者所关心的中心问题，马克思对异化政治的分析批判，不仅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也适用于二十世纪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像无政府主义者所指控的那样可以用来为官僚社会主义作辩护。

古德纳和托马斯对马、巴论战的介绍，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首先不是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分歧，而是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一致，特别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盲点，即:把政治的概念看得过分狭窄，认为政治只与国家、统治、压迫有关。

是否参与政治是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一个重大分歧。巴枯宁和蒲鲁东都把拒绝参加国家政治作为一个根本原则。而马克思认为: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当然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工具来反对资产阶级，包括“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失去意义的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国家。马克思和巴枯宁都认为政治就意味着国家，而国家就意味着压迫;分歧在于: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压迫残余的资产阶级的，而巴枯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称呼本身就是矛盾的，其现实只能是“专无产阶级的政”。

马克思有关“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失去意义的手段”的论点对驳斥巴枯宁的“拒绝一切政治”是相当雄辩有力的;另一方面，巴枯宁质疑“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也有其合理性;对这个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作了忠实于马克思精神的回答。然而，仍然有一个问题: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以后，是否还有政治?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回答，都是坚决的“否!”马克思回答“否”的原因是:经济压迫已经消灭了，政治也就随之消亡了。巴枯宁回答“否”的原因是:政治的存在正是无产阶级不解放不自由的根源，因此“否”的回答不过是同义反复。

其实，同一个问题，可以完全以非虚拟形式提出:在无产阶级内部，无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是否存在政治?按照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定义，答案也是否定的。显然，这个答案与当代的现实和常识相违。

马克思和巴枯宁都把政治局限于国家政治、议会政治、压迫政治，这一点具有鲜明的十九世纪特色。

二十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艾田·巴里巴尔在讨论了马克思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里赋予“政治”的负面含义，和晚期著作《哥达纲领批判》里赋予“政治”的正面含义后，说:“要解决这个矛盾，可以对‘政治领域’和‘国家领域’作必要区分。”“国家领域可以看作是群众外部的政治，由压迫性的、操纵性的少数集团来执行，而在更强意义上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不仅是为了群众而进行，而且是由群众来进行，因此，它和国家领域的对立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³⁴¹”

二十世纪人类的政治实践，特别是那些在马克思的人类彻底解放的激进思想启发下的政治实践，早已冲破了把政治局限于国家政治、议会政治、压迫政治这个纯粹假想性的限制，这特别要归功于女权主义和有关“日常生活的反抗”的主张和实践等激进社会运动，它们告诉我们:政治存在于人们每日每时的实践和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所有制度化的人类经验当中，如家庭生活、日常商品消费、性别关系、代际关系等等。只要不是沙漠，只要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会分左、中、右，就会有政治。

上述对马克思和巴枯宁论战的冗长的回顾，不仅是因为巴枯宁在挑战马克思时提出了“新阶级”、“文化革命”、“学术权威”等等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所熟悉的主题，更是因为上述主题在当代展开的同时，也带着相当大的概念和理论含混与误解，而这些理论上的不足可以溯源到十九世纪的导师那里去。马克思否定了无政府主义“拒绝政治”的立场，把政治重新交还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他的功绩;然而，这里的看法是，马克思作的还不够;政治的领域，还应该继续扩大，也必须继续扩大。还应该让政治属于无产阶级群众内部，甚至属于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以后的全人类。必须这样作的原因是:即使在无产阶级内部，仍然存在着少数与多数的区别，存在着精英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的区别，这正是巴枯宁所敏锐地察觉到的。

马克思和巴枯宁的政治都是强迫的政治。然而他们对于同意的政治、共识的政治都缺少最基本的说明。不错，压迫社会的同意政治、共识政治无一例外是建立在强迫另一部分人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强迫的政治也必须建立在同意政治、共识政治之上，才能稳定持久。

巴枯宁挑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政治是在经济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目的性的压迫根源。然而，巴枯宁的二元论注定要诉诸“人的天性”这类自由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基本假定。这也是为什么巴枯宁的国家观，以及对群众的暴力、颠覆潜力的关注，更接近斯宾诺莎和霍布斯。巴枯宁对知识分子精英和普通群众的关系的观察是深刻的，然而他不能以有效的概念框架和理论框架去说明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时也表现出有别于经济的、自身所特有的运动规律。特别是当政治是在同意、共识和自愿的基础上运作;在利益根本一致的阶级联盟内部或在同一阶级内部，精英与群众、少数与多数之间的谈判、斡旋，就更加曲折、间接，这个广义的“政治”就更加难以立即归结为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了。这里，思想意识、文化观念、道德、话语、讨论就成为关键性因素，这样，巴枯宁所关注的精英-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和思想文化的相对自主性和能动性这个主题有深刻的联系。

精英——群众问题，特别是精英对群众的主宰，这是一个与阶级和阶级压迫几乎平行的主题，这两个主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阶级是以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来定义的，而精英与群众主要刻划了数量上的对比。精英与群众问题的实质，是少数与多数的矛盾。后面的讨论将要说明，精英——群众维度的确是一个可以独立于阶级维度之外的一个社会划分——在同一个阶级内部，仍然存在着精英与群众的划分。

马克思讨论精英与群众问题的相对较少。到了列宁，群众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题目，而在毛泽东那里，它就成为一个中心问题。下面的讨论，就要转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在精英——群众问题上的理论发展。

葛兰西:盟主权、统一战线与说服群众

列宁在著名的《怎么办?》中指出: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必须从工人外部灌输，工人自己只能产生工团主义。这是一个有关无产阶级阵营内部精英和群众关系的一个重大命题。显然，这有违于当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教义，深受列宁敬仰的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教义的看护者普列汉诺夫就开始批评列宁了，指责他犯了唯心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脱离了无产阶级。罗莎·卢森堡也攻击列宁，说他是布朗基主义，搞小集团的密谋活动，而凌驾于群众之上(讽刺的是:马克思是被无政府主义者所攻击，而列宁却被指责为布朗基主义——以最著名的一位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来命名的罪名);卢森堡认为，要让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自己去克服自己的缺点。一定程度上托洛茨基也参加了对列宁的围攻³⁴²。这反映出:在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内部，精英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开始突出地暴露出来，而这个矛盾又和“思想意识”紧密相关。

列宁的论断后来体现在列宁主义政党的制度形式中，它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带来的历史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二十世纪初的那场辩论有了结论;有关精英与群众、思想意识与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实际上，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实践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下面的讨论将要展示:在两种非常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同属于列宁主义传统的葛兰西和毛泽东，各自独立地对精英——群众问题作了论述，他们的论述以迥然不同的语言风格和概念范式，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内在一致。

人们经常把葛兰西和“霸权”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然而，较少关注的，是“霸权”一词的历史，特别是葛兰西的用法和前人用法的传承关系。佩里•安德森认为³⁴³:“霸权”一词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就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口号了(俄语为гегемония)。这个概念的含义最初在普列汉诺夫1883-1884年间的著作中被明确下来。而这个含义又是什么呢?

当时普列汉诺夫认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拿过来来反对沙皇专制，因为俄国的资产阶级过于弱小，无法独立完成反专制的任务。到了九十年代，同为社会民主党人的阿克雪罗德更进了一步，他在1898年的两份小册子里写到:俄国工人阶级能够也必须“在反对专制的斗争中扮演独立的、领导的的角色”，因为其他所有阶级的软弱无能，而使无产阶级具有核心的重要地位。1901年，阿克雪罗德给司徒卢威的信中写到: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派的区别在于:“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在反对专制的斗争中，社会民主主义能够取得霸权。”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即采纳了这个概念。同一年，马尔托夫在一篇文章中说:“‘批评学派’和‘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其实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争夺政治霸权的第一回合。”列宁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一封信中说:“要有一张政治报纸，作为争取俄国工人阶级‘真正霸权’的最有效工具。”这就是后来的《火星报》。

1905年革命后，孟什维克派认为沙皇制度已经开始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主义制度的转变，因此无产阶级霸权的口号过时了。列宁认为资产阶级革命还远未完成，因而激烈地谴责孟什维克派，并强调:“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一个阶级，如果放弃霸权的概念，不理解它，就不成为一个阶级，或还未成为一个阶级，而只是一个行会，或各种行会的集合。”

这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霸权”，更接近“无产阶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一切反沙皇专制的阶级联盟”的意思。而这和列宁后来提出的、尚不包含社会主义内容“工农民主专政”的纲领是一致的。众所周知，托洛茨基对“工农民主专政”一直表示不赞同。托洛茨基后来在《俄国革命史》中写到:“霸权这个被正式接受的流行概念......根本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将利用农民起义、在农民的支持下完成其历史任务——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霸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有鲜明的不同，两种说法强烈对立。布尔什维克党自1905年以来在这方面接受了很多教训。”这里，显示出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夕对革命性质的认识分歧，但这不是本章的目的，这里主要是说明:“霸权”在十月革命前的用法和真正含义，更接近“盟主权”，而非中文“霸权主义”里的横行霸道的含义，因此以下行文改用“盟主权”。

十月革命胜利后，“盟主权”一词不再被用在苏俄内部，但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开始采用它，使其原来在俄国的用法国际化了:共产国际的口号是:无产阶级的义务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和一切受剥削的社会集团结成阶级联盟，并对这个联盟行使盟主权。但还提到:“在苏维埃制度内部，这个盟主权将使得半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得到提高”。

提出“盟主权”的意义，在于防止工人阶级的关门主义和工团主义，共产国际的一份文件说:“无产阶级阶级要成为革命的阶级，就不能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窄的工团主义框架内，而是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领导全部劳动的和受剥削的人口。”

安德森指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不太可能读到阿克雪罗德、马尔托夫和列宁等人有关“盟主权”的讨论。然而，葛兰西对共产国际的文件应该是很熟悉的，他1922—1933年曾在莫斯科，参加了国际的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因而，“盟主权”一词从俄国传到意大利，成为葛兰西本人的词汇。

与马克思和巴枯宁不同的是，葛兰西没有去探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假想状况，而是分析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现实，从而在马克思的框架内发展出一套具有意大利政治哲学传统的阶级分析的代数学。

1930年代，葛兰西在狱中写笔记时，“盟主权”一开始仍然是指:无产阶级和其他受压迫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的联盟，而联盟顾名思义，也必须带有一定的“妥协”，来换取对联盟的领导权。在葛兰西的用法中，更加强调文化、伦理维度:“不仅实现政治经济目标，而且取得智识和道德上的统一，使斗争中的一切问题，都从普遍意义上提出，而不是从个别集团意义上提出。这样就开创了一个主导集团对一系列被主导集团的盟主权。³⁴⁴”

葛兰西强调一个重要区别，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盟主权”，前者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以武装和暴力为基础，而后者是针对盟友的，特别是指农民，则只能以妥协、说服为基础，因为盟友的主动和热情是必须的，只有如此，才能将同盟的社会力量凝聚成一个“新的历史性的组合”。

然而，葛兰西对“盟主权”概念的真正独创性论述，是把它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的场合，也是同样重大的领域上去，那就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从一个正面的概念——无产阶级解放的手段，转变为负面的概念——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延续统治的基础。

葛兰西讨论“盟主权”的关注焦点，从俄国背景下无产阶级领导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反对沙皇专政，转移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他还借用了马基雅维利、克罗齐等意大利传统的伦理—政治论述中的一系列二元范畴，葛兰西的讨论，始终围绕着这一系列二元对立:

主宰——盟主权

强迫——共识

暴力——文明

东方专制——西方民主

敌我关系——联盟内部关系

运动战——阵地战

一边是形容以沙皇专制为典型的社会，那里的统治是以暴力强迫为主，社会转变的方法就是短促突击式的运动战，另一边是西方议会民主为典型的社会，那里的统治是以自愿合作、文化道德的合法性为基础，其社会转变的方式则是持久的阵地战。

那么强迫的和共识的空间场所在哪里呢?葛兰西在《狱中笔记》里，给出了三种不同的答案。第一种，也是葛兰西的首要答案，即国家、市民社会分别是强迫的场所和共识的场所。

然而，葛兰西在另外一些地方，并不把“盟主权”完全当作“同意”的同义语和“强迫”的反义语，比如在评论法国的政治历史时，葛兰西写到:“在典型的议会制度里，盟主权实施的特点，是暴力和共识的的结合，形成一个不断变化的平衡，使暴力不至于过多地压倒共识。³⁴⁵”

另一处，葛兰西提到:西方国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是“政治盟主权的机关”。“盟主权”从原来的“同意”变成“同意-强迫”，运作的场所既在国家，也在市民社会(包括教会、学校等等)，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别仍然存在:

在《狱中笔记》里，还可以找到第三个版本，即:国家包含了一切强迫和同意的范围，葛兰西写到:“国家在完全的意义上，就是:专政+盟主权”。国家包含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这里实际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别完全消失了。阿尔图塞继承了这个观点，仍为:教会、政党、工会、家庭、学校、媒体、文化活动等等全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同样，法兰克福学派对战后西德的批评认为，家庭已经成为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充当了原来警察所担任的权威专制功能。

这意味着:西方民主不仅是建立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更有效的暴力机器之上，从这个角度说，西方国家要比沙皇制度强大得多。比如，西方军队和警察其实比沙皇的还忠诚、有纪律，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大国家建立在双重优势之上。

综合以上线索纷杂的讨论，一个总结就是:尽管葛兰西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十九世纪的把“政治社会”等同于国家的用法，但他有关“盟主权”的讨论明显意识到了阶级斗争、权力斗争不仅存在于正式的“政治渠道”如政府、议会，也广泛渗透在非政府、非正式的社会生活中，其功能和意义都是相同的，即主导阶级联盟的“历史性的组合”对全社会取得文化、道德的领导权。这里，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别，只能是不同政治形式的区别，而不是政治与非政治的区别。

如何取得全社会的文化、道德的领导权，不同的策略会导致成功与失败，这才是真正的本质区别。葛兰西始终区分对敌策略和对盟友策略:前者是使用暴力消灭策略，后者使用指导、妥协的策略。他写到:“一个社会集团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可以也必须起指导作用，之后，当它行使权力、掌握权力的时候，它成为主导者，要继续起指导作用。³⁴⁶”这种指导，葛兰西称之为“盟主权活动”。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就是统一战线策略，典型的如共产国际1919到1927年所主张的那样。然而葛兰西的贡献，不在于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强调说明，而在于他把统一战线问题，和知识分子在盟主权活动中的地位、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意义，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文化革命等主题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关心葛兰西的主要原因。

文化、盟主权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中，群众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群众的概念和人民的概念有很大关系，但也有重要区别。如果说，人民的概念包含着各阶级统一战线的含义，那么，群众的概念则构成了在人民内部不同于阶级划分的另一种划分，群众通常是和精英、先锋队相对立，有时候群众又指涉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比如:“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³⁴⁷，以及“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³⁴⁸。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当中，群众通常具有一些积极、能动的形象:“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³⁴⁹”在解放后，毛泽东则认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³⁵⁰”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则在更大程度上是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个人的创造。这个理论的基础，是根本利益相一致的阶级所组成的人民这一概念，而下面试图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本质内涵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有关群众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它将群众这一概念和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文化思想问题联系在一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从实质上说，是在人民内部提出了一个新的划分，它和阶级划分不同，这就是精英和群众的划分。尽管毛泽东并未使用“精英”这一词汇，然而，作为和群众组成二分法的另一面，通常是党、干部或者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精英”。

“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中，仍然包括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比如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然而，毛泽东似乎更关心那些阶级理论所无法涵盖、却体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比如:党群之间、国家官员和普通公民之间、先进与落后之间、不同思想看法之间、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等等。总之，“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两个方面，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方在数量上为少数，一方在数量上为多数;一方在信息、知识、权力上属于优势，一方在这些方面是劣势。这样，“精英”与“群众”在数量和质量上，形成了差异和均衡，它们共存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当中，这个矛盾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演变着。

这里，作为群众的对立面的“精英”，已经不再是和物质生产相联系的阶级概念，而是和精神道德、和知识生产相联系的概念，而在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时代，从事精神生活和知识生产的，自然是少数精英，而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是工农劳动者，通常也被称作“基本群众”。在很多场合“，精英”与“群众”确实是人数的多寡、和数字比例相联系的。“精英”与“群众”也不是依靠官位级别能够划分的。一些人，在某种情境下是精英，而在另一种情境下又成为群众。比如:在七千人大会上，省委书记以下的干部，也成为“群众”。因此，“精英”与“群众”有时又是由特定的情境和语境所建构的。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首先明确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毛泽东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因而“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这样，民主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让位给了“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在形式上可以包括: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方法、思想改造、细致的讲理，等等。

如果说，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其主要形式是精英与群众之间的非对抗性交往，那么，他仍然认为其本质是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较量;这也许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深刻之处，但恐怕同时也是后来该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误入歧途的原因。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思想斗争。这里，毛泽东强调:“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思想斗争的主要参加者，通常是知识分子精英(尽管毛泽东后来鼓励工农兵参加思想批判)，而思想斗争的领域，则是:舆论宣传、人文学术、文学艺术，甚至风俗习惯。这样，毛泽东把人民内部矛盾的场域，提升到了上层建筑和日常生活，而这种特殊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演化、解决过程，也不同于传统的阶级斗争方式，它是一种典型的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

在这种内部矛盾的范式中，精英和群众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而是复杂的强弱相互转换、主动被动相互转换的关系。在毛泽东的许多言论中，都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逻辑，比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得到起码的知识。³⁵¹”又如:“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³⁵²”然而，这些是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劳动群众普遍受压抑、受忽视的情形而讲的。

毛泽东并不是一位简单的民粹主义者和反智主义者。他的出发点，仍然是精英对群众的掌握和驾驭。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欲得先舍、欲擒故纵。毛泽东认为:精英对群众的掌握，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的，而且不花力气的。因此，他认为:精英“‘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强调从“群众中来”、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小学生，最终目的是为了“到群众中去”，即精英的政策和长远目标到群众中去掌握群众(当然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和目标是符合群众利益的)。在民主革命时期，能否关心群众生活，组织千千万万民众，意味着能否成功地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否联系群众，是否“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³⁵³，则关系到政权的存亡:“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³⁵⁴”这就是说，在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中，存在着“三娘教子”和“子教三娘”的两个信息“对流”过程。

类似地，和对精英与群众的强调并重的，是对秩序与自由问题上的两点论，主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群众和党的关系上，似乎存在着一种二元论。毛泽东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³⁵⁵”毛泽东把相信群众放在前，相信党放在后，似乎暗示着某种最终信赖基础与合法性来源，但何者是第一位，似乎是刻意保持含糊的。党性和群众性的矛盾，连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中并未阐释清楚的阶级斗争的问题，最终在实践中暴露出来，造成极大的负面后果。

进入一九六〇年代以后，毛泽东开始从另一个方向接近“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那就是思考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对阶级盟主权的重要影响。在经典意义下的阶级表面上已经消灭的社会里，阶级的较量、谈判与妥协似乎离开政权舞台，而大规模地疏散到了文化艺术和日常生活领域中，而这两个领域恰恰是精英与群众发生最频繁、最微妙的互动的场所。这样，文化与阶级的代数学，和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在文化革命的实践中相遇、汇合。毛泽东和葛兰西都是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战争与世界革命时代的领袖人物，他们生活战斗在极为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但他们通过自己独立的洞见，以各自不同的智识形式，理解了现代性条件下文化与阶级的代数学，以及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而他们的见解惊人的相似。

这样看来，马克思和巴枯宁所讨论的政治与统治在未来世界的消亡的问题，葛兰西的盟主权问题，以及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它们都涉及暴力统治和说服政治的辩证法、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革命斗争实践已经使知识分子精英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复杂关系暴露出来。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消灭一切阶级统治的路线图。主要作为革命实践家的巴枯宁，对马克思忽视革命阵营内部精英与群众的矛盾的问题，提出质疑。然而，巴枯宁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不足以挑战马克思。

到了葛兰西所生活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经历了长久的发展，其政治操作也变得成熟和稳定。马克思和巴枯宁时代的“暴力统治”意义下的政治，已经不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统治手段了。无论是为了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稳固，还是探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都需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阶级斗争的学说，需要精英与群众的学说来补充和完善。这是葛兰西试图去做的事。

在葛兰西那里，盟主权与联盟内部和阶级内部的动力学有关，而这主要涉及到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互动:“群众没有组织，就不能认识到自己，就不能有独立的主体，要有组织，就必须有知识分子”³⁵⁶。群众通过有机知识分子才会获得觉悟，这是群众与知识分子的辩证法;而知识分子阐明、发展和宣传本阶级的世界观，最终使该阶级取得盟主权，也是知识分子队伍的重组和重新构成的曲折过程。

如果说，葛兰西使盟主权的概念进入马克思主义语汇，那么，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里则有着同样突出的地位。而毛泽东的最独特的贡献，应该是他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这个学说，将阶级、群众和思想文化领导权这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贯穿在一起。

有同样洞见的，还不止葛兰西和毛泽东。这里用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艾田·巴里巴尔对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论述，作为本书的结语，作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让我们沉思和反省它的巨大的勇气、巨大的悲怆和巨大的缺憾，也许是最恰当不过了:

存在两种可能:或者是像马克思对十九世纪革命的精采分析，阶级对立最后将群众运动两极分化、错位、激进化，或者，更为重要的，是像列宁、葛兰西和毛泽东所清晰洞见的那样，群众运动对阶级斗争起着决定因素，并为其提供具体内容，不然阶级斗争只能是一个假设。我说“更为重要的”，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采用归约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导致了他们不能看到群众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在这儿没讲辩证法。这样，他们没有具体发展出有关历史过程的重要思想:这个历史过程的因果联系不是表现为预先设立好的主体(无产阶级或其他)，而是表现为群众和阶级互相矛盾的要求，而这两者从来不是一回事，即使从“最终意义上说”。可以用模仿康德的话来说:没有群众运动，阶级斗争是空洞的(这就是说，只能是统治者骗人的鬼话)。然而，没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就是盲目的(这就是说，不仅能导致革命，也能导致反革命，甚至法西斯主义)。³⁵⁷”

后记

这本虽然不长的著作，凝结了相当长时间的激发和沉淀，并受到了许多朋友和亲人的鼓励与支持。首先，要感谢杨小凯博士和陈佩华教授对我最早的智识启发和士气的鼓舞。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及两馆工作人员给予了我必要的支持。我的很多朋友和支持者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每个人的慷慨和热情都让我铭记。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的编辑同事和读者给我最初的写作提供了评论和支持，我的谢意和敬意发至所有这些熟识及不曾谋面的朋友。我的父母亲也属于最早阅读本书篇章的读者群，他们的精神支持、对观点和细节的批评，乃至自身经历的口述，使我——一个非文革运动亲历者，有了想象历史的能力。母亲曾问及书稿的出版，至悲至憾的是，她未来得及亲睹本书付印就病逝了。感谢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的柳阳编辑，他的耐心细致的策划和校对使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战洋，她是我最坦率、最具建设性的批评者，使得书稿在修改过程中，在理论严格、观点平衡和风格近人方面，有了不少改进。依照我长久的心愿，本书献给她。

当然，本书的观点和结论，以及其中难免包含的谬误、含混和不足，都由我个人负责。

童小溪

2011年春 美国纽约州宾厄姆顿市

描述

[←1]

E.P.Thompson: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London:VictorGollancz.1963.E.J.Hobsbawm:OnHistory.NewPress.1997.GeorgeRude:TheCrowdintheFrenchRevolution.OxffordUniversityPress,1959.

[←2]

燕帆:《大串连——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旅游》，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

[←3]

LynnHunt:"ForgettingandRemembering:TheFrenchRevolutionThenandNow,"inAmericanHistoricalReview,October1995.

[←4]

这一派别显然继承米歇莱的浪漫主义的民粹传统，强调普通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5]

分别见:华国锋:《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人民之声》1980年12月特2期;Chan,Anita,1992."DispellingMisconceptionsabouttheRedGuardMovement:theNecessitytoRe-examineCulturalRevolutionFactionalismandPeriodization",inTHE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vol.1,no.1,Fall1992,pp.61-85.MacFarquhar,Roderick,andJohnFairbank.1995.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15.ThePeople'sRepublic.RevolutionswithintheChineserevolution,1966-1982.CambridgeUniversityPress.BillBrugger:China:RadicalismtoRevisionism,1962-1979.CroomHelm,London,1981.阿里夫·德利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纪》总第37期，1996年10月。

[←6]

杨小凯:《再谈“文革”》，《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十月号。

[←7]

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1967年，北京。严家其、高皋:《中国“文革”十年史》，中国问题研究出版社，1987年。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8]

比如有代表性的，是印红标的《1960年代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六年八月号，第三十六期)，文章涉及大字报文本的，只有这样一句:“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甚么?》文章通篇政治攻击，其内容早已是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印红标似乎认为大字报本身的文体、修辞特点，不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整个故事的一部分。

[←9]

EdwardBerenson:“APermanentRevolution:TheHistoriographyof1789,”ModernChina,Winter1995.

[←10]

高默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1960年代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1997年。

[←11]

有关回忆录的批评，见:MoboC.F.Gao,"MemiorsandtheInterpretationoftheCultualRevolution,"BulletinofConcernedAsianScholars,Vol.27,No.1,(Jan.-Mar.1995),pp.49-58.口述史方面，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就是一例。

[←12]

CharlesTilly:PopularContentioninGreatBritain:1758-1834.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

[←13]

网上仍在建设之中的“文化大革命文献馆”就是为了有系统地收集、陈列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性原始资料。网址在:http://geming.20m.com/wenge/wenge.htm。

[←14]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5]

Arrighi,Giovanni,TerenceK.HopkinsandImmanuelWallerstein.1989.“1968:TheGreatRehearsal,”pps.19-33inRevolutionintheWorldSystem,editedbyT.Boswell.NewYork:Greenwood.

[←16]

曾昭宣:《刘少奇1961年湖南农村调查的重要意义》，原载《刘少奇和他的事业——研究选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17]

刘振德:《我为刘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18]

曾昭宣:《刘少奇1961年湖南农村调查的重要意义》，原载《刘少奇和他的事业——研究选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p135。

[←19]

中共长沙县委员会:《实事求是，为国为民》，原载《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p326。

[←20]

译文引自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萧耀先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

[←21]

刘振德:《我为刘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p134。

[←22]

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1958年6月80日。

[←23]

王中杰、陈清林、叶建军:《试析1961年刘少奇湖南蹲点调查》，原载《刘少奇研究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

[←24]

中共长沙县委员会:“实事求是，为国为民”，原载《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p326。

[←25]

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1、23日)。

[←26]

张平化:《回忆少奇同志在湖南蹲点》，原载《我眼中的刘少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27]

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日)。

[←28]

唐振南、王文珍、贺正:《刘少奇与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29]

原载红代会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7月1日，南大卫东赴湘调查组整理。

[←30]

胡绩伟:《胡绩伟自述》，四卷本，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

[←31]

柏福临、陈绍筹、王作坤编:《一代公仆刘少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32]

ClarkMcPhail,TheMythoftheMaddingCrowd.1991.AldineDeGruyter.

[←33]

分别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介绍一个合作社》。

[←3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5]

分别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36]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7]

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p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38]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p50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3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112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4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111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41]

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1、23日)。

[←42]

刘少奇:《在安徽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13日。

[←43]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44]

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1、23日)。

[←45]

《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

[←46]

同上。

[←47]

同上。

[←48]

《刘修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5月21日。

[←49]

《彻底揭发批判在桃园四清中王光美“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革命复辟罪行》，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6月16日。

[←50]

《歪曲，捏造，陷害——关于吴臣问题的一些调查材料》，中共河北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红卫报》，1967年12月29日。

[←51]

《打倒王光美，解放吴臣》，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6月16日。

[←52]

《刘修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5月21日。

[←53]

《刘修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5月21日。

[←54]

《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

[←55]

同上。

[←56]

《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

[←57]

《第三桃园:定兴调查纪实》，七机部新九一五革命造反总部《飞鸣镝》，1967年4月27日。

[←58]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p488，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59]

刘晋峰:《陈伯达与小站“四清”》，《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

[←6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1125。

[←61]

毛泽东的话引自:《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

[←62]

李新:《“四清”札记》，萧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63]

摘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64]

MichelFoucalt,in"FilmandPopularMemory:AnInterviewwithMichelFoucalt,"tr.MartinJordin,RadicalPhilosophy11(Summer1975):25,26;quotedbyAlanMegill,"Foucault,Structuralism,andtheEndsofHistory,"JournalofModernHistory51(1979):500.

[←65]

毛泽东一天前(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有一段讲话，这段带有别人插话的讲话记录，远没有《炮打司令部》流传之广，但话说得更坦率、更直接，记录如下(根据不同版本的补充):“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66]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p102-103。令人遗憾的是，金春明所著另一本稍长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对五十天复杂情况的描写就更加简短和片面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共六百多页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对此事有四行字的提及(p404)，说法与金著相同。

[←67]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68]

比如，在这期间的“文艺小整风”中，美术学院的模特写生在“极左”的影响下被废除了。毛泽东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等人就此事给江青的信上批语，并转给陆定一、康生、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才纠正了此事。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p39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69]

可参考刘少奇1964年9月16日所作的《关于“四清”、“五反”蹲点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不是‘左’倾危险。......我跑了几个省，都碰到他们开三级干部会，他们的发言我都看了，没有一个是怕右的，全都是怕‘左’。”

[←70]

分别见: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196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71]

刘少奇同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部分组员的谈话(1966年6月20日)。

[←72]

刘平平日记，1966年7月14日、1966年6月30日。

[←73]

刘少奇:《在听取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讲话》，1966年7月11日。

[←74]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首都中学红代会《兵团战报》1967年4月10日;《炮打刘少奇——控诉刘少奇在北师大一附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北京大学《革命串连报》，1967年1月9日。

[←75]

物理系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年6月28日。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调查组:《斩断邓小平伸向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黑手——关于邓小平残酷镇压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革命派罪行的调查报告》，《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76]

胡启立:《邓小平是镇压师大女附中革命学生的黑司令》，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77]

《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78]

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调查组:《清算邓小平在干部、教师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六年六、七、八月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和校筹委在干部、教师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79]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其他有关清华大学五十天的材料:《清华大学蒯大富同学大字报选》，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传队编，1967年;吴英碌:《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对我的迫害》，《井冈山》1967年4月6日;《在幕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老实话》编选，1967年3月。《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刽子手——原清华工作组长叶林同志发言》，《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

[←80]

薄一波在视察清华大学时与蒯大富的对话(1966年6月19日)。

[←81]

这个数字出自《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周恩来1966年8月5日凌晨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整个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将近一万人，从各地各战线、全国调来”。

[←82]

托德坚回忆录，http://www.geocities.com/sltao_ca/fyrs.html。

[←83]

八八队金教“六·一○”战斗组《愤怒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们的迫害》，红代会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北京公社》1967年4月20日。

[←84]

另一种稍有不同的记载是:事件的“起因是这个工作组明显地有目的地把矛头引向在地质学院深得人心，特别是为教师和学生拥护的院长高元贵，因此在六月十六日地质部来人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限期作出检查后，六月二十日，地院出现了两千多群众包围工作组驻地请愿的场面，参加者大多是教师和学生。”(托德坚回忆录，http://www.geocities.com/sltao_ca/fyrs.html)

[←85]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p49-53，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

[←86]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p49-53，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

[←87]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p49-53，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

[←88]

《大事记》，p56;王年一认为:这个数字“与事实出入很大，有的出版物中沿用了这个极不准确的说法”。此问题待考。

[←89]

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1971年，香港友联研究所。广州《红旗报》，1967年6月24日。

[←90]

《彻底批判王任重工作组在武汉大学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武汉红卫兵三司《东方红》1967年5月11日。

[←91]

《王任重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武汉墨水湖中学革命师生入狱记实》，首都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批陶战报》，1967年3月14日。

[←92]

李志宇:《愤怒控诉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代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

[←93]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革命造反队:《王任重，我们要跟你算账!》，《井冈山》1967年X月X日。

[←94]

《春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九六五年十一月——一九六八年三月》，p14，长春公社五○三战斗队编。

[←95]

《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重庆大学“六·一八”事件纪实》，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八·一五战报》，1967年6月18日。

[←96]

《炮轰〈新华日报〉——揭开“六·一三”事件的盖子》，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红卫兵报》，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于1966年7月21日同中央局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中，曾提到:“那么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了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

[←97]

《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简介》，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98]

物理系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年6月28日。

[←99]

《大事记》，p72。

[←100]

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段》，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p8。

[←101]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外学者如杰姆逊对中国文革的评价，也接近这种“意识形态领域革命论”。这里所说的评价，当然是指承认文革的某种正面意义的那些评价，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观点，对其批评可参考有关文章:司养眼:《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农村政治的民主化——北方农村文革中的变迁》，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以上两篇见《中国与世界》1997年2月)，高默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1997年)，李宪源:《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新呐喊网站:http://leftvoice.8u8.com)。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人性，比如文革中提出破私立公、狠斗私心一闪念等口号。这种观点的主要问题是:把文革的目标和实践都过于简化，因为“破私立公”是不足以概括文革思想的全部内容的，比如:“社会主义新人”很重要的一条内容还包括反潮流、独立思考等。我的讨论主要不是和这种观点对话，因为强调思想道德教育是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其影响在文革前乃至文革后一直存在，和这里所关心的文革运动中社会矛盾的性质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102]

比如:有关北京市东城区十字坡幼儿园的材料:徐建华:《血泪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色职工》1967年1月29日。

[←10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24。

[←104]

MauriceMeisner:Mao'sChinaandAfter:AHistoryofthePeople'sRepublic,ARevisedandExpandedEditionofMao'sChina.TheFreePress,1986.p322.

[←105]

夏尔·贝特兰:《苏联国内阶级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06]

PaulSweezy:Post-RevolutionarySociety.MonthlyReview,1980.p111.

[←107]

AlbertSoboul,TheSan-Culottes:ThePopularMovementandRevolutionaryGovernment1793-1794.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0.xix.批评者自己也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代表人物，因此这属于马克思学派的自我批评。

[←108]

LynnLynnHunt,Politics,Culture,andClassintheFrenchRevolu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p3-10.InnamuelWallerstein,TheFrenchRevolutionasaWorld-HistoricalEvent.SocialResearch,LVI,1,Spring1989.

[←109]

Soubul:同上页1。GeorgeRude:TheCrowdintheFrenchRevolution.Ox-ffordUniversityPress,1959.这些新历史学派的学者大多仍属于马克思主义方向。有关法国革命的语言研究:Hunt:同上页2。WilliamSewell:WorkandRevolutioninFrance:TheLanguageofLaborfromtheOldRegimeto1848.CambrigeUniversityPress,1980.

[←110]

JamesHarveyRobinson:"RecentTendenciesintheStudyoftheFrenchRevolution,"AmericanHistoricalReview,11(1906):529-47,pp532.[2]传统的文化研究方法的代表是:LucienPyeandSydneyVerba,eds.PoliticalCultureandDevelopment.PrincetionUniversityPress,1965.RichardSolomon:Mao'sRevolutionandChineseCultur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1.新文化研究方法的代表是:CliffordGeer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BasicBooks,1973.E.P.Thompson: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London,1963.以及上面提到的:Sewell,1980.LynnHunt(ed):TheNewCultural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

[←111]

周恩来十月三日接见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中，有更详尽的分析说明。领导人讲话材料，除注明者，皆来自《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编，1997年，该汇编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全国文艺界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及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总部1966年11月编印的《中央首长有关文化大革命讲话材料汇集(一)(二)》、北京汽车分公司文革大字报办公室1966年12月编印的《大字报选·第一、二集》、北京工商管理专科学校印刷厂“红印工”战斗队1966年12月13日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宣传组1966年12月编印的《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1967年3、4、5月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第1、2、3、4集)、国家科委系统红卫兵联络部1967年1月编印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集(第一、二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1967年2月编印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长讲话(一九六七年一、二月)》、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1966年12月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112]

按照当时的办法，是由群众的揭发、辩论来决定一个领导人“是不是走资派”，在实践中，群众在语言上所创造的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将斗争的形式分成“火烧、炮轰、打倒”这几个级别层次，这样为群众一开始怀疑当权派、给他提意见(即火烧)提供了一定合法性。

[←113]

刘少奇:在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时的指示，1966年7月13日。

[←114]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在北京五十五中的表现》北京中学红代会《中学战线》1967年7月12日。

[←115]

唐夕阳《血泪控诉》，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勤务部宣传部《大喊大叫》1967年2月22日。

[←116]

对于文革中的迫害与反迫害，有必要专文论述。有关同一期间北京市中学的情况，可参考相关的原始材料:《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血和泪的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在北京女三中的滔天罪行》，首都红军兵团宣传部《红军战报》1967年3月8日《;关于刘邓工作组在六十七中干部问题上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调查报告》，北京中学红代会《中学红卫兵》1967年5月20日;曹家珍(北京西城宣武门小学):《红心永向毛主席》，北京市小学红旗造反团《首都红旗》1967年2月7日。以上材料都将陈列于网上文革文献馆:http://geming.20m.com

[←117]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p89。

[←118]

红代会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战斗报》编辑部干部问题调查小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又一铁证(北京广播学院干部问题调查报告)》，《首都红卫兵》1967年4月29日。

[←119]

《大事记》，p90。

[←120]

赵欲李:《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干部的迫害》，北航《红旗》1967年4月6日。

[←121]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院执行情况的调查报告》，(这篇调查报告还透露:十一月初，造反派造了张学文的反，“首都红卫兵”的头头为了效忠校党委，马上采取报复，一夜之间有组织有计划地抄了二十二名运动中因敢于造反而被打成“反党分子”、“叛徒”的普通政工干部的家，有意转移锋芒。可见两派的分裂、保守派的优势一直延续到十一月。)《我院“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典型——揭露基础课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4月25日。有关调查报告还显示:工作组对七月底、八月初的政策和话语转变，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把对工作组“没有放手发动群众”的批评，理解为“左”的不够、残酷斗争的程度不够，然而，他们不理解，恰恰是他们“太左了”的作法，导致了群众的怨恨。调查报告说:矿院工作组撤走前检查自己犯了“右倾”的错误，表现是“该斗争的没及时斗争”“对重点人物‘右倾’”，“该打威风的没打威风”。于是，筹委会要克服“右倾”，就大搞挂牌、游斗等武斗方式。

[←122]

周泉缨:《我心中的文革》。为了和那些烘托渲染“十年浩劫”的文章相区别，而强调本文是以分析为目的，这里再次提醒读者:这是支持党委体制的保守势力的政治恐怖。

[←123]

仲维光:《“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北京之春》第41期(1996年10月)。

[←124]

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数据选编，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一九六七年七月。《大事记》所载的时间和细节略有不同:“下午二点许，清华自控系红卫兵提着皮鞭铁棍抢占了广播台。五点，十二校红卫兵二千余人跑步，进清华园，实行戒严。.........然后，他们就按照得到的名单闯入宿舍捉拿‘混蛋’、‘右派’，进行抄家。”

[←125]

《大事记》，p55,62。

[←126]

RichardRubenstein:AlchemistsofRevolution:TerrorismintheModernWorld.BasicBooks,1974,p128.

[←127]

按照地院“东方红公社”的一篇文章，“东方红”战斗队是8月8日成立的，其对立派别是地院“势力强大”的保工作队的“斗批改”兵团。见《:我们是怎样在斗争中平反的》，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1966年11月30日。

[←128]

《大事记》，p59。

[←129]

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一九六七年七月。

[←130]

《对西城区三十六所中学和市区教育机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情况调查报告》，北京新四中公社《新四中》，1967年3月17日。关锋在地质学院同学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28日。

[←131]

根据1966年11月19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同学时的谈话记录，江青有这样一段谈话:“何长工，对地院同学受害(声音已变)我真想跟你们一块去。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听了十分气愤。同志们，如果我不是主席的老婆我就要和你们坐在一起。(激动的哭起来，全场激动的流下了热泪)。”

[←132]

地院“东方红公社”在《我们是怎样在斗争中平反的》这篇文章中写到:“在那艰难困苦的时日里，我们的同志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多少双素不相识的、亲切支持的手向我们伸来!”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1966年11月30日。

[←133]

《大事记》，p65。李富春同志召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同学的讲话(1966年10月9日)。

[←134]

北航红旗追穷寇兵团:《这是一批哪路人马》，北航红旗战斗队《红旗》1967年1月15日;首都新兵:《把反革命组织“西纠”拿出来示众——西城纠察队罪行录》，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1967年3月9日。

[←135]

但原材料注明:此处日期可能不对。

[←136]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都打李总站教育系统联络站《教育革命》1968年第6期。

[←137]

《叶飞向全省人民作检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师院分部《曙光报》1967年1月9日。

[←138]

《揪出杨明，彻底揭开安徽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安徽合肥工人第一革命造反司令部《红旗报》，1967年5月2日。

[←139]

《浙江“文革”纪事(1966.5--1976.10》，p12，程超、魏皓奔主编，《浙江方志》编辑部，1989年。虽然描述比较含蓄，但明显这是一例挑动群众斗群众、镇压迫害敢提意见的学生的恶性案例。

[←140]

《韦国清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忠实执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报》1967年5月10日。

[←141]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都打李总站教育系统联络站《教育革命》1968年第6期。

[←142]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红色造反派《红色造反报》1966年11月25日的文章《王任重的反动理论——“秋后算账”必须彻底批判》提到:“九月份在全国不少地方发起向革命少数派的反扑”。

[←143]

杨小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五月号。中学“红代筹”十二中队八一九战斗队:《绝不许王延春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新长沙报》1968年6月1日。

[←144]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都打李总站教育系统联络站《教育革命》1968年第6期。

[←145]

《一批反革命的“自白书”——江西省委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行材料选编》，中央戏剧学院红色造反团《红色造反报》1967年2月9日。

[←146]

杨小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五月号。中学“红代筹”十二中队八一九战斗队:《绝不许王延春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新长沙报》1968年6月1日。

[←147]

WilliamHinton,HundredDayWar:TheCulturalRevolutionatTsinghuaUniversity.MonthlyReviewPress,1972.p83-85.翻译是笔者的。

[←148]

比如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写到:“人们可能读过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忆》。在书中，季先生详尽地描述了‘文革’中，北大大造反派聂元梓等人整人害人的罪恶行径。凡读过此书的人，对北大造反派的狠毒，一定有所了解。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

[←149]

有关集体抗争中的行为套路(repertoireofcontention)的研究，见:CharlesTilly:PopularContentioninGreatBritain:1758-1834.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

[←150]

StephaneCourtoisandothers:TheBlackBookofCommunism:Crimes,Terror,Repress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OriginallypublishedinFrance,1997.

[←151]

罗伯特·威廉(RobertFranklinWilliams,1925-1996)，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和马丁·路德·金的朋友，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称威廉为“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以绑架嫌疑被联邦调查局追捕，1961年至1965年曾在古巴避难;根据文革前夕中国报刊的报道，威廉夫妇于1965年来到中国进行政治避难。威廉于1969年回到美国后被捕，1975年有关指控被取消，威廉被释放。有关卢森堡夫妇案例，可见Meeropol,RobertandMichael.WeAreYourSons,TheLegacyofEthelandJuliusRosenberg.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86.HowardZinn:APeople'sHistoryoftheUnitedStates:1492-Present.HarperCollinsPublishers,1999.保罗·罗伯逊案例，可见罗伯逊的自传:PaulRobeson:HereIStand,Beacon,1971.

[←152]

LyfordP.Edwards,TheNaturalHistoryofRevoluti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27.CraneBrinton:TheanatmoyofRevolution.EnglewoodCliffs:PrenticeHall,1938.

[←153]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p66。

[←154]

《走访人民日报编辑部》，时间:10月14日，访问者:化工学院“飞舟”战斗组;被访者:编辑部周修庆。

[←155]

《戚本禹同志九月六日在二七机车厂(原长辛店机车厂)工具车间讲话纪要》。

[←156]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红旗》1966年第14期，11月1日出版。又例:1966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申诉告状的师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说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一般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去批判。只有那些坚持反动路线不改的，或者本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或者是两面派，表面上站在党中央、毛主席这一边，讲一些革命的话，背后搞阴谋破坏，象你们知道的前北京市委彭真，这就超过了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或本来就属于敌我矛盾。”

[←157]

江青的讲话全文是:

同志们，同学们:

你们好!我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体同志问你们好!向你们致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重要的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在斗争的考验过程中发展和传达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团结那些受蒙蔽的人，孤立和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中央在十月五日批准了军队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现在，请张春桥同志向同志们宣读好不好?(答:好!)

[←158]

《春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长春公社五○三战斗队编，p40。

[←159]

《周总理、张春桥同志接见清华大学要求王光美同志回校检查的八个组织代表的座谈纪要(1966年10月9日)》。

[←160]

《戚本禹同志接见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等革命组织的讲话》(1.8人大会堂)。

[←161]

《我们是怎样在斗争中平反的》，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1966年11月30日。

[←162]

对这两个著名案例，我将以单独的文章和原始文件加以说明。属于这一类案例的几份典型的原始文件还包括:张迅如:《愤怒控诉旧北京市委对我的政治迫害》，北京市教育革命联络委员会《教育革命》1967年7月14日。赤宇:《控诉彭罗路线对我的迫害》，广州公安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公安红旗》1967年12月。魏存桂:《高等学校“下等人”的遭遇——愤怒控诉万恶的修正主义教辅制度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的迫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1967年12月6日。

[←163]

几个比较典型的材料是:上海“六○事件”赴京控告团:《骇人听闻——上海“六○事件”》，1967年1月;《血和泪的三年》，革命知识青年广州钢荔总编辑部《支农红旗》第7期，1968年1月;有关广州“工读六百”事件的报道，载于广州新一司工读八三一战斗团《八三一》，1967年12月。一篇有关下乡知青参与文革的研究:StanleyRosen:TheRoleofSent-DownYouthin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TheCaseofGuangzhou.InChinaResearchMonograph,No19,InstituteofEastAsianStudies,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ley,1981.

[←164]

如在湖北武汉“:......省委、市委出动大批囚车大肆逮捕学生，毒打学生，镇压学生运动。中学生占绝大多数。张体学自己检查都逮捕了100多，有的至今还未放出。”(《关锋、戚本禹同志11月18日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165]

《愤怒揭发镇江旧市委迫害郭嘉宏烈士的真相》，镇江市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会《红色战报》1967年6月15日。

[←166]

《是可忍孰不可忍——记郭嘉宏烈士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经过》，镇江市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会《红色战报》1967年6月15日。

[←167]

可参看:《触目惊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血淋淋事实》，《红旗报》1967年1月22日。

[←168]

分别见:《“五·一六”通知》，《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王力、贾一学、李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还可参看《关锋同志十二月十一日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行文可看出是对接待工作人员的讲话，关锋说:“......用大民主这样一个方式来监督各级领导机关实在十分重要，造成一种社会风气，群众可以批评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宪法的民主变成人民民主的自由，真正变成实际行动，这对我国的政治生活将发生深远的政治影响。有些省的、部的负责人是好人，有些世界观没改造好犯了错误，让群众冲一冲没有什么不好，过去历次运动都整下边，省委书记作了几十年没有检讨过，从没公开向群众检讨过，让这些同志公开向群众检讨确实不容易，让群众冲一冲没什么不好。大家知道前几年安徽发生那样大的事情，X东也发生那样大的事情，XXX畏罪自杀，搞的简直是法西斯专政，有一个同志被打成反党分子，他的爱人要到省委、北京去告状，就叫X的人知道，就叫公安局派两个便衣跟踪、盯梢，到车站后不问三七二十一关了一年多监狱，中央还不知道，如果有今天这样的大民主就可以上街贴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前，上北京告状，中央即可查清这回事。”

[←169]

前后矛盾的是，到七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和他的学生把“全面内战”作为文革的“三分错误”之一，而不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生死大搏斗”的具体表现。还应提到的是，在民间，曾经存在着“异端”解释，将两派冲突理解为人民大众反对官僚特权阶级的斗争，甚至把“全面内战”看成是“国内革命战争”。见湖南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6日)。

[←170]

《大动乱的年代》，p9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71]

引文摘自《大事记》。明显的例外是，造反派中的个别“异端”言论，如湖南省无联所作的分析，无论是否正确，在学理分析和逻辑性上都要强一些。

[←172]

《周总理十月二十二日在国务院小礼堂的讲话》，场合是接见北京各校原“多数派”代表近一百人，座谈纪要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二司)整理的。

[←173]

《王力同志的讲话——11.9政协礼堂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连革命师生的讲话》。

[←174]

《陶铸十一月十二日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时的讲话》;《陶铸十一月十六日接见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的讲话》。

[←175]

《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外地来京申诉告状的师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原材料注明:“1966年11月27日，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参阅。”《周总理12月13日凌晨接见院文革代表时的讲话》，地点:中南海会议室，时间:13日凌晨2:05-4:40。

[←176]

这桩迫害事件，属于典型的官方集体迫害案例。在文革运动初期，一些省市委领导人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理解为迫害、驱逐黑五类分子或其他领导心目中的“不良分子”。一份谈话记录——《康生同志十一月十五日对新疆“少数派”的讲话》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文字，透露了类似一桩官方迫害事件，及造反派群众对该事件的态度:康生同志讲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新串连一同志问:“中央是否有这样的指示，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牛鬼蛇神都赶出城市”?康生回答，“没有这样的指示。”(这位同学拿出乌地区红卫兵总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公布的(66)纠字第四号通令交给康生同志看。(按:这是多数派组织发出的通令，发出后得到自治区党委的配合执行。但这是一个有严重错误的通令。我团[指“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及其他革命“少数派”社团发出通告，宣布这一通令无效——记录整理者的按语)这位同学作说明说:“这个通令发出后，乌鲁木齐公安机关配合活动。乌鲁木齐不但把是五类分子牛鬼蛇神往外赶，还有的不是五类分子，牛鬼蛇神也往外赶。我们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的同志与自治区党委联系多次都没有解决。我们认为这样作法是不合适的。我们找王恩茂同志多次，十一月三十日[原文如此]找王恩茂等了八个小时都没有解决，我们觉得这是形左实右的，特别在现在自治区有些单位才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些在前一时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还没有平反。”

[←177]

无产阶级政权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尖兵战斗组》:《揭穿省市委利用公安局镇压革命群众的阴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师院分部《曙光报》1967年1月9日。[2]《周总理接见北京建工院八一战斗团、井冈山部分战士的谈话》(1.7凌晨在中南海)。

[←178]

《李富春同志的讲话(10.9召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同学)》。

[←179]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十月九日上午在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材料来源注明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

[←180]

《周恩来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九时三十分在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座谈摘记》。

[←181]

湖南建湘瓷厂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赴京战斗小组:《长沙工人来信:第三司令部的革命闯将在湖南工厂里的革命行动好得很!》，首都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1966年12月2日。

[←182]

原载1966年12月2日《首都红卫兵》;类似这种通牒书是当时的流行文体，另一例是: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关于查封沈阳市公安局和到沈阳市公安局索取黑材料告全市革命群众书》，1967年1月16日《八三一战报》。

[←183]

《以铁的事实戳穿谎言——军事科学院某些负责人调动解放军斗学生罪责难逃!》《首都红卫兵》1966年12月4日。另据记载，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在事件之后才加入首都三司的。

[←184]

王超:《广州电影界的造反者——珠影东方红》，中报周刊，1969年，p71-75。

[←185]

NealeHunter,ShanghaiJournal:AnEyewitnessAccountoftheCulturalRevolution.F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s,1969,p111-131.翻译是笔者的。

[←186]

《灰厂“一·五”流血事件》，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红色造反报》1967年1月12日。

[←187]

《周总理十二月九日的讲话》。

[←188]

《浙江“文革”纪事》，p21。有关官方文件材料放军区保存的先例和根据，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8日晚)中回答问题中有一项:“其他文件(简报、会议材料)大区、各省可带回一份，中央各口可带回一份，如果机关不保险，可以放在军区保存，省市、各部不带回文件了，因为自顾不瑕，如谭XX。”然而，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透露了中央政策的矛盾、两难，从而留给地方党委的极大政策漏洞，文件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地方党委把重要档案材料，电台机要人员和机要交通人员，暂时转移到军事机关，这对保证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保证党内文电的正常传递，是有好处的，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党委，却藉此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塞进军事机关。更恶劣的是，有的地方党委，自己干了这种事，却嫁祸于人，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

[←189]

本报评论员:《从平反开刀》，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革命工人报》，1967年1月12日。

[←190]

不仅如此，在文革运动中，甚至“文革”这个词本身也是如此:比如:群众出版物上会出现这样的文字:“文革的作法完全违反了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但第一个“文革”是指本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等等。这其实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中话语争夺的情形。正因为如此，笔者在文章中，根据上下语境，使用“文革运动”、“文革群众运动”等。亦因为围绕“文革”一词的话语争夺还没有严重到象“红卫兵”那样的程度，所以笔者没有象放弃“红卫兵”那样放弃“文革”这个词。

[←191]

比如:赵聪:《文革运动历程述略》(四卷本)，友联研究所，1974年，第二卷，p545。现有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编年资料中，该书少见地采取大量的原始文件与叙述相结合方式。然而，该著作的致命缺陷是:在观念和语言上受港台的反共八股的影响较深，比如以所谓“毛林派”与“反毛林派”来概括派别分歧，因而严重妨碍了叙述分析的准确性。

[←192]

梁梁执笔，《中国青年》1986年第10期。

[←193]

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p110。

[←194]

任知初:《“红卫兵”与“嘻皮士”:历史的试验品、试验者和试验》，明镜出版社，1996年。

[←195]

根据郑义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的说法，三论的作者是骆小海，《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作者是熊刚。见《北京之春》第42期，1996年11月。

[←196]

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p112。遗憾的是，无法找到这些学校学生组织最早成立的材料，造成这里叙述的缺欠。

[←197]

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p124。

[←198]

《彻底砸烂刘少奇的反动血统论》，《兵团战报》1967年4月27日。

[←199]

《蒯大富六月二十二日给北师大女附中的一封信》，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传队编《清华大学蒯大富同学大字报选》。

[←200]

郑义:《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仲维光:《“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仲维光文章说:“在清华附中也有一大群干部子弟，但是和四中以及师大女附中等校的区别是，很少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薄一波这种最高层的领导人的子弟，在清华附中有的是一些部级领导人的子弟。这也造成了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特点。”《北京之春》第41期，1996年10月。

[←201]

仲维光:《“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

[←202]

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p125。

[←203]

仲维光:《“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

[←204]

在对联这种群众极其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的语言和文字形式之上，“鬼见愁”对联更被谱曲(作曲者不详)，成为同样为当时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政治歌曲形式。以下是少数派传单上所登载的一个版本，歌词已经按照少数派的观点修改过了:

[←205]

《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二十一世纪》总第13期，1992年10月。

[←206]

《中国青年报》1989年6—7月连载。

[←207]

有关江青这天的讲话，在后来的一份谈话记录中有所提及，《中央文革小组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座谈纪要》(1967年1月4日)记载:“同学(谈到对联和江青八月六日的讲话):我们要看你的讲话，他们[显然是指“血统论”观点的老红卫兵]就保密，我们贴了三次，他们撕了三次。”还记载:李峰给康生同志写了一个条子，问谢清泉是不是谢镗忠的儿子?说他干的两件事。康老递给江青，江青对谢镗忠说:“回去让你的儿子去派出所自首。”这时康生说:“那就是老子革命儿混蛋么!”

[←208]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209]

又题为《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210]

从一些原始材料中，可以感受到谭力夫讲话所引发的巨大震荡，比如:《就谭力夫发言问题访问解放军报社》(时间:1966年10月9日;访问者:南开大学物理大队“东方红”评论员等;被访者: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刘诗)，和《走访人民日报编辑部》(时间:10月14日;访问者:化工学院“飞舟”战斗组;被访者:周修庆)。

[←211]

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p62-63。

[←212]

《彻底砸烂刘少奇的反动血统论》，《兵团战报》1967年4月27日。

[←213]

《邓小平及一家文化大革命中部分活动大事记》，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

[←214]

分别见:《江青、朱德、康生同志在北大批判张承先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4日;《周总理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凌晨)。

[←215]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数据选编》。

[←216]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都打李总站教育系统联络站《教育革命》1968年第6期，p44-47。

[←217]

《揭天津市委在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完中联络站所干的罪恶勾当!》，天津中学红代会《中学红卫兵》1967年5月4日。

[←218]

《在干部子女学校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刘氏干部子女学校是封、资、修贵族学校的翻版》，原载《春雷》砸烂干部子女集中制、批判“联动”思潮专刊续编，1967年12月;首都八一学校东方红公社主办。

[←219]

《特权与“联动”反动思潮》，原载《春雷》砸烂干部子女集中制、批判“联动”思潮专刊续编，1967年12月;首都八一学校东方红公社主办。

[←220]

《我要控诉反党篡军大头目贺龙》，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体育战线》1967年2月9日。

[←221]

向东辉:《高干子女的特权思想与资本主义复辟》，原载《春雷》砸烂干部子女集中制、批判“联动”思潮专刊续编，1967年12月;首都八一学校东方红公社主办。

[←222]

清华附中红卫兵《:自来红们站起来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兵团战报》，1966年11月26日。

[←223]

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p132。

[←224]

新四中公社1216红卫兵:《这就是“特权”!》原载《春雷》砸烂干部子女集中制、批判“联动”思潮专刊续编，1967年12月;首都八一学校东方红公社主办。

[←225]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数据选编》。

[←226]

传单的署名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化工学院附中红卫兵，日期为1966年8月30日，并注明“北京市印刷机修配厂全体革命职工翻印”。

[←227]

《八·二四事件是怎么回事?》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公社合编:《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1966年10月7日。

[←228]

《把“西纠”的后台余秋里揪出来》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联络委员会红卫兵联队《进军报》1967年4月1日。文中多处出现《XX日报》，经过上下文对比，应为《工人日报》，已经改正，其他数处可能是指《人民日报》，但没有改正，如有讹误，责任在笔者。

[←229]

首都新兵《:把反革命组织“西纠”拿出来示众——西城纠察队罪行录》，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1967年3月9日。

[←230]

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一定要坚持文斗》，《红旗》12期(9月17日出版)。

[←231]

《对西城区三十六所中学和市区教育机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情况调查报告》，北京新四中公社《新四中》，1967年3月17日。

[←232]

首都新兵《:把反革命组织“西纠”拿出来示众——西城纠察队罪行录》，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1967年3月9日。

[←233]

《把“西纠”的后台余秋里揪出来》，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联络委员会红卫兵联队《进军报》1967年4月1日;首都新兵:《把反革命组织“西纠”拿出来示众——西城纠察队罪行录》，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1967年3月9日。

[←234]

记载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都打李总站教育系统联络站《教育革命》1968年第6期，p44-47。

[←235]

《红旗报》1967年1月22日。有关这两起事件，一篇文章指控说:“吴X纵容西纠，六中打死王光华、徐沛田之事，他是知道的，但却不做处理，不上报中央!”(首都新兵:《把反革命组织“西纠”拿出来示众——西城纠察队罪行录》，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1967年3月9日。)这里吴X显然是指北京市委的吴德。同样性质的材料还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血腥产物——记“北京一中”监狱》;《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血和泪的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在北京女三中的滔天罪行》。两篇皆载于:首都红军兵团宣传部《红军战报》1967年3月8日。《彻底肃清反动“血统论”在八一学校的流毒》，首都八一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主办《春雷》摧毁“联动”组织、批判“联动”思潮专刊，1967年9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所编的《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数据选编》，也有类似的部分。

[←236]

《触目惊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血淋淋事实》，《红旗报》1967年1月22日。

[←237]

仲维光:《“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

[←238]

《中学文革报》1967年2月10日。

[←239]

RichardRubenstein:AlchemistsofRevolution:TerrorismintheModernWorld.BasicBooks,1974.然而，笔者仍然希望强调:“老红卫兵现象”和法西斯主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史上的右翼恐怖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240]

《就谭力夫发言问题访问解放军报社》(时间:1966年10月9日;访问者:南开大学物理大队“东方红”评论员等;被访者: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刘诗)，和《走访人民日报编辑部》(时间:10月14日;访问者:化工学院“飞舟”战斗组;被访者:周修庆)。

[←241]

首都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立即取缔西、东城区纠察队》;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第五号通令:《解散“纠察队”》，《红峰报》1966年12月30日。

[←242]

AristideZolberg:"MomentsofMadness,"PoliticsandSociety2:183-207,1972.

[←243]

《大事记》，p138-139。11月8日的事件起因于中央戏剧学院-军事科学院的“十·二七”抢黑材料事件，详情可见:《以铁的事实戳穿谎言——军事科学院某些负责人调动解放军斗学生罪责难逃!》《首都红卫兵》1966年12月4日。

[←244]

《造反记──兼驳几种谬论》，二司《东方红》，1966年11月27日。

[←245]

《周总理十二月九日的讲话》;首都新兵:《把反革命组织“西纠”拿出来示众——西城纠察队罪行录》，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1967年3月9日。

[←246]

《大事记》，p139。《大事记》还说:“清华大学红卫兵”易振亚在会上跳出来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然而，《看!十二月黑风》记载易振亚的讲话是在林院辩论会上。情况可能是:当天分别开了联络员会议和辩论会，易振亚在两个会上作了内容相似的发言。

[←247]

《看!十二月黑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报》1966年12月22日。

[←248]

载周明等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五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

[←249]

LynnHunt,Politics,Culture,andClassintheFrenchRevolu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p38-39.

[←250]

《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251]

《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内容介绍》《，春雷》摧毁“联动”组织、批判“联动”思潮专刊，1967年9月;首都八一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主办。

[←252]

《戚本禹、姚文元、王力同志十二月二十二日与北工大“东方红”公社社员座谈纪要》。

[←253]

谭力夫:《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人民日报》1978年5月17日。

[←254]

《王力、戚本禹同志十二月二十二日与首都部分红卫兵座谈纪要》。

[←255]

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bcaf056b561252d380eb6e42.html

[←256]

可对比“首都新兵”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上对同一事件的记载。

[←257]

百虎:《第一次“联动”大会目击记》，《华夏文摘》增刊156期，1998年。

[←258]

北京三中遵义兵团:《打倒特权思想》，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中学版)1967年1月31日。

[←259]

赵淮海:《也谈“文革”》，《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一月号。

[←260]

编者按:《一篇值得深思的发言》，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中学版)1967年1月4日。

[←261]

《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内容介绍》;首都八一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春雷》摧毁“联动”组织、批判“联动”思潮专刊，1967年9月;乔伊、徐雅雅:《“联动”事件始末》。

[←262]

《“联动”在海淀的重要据点彻底捣毁》，北京中等学校革命教职工红色造反团《教工战报》，1967年。

[←263]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学院革命造反兵团的《革命造反报》1967年2月16日报道。

[←264]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数据选编》。

[←265]

杨小凯:《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266]

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人民之声》特刊，第二期，1980年12月。p147;《珠影“东方红”》，p101。

[←267]

朱怀章等:《从联动分子被释到工大校园里的一场闹剧》，红代会北工大东方红公社《东方红》1967年5月6日。

[←268]

首都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春雷》第7期，1967年5月24日。

[←269]

按照《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记载，老红卫兵还办有刊物《准备!》(红色封皮，上书“准备”两个大字，下方空白无字)。

[←270]

赵淮海:《也谈“文革”》，《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一月号。

[←271]

红卫兵农垦战斗团红色造反小分队:《揭露陶铸支持“红卫兵农垦战斗团”的政治阴谋》，首都批判刘邓陶联络委员会《批陶战报》1967年4月10日。

[←272]

《西安市第一保育小学是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圃》，《春雷》砸烂干部子女集中制、批判“联动”思潮专刊续编，1967年12月;首都八一学校东方红公社主办。

[←273]

新疆八一中学瑞金红旗:《坚决砸烂新疆的“联动”》，《春雷》摧毁“联动”组织、批判“联动”思潮专刊，1967年9月。

[←274]

MauriceMeisner:Mao'sChinaandAfter:AHistoryofthePeople'sRepub

[←275]

文件收录在:《红卫兵资料》，Vol18,CenterforChineseResearchMaterials,AssociationofResearchLibraries,WashingtonDC,1975,P5644-5655

[←276]

“微观政治”的概念，见:MarcJ.BlecherandGordonWhite:MicropoliticsincontemporaryChina:atechnicalunitduringandaftertheculturalRevolution.M.E.Sharpe,1979.

[←277]

比如:《周总理十一月十五日接见天大、南大、师院红卫兵联合总部代表座谈会的讲话》。

[←278]

《北京日报》红色工人造反队、长缨战斗队、东方红兵团:《所谓的“北京日报革命造反委员会”是什么货色?》1967年1月24日。

[←279]

1967年1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

[←280]

《告全市革命造反派书》见《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卷，丁望主编，明报月刊社，1970年，p498。《倡议书》及发起单位见赵聪:《文革运动历程述略》第二卷，友联研究所，1974年，p536。

[←281]

《北京日报》革命造反委员会:《一个形“左”实右的代表作——评所谓“首都革命造反派创立新〈北京日报〉联合委员会”一月二十四日〈通告〉》，1967年1月26日。

[←282]

《所谓的“北京日报革命造反委员会”是什么货色?》

[←283]

《北京日报》革命造反委员会烈火战斗队:《你们的大方想全然错了!》1967年1月29日。

[←284]

《北京日报》1967年1月20日。

[←285]

《北京日报》东方红兵团:《新生的〈北京日报〉在红色的革命风暴中诞生!》1967年2月3日。

[←286]

《一个形“左”实右的代表作》。

[←287]

北京政法学院“红旗”战斗团、红卫兵驻北京日报联络站:《戳穿新阴谋打退新反扑〈北京日报〉必须走彻底革命的道路》，1967年1月19日。

[←288]

《你们的大方向全然错了!》

[←289]

北京景山学校东方红:《“新生”的〈北京日报〉企图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引向何方?》1967年1月25日。

[←290]

《新生的〈北京日报〉在红色的革命风暴中诞生!》。

[←291]

《一个形“左”实右的代表作》。

[←292]

《新生的〈北京日报〉在红色的革命风暴中诞生!》。

[←293]

《所谓的“北京日报革命造反委员会”是什么货色?》;《新生的〈北京日报〉在红色的革命风暴中诞生!》。

[←294]

北京师大井冈山公社驻北京日报大队、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驻北京日报联络站、首都井冈山兵团、北京日报造反委员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1967年1月30日;《新生的〈北京日报〉在红色的革命风暴中诞生!》。

[←295]

《戳穿新阴谋打退新反扑〈北京日报〉必须走彻底革命的道路》。

[←296]

《“新生”的〈北京日报〉企图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引向何方?》

[←297]

《坚持原则，坚持团结》。

[←298]

首都井冈山兵团:《社会上反康生同志的反动活动与“联委会”无关吗?》1967年1月30日、《郑重声明》，1967年1月27日。

[←299]

《大事记》p169;另一版本的《大事记》，第一句是“北大红旗兵团在孙蓬一等人的率领下”。

[←300]

《“新生”的〈北京日报〉企图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引向何方?》

[←301]

《坚持原则，坚持团结》

[←302]

《坚持原则，坚持团结》。

[←303]

《周总理12月3日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员工时的讲话》;《陶铸十一月十六日接见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的讲话》。

[←304]

所谓“官方文革史学”，是指:严家其、高皋:《中国“文革”十年史》，中国问题研究出版社，1987年，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一小部分不同声音”，是指: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人民之声》1980年12月特2期;杨曦光:《评〈中国“文革”十年史〉》，《争鸣》，1990年8月号。杨小凯:《六四醒悟:为文革造反派翻案》，《中国之春》一九九○年八月号;Chan,Anita:"DispellingMisconceptionsabouttheRedGuardMovement:theNecessitytoRe-examineCulturalRevolutionFactionalismandPeriodization;"Unger,Jonathan,"WhitherChina?YangXiguang,RedCapitalists,andtheSocialTurmoiloftheCuluturalRevolution."ModernChina,Vol17No.1,1991.Gao,C.F.Mobo."MaoistDiscourseandaCritiqueofthePresentAssessmentsoftheCulturalRevolution."

[←305]

杨小凯:《再谈“文革”》，《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十月号。

[←306]

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王希哲论文集》，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

[←307]

郑义:《郑义论两个文革》，刘宾雁摘自《历史的一部份——永远寄不出的十一封信》第四封，《开放》，总第66期，1993年。这里还应提到文化大革命民间左派纲领性文件《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作者杨曦光(杨小凯)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和党内文革派发动和支持了群众造反派的反官僚、反迫害的运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政治联盟关系;所谓“互相利用”的说法是无意义的，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建立联盟、互相“利用”。在这一点上，杨曦光是在所有参加过文革造反运动的人士中，自始至终坚持自己原来观点的人。见杨曦光《评〈中国“文革”十年史〉》。

[←308]

Furet,Francois.1981.InterpretingtheFrenchRevolu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1-79.

[←309]

由于在全国各省运动的进程发展不齐，比如在北京发动较早，六六年七月底就已进入了典型的文革运作方式，在一些边远省市则迟至六六年底，将《十六条》的发表作为文革运作方式开始尚有代表性。

[←310]

本书在否定“十年文革”说的同时，毫不否认十月事件的重大意义。与其说它为一九六六年起的阶段打下句号，不如说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新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311]

同上。

[←312]

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民间刊物《人民之声》1980年12月特2期。

[←313]

MacFarquhar,Roderick,andJohnFairbank.1995.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15.ThePeople'sRepublic.RevolutionswithintheChineserevolution,1966-1982.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314]

严家其、高皋《:中国“文革”十年史》，中国问题研究出版社，1987年。

[←315]

《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大约1967年8月，见于多种群众出版物。

[←316]

见杨曦光:《牛鬼蛇神录》，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24章;王绍光:《理性与疯狂》，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20章。

[←317]

“文革”一词本身具有一定的歧义性:文革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作为新阶段的文革是思想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长期的斗争，有别于在操作上的“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具体动员过程。一九八一年中国官方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正式否定，在一定意义上取消了这个“新阶段”。

[←318]

《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3月。

[←319]

这里后“文革时期”含义为文革之后的时期，而不是象有些将文革分为“前文革”和“后文革”的观点中所指的“后文革”时期。

[←320]

凌魏:《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代人》，《知识分子》1986年春季号，p54。值得一提的是还存在着另一种“两个文革”理论，即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有其正面的意义，但在执行中出现失误。

[←321]

Burke,Edmund,Co.

[←322]

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a)年。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一九六○年)，《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b)年。

[←323]

以上分别见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

[←32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46页。1967年，北京。

[←325]

聂元梓等:《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1966年5月25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

[←326]

见杨曦光《牛鬼蛇神录》9章。

[←327]

Gao,C.F.Mobo."MaoistDiscourseandaCritiqueofthePresentAssessmentsoftheCulturalRevolution."p20.

[←328]

见Unger,Jonathan"WhitherChina?YangXiguang,RedCapitalists,andtheSocialTurmoiloftheCuluturalRevolution."ModernChina,Vol17No.1,1991.p21.

[←329]

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中共文化大革命数据汇编》，第六卷，明报月刊社，1972年。

[←33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即“十六条”)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331]

亨廷顿在《变迁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西方革命”和东方革命两种类型:在“西方革命”中，旧体制先行崩溃，然后一批比一批激进的革命派别递次上台，将革命的纲领和思想推向越来越激进。在“东方革命”中，在旧体制崩溃前，出现“双重政权”，即现政府和一个挑战它的准政权组织，互相争夺领土及民意。按照这种分类，文化大革命不仅以城市和文化作为起点，也呈现出“西方革命”的特点。Huntington,SamuelP.1968.PoliticalOrderinChangingSocieties.NewHaven,Conn.:YaleUniversityPress.

[←332]

GeorgeLefebvre,TheComingoftheFrenchRevoluti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7.

[←333]

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129页。

[←33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58页。

[←335]

赵聪:《文革运动历程述略》，友联研究所，1974年，438页。

[←336]

AlvinGouldner:"Marx'sLastBattle:BakuninandtheFirstInternational",inTheoryandSociety11(1982)853-884.PaulThomas:KarlMarxandtheAnarchists.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80.

[←337]

有关巴、马之争，E.H.卡尔所著的巴枯宁传记是主要来源(E.H.Carr:MichaelBakunin,NewYork,Vintage,1961)，卡尔的叙述，倾向于两个人的阴谋论;托马斯强调观点的不同，古德纳则认为两人其实很接近。

[←338]

HalDraper:KarlMarx'sTheoryofRevolution,PartI:TheStateandBureaucracy.MonthlyReviewPress,1978.

[←3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

[←3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p694-700。

[←341]

EtienneBalibar:Masses,Classes,Ideas:StudiesonPoliticsandPhilosophyBeforeandAfterMarx.Routledge,1994.p132

[←342]

JorgeLarrain:MarxismandIdeology.HumanitiesPress.1983.

[←343]

PerryAnderson:"TheAntinomiesAntonioGramsci",NewLeftReview,No.100,Nov.1976.

[←344]

葛兰西:《狱中笔记》意文版第三册p1584;英文版pp181-2。

[←345]

葛兰西:《狱中笔记》意文版第三册p1638;英文版p80。

[←346]

葛兰西:《狱中笔记》意文版第三册p2010;英文版p57。

[←347]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348]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349]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350]

毛泽东:《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五八七——五八八页。

[←351]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七九○页。

[←352]

毛泽东:《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353]

毛泽东:《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

[←35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355]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九页。

[←356]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357]

EtienneBalibar:Masses,Classes,Ideas:StudiesonPoliticsandPhilosophyBeforeandAfterMarx.Routledge,1994,p172.译文是笔者的。

Table of Contents

目　录

前言 文化大革命与群众

第一章 文革前夕的领导与群众:以四清为例

刘少奇与群众:1961年湖南蹲点调查

彭梅秀事件

刘少奇与毛泽东:两种群众观和两种群众运动方法

王光美与“桃园经验”

“四清”群众运动中的“左”和“右”

第二章 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有关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北京市高校的群众事件

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群众事件

五十天落下帷幕

第三章 “十六条”与新的公民政治:话语、冲突和集体行动

话语转变:十六条与群众大民主

工作组影响的延续:以北京两所中学为例

北京高校:派别分裂，人身迫害与集体行动

第四章 首都之外:官方高压政策与大规模群众抗争

学生运动与党委政策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与“九月反扑”

派别、事件、自然史与文化大革命研究

第五章 批判“资反线”和群众平反运动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和军委紧急指示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官方政治迫害的记录

“保护人民的自由”

阶级与专政:修辞仪式与历史现实

第六章 围绕“黑材料”的斗争

有关“黑材料”

整黑材料的案例

斗争过程:谈判、抢夺与肉搏

文化大革命与“公民不服从”

第七章 从“对联”到“联动”:血统论、特权与保守(上)

“老红卫兵”与“对联”:发生和发展

“高干子弟要掌权”:阶级路线与血统论

高干子弟与特权

“西城纠察队”和暴行

“野兽般的性情”，还是“激进的反动”

第八章 从“对联”到“联动”:血统论、特权与保守(下)

陈伯达讲话、十二月黑风与西纠的垮台

联动的成立与终结

首都之外的“联动”和相似的社会集团

阶级、统治与革命(之背叛)

第九章 夺权案例:1966-1967年《北京日报》的群众微观政治

从文革开始到夺权前夕

《北京日报》两次夺权的经过

互相的指控

两派的关键分歧

第十章 “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

文革是“十年”，还是两年?

“彻底否定”论和“两个文革”论

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和曲折

结语 精英、群众和文化盟主权:文革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与巴枯宁:政治与统治

葛兰西:盟主权、统一战线与说服群众

文化、盟主权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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