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战突然爆发的经过

1939年4月1日，全世界报纸刊登了这则消息：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内阁已改变坐山观虎斗的绥靖政策，向波兰提出保证，英国决心抵挡德国对波兰的任何威胁，以确保欧洲和平。

9月1日，希特勒却出兵越过波兰边境。时隔两天，在要求希特勒撤军无效之后，英法两国参战。又一次欧洲战争爆发了，并进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西方同盟国参战，有双重目的。眼前的目的是，履行维护波兰独立的诺言。最终的目的是，消除对其本身的潜在威胁从而保障安全。结果，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非但没有能够防止波兰遭到先被征服、后被德俄两国瓜分的命运，并且经过六年战争，尽管表面上得胜了，也不得不默认俄国对波兰的统治，面对并肩作战的波兰做出的保证却弃之不顾。

与此同时，西方同盟国为摧毁希特勒德国而倾尽全力，结果，经此一战，欧洲破败不堪，元气大伤，以致面临一个更大的新威胁时，抵抗力大为减弱。英国同欧洲邻邦一样，都成了美国的可怜附庸。

上述种种都是胜利之下的铁一般事实。当初，俄美两国的巨大力量投到反对德国一边之后，正是满怀希望地追求这一胜利的，也是异常痛苦地取得这一胜利的。虽然胜利了，但也粉碎了公众一直认为“胜利”就是和平的幻想。虽然胜利了，但也证实了过去经验中所得出的鉴戒：胜利无非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用现代武器和无数方法进行长期战争而产生的沙漠。

在论述战争的起因之前，先估计一下战争的结果，也不无价值。认识到战争的后果，就可以比较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的来由。如果认为战争所以爆发、所以波及全球是纯粹出于希特勒的侵略，那足以达到纽伦堡审判的目的。可是，这样解释未免过于简单、过于肤浅。

希特勒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又一次世界大战。他的人民，特别是他的将领，对诸如此类的冒险都深怀恐惧、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在他们心里留下了创伤。着重指出这些基本事实，既不是为希特勒也不是为许多热心仿效希特勒的德国人掩饰其侵略本性。尽管希特勒肆无忌惮，但是，长时期来，他在追求目标时还是小心从事的。无论采取什么步骤，如果可能引起大战的话，德国将领更是百般谨慎，忧心忡忡。

战后，德国档案大都缴获，因而可供研究之用。这些档案都明明道出，当时对德国能否进行一场大战是感到异乎寻常的惶恐和怀疑。

1936年，希特勒提出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时，他的将领对他的决定感到惊慌，也唯恐这会引起法国的回击。由于他们的抗议，最初如同“草偃知风向”，只是派出几支象征性的部队。在西班牙内战时，他想出兵援助佛朗哥，他们担心这一行动要带来种种风险，又提出抗议，他就又同意限制对佛朗哥的援助。但是，1938年3月向奥地利进军时，他却不顾他们的忧虑了。

不久以后，希特勒透露了心事，他想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归还苏台德区(Sudetenland)，总参谋长贝克(Gen. Beck)就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力陈希特勒的侵略扩张计划势必引起一场世界浩劫，并导致德国覆灭。他在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宣读了这份备忘录，而且在他们一致同意下，递交了希特勒。由于希特勒丝毫也没有表示要改变政策，总参谋长辞了职。希特勒向其他将领保证，英法两国决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但是，德国将领根本没有消除疑虑，因此，他们暗中策划武装暴动，准备逮捕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首脑，以免冒战争风险。

可是，后来德国将领的反抗计划却落空了，因为张伯伦答应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割让领土的要求，并和法国沆瀣一气，同意在这个不幸国家被剥夺领土和防务时袖手旁观。

在张伯伦看来，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正是“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在希特勒看来，慕尼黑协定不但是他对国外敌人，而且是他对手下将领进一步取得的更大胜利。他一次次未经非难、不用流血而取得的成功，再三再四证明他们的警告是毫无道理的，这以后，他们自然丧失了信心，也失去了影响。希特勒本人自然也目空一世地深信，不难继续取得一系列成功。即使他最后终于明白进一步冒险可能引起战争，他也认为那无非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战争，也是一场时间不长的战争。他的片刻疑虑，终因接连取得令人陶醉的成果而抛之九霄云外。

如果希特勒确实打算发动一场包括对付英国在内的全面战争，他就会尽力建立一支能与英国制海权相抗衡的海军。但是，事实上他建立的海军甚至连1935年英德海军条约所具体规定的有限规模都没有达到。他不断向海军将领保证，他们不可全信德国会同英国冒险作战。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他告诉他们说，至少在今后六年内，他们不必认为要同英国打仗。甚至到1939年夏季，直到8月22日，他还一再重复这类保证，尽管他是越来越缺少信心了。

那末，为什么希特勒急于避免大战，却又偏偏卷了进去呢？他的侵略成性决不是唯一原因，也不是主要原因，原因应该是，长时期来西方列强殷勤讨好的态度鼓励了他，再加西方列强又在1939年春季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这个转变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因此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你容许谁把锅炉烧得气压超过危险点，那末，不管结果引起怎样的爆炸，你也要承担实际责任。这一自然科学的真理同样适用于政治学，特别适用于国际事务的处理。

自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来，英法两国政府对这个危险的独裁者做出的让步多得不可胜数，而对德国前几届民主政府是决不愿意这么让步的。英法政府次次都有意避免麻烦，存心把棘手问题搁置一边——为了保持眼前的安乐而牺牲未来。

另一方面，希特勒却把种种问题想得都太合乎逻辑。1937年11月，他阐述了“政见”(在所谓《霍斯巴赫备忘录》里保存着这一文本)。这篇“政见”中所陈述的一套打算，终于成为他制订政策的指南。所以有此“政见”，是因为他确信，德国人口日益增加，如果要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万万少不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在他看来，德国休想自给自足，尤其在食物供应方面。德国也无法向国外购买而获得所需要的食物，因为向国外购买，花费外汇之多，决不是德国所能负担的。由于其他国家的关税壁垒和德国本身的财政支绌，德国在国际贸易和工业中极少可能增加份额。再说，即使用间接供应的办法，德国也会依赖外国，一旦发生战争，就难免闹饥荒。

希特勒的结论是，德国必须在东欧的人口稀少地区取得更多“农业上有用的空间”。指望东欧自愿把这空间让给德国，那是空想。“一切时代的历史——罗马帝国，英帝国——都证明，要扩张空间，就只能击溃对方抵抗和采取冒险行径。……古往今来，从来也没有发现过无主的空间。”这个问题至迟到1945年必须解决，“其后，问题只会恶化而已”。可能的出路都会被堵塞；一场粮食危机即将来临。

这一套打算，远远超过希特勒想收复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丧失的领土的初愿。虽然西方政治家后来伪称对此毫不知情，但其实并非如此。在1937－1938年间，他们中间很多人在私下议论时是坦率地讲真话的，只是不在公开讲坛上发表罢了。在英国统治圈子里也提出不少论据，赞成容许德国向东扩张，从而转移对西方的危险。他们对希特勒要求生存空间大表同情，而且让他知道。但他们不去想这样的问题：如果不用优势兵力加以威胁，怎样才能诱使主人让出生存空间。

德国的文件都明明道出，希特勒特别是从1937年11月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的访问中得到了鼓励。哈利法克斯当时担任枢密院长(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他在内阁的地位仅次于首相。根据这次会见的文件记录，他使希特勒领会英国容许他在东欧自由行动。可能哈利法克斯的本意并非如此，但他确是给予对方这样的印象——而事后证明这是极为重要的。

随后，在1938年2月，安东尼·艾登(Antony Eden)被迫辞去外交大臣职务，因为他与张伯伦一再意见相左，有一次艾登提出反对意见时，张伯伦就曾叫他“回家去吃一片阿斯匹灵”。哈利法克斯受命继任艾登为外交大臣。几天以后，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汉德逊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拜访希特勒，进行密谈，作为哈利法克斯11月会谈的继续。他告诉希特勒，对希特勒为德国的利益而希望“欧洲发生变化”的心愿，英国政府大表同情——“英国现政府是十分正视现实的”。

正如文件所表明的，这些事件加快了希特勒的行动步伐。他认为已经改开绿灯，可以东进了。这是极其自然的结论。

希特勒向奥地利进军，将这个国家并入德意志帝国时，英法两国政府都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希特勒进一步受到了鼓励。(在这次易如反掌的突击中遇到的唯一麻烦，是他的许多坦克在开往维也纳途中抛了锚。)他一听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在那次突击后拒绝俄国的建议，不愿协商制订一项制止德国进攻的集体保证计划，就受到了更大的鼓励。

这里还应该补充一点，就是，1938年9月对捷克的威胁临近最后关头时，俄国政府无论在公开场合和私底下，都再次宣布愿意与英法两国共同采取措施来保卫捷克斯洛伐克。但英法两国对这一建议置之不理。此外，还把俄国排斥在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慕尼黑会议之外，英法两国都以此为得计。如此“冷淡”，在翌年产生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希特勒当初东进时，照他看来，英国政府是抱着默许态度的，所以，到9月间，他“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时，英国竟然坚决反对，还进行部分动员，这样的意外使他大为不快。但是，等到张伯伦答应他的要求，并积极帮助他把他的条件强加于捷克斯洛伐克，他便认为那种一时反抗的恫吓是一种保全面子的举动——俾能应付以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为首的反对政府那一妥协、退让政策的大部分英国舆论。法国的消极态度，也同样鼓励了他。在所有小国中，捷克军队战斗力最强，既然法国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捷克盟邦，看来他们也不可能为了保卫过去的一连串东欧和中欧盟邦中幸存的任何一国而参战。

因此，希特勒认为不日便能安然覆灭捷克斯洛伐克，然后再行东进。

最初，希特勒并没有打算进攻波兰，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割得最大一片德国领土。波兰同匈牙利一样，在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后方这方面，对他是有用的，因而他诱使波兰答应他的要求，波兰还乘机攫取一小块捷克领土。希特勒有意暂时接纳波兰为一名小伙伴，只要波兰归还德国的但泽港(Danzig)，并允许德国由“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自由通往东普鲁士。就希特勒而言，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一个很有节制的要求。但是，在那年冬天，经过连续谈判，希特勒发现波兰非但固执得不愿作诸如此类的让步，并且对自己的实力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尽管如此，他仍然希望，经过进一步谈判，他们会回心转意。直到3月25日，他还告诉陆军总司令说，他“不愿使用武力来解决但泽问题”。不过，他朝着另一方向采取了新步骤后，英国竟也采取了意料不到的步骤，他这才改变主意。

在1939年头几个月里，英国政府首脑长期以来未曾有过如此愉快的心情。他们聊以自慰地认为，由于他们加速重整军备的措施、美国的重整军备计划和德国的经济困难，局势不大危险了。3月10日，张伯伦私下表示了和平前景空前美妙的看法，并说他希望年底之前安排一次新的裁军会议。第二天，塞缪尔·霍尔爵士(Sir Samule Hoare)(在艾登之前任外交大臣，当时担任内政大臣)在一次演说时满怀希望地暗示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各大臣向朋友和评论界保证，德国经济困难，无力作战；为了报答以商约形式提供的援助，德国必定按照英国政府的条件行事。奥利弗·斯坦利(Oliver Stanley)和罗伯特·赫德森(Robert Hudson)两位大臣正前往柏林对此做出安排。

就在那个星期，《笨拙周刊》(Punch)登了一幅漫画，画出“约翰牛”(John Bull)正从一场噩梦中惊醒过来，而新近的“战争恐慌”正飞出窗外。在1939年“3月15日”的前一周竟出现这一阵乐观得荒诞的幻想，真是破天荒的稀罕事。

与此同时，纳粹一直在捷克斯洛伐克扶植分裂运动，从内部促成崩溃。3月12日，斯洛伐克人(Slovaks)的领袖提索神甫(Father Tiso)在柏林会见希特勒之后，斯洛伐克人就宣布独立。更为盲目的是，波兰外交部长贝克上校(Colonel Beck)公开宣布对斯洛伐克人深表同情。15日，捷克总统答应希特勒在波希米亚建立“保护国”并进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之后，德军就开进布拉格(Prague)。

上年秋季，慕尼黑协定签订时，英国政府曾做出保证捷克斯洛伐克抵抗侵略的诺言。但是，张伯伦却对下院说，他认为，斯洛伐克既已分离，这项保证便告无效，他还说。他并不认为应受这项义务的约束。他一方面对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一方面告诉下院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必须“改变”英国的政策。

但是，不出几天，张伯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这来得如此快，走得如此远，惊得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他一下子就做出决定，不管希特勒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都要横加拦阻，并且在3月29日向波兰提出，“凡是威胁波兰独立、波兰政府因而认为务必抵抗的行动”，都要支持它抵抗。

张伯伦这样贸然行事，是出于公愤的压力呢，还是出于内心的愤慨，或是因为他受希特勒愚弄而感愤怒，或是因为他在本国人民的眼中已象傻瓜而失面子，究竟什么是主要影响，那是无法估计的。

对张伯伦以前那个绥靖政策曾经支持和赞赏过的一些英国人，他们大都也有类似的剧烈反应。国内“另一半”不信这一政策的人，他们的谴责使这种反应更为尖锐。在群情激昂的浪潮冲击之下，裂缝弥合了，全国重新团结起来了。

由于这项无条件的保证，英国的命运就落到了波兰统治者的手里，而后者都是些优柔寡断的人。何况，没有俄国的帮助，这项保证也是无法履行的，但英国并没有采取什么步骤，先去弄清楚究竟俄国会不会给予这种帮助，波兰会不会接受这种帮助。

在要求内阁批准这项保证时，张伯伦竟然没有出示参谋长委员会(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的实况报告，而这个报告本来会使人明白，要妥善保护波兰，实际上是办不到的。 [注：我是在事后不久听当时的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Mr. Hore-Belisha)说的，也是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告诉我的，他是从其他政府成员那里听到的。] 不过，在当时的情绪下，即使把这个报告公之于内阁，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也大可怀疑。

这项保证在议会中进行讨论时，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只有劳合－乔治(Lloyd George) [cdhyy注：劳合－乔治为英国政治元老，曾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时首相。] 发表了意见，当时他警告下院说，不先弄清楚俄国会不会支持，就承担这样广泛的义务，是一种自取灭亡的愚蠢行为。对波兰做出保证，势必提早发生剧变，也势必引起一场世界大战。这既是极大的诱惑，又是明显的挑衅。因而，希特勒禁不住要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西方对鞭长莫及的国家做出这类保证是毫无用处的；另一方面，倔强的波兰就更不愿考虑对希特勒作丝毫让步，而希特勒也不可能不“失面子”地后退。

为什么波兰统治者接受这么样一个生死攸关的建议呢？一则是因为他们糊涂得竟然过高估计了他们那老式部队的力量——他们大吹法螺，说什么“用骑兵向柏林进军”。再则是由于个人因素：贝克上校在事后不久说过，他是在吸香烟时“两次弹掉烟灰”之间接受英国建议的。他接着解释说，1月间，他与希特勒会晤时，他觉得希特勒说但泽“必须”归还的那句话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他一获悉英国的建议，就看出这是回敬希特勒一记耳光的机会，也就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了。人类的命运往往正是这样凭着一时冲动而决定的。

当时只有取得俄国的支持，才有可能避免战争，因为只有俄国这一大国才能直接支持波兰，从而才能威慑希特勒。但不管形势紧急，英国政府的行动还是拖拖沓沓、半心半意。对苏俄，张伯伦是深恶痛绝的，而哈利法克斯则出于宗教原因，是恨之入骨的，另一方面，两人既低估苏俄的实力，又高估波兰的实力。即使他们当时认识到同俄国商议一项防务协定是可取的话，他们也希望按照他们的条件，而没有认识到，既然他们向波兰仓卒做出保证，那他们就不得不按照俄国的条件求得这项协定。这一点，即使他们看不清，在斯大林看来是一目了然的。

可是，除了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迟疑不决之外，波兰政府和其他许多东欧小国，也反对接受俄国的军事支援，因为唯恐俄国出兵增援无异是入侵。所以，英俄两国的谈判步伐慢得象出殡。

希特勒对新形势的反应却迥然不同。英国的剧烈反应和加强军备的措施使他震惊，但是，就英国来说，结果却事与愿违。他感到英国在逐渐反对德国向东扩张，他担心自己踟蹰不前，前进的道路就要被堵塞，因此他得出结论：必须加快争取生存空间的步伐。可是，怎么样做才能不致引起一场大战呢？他对英国人的形象有一种先入之见，这多少影响了他采取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英国人头脑冷静，有理性，他们的感情是受他们的理智控制的，因此他认为他们除非能够得到俄国的支持，否则做梦也不会想到为波兰而参战。正因为如此，他忍住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憎恨和恐惧，竭尽全力博取俄国的好感，但求它不来插手。这一转变比张伯伦的转变更为惊人——其后果同样是生死攸关的。

希特勒向俄国求爱的道路倒是平坦的，因为斯大林对西方早有了新的看法。1938年，俄国受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冷淡，自然愤慨，等到希特勒进军布拉格后，英国政府匆匆忙忙与波兰单独订约，而对俄国提出建立防御同盟的新建议，却是抱不冷不热的态度，因此俄国更为愤慨。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比英国这种态度使人加深猜疑的了。

5月3日传来俄国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被“解职”的消息，只有瞎子才看不清楚这是一个信号。长期以来，他是鼓吹与西方列强合作抵抗纳粹德国的主要人物。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受命接替他的职务。据说莫洛托夫宁愿同独裁者打交道，而不愿同自由民主国家打交道。

签订一项苏联－纳粹协约的试探性活动，在4月间就已经开始，但是，双方全都十分谨慎从事，因为相互之间极不信任，彼此猜疑对方可能只是试图阻止同西方列强达成协议而已。不过，英苏谈判进度缓慢，德国就乘机加快步伐，向俄国苦苦哀求。但莫洛托夫始终不明确表态。直到8月中旬后，才来了个决定性的变化。所以有此变化，可能是因为与英国那种犹豫和保留态度大不相同，德国愿意接受斯大林的苛刻条件，特别是让他对波罗的海各国自由行动。所以有此变化，也可能与这样的明显事实有关，就是，为了免受气候的阻碍，希特勒不可能把入侵波兰一举推迟到9月初之后，因此把苏德协定拖到8月下旬，希特勒和西方列强就不可能有时间达成另一个“慕尼黑协定”——这样的协定也许会给俄国带来危险。

8月23日，里宾特罗甫(Jachim von Ribbentrop)飞往莫斯科，签订了条约。附有一项秘密协定，规定波兰由德俄两国瓜分。

签订了这一条约，战争必然爆发，尤其是因为签订的时间如此之晚，战争更要爆发了。希特勒如果在波兰问题上退缩，不可能不在莫斯科面前大失面子。何况，希特勒也相信，英国政府不会为了保全波兰，甘冒一场显然徒劳无益的战争风险；英国政府并不真正愿意让俄国参加进来。7月下旬，张伯伦通过他的亲信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Sir Horace Wilson)，同希特勒开始秘密谈判一项英德条约，这样，希特勒就更加相信英国政府不会冒战争风险了。

但是，姗姗来迟的苏德条约，对英国的影响，并不象希特勒的估计。这反而激起那种不计后果、盲目一拼的“蛮干”精神。在这种心情下，张伯伦如果袖手旁观，就要既丢失面子，又背弃信义。

斯大林很明白，西方列强长期来一直有意听任希特勒向东扩张——朝俄国方向扩张。或许是他把苏德条约看作权宜之计，可使希特勒的侵略矛头转往相反方向。换句话说，用这一闪避巧计，他就会使眼前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互相厮杀。至少这会对苏俄减少威胁，结果很可能弄得双方都筋疲力尽，从而保证俄国在战后占优势。

这个条约意味着波兰不再成为德俄之间的缓冲——但是，俄国过去向来认为，波兰大有可能充当德国入侵俄国的先锋，不大可能成为障碍。如果在希特勒征服波兰时，俄国同希特勒合作，同他一起瓜分波兰，不但能轻易收回1914年前的所有权，而且还可以把东波兰变成设防地区，地方虽比过去狭小，但可由他们自己的部队扼守。看来这是比独立的波兰更为可靠的缓冲地带。这个条约还为俄国占领波罗的海各国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铺平道路，从而形成一个更为广阔的缓冲地带。

1941年，希特勒以破竹之势侵入俄国之后，斯大林在1939年采取的闪避策略看来是一个目光短浅得要命的权宜之计。斯大林可能过高估计了西方国家对德国力量的抵抗力，乃至消耗力。他也可能过高估计了他自己部队在开始时的抵抗力。尽管如此，就以后几年的欧洲局势来看，他的闪避策略在1941年似乎并不一定真的对苏俄不利。

另一方面，斯大林的闪避策略，却给西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危害。这主要应该责备那些在一触即发的局势面前连续执行拖延和轻率政策的罪魁祸首。

丘吉尔叙述了英国如何听任德国重新武装，接着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又拒绝俄国提出的联合行动建议之后，谈到英国参战时说：

……在这一切援助白白浪费、这一切有利条件白白放弃之后，英国带领法国，进而保证波兰的完整——就是这个波兰在仅仅六个月之前贪婪地参与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掠夺和摧毁。1938年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是有意义的，当时德国陆军在西线最多只能投入六个有训练的师，当时法国却有近六、七十个师，绝对可以打过莱茵河，或者打到鲁尔区。但是，据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轻率的，低于现代文化和道德水平的。而现在两个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宣布，决心不顾国家存亡以保持波兰的领土完整。据说历史主要是人类的罪恶、蠢行和苦难的记录。或许要翻遍历史，才能找到这一类似的例子：放任、安抚、绥靖的政策执行了五、六年之久，突然间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化为决心接受一场显然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条件之差，规模之大是绝无仅有的。……

在其糟无比的时刻，在绝对不妙的理由下，终于做出这一决定，必然导致数千万人遭到屠杀。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311－312页。]

这是事后对张伯伦的蠢行所作的惊人裁决。因为当初张伯伦再三要求英国应对波兰做出保证后，大家辩论得极为激烈之时，丘吉尔本人是支持张伯伦这一提议的。显而易见，1939年，他这样做，同大半英国领导人一样，是由于头脑发热，一时冲动，而没有往日英国政治家特有的风度，出之于头脑冷静的判断。

第二章　大战爆发时的敌对双方兵力

1939年9月1日，星期五，德军入侵波兰。9月3日，星期日，英国政府向德国宣战，履行先前对波兰做出的保证。六小时之后，法国政府更是一步三回头地步了英国的后尘。

七十高龄的张伯伦首相，向英国议会发表重大声明时，最后讲到：“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可能看到希特勒主义遭到摧毁、自由欧洲重新建立之日。”当初，不到一个月，波兰就沦亡。不出九个月，大半西欧就淹没在日益泛滥的战争洪水之中。虽然希特勒最终被推翻，自由欧洲却没有重新建立。

工党发言人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在欢迎宣战时，表达他如释重负的心情说：“我们大家经受了无法忍受的焦虑之苦，现在终于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到底否极泰来了。”对他的发言欢声雷动，由此可见他表达了下院的共同心情。他最后说：“但愿这次战争迅速而短促，但愿随之而来的和平在一个坏蛋所摧毁的废墟上永远傲然屹立。”

对双方的人力物力不管怎样适当估计，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这次战争会“迅速而短促”，甚至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望，单单英法两国，不论战争多久，也能打败德国。自以为“现在到底否极泰来了”，那是更加愚蠢的事。

对波兰的实力有不少错觉。哈利法克斯勋爵身为外交大臣，应该见多识广，但他却认为波兰比俄国有更多军事价值，宁愿争取同波兰结盟。在突然决定英国要对波兰做出保证的前几天，即3月24日，他告诉美国大使的正是这个内容。7月，英军监察长(Inspector-General of the Forces)艾恩赛德将军(General Ironside)访问了波兰陆军，他一回国，就提出了丘吉尔称之为“赞扬备至”的报告。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357页。]

对法国陆军的错觉还要大得多。丘吉尔本人曾将法国陆军称作“欧洲最有训练、最为忠诚的机动部队” [注：1938年4月14日] 。在战前几天，他会见了法国野战军总司令乔治将军(General Georges)，看到法德两国实力的比较数字，得到了很好的印象，因而说：“你们倒是占了上风。”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357页。]

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丘吉尔更加热心随同他人催逼法国赶快宣战，以支持波兰。法国大使的公文中讲到：“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是最为激动的一位；他的一阵阵声音震得电话都为之颤动。”3月间，丘吉尔还自称，在对波兰提供保证的问题上，“同首相的意见绝无二致”。他和十之八、九的英国政界领袖一样，把保证的价值说成是维护和平的手段。只有劳合－乔治指出，这一保证既行不通也有危险。但是，他的警告却被《泰晤士报》描绘为“这是劳合－乔治先生无法安慰的悲观情绪的发作，看来他现在是生活在他自己头脑里一个奇异而遥远的世界之中”。

为了对比起见，应当提到，在头脑比较清醒的军人的圈子里，对战争的前景并没有这种种幻想。 [注：我在大战爆发时所作的战略估计，曾预见到波兰不日便将败北，法国也可能不会持久作战，并在结论中对形势作了概括：“总之，由于我们立足于不健全的战略基础之上，我们已陷入十分糟糕的困境——也许是我国历史上最槽糕的困境。”] 但是，总的来说，当时普遍存在的情绪是激动不已，既无法正视眼前的现实，也无法看清远景。

波兰能再坚守一些时候吗？在解除德国对波兰的压力方面，英法两国能再多出些力吗？就现在所了解的武力的数字来看，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乍看起来似乎都是“肯定”的。在人数上，波兰有足够兵力，可以在前线阻挡德军，至少可以大大延缓德军的推进。就数字而论，法国也显然能够击败留在西欧对抗的德军。

波兰陆军共有三十个现役师和十个后备师。至少还有十二个大型骑兵旅，虽则其中只有一个是摩托化的。至于潜在的兵力，数量上则大大超过所有师的兵力总数，因为波兰有将近二百五十万“受过训练的人”可以动员。

法国动员了相当于一百一十个师的兵力，其中至少有六十五个现役师。包括五个骑兵师，两个机械化师，一个正在建立中的装甲师，其余都是步兵师。在这总数中，即使除去防守法国南部和北非的部队以抵御意大利可能发动的进攻外，法国统帅部仍然能够在面对德国的北方战线集结八十五个师。此外还能够动员五百万受过训练的人。

英国除了派兵防守中东和远东外，在战争开始时曾答应派遣四个常备师去法国，而实际上派遣去的是相当于五个师的兵力。但是，由于海上运输问题，再则，为了避开空袭，必须绕道航行，这头一支分遣队直到9月下旬才能到达。

英国除有规模不大而质量很高的常备军外，正在建立并装备一支有二十六个师的本土野战军，在战争爆发时，英国政府还计划把总数增长到五十五个师。可是，这新军的第一支分遣队却要到1940年才能投入战场。在此期间，英国所能起的主要作用，无非是按照传统方式，以海军实行海上封锁，而这种形式的压力向来是无法收到速效的。

英国有一支六百多架的轰炸机队，虽然远不及德国的半数，也比法国多一倍。但是，鉴于当时服役的飞机大小和航程均属有限，不能正面进攻德国而发挥重大作用。

德国动员了九十八个师，其中五十二个师是现役师(包括六个奥地利师)。在其余的四十六个师中，适合动员作战的却只有十个师，即使是这十个师，其中人员也大都是入伍不过一个月左右的新兵。还有三十六个师的人员，主要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年龄都已四十，对现代武器和战术都不熟悉。这些师都很缺乏大炮等类武器。编制这些师，并加以集体训练，以达到可以集体作战的程度，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时间之长，甚至超过德国统帅部原来的估计，他们因进度缓慢而深为惊慌。

德国陆军没有准备在1939年打仗——德军将领信赖希特勒的保证，并没有料到会爆发这次战争。当初他们是勉强同意希特勒的迅速扩军要求的，因为他们宁可逐步增加受过充分训练的干部，但是，希特勒一再告诉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进行这样的训练，因为他最早也不想在1944年之前就冒险进行一场大战。同军队的规模相比，装备还要缺乏得多。

但事后，一般人反而认为，德国在战争初期所以势如破竹地一次次打胜仗，是因为人数上和武器上都占压倒优势。

这第二个错觉是慢慢才消失的。丘吉尔在大战回忆录中竟然还说德军在1940年至少有一千辆“重型坦克”。其实他们当时根本没有重型坦克。在战争开始时，他们只有少量中型坦克，重量不过二十吨而已，他们在波兰使用的大都是重量很轻、装甲很薄的坦克。 [注：利德尔-哈特：《坦克》，第2卷，附录5。]

对比一下双方的实力，就可以看到波法两国总共有相当于一百三十个师，而德国只有九十八个师，其中三十六个师实际上既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经过编制。在“受过训练的士兵”人数上，波法两国比德国更要大得多。这一人数悬殊所以能够抵消，是因为波法两国的总数虽比德国大，但是两国相隔很远，德国地位居中，把波法两国的总兵力就一分为二了。波法这两个伙伴，德国能够攻击其中较弱的一个，而法国如果要为盟邦解围的话，就必须向德国早有准备的防守力量发动进攻。

即使如此，从数量上计算，波兰的部队(四十八个现役师)也多得足以抵挡向他们发动进攻的突击部队。此外，波兰大约还有六个已经动员的后备师，但是，赶不及投入战斗，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就表面来看，法国似乎大占优势，足以在西欧打垮德军，杀向莱茵河。法国竟没有这样做，使德国将领既诧异又宽慰。因为大多数德国将领还是往往按照1918年的情况来考虑问题的，他们和英国人一样，高估了法国陆军的力量。

如果比较仔细地调查一番，对于固有的不利条件、对于1939年第一次付诸实施的战争新技术有比较清楚的了解，那末，对于波兰能否守得住、法国能否比较顺利地援助波兰，就会有大不相同的看法。从这一现代观点来看，即使在事前，也是无法改变局势的。

丘吉尔在大战回忆录中谈到波兰崩溃时说：

装甲车辆可以抵挡炮火轰击，也可以一天推进一百英里，这一新的事实究竟能引起什么后果，法英两国人都不真正理解。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425页。]

这句话，如果是针对法英两国的大部分高级军政人员而言，那是不能再正确了。但是，装甲车辆这两种新的潜力，首先是英国的一小批先进军事思想家设想出来，并不断公开说明的。

丘吉尔在回忆录第二卷中讲到1940年法国崩溃时，虽然有所保留，但还是坦白交代了以下一段著名的话：

由于很多年没有接触官方情报，我并不理解从上次大战以来动用大批快速重型装甲部队进行袭击所引起的剧烈变革。这一点我虽然知道，但竟然没有改变内心深处的信念。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39页。]

这番话，出诸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力提倡使用坦克的人物之口，是值得注意的。这样交代值得尊敬，就是在于坦率。但是，丘吉尔担任财政大臣一直到1929年，而世界上第一支实验装甲部队，是1927年在索尔兹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建立，以试验高速坦克战论者鼓吹了多年的新理论的。他完全熟悉他们的思想，也曾视察过实验部队的活动，在其后若干年中还一直有所接触。

对这一新的作战思想缺乏理解，官方对这一作战思想力加抵制，这两种情况，在法国比英国更为严重。而波兰又比法国严重。法波两军在1939年遭到失败，法军在1940年又一次遭到更为惨重的失败，其根源就是对这一新的作战思想缺乏理解。

波兰的主导军事思想是陈旧的，部队的组织形式也很陈旧。既没有装甲师也没有摩托化师，旧式的队伍非常缺乏反坦克炮和高射炮。此外，波兰的首脑仍然迷信大批骑兵的价值，说来可悲，他们竟然相信骑兵有可能打冲锋。 [注：我在战前不久出版的《英国的防御》一书中，曾对波兰将领依然相信用骑兵冲锋抵抗现代武器一点表示忧虑(95－97页)，当时这些话激怒了波兰外交部，他们对这样指摘他们的意见提出正式抗议，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使人哭笑不得。] 在这一点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思想落后了八十年，因为早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已经表明用骑兵打冲锋毫无用处——尽管重视骑兵的军人对这一教训还是闭起眼睛不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军队都保持大量骑兵，好象缘木求鱼般地但愿有机会一试，这实在是那场非机动化战争中的天大笑话。

另一方面，法国虽有现代化部队的许多要素，但是没有把这些要素组织起来，编成一支现代化部队，因为领导层的军事思想落后了二十年。法国失败后出现了种种传说，然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战争刚爆发那时，法国的坦克比德国造的坦克多，许多坦克都比德国坦克大，装甲也更厚，只是速度较慢而已。 [注：利德尔-哈特：《坦克》，第2卷，5－6页。] 可是，法国最高统帅部仍用1918年的老眼光看待坦克，或则看作步兵的良好工具，或则看成补充骑兵的侦察部队。这种老式的想法把他们迷住了，所以，他们不象德国人，迟迟不把坦克编成装甲师，依然打算把坦克大材小用。

由于陆军缺乏空军的掩护和支援，法国在新型地面部队中的弱点就更为突出，波兰尤其如此。就波兰而言，这多少是因为缺乏制造坦克的物资，但是，法国却没有这种借口。波法两国都先是着重建立庞大的陆军，其次才来应付空军的需要，因为在军事预算的分配上，将领的意见是起左右作用的；将领自然往往支持他们所熟悉的军种。他们远远没有认识到，现在地面部队要起作用，就要有充分的空军掩护。

波法两军所以崩溃，追其原因，可以说是领导层自满得要命。就法国来说，滋长这种自满情绪的，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二是他们的伙伴总是拜倒在他们自以为优越的军事知识面前。就波兰来说，养成这种自满情绪的，是1920年他们打败过俄国。两国将领长期以来对他们的军队和军事技术都得意得盛气凌人。只可以说，象戴高乐上校(Colonel de Gaulle)的一些法国年轻军人，才对英国所宣扬的坦克战新思想大有兴趣。可是，法国高级将领对这套英国产的“理论”却不大注意，这同新派德国将领研究这套新思想的精神恰成鲜明对照。 [注：利德尔-哈特：《坦克》，第2卷，5－6页。]

即使如此，德国陆军还远远不是一支真有战斗力的现代化部队。不仅还没有基本上作好战争准备，并且大部分现役师在组织型式上都已过时，而最高统帅部还是往往想按常规办事。不过，在战争爆发时，已经编了少数新式部队——六个装甲师和四个“轻型”(机械化)师，还有四个摩托化步兵师作为后援。这在德国陆军中为数不多，但比其余部队都举足轻重。

另一方面，德国最高统帅部踌躇再三，才认可高速作战的新理论，也愿意对此作一尝试。这主要是因为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General Heinz Guderian)和其他少数人热心鼓吹，而且他们的一套论点正合希特勒的胃口——凡是可以保证速战速决的主张，希特勒都是支持的。总之，德国陆军所以能够取得一连串惊人的胜利，并不是因为在实力上占有压倒优势，也不是因为在形式上完全现代化，而是因为比对手先进几分，也是不可或缺的几分。

克里孟棱(Georges E. B. Clemenceau) [cdhyy注：克里孟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法国总理。] 在上次大战中讲过：“战争事关重大，不可任凭军人处置。”1939年的欧洲局势，使这句多次经人引用的话又增添了价值，也有了新的含意。因为哪怕军人的眼力绝对可以信赖，现在也不能任凭他们处置。即使不是发动战争，就是维持战争的力量，也已经越出军人的军事领域，而转移到经济领域了。机械力在战场上越来越支配人力，所以，从现实观点来看，在规定总战略上，工业和经济资源也都已经使前线的军队退居陪衬地位。除非工厂和油田可以不断维持供应，否则军队只不过是没有活动力的一堆人罢了。行军纵队，在怀着敬畏心情观看的老百姓看来，可能印象深刻，但是在现代军事科学家眼里，不过是传送带上的一批木偶罢了。但就此而论，倒是能够拯救文明的潜在因素。

如果单单计算现有的军队和武器，那将是一幅黯淡得多的图景。慕尼黑协定改变了欧洲的战略均势，至少使法英两国一时都陷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在原来的均势中，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装备精良的三十五个师，同时与之抗衡的一些德国师也不再受其牵制，但是，这一损失，英法两国即使加速军备计划，在长期内也万难弥补。

德国突然袭击孤立无援的捷克斯洛伐克，既接收了军事设备，又接管了军火工厂，大有所获，远远抵消了法英两国在3月前所增加的军备。单单重炮一项，德国一下子就增加了一倍。由于德意两国的援助，佛朗哥终于推翻了西班牙共和政府，法国的边境和英法两国的海上交通就又增添了一层威胁的阴影，这样一来，形势更加不妙了。

从战略上看，只有俄国保证支持，在不久的将来，才可能重新保持均势。同样，从战略上看，只有目前这样的大好时机，才可能同西方列强开火交战。但是，战略均势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而在战争的压力下，这能否挑起德国部队这副重担是大可怀疑的。

大约有二十种基本产品对于战争是必不可少的。整个生产上用的煤。作动力用的石油。制炸药用的棉花。羊毛。铁。运输上用的橡胶。一般武器和所有电力设备上用的铜。炼钢和制造军火用的镍。制造弹药用的铅。制造炸药用的甘油。制造无烟火药用的纤维素。雷管上所用的汞。造飞机用的铝。化学仪器上所用的铂、炼钢和一般冶金工业上所用的锑、锰等等。军火和机器制造上所用的石棉。作绝缘材料用的云母。制造炸药用的硝酸和硫磺。

这种种产品都大量需要，除煤以外，英国大都缺乏。但是，只要能够保证利用海上交通，这种种产品，在英帝国大部分都有。例如镍，全世界约百分之九十的供应来自加拿大，而其余大都来自法国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主要缺少锑、汞和硫磺；石油资源也不敷战争需要。

法帝国非但供应不了上述种种短缺的产品，并且缺少棉花、羊毛、铜、铅、锰、橡胶和若干种需要较少的产品。

上述产品，俄国多半都有大量供应；缺乏的是锑、镍和橡胶；铜和硫磺的供应也不充分。

在列强中处境最好的是美国。美国生产全世界石油供应总量的三分之二，全世界一半左右的棉花，将近一半的铜；依靠国外来源的只有锑、镍、橡胶、锡和部分锰。

柏林－罗马－东京三角的状况大不相同。意大利所需的产品几乎无一不要大量进口，甚至连煤都需进口。日本几乎全靠国外来源。德国国内并不生产棉花、橡胶、锡、铂、铁矾土、汞和云母；铁砂、铜、锑、锰、镍、硫磺、羊毛和石油的供应也都很不充分。夺取捷克斯洛伐克后，铁砂的不足略有减轻；对西班牙进行干涉后，能以优惠条件进一步获得铁砂的供应，还有汞的供应，但能否继续供应，取决于德国能否利用海上交通。此外，又用新的木材代用品应付羊毛的部分需要。还用上“丁钠橡胶”，虽然成本比天然产品高得多，但供应了约五分之一的橡胶需要；用国产燃料供应了三分之一的汽油需要。

这就是轴心国作战力中的最大弱点，因为当时陆军已日益依赖汽车运输，空军已成为军事力量中不可缺少的要素。除煤的衍生物外，德国从自己的油井中大约可得到五十万吨石油，并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取得少量石油。为了满足平时的需要，必须进口近五百万吨石油，主要来源是委内瑞拉、墨西哥、荷属东印度群岛、美国、俄国和罗马尼亚。在战时，要从前四个国家进口，是不可能的，要从后两个国家进口，只有靠征服。此外，据估计，德国的战时需要每年超过一千二百万吨。由此可见，不管增产多少人造燃料，也很难设想能够满足需要。只有原封不动地夺得罗马尼亚的油井(年产七百万吨)，才有可能弥补这一不足。

意大利如果参战，石油需要就会增加累赘，因为在战时每年可能需要四百万吨石油，即使他们船只愿意渡过亚得里亚海的话，从阿尔巴尼亚也只能得到所需的石油百分之二左右。

设身处地想想潜在敌人的处境，是克服胆怯畏敌的好办法。尽管军事前景已经黯淡，但是，看到德意两国的资源不足以维持长期作战，也就有理由聊以自慰——只要对抗德意两国的列强在战争爆发时能克服惊慌，等着以后外援来到就好了。象当时即将来临的诸如此类冲突中，轴心国的命运将取决于是否可能速战速决。

第三章　侵吞波兰

波兰战役是装甲部队与空军联合作战这一运动战理论第一次用于战争的实验和样板。这一理论当初在英国发展起来时，是以速如“闪电”(Lightning)来描绘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从此以后，就以德国人的用法——“闪电战”(Blitz krieg)这一名称在全世界流行起来，这虽然恰到好处，但也令人啼笑皆非。

波兰是最适宜实验闪电战的场所。波兰边境非常辽阔，共约三千五百英里。与德国领土接壤的边界，原长一千二百五十英里，最近由于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已达一千七百五十英里。这样，波兰的南侧也就暴露在入侵军面前——面对东普鲁士的北侧早已如此。波兰西部则已成为德国钳形包围之中的一大突角。

波兰平原为入侵的机动部队提供了相当方便的平坦通道，只是不如法国那么容易通行，因为波兰缺少良好公路，厚厚的泥沙往往堵塞公路，某些地区也常有湖泊和森林。但是，选定的入侵时间却使这些障碍微不足道了。

如果波兰陆军再往后撤到宽阔的维斯瓦河(Vistula)和桑河(San)河界后面集结，可能比较明智，不过，那样一来，势必放弃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些地区。1918年以前属于德国的西里西亚(Silesia)煤田都靠近边境；主要工业区域虽然大部分离边境较远，但都位于河川屏障以西。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难以想象波兰能在前方地区守住阵地。可是，波兰出于民族自尊心，对军事力量又过分自信，再加上，对西方盟邦有办法帮助解除压力一点，存在着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更有充分理由，为经济利益而尽力延缓敌人向主要工业区推进。

这种不现实的态度，在波军的部署上一再反映出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部队，集结在“走廊”一带，在那里，大有危险遭到双重包围——来自东普鲁士和西部的两面夹攻。当时德国一直在宣传收复1918年前为其所有的那块领土。波兰在反对德国收复故土时，这样听任民族自尊心高涨，就必然抽出部队，不去守卫对防御更为紧要的地区。因为面对入侵主要通道的南方各地，只有少量部队驻守。同时，另外三分之一不到的波兰部队，在总司令斯密格莱－利兹元帅(Marshal Smigly-Rydz)的统率下，作为后备军聚集在罗兹(Lodz)与华沙(Warsaw)之间的中央轴线以北。这样的布局虽然体现出进攻的气魄，但是，波兰陆军的调遣能力有限，即使在铁路和公路行军途中没有因为遭到德军空袭而停步不前，也无法实现发动反攻的目的。

波兰把部队全部集结在前方，这样就丧失机会去展开一系列延宕战了，因为在入侵军的机械化纵队占领他们后方阵地之前，他们徒步行军的部队是无法退到那里布防的。波兰土地广阔，固然使波兰来不及把后备军全部召集起来就遭到突然袭击，但是部队非机械化给波兰带来的危害更大。缺乏机动性，比之未曾完全动员，更是个致命伤。

由于同一原因，德国在入侵中使用的四十多个常规步兵师的价值，远不及六个装甲师、四个轻装甲师(附有两支装甲队 [cdhyy注：钮先钟译本称装甲营] 的摩托化步兵师)和四个摩托化师所组成的十四个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师。决定胜负的是这十四个师快速的纵深挺进和德国空军 [cdhyy注：原译“纳粹空军”，钮先钟译本称“德国空军”，不知利德尔-哈特原文如何。军队是国家机器，不能简单地称其为执政党的工具，故改为“德国空军”。后同。] 在上空的压力。德国空军破坏了波兰的铁路系统，并在入侵初期摧毁了大量波兰空军。德国空军不是编成大队，而是非常分散活动的，因此无比广阔的地区就到处陷于瘫痪。另一重要因素是，伪装成波兰广播的德国广播攻势，大大滋长波兰后方的混乱和沮丧情绪。这一切因素所以造成多重影响，是因为波兰对他们士兵能够战胜机械的力量过分自信，反过来也就导致幻想的破灭。

德军是在9月1日上午6时前不久越过波兰边境的；空袭在前一小时就已开始。在北路入侵的是包克集团军群(Bock's Army Group)。这个集团军群包括屈希勒尔(Küchler)统率的第三集团军和克鲁格(Kluge)统率的第四集团军。前者从东普鲁士的翼侧阵地向南插入，后者则向东推进，越过波兰“走廊”与前者会合，以包围波兰的右侧。

承担更重大任务的是南路的伦斯德集团军群(Rundstedt's Army Group) [cdhyy注：又译为龙德斯泰特、伦德斯特。] 。这个集团军群的步兵实力比包克集团军群几乎大一倍，装甲部队也强得多。其中包括布拉斯科维茨(Blaskowitz)统率的第八集团军、赖歇瑙(Reichenau)统率的第十集团军和利斯特(List)统率的第十四集团军。左翼，布拉斯科维茨奉令向大工业中心罗兹推进，一面协同围困波兹南这一突出部分的波军，一面掩护赖歇瑙的翼侧。右翼，利斯特受命向克拉科夫(Cracow)推进，同时绕过波兰的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侧翼，用克莱斯特(Kleist)的装甲军穿越喀尔巴阡山口。但是，决定性的打击归居中的赖歇瑙担任，因此大部分装甲部队都分配给他了。

德军入侵所以成功，也是因为波兰的首脑轻视防御，不用心建筑防御工事，宁愿依靠反攻——他们认为他们的军队尽管缺乏机械化装备，还是能够发动反攻的。因此，机械化的入侵军能够毫无困难地找到并突破前进的通道，而波兰的反攻，在德国对他们前进运动加以回击、对他们后方加强威胁这两面夹击下，大都遭到失败。

到9月3日，英法参战时，克鲁格部队已经切断“波兰走廊”，攻至维斯瓦河下游；屈希勒尔部队从东普鲁士向那累夫河(Narev)施加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赖歇瑙装甲部队已经冲到瓦尔塔河(Warta)，并已强渡。与此同时，利斯特集团军正从两翼向克拉科夫会聚，迫使那防区的希林(Szylling)集团军弃城而退至尼达河(Nita)与杜纳耶次河(Dunajec)一线。

到4日，赖歇瑙的先头部队已到达离边境五十英里的皮利察河(Pilica)，并渡过河。过了两天，他的左翼占领托马舒夫(Tomaszów)后，已伸入罗兹的后方，他的右翼已攻入基埃尔策(Kielce)。这样，守卫罗兹防区的波兰罗梅尔(Rommel)集团军遭到了两面夹攻；库切巴(Kutrzeba)集团军仍然远在前方波兹南附近，处于被围困的危险之中。在总参谋长哈尔德(Halder)所策划、总司令勃劳希契(Brauchitsch)所指挥的这一包围战中，其余德军也都在执行各自任务时取得了进展。波军被分割成若干互不配合的部分，有的在撤退，有的对近在眼前的敌人纵队断断续续地发动进攻。

如果不是沿传已久的习惯势力往往不让机动部队远远赶在支援他们的步兵大队前面，那末德军的推进可能还要快得多。但是，新获得的经验表明，由于敌方一片混乱，减少了这种危险，德军就采取了更加大胆的方针。8日，赖歇瑙的一个装甲军，利用罗兹与皮利察河之间的缺口，飞速攻至华沙近郊——在第一个星期已经前进一百四十英里。到下一天，他右翼的轻型装甲师到达华沙与散多梅希(San domierz)之间的维斯瓦河更南的地方。然后折而向北。

与此同时，在喀尔巴阡山脉的附近，利斯特机动部队——越过杜纳耶次河、比亚瓦河(Biala)、维斯沃卡河(Wisloka)和维斯沃克河(Wislok)，一直打到著名的普热米什尔(Przemysl)要塞两侧的桑河。北路，古德里安装甲军(屈希勒尔集团军的先头部队 [cdhyy注：作者此处有误。据古德里安回忆录《闪击英雄》记载，古德里安第19装甲军在波兰战役中属于第4(克鲁格)集团军的战斗序列，而不是第3(屈希勒尔)集团军。] )已越过那累夫河，对华沙后方的布格河一线发动进攻。这样，对华沙以西维斯瓦河弯的波军发动的钳形攻势(Pincer movement)外面，又摧枯拉朽地展开了一个更大的钳形攻势。

在这一阶段的入侵中，德国方面的计划作了重大变动。当时波兰方面异常混乱，看来各纵队在向许多不同方向前进，卷起的尘土模糊了空中的视野，因此德国方面对局势的看法一时陷于混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德国最高统帅部免不了认为北方波军大都已经逃过维斯瓦河。基于这一设想，他们命令赖歇瑙集团军在华沙与散多梅希之间越过维斯瓦河，以拦击波军向波兰东南部撤退。但是，伦斯德表示异议，他确信大部分波军仍在维斯瓦河以西。经过一番争论，他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赖歇瑙集团军掉头北上，在华沙以西布祖腊河(Bzura)一带建立起一个封锁阵地。

结果，最大部分的波兰残军还没有撤过维斯瓦河就陷入了重围。德军除了在最少抵抗的一带进行战略突破而占优势外，这时又在战术防御方面占了优势。他们要获得全胜，只要坚守阵地，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支仓皇出击的军队，这支军队在阵后作战，基地已被切断，补给越来越短缺，而布拉斯科维茨和克鲁格这两支集团军正会师东进，在其翼侧和背后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尽管波军勇猛作战，其英勇使对手深为感动，但是，最终只有一小部分趁黑夜设法突围，与华沙的驻军会合。

10日，斯密格莱－利兹陆军元帅已发布命令，向索斯恩科夫斯基(General Sosnkowski)将军奉命负责的波兰东南部总退却，打算在一条比较狭窄的战线上建立防御阵地以作长期抵抗。但在当时，这却成了空想。当时德军一方面收紧维斯瓦河以西的大包围圈，一方面正深入到维斯瓦河以东的地区。此外，他们在北方已经包抄布格河一线，在南方已经包抄桑河一线。在屈希勒尔的战线，古德里安装甲军向南挺进，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来了个大包围 [cdhyy注：除战斗序列有误外，“坦克攻击波兰”态势图亦有误。古德里安第19装甲军的战役出发地是应为波美拉尼亚(第4集团军)，而不是东普鲁士(第3集团军)。] 。在利斯特的战线，克莱斯特装甲军于12日到达利沃夫城(Lwow)。德军在此受阻，但向北散开，与屈希勒尔部队会合。

尽管入侵纵队因纵深推进而感到极度疲劳，同时燃料也感短缺，但是，波兰的指挥系统严重脱节，既不能趁敌人暂时放慢步伐而加以利用，也不能从许多孤军仍然顽抗中得到好处。这些队伍胡乱行动，耗尽精力，而德军却在逐步合围。

9月17日，苏俄军队越过波兰东部边境。这背后一击决定了波兰的命运，因为波兰简直没有留下什么部队可以抵抗这第二次入侵了。次日，波兰政府和最高统帅部越过罗马尼亚国境——总司令发回电报，命令部队继续作战。这个命令最好多数部队都没有接到，但在其后日子里，许多部队还是实现其目的，继续英勇抗战，只是抵抗逐一失败罢了。华沙驻军尽管遭到空中和地面的猛烈轰击，还是一直守到28日，最后的一大批波兰残军到10月5日才放下武器，而游击队则继续抵抗到冬季。大约有八万人逃过中立国边境。

从东普鲁士向南，越过比亚威斯托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利沃夫，一直到喀尔巴阡山脉的一线，德俄两军，作为伙伴，会师了，互相祝贺。这一伙伴关系通过共同瓜分波兰而确定下来，但是并不牢固。

与此同时，法国在德国西线只捅了个小小缺口。在解除他们盟国的压力方面，看来用力极微，事实也是如此。鉴于德军力量和防御薄弱，自然使人感到法国可以出力更多。然而，在这问题上，作一深入分析，势必纠正从双方兵力的数字对比中所得出的明显结论。

尽管法国北部边境长达五百英里，但是法国要不破坏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就只能在莱茵河(Rhine)到摩泽尔河(Moselle)这九十英里的狭窄地区发动进攻。德国能在这一狭窄地区集中最精锐的兵力，而且他们也在通向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的路上密布地雷，从而使来犯敌人不得不放慢进军步伐。

更加糟糕的是，法国除了作一些初步试攻外，要到9月17日前后才能发动进攻。到那天，波兰的崩溃之势已经非常明显，因此法国大有借口取消这一攻势。他们所以不能提前发动进攻，是在于本来已经过时的动员制度。所以有这一致命伤，是因为他们依靠义务军 [cdhyy注：钮版称征兵制] 。这支军队，只有在大批“受过训练的后备人员”从各自民间工作岗位上征集而来，编成队伍准备作战之后，才能够真正投入战斗。但是，法国统帅部恪守旧的一套战术思想，特别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一定要效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先是大炮猛轰一阵，再来发动进攻，所以他们的行动更加推迟了。他们仍然认为重炮是对付任何防御阵地的“开罐刀”。可是，他们的重炮大都要从仓库中提取出来，并且要到第十六天，也就是动员的最后阶段，才能到手。只有在这情况下，他们才做出发动进攻的准备。

在好几年前，法国政治领袖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就不断指出，这套想法已经过时，他也极力主张，一定要由职业军人组成一支可以立即投入战斗的机械化部队，而不是依靠旧式的、动员缓慢的征召的兵员。但是，他的呼声始终无人理睬。法国政治家，象大多数法国军人一样，信赖的是征兵制和人数。

1939年的战事结局，可归结为两句话。在东方，一支陈旧得无可救药的军队，为一支应用新技术的小坦克部队加上占优势的空军所瓦解。而在西方，一支动作迟缓的军队，不能及早施展任何有效的压力。

第四章　“假战争”

“假战争”(The Phoney War)是美国报刊所创造的一个名词。正如许多生动的美国辞汇一样，“假战争”这一名问很快就为大西洋两岸所采用。从1939年9月波兰崩溃开始，一直到次年春季希特勒向西欧发动进攻，这段时间的战争，已定名为“假战争”。

创造这一名词的人，是想说明这场战争是虚假的，因为英法两军与德军之间没有打什么大仗。实际上这一时期是在幕后鬼祟活动。在这一时期中，一个德国参谋遇到一个奇怪事故。这件事使希特勒大吃一惊，在其后几个星期中，德国完全改变了军事计划。老计划是决不可能象新计划那样获得成功的。

但是，这一切并不为世人所知。天下人士只能看到战线一片平静，从而断定战神已然沉睡。

公众对这一表面平静状态解释不一。一种解释是，英法两国虽然为波兰而宣战，但并不是真想打仗，而在等待和谈。公众的另一种解释是，英法两国在耍滑头。美国报刊登载了许多“报道”，说同盟军最高统帅部经过深思熟虑，采用了一个设想巧妙的战略防御计划，正在为德军设置陷阱。

以上两种解释都没有根据。那年秋冬两季，同盟国政府和最高统帅部花不少时间讨论了进攻德国或德国两侧的计划(凭其资源是无法实现这套计划的)，而不是在集中精力对希特勒即将发动的进攻做出有效的防御准备。

法国沦亡后，德军掳获法国最高统帅部的档案，据此出版了一部耸人听闻的文件汇编。这些文件表明，同盟国首脑整个冬季都在考虑全面进攻计划——通过挪威、瑞典和芬兰攻打德国的后侧；通过比利时攻打鲁尔区，通过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各国攻打德国遥远的东侧；以攻打高加索的俄国大油田而切断德国汽油供应的外部来源。这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幻想汇编——都是同盟国首脑的空想，他们一直生活在梦境中，后来遭到希特勒发动进攻这盆冷水浇头，才惊醒过来。

希特勒做事素有远虑。他开始想到进攻西欧之时，正是波兰一战临近结束之日，也是在他公开建议召开和平大会之前。他显然早已明白，诸如此类的建议，西方同盟国未必考虑。但当时他只让直属下级知道他思想正在转变。10月6日，他公开提出和平建议，这个建议遭到公开拒绝，在此之前，他始终把总参谋部蒙在鼓里。

三天后，希特勒给德国陆军将领的一长篇指令 [注：纽伦堡文件C－62。] 中，详述了他的想法，阐明了他所以坚信进攻西欧是德国唯一可行途径的种种理由。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文件。他在这文件中断言，同英法两国展开持久战，将耗尽德国资源，也便于俄国从背后给予致命打击。他担心，他和俄国签订的条约，只有在符合俄国的目的之时，才会使俄国保持中立。出于这一担心，他就要提早进攻法国，以迫使法国接受和平。他相信一旦法国垮台，英国也会就范。

希特勒认为目前他有兵力和装备打败法国，因为德国在新式武器方面所占的优势是至关紧要的：

目前，坦克队和空军不仅作为进攻手段，而且也作为防御手段，其技术之高是其他力量望尘莫及的。经过编制，又在熟练的领导之下(优于其他任何国家)，坦克队和空军保证有战略上的作战潜力。

他虽然承认法国在旧式武器方面，特别在重炮方面，占有优势，但是争辩说，“这些武器在运动战中丝毫不起决定作用”。由于他在新式武器上占有技术优势，所以他也能低估法国在受过训练士兵的人数上占的优势。

希特勒接着争辩说，如果他坐待法国厌倦战争，那末“由于英国战斗力增长，法国就会有新的作战因素，这无论在心理上和物质上对法国都有极大价值”——以此巩固防御。

首先必须防止敌人改进他们的兵器，特别是反坦克武器和高射武器，从而造成力量的均势。就此而论，今后每一个月的消逝都意味着时间的丧失，将不利于德国的进攻力量。

希特勒担心的是，因轻胜波兰而引起的兴高采烈一旦消失，德国士兵的“作战意志”也会随之而消失。他说：“目前，他的自我尊敬，不亚于别人对他的尊敬。但是，如果把战争推迟半年，加上敌方宣传起了作用，这种重要品德可能再次削弱。” [注：事态的发展表明，希特勒大可不必如此担心。虽然实际上战争推迟了七个月，但是法国却比德国士气低落得多。同盟国的宣传并没有起作用——把推翻德国这点讲得过多，而要把纳粹头子同普通德国人区别开来这点却谈得过少。更加糟糕的是，德国有些集团想要推翻希特勒，如果同盟国心目中的和平条件能使他们感到满意的话，也想媾和，他们多次用秘密方法议和，但英国政府却对此极少鼓励。] 希特勒认为他必须及早出击，免得为时太晚。他说：“在当前形势下，时间可以看作是西方列强的盟国，而不是我们的友邦。”他在备忘录的结尾做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切条件许可，就要在今午秋季发动进攻。”

希特勒坚持比利时必须包括在进攻区内，这不仅是为了取得回旋余地，俾能从翼侧包围法国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而且也是为了防止这一危险：英法两军进入比利时，并在靠近鲁尔区的边境摆开阵势，“从而使战争迫近我们军火工业的心脏地区”。(法国档案明明道出，这正是法国总司令甘末林(Gamelin)的主张。)

希特勒透露了这番用心，对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Brauchitsch)和总参谋长哈尔德(Halder)好象一个晴天霹雳。他们同大多数德国高级将领一样，都不象希特勒那样相信新式武器的威力可以压倒敌方在受过军训的人力上所占的优势。按照习惯方法计算了一下师数之后，他们争辩说，德国陆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击败西欧军队。他们指出，德国好不容易动员来的九十八个师比对方的总数少得多；其中有三十六个师装备很差，简直没有受过训练。他们还忧虑这场战争会扩展为另一次世界大战，担心德国会因此而灭亡。

他们惶惶不安，打算用上孤注一掷的挽救办法。就象一年前慕尼黑危机发生时一样，他们开始考虑动手推翻希特勒。办法是，从前线调回一支精选部队向柏林进军。但是，国民军(Home Forces)总司令弗里德里希·弗罗姆将军(General Fromm)拒绝合作，而他的协助是必不可少的。弗罗姆争辩说，如果命令部队背叛希特勒，他们是不会服从的，因为普通士兵大都信任希特勒。弗罗姆对部队反应的判断大概是正确的。大多数军官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同部队有接触，都不知道高级司令部里在讨论什么。

多数军民即使不是因胜利冲昏了头脑，也是在戈培尔博士(Dr. Goebbels)的宣传下上了当。戈培尔大肆宣传，说什么希特勒期望和平，而同盟国则决心毁灭德国。不幸的是，这种可资引证的材料，同盟国的政治家和新闻界给戈培尔不知提供了多少，他就可以借此证明他是如实描绘了同盟国狼要吃掉德国羔羊这一情景的。

虽然战时第一次阴谋推翻希特勒的计划流产了，可是希特勒并没有如愿以偿，未能在秋季发动进攻。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事实证明这对他是幸事，而对世人，包括德国人民在内，则不是幸事。

暂定进攻的日期为11月12日。5日，勃劳希契又一次设法劝阻希特勒入侵法国，列举了大量理由反对入侵。但是，希特勒驳斥了他的论点，严责了他，同时坚持在12日开始进攻。7日，气象学家预报天气恶劣，命令就此取消。进攻日子推迟三天，后来又一再延期。

虽然恶劣天气的来临是推迟进攻的一个明显理由，不过，希特勒恼火的是，他不得不勉强承认这是唯一原因，而又绝不相信这是唯一原因。11月23日他召集所有高级司令官举行一次会议。在会上，他竭力设法消除他们对进攻是否必要的怀疑，他对日益逼近的俄国威胁表示不安，同时着重指出西方同盟国不会考虑他的和平建议，而正在扩军备战。“时间正在为我们的敌人效劳”。“我们有一致命伤——鲁尔区。……如果英法越过比利时和荷兰进入鲁尔区，我们就要处于无比危险的境地”。

希特勒接着斥责他们胆小怕事，还告诉他们，他怀疑他们企图破坏他的计划。他指出，自从重占莱茵兰后，他采取的每一步骤，他们都反对；由于每一次都取得成功，就足以证明他做得正确；他现在希望他们无条件遵从他的主张。勃劳希契试图指出新的冒险与过去不同，也比过去危险，但结果，他无非是遭到更加严厉的斥责而已。当晚，希特勒私下接见了勃劳希契，对他进一步“训斥”。于是勃劳希契提出辞职，希特勒却置之不理，叫他服从命令。

然而，比起将领来，天气不愧为更加有力的破坏因素，因此在12月上半月又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于是希特勒决定等到新年再说，并准许圣诞节放假。刚过圣诞节，天气又转坏，但在1月10日，希特勒却以17日定为进攻之日。

不过，就在他做出决定的那一天，却发生了大出意外的“干扰”。不少文章都提到过这事的经过，但最简明扼要的是，德国空降部队总司令施图登特将军(General Student)的叙述：

1月10日，我指派一位少校作为第二航空队(Air Fleet)的联络官从明斯特(Münster)飞往波恩(Bonn)，去与空军讨论这个计划的若干并不重要的细节。但是，他随身带着进攻西欧的全面作战计划。

由于天气严寒，又有大风，他在飞越冰冻雪封的莱茵河时迷失方向，飞到了比利时，只得被迫降落。他无法把这一重要文件全部焚毁。文件的重要部分，也就是德国进攻西欧计划大纲，落到了比利时手里。德国驻海牙的空军武官报告说，当晚，比利时国王同荷兰女王通电话，作了一次长谈。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149页。]

不用说，德国当时并不确知文件的下落，但是，他们自然只怕万一有失，也不得不有此估计。在这次危机中希特勒和其他人不同，头脑始终冷静：

看看德国领导层对这件事的反应，也不无兴趣。戈林(Goering)暴跳如雷；希特勒很冷静，很沉着。……开始，他想立即出击，但是幸而克制住了，并且决定全盘放弃原来的作战计划。便代之以曼施坦因计划(Manstein Plan)。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149页。]

在最高统帅部担任要职的瓦尔特·瓦利蒙特将军(General Warlimont) [注：瓦利蒙特是约德尔将军(General Jodl)下面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作战处副处长。] 记载道，希特勒在1月16日决定改变计划；“这主要是由于这一空中事故”。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155页。]

事实证明，这对同盟国是非常不幸的，尽管为此又宽限了四个月的准备时间——因为德国计划在全部推倒重来，当时进攻已无限期推延。等到5月10日，德国一发动进攻，同盟国就完全张皇失措，法军也就迅速瓦解，英军好不容易才从敦刻尔克(Dunkirk)渡海逃脱。

人们自然要问，那个少校的迫降究竟是否真是一次事故。可以想象，有关的德国将领在战后无一不乐于自称对同盟国提出这一警告是自己布置安排的，借此来博得俘虏他的人的好感。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这样做，看来人人都深信这一事故完全是真的。不过，我们知道，德国特务头子 [cdhyy注：钮版称秘密间谍头子] 卡纳里斯海军上将(Admiral Canaris)(他后来是被处死的)，曾暗中采取许多步骤来阻挠希特勒达到目的；在春季向挪威、荷兰和比利时发动进攻的前夕，对这些遭受威胁的国家都预先提出警告，只是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我们还知道，卡纳里斯是秘密进行的，他也善于不露痕迹。因此，1月10日这一事关重大的事故，势必永远成为悬案。

在新计划的源起这方面，倒不存在这种疑问。这构成了另一个奇异的插曲，只是不一样的奇异罢了。

在哈尔德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所拟具的老计划，正象1914年一样，预定在比利时中部发动主攻。规定由包克指挥的“B集团军群”担任，而由伦斯德指挥的“A集团军群”在左翼穿过阿登山脉的山林地带担任助攻。在这一山林地带并不指望有重大战果，所有装甲师全部拨给了包克，因为总参谋部认为阿登山脉这样的地区太崎岖，不适宜坦克大规模进攻。 [注：法国总参谋部看法完全相同。英国总参谋部亦然如此。1933年11月，上面同我商量，在未来战争中最好使用快速坦克的方法(那时陆军部刚开始编制坦克队)，我曾建议，一旦德国入侵法国，我们应当用坦克穿过阿登山脉进行反击。于是上面告诉我“阿登山脉是通不过坦克的”，对此我回答说，根据我对地形的研究，我认为这是谬论——我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好几本著作中都着重指出过这一点。]

伦斯德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是埃里希·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他的同僚都认为，他是年轻一辈将领中最有才能的战略家。他认为，第一个计划为1914年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的翻版这点是一目了然的，也是十足道地的，因此，同盟国最高统帅部准备对付的正是这种打击。曼施坦因争辩说，另一个缺点是，大概会碰上英国军队，比起法国军队来，英国军队可能是更难应付的对手。再则，这也不会带来决定性的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们也许能够在比利时打败同盟军。我们能够攻克英吉利海峡沿岸。但是，我们的攻势可能会在松姆河(Somme)受阻。这样就会出现1914年那样的形势……不会有媾和的机会。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152页。]

曼施坦因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早已想出一个大胆方案，就是把主攻方向转到阿登山脉，他认为这将是最出人意料的战线。但是，他心里还有个大问题，他曾在1939年11月向古德里安请教过。

以下是古德里安的叙述：

曼施坦因问我，坦克进军是否可能朝色当(Sedan)方向穿过阿登山脉(Ardennes)。他说明他的计划是在色当附近突破马奇诺防线的延伸部分，以避免老式的施利芬计划——那计划，敌人是熟悉的，可能又一次不出他们所料。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熟悉这一地区的地形，经过研究地图后，肯定了他的看法。曼施坦因随后说服了伦斯德将军，并向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为首的陆军最高统帅部(OKH)递送了一份备忘录。陆军最高司令部拒绝采纳曼施坦因的主张。但是，他终于将他的主张上达希特勒。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153－154页。]

瓦利蒙特在12月中旬同曼施坦因谈话之后，把曼施坦因的主张提请希特勒总部注意。他对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作战处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提到这一主张，约德尔将军转报了希特勒。但只是到1月10日发生空中事故之后，希特勒想找一个新计划，想起了曼施坦因的建议，才开始考虑这个建议。尽管如此，还是过一个月后，他才决定转而赞成这个建议。

最后决定是在奇特的方式下做出的。当初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对曼施坦因坚持“妙想”来反对他们计划的态度感到不快。因此决定把他调职，派他去指挥一个步兵军，这样他就会被排斥在主要渠道之外，不再处于可以坚持主张的有利地位。但是，经这一调动后，希特勒却召见了他，这样他就有机会充分说明他的主张。这次会见是希特勒的侍卫长施蒙特将军(General Schmundt)主动安排的。他非常钦佩曼施坦因，他认为曼施坦因被亏待了。

此后，希特勒强迫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接受这个主张，结果他们屈服，并按照曼施坦因的一套改订了计划。尽管哈尔德勉强改变了想法，不过他是一个极有才能的参谋，因而这个计划的详细草案是后勤计划的杰作。

与众不同的后事是，希特勒一旦转而支持一项新的重要主张，就很快认为那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主意。他给曼施坦因记的一功，只是说曼施坦因同意他的意见：“凡是听我谈过西欧新计划的将领中，只有曼施坦因是理解我的。”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5月间发动进攻时的形势，那末就可以清楚看出，照老计划进行，十之八、九不会导致法国沦亡。事实上，这最多也不过是把同盟军赶回到法国边境而已。原因是，德军进攻的主力会迎头遇上实力最强、装备最好的英法部队而且必须在一片河流、运河和大城镇等障碍丛生的土地上杀出一条路来。阿登山脉看来或许更加艰险，但是，如果德军能够趁法国最高统帅部还没有发觉到危险，就抢越比利时南部这一山林地带，那末法国绵延起伏的平原——大规模坦克进攻的理想场地，就好由着他们驰骋了。

如果维持老计划，可能终于陷入绝境，那末整个战局就会大不相同。纵然法英两国靠本身力量永远也不可能打败德国，但是，对德国的攻势横加拦阻，就会赢得时间扩展军备，特别是扩展飞机和坦克，从而在这些新式武器方面建立均势。如果希特勒的求胜之心显然没有满足的话，那末到时候也会动摇军民的信心。因此，西欧的僵持局面，可能使希特勒在国内的强大反对集团乘此良机获得更多支持，制订推翻希特勒的计划，以此作为和平的前奏。不管进攻受阻后形势起什么变化，欧洲大概也不会因为法国崩溃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而给各民族带来不少破坏和苦难。

希特勒因空中事故改变计划而得到不少好处，但同盟国却由此而遭到不少损害。整个事件中最奇怪的特点之一，就是同盟国竟然没有大大利用落到手里的警告。因为德国参谋携带的文件并没有销毁多少，文件的复本也是由比利时立即转送英法两国政府的。但是英法政府的军事顾问都偏偏认为让这些文件落到他们手里是一个骗局。这种看法简直莫名其妙，因为这是种愚蠢的骗局，免不了冒风险——比利时可能会因此而提高警惕，并与法英两国加紧合作。他们在打击临头之前不难做出决定，开放边境，让英法两军进入，以加强防御。

更为奇怪的是，同盟军最高统帅部既不改变计划，也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来对付这一可能发生的情况：如果缴获文件上的计划是真的，那末德国最高统帅部十之八、九会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别处。

11月中旬，同盟国最高会议批准了甘末林的“D”字计划，这是早先一个计划的冒险发展(英国参谋部一开头是有异议的)。按照“D”字计划，希特勒一发动进攻，同盟军兵力加强的左翼就要立即开进比利时，并尽可能向东推进。这样做，恰恰对希特勒有利，因为同他的新计划完全吻合。同盟军的左翼越是深入比利时中部，希特勒的坦克越是容易开过阿登山脉，迂回到敌后，切断同盟军后路。

这一结局所以格外避免不了，是因为同盟军最高统帅部把机动部队大都用来向比利时推进，只留下少量二流师面对“不可逾越的阿登山脉”的各出口处，防守前进道上的要地。尤其糟糕的是，在马奇诺防线末端与英国防线间的缺口处，这些师必须固守的防御工事特别薄弱。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提到，在秋季时英国方面对这个缺口感到担心，并说：“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Mr. Hore-Belisha)在战时内阁中几次提出这一点。……但是，内阁和我们的将领自然不敢批评手下的军队比我们强大十倍的那些人。”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83页。] 1月初，霍尔－贝利沙的批评引起了风潮，他只得离职，此后，坚持这一点的人更少了。无论英国和法国，还逐渐产生一种盲目自信的危险。丘吉尔在1月27日的一次演说中声称“希特勒已经失去最好时机”。这一令人宽慰的论断成为第二天报上的头条新闻。正是在这时候，新计划在希特勒的心里趋于成熟。

第五章　芬兰战争

波兰瓜分后，斯大林急于保卫俄国的波罗的海翼侧，以防止暂时的同伙希特勒日后的威胁。因此苏联政府对波罗的海的俄国旧时缓冲地区立即加以战略控制。到10月10日，已同爱沙尼亚(Estonia)、拉脱维亚(Latvia)和立陶宛(Lithuania)签订条约，使部队可以在这三国的要地驻防。9日，同芬兰开始会谈。14日，苏联政府提出要求。这些要求明确规定要达到三个主要目的：

第一，守卫通往列宁格勒(Leningrad)的海路，其办法为(1)“尽力用两岸炮火封锁芬兰湾，以防敌人军舰或运输船进入芬兰湾(Gulf of Finland)”；(2)“尽力防止任何敌人进入位于列宁格勒入口西部与西北部的芬兰湾内诸岛”。为此目的，要求芬兰割让霍格兰(Hogland)、谢伊斯卡里(Seiskari)、拉万萨阿里(Lavanskari)、蒂泰斯卡里(Tytarskari)和洛维斯托(Loivisto)等岛，以其他领土为交换；同时要求芬兰租借汉科港(Hangoo)，为期三十年，使俄国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海军基地，沿岸陈立大炮，以与对岸的帕尔迪斯基(Paldaski)海军基地共同封锁芬兰湾的入口。

第二，更为严密地守卫通往列宁格勒的陆路，办法为：将卡累利阿地峡(Karelian Isthmus)的芬兰边界移后，新边界线可使列宁格勒处于重炮射程之外。这一边界的调整，仍可使曼纳海姆防线(Mannerheim Line)上的主要防御工事保持完整。

第三，调整“边界划得不正确、且是人为划定的贝萨谋(Petsamo)地区”的北端边界。这是一条穿越雷巴契(Rybachi)半岛的狭窄地峡、拦腰切断半岛西端的直线。其所以调整，看来是为了防止敌人在雷巴契半岛建立据点，以保卫通摩尔曼斯克(Murmansk)的海路。

作为以上领土调整的交换条件，苏联提出将雷波拉(Repola)和波拉约尔皮(Porajorpi)两地区割让给芬兰。这一交换，即使按照芬兰的白皮书所载，也可使芬兰获得二千一百三十四平方英里土地，以补偿割让给俄国的一千零六十六平方英里的总面积。

如果对这些条件作一番客观的分析，就可看出都是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的，既加强保卫俄国的领土安全，又不严重损害芬兰的安全。显然可以防止德国利用芬兰作为进犯俄国的跳板。但是并没有给俄国进犯芬兰带来什么明显的好处。事实上，俄国提出割让给芬兰的领土，可以扩大狭窄不堪的芬兰腰部地区。

然而，出于民族感情，芬兰难予接受这样的解决办法。他们虽然表示，除霍格兰以外，其他所有岛屿都愿意割让，但是坚决不肯放弃大陆上的汉科港，认为这不符合他们的严格中立政策。于是俄国提出购买这块领土，还争辩说，这种购买是符合芬兰的中立义务的。可是，芬兰拒绝这个提议。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俄国报纸的评论也越来越咄咄逼人。11月28日，苏联政府废除了1932年的互不侵犯条约。30日，俄国开始入侵。

完全出乎世人意外，最初的一次进攻，竟因受阻而告终。从列宁格勒直指卡累利阿地峡的推进，在曼纳海姆防线前的几道阵地上停下来了。在拉多加湖(Lake Ladoga)附近的进攻也没有进展。在战线的另一端，俄国切断了北冰洋上的小港贝萨谋，以此阻止芬兰通过那条航线获得援助。

两个更为危在眉睫的攻势在芬兰腰部两头展开。更北面的攻势越过萨拉(Salla)，直抵克米亚尔维(Kemijarri)，在冲往波的尼亚湾(Gulf of Bothnia)的半途中，为芬兰用火车从南方调来的一个师的反攻所击退。南面的攻势越过了索木斯萨耳米(Suomussalmi)，在1940年1月初也为芬兰的反击所阻遏。芬军包围了入侵军的翼侧，封锁了他们的供应线和退路，等到他们的部队因饥寒交迫而筋疲力尽时，才发动进攻，把他们击溃。

西欧对新的侵略受害者芬兰原来寄予同情，现在看到弱者分明击退了强者的进攻，一下子变得兴高采烈。这种印象有着深远的影响。英法两国政府就此考虑派遣远征军去到这个新战场，目的不仅在于支援芬兰，也在于夺取供应德国的瑞典耶利瓦勒(Gallivare)铁矿，并布置一个威胁德国波罗的海翼侧的阵地。多少是因为挪威和瑞典的反对，这个计划还没有实现，芬兰就崩溃丁。这样，法英两国在本身的防御力量十分薄弱时，才不必与苏德两国同时作战。但是，在同盟军进入斯堪的纳维亚这一明显威胁下，希特勒做出决定，抢先占领挪威，以阻止同盟军进入。

芬兰旗开得胜的另一个结果，是一般人更加容易低估苏联的军事力量。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1月20日的广播演说，正是这种看法的概括，他说，芬兰“已使全世界看到红军不会打仗”。他这样的错误判断，希特勒多少也有一些——在下一年造成了重大的后果。

不过，如果对这一战役比较冷静地分析一下，最初一次进攻之所以失败，就有了较为充分的理由。在这次战役中，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俄国为发动一次强大攻势而做出了应有的准备，配备了俄国巨大资源所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但有种种明显迹象表明，俄国为芬兰局势的情报来源引入歧途；他们非但没有估计到会遭到真正的抵抗，反而以为只是去支持芬兰人民反抗不得人心的政府而已。芬兰全国有的是天然障碍，缩小了通道，加强了防御，使入侵军到处受到牵制。在地图上看，从拉多加湖到北冰洋这条边界线似乎很宽阔，实际上却是湖泊和森林犬牙交错，是设置陷阱和进行顽抗的理想地带。何况，在苏联一边疆界，铁路交通只有从列宁格勒到摩尔曼斯克一线，而这条八百英里长的铁路只有一条支线通向芬兰边境。正是由于那样的限制，向芬兰“腰部”发动的攻势，在大事渲染的芬兰报道上尽管说得难以对付，事实上每股只有三个师。还有四个师是用来在拉多加湖北面进行翼侧包抄的。

穿过拉多加湖和芬兰湾之间的卡累利阿地峡到芬兰可称为最好的通道，可是，此路不通，因为那里有曼纳海姆防线，还有六个芬兰现役师一开始就集结在那里。俄国在较北一边发动的攻势，虽然遭到失败，但是达到了目的：把部分芬兰后备军吸引到了那里，另一方面，俄国正在作周密的准备，调来了十四个师，准备向曼纳海姆防线大举进攻。2月1日，在梅雷茨可夫将军(General Meretskov)指挥下，发动这次进攻。矛头针对苏马(Summa)附近一个十英里长的防区。大炮向这一防区连续不断地猛轰了一阵。防御工事一被轰毁，坦克和乘着雪橇的步兵便趁势冲去占领阵地；苏联空军粉碎了反攻的企图。经过两个多星期有条不紊的进攻，在整个曼纳海姆防线捅了一个缺口。于是进攻军掉头向外，进逼两翼芬军，再朝维堡挺进。从冰封的霍格兰岛前进、在维堡(Viborg)背后登陆的苏军，越过冰冻的芬兰湾，展开翼侧大包抄。有限的芬军尽管在维堡前还顽抗了几个星期，但是在扼守卡累利阿地峡的战斗中已经打得筋疲力尽。一旦俄军打开一条路，芬军交通受到威胁，最后崩溃就成定局。拟议中的英法远征军虽然即将启航，但是并未到达，因此，只有投降，才能避免崩溃。

1940年3月6日，芬兰政府派出代表团去议和。苏联除早先提出的条件外，现在还要求芬兰割让下列地区：萨拉和库萨谋(Kunsamo)两区，整个卡累利阿地峡(包括维堡)，还有渔人(Fisher)半岛上的芬兰领土。苏联还要求芬兰从克米亚尔维修建一条铁路通到边境(当时边境尚未确定)，以与俄国的突出部分连结起来。3月13日，芬兰宣布接受苏联的条件。

在形势起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在2月12日曼纳海姆防线的苏马防区遭到惨败后，苏联提出的新条件是异常节制的。曼纳海姆陆军元帅比大多数政治家都讲究实际，对英法的紧急援助建议也是怀疑得确有道理，他极力主张接受苏联的条件。斯大林也表现出政治家风度，进一步提出的条件是微乎其微的，另一方面，在事关大局的1940年春季日益逼近的时刻，他显然也急于卸掉肩上的一副战争担子，这场战争已经动用一百多万俄军和极大部分的飞机坦克了。

波兰的环境比欧洲任何地方都便于发动闪电攻势，而芬兰则是最不适合发动闪电攻势的战场，尤其是在遭到入侵一年的时刻。

波兰边境的地形，原来就使全国处于团团围困的境地。现在由于德国交通工具充足、波兰交通工具缺乏，这种受困情况就更为严重。这个国家幅员辽阔，机械化部队向那里进攻极为方便，尤其在9月的干旱天气里，更是万无一失。波兰陆军比大多数军队都惯于进攻，因此格外利用不了不多几种防御战法。

与此相反，在芬兰，守方却处于有利地位，因为国内交通系统，无论铁路和公路，都远远胜过边境那一边攻方的交通系统。芬兰有好几条与边境平行的铁路线，可以从横里迅速调动后备军；俄国只有从列宁格勒到摩尔曼斯克的一条铁路线，外加一条支线通往芬兰边境。在其他地方，俄军必须乘火车出发，大约前进五十到一百五十英里才能越过边境，再要往前走一大段路，才能威胁任何战略要地。而且还必须经过湖泊和森林地带，在当时已积深雪的难行公路上进军。

上述困难使苏联可以调遣和维持的部队行动大受限制，要末只有穿过卡累利阿地峡，向防守坚固的曼纳海姆防线正面进攻。这一地峡，在地图上宽达七十英里，但是，从战略上看，其实要狭得多。其中一半为宽阔的沃克锡河(Vuoksi)所阻挡，剩下的地方大部分都有一系列湖泊，湖泊之间还夹着森林。只有苏马附近，才有余地可以让大部队展开。

再则，除了战略困难外，还有战术困难。前者是，在看来无遮无拦的部分芬兰边境，无法集结大部队，无法进而深入敌人国土；后者是，无法战胜熟悉地形、能利用其有利条件进行抵抗的守方。湖泊和森林往往使入侵军陷入狭窄通道，在那里遭到机枪火力扫射；湖泊和森林为隐蔽的翼侧包抄和游击队骚扰提供无数机会。即使在夏季，面对善战的敌人，渗入这样的一个地方，已经是够危险的了；在北极的冬季，重型装备的纵队笨重得就象穿木屐的人想同穿球鞋的敌人搏斗一样，要想发动进攻，更是难上加难。

曼纳海姆陆军元帅在俄国摊牌之前一直把后备军留在南端，如果说这显然是冒险，那末，他的战略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因为敌人最初的入侵为随后的反攻提供了机会，尤其在那样的地方，又在冬季的条件下。

至于俄国，他们根据错误设想而制订的计划，在实际考验中要不遭到失败，还能有什么结果呢？但是，这并不就此证明那支作战军队从上到下都是不会打仗的。虽然独裁政权特别爱听称心如意的情况报告，可是，哪一类政府能免得了担这样的风险呢？最好记住，现代史上大概再也没有象法国在1914年和1940年据以制订计划的那样错误的设想了。

第六章　侵吞挪威

波兰征服后的六个月虚假平静，突然以一声霹雳而告终。这声霹雳不是出现在云雨密集的中心，而是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边缘。挪威和丹麦的和平国土受到希特勒的闪电式袭击。

4月9日报上转载了这则消息：上一天英法海军进入挪威水域，并在那里设置了一个个布雷区——以阻止同德国通商的船只进入。报上除了对这一先发制人的行动发表贺词加以评论外，还为破坏挪威中立进行了辩解。但是，那天早晨的无线电台广播，却使报上的新闻成了旧闻——因为广播里传来更为惊人的消息：德军正在挪威沿海一系列地点登陆，而且还开进了丹麦。

德国无视英国海军优势，如此大胆行动，慌得同盟国首脑不知所措。当天下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下院报告时说：德军非但在挪威南岸登陆，也在西岸的卑尔根(Bergen)和特隆赫姆(Trondheim)登陆，他还补充道：“有些报告说德军还在纳尔维克(Narvik)登陆，但我十分怀疑这些报告是否属实。”在英国当局看来，希特勒竟敢在不远千里的北方登陆，简直难以置信，尤其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那一带有力量强大的海军部队——以掩护布雷活动和他们打算采取的其他步骤，所以格外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认为一定是把南岸的地方“拉尔维克”(Larvik)误写成“纳尔维克”了。

然而，在这天结束之前，情况已经很清楚：德军已占领挪威首都奥斯陆(Oslo)和所有主要港口，包括纳尔维克在内。几路并进的海上袭击无一不获得成功。

英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幻想迅速破灭，接着又产生了新的幻想。两天后，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对下院说：

我的老练顾问都同我看法一致，我们全都认为希特勒先生犯了一大战略错误……斯堪的纳维亚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得益非浅。……他在挪威沿海背上了一大堆包袱，因此，在整个夏季，如果必要的话，他就不得不同列强作战，而列强拥有异常优越的海军部队，而且运送这些兵力到战场也比他容易。我看不出他占到了什么相反的便宜……我认为，我们的死敌在一激之下，铸成了战略错误……使得我们大讨便宜。 [注：丘吉尔：《战时讲演集》，第1卷，169－170页。]

这番话说得倒漂亮，可是，行动却没有跟上去。英国的反击又缓慢又犹豫又拙劣。海军部尽管在战前轻视空军，但一到作战时，却变得异常小心，就是在他们的干预

可起决定作用的地方也畏缩不前，决不敢冒丢失船只的风险。军队调动更是迟缓。部队为了驱逐德国入侵军而在好几个地方登陆，但不出两个星期就全部重新上船，只留下纳尔维克一个据点——过了一个月，德国在西欧大举进攻以后，这个据点还是放弃了。

丘吉尔建立的空中楼阁倒塌了。这些空中楼阁所以建立，是因为基本上没有看准形势，没有看准现代战争的一切变化——特别是空军对海军的影响。

丘吉尔的最后一句话比较真实，也比较重要，因为他把挪威描绘成希特勒的陷阱之后，说德国入侵是希特勒“在一激之下”而采取的步骤。大战后，对这次战役最惊人的发现是这一事实：希特勒尽管肆无忌惮，也宁愿挪威保持中立；要不是后来有显著迹象表明同盟国正策划在那一地区采取敌对行动，他一急之下，才入侵挪威，本来他是并不打算入侵的。

追溯双方的幕后活动过程，是引人入胜的——虽则看到那些心情激愤的政治家在制造浩劫上相互之间往往大有影响，是令人可悲又可怕的。双方采取的第一个明显步骤，是发生在1939年9月19日；那天，丘吉尔(正如他的回忆录所记)迫使英国内阁接受他的方案——“在挪威领海”设置布雷区，从而“阻止挪威从纳尔维克运出瑞典铁矿石”送往德国。他争辩说，这一步骤“在使敌人的军事工业瘫痪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随后给了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通知，据通知说：“内阁，包括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看来都非常赞成这一行动。”

这是相当出乎意外的事，这也暗中表明，原来英国内阁既不慎重考虑采用什么手段，也不考虑可能导致什么后果，就有意思赞成这一目标。1918年，英国内阁曾经讨论过一个相仿的方案，但是，在那次，正如官方海军史中所述：

……总司令(贝蒂勋爵(Lord Beatty))说，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开进一个幅员虽小但士气高昂的国家的领海，并加以压迫，这将使主力舰队(Grand Fleet)的官兵极为反感。挪威很可能抵抗，如果抵抗，就会流血；这样一来，总司令说，“就会铸成德国在其他地方所犯下的大罪。”

海员显然比政治家还要谨慎小心，不然，就是英国政府在1939年战争开始时的态度，显然比第一次大战结束时还要莽撞。

外交部官员却力加抵制，并使内阁明白他们反对侵犯挪威中立的主张。丘吉尔不胜感伤地记载道：“外交部关于中立的论据颇为有力，我争它不过。我继续……在所有场合，尽一切办法，极力鼓吹我的观点。”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483页。] 讨论这个题目的圈子越来越大，甚至连报上也探讨了赞成这一观点的论据。正因为如此，德国担心着急起来，而且决定了对策。

在德国方面，根据缴获的档案记录，第一件有些意义的事是发生在10月初。当时，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Admiral Reader)表示担心，挪威可能向英国开放港口，并向希特勒报告，英国占领挪威，可能带来战略上的不利后果。他还提出，“借助俄国的压力，在挪威沿海取得基地，例如特隆赫姆”，这对德国的潜艇战可能有利。

但是，希特勒将此建议束之高阁。他正一心计划在西欧发动一场攻势，以迫使法国求和，他也不愿被推进任何节外生枝的军事行动，或被迫分散人力物力。

俄国在11月底入侵芬兰，这对双方都是一种强烈得多的新刺激。丘吉尔认为有了新的机会，可借援助芬兰为名，来打击德国的翼侧：“我当时欢迎这股有利的新和风，可借以实现我们的主要战略手段，来切断德国的铁矿石供应命脉。”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480页。]

丘吉尔在12月16日备忘录中，为这一步骤摆出全部论据，称之为“一大攻势”。他承认，这一来就有可能迫使德国侵犯斯堪的纳维亚，因为正如他所说，“向敌人开火，敌人就会回击”。但是，他继续说：“德国进攻挪威和瑞典，对我们是利多害少。”(他绝不考虑，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因其国土为之变成战场而将遭受何等深重的苦难。)

然而，多数阁员对侵犯挪威中立一事仍感内疚。尽管丘吉尔强烈要求，他们还是拒绝立即执行他的方案。但是，他们授权参谋长委员会“策划派遣部队在纳尔维克登陆”。纳尔维克是铁路起点，可直通瑞典耶利瓦勒铁矿，并由此深入芬兰。这次出兵，虽则表面目的是援助芬兰，但内在的主要目的却是要控制瑞典铁矿。

同月，一位要人从挪威来到柏林访问。此人名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为挪威前国防部长，是一个十足亲德的纳粹式小党的头子。他一到便会见雷德尔将军，晓之以英国即将占领挪威的危险。他要求对他的计划给予经济援助和秘密支持，以便组织一次政变，颠覆挪威现政府。他说，有若干重要挪威军官准备支持他，扬言其中包括纳尔维克司令森德洛上校(Colonel Sundlo)。他一旦夺得政权，便将邀请德军来保护挪威，从而堵住英国的进入。

雷德尔劝说希特勒亲自接见吉斯林。两人在12月16日和18日会面。他们的谈话记录载明，希特勒说“他宁可挪威完全保持中立，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因为他不愿“扩大战场”。但是，“如果敌人准备扩大战争，他就要采取自卫行动，以对付这一威胁”。同时，他答应吉斯林给予一笔津贴，并向吉斯林保证研究给予军事援助的问题。

即使如此，德国海军参谋部的战事日志还是表明，过了一个月，在1月13日，他们仍然认为“保持挪威中立是上策”，不过他们已经开始担心“英国打算在挪威政府的默契下占领挪威”。

山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呢？1月15日，法国总司令甘末林将军向达拉第总理上书，谈及在斯堪的纳维亚开辟新战场至关紧要。他还提出一项计划，规定派遣同盟军在芬兰以北的贝萨谋登陆，并为防万一而“占领挪威西岸的各港口和各机场”。这项计划还进一步设想，他们有可能“进军瑞典，并占领耶利瓦勒铁矿”。

丘吉尔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对所有中立国说明他们有义务一起打希特勒。这当然引起德国担心。 [注：1月20日，丘吉尔在一次广播演讲中声称，同盟国海军在海上高奏凯歌，并称中立国家船只受到德国潜艇攻击而遭受损失，而同盟国船只因有护航则安然无恙，以此作了对比。接着，在作了简要叙述后，他问道：“如果我提到的所有这些中立国家，还有其他一些我未曾提到的中立国家，都在冲动之下，按照国际联盟公约尽其职责，并且决定同英法帝国站在一起，反对侵略和暴行，那将是怎样的局面呢？”(丘吉尔：《战时讲演集》，第1卷，137页)。这一建议引起了骚动。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和瑞士等国报纸都急忙表示拒绝，而伦敦多少有点回到绥靖政策时期的味道，却宣布这次广播演讲只是代表丘吉尔的个人见解。] 同盟国即将行动的公开暗示多得不胜枚举。

27日，希特勒明确指示军事顾问，为必要时入侵挪威准备一项全面计划。为此而成立的专门参谋部，于2月5日举行第一次会议。

那天，同盟国最高军事会议在巴黎开会，张伯伦带了丘吉尔一同前往。会上批准了这样几项计划：动用两个英国师和一个较小的法国分遣队组成一支“援芬”军——要他们“伪装成志愿军”，以图减少同俄国公开作战的机会。但在派遣这支部队的路线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英国首相强调，在贝萨谋登陆如何困难，在纳尔维克登陆——特别是为了“控制耶利瓦勒矿区”，又是如何有利。这将是主要的目标，只要一部分部队趋援芬兰。英国的论据获胜，这支部队也安排好在3月初启航。

2月16日发生了一场灾祸。从南大西洋载回英国战俘的一条德国船“阿尔特马克号”(Altmark)，受到英国驱逐舰追逐，逃入一个挪威峡湾避难。丘吉尔向英国军舰“哥萨克号”(Cossack)舰长维安海军上校直接下令，命他驶入挪威水域，登上“阿尔特马克号”，救回战俘。当时有两条挪威炮艇在场，但都吓得不敢动弹；事后挪威政府为侵犯其水域提出抗议，可是这一抗议却遭到拒绝。

希特勒认为，这个抗议无非是为了欺骗他而故作姿态。他深信挪威政府甘当英国帮凶。由于那两艘炮艇不予抵抗，再则吉斯林报告说“哥萨克号”的行动是“事先拟定”的计划，希特勒就更加深信不疑了。据德国海军将领说，正是由于“阿尔特马克号”事件，希特勒才转而赞成侵犯挪威。这是点燃炸药引线的星星之火。

希特勒认为他不能等待吉斯林的一套计划落实，特别是因为在挪威的德国观察员都报告说，吉斯林的党很少进展，而从英国来的报告却表明，同盟国拟在挪威地区采取某种行动，包括集结部队和运输船。

20日，希特勒召见法尔肯霍斯特将军(General von Falkenhorst)，委派他指挥并配备一支远征军进攻挪威。他说，“据报告说，英国打算在那里登陆，我要赶在他们前面到达。英国占领挪威会成为一个战略上的转折点；他们会乘机进入波罗的海，而我们在那里既无军队，又无沿海防御工事……敌人会向柏林进军，打断我们两条战线的脊梁骨。”

3月1日，希特勒发出指示，命令作好入侵的全面准备。丹麦也要占领，作为必要的战略跳板和运输线的保障。

但即使在当时，这也不是出兵的断然决定。雷德尔同希特勒的历次会晤记录表明，当时希特勒仍然摇摆不定：他一面确信，对于德国来说，“维持挪威中立是上策”，一面又担心，英国即将在那里登陆。在3月9日提出海军作战计划时，他一边细述进行一场“违反一切海战原则”的军事行动势必遭致种种危险，一边又说这是“当务之急”。

在其后一个星期里，德国方面更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13日，据报告说，英国潜艇在挪威南海岸外集结；14日，德国截获一份命令同盟国运输船准备出发的无线电报；15日，不少法国军官到达卑尔根。德国认为他们肯定要落在后面，因为他们的远征军还没有准备就绪。

同盟国方面的实际情况如何呢？2月21日，达拉第主张说：应借口“阿尔特马克号”事件，以“突袭”方式“立即夺取”挪威港口。达拉第争辩说：“这个作战计划执行得越快，我们越能利用最近挪威牵连进‘阿尔特马克号’这一记忆犹新的事件大肆宣传，在世界舆论看来，这次行动就越容易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这一说法同希特勒的口吻异常相似。伦敦对于法国政府的建议是有所怀疑的，因为一则远征军还没有准备就绪，再则张伯伦仍然希望挪威和瑞典两国政府同意同盟军开入。

然而，在3月8日的战时内阁会议上，丘吉尔摊出一个计划：大军直抵纳尔维克沿海，并立即派出一支分遣队登陆——其原则是“显示兵力，以免使用兵力”。在12日的另一次会议上，内阁“决定重新采用原来计划”：非但在纳尔维克上岸，而且也在特隆赫姆、斯塔万格(Stavanger)和卑尔根等三地分别登陆。

在纳尔维克登陆的部队要迅速向内地推进，越过瑞典国境，开到耶利瓦勒铁矿。必须万事齐备，以便在3月20日将计划付诸实施。

可是，3月13日，芬兰全线崩溃，向俄国投降，打乱了这套计划——同盟国就此失去开进挪威的主要借口。这盆冷水一泼下，首先就是将原来派去远征挪威的两个师送往法国，但仍留下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另一个余波是达拉第倒台，由保罗·雷诺接替法国总理——他是在要求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政策和更加迅速行动的高潮中上台的。3月28日，雷诺到伦敦参加同盟国最高军事会议召开的会议，他决心催促同盟国立即将丘吉尔主张已久的挪威计划付诸实施。

不过，这样的催促，现在丝毫也不需要了，因为，正如丘吉尔所述，张伯伦已经“大有意思在这阶段采取某种侵略性行动”。一如1939年春季，他一下决心，便全力以赴。他在最高军事会议致开会辞时，不但力争在挪威采取行动，而且还主张采纳丘吉尔喜爱的另一个计划——向莱茵河和其他德国河流连续空投水雷。雷诺对后一行动计划多少表示怀疑，他说他非要征得法国军事委员会(War Committee)同意不可。但是，他急于拥护挪威作战方案。

最后决定，要在4月5日实现挪威水域的布雷行动，并以部队在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和斯塔万格登陆作为后盾。第一支分遣队要在4月8日驶向纳尔维克。但后来又推迟了。法国军事委员会不同意在莱茵河空投水雷，唯恐引起“将落到法国头上”的德国报复。至于因为另一作战方案而将落到挪威头上的报复，他们并不如此关心——甘末林甚至强调，这项作战方案的目的之一，正是要“刺激敌人在挪威登陆，引入陷阱”。但是，张伯伦却想坚持两项作战方案都要付诸实施，并同丘吉尔商定，由丘吉尔于4日去巴黎，再次尽力说服法国采纳他的莱茵河计划，但是没有成功。

这就是说，挪威计划暂时推迟。奇怪的是，丘吉尔竟然同意，因为在上一天的战时内阁会议中，陆军部和外交部都送来报告，说明大批德国舰艇集结在最靠近挪威的一些港口，船上载有部队。有人居然荒乎其唐地认为这批部队正枕戈以待，一旦英军侵入挪威，就进行反击；说来不信，竟然有人对此信以为真。

挪威作战方案推迟了三天，直到8日才付诸实施。这再一次延期，确使这项作战方案的成功希望化成泡影。德国这才能比同盟国刚好早一步进入挪威。

4月1日，希特勒终于拿定主意，并下令9日晨5时15分开始入侵挪威和丹麦。他做出决定之前，得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报告，说已获准，不必等待上级命令，挪威高射炮和沿海炮台就可以开火——言外之意，挪威军已在准备行动；希特勒如果再等下去，就没有机会发动突然袭击，更没有机会取得成功。

4月9日，在天色未明前，德军先遣部队大半乘着军舰，来到挪威各主要港口，南起奥斯陆，北至纳尔维克——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一一占领。德军司令官向各地方当局宣布，德国是来保护挪威以对付迫在眉睫的同盟国入侵的。对此声明，同盟国发言人立即予以否认，并连续不断否认。

正如当时战时内阁阁员汉基勋爵(Lord Hankey)所述：

……从开始部署到德国入侵为止，英德两国在规划和准备的时间先后方面相差无几。实际上英国部署得略早一点。……双方的计划几乎是同时付诸实现的，如果所谓侵略行动这词对双方确实都适用的话，英国是先发动了二十四小时。

但是，德国的最后冲刺比较迅速有力。仅仅以毫发之差取胜——几乎只是“险胜”而已。

纽伦堡审判最成问题的一点，是将侵略挪威的部署和行动列为德国的主要罪状之一。英法两国政府竟然有脸批准列入这条罪状，或者说，检察官竟能据此坚决要求定罪，其中道理实在难以理解。这种做法是历史上最明显的虚伪事例之一。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战役的经过。其中有件意想不到的奇事，原来发动袭击时，德军占领挪威首都和主要港口的兵力不大。只有两艘战斗巡洋舰，一艘袖珍战列舰，七艘巡洋舰，十四艘驱逐舰，二十八艘潜艇，若干辅助舰艇，大约还有一万名士兵。即用于这次入侵的三个师的先遣部队。没有一处首批登陆部队有超过两千人的。也用了一个伞兵营——为了占领奥斯陆和斯塔万格两地的飞机场。这是战争中第一次使用伞兵部队，事实证明伞兵部队极有价值。不过，德国取胜的最大决定因素是空军；这次战役中动用的实际兵力约有八百架作战机和二百五十架运输机。这先是吓住了挪威人民，后又使同盟军的反击陷于瘫痪。

为什么英国海军部队没有截住并击沉弱小得多的载运入侵部队的德国海军部队呢？宽阔的海面、挪威海岸的特点、阴霾的天气，都是重大障碍。但还有其他原因，也是较易避免的障碍。据甘末林记述，4月2日，他催促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Ironside)赶紧派出远征军。艾恩赛德回答说：“在我们英国，海军部是无所不能的；它喜欢把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它深信能阻止德国在挪威西岸任何地方登陆。”

7日下午1时25分，英国飞机确已发现“强大的德国海军部队正迅速向北移动”，穿越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gerak)，向挪威海岸进发。丘吉尔说：“我们发现海军部简直不信这支部队是去纳尔维克的。”——虽则“从哥本哈根来的报告说，希特勒意图占领那一港口”。下午7时30分，英国本土舰队(Home Fleet)从斯卡帕湾(Scapa Flow)启航，但是，看来海军部和海上将领都一心想要俘获德国战列巡洋舰。在力求与德国战列巡洋舰作战时，往往看不到敌人大有可能企图登陆，因而失去机会拦截较小的运兵军舰。

既然一支远征军已经上船，准备启航，那末为什么不赶快登陆，趁德国分遣队还没有来得及控制挪威港口，就把他们赶出去呢？主要原因正如上文所述。海军部一听说发现德国战列巡洋舰，就命令停泊在罗赛斯(Rosyth)的巡洋舰中队“一边派遣士兵上岸，甚至命令他们不带装备，一边去同海上舰队会合”。对停泊在克莱德湾(Clyde)那些满载部队的舰艇，也发出同样的命令。

为什么挪威对这样小的一支入侵军不作坚决抵抗呢？首先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动员部队。尽管他们驻柏林的公使多次警告，他们的总参谋长多次催促，但是，直到4月8－9日夜间，入侵前几小时，他们才发出动员令。可惜为时已晚，行动迅速的入侵军打乱了这一步骤。

此外，正如丘吉尔所说，当时挪威政府“主要关心的是英国动态”。在德军登陆前二十四小时这一紧要关头，挪威竟为英国的布雷行动吸引了注意力，也分散了注意力，这真是不幸，也令人啼笑皆非。

挪威一开头受到打击，本来是有机会重整旗鼓的，但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再加军队编制陈旧，就不大可能有这种机会了。他们无法应付现代化的闪电战，即使对付他们的只是小型闪电战，也应付不了。入侵军沿着深谷摧枯拉朽地横扫整个国家，其速度之快足见抵抗之弱。如果抵抗比较顽强的话，妨碍迂回包抄的山谷两旁融雪，就大有可能使德军的胜利前景变得较为渺茫。

在开头的一系列突击中，对纳尔维克的一次最为惊人，因为这个遥远的北方港口离开德国海军基地大约有一千二百英里。两艘挪威海防舰艇毫不示弱地迎击进犯的德国驱逐舰，但是很快就被击沉。岸上守军并没有打算抵抗——三分是出于背叛，七分是由于无能。第二天，一支英国驱逐舰小舰队驶进峡湾，同德军打得互有伤亡。13日，以“战仇号”战列舰为后盾的一支更强大的小舰队开入，将德国驱逐舰解决了。但是，这时德军已经在纳尔维克周围一带立定脚跟。

再往南面，德国舰艇冲过控制峡湾的炮火夹击，一举攻占特隆赫姆——如此冒险行动，使考虑过这个问题的同盟国专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德军拿下特隆赫姆，就掌握了通往挪威中部的战略咽喉，只是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这小撮部队能否从南方得到增援。

在卑尔根，德军在挪威战舰和炮台的打击下，多少受到一点损失，但一登陆，就没有碰到什么麻烦。

可是，入侵军的主力在逼近奥斯陆时，却遭到严重挫折。因为乘着许多军官的巡洋舰“布吕歇尔号”(Blücher)被奥斯卡堡(Oscarborg)要塞发出的鱼雷击沉，于是，不再试行强渡，直到下午这一要塞遭到猛烈空袭，停火投降为止。这样，占领挪威首都的任务就由降落在福内布(Fornebu)机场的伞兵部队接手。下午，这支象征性部队列队游行，开入城内，如此虚张声势，倒也奏效。但是，这一耽搁，至少使国王和政府及时北逃，以期他日重整旗鼓，反击抵抗。

德国预定在到达奥斯陆的同时占领哥本哈根。丹麦首都不难从海上进入，临近清晨5时，三艘小运输船在飞机的掩护下开进港口。德军登陆时没有遇到抵抗，一营士兵长驱直入，出其不意占领丹麦兵营。与此同时，丹麦在日德兰的陆上国境线也遭到侵犯，但是，经过短短一阵交火，丹麦就放弃抵抗。德军占领了丹麦，终于从本国港口到挪威南部控制了一条有掩蔽的海上走廊，而且还夺得了前进机场，可由此支援在当地的部队。虽则丹麦军有可能再多打一阵，但是他们国家经不起一打，简直抵御不了一场现代化武器的猛攻。

如果行动比较及时，比较果断，说不定德军在当天早晨所占领的两个挪威要地就可以收复。因为德军登陆之时，福布斯海军上将(Admiral Forbes)指挥的英国主力舰队正在卑尔根附近，福布斯也想到派遣部队去攻打当地的德国舰艇。海军部同意了，并建议在特隆赫姆也作同样的进攻。可是，过不久，却又决定推迟进攻特隆赫姆，等追踪到德国战列巡洋舰再说。当时，四艘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组成的一支舰队向卑尔根开去，但一听到飞机报告说，那边有两艘德国巡洋舰，而不是如原先所报告的一艘，海军部就小心起来，取消进攻了。

一旦德军在挪威建立了据点，动摇据点的最好办法就是切断德军的供应和增援。要这么做，只有封锁丹麦和挪威之间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可是，不久情况就很清楚，海军部由于害怕德国空袭，除潜艇外，不愿派遣任何舰艇进入斯卡格拉克海峡(Passage Skaggerak)。如此谨慎小心，明明道出海军部已经认识到空军对海军的作用，而这在战前是从来没有流露过的。但也由此可见丘吉尔要把战争扩展到斯堪的纳维亚是缺乏眼力的——因为要是封锁不住德军的增援路线，那就无法阻止德军在挪威南部集结兵力，德军也就必然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

如果从奥斯陆通向北方的两条长长的峡道能够坚守住，如果在特隆赫姆的德国小部队能够很快就打败，看来还是有可能保住挪威中部的。当时英国正极尽全力实现这一目的。德国发动突击后的一个星期，英军在特隆赫姆北面的纳姆索斯(Namsos)和南面的翁达尔斯内斯(Aandalsnes)分别登陆，作为针对特隆赫姆大举进攻的准备。

但是，决定一做出后，就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灾祸。一位既有才干又有新思想的军人霍特布拉克将军(General Hotblack)被任命为司令；他接受任务指示后，在午夜前后，离开海军部，步行回俱乐部，过几小时后，人们发现他不省人事，倒在约克公爵(Duke of York)胡同，显然是突然发病。第二天指派继任的司令乘飞机出发去斯卡帕，但飞机在那里机场上空盘旋时，突然一头栽在地上。

与此同时，参谋长委员会和海军部突然改变了看法。17日，他们批准了这个计划，但第二天又转而反对了。他们一心认为风险太大。虽然丘吉尔宁可倾全力攻打纳尔维克，但是他们这样一百八十度转变却使他心烦意乱。

现在参谋长委员会反而建议要增援纳姆索斯和翁达尔斯内斯登陆的部队并对特隆赫姆展开钳形包抄。单凭想象，大有成功的希望，因为那个地区的德军不满两千人，而登陆的同盟军却有一万三千人。但是，行军的路程很长，大雪又妨碍行动，同盟军克服困难的能力也远不及德军。在那个地区仅有的一艘驱逐舰的支援下，几小股德军在特隆赫姆峡湾上端附近登陆，同盟军背部就受到威胁，从纳姆索斯向南进军也就遭到破坏。自翁达尔斯内斯的进军，非但不能在特隆赫姆转而向北挺进，反而很快就打起防御战来，因为德军正从奥斯陆出发，沿古德布德兰峡谷(Gudbrand Valley)一路前进，并掠过挪威军迎上来。由于同盟军大受空袭骚扰，又缺乏空军支援，在场的司令官就都建议撤退。两支军队于5月1日、2日重新上船，这一来德军就完全控制了挪威南部和中部。

这时同盟军全力夺取纳尔维克——主要是为了“保住面子”，倒不是因为还有希望可以到达瑞典铁矿。英军原已于4月14日在这个地区登陆，但是由于麦克西将军(General Mackesy)极端谨慎，才没有迅速进攻纳尔维克，尽管负责指挥这一地区联军的柯克－奥里海军上将(Admiral Lord Cork and Orrery)频频催促也罢。即使登陆部队已经多达两万人，他们的进展仍旧很慢。对方的情况则是，两千名奥地利阿尔卑斯部队得到德国驱逐舰上来的两千名海军的增援，并由狄特尔将军(General Dietl)灵活地指挥着，他们尽量利用了这一地形崎岖的国土防守上的有利条件。直到5月27日，才被赶出纳尔维克城。这时，德国在西欧的进攻已经深入法国境内，法国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同盟军在6月7日撤出纳尔维克。挪威国王和政府也同时离开挪威。

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战局上，同盟国政府显得异常张牙舞爪，但又缺乏时间观念，结果给挪威人民带来了苦难。反之，希特勒这一次却显得迟迟不愿出击。可是，等他最后下定决心要抢在西方列强前面时，他便立即动手；在关键时刻，他的部队行动既迅速又大胆，充分弥补了人数的不足。

第七章　侵吞西欧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部队突破西欧的防线，这就改变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世界局势，并对全世界民族的前途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出震撼世界的戏剧的决定性一幕，是以13日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在色当(Sedan)跨过马斯河(Meuse)开始的。

也是在5月10日，蹀躞不宁、精力充沛的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就任英回首相。

色当那条狭小裂缝很快扩展成为一道巨大缺口。德国坦克涌了进来，不出一周，到达英吉利海峡沿岸，从而切断了驻比利时的同盟军退路。这场灾难导致法国的沦亡和英国的孤立。英国虽有大西洋为屏障，勉强支撑下来，但只有等到一场持久战变成一次世界大搏斗之后，才算得救。最后，希特勒不堪美俄两国的重压，终于垮台，然而，欧洲已经打得精疲力竭，并且处在共产主义凌驾一切的阴影笼罩之下。

在这场浩劫之后，一般的看法是，法国战线的击溃是不可避免的；希特勒的进攻是无法抵抗的。可是，表面现象和真实情况大不一样——时至今日，这点已经一清二楚了。

德国陆军将领对于这次进攻能否取胜简直是毫无信心，当初他们是在希特勒坚持下才无可奈何发动进攻的。希特勒本人在关键时刻也曾突然丧失信心，正当他的先头部队插入法国防线，打开一道缺口时，他曾下令停止前进两天。如果法国能利用这一喘息时机，这件事就可能使希特勒的胜利化为泡影。

可是，最奇怪的是，率领这支先头部队的人——古德里安，一时间竟从指挥岗位上撤换下来，原因是他的上级急欲刹住他乘机扩大突破成果的步伐。其实，要不是他“违令”，飞快推进，那末这次入侵就可能失败——而整个世界局势也会同当前不一样。

希特勒的军队根本没有所谓占压倒优势的声誉，其实数量上比对手的军队要少得多。虽然他的坦克进攻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他拥有的坦克数量比对手少，威力也差。只有在空军这一最重要的因素方面才占优势。

再者，在大部队投入战斗之前，他的一小部分兵力事实上已经解决问题。当时他调集的兵力约计一百三十五个师。而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兵力只包括十个装甲师、一个伞兵师和一个空降师(Airportable)——空军除外。

这些新颖部队所造成的眩目效果，不仅使人看不清德军兵力较小，也看不清德军只是险胜而已。如果不是同盟军犯下大错——多半是因为过时的军事思想占优势而犯下错误，给德军提供了机会，德军本来是难以取胜的。即使事实如此，确是有对方的糊涂首脑如此大帮其忙，但是，入侵所以成功，还是因为幸而有了一系列大好机会——再则，古德里安这个人也立即充分利用了到手的一切机会。

法国一战是历史上一个最突出的例子，说明一个精悍的实干家所推行的新思想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古德里安曾经讲过，在战前，以单独的装甲部队作战略性渗入，即运用远程坦克进攻，来切断敌军远离前线的后方主要交通线，这一思想使他神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流行一种新的军事思潮；皇家坦克军(Royal Tank Corps)在演习实践中首先体现这一思想；古德里安是坦克迷，他了解这一思想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德国高级将领多数同英法政府当局一样，对这一思想都半信半疑，认为在作战中行不通。但战争爆发后，古德里安不顾上级怀疑，抓住机会付诸实行了。结果证明这同早期历史上使用战马、长矛、方阵、机动军团、“斜行队形”(Oblique Order)、骑兵射手、长弓、滑膛枪、火炮、把军队编成单独的机动师等等新思想一样具有决定性作用。说实在话，事实证明这种战术更是立见功效。

德国入侵西欧是在右翼开始的，针对中立国荷兰和比利时防线的各要地，取得一系列大出意外的胜利。以空降部队打先锋的这一系列出击，把同盟国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有好几天不去注意主攻方面——就是对准中央部分，穿过阿登山脉的丘陵和森林地带，直指法国心脏。

荷兰首都海牙(The Hague)和交通运输中心鹿特丹(Rotterdam)，在5月10日凌晨受到空降部队袭击。在此同时，荷兰东面一百英里的边境防线也受到攻击。荷兰前后方受到这双重打击，引起了慌乱，再加上德国空军对四面八方的威胁，这种局面更是有增无已。德国装甲部队趁乱飞越南翼的一个缺口，第三天，在鹿特丹同空降部队会师。他们在刚刚赶来援助荷兰的法国第七集团军眼皮底下穿过，朝着目标挺进。第五天，荷兰投降，虽则其主线尚未突破。人口拥挤的城市进一步受到近距离空袭的威胁，这样就加速了荷兰的投降。

这里的德军比对方兵力要小得多。此外，进行决定性插入的只有一个装甲师，即第九师——只有这一师调得出来进攻荷兰前线。在其进军的路上横着一条条不难防守的运河和宽阔河流。这一师所以有机会成功，全靠空降部队的突击。

但是，这个新兵种也很小——同其成就相比，更是小得出奇。1940年5月，德国只有四千五百名受过训练的伞兵。在这少得可怜的总人数中，只有四千名用来进攻荷兰。他们组成五个营，并由运输机运来一个为数一万二千人的轻装步兵师作后备。

空降部队总司令施图登特的话，恰到好处地概括了这一作战计划的要点：

我们兵力有限，因而只得倾全力进攻两个目标——入侵如要成功，看来这两据点是必争之地。在我亲自支配下，主要是攻占鹿特丹、多尔德雷赫特(Dordrecht)和莫尔狄克(Moerdijk)三地的桥梁；从南面来的主要公路就是通过这些桥梁横越莱茵河各河口的。我们的任务是抢在荷兰炸毁桥梁前就占领各桥，并在我们的地面机动部队到达之前保持桥梁畅通。我的部队计四个伞兵营和一个空运团(计三个营)；我们获得全胜，只付出一百八十名伤亡的代价。我们不敢失败，因为如果失败，整个入侵都要失败。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160－161页。本章中的其他几段引文，均出自同书。]

施图登特本人就是受伤的一个。他头部受伤，八个月没有作战。

荷兰首都海牙是德军助攻的地点。目的是要把政府和各部门的首脑就地俘虏，瓦解整个管理机器。用于海牙的兵力是格拉夫·斯波纳克将军(General Graf Sponeck)指挥的一个伞兵营和两个空运团。这次进攻虽遭击退，但引起大乱。

入侵比利时一战的开始也是耸人听闻的。赖歇瑙(Reichenau)指挥下的强大的第六集团军(包括赫普纳(Hooppner)的第十六装甲军)，在这里发动地面进攻。部队要顺利展开，必须克服一个艰险障碍。只剩下五百名空降兵来协助这次进攻。全部用来占领艾伯特运河(Albert Canal)上的两座桥梁以及这条国境河流一侧的比利时最现代化要塞，埃本埃迈尔(Eben Emael)要塞。

但是，这支小队伍却左右了战局。因为，从这里打到比利时国境，要通过荷兰领土南面的突出部分，即所谓“马斯特里赫特阑尾”(Maasttrcht Appendix)。一旦德国陆军越过荷兰边境，驻在艾伯特运河一带的比利时边防军就会一再获得通知：在任何入侵的地面部队越过这条十五英里的狭长地带前把桥炸掉。空降部队从夜空中悄悄降落；这样，保证各要害桥梁完整，就有了新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

德国在比利时投入的空降部队规模非常有限，这与当时的报道绝不相同，据报道说，德国伞兵在几十处地方降落，累计人数达数千之多。施图登特为此作了番说明——当时为了弥补实际兵源的不足，也为了尽量制造混乱，在比利时各地撒下了模拟伞兵。施出这一诡计确实非常奏效，再加人们胡思乱想，天然要将所有数字大加特加了。

据施图登特的叙述：

艾伯特运河的冒险行动，也是希特勒本人的主意。或许是这个妙计多端的人最为独特的创见。他把我找去，向我征求意见。我考虑一天，肯定此举可行，他就命令我作好准备。我用了科赫上尉(Captain Koch)指挥下的五百名士兵。第六集团军司令赖歇瑙将军和参谋长保卢斯将军(General Paulus)都是有才干的将领，他们认为这么做是冒险，他们对此没有信心。

偷袭埃本埃迈尔要塞的，是维切格中尉(Lieutenant Witzig)指挥的一支七十八名伞降工程兵组成的小小分遣队。其中只有六人阵亡。这支小分遣队完全出其不意降落在要塞顶上，打败了那里的高射炮人员，并用以前保密的一种新型烈性炸药炸掉所有大炮的装甲炮塔和掩体。……所以能偷袭埃本埃迈尔，全靠使用这种新式武器，这是由另一种新式武器——运货滑翔机(Freight-carrying glider)悄悄运送到目的地的。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163－164页。]

这座要塞经过精心设计，足以抵御各种威胁，除非敌军有可能降落在要塞顶上。从要塞的屋顶上，维切格的一小撮“天兵”管住一千二百名守军，直至二十四小时后德国地面部队开到。

两座要害桥梁上的比利时守卫，也都冷不防被俘。在一座桥上，其实已经点燃了炸桥的导火线——但是，德国一架滑翔机的全体人员紧跟在比利时哨兵后面进入地堡，在千钧一发之际把导火线灭掉。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入侵战线上，所有桥梁都被守卫军按计划炸掉，只有派入空降进攻军的地方除外。由此可见德方的成败只有一步之差——因为入侵能否得胜取决于时间因素。

到第二天早晨，已有不少德国部队越过运河，攻破运河后面的比利时薄弱防线。接着，赫普纳的两个装甲师(第三师和第四师)开过那些未遭破坏的桥梁，在对岸平原上四下散开。他们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比军就此开始总退却——这时正好法英两军赶来支援他们。

对比利时的这一突破，并不是入侵西欧的决定性一击，但对结局起了重要影响。不但把同盟国的注意力引错方向，而且还把同盟国最机动的部队引来投入那里的战斗，因而这些机动师就无法抽出来，向南调往尚未完工的马奇诺防线西端那边——法国边境线上最薄弱的部分，去对付5月13日法国边境上突然出现的大敌。

这时，伦斯德集团军群的机械化先头部队，正开过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卢森堡省，向法国挺进。他们越过七十英里长的一段阿登山脉，挡掉微弱抵抗，跨越法国边境，在发动进攻后的第四天清晨到达马斯河边。

派遣成批坦克和汽车越过如此崎岖地区，真是大胆冒险。多少年来，传统战略家都认为，要大举进攻，这片地区是“无法逾越”的，更不要说用坦克作战了。但是，这样却增加了攻其不备的机会，而一座座密林也有助于掩护进军和隐蔽进攻兵力。

对于希特勒的成功，贡献最大的，倒是法国最高统帅部。阿登山脉一役所以击溃法军，是大大归功于法国计划的安排——就德国来看，这同他们自己改过的计划完全吻合。照一般人想象，法国终于一败涂地，都是因为当初采取了守势，或者说，是败于“对马奇诺防线有恃无恐的心理”(Maginot Line Complex)，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是败于他们计划中所规定的采取攻势一面。他们从左侧推进到比利时。这反而为敌人助了一臂之力，从而自投罗网——正象1914年第十七号计划几乎害得他们一败涂地一样。这次所以更加危险，是因为对于更加机动化，使用车辆调遣部队，而不是徒步行军。惩罚所以更加沉重，是因为三个法国集团军和英军组成的这次左侧推进，包括整个同盟军中最现代化装备的最机动化部队。

这些军队一冲入比利时，每前进一步，殿后部队便进一步暴露在伦斯德的部队面前，当时他们正穿越阿登山脉，在作翼侧强攻。更糟的是，同盟军进攻枢纽点(Hinge)的守卫是几个劣等法国师，师里都是些老兵，反坦克炮和高射炮这两样不可或缺的武器只有少量配备。听任枢纽点防御得这样不济，是甘末林和乔治所领导的法国最高统帅部犯下的最大错误。

德军穿越阿登山脉进攻是一巧着，也是参谋工作的一项非凡绝技。5月10日拂晓之前，德军集结了战争中前所未见的大量坦克，密聚在卢森堡边境对面。这些坦克由三个装甲军组成，排列成三块或三层，头两层是装甲师，第三层是摩托化步兵师。前卫由古德里安将军率领，全军(Group)由克莱斯特将军(Gen Von Kleist)指挥。

在克莱斯特装甲兵团的右面是另一个装甲军，即霍特(Hoth)指挥的第十五军，他们奉命冲过阿登山脉的北部。到达纪韦(Givet)和迪囊(Dinant)之间的马斯河。

不过，这七个装甲师只是大军的一小部分，大军正沿着德国边境集合。准备插入阿登山脉。约有五十个师密集在一条狭窄而纵深的战线上。

能否成功，基本上要看德国装甲部队能否迅速越过阿登山脉，渡过马斯河。只有越过那条河流屏障，坦克才有迂回的余地。他们必须在法国最高统帅部觉察到发生情况并集合后备力量来阻挡他们之前渡河。

德军抢了先，虽则只是领先几步而已。如果法国防御部队能够利用按照原定计划坚壁清野所形成的局部阻力，那末结果也许有所不同。就法国的安全来说，可惜坚壁清野之后，没有适当的部队防守。当时法国蠢得竟依靠骑兵师来拖住入侵军。

反之，如果在这阶段法国装甲部队对德军进攻的翼侧发动一场反击，由于德国高级司令官大起恐慌，德军那次进攻可能陷于瓦解。即使事实如此，德军还是因为左翼出现反击的疑兵而震惊一时。

克莱斯特看到进攻如此顺利，在12日早已赞同古德里安的意见——不等步兵到达就渡过马斯河。但还是作好安排，集结了大量空军，包括十二个俯冲轰炸机中队，来协助强渡。13日午后，空军出场了，象下冰雹般连续投弹，迫使多数法国炮手在防空洞里躲到日暮。

古德里安集中攻打紧靠色当以西一英里半长的一段河流。这个选定地段是强渡的理想场合。河流在此朝着圣芒热陡然北折，后又南转，形成一个袋形突角。北岸的周围高地长满树木，这样就可用来掩蔽进攻的准备活动和炮位，也是良好的炮兵观察地。从圣芒热(St. Menges)附近可以一览无遗地望见这一河曲，望见对岸那一边的天幕——马尔费森林那一片树木的高地。

下午4时发动进攻，由乘橡皮船和木筏的装甲步兵打头阵。不久就驾起渡船，把轻便车辆送过河。很快拿下河曲，进攻军步步进逼，抢占马尔费森林(Bois de Marfée)和南岸高地。到半夜时，楔子已深入近五英里，在格莱雷(Glaire)(色当和圣芒热之间)也已架好桥梁，坦克源源不断开过桥去。

虽然如此，在14日，德军还是没有立定脚跟——只有一个师过了河，只有一座桥梁可用来向那师输送援兵和给养。那座桥遭到同盟国空军猛烈轰炸；当时德国空军已转移到其他地方肆威，同盟国空军才暂时占了便宜。但是，古德里安军的高射炮团在这座要害桥梁上空保持密密一层炮火，同盟国飞机受到重创，空袭被击退了。

到下午，古德里安的三个装甲师已全部过河。打退法军发动的一场为时已晚的反攻之后，突然折而向西。到第二天傍晚，已突破最后一道防线，这样，通向西面的道路——通向英吉利海峡沿岸的道路，就通行无阻了。

但是，这一夜是古德里安难熬的一夜——虽则并非由于敌人的缘故：

装甲兵团司令部下令停止前进，不准部队离开已占领的桥头堡。这道命令，我既不愿接受，也不能甘心接受，因为这无异是放弃奇袭，丧失一切初步战绩。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177页。]

古德里安在电话里同克莱斯特剧烈争辩了一番后，克莱斯特才同意“准许再继续进军二十四小时——以扩大桥头堡”。

这一小心许可的部署，古德里安大加利用，对装甲师也不加约束，听其自便。古德里安的三个西进装甲师，同来自蒙丹梅(Monthermé)渡口的赖因哈特(Reinhardt)两个师和来自迪囊附近各渡口的霍特两个师会师。法军的抵抗就此全面崩溃，德军如入无人之境。

到16日晚，德军又朝西，向英吉利海峡前进五十多英里，到达瓦兹河(Oise)。但是，又一次刹了车，这并非由于敌人的缘故，而是来自上面的命令。

德国方面的高级司令官都想不到马斯河竟然如此轻易取得，也简直不信自己运气竟然如此之好。他们仍然认为他们的翼侧会遭到法军猛烈反击。希特勒也是这样担心。因此，他禁止进军——暂停两天，以便步兵赶上前来，沿着埃纳河(Aisne)形成一条侧面屏障。

事情提到高级当局后，古德里安得以恢复进军，有条件地获准进行强力侦察。古德里安将“强力侦察”(Strong reconnaissance)解释为具有灵活意义，这一来，在第十二集团军的步兵部队沿着埃纳河开始形成坚固的侧面屏障之前，他就可以在两天间歇时间内保持强大攻势，也能以全力奔赴英吉利海峡沿岸。

由于德军前几个阶段争取到不少时间，由于德军给对方造成不少混乱，在瓦兹河的停顿对德国的胜利前景并没有什么严重影响。虽然如此，还是暴露了德方在时间观念上的重大分歧。在这上面，新旧两派之间的分歧超过德法两军之间的分歧。

甘末林在战争结束时撰文提到德军横渡马斯河的战略扩张战果道：

这真是一奇着。但是否完全出于先见之明呢？我不相信——如不信拿破仑策划的耶拿一战或者毛奇策划的色当一战(1870年)是出于先见之明。这纯然是随机应变。这表明部队和善于调遣部队的指挥编制得当，可以在坦克、飞机和无线电作用许可的范围内快速行动。这是不必动用大量兵力而取得胜利的一仗，后来就成为决定胜负的一仗，这样的一仗也许是破天荒的。

根据当时在前线指挥的总司令乔治将军所说，照当时估计，在比利时卢森堡省所策划设置的障碍，可能使德军“至少拖延四天”才到达马斯河。参谋长杜芒克将军(General Doumenc)说道：

按照我们自己的作战程序来看待敌人，我们曾经设想他们在没有运到足够的大炮之前是不会试渡马斯河的：这样他们就需要等上五、六天。而我们则不难有从容时间来加强我们的部署。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181页。]

奇怪的是，法国的这些推测同“山那边”高级当局的推测竟如此一致。可见法国将领对德国攻势的基本设想是有道理的——比事变一发生后，显得更有道理。但是，他们却没有把古德里安这一个人因素估计在内。当初古德里安采用了以装甲部队单独深入为战略渗透的理论，他深信这一理论切实可行，他因而一时冲动，不服上级命令，凡此种种都使法国最高统帅部失算了，失算之大，绝不是德国最高统帅部所能自动做到的。古德里安和他的坦克兵显然是拖着德国陆军前进，从而创造了现代史上空前的大胜利。

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战局，都取决于时间因素。法军反攻所以屡屡失灵，一则是因为他们把时间估计得太慢，赶不上情况的变化，再则是因为德军先头部队行动之快总是超出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预计。

法国认为德军攻打马斯河不会早于第九天，他们据此而制定计划。在古德里安插手之前，德国首脑的脑子里原有的一张时间表也是如此。这张时间表打乱后，接下来的情况就更加糟糕。法国司令官都是受1918年慢动作战法训练出来的，他们的头脑应付不了装甲部队的速度，因而他们全都束手无策。

同盟国方面有少数人懂得，一旦失去时机，就会招致大祸。其中一个便是法国新总理保罗·雷诺。战前，他作为一个非专业评论家，曾敦促国人发展装甲部队。他对装甲部队的作用了解得非常清楚，在15日一早打电话给丘吉尔说：“我们已经打败了。”

丘吉尔的回答是：“凭以往的所有经验看来，不久就会结束进攻。我忘不了1918年3月21日。五、六天后，他们不得不停下来等待给养，这样就有了反攻的机会。这都是当时福煦元帅亲口告诉我的。”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38－39页。] 第二天，他飞到巴黎，在那里进行争辩，反对从比利时撤出同盟军。即使事实如此，甘末林撤回部队的动作还是太慢了。当时他就仿照1918年作战法，拟订了一个使用大量步兵师发动反攻的周密计划。丘吉尔对此仍然坚信不疑。可惜甘末林的脑子还是习惯于老一套，因为他比任何法国人都懂得如何作战。

同一天，雷诺动手撤换甘末林——从叙利亚调回福煦的老助手魏刚(Weygand)。魏刚直到19日才到达，这样，最高统帅部就有三天时间处于暂停状态。20日，古德里安切断同盟军在比利时的交通线，抵达英吉利海峡。再者，魏刚比甘末林头脑还要陈旧，他继续照1918年的一套制定计划。所以，挽回大局的希望就消失了。

总之，同盟国首脑不是做事太慢就是做错事情，结果没有做什么可以避免灾难的。

英国远征军在1940年得以逃脱，大半是由于希特勒本人干预的结果。当初德军坦克占领法国北部，切断英军同基地的联系，正要席卷敦刻尔克(Dunkrik)——可让英军逃生的最后剩下的一个港口，这时希特勒却禁止他们前进。当时，大部分英国远征军离开港口还有好多英里。但是，希特勒却命令坦克停了三天。

希特勒这一行动使英军保存下来。其实当时根本没有其他办法救得了英军。他让英军有机会逃走，英军才能在英国重整旗鼓，继续作战，守卫海岸，以对付入侵的威胁。因而，他招致了五年后他本人和德国的最后垮台。英国人深知这次是九死一生，但不明原因，称之为“敦刻尔克奇迹”(The Miracle of Dunkirk)。

希特勒怎么会发出停止前进这道重要命令的，这是什么原因？德国将领至今仍然认为，从种种方面来看，这都是个谜；希特勒怎么会做出这个决定的，他的动机又是什么，也都永远无法肯定。即使希特勒本人作了解释，那也很难说是可靠的。身居高位的人犯了大错，事后很少说明真相，何况希特勒也不是一个最爱说真话的大人物。他的证词大有可能弄乱线索。即使他愿意照直解释，也很有可能无法办到，因为他的动机往往是五花八门的，他的喜怒哀乐也是变幻莫测的。再说，人们想到的往事免不了受到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影响。

对这一关键事件作了长期调查研究，已经发现不少证据，历史学家能够借此串连起来的不仅是一系列事件，而且是看来颇有可能导致那一重大决定的一系列起因。

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切断驻在比利时的同盟军左翼的供应线之后，于20日抵达阿布维尔(Abbeville)附近的海边。然后掉头北上，直扑英吉利海峡各港口和英军殿后部队——当时英军仍在比利时抵挡包克步兵部队的正面进攻。在这次北进中，古德里安的右面是赖因哈特装甲军，这也是克莱斯特装甲兵团的一个部队。

22日，在古德里安进攻下，布伦(Boulogue)成为孤城，次日，加莱(Calais)也成为孤城。他这样大踏步前进，一下到达格拉夫林(Gravelines)，离英国远征军最后剩下的一个逃生港口敦刻尔克仅十英里。赖因哈特装甲军也到达了艾尔(Aire)－圣奥梅尔(St. Omer)－格拉夫林运河线。但就在那里，上面发来命令停止继续前进。装甲部队司令官接到通知，叫他们把部队驻在运河线的这一边。他们象发连珠炮一般向上级频频提出质问和抗议，上级告诉他们这是“元首亲自下的命令”。

在探究那次拯救英军的干预的根源前，不妨先看看英军方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并追溯一下那次大规模逃跑的经过。

16日，总司令陆军上将戈特勋爵(General Lord Gort)把英国远征军从布鲁塞尔(Brussels)前线的前进路上拉回一步。可是，英国远征军还没有到达斯凯尔特(Scheldt)河边的新阵地，那一阵地就已动摇，因为古德里安把英国远征军远在南方的交通线切断了。19日，内阁听说戈特正在“调查，如果被迫撤退的话，是否可能向敦刻尔克撤退”。但是，内阁向他发出命令，要他向南进军法国，强行通过德军在他后方布下的罗网——虽则他告诉内阁，他只有四天给养，弹药只够打一次仗。

上述指示同法国总司令甘末林在当天早晨迟迟才制订并发布的新计划正好吻合。到了傍晚，甘末林被解职，由魏刚接任；魏刚一上任，就一面研究局势，一面撤销甘末林的命令。再经过三天耽搁，他拿出一个同前任类似的计划。事实证明这无非是纸上谈兵。

与此同时，戈特虽然争辩说内阁的指示不切实际，但还是在手下十三个师中派出两个师，连同已经派往法国的唯一坦克旅，从阿腊斯(Arras)向南发动进攻。这次反击在21日发动后，进攻的兵力就压缩成两个力量薄弱的坦克营，随之以两个步兵营。坦克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没有后援，因为步兵营遭到俯冲轰炸，军心已动摇。原来规定邻近的法国第一集团军以十三个师中的两个师配合作战，可是，实际贡献很小。在当时，法军一再遭遇德国俯冲轰炸机和快速运动坦克，士气受挫，陷于瘫痪。

不过，奇怪的是，这次装甲部队的小反击，竟使某些德国高级司令官大起恐慌。他们一度考虑命令手下的坦克先头部队停止进军。伦斯德本人称此为“危急时刻”(Critical Moment)，他说：“一时间唯恐我们的装甲师在步兵师赶来支援之前就被切断后路。” [注：从1935年以来，《泰晤士报》上和其他方面在预测1940年发生的这一情况时，就主张英国军方应尽全力配备一支较强的空军和两三个装甲师，以反击德军侵入法国，而不是派一支步兵师所组成的远征军——法国有的是步兵师。1937年底，内阁接受了这一原则，但在1939年初又放弃了，改为赞成建立一支常规远征军。到1940年5月，十三个步兵师(包括三个“劳工”师)一齐派往法国，没有一个装甲师，但事后证明在挽救局势上不起任何作用。] 这样的结果恰好表明，如果英军发动这一快速还击，用的是两个装甲师，而不仅仅是两个坦克营，那末就会发生截然不同的重大后果。

在阿腊斯昙花一现之后，北面的同盟军不再努力脱出重围；在魏刚策划下从南面姗姗来迟的解围攻势弱小得简直荒唐。德国摩托化师为了保障装甲师向北推进，收紧包围圈时不受干扰，已在松姆河(Somme)边迅速筑起工事；这一工事不难挡住魏刚所策划的攻势。既然魏刚指挥下的部队动作如此缓慢，他的豪言壮语般的命令之不可能奏效，一如丘吉尔对部队的勖勉：“抛弃在钢骨水泥防线或自然屏障后面抵抗进犯的思想”，并“以不屈不挠的猛攻”来重新掌握主动。

最高层还在继续辩论不切实际的计划时，北面被切断的军队正向靠近海岸的一片斜面退却。他们处于包克步兵部队不断加强的正面压力之下——不过总算没有遭到装甲部队在背后狠戳一刀。

24日，魏刚怨天尤人说：“正当我军北上，逐步取得进展，要与盟军会合时，英军竟自动向港口退了二十五英里。”其实，北上的法军并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进展，英军还没有退却——魏刚的话无非表明他完全是生活在空想之中。

但是，25日傍晚，戈特下定决心，从敦刻尔克向海上撤退。四十八小时之前，德国装甲部队早已到达离港口只有十英里的运河线上。26日，英国内阁准许陆军部向戈特发出电报，同意他采取这一步骤，并且“授权”他执行这一撤退任务。次日，又打电报给戈特，叫他从海上撤回部队。

同日，在包克攻打下，比利时陆军的防线中部崩裂，附近也没有剩下后备军来填补这一缺口。利奥波德国王(King Leopold)早已通过凯斯海军上将(Admiral Keyes)向丘吉尔提出多次警告，说局势越来越没有希望。现在，一下子果然完了。比利时国土早已大半沦陷，军队即将背临大海，困守在一条挤满难民的狭长地带。因此，在傍晚前，国王决定求和——次日清晨，“停火”号便吹响了。

比利时一投降，英国远征军到达敦刻尔克之前就更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丘吉尔刚向利奥波德国王发出呼吁，请他坚持下去，但是私下对戈特说，这是“要他们为我们而牺牲”。事情明摆着，受到包围的比利时人早已觉察英国远征军在准备撤退，对呼吁的看法当然同丘吉尔不一样。利奥波德国王也不愿听从丘吉尔的忠告：“趁早乘飞机出走”。国王认为，他“必须同军民守在一起”。他这样决定，从长远看来，也许并不明智，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抉择是光明正大的。丘吉尔后来对这点的批评简直不公平，法国总理和报纸的激烈责备更是蛮不讲理——试想比利时的垮台正是因为法国在马斯河防线的崩溃而造成的。

当时，不管法国严厉抗议和责备，英军向沿海飞奔退却，赶在德军合围前登上船。幸而一星期前英国国内已开始准备工作——不过是根据另一设想做出准备的。20日，丘吉尔批准“调集大量小船准备开往法国沿海港口和港湾”的措施，因为他是这么想的：按照当时计划，英国远征军试图由南面进入法国，因而可能被切断后路，这些船只也许可以协助营救一些英国远征军。海军部抓紧时间进行准备。上一天，即19日，在多佛尔(Dover)指挥的拉姆齐海军上将(Admiral Ramsay)已被派任作战指挥。顷刻间，许多渡船、海军扫雷船和沿海小航船都集合起来，以完成所谓“发动机作战计划”(Operation Dynamo)。从哈里季(Harwich)直到韦默斯(Weymouth)的海运官，都奉命将所有千吨以下的船只登记入册。

在其后几天里，情况迅速恶化，海军部不久就明白，只有敦刻尔克这一条退路了。26日下午，“发动机”开动了——时在比利时求和前一天，也在内阁批准撤退之前。

最初，人们还以为只有一小部分英国远征军可以得救。海军部通知拉姆齐：要争取在两天内救回四万五千人；过两天，在敌军追击下，也许不能再撤退了。事实上，到28日晚，只有二万五千人在英国上岸。所幸事后证明宽限日期要长得多。

头五天里，由于小船数量不足，来不及把部队从海滩送往停泊在海里的船上，撤退的速度就受到了限制。虽然拉姆齐原来指出过，需要一定数量的小船，但是没有凑齐。现在海军部作了更大努力，提供小船，配备人员，海军人员得到增援，来了一大批民间志愿人员——渔民、救生船员、游艇驾驶员以及其他有过一些驾船经验的人。拉姆齐记载道，表现得最为出色的，也有伦敦消防队的消防船“梅西·肖号”全体船员。

最初海滩上也很混乱，因为等候上船的部队——当时大都是基地人员，处于无组织状态。拉姆齐认为，所以更见混乱，是“因为陆军官兵军服分不清”，并发现“海军军官的出现，穿着不会被人错认的军服，有助于恢复秩序。……后来，编成战斗队形的部队到达了海滩，这种困难便消失了。”

第一次猛烈空袭发生在29日傍晚，“在这样早的日子，极其重要的敦刻尔克港水道未被沉船堵塞，全靠好运而已”。由于部队大都从港口上船，从海滩上船的不到三分之一，保住水道畅通就更加重要了。

在其后三天里，空袭增加了。6月2日，白天只好停止撤退。从英国南部各机场起飞的皇家空军战斗机，都力使德国空军留在海湾。但是，一则因为数量上差得远，再则，路途遥远，不能在那地区上空久留，所以根本无法维持充分的空中掩护。频繁的轰炸使等待在海滩上的部队极度紧张，不过松软的细沙倒使轰炸不起作用。在海上造成的物质损失要大得多，包括六艘驱逐舰，八艘人员输送船，还有这次撤退所使用的八百六十艘各种大小的英国和同盟国船只中的两百多艘小艇。很幸运的是，德国海军总算很少用潜艇或鱼雷快艇进行干扰。还有令人欣慰的是，天气极好，有助于撤退。

到5月30日已有十二万六千名士兵撤退，所有剩下的英国远征军也都已到达敦刻尔克桥头堡——只有部分士兵在撤退时被切断后路。这时，抵挡德军从陆上包围桥头堡的防御，也随之更为牢固。德军已错过机会。

不幸的是，在比利时的法国高级司令官都仍然遵照魏刚缘木求鱼般的计划行事，犹豫不决，不向海上撤退，不同英军一道尽快撤退。这一耽误的结果是，法国第一集团军残部中有将近一半人员，于28日在里尔(Lille)附近被切断后路，于31日被迫投降。不过他们三天的英勇坚守，非但帮助残部也帮助英军脱逃。

到6月2日午夜，英军后卫部队上了船，英国远征军撤退完毕——二十二万四千人安全撤离，只是在开往英国的途中因船只被击沉而损失二千人左右。大约九万五千名同盟军，主要是法军，也撤了出来，第二天夜间，虽然困难越来越大，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载走剩下的法军，这样就又多救出二万六千人。不幸的是，丢下了几千名后卫——这也使法国大为不快。

到4日早晨，战斗结束时，已有三十三万八千名英军和同盟军在英国上岸。同早先的预计相比，这是惊人的成果，也是海军的一次宏伟战绩。

同时也清楚表明，要不是希特勒在十二天前，即5月24日，命令克莱斯特装甲部队在敦刻尔克城外停止前进，那就不可能把英国远征军保存下来“以备来日再战”。

当时英军只有一个营守卫格拉夫林和圣奥梅尔之间二十英里长的一段阿河；再过去六十英里的内陆，运河一线的防卫也相差无几。许多桥梁还没有炸掉，甚至也没有准备破坏。因此，5月23日，德国装甲部队毫无困难就在许多地点拿下运河上的一系列桥头堡——这正如戈特在公文中所说，是“这一翼侧仅有的反坦克障碍”。一渡过河，就没有什么挡住他们，阻止他们切断英国远征军向敦刻尔克撤退的路线——只有希特勒下的停止前进命令而已。

不过，今日事情已经清楚，原来当初德军冲入法国之后，希特勒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和心惊肉跳的状态。进军异常顺利，他的部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都使他感到不安——情况好得不象真的。这种影响可以在总参谋长哈尔德的日记中查到。17日，即法军在马斯河背后的防线大出意外地崩溃的后一天，哈尔德记载道：“相当不愉快的一天。元首非常心神不宁。他被自己的战果吓住，害怕冒险，因此宁可止住我们前进。”

正是在那天，古德里安向海边大步推进时，忽然奉命停止前进。第二天，哈尔德记载道：“每一小时都是宝贵的……元首总部的看法却完全两样……一直为南侧莫名其妙地担心。他狂怒，嚎叫，说我们正在尽力破坏整个战役。”直到那天深夜，哈尔德设法向他保证，说接应的步兵部队正调转头，沿着埃纳河布成屏障，希特勒才同意准许装甲部队飞速推进。

两天后，这些装甲部队切断比利时境内同盟军的交通线，到达沿海。这一辉煌战果，似乎暂时解除了希特勒的疑虑。但是，等到他的装甲部队调头北上，特别是在英国坦克从阿腊斯发动了反攻，尽管来势不猛，但也引起了片刻惊慌之后，他又产生了疑虑。他视为至宝的装甲部队，当时正向英军占领区开去，而英军在他的眼中是特别顽强的对手。与此同时，他也担心南面的法军在搞什么计划。

表面上看来，希特勒选在5月24日早晨这个关键时刻来巡视伦斯德的司令部，似乎是不幸的。因为伦斯德是个为人谨慎的战略家，总是小心翼翼地充分考虑各种不利因素，避免因过分乐观而犯错误。因此，他常常恰到好处地纠正希特勒的错误，头脑冷静地为他做出估计；但是，这一次，对德国却没有什么好处。在回顾当时的形势时，他详细谈到，坦克经长途快速进军，力量已减弱，并指出，有可能受到南北两面的夹攻，特别是受到来自南面的攻击。

上一夜，伦斯德已接到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的命令，叫他把北面合围的任务移交给包克，所以他自然会想到下一阶段南面的战局。

此外，伦斯德司令部仍在色当附近的夏尔维尔(Charleville)——靠近埃纳河后面，处于德军南向防线的中部。这个位置容易使注意力集中在正面战局，而较少注意到极右侧发生的情况，那里的胜利似乎已经不在话下。伦斯德只是眼角里带到敦刻尔克而已。

希特勒“完全同意”伦斯德的保留意见，并继续强调，为今后作战务必保存装甲部队。

下午，希特勒一回到总部，就把总司令叫来。这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接见”，结果，希特勒就下了停止前进令——那天晚上，哈尔德不胜悲痛地将其后果概括在日记里：

左翼，由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组成，前面没有敌人，但在元首直接下令下，将就地停下。歼灭被围敌军的任务规定留给空军！

希特勒是受了伦斯德的启发而下停止前进令的吗？如果希特勒认为他是受了伦斯德的影响而下停止前进令的。那末在英军逃走之后，他为自己作此决定除了提出种种借口外，十之八、九也会提到这一点的，因为不论犯了什么错误，他动辄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他后来作解释时，一点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曾提到过伦斯德的意见是一个因素。这是最有力的反证。

当初希特勒到伦斯德的司令部去，看来八成是希望寻找进一步的根据，借以说明他疑虑得有道理，他要强迫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改变计划也有道理。如果说有什么其他人唆使的话，最初也许是他手下的两个主要军事参谋凯特尔(Keitel)和约德尔(Jodl)影响了他。瓦利蒙特将军的证据特别重要。当时瓦利蒙特同约德尔很接近。他一听到停止前进令的传闻，大为诧异，便去问约德尔是怎么回事：

约德尔证实命令已经下达，对我的询问显得颇不耐烦。他同希特勒一样立场，并强调说，不仅希特勒，还有凯特尔和他本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佛兰德的亲身经验，都无可怀疑地证明装甲部队不能在佛兰德(Flanders)沼泽地带作战，至少，也要受到严重损失——而这种损失是经受不起的，因为装甲军的实力早已减弱，再则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第二阶段对法攻势中也有任务。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197页。]

瓦利蒙特补充说，如果是伦斯德倡议停止前进令的话，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其他人员都会风闻到；维护这一决定的约德尔，“必定不会不指出陆军元帅伦斯德是倡议人至少也是支持这项命令的人”——这样可以平息非议，因为伦斯德“在所有的高级参谋中，在作战问题上有着无可争辩的威信”：

但是当时我就明白下停止前进令的另一个理由——戈林到场了，他向元首保证，他的空军会从空中守紧海边袋口，完成包围圈。他无疑是过高估计了他那一兵种的效能。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197页。]

瓦利蒙特的这段陈述，如果同前文引过的哈尔德24日日记中最后一句话联系起来看，便值得注意了。此外，古德里安还说是克莱斯特给他下的命令，话是这样说的：“敦刻尔克将交给空军。如果攻克加莱有困难，那要塞也同样交给空军。”古德里安指出：“我认为是戈林的虚荣心使希特勒做出那一重大决定的。”

同时，还有证据表明，连德国空军可以发挥的力量也没有充分或大力利用——有些空军首脑说，希特勒又在此刹了车。

这一切不由高级当局不怀疑，在希特勒的军事理由背后还存在着政治动机。伦斯德的作战计划人员布鲁门特里特(Blumentritt)，把这点同希特勒巡视他们司令部时的诧异口吻联系起来：

希特勒的情绪非常好，他承认这次战局是“一明显奇迹”，并对我们发表了战争将在六个星期内结束的看法。其后，他希望同法国缔结一项合理的和约，这样就容易同英国取得协议。

接着，出乎我们意外，他竟以赞许的口吻谈到英帝国，谈到英帝国有必要存在，谈到英国给世界带来的文明。他耸耸肩膀讲，英国建成帝国往往用的是毒辣手段，但是，“刨木头就有刨花飞出来”。他把英帝国同天主教相比——说都是世界稳定的要素。他说他只要求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归还德国所丧失的殖民地固然求之不得，但并非少此不可。他甚至表示要派部队支援英国，只要英国肯卷入任何地方的任何纠葛。他讲殖民地主要是威信问题，因为靠战争保不住殖民地，何况很少德国人能在热带定居。

他结束说，他的目的，是要在英国认为可以保住体面而接受的基础上讲和。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200－201页。]

后来在考虑局势时，布鲁门特里特常常回想到这次谈话。他认为，下令“停止前进”不仅仅出于军事原因；这是较易媾和的政治方案的组成部分。如果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被俘的话、英国也许会认为有损体面，必须洗掉这一耻辱。希特勒希望以听任英国远征军逃走的办法来博得英国的好感。

既然说这番话的是对希特勒很有意见的将领，而且他们又都承认当时他们想要消灭英国陆军，那就更加值得注意了。他们笔下的希特勒在敦刻尔克那时期所谈的话，正好符合希特勒本人早先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写的话——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其他方面也都紧紧遵照自己的信条办事。他的一些特征正暗暗道出，他对英国有种爱恨交织的感情。他在当时谈到英国的一系列言论，在齐亚诺(Ciano)和哈尔德的日记里也有所记载。

希特勒的性格非常复杂，所以任何简单的解释都未必是真实的。他做出这一决定，大有可能交织着好几条线。三条是看得清的——他希望保存坦克力量以备下一次出击之用；他长期以来始终畏惧佛兰德沼泽地；戈林为德国空军争功。不过，十之八、九是，这个生性爱好政治权术、头脑里多的是花招的人，他心中交织着一条政治线和这三条军事线。

沿松姆河和埃纳河的法军新防线，虽比原来的防线长了，但可用来防守的部队却减少了许多。在战役的第一阶段，法军损失了三十个师，协助他们的同盟军除外。(只有两个英国师留在法国，虽则当时又派来了两个没有受过充分训练的师。)总而言之，魏刚集合了四十九个师来保护新防线，留下十七个师来守卫马奇诺防线。只有短短一段时间是建筑不了什么工事来守卫前线的，何况兵力又不足，即使迟迟才打算使用纵深防御的方法，也办不到。机械化师大都已经损失或消耗殆尽，所以也缺少机动化后备军。

反之，德军的十个装甲师因补充了新坦克而又加强实力，一百三十个步兵师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损失。为发动新攻势，兵力重新作了部署；新插进的两个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都用来增强沿埃纳河一带地区(瓦兹河和马斯河之间)的力量；古德里安奉命指挥调往那里整装待命的两个装甲军组成的一个装甲兵团。两个装甲军留给克莱斯特，准备分别从亚眠(Amiens)和佩龙讷(Péronne)两地的松姆河上的桥头堡冲出去，以钳形攻势向克雷附近的瓦兹河下游会合。余下的装甲军，由霍特指挥，要在亚眠与海洋之间推进。

攻势是在6月5日发动的，最初在拉昂与海洋之间的西面地段开始。头两天抵抗很顽强，不过，西端装甲军在7日冲破通向鲁昂(Rouen)的各条公路。于是，防线纷纷崩溃；9日，德军渡过塞纳河(Seine)时，没有遇到真正抵抗。可是，他们并不打算在那里采取决定性行动，因此停止前进，这样一来，艾伦·布鲁克将军(General Alan Brooke)所指挥的小队英军就走了运，大部分部队才能在法军投降时作第二次撤退。

然而，克莱斯特的钳形攻击没有按计划实现。虽然右路终于在8日突破，但是从佩龙讷出发的左路在贡比涅(Compiègne)以北遇到顽抗而中止。于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决定抽回克莱斯特装甲兵团，调到东面去支援在香巴尼已经得手的突破点。

那里的攻势直到9日才开始，但很快就崩溃了。步兵大军一强渡，古德里安的坦克便以破竹之势冲破缺口，朝着马恩河畔的夏龙(Chalons-sur-Marne)而来，然后掉头向东。到11日，克莱斯特扩大冲势，在提埃里堡(Chateau-Thierry)渡过马恩河。他们继续向前飞进，越过朗格勒高原(Plateau de Langres)，到达贝藏松(Besanson)和瑞士国境——切断了马奇诺防线的全部法军后路。

早在7日，魏刚就向政府建议立即求和，次日，他宣布“松姆河一战已告失败”。政府中虽然意见不一，对是否要屈服犹豫不决，但在9日还是决定撤离巴黎。开头，一方要迁往布列塔尼(Brittany)，一方要迁至波尔多(Bordeaux)，后来互相让步，搬到图尔(Tours)。与此同时，雷诺向罗斯福总统呼吁求援，他宣称：“我们将在巴黎市前战斗；我们将在巴黎市后战斗；我们将困守在我们的一个省里，如果被赶出的话，我们就去北非。……”

10日，意大利宣战。尽管为时已晚，英国还是提出给墨索里尼各种殖民租借地，墨索里尼希望同希特勒改善关系，一口拒绝英国的建议。不过，意大利直到十天后才发动进攻，后来一下子就被力量薄弱的法军挡住。

11日，丘吉尔飞往图尔给法国首脑打气，但只是白费力气。次日，魏刚向内阁讲话，告诉他们仗已打败，并且把两次败仗都怪在英军头上，然后宣称：“我不得不说情楚，停止战斗是万不得已的。”他这样估计战局，无疑是正确的，因为那时法军正在四分五裂，大都不打算坚守。只是纷纷向南方逃窜。那时内阁意见分歧，一方主张投降，一方主张从北非继续作战，但只是决定政府迁往波尔多，并指示魏刚在卢瓦尔河(Loire)死守。

14日，德军开进巴黎，并在两侧继续深入。16日到达罗讷河(Rhone)流域。同时，魏刚在所有主要司令官的支持下，继续催逼讲和。丘吉尔为了防止法国作此决定，并保证在非洲死守，作了最后努力，提出成立英法联邦的远大建议；这没有起什么作用，反而引起了反感。这个问题交付表决，法国阁员多数反对，结果就转为决定投降。雷诺辞职，于是贝当(Marshal Petain)元帅组成新内阁，16日晚，向希特勒递交了求和书。

希特勒的条件于20日传交法国使节——地点在贡比涅森林中的火车车厢里，当初德国使节就是在这节车厢里签署1918年休战书的。在继续商议过程中，德军又横渡了卢瓦尔河，但在22日，德国的条件为法国所接受。在安排了同时对意大利休战后，6月25日凌晨1时35分休战正式生效。

第八章　英国之战

虽然战争始于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之时，其后两天，英法也相继向德国宣战，但是，希特勒和德国最高统帅部既没有制订什么计划，也没有做出任何准备以对付英国的抵抗，这倒是历史上最不寻常的特色之一。更为奇怪的是，德国于1940年5月对西欧大举进攻之前，在将近九个月的长时期内，竟然毫无举动。甚至在法国显然瓦解、必然崩溃之后，也没有制订出任何计划。

因此，不言而喻，当时希特勒指望英国政府按照他有意提供的优惠条件同意签订妥协和约；希特勒尽管野心勃勃，也不想同英国决一胜负。实际上，希特勒已向德国将领示意，战争已告结束，同时也批准他们休假，部分德国空军也已调往其他潜在的战线。此外，6月22日，希特勒还命令三十五个师解散。

即使在丘吉尔断然拒绝任何妥协，显然决心继续作战时，希特勒还是深信这是虚张声势，并认为英国必定承认“一败涂地，绝无希望”。这个希望是慢慢消失的。直到7月1日为止，他都没有下令研究以入侵来征服英国的问题；过了两个星期，到7月16日，他终于下令准备以“海狮作战计划”(Operation Sealion)为名的入侵时，他对是否有此必要仍然带有怀疑的口吻。不过，他确曾说过，必须在8月中旬准备好出征。

即使到那时，希特勒暗底下不大想打的心情，至少是又想打又不想打的心情，还是在这一事实中流露出来：7月21日，希特勒对哈尔德说，他打算转而解决俄国问题，如果可能的活，在那年秋季对俄国发动进攻。29日，约德尔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告诉瓦利蒙特，希特勒已决定同俄国开战。几天之前，古德里安装甲兵团的作战参谋已奉派回柏林，去准备在侵俄战役中使用装甲部队的计划。

法国崩溃后，德国陆军根本没有准备执行入侵英国之类的计划。参谋部没有仔细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部队也没有受过海上作战和登陆作战的训练；也没有为此动手制造登陆艇。因此，唯一可行的事，就是匆匆调集船舶，从德荷两国把驳船送到英吉利海峡诸港口，并使部队进行一些上下船的训练。由于英军在法国损失了大部分武器装备，一时处于“无力防御”状态，德国这样匆匆忙忙临时凑合兵力，才可能成功。

这次主攻任务派给了伦斯德陆军元帅和他的A集团军群。计划规定他们把第十六集团军(布施将军(General Busch))放在右翼，第九集团军(斯特劳斯将军(General Strauss))放在左翼，规定海运部队在斯凯尔特河和塞纳河两河河口之间的各海港上船，在福克斯通(Folkestone)和布赖顿(Brighton)之间的英国东南岸会合；同时规定一个空降师占领一片悬岩的多佛尔－福克斯通地区。根据这个“海狮”计划，在四天内的第一次入侵浪潮中，将动用十个师登陆，以建立一个大桥头堡。大约过一个星期后，再向内陆大举进攻，第一个目标是夺取泰晤士河口(Thames estaury)到朴次茅斯(Portsmouth)那一弧形地带的高地。第二阶段是要从西面切断伦敦。

计划规定B集团军群的第六集团军(赖歇瑙陆军元师)担任助战，在第一次入侵浪潮中，规定三个师从瑟堡(Cherbourg)开出，在波特兰岬(Portland)以西的莱姆湾(Lyme Bay)登陆，向北推进到塞文河(Severn)口。

在第二次入侵浪潮中，要用六个装甲师和三个摩托化师组成一支分成三个军的机动化开拓部队。其后是九个步兵师的第三次入侵浪潮和八个步兵师的第四次入侵浪潮。虽然在第一次入侵浪潮中没有装甲师，但大约分到六百五十辆坦克，全部要由两个梯队中的第一梯队带入(领先的梯队人数，刚刚超过总兵力二十五万人的三分之一)。由两部分兵力组成的这第一次入侵浪潮，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运输工具，需要一百五十五艘运输船，共约七十万吨，外加三千多艘小船——一千七百二十条驳船(Barges)、四百七十条拖船(Tugs)和一千一百六十条汽艇(Motorboats)。

准备工作直到7月下旬才开始。德国海军参谋部宣称，最早也要到9月中旬，才能调到这么多的船舶来实施“海狮作战计划”；而希特勒却命令，在8月中旬完成准备工作。(其实，在7月底，海军参谋部曾建议把这一作战计划推迟到1941年春季。)

但这还不是唯一的牵制。德国陆军将领非常担心部队渡海时会遇到种种风险。他们对自己的海军和空军扫清道路的能力很少信心，力促建立一条相当广阔的入侵战线(从拉姆斯格特(Ramsgate)到莱姆湾)，俾能拉长并分散英国防守部队。德国海军将领更是担心，英国舰队一到，就难免遭到阻击。他们对于自己阻止英国舰队干预的能力不是很少信心，就是根本没有信心，因此，一开头就坚持，无法保护陆军所计划的一条广阔的入侵战线；只能在一条相当狭窄的布雷过道里渡过海去，部队规模也要小些——这些限制加深了陆军将领的疑虑。雷德尔海军上将强调说，渡海区上空的制空权尤其不可或缺。

希特勒于7月31日同雷德尔讨论后，同意了海军的看法。“海狮”计划不可能在9月中旬之前付诸实施。但是，他还没有痛下决心把这一计划推迟到1941年，因为戈林向他保证，空军既能把英国飞机从天上赶走，也能阻止英国海军的干预。海陆军首脑都很愿意让他去试试他的预习性空中攻势；在预习确实成功以前，他们是不要为此承担任何责任的。

结果却没有成功，因此空战成了这一英国决战的主要特点，其实也是唯一特点。

德国空军并不象当时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比英国皇家空军大占优势；并不象英国公众所害怕的那样，能用大批轰炸机保持一浪又一浪的连续进攻；战斗机的数量也不比英国多出多少。

发动这一攻势的主要是两个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ring)和许戈·施佩勒(Hugo Sperrle)所指挥的第二和第三航空队(Air Fleet)。前者驻在法国的东北部和低地国家，后者驻在法国北部和西北部。每一航空队都是一个配备齐全的独立部队——这一组合，在波兰和西欧协助陆军进攻，是有利的，但在全面空战中却不是那么有利。每一航空队各自制定并分别提交计划；没有全面计划。

8月10日，即将认真发动攻势时，第二和第三航空队共有八百七十五架普通(高空)轰炸机和三百一十六架俯冲轰炸机。(俯冲轰炸机不堪英国战斗机一击，在8月18日后便撤出战斗，留作入侵时再用。)

另外，驻在挪威和丹麦、由施通普夫(General Stumpff)将军指挥的第五航空队，有一百二十三架高空轰炸机，但只在8月15日参加了一天的战斗，当时的损失太大，无法再作这样远程飞行。不过，由于不参加战斗，对英国战斗机统帅部在英国东北部的部分兵力的确起了牵制作用。在8月下半月也提供了约一百架轰炸机，以补充第二和第三航空队的损失。

第二和第三航空队于8月10日开始战斗，所有的九百二十九架战斗机全部投入。这些战斗机多数是单引擎梅塞施米特(Messerschmitt)109型，但也有二百二十七架航程较长的双引擎梅塞施米特110型。梅(Me)109型战斗机的原型曾在1936年出现过，飞行的最高速度是每小时三百五十多英里，由于上升速率高，比英国战斗机优越。不过，同英国战斗机交锋时，在转弯和操纵上却相形见绌。再者，在战斗开始时，也不象英国战斗机，多数没有装甲设备保护驾驶员，但是有英机所没有的防弹(Bullet-proof)油箱。

有限的航程是德国单引擎战斗机在这次战斗中决定胜负的因素。梅109型战斗机的巡航航程，官方号称为四百一十二英里，这是十足骗人的鬼话。其实际往返行动半径，不过一百多英里。只能从加莱海峡或科汤坦半岛(Ctentin Penisula)飞往伦敦，在那里稍作战斗。换句话说，飞行时间仅仅九十五分钟，战术飞行时间(Tactical Flying Time)只有七十五到八十分钟。轰炸机损失严重，并且有非常显著的弱点，必须用战斗机护航，所以，即使是对付英国南部的目标，不论在哪一天，也最多只能用上三、四百架而已，因为一架轰炸机要有两架战斗机护航。

梅109型战斗机在起飞和着陆时也很难操纵，其起落架又很差，再加上法国沿海的机场都是匆匆忙忙临时建造起来的，所以更加困难。

双引擎梅110型战斗机，虽然号称最高速度为每小时三百四十英里，其实要慢得多，常常至多只有每小时三百英里，因此容易被喷火式(Spitfire)战斗机超过，另一方面，加速又迟钝，操纵也困难。这种飞机本来是要作为“空军战斗机作战之花”的，但事后证明技术上不能再令人失望，结果只好靠梅109型战斗机来保护。

德国战斗机的最大缺陷，是无线电设备很原始。机上虽有无线电话机可在飞行中互相联系，但比英国无线电话机差；从地面上是无法控制这种飞机的。

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在法国损失了四百余架后，已经恢复实力，到7月中旬达六百五十架左右——即5月德国发动攻势时的实力。大多数是飓风式(Hurricane)和喷火式战斗机，虽则仍然包括近一百架比较老式的其他类型战斗机。

元气恢复得如此惊人，大半是靠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的努力。在丘吉尔组阁的5月里，他被任命为新设立的飞机生产大臣。批评他的人抱怨说，他的大力干预扰乱了长期发展。但是，战斗机统帅部总司令、空军上将休·道丁爵士(Air Chief Marshal Sir Hugh Dowding)公开发表意见说，“这次任命的结果，只能称为神奇。”到仲夏，战斗机生产已增加一倍半；这一年，德国生产的单引擎和双引擎战斗机刚刚超过三千架，而英国却生产了四千二百八十三架战斗机。

武器装备方面孰优孰劣的情况，是较难确定的。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只装机枪；每架八支，固定在两翼前方。全部是美国白朗宁式(Browning)机枪——所以选择这种武器，是因为遥控相当可靠，同时发射率高，每分钟达到一千二百六十发。梅109型战斗机，一般在引擎罩上装有两支固定的机枪，两翼装有两门二十毫米的机关炮——所以发展这种武器，是西班牙内战经验的结果，当初西班牙内战是作为德国空军试验场的，无论梅109型战斗机也好，现已淘汰的一些较早型号的战斗机也好，全都在那里试用过。

德国王牌驾驶员阿道夫·加兰德(Adolf Galland)，在事后回顾时，确信梅109型战斗机的武器装备比较好。英国却意见不一，因为他们认为白朗宁式机枪的高发射率有快速发火的优点。但是也承认，六发炮弹比白朗宁式机枪在同样距离内发弹的破坏力量大得多——有些英国战斗机驾驶员大发牢骚说，即使肯定打中敌机，也“毫不济事”。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之战中，约有三十架喷火式战斗机装上两门二十毫米西班牙(厄利康)机关炮；从十月起开始使用装上四门机关炮的飓风式战斗机。

德国轰炸机的武器装备太差，只有少数几支旋转自如的机枪，如果没有他们自己的战斗机护航，就不能击退英国战斗机，这是明摆着的事，而且从一开头就显而易见了。

英德双方战斗机驾驶员的情况比较复杂。在英国之战初期，英国根本不是处于优势。由于训练标准高，人数严重不足。英国皇家空军飞行训练学校发展很慢，这一缺点多半决定了战斗的进展。即使是说有些空袭能够得逞，也得保持最少的消耗量。道丁主要担心的是人，而不是飞机。

道丁在7月间节约了兵源，到8月初总算把驾驶员人数增加到一千四百二十叫名——其中六十八名是靠海军航空部队协助“借调”的。但一个月后，人数又降到八百四十名，平均每周损失一百二十人。反之，在这整整一个月中，英国皇家空军的作战训练队里只不过培训出二百六十名战斗机驾驶员。在9月间，极其熟练的驾驶员人数减少了，人员短缺的情况就更严重，而匆忙训练出来的新手，山于缺乏经验，更是不堪一击。调来替换疲劳的飞行中队的新中队，常常比替换下来的老中队损失更大。许多中队，除疲劳外，士气也日益下降，“神经紧张”也日益增长。

德军最初在人数上没有这种严重困难。尽管5月和6月他们在欧洲大陆的损失严重，但是航空学校训练出来的驾驶员多得决不是前线中队所能吸收的。可是，戈林和其他德国空军首脑都把战斗机仅仅当作“防御性”兵种和次要兵种看待，所以无形中士气受到了影响。再则，有许多最好的战斗机驾驶员都被抽调去弥补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这两兵种的人员损耗，而戈林又不断批评战斗机缺乏冲劲，并把空军的一些失败归罪于战斗机——其实大都是因为他自己缺乏预见和部署错误才失败的。与之相反，英国战斗机驾驶员倒是士气大振，因为他们获悉在这举足轻重的几个月里，他们既被看作又被欢呼为丘吉尔的“珍宝”、英国皇家空军的花朵和民族英雄。

由于德国战斗机逐渐用于护航任务，而且仅仅限于这一任务——每日二、三架次，有时多达五架次，德国战斗机方面的紧张程度，不论是驾驶员还是飞机，就都有增无已。戈林不准有休息日，也不准前线作战部队轮换。这样一来，驾驶员除了意识到损失严重，并为此感到紧张之外，又是十分疲劳。到了9月，士气逐渐低落。驾驶员看到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周到又不在行，难免怀疑是否真正打算入侵，士气就更加低落，因此他们越来越纳闷，是否仅仅为了保持门面，为了一个正在放弃的作战计划而把他们当作牺牲品。

轰炸机人员正因遭受严重损失，又因自知不堪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一击而苦恼。这样，他们尽管继续英勇地执行命令，士气的低落却更为显著。

总之，在英国之战初期，英德双方的作战技术和勇气胆量都不相上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英军的损失和紧张情况尽管严重，敌军在这两方面的情况却更为严重，全靠这一事实，尤其是有了这一感觉，英军方才逐步占了上风。

在英国之战中，德军一个经常存在的不利因素是情报不灵。德国空军用来指导攻势的基本指南，是战前的一本叫做《蓝空研究》(Blue Study)的手册，里面列举所有英国工厂位置和布局的资料，还有在“民航线试验飞行”中所作的综合摄影侦察的结果。再由德国空军的情报部(只有一名少校领导)作了很不充分的补充。这位施密德少校(Major Schmid)在1940年7月所写的英国皇家空军调查报告，大大低估了英国战斗机的生产，认为每月只生产一百八十架至三百架——其实，比弗布鲁克作了加速生产规划的努力之后，单单在8月和9月英国之战期间，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产量就已提高到每月四百六十架至五百架。(乌德特将军(General Udet)的生产部报告更是加深了这一大错误所造成的虚假印象，因为这些报告里详细叙述了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缺点，而没有指出优点。)

施密德少校的调查报告没有提到英国皇家空军结构严密的防御系统及其雷达站、操纵室和高频率无线电网。不过，设在萨福克(Suffolk)海岸鲍德西(Bawdsey)的英国雷达研究站和沿海一带高耸的格子天线塔，早在战前就为情报侦察大开方便之门；到1939年，德国竟然还会缺乏有关英国警报系统主要特点的情报，这看起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虽然德国在1938年就知道英国在试验雷达，甚至在1940年5月还在布伦(Boulogne)海滩俘获了一座流动雷达站，可是他们的科学家却都认为这种装置很粗糙。德国占领了法国的主要地区后，由于法国不注意防备，在法国很容易弄到关于英国雷达的更详细情报，但是，他们好象没有加以利用。戈林本人并不重视雷达对战斗的潜在作用。

事实上，德军直到7月间在法国沿海设立了监听站之后，从英国沿海的雷达天线塔放射出的信号流中，才意识到自己面临某种异常重要的新东西。德国空军首脑甚至低估了英国雷达的射程和效率，简直没有设法加以干扰或破坏。即使发现了英国战斗机是由无线电紧密控制的，也没有感到沮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系统使战斗机统帅部指挥不灵；大规模进攻是可以冲垮这种系统的。

夸大敌方在剧烈空战中的损失，这一倾向是双方共有的毛病，但逐渐成为德方更大的弱点。最初德国空军情报部正确估计了道丁的空军兵力：共约五十个中队的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作战实力约计六百架飞机，其中最多有四、五百架在英国南部。但是，英国之战开始后，由于一面高估英国的损失，一面又低估英国的飞机生产，便造成失算和混乱，致使德国空军驾驶员对英国战斗机保持原来数量一点，先是大惑不解，继而意志消沉。据报告打下的飞机比现有的飞机多得多。

失算的另一原因是，德国空军首脑在轰炸了一个英国战斗机统帅部的基地后，素来是用红铅笔划掉那里的英国皇家空军中队的队号。这一则是因为侦察摄影拙劣的缘故，一则是因为对战果作了过分乐观的分析。例如，照德国空军估计，到8月17日为止，至少有十一个机场已“永久摧毁”(Permanently destroyed)——其实只有一个曼斯顿(Manston)机场在一定的时间内不能使用而已。此外，对英国战斗机统帅部编制外的一些东南部机场进行轰炸，也白费力气。同时，德国空军首脑并不认识英国战斗机统帅部编制内的比京山(Biggin)、肯莱(Kenley)、霍恩彻奇(Hornchurch)之类防区站是无比重要的，也不觉察到这类防区站的操纵室筑在地面上，无遮无掩，大有暴露目标的危险。就因为这样，德国空军在8月底没有再接再厉炸平这些防区站。

德方的另一个不利条件是天气，这有双重意义：英吉利海峡上空的天气，对进攻的一方往往不利，而且天气变化通常是由西而东的，所以英国通常先知道。德国破了英国从大西洋上发来无线电气象报告的密码，但是获益很少，而且往往为英国发觉。特别是，他们规定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的集合时间，一再因意外云层出现和可见度差而打乱。法国北部和比利时上空的云层会耽搁轰炸机出航，机队人员又没有“盲目”飞行的经验，结果，就不能按时到达集合点，而战斗机经不起燃料消耗，就会同其他轰炸机队结合在一起，以致这一队轰炸机飞出时有双重保护，那一队却没有任何护航，因而损失严重。到秋季，天气更加恶化，这种障碍增加了，结果就遭到惨败。

不过，在一个方面，德军因计划比较周密而得到好处。英军海空营救工作在开始时是杂乱无章的，落到海里的驶驾员能否捞起来，多半要靠运气。8月中旬胜负分明的空战，几乎有三分之二都是在海面上空进行的，所以情况更为严重。德军组织得比较好。他们大约使用三十架亨克尔(Heinkel)式水上飞机做营救工作；战斗机驾驶员和轰炸机全体人员都装备有可以灌气的橡皮艇，各人一件救生衣，一支轻便手枪，还有一种可以使他们身边的海水变成浅绿色斑点的化学剂。“迫降”的战斗机驾驶员，在飞机沉没前，可以有四十至六十秒钟时间从飞机里逃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海上营救预防措施的保证，德国空军的士气可能低落得更快些。

德国空军的进攻，除了必须对付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的顽抗以外，还得应付英国防空部队所配到的高射炮的可畏反击。这些高射炮虽然在作战上与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统帅部联系，并受其指挥，但为陆军所提供，并为陆军所有(正如当初伴随远征军的高射炮一样)。尽管这些高射炮在英国之战中打下的德国轰炸机不算多，但是，一般说来，高射炮的扰乱作用却使攻方大为紧张，特别是使轰炸的准确性大受影响。

高射炮统帅部的总司令是陆军中将弗雷德里克·派尔爵士(Lieutenant-General Sir Frederick Pile)。他原先是个炮手，1923年皇家坦克军正式成为常备军时被调去，不久就成为一个提倡和鼓吹机动装甲部队的积极分子。1937年提升为少将后，由陆军委员会任命为第一高射炮师司令官，其防区包括伦敦和英国南部。第二年，原有的两个高射炮师扩充为五个，后又扩充为七个。1939年7月底，战争前夕，“蒂姆”·派尔提升为总司令，指挥这七个高射炮师，还包括为防卫机场和其他要地免遭低空袭击而建立的轻炮兵连。

对付这种低空袭击的另一个可贵要素，是气球阻塞(ballon barrage)网——一串香肠形的气球用钢缆固定在五千英尺上空。这是英国皇家空军设置的，虽属战斗机统帅部，但是不受其支配。

在战前年代里，英国陆军委员会对扩充本土防御用的高射炮部队一事，充其量也只好算勉强同意，常常是强烈反对——他们往往认为，可惜这些高射炮部队削弱了陆军的力量。因此，派尔发展这些高射炮部队及其效能的努力，在陆军部遇到很大阻力，他在那里也不讨人喜欢，从此毁了前程，再也不能重返陆军主力部队也不能升级。不过，他终于同道丁这个难弄的人物建立了密切而融洽的关系，两人合作得非常出色，这对国家说来真是一大幸事。

到1939年9月初战争爆发时，批准建立的高射炮统帅部名下的重型高射炮，已经逐次增至二千二百三十二门——几乎是两年前所否定的所谓“理想”计划的一倍，还有一千八百六十门轻型高射炮和四千一百二十八台探照灯。但是，由于迟疑和延误，战争开始时，只有六百五十九门重型高射炮和二百五十三门轻型高射炮可供调度——约及当时已获准的重炮的三分之一和轻炮的八分之一。(这无论如何要比一年前慕尼黑危机时改善得多，当时只有一百二十六门重型高射炮准备投入战斗。)探照灯的情况较好，已获批准的为四千一百二十八台，有二千七百台已调度出来——超过三分之二。

战争开始后出现了新的复杂情况：海军部要求二百五十五门重炮防卫六个舰队抛锚地——这是战前没有提出过的要求。战前海军部深信其舰艇单靠船上高射炮就能击退空袭。现在希望至少要有九十六门炮来保护福思湾(Firth of Forth)罗赛斯(Rosyth)的抛锚地——这是当时可以调给伦敦全市的数额，也是保护重要的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发动机厂所在地德尔比(Derby)地区数额的四倍。

1940年4月远征挪威时，又需要和消耗大量轻、重型高射炮。

接着，法国在6月沦亡后，英国防空部队的情况急转直下，因为英国处在从挪威直到布列塔尼的敌人空军基地的包围圈中。

那时，高射炮统帅部所有的实力已增至一千二百零四门重炮和五百八十一门轻炮。前者数额将近战争爆发时的一倍，后者为一倍以上。如果不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消耗，情况还会好一些。在其后五个星期内，新增的重炮为一百二十四门，轻炮为一百八十二门，但是，将近一半的重炮和四分之一的轻炮必须拨作训练之用，并送往当时因意大利加入德国一方作战而受威胁的海外各地。7月底，英国防空部队的重型高射炮仍旧只有战争爆发时视为必要的数额的一半，轻型高射炮仅及三分之一——而当时的战略形势远不及战争爆发时那么有利。探照灯比较充足，当时已有近四千台，几乎达到编制的水平，只是当时形势已起变化，需要大增数额。

在英国之战的准备阶段，德国逐步空袭英吉利海峡的英国船舶和港口，同时还不时千方百计诱出英国战斗机。在8月6日以前，对主要的空军司令官凯塞林和施佩勒始终没有发出发动进攻的明确指示——这正好说明为什么早期那些作战部署令人迷惑不解。 [注：派尔将军给我送来空袭日报表，他希望我能找到一些线索，但是我看不出有什么清楚表明部署或目标的迹象。]

定期轰炸船舶始于7月3日；次日，一队八十七架俯冲轰炸机，由梅109型战斗机护航，轰炸了波特兰(Portland)的海军港口，但没有多少成效。10日，一小队轰炸机由大批战斗机护航，在多佛尔沿海轰炸了一支护航队；值得注意的是，梅110型战斗机打不赢派出来保卫那支护航队的飓风式战斗机。7月25日一支护航队在同一海域遭到较为猛烈的轰炸之后，海军部决定于夜间派护航队过多佛尔海峡，又因驱逐舰遭到一些轰炸，决定将停泊在多佛尔的护航队撤往朴次茅斯。8月7日晚，另一支护航队被维桑(Wissant)附近山崖上的德国雷达发现行踪，翌日，一次次受到有护航的俯冲轰炸机袭击，每次达八十架之多。德机炸沉近七万吨船舶——牺牲三十一架飞机。

11日，英国皇家空军在混战中损失三十二架战斗机。即使如此，在7月3日到8月11日这个阶段，德军损失三百六十四架轰炸机和战斗机，而英国皇家空军则损失二百零三架战斗机——这个损失大致只要工厂一周的产量就可弥补。

希特勒命德国空军“尽快消灭敌人空军”这一为时已晚的8月1日令发出后，戈林同参谋长们作了多次讨论后，大规模的攻势便定于8月13日展开。这天被命名为“鹰日”(Adlertag)。对于德国空军在准备阶段连战皆捷的过分乐观报告，使戈林深信，只要有四天好天气，他就能取得空中优势。但是，到8月13日，天气却比前些日子差了。

虽说如此，在鹰日那天，德国空军对英国东南部的战斗机机场和雷达站还是开始轰炸。曼斯顿、霍金格(Hawkinge)和林普尼(Lympne)的前进机场受到严重破坏，有一些雷达站失效好几个小时。怀特岛(Isle of Wight)上文特诺尔(Ventnor)的雷达站，被炸得完全失效，但是，由于另一发射机发出了信号，这一事实就瞒过了德军。雷达塔本身往往会吸引德军俯冲轰炸机，使轰炸机不去轰炸雷达基地的操纵室，反正德军总是错误地认为这些操纵室是万无一失地造在地下的。在这方面，还要归功于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女雷达测绘员，她们总是坚持继续报告空袭，直到自己的雷达站被炸为止。

英国东南部上空的厚厚云层，使戈林推迟到下午才大举进攻——但有好几队飞机没有收到推迟的信号，在脱节的空袭上白费力气。到下午大举进攻时，力量太分散，结果令人失望。那一天，德国空军出动的飞机共计一千四百八十五架次，比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多一倍。德机损失四十五架，既有轰炸机也有战斗机，可是只击落十三架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虽然自称摧毁七十架。

在大举进攻的开始阶段，德国空军浪费不少力气去轰炸一些不属英国战斗机统帅部的机场——他们的主要靶子和目标本该是英国战斗机统帅部的机场。也因轰炸机队和护航战斗机配合得不好而受到损失。

第二天，8月14日，天上有了云层，轰炸才减少到只及开头那一天的三分之一威力，但到15日早晨天气晴朗后，德国空军使出了英国之战中最大的一分力量——总共一千七百八十六架次，动用五百多架轰炸机。第一次轰炸对准霍金格和林普尼两地的机场，虽然比较重要的霍金格机场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但是林普尼机场却被炸得瘫痪了两天。

午后不久，德国第五航空队的一百多架轰炸机，编成两队从北海飞来轰炸纽卡斯尔(Newcastle)附近和约克郡(Yorkshire)内的机场。较大一队约有六十五架轰炸机，是从挪威的斯塔万格飞出的，大约有三十五架梅110型战斗机护航，但事后证明不起什么保护作用。这一队飞机遭到英国皇家空军第十三大队(Group)的战斗机和高射炮的顽强抵抗，因此，不论在哪里都没有造成严重破坏，反而被打下十五架，英国皇家空军则一架也没有损失。另一支袭击队约有五十架轰炸机，是从丹麦的奥尔堡(Aalborg)起飞的，没有护航，虽遭英国皇家空军第十二大队飞出的三个中队迎战，但是大部分飞机还是冲了过去，飞到约克郡德里菲尔的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基地，造成很大破坏——虽则在英国上空损失了七架轰炸机，在返航途中又损失三架。

在南部，英国的防卫成果较小——在较近的距离里，受到较为猛烈、较多变化的一系列轰炸。午后不久，三十架轰炸机进行了一次空袭，在大量战斗机护航之下，冲过防线，到达罗彻斯特(Rochester)，轰炸了那里的肖特(Short)飞机厂；大约在同时，二十四架战斗轰炸机进行的另一次空袭，使萨福克的马特尔沙姆荒野(Martlesham Heath)的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机场遭到严重破坏。频繁的空袭搞乱了雷达图像；逐一派出的英国战斗机中队则来回追击。就防守来说，幸运的是，德国空军第二、第三航空队在进攻时步调并不一致，因而失去使英国皇家空军疲于奔命的有利机会。直到下午6时，德国空军第三航空队约二百架的一群飞机，才涌过英吉利海峡，去轰炸英国南部中心的机场。幸而有良好的雷达警报，防守英国南部的两个大队，第十和第十一战斗机大队，至少派出十四个中队，共约一百七十架战斗机，迎击这次大规模进攻；德军这次进攻没有获胜。其后不久，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以一百架左右的飞机对东南部再次进攻，但同样遇到及时的抵抗，战果极微。甚至纳粹机队到达目标时，也发现英国战斗机已妥善疏散和妥善伪装。

这一天，也许是最关键性的一次决战，德国在整个英国上空，实际损失了七十五架飞机，而英国则损失三十四架战斗机。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空军动用的轰炸机不到半数——这表明德国空军已经认识到，而且间接承认，必须依靠战斗机护航，而战斗机几乎已全部投入。此外，这天的作战也清楚表明，德国俯冲轰炸机，即向来吓人的斯图卡(Stukas)式俯冲轰炸机，并不适合目前试行担当的任务——梅110型战斗机也是如此，而过去对梅110型战斗机是寄予极大希望的。

正是由于这一天的战斗情况，丘吉尔才触景生情说：“在人类冲突的领域里，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向这么少的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cdhyy注：翻译有误，应为“……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对这么少的人做出的贡献如此感激”，意思是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们为民众做出了重大牺牲。]

但是，第二天，即16日，德国空军又发动了一次强大的攻势——错误地认为英国皇家空军已在15日损失一百多架飞机，现在只剩下三百架战斗机。这次空袭尽管炸毁好几个地方，但是基本上是令人失望的。17日，虽则天气很好，却没有大举进攻。18日，又发动了一次更为强大的攻势。结果，德国损失了七十一架飞机(半数是轰炸机)，而英国皇家空军只损失二十七架战斗机。从此以后，进攻逐渐减少。事实上，对肯莱和比京山的掠地飞行空袭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并且难以对付，因为飞机是在雷达屏幕水平之下飞进来的。不过，德军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损失太大，难以为继。接着，由于天气不好，暂时停战了。

19日，戈林又召开一次参谋长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继续发动空中进攻——以新的攻势，来干掉英国战斗机队。

从8月10日起的两个星期内，德国空军损失了一百六十七架轰炸机(包括四十架俯冲轰炸机)，因此轰炸机队首脑都要求越来越强的战斗机护航。由于戈林偏袒轰炸机，责备战斗机，这两兵种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紧张，摩擦也加深了。

但是，英方也有摩擦，特别是在基思·帕克空军少将(Air Vice-Marshal Keith Park)和特拉福德·利－马洛里空军少将(Air Vice-Marshal Trafford Leigh-Mallory)之间。前者在英国要地东南部指挥第十一战斗机大队，后者在中部地区指挥第十二战斗机大队。帕克强调，在德军轰炸的目标前面迎击德军，并打下轰炸机是事关紧要的，因为这样就可以迫使德军使用越来越多的梅109型战斗机来担任无法胜任的近距离护航任务 [cdhyy注：似乎应为“远程护航任务”，钮译本称“密集的护航任务”。] 。利－马洛里则认为，使用这一策略，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驾驶员便疲于奔命，他们很容易在地面上常常是在重新加油时挨打，或者还来不及飞到足够的高度就挨了打。

在运用战术问题上也有分歧，“利－马洛里一派”提倡以大量密集的截击机队组成“大联队”(Big Wing)作战的理论；帕克则坚持“少量集中”(Diluted Concentration)的策略，他认为这一策略比较灵活，靠了雷达侦察，英军是可以在德国机队到达时投入一些截击机的。

还有人争辩说，道丁和帕克的看法一样，为了保持民众士气，一心要保持东南部的前进机场，其实，撤到伦敦后面，在梅109型战斗机及其护航的轰炸机的航程以外，才是比较聪明的办法。

从8月8日到18日这一期间，英国战斗机统帅部损失了九十四名驾驶员，另有六十名受伤。但在当时还不缺乏飞机，虽则在这期间损失了一百七十五架战斗机，另外还有六十五架严重损坏，三十架在地面上遭到摧毁。

24日天气好转，戈林发动了第二次夺取制空权的攻势。这次部署较好。凯塞林指挥下的第二航空队通常把一些飞机留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一边上空；这使得帕克不断猜测，因为雷达不能辨别轰炸机和战斗机，也不能说出飞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冲过英吉利海峡。在这个新阶段中，第十一大队的前进机场遭到的破坏比过去严重；曼斯顿也不得不放弃。

新计划的另一特点是，密集轰炸伦敦周围的英国皇家空军据点和设施——因而无心之中在伦敦丢下炸弹。24日晚，大约有十架德国轰炸机在飞向罗彻斯特和泰晤士港口(Thameshaven)的目标途中迷了航，把载负的炸弹全部丢在伦敦中心。这一失误立即引起一场报复性空袭，第二天夜间，大约有八十架英国轰炸机轰炸了柏林，其后又进行了好几次轰炸——因而希特勒在一再做出恫吓而都被置之不理后，下令对伦敦进行报复性空袭。

在这次新攻势之前，多数梅109型战斗机从第三航空队调到第二航空队以增强加莱海峡地区的护航力量。这一策略获益非浅。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在穿过德国战斗机防御队形时，困难更大，损失更重，而德国轰炸机却更容易直达目标。再者，德军发展了一种新战术，即一旦大队飞机通过雷达屏幕后，立即散开，分别轰炸。

在开始进攻的一天，即8月24日，北威尔德(North Weald)和霍恩彻奇的防区站靠了高射炮防御才保存下来。朴次茅斯造船厂在第三航空队的猛烈轰炸下，也是这样保存下来的，虽则朴次茅斯为散飞下来的炸弹破坏得不堪。这次空袭后，第三航空队改在夜间轰炸。从28日起，连续四夜袭击利物浦(Liverpool)，但因训练不足，又因英军对德军导航波束的干扰，许多轰炸机找不到默西河两岸(Merseyside)地区。不过，这些空袭也暴露了英国在防御夜袭方面的缺点。

8月的最后两天对英国战斗机统帅部特别不利。值得注意的是，十五至二十架轰炸机编成的一个个小队护航的战斗机竟多至二倍。31日，英国皇家空军遭到的损失，是英国之战中最大的一次，共有三十九架战斗机被击落，而德军的损失则为四十一架飞机。由于实力有限，英国皇家空军经受不住这么大的损失，已经拦阻不了德机进攻。到那时，西南部机场大都遭到严重破坏，有些已坏得不堪使用。

甚至道丁也在考虑撤掉东南部的战线，往后撤到梅109型战斗机的航程以外。对他的批评也越来越激烈，因为他保留二十个战斗机中队保护北部，而那里白天只遭到一次轰炸——一次之后再没有炸过。此外，在东英吉利(East Anglia)和中部地区的第十二大队也在叫嚷要直接参战——而帕克却抱怨他们没有照他的要求那样进行合作。帕克和利－马洛里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有道丁和空军参谋长纽厄尔(Newall)之间的紧张关系，使问题得不到顺利解决。

整个8月，英国战斗机统帅部在战斗中损失三百三十八架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加上一百零四架严重损坏，而德军的损失为一百七十七架梅109型战斗机，外加二十四架严重损坏。双方在战斗机方面的损失是二比一。由于其他原因而造成的损失，是四十二架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和五十四架梅109型战斗机。

因而，在9月初，戈林大有理由认为快要达到目的：消灭英国战斗机力量和东南部的设施。但是，他并不懂得，继续利用取得的优势是事关紧要的。

9月4日，德国空军对英国飞机厂——罗彻斯特的肖特厂和布鲁克兰德(Brooklands)的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kers-Armstrong)工厂进行了一系列轰炸，这样，对英国战斗机统帅部机场的密集攻击就有了变化，也不大密了。这一变化本身很有成效，但对英国战斗机统帅部的压力也减轻了。这一变化所以更有价值，是因为驾驶员已疲劳过度，神经紧张得快要分裂，他们的战绩也已明显下降。

道丁抓住了问题实质，命令尽量派遣最多的战斗机去保护南部的战斗机工厂；两天后，德军对布鲁克兰德的一次新进攻遭到拦截——对伦敦周围的五个防区站的进攻也遭拦截。

在8月24日到9月6日这整整两周期间内，二百九十五架英国战斗机被毁，一百七十一架严重损坏——而新生产的和修复的战斗机总数只有二百六十九架。德国空军损失的梅109型战斗机仅及此数一半——虽则也损失一百多架轰炸机。

德国空军的损失，加上对轰炸机要求有强得多的护航，现在正严重影响它所发动的和所能发动的攻势。虽曾达到每天出航约一千五百架次，在8月的最后两天，一时也曾回升到每日一千三、四百架次，但是，在9月的第一周，却从未达到每日一千架次。英国之战已成为一场消耗战，在头两个月中，德国空军损失八百多架飞机。承担主攻的凯塞林第二航空队，现在大约只剩下四百五十架可用的轰炸机和五百三十架梅109型战斗机。因此，到英国之战的第三阶段末尾，战局终于开始转而对英国有利。到第四阶段，德国空军一改变攻势，对英国就更要绝对有利了。

9月3日，戈林在海牙又召开一次参谋长会议。会上批准了改在白昼轰炸伦敦的重大决议——凯塞林在一开始就这样主张过，现在希特勒也同意了。开始日期定于9月7日。

与此同时，第三航空队所有的三百架轰炸机将全部用于一次夜间轰炸攻势。这符合施佩勒的心意，他一向主张轰炸船舶和港口，他也越来越怀疑是否可能粉碎英国战斗机队和炸掉战斗机机场。

7日下午，戈林和凯塞林站在加莱和维桑之间的白鼻子角(Cap Blanc Nez)山崖上观看。大约一千架第二航空队飞机的大机群(Air Armada)——三百多架轰炸机由六百四十八架战斗机护航——向伦敦进发。这大机群在一万三千五百至一万九千五百英尺高空，密密麻麻的一层层向上排成梯形，严密编队分成两批飞行。德国战斗机防御队形采用了新战术，一队护航机在二万四千至三万英尺高空遥遥领先，另一队护航机则与轰炸机相距只有三百码光景，在四面八方，给予严密掩护。

事后证明这种新战术很难对付，但在这第一次简直是多此一举。一则因为英国第十一大队司令部的防空指挥官认为内线防区站还会遭到一次轰炸，再则，已经起飞的四个战斗机中队大都集结在泰晤士河以北。因此，通向伦敦的道路是畅通的。第一批飞机直飞到伦敦船坞；第二批飞过伦敦中心，再折回飞过东区(East End)和船坞。轰炸并不如德军所想象的那么准确，许多轰炸机没有瞄准目标，反而对准人烟稠密的东区投弹，结果造成居民更大的伤亡。在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伦敦大规模的白昼轰炸中，三百多平民炸死，一千三百多平民受重伤。

对英国战斗机统帅部说来，这是令人沮丧的一夜。多半中队虽然姗姗来迟，又受到德国新战术的困扰，但还是打击了敌人，以损失二十八架的代价，使德机损失四十一架。来自诺索尔特(Northolt)的第三百零三(波兰)中队的一次特别凶猛的袭击，对德军震动最大。

东区的熊熊大火成了继之而来的夜袭的烽火信号；夜袭从晚上8时开始，一直持续到将近清晨5时。戈林打电话给妻子，洋洋得意地告诉她：“伦敦烧起来了。”由于英国不予抵抗，他和许多部下便认为英国战斗机队即将消耗殆尽。所以，第二天，他下令扩大伦敦地区的轰炸面积。

同时，在英吉利海峡集合的入侵驳船一天天增加，7日早晨，英国政府发布了预防入侵的警告。在紧接着的空袭之后，扩大了警告面，结果，征集了若干辅助部队，用作入侵报警的教堂钟声也在响个不已。

由于缺乏合适的夜航战斗机，伦敦的防务同其他城市一样，在这紧急关头，主要靠的是高射炮和探照灯。在7日晚上，只有二百六十四门高射炮在场保卫伦敦，但是，多亏派尔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在其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数量就增加了一倍。此外，从10日晚上起，他安排了“弹幕射击”(The Barrage)，还通知说，不管听到什么消息，每一门炮就尽量开炮。虽然命中率很小，但是一阵阵炮声，对居民大有补药的妙用，士气为之一振，同时也有了重要的具体效果，把轰炸机赶向了高空。

9日下午，凯塞林对伦敦发动第二次白昼轰炸。英国第十一大队这次已有准备，有九个中队进入阵地，还有第十和第十二大队的飞机合作。中途截击非常成功，多数德国机队还没有到达伦敦就已被击溃。只有不到半数的轰炸机冲过防线，但几乎没有一架击中目标。

德军这一新攻势的最重要后果，是给英国战斗机统帅部大大解除了紧张。英国战斗机统帅部由于遭到德机集中轰炸，原来一直深受苦难；在快要崩溃时，德国却转而去轰炸伦敦了。首都及其人民所承受的惩罚，成了保全国防的因素。

此外，9月9日令人失望的战果，也使希特勒入侵前的十天警告期又一次推迟——这次推迟到14日，警告在24日入侵。

天气逐渐恶化，伦敦防务才稍为缓和，但是，在11和14两日，有若干架德国轰炸机冲过防线，而英国战斗机的截击却是零零落落的，因此，德国空军乐观地报告说，英国战斗机统帅部的抵抗已开始崩溃。这样，希特勒虽然又将警告期推迟，但只推迟了三天，到17日。

凯塞林在15日星期日早晨发动了一次新的大轰炸。这次对付轰炸的英国战斗机防御，计划得比较好，时间也算得比较准。虽然德国大机群从沿海起一路上受到一、两个中队，总计二十二个中队的一系列袭击，可是仍有一百四十八架轰炸机冲过防线，到达伦敦地区——只是受到了阻扰，未能准确投弹，而且大都散得很开。后来，德机掉头返航时，英国第十二大队的杜克斯福德(Duxford)联队，约六十架战斗机，从东英吉利疾飞而来，虽因高度不够而失效几分，但其规模之大使德国飞行员毛骨悚然。下午，阴云帮了攻方的忙，一大批德机顺利到达伦敦，一颗颗炸弹在那里，特别是对东区拥挤的房屋造成很大破坏。不过，整整一天，大约有四分之一轰炸机被击毁，更多受到损坏，往往至少有一个或死或伤的机组人员被带回基地，这对那些机场的士气必然产生影响。

那天德机的实际损失，经事后核实确定，为六十架。当时英国空军部得意地宣布为一百八十五架，而德机的实际损失还不到这一数字的三分之一。不过，英国皇家空军只损失二十六架战斗机(半数驾驶员被救)，相比之下，情况良好，同近几个星期的情况相比，损失也少得多。戈林一面仍旧责备战斗机，一面继续乐观地谈论，并估计英国战斗机队在四、五天内就要完蛋。但是，他的部下和他的上级再也不同他一样乐观了。

17日，希特勒同意海军参谋部的意见，认为英国皇家空军仍然没有打垮，并且强调恶劣天气的一段时期已经到来，把入侵日期推迟到“另待通知”。第二天，他命令不要再在英吉利海峡诸港口集结船舶，并同意不妨开始解散船舶——运输船的百分之十二(一百七十艘中的二十一艘)和驳船的百分之十(一千九百一十八条中的二百一十四条)已为英机击沉或击伤。10月12日，“海狮”计划已肯定推迟到1941年春季——而1月间，希特勒指令，除少数长期措施外，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停止。他的心思现在已肯定转向东方。

戈林仍然坚持白昼轰炸，但是战果越来越令人失望，尽管在边远港口偶尔也有得手之时。9月25日，布里斯托尔(Bristol)附近菲尔顿(Filton)的飞机工厂受到猛烈轰炸，次日，由安普敦(Southampton)附近的喷火式战斗机厂一时遭到摧毁。可是，27日对伦敦的一次大轰炸却遭惨败；在30日最后一次白昼大轰炸中，只有一小部分飞机到达伦敦，并且损失四十七架飞机，而英国皇家空军只损失二十架战斗机。

在9月下半月带来令人失望的战果和轰炸机大受损失之后，戈林改而使用战斗轰炸机进行高空作战。大约在9月中旬，参加战斗的德国战斗机队奉命放弃三分之一的战斗机，以改装为战斗轰炸机，这样就有了二百五十架左右的战斗轰炸机。但没有充分时间来重新训练驾驶员，机上所能携载的炸弹也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一投入战斗，就出于本能，只想甩掉炸弹。

对战斗轰炸机所能作的最好评价是，使用战斗轰炸机，可以暂时减少德机的损失，同时可使英国皇家空军一直保持紧张。但是，到10月底，德机的损失又回升到原先的比例；天气越来越坏，战斗轰炸机人员更加紧张；他们都是从临时建成的沼泽般机场上起飞的。10月间，德机损失三百二十五架，大大超过英机的损失。

现在只有德国“常规”轰炸机的夜间轰炸，才使英国大受骚扰。从9月9日起，施佩勒第三航空队的三百架轰炸机确定了一个标准格局；有五十七夜之久，伦敦夜夜遭到平均一队为一百六十架飞机的轰炸。

11月初，戈林发出表明策略显然改变的新命令。规定只在夜间空袭，轰炸城市、工业中心和港口。抽调了第二航空队的轰炸机，轰炸机就有了七百五十架之多，不过每次只动用这一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夜间可以飞得慢一些，低一些，携载的炸弹就可以比白天多一些，一夜投下一千吨之多。但是，精确度很差。

新攻势在11月14日夜间以轰炸考文垂(Coventry)开始。既有明亮月光又有特种“导航机”(Pathfinder)部队的协助。但成效不及后来对伯明翰(Birmingham)、南安普敦、布里斯托尔、普利茅斯(Plymouth)和利物浦之类城市的大轰炸。12月29日，伦敦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市中心。然而，此后，轰炸却松懈下来，直到3月天气好转。1941年5月10日，即在西欧发动闪电战一周年的那天晚上，对伦敦一系列猛烈的轰炸，终于使伦敦受到极大破坏。不过，在英国上空的所谓“闪电战”，于5月16日却告结束——此后，德国空军的大部分飞机便为即将到来的入侵俄国一举而调往东方。

从1940年7月到10月底的德国空中攻势所造成的破坏和混乱，远远超过公认的程度，如果更持久地加紧并反复轰炸工业中心，那末后果就会更严重。但是，德国空中攻势并没有达到摧毁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力量和英国人民士气的目的。

在7月到10月底的英国之战中，德国损失一千七百三十三架飞机——并非英国所称的二千六百九十八架，而英国皇家空军则损失九百一十五架战斗机——并非敌人所称的三千零五十八架。

第九章　从埃及反击

希特勒进攻西欧，一冲破临时凑合的松姆河－埃纳河防线，法国的失败终于成为定局，墨索里尼希望分得一些战利品，便于1940年6月10日宣布意大利参战。这在他看来几乎是万无一失的决定，而对英国在地中海和非洲的地位来说则似乎是致命伤。这是英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刻。因为英国派往法国的军队虽然大部分已从海上逃脱，可是武器装备多数都被迫丢弃了，就在这种没有武装的状态下，英国面临着得胜的德军即将入侵的威胁。小部分英国陆军，守在埃及和苏丹，以抵挡利比亚和意属东非的意军即将入侵的威胁，但是，英国没有兵力可派去增援。

意大利一参战，使用地中海的航道就极不安全，增援部队势必要绕道好望角——先沿非洲大陆的西海岸南行，再沿东海岸北上，进入红海。所以情况更加糟糕。七千名的一小支部队，在1940年5月就已整装待命，直到8月底，方才到达埃及。

在数量上，意军远远超过同他们对阵的兵力不足的英军。当时英军的指挥是陆军上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爵士(General Sir Archibald Wavell)；1939年7月，英国初步采取步骤以加强中东的部队时，在霍尔－贝利沙的建议下，韦维尔受命担任这个新设的中东总司令职位。但是，即使到那时、英军也只有五万人，而相对峙的意军和意大利殖民军的总数却有五十万人。

在南方前线，驻守厄立特里亚(Eritrea)和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意军共计二十余万人，他们倒可以向西进入苏丹(那里只有九千名英军和苏丹军防守)，或者向南进入肯尼亚(当地的守军人数也差不多)。在这个险恶时期，保护苏丹的主要是崎岖的地形，遥远的距离，再加上意大利在镇压新近征服的埃塞俄比亚人方面碰到的困难和他们自己的无能。除了在卡萨拉(Kassala)和加拉巴特(Gallabat)侵占两个边境小镇外，意军简直没有发动什么攻势。

在北非前线的昔兰尼加(Cyrenaica)，格拉齐亚尼元帅(Marshal Graziani)指挥的一支更大的部队，同保卫埃及的三万六千名英军、新西兰军和印度军对峙。埃及境内的西沙漠成了双方的前线。英军最前哨的阵地，在埃及境内一百二十英里、尼罗河三角洲以西约二百英里的马特鲁港(Mersa Matruh)。

可是，韦维尔不愿处于被动地位，他从一个不完整的装甲师中抽出部分兵力作为进攻的掩护部队直入沙漠。英军攻势很猛，不断越过边境进行一系列袭击，困扰意军哨所。因此，在战役一开始，克雷将军(General Creagh)的第七装甲师——不久即以“沙漠鼠”(Desert Rats)闻名——就先声夺人。韦维尔对库姆中校(Lieutenant-Colonel J. B. Combe)指挥下的第十一轻骑队(装甲车联队)特别嘉奖，说他们“在整个作战阶段都一直留在前线，而且经常在敌后作战”。

6月14日，康特准将(Brigadier J. A. C. Caunter)指挥下的一支机动纵队，对卡普措堡(Fort Capuzzo)发动突然袭击，攻克这个重要边境据点，不过，英军并不想永久占领，因为他们的战略是要保持机动——做“沙漠的主人”——引诱意军集中兵力，成为歼灭目标。到9月中旬为止的三个月内，意大利公布的伤亡人数共计三千五百人，而英方只有一百五十多人——尽管他们时常遭到空中轰炸和机枪扫射，因为当时意大利飞机数量较多，在空中不大受到干扰。

直到9月13日，意军才集中六个师以上的兵力，开始小心翼翼地开进西沙漠。他们推进五十英里后，离开英军在马特鲁港的阵地还有一半以上的路程，就在西迪巴腊尼(Sidi Barrani)扎营，驻守在一连串筑有防御工事的营地(Fortified Camps)上——这些营地相距很远，难以相互呼应。接着，一个一个星期过去，开拔一事却毫无动静。与此同时，韦维尔倒得到更多的增援，包括三个装甲联队，这是在丘吉尔的大胆创议下由三艘快速商船从英国运来的。

这时韦维尔决定，意军既不出击，他就出兵攻打他们。这一出击竟然产生惊人的后果，使意大利全军覆没，并使意大利在北非固守的阵地几乎崩溃。

但是，这样赫赫战果事先并没有料到。原来计划的出击，是作为一次大规模袭击，而不是作为持续性进攻的。韦维尔想借这次出击暂时把入侵军打乱同时分兵南下苏丹，把那里的其他意军击退。因此，英军如今虽然获得大捷，可惜没有作好充分准备乘胜追击。

其所以如此，大半是因为这一进攻计划经过一次演习之后，有人对计划是否可行提出怀疑，因而作了彻底修改。原来计划的正面袭击有可能失败，如果在进军途中碰上布雷区，就更可能失败，所以，代之以迂回战术，从背后夺取敌军阵地。改变战术的创议人，是韦维尔派来参加这次演习的一位参谋多尔曼－史密斯准将(Brigadier Dorman-Smith)。这一战术的优点立即为西沙漠部队司令官奥康纳将军(General O'Connor)领会，随之而来的一连串胜利主要都出于他调度有方——因为高级司令官韦维尔和威尔逊中将(Lieutenant-General H. M. Wilson)都离得太远，对一场进展迅速的战斗无法发挥积极作用。但他们的确发挥了重要而不幸的消极作用——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谈到。

狄克·奥康纳的部队共有三万人而德方 [cdhyy注：原文如此，此时德军并未入侵非洲。应为“意方”。] 部队却有八万人——但有二百七十五辆坦克，而德方 [cdhyy注：同上。] 只有一百二十辆。第七皇家坦克联队(Royal Tank Regiment)的五十辆“马蒂尔达”(Matilda)重型装甲坦克决不是敌军的大部分反坦克武器所能摧毁的，在这一次和其后几次战役中格外起了决定性作用。

12月7日晚，奥康纳部队从马特鲁阵地出发，穿过七十英里的沙漠。次日晚上，通过敌军连营的一个缺口；9日清晨，贝雷斯福德－皮尔斯将军(General Beresford-Peirse)指挥的第四印度师的步兵，从背后猛攻尼贝瓦(Nibeiwa)营地，由第七皇家坦克联队打先锋。守军措手不及，被俘四千人；攻方伤亡不大——坦克兵只损失七人。

接着，马蒂尔达坦克带头北进，向叫做“西图马”(Tummar West)的营地发动猛攻，中午后不久就攻占，而“东图马”(Tummar Eest)营地也在这胜利的一天结束前陷落。同时，第七装甲师 [注：这一仗因克雷将军临时患病，由康特准将指挥。] 向西推进，到达滨海公路，从而切断敌军的退路。

第二天，第四印度师向北移动，对集结在西迪巴腊尼四周附近的意大利营地发动进攻。敌人这时已有戒备，同时强劲的沙暴(Sandstorms)也妨碍了进攻。但是，除了开头受到一点抵抗外，下午，在第七装甲师派回来增援的另外两个坦克联队助攻下，从左右两翼包抄；大部分西迪巴腊尼阵地在日落前都被占领。

第三天，第七装甲师的后备旅也调来，向西进一步包抄；到达布克布克(Buqbuq)城外的海岸，截获一大纵队后撤意军。在当地又俘获意军一万四千名，大炮八十八门，使俘获总数达到俘虏近四万人，大炮四百门。

残余的入侵意军，重越自己的边境，躲入巴尔迪亚(Bardia)的沿海要塞。他们很快就受到第七装甲师的包围，成了孤军。可惜英军手边没有步兵师接应，无法趁敌军士气低落时予以重创，因为英国高级司令官早已拟定计划：西迪巴腊尼一被占领，就拉出第四印度师，调回埃及，派往苏丹。他们离开战场很远，难以了解奥康纳已取得决定大局的胜利，也体会不到这次胜利提供了大好机会，因而坚持下令调回第四印度师。

于是，在12月11日，即交战的第三天，溃败的意军仓皇西窜，而胜利者的半数部队却向东开去——双方竟背道而行！这真是怪现象，造成了无法挽回的耽误。隔了三个星期，第六澳大利亚师才从巴勒斯坦赶来支援英军继续前进。

1941年1月3日，对巴尔迪亚终于发动进攻，由第七皇家坦克联队的二十二辆马蒂尔达坦克充当“开罐刀”开路。守方迅速崩溃，到第三天，驻军全部投降——俘虏四万五千名，连同大炮四百六十二门和坦克一百二十九辆。澳大利亚师司令官(麦凯少将(Major-General L. G. Mackay))说，在他看来，每一辆马蒂尔达坦克都抵得上一整营步兵。

占领巴尔迪亚后不久，第七装甲师立即向西挺进，把托卜鲁克(Tobruk)团团围困，等待澳军赶来攻打这个沿海要塞。1月21日，英军攻打托卜鲁克。第二天托卜鲁克陷落，英军俘获士兵三万名，大炮二百三十六门、坦克八十七辆。当时只有十六辆马蒂尔达坦克留下来用作这次进攻，但是再一次起了决定性的突破作用。那天晚上，皇家坦克联队里有几个坦克兵收听新闻广播，听到广播员说：“我们猜想这次是由著名的骑兵联队带头进攻的。”一个坦克兵听了火得把收音机狠狠踢了一脚，叫道：“你要不是殖民军，要不是黑人兵，要不是骑兵，你就休想在这场鬼战争中立上一功！”这个反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战史上，还没有过一支战斗队，象第七皇家坦克联队在西迪巴腊尼、巴尔迪亚和托卜鲁克三地那样，在一系列胜仗中起了决定作用。

英军进入昔兰尼加的速度快得格外惊人，因为这是在新的不利条件下取得的。一些增援部队、运输工具和飞机理应输送给奥康纳的，都扣在埃及，甚至还从他那里调走若干部队。这是因为丘吉尔忽发奇想，自以为当时正在追逐另一只兔子。他凭着他过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冒险的线索追踪，并在希腊军奋起抗击意军一举的激励下，他眼前看到巴尔干半岛各国大有可能建立一个抵抗德国的强大的联合组织。这个前景确实迷人，但是并不现实，因为原始的巴尔干军队无力抵抗德国的空军和坦克部队，而英国又提供不了什么帮助。

1月初，丘吉尔决定迫使希腊同意英国坦克队和大炮队组成的一支分遣队在萨洛尼卡(Salonika)登陆，并命令韦维尔立刻作准备派出这样一支部队——尽管这样做无异是削弱奥康纳的薄弱兵力。

但是，当时的希腊政府首脑梅塔克萨斯将军(General Metaxas)拒绝这一建议，他说英国提供这支部队很可能引起德军进犯，而要抵抗德军，这支部队的力量却不够强大。此外，总司令帕帕戈斯将军(General Papagos)也发表意见说，英军还是先征服非洲为上策，而不要作任何新的尝试，也不要分散力量。

希腊政府如此婉转拒绝之时，正是奥康纳打下托卜鲁克之日，所以，英国政府当时决定让他再推进一步，占领班加西(Benghazi)海港。这样就会完全征服意属北非的东半部昔兰尼加。但是，英国首相仍然念念不忘他那个巴尔干计划，他通知韦维尔不要给奥康纳任何增援，免得削弱为巴尔干战区建立一支部队的计划。

奥康纳获准继续推进后，他的微弱兵力又一次出乎意外地取得了辉煌战果。(他的机动兵种第七装甲师已缩减到只有五十辆巡逻坦克，外加九十五辆轻坦克——装甲既薄，又没有管用的穿甲炮。)他发现敌人坚守在德尔纳(Derna)滨海公路上，就打算等增援的补给品和巡逻坦克一到，马上从侧面进军，把他们赶走。他指望这些补给和坦克及时到达，俾能在2月12日继续进攻。

但是，到3日，空中侦察却指出敌人正准备放弃班加西一角，退至阿盖拉(Agheila)咽喉地带，在那里他们可以堵塞昔兰尼加通入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的道路。只见大批纵队已在进军了。

奥康纳立即采取大胆截击敌人退兵的计划，仅仅使用克雷将军统率下的第七装甲师，派遣这支兵力消耗殆尽的部队横越沙漠，目的在于赶到远离班加西的滨海公路。从梅基利(Mechili)的阵地出发到那里，大约要走一百五十英里——第一段漫长的道路还要穿过非常崎岖的地区。出发时只带两天口粮，汽油勉强够用——在军事史上，这是一次极其大胆的冒险和不暇喘息的速度竞赛。

康特的第四装甲旅在4日早晨8时30分出发，由第十一轻骑队的装甲车前导。(另外一个装甲旅，即第七装甲旅，已缩减到只有一个队，即第一皇家坦克联队)。中午时分，空军的报告带来了后撤敌军已到达班加西以南的难堪消息。为了加速拦截，克雷命令康特用摩托化步兵和炮兵编成一支全部轮动化部队，和库姆上校指挥下的第十一轻骑队一同趱程前进。康特反对这样做，其所以有道理，是因为从这支纵队的后卫中抽调出这些部队又为这些部队编制专门的运输队和信号队，结果反而造成混乱，并耽误时间。再者，在下午碰到的那样极其崎岖的地面上行军，坦克的速度也几乎超过轮动化部队。康特趁着月色，一直行军到半夜过后，才停下来，让坦克兵作几小时休息。

5日晨，地面好走一点，“库姆部队”(Combe force)前进得较快了。到下午，已在贝达富姆(Beda Fomm)以南建立阵地，堵塞了敌人的两条退路。当晚设计诱捕了一队惊慌失措的意大利炮兵和疏散逃难的平民。

与此同时，紧跟在后面的康特的坦克，在下午5时左右已经开到敌军逃出贝达富姆的退路上。他们在天黑前击溃了两支炮兵和运输纵队。这一行动圆满地结束了进军。装甲部队在三十三小时内竟开了一百七十英里，这一装甲机动速度是史无前例的。由于当地没有公路，又崎岖不平，这一绝技格外惊人。

次日晨，即6日早晨，敌军的主要纵队，由坦克掩护着，在路上一一出现。意军的新巡逻坦克总计一百辆以上，而康特手下的巡逻坦克只有二十九辆。幸亏意军坦克不是集中在一起，而是始终靠近公路分批过来；英军坦克机动灵活地找到发射阵地，利用地形起伏掩护车身。这样的坦克战接二连三地进行了一整天，首当其冲的是第二皇家坦克联队的十九辆巡逻坦克，到下午已经只剩下七辆——那时另一旅的第一皇家坦克联队赶到，带来了十辆巡逻坦克。第三和第七轻骑队大胆使用了轻坦克，对敌军大起分散和困扰作用。

夜色降临时，战场上已有六十辆意军坦克受重创，次日晨又发现另外四十辆丢弃在地，而英军坦克竟然只有三辆打坏。等到掩护的坦克被摧毁后，无遮无掩的意大利步兵和其他部队便成批成批投降了。

库姆部队象接球手一样，把那些好不容易避开第四装甲旅的零星队伍统统抓住。拂晓后不久，意军用十六辆坦克开路，向这个后方阵地进攻，作最后一次突围，但遭到步兵旅第二营的阻击。

贝达富姆这一战总共俘获两万人，大炮二百一十六门，坦克一百二十辆。英国兵力，把康特和库姆两支部队加在一起，不过三千人。1月4日，巴尔迪亚连同驻军失陷时，在陆军部工作了七个月、刚回到外交部担任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把丘吉尔那句名言翻新了一下，说：“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向这么少的人献出这么多的贡品。”就贝达富姆的大捷而言，这句话尤其恰当。 [注：这一功绩，大半应归之于一位没有参加这次战役的人——霍巴特少将(Major-General P. C. S. Horbat)。1938年在埃及最初组成这个装甲师时，霍巴特被任命为司令官，把这个师的作战能力发挥到最高度。但是，对于如何指挥一支装甲部队、在战略上不依靠正统部队的情况下这支装甲部队在作战时能取得什么效果，他的一套主张却同思想比较保守的上级长官相左。他的“异端邪说”(heresy)，再加上他的不妥协态度，使他在1939年秋被解除司令官职务。时隔半年，德国装甲部队就运用了这套主张，事实证明这是切实可行的。]

但是，胜利的光辉不久就暗淡下来。由于格拉齐亚尼部队全军覆没，英军就有了一条通道，穿过阿盖拉咽喉地带，直通的黎波里(Tripoli)。但是，正当奥康纳和他的部队指望向那边疾进，把盘据北非的敌军赶出最后据点时，他们却接到英国内阁的命令，终于停止前进。

2月12日，丘吉尔给韦维尔一个长电，先对“比预期提前三周”占领班加西表示高兴，然后指示他停止前进，只留下最少的兵力守住昔兰尼加，准备把极大的兵力调往希腊。奥康纳手下的空军几乎全部立即转移，只剩下一个战斗机中队。

为什么来了这么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呢？原来梅塔克萨斯将军于1月29日突然去世，新任希腊总理是一位比较容易对付的人。丘吉尔看到他那个念念不忘的巴尔干计划有了复活的机会，立即抓住了。他又迫使希腊政府接受他的建议——这次他们被说服了。3月7日，经韦维尔的同意、参谋长委员会和中东地区三个总司令的批准，一支五万名英国部队的第一支分遣队在希腊登陆。

4月6日，德军入侵希腊，英军很快就被迫作第二次“敦刻尔克”撤退。他们险些全军覆没，大费周折地由海上撤军，把所有的坦克、大部分其他设备和一万二千名士兵都丢在德军手里。

奥康纳和他的参谋深信，他们本来是能够攻下的黎波里的。这样的一次进攻，需要利用班加西作为基地港口，港内保留着的一些运输船，是为了在希腊进行一场赌博的。但是，这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后来担任蒙哥马利的参谋长的德甘冈将军(General de Guingand)，曾透露说，当时中东地区的联合作战计划参谋部确信，在春天前能够攻下的黎波里，并把意军逐出非洲。

希特勒的一个主要参谋瓦利蒙特将军曾透露说，当时德国最高统帅部也有同样的看法：

当时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英军不趁意军在昔兰尼加遇到困难，就直捣的黎波里。没有什么可以制止他们。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250页起。] 留在那里的少量意军，已如惊弓之鸟。还以为英国坦克随时都会出现。

2月6日，就是格拉齐亚尼部队终于在贝达富姆被歼灭的那一天，希特勒召见一个曾在法国战役中指挥第七装甲师立有殊功的年轻德国将军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并命令他率领一小支德国机械化部队去援救意军。这支部队包括两个小规模的师——第五轻装甲师和第十五装甲师。但是，前者要到4月中旬才能全部运往非洲，后者要到5月底。这是一个缓慢的规划——英军就此可以畅行无阻了。

12日，隆美尔飞抵的黎波里。两天后，一艘德国运输船运来了一个侦察营和一个反坦克营，作为第一批支援。隆美尔把这些部队匆匆开上前线，并用迅速造就的假坦克(Dummy Tank)支援这少数部队，希望造成浩大声势。那些假坦克全部装在德国大量生产的，成本低廉的大众牌(Volkswagens)汽车上。第五轻装甲师直到3月11日才到达的黎波里。

一发觉英军不来攻打，隆美尔就认为不妨用手里的一点兵力打一场进攻战试试。他最初的目的，不过是想占领阿盖拉咽喉地带。这一目的在3月31日就轻易达到，所以他决定继续推进。他一眼就看出英军高估了他的兵力——也许是受假坦克的蒙蔽。何况，德军占有空中优势，这样就可以不让英国统帅部发觉他们在地面上的弱点，也导致英国空军在以后几次战役里提供一些引起误会的报告。

隆美尔在选择时机上也走运。第七装甲师在2月底调回埃及去休整。接替的是一部分新调来的、没有经验的第二装甲师——另一部分早已调往希腊。第六澳大利亚师已派往希腊，而接替它的第九师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不充分。奥康纳也在休假，由一个初出茅庐的司令官尼姆(Neame)代替。此外，正如韦维尔事后承认的，他认为德军即将进攻的报告并不可靠。从数字看，他的见解不无道理；他没有把隆美尔估计在内，这也简直不能怪在他头上。

隆美尔不顾上级要他等到5月底的命令，在4月2日就用五十辆坦克继续推进，两个新的意大利师慢慢跟在后面。虽然兵力很少，但他却利用机动性和诡计来虚张声势。挟着那次最初突击的余威，他的阴影显得很大，因此，他的两只相隔近一百英里的细长手指，就被放大成一对包抄的利角。

这次大胆挺进的影响是不可思议的。英军仓卒间纷纷溃退，4月3日撤出班加西。在这一紧急关头，奥康纳被派去当尼姆的顾问，但是，在6日晚上，撤退时，他们坐的那辆没有警卫的汽车闯进了一支德国先头部队的背后，两人都被俘。与此同时，一个英国装甲旅在长途仓卒撤退时，几乎把所有的坦克都损失了；第二天，第二装甲师司令官，连同刚刚到达的一个摩托旅和其他部队，都在梅基利遭到包围，终于投降——原来隆美尔的部下用一列列卡车扬起漫天尘埃，借以掩盖他们缺乏坦克的弱点，这样，英军就过多地估计了包抄部队的实力。至于意军则仍然远远落在后面。

到4月11日，除了困在托卜鲁克的一小支部队外，英军都被逐出昔兰尼加，赶过埃及边境。这一招同先前占领昔兰尼加一样，好似惊心动魄的绝技，出手之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英军要肃清北非敌军，必须从头做起，而且比过去处于格外不利的地位——特别是来了个隆美尔。失去1941年2月那个绝好机会的代价是巨大的。

第十章　征服意属东非

法西斯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策动下于1940年6月参战时，意属东非(从1936年以来，一直包括被征服的埃塞俄比亚在内)，一如北非，驻守的意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英军。根据意大利的记录，这一地区的部队计有白人军约九万一千人，土著军近二十万人，不过土著军人数看来八成是纸面上的数字，比较合理的估计不妨定为号称人数的一半左右。在1940年最初几个月，意大利参战前，英国的兵力在苏丹只有英军和土著军九千人左右，在肯尼亚(Kenya)只有英属东非军八千五百人。

在这一广大战区，即有两个战场的战区里，意军发动进攻，几乎象在北非一样迟缓。主要原因是，他们知道他们不大可能通过英国的封锁得到更多的汽油和军火。但是，这个理由简直站不住脚，因为这样更有必要趁英国驻非部队还没有得到充分增援，就利用他们在兵力上的强大优势了。

7月初，意军踌躇再三，才从西北部的厄立特里亚出发，占领苏丹边境内十二英里远的卡萨拉镇，动用的一支部队有两个旅、四个骑兵团和二十四辆坦克，约六千五百人。而坚守这前哨阵地的是苏丹国防军中的一个连，约计三百人。当时担任苏丹司令官的威廉·普拉特少将(Major-General William Playt)，在这一大片地区总共只有三个英国步兵营，分别驻扎在喀土穆(Khartoum)、阿特巴拉(Atbara)和苏丹港(Port Sudan)。他很聪明，在没有看清意军的入侵动向之前，不把这些部队投入战斗。意军又占领了其他几个边境哨所，诸如离埃塞俄比亚西北边境不远的加拉巴特和肯尼亚北部边境的莫亚累(Moyale)，此后就停下来，不再向前推进了。

直到8月初，意军才发动一次比较象样的攻势，矛头所指是一个不能再方便的目标——亚丁湾非洲岸上的一长条沿海地区，英属索马里兰(Somaliland)。即使这一极其有限的进攻，也是以攻为守的。事实上，墨索里尼曾经命令意军只守不攻。但是，埃塞俄比亚总督、该地区的最高司令官奥斯塔公爵(The Duke of Aosta)，却认为法属索马里兰的吉布提(Djibouti)海港是英军进入埃塞俄比亚的方便之门，他也认为同法国签订的停战协定不可靠。因此，他决定去占领与法属索马里兰毗连的、幅员更为辽阔的英属索马里兰。

英属索马里兰的英国驻军由蔡特准将(Brigadier A. R. Charter)指挥，只有四个非洲营和印度营，此外，还有一个英国营，第二黑衫警卫队在首途中。入侵意军共计二十六营，配备有大炮和坦克。但小小的索马里兰骆驼军却推迟了意军进攻。入侵军进抵图格阿甘山口(Tug Argan Pass)、逼近海港首都柏培拉(Berbera)之时，戈德温－奥斯汀少将(Major General A. R. Godwin-Austen)恰好到达当地接任指挥。守方在柏培拉抵抗得非常顽强，攻方在四天战斗中毫无进展，不过，英军或因缺乏后援，或因防御地位不利，最后还是由海上撤出柏培拉，大都运往肯尼亚去增强正在那里集结的英军。这一仗，敌军伤亡二千名以上，英军只损失二百五十人，意军还因此认为这一仗对他们未来的战斗起了深远的战略影响。

在肯尼亚的英军，从1940年11月起，由陆军中将艾伦·坎宁安爵士(Lieutenant-General Sir Alan Cunningham)接任指挥，原来只有戈德温－奥斯汀统率下的第十二非洲师(内有第一南非旅，第二十二东非旅和第二十四黄金海岸旅)，不久又增加了第十一非洲师。

到秋季，在肯尼亚的英军已增至七万五千人左右，内中南非军二万七千名，东非军三万三千名，西非军九千名，英军约六千名。这些部队组成三个师——第一南非师，第十一非洲师和第十二非洲师。在苏丹的英军，当时共有二万八千人，包括第五印度师；第四印度师在北非参加大败意军的反击战，等第一阶段的战役过后，也要调到苏丹。第四皇家坦克联队已派来一个坦克中队。另外还有苏丹国防军。

丘吉尔认为，这样庞大的一支英军，应该比过去更加活跃，他一再坚持，英军的战斗应该比以往进行的或者打算进行的还要凶猛。中东地区总司令韦维尔同意坎宁安的意见，建议明春雨季后，在5月或6月从肯尼亚攻入意属索马里兰。但是，11月间，普拉特在北线初次发动进攻，却遭到顽强抵抗，韦维尔就此疑虑剧增。那次是由斯利姆准将(W. J. Slim)率领的第十印度旅向加拉巴特发动进攻的。斯利姆是一个为人果断的指挥，后来也成为大战中一个最卓越的高级将领。第一次进攻加拉巴特是得手的，可是，接着攻打附近的梅特马(Metemma)哨所时，却碰上一旅兵力不相上下的意大利殖民军的抵抗，受到了挫折。其原因主要是，不听斯利姆劝告，为了所谓增强实力而刚被编入这个印度旅的一个英国营，想不到竟然打败了。以后的事件表明，这个北方防区的意军比其他地方的要顽强得多。

这个冬天唯一可以乐观的事件，是桑福德准将(Brigadier D. A. Sandford)的一些活动。桑福德是退伍军官，大战爆发时才重新应召入伍，后来被派往埃塞俄比亚，去煽动冈达尔(Gondar)周围高原的一些酋长起义。在这年冬天，他的那些活动，得到奥德·温盖特上尉(Captain Orde Wingate)的支持和推广。温盖特比他更加离经叛道，率领着一个苏丹营，还有他那出没无常的“基甸军”(Gideon Force)。1941年1月20日，流亡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由他用飞机送回埃塞俄比亚——仅仅隔了三个月，在5月5日，就同温盖特上尉一起重返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连丘吉尔都没有想到会这样早。

原来，在丘吉尔和南非的史末资(Smuts)不断催迫下，韦维尔和坎宁安才在1941年2月从肯尼亚向意属索马里兰发动进攻。基斯马尤(Kismayu)港，出奇轻易地占领了，这样一来，供应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于是坎宁安部队越过朱巴河(Juba River)，大约挺进二百五十英里，到达较大的港口，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不出一周，在2月25日占领摩加迪沙。在当地俘获大量汽车和飞机燃料，由于英军进军迅速，正如在基斯马尤一样，意军来不及动手坚壁清野就被阻止了。良好的空军配合也是进军迅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接着坎宁安部队转向内陆，进入埃塞俄比亚南部，到3月17日，第十一非洲师进军四百英里后，占领省会哈拉尔(Harar)附近的季季加(Jijiga)。这样他们就接近前英属索马里兰边境，早在16日，从亚丁(Aden)开来的一小支部队已在那里重新登陆。到3月29日，坎宁安部队击退比较激烈的一些抵抗后，占领哈拉尔，然后转而向西，朝三百英里外的埃塞俄比亚西部中心、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进军。仅仅隔了一周，坎宁安部队于4月6日占领亚的斯亚贝巴——恰好是温盖特护送海尔·塞拉西皇帝回首都前一个月。意军所以那样异常爽快地赶紧放下武器，是因为听到埃塞俄比亚非正规军对意大利妇女大肆淫威的报道。

北方意军的抵抗，如同开始时一样，却要激烈得多。在弗鲁希将军(General Frusci)指挥下，这里有一万七千名装备齐全的意军布置在厄立特里亚地区的前线，再后面还有三个师以上的兵力。普拉特将军从1月第三周发动的进攻，是由强大的第四和第五印度师担任的。奥斯塔公爵早已下令厄立特里亚的意军在英军发动进攻前先向后撤，所以，英军碰到的第一次真正抵抗，是在卡萨拉以东六十英里、厄立特里亚边境内四十英里的克鲁(Keru)。

在克鲁以东四十五英里的巴仑图(Barentu)和七十英里的阿戈达特(Agordat)的高山阵地，这两支印度纵队遭到更顽强抵抗。幸而贝雷斯福德－皮尔斯将军指挥的第四印度师先到达那个较远的目的地，第五印度师向巴仑图进攻才比较顺利。

这时韦维尔看出有可能扩大作战目标，进而征服整个厄立特里亚，因此对普拉特将军下了新的命令。但是，厄立特里亚的首都阿斯马拉(Asmara)离阿戈达特还有一百多英里(离马萨瓦(Massawa)港口更远)；靠近两地中途的是高山阵地克仑(Keren)，这是东非防御最坚固的阵地，也是通往阿斯马拉和意大利海军基地马萨瓦的唯一途径。

2月3日清晨，英军第一次发动打开通道的进攻，结果遭到失败，在以后几天也连续几次被击退。当地的意大利司令官卡尼梅奥将军(General Carnimeo)表现出一等战斗意志和作战本领。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奋战，英军终于放弃进攻，接着就是长时间的平静。直到3月中旬，第五印度师调上来准备参加战斗时，英军才恢复进攻。这又是一次持久战；意军的一系列反攻，击退了攻方，但是，到3月27日，第四皇家坦克联队的一个重装甲“步兵”坦克中队，终于冲破封锁，插进意大利前线——第七皇家坦克联队在西迪巴腊尼到托卜鲁克这一连串北非战役中，所以操必胜左券，也是出于同一原因。

就这样，在五十三天后结束了克仑之战。弗鲁希将军的部队向南撤退到埃塞俄比亚境内。4月1日，英军占领阿斯马拉。然后提兵向东，直指五十英里外的马萨瓦。经过一场战斗，马萨瓦于4月8日投降。厄立特里亚战役便告结束。

与此同时，奥斯塔公爵指挥的意军残部已向南退入埃塞俄比亚，打算在阿斯马拉以南八十英里的安巴阿拉吉(Amba Alagi)的山地阵地建立最后据点。他只剩下七千名士兵，四十门大炮，仅够三个月的给养。此外，由于听到埃塞俄比亚对待俘虏的报道，意军士气也逐渐低落。因此，这位公爵虽是个勇敢军人。也极愿意在“体面条件”下答应投降。5月19日就投降了；意军有二十三万人成为俘虏。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冈达尔附近还剩下些孤军，前者是加泽拉将军(General Gazzera)的部下，后者为纳齐将军(General Nasi)的部下，但是在夏秋两季分别遭到围捕。墨索里尼那昙花一现的非洲帝国就此告终。

第十一章　侵吞巴尔干半岛各国与克里特岛

有些人认为，派遣威尔逊将军部队去希腊，虽然以仓卒撤退告终，但是，入侵俄国的时间，却为之推迟六个星期，所以还是做得对的。这样的意见遭到了驳斥，许多熟悉当时地中海形势的军人都谴责这次冒险行动是政治投机——最为突出的是，后来担任蒙哥马利的参谋长的德甘冈将军，当时他在开罗的联合作战计划参谋部工作。他们争辩说，调动不足的兵力去希腊，根本不可能真正拯救希腊不受德军侵略，反而是牺牲大好机会，无法趁意军在昔兰尼加战败而穷追猛打，无法在德国援军到达之前占领的黎波里。

许多事情证实这后一观点是对的。不出三周，希腊便遭侵占，英军被赶出巴尔干半岛；同时，由于听任德国非洲军(Afrika Korps)在的黎波里登陆，实力削弱的英军也被赶出昔兰尼加。这些失败无非是使英国的威信和前途受到严重损害，只是促进落在希腊人民头上的苦难而已。即使希腊战役确实推迟了入侵俄国的时间，这一事实也不足以说明英国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当时思想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目的。

可是，就历史来看这一战役是否真的起了这样作用，倒也有意思。最能说明这一看法正确的铁证，是这样的一件事实：希特勒原来下令在5月15日之前把进攻俄国的工作准备就绪，但到3月底，这个暂定的日子却推迟了一个月左右，后来才定于6月22日。陆军元帅伦斯德说，由于用在巴尔干战役的装甲师迟迟到达，他手下集团军群的准备工作就受到了阻碍；这一点，再加上天气不好，正是推迟的主因。

伦斯德统率下的装甲部队司令官、陆军元帅克莱斯特说得更加坦率。他说：“用在巴尔干的兵力，比起我们的总兵力来，的确不大，但是，用在那里的坦克比例却很高。为了准备在波兰南部向俄国前线发动进攻，拨归我指挥的坦克，大部分都参加过对巴尔干的进攻战，如今全部需要检修了；坦克兵员也需要休息。当初不少坦克都一直往南开到了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半岛，如今必须从那样远的路调回来。”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251页。]

伦斯德和克莱斯特这两位陆军元帅，所以有上述见解，自然是因为他们要在前线发动攻势就必须把这些装甲师调回来。其他将领都并不那么重视巴尔干战役的影响。他们强调说，对俄国发动攻势，规定担任主攻的是，波兰北部的陆军元帅包克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能否取胜，主要是要看中央集团军群如何进展。伦斯德集团军群是担任助攻任务的，兵力减弱一些，对战争胜负也许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俄国部队无法轻易调遣转移。由于伦斯德兵力减弱，在侵俄一战的第二阶段，希特勒也许不会打算把兵力转向南方。在后文中即将交代，希特勒这一打算是起了无法挽回的延误作用，以致德军不可能在冬季前进抵莫斯科。如果万不得已的话，发动这次入侵，也大可不必等待伦斯德集团军群的几个师从巴尔干半岛调来增援。不过，延期的论点到头来所以更加有力，是因为有人怀疑土地不够干燥，不宜早日发动入侵。哈尔德将军的看法是，在真正发动入侵前的一段时间里，天气条件事实上是不适宜的。

然而，那些将领事后的意见并不足以说明，如果没有巴尔干之战，就会另作决定。一旦为此而推迟暂定的入侵日期，那末，凡是主张在另外几个师从驻地调回之前就出击的意见，都不会受到重视。

但是，延期原因决不是希腊战役。在入侵希腊一举列入1941年计划时，希特勒早已考虑到这一战役是入侵俄国的序幕。变更时间的决定因素是，3月27日南斯拉夫发生意外政变，当时南斯拉夫政府刚使南斯拉夫与轴心国签订条约，西莫维奇将军(General Simovich)及其一伙就把政府推翻了。希特勒对这一恼人消息很冒火，当天就决定对南斯拉夫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进攻。这样一次出击所需要增加的陆空军，要超过单单一次希腊战役所投入的部队，因此希特勒不得不做出更全面、更重大的决定，来推迟原来打算攻打俄国的日期。

希特勒所以把部队开进希腊，不是因为英军登陆这一事实，而是因为害怕英军登陆。英军一登陆，反而使他放了心。英军登陆一事，甚至也没有影响当时的南斯拉夫政府同希特勒妥协。另一方面，这也许促使西莫维奇力求推翻政府并公然反抗希特勒——只是不大成功。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格赖芬贝格将军(General von Greiffenberg)对巴尔干战役的作战综述；他是打巴尔干一仗的陆军元帅利斯特手下第十二集团军的参谋长。

格赖芬贝格在文章中，一方面忆及协约国在1915年占据萨洛尼卡，到1918年9月终于发动了决定大局的战略袭击，一方面强调希特勒在1941年害怕英军又会在萨洛尼卡或色雷斯(Thrace)南海岸登陆。这样，南方集团军群向东攻入俄国南部时，就会有后顾之忧。希特勒认为英国又会象以前一样，试图攻入巴尔干半岛各国——他回想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的巴尔干军对大战的胜负做出重大的贡献。

希特勒因此决定占领萨洛尼卡和泽泽阿加赫(Dedeagach)(亚历山大鲁波利斯(Alexandropolis))之间的色雷斯南海岸，以此作为进攻俄国之前的预防措施。指定担任这次作战任务的是利斯特的第十二集团军，包括克莱斯特装甲兵团在内。这支集团军先在罗马尼亚集结，越过多瑙河进入保加利亚，再从保加利亚突破梅塔克萨斯防线(Metaxas Line)——其右翼进攻萨洛尼卡，其左翼进攻泽泽阿加赫。一到海岸，就把海岸的主要保卫工作移交保加利亚军，只留下少数德军。第十二集团军的大部分兵力，尤其是克莱斯特装甲兵团，再回师通过罗马尼亚北移，在东线的南部防区作战。原来的计划并没有设想占领希腊本部。

当这个计划交给保加利亚的鲍里斯国王(King Boris)看时，他说他不放心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可能威胁第十二集团军的右翼。但是，德国代表向鲍里斯国王保证，鉴于南斯拉夫和德国签有1939年条约，他们料想那个地区不会发生事故。他们的印象是，鲍里斯国王不大相信。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第十二集团军正要按照计划从保加利亚出发作战时，贝尔格莱德(Belgrade)突然发生政变，摄政王保罗亲王(Prince Paul)因而逊位，时间正在部队出动之前。

看来贝尔格莱德的某些集团不同意保罗亲王的亲德政策，而要站在西方列强一边。西方列强和苏联事前是否支持这一政变，我们身为军人，无法推测。但无论如何，总不是希特勒策划的！相反，这件事突如其来，令人极不愉快，几乎把第十二集团军在保加利亚作战的计划全部打乱。 [注：引自利德尔-哈特著《山那边》254页布鲁门特里特所说的话。]

举例来说，克莱斯特的几个装甲师都得立即从保加利亚向西北进军，攻打贝尔格莱德。另一个临时措施是，魏克斯(Weichs)指挥的第二集团军，连同迅速集结起来的卡林西亚(Carinthia)和施蒂里亚(Styria)驻军，向南进入南斯拉夫。由于巴尔干半岛突然燃起战火，俄国战役就不得不从5月延期到6月。所以，贝尔格莱德的政变实质上是使希特勒对俄国发动进攻的日期推迟一个月。

但是，1941年的天气也起了重要作用，而这是出人意外的。在波兰的布格河－桑河防线以东，到5月为止，地面作战一直大受限制，因为道路大都泥泞不堪，当地是一片沼泽。许多无人管理的河流泛滥成灾。越向东行，这些不利条件越是显著，尤其在罗基诺河(普里皮亚特河(Pripet))和别列津纳河(Beresina)的泥沼森林地带。即使正常岁月，在5月中旬前，行动也大受限制，而1941年是罕见的一年。冬天拖得长。直到6月初，布格河两岸还泛滥好几英里。

更北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在东普鲁士指挥一支先头部队装甲军的曼施坦因将军说，那里大雨从5月底一直下到6月初。事情很明显，如果提前发动入侵，前途可能不妙，正如哈尔德将军所说，即使不谈巴尔干战役造成阻碍，能否提前发动进攻也大可怀疑。1940年的天气对入侵西欧十分有利，而1941年的天气对入侵东方恰好不利。

1941年4月，一小支英国增援部队在萨洛尼卡登陆后，德军入侵希腊，希腊军主要是在通往保加利亚的各条山路上布防据守，因为德军已在保加利亚集结。但是，德军沿斯特鲁马河流域进攻是意料中的事，所以德军的一个比较迂回曲折的行动就不为人所察觉。德国机械化纵队从斯特鲁马河(Struma)转而向西，顺着与国境线并行的斯特鲁米察河(Strumitza)流域溯江而上，越过山口，进入瓦达河(Vardar)流域的南斯拉夫一端。这样他们就突破了希腊军和南斯拉夫军的联络点，趁此插入，朝瓦达河下游迅速挺进，直达萨洛尼卡。这就把驻守在色雷斯的大部分希腊军切断了。

在这次出击后，德军并不直接从萨洛尼卡经英军布防的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向南进军，而是再一次迂回作战，打通更西面的莫纳斯提尔(Monastir)山口。德军利用这次向希腊西海岸进攻，把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几个希腊师切断，从翼侧包抄英军；由于德军大有可能转过头来拦击同盟军残部的退路，希腊境内的一切抵抗就迅速瓦解了。大部分英军和同盟军都从海上撤往克里特岛(Crete)。

纯粹从空中侵占克里特岛，是大战中最惊人、最大胆的一招。这也是大战中最引人注目的空降作战。英国在这件事上是付出代价的——而且应当始终引为鉴戒，不能忽视将来也有类似“自天而降”的奇袭危险。

1941年5月20日晨8时，在克里特岛上空大约降落三千名德国伞兵。防守克里特岛的，共有二万八千六百名英军、澳军和新西兰军，还有人数几乎相等的两个希腊师。

这次进攻不出所料，德国占领巴尔干半岛之后，必然有此一举；在希腊的英国情报人员也早已提供有关进攻准备的充分情报。但是并没有料到空降的威胁会如此严重。丘吉尔曾经透露，在他建议下担任克里特岛司令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弗赖柏格将军(General Freyberg)，在5月5日报告说：“我不知什么叫紧张；我对空降攻击毫不担心。”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246页。] 他比较担心的是海上入侵——这一危险终于为英国皇家海军所排除。

丘吉尔对这一威胁，“特别是空中来的”威胁却感忧虑。他极力主张“至少再要有十二辆‘步兵’坦克”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249页。] 派去增援那里仅有的六辆坦克。而最基本的弱点是完全缺乏空中支援，无法对付德国俯冲轰炸机和截击空降部队。连高射炮供应也不充分。

到第一夜，克里特岛上德军人数已增加一倍以上，而且还在逐渐增援——用空投，用滑翔机，从第二夜起又用部队运输机。在已占领的马莱梅(Maleme)机场上一一降落，当时守军的大炮和迫击炮还在轰击机场。空运来的德军总数最后达到二万二千人左右。很多人因飞机着陆时摔毁而死伤，但死里逃生的却是最顽强的战士，而人数超过他们的对手却没有受过这样高级的训练；有的人刚被赶出希腊，惊魂未定。更重要的是缺乏设备，特别缺少短程无线电设备。虽然如此，有许多士兵还是打得凶猛，只有到事后才知道他们的顽强抵抗起了重大作用。

在英国的高级部门，一时乐观主义仍占上风。丘吉尔根据收到的报告，第二天对下院说，“极大部分”空降入侵军已遭歼灭。中东司令部再次连续两天谈到德军已被“肃清”。

但是，到第七天，即26日，克里特岛的英国司令报告说：“在我看来，我手下的部队已经坚持不了……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已糟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个判断，出于弗赖柏格那样英勇军人之口，是毫无怀疑余地的。28日晚开始撤退，到31日晚结束——皇家海军损失惨重，因为在敌人空军占优势的情况下，坚持把部队尽量运走。共救出一万六千五百人，包括约二千名希腊军，但余下的或则死亡或则沦为德军俘虏。海军足足死亡两千多人。三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被击沉；十三艘其他军舰遭到严重破坏，包括两艘战列舰和当时地中海舰队中仅有的一艘航空母舰。

德军死约四千人，伤约二千人。因此，他们的损失不到英军损失的三分之一，而希腊军和当地克里特募兵的伤亡人数还不计算在内。可是，死伤的大都是德国现有的一个伞兵师的精锐，所以对希特勒的影响是预计不到的，结果反而对英国有利。

但在当时克里特岛的溃败看来好象是场灾难。这件事对英国各民族的打击所以格外沉重，是因为紧接在另外两次灾难之后。当初，4月间，英军在十天之内就被隆美尔赶出昔兰尼加；德军开始入侵希腊后不到三个星期，英军又被赶出希腊。韦维尔在冬季从意军手中夺得昔兰尼加的胜利，如今看上去终于只象乌云中进出的一线骗人的阳光。英军在德军手下吃了这一连串新败仗，加上春天英国本土重遭“闪电式”轰炸，所以前景较之1940年甚至更为暗淡。

然而，希特勒在地中海第三次得胜后，并没有象英方预期的那样，向塞浦路斯，叙利亚、苏伊士或者马耳他发动一次猛攻。隔一个月后，希特勒开始进犯俄国，从此他就把英军赶出地中海和中东的大好机会放弃了。如果说他丢掉这个机会主要是因为他热中于入侵俄国的冒险行动，那也是因为他在克里特岛胜利后的心情造成的。征服克里特岛固然使他高兴，可是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却使他更加沮丧。这次胜利和先前几次大不相同，先前取得胜利不花多少代价，而俘获却大得多。

希特勒新编的装甲部队在南斯拉夫和希腊虽然遇到高山的阻碍，却象驰骋在波兰和法国的平原一样所向无敌。好似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了这两个国家，好似玩九柱戏一般把对方军队一一打倒在地。

陆军元帅利斯特的军队俘获了九万名南斯拉夫军，二十七万名希腊军和一万三千名英军——他们自己的损失，据后来的记录表明，仅仅死伤五千人。当时英国报纸估计德军损失超过二十五万人，连英国官方声明也把伤亡估计为“大概七万五千人”。

希特勒在克里特岛胜利的美中不足之处，不仅是损失较大，而且是事实上这一战役暂时削弱了他手下的一支新型地面作战部队。当时，英国海军损失虽大，但是仍然控制着海面，他的这支部队是可以跨海夺地而不冒被英国海军拦截的风险。实际上希特勒在克里特岛已经扭伤了手腕。

大战后，德国空降部队总司令施图登特将军出人意外地透露，希特勒是勉强接受进攻克里特岛方案的：

到达希腊南部以后，他想中止巴尔干战役。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乘飞机去见戈林，提出单用空降部队占领克里特岛的计划。戈林——他动辄起劲热心——立即看出这个想法可行，就叫我去见希特勒。4月21日我见到希特勒。我首先将这个计划解释了一番，希特勒说：“听起来还不错，可是我认为行不通。”不过我最后总算把他说服了。

作战时，我们动用了一个伞兵师、一个滑翔团和第五山地师。第五山地师以前从未有过乘飞机空运的经验。 [注：本段引文和下列引文、191页上的引文均出自利德尔-哈特：《山那边》238页至243页施图登特所说的话。]

提供空中支援的是，里希特霍芬(Richtofen)第八空军军(Air Corps)的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第八空军军在1940年连续冲破比利时和法国大门时，曾起过决定大局的作用。

没有部队从海上运来。原来曾打算从海上增援，但可供使用的海上运输工具只有若干希腊小汽艇。于是作了这样的安排：将这些小船组成海上运输队，为远征运送重武器——高射炮、反坦克炮、大炮和一些坦克，此外还运送第五山地师的两个营……他们获悉英国舰队仍在亚历山大港——其实正驶向克里特岛途中，海上运输队驶往克里特岛，遭遇英国舰队，就此被冲散了。德国空军为了报复这次失利，打得英国海军体无“完肤”。但是，我们在克里特岛的地面作战，因缺乏我们指望得到的重武器而大受牵制。……

5月20日这一天，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完全占领一座机场。取得最大进展的地方，是马莱梅机场。在那里，重要的突击团同精锐的新西兰军打了一仗。5月20－21日夜间，对德国统帅部来说，是关键时刻。我必须做出一项重大的决定。我决心动用还在我手中的大批后备伞兵去最后攻占马莱梅机场。如果敌人在当晚或21日晨来一次有组织的反攻，他们很可能把已经打垮、筋疲力尽的突击团残部彻底击溃——特别是这些人缺乏弹药，处境非常不利。

但是，新西兰军仅仅组织一些孤立的反攻。我后来听说，英国统帅部原来以为德军除了空降的冒险行动外，还将从海上运送主力部队到马莱梅和干尼亚(Canea)之间的海岸，因此，他们继续使部队占领海岸。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英国统帅部不敢贸贸然派遣这些部队去马莱梅。21日，德国后备军终于占领马莱梅村和机场。当天晚上，第一山地营可作为第一批空运部队着陆——这样，夺取克里特岛一战，德国就取得了胜利。

可是，胜利的代价比这个计划的吹鼓手的估计要大得多——部分原因是岛上的英军比设想的多出二倍，还另有原因。

大部分损失是因为降落得不好——在克里特岛适宜降落的地点很少，风经常由内陆吹向海面。飞行员担心把部队降落在海里，往往把他们降落在离海岸很远的地点——有的竟然降落在英国战线之内。武器箱子落下的地方常常远离部队，这也是造成伤亡过多的又一不利条件。一开始时，岛上少数英国坦克使我们震惊不小——幸而只有二十四辆坦克。步兵，大都是新西兰军，虽然措手不及，但是战得顽强。

元首因伞兵队损失惨重而大为不快，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伞兵已无奇袭的价值。此后，他常常对我说，“伞兵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我说服希特勒接受克里特岛计划时，我还建议我们应继续从空中去占领塞浦路斯，然后从塞浦路斯再跃进一步夺取苏伊士运河。希特勒对这一主张似乎并不反对，但是对这一计划却不明确表态——他的心思完全贯注在即将入侵俄国这件事上。在克里特岛受到的惨重损失使他震动之后，他就拒绝再作一次大规模空降的尝试。我屡次逼他同意这一主张，但只是徒劳无益。

所以，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克里特岛的损失并不是没有补偿的。除非隆美尔在非洲的装甲部队也得到大力增援，否则施图登特夺取苏伊士运河的计划就不可能实现，不过夺取马耳他(Malta)倒是比较轻易的事。一年后，希特勒经说服，采纳了这个计划，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取消了计划。施图登特说：“他认为如果英国舰队到场，所有的意大利舰艇都会溜回意大利港口，而使德国空降部队陷于困境。”

第十二章　希特勒转攻俄国

1941年6月22日，也就是拿破仑入侵帝俄一百二十九周年的前一天，希特勒入侵俄国，整个战局就改观了。事实证明，这一步骤对希特勒正如对他的前驱一样，也是致命伤，只是并非立即丧命而已。

拿破仑在当年(1812年)年底前就被迫撤出俄国，俄国在他入侵的第二年4月就进入他的首都。希特勒在三年后才被逐出俄国，俄国直到第四年4月才进入他的首都。希特勒深入俄国之地比拿破仑多一倍，只是没有能象拿破仑一样取得直捣莫斯科的虚幻胜利而已。他深入俄国之地所以较多，是因为采取了优越的机动战术。但是，这还不足以达到目的。幅员的广阔使他先受挫折，后遭败北。

侵略者的这一自杀步骤带来的副作用，也是历史的重演。这使英国暂时脱出困境。在这岛国之外的大多数人的眼里，英国已处绝境。他们显然了解，处于敌对大陆边缘的一个小岛，地位无比险恶，受到敌对大陆的重重包围，比之拿破仑时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空军力量一发展，四面临海的防御价值就降低了。工业化使这岛国离不开进口物资，这就大大增加潜艇力量对它的威胁。由于英国政府拒绝考虑任何媾和的建议，全国不得不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在上述情况下，即使希特勒不想迅速侵占英国，英国也势必逐渐困顿，终至崩溃。拒绝妥协的道路等于慢性自杀。

美国或许可以出力打“气”，使英国苟延残喘，不过这只能拖延时间，英国决不会不断气送命。何况，丘吉尔在仲夏决定英国竭尽微薄力量轰炸德国，那一拖命办法也就不起作用。这样的轰炸不过象蚊子咬几下，但总是使希特勒全神贯注，要想分心注意其他方面也不成。

可是，英国人并不理会他们所面对的铁一般事实。他们生性固执，不懂战略。丘吉尔的一次次鼓舞人心的演说，有助于消除敦刻尔克撤退所造成的颓丧情绪，并给岛国人民服了一帖不可缺少的补药。他们为丘吉尔的挑战口吻而感振奋，也不考虑一下，这样做，在战略上是否有道理。

丘吉尔对英国人的影响，远不及希特勒所起的作用。早先希特勒暴戾恣雎、张牙舞爪的形迹固然激起他们义愤，但是怎么也及不上希特勒征服法国、逼近英国海岸这一举所引起的愤慨。他们经长期熏陶的反感再次发作——不惜任何代价牢牢咬住希特勒不放。他们所做的种种异常蠢事，破天荒第一次显出他们那种老虎狗般的民族性，也正好说明如此做法并非毫无理由。

又一次一个西欧征服者被一个“不知已遭败北”的民族搞昏了头。正如《我的奋斗》一书所表明的，希特勒比拿破仑了解这一民族，因此他煞费苦心地避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但是，他原来指望他们正视现实，如今却弄不懂，他们为什么既看不到前途毫无希望，也认识不到他提出的媾和条件在当时情况下是非常宽大的。他脑子里一片糊涂，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于是就同拿破仑一样转向同一方向，把征服俄国作为最后解决英国的预习。

希特勒并不是突然改变主意的，而是逐步转变的。其所以转变，原因也很复杂，比拿破仑的转变原因还要复杂，既不是单凭一个因素，也不是单凭一个原因，就可以说明白。

德国空军在英国南部遭到的严重损失，比之1805年法国舰队在菲尼斯特雷角(Cape Finisterre)沿海受到的挫折，在战术上起的决定作用虽不小，在战略上却不大。因为戈林的失败对希特勒思想的影响，并不象当初维尔纳夫(Villeneuve) [译者注：维尔纳夫(1763－1806)是拿破仑时法国的海军大将。1805年，他在特拉法加尔角海战中被英国纳尔逊打败，后自杀。] 的败退对拿破仑那样迅速。希特勒暂时仍然坚持打击英国人的意志。只不过换了一种施加压力的方式——原来是企图摧毁英国防御空军，如今改为夜间轰炸工业城市。他所以时而放松压力，除了气候原因外，还因为思想上犹豫不决。他只要有可能说服英国同意讲和，看样子就不愿意走极端，他始终抱着希望，笨拙地追求这一目标。

与此同时，在经济困难和恐惧心理的影响下，再加上偏见，希特勒的思想就一阵强似一阵地朝着另一方向发展。虽然他与斯大林签订的条约为他在西欧取得胜利铺平了道路，但是他在西欧打的一次次胜仗大都还是环境使然，而他心里始终在盘算消灭苏俄。对他来说，这一思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野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他感情深处的信念。

英国的抵抗使希特勒这种东进的冲动大受影响，可是，在英国拒绝他的媾和建议之前，这种冲动却已如死灰复燃。

1940年6月初，希特勒仍在攻打法国时，斯大林乘机占领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希特勒曾同意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划归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未曾同意苏联真正占领，因此他认为自己上了这个伙伴的当，不过，他的顾问大都实事求是地认为，俄国害怕希特勒在西欧胜利后可能另有企图，因此进入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是出诸自然的预防措施。在整个西欧战役中，希特勒始终担心东线只留下十个师难以对付一百个俄国师；由此可见，他对俄国是极不信任的。

后来，在6月26日，俄国又不通知它的伙伴，对罗马尼亚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归还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另外还要求割让北布科维纳(Northern Bukovina)，算是罗马尼亚在1918年“抢去”俄国的比萨拉比亚省而给予俄国的一笔“小小赔偿”。俄国限定罗马尼亚政府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出答复；罗马尼亚对这威胁一屈服，俄军就立即从空中和陆上蜂拥而入。

这对希特勒比“打一个耳光”还要糟糕，因为从此俄国逼近罗马尼亚的油田，而希特勒本来是把罗马尼亚油田看作自己供应来源的，因为当时海外石油来源已被切断。在其后几个星期中，他对这一危险越来越感到不安，唯恐这样会影响对英国的空袭。因而逐渐怀疑斯大林的意图。7月29日，他对约德尔谈起，如果俄国试图占领罗马尼亚油田，那就有可能不得不同俄国作战。几星期后，他把两个装甲师和十个步兵师一一调往波兰，以作对抗。他在9月6日发给反情报处的一项指令说：“今后数周内，东部地区要加强兵力。这样重新部署，决不能使俄国感到我们准备在东方发动进攻。”要用时常调换防区的办法来掩盖德军的实力：

另一方面，也要使俄国意识到总督管辖区、东部各省和保护国内都驻有训练有素的强大德军。应使俄国得出结论：我国为防止俄国掠夺，已准备好用强大兵力保护我国的利益，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

这项指令大有以防御为主的口气。对制止俄国的侵略表示关注，而不是预示德国的侵略。但是，由于前线同必须保卫的油田相隔很远，希特勒休想直接保护油田，因而他不得不考虑在波兰前线发动佯攻。发动佯攻的思想，不久便发展为大举入侵的思想——以祛除整个危险来防止这一风险。

9月中旬，据报告说，俄国宣传机构已转而采取在红军中传播反德言论的宣传方法。由此可见，德国在东方首次增兵已引起俄国猜疑；俄国在为一场俄德战争迅速练兵。不过，在希特勒的心目中，这正是俄国企图进攻的证据。他开始感到不能再等，不能等到西欧的胜利成为定局之后，再去对付俄国。他的恐惧、野心和偏见相互影响，从而思想上有了这一新的转变。在这种心情下，他的猜疑不难迅速冒头。他弄不懂为什么英国似乎并不认识已处绝境，所以转而向俄国寻求解答。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他一遍又一遍对约德尔等人说，英国一定希望俄国干预，否则早已屈服。英俄两国一定早已达成某种秘密协定。英国派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rafford Cripps)前往莫斯科，还有他同斯大林会谈，这两件事正是明证。德国必须马上动手，否则就要被扼死。希特勒看不出俄国也可能害怕他侵略。

9月初，保卢斯将军(General Paulus)(后因他指挥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被俄国诱入重围而闻名)就任副总参谋长时，进攻俄国的计划早已拟就。他奉命“审查这个计划是否可行”。计划规定的目标是，先歼灭俄国西部的俄军；再深入俄国，地方要大得足以保证德国不致受到来自东方阿尔汉格尔(Archangel)到伏尔加河(Volga)一线的空袭危险。

到11月初，这个计划的细节都已拟定，于是进行了三、两次实地演习。这时希特勒已不大担心俄国进攻，反而更想进攻俄国。每逢准备和盘算庞大战略计划时，他总是欣喜若狂。当时他一透露心里想法，他的将领都表示怀疑，但是这无非使他更有把握罢了。过去，凡有什么问题他们怀疑他能否成功的，结果他不是都证明自己是对的吗？他一定要证明他们又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他们那样怀疑，正好表明，他们尽管对他阿谀奉承，私底下却仍然不信任他，把他当作外行。再说，他的陆海军将领也都害怕渡海进攻英国——他决不能始终被动。他已经着手拟订计划：越过西班牙进军直布罗陀(Gibraltar)，以封闭地中海西端，可是，这样作战规模太小，无法满足他的天大野心。

10月底，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影响了希特勒的决定，而且最后对决定的结果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就是墨索里尼入侵希腊，而事先也没有讨教希特勒。希特勒大为恼火，一则因为他的小伙伴漠视他的领导，再则，这也打乱了他本来的规划，三则，意大利可能在他看中的范围内立定脚跟。虽然最后一个风险不久就随着意大利的失败而逐渐消失，但是墨索里尼的独行其是却加速了希特勒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这样，他暂缓完成西欧计划就有了新的理由，他那向东转的思想也就变本加厉。他必须比他的伙伴先一步控制巴尔干半岛各国，所以他下一步就要同俄国算帐，英国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即使到那时，他还没有痛下决心，但是这种思想在他心里已占上风。

11月10日，莫洛托夫到柏林讨论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德国提出俄国应该干脆参加轴心国的建议。会谈结束，发表了一份双方意见一致的公报，说：“双方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从而在德苏两国都感兴趣的所有重要问题上取得相互谅解。”参加会谈的德方人员私下对会谈结果也十分满意，在16日将会谈结果概括如下：

暂时不订固定条约。看来俄国在另外几个问题获得澄清后是愿意加入三强协定的。……我们已通知莫洛托夫，为了支持意大利起见，德国打算在巴尔于半岛采取行动。莫洛托夫并没有提出异议，他建议为俄国在保加利亚伸张类似德国在罗马尼亚的势力而创造合适条件。德国对此建议不加考虑。然而，德国表示对土耳其支配达达尼尔海峡不感兴趣，并对俄国希望在那里获得基地表示同意。……

但是，双方毫无“相互信任”可言，这一外交词令真是空前虚伪。12日，希特勒的第十八号作战指令说：

创议政治谈判的目的，是为了暂时澄清俄国的态度。无论谈判结果如何，凡是有过口头指示的东线作战准备，还是照常进行。

外交人员在商谈之时，军事计划也在继续拟订，希特勒与其他人不同，对会谈结果并不感到满意；他认为，俄国就参加三强协定方面而提出来的另外几个问题，纯粹是托词；他心里只是越来越想发动攻势。雷德尔在14日见到希特勒，他特别提到“元首仍然想煽起对俄国的战火”。莫洛托夫走后，希特勒接见了若干参谋，向他们说明他打算入侵俄国。他们尽力劝他不要冒险，只是白费口舌。他们争辩说，这样无异两线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正是由于这一局面，德国才一败涂地；他却反驳说，在击溃英国的抵抗之前，休想指望俄国不动手。要打败英国，少不得扩展海空军，也就是要削减陆军，但只要俄国依然是个威胁，就万万不能削减陆军。形势已改变,因为“俄国不可靠，巴尔干半岛的情况正是明证”。所以，“海狮作战计划”不得不推迟执行。

12月5日，希特勒收到哈尔德的东线计划报告。18日，希特勒发布“第二十一号指令——巴巴罗萨方案(Directive No. 21-Case Barbarossa)”。指令一开头就说明：“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在英国战役结束之前就准备好以快攻战击溃苏俄。”

陆军必须为此动用所有部队，留下若干部队用以防止被占国家遭受突然袭击。海军仍应集中主力攻打英国；

一旦时机来临，我将在预定开战前八星期下命令集中部队攻打苏俄。需要较多时间准备的工作，如果尚未着手，必须立即开始，而且务必在1941年5月15日前准备就绪。(这个日期据认为是气候条件所许可的最早日期。)务必极端小心，以防进攻意图为对方识破。……

必须大胆作战，坦克分四路深入，以消灭俄国西部的大量俄国陆军：必须防止枕戈以待的敌方部队退入俄国的辽阔地区。

指令继续说，如果这些战果不足以削弱俄国的战斗力，可用空军消灭俄国在乌拉尔的最后一个工业区。只要占领波罗的海基地，红军舰队就会瘫痪。罗马尼亚在南面牵制住俄国，并在后方提供辅助勤务，就会助一臂之力——希特勒曾于11月，向罗马尼亚的新独裁者安东尼斯库将军(General Antonescu)，就参与攻打俄国一事，探询过意见。

“一旦时机来临”(If Occasion arises)这句话听上去好象含糊其词，但是看来希特勒确实已经打定主意。限定这一时间条件，可用指令中的后一节话来解释：“今后高级司令官根据这一指示发布的命令，都必须饰以此类措词，万一俄国改变对我们的态度，这种命令就可看作预防措施。”这个计划必须用一个精心策划的欺骗方案伪装起来；希特勒在这方面做出榜样是出诸自然的。

再说，希特勒无论对敌人，无论对自己的人民，都要欺骗的。听希特勒吹嘘过这一计划的人，有不少都担心入侵俄国要带来种种风险，特别是因为这意味着两线作战，因此希特勒认为装出一种留待最后决定的样子才是上策。这样，他们就有时间慢慢适应风向的转变，他也有时间可以提出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表明俄国怀有敌意。特别是他的将领，都表示非常怀疑、这使他不得不担心他们那样半心半意会造成什么后果。虽然他可以凭他们过去对他的宣誓，要他们服从，但是，他们不会因此态度坚决，而要取得胜利，就少不了态度坚决。他必须把他们当作专门工具使用，因而有必要使他们心悦诚服。

1月10日，德国与俄国签订了一项新条约，其中包含11月间同莫洛托夫就边界问题和经济问题会谈的结果。这样，表面上就显得更加风平浪静。可是，希特勒把斯大林说成一个“冷冰冰的敲诈勒索者”(Ice-Cold Blackmailer)，这正好流露他的个人见解。与此同时，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传来了俄国在那里活动的恼人报道。

19日，墨索里尼拜访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希特勒谈到他和俄国的纠葛。他并未透露他的进攻计划，但意味深长地提起，他曾经接到俄国反对德军在罗马尼亚集结的一份强烈抗议书。他说的以下一段话，正是间接道出他内心思想的有力说明：“以前俄国根本算不上什么危险，因为丝毫也不能危害我们；不过，现在处于空军时代，来自俄国和地中海的空袭，可使罗马尼亚油田变成一片黑烟滚滚的废墟，而这些油田正是轴心国的命脉。”这也是他对手下将领提出的论据，但是他们提出，即使俄国打算入侵，也只要增加边境后面的德军防御力量，就足以应付这种危险，而无须发动攻势，打进俄国。

2月3日，希特勒批准了“巴巴罗萨”计划的最后文本。在批准之前，他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召开过一次将领会议。计划中的各点都在会上摊了出来。凯特尔估计敌人在俄国西部的兵力大约为一百个步兵师、二十五个骑兵师和相等于三十个机械化师的部队。这个估计与实际情况大致相符，因为德国发动入侵时，俄国在西部共有八十八个步兵师、七个骑兵师、五十四个坦克和摩托化师。凯特尔接着又说，德国兵力不会这样大，“但是质量上要优越得多”。实际上，入侵军有一百一十六个步兵师(其中十四个是摩托化的)、一个骑兵师和十九个装甲师，此外还有九个交通线警卫师(Lines-of-Communication divisions)。计算兵力并不是为了平息那些将领的不安情绪。因为这样反而说明他们着手发动的一场巨大攻势非但不能操必胜左券，而且在装甲部队这一决定性兵种方面也显然处于劣势。起草计划的那些人，分明是在优越的质量上押下大笔赌注。

凯特尔继续说：“俄国的作战意图并不清楚。边境上没有强大兵力。要撤退，也只能是小规模撤退，因为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是俄国的供应命脉。”这一意见在当时看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事后证明，却是过分乐观的设想。

在东线的德国集团军群番号与司令官变动图表 1941年6月-1945年5月

[注：蒙艾伯特·西顿中校准许，根据他所著《1941-1945年的俄德战争》一书(伦敦阿瑟。巴克出版社，1970)附录B复制]

入侵部队规定分成三个集团军群，其作战任务也都已大致拟就。北方集团军群(由勒勃(Field-Marshal R. von Leeb)指挥)从东普鲁士进发，穿越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攻打列宁格勒(Leningrad)。中央集团军群(由包克指挥)从华沙地区出击，沿着莫斯科公路直捣明斯克(Minsk)和斯摩棱斯克(Smolensk)。南方集团军群(由伦斯德指挥)进攻普里皮亚特沼地(Pripet Marshes)以南地区，一直攻至罗马尼亚，以第聂伯河(Dnieper)和基辅(Kiev)为目标。主力集中在中央集团军群，配以优势兵力。据推断，北路兵力几乎不相上下，南路战区兵力较弱。

凯特尔在全面评述时，说匈牙利的态度仍可怀疑，并着重指出，为了保密起见，只有在最后一刻，才能同那些可能和德国合作的国家达成协议。罗马尼亚却不在此列，因为它的协作是“命根子”。(希特勒在不久以前又见过安东尼斯库，要求他让德军假道罗马尼亚去援助在希腊的意军。安东尼斯库却迟疑不决，他争辩说，这一步骤可能促使俄国入侵罗马尼亚。在第三次会晤时，希特勒不但答应他归还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而且还答应他占有“直到第聂伯河”的俄国南部一片土地，作为对罗马尼亚协助进攻的报偿。)

凯特尔又说，由于大部分德国炮兵都已派往东线，直布罗陀作战计划就不再可能付诸实施。虽则“海狮作战计划”也已束之高阁，但“在我们自己的部队中，应竭尽可能保持这样一种印象：正在进一步准备入侵英国”。为了散播这种思想，要把英吉利海峡沿岸和挪威的某些地区突然封闭起来，另一方面，要把部队向东集结一举装作是准备在英国登陆的欺骗性演习，作为双料的诈骗手法。

除军事计划之外，还配上为搜括苏联被占区而拟订的一大经济计划——“奥尔登堡计划”(Plan Oldenburg)。设立了一个与总参谋部完全分开的经济参谋部。在调查这个问题的5月2日报告中，一开始便阐述：“在战争的第三年，只有部队全部由俄国供养，战争才能继续下去。如果我们从俄国拿走我们需要的一切，几百万俄国人民无疑都会饿死。”这究竟只是冷酷的科学阐述呢，还是存心作为防止奢望和过分要求的警告，很难弄清楚。报告继续说：“夺取并转移油籽和油饼是头等大事；谷物只居次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处处长托马斯将军(General Thomas)，在较早时期所作的一个报告中指出，征服俄国在欧洲的全部领土，如果运输问题能解决的话，就可能解除德国的粮食困难；但不能解决德国的其他重要经济问题——“只有通往远东的交通有了保证之后，才能解决橡胶、钨、铜、铂、锡、石棉和马尼拉麻”的供应。这种警告对希特勒并不起约束作用。但另一结论——“要搜括占领地区，就少不了高加索的石油供应”，却对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他忘乎所以地一往直前。

“巴巴罗萨”计划碰到的情况更糟，在开始实施前就被打乱，以致无限期拖延下来。原因是，在英国支持下的希腊和南斯拉夫在外交上都断然拒绝的态度，在希特勒的心理上产生了影响。

在出击俄国之前，希特勒想使右肩摆脱英国的干扰。他原来希望通过武装外交(Armed diplomacy)手段，不经激烈战斗，就能控制巴尔干半岛各国。他认为，在西欧取得一次次胜利之后，应当格外容易达到目的。俄国已经攻入比萨拉比亚，这就为他进入罗马尼亚铺平了道路；罗马尼亚已经倒入他的怀抱、下一步骤倒也不难办到。3月1日，保加利亚政府接受了他的贿赂，甘心同他签订一项条约，据此，德军可通过保加利亚领土，并在希腊边境建立阵地。苏联政府在广播中指责了这种背离中立的作法，但并没有采取任何更有力的行动，这样，希特勒就更加肯定俄国没有准备好打仗。

希腊政府对希特勒的一套外交途径不大理睬；希腊曾遭受过轴心国伙伴的侵略，采取这一态度也出诸自然。希腊政府也没有被他的威胁吓倒。希腊人民因击退墨索里尼入侵而兴高采烈。2月间，他们已准备好英军前来增援；在德军进入保加利亚几天之后，英军便开始在希腊登陆。

不堪这一挑战的刺激，希特勒在一个月后就对希腊发动进攻。其实大可不必这样转移主要目标。因为英国所能提供的兵力，至多也不过给他的右肩一点轻微的刺痛，何况希腊正在全心全意对付意军。

希特勒的侵俄计划因南斯拉夫事件而更处逆境。希特勒对南斯拉夫采取的外交途径开头倒是顺利的。南斯拉夫政府迫于德国的压力，答应在不承担军事义务的妥协基础上与轴心国结为同盟，但是附有秘密条件，即德军可以使用通向希腊边境的贝尔格莱德－尼希(Nish)铁路线。3月25日，南斯拉夫代表在协定上签了字。两天以后，南斯拉夫空军首脑西莫维奇将军和一批年轻军官发动了军事政变。他们夺取了无线电台和电话中心，推翻了政府，建立了一个以西莫维奇为首的新政府，随即拒绝了德国的要求。英国间谍曾出力策划这一密谋，等到政变成功的消息传到伦敦，丘吉尔就在演说中宣布：“我有一个重大消息告诉你们和全国。今天清晨南斯拉夫找到了灵魂。”他继续宣布，新政府将得到英国“所有一切援助和救济”。

由于这一政变，巴尔干半岛的形势大变。希特勒无法容忍这样的侮辱，丘吉尔的高兴燃起他的怒火。他立即决定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必要的步骤安排得非常迅速，因此，十天后，即4月6日，他便能发动进攻了。

这次巴尔干半岛反抗的直接后果既可怜又可悲。南斯拉夫不出一周便沦陷；空袭一开始，首都就遭破坏。希腊过三周后沦陷；英军不经抵抗，长途退却，慌忙返回军舰。在每一阶段，敌人都出奇制胜。其后果正说明丘吉尔的判断错误，也说明那些宣称武装干涉可能成功的丘吉尔支持者的判断错误——因为这非但使英国丧失信用，并且给南斯拉夫和希腊两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自知被人抛弃的感觉始终不能消除。再者，丘吉尔创议的最后结果是，南斯拉夫竟以敌视丘吉尔所代表的一切的国家形式而复兴，这也是对历史的一个讽刺。

但是，这段插曲的间接后果关系非浅，正好说明希特勒的判断错误。以如此少量兵力作战，即使在数量之外还估计到兵力的质量，希特勒也经不起既要入侵俄国又要攻打南斯拉夫和希腊。一个不利条件就是他的坦克数量不及俄国。要快速征服巴尔干半岛各国，那只有动用装甲师；在他胆敢进攻俄国之前，凡是能够集合起来的装甲师，他都需要用来攻打南斯拉夫和希腊。所以，在4月1日，“巴巴罗萨”计划推迟了，从5月中旬推迟到6月下半月。

希特勒征服两个国家的速度快得竟能按照新定的日期入侵俄国，这仍是一项惊人的战果。事实上，他的将领都认为，如果英国终于守住希腊的话，“巴巴罗萨”计划就不可能实行。结果只延缓五周。不过，正是由于这一因素，他丧失了战胜俄国的机会——南斯拉夫发生了军事政变，8月间，由于希特勒犹疑不决，计划出乎意外地耽搁下来，还有这年寒冬来得早，这一切也都可算作因素。

到5月1日。除了被截断退路和被俘获的人员之外，英军都已在希腊南部海滩重新登船。同一天，希特勒定下了“巴巴罗萨”计划的执行日期。他的指令综述了双方实力后，还加上几句：

对作战过程的估计 ——边境上或将发生激烈战斗，持续四周之久。在战局进一步发展后，抵抗可望减弱。俄国人将在指定地点战至最后一息。

6月6日，凯特尔颁发了进行这次冒险的详细时间表。表上除了列举侵俄战中要动用的兵力外，还表明有叫十六个步兵师留在西欧对付英国，不过只有一个师是摩托化部队，而且那里只留下一个装甲旅。“阿蒂拉”(Attila)作战计划(夺取法属北非)和“伊萨贝拉”(Isabella)作战计划(还击英国可能在葡萄牙采取的军事行动)可以“仍在十天通知后执行，但不能同时执行”。“第二航空队已退出战斗，凋往东线，由第三航空队接下单独指挥对英空战的任务。”

这些命令表明，自5月25日起，已与芬兰总参谋部谈判，俾能进攻时取得他们的协作。6月15日要把最后的安排通知已经答应协作的罗马尼亚；16日要暗示匈牙利加强防守边境。翌日要关闭德国东部的所有学校。德国商船要毫不引人注目地离开俄国；要停止出航。从18日起，“进攻的意图不必再行掩饰”。到那时，俄国已来不及采取大规模增兵措施。取消进攻的最迟时间定为21日13时，这项紧急通知的暗号是“阿尔托纳”(Altona)，发动进攻的暗号则为“多特蒙德”(Dortmund)。越过边境的时刻，定于22日3时30分。

尽管德国百般提防，但是英国情报处事前早就获得有关希特勒意图的出色情报，并且已转告俄国。甚至还准确地预报了进攻的确切日期——时在最后决定入侵日期的前一周。虽然英国情报处再三警告，可是俄国却不相信，并且继续信赖苏德条约，英国对这态度非但火冒三丈，而且迷惑不解。他们认为俄国是真的不信(在希特勒进攻的消息传来时，丘吉尔的广播中流露了这种感觉)，等到红军开始遭到灾难时，他们也认为，其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受到突然袭击的结果。

研究一下俄国的报刊和广播，简直难以证实这种印象是对头的。从4月起，俄国的报刊和广播一方面发表大量消息提到俄国已采取预防措施，一方面表明俄国已觉察到德军的调动。同时还有更多的文章明显地提到德国恪守条约，另外还指责英美企图在俄德两国之间挑拨离间，特别是以散播德国准备攻打俄国的谣言这一手法进行挑拨。6月13日这类性质的广播，以斯大林特有的口吻评论说：“派遣德军进入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应该看作是出于同俄国根本无关的动机”——这句话大有可能促使希特勒认为他的欺骗方案终于在俄国取得预期的效果。双料的诈骗可用再加倍的诈骗来对付。这一广播就国外报道俄国召集后备军一事，解释答复说，这只不过是普通夏季演习之前的训练。20日，莫斯科电台热烈赞扬普里皮亚特沼地附近进行的军事演习——这可能是用来增强国内人民信心的。广播还宣称莫斯科的民间防空将于22日星期日“在实战条件下”进行试验。即使如此，国外报道德国即将入侵一事，再一次被称为“俄国的敌对势力所捏造的谣言”。

德国获悉英国在竭力警告俄国。事实上4月24日，德国驻莫斯科的海军武官报告说：“英国大使预言6月22日为战争爆发之日。”但是，希特勒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日期，他可能私心希望俄国不把英国方面的任何报道放在心上，也可能认为不管定在哪一天都无关紧要。

希特勒对俄国没有准备他进攻一点，究竟相信到什么程度，那是难以估计的。因为他往往不向自己圈子里的人暴露思想。他那些驻莫斯科的观察员从春季以来一直向他报告说，苏联政府害怕得只抱消极态度，并且急于对他让步；只要斯大林在世一天，就不会有俄国进攻德国的危险。直到6月7日，驻俄国的德国大使报告说：“所有的观察都表明。包办俄国外交政策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竭尽全力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俄国非但遵照贸易协定继续交货，并且与南斯拉夫、比利时和挪威绝交以取悦希特勒，从这两件事看来，上面一句话是确实可信的。

另一方面，希特勒时常宣称，在莫斯科的纳粹外交人员是世界上消息最不灵通的人。他也向他的将领提供一些性质相反的报告，说什么俄国正在准备进攻，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在这件事上，他可能是故意欺骗他们，而不是他自己相信这些报告。因为他和他的将领一直都有争论：他们仍旧向他提出放弃入侵的论据。不然就是，他迟迟才认识到俄国并不象他希望的那样毫无准备，以致反过来他就可能认为他们和他自己是一样的意图。在越过国境后，那些将领在靠近前线的地区丝毫也看不出俄国已作好进攻的准备，这才明白原来上了希特勒的当。

第十三章　入侵俄国

入侵俄国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战略和战术，起更大作用的是幅员、后勤和机械化。有些作战决定，虽然至关紧要，但是，比之机械化不足以应付辽阔的幅员，就毫不足道了；作战决定的作用，必须根据上述基本因素来判断。幅员因素，只要看一看俄国地图，就不难了解，可是，机械化因素却需要多作解释。要了解事态，就有必要先把这个因素分析一下。

希特勒以前进行侵略时，一切都取决于机械化部队，尽管机械化部队只是总兵力中的一小部分。可供动用的十九个装甲师仅占德国和卫星国所有师的十分之一。余下的广大部队，只有十四个摩托化部队才能跟上装甲先遣部队。

德国陆军在1941年共有二十一个装甲师，而在1940年只有十个。装甲兵力虽然貌似增加一倍，其实是种错觉。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实力分散的缘故。在西欧作战时，每一师的核心是坦克旅，每一旅有两个坦克团，每一团共有一百六十辆战斗坦克，在入侵俄国之前，每一师里都抽出一个坦克团，再以这根“肋骨”组成一个新的师。

有一些资格最老的坦克专家反对这一决定。他们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在所谓装甲部队中增加参谋人员和非装甲辅助部队的数量，而装甲部队的规模则依然如故，这样也就削弱了每一师所能发挥的力量。每一师有一万七千人，现在大约只有二千六百人是“坦克手”。但希特勒固执己见。鉴于俄国幅员辽阔，他自以为手下有不少师可以深入敌方，他也断定俄军技术差，他的部队尽管实力分散了，也对付得了。他还可以强调这一事实：由于较新式的马克Ⅲ(Mark Ⅲ)型和马克Ⅳ(Mark Ⅳ)型坦克的增产，每一师的三分之二装甲兵力，现在都是炮口口径较大、装甲加倍厚的中型坦克；而在西欧作战那时，三分之二的装甲兵力都是轻坦克。因此，打击力量已经增强，尽管规模小了一半。这在当时未始不是一个充分的论据。

然而，坦克规模的缩小却突出了德国“装甲师”的基本弱点——大部分坦克既没有装甲，又缺乏越野的机动性。坦克在作战方面的最大发展(甚至比恢复使用装甲更为重要)，就是离开公路还能行动，没有路面铺得光滑而坚硬的道路也能行驶。轮动摩托车只不过加速行军的步伐，起到比较灵巧的铁路作用；而坦克却有面目一新的机动性。坦克一边行驶，一边自行开路，因此无需沿着一条预制道路朝着一定路线前进；这样一来，就用平面运动代替了直线运动。

原来主张机械化战争的一些英国人，早已认识到这种潜在力量的重要意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曾经在装甲部队的车式方面提出过建议，他们主张，包括军需品运输车在内的一切车辆，都应是履带式越野型的。他们的这种创见，即使在德国陆军中，也未能实现，尽管德国陆军在采用这种创见方面比其他国家军队都下工夫。

在1941年重新改编的德国装甲师中，总共不到三百辆履带式车辆，而轮动车辆则近三千辆，大都是只能在公路上行驶的一类车辆。这种车辆虽说过多，但是。在西欧作战时却无关紧要，因为部署欠佳的守方土崩瓦解了，攻方就能够乘机利用对方铺设良好的公路网。可是，在缺少出色公路的东方，结果终于证明这种车辆使德军陷于泥沼。德国现在将他们认为可持以稳操必胜左券的理论付诸实现，为时已晚二十年，因此，德军在东线受到了惩罚。

德国迄今取得那些战果的原因，是在于他们敌人的装备更加落后。因为俄国坦克的数量虽然多得多，但是摩托车的总数却极其有限，连装甲部队都没有充足的运输汽车。在调动部队去迎击德国装甲部队强攻时，这就成了重大的障碍。

这次进攻时，德国装甲兵力总共为三千五百五十辆坦克，比入侵西欧时只多八百辆。(俄国在8月却声称已击毁了八千辆德国坦克。)据1941年7月30日斯大林致罗斯福的电文中所说，红军的坦克总共为二万四千辆，其中有半数以上都在俄国西部。

6月22日星期日清晨，德军在波罗的海至喀尔巴阡山脉之间分成三路大军，齐头并进，潮涌般冲过边境。

左面，勒勃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越过东普鲁士边境，进入俄国占领的立陶宛。在华沙以东，即中路的左面，包克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大举进攻俄军在波兰北部所布下的突出阵地的两侧。在中路的右面，是片六十英里长的平静地区，德国大军在这里为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带的西端分开。右面，伦斯德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向俄军在喀尔巴阡山脉附近的加利西亚(Galicia)所布下的利沃夫(Lwow)突出阵地的北面汹涌前进。

在包克的右方和伦斯德的左方之间故意留下缺口、以便集中兵力，长驱直入。因此，在第一阶段，德军加快推进速度。但因这个普里皮亚特防区未受攻击，俄军就有了个遮蔽地区，他们的后备部队可在那里隐蔽集结，在后一阶段，他们也可从那里向南面发动一系列侧面反击，从而遏制伦斯德向基辅推进。如果包克在普里皮亚特沼地北面进军，终于达到目的，在明斯克附近包围俄军，那末这种遏制作用就不大重要了。

德军进攻的重点是放在中路的左边。在那里包克受命担任主攻。当初入侵西欧时，他原来就是派定担任主攻的，只是后来才眼看这一主攻任务从他的集团军群转到了伦斯德集团军群。为了让他完成这一举足轻重的任务，大部分装甲部队，即古德里安装甲兵团和霍特装甲兵团，都归他指挥，而其他集团军群都只有一个装甲兵团。包克手下还有第四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两个集团军各有三个步兵军。

每一装甲兵团(Panzer Group)(后改称为装甲集团军(Panzer Army))有四、五个装甲师和三个摩托化师。

德国首脑虽然一致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运用这些装甲兵团，但是，对于怎样运用得最好，意见却有分歧。这场“理论交锋”(battle of theories)具有影响深远的重要意义。有一些高级司令官主张，一越过边境便尽快采用传统的包围方式一举而歼灭俄军。在草拟这项计划时，他们墨守正统的战略理论，也就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提出、毛奇(Moltke)制定、施利芬(Schlieffen)发展的战略理论。他们担心，在俄军主力没有打垮之前，深入俄国有危险，所以更加坚决赞成这项计划。为了保证计划完成，他们坚持，在作战时，装甲兵团必须同步兵军配合，从两侧来个钳形包抄，堵住敌军后尾部队，以收紧包围圈。

以古德里安为首的坦克专家看法不同。他们主张，装甲兵团应该按照在法国战场上已经证明为决定胜负的战法，尽可能深入敌方，尽可能快速进军。古德里安争辩说，他的装甲兵团和霍特的装甲兵团应抓紧时间，利用切入，向莫斯科挺进，至少要到达第聂伯河才包抄。越早攻下那条战线，就越有可能象瓦解法军的抵抗一样瓦解俄军的抵抗，也就越有机会使第聂伯河象1940年英吉利海峡一样起到铁砧作用。照古德里安的看法，在两个装甲兵团插入的中间地区包围俄军的任务，应留给步兵军，另外，装甲兵团不妨在迅速推进时，派出规模较小的分遣队包抄过来，协同作战。

“理论交锋”的结果，正统派获胜——这是由希特勒决定的。他尽管大胆，但是还不敢把成败押在以前几次突然袭击赖以赢得胜利的那张牌上。他和保守主义妥协的结果，比1940年还要不利。虽然他把坦克专家捧得比1940年还要高，可是他不让他们有机会照他们心日中最好的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主张。希特勒做出这种决定，不但是因为他怀疑他们的方法，而且还因为他自己想象丰富——头脑里充满了这样的幻想：把大部分红军都围困在一个极大的包围圈中。

这个幻景成了一团鬼火，引诱希特勒越来越深入俄国。因为头两次进攻都没有成功。第三次进攻俘获较大一批俘虏，但也使他越过第聂伯河。在第四次进攻时，有五十多万俄军落入陷阱，不过，由于冬季天气寒冷，德军无法利用前线打开的巨大缺口。在每次战役中。时间都消耗在钳形攻势的开合过程上，结果，想要完成战术布局而未能达到战略目标。

古德里安的办法是否更见成效，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当时，连德国总参谋部一些不属于坦克派的最有才干的参谋，也都支持他的办法，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意见就是更明确地赞同他的办法。他们虽然承认，这样深入推进，在增援和补给方面都有困难，但是认为，要解决这些困难，可以充分利用空运，可以去掉装甲部队的辎重——使装甲部队的战斗坦克队向前推进，集中力量维护这些战斗坦克队，同时让附属的摩托化纵队跟上去。可是，这种谢尔曼式(Sherman) [译者注：谢尔曼(1820－1891年)，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将军。当年他率北军进军速度之快，与后来的机械化部队不相上下。] 的轻装前进的主张，同传统的欧洲战法截然相反，在这一阶段，决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

“理论交锋”结果，正统战略占了上风，这样，拟订的作战计划就规定，在抵达第聂伯河之前先来个大包围，把俄军的主力包围起来，再加以歼灭。为了增加这种机会，包克战线的计划，既规定第四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的步兵军担任近距离的两翼包围，也规定两个装甲兵团在包围圈外担任较远距离的两翼包围，后者在包抄之前要比前者更加深入。这一深谋远虑的布局，多少是为了迎合古德里安、包克和霍特等人的意见，不过还远不够彻底。

进攻轴线是直通明斯克和莫斯科的汽车大路。这条轴线要穿越古德里安装甲兵团所属的克鲁格名下第四集团军的战区。在这个战区前面有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要塞挡道，而这个要塞又有布格河掩护。因此，首先是要过河建立桥头堡，清除要塞这一障碍，然后才能利用汽车公路加快进军速度。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产生了这样一个难题：装甲师究竟应当等步兵师先打开缺口呢，还是同步兵师合力突破。为了节省时间，采取了第二个方针。步兵师用于夺取要塞之时，两侧各有两个装甲师配合作战。在强渡布格河之后，装甲师便都绕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后面，在要塞那边的一段汽车路上会合。担任突破的所有部队都暂时交给古德里安指挥，俾能进一步加快速度。一旦突破成功，装甲兵团就象大炮射出炮弹一样，自行迅速前进。

由于进攻出其不意，再加前线广阔，又采取了绕道战术，包克部队在许多地点都突破深入。次日，他右翼的装甲部队到达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四十英里外的科布林(Kobryn)，他的左翼攻克格罗德诺(Grodno)的要塞和铁路中心。俄军在波兰北部的突出阵地，即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阵地(Bialystok Salient)，形状已经显著改变，正被钳成蜂腰样子。在其后几天内，德军钳得更紧，左右两翼在巴拉诺维齐(Baranovichi)会合，大有可能切断前方地带的所有俄军。俄军坦克部队在数量上虽占优势，但效率很差，所以德军的包围更有进展。

然而，俄军极端顽强的抵抗阻碍了德军的进展。德军往往出奇制胜，可是不能打败敌人。被围俄军有时被迫投降，不过往往经过长期抵抗才投降——他们对于战略上处于绝境迟迟不肯承认。而这一耽搁使攻方的计划大受影响。在一个交通不便的国家，就格外有影响。

上述影响在德军开始进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之时首先反映出来。这个古老城堡的守军，尽管受到密集的大炮猛轰、飞机狂炸，还是坚守了一星期，使进攻的部队付出很大的代价，最后才被击溃。初次交锋时的这一遭遇，在其他地点反复出现，使德军认识到前景不妙，另一方面，德军在许多公路中心也遇到强烈抵抗，他们只得停止绕道行动，因为补给纵队必须沿公路行驶，但是路都被封锁了。

德军入侵时一路经过的俄国地形，使德军开始露头的这种失望情绪变本加厉。一个德国将军把这种感受表达得恰到好处：

大地似乎无穷无尽，天边好象在云雾之中。单调的景色，一望无际的一片片森林，沼泽和旷野。弄得我们情绪低落。好走的公路少得很，难走的道路多得很，雨水一下子就把黄沙或沃土变成泥沼。乡村中都是草顶木屋，一副景象悲惨凄凉。大自然是冷酷无情的，处在其中的人也是一样冷酷无情、感觉迟钝——对天气、饥渴统统无动于衷，对生死、瘟疫、灾荒也几乎一样的无动于衷。俄国百姓是顽强的，而俄国士兵更加顽强。他们的服从性和忍耐力好象都是无限的。

第一次围攻在离原来的前线一百英里外的斯洛尼姆(Slonim)周围达到高潮，在那里，德军内围部队几乎将集结在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阵地的两支俄军全部包围起来。但是德军收紧包围圈还不够迅速，因此，被围俄军约有半数终于设法逃脱，只是分成互不呼应的零星小股逃脱而已。德国第四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是以非机械化部队为主力的，这就妨碍了计划的完成。

两翼的主力装甲部队又深入一百多英里，越过1939年时的俄国边境，然后包抄到明斯克那边，在第九天，即6月30日，攻克明斯克。当天晚上，古德里安那些担任远距离包围的先头部队，有一队到达明斯克东南九十英里、离第聂伯河不到四十英里的博勃鲁伊斯克(Bobruisk)附近那条历史上有名的别列津纳河(Beresina) [译者注：别列津纳河是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因1812年拿破仑和他的败军从莫斯科撤退时曾经过此河而闻名。] 。但是收紧包围圈一举失败了，他们的庞大包围计划一失败，希特勒只求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梦想也成了泡影。骤雨，上一年夏天法军祈求不到的骤雨，终于拯救了处境窘迫的俄军。这场骤雨使沙土变成泥浆。

这种不利情况，如果在法国碰到的话，决不会象在俄国那样糟糕，因为这不但妨碍了战术性的越野调动，并且阻止了战略性的公路进军。原因是，在这整个地区只有一条良好的柏油公路，也就是经过明斯克直通莫斯科的新公路，而这条公路对于希特勒的计划只能派部分用处。希特勒的计划不是打算向莫斯科迅速进军，而是要大规模包围，这就不得不使用两侧的路面松软的道路。在7月初的那次暴风雨之后，这些“流沙”(Quicksands)把入侵军的机动性破坏了，也使德军占领区内许多孤立地点(Isolated Pockets)的俄军更加顽强抵抗了。虽然德军在比亚威斯托克和明斯克的双重包围战中俘获了三十余万俄军，但在包围圈尚未收紧之前，人数大致相同的俄军却逃跑了。这些突围的俄军对巩固下一道防线，也就是第聂伯河前后两面的防线，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个关键阶段，俄国的地形也成了越来越大的障碍。明斯克的东南有一大片森林和沼泽；别列津纳河并不是一条界限分明的河道，而是许多条蜿蜒曲折地穿过黑泥炭沼泽的溪流。德军发现只有两条公路上的桥梁能够载重，一条是通过奥尔沙(Orsha)的主要公路，另一条通往莫吉廖夫(Mogilev)。在其他路上的都是摇摇晃晃的木桥。虽然德军行动迅速，但是他们发现俄军已把最重要的桥梁都炸毁了。入侵军也首次碰到布雷区，而他们前进的路线只限于公路，因此进军的速度更受牵制。别列津纳河在阻遏希特勒的进军方面，几乎象阻挠拿破仑退兵一样有效。

由于这一切因素，德军在第聂伯河以西地区更难包围俄军。

当时，大包围计划一失败，德国统帅部就只得违悖原意，命令部队越过第聂伯河。他们已深入俄国境内三百多英里。现在重又展开钳形攻势来完成一个新的包围计划，目的是要在斯摩棱斯克那边第聂伯河防线的俄军后面合围。但是，7月的头两天，他们都用来设法收紧明斯克的包围圈，并调上第四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的步兵军，其中有些部队一天行军二十英里，花了两个半星期，赶来协助突破斯大林防线(Stalin Line)。

这次攻击比德国统帅部预料的确实要容易些，原因是，撤退的俄军既没有时间为站稳阵脚而重新整编，也没有时间改善远不够完备的防御工事。第聂伯河虽然是最大的障碍，但是，古德里安的装甲师对离开主要渡口的若干地点迅速突击，终于克服这重障碍。到12日，德军已在罗加切夫(Rogachev)与维帖布斯克(Vitebsk)之间的斯大林防线上攻破一个很大的缺口，正向斯摩棱斯克兼程前进。斯大林防线这样容易攻破，正好暗示，如果按照古德里安所要求的，一开始就让装甲部队打前锋，那末，冒的风险就不大，而战果却要大得多。

俄国地形给德军带来了困难，再加上暴雨，困难就更大，这比无组织的抵抗更有牵制作用。在这种环境下，因间歇而丧失的时间是代价巨大的。一下暴雨，侵略军的机动性便暂告停顿。从空中向下望，只见一片奇异的景象——静止不动的“装甲部队”象一个个斑点在广阔的地面上排成一串，长达一百多英里。

坦克本来可以继续前进，但是诸如此类的履带式车辆，在每一个所谓装甲师中只占一小部分。他们的补给和大量步兵部队都由又大又重的轮动车辆运载，而这种车辆既不能离开公路行驶，也不能在路面变成泥浆后开行。等到太阳重新出来，沙土道路很快就晒干了，于是队伍继续前进。但是，一次次拖延，结果就严重影响了战略计划。

上述影响表面上看来并不明显，因为古德里安装甲兵团沿着主要公路向斯摩棱斯克挺进得比较迅速，到16日便攻克斯摩棱斯克。在第聂伯河与杰斯纳河(Desna)之间长达一百多英里的地区，不出一周都被控制了。但是，北翼霍特装甲兵团，在途中碰到暴风雨，又遇沼泽，进军延缓了。北翼进展缓慢，当然影响希特勒包围计划的完成，俄军也就有较多时间在斯摩棱斯克周围重整兵力。在进行包围的最后阶段，德军的两侧都遇到俄军更加顽强的抵抗。的确，俄军的抵抗简直太顽强了，因为两侧的钳形夹攻相距不到十英里就可以合围，德军预计有五十万俄军落入陷阱。虽然大部分都逃脱了，但是到8月5日，又有三十万人被俘。

这种不彻底的胜利，给德军留下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意味着到莫斯科还有二百英里，在这条路上仍要受到许多俄国部队的阻挠，而新动员来的增援部队还在继续扩大这些部队。然而，德军在难走的道路上却不容易调来增援部队，所以不大可能再发动一次攻势。

这样就势必耽搁下来。但象当时那样长时间的耽搁从未有过。因为直到10月，才再开始向莫斯科进军。夏季的最好两个月白白过去了。包克部队一直停留在杰斯纳，原因在于希特勒拿不定主意，再加上在普里皮亚特沼地南面的伦斯德部队进展不快。

在那南方前线，德军开头并没有优势兵力。事实上，一开始时形势对他们不利，从统计数字看来，敌方是不可轻视的。布琼尼元帅(Marshal Budenny)指挥下的俄国西南方面军 [cdhyy注：原译“集团军群”，根据惯例，将俄国的集团军群改为“方面军”，下同。] ，总共有三十个坦克和摩托化师、五个骑兵师以及驻扎在波兰南部和乌克兰的四十五个步兵师；其中有六个坦克和摩托化师，三个骑兵师和十三个步兵师，都驻在面对罗马尼亚军的比萨拉比亚。这支部队的装甲兵力，比而对德军主要攻势的铁木辛哥元帅(Marshal Timoshenko)率领的西方方面军几乎大一倍。布琼尼大约共有五千辆各种类型的坦克，而形成伦斯德装甲打击力量的克莱斯特装甲兵团只有六百辆坦克。此外，后者大部分都曾参加过希腊战役，而且不容许有多少时间整编，就投入了这次更大的冒险。

伦斯德要讨得便宜，必须依靠奇袭、速度、幅员，还得靠敌军司令官。布琼尼是俄国内战时有名的骑兵老英雄，他手下的一位军官把他描绘得不能再恰当：“一个胡子很大而脑子很小的人”。一些最优秀的俄国司令官在战前清洗中已经剔除，而那些因政治上靠得住而幸免清洗的人员在军事能力方面往往靠不住。只有在这些过分稳健的老将经过战争考验而被淘汰以后，年轻一代中的优秀人才方始擢居高位。

伦斯德专以左翼在布格河一带发动主攻。这个计划充分利用了他的有限兵力，而他开始进攻时的战线，又恰好位于俄军在加利西亚地带所布下的利沃夫突出阵地侧面的后方，所以很讨便宜。德军就此从一个天然的楔子(Wedge)发起进攻，只须略微向前推进，便能开始威胁喀尔巴阡山脉附近所有俄军的交通。在赖歇瑙第六集团军强渡布格河之后，克莱斯特装甲部队就穿过缺口，向卢茨克(Luck)与布罗迪(Brody)长驱直入。

在奇袭之下，非但伦斯德部队与俄军一交锋，就轻易突破俄军阵地，而且俄军也无法展开势必凶狠的反击。伦斯德知道俄军有二十五个师驻在面对匈牙利的喀尔巴阡山边境，所以，他原来料想，他向卢茨克进军时，这些俄国部队大概会转过来打击他的右翼。谁知他们却撤退了。(眼见这一反应，再看到俄军前方地带缺乏准备，伦斯德和其他德国司令官就都怀疑，希特勒说什么俄军即将进攻是否真有道理。)

即使起步如此快，伦斯德部队也仍不能象中路左面的包克部队那样迅速前进。古德里安极力说明，使俄军疲于奔命，不让他们有时间休整，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深信，如果不浪费时间的话，他就能到达莫斯科；对斯大林政权的神经中枢这样冲击一下，俄国的抵抗大有可能陷于瘫痪。霍特同他意见一致，包克也赞成。但是，希特勒为下一阶段作战发布的7月19日指令中，却恢复了原来的主张。规定从包克手里调出中路的装甲部队要派往两翼——古德里安装甲兵团掉头向南，去帮助击败在乌克兰同伦斯德对峙的俄军，而霍特装甲兵团则转而向北，去协助勒勃攻打列宁格勒。

勃劳希契没有立即要求改变计划，却又一次妥协了。他主张，在进一步作战前，装甲部队必须先休整一番，以便检查机件和安排兵力补充。希特勒同意这样暂停一下很有必要。与此同时，高级将领之间仍在讨论今后应采取什么步骤，甚至在装甲部队已能重新展开攻势之后，仍在继续讨论。

这样讨论了几个星期之后，总参谋长哈尔德逼着勃劳希契提出迅速进军莫斯科的建议。希特勒在8月21日发出一个更明确的新指令加以反驳，指令一开始就说：

我不同意陆军在8月18日所提出的东线作战建议。在冬天来临前，头等重要大事不是攻克莫斯科，而是占领克里木半岛，占领顿涅茨河(Donetz)流域的工业和煤矿区，切断来自高加索油田的俄国供应线。……

因此，希特勒下令，为扫清通向这些南方目标的道路，包克集团军群的一部分兵力(包括古德里安装甲部队)必须转而向南，协助击败在基辅周围抵抗伦斯德的俄军。

哈尔德接到这些命令，就想挽同勃劳希契一起递上辞职书。但是，勃劳希契说，这种姿态不会生效，因为希特勒会干脆拒绝他们辞职。至于他们提出的一些理由，希特勒置之不理，而说了他时常重复的一句老话：“我的将领一点不懂得战争的经济目标”。他只会答应，等基辅地区的俄军歼灭后，可以让包克重新进军莫斯科，也可以把古德里安装甲部队还给他来达到这一目的。

包围基辅一战正是一大胜利，引起了不少美妙的希望。古德里安部队向下截断俄军后路；克莱斯特装甲兵团往上冲去。两支钳形夹攻部队在基辅以东一百五十英里会师，收紧包围圈；据德方宣称，有六十多万俄军被俘。但是，由于公路难走，天气多雨，包围攻势的速度慢了下来，等到战役结束，时间已近9月底。冬季的阴影使胜利的光辉暗淡下来，给入侵俄国的部队带来了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事实证明，在夏季浪费了两个月，进入莫斯科的希望就化成了泡影。

9月30日重新开始进军。包克部队在维亚兹马(Vyasma)四周完成了大包围，又俘获了六十万俄军，看上去前途大有希望。这一来，德军进攻莫斯科，暂时有了一条几乎畅通的道路。但是，维亚兹马一战直到10月底方才结束，德军已很疲惫；气候更加恶劣，地面都成泥沼；在莫斯科前面出现了崭新的俄国部队。

德国将领大都希望停止进攻，据守一条适合于冬季的防线(Winter-line)。他们记得拿破仑军队的遭遇。有许多人都重新阅读科兰古(Caulaincourt) [译者注：科兰古(1772-1827年)，是拿破仑时的一位军官兼外交家。在1807－1811年任法国驻俄大使。他当时反对侵俄战争。] 记述1812年的阴惨文章。可是在更高一级人员中却流行一种不同的见解。这次倒不是完全因为希特勒的缘故；日益增加的困难和风雪交加的寒冬使希特勒印象越来越深刻，而情绪越来越低落。11月9日，他忧郁地说：“一认识到双方的兵力相持不下，双方就会妥协和解。”但是，包克却坚持德军必须继续进攻。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也都同意他的主张。11月12日，哈尔德在一次高级参谋会议中说，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俄军的抵抗正濒于崩溃。

无论是包克，还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他们早先曾向希特勒力争，要他接受攻克莫斯科而不追求南方目标的论点，当然更不愿意停止前进。因此，在11月15日，天气暂时好转了，又重向莫斯科进军。但是，在泥沼和大雪中经过两个星期挣扎之后，在距莫斯科二十英里的地方却又受命停下。

连包克对继续推进的价值也怀疑起来，虽则他在不久以前还声称：“决定成败的是最后的一个营。”但是，远在后方的勃劳希契却继续坚持，不惜任何代价，都应继续进攻。他是个病人，对希特勒因战果不佳而发怒一事感到非常忧虑。

12月2日，又发动了一次攻势，几支分遣队冲入莫斯科郊区，可是，掩蔽这个首都的森林却把整个进攻抵挡住了。

这成了朱可夫(Zhukov)所布置和指挥的俄军大规模反攻的信号。在这次反攻下，精疲力竭的德军仓卒溃退，两侧受到包围，局势危急。入侵军，从将领到小兵，都心惊胆战地想到拿破仑撤出莫斯科一事。在这紧急关头，希特勒命令部队，除极短距离的局部退兵外，禁止全面撤退；在那种形势下，他是正确的。由于他这一决定，他的部队在面对莫斯科的前方阵地上吃尽苦头，因为无论他们的衣服也好，装备也好，都不适宜在俄国冬季作战。但是，如果他们一开始总退却，那就很容易人心惶惶，溃不成军。

当初，希特勒在8月间决定，停止向莫斯科进军，挥戈南向，扫清一条通往俄国南部的道路，这样就丧失了攻克莫斯科的机会。他的军队在南面的胜利并不能补偿他放弃莫斯科的损失。在基辅大包围战之后，伦斯德占领克里木半岛和顿涅茨河流域，不过，少了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他进攻高加索油田，却受到了挫折。他的部队虽然终于到达顿河(Don)边的罗斯托夫(Rostov)，但是已疲惫不堪，不久就被俄军击退。于是他想退到米乌斯河(Mius River)边那条良好的防线上，可是希特勒禁止这样退兵。伦斯德回答说，他不能服从这种命令，并要求解除他的指挥权。希特勒立刻把他撤掉，但事后不久，战线就被俄军攻破，希特勒只得承认有撤退的必要。这发生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也就是在莫斯科遭到挫败的同一个时候。

在这一星期，勃劳希契因病要求去职；在下一星期，包克也提出同样要求；其后不久，勒勃要求从列宁格勒附近的北面前线撤军，遭到希特勒拒绝，他就辞职。这样，四个最高司令官全部离职。

希特勒并没有派人接替勃劳希契，而是乘机自己兼任陆军总司令。到圣诞节时，他已把古德里安解职；古德里安是为希特勒取得初战胜利的主要角色，当时他没有得到希特勒许可，就命令精疲力竭的部队撤退了。

这次入侵失败的基本因素，是入侵军没有算准斯大林能从俄国大后方调来多少后备部队。在这方面，总参谋部及其情报处都象希特勒一样上了当。哈尔德在8月中旬的日记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正好概括这一致命错误；“我们低估了俄国：我们估计有二百个师，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见到有三百六十个师。”

这大大勾销了德军一开始入侵时所取得的惊人战果。德军不但没有一条道路已经彻底清除俄国守军，现在反而还得应付已经到场的生力军。在德军力所不及的地方，苏联的大规模动员制度终于发挥作用。从1941年冬季起，德军在俄国前线就一直处于寡不敌众的地位。多亏技术优越，训练又好，他们在接连几次大包围战中最后终于歼灭敌军——但是接着就陷入秋季的泥沼。等到冬季地面冻硬时，他们又遇到生力军堵道，而他们已经疲惫不堪，无力挣扎到目的地了。

除了德军没有算准俄国的兵源之外，一个次要的致命因素是。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将领把整个8月都浪费在争论下一步行动上面了——德国统帅部的最高级将领头脑竟糊涂到惊人的地步。

下一级将领，特别是古德里安，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就是要尽快向莫斯科进军，由步兵部队去肃清被他冲散的俄军。1940年他正是这样打败法国的。这样做，就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说不定在俄国第二线兵力准备好保卫前，早已攻下莫斯科。后来的步骤碰到的风险要大得多，而且都是致命伤。

其实，俄国所以幸免覆灭，七分是靠长期遗留下来的原始状态，三分是靠苏联革命后一切技术发展的成就。这种看法不仅是指俄国军民的不屈精神——他们能吃苦耐劳，在物质缺乏的条件下也能坚持下去，而换做西欧军民，就会瘫痪下来。另有一笔更大的资产，就是俄国道路原始。道路大都同沙土路相差无几。天一下雨，道路都淋成了无底泥浆，在遏止德军侵略上，所有红军的英勇牺牲也赶不上这样道路起的作用。如果苏联政权把俄国的道路系统建筑得可与西欧国家媲美，俄国几乎会象法国一样迅速沦亡。

但是，这个结论却另有一面。希特勒所以失去胜利的机会，是因为他军队的机动性靠的是车轮，而不是履带。在俄国的泥泞道路上轮动运输车辆会陷入泥沼，而坦克却能继续前进。装甲部队如果配备有履带式运输车辆的话，尽管路上都是泥浆，还是能在秋季前到达俄国的心脏地区。

第十四章　隆美尔进入非洲

1941年，非洲战局出现了双方意料不到的一系列惊人变化，但是未定胜负。这既是一场快速战，又是一场拉锯战，反复出现此起彼伏的局面。年初，英军将意军赶出昔兰尼加，然而，埃尔温·隆美尔将军(General Erwin Rommel)率领的一支德军随即开到非洲，只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就把英军逐出昔兰尼加。英军只是在小小的托卜鲁克港保留一个据点。虽然隆美尔对托卜鲁克连续两次进攻都被击退，可是英军连续两次解救被围驻军也都遭到失败。双方经过五个月时间的休整，又在11月以更大的攻势进行了一场历时一月之久的拉锯战，双方互有胜负，最后，疲惫的德军残部再次被迫退到昔兰尼加的西界。尽管如此，隆美尔在那一年的最后一个星期，还是在边境发动了一次反击，成了英军进攻又一次惨遭败北的预兆。 [注：见第九章地图。]

1941年3月末，隆美尔发动突击，长驱直入；英方没有料到敌人会这样早就发动进攻，因而震惊不小。3月2日，韦维尔在得到德军开始到达的黎波里的告警之后，向伦敦参谋长委员会送去一份局势估计报告，他强调指出，德军至少必须集结两师兵力，才能大举进攻，并断言，由于存在种种困难，德军“在夏末秋初未必会发动这样一次进攻”。与此相反，丘吉尔在电报中表示担心德军不会等到按部就班地集结好部队才动手，并且深深感到有必要反攻，只是他对当前英军的能力过于乐观。3月26日，他致电韦维尔说：

我们对德军迅速进犯阿盖拉当然担心。哪里不作抵抗，就朝哪里推进，这是他们的习惯。想必你只是在等待乌龟头伸长了，再把头砍掉。让他们及早尝尝我们的厉害，看来是极其重要的。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178页。]

可是，无论在技术上和战术上，都谈不到厉害。尽管驻守前方地域、已经遭到削弱的第二装甲师仍旧有三支装甲部队 [cdhyy注：钮译本称为“团”。] ，而隆美尔只有两支；尽管装炮坦克(Gun-Armed Tank)在数量上也占优势，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英军坦克手俘获的意大利M13型坦克，全部用来补充英国巡逻坦克(Cruiser Tank)缺额的，而所有坦克几乎都已严重损坏。由于韦维尔指示：“如果受到攻击”，就后退，并“打一场拖延战”，这样一支拼凑起来的部队就更少取胜的希望。原因是，3月31日隆美尔一开始进攻，英军就放弃了阿盖拉东面的咽喉要地，这样，一方面给隆美尔进入辽阔的沙漠地区打开了大门，使他在进攻的路线和目标上大有选择的余地，从而引起英军的混乱，另一方面，如此紧张的调遣，英军也胜任不了。在其后数天内，隆美尔不让英军有丝毫喘息机会。英军的大部分坦克，并不是在作战中损失的，而是在持续不断的一连串溃退中或因机件失灵或因汽油耗尽才损失的。

不到一个星期，英军从昔兰尼加西界阵地后退了两百多英里。不到两个星期，英军在昔兰尼加的东界(即埃及的西境)后退了四百英里，只剩下了一支被围困在托卜鲁克的部队。英军决定坚守这个小港；保留这一阵地作为“敌人的肉中刺”，这两点对以后十二个月的非洲战局是影响深远的。

这一迅速扩大的崩溃，自然动摇了英方官兵的信心，又使他们过高估计攻方的力量。从远处看，是比较容易考虑到敌人的有限力量和战略弱点的。丘吉尔在伦敦对此作了充分估计，于4月7日致电韦维尔说：

你定能守住建有意军永久性防御工事的托卜鲁克，至少能守到敌人开来强大的炮兵部队为止。看来很难设想敌人能在数周内开来炮兵部队。敌人既要围困托卜鲁克，又要进攻埃及，势必要冒很大风险，因为敌人注意到我们能从海上增援并威胁其交通线。所以，看来托卜鲁克是我们应当死守而决不能考虑撤退的地方。我乐于听到你的意见。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183页。]

韦维尔原已决定尽可能守住托卜鲁克，但是，他在8日从开罗飞抵那里后，却报告说形势已大为恶化，听起来他对能否守住那一地方缺乏信心，因此，丘吉尔与参谋长委员会密商时，起草了一个口气更加强硬的电报，说：“放弃托卜鲁克要塞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电报发出之前，韦维尔又报告说，他决心暂时固守一阵，并在边境集结一支机动部队以牵制敌人和减轻压力，同时尽力在后方二百英里的“马特鲁港地区，按照原计划布防”。多亏托卜鲁克守军顽强抵抗，最后总算没有继续撤退，只是经过将近八个月时间，托卜鲁克方才解围。

要塞守军大都是从班加西地区安全撤出的莫斯黑德将军(General Morshead)指挥下的第九澳大利亚师。此外还有(第七澳大利亚师的)第十八步兵旅从海上开来，随后到达的还有第一和第七皇家坦克联队的分遣队，以此编成一支拥有五十多辆坦克的小装甲部队。

隆美尔的进攻始于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即4月11日，先是进行一些试探性突击。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清晨，向托卜鲁克港外约九英里的地方，即三十英里环形防线的南面中央一带大举进攻。德军突破一些薄弱的防御工事，打前锋的装甲营向北推进二英里，但在当地为守军炮火所阻，于是好不容易从狭窄的孤立占区退出，损失十六辆坦克，而投入作战的坦克总数是三十八辆，由此可见隆美尔实力的不足。16日，意军发起进攻，但很快就被打垮；在一个澳大利亚营的反击下，有近千人投降。

罗马的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对隆美尔的深入进攻早已感到不安，现在请求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他的主动冒险行径和传说的侵埃企图加以约束。凡是可能需要增援的海外作战，德国总参谋长哈尔德也急于抑制，免得削弱主要战场上的德国兵力，因为当时那里的德军正在准备入侵俄国。同时他又天性不喜欢希特勒有意支持象隆美尔那样不照总参谋部方案行事的骠悍将领。所以，哈尔德派遣他的副手保卢斯将军(General Paulus)前往非洲，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嘲讽的，“去阻止那个军人彻底发疯”。保卢斯到了非洲，进行了视察，但在提出忠告后，他就批准对托卜鲁克重新发动攻势。

4月30日展开了攻势。那时第十五装甲师的一部分先遣部队(但不是坦克团)已从欧洲开来增援第五轻装甲师。这次打击的目标是防御工事的西南角，并趁黑夜进攻。到5月1日黎明，德国步兵已攻破一英里多宽的地方，接着，打头的一批坦克潮涌般向十英里外的托卜鲁克挺进。前进一英里后，想不到竟陷入一个作为陷阱而新设的地雷阵地，四十辆坦克中有十七辆开动不了，但在炮火下修好履带后，除五辆外，全部安然驶回。第二批坦克和步兵潮涌一般沿着环形防线背面，转向东南方，翼侧卷击防御工事。可是，从侧面推进近三英里后，却遭到部署在布雷区后面的大炮炮轰、英军二十辆坦克的反击和当初未能拿下的几个澳军据点不断的抵抗，在这三方面的配合攻打下，终于止步不前。至于来接应的意军，都来得慢而退得快。

第二天，德军开始进攻时拥有的七十多辆坦克中，只剩下三十五辆还可以作战，进攻只好停止。3日晚，莫斯黑德调动后备步兵旅进行反攻，但是又遭到失败，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局面。环形防线的西南角仍旧掌握在隆美尔的手中，可是，他的兵力显然不足以夺取托卜鲁克，所以，保卢斯在回国前做出决定，不准重新发动进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围困的局面，一直拖到年尾。在此之前，韦维尔虽曾两次力图击退隆美尔并解救被围的守军，但是都失败了。

韦维尔在5月中旬发动第一次进攻，其代号为“短促作战计划”(Operation Brevity)，由此可见这次进攻带有试探性质，不过，对6月中旬的第二次进攻——“战斧作战计划”(Operation Battleaxe)，却付出较大的力量，也寄予较大的希望。为了保证这次进攻胜利，根据丘吉尔的建议，冒了不少风险，一是，不顾当时保卫英国的部队装备仍然很差，希特勒也还没有转而进攻俄国；二是，不顾通过地中海航道运送这支增援部队会遭到敌人空军的“夹击”。尽管冒了这些风险，结果却还是得不偿失。

丘吉尔所以甘冒这样的双重风险，是为了力图在非洲取得胜利，并保持英国在埃及的地位。希特勒和哈尔德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他们一致企图减少德国在地中海战场上的负担。10月间，托马将军(General von Thoma)奉派前往昔兰尼加察访时，报告说，为了保证入侵埃及成功，需要四个装甲师，只要这样一支兵力就够了，可是，这样规模的支援，希特勒既不愿提供，墨索里尼也不愿接受。隆美尔的小小两师兵力，只是在意军战败后，为了保住的黎波里才派遣去的。尽管他用这样小的一支装甲部队已经显出他能发挥多么大的威力，但是希特勒和哈尔德仍不愿给他提供少量增援，而隆美尔只要有这点增援，就大有可能取胜。由于拒不增兵，他们就没有可能趁英军力量还薄弱之时征服埃及并将英军逐出地中海区域；到后来反而使他们承受大得多的负担和牺牲。

英国尽管仍然缺少兵源，可是在4月间已集结大批装甲增援部队，编成一支护航队，准备派往埃及。护航队将要启航时，韦维尔于4月20日打来电报，强调形势严重，迫切需要更多的装甲部队。丘吉尔立即提出建议 [注：当天，丘吉尔在给参谋长委员会的私人备忘录中尖刻地写道：“中东战争是胜是败，苏伊士运河是否丧失，我们在埃及集结的大量部队是否遭到挫折或败北，通过红海与美国合作的一切希望是否落空，这一切可能全系在几百辆装甲车辆上面。只要有可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几百辆装甲车辆运到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218页。)] ，并说服参谋长委员会予以同意。他的建议是，五艘装运坦克的快速舰艇应在直布罗陀向东开，走地中海那条捷径，这样，到达的时间可以缩短将近六个星期。他还坚持扩大增援的规模，包括一百辆最新式巡逻坦克，不过，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将军(General Dill)，却反对从国内的单薄兵力中抽调这样多的力量，来对付可能发生的春季入侵。

这个“老虎作战计划”(Operation Tiger)是自从1月地中海出现德国空军后第一次设法在那里通过一支护航队的计划。多亏下雾天气，护航队才顺利通过，而没有遭到敌机的轰炸。虽则有一艘载有五十七辆坦克的船在经过西西里海峡时中水雷沉没，但是其他四艘都在5月12日安抵亚历山大港，共载有二百三十八辆坦克(一百三十五辆马蒂尔达坦克，八十二辆巡逻坦克，二十一辆轻坦克)，比韦维尔为了保卫埃及而凑集起来的坦克多出三倍。

但是，韦维尔没有等待大量增援到来，就决定趁隆美尔在托卜鲁克遭到挫折和据报严重缺乏补给，把集结在边境附近的杂牌军交由戈特准将(Brigadier Gott)指挥，试行出击。这就是“短促作战计划”。韦维尔的第一步打算是收复靠近海岸的边境阵地(他知道那些阵地的防守力量薄弱)，并在敌人增援阵地守军之前，出其不意地消灭守军。他的希望不仅如此，正如他在5月13日打给丘吉尔的电报中所说的：“如果得手，将考虑立即由戈特的部队与托卜鲁克的守军联合作战，把敌军赶到托卜鲁克以西。”

英军为戈特部队配备出击力量，开来了两支坦克部队：第二皇家坦克联队(有二十九辆经过整修的老式巡逻坦克)和第四皇家坦克联队(有二十六辆马蒂尔达坦克，装甲厚，但速度较慢，正式列为“步兵坦克”)。有着摩托化步兵和炮兵支援大队的第二皇家坦克联队，规定绕过设防阵地的沙漠一侧到西迪阿扎伊兹，并堵塞敌军的增援和退路。第四皇家坦克联队则规定带领摩托化的第二十二警卫旅(Guards Brigade)担任正面进攻。

经过三十英里的夜行军后，英军在5月15日清晨出其不意地直捣哈勒法亚山口(Halfaya Pass)顶上的意军据点，俘获几百人，不过在围攻时，有七辆马蒂尔达坦克被守军的炮火击毁。其他两个据点，韦德井(Bir Waid)和穆塞德(Musaid)，都很快就被占领。可是到达卡普措堡前，敌军惊魂已定，一支德国战斗部队从侧面插入，打乱了攻势。英军虽然终于占领卡普措堡，但后来又退出了。与此同时，向西迪阿扎伊兹的迂回行动，也在敌人反攻的威胁下而告吹。另一方面，在边境的敌军司令官对这次貌似强大的攻势震动极大，就此开始撤退。

这样，夜幕降临时，双方都在后退之中。但隆美尔很快就命令德意部队停止撤退，他正从托卜鲁克匆忙调来一个装甲营；那时戈特已决定退到哈勒法亚(Halfaya)，在他接到远地上级统帅部叫他坚守阵地的命令之前，部队早在撤退了。到天亮时，德军发现战场上空无一人，才安心不少，因为调来增援的装甲营汽油已经用完，要等到当天傍晚补充汽油运到后才能开动。

英军一到哈勒法亚，并没有停止退却，只是在那里留下一小支守军。27日，德军马上利用那里一无掩蔽的阵地，从几个方面突然发动围攻，重新占领哈勒法亚山口。这对他们是一个可贵的战果，因为大大阻碍了英军下一个更猛的攻势——“战斧作战计划”。此外，隆美尔还利用间隙，把几组八十八毫米高射炮极有成效地改为反坦克炮，安好炮位，在哈勒法亚和其他前方据点给英军坦克设下陷阱。

这一紧急部署对即将到来的一次战斗的胜负确是至关紧要。那时，将近三分之二的德国反坦克炮，还是大战前五年生产的老式三十七毫米炮，远远不及英国发射两磅重炮弹的坦克炮和反坦克炮。对英国的巡逻坦克伤害很小，对马蒂尔达坦克则毫无办法。即使是隆美尔当时拥有的五十多尊新式五十毫米反坦克炮，也只能在极近距离内打穿马蒂尔达坦克的厚甲。可是，八十八毫米轮动炮，却能在二千码射程内击穿马蒂尔达坦克的前装甲(七十七毫米厚)，这样的炮，隆美尔只有十二尊，但他把一组(四尊)部署在哈勒法亚，另一组部署在哈菲德岭——这两个地点都是英军开始进攻时企图攻克的目标。

对隆美尔来说，幸而如此，因为在发动进攻时，他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大为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在坦克的数量方面，而坦克是沙漠战中最重要的武器。德国再也没有调来坦克增援过。在这一战开始时，只有一百辆装炮(gun-armed)坦克，而且半数以上都在八十英里外包围托卜鲁克的部队手里。另一方面，“老虎”护航队一到，英军便拥有约二百辆装炮坦克，因而在开始阶段处于四比一的优势。关键是在于：他们能否趁隆美尔把远在托卜鲁克的其余坦克(第五装甲团)调来之前，利用这一优势，将边境一带的敌军打垮。

对英军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进攻计划建筑在“以步兵为主”(infatrymind)的基础上，因而减少了胜利的机会。他们把各种类型的坦克混编在一起，更助长了这一趋势，结果是，数量上白白占了优势。

“老虎”护航队一到，韦维尔就能为新的攻势重新配备两个装甲旅，但是，5月中旬的“短促”进攻流产后，剩下的坦克很少，其总数只够在每一旅的三个联队中装备两个联队。 [注：丘吉尔极力主张应取道地中海再运去一百辆坦克(这是装备每一旅的第三个联队所需要的数量)，但海军部不愿再冒这样的风险。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沉痛地讲到：“在求得内阁对这问题做出决议上，我本来是不会退缩不前的，只是因为韦维尔将军本人对此并不坚持，实际上他是站在对立面的。他这样做等于拆我的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223页。)因此，护航队只好绕道好望角，直到7月中旬才到达苏伊士。] 再则，新到的巡逻坦克只够装备一个联队，而早先剩下的巡逻坦克只够装备第二个联队。另一个旅的两个联队都用马蒂尔达坦克——“步兵坦克”装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统帅部的决定：在战斗开始时不要集中所有的坦克去打垮前方地域的敌人装甲部队，而只是使用这个旅去协助步兵对敌军设防阵地正面进攻。这一决定的后果对攻势的进展确是一个致命打击。

丘吉尔为“战斧作战计划”所规定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一是要在北非取得一场“决定全局”的胜利，二是要“消灭”隆美尔的部队。韦维尔很审慎，不相信真有可能取得这样的彻底胜利，但是他说他希望这次进攻“最终将敌军赶回托卜鲁克以西”。他给奉命指挥进攻的西沙漠部队(Wester Desert Force)司令官贝雷斯福德－皮尔斯将军的作战令中，就是规定了这一目标。

进攻计划包括三个阶段：一开始，由第四印度师，在(马蒂尔达坦克装备的)第四装甲旅协助下，进攻哈勒法亚－塞卢姆－卡普措设防地区，并以第七装甲师的其余部队掩护沙漠一侧。第二阶段，由第七装甲师动用两个装甲旅向托卜鲁克大规模进军。第三阶段，由这个师会同托卜鲁克守军向西推进。这个计划本身就含有失败的因素。原因是，在第一阶段把一半装甲部队派去协助步兵部队，就很难在敌人从托卜鲁克调来另一个装甲团之前击败敌人前方地域的装甲团，连一半把握都没有；这样英国计划中规定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都不大可能达到。

要到达敌军边境阵地，进攻部队必须行军三十英里。7月14日下午出发，到15日凌晨趁着月色走完最后的八英里；战斗以右翼进攻敌人的哈勒法亚山口外围阵地开始。但是守军比5月间作了较好准备，另一方面，照计划规定，要等到天色亮得可以开炮时，坦克才开始进攻，因此失去了奇袭的机会。这个决定所以失败，是因为指定支援进攻哈勒法亚的一组炮结果陷在沙里。天色大亮时，这次进攻中打先锋的马蒂尔达坦克中队开始进入最后一段前进路程，司令官在无线电中发回的第一个消息是：“他们在砸烂我的坦克”。这是他的最后消息。在英军取了个贴切的名称，叫做“鬼门关”(Hellfire Pass)的地方，隆美尔部署了四尊八十八毫米大炮的“坦克陷阱”，英军的十三辆马蒂尔达坦克，只有一辆逃了出来。

与此同时，由整整一个联队的马蒂尔达坦克为前锋，中路纵队穿过沙漠高地向卡普措堡进发。一路上没有八十八毫米炮；面对这一密集进攻的威胁，守军的抵抗垮了下来。英军攻下卡普措堡；敌人发动的两次反攻，都在天黑以前被击退。

但是，以巡逻坦克旅打头阵的左路纵队，企图包抄敌军翼侧，却在哈菲德岭落入隆美尔的坦克陷阱，在那里受到阻击。到傍晚时，重新进攻，结果反而在陷阱中陷得更深，遭到更大的损失。这时，大批德国先遣装甲团已经赶到，从翼侧展开反攻，使剩下的英军坦克不得不徐徐退回边境线。

到第一天黄昏时分，英军坦克已损失半数以上，主要是在两个反坦克陷阱内损失的，而隆美尔的坦克几乎完整无损，从托卜鲁克一调来另一个装甲团，隆美尔就占了优势。

第二天，隆美尔先发制人将托卜鲁克调来的第五轻装甲师全部用来包围沙漠中的英军左侧，同时由第十五装甲师向卡普措猛烈反攻。向卡普措这一反攻被击退了，因为那里的英军有精选的、隐蔽的阵地，有利于防守。但由于德军正面和翼侧的联合进攻，那天英军重新发动进攻的计划被打乱了；到日暮时，德军包围行动所取得的进展使人感到其兆不祥。

第三天凌晨，隆美尔抓紧这一有利形势，把所有机动部队都调到沙漠一侧，一是要以摧枯拉朽的攻势把英军赶到哈勒法亚山口，二是要切断英军的退路。到上午九、十点钟，威胁已很明显，英军高级司令官匆促磋商了一下，就下令击溃的部队赶紧撤退。在卡普措的先头部队几乎是死里逃生；那里剩下的英国坦克部队顽强抵抗，车运的步兵才赢得时间脱身。到第四天早晨，英军已后退三十英里，回到了开始进攻时的那条战线。

在三天的“战斧”之战中，人员的损失是轻微的。英方死伤和失踪的不到一千人，德方也大致相仿。但英军损失九十一辆坦克，而德军只损失十二辆。德军因为占领了战场，得以检修并修复大部分损坏的坦克，而英军在仓卒撤退中只得抛弃许多仅仅因机件发生故障而不能开动、如有时间便可修复的坦克。这一相去悬殊的坦克损失，有力地表明，英军发动这次进攻时所抱有的奢望和远大目标都没有实现。

托卜鲁克一战，“短促作战计划”和“战斧作战计划”，标志着战术趋向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上半个世纪中盛行的防御战，几乎已成落日之势。从1939年9月以来，用快速装甲部队展开进攻，在所有战场上几次三番取得了横扫敌军的胜利，因此无论军民终于都认为防御战本来就是软弱无力的，而且也终于相信只要是进攻战就必然胜利。但是，“战斧作战计划”表明，正如托卜鲁克一战和“短促作战计划”所预示的那样，如果在了解新式武器性能的基础上指挥得当，即使在北非沙漠那样的空旷地区，防御战也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从那时起，随着战争的继续和经验的增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防御战(比较机动形式的防御战)已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重占优势；敌方只有靠雄厚的兵力或极其高明的作战技巧，打乱双方的力量对比，才能攻破。

可惜“战斧作战计划”的教训，或则忽略了，或则误解了，英军在下一次进攻时才不可能打垮隆美尔并肃清北非敌军。英方高级司令部在其总结中所忽略的最重要一点是八十八毫米炮在防御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不相信这种重型高射炮正作反坦克炮之用的报告。直到秋天，他们的坦克在这种炮火下继续遭受重大损失后，他们才迟迟认识到这一事实，但仍固执己见，肯定这样笨重的武器只有安好炮位才能使用。因此，他们没有能够预见到，并进而想出，在下一次进攻时用什么战术来对付隆美尔的防御战术——机动使用八十八毫米炮的防御战术。

英国战斗部队和高级司令官所忽略的另一个重大发展是，敌人日益大胆地把普通反坦克炮和坦克密切配合使用，不仅用于防御，而且用于进攻。在日后的战役中，这样的配合成了主要因素，对战役胜负的影响甚至比八十八毫米炮还大。确实，英方坦克所以遭到相去悬殊的严重损失，经过分析，似乎主要是因为德军的五十毫米反坦克炮比较小巧轻便，德军都放在坦克前面有掩蔽的深凹里。这一点，英军坦克手都不了解；他们弄不懂他们的装甲究竟是坦克炮还是反坦克炮射穿的，也自然免不了认为是从最容易看得见的敌人那里射来的。这个错误的推论结果导致一个错误的信念，他们认为他们的坦克和坦克炮不及敌人，从而普遍失去信心。

在回顾夏季战局时，除掉忽略的几点之外，还有一个要点也是理解错了，结果，对英军的下一次进攻计划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韦维尔在“战斧作战计划”结束将近三个月后所草拟的公文中，做出这样的结论：“我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在于巡逻坦克和步兵坦克配合作战的困难。……”但事实上，这种配合从来没有试行过，也从来没有试验过是否可能配合。一开始两个马蒂尔达坦克联队就从装甲师抽出来，交给步兵师的司令官指挥；在整个战役中，他自始至终都死揪着这两个坦克联队，而没有遵照原来计划的那样，在第一阶段后就放走。如果能够灵活配合，步兵坦克在坦克战中作为巡逻坦克的强大攻势的基准，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马蒂尔达坦克和A10型巡逻坦克的速度差别很小，在第一次利比亚战役和这次“战斧作战计划”中，都同较快的巡逻坦克很好配合过。事实证明，德军在这次和后来的战役中，都能够把各种类型的坦克配合使用，其速度差别之大，与英国较快的巡逻坦克和马蒂尔达坦克之间的差别一样。

可惜英军不经试验就认为配合过于困难，因此，在下一次进攻时，还是把巡逻坦克旅和步兵坦克旅完全分开，以致在那一战中英军分成两路各自作战了。

第十五章　“十字军”

1941年的仲夏一战，是为了在非洲取得决定大局的胜利，并将敌人逐出非洲大陆；这一战的失败，使丘吉尔格外想达到这个目标。他决定动用更大的兵力，尽快地重新发动进攻。为此，他将增援部队源源运入埃及，而把军事顾问的意见置之不理。他们提醒他，长远决策是，先保卫英国本土，再保卫远东、特别是保卫新加坡，然后才轮到中东。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爵士企图提醒丘吉尔注意那项经深思熟虑才做出两个地区和两种风险孰先孰后的决策，然而，他为人过于温和，对上级惯于过分恭敬，慑于丘吉尔这样个性、辩才和地位的威势，是坚持不了自己意见的。

不过，当时远东局势已危在旦夕，而当地的英军兵力仍然非常薄弱。虽则日本迄今尚未参战，可是罗斯福与丘吉尔在7月间采取断绝日本经济资源的步骤，必然逼得日本只能以武力反击。多亏日本迟疑不决，英美两国有了四个多月的喘息时间，才可以在太平洋加强防务，但两国都未曾加以利用。就英国来说，所以有此疏忽，主要是因为丘吉尔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在北非的缘故。因而隆美尔间接地导致了新加坡的失陷——这既是因为他使一个重视个性的首相为其人感动，又是因为他对尼罗河流域和苏伊士运河的潜在威胁 [注：见第九章地图。] 。

为了在非洲重新发动以“十字军作战计划”(Operation Crusader)为代号的进攻，英军兵力大有增加，并更新了装备。坦克队从四个增加到十四个，这样就为突击部队提供了四个完整的装甲旅(每旅三个队)，并从海上运往托卜鲁克一个旅(包括两个坦克队，外加一个连)，作为守军突围时与突击部队会师之用。(这些旅大部分装备的，是新的十字军巡逻坦克或新的美国斯图尔特(Stuart)坦克，后者是战场上速度最快的一种坦克；但是有四个队的步兵坦克，或则是马蒂尔达坦克，或则是瓦伦丁(Valentines)坦克。)还派来了三个摩托化步兵师，加上新到托卜鲁克的一个师，共计四个师。去托卜鲁克接替德军围攻时首当其冲的第九澳大利亚师的，是英国第七十师。

反之，隆美尔从德国得到极少增援，除了原有的四个坦克队外，没有新的增加。第五轻装甲师改名为第二十一装甲师，但没有增加坦克。他要扩大部队，只有抽出若干额外的炮兵营和步兵营，临时凑成一个非摩托化步兵师(最初称为非洲师，后来改名第九十轻装甲师)。意军原有三个师(一个是装甲师)，增加了三个小的步兵师，但装备陈旧，缺乏运输汽车，作用不大，因此只能担任非机动任务，对于隆美尔战略上的自由调动是一大麻烦。

在空军方面，当时英军也大占优势。其兵力已增至总数近七百架飞机，可以立即用来支援进攻；而德军飞机总数只有一百二十架，意军只有二百架。

在装甲方面，英军更占优势。在进攻开始时，英军总共有七百一十余辆装炮坦克(其中约二百辆为步兵坦克)，而敌方只有德军的一百七十四辆装炮坦克和意军的一百四十六辆战斗力很差的老式装炮坦克。因此，英军的优势比整个敌军十足超过两倍，比德军超过四倍多。英军总司令是把德军的两个装甲师(各有两个坦克队)看作“敌军的骨干力量”的。此外，隆美尔除少数正在修理的坦克外，没有后备坦克，而英军却有五百辆左右后备的或在运输途中的坦克，所以进行持久战的能力要大得多。结果，决定胜负的正是这一后备力量。 [注：关于双方坦克实力和储备的比较数字，系根据《英国官方历史》(30－31页)的统计数字。关于英军作战坦克共计七百一十三辆(包括二百零一辆步兵坦克)，是从以不同方法编制的若干不同记录中推算出来的。如根据这些记录使用另一种计算方法，则其总数应为七百五十六辆(包括二百二十五辆步兵坦克)。]

隆美尔用以对抗英军巨大坦克优势的主要资本是，到秋季时，他的一般反坦克炮中有三分之二为新式的五十毫米长筒炮，这种反坦克炮的穿甲能力比旧式的三十七毫米炮大约超出百分之七十，比发射两磅炮弹的英国炮超出百分之二十五。这样，他的防御就不再象夏季那样只靠为数极少的八十八毫米炮了。

除运送大量增援部队和大部分英国新制武器到埃及外，丘吉尔还为那里的突击部队配备了一批新的司令官。在“战斧作战计划”失败后的第四天，韦维尔被撤销指挥职务，由驻印总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Sir Claude Auchinleck)接替。其后不久。部队司令官和装甲师司令官也一一撤换。丘吉尔对韦维尔的谨慎态度早不耐烦，而“战斧作战计划”令人失望的结局更使他决心任命一位新的总司令。可是，他发现奥金莱克坚决抵制他要早日发动新攻势的压力，而且还坚持要等到完全准备就绪、并强大到足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才发动进攻，这使他重又恼火。因此，下一次攻势，“十字军作战计划”，一直拖到“战斧作战计划”实施五个月之后，于11月中旬方才付诸实施。与此同时，这支已大大扩充的部队改名为第八集团军，以中将艾伦·坎宁安爵士为司令——他曾指挥过肃清意属索马里兰的敌军，后来又从南面进攻埃塞俄比亚，终于赶走意军。这新的集团军分为两军，一是戈德温－奥斯汀中将(Lieutenant-General Godwin-Austin)所指挥的第十三军，一是诺里中将(Lieutenant-General C. W. M. Norrie)所指挥的第三十(装甲)军。但是，除了骑兵出身的诺里外，没有一个新的司令官有过指挥坦克和对装甲部队作战的经验。原来选拔为装甲军司令的坦克专家，在进攻开始前不久因飞机坠毁而丧命，英军才派诺里来递补。

第十三军包括新西兰师和第四印度师，拥有一个步兵坦克旅。第三十军包括第七装甲师(有第七和第二十二两个装甲旅)、第四装甲加强旅(Brigade Group)、第二十二警卫(摩托)旅和第一南非师。第二南非师为后备。

进攻计划的基本部署是，一方面由第十三军牵制据守边境阵地的敌军，另一方面由第三十军迂回到这些设防阵地的翼侧，“以搜索并摧毁”隆美尔的装甲部队，然后与边境七十英里外的托卜鲁克守军会合，托卜鲁克守军要突围出来，与第三十军会师。这样，这两军和各自装甲部队将在相去很远的地区各自作战，而不是联合作战。最难对付的一部分英军装甲部队，马蒂尔达坦克和瓦伦丁坦克旅，在装甲战中无从发挥作用，只能供步兵派一些零星用处。随着进攻的展开，这两个分处两地的部队很快就向四下散开，结果是到处暴露出弱点。

因此，英军丧失了开始进攻时取得的有利形势；当时采取两侧包抄战略行动，出其不意，一时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后来，英军的进攻配合脱节——大都是自行脱节的。正如隆美尔所挖苦的：“你们把坦克分散使用，听凭我各个击破，那末，即使你们有两辆，我只有一辆，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们的三个旅是一个接一个送上门来的。”

毛病的根源在于陈旧的教条。长期以来，每种官方军事教范和参谋学院里都是这样教导的：“消灭战场上敌人的主力部队”是司令官的首要目标，也是唯一正确的目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重视步兵的司令官考虑到如何使用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坦克时，甚至更狂热地应用了这一教条。他们动辄这样说：“歼灭敌人的坦克，仗就可以顺利地打下去。”墨守这种思想的明证，是对第八集团军及其装甲军下的命令：“你们直接打击的目标是消灭敌人的装甲部队”。但是装甲部队不宜作为直接打击目标。因为这是一种流动力量，不象步兵队伍那样容易停滞。摧毁装甲部队的目的，多半是通过间接方法实现的，就是把装甲部队吸引到保卫或解救某些关键性的据点上去。英国装甲部队以过于正面的方法试行“歼灭”隆美尔的捉摸不定的装甲部队时，不仅把队伍铺得很开，分得很散，而且也不能再容易地自动落入隆美尔布置了炮位的坦克陷阱之中。

11月18日晨，英国第三十军越过边境，便向右转，直趋九十英里外的托卜鲁克。这次进攻有“空中保护伞”(Air umbrella)的掩护，但是，当时并不急需防止敌机发现和干扰，因为敌军的机场已经为夜间的暴雨所淹没，飞机无法起飞。出于同一原因，即使行军困难而放慢进程，也无关紧要。隆美尔丝毫没有发觉“钢铁的风暴”即将临头。他正在专心准备攻打托卜鲁克的计划；他的突击部队已调往托卜鲁克，准备一举攻下，虽则他在南面沙漠部署了一支强大的掩护部队以对付英军的干扰。

18日傍晚，英军装甲纵队横拦阿卜德小道(Trigh el Abd)，次日晨向北推进。在击退隆美尔的掩护部队时，英军三十英里宽的阵地扩展到五十英里。这一过度扩展不久就产生恶果。

在中路，英国第七装甲旅的两个先头联队进抵并攻克西迪拉杰格(Sidi Rezegh)的陡坡顶上的敌军机场，那里离托卜鲁克环形防线只有十二英里。但该旅的其余部队和师的支援大队直到次日(20日)早晨才到达，而到那时隆美尔已将部分非洲师和大量反坦克炮迅速调到那里，守着陡坡的顶边，挡住去路。没有增援部队开来加强那里的英军兵力。因为其他两个装甲旅已碰到困难，一个远在西面，一个远在东面，而第一南非师也已调往西面。

西侧的情况是，英国第二十二装甲旅已碰上意军坦克；为了打退意军坦克，已去进攻古比井(Bir el Gubi)附近的意军设防阵地。第二十二旅是一些义勇骑兵联队(Yeomanry regiments)所组成，不久前才有坦克装备，也是初次参加沙漠战。他们以“轻骑旅猛袭”(Charge of Light Brigade)巴拉克拉瓦(Balaclava) [译者注：巴拉克拉瓦是苏联克里木半岛一小港。在1853－1856年克里木之战中，英国轻骑旅于1854年10月猛袭该地俄军。英国诗人丁尼生曾以此写成名诗：“轻骑旅猛袭”。] 那种流芳百世的斗志，发动一场过于英勇的攻击时，受到意军安好炮位的大炮炮火的沉重打击，一百六十辆坦克损失了四十多辆。英军司令官却认为进攻很顺手，就把南非师调到那里去占领古比井。

在东侧，英国第四装甲加强旅在追赶一支德军侦察队时，队伍已拉长，头尾相去二十五英里。不料队尾附近突然出现一支强大的德国装甲部队，这一惊非同小可；而末尾一队，在其他两队中的一队折回来协助阻击敌军之前，已遭到沉重打击。这一打击是隆美尔第一次反攻的继续，进行打击的是派往南面勘探情况的一支强大战斗队，包括第二十一装甲师的两个坦克队。

这一侧的英军装甲部队运气不错，在第二天早晨总算没有遭受整个德国非洲军的集中打击。其所以获得这一喘息机会，是因为非洲军司令克鲁韦尔(Cruewell)收到一个错误情报，就以为最危险的英军进攻可能来自北路卡普措小道(Trigh Capuzzo)。所以他把两个装甲师都调往卡普措，但发现那里空无一人。由于缺乏空中侦察，德军仍在“战雾”(fog of war)中盲目摸索。更加糟糕的是，第二十一装甲师在东进路上因燃料耗竭而暂停进军。只有第十五装甲师，才能在当天返回，并在下午攻打贾卜尔萨莱勒(Gabr Saleh)，那里的英国第四装甲旅仍然孤军作战，因此，第二天在德军反攻下，继续首当其冲，又一次遭到打击。虽然英军的高级司令官对敌军行动有充分的情报，但他们迟迟没有趁德国非洲军暂时离开战场，利用机会喘息一下。他们没有立即采取步骤把三个散得很开的装甲旅集中起来。然而，临近中午，第四装甲旅所受的威胁已十分明显时，原来打算派往西迪拉杰格与第七旅会合的第二十二旅，却改派到东面来增援。第二十二旅从这侧调到那侧，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直到傍晚才到达。这样就来不及助战了。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新西兰师和英国第十三军的步兵坦克旅一直待在只有七英里远的吉卜尼井(Bir Gibni)，渴望赶去支援。但他们没有接到参加这场坦克战的命令，他们提出助战的要求也遭到拒绝。这个突出的例子，正好表明“两路作战”(two compartment)的思想在指挥这次战斗中影响之大。

11月21日，晨光初露时，贾卜尔萨莱勒的英国装甲旅发现阵地上已不见敌军踪影。这次隆美尔不再是无的放矢，因为他现在对英军的部署已经胸有成竹，并已命令克鲁韦尔把两个装甲师合在一起，对西迪拉杰格的英军先遣部队来个集中打击。

诺里刚好通知这支先遣部队向托卜鲁克挺进，并命托卜鲁克守军开始突围。但部队还没有开出很远就遇到阻击。上午8时，只见两支德国装甲纵队从东南两面开来，西迪拉杰格的三个英军装甲队就有两个队匆忙调去迎战。这样只剩下一个队(第六皇家坦克队)向托卜鲁克进军，不久就被敌军炮火打垮，因为敌军炮位布置得当，可以集中打击这支孤军。这是又一次“轻骑旅猛袭”，不过这次的轻骑旅未免过于轻了。与此同时，另外两个装甲队遭到了德国非洲军的全力攻击。其中一队第七轻骑联队，为德国第二十一装甲师冲垮，几乎全军覆没。另一队第二皇家坦克联队猛攻德国第十五装甲师，多亏边开边射击的高超技术，结果终于迫使敌军退却。可是，下午，德军又发动进攻，同时机智地运用了新的战术，把反坦克炮隐蔽在坦克的前面，并转向对方的两侧。就这样，他们使第七装甲旅遭到严重损失，这个旅的残部迅速减少，只是由于盼望已久的第二十二装甲旅从贾卜尔萨莱勒迟迟赶到，才免于全军覆没，而第四旅则在第二天方才到达。至于托卜鲁克守军的突围反攻，虽曾深入德意联军的包围阵地四英里，后来却因第三十军遭到挫败而停止不前。这样，突围部队就被抛在一条狭长不堪的突出地带了。

到第五天拂晓，德国非洲军又一次失踪，但这次只是为了补充燃料和弹药。即使是这样短暂的间歇，也不合隆美尔的心意。大约在中午前后，他到达设在战场附近的第二十一装甲师司令部，命令该师迂回前进，发动进攻。装甲团向西挺进，穿过西迪拉杰格北面的山谷，转过来攻打那里英军阵地的西侧。趁剩下的两个英军装甲旅还没有来得及投入战斗，就冲上陡坡，占领机场，击溃部分支援大队。英军装甲旅的反攻为时已晚，而且互不配合，等到天黑时，就陷于混乱。不过这还不是一个凶日的结束。因为德国第十五装甲师过了一天“休假日”，在暮色中回到战场，向英国第四装甲旅尾部发起突然袭击，并包围了该旅司令部和作为后备的第八轻骑联队的所在营地。由于措手不及，该旅的人员、坦克和无线电通讯设备大都被俘。当时该旅司令官在西迪拉杰格指挥反攻，总算没有被俘，但等到23日拂晓时，他发现剩下的一旅人已被打得支离破碎，对散兵已无法指挥和重整。这一处境使他在一个更为危急的日子里动弹不得。

德国非洲军司令部在23日清晨所遭到的类似命运对英军倒是个补偿，只是并非即刻显示出来而已。所以有此情况，是因为坎宁安终于向第十三军发出开始进军的命令，虽然只是有限度的进军。22日，新西兰军占领卡普措，随后，有一个旅(第六旅)奉命向西迪拉杰格推进。23日黎明后不久，该旅闯入并占领了非洲军司令部。克鲁韦尔仅因刚刚离去指挥下一阶段的战斗而免于被俘。但他损失了作战参谋和无线电通讯设备，给以后几天带来严重的困难，而英军根本没有认识到困难有如此严重，当时他们正为本身的困难和日益增长的苦恼而着急。

11月23日是星期日，英国人称之为“耶稣降临节(Advent)前的第二个星期日”，德国人称之为“死亡的星期日”(Totensonntag)。就那天沙漠里发生的事情来看，德国人后来给这一仗取了那个名称是既可怕又恰当的。

夜间，在西迪拉杰格的英军稍稍向南后退，等待那时正调来增援的第一南非师。但两军始终没有会合。因为德军两个装甲师在晓雾中突然出现，来了个集中突破，打得英军和南非军措手不及，使得两军分处两地，并横扫他们的运输营地，迫使他们狼狈溃逃。要不是克鲁韦尔在当时发出信号叫两个装甲师停止进攻的话，这个灾难本来还会更严重。当时克鲁韦尔没有弄清情况，他希望与意军阿里埃特师(Ariete Division) [cdhyy注：意大利师都是用动员地区来命名。] 联合起来，再发动进攻，给英军以致命一击。但意军进军迟缓得如履薄冰。因此，一直到下午，克鲁韦尔才从南面攻打诺里先遣部队的主力(即现在成为孤军的第五南非旅和第二十二装甲旅，其中若干较小的零星队伍已在间歇期间设法突围)。到他进攻时，英军的坚固防御已组织就绪。他集中攻击，终于冲入阵地，打垮防御部队，俘获或打死约三千人。不过，德国非洲军剩下的一百六十辆坦克也损失了七十余辆。

这次对防御阵地的正面进攻所损失的坦克，大大抵消了前几天因调遣灵活而获得的物资。事实上，德军为这一战术上的胜利削弱了战斗力，从战略上看，这一代价在英军执行“十字军作战计划”时对德军比什么都有害。尽管英国第三十军的损失大得多(在开始作战时的五百辆坦克中，只剩下约七十辆尚可作战)，但英军有大量后备可以用来恢复坦克实力，而隆美尔则一无所有。

11月24日，战局出现了另一个意外转折。因为隆美尔当时打算趁此胜利，动用所有机动部队长驱直入，越过边境，直捣英国第八集团军的后方地域。在部队集结时，他为了不愿意丧失时间，等到第二十一装甲师一作好行动准备，就带头先行，并通知第十五装甲师跟上，同时意大利机动军(阿里埃特装甲师和的里雅斯特(Trieste)摩托师)也答应他支援德国装甲师，以收紧对英军的包围圈。

隆美尔开头的意图，正如他在上一夜给柏林和罗马的报告中所表明的，是要趁英军四分五裂，解救边境上的德意守军。但是，根据他的首席参谋所提供的证据，在夜间他扩大了目标。他们的证词为司令部战事日记所证实。战事日记中写道：“总司令决定用装甲师追击敌军，以恢复塞卢姆(Sollum)前线的局势，同时进攻英军在西迪奥马尔(Sidi Omar)地区的后方交通线。……这无异是说，他们不久就得放弃战斗。”

隆美尔打击的不仅是敌方部队及其补给的后方，而且也是敌方司令官的意志。在那时，隆美尔不知这样一个打击会取得如此战果。因为在上一天，坦克战惨遭败北后，坎宁安曾考虑退过边境，只是因为奥金莱克从开罗飞到并坚持继续战斗才中止。但后来隆美尔对边境迅速进军时，一路上的英军仍然仓卒溃退，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当然更为惊慌。

下午4时，隆美尔已在五个小时内赶了六十英里路，穿过沙漠，到达边境的谢费尔增井(Bir Sheferzen)。一到就派出一支战斗队穿过边境铁丝网，朝东北方向的哈勒法亚山口推进，以控制英国第八集团军通向海滨的退路和补给线，同时也对其后方扩大威胁。隆美尔率领这支战斗队前进了一段路后，又折回来，但是因机件发生故障，在沙漠中抛了锚。幸而克鲁韦尔碰巧乘着指挥车路过那里，把他带走。可是，暮色已降临，他们找不到边境铁丝网的缺口。因此，两个司令官和他们的参谋长一起，在那地区的英军和印军之间过夜，他们的安全只有靠普通士兵的天生本能，“让将军们睡他们的觉”。 [译者注：这句话是从谚语：“让狗去睡它的觉”而来的，原意是“莫惹是非”。] 因为克鲁韦尔的指挥车是从英军那里俘获来的。这也帮助他们在拂晓时没有受到阻拦就溜脱，并安全返回第二十一装甲师司令部。

隆美尔经过十二个小时的“耽误”，回到司令部时，却发现第十五装甲师还没有到达边境，另一方面，意军阿里埃特师在追随前进的初期，望见第一南非旅横阻在路上，便停止前进。输送燃料补给的运输纵队也没有到达。这些延误不仅妨碍而且减弱了隆美尔的反攻声势。他原定的计划，是派出一支战斗队，向东进攻英军铁路末站哈巴塔(Habata)，以堵塞陡坡的下坡路和沿陡坡顶上通往埃及内地的大道，现在这个计划已无法实现。他原来还打算派出另一支战斗队沿着那条经过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马达累纳堡(Fort Maddalena)的小道，向南进攻贾加布卜绿洲(Jarabub Oasis)；这一行动如果实现，可能使那里的英军更加慌乱，现在这念头也不得不放弃。甚至在边境地带，这一天也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就悄悄过去，只有第二十一装甲师那实力已弱的坦克团向西迪奥马尔发动了一场进攻，付出了高昂代价，结果惨遭失败而已。实力较强的第十五装甲师迟迟来到后，就沿着边境左侧，向北扫荡，但只摧毁了一个战地修配站，里面有十六辆正在修理的英军坦克。

德军威胁在上一天显得声势非常浩大，现在只取得如此微不足道的进展，所以英军就可以乘机休整了。此外，在第三天，即11月26日清晨，奥金莱克的副参谋长尼尔·里奇(Neil Ritchie)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司令，接替坎宁安的职务。在这紧急关头更换司令，意味着不管冒什么风险，也一定要保证战斗继续下去。英军运气很好，总算敌军在挺进时错过阿卜德小道以南的两大补给堆集所，因为英军多半要依靠那里的补给才可能继续作战和恢复进攻。当初德军装甲师从西迪拉杰格向东南挺进，远在补给堆集所的北面冲了过去；意军如果继续前进，就会接近补给堆集所，但是他们没有前进。

虽然隆美尔的冲击已失去声势，但是，英军在26日早晨的处境仍然十分危急。第三十军已分崩离析，因而，在这一天内，没有设法去解除敌军对第十三军一些殿后部队的威胁，而这些殿后部队，除相距遥远外，也因无线电发生故障而成孤军。可是，德军也因失去无线电联系而无法相互通讯；他们的处境要比英军不利得多。德军要取得胜利，就要采取紧密配合的迅速行动，扩大对英军后方的威胁；而那里的英军最好的办法则是坚守边境阵地，由第十三军的一些先遣部队继续西进，与托卜鲁克的部队会合，对隆美尔的后方施加双重威胁。这一威胁现在已经开始引起阿德姆(El Adem)后面的德国装甲兵团司令部接连发出信号，呼吁装甲师返回援救。

后方发来这些令人不安的呼吁，前方又碰上无线电发生故障和燃料短缺，因而隆美尔无法继续反攻。那天，即26日早晨，他曾命令克鲁韦尔“迅速肃清塞卢姆前线敌军”，由第十五装甲师在一面，第二十一装甲师在另一面，同时展开进攻。但是，他不胜惊慌地发现，第十五师已在凌晨返回巴尔迪亚去补充燃料和弹药，后来，第十五师重返战场时，他又发现第二十一师由于误解命令，已经退出哈勒法亚，也在返回巴尔迪亚去补充燃料和弹药。因此，这一天没有什么战斗，到傍晚时，隆美尔无可奈何，只得决定让第二十一装甲师继续向托卜鲁克撤退。第二天，第十五装甲师在凌晨发动进攻，终于摧毁殿后的新西兰旅的司令部和接应部队，其后，也遵照隆美尔的命令，跟着撤退了。一场开始看来大有希望成功的反击，就这样悄悄结束。

明知冲击失败，对事后评论这场反击自然有所影响。重视战术的评论家认为，隆美尔应当采取另一种战法，在西迪拉杰格取得胜利后，就要在比较局部的范围内乘胜追击，或者消灭第三十军的残余部队，或者就地摧毁前进中的新西兰师，或者占领托卜鲁克，从而消除对他的翼侧和补给线的威胁。但是，这些战术步骤，无论采取哪一种，都不大可能在战略上战胜英军，反而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风险：一是丧失时间，一是进攻无效后，实力消耗得弱不堪言。从一开始，隆美尔就在数量上处于很不利的劣势，因此，在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他注定要打败。如果他试图穷追猛打，一举歼灭英国第三十军的残余坦克，英军总是可以回避战斗的，因为他们的坦克比他的快。如果采取其他两种战术步骤，那就要向防御阵地的步兵和炮兵部队进攻。既然他没有力量打消耗战，即使还有其他更好的前景，这三种战术步骤，无论采取哪一种，也都是愚蠢的。他所选中的步骤本来就是提供这样的一种前景——把他的全部机动部队作纵深的战略突破。由于他终于说服墨索里尼把意大利机动军交给他指挥，这样的机会就增加了。

事后人们常常批评隆美尔的出击是鲁莽从事。但是战史表明，这种出击有很多次是成功的，其所以得胜，主要是因为气势影响了敌军，对他们司令官的影响甚至更大。这也为隆美尔自己的经历所证实。以前有两次，一次在4月，一次在6月，他都以较少的兵力进行过类似的战略冲击，迫使英军退却，第一次还使英军溃不成军，不过并没有达到这一次这样威胁的局面。过了两个月，到1942年1月，他作了第四次纵深冲击，使英军又一次溃不成军，只是并没有象11月一次那样进而切断英军的退路。再者，比之其他三次成功的战略反击，他在11月发动冲击时，敌军更加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我在叙述那些危急日子的事态时，早已经透露他这次失败的原因。这就是：第十五装甲师迟迟才赶到，意大利机动军在支援隆美尔率领下的第二十一装甲师挺进那时行动迟缓，结果乘机进攻的“冲击波”失去声势，也无法扩展；在边境上盲目而无效地行动——这多少是因为缺乏正确的情报、无线电发生故障以及误解命令的缘故；英军对敌人的后方施展威胁；奥金莱克下决心继续战斗，非但不退却反而加紧这一反威胁；在紧急关头更换第八集团军司令。继任者既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任命的，就必然要不顾一切风险继续战斗下去——虽然这样的决定可能带来不幸，但结果倒带来了好运。(两个月后，继任者应付一个较小威胁的对策，同他的前任在11月所采取的对策是一样的。)

对这一事件及其教训从军事上进行分析时，另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和强调。如果隆美尔对英军造成的溃败更加扩大的话，继续作战的决定可能一无用处，而且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但是，不在隆美尔前进道路上的英国第三十军的大部分“散兵”，尽管成了孤军，却仍在原来阵地一带；第十三军的散兵也是如此。正是由于四分五裂，再加第三十军在前些日子被打得晕头转向，这样分散的队伍才没有象通常那样只求退到基地去。这一次，敌军向东挺进已经显然赶过他们，因此，看上去在旋涡的边缘“站在原地不动”肯定要安全些，即使补给不一定能继续运到，也是如此。

既然隆美尔的战略反击没有达到目的，那末问题首先是他能不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其次是有没有可能重占优势。令人惊叹的是，尽管他的力量削弱了，竟然还是恢复过来，而且还重占优势。但是，在消耗战的一次次影响下，他却无法利用重新取得的优势，到最后还是不得不退却。最后结局可以表明，他在11月24日企图发动纵深战略反击，看来虽然鲁莽，却是做得对的——因为这一行动给他带来了大好机会，从此战局对他确实有利了。

德国非洲军还剩下六十辆坦克(其中三分之一是轻坦克)，向西折回时，处境显得十分危急；用正面进攻来挽救托卜鲁克的局势，看来前途渺茫。因为26日晚，新西兰师在近九十辆瓦伦丁坦克和马蒂尔达坦克的支援下向西推进，冲破了隆美尔的包围层，与托卜鲁克的英军(拥有七十多辆坦克，包括二十辆轻坦克)会合。在这期间，英国第七装甲师从基地得到新的补充，坦克数量增加到一百三十辆光景。因此，当时英军坦克总数以五比一占优势，装炮坦克则为七比一占优势。如果完全集中使用这些坦克的话，德国非洲军就很难存在下去，单单第七装甲师也能摧毁它。

德国非洲军在撤退的第一阶段处境是危险的，其处境所以格外危险，是因为第二十一装甲师在路上为一个拦阻阵地所阻滞，无法趋援第十五装甲师。第十五装甲师在11月27日下午遭到坦克多三倍的英国第七装甲师名下两个装甲旅的截击。一个旅(第二十二旅)拦住去路，另一个旅(第四旅)则从侧面攻打那支行军纵队，在运输队中造成了混乱。德军经过几小时紧张战斗后，总算抵住攻势，但是再也无法沿着卡普措小道向西行军。等到暮色降临时，英军坦克却照惯例向南退入沙漠，在警戒下的营地过夜。这样，德军就能趁黑向西推进。第二天，英军装甲旅重新进攻，但为敌军的反坦克炮火网所阻遏；到黑夜来临时，德军就又能通行无阻了。

因此，到29日晨，非洲军又与隆美尔的其他部队重新会合，解除了他们受到的压力。次日，隆美尔一面集中攻打西迪拉杰格山脊上的第六新西兰旅那支孤军，一面用阿里埃特师掩护他的翼侧，并掩护他作战，以防止南面英军装甲部队的阻挠。他的坦克已迂回到阵地右侧，从西面出击，而他的步兵则从南面进攻。到6日傍晚，新西兰旅已被赶出山脊，但有批残部逃到山下，靠近贝勒哈迈德(Belhamed)的山谷中，与新西兰师的主力重新会合。英军的装甲部队虽因得到新运来的坦克，实力又加强，并集中归第四装甲旅指挥，但没有出大力突破隆美尔的“包围层”(Curtain)，前往解救。那些司令官由于常被诱入陷阱，并遭到敌军坦克与反坦克炮巧妙配合的重创，现在变得十分小心起来。

12月1日清晨，隆美尔的部队在贝勒哈迈德包围新西兰军，切断了他们与托卜鲁克守军之间的“走廊”(Corridor)。4时30分左右，英国第四装甲旅奉命在拂晓时以“全速”向北挺进，并且“不惜任何代价”与敌军坦克交战。该旅在上午7时左右出发，9时到达西迪拉杰格机场，下陡坡后，与新西兰军取得联系。于是，他们打算向敌军坦克队(估计“约有四十辆”)发动反攻。但到那时，部分新西兰军已被击溃，总退却的命令也已发下。新西兰师的残部向东退到扎法兰(Zaafran)(后来又在夜间退到边境)；英国第四装甲旅则向南撤退二十五英里，到贝拉奈卜井(Bir Berraneb)。

这一战打到这第三个回合，最后是敌军取得惊人战果。在这一回合开始时，他们的作战坦克处于一比七的劣势，到结束时，比之英方的坦克总数，仍然处于一比四的劣势。

这时奥金莱克又一次飞到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他正确地估计到隆美尔部队的潜在弱点，决定继续作战，因为他有新的部队和后备坦克可以调来作战。在边境的第四印度师由第二南非师接替，并被派往与英国第七装甲师会合，采取两翼包抄，以切断隆美尔的补给线和退路。

隆美尔一获悉这一新的强大威胁的消息，就决定向西撤退，并集中剩下的坦克，一举打乱英军的两翼包抄。因此，在12月4日晚，德国非洲军放弃对托卜鲁克的包围，向西溜走了。

那天早晨，第四印度师的先头旅已向古比井(在西迪拉杰格南面二十英里)的意军阵地发动进攻，但被守军的炮火击退。第二天早晨重新进攻，又被击退。在这两次作战中，英军装甲部队掩护进攻部队的北侧，以防止隆美尔的骚扰，可惜，为了试行一种新的扎营法，于5日下午撤回营地。下午5时30分，隆美尔的装甲部队突然到了古比井；没有掩护的印度旅一部分被击溃了，其余部分到天黑时总算逃脱。

遭此挫折后，英国第三十军司令诺里决定推迟翼侧攻打阿克鲁马(Acroma)的计划。这一推迟使他坐失切断隆美尔退路的机会。第四装甲旅奉命在重新发动进攻之前，寻找敌军的装甲部队消灭之。可是，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今日查阅档案，也没有发现曾经作过这样努力的证据，虽则当时由于新运到四十辆坦克，该旅的坦克总数已达一百三十六辆，几乎等于德国非洲军所剩下的坦克总数的两倍。其后两天，该旅都在古比井附近阵地上度过，间或进行短促出击，希望引诱敌军对第四印度师的大炮阵地作正面进攻，但都没有成功。

12月7日，隆美尔接到通知，说在年底前不可能有什么增援，因此决定撤退到贾扎拉(Gazala)防线。当晚，非洲军开始收兵。英军迟迟没有认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直到12月9日，他们的装甲部队才开始向阿克鲁马南面的公路会合点“骑士桥”(Knights bridge)挺进。离骑士桥不到八英里，却遭到敌军一支后卫部队阻击；但他们比较关心的是保护自己，而不是诱捕敌人。11日，隆美尔的部队已安返贾扎拉，那里早已布下防御阵地，作为后备防线。

12月13日，戈德温－奥斯汀的第十三军，现已接替追击任务，向贾扎拉防线发动进攻。正面的进攻虽被抵住，但掩护隆美尔的内陆一侧的意大利机动军，却不堪压力，迅速后退；英军的左翼进至贾扎拉防线后面十五英里的西迪卜拉吉塞(Sidi Breghisc)。但其后，德军装甲部队的一次反攻，把英军的围攻止住了。

14日，戈德温－奥斯汀在重新进攻之前，派第四装甲旅采取较远距离的翼侧迂回，向位于贾扎拉与梅基利(Mechili)中途的多条公路会合点哈莱格埃莱巴(Halegh Eleba)推进。这一旨在拦击隆美尔后方的行动于下午2时30分开始，第四装甲旅朝正南方长途跋涉二十英里后，就宿营。次日晨7时，又开始前进，迂回六十英里，由于道路难行，直到下午3时，才到达哈莱格埃莱巴，比原定的时间晚了四小时，再也来不及按原计划打退隆美尔的后备装甲部队以支援主攻了。不仅如此，他们一到就潜伏不动，因此直到第二天早晨敌军才发现他们。

与此同时，15日的主攻也遭到失败。英军在海滨附近进攻，虽于贾扎拉阵地取得了立足点，但在中午时，敌军装甲部队的一次反击粉碎了围攻，将进攻军的先遣部队吃掉了。

英军最高统帅部仍然指望部署在敌军后方的强大装甲旅在第二天击溃敌军。可是，在16日晨，该旅为了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加油，向南退了二十英里。下午返回接近前线的一个据点时，遭到反坦克火力网的阻击，于是再次向南退到营地过夜。根据记载，只有远距离的相互炮轰，但没有造成伤亡。分析家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是送敌人走——敌人是走了，是沿着留给他们过去的那条通畅小道走的。

原因是，德国非洲军装甲部队在15日反击胜利中即使损失不大，剩下的坦克也不过三十辆，而当时英军在战场上的坦克则近两百辆。隆美尔对形势作了估计，他明白贾扎拉防线不可能久守，所以决定后退一大段路，同敌人完全脱离接触，以等待增援部队到来。他准备退到的黎波里塔尼亚边境的卜雷加港(Mersa Brega)咽喉地带。那是一个理想的防御阵地，也是他第一次进攻的跳板，日后再好作跳板之用。因此，在12月16日晚，他开始撤退。德国非洲军和意大利机动军取道沙漠；意大利步兵师则沿着海滨公路退却。

英军迟迟没有发动追击。第四装甲旅直到第二天下午1时才出发，两小时后，在不到哈莱格埃莱巴他们早先那个阵地十二英里的地方，就停下宿营，同时也为继续前进作后勤准备。18日，他们沿着沙漠道路前进，到梅基利南面的一个地方，但在转向北进时，刚刚错过捉住敌军后撤纵队的队尾。

与此同时，乘汽车前进的第四印度师和步兵坦克一起，穿过绿山区(Jebel Akhda)的崎岖丘陵地带，一路逼近海滨。19日晨，占领德尔纳，但是敌军的步行纵队大部分早已安全通过咽喉地带。第四印度师企图在再往西的地方截击他们，却因地形崎岖和汽油缺乏而停滞下来，只是俘获少数散兵。大部分追击部队当时因缺少汽油而搁浅。

摩托化步兵队奉命穿过大弓形的班加西地方的沙漠带头追击。12月22日到达安特拉特(Antelat)时，发现敌军的装甲部队(有三十辆坦克)驻在贝达富姆附近，以掩护意军步行队伍沿着海滨撤退。他们在那里一直被牵制到26日，那时隆美尔的后卫部队又后撤了三十英里，到达阿杰达比亚(Agedabia)。与此同时，重新装备起来的英国第二十二装甲旅已赶来增援追击部队。警卫旅追上敌军后卫部队，对阿杰达比亚展开正面进攻，但是没有成功；第二十二装甲旅则迂回前进，穿过哈塞亚特(El Haseiat)，深入沙漠三十英里。这一行动不料遭到挫折。因为在27日其翼侧遇到一支德军装甲部队突然袭击，经过三天战斗，终于被包围。英军坦克大约有三十辆设法逃出，但是损失了六十五辆。隆美尔在这次还击时得到增援：来了两个新到的坦克连(有三十辆坦克)。这两个坦克连都是在19日班加西港刚要撤退之前登陆的。自从“十字军作战计划”开始实施以来，他这是第一次得到增援。

英军在哈塞亚特的失利，为长途追击造成一个令人沮丧的结局；对托卜鲁克周围一战终会得胜而引起的欢乐心情也是兜头一盆冷水。但是，隆美尔被迫后退，使英军得到极大好处。隆美尔一退，在边境的德意守军便孤立无援，毫无转机了。巴尔迪亚于1月2日投降；剩下的另外两个边境据点也于17日投降。这一来，在边境阵地俘获的敌军人数，包括以前在西迪奥马尔俘获的在内，达二万人。轴心国死伤总数达三万三千人，而英方死伤不到一万八千人。可是，在轴心国的死伤中，将近三分之二为意大利人；在德军死伤的一万三千人中，大部分是后勤人员，而英军在六个星期战斗中所损失的大都是战斗人员，包括许多受过高级训练的沙漠老战士，这些人是很难补充的。

不得已而依靠没有经验的战士，特别在沙漠战中这样做，这种缺点在下一仗中将再度表现出来。这一仗在1月的第三周开始，当时隆美尔所谓已经丧失战斗力，却又进行了一次突然出击，同1941年的初次出击一样，取得了出奇相似的战果。

第十六章　远东高潮

从1931年起，日本一直在亚洲大陆张牙舞爪地扩张据点，蹂躏因内战而力量削弱的中国，并损害英美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那年，日本侵入满洲，并使之沦为日本的卫星国。1932年，日本渗入中国本部，从1937年起，总是力求控制这一广大地区，但陷入游击战争的罗网，疲于奔命，最后终于找到解决办法，就是进一步向南扩张，以堵塞中国的外来供应。

1940年，希特勒征服法国和低地国家之后，日本趁法国无能为力，胁迫法国同意他们“保护性”地占领法属印度支那。

1941年7月24日，罗斯福总统反手回击时，要求日军撤出印度支那。为了坚持要求，还在26日发布命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停止石油供应。丘吉尔同时采取行动。两天后，在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经说服照样办事。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这意味着“日本一下子就被剥夺了生命悠关的石油供应”。

远在1931年的历次讨论中，始终认为这样一个致命的打击将迫使日本作战，否则日本就要崩溃，或者放弃侵略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把战争推迟了四个多月，一面试图通过谈判取消石油禁运。美国政府拒绝取消禁运，除非日本不但撤出印度支那而且撤出中国。任何一个政府，特别是日本政府，决不可能忍受这样的耻辱条件和这样“失面子”的事。因此，从7月最后一周起，大可期待太平洋上随时都会爆发战争。处于这样的情况下，美英两国总算走运在日本动手之前能有四个月的宽限日期。但两国都没有趁此间歇作好防御准备。

1941年12月7日晨，六艘航空母舰组成的一支日本海军部队，对夏威夷群岛的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Pearl Harbor)进行了毁灭性的空袭。这一袭击是在宣战之前进行的，承袭了1904年袭击旅顺口的先例，日俄战争就是以袭击旅顺口开始的。

在1941年初之前，日本历来有这样的计划：万一同美国开战，就要使用南太平洋的主力舰队，配合对菲律宾群岛的进攻，以迎战横渡太平洋来解救当地守军的美国舰队。美国料想日本会采取这一行动，由于日本最近占领了印度支那，美国这样的想法已变本加厉。

与此同时，山本海军大将却酝酿了一个偷袭珍珠港的新计划。突击部队经千岛群岛，绕个大圈子，人不知鬼不觉地从北面南下夏威夷群岛，然后，趁日出之前，在离珍珠港约三百英里的地方，用三百六十架飞机发动进攻。美国八艘战列舰中有四艘被击沉，一艘搁浅，其余都受重创。仅仅花了一小时有余，日本就控制了太平洋。

靠了这－袭击，日本扫清从海上连续进犯美英荷三国在太平洋领土的道路。当时， 日本突击部队主力驶向夏威夷群岛，其他海军部队护送运兵船队进入西南太平洋。几乎与空袭珍珠港同时，日军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群岛分头登陆。

马来半岛的进攻目标，是英国在新加坡的大海军基地，但并没有试图从海上进攻——守方原来打算应付的就是这种进攻。日军采取了迂回曲折的进攻方式。一支部队在马来半岛东北岸的哥打巴鲁(Kota Bharu)登陆，目的是占领机场和转移目标；主力部队则在新加坡以北约五百英里的马来半岛暹罗地峡登陆。日军从马来半岛东北端的这些登陆地点，象潮水般涌向西岸，陆续包抄英军企图阻击他们的防线。

日军不仅因为出人意料地选了这样一条艰难道路，并且因为茂密草木往往使他们便于出人意料地渗透而得到好处。英军几乎节节败退了六个星期，终于1月底被迫撤出大陆，退到新加坡岛。2月8日晚，日军渡过一英里宽的海峡发动进攻，在多处登陆，沿着一条广阔的战线又一次展开渗透。2月15日，守军投降，从而也失去通向西南太平洋的要冲。

日军的另一场较小战斗，是从12月8日起进攻英军在香港的基地，到圣诞节，日军已迫使这个英国殖民地及其守军投降。

对菲律宾群岛主岛吕宋的进攻，是先在马尼拉的北面各地登陆，紧接着又在这一首府的后方登陆。在这一使人顾此失彼的行动影响下，再加上两面夹击的威胁，美军在12月底前放弃吕宋岛的大部分地区，退到小小的巴丹(Bataan)半岛。恰好相反，在那里，美军只有一条缩狭的战线容易遭受正面进攻，所以坚守到4月才被击溃。

远在这以前，甚至还在新加坡陷落之前，日军的侵略浪潮已席卷马来群岛。1月11日，日军在婆罗洲和西里伯斯(Borneo and Celebes)登陆，24日又开到更强大的部队。过了五个星期，日军翼侧包抄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心脏爪哇(Java)，使之沦为孤岛，于3月1日发动进攻。仅仅一星期，整个爪哇就象一只黄熟梅子落到他们的手里。

但是，澳大利亚似乎即将遭受的威胁，倒没有出现。日军当时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向西面大举进攻，以征服缅甸。从泰国向仰光展开宽大正面进攻，是他们征服整个亚洲大陆上的主要目标，也是瓦解中国抗战力量的间接手段。因为英美供华物资都在仰光这个港口入口，经滇缅公路运往中国。

另一方面，这精心策划的行动，也是为了完成征服通往太平洋的西方门户，并在日后英美试从陆路发动进攻所走的主要通道上横拦一道牢固屏障。3月8日，仰光陷落；再过两个月，英军被逐出缅甸，越过崇山峻岭，退回印度。

这样，日军终于有了天然坚固的掩护阵地，凡是企图夺回缅甸的反攻都会遭受重重困难，也必然旷日持久。

同盟国经过很长时间才集结了足够的兵力，从东南端开始收复日本占领的土地。在这方面，他们由于保全澳大利亚而得到好处，因为有了澳大利亚，他们就有了个接近一连串日本前哨据点的大规模基地。

日本是欧美之外的唯一先进工业国，因为从1868年起，在明治天皇治下，开始迅速维新。不过，骨子里日本社会仍然是“封建的”，在那里受人崇敬的是武士，而不是工商业人士。天皇奉为神明，统治阶级拥有无上权力，而且军人的势力极大。他们非常爱国，往往剧烈排外，希望他们国家统治整个东亚，特别是统治中国。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他们通过恐吓和暗杀，实际上已掌握决定日本政策的权力。

日本自维新以来从未打过败仗，这一事实对日本处理军政问题大有影响。在1904－1905年对俄战争后，日本人民普遍相信日本无敌于天下。日俄战争时，无论在陆上海上，日军都所向披靡，也都表明欧洲人对其余世界民族的统治并不是牢不可破的。

日本从1902年以来为英国的盟邦，于1914年8月占领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青岛和山东，还有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马绍尔(Marshall)、加罗林(Caroline)和马里亚纳(Mariana)等三群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认可日本的战争果实，这样日本就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霸。尽管如此，日本人民对战争果实并不满足，还是认为日本和意大利同样是穷(Have-not)国。因此，日本终于感到和德意两国有共同之处。

这种失望情绪大概始于1915年 [cdhyy注：原文如此，似乎应为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二十一条”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当时，在美国的反对下，日本不得不撤回“二十一条”，控制中国的企图便无法实现。值得注意的是，从1895年中日战争起，中国一直是日本陆军的主要目标。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国防政策与海军的意见一致，称美国为头号潜在敌人，但是陆军向来更怕苏俄，认为苏俄在远东的庞大地面部队对日本的大陆计划威胁要大得多。

后来，在1921－1924年间，日本遭到了一连串的屈辱。首先是英国婉言谢绝与日本重新结盟。所以有此决裂，多少是因为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计划，不过，英国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才断然做出这一决定的。日本把这事看作是对它的侮辱，是白种人联合起来反对它的征兆。其后，美国一再采取立法手段限制日本移民，结果，通过1924年法案，将亚洲人都排斥在移民之外，日本就更加愤怒。日本对这种双重的“失面子”极为怨恨。

与此同时，英国宣布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可容纳一支作战舰队的远东海军基地的计划。这显然是为了对付日本的，日本也理解为挑衅。

这一切都对日本政界首脑有着不利的影响。由于他们同意1921年华盛顿海军限制条约规定日本与美英作战舰队的比例为3－5－5，他们遭到的攻击就越来越多。再则，他们赞同将山东省归还中国，随后又签署了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1922年九国公约，这样也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华盛顿条约对日本后来的扩张行动实际上反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个条约削弱了在太平洋上阻遏日本的力量——原来打算在那里建立的美英海军基地或者推迟建立，或者防务薄弱。日本在公开宣布废弃这个条约之前的十三年中，要偷偷违背大炮火力和舰艇吨位的限制，倒不困难。

比较开明的日本政界首脑，还遭到1929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因为这一打击对日本特别沉重，结果引起不满，军人便能乘机推行扩张是解决日本经济问题的主张。

1931年9月的“沈阳事件”，使当地日本陆军首脑既有借口又有机会向满洲进行扩张，使之沦为日本的傀儡国——满洲国。根据条约驻守在南满铁路的日军，以遭到进攻威胁进行自卫为借口，进攻沈阳及其附近的城镇，并解除当地中国军队的武装。事情本来就不明不白，又被掩盖得真相不明，这样，日本就在其后几个月中占领了整个满洲。无论国际联盟和美国都不承认这一占领，日本不堪抗议和到处提出批评的刺激，在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三年后，日本同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一起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

1937年7月，在芦沟桥发生了一次所谓冲突(这是又一个十分可疑的“事件”)，日本关东军便进犯中国的华北地区。在其后两年中，日本继续并扩大侵略，但是，在同蒋介石统率下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泥坑中越陷越深；1937年夏进攻上海时遭到挫折。不过，结果对日本反而有利，因为这样日本只得纠正战术上的错误并压制远在日俄战争起就往往冒出头的自负心理，虽则是直到1939年8月后才这样做的。当时为了有争议的西满边境同苏联发生冲突，在苏军手下又一次吃到了苦头。这一次，在诺门坎(Nomonhan)地区，苏联于1939年8月调来五个机械化旅和三个步兵师，把约一万五千名日军包围起来，使日军损失一万一千余人。

同月，德苏签订条约这个意外消息引起了时局的突变，日本政府又恢复温和色彩。但是，这一反应仅仅维持到1940年希特勒征服西欧为止。1940年7月，在陆军的扶植下，成立以近卫公爵为首的亲轴心政府。这样，日本对中国就加速扩张，并在9月底和德意两国签订了“三国公约”(Tripartite Pact)，公约上规定，凡是新参加同盟国的国家，三国都要反对，这是一个旨在反对美国干涉的条约。

1941年4月，日本因同苏俄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而进一步安心。这样，日本才有可能抽调部队投入向南扩张的战斗，尽管如此，日本对俄国及其意图仍然抱有戒心，因此，只抽调十一个师作南进之用，而把十三个师留在满洲，二十二个师留在中国。

7月24日，日本在维希政府(Vichy Government)的勉强同意下，接管法属印度支那。两天后，罗斯福总统宣布“冻结”所有日本资产，接着，英荷两国政府也迅速采取了同样行动。这一来，三国就同日本停止贸易，特别是石油贸易。

日本平时消费的石油，百分之八十八是进口的。在禁运开始时，石油库存只够维持三年的正常用量，或一年半的全面战争消耗。再则，根据日本军部估计，中国战争需要三年才能结束，而石油库存不到三年就将耗尽，因此在中国取得胜利看来特别重要。剩下来的唯一来源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油田，据估计，荷兰大概会在该地区被占领前就破坏设备，但是这些设备可以在国内库存尚未消耗殆尽之前就修复使用。爪哇和苏门答腊的石油供应将会挽救这个局面，并能结束征服中国的战争。

征服该地区(包括马来亚在内)，还可以取得全世界五分之四的橡胶产量，三分之二的锡产量。这不仅对日本是一个很宝贵的收获，而且对于敌方的打击比损失石油还要严重。

日本首脑在面临贸易禁运时，必须考虑这些主要因素。除非能够说服美国取消禁运，否则只有一条路好走，要末丢掉野心，这样，国内陆军就可能发动政变；要末夺取油田，同白人大国开战。非此即彼。日本如果继续侵华战争，而撤出印度支那，并停止向南扩张，也许可以在禁运上得到一点缓和，但是日本力量将削弱，万一美国进一步提出要求，就更难以抵制。

要孤注一掷，自然难免犹豫，这也许可以解开这样的一个谜：为什么日本迟迟才动手，拖延了四个月才做出决定。日本军界首脑也天生希望有充分时间来完成准备工作，并对将要采取的战略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争论。有一派人甚至持乐观的态度，抱着希望，并且提出，如果日本仅仅夺取荷英两国领地，美国就可能继续袖手旁观。

8月6日，日本恳求美国取消禁运。同月，美国决定：一旦发生战争，将坚守整个菲律宾群岛；而日本却要求美国向菲律宾停止输送增援部队。美国断然拒绝，并警告日本不得再行侵略。

日本国内又经过两个月的争论，近卫公爵政府为以东条英机将军为首的内阁所取代，这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尽管如此，争论还是拖了很久，一直到11月25日才做出战争的决定。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据报告说石油库存总量从4月到9月减少了四分之一。

即使在那时，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海军大将还在同一天接到命令：在华盛顿的继续谈判万一成功，就要取消对珍珠港的袭击。

1941年12月太平洋上的海军实力综合如下表： [注：数字引自罗斯基尔：《海战》，第1卷，560页。]

| 主力舰 | 航空母舰 | 重巡洋舰 | 轻巡洋舰 | 驱逐舰 | 潜艇
英帝国 | 2 | - | 1 | 7 | 13 | -
美国 | 9 | 3 | 13 | 11 | 80 | 56
荷兰 | - | - | - | 3 | 7 | 13
自由法国 | - | - | - | 1 | - | -
同盟国总计 | 11 | 3 | 14 | 22 | 100 | 69
日本 | 10 | 10 | 18 | 18 | 113 | 63

值得注意的主要一点是，虽然双方在绝大部分项目方面几乎旗鼓相当，但是日本在关键性武器——航空母舰方面却大占优势。此外，这样的一张表也不能说明质量的差别。日本舰队组织严密，训练良好，特别在夜战方面更是训练有素；不象同盟国那样有着指挥和语言上的困难。在同盟国的两个主要基地珍珠港与新加坡之间的海上距离，长达六千英里。在物质上日本海军要好得多；有许多较新的舰艇，其中大部分装备较好，速度较快。在主力舰中，只有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HMS Prince of Wales)在这些方面可与较好的日本战列舰相匹敌。

在陆军实力方面，日本总共有五十一个师，在西南太平洋作战中只动用其中十一个师。作战部队不到二十五万人，连同后勤部队大概总数约四十万人。同盟军人数较不准确。日本在决定进攻时，估计英军在香港有一万一千人，在马来亚有八万八千人，在缅甸有三万五千人，合计十三万四千人；菲律宾群岛共有美军三万一千人还有菲律宾军约十一万人；荷兰有正规军二万五千人，民兵四万人。从表面上看，只占这样一点优势而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似乎是一场大胆的赌博。但实际上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赌博，因为日本控制着海空，常常会造成数量上的局部优势，加上经验较多，训练较好，特别在两栖登陆、丛林战和夜袭方面，更是如此，所以日军的优势就大增特增。

在空军实力方面，第一线陆军飞机总数为一千五百架，日本只动用其中七百架，但得到驻在台湾基地的第十一航空大队的四百八十架海军飞机的增援，此外还有指定袭击珍珠港的三百六十架飞机。舰队航空母舰原来指定为南方作战提供空中掩护，事实上也必须如此。但是，在11月，离战争只有四个星期前，零式战斗机(Zero Fighter)增长了航程，可从台湾飞四百五十英里到菲律宾，再飞回台湾，航程大大超过同盟军所有的战斗机。因此，航空母舰就可以腾出来，供袭击珍珠港之用。

同日本这支强大的空军对抗的，是美国在菲律宾群岛的三百零七架作战飞机，包括三十五架B17型远程(但其他性能较差的)轰炸机；英国在马来亚有一百五十八架第一线飞机，大都是旧式的；荷兰在其领地里有一百四十四架飞机；那时英国在缅甸只有战斗机三十七架。日本由于质量上占优势，特别是零式战斗机质量上占优势，数量上的优势益发加强。

日本在这样岛湾遍布的海洋区域作战，还大大得力于两栖战的展开。他们的一大弱点是商船队的规模较小，只有六百零几万吨，但直到战争后期，这并没有成为一个致命弱点。

总之，日本发动战争时，各方面都大占优势，特别在质量方面。在战争初期，唯一的真正危险，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有可能及时干预，可是，他们出击珍珠港后，这一危险就排除了。

情报是另一因素，不过在估计双方力量均势时，很少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一般说来，日本在这方面是有一手的，因为事前就对这个区域作了长期和周密的调查研究，但是同盟国有一个极大的有利条件，因为在1940年夏美国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密码(这是威廉·弗里德曼上校(Colonel William F. Friedman)的功劳)。从那时起，无论日本外务省或者大本营的密电，美国都看得懂；在战前谈判期间，日本的最新建议还没有提出，美国就已经知道。只有进攻的确切日期和进攻的地点没有通知日本大使。

虽然日本偷袭珍珠港出乎美国意外，但是，美国了解日本密码本来就是一大基本的有利条件，后来美国又学会更好地运用这一知识，这样就更成为有利条件了。

日本的战略是适应攻守这一双重目的的，就是要取得所需的石油供应，以便战胜中国，并以这一摧枯拉朽之势割断中国坚持抗战所需要的物资的供应来源。日本首脑不顾冒险，向美国这个潜在力量远远超过日本的大国挑战时，为欧洲局势的变化所鼓舞；那里的轴心国当时已几乎控制整个欧洲大陆，而苏俄不堪希特勒的猛攻，陷入困境，简直无法干预远东的局势。如果日本可以实现美梦，从北面的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lands)绕到南面的缅甸形成一个同中心的防御圈，那末就大可期望，美国如无法突破这个防御圈，最终也会承认日本掠夺的果实，并同意建立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这个计划与希特勒的设想基本相似，希特勒以守为攻，企图从阿尔汉格尔(Archangel)到阿斯特拉罕(Astrakhan)建立一道防御屏障，把亚洲拒之门外，并远离其边境。

日本的计划原来是先夺取菲律宾群岛，再等待美军从托管岛屿前来收复时，集中部队予以击退。(根据三阶段的作战计划，日本估计在五十天内占领菲律宾群岛，在一百天内占领马来亚，在一百五十天后占领整个荷属东印度群岛。)但在1939年8月，山本海军大将，一个笃信航空母舰威力的信徒，任命为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他一眼就看出，必须立即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他称之为“对准日本咽喉的一把匕首”)，使之瘫痪，并推迟其反攻。日本海军幕僚监部对此多少抱有怀疑，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由于时间表，再加上地区时间差别(在夏威夷是12月7日星期日，而在马来亚却是12月8日星期一)，开始进攻问题就变得复杂了。但是，日本作了这样的安排，一切主要战斗都要在格林威治平时(Greenwich Mean Time)17时15分至19时之间开始，所有进攻都要照当地时间在清晨展开。

美方长期以来就认为放弃菲律宾群岛在政治上是可悲的，但是，军事上的考虑占了上风，即这些岛屿离夏威夷的珍珠港有五千英里，无法防守，因此计划只准备在吕宋岛首府马尼拉附近的设防的巴丹半岛保持一个据点。可是，在1941年8月，计划作了变更，决定保卫整个菲律宾群岛。

引起这个变更的一个因素，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的压力。他从1935年起担任菲律宾政府的军事顾问，后来在1941年7且奉召返回美国陆军复役，并任命为远东总司令。罗斯福总统对麦克阿瑟的判断力有高度评价，早在1934年他亲自把麦克阿瑟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四年任期延长一年，便可见一斑。另一个因素是，罗斯福总统终于认为，既然德国已在俄国拔不出腿来，他就可以放手对日本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在实行石油禁运时，他正是这样做的。第三个因素是，因制成B17型远程轰炸机而引起的乐观情绪，就是指望这种轰炸机不仅能轰炸台湾，而且还能轰炸日本本土。然而，美国还没有将大量B17型轰炸机增援菲律宾空军，日本就动手了。不仅如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没有认真考虑到日本会出击珍珠港。

第十七章　日本猛攻

袭击珍珠港的计划，所以执行，如同当初所以采纳一样，都是出于山本海军大将的大力推动。派在檀香山日本领事馆内那些受过训练的海军情报官，连续数月源源不断送来情报，特别是有关美国舰艇调动的情报。日本舰队的船员和飞行人员，为了这次作战，也为了在各种天气中便于完成这次作战，受到严格训练；轰炸机人员至少作了五十次练习飞行。

正如前文所述，大大促成袭击珍珠港计划的是，零式战斗机增长了航程，航空母舰舰队就可以腾出来，无需协助西南太平洋的作战了。袭击珍珠港计划也借鉴1940年11月英国海军对塔兰托(Taranto)的进攻。当时，英国海军航空兵在那里只用二十一架鱼雷轰炸机，就把一个防守坚固的军港中停着的三艘意大利战列舰击沉。即使在当时，人们还是认为，朝深度不到七十五英尺(这是塔兰托的大致平均深度)的水里是不可能空投鱼雷的；因此认为珍珠港不会遭受这种袭击，因为那里水深只有三十到四十五英尺。但是到1941年，英国借用塔兰托的经验，在鱼雷上装了木制直尾翅(Wooden fins)，以免鱼雷“前后摆动”，撞到浅水海底，所以已能朝仅仅四十英尺深的水里空投鱼雷。

日本从驻罗马和伦敦的大使馆获悉上述细节，也奋起从事这类试验。此外，为了使袭击计划更能奏效，还把高空轰炸机配备了可穿十五、六英寸装甲的穿甲炮弹，弹上装有直尾翅，这样就会象炸弹一样落下。如果垂直投下，任何甲板都经受不起。

美国太平洋舰队只要在较大的舰艇上装上防鱼雷网(日本唯恐有此可能)，就可以对付这种“塔兰托”危险。但是，舰队总司令赫斯本·金梅尔海军上将(Admiral Husband E. Kimmel)，却象海军部一样，认为当时所有的那种笨重的防鱼雷网对舰艇的快速行动和船只来往太碍事。事后表明，这一决定实际上将珍珠港内的舰队判了死刑。

种种因素合在一起，确定了袭击的日期。日本知道金梅尔海军上将向来在周末将舰队驶回珍珠港；那时舰上人员不会全部出勤，这样偷袭就更能奏效。因此自然选定星期日为袭击日期。12月中旬后，季节风刮得猛，这种天气不大适宜在马来亚和菲律宾群岛作两栖登陆，也不适宜在海上为袭击珍珠港的舰队加油。12月8日(东京时间)，夏威夷的星期日，晚上不会有月光，航空母舰舰队趁此黑夜偷偷驶近夏威夷。那里的潮汛也适宜登陆，这一念头原来曾经有过，但是最后终于放弃，一则是因为缺少部队运输船，再则，这样的一支入侵舰队开来，八成会被发现。

在选择海军突击部队的航道时，考虑到三条不同路线。一条是经过马绍尔群岛的南路航线，另一条是经过中途岛的中路航线。这两条航线都比较短，但都放弃了，而选中了从千岛群岛出发的北路航道(走这条道，中途是要加油的)，因为这样就避开了通常的航线，也少冒被美国侦察机巡逻队察觉的风险。

日本还利用所谓“不等航程”(Unequal Leg)进攻法而得利。航空母舰摸黑航行，天色一亮，开到最接近袭击目标的地点时，舰上飞机一一起飞，随后航空母舰驶离，但不是从原路返航，飞机在起飞地点较远的地方与航空母舰会合。因而日机的航程去时是短的，来时是长的，而追击的美机一往一返的航程都得是长的。这个不利条件，美国防务计划人员都没有想到过。

袭击的目标，按其重要性排下来是：美国航空母舰(日本希望珍珠港内的美国航空母舰多达六艘，至少也有三艘)；战列舰；油库和其他港口设备；惠勒(Wheeler)、希卡姆(Hickham)和贝洛兹(Bellows)机场等主要基地的飞机。日本为这次出击动用的兵力为六艘航空母舰，共载四百二十三架飞机，其中三百六十架用于这次袭击，计一百零四架高空轰炸机、一百三十五架俯冲轰炸机和四十架鱼雷轰炸机，外加八十一架战斗机。护航队中共有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和三艘潜艇，外加八艘随行油船；其指挥是南云海军大将 [cdhyy注：原文如此，应为海军中将。] 。日本还计划利用预期的混乱，以小型潜艇同时发动进攻。

11月19日，潜艇队离开日本吴市的海军基地，后随五艘小型潜艇。22日，主力特混舰队在千岛群岛的单冠湾集结，26日离开。12月2日，接到通知，说是进攻令已获批准。因此船上熄灭灯火。即使在那时，还是有一个“但是”：如果舰队在12月6日前被发现的话，或者说，如果在华盛顿达成最后一分钟协议的话，这项战斗任务就要取消。4日，加了最后一次油，船速便由每小时十三海里增至二十五海里。

舰队不断收到檀香山领事馆经日本转来的报告，所以，在6日，即出击前夕，接到报告说珍珠港内并无航空母舰，舰队里就一片失望。(其实，一艘航空母舰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另一艘在运送轰炸机到中途岛，另一艘刚将战斗机送到威克岛(Wake)。另外三艘则在大西洋。)但是，据报告说，有八艘战列舰停泊在珍珠港，舰上也没有防鱼雷网，因此，南云海军大将决定前进。次日晨，6时与7时15分(夏威夷时间)之间，在珍珠港正北方约二百七十五英里，飞机先后起飞。

美军在很晚时得到过两次警讯，这本来可能导致不同的后果，但结果并非如此。第一次是，从凌晨3时55分起，数次发觉日本潜艇队逼近；其中一艘在6时51分被美国驱逐舰击沉，另一艘在7时为海军飞机炸沉。第二次是，岛上六个美国雷达站中的最北面一个，发现有一大批飞机，显然多达一百架以上，在7时后不久逼近。可是，情报中心却将这批飞机看作是预期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若干B17型轰炸机——虽则这批B17型轰炸机只有十二架，是从东方，而不是从北方飞来的。

袭击从7时55分开始，直至8时25分；随后，俯冲轰炸机和高空轰炸机组成的第二批飞机，于8时40分出击。不过，在第一次空袭时动用鱼雷轰炸机，却起了决定全局的作用。

在八艘美国战列舰中，“亚利桑那号”(Arizona)、“俄克拉何马号”(Oklahoma)、“西弗吉尼亚号”(West Virginia)和“加利福尼亚号”(California)都被炸沉，“马里兰号”(Maryland)、“内华达号”(Nevada)、“宾夕法尼亚号”(Pennsylvania)和“田纳西号”(Tennessee)都受重创 [注：“内华达号”搁浅；“加利福尼亚号”后又捞起。] 。炸沉的还有三艘驱逐舰和四艘小船；三艘轻巡洋舰和一艘水上飞机供应船则受重创。美国飞机炸毁一百八十八架，炸坏六十三架。日本的损失，除去五艘小型潜艇在一次彻底失败的进攻中全部损失外，只有二十九架飞机被击毁，七十架飞机被击坏。人员的伤亡，美军有三千四百三十五人或死或伤；日军伤亡数字较不准确，死亡的不到一百人。

返航的日机于10时30分与13时30分之间在航空母舰上着陆。12月23日，主力特混舰队返回日本。

这次偷袭给日本带来三大好处。美国太平洋舰队事实上已丧失战斗力。日本可以不受美国海军干涉，在西南太平洋安然作战；另一方面，袭击珍珠港的特混舰队也可以用来支援作战，日本现在有更多时间可以扩建防卫圈。

主要的缺陷是，这次出击没有击中这次的第一目标，也是未来的关键目标——美国航空母舰。此外也没有击中油库和其他重要设备，这一切如果遭到毁坏，美国恢复元气就会慢得多，因为只有珍珠港才是完备的舰队基地。这次袭击出其不意，显然事前未经宣战，在美国激起极大愤慨，因而公众舆论一致拥护罗斯福总统，满腔怒火地仇恨日本。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日本原来倒是力求在合法范围内获得偷袭的好处，换句话说，也就是尽量合法而不违法。对美国在11月26日提出的要求，日本是选好时间答复的；他们要在12月6日星期六夜晚把答复送给驻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递交美国政府的时间定于星期日13时，照夏威夷时间，将是早晨7时30分。这样，美国就不大可能——大约只有半小时的时间——通知夏威夷等地的司令官说已经开战，而日本却可以声称，根据国际法，这样做并不违法。但是由于日本照会长达五千字，再则，日本大使馆译电文又耽搁了时间，直到华盛顿时间14时20分才准备好，由日本大使递交美国政府——这时离开日本开始袭击珍珠港大约已隔三十五分钟。

美国严厉谴责袭击珍珠港为野蛮行为，并称如此袭击为偷袭，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谴责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日本这次袭击同过去袭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如出一辙，并且早就应当引为前车之鉴。

1903年8月，日本和俄国为解决两国在远东的分歧开始谈判。但是，谈判了五个半月之后，日本政府的结论是，照俄国的态度，不会得出圆满的解决办法，因此，在1904年2月4日决定使用武力。6日，谈判决裂——但未宣战。东乡海军大将指挥下的日本舰队偷偷驶向俄国海军基地旅顺口。8日晚，东乡派遣鱼雷快艇向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进攻。俄国舰队措手不及，两艘最好的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都丧失了战斗力；结果是，从此日本在远东建立了海上优势。直到10日，日本方才宣战，俄国也在同一天宣战。

当初，英国曾在两年前同日本订了协约，他们的态度同三十七年后响应美国谴责日本行为的态度相比，真是绝妙的讽刺。1904年2月《泰晤士报》上一篇评论说：

由于天皇及其枢密大臣以大丈夫气概痛下决心，日本海军己先发制人，并以果敢行动发动战争。……俄国舰队因在外海停泊场，易受袭击，且召人进攻。我国的英勇盟邦海军立即及时应召，赢得莫大荣誉。……这次辉煌战绩对士气可能大起作用，整个战局或许受其影响，并为之改观。……通过这些魄力极大的行动，日本海军凭其政治家才略，以先发制人而获得有利地位，并在士气上控制局势。

1911年版的《英国百科全书》中介绍“日本”的一条，也称颂了日本决心一战的行动，并赞扬日本拿起武器“反对军事独裁与单方限制政策”。

1904年10月21日——特拉法尔加尔角(Trafalgar)之战 [译者注：特拉法尔加尔角一战发生在1805年。当时英国舰队冲破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的防线，获得巨大胜利，迫使拿破仑放弃侵英计划。] 九十九周年纪念日，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Admiral Sir John Fisher)就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他立即奏请英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Ⅶ)，并在其他有影响部门敦促采纳这项建议：德国舰队在日益壮大，对这一逐渐增长的危险应该先行阻止，用“哥本哈根(Copenhagen)之战”的战法击溃德国舰队。即不经宣战便发动突然袭击。他甚至还为这种偷袭进行宣传。他不断鼓吹的这种战法，自然传到德国政府耳中，也自然比在英国政界受到更认真的对待。

费希尔海军上将的建议，是否在日本偷袭旅顺口成功之前就提出讨论过，这点并不清楚。但不管如何，纳尔逊不经宣战就在哥本哈根击溃丹麦舰队这一偷袭，已成为英国海军史上著名的一章，凡是水手无不熟悉。东乡曾以青年海军军官的身分，在英国学过七年海军。因此，纳尔逊偷袭哥本哈根一战，对东乡海军大将在1904年先发制人行动的影响之大，可能一如东乡海军大将对费希尔计划的影响。

对美国人来说，历史上虽有教训，但1941年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来得意外，为此而引起的震动，不仅使人对以罗斯福总统为首的政府广泛展开批评，而且还深深怀疑，招致这次灾难的，除了糊涂和慌乱之外，是否还有更坏的因素在起作用。这样的怀疑，在美国到处都有，在专门挑剔罗斯福的评论家和罗斯福的政敌之间尤其盛行，而且经久不息。

尽管罗斯福总统显然早就希望并设法使美国力量投入反希特勒之战，但是那种表明美国海陆两军司令部自满和失算的证据足以推翻美国“修正主义”历史家的论点和据以立论的不足证据。这种历史家就是认为，罗斯福是为了同希特勒作战而策划或制造了珍珠港灾难。

香港陷落

英国在远东的这个前哨很早就失守，这正是为了假想的威信而不惜牺牲战略，也不顾常识的最明显事例 [注：1935年3月，已任军事作战与情报主任(Director of Military Operation and Intelligence)的迪尔将军，请我去陆军部：同他谈论当前和未来的防务问题。讨论的中心是远东问题，特别是，一旦同日本作战，如何设法守卫香港的问题。根据当夜所记的讨论笔记：“我建议，与其加强防守香港，使之成为精神上的‘凡尔登’或‘旅顺口’，还不如冒失守的风险，略加防守，因为加强了防守，万一失守，对我们的威信有很大的危害。看来他同意我这一建议。”] 。即使是日本，也从来不象英国在这件事上一样，“为了保住面子”而做出如此蠢事。香港是英国所处地位的一个明显弱点，本来就比新加坡难守得多。这个岛港毗邻中国海岸，离开日本在台湾的空军基地不过四百英里，而离开英国在新加坡的海军基地则达一千六百英里。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1937年初回顾形势时，将日本算作次于德国的第二号潜在敌人，并把新加坡同英国本土一起看作英联邦赖以生存的主心骨，因此他们强调，在考虑保卫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时，决不能阻挠派遣一支舰队去新加坡。在讨论香港问题时，他们一致同意，救兵至少要九十天才能开到，他们接着又说，即使驻军有了增援，能够守住这个殖民地，从台湾飞来的日本空军也会使这个港口失去作用。但是，他们不顾实际形势，却以一种比较乐观而不大现实的态度否定了这个合情合理的结论，理由是撤出驻军就会威信扫地，对中国的抗日也会失掉必要的鼓励。他们的结论是，“香港应该看作是要尽力久守的一个虽非要害(Vital)但也重要(Important)的前哨” [注：官方历史：《抗日战争》，第1卷，17页。] 。这一结论注定了驻军的命运。

过了两年，在1939年初，英国重新回顾形势时，做出了同样的总结，但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把保卫地中海放在远东之前。这一来，防守香港更加毫无希望，尤其是因为日本远征军当时已经在香港南北两面的中国大陆上立定脚跟，因此这个英国领地已成孤岛，易遭陆上袭击。

1940年8月，法国沦亡后，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新班子(迪尔在其中代表陆军，因为他当时已是帝国总参谋长)，又回顾了形势。这次，他们正视事实，承认香港无法防守，因此建议撤出驻军——当时有四个营。现为丘吉尔领导的战时内阁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在落实这个决定上没有任何举动。还有，一年后他们却又回过头来，劝告丘吉尔接受加拿大政府派遣两营兵增援香港驻军的提议。这一提议所以提出，政策所以变更，就是出于格拉塞特少将(Major-General A. E. Grasett)的乐观见解；他本人是加拿大人，不久前担任过香港驻军司令；在返回英国时，他曾经告诉加拿大总参谋长，有了这样的增援，香港就可以长期固守。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在劝说接受这一提议时，发表这么一种见解：至不济也可使驻军“较为光彩”地守卫香港——另一种“威信”论。1941年10月27日，两营加拿大兵启航赴香港，这样，无谓的牺牲就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光景。

12月8日凌晨，日军以一师多(十二营)装备良好的兵力，外加大批飞机掩护和炮火支援，从中国大陆向香港发动进攻。到第二天，英军已退到九龙半岛上的所谓“酒徒”防线(Gindrinkers Line)。10日凌晨，日军一支分遣队占领那里的一个棱堡。这次突袭促使英军提早放弃“酒徒”防线，撤至香港岛，而当时日军还在照计划进攻这条防线。

日军开头几次试渡海峡，虽都被击退，但把守军拉开了。后来，在18－19日夜间，日军主力在东北角登陆，集中兵力攻打，不久就插进南面的深水湾，把守军打得落花流水。一部分守军在圣诞节晚上投降，另一部分守军在次日晨也都投降了。虽有增援，香港也不过守了十八天——只有预期的五分之一时间。日军伤亡不到三千人，但他们把加强的驻军全部俘虏，近一万二千人。香港失守之时，正是英国占领香港一百周年之日，也是中国将香港正式割与英国九十九周年之日。

菲律宾群岛陷落

12月8日2时30分，在菲律宾群岛的美国统帅部收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作好一切战争准备。与此同时，台湾的晓雾耽搁了日军空袭菲律宾群岛的计划。但是，这一不利条件结果对日军反而有利。因为美方在B17型轰炸机是否要立即轰炸台湾作为回击的问题上众说纷纭——这是不断引起争执的原因。结果是，这些轰炸机奉命环绕吕宋大岛飞行，以免在地面上遭到轰击。11时30分纷纷着陆，准备出击——这时迟到的日机恰好飞临上空。由于美国警报系统不够完善，美机，特别是B17型轰炸机和新式的P40E型战斗机，大都在第一天就被击毁。这一来，日本空军实力占了优势，从台湾出动的一百九十架日本陆军飞机和三百架海军岸基飞机，从此控制了天空。17日，剩下的十架B17型轰炸机全部撤往澳大利亚，哈特海军上将自诩为亚洲舰队的少数几艘水面舰艇也被调走，在这个地区只留下二十九艘潜艇。

至于地面部队，尽管在麦克阿瑟坚持下做出的新决定是要守住整个菲律宾群岛，但是麦克阿瑟将三万一千正规军(美国兵和菲律宾侦察兵)大都留在马尼拉附近，以致守卫漫长海岸线的只是低级的菲律宾军，号称约十一万人之多；他这样做即使精明，也是违反决定的。这个决定，不管在战略上多么明智，也意味着日军不论想在哪里登陆，都不难上岸。

担任这次进攻的日军，是本间将军指挥的日本第十四集团军。本间在登陆和开始作战时，动用了五万七千人。人数不算多，因此更有必要采取奇袭并占有空中优势。日军还必须夺取几个外围岛屿和防守薄弱的沿海地区，以便为近程陆军飞机迅速筑好机场。

在开始进攻的那一天，日军拿下吕宋以北一百二十英里的巴坦(Batan)群岛的主岛，10日，又跃进到吕宋正北面的甘米银岛(Camiguin)。同日，另外两个分遣队在沿北海岸的阿帕里(Aparri)和维甘(Vigan)两地分别登陆；12日，从帛琉群岛来的第四分遣队，未遇抵抗就在吕宋的东南端黎牙实比(Legaspi)登陆。这一切为主力部队登陆铺平道路，从12月22日起，主力部队在马尼拉以北仅仅一百二十英里的仁牙因湾(Lingayen Gulf)登陆。八十五艘运输船载了本间将军的四万三千士兵。24日，从琉球群岛来的另一支七千人部队在马尼拉对面，东海岸的拉蒙湾(Lamon Bay)登陆。这些部队都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因为经验缺乏、装备不足的菲律宾陆军很快就崩溃了，特别是在坦克向他们进攻之时，而美军开来支援他们，又来得太晚了。到这时为止，日军的伤亡还不到两千人。

麦克阿瑟一了解到在入侵军登岸立足未稳前就粉碎他们的希望和打算万难实现之后，已经在23日恢复原来的计划，就是将剩下的部队全部撤到巴丹半岛。他所以仓卒作此决定，是因为情报过高估计了日军的实力，几乎多了一倍，另一方面又不把他手下的大部分菲律宾军计算在内。26日，马尼拉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尽管开始时情况混乱，但是，麦克阿瑟的部队处在压力下，还是勉强做到有步骤的退却，到1月6日已在巴丹半岛驻扎下来——这是多亏日军的兵力实际上只及他们的一半。

可是，一回到巴丹半岛(约二十五英里长，二十英里宽)，美军就伤透脑筋，因为包括平民在内，有十万张嘴要吃饭，而不是象原计划所估计的四万三千人。这半岛又是疟疾流行，因此很快就只剩下四分之一美军能作战了。

日军对巴丹半岛阵地开始进攻，几次都被击退，他们采取的两栖翼侧攻击也被击退。2月8日，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日军就暂停进攻，因为他们部队已经很弱，一万人生了疟疾，第四十八师又被派去协助攻打荷属东印度群岛。到3月初，日军阵线上只剩下三千人，但是，美军不知这一情况，没有试行进攻。再者，当时他们有生力量的人数已降至五分之一，麦克阿瑟又在3月10日动身去澳大利亚，所以士气也低落了。美国也显然不会设法派来救兵——华盛顿当局在1月初就已做出这一决定。

到3月底，日军已有二万二千余名生力军增援，另外还有飞机和许多大炮。从4月3日起，重新进攻，把美军逼退到巴丹半岛的那一头，直到4月9日，留在那里的司令金将军(General King)为了避免“大屠杀”，才无条件投降。

这时战事就转移到深沟高垒的科雷吉多尔岛(Corregidor)。岛上的驻军近一万五千人(包括毗邻三个小岛上的部队)。但该岛同巴丹半岛只隔开两英里，日军既可从海峡那边不断用重炮猛轰，也可连续空袭。这样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轰击，逐渐粉碎了防御工事，将美国大炮大都打坏，还打中岛上的用水供应。5月4日，炮击强度高达一万六千发。5日，临近子夜时，两千名日军渡过海峡登陆。他们遭到剧烈抵抗，在上岸前损失了一半兵力，但是坦克上岸之后，形势大变，守军纷纷崩溃——虽则实际上只有三辆坦克投入战斗。次日，即5月6日晨，温赖特将军(General Wainwright)(自从离开巴丹半岛后，他一直在指挥科雷吉多尔岛作战)用广播发出投降书，以避免无谓牺牲。

当时在南方各岛的美菲分遣队就象在吕宋岛的更远地区的其他部队一样，继续坚持游击式的战斗，所以本间将军起初拒绝接受这种局部投降。温赖特唯恐当时已被解除武装的科雷吉多尔守军遭到屠杀，就同意下全面投降令。但是，有些分遣队忠于麦克阿瑟从澳大利亚发来的号召，仍拒绝服从；直到6月9日方才停止抵抗。

在这次战役中，美军大约损失三万人，他们的菲律宾盟军大约损失十一万人。虽然大部分菲军开小差溃散了，但在巴丹半岛投降的美菲两军总计约八万人，在科雷吉多尔岛又有一万五千人投降。日军的伤亡人数虽然较难确定，但除了病号外，似乎只有一万二千人左右。

菲律宾群岛的守军尽管开头遭到崩溃，但毕竟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守得长久——在巴丹半岛四个月，总共为六个月，虽则从菲律宾群岛以外没有得到任何有力的支援和供应。

马来亚和新加坡陷落

日本的计划中规定担任征服马来亚和新加坡这一任务的，是山下将军的第二十五集团军，计三个师，外加支援部队——战斗人员约七万，全部人员约十一万。此外，可以动用的海上运输船只够将四分之一的部队直接运过暹罗湾——一万七千战斗人员，总共二万六千人。这个先遣部队的任务是要夺取北面机场。大部分山下部队规定由陆路进军，从印度支那出发，经泰国，直下克拉地峡(Kra Isthmus)，尽快增援海运部队，随后沿马来半岛西海岸继续推进。

表面看来，要达到如此远大的目标，这支远征军小得异常——人数确实少于珀西瓦尔将军(General Percival)指挥下防守马来亚的英军；后者总数为八万八千人，其中英军一万九千人，澳军一万五千人，印度军三万七千人，马来亚军一万七千人。但这是批杂牌军，装备和训练都比不上山下的三个师。这三个师是帝国警卫师、第五师和第十八师，为整个日本陆军的精华。他们还有二百一十一辆坦克支援，而英军在马来亚却没有一辆坦克，他们还有五百六十架飞机，比英国在马来亚的飞机几乎多四倍，质量也好得多。此外，日军预计，从11月到3月刮的季节风将妨碍英军抵抗他们的进攻，因为碰到这种坏天气，只有较好的公路才可以通行。他们还预计，马来亚的嵯峨山脊，高达七千英尺，一片密林丛莽，将使守军东西不能呼应，并使他们可照计划从东海岸转移到西海岸。

英军将地面部队向四下散开，来防守没有足够空军部队的机场；建筑这些机场来掩护一个没有舰队的海军基地，这样的部署基本上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机场和海军基地的主要受益者，反而是日军。

日军的主要登陆处，是在马来半岛泰国地峡的宋卡(Singora)和北大年(Patani)，另外，在再往北的泰国海岸还有四个辅助登陆处。重要性处于第三位的登陆处，就是在马来亚边境内的哥打巴鲁(Kota Bharu)。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先占领那里的英国机场，再沿东海岸进行牵制活动，以配合主力部队沿西海岸推进，这些地方登陆的时间，是在当地时间12月8日拂晓之前——在哥打巴鲁登陆的一支五千五百人的日军，实际上比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时间早一个多小时。经过短短的一场战斗后，英军就放弃了那里的机场；而泰国领土上的那些机场，日军更容易拿下。英军原定先发制人的进军——“斗牛士作战计划”，由于英军不愿在日军破坏泰国的中立前就越过边境，开始得太迟了。英军经空中侦察，在12月6日已发现暹罗湾有一支日本舰队，但因天气恶劣，无法进一步侦察，也找不到目标。为“斗牛士”攻势(Operation Matador)所作的准备行动，只是打乱了英国的防御部署。到12月10日晨，日军第五师已转入西海岸，越过马来亚边境，分两路进入吉打(Kedah)。

那一天，英国海军遭到一场严重灾难。

在7月间决定断绝日本石油供应之后，温斯顿·丘吉尔迟迟才“体会到禁运的可怕后果”；过了一个月，在8月25日，他建议派遣一支他称为“威慑力量”(deterrent)的海军部队去东方。海军部正计划在那里集结“纳尔逊号”(Nelson)、“罗德尼号”(Rodney)和四艘旧战列舰，外加一艘战列巡洋舰和两、三艘航空母舰。丘吉尔赞成动用“最少数量的最好舰艇”。8月29日，他向海军部建议派遣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King George Ⅴ)级新战列舰，外加一艘战列巡洋舰和一艘航空母舰：

我认为日本对付不了美英俄三国现在联合起来反对它。……只要我提到的舰队一到，尤其是开到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日本更会迟疑。这可能真正起到威慑作用。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774页。]

因此，“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战列舰和“反击号”(Repulse)战列巡洋舰启航前往新加坡——但是没有一艘航空母舰。那艘指定作护航用的航空母舰，在牙买加(Jamaica)搁浅，不得不送进船坞修理。实际上在印度洋还有一艘航空母舰，离新加坡只有咫尺，但是没有接到命令开往新加坡。所以，这两艘巨舰的空中掩护只能依靠岸基战斗机，而岸基战斗机数量极少——即使在上一阶段北方几个机场失守之前，也是如此。

“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在12月2日抵达新加坡，第二天，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Admiral Sir Tom Philips)到达新加坡接任“远东舰队”司令。6日，如前文所述，据报告说，一大队日本护航运输船从印度支那朝马来亚方向驶来。到8日中午，菲利普斯听到日军在宋卡和哥打巴鲁登岸，至少有一艘“金刚号”级战列舰、五艘巡洋舰和二十艘驱逐舰作掩护。薄暮时分，菲利普斯带领两艘巨舰和四艘护航的驱逐舰组成的一支所谓Z舰队(Force Z)，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北驶去攻打这些运输船，虽则北方的几个机场早已失守，这样远的北方已不能有岸基飞机作掩护了。

9日傍晚，天气放晴，掩蔽菲利普斯舰队的迷雾也随之消失。他的Z舰队已为日本飞机侦察到，因此他掉头南转，朝新加坡驶去。但是，当晚新加坡发来一个信号，误报一支日军已在一中途点关丹登陆。他估计对关丹(Kuantan)日军发动一次突然袭击是办得到的事，而且也值得冒这个风险，所以就改航，驶向关丹。

日军对Z舰队的截击早已作好准备，因为Z舰队开到新加坡的消息曾向全世界广播过。他们的精锐部队第二十二航空队，拥有海军航空兵中的头等驾驶员，其基地是在印度支那南部靠近西贡的机场。此外，还有十二艘潜艇的一条巡逻线掩护着从新加坡到哥打巴鲁和宋卡的水路。9日，午后不久，这支警戒部队的东端潜艇，早已了望到Z舰队在向北进军，并已报告。报告一到，本来准备去轰炸新加坡的第二十二航空队，就赶忙将炸弹换成鱼雷，纷纷出发去夜袭Z舰队，但是没有找到，因为菲利普斯已掉头南进。航空队在拂晓前重又出发，这次在关丹附近找到Z舰队。日军使用了三十四架高空轰炸机和五十一架鱼雷轰炸机，前者在11时后不久开始袭击，后者一浪接一浪地追随其后。两种轰炸都确是非常准确，尽管轰炸的对象是高速运动着的舰艇，而不是象在珍珠港那样的固定不动和措手不及的船只。再者，“威尔士亲王号”有一百七十五门高射炮，每分钟能发射六万发炮弹。两艘船都被击沉，“反击号”在12时30分，“威尔士亲王号”在13时20分。两艘船有两千八百名船员，护航的驱逐舰从中设法救出两千余人，不过菲利普斯海军上将没有下落。日军并未干涉营救工作。他们只损失飞机三架。

在这一战前，海军部首脑对战列舰能被日机击沉这个想法全都嗤之以鼻；丘吉尔也往往支持他们的观点。这个幻想甚至一直保留到1941年12月那些灾难的日子。另外，正如丘吉尔所述，“我们和美国这次都大大低估了日军的空战效率。”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551页。]

这次出击决定了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命运。日军即能不受阻挠地继续登陆，又能在岸上建立空军基地。他们的空军远远超过英国在马来亚的力量薄弱的空军，凭此优势，他们粉碎了英军的抵抗，他们自己的部队才能沿马来半岛推进，从后门打进新加坡。新加坡的陷落起因于以前的失察和判断的错误——主要根源在伦敦。

从12月10日起，英军几乎不断地沿着西海岸退却。一些路障，如在日得拉的大路障，或者被日军坦克大炮清除，或者为边界丛林中渗透进来的日本步兵的翼侧威胁所攻克。马来亚北部地区司令希思将军(General Heath)希望死守霹雳河，但是，沿北大年斜刺里杀入的日军纵队，包抄了这条防线。日军使用在挺进中所缴获的小艇，从海上展开翼侧战斗，把霹雳河后面的一个坚固阵地金宝(Kampar)包抄了。

12月27日，陆军中将亨利·波纳尔爵士(Lieutenant-General Sir Henry Pownall)，接替空军上将罗伯特·布鲁克－波帕姆爵士(Air Chief Marshall Sir Robert Brooke-Popham)任远东总司令。

1月初，英军退守流贯雪兰莪(Selangor)州的斯林河(Slim River)和靠近吉隆坡(Kuala Lumpur)的一些南方机场。但是，在7－8日夜间，一连日本坦克冲破这条组织欠佳的防线，飞速赶去夺取离前线约二十英里的公路桥。斯林河北的英军被切断后路，大约损失了四千人和他们的装备——日军付出的代价只是六辆坦克和少量步兵。第十一印度师被打垮了。这场灾难造成英军提早放弃马来亚中部地区；英军原来打算久守柔佛(Johore)州北部，俾使足够的援军从中东经海路调到新加坡，现在也难以实现了。

在发生这场灾难的同一天，韦维尔将军前往爪哇就任美英荷澳(ABDA)四国联军统帅部最高司令这个新的临时职位途中，到达新加坡。当时远东司令部已被撤消，波纳尔调任联军统帅部参谋长。韦维尔决定现在要以柔佛州为防守基地，精锐部队和援军都要保留在那里。这无异是说要更快后撤，而不是照珀西瓦尔将军计划的那样逐步撤退。1月11日放弃吉隆坡，13日(而不是24日)放弃淡边(Tampin)的咽喉阵地。这样，日军就进入柔佛州的较好公路网，也就能同时使用两个师，而不是相继投入战斗——从而澳军坚守金马士(Gemas)的计划终于落空。所以，英军撤出柔佛州甚至比原来的计划还要快。

与此同时，英军也在东海岸撤退，1月6日终于放弃关丹及其机场；兴楼受到海上来的威胁之后，也在21日放弃；到30日，“东路军”和“西路军”都退到马来半岛南端。第二天晚上，后卫部队渡过海峡，进入新加坡岛。日本陆军航空部队的战斗力不及海军航空兵，在阻挠英军退却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是在轰炸机场时显出战斗力而已。

就这样，日军在五十四天内攻下了马来亚。伤亡总数只有四千六百人左右——而英军则损失约二万五千人(主要是战俘)和大量装备。

1942年2月8日星期日晚，日本侵略军的两个先头师，从五百英里长的马来半岛长驱南下，渡过大陆和新加坡岛之间的狭窄海峡。海峡共长三十英里，日军横渡的地方是在其中八英里长的一段，其宽度不到一英里。防守这段海峡的是第二十二澳大利亚旅的三个营。

装甲登陆艇载运头几批进攻士兵，余下的士兵乘小船跟上，凡是搜罗到的小船都用上了，若干日军甚至带着枪支弹药泅水过峡。有些船艇被击沉了，但突击部队大都安全登陆，这都是由于守方犯了错误，这些错误却从未有过圆满的解释。海滩上的探照灯没有打开，通讯设备不是坏了就是没有使用，预定防御炮火网的作用发挥得太慢。

到天亮时，一万三千名日军已上岸，澳军已退回内陆阵地。中午前，入侵军的兵力已增至两万余人；他们已在岛上西北部建立一个纵深配置的据点。后来，第三个日本师登陆，兵力总数在三万人以上。

日军还有两个师就在后面大陆上，可是，山下将军认为在岛上进军时，这两个师无法顺利展开。在其后数天，他却派遣不少生力军前去替换。

就人数来说，守方在岛上的兵力多得足以击退入侵，尤其是因为进攻恰恰来自不出所料的地段。即使是在当时，珀西瓦尔将军的手下大约还有八万五千人，主要是英军、澳军和印度军，外加当地的一些马来亚和中国部队。但是大都训练很差，比不上专门选为进攻的日军；日军在丛莽地区或橡胶园里一再出奇制胜。英军的领导能力一般也很差。

战役一开始，空军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形见绌；到最后阶级，剩下的少数空军也撤退了。当初在马来半岛经过长途退却，士气早已低落，如今又无法防御敌人连续不断的猛烈空袭，军心更加涣散。

英国本土政府未能提供这种必要的空中掩护，其影响决不是丘吉尔及其军事顾问的呼吁所能挽回的。当时他们号召：“不惜任何代价苦战到底”；司令官“应”为“英帝国的荣誉，和士兵们同生死共存亡”，应执行“全面焦土计划”，凡是对“无意饶恕军民”的占领军可能有用的一切都应毁灭。由此可见英国本土政府当局对心理学异常无知。前线士兵望见背后油槽起火，升起滚滚黑烟，士气是不会提高的。明知自己注定非死即俘，人心也是不会受到鼓舞的。一年以后，希特勒命令非洲德军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守突尼斯(Tunis)，但是，德军前线被冲破了，他们背后是大海，海面又为敌人所控制，这时就连顽强的德国老战士也很快垮下来。号召士兵作这类“负隅顽抗”，是很少能鼓起士兵勇气的。

新加坡的战事，在2月15日星期日结束——恰好是日军登陆后一星期。那时守军已被赶回位于岛上南海岸的新加坡市郊。粮食储备越来越少，水的供应随时都能切断。当晚，珀西瓦尔将军打着白旗去向日军司令投降。要勇敢的人走这一步，是痛苦非凡的，但是，投降无可避免，他希望为军民取得较好待遇，宁可亲自出马。

新加坡的这两个黑色星期日(一为登陆而另一为投降)，对多少年来自诩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帝国统治是致命打击。

不过，未能击退日本陆军的进攻并非主因。新加坡的投降是两个月前海军战败的余波。

这也是一连串错误和失察的结果。这新基地和防御工事的建立慢得可怜。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愿花钱，并非唯一障碍。在决定建立这基地后的若干年中，白厅(Whitehall)对防守这基地什么是最好方法一直有激烈争论。争论得最激烈的是，参谋长委员会——据称是团结得如同三位一体。空军参谋长特伦查德(Trenchard)力争飞机无比重要。第一海务大臣贝蒂(Beatty)提倡大炮，面对飞机能够严重威胁战列舰的观点嗤之以鼻。这两人都是著名人士，也都是铁腕人物。

政府对这两人的观点迟疑不决；在他们退休之后，争论仍然持续很久。总的说来，海军得胜。基地配备了大炮，而不配备飞机。不幸的是，袭击终于到来之时，并非来自大炮所指的方向，而是来自后方。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研究这个问题的各方面军人开始提出，日军可能借道马来半岛，从后门攻打进来。看来这是大有可能的，因为海军基地造在新加坡北面，岛陆之间的狭窄海峡里。珀西瓦尔在1936－1937年担任马来亚总参谋长时，是抱这种看法的军人之一。当时的总司令多比将军(General Dobbie)也赞同这个看法，他于1938年在马来半岛南面开始建筑一道防线。

霍尔－贝利沙当时已任陆军大臣，他很快就看出有必要增强这小支驻军——因为他就职后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一个要点，就是把帝国的防务放在欧洲大陆的战斗之上。同德意联盟交战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加强地中海兵力就必然成为头等大事，但他还是劝说印度政府派遣两旅人到马来亚，使那里驻军兵力增强两倍。由于战前兵源有限，简直不可能再多派援军了。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英国的兵源开始增多。不过，当时战争只限于西欧，大部分兵源自然要用于西欧。后来发生了1940年5月和6月的大灾难，那时法国崩溃了，意大利参战了。在那骇人的危机中，首先必须为英国本土设防，其次应为防卫地中海地区作准备。这两件要事很难同时办到。不用说，在英国本土还不是固若金汤之前，丘吉尔竟冒风险先加强埃及的防务，这正是他最大胆、最伟大的举动。

对这段时间给予马来亚的供应进行挑剔是不公正的。鉴于当时的形势，驻军在1940－1941年冬获得六个旅的增援，确是难能可贵。可惜对空军实力没有作同样的加强——而空军是更重要的。

1940年初，新任总司令邦德将军(General Bond)就曾表示过，新加坡的防务离不开整个马来亚的防务。照他估计，要这样做，至少需要三个师，他还提出皇家空军应该担负起主要的防务重任。英国本土政府当局原则上采纳这些意见，但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正。马来亚的司令官都认为一定要有五百余架的一队现代飞机，而参谋长委员会则认为三百架左右就够了，还说连这笔总数也要到1941年年底才供应得上。这还不算，到1941年12月日军开始入侵时，在马来亚的第一线空军实力，实际上只有一百五十八架，而且大都是过时的飞机。

1941年间，大部分现代战斗机，除了英国本土防空所需以外，都派去支援地中海地区那几次失败的进攻战。在那一年的下半年，大约有六百架派往俄国。马来亚简直一架也没有得到。远程轰炸机没有一架派到马来亚，但有好几百架用来夜袭德国，在战争的那个阶段，这摆明是白费力气。对马来亚防务的需要显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丘吉尔本人在大战回忆录中解了这个谜。5月初，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爵士向首相提出一份文件；在文件中，他反对不顾英国本土和新加坡的安危，继续增强北非的突击部队。

失掉埃及固然是一场灾难，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只有英国本土遭到入侵，我们才会最后失败。因此，至关紧要的是联合王国，而不是埃及；联合王国的防务必须占首要地位。埃及甚至轮不到第二位，因为我们的战略有一个公认的原则，即，归根结蒂，守卫新加坡应当放在埃及之前。但是，新加坡的防务仍然远远不够标准。

当然打仗总要冒险，但必须是权衡过得失的冒险。我们切不可犯削弱防卫要地的错误。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875页。]

这个文件使丘吉尔很不高兴，因为他打算向隆美尔采取攻势，并梦想早日在北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这份文件的观点恰恰相反。“照此办理，可能要完全转攻为守。……一点掌握不了局势，整个陷于被动。”他在一份严厉的复文中说：

我猜想你不愿失掉新加坡，而是准备眼看着埃及和尼罗河流域失陷，包括我们在那里集结的五十万陆军投降或毁灭。我不同意这一见解，我也不认为新加坡会失陷……万一日本参战，美国十之八九会站到我们这边来；无论如何，日本不大可能在一开始就包围新加坡，因为这样作战就比在东方贸易航线上展开巡洋舰和战列巡洋舰带给它的危险要多得多，而带给我们的损害却少得多。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376页。]

显而易见，丘吉尔在盛怒之下，歪曲了帝国总参谋长的论点。这不是削弱防卫埃及的问题，而仅仅是推迟进攻罢了。发动这场攻势是丘吉尔心向往之，并且寄以奢望的。结果，6月间在北非发动的攻势却惨遭失败；11月间重新进攻，虽有大量额外增援，但仍然未定胜负。丘吉尔对迪尔陆军元帅的答复，也清楚说明他极端错误地估计了新加坡的危险。奇怪的是，他后来回顾时，竟然这样说道：

我见过的历届内阁，竟然为专家权威的非常庄严的声明而诚惶诚恐，可是，我却毫不困难就说服我的同僚；海空两军首脑当然也是支持我的。因此，我的意见占了上风；对中东的源源增援始终不衰。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377页。]

7月，罗斯福总统派了私人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去伦敦传达他对这个政策是否英明表示担心，并已提出警告，说在中东“花力太多”会给其他地方带来风险。美国陆海两军的专家都赞同这个警告，并表示应优先考虑新加坡，其次才轮到埃及。

这些论点全都改变不了丘吉尔的观点。“我决不容许放弃保卫埃及的斗争；不管在马来亚付出什么代价，我都甘心情愿。”但是，他并没有料到马来亚会有危险。他说得坦白：“我承认，在我的心目中，整个日本的威胁，同我们的其他防务所需相比，是一个半明半暗的鬼影。”很明显，马来亚的防御力量不足，没有给予增援，这责任主要应由丘吉尔本人来负——而且是由于他坚持在北非过早地发动一场攻势。

新加坡失守的直接战略影响好似一场浩劫，因为接踵而来的就是日军攻下缅甸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一个叉型猛攻，以致日军在西侧胁迫印度，在东侧逼近澳大利亚。接着，以巨大代价斗争了四年光景，后来还是由于日本本身打得精疲力竭，再加上被原子弹吓破了胆，终于崩溃，新加坡方始收复。

不过新加坡开头陷落的深远影响是无法弥补的。新加坡过去是个象征——西方在远东权力的突出象征，因为这一权力所以能树立，所以能长久保持，就是靠的英国制海权。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新加坡建立一大海军基地总是百般强调，所以新加坡作为一个象征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战略价值。1942年2月，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克新加坡，这件事正损害着英国和欧洲在亚洲的威信。

为时已晚的卷土重来，怎么也抹杀不掉这个印象。白人的魔术一拆穿，优势也随之而丧失。认识到白人不堪一击，亚洲在战后就如火如荼地掀起对欧洲的统治和侵略的反抗。

缅甸陷落

英国失守缅甸是马来亚陷落后的一个早期余波；这样日军才能夺取通中国和通太平洋的西大门，从而建成他们战略计划中所具体规定的大防御屏障。缅甸战役虽是一个余波，但也是一次独立作战，奉命投入战斗的是饭田中将指挥的第十五集团军。

这个“集团军”只有两个师，即使包括支援部队总共也只有三万五千人。其任务，一是占领泰国，包括大部分克拉地峡；二是掩护第二十五集团军的后方，其时，第二十五集团军在克拉地峡的宋卡地区登陆后，正向南进入马来亚。随后，第十五集团军开始执行入侵缅甸的独立战斗任务，以首都仰光为直接目标。

由于缅甸的守卫部队数量少，质量差，日本是可以用这么小的一支部队进行这样大的一场冒险的。一开始时，守军总计不过一师多人，大都是新近成立的缅甸部队，只有两营英军和一旅印度军算是骨干；另一个印度旅正在首途中，作为总预备队。危机到来时，凡是可以动用的增援部队大都调往马来亚，但援救新加坡为时已晚；直到1月底，一支训练欠佳和名额不满的第十七印度师才开到缅甸，算是原先答应派来的较有实力的增援先遣队。空中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开头只有三十七架飞机对付一百架日机。到1月初马尼拉失陷后，又调来一个空军旅，日机的数量就增加了一倍。

早在12月中旬，日军已开始入侵缅甸，当时，第十五集团军的一个分遣队，进入克拉地峡的西面或缅甸一面的丹那沙林(Tenasserin)，去夺取那里的三个主要机场，从而堵塞英国对马来亚的空中增援。12月23日和25日，日军对仰光猛烈空袭，使当地的印度劳工队纷纷逃亡，堵塞了公路，放弃了防御工事。1月20日，日军从泰国向毛淡棉(Moulmein)进军，展开正面进攻。31日，经过一场激烈的混战，占领毛淡棉。在这场战斗中，守军由于背向辽阔的萨尔温江口湾，好不容易才逃脱灾祸，未被俘虏。

12月底，韦维尔已派遣在印度的总参谋长赫顿中将(Lieutenant-General T. J. Hutton)去继任缅甸司令；赫顿中将又派遣新到的第十七印度师司令、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斯迈思少将(Major-General J. G. Smyth,VC)指挥防守毛淡棉和仰光这一路的杂牌军。

毛淡棉陷落后，日军向西北进逼，2月上半个月，在那里附近的萨尔温江和约二十五英里远的上游渡江。斯迈思始终竭力主张作战略撤退，一直退到一个可集结兵力的阵地，但是，等到获准退却时，他已经来不及在米邻河(Bilin River)组织这样的防御，因为这条河很窄，有很多地点都可涉水而过。这个阵地不久就被包抄。于是，部队飞速后撤，退往离前线三十英里(离仰光七十英里)的一英里宽的锡唐河(Sittang River)。由于撤得晚了，为日军占了先，尽管日军在翼侧包围的行军中要碰上走丛林小路的困难。2月23日凌晨，那座重要的锡唐桥被炸毁，使斯迈思的大部分部队仍然留在东岸。只有三千五百人顺着迂回曲折的道路脱身回来，而其中仍持有枪支的还不到一半人。到3月4日，日军乘机到达勃固(Pegu)。包围这个公路和铁路的交叉点，也就是斯迈思的残余部队和少量增援部队集结的地方。

次日，陆军上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General Sir Harold Alexander)来接替赫顿将军任缅甸司令。丘吉尔做出这一应变决定，在当时情况下是势所必然的，尤其是高级指挥方面没有预料到这么早就溃败，所以更会作此决定。不过，这样做，对“汤姆”·赫顿是不公平的，当初他不仅对能否守住仰光一点表示过怀疑，而且还表明他有先见之明，一方面把供应送到仰光以北四百英里的曼德勒(Mandalay)地区，一方面又从印度的曼尼普尔(Manipur)邦赶修一条山路，同曼德勒和通往重庆的滇缅公路建立了陆上联系。在这个时期和更早时期，英国国内的看法大受韦维尔意见的影响，他认为日军的本领是估计得过高了——这种神话是可以用猛烈反击戳穿的。

亚历山大一到，先是坚持必须守住仰光，并且下令进攻以挽回战局。但进攻的收获不大，尽管新到的第七装甲旅和一些步兵增援部队打得勇猛。所以，亚历山大不久就转而接受赫顿的观点，于3月6日午后下令，次日午后进行破坏后就撤出仰光。因此，日军在8日出乎意外地进入一座空城。即使如此，那里的部队也总算运气。在一条经过卑谬(Prome)、通往北方的路上找到一个缺口，才逃出日军的包围。

这时战火暂停；在此期间，日军又增援了第十八和第五十六两个师，外加两个坦克团，空军也增加一倍，达四百余架飞机。英军得到的增援要少得多。在空中，他们有三个筋疲力尽的战斗机中队，还有两个美国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是蒋介石大元帅出借的)，开头总共只有四十四架飓风式和战斧式(Tomahawk)战斗机，却击退了日军对仰光的空袭，并使攻方蒙受相去悬殊的惨重损失。但是，英军放弃仰光后，大都撤回印度——到3月底，初步增援已从中东调来，大约有一百五十架轰炸机和战斗机。仰光一失守，就打乱了预先警报系统，所以剩下的英机不能象早期在马来亚一样顺利抵抗日机。

4月初，增兵后的日本第十五集团军，沿伊洛瓦底江(Irrawaddy)北上向曼德勒进军，以达到切断并封闭通往中国的滇缅公路的目的。英军这时约达六万人，守着曼德勒以南一百五十英里的一条东西向战线——他们东侧还有中国部队助战。但是，日军毅然向他们西侧迂回，包围了西侧守军，并于4月中旬拿下仁安羌(Yenangyaung)油田。蒋介石的得力助手，美国军官约瑟夫·史迪威将军(General Joseph Stilwell)，定计先让日军向锡唐河上游推进。再对他们进行钳形包围。可是，日军先发制人，打乱了史迪威将军的计划；他们远距离迂回，绕过东侧、向滇缅公路上的腊戍(Lashio)推进。东侧守军迅速退却；不久就清楚看出，英军既无法保住腊戍，也无法继续使用那条通往中国的供应线。

因此，亚历山大明智地决定，不照日军希望的那样死守曼德勒，而撤往印度边境。4月26日，在后卫部队掩护下，开始两百余英里的长途退兵，并于30日炸毁伊洛瓦底江上的阿瓦桥，也就是日军翼侧进抵腊戍的前一天。

现在主要问题是，要在5月中旬雨季开始并使沿途河流泛滥和公路淹没前，到达印度边境和阿萨姆邦(Assam)。日军沿亲敦江(Chindwin River)追赶，企图截击英军退却，但是，英军后卫部队却设法从偏路穿过，在雨季开始前一周退到达木(Tamu)。英军在最后的仓皇出奔中丢失大量装备，包括所有的坦克，不过士兵大都得救。即使如此，他们在缅甸战役的伤亡：总数也比日军多出三倍；英军为一万三千五百人，日军为四千五百人。驻缅甸部队在长达一千英里的退却中，居然能够逃脱，大半是因为第七装甲旅用坦克反击，多次阻挠日军前进，再加上，决定放弃仰光之后，冷静沉着地指挥撤退。

锡兰和印度洋

日军以貌似破竹之势从仰光向曼德勒挺进时，英国也因日本海军进入印度洋而惊慌失措。原因是，英国认为印度东南角外的锡兰大岛极端重要——是日本海军的潜在跳板，从那里非但能威胁英国到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航线，而且也能威胁英国绕过好望角和南非到中东的部队运输线和供应线。自从马来亚失守后，锡兰的橡胶对英国也已变得非常重要。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告诉韦维尔，保住锡兰比保住加尔各答(Calcutta)更有必要。因此，在驻缅甸部队明显不足、驻印度部队又弱得不堪一击时，英国却动用六个旅来防守锡兰。此外。3月间又在那里成立了一支新的海军部队，共有五艘战列舰(只是其中四艘又老又旧)和三艘航空母舰(其中一艘“赫耳墨斯号”又老又小)，由海军上将詹姆士·萨莫维尔爵士(Admiral Sir James SomerVille)指挥。

另一方面，日军正在准备以五艘航空母舰(就是用于袭击珍珠港的那几艘)和四艘战列舰，组成一支更为强大的舰队，从西里伯斯(Celebes)攻入印度洋。因此这个消息一传来，保住锡兰的前景看来就不大妙了。但是，这一威胁并不严重。也不象看上去那样力量雄厚。因为日本海军基本上是以攻为守的，他们没有部队可用来入侵锡兰。他们的目的是发动一次袭击——一是击溃正在那里成立的英国海军部队，二是掩护他们由海路运往仰光的增援部队。

萨莫维尔预料日军在4月1日发动进攻，将舰队分为两支，速度较快和战斗力较大的一支，A队，先担任巡逻，然后派往离锡兰西南约六百英里的马尔代夫群岛(Maldive Islands)中一个新的秘密基地阿杜环礁(Addu Attol)去加油。日军出击其实是在4月5日，当时有一百多架飞机进袭科伦坡(Colombo)港口，造成不少破坏，并击退英国空军的反击。下午再次发动空袭，共有五十架轰炸机，击沉两艘英国巡洋舰。萨莫维尔那分为两支的舰队来不及阻挡，只得撤退，一些老战列舰退往东非，速度较快的一支撤至孟买(Bombay)。但是，日本舰队9日在亭可马里(Trincomalee)出击成功后就撤退了；在这短短一次袭击中，它的那支商船袭击分遣队，同时在孟加拉湾击沉二十三艘船，计十一万二千吨。

这是英国海上力量又一次出丑的失败，所幸到此为止了。说实在话，如果英国并不打算在锡兰建立一支显然陈旧的海军部队，从而引起这样一次打击的话，日军可能不会进攻——因为这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

另一个余波是，英国派了一支陆海军混合部队去夺取法属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北面的迪耶果－苏瓦雷斯(Diego Suarex)港口，以防日军抢先占领，结果，既分散兵力，又造成英法关系再度紧张。继5月间那次耗费不小的军事行动的，是9月间为接管整个马达加斯加岛而发动的更大一次远征。正象1940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Oran)军港米尔斯克比尔击沉法国舰队的事件一样，恐惧终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

第十八章　俄国转机

1940年，德军于4月9日以猛扑挪威和丹麦展开战役。1941年，德军于4月6日以进犯巴尔干半岛各国展开战役。但是，1942年，却没有这么早揭开战幕。这一事实表明，德军在1941年企图迅速战胜俄国，受到挫折，已经打得精疲力竭；他们力攻俄国，已经陷于泥沼。德军虽因天气条件，不宜在俄国前线展开早春活动，对英国在地中海岌岌可危的阵地东西两头进攻，却不存在这种障碍。然而，德军对英国这一海外交通的要害地区，并没有施加新的威胁。

在俄国战场上，红军于12月发动冬季反攻后，纵然攻势逐渐减弱，也持续了三个多月。到3月，在某些地区已推进一百五十余英里。但是，德军仍然坚守冬季战线上的主要据点——施吕塞尔堡(Schlüsselburg)、诺夫哥罗德(Novgorod)、尔热夫(Rzhev)、维亚兹马(Vyasma)、布良斯克(Briansk)、奥廖尔(Orel)、库尔斯克(Kursk)、哈尔科夫(Kharkov)和塔甘罗格(Taganrog)之类城镇，尽管俄军朝其间的空隙推进，已深入多数城镇的后方不少英里。

这些据点城镇，从战术上看，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战略上，都有助于控制局势，因为无一不是稀疏交通网上的焦点。虽然其间的宽阔空隙，德国守军无法阻止俄军渗入，但是，这些交通障碍只要巍然不动，便能阻截俄军乘机突破。这样也就大大发挥了法国马奇诺防线上那些堡垒的制动作用。当初法国沿边境设计了一连串堡垒，本是用来阻挡敌人进攻的；这一连串堡垒如果不是在半途中断，使德军大有余地展开翼侧包围的话，倒是可能发挥制动作用的。

红军并没有把德军这些据点连根拔掉，所以，虽在其间空隙地带深入进军，结果却往往成为自己的包袱。因为红军占领的突出阵地，自然比据点城镇较难防守，因而势必投入大量部队死守，而德军从作为进攻跳板扼守的据点发动翼侧出击，却较易切断红军的突出阵地。

到1942年春季，俄国境内的战线已变得极其犬牙交错，看上去几乎类似挪威海岸线，有不少峡湾深入内陆。德军居然能守住这些“半岛”(peninsulas)，恰好证明现代化的防御战只要打得既灵活又顽强，并配备以足够的武器，就大有威力。这个教训甚至比1941年的俄国防御战更足以驳斥这一肤浅推论——看到战争初期以快攻战击溃对方的薄弱抵抗，看到攻方在武器上占绝对优势或遇到的守方训练欠佳，惊慌失措等事例，便认为从此稳操必胜左券。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场圣米耶尔(St. Mihiel)突出部防御战更大规模的重演；这是那个理论上所谓守不住的突出阵地竟然开创先例而坚守四年之久的明证。1941年冬季战役，也有助于确定这一较有先见的历史证据——情况雷同主要是在心理上起作用；最初阶段危险最大，部分受围的部队一知危险临头，顿时惊恐莫名，如果不是立即垮台的话，危险就逐渐减少。

今日回想起来，事情很明显，当初希特勒对任何大规模撤退都严格禁止，才恢复了德军的信心，这大概也使德军免于一一垮台；另一方面，由于希特勒坚持采用“环形筑垒阵地”(hedgehog)的防御法，德军在1942年战役一开始就大占便宜。

虽然如此，这样严密的防御却使德军间接地付出巨大代价。防御的成功助长了这一信念——在其后几年的冬天，处境更为不利时，再次采用这种防御法也能取得成功。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困难是，他们的空军在冬季条件下，对那些多少孤立的据点城镇长期空运物资，维持守军的供应，终于大伤元气。由于天气不好，飞机事故率很高，另一方面遇到好天气，又不得不出动大量飞机来弥补物资供应的不足——有时候，一天要出动三百多架运输机，向单单一个军供应粮食等必需品。对整整一连串暴露的前进阵地尽力提供如此规模的空运，德国空军的空运编制就遭到了破坏；把有经验的空军部队撤往其他战场，德国空军在俄国前线就减少了战斗力。

那次冬季战役使一支措手不及的军队大伤元气，这样一来，在其他方面也产生了严重的阻滞作用。在冬天结束之前，许多师的人员，都减少到只及原数的三分之一。从此再也没有完全恢复编制；等到勉强达到可以积极行动的水平时，那已是仲夏了。何况，冬天在国内集结的一些补充师，凑在一起的总人数，基本上也是虚构的。从1942年起，在剧烈战斗中消灭殆尽的一些师，都保持虚名作为幌子，而编制上的缺额并没有加以补充。这些虚有其名的师，有时候不过两三个营而已。

希特勒听到他的将领说，如果要在1942年重新发动攻势的话，必须补充八十万人。但是，军火生产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说，工厂里不可能放出这么多人入伍服役。

编制经过彻底改革，终于弥补了这一缺额。步兵师原来由九个营编成，现在改为七个营。步兵连的战斗人员以前是一百八十名，现在规定至多八十名。这样削减倒是一举两得，因为事实证明，受过训练的军官一伤亡，接替他们担任连长的年轻军官，如果指挥原来大小的连队，往往无法胜任；另一方面，事实也证明，连队大，伤亡也大，结果并没有很大差别。

由于营数和人数一齐削减了，在以后年月里，同盟军情报部人员如果照旧把德国师当作同他们的师一样大小来计数的话，那就成为不现实的事；把两个德国师算作一个英美师来计数，才比较近似。到1944年夏末，只有少数几个师才真正接近业已削减的额定名额，那样就连上述的比率也不能真正作准了。

在1942年战役中，德国陆军的坦克实力也并非真正增加，而是虚有其表。冬季成立的两个新装甲师，部分是由一直保存着的骑兵师改编而成的，结果，只不过是证明无足轻重罢了。摩托化步兵师的坦克实力虽作了一些补充，但是，现有的二十个装甲师，达到规定坦克总数的，只有一半而已。

总而言之，根据德军的资产负债表就足以说明，德军要继续进攻，基础是很不牢靠的。即使竭尽全力，也简直无法恢复过去的人数水平，而且只有向质量不及自己部队的盟军中抽调更多的兵力。他们不会有什么余力可以弥补另一次代价昂贵的战役的损失。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是，他们无力增加空军和装甲军这两种主要的进攻实力，以达到确保优势所需的规模。 [注：这些缺点连远在西欧的旁观者也能推论出来。在1942年8月我所写的一篇评论里，我的结论是：“今年夏季不但德军要重遭去年秋季的挫折，而且形势肯定转变，这样的预测并不荒谬。”]

德国总参谋部了解当时形势的不利方面，但是部里那批首脑的权力却已削弱得无法左右希特勒的决定。希特勒对他们的压力大得很，他们抗拒不了，而战事对希特勒的压力也大得很。他不得不继续不断干下去。

1942年重新进攻的问题，在1941年11月已提出讨论，甚至在最后一次攻克莫斯科之战展开前就已经讨论了。伦斯德声称，在11月那几次讨论时，不但争辩过改攻为守的问题，而且也争辩过撤回到原来在波兰的出发点为上策的问题。据说勒勃同意他的意见。其他高级将领虽不提倡彻底改变政策，但是他们大都对俄国之战前途如何越来越感焦虑，对重新进攻也缺乏热忱。12月进攻莫斯科的失败和冬季的折磨，使他们加深了疑虑。

但是，军方的反对力量削弱了，因为1941年一战失败后，高级统帅部作了人事调动。11月底，伦斯德提出停止南下进攻高加索并撤退到米乌斯河(Mius River)畔冬季防线的建议，被希特勒驳回，他就要求辞职，并得到批准。就其离职的时间和方式来说，他至少比别人要幸运些。在全世界都明白这次战役失败之后，勃劳希契在12月9日离职一事的公告措词就暗示他应受指责。这样做倒是一举两得，既给希特勒找到替罪羊，又为他直接指挥陆军铺平道路。包克是非常支持希特勒对莫斯科孤注一掷的，他在12月中旬报称忧劳交集，患了胃病；他的辞呈于12月20日得到批准。勒勃暂时还留职；列宁格勒没有能够拿下一事不大好怪他，因为他进攻这个城市的计划即将付诸实施时，希特勒就亲自下令取消了——原因是担心巷战可能招致重大伤亡。但是，勒勃一看出无法说服希特勒撤出杰姆扬斯克(Demyansk)突出部，他就请求免职了。

勃劳希契和原来三个集团军群司令官离职后，总参谋长哈尔德的制约力就削弱了。那些后任自然忍住疑虑不说，在初就任时也比较顺从希特勒的心愿，这样，上述影响就更大了，希特勒也更方便了。希特勒很懂得升官可诱使人们改变主张，也可使人唯命是从。功名心重，就抵不住这种诱惑。

接替伦斯德的是赖歇瑙(Reichenau)；接替包克的是克鲁格(Kluge)；后来，勒勃由屈希勒尔(Küchler)接替。包克是因为暂时有病而离开中央集团军群指挥职务的，到1月赖歇瑙因心脏病发作而突然亡故后，包克又受命继任其职。可是，到7月，南方部队在夏季进攻中整编时，他终于免职。在那次整编时，为了向高加索进军，从南方集团军群中抽出部队，专门成立“A集团军群”，由陆军元帅利斯特(Field-Marshall List)担任指挥。南方集团军群的剩余部队，则改称为“B集团军群”，先由包克指挥，后由魏克斯(Weichs)指挥。

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另一次大举进攻的计划成熟了。希特勒作此决定，是受了他的经济专家的压力影响。他们告诉他，德国得不到高加索的石油供应，得不到小麦和矿石，仗就打不下去——这个观点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德国尽管没有能得到高加索石油，仗仍然打了三年多。但是，这种经济论点，希特勒比较听得进，因为同他要做一些稳扎稳打、咄咄逼人的事情那种本能冲动一拍即合。他厌恶撤退的主张，不管这会带来怎样的缓和与潜在的好处。既然他对退却畏缩不前，那末除了再向前推进外；就看不出还有什么事好做。

出于这种本能，希特勒对不愉快事情麻木不仁。例如，德国情报部获得情报说，俄国在乌拉尔等地的工厂每月生产六、七百辆坦克。但是，在哈尔德拿出证据给他看时，他却拍桌大骂，硬说这种生产速度是办不到的。凡是他不愿相信的事，他就是一律不信。

可是，这终于使他认识到德国资源有限，不得不承认有必要限制新攻势的范围。正如初春时所规定的那样，只是在两侧发动进攻，而不是全线展开。

主攻的地点规定在黑海附近的南侧。其形式是从顿河和顿涅茨河之间的走廊(Corridor)地带向下推进。到达并渡过顿河的南向河曲和黑海之间的顿河下游以后，就一面朝南转向高加索油田，一面还继续朝东冲向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

在布置这一双重目标时，希特勒起初的想法是，拿下斯大林格勒，说不定就打开一条路，可转而向北，以阻截掩护莫斯科的俄军后尾；他的一些亲信甚至还谈到向乌拉尔进军。但是，经过再三争论，哈尔德终于说得希特勒相信，这是一个海底捞月般的计划，因而实际上定下的目标，是要一路推进，开过斯大林格勒，只要能给那个战略要地提供战术保障就行了。此外，当时也已规定攻占斯大林格勒的目的，就是为攻入高加索提供战略性翼侧掩护的手段。因为一则斯大林格勒在伏尔加河畔，控制着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旱桥，再则又是交通焦点，为这咽喉地带的一个潜在塞子。

希特勒的1942年计划，还规定在夏季展开助攻以占领列宁格勒。搬开威信价值不谈，这一北向进军，也看作是取得连通芬兰的陆路交通并解除芬兰孤立处境的重要手段。

在东线的其他地区，德军仍要采取守势，只是将筑垒阵地作些改进而已。总之，1942年的德军攻势仅仅限于两翼。由此可见德军后备力量短缺的程度。再说，在深入推进时，德国只有从盟国中抽调大量兵力，作为两侧的大部分殿后掩护，才能实现南翼进军的计划。

只在一侧深入推进，而不对敌军的中心同时施加压力，这种打算同德国将领自幼就灌输的战略原则是抵触的。在他们看来更加糟糕，因为翼侧进军就要在俄军主力与黑海之间腹背受敌。他们一想到，在内陆的翼侧大半要依靠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意大利部队的保护，就更加担心。希特勒对他们焦急的询问给以明确的答复，说是德国只有取得高加索石油供应，才能在战争中自力更生。至于冒险依赖盟军保护翼侧的问题，他说，这些部队都要用来防守顿河防线，还有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之间的伏尔加河防线——在这些地方，河流本身就是天然屏障。攻克斯大林格勒以及坚守这一要地的任务，全部交给德军执行。

5月8日，克里木半岛的德军，作为大陆上主攻的前奏，发动一次突然袭击，打算攻占克里木半岛的东部——刻赤(Kerch)半岛；当地的俄军在秋季那时是好不容易才顶住德军进犯的。德军经过充分准备，发动进攻，在一批密集的俯冲轰炸机掩护下，冲破俄军防线。德军蜂拥而入，掉头北上，将大部分守军逼到海岸边，俯冲轰炸机不消多久就在那里迫使他们投降。这样扫清道路后，德军顺着这五十英里长的半岛席卷而下。在“鞑靼濠”(Tartar Ditch)——起自半岛尖端的一道长达十二英里的历史上著名防线——暂时受阻后，德军于5月16日拿下刻赤，这样就把俄军统统清出克里木半岛，只有西南角上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这一长期孤立的要塞除外。

当初德军所以想到发动这次突击，就是要借此手段达到主要目标——一跃而过刻赤海峡，到高加索的西端，也就是库班(Kuban)半岛；德国部队都要用来开路。但是，主要的攻势，沿着高加索的陆路推进，速度快得不再需要借用这一手段了。

为德军进军扫清道路最起作用的因素，是俄军向哈尔科夫发动的一次进攻。这次进攻始于5月12日，袭击的目标是，已为消灭苏联伊祖姆突出部作好准备的保卢斯第六集团军。这是一次过早的尝试。在这阶段，要对付德军的防守技术，决不是俄国陆军力所能及的。在铁木辛哥元帅公布的“日日命令”(Order of the Day)中透露出野心和奢望——命令一开头就说：“兹令我军展开决定性攻势。”这次哈尔科夫地区攻势的延长，对于德军大为有利，也使俄军的极大一部分后备力量受到牵制，并从而招来德军的致命还击。俄军渗入德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防线，并向西北和西南方向作扇形展开。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保卢斯第六集团军和克莱斯特第一装甲集团军，对伊祖姆突出部提前一天发动进攻，于是俄军的攻势就被包克部队的反攻止住。两支完整的苏军和其他两支军队的分队都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到5月底，二十四万一千名红军被俘。等到德军在6月间突然发动主攻时，俄军简直没有什么后备力量可以对付德军了。

德军的进攻，在地点和时间的安排上，都是“举棋不定”(staggered)的。计划规定在俄国南部整个德国战线展开攻势。这条战线起自塔甘罗格附近的沿海，顺着顿涅茨河斜里伸向哈尔科夫和库尔斯克。这是一个梯形(echelon)战线。左边最后面的部分要先行动，右边较前面的部分要等到左翼攻上来后才设法进军，但是在此以前，也要从旁发挥侧击作用，削弱左翼遇到的抵抗。

右翼是第十七集团军，外加在克里木半岛的第十一集团军。靠近十七集团军后面一点的，是第一装甲集团军。7月9日后，这两个集团军组成利斯特的“A集团军群”，指定入侵高加索。在其左边的是包克的“B集团军群”，其中包括第四装甲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二集团军。两个装甲集团军要发动决定性的攻击，两者都从德军的后方翼侧，对俄军最前面的前进阵地发动进攻——第一装甲集团军从哈尔科夫防区出击，第四装甲集团军从库尔斯克防区出击。“步兵”部队要跟踪前进，并作后援。

作为主攻之前序幕的，是6月7日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发动的围攻。这由曼施坦因第十一集团军执行。尽管俄军抵抗顽强，德军凭着优势力量和技术(superior weight and skill)，最后还是占了上风，不过，直到7月4日，这个要塞才落入德军手中，整个克里木半岛也随之失陷。这样，俄军就丧失了在黑海的主要海军基地。但是，舰队仍然“存在”(in being)，虽则事实上始终采取守势。

这期间，克里木半岛这一战役展开后，德军又发动了一次重要的牵制性进攻，地点更接近正在进行主要战斗的战场。因为6月10日德军利用伊祖姆这楔子，强渡顿涅茨河，在北岸建立了据点。他们将据点逐渐扩展成一个很大的桥头堡后，在22日向北面发动了一次强有力的装甲冲击，不出两天，抵达离河北约四十英里的库皮扬斯克(Kupiansk)联轨站。这一冲击形成一个极其可贵的侧击，有助于28日发动的主攻向东冲击。

主攻的左翼打了几天硬仗后，俄军后备力量濒于耗竭，第四装甲集团军突破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Belgorod)之间的防区。其后，德军飞速冲过百英里长的一片平原，到达沃罗涅什附近的顿河。这一举似乎预示德军打算直接渡过顿河上游，开过沃罗涅什，切断那条从莫斯科通向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的铁路侧线。事实上，德军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他们奉命到达顿河后就停下，为东南向的继续挺进提供防御性翼侧掩护。匈牙利第二集团军开上来接替第四装甲集团军，于是第四装甲集团军转向东南方，顺顿河和顿涅茨河之间的走廊地带而下，后面跟随第六集团军，其任务是拿下斯大林格勒。

这左翼的整个战斗往往掩盖掉右翼方面正在出现的威胁。原因是，俄军正全神贯注德军从库尔斯克向沃罗涅什冲击时，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集团军从哈尔科夫防区作了一次更有威胁性的冲击。这次冲击所以得利，是因为俄军在其攻势受阻后所扼守的阵地没有组织就绪，也是因为库皮扬斯克这楔子插入了俄军的翼侧。克莱斯特属下各装甲师迅速完成突破之后，东下顿河－顿涅茨河走廊，向莫斯科－罗斯托夫铁路线上的切尔特科沃(Chertkovo)挺进。接着转而向南，冲过米列罗沃和卡缅斯克(Kamensk)，向罗斯托夫及其北部那一带的顿河下游进军。

7月22日，左翼从出发点大约推进二百五十英里之后，简直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渡河成功。第二天，右翼到达罗斯托夫防线的边缘，便派兵插入。这座城市位于顿河西岸，容易遭受德军的冲击；在俄军迅速退却时，城里也没有组织好防御。德军的翼侧行动加剧了混乱；这座城市很快落入德军手中。德军拿下这座城市，也就切断高加索来的输油管线，这样，俄军要得到石油供应，只能一靠油船从里海运来，二靠他们在里海以西的草原上仓卒铺就的新铁路运来。俄军另外还丧失了供应粮食的一大块土地。

德军这一有声有色的迅猛进军，却有一大不足之处，尽管他们摧毁了大量俄军，但是战俘的人数远没有1941年那样多。步伐也不够快。这个原因，与其说是遇到了抵抗，还不如说是在早期损失了不少训练有素的德军坦克部队；另外，也是因为他们往往采取比较谨慎的方法。1941年的装甲“兵团”(Group)已改编为装甲“集团军”(Army)，外加又增大了步兵和炮兵的比例；这样增加支援，往往降低进军的速度。

虽然大量俄军因德军的推进一时成为孤军，但是其中仍有许多俄军能在遭到围捕以前先行暗中撤退。德军是向东南方向迅猛推进的，所以他们自然向东北方向退却，这样，俄军统帅部就乘机在斯大林格勒附近一带把他们集结起来，他们在那里对入侵高加索的德军翼侧就成了内在的威胁。这一作用对下一阶段的战役具有重要意义，那时候德军分成两路进军——一路争夺高加索油田，一路抢占斯大林格勒那边的伏尔加河。

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集团军渡过顿河下游，朝东南转入马内奇(Manych)河流域——这条河由一条运河连通里海。俄军炸毁河上大坝，使马内奇河流域成为一片汪洋，暂时抵住德军坦克的猛冲。但是延迟两天后，德军渡河成功，继续冲入高加索，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作扇形展开。由于没有遇到抵抗，再加地方辽阔，克莱斯特的右路纵队士气倍增，就此长驱直入，几乎是朝正南方，通过阿尔马维尔(Armavir)，冲向罗斯托夫东南二百英里的重大石油中心迈科普(Maikop)，于8月9日到达那里。同日，中路纵队的先遣部队以破竹之势，侵入迈科普以东一百五十英里、高加索山脉丘陵地带的皮亚季哥尔斯克(Pyatigorsk)。左路纵队朝着更偏东的方向，直指布迪诺夫斯克(Budenovsk)。机动化分遣队奉命打前锋，结果，8月初在顿河对岸地区的这次猛冲，速度快得惊人。

但是，这次猛冲来得快，也停得快。主要是因为燃料缺乏和山岭连绵。后来，又因为在远方争夺斯大林格勒，影响所及，加强了这双重阻力。斯大林格勒争夺战消耗了一大批部队，这本来是可以用来对进军高加索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的。

对范围如此广泛的迅猛进军，要源源不断供应所需的燃料，是困难的；而难上加难的是，燃料用火车运来，要通过罗斯托夫这个咽喉要地，并且还要把俄国式宽轨改为中欧式狭轨——只要俄国舰队仍然存在，德军就不敢用船运输供应。虽然飞机运来有限的供应，但是火车和飞机运来的总数量还不够维持进军的冲势。

德军要达到目标，崇山峻岭是一个天然障碍，而德军到达这一地区后遇到的抵抗越来越顽强，这样又加强山岭的障碍作用。在早期，要绕过设法抵挡进军的俄军并不困难，当时俄军不象1941年那样顽抗到底，而往往趁后路尚未切断就退却了。这一变化可能是因为俄军采取了比较灵活的防御战略，虽则德军统帅部经审问战俘后深信，德军绕过的俄军，特别是俄罗斯亚洲部分人，越来越想寻路返回家乡。不过，德军抵达高加索后，俄军的抵抗却越来越顽强。那里的守军大都是就地征募的士兵，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保卫家乡，对他们正在作战的那种山地也很熟悉。这些因素增强了防御力量，而地形又困住了来犯者的手脚，把他们装甲部队势如潮涌般的进军引入绝境。

当初第一装甲集团军正在翼侧冲入高加索之时，第十七集团军正徒步穷追，冲过罗斯托夫这个咽喉要地，由此朝南转向黑海海岸。

拿下迈科普油田之后，高加索战线又重新划分，进一步的进攻目标也分别派给了各军。第一装甲集团军规定负责拉巴河(Laba River)与里海之间的一段主要地区。第一个目标是占领从罗斯托夫到第比利斯(Tiflis)那条大公路所经过的一段山区；第二个目标是攻克里海边的巴库(Baku)。第十七集团军负责从拉巴河朝后到刻赤海峡之间那个较狭窄的地区。第一个任务是要从迈科普和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向南进军，越过高加索山脉的西端，攻克两个黑海港口诺沃罗西斯克(Novorossiisk)和土阿普谢(Tuapse)。第二个目标是要强行打开一条通道，顺着土阿普谢城外那条滨海公路而下，为攻打巴统(Batumi)铺平道路。

土阿普谢以南的滨海公路虽有高山挡道，可是，第十七集团军的第一个任务看来相当轻松，因为离海岸不到五十英里，而山脉这一西端已逐渐倾斜为丘陵地带。其实这一任务并不轻松。要进军，就必须横渡库班河(Kuban River)，而河口附近有广阔的泥沼边缘地带；更东面的山丘则崎岖不平，成了一个个难以对付的障碍。等到第十七集团军拿下诺沃罗西斯克时，已近9月中旬。但是始终没有到达土阿普谢。

第一装甲集团军在主要的进军线上，比第十七集团军较有进展，但速度减慢了，走走停停的情况增多了。燃料匮乏是向山区进军的致命伤。那些装甲师有时等待新的供应，一停就是几天。这致命伤使德军坐失良机——无法趁俄军惊魂未定，防御尚未加强，就冲过山口。到第一装甲集团军准备杀出一条进山道路时，却又困难重重，原因是，善于山区作战的部队大都已经拨给第十七集团军，以作进逼土阿普谢并开辟通往巴统的滨海公路之用。

德军第一次大受阻击之日，正是德军到达捷列克河(Terek River)之时。捷列克河掩护着通第比利斯那边山路的隘口以及山北较无遮掩的格罗兹尼(Grozny)油田。捷列克河并没有伏尔加河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宽度，但是水流湍急，成为一个棘手障碍。于是克莱斯特设法向东迂回，顺流而下，于9月第一周，在莫兹多克(Mozdok)附近，强渡成功。可是，他的部队在捷列克河对岸灌木丛生的山里又遭到阻击，格罗兹尼离开莫兹多克渡口只有五十英里，但是，德军竭尽全力也无法拿到手。

德军这次挫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俄军调派几百架一队轰炸机到格罗兹尼附近的机场。这队轰炸机从天而降，对遏制克莱斯特的进军起了较大作用，因为他的大部分防空队和不少空军都已经调去支援斯大林格勒的德军了。因而俄国轰炸机能够通行无阻地骚扰克莱斯特的军队，同时还炸得大片森林起火，给在森林中挣扎前进的德军增添了苦难。

俄军派出骑兵师沿里海海岸来骚扰克莱斯特的暴露的东侧，这更加分散了克莱斯特的兵力。俄军骑兵在草原上对一大段防御屏障展开攻势，有了发挥其特点的异常良机。在那辽阔的平原上，他们可以任意冲进克莱斯特的前哨基地，并切断供应。俄军所以能够越来越集中攻打这一翼侧，是多亏当初他们从阿斯特拉罕(Astrakhan)往南修筑了铁路。这条铁路穿过那一大片平坦的草原，并没有修筑路基，也无须路堑和路堤。德军很快就发现切断铁路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无论毁掉哪一段铁路，马上就有一段新的铁路敷设起来。另一方面，敌人也是捉摸不定的，其翼侧威胁有增无已。虽然德军机动化分遣队渗至里海海岸，但是这片大海望去仍然象“海市蜃楼”。

在9月和10月这整整两个月中，克莱斯特继续设法从莫兹多克向南推进，对俄国的各个据点分别发动偷袭。但是，次次进攻都遭阻击。于是他决定把兵力从左翼中心转移到右翼中心，向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发动钳形攻势。奥尔忠尼启则是达里亚尔山口(Daryal Pass)的门户，可由此沿山间公路到第比利斯。这次攻势始于10月最后一周，凡是可以调出的空中支援，都为此调拨给他。他的右钳，在一次西向翼侧行动时，占领纳尔奇克(Nalchik)，后又占领阿拉吉尔(Alagir)——这是通过马米松山口(Mamison Pass)的另一条军用公路的起点。接着从阿拉吉尔向奥尔忠尼启则冲击，以配合对捷列克河流域的向心冲击。由于雨雪交加，战役的最后阶段拖延下来了，但是，就在克莱斯特的部队快要接近直接目标时，俄军发动了一次时机正好、目标正确的反击。这样，一个罗马尼亚山地师就迅速溃败；这个山地师原来在进军中节节胜利，而如今已不胜疲乏。结果，克莱斯特只得后撤，并放弃计划。于是前线稳定下来，德军仍然面对着他们妄想穿越的关山。

俄军这次在高加索中部最后击退德军，是与俄军在斯大林格勒开始大举反攻同时并进的。

德军还计划在高加索西部作最后一次进攻，但始终没有实现。为了这次进攻，希特勒迟迟才决定把极其小心保存下来的空降王牌打出去。这个伞兵师——仍旧沿用第七空军师的番号作为幌子——在克里木半岛一带集结，准备猛扑那条从土阿普谢到巴统的滨海公路，以配合第十七集团军新的一次推进。可是俄军已在斯大林格勒反攻，接着又在尔热夫附近进袭——朱可夫军队于8月企图间接救援斯大林格勒，那时，几乎突破尔热夫。希特勒面对这双重威胁，惊惶失措，取消对巴统的最后一战，命令伞兵部队乘火车向北赶往斯摩棱斯克，以增援中线。

德军这一次次失败和危险，都是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挫折的结果。斯大林格勒本是助攻的目标，现已逐步形成主攻的对象。把为达到主要目标所需的陆空军后备力量统统拉来，终于使德军白白耗尽实力。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最初阶段，德军为遵循正统战略原则而付出代价，后来却又为无视这种原则而受到惩罚。德军原来集中兵力，现在却又分散兵力，结果就招致毁灭。

直接向斯大林格勒进军的，是保卢斯指挥的第六集团军。第六集团军从顿河和顿涅茨河之间走廊地带的北面向下推进；靠了装甲部队在南面长驱直入，起初进展很快。但是，越向前推进，兵力就越削弱，因为越来越多的师要派出去掩护沿顿河不断推进的北侧。作战伤亡再加上在大热天长途跋涉和快速行军的消耗，使兵力更加削弱。兵力一削弱，也就难于击溃边退边打的俄军的一连串抵抗。苦战一场，总要造成重大伤亡，这样就更少力量对付下一次抵抗了。

第六集团军接近顿河的东向大河曲之时，这种影响更加明显。7月29日，一支机动化先头部队到达卡拉奇(Kalach)附近的河边——离出发点三百五十英里，而离斯大林格勒那边的伏尔加河西向河曲则不到四十英里。不过，这种进展只是昙花一现，俄军在顿河河曲的顽强抵抗，拖住了德军总进攻的后腿。由于战线缩小，再加，同装甲集团军比起来，第六集团军的机动化部队所占比例又小，部队的调动能力也就受到牵制。过了两个星期，德军才能打垮河曲边的俄军。即使如此，他们又花了十天才在对岸建立一些桥头堡。

8月23日，德军已准备好展开向斯大林格勒进军的最后阶段，采取的是钳形攻势，由第六集团军从西北部发动，由第四装甲集团军从西南部展开。同日晚上，德军机动化部队，抵达斯大林格勒以北三十英里的伏尔加河岸，并逼近斯大林格勒以南十五英里的伏尔加河河曲。但守军架开德军的钳形攻势，使之无法合围。在下一阶段，德军从西边展开攻势，从而完成了半包围圈。俄军号召士兵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到最后一人，这号召调门之高，可见形势之紧张。俄军是以惊人的耐力响应这一号召的，因为他们战斗的条件伤透脑筋，而且也难以解决供应和增援问题。他们背后那条两英里宽的河流并非仅仅是个障碍。对这样的部队来说，有了那条河，固然抵抗困难了，但也可以加强抵抗。

沿着俄军的弧形防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似乎连绵不绝，地点和方式时时变更，但是，攻方得不偿失，进展极微。有时虽然冲破防线，不过，深度总是只能使敌军作些局部撤退而已。攻方往往无法渗入。德军一次接一次受到阻击，心理上就越来越重视这个地方——正如1916年的凡尔登一样。至于这地方，因地名而更受重视。“斯大林格勒”对俄军是激励斗志的象征，而对德军，特别是对他们的元首，则是迷住心窍的象征。希特勒被迷得忘了战略，也不顾前途。这地方比莫斯科变得重要，因为地名格外意味深长。

任何一个头脑保持清醒、富有战争经验的分析家，都明了继续攻打下去不合算，也会带来种种风险。这样反复进攻，通常很少能占到便宜，除非守军孤立无援。或者他们国家的后备力量濒于耗竭——而这一次，经受不起持久消耗战的却是德军。

俄军尽管伤亡惨重，但后备兵力还是要比德军大得多。他们极其缺乏的是装备；这起因于1941年的损失，而1941年的损失，又是1942年一再打败仗的部分原因。他们缺乏大炮，大部分都用卡车运来的迫击炮代替。另外严重不足的是坦克和各种运输汽车。但是，近夏末时，从后方的新工厂，还有美英两国的供应中，源源不断调来的新装备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战争爆发后广泛征集兵员，也已收效，来自亚洲的新师也越来越多了。

斯大林格勒战斗地域远在东部，所以比较便于这批增援部队从东部源源开来。这有助于防守斯大林格勒；直接增援部队因处境困难而无法大量开来，但是，北侧俄军增强了兵力，倒是起了间接作用，等于有了大量增援。如果不是因为现代战争的主要武器严重缺乏而带来困难的话，俄军对这一翼侧的反击早就把形势扭转过来。可是，德军逐渐陷入一场限于局部地区的消耗战，使尽有限的后备人员和机械，俄军这种反击就起了更大作用。在这类战斗中，德军是攻方，相应之下，消耗较大，而他们只供得起较少的消耗。

德国总参谋部不久就明了这次作战中的种种危险。哈尔德每天同希特勒商议回来，常常又恼怒又沮丧地双手一摊，这个手势无异告诉助手们，他要希特勒明是非讲道理，结果是又一次白费力气。冬季越来越近，他就越来越急地摆出反对继续进攻的论点。这双重压力，逼得希特勒六神无主，所以两人之间变得水火不相容了。在讨论计划时，希特勒照例神气十足地在地图上挥着手，大扫特扫，虽则当时的军事进展已经小得简直辨别不出。他越是不能把俄军扫掉，就越是想把碍手碍脚的谋士扫出他的办公室。他向来认为“老将领”对他的计划半心半意；这些计划越没有进展，他就越是觉得总参谋部是绊脚石。

就这样，到9月底，哈尔德继几个助手之后离职，由库特·蔡茨勒(Kurt Zeitzler)继任其职。蔡茨勒年轻得多，当时在西欧任伦斯德的参谋长。1940年蔡茨勒曾任克莱斯特装甲兵团的参谋长；当时德军装甲部队从莱茵河长驱直抵英吉利海峡，在后勤方面所以对付得了，主要是得力于他的大胆的供应计划。撇开这个重要的资历不谈，希特勒认为，在向里海和伏尔加河进军这一长线放远鸢的问题上，同一个年轻军人打交道，困难就会少一些——特别是，此人是在突然提升到最高职位的刺激下开始工作的。蔡茨勒开头倒没有辜负希特勒在这方面对他的信任，因为他不象哈尔德那样经常提反对意见来烦恼希特勒。但是，不久，蔡茨勒本人却烦恼起来。拿下斯大林格勒的前景一黯淡下来，他就开始与希特勒争论，说德国保持这样长距离战线的打算是不切实际的。等到战事证实他的警告正确时，希特勒还是丝毫也不赏识他的劝告，并在1943年对他采取疏远的态度，因此他的劝告越来越不起作用了。

正是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遭到挫折的主要因素，促使俄军终于发动反攻，从此德军就反进为退了。

德军越是密集围攻斯大林格勒，他们的调动能力越是受到牵制，另一方面，多亏他们的阵地越缩越小，守军就能越来越快地调动后备力量，派到那缩小了的弧形防线上吃紧的一点去。另一方面，德军再也不能象早先那样以分散敌军兵力来占得便宜。从夏季战役德军开始挺进，一直冲到顿河那段时期。俄军不明德军目标所在，穷于应付，而如今德军的目标已一目了然，俄军统帅部也就能胸有成竹地调动后备力量了。因此，攻方越是集中兵力攻打斯大林格勒，就越是不起作用——集中进攻遇到集中防守。

另一方面，德军为了集中攻打斯大林格勒，从翼侧掩护抽调后备力量，逐渐抽光，而翼侧掩护的兵力原已紧张，因为战线拉得太长——从沃罗涅什沿顿河到斯大林格勒“地峡”长近四百英里，再由此横跨卡尔梅克草原(Kalmuk Steppes)到捷列克河又是长近四百英里。虽说这一片片不见树木的荒原限制俄军对这第二段战线反击的威势，可是在顿河防区却谈不上这种限制，那里虽有顿河为屏障，但一旦河上结冰，或者俄军发现可用重兵横渡的未设防点，往往很容易攻破。再说，俄军已在斯大林格勒以西一百英里，靠近谢腊菲莫维奇(Serafimovich)的顿河对岸守住一个桥头堡。

俄军从8月起发动的若干次小型试攻，都已预示德军这一拉得极长的翼侧要遭到危险。俄军这一次次进攻表明，德军这一翼侧防守非常薄弱；担任防守的，主要是德国的盟军——匈牙利人负责沃罗涅什往南的一段；意大利人防守新卡利特瓦(Novaya Kalitva)附近的据点一带，也就是防线折而东向的地方，罗马尼亚人驻在斯大林格勒以西的最后一段南向弯曲附近以及斯大林格勒城外。这条漫长的翼侧战线，只有零星的德国团，偶尔有些德国师混杂在盟军中间，稍稍加强防守。师区都长达四十英里，而且没有深沟高垒的阵地。铁路末站都往往离开前线一百多英里，而且这一带地方又是满目荒凉，简直没有树木可用来修建防御工事。

德国总参谋部了解到这种种困难，大为不安。早在8月已告诉希特勒，顿河一线作为防守翼侧，到冬天是守不住的。他们的警告没有受到重视。一切防守措施都是要服从攻占斯大林格勒这一目标的。

德军这种过分正面的进攻特有的牵制作用，在9月中旬后更加显著。当时他们先是渗入辽阔的市郊，后又进入工厂区，陷入巷战，对攻方向来不利，对于一个主要以调动能力出色取胜的部队格外有害。然而，守方却能利用工人队伍，他们打得凶猛，只有家园直接受灾的人才会打得如此凶猛。在这种情况下。防守部队——崔可夫将军(General Chuikov)指挥的第六十二集团军和舒米洛夫将军(General Schmilov)指挥的部分第六十四集团军，在增援源源涌到而使战局有所转机之前的几个危急星期里，有了那种地方力量的注人，实力便大为增加。原因是，当初第六十二集团军在顿河以西战斗时受到了重创，而负责整个防区的叶廖缅科将军(General Eremenko)简直找不到就近地区的兵源来补充不足。

德军进入房屋林立的地区后，还往往将攻势化整为零，形成一连串限于局部地段的进攻，这样就削弱了潮涌威势。由于这一限制，重视步兵的老派司令官又拾起了素来爱好的旧习惯，不再大量动用坦克，而是逐次少量使用。有不少次进攻只动用二、三十辆坦克；虽有三、两次较大的进攻也一次集中上百辆坦克，但这数字无非是说明大约三百个士兵才有一辆坦克。既然比例如此之小，反坦克武器自然占了上风。可是，这种微不足道的数目，既使德军采用不妙的战术，也暴露德军物资日益缺乏。空中支援的日益减少也表明这一情况。德军主要赖以取胜的两种武器即将耗竭。其结果，自然是步兵的担子加重，而为进攻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更高。

表面上看来，包围圈逐渐收紧，敌军逐渐逼近市中心时，守军的处境似乎越来越危险，甚至濒于绝境。最危急的关头就在10月14日，不过，德军的进攻却被罗迪姆采夫(Rodimtsev)的第十三近卫师截住。即使克服这一危机，形势也仍然严重，因为当时守军背后紧靠伏尔加河，简直没有余地可以使用“减震”(shock-absorbing)战术。他们再也不能让出地盘来争取时间。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些基本因素对他们倒逐渐有利起来。

攻方伤亡不断增加，又是越来越感沮丧，再加，冬天快到，士气逐渐低落，另一方面，他们的后备力量又完全被牵制住，以致拉得太长的两侧都失去弹性。就这样，对他们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当时俄军统帅部正在筹划反击，而且已经为此积聚了不少后备力量，足以击败如此紧张过度的敌人。

反击是在11月19日和20日发动的。时间定得不能再好，始于头几次严重霜冻和几场大雪的间隙间；霜冻冻硬了地面，便于快速行动，而大雪又使德军调动不灵。就是要在德军因进攻不能取胜而大感失望时，趁其精疲力竭而给予反击。

反击的战略目标和心理目标都经过精心策划——利用双重意义的间接途径。用一把两边各有若干尖头的铁钳，插入德军进犯斯大林格勒的两侧，从而将第六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同B集团军群隔开。钳形攻势攻入的一些地方，大都是由罗马尼亚部队担任翼侧掩护。制定这个计划的，是俄军总参谋部里才气横溢的三巨头——朱可夫将军、华西列夫斯基将军(General Vasilevsky)和沃罗诺夫将军(General Voronov)。主要的执行者是西南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将军(General Vatutin)、顿河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将军(General Rokossovsky)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将军。

这里应当提一笔，俄军将整条东线分为十二个“方面军”(front)，由莫斯科的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俄军并没有把这十二个“方面军”编成永久性的大兵团、而当时惯常的做法，是由最高统帅部派出一名高级将领兼参谋，去协调几个有关“方面军”的行动，在一系列作战中使之步伐一致。这十二个“方面军”，平均每一个大约有四个“集团军”(Army)(规模小于西欧的集团军)，每一个集团军通常直接指挥其中的几个师，而无须军(Army Corps)司令部插手。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编成的旅群，称为“军”(Corps)，但相当于大型师；这些军都归“方面军”司令指挥。红军的“方面军”与西方的“集团军群”(Army Group)地位虽大致相当，但每个方面军的人数却较少，而方面军的个数则较多。以德军而论，一个集团军群平均所辖为3个集团军、9个军、27个师，其他支援部队在外。而苏联的方面军所辖不过10余个师。苏联方面有10几个方面军，而德军的集团军群个数最后不过5个。]

在军体制还没有机会受到充分的考验之前，俄军于1943年夏季就重新采用这种新体制。因为减少指挥系统的环节，给予高级司令官更多的“下级部队”(Sub-units)指挥，战斗就会加快步伐，调动就会灵活。指挥系统每增加一个环节，用最实在的话来讲，就多增加一层牵制。这样一来，无论把情报往回送交高级司令官，还是把高级司令官的命令往前传给具体执行者，往往都要浪费时间。再说，这样一来，即使高级司令官对形势的印象比较模糊，也使他本人对执行者的影响减少力量，从而削弱他的指挥权。因此，居间的司令部越少，战斗就往往越有声势。另一方面，一个司令部指挥的下级部队一增多，就更加灵活，调动能力也就提高。一个比较灵活的编制，因为更有能力适应千变万化的情况，更有能力集中攻打要害地点，就能发挥更大的打击作用。一个人如果除大拇指外，只有一两个手指头，那末，要一把抓住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对手，他就会发现比他用四个手指头和一个大拇指去抓要难得多。他的手就会不大灵活，也不大能集中施加压力。在西方列强的军队中看得到这种捉襟见肘的局限性，他们军队的队伍大多数只是分成两、三个机动部分而已。

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面，俄军先头部队沿着顿河两岸直冲到卡拉奇和西通顿涅茨河流域的铁路。在斯大林格勒东南面，左钳的一些尖头向西直冲到南达提霍烈次克和黑海的铁路。在切断这一线之后，他们进逼卡拉奇，到23日已合围成功。在其后几天，他们把第六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一个军包围起来，包围圈就收得更紧了。在快速运动的那几天里，俄军一面保住防御战术优势，一面在战略上也转败为胜——通常，采用间接途径，是往往能够取得这种双重胜利的。因为当时德军不得不继续进攻——不是为了突进，而是为了突围。他们的退兵正如早先的进军一样白费力气。

这期间，另一支强大的俄军已杀出谢腊菲莫维奇桥头堡，在顿河河曲以西的地方拉开阵势，分多路向南插入顿河－顿涅茨河走廊，在奇尔河边同从卡拉奇冲出的左钳会合。这一外圈包围运动对整个计划的成功至关紧要，因为既摧毁敌军的作战基地，又在可能赶来协助保卢斯的援军必经之路上布下一重铁幕。

就这样，德军在12月中旬从西南越过顿河，沿科捷尔尼科沃(Kotelnikovo)赶来斯大林格勒还击。这批部队来自曼施坦因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指挥下的一支仓卒集结的杂牌军。这支杂牌军不得不从中央集团军群中抽调出来。当时曼施坦因(Manstein)的第十一集团军已改称“顿河集团军群”。其规模不大，简直不配有这一显赫头衔；为了援救斯大林格勒，不得不依靠有限的后备力量，包括用火车从法国布列塔尼运来的第六装甲师。

曼施坦因靠了巧妙的战术，充分利用极其少量的装甲部队向俄军掩护阵地深插成功。可是，这一临时仓卒部署的进军，却在离受围的集团军三十英里外遭到阻击，接着就在俄军对其翼侧施加压力下，被迫逐步后撤。这次进攻一遭挫败，一切援救保卢斯的希望就都化成泡影，因为德军统帅部没有任何后备兵力再来一次进攻。但是，曼施坦因尽量久守他的暴露阵地，而且不顾危险地久守下去，以便掩护空中供应线给劫数难逃的军队源源提供少量供应。

这期间，俄军在12月16日向西边远处开始新的外围迂回。沃罗涅什方面军司令戈利科夫将军(General Golikov)推动他的左翼，在新卡利特瓦和莫纳斯蒂尔什奇纳(Monastyrshchina)之间长达六十英里的那一段——意大利第八集团军防守的那一段，选择若干点，渡过顿河中游。天刚亮时，俄军猛轰了一阵，在不少意军纷纷逃窜后，俄军坦克和步兵就渡过坚冻的顿河。暴风雪使略做抵抗的德军眼前一片模糊，但是并没有止住俄军进攻，俄军飞速向南，朝米列罗沃和顿涅茨河推进。与此同时，瓦杜丁部队也从奇尔河向西南出击，冲向顿涅茨河。不出一周，俄军数路围攻，已将敌军扫出顿河－顿涅茨河走廊的十之八、九地方。虽则在第一回合时，德军防守过于薄弱，溃退过于迅速，俄军俘获不到很多德军，但是，在下一阶段，俄军却赶在大批退敌前面，围而捕之，所以到第二周末，也就是那年年底，俘获的德军总计六万人。

俄军这次迅猛进攻，使顿河下游和高加索境内所有德军的后尾都受到威胁。但由于雪越积越深，顿涅茨河以北的米列罗沃等几个交通中心的德军又顽强抵抗，他们才暂时逃脱危险。

虽然如此，威胁明摆在眼前，而且大有可能扩大，所以，希特勒终于明白，如果再执意梦想征服高加索，在当地军队的暴露翼侧远达六百英里时，还强迫他们坚守下去，那末就势必遭到比围攻斯大林格勒还大的灾难。因此，他在1月下令他们撤退。这一决定正是时候，使他们刚好逃脱切断后路的危险。他们顺利脱险，虽使战争拖长了，但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正式投降之前，这件事已向全世界说明德国走下坡路了。

俄军这场反攻的显著特点是，朱可夫将军挑选冲击点颇有一手——既根据心理又根据地形。他击中敌人部署的精神弱点。再则，他的突击部队一旦失去近在眼前的局部优势，并错过可以造成敌军总崩溃的机会，他就有本领施加另一种威胁。由于集中冲击在消耗守方抵抗力方面所起的作用总是逐渐减少的，他就展开四下分散的一系列冲击，以消耗守方的元气，从而重新发挥开头所起的作用。就一般情况来说，一旦反攻逐渐转为进攻，并且不再象开头那样具有“复进簧”的冲击力，他那样展开冲击，往往是一种得益较大、自身消耗较少的战略。

在控制战局的其他一切物质和精神因素下面，存在着地方和力量对比这一基本条件。东线地方非常辽阔，攻方如果不集中攻打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例如1941年攻打莫斯科，又如1942年攻打斯大林格勒，那末总能找到翼侧迂回的余地。这样，德军只要质量上保持优势，数量上虽不占优势，进攻也能取胜。但是，对俄军来说，在机械化力量和机动性方面比不上德军时，东线地方非常纵深这一事实，倒成了一个救命的因素。

可是，德军一方面失去了那种技术上和战术上的优势，一方面也消耗了不少人力。他们的兵力一减少，俄国的辽阔地方就转而对他们不利，使他们无法防守这一拉得很长的战线。现在问题是，究竟他们能缩短战线来恢复平衡呢，还是他们已经耗费不少实力，再也没有希望了。

第十九章　隆美尔穷追猛打

1942年非洲战役出现的反复，比1941年还要激烈和影响深远，开头双方军队在昔兰尼加西部边界对峙，同九个月前的位置完全一样。但是，新年后三个星期，隆美尔又一次发动战略性反攻，深入对方阵地二百五十多英里。英军被他一直赶到离埃及边境只有三分之一的路程时，才能重新集合。到了那里，总算在贾扎拉(Gazala)防线上摆开阵势。

快到5月底时，隆美尔抢在英军进攻前，再次出击，正如上一年11月英军抢在他前面进攻一样。这一次，又经历了一场种种变化惊心动魄的混战，结果是英军被迫退却。他们退得又快又远，直到抵达阿拉曼(Alamein)防线，尼罗河三角洲这最后一个大门时，才能重整旗鼓。隆美尔这次乘机冲击，在一个星期内推进了三百多英里。可是，这次冲势，还有他的兵力，到那时已濒于耗竭。他向亚历山大和开罗推进，受到阻遏，而且在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而停战之前，他险些被对方击败。

8月底，隆美尔得到增援之后，再一次出击争取胜利。但是，英军得到的增援更多，而且成立了一个新的指挥班子，以陆军上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Harold Alexander)和陆军上将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Bernard Montgomery)为首。隆美尔的冲击被挡开了，他不得不把开头取得的微小战果大都放弃掉。

接着，在10月下旬，英军重又进攻，兵力空前雄厚，而且这一次是决战性质。经过十三天的争斗，隆美尔的兵源都耗尽了，坦克几乎全部用光。于是前线崩溃了，他本人总算运气，才能跟着残余部队逃脱。这些部队已毫无力量再进行任何认真的抵抗；过了八个星期，到年终时，隆美尔已被赶回到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布埃拉特(Buerat)，离阿拉曼有一千英里。连这也只是暂停退却。德军直到次年5月撤至突尼斯才结束退却，在非洲的德意两军这时已被全部消灭。 [注：见第九章地图。]

1942年1月初，英军把他们在阿杰达比亚(Agedabia)打的败仗只是看作向的黎波里(Tripoli)进军的一个暂时挫折。他们忙着为这次作战制订计划和集结部队，并且恰到好处地称之为“杂技家”(acrobat)作战计划。在1月底前，他们已经翻了一连串筋斗，都是向后翻的。

1月5日，一支六艘舰艇的护航队，终于偷越英国海空军封锁网，运了一批新坦克到的黎波里，使隆美尔的坦克力量增加到一百多辆。得到了这批增援，又得到报告说英军先遣部队兵力薄弱，隆美尔就开始计划立刻进行反击——瞒着意图不说。1月21日，他发动反攻。23日，意大利国防部长卡瓦里罗(Cavallero)来到他的司令部提出反对，可是，那时候隆美尔的先头部队已经向东挺进一百英里，而英军则向东撤得还要快。

在隆美尔出击时，英军先遣部队主要是由第一师这个新到的装甲师组成的；这个师的装甲旅(有一百五十辆巡逻坦克)则由三个经过改编的骑兵联队组成，对坦克作战简直没有什么经验，对沙漠作战更是毫无经验。他们所以更加感到困难重重，就是因为隆美尔的一批新的装甲Ⅲ型坦克(Panzer Ⅲ tanks)比老坦克的装甲好，钢板有五十毫米厚；另一方面，德军反坦克炮手又在协同他们的坦克运用一种有所发展的进攻战术。海因茨·施密特描绘这种有所发展的战术说：

我们携着十二门反坦克炮，以跳蛙式的动作，从一处有利地点进到另一有利地点，而我们的坦克只要办得到，就停止不动，并把车身隐蔽起来，为我们提供掩护火力。然后我们就建立据点，在坦克重新推进时为坦克提供掩护火力。这种战术效果很好；尽管敌军炮火猛烈，他们的坦克却阻挡不了我们前进。敌军不断遭到损失，不得不频频退却。我们不由得感到，当时同我们对阵的并不是在卡普措小道痛惩我们的那些久经作战的顽强敌人。 [注：施密特(Heinz Schmidt)：《随隆美尔在沙漠作战》(With Rommel in the Desert)，125－126页。]

更糟糕的是，英军三个装甲联队是分别投入战斗的。德军在安特拉特附近向他们突然袭击时，他们在第一次交锋中就损失近半数的坦克。其后，隆美尔的进军暂告中断，因为意大利国防部长卡瓦勒罗将军进行了干预，他拒绝让意大利机动军跟在德国非洲军后面。但是，英军未能利用这次间歇；由于英方没有发动强有力的反攻，隆美尔在25日就放心大胆地再向姆苏斯(Msus)冲击，突破了英军警卫旅和第一装甲师守卫的防线；后者带着剩下的三十辆坦克，向北撤退，脱离了隆美尔的进军路线。

隆美尔向姆苏斯深入冲杀，使英方匆忙命令第四印度师撤出班加西这个当时堆满供应物资的港口，并退到德尔纳－梅基利防线。当天晚上，奥金莱克从开罗飞到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来会见里奇(Ritchie)之后，英方就收回撤退的命令，而且，还下令准备反攻。不过事后证明，奥金莱克这次干预既不象去年11月那次那样适当，也不象那样奏效。原因是，这样做的结果，英军为了掩护班加西和梅基利之间那段一百五十英里长的地带，把战线铺得很开，并已静止不动，而隆美尔处在姆苏斯这一中心地位，却有时间和自由展开行动，两个进攻目标也可以任择其一。

由于隆美尔这方面施加的威胁如此变化多端，英军统帅部在其后几天就“乱发命令、乱撤命令和乱成一团”。一个后果是，军司令官戈德温·奥斯汀请求解除指挥职务，因为集团军司令官直接向下级司令官发布命令。但是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隆美尔因为兵力很少，决定下一步行动要转向西面，攻打班加西，以阻止这方面对他后方施加威胁，同时还装作要向东进攻梅基利的样子。这样故作姿态使英方统帅部受了迷惑，因此赶忙向梅基利增兵，而使拉得很开的第四印度师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隆美尔迅速转而进攻班加西，使英军惊惶失措，因而匆忙放弃那个港口，连同港口堆积的所有物资。隆美尔趁英军这样惊惶失措，派了两个小战斗群向东挺进。他们勇猛冲杀，使得英军放弃一系列可以守住的防御阵地，退往贾扎拉防线，虽则大部分德国非洲军，由于供应缺乏，还没有朝东推进到姆苏斯以外的地方。英国第八集团军于2月4日撤退到贾扎拉防御工事内掩蔽起来，但是，隆美尔直到4月初压服了意大利高级统帅部的迟疑不决之后，才能把部队推近英军阵地。

这时，贾扎拉阵地已经有了发展，筑了野战工事，设了大片大片布雷区，从一条普通的防线变成一道所谓深沟高垒的防线。但其防守准备不久便因英军重新进攻的规划而相形见绌；虽则这成了一个适合进攻的跳板，可是不大适合防守。原因是长度过分，而深度不够。除沿海防区外，那些设防据点都相隔极远，彼此之间无法提供有效的火力支援，这些据点从沿海向南，长达五十英里，中间的空隙越来越大。由柯尼希将军(General Koenig)指挥的自由法国第一旅防守的哈凯姆井(Bir Hacheim)这一左侧阵地，离开西迪穆夫塔(Sidi Muftah)那一左侧阵地有十六英里远。防守上产生的另一个复杂的情况是，为了重新发动进攻，在贝勒哈迈德(Belhamed)建立了前进基地和铁路末站。这是一个很容易受到敌人翼侧包抄的明显目标，再加上，堆积在那里的大量供应物资又必须掩护，使得英国司令官在作战时经常伤脑筋，所以他们就不可能随意调动部队了。

由于英方对早日发动攻势是否可行和是否可取存在着对立的意见，方针和计划也都受到了影响。从2月起，丘吉尔就催促早日行动，他指出英国有六十三万五千人在中东战场上无所事事，而俄国则在舍死忘生地战斗，近在咫尺的马耳他岛则被凯塞林连续不断的空袭逐渐夷为平地。可是，奥金莱克一眼就看出英军在技术上和战术上的缺点，打算等到里奇的兵力水平提高到足以抵消隆美尔的质量优势时再说。最后丘吉尔驳回奥金莱克提出的理由，决定对他发出具体的进攻命令，他“要末服从，要末解职”。但是，隆美尔又抢在英军前面，于5月26日先出击，英军本来是打算在6月中旬发动进攻的。

增援使得双方的兵力比“十字军作战计划”——11月那一仗开始时还要强大，虽然师数还是一样——三个德国师(其中两个是装甲师)和六个意大利师(一个是装甲师)，对六个英国师(两个是装甲师)。以师来计算，正如政治家和将军们通常计算的那样，隆美尔是以九个师攻打六个英国师；这种军事上的算术，今日曾被人用来解释英国败北的原因。

但是，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完全不一样，这表明用“师”来计算会使人完全弄错。五个力量薄弱的意大利步兵师，有四个都不是摩托化的，因此在一场象这次贾扎拉之战这样灵活的机动战中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英国第八集团军不但拥有大量运输汽车，而且在六个师之外还有两个独立摩托加强旅(Brigade Group)和两个“集团军”坦克旅，同时它的两个装甲师中的一个装甲师(第一师)有两个装甲旅，而不是象今日的正式规格，只有一个装甲旅。总之，第八集团军在现场的有十四个坦克部队另外还有三个坦克部队在首途中，以对付隆美尔的七个坦克部队——其中只有四个部队配备有管用的坦克。

在数量方面，英国第八集团军的装甲队伍里有八百五十辆坦克，还有四百二十辆可派来增援。敌方共有五百六十辆坦克，不过，其中二百三十辆是过时的和不顶用的意大利坦克，而三百三十辆德国坦克中，有五十辆是轻坦克。只有二百八十辆德国装炮中型坦克在作战中真正派得了用处，而且除掉三十辆左右在修理的坦克和刚在的黎波里登陆的新的一批二十辆左右坦克外，并没有任何后备坦克可以调度。因此，根据实事求是的估计，在开头的装甲战斗中，英军在坦克数量上占三比一的优势，如果转为一场消耗战的话，那就是四比一还要多些。

在大炮方面，英军在数量上占三比二的优势，但是所有大炮都分配在各个师里，所以对他们没有多少好处，而隆美尔却善于调动自己手里所控制的一支五十六门中型大炮的快速预备队。

在空军方面，双方的力量比其他任何一次战斗都接近平衡。英国沙漠空军的第一线实力，大约有六百架飞机(三百八十架战斗机、一百六十架轰炸机和六十架侦察机)，而德意两国飞机的总数则为五百三十架(三百五十架战斗机、一百四十架轰炸机，四十架侦察机)。但是，一百二十架德国梅109型战斗机在质量上要超过英国的飓风式战斗机和小鹰式战斗机。

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双方坦克的质量对比问题。英国在第八集团军战败之后。势必认为自己的坦克不及敌人的好；这种见解还在奥金莱克的公文中作为一件事实表示出来。不过。分析一下双方的坦克炮和装甲的技术资料和实验资料，却证明并非如此。德国中型坦克大都装备有五十毫米短筒炮，其穿透能力比发射两磅炮弹的坦克炮略逊一筹；所有的英制坦克都是装有这种初速较大的坦克炮的。在装甲方面，1941年的德国坦克大都比英国新式巡逻坦克的护甲要薄些(最厚的装甲为三十毫米，而英国的则为四十毫米)，但是，现在除炮塔护甲外，护甲都比较厚，新运到的坦克有些车身钢板较厚(五十毫米)，其余的坦克在车身最暴露的部分还外加钢条片。可是所有的德国坦克都比英国的马蒂尔达坦克(装甲七十八毫米厚)和瓦伦丁坦克(装甲六十五毫米厚)容易击毁。

在这次战斗中，投入了一种新的德国中型坦克，装甲Ⅲ型(J)特种坦克(PanzerⅢ(J) Special)，装有一门和反坦克炮一样的五十毫米长筒炮。但是，这样的坦克只有十九辆运到前线，还有同样多的一批在的黎波里登陆。这批增援，远远抵不上运到埃及的四百多辆美国新式格兰特(Grant)坦克。到战斗开始时，在贾扎拉的两个英国装甲师配备的这种格兰特坦克大约各有一百七十辆；每辆坦克都装有一门七十五毫米的大炮穿透能力比德国装甲Ⅲ型(J)特种坦克的五十毫米长筒炮好得多，护甲也较好(装甲有五十七毫米厚，而后者是五十毫米厚)。所以，尽管今日人们经常硬说英军当时用的坦克不及德军的好，那也是没有根据的。相反，英军的坦克不但质量上要好些，而且数量上也占有很大的优势。 [注：关于这方面的更详细的说明，见利德尔-哈特：《坦克》，第2卷，92－98页和154－156页。]

在反坦克炮方面，当时英军已重新取得质量上的优势，因为运到了发射六磅炮弹的(五十七毫米)反坦克炮；其穿透能力比德军的五十毫米长筒炮高出百分之三十。这种发射六磅炮弹的新反坦克炮已运到相当多，足以把摩托化步兵旅和装甲旅的摩托营全部配备起米。虽然八十八毫米德国炮仍旧是最可畏的“坦克毁灭者”，但这种炮在隆美尔手里只有四十八门，而且由于炮座很高，比双方拥有的任何一种标准反坦克炮，都要容易击毁得多。

分析一下这些技术因素，对英国第八集团军在贾扎拉的败北并不能提供恰当的解释。有证据清楚表明，这一仗基本上是败于德军的一般高明战术，特别是合并使用坦克和反坦克炮的战术。

深沟高垒的贾扎拉防线由第十三军把守，当时的军司令是“惩罚者”戈特中将(Lieutenant-General Gott)，打头阵的是两个步兵师——右边是第一南非师，左边是第五十师。第三十军仍由诺里(Norrie)指挥，装甲部队大都隶属这个军；其任务，一是掩护南侧，二是反击德军坦克对中路的任何冲击——相当奇怪的是，英军司令官竟然都认为隆美尔十之八、九是朝中路进攻的。这个双重任务使得英国装甲部队的部位摆得很不好，第一装甲师放在卡普措小道附近，第七装甲师(只有一个装甲旅)则驻扎在南面十英里左右的地方，而且为了掩护和支援守卫哈凯姆井的法国旅，把部队拉得很开。奥金莱克曾经写信给里奇，建议部队集中一些，但可惜他那些建议并没有被身处其境的那些人采纳执行。

在5月26日的月夜，隆美尔带领着三个德国师和两个意大利机动军，迅速绕过英军的翼侧；四个非摩托化意大利师则在贾扎拉防线“虚张声势”。虽然英方在天黑以前已经侦察到他的翼侧包抄行动(有一万多辆车辆)，并且已经上报，后来，在拂晓，德军绕过哈凯姆井时，又上报一次，但是英方司令官仍旧认为他会不出他们所料，从中路发动主攻。英军装甲旅由于行动迟缓，只能零星投入战斗，而驻在南侧的那两个外围摩托旅则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德军击溃了。第七装甲师的司令部被占领，司令官梅塞维少将(Major-General Messervy)被俘，不过后来又被他设法逃走。在短短几个月中，他这是第二次遭到灾祸，因为他原来指挥的第一装甲师1月间曾在安特拉特遭到隆美尔的奇袭并被击溃。

隆美尔尽管旗开得胜，但并不能如愿以偿，没有冲到海边，从而切断贾扎拉防线的那些师。他的装甲师在第一次碰上装有七十五毫米炮的格兰特坦克时，吃了一惊。他们没有想到竟已处在敌人的毁灭性炮火之下，其射程又是很远，使他们无法还击；后来运来了反坦克炮，包括三组八十八毫米炮，他们才能再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他们自己的坦克又设法绕过英国装甲部队的两侧——英国的装甲部队以及各旅都散得很开，因此更容易受到这种侧击。尽管如此，德军装甲师到天黑时，付出很大代价，也只前进到卡普措小道以北三英里，离海边大约仍有二十英里。隆美尔本人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要击溃贾扎拉防线后面英军的计划没有成功。……新的美国坦克出现，使我们的队伍大伤元气……这一天，损失的德国坦克远远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 [注：《隆美尔文件集》，207－208页。]

第二天，隆美尔重新向海边进军，但进展很少，损失却更大。到天黑时，他的速战速决的企图已经失败，不过英军丝毫也没有利用他立足不稳的情况，其实这是他们把隆美尔打翻在地的最好机会。可是隆美尔的供应纵队必须绕道哈凯姆井走很长一段路，经常有被英国装甲部队和空军截击的危险，所以他的处境更加险恶了。他本人乘着汽车前进时，就几乎被英方俘获；更幸运的是，他回到指挥所时，发现“当我们不在时，英军已经占领我的参谋部”。非洲军只剩下一百五十辆坦克还可以投入战斗，意军只有九十辆坦克，而英军手里却仍旧拥有四百二十辆。

又经过一天的挫折，隆美尔命令突击部队布下防御阵地。这个阵地非常危险，因为处在深沟高垒的贾扎拉防线后面，使他自己和其余部队被英国守军和他们拉得很长的布雷区隔离开来。“负隅”作战，已经够险恶了，而负地雷障碍作战，那就更糟了。

在其后几天中，英国空军向这个阵地投弹如雨，人们很恰当地称之为“釜”(cauldron)；与此同时，第八集团军则从陆上向这个阵地进攻。报上满载捷报，说隆美尔现在已经落入陷阱；英军司令部全都心满意足，还以为对隆美尔可以从容处置，他势非投降不可。

可是，到6月3日晚上，整个局势起了变化。14日，里奇放弃贾扎拉防线，并且飞快退到边境，使托卜鲁克的部队成为孤军。到21日，隆美尔已攻克这座要塞，并俘获要塞中的三万五千名士兵，还有大量军需。在这次大战中，除新加坡陷落外，这是英国遭到的最大一次灾难。第二天，第八集团军的残部放弃了靠近塞卢姆(Sollum)的边境阵地。急急忙忙穿过沙漠向东撤退，而隆美尔则在后面紧紧追赶。

这种出人意外的急转直下，原因何在呢？这样难分难解的战争从来没有见过，那些线索也从来没有好好清理出个头绪过。那个“釜之谜”一直在迷惑着那些企图站在英国一边写这次战况的人，而随之产生的那些神话又弄得他们更加迷惑。

除了隆美尔拥有坦克优势的神话外，还有一个神话谈到，局势转变和英国丧失大部分坦克这两件事都是在6月13日这一个不吉的日子里发生的。事实上，这只是一连串灾难性口子的顶点。“釜之谜”的主要线索，在隆美尔的笔记里才找得到。他在5月27日晚间写道：

尽管局势危急和困难重重，我对战果仍然满怀希望。因为里奇把装甲部队零星投入战斗，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每一次都以刚好足够的坦克和他们周旋。……他们绝对不该受骗上当。把兵力分散。…… [注：《隆美尔文件集》，208页。]

他接着记下，他所以布下表面看来暴露得非常危险的防御阵地，是因为……

我敢于肯定……英军(在强大的德国装甲部队驻守的阵地可以威胁他们的后方时)决不敢使用大部分装甲队伍来攻打贾扎拉防线上的意军。……因此，我就预见到，英军机械化旅都会继续在我们组织得很好的防御正面撞得头破血流，并在这个过程中耗尽力量。 [注：《隆美尔文件集》，211页。]

隆美尔估计得完全正确。英军坚持向隆美尔的阵地进行一系列零星的攻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样的正面攻击确是最缺乏警惕的作战方式。隆美尔将这一次次进攻击退之后，摧毁了他背后第一百五十步兵旅在西迪穆夫塔防守的孤立“哨所”，并在那片布雷区开出一条通道来获得供应。

过了四天，在6月5日，里奇向隆美尔的阵地发动一次规模较大的进攻。但是，这一次仍旧是零星的进攻，而守方则趁长时间的间歇组织并加强了阵地。这个复杂的进攻计划遭到一系列的挫折，进攻成了不相联贯的一阵阵过分正面的突击，被对方一一击退。到第二天傍晚，由于作战损失和机器发生故障，英军的坦克实力已从约四百辆减到一百七十辆。此外，隆美尔也趁攻方乱成一片，在第一天傍晚突然发动一次钳形反击，先把第五印度师的一个旅击溃，然后从背后包围另一个旅，在第二天把它吃掉，连同支援第五印度师的全部火炮。俘获了四个联队的大炮，还有四千名俘虏，这是德军一个极其重大的“猎获物”。

这次战事正在进行时，英军装甲旅都被牵制得动弹不得。他们的救援行动时作时辍，而且步调都不一致。由于第七装甲师的司令官梅塞维不在场，这种调度不灵的情况就变本加厉。梅塞维是在上一天傍晚德军坦克摧毁第五印度师的司令部时被赶走的；在那一战中，他这是第二次退出舞台了。

与此同时，隆美尔还在试行切断第八集团军阵地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在6月1日晚间，紧接着切断西迪穆夫塔“哨所”之后，他曾派出一个德国战斗群同的里雅斯特师(Trieste Division)去进攻南侧自由法国第一旅在哈凯姆井防守的那个更加孤立的“哨所”。自由法国第一旅打得非常顽强，隆美尔不得不亲自出马去指挥那边的突击部队；他还说：“我在非洲哪里都没有碰到过这样顽强的战斗。”直到第十天，他才攻破防御工事，但是大部分法军已趁着黑夜脱逃了。

隆美尔现在已经可以放手再发动一次时间更长的猛攻。虽然英军装甲旅又因派到增援，坦克总数已达到三百三十辆，比德国非洲军剩下的坦克力量超过一倍多，但是，他们的信心却已大为动摇，而德军则感到胜利在望。6月11日，隆美尔向东出击，第二天就使三个英国装甲旅中的两个旅处在他的装甲师夹攻之下，逼得英军只能在一个狭窄地区作战，听任他集中炮火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如果不是梅塞维在谒见集团军司令官的途中，因敌人的进军又和自己的部队隔开(在三个星期中，这已是第三次)，从而使英军失去领导，英军说不定会多鼓点劲杀出重围。到12日下午三、四点钟光景，英军两个装甲旅全部落入陷阱，只有残部逃脱，而前来支援的第三旅则受到严阵以待的德军的重创。13日，隆美尔提兵北上把英军挤出“骑士桥哨所”(Knightsbridge Box)，同时继续困扰残余的英国装甲部队。到天黑时，英军坦克已经只剩一百俩。隆美尔这就第一次在坦克实力上占了优势；又因控制了战场，他也能检修许多被击毁的坦克，英军则不能。

驻守贾扎拉防线的两个师，现在随时都有被切断和包围的危险，因为在6月14日，隆美尔派遣非洲军冲过阿克鲁马(Acroma)，向北面的滨海公路挺进，但是受到那边布雷区的阻碍，直到傍晚方才通过。这时装甲部队已经困倦不堪，天黑时——停下来便都沉沉睡去；尽管隆美尔叫他们继续推进并切断滨海公路，他们也置之不理。这对南非军倒是非常幸运的事，因为他们的摩托护送队正沿着这条公路在通宵后撤。可是，他们的部分后卫却在早晨被急趋海边的德国装甲部队切断。在贾扎拉防线的另一个师，即英军第五十师，向西突破意军战线，然后先向南再向东绕了一大段路，到达边境，这样才勉强逃脱。第一南非师沿着滨海公路溜掉后，也继续撤退了一百多英里，开出托卜鲁克七十英里，退到边境。

撤退得这样远是不合奥金莱克原意的；他给里奇的指示是，第八集团军应当重新集合，并在托卜鲁克四面守住一条防线。可是，里奇没有告诉他的总司令，贾扎拉防线的两个师正向边境退去；等到奥金莱克获悉这种情况时，已经来不及制止了。更加糟糕的是，英军“两头都落空了”。

原因是，在6月14日，英军正在退却时，丘吉尔打来一个口气强硬的电报说：“无论如何不放弃托卜鲁克，此点想无问题。”他在15日和16日的电报中又重申这个告诫；这个远迢迢来自伦敦的忠告却又铸成大错。因为英方匆匆忙忙把第八集团军的部分部队留在托卜鲁克，而把其余的部队撤退到边境，隆美尔就此有机会趁托卜鲁克的防御还没有好好组织之前击溃这支孤军。

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冲到海边后，很快调转头来，再向东进军；一下绕过托卜鲁克环形防线，或则攻占或则围困那些布置在第八集团军后面的“哨所”，并向前挺进，攻克托卜鲁克以东的甘布特(Gambut)机场。在这次挺进中，他们驱除英国装甲旅残部(当时正向边境撤退)。但是隆美尔并不追赶，还没有到时候。因为他一占领甘布特机场，就把部队掉头向西，以惊人的速度向托卜鲁克发动进攻。托卜鲁克的守军在获得增援后，计有克洛珀将军(General Klopper)指挥的第二南非师(包括第十一印度旅)、警卫旅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坦克旅——拥有七十辆坦克。可是，他们看到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向东挺进后，却没有想到德军会进犯，也没有准备对抗。6月20日上午5时20分，德军对托卜鲁克环形防线东南而的一个防区发动急风骤雨式的猛轰，又是大炮，又是俯冲轰炸机，接着就是步兵冲锋。到上午8时30分。德军坦克冲过防线的一个缺口，纷纷涌入，隆美尔亲临前线督促坦克加快速度推进。到下午，德军装甲部队已经击溃那乱成一片的守军的抵抗，并开进托卜鲁克。第二天早晨，守军司令克洛珀将军终于认为已经无法继续抵抗，退却又不可能，因此做出投降这一重大决定。虽然有一小部分部队设法逃脱，但有三万五千人成了俘虏。

这场灾难的结果是，里奇的幸存部队仓促退入埃及，而隆美尔则在后面穷追猛打。隆美尔在托卜鲁克俘获的大量军需，使他在这次追击时得益非浅。根据非洲军参谋长拜尔莱茵(General Bayerlein)的说法，当时隆美尔的运输工具有百分之八十是俘获的英国车辆。尽管有这一大笔俘获物资为他提供了保持部队机动性的运输工具、燃料和粮食，但没有能恢复他的战斗力量。非洲军于6月23日开到埃及边境时，只剩下四十四辆坦克能投入战斗，而意军只剩下十四辆。虽然如此，隆美尔仍旧决定再次遵照那条“穷寇必追”的格言行事。

在托卜鲁克陷落后的第二天，凯塞林陆军元帅从西西里飞来，提出反对在非洲继续进军的理由，要求照原议把他的空军部队调回去进攻马耳他岛。意大利在非洲的最高统帅部也不赞成继续推进，实际上巴斯蒂科(Bastico)已在22日命令隆美尔停止进军。可是，隆美尔回答说，他“不接受这项忠告”，而且还开玩笑，请他的上级同他在开罗一道吃晚饭。在打了这样一个大胜仗之后，他可以随心所欲了，尤其是因为从希特勒的总部传来消息，说是晋升他为陆军元帅，以此奖励这次胜利，他就更加可以为所欲为了。另一方面，隆美尔也直接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请求允许他继续挺进。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对攻击马耳他岛的计划本来都迟疑不决，他们认为意大利海军碰到英国海军时未必会支持德军；降落在马耳他岛的德国伞兵部队会因为缺乏给养和增援而进退两难。一个月前，希特勒曾在5月21日决定，如果隆美尔攻打托卜鲁克成功，就要放弃进攻马耳他岛这一“海格立斯作战计划”(Operation Hercules)。墨索里尼看到有可能换一个比较好办的计划，来代替“海格立斯”这个艰巨任务，也感到宽心，并急于抓住这个比较光辉的前景了。因此，在24日凌晨，隆美尔收到一封无线电报：“领袖 [译者注：指墨索里尼。] 同意德国装甲部队进军埃及追击敌人的计划。”几天后，墨索里尼飞到德尔纳，后随的另一架飞机上还装了一匹白战马。准备高奏凯歌进入开罗。根据意人利人的记载，连凯塞林似乎也同意进入埃及追击比进攻马耳他岛好。

英军甚至在隆美尔还没有到达之前便从边境仓卒撤退，由此可见，他的大胆进军既是确有道理的也是确有其事的。这是说明精神作用的最显著例证，也证明了经常有人引用的拿破仑那句名言：“在打仗时，精神作用和物质作用是三与一之比。”因为里奇决定放弃边境，照他给奥金莱克的电报所说，“以距离争取时间”时，他在边境还有三个几乎完整的步兵师，另外还有一师生力军在首途中；能投入战斗的坦克比德国非洲军要多两倍。

但是，托卜鲁克传来的消息令人丧胆，使里奇丝毫也不想固守边境了——他做出这一决定，是在6月20日晚上，也就是在克洛珀决定投降之前六小时。

里奇的打算是在马特鲁港(Mersa Matruh)抵挡德军，用边境撤回来的三个师，再加上刚从叙利亚开到的第二新西兰师，在那边和德军一决胜负。但是，25日傍晚，奥金莱克接替里奇，直接指挥第八集团军。他同首席参谋埃里克·多尔曼－史密斯(Eric Dorman-Smith)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撤消了坚守马特鲁这一设防阵地的命令，决定在阿拉曼地区打一场比较机动的仗。这是一个难下的决定，因为这不但意味着在调走部队和军需时要碰到许多困难，而且在国内，特别是在白厅(White Hall)里，必然引起新的恐慌。在做出这决定时，奥金莱克明摆出是胆大心细的。虽则根据双方物质力量对比，进一步撤退毫无道理，但是，由于那很容易被绕过的马特鲁港阵地有许多弱点，再则双方士气悬殊，这样做也许是上策。因为从边境纷纷撤回来的部队虽不垂头丧气，但信心却动摇了，而且处于混乱状态。新西兰司令官兼战史家、陆军少将霍华德·基彭贝格爵士(Major-General Kippenberger)，眼看他们到达马特鲁地区时“完全是乱七八糟的一团”，他“看不见有一支整齐的战斗队伍，不论是步兵、装甲兵，还是炮兵” [注：基彭贝格：《步兵准将》，127页。] 。隆美尔不让他们有整编的时间，他追击的速度之快，使里希放弃边境“以距离争取时间”的理由完全谈不上。

降美尔在6月23－24日夜间接到罗马的“使宜行事”电报后，就趁月色越过边境，穿过沙漠，到24日傍晚已经推进一百多英里，到达西迪巴腊尼以东远处的滨海公路，紧跟在英军后面，虽则他只俘获一小部分英军后卫。到第二天傍晚，他的部队已经逼近英军原先在马特鲁据守的阵地和马特鲁以南的地区。

由于马特鲁很容易被敌人绕过，戈特第十三军的机动部队被安插在南面的沙漠，由新西兰师接应，而马特鲁防御上事则由霍姆斯第十军和两个步兵师防守。两个军之间隔着近十英里远的一个空隙，由一片布雷地带掩护。

要发动一次准备周到的攻击是没有时间的。由于兵力不足，隆美尔不得不依靠快攻和奇袭。英国装甲部队的坦克总数已达到一百六十辆(其中近半数是格兰特坦克)，而德军只有六十辆坦克(其中四分之一是装甲Ⅱ型轻坦克)和少数意大利坦克。三个德国师的步兵总兵力不过二千五百人，而六个意大利师的总兵力只有六千人左右。以这么样薄弱的兵力发动进攻，完全要靠大胆冒险(audacity)——但是，靠了精神作用，加上速度，冒险就成功了。

三个削减得很厉害的德国师带头前进，于26日下午发动进攻。两个师到达前文所述的空隙对面。第九十轻装甲师幸而到达布雷最浅的地带，到午夜时已经越过布雷地带十二英里(第二天傍晚又抵达滨海公路，从而堵塞英军从马特鲁的直接退路)。第二十一装甲师碰到的是双重布雷地带，花了较长时间方才通过，但在天亮时已挺进二十英里，然后掉转头来攻打明卡尔凯姆(Minqar Qaim)的新西兰师后尾，打散了部分运输工具之后，才受到阻击。在更南面的第十五装甲师正好碰上英国装甲部队，在一天内大部分时间都受到遏止。但是，第二十一装甲师迅速和深入的冲击，对英军退路的威胁影响很大，戈特在下午只好下令退却——不久就成了大溃退。新西兰师成了孤军，但在天黑后总算冲破敌军的薄弱包围圈。马特鲁的第十军差不多到第二天天亮时才得到第十三军撤退的消息——这已经是它的退路被敌人堵塞九小时以后。可是，在下一夜，马特鲁这支部队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趁黑分成小队，总算从南面突围逃走。但有六千人沦为俘虏(这个数目比隆美尔的整个突击部队还要大)，还扔下大量给养和装备，使隆美尔大为得利。

与此同时，隆美尔的装甲先头部队正在推进，速度快得很，英军想在富卡(Fuka)暂时抵挡一下都来不及。由于德军很快到达那里的滨海公路，28日傍晚他们追上并击溃一个在进攻开始时被打垮的印度旅残部；第二天早晨，又包围了从马特鲁逃出来的几个纵队。在马特鲁肃清残敌的第九十轻装甲师，于当天下午沿着滨海公路重又向东挺进；到午夜时已走了九十英里，追上了装甲先头部队。次日，6月30日晨，隆美尔欢欣鼓舞地写信给妻子说：“离亚历山大只有一百多英里了！”到晚间，他离开目的地只有六十英里了，埃及大门的钥匙好象已经操在他手中了。

第二十章　非洲转机

6月30日，德军一面等待意军开到，一面稍作推进，逼近阿拉曼防线。这次为集结兵力暂停前进，结果却使隆美尔坐失良机。因为那天早晨英军装甲旅的残余部队仍旧驻在滨海公路以南的沙漠里，根本不知道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已在他们败退时赶过他们。仅仅因为追兵人数不多，他们在回到阿拉曼防线隐蔽起来之前，才没有落入陷阱，“封入口袋”。

隆美尔所以暂停进攻，可能是因为情报部对那防御阵地的兵力报道失实。其实，那里有四个“哨所”，分布在三十五英里长的一段地方，即自沿海起，直通到大片卡塔腊(Qattara)盆地上面的陡坡，那里的盐沼和软沙牵制了翼侧包抄行动。最大和最强的“哨所”在阿拉曼沿海，由第一南非师驻守。第二个哨所与第一个相同，在南面的代尔谢因(Deir el Shein)，是新建的，由第十八印度旅驻守。第三个在七英里外，是巴部卡塔腊哨所(Bab el Qattara Box)(德军称为卡腊特阿卡德)，由第六新西兰旅驻守。其后，隔十四英里，是纳克卜德瓦伊斯哨所(Naqb el Dweis Box)，由第五印度师的一个旅防守。掩护各哨所之间空隙的是这三个师和原来驻守马特鲁港的两个师残部所组成的一连串小机动化纵队。

隆美尔在制订7月1日进攻计划时，并不知道新设在代尔谢因的“哨所”。他也不知道英国装甲部队在败退时已被他的进攻部队赶过，目前刚刚回到阿拉曼。因此他估计英军可能已调到南面去掩护那一翼侧。根据这个估计，他打算先向南面发动一次牵制性攻击，然后非洲军再迅速转向北面，冲破阿拉曼和巴卜卡塔腊之间的那段阵地。但是，非洲军却碰上那个“未被发觉”的代尔谢因哨所，一直被牵制到傍晚，才攻占那个“哨所”，并俘获大部分守军。可是，他们攻打的时间已经太长，隆美尔再也无法指望迅速突破并立即乘胜推进了。等英国装甲部队赶到，为时已晚，来不及救下“哨所”了，然而，他们姗姗来迟，却起了阻止非洲军继续进军的作用。隆美尔下令趁着月色推进，但是这个意图却被英国空军挫败，因为英国空军利用月光轰炸并击溃德军供应纵队。

7月1日星期三这一天，是非洲争斗中最危险的时刻。比之8月底击溃隆美尔的重新进攻或者以隆美尔败退而告终的10月之战，这才算得上一个转折点。10月之战，因为结局比较明显地出人意外，目前已独享“阿拉曼之战”这一名称。实际上有一系列的“阿拉曼之战”，而“第一次阿拉曼之战”则是最关键性的一战。

隆美尔到达阿拉曼的消息一传来，英国舰队便离开亚历山大，经苏伊士运河，撤入红海。开罗的作战指挥所在匆忙销毁档案时，烟囱里冒出滚滚浓烟。士兵们恶作剧，把这一天称为“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 [译者注：基督教四旬斋(复活节前四十天)的第一天，称为“圣灰星期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役军人都还记得这一天正是1916年德军开始进攻松姆河的周年纪念日，当时英国陆军损失六万人，是英国陆军有史以来损失最大的一天。开罗人民看到黑烟滚滚的文件纸灰，自然认为这是英军逃离埃及的信号；火车站上挤得人山人海，全都急于逃走。外界听到这个消息时，都认为英国已在中东打了败仗。

但是，到天黑时，前线形势已有转机，守军已较有信心——同后方的惊惶失措恰好相反。

7月2日，隆美尔继续进攻，可是，非洲军只剩下不到四十辆坦克能投入战斗，士兵都已极其疲劳。直到下午，才重新开始进攻，但不久，他们一望见两大批英国坦克，就停止进攻。这两批坦克，一批正拦着他们的去路，另一批则从翼侧包抄过来。奥金莱克已经冷静地估计了形势，看出隆美尔进攻部队的弱点，并布置了一次他希望决定胜负的反击。他并没有如愿以偿，他的计划在执行时遇到的障碍使他的希望化成泡影，但也使隆美尔的目的落空。

7月3日，隆美尔又发动一次进攻，可是，当时非洲军只剩下二十六辆坦克能投入战斗，那天早晨向东推进时。遭到英军装甲部队阻击，不过，那天下午重新进攻时，倒推进了九英里，才受到阻遏。意军阿里埃特师的向心进军，也被击退。在战斗时，一个新西兰营，即第十九营，向阿里埃特师的翼侧突然反击，把其中炮兵几乎都俘获了，“余下的惊慌失措地逃跑了” [注：《隆美尔文件集》，249页。] 。这次溃败显然是过度紧张的表现。

第二天，即7月4日，隆美尔忧伤地写家信说：“可惜形势的发展不能如愿。抵抗力量太强，而我们的兵力已经耗尽。”隆美尔的冲击，不仅一一被挡开，而且一次次遭到回击，终于击败。他的部队人数太少，又太疲乏，暂时不可能重整旗鼓。他逼得只好停止进攻，让部队休息一下，即使这样奥金莱克就可以乘机调来增援部队，也无可奈何。

此外，奥金莱克已经重新掌握主动，甚至在增援部队开到前，也快要转败为胜。他那一天的计划同上一天大致相仿——以诺里第三十军抵住德国装甲部队的进攻，在南面，由戈特第十三军北上出击，横越敌军的后尾。不过，这一次，大部分装甲部队都留在北面，归第三十军指挥，尽管第十三军中有最近改编的第七装甲师。第七装甲师当时已称为“轻装甲师”，配备着一个摩托旅、装甲车和斯图尔特(Stuart)坦克；虽然打击力量不大，但是机动灵活，在强大的新西兰师从翼侧来犯时，可以又快又远地绕过敌军的后尾。

可惜英军无线电不够保密，德军的“侦听”部门获悉奥金莱克的计划，并向隆美尔告警。德军第二十一装甲师被调回来对付英军的围攻；英军那些作战司令官在执行奥金莱克的果断意图时，显得举棋不定，德军这一还击可能使他们更加踌躇。北面防区也出现了同样举棋不定的情况。等到德军第二十一装甲师调回来时，英军第一装甲师的部分斯图尔特坦克开始向前推进；这次微不足道的进军却起了大有可观的作用——德军第十五装甲师，目前的战斗力只有十五辆坦克和大约二百名步枪手，这极少量的士兵突然惊慌失措。如此顽强的德国士兵竟然显得如此惊慌，可见他们紧张之至。但是，英方的装甲师和军并没有乘机发动总攻，否则的话，倒是大有可能成为决定胜负的一仗。

那天晚上，奥金莱克比过去更加断然决然地命令部队进攻到底。他发布命令说：“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尽量往东歼灭敌军，务使他们溃不成军……不予敌军以喘息时间。……第八集团军要进攻并就地消灭敌军。”可是，他没有能把自己的昂扬斗志“逐级”贯彻下去。他已把作战指挥部移近第三十军司令部，但地点离前线还有二十英里光景，离南面的第十三军司令部也有如此遥远。德国装甲部队司令部离前线只有六英里，而且隆美尔本人也时常随着前方部队，亲临前线鼓舞士气。今日，一些比较正统的英美两国军人，对当时隆美尔经常离开司令部，喜欢直接指挥战斗，大有微词。不过，直接指挥战斗虽然给隆美尔带来一些麻烦，但也是他一次次获得大捷的根本原因。这样一来，在现代战争中就恢复了古代大将的做法和他们所发挥的作用。

7月5日，在贯彻奥金莱克的目的和命令方面，第十三军没有取得什么成绩，第三十军的成绩更差。新西兰师的一些旅，在进攻隆美尔后方时负有主要任务，但他们并不了解总司令的意图，也不知道自己有决战一场的任务。奥金莱克把大部分装甲部队留给第三十军，而不派去支援第十三军执行后方冲击计划，这也许理该受到指摘，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装甲部队在那里会比在中部发挥更大的威力；在中部发起一次猛攻，因为敌人力量薄弱，是很容易成功的。第一装甲师现在的实力已增强到九十九辆坦克，而对方的第十五装甲师只剩下十五辆，整个非洲军不过三十辆。

其所以如此，最好的借口，基本上也是最正确的解释，就是极端疲乏，也就是长期紧张的结果。正是这个因素，在这第一个关键性阶段，终于决定战局——以僵局而告终。

总而言之，这对德意两军眼前可能有利，不过最后却不利。英军的处境，从表面看来，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危急过，但是，到7月5日，隆美尔的部队不象过去那样接近全面胜利，反而快要全面崩溃了。

在紧接着的短暂停战中，意军步兵师的残部开到当时平静的北面防区前线接防，这样，德军就可以按照隆美尔的计划在南面防区作一次新的冲击。可是，在7月8日，隆美尔即将试作这次冲击时，他的三个德国“师”的战斗力不过增强到五十辆坦克和二千名左右步兵，而七个意大利“师”(包括最近开到的利托里奥(Littorio)装甲师)只有五十四辆坦克和四千名左右步兵。英军得到增援，开来了第九澳大利亚师(曾在1941年坚守过托卜鲁克)，又有了两个新联队(使英方的实力增强到二百余辆坦克)。澳大利亚师被派去参加第三十军；第三十军现在有了新的司令官，就是以前指挥第五十师的拉姆斯登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W. H. Ramsden)。

隆美尔转向南方进攻的意图，正合乎奥金莱克的心意，同新计划也相符合，那就是用澳军沿着滨海公路向西进攻。在德军南移时，新西兰军就撤出巴卜卡塔腊哨所，向东退却，因此德军在7月9日那次冲击的战果，只是占领那个“空空如也”的“哨所”。

第二天清晨，澳军在沿海附近发动进攻，很快就打垮驻守那个防区的意大利师。虽然德军赶到，阻击了澳军，并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是，由于滨海公路供应线受到如此强大的威胁，隆美尔只得放弃南进的计划。奥金莱克立刻设法乘机向鲁瓦伊萨特岭(Ruweisat Ridge)上那道现已削弱的隆美尔的防线中心来一次冲击。可是，又一次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失败了，这一则是因为下级司令官处理不当，再则，装甲部队和步兵之间缺少巧妙配合——幸亏如此，德军才多次得胜。

英军兵种之间在战术配合方面存在问题的情况所以变本加厉，是因为长期来步兵中越来越怀疑，如果他们向前推进，因而遭到德国装甲部队反击的话，他们是否会得到自己一方装甲部队的接应：

这时，不仅新西兰师，而且连整个第八集团军都对我们的装甲部队极其怀疑，几乎到了憎恨地步。各处都听到其他兵种被他们拆台的传说；每逢急需时刻，总是不见坦克踪影，这已看作是一条规律。 [注：基彭贝格(Kippenberger)：《步兵准将》(Infantry Brigadier)，180页。]

即使如此，英军这种冲杀还是把隆美尔的薄弱兵源搞得很紧张，另一方面，隆美尔向北面发动的一次反攻也没有什么成果。英军坦克虽然没有及时赶来抵挡德军坦克对他们步兵的反击，但是已吓得意大利步兵纷纷投降。隆美尔在7月17日写家信说：

无论如何，从军事上讲，目前对我来说形势发展得糟透了。敌军正在利用优势，特别是步兵方面的优势，把意军队伍一一歼灭，而德军队伍实在弱得无法单独作战。这使人哭都哭得出来。 [注：《隆美尔文件集》，257页。]

第二天，英军第七装甲师对隆美尔的南侧进行威胁，扩展对德军的压力，另一方面，奥金莱克又开到了一批援军，准备用来发起一次更猛烈的攻势。新攻势的目的，还是要突破德军防线中心，不过，这次是在鲁伊瓦萨特岭的南面，靠近米雷尔(El Mireir)的地方。刚开到的一个新装甲旅，即第二十三旅(有一百五十辆瓦伦丁坦克)，要用于这次进攻，但其属下三个联队有一个却被派去协助澳军在北面米泰里亚岭(Miteiriya Ridge)进行一次助攻。

第八集团军增添了这个旅，而别的旅也开到新的增援、当时在前线的坦克已近四百辆，所以前景更加美好。隆美尔的坦克实力，比他敌人所了解的还要少——非洲军剩下的坦克不到三十辆。但是多亏德军运气和眼力都好，把坦克刚好布置在英军主攻逼近的地点，再加，碰巧英军只有很少一部分坦克真正投入那里的战斗。

这次奥金莱克的计划规定，在新西兰师向北迅猛进攻德军翼侧，削弱德军抵抗之后，用步兵——第五印度师沿着鲁伊瓦萨特岭及其南面的山谷一直向前进军，展开一次战线广阔的夜袭，来突破敌军防线的中心。然后，在天亮时，新的第二十三装甲旅就要冲到山谷的米雷尔那一头。再由第二装甲旅赶上来继续乘胜挺进。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但是需要参谋拟出作战细节，而这一点却没有做到。在一次军的会议上，一系列的作战步骤都没有配合得当，戈特的部下对彼此担当什么任务始终稀里糊涂。

进攻是在7月21日晚上发动的，新西兰军到达了目的地。可是，德军坦克开上来，摸着黑对他们进行反击，造成了混乱，天亮时，德军击溃最前面的新西兰旅，而原来要从翼侧掩护新西兰旅进军的第二十二装甲旅却没有到场。原因是，该旅司令官，同德军恰好相反，曾公开宣布坦克不能摸黑行动。

这期间，第五印度师的夜袭没有能达到目标。更糟糕的是，没有能在布雷区为跟随进军的第二十三装甲旅打开一个缺口。第二十三装甲旅的第四十和第四十六皇家坦克联队，在早晨投入进攻时，碰上败退回来的印度军，不过无法打听清楚沿途的地雷是否已经扫除。因此，他们非常英勇地向前挺进，完成了所谓“一次真正的巴拉克拉瓦猛袭”——新西兰军这样讲，是出于钦佩，但也不能再恰当。他们不久就发现，布雷区并没有打开缺口；自己已经冲进三重陷阱——一面陷入布雷区，在那里落得进退两难，一面处在德军坦克和反坦克炮的密集炮火之中。只有十一辆坦克回来。这次遭难的进攻只有一点补偿，就是皇家坦克联队的这两个新联队帮助步兵特别是新西兰军恢复信心：相信他们一方的装甲部队不会过于谨慎从事而不顾他们的死活。该旅的另一个联队在北面进攻时表现出同样的冲劲。不过，代价大——那一天共损失一百一十八辆坦克，而德军只损失三辆。即使如此，英军的坦克实力仍比隆美尔大九倍。可是，那次一开始进攻就遭到失败，使英军意志消沉，不再鼓劲重新进攻，也不再尽力利用他们这方大有可能压倒对方的优势兵力了。

经过四天整编和重新部署，英军再一次在北面发动突击以冲破隆美尔的战线。战幕初起，成绩不错，澳军借月光占领米泰里亚岭；澳军南面的英军第五十师也旗开得胜。第一装甲师本应紧紧跟上，直冲过去，但是该师司令官并不相信布雷区已清出一个足够大的缺口。他迟迟不动手，破坏了全面进攻的前景。直到早晨八、九点钟，先行的坦克才开始通过布雷区，不久就被向北面赶来的德军坦克截住。在布雷区右侧的步兵被切断后路，接着又被德军一次反攻打垮。与此同时，澳军也被赶出山岭，其中一部分也同样落入陷阱。

这时奥金莱克才勉强决定暂停进攻。看得出许多士兵经过长期战斗，已经疲惫不堪；如果成为孤军，更有可能投降。事情也很清楚：这样狭窄的战线对守方是有利的；当时隆美尔终于派到增援，这种有利条件会随之而滋长。到8月初，隆美尔的坦克实力已经增加到7月22日的四倍以上。

尽管这一战的结局使英军失望，但是他们的处境却要比开始时好得多。隆美尔叙述这一战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定论：“虽然在这次阿拉曼战斗中，英军的损失超过我们，可是，对奥金莱克来说，代价并不太大，因为他最在乎的一件事就是阻止我们前进，这一点，不幸被他做到了。” [注：《隆美尔文件集》，260页。]

第八集团军在阿拉曼7月之战中虽然伤亡一万三千余人，可是俘获七千多人，包括一千多名德军。假如计划执行得更加有力和有效的话，代价就会小些，而战果会大得多。不过即使事实如此，双方损失的总数差别也不大，而隆美尔更加经受不起这一损失。由于当时英军的增援源源不断输入埃及，隆美尔遭到的这一挫折十之八、九是个致命伤。

隆美尔自己的叙述清楚说明，到7月中旬他险些失败。当时他在18日写给妻子信中的一段自供，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情况：“昨天是一个特别艰难和危急的日子。我们又熬过来了。但是不能长此下去，否则，前线就要崩溃。从军事上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困难的时期。当然，援兵就要来了，可是我们能否活着看见援兵到来，那是很难说的。” [注：《隆美尔文件集》，257页。] 四天后，尽管后备力量更少了，他的部队却不得不对付一次更沉重的打击，但幸而挺过来了。

隆美尔随后叙述这一战时，高度赞赏了英军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在阿拉曼亲自指挥作战，十分高明地调度部队。……看来他是以显然冷静的眼光观察局势的，因为他并不是随便受到我们任何行动的影响而仓卒接受一个‘二等’解决办法的。这一点在后来发生的事情上格外明显。” [注：《隆美尔文件集》，248页。]

但是，奥金莱克在足智多谋的参谋长多尔曼－史密斯协助下所策划的一个个“头等”解决办法，却都在执行者列车的“三等”车厢中出了毛病。车厢的通道也都堵塞住了。堵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方有着一支英联邦各国分遣队混编的杂牌军，他们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他们的司令官被各自政府提出的种种令人焦虑的问题和警告弄得心神不宁。虽然有了最近几个月不愉快的经历，那样焦虑是非常自然的，可是战争中通常有的阻力却因此大大增加了。

7月之战结束时普遍出现的失望心情，使人们重新想起6月惨败是错误的领导所造成的，从而产生了必须毅然决然更换高级司令官的迫切心情，这也是很自然的。正如往常一样，批评总是针对最高阶层，而不是对出差错的下级。奥金莱克的反攻一失败，士兵的信心就又动摇了，现在必须恢复他们的信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调换司令官是最简便的补救办法，也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一帖兴奋剂，姑且不管对被撤换的司令官是多么不公平。

丘吉尔决定飞到埃及去估量一下形势；他在8月4日到达开罗，这一天正是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周年纪念日。丘吉尔既承认又说出口：奥金莱克已经“抵住了逆流”，但是，今日回想起来，当时还不能明显看出局势已经真正转变。隆美尔的所在地仍旧离亚历山大和尼罗河三角洲不过六十英里，近得令人不安。丘吉尔已在打算调换司令官；后来他发现他催逼奥金莱克及早重新进攻，奥金莱克却坚决抵制，并坚持必须推迟到9月才发动进攻，俾使新的增援部队有时间适应沙漠气候并进行一些沙漠作战训练，这时他就不仅打算更换司令官，而是决心更换了。

丘吉尔同应邀飞来埃及的南非总督史末资元帅(Field Marshal Smuts)讨论了他的打算，这次讨论也促使他下定决心。他的初步想法，是要非常干练的皇家总参谋长、陆军上将艾伦·布鲁克爵士(General Sir Alan Brooke)担任司令官。但是，布鲁克既出于策略，也出于顾忌，不愿意离开陆军部去接替奥金莱克的职位。因此，经过进一步商讨，丘吉尔就打电报给伦敦战时内阁的其他阁员，推荐亚历山大任总司令，并提名戈特为第八集团军司令。戈特这位英勇军人在最近几仗中身为军司令表现笨拙，就此而言，选中他当司令，倒是出人意外。不过，戈特在第二天去开罗的途中，却因飞机失事，送了命。于是蒙哥马利交了运，从英国调来填补这空缺。两位新军司令也一同飞来——陆军中将奥利弗·利斯爵士(Lieutenant-General Sir Oliver Leese)接管第三十军，陆军中将布赖恩·霍罗克斯(Lieutenant-General Brain Horrocks)补了第十三军中的缺。

但是，这一人事调动却产生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就是英军重新发动进攻的日期竟比奥金莱克当时提议的还要晚得多。原因是，蒙哥马利坚决要等到准备和训练工作全部就绪后再发动进攻，这位性急的首相只得让步。因此，隆美尔取得了主动，在所谓“阿拉姆哈勒法之战”(Battle of Alam Halfa)中，又有了一次逐鹿的机会——但是，事实上只是“作茧自缚”而已。

8月中只有两支新队伍开来增援隆美尔——一个德国伞兵旅和一个意大利伞兵师。两个部队都是“跳下来”，作为步兵使用的。可是，早已投入战斗的那些师，通过征兵和新的装备供应，损失已大大弥补，虽则意军开到的增援要比德军开到的多得多。隆美尔计划在8月底发动进攻。到进攻的前夕，他的两个装甲师大约已有二百辆装炮坦克，两个意大利装甲师则有二百四十辆。意军的坦克仍然都是老式坦克，现在格外陈旧了，而德军的装甲Ⅲ型坦克有七十四辆装有五十毫米长筒炮，二十七辆装甲Ⅳ型坦克则装有七十五毫米新式长筒炮。这在质量上是一项重要的改进。

但是，英军在前线的坦克实力总数已经增强到七百余辆(其中约一百六十辆是格兰特坦克)。结果，在装甲战中(这次时间很短)，只用了五百辆。

防守筑垒前线的，仍旧是7月间那四个步兵师，只是已经重编；第七(轻)装甲师还是留在前线，第一装甲师已调回去重新装备，代之以盖特豪斯少将(Major-General A. H. Gatehouse)指挥的第十装甲师。该师共有两个装甲旅，即第二十二装甲旅和新开到的第八装甲旅；这一战开始后，重新装备过的第二十二装甲旅也归该师指挥。新开到的一个步兵师也调到前线去防守阿拉姆哈勒法岭的后卫阵地。

多尔曼－史密斯所制订的、奥金莱克在任时所批准的防卫计划，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一仗得胜后，外界却纷纷传说这一防卫计划是在司令官调换后全部重订过的。因此，本文中应该强调一下，亚历山大在《公文集》中叙述事实的诚实态度当可粉碎那类传说和议论。他说他接替奥金莱克任司令时：

原来的计划，一是要尽可能坚守海上和鲁瓦伊萨特岭之间那一地域，二是要由阿拉姆哈勒法岭上一个固若金汤的既设阵地，从翼侧威胁鲁瓦伊萨特岭南面的任何敌人进军。现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蒙哥马利将军，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我也赞成，他但愿一旦敌军给予我们充分时间，他就能加强左侧，即南侧，来改善我们的阵地。 [注：亚历山大：《公文集》，841页。]

在隆美尔进攻前，阿拉姆哈勒法阵地已经加强，但其防御并没有经过认真考验——因为这一战的胜负关键在于装甲部队是否部署恰当及其防御行动是否十分有效。

前线的北部与中部防区工事都非常坚固，只有在南面十五英里长的一段地方，也就是阿拉姆纳伊尔岭(Alam Nayil Ridge)的新西兰军“哨所”和卡塔腊盆地之间这一部分前线，敌人才有可能飞速侵入。因而，隆美尔如果试图突破，必然要沿着这条路线进军。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也是当初奥金莱克制订这一防御计划的目的所在。

这样一来，既不可能出其不意地袭击目的地，隆美尔就不得不在时间与速度上来个乘其不备，出奇制胜了。他但愿自己一旦迅速突破南部防区，并拦截第八集团军的交通线，第八集团军会张皇失措，其防线也会东西失去呼应。他的计划是来一次夜袭夺取布雷地带，其后，非洲军和部分意大利机动军，在天亮前向东挺进三十英里左右，再朝东北转向海边，到达第八集团军供应地。他但愿这样的威胁会诱使英军装甲部队追击，使他乘机围而歼之。与此同时，第九十轻装甲师和余下的意大利机动军要组成一条掩护走廊，其坚固足以抵御北面来的反攻，直到他在英军后方取得这次装甲战的胜利为止。在他自己的叙述中，他说他“对于英军司令官的反应迟钝特别有把握，因为根据经验得知，英军总是要过一定时间才做出决定，再付之实施”。

但是，在8月30日晚发动进攻时，却发现布雷地带比预计的要纵深得多。黎明时，隆美尔的先头部队只越过布雷地带八英里，大部分非洲军直到上午10时光景才能开始东进。那时候，大批车辆正受到英国空军的猛烈轰炸。军司令瓦尔特·内林将军(General Walter Nehring)在这一仗的最初阶段就负了伤；余下的阶段都由非洲军参谋长弗里茨·拜尔莱茵中将指挥。

隆美尔明白再也不可能有惊人战果：进军速度已经大大落在时间后面，他就想停止进攻。但是，同拜尔莱茵商议了一番，再则，出于天生爱好，他决定继续进攻，只是目的改了，目标有所限制。由于他很清楚英军装甲部队有时间布置主阵地，因而可从翼侧威胁他长驱直入的部队，他就认为有必要“比我们预计的早一点转向北方”。所以他命令非洲军立刻掉头，这一来，非洲军便直奔阿拉姆哈勒法岭的主高地，一三二高地(Point 123)。这样改变了方向，非洲军就冲向英军第二十二装甲旅的驻守地，也是冲向一片软沙地，使部队调动受到牵制。原来计划的冲击路线是不经过这片“胶粘”地的。

第八装甲旅的主阵地，在第二十二装甲旅东南面约十英里的地方。英方把第二十二装甲旅部署在那里，主要是为了阻击过路军队，而不是用来间接阻遏并威胁敌军的翼侧阵地。把两个旅拉得这样开是冒风险的，蒙哥马利所以甘心冒这个风险，是因为拿得准这两个旅的装甲实力几乎都抵得过整个非洲军，因此应当能够坚持到别的旅开来支援。

但第八旅直至上午4时30分才到达指定阵地——幸而敌军也一样耽搁了，因为根据隆美尔原来的计划，非洲军也是奉命到达那个地区的，并且照规定要在拂晓前到达。如果在黑夜双方碰上，或者在早晨第八旅站住阵脚以前受到袭击，都可能造成尴尬局面，特别是对于第一次上阵的士兵，处境更加困难。

由于隆美尔不得不比原来的计划提前掉头北转，德军就直接攻打，而且单单攻打第二十二装甲旅了，但要到近黄昏时才动手。原因是，连续不断遭到空袭，还有燃料和军火护送队迟迟到达，这都大大推迟了进军的速度，因此，非洲军北转的路程虽已缩短，也要到下午才能开始。德军装甲纵队开近阿拉姆哈勒法岭和第二十二装甲旅的主阵地时，遭到一阵炮火猛轰，先是那些部署恰当的坦克发来的，后来又来自各兵种组成的这个加强旅的接应大炮。这个加强旅的新的年轻司令官“好手”罗伯茨("Pip" Roberts)指挥这个旅很有一手。德军的屡次进攻和局部翼侧行动的企图全被遏止住了——直到天黑，战斗才结束，为守方挣得了来之不易的休息，而使攻方情绪普遍低落。

不过，这次进攻所以流产，不仅仅在于真被击退。原因是，非洲军的燃料非常缺乏，隆美尔在下午三、四点钟就已撤销全力夺取一三二高地的命令。

即使到9月1日清晨，燃料依旧非常缺乏，隆美尔只得放弃在当天大战一场的打算。他至多只能调动第十五装甲师一个师作一次局部和有限的进攻来占领阿拉姆哈勒法岭。当时非洲军处境十分尴尬；夜间挨到英军轰炸机狂炸，白天又遭到霍罗克斯的第十三军的大炮整天猛轰，损失越来越大。德军装甲部队的进攻虽然减少了，但仍一再受到经过增援的守军阻击，因为那天凌晨蒙哥马利肯定敌军并不在东进抄他的后路时，已命令另外两个装甲旅集中配合罗伯茨旅。

到下午，蒙哥马利“下令部署一次反击，使我们取得主动”。他是打算从新西兰军的阵地转向南面发动攻势，来堵住德军已经进入的地区的瓶颈。他还做出安排，把第十军的司令部调上来“指挥一支追击部队”；这支部队是“准备同所有后备力量推进到达巴(Daba)”的。

德军装甲部队现在只剩下一天的燃料，大约只够各队行军六十英里。因此，在第二夜几乎不断遭到轰炸后，隆美尔决定停止进攻并逐步撤退。

在白昼，只见面向阿拉姆哈勒法岭的德军人数逐渐减少，并开始向西移动。但是，英军要求跟踪追击没有得到批准，因为蒙哥马利的方针是，过去他的装甲部队常被诱入隆美尔的陷阱，现在要避免重蹈复辙。另一方面，蒙哥马利命令新西兰军在其他部队的增援下，要在第三天，即9月3－4日夜间，向南发动进攻。

但是，9月3日，隆美尔部队开始全面撤退，英军只有斥候跟踪追击。“瓶封”进攻是在那天晚上发动的，目标是，第九十轻装甲师和的里雅斯特师所守卫的敌军后侧。后来进攻乱得不堪，遭到严重损失，终于停止。

其后两天，即9月4日和5日，非洲军继续逐步撤退，英军不再发动进攻来切断他们的退路，只有一些先头小队极其谨慎地跟踪追击。6日，德军到达原来战线以东六英里的高地防线，就停止后退，显然要在那里固守。次日，蒙哥马利在亚历山大的同意下，决定停止这场战斗。就这样，隆美尔才占有南面这一块有限的地盘。他的损失惨重，即使占有这块地盘，也算不上什么安慰，对他原有的意图倒是决定性的挫折。

第八集团军的士兵亲眼看见敌军撤退，即使只是后退几小步，他们也认为这一事实比未能切断敌军退路那一令人失望的事要重大得多。这是局势已经转变的明显标志。蒙哥马利早已在士兵中树立了新的信心，士兵对他是坚信不疑了。

然而，英军“瓶封”非洲军时，是否已失去摧毁敌军继续抵抗能力的大好机会，这个问题尚未解决。否则，后来就用不着多费手脚，也用不着付出重大代价去进攻敌人的既设阵地了。但是，迄今为止阿拉姆哈勒法之战对英军是一大胜利。到这一战结束时，隆美尔确已丧失主动，又因为英方的增援源源不断来到，下一战对隆美尔来说必然是“没有希望的一战”(Battle Without Hope)——他本人这样讲，正是恰到好处。

根据战后关于双方部队和兵源的资料来看，可以比较清楚看出，当初隆美尔冲入埃及，在7月第一次阿拉曼之战中受到阻遏，从此以后，他就难免最后失败了，因此这一战可以看作真正的转折点。尽管如此，他在8月底重新发动并加强进攻时，看上去他依然是一大威胁；再加上双方是空前绝后地近乎势均力敌，所以他仍然有可能取胜——过去他的对手似乎比较稳占优势时，有几次不是举棋不定，便是行动笨拙，如果这次也是如此，他就有可能取胜。可是，结果这种可能性却化成一缕烟，再也捞不回来了。“阿拉姆哈勒法之战”虽然象其他几场阿拉曼之战一样，是在同一地区打出个胜负来的，不过，取了个独特的名称，这一事实正好表明这一战的重大意义。

从战术上说，这一战也有特殊价值。因为不仅是守方得胜，而且决定胜负是纯粹靠防守，并没有发动任何反攻，甚至也没有真心想开展反攻。因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早期战争中的大多数“转折”(Turning Point)战恰成对照。虽然蒙哥马利在他的防御战得胜后决定放弃进攻，从而丧失包围并消灭隆美尔部队的机会——一刹那间的极好机会，但是也无损于这一战作为整个战役的转折点这一潜在的决定作用。从那时起，英军对最后胜利很有把握，这样就使他们的士气提高了，而对方部队则苦于绝望，一心认为不管做出什么努力和牺牲，也不过是将末日暂时推迟一下而已。

在这一战的作战技术方面，也有不少可以学习的地方。英军的阵地安排和地形选择，对战果都有很大影响。部署上的灵活性也是如此。其中最重要的是，空军和地面部队的计划配合得恰到好处。所以格外奏效，是因为这一战是防御战，一边地面部队守住包围圈，一边空军不断轰炸隆美尔部队已经冲入的圈内场地——当时已成陷阱。按照这一战的布局，空军进行轰炸可以更加自由，更加奏效，因为拿得准包围圈内的所有部队统统是“敌人”，因而也是轰炸目标——而在一场比较流动的战斗中，空军轰炸总是要受到牵制的。

过了七个星期，英军才发动进攻。性急的首相因拖延时日而恼火，但是，蒙哥马利决心要等到准备工作全部就绪，而且对胜利相当有把握时才动手；亚历山大也支持他。由于年初以来英国遭到一连串不幸事件，丘吉尔当时的政治地位很不稳定，只能屈从对方的意见，把进攻推迟到10月下旬。

大举进攻的确切日期，取决于月亮的盈亏，因为照计划规定，一方面，进攻要从夜袭开始——以抵制敌军的防御火力，另一方面，要在敌方布雷区开出路来，又需要有足够的月光。这样，发起进攻的日期就定在10月23日晚上——24日是望日。

丘吉尔要求提早进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英在法属北非联合登陆的庞大计划，名为“火炬作战计划”(Operation Torch)，当时已部署在11月初发动。如果在阿拉曼大败隆美尔，法国人就会欢迎那些把他们从轴心国控制下解放出来的火炬战士，佛朗哥将军也会更不高兴欢迎德军进入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德军这一反向运动是可以打乱并危及同盟军登陆的。

但是，亚历山大认为，如果他的进攻——“捷足作战计划”(Operation Lightfoot)在“火炬”之前两个星期发动的话，那末其间一段时间，“要消灭抵抗我们的大部分轴心国军队，是绰绰有余的，但敌人要开始大规模增援非洲，那就太局促了”。他认为，不管怎样，如果在北非另一头又一次登陆能获得良好结果，那末他这一头作战就必须保证成功。“决定因素是，我坚信我在没有准备好之前就进攻，即使不引来灾难，也有招致失败的危险。”这些论点占了上风，所以，虽然他现在建议的日期比丘吉尔早先向奥金莱克提出的日子要迟一个月光景，丘吉尔还是同意把进攻日期推迟到10月23日。

到那时候，英军的兵力，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所占的优势都是空前的。如果照常例，根据“师”数来计算的话，双方表面上是势均力敌的，因为各有十二个“师”，其中四个是装甲师。可是，在兵员的实际人数上，双方的实力却相差悬殊。第八集团军的战斗力达到二十三万人，而隆美尔的实力还不到八万人，其中只有二万七千人是德国人。再者，第八集团军有七个装甲旅，总共有二十三个装甲联队，而隆美尔总共只有四个德军坦克营和七个意军坦克营。实际坦克力量的对比更见突出。这一战开始时，第八集团军共有一千四百四十辆装炮坦克，其中一千二百二十九辆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当时在埃及基地仓库或工厂车间里另外还存着一千辆坦克，如果打的是一场持久战，就可以多少抽调一些来。隆美尔只有二百六十辆德国坦克(其中二十辆正在修理中，三十辆是轻装甲Ⅱ型)，还有二百八十辆意大利坦克(全部是老式的)。只有二百一十辆德国中型装炮坦克可以在装甲战中派上用处。因此，实际上，英军在一开始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坦克数量，就占到六比一的优势，还有大得多的潜力可用来弥补损失。

在战斗力方面，就坦克打坦克来说，英军更占优势，因为除了格兰特坦克以外，当时还从美国运到大批更新式和更高级的谢尔曼坦克来增援。在这一战开始时，第八集团军有五百多辆格兰特坦克和谢尔曼坦克，还有不少在首途中，而隆美尔手里可以同这些新式美国坦克匹敌的，只有三十辆新式装甲Ⅳ型坦克(装有七十五毫米高速炮)，比在阿拉姆哈勒法时多四辆。此外，隆美尔在反坦克炮方面已经失去早先的优势。他的“八十八”毫米反坦克炮的实力曾达到八十六门，虽然又补充了俘获的六十八门俄国“七十六”毫米炮应为76.2mm ZIS-3战防炮。]，但是，他的标准德国五十毫米反坦克炮，却不能穿透谢尔曼坦克和格兰特坦克的装甲，也不能穿透瓦伦丁坦克的装甲，除非是在近射程内。这是更加糟糕的不利条件，因为那些新式美国坦克都备有高爆炸力的炮弹，能在远射程内击毁对方的反坦克炮。

在空军方面，英军所占的优势也是空前的。中东空军总司令阿瑟·特德爵士(Sir Arthur Tedder)，当时有九十六个作战中队可随时调动，包括十三个美国中队、十三个南非中队、一个罗得西亚中队、五个澳大利亚中队、两个希腊中队、一个法国中队和一个南斯拉夫中队。共有一千五百多架第一线飞机。其中一千二百架可以使用的飞机驻在埃及和巴勒斯坦，随时都可用来协助第八集团军进攻，而德军和意军在非洲大约总共只有三百五十架可以使用的飞机能支援装甲部队作战。这种空中优势，无论在骚扰德军装甲部队的运动和直接供应其名下各师军需方面，无论在保护第八集团军的源源供应不受类似的干扰方面，都有极大价值。不过，空军利英国海军的潜艇协同扼杀德军装甲部队的海上供应线，这一间接的战略行动对这一战的胜负关系更为重大。9月间，运送德军装甲部队供应的船只在横渡地中海时被击沉，供应损失将近三分之一，还有很多船只被迫折回。10月，英方对德军供应的干扰更加厉害，德方送去的供应运到非洲的连一半都不到。大炮的弹药非常缺乏，简直没有什么可以回击英军的炮轰。最重大的损失是油船统统被击沉；在英军进攻前几个星期，没有一艘到达非洲，因此，在这一战开始时，德军装甲部队手头剩下的燃料只够拨发三次，而不是可拔发三十次——据认为至少也要有这么多燃料储备。这种严重的不足情况在各方面都牵制了反击调动。因而机动部队只得逐一散开，无法在进攻点上迅速集中，他们的机动性，也随着争斗的延长而越来越差。

给养的损失，也是部队中蔓延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战壕里，特别是意军扼守的战壕里，卫生条件恶劣，疾病的传播更加厉害。即使在7月之战中，英军也常常因为受不了污秽和臭味，不得不从他们占领的意军战壕中撤出来，所以，有好几次还来不及挖新战壕，就被德国装甲部队在露天捉住。但是，他们这样忽视卫生，终于自食其果，痢疾和传染性黄疸病不仅在意军中蔓延，也传到他们的德国盟军中间——得病的包括德国装甲部队的一些重要军官。

头等重要的“病员”(Sick Casulty)，是隆美尔本人。他在8月间进攻阿拉姆哈勒法之前已卧床不起。在那一战中，他总算多少复原，可以重新指挥作战，但是，其后，医疗上的压力又加重了，所以，他在9月间回欧洲疗养。他的职务由施图姆将军(General Stumme)暂代，非洲军司令的空缺则由托马将军(General von Thoma)补上，这两个司令官，都是从俄国前线调来的。由于隆美尔不在，加上这两个人对沙漠环境都不熟悉，他们在计划和布置抵挡迫在眉睫的英军进攻的对策上就增加了困难。在英军开始进攻的后一天，施图姆乘车到前线去，碰上一阵猛烈的炮火，从车子里摔了出来，因心脏病而丧命。那天傍晚，希特勒打电话给隆美尔，问他能否回非洲，隆美尔只得结束在奥地利的疗养。第二天，即10月25日，他飞回非洲，傍晚到达阿拉曼附近，负责防务。那时防务已大为削弱，而且在当天一次白费力气的反攻中损失了将近半数管用的坦克。

蒙哥马利原来的计划是，同时挥出左右两个拳头(北面是奥利弗·利斯的第三十军，南面是布赖恩·霍罗克斯的第十三军)，然后推动大批装甲部队(由第十军的赫伯特·拉姆斯登(Herbert Lumsden)集中指挥)切断敌军的供应线。但是，到10月初，他考虑结果，认为这个计划雄心太大，“因为陆军的训练还不够标准”，所以改用一个比较节制的计划。根据这新计划——“捷足作战计划”，就要在北面沿海附近，也就是在特勒埃萨岭和米泰里亚岭之间四英里长的一段地方集中进攻；第十三军则在南面进行助攻，以分散敌军的注意力，但不予进逼，除非敌军防线崩溃。这一谨慎的节制计划导致了一场代价巨大的持久战，而如果按照原来那个比较大胆的计划进行，根据第八集团军大占优势的兵力来看，这一战说不定是可以避免的。这一战成了一场消耗战——靠猛攻猛打而不是靠调度有方——有一度看上去几乎快要失败。可是，双方实力悬殊，即使消耗的比例相差很大，也必然有利于蒙哥马利达到目的——蒙哥马利又是下定决心达到目的，这是他的为人特点，不管做什么事情，一经决定就决不回头。单就制订计划这一点来说，他在改变进攻的方向并发展一种打垮敌方的战术上，也显示了非凡才能。

10月23日星期五，晚上10时，一千多门大炮暴风雨般狂轰了十五分钟之后，步兵发起猛攻。战事开始得很顺利——这也多亏敌军缺少炮弹；正因为如此，施图姆只得制止炮兵轰击英军的集合位置。但是，布雷区的深度和密度确成了较大的障碍，清除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久，因此，到天亮时，英军装甲部队还停留在通道上，或者刚出通道就被堵截。直到第二天早晨，步兵又进行了几次夜袭，那四个装甲旅才在布雷区的右侧，离原来战线六英里远的地方摆开阵势，他们在冲过那种狭道时也遭到不少损失。与此同时，第十三军在南面助攻，也碰上同样的困难，在第二天，即25日，就放弃进攻。

但是，在北面，楔形插入敌军防线的攻势显得锐不可当，因此，那一天，守方的司令官都把坦克一辆一辆开上来，尽力制止楔形攻势扩大。这一行动不出蒙哥马利所料，使得他那已摆好阵势的装甲部队对德军那种停停打打的反击予以重创。到傍晚，德军第十五装甲师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坦克还能投入战斗——第二十一装甲师仍在南面防区。

下一天，即10月26日，英军重新进攻，但是他们推进的企图却受到阻遏，他们的装甲部队白白付出极大代价。英军已不可能把插入(break-in)发展为突破(breakthrough)；大规模展开楔形攻势的装甲部队陷入德军反坦克炮的强大包围圈。拉姆斯登和他的师司令官在第二晚早已提出异议，反对用装甲部队在这样狭道上杀出一条路来；等到装甲部队在仍然狭窄的战线上推进而遭受更多损失时，这种使用不当的感觉在官兵当中就越来越普遍了。

蒙哥马利尽管仍然摆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气派，可是他一眼就看出，他开头的冲击已遭失败；突破口已遭堵塞；他必须制订一个新计划，同时让主力突击部队休整一番。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场合，他这种随机应变的做法，比之他今日回顾时总好象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行事的口头语，对部队都是较好的鼓励，也是对他的将才较大的颂扬。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这种口头语往往使他以见机行事和足智多谋而享有的声誉黯然失色。

新计划取名为“增压作战计划”(Operation Supercharge)——这个名称起得很好，给执行者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截然不同和更有成功希望的计划。英军第七装甲师已调到北面来增援。隆美尔也在这战火暂息之间，乘机重整部队；第二十一装甲师已在开往北面的途中，阿里埃特师也跟在后面。英国第十三军在南面助攻，并没有达到目的，既没有分散敌军注意力，也没有使敌军的部分装甲部队留在南面。向北转移，结果双方军队就必然更加集中在北面，这在战术上是对隆美尔有利的。英军只好更加依赖单纯的猛攻猛打和消耗战。他们幸而在数量上占有极大优势，即使消耗比德军多得多，但是只要痛下决心“杀”下去，他们还是必然胜利的。

蒙哥马利的新攻势始于10月28日——从已在敌军前线打开的大缺口，向北面沿海推进。蒙哥马利的打算是先掐掉敌军在沿海的“口袋”，然后再乘胜沿着滨海公路向西挺进，到达巴和富卡。可是，这个新攻势在布雷区搁浅了，又因为隆美尔把第九十轻装甲师调到这一翼侧来迅速回击，这个新攻势的前景就暗淡下来。即使如此，在这次进攻停止时，隆美尔也自以为很幸运，因为这时候他的兵源已经越来越少。非洲军只剩下九十辆坦克，而英军第八集团军在场的还有八百多辆坦克可供使用——因此，虽然英军付出的代价是将近四辆坦克抵德军一辆坦克，但是，坦克的优势比例却已经上升，现在是十一比一了。

隆美尔在29日写信给他妻子说：“我已经不存多少希望。晚上，我睁大眼睛躺着，无法入睡，因为我双肩挑有重担。白天，我疲乏得要死。如果这里出了毛病，那末会怎样呢？这种想法日日夜夜折磨着我。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无法对付。” [注：《隆美尔文件集》，312页。] 这封信分明道出，不仅仅是士兵，而且是他们的司令官(他仍然是一个病人)，都已经紧张得受不了。那天凌晨，隆美尔曾考虑下令向西撤六十英里，退到富卡阵地，但又不愿意退得这样远，因为这样就要牺牲大部分非机动步兵，所以他推迟了这一重大决定，但愿再阻击一次就可使蒙哥马利停止进攻。其结果是，这次阻击英军向沿海进攻，反而对英军有利。原因是，如果隆美尔当时溜脱的话，英军的一切计划都会落空。

蒙哥马利一看出向沿海的冲击遭到失败，就决定恢复原来的进攻路线——希望趁敌军少量后备部队北移而取胜。这是一个高明的决定，也是他为人灵活的又一范例。但是他的部队却没有这样灵活，由于时间都消耗在重整队伍上面，新攻势一直拖到11月2日才发动。

在连续受阻之后，这一次又停滞不前，伦敦就此更加郁闷，更加焦急。丘吉尔对攻势进展那样缓慢大为失望，好不容易才没有打电报给亚历山大训他一顿。首当其冲的是皇家总参谋长、陆军上将艾伦·布鲁克爵士——他力使内阁消除疑虑，但内心里却越来越怀疑，还急于弄个明白，是不是“我错了，蒙哥马利打败了”。甚至连蒙哥马利本人也不再象他表面那样自信，他私下里承认他是忧虑的。

在11月2日凌晨开始的新进攻，又没有打响——进攻或许应该停止的心情就此有加无已；原因是，布雷区再一次造成更多的耽搁，而抵抗力量又比预计的更加顽强。天亮时，开路的装甲旅“发现刚好处在拉赫曼小道上非常密集的反坦克炮火网之中，而不是象原来计划的那样处在炮火之外” [注：亚历山大：《公文集》，856页。] 。在那个局促的阵地上，遭到隆美尔装甲部队残余力量的反击，战斗一天，坦克损失四分之三。残余部队英勇地坚持战斗，后续旅队才能突破缺口，但是刚过拉赫曼小道，也都被遏止住了。到傍晚战斗结束时，英军因作战和机件发生故障而遭损失的坦克，大约又有二百辆。

英军再次受阻后，形势看来很暗淡，特别是从远处来看，不过就要云开雾散了。因为到那一天结束，隆美尔的兵源已经耗竭。令人惊异的是，德军竟然防守得这样长久。防守得最顽强的，是非洲军的两个装甲师，但是，即使在这一战开始时，战斗力也只有九千人，后来在炮火轰击下已减少到二千出头。更加糟糕的是，非洲军只剩下三十辆坦克可投入战斗，而英军仍拥有六百多辆——因此他们现在对德军的优势就成为二十比一了。至于意军的薄皮坦克，已经被英军的炮火粉碎，一些幸免的有不少也纷纷向西逃窜，在战场上消失了。

那天晚上，隆美尔决定分两步撤退到富卡阵地。德军正在照此撤退时，希特勒竟在3日正午后不久发来一道不得违抗的命令——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阿拉曼阵地。隆美尔过去既没有吃过希特勒干预的苦头，又没有学会非要抗命不可，所以他就停止撤退，并召回已在后撤途中的纵队。

德军这样一转向，在较远的后方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而要想在阿拉曼重新抵抗，也是白费力气。德军向西撤退的情况，英国空军已在3日凌晨侦察到，并已上报，这自然促使蒙哥马利继续并加强进攻。虽然在白天两次企图绕过敌军的炮火网都遭阻击，但是在当天晚上，步兵(第五十一苏格兰高地师和第四印度师)朝偏西南方向发动的一次新进攻，终于冲破非洲军和意军之间的接合处。4日拂晓后不久，三个装甲师穿过突破口，摆开阵势，奉命掉头北转，去堵截敌军沿滨海公路撤退的路线。在摩托化的新西兰师以及归其指挥的四分之一装甲旅的增援下，他们乘胜追击。

现在是切断并歼灭隆美尔整个军队的大好机会。这个机会所以格外大，是因为非洲军司令托马在早晨乱中被俘，而撤退的命令直到下午才下达——希特勒的许可令直到次日才收到。但是，隆美尔一发出撤退命令，德军就飞快行动，纷纷挤入留待他们使用的运输汽车，而英军却又因谨慎小心、犹豫不决、行动缓慢和近程调动的老毛病而没有及时乘胜追击。

英军三个装甲师穿过突破口并展开阵势之后，朝北推进到加扎勒(Ghazal)的滨海公路，离已突破的前线只有十英里。由于英军这样近程的掉头推进，非洲军残部便乘机迅速横跨一小步，堵击英军。英军进军几英里后，就被这层薄薄的火力网制止，直到下午德国装甲部队奉令开始撤退为止。接着天黑了，英军小心地停下宿营。这对他们是更大的不幸，因为他们已远远落在大部分德国装甲部队残余力量的后面了。

第二天，即11月5日，英军的一次次截击行动又是距离太近，速度太慢。第一和第七装甲师最初进军的目标是达巴，离加扎勒只有十英里，而先头部队直到中午才开到达巴——这时才发现撤退的敌军早已在他们之前溜脱。第十装甲师的目的地是，再向西十五英里的贾拉勒(Galal)，他们在那里抓住敌军的队尾，大约俘获四十辆坦克——多数是燃料耗尽的意军坦克。直到傍晚，英军装甲部队才开始追击主力撤退纵队，不过，进军短短的十一英里之后，又照常停下宿营——距离新的目的地富卡的悬崖不到六英里。

新西兰师及其附属装甲部队早已得到通知，在突破成功之后就开往富卡，可是，在跟随那些装甲师通过突破口时耽搁了——多少是因为交通管制很糟的缘故，后来又在半路上肃清意军时延误了。所以，在4日黄昏停止进军时，离富卡还不止一半路程。5日中午，目的地在望，但又因碰上一个嫌疑布雷区而停下——其实那是英军过去布下的疑阵，用来掩护他们向阿拉曼撤退的。等到新西兰师越过这片地区时，暮色已降临。

与此同时，英军第七装甲师在达巴过早向里转后，奉派回沙漠，向富卡村外十五英里的巴库什(Baqqush)挺进。可是在穿过新西兰师的队尾时，再加碰上那个嫌疑布雷区，也耽搁了时间——后来就停下宿营了。

第二天早晨，这三个追击师在富卡和巴库什四周合围——但后退的敌军早已向西溜走，他们俘获的只是几百个散兵游勇和几辆燃料耗尽的坦克。

现在要追上隆美尔的纵队，主要是靠第一装甲师了。第一装甲师在达巴错过德军之后，奉命长途迂回，穿过沙漠，并切断马特鲁港以西的滨海公路。但因缺乏燃料，两度停止进军——第二次时，离滨海公路只有几英里。这使师司令官更加恼火，因为他和其他一些人都曾极力主张，至少要有一个装甲师准备好长途追击，一直追到塞卢姆，运输工具要多装些燃料，少装些军火。

11月6日下午，沿海地带开始下雨，夜间雨下得很大。所有追击行动就此全部停止，隆美尔才能安全逃脱。事后，这场雨便成为英军所以未能切断隆美尔退路的主要借口。不过，只要分析一下，就看得出，在下雨前英军早已失去大好机会——这是因为行动距离太近，因为过分谨慎小心，因为时间观念太差，因为不愿夜间行军，因为过分集中注意作战而忘掉乘胜追击的基本需求。如果更深入沙漠追击，到达塞卢姆的陡削悬崖那样一个更远的封锁点，那就不会因敌军抵抗或因天气缘故而遭到被阻扰的风险——因为在沿海地带下雨可能带来风险，在内陆沙漠却难得下雨。

7日晚，隆美尔从马特鲁港撤退到西迪巴腊尼，在那里又抵抗一下，当时他的运输纵队正由英国空军猛烈轰炸的塞卢姆和哈勒法亚两地悬崖的山口，穿过边境咽喉地带。一度，滨海公路上车辆拥挤不堪，队伍长达二十五英里，但因交通管制组织得好，尽管英军轰炸，第二天晚上多数车辆还是通过了。所以，在9日，虽然仍有近千数车辆必须通过咽喉地带，但隆美尔却命令后卫部队都撤到边境去。

这期间，蒙哥马利已经把第七装甲师和新西兰师组成一支特别追击队，并命令另外两个装甲师停止前进，以保证追击队的燃料供应，不让隆美尔对一支搁浅的军队有一次反扑的机会。这次距离较长的追击在8日开始，不过，新西兰师一直到11日才到达边境；英军第七装甲师的两个装甲旅，虽在上一天下午就通过滨海公路以南的沙漠进军，也没有能够在11日敌军穿过卡普措时揪住其队尾。

隆美尔虽已从蒙哥马利的手掌中溜掉，顺利地摆脱英军要切断他退路的一次次袭击，但是他力量太弱，不可能在边境或者更后面的昔兰尼加再建立一道新防线。当时他的战斗力大约有五千德军和二千五百意军，外加十一辆德国坦克和十辆意大利坦克，三十五门德国反坦克炮，六十五门德国野战炮和两三门意大利炮。因为德军虽然大约有一万五千名作战人员安全逃脱，其中却有三分之二丢掉全部战斗装备，还有更大一部分逃脱的意军把武器都扔掉了。英军第八集团军除了击毙敌军几千人外，还俘获德军约一万人和意军二万多人，包括后勤人员，连同四百五十辆左右坦克和一千多门大炮。尽管他们自己伤亡一万三千五百人，尽管他们看见隆美尔“为改日卷土重来”而逃遁，心里不免失望，但是有了上述战果，非但大可弥补损失，也大可聊以自慰。

为了等待供应送到，经过短时间停战后，英军继续前进。但这已是跟踪，而不是追击。隆美尔过去的一次次反击，给英军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所以英军不是穿过弧形的班加西地方的沙漠，而总是小心地沿着海岸迂回进军，先头装甲部队直至11月26日才到卜雷加港(Mersa Brega)，这时越过昔兰尼加东部边境已有两个多星期，而隆美尔则早已重新占领那个咽喉阵地隐蔽起来。隆美尔部队在通过昔兰尼加撤退时所以遇到严重困难和危险，只是因为缺少燃料。他在卜雷加港得到增援，开来一个称为“半人马座”(Centauro Division)的新意大利装甲师和三个意大利步兵师的部分部队——不过这些都是非机械化部队，所以与其说是一笔财产，毋宁说是一个麻烦。

现在英军为进攻卜雷加港阵地，等待增援和供应，又停战两个星期。蒙哥马利再次准备了一个“就地消灭敌人守军”的计划——一面发动正面猛攻，压住隆美尔，一面派出另一支强大部队作远程迂回侧击，以堵截隆美尔的退路。正面进攻定于12月14日发动；在11－12日夜间，先进行大规模空袭，以分散德军对那时绕着沙漠迂回进军的注意力。但是，隆美尔在12日晚上逃走了，英军的计划就此落空。他飞快回到布埃拉特(Buerat)附近的一个阵地，那是在卜雷加港以西二百五十英里——离开英军第八集团军在班加西的新前进基地五百英里。

年终时，隆美尔仍在坚守布埃拉特阵地，因为这一次，在蒙哥马利准备好恢复进攻之前，要停战一个月，以调动和集结部队。但是，非洲的战局显然已经肯定扭转。因为隆美尔军队的实力没有可能恢复到足以同第八集团军所能集结的兵力相匹敌，而他的后方地区，还有后退时可能设立的阵地，由于英美第一集团军从阿尔及利亚向东推进到突尼斯，现在已经岌岌可危了。

可是，希特勒的美梦不久又重现了，墨索里尼也死抱着自己的美梦不放，因为他岂能眼看意大利的非洲帝国灭亡。事实上，甚至在他们还拿不准隆美尔能否躲开追兵并救出败军的残部时，他们的美梦又已使他们得意忘形。隆美尔安抵卜雷加港后，就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那条防线，并阻止英军侵入的黎波里塔尼亚。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个梦幻般的要求，他又象当初进入埃及前那样，作为生力军拨归巴斯蒂科元帅指挥。隆美尔在11月22日见到巴斯蒂科时，直率地告诉他说，要在那沙漠边境“抵抗到底”的命令，肯定会使他的残余部队覆灭——“我们要末早四天丢弃阵地而保全部队，要末晚四天把阵地和部队全部丢弃”。

后来卡瓦勒罗和凯塞林于24日来见隆美尔；他告诉他们，他手下的德军只有五千名有武器，所以要守住卜雷加港阵地，就必须在蒙哥马利进攻前给他迅速送来五十辆装有七十五毫米新式长筒炮的装甲Ⅵ型坦克，还有五十门同一种类的反坦克炮，外加足够的燃料和弹药供应。这样估计他的需要不算过分，但是这些需要不可能得到满足，那是再清楚不过的，因为所有装备和增援部队目前大都调到突尼斯去了。可是，他们仍旧强迫他服从固守卜雷加港这一命令。

因此，隆美尔存心说服希特勒正视实际形势，飞到东普鲁士森林，靠近腊斯登堡(Rastenburg)的元首总部。他受到冷淡；他一提出撤离北非是上策，希特勒就“立刻暴跳如雷”，不肯再听他谈出什么理由。希特勒这样一发脾气，隆美尔对元首的信仰才破天荒第一次大大动摇。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我开始认识到阿道夫·希特勒根本不愿意了解实际形势，凭他的智慧，他一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但是他在感情上不能接受。”希特勒坚持“在非洲继续守住一个大桥头堡，在政治上有其必要，因此，决不能撤离卜雷加港防线” [注：《隆美尔文件集》，366页。] 。

但是，隆美尔在归途中到罗马时，发现墨索里尼比较讲理，同时也比较懂得，要把足够的供应由水路运到的黎波里，再转运到卜雷加港，是困难重重的。因此他总算得到墨索里尼的批准：在布埃拉特布置一个中间阵地；把非摩托化的意大利步兵及时调回那里；万一英军进攻，他兵力不足的部队残部就撤退。隆美尔立刻照此执行，英军一露出发动进攻的迹象，他就摸黑溜走。此外，他已经打定主意，既不在布埃拉特也不在的黎波里前面停留，也不让蒙哥马利有机会诱捕他。他的既定计划，就是一直撤回突尼斯边境和加贝斯(Gabes)咽喉地带，在那里他不会轻易受到包抄，也可以用比较近在手边的增援部队展开一次有力的反击。

第二十一章　“火炬”——来自大西洋的新潮

1942年11月8日，同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 [注：见第二十章地图(西北非)。] 这次进入西北非，是在英军向非洲的东北端、阿拉曼的隆美尔阵地发动进攻两个星期之后，也是在那个阵地崩溃四天之后。

1941年圣诞节，同盟国在华盛顿举行“阿卡迪亚会议”(Arcadia Conference)——这是日本袭击珍珠港而使美国参战后的首次同盟国会议。会上，丘吉尔提出“西北非计划”(North-West Africa Project)作为“收紧对德包围圈”的一个步骤。他告诉美方，为了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已拟订一个计划，叫做“体育家”(Gymnast)，只要第八集团军在昔兰尼加取得决定性大捷，可向西推进到突尼斯边境。他接着建议，“假如法国同意，美军也要应邀在摩洛哥沿岸着手登陆”。罗斯福总统赞同这个计划。他一眼就看出这个计划在全盘战略中的政治裨益，但是他的三军顾问却怀疑是否可行，同时还担心这会影响对希特勒占领下的欧洲早日发动比较正面进攻的前景。他们至多只肯同意继续研究这一作战计划——当时已改名为“超级体育家”(Super-Gymnast)。

其后几个月，集中讨论的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计划，这次进攻准备在8月或9月发动，以满足斯大林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科汤坦(Cotentin)(瑟堡(Cherbourg))半岛终于成为多数赞同的地点；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General Marshall)，还有他选派前往伦敦担任欧洲战场美军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少将，他们极力主张的正是这一地点。英方强调使用不足的兵力在欧洲过早登陆的缺点，指出这样一个桥头堡对俄军不会有多少帮助，反而会遭到被围困或被吃掉的风险。但是罗斯福转而全力支持这个计划，并在莫洛托夫5月底访问华盛顿时亲自保证说，他“希望”并“期待”在“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6月，隆美尔抢先进攻贾扎拉防线之后，出乎意外，英军在东北非竟然崩溃，因而又重新研究了西北非登陆计划。

6月17日，丘吉尔偕同三军参谋长飞往华盛顿参加一次新的会议时，贾扎拉之战已趋恶化。丘吉尔到达后，即继续飞往赫德森河畔罗斯福的老家海德公园，同罗斯福进行私人会谈。会谈时，他再次强调在法国过早登陆的缺点和危险，同时建议还是恢复“体育家”计划为好。6月21日，英美三军参谋长在华盛顿集会；他们对瑟堡计划意见不一，可是一致同意北非计划并不完美。

英美三军参谋长共同推翻了这个计划，但不久又重新研究，这一则是因为战争失利，形势逼人，再则罗斯福急于想在1942年采取某种积极行动，以履行他对俄国的诺言，纵然不如原来打算的那样直接办到。6月21日，消息传来，托卜鲁克要塞已被隆美尔攻陷，英国第八集团军的残部正向埃及退却。

其后几个星期，英军处境越加恶化；赞同美国在非洲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的主张也随之甚嚣尘上。到6月底，隆美尔紧跟在退却的英军后面，已到达阿拉曼防线，并开始进攻。7月8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说，年内在法国登陆的“大锤”(Sledgehammer)计划必须放弃，并再次力争执行“体育家”计划。接着，他又通过当时驻华盛顿的英国联合参谋团团长、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Sir John Dill)转去一电说：“美国只有借助‘体育家’计划，才能在1942年打击希特勒”，否则，两个西方盟国都只得“在1942年停兵不前”。

美国三军参谋长对这一主张的反应，是重弹反对“体育家”的老凋——马歇尔指责这计划“代价高昂而无补实际”，金海军上将(Admiral King)支持这一指责而宣称：“如果真要采取这一作战计划，海军就无法一面履行对其他战场承担的义务，一面又为此提供必要的船舶和护航舰”。他们还一致认为，英国拒绝1942年在法国试行登陆一事，是英国即使在1943年也不真想冒这个风险的明证。因此，在金欣然支持下，马歇尔提出彻底改变战略的建议——即，除非英国同意美国那个早日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计划，否则，“我们就将转向太平洋，给日本以决定性打击；换句话说。除了空战外，对德国将采取守势，并将所有军用物资都用在太平洋。”

但是，总统反对向英国盟友发出这样一个最后通牒的主意，他对战略转变的建议表示不同意，并告诉三军参谋长，除非他们能说服英方在1942年采取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军事行动，否则他们必须进犯法属北非，或者向中东派遣强大援军。他强调说，政治上有必要在年底前采取某种突击行动。

面对总统的决策，三军参谋长想必会选择暂时增援中东英军的方针，而不是采用他们一贯强烈反对的“体育家”计划。何况，在研究了这两种方针后，马歇尔的计划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前一种方针为害较少。但是，出乎意料，马歇尔和金竟转而赞同“体育家”计划。7月中旬，他们伴同哈里·霍普金斯作为总统的代表飞往伦敦，一获悉英国三军参谋长坚决反对艾森豪威尔那个在瑟堡附近早日登陆的计划，他们就情愿选择“体育家”计划了。

马歇尔所以宁可进犯西北非而不去增援中东，按照哈里·霍普金斯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部队同埃及的英军混在一起有困难”。虽然在西北非两国联合作战也会产生混合的问题，但是派往中东的美国增援部队显然要听从英国总司令的指挥。

7月24日和25日，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又在伦敦举行两次会议，明确提出采用“超级体育家”计划——并迅即得到罗斯福的认可。此外，罗斯福还在电文中着重指出，计划的登陆日期“不得迟于10月30日”——这项指示是霍普金斯在一封私人电报中提出来，用“以避免拖拉和延宕”的。在丘吉尔的倡议下，这一作战计划改名为“火炬”(Torch)，以此名称来鼓舞人心。双方也同意应由美国人担任最高司令官(丘吉尔极其乐意以此来平息美国三军首脑的心头怒火)，马歇尔就在26日通知艾森豪威尔，叫他担任此职。

现在采用“火炬”计划虽已确定，可是时间和地点问题尚未解决，甚至没有经过充分研究。因而在这两个问题上又出现新的意见分歧。

关于时间问题，在丘吉尔催促下，英国三军参谋长建议以10月7日作为目标日期。美国三军参谋长却建议11月7日，因为“根据战斗运输舰的供应情况，这是恰好适宜部队登陆的最早日期”。

关于地点问题，双方意见相去更远。英方极力主张在地中海内的非洲北海岸登陆，俾能向突尼斯迅速推进。但美国三军参谋长却坚持6月间修订的“体育家”计划所规定的有限目标；当时这项计划是看作纯粹美国作战计划的。他们还急于把登陆地点局限在摩洛哥西海岸(沿大西洋海岸)的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地区。他们唯恐遇到的危险不仅是法国的抵抗，而且是西班牙的迎战，还有德军进行反击来占领直布罗陀，从而封锁地中海入口。在这争端方面，英方因美方处理战略问题如此谨慎而感到沮丧。他们争辩说，这样，德军就有时间占领突尼斯，或者加强或者取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抵抗，从而挫败同盟军的作战目的。 [注：紧接着华盛顿会议提出对西北非计划重加研究之后，有人在6月28日向我征询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一听到当时的主要登陆地点定在大西洋沿岸的卡萨布兰卡，就指出，这个地方离比塞大(Bizerta)和突尼斯(Tunis)两个战略要点有一千一百英里远；尽快占领这两个战略要点，才有可能早日取得成功，也就是说登陆的地点应当离这两地越近越好。我还着重指出，在阿尔及利亚的北海岸，即“在法国人背后”登陆所以重要，足因为这样一来，在卡萨布兰卡发动正面进攻并从该地缓慢进军，就可以少遭到一些可能引起的抵抗。]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都有意思赞同英方的意见。他在8月9日提出的第一个计划纲要，就是作为一个折中方案制订的。这方案建议在地中海内外同时登陆，但是不能在阿尔及尔以东的地点，因为敌人可能从西西里(Sicily)和撒丁(Sardinia)派飞机来空袭。只有在波尼(Bone)可进行小规模登陆以夺取那里的机场(波尼在阿尔及尔以东二百七十英里，而离比塞大仍有一百三十英里)。这个折中方案，并没有使英方计划人员满意，因为看来这不大可能具备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他们把这个条件规定为：“我们必须在穿越直布罗陀的二十六天之内，最好是在十四天之内，占领突尼斯各要点。”按照他们的看法，为了尽快向突尼斯进军，有必要在波尼或者更东面的地点进行大规模登陆。

这番争论引起总统的重视，他指示马歇尔和金对计划重新研究。这番争论电引起艾森豪威尔的重视，他向华盛顿报告说，他手下的美国参谋现已确信英方的论断是有道理的；他目前已在草拟一项新计划，将取消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并将其他地点的登陆日期提前。

艾森豪威尔的参谋在8月21日拿出的第二个计划纲要。大体上是按照英方意见拟订的；一边放弃在卡萨布兰卡登陆的打算，一边规定美军在奥兰(Oran)(直布罗陀以东二百五十英里)登陆，英军在阿尔及尔和波尼登陆。但是，艾森豪威尔本人并不怎么热心赞同，他强调说，这样一次远征。完全在地中海之内进行，其翼侧将暴露无遗。这个结论与马歇尔的意见是一致的。

第二个计划纲要不合美国三军参谋长的口味，正如当初第一个计划纲要不合英方的口味。马歇尔告诉总统说，“只有一条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交通线，是不能再危险了”，他还反对在地中海内远过奥兰(离比塞大不到六百英里)以东的任何地方登陆。

丘吉尔偕同布鲁克将军到埃及和莫斯科访问回来之后，获悉这一小心转变的消息。他们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西方列强未能开辟“第二战场”一事嘲笑他们，提出这一类无礼的问题：“难道你们只是冷眼旁观，什么都让我们干吗？难道你们永远不想动手打吗？你们一旦动手，就会发现并不糟糕的！”这自然刺痛了丘吉尔，但是他设法引起斯大林对“火炬”的潜力发生兴趣，而且生动地描述了这个计划怎样会间接减轻俄国受到的压力。因此他万万没有想到美方竟然建议缩小这个计划。

8月27日，丘吉尔向罗斯福打了一个长电抗议说，美国三军参谋长所建议的改变，可能“对整个计划是致命伤”，又说，“要是我们在第一天不拿下阿尔及尔和奥兰的话，这个作战计划就会失去全部意义”。他强调缩小目标会给斯大林留下不良印象。

30日，罗斯福复电坚持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登陆地点必须有一个在大西洋”。因此，他建议美军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登陆，而由英军在东面几个地方登陆。此外，他不忘英军在北非、叙利亚等地的军事行动会碰上维希法军，还提出一个新问题：

我深深感到，最初必须由纯粹的美国地面部队进攻……我甚至要说，我有充分理由相信，英美两军如同时登陆，必将引起非洲所有法军的全力抵抗；反之，如果最初不用英国地面部队而由美军登陆，那末就真有可能不遭法军抵抗，或者只遭象征性的抵抗而已……我们相信，至少在最初进攻的两星期内，无论德国空军或者伞兵都无法大批开到阿尔及尔或突尼斯。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477页。]

英方对于暂停一周再行向东登陆的意见吃惊不小，因为这在战略目标上比西面登陆更为重要、更为迫切。他们对于美方认为德军在两星期内无法进行有效干预的乐观估计也毫不喜悦。

丘吉尔极愿利用美国驻维希政府大使、海军上将李海(Admiral Leahy)的三寸不烂之舌为政治上和心理上铺平道路。虽然他“急于使这次远征确保美国特色”，因而愿意使英国部队尽可能不露面，退居幕后，但是他不相信有可能隐瞒这一事实：大部分运输船舶、空中支援和海军部队都将由英国提供——而这一切将首先出现，然后才轮到地面部队。他在9月1日给罗斯福的复电中巧妙地谈到了这几点，并且强调说，万一“这一不流血的政治胜利(我同意你的看法，希望很大)告吹的话，那就会引起至关紧要的军事灾难”。他接着说：

最后，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觉得重要的是，在占领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的同时，也应占领阿尔及尔。阿尔及尔是一个最友好和最有希望登陆的地方，那里的政治反应在整个北非是举足轻重的。为了未必能在卡萨布兰卡登陆，而放弃阿尔及尔，这个决定在我们看来非同儿戏。如果德军因而在突尼斯并且在阿尔及尔比我们抢先一步，那末在整个地中海的力量对比就不堪设想。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479－480页。]

这番话足以说明有必要仍旧将阿尔及尔登陆列入计划，但是没有谈到更往东、更靠近比塞大登陆的重要性；这是疏忽，也是让步，使得战略上早日成功的希望化成泡影。

9月3日，罗斯福电复丘吉尔，同意阿尔及尔登陆列入计划，同时建议由美军先行登陆，“不出一小时再由英国部队登陆”。丘吉尔立即接受这个解决办法，只要原定派往卡萨布兰卡的部队适当减少，俾使阿尔及尔登陆成功。对此，罗斯福作了点修改后，表示同意，还建议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两地各减少“一个团战斗队”(Regimental Combat Team)，以提供“一万人作阿尔及尔登陆之用”。9月5日丘吉尔复电：“我们同意你建议的军事部署。我们有不少受过充分登陆训练的士兵。如果方便的话，他们可以穿上你们的军服。他们会以此为荣。运输船舶不成问题。”当天，罗斯福回了一电：电文只有一个“妙”(Hurrah)字。

就这样，罗斯福和丘吉尔电文往返几次，问题终于解决。三天后，艾森豪威尔指定11月8日为登陆日，但谢绝丘吉尔让英国袭击队员(Commandos)穿上美国军服的建议，因为他急于在最初登陆时保持纯粹美军的外表。丘吉尔对推迟登陆日期和修改计划都听其自然。事实上，他随后在9月15日致罗斯福一电中卑躬屈膝地说：“在整个‘火炬’计划中，我认为我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是你的副手(Lieutenant)，只是请你允许我向你坦率地提出我的观点。” [注：特别要参看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斯内尔合著《联合作战的战略计划，1941－1942年》一书中极为高明和深刻的分析。]

罗斯福9月5日的“妙”字电报，解决了那场堪称“横渡大西洋的笔墨官司”(the transatlantic essay competition)——虽然马歇尔还继续表示怀疑，而他政治上的顶头上司、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则为北非登陆的决定向总统大提意见。但经总统决定后，具体计划终于迅速推行，以挽回拖延的影响。不过，这个计划却带来折中办法所引起的双重影响。由于在北非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减少了，同盟军在地中海就必然长期受到牵制——正如美国官方史学家承认的并强调的那样。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448页。]

在最终决定的计划里，沿大西洋海岸登陆夺取卡萨布兰卡的任务，规定乔治·巴顿少将(Major-General George S. Patton)指挥的纯粹美国部队担任，计二万四千五百人，由肯特·休伊特海军少将(Real-Admiral H. Kent Hewitt)指挥的西路海军特混舰队(Western Naval Task Force)运送。这支舰队直接从美国驶出——大部分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停泊场，计有一百零二艘舰艇，其中二十九艘是运输舰。

夺取奥兰的任务交给中路特混舰队，计有一万八千五百名美军，由劳埃德·弗雷登德尔少将(Major-General Lloyd R. Fredendall)指挥，但由海军准将托马斯·特鲁布里奇(Commodore Thomas Troubridge)指挥的英国海军部队护航。这支舰队从克莱德(Clyde)湾驶出，因为这是8月初运送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美军组成的。

进攻阿尔及尔的东路海军特混舰队，也完全是英军，指挥是海军少将哈罗德·巴勒斯爵士(Rear-Admiral Sir Harold Burroughs)；但突击部队却由英军和美军各九千人组成，部队司令官查尔斯·赖德少将(Major-General Charles Ryder)是美国人。此外，总数达二千人的英国袭击小队也有美国士兵编在里面。所以采用这种奇特的混合编制，是出于这一希望，就是把美国人放在橱窗前面会使法国人当作突击部队纯粹是美国人。11月9日，即登陆后的第二天，在阿尔及尔的所有同盟军的指挥全权，由新成立的英国第一集团军的司令官肯尼思·安德森中将(Lieutenant-General Kenneth Anderson)接管。

向奥兰和阿尔及尔两地突击的部队，由两大护航队运载，从英国一同开出，慢的一队在10月22日启航，快的一队迟四天出发。这样安排时间，这两大护航队就能在11月5日晚上同时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从此由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Admiral Sir Andrew Cunningham)指挥的部分英国地中海舰队掩护。这支舰队一出现，意大利舰队就不敢进行阻挠，甚至在登陆后也不敢——因此，正如坎宁安歉然所述，他的强大舰队只能“一直无所作为地游弋”。但是，他手里的事情很多，因为他是艾森豪威尔手下的同盟国海军司令，所以对“火炬”计划的整个海运负有责任。从英国开出的商船。包括10月初由前进护航队护送来的军需船，共计二百五十余艘，其中约有四十艘运输舰(包括三艘美国运输舰)，而英国海军部队在这次作战中用于护航和掩护的各种类型战舰共达一百六十艘。

登陆之前的外交序曲，活象一出间谍小说和“西部小说”混编而成的历史剧，其中还有滑稽插曲。美国驻北非首席外交代表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积极为登陆铺平道路，在他认为可能赞同这项计划并愿出力帮助的法国官员中，谨慎地进行试探。他特别倚重阿尔及尔防区部队司令马斯特将军(General Mast)(以前是总司令朱安将军(General Juin)的参谋长)和卡萨布兰卡防区部队司令贝图阿尔将军(General Béthouart)——不过，整个卡萨布兰卡防区是由米什利埃海军上海(Admiral Michelier)指挥的，这一件事，美国却不知道。

马斯特曾力求一位同盟国高级军事代表秘密前来阿尔及尔，同朱安等人进行幕后会议，并讨论各项计划。因此，马克·克拉克将军(General Mark Clark)(他刚被任命为“火炬”计划的副总司令)偕同四名主要参谋飞往直布罗陀，再由朱厄尔海军少校(Lieutenant N. A. A. Jewell)指挥的英军潜艇“六翼天使号”(HMS. Seraph)载往阿尔及尔以西约六十英里的海滨一所别墅中秘密会晤。10月21日凌晨，潜艇驶近海滨，但来不及在天明前把马克·克拉克一行送上岸，因而只得整天下潜海底，法方人员既迷惑又失望，就回去了。潜艇向直布罗陀拍发电报，经秘密电台波道转到阿尔及尔，因此第二天晚上墨菲和几个法国人又回到别墅来。当时克拉克一行乘坐四只帆布划子上岸，其中一只在他们上船时翻了。别墅窗内点了一盏灯，背后挂一条白床单，就这样把他们引到会晤地点。

马克·克拉克直截了当告诉马斯特，美国准备派遣一大支部队前来北非，并将有英国海空军的支援——这句话说得不够坦率。不仅如此，为了安全起见，他也没有向马斯特说清楚同盟军登陆的时间和地点。马斯特的协助是至关紧要的，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如此过分保密真是失策，因为这样马斯特及其同僚在策划和采取合作的步骤上，便无法获得必要的情报和时间。克拉克授权墨菲在登陆前立即把日期通知马斯特，但即使在那时，也不把地点告诉他。可惜为时已晚，马斯特来不及通知在摩洛哥的同僚了。

法国公安人员 [cdhyy注：钮版译为法国警察。] 起了疑心，来到现场，会议出乎意外地暂告中断。公安人员搜查别墅时，马克·克拉克及其同伴仓皇躲进一间空酒窖。早先充当克拉克一行向导的一名英国袭击队军官咳嗽起来，情况就变得更加危险。马克·克拉克递给他一小块胶姆糖镇咳，但不久他又讨了，说是那块糖没有什么味道——克拉克回答他说：“这倒不奇怪，因为我已经嚼了两小时啦！”公安人员终于离去，但仍有疑心，很可能再来。其后，克拉克一行在拂晓前打算重新上船，又碰上新的麻烦，因为风浪已大，他的划子翻了，险些把他淹死。天明前不久，他们又试了一次，其他划子统统翻掉了，不过他们一行终于全部冲过浪头，虽然全身湿透，总算安全上了潜艇。第二天，他们被送上一架水上飞机，载回直布罗陀。

这次会议上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选出最适当的法国首脑来带领北非法军向同盟军一边靠拢。虽然北非法军总司令朱安曾私下表示同意这么办，但是他表明他想“作壁上观”，能多久就多久，而不愿意采取主动。他手下的一些主要司令官威望不够，对维希政府的命令同样不愿意明确表示漠视或违抗。维希政府所有部队的总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Admiral Darlan)，很可能在年迈的贝当元帅去世后成为国家元首，他在1941年向李海暗示过，最近又向墨菲暗示过，如果保证有相当规模的美国军事援助的话，他可能愿意放弃同德国协作的政策并带领法军倒向同盟军一边。不过，他同希特勒已经勾搭很久，所以他的暗示很难令人相信。再说，他本有反英的成见，又因英国在1940年法国崩溃后攻击奥兰等地的法国舰队，这种成见当然加深了。鉴于英国在“火炬”计划中起重要作用，这件事很难隐瞒，他的态度就更加可疑。

戴高乐将军(General de Gaulle)所以遭到排斥，是出于相反的理由——1940年，他对抗贝当，其后又参加丘吉尔进攻达喀尔(Dakar)、叙利亚和马达加斯加的行动，因而至今仍然效忠于维希政府的所有法国军官，甚至最渴望摆脱德国羁绊的人都不愿接受他的领导。这是墨菲强调的，也是罗斯福欣然同意的，因为罗斯福早已对戴高乐的判断力很不信任，也不喜欢他那样傲慢。

最近自称为“你的副手”的丘吉尔，对主子是唯命是从，因此，在登陆之前，没有把这项计划透露给戴高乐。

在这种情况下，从总统以下的美国人都欣然接受马斯特将军及其同僚的意见，认为吉罗将军(General Giraud)是领导北非法军的最称心合意的人选——墨菲在会议举行之前早已如此表示过。吉罗在1940年5月任陆军司令官，曾被德军俘虏，但是在1942年4月设法逃出，到达未被占领的法国地区，他一答应拥护贝当政权就获准住下。他居住在里昂附近。尽管受到监视，却在那里同法国本土和北非的许多法国军官取得联系；这些人和他一样，都想依靠美国援助组织起义来反对德国统治。吉罗在给他的一个支持者奥迪克将军(General Odic)的信中表达了他的观点：“我们不希望美国人来解放我们；我们希望他们帮助我们自我解放，两者并不完全一样。”此外，他同美国人私下谈判时，他提出的一个条件是，凡是有法军作战的法国领土上，应当由他担任同盟军总司令。他看了收到的一封电报，自以为他提出的所有条件都为罗斯福所接受，可是，11月7日，即登陆的前夕，他到达直布罗陀同艾森豪威尔会晤时，艾森豪威尔却完全没有料到有这些条件。

当时吉罗在法国南海岸的约定地点，搭上英军潜艇“六翼天使号” [注：出于政治原因，吉罗曾要求派一条美国船来接他。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六翼天使号”就由一名美国海军军官杰罗尔德·赖特上校(Captain Jerauld Wright)担任名义指挥，并带一面美国国旗，必要时就可以挂出。陪同吉罗的，是他的儿子和两名年轻参谋，其中之一是安德烈·博弗尔陆军上尉(Captain Andre Beaufre)，他在策划这次法国陆军反对德国的戏剧性行动中起了有力的作用。赖特和博弗尔两人后来在各自的部队以及北约组织的指挥机构中都升任要职。] ，就是当初把马克·克拉克载往阿尔及尔海滨进行秘密谈判的那一艘潜艇。后来他又被转送上一架水上飞机(不过在登上飞机时差点淹死)，送往直布罗陀。到达时，他听到第二天清晨同盟军即将在北非登陆的消息，惊愕得不知所措，因为他原来听说计划在下月登陆，他所以吃惊，也是因为他发现登陆的指挥权在艾森豪威尔手里，而不在他手里。这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在争论中，他以自己的军阶较高和所得的保证作为根据，还反复说，如果他担任最高指挥官以下的任何职位，他国家和他本人就要威信扫地。但是，8日早晨会谈恢复时，在向他明确保证他将是北非法国军政首脑之后，他安于其位了。不过，出于权宜之计，又因为达尔朗海军上将身价较高，这一诺言不久就被置之脑后。

在把解放的“火炬”带往法属北非时，美国出兵之奇真是无以复加，惊得他们的朋友和助手乱成一片；敌方倒没有引起如此混乱。同他们暗通的法国人措手不及，无法协助铺平道路；在突然入侵的震动下，大多数法军司令官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是出诸自然的，同他们对以维希的贝当元帅为代表的合法政府的忠诚是相一致的。由于这个缘故，美军登陆遭到了抵抗，虽然在阿尔及尔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遇到的抵抗要少一些。

在卡萨布兰卡，法军师司令官贝图阿尔将军于7日深夜获悉8日凌晨2时美军将登陆。他派出一队队士兵去逮捕德国休战委员会的成员，并委派若干军官前往五十英里以北的拉巴特(Rabat)海滩去欢迎美军，因为他认为那里没有海防炮台，又是法属摩洛哥政府的所在地，美军会在那里登陆。

经过这些初步部署之后，贝图阿尔亲自率领一个营去占领拉巴特的陆军司令部，并把陆军司令护送走。贝图阿尔还向摩洛哥驻扎总督(兼全区总司令)诺盖将军(General Noguès)和米什利埃海军上将发信，通知他们美军即将登陆；吉罗正前来接管整个法属北非的指挥权；他本人已由吉罗任命接管摩洛哥的陆军指挥权。他给诺盖和米什利埃的信中要求他们支持他发布的命令，听任美军登陆，不作抵抗，否则就让开道路，等将来可较方便地接受既成事实。

诺盖收到信后，打算“作壁上观”，等局势比较澄清后再说。但在诺盖犹豫不决时，米什利埃却立即采取行动。由于他的巡逻飞机和潜艇在黄昏前还没有侦察到正在驶近的舰队，他仓卒得出结论，认为贝图阿尔是受骗上当了。米什利埃保证沿海望不见强大舰队，这给诺盖的印象很深，以至于在清晨5时后不久头一批登陆报告传来时，他仍认为只是袭击队入侵而已。因此，他就从“壁”上跳下来，站到反美的一边，并命令法军阻挡美军登陆，同时以叛国罪将贝图阿尔逮捕。

巴顿的主要登陆地点，是选在卡萨布兰卡以北十五英里的费达拉(Fedala)，另有两个辅助登陆地点，一在再往北五十五英里的麦赫迪亚(Mehdia)，一在卡萨布兰卡以南一百四十英里的萨菲(Safi)。费达拉那片适宜登陆的海滩，最靠近卡萨布兰卡城及其戒备森严的港口——那是摩洛哥在大西洋沿岸唯一设备良好的大港。所以选中麦赫迪亚登陆，是因为那里最靠近利奥特港机场——那是摩洛哥唯一筑有混凝土跑道的机场！所以选中萨菲，是因为一支右翼部队在那里作战，就可以拦阻内陆城市马拉喀什(Marrakesh)的强大法国守军在卡萨布兰卡干扰登陆，也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可供中型坦克登岸的港口——当时，新的坦克登陆艇(LST)还在制造中，来不及供应“火炬”使用。

美国舰队安渡大西洋之后，于11月6日驶近摩洛哥沿岸；当时有报告说那里“浪大”，气象预报说8日风浪将大得无法登陆。但是休伊特海军上将手下的气象专家预计风暴将过去，因此休伊特决定冒险执行在大西洋沿岸登陆的计划。7日，风浪开始减弱，8日已风平浪静，只剩一点小小余波。风浪比同月任何一天早晨都小。即使如此，由于缺乏经验，仍有许多事故和延误。

但是，情况至少比巴顿预测的要好。在上船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中，他的一篇发言是夸夸其谈、“慷慨激昂”的典型。就是在这篇发言中，他作了上述的预测。当时他挖苦海军人员说，他们精心策划的登陆计划“不出五分钟”就会完蛋，他接下去还宣布说：“历史上从来没有海军按照预定的时间和地点把陆军送上岸的。但如果你们在费达拉五十英里以内的任何地方，并在指定登陆日的一周内把我们送上岸，我就会一往直前，取得胜利。”

幸而法军混乱不堪，迟疑不决，以致一批批登陆进攻部队安全上岸了，守军炮火才猛烈起来，但到那时，天已大亮，足以使美国海军炮手将沿海炮火压下去。不过，由于陆军海岸工作队缺乏经验和多方出错，在滩头堡，并在扩展滩头堡时，又遇到新的麻烦。因此，巴顿转而把手下部队和三军的错误火辣辣地批评了一顿。部队和小船都已负荷过量。虽然第二天就开始向卡萨布兰卡进军，而且没有遭到认真抵抗，但因装备缺乏而被拖住后腿，进军突然停下——装备全部堆积在海滩上，就是无法往前运给战斗部队。第三天极少进展，而抵抗却有所加强，因此前景变得暗淡了。

法国海军的威胁，在第一天要不被消灭的话，局势会更加严重。这一威胁是在卡萨布兰卡港外进行的一场略带古风的海战中消灭的。海战开始时，正好在上午7时之前，当时汉克角(Cape El Hank)的海防炮台和港内“让·巴尔号”(Jean Bart)(这是法国最新的战列舰。但尚未建成，不能离开停泊地)向吉芬海军少将(Rear-Admiral R. L. Giffen)的掩护舰群开了火。组成这个掩护舰群的，是“马萨诸塞号”(Massachusetts)战列舰、两艘重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都没有被炮火击中，虽则有几发差点打中；回击非常有力，暂时压住汉克角炮台和“让·巴尔号”两方面的炮火。可是过分注意这一紧张行动，因而把其他法国舰艇关在当地的任务忽略了。到上午9时，一艘轻巡洋舰、七艘驱逐舰和八艘潜艇已经潜逃。驱逐舰都驶向费达拉，那里的美国运输舰成了“活靶子”。幸而休伊特海军上将派来堵截的一艘重巡洋舰，一艘轻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把这几艘驱逐舰拦截并逼退了。随后，掩护舰群又应命前来切断其退路。在这一压倒优势的集中重火力轰击下，多亏驾驶得法，妙用烟幕，加上法方潜艇牵制战起了干扰作用，法军好容易才死里逃生，只损失一艘驱逐舰，接着又作了一次英勇战斗，力图到达运输舰卸载区。但是，在第二次交锋中，另一艘驱逐舰被击沉，八艘法国舰艇只有一艘没有负伤归港。在海港里又有两艘沉没，其他几艘被炸得伤上加伤。

不过，这一战果并没有决定全局，因为汉克角炮台和“让·巴尔号”的十五英寸大炮又已活跃，而美舰已耗掉大量弹药，如果以达喀尔为基地的法国军舰开过来(美军唯恐这些法国战舰开来)，可能无法赶走。

幸亏卡萨布兰卡和整个大西洋沿岸的战局，由于阿尔及尔的政局发展差强人意而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在傍晚时，诺盖将军辗转听到，以达尔朗海军上将为首的当地法国当局已于10日发布停战命令。诺盖根据这一未经证实的消息迅即行动，命令手下的司令官停止积极抵抗，等待停战。

与此同时，美军在奥兰登陆时遭到的抵抗，比之西路海军特混舰队在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时遭到的要顽强几分。然而，美军特遣部队和运他们到现场并送上岸的英国海军部队倒是共同计划、相互合作得非常出色。此外，美国先头突击部队，特理·艾伦少将(Major General Terry Allen)指挥的美国第一步兵师，也是一支受过极好训练的部队，而且还有第一装甲师半师人马的支援。

计划规定采取两翼包抄来攻占奥兰城和港口——特里·艾伦的两个团战斗队在奥兰以东二十四英里的阿尔泽湾海滩登陆；西奥多·罗斯福准将(Brigadier General Theodore Roosevelt)率领的第三团战斗队在城西十四英里的莱桑达卢塞(Les Andalouses)海滩登陆。接着，一支轻装甲纵队从阿尔泽的滩头堡向内陆推进，另一支较小的轻装甲纵队则从奥兰以西三十英里布扎贾尔港(Mersa Bou Zedjar)更远的登陆点出发，去攻占奥兰以南各机场，并从背面逼近奥兰城。更重要的是迅速封锁奥兰城，因为据估计，城内一万名守军，如果得到内陆各驻地派来的增援，不出二十四小时，人数几乎可以增加一倍。

战斗开始得很顺利。11月7日傍晚，护航队假装经过奥兰，向东驶去，但又摸黑折回。凌晨1时，在阿尔泽准时开始登陆，只隔半小时，就在莱桑达卢塞和布扎贾尔港两地登陆。袭击完全出其不意，在海滩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尽管这一带有十三座海防炮台，但直到天亮后才有炮火骚扰，不过，即使到那时，也没有造成多少损失，这是多亏海军支援有力，又提供烟幕掩护。登岸和卸货基本上都很顺利，只是因为士兵负荷过重(每人携带近九十磅的装备)，速度才慢下来。中型坦克由运输舰装运，并在阿尔泽港攻下后，卸在码头上。

只有在试行正面攻占奥兰港时，才大吃败仗。那次进攻是为了防止守军破坏港内的设备和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两只英军快艇“沃尔纳号”和“哈特兰号”，载着四百名美军，同两只摩托艇一起用来执行这个大胆计划——美国海军当局曾认为这样做太莽撞而力加反对。结果证实了他们的看法：这是一项“自杀任务”(Suicide Mission)。失策的是，发动时间安排在登陆后两小时，恰好在其他各地登陆已唤起法军注意之时。挂出大幅美国国旗的预防措施，未能阻止法方给予一阵阵炮火回敬，结果两只英军快艇都受重创，船员和士兵有一半打死，余下的多数负伤，都成为俘虏。

到上午9时前后，从各滩头堡开始进军；刚过11时，来自阿尔泽的沃特斯上校(Colonel Waters)的轻装甲纵队抵达塔法拉乌伊(Tafaraoui)机场，据报告说，一小时后机场已可供直布罗陀来的飞机使用。但是，这个纵队一向北转，不到拉塞尼亚(Lasénia)机场，就受到阻击；来自布扎贾尔港的罗比内特上校(Colonel Robinett)的纵队也是如此。来自阿尔泽和莱桑达卢塞的两支向心步兵，在逼近奥兰时，遇到抵抗，也无法前进。

第二天没有什么进展，因为法方加强了抵抗，对阿尔泽滩头堡翼侧的一次反攻，由于报告过分渲染，夸大了威胁，弗雷登德尔将军不得不从其他战斗任务方面调来兵力，从而打乱了整个作战计划。虽然当天下午占领拉塞尼亚机场，可是多数法机已经飞走，又因炮火不断，机场也无法使用。在夜间绕过通往奥兰公路上的一些孤立支撑点之后，第三天早晨向奥兰集中攻击。从东西两面进攻的步兵再次遭到阻击，但也能吸住守军的注意，而两支轻装甲纵队的先头部队从南面直驱城内，除偶尔遇到狙击外，没有遭到抵抗，在午前到法军司令部。于是法军司令官一致同意投降。在这三天陆上战斗中，美军伤亡不到四百人，法军更少。损失所以轻微，特别是最后一天抵抗所以逐步减弱，是因为法军司令官知道阿尔及尔正在进行谈判。

在阿尔及尔登陆较为顺利，时间也较短，这主要是多亏当地司令官马斯特将军及其暗通美国的同僚。在哪里都没有遭到认真抵抗，只有在试行及早进入港口之时，如同在奥兰一样。

7日拂晓，一艘美国运输舰“托马斯·斯通号”(Thomas Stone)，离阿尔及尔不到一百五十英里时，被一艘德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暂时失去战斗力，但其后，深入地中海航行，再也没有遇到麻烦。虽被几架敌方侦察机发现，可是护航队直到入夜后掉头向南驶往登陆海滩时才遭空袭。一队在阿尔及尔市以东约十五英里的马提福角(Cape Matifou)附近登陆，另一队在市西十英里的西迪费鲁希角(Cape Sidi Ferruch)附近登陆，第三队则在再往西十英里的卡斯蒂利奥内(Castiglione)附近登陆。为了政治上伪装，在最靠近阿尔及尔的几个地方由美军登陆，其中搀杂了一些英国袭击队；英军的主要登陆地点，是在更西面卡斯蒂利奥内附近的海滩。

这里的登陆在凌晨1时准时开始，尽管滩险，也没有发生事故。在陆上前进不远，据碰到的法军相告，他们已奉令不作抵抗。上午9时左右，到达卜利达(Blida)机场。在阿尔及尔东面登陆较迟，并且引起一些混乱，但由于没有抵抗，局势很快就能稳定下来。

清晨6时刚过，登陆部队到达重要的白屋(Maison Blanche)机场；在守军开了几枪，作为象征性的抵抗之后，他们就占领机场。然而，向阿尔及尔市进军时，却碰上一个村落据点拒不放行，后来，在三辆法国坦克的进攻威胁下，就停止前进。马提福角的海防炮台也拒不应召投降，只是在午后受到战舰的两次炮轰和飞机的俯冲轰炸后才屈服。

抢占阿尔及尔港口的情况更糟。两艘英国驱逐舰“布罗克号”(Broke)和“马尔科姆号”(Malcolm)，悬挂大幅美国国旗，载着一营美国步兵，都用来担任这个冒险勾当。原定计划是在登陆后三小时进入港内，即使没有得到守军的默许，也希望他们撤离。岂知这两艘驱逐舰一驶近入口，就遭到猛烈炮轰。“马尔科姆号”受重创后撤退。“布罗克号”试了四次才冲破交叉火网，停靠在码头边。船上士兵在那里上岸。他们开头没有碰到抵抗就占领各项设施，但是，上午8时光景，大炮开始轰击“布罗克号”，迫其启碇撤退。登陆部队陷入法属北非部队的包围之中，午后不久就投降了，原因是军火快要耗尽，又不见主力部队前来接应。不过，法方炮火只是为了阻击，而不是要摧毁登陆部队。

在阿尔及尔以西的西迪费鲁希角附近登陆时，延误和混乱情况更是层出不穷，若干登陆艇甚至走错航道，开到更西面的英方海滩。每一营人员都散在十五英里长的海岸上；许多登陆艇，有的被浪打坏，有的因引擎发生故障而耽误。幸亏部队开头受到欢迎或未遇抵抗，马斯特和他手下一些军官前来相迎并为他们开路，否则，这一次次登陆就会损失巨大，惨遭败北。不过，各纵队经过仓卒整编，向阿尔及尔挺进时，却在几个地方遭到抵抗。原因是，那时马斯特已被解除指挥职务，他所发出的合作命令已被取消，而他的部队已奉令抵挡同盟军进军。

在阿尔及尔暗通同盟军的法国人，虽然接到登陆通知极其突然，对于登陆目的地也不知详情，因而困难重重，但是他们的任务仍然完成得非常出色。他们把自己拟订的协助登陆计划迅速付诸行动：委派军官到沿海一带去迎接美军并担任向导，组织队伍夺取控制据点，封闭大部分电话设施，占领警察总局和分局，监禁抱有反感的高级官员，接管广播电台以备吉罗或以他名义发表可望决定大局的谈话。总之，到同盟军登陆时，他们已做好充分准备，足以使抵抗陷于瘫痪；他们还把阿尔及尔控制到上午7时左右——时间超过他们原来的企望或认为必须控制的时间。但是，从各登陆海滩进军的速度却慢得不合要求。

到上午7时，美军还没有出现，暗通同盟军的法国人对他们同胞的影响已显出毕竟有限。此外，吉罗也没有如期到达，他们以他的名义在广播中发出呼吁，结果完全失败，可见他们是过高估计了他的声望。他们不久就无法控制局面，有的被排除了，有的被逮捕了。

与此同时，高级官员正在进行举足轻重的讨论。午夜后半小时，罗伯特·墨菲去见朱安将军，向他透露一项消息。说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部队即将登陆，并敦促他合作，迅即命令法军不要抵抗。墨菲说，他们是应吉罗的邀请而来帮助法国自我解放的。朱安既不表示愿意接受吉罗的领导，也不表示愿意认为吉罗具有足够的权力；他说这事必须请示达尔朗海军上将。当时达尔朗恰巧在阿尔及尔，他是飞来探望病危的儿子的。达尔朗被电话吵醒，请他到朱安的别墅去听取墨菲的一项紧急通知。他到达别墅一听到同盟军即将进攻，就怒气冲冲地大声说：“我长久以来就知道英国人很蠢，但总以为美国人要聪明些。现在我开始相信，你们和他们犯的错误一样多。”

经过一番讨论，达尔朗终于同意向贝当元帅拍一无线电报，报告局势，并请求授权他代表元帅任意处理。这期间，别墅已被一小伙反对维希政府的法国武装人员包围，因此达尔朗实际上已处于监视之下。但过不久，一队民兵就把他们赶走，并逮捕了墨菲。然后，达尔朗和朱安彼此各怀鬼胎，怒目相视，前往阿尔及尔的司令部。朱安在司令部采取了重新控制局面的措施，释放了被马斯特及其同僚逮捕的科尔策将军(General Koeltz)和其他军官，而把马斯特等人抓起来。但是，就在正午8时前，达尔朗再次致电贝当元帅，在电文中着重指出：“局势越加恶化，防御即将崩溃”——显然在暗示其势不可当，屈服才是上策。贝当复电授予他所要求的全权。

上午9时刚过，美国驻维希代办平克尼·塔克(Pinkney Tuck)去见贝当，并递交罗斯福要求贝当合作的信件。贝当把当时早已拟就的复信交给他，表示对美国的“侵略”感到“惶惑而痛心”，并声称。即使是老朋友向法国控制的地区进攻，法国也将抵抗——“这就是我下的命令。”他对塔克的态度倒是十分和蔼，一副样子也毫不痛心。的确，他的举动给人的印象是，他的正式答复其实是要使德国少起疑心，少加干预。但是，几小时后，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总理，在希特勒的压力下，接受了德国提供的空军支援——到傍晚，轴心国都在准备派遣部队前往突尼斯了。

与此同时，达尔朗已自动向阿尔及尔地区的法军和舰只发布停火命令。尽管这项命令并不适用于奥兰和卡萨布兰卡地区，达尔朗却授权朱安为整个北非安排解决办法。再就是，在傍晚时，双方已谈妥，阿尔及尔应在晚上8时移交美军接管；同盟军应在第二天(9日)破晓起使用港口。

9日下午，马克·克拉克前来主持较为全面的必要谈判，肯尼思·安特森前来指挥同盟军向突尼斯进军。早几分钟前，吉罗也来了，他发现那里的法国首脑人物很不欢迎他，于是就躲进一个居地偏僻的人家。马克·克拉克说“他几乎是转入了地下”——不过，在第二天早晨，克拉克同达尔朗、朱安以及他们的主要部下第一次会谈时，他又露面了。

在会谈时，克拉克硬要达尔朗命令法属北非各地立即停火，达尔朗迟疑不决，争辩说他已将全部条件摘要送往维希，必须等待回音，克拉克就动手拍桌子，要叫吉罗代替达尔朗发布命令。达尔朗听后，就指出吉罗既没有合法权力，也没有足够威望。他还声称，发布这样一项命令，“结果就会使德国立即占领法国南部”——这个预言不久果然应验。克拉克又争了几句，边说边拍桌子，老实不客气告诉达尔朗，他不马上发布命令，就要把他扣押起来——原来克拉克事先早作准备，在大楼四周布置了武装警卫。达尔朗同部下商量一下后，就接受这个最后通牒——于上午11时20分发出命令。

这项消息报告维希后，贝当本人的反应是准备同意。当时赖伐尔奉希特勒传召前往慕尼黑，在途中得知这项消息，就打电话给贝当劝他予以否认。午后不久，克拉克得到维希拒绝停战的消息。达尔朗听到克拉克通知后，垂头丧气说：“我只好撤销我今天早晨签署的命令了。”克拉克随即反驳说：“不许你这样做。这项命令不许撤销；为了保险起见，我要把你扣押起来。”达尔朗早已暗示过这个解决办法，甘心情愿接受下来，并向贝当复电说：“我取消命令，并束手就擒”——取消命令不过是说给维希和德国听的。第二天，在希特勒通过赖伐尔施加的压力下，贝当宣布北非的一切权力已由达尔朗移交给诺盖。事先却又发密电给达尔朗说，他是在德方压力下否认的，这样做是违反他心意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话是逼于法国处境危险而使用的遁辞，但也使阿尔及尔以外的北非局势和法国司令官更加混乱。

幸而希特勒命令他的部队侵入未被占领的法国地区(根据1940年停战协定，这部分地区归维希政府管辖)，从而澄清了局势，并解决了法国军官的疑虑。11月8日和9日，维希对希特勒硬要提供武装支援的建议避而不答，这种保留态度更加引起希特勒猜疑。10日，赖伐尔到达慕尼黑，毅然面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当天下午，希特勒坚决要求突尼斯的各港口和空军基地交予轴心国部队使用。赖伐尔还想推托，说法国不能答应意军开入，好歹只有贝当才能决定。希特勒再也按捺不住，在会谈结束后不久，就命令他的部队同意军一道于午夜开进未被占领的法国地区(这是早已准备就绪的行动)，并夺取突尼斯的海空基地。

德国机械化部队很快就占领法国南部，同时有六个意大利师从东面长驱直入。9日下午，德机开始飞抵突尼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同时开来了在地面上保护德机的护卫部队，但被法军围困在机场内。从11日起，空运成倍增加，邻近的法军被解除武装，另一方面，坦克、大炮、运输车辆和军需物资都由海上运到比塞大。到月底，已开到一万五千名德军及约一百辆坦克，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是来组织基地的后勤人员。还开到约九千名意军，大都从的黎波里经陆路开来，主要是用来掩护南侧的。就临时仓卒搞出来的行动来说，在轴心国部队到处受逼时，这样的成绩确实不错。然而，比之派到法属北非的同盟军，这样规模的兵力却是太小了；要是“火炬”计划规定大部分同盟军远征部队用于进军突尼斯，或者同盟军统帅部把军队推进得比实际上更快一点，那末这样规模的兵力是不大可能抵抗的。

德军入侵法国南部，非洲的法军司令官都大为震动，这对同盟军在非洲的处境来说是再好不过了。11日早晨消息传到以前，阿尔及尔又发生了一次起伏。第一个迹象是，克拉克去见达尔朗，逼他采取两项紧急措施——一是命令驻土伦的法国舰队开到一个北非港口，一是命令突尼斯总督埃斯特瓦海军上将(Admiral Esteva)拒绝德军开入。达尔朗开头推三阻四，说什么在广播公告中他已被免去法军司令官的职务，可能没有人会服从他的命令，等到进一步被逼时，他就拒绝答应克拉克的要求。克拉克大踏步走出屋，砰的一声关上门，一泄心头之火。不过，当天下午，他接到电话请他再去见达尔朗。这回，由于法国局势的发展，达尔朗同意答应克拉克的请求——不过他给土伦舰队司令的电文，措辞象是一项紧急建议而不象命令。另一个有利的转变是，维希提名为达尔朗后任的诺盖将军同意第二天到阿尔及尔来会谈。

但是，12日凌晨。克拉克听到达尔朗撤销在突尼斯进行抵抗的命令，又吃一惊。他把达尔朗和朱安叫到他下榻的旅馆里。事情很快就弄清楚，原来这一改变是朱安出的主意。朱安争辩说，这并不是撤销命令，只是暂缓执行，以等待诺盖到来，因为诺盖现在是他的合法上司。对合不合法如此拘泥，固然是法国军纪的特点，但在克拉克看来无非是打官腔。他一定要他们不等诺盖到达就立即向突尼斯重新发布命令，尽管在他坚持下，他们屈服了，可是他们不让吉罗参加会议却又使他产生怀疑。克拉克对他们的拖延十分恼火，说除非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出令人满意的决定，否则就要把法方首脑统统逮捕起来，关在港内的一条船上。

与此同时，达尔朗已经更加可以左右法国在非洲的其他首脑了，因为贝当拍来了第二封密电。来电再次表示对达尔朗的信任，并着重指出他本人同罗斯福总统是有默契的，只是当着德国人无法讲出心里话罢了。达尔朗比他的许多同胞识时务，接到了贝当的电报，他在与同盟国达成工作协议方面，就能取得诺盖等人的同意，包括吉罗的认可。在13日继续举行的会议上，克拉克又威胁要把他们统统关起来，他们就加速讨论了。当天下午达成协议，那时艾森豪威尔刚从直布罗陀飞来，立刻予以认可。根据协议条款，达尔朗任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兼海军总司令；吉罗任地面和空军部队总司令；朱安任东区司令；诺盖任西区司令兼法属摩洛哥驻扎总督。积极配合同盟军解放突尼斯的行动应立即开始。

艾森豪威尔所以格外愿意认可这项协议，一则是因为他同克拉克一样，终于明白，只有达尔朗才能带领法军倒向同盟军一边，再则是因为他记得他临别伦敦时，丘吉尔对他说过一句话：“尽管我极其讨厌达尔朗，但如果我能见到他，只要能使他把他那支舰队带到同盟军圈子里来，我就很高兴在地上爬一英里路。”艾森豪威尔的决定也立即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认可。

但是，长期以来达尔朗在报纸上是作为一个亲纳粹的坏蛋出现的，这样一笔“同达尔朗达成的交易”，在英美两国都引起了抗议的风暴——无论是丘吉尔或者罗斯福，都没有预料到有这么严重的风暴。在英国引起的风暴更大，因为戴高乐就在那里，支持他的人竭力煽旺公众的怒火。罗斯福发表公开声明进行解释，力求平息这场风波；他在声明中引用了丘吉尔给他的私人电报中的一句话，说同达尔朗达成协议，“只是权宜之计，唯一的理由是战事紧迫”。此外，他还在一次不准报道的记者招待会上把这项协议说成是东正教的一句古老谚语的具体运用：“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的时刻，你们是容许同魔鬼一道走过桥的。”

罗斯福把这项协定称为“无非是权宜之计”而搪塞过去，这对于达尔朗自然是当头一棒，他自知受了骗。在致马克·克拉克的一封抗议信中，他怨愤地讲到，无论是公开声明或者是私下谈话，似乎都表明他被看作“只是一只柠檬，美国人把它挤干之后就扔掉算数”。曾经支持达尔朗与同盟国达成协议的法国司令官对罗斯福的声明更是大为不满。艾森豪威尔深感不安，他电告华盛顿，着重指出，“当前法方的情绪与原先的估计远不相符，极其重要的是，切切不可鲁莽从事，以打乱我们得以建立的这种均势”。史末资将军从伦敦返南非途中飞至阿尔及尔，致电丘吉尔说：“至于达尔朗，公开发表的声明已使当地法国首脑惶惶不安，长此以往将不堪设想。诺盖已以辞职相威胁，他手中既有摩洛哥全体居民，他的辞职或将带来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达尔朗已就合作行动同克拉克达成明细协议。他还说服西非的法国首脑跟他走，并把达喀尔要港连同空军基地供同盟军使用。但是，在圣诞节前夕，他被一个狂热青年博尼埃·德·拉·夏佩尔(Bonnier de la Chapelle)行刺身亡。夏佩尔属于保皇党和戴高乐一派，这一派一直在迫使达尔朗下台。用这一办法加速他的下台，既为同盟国解决尴尬的政治问题，并为戴高乐的登台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同盟国已在“同达尔朗达成的交易”中得到好处。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这样评论道：“谋杀达尔朗，虽然是犯罪行为，却使同盟军摆脱与他共事的窘境，同时又给同盟军留下他在他们登陆的关键时刻所能给予的一切便利。”根据吉罗的命令，凶手迅即交付军法审判，很快就被处决。次日，法国首脑同意推举吉罗继达尔朗担任高级专员。吉罗“填补了这个空缺”，但为时极短。

如果同盟军得不到达尔朗的帮助，他们的问题就会比实际碰到的困难得多。因为北非有近十二万法军——在摩洛哥约五万五千人，在阿尔及利亚五万人，在突尼斯一万五千人。虽说分布很广，但是如果对同盟军不断抵抗，他们的阻力就不可轻视。

达尔朗的协助和他的权力，只有在一件重要事上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那就是未能把法国主力舰队从土伦派到北非来。舰队司令拉博德海军上将(Admiral de Laborde)没有获得贝当口头批准，不愿响应达尔朗的号召，而达尔朗派去说服他的特使又被德军抓去。由于德军狡猾，在海军基地的边缘停兵不前，由它留作法军守卫的非占领地带，这样拉博德就迟迟不愿响应号召了，心情也不太焦急了。与此同时，德军准备了一项完整无缺地俘获舰队的突击计划；11月27日，他们设下一个布雷区封锁海港各出口之后，就发动进攻。尽管法军因延误而丧失突围的机会，但仍能设法完成事先拟就的凿沉舰队军舰的计划，速度快得足以便德军夺取舰队的企图遭到失败，从而实现11月10日达尔朗在阿尔及尔同克拉克首次会谈时所作的保证：“我们的舰队决不落到德军手里。”虽然同盟军对舰队未能来到北非感到失望，但是舰队一沉没，用来对付他们的危险也就消除，相衡之下，足可自慰。

在这紧要关头，特别是在最初几天，还有一件可引以为慰的事，就是西班牙没有插手；希特勒也没有假道西班牙向地中海的西面入口试行反击。西班牙军队本来可以从阿耳黑西拉斯开炮轰击，使直布罗陀的港口和机场无法使用，也可切断巴顿部队和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同盟军之间的交通线，因为从卡萨布兰卡到奥兰的铁路线靠近西属摩洛哥边界——只隔二十英里。当初拟定“火炬”计划时，英方说过，如果佛朗哥要插手的话，直布罗陀就无法保持使用， [注：这并不是新的推断。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我曾在许多文章、演讲和私下讨论中着重指出过这一点。当时纷纷讨论的是，如果西班牙终为一个法西斯政权所控制，如果这一政权决定同轴心国积极合作，那会出现怎样的危险。] 而按照艾森豪威尔手下计划人员估计，占领西属摩洛哥需要五师兵力；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三个半月。幸而佛朗哥安于做一个轴心国的“非交战”(non-belligerent)盟国而按兵不动——他所以更加安心，是因为美国既在购买西班牙的产品，又容许他从加勒比海获得石油。再者，从轴心国档案里可以看出，希特勒早先就领教过佛朗哥对他打算假道西班牙进攻直布罗陀的要求避而不答的手腕，所以在1942年11月并没有真正考虑到进行这样的反击。只是到次年4月，轴心国在突尼斯的部队大为吃紧，又担心同盟军提早入侵意大利，这个反击主意才重新冒头，而且还是墨索里尼提出的。即使在那时，希特勒也拒绝了墨索里尼的请求，这既是因为他担心假道西班牙会遭到“非交战”盟国激烈而顽强的抵抗，也是因为他仍然深信轴心国部队能够固守突尼斯。到11月底，由于派往突尼斯的少量轴心国部队遏止当时同盟军进军大为成功，他更是信心百倍了。

第二十二章　抢占突尼斯

向突尼斯和比塞大进军，是以海上行动开始的，但路程极短——目标是阿尔及尔以东约一百英里、离比塞大只有二十五英里的贝贾亚港(Bougie)。这是个缩小了的计划；原来的计划是预期法国会立即给予全面合作，规定用伞兵部队和海运袭击队在11月11日、12日和13日，一连三天占领波尼、比塞大和突尼斯的机场，而在阿尔及尔登陆部队的一支海上后备队则要开去占领贝贾亚港和那个前进基地四十英里外的季杰利(Djidjelli)机场。但是，在阿尔及尔登陆后，情况捉摸不定，这个计划被认为风险太大，路程较远的行动就都放弃了，而决定改在9日占领贝贾亚和那个机场，然后急调一支部队前往突尼斯边界附近的苏克阿赫腊斯(Souk Ahras)铁路末站，同时用另一支海运和空降部队占领波尼。

10日傍晚，两支掩护周密的护航队，从阿尔及尔启航，载着英军第七十八师(陆军少将维维安·伊夫利(Major-General Vyvyan Evelegh))的第三十六先遣加强旅以及供应这次远征的各种补给。第二天清晨到达贝贾亚港外的海面，但没有及时在附近波涛澎湃的海滩登陆，因为害怕法军迎战——虽然事后证明却是迎接。由于浪大，原定在季杰利附近登陆的计划放弃了，也没有及时占领机场，用战斗机保护护航队，因此有好几艘船只在敌机空袭时炸毁。机场直到两天后才占领。12日清晨一支袭击队潜入波尼港，一支伞兵分遣队降落在机场上，都受到当地法军的欢迎。

到13日，在贝贾亚的加强旅向前推进的同时，第七十八师的其他部队从阿尔及尔循陆路进军，急随其后的是赫尔上校(Colonel R. A. Hull)率领的“尖刀队”(Blade Force)；这是刚刚登陆的一支装甲纵队，由第十七到第二十一“长矛队”(Lancers)及其附属部队组成，是第六装甲师的先头部队 [注：在第十七到第二十一“长矛队”以及这个师的其他装甲联队中，每一连的两个排都配备有新式的、快速的十字军Ⅲ型(Crusader Ⅲ)坦克，装有能发射强火力的六磅炮弹的炮，而另外两个排则配备有瓦伦丁坦克，装有两磅炮弹的炮，虽然速度较慢，但是可靠得多，装甲也较厚。] 。为了铺平道路，计划在15日由一个英国伞兵营在突尼斯边界内、离突尼斯城八十英里的苏克阿尔巴(Souk El Arba)提前降落，一个美国伞兵营则在特贝萨(Tebessa)附近降落，以掩护南侧，并占领那里的一个前进机场。美国伞兵营按计划如期降落，隔两天后，在拉夫上校(Colonel E. D. Raff)指挥下，向东南突进八十英里，占领离加贝斯湾和通的黎波里的咽喉要道仅仅七十英里的加夫萨(Gafsa)机场。英国空降营，由于天气条件，耽搁一天降落，但是先头地面部队却来得神速，在16日也赶到苏克阿尔巴。到那时，沿着滨海公路进军的另一支纵队，也到达通向比塞大途中的突尼斯小港塔巴尔卡(Tabarka)。

第二天，即17日，安德森将军命令第七十八师在前方集结完毕后，再“向突尼斯进军，消灭轴心国部队”。这样停兵集结。尽管可取，其实是不幸的，因为迄今为止开到的轴心国部队兵力薄弱，只有一个不足额的伞兵团，其中两营驻在突尼斯，是11日从意大利飞来的，还有两营驻在比塞大，一个是伞降工兵营，一个是步兵营。16日，内林将军——在阿拉姆哈勒法一战中受了重伤、刚正治愈的前德国非洲军司令，只带一个参谋来指挥这个称为“第九十军”的约三千人的核心部队。甚至到月底，也只有一师兵力。

德军不等集结，就迅即西进，以那股敢打敢冲的猛劲掩盖其虚弱。突尼斯的法国部队虽然人数多得多，但是为了避免同盟军增援到达前过早交锋。先行撤退了。17日，一个德国伞兵营(大约只有三百人)，在克诺赫上尉(Captain Knoche)率领下。沿着突尼斯－阿尔及尔公路推进，驻扎在那里的法国部队撤退到突尼斯以西三十五英里的迈杰兹巴卜(Medjez El Bab)的公路中心，以及迈杰尔达(Medjerda)河上的重要公路桥。18日晚，法军在那里得到尖刀队小队的增援，包括一个英国伞兵营和一个美国野战炮兵营。(第十七到第二十一“长矛队”及其坦克尚未到达；先头连在18日到达苏克阿尔巴，但没有派遣前来。)

凌晨4时，一位德国使节在那里召见突尼斯的法军司令官巴雷将军(General Barré)，把内林的最后通牒交给他，要求法军撤至突尼斯边界附近一线。巴雷试图谈判，不过德军懂得这只是争取时间，何况，侦察队一清早就发现同盟军的踪迹。因此，在上午9时，他们中止谈判，一刻钟后就开火了。过了一个半小时，德国俯冲轰炸机出场，以增加恫吓的压力。德机轰炸几次，守方军心极度动摇，其后，德军伞兵又发动两次小规模的地面进攻，那种凶猛的势头给对方造成错觉，还以为德军力量非常强大。法军司令官都认为再也守不下去，除非有更多的援军开来营救——而安德森将军的指示，规定同盟军在为实现进军突尼斯计划而集结完毕之前，不准给予这样的援助。

黄昏以后，克诺赫上尉派出几个小队泅水过河，这些小队装作兵力一阵多似一阵的佯攻，是卓有成效的。同盟军没有把桥破坏，就撤出了。午夜前不久，当地英军司令官把法军司令官请到指挥所，坚决主张法军应立即撤退到八英里外的高地上一个更安全的阵地去。法军撤退了；德军占领了迈杰兹巴卜。德军凭敢打敢冲的猛劲，只动用手中不到十分之一的兵力组成的小分队就取得如此战果，这是采用疑兵战术取胜的一个惊人事例。

再往北，由维切格少校(Major Witzig)率领的伞降工兵营，带着几辆坦克，已从比塞大沿着滨海公路向西推进，在阿比奥德山(Jebel Abiod)碰上第三十六步兵加强旅的先头营，第六皇家西肯特军(Royal West Kents) [cdhyy注：钮译本：也就是第六皇家西肯特营。] 。虽然德军击溃部分先头营，但是这个先头营仍旧坚守到步兵加强旅的其余部队前来救应。

与此同时，德军派往南方的几股小队已占领通的黎波里路上的苏萨(Sousse)、斯法克斯(Sfax)和加贝斯等重镇。大约五十名空降伞兵吓得法国守军撤出加贝斯。20日，从的黎波里开来两营意大利援军，正好赶上击退美国拉夫上校的伞兵对加贝斯的进击。22日，一小支德军装甲纵队把斯贝特拉(Sbeitla)中心交叉路口的法军赶走，并在返回突尼斯前，留下一支意大利分遣队在那里驻守，但这支意军立即被拉夫伞兵营的另一个分遣队逐走。

尽管如此，内林的基干部队不但守住突尼斯和比塞大两地的桥头堡，而且把这两个桥头堡扩展为一个包括突尼斯北半部大部分地区的偌大桥头堡。

安德森部署的夺取突尼斯的攻势，直到25日方才展开。在那段间歇内，兵力薄弱的德军已增加两倍，虽则其近战兵力只有两个小伞兵团(各有两个营)，一个伞降工兵营，三个编有义务兵的步兵营，以及一个装甲营(第一百九十营)的两个连，配备有三十辆坦克。其中包括若干装有七十五毫米长筒炮的新式样装甲Ⅳ型坦克，这倒是一大笔财产。所以，轴心国和同盟国兵力之间的极大悬殊，因安德森长期停留在突尼斯边界附近完成集结任务而大为缩小。

安德森在21日对他的兵力是否大得足以达到这一目标也表示怀疑了。因此，又有一些美国队伍，遵照艾森豪威尔的命令，赶来增援，特别是第一装甲师的B装甲战斗群(Combat Command B)，远迢迢从七百英里外的奥兰开来——轮动车辆和半履带式车辆走公路，坦克则用火车运来。 [注：在大战这一时期，美国装甲师包括两个装甲团，各有一个轻型装甲营和四个中型装甲营；一个装甲步兵团，由三个营组成；还有三个装甲野战炮兵营。按其编制，共有三百九十辆坦克——一百五十八辆轻坦克和二百三十二辆中型坦克。在作战时，分成A和B两个装甲战斗群，后来又加了一个装甲战斗群。] 可是，在战斗开始时，只有部分及时赶到。在原书中有三种临时的编组，即“Team”、“Group”、“Command”。第一种是美军所用，以一个团为基干，再加上其他单位；第二种是英军所惯用，以一个旅为基干；第三种为美军装甲师所独有。一般统称为“战斗群”。]

同盟军分三路进攻：左路是第三十六步兵加强旅，靠近海边推进；中路是庞大得多的尖刀队；右路是第十一步兵加强旅，沿着主要公路前进——每一路都有美国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的支援。

在丘陵起伏的滨海公路的左路，迟了一天开始，头两天只是小心地一天推进六英里——维切格的小小伞降工兵营先行撤退了。28日又推进一倍路，但是在吉夫纳车站附近山口中了维切格的伏击，先头营受了重创。30日，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未能突破敌军加强的防线，后来就放弃进攻。这次败退又导致一支英美混合袭击队水陆两栖行动的失败；第二天清晨，英美混合袭击队在吉夫纳(Djefna)以北的海岸登陆，并封锁马特尔(Mateur)以东的后方公路，但因不见援军开到，补给日益减少，三天后又被迫撤退。

中路的进攻部队是尖刀队；由于加进一个美国轻坦克营(第一装甲团第一营，配备有斯图尔特坦克)，尖刀队实力进一步加强，因此当时已拥有一百多辆坦克。25日，中路在突破一支轴心国小分遣队所把守的警戒线后，挺进了三十英里，到达乔伊吉(Chouigui)山口。第二天早晨却遭到德军分遣队阻击；这支分遣队是一支配备有十辆坦克的装甲连，后随两个步兵连，从马特尔向南出击。这十辆坦克，有八辆被击毁，大都是美国三十七毫米反坦克炮打掉的。可是，在形成这翼侧威胁时损失这八辆坦克，却使英国高级统帅部中断尖刀队的冲击，而把这支部队分来掩护右路的翼侧。

双方部队都在“战雾”中摸索，但在这一紧要关头，同盟军如此谨慎从事，比之德军敢打敢冲的猛劲，反而显得愚蠢——特别是因为上一天下午尖刀队的一小支分遣队曾无意中使德军高级统帅部惊慌失措。当时赫尔命令美国轻坦克营的指挥约翰·沃特斯中校(John K. Waters)去侦察特布巴(Tebourba)和吉德达(Djedeida)附近的迈杰尔达河上各条桥梁。鲁道夫·巴洛少校(Major Rudolph Barlow)指挥的C连被派去执行这项任务，就这样碰巧开到新近才使用的吉德达机场的边缘。巴洛一见机会，就抓住不放。用十七辆坦克冲进机场，大约击毁二十架飞机——报告中夸大为四十架。这一纵深突破，在送给内林的报告中也被夸大了，内林大为震惊。就撤走部队，去近距离守卫突尼斯了。

在主要公路上的同盟军右路，进攻迈杰兹巴卜 [注：据守迈杰兹巴卜的，是一个德军伞兵营和一个意军反坦克连，有两门八十八毫米大炮，另外还有支援，即第一百九十装甲营的一个连，配备有十七辆坦克。] 时，一开始就受到阻击；经过几次小规模的反击后，就溃退下来。但是，25日入夜后，内林因吉德达遭袭击而起恐慌，他担心守军在同盟军重新进攻时被打垮，命令守军撤退。同盟军纵队跟踪前进了二十英里，在27日凌晨占领特布巴。可是。第二天，同盟军推进短短一段路程后，在离突尼斯十二英里的吉德达，猝然遭到一个混合营群的阻击。29日重新猛攻，又被击退。于是伊夫利将军建议停战，直至更多的援军开到并得到更近地方的战斗机保护，以抵挡德国俯冲轰炸机。德国俯冲轰炸机是越来越困扰同盟军，使他们神经紧张不堪。

这个建议，安德森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也同意了。那两天，艾森豪威尔正在前方地域视察，美国军官碰到他，“总要埋怨说：‘我们的鬼空军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只看见德机？’”他在回忆录中说：“沿途的谈话无不异乎寻常地夸大”如何受到损失，甚至还听得到这样的论调吐露悲音：“我们的部队非撤退不可；在这种条件下，人是活不下去的。” [注：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120页。]

与此同时，也在突尼斯视察的德国陆军元帅凯塞林却责备内林过分谨慎和只守不攻。无论是同盟军兵力大得多的论点，还是同盟军轰炸机场而严重阻遏轴心国援军源源开入的事实，他一概置之不顾。他一边批评撤出迈杰兹巴卜的决定，一边命令内林收复失地，至少要到特布巴为止。因此，德军在12月1日用三个装甲连 [注：第十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刚刚开到突尼斯，其中包括一个新编装甲营的两个连——配备有三十二辆装甲Ⅲ型坦克和二辆新式样装甲Ⅳ型坦克。这两个连立即用来和早先开到的装甲营的一个连一道进行反击。] 发动反攻，配备有约四十辆坦克和三、两个接应部队，包括一个有三门炮的野战炮兵连和两个反坦克连。反攻不是针对进攻过吉德达的部队，而是从北面攻打在翼侧的乔伊吉山口，意图绕到特布巴附近，攻打其后尾。德军分成两个向心纵队，首先袭击尖刀队；尖刀队在翼侧担任掩护任务，因四下散开，其中一部分便被德军歼灭。后来，在当天下午，德军向特布巴推进，但在到达目的地并横拦主要公路之前，却为炮击和轰炸所阻。

德军不断进逼的压力，对这条运输线的近距离威胁大得无比，因此同盟军在吉德达的先头突击部队只得后撤至更靠近特布巴的阵地。3日，压力大到使人窒息的地步，内林又把近在手边的其他一切德军分遣队调来，只留极少数人在突尼斯市内守卫，所以压力集中在一点。那天晚上，同盟军的先头突击部队被迫撤出特布巴，好容易才逃出来——沿着河岸一条泥泞小道逃走，结果放弃了许多装备和交通工具。德军在反击中俘获一千多人，他们的“猎获物”还包括五十多辆坦克。

值得一提的是，德军新到的增援包括五辆五十六吨重的新虎式(Tiger)坦克，各装有一门八十八毫米长筒炮。这种怪物是“秘密武器”；希特勒决定派几辆到突尼斯来做实战试验，在这次夺取特布巴一战中，其中两辆配属吉德达步兵战斗群。

在其后日子里，同盟军司令官打算兵力增加后早日发动新攻势。但因内林提早行动以扩大战果，这个希望不久就小了。当时内林打算使用他的小小装甲部队，从迈杰尔达河以南展开大包抄行动去收复迈杰兹巴卜。美国第一装甲师的B装甲战斗群刚在那里展开阵势，既是为了重新进攻，又是为了和英军隔开，好作为一个整体来作战。一支前卫分遣队驻在特布巴西南的一块俯瞰更南面平原的高地——盖萨山(Jebel El Guessa)。德军初试翼侧包抄行动，在12月6日一早就进攻这个观察点，并击败仓卒溃退的守军。同盟军虽已派出援军，但动身慢了，到达现场，遭到重大伤亡而被击退。

由于德军这次新的进攻和威胁，刚到达的英国第五军司令奥尔弗里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Allfrey)命令部队后撤到迈杰尔达河以北，从特布巴附近的阵地退到靠近迈杰兹巴卜的二九○高地(英军曾称之为“久留山”(Longstop Hill))附近的阵地。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再后撤到迈杰兹巴卜以西一线。这个建议得到安德森同意，却为艾森豪威尔驳回。然而，英军还是撤出了久留山。

艾森豪威尔在7日写给他的朋友汉迪将军(General Handy)的一信中说：“我认为，描绘我们以往所有军事行动的最好办法，就是说明这一切军事行动都违背所有公认的军事原则，同军事教材中规定的一切作战和后勤方法都格格不入，在今后二十五年中，利文沃思军校和军事学院 [译者注：两校均系美国培养指挥人员与参谋人员的军事学校。] 的所有班级也都会予以全盘否定。”

12月10日，德军用一支配备有三十辆中型坦克和二辆虎式坦克的部队重新开始翼侧冲击，但不到迈杰兹巴卜二英里，却为一个部署得当的法国炮兵连所阻击。德军想离开公路进行包抄，一时陷入泥沼，接着又因后尾受到美军B装甲战斗群的一支分遣队的威胁，只得撤退。可是，后来却间接而意外地获得成功：当时天色已黑，B装甲战斗群从其暴露阵地开始撤退，慌乱不堪，一听到虚报德军威胁的谣言，便背道而行，沿着迈杰尔达河附近的一条泥泞小道掉头，有不少残余坦克和其他车辆陷在那里动弹不得，就全部放弃。这场灾祸使同盟军早日向突尼斯重新进军的前景暂时暗淡下来，而且还渺茫得很。当时美军B装甲战斗群只有四十四辆坦克可投入战斗，简直不到满员的四分之一。德军的两次反击，在打乱同盟军的计划和前景方面是大有成效的。

这期间，希特勒派于尔根·阿尼姆大帅(Colonel-General Jurgen von Arnim) [cdhyy注：钮版称上将] 来担任当时已称为第五装甲集团军的轴心国部队的最高司令官。他在9日接替内林的职务，并在更多援军开到后，着手把突尼斯和比塞大包括在内的两个环形阵地扩大为一个总桥头堡，用一百英里长的一连串防卫哨所联接起来，从比塞大以西约二十英里的海岸延伸到东海岸的昂菲达维尔(Enfidaville)。共分三个防区：北区由临时拼凑的布罗伊希师(Division von Broich)(以司令官的名字命名)防守；中区(从乔伊吉以西到蓬杜法赫(Pont-du-Fahs)过去一点)由逐次开到的第十装甲师防守；南区由意军苏佩尔加师(Superga Division)防守。据同盟军情报部门估计，轴心国部队在12月中旬大约有二万五千名战斗人员和一万名后勤人员，还有八十辆坦克——这一估计是过分的。同盟军中有战斗力的战斗人员近四万人——英军约两万人，美军一万二千人，法军七千人——其总兵力要大得多，因其后勤部门更是机构臃肿。

多少是因为天气恶劣的缘故，集结耽搁了下来，这样安德森就把重新进攻的日期推迟了。但是，在16日，他决定于24日发动进攻，以便步兵趁月圆时进行夜袭。这一任务交给英军第七十八师、第六装甲师，协同部分美军第一步兵师一起执行。

为了取得余地展开阵势，初袭的目标，一是收复久留山，一是重占通往特布巴更北面一线的四六六高地。由于天气恶劣，这两场进攻都成了混战，又发展成为长期拉锯战，因此主攻不得不延期。到25日，德军原来的阵地已全部收复——这就势必将“久留山”改名为“圣诞山”(Christmas Hill)了。

在圣诞前夜，由于上述挫折，再加倾盆大雨，下得战场成为一片沼泽，艾森豪威尔和安德森早已无可奈何地决定放弃进攻计划。同盟军在“抢占突尼斯”中失败了。

然而，命运作弄人，这次虽遭失败，结果反而带来空前的鸿福。因为没有这样的一场失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不会有时间，也不会有勇气派出很多援军源源不断开进突尼斯，将防卫那桥头堡的兵力增至二十五万人以上——他们不得不背临敌人占优势的大海作战，一旦失败，就会成瓮中之鳖。5月间，轴心国部队终于打垮时，他们在欧洲南部几乎不剩一兵一卒，因此，同盟军接着在7月入侵西西里岛，就易如反掌。要不是同盟军在12月失败，因而得到那一大批“猎获物”，那末同盟军重入欧洲就大有可能被击退。丘吉尔喜欢称为“软下腹”(soft under-belly)的地方，山岭起伏，对入侵军来说，是极其险恶的硬地，只有无一守军，那里才会成为软地。

第二十三章　太平洋转机

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进攻目标，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不出四个月就已达到。 [注：见第十六章地图。] 当时日本已完全占领香港，还有马米亚和荷属东印度；整个菲律宾群岛和缅甸的南部，也几乎全部占领。又不出一个月，科雷吉多尔(Corregidor)海岛要塞投降，美国从此失去在菲律宾的最后据点。一星期后，英军被赶出缅甸，退入印度境内；中国和同盟国的联系就此切断。这样的一连串克敌制胜，日本只损失约一万五千人，三百八十架飞机和四艘驱逐舰。

在轻取这样的一系列胜利之后，日本自然不愿按照原定的战略，改攻为守。他们唯恐这样一改，士兵的斗志会逐渐下降。而经济上强大得多的西方对手就有一个恢复元气的喘息时间。特别是日本海军急于要拔掉美国可能赖以卷土重来的太平洋两个根据地——夏威夷和澳大利亚。正如他们指出的，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舰队还可以从夏威夷出击，而澳大利亚显然正在变为一个据点，又是一个跳板。

日本陆军仍旧专心致志中国和满洲，不愿为这种远征调出所需的兵力，因为假如入侵澳大利亚，就需要一支规模宏大的远征军。日本陆军早已拒绝协助完成海军联合舰队幕僚监部提出的占领锡兰的计划。

日本海军却希望，无论东征西伐，都会再次一举成功。这样陆军首脑或许不会再反对远征，反而为各次远征提供所需的兵力。可是，日本海军内部对东征西伐何处最好一点却是意见分歧。山本海军大将和联合舰队幕僚监部赞成夺取中途岛(珍珠港以西一千一百英里)的方案——以此作为诱饵，把美国太平洋舰队引出来作战，再一举击溃之。但海军幕僚监部 [cdhyy注：海军军令部] 却宁愿一路冲过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以夺取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斐济(Fiji)和萨摩亚(Samoa)——占领这一连串岛屿，来堵塞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航线。赞成后一方案，即孤立澳大利亚计划的有力理由是，日本在完成这个包围圈方面已经走了一大段路。因为到3月底，他们已从腊包尔(Rabaul)前进到新几内亚北海岸，还到达所罗门群岛。

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袭东京，为上述两项海军方案取舍问题的辩论因而中断，并为之调换话题。

空袭东京

美国这次空袭日本首都——日本本土的心脏，是出于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报复思想；在1月间就已开始制订计划。美国从任何一个残存基地对东京进行空袭，都距离过远。所以必须使用海军航空母舰。但因获悉日本在本土五百英里外有雷达哨艇(Picket Boat)巡逻，空袭飞机必须从相隔约五百五十英里远的地方起飞，往返航程至少一千一百英里——对海军舰载机来说，这样的航程实在太远了。再者，美国海军既不多又宝贵的航空母舰，如果要停在那里等待空袭飞机返航，就会遭到危险。所以决定使用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远程轰炸机，并决定这批飞机轰炸东京后要向西飞到中国机场降落。

担任这项任务的飞机要飞行二千多英里，而且要能够从航空母舰起飞。所以选用B25米切尔式(Mitchell)轰炸机。这类轰炸机配备有额外油箱，能带二千磅炸弹飞行二千四百英里。詹姆斯·杜利特尔中校(Lieutenant-Colonel James Doolittle)率领的飞行员，练习短距起飞和长距水上飞行。仅仅使用十六架飞机，因为飞机体积过大，很难装载在甲板下面，而且起飞时还要有足够的空间。

4月2日，航空母舰“大黄蜂号”(Hornet)被选中执行这个任务，在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下，从旧金山启碇出发。13日，同编在航空母舰“企业号”周围的第十六特混舰队会合。“企业号”(Enterprise)是规定负责空中支援的，因为“大黄蜂号”的飞机都装载在甲板下面。18日清晨，这支美国航空母舰舰队，在离开东京还有六百五十多英里的地方，被一艘日本巡逻艇发现。海军司令威廉·哈尔西海军中将(Vice-Admiral Willam F. Halsey)和杜利特尔会商，他们一致同意，尽管要有一段额外航程，轰炸机也最好还是立刻起飞。事后证明，这个决定果然是既明智又吉利的。

8时15分至9时24分之间，轰炸机在波涛汹涌中起飞，不出四小时就飞到日本，出其不意，冲破防线，在东京、名古屋和神户扔下炸弹(包括燃烧弹)，然后趁着顺风(tail wind)直飞到中国。不幸，衢州机场由于误会，没有做好接待准备，因此空勤人员不得不强迫着陆或跳伞降落。在总数八十二人中，有七十人返回；三个没有返回的空勤人员被日本以轰炸民间目标罪处决。两艘航空母舰安然逃脱，在25日回到珍珠港。

另外一件幸运的事情是，尽管巡逻艇提出警告，日本还是认为，19日，也就是发生那次空袭的后一天，才会遭到空袭，因为照他们估计，美国航空母舰要在那一天才会近得可以飞起舰上的海军轰炸机。到那时，日本空军才会作好准备，南云海军大将的航空母舰才会到达预定地点进行回击。

这次空袭的主要收获是，因珍珠港事件而一落千丈的美国士气为之一振。但也迫使日本把四个陆军战斗机大队留在国内保卫东京等城市；另一个牵制性作用，就是派遣五十三个营组成的一支讨伐队，去扫荡美国轰炸机降落的浙江省。有一后果更为重要，本来就有牵制兵力的作用，那就是日本决定抢先制止美国再来空袭，非但要南进，以切断澳大利亚同美国的交通联系，而且还要展开中途岛之战。这样双管齐下，日本就无法集中精力和兵力了。

根据修改过的计划，日本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双管齐下的。既要深入所罗门群岛，夺取图拉吉岛(Tulagi)，作为水上飞机基地来掩护进一步向东南跃进；又要攻占新几内亚南海岸的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使澳大利亚昆士兰州(Queensland)处于日本轰炸机航程之内。其后。山本指挥的联合舰队就去占领中途岛和西阿留中群岛的要点。要是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如愿的话，第三步行动就是再向东南推进，以封锁美国到澳大利亚的海上航线。

这三步行动，第一步导致珊瑚海(Coral Sea)之战，第二步导致中途岛之战，第三步导致长期剧烈争夺图拉吉岛附近的大岛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

日本这个花样繁多的计划引起一个适得其反的间接后果。就是反而使美国得以弥补计划和指挥人员安排方面的漏洞。

4月初，除苏门答腊以外的整个太平洋地区已由美国负全责，而英国则将继续负责苏门答腊和印度洋地区。中国是美国监护下的另一个战区。美国所属的范围一分为二：西南太平洋地区，指挥是麦克阿瑟将军，他的司令部设在澳大利亚；太平洋地区，指挥是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Admiral Chester W. Nimitz)。他们两个都是性格坚强的人，很可能发生冲突。日本的计划倒叫他们两人都大起忙头，而且大有用武之地。再者，他们各自负责的范围的分界线在所罗门群岛，要对付日本在那里的水陆威胁，少不得同时使用麦克阿瑟的地面部队和尼米兹的海军部队。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共同酝酿出一个工作规划。

珊瑚海之战

用于第一步行动的日本地空部队都集结在新不列颠岛(New Britain)的腊包尔，海军部队都集结在一千英里以北的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群岛(Truk)，在派去入侵这两个地方的两栖作战部队后面，有一支随时都可阻挡美国干预的航空母舰突击舰队。计有两艘航空母舰“瑞鹤号”和“翔鹤号”，加上一支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护航队，载有一百二十五架海军飞机(四十二架战斗机和八十二架轰炸机)。此外，在腊包尔还有可以支援的飞机一百五十架。

作为同盟军主要有利条件的美国情报部门，已发现日本计划的主要线索，因此尼米兹海军上将把他所有的兵力都派往南方——自珍珠港出发的两艘航空母舰，“约克敦号”(Yorktown)和“列克星敦号”(Lexington)，再加上一百四十一架飞机(四十二架战斗机和九十九架轰炸机)，还有两群护航的巡洋舰。(另外两艘参加空袭东京后返航的航空母舰“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也奉命赶赴珊瑚海，但是到达过迟，不及投入战斗。)

5月3日，日军在图拉吉岛登陆，未遇抵抗就占领该岛，因为一小支澳大利亚守备部队事先得到警告，早已撤退。那时“列克星敦号”正在海上加油；弗莱彻海军少将(Rear Admiral Fletcher)指挥的“约克敦号”离战场较远，第二天，“约克敦号”在离图拉吉岛约一百英里的地方多次出击。结果仅仅击沉一艘日本驱逐舰而已。“约克敦号”总算运气，没有遭到日军还击。原因是，两艘日本航空母舰都已派去运送不多几架战斗机前往腊包尔——仅仅为了节省一次额外的渡运任务而派离战场。双方的一系列错误或误会从此开始，但是，总的说来，最后还是对美国有利。

高木海军大将的航空母舰特混群，这时开到南方，经所罗门群岛以东，绕入珊瑚海，希望从背后攻打美国航空母舰舰队。这期间，“列克星敦号”已会同“约克敦号”一起向北行驶，准备截击向莫尔兹比港进发的日本入侵军。5月6日，即科雷吉多尔岛投降的那一不吉日子，两个敌对的航空母舰特混群都在彼此搜索而没有相互接触，虽则一度双方仅仅相距七十英里而已。

7日清晨，日本搜索飞机报称：已发现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于是高木迅即下令全力轰炸，一下子就把这两艘船都炸沉。其实这两艘船只是一艘油船和一艘护航的驱逐舰，所以时间和精力都白白浪费了。那天晚上，高木又作一次规模较小的出击，结果是，出动的二十七架飞机倒损失了二十架。与此同时，弗莱彻的航空母舰飞机，也因军情虚报而误入歧途，把精力都花在攻打进犯莫尔兹比港的近距离掩护舰队上。这次出击击沉日本轻型航空母舰“捷报号” [cdhyy注：原文如此，日本无此航母，应为“祥凤号”] ，而且不出十分钟就击沉——这是整个大战期间击沉敌舰的最快记录之一。更为重要的后果是，日军就此推迟入侵，并下令部队折回。这是炸错一艘船反而获得的好处。那天盲目乱炸过几次，这也是一次。

5月8日晨，两支敌对航空母舰舰队终于交锋。双方近乎势均力敌，日方有一百二十一架飞机，美方有一百二十二架；双方护航队的实力电几乎相等，日方有四艘重型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美方有五艘重型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但是，日方在多云地带行动，而美方不得不在晴空下作战。其主要后果是，日本航空母舰“瑞鹤号”没有被注意到。航空母舰“翔鹤号”却中了三枚炸弹，只得退出战斗。另一方面，“列克星敦号”中了两只鱼雷和两枚炸弹 [cdhyy注：参看《“列克星敦号”与珊瑚海海战》，该书记载“列克星敦号”中了五颗鱼雷和两枚炸弹] ，随后舰内发生爆炸，只得放弃这艘深受珍爱的军舰——水手称之为“列克斯夫人”(Lady Lex)。行动比较灵活的“约克敦号”，只中一枚炸弹，便逃之夭夭。

那天下午，尼米兹下令航空母舰舰队撤出珊瑚海，而且命令下得比较爽快，因为对莫尔兹比港的威胁已暂告消失。日方错以为两艘美国航空母舰都已炸沉，也退出珊瑚海。

在绝对损失方面，美方飞机损失略为少些，计七十四架，而日方损失八十余架；在兵员方面，美方仅损失五百四十三人，而日方损失一千余人，但是，美方损失一艘舰队航空母舰，而日方仅损失一艘轻型航空母舰。更重要的是，美国已挫败敌人攻占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的战略目标。由于技术成就上占优势，美国设法及时修好“约克敦号”，使之参加下一阶段的太平洋战争；而参加珊瑚海战的那两艘日本航空母舰都没有修好，来不及参加更有决定全局作用的第二次战斗。

珊瑚海之战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海战，双方舰队从不照面，相隔距离也有所扩展，近至战列舰的约二十英里极限，远至一百余英里。这样的海战不久还要重演，而且规模更大。

中途岛之战

日本帝国大本营在5月5日的命令中，早已规定这下一阶段的行动计划。联合舰队幕僚监部提出的计划包罗万象，而且是煞费苦心的，但是不够灵活。整个海军几乎都要参加作战。总计约二百艘军舰，其中包括八艘航空母舰、十一艘战列舰、二十二艘巡洋舰、六十五艘驱逐舰和二十一艘潜艇。还要六百多架飞机助战。尼米兹海军上将只能凑集七十六艘军舰，而其中三分之一属于北太平洋舰队。始终没有投入战斗。

日本为中途岛这一主力战，动用：(1)一支先遣潜艇队，在三条警戒线上巡逻，旨在削弱美国海军的对抗手段；(2)近藤海军大将指挥的一支入侵军，计十二艘有护航的运输舰，载有五千名士兵，另有四艘重型巡洋舰在附近接应，还有两艘战列舰、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和四艘重型巡洋舰组成的一支舰队在较远处掩护；(3)南云指挥的第一航空母舰舰队，由四艘舰队航空母舰组成，载有二百五十多架飞机，有两艘战列舰、两艘重型巡洋舰和一支驱逐舰屏护部队护送；(4)山本指挥的主力舰队，计有三艘战列舰，加上一支驱逐舰屏护部队，还有一艘轻型航空母舰。战列舰中有一艘是最近建造的七万吨级巨舰“大和号”(Yamato)，装有九门十八英寸大炮。

日军为阿留申群岛一战调配：(1)一支入侵军，由三艘有护航的运输舰组成，载有二千四百名士兵，外加两艘重型巡洋舰组成的火力支援舰群；(2)一支两艘轻型航空母舰组成的航空母舰舰队；(3)一支四艘旧战列舰组成的掩护部队。

这一战规定在阿留申群岛展开，6月3日先向荷兰港(Dutch Harbor)空袭，6日再分三处登陆。与此同时，南云的航空母舰飞机要在4日袭击中途岛机场，次日占领六十英里以西的库雷环礁(kure Atoll)，以作水上飞机的基地。6日，巡洋舰炮轰中途岛，然后部队登陆，这次入侵由近藤的战列舰掩护。

日军料想，在登陆之前，中途岛地区不会有美国军舰，他们希望，美国太平洋舰队一听到空袭阿留申群岛的消息，便会向北赶去。这样他们就能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陷入他们两支航空母舰舰队的夹攻之中。但在追求摧毁美国航空母舰这一战略目标时，日军却受战术部署的牵制而处于不利地位。因为6月初月光好，山本不愿等到“瑞鹤号”补充了珊瑚海上损失的飞机，可以增援其他航空母舰之后再动手。至于那八艘可动用的航空母舰，两艘已派往阿留申群岛，另外两艘正伴随着战列舰特混群。另一方面，舰队的行动受到慢速度运兵船的牵制。再者，如果日本的主要目标是摧毁美国航空母舰，而不仅仅是占领中途岛，那就很难理解分兵去阿留申群岛的必要性。最糟糕的是，日本自找麻烦，竟然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去占领一个固定的地点，这样就丧失了战略上的灵活性。

在美国方面，尼米兹海军上将主要忧虑的是，日本兵力占上风。自从珍珠港罹灾以来，他手里已经不剩战列舰，而在珊瑚海海战之后，可投入作战的航空母舰只有“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两艘。但是经过一番惊人的努力，原来估计要九十天才能修好的“约克敦号”在两天之内就已修复，这样航空母舰就增加到三艘。

尼米兹有一大有利条件可以弥补不足，那就是，他在获取情报的方法和情报的供应方面都占优势。那三艘美国航空母舰及其二百三十三架飞机停泊处正好在中途岛以北，既不会被日本侦察机发现，而又能依靠以中途岛为基地的卡塔林纳式(Catalina)远程飞机及早获知日军动态。所以他们希望从翼侧进攻日军舰队。6月3日，就是那三艘航空母舰进驻阵地后一天，侦察机发现日本运输舰在中途岛以西六百英里的地方缓慢前进。日机搜索飞行式中的空隙，使美国航空母舰能够不被觉察地从东北靠近。其所以能如此，也是多亏山本和南云都认为美国太平洋舰队不会在海上 [cdhyy注：利德尔-哈特没提及日本海军JN25密码这一关键问题，可能由于他写作本书时有关资料还未解密。参看《中途岛奇迹》一书] 。

6月4日清晨，南云派出一百零八架飞机袭击中途岛；另一批同样数量的飞机正准备去空袭发现到的美国军舰。第一批日机使中途岛上的设施受到严重破坏，日机损失很小，但是报告南云说，还需要第二次空袭。由于他自己的航空母舰正遭到来自中途岛的飞机轰炸，他认为还需要摧毁岛上的机场，所以命令第二批飞机不用鱼雷而改用炸弹炸毁机场，因为还没有发现美国航空母舰的踪迹。

不久后，据报告说，大约在二百英里外有一群美国舰艇，虽然开头认为只是些巡洋舰和驱逐舰。可是，8时20分传来较准确的报告，说这群舰艇中还有一艘航空母舰。对南云来说，这是个尴尬时刻，因为当时他的鱼雷轰炸机已大都装上炸弹，而他的战斗机大都在巡逻。他还得检修 [cdhyy注：原文如此，应为“回收”] 第一批空袭中途岛返航的飞机。

虽然如此，南云一得到消息就改向东北航行，这样他才逃脱美国航空母舰派出的第一批俯冲轰炸机的袭击。一连三批速度较慢的飞机——鱼雷轰炸机，在9时30分至10时24分之间袭击日本航空母舰时，动用的四十一架飞机中有三十五架被日本战斗机或高射炮击落。当时日军还以为已经打赢这一仗。

但是，两分钟后，克拉伦斯·麦克拉斯基海军少校(Clarence W. McClusky)指挥的“企业号”飞出三十七架美国俯冲轰炸机，从一万九千英尺高空飞扑下来；如此出其不意，以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刚刚打落第三批美国鱼雷轰炸机的日本战斗机都来不及上升回击。南云的旗舰、航空母舰“赤城号”中了炸弹，正在换装射弹的飞机被炸中，引起许多鱼雷爆炸，船员只得弃舰。航空母舰“加贺号”中了炸弹，驾驶台被炸毁，全舰起火，到晚间终于沉没。航空母舰“苍龙号”连中三次半吨重炸弹，都是当时已到场的“约克敦号”的俯冲轰炸机投下的，不出二十分钟就被离弃。

唯有舰队航空母舰“飞龙号”仍旧安然无恙，在下午向“约克敦号”回击，“约克敦号”在珊瑚海战中受伤，经过仓卒修理而未复元，这次被打得遍体鳞伤，只得离弃。但是，二十四架美国俯冲轰炸机，包括“约克敦号”上的十架，在傍晚时赶上“飞龙号”，“飞龙号”受重创，在5日凌晨被迫离弃，到上午九时沉没。

6月4日这一战是海军史上成败瞬息万变的一战，而且也表明，以远程海空行动展开的新式战争是“胜负莫测”的。

山本海军大将一听到他手下的航空母舰舰队遭到惨败的消息，首先就是集合他的战列舰，同时还从阿留申群岛调回两艘轻型航空母舰——他仍旧希望再打一场老式海战来挽回颓势。但是，后来又得到“飞龙号”损失的消息和南云的悲观报告，他就改变了主意。5日清晨，山本决定停攻中途岛。他仍旧希望向西撤退，俾使美军陷入圈套，可是，在这场决战中指挥“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这两艘美国航空母舰的雷蒙·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Admiral Raymond A. Spruance) [cdhyy注：当时为海军少将。] ，他既大胆又心细，两者配合得恰到好处，终于使山本的希望落空。

与此同时，日军按照原定计划，在6月3日清晨，向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发起进攻，当时派定投入战斗的两艘轻型航空母舰，出动二十三架轰炸机，偕同十二架战斗机袭击荷兰港。这一兵力过于弱小，除非出于侥幸，不可能发挥重大作用，再则满天乌云，地面黑沉沉，所以战果很小。次日天气较好，又进行一次袭击，虽然炸中几次，但是破坏并不严重。后来，在6月5日，那两艘航空母舰南调协助主力战。可是，在7日，一小支日本海上部队在定为目标的三个小岛中的两个小岛——基斯卡岛(Kiska)和阿图岛(Attu)登陆，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日本宣传机器对这小小战果大事渲染，以抵消他们在中途岛的大败。从表面上看来，占领这些地点好象是一个重要战果，因为横跨北太平洋的一连串阿留申群岛靠近旧金山和东京之间那条最短的航线。其实，日军在横渡太平洋进攻时，这些经常为大雾笼罩或风暴冲击的荒凉石岛，无论是做空军基地或是海军基地，都极不适宜。

总而言之，1942年6月的历次作战是日本的一次惨败。他们在中途岛一战中，除了损失一艘重型巡洋舰之外，还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和约三百三十架飞机，大部分飞机是随同航空母舰一起沉没的；而美国仅仅损失一艘航空母舰和约一百五十架飞机。美方的关键性武器是俯冲轰炸机；反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鱼雷轰炸机却都被打落，而陆军的B17型大轰炸机，对付舰艇则完全不起作用。

日本除了犯有上文提到的基本战略错误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影响全局的缺点。“指挥人员”的缺点计有：山本待在战列舰“大和号”的驾驶台上，实质上是孤军作战；南云惊慌失措；山口等海军将领不设法恢复主动，反而按照日本海军传统，随舰艇一起沉没。与山本相反，尼米兹由于留在岸上，就能全面掌握战略形势。

日本因犯下一连串战术错误而格外困难——没有派足够的搜索飞机去侦察美国航空母舰；在高空缺少战斗机掩护；防火措施很差；所有四艘航空母舰的飞机同时出击，这意味着这些飞机一面需要检修，一面又要重新装备，因此有一段时间他们的航空母舰舰队没有攻击力量；情况发生变化时向敌人驶去，使得美机有可能比较容易找出南云的舰队，在舰队回击或用战斗机防卫之前先行发动攻击。这类错误，追其根源，大都是在于日本自负得忘乎所以。

日本一旦失去那四艘舰队航空母舰和训练有素的空军人员，在战列舰和巡洋舰方面虽仍占优势，但也无足轻重。那些军舰只敢开到其岸基飞机能掩护的地区，而日本长期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所以遭到失败，主要是因为缺乏制空权。中途岛之战给予美军一个非常宝贵的喘息时间，直到那年年底新的“埃塞克斯号”级(Essex Class)舰队航空母舰开始服役为止。因而可以据理断言，中途岛之战是导致日本最后灭亡的转折点。

中途岛战后的西南太平洋

即使如此，中途岛之战的结局，虽然严重妨碍而且的确抑制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进攻，但也没有使之停止进攻。日本尽管不能再用舰队向前推进，可是仍旧决心继续推进，而且分两路进攻——在新几内亚，从陆上进攻这一大岛以东的巴布亚半岛(Papuan Peninsula)；在所罗门群岛展开越岛战，在这一连串岛上建立机场来掩护接二连三的短途越岛战。

新几内亚和巴布亚

1941年12月日本参战时，大部分澳大利亚作战部队正在北非同英国第八集团军并肩作战，虽则形势一紧就要奉调回国。在同澳大利亚本土一水之隔的新几内亚境内，只有驻南海岸巴布亚首府莫尔兹比港的一支相当于旅的部队才算得上规模不小。驻北海岸那支极小的澳大利亚守备部队，一如驻守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部队，日军一逼近就撤退了。但据认为莫尔兹比港有必要固守，因为从那里飞出去空袭的日机可以达到澳大利亚本土的昆士兰州。澳大利亚人对这样一个威胁自然心惊肉跳。

1942午3月初，从腊包尔出发的日军在靠近巴布亚半岛的新几内亚北海岸莱城登陆。但是，正如上文所述，由于5月间那场本来无足轻重的珊瑚海之战，日本已撤回那支攻打莫尔兹比港的海上远征队。与此同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已被任命为西南太平洋地区同盟军总司令。在6月初的中途岛战后，同盟军的地位无论直接间接，都已牢固得多，原因是，大部分澳军当时已回国；正在建立新师，而美国已在澳大利亚派驻两个师和八个空军大队(Air Group)。在巴布亚，澳大利亚的兵力也不止增强到一个师的规模。有两个旅驻守在莫尔兹比港，另一个旅驻守巴布亚半岛东端的米尔恩湾(Milne Bay)，而两个营正沿着科科达(Kokoda)小道向北海岸的布纳(Buna)推进，其目的是在那里建立一个空军基地，为同盟军沿新几内亚海岸向西发动两栖进攻提供掩护。

但是，在这个行动之前，日军于7月21日大约派了两千名士兵在布纳附近抢先登陆，这是他们重新夺取莫尔兹比港(这次是从陆上进攻)的计划之一，这样，看来逐渐消失的日本威胁重新复活了。同盟军更震惊的是，29日，日军几乎横越半个半岛，攻下了科科达——到8月中旬，日军派出一支兵力已达一万三千多人的部队，正在迫使澳军沿着丛林小道退却。虽然这一带半岛不过宽一百英里，可是小道却在高达八千五百英尺的地方穿过欧文斯坦利山(Owen Stanley Mountains)。横越这样难走的地带运送给养是一阵难似一阵的，对进攻一方更是如此，再加，又有同盟军空袭，益发困难重重。不出一月，日军大约离目的地不到三十英里，就被迫停止进军。与此同时，一支较小的日本部队(一千二百人，后来补充到二千人)，于8月25日在米尔恩湾登陆，经过五天激烈战斗，终于到达那里简易机场的边缘，但其后遭到澳军反攻，又被赶上船。

到9月中旬，麦克阿瑟已在巴布亚集中澳军第六、第七两师的大部分兵力和一团美军，准备发动攻势。23日，西南太平洋同盟军地面部队的澳大利亚总司令、陆军上将托马斯·布莱梅爵士(General Sir Thomas Blamey)，到达莫尔兹比港督战。他的部队杀开血路，打回科科达，再攻至布纳，也遇到激烈抵抗，但因越来越频繁地利用空运，运送给养上的困难多少减轻一些。日军在山顶坦普尔顿交叉口(Templeton's Crossing)附近一连修建三个阵地。到10月底、已被赶出最后一个阵地。11月2日，澳军重新占领科科达，并重新开放那里的机场。日军退至库穆西河(Kumusi River)畔，企图再作一次抵抗，但是，同盟军凭借空投筑桥材料，又把澳大利亚和美国生力军空运到北岸，从翼侧威胁日军，终于攻破日军的防守。

尽管如此，日军在整个12月中还是在布纳周围设法作了最后一次长期抵抗，直到同盟军从海上和空中又运到增援部队，日军在沿海抵抗的最后孤立据点才于1943年1月21日被消灭。在六个月的战斗中，日军损失一万二千多人。澳军的战斗伤亡为五千七百人，美军为二千八百人，总共八千五百人；因热带天气湿热和丛林疟疾蔓延而致病的人数，却多至三倍。可是，他们已表现出，即使在如此可怕的丛林中，他们也能够战胜日军；各种形式的空中力量是一个决定胜负的有利条件。

瓜达尔卡纳尔岛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展开，是出于麦克阿瑟陆军上将和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共同心愿，也是合乎自然的心愿，他们两人都想趁中途岛大捷，在太平洋上迅速反守为攻。他们这一心愿得到他们在华盛顿的上司马歇尔陆军上将和金海军上将的支持，以致这个攻势可以和英国所赞同的“先打败德国”的总战略一致。只有西南太平洋这一地区才可能早日发动反攻，这一点，美国陆海两军是意见一致的。至于谁来指挥反攻，意见却分歧，这也是合乎自然的。既然敌人对中太平洋上夏威夷群岛的压力不但已经减轻，而且已经消除，在这样一个基本上必须两栖作战的反攻中，海军就格外急于大显身手。金海军上将当初只是勉强同意先对付德国和为此在英国集结美国兵力这一政策的。1942年英国反对早日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的理由，使得马歇尔转而主张先在太平洋作战，金也乐于欢迎这样改变意见，即使只是暂时改变一下也好——即使罗斯福总统未必会认可这是明确改变政策。

但是，陆海两军一致同意在西南太平洋改守为攻之后，由谁来负责指挥这一问题顿时引起剧烈争论，到6月下旬，双方争得面红耳赤。结果是相互让步；马歇尔授意做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7月2日指令，正是具体表现。进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占领圣克鲁斯群岛(Santa Cruz)和东所罗门群岛，特别是图拉吉和瓜达尔卡纳尔两岛。为此而移动区域分界线，这个区域便由尼米兹负责，因此他将指挥第一阶段的进攻。第二阶段是夺取所罗门群岛的其余岛屿和新几内亚岛沿海地带，一直到莱城那边的胡翁半岛(Huon Peninsula)；第三阶段是夺取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主要基地腊包尔和俾斯麦群岛的其余岛屿——经过区域的重新划分，这两个阶段归麦克阿瑟指挥。

麦克阿瑟并不满意这个折中方案。在中途岛大捷之后，他就主张向腊包尔发动一次快速度和大规模的进攻，并且大胆预言他能够很快攻克腊包尔和俾斯麦群岛的其余岛屿，把日军赶回特鲁克群岛(在七百英里以外的加罗林群岛中)。但是，他被迫承认他休想得到他认为必要的兵力——除了已有的三个步兵师外，还要一个海军陆战师和两艘航空母舰。所以，正式通过分三个阶段进攻的折中方案，不过，进攻花费的时间之长，决不是任何首脑始料所及的。

在同盟军夺取东所罗门群岛这一方案实施前，正如当初在巴布亚一样，日军抢先行动。了月5日，侦察机报告，日本已从图拉吉岛调动一些部队到附近的大岛瓜达尔卡纳尔(全岛长九十英里，宽二十五英里)，并正在隆加岬(Lunga Point)修建一个简易机场(后来命名为“汉德森机场”(Henderson Field))。从那里起飞的日本轰炸机显然要带来危险，所以美国马上重新考虑战略，瓜达尔卡纳尔岛就成为第一目标。那里主要是树木茂密的山岭，雨量极大，气候恶劣，不是一个适宜打仗的地方。

在尼米兹手下担任这次作战全面战略指挥的，是地区总司令罗伯特·戈姆利海军中将(Vice-Admiral Robert L. Ghormley)，弗莱彻海军少将则担任战术指挥，他还指挥“企业号”、“萨拉托加号”(Saratoga)和“黄蜂号”(Wasp)三艘周围分别集结的掩护航空母舰特混群。岸基空中支援来自莫尔兹比港、昆士兰州和各岛上的简易机场。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少将(Major-General Alexander A. Vandegrift)指挥的登陆部队计有第一陆战师和第二陆战师的一个团，共一万九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分乘十九艘有护航舰护送的运输舰。舰队驶近时，不见敌人踪影，8月7日清晨，空海军开始轰击，9时开始登陆。到晚上，已有一万一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上岸，第二天早晨占领机场；发现机场即将建成。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二千二百名日本人，大部分是建筑工人，多半已逃进丛林。在图拉吉岛上的一千五百名日本守军作过比较顽强的抵抗，直到第二天晚上才被登陆的六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打败并消灭。

日军迅即回击——说来令人啼笑皆非，他们的回击反而更快，因为根据一次次报告，他们还以为美国登陆部队只是其实际人数的一小部分。因此他们并没有暂停行动，以准备适当的反击，而是一次又一次派遣少量增援部队，人数一再增加，以致双方原来想象中的一场快速战结果却发展成为一场持久战。

但是，日本海军护航舰力量比较强大，连续不断进军，引起了一系列重大海战。第一次海战，也是美国损失最大的一次，是发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北岸外的萨沃岛(Savo)之战。8月7日晚，腊包尔的日军总司令三川海军中将集结五艘重型巡洋舰和两艘轻型巡洋舰组成一支舰队，开向瓜达尔卡纳尔岛。次日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所罗门群岛的两列岛屿之间那条叫做“狭槽”(slot)的狭长水域；傍晚驶近萨沃岛——正好在弗莱彻因燃料和战斗机力量即将耗尽而把美国航空母舰撤退之后。虽然同盟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舰队采取夜间警戒措施，但相互合作的警卫工作却不够理想。凌晨，三川的舰队对南北两路同盟军舰只特混群出其不意轮流袭击，不出一小时，又在穿越“狭槽”的返航途中，撇下四艘同盟国重型巡洋舰，有的已击沉，有的正在下沉，另一艘受重创——五艘全部覆没，而他自己的舰队几乎不损毫毛。

日军因善于夜战，又辅之以优良的光学仪器，特别是二十四英寸“长矛”(Long Lance)鱼雷，得到很大好处。这是大战中美国海军在海上遭到的最大一次失败。对同盟国来说，幸而三川没有完成使命——消灭毫无防御地泊在隆加停泊场的大批运输舰和补给船，因为他不知道同盟国航空母舰已撤退，因而认为，如不迅速重返比较隐蔽的“狭槽”，就会早遭空中反击。不仅如此，他也不知道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的美军居然规模有如此之大。评价一个司令官的好坏，就是要看他做出决定时掌握多少情报。

但是，同盟军所有残余海军部队在那天下午都向南撤退，以免再受攻击，虽然那时海军陆战队的粮食和弹药供应卸下来的还不到一半。部队的口粮已减为一天两餐，其后两周内，海军陆战队始终孤军作战，既没有海军支援，也没有空中掩护，直到20日头几批海军陆战队空军中队开到汉德森机场，使用机场为止。即使到那时，这种空中掩护也是极有限的。

日军所以失掉机会，主要是因为他们仍旧过分低估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他们估计只有二千人，并认为一支六千人的部队就足以战胜他们，收复该岛。他们派出两支前卫分遣队，共一千五百人，分乘几艘驱逐舰，于8月18日在隆加岬的东西两面登陆。不等后续护航队开到，就发动进攻，立即被美国海军陆战队消灭。19日，后续护航队，只有二千人从腊包尔启航。这支护航队规模不大，但有强大的海军支援，意图作为诱饵，引诱美国舰队落入圈套，正如在中途岛那时的打算一样。领头进发的，是轻型航空母舰“龙骧号”，也是诱饵之一，跟在后面的是近藤海军大将指挥的两艘战列舰和三艘巡洋舰，再后面是南云海军大将指挥的舰队航空母舰“瑞鹤号”和“翔鹤号”。

这个诱敌计划导致一场名为东所罗门群岛之战的战斗，但并未导致日军达到诱敌落入圈套的目的。因为戈姆利海军上将从一个以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情报军官和当地种植园主为主组织的“沿海警卫队”那里，及时获得日军逼近的警告。他把“企业号”、“萨拉托加号”和“黄蜂号”等三艘航空母舰周围所集结的三支海军特混舰队集中到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东南。24日晨，“龙骧号”被发现，当天下午被美国航空母舰的飞机炸沉。与此同时，两艘日本舰队航空母舰也被发现，因此，果然不出美军所料开来袭击时，美国航空母舰的全部战斗机已在空中迎战，使敌人大受损失，把敌人动用的八十架飞机打下七十多架，而他们自己只损失十七架。唯有“企业号”受到重创。经过这场无足轻重的战斗之后，日本舰队在夜间撤退，美国舰队也就撤退了。

经过这场徒劳无益的海军进攻之后，暂告停战，只有陆上例外，那里弱小的日本部队几次想打到汉德森机场，都未成功，因为全被美国海军陆战队打退，虽然他们“死战到底”，几乎全军覆没，但是他们为驱逐舰运来的一连串小分遣队所接替——这种补充陆续不断按时到达，因此后来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叫作“东京快车”(Tokyo Express)。这样，日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地面部队兵力稳步增长。到9月初又有六千人象穿梭般运到那里。在9月13－14日夜间，这支部队猛攻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阵地——这里后来终于叫做“血岭”(Bloody Ridge)。不过，一次次进攻都被击退，并损失一千二百余人。

然而，在此期间。这个地区的美国海军却元气大伤，因不堪日本潜艇袭击，损失两艘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和“黄蜂号”——前者受重创，后者被击沉。由于“企业号”尚在修理中，这样就只剩下一艘“大黄蜂号”提供空中掩护了。

先前日军企图重占瓜达尔卡纳尔岛一再遭到失败之后，帝国大本营在9月18日发布一项新指令，使这个战役在新几内亚战役之前进行。但是，日军仍旧过分低估那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他们估计最多七千五百人；根据这个估计，他们认为派一师兵力，再加暂时使用一下联合舰队，相互合作，就足以应付。10月11－12日，第一批增援分遣部队在海上的初步活动，引起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岸外又一场海战。在这场称为埃斯佩兰斯角(Cape Esperance)之战中，双方损失都不严重，但是总的说来，对美军比较有利——起了振奋士气的作用。不过，在战斗中，日本设法把援军送到；兵力总数便增至二万二千人。而美军兵力已增至二万三千人——在图拉吉岛上还有四千五百人。

即使如此，对美军来说，10月中旬仍是这个战役的最危急时期，特别是两艘日本战列舰炮轰汉德森机场，轰得机场翻了个身，油库着了火，飞机从九十架减少到四十二架——同时也迫使美国陆军的重轰炸机飞回新赫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日军的反复轰炸是兵力紧张的另一原因，而天气湿热、饮食不足，也造成重大伤亡。

10月24日，日军展开因暴雨和密林而延误的陆上攻势。他们从南面大举进攻，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防御阵地部署得当，大炮也运用自如。日军终于被打退，损失几千人，而美方只损失几百人。到26日，日军被迫退却，撇下约二千名死尸。

与此同时，山本指挥的联合舰队已偕同二艘舰队航空母舰、二艘轻型航空母舰、四艘战列舰、十四艘巡洋舰和四十四艘驱逐舰进发，并在所罗门群岛的东北巡弋，等待陆军占领汉德森机场这一不出所料的消息传来。美方尽管开到新战列舰“南达科他号”(South Dakota)和几艘巡洋舰，但海军力量还不到日本的一半。战列舰方面只是一比四而已。不过当时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已得到修复的“企业号”的增援，就现代海军而言，这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任命哈尔西海军上将接替疲劳过度的戈姆利一举，也带来新的活力。10月26日在称为圣克鲁斯群岛之战的战斗中，日美两支舰队交锋，这是又一场双方以空战为主的战斗。在27日两支舰队撤离战场之前，“大黄蜂号”被击沉，“企业号”被炸毁，而日方的“翔鹤号”受重创，轻型航空母舰“瑞凤号”也受重创。但在飞机损失方面，日方损失要惨重得多，有七十架飞机没有返航。在以这一战为高峰的十天作战期间，损失二百架飞机，而8月最后一周以来所损失的三百架飞机还不计算在内。再者，美方不久就得到二百余架飞机的补充，还有第二陆战师的其余部分和部分美国师的增援。

虽说如此，日本还是补充大量兵力，多得足以重新发动进攻——这一则是出于自尊心，再则一次次传来乐观得荒谬的报告，说他们已使敌人遭到损失，他们也就受骗上当。这一次次进攻导致所谓“瓜达尔卡纳尔海战”的两次交锋。第一次交锋发生在11月13日星期五凌晨，虽然只打了不到半小时，但是美军有两艘巡洋舰被击沉，而日本战列舰“比睿号”受到严重损伤，不得不在第二天凿沉——这是在大战中日本损失的第一艘战列舰。

这次海战的第二次交锋发生在14－15日夜间，情况正好和上次相反，当时日本试图由百战不屈的田中海军少将率领一艘大型护航驱逐舰护运一万一千名战士前去增援，并由近藤海军大将的重型军舰掩护。接近瓜达尔卡纳尔岛时，七艘运输舰被击沉，另外四艘运输舰虽然到达该岛，却在早晨被飞机炸毁，因此登陆的只有四千名战士和极少量急需的给养。

在配合进行的海战中，美国驱逐舰受重创，近藤所剩的战列舰“雾岛号”被打遍体鳞伤，当时是午夜，美国战列舰“华盛顿号”上雷达控制的大炮在八千四百码的射程内对“雾岛号”开火，“雾岛号”被轰得千疮百孔，不出七分钟就完全失去作用，不久只得凿沉。

与此同时，在陆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美国部队，因为当时给养上占优势，已转守为攻，正在扩大环形阵地。到月底，美国在岛上的飞机已增加到一百八十八架，日军再也不敢用速度缓慢的护航队运送援军和给养。12月间，他们只借用潜艇逐次发送少量援军和给养。

日本海军损失极其惨重，因而海军首脑极力主张放弃瓜达尔卡纳尔岛，但是陆军首脑当时已在腊包尔集结五万士兵，仍旧希望派他们去增援当时岛上的二万五千名士兵。可是，在这期间，到1943年1月7日，美国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集结的兵力已经增加到五万余人，当时给养也很充足，而日军的口粮却减少到正常供应量的三分之一，尽管他们还在顽强防守，但苦于饥饿和疟疾，他们已孱弱得休想发动攻势了。

因此，帝国大本营在1月4日只好面对现实，下令逐步撤退。美军不知这个决定，仍旧小心翼翼向前推进，所以日军才能从2月1日晚到2月7日晚分三批撤完所有部队，而在这过程中只损失一艘驱逐舰。

但是，总的说来，日本长期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结果却是败得惨不堪言。大约损失二万五千人，包括饿毙和病故的九千人，而美国的损失则小得多。更糟糕的是，日本至少损失六百架飞机及其训练有素的空勤人员。另一方面，美国各种力量正在继续增长，因为人力和工业的动员已上轨道。

1942年5月－1943年5月的缅甸战局——回击失败

到1942年5月，英军已撤出缅甸，退入印度境内，日军便已达到向东南亚扩张的预定限度，因此改攻为守，并设法巩固战果。与此同时，英军已为1942年11月下一旱季订出回击计划。但因后勤困难，这些计划一项都行不通。即使是作过尝试的唯一的一项，即极其有限的若开(Arakan)攻势，结果也是一败涂地。 [注：见本书下册第二十九章地图。]

在后勤方面关系重大的两个地区，印度的阿萨姆邦(Assam)和孟加拉邦(Bengal)都从未看作或定为军事基地区。机场、仓库、公路、铁路和输油管无一不要修建，港口要扩大，整个地区要整顿。

印度统帅部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缺少运输船只，因为所需物资大都要从海外运来。但是其他所有战区都要优先照顾，在供给大西洋护舰队和北冰洋护航队、地中海战区和太平洋战区之后，留给印度使用的船只就微乎其微，即使印度在受到入侵威胁时，也是如此。分配给印度的总船数，大约只是这个地区建为进攻跳板所需要的三分之一。

国内运输也是一大困难。印度东北部的公路和铁路系统，既陈旧又杂乱无章；唯有大加改进之后，加尔各答和其他港口输出的补给才能运到前线。但由于各种物资短缺，工程难以展开。雨季也起阻碍作用，因为暴雨引起塌方，且冲走桥梁。日军的空袭也增添了麻烦；更大的障碍是劳工风潮和政局动荡，特别是，1942年夏季，克里普斯使团(Cripps Mission)赴印会谈失败，印度国大党号召展开不合作运动后，全国到处都是骚乱和危险。这是印度经济情况日益恶化而引起的，也是亲日分子煽起的。最大的困难是缺少火车头——韦维尔要求至少一百八十五台，但是只得到四台！

然而，后勤问题所以更加突出，是因为已决定把印度建成一个能容纳三十四个师和一百个空军中队的基地。建造二百二十个新机场，雇用了一百多万人，因而，可用于其他工程(其中首要工程是修筑公路)的劳动力就大大减少。此外，因为必须供养四十万缅甸难民，给养问题就更加严重。

虽然当时印度统帅部有许多师，其中大部分是由于战时印度陆军扩充而新编的；既少装备，又乏训练，也缺少有经验的士官。有过一些战斗经验的少数士官不但为缅甸战役并且为疟疾折磨而消耗殆尽；他们在退却时也已丢失大部分装备。名义上可动用的师，大约有十五个，其中只有三个师是各方面都适宜在不久将来作战的。

由于指挥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同退到印度的中国部队、美国第十陆军航空队和脾气暴躁的史迪威将军(General Stilwell)的关系问题，军事行政方面的问题就更加突出。

另一重要因素是需要空中优势来保护印度，以确保供应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中国，并为收复缅甸提供必要的空中掩护。幸而1942年5月雨季一到，日军就派出大批飞机支援西南太平洋战役，并给余下的飞机一段休息时期。这样同盟军才能够在相当和平的环境里集结空军力量。到1942年9月，印度已有三十一个英国和印度空军中队。但其中却有六个中队不适宜作战，有九个要留作保卫锡兰之用，有五个要用来执行运输和侦察任务——只剩下七个战斗机中队和四个轰炸机中队在印度东北部作战。不过英美两国供给的飞机在逐月增加。到1943年2月就会达到五十二个中队。再说，新式飞机也在不断代替老式飞机，其中有米切尔式轰炸机、飓风式(Hurricane)战斗机、解放者式(Liberator)轰炸机和勇士式战斗机；大都能直飞阿萨姆邦和孟加拉邦的新机场，因为在珊瑚海和中途岛两次海战之后，敌人已不大可能从海上入侵印度。

1942年4月，韦维尔改组印度统帅部。当时设在亚格拉(Agra)的中央统帅总部负责训练和给养，而西北部，南部和东部等三个地区陆军统帅部则指挥作战。

收复缅甸的计划需要同当时在印度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省两地的中国军队合作。中国在1942年10月的计划是用云南省的所谓十五个中国师和阿萨姆邦的三个中国师，偕同约十个英国师或印度师会攻缅甸。在中国计划中，后者的任务不仅是入侵缅甸北部，而且是从海上进攻仰光。韦维尔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但是怀疑能否获得他认为必要的两个条件：一是强大得足以控制缅甸上空的空军部队，一是控制印度洋和掩护进攻仰光的一支四、五艘航空母舰组成的强大英国舰队。鉴于海军要在其他地方投入战斗，第二个条件事实上是办不到的。蒋介石把这些必要条件看作是韦维尔的遁词，也看作是英国不准备作认真努力的征兆。他一气之下，在1942年底就不再参加那一军事行动。

若开攻势1942年12月－1943年5月

韦维尔还是决定展开一次有限攻势，沿着梅宇(Mayu)半岛推进一百英里来收复若开沿海地区，同时从海上入侵邻近半岛一端的阿恰布岛(Akyab)来收复那里的机场，因为日本空军中队可从那些机场袭击印度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同盟国空军中队如果能够在那里重新立足，就能够掩护缅甸的整个北部和中部。可是，这个计划的重点部分，却因缺少登陆艇而作罢。

即使如此，韦维尔也不愿无所事事，他坚持从陆上向若开挺进。第十四印度师在1942年12月开始前进，但行动很迟缓，所以日本第十五集团军司令饭田将军才能把增援部队调去，并在1月底挡住英军前进——2月份又派去更多援军。不过，韦维尔还是坚持必须继续前进，尽管东路集团军司令诺埃尔·欧文将军(General Noel Irwin)同他争论，提出抗议，向他警告，部队不堪疟疾之苦，已大伤元气，士气也受影响。这样，日军才能攻击第十四师的后尾，3月18日到达梅宇河(Mayu River)的蒂兹维(Htizwe)，从而威胁其翼侧，使之退却。当时第二十六印度师已接替第十四师，但是日军在梅宇河对岸继续反击，4月初到达因丁(Indin)海岸。然后日军向北推进，目的是在雨季来临的5月占领孟都－布帝洞(Maungdaw-Buthidaung)防线，从而打乱英军在下一旱季(1943年11月到1944年5月)重新攻入缅甸的计划。

4月14日，第十五印度军的斯利姆中将(W. J. Slim)，接任若开部队司令官，他万万没有想到，由于疟疾折磨和正面进攻日军阵地遭到伤亡，这支部队在身心两方面都已糟不堪言。他一面希望守住海洋和梅宇河之间的孟都－布帝洞防线，一面打算在必要时再北退五十英里，退到刚过边界的地方，守住一条起自科克斯巴扎(Cox's Bazar)的内陆防线。那里地面比较开阔，比梅宇半岛的丛林和沼泽地带更有利于英军运用大炮和坦克，而日军在沿海地带的交通线将拉得更长，因而更容易受到攻击。

但是这两个计划都没有实现。因为日军在5月6日天黑后迫使英军放弃布帝洞，那一侧翼威胁又使英军放弃沿海的孟都。日军决定留在新占领的防线上，因为雨季已到。总之，英军从陆上进攻，而无海上支援，试图收复阿恰布及其机场，果然只落得彻底惨败。日军显出他们善于翼侧包抄和渗入丛林活动，而英军因为正面进攻，伤亡惨重，再则犯下忽视间接迫近的错误，士气低落。到1943年5月，英军已退到上年秋季所守的防线。

亲迪队 [cdhyy注：钮译：缅北游击战]

在缅甸战区北端，那乌云密布的战争阶段中仅有的一线亮光，是来自第一次“亲迪队”战斗。“亲迪”(Chindit)这个名字是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首创的，起自神话中的野兽“亲特”，缅甸的宝塔上多的是这种半狮半鹰兽像。他忽发奇想，认为这鹰首狮身怪兽似的野兽象征这种部队在这种战斗中所需的地空密切合作。这种战斗头几次是在缅甸北部横越亲敦江及在其对岸进行的；这一事实可能有助于公众铭记这一名字 [译者注：亲迪队的英文名称为(Chindits)，亲敦江的英文名称为(Chindwin River)，两词的读音很相近。] 。

1938年秋，温盖特是一个从巴勒斯坦休假回国的上尉，当时他遇到许多头面人物，并且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年孟春，他给当时担任巴勒斯坦司令的韦维尔将军和负责北部地区的约翰·埃维茨准将(Brigadier John Evetts)留下的，正是这样印象。 [注：他几次来看我，和我讨论“特种夜袭队”(Special Night Squads)的训练事宜。春季时，他获准从“地下”犹太自卫队——哈加那(Hagana)的最优秀青年成员中组成“特种夜袭队”，以对付在巴勒斯坦制造不少事端的阿拉伯小武装队。他告诉我在这种游击战式的军事行动中如何运用我的战术思想，并且送我一册他就这个问题所写的论文。他当时还显然自豪地强调他是T·E·劳伦斯(T. E. Lawrence)的远房表弟，虽然他成名之后，他就往往贬抑劳伦斯。在温盖特的要求下，我写信给丘吉尔谈到他，以作介绍。][译者注：T·E·劳伦斯(1888-1935年)，英国军人、考古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中东从事外交和间谍活动，为英帝国效劳。] 与劳伦斯的亲阿拉伯倾向相反，温盖特倾向于犹太复国主义，他为哈加纳的早期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他的军事思想也一直对以色列军队影响深刻。]但是，12月，他一回到巴勒斯坦，就发现他在犹太复国主义集团中的政治活动已使他成为英国官方的一个可疑对象，以致韦维尔的后任、原来赞成“特种夜袭队”组织的海宁将军，已决定免去他负责这个组织的职务，委派他在自己的司令部里担任一个不会惹是生非的工作。后来，在海宁的要求下，他于1938年5月被调回国，在防空司令部做一个小参谋。

然而，在1940年秋，他绝处逢生，被派往埃塞俄比亚去组织游击战反抗意大利对东非的控制。这个任命是由已入内阁的利奥·艾默里(Leo Amery)建议的，韦维尔立即同意这一建议，就此敲定。这次东非战役在1941年5月以胜利告终之后，温盖特本人又交恶运，情绪低落，以致在一次发疟疾时企图自杀。不过，他在国内疗养时，一个新的机会临头，终于得救。这次机会是随着英国在远东惨败而出现的；又是韦维尔送来的。韦维尔本人在中东的夏季攻势失败后，6月间解除中东司令的职务，被派往印度。那年年底，日军相继侵入马来亚和缅甸，韦维尔面临更大的危机。1942年2月，连缅甸的战局也显得黯淡时，韦维尔就要求把温盖特派给他，以便在缅甸展开游击战。

温盖特到达之后，极力主张成立所谓“远程渗透队”(Long Range Penetration Group)，训练后，在缅甸丛林中活动，攻打日军的交通线和前哨。他主张这个部队既要大得可以打得敌人落花流水，又要小得足以避开敌人。他认为一个旅的规模比较适宜，为此目的，就把第七十七印度旅进行改编。这批“亲迪队”队员必须比日军善于在丛林里作战。其中必须包括擅长这种战斗的专家，特别是爆破和无线电通讯方面的专家。还必须发展地空合作，因为给养全靠空投；每个纵队都为此附有一小队皇家空军。在纵队内，由驮畜载运。

温盖特催促早日行动，这既是为了显示他们有力量打击敌人士气来恢复英军士气，又是为了考验这种远程渗透队的作用。韦维尔宁愿在英军总攻势发动前和展开间使用这些部队，但为了响应温盖特的要求，他终于认为值得冒风险提早进行，因为能从中取得经验和情报。

全旅共有七个纵队，为了执行作战计划，又分成两个队——北方队有五个纵队，共二千二百人和八百五十匹骡子；南方队有两个纵队共一千人和二百五十匹骡子。1943年2月14日晚，这两个队在正规军牵制行动的协助下，渡过亲敦江。在东进时，这两个队按照预先安排，分成纵队，然后进行一系列袭击，攻打日军前哨，切断铁路线，炸毁桥梁和在公路上伏击。3月中旬，这些纵队渡过亲敦江以东一百英里的伊洛瓦底江。但到那时，日军已认识到这个威胁，他们从缅甸的五个师中抽调两个师的大部分兵力来回击。由于反击的压力和其他困难，这些纵队被迫后撤，4月中旬已返回印度，损失三分之一的兵力，并丢弃大部分装备。

这一战斗的战略作用很小，日军的伤亡也很轻微，但确实表明英国和印度部队能够在丛林中作战，并为空投给养和必须保持空中优势这两点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一战斗也使日本第十五集团军司令牟田口大将认识到不能把亲敦江当作可靠的屏障；如果要抢先阻击英军的反攻，必须继续推进。由此导致日军在1944年越过印度边境，并导致英帕尔(Imphal)决战。

未来的计划

由于后勤困难和兵源缺乏，英国已取消1942－1943年旱季的重要攻势。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为1943－1944年下一旱季决定的主要计划，称作“阿纳金作战计划”(Operation Anakim)，是打算继英中两国在缅甸北部发动攻势并占领沿海要点之后，从海上进攻仰光。这些目标意味着后勤和陆上运输问题必须解决之外，还需要取得空中优势并集结一支配备大量登陆艇的强大海军。

要满足这一切需要。显然是困难重重，所以韦维尔在1943年春打算撤离缅甸，并意欲攻打苏门答腊，借此间接途径击败日本。4月，他到伦敦同丘吉尔和三军参谋长会谈时，终于说服他们必须推迟或者放弃“阿纳金作战计划”，并决定代之以苏门答腊行动。这个间接行动，代号叫做“长炮”(Culverin)“Culverin”原意为 16世纪所通用的一种长管炮。]，虽然引起丘吉尔的注意，但也不得不放弃，其所以如此，一则是出于放弃“阿纳金计划”的原因。再则是因为美国坚持，尽快重开中国的陆上供应线是头等大事。因此南方军事行动都暂缓考虑，只是计划仍在拟订。如果要在这个战区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那末只有在缅甸北部下手。

第二十四章　大西洋之战

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上半年，是大西洋之战的最危急时期，但这一忽起忽落的持久战是与整整六年的大战同时并进的。事实上，大西洋之战，可以说，在大战爆发之前就已开始，因为第一批远洋潜艇在1939年8月19日离开德国，驶入大西洋的驻地。到8月底，德国入侵波兰的前夕，已有十七艘潜艇驶离德境，进入大西洋；大约有十四艘近海潜艇驶入北海。

尽管德国迟迟才以潜艇重整军备，可是在大战爆发时，潜艇总数却已达五十六艘(只是其中十艘还不能完全使用)，比英国海军只少一艘。其中三十艘为“北海鸭”(North Sea Ducks)，不适宜在大西洋作战。

9月3日晚上，也就是英国宣战那一天，德国入侵波兰后两天，德国潜艇首次告捷，击沉英国外洋邮船“雅典号”(Athenia)。尽管希特勒特地下令，进行潜艇战非得遵照海牙公约不可，但是，那艘邮船并未得到警告就被鱼雷击沉。潜艇司令官宣称，他认为那艘邮船是武装商船，借此说明他这一行动是正当的。在其后几天里，又有好几艘船只被击沉。

其后，德国在19日取得更大的胜利，“潜29号”在通往不列颠群岛的西航道外，击沉英国航空母舰“勇敢号”(Courageous)。三天前，英国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Ark Royal)险些遭到“潜39号”毒手——不过，这艘德国潜艇立即为英国护航驱逐舰击沉。这类风险显而易见，所以英国将舰队航空母舰撤出德国潜艇的搜索范围。

德国潜艇袭击商船，也取得很大战果。在大战开始的一月，即9月，同盟国和中立国船只共被击沉四十一艘，计十五万四千吨。到年底时，损失的船只已达一百一十四艘，总计四十二万吨以上。此外，普里恩海军上尉(Lieutenant Prien)指挥的“潜47号”，在10月中旬，深入斯卡帕湾(Scapa Flow)的舰队抛锚地，击沉战列舰“皇家橡树号”(Royal Oak)，迫使英国在防务改善前暂时放弃这一主要基地。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1和12这两个月，英国商船的损失不到前两个月的一半，而且多数是触水雷炸毁的，少数才是被潜艇击沉的。此外，德国潜艇也被击沉九艘，占潜艇总实力的六分之一。德机对英国船只的空袭只是扰乱而已。

在这大战初期，德国海军不仅对潜艇寄予极大希望，对水面军舰也是如此，只是这种希望并未实现。大战爆发那时，袖珍战列舰“格拉夫·斯比海军上将号”(Admiral Graf Spee)在中大西洋严阵以待，其姊妹舰“德意志号”(Deutschland)(后改名为“吕佐夫号”(Lüzow))则在北大西洋，只是希特勒不准这两艘军舰在9月26日前攻打英国运输船只。这两艘军舰都未取得很大战果；“格拉夫·斯比海军上将号”被困于拉普拉塔河(Plate River)口，12月间，被迫自行凿沉。两艘新战列巡洋舰“格奈森脑号”(Gneisenau)和“沙恩霍斯特号”(Scharnhorst)在11月间曾出击过一下，但是，在冰岛－法罗群岛(Iceland-Faeroes)海峡击沉一艘武装商船后，便逃回国。当时同盟国船只根据1917－1918年的经验，行驶时已有护航；虽然护航舰不足，极多船只仍然没有军舰护航，可是这些护航舰的威慑作用确实卓有成效。

1940年6月法国沦亡后，英国海运航线面临的危险更为严重。当时，凡是通过爱尔兰以南的船只，都要遭到德国潜艇、军舰和飞机的袭击。除了甘冒极大危险以外，只剩下环绕爱尔兰以北这一条曲折航线——西北航道。即使这条航线，从挪威的斯塔万格(Stavanger)和法国的波尔多(Bordeaux)附近的梅里涅克(Merignac)飞出的德国首批远程飞机，即福克－武尔夫“鹰”(Focke-Wulf FW200“Kondor”)式四引擎飞机，也可以飞到，据情报告，并进行轰炸。1940年11月，这类远程轰炸机炸沉船只十八艘，计六万六千吨。此外，潜艇击沉的船只也大为增加，10月间共击沉六十三艘，总计三十五万吨以上。

当时德国的威胁已咄咄逼人，因此英国撤销大批军舰抵抗入侵的任务，改而派往西北航道。即使如此，英国的海空护航力量还是薄弱得不堪一击。

6月，即战略形势改观的第一个月，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已一跃而为五十八艘，共计二十八万四千吨，虽然7月份略有减少，但是，在其后几个月中，击沉船只的平均吨数却在二十五万吨以上。

在东海岸航线，德国空投水雷造成的损失比1939年最后几个月德国潜艇造成的损失更大，到1940年春入侵挪威和低地国家之后，德国更加张牙舞爪了。

此外。同年秋季，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Admiral Scheer)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北大西洋，11月5日袭击一支从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Halifax,Nova Scotia)归航的护航队，击沉五艘商船和仅有的一艘护航舰。这艘护航舰，即武装商船“杰维斯湾号”(Jervis Bay)，为其他船只赢得逃跑时间而自我牺牲。“舍尔海军上将号”突然开到这条重要护航线上，横贯大西洋的全部航运一时陷于混乱，其他护航队不得不停航两周，直至得悉“舍尔海军上将号”已驶入南大西洋为止。“舍尔海军上将号”在那里找到的目标不多，在“巡弋”四万六千多英里后，于4月1日安然返回基尔(Kiel)时，击沉的船只却达十六艘，共计九万九千吨。巡洋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Admiral Hipper)也在11月底闯入大西洋，但在圣诞节黎明时却大为震动，因为攻击一支护航队后不久，就发现护航舰众多，原来那是驶往中东的一支运兵护航队。那些护航巡洋舰，赶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因机器发生故障。不得不驶回布勒斯特(Brest)。2月，从布勒斯特再次出击，取得较大战果，将航行于非洲沿海的一批没有护航的船只击沉七艘。可是，舰上燃料即将耗尽，因而舰长决定驶回布勒斯特。3月中旬，奉德国海军参谋部命令，回国进行较为彻底的整修，正好在“舍尔海军上将号”之前返回基尔。“希佩尔海军上将号”的续航力低，这一点已经说明，这类军舰是不适宜袭击商船的，更不用说舰上机器有毛病了。

德国在海战中最有效的武器，除了潜艇和布雷。其次就是为袭击而改装的伪装商船，自从1940年4月以来，伪装商船一直被派作远程巡弋。到那年年底，第一“批”六艘伪装商船已击沉五十四艘商船，共计三十六万六千吨，大都是在远海击沉的。伪装商船的出没或可能出现引起焦虑和混乱，其程度不亚于击沉船只，而德军又巧妙地利用秘密集合点添加燃料或补给，这种威胁就格外严重。袭击舰都驾驶自如，目标选准：其中只有一艘不得不交战，但并未受重创。这些袭击舰舰长，除一人外，都表现得不算野蛮，允许他们所攻打的船上船员有时间上救生船，也不虐待俘虏。

英国皇家海军面对种种威胁，尤其是德国潜艇在通往英国的大西洋航道上的威胁，护航舰源极其紧张，根本无法应付。德国潜艇从布勒斯特、洛里昂(Lorient)和靠近拉罗舍尔(La Rochelle)的拉帕利斯(La Pallice)等法国的大西洋港口出发，可巡弋到西经二十五度，而在1940年夏，英国护航舰只能开到西经十五度左右，约在爱尔兰以西二百英里的地方，其后外洋护航队必须疏散，或者没有护航行驶。即使在10月间，近距离护航舰也只能一直开到西经十九度左右，约在爱尔兰以西四百英里的地方。不仅如此，一般护航舰只是一艘武装商船，直到该年年底，平均护航力量才能增加到两艘。只有驶往中东的护航队，才得到比较强有力的保护。

这里应当指出，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是大西洋护航队的西部主要终点；装载食品、石油和军火等物资的归航护航队，由加拿大驱逐舰护送第一程，约三四百英里，然后由远洋护航队接替，直至护航队到达西航道防护较好的地域。

1940年春季出现的小型护卫舰(Corvette)，在解决护航问题上帮了大忙、这种小船排水量仅仅九百二十五吨，碰到狂风暴雨，总是累得船员筋疲力尽；由于速度不够快，在水面上无法超过德国潜艇，甚至也无法赶上，但是，在各种气候中，都非常英勇地完成护航任务。

丘吉尔经过两个月的说服工作，在9月间同罗斯福总统达成协议，这为解决护航问题帮了更大的忙。根据协议规定，英国将大西洋西岸的八个基地租与美国九十九年，用以换取美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剩余的五十艘旧驱逐舰，虽然这些驱逐舰将要报废，必须配备潜艇探测器后方可使用，但是不久后就能为护航问题和反潜艇战做出重大贡献。此外，这一双边转让，也使美国得以准备基地以保护远洋和近海运输，也是这一大中立国卷入大西洋之战的第一步。

冬季一到，再加天气恶劣，护航队和护航舰的困难当然增多，德国潜艇的活动当然也有所减少。到1940年7月，德国数据表明，自从大战开始以来，潜艇实力已增加百分之五十，当时已有二十七艘被毁，尚余五十一艘。到1941年2月：可以作战的总数下降到二十一艘。但因为有了法国海军基地；德军尽管总兵力有所减少，仍可在海洋中保持较多的潜艇，也可以在远洋航线上使用较小的潜艇。

另一方面，意大利海军对争斗的贡献确实微不足道。虽然意大利潜艇从8月起就在大西洋活动，到11月，至少有二十六艘在大西洋出没，但实际上毫无战果可言。

在冬天，主要是因为天气恶劣，德国潜艇战的压力有所减轻，但是，到1941年初，却又恢复原状，另一方面，邓尼茨海军上将(Admiral Donitz)采用了“狼群”(Wolf-Pack)战术——不是个别行动，而是几艘潜艇联合作战的战术，潜艇战的压力就格外增加。这种新战术于1940年10月开始采用，在其后数月中得到发展。

这种作战方法是这样的：护航队的所在地点经大致确定后，岸上潜艇统帅总部便通知就近的潜艇群，潜艇群便派遣一艘潜艇去搜寻、跟踪这支护航队，并且用无线电“引导”其他潜艇向护航队进发。潜艇一到场集合，就抢占护航队的上风，在水上发动夜袭，一连攻打数夜。白昼时，潜艇完全避开护航队和护航舰。在水上进攻时，其速度超过多数护航舰。水上夜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曾有过，邓尼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部著作中也曾谈到他将如何运用这一战术。

这种新战术完全出乎英军意外，因为他们考虑的主要是水下袭击，一味相信潜艇探测器，探程约为一千五百码的水下探测器。潜艇探测器不能发觉护航队附近象鱼雷艇那样在水上活动的潜艇；潜艇在夜间活动时，护航舰实际上象眼睛蒙住一般。因而，德国这样利用在水上的潜艇进行夜袭，就完全打乱英军为潜艇战所作的准备，并使之惊惶失措。

对付这种新战术的最好机会，是在于及早探出充当“联络员”(Contact-Keeper)的跟踪潜艇所在，并予以驱逐。如果护航舰能够迫使潜艇下潜，潜艇就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潜望镜在夜间是不起作用的。对付夜袭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是把海面照亮。最初是依靠照明弹和火箭的闪光来照亮，但后来为一种效力更大的所谓“雪花”(Snowflake)照明器所代替。这种照明器在使黑夜变为白昼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用于护航队护航和反潜艇巡逻的飞机上还装置一种以发明人之名命名的“利光”(Leigh Light)强力探照灯。更重要的是发展雷达以补充视力观测。在使用新仪器的同时，还对护航舰和护航舰群进行更充分的训练，并大力改进情报机构。

这一切改进却要花费时间，而幸运的是，这个时期德国潜艇为数不多，使新的“狼群”活动有所限制。据邓尼茨海军上将在大战前的估计，如果英国采取全球护航系统，德国就要三百艘潜艇才能取得决定胜负的战果，而在1941年春季，德国作战力量只达到这个规模的十分之一。

英国所以格外幸运，是因为德国其他战舰和飞机袭击的商船在3月份达到新高峰。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以及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脑号”击沉或俘获十七艘船只，远程轰炸机炸沉四十一艘，潜艇也击沉四十一艘——由于种种原因，击毁的船只共计一百三十九艘，达五十余万吨。

这两艘战列巡洋舰在3月22日到达布勒斯特后，却因英国空军在4月间炸毁这港口而在那里动弹不得。

刚过5月中旬，德国新战列舰“俾斯麦号”(Bismarck)随带新巡洋舰“欧根亲王号”(Prinz Eugen)，驶入大西洋以加重威胁。英国情报处干得出色；5月21日清晨，伦敦就得到这两艘德舰在卡特加特(Kattegat)海峡的警报，同日傍晚，海防统帅部飞机在卑尔根附近发现这两艘德舰。霍兰海军中将(Vice Admiral L. Holland)指挥的战列巡洋舰“胡德号”(Hood)和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立即从斯卡帕湾出发，预期两舰将在冰岛以北迂绕航行，就那航道加以拦截。第二天傍晚，空中侦察发现两舰已不在卑尔根地区后，托维海军上将(Admiral Tovey)指挥的主力舰队也从斯卡帕出发，朝着同一方向航行。23日傍晚，巡洋舰“诺福克号”(Norfolk)和“萨福克号”(Suffolk)，在丹麦海峡——冰岛以西和格陵兰以东的冰原边缘之间发现那两艘德舰。当时霍兰海军中将的舰队已靠近丹麦海峡的南端。

在纸面上，这支舰队有一大有利条件，因为四万二千吨的“胡德号”名义上是双方海军中的最大军舰，装有八门十五英寸大炮，并伴有新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排水量三万二千吨，装有十门十四英寸大炮)。但是，在1920年华盛顿条约签订以前建造的“胡德号”，根本没有彻底现代化——1939年大战一爆发，海军部就只得取消同年3月的决定，即在纵横等方面改善其装甲保护；而“威尔士亲王号”却新得连舰上武器都没有经过彻底检验。 [注：事实上，当时舰上还有一些克莱德河两岸地区造船工人。] 德舰虽应恪守条约上规定的吨位限制——战列舰为三万五千吨，重型巡洋舰为一万吨——但实际排水量，一为四万二千吨左右，一为一万五千吨左右，这样，实际的装甲保护才能超过外表的厚度。此外，舰上主要武器(“俾斯麦号”的八门十五英寸大炮和“欧根亲王号”的八门八英寸大炮)虽不够好，但还不碍事，这不仅是因为“威尔士亲王号”的大炮有缺点，德方的测距设备优良，也是因为英舰是仓卒投入战斗的。

上午5时35分，即在日出前一小时，晨光熹微中，德舰被发现，5时52分，英德四舰一齐开火——间距约二万五千码(十四英里)。英方领队是“胡德号”，两艘德舰集中火力对付。“胡德号”除了是旗舰外，也最不堪攻击，尤其不堪俯射炮轰(Plunging fire)——这也是设法尽快靠近敌舰的原因。双方近得几乎两头相接，因此，英舰后炮塔无法瞄准德舰，而德舰却能利用所有舷炮一齐射击。德舰的第二、三次齐射终见功效，效果极大，以致“胡德号”在上午6时爆炸，不出几分钟就沉没——一千四百名船员只有三名死里逃生。这不由人悚然想起二十五年前英国战列巡洋舰在日德兰的下场。 [译者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德两国舰队于1916年5月31日在日德兰半岛以西发生海战，德国舰队获得战术上的胜利。]

当时两艘德舰已能集中火力对付“威尔士亲王号”。“威尔士亲王号”也在几分钟内中了“欧根亲王号”的三炮，还中了“俾斯麦号”的炮弹而受伤。因此，上午6时13分，“威尔士亲王号”舰长英明地决定中止战斗，在烟幕的掩护下掉头后撤。当时距离已缩至一万四千六百码。指挥两艘巡洋舰的韦克－沃克海军少将(Rear Admiral Wake-Walker)，自从霍兰死后，现已指挥整个舰队，他批准这一决定，并决定，在托维指挥的主力舰队赶到之前，只要不离敌舰左右就行。当时那支主力舰队大约在三百英里外，由于晨间能见度较低，赶上德舰的希望不大。因而，午后不久，托维一听到“俾斯麦号”已改变航线，速度已降到约二十四海里，他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原因是，在晨间短暂交锋中，“威尔士亲王号”曾两次击中“俾斯麦号”。其中一次引起漏油，其燃料持续力因而降低；德国海军上将吕特晏(Admiral Lütjens)只得驶向法国的一个西部港口，而不再侵入大西洋——也不趁几支英国舰队从四面驶来拦截之前折回德国。

当天下午，托维派遣柯蒂斯海军上将(Admiral Curties)指挥的第二巡洋舰中队和那艘装载一船战斗机、即将驶往地中海的航空母舰“胜利号”(Victorious)，开至离“俾斯麦号”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距离近得可以出动“胜利号”的九架鱼雷轰炸机。晚上10时，这九架飞机在恶劣天气中起飞，大费周折才找到“俾斯麦号”，但在午夜后不久终于一连发动几次袭击。虽然命中一次，这艘厚装甲的战列舰却没有受重创。在25日一早，还设法潜逃，使那几架追踪飞机在那一天白费力气，再也找它不到。

直到26日上午10时30分，海防统帅部的一架卡塔林纳式巡逻飞机，才在离布勒斯特约七百英里的地方发现“俾斯麦号”，并作了报告。托维那支四下散开的舰队当时部署不当，在“俾斯麦号”到达隐蔽处之前，来不及赶上，再加，燃料也行将告罄。但是，从直布罗陀开来的萨莫维尔海军上将(Admiral Somerville)的H舰队当时正好近得足以拦截“俾斯麦号”。何况这支舰队中还有大型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第一次出击没有成功；晚上9时左右发动的第二次出击比较成功。发射的十三枚鱼雷有两枚击中目标。虽则一枚鱼雷击中“俾斯麦号”的装甲带(armor belt)，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可是另一枚鱼雷却击中右舰尾，打坏螺旋桨，击毁舵齿轮，卡住方向舵。这确是致命的一击。

维安上校(Captain Vian)的驱逐舰都坚守阵地，并在夜间继续施放鱼雷；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King George Ⅴ)和“罗德尼号”(Rodney)都开到场，用重炮发射穿甲弹，轰击那艘已受重创的“俾斯麦号”达一小时半之久。到10时15分，“俾斯麦号”已成一团火焰。于是英国战列舰奉托维之命，都在德国潜艇或重轰炸机前来危害之前先行撤退，留下巡洋舰来收拾那艘正在下沉的军舰。“多塞特郡号”(Dorsetshire)用三枚鱼雷完成这个任务，“俾斯麦号”于10时36分没入波涛。

“俾斯麦号”在沉没之前，至少中了八枚鱼雷，也可能是十二枚，外加不少重磅炮弹，但没有打沉。这是对其设计人员的非凡赞美。

“欧根亲王号”于24日离开“俾斯麦号”，到中大西洋加油，但加油后，引擎发生故障，因此，舰长决定不再远航而驶向布勒斯特。虽则驶往那港口时已为英方发现，但仍于6月1日安全到达。

然而，1941年5月这些戏剧性事件，终于标志出德国计划并努力动用水上舰艇来赢得大西洋之战的高潮，也是最后的失败。

德国潜艇战持续的时间长得多，并成为一大威胁，只是时起时伏而已。

德国潜艇在5月份击沉船只的数字大幅度上升，6月份再次达到三十余万吨的高峰——说得确切些，是六十一艘，共三十一万吨。这等于一支大规模护航队的船数。值得注意的是，水手都没有被吓得不敢上船；船上也从不缺船员。

不过，那年春季，许多制止德国潜艇活动的重要因素开始起作用。3月11日，美国租借议案成为法律；同月，美国以驱逐舰和水上飞机建立“大西洋舰队火力支援舰群”(Atlantic Fleet Support Group)。4月，美国海军部队巡逻的美洲“安全地带”(Security Zone)自西经六十度向东延伸到二十六度。

也是在3月份，美国在格陵兰东海岸开辟空军基地，并在百幕大群岛(Bermuda)修建军事设施。5月份，美国海军接管纽芬兰东南部阿根夏(Argentia)的租借地。7月初，美国海军陆战队接替英军驻守冰岛的雷克雅未克(Reykjavik)，从此以后，便由美国海军部队保护往来冰岛的美国船只。美国在大西洋的“中立”，显然越来越不中立了。英国船只早在4月间就已获准在美国船坞整修；租借法案项下的战舰和商船也已开始建造。

与此同时，加拿大在大西洋争斗中越来越减轻英国的负担。一支加拿大护航舰队在6月建立，并以纽芬兰圣约翰斯(St. John's)为基地。加拿大皇家海军现在负起东至冰岛以南一集合地的大西洋反潜艇护航任务。这样，英国海军部的全线护航计划才可能实现。

1941年夏，加拿大和英国的护航舰在西经三十五度左右的中大西洋会合点会合(Mid Ocean Meeting Point)，并交接护航队。冰岛护航舰和西航道(Western Approaches)护航舰在西经十八度左右的东大西洋会合点(Eastern Ocean Meeting Point)会合和交接。

从7月份起，近距离护航舰群一路伴随直布罗陀护航队到达直布罗陀；塞拉利昂(Sierra Leone)护航队也有护航舰沿着西非海岸全航线护送。

当时一支护航队平均可得到五艘护航舰护送。四十五艘船只的一支护航队四面八方要保护的范围远达三十英里。虽然如此，每艘护航舰的潜艇探测器从左到右也只能扫视一英里，所以仍有不少大空隙，德国潜艇可由此渗入而不被发觉。

至于空中掩护，从春季起增添了租借法案项下的卡塔林纳式水上飞机，空中掩护的范围就远至不列颠群岛以外七百英里左右(迫使德国潜艇撤离西航道)，远至加拿大以外六百英里以及冰岛以南四百英里。可是，中大西洋仍有三百英里左右的空隙，美国解放者式超远程飞机固然能掩护这个空隙，但直到1943年3月底才经常有供应；到4月中旬，也只有四十一架服役。

这期间，德国潜艇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到1941年7月，有六十五艘可以使用，10月份有八十艘。9月1日德国潜艇总实力为一百九十八艘——而到那时为止，损失为四十七艘。总之，新潜艇服役的速度远远超过被击沉的速度。此外，德国潜艇造得更坚固了。事实证明，其焊接耐压船体比包薄钢板的英国铆接船体更难破坏。深水炸弹必须在比以前近得多的地方爆炸，才能炸沉这种潜艇。

9月间，四支护航队都因缺乏充分空中掩护而遭受重大损失。

但是，在罗斯福和丘吉尔8月会谈之后，罗斯福总统批准周密规划的美国“第四号西半球防务计划”，9月间，两国海军的合作进一步加强。根据这个计划，美国海军获准护送非美国船只，并为某些大西洋护航队开始提供护航舰，向东护送到中大西洋会合点，而这会合点已向东移至西经二十二度左右。

这样，英国在不列颠群岛和中大西洋会合点之间提供充分护航舰的棘手问题就此缓和。到年底时，已增加到八个特混舰群，每群有三艘驱逐舰和约六艘小型护卫舰，此外还有十一个特混舰群，每群有五艘驱逐舰，名义上是后备队，凡是护航队遇到不测时，就去增援其护航舰，或者留作对付德国潜艇的集中射击，但主要是忙于例行任务。

10月份，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降到三十二艘，计十五万六千吨。值得注意的是，在海防统帅部基地四百英里内没有任何船只被击沉。这表明德国潜艇不愿进入远程侦察机和轰炸机掩护的地带，虽则击沉船数所以下降，也是因为德国潜艇被派到地中海去支援隆美尔在北非的作战。

11月份，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再次下降，略高于10月份总数的三分之一。12月份，在北大西洋击沉的船只更少。不过，日本参战后，远东方面却损失严重，由于种种原因而击沉的船只，共计二百八十二艘，近六十万吨。

在西方，1941年下半年德国远程轰炸机已比德国潜艇威胁更大，对直布罗陀护航队的威胁尤其严重。英国就此认识到用战斗机近距离支援护航队的必要性，因而在6月间采用第一艘载有用弹射器发射(Catapult Launched)的战斗机的护航航空母舰(Escort Carrier)“无畏号”(Audacity)。在12月间顺利保卫返航的直布罗陀护航队时，这艘军舰起了主要作用，虽则战斗九天后就被击沉。

那年年底，可以使用的德国潜艇总数为八十六艘，大约还有一百五十艘在训练或试验中。但因当时有五十艘在地中海或地中海航道，留在北大西洋使用的就只有三十六艘。6月间在北大西洋扫荡补给船的结果，有九艘遭到截击，并使德国潜艇撤离南大西洋。在1941年4月至12月那九个月中，德意两国潜艇总共击沉船只三百二十八艘，计一百五十七万六千吨，不过，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护航队中的船只。而且，损失的三十艘潜艇中，有二十艘是护航舰击沉的。显而易见，由于护航力量较强，航向又扑朔迷离，英舰暂时占了德国潜艇的上风，

在这里大致谈一下1942年初的护航情况，倒不无益处。海军上将珀西·诺布尔爵士(Admiral Sir Percy Noble)指挥下的西航道统帅部有利物浦、格里诺克(Greenock)和伦敦德里(Londonderry)等三大作战基地，控制着二十五个护航舰特混群，约计七十艘驱逐舰和九十五艘小舰艇。

护航舰共分四类：(1)为中东护航队和北冰洋护航队第一段航程护航、并为邮船开始运送美军横渡时护航的续航力低的驱逐舰；(2)为自西大西洋会合点到英国的北大西洋护航队护航、并为直布罗陀护航队护航的远程驱逐舰和小型护卫舰；(3)为塞拉利昂护航队主要航程护航的远程小护航舰(Sloops)、驱逐舰和快艇(Cutters)；(4)为德国轰炸机所及范围内的护航舰提供支援，并为北冰洋护航队和直布罗陀护航队护航的防空特混舰群。

此外、还有在直布罗陀为当地护航的相等于两个特混舰群的护航队，以及一小队驱逐舰和约二十四艘小型护卫舰组成的弗里敦(Freetown)护航舰队。主要由加拿大海军提供护航舰的纽芬兰护航舰队，有十四艘驱逐舰和约四十艘小型护卫舰，外加为当地护航的二十艘其他船只。

但是，前景逐渐好转的大西洋之战，在1942年初却遭到重重障碍。一是缺乏飞机。菲利普·儒贝尔·德拉费尔泰爵士(Sir Philip Joubert de la Ferté)在上一年夏季接管海防统帅部时，曾经估计大约需要各种类型的飞机八百架，并且特别强调远程轰炸机的重要性。不过，在新年里，为了空袭德国，海防统帅部的轰炸机都调给轰炸机统帅部(Bomber Command)，新飞机也全部分配给后者。为孰先孰后问题引起的争吵越演越烈。此外，海军航空兵为己订购的三十一艘新护航航空母舰争取战斗机，也在大费周折。

另一障碍是，美国为英国建造的新快速护航舰(Frigates)的服役日期不如预料的那么快。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当时在优先建造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所需的登陆艇。美国仍旧希望这种登陆艇如果不在1942年下水的话，也要在1943年下水。多半是因为优先建造登陆艇的缘故，英国在大西洋之战中还是无能为力，船只才进一步遭受重大损失。

第三障碍起自1942年最初几个月，在于美国海运上遇到困难——这困难不仅起自太平洋，在于珍珠港罹灾，而且也起自大西洋，在于德国潜艇扩大活动和美国船只因此而遭到损失。

邓尼茨海军上将和他的参谋，在1942年5月估计，要打败英国。平均每月必须击沉七十万吨船只。他们知道1941年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虽则他们并不知道每月平均数实际上不过十八万吨。可是，他们认为，美国一参战，他们在西大西洋就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并有更多机会找到没有护航的目标。

德国只能派遣为数不多的潜艇去美国沿海活动，但是这些潜艇的战果却大得相去悬殊。原因是，美国海军将领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海军将领一样，迟迟才出动护航队，而且是出于无奈。美国也是迟迟才采取其他预防措施，航道灯光标志和无限制使用船上的无线电，为德国潜艇提供了一切方便。迈阿密等沿海胜地，在夜间长达数英里的海滩上依然一片霓虹灯光，把滨海区照得雪亮，在此衬托之下，船只轮廓分明。白昼，德国潜艇潜在近海岸的海底，而夜间则升起水面，用大炮或鱼雷袭击。

在美国沿海活动的德国潜艇，虽然最多也只有十二艘左右，但是到4月初击沉的船只却近五十万吨，其中百分之五十七是油船。

这对英国的处境影响极大。美国海军不得不把护航舰只和飞机撤退到美国的沿海水域，而英国商船历尽艰险，渡过大西洋之后，在美国水域中却成为敌人唾手可得的战利品。

邓尼茨海军上将大受鼓舞，凡是可以派遣的潜艇，他都想派往美国海岸。同盟国真是幸运，在这个关键时刻，希特勒的“直觉”竟来助一臂之力。在1月22日的会议上，希特勒宣称池坚信挪威是“决定命运的地带”，并且坚持所有可以利用的水面战舰和潜艇都要派到那里去阻挡同盟国入侵。三天后，邓尼茨接到一项完全出乎意外的命令，要他首批派遣八艘潜艇去掩护挪威的海上航道，新战列舰“蒂尔皮茨号”也于1月间开往挪威，随后开去的有“舍尔海军上将号”、“欧根亲王号”、“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和“吕佐夫号”。

丘吉尔的预见是有道理的，因为4月间他曾吩咐英国三军参谋长研究是否可能在挪威登陆，目的是在于解除德国对北冰洋护航队的压力，但是他们因为美国的缘故而格外疑虑，这个计划也就始终没有完成。

同盟国的另一件幸运事是，1941－1942年的冬季奇寒，德国潜艇在波罗的海的训练就此延误，以致在1942年上半年总共只有六十九艘潜艇整装待发。其中二十六艘终于派往挪威北部，二艘调到地中海，十二艘补充损失，所以：在大西洋的只有二十九艘。

即使事实如此，轴心国潜艇击沉的船只还是逐月上升——2月份接近五十万吨，3月份超过五十万吨，4月份降到四十三万吨，但5月份达到六十万吨，6月份击沉的船只达到七十万吨这一不吉之数。到6月底为止的半年中，由于各种原因而沉没的船只总计四百一十四万七千四百零六吨，其中被潜艇击沉的达三百余万吨——内中近百分之九十是在大西洋和北冰洋击沉的。直到7月份为止，多亏全面改进反潜艇的方法，再加美国采用护航制度，每月为潜艇击沉的船只才降到五十万吨以下。

1942年夏季形势的好转，原来是虚幻的。到8月份，德国新造的潜艇一出现，总兵力便升至三百余艘，其中约有半数可以使用，计有格陵兰岛沿海、加拿大沿海、亚速尔群岛(Azores)沿海、西北非沿海、加勒比海一带和巴西沿海的潜艇群。8月份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再次超过五十万吨大关。在其后几个月中，在特立尼达(Trinida)附近取得分外丰硕战果，因为那里仍有许多船只独自航行。就政治角度和总战略方面来说，有一行动用意较不明确，就是在8月中旬击沉五艘巴西船，因而巴西立即宣战。同盟军由于使用巴西基地，才能更有力地控制整个南大西洋，并且从此赶走水上袭击舰。

然而，这已不象早先那样至关紧要，因为当时德国在远洋袭击商船的武装商船，已由新的大型潜艇替而代之。这种潜艇就是活动半径达三万英里、排水量为一千六百吨的所谓“潜水巡洋舰”(U-Cruisers)、

当时德国潜艇非但在大量生产，而且还能下潜得更深，深至六百英尺，情况紧急时，甚至还能潜得更深——这一优点不久却又无足轻重，因为深水炸弹都在更深处爆炸了。德国潜艇也因为新的潜水油船可以在海洋上加油，再加无线电情报效率不断提高而得到好处，不仅如此，当时德军还能识破英军指挥护航队的不少密码暗号，正如1940年8月前一样。

另一方面，新的十公分波长雷达装置(德国潜艇是侦听不到的)，是英国科学家的最卓越成就。1943年初，飞机全面使用了这种雷达，再加用上“利光”，同盟军在夜间或能见度很低时，便重新取得主动，挫败德国潜艇的一公尺半波长雷达搜索接收机。

邓尼茨记录那个时期的战争日志，说明他非常忧虑这个新的英国探测设备的效能，也担心东大西洋中英国飞机数量的增加。

在整个战役中，邓尼茨都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战略家，经常找寻对方弱点要害，遇到对方防守薄弱时，就倾全力出击；从战役一开始，他就一直掌握主动，同盟国的反潜艇舰队总是落后一步。

1942年下半年，邓尼茨的作战计划集中在格陵兰以南没有空中掩护的地区，其目的是，在同盟国护航队到达这个地区之前，就找出其所在位置；在同盟国护航队横渡这个地区时，就倾全力出击攻打；在飞机恢复掩护之前，就先行撤退。

再者，到秋季，邓尼茨已有足够数量的潜艇，一有机会，就可以听任“狼群”主动出击。

因而，白7月起，德国潜艇的压力不断增加，11月份击沉的船只高达一百一十九艘，计七十二万九千吨。不过，大部分是在南非洲或南美洲沿海，不随护航队，独自航行时被击沉的。

由于那年秋季英美在西北非登陆这一“火炬作战计划”付之实施时少不得海军，对护航舰的需要就随之而增加。直布罗陀、塞拉利昂和北冰洋等三护航队不得不暂时停航。从冰岛运送美军到英国的运兵船护航队，也需要护航舰。这种快速护航队至少要有四艘驱逐舰来护送三艘运兵船。

不需护航的，只有“玛丽女王号”(Queen Mary)和“伊丽莎白女王号”(Queen Elizabeth)这两艘八万吨巨型邮船改装成的运兵船，其装载量为一万五千余人——等于大半个师。两船的速率超过二十八海里，除了航程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外，任何驱逐舰都无法随同航行，因此只有靠快速行驶，外加采取迂回曲折和不断改变的航线，才能确保安全。这个冒险策略非常成功，从8月起，这两艘邮船多次横渡大西洋，都没有一艘潜艇能设法拦截。

一般说来，无论提供多少海军护航和空中掩护，都赶不上也无法赶上威胁日益增强的德国潜艇产量。当时每月服役的德国潜艇平均为十七艘左右，1942年底共有三百九十三艘，其中作战的为二百一十二艘，而1942年初共有二百四十九艘，其中作战的为九十一艘。被击毁的潜艇中共有八十七艘德国潜艇，二十二艘意大利潜艇——这个总数远远不足以抵消建造的数量。

那一年，轴心国潜艇在所有水域中击沉船只一千一百六十艘，计六百二十六万六千吨——而敌人的其他武器则使船只损失总数增至一千六百六十四艘，计七百七十九万吨以上。

虽然同盟国方面有七百万吨左右的新船服役，可是自从大战爆发以来，年年帐目上都出现逆差，即使有了上述的一批新船，还是又留下一笔近百万吨的赤字。那年英国进口量降到三千四百万吨以下，比1939年少三分之一。特别是，英国商船燃料舱储用燃料的贮存已低到仅仅三十万吨的危险点，而每月消耗为十三万吨。虽然可从海军储备中提取燃料以补不足，但不到十分危急时刻，是不应采取这种办法的。

因而，1943年1月在摩洛哥海岸卡萨布兰卡召开的同盟国会议安排下一步同盟军战略时，面前放的是一张极其令人不安的商船吨位资产负债表。在克服德国潜艇威胁和赢得大西洋之战前，进犯欧洲，要取得成功，是不切实际的。大西洋之战已同1940年的英国之战一样，成为决定全局的一战。胜负成败基本上取决于哪一方在物质上和心理上能支持得更久。

司令官的更迭影响了战斗。11月海军上将珀西·诺布尔爵士被任命为英国驻华盛顿海军代表团团长，从而在美方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成为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的代表，他在担任西航道总司令的二十个月任期内，曾花不少力气来改进反潜艇措施，还尽力表明他了解护航舰船员和空勤人员的疾苦，同他们保持密切交往来提高士气。幸而其后任选得恰当。此人是海军上将马克斯·霍顿爵士(Admiral Sir Max Horton)。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个杰出的潜艇司令官，从1940年初以来，就一直指挥英国本土基地的潜艇。他精通潜艇，熟悉潜艇人员，而且干劲十足，想象丰富，这一切他都在反潜艇战中发挥出来。这种种长处合在一起，他就可以同邓尼茨旗鼓相当。

霍顿的计划是要对德国潜艇展开更强大和更集中的反击。小型护卫舰和其他小艇的速度不够快，同德国潜艇战斗时无法坚持到底，因为一旦追击过远，就赶不上正在护送的护航队。所以需要更多单独行动的驱逐舰和护卫舰来支援护航舰，在同德国潜艇接触之后，可以追击到底。为此目的，早在9月份就已开始组织火力支援舰队，霍顿就任后马上加强组织，池甚至还为此减少近距离护航舰群。他的用意是，动用几支新组成的火力支援舰队和舰载机在护航舰和超远程飞机的合作下，在中大西洋对敌人出其不意地发动一次协同反击。他强调火力支援舰队不应浪费时间四下搜索德国潜艇——这是过去失策之处。发现德国潜艇的所在，应在护航队附近；火力支援舰队应同护航舰群密切合作。每一护航舰群进入格陵兰的空中掩护空隙时，就应派遣一支火力支援舰队去增援，一有可能就要派飞机去增援。他认为德国潜艇受惯护航队方面来的攻击，一旦遇到火力支援舰队从四面八方开来进攻，就会招架不住。

在德方，由于除夕那天从阿尔滕峡湾(Altenfiord)出击的“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吕佐夫号”和六艘驱逐舰对北冰洋护航队进攻无效，希特勒非常愤怒，这也带来了重大后果。他不胜厌恶地表示他“痛下决心”解散大军舰。结果雷德尔海军元帅(Grand Admiral Raeder)在一个月后辞职，邓尼茨继承海军总司令，同时保持潜艇司令的头衔和职位。邓尼茨对付希特勒较有一手，终于得到希特勒同意，把“蒂尔皮茨号”、“吕佐夫号”和“沙恩霍斯特号”留在挪威作为“一支相当强大的特混舰队”。

在12月和1月间，大西洋暂告平静，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下降到仅仅二十万吨，这主要是因为狂风暴雨的缘故。但是护航队中的商船，特别是马力较小的商船，却被击溃，并遭重创，平静就不成其为平静了。

2月份，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几乎增加一倍，3月份则达一百零八艘，计六十二万七千吨——因而再次接近1942年6月和11月的高峰数字。最令人忧虑的是，将近三分之二被击沉的船只是随护航队航行的。3月中旬，三十八艘潜艇，集中攻击两支凑巧近在一起的返航护航队，在20日空中掩护恢复之前，总共击沉船只二十一艘，计十四万一千吨，而德国潜艇仅损失一艘。这是大战期间最大的护航战之一。

英国海军部事后记载道：“德军从来没有象1943年3月前二十天中那样近乎切断新旧世界之间的交通。”不仅如此，海军参谋部竟还禁不住疑惑，不知能否再把护航队看成并用作有效的防御系统。

但是，在3月的最后十一天，那关键性一月的最后三分之一日子，形势大变。在北大西洋被击沉的船只仅仅十五艘，面前二十日却为一百零七艘。4月份的损失减少一半，5月份还要少得多。马克斯·霍顿的协同反攻已收到效果，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收到预期的效果。

在3月份最危急的时刻，美国要求退出北大西洋护航系统，而去负责防卫南大西洋航线，特别是通地中海的一段航线，他们还放心不下太平洋。不过，实际效果不大。美国政府把第一艘火力支援舰队航空母舰交给英国指挥，并且提供极其重要的解放者式超远程飞机。因此，从4月1日起，英国和加拿大主管美洲大陆和英国之间的所有护航队。

1943年春，德国潜艇在一系列的护航战中遭到失败，损失惨重。5月中旬，邓尼茨颇有眼力地报告希特勒：“我们正面临潜艇战中最大的危机，因为敌人凭借新的探测装置……使战斗无法进行，并使我们损失惨重。”原因是，5月份德国潜艇的损失增加一倍多，使海上的损失率提高到百分之三十——这一损失率是不能持久的。因此，邓尼茨在5月23日从北大西洋撤回潜艇，直至有新武器可以使用为止。

到7月，同盟国商船建造的数量已超过击沉的数量。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德国潜艇攻势已遭挫败的证据。

不过，今日回顾起来，英国在3月间差一点打败，这是显而易见的。英国所以遇险，主要是因为缺乏保护护航队的远程飞机，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从1月到5月，有飞机护送时，在大西洋，只有二艘随护航队航行的船只被击沉。一旦护航队得到这种充分的空中掩护，尤其是解放者式远程飞机的掩护，德国潜艇就越来越难进行“狼群战”。当时随时都可能突然发现一架飞机在其上空，指挥一支火力支援舰队开往其阵地。

但其所以如此，正如邓尼茨认识并强调的，德国潜艇侦听不到的新的十公分波长雷达，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反潜艇火箭装置“刺猬弹”(Hedgehog)之类的新武器和重磅深水炸弹也起作用。发挥作用的，还有1942年初为发展对付德国潜艇的最好战法而建立的西航道作战部队(Western Approaches Tactical Unit)的分析工作；还有布莱克特教授(Professor P. M. S. Blackett)关于护航队调度的作战分析(Operation analysis)。此外，1943年5月底为指挥船只而采用的新密码，也使德国丧失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然而，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护航舰和飞机的训练标准有所改进，水手和飞行人员之间的合作有所增进。

在个人方面，如上文所强调的，海军上将马克斯·霍顿爵士在战胜德国潜艇方面起了杰出作用。空军中将约翰·斯莱塞爵士(Air Marshal Sir John Slessor)也做出不少贡献，他在1943年2月大西洋之战的关键时刻担任海防统帅部总司令。在优秀的护航舰群司令官中，有两人功绩不小，值得专提一笔：1941年以后的沃克海军上校(Captain F. J. Walker)和1942－1943年间的格雷顿海军中校(Commander P. W. Gretton)(即后来的海军中将彼得爵士)。

1943年6月间，没有一支护航队在北大西洋受到袭击，而7月份德国潜艇损失极大，尤其是在比斯开湾，海防统帅部的空中巡逻队在那里取得丰硕战果。在那个月里，八十六艘德国潜艇试图越过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其中有五十五艘被发现，十七艘被击沉(除一艘外，其余统统被飞机炸沉)，六艘被迫折回。正如邓尼茨沮丧地向希特勒报告的，德国潜艇的外洋航线只剩比斯开湾中紧靠西班牙海岸的一条狭窄航线。不过，同盟国的反潜艇巡逻队，为胜利付出了重大代价，损失十四架飞机。

1943年6月到8月这三个月中，德国潜艇在地中海以外的所有水域中不过击沉同盟国商船五十八艘，其中约半数是在南非洲沿海和印度洋中击沉的。德国潜艇为这一不大不小的战果付出七十九艘的代价，其中被飞机炸沉的不下于五十八艘。

邓尼茨希望重占上风，力请希特勒在大西洋提供更多的远程空中侦察队，并在通过的航线上提供更强大的空中掩护——他据理说服戈林不要不愿提供空中合作，他的一番理由比雷德尔更中听。邓尼茨还得到批准，潜艇月产量从三十艘增加到四十艘，并优先生产能在水下高速航行的新型潜艇。但是，那种既用柴油(Diesel fuel)又用过氧化氢化合物(hydrogen peroxide)发动的大有作为的“沃尔特”(Walter)式潜艇，在“投产”时遇到不少波折，以致在1945年大战结束前还没有一艘准备服役。不过德国潜艇却有了新的重要发展，已装上1940年前荷兰首创的“施内克尔”(Schnorkel)通气管和柴油机排气杆，因而能留在潜望镜深度为蓄电池充电。到1944年六、七月间，已有三十艘潜艇装上这种设备。

德国在1943年夏末还有两种新装置，一是受音响操纵袭击对方船上螺旋桨的“寻的”鱼雷(homing torpedo)，一是滑翔式炸弹(glider bomb)。但在恢复潜艇战的头两个月(9月和10月)，同盟国六十四支北大西洋护航队的二千四百六十八艘商船，仅仅损失九艘，而德国潜艇则被击沉二十五艘。在这又一次大败后，邓尼茨就放弃了大群机动潜艇作战法。

10月8日，英国和葡萄牙达成协议，接管亚速尔群岛的两个空军基地，从此以后，空中掩护便可遍及整个北大西洋上空。

在1944年头三个月中，德国潜艇损失更大。横渡北大西洋的一百零五支护航队的三千三百六十艘商船，只有三艘被击沉，德国潜艇则损失三十六艘。邓尼茨这就取消对护航队的袭击。他报告希特勒说，在没有得到新型潜艇和新的防御设备之前，在没有获得更好的空中侦察队之前，不能恢复潜艇战。

1944年3月底，邓尼茨奉命以四十艘潜艇组成一个舰群，在沿海地区活动，以防同盟军进犯西欧。到5月底，他已在比斯开湾各港口集结七十艘潜艇，在北大西洋只留下三艘，而这三艘只是继续担负气象报告的任务。

德国在北大西洋放弃潜艇战，使海防统帅部松了一口气。截至1944年5月，在四十一个月的反潜艇战中，海防统帅部第十九空军大队的飞机在德国潜艇出入比斯开湾基地的二千四百二十五航次中，已击沉德国潜艇五十艘，炸毁五十六艘。那一时期，第十九空军大队在比斯开湾地区损失飞机三百五十架。海防统帅部如果派到较多的飞机，对其头等重要任务较相适应的活，那末损失可能小些，战果可能大得多。

在那一时期发生的其他事件中，有两次击毁停泊在挪威北部的“蒂尔皮茨号”，一次是1943年9月由三艘袖珍潜艇(midgetsubmarine)发动的，一次是1944年3月由海军航空兵发动的，最后到1944年11月终于被英国皇家空军的重轰炸机炸沉。这艘军舰只有在袭击斯匹次卑尔根(Spitzbergen)时才认真用过一次主要武器，但是大受创伤而尚能幸存，这正是德国建造船舶方面设计优良和实力雄厚的明证。此外，这艘军舰虽然存在世上只是作为一艘“现有的军舰”，也是海上的威胁，可是对英国的海上战略却有重大影响，同时也牵制数量极大的英国海军力量。

上一年12月，“沙恩霍斯特号”企图拦截一支北冰洋护航队时，被英国本土舰队的一支强大舰队拦截并击沉，“沙恩霍斯特号”的威胁就此结束。

1944年上半年，英国领海内的主要磨难来自德国发展的所谓“E艇”(Eboats)的小型鱼雷汽艇。这种汽艇虽然最多也只有三十六艘左右，但可从这条护航线飞快转到那条航线，因而成为骚扰不绝的讨厌东西。

德国曾把潜艇集中在法国西部港口，以抵抗同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行动，结果作用不大，不过同盟军在6月份进攻诺曼底时，德国潜艇已装上施内克尔通气管而得到好处，因此不大容易遭到空袭。

8月中旬，美国第三集团军从诺曼底向内陆突进，开近布勒斯特、洛里昂和圣纳泽尔(St. Nazaire)等西部港口时，德国潜艇大都已转移到挪威。从此以后，来往英国的船只，除了可以利用环绕北海岸那条航线外，还可以重新利用环绕爱尔兰以南那条惯常行驶的旧航线。

从8月下半月起，一连串德国潜艇从挪威，也从德国出发，绕过苏格兰和爱尔兰以北，进驻沿海附近航行频繁的角落，远至英格兰南海岸的波特兰岬。但是，这沿海一战的战果很小，虽则因经常下潜和使用施内克尔通气管损失比以前较少。在1944年9月至12月这四个月中，在英国近海水域中仅仅击沉十四艘船只。

北冰洋护航队

英国护航队从1941午9月底起开始驶往俄国北部。阿尔汉格尔(Archangel)在冬季为冰所封，所以使用俄国仅有的不冻要港摩尔曼斯克(Murmansk)。德国发动强大的陆上攻势而未能夺取这个港口，这是不可思议的战略失策，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在那条北部补给航线最易受攻击时予以阻塞。

德国终于了解，英国船只，后来还有美国船只，正在那条航线上为俄国大规模运送援助物资，他们就赶忙增援在挪威的海空力量，并在1942年3月，4月和5月间对同盟国的北冰洋护航队展开一系列猛攻。6月底向东行驶的PQl7护航队受到最沉重的打击。英国海军部认为德国战舰即将击溃护航队及其护航舰，在7月4日下令护航队在巴伦支海(Barent Sea)中散开。这些束手无策的商船受到德国飞机和潜艇袭击，三十六艘中只有十三艘逃逸。这支护航队运载的飞机有八十七架运到，但损失二百一十架；坦克有一百六十四辆运到，但损失四百三十辆；非战斗车辆有八百九十六辆运到，但损失三千三百五十辆——还有其他物资损失三分之二，约九万九千三百一十六吨。

在这场灾祸之后，自到9月才再有护航队派往俄国。这次护航队的护航力量强得多，雷德尔海军上将得到无线电情报的警告后，小心从事，不准大战舰出击，否则倒是有可能击溃护航舰的，事实上，PQ18护航队的四十艘商船，有二十七艘安抵阿尔汉格尔，而德国飞机和潜艇则损失惨重。德国从此不再在遥远北方部署这样大的空军力量了。

经过另一次间歇，同盟国又在冬季派遣几支规模较小的护航队。俄国虽然一再要求派遣更多的护航队，却不在远洋航道上协助护航，只在接待终点提供稍许保护。从1943年3月起，英国本土舰队总司令托维海军上将不愿再冒险派遣护航队，因为白昼时间已长。由于大西洋形势危急，这场争论才解决；北冰洋的护航舰就都转移到大西洋，那年春季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所以一败涂地，这些护航舰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到11月，北冰洋护航队恢复时，已有强大得多的护航舰，还包括新的护航航空母舰。这些护航舰不仅使德国潜艇也使日益削弱的德国空军损失惨重，同时也将大批物资安然运往俄国。

从1941年起，四十支外洋航行的北冰洋护航队有船只八百一十一艘，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五十八艘击沉，三十三艘折回，七百二十艘安抵。大约有四百万吨物资运到俄国，其中包括五千辆坦克和七千余架飞机。在运送这样大量援助物资时，同盟国共损失战舰十八艘，商船九十八艘，包括归航护航队中的船只；而德国在试图拦阻运输时，则损失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三艘驱逐舰和三十八艘潜艇。

最后阶段

在1945年头几个月中，德国潜艇舰队的规模还在继续扩大——其所以如此，一则是因为有了新的生产，再则是损失有所减少，这除了多亏在大西洋暂停远距离作战，也是多亏有了施内克尔通气管。1月份，服役的新潜艇达三十艘，而最近每月平均为十八艘。其中若干潜艇是新的改良型式，下潜时巡弋航程较长，航速也较快——如一千六百吨的ⅩⅩⅠ型远洋潜艇和二百三十吨的ⅩⅩⅢ型近海潜艇(其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大型潜艇)。3月，德国潜艇舰队实力达到高峰，共计四百六十三艘。

直到3月份，轰炸才开始严重影响生产。对同盟国来说，幸而飞机在波罗的海布雷，虽然得不偿失，但是就此阻碍德国潜艇试验和训练，也从而阻碍新式潜艇大量投入战斗，这方面影响之大，远不是同盟国海军将领所理解的。万一新式潜艇大批进入海洋，德国潜艇的威胁可能象1943年一样杀气腾腾地复苏过来。

可是，同盟军在3月份一越过莱茵河，会同东方杀来的俄军进逼柏林，对德国的各种压力就能加强，也确实加强了——结果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

在大战的最后几个星期中，德国潜艇主要在英国东海岸和东北海岸外活动。虽然成果很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水域中从未有过一艘新式潜艇被击沉。

德国在5月间投降后，共交出潜艇一百五十九艘，另外有二百零三艘被其船员凿沉。这正好活描出德国潜艇船员倔强到底的骠劲和毫不动摇的士气。

在五年半的大战期间，德国建造和编入现役的潜艇共计一千一百五十七艘，接管的前外国潜艇十五艘：损失达七百八十九艘(包括三艘前外国潜艇)。大约还有七百艘袖珍潜艇编入现役。在海洋中被击沉的德国潜艇计六百三十二艘，其中绝大部分，计五百艘，是英国或英国指挥的部队击沉的。另一方面，德意日三国潜艇共击沉船只二千八百二十八艘，共约一千五百万吨。在这其大无比的总数中，极大部分是德军击沉的，德国潜艇还击沉同盟国战舰一百七十五艘，其中大都是英国战舰。丧于德国潜艇的同盟国船只，百分之六十一是不随护航队航行的船只，百分之九是掉队的护航队船只，只有百分之三十是护航队中的船只。在有空中掩护时，护航队船只的损失是微乎其微的。

德国占领比斯开湾的法国海军基地，长达四年之久；爱尔兰共和国即使主要依靠护航队运来物资，还是拒绝同盟国使用其西南两海岸线——这两点对同盟国在大西洋遭受的损失起了极大作用。主要是因为同盟国占有北爱尔兰和冰岛，通往英国的唯一航线才始终畅通。

第二十五章　肃清非洲敌军

同盟军没有能在1942年12月占领突尼斯的结果，首先就是他们放弃原来的打算——英国新第一集团军在突尼斯向东推进，与追击隆美尔的第八集团军会合，两面夹攻，使隆美尔陷入重围 [注：见本书上册第二十五章地图(西北非)。] 。如今，这两支军队只得暂时分别对付的黎波里的隆美尔部队和突尼斯的阿尼姆部队，而在隆美尔部队靠近阿尼姆部队时，这两支军队就处于中心地位，在战略上占有优势，从而可以或左或右地合力反击来犯之敌。

圣诞节，艾森豪威尔在突尼斯城外受到阻击，眼看雨季结束以前那里仍将是一片泥泞，便力图再向南挺进，一直冲到斯法克斯(Sfax)附近的海边，从而封锁隆美尔的补给线和退路。为了实现这一“萨廷作战计划”(Operation Satin)，他打算主要使用美军，把他们集结在特贝萨一带，组成所谓美国第二军(弗雷登德尔少将)。他将他的意图报告了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们。他们是在1月中旬随同罗斯福和丘吉尔到卡萨布兰卡来参加一次新的同盟国会议以解决今后作战目标的。在讨论艾森豪威尔的新计划时，他们(尤其是艾伦·布鲁克将军)着重指出，新兵这样挺进，深入隆美尔的老兵可能即将来到的地区是冒风险的，艾森豪威尔终于被说服，取消了这项计划。

由于这一决定，下一步棋就轮到蒙哥马利走了。蒙哥马利在12月中旬就停留在诺菲利亚(Nofilia)附近，以集结兵力，再行攻打西面一百四十英里的布埃拉特阵地；隆美尔在埃及大撤退的早期，正是把残部撤到布埃拉特阵地的。

蒙哥马利是在1月中旬发动新攻势的。这次攻势还是照先前的老路子设计——对敌人的战线进行牵制性攻击，同时采用穿过内陆沙漠地带切断敌军退路的迂回包围战术。但这一次他却避免作任何事先试探，以免暴露他的意图并“把敌人吓得退出他们目前的前线”。

此外，同盟军只使用一支装甲车屏护部队来监视敌人阵地，而蒙哥马利的主力部队则远远留在后面，直到进攻前一天，才开始长途行军，到15日晨，进而直接投入战斗。第五十一师在装甲部队支援下，沿着海岸公路进攻；第七装甲师和新西兰师则执行那项迂回包围计划。但是，最初没有遇到抵抗，后来虽在布埃拉特以西发生接触，那也只是后卫部队的抵挡而已。隆美尔这时早已从布埃拉特阵地溜走，再一次逃脱了同盟军存心安排的陷阱。他所以比较容易逃脱，因为正如亚历山大在《公文集》中略有微词地所说的那样，“新西兰部队和第七装甲师对敌人的反坦克屏护部队南端一带有点小心翼翼。”

隆美尔的主要战斗，还是再一次同轴心国最高统帅部较量。墨索里尼太平无事地躲在遥远的罗马，又是脱离现实了，在圣诞节前一星期，曾下令在布埃拉特阵地“抵抗到底”。所以，隆美尔用无线电向最高统帅部司令卡瓦勒罗元帅请示：如果英军不理会这个容易绕过的阵地而向西推进的话，那他该怎么办。卡瓦勒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强调说，意军不应再象在阿拉曼那样撇在重围的口袋里。

隆美尔向巴斯蒂科指出，墨索里尼的命令和卡瓦勒罗的指示显然有矛盾。巴斯蒂科象独裁政权下的绝大多数奴才一样，设法避免做出抉择，凡是违反他主子希望和梦想的做法，他也设法避免承担其责任。但在隆美尔的坚决要求下，他只得同意，而且下令将非摩托化的意大利部队撤往远在一百三十英里外、离的黎波里较近的塔尔胡纳－胡姆斯防线(Tarhuna-Homs Line)。后来，到了1月的第二个星期，卡瓦勒罗要求向加贝斯隘道派回一个德国师，以便防止美军可能向那里出击——其实，正如上文所述，这一挺进还没有成熟。隆美尔对完全符合他心中计划的要求，当然不会不愿答应，因此他派出了第二十一装甲师。这样一来，他只剩下第十五装甲师的三十六辆坦克和“半人马座”师的五十七辆老式意大利坦克，去迎击蒙哥马利为这次新出击调来的四百五十辆坦克。隆美尔无意同这样一支占压倒优势的兵力作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因此，他从无线电窃听站一听到英军将于1月15日准备出击时，就撤出了布埃拉特阵地。

隆美尔在最初两天就阻击了英军。在这两天内，英军不但因地雷遍野，而且也因力图突破隆美尔的屏护部队而损失了约五十辆坦克，弄得步步小心。隆美尔阻击了英军之后，便在17日将摩托化部队撤往塔尔胡纳－胡姆斯防线，并立刻通知已在那里的意大利步兵撤回的黎波里。塔尔胡纳－胡姆斯防线比布埃拉特阵地容易防守，但是，到19日，由于蒙哥马利调来打击对方内陆侧翼的装甲部队其势汹汹，隆美尔确信，要在那里进行持久抵抗是无望的，并且还会危及退路。所以，晚间，在的黎波里的港口设施被炸毁之际，他便开始撤走剩余部队。

凌晨，卡瓦勒罗传来信息，通知隆美尔说墨索里尼对这次撤退大为不满，坚决要求防线至少坚守三个星期。那天下午卡瓦勒罗来到前线，强调了这一通知。隆美尔辛辣地指出，在没有足够的增援部队来迎击的情况下，如此这般的限期只能取决于敌人的行动。最后，他就象11月应付巴斯蒂科叫他守住卜雷加港防线的要求一样，把难题交给卡瓦勒罗解决：“要末多守的黎波里几天而失去部队，要末早几天失去的黎波里而为突尼斯保住部队。请你打定主意吧。”卡瓦勒罗避免做出明确的决定，只是转弯抹角地对隆美尔说，虽然的黎波里一定要尽可能坚守下去，但是也一定要保住部队。隆美尔马上就把非摩托化的意大利部队撤出，也将可以移动的补给品运走大半。后来，在22日晚上，他把其余的部队全部撤出塔尔胡纳－胡姆斯防线，径直回到的黎波里以西一百英里的突尼斯边境，然后再到八十英里以外的马雷特防线(Mareth Line)。

英军在布埃拉特防线以外地区的追击，正如蒙哥马利自己所述，是“艰难”的。这不但由于地雷和道路的破坏所致，而且也由于对付敌人后卫屏护部队时极端谨慎的缘故。蒙哥马利在回忆录里强调说，在海滨公路上推进，“一般都缺乏主动性和生气”，还引了20日日记里的一段话以加强这一评论：“给总司令官派去第五十一(高地)师，并给他一个特等‘火箭’；这立刻产生了效果。”其实，隆美尔早已退到塔尔胡纳－胡姆斯防线；他在22日下令放弃这道防线，撤至突尼斯边境，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海滨公路上有较强大的英军进逼，而是因为集结起来攻打他内陆侧翼的英军装甲部队其势汹汹。第五十一师连同坐在坦克顶上的先头步兵，乘着月色前进时，发现敌人已无影无踪。1月23日拂晓，密集的英军纵队的先遣部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冲进了的黎波里。

1941年以来，英军连续发动攻势所要夺取的正是这一目标，现在达到了目的，也就完成了从阿拉曼开始追击隆美尔的一千四百英里的进军。从发动进攻以来，这正好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对蒙哥马利及其部队来说，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战绩，不过，在蒙哥马利心中，这又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正如他所述：“自从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以来，我头一次体验到真正的忧心忡忡。”早在1月第一个星期，大风吹毁了班加西港口，使进口的补给品从每天三千吨减至不到一千吨，迫得他只好退而使用离的黎波里约八百英里的托卜鲁克，这就是说，原已漫长的陆上补给线拉得更长了。为了提供额外的空运，他将第十军“搁置”在一边，而使用了它的运输机，不过，他担心，要不能在新的挺进开始后的十天内到达的黎波里，那就不得不停止进军。

幸而敌人不知道他在时间和供应方面的问题，他们只知他向他们扑来的坦克占压倒优势——同他们手中唯一真有效力的坦克，即第十五装甲师的坦克是十四与一之比。当初第二十一装甲师要没有调去迎击美军向加贝斯咽喉地带进行突击威胁(这一突击在这个师派出后两天，即13日就取消了)，坚守塔尔胡纳－胡姆斯防线是比较办得到的。如果这样的话，正象蒙哥马利在他自己作证中所说那样，他可能不得不中断进军而撤至比拉，因为他进入的黎波里之时离开他的十天期限只有两天了。

他在的黎波里休息了几个星期，以集结部队并清理因破坏而阻塞的港口。直到2月3日，第一艘船才能进港，到9日，第一支护航队也开到了。只有轻装部队追踪撤退之敌，蒙哥马利的先头师直到16日才越过突尼斯边境——隆美尔的后卫部队在头天晚上已撤入马雷特防线的最前方。当初法军建立马雷特防线本是防止意大利从的黎波里入侵突尼斯的。这条防线只有一连串废弃的地堡；隆美尔认为最好依靠各地堡之间的空隙处新挖的战壕。的确，在视察马雷特防线以后，他极力主张，以位在四十英里之后、加贝斯以西十五英里的阿卡里特河床(Wadi Akarit)为防线，来保卫这一通往突尼斯的路线，才比较明智，因为其内陆侧翼位于杰里德盐沼(Chott El Jerid)地区，不会受到翼侧包围。但他的建议决非远在后方的独裁者所能接受，独裁者仍在满怀信心地修建“空中楼阁”，而他自己的储备已所剩无几。

墨索里尼对的黎波里的失守大为恼火，他召回巴斯蒂科并撤了卡瓦勒罗的职——他的职务由安布罗西奥将军(General Ambrosio)接替。与此同时，隆美尔在1月26日收到一份电报，通知他说，鉴于他健康状况不佳，等他在马雷特防线巩固了新阵地以后，就解除他的司令官职务；他的部队将改名为意大利第一集团军，由乔沃尼·梅塞将军(General Giovanni Messe)任司令官。不过，移交和离职的日期由他自行选择——他利用了这一让步，使同盟国蒙受其害。

隆美尔是一个病人，前三个月的紧张工作，并没有改善病情。但是，在2月里，他得显出他还是精力充沛的。

隆美尔并没有因为美军逼近他那条穿过突尼斯南部的退路而感到惊慌，反而觉得在蒙哥马利再次赶上他以前，这倒是就地出击的大好机会。尽管马雷特防线的防御工事极差，但是确能挡住坦克攻势，至少也会阻滞蒙哥马利的进攻。再说，隆美尔自己的力量也正在恢复过来。在向西撤退时，他已接近各个补给港口，他的所得已超过这次长途撤退中的所失，而目前他部队的人数同秋天阿拉曼之战开始时一样多了。他抵达突尼斯时，他的军队总计近三万名德军 [注：按编制，这约占全部兵员的半数——同阿拉曼之战开始时一样。] ，约四万八千名意军——虽然在名册上还包括业已遣返加贝斯－斯法克斯地区的第二十一装甲师，还有正派往防守面对加夫萨的美军阵地的盖塔尔(El Guettar)隘道的“半人马座”装甲师。但在武器方面，情况远非如此美妙——德军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部队配备有坦克，四分之一部队拥有反坦克炮，六分之一部队拥有大炮。此外，在一百三十辆左右的坦克中，能作战的还不到半数。不过，总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一旦蒙哥马利有时间充分利用的黎波里港口，并将其优势兵力调集到突尼斯边境，那情况就可能不如目前了。隆美尔急于钻这个空子。

因此，隆美尔目前打算搞拿破仑式的双重出击，以运用战略家称为“内线”的理论——利用两股密集的敌军之间的中心地位，在一股敌军得以救援另一股敌军之前，出击其中的一股。如果他能击溃在他后面迟滞不前的美军的话，他就可以腾出双手来抓住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眼下，第八集团军因为供应线拉得太长，兵力分散了。

这是一个出色的计划，但在付诸实施时，隆美尔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这多半得依赖不归他指挥的部队。他从马雷特防线上只抽得出一些人马组成一个大战斗群，人数还不到半个师，由利本施泰因上校(Colonel von Liebenstein)指挥。他那赫赫有名、忠诚可靠的第二十一装甲师早已调回突尼斯，正在他打算出击的地点，但已转属阿尼姆将军的军队。因而，一开始，就要由阿尼姆决定主攻目标和该使用的兵力，而隆美尔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协助罢了。

美国第二军(其中包括一个法国师)是这次反击的目标。其战线长达九十英里，但实际上却集中在穿越山岭、通往海边的三条公路上，先头突击部队分守在加夫萨、费德(Faid)和丰杜克(Fondouk)附近的山口——在这里与科尔策将军指挥下的法国第十九军连接起来。这些通道非常狭窄，防守者大为放心，同盟军高级统帅部大半全神贯注于阻击轴心国在丰杜克以北防区的一系列试探性进攻。

但是，在1月底，富有战斗经验的第二十一装甲师突然猛扑费德山口，在美国援军迟迟来到以前，一举而歼灭了那里装备很差的法国守备部队，从而为以后更大规模的进攻取得了出击口。这一突然袭击，使同盟国高级司令官们猜想，敌军正在计划发动这样一次攻势，但他们并没有料到在那里出现。他们将初袭费德看作一次牵制性出击，因而认为这次进攻的地点是在丰杜克附近。正如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General Omar Bradley)在回忆录中所述：“这种想法终于成了势所难免的臆测。”在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和安德森统率的英国第一集团军司令部，都普遍存在这一想法。眼下，在亚历山大到任前，安德森奉命负责同盟国在突尼斯的整条战线。亚历山大是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被指定在艾森豪威尔领导之下指挥新第十八集团军的。新第十八集团军要在亚历山大到突尼斯后由第一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合而编成。为了防守预期的进攻线，安德森奉命将B战斗队同一半美军装甲部队作为后备队留守在丰杜克后面。这一错误估计，为敌人的进军开了方便之门。

到2月初，在突尼斯的轴心国兵力总数已增加到十万人——七万四千德军和二万六千意军——与同盟军实力相比，要比它在12月份时好得多，或者也许跟同盟军完成集结时一样多。其中约有百分之三十是行政管理人员。可以动用的装甲实力，几乎全靠德国提供，仅仅二百八十余辆坦克——一百一十辆属于第十装甲师，九十一辆属于第二十一装甲师(恰好占现行编制满额的半数)，在一特种部队里配备有十二辆虎式坦克，另一方面，隆美尔正将利本施泰因战斗群的一营二十六辆坦克调去增援“半人马座”师在加夫萨公路上残存的二十三辆意大利坦克。这个总数与同盟军的实力大相悬殊，即使全部用上，也不会在突尼斯南部的预期进攻战线上取得数量上的优势。因为应援这防区的美国第一装甲师，虽说仍不足满员，大约有三百辆作战坦克(尽管其中有九十辆是斯图尔特式的)，还有三十六门自行防坦克炮(Tan Destroyer)，大炮配备上也比一个装甲师强得多 [注：这些数字，摘自档案，意味深长地表明，如以同盟国和轴心国各自投入的“师”的数量来比较双方的实力(同盟国司令官和不少官方历史学家在其著述中正是如此比较的)，那将是十分谬误的。在那段时期里，一个美国装甲师的坦克编制(三百九十辆坦克)，比一个正规的德国装甲师的编制(一百八十辆坦克)要大一倍以上。但实际的比率往往还要大，因为德军在弥补缺额方面困难较大。可以看出，即使消耗甚多的美国第一装甲师，仍比敌方装甲师的平均坦克数大约多两倍。][注：英国装甲师的编制最近已减少到大约二百七十辆坦克，特种坦克不在其内；美国师，除了个别例外，都在年底以类似的规模经过改编。但是，在1944年，英国装甲师因以坦克而不以装甲车装备侦察部队，规模已扩大到三百一十辆坦克；而同盟军装甲师的实际实力，在可以作战的坦克数量方面，通常要比德军多一两倍。德军必须在质量上占优势，以求得平衡。] 。但是，使隆美尔失望的是，只有部分第十装甲师(仅有一个中型坦克营和一连四辆虎式坦克)派下来增援第二十一装甲师，并且仅仅为开始阶段之用，因为阿尼姆正打算象他计划的那样，用第十装甲师再向北发动一次突击。

2月14日，第二十一装甲师，连同第十装甲师的分遣队从费德再次猛扑过来，真正的攻势展开了。这次进攻是阿尼姆的副手齐格勒将军(General Ziegler)直接负责的。一面第十装甲师的两个小战斗群从费德山口迅猛进袭，象钳臂般张开来抓住美军第一装甲师的先遣部队(A战斗队)，另一面第二十一装甲师还有两个战斗群(每一个都以一个坦克营为其核心)，在夜间向南远距离迂回，以翼侧包围美军，使之落入陷阱。尽管在西迪布齐德(Sidi Bou Zid)一带，部分美军在敌军收紧包围圈以前已设法逃脱，但是装备损失很大。战场上到处是燃烧着的美国坦克，在这次战斗中，总共损失四十辆。翌晨，美军匆匆派遣C战斗队前去反击，但C战斗队很快就为德军合围而落入陷阱，只有四辆坦克逃脱。就这样，在这些零星的反击战中，精锐的两营中型坦克，相继为兵源贫乏但能巧妙地从中集中优势兵力的敌人所歼灭。同盟军总算走运，德军是缓慢追赶的。

14日，隆美尔曾敦促齐格勒乘夜挺进，并充分利用开始时所取得的胜利，他说：“美军没有实战经验，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使他们逐渐有种深深的自卑感。”但齐格勒却觉得他应该等阿尼姆批准后再进军，只有在17日，他才向美军集结之地斯贝特拉(Sbeitla)推进了二十五英里。因此，在那里，德军遇到顽强抵抗，因为美军已匆匆忙忙将B战斗队(当时由保罗·罗比内特准将(Brigadier-General Paul Robinett)统率)南调。直到近黄昏时，B战斗队使德军始终处于绝境，并从旁掩护另两个战斗队的残部撤退，此后B战斗队本身才开始撤退——这是根据安德森命令同盟军南翼向西多萨尔(Western Dorsal)山脊防线总退却的一部分。虽然德军进入斯贝特拉的时间已被推迟，但是他们的战果却增大了，俘获了一百多辆坦克和近三千名俘虏。

与此同时，隆美尔调来的战斗群，奉命向在加夫萨的同盟军南侧尽头进攻，于15日在同盟军撤出那公路中心时，冲了进去。他们加快步伐，转向西北，到17日，穿越富里亚奈(Feriana)，向前推进了五十英里，并占领了泰勒普特(Thelepte)的美军机场。这样一来，他们目前同第二十一装甲师几乎并驾齐驱，只是在其西面三十五英里，因而更接近同盟军的补给线。亚历山大就在那天来到前线，并于19日接管了这两支军队，他在《公文集》中说：在“溃退时，美、法、英三军混在一起，难以分开，没有协调一致的防守计划，也确实没有人指挥。”隆美尔听说盟军烧毁了另一道山脊那边四十英里路的特贝萨补给仓库。在他看来，这是同盟军“神经紧张”的明证。

当时出现了真正的转折点——尽管盟军司令官们料想在三天之后才会有转折点。隆美尔想趁同盟军混乱和惊慌之际，使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机械化部队发动一次联合攻势穿越特贝萨。他认为向同盟国主要运输线如此深入冲击：“会迫使英美两军将部队大都撤回阿尔及利亚——这是同盟军司令官们目前最担心的前景”。

但是，隆美尔发现，阿尼姆——他早已把第十装甲师调走——不愿意冒如此风险。所以，隆美尔把他的建议送交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指望墨索里尼有心“得胜以支撑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而拜尔莱茵终于说服了突尼斯的空军司令官，并得到他对这一计划的支持。

时光飞速流逝，快近18日子夜时，才从罗马传来信息，批准继续进攻，任命隆美尔负责执行，并为此将两个装甲师都交给他指挥。但命令指出，应朝北冲向塔莱(Thala)和勒凯夫(Le Kef)，而不是朝西北穿越特贝萨。在隆美尔看来，这一变动是“骇人听闻、难以置信的目光短浅的一招”——因为这意味着这次联合冲击“离敌人战线近得不能再近，势必使我们去攻打强大的敌人后备军”。

结果，敌军进攻地点，果然不出亚历山大所料，因为他早已命令安德森“集中他的装甲部队来保卫塔莱”——虽则他这样做，根据的是错误的估计，他还以为隆美尔宁愿取得一次“战术上的胜利”，而不愿去追求一个不那么直接的战略目标。多亏意大利最高统帅部，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错误臆测结果对同盟国反而有利——要是隆美尔获准随心所欲地推进的话，那么同盟国部队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因为匆匆南调的英美增援部队已大都派往塔莱及其东面的斯比巴(Sbiba)防区；特贝萨只有美国第一装甲师的残部在防守，力量薄弱。

英军增援部队的主力是第六装甲师。其中装甲队，即第二十六装甲旅，驻扎在塔莱，补充步兵；还有刚开到的美国第九步兵师的炮兵都调到塔莱来支持第二十六装甲旅。第六装甲师中乘卡车的步兵队，即第一警备旅，驻扎在斯贝特拉正北面的斯比巴山坳，同美国第一和第三十四步兵师的三个团战斗队一起守卫。

2月19日凌晨，隆美尔获得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批准后不到几小时，就发动了攻势。但其前景黯淡，这既是因为早先推迟了进攻，又是因为阿尼姆已把第十装甲师调到北方，所以必须召回，但无法及时赶来参加第一阶段的新进攻。在这样的掣肘下，隆美尔决定把非洲军战斗群掉过头来，带头穿越塔莱向勒凯夫进军，同时还使用第二十一装甲师穿越斯比巴，顺着四通八达的公路，到达勒凯夫，这样两路冲击就可能互相接应。

到塔莱的路要穿过斯贝特拉和富里亚奈两地中途的卡塞林山口(Kasserine Pass)；据守那里阵地的是斯塔克上校(Colonel Stark)指挥的美国混合部队。德军最初试图出其不意突破山口，但遭到了阻击。下午，同盟国各种增援部队开到，这使斯塔克的兵力大大超过来犯的非洲军战斗群(三小营——一个坦克营和两个步兵营)。但防御工作没有配合得好，以致到了傍晚，德军得以渗入几个据点，天黑后，渗入更深。与此同时，第二十一装甲师向斯比巴推进，受阻于一个布雷区和部署在其后面的强大的同盟军——十一个步兵营对付攻方的两个营，大炮和坦克在数量上也占优势(因为目前第二十一装甲师作战的坦克还不到四十辆。因此，隆美尔在夜间决定集中兵力强攻看来防守较不牢固的卡塞林山口，也决定将迟迟开到的第十装甲师用在那里。可是，当时已日趋渺茫的前景更暗淡了，因为第十装甲师只有一个坦克营、两个步兵营和一个摩托车营。阿尼姆几乎保留了半个师的兵力及其所属的一营虎式坦克，隆美尔原是把这营虎式坦克当作手中王牌的。

直到20日下午他才能集中攻打卡塞林山口，因为第十装甲师各部队迟至那时方才开到——这一耽搁使隆美尔“大为震怒”。晨间发动的攻势为守方的炮火所遏制，但到下午4时30分，他亲自临近前线，把所有的步兵——五营人(包括一营意军，即第五贝尔萨利埃里营)同时投入突击，这一下子就突破了。但当时攻方却遭到极小一支英国分遣队的顽强抵抗。这支分遣队由A·C·戈尔中校(Lieutenant-Colonel A. C. Gore)指挥，有一个装甲中队、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野战炮兵连，当初是派来增援防守山口的。直到隆美尔调来一个装甲营后才算顶住这一抵抗，但有十一辆坦克被击毁。美国官方历史(记事之直率为任何国家官方史中所罕见)不但强调了这支分遣队抵抗得异常顽强，而且意味深长地提到其他地方都容易突破：“敌军对其缴获的多少完整的美国装备的数量和质量感到惊奇。” [注：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军，西北非：在西方争取主动》，456页。]

占领山口以后，隆美尔将侦察支队派至通往塔莱的公路，也派至通往特贝萨的岔路，其目的一是使盟军在调动其后备部队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二是探测有否可能按照他原先的目标去占领美军在特贝萨的巨大补给品堆集所。由于隆美尔推进的消息传开，第一个目的早已实现，效果也早已达到。弗雷登德尔在上午命令罗比内特的B战斗队从最右侧转到塔莱，后来便调它去扼守从卡塞林到特贝萨的岔路。与此同时，英国第二十六装甲加强旅(由查尔斯·邓菲旅长(Brigadier-General Charles Dunphie)指挥)——包括两个装甲团和两个步兵营——已从塔莱向南推进，在离卡塞林山口约十英里处摆开阵势，期待着B战斗队开来接应。同盟军很幸运，攻方的兵力比他们想象的要弱得多。

第二天，即2月21日，早晨，隆美尔起初固守原地，等待盟军夺回卡塞林山口的反攻。看来他的对敌并未想到有此停顿，他们不知他的兵力比他们当时集结的要薄弱得多。他一发现他们按兵不动，就用当时归他指挥的部分第十装甲军——只有一个战斗队，包括三十辆坦克、二十门自行火炮和两个装甲掷弹兵(panzer-grenadier)(摩托化步兵)营，冲上通往塔莱的公路。邓菲的加强旅挡不住德军进逼，在连绵的山脊上边打边退，直到翼侧受围并遭到纵射为止。但是，该旅坦克在傍晚退入早已准备就绪的塔莱阵地之际，德军以一连串坦克尾随不舍——狡诈地用上一辆俘获的瓦伦丁坦克打头阵，因此德军坦克都被当作是掉了队的英国坦克。这样一来，德军就冲入了阵地，歼灭了部分步兵，击毁了许多车辆，到处造成混乱。经过三小时混战，德军攻势虽被阻遏，但撤退时却带走了七百名战俘。在自卡塞林起的那条公路上的这一系列战斗中，他们损失了十二辆坦克，却击毁了对方近四十辆坦克，其中包括第二天拂晓反攻时迷失方向并闯进围攻的德军坦克当中的一连坦克。

隆美尔料想同盟军接着就会来一次较大的反攻，决定严阵以待，存心击退敌人以后乘胜追击。但是，在晨间，空中侦察表明，同盟军大批增援部队已到达前线；还有不少增援部队快要开到。当时轴心国部队的左侧处境越来越危险，要进一步乘机穿过塔莱这条路，已显然希望极小。前一天下午，非洲军战斗群冲上了特贝萨叉路，其目的是占领那里的几处山口，以掩护向塔莱推进的侧翼，但为高地上美军大炮阵地发射的密集炮火所阻挡。22日晨又重新进攻，但战果很小，而损失之惨重远非攻方所能承担，因为当时在这一防区，他们的人数远远不及那里集结的美军——罗比内特的B战斗队和特里·艾伦(Terry Allen)的部分第一步兵师。

当天下午，隆美尔和乘飞机来看他的凯塞林得出结论：继续向西反攻再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为了调回突击部队向东反击英国第八集团军，也应该停止向西反攻。按照这一决定，当天傍晚，轴心国部队奉命开始撤退——首先是向卡塞林山口后撤。

与此同时，艾伦从凌晨起就在设法对轴心国部队的侧翼组织一次反攻，但由于与罗比内特的联系有困难而耽搁了，直到近黄昏时才展开攻势。这就逼得非洲军战斗群慌忙撤至卡塞林山口，意大利分队纷纷溃退。美军在这里所显示的日益熟练的战术和他们大炮的百发百中，还有他们武器的充足，都使隆美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他们展开一次更大的和更广泛的反攻，他那实力较弱的部队就会极其危险了。

但是，同盟军司令部的高级人员，并不了解隆美尔的弱点和形势的变化。正如美国官方历史所述，弗雷登德尔指挥“对退敌发动的地面攻势，就在敌人不堪一击时，变得特别犹豫”。安德森也是这样，仍然从防御角度考虑问题。的确，当天晚上，同盟军在斯比巴的大部队，因担心隆美尔可能在塔莱突破而威胁其后方，所以向北撤退了十英里光景。由于同样的害怕心理，特贝萨的另一侧翼也在考虑撤退。甚至23日早晨敌人从塔莱撤走被发现后，还没有敢追击，直到深夜才发出25日发动总反攻的命令。而这时候，敌军已通过卡塞林山口安全地撤走了，以致同盟军的“摧毁”敌人和“夺回”山口的战斗，仅仅成了一种行军式的进军，所遇到的不过是已消失了的敌人在他们后面所留下的被破坏的道路和所敷设的地雷罢了。

在对力量对比和同盟军的越来越强的抵抗做出正确的估价后，轴心国部队结束进攻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面对目前已集结起来的同盟国的强大优势兵力，再作进击是愚蠢的了。从物质上说，这次进攻是收获大大超过损失的——俘虏了四千多人，摧毁或毁伤同盟军坦克近二百辆；仅仅付出一千多人伤亡的代价，而坦克的损失比率甚至更小。这样看来，作为一次“有限目标”的出击，可说是战果辉煌。但它未能实现其迫使同盟军撤出突尼斯的战略目标，尽管这一目标似乎十分接近了。如果把第十装甲师全部用到这次反攻中来，而隆美尔从一开始就主持这场战役而不受任何牵制就进攻特贝萨的话，这样一个目标也许有可能实现的。如果能迅速攫取拥有大量补给贮备的美军那个主要基地和中心机场，那会使同盟国部队不再可能守住他们在突尼斯的阵地了。

2月23日，罗马发布了一道命令，把轴心国在突尼斯的所有部队都交给隆美尔指挥，这是对他的命运的嘲弄。任命他指挥新成立的“非洲集团军”这件事，显示出这次反攻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心目中恢复了对他的评价，但就这一任命发表的时间来说，对隆美尔含有辛酸的意味，因为这正是在撤退开始的那个早上得知的，要挽回失去了的机会已为时太晚了。

在打消阿尼姆向北方冲击的意图方面，这也嫌太迟了，为了这次冲击，阿尼姆留下了原可供隆美尔的冲击更好利用的后备部队。照计划规定的那样，占领迈杰兹巴卜(Medjez el Bab)将是一个有限的目标，而这一进攻原拟在26日用两个装甲营和六个其他营的兵力来发动。但24日拂晓，阿尼姆派遣他的一名参谋把他有限的计划通知隆美尔以后，便飞往罗马见凯塞林去了，那天稍晚一些时候，一个大得多的计划在讨论中出现了。根据这一计划，进攻想沿着北部海岸和蓬杜法赫(Pont-du-Fahs)之间长达七十英里的战线上的八个据点发动，打击英国第五军(第四十六师、第七十八师和Y师以及靠近海岸的一个法国团队)。突尼斯以西六十英里的公路枢纽贝贾将为进攻的主要目标，由一个装甲大队担任主攻，同时发动较小的钳形攻势以占领迈杰兹巴卜。尽管所有可用的部队都用上了，但所增加的兵力还是无法满足这次进攻规模的需要。为了进攻贝贾(Beja)，两个装甲营的装甲大队的七十七辆坦克(包括十四辆虎式坦克)都动用了，即使这一微小规模，还是动用了派往南方的第二十一装甲师途经突尼斯的十五辆坦克才凑成的。隆美尔得知这新计划时大吃一惊，并把它说成是“完全不现实的”——他错怪了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其实后者被告知这个计划时，也象他一样惊慌失措。

阿尼姆的作战命令是在25日发出的，而攻势是在第二天发动的——仍然保持原先规模较小的计划中所预定的发动日期。虽然对计划做出如此大规模的修改是太匆促了，但这显然证明了德国人制订计划速度之快和具有弹性。虽然如此，计划执行得最好的，首推远在北面地段的曼陀菲尔(Mamteuffel)师，他在执行新增的攻势时，几乎打到同盟军所在地的阿比奥山(Djebel Abiod)侧面的主要公路上，并在据守这一地段的法英部队中俘虏了一千六百人。但担任主攻的德国装甲队，在靠近西迪恩西尔(Sidi Nsir)地区摧毁英军的前沿阵地后，却在离贝贾十英里的狭窄而多沼泽的隘道上被包围了，在这里，英军的野战炮和反坦克炮大量歼灭了敌军。德军方面，除了六辆坦克外，全部坦克都被击毁，这次进攻就此逐渐停顿下来。第二次的进攻，旨在钳制迈杰兹巴卜，开始时取得了一些胜利，最后还是失败了；在南面更远一些地方的其他进攻也是如此。总起来说，阿尼姆的进攻，以一千多人伤亡的代价，换得了二千五百名俘虏，但是他的坦克有七十一辆被击毁或者报废，而英军所损失的坦克则不到二十辆，结果得不偿失。因为德军已苦于缺少坦克，而且他们的坦克不是那么容易补充的。

更糟糕的是，这次失败的进攻，耽误了隆美尔调用他预定第二次出击时所需要的那几个师，这些师原拟用来对付与马雷特防线对峙的在梅德宁(Medenine)的蒙哥马利的阵地的，因为凯塞林要求第十和第二十一装甲师应尽可能长期驻扎在美军侧翼附近，以制止其向北边增派后备部队迎击阿尼姆的进攻。这一耽搁，使隆美尔向东反攻的前景大不相同。迟至2月26日，蒙哥马利在梅德宁还只有一个师。他承认一度很担忧，他的部下拼命设法在隆美尔能够出击之前恢复均势。到3月6日打击来临时，蒙哥马利的兵力却增加到四倍，他已拥有相当于四个师的兵力，有近四百辆坦克、三百五十门大炮和四百七十门反坦克炮。

这样一来，在这期间隆美尔丧失了利用优势兵力进击的机会。他的三个装甲师(第十、第十五和第二十一装甲师)，总共只有一百六十辆坦克，比一个满员师本应拥有的还少，并且在进攻时，除驻扎在马雷特防线的几个较弱的意大利师外，只能得到二百门大炮和一万名步兵的支持。此外，蒙哥马利那时还拥有从前沿机场起飞的三个战斗机空军中队，因此空中优势有了保证，而隆美尔想搞突然袭击却被迫作罢，因为在他的部队进攻前两天，即3月4日，他的装甲师的前进就为对方所发现并上报了。

在这种情况下，蒙哥马利就能尽其才力计划建立一道组织严密的防线，使对方的进攻比六个月以前在阿拉姆哈勒法遭受的失败还重。推进中的德军不久就被挡住去路，并为英军的集中火力所削弱。隆美尔感到继续打下去徒劳无益，便在傍晚时放弃了进攻。但就在这时，他已经损失了四十多辆坦克，尽管人员的伤亡只有六百四十五名。守军的损失则少得多。

这一次挫败打破了任何合理的期望：即在武力和武器方面都处于劣势的轴心国部队，可能赶在两个同盟国部队会师而形成一种联合压力之前，就把其中之一打垮。早在一星期以前，隆美尔曾向凯塞林提出一份对于局势的清醒而忧郁的估计，其中包括他本人和他的两名军级司令官阿尼姆和梅塞的看法。在这里面，他曾着重指出，轴心国部队正防守着一条长达四百英里的战线，而面对的是同盟军优越得多的部队——在人力方面强两倍，在坦克方面强六倍 [注：他估计同盟国力量为二十一万人，一千六百辆坦克、八百五十门大炮和一千一百门反坦克炮——这个估计是偏低的。同盟军在3月初的实际力量超过五十万人，尽管作战部队不过半数。坦克总数将近一千八百辆，大炮超过一千二百门，反坦克炮超过一千五百门。轴心国作战部队人数达十二万人，而可用的坦克只有两百辆。] ——并且部队被稀疏地拉开，处境危险。他主张将战线缩短到只掩护突尼斯和比塞大长仅九十英里的弧形线，并且他还说，要确保这条弧形线，每月的补给必须增加到十四万吨。他还直截了当地要求阐明统帅部关于突尼斯战役的长期作战计划。几经催促，他所得到的答复只是说元首不同意他对形势的判断。附来一张表格，上面列举了双方编制的数目，不问其实力和装备如何——这种虚假的比较法，同盟国司令官们当时和以后，在说明他们的成就时都曾用过。

在梅德宁失败后，隆美尔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德国和意大利部队来说，留在非洲是“明摆着的自寻死路”。于是，3月9日，他请了推迟已久的病假，把集团军指挥权交给了阿尼姆，飞往欧洲，力图使他的主子们了解局势。但是事态发展，最后不过终止他同非洲的战役的关系罢了。

他在罗马着陆后去见了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似乎全不明白目前所处的逆境，只一味找借口为他的观点辩护”。于是，隆美尔便前去见希特勒，希特勒对隆美尔提出的论点，一点也听不进去，而明白表示在他看来“我已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他不准隆美尔立即重返非洲，告诉他这样可能等到将来他身体健康时再去“指挥进攻卡萨布兰卡的战役”。鉴于卡萨布兰卡远在大西洋海岸，可以清楚看出，希特勒仍在梦想他能把同盟军完全逐出非洲——这表明他的想入非非已达到极端的地步。

在此期间，同盟军以巨大的优势兵力发动了一次集中的攻势，去占领进入突尼斯南面的门户，使第八集团军能和第一集团军联结在一起，并赶走梅塞的“意大利第一集团军”——它原先是隆美尔的“非洲装甲军”(拜尔莱茵名义上不过是梅塞的德军参谋长，其实他直接、全面地控制了所有德国部队)。

紧接着德军在梅德宁反攻的惨败，蒙哥马利却并没有打算利用这次防御战的胜利和敌军的动摇状态而立即进行跟踪追击，他仅仅有计划地继续集结他的部队和贮备补给，以便对马雷特防线发动一次有准备的进攻。这次进攻预定在梅德宁战役后的两星期，即3月20日发动。

为了利用插在敌后的力量帮助这次进攻，美国第二军于三天前，即3月17日，在突尼斯南面发动了一次进攻。它的目标(由安德森规定并经亚历山大批准)有三个——引走可能用于拦阻蒙哥马利的敌军后备力量；夺回靠近泰勒普特的前沿机场，为支持蒙哥马利的进军之用；并在加夫萨附近建立一个前沿补给中心，以便在他进军时协助补充粮草。但并不要求进攻部队开到海岸公路以切断敌军的退路。美国第二军的目标所以受到那个限制，是由于对美军是否有能力进行这一深入冲击抱有怀疑——从它的出发点到海岸有一百六十英里——也由于想要避免重蹈在2月份遭到德军反攻的覆辙。但这个限制却激起了奉命接替弗雷登德尔为军司令官的巴顿的进攻野心。第二军现在包括四个师和八万八千人的兵力，这数目比轴心国部队可以用来抵抗他们的兵力多四倍。此外，在进攻目标的地区，估计只有八百名德军和七千八百五十名意军，后者主要与在加夫萨附近的“半人马座”师在一起 [注：即使这一估计也是过高的——在2月战役以前，“半人马座”师只有五千名士兵而这时又进一步削减了。] 。

美军的进攻开始时看来大有指望，17日，艾伦的第一步兵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加夫萨，意大利部队后撤了近二十英里，一直退到盖塔尔东面横跨通往海滨城市加贝斯和迈哈莱斯(Mahares)的分岔公路上的隘道阵地。20日，沃德(Ward)的第一装甲师从卡塞林地区向下冲到从加夫萨到海岸的第三条路线侧面，第二天早上在向东推进越过米克纳西(Maknassy)到达它外边的山口地方以前，占领了塞内德车站(Station de Sened)。

这一天，亚历山大放松了对巴顿的限制，要他准备一次装甲部队的强大冲击去切断海岸公路，以更大地支援蒙哥马利刚发动的对马雷特防线的进攻。但是巴顿的冲击为鲁道夫·朗格上校(Colonel Rudolf Lang)指挥的一支为数很少的德军分遣队所挫败，他们据守在山口和周围高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23日，企图占领主要的322高地的连续进攻都被打退了，尽管高地上的守军只不过由原先隆美尔卫队中的大约八十个人组成。第二天重新发动了一次攻势(由为四个炮兵营和两个坦克连所支援的三个步兵营主攻)，但又被打退了，尽管防守部队仅仅增加到三百五十人。25日又作了一次新的进攻尝试，这是沃德从电话中接到巴顿的一个果断的命令后亲自指挥的，这个命令坚决要求这次进攻只许成功。但这次进攻并未成功，在敌军增援部队源源开到的情况下，不得不半途而废。巴顿埋怨这个师老在“混日子”，接着就撤了沃德的指挥职务。巴顿如此热中 [cdhyy注：衷] 于进攻，以致他不能认识到：即使在对付数量上具有更大优势的攻方，防守总是占便宜的，特别是当经过高度训练的守方部队对抗缺乏经验的攻方的时候。

这些便宜当时在盖塔尔地区另有一种表现——即表现在虽然比较缺乏作战经验但训练得特别好的美国第一步兵师身上。在这里，艾伦部队于21日突破了意军阵地，第二天更加向前推进，但到23日却遭到了德军的反攻。这次反攻由“非洲军”的主要后备部队即已打得精疲力竭的第十装甲师发动，它是从海岸那里被急速调来的(它包括两个坦克营、两个步兵营、一个摩托车营和一个炮兵营)。攻方摧毁了美军的前沿阵地，但在一个布雷区被阻挡住了，接着又遭到艾伦的大炮和反坦克炮的猛烈轰击。这便挫折了进攻的锋芒，傍晚时再度进攻也未得手，正如在一个美国步兵师的报告中兴高采烈地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大炮用高爆炸炮弹狠揍了他们，他们就象苍蝇一样纷纷地倒下去了。”尽管德军第二次进攻的损失并不象报告中所描绘的那么严重，但在一天中被美军炮火或地雷所打毁的德军坦克大约有四十辆之多。

这次美军的有限冲击，通过把敌军的主要装甲后备力量引入这一代价惨重的反攻战中，足以补偿美军自己在米克纳西的挫败。它不但按照蒙哥马利的愿望，引走了一支重要的抗衡力量，而且使敌方本来就很少的坦克遭到更大的损失。就同盟军最后的胜利来说，他们得力于敌方的三次反攻(继2月中旬在费德那次得手的反攻之后)未能得逞，比之得力于他们自己的突击更多。只有在敌方打得精疲力竭之后，才可能出现同盟军的优势。从那以后，敌方如果不是在徒劳无功的反攻中继续耗尽他们的余力的话，那他们还会把这次战斗拖延下去的。

蒙哥马利向马雷特防线的进攻是在3月20日夜晚发动的。为此他调动了第十和第三十两个军，共约十六万人、六百一十辆坦克和一千四百一十门大炮。梅塞部队号称有九个师(只抵得上蒙哥马利的六个师)，总共不满八万人，只有一百五十辆坦克(包括靠近加夫萨的第十装甲师拥有的坦克)和六百八十门大炮。由此可见，攻方在人数和大炮方面占有二比一强的优势(在飞机方面也一样)，而在坦克方面则占有四比一的优势。

再说，马雷特防线从海岸到迈特马泰山(Matmata Hills)延伸二十二英里，而在这个区域的外侧是空旷的沙漠。在这种情况下，对力量较弱的轴心国部队来说，如果他们仅图拖延时日，利用机动部队防守马雷特防线，并在加贝斯以北的阿卡里特河阵地(即在海岸和杰里德盐沼地之间宽仅十四英里的咽喉地带)立定脚跟，那就比较明智。早在11月撤出阿拉曼以来，这就是隆美尔所鼓吹的方针和建议的阵地。3月10日他见到希特勒时，终于取得希特勒的同意，并吩咐凯塞林把驻在马雷特防线的几个非机动化的意大利师调回阿卡里特河，并在那里修建阵地。但意大利领导人却宁愿据守马雷特防线，而凯塞林和他们观点一致，因而也便劝说希特勒撤销新的命令。

蒙哥马利原先计划的代号是“拳击家”(Pugilist Gallop)。根据这个计划，主要的打击是由奥列弗·利斯(Oliver Leese)率领第三十军的三个步兵师所发动的正面进攻，打算在近海地方突破敌军防线，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使布赖恩·霍罗克斯(Brian Horrocks)的第十军的装甲部队能乘胜前进。与此同时，临时组成的伯纳德·弗赖伯格(Bernard Freyberg)统率下的新西兰军，向哈马(El Hamma)(朝内陆方向距加贝斯二十五英里)发动一次大的迂回敌人侧翼的进袭，以威胁敌人后方并牵制其后备力量。

但正面进攻失败了。这次进攻是由一个步兵旅和一个拥有五十辆步兵坦克的团在靠近海岸的一个狭窄地区发动的，它仅在敌方二百英尺阔和二十英尺深的齐格扎乌河(Wadi Zigzaou)和其外的一道反坦克战壕所掩护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很浅的凹口。河床的软底和埋在那里的地雷，阻碍了坦克和支援它们的大炮的推进，但在河床以外敌人阵地上的步兵据点却成为纵射炮火集中射击的目标。第二天夜晚得到增援后，他们重新发动一次进攻，使桥头堡多少扩大了一些。当英军进入意大利部队时，许多意大利兵趁机纷纷投降。但反坦克炮由于必须经过沼泽地而迟迟未能到达，那天下午，前沿步兵阵地在没有充分支援的情况下又被德军的一次反攻所摧毁 [注：它是由第十五装甲师不到三十辆坦克和两个步兵营所发动的。] ，于是英军便利用夜色的掩护过河撤退了。这样，到22日夜晚，不但正面的进攻未能打开一个足够的突破口，而且就连原来插在敌军防线上的据点也放弃了。

这时，侧翼的迂回活动起初很顺利，但后来就被阻遏了。20日夜间，当沿着海岸开始进袭时，新西兰军从第八集团军的后方出发，穿越一片难走的沙漠地带，经过了一次长途跋涉的战斗前进，才把他们的二万七千人和两百辆坦克开到了被称为“普卢姆”(Plum)的山峡附近(在加贝斯以西三十英里，哈马西南十五英里)。但在肃清了前进的道路以后，新西兰军在这个山峡长期被阻，而这里的意大利守军却相继得到先是第二十一装甲师后备部队，后是从马雷特防线右边撤下来的非洲第一百六十四轻装师的四个营的增援。

3月23日凌晨，蒙哥马利看到沿着海岸的进攻显然已毫无恢复的希望，便决定重订计划，全力以赴地向内陆侧翼进攻，因为利用更大的力量重新发动一次攻势，突破哈马的希望就比较大。他命令霍罗克斯和他的第十军司令部以及由雷蒙德·布里格斯少将(Major-General Raymond Briggs)指挥的第一装甲师(一百六十辆坦克)当晚就向内陆进发，并作一次长途迂回，穿过沙漠去增援新西兰军。与此同时，印度第四师(弗朗西斯·图克少将(Major-General Francis Tuker))则从梅德宁向内陆侧面挺进，穿过迈特马泰山去肃清哈卢夫山口(Hallouf Pass)，采用这种办法可以使在沙漠侧面进行大规模机动的那种行军补给线缩短一百多英里。在肃清山口后，图克应该通过离马雷特防线最近的侧面，沿着群山之巅向北推进，这样可以加重对敌军侧翼的威胁，并打开另一条可资利用的冲击线，如果英军经“普卢姆”山峡进行更广泛的机动受到阻碍的话。

新计划是一种很好的设想和巧妙的转变。这表明蒙哥马利具有灵活改变他的出击点、并在受阻时重整旗鼓的能力，甚至比在阿拉曼的做法还要好些——尽管象他习以为常的那样，他事后往往冲淡他这种因随机应变(这是将才的证明)而立的功劳，说什么一切都是从一开始就“按照计划”办事的。从很多方面看来，马雷特战役是他在这次战争中打得最出色的一仗，尽管由于他原先计划试图在靠近海岸的狭窄的沼泽地带搞强行突破，并在没有使用足够的兵力来保证进军的迅速完成的情况下暴露采用沙漠机动的可能性，因而引起过一些麻烦。

这个过早的暴露，变成执行新的代号称为“增压二号”(Supercharge Ⅱ)(这是由于纪念在阿拉曼最后胜利的计划而定名的)进攻计划的主要障碍。新西兰部队在20日到达“普卢姆”附近的消息，引起了轴心国指挥部的警惕(山头观测哨在23日傍晚发现和24日重新发现他们向这一方向的进一步移动)，立刻推论出这预示着蒙哥马利已改变计划，把他的作战重点移到沙漠侧面来了。因此，在英军增援部队到达这一地区的前两天，德军第十五装甲师已调回到哈马附近，做好支援第二十一装甲师和第一百六十四轻装步兵师的准备——这一调度刚好赶上英军预定于3月26日下午发动进攻的时刻。

既然突然袭击已成泡影，“增压二号”的前景也就黯然失色，但是这个损失却由于下面四个因素而得到了补偿：第一个因素是，阿尼姆在24日决定将梅塞的一军撤到阿卡里特河阵地，而不愿它冒被围歼的风险，并拒绝了梅塞打算坚守马雷特防线的要求——这样一来，山峡地区守军的任务不过是尽可能长期顶住英军的突击，以使马雷特防线的几个非机械化师得以脱身而已。第二个因素是突击的道路由空中“掩护炮火”(air barrage)去扫清——提供这种“掩护炮火”的是十六个战斗轰炸机分队，轮番作战，每隔十五分钟一次，每次由两个分队用炸弹和炮火持续不断地进行低飞袭击。这种把守军搞得惊惶失措的德国“闪电战”方法的应用，是由指挥沙漠空军部队的哈里·布罗德赫斯特空军少将(Air Vice-Marshal Harry Broadhurst)组织的，他搞得很有成效，尽管这由于违反了空军参谋部的原则而引起远在后方的他的皇家空军上级们的不满。第三个因素是，做出了实行装甲部队夜间进军的大胆决定，这原是德军经常采用而得益的办法，但英军过去却一直不肯一试。第四个因素是偶然的幸运——当英国装甲部队集结起来并开始穿过敌方反坦克炮林立的山峡两旁时，刮起了一场沙暴，这倒正好提供了掩护。

进攻是在26日下午4时发动的，那时正在落山的太阳照耀得使守军看不清情况。第八装甲旅和新西兰步兵师在前头开路，接着是雷蒙德·布里格斯的第一装甲师在下午6时左右从他们中间穿过，在尘沙飞扬和暮色苍茫的掩护下侵入了五英里，后来在下午7时30分夜幕下垂时便停顿下来，又在月亮升起的午夜以前，他们“排成坚实的方阵”再向前挺进。到3月27日拂晓，已平安地通过了咽喉地带，到达哈马附近了。

但这里的英军由于德军反坦克屏护部队以及由第十五装甲师约三十辆坦克对英军侧翼的一次反攻，被阻了两天。这次阻延却使大部分马雷特防线的守军有足够时间逃脱被切断的危险(尽管他们是徒步行军)，并撤退到了阿卡里特河床阵地上去。主要是在战役的早期阶段，约有五千名意军被俘，在哈马附近的战斗中又有一千名德军被俘——他们以这种自我牺牲的努力，掩护了海岸走廊上部队的撤退，并使大部分轴心国部队安全撤走，而且装备没有什么损失。如果英军这时迅速将冲击线转移，就有可能到达海岸并把他们切断，可惜这个机会错过了。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停顿，蒙哥马利才作好了对付敌军新阵地的准备。

在此期间，巴顿再一次向海岸和敌人后方进攻，为此目的，他得到了美军第九和第三十四步兵师的增援。由第一和第九步兵师为第一装甲师开路，主要的冲击准备从盖塔尔杀向加贝斯，第三十四师打算占领北面一百英里的丰杜克山口，从而打开另一条通往海岸平原的道路。但3月27日对丰杜克发动的进攻，当场就被敌军一道布防不强的防线所遏制，第二天便半途而废。第三十四师因此便向西撤退了四英里，以便脱离敌军的射程和进行整编——这一撤退使敌方在他们的战地报告中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人一遭到我们的进攻就放弃战斗了。”

从盖塔尔开始的主攻于28日发动，但这次主攻在经过更为艰苦的战斗而占领了少许地盘以后，还是被遏制了。这时，蒙哥马利已突破哈马并到达加贝斯，亚历山大便下命令要巴顿在步兵未扫清道路前就出动坦克纵队，向海岸冲击。这一尝试，为敌人组织得很好的一连串的反坦克炮所阻止。经过三天无效的奋战，亚历山大重新命令步兵扫清道路，虽然巴顿拼命打气，可是依然没有多大成效。但对敌人后方进行突破的威胁，使敌方派出第二十一装甲师前往这一地区支援第十装甲师，而这个敌军单薄的后备装甲部队的进一步的分散，大大帮助了蒙哥马利对阿卡里特河阵地展开的正面突击——他用了五百七十辆坦克和一千四百七十门大炮。

这个防区天然是固若金汤的，因为海岸的平坦地带仅四英里宽，上面有一条很深的阿卡里特河，而在河的窄浅处，则有一系列延伸到盐沼地带附近的从平原上耸起的连绵陡峭而不怎么高的山头。但轴心国方面因很迟才做出撤出马雷特防线的决定，以致他们没有多少时间来巩固这个阵地并使它向纵深发展。而对守方更糟糕的是弹药奇缺——由于过早地出击以及推进太远，他们已消耗了大部分有限的补给。

就象在马雷特那样，蒙哥马利最初打算在海岸附近的一个狭窄地区突破敌军的阵地，然后派装甲部队乘胜开过去。第五十一(高地)师准备进行突破，而图克指挥的印度第四师则打算占领以山地为屏障的东端，来掩护它的侧翼。图克却主张正面进攻应予扩大，并向西扩展而占领中部的制高点——这是他根据山地战的原则，即“次高地无用论”而提出的。他深信无论是山地战或夜战，他的部队既在技术上训练有素，就能克服这一艰难的障碍。蒙哥马利接受了这一建议，扩大了正面进攻，他把第三十军团的三个步兵师都用来展开突破性进袭。此外，他不愿等上一个星期到有月光的时节再进攻，而宁愿大胆地做出在黑夜发动攻势的决定，他相信在黑暗中行军不致引起混乱的危险。

在4月5日夜幕下降时，印度第四师开始进军，早在6日天亮很久以前，就纵深地侵入到群山之间，俘获了约四千名俘虏，主要是意军。上午4时30分，第五十和第五十一师在将近四百门大炮轰袭的协助下，发动了攻势。第五十师在反坦克壕一线上受阻，但第五十一师不久就在敌军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虽然这缺口没有印度第四师所打开的缺口大。这两条路线的入侵，给第十军(由霍罗克斯指挥)的装甲部队提供了迅速乘胜前进的机会。他们为此目的，已被部署在贴近战线的后方了。

上午8时45分，霍罗克斯前来图克的司令部，该部办公处记事簿载着：“印度第四师指挥官向第十军指挥官指出，我们已经打垮了敌军；第十军突进的道路已经肃清；立即采取进攻行动就可结束北非的战事。现在正是发动猛攻的时候，不要再吝惜人力和武器了。第十军指挥官给集团军指挥官打电话，要求准许第十军投入战斗，坚持进攻势头。”但可惜这次行动开始得太迟了一点，而且开始乘胜前进时又发生了更长的耽搁。亚历山大的电报说：“蒙哥马利将军在十二点钟时把第十军投入战斗。”这时，德国第九十轻装师已经发动反攻并把英国第五十一师从它所夺取的一些地方赶了出去，部分地封闭了突破口。接着在下午，当霍罗克斯第十军的先头装甲部队为时已晚地开始向这一阵地冲过去时，就被德军第十五装甲师(敌军唯一可用的后备部队)摆开的阵势和展开的反攻所阻遏。这一天，完全没有利用第十军的优势兵力来进一步扩展已由印度第四师打开的缺口。

蒙哥马利以他特有的审慎作风制定了计划：依靠强大的空袭和炮轰的帮助，准备在第二天上午进行突破。但敌人在第二天清晨已逃得无影无踪了。于是，他原来预计的一举歼敌的打击，就变成对已经逃出他掌心的一支部队的跟踪追击了。

蒙哥马利固然已丧失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但他的敌人也失去了封闭突破口和保持他们在阿卡里特河一线的阵地的机会，因为他们三个装甲师中的两个，即第十和第二十一装甲师，为了制止美军对他们后方的威胁，已经调开了。所以前一天晚上，梅塞对阿尼姆说，由于这支增援部队的调开，要在阿卡里特河再守一天也不可能了，在得到阿尼姆的同意后，便把部队撤往离这里一百五十英里北边的昂菲达维尔(Enfidaville)阵地——这是第二道狭窄的海岸平原防线，并且也有山地屏障可以加强防守。

轴心国部队在6日天一黑就开始撤退，他们的大队人马尽管不得不徒步行军，但仍能在11日安然到达昂菲达维尔阵地。走在两个军前面的英国第八集团军的先头部队，虽然全部摩托化，远比那不时摆开阵势以阻止英军追击的德军后卫部队强大，却在两天之后才到达。

为了力图切断敌军退路，亚历山大发动第九军(属第一集团军)进攻并占领丰杜克山口，然后向西推进五十英里穿过凯鲁万(Kairouan)到达昂菲达维尔以南约二十英里的海岸城苏萨(Sousse)。这个新成立的军，归约翰·克罗克(John Crocker)指挥，由英军第六装甲师、第四十六师的一个步兵旅和拥有二百五十辆坦克的美国第三十四步兵师组成。步兵的任务是占领丰杜克山口两边的制高点，以便给装甲部队的进军扫清道路。这次匆忙的进攻规定在4月7日深夜发动。但是第三十四师的部队却推迟了近三小时才开始进袭，由于失去了夜色的掩护，不久就为敌军炮火所阻止，他们汲取了刚在十天前受过挫折的经验教训，更倾向于停止进军和寻求掩护盟军进军的失败，使敌军把火力转向北面，去遏制正在节节进展而即将占领山口以北高地的第四十六师的那个旅。所以克罗克决定不等步兵扫清道路，就投入他的装甲部队作强行通过，因为进攻的全局关键，取决于能否对海岸平原来一个迅速突破。

这一进攻是第二天，即4月9日，由凯特利少将(Major-General Keightley)指挥的第六装甲师发动的，坦克被击毁了三十四辆，只伤亡了六十七人，这种损失看似重大，但同他们在进军途中所必须克服的种种困难相比：要穿越布雷区和冲过有德军十五门反坦克炮夹击的狭长通道，这些损失也就微不足道了——所有反坦克炮都被粉碎了。直到下午，装甲部队才通过德军阵地，克罗克因此决定暂停进军，把扩张战果的事等到第二天再说，并把一些部队调回扎在山口入口处保护妥善的野营里过夜。这一决定是审慎的，和他早先做出的大胆决定截然相反。但布雷区还得打开缺口，使车辆得以通过。当时有报告说，由拜尔莱茵指挥的从南方撤退的德国装甲部队已经临近凯鲁万。4月10日拂晓，第六装甲师恢复向东推进，但当他们赶到凯鲁万时，撤退的敌军纵队已经安然通过这一公路中心。防守丰杜克地区的少量德军分遣队(两个步兵营和一个反坦克连)也已溜走，他们已经完成了拜尔莱茵交给他们的任务——必须在4月10日上午以前把英军第九军阻挡住，以掩护梅塞部队撤到海岸走廊。他们的处境是如此危急，占压倒优势的部队使他们前后受敌，然而他们终于脱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功绩。

轴心国的两支军队现在连接起来防守从北部海岸到昂菲达维尔长达一百英里的弧形地带。虽然这暂时改善了他们的处境，但是这点好处，由于他们遭受的损失，特别是武器方面的损失，而减少了。面对着目前要向这一弧形防线进攻并在人数和武器方面日益占优势的同盟军，势力日蹩的轴心国军甚至连守住这一条已经缩短了的防线也嫌过长了。况且阿尼姆经2月间反攻在靠近迈杰兹巴卜和北边所占领的地盘，大部分已为由奥尔弗里中将(Lieutenant-General Allfrey)指挥的英军第五军在3月底至4月初发动的攻势所夺回，因此这正好便利盟军对突尼斯和比塞大发动新的向东冲击。

同盟军未来的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战役地点的选择问题，很受政治和心理因素的影响。艾森豪威尔在3月23日及以后给亚历山大的信里主张把主要力量放在北部，即第一集团军驻地，巴顿的军队应调到那里参与决定性的冲击，以便振作美军士气。亚历山大在拟定计划时，接受了这些建议，4月10日他命令安德森作好准备以便在22日左右发动主攻。他也屈从于巴顿反对把指挥权再次拨归第一集团军的强烈抗议，而做出了这样的安排，即美国第二军仍应继续在他自己的统率下单独作战。与此同时，他拒绝了蒙哥马利关于应把第六装甲师(它刚与第八集团军连接起来)划归第八集团军的要求，同时他通知蒙哥马利说，一部分第八集团军将成为辅助性部队，并且他必须把他两个装甲师中的一个(第一师)调出来去增援第一集团军。

这一次，政策和战略的利益正相一致，北部地区由于进攻之路更广阔以及补给线更短，同盟军的优势兵力可有更多的用武之地，而循着昂菲达维尔通往南部的道路展开有效战斗，希望不大，因为使用装甲部队障碍很多。

美国第二军的部队分阶段从南边转移到突尼斯的北部地区，规定每天约有二千四百辆车辆通过英军据守的弧形后方地带，这是参谋工作的一个复杂的成就(美国奥马尔·布雷德利现接替巴顿，指挥第二军，因巴顿已回去担任美方参加进袭西西里战役的计划工作)。英军第九军也已沿一条较短的路线北调，被安插在英国第五军和法国第十九军之间的右翼中心地点——现在他们已与同盟军右翼的第八集团军靠近了。

根据亚历山大4月16日发表的“最后计划”，这次进攻是分四路向心突击。第八集团军与霍罗克斯的第十军打算于4月19日夜晚穿过昂菲达维尔朝北向哈马马特(Hammamet)和突尼斯出击，目标是切断邦角(Cape Bon)半岛的颈部并把出入的通路堵住，以便阻止轴心国剩余部队撤往那里进行持久的抵抗。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同盟军要穿过一条至少有五十英里长的非常难走的咽喉地区。在这条线近旁的法国第十九军，要始终保持一种威胁的压力，并充分利用它的友邻部队推进时可能提供的一切机会。拥有一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的英国第九军，则将于4月22日凌晨在蓬杜法赫和古拜拉特(Goubellat)之间出击，其目的是为装甲部队在那里作开路的突破。在它左边，拥有三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的英国第五军则作为主力，于同一天傍晚在迈杰兹巴卜附近出击，针对由德军第三百三十四师的两个团所防守的长达十五英里的地区。美国第二军翌日在北部地区发动攻势；这个绵延四十英里的地区是由曼陀菲尔师的三个团和第三百三十四师的一个团防守，但他们的士兵还不到八千人，而美国第二军却有九万五千人。

象这样的一种总反攻——各地几乎同时发动——看来大有可为。就目前同盟军二十个师的战斗力来说，就拥有三十多万人和一千四百辆坦克。据同盟军情报部门的正确估计，九个德国师(它们构成防守在长达一百英里的弧形地带的骨干力量)的兵力总共不过六万人，而他们的坦克总数不到一百辆——一份德军报告甚至说适于作战的只有四十五辆。此外，阿尼姆于4月20日晚上在迈杰兹巴卜南面发动的一次糟透了的攻势，尽管在黑夜中侵入约五英里，但一到黎明时分就被击退，并没有能打乱英军在这一地区的进展及其发动的攻势。

但同盟军的总反攻，虽然及时发动，却未能按计划去执行。德军的防守还是十分顽强，并能巧妙地利用复杂的地形把同盟军的优势兵力堵住。亚历山大的“最后计划”因此而失败，它必须重订——成为倒数第二个计划。

第八集团军用三个步兵师向昂菲达维尔发动攻势，在紧靠海岸地区的群山地带，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次攻势就此被阻，损失惨重——终于使蒙哥马利和霍罗克斯那种可能把敌人从这一咽喉地带“赶出去”的乐观信念落了空。意大利部队在这里和德军一样顽强作战。更往内地，英国第九军的装甲大军终于在蓬杜法赫西北的科尔齐亚(Kourzia)地区的敌军阵地侵入八英里。但这时阿尼姆把他那七零八落的第十装甲师(这是他的唯一有实力的快速预备队，现在它的坦克力量只剩下不到攻方所有的十分之一，即只有三百六十辆适于作战的坦克)介入战斗，英军的进展就这样被制止了。担任主攻的英国第五军，面对防守这一中心地区的两个德国步兵团的顽抗，进展缓慢，经过四天的鏖战，仅在迈杰兹巴卜以外地区推进了六至七英里。这时，进攻已确实被阻遏下来，并且由于德军用非洲军的大部分残余坦克拼凑成一个坦克旅也参加作战，在有些地方还被赶了回来。在北部地区，穿过崎岖难行地带的美国第二军，在它进攻的头两天稍有进展，后来在4月25日，才发现敌人已悄悄地溜回到几英里以外的另一道防线去了。总之，同盟军的这次攻势，没有在任何地方取得真正的突破，到处都陷于停滞不进的状态。

但是，轴心国部队为了挫败这次进攻，亦已搞得紧张不堪并已用尽他们少量的物资。到4月25日，他们两个军的油的补给量已降低到大约只剩四分之一——仅够行车二十五公里——而所剩下的军火，只够再打三天仗了。那时，他们很少有什么弹药和燃料的补给——他们打退同盟军的冲击原是寄希望于此。而这一点就成为同盟军下一次进攻决定胜负的因素。他们的食物补给也十分短缺——阿尼姆事后曾说：“即使同盟军不发动进攻，至迟到6月1日我也只好投降，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吃了。”

2月底，隆美尔和阿尼姆打的报告中说，如果最高统帅部决定要坚守突尼斯的话，每月至少得有十四万吨的补给，才能维持轴心国部队的战斗力。罗马当局敏锐地感到航运的困难，把装载数量压缩到十二万吨，并估计补给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运输途中就有被击沉的可能。但结果在3月份这个月里，只有两万九千吨补给到达轴心国部队，其中四分之一经由空运。对比之下，在这个月里，单单美国就把四十万吨补给安然运到北非港口。4月份，轴心国部队的补给已缩减到两万三千吨，到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却只少到两千吨了。这些就是同盟国的空军和海军(主要是英国的)依靠对敌方航运活动的出色情报工作，控制通过地中海的补给线的力量。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轴心国部队的抵抗为什么突然崩溃的原因，这比同盟国任何领导人在其报告中所解释的崩溃原因要清楚得多。

亚历山大的新的“最后计划”，是间接由于昂菲达维尔咽喉地带被堵塞这一事实而提出来的。4月21日，那里三个师的进攻失败已经是令人痛心的明摆着的事，蒙哥马利鉴于损失越来越大，被迫停止进攻——这样一来，象上文已经讲过的那样，却使阿尼姆得以把他所有残余的装甲部队北调，以阻止英军突破迈杰兹巴卜东部地区的主要攻势。蒙哥马利打算在29日继续进攻，把进攻集中于海滨狭窄地带，而不再力图占取内陆高地。这一指令虽已为霍罗克斯所接受，但遭到两个主要的师指挥官图克和弗赖伯格的强烈反对。他们的警告性的意见被证明是正确的，因新攻势一发动就被阻止了。第二天，即4月30日，亚历山大来到前线同蒙哥马利讨论了局势，接着就下令把第八集团军两个最精锐的师拨归第一集团军，为的是在迈杰兹巴卜地区发动一次新的和强有力的冲击。在昂菲达维尔进攻失败以前，图克就曾主张采取这条进军路线。其实早就应该采取这条路线的，因为向昂菲达维尔的进攻，甚至连象牵制那里的轴心国部队和阻止对中央地区增援这样的有限目标都没有达到。

这一调度一经决定，就很快付诸实施。两个选出的师即印度第四师和第七装甲师，在同一天黄昏以前开始向西北方面作长途转移。第七装甲师当时还在后方留守，它必须沿着崎岖不平的路迂回走近三百英里的行程，但在两天之内就走完了这段路程——坦克是用转运机载运的。这两个师被划给承担决定性出击任务的第九军，而该军则向北边靠拢，集结在第五军据守地区的后面以便出击。霍罗克斯本人也在转移之列，他是去接任第九军的指挥的，因为克罗克在一门新的迫击炮的实地射击中受了伤，——在此大好时机，他个人却遭到了命运的播弄。

与此同时，布雷德利统率的美国第二军，于4月26日夜间在北部地区重新发动攻势。该军企图穿越这一山区，打了四天硬仗，却为敌方的顽强抵抗所挫败。但是持续的压力使敌方物资极度紧张，军火奇缺，敌军不得不退到马特尔(Mateur)以东较为难守的新防线。这次撤退是在5月1日到2日的夜间巧妙地完成的，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但是新防线离比塞大港口基地只有十五英里，因此现在防线深度十分不够，其情况就跟面对着突尼斯的迈杰兹巴卜地区一样。

防线深度不够，这对补给品奇缺的守军却是个致命伤，而这又保证了同盟军在5月6日发动新攻势的必胜性。因为只要攻破第一道防线，德军就不再可能用灵活防守和机动撤退的办法来继续抵抗了。轴心国部队虽曾设法顶住同盟军以前的进攻，但他们终究是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价，即几乎耗竭了他们贫乏的贮备，所剩下的仅是只够暂时应付攻方压倒优势炮火的弹药以及进行最短距离反击活动所需的燃料。此外，由于突尼斯的机场已无法掌握，而且几乎所有剩下的飞机都已撤往西西里，因而他们也缺少空中掩护。

轴心国部队的司令官们对迫在眉睫的打击，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们早已从无线电中截获了同盟国已从第八集团军调出大量部队到第一集团军去的情报。但在他们缺乏辎重的情况下，即使明知道对方要袭击，也无助于迎击这样的袭击。

亚历山大名为“火神”(Vulcan)的新计划，规定由第九军用锤击的方式进行突破。他们得穿过第五军，向迈杰达尔河(Medjerda River)以南谷地那条不到两英里宽的非常狭窄的德军战线出击。这次冲击由一巨大的密集队来发动，在四个“步兵”坦克营的支持下，由英国第四师和印度第四师领先，第六和第七装甲师殿后。装甲部队拥有四百七十多辆坦克。等到两个步兵师侵入防线约三英里深处的时候，两个装甲师当即冲过去，第一步到达离出击点十二英里或到突尼斯一半路程的圣西普里安(St. Cyprien)。在亚历山大的命令里，他强调“首要目标是占领突尼斯”，以防止敌军的任何集结，并须不停顿地“肃清凡是敌人继续盘踞的地方”。

作为第九军进袭的序幕，第五军奉命在5月5日傍晚占领布奥卡兹山(Djebel Bou Aoukaz)侧高地——经过几场硬仗，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此后，第五军的主要任务是要“打开一条通道”，让第九军得以由此进行冲击。由于敌军已不再拥有开展有效反攻的手段，结果这个任务顺利完成了事。

如果第九军的冲击，按原来计划在白天发动的话(鉴于第一集团军缺乏夜袭经验)，要打开通道就可能比较困难了。但在图克的坚持下，原计划有所改变，发动进攻的时间规定为凌晨三时，这样就可充分利用没有月亮的黑夜作为掩护。又根据他的坚决要求，对所有已知的敌军据点，进行中心控制的连续而集中的猛轰，以代替通常的掩护炮火，炮弹的消耗因此增加了一倍，提高到每门炮一千发。这一集中猛轰，使战线上每隔两码就落下一枚炮弹，比去年秋天在阿拉曼的掩护炮火要稠密五倍。由四百门大炮直接支持这次集中袭击所产生的毁灭性效果，因从拂晓开始的两百多架次的猛烈空袭而更加剧。

到上午九时半，印度第四师以伤亡百余人的代价突破了一个很深的缺口，并上报前面已没有任何真正抵抗的迹象——告诉军司令部说，装甲部队现在“要走多快多远就能走多快多远”。上午十时以前，第七装甲师先头部队就开始冲过步兵所占领的防线。在右翼，英国第四师出动较迟，推进也较慢，但在其左翼友邻军冲击的帮助下，在中午以前也到达了目的地。这样，这些装甲师终于有可能向前推进。然而在下午三、四点钟时候，他们就在马西科(Massicault)附近被迫停下来过夜——这里超过其出击点仅六英里，超过步兵占领的那一条线仅三英里，而离突尼斯还有四分之三的路程。第七装甲师的战史上曾对这种过分谨慎的作风有过解释，说是司令官“认为在两个装甲师所控制的坚固阵地上都部署一个旅，比之放松对两个阵地的控制从而使补给工作这样的长期任务变得复杂化起来，要明智一些”——这一解释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未能掌握关于乘胜追击这一基本原则，并且也未能贯彻这种原则的精神。象在阿卡里特河的战役那样，霍罗克斯和装甲师的司令官们对战机的反应太迟钝，不去多多发挥机械化部队具有的灵活性的潜力，而只是继续保持步兵所特有的速度进行作战。

这种小心谨慎是多余的。就袭击迈杰达尔河以南八英里处宽仅两英里的战线来说，这里只有两个很弱的步兵营和第十五装甲师的一个反坦克营防守着，支持他们的还有不到六十辆坦克的一支混合编队的部队——这几乎是轴心国部队仅存的坦克。这样一条非常单薄的防线却遭到支持这次袭击的飞机大炮高度集中的轰炸，被彻底摧毁了。此外，由于缺乏燃料，阿尼姆已不能按计划把他的第十和第二十一装甲师的非装甲残部北调。这一致命的燃料奇缺情况，在制约他们的行动方面，确是比英军精心设计的诈骗计划——似乎他们要再次出击科尔齐亚地区——还要卓有成效。

5月7日拂晓，第六和第七装甲师又重新开始推进，但又表现出过度谨慎，在圣西普里安，它们就被拥有十辆坦克和少数大炮的一小股德军所阻挡，一直到下午。他们于下午3点15分才接到向突尼斯推进的命令。半小时以后，第十一轻骑兵团的装甲车辆进了城，自从北非战役开始近乎三年以来，这个团所起的先头作用至此圆满成功。达比郡义勇骑兵队即第六装甲师的装甲车团，也几乎同时进城。接着来到的是坦克和汽车载运的步兵，以便扩大并完成对这个城市的占领。在这一过程中，热情奔放的居民向他们投掷鲜花和飞吻，弄得部队寸步难行，不知如何是好。这甚至比从那些来自已经陷入混乱和解体状态的德军孤立地区里的零星抗击还要厉害。那一天傍晚，抓到一大批俘虏，第二天早上被捕获的也就更多，而极大部分德军却设法从城里往北和往南逃跑，至于在市区四郊作战部队的残部，被冲击突尼斯的盟军部队打得七零八落，也纷纷向各方退却了。

在此期间，美国第二军在北部地区重又发动攻势，以与英军的突击相配合。5月6日进展缓慢，抵抗似乎还很强烈，但到第二天下午，第九步兵师的侦察兵却发现道路畅通，他们便在下午4点15分长驱直入比塞大，原来敌人早已撤出该城并向东南方向撤退了。正式入城的任务让给了8日到达的法国非洲军。从马特尔推进的第一装甲师，开头两天就受到阻遏。在南部更远地方的第一和第三十四步兵师也同样被阻。但到8日，第一装甲师发现敌军防线已在崩溃，推进不难，因为敌军弹药和燃料都已消耗殆尽，而英国第七装甲师又正在敌军后方从突尼斯沿着海岸转向北部推进。

敌方既已遭到英美先锋部队的夹击，又无抵抗或退却的方法，因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投降。在天黑以前，第十一轻骑兵队的先头分队已截获了约一万名俘虏。第二天 (9日)晨，另一个分队的部分人马，冲到法里纳港(Cape Porto Farina)(在比塞大东二十英里同名海角的附近)，在那里他们接受了九千多名群集在海滩上的德军的投降，其中有些人正在可怜地试图编搭木筏——后来这群俘虏被移交给随后到达的美国装甲部队，才松了一口气。上午9时30分，德军第五装甲师和北部地区的指挥官韦尔斯特将军(General von Vaerst)向阿尼姆发出电报说：“我们的装甲部队和大炮都已被摧毁：没有弹药和燃料。我们将战斗到底。”最后一句话是带有一点壮烈意味的荒唐话，因为没有弹药，部队是无法作战的。韦尔斯特很快获悉，他的部队都认为这样一个悲壮的命令是多么荒谬，他们都纷纷投降了。因此：到了中午，他同意率领其残部正式投降，这使同盟军在这一地区的全体俘获人员增加到近四万名。

当轴心国的军队被分裂时，他们的极大部分驻扎在突尼斯南部。这一地区根据其自然条件原来较易防守，同盟国司令官们预料那里的敌军是会进行较长时期抵抗的。但是，在那里，同样也因为弹药和燃料告罄，敌军只经过短期的抵抗，很快就崩溃了。崩溃的加速，是和敌军都感到绝望有关，因为即使有些地方还剩下一些物品，但轴心国部队都知道新的补给不可能再得到——由于同样原因，他们知道逃跑也不可能。

亚历山大那时的目标是，阻止梅塞部队(轴心国部队南面部分)撤退到巨大的邦角半岛，并在那里修建“决一死战”的阵地。因此，第六装甲师一经占领突尼斯，就马上奉命转向东南，并向半岛基线较近的一角哈马姆立夫(Hamman Lif)进发，而第一装甲师也朝着同一方向集中。在哈马姆立夫，群山紧靠大海，平坦的海岸地带只有三百码宽。这一狭窄的隘道，被德军一支分遣队所占有，他们还得到从机场防线撤出的八十八毫米口径的大炮的支持，同盟军设法强行通过，却被挡住了两天，但这一障碍终于被同盟军同心协力的奋战所克服。第六装甲师步兵占领了俯瞰全城的高地，大炮则有计划地分段扫清市街，然后一个坦克纵队沿着惊涛拍岸的海滩出击，在这里他们得到较好的掩护，免遭一门仍在开火的德国大炮的袭击。到10日黄昏时分，同盟军已扩展到横越半岛的基线，到了哈马马特，从而切断了敌军幸存的部队。由于燃料奇缺，敌军未能向半岛撤退。第二天，第六装甲师向南推进，抵达正在昂菲达维尔附近拦阻英国第八集团军的轴心国部队的后方。虽然这些敌军手头还有一些弹药，但他们显然已被包围，逃脱无望，所以只好迅速投降了。

到13日，所有剩下的轴心国司令官和他们的部队全都投降了。只有百来个人渡海或乘飞机逃往西西里，此外还有九千名伤兵和病号早在4月初就撤走了。至于最后俘获多少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5月12日，亚历山大的司令部给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说，从5月5日开始，俘虏的人数增加到十万人，当清点完毕时，总数似将近十三万。后来的报告中又说“俘获总数达十五万人”。但在亚历山大战后发表的军事文电中却说人数是“二十五万”。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是同一整数，不过加上了“将近”这一个修饰词罢了。艾森豪威尔说是“二十四万人，其中德国人将近十二万五千人”。但非洲军在5月2日给罗马的报告中说，4月份领取口粮的部队在十七万和十八万之间——这是在这次战役最后一星期激战前所提供的数字。因此，很难设想俘虏的人数会超过这支部队的将近百分之五十。负责部队给养的后勤部门不见得会低估部队的人数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战争到了最终的几个阶段，在最后所知的德军领取口粮的士兵人数和同盟军所声称的俘虏人数之间，差距显然还要大得多。

但是，不论在突尼斯俘虏的确切人数多少，俘获人数之多是可以肯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它消灭了轴心国在地中海战场上大部分久经战斗考验的部队，不然的话，他们本来可能用来堵住同盟军即将开始的对西西里的进袭的——这次进袭是他们重返欧洲的第一个和关键性的阶段。

第二十六章　通过西西里重返欧洲

回顾起来，1943年同盟军攻占西西里，看来好象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其实这次初步重返欧洲却是一个冒进的行动，当时许多情况都没把握。其结果所以能得到成功，更多地应归功于一系列长期潜在的因素。首先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盲目虚骄，他们都力图在非洲“保全面子”。其次由于墨索里尼对他的德国盟友怀着妒惧交加的情绪，并且不愿让他们在保卫意大利领土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最后则由于希特勒有着同墨索里尼不一致的看法：认为西西里并不是盟国的真正目标——这一错误的判断，部分是出于英国所“埋下”的诈骗计划中一个非常巧妙的策略。

第一个因素尤其重要。在整个战争中，具有最大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是，希特勒和德国总参谋部——它们经常不敢在英国海军威力所及的区域内发动海外远征——起初不肯给隆美尔调派足够的兵力去扩大战果，到最后却又派出那么多的部队渡海前往非洲，以致失去了防御欧洲的希望。

还有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上一年11月，英美进入法属北非的部队乘德军不备，给予猛击，但此后德军却出乎意外地取得了阻挡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向突尼斯进军的胜利，他们便因此而干了这件致命的蠢事。当同盟军先锋部队相当谨慎地向东推进时，德军对这一威胁做出了迅速的反应，着手空运部队横渡地中海，希望挫败同盟军早日占领突尼斯和比塞大这两个港口。德军守住了山间通道，形成了两军长期对峙的局面。

但是，这一阻遏行动的成功，更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信他们可以无限期地守住突尼斯了。因此，他们便决定派出足够多的增援部队，以抵制艾森豪威尔的不断增兵。他们的赌注下得越大他们越感到不能撤退而不损面子，而与此同时，不论是撤退还是坚守，对他们来说，困难都在增加，因为优势的同盟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在西西里和突尼斯之间的海峡，加强了扼守的力量。

德军和意军在突尼斯所建立的桥头堡，使同盟军在整个冬天束手无策，同时也为隆美尔残部提供了掩护，这支残部是从阿拉曼结束其二千英里撤退而到达这里的。虽然同盟军未能及早占领突尼斯，但总的说来这件事却对同盟军大有好处。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还有时间和机会撤走德国和意大利部队时，他们总是听不进有关撤退的任何论点的。

为说服希特勒尽最后一次努力，使他明白撤退的必要性，隆美尔于1943年3月10日飞往东普鲁士的希特勒总司令部。隆美尔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是如何的徒劳无功：“我尽量强调‘非洲’部队必须撤回意大利重整装备，使他们担负起保卫我们欧洲南部侧翼的防务。我甚至向他提出了一项保证——这种事情，我通常是不愿这样做的——用这些部队，我可以打退同盟军对南欧的任何侵犯。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注：《隆美尔文件集》，419页。]

当同盟国部队逼近桥头堡准备“开刀”时，轴心国部队只好垂头丧气地坐待挨打——他们白白地放过了4月份多雾天气所提供的机会，如果他们被允许撤退的话，那是能够掩护他们的上船和输送的。4月20－22日，他们还曾设法阻止同盟军攻破他们防线的初步尝试，但到5月6日，当他们的阵地又一次被同盟军大规模进攻所突入时，他们就崩溃了。接着是全面突破，这主要由于桥头堡太浅，也由于守军明知他们是背对着一个对他们不利的海在打仗。

敌军在突尼斯的八个师(包括隆美尔的大部分老战士和意军的精锐部队)全部被俘，这使意大利和意属岛屿几乎完全处于无戒备状态。这些部队原可以为从意大利进入欧洲的通道提供十分坚强的防卫力量，这样，同盟军取得进攻胜利的机会也就不大了。但同盟军并不打算立即利用这个机会——尽管早在1月份就已决定下一步应在西西里登陆，而突尼斯的占领也与预期的时刻相近。对同盟军来说，幸而由于敌方司令部方面发生内部争执和意见分歧，所以这样的机会还继续存在着。

在这里，我们将看到首先由韦斯特法尔将军(General Westphal)(他是当时驻在意大利南部的总指挥凯塞林陆军元帅的参谋长)所提供的另一点证明，即由于意大利已没有剩余的机动机械化部队，它的军事首领们要求德国人提供一支装甲师类型的强大增援部队。那时，希特勒倒是被这一迫切需要打动了心，他给墨索里尼打了一份私人电报，答应给他五个师。但墨索里尼没有告诉凯塞林，就给希特勒写了回信，说是他只要三个师——这就是说，除了已经在运往非洲途中的两个由分遣队临时组成的师以外，只要一个新的师就够了。墨索里尼甚至表示不希望德国再派军队来。

墨索里尼由于高傲和畏惧相交织的心情，不愿接受这次5月中旬提出的协助。让全世界和他自己的国民看出他是依赖德国人援助的，这是他受不了的。正象韦斯特法尔所说的那样：“他希望意大利由意大利人自己防守，却闭眼不看这样的事实，即他那些部队的窳败情况，是完全不可能实现他的想法的。”但是他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不愿让德国人在意大利取得统治地位。他既急于把同盟军拒之门外，也几乎同样地急于把德国人拒之门外。

新的参谋长罗阿塔将军(General Roatta)(前任西西里司令官)最后这样地说服了墨索里尼：要守住意大利及其前哨岛屿，较大量的德国援军是必需的。于是，他便同意让更多的德国师开进来，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得服从意大利司令官的战术控制。

驻扎在西西里的意大利卫戍部队，只有四个野战师和经常驻防海岸的六个师，这些都是装备很差和士气低落的部队。当非洲崩溃时，正派往那边去的德国分遣队被组成一个师并命名为“第十五装甲榴弹师”，但它只有一支坦克部队。快到6月底时，以同样情况重建的“赫尔曼·戈林”装甲师被调到西西里。但墨索里尼不同意把这两个师组成一个由德国指挥官统率的军。它们被置于意大利军司令官古佐尼将军(General Guzzoni)直接统率之下，分成五个快速预备队沿着这直径一百五十英里的岛布防。德国高级联络官森格尔·埃特林中将(Lieutenant-General von Senger und Etterlin)，带领一个小规模的作战参谋处和一个信号连，以便实施紧急控制。

后来墨索里尼愿意接受德国更多的援助时，希特勒对提供这些援助却疑虑重重起来，并在危险地点究在何处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怀疑意大利人会抛弃墨索里尼而与同盟国讲和——这一怀疑很快为事实所证明——正因为这样，他对于投入更多的德国师这一点是有顾虑的，深恐他们的盟友一旦溃败或倒戈时，这些师就会被切断。另一方面，他开始觉得墨索里尼、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凯塞林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即他们认为同盟军的下一步行动，将从非洲出发，一跃而登上西西里岛。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恰恰是他错了。

在迎击同盟军重返欧洲的战役中，希特勒最大的战略弱点在于他自己征服的范围太大了——从大西洋的法国西海岸一直伸展到爱琴海的希腊东海岸。对于同盟军将在哪里出击，这一点他是很难估计的。而在同盟军方面，最大的战略优势则在于他们可以凭借制海权广泛地选择进攻目标，以及他们所具有的那种分散敌人注意的力量；希特勒必须经常提防同盟军从英国出发，渡过海峡出击，同时，他当然也担心英美在北非的部队可能在西班牙和希腊之间他的南方战线上的任何地方登陆 [注：见本书上册第二十章地图(西北非)。] 。

希特勒认为同盟军的登陆地点很可能是撒丁岛(Sardinia)，而不是西西里。撒丁岛将为进入科西嘉岛(Corsica)提供一个方便的踏脚石，和为跃入法国或意大利本土提供一个位置适当的跳板。同时；同盟军在希腊登陆也是意料中事，希特勒希望在后方保有后备部队，以便调动他们赶向那里。

当时，西班牙海岸上发现了一具被海浪卷上岸来的“英国军官”的尸体，纳粹在西班牙的特务从这死者身上找到很多文件副本，因而助长了上述想法。除了身份证和个人通讯外；文件中还包括一封私人的信——死者原是带这封信的人——这封信是英帝国参谋部副参谋长，即中将阿奇博尔德·奈爵士(Lieutenant-General Sir Archibald Nye)写给亚历山大将军的。信上提到最近一些官方电报中关于即将进行的战役，并在其附注中指出，同盟军打算在撒丁岛和希腊登陆，但在他们的“佯装计划”中，却要竭力使敌人相信西西里乃是他们的进攻目标。

尸体和信件是英国情报局一个部门所策划的，是巧妙骗局的一部分。这个骗局策划得如此巧妙，竟使德国情报部门的头头信以为真，尽管这未能改变意大利首脑和凯塞林认定西西里将是同盟军下一步进攻目标的看法，但看来给希特勒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根据希特勒的命令，第一装甲师从法国调往希腊，支持那里的三个德国步兵师和意大利第十一集团军，而新成立的第九十装甲榴弹师则用来增援在撒丁岛的四个意大利师。对这个岛的进一步增援，遇到了补给上的困难，因为在为数不多的港口内，大部分船码头都已被同盟军轰毁，但是作为一种外加的保险，希特勒把施图登特将军的第十一空运军(有两个伞兵师)从法国北部调到南部，准备同盟军在撒丁岛登陆时用空降伞兵进行反攻。

与此同时，同盟国的计划工作进展较慢。在西西里登陆的决定本来是个折衷方案，而下一步目标究竟如何，完全没有做出结论。1943年1月，美国和英国参谋部首长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会晤，一开始，两国的意见就有分歧，这和他们名为“联合参谋部”(Combined Chiefs of Staff)的名称极不相称。美国人(金海军上将、马歇尔将军和阿诺德将军(General Arnold))希望，北非一经肃清，就结束被他们看作是所谓地中海的牵制攻击，而把部队撤回到直接对付德国的战线上来。英国人(布鲁克将军、庞德海军上将(Admiral Pound)和波特尔空军上将(Air Chief Marshal Portal))认为直接渡过海峡进袭欧洲的时机尚未成熟，并且认为在1943年就进行这种尝试如果不是招惹灾祸也就是徒劳无益——回顾一下历史，这个估计是无可置疑的。为了保持对德国的压力并把德国部队从俄国前线吸引过来，大家一致认为有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必要。在英国方面，联合计划参谋部主张在撒丁岛登陆，但英国和美国参谋部首长们一致倾向于在西西里登陆——这也是丘吉尔的主张——因此，关于这方面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最有力的论据是，占领西西里是肃清地中海海上通道的有效措施，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船舶运输——自从1940年以来，极大部分运往埃及和印度的部队和粮食不得不绕道南非。

1月19日在做出进攻西西里的决定时，联合参谋部首长们把这次进攻目的规定为：“第一，使地中海运输线更为安全；第二，分散德国对俄国前线的压力；第三，加强对意大利的压力。”至于如何进一步扩大战局的问题则悬而未决。要试图对下一步进攻目标做出决定，会再次引起意见的分歧——但在这种问题上，为了圆通而迟迟不决，很容易导致战略上的无所准备。

在制订进袭西西里计划时，显然也没有一种迫切感。尽管曾预期突尼斯的征服可能在4月底完成，但是联合参谋部的首长们却把7月份有月亮的时期定为在西西里登陆的日期。英国人在1月20日提出了这一个“哈斯基作战计划”(Operation Husky)的计划纲要，规定在地中海的东西两面分别调集部队进行一次向心的海上进军和入侵。一致同意艾森豪威尔为最高司令官，亚历山大为副。(这次承认美国为联盟的大伙计，意味深长，因为英国总司令级别高而资格老，并且在这次战役中，英国仍将提供大部分部队。)一个特别计划参谋部于2月初成立，司令部设在阿尔及尔，但其支部却分得很散，就拿空军来说，分散性不但表现在地区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思想方面——其结果是，在西西里战役期间，空军活动便没有紧密地或是很好地同陆军和海军的需要相配合。计划草案送来送去，耽搁了不少时间。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以及两位精选的陆军指挥官蒙哥马利和巴顿，都忙于从事最后阶段的北非战役，以致没有能给下一步行动以足够的关切。蒙哥马利直到4月底才腾出时间研究计划草案，并要求对计划做出较多的修改。5月3日重订了计划，而联合参谋部首长们最后同意和批准计划的日期为5月13日——这时已是德意部队在突尼斯前线崩溃后的一个星期，也正是敌军最后残部投降的那一天。

计划工作上的这些耽搁更令人遗憾的是，带头入侵西西里的十个师当中，只有一个师参加了非洲战役的最后阶段，而新到的部队倒有七个师之多。如果同盟军紧接轴心国部队在非洲的崩溃就在西西里登陆的话，那就会发现岛上几乎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要不是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期间以及在这以后一直催促应在6月份登陆，那么敌人就会有更长的时间来加强西西里的防务了。丘吉尔的建议得到联合参谋部的支持，但地中海地区的司令官们却不准备在7月10日以前入侵。

计划中的主要改动地方是，巴顿的部队(西线特遣部队)不在靠近巴勒莫(Palermo)的西西里西端登陆，而要在靠近蒙哥马利的部队(它的登陆地点现在更为集中)的东南端登陆。鉴于敌人有时间进行可能的增援，入侵部队的这一更紧凑的结集倒是一次正确的预防措施，用来对付敌军猛烈反攻的危险——尽管结果证明这一预防措施是不必要的。但是这却失掉了在一开始就占领巴勒莫港口的机会——要不是新两栖车辆(DUKW)和坦克登陆艇(LST)能够解决在海滩上维持补给的话，那么这一失招势必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个重订的计划也失去了原计划中的分散敌人注意力的效果，因而倒使敌军在同盟军登陆以后得以结集他们被冲散了的后备部队，并使其堵住同盟军穿过岛屿山地中心地带的进军。如果巴顿在靠近巴勒莫的西北海岸登陆的话，他就很可能早已踏上作为敌军补给线或退路的墨西拿海峡(Strait of Messina)的那条路——这样一来，在西西里的所有敌军便可能都被围歼。结果却让德军的几个师逃跑了，这对同盟军的下一步进展有着极坏的影响。

然而，当同盟军第一次准备重返欧洲时——并且又是第一次通过海运对敌占的海岸进行大规模袭击——同盟军为了安全而犯错误是非常自然的。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是由八个师同时进行登陆袭击的，其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十一个月以后同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第一天和以后两天就有约十五万部队登陆，最后的总数约为四十七万八千人——其中英军为二十五万人，美军为二十二万八千人。英军登陆的地点是在岛的东南角长达四十英里的海岸地带，而美军是沿着南部海岸长达四十英里的地带登陆的，在英军左翼和美军右翼之间，留下了一道二十英里长的中间地带。

海军方面的作战计划，是在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Admiral Sir Andrew Cunningham)的领导下制订和执行的。计划包括最后导致夜间登陆的一系列类型复杂的活动，但这次登陆自始至终都十分顺利，这应该归功于计划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作为一次两栖登陆，这比去年11月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火炬作战计划”更见成效，同盟军从那次登陆中已学得了不少东西。

东线海军特混部队(英国)由海军中将伯特伦·拉姆齐爵士(Vice-Admiral Sir Bertram Ramsay)指挥，拥有七百九十五艘船舰，此外还携带了供海滩登陆用的七百一十五艘登陆艇。第五和第五十师(以及第二百三十一步兵旅)从地中海东端的苏伊士、亚历山大和海法乘船前来，他们将在锡腊库扎(Syracuse)和帕塞罗角(Cape Passero)之间的西西里东海岸的南部地带登陆。第五十一师从突尼斯乘船前来，其部分人马在马耳他停留，目的要在西西里东南角登陆。加拿大第一师从英国乘两艘护航舰前来，就在岛的东南角以西登陆——大部分部队则是乘第二艘行驶较快的护航舰，在登陆前的十二天，即6月28日，从克莱德(Clyde)前来的。它就在美国护航舰的前头穿过了比塞大附近布满水雷的海峡。

西线海军特混部队(美国)由H·肯特·休伊德海军中将(Vice-Admiral H. Kent Hewitt)指挥，由五百八十艘船舰组成，并随舰队携带有一千一百二十四艘登陆艇。乘两艘护航舰从大西洋开来的第四十五步兵师，在奥兰稍作停留后，装上它的坦克登陆艇和较小的船只离开比塞大，作为右翼在斯科格利蒂(Scoglitti)登陆。第一步兵师和第二装甲师，从阿尔及尔和奥兰上船，以便在杰拉(Gela)登陆。第三步兵师全部乘登陆船和登陆艇在比塞大上船，作为左翼在利卡塔(Licata)登陆。

这一巨大舰队的护航船队，在海军和空军掩护下，没有遇到任何严重的阻扰，结集在一起，顺利航行。只有四只护航中的船和两艘坦克登陆艇由于潜水艇的袭击遭到损失。在迫近登陆地点时，也绝未遭到敌军空袭的损害，敌机一直牢牢地被压制住，大多数护航队甚至未被发现，同盟军在这个战场上具有如此巨大的空中优势——四千多架作战飞机对德国和意大利的一千五百来架飞机——以致敌军轰炸机在6月份撤往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基地去了。7月2日以后，同盟军对西西里机场进行猛烈而持续的攻击，所以在登陆那天，只有少数次要的着陆点还可使用，大多数未遭损毁的敌方战斗机则已撤往本土或撒丁岛去了(在整个战役中，被摧毁的轴心国飞机实际上不会超过两百架，但同盟国宣布共摧毁一千一百架)。

7月9日下午，护航队开始到达马耳他岛东面和西面的集结地区，但这时狂风怒啸，海浪汹涌，较小舰艇有遭到覆没的危险，登陆也有很大的困难。幸而到了夜半，风浪缓和了，虽讨厌的余波未息，但只有一小部分进袭舰艇未能准时驶抵海滩。

海上运载部队登陆以前，同盟军进行了空降(由英国第一和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执行)，效果很差。同盟军试图实施象这类性质的大规模出击，还是第一次，不但缺乏经验，并且要在夜间完成，当然是有困难的。强大风暴增添了航空上的困难，推迟了运输机和拖曳机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加之其降落还遭到了高射炮火的干扰。美国伞兵部队在方圆五十英里的地区分散成若干小股，英国滑翔部队也同样散得很开，它的一百三十四架滑翔机中有四十七架却落到了海里。不过，这些空运部队的这种无意的散开，倒在敌人的后方引起了普遍的惊慌和混乱，若干小股的伞兵占领了重要的桥梁和公路交叉点，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攻方固然因突如其来的风暴而遭到麻烦，但守方却被解除了武装，所以对攻方来说还是有利的。敌军虽说在下午已发现五艘护航舰正从马耳他岛向北驶去，天黑以前又得到一系列的情报，高级统帅部根据这些，提出了警告，但这些警告或者根本没有传达到下级司令部，或者传达到了而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德军后备部队在收到报告后一小时就戒备起来，守卫海岸的意大利部队却在那里想当然地认为狂风怒涛至少会保证他们再过一个太平无事的夜晚——坎宁安海军上将在他的电讯里恰如其分地提到了这件事，他说这些不利的情况“使那些因连续几晚戒备而疲乏不堪的意军在他们的床上辗转反侧，谢天谢地地说：‘今晚他们怎么也不会来了。’可是他们就是来了”。

意军不仅感到身体疲惫不堪，而且他们中大多数人对战争已厌倦了，象墨索里尼那样好战狂的人毕竟是少数。此外，海岸防守部队又大多是西西里人，这个选择的用意是因为想到，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是一定愿意战斗到底的。但是这种臆测或者是无视于长期以来他们对德国人的明显憎恶，或者是无视于他们从现实出发的想法，即他们意识到作战愈卖力，留给他们家园的东西就会愈少。

到7月10日黎明，同盟军舰艇的巨大行列铺天盖地而来，满载着增援部队的登陆艇也源源不绝地抵达，他们是来支持早些时候好几次的登陆冲击的。守卫者看到这种情况，更不想抵抗了。

海滩上的防线很快就被摧毁，同盟军上岸时，敌人炮火只造成极少的伤亡，这使冲击部队中许多人由于晕船所感到的痛苦大大地减少了。至于进袭的第一阶段情况，亚历山大曾用两句话来概述：“从来是不值一提的那些防守海岸的意大利师几乎一枪未发就瓦解了，而那些野战师则一遇到同盟军就象迎风扬糠那样四散逃跑了。大规模投降是常有的事。”这样，从第一天起，防守的担子就几乎全部落在两个凑合起来的德国师以及随后增援的两个师的肩上了。

在入侵部队还没有在岸上站稳脚跟的紧急时刻，曾有过一次来势汹汹的反攻。这是由赫尔曼·戈林师同另一个新式五十六吨“虎式”坦克分遣队一起发动的，那时，这个师奉命驻守在卡尔塔吉罗内(Caltagirone)四周，那里离海岸二十英里，位于俯瞰杰拉平原的山区地带，而美国第一步兵师就是在杰拉平原登陆的，幸而这个打击是在第二天才来临的。一小股意军的旧式轻型坦克在头天早上有过一次很英勇的小规模反击，并曾突入杰拉城里，后来被赶走了，但主要的德国纵队却被阻滞在路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在那里出现。即使这样，也只有少数美国坦克登上了陆，因为在浪涛拍岸和拥挤不堪的海滩上进行起卸发生了麻烦。岸上也缺少反坦克炮和大炮。德国坦克密集成小股从平原上冲杀而下，摧毁了美军的前哨，并冲到接连海滩的沙丘地带。看来似乎攻方会被赶下海去，但瞄得很准的海军炮火刚好在这紧急关头打退了德军的攻势。另一支德国纵队和一个“虎式”坦克连一道对四十五师左翼进行了威胁性的冲击，也同样被打退。

第二天第十五装甲榴弹师的两个战斗队，经过急行军从西西里西部抵达美军战线，而赫尔曼·戈林师这时已调往英军地段了，其任务是切断英军在那里的扩展性进军，当时它看来确是威胁最大，因为它已经逼近东海岸中途点的港口城市卡塔尼亚(Catania)，而那里的三个美军滩头堡都还不稳，而且尚未连成一气。

英军的登陆也和美军的登陆一样；只遇到很少的抵抗，并且由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任何反击，它得以前进无阻。虽在起卸的过程中，多少遭到一些麻烦和耽搁，但总的说来，这要比易受攻击的西边海滩好得多。登陆一天后，德军的空袭比较频繁，但由于空中掩护较好，所以英国船舶损失很少，其情况和美军地段几乎相同。在那些曾经于几年前目击地中海战事的人看来，正如坎宁安海军上将说过的那样，这“几乎象是奇迹，那么庞大的舰队能在敌军的海岸抛锚停泊……因空袭而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象这样未受敌军截击的事，可以说是这次两栖进袭成功的主要因素。但在下一阶段，其进展却因遇到另一种空军作战而遭受阻拦。

在开头三天里，英国部队就肃清了岛的整个东南地带。接着，蒙哥马利“决定以极大的努力，从伦蒂尼地区向卡塔尼亚平原突破”，并命令“在7月13日晚上发动一次主攻”。关键问题是夺取离卡塔尼亚南边几英里的锡美托河(River Simeto)上的普利马索莱(Primasole)桥。为此目的使用了一个伞兵旅。空降到指定地点的伞兵虽只有一半，但这部分伞兵终于完成了保证桥梁完整无损的任务。

至于下一阶段的情况，在第十一空运军(它组成德国空运部队)司令官施图登特将军的记述中，作过概括说明。他的两个师被希特勒指定驻扎在法国南部，如果同盟军象希特勒预料的那样在撒丁岛登陆的话，它们就准备飞往那里，但是，空运部队是一支非常灵活的战略后备部队，很容易调去应付各种不同的局面，正象斯图登特在记事中所表述的那样：

当同盟军于7月10日在西西里登陆时，我立即建议用我的两个师在那里发动一次空降反攻。但是，希特勒批驳了这个建议，约德尔尤其反对。所以第一伞兵师起初仅仅从法国南部飞往意大利——部分到罗马，部分到那不勒斯——而第二伞兵师还是和我一起留在尼姆(Nimes)。可是当意大利部队开始整批崩溃时，第一伞兵师很快就被派往西西里，当作地面部队去增援那边人数不多的德军。这个师的一部分用飞机连续分批送出去，将其空投在我们战线后方的卡塔尼亚南部东边地段。我曾希望把他们空投在同盟军战线后方。第一个分遣队被空投在我们战线后面约三公里的地方，并且由于奇怪的巧合，这支伞兵部队和投在我们战线后方去打通锡美托河上那座桥的英国伞兵部队几乎同时着陆。他们战胜了英国伞兵部队，并把桥梁从他们手中夺了回来。这是7月14日的事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355页。] 。

当英国主力部队开到后，便进行了三天激战，终于夺回了这座桥梁，并重新打开了通往卡塔尼亚平原的道路。但他们向北推进的意图，由于德军后备部队不断加强抵抗而未能如愿以偿。这些后备部队目前正集中起来满布在这条直接通往六十英里外的墨西拿的东海岸路线上(墨西拿位于西西里的东北角，靠近意大利的“脚尖”)。

这样就使迅速肃清西西里的希望落空了。蒙哥马利被迫把第八集团军的主力西调，以便穿过内地山区和埃特纳山(Mount Etna)周围迂回前进，并与向东进军的第七集团军相配合——第七集团军于7月22日到达北部海岸并占领了巴勒莫，虽然由于到得太迟而未能切断向东撤退的敌军机动化部队。新计划对巴顿军队的任务作了重大改动。它由原来为企图向墨西拿进行决定性冲击的第八集团军侧翼打掩护和分散敌方注意力而发展到成为一支发动攻势的力量，并且最后成为一支主要的先锋部队。

为了按计划于8月1日发动新的攻势，两个新步兵师(美国第九师和英国第七十八师)从非洲调来了——兵力总数增加到十二个师，这时德军也得到了增援，增援部队为第二十九装甲榴弹师和在许贝将军(General Hube)(目前由他指挥战役)统辖下的第十四装甲军司令部。许贝的任务，不是确守西西里防线，而仅仅是实施一种延迟行动，并掩护轴心国部队安然撤离——这一决定由古佐尼和凯塞林各自做出，时间是在7月25日同盟军重新发动攻势前和墨索里尼被推翻后不久。

西西里东北部崎岖不平的地势(三角形多山地区)有助于这样一种延迟行动。地势有利于守方，它每后撤一步就使战线缩短一些，这样只要比较少的守军就够了，而在同盟军方面虽具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却格外舒展不开，苦于无用武之地。巴顿曾作过加速进展的尝试，他发动过三次小规模的两栖跃进——第一次是8月7－8日深夜在圣阿加塔(Sant' Agata)登陆，第二次是8月10－11日深夜在布罗洛(Brolo)登陆，第三次是8月15－16日深夜在斯帕达福拉(Spadafora)登陆，但每一次他们都因发动太迟，未能收效。蒙哥马利也在8月15一16日深夜试行一次小型登陆，但当时敌军殿后部队已经北撤——大部分敌军则已渡过海峡撤回到本土去了。

渡过海峡的撤军组织得很好，大部分是在六天七夜中执行完毕的，没有遭到同盟军海空军部队的任何严重的截击，也没有遭到严重的损失。近四万名德军和六万多名意军安全撤走。虽然意军除了带走大约两百辆车辆外，其余的东西都被抛弃，但德军除了带走四十七辆坦克、九十四门大炮以及一万七千吨补给和装备外，还带走了近一万辆车辆。约在8月17日上午6时30分，美军的先头巡逻队进入墨西拿，不久一支英国部队也来到了——他们受到了欢迎，欢迎者兴高采烈地高呼着：“你们这些游客，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的？”

敌军这一考虑周密的“逃遁”计划是成功的，这就使那天亚历山大在给首相所做的关于这次战役业已结束的报告中，只得用这样的空话来搪塞：“1943年8月17日上午10点钟，最后一名德国士兵被赶出了西西里……可以认为，在这个岛上的所有意大利部队早在7月10日被歼灭，只有少数残部可能已逃回本土去了。”

从文件记录中可以推算出，在西西里的德军是六万名多一点，意军有十九万五千名(据亚历山大当时估计德军为九万名，意军为三十一万五千名)。被俘的德军为五千五百名，一万三千五百名伤兵在撤退以前已被送往意大利，因此被打死的不过几千名(英国估计是二万四千名)。英军的损失是：二千七百二十一名被打死，二千一百八十三名失踪，七千九百三十九名受伤——总共一万二千八百四十三名。美军的损失是：二千八百一十一名被打死，六百八十六名失踪，六千四百七十一名受伤——总共九千九百六十八名。这样看来，同盟军损失总数约二万二千八百人。就战役的巨大政治和战略成果来说——促使墨索里尼垮台和意大利投降，付出的代价不算很大。但是，如果同盟军能充分利用两栖作战部队侧翼包围活动的话，那么俘获的德军人数可能会更多一些，从而扫清进军的道路。这是坎宁安海军上将的看法，他在刚开战后的几天里就曾在其电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

第八集团军没有利用两栖作战部队的机会。小型坦克登陆艇近在手边，即可利用……登陆船只又召之即来……对于这些在我看来是制海权和灵活作战的无价之宝，没有加以利用，无疑是有军事上的充分理由的。但是应该考虑到将来：那些必然会使敌人不安的即使是小规模的侧翼行动，是否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避免代价昂贵的战斗。

使凯塞林大松一口气的是，同盟国最高统帅部没有在凯塞林从西西里撤出的部队背后，即在意大利的“脚尖”地区卡拉布里亚(Calabria)登陆，堵截他们渡过墨西拿海峡的退路。在西西里战役的整个期间，他一直提心吊胆，唯恐当他没有部队可以用来迎击的时候，同盟军采取这样一次突击。在他看来，“对卡拉布里亚的辅助进攻，将使西西里登陆变成一次同盟军压倒一切的胜利”。直到西西里战役结束，以及在那里作战的四个德国师顺利逃脱时为止，凯塞林只有两个德国师来护卫意大利的整个南部。 [注：坎宁安：《电文集》，第2082页。]

第二十七章　入侵意大利——投降和受阻

“一事成功则万事成功”，这是一句从古老的法国谚语中衍生出来的名言。然而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说来，却往往证明“一事失败并未事事落空”这句话也是对的。为当时权力所摧毁的种种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在它们的领袖们获得殉难的光轮以后，往往会获得新生并终究会巍然屹立。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比活着的耶稣更强大。征服的将军们常在被征服者面前显得黯然失色——汉尼拔 [译者注：汉尼拔(公元前247一前188)，迦太基名将。] 、拿破仑、罗伯特·E·李和隆美尔等人的不朽令誉都是明证。

在各国历史上可能也有同样的情况，尽管是以某种更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人人知道这句话，即在战争中“英国人只要打赢一仗——最后一仗”。这表明了他们的特色，那就是以灾难开始而以胜利结束。这种做法，危险性大而付出的代价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是，最后的结局，往往可能从最初的事情中去追根究源，遭到早期失败的英军及其盟军，由于使敌人过于自信，终于导致敌人把战区铺得太开而无法收拾。

此外，即使局面已扭转过来了，但没有能马上取得成功，这有时倒会变得非常有利，倒会有助于取得更圆满的成功，并使最后成功更有把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中海战役中，这种情况曾突出地出现过两次。

由于同盟军在1942年11月从阿尔及尔向突尼斯最初进军遭到挫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便因而受到鼓励，派出大批增援部队渡海去那里，六个月以后，同盟军终于围歼了他们，俘获了轴心国的两个集团军——这样也就扫除了同盟军自己从非洲渡海扑向南欧的主要障碍。

其次一个例证是，进袭意大利本土的失策却变成了好事。在迅速占领西西里和墨索里尼垮台后，第二次的和较短距离的跃入意大利曾好象是一桩比较容易的事。前景更显得光辉灿烂，因为意大利投降是瞒着德国人秘密进行的，并且这是和同盟军主力登陆同时宣布的。那时，只有六个实力不强的德国师在意大利南部，两个师在罗马附近，而他们得承担迎击同盟军进袭和压服前盟友意大利这样的双重任务。

但是，凯塞林陆军元帅却设法在解除意大利部队武装的同时，阻止了侵入者，并使盟军在离罗马一百英里的战线上停滞不前。过了八个月，同盟军终于进入意大利首都，接着他们又停滞不前，再过八个月，他们总算冲出狭窄多山的半岛而进入意大利北部平原。

然而，这种在1943年9月看来已非常接近的结束的长期拖延，却给同盟军总的前景带来了重大的补偿。最初，希特勒原想从意大利南部地区撤出他的部队并在北部地区建立一条山地堵截阵线。不料凯塞林的防御取得了意外成功，这便使希特勒不顾隆美尔的忠告，把大量人力物力倾注于南部，其目的无非是尽可能长时间的保住意大利更多的领土。采取这一决定，是以牺牲很多人力物力为代价的，而这些人力物力，希特勒不久就需要用来应付更可怕的威胁德国两面受敌，东面来自俄国，西面来自诺曼底的同盟军。

就同盟军本身的兵力而言，同盟军部队在意大利吸引的德军数量较之其他战线为多。此外，意大利战线是一条德军能够冒最小风险而让出地盘的战线；而他们越是想竭力去守住半岛各处漫长的战线，他们就越是由于战线铺得太开而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崩溃。这种看法，对在意大利由亚历山大率领的同盟军来说，是一种宽慰，因他们想早日获得胜利的希望久已落空了。

即使这样，也得承认，发动大规模的远征并不期望遭到挫败，尽管这种挫败最后可能变得有利。人类的天性是不会希望失败也不会寻求失败的。因此，关于究竟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怎么会弄成这样的问题就值得探讨了。

同盟军挫折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没有及时利用在意大利通过反战政变推翻墨索里尼统治所提供的机会。政变是在7月25日发生的，但同盟军却在六个多星期后才攻入意大利。推迟的原因是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5月底，英国和美国三军头头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美国人在会上是反对从西西里进入意大利的这种意见的。他们唯恐采取这一步骤，会对进袭诺曼底和在太平洋打败日本的计划有所干扰。直到7月20日，当在西西里的意大利部队已表示出他们急于想要投降的愿望时，美国参谋部的首长们才同意接着就进军意大利。但这时要立刻跟踪追击已嫌太迟了。

“无条件投降”的政治要求，也是一个障碍，这要求是由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先生于1月份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制订的。以巴多里奥元帅(Marshal Badoglio)为首的意大利新政府当然急于想知道和同盟国政府谈判是否可能取得较有利的条件，但他发觉要同他们接触有困难。英美两国驻梵蒂冈的公使显然是一条容易打交道的途径，然而，就象巴多里奥所记述的那样，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因为异乎寻常的，英美两国官方竟都缺乏远见。“英国公使通知我们说，很遗憾，他的密电码非常陈旧，几乎可以肯定德国人是知道这种密码的。他并且劝说我们说，不能用这种密码来同他的政府进行秘密联系。美国代办答复我们说，他没有密码。”因此，意大利人只好等待，到了8月中旬，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派一名专使去葡萄牙访问的似乎说得过去的借口，在那里，他便和英美代表会晤。即使到这时，这种转弯抹角的谈判，使问题的解决更加拖延。

与此相反，希特勒对意大利新政府有可能与同盟国讲和以及放弃与德国所订的同盟，却及时采取了对策。7月25日，罗马发生政变，恰好那一天，隆美尔前往希腊去担任指挥工作，刚在午夜前，他接到电话，告诉他墨索里尼已被推翻，并要他马上飞回设在东普鲁士森林里的希特勒司令部。第二天中午到了那里，他就“奉命在阿尔卑斯山集结部队，并作好有可能进军意大利的准备”。

进军不久便开始了，其中一部分采用伪装的办法。由于担心意军可能在同盟国伞兵部队的援助下突然封锁阿尔卑斯山脉的隘口，隆美尔便在7月30日命令德军先头部队越过边境占领各个山口。借口是保卫通往意大利的补给线，防止破坏或伞兵进袭。意军提出抗议，一时并以拒绝他们通过相威胁，但迟疑不敢开火，避免同他们的盟友发生冲突。那时，德国部队的渗透扩大了，其所用借口是：减轻意大利人保卫北部领土的重担，以便他们增援南部，因为同盟军显然几乎任何时候都可能在南部登陆。从战略上来看，这一论点非常有理，意大利的首脑如果不是明白表示倒戈的话，简直很难加以拒绝。就这样，9月初，隆美尔所率领的八个德国师便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边疆境内站住了脚，这对南部的凯塞林部队来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或增援。

此外，第二伞兵师这支特别顽强的部队已从法国飞往罗马附近的奥斯蒂亚(Ostia)。德国空运部队总司令施图登特将军和它一起飞来。在战后受审时他说：

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事先没有得到这个师将要开到的通知，而只是被告知它是要用来增援西西里或卡拉布里亚的。但我从希特勒那里得到的指示是，要我让这个师留在罗马附近，又把已经开到那里去的第三装甲榴弹师也归我指挥。我准备用这两个师去解除罗马周围意大利部队的武装。 [注：利德尔-哈特审问。并参看利德尔-哈特；《山那边》，356－357页。]

由于这几个师的来到，同盟国准备在罗马空降一个空降师(马修·李奇微将军(General Matthew Ridgway)指挥的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以支援意军守住其首都的计划便被作废了。如果同盟国实现这一增援的话，那么凯塞林自己的司令部就要发生危险，因为它正是设在罗马东南仅十英里的弗拉斯卡蒂(Frascati)。

即使如此，给施图登特指定的任务，事前看来，还是十分艰巨的。巴多里奥元帅已在罗马地区集中了五个师的兵力，尽管德国人力图说服他从这些师中调出几个师来帮助防守南部的海岸。除非和直等到这些师可能被解除武装，否则凯塞林处境困难，既要对付英美两支进犯部队，又要对付早已盘踞在意大利南部他的六个师赖以给养和撤退的路线上的第三支敌军。这些师和在这次战役中损失惨重而从西西里逃出来的四个师组成第十集团军，由菲廷霍夫(Vietinghoff)统率。

9月3日，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开始入侵，他们从西西里渡过狭窄的墨西拿海峡，在意大利的“脚尖”上登陆。同一天，意大利代表与盟军秘密地签订了停战条约。但双方约定：在盟军进行第二次和主要的登陆战(计划在意大利的“胫骨”即那不勒斯南部的萨勒诺进行)前保守秘密。

9月8日午夜，英美第五集团军在马克·克拉克将军统率下开始在萨勒诺海湾登陆——几小时前英国广播公司广播了关于意大利投降的正式文告。意大利领导人没有料到登陆会来得这么快，并且他们在傍晚才知道发表了广播。巴多里奥不是没有理由地抱怨说，因为他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所以难于和同盟军配合。但是，关于意大利缺乏准备和惊恐不安的情况，艾森豪威尔秘密派往罗马的特使马克斯韦尔·泰勒(General Maxwell Taylor)早已一清二楚。那天早晨，艾森豪威尔收到了泰勒一份警告性的电报，说是前景不妙，因此李奇微原先要对罗马进行的空降计划就此被取消了。那时，想恢复原先计划，即在那不勒斯北边沿沃尔土诺河(Volturno River)空降李奇微部队去堵截敌军开往南面向萨勒诺增援的计划，也嫌太迟了。

意大利投降的广播文告也使德国人大吃一惊，但德军在罗马的行动却是迅速而果断的，尽管与此同时，由于同盟军在萨勒诺登陆，在意大利南部引起了危机。

如果意军的行动(Action)跟上意军的假装(Acting)的话，那结局可能会大不相同，过去几天，他们一直隐瞒着自己的意图，而只是向凯塞林释疑，关于这一点，凯塞林的参谋长威斯特法尔将军在其记述中写着这样一段讽刺的话：

9月7日，意大利海军部长、海军上将德·库滕伯爵(Admiral Count de Courten)访问凯塞林陆军元帅，通知他说，意大利舰队将在8日或9日从斯培西亚(Spezia)出发，向英国地中海舰队挑战。他噙着泪水说，意大利舰队可能得胜也可能全军覆灭。接着他详尽地描述了他所拟定的作战计划。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359页。]

这些严肃的保证，造成了令人信服的印象。第二天下午，韦斯特法尔和另一位名叫图森特(Toussaint)的将军，驱车前往蒙特罗通多(Monterotondo)(罗马东北十六英里)的意军司令部。

罗阿塔将军热诚地接待了我们，他和我详细讨论了意大利第七集团军和德国第十集团军在意大利南部进一步采取的联合作战行动。当我们正在谈论时，瓦尔登堡上校(Colonel von Waldenburg)打来电话，报告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的广播文告的消息……罗阿塔将军向我们保证，说这无非是一种拙劣的宣传伎俩而已。他说，联合作战还是照我们已经安排好的那样继续搞下去。 [注：同上。]

韦斯特法尔并不完全相信这些保证，当他深夜回到弗拉斯卡蒂的德军司令部时，发现凯塞林已经对所有下级司令部发出了名为“轴心”(Axis)的密码暗号——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即意味着意大利已脱离轴心，应立刻采取行动，解除意军的武装。

下级司令部根据情况和他们自己的部署，采取了说服和武力兼施的方式。在罗马地区，由于形势对施图登特很不利，他就采取了突击战术。

我试图用空降部队占领意大利总司令部。但这只得到部分成功。在司令部里一个地方，俘获三十名将军和一百五十名其他各级军官，另外一处的人则继续抵抗。总参谋长则在上一天晚上跟着巴多里奥和国王一起溜走了。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360页。]

意大利司令官们不去试图压倒施图登特的两个师，而是使意大利部队赶紧脱出他的控制，并把他们往东撤到蒂沃利(Tivoli)，而把首都留给了德军。这也为谈判扫清道路，在谈判中，凯塞林采取了比较温和的说服态度，提出建议：如果意军肯放下武器，他们可以立刻回家。这一建议是违背希特勒命令的，因为他要把全部意军俘虏起来。不过，这一建议却证明更有效地减少牺牲和节省时间。其结果可以用韦斯特法尔的话来说明：

当意军接受了德国提出的要它全面投降的建议后，罗马周围的局势就完全平静下来了。这也消除了第十集团军补给方面的危险。……

罗马不必再成为战场这一点，也使我们感到欣慰。在投降协定中，凯塞林陆军元帅答应使罗马成为一座不设防城市。他答应单单由警察队伍(二个师的兵力)占领罗马，去保卫电话通讯等等。这一措施，一直到德国结束占领为止，始终保守不变。投降后，我们又可以同德国最高统帅部保持无线电联系了，这种联系从8日以来就中断了。这次意军未经流血而被解决的进一步结果是，有可能立即调动部队从罗马地区沿着公路开赴南部去增援第十集团军。……这样，原来的许多麻烦克服之后，罗马周围的情况，好到不能再好了。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360－361页。]

直到这时，希特勒及其最高统帅部的军事顾问们，都以为凯塞林的部队要完蛋了。韦斯特法尔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证词：

从8月份以来，在人员、武器和装备各方面给我们的供给和补充几乎完全断绝了。那时，所有的要求都被最高统帅部搁置一边，总是说：“以后我们看看再说。”这种异乎寻常的悲观情绪，在意大利北部的(隆美尔的)B集团军的运用上也许亦有所流露。B集团军接到命令，要他们把设法逃脱盟军和意军夹攻的我军残部开入亚平宁阵地。

凯塞林陆军元帅也认为局势是严重的。但照他的看法在某种情况下，要掌握它还是有办法的——同盟军越是在南部遥远的地方实行预期的大规模登陆，机会就越好。但是，如果敌军从海上和空中进入罗马一带，那就很难保证第十集团军不被切断了。我们在罗马附近的两个师远远无法承担消灭强大的意军和驱逐登陆的同盟军这样的双重任务，更谈不到还要保持第十集团军后方运输线的畅通无阻。早在9月9日，令人不愉快的事实是，意军正在堵住通往那不勒斯的公路，这也就堵住第十集团军的补给。该军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因此，9日和10日，同盟军没有在罗马周围的机场空降；总司令就不禁松了一口气。在这两天里，我们每时每刻都提心吊胆，唯恐同盟军在意军配合下进行空降。毫无疑问，这些空降会大大激励意军和那些对我们没有好感的平民。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361－362页。]

有关这件事，凯塞林本人一语破的地指出：“如果在罗马空降以及在附近海岸登陆，而不是在萨勒诺登陆的话，那么就会自动地迫使我们从意大利南半部撤出我军。” [注：同上书，362－363页。]

尽管如此，盟军在萨勒诺登陆以后的那些日子)对德军来说；是一个极度紧张的时期，并且由于对那里发生的情况缺少情报更使他们焦虑不安。“战争的迷雾”从来没有这样浓过——这是由于德军正在一个盟友的国内作战，而这个盟友却突然背弃了他们。这种情况仍可引用韦斯特法尔的叙述来说明：

关于萨勒诺的形势，总司令起初也知道得很少。电话线联系中断了——因为这是靠意大利的邮政网通话的。修复不容易，因为他们一直不允许我们查看意大利的电话线路技术。无线电联系起初也不能用，因为新成立的第十集团军司令部的电讯员不熟悉南部的特殊的大气条件。

对德军来说，幸运的是同盟军主力登陆的地点正是德军预料的地点，因而凯塞林能够极其便利地集中其少量兵力在那里迎击同盟军。英国第八集团军向意大利“脚尖”的进军，也没有超出德军的预期，而且离凯塞林部队太远，因此也不构成直接威胁。由于同盟军司令官们不愿意冒远离空军掩护范围的风险，凯塞林也占到了很大的便宜——根据他的估计，他可以指望同盟军会因袭常规，恪守这种限制的。同盟军在萨勒诺登陆，乐观地用了一个叫做“雪崩作战计划”(Operation Avalanche)的代号，其结果却大遭挫折。的确，马克·克拉克本人把这一次登陆看作“几乎是一场灾难”(Near Disaster) [注：克拉克：《故意的冒险》(Calculated Risk)，179页。] 。登陆部队总算勉强地顶住了德军的反扑，而没有被赶下海去。

按原先计划，马克·克拉克曾建议在那不勒斯北面的加埃塔(Gaeta)海湾登陆，因为那里的地形比较开旷，不象萨勒诺那样，岸边的山地有碍从海滩向内陆推进。但当同盟国空军总司令特德告诉他说：如果战火蔓延到加埃塔地区的话，就得不到空军的很好的支持，克拉克就让步了，并同意选定萨勒诺为登陆地点。

在同盟军的某些部分，有人坚决认为，要有效地攻德军的不备，并打得他们晕头转向，登陆地点就不应受上述限制，他们竭力主张在意大利的“脚跟”亦即塔兰托(Taranto)和布林的西(Brindisi)地区登陆，这里也许是一条“敌人最意料不到的战线”(The line of least expectation)，不会担多大风险，而且还有希望早日占领这两个良港。

而这里的登陆，直到最后时刻才把它作为一种辅助性行动附加到计划里去。但在塔兰托登陆的部队只有英国第一空降师，并且这部队也是匆忙地从突尼斯的休息营地集中起来乘着一些临时凑集的舰艇急速渡海而来的。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不过当他们登岸时，没有携带坦克，也几乎没有大炮或机动运输车辆。事实上，这支部队刚好缺少为好好利用这个已经赢得的机会所不可缺少的那些东西。

我们对同盟军的入侵已作了一般性的评述，现在进而对作战进程作一次较为详细的探讨。这次战争是从9月3日蒙哥马利第八集团军渡过狭窄的墨西拿海峡开始的。

这次在卡拉布里亚登陆的“海湾城作战计划”(Operation Baytown)命令，直到德军末批后卫部队从西西里撤退时(8月16日)才发布。即使在那时。命令也没有具体规定每个部队的“目标”——正如蒙哥马利在19日给亚历山大的电报中所挖苦的那样。亚历山大在回电中方才迟迟规定目标。他告诉蒙哥马利说：

你的任务是在意大利的“脚尖”上占领一个桥头堡，从而使我们的海军部队能渡过墨西拿海峡。

如果敌军从“脚尖”撤退，你就得用你所能动用的部队跟踪追击。记住一点，你在意大利的南端和敌人交战的规模越大，你对“雪崩作战计划”(即萨勒诺登陆）的帮助也就会越大。

对富有战斗经验的第八集团军来说，这是一个微不足道而又有点含糊不清的目标。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们没有试图使我的行动同在萨勒诺登陆的第五集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就帮助第五集团军登陆这个辅助性的目的来说，第八集团军的登陆地点，也是极不相宜的——它离萨勒诺有三百多英里之遥，要走过一条狭窄而多山的道路，这里正好是敌军进行阻挠的理想地点。“脚尖”上只有两条好路：一条沿西海岸边，一条沿东海岸边，这样只能用上两个师，每个师各由一个旅带路，不论在哪一条进军的路上，连部署一个营以上的兵力都往往有困难。这使敌军不需要在这个地区保持大量部队，此外，他们既然能断定盟军的大部队将在别处登陆，那么他们更感到多此一举。一旦第八集团军被派往卡拉布里亚半岛，第五集团军进行突击的机会就会减少，因为敌人原来必须估计在内的其他突击可能性也就不必再多加考虑了。就牵制敌人这点来说，“脚尖”是最不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地方。敌军可以安全地从那里撤走，而使入侵部队在那里苦于无回旋的余地。

尽管看来不大可能会遇到任何强烈的抵抗，但蒙哥马利在“脚尖”处的登陆进袭，仍然是以他一贯谨慎细致的作风来进行的，在第三十军的指挥下，调集了约六百门大炮，以便从西西里海岸展开优势的弹幕射击，来掩护迈尔斯·登普西将军(General Miles Dempsey)统率的第十三军渡过海峡并在勒佐(Reggio)附近的海滩登陆。调集这么多的大炮所花费的时间，使进攻日期比原定日期推迟了好几天。一百二十门海军大炮的放射进一步加强了进攻的炮轰。

早几天，据情报部门报告说，德军在“脚尖”附近仅留驻“不超过两个营”的兵力，而且连这点兵力也布置在离海滩十多英里的地方，以掩护通往半岛北部的道路。敌军撤退的消息，引起观察家们的评论，他们说，事先的弹幕射击倒象是“大铁锤敲胡桃”。这句话是讲对了，但不够精确，因为连一个要敲碎的胡桃都没有。这样做只是浪费大量军火而已。

9月3日上午4时30分，用于袭击的两个师(英国第五师和加拿大第一师)在空旷的海滩上登陆，这里连地雷和铁丝网也没有。一份加拿大的笔记幽默地写着：“那天发生的最顽强的抵抗，是来自勒佐动物园里逃出来的一只美洲狮豹，看来它很得旅的指挥官的欢心。”步兵在袭击中毫无伤亡，傍晚时分就占领了半岛上的“脚尖”，深入范围超过了五英里，没有遇到抵抗。三名掉队的德军和三千名意军成了俘虏。意军自愿给英国登陆艇帮助卸货。在随后几天内，当进袭者在“脚尖”向前推进时，也没有遇到任何激烈的抵抗，只不过与敌军后卫部队发生了短暂的接触罢了。但德军撤退时却搞了不少精心策划的爆破，这倒使第八集团军的挺进不断受到阻挡。到第四天，9月6日，才好容易从登陆的海滩进展了三十英里。直到10日，才抵达半岛最狭窄的“脚尖”关节处，这里离萨勒诺还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路程。

但据蒙哥马利说，亚历山大在9月5日访问第八集团军时，“他极为乐观”，并带来了意大利人已在两天前私下签署停战协定的消息。蒙哥马利指出，亚历山大“显然准备以意大利人准备实践其诺言作为他制订计划的基础的”。蒙哥马利对亚历山大的这种信心表示怀疑——“我告诉他说，我的看法是：等到德国人一旦发现出了什么事，他们就会压制意大利人的。”事情证实了这种判断，蒙哥马利在其日记中这样说。

亚历山大对“雪崩作战计划”的前景如此充满信心，确是令人吃惊，因为在这事发生前的两个星期，德国军事评论家泽托里乌斯(Sertorius)作过一次时事预测的广播，说同盟军的主要登陆地点将是那不勒斯一萨勒诺地区，并以卡拉布里亚半岛的登陆为辅。

还在一个星期以前，即在8月18日，希特勒已经发布过命令，说是要对付这一威胁，这些命令意味深长地说：

一、必须估计到意大利在敌人压力面前迟早是要投降的。

二、为了对此作好准备，第十集团军应保持撤退路线的畅通。意大利中部，特别是罗马地区，在此以前应一直由侦察部队担任防守。

三、在首先受到最大威胁的从那不勒斯到萨勒诺的沿海地区，要从第十集团军中集结至少三个机动队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大队。这一军中所有不属机动部队的人员，都应调到这一地区来。最初，完全机动部队人员，可以留在加坦萨罗(Catanzaro)和卡斯特罗维拉里(Castrovillari)参加机动战役。第一伞兵师部队人员可以用来保卫福贾(Foggia)。如果敌人在那不勒斯-萨勒诺地区登陆，必须坚守该区。卡斯特罗维拉里隘口以南地区只须进行阻滞活动就够了。……

凯塞林把他在南部的八个师中的六个师，拨归新成立的第十集团军统辖，由菲廷霍夫指挥，它的司令部设在萨勒诺东南的内陆城市波拉，因为希特勒曾在22日亲自告诉菲廷霍夫，要他把萨勒诺看作“重心所在”(象第十集团军战争日记所记录的)。凯塞林的其他两个师驻在罗马附近，处于后备状态，准备在“意大利一旦背叛时”占领罗马并保持第十集团军有畅通的退路。在南部的六个师，是由最近到达意大利的第十六和第二十六装甲师以及从西西里逃出来的四个师组成。其中两个师，即赫尔曼·戈林师和第十五装甲榴弹师，损失惨重，实力空虚，被调到那不勒斯地区去整编，第一伞兵师被派往阿普利亚(Apulia)，第二十九装甲榴弹师则被留在意大利的“脚尖”处以对付蒙哥马利。来帮助它遏制蒙哥马利的第二十六装甲师 [注：象这一时期大部分德国装甲师那样，它仅有两个坦克营——一个是用豹式坦克装备的，一个是用轻级马克4型坦克装备的——其中豹式(Panther)坦克营没有被派往意大利，另一个营则被派往罗马附近，以帮助镇压意大利人。] (无坦克装备)，暂时被派往卡拉布里亚。这一批部队中装备最好的第十六装甲师，被派去掩护萨勒诺海湾，因为这里看来是同盟军大规模登陆最有可能的地区，还有别的几个师很快就可以派到那里去增援。即使如此，这也不过拥有一个坦克营 [注：这个营约有八十辆坦克，都是马克4型的。它的不明下落的豹式坦克营被一个拥有四十门自行火炮的装甲突击炮(assult-gun)营所代替——这种自行火炮从远处看来可被误认为坦克。即使这样，也很难理解马克·克拉克将军在其战争回忆录，即《故意的冒险》一书中，怎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德军也许在萨勒诺起初用了大约六百辆坦克”(该书199页)——这几乎超过了实数的八倍。] 和四个步兵营，虽然大炮的火力很强。

对于迎击正向萨勒诺海湾驶来的同盟国大舰队(包括近七百艘船只和登陆艇，运来首批登陆的五万五千名士兵以及随后跟进的十一万五千名士兵)来说，这是一支为数极少的部队。

按计划，美军第三十六步兵师将在右边登陆，英军第四十六和五十六师将在左边登陆，而美军第四十五师的部分人马将作为侧翼后备部队。这些师分别归属于美军第六军(道利将军(General Dawley))和英军第十军(R·L·麦格里里将军(General McCreery))。后者打算在萨勒诺南部靠近通往那不勒斯的主要公路那里长达七英里的海滩上登陆，这条公路沿着一条低而难走的隘道前进，经过山脉纵横的索伦托(Sorrento)半岛地峡，穿过卡瓦(Cava)山口。英第十军的早期获胜，无论在打开通往那不勒斯这个巨大港口的北边公路，或在阻止德军从北面来的增援，都是十分重要的。为了便于完成这个任务，两个英军突击队(Commandos)和美军突击部队中的三个营被调来迅速占领这一隘道和附近一条路线上的基翁齐山口(Chiunzi Pass)。

9月6日，英国的主要突击护航队从的黎波里启航，美国的一支护航队于前一天傍晚从奥兰出发，其他舰艇则从阿尔及尔、比塞大和西西里北部港口巴勒莫和特尔米尼(Termini)启程。尽管它们的目的地是严守保密的，但是，鉴于空军掩护的实际活动范围以及需要及早占领一个大的港口，这两件事凑合在一起便提供了一个十分明白的暗示，这些舰队开往何处也就不难推断或揣测了。在的黎波里一艘给水艇上的中国厨师于告别时向人们招呼，“在那不勒斯见！” [注：林克莱特：《意大利战役》，63页。] 这句话把人们吓得心惊肉跳。其实他无非是重复水手和士兵们的一句口头语罢了。有一个有助于人们猜测的因素是对北部和南部进攻的部队，不适当地采用了“N部队”和“S部队”这两个代号。这也不仅仅是猜测而已，因为还有一份广泛流传的行政命令，其中提到了一些在萨勒诺内及其周围的地名。

有一件较为难的事情是，目标如此显著，然而军司令官马克·克拉克却这样坚决相信奇袭，他甚至禁止海军事先轰击敌军的防御工事，尽管负责护送和支持登陆部队的“海军特混舰队”指挥官美国H·肯特·休伊特海军中将提出强烈反对意见——他清楚地看到，“如果设想我们能在战术上攻人不备，那完全是幻想。” [注：R·E·莫里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作战史》，第9卷，249页。] 但是也可以争辩说，如果进攻前对海防工事进行猛烈轰炸而使预定登陆地点变得更明确的话，那么猛轰所得到的好处，就会被敌军后备力量的快速集中所抵消。

环绕着西西里西部和北部海岸的护航队逐渐驶近了，这一情况在8日下午早些时候被敌军发现并报告了德军司令部，他们的部队在下午3时30分进入戒备状态，准备迎击预期的登陆。下午6时30分，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尔广播电台播送了同意大利签订停战协定的文告，下午7时20分，在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广播中进行了重播。护航舰上的同盟军部队都听到了这个或那个广播。尽管他们有些长官曾警告说，还得与德国人干下去，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消息给他们留下了一种登陆容易的思想，他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同盟国的筹划者们也是这样，他们曾乐观地预言，拿下那不勒斯不出三天——事实上却奋战了三周，险遭覆灭才达到这个目的。

8日下午，驶近的护航队遭到了好几次空袭，在天黑后又遭到空袭，德国轰炸机飞到它们上面投下照明伞，所幸舰队遭受损失不大。午夜时分，领先的运输船到了离海岸八至十英里处的吐卸点，开始放下登陆艇。这些登陆艇在规定发动进攻的时间——凌晨3时30分——或在接近这个时间到达海滩。两小时以前被德军夺取的一座海岸炮台对准驶近北部侧面的登陆艇开火，但立即被那些护航驱逐舰所压制，及至最后阶段，由海军大炮和火箭艇(这是在这里初次出现的新武器)协助，对准海岸工事发动一次短暂而密集的轰袭。但在南部地区没有象这样的支持火力，因为美军师司令官坚决执行军司令官“不开火”的指令，希望用悄悄的登陆来搞一次局部地区的奇袭。其结果是，在离海滩的最后一段路上，登陆艇遭到来自海岸的一阵弹雨，部队的伤亡十分重大。

由于向那不勒斯迅速挺进的前景取决于能否占领从萨勒诺以北穿过群山的那一条公路，这就要说明一下从北部侧面开始的自左而右的登陆情况。在这里，美国突击队在梅奥里(Maiori)的一片海滩上未遇抵抗即行登陆，并在三小时内抢占基翁齐山口，在俯瞰萨勒诺－那不勒斯的主要公路的山脊上站稳了脚跟。英国突击队也在维耶特里顺利登陆，这里是公路的起点，从海岸向山里延伸。但敌军立刻起而应战，这样便耽误了英国突击队肃清城市的工作，突击队后来就在城北卡瓦山口入口的那条很低的拉莫里纳(La Molina)隘道上受到了拦阻。

英军主要登陆地点在萨勒诺以南几英里的海滩上，他们一开始就遭到顽强的抵抗，第四十六师的部分人马弄错了地点，在他们右边邻军(第五十六师)登陆的那个海滩上岸，这就引起了混乱和拥挤，也影响了英军的推进速度。尽管有些先头部队向内陆推进了两英里，但伤亡很重，而且未能攻占预定第一天要攻占的主要目标——萨勒诺港、蒙特科维诺(Montecorvino)飞机场以及公路的交叉点象巴蒂帕利亚(Battipaglia)和埃博利(Eboli)。此外，直到这一天夜晚，在塞勒河(Sele)以北的英军右翼和河以南的美军左翼之间，仍有一个七英里宽的缺口。

美军的登陆地点是在靠近有著名的希腊神庙的佩斯通(Paestum)附近的四个海滩上。在没有得到他们海军船舰支持的情况下，部队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竭力靠近海岸，他们在登陆后，又进一步陷入敌军的火网之中，并遭到德国空军对海滩连续不断的轰炸。这对缺乏作战经验的第三十六师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幸亏他们及时得到了海军炮火的有力支持，驱逐舰奋勇地穿过布雷区前来援助，这种支持证明不仅对这里而且对英军战区也是特别有利的，因为它阻挡了德军许多给进袭者以最大威胁的小股坦克的反击。傍晚，美军左翼向内陆推进了大约五英里，已达到山城卡帕奇奥(Capaccio)，而右翼仍被阻于靠近海滩的地方。

第二天，即9月10日，是美军战区平静的一天，因为德军第十六装甲师已将它力量微弱的大部分部队向北调往英军战区，从战略上来说，该区已成为德军防守萨勒诺地区的更大威胁。美军利用这个机会扩大了他们的桥头堡，并让他们流动的后备部队第四十五师的大部分登陆。与此同时，在凌晨时分，英军第五十六师已占领蒙特科维诺飞机场和巴蒂帕利亚，但后来他们在德军两个摩托步兵营和一些坦克共同的猛烈反攻下，不得不又撤回来——这次反攻曾一度引起局部地区的惊慌，就连警卫旅的部分士兵也是这样，随后，皇家苏格兰龙骑兵的坦克赶到，并提供了同样的支援，才算稳定下来。

这天晚上，第五十六师用三个旅发动了旨在占领埃博利山制高点的进攻，但进展很小——包括重新进据巴蒂帕利亚在内。第四十六师占领了萨勒诺，并派出一个旅去解救突击队，但未能发展成为一次向北部的进军。在美军战区中，新到的第四十五师沿着塞勒河东岸上进，穿过佩萨诺(Persano)向内陆推进了约十英里，几乎到达公路枢纽蓬泰塞勒(Ponte Sele)，即指望攻占的这个滩头堡的顶点。但美军在这里遭到了阻拦，接着又在从英战区渡河向后转来的一个德国摩托步兵营和八辆坦克的一次反攻中被迫撤回。这样三天过去了，已经登陆的盟军四个师(还有一些额外部队相当于第五个师)仍被遏制在两个浅而彼此隔开的滩头堡，而德军则据守着周围的高地和通向海岸的平坦地带的那些路上。同盟军原想在第三天到达那不勒斯的希望落空了。德军第十六装甲师就其规模来说仅及同盟军编制的一半，但终于遏制了同盟军的入侵，并争取时间以待德军增援部队的到来。

头一批到达的是第二十九装甲榴弹师(它是刚从卡拉布里亚的归途中调来的)和一个战斗大队(有两个步兵营和约二十辆坦克)，这是正在整编中的赫尔曼·戈林师设法筹集的。这个战斗大队来自那不勒斯地区，它突破了在拉蒙利纳隘口上端的英军战线并实行反攻，一直打到维特里附近，到13日，它才被重新投入战斗的英军突击队所挡住。即使这样，这时隘口仍被德军牢牢封住。情况已经变得极其清楚，英国第十军被圈住在萨勒诺附近一条非常狭窄的海滩上，而德军却安坐在周围的高地上。这期间，更糟糕的是，马克·克拉克的信心因南部地区事态的发展而动摇得厉害了。因为德军第二十九装甲榴弹师同第十六装甲师的部分人马一起冲进了英军和美军之间的缺口。9月12日傍晚，英军右翼再次被逐出巴蒂帕利亚，并遭到极大损失，特别是被俘人数很多。13日，德军利用两个同盟国兵团之间已扩大了的缺口，对美军左翼发动了一次攻击，终于把它逐出了佩萨诺，并使美军来了一次总退却。随即在混乱之中，德军趁机在很多地方向防线渗透，有一处离海滩只有半英里光景。

那天傍晚，情况看来如此严酷，以致南部地区所有商船都停卸了。此外，马克·克拉克向休伊特海军上将提出了一项紧急要求：准备重新迁走第五军司令部，并把一切可用的船只准备好，以便从滩头堡撤出第六军，使其在英军战区重新登陆，或者让第十军转移到南部去 [注：希德霍普·坎宁安：《一个水手的冒险经历》，569页。在S·E·莫里森的《美国海军作战史》第9卷里只提到这些紧急措施中的最后一项措施。] 。这种大规模的紧急变动简直是无法实现的，并且这一建议引起麦克里里和他的海军同事奥利弗准将(Commodore Oliver)的强烈反对，当这建议向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报告时，也使高级指挥部感到吃惊。但这要求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即加速了对岸上部队的增援，而为此目的，又把开赴印度途中的十八艘坦克登陆艇调回到这里来，以提供更多的登陆艇。第八十二空降师拨归马克·克拉克指挥，并且作为对他下午发出的紧急呼吁的迅速响应，马修·李奇微设法在当天晚上就把第一批空降部队投到南部桥头堡。英军第七装甲师于15日开始在北部桥头堡登陆。但这时危机已经过去，这主要得力于盟国的强大海空军迅速给予的紧急援助。

14日，所有地中海战场上战略空军和战术空军方面全部可以用的飞机，都被调去轰炸德国部队和他们的直接运输线。在这天飞机出动了一千九百多架次。但海军炮火却更有效地阻止了德军向海滩的推进。菲廷霍夫在他的回忆记事中说：

这天早上的进攻遇到顽强的抵抗；但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前进的部队不得不忍受其从未经历过的最强烈的炮火——这就是从停泊在海上抛锚处的十六至十八艘战舰、巡洋舰和大型驱逐舰发射出来的海军炮火。这些船只以惊人的准确性和灵活性，轰击每一个被发现的目标，取得了极大的成果。

在这种强力的炮火的支持下，美军终于固守了第一天晚上退到的后方防线。

15日，暂时平静无事，德军借助于一些援军，正着手整编他们被炮弹和炸弹打得七零八落的部队，以便发动新攻势。同盟军在萨勒诺登陆那一天，奉菲廷霍夫之命从蒙哥马利战线上退下来而至今尚未有坦克装备的第二十六装甲师，当时已从卡拉布里亚调到这里来了。第三和第十五装甲榴弹师的分遣队，也分别从罗马和加埃塔开来。但德国方面即使增调了这些部队，其兵力也仅相当于四个师，坦克不过百余辆，而在岸上的同盟国第五集团军，其兵力到16日已相当于七个大型师，而且还有近二百辆坦克，因此，同盟国统帅部除了担心他们在各方面的优势尚未显出成效之前，士气可能涣散之外，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理由。何况目前第八集团军即将调来增援，在样更可增强优势和威胁敌军的侧翼了。

亚历山大那天早上从比塞大乘驱逐舰渡海前来，对克拉克的司令部进行访问，并巡视了滩头堡。他以其特有的机智打消了他想撤退司令部或滩头堡的念头。上午10点钟，上一天下午从马耳他开出的两艘英国战舰“战仇号”(Warspite)和“刚勇号”(Valiant)以及六艘驱逐舰到达这里，提供了新的实力增援。由于前沿观察哨延迟汇报，这些军舰过了七小时才投入战斗，但马上就向内陆深至十二英里的目标发动炮轰，从十五英寸口径的大炮发射出来的重磅炮弹，使敌人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重大损害。

那天早上，第八集团军的一批战地记者也来到这里，他们觉得第八集团军对第五集团军的援助来得太慢而且又是不必要地谨慎。记者们在前一天就自行乘着两辆吉普车继续前进，为了不走桥梁遭到破坏的大公路，他们走的是小公路和小道，他们穿过了长达五十英里的“敌区”而没有遇到德军。二十七小时以后，第八集团军的先头侦察部队就来与第五集团军取得了联系。

16日早上，德军对准英军战区重新发动攻势，一支从北面向萨勒诺方向冲击，而另一支向巴蒂帕利亚冲击。同盟军大炮同海军的炮火和坦克联合起来奋战，终于把这些冲击顶住了。这次进攻的失败以及第八集团军的来临，使凯塞林得出结论：想把入侵者赶下海去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于是，这天晚上，他准许“在海岸战线上停止战斗”和逐渐向北撤退。第一阶段要撤退到那不勒斯以北二十英里的沃尔土诺河一线——他规定德军要在这里防守到10月中旬。

鉴于海军炮火曾帮助击退德军的反攻(虽然多半在大型船舰到达现场以前)，德军聊以自慰的是，那天下午，用新的FX.1400型无线电控制的德国滑翔炸弹直接命中了英国“战仇号”并使它报废。9月9日当其前盟国意大利的主要舰队从斯培西亚开出去参加同盟国海军时，德军以同样的新手段对它踢了临别的一脚——用一枚无线电控制的炸弹把它的旗舰“罗马号”(Roma)击沉了。

对战局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当德军想把入侵者赶回海里去的努力一旦受到了遏制后，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撤出萨勒诺了。尽管凯塞林竭力要利用他称之为“蒙哥马利的十分小心的进攻”所提供的机会，但事情很清楚，在英国第八集团军到达现场，并且能够由狭长的卡拉布里亚半岛向内地进军，来迂回包抄凯塞林阵地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再在西海岸一带坚守下去了。他的兵力太少，不可能维护这样越来越长的战线。但威胁还没有迅速发展到足以危及德军的撤退或逼使其撤退。直到9月20日下午，第八集团军的加拿大先锋队才打进波坦察(Potenza)——这是意大利“踝骨”上重要的公路枢纽，位于从萨勒诺海湾深入内地五十英里处。上一天下午，已有一百名德国伞兵赶到波坦察，他们在这里使同盟军停止前进一夜，并引起同盟军发动了大约三十倍于他们力量的一个旅的进攻，以克服德军的抵抗。这是利用模糊的局势和运用巧妙的防御而阻滞敌军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次迫使这支小小部队撤退的进攻，只抓到十六名德军俘虏，而近两千意大利居民却在对城市的预先空袭中被炸死了。在后来的一个星期中，加拿大巡逻队谨慎小心地向北面四十英里外的梅尔菲(Melfi)挺进，只和敌军的后卫部队有过短暂的接触。与此同时，第八集团军主力部队因补给日益缺少而停顿下来，它的补给线转移到意大利东南角的塔兰托和布林的西去了。

至于在意大利“脚跟”那里的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获得成功。联合参谋长官指令艾森豪威尔起草一份紧接西西里胜利后的行动计划，塔兰托曾被列入6月份可能进袭的目标之中。但后来却被取消了，主要是因为它不符合其参谋部立即拟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有抵抗的敌前登陆不应在战斗机掩护范围之外进行。塔兰托跟那不勒斯一样，恰好在从西西里西北地区机场起飞的喷火式战斗机活动范围的一百八十英里的半径之外，而萨勒诺却恰好在此半径之内。至于塔兰托的登陆计划，则要到9月3日与意大利签订停战条约时才重新执行。当时，它是作为辅助活动而被临时加在入侵计划中的——代号名为“响板作战计划”(Operation Slapstick)，因为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只有一小撮德国部队驻扎意大利“脚跟”上，而且后来才知道，那不勒斯港口即使被占领和使用，也难以支持向亚平宁山脉(Apennines)东边和西边的进军。

首先提议采取这一行动的坎宁安海军上将，告诉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有部队来完成这一目标的话，那他可提供载运的船只。这时，在突尼斯的英国第一空降师是可以调用的，因为空降部队的运输机不足，无法把他们空运前往，所以他们便在比塞大匆忙登上五艘巡洋舰和一艘扫雷舰，于9月8日傍晚向塔兰托进发。第二天下午，当护航队驶近塔兰托时，它遇到基地设在塔兰托而正驶往马耳他去向盟国投降的意大利舰队。薄暮时，护航队驶到港口，发现大部分设备完整无损。两天以后，由于占领了布林的西(意大利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和巴多里奥元帅已从罗马飞到这里)，并占领了离这里六十英里北面沿海的巴里(Bari)(意大利“踝骨”的背面)，因而在“脚跟”上就扩大了战果。至此，在这一地区已取得三个大港口，得以用来支持沿东海岸而上的进军，这是远在西海岸占领任何一个相仿佛的港口以前完成的——显而易见，由于迟迟未能从萨勒诺进展到那不勒斯，德军在放弃那不勒斯前就有充分时间来破坏这个港口。

然而在东海岸出现的这一极好机会，由于缺乏远见而未加利用，并且后来也没有努力设法补救。“响板作战计划”这一代号，令人痛苦地感到再合适也没有了 [译者注：Slapstick是丑角用以打人的发出响声而不痛的响板，同盟军在此次作战中徒有声势而没有能痛击德军，故云。] 。由于这次战役被看成只是占领几个港口，第一空降师除了六辆吉普车以外，没有携带运输车辆，并且直到14日，它还是处于那种配备缺乏的状态。在这五天里，少数巡逻兵乘着吉普车和征用来的车辆往北一直冲到巴里，在这广阔的海岸地带他们却未发现敌踪。因为在这个地区，就只有七零八落的德国第一伞兵师，它的部分人马又已被调往萨勒诺地区，而其余则已奉命撤往塔兰托以北一百二十英里的福贾，掩护凯塞林深入东面的侧翼去了。但即使运输工具开到而把英军的机动能力恢复起来，他们也仍然被捆住手脚，不能运用自如，而当时沿着东海岸计划着和准备着展开的大规模向北进军，还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在这样的大好机会前，倍觉遗憾的是盟军依然小心翼翼墨守成规，因为这时德国第一伞兵师离得很远，无法反攻，就兵力而言，他们不过一千三百人，而英军兵力早已超过其四倍，并且还有更多的援军正在途中赶来支持这次进军。但习惯势力占了上风。

这里的作战领导权交给了第五军的指挥官奥尔弗里将军(General Allfrey)(去年12月在突尼斯的那次过分谨慎而遭到失败的进军是由他负责的)，亚历山大给他指定的任务是：“考虑到以后进军的需要，要在意大利‘脚跟’处占领一个包括塔兰托和布林的西两个港口的基地，可能的话，也包括巴里等在内。”13日，当奥尔弗里的军被拨归第八集团军指挥时，要超出上述限定任务早日进行冲击是不大可能的了，因为第八集团军指挥官蒙哥马利在任何一次进军以前，总要考虑到把他的部队集结起来，并能保证其具有充分的物资供应。

9月22日，第七十八师开始在巴里登陆，印度第八师接着在布林的西登陆，并把登普西的第十三军调到东海岸。但直到9月27日，同盟军才从巴里派出一支小型机动化部队刺探敌方情况，并占领了福贾，由于德军在英军逼近时立即弃城而逃，所以英军兵不血刃便占领了迫切需要的几个机场。即使在此时，蒙哥马利仍然坚持他先期的命令，在10月1日以前主力部队不许向前推进，而当进军开始时，他只用了第十三军的两个师，第五军的三个师留在后方，以保证有“一个巩固的基地”并保护他的内陆侧翼。

德国第一伞兵师那时扼守掩护特尔莫利(Termoli)这个小港的比费尔诺河(Biferno River)一线——这是一道非常宽阔而兵力单薄的防线。蒙哥马利对这条防线的进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要在敌后利用一支来自海上的突击力量去打破这条防线。10月3日早些时候，一支特种勤务旅(Special Service Brigade)在特尔莫利港外登陆，并利用夜袭，在大雨滂沱中迅速占领了港口和城市，然后再与正面进军的部队在河上所占的桥头堡会师。在随后两天中，又有七十八师两个步兵旅经由海上从巴列塔(Barletta)调到特尔莫利，来增援桥头堡并继续向前推进。

但德军的司令官菲廷霍夫利用英军准备向东海岸进军在时间上的耽搁，已在2日把在西海岸驻沃尔土诺防线的第十六装甲师调来增援那支力量薄弱的伞兵屏护部队(它一直是在掩护菲廷霍夫军远方左翼的撤退)。第十六装甲师匆忙翻过意大利山脊，早在5日就到达特尔莫利附近，并很快发动了一次反攻，将英军赶回到城市边缘，几乎切断了英军向南的运输线。但当第七十八师及其来自海上的增援部队投入战斗时(在英国和加拿大一支较强大的坦克部队支持下)，德军的攻势就被阻遏住并被赶回去。

德军于是停止战斗，退到北面十二英里外的下一道足以掩护特里尼约(Trigno)河防线的阵地上去。他们的猛烈反击使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致使蒙哥马利在进攻特里尼约河防线之前，暂停出击两周以便进一步整编部队和充实补给。

这期间，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正从萨勒诺向西海岸北部徐徐推进，试图迫使菲廷霍夫的德军第十军撤退。在第一阶段双方相持得最厉害，德军右翼顽强地坚守着萨勒诺北边的山地屏障，以掩护其左翼的撤退——因为这一翼要从南方海岸地带绕过巴蒂帕利亚和佩斯通附近脱身出来。英军第十军几乎是在德军开始这次撤退后的一星期，即9月23日，才发动攻势，其目的在打通从萨勒诺到那不勒斯这条路。在这次进攻中，第十军不仅调用了第四十六和第五十六师，而且调用了第七装甲师，还加上一个装甲旅，向盘踞在那些山口的三、四个营的小股德军进行袭击。攻势进展缓慢，直到9月26日，他们才发现对抗中的德军已在上一天夜晚撤得无影无踪。原来他们已完成争取时间让他们在南方的战友们回到后方来的使命。从这以后，由于桥梁遭到破坏，同盟军的进展遇到了极大困难。第十军虽早在20日就出现在诺切拉(Nocera)平原，但它的先头部队直到10月1日才前进二十英里，攻占了那不勒斯。

这时，美军第六军沿着已被破坏和堵塞了的内陆公路缓慢进军(平均每天只能推进三英里)，后来终于赶上了第十军，并和它齐头并进，10月2日进占本尼凡托(Benevento)。第十军的司令官是新任命的约翰·P·卢卡斯少将(Major-General John P. Lucas)，他奉命取代道利。

从登陆日起，第五集团军花了三周时间才到达它的首要目标那不勒斯，伤亡近一万二千人——其中英军约七千人和美军约五千人。这是他们应得的惩罚，因为他们以萨勒诺地区就处于空军掩护范围之内为理由，选择太过于显眼的进攻路线和登陆地点而错过了奇袭的机会。

又过了一星期，第五集团军才打到德军退守的沃尔土诺河这一线。10月份第一周内，比预期早一个月的雨季开始了，泥泞的道路和湿透了的路面使进军非常困难。第五集团军对由德军三个师防守的沃尔土诺一线的进攻，是在10月12日夜间发动的，比预定日期推迟三天。美军第六军占领在卡普亚上端那条河对岸的桥头堡，但是，由于英军第十军的右翼在那不勒斯到罗马的主要公路上的卡普亚试行强渡时遭到了阻遏，致使美军第六军也被钳制而不能进展。英军另外两个师在接近海岸的地方占领的一些小渡口，也被德军的迅速反攻所遏制。这样一来，德军的先锋部队就完成了凯塞林的命令，即在16日开始撤退到朝北十五英里的下一道防线以前，务必留守在这条河的防线上。所谓下一道防线乃是临时匆忙修建起来的，它从加里利亚诺河(Garigliano)的河口附近开始，穿过掩护通道的一群崎岖小山，沿着第六号公路，并穿过米纳诺(Mignano)隘道，直到加里利亚诺河上游地带和它的支流拉皮多河(Rapido)和利里河(Liri)的河谷。凯塞林希望守住这条前哨防线，但出于长期防守的需要，他正在以卡西诺山(Cassino)的隘道为中心，沿着加里利亚诺河和拉皮多河修建一道精心设计的防线，这一稍偏后方的阵地名为“古斯塔夫防线”(Gustav Line)或“冬季防线”(Winter Line)。

由于天气不好和公路遭到破坏，第五集团军对这些防线中的第一道防线的进攻又耽误了三个星期，直到11月5日才发动，而当时德军的抵抗很顽强，以致经过十天激战，除海岸侧翼以外，只获得少许进展，马克·克拉克不得不把他的疲惫不堪的部队撤回改编，为一次更激烈的战斗作好准备。这次战斗直到12月的第一周才开始。而截至11月中旬，第五集团军的损失已增加到二万二千人，其中美军约为一万二千人。

在这长期停顿中，希特勒的看法有了改变，这对此后的发展是有深远影响的。同盟军从萨勒诺和巴里进展缓慢一事，使希特勒感到没有必要把部队撤回到意大利北部去，10月4日，他发布了一道命令，说“加埃塔－奥尔托纳(Ortona)一线应予坚守”——并答应把隆美尔在意大利北部的“B”集团军的三个师拨给凯塞林，帮助他尽可能久防守罗马以南地带。希特勒越来越赞成凯塞林长期防守的打算，但直到11月21日，他才明确地采用这条路线，把所有在意大利的德军交给凯塞林指挥。隆美尔的集团军被解散，其残部今后也归凯塞林调遣。即使做出如此安排，凯塞林仍须把部分部队留在北边，以保卫和控制这一广大地区，四个精锐的师(其中三个是装甲师)被派往俄国，而由三个已打得精疲力竭和需要整休的师来顶替。

第九十装甲榴弹师开到了，人数虽不多，但确实起了增援作用。当意大利签订停战协定时，这个师在撒丁岛，随后它渡过狭窄的博尼法乔(Bonifacio)海峡退到科西嘉岛，接着，在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内，避开了盟国空军和海军的截击(这种截击是微小的、时断时续的)，成功地从空中和海上分别开到意大利本土里窝那(Leghorn)。虽然这个师直到六个多星期以后才交由凯塞林指挥，但他一接手就及时把它调往南方，去帮助阻止英国第八集团军沿着意大利东海岸业已推迟了的向北进袭。

希特勒做出把所有在意大利的德国部队(现取名“C”集团军)统统归凯塞林指挥的决定的日子，正是蒙哥马利开始对德军沿桑格罗河(Sangro)的阵地(用来掩护奥尔托纳和延伸到亚得里亚海的古斯塔夫线)进行一次试探性进攻后的那天早晨。

10月份的第一周，蒙哥马利部队渡过比费尔诺河时曾遇到顽强的抵抗，在这以后，他派第五军接管海岸地区，而把第十三军调往内陆山区，德军后卫部队在那里正在一再阻止加拿大部队的进展。经过这样的重新部署，第五军朝着特里尼约河(离比费尔诺河十二英里)挺进，于10月22日夜晚占领了一个很小的桥头堡，并在27日发动了一次较大的夜袭，扩大了这个桥头堡。但这个军却受阻于泥泞的道路和敌人的炮火，以致直到11月3日夜晚才突破了敌人的主要阵地。德军因此便朝北撤到十七英里以外的桑格罗河去了。

接着又是一个漫长的停顿时期，蒙哥马利正在准备发动新的攻势，并调用最近到达的新西兰第二师这一支强大的援军，这使他进攻桑格罗河的兵力增加到五个师和两个装甲旅。这时，对抗第八集团军的所谓德军第七十六装甲军已吸收了第六十五步兵师，并从第十六装甲师(正被派往俄国)那里接管了海岸地带。但除了这些兵力以外，第七十六装甲军只拥有第一伞兵师的残部和第二十六装甲师的一个战斗大队，随着同盟国第五集团军压力的逐渐消失，第七十六装甲军那时正一步步地回到亚得里亚海这一边来。

蒙哥马利进攻桑格罗河的目的，是在于摧毁德军的冬季防线，然后前进二十英里到达佩斯卡拉(Pescara)，横跨从这里到罗马的那条东西向的公路，从而威胁正在阻击第五集团军的德国部队的后方。因为亚历山大仍满怀希望地坚持执行他两个月以前(即9月21日)发布的命令，在这命令中，他把同盟军将要达成的目标分成四个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巩固”萨勒诺－巴里一线；第二阶段是占领“那不勒斯港口和福贾机场”；第三阶段是占领“罗马及其机场和重要的公路同铁路的中心特尔尼(Terni)”；最后一个阶段的目标是“里窝那港口和罗马以北一百五十英里的交通中心佛罗伦萨(Florence)和阿雷佐(Arezzo)”。亚历山大在11月8日所发布的新指示，其要点是重申迅速占领罗马，而在此以前，他曾接到艾森豪威尔同样的指示。

蒙哥马利的攻势原定在11月20日发动，但是，由于天气转坏和河水高涨，他不得不把原先的大规模进攻缩小为一次有限度的战斗。经过几天的战斗，他占领了一个大约六英里宽和一英里深的桥头堡，并且冒着万难把这个桥头堡保持到发动大规模攻势的28日晚上(比原先计划推迟一周)。可是蒙哥马利对结局是满怀信心的，他在25日对部队的一次亲自讲话中宣称：“要把德军赶到罗马以北地区去，这样的时候已经到来了。……事实上，德军的处境正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现在一定要给德军以狠狠的打击。”这篇讲话，是他从那大篷车上走下来，撑着一把特大的雨伞站在雨地里发表的，这看来不是个好兆头。

进攻之初进展顺利，因有强大的空军和大炮轰袭的掩护，并且在人数上的优势为五与一之比。敌军第六十五师(一个由好几个国家的部队拼凑起来的缺乏经验和装备的师)在同盟军冲击下溃退下来，到30日，桑格罗河之外的山脊被肃清了。但德军在退往更后面的主要防线时，即重整旗鼓，并利用了追击它们的同盟军所履行的蒙哥马利经常强调的原则——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基地”——而从中取利。12月2日和3日，在内陆侧面的奥尔索格纳(Orsogna)出现了一个乘胜追击的大好机会，可惜被同盟军白白放过了。因而凯塞林就有时间从北面调来了第二十六装甲师和第九十装甲榴弹师的剩余部队。这样一来，同盟军进展就变得日益缓慢。经常遇到的情况是，“过了一河又一河”。直到12月10日，第八集团军才得渡过离桑格罗河八英里的莫罗河，而且到12月28日它才肃清了离莫罗河二英里的奥尔托纳。接着，它在里西奥(到佩斯卡拉正好一半路程)、佩斯卡拉河以及通向罗马的横的公路上受到了阻挡。这就是年底出现的僵局，蒙哥马利那时已把第八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奥利弗·利斯(Oliver Leese)，他本人回到英国去接受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以准备执行横渡英伦海峡入侵诺曼底的任务了。

在此期间，马克·克拉克于12月2日在亚平宁山脉以西地区重新发动了一次攻势。这时第五集团军的兵力已扩大到相当于十个师，不过其中两个师(英军第七装甲师和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为了准备即将来到的横渡英伦海峡的进攻，正在撤回英国。凯塞林的兵力也有所增强，他的四个师现扼守在亚平宁山脉以西的战线，一个师则处于后备状态。

新攻势第一阶段的目标为六号公路以西的山地屏障和米纳诺隘道。英军第十军和新到的由杰弗里·凯斯少将(Major-General Geoffrey Keyes)统率的美军第二军被用于这次进攻，他们得到了九百多门大炮的支持，头两天就向德军阵地发射了四千吨炮弹。英军在12月3日将要到达卡米诺山(Monte Camino)的三千英尺高峰时被德军的反攻赶了回来，直到6日才得占领。这就使他们到达加里利亚诺河一线了。与此同时，在英军右侧的美军则已占领了拉迪芬萨山(Monte La Difensa)和马乔列山(Monte Maggiore)，这两座山较低，但离穿过隘道的公路较近。从12月7日起进入新攻势的第二阶段，美军第二和第六军在一道比较广阔的战线上向拉皮多河推进，他们希望各自向两侧展开强烈的攻击，以肃清六号公路以东躲在山地屏障后的敌人。但他们遇到的抵抗日益增强，经过此后几个星期的不断努力，仅仅取得几英里的“寸步进展”(inching)。到了1月份第二周，这一进攻停止下来了，那时他们仍然没有到达拉皮多河－古斯塔夫防线的前沿阵地。第五集团军在这次战役中的伤亡增加到近四万人——其总数大大超过了敌军的损失。此外，在这次崇山峻岭之间进行的这场冬季激战中，仅在两个月内，单是美军就有五万人患病身亡。

进袭意大利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在四个月中，同盟军仅在萨勒诺之外推进了七十英里——其中绝大部分是最初几星期的战果，离罗马还有八十英里之遥。亚历山大本人描述这一进程是“自下而上猛击意大利”。但对秋季战役，更为普遍的说法则是“寸步”的进展。这个国家的地形既然象一条腿，那么用“啃骨头”这个字眼也许更合适一些。

退一步说，即使把地形上的困难和气候的恶劣充分估计在内，但检查一下战役的进程，就不难看出，可以加速进展的良机是一再坐失了的。同盟国司令官们过分强：调“巩固”每一次的前进，在推进前要建立“牢固的基地”，还过分重视在进军前要保证有大量的兵力和补给。一次又一次，他们总是担心准备得“太少”(too little)，以致造成行动上的“过迟”(too late)。

凯塞林意味深长地评述了这次战役，他指出：

同盟国的计划完全表明，同盟国最高统帅部的主导思想是要保证胜利，这一思想导致他们采用了正统的方法和物资。其结果是，尽管我方侦察的工具不足，情报又很少，但我几乎经常可以预料到敌方下一步的战略或战术动向——从而就能在我的人力物力所允许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对策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364页。] 。

但同盟军遭到麻烦的原始根源，在于他们选择了萨勒诺和意大利的“脚尖”作为登陆的地点——根据同盟军一向谨慎小心的经验，这一选择同敌方所预料的太相接近了。凯塞林和他的参谋长韦斯特法尔——同盟国做出过于显眼的决定的两个受益者——认为，为要保证防止空袭的战术安全，同盟国付出了重大的战略代价，而由于德国空军当时在意大利南部的力量很小，因此这也是一种过分的保险措施。他们也感到，同盟国最高统帅部习惯于把他们部队的出击范围限制在空军经常的掩护范围之内，这就使许多防御问题简单化，守方倒因此而得救了。

至于同盟军究应采取什么办法，韦斯特法尔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如果把在萨勒诺所使用的部队用于契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罗马以北三十英里)的话，其后果就会更富有决定性……德军只有两个师在罗马……来不及派出其他的部队去增援。和驻在罗马的五个意大利师在一起，一次海空军的联合登陆，就可在七十二小时内拿下意大利首都。姑不论这一胜利在政治上的影响如何，其结果将一举而切断从卡拉布里亚退出来的五个德国师的补给。……这就会使罗马－佩斯卡拉一线以南的整个意大利落入同盟军之手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364－365页。] 。

韦斯特法尔还认为，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在意大利的“脚尖”登陆也是一个错误，在那里必须沿着整个“脚部”向上推进，而在意大利暴露着的“脚跟”部分和沿亚得里亚海岸登陆的大好机会，却白白地被放过了:

英国第八集团军的全部兵力原应在塔兰托地区登陆，那里只驻扎一个伞兵师(师的炮兵仅有三个炮位！)，的确，在佩斯卡拉－安科纳(Ancona)地区登陆甚至会更好一些。……由于我们在罗马地区缺少可用的兵力，那里不可能对登陆部队进行抵抗。也不能从波河平原(在意大利北部)派出大量的部队南下支援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365页。] 。

如果同盟军第五集团军主要登陆地点是塔兰托而不是在萨勒诺的话，凯塞林的部队也不可能迅速从西海岸调到东南海岸来。

总起来说，同盟军在开始时或者在以后都没有能利用他们巨大的优势，即两栖部队的威力，同盟军的疏忽终于成了他们的致命伤。凯塞林和韦斯特法尔的证词，从广义上说，支持了丘吉尔在12月19日从迦太基(Carthage)拍给英国参谋部首长们的一封电报里所做出的严峻结论：

意大利阵线上整个战局竟陷入停滞状态一事，惹人耻笑。……在亚得里亚海进行两栖作战活动，完全被疏忽了，在西海岸没有能展开同样的突击，损失是重大的。

地中海的登陆艇，(在进行冲击时)有三个月没有动用过一艘。……即使在这次战争中，象这样把这些有价值的力量如此完全弃置不用的例子也是少有的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六战》，第5卷，380页。] 。

丘吉尔所未能看到的是，错误是在同盟军的战争理论(Doctrine of War)方面——这就是按照那种谨慎小心的银行家的原则去行事，即：“没有安全，就不前进。”(no advance without security)

第二十八章　德军攻势在俄国的衰退

1943年年初，在高加索的德军，看来简直要和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遭受同样的命运。比起后者来，他们陷入袋形阵地要深得多。可是，在斯大林格勒被围以后，他们已经被迫在高加索待了一个多月了，时值隆冬，天气愈来愈冷，处境愈来愈危险。对第一装甲集团军和第十七集团军(这两个军组成“A集团军群”，其司令官已由克莱斯特将军取代利斯特陆军元帅)来说，其前途是可怕的。

1月份的第一周，“A集团军群”由于受到重重包围的威胁处境岌岌可危。对它来说，最显著的威胁是在它的头栽进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之中的地方。俄军的第一记耳光，打在它靠近莫兹多克(Mozdok)的左颊上，然后又是第二记耳光，打在它靠近纳尔奇克(Nalxhik)的右颊上，俄军收复了这两个地方。更危险的是，俄军同时越过它的左翼后面二百英里的卡尔梅克草原(Kalmuk Steppes)，挺进到“A集团军群”与“顿河集团军群”之间的衔接处。俄军占领厄列斯塔(Elista)后，乘胜追击，经过马内奇湖(Lake Manych)的那一端，向阿尔马维尔(Armavir)进发——克莱斯特将军同罗斯托夫的交通线，是通过这里的。尤其危险的是，大批俄军突然从斯大林格勒沿着顿河迅速顺流南下直指罗斯托夫城。俄军的一支先锋部队已抵达离这个隘道五十英里以内的地方了。

克莱斯特接到这一惊人的消息的同日，又接到希特勒严禁在任何情况下弃守阵地的命令。这时，他的第一装甲集团军还在离罗斯托夫以东约四百英里的地方。第二天，他又接到一道新命令，叫他从高加索撤退，并把所有装备带走。这一要求，增加了短时期内跑长距离的困难。

为了给第一装甲集团军扫清通往罗斯托夫的道路，第十七集团军奉命沿库班河朝塔曼(Taman)半岛向西撤退。在必要时，它可以从这里越过刻赤海峡转入克里木。这一撤退，并非是很长的一步，俄军最近在土阿普谢(Tuapse)沿海一带被围的部队力量有限，不足以构成对第十七集团军撤退的可怕压力。

相比之下，第一装甲集团军的撤退却是危险重重的，无论直接的和间接的危险都有。最危险的阶段，是从1月15日到2月1日，在这期间，该军的大部分已经抵达罗斯托夫。即使这样，它那连续不断的撤退路线，虽不致完全被阻塞，但还处于俄军的一系列冲击威胁之下，其范围达二百多英里之遥。

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拒绝了俄军要他们投降的最后通牒，接着，罗科索夫斯基将军(General Rokossovsky) [cdhyy注：原译：罗库索夫斯基。] 便在1月10日发动了一次集中的攻势。保卢斯所部由于饥寒交迫，疾病丛生，士气消沉，再加上缺少弹药，再也无法进行顽强和持久的抵抗，更别说突出重围了。因而，俄军就能把部分兵力用以支援南下追击的大军，以切断高加索德军的退路。包围圈愈是缩小，俄军能派出的部队也就愈多了。

对斯大林格勒采取的这种最后行动开始时，克莱斯特所部已从他们高加索突角的“鼻尖”上撤下来，并停留在皮亚季哥尔斯克(Pyatigorsk)和布迪诺夫斯克(Budenovsk)之间的库马河(Kuma River)上。十天以后，俄军从厄利斯塔向南冲杀出来，到达库马河一线后方一百多英里的一个据点。但在此时，克莱斯特撤退下来的几个纵队快到了阿尔马维尔附近，这样，也就越过了最近的危险地区。

然而，在他们的背后，一个极大的威胁正在形成之中，更强大的俄军沿着顿河两岸向南朝罗斯托夫挺进。在东面，俄军这时已迫近马内奇河和萨利斯克(Salsk)这一铁路交叉点。在西面，他们已抵达顿涅茨河，这里离该河流入顿河(下游)的地方不远。克莱斯特的后卫部队和俄军相比，要走三倍以上的路程才能到达罗斯托夫。此外，曼施坦因所部则已疲惫不堪，但仍竭力设法掩护克莱斯特所部侧翼逃跑的走廊，当前他们受到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致看来已紧张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了。

但撤退部队赢得了赛跑的胜利，并设法逃脱了围歼。十天以后，克莱斯特的后卫部队已迫近罗斯托夫，这样，想要拦截他们的人就扑了个空。德军很幸运，积雪满地的荒野，甚至限制了俄军在遥远的铁路线以外地区的快速挺进和足以合围的力量。但包围的口子险些儿被封住。曼施坦因所部由于在已暴露的阵地上坚持得太久，从而危及他们自己撤退的机会，克莱斯特的几个师便不得不赶回来给他们以增援，并帮助他们突围。

就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土崩瓦解之际，德军从高加索平安无事地在罗斯托夫渡过了顿河。保卢斯本人和大部分部队在1月31日投降。最后的残余部队，则在2月2日投降。从三星期以前反攻开始时算起，总计约有九万二千人被俘，而整个伤亡人数约为此数的三倍。在投降的那些人中间，包括有二十四名将领，尽管在东方战场上的德军将领，每人都配备了一瓶毒药，以备一旦落入俄军之手时服用，但没有人用它。直到1944年7月20日策划暗杀希特勒的“将领们的阴谋”败露后，因为不愿冒被提交给“盖世太保”(Gestapo)的危险，他们方才有人服用过它。但是，从此以后，“斯大林格勒”在德国各地将领的头脑里，就象一瓶神秘的毒药那样地在起作用，动摇了他们对奉命执行战略措施的信心。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所遭受的灾难性影响，在精神方面尤甚于物质方面，始终未能恢复过来。

然而，希特勒发出安抚人心的声明也是不无理由的，他说，斯大林格勒德军的牺牲，使最高统帅部赢得时间和可能来采取整个东线命运所系的对策。在被围后的最初七周中，如果斯大林格勒的德军不管什么时候投降了的话，那么其他地方的德军会遭受更大的灾难。因为实力单薄的曼施坦因部队，无法顶住沿着顿河向罗斯托夫涌来的声势浩大的俄军，而在高加索的德军就会被切断。如果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突围成功而向西撤退的话，他们的遭遇不会改善，还是要失败的。而且在1月份的最后两周中，虽然他们的抵抗不足以阻止俄国大军向罗斯托夫挺进，但毕竟牵制住俄军的部分兵力，从而使在高加索的德军有了完全不同的机会，使他们能及时到达罗斯托夫，并经过这个咽喉之地而溜走。

就是得到了这样的帮助，高加索的撤退也是十分危险的。就时间、空间、兵力和气候条件而论，这种撤退真是一个奇迹——为此，克莱斯特晋升为陆军元帅。实现这次撤退的技巧和毅力，是值得嘉奖的，而它的最大意义却在于提供了这样的证明，即只要司令官和部队保持冷静的头脑和英勇的精神，现代化的防御战本来是具有异乎寻常的抵抗能力的。

有关这方面的进一步的证明，在以后几周可以看到。撤退的军队在平安通过罗斯托夫这个咽喉之地以后，他们仍然要应付来自撤退线后面很远地方的日益严重的威胁。1月中旬，瓦杜丁将军的左翼，重新向南从顿河中游朝罗斯托夫后面的顿涅茨河推进。除了抄过了米列罗沃(Millerovo)这个坚强的障碍并使其崩溃以外，部队随后就在卡缅斯克及其以东地方渡过了这段顿涅茨河。

在同一周中，俄军发动了两次新攻势。一次是在遥远的列宁格勒地区。这次攻势打破了对这个伟大城市长达十七个月的包围，解除了包围的压力，尽管还远未发展到去肃清横越城市后方的那个伸入拉多加湖的德军突角，却沿着湖岸打开了一个通向施吕塞尔堡(Schlüsselburg)的窟窿——这一战略上的气管切开术，使守卫部队和居民有了一个更自由自在的呼吸孔道。

另一个新攻势威胁到德军南面战线上的喘息之地。这次攻势是由戈利科夫将军(General Gilikov)所部于1月12日发动的，从沃罗涅什以下的顿河西段开始，突破了德军第二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二集团军的战线。在一周中，他渗透了一百英里——即占有从顿河到哈尔科夫一半的路程。瓦杜丁将军的右翼向东发动了一次在顿河和顿涅茨河之间走廊地带的集中冲击。

在1月份的最后一周中，攻势重新扩大。当人们的目光正集中在西南方面向哈尔科夫的进军时，俄军已从沃罗涅什那条广阔的战线向西攻击，打乱了德军正在那里进行的局部撤退，并使它转而成为范围广泛的大撤退。仅在三天中，俄军推进到离库尔斯克近一半的路程——敌人以前曾把这里作为发动夏季攻势的跳板。

在2月份第一周中，俄军把右“肩膀”往前甩了出去，并越过库尔斯克和奥廖尔之间的铁路和公路，作深入楔入。接着，他们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之间作了另一个楔入。库尔斯克的两面这样被包围之后，俄军用突然快速挺进的办法，于2月7日拿下了库尔斯克。两天后俄军用同样的办法，即第二次的楔入，导致了别尔哥罗德的崩溃。这一胜利，又形成了对哈尔科夫北边侧翼的威胁。

同时，直指哈尔科夫的明显挺进，发展成为一道更偏向西南的进军路线——朝向亚速海和从罗斯托夫起的那条德军撤退线。5日，瓦杜丁所部占领了伊祖姆——德军在春天曾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的起决定作用的侧翼杠杆——俄军并利用他们渡过顿涅茨河的机会，形成了另一条包围的杠杆。在顿涅茨河南部越过铁路作了楔入以后，俄军向西扩展，并于11日占领了重要的铁路线枢纽洛佐瓦亚(Lozovaya)。

这些新的收获，危及哈尔科夫本身的处境，它终于在16日落入戈利科夫之手。这确是一个胜利，但总的说来，对德军处境形成更大威胁的，是俄军继续从顿涅茨河向南朝亚速海的推进。四天前，俄军一支摩托化部队已抵达红军城(Krasnoarmeisk)，它位于从罗斯托夫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干线上。这一进展，使刚从高加索的包围中逃出来的德军又有被切断退路的危险。

俄军进攻的灵活应用的格局和节奏，比起它在早期时更有了显著的不同。德军不得不用日益减缩的有限后备兵力安置在那么广阔的战线上，根据这种情况，不难看到，这给德军的抗击力量和他们战线已经拉得太长的兵力以多么大的压力，针对德军的这种虚弱性俄军采取了持续不断和变幻莫测的办法，正好说明俄军在战术上已有了改进，并学会了如何利用他们新的优势。我们研究他们连一接二地占领如此多的要害地区的过程，可以看出，俄军每一次的占领——即使它的进军是紧跟着另一支紧邻部队的进军之后——都是前一次间接行动的结果，因为前一次的进攻已使这一地区成为无法防守，或最多是毫无战略价值的地区。这一系列起间接杠杆作用的情况，可以清晰地从作战的格局上看出来，红军统帅部就好象一位钢琴家沿着键盘上上下下地挪动他的手指一样。

俄军在进攻时所采取的灵活应用的节奏，和1918年福煦元帅所采用的战略相似，不过红军应用那种战略方法更为迅速细致罢了。它的每一次的打击点都更富有欺骗性，而整个进程是打打停停的。预备动作从来不直接针对他们打算进行威胁的那个地点，而完成的动作，从地理观念上说来，往往是直接的——这也就叫人在心理上难以捉摸了，因为他们总是从极难预测的方向打过来的。

但从2月份的最后两周中，战场上出现了一种戏剧性的变化。当俄军越过顿涅茨河向亚速海以及第聂伯河弯曲处推进以便切断南部德军时，他们开始失去了有利条件。俄军当时在这里的目标是明显的，他们要进入德军正要进袭的同一地区。下一阶段因此变成了一种赛跑，其结果关系到俄军是否能在德国人到达那里并集中起来阻止俄军的向南冲杀之前，切断德军的逃跑走廊而使自己站定阵势。

但对俄军说来不幸的是，这时的提前解冻，妨碍了俄军的前进并增添了俄军长途进军的困难。在他们制定冬季攻势计划时，他们曾发现计划的后勤部分和战略部分脱节，运输力量不足，在范围如此广泛的冲击中，连供应所需汽油、弹药和粮食的最低限额的半数也办不到。但俄军凭着特有的勇敢精神，决定不修改计划，而把希望寄托于从敌军那里夺取他们所需要的极大部分军需品！这一政策是成功的，因为每当突破一个地方，总有为数可观的军需品库房和堆栈被夺过来。但每当德军的抵抗加强以后，这种战利品也就减少了。他们向前推进，离铁路线越远，就越是受到运输困难的限制。这样，过分铺开战线的这条规律再次起了作用；而这一次却不利于俄军。在顿河－顿涅茨河走廊地带，铁路极少，而这些铁路又在他们西南进军线的右角上，因此用不上。与此相反，顿涅茨河南部却有相当多从东到西方向的铁路，这倒帮了德军的大忙，使他们能迅速集中到出事的地点。德军也开始因缩短战线而得到好处——现在比秋天的战线要缩短六百英里。

由于这种种原因被迫停下来后，俄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已经渡过了顿涅茨河而朝着第聂伯河方向深深楔入了八十英里，而被迫在离第聂伯河三十英里的巴甫洛格勒(Pavlograd)停下来。他们已在顿涅茨河南向着红军城方向楔入八十英里，越过了这条河和亚速海之间的走廊地带。德军集中其所有可用的兵力，在曼施坦因的指挥下，迅速地发动了一次三路反攻。这次反攻打算利用俄军突角阵地的不规则形状，特别是它的两个突出部分。左路的冲击是从第聂伯河向西南尖端发动的；右路的冲击是朝东南尖端发动的；中路的冲击是朝两者之间洛佐瓦亚方向的弯曲的防线发动的。两个尖端都被突破，德军装甲部队向突角本身深深楔入。在2月份最后一周中，由于德军从罗斯托夫向西撤退提供了更多的增援部队，这些反击终于发展成为一次全面的反攻。在3月份的第一周中，德军又一次冲杀到顿涅茨河，并围绕伊祖姆建立了广阔的扎营地，俄军的突角几乎完全被扫除，大部分俄军被迫退到哈尔科夫以南地区。

如果德军能迅速渡过顿涅茨河，并从横里切断正在向西推进的俄军后方，他们就能够使俄军遭到惨败，就象他们自己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一样。但他们不能进行这种尝试，因为缺少兵力，没有力量去进攻任何坚强的防御工事。这次挫败以后，重心便移到了西北部，在这里，德军包围了哈尔科夫，并于3月15日再次把俄军挤出哈尔科夫。四天以后，一支德军快速地挺进到哈尔科夫北面，再次占领了别尔哥罗德，但德军的成功到此为止。第二周时，他们的反攻，就随着春天解冻的泥泞停了下来。

当德军在南方发动反攻时，他们在北方向后撤退。一年多以来，这是那里第一次重要的撤退。在1941－1942年的冬季战役以后，德军面对莫斯科的战线，形似一个紧握的拳头，俄军则搂住手腕——斯摩棱斯克就位于这里。8月份，俄军曾猛袭它左面的指关节(德军的防御中心尔热夫)，力图突破敌军的中心战线，以牵制其兵力，从而援助斯大林格勒。他们的进攻因尔热夫的顽强抵抗而遭挫折，虽然他们已插入尔热夫的侧翼并使其指关节裸露出来了。11月份作了一次新的努力，使该地区更为暴露无遗，看上去象一个带有狭窄地峡的半岛。这年年底，俄军从他们自己的巨大突角的顶端出发，袭击德军突角的北部，占领了大卢基(Velikye Luki)的交叉点(在尔热夫正西一百五十英里)在莫斯科到里加的线路上)。结果，不但是尔热夫，而且整个拳头的处境变得更危险了。

一个月以后，在斯大林格勒德军投降的间接影响下，这里的危险有所增加，而随后德军在南部广大地区的崩溃，也表明要坚守过分铺开的战线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当时，蔡茨勒(Zeitzler)规劝希特勒，收到了仅有的显著效果。元首本来就反对作任何撤退，特别是从莫斯科撤退一步。但他终于被说服，同意这一地区的战线必须整顿，这样既可免于崩溃，也可把后备兵力解放出来。3月初，正当俄军发动一次新攻势时，尔热夫已撤退完毕，到12日，这整个拳头也被放弃不要了，连维亚兹马这样一个重要的交通中心也在弃守之列。德军撤退到包括斯摩棱斯克的一条较直的防线上。较小的设防突角杰姆扬斯克(Demyansk)(在大卢基和伊尔门湖(Lake Ilmen)之间)，也于3月初弃守。(这次后退的重要性被西方各国忽视了，因为英美报纸上的地图在这里标出一条直线已有一年多了，他们把杰姆扬斯克完全划在俄军防线以内。)

德军这次缩短北部战线所得的好处，由于新的扩张和诱惑(由德军在南部取得反攻胜利所引起)而完全被抵消还不够。将领们的这个希望完全落空了，他们原来希望可能诱导希特勒批准他们作一次长距离撤退，然后在远远离开俄国人控制的地方，重新巩固和整顿自己的军队。防线的缩短，实际上提供了一整套新旧型的进攻跳板，对一个生性好攻和念念不忘进攻仍会使局势好转起来的人来说，这种进攻跳板总是大有光明前途的。

反攻的胜利，使德军感到完全没有迫切撤出顿涅茨河流域的必要。对希特勒来说，只要能在顿涅茨河南部的塔甘罗格附近守住他去年的防线，他就能保持这一工业财富，同时也还有重新夺取高加索的希望。由于最近德军回到了在哈尔科夫和伊祖姆之间更往西的顿涅茨河河岸，希特勒可设想在那里发展一支新的侧翼力量。在再次占领别尔哥罗德并守住奥廖尔的条件下，他就有了一个十分强有力的侧翼阵地，可以在库尔斯克及其周围对俄军在附近所占的阵地发动一次钳形攻势。在夺取这一大突角之后，他就能在俄军的战线上打开一个大缺口，而一旦他的装甲师冲过这里，那末什么奇迹都可以产生。俄军的兵力确已超过希特勒以前的估计，但他们伤亡十分惨重。只有那些“年老的将领”，才认为俄军的兵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顺着这条思路从他的偏见出发，希特勒愈来愈感到，突破库尔斯克，就会使力量对比有利于他，并使他的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他觉得不难明白，他的麻烦是俄国的冬天造成的，因而他总是指望夏天会对他有利。这种指望倒成了他的仲夏夜之梦。

在打算对库尔斯克方面发动主要攻势的同时，希特勒又在他的夏季作战计划里添上了曾经两次推延了的对列宁格勒的进攻——奇妙的是，他这次的计划简直是1942年格局所规定的路线、地点的重演。目前已由两个师组成了一个伞兵军，这个军打算用来突击列宁格勒，以便为陆上进攻开路。希特勒在面临穷途末路的时候，变得更加孤注一掷起来，因为一年前施图登特将军曾向他提出对斯大林格勒进行空降袭击的建议，可是他那时犹豫不决，没有接受。德军在突尼斯溃败以后，这个军被调往法国南部，准备对预期的撒丁岛同盟军登陆部队进行一次空降反击。等到进攻库尔斯克失败以后，德军对列宁格勒的进攻终于完全放弃了。

关于进攻库尔斯克的计划，将领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越来越多的将领们对东线胜利的可能性发生怀疑，这一年，居然象克莱斯特这种冲锋陷阵的能手，也加入了怀疑者的行列中去了。不过，这一次的进攻和他没有直接关系。在重新组织冬季攻势时，曼施坦因奉令负责南方战线的主要部分。这年年初，第一装甲集团军被调到他的集团军群里，而克莱斯特仅仅负责克里木和库班河的桥头堡。有关库尔斯克突角的进攻，则将由曼施坦因的左翼来对付对方的南翼和由克卢格的中路集团军群右翼对付对方的北翼。这两名司令官在事前作了商谈，他们对胜利好象是满怀希望的。不过，希望一般是晋升的机会所培养出来的。热心的军人，对于交给他们的冒险任务总是充满信心，并且总是不愿流露出顾虑，而使上级长官减少对他们能力的信任。

军事教育的整个趋势，也有助于消除顾虑。为了摆脱俄军，许多德国将领现在都愿意主张实行一次长距离撤退，就象一年多以前伦斯德建议的那样，但是元首反对这种做法。在冬季的最后时刻，由于德军目前所守的那条防线，就防御方面来说，选择得并不理想，将领们宁愿相信过去被告诫过的那个原则——“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们通过进攻，有可能弥补阵地的缺陷，并打乱对方重新进攻的部署。因此，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取得进攻的成功上，不考虑失败的后果，也不考虑动用德国新近积聚起来的后备兵力会使日后完全无法防御。

一个绝密的内部政策和不断削减部队和编制人数掩盖了德军兵力的锐减。因为师的数目几乎仍维持原来的数目，所以作为力量指标的人数上的弄虚作假便不大看得出来。到1943年春，就德国师的人数和武器来说，其平均数目只有原编制的一半多一点，而且许多师还大大低于这个水平，虽然有的师勉强提高到合乎编制。在保密政策之下，指挥官们被严密地隔绝着，彼此互不通气，以致只有少数人了解全局情况，并且他们还被灌输“少问为妙”这样的教育。但采取这种削减人数的政策，除了出于掩盖的动机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

希特勒被数字弄得神魂颠倒，如醉如痴。对这种煽动家来说，数字就是力量。师既是衡量军事力量的标准单位，因此，他就念念不忘必须要具有最大数目的师——尽管1940年他之所以获胜，主要得力于他部队中机械化部分的优越素质，与师的数目关系不大。在他入侵俄国以前，他曾坚持采取削减人数政策，以便建立最大数目的师，此后，他又不断削减人数，从而避免使人们认为那个令人误解的师的总数在减少。象这样削减人数的做法，在军事经济学范围内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危险。

1943年，这种通货膨胀的范围空前扩大，以致抵消了德军由于装备质量方面的改进，特别是新“虎式”和“豹式”坦克的生产所带来的好处。每当一个师遭到惨重伤亡后，其先锋部队的人员就大大减少，结果就和管理人数不相称——因为损失主要是由战斗部队承担的。在一个装甲师里，损失最重的通常是坦克和坦克手，其次是步兵成分，最小的是后勤部队。因此，维持这些低于编制水平的师，特别是装甲师，就战斗力而言，是不经济的。如果不把这种消耗量迅速补上，那么部队就会显得大而无当，并且缺乏打击的力量。

由于俄军当时的质量比1942年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数量也大得多，德军的这些困难就显得更其严重了。俄军作战性能的所以有所改进，该归功于从乌拉尔新建立和扩建的工厂，以及从他们的西方盟国那里源源不断的运来的大批装备。俄军坦克的质量至少象其他国家的军队一样好——大多数德国军官认为要更好一些。尽管他们苦于缺乏例如无线电装备那样的辅助性器材，他们在作战和武器的效能方面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方面，都达到了高水平。俄国的大炮质量优越，还有一种具有杰出性能的火箭炮，而这种武器已在大规模地生产。俄军的来福枪比德军的还要新式，火力较猛，而且大多数的步兵重武器也都是同样优质量的。

最感到不足的是机动车运输工具，这方面最迫切需要的东西，由于美国货车的源源运到而得到了解决。美国大量罐头食物的供应，对部队的灵活机动性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有助于解决俄军的供应问题。由于俄军数量极大，而交通工具奇缺，供应问题已成为它发挥作战能力的障碍。如果俄军不是比任何西方国家军队更加刻苦，习惯于生活上和作战上低标准供应水平的话，这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红军虽然从来没有达到如西方国家军队那样机动的水平，但就其技术条件而言，他们还算比较灵活的，因为他们能在必需品低得多的标准下作战。他们那种原始状态的生活，既是一种不足，也是一种优点。俄国士兵能在别人也许早已饿死的情况下活下去。因此，红军的先锋部队现在有了较多的物资，就具有比较深入的渗透能力，而俄军的大部队只要得到极少的运输工具和粮食，就能紧紧跟上先锋部队。

红军在战术能力方面也大为提高。由于1941年受过很好训练的部队损失很大，1942年的情况曾有过恶化，但到了1943年，日益增加的作战经验，大大地补足了这一缺陷，并为新编的部队提供了一个比战前受过训练的旧部队还要良好的基础。改进是从上级开始的。原来的一批领导人被断然撤换了，这样就使得生气勃勃的年轻一代将领能迅速提升，他们大多数还不满四十岁，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政治上关系较少，专业化程度更高。俄国高级司令官的平均年龄，那时比德国将领要小差不多二十岁。降低了年龄标准，却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活动能力。年轻的领导人同日益成熟的作战经验相结合，其效果既反映在部队的参谋工作方面，也反映在部队的作战技巧方面。

要不是俄国将领们出于恐惧或为了要取悦于上级而倾向于遇到顽强的抵抗之后还要继续进行无益的强攻的话，那么改进工作会更卓有成效。他们的部队不甘失败，对无法攻克的障碍，往往不惜付出极大牺牲，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猛攻。象这种劳而无功的进攻，因等级制度和军纪的双重关系，成为部队里的一种普遍倾向，而在红军中，由于苏联的具体条件、俄国的传统以及俄国的物力等情况，这种倾向自然而然地显得更其突出。在这样一个制度下，只有最优秀的司令官才敢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而人力的充裕却鼓励了人力的浪费。与其担冒犯上级的风险，还不如残酷无情地牺牲人命，这样做倒比较容易一些。

总的说来，地域辽阔，大大补救了这种横冲直撞的战术。调兵遣将一般有充分的余地，俄军最高统帅部能够在敌人拉得很长的战线上巧妙地选择薄弱环节。由于当时红军在数量上已取得普遍的优势，最高统帅部在决定集中冲击任何一个地区时，都可指望有四比一以上的优势，而一旦突破口形成，调兵遣将的余地也就更大了。在北部，德军的防守比较严密，阵地也较巩固，因而徒劳无功的正面突击和这种消耗力量的重复突击，是屡见不鲜。在南部，俄军拥有最优秀的司令官和最精锐的部队还有广大的地域可以使他们一显身手。

然而，面对着俄军这种极为明显的优势，德军却仍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来，就证明俄军还远远不能赶上德军在技术上的先进，且不谈战争还能拖延两年，更证实了这一点。1943年春季，双方对战局的展望，都为这种军事上的有利条件所影响。这助长了希特勒的野心，他的军事顾问们甚至抱着这样一种希望，只要能避免重蹈覆辙，形势还是会向有利于德国方面转化的。这却使俄国领导人对他们冬季胜利中所取得的信心产生了怀疑，因为他们不会忘记去年冬季胜利所引起的希望业已随着夏天的到来而终于成为泡影。另一个夏天又在眼前了，他们感到，其结局究竟如何难以肯定。

这一难以肯定的心理，可以从再次交锋前的一个重要外交插曲来说明。6月，为了讨论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莫洛托夫在基洛夫格勒(Kirovograd)(当时还在德国战线内)会见了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根据作为技术顾问参与会议的那些德国军官说，里宾特洛甫提出了和平条件，其内容是：俄国未来的边界应沿着第聂伯河这一条线，但莫洛托夫却除了一定要恢复俄国的原有边界外不作其他考虑；他们的谈判由于这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搁浅了，并据说因消息已走漏到西方各大国，后来谈判也就完全告吹。问题的解决只好重新诉诸战争了。

夏季战争的开始比往年任何一年都要迟。在冬季战役结束后，出现了三个月的休战期。这一长期的拖延，至少部分原因是德军在必须为另一次进攻整编其部队和在积蓄其后备部队这些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但同时也是由于他们越来越宁愿等待俄军首先发动攻势以引诱俄军上钩，这样，他们的进攻就可以收到反攻的效果。这种想法终于落了空，这倒并不完全因为希特勒缺乏耐性，而是因为俄国这一次也决定采取同样的钓鱼政策。

德军领导人在事后回忆时认为，如果他们及时把突击部队准备好而提前六周发动进攻的话，那么他们的进攻会取得巨大的胜利。当他们的钳形攻势在深入到一连串布雷区停了下来和他们发现俄军早已把他们的主力平安地撤到后方去时，他们把这一次挫折归咎于俄军在休战间隙期间已经获悉他们的准备情况，因而能采取适当的部署。这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这样一个实际，那就是拿库尔斯克突角作为一个进攻目标来说，实在太显眼了。库尔斯克突角招致德军对其展开钳形攻势，就象德军在奥廖尔周围的毗连突角诱使俄军进行钳形攻势一样地清楚。因此，双方的出击地点，原是无可怀疑的，主要的问题只在于谁先出击。

在这一点上，俄国方面是有过争论的。赞成首先出击的论据是，俄军防线接连在两个夏季里，都被德军的进攻所突破；并且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由于许多攻势顺利展开而产生了信心，俄军领导人便更急于要在夏季采取主动了。反对方面的论据是，1942年5月，铁木辛哥实际上已带头进攻哈尔科夫，6月，这场攻势在那里和库尔斯克之间遭到了惨败。

英国军事代表团新任团长G·勒·Q·马泰尔中将，在5月底与俄军总参谋长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他得到的印象是，主张主动出击的意见占了上风。马泰尔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G. Le. Q. Martel)曾坦率地说，他认为如果在新编的德军装甲部队还未出击以前，他们就发动攻势，那将是自找麻烦，“万一俄国人想要这样干，势必被打得落花流水”。

过了几天，他被询及英国在北非的战术时，他“便向他们解释说，我们在阿拉曼取得成功，大部分是由于我们让德军装甲部队在我们的防线上化为齑粉，或者无论如何也是撞得眼青鼻肿。当他们的出击被我们狠狠地揍过后，我们发动攻势的时候就到了”。在下一次开会时，他觉得俄军总参谋部倾向于这一计划。他趁机把英国的另一个经验教训告诉他们：拉住敌军坦克渗透的“腰部”的两边，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利用一切可用的后备力量猛击突破口的两侧，作为一种间接的阻遏，而不要去正面迎击蜂拥来犯之敌。 [注：参看马泰尔：《一名坦率的军人》(An Outspoken Soldier)，211－254页。]

在追溯任何一个作战计划的来历时，判明究竟受了什么影响才做出如此决定，通常是很难的，即使所有的文件都能查阅也是如此，因为文件很少记录原始的起因。它们不会表明计划的真正制订者们心中的思想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发展的。许多提出这种或那种思想的人，都容易夸大他们那种思想的作用，而形成那种思想的人们却更偏向于贬低其影响，不管影响会怎么大。在官方，这种情况尤其显著，而在牵涉到民族自尊心的问题时更为突出。在同盟国中间，正常的情况是，每一个国家都把它所接受的帮助贬到最低限度，而把它所给予别国的帮助，不管是物质上的或者是无形的东西，都夸大到最高限度。因此，历史也未必会更清楚地阐明俄军1943年的作战计划究竟是怎样制订出来的，不过，清楚的一点是，战略制订者们自己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从而可以得出包含在他们所采取的计划中的结论。

意味更为深长的是，采用了守－攻方法所取得的戏剧性的决定效果。

德军的进攻是在7月5日黎明时发动的，对象是库尔斯克突角的两个侧翼。这个突角的正面近一百英里宽；南侧约有五十英里长；北侧则超过一百五十英里，因为它的长度与德军在对面的奥廖尔突角的侧面是相一致的。突角的主要部分，由罗科索夫斯基所部防守着，而瓦杜丁所部的右翼包括南面的一角。

曼施坦因的南翼钳子和克鲁格的北翼钳子，兵力大致相等，但曼施坦因拥有较多的装甲部队。总起来说，投入这次进犯的，共有十八个装甲师和装甲榴弹师。他们占整个作战部队的将近半数——并且是德军在东线所有的几乎全部的装甲部队。希特勒是在进行一次赌注很大的赌博。

头几天里，南翼钳子在某些据点渗入约二十英里——这算不了一次快速的渗入。德军因为遇到深广的布雷区，所以进展缓慢，并且发觉大部分守军已撤至后方，以致他们俘虏的人数少到令人失望。而且，他们所楔入的部队，由于在其腰部遭到顽强抵抗，无法扩张。克鲁格的北翼钳子，渗入的程度更其有限，未能突破俄军的主要防御阵地。经过一周的奋战，装甲师兵力大为削减。克鲁格发觉他自己的侧翼有即将遭到威胁的迹象，大吃一惊，就开始把他的装甲师撤了出来。

与此同时，即7月12日，俄军发动攻势，对象是北部侧翼和奥廖尔突角的“鼻子”。北部的出击，三天之内渗入了三十英里，直指奥廖尔后方，而另一个推进，虽然没有这么深入，却也抵达离城十五英里的地方了。就在此时，克鲁格的脱离出来的四个师赶上前来，正好阻止了俄军北翼，使它不能在横跨从奥廖尔通往布良斯克的铁路线上站稳脚跟。此后，俄军就很难推进，仅依靠兵力上的优势去迫使德军后撤。这原是损失很大的事，幸亏这时候罗科索夫斯基所部从库尔斯克突角出发，在南翼转入进：攻。德军终于在8月5日被赶出了奥廖尔。自1941年以来，奥廖尔不仅是德军前线的一个主要的和最难以攻克的堡垒，而当它未被攻陷以前，仍可能重新成为对莫斯科的威胁。奥廖尔的这一战略地位，和它的经得起考验的力量相结合，便使它成为一个军事上成败得失的象征——因此，它的弃守就会大减德军的信心而大长俄军的士气。

在此期间，瓦杜丁所部向正在撤退中的德军追击，从库尔斯克突角南部的缺口，一直追击到原先的阵线上。8月4日，瓦杜丁沿着这条被削弱了的阵线发动进攻，第二天就收复了别尔哥罗德。他利用敌人兵疲马困的时刻，在下一周内便又长驱直入八十英里，直指哈尔科夫后方及其与基辅的交通线。这种镰割式的打击，开拓了德军整个南线陷于土崩瓦解的前景。十天以后，在瓦杜丁所部左面的科涅夫(Koniev)统率的部队，在哈尔科夫的东南端渡过了顿涅茨河，大有完成对这城市包围之势。科涅夫大胆地选定留博廷(Liubotin)沼泽地作为渡过顿涅茨河的据点，开始威胁德军。

俄军在这两次出击中，不管哪一次，如能挺进到波尔塔瓦(Poltava)这一铁路交叉点的话，那他们不但能围歼哈尔科夫的德军守备部队，而且还会使沿顿涅茨河伸展出来的右臂状的所有德军部队造成混乱。这时，德军的第三装甲军就几乎成了仅剩的可观的后备部队。它和三个党卫军装甲师刚被调往靠近塔甘罗格的米乌斯河，去应付几根“手指头”所遭受的威胁。这时，他们被迅速调回“胳臂”这边来，以便及时遏制对波尔塔瓦周围所造成的威胁。这就使在哈尔科夫的大部分德军得以在8月23日弃守这一城市以前安全地撤走。在其他据点上也一样，被打得精疲力竭的德军装甲师，虽然只剩下微弱的打击力，但毕竟还能抑制俄军大部队的前进。危机已经过去了，局势稳定下来——虽然不是平静无事的。俄军仍在继续推进，但速度放慢了。在他们实行反攻后的六周中，被他们俘获战俘达二万五千人。对这样一次包括许多地区在内的大战役来说，俘虏的总数不算多，这表明，德军阵线的任何一次崩溃，都是局部的和有限的。

8月下旬，俄军的进攻，更大大地扩展了。当波波夫(Popov)的部队逐渐从奥廖尔向布良斯克挺进时，在他们右翼的叶廖缅科(Eremenko)部便开始向斯摩棱斯克进袭。在他们左翼的罗科索夫斯基正朝着基辅附近的第聂伯河发动一次更深入的冲击，而瓦杜丁所部也正涌往那里。在最南端，托尔布欣(Tolbukhin)渡过了米乌斯河，并迫使敌军放弃塔甘罗格。后来在9月初，马利诺夫斯基向南出击，渡过顿涅茨河指向斯夫利诺，这一侧翼的重兵，迫使德军急忙从顿涅茨河南部那个突出来的“胳臂”处撤退。但是，有意思的是，德军却仍固守着那些用来直接掩护他们长途撤退的据点，并固守铁路线，直到他们的大多数部队从包围中安全逃出来为止。洛佐瓦亚交叉点正好在“膈肢窝”里，直到9月中旬才屈服。

俄军作战的方式和节奏，看来很象1918年福煦发动总攻时的那种情况——对不同的据点，进行一系列交替打击，凡是在打击的据点遇到顽抗而其冲击力被削弱时，就暂时放手让它搁着，每一次打击都旨在为下一次的打击铺平道路，在时间上是彼此呼应和配合的。1918年，这一打法曾诱使德军赶紧向被打击的据点增派后备部队，而同时却又限制了他们及时对下一次打击的据点进行增援的能力。这样，就使德军动弹不得，并且使其逐渐耗尽后备兵力。俄军在二十五年以后却又重复了这一打法，只是条件更有利和形式更有所改进罢了。

对于一支机动能力有限而在兵力上却占优势的部队来说，采取这一种打法是理所当然的。不论在何时何地，每当横的联络线少到不能把后备部队从一个地区迅速调往另一个地区从而帮助个别战役取得成功时，这种打法尤其合适。正因为这种打法意味着每次要突破一个新的阵地，所以这种从“广阔”方面打开局面所付出的代价，要比向“深入”方面打开局面所付出的代价高得多。这种打法不见得很快就会分胜负、见分晓，然而其结局可能更有把握，只要采用这种打法的部队，拥有足以坚持下去的物质上的相当优势就行了。

在这一反攻过程中，俄军的损失当然要比德军大，但在德军本身的进犯遭到惨重失败之后，那么德军的损失就远非他们所能承担的了。对德军来说，消耗战就是毁灭。由于希特勒不愿意批准任何长距离的后退，撤退是推迟了，但耗竭却加快了。

德军在9月份阵线的薄弱和后备部队的减缩情况，可从俄军进攻速度的加快上反映出来。诸如瓦杜丁、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这些熟练的司令官，都能敏捷地利用德军广阔战线上的弱点。美国卡车源源不断的运到也加快了他们的进攻势头。9月底前，俄军已进抵第聂伯河，不仅在靠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东面的大河曲地方，而且在沿大部分河段一直到基辅附近的普里皮亚特河(Pripet River)一带，都有俄军的踪迹。他们在一大片地区内的很多地方迅速渡河，而且还筑好桥头堡。这样对于德军要凭借广阔的河流作为屏障，在那里进行整休是不利的，而军事发言人竟随便地把这个河流屏障称之为他们的“冬季阵线”。俄军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渡河，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司令官善于利用宽阔地形的特点。把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建立在波尔塔瓦西南的克列缅楚格(Kremenchug)附近，主要是由科涅夫做出决定的，为的是要使渡河在一大片地区内的好多地方——长达六十英里地段上总共有十八处——进行，而不把冲击集中在一条线上。由于在大雾弥漫的掩护下渡河，这就增加了这一次计划中的分散冲击的“意外”成分。瓦杜丁采用了同样办法，使他得以在基辅北面占取了一连串的据点，后来这些据点便连成一片了。

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即使把兵力稀稀落落地分散，德军也已没有足够的兵力守卫他们整个防线，这迫使他们不得不依靠反攻来阻止敌方扩大其据点。但那不免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政策，因为德军的后备兵力如此薄弱，而攻方的后备兵力又是如此众多。

25日，德军放弃了基辅以北三百英里的斯摩棱斯克，而在一星期以前，他们就已被迫退出布良斯克了。他们正在慢慢地沿着第聂伯河上游一连串堡垒城市——日洛宾(Zhlobin)、罗加切夫(Rogachev)、莫吉廖夫(Mogilov)和奥尔沙(Orsha)，直到德维纳河(Devina)畔的维帖布斯克(Vitebsk)——撤退下来。

在南边远处，德军撤出了库班河上的桥头堡，并渡过刻赤海峡退入克里木半岛，而这个半岛本身，那时由于大陆上的俄军的蜂拥而至，也有被孤立起来的危险。克莱斯特奉命把他的部队从库班河调回来，以接管亚速海和位于扎波罗热(Zaporozhye)的第聂伯河河曲之间的地区。这一决定为时晚了两个星期，因为当他的部队在10月中旬转入新阵地时，俄军已突破了美利托波尔(Melitopol)，整个地区处于动荡不定之中。

在俄军初次渡过第聂伯河后，10月上半月，那段地区比较平静无事，俄军正在增调援军，集积军需品并修建他们赖以进军的桥梁。这些桥梁大多是木桩桥或叉架桥，是用渡河地点附近砍倒了的树木很快造起来的。俄国人真是临时搭桥的能手——就象当年谢尔曼的部队在进军中穿过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两州时搭桥的情况一样。俄军平均每四天就能架一座横跨大河并运输最重辎重的桥。

当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基辅的时候——预料风暴会在这里发生——下一阶段的突击战却在第聂伯河河曲和基辅之间那一长长地带的偏中地方打响了。科涅夫带着大部队突然从波尔塔瓦西南的克列缅楚格桥头堡杀将出来，并朝南突破了德军大突角的基线。一开始，这里只有少数德军迎战，但曼施坦因很快就派出后备部队兼程赶来，迫使科涅夫放慢了进军速度，从而争取时间使受到威胁的德军从河曲撤退。这些撤出的德军，在克里沃伊罗格(Krivoi Rog)以外的地方，即在他们撤退线以南七十英里和穿过突角的中途点上，帮助友军阻挡了俄军的前进。

但德军在第聂伯河河曲以南的崩溃，还只是付出了部分的代价，因为曼施坦因在克莱施特所部前来接替他，的部队以前，早就被迫把他们撤出这一地区了。俄军利用渗入美利托波尔的机会，在11月第一周就横扫从诺加伊斯克草原(Nogaisk Steppe)直到第聂伯河下游一带，堵住了克里木的出口，把还留在那里的敌军孤立起来。

但是，俄军最后仍然未能实现其在第聂伯河以东围歼“百万敌军”的如意算盘。在以最高速度跟踪追击的两天里，只俘获了六千名俘虏——远比预期的数目少——大部分德军还是赢得了渡过第聂伯河而撤退的时间。自从这次战役开始后的整整四个月中，根据俄方的宣布，总共不过俘获战俘九万八千名，其中半数以上还是伤员。这里有一个显著的矛盾(虽然在同盟军方面只有少数评论家注意到)，俄方曾同时宣布，在这段时期内，有九十万敌军被歼灭，一百七十万敌军受伤。因为任何一次的突破，大部分伤兵往往会落入攻方之手，而且败得愈惨，能逃出的人数也就愈少。更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在11月6日宣布，在过去一年里，德军伤亡人数为四百万人。如果这种情况确系事实，即使一半是准确的话，战争也就早已结束了。但是战争却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走，不过正在走下坡路罢了。

10月下半月，从基辅地区传来的消息很少，其实俄军正在扩大城北的桥头堡，已使它成为一个广阔的跳板——这个跳板如此之宽，尽可用来发动一次有力的侧翼包围战。这场战争，是瓦杜丁在11月第一周内发动的。他在当时德军伸展得过长的战线上发现了薄弱环节，并突破这些环节而向西部渗入，然后转向内部，切断了基辅郊外的许多道路，从后面夺取了这个城市。德军再一次从包围中溜走，只有六千名俘虏落入俄军之手，但他们却无法挡住俄军的冲击，因为这时由于科涅夫向第聂伯河河曲进攻，德军已将大部分装甲师调到南部去了。

在收复基辅的第二天，俄军装甲部队抵达基辅西南四十英里的法斯托夫(Fastov)。这是一次紧紧追赶的打击。在打垮了这一战线上的抵抗之后，他们在往后的五天内挺进了六十英里，并占领了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东侧剩下的一条横的铁路上的交叉点日托米尔(Zhitomir)。然后，他们向北扩展，于16日占领了科罗斯田(Korosten)交叉点。这时，曼施坦因手头几乎已没有后备力量，德军的抵抗已濒于崩溃，斯大林在6日宣布的“胜利在望”的这个声明有可能提前实现了。

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曼施坦因通知第七装甲师精悍的司令官曼陀菲尔(General Hasso von Manteuffel)，叫他尽可能搜集一些部队来增补其残部，并用这一拼凑起来的人马，从别尔季切夫(Berdichev)发动一次向上的攻势。曼陀菲尔大胆地采取迂回曲折的做法，轻轻一击便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在19日的一次夜袭中，他粉碎了俄军侧翼，并重新占领了日托米尔，接着，他又向科罗斯田挺进。他把他的部队分成若干小股的装甲队，在广大地区移动，使他的声势显得格外浩大。他们在俄军纵队之间冲杀，切断他们的后方，向他们的司令部和信号中心袭击，这样一来，在他们踪迹所到之处，弄得俄军混乱万分。

曼施坦因趁此良机，便向基辅以西那个仍然引人注目的俄军大突角发动了一次坚决的反攻。他的反攻得到从西线调来的几个装甲师的帮助。曼施坦因的计划是采取钳形攻势——一支装甲部队从西北方向针对法斯托夫发动一次冲击，又从南面发动一次集中冲击。前者是由巴尔克(Balck)的三个师所组成的装甲军担任，其中还包括曼陀菲尔的部队。但那时瓦杜丁的先遣部队，除了得到后备师的支持外，还得到大炮和反坦克炮的大量增援，这些增援越过第聂伯河桥梁源源涌来。德军的反攻，不象第一次那样得到惊人的效果。从地图上看到的德军反攻的威胁，要比在战场上大。这是因为德军不能再象先前那样从突击中得到好处，从而补偿其兵力上的不足，而气候恶劣更增添了困难。12月初，由于泥泞载道，这次反攻就销声匿迹了。接着是休战期，瓦杜丁便趁机把他的部队集结起来，为其日益增强的重兵作好继续向前推进的准备。

有关形势的最恰当的说明，莫过于希特勒无意中的流露，他邀请曼陀菲尔到安格堡(Angerburg)和他一起共度圣诞节，以表示他对曼陀菲尔发动这次挽回颓势的攻势的赞赏，当时他对曼陀菲尔说：“作为圣诞礼物，我将给你五十辆坦克。”这是希特勒所能想到的最好奖赏，而就他目前的物力来说，这可算是一项比较重大的奖赏了。因为那时最强大而最受青睐的坦克师，也不过拥有一百八十辆坦克，并且很少有几个师超过这个数目的一半的。

德军战线的北段，在秋季也处于严重而持续的紧张状态之中，但俄军在这里虽一再展开攻势，然而未能突破第聂伯河上游的德军防线，这条防线上的德军，原是从斯摩棱斯克退下来的。这里俄军之所以受到挫折，是因为现代化防守有它固有的威力，而且这里又不比南方，没有那么多的回旋余地，此外，也是由于他们的目标过于显眼的缘故。

在这些战役中，由于受冰雪的限制，空军的作用不大。这种限制倒减轻了守军从头上来的压力，否则，就会使他们在战场上更加处于挨打的极大劣势。虽然这也限制了守军的空中侦察，但是他们可以推断俄军可能发动的主攻方向，也可以充分利用搜索侦察队去核实情况。

在俄军的进攻中，首当其冲的是海因里希(Heinrici)的第四集团军，这个军用十个已打得精疲力竭的师，坚守着奥尔沙和罗加切夫之间长达一百英里的防线。10月和12月间，俄军发动过五次攻势，每次攻势都持续五、六天，并且每天要冲击好几次。在第一次进攻时，他们动用了约二十个师，当时的德军刚好占据了一个在仓促间建立起来的只有一条壕沟的阵地。在第二次进攻时，俄军动用了三十个师，但那时德军已加强了他们的防线。以后的多次进攻，俄军动用了约三十六个师。

奥尔沙成为俄军集中袭击的重点，该城横跨在莫斯科到明斯克(Minsk)的大公路上，正面阵地的宽度达十二英里。作为一个被袭击的点，它显然具有供应便利和可能乘胜前进的这两方面的优点。但目标既如此明确，德军就能全力以赴地对付它了。德军在这里的防御方法，是值得研究的。海因里希在这一非常狭窄的地区，用了三个半师的兵力，剩下的六个半师，则用来守住他漫长战线的其余部分。这样，他就有适当密度的兵力来保卫这一重要的据点。他的炮兵几乎未受损失，他集中了三百八十门大炮，来守住这关键性地区。第四集团军司令部仅有一名司令官负责留守，因此该司令部对这地区内任何受到威胁的据点是能集中火力去战斗的。同时，这个集团军的指挥官对在他战线上平静地段的那些师实行“挤奶”的办法，以便在战斗期间给每一个投入激烈战斗的师每天补充一个新的营。采用这个办法，就能经常给隔天的损失以弥补，同时还能给有关的师提供一个完整无缺的可用来反攻的就地后备兵源。由于在几个师内实行一种轮换制度，混合编制的缺点也就减少了——那时每个师包括三个团，每个团包括两个营。战争进入第二天时，派来增援的那个营，就是第一天投入的那个营的“姊妹”营，并且由团的司令部陪同前来；再过两天，第二个完全新的团就会出现在前线；到第六天，原来的师就全被撤换下来，去防守平静地带了，调防的军队就是逐一从那里派去的。

守方以超过六比一的人数劣势，不断取得了对攻方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是一种非凡的成就。这些胜利表明，如果防御性的战略和战术配合得好，战争可以拖延下去，而俄军的力量就会消耗殆尽。但这一前景却被希特勒断送了，他坚持不得到他的许可不准撤退，而他又总是不情愿给予这种许可的。集团军司令官们如果擅自做出决定的话，就有受军法惩处的危险，哪怕是从一个很危险的孤立阵地上撤出一支小分队。这一禁令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致下级军官更是缩手缩脚，动弹不得，据说，营的指挥官连“把站在窗口的哨兵派到门边去”也不敢。高级司令官象鹦鹉学舌似地一再重复这句话：“各人都应在他的岗位上进行奋战。”

这一死板的原则，虽然有助于德军在神经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熬过了俄国的第一个冬天，但终究还是成为一个致命伤——因为德军尽管能克服对俄国冬季的极大的恐惧，但要想占领俄国的辽阔土地，却越来越感到兵力短缺，无法实现。这一死板的原则也限制了司令官们必不可少的灵活性，使他们不能当场做出化险为夷的决定，重新集合他们的部队以实现“后退正是为了更好跃进的”(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原则。

这一死板原则的灾难性后果，曾发生在1943年的南部战线上。1944年，同样的后果又在北部重演，也就是在以前曾证明难以战胜的那段德国防线上重演。

第二十九章　日本势力在太平洋的衰退

在太平洋战争的第一阶段，日本征服了这个海洋区域的整个西部和西南部(连同那里的所有岛屿)，并且也征服了东南亚的一些邻邦。第二阶段，日本企图把控制的地区扩展到美英两国在夏威夷群岛和澳大利亚的那些基地，然而它在进攻中途岛和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在通向澳大利亚的海道上)的海空战中，却遭到了决定性的败退。

第三阶段，日军改取守势——正如他们在西南太平洋的司令官们接到的命令所强调的那样，他们要“守住在所罗门群岛和几内亚的所有阵地”。只有在缅甸，他们对西方盟国继续采取攻势，但实质上还是守势——为了阻止和挫败英国从印度发动的反攻。日军不可能再有所作为了，因为他们在中途岛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损失了两艘战列舰和许多较小的舰艇，此外，又在这些关键性的战役中损失了几百架飞机。西方盟国已经重新得手，现在真正成问题的是，他们是否能够和怎样才能利用这一大好形势。

日本的进攻计划和作战，由于日本地理位置在战略上的有利条件而得益不浅。无论是攻还是守，日本人都具备这种基本的有利条件，而他们的计划就曾利用过这些有利条件。他们迅速占领许多地方的结果是，他们可用一连串的同心圆的防御环节去掩护日本本土，这对西方盟国来说，成了他们试图对日本进行任何反击的极大障碍 [注：见本书上册第十六章及第二十三章地图(太平洋转机)。] 。

在地图上，可以看出许多供选择的进攻路线，但仔细分析起来却并不多。从地图的顶端往下看，北太平洋的路线，由于缺少适当的基地以及沿途经常有风暴和迷雾的缘故而被排除在外。从苏联的远东阵地出发，进行反攻也不成，因为只要俄国西部侧翼仍然处于德军进攻的非常强大的压力之下，斯大林是不愿意协同参与对日作战的。同盟国通过中国来进行反攻，也不可能，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供应有困难，况且中国不见得靠得住。那么转而通过更遥远的缅甸这条路来反攻行吗?也不行，因为英军被赶得很远——他们已越过印度边界——想要早日卷土重来，显然力量不足。

于是，事情很快就清楚，要发动任何有效的反攻，非靠美国人不可，并且要由一条适合于他们的路线进行反攻。有两条主要的路线可供选择——一条是沿着西南太平洋，从新几内亚到菲律宾的路线，另一条是通过中太平洋的路线。西南太平洋的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当然赞成和主张沿西南太平洋的那条路线来收复失地的。，他极力主张夺取日军新近占领的南方土地(日本进行战争所必需的原料供应地)，并认为这是最快的途径。在他看来，中太平洋路线易于遭受被日军业已占领的一连串托管岛屿的攻击，而且在这些岛屿上，日军已迅速修建了海空军基地。此外，通过这么遥远的路线去展开反攻，澳大利亚的焦虑是不会被解除的。

可是，美国的海军长官们却赞成中太平洋路线。他们争辩说，新几内亚周围海面较为狭窄，而中太平洋路线则能使他们更有效地使用他们舰身庞大的和数量日益增多的快速航空母舰，并且将更好地实现他们使用“航空母舰特混部队”去孤立和控制一群岛屿的新设想。这条路线也符合他们由海轮装运补给品的新设想，不必常常把他们的航空母舰送回港口。他们还说，这条路线不象南路那样，因处于驻有日军的托管岛屿的侧面而有遭到进攻的危险，而且沿南路进军更为显眼和更易为日军猜测到，这就可能会遇到更顽强和更持久的抵抗。一个更为强有力的、也可以说是更多为自己打算的理由是，海军上将们希望把他们大部分新的航空母舰摆脱麦克阿瑟的控制——他有独霸这些舰队的趋向。

1943年5月召开了华盛顿“三大国会议”(Trident Conference) [cdhyy注：钮译：“三叉戟会议”] ，会上终于做出实现一种双叉冲击的决议，即沿着两条路线进军，这样，会使敌人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分散其兵力，并防止其后备队集中或从一条路线调往另一条路线。最后这两条路线将在菲律宾汇合。这一决议，从间接逼近的战略概念来看，大有好处，因为达到同时对两条路线中的任何一条起威胁的作用。但这一复合和折衷的决议却没有充分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和历史教训，即双线进军使敌人陷入的那种困境，单线进军更容易和经济地做到，因为对敌人来说，这两条路线都是急于要保留的，而对同盟军本身来说，单线进军就行了。

这种双叉冲击，无可避免地需要更大规模的、也就是更长时间的准备——这是指部队、船只、登陆艇、海军基地和机场而言。这一旷日持久的准备，给日军有更多时间去作加强防御的准备，从而使美军更难以完成任务，特别是在岸上作战和登陆战。

在这一长时间的休战期间，唯一比较重要的战役是美军企图夺回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的远征。从战略上来说，这一行动是这样的遥远，不足以对战争的进程带来什么重大的影响。这一战役是次要的战役，但不是什么补充性的或牵制性的战斗。它的唯一价值是在心理方面起了安定美国人心的作用，因为去年6月有一小股日本登陆部队占领了基斯卡岛和阿图岛，显然威胁着阿拉斯加的安全，这件事曾使美国公众大为震惊。但这一帖补药的代价是昂贵的，在美国人力物力仍然有限的情况下，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是不上算的。

作为对日军占领这两个岛的早期反应，美国海军于8月初对基斯卡岛进行炮轰；接着，在这个月底，美军在基斯卡岛以东约二百英里的阿达克岛登陆，并在该岛修筑了一个机场，以协助对这个被占岛屿的攻击。1943年1月，为了同一目的，他们着手收复在基斯卡岛以东九十英里的阿姆奇特卡岛。但在那时，当地的这些美军司令官却发现阿留申群岛最西边的阿图岛比基斯卡岛的防务更弱，便决定进攻阿图岛。3月底进攻中断，这是由于美国海军封锁部队当时遇到了一支力量稍为强大的日本海军部队(他们正在护送三艘运兵船)。经过三小时的远距离海战，日军撤退。双方船舰都没有被击沉，而那些增援的运输船就掉头退走了。

5月11日，美军的一个师在浓雾掩蔽和三艘战舰炮轰的支持下，在阿图岛登陆。在超过四比一的优势兵力下，经过两周的激烈鏖战，这个师迫使日军防守部队(约二千五百人)退入群山之中。接着，还是日军自己在那里解决了战胜他们的问题。日军朝着美国阵地发动一次自杀性冲击，结果是，除二十六人被俘外，日军全部被歼。至此，美军便集中兵力进攻基斯卡岛，从空中和海上对这个当时已处了孤立的岛屿施加持续不断的压力，迫使日军于7月15日夜晚在常有的迷雾掩蔽下撤走了他们的防守部队(约五千人)。在此后的两个半星期内，美军继续轰炸这个岛屿，并有一支约三万四千人的大部队登陆——他们在岛上搜查了五天，直到确信这里已无敌踪为止。

这样，阿留申群岛被肃清了，但为完成这一小小的任务，美国前后共出动了十万人的部队，并有强大的海空军部队支持——这真是一个浪费兵力的恶例，然而也是一个用付出很少代价的牵制性主动进攻而能起扰乱敌人作用的好例。

直到1943年夏季，西南太平洋的明显僵局仍未打开。

对美国和它的同盟国来说，幸运的是，由于日本陆军和海军头子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敌人想要搞先发制人和打败同盟军的战斗，受到了阻碍。尽管日本陆海军双方要保留日本占领的所有地区，但在怎样做才是最好的问题上，有着极大的分歧。陆军头子主张在新几内亚进行陆战，他们认为新几内亚是保障他们所占领的荷属东印度和菲律宾这些地区的安全所必不可少的前进阵地，海军头子们却愿意首先考虑坚守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认为这可以作为北边一千英里处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岛巨大海军基地的战略掩护。在战略问题的决策中，通常总是陆军占上风的。

最后双方同意的防线为从瓜达尔卡纳尔岛以西的所罗门群岛的圣伊萨贝尔岛(Santa Isabel)和新乔治亚群岛(New Georgia)，直到新几内亚的莱城(Lae)——这就是巴布亚半岛以西的地区。海军将负责所罗门群岛地区，而陆军则将负责新几内亚地区。

设在腊包尔的陆军统帅部(即全区司令部)指挥在所罗门群岛上第十七集团军和在新几内亚岛上第十八集团军的作战活动——第七空军师归属前者，第六空军师归属后者。海军部队包括第八舰队和第十一空军大队(Air Fleet)，两者都由设在腊包尔的海军司令部指挥。这里的海军部队，仅拥有象巡洋舰和驱逐舰那种轻型军舰，但能够得到从特鲁克岛驶来的重型军舰的增援。

这一战场的陆军部队规模较大，有驻在新几内亚第十八集团军的三个师(总计有五万五千人)，以及有驻在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第十七集团军的两个师、一个旅和其他部队。尽管日本空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损失惨重，但陆军仍有可用的飞机一百七十架，海军有二百四十架，据估计，在六个月内，这个战场可能得到十个到十五个师和八百五十架以上飞机的增援。因此，有理由相信，一种坚守的或遏制性的战略，是完全办得到的。

美军的作战计划搞得很复杂，这和他们早就做出决定有关，以所罗门群岛作为分界线，把这战场区分为太平洋地区和西南太平洋地区。为了力图使这种计划更便于实施，联合参谋部发布命令：由麦克阿瑟负责新几内亚－所罗门地区整个战场的战略指挥，南太平洋总司令哈尔西海军上将仅负责战术控制，至于从珍珠港出发而在这一地区作战的海军部队，则仍在以尼米兹海军上将为首的太平洋地区统帅部的统辖之下。

美军的战略目的是要摧毁由俾斯麦群岛所形成的堡垒，并占领日军主要基地腊包尔。这个战略目标要在两条进军线上由轮流的出击来完成——以使日军“疲于奔命”。首先，哈尔西的部队应占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南的拉萨尔群岛(Russell Islands)，作为空军和海军基地。然后，他们应占领在新几内亚以东的特罗布里恩德(Trobriand)群岛中的两个岛，以提供进袭腊包尔的空军基地——这也是把空军从一条路线调往另一条路线的中转站。在第二阶段，哈尔西所部推进到新乔治亚群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西的所罗门群岛中)，并占领芒达(Munda)的主要机场，而麦克阿瑟则应占领新几内亚北岸莱城附近的一些日军据点。到了那时，哈尔西所部可望已经夺得在所罗门西端的布干维尔岛(Bougainville)。在第三阶段，麦克阿瑟应挥军北上，渡过海峡到达俾斯麦群岛的新不列颠岛，这就是腊包尔所在的大岛(位于该岛北端)。然后，第四阶段同盟军就要发动对腊包尔的直接进攻了。如计划中所规定的那样，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进程——据估计，对腊包尔的进攻将在战役开始后八个月内才发动。

由麦克阿瑟指挥的西南太平洋地区有七个师(其中三个是澳大利亚师)，和约一千架飞机(澳大利亚飞机占四分之一)——还有两个正在调来的美国师和八个正在训练中的澳大利亚师。哈尔西所部有七个师(两个是海军陆战师，一个是新西兰师)和一千八百架飞机(其中七百架是美国陆军飞机)。海军部队的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当每次进攻所需要的一支两栖部队正在建立时，大批战舰就从尼米兹在珍珠港的庞大的海军部队中暂时调来；开始时，哈尔西拥有六艘战舰、两艘航空母舰和许多小型舰艇。总的说来，那时已有了足以取胜的充分兵力，尽管这还不象麦克阿瑟所希望的那样强大——他曾要求调集约二十二个师和四十五个空军大队。

在这一准备或者说“僵持”阶段，哈尔西于2月21日派一支部队在拉萨尔群岛登岸，但没有发现日本防守部队的踪迹(据信那里会驻有日军)。此外，他的海军部队制止了日本空军顺着“狭窄海道”而下的空袭的做法。在新几内亚，日军企图占领靠近胡翁海湾(Huon Gulf)的瓦渥(Wau)机场，但被空运到那里去的一个澳大利亚旅所打退；而当日军派出近乎一个师的人马往那里增援时，他们的护航队——由八艘驱逐舰护送八艘运输舰——马上被驻在新几内亚的同盟国空军所发现，并加以追击，结果日军损失了全部运输舰和半数驱逐舰，以及三千六百名士兵(占总数的一半)。经过这次“俾斯麦海战”的惨败之后，日军就只能派潜水艇或驳船给他们在新几内亚的部队运输补给了。

山本海军大将于是力求扭转日军的空中劣势，他把第三舰队的航空母舰飞机从特鲁克派到腊包尔，以期对同盟军基地进行连续不断的空袭，从而削弱同盟国空军力量。但这种骚扰性的空战(它是在不祥的4月1日开始的)，和那些执行空袭飞行员的乐观报告相反，在两周内，日军损失的飞机，几乎达守方同盟国飞机的两倍。接着，山本本人在飞往布干维尔视察时遭到了伏击，座机被击落——关于这件事，美国情报机关事先已得到了消息。继任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的是古贺峰一海军大将(Admiral Koga)，但古贺毕竟没有象山本那样厉害。

计划已久的美军进攻，定于6月30日开始，这一次分三路出击：克鲁格将军(General Krueger)统率的美国陆军部队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基里怀纳(Kiriwina)和伍德拉克(Woodlark)(或木鲁瓦(Murua))岛登陆；由赫林将军(General Herring)指挥的新几内亚部队(主要是澳大利亚部队)在胡翁海湾的萨拉茅阿(Salamaua)附近登陆；而由哈尔西海军上将指挥的部队将在新乔治亚登陆。

在特罗布里恩德的登陆，由于没有遇到抵抗，轻而易举地得到成功，登陆后立即开始修筑机场。对新几内亚岛的新攻势，一开始就很顺利，美军为帮助澳大利亚部队的登陆，没有遇到重大抵抗，但直到8月中旬，他们才把在这地区的日军(约六千人)赶往萨拉茅阿市郊——而这里的美国先遣部队接着就得到通知，叫他们等待一下，因为预定在胡翁半岛进行的主要登陆，就要在进攻主要目标莱城以前开始。由哈尔西所部进攻新乔治亚群岛的第三路出击显得更为困难。

在新乔治亚群岛的大岛上，日本防守部队约有一万人，这里尽是山地丛林，再加气候潮湿，所以进攻更为困难。而日本帝国大本营却命令守军尽可能久地守住阵地，因此困难也就更大了。此外，又由于东北部海岸的暗礁以及围绕南部和西部的成群岛屿，也增加了进攻的困难。

美军的计划是分三处登陆。其中主要的登陆是以师的规模进行，地点在伦多瓦岛(Rendova)的西海岸，他们打算在那里渡过五英里宽的海峡，在芒达点(Munda Point)的重要机场附近登陆。达到了这一目标后，另外一支较小的部队就要立刻在离芒达十英里的新乔治亚群岛北岸登陆，从而切断日军海运增援路线。在南部还有三处辅助性登陆。海军掩护部队包括五艘航空母舰、三艘战舰、九艘巡洋舰和二十九艘驱逐舰，被分派来的飞机约有五百三十架。

据海岸监察哨报告，日军正往新乔治亚群岛南部移动，这使哈尔西原订于6月30日展开的最早登陆提前在21日就开始，登陆时没有遇到抵抗，到30日，在这一地区又胜利完成了其他的辅助性登陆。

至于在伦多瓦岛上的主要登陆中所调用的六千名美军，很快就击败了那里仅有的二百名日军防守部队，7月的第一周，又在芒达附近登陆成功。这一个星期和以后一个星期，为数不多的日本海军部队有过几次还击，这就象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那样，使美方巡洋舰受到重创，并且共有三千来名日军溜上了岸。

尽管有强大的空军、大炮和海军大炮的支持，在岸上，调来参加这次战役的美国师由于毫无战斗经验，渡过伦多瓦海峡后，在芒达丛林中的进军十分缓慢。据报告美军士气低落，因而又有一个半师被派来增援新乔治亚群岛。不过到了8月5日，他们终于占领了芒达及其周围地区，虽然大部分日军防守部队还是撤往北面邻近的科隆邦加拉(Kolombangara)岛去了。而在此后的海战中，美国的制空权对日军极为不利，使它的海军蒙受重大损失。

美军在新乔治亚进展缓慢的最大影响，是使哈尔西以及其他美国领导人意识到这种一步一步的推进的缺点，也体会到这将给予敌军以充分时间来加强他们的下一道防线。象这样的进展也抵消了海空军优势的巨大优越性。因此，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驻有日军防守部队一万多名的科隆邦加拉岛应予以封锁，并听其“自生自灭”，美军则推进到面积极大的但防守薄弱的韦拉拉韦拉岛(Vella Lavella)(只驻有日军二百五十名)上去。(这是有计划的“越岛”的一个例证，也是对阿留申群岛经验教训的一种改进。)此外，在韦拉拉韦拉岛筑了一个机场，这样，使美军同所罗门群岛最西端的布干维尔岛的距离缩短到一百英里以内了。

8月15日，美军在韦拉拉韦拉岛登陆，这一登陆甚至在完全占领新乔治亚群岛以前就完成了。当地日军司令官佐佐木将军原希望能在科隆邦加拉岛进行长期的抵抗，但这一设想被打消了，因为上级命令放弃中部的所罗门群岛而退守布干维尔岛。9月底10月初，连续几个夜晚，科隆邦加拉岛的大量防守部队以及韦拉拉韦拉的少量防守部队都撤走了。

总起来说，在新乔治亚群岛战役中，日军约有二千五百人被打死，损失战舰十七艘，而同盟军约损失一千人 (还有许多病死的)和六艘战舰。日军在空军方面的损失，则更为惨重。

同盟军在8月中所以对萨拉茅阿持续施加压力，其主要目的在于掩护并使日本不注意他们进攻莱城和胡翁半岛的准备工作——这里的港口和机场是他们即将向北进攻新不列颠岛所必不可少的，也是为了在此次“越岛”战中掩护他们侧翼的需要。

在进攻胡翁半岛时，麦克阿瑟的计划是采用两栖、空降和陆上作战相结合的攻势。这三管齐下的进攻构成了一次复杂的战役，而如果愿意的话，他是有足够的兵力可以用来进行一种作战方式的。9月5日，麦克阿瑟统率的两栖部队帮助澳大利亚第九师大部分人马在莱城正东边登陆。第二天，在莱城西北弃而不用的纳扎布(Nadzab)机场上，空降了美国第五百○三伞兵团——这是同盟国在太平洋上的第一次空降战——而一等到这一机场能使用时，就立刻用运输机运来了澳大利亚第七师。这时，澳大利亚部队和美国部队在萨拉茅阿的陆上进军重又开始了。

这次集中进攻只遇到很少抵抗，因为日本帝国大本营认为日军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师可能会被切断，所以批准这个师越过山脉纵横的半岛朝着离莱城大约五十英里的基亚里(Kiari)撤退。这样一来，日军便于9月11日撤出萨拉茅阿，15日撤出莱城。日军原指望守住半岛尖端上的芬什哈芬(Finschhafen)港口，但由于同盟军两栖部队中的一个澳大利亚旅已于22日在那里登陆，这个希望也就落空了。尽管日军又增援了一个师，他们却仍被迫沿着海岸逐步后退。同时，澳大利亚第七师正从莱城向马哈姆(Markham River)河谷更快地挺进，并于10月初到达杜姆普(Dumpu)，它离次要据点和港口马丹(Madang)(在莱城西北一百六十英里)五十英里。到1943年底，同盟军沿着海岸和穿过内地，对马丹进行一次双叉威胁——虽然他们的进展已比原定计划推迟了。

1943年9月，日本帝国大本营终于认识到，他们必须改变早先对形势和前途的乐观估计。日本部队被过于稀少地分布在极其辽阔的地区，而美军却已从其早期失败中恢复过来，其时间之短出乎意外。不论在空中还是在海上，美军目前都已占了上风。对日军来说，很清楚一点是，他们必须收敛一点，并缩短他们的半圆形防线。因为除了他们在侧翼方面遭到的压力以外，还在中心部位受到来自珍珠港的潜在威胁，在那里，尼米兹海军上将目前已拥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船舰，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杰利科海军上将(Admiral Jellicoe)统率的“大舰队”(Grand Fleet)以来，聚集这么多的船舰，确是从未有过的。

日本经济基础的脆弱，加剧了它在军事上的危险处境。它的飞机生产不足以应付美国的挑战，而且它显出已不能保护它的商船了。

日本帝国大本营在9月中旬制订的“新作战政策”，是以日本为达到其战争目的，而估计出其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地区为依据的。这个最低限度，即所谓“国家绝对防卫圈”，是从缅甸起沿着马来半岛屏障地带延伸到新几内亚岛西部，再从那里到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以及向上直到千岛群岛。防御弧形圈的缩小，意味着新几内亚岛的大部分以及所有俾斯麦群岛(腊包尔包括在内)、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那时都被认为和被列为不必要的一类——尽管这些岛屿还要占守六个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希望这个最低限度或者“绝对防御圈”的地区一定要发展成为一个不可攻破的屏障，日本飞机的生产将猛增三倍，而“联合舰队”要扩大到在再次作战时，足以向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挑战的地步。

同时，西南太平洋的日本部队奉命遏制一支有将近三千架飞机支持的、现已增强到二十来个师的同盟国部队。日本在新几内亚岛东部有三个师，在新不列颠岛和布干维尔岛各有一个师，而另外的第六个师正在途中。但他们在中国还有二十六个师，在满洲有十五个师(预防俄国可能的入侵)，由此可见，日本地面部队的弱点，不在于数量少而在于分布太广。

在盟军方面，鉴于进展缓慢，麦克阿瑟便急于要加一把劲，特别是他获悉美国联合参谋部那时倾向于把中太平洋的进军放在优先地位(这条线既然在距离上较短，那么在时间上就有缩短的可能)。麦克阿瑟的迫切心情与日俱增，因为美国联合参谋部提出，占领腊包尔并非必要，对这个顽强固守的据点尽可以越过去，把它孤立起来。哈尔西海军上将是一位天生的进攻手，由于他所统率的许多舰只以及第二海军陆战师正被调去协助中太平洋的进军，他就更急于要统率所部尽快穿过所罗门群岛了。

布干维尔岛战役

位于所罗门群岛最西端的这一个大岛，约有四万名日本驻防军和两万名水兵，他们大部分是在岛的南部。目前，由于哈尔西所拥有的船只和登陆艇大为减少，他一开始只能派一个增强师登陆。登陆地点选得十分精明，准备在西海岸的奥古斯塔皇后海湾(Empress Augusta Bay)——那里防务较弱，并有修建机场的适当场地。

美军先是对布干维尔岛上的日军空军基地进行猛烈轰炸，并预先占领了那些邻近布干维尔岛的岛屿，接着，美军便在11月1日登陆——这使日军大吃一惊，他们满以为进袭会来自风浪较为平静的南部。日本空军和海军的反击为同盟军所击退，虽然日军所遭受的损失远比同盟军自己遭受的要小。美国航空母舰部队和新几内亚同盟国空军部队对腊包尔进行空袭，这大大制止了日本在腊包尔最近增援的空军部队的骚扰。而今后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快速航空母舰部队，在那些明显得到从日本陆上基地起飞飞机掩护的地区，也能发挥作用。

在陆地上，得到另一个师增援的美国部队，逐渐将其滩头阵地扩大成为一个宽达十多英里的稳固的大桥头堡，到12月中旬，已有四万四千人上岸防守。日军反应迟钝，因为他们依然相信美军主要的登陆地点可能在别处。甚至当他们发现奥古斯塔皇后海湾的登陆成为主要威胁时，由于他们的部队要从南方主要阵地调来(要穿过五十英里宽的丛林)，所以他们的反击行动又进一步推迟了。结果，直到2月底，他们还是无所作为，出现了长时期的僵局。

占领俾斯麦群岛和阿德米雷耳提群岛

与此同时，盟军在新几内亚的进军仍在继续。1944年1月2日，麦克阿瑟派出近七千人的部队在赛多尔(位于胡翁半岛和马丹两者正中间地方)登陆，这支部队的人数很快就增加了一倍。这样，试图坚守半岛正西面西奥(Sio)的那些力量单薄和疲惫不堪的日军残部(规模和美军相仿佛)从沿海岸撤退的通道被堵住了。为了设法脱出重围，他们只好穿过群山丛林绕道撤退，在这一撤退中，日军损失了好几千人。这时，澳大利亚部队的集中钳形攻势又从马哈姆盆地的杜姆普向海岸进逼，并于4月13日到达海岸。4月24日，麦克阿瑟所部没有遇到强烈抵抗就占领了马丹，因为日本帝国大本营被迫加速撤退，并命令他们在新几内亚的部队向西退往不到二百英里的威瓦克(Wewak)。

麦克阿瑟早在肃清胡翁半岛以前，就发动了下一次的出击。12月15日，克鲁格的“阿拉莫”部队就开始在靠近阿拉威(Arawe)的新不列颠岛西南海岸登陆，接着，在圣诞节以后，这支部队的大部分兵力，计有两个师的人马，在靠近格罗斯特角(Cape Gloucester)的西部尖端登陆，占领了那里的机场。虽然这时已经放弃了进攻腊包尔的想法，但麦克阿瑟仍要争取对海峡两侧的控制，以此来保卫他在新几内亚岛继续向西进军的侧翼。美军业已登陆的新不列颠岛的西端，由最近从中国调来的大约八千人的日军一个分遣队防守着，但他们与腊包尔之间隔着一片广阔的荒凉地带——离这个新月形大岛另一端有三百英里之遥，并且在第七空军师调回到西边二千英里的西里伯斯地区以后，日军只能得到很少的空中支持。这样一来，日军在格罗斯特角附近只能作微弱抵抗，并很快就向腊包尔作长途跋涉的撤退。

接着，在2月底，下了马的第一骑兵师的一支侦察队在阿德米雷耳提群岛(Admiralty Islands)(格罗斯特角以北二百五十英里)登陆。阿德米雷耳提有好几个机场(还有开辟更多机场的余地)，并且又有一个很大的有掩护的抛锚地。那里约有四千人的日军防守部队，他们进行了一次出人以外的顽强的抵抗，但被在3月6日登陆的美军主力部队从日军背后所击退。到3月中旬，美军占领了日军的几个主要目标，并开始把阿德米雷耳提群岛修建成为一个主要的基地——尽管日军残部仍在继续抵抗，直到5月才被全部肃清。

至此，驻有十万名日军防守部队的腊包尔，已被孤立起来，便可听其“自生自灭”了。象俾斯麦群岛形成的那种屏障，终于被大力突破，这比进行一次直接进攻所可能受到的损失要小得多了。

美军在布干维尔岛登陆近四个月以后，日军司令官才过迟地发觉美军的主要登陆地点原来是在西海岸。1944年3月，他带着一支约有一万五千人的部队穿过丛林，袭击当时有六万多名美军防守的滩头堡。照他的估计，美军约有两万人，空军地勤人员约有一万人，就拿这个估计的总数来说，也不能不看到，他的为时过晚的反攻，希望是不大的。日军从3月8日开始，在持续两周时间内，发动了一至四次的攻势，全都失败，共损失八千多人——占其部队人数一半以上——而美军的损失则不到三百人。日军遭到这样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以后，那些残余的防守部队业已陷入绝境，也就可以听其自灭了。

中太平洋的进军

这次冲击，也象西南太平洋的那次冲击一样，不是指向日报本土，而是指向菲律宾群岛，并企图恢复美国在那里的地位。在这一阶段的战争中，华盛顿联合参谋部的基本看法是：在收复菲律宾群岛以后，美国部队即将开往中国，并在那里建立强大的空军基地，美国飞机将从那里起飞，从而取得美国对日本本土的制空权，除了切断其补给线外，并粉碎其抵抗力量。

这一战略计划，是美国竭力帮助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人并支持其抗日的主要原因。美国迫切希望英军在缅甸恢复进攻并重新开放通往中国南部的滇缅公路，以便给蒋介石输送战时补给和武装增援，其原因也在这里。

结果是，中太平洋的进军如此迅速，以致使尼米兹海军上将所部把战线向北转移，去抢占马里亚纳群岛，而且由于新的B29型超级空中堡垒远程轰炸机的发展，有可能从离日本本土不到一千四百英里的马里亚纳群岛出发去直接袭击日本本土。此外，到1944年10月马里亚纳群岛被占领之时，美国联合参谋部已经意识到，在最近的将来，要指望中国国民党方面的帮助，或指望英国进军中国南部，都是没有希望的。

占领吉尔伯特群岛

在制定中太平洋进军计划时，金海军上将原想从袭击马绍尔群岛着手，但由于缺乏确保胜利所必需的舰只和训练有素的部队，这一设想便作罢了。后来决定一开始就出击吉尔伯特群岛，虽然它离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基地稍远一点，但占领这个群岛看来并不特别吃力，而且还能用来训练两栖作战和为此后进攻马绍尔群岛提供轰炸基地。吉尔伯特群岛中最靠西边的两个岛屿——马金岛(Makin)和塔拉瓦岛(Tarawa)——将是主要的进攻目标。

统筹全局的总司令尼米兹选派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指挥进袭部队。被称为第五两栖军的地面部队，由海军陆战队的霍兰·史密斯少将(Major-General Holland Smith)指挥，运送这些部队的海军，则由理查德·特纳海军少将(Rear-Admiral Richard Turner)负责，他在所罗门群岛已经积累了展开这类行动的许多经验。整个兵力分成两支进攻部队：北面的一支夺取马金岛，由六艘运输舰运载第二十七师的约七千人；南面的一支夺取塔拉瓦岛，由十六艘运输舰运载第二海军陆战师的一万八千多人。除了护航航空母舰同运输舰一起出动外，进袭部队还得到查尔斯·波纳尔海军少将(Raer-Admiral Charles Pownall)的快速航空母舰部队的掩护，这支部队包括六艘快速航空母舰、五艘轻型航空母舰、六艘新的战舰和许多较小的战舰。除了航空母舰上的八百五十架飞机外，还有陆上基地(陆军)起飞的轰炸机一百五十架。

这里，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使用维护舰队作战活动的机动“勤务部队”(Mobile Service Force)，它除了较大战舰的重大修理外，能满足一切要求。这个部队拥有油船、拖船、扫雷舰、驳船、平底船和军火船。后来，这个部队还增添了医疗船、收容船、水上干船坞、水上起重机、测量船、架浮桥用的平底船以及其他种种设施。这一系列水上的“车队”在两栖作战中大大增加了海军的活动范围和能力。

经过初步轰炸以后，对吉尔伯特群岛的进攻(代号是“流电作战计划”(Operation Galvanic))于1943年11月20日开始——这刚好是1917年在康布雷(Cambrai)进行划时代的大规模坦克攻势的纪念日。吉尔伯特的防务十分单薄，因方根据日本9月份制定的“新作战政策”所规定增派的援军尚未到。在马金岛，只有防守部队八百人，而在作为一个次要目标的环礁阿贝马马(Apamama)，只有二十五人。但塔拉瓦倒有一支三千多人的防守部队，并且防范森严。

在马金岛，少数防守部队居然坚守了四天，阻击了一个缺乏战斗经验的美国陆军师。“两栖车”的战斗力非常强(这是一种能克服珊瑚礁的水陆两栖用的装履带的车辆)，可惜登陆部队只有极少几辆这种新式的车辆。

塔拉瓦的筑防和保卫却坚强得多，在第二海军陆战师(它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曾立下显赫战功)进攻以前，美国海军曾给予猛烈的炮轰(在两个半小时内发射了三千吨炮弹)以及大规模的空袭。即使如此，在第一天登陆的五千名美军中，有三分之一在涉过珊瑚礁和海滩之内一条阔六百码的狭长地带时被击毙，但剩下的士兵还是不屈不挠地战斗，迫使日军撤退到内陆的两个牢固据点，这一撤退使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布及全岛，并包围了守方进行防卫的牢固据点，接着，22日夜晚，日军一再转而反攻，终于被彻底消灭，这倒给海军陆战队解决了难题。从这以后，剩下岛屿上的日军也就很快被肃清了。

美国海军损失了一艘护航航空母舰，但总的来说，航空母舰大队证明，不论白天或晚上，它都能击退日军的空袭，而日本的水面战舰却始终没有向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统率的大舰队挑战。

美国遭到的这些损失，使人民为之震惊，于是，对吉尔伯特群岛的进攻便成为一个激烈争辩的话题。但从许多细节来看，这次进攻获得的经验是可贵的，两栖作战的技术因此而得到了重大的改进。官方海军史学家S·E·莫里森海军少将(Raer-Admiral S. E. Morison)把它称之为“1945年胜利的播种床”。

尼米兹及其幕僚原已在忙于规划下一步对马绍尔群岛的进攻，但这只是在进攻吉尔伯特群岛以后，由于尼米兹的坚持，计划方面才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这次进攻不是对最近的、最东边的那些岛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而是要越过这些岛屿，下一步就要一跃而进入远在四百英里外的夸贾林(Kwajalein)环礁了。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在这以后，斯普鲁恩斯统率的后备部队便将被派去占领埃尼威托克岛(Eniwetok)，这个岛是在长达七百英里的一连串群岛中最末端的一个岛。这次进攻的部署仍同进攻吉尔伯特群岛时一样，不过新增加了两个用来冲击的师，冲击部队共有五万四千人，连同三万一千人的防守队一起去占领这一被征服的地区。在海军方面，有四个航空母舰大队，包括十二艘航空母舰和八艘战舰。更多的“两栖车”被用上了，这些车辆既是装甲的又配备了充分的武器，战斗机和炮舰都装配上了火箭。进攻前的轰炸火力将有进攻吉尔伯特群岛时的四倍。

这个计划的成功也得力于日军把能提供的增援部队统统派往群岛的东边岛屿上，这样，就被经过修改的“间接逼近”和“越岛进攻”的美军战略打了个措手不及。

1944年1月底，快速航空母舰部队回到珍珠港，经过短暂的整休又重新上阵，它在进攻马绍尔群岛的整个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出动轰炸(总共六千多架次)，摧毁了日本飞机约一百五十架，使日本空海军的活动陷入瘫痪。

这次进攻的第一步是1月31日占领群岛东端没有设防的马朱罗岛(Majuro)，这给美国“勤务部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抛锚地。位于夸贾林岛侧面的一些小的岛屿接着被占领，主攻就在2月1日及时跟上。日本防守部队，凭着野蛮的、口呼“万岁”(banzai)的拼死精神，一再发动自杀性的反扑，这就加速了他们的被征服过程。尽管日军防守部队的总数有八千多人，但其中的作战部队不过五千人光景。在这次取得胜利的战役中，只有三百七十名美军战死。

美军后备军(约一万人)没有调来，他们被派去占领埃尼威托克岛，这里的美军，离马里亚纳群岛还有一千英里，而离日军在加罗林群岛的主要基地特鲁克岛则不到七百英里。因此，就在登陆埃尼威托克岛的同一天，作为进攻埃尼威托克岛的侧面屏护，美军用九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对特鲁克岛进行一次猛烈空袭。那天晚上，用雷达帮助识别目标，作进一步袭击，又在第二天早上进行了第三次袭击。尽管古贺海军大将已慎重地撤走了他的大部分“联合舰队”，但仍有两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二十六艘油船和货船被击沉。日本空军损失更大，被击落的飞机有二百五十多架，而美军仅损失二十五架。通过这三次毁灭性的空袭，得到的战略效果更为惊人，日军被迫从俾斯麦群岛撤走了所有飞机，腊包尔则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从而证明这次在中太平洋的进军，是有助于加速而不是推迟麦克阿瑟在西南太平洋的进展的。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这次战役表明，对敌人主要基地无需占领，也无需从陆上基地起飞的飞机的帮助，单靠航空母舰部队就能加以摧毁。

在这种情况下，占领埃尼威托克岛，的确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那里的登陆部队，虽不到半个师的兵力，却已把周围的岛屿迅速占领下来，而且在主要岛屿上的防守部队，在三天内就被击败了。在马绍尔群岛修建美国军用机场的工作，这时也进行得很快。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只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被占领，而日军原指望在这一阻滞进军的地带能坚守六个月，而在他们那“绝对”的或必不可少的屏障地带中的特鲁克岛的关键地位，却早已遭到了严重毁损。

缅甸，1943－1944年

缅甸季节性战役的情况，与预料中的完全不一样，和目前同盟军在太平洋，特别是在中太平洋的急速进军相比，则是令人失望的。因为缅甸战争的主要特点是日军又发动了一次进攻，并已越过了印度边界进入阿萨姆南部——这是日军在战争中仅有的一次——而英军则一直在打算发动一次旨在把入侵者赶出缅甸北部并打开通往中国那条公路的攻势。从印度出发的交通运输线已大为改善，英军实力也日益增强，呈现出来的是一片美好的前景。

日军的进攻，旨在先发制人和打乱英军的攻势，并且说来令人不安的是，尽管由于实力较差，日军却几乎取得了战术上的成功，即使他们最后不免失败，但还是在战略上使英国的进军不得不推迟到1945年。1944年春，由于英军在英帕(Imphal)和科希马(Kohima)(两地都在阿萨姆边界三十英里以内)筑有坚固的防线，日军进攻未能得逞，人们很清楚，日军在其最后一次的进攻中，把它原已很微弱的力量消耗殆尽，要他们给英军立即开展的反攻以强烈的抵抗已不可能，更别说对付即将到来的1945年英军的大举进攻了。

在准备这次战役的过程中，同盟国一致同意把重新占领缅甸北部作为首要目标，因为这里是重新与中国直接交往的捷径，通过“滇缅公路”越过崇山峻岭，把补给运送给中国。经过长期讨论以后，其他诸如在阿恰布、仰光和苏门答腊的两栖作战计划，都被搁置一旁。英国在缅甸北部的进攻，是从重新进攻若开开始，而牵制性的进攻，则由北部的亲迪队(Chindits)承担。

1943年8月底，一个新的和统一的“东南亚统帅部”(South-East Aisa Command)建立，司令官为前联合作战部(Chief of Combined Operations)首脑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rn)。他手下的几个头头是，萨莫维尔海军上将(Admiral Somerville )、吉法德将军(General Giffard)和皮尔斯空军上将(Air Chief Peirse)，而美国人史迪威将军则充任蒙巴顿的副司令。印度统帅部与东南亚统帅部分开，专管训练事宜而不管作战，韦维尔“青云直上”，当上了印度总督，而奥金莱克受命继任他为印度总司令。

吉法德将军(第十一集团军群)统率的主要部队是新编的第十四集团军，军的司令官是斯利姆将军(General Slim)。这个集团军包括克里斯蒂森(Christison)在若开的第十五军和斯库纳斯(Scoones)在缅甸北部中央战线的第四军，同时兼管被派到这个战场上来的几个中国师的作战活动。海军的力量仍然很小，但空军已增加到大约六十七个空军中队，其中有十九个是由美军组成，而可供作战的飞机总数约有八百五十架。

正是由于同盟军兵力的大大增加和他们所预示的明显的进攻动向，日军才向阿萨姆发动了一次预防性的新攻势，否则他们还会满足于一直采取守势，并巩固他们1942年初已攻占了的这块地区——缅甸。温盖特统率的亲迪队的首次进袭，使日军明白，亲敦江并不是一个可靠的防御阵地。日军进攻的意图，是想通过占领英帕尔平原和控制阿萨姆的山口，在1944年旱季击退同盟军的攻势——日军无意远征印度或是“向德里进军”。

在这一准备阶段，日军的指挥系统进行了改组。在缅甸战区最高司令官河边将军指挥下的，有三个所谓集团军(这些集团军仅相当于军的规模)：在东北地区，有由本田将军指挥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有两个师)；在若开战线，有由樱井将军指挥的第二十八集团军(三个师)；在中央战线，有由牟田口将军指挥的第十五集团军(它包括三个师和一个“印度国民师”，该师只有九千人，比一个日军正规师一半的人数稍多一些)。

牟田口的“集团军”，在对若开和云南进行初步进攻之后，打算进犯英帕尔。

双方都计划在对中央战线进行较大的冲击以前，在若开发动一次有限的攻势。在英军方面，这次进攻给斯利姆将军提供了一次试验新的丛林战术的机会，这个战术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建立起可供部队撤退和用空投来维持给养的据点，后备部队则被用来消灭在他们和那些据点之间的来犯的日军。这个战术同早先那种一遭包围就撤退的做法和习惯完全相反。

到1944年初，克里斯蒂森统率的第十五军，分成三个纵队，逐步向南部的阿恰布推进。后来到2月初，在日军发动有计划的进攻时，英军的进展就中断了——虽然日军只用上他们在若开的三个师中的一个师。由于英军的疏忽大意，日军得以占领东巴扎尔，然后转向南攻，使那些正在推进中的英军纵队处境为难——直到由空运来的新的援军到达时，他们才得到了救援。然而，虽然存在着局部的差错，事实证明，英军的新战术是有价值的，至于日军，则由于缺乏粮食和弹药，甚至早在6月雨季来临以前就放弃了反攻，停止了战事。

自从1943年5月亲迪队首次作战以撤退而告终以来，温盖特的部队没有参加过战斗。在这一间歇期间，他们的兵力却从一个旅增加到六个旅——这主要是由于温盖特的论点激起了丘吉尔的想象并在1943年8月他奉召参加的魁北克“四国会议”(Quadrant Conference) [cdhyy注：钮译：“四分仪会议”] 上，博得了以前抱怀疑态度的参谋部首脑们的好感。奥德·温盖特本人则被提升为少将，他的军队有了自己的空军，这就是第一空军突击队(No. Air Commando)——这支空军的实力大大超过它的名称，相当于十一个空军中队。通常它被称作“科克伦马戏团”(Cochran's Circus)，这是以它的年轻司令官美国人菲利普·科克伦(Philip Cochran)命名的。

1943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944年开头几个月中，精力都花在对新派来的几个旅的专门化训练方面。尽管为伪装起见，这些旅仍被称作印度第三师，其实这支部队根本没有印度人，并且当时已扩展到相当于两个师的兵力，它的新成员主要是由英国第七十师提供的。

温盖特的设想也有了某些改变和发展——从游击战的“打了就跑”的战术改变成为一种更实际的和更持久的、长距离渗透(Long-range Penetration,LRP)。他的远程巡逻大队打算占领曼德勒以北约一百五十英里的伊洛瓦底江上的英多(Indaw)及其周围地区——这是英军第四军和史迪威的中国部队(两个师)之间的空隙地带——并建立起由空投补给的一连串据点来切断日军的运输线。他们不仅是扰乱敌军，而是要与敌军“一决雌雄”。实际上，亲迪队将充当先锋部队，而第四军则成为支援和扫荡的部队。温盖特的设想和意图是最后使几个远程巡逻师远远地在主力部队前面作战。

这一战役于3月5日傍晚打响，开始很不吉利，因为突击队最初使用的六十二架滑翔机，其中有许多在英多东北五十英里的“百老汇”(Broadway)着陆时失事或者被击毁，而另一个选定的着陆地点，却被许多砍倒的树干所堵住，第三个着陆地点又由于种种原因而被临时取消。然而在“百老汇”修筑小型机场的工作仍继续进行，迈克·卡尔弗特(Mike Calvert)的第七十七远程巡逻旅在此后几个夜晚终于着陆了，接着是朗泰涅(Lentaigne)的第一百一十一远程巡逻旅的着陆。到3月13日，约有九千人深深安置在敌后。此外，伯纳德·弗格森(Bernard Fergusson)的第十六远程巡逻旅已在2月初从阿萨姆出发开始陆上进军，尽管这个地方的道路特别难走，他们仍在3月中旬后不久逼近英多。

日军虽对这次进军感到意外，但他们在林将军的指挥下很快拼凑成一支相当于一个师的部队，来对付这一次空降入侵。他的部分人马于3月18日到达英多，而大队人马到3月底以前才开到。此外，日本空军在17日的一次反击战中，摧毁了当时正从“百老汇”起飞作战的英军六架喷火式战斗机中的大部分，此后，英军的空防只得依靠从远在英帕尔附近机场起飞的战斗巡逻机了。后来，3月24日，温盖特本人因其座机在丛林中撞毁而身亡。但就在这一悲剧性事件发生以前，他精心拟订而不够周密的计划，已经漏洞百出了。26日，由陆上进军的第十六远程巡逻旅，根据温盖特的遗命，直接进攻英多，但被日军在其早有准备的阵地上打退了，日军又终于制止了另外一些远程巡逻旅的威胁。温盖特那种想要把游击战发展成为一种更具体的长距离渗透的想法，证明没有成功，尽管事实上他的确没有得到他所设想的主力部队的支持。

温盖特死后，朗泰涅受命接任“特种部队”的司令官。4月初，他同斯利姆和蒙巴顿讨论了战局，同意把亲迪队北调，去协助史迪威统率的中国部队，一起进军，因为他们未能阻挡日军向英帕尔的冲击。史迪威并不欢迎这次调动，怕他们会把日军引到他这边来，虽然甚至那时，史迪威率领的中国部队还没有能打到敌人在密支那(Myitkyina)的主要阵地，亲迪队却占领了孟拱(Mogaung)，这在一定程度上协助了他的进军。亲迪队是刚好在一个日本师到达战场以前完成了北调任务。

日军进入阿萨姆并占领英帕尔和科希马的“预防性”进攻，是由三个师在3月中旬发动的。和同盟军的预料相反，日军的发动和进展，并没有受亲迪队在它的东翼和后方沿伊洛瓦底江流域冲杀而下的影响，因为这一威胁，离日军太远，不足以危及日军朝北进军的路线和运输线。

1月底，斯库纳斯中断了他的第四军从英帕尔逐渐向南的进军，采取了守势，因有报告和证据表明，日军正在亲敦江上游重新集结，准备向英帕尔发动一次攻势。即使如此，斯库纳斯的三个师还是相当分散，其最南面的一个师(第十七师)在铁定(Tiddim)附近被日军绕过以后，发现它撤回到英帕尔的路已被日军堵截了。局势看来十分危急，因此，从若开回来的英军第四师便赶快采取紧急措施，同其他援军一起，空运到英帕尔去。日军从亲敦江出发的包抄进军也取得了进展，并挡住了撤退中的第二十师的去路。接着在3月19日，英军在英帕尔东北(后面)约三十英里的乌克鲁尔(Ukhrul)阵地遭到了攻击，情况令人不安的是，这表明日军这一深入的侧翼冲击，其目标为英帕尔北面六十英里穿过群山沿着后路进入印度的科希马。3月29日，英帕尔－科希马间的公路事实上暂时被切断。这时又有新调到的日军两个师前来确保安全和堵塞空隙。总起来说，日军的灵活和冲劲又一次使得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对手心慌意乱，陷入困境。

尽管英军设法重返英帕尔平原，并在那里部署了四个多师进行防守，但科希马的守军却只有一千五百人(在休·里查兹上校(Colonel Hugh Richards)指挥下)。对英军有利的是，日军最高司令官河边将军没有准许当地日军的司令官牟田口将军派兵去占领离科希马三十英里的群山出口处迪马普尔(Dimapur)。果真发动这样一次突击，那就会阻遏和击败英军去救援英帕尔阵地的任何反攻。

在这可以暂时喘息之际，蒙塔古·斯托普福德中将(Lieutenant-General Montagu Stopford)和他率领的三十三军的一些先头部队从印度调来，在大队人马到达以前，即从4月2日起他奉命负责迪马普尔－科希马地区。

日军对科希马的进攻(由他们的第三十一师发动)，于4日夜晚开始，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制高点，因此，到了6日，英军的少数防守部队与派来增援的那个旅的联系被切断，而这个旅又因日军设在祖布扎后面的路障而同迪马普尔隔绝了。

但是，斯利姆将军还是在10日下总反攻令。到14日，由斯托普福德派来的一个旅占领了祖布扎的路障，18日，前来援救的这两个旅，进入科希马，那儿精疲力竭而人数又少的守军正在作最后抵抗。接下去他们就把日军从周围的制高点赶走了。

当两个英国师发动反攻时，在英帕尔周围战斗也很激烈，他们往北去肃清通往科希马的道路，又向东北进军重新占领乌克鲁尔，并威胁正在进攻科希马的那个日本师的后方。至于在英帕尔的另外两个师，则正在向南冲击。

对英军来说，幸而他们现在几乎完全掌握了制空权——日军在整个缅甸的飞机还不到两百架——因此，他们仍能用空运补给的办法，在英帕尔的关键性的几周中保持一支大部队。(英军在英帕尔共约有十二万人，不包括用飞机运走的三万五千名伤病号和非战斗人员。)

5月，目前由斯托普福德统率的增强了的部队，先把坚守在科希马周围阵地的日军赶走，然后再肃清通往英帕尔的道路，而斯库纳斯所部则快要把英帕尔南部的日军逼入绝境。但如果牟田口不是在前途毫无希望和他手下将领们的抗议下继续坚持进攻的话，日军原是可以不遭受多大损失而安然撤退的。但他力排众议，一意孤行，终于把他统率的所有三个师的司令官都免了职——到头来他自己也被免了职。

7月，斯利姆统率的英国第十四军继续进行反攻，终于打到了亲敦江。其进展之所以被耽搁，与其说是受到日军的抵抗(日军现在只剩下一支疲乏、饥饿的残部)，还不如说是由于雨季来临的缘故。

在这次拖得漫长的进攻中，日军共投入八万四千人，损失却达五万多人。英军方面开始时投入较多兵力，到最后则投入了更多的兵力，但由于运用比较审慎，损失却不到一万七千人。总的来说，英军动用了六个师和若干较小的编队，他们由于掌握了制空权而大占便宜，而日军则只动用了三个师，加上一个力量单薄而装备很差的所谓“印度国民师”。此外，对一种不现实的军事传统的盲目服从，使日军丧失了他们在战术技能上的特长——而在战争的下一阶段，他们就更加明显地为这种愚蠢行动付出了代价。

第三十章　攻克罗马和在意大利的第二次攻势的挫折

1944年年初，同盟军在意大利的境遇，如和1943年9月随着在这里登陆而出现的满怀希望的情景相比，那是令人失望的。两支入侵部队——第五集团军(美国)和第八集团军(英国)——分别向意大利半岛“腿部”的“胫骨”(亚平宁山脉)左右两侧发动持续的正面攻势，力量消耗殆尽。他们从南到北，在半岛上缓慢地、爬行般地进展，活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线协约国部队的那种“破城槌”式的进军。由于和德国结盟的意大利部队发生投降和倒戈事件，加上英美两国军队又在勒佐、塔兰托和萨勒诺三处登陆，德军在9月份的处境极为不利，多亏德军反应迅速，才挽救了这一不利的局面。暂时被冲散和陷入混乱的凯塞林部队，是善于应付这种复杂而紧急的局势的，所以希特勒很快就得以取消原来的设想和计划——放弃意大利半岛，退回意大利北部——而主张长期防守半岛。

从1943年秋季以来，同盟军所期望的，充其量亦不过达到这样一个消极目的，尽可能把更多的德国师困住在意大利，从而使其不能与可以用来迎击英军和美军即将在1944年仲夏通过诺曼底入侵法国的兵力相会合。

1943年11月，三个主要同盟国召开的德黑兰会议和前此不久召开的英美开罗会议，决议肯定这样一个结论：即决定把“霸王作战计划”(Operation Overlord)(越过英伦海峡进攻诺曼底的计划)放在优先地位，同时把“铁砧作战计划”(Operation Anvil)(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计划)放在辅助地位，而在意大利的战略目标仅限于占领罗马，然后向半岛“腿部”的比萨－里米尼(Pisa-Rimini)一线推进。至于朝东北方向扩张战果进入巴尔干，则不拟进行。的确，就英国当时的政策而言，看来这并不是主要目标，所以未加考虑。

美英两国领导人尽管基本上同意把“霸王作战计划”和“铁砧作战计划”放在优先地位，但对意大利战役的重要性却有着很多基本上不同的看法。以丘吉尔先生和艾伦·布鲁克爵士为代表的英国人观点，认为同盟国投入意大利的部队越多，则从诺曼底地区吸引到这边来的德军部队也会越多，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但丘吉尔却热情地鼓吹着，无非希望英国首先在那个战场上赢得巨大胜利。美国人的观点，就其不同之点来说，认为同盟国对意大利的任何增援，不应当削减同盟国在法国的兵力，他们一直正确地认为，只有法国战场才是决定胜负的战场。他们比丘吉尔或英国的军事首领们更为现实，看出意大利地势崎岖不平，很可能会妨碍在那里迅速取得胜利，也不利于同盟军在那里扩张战果。他们对英国人有怀疑，认为他们之所以想要把重点放在意大利，无非是一种想逃避入侵法国这一更艰巨任务的借口。

凯塞林当时把第十集团军所拥有的十五个师(在北边还有第十四集团军的另外八个师)用来防守被称作“古斯塔夫防线”的那条防线，以抵抗同盟军的继续进攻。尽管大多数的德国师都是兵力较弱 [注：德军师的兵力差异甚大，有些参加过重大战斗的师严重地缩减了兵额，而且即使是满员编制，平均也大概只有同盟军师三分之二的人数。] ，并且有许多师缺额严重，但看来他们还是能够顶住1943年底在意大利登陆的十八个同盟国师所发动的直接而正面的攻势的。

因此，对同盟军来说，理所当然的解决办法是在“古斯塔夫防线”背后来一次两栖登陆，这是非常容易办到的，因为同盟军拥有海空军的优势。如果同盟军在发动登陆战时，能对“古斯塔夫防线”发动一次新的进攻，那么他们就能把德军赶出这条防线，并打垮扼守在罗马南部的德军。被称为“砾石作战计划”(Operation Shingle)的这样一个计划已经准备就绪，而对同盟军在意大利进展缓慢感到不耐烦的丘吉尔，对此给予了新的推动。由于他在开罗－德黑兰会议上同意了美国争取实现“铁砧作战计划”的愿望，即预定夏季在法国南部登陆，所以他得到了需要用的船只，但随后他又要求在法国登陆以前应把那些用来袭击的船只仍然留在地中海——这样，这些船只就能首先用于预定1月份在罗马正南面安齐奥(Anzio)的两栖登陆。

亚历山大及其参谋部所拟订的计划，提纲挈领，考虑周密。对半岛上现有的“古斯塔夫防线”，他们打算在1月20日前后由马克·克拉克率领第五集团军进攻。美国第二军渡过拉皮多河出击，一等到在它右边的法国军(Franch Corps)和在它左边的英国第十军发动初次冲击，并把森格尔将军(General Senger)第十四装甲军的大部分部队吸引开来以后，就进据利里(Liri)盆地。一旦主要的进军取得进展，由海上运来的美国第六军便在安齐奥登陆。据同盟军方面的希望和预计，德军后备师那时可能会匆忙南调，并回头来迎击在安齐奥登陆的同盟军——趁此混乱之际，第五集团军就能突破“古斯塔夫防线”并与在安齐奥的第六军取得联系。即使德军第十集团军不在两者的夹击下溃灭，同盟军统帅部也预计该军会撤退到罗马地区去整编。

但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德军并不象同盟军统帅部所预计的那样混乱或疲惫，他们仍象平时一样，沉着应战，而另一方面，同盟军的种种准备是太匆忙了，并且第五集团军的进攻也不按时发动。

1月17－18日深夜，麦克里里统率的英国第十军，在西部地区发动了一次冲击，开始时颇为成功，他们渡过了加里利亚诺河(Gariliano)。这次进袭迫使凯塞林把他的大部分后备兵力(第二十九和第九十装甲榴弹师以及部分赫尔曼·戈林师)调赴前线。美国第二军于20日在左中线上渡过拉皮多河展开攻势，但遭到重大挫败，领先的两个团被歼灭殆尽。德军坚守利里盆地，他们在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上对同盟军向利里的任何进攻看得一清二楚，当初，同盟军方面曾低估了这个坚固的阵地。拉皮多河水流湍急，即使不遇到抵抗，渡河也是困难的，情况既然如此，再加上美军第三十六师在占领了通往拉皮多河这条公路上外围的特罗基奥山(Monte Trocchio)以后，仅休息和准备了五天，就向拉皮多河进攻。靠近美军左边的英国第四十六师发动的攻势也遭失败。从海上运来的部队于1月22日在安齐奥登陆，那时，第五集团军的进攻仍在继续，但看来前途渺茫，未可乐观。

除非同盟国的计划人员冒着风险选择罗马以北的地点登陆(这被认为离“古斯塔夫防线”上的主要战线太远)，安齐奥地区还是在德军侧翼后面登陆的唯一合适的海滩。即使如此，凯塞林也大吃一惊，由于他考虑到同盟军会在罗马北面登陆，对他来说，则在战略上的危险性也就更大，而且当同盟军在安齐奥登陆时，他在安齐奥地区只驻有一个营，那便是在这里休息的第二十九装甲榴弹师的一个营。他很幸运，进袭部队的指挥官约翰·P·卢卡斯少将(在萨勒诺战役后期接任了第六军司令官)，是一个极其谨慎而又十分悲观的人；他甚至早在发动攻势之前，不但在他的日记里，而且对他的部下和盟友——包括亚历山大本人在内，都流露过他的悲观情绪。

他所统率的第六军，在最初登陆时，有两个步兵师，即英国第一师和美国第三师(在突击队和别动队协助下)，还有一个伞兵团和两个坦克营，美国第一装甲师和第四十五步兵师随即跟上。这样配备的兵力，不仅在登陆地点可确保压倒的优势，而且在有力地扩张战果方面也是很有前途的——丘吉尔希望他们能迅速赶到罗马南部的阿尔班山(Alban Hills)，切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第六号和第七号公路，从而切断守在“古斯塔夫防线”上的德国第十集团军。

英军在安齐奥的正北面和美军在该城的正南面的登陆，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成功了。但德军的反应迅速而果断。他们在“古斯塔夫防线”的部队奉命坚守，赫尔曼·戈林师被调回北部，而其他可利用的部队便从罗马向南开来。德国最高统帅部告知凯塞林：他可以调用在意大利北部的任何一个师，并将给他增派两个师、三个独立团和两个重坦克营。因为希特勒迫不及待地要给同盟军这一次来自海上的进袭以这样一个打击，借以吓唬同盟军，使其不敢再在意大利登陆，也使其以后不敢在法国海岸登陆。

凯塞林能重新部署他的兵力，确是一个非凡的功绩。在开头八天里，就有八个德国师调派到了安齐奥地区。统帅部同时也进行了改组，马肯森(Mackensen)的第十四集团军接管了安齐奥地区，控制第一伞兵军和第七十六装甲军——这两个军现在分别据守在同盟国滩头堡的南部和北部地区。菲廷霍夫的第十集团军留了下来，同第十四装甲军和第五十一山地军一起防守“古斯塔夫防线”。总计，集结在安齐奥滩头堡周围的共有八个德国师，由森格尔统率的第十四装甲军的七个师负责抗击马克·克拉克的盟国第五集团军，由第五十一山地军统率的三个师，负责阻挡在意大利亚得里亚海边的英国第八集团军(该军现由奥利弗·利斯爵士指挥，后来他被蒙哥马利召回英国，负责制订同盟国即将入侵诺曼底的计划和进行准备工作)。至于粲根将军(General von Zhangen)统率的六个师，则仍留在意大利北部。

丘吉尔指望迅速从安齐奥向阿尔班山推进，但这一希望落了空，由于在马克·克拉克支持下的卢卡斯做出了一个自作主张的决定：先集中力量巩固滩头阵地，然后再向内陆进袭。鉴于德军反应迅速和技术高超，而大多数同盟军将领和部队则笨拙不堪，卢卡斯的高度警惕，倒不失为“因祸得福”——在这种情势下，向内陆进袭的部队，可能成为敌人包抄进攻的活靶子，会招来大祸。

预定登陆的滩头堡地区，既在第二天占领下来，那么补给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头一个向内陆进袭的认真尝试，直到1月30日才开始——这时已是登陆后的一个多星期了。同盟军当场就被德军所堵截，而且，整个滩头堡那时遭到德军炮火的骚扰，正从那不勒斯地区起飞的同盟国飞机，竟无法制止德国空军对群集在安齐奥周围的船只的袭击。这样，在“古斯塔夫防线”的马克·克拉克部队，不但得不到来自安齐奥的力量的援助，反而试图发动一次直接攻势，以支援被围困在安齐奥的那些从海上运来的部队。

这时，美国第二军谋求攻克“古斯塔夫防线”，便从北面向卡西诺发动了一次攻势。1月24日，美国第二十四师得到在它侧面的法军的帮助，经过一周的激战，总算获得了一个稳固的桥头堡，但在此以前，森格尔已把他后备部队的大部分派到这一地区，使这坚固的防御阵地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2月11日，美军因精疲力竭和损失惨重而被迫撤退。

这次进攻失败以后，新建立的新西兰军(New Zealand Corps)(由纳伯德·弗赖伯格中将(Lieutenant-General Bernard Freyberg)指挥)奉命调来，这个军包括新西兰第二师和印度第四师，这两个师原是老兵，曾在北非战役中屡建功勋，而印度第四师是由英国和印度两国部队混合编制，他们曾被德国人誉为驻在那里部队中的最精锐的一个师。弗赖伯格计划中的集中兵力进攻卡西诺，并未真正改变他过去的那种打法，即对德军位置选择得宜和顽强防守的阵地展开代价高昂的正面攻击。印度第四师司令官弗朗西斯·图克(Francis Tuker)，力主翻山越岭，作间接进逼和更广泛的机动(法国人也赞成这种打法)，但他生病了，所以他的影响也就小了。他的师奉命攻占卡西诺山，当他所主张的更广泛机动的打法建议被拒绝后，他便请求发动一次密集的空中轰炸，从而摧毁那座高踞山顶的一个历史古迹修道院。当时并没有迹象表明德军在利用修道院——后来又有充分证据表明他们避免进入修道院——这一雄伟的建筑物是如此气势磅礴地高踞山顶，致使进攻高山的部队望而生畏。他的要求被同意后(经弗赖伯格和亚历山大批准)，随即于2月15日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轰炸，这一著名的修道院被炸毁了。事后，德军认为他们完全有理由移入废墟，利用它来筑成一道更坚固的防御工事。

当天夜里和第二天夜里，印度第四师不断发动进攻，但未能取得多大进展。再一天，即2月17－18日夜晚，新西兰军重新执行原来的计划。印度第四师终于占领了长期争夺的593高地，但由于德军伞兵部队的反攻，仍被迫撤退，次日，新西兰第二师也遭到德军坦克的一次反攻，被驱逐出了他们在拉皮多河上的桥头堡。

在等待德国最高统帅答应派来大量增援部队以供扫除同盟国桥头堡之用时，马肯森发动了旨在阻止同盟军扩大桥头堡的反攻。德军的第一次进攻是在2月3日夜晚发动的，目标是英国第一师在1月30日向卡姆波莱奥内(Campoleone)进袭失败后所建立起来的那个突角。幸而这时英国第五十六师的一个先锋旅刚巧登陆，得以顶住德军的冲击。7日，德军发动了一次更猛烈的反攻，虽然英军守住了阵地，但损失极重，以致英国第一师不得不由刚到达的美国第四十五师替换下来。

马肯森当时有十个师可以用来包围桥头堡的五个同盟军师，并得到强大德国空军的大力支援，他便准备在2月中旬发动反攻。一种新的远距离操纵的、装满炸药的微型坦克——“歌利亚”(Goliaths)，被用来扰乱守方。这种办法并不因同盟国进攻卡西诺而受影响，就是同盟国的空军威力也无法完全将其煞住。

德军于2月16日开始进攻桥头堡，对周围所有的地方都进行过探查，德国空军并经常前来骚扰。傍晚时分，美军第四十五师防守的地区，被德军打开了一个缺口。久盼的机会来临了——由希特勒所信任的勒尔步兵团(Infantry Lehr Regiment)所统率的十四个营，于17日在坦克支持下进行冲击，扩大了缺口，并沿着阿尔巴诺(Albano)－安齐奥公路挺进，胜利已经在望。

但是，拥塞在这一公路上的不同兵种的德军数量庞大，无法疏开，成为一种内部的阻力，同时这倒为同盟军的炮兵、空军和海军提供了密集轰击的目标，连“歌利亚”坦克也失灵了。然而，尽管损失惨重，但德军的强大攻势击退了同盟军，18日，在第二十六装甲师的援助下，德军重新发动攻势，这使他们能向海滩作进一步的挺进。但是，英国第一师同第五十六师和美国第四十五师奋勇作战，终于守住了桥头堡的最后一道防线。德军的冲击，在卡罗切托浜畔受阻，这些部队由于拼命冲击，体力上终于再难支持下去了。20日，德国装甲榴弹师又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势，但不久也就被迫停了下来。卢西恩·K·特拉斯科特将军(General Lucuan K. Truscott)的来到，使同盟军的防御工作大有起色，他原先是卢卡斯的副手，随后便作为他的继任者。在英国人负责的战区，第一师的指挥官W·R·C·彭尼少将(Major-General W. R. C. Peny)负了伤，便由杰拉尔德·坦普勒少将(Major-General Gerald Templer)接替了他，坦普勒很能干地配合好第一师和第五十六师的防务。

受到挫折的希特勒竟恼羞成怒，命令发动新的攻势，攻势在2月28日发动，由四个师沿着奇斯泰尔纳(Cisterna)公路进行牵制性的进攻和主要冲击。但是，这次进攻被美军毫不费力地挡住了，三天以后，密集的阴云散开了，同盟国出动空军，粉碎了敌军的进攻部队。3月4日，由于德军伤亡惨重，马肯森被迫停止进攻。五个德国师便留下来防守周围地区，其余部队被撤下来休息。

那时，同盟军又着手向卡西诺发动另一次进攻，以便为春季攻势扫清道路。这一次进攻比以往更为直截了当。新西兰师直捣市镇，接着，印度第四师便承担了对修道院所在山地的强攻。同盟军这次陆空双管齐下的非常猛烈的轰袭(共计炮弹十九万枚和炸弹一千吨)，其目的在于使在市镇内的德军陷入瘫痪，动弹不得。

这次炮击，是在天气晴朗的3月15日发动的。防守这一地区的精锐的德国第一伞兵师中的一个团(有三个营)，不但毫不动摇地忍受了这种双管齐下的轰袭，而且还有足够力量阻挡接踵而至的那些冲锋步兵。由同盟军轰炸造成的大量瓦砾帮了德军的大忙，这些瓦砾堵住了同盟军坦克进军的道路。虽然印度第四师占领了城堡山(Castle Hill)，但他们在登攀山顶的途中遇到一场倾盆大雨，进军受阻，守方因这场雨而占了便宜。廓尔喀(Gurkhas)人的一个连，一直打到修道院下面的汉曼山(Hangman's Hill)，但在那里成了孤军。与此同时，市镇内继续在激战。到了19日，双方新的努力都无成效可言，第二天，亚历山大做出决定，由于伤亡众多，如果在三十六小时内不能获胜的话，就停止战斗。23日，经弗赖伯格的同意，战斗干脆停止。这样，第三次卡西诺之战以失望而告终。此后，新西兰军被解散，其所属部队被给予休息，后来便分编入其他军中，卡西诺地区由英国第七十八师和第六装甲师的第一警卫旅接管。

亚历山大曾在2月22日建议执行“王冠作战计划”(Operation Diadem)，从安齐奥桥头堡发动一次突破和集中冲击相结合的攻势，向利里盆地挺进。这次攻势的类型和1月份的那次大致相同，不过计划得更周密，配合得更紧凑，打算在发动“霸王作战计划”(渡过英伦海峡入侵诺曼底)前三周执行，从而可能把德国师从法国吸引过来。

这一计划是由亚历山大的参谋长约翰·哈丁(John Harding)制订的，规定集中特大兵力投入这次冲击，在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仅仅留下一个军，第八集团军的其余部分则被移往西部，去接管卡西诺一利里盆地区域。包括法国部队在内的第五集团军，不仅负责防守左翼的加里利亚诺地区，而且还要负责防守安齐奥桥头堡。还有一个建议是，关于在法国南部登陆的“铁砧作战计划”，应予放弃。

英国参谋部首脑们很自然地倾向于同意上述建议，但美国参谋部首脑们却表示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在法国南部登陆，将会更好地牵制德军兵力，有助于入侵诺曼底。艾森豪威尔接着便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根据这一方案，意大利的攻势应优先考虑，但“铁砧作战计划”的筹备工作仍应继续进行。如果到了3月20日主要的两栖部队登陆战很清楚无法发动的话，那么意大利水域的船只应撤往援助“霸王作战计划”。2月25日，联合参谋部同意了这一折衷方案。

做出决定的日子一天近一天了，担任地中海战区最高指挥官新职的梅特兰·威尔逊(General Maitland Wilson)将军，从亚历山大那里获悉，在5月份以前，同盟军不会在意大利发动春季攻势，亚历山大并且还强调了这样一点，即在攻打“古斯塔夫防线”的主力部队没有获得突破并与安齐奥部队取得联系以前，任何部队都不能因执行“铁砧作战计划”而被撤走。这意味着，如果需要十个星期来重新集合和准备，“铁砧作战计划”不可能在7月底以前执行，也就是说要等到诺曼底登陆后的几乎两个月才执行，这已不再是什么作为初步的牵制性行动来支持诺曼底登陆了。因此，梅特兰·威尔逊和亚历山大都感到情况允许他们暂时不管“铁砧作战计划”，而全力以赴地去完成意大利战役。他们的这种看法，倒是同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部的偏好相吻合的。艾森豪威尔也倾向于同意他们的意见，稍微不同之点只是地中海的大部分船只当时就能调出来支持“霸王作战计划”了。美国参谋部虽然勉强同意把“铁砧作战计划”推迟到7月份，但是他们反对放弃“铁砧作战计划”，并对把意大利的攻势扩大到既定范围之外是否值得表示怀疑。他们对意大利的攻势是否能收到把德军从诺曼底引开的效果也没有信心，不久事实证明，他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其结果是，在丘吉尔先生和罗斯福总统之间，发生了长期的争执，他们通过电报往来展开冗长的辩论。

这期间，在意大利，春季攻势的准备工作正在英国指挥范围以内进行。由于第八集团军的调动和重新部署，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其中包括船只缺乏)，进攻日期推迟到了5月11日。第八集团军的任务是要在其左翼取得第五集团军的协助下突破卡西诺，其办法是强行通过加里利亚诺，攻破安齐奥桥头堡，向第六号公路上的瓦尔蒙托内(Valmontone)挺进。当时，在安齐奥有六个同盟国师和五个德国师对峙着，还有四个德国后备师驻在罗马周围。在“古斯塔夫防线”上，有十六个同盟国师(其中四个师密集在一起，为扩大战果作好准备)集结起来，对付六个德国师(其中之一是后备师)。在这条战线上，同盟国极大部分兵力集中在从卡西诺到加里利亚诺入口的一带地方——总共有十二个师(两个美国师、四个法国师、四个英国师和两个波兰师)，目的是突破敌线，还有紧紧靠在后面的四个师，目的是乘胜直捣利里盆地，希望能赶在德军重新纠合和整编以前突入敌后约六英里远的“希特勒防线”(Hitler Line)。

第八集团军的九个师得到一千多门大炮的支持，而且他们还得益于一段天气干旱的时期，使他们的坦克和其他机动车辆都能随后跟上——这同在冬季攻势时那种泥泞载道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样，三个装甲师(英国第六师、加拿大第五师和南非第六师)就有了比以往更适宜于出击的前景。

在这次进攻中，波兰军(包括两个师)将进袭卡西诺，而英国第十三军(包括四个师)则在其左翼向圣安格洛(St. Angelo)进军。

总的说来，同盟军这次在主要战线上的进攻，投入了两千多门大炮，而在这个战场上的同盟国空军，在最后阶段转而向战场上的目标进行轰炸之前，又能齐心协力对敌方的铁路线和公路网进行普遍而猛烈的轰炸(但这一“绞杀作战计划”(Operation Strangle)却也没有象所指望的那样，严重地影响德军的运输和补给系统)。当时，还曾发动过广泛的阴谋破坏活动，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作为一种迷惑敌人的手段，同盟军公开进行两栖登陆的演习，想使凯塞林相信，同盟军就要来了——特别是在罗马北面的契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然而凯塞林却有先见之明，深信同盟军一定会利用海上运兵的有利条件进行两栖登陆，因此，这种迷惑敌人的尝试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

攻势于5月11日夜晚11时发动，先是大炮密集轰击，紧接着是步兵的进军。但在最初三天，由于德军顽强抵抗，进攻部队在极大多数地区进展不大。安德斯将军(Genreral Anders)统率的波兰军，对进袭卡西诺的战役，尽管决心很大，并在技术上不采取直接进逼方法，但仍遭到重大的伤亡。英国第十三军的进展也是迟缓的，如果不是波兰军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住的话，这个军也会遭到重大损折的。美国第二军在沿海地区也同样很少进展，但处于上述两个军之间的由朱安统率的法国军，由于只有一个德国师对抗他的四个师，才取得较快的进展，他们穿过了加里利亚诺那边的山区，展开一次猛烈的冲击，这是德国人料想不到的。14日，法军打进了奥森特(Ausente)盆地，德军第七十一师便迅速后撤。这给美国第二军帮了忙，它当时便开始沿着海岸公路迅速挺进，打击德军第九十四师。此外，那时有两个正在撤退途中的德国师，几乎被无路可寻的奥朗西(Aurunci)群山分隔开来了。朱安乘机派出他所统率的山地成长的摩洛哥土著部队(这支部队由纪尧姆(Guillaume)指挥，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进入山峡，翻山越岭，去突破尚未部署就绪的在后面利里河流域的“希特勒防线”。

德军的右翼，就是西翼，当时正在崩溃之中，要重整旗鼓是无希望的了，因为正当同盟军发动进攻期间，他的干练的指挥官森格尔却离开了部队。而且这时凯塞林总是迟迟不派后备军南下，直到看清了北部局势的发展情况，也就是说，直到13日，他才调遣一个师到利里河流域去。尽管不久又派来了三个师，但来得太迟，来不及稳定阵地就很快被卷入一场混战中去了。在卡西诺地区的德军，继续坚守了几天，虽然加拿大军在15日为扩大战果而奉命插入，但到17日晚上，这些坚持战斗的德国伞兵最后还是撤退了。第二天早晨，波兰部队便开进长期争夺的修道院废墟，他们在这次奋勇战斗中，牺牲了将近四千人。

由于德军终于把它为数不多的后备部队调往南部，同盟军原来计划从安齐奥桥头堡进行突击的时机已经成熟——那时同盟军已得到另一个师，即第三十六师的增援。亚历山大下令于23日开始突破，他希望同盟军来一次强有力的、迅速的冲击，直抵瓦尔蒙托内，切断六号公路——内地的主要公路——这样就能切断那扼守“古斯塔夫防线”的大部分德国第十集团军的退路，如果能达到这一点，罗马就可以瓜熟蒂落。但这些希望却断送在持不同意见的马克·克拉克的手里，他热中于使第五集团军首先进入罗马。美国第一装甲师和第三步兵师于25日继续推进十二英里以后，到达了正好在七号海岸公路那边(离六号公路较远)的科里)这样就和正在沿着七号公路北上的第二军联系上了。凯塞林的一个残余机动师，即赫尔曼·戈林师，飞速赶到现场阻止这一冲击，却遭到了同盟国空军的迎头痛击。但在这一阶段，马克·克拉克正挥戈直指罗马，在其带领的四个师中，只有一个师奉命继续向瓦尔蒙托内推进，而正在离六号公路三英里处，被德军三个师的大部分兵力挡住了去路。

亚历山大向丘吉尔发出的呼吁，没有能改变马克·克拉克的进军方向，这次进军就在罗马南面的“凯撒防线”(Caesar Line)上遇到德军的抵抗，因此速度减慢下来。此外，第八集团军的装甲师发现他们为扩大战果而向利里河流域的冲击，并不如预期的那么容易，而且他们也未能把正在撤退中的德国第十集团军牵制在亚平宁山脉蜿蜒的那条山脊上。德军仍能经过沿山的道路逃向安全地带；他们所以能逃跑，还得力于在安齐奥的同盟军没有出来加以阻挠。

的确，在几天内，看来德军已有机会在“凯撒防线”上站稳脚跟而把阵线安定下来了，这是由于森格尔指挥下的德军，在沿六号公路上的阿切－切普拉诺(Arce-Ceprano)地区进行顽强抵抗，再加上同盟国装甲师的一系列运输队在拥挤不堪的公路上拼命赶路，这些部队数量既大，而行动又很不方便。

但是，美国第三十六师在5月30日终于占领了阿尔班山区第七号公路上的韦莱特里(Velletri)，并攻破了“凯撤防线”，这就打开了另一个前景暗淡的僵局。马克·克拉克趁此机会，命令第五集团军发动总攻，就在这次攻势中，他的第二军占领了瓦尔蒙托内，并沿六号公路直捣罗马，同时还派遣他第六军的大部分人马沿着七号公路支持这次攻势。在十一个同盟军师的压力下，那些原来扼守在通道上的人数较少的德军，只好放弃阵地，美军便在6月4日进占罗马。桥梁完整无损，因为凯塞林不愿拖延战斗而冒破坏圣城的大不韪，他曾宣布罗马为“不设防城市”(Open City)。

两天以后，即6月6日，同盟军开始入侵诺曼底——意大利战役便退居次要地位。同盟军在意大利发动的春季攻势(“王冠作战计划”)伤亡惨重，到占领罗马时，美军伤亡人数达一万八千人，而英军和法军则分别为一万四千人和一万人。德军约伤亡一万人，但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被俘的倒有二万多人。

从双方投入兵力的对比来看(在这个战场上，三十个同盟国师对二十二个德国师，在部队的确实人数上是二比一)，事实证明，同盟军在意大利的持续进攻，并不是一笔很好的战略投资，也没有把诺曼底的德军吸引过来，从而使那次入侵成功。的确，这“终究未能阻挡敌军增援西北欧” [注：埃尔曼：《辉煌的战略》，第5卷，279页。] 。1944年初，德军在法国北部(卢瓦尔河以北)以及在低地国家的兵力，只有三十五个师，而当6月份同盟军发动横渡英伦海峡的入侵时，已增加到四十一个师了。

意大利战役的战略效果，从它有助于诺曼底登陆成功这一点来说，那就是，如果没有这压力，德国就有可能大大增加它在英伦海峡的兵力。同盟军进袭的规模以及紧接着派往那里的后续部队为所有的登陆船只的数量所限，以致在诺曼底登陆的关键性的开始阶段，在意大利的同盟军就不能增强那里的登陆力量。另一方面，如果德国能把留在意大利的部队用于诺曼底的话，那对登陆的前景也许大为不利。这本来是言之成理的论点，奇怪的是，许多持有这种论点的英国人，却因为企图把成果说得过大而没有坚持这样的说法，他们甚至对这个论点也表示怀疑，理由是面对着同盟国空军对铁路线的拦阻性轰炸，德军是否有可能把大批部队调到诺曼底去也成问题。

在政治方面，这一阶段的重大事件是，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King Victor Emmanuel)传位给他的儿子，以及由反法西斯的博诺米先生(Signor Bonomi)取代巴多里奥元帅出任意大利总理。

对在意大利的同盟军来说，占领罗马图谋已久，但占领的结果却令人失望。一部分是由于上级决策的失当，另一部分是由于德国势力的恢复和他们的反击活动。

梅特兰·威尔逊接受了美国人的意见，认为“铁砧作战计划”即使推迟了，仍然是地中海统帅部所能采取的最有效的作战行动，这可以把德军从法国北部吸引过来，从而有助于同盟军在诺曼底的进军，但亚历山大却持有不同看法。6月6日，即在同盟军进占罗马后的两天，他提出了把“王冠作战计划”进一步扩展的计划。他认为，只要他的部队完整无损，那么到8月15日左右，他们就能进攻(和威尔逊确定发动“铁砧作战计划”同一天)佛罗伦萨北面德军在意大利半岛“大腿”(Thigh)上所筑的“哥特防线”(Gothic Line)，并认为除非希特勒调出八个或者更多的师来增援这一防线，否则他的部队是能突破这一屏障式防线的。此后，他认为他马上能横扫意大利东北部，并乘机穿越所谓的“卢布尔雅那山口”(Ljubliana Gap)而长驱直入奥地利。这显然是一种乐观的看法，认为有可能迅速克服意大利北面威尼斯(Venetia)和维也纳(Vienna)之间具有的许多潜在阻滞阵地的群山障碍。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这一地区，意大利人甚至在初步进军中就连遭败退，便使人感到这种估计更加乐观了。

而这个计划却得到了丘吉尔、英国参谋部特别是艾伦·布鲁克的支持，他们把它作为怕在诺曼底遭受巨大损失甚至灾难的补救办法。亚历山大更振振有词地为这一计划作辩护，说这可以使他的部队相信意大利战役的重要性，从而激励其士气。

在马歇尔将军领导下的美国参谋部，反对这个扩大意大利攻势的可疑的新计划，但亚历山大终于说服了梅特兰·威尔逊。不过那时，艾森豪威尔插了进来，表示赞成“铁砧作战计划”。丘吉尔和罗斯福再次发生了争论。到7月2日，英国人不得不让步，威尔逊奉命于8月15日发动“铁砧作战计划”——现在比较谦逊地改称为“骑兵作战计划”(Dragon)。这一决定，使美国第六军(包括三个师)和随后法国军的四个师有撤离意大利的必要，法国军的官兵们当然极愿意为祖国解放效劳。第五集团军就此减少到只剩下五个师，集团军群则失去大约百分之七十的空中支援。

在此期间，凯塞林及其统率的部队已经很有效地在努力阻遏同盟军扩大他们已取得的部分胜利。德军在“王冠作战计划”中损失惨重，四个步兵师必须撤回整编，而另外七个师严重减员。但有四个师和一个重坦克团正兼程赶来。这些增援部队的大部分都拨给了第十四集团军，援军正在通过较容易走的进军路线前来。凯塞林的计划是，要在整个夏季用一系列阻滞行动来减慢同盟军的进军速度，而在冬季则退守坚固的“哥特防线”。这条防线在罗马以北约八十英里，靠近特拉锡梅内(Lake Trasimene)，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是当年汉尼拔设下的最巧妙的陷阱所在地，它一开始就可当作站稳脚跟的适当阵地。德国工兵的灵活爆破工作，有助于减低同盟军的进军速度。

这次进军开始于6月5日，即美军进占罗马的第二天，但是，由于当时处境极其危险，所以进展不大快。在第五集团军的战区内，法军一马当先。这时，英国第十三军正在向深入内陆的三号和四号公路上挺进，但是，德军的抵抗越来越顽强，英军便在特拉锡梅内一线停下来。其他地区的进军也同时停止。这样，凯塞林撤出罗马后只有两星期的时间，就把非常危险的局面稳住了。

此外，他得到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通知：正在给他另外派来四个师——这些都是原已派往或指定派往俄国前线的部队，并且还为他制定了重建那些在作战中损失较重的师的计划，而这些都是在已经调来的四个新编师和一个重坦克团之外追加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塞林得到大量援军之日，正是亚历山大深感沮丧之时，因为他不得不和他统率的七个师、大部分增援他的空军以及在意大利的同盟国集团军群后勤人员黯然分手。

凯塞林表现出自己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司令官，而现在他又鸿运高照。他决定当同盟国扩大战果的进军毫无生气之际，正好凭借天然防线站稳住脚跟，严阵以待。

从6月20日起进入夏季后的两个月，对亚历山大的部队来说，是一个失望和挫折的时期。他们的进展是零星而断续的，完全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战斗是在个别的同盟国军和德国军之间进行，是一系列孤立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德军的政策是坚守阵地，一直等到看清对方在部署准备大举进攻时，才开始溜走，退往一条成为障碍的防线。

凯塞林迅速部署部队的结果是，西海岸的德国第十四装甲军同美国第二军对峙着；德国第一伞兵军同法国军(尚未调走去参加“铁砧作战计划”)对峙着；德国第七十六装甲军同两个英国军(第十三和第十四军)对峙着；德国第五十一山地军同驻在亚得里亚海岸的波兰第二军对峙着。

到了7月初，由于天气坏而一直停滞不前的同盟军中路部队，终于冲过了特拉锡梅内一线(但过了几天就在阿雷佐一线重又受阻)。到7月15日，德军才从那里溜走，并逐渐撤到从比萨经过佛罗伦萨又向东伸展的阿尔诺(Arno)防线。在这里，同盟军只得长时间停顿下来，虽然他们的进攻目标“哥特防线”近在咫尺。作为他们的挫折的一点补偿，7月18日波兰部队占领了安科纳(Ancona)，19日美军占领了里窝那(Leghorn)，这就缩短了他们的补给线。

鉴于英国人(特别是亚历山大和丘吉尔)希望加紧进行意大利战役——尽管一再令人失望并且削减兵力——因此，对“哥特防线”发动一次秋季攻势的计划仍在继续制订之中。他们相信，这个计划在下述两种情况下还是有其价值的：即(1)把德军从主要战场上吸引出来；(2)如果德军在西部战线上崩溃的话，那就会导致其撤出意大利，从而使亚历山大的部队得以向的里雅斯特和维也纳进军，在意大利北部打开一个突破口。

原先由亚历山大的参谋长哈丁和集团军群参谋部所拟定的对“哥特防线”发动一次攻势的计划，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设想上的：即对亚平宁山脉的德军防线进行一次中央突破的突然袭击，但在8月4日，第八集团军指挥官奥利弗·利斯却说服亚历山大采用另一计划。这一计划的基础是：将第八集团军秘密调回到亚得里亚海一边，并在那里进行突破而向里米尼(Rimini)推进。这样使凯塞林的注意力集中到亚得里亚海岸之后，第五集团军便可以在中左路上来一个以夺取波伦亚(Bologna)为目标的冲击。当凯塞林对这一新的冲击做出反应时，第八集团军再往前冲去，打进伦巴底(Lombardy)平原，在这里，第八集团军装甲部队就会有自从在意大利登陆以来从未有过的更大的机动余地。

新计划虽还存在着一些后勤方面的问题，但较受欢迎，至于原先计划，由于法军及其有特长的山地部队的调走，使计划的前景受到了损害。利斯并认为，第五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如果不是指向同一目标，那就会发挥更好的作用。亚历山大很快就同意了他的论点，并采用了这个新计划——它的代号为“橄榄作战计划”(Operation Olive)。

但在战斗发动之后，新计划的缺点也就更清楚了。尽管第八集团军这时不再面临连绵不断的山脊，却要跋涉一连串险峻难渡的河流，这就减慢了进军的速度。相反，凯塞林却利用了一条筑得很好的侧面公路(即九号公路，一条从里米尼向西穿过波伦亚的干线)来调动他的部队。计划人员对连续出现的好天气也抱着过于乐观的情绪，无论如何，里米尼北部地区虽然平坦，但沼泽地太多，远远不适合于装甲部队的急行军。

亚历山大于8月25日(比原先决定日期推迟十天)发动攻势，开始很顺利。德军又大吃一惊——这由于他们丝毫没有侦察到这一情况，即在波兰第二军后面，英国第五军(有五个师)和加拿大第一军(有两个师)业已开进准备进攻的阵地。至于英国第十军，继续防守靠近中心的山区，而第十三军则继续向西推进，以支持第五集团军即将发动的进攻。

扼守亚得里亚海滨地区的部队是两个低级师，虽然他们得到德军第一伞兵师的支持(当时德军的移动大多是从东往西的)。向亚得里亚海滨进军的波兰军，没有引起德军的注意，而只是到了8月29日，三个同盟国军已在一条宽阔的战线上前进了四天以后(那时他们已从梅陶罗(Metauro)向福利亚(Foglia)前进了约十英里)，德军才开始有反应。第二天，又有两个德国师的部分人马赶到那里，帮助阻挡同盟军的挺进，但已为时过晚，来不及拦阻同盟军冲到孔卡河(Conca)防线了，到9月2日，同盟军又向前推进了约七英里。

然而第八集团军的势头正在削弱。争夺在奥萨(Ausa)背后——还隔着两条河——的科里阿诺(Coriano)山脊的主要战斗，发生在9月4日。在这里，英军的进军开始停了下来，并溃散了。那时，德军正得到了一点增援——还加上9月6日的一场暴雨帮了他们的忙。

凯塞林下令要其他的师全都撤退到“哥特防线”阵地，这样，就缩短了战线，并腾出了他的某些部队去增援亚得里亚海滨地区。德军的这一部分撤退，开放了阿尔诺河的渡口，因此，同盟国第五集团军当时就准备出击了。自从9月10日以来，美国第二军和英国第十三军，一直向兵力薄弱而抵抗顽强的德军阵地进攻，终于在一星期后打开了佛罗伦萨以北的焦加(Il Gioga Pass)山口。凯塞林看来又该大吃一惊了，因为他在20日前没有看出这就是一次主要攻势，从两个同盟国师冲进这一地区那天起，已经有十天了。而到那时，美军的一个后备师，即第八十八步兵师，又从东面向波伦亚冲杀过来。虽然那时德军已经失去了“哥特防线”和巴塔利亚山(Monte Battaglia)的后方关键地区，他们却仍能挡住同盟军的进攻。9月下旬，马克·克拉克重新想到要更加直截了当地去进攻波伦亚了。

在此期间，第八集团军正亚得里亚侧翼肘处境依然是困难重重。9月17日，十个德国师的一些部队来到那里，迫使同盟军放慢了进军速度。加拿大部队虽然在21日终于到达里米尼，进而抵达波河流域三角洲，德军却退守另一条防线——乌索河(River Uso)防线，这就是古代的历史性卢比孔河(Rubicon)战线 [译者注：卢比孔河位于意大利北部。公元前49年，高卢总督凯撒带兵断然渡过这河，同罗马执政庞培进行决战。] 。在波河前面的这片平坦而又潮湿的地区，同盟军还得渡过十三条河，他们在奋力渡河期间，损失了五百辆坦克，有的被击毁，有的陷入泥沼，还有的发生故障，许多步兵师则被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这样一来，德军就能腾出大部分兵力来制止第五集团军的攻势。

10月2日，马克·克拉克重新沿着六十五号公路向波伦亚进攻。他将其统率的第二军所有的四个师投入战斗，但德国守军顽强应战，以致在此后三周中，美军推进的速度平均每天不过一英里，10月27日，便不得不放弃进攻。到10月底，第八集团军的进军也逐渐停止，他们仅渡过了五条河，离波河还有五十英里之遥。

这一时期唯一的变化是统帅部的易人。凯塞林在一次车祸中受伤，他的职务由菲廷霍夫接替。麦克里里(McCreery)接替利斯(他被派往缅甸)指挥第八集团军。11月底，梅特兰·威尔逊被派往华盛顿，他的职务由亚历山大继任，而马克·克拉克则接管了在意大利的集团军群。

1944年底，同盟军的处境，比起满怀希望的春季和夏季来，更令人失望。尽管亚历山大对进军奥地利仍表示乐观，但同盟军沿着意大利半岛这样地缓慢爬行，使这个遥远的目标越来越成为可望而不可及了。梅特兰·威尔逊在11月22日向英国参谋部所作的汇报中，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同盟国部队已失去信心，不满情绪在上升，这可以从开小差人数的越来越多这一点上反映出来。

1944年同盟军发动最后一次攻势，旨在夺取波伦亚和腊万纳，以此作为越冬基地。第八集团军的加拿大部队，终于在12月4日占领了腊万纳(Ravenna)，而他们的成功却导致德军派了三个师来阻挡第八集团军的继续前进。这看来给第五集团军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但这一机会却被敌人12月26日在塞尼奥河(Senio)流域发动的一场攻势所断送(这场战役是墨索里尼挑起的，他想模仿希特勒在阿登(Ardennes)山脉的反攻，主要是由仍然效忠于他的意大利人干的)。这一反攻不久就被轻而易举地制止了。但第八集团军那时已弄得精疲力竭，又缺少弹药，而人们却知道德军在波伦亚附近还有强大的后备部队，因此，亚历山大决定同盟军应改攻为守，准备在明春大举反攻。

对意大利战役又一个令人失望的事是，联合参谋部决定从这个战场撤出五个师调到西方前线去，以便为那里的同盟军在明春攻入德国进一步加强实力。结果，便从这里抽调了加拿大军的两个师，不过后来再也没有抽调更多的师了。

第三十一章　法国的解放

在发动诺曼底战役以前，入侵诺曼底看来是一种十分冒险的行动，因为同盟军必须在敌人占领长达四年之久、有充裕时间来修建防御工事并到处设置障碍和埋下地雷的海岸登陆。为了守卫，德军在西部驻有五十八个师，其中十个是装甲师，能够迅速发动一次装甲的反击战。

同盟军的大部队当时集结英国待命，但他们投入战斗的力量受到下列事实的限制，即由于他们必须渡过海峡并受到现有的登陆船只的数量的限制。依靠首次的海上运载，连同三次的空中运载，他们总共只能卸下六个师，要使上岸人数增加一倍的话，得花一个星期的时间。

因此，想起了要袭击希特勒称之为“大西洋城墙”(Atlantic Wall) [cdhyy注：另一种译法[cdhyy注：另一种译法：“大西洋壁垒”] “大西洋壁垒”] (一个可怕的名称)的防线以及有被赶下海去的危险，同盟国方面确实有理由感到焦虑不安。

然而，结果是，第一批据点就很快扩大成为一个宽达八十英里的大桥头堡，而且，当同盟军从桥头堡向内陆突进前，敌军从来未能设法发动厉害的反击。同盟军向内陆突进的方式和地点，完全按照蒙哥马利元帅原来所设计的实现。德军在法国的整个阵地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回顾起来，入侵诺曼底的过程，似乎是出奇地容易和有把握。但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这场战役终于“按计划进行”，但是时间上是有出入的。在战役开始时，成败得失一发千钧，十分危险。最后的胜利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同盟军在当初确曾处于极危险的境地，而总算是幸免于难。

一般认为，入侵是顺利而十拿九稳的事，这种看法是蒙哥马利助长的，他事后曾强调，“战争确实是按照入侵诺曼底前所制定的计划进行的”，也因为同盟军是在九十天内到达塞纳河(Seine)的——在4月份的那张预测地图上，就表明塞纳河一线要在“登陆后九十天”(D+90)占领。

可以说这是“蒙蒂 [译者注：蒙哥马利的爱称。] 的风格”，他往往讲似乎他所领导的任何战役总是进行得和他事前所设想的一模一样，就象机器那样的准确和精密，或者说，是由上天安排好的。这种说法，往往会抹煞他适应环境的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倒反冲淡了他那种随机应变的才能和巍然不动的意志这两者兼而有之的将才的功绩。

按原来的计划，登陆第一天，亦即6月6日，就要把冈(Caen) [cdhyy注：另一种译法：卡恩] 占领下来。登陆之初，确很顺利，上午9时就突破了敌军的海岸防线，但在蒙哥马利的叙述中却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冈为目标的向内陆进军，直到当天下午才开始。这部分是由于海滩上的交通挤塞，但也是由于临场司令官们的过于小心谨慎，其实那时，没有任何东西阻挡他们的前进，但当他们终于向冈这一关键性的地区进军时，德军一个装甲师——整个诺曼底入侵地区唯一的一个——来到现场，并阻挡了同盟军的前进。次日，德军又调来了一个装甲师。经过一个多月非常激烈的战斗，终于占领了冈，并肃清了敌人。

按蒙哥马利的原意，英军右翼上的一支装甲部队要立即向内陆进军，准备直捣离海岸二十英里的维莱博卡日(Villers-Bocage)，旨在切断从冈向西和向西南延伸的公路，但在他的叙述中没有提到这件事。事实是这次推进的速度十分缓慢，虽然海岸工事一旦被渗透，冈以西地方的抵抗已无关紧要。据战俘们事后透露，直到第三天为止，这条长达十英里的地段，只有德军的唯一一个侦察营(摩托部队)防守着。第三个装甲师是后来开到和驻扎在这里的。英军虽在13日设法冲入维莱博卡日，但又被赶了出来。接着，为了加强封锁，德军便调来了第四个装甲师。两个月以后，同盟军总算最后占领了维莱博卡日。

照原来的设想，同盟军将在两星期内占领整个科汤坦(Cotentin)半岛及其港口瑟堡(Cherbourg)，而在这西翼上的向内陆突进，则放在登陆后的第二十天执行，但在这一侧翼上，美军从登陆地点向内陆的进军速度，也确实比原先期望的要缓慢得多，尽管绝大部分德军和后来开到的援军全都被用来阻挡英军在东翼冈附近的推进——就正象蒙哥马利所估计的那样。

西翼终究向内陆突进了，如蒙哥马利曾计划的那样，但突进日期却在7月底，亦即在登陆后的第五十六天(D+56)。

正如情况事先摆明了的，要是同盟军能在英伦海峡东岸占据一个足够深广的桥头堡以集结其部队的话，那么他们凭借其兵力上的优势，就足以向内陆突进，只是时间上的迟早而已。没有一条防线能强大到足以挡住势如潮涌的入侵，如果同盟军能获得足够的场地集结其大量兵力的话。

后来事实证明，“桥头堡争夺战”的延长，是有利于同盟军的。正如俗语所说的“因祸得福”。因为德军在西线的大部队被吸引到桥头堡来了，他们所以一点一点来到，是由于德军最高统帅部意见有分歧和拥有制空权的庞大的同盟军的不断阻扰。最早到达并用来堵塞缺口的德军装甲师是最先被彻底打垮的，这样，同盟军也就砍掉了敌军在平原地区作战时所需要的那条机动的胳臂。德军非常顽强的抵抗，使同盟军向内陆的突进延迟了多时，这倒保证同盟军一旦向内陆突进时有一条顺利通过法国的道路。

假使同盟军没有空中的绝对优势，他们上岸后也就没有立足的可能。他们大大得力于海军炮火的掩护，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使敌军陷于瘫痪的同盟国空军，当时由充当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副手的特德空军上将(Air Chief Marshal Tedder)指挥。他们在炸毁东面塞纳河上和南面卢瓦尔河(Loire)上的大部分桥梁后，使诺曼底战场成为一个战略上的孤岛。德国的后备部队必须绕了大弯而来，而且在进军途中往往受到阻扰，以致他们不得不忍受无限期的耽搁，并且只能零零落落地到达目的地。

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几乎完全由于德国方面内部。意见分歧造成的，在希特勒及其将领之间或是将领们彼此之间都存在这种分歧。

德国在开始时遇到的不利条件主要是：他们要守住长达三千英里的海岸线，从荷兰经法国海岸直到意大利山界。在他们的五十八个师中，有半数是静止状态的，固定地分驻在这条漫长海岸线的许多地段。而另一半则是野战师，其中有十个装甲师是高度机动的，这样，德军就有可能集中压倒优势的兵力，当入侵的同盟军尚未在海岸上站稳脚跟和强大得难以赶走时就把他们赶下海去。

在登陆那天，原驻在诺曼底、就在同盟军登陆地带附近的一个德军装甲师，终于挫败了蒙哥马利当天占领冈这一关键地方的希望。这个师的部分人马实际上冲破了英军的防线，向海滩杀来，但由于冲击规模小，所以影响不大。

第四天在战场上出现的十个师中的三个师，如果在登陆那天，这些师在近旁并能投入战斗的话，那么恐怕不等同盟军把据点联成一片和得以巩固以前，就可能把他们击退了。但象这种强大而及时的反击，因德国统帅部内关于登陆地点和如何迎战方面各执己见，而未能付诸实现。

在入侵以前，在猜测同盟军在哪里登陆方面，希特勒的直觉确实比他将领们的估计来得高明。但在同盟军登陆以后，他的继续干预和严格控制，却使将领们没有机会去挽回战局，终于导致一场灾难。

德军西线总司令伦斯德陆军元帅，认为同盟军的入侵可能取道英伦海峡较狭窄的地方，即在加莱(Calais)和第厄普(Dieppe)之间。他的看法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同盟军采用这条线是比较符合正确的战略方针的。这种看法是由于缺乏情报所造成的。没有点滴的重要消息，从同盟军入侵部队所结集的那个守口如瓶的岛屿上泄露出来。

伦斯德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将军(General Blumentritt)，后来在受讯时谈到了德国情报机构如何被搞得晕头转向的情况：

来自英国的可靠消息很少。(情报人员)给我们的报告中，只笼统地提到英美部队集结在英国南部——德国在英国的间谍很少，他们用无线电发报机报告他们所侦察到的东西 [注：确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点。——B·H·利德尔-哈特] 。但此外他们所获悉的消息就很少……我们已经掌握的消息没有能提供有关入侵地点的确凿线索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391－392页。] 。

但希特勒对诺曼底登陆却有“预感”(hunch)。从3月份起，他一再向他的将领们提出警告，说同盟军可能在冈和瑟堡之间登陆。他怎么会得出这一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呢？他的参谋瓦利蒙特将军(General Warlimont)说，这是从在英国的部队的总部署情况——美军驻在西南端——所得到的启发，以及他相信同盟国谋求尽早占领一个大的港口，而瑟堡很可能就是他们心目中要占的地方。他的判断因侦察者的报告而有所加强，报告说，同盟军在德文(Devoa)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进袭演习，部队在这一片平坦而开旷的海岸登陆，而这儿的地形，和打算登陆的诺曼底相似。

实际负责指挥英伦海峡沿岸部队的隆美尔，终于改变主意，取得了与希特勒相同的看法。在最近几个月里，他拼命敷设水下障碍物、放置防弹箱和水雷等，到6月份，这些东西比在春天多得多。但是，同盟军总算有幸，隆美尔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使诺曼底的工事发展到满意的程度，甚至就连象塞纳河以东的那种工事的程度也没有达到。

隆美尔还发觉，在迎击入侵的方法上，他和伦斯德的意见有分歧。伦斯德打算等同盟军登陆后再发动强大反攻加以歼灭，而隆美尔则认为，同盟国掌握着制空权，并且他们有力量推迟德国后备部队为这一反攻而进行的集中，在此情况下，那么伦斯德的办法就未免失之过晚。

他觉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入侵者上岸以前，就在海岸上把他们击溃。隆美尔的一名参谋说，“对隆美尔来说，最难忘的是，他曾在非洲连续好几天受到同盟国空军的猛轰而动弹不得，但那时的同盟国空军还远没有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那么强大。”

真正的作战计划，采用了这些不同意见的折衷办法，而结果却是“两头落空”。更糟糕的是，希特勒一定要从遥远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控制战役，并对后备部队的使用抓住不放。

在诺曼底，隆美尔只有一个可供调遣的装甲师，他曾把这个师调到靠紧冈的后面。因此，该师能在同盟军登陆时阻拦英军。他曾请求增派第二个装甲师，想把它安置在圣洛(St. Lo)附近——那里接近美军登陆的海滩，但是，他的请求没有被接受。

在同盟军登陆日，德方却忙于辩论，让宝贵时间白白浪费了。在所有的后备部队中，就近可供调遣的是第一党卫队装甲军。该军驻扎在巴黎西北面，但伦斯德因没有得到希特勒司令部的同意，无法调动。布鲁门特里特说：

早在清晨4时，我曾代表伦斯德陆军元帅打电话给他们，要求调用这个军以加强隆美尔的进攻力量。但代表希特勒说话的约德尔(Jodl)拒绝了这一要求。他猜想诺曼底登陆可能仅仅是一种佯攻，并断定塞纳河以东还会有另一次登陆。论战直到下午4时才停止，这一军最后才调派给我们使用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05页。] 。

在开始入侵的第一天，还发生了两件惊人的事情：其一是，希特勒直到上午很晚的时候才得到同盟军登陆的消息；其二是，隆美尔不在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战斗本来会更迅速和激烈的。

希特勒和丘吉尔先生一样，有一个熬夜的习惯——这一习惯可把他的下属累坏了，他们睡得很少，因此，他们在早晨处理工作时，经常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中。约德尔正因为不愿打扰希特勒上午的睡眠，才自作主张，拒绝了伦斯德要调用后备部队的要求。

要是隆美尔没有离开诺曼底，后备部队有可能早些时候调来，因为他和伦斯德不一样，他是经常直接和希特勒通电话的，并且比起其他将领来，他对希特勒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但隆美尔却在上一天离开他的司令部回德国了。那时，正值海上狂风怒号，波涛汹涌，看来同盟军暂时不会入侵，他决定趁回家(在乌尔姆附近)祝贺其妻子生日的机会晋见希特勒，向他剀切说明需要多调一些装甲师到诺曼底来。第二天一早，在准备前往晋见希特勒以前，他接到了电话，说同盟军已开始入侵。他在傍晚时分赶回司令部，那时，进袭者已经在岸上站稳了脚跟。

诺曼底同盟军登陆地段上的德军司令官刚巧也不在，他到布列塔尼(Britanny)指挥演习去了。处于后备状态的装甲兵团指挥官，已出发去比利时访问。另一位主要司令官说是那晚到他女友那儿去了。艾森豪威尔不顾惊涛骇浪，决定登陆，其结果对同盟军大为有利。

在此后几周中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希特勒尽管猜中了同盟军入侵的地点，但在同盟军登陆以后，他却被这样一种思想缠住了，他认为这次登陆只是塞纳河以东更大的第二个登陆的前奏。因此，他不愿将后备部队从那个地区调往诺曼底来。这种第二次登陆的想法，是由于情报部门过高地估计了同盟军在海峡对岸的兵力，认为还有更多的师可以动用。这部分是由于英国迷惑敌人计谋成功。但这也是英国反间谍工作做得“滴水不漏”的结果和证明。

德军初期反击的被粉碎及其显然无法阻挡盟军在桥头堡的继续集结，使伦斯德和隆美尔很快就明白，要防守在这样远的西面的任何一道防线都是毫无希望的。

在继续谈下去时，布鲁门特里特说：

在绝望之余，伦斯德陆军元帅恳求希特勒来法国会晤。6月17日，他和隆美尔一起到苏瓦松(Soissons)去见希特勒，力图使他了解形势。……但希特勒坚持不得退却——“你们必须在原地不动。”在随机调动部队方面，他甚至不肯给我们比以往更多的自由。……由于他不愿改动他的命令，部队势必在他们正在崩溃的防线上坚持下去。事情已经到了毫无计划的地步，我们便只好毫无希望地勉强地执行着希特勒的命令，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冈－阿弗朗什(Avranches)一线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09页。] 。

希特勒对陆军元帅们的忠告置之不理，并且向他们保证说，新的V型武器，就是飞弹(flying bomb)，即将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陆军元帅们要求说，既然这种武器如此有效，就应该用来对付同盟军所入侵的海滩——如果这样做在技术上有困难，那就用来对付在英国南部入侵部队集结的港口。希特勒却坚持必须集中轰炸伦敦，“以便使英国转向和平”。

但是，这种飞弹没有产生象希特勒所预期的那种效果，而同盟国在诺曼底的压力却越来越大。有一天，希特勒司令部来了电话，询问：“我们该怎么办？”伦斯德反驳说：“结束战争，此外还能做什么。”希特勒的解决办法是撤了伦斯德的职，而把东线的克卢格调来接替他。布鲁门特里特说：“克卢格陆军元帅是一个身强力壮而富有进取心的军人。起初，他非常高兴，并且充满着信心——象所有新上任的司令官一样。……但不到几天工夫，他就变得非常严肃和沉静了。希特勒不喜欢他那种改变腔调的报告。”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13页。]

7月17日，隆美尔在途中遇到同盟国空军的袭击，汽车被炸毁，他身负重伤，接着，在三天以后，即20日，在东普鲁士希特勒司令部发生谋杀希特勒事件。阴谋者的炸弹没有击中主要目标，但在这危险的时刻，它那“震惊的浪潮”在西方战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布鲁门特里特回忆说：

当盖世太保调查这一阴谋时……在他们发现的文件中提到了克卢格的名字，因此他遭到了重大的嫌疑。接着，另一偶然事件发生了，这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巴顿将军从诺曼底向内陆突进不久，当阿弗朗什的决定性战役正在进行之际，克卢格陆军元帅和他的司令部失去联系达十二小时以上。其原因是，他上了前线，在那里，他在一阵重炮的围攻下无法脱身。……与此同时，我们则受到来自后方的“轰击”。由于陆军元帅长时间“不在”那里，立刻引起了希特勒的怀疑，因为他把这事和所发现的文件联系起来了……希特勒怀疑陆军元帅是为了与同盟军接触并商谈投降事宜才上前线的。陆军元帅终于回来了。但这也没有使希特勒安静下来。从那天起，希特勒给他的命令，言词粗暴，甚至是侮辱性的。陆军元帅变得非常忧虑。他担心，他随时可能被捕下狱——而同时他越来越意识到，任何战功都难以证明他的忠贞不渝了。

所有这一切，对于要利用机会去阻挡同盟军的向内陆突进是非常不利的。在那些成败得失关系重大的日子里，克卢格陆军元帅对待战争却心不在焉。他老是忧心忡忡地朝后看——注视着希特勒司令部的动静。

为谋杀希特勒的阴谋而提心吊胆的将领还不止他一人。在此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各高级司令部里都因充满着恐怖而瘫痪了。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14－115页。]

7月25日，美国第一集团军发动了一次新的攻势，其代号为“眼镜蛇”，而新近登陆的巴顿第三集团军准备随后跟上。为了制止英军，德军已把最后一批后备部队投入战斗。31日，美军的先锋部队突破了阿弗朗什战线。巴顿的坦克冲过缺口，顷刻间那边的旷野上便遍布着坦克。遵照希特勒的命令，装甲部队的残部被重新集结起来，作孤注一掷，力图切断阿弗朗什的咽喉要地。这番努力失败了——对此，希特勒刻薄地说：“其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克卢格并不希望得胜。”德军所有残余部队当时都试图逃出包围圈，而他们所以被包围正是由于希特勒严禁及时退却的缘故。大部分德军被围困在“法莱兹袋形地”，幸存者不得不丢弃他们极大部分的重型武器和装备，渡过塞纳河逃走。

克卢格就此被解职。在回家途中，他被发现死在他的汽车里。据他的参谋长说，他吞下了一颗毒药胶丸，“他相信，他一到家，就会被盖世太保逮捕起来。”

吵吵闹闹和彼此埋怨的情况，不只在德国最高统帅部内发生。幸运的是，同盟军的这种相互指摘，无论对事情本身或是对个人来说，都没有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虽然这种指摘令人痛心，对日后留下了不良的影响。

在美军真正打开德军的阿弗朗什战线前的两个星期，英军发动了一次几乎实现的内陆突进。这是在幕后发生的最大的“炸破”。由登普西指挥的英国第二集团军的这一“炸破”是在冈以东正对面的侧翼端上发动的。

这是整个战役中最大的一次坦克进攻战，由三个靠得很近的装甲师集中发动的。这些部队先是悄悄地集结在奥恩河(Orne)的小桥头堡上，到了7月18日清晨，经两千架重型和中型轰炸机两小时的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就从桥头堡冲了出来。这一地区的德军给炸得晕头转向，大部分战俘被爆炸声震聋了耳朵，以致至少要过二十四小时才能对他们进行审讯。

但德军的那些工事，要比英国情报部所估计的坚固得多。

预料会有这样一次打击的隆美尔，一直在赶紧加强工事和增派援军——在同盟军进袭前夕，他本人却为英军的飞机所困和打昏，地点正好在命名恰当的圣福瓦德蒙哥马利村附近。此外，英国装甲部队夜里向东挺进准备出击时，敌人就听到了大批坦克的辘辘声。德军司令官迪德里希(Dietrich)说，只要把耳朵贴在地上，就能从很多杂音中辨别出四英里以外的坦克声——这是他在俄国学到的诀窍。

战役开始时所展示出来的那种很有希望的前景，在穿越了前沿几道防线以后便逐渐消失了。领头的装甲师，不是绕过村庄里的据点而是被它们纠缠住了。另外的几个装甲师，在从这个狭隘的桥头堡冲出来时，因交通拥挤而遭阻滞，先锋部队未达前线就被迫停止前进。那天下午的大好机会，就这样白白地错过了。

这次失误长期以来被隐瞒着。在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把这说成是一次有意识的“突破”(breakthrough)，说成是一次“向塞纳河流域和巴黎方向的扩大战局的进军”。但在战后所写的所有英国历史中，都说这次进军并未抱有这样一种远大的目的，而且从来也没有考虑过要在这一侧翼上进行突破。

这些历史书都是按照蒙哥马利本人的说法写的，硬说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阵地战”，旨在造成一种“威胁”，以协助即将来到的美军向内陆突进的攻势，“其次才是占取地盘，在这块地盘上使较多的部队作好部署，准备向南和向西南出击，到那个时候，美军中的突进部队向东冲击，和英军会师。”

艾森豪威尔在其战后回忆录中，用不提这次战役的办法，机智地避开了这件事，而丘吉尔只是寥寥数语地提到了它。

可是在那时，任何一个知内情的入都敏锐地觉察到所爆发出来的一场激烈的争吵。空军首领们非常恼火，特别是特德。这种恼火的程度，在艾森豪威尔的海军助理布彻上校(Captain Butcher)的日记里就有所透露。“傍晚，特德打电话给艾克 [译者注：艾森豪威尔的爱称。] ，说蒙蒂事实上已经阻止他的装甲部队继续前进了。艾克气坏了。”据布彻说，特德在第二天从伦敦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并通知他说，英国参谋部的首脑们准备撤换蒙哥马利，假使提出请求的话，虽然特德谈到这件事时对此加以否定 [注：特德勋爵：《带有偏见》，563页。] 。

在蒙哥马利方面，对这种抱怨立刻做出象这样的回答是很自然的：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在这一侧翼上向内陆突进。这种说法立即成为信条，从此便为军事史的编者毫无疑问地接受下来，然而这既不符合给这次进攻所取的一个风趣的代号——“古德伍德作战计划”(Operation Goodwood)(古德伍德这个代号取自英国赛马场)，也不符合蒙哥马利在18日首次宣布进攻时所曾用过的“突破”这个词儿。此外，他自己说过，他对第一天的“进军感到十分满意”，但在第二天却没有再设法以同样规模进军。这看来很难自圆其说。那些怒气冲冲的空军首领们，要是他们不相信“古德伍德作战计划”是一次大规模的向内陆突进，就不会同意用他们的重型轰炸机队来协助这次地面部队的作战了。

蒙哥马利事后的说法是半真半假，而使他自己也受了委屈。他从不打算在这一翼上向内陆突进，并且也不依赖这一突进。但是，如果他没有估计到德军在这种大规模的打击下有可能全线崩溃，并在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时可以趁机加以利用的话，那他就是不聪明的了。

第二集团军司令登普西认为德军有迅速崩溃的可能，他便赶到装甲军团司令部，以便利用这一机会，他说：“我一直在想占领从冈到阿尔让唐(Argentan)那段奥恩河上所有的渡口”，这样一来，就可以跨过德军后方建立一道路障，围歼德军，这远非美军在西翼上向内陆突进所能做到的。登普西所希望的彻底突破，到7月18日中午几乎完全做到了。就登普西透露出来的想法而言，意味深长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许多讲话中，从来也没有提到过要打到法莱兹，至于他所希望占领的目标阿尔让唐，却几乎要比法莱兹远一倍的路程。

登普西是够精明的，他意识到，他的希望如不能实现，也许可以得到补偿。当他的一名参谋敦促他对报纸上有关“古德伍德作战计划”失败一事的评论提出抗议时，他回答说：“有什么好烦恼的呢？这会有助于我们达到目的，并且作为一个最好的掩护计划。”至于美军之所以能在对面的侧翼上向内陆突进，这主要是由于敌人曾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付冈附近的突进的威胁所致。

但从远在西部的阿弗朗什向内陆突进，并不能达到直接切断德军的目的。要希望做到这一点，有赖于一次十分迅速的向东扫荡，或者有赖于是否能把死守阵地之敌包围起来。

结果是，当7月31日在阿弗朗什向内陆突进实现时，从那里到卢瓦尔河之间长达九十英里的走廊地带，只有德军少数几个分散的营守卫着，所以美军先锋部队就能毫无阻挡地向东挺进。但同盟国最高统帅部拘泥于过了时的入侵前的计划，在这一计划里，下一步将是向西夺取布列塔尼半岛各个港口， [注：在阿弗朗什的向内陆突进是由约翰·S·伍德(John S. Wood)所指挥的美军第四装甲师承担的。在入侵即将开始以前，我有两天时间和他在一起，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比别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一次深入扩大战局的可能性和快速行动的重要性。甚至后来连巴顿和我讨论时，也赞成同盟军上层领导人所津津乐道的观点：同盟军必须“回到1918年的老路”，不宜重复1940年德国人，特别是古德里安和隆美尔曾经在1940年采用过的深入而快速的装甲部队的攻击办法。][注：后来伍德告诉我突进后的情况，他说：“在我们那些上层领导人的心目中，根本没有装甲部队在袭击中能发挥巨大作用的概念，也没有给这种袭击的补充。我当时还是在第一集团军内，该军的反应不够快。当它反应时，它的命令就是把两个侧翼的装甲师调回，要他们180度地离开主要敌人，去参与占领洛里昂(Lorient)和布勒斯特(Brest)的战役。8月4日是一个倒霉的日子。我大吵大闹了好久，提出抗议——没有得到命令，就把我的坦克纵队派到夏托布里昂(Chateaubriant)，还把我的装甲骑兵队派到昂热(Angers)郊区和沿着卢瓦尔河一线，准备向东推进到夏特勒(Chartres)。我本来可以在两天之内到达敌人的要害地区，但是不行！我们被逼得只好执行原先计划——用唯一的一支装甲部队，准备去粉碎敌人，这是战争期内的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 以致失去了可以加以利用的大好机会。

同盟军转而去夺取布列塔尼半岛各港口，一无好处，因为布勒斯特的德军一直坚守到9月19日——巴顿早在四十四天前就宣布了它已被占领——而洛里昂和圣纳泽尔(St. Nazaire)直到战争结束之日还在德军手中。

两周以后，美军向东一直打到阿尔让唐，赶上了英军的左翼(这期间它一直被阻滞在冈那边)，与之齐头并进。这又引起了新的相互指摘。当巴顿被告知不要北上去封闭缺口和切断德军的退路时(因为怕和英军发生摩擦)，他却在电话里大声叫嚷：“让我前进到法莱兹，再来一次敦刻尔克，我们要把英国人赶下海去！”

显而易见，德军会有足够的时间撤到塞纳河，并在那里修筑一条坚固的防线，只是由于希特勒顽固地发出不准撤退的这种愚蠢命令，才使他们不能如愿以偿。正是由于希特勒的愚蠢，同盟军得以夺回失去了的机会，并能在这年秋天解放法国。

战争本来是可以在1944年9月轻而易举地结束的。德军在西线的大批部队都投入诺曼底战役，并遵照希特勒的“不准撤退”的命令在那里死守，直到他们垮台为止——其中大部分陷入重围。那些残兵败将那时已无法继续抵抗，他们在败退时——大部分靠步行——又马上被英国和美国机械化部队追上。从诺曼底扫荡胜利归来的同盟军，于9月初逼近德国边界，这时，德军已不能再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来阻挡他们直捣德国心脏的进军了。 [注：战争刚结束时，我曾研究过这个问题，问了好几个有关的德国将领。德军西线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用这样一句话总结了当时形势：“当时，在莱茵河后面根本没有德军，我们的阵线到8月底几乎还是门户洞开，毫无防御可言的。”见《山那边》，428页。]

9月3日，英国第二集团军一支先锋部队，即装甲警卫师，攻入布鲁塞尔——他们早晨从法国北部出发，进军七十五英里，穿过比利时而攻入布鲁塞尔。第二天，它和与它齐头并进的第十一装甲师一起进入安特卫普，并抢在惊慌失措的德军基干部队没有来得及破坏以前，就占领了那里许多完整无损的大船坞。

同一天，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先锋部队占领了马斯河(Meause)上的那慕尔(Namur)。

四天以前，8月31日，巴顿统率的美国第三集团军先锋部队在靠南面一百英里的凡尔登(Verdun)渡过马斯河。第二天，巡逻队没有遇到阻挡就推进到向东三十五英里靠近梅斯(Metz)的摩泽尔河(Moselle)，这里离德国边界的萨尔(Saar)大工业区只有三十英里，离莱茵河不到一百英里。但由于汽油告罄，主力部队未能立即紧紧跟上，直到9月5日才进抵摩泽尔河。

这时，敌军已拼凑了五个很弱的师(很少有反坦克炮)扼守摩泽尔河，对抗巴顿所派遣的作为突击先锋部队的六个很强的美国师。

与此同时，英军已到达安特卫普，这里离进入德国最大的鲁尔(Euhr)工业区的莱茵河入口处不到一百英里。如果鲁尔被同盟军占领，希特勒就无法继续作战了。

在这个侧翼上，面对着英军防线，这时有一个阔达一百英里的巨大缺口。在附近，德国没有部队可用来填补这一缺口。象这样的机会，在任何一次战争中都是罕见的。

希特勒在遥远的东线司令部得到这一危急消息后，便在9月4日下午打电话给正在柏林的伞兵部队首脑施图登特将军。他奉命防守从安特卫普到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不设防的侧翼，并尽可能在荷兰拼凑一些守备队，沿着艾柏特运河(Albert Canal)组成一条防线，同时把分散在德国各地受训的伞兵部队集结起来，赶紧开到那里去。要求这些部队处于待命状态，动员起来，并尽快地用火车把他们送出去。这种新编的部队在到达下车站时才拿到武器，接着，便急急忙忙地开到前线。但所有这些伞兵部队总共也只不过一万八千人——抵不上同盟国的一个师。

这个七拼八凑而组成的部队被称为“第一伞兵集团军”，用一个好听的番号去掩盖其许许多多的缺点。警察、水手、休养中的伤病号以及年仅十六岁的孩子，都被拉来填补不足的兵额。武器异常缺少，而且，艾柏特运河的北岸尚未设防；这里没有防御工事、坚固的据点或战壕。

战后，施图登特将军说：

英国坦克部队突如其来地冲进安特卫普，这完全出乎元首的司令部的意料之外。当时，无论在西线或在国内，我们都没有值得一提的可用的后备力量，我在9月4日受命指挥艾柏特运河的西线右翼。那时，我只有新兵和伤愈恢复编制的部队，还有一个从荷兰调来的海岸防守师。他们仅得到二十五辆坦克和一些自动炮的装甲分队的增援。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29页。]

当时，正象同盟军所缴获的文件中所透露的那样，在西线的德军，仅有一百辆可用于作战的坦克，而同盟军先锋部队却拥有二千多辆坦克。德军只有五百七十架服现役的飞机作后盾，而英国和美国那时在西线活动的飞机总数就超过一万四千架。这就是说，同盟军拥有坦克方面的二十比一和飞机方面的二十五比一的绝对优势。

然而，当全面胜利业已在望之际，同盟军的袭击却逐渐停止了。在此后两周中，直到9月17日，他们只取得极小的进展。

英军的先锋部队停下来进行“重新装备、加添燃料和整休”，直到7日才重新进军，很快就在安特卫普以东渡过了艾柏特运河，但在此后几天里，部队不过推进了十八英里，到达马斯－埃斯科运河(Meuse-Escaut Canal)。在这一小河纵横交错的不长的沼泽地带，德军伞兵顽强抵抗，其奋勇程度，完全不能与其微弱的数目相提并论。

美国第一集团军迎头赶来，与英国部队并驾齐驱，但并没有进一步深入。美军的大部分人马闯入亚琛周围修筑防御工事的地带和煤矿地区，这些工事和矿区阻塞了亚琛(Aachen)这一历史上有名的进入德国的门户。在这里，美军被困住了，陷入泥沼无法脱身，而大好机会却白白错过了。当他们抵达德国边境亚琛和梅斯两个地区之间宽达八十英里的地带时，敌军只有八个营，分散在丘陵起伏和林木茂密的阿登山地。1940年，德军装甲部队曾卓有成效地利用了这一地形崎岖之地对法国进行过突然袭击。同盟军选择了一条看上去比较容易进入德国的道路，却想不到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南线的情况和北线一样，因为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早在9月5日渡过摩泽尔河，但在此后两周中，或者说在此后两个月中，进展很小。他们在进攻梅斯这座设防城市及其附近据点(这里的德军从一开始就比较别处更为集中)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9月中旬，德军在整条前线上都加强了防御，特别是在通向鲁尔的缺口最大的最北地区。这点更为不幸，因为蒙哥马利那时正在准备向莱茵河上的阿纳姆(Arnhem)发动另一次大规模的冲击，在这次冲击中，他正打算投下新成立的同盟国第一空降军来为英国第二集团军开路。

这次冲击在其未达到目的地以前就被敌军遏止了，英国第一空降师的大部分空投于阿纳姆，在那儿却被切断了，但他们仍试图坚守阵地，一直等到援军来为他们解围为止，最后被迫投降，他们的勇气是远近闻名的。下一个月，美国第一集团军终于踏平了德军在亚琛的防线，而蒙哥马利率领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则解决了德军的两个“袋形地”——一个在布鲁日以东的海岸，另一个在瓦尔赫仑岛——这些德军部队原控制着从斯凯尔特河口到安特卫普的通道，他们就这样在阿纳姆战役期间封锁了港口，使同盟军无法利用，肃清这些袋形地的工作艰巨而缓慢，直到11月初才完成。

与此同时，德军修建沿着莱茵河前线工事的速度与同盟军的相比，那要快得多，虽然德军缺少物资。11月中旬，西线同盟国的六个集团军发动了一次总攻，但得不偿失。只有在阿尔萨斯(Alsace)的最南端，同盟军才进抵莱茵河，而这又是无关大局的。在北部，这时，同盟军离开包括十分重要的鲁尔区在内的那段莱茵河流域还有将近三十英里。直到1945年春季，这一带才被攻占。

9月初，同盟军由于坐失良机而付出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在解放西欧的战役中，伤亡人数约有七十五万，而其中就有五十万人是在9月挫败后伤亡的。就世界范围来说，付出的代价那可更高了——随着战争的延长，几百万男女死于战争和德国集中营。而且，从长期来说，当时还是9月份，俄国大军尚未进入欧洲中部。

坐失良机，以致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后果，其原因究竟何在？英国人抱怨美国人，美国人抱怨英国人。8月中旬，他们就同盟军渡过塞纳河后，应该采取什么路线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

随着增援部队源源不绝地涌入诺曼底，8月1日，这里的同盟军分成了两个集团军群，而每一个集团军群则包括两个集团军。蒙哥马利统率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仅包括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美国人组成的十二集团军群，由奥马尔·布雷德利统率。但是，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作了这样的安排：在艾森豪威尔将其司令部迁入欧洲大陆并把直接控制部队的大权接过来以前(他是9月1日接管的)，蒙哥马利继续指挥战役，并负责两个集团军群间的“战术协调”。这种不很明确而又微妙的安排，出于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妥协精神，出于对蒙哥马利情绪的照顾和对后者富有战争经验的器重。但正象经常出现的那样，善意的妥协往往会造成摩擦。

8月17日，蒙哥马利曾向布雷德利建议：“渡过塞纳河后，第十二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应团结一致，使四十个师成为一个坚固整体，那么他们就可以强大到所向无敌了。这些部队都应朝北”向安特卫普和亚琛推进，“让他们的右翼留在阿登。 ”重点是我加的。]

这一建议的语气表明，蒙哥马利到那时尚未看出敌军的崩溃已经到了何等程度，或者不明白要对这一“坚固整体”维持给养有多大困难——除非进军缓慢。

与此同时，布雷德利一直在和巴顿讨论向东冲击的问题，即经过萨尔打到法兰克福(Frankfurt)南面莱茵河的设想。布雷德利希望这一冲击是一次主要冲击，而把美国的两个集团军都放在这条战线上。这便意味着把蒙哥马利提出的向北冲击降到次要地位，这当然不合蒙哥马利的胃口。此外，这样的进军，将不是直接指向鲁尔的。

艾森豪威尔的处境并不那么好过，他成了他主要下属你争我夺的对象。8月22日，他考虑了不同的建议，第二天同蒙哥马利进行磋商，蒙哥马利极力强调集中力量“搞一次冲击”的重要性，把大部分补给都用来供应它。这意味着正当巴顿以最高速度向东袭击的时候，要他停止前进。艾森豪威尔试图向他指出这种做法在政治上遇到的困难。“对此，美国公众永远不会容忍的。”在英军尚未到达塞纳河下游时，巴顿向东冲击的部队已经超出英军一百多英里，而离莱茵河不到二百英里了。

面对这种争持不下的局面，艾森豪威尔谋求一个恰当的折衷解决办法。蒙哥马利暂时应优先向北冲杀，进入比利时；就象蒙哥马利所要求的那样，美军第一集团军和英军一起向北挺进，以掩护并帮助他们的右翼，从而保证进军的胜利。与此同时，在牺牲巴顿部队的补给和运输工具的情况下，保证把大部分可用的补给和运输工具去支持向北冲杀的部队。但一旦攻占了安特卫普，同盟军还得回复到“在阿登山地北面和南面一条宽广的战线上”向莱茵河进军(这计划原是在进袭诺曼底前所制订的)。

在艾森豪威尔的下属中，谁也不喜欢这个折衷办法，但他们当时的抱怨是悄悄的，不象以后几个月和以后几年那样强烈，那时各人都觉得这一决定剥夺了他们胜利的机会。巴顿把它称为“这场战争中最重大的错误”。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每天得到的补给仅限于二千吨，而拨给霍奇斯(Hodges)的第一集团军的却有五千吨。布雷德利说，巴顿来到了他的司令部，“象公牛那样地吼叫”道：“让霍奇斯和蒙蒂见鬼去吧！我们一定能打赢你们这场该死的战争，如果你们让第三集团军继续前进的话。”

由于不愿意在补给上受限制，巴顿对他的先遣军说，只要还有一滴汽油，就得向前挺进，“然后再下来徒步吧”。在坦克油尽以前，他们于8月31日进抵马斯河边。就在前一天，巴顿统率的集团军只领到了三万两千加仑的汽油，而不是当前每天所需要的四十万加仑，并被告知，在9月3日以前不可能再领到汽油了。2日，巴顿在夏特勒遇到艾森豪威尔，向他咆哮着：“我的兵可以吃他们的皮带，但我的坦克必须加油。”

9月4日攻占了安特卫普，从此以后，巴顿所部再次被拨给同第一集团军同样数量的补给品，以便朝东向莱茵河进军。但那时他却遇到了顽抗得多的敌人，并且不久在摩泽尔河上受阻。这使他更是怒气冲天，抱怨说，在8月份这样最关键的最后一星期，就是为了照顾蒙哥马利去冲击，把他的汽油给克扣了。他认为“艾克”把和谐放在战略问题之上，为了满足“‘蒙蒂’贪得无厌的要求”，竟不惜牺牲早日争取胜利的机会。

另一方面，蒙哥马利认为，艾森豪威尔关于向莱茵河“辽阔战线”上的进军想法基本上是错误的，而且反对在他自己向北冲击的问题悬而未决时就把补给品转给正在分兵向东进袭的巴顿部队。当他向阿纳姆冲击失败和他的希望没有能得到实现的情况下，他的抱怨自然会变得更加强烈。他感到，巴顿拉拢布雷德利和布雷德利拉拢艾森豪威尔的这种作风，在你争我夺中，是有决定性影响的，这损害了他实现自己计划的前景。

不难理解，蒙哥马利不会赞成那些对他没有什么直接帮助的任何努力。从表面上看，他抱怨艾森豪威尔做出的双叉突袭决定显然是有道理的。英国的大多数战争评论家也表示同意，认为这是失去胜利机会的关键所在。但是，进一步认真研究一下，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因为，事实上，巴顿在9月上半个月平均每天只领到二千五百吨补给品，比他统率的集团军在停滞不进期间所领到的仅多五百吨。这一超出部分，如果和在关键时刻其他几个向北出击的军每天领到的总的定量相比，那显得微乎其微，只够维持一个额外的师。因此，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追究其所以失败的真正原因。

同盟军原有一个计划，要在布鲁塞尔南部比利时边界的图尔内(Tournai)附近降落一支较大的空运部队，以支援北上的冲击，但是却因此遇到了严重的障碍。9月3日，空降刚要开始，地面部队已经到达那里，空降就此取消。但就是为了抽调空军运输工具以准备执行这个计划，正在前进的部队所应该获得的空中补给中断了六天，使他们短少了五千吨补给品。这在汽油方面，相当于一百五十万加仑——这个数量足以使两个集团军在敌人仍处于一片混乱的情况下，马不停蹄地一直挺进到莱茵河边上。

搞了这样一个多此一举的空降计划，到底是谁的责任，这很难说。奇怪的是，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两人在他们战后所写的报道中，都谈到了计划是他们制订出来的。艾森豪威尔说：“在我看来，发动一次有利于空降袭击的大好机会在布鲁塞尔地区出现了，关于把原来进行补给工作的飞机撤下来这一点是否明智，意见不一。……我却决定利用这一机会。”但蒙哥马利说：“我曾经有过一个准备在图尔内地区进行空降的计划”，并且把空降说成是“我的意思”。布雷德利所说，却与此相反，他说：“我曾要求艾克取消这个计划，把飞机留给我们作空降补给之用。……‘我向他提出警告说，我们能在你们空降以前就到达那里。’”后来证明，情况确实如此。

另一个因素是，在给北上冲击部队的补给品中，有一大部分是并不需要的军火，在敌人处于崩溃之际，应该集中力量去继续补给需要用的汽油，这样才能跟踪追击，使敌人无喘息机会，致敌人于死地。

第三个因素是，由于一千四百辆英国制造的载重三吨的卡车以及所有可以替换这一类型车辆的活塞都有问题，因而大大削减供应蒙哥马利展开袭击时所需要的大批补给。假使这些卡车能用的话，那么另有的八百吨补给品就能交给第二集团军，这便足够供应两个以上的师了。

至于第四个因素，关系更为重要。英美方面的补给品标准过高，因而引起了极大的困难。同盟军的计划是根据这样估计的，即每个师每天消耗补给品七百吨，而其中的五百二十吨是满足前线地区的需要的。德军可节约多了，他们的补给标准是每个师每天约二百吨，这还包括他们必须考虑到遭受空中和游击队经常不断的干扰，象这两种严重而复杂的情况，同盟军是没有的。

同盟军部队高标准的供应和本身的浪费，为自己带来了麻烦。最明显的例子是，五加仑装的德国式油罐的浪费。这种油罐是加油时必不可少的，自从6月份登陆以来，送到法国去的油罐就有一千七百五十万只，可是到了秋天，能找到的只有二百五十万只了。

北上冲击所以遭到失败的另一重大因素，是美国第一集团军陷入亚琛周围筑有工事而又遍布着煤矿坑道的罗网之中——这一种战略上的“缠绕”，简直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拘留营”，很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军队在萨洛尼卡遇到的情况。一经分析，人们便知道，美国第一集团军(供应该军的数量，几乎有美国补给品总吨数的四分之三，吃亏的是巴顿)的冲击所以半途而废，是由于蒙哥马利要求把这一集团军的大部分人马用于阿登山区以北掩护他右翼的缘故。蒙哥马利自己的进军路线和阿登山区之间的距离非常狭窄，以致美国第一集团军只有很小回旋余地，或很少有绕过亚琛前进的机会。

这支十分混乱的部队，对蒙哥马利下一阶段(9月中旬)向阿纳姆进军，也无法提供任何帮助。而在这里的英军，由于意外的疏忽，同样付出了代价。9月4日，第十一装甲师兼程赶到了安特卫普，并占领了完整无损的港口，但那时却没有尽力去夺取郊区艾柏特运河上的桥梁，当他们两天后试图过河时，这些桥梁已被德军炸毁了，这个师后来只好向东转移了。师的司令官没有想到一占领城市就该立即夺取桥梁，上级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命令他这样做。这是许多人一起犯的一个错误，从蒙哥马利以下的四名司令官都有责任，蒙哥马利在处理重要的细节问题上，向来是认真仔细的。

此外，在安特卫普北面只二十英里的地方，有贝弗兰德(Beveland)半岛，一个很狭的出口处(宽仅几百码)。在9月的第二和第三周中，英军却听任在英伦海峡沿海一带曾被切断了的德国第十五集团军残部向北溜走了。他们后来渡过斯凯尔特河口，从贝弗兰德这一个很狭的出口处逃走。在蒙哥马利发动向莱茵河旁的阿纳姆进军以前，敌方的这三个师就已到达并及时加强了他们在荷兰的这条最薄弱的战线，而且帮助阻止了蒙哥马利的进军。

从对方的眼光看，哪一条路线才是同盟国最好的路线呢？在这个问题上，布鲁门特里特在受审讯时表示同意蒙哥马利的论点，即集中兵力向北冲击，突破鲁尔，从那里再向柏林挺进，他说：

谁占有德国北部，谁就占有了整个德国。这样的一次突破，再加上空中优势，就能把那个薄弱的德军战线打得粉碎，并结束战争。柏林和布拉格在被俄国人占领前就会被占领了。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89页。]

布鲁门特里特认为，同盟军兵力铺得太开而又太平均。他特别批评了对梅斯的进攻：

直接进攻梅斯是不必要的。梅斯要塞地区可以给予监视，使德军无法活动。相反，改变方向朝北向卢森堡和比特堡(Bitburg)进攻，倒反可以获得极大胜利，使得我们的第七集团军随着我们第一集团军右翼的崩溃而先后崩溃。由于这一翼的向北进军，整个第七军在它撤到莱茵河后面以前就可能被切断。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28页。]

9月5日接替布鲁门特里特为德军西线参谋长的韦斯特法尔将军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集中力量把任何突击打到底，这远比选择突击点为重要。

德军在西线的总处境已危险到极点。整条战线处处大败，缺口很大，以致配不上战线这一称号了，要是敌军巧妙地利用机会，会引起一场大灾难的。危险的根源特别在于，没有一条莱茵河上的桥梁有过破坏的准备，这一疏忽，花上几个星期的工夫才弥补上。……在10月中旬前，敌军能在任何一点上轻而易举地任意突破，接着能跨过莱茵河，几乎能畅通无阻地冲入德国。 [注：韦斯特法尔：《德军在西线》(The German Army in the West)，172页及174页。]

韦斯特法尔说，整个西线在9月份最容易被突破的地方，是通向莱茵河上科布伦次(Coblenz)的卢森堡那一段。他的证词证实了布鲁门特里特所说的在梅斯和亚琛之间阿登山区——这是一狭长的、防守薄弱的地带——发动攻势最为有效。

在这一关键时刻，从种种出现的情况来看，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什么？

在进袭诺曼底以前，艾森豪威尔所制定的向莱茵河“辽阔战线”进军的计划，看来是遏制和粉碎强大而尚未被击溃的敌人抵抗的好办法。但可惜这一计划远远不能适应敌人业已崩溃的那些地方的实际情况，那里的当务之急是深入而迅速地利用敌人的崩溃，使敌人无重新集合的机会。这就需要一个无休止的追击。

在这种情况下，蒙哥马利争着要集中力量发动一次单独的冲击，在原则上是非常好的。把事情弄清楚后，人们不难明白，他向北部冲击之所以遭到挫败，问题并非如大家所揣测的那样，由于把补给品转拨给巴顿所致。一种复杂而且大得多的不利情况，是来自他职权范围内的一系列障碍，诸如推迟了对安特卫普港口的使用；为了一个多此一举的目标，中断了长达六天的空中补给；提供了过多的军火和其他补给品，以致减少了必不可少的汽油的供应；一千四百辆英制卡车出了毛病；在他的侧翼，他盲目地调用了美国第一集团军；忘了在艾柏特运河上的桥梁被敌军炸毁以及渡口被敌军派人扼守以前，就把桥梁和渡口夺取过来。

同盟军希望进抵莱茵河这一前景的最大致命伤是：同盟军到达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后，从9月4日到7日停止不前。这和蒙哥马利所宣布的做法颇不协调，他原想在他从塞纳河出发的进军途中，“迫使敌军一直逃到莱茵河，并在敌军重新凑成一条新防线来抗击我们以前，‘一跃而过’莱茵河”。任何深入渗透或跟踪追击，成功与否的关键，取决于是否能马不停蹄地进军和施加压力，哪怕是一天停止不前，也会功亏一篑。

但在同盟军进入比利时以后，全军普遍地出现了一种松劲的倾向。这股风是自上而下形成的。艾森豪威尔领导的同盟国情报部告诉他，德军不可能出足够的兵力来扼守他们边界上的防线，而且还向报界保证“我们会顺利地穿过这条防线”。艾森豪威尔把这些话转告了他下面的司令官们，甚至到了9月15日，他给蒙哥马利的信中还说：“我们将立刻占领鲁尔、萨尔和法兰克福地区。至于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愿意听取你的意见。”同盟军部队到处都存在着同样的乐观情绪。至于为什么没有能占领艾柏特运河上的桥梁问题，打先锋的军司令官霍罗克斯将军(General Horrocks)作了坦率的解释：“当时，我完全没想到在艾伯特运河会有这样强烈的抵抗。在我们看来，德军已经全部瓦解了。”

约翰·诺思(John North)在他所写的关于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历史的著作中，根据官方材料，给那时的局势作了恰当的总结：“一种‘战争已经打赢了’的心理状态……在各级指战员中占了上风。” [注：诺思：《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成就》，115页。] 因此，司令官中间连一点紧迫感都没有，象在9月份关键性的两周中，部队里却出现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就是不肯冲锋陷阵，避免战死疆场，每人都认为“战争已经过去了”。

8月份最后一周，巴顿所部把坦克的“油门”都关上了，这样一个快速结束战争的良机可能就失去了，当时他们离莱茵河上的桥梁比英军还近一百英里。

在同盟军方面，对持续追击敌人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巴顿比谁都敏感。向任何方向扩大战果，他都是有准备的，的确，他曾在8月23日提出建议：他的部队应该向北面而不是向东面进军。在他后来的评述中，有许多话是很有意义的，他说：“不应该定了计划，然后要环境去适应那些计划。应该使计划去适应环境。我认为，对高级统帅部来说，成败得失的关键，就是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在机会如此大好的时刻，同盟军种种麻烦的根源，是由于最高决策者中没有一个能预见到敌人在8月份是处于这样一种总崩溃的状态中。不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他们都没有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向敌人进行一次快速而远程的冲击。

第三十二章　俄国的解放

1944年的东线战役，被这样一种情况所支配，即俄军进军时，战线始终那么宽，而德国的兵力却在紧缩之中——其必然结果是，俄军继续进军，除供应问题外，只遇到很少阻力。战争的进程，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战场广度和兵力大小之间的比率是头等重要的。再则，从俄军进展的停顿，也可以看出俄军补给线必须到达的空间的大小。

主要战役包括俄军轮流在两个侧翼上进行的两次大规模冲杀，第一次是在冬至，第二次是在夏至，每一次冲杀后都有一个长期的间歇期。随着南翼的伸延而开展的越过中欧的那种辅助性战役，其间歇时间就比较短。所以有这种差别，多半由于这些战场就其广度对德军数量的比率来说，要比主要战场的大，因此，俄军在进攻接连不断的德军防线前，就不需要进行较大的整编。

冬季攻势刚发动时，其情况和秋季攻势相似，从它所产生的同样效果来看，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与其说是德军失算，毋宁说是他们“使收支相抵”的能力减退了。早在1943年12月初，在科涅夫首次企图清除第聂伯河河曲的德军时，他曾发动过一次新的侧翼包围进军，以便压倒德军在克里沃罗格的阻击。这一次，他从克列缅楚格桥头堡向西而不是向南出击，几乎渗透到基洛夫格勒，然而这时又被阻遏了。尽管如此，但这一次挺进，以及从切尔卡瑟(Cherkassy)桥头堡出发的集中力量的一次挺进，却牵制了德军有限后备兵力中的极大一部分。曼施坦因被弄得进退两难。由于希特勒禁止长距离撤退(尽管这是战略上的需要)，他不得不在第聂伯河河曲和基辅之间一带地方填补缺口，虽然这样做，会使他难以把瓦杜丁一直限制在基辅的突角之内，而在这个突角内，俄军的数量正在日益增多，就象拦在堤坝内的洪水那样，在不断高涨。

瓦杜丁的新攻势，是在圣诞节前夕清晨浓雾掩护下发动的——其情景几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每一次胜利进攻的情景相仿佛。靠了浓雾的帮助，第一天就击溃了德军阵地，而且，部队一旦冒出来以后，它就可以散得很开，致使德军无法反击。在一星期内，他收复了日托米尔(Zhitomir)和科罗斯田(Korosten)，同时，部队还向南扩展，团团包围了以前从未碰过的别尔季切夫(Berdichev)和别拉雅－泽尔科夫(Byelaya Tserkov)这些要塞。

1944年1月3日，俄国机动部队向西推进，占领了离科罗斯田五十英里的诺沃格勒－沃伦斯基(Novigrad Volynsk)联轨点。第二天，他们越过了战前的波兰边境。在南翼上，德军已放弃别拉雅－泽尔科夫和别尔季切夫，而向文尼察(Vinnitsa)和布格河(Bug)方向撤退——控制从敖德萨到华沙的主要横向铁路。在这里，曼施坦因拼凑了一些残部，企图发动另一次反击，只是后备部队不多，而瓦杜丁却已作好挡开这一攻势的准备。曼施坦因暂时制止了俄军向布格河的推进，但在这里的阻截反而便利了俄军侧翼的扩展。俄军从别尔季切夫和日托米尔挥戈西进，绕过谢佩托夫卡(Shepetovka)的一道封锁线，并于2月5日前往占领波兰的重要交通中心城市罗夫诺(Rovno)。同一天，通过侧翼的一次出击，占领了罗夫诺西北约五十英里而离俄国边界约一百英里的卢茨克(Luck)。

势如潮涌的俄军的向南扩展，起着更直接的摧毁敌军的作用。因为在这里，瓦杜丁的左翼与科涅夫的右翼集中兵力以消灭在俄国基辅和切尔卡瑟桥头堡之间狭长地带上的德军——他们原是由于希特勒的“不准撤退”的规定而留在这里的。困守在第聂伯河附近前沿阵地上的这些德军招致了无可避免的俄军的包围。1月28日，当钳子在他们背后合拢时，有六个师的人马落入包围圈内。但由于德军第三和第四十七装甲师的努力，德军的突围尝试终于成功。在科尔松(Korsun)被围的六万人中，有三万人丢盔弃甲逃了出来，还有一万八千人或是被俘，或是受伤。在被击毙的人中，有第十一军司令官施特默尔曼(Stemmermann)。

救援被围部队脱险的努力，是以牺牲更往南面的第聂伯河河曲阵地为代价的。德军无法阻挡马利诺夫斯基向他们在尼科波尔的突角基线发动的一次袭击。尼科波尔在2月8日被迫弃守，卫戍部队的大多数人马虽然设法逃出，但德军却因此而不再能攫取那里出产的重要资源锰矿了。他们在克里沃罗格又坚守了两个星期，然后才在有被陷入更大包围威胁的情况下撤走了。

在南线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和黑海之间，俄军向纵深凸出部分的正面有所扩张，德军原有必要控制这地区，然而由于希特勒禁止任何及时撤退的这一死板规定，德军就无法用扯直战线的办法来缩短战线。由于伤亡人数不断增加(特别是科尔松一役)，以致他们当时已无法填补所留下的缺口。由此可见，希特勒的硬性规定付出的代价，就是德军以后撤退的规模要比两个月以前所要求的大得多了。

由于兵力虚弱和占地辽阔，德军中普遍滋长了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而且由于正在推进中的俄军的规模宏大以及俄军的补给显然已毫无问题，使这种感觉有增无已。俄军就象潮涌般地滚滚向前，或者说象游牧民那样地成群结队而来。俄军可以在西方部队势必饿死的环境里生存下来，他们也可以在别的部队只好坐待被摧毁的交通线重新修复后才能前进的情况下继续进军。试图用袭击俄军交通线来使俄军停止前进的德国机动部队却难得找到任何可以给予打击的供应纵队。有关俄军的印象，袭击部队的最骁勇的司令官之一曼陀菲尔，作了如下的扼要记述：

俄军的进军，是西方人所难以想象的。坦克后面的先锋队，象巨大的游牧群那样地滚滚而来，多数人骑着马，士兵身上背个口袋，口袋里装着面包和在进军途中从田野或村子里搜罗来的生菜。马吃的是屋顶上的草料——很少吃到别的东西。俄军在进军时，靠这种原始生活方式，经常可以持续三周之久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339页。] 。

在患眼疾的曼施坦因被免职后，德军也就很难挡住这股洪流了。他的免职，患眼疾固然是直接原因，但也是他与希特勒的摩擦所促成的。曼施坦因把希特勒的战略方针说成毫无道理，而且在同元首争辩时，他的措词使希特勒感到难以容忍。于是，这位被德国军人誉为他们的最优秀的战略家，便被抛在一边了。当时在德军被盲目地引向深渊的情况下，虽然他的眼睛由于动手术而恢复了视力，但是，他只能用他的眼睛在他那命名恰当的休养地塞勒查阅地图而已。

1944年3月初，一个范围更广泛的新的联合扫荡行动正在酝酿之中。起初，俄军的注意力集中在靠近布格河上游针对加里西亚东南角进行的一次冲击。这次冲击是由朱可夫元帅发动的，他已接替瓦杜丁指挥基辅以西的部队，因后者遭反苏游击队的伏击而身受重伤。朱可夫所部从谢佩托夫卡出击，一天内就渗透了三十英里，到7日，就在特尔诺波尔(Tarnopol)附近跨过了从敖德萨到华沙的横向铁路。在德军还没来得及撤退和占领布格河的时候，这次冲击就把布格河防线包围住了。

在南线的另一侧翼，马利诺夫斯基已经拿下了德军原在第聂伯河河曲下游所占有的难以守住的阵地，他利用新近在尼科波尔和克里沃罗格附近所夺取的阵地，开始一次剪刀式的进军。3月13日，他占领了第聂伯河河曲的赫尔松(Khersen)港口，并包围了这一地区的部分德军。这期间，他从北部出发的密集扫荡部队，正在进抵靠近布格河河口的尼古拉耶夫(Nikolayev)——德军抵抗极其顽强，直到28日这个地方才被占领。在这很久以前，在朱可夫和马利诺夫斯基两个防区之间的中部地方，出现了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扩展局面，使他们两人所获得的进展黯然失色。

科涅夫在这两只突角的隐蔽下，从乌曼(Uman)方向出发，于3月12日到达布格河。渡河很快成功。他的装甲部队抓紧时机，迅速向离布格河仅七十英里的德涅斯特河推进。当时，冰已解冻，德涅斯特河(Dniester)水流湍急，悬崖高耸，看来是一道可以坚守的防线。但德军却无力防守了。俄军装甲部队于18日到达河岸，越过杨波尔(Yampol)和邻近地区的浮桥，渡河跟踪追击正在撤退中的敌军。这次顺利的进展，是他们迅速挺进和敌军陷于混乱状态的结果。这里，再次多亏俄军装甲部队(由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General Rotmistrov)指挥)采用的广泛疏开活动的新战术，他们打垮了敌军的抵抗，从而使敌军原想通过固守主要进军线上的要害地方以阻截俄军的企图完全落空。

这一长驱直入的楔形攻势，由于朱可夫的左翼从特尔诺波尔朝南发动了一次新的出击，可能遇到的危险也就减轻了。这次出击，在发动的时间上算得很准，正好赶上德军在特尔诺波尔附近的反攻已被俄军迅速建成的防守所击退的时候，并利用了德国人的退却。这次出击也是为了同科涅夫的冲击相配合。在向德涅斯特河一线迅速挺进以后，朱可夫的左翼便沿着该河东岸急转直下，使敌军的侧翼蜷缩起来，并迫使他们退往科涅夫所部的右翼方向。这种双管齐下而配合起来的巨大力量，既为防守带来了保证，也为进攻开辟了前景。

当这些侧翼扫荡正在扩大缺口和切断部分来不及撤走的敌军的退路时，俄军就继续不断地向西冲击。3月底以前，科涅夫统率的先锋部队曾渗透到雅西(Jassy)附近的普鲁特河，而朱可夫统率的先锋部队已经攻占了科洛梅亚(Kolomyja)和切尔诺夫策(Cernauti)这些重要中心城市，在这里，他们强渡了普鲁特河上游。这次进军使他们接近了匈牙利的天然屏障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山麓。

德军占领了匈牙利，作为对这一威胁的直接反应。德军采取这一步骤，显然是为了固守沿着喀尔巴阡山脉的这一条战线。他们需要固守这一天险，不但是为了阻止俄军突入中欧平原，而且要把它作为继续守住巴尔干半岛的支柱。喀尔巴阡山从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Trnsylvanian Alps)向南蜿蜒，形成一道天然坚强的防线。由于通过这座山的山口不多，所以从战略意义上来衡量，它表面的长度缩短了——这样也就有利于节省兵力。在黑海和福克夏尼(Fossani)附近山角之间有长达一百二十英里的一片平原，但是，这片平原的东半截，有多瑙河三角洲和一连串的湖泊，因此，“危险地区”仅限于六十英里长的加拉茨山峡(Galatz Gap)。

4月初，看来德军好象很快就要退入这一后方防线，这一防线的东北角落已经遭受到朱可夫所部的威胁，他的部队正楔入特尔诺波尔和切尔诺夫策之间，而指向雅布洛尼卡山口(Yablonica Pass)(即闻名的鞑靼山口(Tartar Pass))。看来朱可夫是在重演萨布塔伊(Subedei Bahadur)速不台]当年带领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现代装甲部队的先驱者——蜂拥袭击布达佩斯的故事，他曾于1241年3月，从喀尔巴阡山穿过匈牙利平原而抵多瑙河进行扫荡，三天内长驱直入一百八十英里。

4月1日，朱可夫的先锋部队抵达鞑靼山口的入口处。这里的山壁，从它作为障碍来说，比更往南的地区低得多，而且也浅得多，这一山口的高度仅二千英尺。但即使这样容易攀登的山口，如果加以坚守的话，却很难打开，这是因为攻方兵力的运用受了束缚的缘故。这里的情况确实也是如此。俄军先锋部队没能渗透进去，他们后面也缺乏力量再来一次猛冲，因为这样一次长距离的进军，补给难以跟上。

目前，由于德军已撤到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中心利沃夫，倒反而得益，同时，他们的部队自从退入加里西亚以来，变得更其集中了。下一周，即复活节前的一星期，德军发动了一次较为强大的反攻，这是很久以来没有过的。这次反攻抱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堵住俄军的进展，另一方面解救德国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十八个兵员不足的师，那些师已在德涅斯特河以东陷入朱可夫和科涅夫所部的两只角的包围圈。德军这一支庞大部队，后来设法向西突围，并经过斯卡拉(Skala)和布查希(Buczacz)而到达利沃夫。

德军的反攻是沿着德涅斯特河两岸开展的。在右岸，它深深插入鞑靼山口的楔形地带，重新占领了从科洛米贾通往山口的铁路线上的德拉蒂(Delatyn)联轨点。在左岸，它重新占领了布查希，并为被孤立在斯卡拉附近的几个德军师打开一条得以撤退的道路。在他们被解救出来以后，波兰南面的战线(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和喀尔巴阡山之间)，沿着利沃夫以东很远的一线稳定下来了。从4月到7月，这条战线维持原状，没有变动。

科涅夫所部渡过普鲁特河——这条河形成罗马尼亚边界——进行冲击，但在渡过河后就遭到了阻截。他们想突入雅西(离普鲁特河西岸只有十英里)但没有成功，虽然他们打到北面稍远一些的塞列特河(Sereth)。不过，这时科涅夫另有一个重要得多的目标。他的左翼目前转而沿德涅斯特河南下，打击在黑海附近敌军的后方——这些敌军主要是罗马尼亚的几个师。科涅夫的侧翼军事行动，同马利诺夫斯基从尼古拉耶夫朝西而更直接向敖德萨的进军，进行密切配合。

俄军这种联合进军所形成的威胁，对接替克莱斯特指挥德国前“A集团军群”(现改称“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许尔纳(Schoosner)和接替曼施坦因而为德国“北乌克兰集团军群”， (这个集团军群以前名为“顿河集团军群”，后又改称“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的莫德尔(Model)来说，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许尔纳由于其后方交通情况不良和稀少，困难倍增，因为自从俄军向喀尔巴阡山推进以来，他同驻在波兰的德军已被隔绝，只能靠经过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那条迂回曲折的线路和他们取得联系。

与此同时，从4月的第一周开始，同盟军的重型轰炸机从意大利起飞，先是轰炸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和普洛耶什蒂(Ploesti)，接着又开始对主要的铁路线咽喉地带进行连续轰炸。这种对后方的不断威胁，很迟才产生直接效果，但是后来还是有所收获的。

4月5日，马利诺夫斯基所部进抵腊兹杰耳纳亚(Razdelnaya)联轨点，从而封闭了以敖德萨为起点的唯一未遭破坏的铁路线。10日，他占领了这个巨大的港口。但大部分敌军都已逃之夭夭。他们仅仅撤出了一小段地方——退到德涅斯特河下游一线。由于科涅夫的向南冲击曾在基什尼奥夫(Kishinev)地区受阻，目前这条战线呈弧形，向后伸展到雅西。

5月第一周，科涅夫在雅西以西发动一次猛攻，沿着塞勒特河两岸推进，使用了新型的约瑟夫·斯大林式的坦克。借助于这种坦克，俄军达到了突破的目的，但许尔纳在近处还有一支相当强大的由曼陀菲尔指挥的装甲后备部队。这支装甲部队在阻止俄军利用突破来扩大战果这一点上是成功的，因为他们采用了判断正确的防御战术，德军的这种战术是建立在敏捷还击和巧妙运用机动性等固有的有利因素上，从而抵消了对方在装甲和装备上的优势。一场巨大的坦克战发生了，参加战斗的约有五百辆坦克，结果以俄军退却而告终，战线于是重新稳定下来。

这次胜利，使德军在三个月后蒙受其害。因为这促使希特勒坚持要他们守住阵地，不仅要他们在雅西附近坚守不撤，而且在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南部地区也得坚守不撤。这样做意味着把那些德国部队留在远离喀尔巴阡山山脉天险和加拉茨山峡地带以东暴露的阵地上。而在这期间，在罗马尼亚人民要求和平的压力下，他们的后方正处于崩溃之中。

4月，克里木也解放了。这里原先的占领军(一半德国人，一半罗马尼亚人)，渡海撤退而逐渐减少了，但攻方还面临着难题，因为无需很多人就能守住这两个入口处的坚固的关卡。收复克里木需要进行一次强大而又精心策划的攻势。俄国大军横扫克里木半岛后面大陆上的德军后很久，希特勒还要死守住克里木，其理由亦在此。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在这里牺牲一支小队比起其他地方来要上算，因为在这一危急时刻，一支小队能把部分俄军吸引过来，从而起缩减俄军总兵员的作用。

在一次使德军暴露其炮位的预攻以后，托尔布欣(Tolbukhin)于4月8日对克里木发动了主攻。俄军对彼列科普(Perekop)地峡防御工事的正面冲击，得到了其在侧面渡过锡瓦什礁湖(Sivash Lagoon)并横踞敌军后方的俄军的支援。经这一军事行动打开克里木北面的门户后，叶廖缅科的部队就从刻赤东部尖端的据点出发，开展攻势。17日，这次密集扫荡的部队进抵塞瓦斯托波尔市郊，并俘虏了三万八千名德军。这次被俘人数如此之多，主要是由于德军的错误所造成的——他们遵照希特勒的硬性原则，不是立即退守塞瓦斯托波尔，而是力图确保彼列科普地峡南面这条战线。这就使托尔布欣能够出动他的坦克，在德军临时凑成的、过于宽阔、无力防守的防线上打开缺口，并在德军退守塞瓦斯托波尔以前，把他们歼灭了一大部分。

俄军在冲击这个要塞以前，就停止了重炮轰击，而防守部队当时已没有足够的兵力按合理密度分布在各个工事上了。然而希特勒还是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塞瓦斯托波尔。进攻是5月6日夜间开始的，并很快就在因克尔曼(Inkerman)和巴拉克拉瓦(Balaclava)之间的东南入口处打开一个重要缺口。9日，希特勒为时已晚地下了一道改变原来主张的命令，答应派船去撤回那里的守军。10日，守军放弃塞瓦斯托波尔，退入赫尔松半岛(Khersonese Peninsula)。13日，这里有近三万人投降，只有少数人乘船逃跑。战俘大部分是德军，因为在俄军发动攻势前，德军统帅部已经决定让罗马尼亚部队先从海上撤走，而专靠他们自己的部队来防守。执行这一政策，是有可能延长防守时间的，要是防守计划不作极端硬性规定的话。

1944年的最初几个月中，在东线的另一侧翼上，俄军也曾占得上风，不过没有象南线那样的声势罢了。年初，德军依然把列宁格勒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的战线绕过城市一直延伸到朝东六十英里的一个据点上，然后沿着沃尔霍夫河(Volkhov River)朝南转向伊尔门湖(Lake Ilmen)；在这个大湖的两边，他们据守着诺夫哥罗德和旧鲁萨(Staraya Russa)这两个城堡。1月中旬，俄军发动了一次他们期待已久的攻势，以打破敌人对列宁格勒的紧紧包围。戈沃罗夫(Govorov)所部就从列宁格勒城西面的海岸出击，针对德军突角的左翼插入一支楔形部队，而梅雷茨可夫(Meretskov)所部则在诺夫哥罗德附近向敌右翼更深入地插进一支楔形部队。这种初期的渗透活动往往产生这样的幻想：以为德军已经“陷入重围”了，不料他们却分批地完成了有条不紊的撤退，一直退到突角的基线那边去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势必会使俄国人显然已经赢得的种种优势如列宁格勒的解围，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铁路线的重新通车，以及使芬兰陷于孤立等事显得黯然无光。

德军撤退到最后，在纳尔瓦(Narva)附近的芬兰湾到普斯科夫(Pskov)这一条线上坚守下来。德军把战线拉直和缩短以后，其处境曾一度大为改善，并且，由于防线实际的紧缩程度要比在地图上看起来大得多，所以处境的改善也就更加显著了，因为在海岸和新城堡普斯科夫之间长达一百二十英里的这一片地方，派普斯湖(Peipus)和普斯科夫湖两个大湖就占去其面积的四分之三。2月底，戈沃罗夫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占领了在海岸和派普斯湖之间的纳尔瓦河上的一个桥头堡，但接着就被阻截。湖的南面也是如此，当俄军到达旧鲁萨后面一百二十英里的普斯科夫时，便停滞不前。这使红军大失所望——因为他们本来期望通过收复普斯科夫城来庆祝该城建立二十六周年，该城是1918年2月23日在抗击德军的战斗中建立的。

就北部的这一冬季攻势来说，其政治影响比军事成就更显得重要。芬兰政府深感自己孤立无援，2月中旬便开始与俄国进行停战谈判。鉴于当时的环境，俄方提出的条件是十分宽大的——仅要求芬兰恢复1940年的情况和边界，但芬兰人却忧心忡忡，怕俄国人或许会在实际上扩大其条件，因而，要求在条约上写下比俄国人愿意写的还要明确的条款。芬兰人还坚决声明，他们无力满足俄方提出的要他们在芬兰北部解除德军武装的要求，并对答应俄军为此目的而开进芬兰这一点十分忧惧。但是，尽管谈判在3月份破裂，显然这也只不过把决议推迟一些时间就是了。此外，芬兰的带头公开议和，鼓励了德国其他卫星国，它们以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开始进行类似的接触。罗马尼亚在斯大林发表他赞成把特兰西瓦尼亚归还罗马尼亚的声明的鼓舞下，也进行了类似的活动。

这样一来，5月间德军在东线建立起来的稳定局面，仅仅在表面上使他们的处境有所改善而已。他们的兵力消耗过大，以致拖延时间对他们一无好处，而俄军则不然，他们需要争取时间来准备下一次的大举反攻，至于那些从事议和的人，也需要时间来完成他们为实现和平的努力。只有一个独裁者，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立场。在这期间，同盟国对巴尔干半岛的空袭在不断加剧，这既增加了对和谈的压力，也使得敌人的交通运输更加紧张。6月2日，一种穿梭飞行(Shuttle-Service)制度出现了，美国的飞行堡垒那时先在俄国领土新辟的基地上加油和重新装备军火，然后在飞回自己地中海基地的途中进行第二次轰炸。在英国和俄国空军基地之间，同样的穿梭飞行也在21日开始。在整个航程中，美国轰炸机都有远程战斗机护航。

6月10日，俄国陆军越过卡累利阿地峡(Karelian Isthmus)——位于拉多加湖(Lake Ladoga)和芬兰湾之间——进行一次陆上袭击，这进一步加强了俄国空军早先对举棋不定的芬兰人的压力。在连续不断地突破了许多阵地以后，戈沃罗夫元帅所部于20日占领维堡(Viipuri)，这样，就在地峡处获得了一个出口。于是，芬兰人便提出同意接受原先他们拒不接受的俄国停战条款。但是这时斯大林要求芬兰人举行一次象征性的投降仪式，他们又逡巡不前了。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急忙赶到了赫尔辛基，在那里他利用芬兰人的害怕心理，答应给他们增派德国援军。他的使命之所以能够完成，是由于下述因素促成的，即俄军在更深入到1940年划定边界后面的那个湖泊地带时，已经丧失了锐气。这一来，俄芬战争就进一步扩大了，虽然采用的是一种静悄悄的方式。扩大战争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与芬兰两者之间原是一直保持交往的，至此断绝了外交关系，而德国人则继续和增加他们对芬兰所承担的援助义务，虽然这时在他们自己的战线上也正十分需要后备力量。

俄国人有理由对这一微小的收获表示满意。他们自己对德国的夏季攻势是在6月23日发动的——就在那时，英美军队已在诺曼底入侵中站稳了阵脚。再加上同盟军已在罗马以外继续进展，这就保证在俄军发动攻势以前，德军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不过，使俄军得益最大的还是希特勒继续坚持硬性的而不是灵活机动的防守原则。

虽然俄军明显地准备沿着喀尔巴阡山和波罗的海之间的整个战线展开军事行动，但他们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的地区上。因为在这里，俄军既已深入波兰境内，他们希望重新发动春季攻势并不奇怪，这种攻势曾使他们到达利沃夫附近，并一度进入过科韦耳(Kovel)。三个月的停滞不前，使朱可夫所部在其防线的极大凸出部分的后面修复了铁路线。

俄军终于选定从他们战线的最后方的“梯形”开始进攻——就象德军统帅部在1942年所做的那样。他们进袭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的白俄罗斯——这里，敌人仍在俄罗斯的国土上占有一个大的据点。

俄军的抉择是经过深谋远虑的。他们在北部地区进展最少，俄国在这里的交通线最发达，为他们的进攻提供了初步的势头。由于这一地区在1943年表现出如此坚不可摧，因而料想德军统帅部未必会牺牲科韦耳和喀尔巴阡山之间更重要也显然更危险的阵地而来增援这里的。去年秋天和冬天，在北部地区的这一主要地带，德军虽然顶住了俄军所有的进攻，但俄军在维帖布斯克(Vitebsk)和日洛宾(Zhlobin)附近两个侧翼上，终于分别插入了两支楔形部队。这两支楔形部队，保证他们拥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来重新发动攻势。此外，一旦他们把敌人赶跑，那么在科韦耳附近他们自己的南面凸出部分就可以发展成为一个铺得更开的敌后力量。因为在这里，他们正处在把德军分割开来的沼泽地带的西端。

俄军在发动攻势以前，从波罗的海到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之间一带地方的部队进行了整编和补充。这里的俄军现拥有七个小型的集团军群，或者也可说是七个“方面军”(front)。戈沃罗夫的“列宁格勒方面军” [cdhyy注：原译“战线”，根据俄军番号惯例改为“方面军”，后同。] 在右面，其次是马斯连尼科夫(Maslennikov)的“波罗的海第三方面军”和叶廖缅科的“波罗的海第二方面军”。这些“方面军”都是暂时按兵不动。发动攻势的四个“方面军”，从北到南是：巴格拉米扬(Bargramyan)统率的“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他先前曾在维帖布斯克以北插入过楔形部队；切尔尼亚霍夫斯基(Chernyakovsky)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他只有三十六岁，是最年轻的高级司令官，扎哈罗夫(Zakharov)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以及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他曾在日洛宾附近插入过楔形部队。这四个集团军群约有一百六十六个师。

俄军进攻的重点，是德军的中路集团军群，现在由布施(Busch)指挥，他接替了在一次车祸中身负重伤的克鲁格的职务。虽然俄军在冬季攻势中未能突破这一地区的防线，布施及其主要下属都知道那是何等间不容发的事！夏季为攻方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夏季的来临，他为抵御再一次的突击前景担忧。在预料到这样一次突击的情况下，德军就想退到他们目前战线后面九十英里的地方，即历史上著名的布列津纳(Beresina)战线。这样的一次及时后退，就会使俄军的攻势无从下手。但是，这和希特勒的原则背道而驰，他是不愿意听取这种论点的。

接替海因里希(Heinrici)担任第四集团军司令官的蒂佩尔斯基尔希(Tippelskirch) [cdhyy注：蒂佩尔斯基尔希，二战后著有德军观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实行一种伪装的短距离撤退，即从他的前沿阵地撤往第聂伯河上游一线，终于挡住了俄军的进攻。但是，由于俄军计划集中兵力在两个侧翼上展开楔形攻势，这就使德军未能占到便宜。

在北部侧翼上，由于巴格拉米扬所部在波洛次克(Polotsk)和维帖布斯克之间，以及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所部在维帖布斯克和奥尔沙(Orsha)之间发动的密集冲击，维帖布斯克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到第四天，维帖布斯克陷落，这样，德军第三装甲军的战线上就有了一个大缺口。这为南下进军切断莫斯科－明斯克公路打开了通道，并威胁着德国第四军的后方，这支部队曾挡住了扎哈罗夫的正面压力。德国第四集团军的处境愈来愈险恶，因为罗科索夫斯基正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北部的另一侧翼上进袭德国第九集团军。罗科索大斯基所部突破了日洛宾附近的敌阵(也在第四天陷落)，然后就渡过布列津纳河，绕过了设置在博勃鲁伊斯克(Bobruisk)的企图阻挡他们前进的阵地。7月2日，罗科索夫斯基的机动部队进抵位于更重要的交通线中心明斯克以西四十英里的斯托尔勃策(Stolbtsy)，从而切断了通往华沙的全部铁路和公路系统。

不断增加其机动能力的俄军，利用空间，挫败了德军历次这样的企图——即对俄军突破阵地后一周内，推进一百五十英里的这一扫荡式进军，加以拦截。美国对俄国提供的援助显然起了作用，大量的摩托化步兵紧紧尾随着坦克前进，做了他们的后盾。与此同时，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所部正在集结起来，从东北方面向明斯克进发，同时也威胁了通往维尔纳(Vilna)的公路。在两只突角之间的罗特米斯特罗夫(Rotmistrov)的一支坦克后备部队，朝着莫斯科－明斯克公路横扫疾下，在最后两天内推进了几乎八十英里，终于在3日长驱直入明斯克。

这一大规模的钳形攻势，酷似三年前德军在相反方向上所发动的那种攻势。就象那次一样，被围的部队只有一部分能逃出重围。第一周内，俄军在北面突破时俘获了近三万名德军，在南面突破时又俘获了两万四千名德军。被围困在明斯克的德军约有十万人，通过明斯克回去的主要公路虽早被封锁，但蒂佩尔斯基尔希第四军的一部分兵力还是被解救出来了，他们转移到了南面的次要公路上，这些公路作为运输补给的路线，由于俄国游击队的不时袭扰，已好久不用了。德军中路集团军群，实际上已被打垮，其损失总数超过二十万人。

明斯克以西，德军在撤退中进行的抵抗是暂时的，他们显然已无强大防线可守，他们的部队减员很多，要控制这一地区已十分困难，更何况随着俄军凸出部分的向纵深发展，这地区变得越来越辽阔了。俄军经常能够在敌人所盘踞的那些城市之间渗透过去或绕过它们。他们的进军仿佛是一半圆形的辐射线，其矛头分别指向德文斯克(Dvinsk)、维尔纳、格罗德诺(Grodno)、比亚威斯托克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等地。9日，俄军进抵维尔纳，他们的机动部队开过城市的两侧，终于在13日收复了维尔纳。同一天，另一先锋部队到了格罗德诺。

到7月中旬，红军不仅把德军赶出了白俄罗斯，而且进据波兰东北部的一半地方。红军最西边的部队已纵深插入立陶宛(Lithuania)，并离东普鲁士边界不远了。在这里，他们同德国的北路集团军群侧翼驻地相隔不到二百英里，这个北路集团军群由弗里斯纳(Friessner)指挥，至今仍控制了进入波罗的海各国的正门。巴格拉米扬的先锋部队当时已逼近德文斯克，他们比起弗里斯纳的德军战线来更加靠近德军的里加(Riga)基地。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所部业已到达维尔纳那边的涅曼河(Niemen)，他们沿着一条远在西边的战线前进，几乎已接近波罗的海了。这样一来，看来在弗里斯纳所部能撤退以前，在其后方，似乎会建立起一道双重屏障。他的处境日益困难，因为俄军在普斯科夫地区北面扩大了攻势——在这里，马斯连尼科夫指挥的“波罗的海第三方面军”和叶廖缅科所部发动了联合攻势。

与此同时，一个更大的战局发展，使整个德军受到更重的压力。因为在7月14日，俄军在特尔诺波尔和科韦耳之间向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发动了期待已久的进攻。这是一次两只角齐下的冲击。右角强行渡过布格河后便朝着卢布林(Lublin)和维斯瓦河推进——与在沼泽地以北正突然转而围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南面的罗科索夫斯基所部相会合。左角则在卢茨克附近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并从北面包围了利沃夫。

利沃夫这一著名城市于7月27日为科涅夫所部收复，这时，他的先锋部队早已进抵利沃夫以西七十英里的桑河(San)。俄军攻势规模的宏大，可从下面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显示出来：在同一天内，他们占领了喀尔巴阡山山麓的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v)；波兰北部的比亚威斯托克；拉脱维亚(Latvia)的德文斯克和从里加到东普鲁士铁路线上的施亚乌里亚伊(Siauliai)联轨点。这最后的一击，是巴格拉米扬所统率的一个装甲纵队一次冲击的战果，它将决定北线德军的命运。

然而，就象这样的突击，与中路向纵深发展的进军及其给予德军的威胁相比，也显得相形见绌。三天前，即24日，罗科索夫斯基所部左翼已经攻入卢布林，这城离维斯瓦河仅三十英里，离华沙东南一百英里。他们的这次出击，就是利用了德军已在普里皮亚特河被分割成为两半的局面，以及在河的南面因俄军发动近距离攻势而造成的德方混乱。26日，罗科索夫斯基所部的一些机动纵队进抵维斯瓦河，另外一些部队则正转而往北向华沙挺进。翌日，德军放弃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而在同一天，曾绕过布列斯特－里托犬斯克的一个俄军纵队到达了谢德耳策，这城市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以西五十英里，离华沙只有四十英里。

在谢德耳策，德军暂时挡住了俄军的进军。在维斯瓦河上，也有顽强抵抗的迹象，因为罗科索夫斯基所部虽然在29日夜晚拿到了五个渡口，但到第二天清晨，倒有四个失守了。

不过，7月31日，德军由于受到俄军侧翼包围的压力，不得不从谢德耳策撤退，至于罗科索夫斯基的一个纵队那时已进抵位于维斯瓦河东岸的布加拉(Praga)(在华沙城外)郊区。翌晨，德军开始过桥撤入市内；这就给予波兰的“地下”领导人以鼓舞，及时发出了起义的信号。

同日，波罗的海附近的形势也有了惊人的发展。在巴格拉米扬指挥的战线上，一支由奥布霍夫(Obukhov)统率的装甲兵纵队以一夜间进展五十英里的速度，占领了濒临里加湾(Gulf of Riga)的图库姆斯(Tukkums)联轨点，从而切断了德国北路集团军群的脱逃走廊。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占领立陶宛首都考那斯(Kaunas)的同时，他那向前挺进的先遣部队则已逼近英斯德堡(Insterburg)山峡入口处的东普鲁士边界。8月2日，科涅夫所部已在华沙以南一百三十英里的维斯瓦河上靠近巴拉诺夫(Baranow)的地方建立起一个新的大型桥头堡。这里刚好是桑河流入维斯瓦河的汇合点。

对德国人来说，这是总危机爆发的时刻。在西方，他们的诺曼底战线正在崩溃之中，巴顿的坦克部队源源不断地冲过阿弗朗什缺口。在战线背后，这时发生了一次政治上的大地震，其余波还在向外蔓延，因为事先商定好的杀死希特勒并推翻纳粹政府的事件发生于 [cdhyy注：7月] 20日，很多将领卷入了这一失败的阴谋。起初，他们对这件事的结果还不明确，后来，他们又害怕受惩罚，其结果是，许多军事司令部陷入混乱和瘫痪状态。

炸弹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Rastenburg)的希特勒司令部爆炸之后，就有人从那里向各个集团军群司令部的那些参与阴谋的成员发出电报，告诉他们希特勒已被炸死，但是，德国广播电台却发出了与此相反的广播，这便引起了人们对第一个消息的怀疑，至于真相究竟如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外，阴谋者在发给弗里斯纳司令部的电报中，还附有一个明确的指示：命令北路部队要避免重蹈“斯大林格勒”覆辙，及时撤退。在那里，也和在西方一样，7月 20日事件引起了重大的反响。

但影响最小的要算德国中路集团军。这多半要归功于德军新任指挥官莫德尔，当布施在前后受到俄国人和希特勒的双重压力而遭到失败时，莫德尔几乎当防线一被突破就取代了布施的职位。德国在1941年入侵俄国时，莫德尔仅仅是一名师长，他现年五十四岁，比大多数的德国高级司令官要小十岁。在平步青云地迅速上升时，他那种积极肯干和冷酷无情的作风，与当年指挥一个装甲师的时候相比，毫无逊色。他是少数几个敢于和希特勒争辩的将军之一，而希特勒倒是喜爱他的粗鲁作风，而讨厌曼施坦因的刻薄态度，因此也不去管束他。莫德尔便利用希特勒对他的不同寻常的容忍，根据自己的判断，把部队从处境尴尬的阵地中撤走，而且往往对于所接到的指示置之不理。正由于他这种敢于违抗的独特精神(甚至要比他在执行撤退时所表现的才能还要突出)，他才能把处于危险境地的部队解救出来。与此同时，他的地位和希特勒对他所做出决定的尊重，便自然而然地使他更忠于他对希特勒的誓言。7月20日以后，莫德尔是第一个起来谴责这个阴谋案件的军事领导人，并声明陆军的继续效忠。希特勒对他的信任更有理由，这可从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证实。

因为在8月初，德军重振旗鼓，发动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攻势，以致俄军直到第二年才迟迟进入华沙。8月1日傍晚，华沙城的大部分在波兰人民自己的手中。可是，正当他们盼望着俄军渡河前来支援他们的时候，他们听到的却是逐渐消逝的炮声，在一片预兆不祥的沉寂中，他们一直感到惶惑不安。接着，到8月10日，沉寂状态终于被来自空中和陆上的狂轰滥炸声所打破，这就是德军重新打算控制这个城市的开始。在城里，在博尔将军(General Bor)统率下的波兰地下军展开顽强的战斗，但他们很快就被分割在三小块地区单独作战，他们始终没有得到来自河彼岸的援助。

当然，他们一定会想到，俄军是有意识地后撤的。不难理解，苏联政府并不是那么迫切地希望波兰人率先把他们的首都从德军手中解放出来，从而受到鼓舞，去采取更加独立自主的态度。尽管要解决这个纠缠不清的争论问题有困难，但这时候俄军在更大范围内的节节失利是事实，这正说明军事方面的因素和政治上的考虑相比较，前者起着更大的决定作用。 [注：可是，俄国不让从西欧起飞的美国轰炸机向华沙的波兰人空投补给品后在苏联机场降落，关于这一点，始终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英国籍和波兰籍的驾驶员，为完成此项使命，必须从意大利起飞而又返回那里，尽管他们在这种漫长的飞行中很勇敢，但他们的努力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华沙的前面，使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乃是三个相当强大的纳粹党卫队装甲师的介入，这些部队只是在7月29日才到达的——两个来自南线，一个来自意大利。他们从北部侧翼发动反攻，把一支楔形部队直插到俄军的突角阵地，逼使俄军撤退。与此同时，俄军曾从维斯瓦河上桥头堡试图推进，由于德军得到了从其本国调来的一些增援，俄军的攻势便被迫停止了。8月第一周周末，俄军除了在喀尔巴阡山山麓和立陶宛稍有进展外，到处遭到阻截。俄军在停止冲击前，早就没有劲头了。在这种竞赛式进军的后来阶段，俄军只靠机动部队的小规模进攻维持下去，莫德尔统率的后备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一旦进入合适的阵地并站稳脚跟后，就足以阻止俄军的进展。在五周中长驱直入四百五十英里后——这是迄今为止俄军完成的速度最快和距离最长的行军——俄军由于把运输线拉得太长而遭到了必然的后果，他们终于不得不屈从于这种战略定律。在准备发动另一次大规模攻势以前，他们便在维斯瓦河畔停留了近六个月。

8月的第二周，在许多据点上都打了硬仗，德军拼命反攻，俄军则在寻找新的突破口，但双方都未得到多大成就。维斯瓦河战线已经稳定下来。在东普鲁士边界，俄军向英斯德堡山峡进军，但为曼陀菲尔统率的、刚从罗马尼亚前线调来的德军装甲师所挡住，他们迫使俄军从维尔卡维斯基斯这一公路中心撤回去。在这布满湖泊和沼泽地的边界上，出现了僵持的局面。接着，曼陀菲尔所部北调，在8月下旬，他们从陶拉格(Tauroggen)推进到里加湾的图库姆斯，为德军北路集团军群重新打开了退路。

这样一支小型的装甲部队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显然表明战局的动荡不定，也表明，由于补给上的困难，俄军在巩固其胜利成果的能力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几小股的装甲兵所能发挥的威力远远超过了大批步兵，战斗的进程要取决于在关键时刻双方派出的这种小股装甲兵的战斗力。大卫和歌利亚(David and Goliath)的故事，又在新的形式下反复重演了。 [译者注：据基督教《圣经》，古代以色列国王大卫在童年时杀死腓力斯勇士歌利亚。这里比喻以小胜大，以弱克强。]

由于在喀尔巴阡山和波罗的海之间主要战线的稳定，德军赢得了暂时的喘息，但这却为在一条较为曲折的进军路线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更大的威胁所抵消。这一威胁开始于俄军向罗马尼亚战线的进攻，进攻时间紧接在为他们扫清进军道路的政治行动之后。

8月20日，“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现由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部队向南面出击，从雅西沿塞列特河两岸冲杀而下，直指加拉茨。这是对德军至今仍伸展到比萨拉比亚南部的巨大突角侧翼和后方的一个威胁。“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现由托尔布欣指挥)从德涅斯特河下游向西挺进，对突角进行更直接的进攻。开始时，俄军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敌人的让步是缓慢的，但其步伐很快就加速了。

23日，罗马尼亚电台宣布，罗马尼亚和同盟国讲和而同德国开战。安东尼斯库元帅(Marshal Antonescu)被逮捕，他的继承人已经接受了俄国的条件，其中包括要罗马尼亚立即改变立场的条款。

罗马尼亚出现了普遍的混乱，俄军乘机便在27日直捣加拉茨和在30日占领普洛耶什蒂大油田，翌日进入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坦克部队在十二天中推进了二百五十英里。在此后六天内，他们又向前移动了近二百英里，直抵南斯拉夫边界多瑙河上的图尔努－塞韦林(Turnu-Severin)地方。大部分德军不是被围在比萨拉比亚突角，就是在行军途中被歼灭。总共有二十个师的整个德国第六集团军死伤殆尽，在这点上讲，其失败之惨堪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比。

罗马尼亚的投降，对保加利亚政府向英美求和起着促进作用。尽管保加利亚没有参与对俄国的进犯，但它依然有理由担心俄国对它的中立持怀疑态度。这种恐惧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保加利亚的准备向西方同盟国投降，没有使苏联感到满意，苏联立刻向保加利亚宣战，接着，便马上从东面和北面侵入该国。这次侵入仅仅是一次游行而已，因为保加利亚政府下令不准抵抗，并且加快了它自身的对德宣战。

现在红军已能毫无阻挡地利用其在近代战争中仅见的最广阔的侧翼了。侧翼的旋转活动，主要是一个后勤问题。而后勤工作，与其说受敌军的抵抗的影响，还不如说受行军活动和补给要求等因素所支配。在罗马尼亚包围圈内被俘的德军人数超过十万，由于德国在西方所处的绝望境地(各条战线上到9月底为止被俘的德军在五十万人以上)，要补充缺额已不可能了。

秋天，俄军的巨大旋转运动在逐渐加紧，其左翼在东南欧和中欧的广大范围内进行了纵横扫荡。德军所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长久地守住一个接一个的交通中心和借此阻遏俄军，而在他们被迫撤退时就破坏交通线。他们可资利用的部队和他们所控制的空间不相称，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这一地区交通线稀少，而天然屏障却处处皆是。因此，这种即将来临的威胁，变成了一种速度缓慢的行动，德国人就这样赢得了时间，去解救他们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部队。

如果俄军没有趁罗马尼亚转变立场的混乱时刻(在最初数周中)向其西北一击而获得好处的话，那么他们的进展可能会大大拖延下来。俄军的一支机械化部队绕过群山南侧疾驰前进，终于进入罗马尼亚国境的那片突出地带，9月19日占领了蒂米什瓦拉(Temesoara)(蒂米什瓦)，22日占领了阿拉德(Arad)。俄军至此已经跨过从贝尔格莱德北边来的几条公路，并接近匈牙利的南部边界，他们离布达佩斯只有一百英里了。这样大胆的进军，只有用来对付那种已无力用反击来打破楔形攻势的敌人。即使如此，这种楔形攻势也只能在集结了大批部队以后才能扩大利用。集结大批部队固然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然而比起穿山越岭向特兰西瓦尼亚更直接地进军，无疑还是比较迅捷的。

直到10月11日，敌军才被赶出比阿拉德更向东面一百三十英里的特兰西瓦尼亚的首府克鲁日(Cluj)。但是，那个时候，马利诺夫斯基已经在楔形队形内集结了他的部队，越过穆列什河(Mures)进入了匈牙利平原，并把兵力分布在跨过从特兰西瓦尼亚为起点的各条公路上。当克鲁日被马利诺夫斯基所部的右翼攻占时，其左翼的领先纵队已进抵克鲁日以西一百七十英里的地方，这里离布达佩斯不到六十英里了。间接逼近的方针当时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下一周，一支新的巨大的俄军力量建立起来了——最近改组的由彼得罗夫(Petrov)指挥的“乌克兰第四方面军”部队已从北面穿过了喀尔巴阡山诸山口(在从鞑靼山口到卢普科夫(Lupkov)这一带是由匈牙利第一军防守的)，直下鲁塞尼亚(Ruthenia)。此后，彼得罗夫挥戈向西，进入斯洛伐克(Slovakia)。也在这一周内，托尔布欣从楔形地带南面渡过了多瑙河，与铁托元帅(Marshal Tito)的游击队会师，终于解放了南斯拉夫首都。德军守卫部队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终于在20日被赶出贝尔格莱德。德军能在那里坚持那么久，实在令人诧异，而更奇怪的是，德军在希腊还留驻大批部队，服从希特勒不准自动撤退的原则。直到11月的第一周，他们才离开希腊，并试图进行一次长达六百英里的穿越荒野和敌国领土的色诺芬式(Xenophonlike)撤退。 [译者注：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5年)，系古代雅典历史学家和军人，他曾在战争中率领万人大军进行长途跋涉的撤退。]

贝尔格莱德的解放和俄军的进抵匈牙利平原，标志着巨大的俄军辗转进军的第一阶段的完成。

马利诺夫斯基在迫近了从索尔诺克(Szolnok)北边到塞格德(Szeged)一段蒂萨河上长达八十英里的战线以后，于10月30日对布达佩斯发动了一次直接的强大进军。他当时已集结了六十四个以上的师，其中包括罗马尼亚师。他的部队只要再走五十英里，就可到达布达佩斯。他的几个纵队把德军和匈牙利军逐渐推回去，于11月4日进抵布达佩斯近郊，但恶劣的天气阻碍他们赶在敌军巩固城防以前就冲进城内。布达佩斯也象别的城防十分巩固的城市一样，难以攻下。到月底，俄军仍被阻于城外，他们力图包围该城近侧，也没有得到多大的进展。

彼得罗夫力图从罗塞尼亚向西进入斯洛伐克去援助斯洛伐克游击队也受到了阻碍。因为斯洛伐克崎岖不平的走廊似的地形，限制了军队的调动。

在布达佩斯受阻以后，俄军在一个旋转运动内开始了另一个旋转运动。总共约有三十五个师的托尔布欣所部，已从南斯拉夫调来，在11月的最后一周，他们从布达佩斯以南大约一百三十英里处的一个被他们占有的桥头堡(在多瑙河和德拉瓦河(Drava)汇合处)，展开了一次宽广的侧翼包围军事行动。12月4日，他们进抵匈牙利首都后侧的巴拉顿湖(Lake Balaton)。与此同时，马利诺夫斯基所部除了对城防工事进行一次新的袭击外，还对布达佩斯北面开始发动一次新的攻势。但这次双管齐下的努力被阻遏了，到年底，布达佩斯仍未被攻占。尽管俄军在圣诞节的一次新的围攻中已把布达佩斯孤立起来，然而德军仍然守住该城——直到2月中旬，它才被夺取过来。

东方战线的另一端，即波罗的海侧翼，秋季战役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以守方崩溃始，以攻方受阻终。德军在夏天的挫败，使芬兰不得不向不可抗拒的事实低头——几乎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同时——芬兰在9月初就接受了俄方的停战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如果德军到15日还未撤离芬兰，芬兰人将对他们采取行动。紧接着德军试图在芬兰湾的霍格兰(Hogland)岛登陆，芬兰人对德宣战。

芬兰的投降，使俄军得以顺利地集中兵力向德国北路集团军群进攻，北路集团军 [cdhyy注：原文如此，应为“集团军群”] 现已由许尔纳接替弗里斯纳充任司令。俄军戈沃罗夫和马斯连尼科夫统率的两个“方面军”部队向许尔纳的防线发动攻势，而俄军叶廖缅科所部则包围其侧面，巴格拉米扬所部则威胁其后方。看来德军已无法逃出这么深的瓶底，更何况那瓶的颈口又是如此狭窄。不料在一周内，他们几乎后退了近二百英里，撤到了里加工事的庇护所(被切断的部队并不多)。巴格拉米扬所部企图切断这个瓶颈地带的尝试宣告失败。事实再一次表明，要攻克一道守军人数相当多的狭窄战线，是十分困难的。

为了挽救局势，俄军统帅部大力增援巴格拉米扬部队，旨在从立陶宛中部的施亚乌里亚伊朝着里加南面波罗的海海岸出击。这次新的攻势是在10月5日发动的。俄军得益于辽阔的战线和敌军集中在里加附近的有利条件，于11日到达梅梅尔(Memel)以北和以南的海岸。两天以后，许尔纳所部放弃里加，退守库尔兰(Courland)——拉脱维亚的西北“半岛”省，在这里，已处于孤立无援的许尔纳所部却能继续进行持久的抵抗。已陷入重围的梅梅尔防守部队也是这样。绰绰有余的俄方兵力，原可用来包围这些阵地，但问题却在于俄军是否有补给的能力和足以调动军防的余地。

在清除了他们在波罗的海侧面的障碍之后，俄军当时便把矛头指向东普鲁士，10月中旬，他们在这里发动了一次强大的攻势。但在这条障碍重重的战线上(在这里通向东普鲁士的路途中布满湖泊和沼泽地)，守方却再一次顶住了攻方的正面攻势。他们的主攻矛头对准英斯德堡山峡，但在贡比涅(Gumbinnen)附近(这里正是1914年俄国人取得第一次假胜利的战场此处即指坦嫩堡(Tannenburg)会战而言。])的一次大规模坦克战中遭受挫折。在邻近地区的冲击，也不足以渗透到摧毁战线的地步。到10月底，进攻停止，僵局出现。

德军在东欧、西欧和中欧得以重新纠合的惊人之举，显然是由许多因素凑合在一起造成的：德军缩短了战线；攻方延长了交通运输线；同盟国的“无条件投降”政策，倒为希特勒要德军作更顽强抵抗助了一臂之力。此外，秋季战役的进程表明，德军适当运用灵活的防守战术，就可以赢得时间来获得新武器。但是，希特勒还是把这一进程归功于他的僵硬的防守原则的正确性。

在这种自信心支配下，希特勒不但拒绝了他的那些西线司令官提出的要及时撤出阿登突出部分，而且还下令调兵遣将去驰援布达佩斯，这终于造成了削弱东线战斗力的致命伤。

第三十三章　逐步加强轰炸——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及其以后的几年里，一种关于空中战略攻势的理论和学说，在英国发展起来了。这部分地或甚至主要地是1918年(大战最后一年)4月1日作为一个独立军种建立起来的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由先前陆军和海军中的空战队合并而成)的产物。这种理论又得到了这个新建的第三军种的热烈拥护，因为它是皇家空军之所以需要存在和独立的一种理论根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理论不久也得到了休·特伦查德少将(Major-General Hugh Trenchard)的强烈支持，他曾在法国指挥过陆军空战队，即皇家飞行军(Rotal Flying Corps)，但在其任职期间，却反对过创建这样一个独立的第三军种。1918年1月，他从法国奉调回国，担任这一新设军种的军事首脑——空军参谋长。他几乎立即与新上任的空军大臣罗瑟米尔勋爵发生摩擦，空军参谋长一职，旋即由另一空军先驱者陆军少将弗雷德里克·赛克斯爵士(Major-General Sir Frederick Sykes)所接替。特伦查德本人这时受命指挥已在1918年秋天成立的独立轰炸部队，其目的是轰炸柏林及其他德国军事目标，在此之前不久德国戈塔式轰炸机(Gotha Bomber)在1917－1918年空袭了伦敦，这次空袭对英国军事首脑们的士气和思想情绪影响很大，远远超过轰炸英国所造成的损失。但到1918年11月签订停战协定时，皇家空军的轰炸机也不过九个分队，并且刚刚上阵作战——的确，为进攻德国而设计的“汉德利－佩奇型”(Handley-Page)大型轰炸机，当时只造成了三架。特伦查德这时却成了一个热烈拥护进行独立战略轰炸的军人。他的这种主张后来表现得十分清楚，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他奉调回伦敦重新出任空军参谋长，连续任此职达十年之久，直至1929年。在这期间，空中战略的理论，已由P·R·C·格罗夫斯陆军准将(Brigadier-General P. R. C. Groves)大加阐发，他原是赛克斯的左右手，担任空军参谋部飞行作战处指挥(Sirector of Flying Operations)的职务。

在二十年代的美国，这一理论为威廉·米切尔陆军准将(Brigadier-General William Mitchell)所热情接受，但他很快就同原有军种的一些人发生了争执，被排挤了出去，这正是他积极进取的反应。直到许多年以后，一代新人掌了权，美国才成为一个头等空军强国和空中战略攻势理论的倡导者。

稍后一代的历史家们，都把这一理论的创立归功于一个意大利将军圭利奥·杜埃(Giulio Douhet)，他在1921年写过一本关于未来空战的书。作为历史的回顾来研究，他的著作尽管引人入胜，但在这一理论的整个形成时期，根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至少在欧洲是这样。 [注：我于1935年曾访问巴黎，在那里偶然看到杜埃所著《论制空权》(The Command of the Air)一书的法文译本，回到英国后，我对空军参谋部的几个朋友提起这本书，但他们中却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的确，在那时以前很久，空军参谋部的学说已经得到远为充分的阐发。直到1942年，美国才出版杜埃著作的英译本，而在英国要到1943年才出版。此外，杜埃著作在意大利的影响也很小。当1927年我应正式邀请访问意大利部队时，不论空军大臣巴尔波(Marshal Balbo)，还是当时在他统辖下的任何空军首脑，甚至在谈论中都没有提到过杜埃的著作，尽管他们在讨论问题时异常坦率，并对在英国发展起来的空军战略理论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英国空军参谋部的这种理论和学说，在官方历史书《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The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由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Sir Charles Webster)和诺布尔·弗兰克兰博士(Dr. Noble Frankland)执笔)中加以总结如下：

空中战略攻势是直接进攻敌国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在剥夺敌国继续作战的手段或意志。就其本身而言，它可以是夺取胜利的工具，或者也可以是由其他部队用以夺取胜利的工具。它和早先使用的各种武装进攻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单独就能对敌国心脏地区给予即时的、直接的和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它的活动范围，对陆军或海军的活动范围来说，不仅是在后者之上，而且也是超出后者之外的。 [注：《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1卷，6页。]

1914－1918年的战争结束时，尽管只获得很少的战略轰炸实际经验，但正是这种战略轰炸概念使皇家空军的首脑们得以坚持其独立性，去对抗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自陆军和海军方面的侵犯，特别是战后最初十年间，这两军领导人一再企图使空军和先前一样，仍隶属于海军和陆军而不作为一个单独军种而存在。

此外，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反应，特伦查德及其忠实的助手们用极端的“袒护轰炸机”(Pro-bomber)的词句发展了这种战略轰炸的概念。他们争辩说，空军和它的活动，同陆军和海军完全不一样，它具有它的特定范畴。这种说法，虽对尚未稳固的空军独立性有所支持，但对空中作战在战术方面的贬低显然也是错误的。从第一个论点产生了第二个论点，认为空中防御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对敌国心脏地区的轰炸——这种论点甚至在理论上也是可疑的，而且由于德国在三十年代晚期取得了空军方面的优势，这种论点发展到愚蠢的地步了。这种论点趋向极端，终于导致用一句简单的话就能表达出其结论：“轰炸机永远能取胜”——这句话也为当时的首相斯坦利·鲍尔温(Stanley Baldwin)所贸然接受。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而当时无论是皇家空军还是美国空军却是把它奉为金科玉律，直到1943－1944年遭到了严重损失后，他们才不得不承认，要展开有效的战略轰炸攻势，制空权是主要的先决条件。

战前还有一种说法是：空袭可在白天进行，对准着特定的军事和经济目标，因为除这以外，任何其他轰炸方式都是“徒劳无益”的。特伦查德确实强调过轰炸给城市居民在士气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适当限度内进行过夜间飞行，但一般说来，空军参谋部以及皇家空军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一种低估了作战上困难的倾向。

鉴于战略轰炸这一概念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被人坚持着，因此，当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发现1939年战争爆发时皇家空军并未拥有进行战略轰炸的适当力量，他们便会感到困惑不解了。这种情况不能完全归因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出现的财政紧缩以及实行的节约政策，而是由于皇家空军对于为达到战略轰炸目的所需要的兵种和飞机有着错误的想法。虽然在1933年以后开始更换旧式的双翼飞机，却仍有许多不能用来进行战略轰炸的轻型轰炸机被保留了下来，而大多数的新型轰炸机——威特雷型(Whitley)、汉普敦型(Hampden)、威灵顿型(Wellington)——就是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不够好的。1939年，在十七个能加以利用的重型轰炸机中队中，只有用威灵顿型装备的六个中队才发挥了作用。此外，这支部队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集中于轻型双座式飞机的训练)以及缺乏导航和轰炸的辅助设备，所以困难重重。

1929年底，空军参谋长特伦查德退休并进了贵族院，但在此后十年里，通过他的门徒，他对皇家空军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在德国空军已占巨大优势一事为人所共知后好久，特伦查德他们还是继续把轰炸机放在首位。1938年初，空军参谋部拟定的“L计划”，仍打算编建七十三个轰炸机中队，如和1940年春季编建的三十八个战斗机中队相比较，其比率几乎为二比一(以飞机的实际数目来看，比率还要高)。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之后，空军参谋部修订了“M计划”，规定了扩建项目，要编建八十五个轰炸机中队和五十个战斗机中队——这样，就把战斗机对轰炸机的比率从一比二提高到三比五弱。

虽然变动不大，但特伦查德却对此感到遗憾。后来到第二年春天，他还在贵族院争辩说：轰炸机与战斗机仍应保持二与一之比，这才是遏制德国空军的最好办法。然而，这显然是空想，因为德国的轰炸机已比英国的几乎多了一倍，而扩充轰炸机要比扩充战斗机花费多得多的时间。

幸亏空军参谋部这时已开始采取更现实的态度。早在1937年，国防协调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Sir Thomas Inskip)就对增加轰炸机表示怀疑，并提出意见说，在英国上空摧毁德国轰炸机，要比到德国机场或制造厂去炸毁这些飞机较为合算。接着，1939年初，理查德·佩克空军少将(Air Vice-Marshal Richard Peck)——二十年代“计划”部门的青年头头，曾多次向内阁阐述特伦查德的轰炸机论点——从印度调回英国(他在印度做过空军参谋部高级官员三年)，担任了作战部门主管。根据实际情况，他终于象许多年轻人一样，改变了他的看法，并在大战爆发后，立即说服空军参谋长西里尔·纽沃尔爵士(Sir Cyril Newall)，使后者相信扩大战斗机的规模是最重要的事。由于雷达早期侦察办法的改进和象飓风式和喷火式这类新型的、速度更快的战斗机的出现，有效防空的前景有了改进，他的论点也就更加有力了。因此，10月间，命令下达：编建十八个战斗中队以增强英国国防。这一决定很快就付诸实施，一年以后，即1940年7－9月间，证明这对扭转不列颠之战的形势方面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一决定，则英国防空在对抗德国空军剧烈而又持续的进攻方面，是难以支持的。

一种更加现实的观点的重新出现，也使得内阁和空军参谋部比较勉强地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1939年的条件下，如果德国人不发动战略轰炸的话，那么英国较为明智的做法，是以不首先发动战略轰炸为好——无论如何，要等到英国的轰炸机力量更强大得多和战斗机力量扩建到较高比例时再行发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当时形势和参谋部的计划，在官方历史书中作了这样扼要的述评：

自从1918年以来，他们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概念上的：即下一次大战，如果没有战略轰炸，就不能取胜，但当大战爆发时，轰炸机指挥部除了给敌人造成微不足道的损失外，却不能起其他作用。 [注：《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1卷，125页。]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波兰战役和以后的所谓“假战争”(Phoney War)期间，皇家空军避不采取任何过分的行动，而仅限于在德国上空散发传单和偶然袭击海军目标而已。此外，法国由于比英国更害怕德国的轰炸报复，反对轰炸机统帅部派轰炸机从法国基地出发作战，而且他们自己也象德国人一样，相信轰炸机仅具有协同陆军作战的战术价值。同英国人正相反，德国人却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戈塔式(Gotha)德国飞机的空袭，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失败了的，因此，他们实际上已把战略轰炸的概念从计划中剔除了。

英国空军参谋部虽曾拟订过空袭德国鲁尔工业中心的计划，但没有被批准执行。这也许是幸运的事，因为空袭必须由轰炸机在白天进行，而轰炸机既飞得慢，又无防护。即使空军上将埃德加·勒德洛－休伊特爵士(Air Chief Marshal Sir Edgar Ludlow-Hewitt)(1937－1940年间任皇家空军轰炸机统帅部总司令)本人也认为，这种作战方法，除会带来极大损失外，其成效如何，颇成问题。1939年12月，皇家空军轰炸机统帅部派出威灵顿式轰炸机在白天对敌海军目标进行轰炸，偏偏碰上了一种用初级雷达导航的德国战斗机，结果不但没有取得轰炸的成效，反而遭到惨重损失。然而，原被用于夜间散发传单的效力较小的威特雷式轰炸机，在11月中旬到3月中旬期间的出击中却丝毫没有遭到损失。由于这种显然不同的结果，从1940年4月以后，轰炸机统帅部便把空袭安排在夜间了。这表明空军参谋部战前认为白天轰炸不会受到重大损失的观点是错误的。

另一种认为特定目标的被发现和打中都很容易的看法，经过较长时期才被认为是错误的，这主要是因为在1941年以前对轰炸结果的摄影侦察没有普遍采用，这样，只能偏信飞行员的报告，而这种报告正如后来大家所知道的，往往与真相大有出入。

4月入侵挪威时，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就象它们早先在9月入侵波兰时那样，起着很大的作用，而在5月入侵西欧时，由于与德国装甲部队配合作战，其所起作用也就更大了。但英国皇家空军却总是不愿意同本国陆军协作，仍然坚持着它那单独进行战略轰炸的原则。这样一来，轰炸机统帅部在它所进行的那些特别重要的战役中，起着很小作用——甚至比可能起的还要小。隶属于英国远征军的空战队过去对前进中的德军所发动的一些断断续续的进攻，特别是对马斯河桥梁的进袭，都是代价大而收效小的。直到5月15日，才由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战时内阁授权轰炸机统帅部派机轰炸莱茵河以东地区。就在那一天夜晚，九十九架轰炸机被派往袭击鲁尔区的石油工厂和铁路线目标——这一天轰炸，一般被看作是对德发动空中战略攻势的开始日。但是，轰炸机统帅部对这次以及以后多次战略轰炸的效果和影响做出了过高的估计，并且此后长期如此。

英国空军参谋部开展轰炸德国石油工厂目标的计划，由于从7月份起德国空军威胁即将轰炸英国，而给耽搁下来了，在这一“不列颠之战”期间，轰炸机统帅部奉命轰炸敌人的港口、船舶、船坞以及飞机骨架和引擎制造厂等目标，以阻止和削弱今后德国人的入侵。

这期间，德军于5月14日轰炸鹿特丹，其后又轰炸许多其他城市，这就使英国舆论的气氛开始转变，与此同时，英国人对不加区别的任意滥炸，也不那么反感了。这一感情上的转变，因德国空军于8月24日对伦敦的误炸而加剧起来。所有这些情况，实际上都是出于误会，自不足怪，因为德国空军仍然是奉命按照长期以来那种旧的轰炸条规行事的，至于迄今为止出现的一些例外情况，那是由于航行的错误所造成。但就英国人来说，他们却产生了一种日益增长的愿望，那就是要对德国城市进行报复性的轰炸，并且是不加区别地滥炸。当他们知道，英国轰炸机在最近的将来是英国唯一的进攻武器时，报复的本能和要求就更其强烈了。两者可从丘吉尔先生的态度中特别明显地看出来。

但空军参谋部的观点和态度的转变，主要是从执行战斗任务的种种因素出发的。他们终于对战争实际和对丘吉尔的压力让了步，这可以从他们1940年10月30日发出的指令中看出来：在月白风清之夜，轰炸石油工厂目标，而在别的晚上，则轰炸城市目标。很明显，这意味着他们接受不分青红皂白进行“地区性轰炸”的思想了。

这两种目标和看法都显示了过度的乐观。认为轰炸机统帅部利用1940年用过的拙劣的轰炸手段就能命中德国小型石油工厂，那就象相信轰炸城市就能摧毁德国人民的士气并使纳粹政权被人唾弃一样，都是荒谬的。

逐渐累积起来的确实证据，不得不使空军参谋部承认，特定轰炸是无效果可言的。即使在1941年4月，投弹的理论上的平均差错估计为一千码，也说明了小型石油工厂一般还是打击不中的。不过，在1941年“大西洋之战”面临危机的时期，由于有必要倾注轰炸机统帅部的全力去摧毁德国海军基地和潜艇基地，这个争论有所改变。然而轰炸机统帅部却不乐意在这一海战成败关头中出力，这正说明其目光短浅和理论原则的故步自封。

轰炸机统帅部终于慢慢地改变和逐步摆脱了它早先的立场，1941年7月以后，它打算出击象德国铁路线那种“半精确的”目标。不过，当天气不好的时候，还是转而轰炸大工业区。但即使这个有所改变的观点，实际上也是无益于事的。1941年8月，巴特(Butt)经过仔细查究后写了报告，说明在空袭鲁尔区时，只有十分之一的轰炸机在五英里以内找到了它们的既定目标 [注：《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1卷，178页。] ，更不用说理论上的“一千码差错”了。显而易见，熟练的航行是轰炸机统帅部的最根本的问题。作战的困难，加上外界的压力，终于迫使空军参谋部承认：“夜袭能真正破坏的唯一目标，是整个德国城市。” [注：同上书，第1卷，233页。]

由于英国轰炸机命中率不高的情况日益明显，空军参谋部便越来越强调要削弱城市居民的斗志，一言以蔽之，就是用轰炸来制造恐怖。他们把打击敌国人民的斗志和打击敌军的战斗手段看作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丘吉尔对空军参谋部一再表现出来的乐观情绪日益不满，特别是对他们9月2日提出的计划，即要用一支增加到四千架轰炸机的力量去狠狠打击德国，并确信在六个月之内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在巴特及其他人的报告的影响下，丘吉尔指出，提高轰炸的精确性，会使轰炸效果增加四倍，而且这样会更经济些。他对空军参谋部关于德国士气和防空方面的乐观情绪也表示怀疑，曾告诉现任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Sir Charles Portal)说：

在目前的战争中，轰炸本身是否会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这是大可怀疑的。与此相反，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轰炸的效果，不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都表明是大大言过其实的。 [注：《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1卷，182页。]

他也正确地强调，德国的防空是“很可能”要改进的。

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对波特尔讲了一句有预见性的话：“如果敌人的空军被削弱到使我们可能在白天进行狠而准的轰炸的话，情况就要改观了。”到1944年(而不是以前)，才采取了这个政策，接着美国也采取了这一政策。

丘吉尔对于德国人会改进和加强防空一事表示的担心和提出的警告，很快就变成了事实。轰炸机统帅部在11月遭到重大损失，特别是在7日，那天有四百架轰炸机对德进行多次袭击，其中轰炸柏林的一百六十九架轰炸机中有百分之十二点二没有返航，虽然对较近目标的轰炸，损失要小一些。

总结一下自战争爆发以来的经验，表明空军参谋部和轰炸机统帅部长期以来固定不变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他们在大战最初两年中对德进行轰炸的效果，确实是令人大失所望的。

轰炸机统帅部的一蹶不振情况，一直延续到1942年3月。整个冬天的战役，主要是集中力量轰炸德国在布列斯特的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脑号”，其中有些炸弹是命中的。美国是1941年12月参战的，它的参战使英国想从美国工厂得到稍为多一些轰炸机的希望减少了。此外，那年冬天德军在俄国由胜利转为失败(从6月入侵起共六个月)，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用轰炸来赢得战争是否值得和必要。

2月中旬，对德轰炸重新开始，那时，布列斯特本身问题已告解决，因为德国巡洋战舰已从对“英伦海峡的冲击”中向其本国撤回去了。这时候，在许多英国轰炸机上都装配了一种帮助导航和校正目标的雷达装置。1942年2月14日轰炸机统帅部接到一项新指令：强调目前的轰炸“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敌方居民、特别是产业工人的士气方面”。这将是“首要目标” [注：《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1卷，323页。] 。这样一来，“制造恐怖”便不折不扣地成为英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了，尽管在英国政府回答议会质问时仍隐瞒真相。

新指令承认，轰炸在作战上是行得通的。早在1941年7月4日，波特尔把当时流行的看法说出来了，他说，“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连最适当的目标也不值得追求，除非是战术上力所能及的。” [注：同上书，第1卷，189页。]

这一指令是为A·T·哈里斯(后为阿瑟爵士)空军中将(Air Marshal A. T. Harris)而发的，他于1942年2月22日担任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他的前任是里查德·皮尔斯爵士(Sir Richard Peirse)，在日本参战后不久，皮尔斯到远东去担任同盟军空军总司令了。哈里斯是一个有魄力的人物，他对飞行员和轰炸机统帅部进行了生气勃勃的领导，但是回顾起来，他所持的许多观点和做出的决定都显然是错误的。

在此令人紧张和沮丧的时期，丘吉尔的科学事务私人顾问彻韦尔勋爵(lord Cherwell)(前为F·A·林德曼教授)在3月底写了一份备忘录，给人以支持和鼓舞。他劝丘吉尔可以完全放心，因为不久前，即在3月初，英国轰炸机对巴黎附近比扬古(Billancourt)的雷诺(Renault)工厂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空袭，在二百三十五架轰炸机中仅损失了一架；这是头一次利用照明弹作为导引的重大试验。

就在这一个月的下旬，对濒临波罗的海的城市吕贝克(Lübeck)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空袭，燃烧弹把人烟稠密的市中心完全烧毁，4月份又对罗斯托克(Rostock)进行了四次同样的空袭。(但遭受最大损害的，是那些位于历史性的汉萨同盟诸城市中心的可爱的古老房屋，倒不是附近的工厂。)这些城市，事实上都是在雷达装置的有效范围之外的，但是，它们容易被探出，这就使飞行员们踌躇满志起来，因为有百分之四十的装有雷达装置的轰炸机找到了它们的目标。然而，轰炸机统帅部在吕贝克的空袭中却损失奇重，而对埃森(Essen)两个月内的八次空袭，还遇到较强大的反击和不良的气候，因此效果很差。

在德国方面，很快就建立了防空措施——用雷达系统指引高射炮开火和使用探照灯，而夜间出动的战斗机也越来越多了。1942年初，同盟军方面的轰炸机，只有百分之一为夜间战斗机所毁，但到了夏天，损失总数上升到百分之三点五——尽管同盟军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了牵制敌人以及其他的计谋。

“所有这些计划，都带有这样一种假设，即在夜间可以成功地避开敌方的空军。” [注：《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1卷，350页。] 这是轰炸机统帅部和空军参谋部人员心目中存在的一种基本错误。他们忽视了基本的经验教训，即一架轰炸机，不管它保护得怎样周密——但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总会受到另一架正是为了摧毁它而设计和制造的飞机的攻击。回避战术以及由此而设想出来的其他一切有助于回避战术的技术性装置，总不能使轰炸机长期隐蔽起来或保存下来免受德国日益增强的防空武器的攻击——除非皇家空军能夺取制空权。

这一争取制空权的斗争，在所谓“马戏场”作战计划(1941年初开始，并于1942年继续执行)中初露端倪——即由轰炸机和战斗机配合作战，白天渗透到大陆沿海地带，其目的是在把德国飞机吸引到空中来，由英国战斗机统帅部派出的喷火式战斗机加以歼灭。这一“马戏场”作战计划取得了某些成效，但这种成效由于英国战斗机的航程较短而受到了限制，在白天战斗继续下去而碰到顽强抵抗的话，那么损失就大了，甚至后来使用了兰开斯特式(Lancaster)巨型轰炸机也出现同样情况。尽管有这些挫折，“马戏场”作战计划却发挥了开创同盟国为争取在法国北部沿海地带建立空中优势的斗争的主要作用，这对后来的入侵法国是很重要的。

1942年，随着用“一千架轰炸机”进行空袭的呼声甚嚣尘上，形势有了新的重要发展。哈里斯就想通过集中使用这些轰炸机的办法来减少损失和扩大战果。尽管轰炸机统帅部在1942年5月用于第一线的飞机只有四百一十六架，但由于使用了第二线和训练中队的飞机，它终于在5月30日夜间，设法派出了一千零四十六架轰炸机夜袭科隆(Cologne)。在这次空袭中，全城六百英亩地区都遭到破坏——其破坏程度大大超过前此九个月一千三百四十六架次对科隆的袭击。其代价只是损失了四十架轰炸机(占派出飞机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八)。6月1日，轰炸机统帅部将其可用于作战的全部力量，即九百五十六架飞机，统统用来袭击更困难的目标埃森——但由于满天云雾，使该城免于严重的破坏，这次空袭损失了三十一架飞机(占派出飞机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二)。随后这“一千架轰炸机”的队伍被解散了，但是，哈里斯还是打算进行一次类似的空袭，6月26日用总数达九百零四架轰炸机(包括从海岸统率部调来的一百零二架飞机)对巨大海港不来梅(Bremen)和福克－武尔夫(Focke-Wulf)飞机制造厂进行袭击。这次空袭，由于浓云密布，造成的损失较小，但是，飞机的损失却上升到将近百分之五，其中大部分是训练中队的飞机。1944年前，就没有发动过“一千架轰炸机”的空袭。

这些规模特别巨大的空袭给公众留下了印象，确实有助于哈里斯进行的斗争——支持轰炸机统帅部提出优先权的要求，并请求批准把他的部队扩大到五十个作战中队。他也得力于1942年8月建立的“探险者”空军部队(Pathfinder Force)(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这以前曾反对过建立这样的部队)和分别于12月和1月装配的“观测对敌轰炸系统”(Oboe)和“H2S”这些新的导航设备。

但是，回想起来，不难看出英国派轰炸机空袭的效果仍然是极度夸张了的，鉴于德军火生产在1942年还增加了近乎百分之五十，可见德国工业遭受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德国最薄弱的环节，石油工业，简直原封未动，而他们的飞机产量却有很大提高。预兆不吉的是：1942年，德国空军在西线上的日间战斗机从二百九十二架增加到四百五十三架，夜间战斗机则从一百六十二架增加到三百四十九架。相反，同年，英国轰炸机的损失却增加到了一千四百零四架。

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规定把战略轰炸机作为一种陆上进攻的辅助性先遣部队。接着，同盟国空军发出的指令说：“要逐渐摧毁并打乱德国军事、工业和经济系统，要打击德国人民的斗志，从而使他们进行武装抵抗的能力削弱到一落千丈的地步。”哈里斯对此表示满意(他强调了指令中的后半段)，美国空军第八军(8th U. S. S. A. F)军长埃克空军中将(lieutenant-General Eaker)也表示满意(他强调了指令中的前半段)。指令虽然规定了轰炸目标先后执行的全部次序，但有关战术选择还是让空军司令们自行决定。这样，尽管英军在夜间空袭，而美军在日间进行，但除在一般意义上去理解以外，这两种空袭却并无相互补充的作用。

然而，1943年5月的华盛顿会议，强调希望英美这两支轰炸部队能进行合作(事实上往往是能够得到合作的)，同时也强调了德国战斗机当时已对英美空军构成的日益明显的威胁。因此，“鹄心作战计划”(Point-blank)(即指联合一致的空袭)的首要目标，应是摧毁德国空军和德国飞机制造厂，这“对于我们逐渐进袭敌人作战潜力的其他泉源方面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不论对英国轰炸机统帅部或美国人来说都是事关重大的。即使如此，文件上的话却写得不是那么明确，以致哈里斯仍旧得以继续轰炸象德国城市这样的一般地区，并且使他得以避免面对现实，即轰炸机的前途以及“霸王作战计划”都要以摧毁从1943年1月到8月已增加一倍力量的德国空军为主。不过，由于英国轰炸机统帅部空袭鲁尔和汉堡取得了极大战果，因而，使人看不清德国空军力量增强的危险性。

虽然“探险者”空军部队正在建立起来，观测对敌轰炸系统和H2S装置也都已应用，但是，对轰炸机统帅部来说，1943年初的几个月，和1942年比起来，是一个平静的时期。这使飞行员们有机会改正新装置的某些缺点，也给予他们机会使自己适应于产量剧增的“兰开斯特”式和“蚊”式(Mosquito)轰炸机的性能，而这两种轰炸机正在取代旧式轰炸机。(总的说来，其作战力已从1943年1月的五百一十五架增加到1944年3月的九百四十七架。)飞行员问题，由于英联邦实施大规模训练计划(特别是在加拿大)和1942年撤销了副驾驶员的职位而得到了解决。

上述种种因素，都有助于“鲁尔之战”(Battle of the Ruhr)——这就是说，有利于从1943年3月到7月之间对斯图加特(Stuttgart)和亚琛一带地区所连续进行的四十三次较大的空袭(但主要目标是鲁尔)。这些空袭开始于3月5日，当时有四百四十二架飞机进袭埃森——这是德军防卫很严密的一个地区，因为那里有克虏伯(Krupp)工厂。埃森受到比以往更严重的袭击，这是由于装有观测对敌轰炸系统的“探险者”轰炸机部队能够指示目标，结果只损失了十四架轰炸机。在此后几个月中，埃森又遭到四次猛烈的袭击，还有鲁尔的大部分重要中心地区也被猛炸。其所以遭受损害，主要是由燃烧弹和重达八千磅的炸弹造成的。杜伊斯堡(Duisburg)、多特蒙特(Dortmund)、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波鸿(Bochum)和亚琛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这也是由于新的观测对敌轰炸系统的指引装置奏了奇效。5月29日晚上的一次空袭，歼灭了百分之九十的德国巴门－伍佩尔塔尔式(Barmen-Wuppertal)飞机。尽管经常受到天气不好的干扰，但英国轰炸机统帅部派出飞机轰炸的命中率已大大提高——这使哈里斯坚持要用他的空军的论点更理直气壮了。

即使如此，轰炸机统帅部仍然不大可能在夜间进行准确的轰炸，只有5月16日夜间进行的“水坝大轰炸”才是例外，这次任务是由盖伊·吉布森空军中校(Wing Commander Guy Gibson)率领下的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六百一十七中队执行的，结果炸毁了鲁尔地区的默内(Moohne)和埃德尔(Eder)水坝。尽管这次对“水坝”的空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参加这次空袭的十九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损失了八架之多。

总而言之，正如官方史书所说的那样，在“鲁尔之战”中显示出来的“轰炸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已使轰炸机统帅部成为一根有效的大棒(Bludgeon)，……但还没有能把它发展成为一把利剑(Raier)的力量” [注：《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2卷，136页。] 。此外，应用观测对敌轰炸系统装置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也绝不可能超出它的范围去取得成果。

在第一次空袭埃森以后，飞机的损失数量很快上升，在这整个战役中，损失的平均数为百分之四点七(即共损失八百七十二架飞机)。只有靠飞行员的高涨士气和持续不断的增援，才能使轰炸机统帅部“经受得住”这种快要达到危险水平的损失。

蚊式轰炸机是值得重视的，由于速度快和飞得高，几乎能避开德国战斗机和高射炮的袭击，因而损失很小。如果没有这种能在高空飞行的飞机(按切线方向射离地球表面)，那观测对敌轰炸系统装置也就用不上，而对于象兰开斯特式这种主要的轰炸机就没有准确的指引了。

用勇士式战斗机(Beaufighters)作为夜间护航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它的速度太慢。而且，正象英国技术方面正在谋求改进从而轰炸机能从夜间轰炸转变为白天轰炸一样，德国空军的反措施也在改进——对方的轰炸机不论是夜间还是白天，都同样可以被击落，这种情况的出现，看来似乎为期不远了。

紧接“鲁尔之战”的是“汉堡之战”——1943年7月和11月之间出动了一万七千架次轰炸机，对汉堡及其他城市连续不断地发动了三十三次较大的空袭。这次轰炸是认7月24日出动七百九十一架轰炸机(包括三百七十四架兰开斯特式在内)进行大规模空袭开始的。由于新的导航装置，晴朗的天气和准确的识别标志，大量的燃烧弹和炸弹击中了汉堡市中心——并且又由于一种叫作“窗户”(Window)的雷达干扰装置(Rader-distracting)发挥了作用，被击落的轰炸机只有十二架。此外，美国空军部队第八军，也于7月24日和26日参加了空袭，并且出动了“蚊式”轰炸机(它可携带重四千磅的炸弹)，因此在这两夜间，该城忙于进行防空工作。27日夜晚，七百八十七架英国轰炸机重新进行毁灭性的空袭，仅损失了十七架。29日，又有七百七十七架轰炸机炸了该城，尽管投弹不那么准确，但由于德国人已调整了对“窗户”装置的效果的适应性，英国飞机的损失上升到三十三架。8月2日的第四次空袭，由于天气关系，不那么成功。但总的说来，汉堡还是遭到了严重破坏，而英国轰炸机的损失，尽管每次都有增加，平均起来只不过占总机数百分之二点八。而且，在7月25日和30日——“汉堡之战”中期——轰炸机统帅部又严重地击中了雷姆沙伊德(Remscheid)和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在此后几个月内，它的进袭还扩大到曼海姆(Mannheim)、法兰克福(Frankfurt)、汉诺威(Hanover)和卡塞尔(Kassel)，所有这些城市都遭到很大的破坏。8月17日夜晚，它还发动了对濒临波罗的海海岸的佩内明德(Peenemünde)飞弹研究和检验站的有名空袭。这次空袭出动了五百九十七架四引擎轰炸机，其中损失了四十架，损坏了三十二架：其效果并不象伦敦所设想的那么大。

在这一时期，由于天气不好和在这一航程内不能使用观测对敌轰炸系统，对柏林的空袭并没有多大成效，再加上柏林面积大，也影响了H2S的效果。此外，德国的夜间战斗机在远程飞行中——可以来回飞一千一百五十英里——已有很多机会发动袭击，并且还得到雷达站的指引，这种雷达站现在已熟悉“窗户”装置的性能，能够辨别空袭的主要动向，虽然还不能辨别来犯的个别轰炸机。英军在对柏林的三次空袭中，损失了一百二十三架轰炸机，其中约有八十架被德军夜间战斗机所击落。这就使英军预先尝到即将到来的“柏林之战”(Battle of Berlin)的滋味了。

从1943年11月持续到1944年3月的“柏林之战”，是由丘吉尔促成的——因为空袭柏林会使斯大林感到满意。此役包括对德国首都的十六次主要空袭，以及对其他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和莱比锡(Leipzig)等)的十二次进袭。一共出动了飞机二万多架次。

发动这次大规模攻势所得的结果，实际上与绰号为“轰炸机”的哈里斯所预期的并不一样。德国没有因此而屈膝投降，柏林也是如此，而英国的损失却十分重大，以致此役不得不半途而废。其损失的比率上升到百分之五点二，而轰炸所造成的破坏程度却不能与在汉堡和埃森的相比。英国轰炸机统帅部的士气为之动摇 [注：《对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2卷，195－196页。] ，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被击落的轰炸机竟多至一千零四十七架，被击伤的也有一千六百八十二架。关键往往在于德国的夜间战斗机是否在场——例如10月7日对慕尼黑空袭时，由于德机在迎战中迷了路线，所以英国轰炸机统帅部只损失参与空袭的飞机的百分之一点二。在通常情况下，德国的夜间战斗机都是迅速地当场出动，而且非常活跃——逐步逼使英国轰炸机统帅部把目标向更南面移动，同时又逼使它将其大部分力量用于牵制性的空袭。1944年3月30日，英国轰炸机在对纽伦堡(Nuremberg)的灾难性空袭中，遭到了最大的损失，动用的轰炸机总共为七百九十五架，而被击落的竟有九十四架，被击伤的七十一架。

反对哈里斯战略方针的意见多起来了，空军参谋部开始认识到有选择(Selective Bombing)的轰炸政策(即要选择象石油、飞机制造这一类工业作为空袭目标)将更符合卡萨布兰卡会议的设想。这次会议认为对欧洲北部陆上的入侵势在必行，除非同盟国夺取了真正的制空权，否则就不可能发动这种入侵。

由于德国防空的加强和生产的增长，哈里斯的观点便变得更成问题了。他主要关心的是，争取美国人同他一起去空袭柏林——但是，他们在夜间是不可能出动的，因为他们没有受过这种训练，而在1943年的后期，要是在白天空袭的话，那就等于自寻死路。到1944年初，当他提出只要用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他就可在4月里迫使德国投降的意见时，空军参谋部拒不接受，并坚持要对德国工业进行有选择的空袭——象轰炸施魏因富特(Schweinfurt)滚珠轴承厂这样的工业目标。

2月25日，经哈里斯的勉强同意，对这些工业进行了空袭，这大概是“联合轰炸攻势”的第一个实例。德国空军的不断增强，对发动轰炸攻势以及“霸王作战计划”是个威胁，并使哈里斯的观点丧失人心，而“柏林之战”的挫败，更强化了这一趋势。4月，哈里斯要求给他的轰炸机“提供夜间战斗机支持”时，他已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失败了——当时美国人已在设法制造远程战斗机来支援他们的白天空袭。

就英国轰炸机对德国许多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的整个前景来说，值得怀疑，庆幸的是这支空军按预先的计划，于4月被调去袭击法国铁路网，以支援即将到来的横渡英伦海峡的入侵。这不但减轻了英国轰炸机的任务，而且有助于掩盖在直接进袭德国中所遭到的严重挫败。更幸运的是，在“霸王作战计划”开始以后，局势已显然朝着有利于同盟国方面转变。

1942年以后，英国的空中战略攻势，成了英美联合努力的一部分；它不再象早先那样的独行其事了。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陆军空战队司令官H·H·阿诺德将军(General H. H. Arnold)提出了一项计划，要在英国建立一支强大的轰炸力量，这一计划当然使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部首脑们感到满意，他们对美国的白天轰炸政策也不再指责了。美国人感到有把握的是，如果轰炸机能很好地武装起来，飞得高而又靠得拢，那就能在白天进行空袭而不会遭到重大灾难。这实际上是一种谬论，就象皇家空军相信夜间空袭可以避免受到干扰一样。

美军在1942年的早期空袭，由于规模过小，因而难以提供有关损失的明显例证，但在1943年发动远距离的规模较大的空袭时，损失就很快上升了。4月17日对不来梅的轰炸，在出动的一百一十五架轰炸机中，被击落的有十六架，被损毁的有四十四架。6月13日，轰炸基尔(Kiel)运河时，在六十六架B17型飞行堡垒中，被击落的有二十二架；7月轰炸汉诺威时，在九十二架中，被击落的有二十四架；7月28日轰炸柏林时，在一百二十架中，被击落的有二十二架。美国人试用霹雳式战斗机(D-47,Thunderbolt)来作为护航机，配备额外的油箱，但其航程仍不够远，到了秋天对法兰克福东面施魏因富特滚珠轴承厂发动连续进袭时，进一步显出需要有更好的护航配备才行。

在10月14日的灾难性空袭中，出动了由一支强大的霹雳式战斗机护航的二百九十一架飞行堡垒，但是霹雳式飞机不能飞过亚琛地区，当其退回来时，B17型飞机在飞向目的地和返航到海峡沿岸地方时遭到了德国战斗机一批又一批的袭击。在美国飞机返回时，有六十架轰炸机被击落，还有一百三十八架被损毁。在骇人听闻的一周中，美国第八空军曾有四次试图超出护航战斗机的现有航程之外去突破德国空军防线，都没有成功，结果损失了一百四十八架轰炸机，飞行员也牺牲了。这是一周中损失最多的了。这种极高的损失率是无法受得住的，美国空军首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需要真正的远程护航战斗机——可是这一需要到那时为止一直未受到重视，或者被认为在技术上是办不到的。

幸而北美公司的野马式战斗机(P-51,Mustang)正是这种所需要的飞机。1940年英国曾订购过这种战斗机，但美国人拒绝订货，而由于装备了英国罗尔斯－罗伊斯－默林式(Rolls-Royce Merlin)引擎，这种战斗机的性能大有改进。1942年秋天试装了帕卡德－默林式(Packard-Merlin)引擎后，P51B型野马式战斗机和当时德国各种类型的战斗机相比，在所能达到的各种高度方面都要飞得快些，而且就机动性能方面来说，也是优越的。它装上了远程油箱，航程能达到将近一千五百英里，因此，从基地起飞的这种战斗机就能连续作六百多英里的护航飞行——事实上可以飞抵德国东部的边界了。在施魏因富特惨败以后，一个快速生产野马式战斗机的计划就开始执行了，到1943年12月，美国第八空军就动用了第一批成品。到1945年5月大战结束时，总共生产了一万四千架野马式战斗机。

对美国第八空军来说，1943－1944年冬季，是一个比较平静的时期，因为轰炸机暂时被限定于袭击短程目标。在12月份，其损失仅占百分之三点四，而10月份的损失就有百分之九点一。美国第十五空军(从意大利起飞)的编建，是美国沉重打击德国战时经济的计划的进一步行动。卡尔·斯帕茨(General Carl Spaatz)奉命指挥这两支部队。

1944年开头几个月，野马式战斗机生产日益增加，它的航程也有所延长。此外，凡是发现有德国空军，就用这种战斗机去袭击，而不再限于使用轰炸机了——其目的在于全面掌握制空权而不仅仅是在轰炸机所能飞到的就近地区掌握制空权。这样，他们迫使德国战斗机起飞作战，从而使德国空军遭到了日益重大的损失。到3月份，德国战斗机越来越不敢起飞同野马式战斗机作战了。这一进攻性行动，不但使美国轰炸机得以在白天进袭时减少干扰和损失，并为“霸王作战计划”的实现铺平道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有助于英国轰炸机统帅部对德实行夜袭。正象德国空军掌握夜晚时分的制空权那样，现在美国人已从德国空军那里夺得了白昼时分的制空权。英国轰炸机部队转而调往协助对诺曼底的入侵以后，又重新对德发动战略攻势，而德国夜间战斗机部队这时不但十分缺乏燃料，而且连它们设在法国的雷达预报系统也被毁坏了。但英国轰炸机统帅部，却由于它在大陆上建立了发报站而相应得利。

这种变化的情况，可从损失的数字上反映出来，英国轰炸机统帅部在1944年5月对德国进行极少的几次空袭，但损失重大——6月份空袭石油工厂目标时，损失的飞机竟上升到百分之十一。因此，在8、9两个月期间，英国对德的空袭，大约有一半改在白昼进行，但损失反而大大降低。那时，即使是夜袭，损失也小得多了——日间轰炸和夜间轰炸的损失分别为百分之三点七和百分之二点二。9月，轰炸机统帅部派出三倍于1944年6月所派出的飞机进行夜袭，但其损失只有那时的三分之二。

轰炸机统帅部采用远程夜间战斗机，有助于局势的好转，但决非主要因素，因为所采用的这种飞机速度太慢，并且它们所担负的任务太困难。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4月，同盟军只击毁了三十一架德国夜间轰炸机，从1943年12月到1945年4月战争最后的这十七个月中，轰炸机统帅部即使调用了更多和更好的飞机中队，同盟军打下的敌机总数据称不过二百五十七架——平均每月只有十五架。因此，不论是远程夜间战斗机，还是新的雷达系统和雷达干扰技术，都不能同德国在石油工厂和领土方面的损失及其在白昼失去制空权相比。

1943年，在德国扔下的炸弹总数达二十万吨——约为1942年的五倍。然而，德国的生产力却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主要由于负责战时生产的阿尔贝特·施佩尔部长对生产实行了改组，而“空袭预防”的措施以及德国生产力的迅速恢复，也防止了在士气和生产方面出现的任何危机。飞机、大炮、坦克和潜艇都增产了，这样，1943年德国的军火生产总数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德国人确实为英国轰炸机的大规模空袭而担忧，自从大战开始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同盟军在1943年7月大规模空袭汉堡以后，据说，施佩尔曾泄气地说，再有六个城市遭到同样规模的空袭，德国只好屈服了。但是，这一年的下半年，区域性的轰炸并没有达到以前的破坏程度，士气也没有因此而低落，当施佩尔在使工业分散化方面采取了一些出色的措施后，早先的焦虑也就消除了。

美国有选择的准确轰炸，一时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到8月间，德国战斗机生产削减了约百分之二十五，但是，美国第八空军在10月遭到一次惨败以后，德国战斗机生产又重新回升，并且在1944年年初达到了新的高水平。虽然同盟国对轰炸所造成的破坏程度做出相当准确的估计，但他们却低估了德国的生产力水平，错误地认为，德国空军力量之所以显得增长，是由于从东线调来了飞机的缘故。

就英国轰炸机统帅部来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是夜袭精确程度的提高，在轰炸水坝之后，这些轰炸机最初只限于调用第六百一十七中队，把它作为一支专设的“指引兵力”，但是，随着“探险者”空军部队指引系统(一种新的轰炸瞄准器)的改进和一万二千磅高脚(Tallboy)“地震”炸弹(Earthquake Bomb)的使用，这种“指引兵力”(Marking Force)也就普遍推行了，以后又有大满贯式(Grand Slam)二万二千磅炸弹的出现。

英美轰炸机作战的最突出的效果是，它终于使德国将其大部分战斗机和高射炮逐渐从东线移到西线，这样就有利于俄军的进展，同时也使同盟国空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白昼时分的制空权，从而使得“霸王作战计划”能在不受到德国空军过多干扰的情况下顺利进展。

在大战的最后一年，即从1944年4月到1945年5月，同盟军确实取得了制空权，这主要得力于1944年2月到4月美国人的进攻。但是，“霸王作战计划”所要求的，是要在几个月内(在诺曼底登陆以前和以后都一样)来一次大转变，那就是要把“联合空袭”的目标从德国境内转到那些对同盟军直接有帮助的目标上来。

这一转变，对象阿瑟·哈里斯爵士以及其他一些专心致志的轰炸热者来说，当然是不惬意的，但是，查尔斯·波特尔与空军参谋部的看法却踏实多了，他们认为轰炸机只能在同盟国战略中起辅助作用。由于战略轰炸机部队有帮助战术部队的必要，因此，4月中旬把这两支部队的全部指挥权都交给了阿瑟·特德爵士(Sir Arthur Tedder)，他那时已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司令。特德以前曾在中东指挥过空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轰炸机部队能立即给“霸王作战计划”一臂之助的，是使德军运输网陷于瘫痪。这一计划实际上已在1944年3月25日获得批准，尽管丘吉尔担心这样做会使法国居民遭受损失，而且斯帕茨还是坚持要把石油工厂作为轰炸目标——波特尔也持有这个观点。

由于斯帕茨决定集中力量以石油工厂为目标进行空袭，所以美国第八空军部队在1944年春季便继续轰炸德国，虽则英国轰炸机统帅部从4月到6月的几个月内，把铁路作为主要目标加以袭击。(6月，袭击德国境内目标的炸弹，只占投弹总数的百分之八。)到6月份，有六万五千多吨炸弹被用来轰炸敌人的运输系统、沿海炮台、火箭装置以及诸如此类的目标。回顾起来，人们不难看出，特德要使敌方交通运输线陷于瘫痪的主要意图，是在为入侵诺曼底取得胜利铺平道路。哈里斯反对轰炸交通运输线的理由是，英国轰炸机统帅部未能达到所需的准确性，但是，他的话早为3月份袭击法国铁路货车编组车场成功的这一事实所粉碎。

受到很多批评的“转变攻向”方针，对轰炸机统帅部倒是有利的，这不但缓和了对它的压力，而且也促进了轰炸技术的改进。此外，德国战斗机在法国上空的抗击力量，比起“柏林之战”或袭击德国境内其他目标时同盟国所遇到的抗击力量来，那要小多了。

同盟国空袭的准确性有所提高，这是因为伦纳德·切希尔空军中校(Wing Commander Leonard Cheshir)在技术方面革新了装置在蚊式轰炸机上的低飞目标指引器。4月间，这种轰炸机首次被用于法国，一个又一个的目标被命中击毁，几乎弹无虚发，并不象丘吉尔所担心的那样会造成对法国居民的杀伤。轰炸的平均误差，已从3月份的六百八十码减少到5月份的二百八十五码。

在法国海岸登陆以前，由于同盟军轰炸“运输线”的成功，特德便坚决主张要把这种空袭扩展到德国去，并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上。他感到德国铁路线的崩溃，除阻止敌军调动外——这是俄国人求之不得的——还意味着德国经济的崩溃。由此可见，这是除了哈里斯主张的一般区域性轰炸和斯帕茨主张的专炸石油工厂这两种办法以外的又一种可取的办法，而采取这种办法，对德国陆军和德国空军的打击来说，当然要比一般区域性轰炸更能起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横渡海峡入侵以后一段时期内，轰炸机袭击了各种不同的目标。在这几个月里，当美国空军的轰炸目标主要转向石油工厂和飞机制造厂时，英国轰炸机统帅部在这段时间总共投下炸弹十八万一千吨，而其中只有三万二千吨投在德国境内的目标上。

不搞区域性轰炸的趋向已变得十分明显。空军参谋部接受了美国的观点，把轰炸石油工厂放在首位。4月，美国第十五空军已从意大利调了出来，袭击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5月12日，美国第八空军从英国起飞，开始袭击德国的石油工厂。尽管当时德国出动了四百架战斗机，来对抗美国的九百三十五架轰炸机，德机却被一千架美国战斗机所击退，德国损失战斗机六十五架，美国损失轰炸机四十六架。

同盟军在法国海岸登陆以后，这种空袭的规模更加扩大了，6月，空军参谋部在知道英国轰炸机所搞的夜间轰炸的准确性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命令英国轰炸机袭击石油工厂。7月9日晚上，对格尔森基尔欣的空袭虽然损失不小，却相当成功，但另外的几次空袭，由于天气关系，损失很大——在三个晚上出动的八百三十二架轰炸机中，损失了九十三架，大多数是被夜间战斗机击落的。

美国空军继续全力以赴地进行袭击。6月16日，美国空军在将近八百架战斗机的护航下，派出了一千多架轰炸机，20日出动了更多的轰炸机，总数达到一千三百六十一架。翌日，柏林被袭击，而另一支空军部队又去袭击石油工厂，然后飞到俄国降落(由于受到冷遇，这一做法未再继续下去)。美国的损失固然重大，但越来越多的德国石油工厂被摧毁，严重地影响了德国空军的燃料供应。到了9月份，德国燃料的生产减少到一万吨辛烷——而每月却至少需用十六万吨。到了7月份，德国所有的主要油厂都为同盟国飞机所击中，以致靠施佩尔的努力而生产出来的大量新型飞机和坦克，都因缺乏燃料而实际上变得毫无用处了。

德国可使用飞机的数量日益减少，而同盟国空军力量却越来越强大。轰炸机司令部用于第一线的轰炸机，从4月的一千零二十三架增加到12月的一千五百一十三架，到1945年4月又增至一千六百零九架。美国第八空军的轰炸机，从1944年4月的一千零四十九架增加到12月的一千八百二十六架，到1945年4月又增至二千零八十五架。

这期间，英国轰炸机第一次采用了大规模的白天轰炸。哈里斯对白天轰炸的顾虑已经消除，因为白天遇到德国空军的对抗，要比夜间少得多。7月中旬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白天空袭，轰炸目标为勒阿弗尔(Le Havre)，象此后很多次一样，这些袭击是由喷火式战斗机护航的。8月底，英国轰炸机在白天轰炸了鲁尔区，发现德国的对抗还是很微弱。

这些新的情况导致英国轰炸机重新恢复对德国石油工厂的夜袭。事实证明这些夜袭比以前效果更好，损失也更少。8月29日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空袭，目标是遥远的哥尼斯堡(Koonigsberg)，这次轰炸虽然不是以石油工厂为目标，但表明轰炸的战术已有全面的改进。

综上所述，可知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是轰炸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英国轰炸机在1944年最后三个月中所投的炸弹，比1943年全年还多，光是在鲁尔区，在这几个月里，投下的猛烈炸药就有六万多吨。此外，正如官方史书所说的那样，这是轰炸机“实际上作战万能” [注：《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3卷，183页。] 的一个时期。在这种猛击下，德国的抵抗力逐渐被削弱，其战时经济也被扼杀了。

由于精确轰炸的力量有了新的加强，而且遇到的对抗又很小，因此在这一时期内，英国轰炸机统帅部还是把它炸弹的百分之五十三投在德国城市、百分之十四投在石油厂和百分之十五投在运输线上，这种做法，不论在实际作战上或在打击敌方士气上，是否明智，都是值得怀疑的。(从1945年1月到5月间，相应的数目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六，百分之二十六点二和百分之十五点四——这种比率还是很成问题的。)但美国空军对轰炸目标的投弹比率却大不相同。他们旨在击中众所周知的德国薄弱环节，这就比试图保证每一枚炸弹都能击中一些什么东西、从而多少可以削弱德国的这种做法，要有意义得多了。这也避免了哈里斯政策所引起的道义上的非难——而这种非难是与日俱增的。

同盟军在最后阶段所受到的损失，总的说来，是由于没有能坚持最优先考虑的目标而造成的。1944年9月25日的一个指令，是把轰炸石油工厂作为一级优先目标加以考虑的，这个目标和运输线目标排在一起，列在其他目标的前头。这里正是缩短战争的一个良好机会，因为到了10月份，英国轰炸机统帅部也正在集中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在那里投下了五万一千吨炸弹，而其本身所遭到的损失不到百分之一。可是10月份的空袭，却有三分之二的炸弹仍然用来进行一般区域性的轰炸，只有极少数炸弹投于石油厂或交通线方面。因此，1944年11月1日，司令官们接到一项新的指令，把轰炸石油厂列为一级优先考虑的目标，而交通线列为二级；这样便再没有别的目标可以选择了。这两个目标，当时都比较容易达到，这当然比之区域性轰炸更能加速德国的崩溃。

但是，哈里斯固执己见，妨碍了计划的顺利执行——他竭力反对，甚至以辞职相威胁。

1945年初，由于德国在阿登地区的反攻，也由于他们使用了喷气式战斗机和通气管(Schnorkel)潜艇，战争前途变得复杂化了。这种情况便引起了对优先考虑目标的重新讨论。但在各种不同的权威人士提出了不同的方案的情况下，一个折衷方案产生了——正如同大多数折衷方案一样，它是含糊其词的，也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引起最热烈争论的一点是，考虑重新把恢复“制造恐怖”作为首要目的。这种做法多半是为了讨好俄国人。1945年1月27日，哈里斯接到指示，要他贯彻执行这种制造恐怖的袭击——这样一来，这就变成仅次于轰炸石油工厂的二级优先考虑目标，而被列在交通线和其他目标之前了。执行的结果是，象德累斯顿(Dresden)那样遥远的城市，2月中旬受到了毁灭性的袭击——蓄意使居民和难民遭到严重的浩劫——被袭击的是市中心区，而不是工厂或铁路线。

到了4月份，由于值得一炸的目标如此之少，以致连地域轰炸和对准目标的战略轰炸也都统统被放弃，而去直接协助陆军了。

战略轰炸攻势击中目标的成果比较

1944年夏天以后，即使在德国象倾盆大雨似的落下无数炸弹而使生产开始下降，但在施佩尔分散工厂和兴建工厂的种种努力下，物资方面的损失得到很大的弥补。德军还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直到2月进袭德累斯顿之后。

以石油工厂为目标的袭击

由于遥远的罗马尼亚油田长期以来未遭空袭，以及德国境内综合工厂的不断发展，所以德国的石油储备量在1944年5月达到了顶点，只是到后来的几个月，才开始缩减。

德国氢化油的三分之二，是从七个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这些工厂就象其他炼油厂一样，显然也是容易受到攻击的，1944年夏季，同盟国轰炸机对这些设施进行了集中袭击，很快见效。汽车燃料的产量，6月份为4月份的一半，到9月份，却只有4月份的四分之一了。飞机燃料到9月份下降到一万吨(生产指标也不过三万吨)——而德国空军每月需要量至少要十六万吨。最迫切需要的飞机燃料，大约有百分之九十是靠贝吉乌斯氢化厂供应的。

为了迎击“霸王作战计划”和从东面来的俄军的挺进，德国燃料的消耗量日渐增加，局势变得异常严重，以致从5月份以后，消耗量超过了生产量。12月中旬，德军在阿登地区反攻以前，施佩尔拼命采取了反措施，终于使情况有所改善，燃料储存量也有所上升，但是，这种情况不能维持多久，那过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大大消耗了储存量，加以12月到1月间同盟国空军又对德国石油厂连续袭击。由于兰开斯特式飞机那时已能携带更大的炸弹，并且夜间轰炸的准确性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英国轰炸机统帅部的夜袭就显得特别有成效了。

对石油厂目标的空袭，大大削减了德国炸药和人造橡皮的生产，而飞机燃料的短缺，则几乎导致训练的完全停顿，并使德国空军战斗飞行的架次猛减。例如，在1944年底，一次出击只能调用五十架夜间战斗机了。这些缺陷，也大大抵消了德国空军现在采用的新的喷气引擎战斗机的这种潜在价值及其威胁。

对交通线目标的空袭

轰炸这种交通线目标，对于入侵诺曼底以及在那里展开战斗的成功，不论在战略或战术上说显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过由于当时同盟军已逼近莱茵河，因此轰炸的效果也就格外难以估计了。同盟军11月的计划，是集中力量轰炸西德的铁路和运河，特别是鲁尔周围地区——因为切断煤的供应，就会导致德国主要工业的陷于停顿。轰炸造成的破坏十分严重，1944年秋天，施佩尔为此十分焦虑，但同盟国首脑们却对此估计不是。他们因意见分歧，以致延迟了或减少了这种空袭行动，效果也就此相应减损了。但在1945年2月，总数约达八千至九千架的飞机对德国的运输线进行不停的袭击。到3月份，德国运输线已被彻底破坏，工业方面出现了燃料荒。2月，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失守(当时俄国人已推进到和占领了这一地区)，德国再也没有供应煤炭的其他来源了。在德国，钢的生产方面，尽管铁矿尚称充沛，但已无法满足最低限度的军火生产需要。就在那时，施佩尔不得不承认大势已去，只好着手制订战后的计划了。

直接进袭

直接进袭得到的战果，当时愈来愈显著了。一座接一座城市被摧毁。德国工业生产，1944年7月到达顶峰以后，就不断缩减下来。10月份以后，埃森的克虏伯工厂便停止了生产。这主要是由于电力、煤气或水的供应等系统常被炸毁造成的。除了鲁尔地区以外，由于运输系统破坏而造成的原料奇缺，成了1945年德国工业最后崩溃的主要原因。

结论

同盟国对德发动的战略轰炸攻势，原来寄予极大的希望，但起初效果极小，这表明自信大大地超过了常识。现实感的不断增强，表现在从白天轰炸突然改为夜间轰炸，随后又采取了区域轰炸的政策——从多方面来看，这一政策颇成问题。

在1942年以前，对德国来说，轰炸只不过造成一些麻烦，而还不至于引起什么危险。这可能会刺激一下英国人民的斗志，虽然就连这一点也是值得怀疑的。

1943年，多亏美国援助的日益加强，英美这两个同盟国的轰炸机对德国造成的损害就更大了——但事实上，不论对德国的生产事业还是对德国人民的斗志来说，都没有多大影响。

直到1944年春天，才发生了真正有决定性意义的转变，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人采用了长距离远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的缘故。

同盟国轰炸机在对“霸王作战计划”提供极大支援以后，转而又去进袭德国工厂，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同盟国轰炸机之所以能取胜，多半依靠导航设备和轰炸技术方面的新发展以及德国在空中对抗力量的削弱。

由于举棋不定和意见分歧，同盟国在空中的进展，正如它在陆地上一样，都苦于没有能集中力量。同盟国空军部队的潜力，要比它所取得的成果大得多。特别是英国人热中于区域性轰炸，这种轰炸不分青红皂白，本来就没有任何理由，也谈不上什么借口，但他们还是一直进行下去。

不少例证表明，要是更好地集中轰炸德国的石油厂和交通线目标，大战就可能提早结束，至少会缩短好几个月。虽然如此，尽管在战略上犯了一些错误，也尽管无视道德观念，毫无疑问，这种轰炸战在击败希特勒德国方面是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的。

第三十四章　西南太平洋和缅甸的解放

1944年春季将临时，在尼米兹海军上将较高一级的指导下由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指挥的中太平洋部队，先后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并用空中攻势摧毁了日军在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岛基地，这样一来，美军就大大地削弱了日本人自称为他们主要后方壁垒的防御区域。这期间，麦克阿瑟将军在西南太平洋的部队，已陆续占领了俾斯麦群岛和阿德米雷耳提群岛的大部分岛屿，突破了这一壁垒区域，并又有效地孤立了日军在腊包尔的前卫基地。与此同时，麦克阿瑟部队在新几内亚以西地区得到了很大的进展，并准备下一步就要大跃进到菲律宾群岛了。

新几内亚的收复

持续进行中的新几内亚战役，有其显著的特点，这便是它发展了早先曾在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试行过的蛙跳(leap-frogging)战术。在四个月中，麦克阿瑟所部通过一系列的跳跃(从马丹(Madang)地区到新几内亚西端的鸟头(Vogelkop)半岛)，推进了一千英里。日军曾希望他们能保持几个沿海的适当据点修建机场，而同盟国则由于无法在陆上对这些据点进行包围，他们便利用了他们海空军的优势，在沿海岸一带绕道前进。

日军的战略形势是虚弱的，因其主要的海空军部队必须留着以迎击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在中太平洋的下一次进军。在陆地上也是一样，日军已分散驻防，而且也没有支援。驻在腊包尔的所谓第八战区集团军，就只得孤军独守。就新几内亚北部海岸而言：驻在威瓦克的安达残部，即所谓第十八集团军，已归属于由阿南统率的第二战区集团军，该军总共只有六个力量薄弱的师，却要与同盟军的十五个师(八个美国师和七个澳大利亚师)相对抗，而且这些师还得到占巨大优势的海空军的支持。

4月间，澳大利亚第七师和第十一师先后从马丹沿海岸向西推进，而这时麦克阿瑟正发动一次迄今为止最大的新的跃进攻势，去占领在亨博尔特海湾(Humboldt Bay)的主要基地荷兰地亚(Hollandia)(在威瓦克西二百多英里)。

登陆以前，他们连续进行猛烈空袭，摧毁了停在地面上的三百五十架飞机中的大多数——这些飞机原由日军拼凑起来防守这一地区的。然后，4月22日，美军的两支两栖部队便在荷兰地亚的两边登陆。另一支在艾塔佩(约为从威瓦克到荷兰地亚的三分之一路程)登陆，作为一种进一步的预防措施占领了该地的机场。据同盟国情报部估计，日军配置在荷兰地亚的兵力为一万四千人，在艾塔佩的兵力为三千五百人，而麦克阿瑟在这次战役中，却主要从艾克尔伯格(Eichelberger)统率的美军第一军中调用了将近五万人的兵力，以保证作战的胜利。事实上，日本守军甚至比估计的还要少，并且大部分是后勤部队，他们没有进行认真抵抗，在轰炸开始后不久就逃入内陆了。

结果，安达率领的在威瓦克的三个实力很弱的日本师被切断。安达所采取的办法，不再是来一次取道内陆的迂回而费力的撤退，而是试图沿着海岸来一次直截了当的突围。但当他在7月开始行动时，麦克阿瑟已派出三个实力很强的师去增援美国在艾塔佩的驻军了，因此，日军这次突围的尝试被击退，损失惨重。

早在这次日军反攻受挫之前，美军已向西推进了一百二十英里，指向他们下一个进攻目标，即近海的韦克德岛(Wakde)——日军在这个岛上筑有一个机场。5月中旬，美军的一支部队在新几内亚海岸的托埃姆(Toem)登陆，然后渡过狭隘的海峡到达韦克德岛——在那里，日军的少量卫戍部队，只进行了一次短暂而顽强的抵抗，但当美军沿着海岸向沙米(Sarmi)推进时，却遇到了更持久的抵抗。不过，大体上说来，日军在新几内亚的防御战，当时已处于断续凌乱的状态。美国潜艇袭击了从中国开来的日本部队运输船的护航队使其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太平洋美军对马里亚纳群岛的威胁，也就断绝了日军继续增援新几内亚的希望。

在占领荷兰地亚后仅仅一个月和在托埃姆和韦克德岛登陆后仅仅十天之后，麦克阿瑟便实现了下一步的跃进。通过这次跃进，他要占领位于荷兰地亚以西三百五十英里(在韦克德以外二百二十英里的比阿克岛(Biak)及其机场。这次战役却进行得不那么顺利。和荷兰地亚的情况恰恰相反，美军大大地低估了守军的力量，其实那里的守军超过了一万一千人虽然美军在5月27日开始登陆时，只遇到微弱的抵抗，但当他们进入内陆占领其机场时，情况便两样了。原来日军是完全不想据守海滩的，在那里，他们有被同盟国海空军击溃的可能，他们已经把大部分卫戍部队部署在岩洞里并在足以俯瞰机场的高地上筑壕固守，而当他们调用坦克部队进行反攻时，他们居然在一段时间内切断了美国的部分步兵。尽管麦克阿瑟源源不断地派出大量增援部队，但肃清岛屿的进程既缓慢又艰巨，直到8月份才告结束。这使美军地面部队遭到将近一万人的重大伤亡；不过，其中绝大部分不是战死而是病死，战死的大约只有四百人。这预示了九个月以后，即1945年2月，他们在硫磺列岛(Iwo Jima)登陆时将会遇到的问题和麻烦。

如果日本大本营坚持它那为时过晚的增援比阿岛决策的话，那么，日军在比阿岛进行的那种异常顽强的抵抗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效果。一反早先准备集中力量加强马里亚纳群岛防务的决策，6月初，日本派出了一支部队运输船的护航队到比阿岛去，并从马里亚纳群岛调来了大批战舰和飞机加以掩护。但这一行动却因一个错误的报告(说是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停泊在比阿岛)而推迟了五天，当日军第二次打算行动时，由于遇上了美国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群，便及时撤退。接着，日本大本营便派出一支比较强大的包括“大和号”和“武藏号”两艘大型战舰在内的掩护部队，但就在这支日本海军到达新几内亚附近的那一天，美国在中太平洋部队中的航空母舰群开始进攻马里亚纳群岛，这样，日本海军只好立刻向北退回，以迎击这一更大的威胁。美国横渡太平洋的双叉进军再次证明了它的另一价值就在于把敌人弄得心慌意乱，手足无措。

在向比阿岛机场进军的速度缓慢下来的同时，麦克阿瑟统率的部队却抓住时机立即对附近的诺埃姆富岛(Noemfoor)发动另一攻势。7月2日，在海空军的狂轰猛炸之后，部队便在该岛登陆，6日，把那里的三个机场都占领了。

由于没有空军，在陆地上的日军便开始向鸟头半岛的西端退却了。7月30日，麦克阿瑟派出的一个师，在桑萨波角(Cape Sansapor)附近上岸，这次登陆事先没有进行任何空袭或炮轰，因为早已得知这个半岛上的边远地带已没有日军的踪迹。美军很快在那里修建起防御工事区，并且开始修建一些机场。

那时，向菲律宾群岛作一次跃进的道路已经扫清了，这次跃进得到了防守新几内亚岛西端的三组机场的支持。对于还留在新几内亚的五个日本师残部，美军不予理会，让澳大利亚部队去肃清他们。

马里亚纳的占领和菲律宾海的战役

由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统率的中太平洋部队，向马里亚纳群岛发动了攻势，这标志着美军渗透到日本防线的内圈了。从那里起飞的美国轰炸机可以轰炸菲律宾、台湾和中国之外，也能轰炸日本本土。与此同时，美军对马里亚纳群岛的占领，给日本的交通线以及它最近强占的南太平洋地区带来了致命的威胁。

马里亚纳群岛和别处一样，那些建有机场的岛屿(塞班岛(Saipan)、提尼安岛(Tinian)和关岛(Guam))，都是极为重要的岛屿。日军在这三个岛上分别驻有卫戍部队三万二千人、九千人和一万八千人。日本驻在那里的空军，号称有飞机一千四百架，实际上却少得多，因为许多飞机已被调往新几内亚，而更多的飞机则为米彻尔海军上将(Admiral Mitscher)统率的快速航空母舰群所炸毁，自从2月份以来，这支海军一直在袭击日军基地。即使如此，如果日军能从其他地区得到某些增援的话，他们希望得到五百架可用于作战的飞机。这一地区的海军部队由小泽海军大将统率，分成三群：在栗田海军大将统率下，由四艘战舰组成的主力战斗舰队，它还拥有三艘轻级航空母舰、一些巡洋舰和驱逐舰；在小泽本人统率下，由三艘海军航空母舰组成的航空母舰主力部队，它还拥有一些巡洋舰和驱逐舰；在上岛海军大将统率下，由两艘海军航空母舰和一艘轻级航空母舰组成的一支后备航空母舰的部队，它还拥有一艘战列舰以及一些巡洋舰和驱逐舰。

日军已准备好迎击美军越过太平洋而来的海上进军，并指望能借此诱围斯普鲁恩斯部队，以求摧毁他的航空母舰。这一计划是1943年8月由海军总司令古贺海军大将制定的，但1944年3月底，在他把他的司令部从特鲁克撤往菲律宾达沃(Davao)的途中，他和他的飞船 [cdhyy注：原书如此，应为“水上飞机”。] 一起葬身鱼腹，接替他的是丰田海军大将，丰田把原来的反攻计划稍作修改，接了过来。丰田的希望和目标是，想把美军航空母舰诱入菲律宾以东的水域，然后在那里将其“钳制”在小泽的强大的日本航空母舰部队和从委任统治岛屿基地上起飞的日本飞机之间进行夹击。

美国入侵马里亚纳群岛的大舰队，是6月9日从马绍尔群岛出动的，打算15日在塞班岛登陆。两天以后，米彻尔统率下的航空母舰开始猛轰目标岛屿，到13日，美国的战列舰加强了对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的重炮轰击。与此同时，丰田海军大将下令开始执行“约定作战计划”(Operation A-Go)——即日军久已计划好的反击行动——正如上述，由于执行这一行动，日军不得不放弃增援比阿岛和坚守新几内亚的意图。

美国大舰队包括三个海军陆战师和一个后备陆军师，并得到一支包括十二艘护航航空母舰、五艘战列舰和十一艘巡洋舰所组成的一支海军部队的紧密支持，而在这些舰艇后面，还有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统率的美国第五舰队，这支舰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它包括七艘战列舰、二十一艘巡洋舰和六十九艘驱逐舰，连同米彻尔海军上将统率的四个航空母舰群(十五艘航空母舰和九百五十六架飞机)。把人数近十三万的部队从夏威夷和瓜达尔卡纳尔岛运载到马里亚纳群岛的任务，组织和执行得都很好。

15日早晨，在海军重炮、沿海炮舰和发射火箭飞机的轰击掩护下，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在塞班岛海滩登陆——八千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在二十分钟内登陆完毕，这正好证明他们是受过高度训练的。到傍晚时，上岸部队的总数虽已增加到二万人，但从海滩上向内陆推进的速度不快，这是由于日军控制了高地并展开猛烈反攻的缘故。

对这次入侵来说，一个更遥远的然而更大的威胁，却来自拥有多艘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日本舰队——那天早上，美国潜艇发现这支日本舰队正在开入菲律宾海。斯普鲁恩斯因此取消了原定在关岛登陆的计划，转而把他的后备部队，即第二十七师，在塞班岛上岸，从而加速占领这一关键岛屿，并为运输船扫清道路而使其到达较为安全的水域。第五舰队集结在提尼安岛以西约一百八十英里的地方，但它并没有再向西移动，以免错过日本舰队。

这一防守部署确是明智的。直到那时，丰田的计划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只有一点与原计划有重大出入，即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动用过他那双钳中的第二个“钳子”——这是因为米彻尔统率的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早已把马里亚纳群岛上的日本空军一扫而光了。从6月19日上午8时30分起，小泽统率的航空母舰连续发动四次进攻——但事前已被美军雷达所侦悉，他们便派出几百架战斗机去迎战，而米彻尔统率的航空母舰上的轰炸机再次进攻日军所占岛屿上的空军基地。这场极其猛烈的空战，是一次大屠杀，以“马里亚纳的大规模火鸡射击战”而闻名。美国飞行员对经验较少的日本飞行员取得了压倒的优势，日方损失的飞机达二百一十八架，而被打落的美国飞机只有二十几架。更有甚者，两艘日本海军航空母舰，即舰上都载有很多飞机的“翔鹤号”和“大丰号” [cdhyy注：“大凤号”] ，为美国潜艇的鱼雷所击沉。

小泽由于相信他的飞机已在关岛着陆，还是逗留在战斗地区徘徊不去，这样，第二天下午被美国侦察机所侦悉——在发现目标三小时后，米彻尔海军上将派出航空母舰上的二百一十六架飞机发动袭击，尽管明知这些飞机要在天黑后才能返航。在发现日舰三个小时之后，米彻尔的飞机发动进攻，并且非常成功，击沉了一艘海军航空母舰(还击伤两艘海军航空母舰、两艘轻级航空母舰、一艘战列舰和一艘重级巡洋舰)，并摧毁了六十五架日本飞机。在战斗中，美军只损失二十架飞机，虽然在夜间远程返航时，还损失或被击毁了八十架。飞机上的许多飞行员都获救，因为小泽统率的船舰这时已经离开现场，朝着日本南面的琉球群岛中的冲绳岛方向逃走了。

在这场战斗中，日本损失飞机总共约有四百八十架，占全部飞机的四分之三，其飞行员大多数都阵亡了。日本飞机和航空母舰被毁的比例竟如此之大，确是一次十分惨重的损失，虽然到了秋天，飞机和航空母舰大半已得到了补充。但事情更加不妙的是，那么多飞行员的伤亡，可就无法补救了。这意味着，在最近的将来如再发生任何战斗的话，日本舰队势必处于十分不利地位，并且不得不主要依靠较旧式的武装去应战了。

这样，菲律宾海的战斗便以日本的惨败而告终——美国海军历史家S·E·莫里森海军上将(Admiral S. E. Morison)认为，这次海战比后来10月的莱特湾海战(Battle of Leyte Gulf)还要重要。通往菲律宾的路现在已经敞开，马里亚纳群岛的陆上战役确已胜利在望。

经过这次海空战之后，攻占马里亚纳群岛一事已不容置疑，尽管在陆上继续遇到顽强抵抗。在塞班岛南部登陆的三个美军师，在海空军的强大支援下，稳步地向北挺进，并于6月25日占领了塔波乔山(Mount Tapotchau)的制高点。7月6日，在塞班岛的两名日本高级将领(曾任航空母舰舰长的南云海军大将 [cdhyy注：应为航空母舰战队指挥官，他是偷袭珍珠港和中途岛海战的直接指挥。] 和斋藤将军)都自杀了，“目的是要在最后一次进攻中鼓舞士气”。第二天，幸存的三千名日本官兵确实也象他们所做的那样，对美军战线发动了徒然自取灭亡的袭击。这一战役使日军共损失二万六千多人，而美军的伤亡是战死三千五百人，伤病一万三千人。

7月23日，塞班岛的两个美军海军陆战师乘船到提尼安岛，在一星期内占领了这个岛屿，虽然肃清残敌的工作为时较长。在提尼安岛登陆前三天，被分派去入侵关岛的那些美军，由于小泽统率的舰队蠢蠢欲动，已经被调往到别处，现又调回来，并在另一个陆军师的援助下，执行他们的任务。复杂周密的山洞防线，有助于日军的顽强抵抗，但到8月22日，美军终宁肃清了岛上的残敌。

纵使骄傲自大的日军不肯面对现实，但马里亚纳群岛的失守和在此以前海战的惨败，显然使他们的处境江河日下。但更值得人们重视的是，在这些引入注意的事件发生之后，东条将军的政府在7月18日辞职了。

四天之后，小矶将军组阁，他致力于建立一条更巩固的防线，以抵抗美军的进军。虽然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还在进行中，但其最关切的是防守菲律宾群岛。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这一大群岛万一失守的话，日本部队就会由于缺少来自东印度群岛的石油而受到致命的影响。

即使象目前这种情况，日本的处境还是因为缺少燃料供应而变得困难重重。其所以如此，美国潜艇击沉日本油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因素。日本石油补给数量的大为减少，限制了它训练飞行员的计划，并且使得日本舰队只好一直停泊在新加坡，以便更靠近燃料供应地——而舰队如果外出作战，就没有足够的燃料供应其返航之用。

当战争进入这一阶段，正象美国舰队司令长官金以及其他几位海军首长所主张的那样，美国部队已完全可以绕过菲律宾群岛，而把他们下一步的跃进目标放在进攻台湾，或者放在硫磺列岛和冲绳岛了。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并且又由于麦克阿瑟一心渴望胜利归回菲律宾，这种绕过菲律宾的论点终于受到了驳斥。

在入侵菲律宾群岛以前，有人认为，应先把一些较小的目标加以占领。按照原来的计划，必须加以占领的岛屿有哈尔马赫拉岛(Halmaheras)(在新几内亚以西)附近的摩罗泰岛(Morotai)，帛硫群岛(Paulau)，雅浦岛(Yap)，塔劳群岛(Talaud)，然后占领菲律宾的南面大岛棉兰老(Mindano)，并在这些岛上修筑空军和海军前进基地，以便主攻菲律宾群岛。但是，9月初，哈尔西海军上将(Admiral Halsey)的第三舰队(在斯普鲁恩斯指挥时，被称为第五舰队)发现菲律宾沿海一带防务十分空虚，他因此便建议取消中间阶段，主张直接进攻。可是，原计划的前一部分还是被保留下来，因为这一部分计划几乎已在执行了，并且还觉得这样做可以格外保险。

麦克阿瑟所部的一支分遣队于9月15日在摩罗泰岛登陆(只遇到很少的抵抗)，到10月4日，美国飞机就从那里新建的空军基地起飞了。也在9月15日这一天，哈尔西海军上将的中太平洋部队入侵了帛硫群岛，并在几天内占领了大部分岛屿。这群群岛给他们提供了前进的机场，这里离棉兰老岛只有五百英里，比关岛去棉兰老岛的路程要近一半多。

越过太平洋的两条主要进军路线(一条是由麦克阿瑟领导的，另一条是由尼米兹领导的)，这时已经汇合，并且处于彼此能够直接支援的距离以内——收复菲律宾群岛的尝试是有准备的和有可能的。

日本关于防守菲律宾群岛的计划(即通称为“SHO－I”计划)，包括两个方面：在陆地上，这计划交给1941－1942年征服马来半岛的山下将军所指挥的第十四地面军来执行，为此他拥有九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师和三个独立旅，以及第四航空军。归他指挥的，还有马尼拉周围的海军部队，其中约有二万五千名士兵能够进行陆战。但计划中的关键部分，是它想在海上采取行动，而在这一点上，日本大本营现在决意不顾一切作孤注一掷。只要一弄清楚美军登陆的地点，日本航空母舰就要诱使美国舰队北上，同时山下所部把美国登陆部队缠住，再由两批日本战列舰群加以“钳制”。照丰田估计，把航空母舰的价值看作高于一切的美国人，很可能会猛追其对手的大批航空母舰，因为美军自己经常把战列舰作为诱饵而把航空母舰作为打击力量。

这个计划由于日本空军的日益削弱而受到影响，但对战列舰的继续信赖使这一计划还是成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两艘巨型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的建成，使海军大将们傲然不可一世。这两艘军舰，各具有七万吨的排水量，并装有九门十八英寸口径的大炮，装上那么多大炮的军舰，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对比之下，日本在加强他们所需要的航空母舰和空军飞机方面，是做得不够，而且远远不够的。象历史上常见的那样，他们在汲取大战开始时所以能取得巨大胜利的经验教训方面，比他们的对手来得迟缓。

美军是提前两个月执行作战计划的，10月，他们对菲律宾群岛作第二步大跃进。这群群岛长达一千英里，从南面象爱尔兰一样大的棉兰老岛起，一直到北面几乎象英格兰一样大的吕宋岛为止。第一次冲击是针对莱特岛这一个较小的中心岛屿，从而突破了防线。麦克阿瑟的部队(沃尔特·克鲁格中将所率领的第六集团军的四个师)，于10月20日清晨开始在那里登陆，这支部队是由金凯德海军上将(Admiral Kinkaid)的第七舰队(一支由旧战列舰和小型护卫航空母舰组成的护航和支援舰队)运送的。它并得到哈尔西海军上将率领的第三舰队的支持和掩护——第三舰队分为三批舰群驻扎在菲律宾群岛偏东一些的地方。这是一支主要的战斗舰队，包括较新式的战列舰和大型航空母舰，航速都是很快的。

在这次入侵以前，从10月10日以后一星期，米彻尔的航空母舰(属哈尔西的第三舰队)连续对台湾进行空袭，对吕宋岛和冲绳岛也进行了程度较轻的轰炸，这些空袭是毁灭性的，对以后的战事具有巨大影响。另一方面，日本飞行员作了言过其实的报道，他们政府终于在公报和广播中宣布，他们击沉了美军十一艘航空母舰、二艘战列舰和三艘巡洋舰。事实上，这些美国航空母舰的出击，曾毁坏了日本飞机五百多架，而美军自己的飞机只损失七十九架，而且没有任何一艘舰艇象日本人所宣布的那样被击沉。由于一时对这种报道信以为真，帝国统帅部便把所有剩下的兵力都投入“SHO－I”行动中来。日本海军方面一发现这些报道的荒唐无稽，便马上撤退，陆军方面的计划终于作了修改——铃木在菲律宾南部的四个师中的三个师，不是象山下原来计划的那样调往北部的吕宋岛准备作战，而是奉命留在菲律宾南部待命。

上文已经提及，日本大本营曾拟定一个使用全部海军部队的毁灭性的反攻计划，不管何时何地遇到袭击。美军在莱特登陆前两天，一位美军首长发出的一份明码电报，正好为日军反攻提供了所需要参考的重要情报。

丰田认为这是一场赌博，日本海军用的燃料石油，仰赖于他们所占领的东印度群岛，一旦美军在东印度群岛站稳脚跟，补给线就会被切断。战后被审时，丰田对他当时的考虑作了如下的说明：

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的话，我们可能牺牲所有的舰队；而我感到，我们一定得冒这个险……如果我们在菲律宾战役中失利，即便是舰队保留下来，向南行驶的运输线会被完全切断，因此舰队即便撤回日本领海，也得不到燃料供应。舰队如果留在南面海域，它就得不到弹药和武器的供应。这样看来，要以丧失菲律宾群岛的代价来救出我们的舰队，那是毫无意义的。

小泽海军大将的部队从日本南调，提供了一个诱饵。它包括四艘可用的航空母舰和两艘由战列舰改装的航空母舰，由于舰上飞机总数下降到仅仅一百架，而大多数飞行员又都缺乏经验，因此，这些军舰只能充当诱饵而已。

这样，在这一争取胜利的大赌博中，日军便依靠着从新加坡地区开来的旧式舰队——七艘战列舰、十三艘巡洋舰和三艘轻级巡洋舰。司令官栗田海军大将派出一支分遣队取道苏里高海峡(Surigao Strait)从西南冲进莱特湾，他自己则带着主力部队从西北部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San Bernardino Strait)而来。他希望在他的“两颚”之间，粉碎麦克阿瑟的运输舰及其护航战舰。

栗田认为“大和号”和“武藏号”既然装有十八英寸口径的大炮，就能轻而易举地粉碎陈旧的美国战列舰，他并且相信这两艘战舰几乎不可能被击沉，因为它们都装有装甲板和分层叠装的船身。此外，如果哈尔西的航空母舰部队不在场的话，空袭就不会很严重。栗田还抱着这样一种希望，在他的部队插入莱特湾时，那航空母舰会被诱开。日军把这次出击的日期定在10月25日。

但诱饵起不了作用。23日夜晚，栗田遇上了离开婆罗洲海岸出来巡弋的两艘美国潜艇——“海鲫号”(Darter)和“鲦鱼号”(Dace)。在夜色掩护下，这两艘在海面行驶的潜艇急急忙忙地及时向北驶去，用最高速度前进，把日本舰队抛在后面。天刚刚亮，潜艇便潜入到潜望镜能观察到的深度，候着前来的敌舰，接着，便在近距离发出鱼雷，两艘日本巡洋舰被击沉，另一艘受伤。栗田本人正在领航的巡洋舰上，尽管他在它沉没以前被救出——后又转到“大和号”舰上去了，但这对他来说，却是一次令人震惊的经历。此外，美国海军上将们借此探明了敌军的动向和实力。

小泽一听到栗田遇到潜艇的消息，就赶紧一再发出明码信号，说明他正从北面靠近，以引起哈尔西的注意。但美军没有收到他的信号。美军也没有派出侦察机去侦察他的行踪，因为美军的所有侦察机都被派到西面去监视栗田的来临了！

哈尔西的航空母舰很快就出动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向栗田的舰队发动一阵又一阵的进袭。对他们猛袭的唯一阻碍，是来自岛上日本地面空军基地和来自小泽统率的航空母舰上的那些飞机。日军的多次打扰都被击退，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进袭飞机被击落，不过，美国的航空母舰“普林斯顿号”，也因船身受重创而报废。

美国海军飞机，在进攻栗田舰队的战役中，取得更大的成功。那天下午，美国发动第五次进攻后，巨人般的“武藏号”，被鱼雷命中十九次和被炸弹命中十七次，终于翻船沉没。尽管美国飞行员报告说，另有三艘军舰和三艘重型巡洋舰也被狠狠地击中，其实只有一艘重型巡洋舰受重创，不能再继续航行。在美军第五次进袭和“武藏号”沉没后，日本舰队便掉头转向，朝西驶去。

从空中侦察员那里听到这些报告后，哈尔西海军上将认为栗田肯定是撤退了。但是，在栗田的两股舰队里都没有看到运载飞机的航空母舰这一点，使哈尔西生疑，他便派出侦察机到处搜寻，约在下午5点钟，在南下途中的小泽舰队被发现了。于是，哈尔西便决定向北冲击，在黎明时分把小泽的舰队消灭掉。这是按照哈尔西自己的信条行事的，即：“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得说干就干。”他既然下定决心要把小泽的部队搞掉，他便不遗余力地调用了一切可以用于作战的舰队，甚至对圣贝纳迪诺海峡亦不留防守的力量。

他在讯号中向金凯德宣布他做出的决定，一刻钟后，他从一架夜间侦察机那里，得知栗田又掉转舰头向圣贝纳迪诺海峡急速驶去。他却没有把这报告放在心上。他既然认为，那时正是他表演一下他所热中于的勇敢突击的好机会，他便顾不到其他的可能性了。早在战争初期，他就被人取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蛮牛”(The Bull)。

栗田舰队的撤退，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为的是逃出白天空袭所及的范围，企图在夜色掩护下卷土重来。除了“武藏号”业已沉没外，他的其他较大的船只都没有受到重创，这和美国飞行员充满乐观情绪的报告适得其反。

下午11点钟，哈尔西舰队已向北驶行了一百六十英里，这时侦察机又发现了栗田舰队——还是向圣贝纳迪诺海峡飞驰而来，现在离海峡只四十英里了。哈尔西不能再忽视他的进军了，但对其威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认为这种重新来犯，不过是——支丧失了战斗力的舰队，根据日本的传统作一次自寻死路的努力罢了。他深信金凯德舰队能轻而易举地击败在他看来极其虚弱的栗田这个攻方，因此，他还是继续北进。

这样一来，日本人设下的诱饵，虽然没有在所预期的时刻被吃去，但终于还是被咽下去了。

金凯德舰队的处境十分危险，因为他在两个方面都弄得无所适从。栗田南下分遣舰队的向苏里高海峡挺进，引起了金凯德的注意，他集中他在那里的大部分舰队，去对付来自这个方向的威胁。据他估计，哈尔西的部分战斗舰队仍控制着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的那个更偏北的通道，而哈尔西早已带着他的全部舰队驶离那里的事。则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金凯德没有提高警惕，没有派出侦察机去看看敌舰是否从那个方向驶来。

日本南下分遣舰队的进攻，经过一夜激战被击退了——这主要得力于美国雷达所提供的“夜光眼”，它比日本海军所用的雷达优越得多。日舰还有一个不利因素是，舰队穿过狭窄的苏里高海峡，是鱼贯而入的，这正好成了奥尔登多夫海军上将(Admiral Oldendorf)战列舰集中火力袭击的目标——就这样，他们“封锁了通道”。分遣舰队内有两艘战列舰，全都被击沉了。几乎所有的进攻力量被扫除殆尽。到天亮时，海峡已无敌踪，除了浮在海面上的几艘敌舰残骸和油迹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就在金凯德发出祝贺胜利的电报后的几分钟，传来了另一个讯息，说是有一个规模大得多的日本舰队——栗田的主力舰队——从西北面南下，穿过了圣贝纳迪诺海峡，并在萨马岛(Samar)东岸向金凯德舰队的一小部分舰艇袭击——这些舰艇留在那里，原是为了掩护麦克阿瑟将军在莱特岛的登陆地点的。

用来支持陆军入侵莱特岛的这一部分舰艇，包括六艘由商船改装的护航航空母舰和寥寥无几的几艘驱逐舰，在巨人般的“大和号”以及其他三艘战列舰的一连串重型炮弹轰击下，向南逸去。

一得到这一惊人的消息，金凯德就在上午8时30分向哈尔西发出一个电报说：“莱特湾紧急需要高速度战列舰。”上午9时，金凯德又发出另一紧急呼吁，而这一次用的是明码，不是密码。但哈尔西的舰队却继续向北行驶，打定主意非要达到摧毁小泽的航空母舰力量不可。他不顾金凯德一再求援的呼吁，竟一意孤行，按既定航线前进——他觉得金凯德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应该可以顶住栗田舰队的袭击，直到金凯德的包括六艘战列舰的大批舰队前来援救时为止。不过，哈尔西确曾命令当时驻守在加罗林群岛的约翰·麦凯恩海军上将(Admiral McCain)赶快从他率领的航空母舰和巡洋舰舰只中派出一个分遣舰队去援助金凯德。可是，麦凯恩的驻地是在四百英里以外——比哈尔西那时所在的地方还要远五十英里。

这期间，几艘美国驱逐舰奋勇地阻挡了栗田舰队的向南进军。这几艘美国驱逐舰正在掩护六艘护航航空母舰以及舰上仍然可用的飞机的撤退。美军的一艘护航航空母舰和三艘驱逐舰被击沉，其余的舰艇虽受重创，但终于逃去。

上午9时后，栗田舰队突然停止追击，并转而直扑莱特湾，在那里正停泊着许多容易受到攻击的美国运输船和登陆艇。那时，栗田已离海湾入口处不到三十英里了。

在发动进攻以前，栗田停下来集中他的舰艇，因为它们在边打边跑中已经分散了。日军的这一转变和停顿，使美方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它是在美方空军和驱逐舰的压力下撤退了。不过不久，他们便失望了，金凯德又向哈尔西发出求援的紧急呼吁：“形势又非常严重：护航航空母舰再次受到敌军海面部队的威胁，亟需你的帮助。护航航空母舰正在退入莱特湾。”

这一次，哈尔西满足了他的要求。这时候，正是上午11时15分，他的飞机已狠狠地袭击了小泽舰队，尽管他渴望用他的战列舰上的大炮把舰队击毁，但他还是克制了自己，终于把他的六艘快速战列舰和三个航空母舰群中的一个群掉头往回开。但由于追击小泽舰队，他的舰队向北驶得很远，所以不可能赶在第二天早晨以前到达莱特湾。即使麦凯恩的航空母舰也要几小时之后才能驶近用飞机参战。这样一来，当栗田舰队在中午时分直逼海湾的时候，莱特岛的形势看来是非常棘手的。

但是，栗田舰队突然掉头朝北往回开走并且一去不复返了。原因何在呢？在于情报的被截获，加上情报被截获对他心理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从无线电中传出：美国护航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在莱特岛着陆，他以为这是美军在着手建立一个陆上基地，准备对他的舰艇进行更集中的攻击，其实，这无非是一种使飞机免于与航空母舰一起被击沉的紧急措施而已。几分钟以后，他又收到一份截获的报告，即金凯德上午9时给哈尔西发出的明码电报。从这份报告中，他立即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即哈尔西的向南行驶已有三个多小时了，这是因为栗田已与小泽失去联系，不知道哈尔西朝北走得多远。此外，他也因缺乏空军掩护而感到担心。

最突出的原因是，所截获的情报是混乱的，这使他产生一种印象，即美国的部分救援部队已到达离他北面只有七十英里的地方，并且已经接近他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的退路了。因此，他决定放弃对莱特湾的进攻的企图，趁美军得到增援和退路被封锁以前，赶紧掉头北转，以应付这一威胁。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证，表明战局往往靠幻想而不是靠事实来决定的。司令官获得的印象，比任何真正的打击及其所产生的效果更起作用。

栗田舰队由于躲避接二连三的空袭，在路上耽误了时间，当其驶抵圣贝纳迪诺海峡时，已是晚上10点钟了——然而他仍比向南急驶的哈尔西的导航舰艇早到三小时。当他发现这一要害地点并没有敌人时，便穿过海峡向西溜走。

虽然成就很小的日本战列舰溜走了，但美军还是得到了补偿，因为日军所有的四艘航空母舰统统被击沉了——“千岁号”在上午9时30分左右为米彻尔的第一次出击所击沉，另外三艘(“千代四号” [cdhyy注：原文如此，似为“千代田号”。] 、“瑞鹤号”和“瑞风号”)则在下午被击沉，这是在哈尔西率领其大批舰队为时已晚地向南冲击以后发生的事。

如把这次战役的四个分散的和各别的战争，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莱特湾之战(总的称呼)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了。总计参加作战的舰艇有二百八十二艘，外加好几百架飞机，而1916年的日德兰之战。参加的舰艇只有二百五十艘(以及五架水上飞机)，如果菲律宾海的六月之战，由于给日本海空军力量以毁灭性的打击而具有更大的决定性意义的话，那么莱特湾之战的四个部分便是取得辉煌战果并解决了问题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日本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三艘战列舰、六艘重级巡洋舰、三艘轻级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而美国仅仅损失一艘轻级航空母舰、两艘护航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战役中，首先采用了一种难以对抗的新型战术。由金凯德统率的第七舰队的美国护航航空母舰，在栗田“中央部队”出人不意和占压倒优势的强大攻势下，保全了下来(直到栗田不得不掉过头来从圣贝纳迪诺海峡撤走为止)，接着便遭到有组织的“神风队”的首次袭击，这种袭击是由一些自动参加特别空军军队的飞行员们执行的，他们献身于那种自我牺牲的、不惜送死的任务，即用他们的飞机去俯冲敌舰，使敌舰因他们飞机燃料箱和炸弹的爆炸而着火。但在他们首次的尝试中，只有——艘护航航空母舰被击沉，虽然还有几艘遭到损坏。

这一战役的主要收获在于炸沉了小泽的四艘载运飞机的航空母舰。剩下的六艘日本战列舰，由于没有了航空母舰，也就无能为力，不能再在战争中起任何积极作用。而且，日本海军也就此毫无用处了。这样看来：哈尔西的向北冲击，固然使行美国部队的其余部分处于面临极大危险的境地，结果反而证明这种做法是对的。此外，这又表明。战列舰这个怪物并没有多大用处，并暴露了信赖这种过时的怪物真是多么愚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列舰的唯一重要作用只是在对海岸的轰击——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战列舰的这一作用，前一代的人就认为它是不合适的和容易被摧毁的。

日军决心为保卫莱特岛而战，并把它作为保护菲律宾群岛的核心，但他们决定得太迟，以致没有赶在美军扩展其据点之前，就把原驻吕宋岛的近乎三个师的援军调到莱特岛来。首先，美军从他们的登陆点出发，占领了东海岸上的在杜拉格(Dulag)和塔克洛班(Tacloban)附近的机场。然后，美军的两个侧翼往外伸展，于11月2日到达北海岸的卡里加拉湾(Carigara Bay)和东海岸中途地点的亚武约(Abuyog)。通过这些扩大的冲击，不但完全占领了日军的五个机场，使驻在该岛上的敌军的一个师发生混乱，而且阻止了铃木(第三十五集团军)在卡里加拉平原集中他的增援师的计划。

下一步，克鲁格打算在岛的山脊两端进行双叉的侧翼扫荡，去占领日军在西海岸上的主要基地乌目。但当时正下着倾盆大雨，以致无法利用原已占领的机场去集结兵力。在这期间，有两个日军增援师于11月9日在乌目(Ormoc)登陆。接着，日军尽管在运输和护航舰艇方面遭到了重大损失，但仍有更多的增援部队开来，到12月初，日军在莱特的兵力已从一万五千人增加到六万人之多。但在那时，克鲁格的兵力则已增加到十八万人以上了。为了加速战役的进程，克鲁格的一个新编师也在乌目正南面的西海岸登陆，这样就突破了日军防线，三天以后，即12月10日，只遇到少许抵抗就占领了那个港口基地。从这以后，那些饥饿的日军很快就瓦解，到圣诞节，有组织的抵抗停止了。这样，在极为恶化的处境中和日军兵力大大缩减的情况下，山下转而想要重新实现他自己的夙愿，即集中他的力量防守吕宋岛这个主要岛屿。

在这关键的几周中，哈尔西第三舰队的快速航空母舰群，一直停泊在接近菲律宾群岛的海域，尽管受到日军“神风队”日益加强的袭击，但仍继续给予麦克阿瑟部队以持续不断的支援。不少舰艇为“神风队”所击中而损毁，美军两艘航空母舰为了大修，不得不撤出战斗，直到11月的最后一星期，这两艘航空母舰才修复出航。

麦克阿瑟的主要进攻目标是吕宋岛，作为这次入侵的前奏，他决定先占领位于中途的民都洛岛(Mindoro)，以便在这里修筑机场，使他的空军力量，即美国第五航空部队，可从这些机场起飞，掩护从海上进逼吕宋岛的部队。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因为民都洛岛离莱特湾有三百英里光景，而离日军吕宋岛机场则近多了，特别近的是马尼拉周围的许多机场。但民都洛岛的卫戍部队只有一百人左右，岛上那四个为日军放弃的小型机场，在美军登陆(12月15日)后的几小时内就被占有，并且很快加以利用，不到12月底，美国陆军飞机就能飞到那里了。美军进展之所以如此顺利：多半得力于哈尔西的快速航空母舰部队，他们猛轰吕宋岛的机场，并在岛的上空布置了一个战斗机掩护幕，借以防止日本轰炸机起飞空袭民都洛岛及其海上通道。

1月3日，从许多地区集结起来的美国大舰队，在金凯德和奥尔登多夫两位海军上将的统率下，从莱特湾出航，舰艇共计一百六十四艘：包括战列舰六艘和护航航空母舰十七艘。1月9日，这些舰艇驶抵仁牙因湾(在马尼拉以北一百一十英里)——约在四年前，日军入侵菲律宾群岛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0日清晨，克鲁格第六集团军的四个师(随后又有两个师)开始在这里登陆。

哈尔西的快速航空母舰对这次登陆帮助很大，特别是在抵御当时对舰艇造成日益严重损害的日军“神风队”的袭击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在掩护美军在仁牙因湾登陆后，这些航空母舰又驶入中国海，进行了一次猛烈空袭，摧毁了日军在印度支那、中国南部、香港、台湾和冲绳岛的基地和船舶。这次空袭，足以表明日本帝国在南太平洋的占领区是可以攻破的。

克鲁格所部，这时正从仁牙因湾向南朝马尼拉推进，以抗击日军猛烈的对抗。为了帮助克鲁格所部加速进展和防止日军退回巴丹半岛，麦克阿瑟又派一个军于1月29日在这个半岛的附近登陆。两天以后，在离马尼拉南部约四十英里的纳苏格布(Nasugbu)，有一个空降师着陆了，它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但是，当它向马尼拉推进时，克鲁格所部已经抵达该城郊区，而日军山下所部则已退入山中。

但是，马尼拉仍由指挥这个海军基地的岩渊海军大将防守着。他拒不服从山下要把马尼拉变成一座不设防城市的命令，并疯狂地进行挨门挨户的战斗，这情况持续一个月之久，城市惨遭浩劫。直到3月4日，马尼拉的残敌才被完全肃清。这期间，美军已占领巴丹半岛，收复了科雷吉多尔(Corregidor)，虽然这个要塞岛屿上的日本驻军还坚守了十天。到3月中旬，美国船只便可以启用马尼拉港口，尽管在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的山地，以及南部的那些较小岛屿上，清剿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进攻硫磺列岛

在占领了菲律宾群岛的要害地区以后，美国人由于急于想加紧袭击日本本土，便抛弃了麦克阿瑟那种早先的设想，即占领台湾或部分的中国海岸，以此作为袭击日本的空军基地。但是，联合参谋部的首脑们都认为，占领小笠原群岛中的硫磺列岛(Iwo Jima)(位于塞班岛和东京的中间)以及琉球群岛(Ryukyus Islands)中的冲绳岛(Okinawa)(位于日本西南端和台湾中间)很有必要，这些岛屿可以作为对日本进行空袭的战略上的踏脚板(靠近日本的基地)。

首先打算解决的是被认为比较容易攻克的硫磺列岛。此外，美军想要把它作为B29超级堡垒的紧急着陆点，自从11月稍晚些时候以来，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这种飞机，一直在轰炸东京，并且还认为硫磺列岛是可以作为护卫这种飞机的战斗机的基地——因为战斗机不能飞完全程。

硫磺列岛是一个火山岛，长仅四英里，除日本驻军外，荒无人烟。直到9月份，驻军还是不多，不可能进行多大的抵抗，但从这以后，守军却逐渐增加到近二万五千人，栗林将军加强了防务，掘成一个隐蔽得很好的山洞壕堑网，洞与洞之间有很深的地道相衔接。他的目的很简单，尽可能持久地坚守下去，因为在美国巨大的海空军优势下，日军在那里不可能再得到增援了，为了避免展开那种损失惨重的日本式反攻，他想完全依靠他坚兵深垒的阵地来作为防御的力量了。

尼米兹把进攻硫磺列岛的任务交给了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他于1945年1月最后一周接替哈尔西任第三舰队(目前改称第五舰队)司令官，并且为了陆上作战需要，拨给他三个海军陆战师。这次空军和海军的预备性轰击，是太平洋战争以来最长的一次，从12月8日起，天天空袭，从1月3日起，昼夜空袭，最后三天，又进行了密集的海军炮轰。但所有这一切，对壁垒森严的日本工事来说，影响十分微弱，令人失望。海军陆战队在2月19日清晨登陆时，遭到密集的迫击炮和大炮的袭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被阻挡在海滩上。登陆的第一天，在三万人中间，死伤的人数就有二千五百名。

在以后的几天中，海军陆战队几乎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尽管从空中和海上得到了大量持续不断的火力支持，而当米彻尔的快速航空母舰对东京进行了大轰炸而被调回来增援时，这种火力更加猛烈了。直到3月26日，经过五周的艰苦战斗，才把这个岛屿攻占下来，而到这时，海军陆战队伤亡人数已增加到大约二万六千名——。占整个登陆部队的百分之三十。日军的战斗如此顽强，以致被击毙的人数多到二万一千人，而被俘的只不过二百人。几个袋形地的扫荡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那时，被击毙的日军人数上升到二万五千多名，仅有一千人被俘。3月底以前，美军已修筑了三个机场，到大战结束时，B29型轰炸机已在那里作了约二万四千架次降落。

缅甸战役——从英帕尔到仰光的收复(1945年5月)

1944年，日军在英帕尔的春季攻势中虽受到严重挫败，但他们没有被打垮，同盟军并没有能突破他们在缅甸的防线。打垮日军，取决于英军是否能跟踪追击，为此目的，英军的补给系统必须大大加强。

根据联合参谋部6月3日命令，蒙巴顿的任务是：扩大对中国的空中联系，利用业已拨给他的部队进一步开辟一条陆上通路。尽管在命令中没有特别提到，但夺回缅甸是期望中的事情。有两个主要计划正在考虑之中，一是“首都作战计划”(Operation Capital)，即利用一次陆上冲击重新占领中缅甸北部；一是“吸血鬼作战计划”(Operation Dracula)，即利用一次两栖登陆战拿下缅甸南部。看来后者希望较大，但它要靠外来补给。在这种情况下，斯利姆将军(Gen. Slim)和美方宁愿采用陆上计划，因此，虽然命令要求作好两种计划的准备，但重点却放在“首都作战计划”上 [注：见第二十九章地图。] 。

尽管和印度间的交通运输有了很大的改善，尽管印度也已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基地，但是很清楚，如果要使入侵缅甸迅速奏效的话，显然还有许多事要做。从根本上说，主要的问题还在后勤，而不在战术。虽然陆上运输和内陆水上运输都得到了改善，但斯利姆的第十四集团军还是依靠空中补给，而这又得依靠美国运货飞机的充分帮助了。

这样，1944年下半年就主要用于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以及指挥权的改组上。比较重大的项目是，空中补给系统归属于一个统一的司令部，称为“战斗货运特遣部队”(Combat Cargo Task Force)，情报工作也协调一致起来，而称为“特种部队”的那些单位被解散了。10月份，当史迪威由于蒋介石的坚决要求而被从中国召回去以后(蒋介石同史迪威之间愈来愈不和睦)，改组工作加速了。A·C·魏德迈(General A. C. Wedemeyer)便接替史迪威出任蒋介石和中国部队的参谋长。11月，奥利弗·利斯爵士将军(前在意大利指挥第八集团军)受命担任东南亚同盟军地面部队总司令，隶属于蒙巴顿。

10月中旬，雨季过去，地面干燥，斯利姆开始执行向中路进军的“首都作战计划”，把斯托普福德(Stopford)的第三十三军在加包(Kabaw)谷地南端集中起来向前推进，去占领吉灵庙(Kalemyo)和加列瓦(Kalewa)(在英帕尔以南一百三十英里)，并于12月中旬在靠近加列瓦的亲敦江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然后，在第四军(现由梅塞维将军(General Messervy)指挥)的增援下，乘胜向西南前进到了望濑(Monywa)和曼德勒(Mandalay)(离加列瓦一百六十英里)。

另一方面，日本大本营面对着美国对菲律宾海上的巨大进军和日益迫近的威胁，不可能有多余的兵力来增援木村将军率领的缅甸地区的陆军，虽然他们告诉木村，为了防止同盟军开辟滇缅公路或在马来亚继续前进，他必须坚守防线。日军完成这种守卫任务的前景是黯淡的，由于英帕尔旷日持久的进攻，使他们的兵员大为减缩。在中路，日军第十五集团军的四个不足额的师(总共不过二万一千人)面对着可能是八个或九个强大的同盟军师，唯一的增援部队可能来自缅甸南部的那个师，而调运这个师就会使仰光失去掩护。斯利姆的某些部队，根据预定的“吸血鬼作战计划”，虽然不能动用，但是他可望得到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对方的师，而且还有更强大的装甲部队的支援以及绝对的制空权。日军对这些严峻的情况，经过慎重考虑以后，意识到他们必须从缅甸北部撤退，但仍希望能守住掩护曼德勒和仁安羌油田(朝南一百四十英里，在伊洛瓦底江下游)的防线。

正当英军中路进攻展开之际，若开和缅甸北部这两个次要战场的战役以取得胜利而告终。

一待雨季结束，克里斯蒂森第十五军的目标是，肃清若开，占领阿恰布岛(那里有空军基地)，然后把部队投入主要战役。为了执行这一任务，克里斯蒂森(Christison)用了三个很强的师，来对付樱井统率的所谓第二十八集团军的两个很弱的师。进军是在12月11日开始的，英军于23日迅速占领了在半岛尖端上的东拜(Donbaik)，并在一周后，占领了梅宇河东岸的拉得堂(Rathedaung)。而克里斯蒂森以第三个师的兵力正在肃清远在内陆的加叻丹(Kaladan)河谷。英军所以遇到很少抵抗，是由于日军正从若开撤出的缘故。这有助于攻占阿恰布计划的加速完成。当英军于1月4日占领阿恰布时，发现日军早已弃城而逃。

在需要更多空军基地的迫切要求下，克里斯蒂森便打算占领南面七十英里外的兰里岛(Ramree)，而这岛却轻而易举地于21日被夺取下来，因为当时日军主要考虑的是守住那些穿过崇山峻岭进抵伊洛瓦底江下游的山口和阻止英军突破缅甸中部。的确，这一战役多半得力于在4月底前一直坚守着各处通道和山口的少数日军后卫部队，不然的话，已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樱井部队，就难以从若开脱身了。然而，日军之所以能守住，也是因为克里斯蒂森军当时更多考虑的是有关“吸血鬼作战计划”的安排，为了执行这一计划，其大部分部队早已撤走。

就中国本土的战役而言，1944年期间，蒋介石的部队越来越失利，这导致对三大国会议(Trident Conference)原先决议——越过“驼峰”(Hump) [译者注：指喜马拉雅山。] 对中国进行优先空运补给——的改变。当前的重点已放在改编中国部队方面，而不是放在美国在中国的战略空军方面。在西部的云南省，甚至十二个中国师的反攻，竟然会被仅有的一个日本师所顶住，尽管部队人数要比日军多七倍。

至于缅北战线，史迪威所部(大多数是中国人)在春季期间力图穿过密支那进袭缅甸公路北侧之敌，他们在同本田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几个较弱的师的战斗中，进展极慢。但到了秋季，情况有所改善，这发生在印度人和英国人混合编制的第三十六师接替了疲惫不堪的亲迪队(Chindits)以后，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还是在大多数中国师撤回中国去迎击日军进攻以后所发生的事。自从魏德迈接替史迪威以来，情况又有了进一步的改善，那时，另一个美国新任司令官苏尔坦将军(General Sultan)主持了“北部战斗地区司令部”(Northern Combat Area Command,NCAC)。

12月，苏尔坦部队，包括剩下来的两个中国师，取得了较快的进展，而本田的几个较弱的日本师被迫朝西南方向的曼德勒撤退。到1月中旬，滇缅公路上这一中部偏西地段的日军已被肃清。到4月份，从曼德勒到中国的公路又重新全线畅通了。

1944年11月中旬，斯托普福德统率的第三十三军，在亲敦江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而梅塞维的第四军，这时向东冲击，进入瑞冒－曼德勒(Shwebo-Mandalay)平原——并在英多西北部的班毛(Banmauk)同费斯廷(Festing)的第三十六师建立了联系，这个师当时已向南推进到英都和伊洛瓦底江上的开泰(Katha)。既然没有遇到抵抗，那情况就很清楚，日军正从瑞冒平原撤出，而向靠近曼德勒的伊洛瓦底江阵地上退去，这使斯利姆大失所望，他原想在这一比较空旷的地区，用他优势的装甲部队、大炮和空军，包围并全歼日军的。因此，斯利姆重新制订了他的计划。斯托普福德的第三十三军(相当于四个师)从北面向曼德勒施加压力，去占领伊洛瓦底江上的渡口，这时，第四军(相当于三个师)要从吉灵庙向正南进发，尽可能悄悄地直插密沙河(Myittha)流域，然后从甘高(Gangaw)向东南推进，在木各(Pakokku)县附近的伊洛瓦底江下游占领一个渡口，目的是在越过日军守卫曼德勒部队的后方，在敏铁拉(Meiktila)附近建立一个战略性屏障，从而封锁他们往南向仰光的退路，并截断来自仰光的补给。关于整个中路战线的包围计划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后勤问题，特别是足够的空中补给问题。

1945年初，当第四军正准备一次深入的侧翼包抄行动时，斯托普福德的第三十三军正继续朝南向曼德勒进军。1月10日，他们到达并占领了瑞冒，22日占领亲敦江上的望濑，斯托普福德统率的另外一个师则在曼德勒以北五十到七十英里处伊洛瓦底江渡江成功，终于形成了来自三个方面的进攻和威胁。除了在曼德勒对面派驻一支分遣队外，日军当时全部集中在伊洛瓦底江东岸。

斯利姆的新计划完成得很好。梅塞维部队于2月10日占领木各县附近的坎拉(Kahnla)，这是战役即将开始的信号。14日，梅塞维的先头师占领了木各县以南靠近蒲甘(Nyaunga)的一个桥头堡，防守这一地段的是印度国民军，他们很快被解决了。在科恩将军(General Cowan)统率下的突击部队，即第十七摩托化师以及一个坦克旅，于24日越过东沙并加以占领，28日进抵敏铁拉市郊。当一个日军分遣队重新夺占东沙(Taungtha)时，科恩部队暂时被切断，但仍能得到空中补给，这样，经过两天的战斗，3月3日又重新占领敏铁拉。科恩这时竭力保持主动，派少数随带坦克的步兵纵队在各个不同的方向连续进行袭击，使日军陷入混乱状态。

日军的处境十分危急，他们在曼德勒周围遭到很大的压力，后方运输线已被扼住，地面部队人数比同盟军少得多，而且大部分都没有空中掩护。然而，他们却猛烈反击。同盟军向日军在曼德勒的据点(杜弗林要塞(Fort Durfferin))进行反复进攻，但被击退，接着，日军便在敏铁拉地区拼命发动了一场旨在使交通线畅通的反攻，那时，水田第三十三军(业已撤出北方战线和滇缅公路)的三个师有两个从南向北进攻，另一个从曼德勒向南进攻。3月中旬，这一战役进入关键性阶段，但到月底，日军的反攻被击退并不得不放弃。与此同时，斯托普福德终于在20日占领了杜弗林要塞和曼德勒。日军第十五集团军感到局势已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便放弃坚守曼德勒的意图而向南撤退。那时，缅甸中部已落入英军之手，到仰光的道路已经打开。在这几周的战斗中，英军两个军的伤亡人数约在一万人左右，而日军的损失更大，大抵要占他们已缩减了的兵力的三分之一。当日军沿着一条漫长而迂回曲折的道路向东面掸邦丘陵(Shan Hills)撤退时，他们又损失了装备，这样，他们继续抵抗的前景也就更加黯淡了。

这时，仰光的大门虽为英军洞开着，但他们必须迅速到达那里，因为雨季即将来临，又因为美国运输机将在6月初撤离缅甸而派往中国进行支援。仰光离敏铁拉的路程在三百英里以上，如果在6月前没有拿下南方一个港口，为斯利姆部队提供另一条海上运输线作为美空军撤出的弥补的话，那么斯利姆的第十四集团军已经伸展得很长的整个供应系统将会全部崩溃。因此，4月3日，蒙巴顿做出发动“吸血鬼作战计划”的决定，并规定在5月初付诸实施，作为万一斯利姆部队不能及时到达仰光的一种保险措施。这一战役打算由克里斯蒂森军中的一个师来执行，这个师拥有一个中型坦克团和一个廊尔喀伞兵营。

斯利姆从曼德勒和敏铁拉乘胜南下的计划是这样的，梅塞维的第四军将顺着主要公路和铁路线向前推进，而斯托普福德的第三十三军将沿着伊洛瓦底江两岸顺流而下，后者依靠内地河道运输补给，而前者则仍靠空运补给。

日军希望由从若开开来的他们的第二十八集团军守住伊洛瓦底江，而由他们另外两个集团军的残部去扼制梅塞维部队。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希望而已，因为残兵败将不适宜于作战。这期间，斯利姆原先的后备部队，即第五师，一马当先，于4月14日占领了敏铁拉南约四十英里的央米丁(Yamethin)。斯托普福德的第三十三军也开始沿伊洛瓦底江南下进军，5月3日，其先锋师进抵离仰光还有一半路程的卑谬(Prome)，而日本第二十八集团军被遏制在伊洛瓦底江西岸。梅塞维的先锋部队，开始缓慢然后加快步伐沿着主要公路挺进，4月22日到达东吁(Toungoo)(与卑谬平行)，并在那里绕过了正沿着掸邦丘陵地撤退的日本第十五集团军先头部队的残部。那时，另一些日军残部是在后面一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一周以后，梅塞维的先锋部队到达割独(Kadok)——离东吁九十英里，而离仰光仅七十英里。在这里，梅塞维的先锋部队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因为日军正打算打开一条经由泰国通向东面的连结线。日军的抵抗在几天内就被压倒，这次阻击虽然为时短暂，但已经足以剥夺梅塞维所部解放仰光的荣誉了。

因为在5月1日“吸血鬼作战计划”已经开始了——一支伞兵在仰光河口着陆，另一支两栖部队又在河的两岸登陆。他们听到日军已准备撤出仰光的消息，整个部队便重新登船，溯流而上，第二天进入仰光。5月6日清晨，登陆部队和从割独和勃固(Pegu)冲杀而下的梅塞维先锋部队会师。至此，缅甸实际上已完全解放。

战役进入最后几个阶段，阻力不大，这主要是因为日军早已把他们极大部分的海空军部队撤走，去对付给予他们更大威胁的美国向太平洋的进军了。他们只能以五十架旧式飞机去对抗同盟国的八百多架战斗机(六百五十架轰炸机和一百七十七架战斗机)。此外，英军所以能勇猛作战和顺利前进，还得力于美国运输机给予他们的补给。

第三十五章　希特勒在阿登地区的反攻

1944年12月15日，蒙哥马利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说在莱茵河发动下一次大攻势以前，他要在家里过圣诞节。在这封信里，他还给艾森豪威尔开了一张五英镑的帐单，要艾森豪威尔付款，因为后者曾在一年前打过赌：说战争将在1944年圣诞节结束 [注：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722页。] 。这个开玩笑的说法很不高明，因为蒙哥马利在两星期前给艾森豪威尔写的那封信，已经“弄得艾克的喉头火辣辣”了。在信中，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方针和他没有能把德国人打垮，甚至进而向艾森豪威尔建议，他应当交出指挥权 [注：同上书，718页。] 。

艾森豪威尔却表现出罕见的耐性，决定把蒙哥马利的第二封信看作是一种开玩笑，而不是什么强烈的攻击。他在16日的回信中写道：“我还有九天时间，看来差不多可以肯定，你在圣诞节将有五英镑的额外收入，不过，一直要等到那天，你才能拿到这笔钱。”

他们两人和他们手下的司令官们都不认为，他们在执行进攻计划时会遭到敌人的阻挠。那一天，蒙哥马利向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全体官兵宣布了他对形势的最后估计，满怀信心地说：“目前敌军在所有战线上都在打防御战；他们的处境已不可能使他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了。”统率英国 [cdhyy注：原书如此，应为美军] 第十二集团军群的司令官布雷德利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但是，就在12月16日清晨，敌军却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进攻战，打乱了盟国司令官的计划。这次打击，是针对着阿登地区美军第一集团军战线的。阿登地区是一个山陵起伏的丛林地带，美军在那里的人数并不多，因为他们要在沿着进入德国的平坦道路上集结最大兵力。同盟军由于认为阿登地区不适合于自己的进攻，也就忽视了它可能被敌军用来作为进攻的路线。然而，就在这里，德军曾在四年前(1940年)发动过闪电战，粉碎了同盟国的战线，致使西线趋于崩溃。令人奇怪的是，对于希特勒在同一地区有重新进行奇袭和再次获取成功的这种可能性，在1944年时，同盟国司令官竟茫然无知。

德军进攻的消息，很慢才传到后方的那些高级司令部，而他们意识到它的威胁性则更为迟慢。傍晚，这消息也传到了艾森豪威尔设在凡尔赛的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这时，他正在那里和布雷德利讨论美军下一步进攻的问题。布雷德利坦率地说，他认为德军的出击，仅仅是一次阻止他自己的进攻的“捣乱性进攻” [注：布雷德利：《一个军人的故事》，455页。] ，艾森豪威尔却说，他“立即意识到，这不是什么局部性的进攻” [注：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342页。]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第二天，即17日傍晚，他才使留作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后备兵力的两个师戒备待命，并派往前线。

这时候，由隶属于米德尔顿(General Middletton)第八军四个师防守的长达八十英里而力量单薄的阿登战线，已为德军二十个师(其中七个是装甲师)所突破，这些师集中了数以千计的坦克和装甲迫击炮进行冲击。布雷德利回到他在卢森堡的战术司令部时，他发现他那目瞪口呆的参谋长在作战室里对着地图在那里冥思苦想，他就大声叫喊：“活见鬼，这个婊子生的哪里来的这么一股劲头呢？” [注：布雷德利：《一个军人的故事》，466页。] 情况比他司令部所掌握的还要糟。德国装甲兵先锋部队已经渗透了二十英里，而他们中的一支已进抵斯塔佛洛(Stavelot)。迟至那时，美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官霍奇斯还是低估了德军的这次冲击，起初，他坚持独自加紧对远在北面的鲁尔河水坝(Roer Dam)发动攻势。直到18日早晨，由于发现德军已穿过斯塔佛洛，并接近他在斯帕(Spa)的司令部，他才警觉到威胁的严重性，于是，司令部便急急忙忙地撤到了较安全的地区。

最高统帅部掌握情况之所以迟钝，部分是由于他们得到的情报太慢。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德军突击队耍了个花样，他们乔装改扮，潜入被破坏的防线，切断许多从前线通往后方的电话线，而且到处制造混乱。

但是，这也不足以解释最高统帅部为什么表面上对德军在阿登地区大举反攻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同盟国情报部从10月份起就已得知，德国装甲师正在从前线撤回，以便为发动新的攻势而进行重新整编，并且他们把这部分业已整编的装甲师组成了一支新编第六党卫队装甲军。在12月初，有报告说，德国第五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在科隆以西的鲁尔河地区被解救出来以后，已转移到南边的科布仑次去了。此外，坦克部队被发现正朝着阿登地区移动，而新编的许多步兵师也在那一线出现。接着，同盟军在12月12日和13日，又得到报告说，两个特别出名的“闪电”师，即大德国装甲师(Gross-Deutschland)和第一百一十六装甲师，已抵达这一“安静”地区，而在14日，架桥装备也已运到奥尔河(River Our)畔——这条奥尔河掩护着美军在阿登地区的南半部战线。早在12月4日，在这一地区被俘的一名德国士兵就曾透露说，那里正在准备一场巨大的进攻，他说的话已被后来几天中抓到的其他许多俘虏所证实。他们也讲到，这次进攻决定在圣诞节前一星期发动。

为什么对这些越来越重要的情报置若罔闻呢？这是因为第一集团军情报部门首脑和作战部门首脑之间的关系很坏，而和集团军群情报部门的首脑的关系也不好，这位第一集团军情报部门首脑并且被人认为是一个呼喊“狼来了”的危言耸听者 [注：布雷德利：《一个军人的故事》，464页。] 。此外，甚至他也未能从他所收集到的事实材料中得出确切的推断，而直接受到敌人威胁的第八军，倒由此做出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结论，认为敌军战线上几个师的调防，只不过是在他们调到别处去前，先给予那些新手以实践的经验罢了，这“表明，他存在着使这一战区仍能保持平静无事的愿望”。

但是，除了缺少来自情报部门的关于敌军进攻力量的确切情报以外，同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错误估计，看来是由四个因素造成的。他们进攻这么长久了，就难以想象敌军还会采取主动。“进攻便是最好的防守”，这一军事概念已在他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以致错误百出地确信，只要他们继续采取攻势，敌军便不能作有效的反攻。据他们估计，即使敌军企图反攻，无非是对他们正面进攻科隆和鲁尔工业中心的直接回答。他们过于相信敌方那种正统的做法和谨慎的作风，因为希特勒已重新起用现已七十高龄的伦斯德为西线总司令。

其实，他们的所有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而由于最后一项推断的错误，前面三项错误看法所发生的误人的影响也就更大了。尽管同盟军把这次反攻称为“伦斯德反攻”(The Rundstedt Offensive)，其实伦斯德只是名义上的司令，他根本没过问这件事——同盟军的这种看法在当时和以后都使他恼火，因为他不仅不同意这次反攻而且根本不管，只让他的部下们尽力而为之。他把他的司令部仅仅作为传达希特勒指示的通讯站而已。

这次反攻的想法、决定和战略方针，都出于希特勒本人。这是一种才华横溢的设想，很可能成为一种了不起的成功，如果他仍拥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保证这一战役有达到它巨大目标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的话。战争一开始所取得的惊人成功，部分地应该归功于青年将军哈索·冯·曼陀菲尔所推行的一种新战术——希特勒前不久才将他从师长提升为军长，这时他年四十七岁。但这也应归功于希特勒的半生不熟的灵机一动而使大家为之束手无策的结果，他大胆地动用了几百个人，旨在为战胜数百万同盟军开路。为了实现这一设想，希特勒起用了另一个被他发现的人，此人就是三十六岁的奥托·斯科尔策尼(Otto Skorzeny)。一年前，希特勒曾派遣他用一架滑翔机把墨索里尼从一个山顶 [cdhyy注：大萨索山] 监狱里搭救出来。

希特勒这个新的妙想，代号叫做“格赖夫作战计划”(Operation Greif)——“格赖夫”一词在德语中指神话中那种鹰头狮身而带有翅膀的怪兽。这名字取得恰当，因为这个计划取得的最大效果就是在同盟军战线后面制造了一个巨大而惊人的骗局。

就计划而言，这是一种两步走的设计，也可说是荷马传奇中“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策略的现代翻版。第一步是：一个讲英语的突击队连队，在德军制服外面套上美国陆军的外套，乘着美国吉普车，分成一个个小队，一突破防线就带头往前冲去，接着便切断电话线，倒转路标，将守方的后备部队引入歧途，挂上红色带子表示路上埋有地雷，并尽其所能来制造其他混乱。第二步是：一个完整的装甲旅，穿着美国“制服”，长驱直入，并占领马斯河上的桥梁。

第二步始终没有实现。德国集团军群参谋部只能提供一小部分所需要的美国坦克和货车，而大部分只好用伪装起来的德国车辆来充数。这种拙劣的伪装是需要见机行事的，在这个装甲旅所埋伏的北部地区，未能完成彻底的突破，所以它的进军不得不延期，终于放弃了进军。

但是，第一步获得惊人的成功——甚至超过了原先的估计。大约有四十辆吉普车穿过了防线，开始制造混乱——除了八辆以外，全部平安归来了。落在美军手里的少数人引起了极大惊扰——因为立刻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许多股象这种搞破坏活动的小队，在美军后方流窜着。为了搜索他们，许多交通运输线不能通行，好几百名美国兵士因不能满足盘问者的要求而被抓了起来。连布雷德利自己也说：

五十万美国士兵，当他们在路上相遇的时候，玩起捉迷藏的游戏来了。尽管出示军阶、证件，或者提出抗议，都不能使那些过路的人在每一个交叉口免于盘问。我曾三次被谨慎小心的士兵喝令要我证明我的身份。第一次我说伊利诺斯州的首府是斯普林菲尔德(询问我的人却一定说是芝加哥)；第二次是讲的打橄榄球的规则，问我中锋和在混战线上中锋旁的一个球员之间后卫的位置；第三次是要我说出一个名叫贝蒂·格拉布尔 [译者注：贝蒂·格拉布尔是美国电影女明星。] 的金发碧眼女郎现在丈夫的名字。格拉布尔难倒了我，但哨兵倒没有。他看到我的为难而乐开了，但还是放我走了 [注：布雷德利：《一个军人的故事》，467－469页。] 。

对英国联络官员和来访的参谋部官员来说，事情更加麻烦，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正确答复这类考题。

接着，19日，一名被俘的袭击者在受审讯时说，某些吉普车队受命谋杀艾森豪威尔和其他高级司令官。这原是那些袭击者尚未被告知其真正任务之前，从他们所在的训练营里流传出来的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但那时，这种谣言一传到了同盟军司令部，保安部门便惊慌万状，这种恐慌情绪甚至蔓延到了巴黎，在那里也搞起惊慌万状的警戒网来——这种情绪持续达十天之久。

艾森豪威尔的海军助手布彻上校(Captain Butcher)，在23日的日记上写道：

我今天到凡尔赛去看艾克。他成了我们保安警察的囚徒，由于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他很生气，但又是无可奈何。有各式各样的保卫人员分布在屋子四周，有的带着机枪。他离开办公室外出时，由坐在一辆吉普车内的武装卫队带路，有时则尾随着 [注：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727－729页。] 。

幸而德军也由于自己造成的困难而大吃其苦，他们还被为了完成希特勒野心勃勃的许多目标而铺得过开的兵力弄得焦头烂额。在这一大规模的计划的炮制中，希特勒已经堕入无法控制的痴心妄想的深渊里。

关于这一计划，曼陀菲尔作了很好的概括 [注：战争结束后不久，我讯问了一些德军高级司令官，并根据地图同他们讨论了很多战役的细节；有需要时，我根据后来发现的其他证据加以核实后，我就选用他们叙述中的一些惊人段落。] ：

阿登地区的进攻计划，完全是由德国最高统帅部(即希特勒的司令部OKW)制定的，并用刻板的“元首命令”传达给我们的。它规定的目标是要获得在西线的决定性胜利，为此投入了两个装甲集团军，一个是迪德里希(Dietrich)指挥的第六党卫队装甲军 [cdhyy注：原文如此，似乎应为“第六党卫队装甲集团军”，前文说“投入了两个装甲集团军”，并且，从本章地图上看，该部队下辖第一、第二党卫队装甲军和第六十七军，一个装甲军又如何下辖三个军(共9个师)？钮版亦译为“第六军团”。后同。] ，一个是我指挥的第五装甲集团军。第六党卫队装甲军打算朝西北出击，在列日和于伊(Huy)之间渡过马斯河，并向安特卫普挺进。它负担着主要任务，并拥有主要兵力。我的部队是沿一条更加曲折的路线推进，在那慕尔和迪囊之间渡马斯河，并向布鲁塞尔推进以掩护侧翼。……整个进攻的目的是，切断英军与其补给基地之间的联系，迫使它撤出大陆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46－447页。] 。

照希特勒的想法，如果他能制造第二个敦刻尔克，英国实际上只好退出战役，那么他将得到喘息机会，去顶住俄军，在东线形成僵持局面。

这一计划是在10月底交给伦斯德和集团军群执行指挥官莫德尔元帅的。伦斯德在描述他的反应时写道：

我大吃一惊。这计划是否行得通，希特勒没有同我商量过。事情很清楚，要实现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实际可用的兵力是远远不够的。莫德尔的观点与我相同。事实上，没有一个军人认为，到达安特卫普这样的目标是真正可能做到的。但是，我当时已经知道，关于任何事情的可能性，向希特勒提出异议是无用的了。在与莫德尔和曼陀菲尔商量以后，我觉得唯一的希望是在于向他提出另一个可以打动他而又比较切实可行的建议，从而使希特勒放弃他那痴心妄想的目标。这就是说，进行一次有限的攻势，其目的只在于打破同盟军在亚琛周围的凸角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47页。] 。

但希特勒拒绝了这个比较谨慎的计划，坚持了原先的计划。准备工作尽可能悄悄地进行。曼陀菲尔说：

我自己指挥的第五装甲集团军所有的师都奉命集合起来，但是，在特里尔(Trier)和克雷费尔德(Krefeld)之间分得很散——以便使间谍和平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的意图。士兵们只被告知，他们是准备去迎击同盟军即将在科隆发动的攻势。实际的计划只通知了数目有限的一些参谋部的官员。 [注：同上书，449页。]

第六党卫队装甲军奉命集合在更后面的地带，即在汉诺威和威塞尔河(Weser)之间的地区。这个军的几个师曾被从火线上抽调出来，予以整休并重新装备。奇怪的是，给泽普·迪德里希安排的任务，事先没有通知他本人，关于他即将执行的计划，也没有同他商量过，直到进攻快发生时才告诉他。大多数师的司令官也都在几天前才得到通知。就曼陀菲尔的第五装甲集团军的情况来说，花了三个夜晚才算完成往下移到进攻第一线的工作。

这个战略上的伪装有助于突击，但是，为了内部的绝对保密，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特别是第六党卫队装甲军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司令官们这么迟才得到通知，以致没有工夫来研究他们的问题，识别地形和做好准备工作。结果是，许多事情都疏忽了，在进攻一开始就碰到了许多障碍。希特勒在他的司令部里，和约德尔一起拟订了计划的细节，似乎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使计划实现了。他对当地的种种情况或者执行计划者的个别问题一概置之不理。他对参战部队的需要也抱乐观态度。

伦斯德说：“没有足够的增援，也没有弹药的补给，尽管装甲师的数量很多，但在坦克方面的实力还是很差——大多是纸上谈兵。” [注：这一点为休·科尔博士(Dr. Hugh Cole)编写的美国官方历史所证实，该书认为德国装甲师的平均坦克数是九十辆到一百辆，仅有同盟国规模的一半。该书不同意同盟军当时以师的数量为基础来计算的说法，即这次德军的坦克是在大战中前所未有的最大的集中。]

最为缺乏的是发动机的燃料。曼陀菲尔说：

约德尔曾向我们保证，有足够的汽油使我们的全部力量得以发挥和使我们能胜利进军。其实这一保证完全是错误的。部分的麻烦来自德国最高统帅部，它对于一个师进军一百公里所需要的汽油量，是用数学和固定不变的办法计算出来的。我在俄国的经验告诉我，战场上真正需要的，是这个数量的两倍，约德尔却不了解这一点。

考虑到象阿登这样崎岖难行的地区，在冬季作战中，可能会碰到特有的困难，我私下告诉希特勒说，必须准备五倍于这个标准量的汽油(燃料)供应。事实上，当攻势发动后，只提供了相当于标准量一倍半的汽油。更糟糕的是，许多汽油都存放在后方很远的地方——在莱茵河东岸的大货车队里。一旦大雾消散，同盟国空军开始出动，运输就会完全中断。

士兵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些根本性的弱点，对希特勒以及他对胜利的保证充满极大的信心。伦斯德说：“进攻一开始，参加作战的部队，士气十分高涨。他们确实相信胜利是可能的——不象那些深知内情的高级司令官们那样。”

伦斯德在希特勒拒绝他提出的“比较小规模的”计划以后，便退居幕后，让莫德尔和曼陀菲尔(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影响希特勒)出面去争取对计划做出为希特勒所愿意考虑的技术性改动。12月12日在巴特－瑙海姆附近济根堡的伦斯德司令部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时，伦斯德仅仅是名义上的参加者，希特勒出席会议，并控制了会议的全过程。

关于计划的技术性改动和战术上的改进，在曼陀菲尔的记述中，有极为生动的描写——这一记述和后来搜集到的文件和其他资料所记载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当我看到希特勒的进攻命令时，我感到惊异的是：那上面连反攻的方式和时间也都作了规定。上午七点三十分开始炮击，上午十一点步兵发动冲锋。在这两个时间之间，德国空军应轰炸司令部和交通线。装甲师要等到步兵完成突破后才出动，大炮应分布在整个进攻战线上。

在我看来，进攻命令的有些方面是可笑的，于是，我立即拟定了一个不同的方案，并把这个方案向莫德尔作了解释。莫德尔同意了我的方案，但他讽刺地说：“你还是去说服元首吧。”我回答说：“好，如你和我一起去，我愿意照办。”于是，12月2日，我们两人就到柏林去见希特勒。

我一开始就说：“我们谁也不知道进攻的那天天气怎样——面对同盟国的空中优势，你能保证德国空军能完成任务吗？”我提醒希特勒，当初在孚日山曾经有过两次，证明装甲师根本无法在白天活动。接着，我又说：“7时30分，要是我们万炮齐鸣的话，那么只会使美军警觉罢了。这样在我们开始进攻前，他们将有三个半小时的时间来组织他们的反攻。”我又指出，大部分德国步兵已不如从前那样精强了。不大可能做到象所要求的那样纵深渗透，特别是在这样崎岖不平的山区。因为美军的防线是由一连串前沿防守哨连同隐蔽在后面很远地方的一条主要抗击线所组成，所以要突破它是比较困难的。

我向希特勒提出很多要改动的地方。首先，进袭应当在夜色掩护的凌晨5时30分发动。当然，这将限制大炮的目标，但可集中力量轰击主要目标——象炮位、军火库和司令部——这些地点都是已经完全弄清楚了的。

第二，我建议每一步兵师成立一个“突击营”，由最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组成(由我自己挑选军官)。这些“突击营”应在5时30分黑暗中进军，不要任何大炮炮火的掩护，就可插入美军前沿防守哨之间的地带。“突击营”官兵要尽可能避免作战，直到纵深渗透以后才作战。

高射炮部队的探照灯，要照亮突击队进军的道路，其办法是把探照灯的灯光射到云端上，然后，再从那儿反射下来。不久前，我见到过这一类的演习，印象很深，我感到这倒是在天亮以前进行快速渗透的关键所在。

在我把我的不同想法向希特勒提出以后，我争辩说，如果我们真想争取一个取胜的机会，那么，除了照此办法进行反攻外，就无其他办法，我强调说：“下午4点天就黑了。因此，在上午11点进袭以后，你只有五小时的时间来完成突破。在这段时期内，你能否完成这一任务，值得怀疑。如果你采用我的建议，你将多五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完成它。然后，在暮色苍茫中，我就能出动坦克。那些坦克部队将在夜晚进军，穿过我们的步兵，而到第二天黎明，就能沿着一条扫清敌踪的通路，向主要阵地进攻。”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151－153页。]

照曼陀菲尔的说法，希特勒一声不吭地接受了这些建议，这倒是耐人寻味的。看来他乐意听取少数得到他信任的将领的意见，莫德尔便是另一个这样的将领。但是，他出于本能地不信任大多数高级将领，至于他对自己的直属参谋人员的信赖，总是带有这样的想法，认为他们缺乏实际作战的经验。

这些战术上的改动，确实改进了进攻的前景，但是，由于投入战斗兵力的削减，效果也就抵消了。执行司令官们不久就得到令人沮丧的消息，那就是说，由于东线受到俄军进攻威胁的压力，本来答应给他们的一部分兵力，现在不再能调派出来了。

结果是，当时由布鲁门特里特指挥的第十五集团军不得不放弃对马斯特里赫特的集中进攻——这样一来，同盟军就可以把后备部队从北南调。此外，作为侧翼的第七集团军(打算向前推进以掩护进攻的南翼的)，只剩下很少几个师了，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装甲师。

关于计划的制定方面，有一些关键性的地方值得着重一提，并且在叙述阿登进攻战的过程中，应该予以重视。第一，对德国人来说，多云的天气显得十分重要。德国领导人很清楚，如果有必要的话，同盟国可能在这场战争中投入五千架轰炸机，而戈林只答应派出一千架各种类型的飞机作为空中支援——希特勒当时在答应调拨德国空军这个问题上非常审慎，当他把他的计划交给伦斯德看时，他把飞机数目削减到八百至九百架。其结果是，连他的这个估计也只不过实现了一天，而那时，地面的战斗早已定局了。

第二个因素是，在7月阴谋事件以后，没有哪一个德国将军能够或者愿意对希特勒的计划公然表示反对，不管这些计划如何勇而无谋，他们充其量只能做到说服他接受一些技术性的和战术上的改动，而在这些地方，他也只愿接受那些他所特别信任的将领们的建议。

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是，削减了本来答应给侧翼部队调拨的兵力和取消了本来交给他们的任务；美军于11月份在亚琛周围发动的攻势，有效地牵制了原定提供德军反攻之用的几个师；由于条件不很合适，反攻时间从11月推迟到12月；以及1940年和1944年之间闪电战的许多不利的差别。

很多事情都取决于迪德里希第六党卫队装甲军的快速推进，这支部队离主要地区的马斯河最近。用空运部队在这里打开局面会起极大的作用，但是，这些部队多半已被用在防御性的地面战斗中。仅仅在进攻开始前一星期，德军才拼凑了一千名伞兵，组成一个由海特上校(Colonel von der Heydte)指挥的伞兵营。海特和德国空军司令部取得联系后，发现在拨给他的飞行人员中，竟有半数以上是没有伞兵作战经验的，并且还缺乏必不可少的装备。

给伞兵部队最后指定的任务，不是去占领装甲部队进军路线上的一处难以逾越的隘道，而是要在马尔梅迪－欧本－韦尔维埃(Malmedy-Eupen-Verviers)十字路口附近的里吉山(Mont Rigi)着陆，建立一条侧面封锁线，以便阻滞来自北面的同盟军增援。但是，在发动进攻前的一个晚上，答应把部队送往机场的运输车辆没有来到，于是，空降只好推迟到第二天晚上，而那时地面部队的进攻已经开始了，因此，仅有三分之一的飞机设法到达规定的空降地带，并且由于海特只能集中几百人，所以他便无法到达十字路口并建立一封锁阵地。有好几天，他派出小股袭击队骚扰道路，后来，由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迪德里希部队会前来援救他，他就试图向东推进同前者会师，但是他走到半途便被同盟军活捉了。

迪德里希右翼部队的出击，早为美军在蒙绍(Monschau)的坚强防线所挡住。他的左翼部队冲杀出来后，便绕过了马尔梅迪，18日抵达斯塔佛洛旁边昂布莱夫(Amblève)河上的一个渡口，从他出发的地方算起，已向前推进三十英里了。但是，他们在这狭窄的隘口遭到了堵截，随即又被美军的反击逼入死角。面对着美军后备部队冲到前线而增强了战斗力，新的努力失败了，德国第六党卫队装甲军的攻势，便以失败而告终。

在曼陀菲尔的战线上，进攻在开始时情况不坏。他是这样说的：

我的突击营很快渗入到美军防线中去——就象阵阵雨点似的。下午4时，坦克出动了，借助于“人造月亮”，在黑暗中向前挺进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59页。] 。

但渡过奥尔河后，他们必须穿过克勒夫河(Clerf)旁克勒伏(Clervaux)的另一条难走的隘道。由于障碍重重，加上时值严冬，所以进军滞缓。

在坦克大举进攻面前，同盟军的抵抗消沉下来了，但我军在早期调动的困难，也就抵消了同盟军的微弱抵抗 [注：同上书，460页。] 。

18日，德军向前推进了将近三十英里，已靠近巴斯托尼(Bastogne)了，而19日当他们试图冲击这一重要公路中心时，却遭到阻遏 [注：这不是完全由守方造成的，先锋部队的司令官事后在谈论中坦白地对我承认，在这一关键时刻，他被他部队所占领的一个村子里一位“美丽的金发碧眼的”美国年轻护士迷住了并和她调情，战争并不见得总是按照军事教科书中所教导的那样决定胜负的！] 。

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后备师终于被调用了，他们在18日便冲向前线。然而，他们当时却驻在一百英里以外的兰斯(Reims)。更糟糕的是，有一支原要开赴巴斯托尼的部队(第一百○一空降师)，由于参谋部的差错，竟被误调到北部去了。幸亏那时交通阻塞和一位警官的偶然询问，该部队才转变方向朝南推进。这样，总算在决定性时刻，即19日早晨到达巴斯托尼。这里的防务，因他们侥幸地到达而巩固起来。

此后两天里，德军的连续冲击都被打退。因此，曼陀菲尔决定绕过巴斯托尼，向马斯河推进。但是，此刻，同盟军的后备部队已从四面八方集合起来，其人数大大超过了德军投入攻势的兵力。巴顿的两个军便向北转，去支援在巴斯托尼的同盟军，他们沿着通往巴斯托尼的公路反击而进。尽管暂时受挫，这一反击，却使曼陀菲尔准备腾出来供进军用的兵力越来越感到不敷用了。

大好时机已经失去。曼陀菲尔改向马斯河的袭击，引起了同盟军司令部的惊慌，但德军的这次袭击为时过晚，已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威胁。根据德军计划，巴斯托尼打算在第二天占领，但德军直到第三天方才抵达城边，直到第六天才绕道而过。24日，这一“小小指头”(small finger)到了离马斯河四英里的迪囊地方，但德军的进展已至极限，这指头很快被砍断了。

道路泥泞和燃料缺少，成为德军进军中的巨大阻力，因为缺少燃料，所以德军只能使用一半的大炮。战争开始时，同盟军飞机由于连日大雾而不能起飞，德军便乘机渗透。23日，云开日出，实力薄弱的德国空军，确实再也无力掩护其地面部队免受同盟国空军连续不断的可怕袭击了。这便扩大了因坐失时机而造成的损失。但是，希特勒也在自食其果，因为他决定把这一主要任务交给他的北翼，即第六党卫队装甲军去承担，其中，他所宠信的武装党卫队(Waffen S. S.)是主要的力量，他这样做，完全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即他在那儿的地形狭窄得多，而同盟军则日益集中，其后备部队日益接近。

在第一周中，德军的攻势要比预期的小得多，第二周开始时，德军的快速推进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德军不过在当时由美军坚守的几个主要公路中心之间，闯入稍深而已。

对战役作了这样的概述以后，有必要更详细地谈一谈不同地区的重要战况。

承担主要任务的迪德里希第六党卫队装甲军，局处于比较狭窄的战线上，打算用三个步兵师在于登布拉特(Udenbrath)的任何一边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向西北方面转移，形成一个面向北部的坚强的“肩膀”(由另外两个步兵师增援)，同时，四个装甲师，两个接着两个地冲过缺口，再向大城市和交通运输中心列日发动一次强攻。展开这些行动时，要把那组成第一和第二党卫队装甲军的武装党卫队，即第一、第二、第九和第十二党卫队装甲师，完全包括在内。他们约有五百辆坦克，其中包括九十辆马克ⅥS型和虎型(Mark Ⅵ,Tiger)坦克。值得一提的是，迪德里希本人希望用他的两个装甲师来完成突破，但莫德尔没有批准，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地区，要用坦克来进行突破是极其困难的。

这一地区是由美军第九十九步兵师防守的，它是杰罗将军(General Gerow)统率下第五军最南边的一个师，这地区的战线阔约二十英里——正象在他南边的米德尔顿的第八军的几个师一样。对任何师来说，这样分配它守卫的地方实在太大了，这表明他们在事先对德国的任何一次进攻是多么没有预见！

德军在12月16日上午5时30分开始炮轰，但是，直到上午7时德军步兵才在这一地区开始出击。有些美军哨所一个接一个地被摧毁，但是，许多哨所对占有巨大优势兵力的敌人还是展开极其猛烈的战斗，使德军遭到惨重伤亡，并使德军装甲师的进展延迟了。在此后两天里，德军虽能向西推进，但美军在贝尔格－布特根巴赫－埃尔森波恩(Berg-Butgenbach-Elsenborn)这一关键地区的坚强防守，制止了德军想占有北面肩膀的企图，那里还是留在美军手中，以备日后之用。美国守军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抵抗着德军的猛烈进攻。获得这一伟大战绩的是伦纳德·杰罗统率下的美军第五军(他们刚参加过美军在亚琛地区的进攻，是在这紧急关头被调到南面来的)。德国党卫军部队这一次打了败仗，弄得名誉扫地，促使希特勒于20日决定把进攻的主要任务转交给曼陀菲尔统率的第五装甲集团军。

在曼陀菲尔部队的战线上，贴近迪德里希部队战线的那个右翼被迅速突破。施内－艾弗尔(Schnee Eifel)这一地区，宽达二十英里以上，由刚刚开到的美军第一百○六师和第十四骑兵大队(Cavalry Group)一起防守。他们防守的地区还包括通往重要公路中心圣维特(St. Vith)的那些道路。这里的显著特点是，攻方没有具备象北部部署作战时那种占压倒优势的兵力(主要是拥有一个坦克旅的卢赫特(Lucht)的德国第六十六军的两个步兵师)。17日，德军发动了一次钳形攻势，终于把美军第一百○六师的两个团包围了，并迫使至少七千人，可能是八千人到九千人投降。这是由于曼陀菲尔应用了新战术而做出的贡献。在弹幕射击以前，曼陀菲尔战线上的那些进袭分遣队，就已经出现在美军阵地上。据美国官方史证实，“施内－艾弗尔之役”乃是“1944－1945年战役中美国军队在欧洲战场上所遭到的最严重挫败的战役”。

在曼陀菲尔战线上更往南一些的地方，右面由克鲁格(Krüger)统率的第五十八装甲军和左面由吕特维茨(Lüttwitz)统率的第四十七装甲军分别发动了重要的冲击。第五十八装甲军在渡过奥尔河以后，向乌法利兹(Houffalize)挺进，其进一步的目标是在阿登和那慕尔之间的马斯河上夺取一个桥头堡。第四十七装甲军渡过奥尔河以后，就要占领巴斯托尼这一十分重要的公路中心，并继续推进，以夺取那慕尔以南那段马斯河上的渡口。

美军第二十八师的前哨，曾迫使德军延期渡过奥尔河，但未能阻止他们渡河，到第二天(17日)夜晚，德军已在逼近乌法利兹和巴斯托尼以及这两条公路中心之间的横向公路，他们需要这条公路，以便充分调度和加强他们向西面的扫荡。

在最偏南面的地方，布兰登堡(Brandenberger)统率的由四个师(三个步兵师和一个伞兵师)组成的德国第七集团军，用越过纳夫夏托(Neufchateau)向美济埃尔(Mézières)进军的这种方式，去掩护曼陀菲尔部队的冲击。他所有的几个师，都设法渡过了奥尔河，在内翼的第五伞兵师向前冲击，在三天内就远至西面十二英里处的维耳次。但美军第二十八师右翼的退却是缓慢的，至于米德尔顿统率的第八军的两个师(第九装甲师和第四师)，是在他们前进了三至四英里后才顶住德军的进攻的。到19日，事情已经很清楚，德军正面进攻的那个南面肩膀，这时已被美军牢牢地制止住了。同样明显的是，那里的美军不久就能得到巴顿第三集团军的增援，该军将从萨尔区北调，就在那一天，德军第八十军开始采取守势。

曼陀菲尔曾请求希特勒给他邻近的友军，即第七集团军，增派一个机械化师，使这个师和他自己的左翼保持一致行动，可是希特勒本人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一拒绝可能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德军迪德里希部队的北面战线上，装甲师直到17日才发动冲击，当时德军精锐部队第一党卫队装甲师正向前推进，力图从南面包围列日(当时，进入列日的道路已经肃清)。先头纵队“派佩尔战斗队”(Battle Group Peipe)——它拥有这个师的一百辆坦克中的绝大部分——在向前推进中几乎未受什么阻扰就占领了于伊地方的马斯河渡口。一路上，该战斗队竟用机枪扫射，屠杀了几批已经解除武装的美国俘虏以及比利时平民，因此弄得声名狼藉。(派佩尔在战后受审时招供，他是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希特勒要他在冲击之前掀起一个“恐怖的浪潮”。不过，在整个进攻的过程中，象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也只有这支派佩尔战斗队做出来。)派佩尔战斗队在斯塔佛洛市郊停下来过夜(这里离马斯河还有四十二英里)，他们没有拿下那里十分重要的桥梁和就在这北面的大燃料库(存有二百五十万加仑的汽油)，原因何在，说不清楚。当时，守方对这两者都是疏于防范的。美军第一集团军的斯帕(内陆温泉所在地)司令部也在附近。美军的增援部队一夜间就到达这一地区，第二天，派佩尔部队由于一股燃烧的汽油而遭受阻遏，而当他要在三英里以外的三桥(Trois Ponts)地方过河时，桥却当场被炸毁。于是，派佩尔便试图迂回绕道侧面谷地，但遭堵截，在他再前进六英里的斯图蒙(Stoumont)地方，又被挡住。这时，他才知道他是在孤军独进，而且已大大地冲在第六党卫队装甲军其余部分的前面了。

在南面曼陀菲尔的战线上，对主要公路中心圣维特和巴斯托尼的压力正在加强——占有这些地方对进攻前景具有决定意义。对圣维特(在开始行动那天的战线后面十二英里)的第一次进攻在12月17日发动，但人数不多。第二天，即18日，驰援的美国第七装甲师大队人马开到前线。但就在那天，随着德军的袭击，外围的村庄逐一被攻占，正是这个压力使美军第一百○六师被围困的两个团得不到任何救援。此外，德军几个装甲军团纵队已从北面和南面包围了圣维特，必须予以击退，同时一个德国装甲旅正向前推进，前来支援。

到18日，吕特维茨的德军第四十七装甲军同另外两个装甲师(第二装甲师和勒尔装甲师)和第二十六国民掷弹师(Volks-grenadier,VG)一起进军，已逼近巴斯托尼。但是，同盟国援军(由美国第九装甲师和几个工兵营组成的战斗队)早已开来协助防守了。逐个村庄的争夺战和德军方面交通运输的混乱，减慢了进攻的速度，使艾森豪威尔的战略后备部队第一百○一空降师得以在19日早晨这样的关键时刻到达巴斯托尼。这个空降师暂由安东尼·C·麦考利夫准将(Brigadier-General Anthony C. McAuliffe)指挥，其原任司令官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已去美国休假。巴斯托尼防务很坚固，美国工兵在这里大显身手，德军无法冲进城市，几个装甲纵队便在城市两旁绕道而过——他们已在城北打开了一个缺口——让第二十六国民掷弹师和一个装甲战斗队来攻破这个公路中心。就这样，巴斯托尼于12月20日被切断了联系。

直到17日早上，艾森豪威尔及其所属主要司令官才开始承认德军全面进攻已经开始，并且迟至19日他们才对此坚信不疑。布雷德利命令第十装甲师北上，并且批准了威廉·辛普森中将(Lieutenant-General William Simpson)(第九集团军)首先提出的派第七装甲师紧跟第三十师南下。这样，六万多名新的部队正调往受到威胁的地区，而在此后八天内，又往那里增派了十八万名以上的部队。

第三十师(利兰·S·霍布斯少将(Major-General Leland S. Hobbs)统率)在亚琛附近整休后，首先得到通知，调往欧本，随后又转赴马尔梅迪，再调派到西面更远的地方，去阻挡派佩尔统率的德军装甲战斗队。在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支援下，斯塔佛洛的部分地区已被同盟军夺回，派佩尔部队同第六党卫队装甲军其余部分的联系已被切断，而在斯图蒙，该部又遇到日益增强的抵抗。到19日，他们的燃料已奇缺到枯竭的地步，同时，同盟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增援的装甲部队正好开到，就以优势兵力对抗派佩尔部队。在这期间，德军两个党卫队装甲军的大部分人马，则仍滞留在很远的地方。他们缺乏足够的公路，以便进军并调动大量的坦克和运输车辆。派佩尔的战斗队受到围困，并且又缺乏燃料。终于在24日扔掉了他们的坦克和其他车辆，开始徒步撤退了。

在更南面的曼陀菲尔战线上，美军第三和第七装甲师已向前移动，去拦截来自圣维特地区的德军的西进。圣维特城的盟国守军，处于一次可怕的强大攻势(由曼陀菲尔指挥)压力之下，不久被迫撤走，伤亡惨重。对他们说来，幸运的是，交通运输的阻塞，不但使德军第六十六军无法迅速乘胜前进，而且使美军第一百○六师和第七装甲师残部得以溜到比较安全的阵地，交通运输的阻塞，还使德军不能向这地段的马斯河疾进，从而制止了对突破口的远程利用。

战线上既已出现了裂口，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在20日指定蒙哥马利负责指挥裂口以北所有部队(包括美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而蒙哥马利则把自己的后备军(有四个师的第三十军)调派到马斯河守卫桥梁。

蒙哥马利的满怀信心，原是极可贵的，如果他不是象他的一位部下所说的那样：“一步跨进霍奇斯的司令部，就象基督进来净化殿堂一样”，那么效果恐怕还要好些。他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激起群愤，因为他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个人“处理”的战局，挽救了美军的免于崩溃。他还说过，他曾经“调用了英国集团军群全部可用的力量”和“最后把他们成功地驱入战斗”。这种说法激起了更大的愤慨，因为在南部侧翼上，巴顿部队自从12月22日以来一直在进行反攻，并且于26日解了巴斯托尼之围，而蒙哥马利当时却坚持他必须首先“整理”阵地，然后到1月3日再开始从北面进行反击，在这以前，他把他的英国后备部队置身于战斗之外，袖手旁观。

在同盟国战线重新调整的那天(12月20日)，裂口的北面交给了J·劳顿·柯林斯少将(Major-General J. Lawton Collins)负责，他统率的美国第七军，以前曾参加过美军向鲁尔河和莱茵河的进攻。蒙哥马利讲明，他要任用柯林斯——绰号“闪电手”——来担当这样一个重要任务。为了让他担当他那新的任务，蒙哥马利拨给他精锐的第二、第三装甲师，外加第七十五、第八十四步兵师，要他朝南向曼陀菲尔前进中的先锋部队进行反击。

巴斯托尼的局势还是很危急。反复的进攻只是迫使守军后退，但他们始终没被压倒。22日，吕特维茨派出一支“白旗”小队要被围困的守军在光荣的条件下投降，但只得到麦考利夫含义隐晦的回答：“笨蛋！”(Nuts!)这件事从此传为美谈。这一地区的下级司令官，试图使德军明白答话的意思，就只能把它讲作“见鬼去吧！”(Go to Hell!)

第二天，气候好转，同盟军进行了第一次补给空投，许多同盟军飞机还对德军阵地进行袭击。这期间，巴顿部队从南北调。即使如此，局势还是不稳，因为在24日圣诞节前夜，包围圈已紧缩到只有十六英里了。吕特维茨部队还得到了少数增援或者补给，不过同时他也遭到同盟国空军的日益猛烈的轰炸。圣诞节那天，德军虽倾巢而出，但新来增援的坦克遭到重大损失，仍未能突破防线。此外，归巴顿第三集团军统辖的美国第四装甲师(现由休·J·加菲少将(Major-general Hugh J. Gaffey)指挥)，已从南面打开了前进的道路，并于26日下午4时45分与城防部队取得联系。这样，终于解了围。

德军第七集团军试图掩护正在前进中的曼陀菲尔部队左翼，开始时稍有进展，但自从同盟军打南面发动反攻以来，他的弱点便暴露出来了。19日，巴顿接到通知，要他放弃进攻萨尔区，集中力量扫荡曼陀菲尔部队业已造成的凸出部分，并要他就用他军中的两个师来完成这一任务。到24日，巴顿第十二军击退了德国第七集团军的几个师，从而使这批德军在南面建立“肩膀”(shoulder)的企图成为泡影。

在西面更远的地方，美军第三军(包括第四装甲师以及第二十六、第八十步兵师)全力以赴地解巴斯托尼之围。著名的第四装甲师已在积极地执行巴顿在22日发出的“迅猛前进”的命令。但是，地形对守方有利，而主要的抵抗则来自第五伞兵师的那些进行顽强对抗的徒步作战的伞兵。美军必须历尽艰辛，穿过每一座村庄和每一个树林，侦察兵终于发现纳夫夏托－巴斯托尼通公路上的抵抗较弱，25日，冲击部队不再直接进攻，而是转向东北轴线。第二天，第四装甲师的少数残余的谢尔曼式坦克，突破了德军在巴斯托尼的南部防线。

这期间，曼陀菲尔的几个装甲师绕过了巴斯托尼，在那慕尔以南一带冲向马斯河畔。为了在新开到的美国部队向上移动时去掩护渡口，霍罗克斯的英国第三十军在马斯河东西两岸靠近纪韦(Givet)和迪囊一带继续向前挺进，而那时的美国工兵正在准备炸毁桥梁。

希特勒已经缩短了他的视野，这时，他只把目光盯在马斯河上。他动用了他的最高统帅部里后备力量中的第九装甲师和第十五装甲榴弹师，去帮助曼陀菲尔部队肃清通往迪囊公路上的马尔凯－塞勒斯(Marche-Celles)地区。这样，双方都计划在圣诞节发动一次攻势，而双方都相持不下，难于发动。但是，柯林斯部队逐渐得势了；圣诞节早晨，他的部队在英国第二十九装甲旅的协助下，重新夺回了离马斯河和迪囊仅五英里的塞勒斯村庄——这里是德军进展的顶点。许多孤立的小块地区，后来或为步兵所肃清，或被空军所摧毁。从12月23日起，德军装甲部队受到同盟国空军的猛烈袭击，到了26日，这些装甲部队就根本无法在白天活动了。德军第九装甲师在圣诞节晚上姗姗来迟，未能制胜美国第二装甲师的坚强抵抗。到26日，德军已在开始后退——知道要渡马斯河是办不到的了。

迪德里希的第六党卫队装甲军接到命令，要他们再加一把劲去支援曼陀菲尔部队的冲击，办法是从西南冲杀过去，然而，迪德里希虽把他的几个装甲师都投入了战斗，但在抗击美军防线方面很少进展，因为那时的美军防线已获得强大的增援，而且同时还得到战斗轰炸机的随时助战。德军第二党卫队装甲师开始渗入时，引起了同盟军的惊慌和混乱，但在争夺芒阿村(Manhay)(在三桥西南十二英里)的长时间战斗中，却遭到沉重的损失。总之，德国第六党卫队装甲军的反击除了损兵折将外，一无所得。

早在主要的反攻发动以前，德军就已放弃了他们的向北冲击，而且在南翼方面所作的最后努力也告失败。这次最后努力是在希特勒迟迟做出决定，要把大部队调到这里来增援第五装甲集团军的冲击后进行的。但这已为时过晚，机会已经失去了。曼陀菲尔曾经痛心地说：“直到26日才把其余的后备部队拨给我，但是那时，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调来了。正当需要他们出力的时候，由于缺乏汽油，他们在一百英里外的地方停止不前了。”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63页。] 这一情况是具有讽刺意味的，19日，德军已经到了斯塔佛洛附近，离大燃料库只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这个燃料库里存有二百五十万加仑汽油，比他们实际所占领的最大的燃料库里的汽油要多一百倍。

在盟军反攻以前，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这一新的冲击。我打电话给约德尔，请他转告元首，我正在把我的先遣部队撤出我们所造成的凸角尖端。……但是，希特勒不准我们撤走。我们没能及时撤退，而在同盟军进攻的压力下，一步一步地被赶回来，白白地活受罪。……由于希特勒的“不准撤退”政策，我们在后期的损失，比起早期来要重大得多。这个政策造成破产，因为我们受不住这么大的损失 [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64页。] 。

伦斯德赞同这一种判断：“我在开始阶段就希望停止进攻，那时事情已很清楚，进攻不可能达到他的目标，但希特勒大发雷霆，坚持进攻到底。这就成了斯大林格勒第二。” [注：同上。]

在阿登地区的战斗初期，同盟军由于忽视他们的侧翼防务而几乎造成灾难。但是，希特勒终于把“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一军事信条推向极端。事实证明，这是“最坏的防御”——破坏了德军作进一步认真抵抗的机会。

第三十六章　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的扫荡

斯大林曾通知西方同盟国，他将在1月中旬，从维斯瓦河一线发动一次新的攻势，以配合同盟国拟议中的向莱茵河一线进攻，但是那时，由于德军在阿登地区反攻所造成的混乱，这一进攻被耽搁下来了。西方的那些高级部门，对俄军的进攻并没有寄予多大希望。俄国人有时推托天气不好；有时不肯充分提供其部队的情报；7月底，俄军打到维斯瓦河后又长期停滞不前；凡此种种都又使人们倾向于认为俄国人未必能有多大作为。

12月底以前，古德里安(在战争进入绝望的后期，他被任命为德军总参谋部长)得到了一些不祥的报道。德军军事情报部东方外国军队科科长格伦(Major-General Gehlen)报告说，在波罗的海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战线上，发现了二百二十五个俄国步兵师和二十二个装甲军，他们结集起来准备进攻。

但是，当古德里安把俄军在进行大规模准备的这种不祥的报告送交希特勒时，他根本不相信，大声叫嚷道：“这是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骗局，到底谁在捏造所有的这些废话？”希特勒宁愿依靠希姆莱(Himmler)和党卫军情报部门的报告，而不相信其他人的报告。

希特勒对停止阿登地区反攻而把部队调往东方战线的意见一概拒绝，他的理由是：头等大事，是在西方保持目前他“失而复得”的主动权。与此同时，他也拒绝了古德里安的再次请求，即应该把这时守在波罗的海各国的那个孤立无援的集团军群(有二十六个师)从海道撤回来，增强可进入德国的各个门户。

当古德里安回到他的司令部时，他发现希特勒趁他外出不在，命令把他的两个装甲师从波兰南调匈牙利，试图援救布达佩斯，这对他来说，可以说是当头一棒。这样一来，古德里安只剩下十二个师的机动后备军去支援五十个实力不强的驻守在长达七百英里的主要战线上的步兵师。

西方对俄国实力的怀疑有增无已，因为那时传来了德军向布达佩斯发动反攻的消息。由于西方同盟国自己在德军最近的反攻中吃到了苦头，因此对这次进攻的潜力十分重视。德军对已被包围的布达佩斯发动了好几天的攻势，取得了预兆不妙的进展。德军是从该城西边四十英里的科芒(Komorn)附近发动攻势的，渗入到这里和被围驻军之间一大半距离的地方。然而，德军在坚强的抵抗面前，终于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德军的间接损失还要惨重。这种崭新的“环形筑垒阵地”的抵抗，助长了希特勒的怪癖，他坚持要部队长久守下去。结果，他的部队在那里被包围，这时，由于害怕“斯大林格勒”的重演，希特勒采取了一些措施，而这却给他带来了更大的麻烦。情况是这样的，虽然驻在波兰的准备迎击意料中俄军发动冬季攻势的两个精锐的德国装甲师，在新年前夕被调出来另组成一支先遣部队试图去救援布达佩斯，但希特勒却不同意在俄军发动冬季攻势前，相应地从维斯瓦河撤出。俄军发动冬季攻势后，在这条力量被削弱的战线上，德军不是被容许后退一步以抑制这种突击，而是被迫承受了俄军突击的全部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到底的政策，固然有其心理学上的价值，然而由于战略上的失误，又一次造成了破产。

俄国最高统帅部当时已泰然作好准备，尽量利用德军处境的基本弱点。由于意识到引而不发的绝对重要性和交通运输线拉得太长的不利，俄军最高统帅部一直等到新战线后面铁路修复和把大陆上标准的铁道轨距换成俄国的铁道轨距后，才开始行动。大量补给品在铁路起运点堆积如山。第一个目标是占领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这是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它避免了同盟军的轰炸，完好如初。俄军从波兰南部维斯瓦河上的巴拉诺夫(Baranov)桥头堡朝前推进一百多英里，就可到达这一目标。但是，斯大林和他的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Vasilevsky)在他们所制定的宏伟的计划中，却有更广泛更深远的目标：他们把目标放在奥得河，并且还超出该河而放在柏林——离他们在华沙附近的阵地约三百英里。扩大他们攻势的范围，他们就可以利用辽阔的地面进行机动了。在兵力方面，他们约以五比一取胜，而比这一优势更其重要的是他们日益增强的调度能力。那时，美国运货汽车源源涌到，他们便能使较大比例的步兵旅机械化，并且由于他们自己生产的坦克也在不断增加，因而增加了装甲兵团和机动兵团的数量，这就有利于他们打开缺口。与此同时，斯大林型坦克的不断增产，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冲击力量。这些庞然大物装有一百二十二毫米大炮，其威力能和装有八十八毫米大炮的虎式坦克相比。这些坦克的装甲要比虎式坦克厚一些，虽然没有“虎王”(King Tiger)式坦克那样厚。

在新的战役开始以前，“方面军”经过了改组，俄国的三位善于进攻的杰出领导人被起用，他们担任了主攻的司令官。科涅夫仍负责指挥在波兰南部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在中部地区，由朱可夫接替罗科索夫斯基而指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而罗科索夫斯基则被调往指挥在华沙北部那累夫河(Narev)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

俄军于1945年1月12日上午10时开始进攻，由科涅夫部队从巴拉诺夫桥头堡(它约有三十英里长和深)出击，部署了十个集团军(包括两个坦克集团军)，大约有由两个空军的集团军所支持的七十个师这样的兵力。

一开始，渗透的速度就受到了阻碍，因为浓雾笼罩了战场，飞机不能从地面起飞。但是，浓雾也起了掩护进攻部队的作用，而大批操作良好的炮兵不慌不忙地夷平了敌军的防线，到第三天，进攻部队已经突破了皮尼丘夫(Pinezow)(离出发点二十英里)，并在这一广阔的战线上渡过尼达河(Nida)。接着，便开始了打开战局的阶段。装甲军从缺口倾泻而入，势如潮涌地遍布在波兰平原上。在这时候，扩大缺口比深入推进更加重要。15日，基埃尔策(Kielce)为一个纵队所拿下，这个纵队正在朝着北面方向环绕利萨戈拉群山(Lysa Gora Hills)尽头进行扫荡，从而威胁到面对朱可夫战线的德军后方。

14日，朱可夫从他在马格努泽夫(Magnuszev)和普瓦维两个桥头堡的附近出发，发动了一次进攻。他的右翼转向北面，朝着华沙的后方推进，而他的左翼则于16日拿下了腊多姆(Radom)。同一天，科涅夫的先锋部队渡过了离西里西亚边界仅三十英里的皮利察河(Pilica)。这时候，也就在14日，罗科索夫斯基部队从他们在那累夫河上的两个桥头堡出击，打破了在通往东普鲁士南部道路上所筑的防线。这时缺口已宽达二百英里，将近二百个师的俄军(包括后备部队)汇成一股巨流，正在滚滚地向西涌去。

17日，华沙落入朱可夫部队之手，他们已在两个侧翼上肃清了德军，而他的装甲先锋部队已向西渗透，几乎远达罗兹。科涅夫的领先部队已占领靠近西里西亚边界的琴希托霍瓦(Czestochowa)城，并进一步往南绕过了克拉科夫的侧面。

19日，科涅夫的右翼推进到西里西亚边界，同时他的左翼用一种包围攻势占领了克拉科夫。朱可夫部队占领了罗兹，罗科索夫斯基部队则已到达进入东普鲁士南边门户的姆瓦伐(Mlawa)附近。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和彼得罗夫的部队则在最北面和最南面向前推进。这样，到第一周末，俄军已向纵深推进了一百英里，其正面宽度几乎有四百英里。

为了守住通往西里西亚的道路，德军七个师从斯洛伐克战线上奉调向北面冲去，但这已为时过晚了。负责斯洛伐克指挥的海因里希(Heinici)，在俄军发动猛攻前，确实提出过建议，他可以拨出部分兵力，作为防守维斯瓦河一线的后备队，但这一重新配置兵力的主张，既违背希特勒的“人人必须坚持就地作战”的原则，又违背他的分区作战的习惯。在斯洛伐克的战线几乎被打垮以后，海因里希部队还在那里坚持抵抗了好几个星期——这表明他原先的兵力是绰绰有余的。在俄军开始进攻以前，德军又有额外的七个师到达喀尔巴阡山北边，但其作用却比不上俄军进攻前两个师的作用，因为这时的缺口已经大到无法加以弥合了。

波兰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十分开旷，那就有利于攻方，只要攻方拥有优势兵力或者具有利用辽阔地势的机动性，便容易打开战局。1939年，德军曾得益于这种条件。目前他们自己却成了守方，既缺少兵力，又不具备机动性。作为主张机械化战争的一个代表人物的古德里安，认为刻板的防御无济于事，要阻截一次突破，得靠装甲后备部队的对抗性调动。但他不仅仍被迫滞留在维斯瓦河，而且在俄军发动进攻以前，他又眼看他那原已稀少的装甲部队有一部分被调往布达佩斯。由于他把剩下的部分装甲部队投入基埃尔策附近的战斗，他争得了时间，终于解救了被围困在维斯瓦河曲的部队；结果，俄军所获俘虏只不过二万五千人——在进攻的第一周，象这样一次巨大的突破，所抓到的俘虏显然是很少的。但是，由于德军迅速撤退所需要的机动工具日益短缺，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在第二周中，俄军所获俘虏的人数激增到三倍，达八万六千人之多。俄军不断提高其机动性，也可以从他们继续大踏步前进这一点上反映出来。

在德国境内。城市居民的急速撤退，正说明俄军的进展速度已经打乱了一切计划，并且已把德军从他们原来所希望扼守的中间地带上驱逐出去了。

1月20日，科涅夫部队渗入西里西亚边界，并在德国国土上站稳了脚跟。更坏的兆头是，罗科索夫斯基部队已越过东普鲁士的南部边界，抵达历史性的坦嫩堡古战场。这一次不再会重演俄军在1914年那样的失利情况了。第二天，他的先锋部队到达奥尔兹丁(Allenstein)联轨点，切断了东普鲁士的主要铁路动脉，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部队则从东向西推进，占领了英斯德堡。该部队继续往前冲杀，26日抵达埃尔平(Elbing)附近的但泽湾，这样，就使德国在东普鲁士所有的部队都孤立起来了。这些德军撤回哥尼斯堡(Koonigsberg)后，又遭到包围。

四天以前，科涅夫部队已经到达上西里西亚工业区以北奥得河畔宽四十英里的战线上。在开始进攻后的第二个周末，其右翼在布雷斯劳以南沿着长达六十英里地带的许多点上渡过了奥得河上游——这里离开它出发的战线已有一百八十英里了。另外的几个纵队，从北面包围了西里西亚首府。在这一条先锋部队的战线后面，别的部队已转向南部，占领了格利维策(Gleiwitz)联轨点，孤立了上西里西亚工业区。整个地区布满着纵横交错的战壕、铁丝网、反坦克壕和炸药箱。但在这个潜力很大的要塞地带，却缺乏防守的部队。那里所有的部队和正在开进的部队，由于挤满了大批涌入的难民，也受到了阻碍。路上堆满了已被毁坏的车辆和被丢弃的杂物用品。俄军的几个纵队，正好利用这种混乱状态，在正面被阻的情况下，就从后面打了进去。德国空军方面的一些报告，生动地描述了俄军进军的情况，说他们象一条巨大的鱆鱼，在西里西亚各城市之间迂回蠕动着它那长长的触角。据他们说，满载着援军和补给品的不可胜数的俄军货车队，在东面简直看不到尽头。

更加规模惊人和使敌人感到绝望的，是朱可夫部队在中路的扫荡性进军。他采用了一种侧面调兵的方法，把他的大批装甲部队调到了他的右翼。他们长驱直入维斯瓦河和瓦尔塔河(Warta)之间的走廊地带，趁敌人尚未在通道布置兵员以前，运用这种出其不意的调兵法，渗入位于格涅兹诺(Gniezno)以东一连串湖畔的这段最狭窄的走廊地带。他们在进军中穿越了维斯瓦河上著名的托伦(Torun)要塞的后方，于23日插入比得哥煦(Bydgoszcz)(布龙堡(Bromberg))。其他的装甲纵队已接近更大的交通中心波兹南(Poznan)了。在这里，他们遇到较顽强的抵抗。绕过要塞，他们就向西部和西北部挺进；到了周末，他们已到达勃兰登堡(Brandenburg)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边境——这里离华沙二百二十英里，但离柏林仅有一百英里。与此同时，朱可夫部队的左翼，在渡过瓦尔塔河和占领卡利什以后，已迎头赶上，同科涅夫部队的右翼并驾齐驱了。

第三周开始时，科涅夫部队的左翼占领了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兹(Katovice)和其他工业大城市，而他的右翼则在施泰瑙(Steinau)占领了奥得河上一个新的桥头堡，这里离布雷斯劳西北四十英里。朱可夫的先头部队在30日越过了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的边界，然后把德军在业已结冰的奥得河这条线上的抵抗压制下去。31日，朱可夫部队占领了兰茨贝格(Landsberg)，其坦克先锋部队冲过了该地，到达科斯钦(Kustrin)附近的奥得河下流——现在离柏林市郊只有四十英里了。那时俄军和他的西方同盟国前沿阵地之间的距离，也只不过相隔三百八十英里。

但是，战线拉得过长这一法则，终究还是帮了德军的忙，削减了俄军原可能在奥得河上加强的压力，而德国正规军和国民风暴队的“内卫”部队(这些部队是德国司令部拼凑起来防守这一线的)混合起来的抵抗力量，反而大大增强了。德军利用波兹南的坚强防御，堵住了俄军给先头部队运送补给和援军的一些公路。2月第一周开冻后，公路成了沼地，这阻止了俄军的前进，而由于奥得河已开冻，它也起了屏障作用。虽然朱可夫部队在2月第一周中，已经在广阔的战线上接近了奥得河，并在靠近科斯钦和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地方攻占了渡口，但他们却没有足够的重兵来利用这些渡口，于是只好被关在这些简陋的桥头堡里困守，按兵不动。

科涅夫现在力图加强一种侧翼包抄的力量，通过斜面进军逼近柏林。他的部队既已扩展了他们在布雷斯劳北面的桥头堡，便于2月9日向西面冲杀出来，然后转向西北，在广阔的战线上横扫了奥得河左岸。13日，他们进抵离柏林八十英里的佐默费尔德(Sommerfeld)(同一天布达佩斯终于被攻占，放下武器的俘虏共有十一万人)。两天以后，他们又继续推进了二十英里，到达靠近尼斯河和奥得河合流处的尼斯河(Neisse)畔。这样，他们就与朱可夫的先头部队齐头并进了。

但是，由于德军被赶回到由奥得河下游和尼斯河所形成的一条笔直的、较短的线上，德军的防御再次得到好处。他们在这条线上所布置的防线，只是原先那条防线长度的一小部分——从波罗的海起到波希米亚山脉边界还不到二百英里。由于他们需要驻守的地域大大缩减，这倒弥补了他们兵力上的损失，并使他们重新恢复兵力和地域间的合理比率，这是他们自从失利以来头一回保持这样合理的比率。在俄军战线后面的布雷斯劳仍然在德军手中，因此，科涅夫部队要从后方转调到前线便受到了限制，这正象波兹南——它终于在23日陷落——早先曾经阻碍过朱可夫部队前进一样。

科涅夫部队在尼斯河畔受到阻遏，而朱可夫部队更径直的进军也在奥得河下游被堵住了。到2月第三周时，由于德军从西线和内地派来援军，东方战线稳定下来了。俄军被阻在这条线上，直到德军在莱茵河边完全崩溃而大局已定为止。

然而，由俄军威胁所造成的危机，却导致德军做出了一个命运悠关的决定，即必须弃守莱茵河以适应奥得河那里的需要，从而阻止俄军。尽管德军许多师从西线调往东线，但比所调动的实际兵员数额更其重要的是，把大部分可以拼凑起来弥补西线缺额的增援部队也都调到东线来了。这使英美军队轻而易举地发动攻势，打到并跨过了莱茵河。

第三十七章　希特勒在意大利防线的崩溃

虽然德军阵地的冬季形势，从地图上看来，令人不愉快地和去年的相似，而且纵使在更往北二百英里的阵地上德军几乎同样地坚强，但同盟军还是有很多有利的因素 [注：见第三十章地图。] 。1944年底，同盟军已越过哥德防线，在他们前面再也没有天险或者坚壁固垒的阵地了，而且就1945年的春季攻势来说，他们正处于比过去好得多的“出击”位置。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也使得同盟军的力量相对地说来显得更加强大。

3月，在开始发动春季攻势的前夕，同盟军拥有十七个师和六个意大利战斗队。德军则拥有二十三个师和四个所谓意大利师，后者是墨索里尼经德国人把他救出之后在意大利北部招募来的(这些师实际上并不比战斗队大多少)。但光是以这些师的数目来做比较，只能得出一幅实质上是虚假的平衡图景。同盟军的作战兵力包括六个独立装甲旅和四个独立步兵旅——相当于三个到四个师。

拿人数来计算，情况便更接近于真实。同盟军第五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总计约有五十三万六千人，再加七万意大利人。德军总计为四十九万一千人和十万八千意大利人，但在德军中有四万五千人是内务值勤人员或防空人员。就作战部队和武器的数目作一比较，是一个更好的办法。例如，当同盟国第八集团军在4月开始进攻时，它在作战部队方面享有接近二比一的优势(五万七千人对二万九千人)，在大炮方面的优势也是二比一(一千二百二十门对六百六十五门)，在装甲车辆方面的优势则超过了三比一(一千三百二十辆对四百辆)。

此外，对同盟军有利的是，他们还得到约六万名游击队的帮助，这些游击队正在德军战线后面制造大量混乱，使德军不得不从战线上调出一些部队去制止游击队的活动。

更重要的是，目前同盟军已掌握绝对的制空权。他们的战略轰炸，起着使交通线陷于瘫痪的作用，即使德军接到希特勒的命令，要他们从意大利调往其他战场，也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况且还有这种情况：德军日益短缺为供应其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所需要的燃料，目前这一现象已变得如此尖锐，以致德军既不能象早先那样迅速地调兵堵住缺口，又不能进行阻滞性“机动撤退”。但是希特勒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愿批准其部队作任何方式的战略撤退，即使有可能这样做的话。

同盟军在秋季攻势结束后，经过了三个月的整休，部队的精神和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看到了源源而来的大量新武器——两栖坦克、袋鼠式(Kangaroo)装甲人员运输车、鸭尾式(Fantail)配有履带的登陆车辆、装有重型火炮的谢尔曼和丘吉尔坦克、喷火坦克和坦克推土机(tank dozer)。此外，还有许多新的架桥装备以及大量弹药储备。

在德军方面，凯塞林元帅已于1月病愈归来，但是在3月，他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奉命调到西线，接替了伦斯德元帅。菲廷霍夫那时则明确地接替凯塞林在意大利所承担的C集团军群的总司令职务。赫尔(Herr)当时指挥德国第十集团军，这支部队同第一伞兵军(五个师)和第七十六装甲军(四个师)在一起，防守这条战线的东段。森格尔指挥的第十四集团军，防守这条战线的西段——该段范围比较宽阔，因其包括波伦亚(Bologna)在内——并和第五十一山地军(四个师)一起防守直到热那亚(Genoa)和地中海滨的一线，而第十四装甲军(三个师)则守卫波伦亚。集团军群的后备部队仅有四个师，两个驻在亚得里亚海侧面的后方，两个靠近热那亚，防备这条战线后面的两栖登陆。目前，集团军群后备部队中的三个师也用来防备那些同样的危机。

在同盟军方面，马克·克拉克指挥的集团军群(称为第十五集团军群)，其右翼由麦克里里指挥的第八集团军组成，其中包括英国第五军(四个师)、波兰军(两个师)、英国第十军(那时几乎只剩一个空架子，包括两个意大利战斗队、一个犹太旅和洛瓦特侦察兵(Lovat Scouts))，以及英国第十三军(那时实际上就是印度第十师)，他们一起面对德国第十集团军。同盟国第六装甲师是集团军的后备部队。在西部是由特拉斯科特指挥的第五集团军，该集团军包括美国第二军(四个师)和第四军(三个师)，另有两个师是集团军的后备部队。他们还拥有两个装甲师，即美国第一装甲师和南非第六装甲师。

同盟军制订计划人员的目的和首要问题，是赶在德军能逃过波河(River Po)以前，对它加以扫荡和彻底消灭。这任务最好能在雷诺河下游(Lower Reno)和波河之间约三十英里长的平原上，由装甲部队来完成。1月初，天气晴朗，第八集团军曾打到塞尼奥河(Senio)(该河在亚得里亚海附近流入雷诺河下游)，他们希望第八集团军占领科马基奥湖(Comacchio)正西面的巴斯提亚－阿尔詹塔(Bastia-Argenta)地区以后，能打开通向平原的道路，稍迟几天，再由第五集团军发动进攻，朝北冲到波伦亚附近。这一双管齐下的袭击，应把德军的退路切断，加以围歼。同盟军打算在4月9日发动这次攻势。

第八集团军的作战计划，内容复杂，但设想巧妙，考虑周密。波河北面的佯作登陆准备，是想把菲廷霍夫的视线引到那一方向去，让他在那里投入大部分后备部队。为了加深这一印象，4月初，突击队和第二十四警卫旅占领了科马基奥湖和大海之间的沙丘地带，稍迟几天，特别舰艇队(Special Boat Service)又占领了深入内陆的辽阔水域中的几个小岛。

主攻将由英国第五军和波兰军发动，他们渡过塞尼奥河，前者在塞尼奥河打开缺口，逆流而上，以期打乱德军的阵脚，在那里，一部分人马转往右面，抗击科马基奥湖正西面的巴斯提亚－阿尔詹塔走廊(Argenta Gap)(这里曾被称为阿尔詹塔峡谷)侧面的敌人，而另一部分人马则朝北直向波伦亚后方挺进，从北面切断该城退路。波兰军沿九号公路(艾米利亚道(The Via Emilia))推进，直扑波伦亚。右翼第五十六师(第五军)接受的任务是猛攻阿尔詹塔峡谷，采用的办法是：直接进攻和由“鸭尾式”登陆车辆渡过科马基奥湖，进行一次侧翼的包抄作战活动相结合。

第八集团军的左翼，包括实力空虚的第十和第十三军，开始向北进袭，越过巴塔利亚山(Monte Battaglia)，在那里一直待到波兰和美国部队集中向那里进军后再离开；然后，第十三军和第六装甲师联合起来，乘胜追击。

在沙丘和科马基奥湖上的初步出击把菲廷霍夫的视线引到沿海地区之后，4月9日下午，同盟军出动八百架重轰炸机和一千架中型或战斗轰炸机进行大规模轰炸，同时还有一千五百门大炮接连对五个点集中轰击——每次持续轰击长达四十二分钟，每次间歇十分钟——为此原因，它被称为“假警报”(false alarm)轰击。接着，在黄昏时分，步兵向前推进，而战术空军却把德军紧紧钳住，使之动弹不得。守军被疾风暴雨般的炸弹和炮弹震得晕头转向，再加上伴随步兵而来的喷火坦克，更使其惊惶失措。到12日，凯特利将军(General Keightley)的第五军已渡过桑特尔诺河(Santerno)，正在向前挺进。虽然当德军从开始时的震撼中惊魂甫定后，其抵抗变得顽强起来，但是，同盟军仍于14日占领了德军在撤退前来不及破坏的巴斯提亚桥。(“鸭尾式”登陆车辆在水浅底软的科马基奥湖的进展令人失望，而在阿尔詹塔峡谷周围的洪水泛滥地区却有效得多。)即使如此，英军仍于18日穿过阿尔詹塔峡谷。波兰部队起先遇到德军第一伞兵师的顽抗，随后终于战胜了这些异常骁勇的部队。

美国第五集团军的进攻，开始时由于天气不好，特别由于支持他的空军无法起飞，再加上在它突破平原和打到波伦亚以前，必须翻过其余的几个山脊，所以推迟到4月14日。15日，它的进展加速了，这得力于同盟国空军投掷了二千三百吨炸弹——这是这次战役中的首创纪录。但又有两天时间，德国第十四集团军的抵抗十分顽强；直到17日，美国第四军的第十山地师才得到一次突破机会，并迅速朝着这条极为重要的横向公路(九号公路)推进。不出两天，德军全线崩溃，美军打到了波伦亚近郊，而他们乘胜追击的前进部队，这时正向着波河横扫推进。

菲廷霍夫的大部分部队都上了前线，他只有很少的后备部队——燃料更少——来阻遏同盟军的渗透。那时已无法稳定战局或使他的部队脱身，唯一拯救他们的办法是撤退——一次长距离的撤退，而希特勒却已拒绝了赫尔将军提出的建立灵活防线的建议(即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的战略撤退)，这个建议有可能使英国第八集团军的进攻徒劳而无功。4月14日，菲廷霍夫要求希特勒批准赶在美军发动攻势前及时撤退到波河，但这要求被拒绝。20日，他只好自作主张，命令其部队作这样一次撤退了。

那时，撤退已经太迟了，同盟军的三个装甲师，在两次扫荡战中，已把绝大部分敌军切断和包围了。虽然许多德国官兵设法游过那条宽阔的河流逃命，但是，他们再也没有条件修筑一道新的防线了。27日，英军渡过了阿迪杰河(Adige)，并渗入了掩护威尼斯(Venice)和帕多瓦(Padua)的威尼斯防线(Venetian Line)。

美军进展还要迅速，一天前就攻占了维罗纳(Verona)。再前一天，即4月25日，爆发了游击队总起义，德军到处挨打。到4月28日，阿尔卑斯山口统统被封锁，也就是在这一天，一支游击队在科摩湖(Lake Como)附近抓到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蕾塔·佩塔奇(Claretta Petacci)，随即把他们枪毙了。德军那时到处投降，25日以后，同盟军不论在什么地方追击，都只受到很少抵抗。到29日，新西兰部队进抵威尼斯，5月2日到达的里雅斯特，他们在这里要对付的，主要是南斯拉夫人而不是什么德国人了。

事实上，幕后的投降谈判，早在2月份就已开始，这是由德方在意大利的党卫军头目卡尔·沃尔夫将军(General Karl Wolff)发起的，而同盟国方面则由美国驻瑞士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OSS)局长艾伦·W·杜勒斯(Allen W. Dulles)主持。最初，谈判通过意大利和瑞士的中间人进行，随后也就面对面地谈判了。沃尔夫发起谈判的动机，看来一方面希望避免在意大利继续造成无谓的破坏，另一方面也希望同西方列强结盟以抵制共产主义——这种动机是许多德国人都有的。沃尔夫之所以地位重要，除了他能控制党卫军的政策外，还在于他负责指挥战线后方的地区，这样，他就能抵制希特勒打算建立阿尔卑棱堡作为最后据点的这种企图。

谈判被耽搁和复杂化了，原因在于：在德国方面，菲廷霍夫受命取代凯塞林，在同盟国方面因为俄国要求参加谈判，并且象这种幕后密商常见的那样，双方都互不信任和倍加小心。尽管3月的几次讨论是富有希望的，但到4月初，卡尔·沃尔夫的活动却为希姆莱所冻结。这样一来，菲廷霍夫虽然到了4月8日还在考虑投降的途径，但已无法及时做到，以防止同盟军的春季攻势。

在4月23日的一次会议上，菲廷霍夫和沃尔夫一致做出决定，不顾柏林发下的继续抵抗的命令，还是要进行投降谈判。到25日，沃尔夫命令党卫军不要抗拒游击队的接管工作，而格拉齐亚尼元帅则表示愿意代表意大利法西斯部队投降。4月29日下午2时，德国使节签署了一项文件，规定在5月2日中午12时(意大利时间为下午2时)无条件投降。尽管到最后一分钟凯塞林还在进行干预，但这一投降书仍在那天正式生效——这比德军在西方投降早了六天。同盟国所以能确保胜利，固然全靠军事上的成功，但通过这条渠道毕竟为战争的早日结束铺平了道路，从而减少了生命的损失和物质的破坏。

第三十八章　德国的崩溃

希特勒紧缩了西线，将大部分剩余的部队和物资用来扼守奥得河一线，以抗击俄国人，因为他认为，西方同盟国在遭受阿登地区据说是丧失活动能力的打击以及从安特卫普基地发射的V型飞弹和火箭的打击后，再也无法重新发动攻势了。因此，从德国工厂或是修配厂生产出来的极大部分适用的装备都被送往东方。然而，就在这时，西方同盟国正在组织压倒优势的兵力，准备突击莱茵河。在这次巨大的攻势中，蒙哥马利被指定承担主要突击任务：除他自己的两个集团军(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和英国第二集团军)外，美国第九集团军也归他调遣。美国多数将领对这一决定深为不满，因为他们感到艾森豪威尔为了顺从蒙哥马利和英国人的要求，牺牲了美国人自己的前途。

愤愤不平的心情，激励着美国人在自己的各战区内更加奋发努力，以显示出自己的能力，虽然他们投入的兵力要比蒙哥马利集结的部队要少，但远远超过了德国尚能用来反对他们的兵力，因此，他们的种种努力终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3月7日，美国巴顿第三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在爱菲尔(Eifel)平原(地势崎岖的阿登地区邻接德国的那一端)突破了德军的薄弱防线，经过三天六十英里的进军，到达科布伦次附近的那一段莱茵河。由于莱茵河上的桥梁在他们到达前已被炸毁，所以他们的进军暂时受到了阻遏。但在稍北地方，有一支邻近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小型装甲先锋队，发现了一个缺口，便很快冲了过去，这样，一下子就到达波恩附近的雷马根(Remagen)桥，并在这座桥尚未被炸毁以前，出色地把它夺了过来。后备部队接踵而至，占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桥头堡。

当这消息传到集团军群司令布雷德利那里时，他立即抓住这个破坏敌人莱茵河防线的时机，他在电话里欢呼着：“好极了！这下一定要把敌人砸得粉碎。”但是，当时正在访问布雷德利司令部的艾森豪威尔手下的一位作战参谋官，大泼冷水地说：“你们别去占领什么雷马根了——这不符合作战计划。”第二天，布雷德利接到明确的命令，叫他不要在这个桥头堡投入太多的兵力。

这个约束性命令之所以越发使人不满，是因为美国第九集团军在四天前进抵靠近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后，辛普森(Simpson)军长迫切希望立即渡河，但为蒙哥马利所阻。由于蒙哥马利那指向莱茵河的巨大攻势，规定在三周后的3月24日才发动，因此，美军对这种种受作战计划约束的不耐烦情绪便与日俱增了。

巴顿在获得布雷德利的热烈赞助后，转向南面进发，横扫莱茵河西面的德军，与此同时，他还在物色一个好渡口，以便尽早渡河。到3月21日，巴顿已扫荡了莱茵河西岸，肃清了科布伦次和曼海姆之间长达七十英里地段上的敌人。他就这样在敌人可能撤到莱茵河前切断了这个地段上的德国部队。第二天晚上，巴顿部队便在美因茨(Mainz)和曼海姆之间的奥本姆(Oppenheim)地方渡过了莱茵河，渡河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当这一奇袭的消息传到希特勒那里时，他立即筹谋对策，但被告知已无多大剩余物力可资利用，最大限度能调拨来堵住这一缺口的，只剩下刚刚修好的五部机动车辆，而这又远在一百英里以外的坦克仓库里。敌人已“空空如也，一无所有”，所以美军过了莱茵河的挺进，就象是列队前进。

这时，蒙哥马利已经完成了对威塞尔(Wesel)(莱茵河下游一百五十英里处)附近莱茵河大规模袭击的精心准备工作。他先在莱茵河西岸储存弹药和其他供应物资二十五吨 [cdhyy注：原文如此，“25吨”供应物资对于25个师来说与“空空如也，一无所有”又有什么区别？钮译本为“25万吨”。] ，然后便在这里集结了二十五个师。他打算进袭的那段莱茵河长三十英里，那里只有五个力量薄弱而且疲惫不堪的德国师守卫着。

3月23日夜晚，经过一次三千多门大炮和轰炸机川流不息的巨大轰袭，进攻开始。在两栖坦克支持下，带头的步兵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渡过了河，并在东岸建立起桥头堡。黎明后，两个空降师降落在他们前面，为他们开路，在他们后面，正在赶紧架桥，以便增援师、坦克和运输车辆通过。敌人的抵抗十分微弱，提供半数冲锋兵的美国第九集团军，仅牺牲了四十人。英军的伤亡也极少，只有在一处遇到了顽强的抵抗，那就是河边的雷斯(Rees)村庄，那里，德国的一营伞兵坚守了三天之久。

到28日，这一桥头堡已向纵深进展了二十多英里长和三十英里宽。然而，蒙哥马利仍旧小心翼翼地警惕着德军的抵抗力，一直等到在桥头堡集结了二十个师和一千五百辆坦克后，他才批准一次向东的总进军。

严重地阻碍着同盟军向前进军的，是因同盟国空军过度轰炸而造成的一堆又一堆的瓦砾，这成了堵住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比敌人可能做到的更具有效。因为包括部队和人民在内的德国人，都渴望英美部队能在苏军摧毁奥得河防线之前，向东扫荡，尽快地打到柏林，并尽可能多占领德国领土。很少人赞同希特勒用自行毁灭的办法去达到阻挠的目的。

在同盟军横渡莱茵河前夕，希特勒发过一道命令，宣布“战斗应在不顾我们自己人民的情况下进行”。他的地方长官们奉命破坏“一切工厂、一切主要电厂、煤气厂”以及“所有的食品和服装仓库”，为的是使同盟军所经之地，成为“一片荒漠”。

但是，他自己的战时生产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对这一严酷的命令立即提出抗议。对这些抗议，希特勒反驳说：“如果战争失败，德意志民族也将灭亡，这样，也就无须考虑人民所赖以继续生存的一切东西了。”

希特勒如此冷酷无情，施佩尔为之震惊，他对希特勒的忠诚便有所动摇。他背着希特勒，到部队去，到工业界首脑们那儿去，他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说服了他们，要他们不要执行希特勒的命令。

但到末日来临时，希特勒的痴心妄想有增无已，几乎到了最后时刻，他还在指望出现救助他的奇迹。他喜爱阅读或让别人念给他听有关卡莱尔 [译者注：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著有《腓特烈大帝史》等书，腓特烈大帝是普鲁士国王(1712－1786)。] 写的《腓特烈大帝史》(History of Frederick the Great)中的篇章，里面谈到腓特烈如何绝处逢生，在他的部队濒于崩溃的边缘时刻，由于俄国女皇之死，反对他的联盟就此解体。希特勒也喜欢研究占星术(Horoscopes)，曾预言，4月份将发生灾难，但会突然逢凶化吉，到8月份就会获得令人满意的和平。

4月12日午夜，希特勒得到罗斯福总统突然去世的消息。戈培尔打电话告诉他说：“我的元首，我向你祝贺。你的最大的敌人已经厄运临头。上帝可没有抛弃我们。”这是一个“奇迹”，看来希特勒一直在期待着这样一个“奇迹”——十八世纪七年战争最危急的时刻俄国女皇去世的重演。所以，希特勒相信，被丘吉尔先生称为东西方强国间的“大同盟”，由于它们的利害冲突，目前就会解体。

但是，希望并未实现，两个星期后，希特勒不得不自杀，就象腓特烈大帝正好在他的“奇迹”使他的命运和生命得到挽救时几乎要做的一样。

3月初，朱可夫已把他的桥头堡扩大到奥得河上，但还未能向前突进。俄国在远处的侧翼部队继续前进，4月中旬进入维也纳。当时，德军在西方的战线已经崩溃，那时的同盟国部队只遇到很少的抵抗，便从莱茵河向东挺进。4月11日，他们到达离柏林六十英里的易北河(Elbe)，就在那里，他们停止不前了。16日，朱可夫部队和强渡尼斯河与科涅夫部队一起继续进攻。

这时，俄国人突然从他们的桥头堡冲杀出来，在一周内就打到了柏林近郊——此地是被希特勒选为作背城一战之地。到25日，城市为朱可夫和科涅夫部队所包围，完全陷于孤立，27日，科涅夫部队和美军在易北河会师。但在柏林市区，德国人进行着拼死的巷战，直到希特勒自杀和德国无条件投降后战争结束时，才被完全压服下来。

欧洲战争在1945年5月8日午夜正式结束。其实，这不过是最后正式承认战争的结束而已，早在一周前，局部地区已经停战。5月2日，在意大利南部战线的所有战斗已经停止，那里的投降书实际上已在三天前签了字。5月4日，类似的投降书，在吕内堡(Lüneberg)荒野的蒙哥马利司令部，由在欧洲西北部的德国武装部队代表签字。5月7日，有一包括德国所有部队在内的更进一步的投降书，在兰斯的艾森豪威尔司令部签字，还举行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结束战争的仪式，到场的除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外，还有俄国的代表。

这些正式投降手续，是紧接着希特勒之死办理的。4月30日，即在他和忠诚于他的埃娃·布劳恩(Eva Braun)结婚后的第二天，他们在柏林的政府大厦废墟内一起自杀，据说当时俄国的前进部队即将来到，按照他的嘱咐，他们的尸体便在花园内给匆忙地焚毁了。

在德军的三个投降书中，以第一个最为重要，因为意大利战线的停战书是在希特勒还活着时不顾他的权威而签字的。此外，这是两个月前(3月初)在那条战线上开始“秘密”投降活动的结果。至于德国，由于大权独揽的希特勒还在跟前，所以希特勒的将领们无法从事这种冒险活动，虽则很久以来，他们一直私下议论着迫切需要投降的问题。

自从上一年夏天西方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许多德国将领感到前途无望了。1945年2月，当德军在阿登地区的反攻被西方同盟军击退和俄军势如潮涌似地攻入德国东部后，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完全丧失了希望和决心。他们所以继续打下去，主要由于害怕——害怕违背他们忠于希特勒的军人誓言，害怕希特勒的怒火，害怕由于不服从而被他绞死，再加上害怕受到同盟国的惩罚，因为同盟国早就威胁他们说，同盟国在取得“无条件投降”胜利后，就要收拾他们。

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几乎完全出于希特勒残酷无情的决定，战争才被拖延下去。如果西方同盟国不是那样严酷地一定要坚持“无条件投降”，能明白“无条件投降”在德国人心理上所发生的影响，那么战争可能会更快地结束。放松一下这种严峻的态度，并做出一些有关以后对待德国人的合乎情理的保证，那就很可能会引起一场由德国高级将领们带头的日益高涨的投降浪潮，前线就会迅速崩溃，纳粹政权也会随之垮台，这样一来，希特勒再要坚持战斗，也将完全无能为力了。

第三十九章　日本的崩溃

打败日本的两个累积起来的因素——一个来自海上，更确切地说，来自海底；另一个来自空中，而前者更为重要，起着决定性作用 [注：见本书上册第十六章和下册第三十四章地图。] ——从本质上和效果上看，是各种形式的消耗战，一种使它窒息的压力。

日本帝国基本上是一个海洋帝国，其仰赖于海外的供应的程度甚至超过英国。它的作战能力取决于通过海运而进口的大量物资，即：石油、生铁、铝土矿、焦煤、镍、锰、铝、锡、钴、铅、磷肥、石墨和钾碱、棉花、盐以及橡胶。此外，在日本的食物供应方面，它要进口大部分的食糖和大豆，还要进口百分之二十的小麦和百分之十七的大米。

不仅如此，而且日本在参战时，商船总共只不过六百万英吨，远远不到1939年开始时英国商船总吨数的三分之一(将近九千五百艘船只，总共超过二千一百万吨)。尤有甚者，虽然在两年 [cdhyy注：原文如此] 来进行战争和实施扩张主义计划中教训不少，但它在组织护航方面没有做多大工作，既没有护航制度，又没有护航航空母舰。只是在它的船舶遭到严重损毁而日益减少以后，为了弥补这些缺点，它才做出认真的努力。

结果是，日本的船舶倒成了美国潜艇容易攻击的目标。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的鱼雷还有一些缺点，因而效力不大，但这些缺点一经纠正，美国潜艇的杀伤力也就大了。至于日本潜艇，起先集中攻击军舰，后来则不得不用来给被绕道驶过的岛屿上的日本驻军运输补给品。美国潜艇的进攻矛头大半指向商船。1943年，它们击沉的商船就有二百九十六艘，共计一百三十三万五千英吨，1944年，它们在海战中起着更大的破坏作用——仅仅10月一个月份，它们击沉的船舶就有三十二万一千吨。此外，它们把进攻矛头首先针对日本的油船。到后来，日本的主要船队只好停泊在靠近产油区的新加坡了，在国内，飞行员的训练受到限制，因为燃料不足，不能进行充分的飞行实习。

美国潜艇也使日本军舰遭到重大损失，总共约占被击沉的军舰中的三分之一。在菲律宾海战中，美国潜艇击沉日本海军航空母舰两艘——“大丰号”和“翔鹤号”。1944年底前的几个月，它们除了击沉或完全击毁了将近四十艘驱逐舰外，又击沉或者完全击毁了三艘航空母舰。

当时，美国潜艇经常从吕宋岛苏比克湾(Subic Bay)出击，极大多数的日本商船早被击沉，因此要攻击的目标很少，于是部分潜艇就被用来救援从轰炸日本返航时被迫在海上强行降落的轰炸机上的飞行人员。

总的说来，美国潜艇的贡献是很大的，它们还制止了日本想方设法给被切断了的海外驻军输送援军和补给品。但它们最大的功绩是击沉了日本在战争中损失八百万吨船舶中的百分之六十。这是日本最后崩溃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所以是决定性因素，是因为它利用了日本在经济上的弱点及其对海外的依赖。

冲绳岛——通往日本的内部门户

被称为“冰山作战计划”(Operation Iceberg)的对冲绳岛展开两栖部队进攻的最后准备工作，在夺取硫磺岛以前已在进行了。登陆日期规定在4月1日，这离硫磺岛登陆仅仅六个星期。冲绳岛是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有六十英里长和平均八英里宽——其宽广程度足以为进攻日本提供陆海军作战基地。它正好位于日本和台湾之间，离两者各为三百四十英里，离中国海岸则为三百六十英里，因此，如有一支部队驻扎在冲绳岛，则对上述三个目标都起着威胁作用，而飞机如把那里作为基地的话，那么对前往这三个目标的通路都能加以控制。

岛上除南部的一些地区筑有几个飞机场外，都是崎岖不平的山地和森林，就是在那里，石灰岩的高地还是容易开凿的。因此，这里就具有一种天然的防卫力量。由于又有在牛岛将军指挥下的日本第三十二集团军建立起卫戍营地，所以这里的防卫力量便大大增强了。第三十二集团军大约有七万五千名战斗部队和二万二千名后勤部队——总计将近十万人——还有很多轻重大炮，妥善地装置在筑有工事的山洞内。日本最高统帅部既决定全力以赴地保卫冲绳岛，它就采用了深入内地的顽强抵抗战术，就象在硫磺岛作战一样，日军没有把兵力消耗在海滩作战上，因为这里的日军可能遭到美国军舰上炮火的袭击而被打得粉身碎骨。但为了进行反攻，帝国统帅部在日本和台湾的飞机场储备和集结了二千多架飞机，打算采用比以前更大规模的神风队战术。

美国最高指挥部知道，冲绳岛是一个十分难以攻克的堡垒，要求有一支占极大优势的兵力，因而这就牵涉到一些重大的后勤问题。按照计划，西蒙·B·巴克纳中将(Lieutenant-General Simon B. Buckner)指挥的新编第十集团军将在那里登陆，最初登陆时调用了五个师，总共十一万六千人，随后又有两个师接踵而至，还有一个第八个师作为后备力量。在整个袭击部队中(有三个海军陆战队的师和四个陆军师)，总计约有十七万名战斗部队和十一万五千名后勤部队。除必须击毁强大的日本驻军外，他们还得控制住这里将近五十万名的居民。

为了尽量减少敌人在反攻时进行的空中威胁，在登陆前的一周(3月18－21日)，米彻尔海军上将的快速航空母舰群对日本本土进行袭击，除毁坏了许多停在机场上的飞机外，还击落日机一百六十架——但美军也有三艘航空母舰(“黄蜂号”、“约克敦号”和“富兰克林号”)因日本神风队的袭击而遭到严重损坏。接着在第二周，从关岛起飞的B29型超级空中堡垒，从对日本许多城市展开的大规模攻势，转为向九州(日本南部主要岛屿)各地机场进行轰炸。另一个进攻前的重要序幕是占领冲绳岛西面十五英里的庆良间列岛，作为海军的前进基地和停泊处——这是凯利·特纳海军上将(Admiral Kelly Turner)所坚持的。3月27日，美军一个师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就占领了这群岛屿，翌日，油船开到，并在那儿抛锚。由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爵士(Admiral Sir Bruce Fraser)统率的英国太平洋舰队(两艘战列舰、四艘航空母舰、六艘巡洋舰和十五艘驱逐舰)则在3月中旬开往那里，护卫了冲绳岛西南海面战区。

4月1日，即复活节主日，经过从海洋和空中三小时的登陆前的紧张轰炸，主要登陆便在上午8时半开始。同一天，特纳海军上将指挥着冲绳岛周围水域的全部武装部队。登陆地点是在该岛南部西岸，由此出发向前作短距离推进，就可以把岛的南端切断。他们一点也没有遇到抵抗，也没有发现敌人，就在上午11时占领了登陆地带五英里范围内的两个机场——这使得入侵者大为惊讶。到黄昏时分，美国的滩头堡已扩展到九英里，六万多部队已平安登陆。4月3日，他们已穿过该岛，第二天，滩头堡扩大到十五英里了。4日以后，在美军开始向南推进时，他们才第一次遇到顽强的抵抗——来自该岛的南部的两个半日本师。

然而，日军的空中活动，一开始就很活跃，自从4月6日以来，神风队飞机的袭击加强了——6日和7日约有七百架飞机飞往冲绳，其中就有半数是神风队。极大部分的日机虽被击落，但美国却有十五艘驱逐舰被击沉或被击伤。

4月6日，是日本海军采取最引人注目的“自杀”行动的日子，被派往战场的日本“大和号”巨型战列舰，只有一支小型护航舰队，而且没有空军掩护，其所带燃料又只够出航之用。当“大和号”驶近时，很快就被发现，它一直是在同盟军监视之下，米彻尔统率的航空母舰队即准备调派二百八十架飞机向它袭击。7日下午12时30分，它受到发射的鱼雷和炸弹的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持续冲击，“大和号”终于沉没，无数官兵丧命。这就象“蒂尔皮茨号”那样没有来得及向敌方战列舰发射大炮就沉没了，“大和号”的遭遇可以进一步证明，战列舰时代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陆上的战斗拖得较长。4月13日，日军在冲绳岛的南部开始作小规模的反攻，但很快就被击退。与此同时，第六海军陆战队向北顺利推进，直到茂林多岩的本部半岛时，才被阻止。但是，这里的日本部队只有两个营，他们的坚固的阵地被美军在17日巧妙地攻克了。虽然分散的小股抵抗持续到5月6日，然而死丧的对比已大大有利于美军，根据检点尸体，日军约有二千五百名战死，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损失人数还不到这数目的十分之一。此外，4月13日，有一支海军陆战队的分遣队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到达冲绳岛北端。在这一时期内，邻近的小岛(除伊江岛外)也毫无阻挡地都夺取过来了。

4月19日，霍奇斯将军(General Hodge)统率的第二十四军的三个师，开始向冲绳岛南部的日军阵地进攻。在进攻前从海陆空三方面同时进行猛烈轰击，但对日军的岩洞防御工事没有多大效果可言。即使美军第一和第六海军师 [cdhyy注：疑为海军陆战师] 被调赴前线参加作战，收效还是甚微，而且伤亡很重。不过到5月初，由于当地的日本司令官们特别厌恶防御战(虽然防御战对他们有利)，他们便决定发动一次反攻，并重新派遣神风队飞机一阵阵地协同袭击。尽管日军在一个点进行渗透，但他们终于被击退，伤亡惨重，约有五千人战死。这多少便利了美军在5月10日重新发动攻势，但在随后一周中，因连日大雨，美军的进展受到了阻滞。

在这期间，日军从冲绳岛首府地区(包括其首府那霸在内)撤往更向南边的阵地。6月初，美军不顾道路泥泞仍紧紧进逼，到月中，日军已被赶回到冲绳岛的最南端。在这里，大半由于美军使用了喷火器的缘故，日军沿着八重岳悬崖所筑的坚固阵地终于在17日被攻破。和其他许多日本军人的做法一样，牛岛和他的幕僚都自杀了，但在随后进行的扫荡战阶段，却有七千四百多名日军投降——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包括征募到日本部队里来的冲绳岛人在内，估计日军总共损失十一万人，而美军只损失四万九千人(其中一万二千五百人战死)——这是他们在太平洋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伤亡。

在历时三个月的冲绳岛战役中，日本空军进行了十次集体神风队飞机的袭击——他们把这种袭击称之为“流动的菊花” [cdhyy注：菊水特攻] 。在这十次集体袭击中，神风队飞机总共袭击了一千五百架次以上，其他日机自杀性的攻击次数也相仿。总共有三十四艘美国海军船舰被击沉，三百六十八艘被击伤，其中极大多数是被日本神风队飞机击毁的。这种痛苦的经验，显然预示着在对日本本土袭击时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就促使美国在7月间做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

扫荡战——在太平洋和缅甸

由于“越岛”战术的采用——仅仅进攻和占领在两条战线上必不可少的据点，作为打入日本的有战略意义的垫脚石以及作为对太平洋的战略控制的手段——美国双管齐下的进军步伐大大加快了。但当美军业已逼近日本而正在为最后的跳跃做准备时，美国参谋部长官们认为有必要肃清其后方，即扫荡“越岛”前进中还留在后面的主要岛屿上的日本孤军。所以，在战争行将结束前的一个阶段，在各个不同地区就展开了范围广阔的扫荡战。毫无疑问，更有必要这样做的是缅甸中南部的肃清工作——时间是在斯利姆部队迅速推进到仰光以后和在东南亚司令部计划用两栖部队夺回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以前。

缅甸 [注：见第二十九章和第三十四章(英帕尔到仰光)地图。]

1945年5月初，斯利姆部队进抵仰光，那时，在他的后面，亦即在萨尔温江西边，大约还有六万名日军，同盟军当时的重要任务是：必须阻止他们向东逃往泰国，并阻止他们在斯利姆部队打到仰光所经过的地区制造新的麻烦。因此，梅塞维将军的第四军的一部分部队被调回来据守锡唐河渡口，另一部分部队同沿着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的斯托普福德的第三十三军会师。5月间，斯托普福德部队终于粉碎了日本樱井第二十八集团军的残部两次想从若开渡伊洛瓦底江东进的企图，但仍有许多小股部队设法渡过了江，约有一万七千人已抵达伊洛瓦底江和锡唐河之间的勃固山脉。本多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残部帮助樱井部队进行了一次牵制性进攻，但失败了，所以7月中旬以后，樱井部队便化整为零，分成许多小队，每队数百人，试图偷偷地穿过梅塞维部队的警戒线。但极大多数的小队，都被抓住和打垮；有六千不到的人居然窜到了锡唐河东岸，但接着河水猛涨，也就无法作进一步战斗了。

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布干维尔岛 [注：见本书上册第二十三章(太平洋转机)和下册第三十四章(西南太平洋的解放)地图。]

1944年上半年，麦克阿瑟部队沿着新几内亚北部海岸作蛙式跃进，他曾绕过了好几处有日本驻军的地方。而当美军到达菲律宾时，他们已把五个敌军师的残余部队甩在后面了。有不少日军，还流落在新不列颠岛和布干维尔岛(Bougainville)上。麦克阿瑟于7月12日给澳大利亚总司令托马斯·布莱梅爵士将军(General Sir Thomas Blamey)一项指令，委托他承担这样的任务，即从秋天起要使这些地区的日本残余部队“更进一步丧失战斗作用”。布莱梅却把这一指令理解为要他发动攻势，虽然自从两个英帝国澳大利亚师被指派去参加菲律宾战役后，他只剩下四个可调用的师。而其中有三个师还是民兵部队。

澳大利亚第六师被派往艾塔佩(Aitape)，打算在12月从这里向东推进，击败安达指挥的驻在威瓦克(Wewak)的三个实力很弱的师(总数约有三万五千人)，这些师除了孤立无援外，又加上装备不足，营养不良，疾病盛行。部队的百英里进军 (穿过崎岖难行的地区)，使澳大利亚的交通系统相当紧张。由于士兵患病和认为这次作战并没有战略上的需要，士气十分低落，进展非常缓慢，直到六个月以后的5月份才攻下威瓦克，而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日军残部还扼守着内地。至此，日本兵力已消耗了五分之一；澳军在战斗中虽只有一千五百人伤亡，但病死的倒有一万六千人。

澳大利亚第五师被派往俾斯麦群岛中的新不列颠岛(New Britain)，这个师的师长A·N·拉姆齐少将(Major-General A. N. Ramsay)却理智得多了。当他们在11月到这里时，美军已控制了该大岛的六分之五，其余地方仍被将近七万名日军扼守着，大部分集中在腊包尔，这原是他们盘踞已久的基地。澳军向该岛瓶颈地带作短距离进军后，就只在这条不长的战线上巡逻而已，他们让这里的大量日本驻军去“自生自灭”。这样，他们只付出很少的代价，就使日军丧失了战斗力，到战争结束时，日军就投降了。

布干维尔岛是所罗门群岛中最西端的一个岛，是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萨维奇将军(General Savige)指挥的第二军以及澳大利亚第三师和两个额外的旅被派到布干维尔岛去。其实这里也没有进攻的必要，极大部分集中在这岛南面布因(Buin)周围的日军，把他们的精力放在生产蔬菜和捕鱼方面，用这些东西来弥补其粮食的不足。但在1945年初，萨维奇的部队却发动了一次攻势，但进展很慢，因为这激起了日军为保卫他们的产粮区而艰苦作战，六个月以后，由于洪水的关系，攻势中断。这里的澳大利亚部队和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部队一样，并不积极作战，因为他们正确地感到，这里的战斗是不值得进行的。

婆罗洲

收复婆罗洲，主要是美国人提出来的，他们希望切断日军的石油和橡胶的补给，并为英国人在文莱湾(Brunei Bay)准备一个舰队的前方基地。英国参谋部并不赞成这种意见，因为他们要在菲律宾得到一个基地，而太平洋舰队这时既在冲绳海域作战，他们便无意把舰队调回南方。因此，这一战役就由海军中将莱斯利·莫斯黑德爵士(Lieutenant-General Sir Leslie Morshead)所率领的澳大利亚第一军(包括四个师)来承担，并取得美国第七舰队的保护。离东北海岸不远的打拉根(Tarakan)岛，是1945年5月1日夺回的，西海岸的文莱湾没有遇到剧烈抵抗，便在6月10日为澳军所占有。澳军从这里沿海岸而下，长驱直入沙捞越。7月初，经过持续不断地轰炸和遇到一些顽强的抵抗后，澳军便占领了东南沿岸产石油中心巴厘巴板(Balikpapan)。这场战争，确实是第二次大战中最后一次的巨大两栖作战。

那时，英国为夺回新加坡所作的准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后来由于日军的8月投降而作罢。所以当蒙巴顿在9月12日到新加坡时，其任务仅仅限于接受东南亚日军的总投降而已，这其实早于8月27日在仰光的初步协定上就签过字了。日军投降的人数达七十五万。

菲律宾群岛 [注：见下册第三十四章(西南太平洋的解放)和本书上册第十七章(入侵菲律宾群岛)地图。]

美军自从10月在莱特岛首次登陆以来，虽不过五个月就取得了对菲律宾群岛的战略控制，然而到3月份，大量日军还在那里。单就吕宋岛而言，后来事实证明这里大约还有十七万名日军——这比美军当时的估计数字要大得多。最大的一支日军由山下亲自指挥，驻守在吕宋岛北部；在首都马尼拉附近的丛山中，还有一支由横山将军指挥的约有五万人的部队，他们控制着这个城市的饮水供应。早些时候，美军对他们进行过清剿，受到阻遏，日军倒反奉命向格里斯沃尔德将军(General Griswold)统率的第十四军(曾负责清剿日军)发动攻势。3月中旬，霍尔将军(General Hall)统率的第十一军被调来投入战斗，5月底，已占领了阿瓦(Awa)和怡保(Ipo)两个主要水坝。到这时候，横山部队主要由于饥病交迫，力量涣散，溃不成军，这支部队立刻分成许多无组织的小股，遭到美军和菲律宾游击队的追袭。一人战死就有十人饿死和病死，所以到战争结束时，投降的日军只有残存的七千人。

此时，克鲁格将军的部队已肃清了穿过米沙鄢(Visayan)海的通道，因而缩短了从莱特岛到吕宋岛的航程，旋即向吕宋岛南部进行清剿。其他部队则对莱特岛以南各个岛屿进行清剿，并在棉兰老岛安营扎寨——此地曾驻有四万多名日军，因为日本帝国统帅部考虑到这里将是美军首先要进袭的目标。到了夏季，所有在这些地区的日军全都撤到了丛山之中，由于饥病交迫，人数减少得很快。

美国最后阶段的进军，是打击驻在吕宋北部的山下部队。4月27日，美军三个师发动进攻，并很快得到第四个师的增援，当他们逼近山区时，却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因为在那里，山下集结了五万多部队——比美军的估计多一倍，到8月中旬战争结束时，他还坚守着阵地，最后才率领四万名残部以及吕宋岛北部其他地方的一万多名日军一起投降。这次扫荡战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在战略上是否必要，是很值得怀疑的。

美国的空中战略攻势

直到美国飞机能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时，对日本的空袭才真正奏效——1944年夏天，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把这个群岛攻占下来。

美军的主要航空作战工具是波音B29型超级空中堡垒，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轰炸机，它能携带炸弹一万七千磅(七又三分之二吨)，飞行速度每小时几乎达三百五十英里，高度在三万五千英尺以上。它的续航程达四千多英里，它除了携带大约十三挺机关枪外，还配备着装甲板，保护周密。

1944年6月中旬，位于日本九州岛的钢城八幡，遭到从中国和印度基地起飞的约五十架B29型超级空中堡垒的轰炸，但这次和随后几次的轰炸，并没有造成多大破坏——1944年下半年，从那儿起飞的空中堡垒在日本投下的炸弹只有八百吨，第二十B29型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指挥部需要通过驼峰取得大量补给，用以给养留在中国的空中堡垒，但是取得的效果很差，所以到1945年初，这些空中堡垒便被撤了回去。

但是，由于马里亚纳群岛中塞班岛的第一个简易机场在1944年10月底已经可以使用了，于是，第二十一轰炸机指挥部所属第一联队(共有飞机一百一十二架)就在那里降落。一个月后，即11月24日，有一百一十一架B29型超级空中堡垒从那里起飞，去轰炸东京的一个飞机制造厂。这是自从1942年4月杜利特尔上校率领空军去袭击以来的第一次轰炸东京。这次轰炸是新攻势的开始，虽然还不到四分之一的轰炸机找到了它们轰炸的目标，但只损失了两架——尽管日本方面派出了一百二十五架战斗机起飞迎战。

在此后三个月内，根据美军在欧洲取得的经验，B29型超级空中堡垒继续在白天进行精确度较高的轰炸，但其效果还是令人失望，虽然轰炸迫使日本人开始疏散他们的飞机制造厂和其他工厂。但到了1945年3月，停在马里亚纳群岛的B29型超级空中堡垒的数目已有原来的三倍了，承担那里指挥任务的柯蒂斯·李梅将军(General Curtis LeMay)，决定改白天轰炸为夜间的低空区域性轰炸，这是为了利用日本夜间空防的弱点，使飞机携带更多的炸弹，减少对飞机引擎的负担和更有效地击中一大批小型工厂。

更重要的是，李梅将军决定让B29型超级空中堡垒携带燃烧弹，以代替炸弹——每一架B29型超级空中堡垒可以携带四十串燃烧弹(每串三十八个)，这么些燃烧弹的燃烧面积几乎可达到十六英亩。这一改变，效果惊人。3月9日，二百七十九架B29型超级空中堡垒——各携带六到八吨燃烧弹——把东京烧毁了。将近十六平方英里(占该市总面积四分之一)的土地上着火，二十六万七千多幢建筑物付之一炬。老百姓的伤亡人数将近十八万五千人。而进行攻击的美军只损失了十四架飞机。在以后的九天内，大阪、神户和名古屋等城市也同样被毁坏。到19日，攻击停止，因为美军的燃烧弹已经用完——在那十天内，他们共投下了近一万吨的燃烧弹。

但是，毁灭很快又恢复了，并且变本加厉——7月份，所投下的吨数达到3月份的三倍。此外，美军还投下几千枚水雷，以封锁日本的海岸交通。一百二十五万吨以上的船只被炸沉，交通濒于停顿。日本的空中抵抗力量已变得微不足道了。

空袭的效果是巨大的。经过燃烧弹的袭击，东京老百姓的情绪十分低落，在李梅投下警告性的传单(告诉他们下一步的轰炸目标)后，他们就更加沮丧了。八百五十多万人逃往农村，这造成了战时生产的萎缩——特别是在日本的战时经济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炼油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三，飞机引擎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五，飞机骨架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六十，电子装备生产则下降了百分之七十。六百多家的主要军事工厂不是被炸毁就是遭到严重破坏。

除此之外，事实表明，轰炸战足以使日本人民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军队已再也没有力量来保卫他们，投降，甚至是无条件投降，已成为无可避免的事。8月份的投下原子弹，只不过证实了极大多数日本人——除好战狂者外——所早就认识了的这个现实。

原子弹和日本的投降

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大战回忆录的最后一卷中谈到了1945年7月14日——当时他同杜鲁门总统和斯大林一起参加波茨坦会议——他如何拿到一张载有秘密消息——“婴儿安全诞生了”——的纸条。美国国防部长史汀生先生(Mr. Stimson)对这句话的意思作了解释：前一天的原子弹试验已经成功了。“总统邀请我立即去和他商谈。他同马歇尔将军(General Marshall)和李海海军上将(Admiral Leahy)在一起。”

丘吉尔认为：原子弹引起的后果，意义深远：兹将其主要段落内容引述如下：

我们似乎突然得到了一个可以减轻在东方屠杀的良机，并且在欧洲得到了幸福得多的前途。我觉得毫无疑问，这种思想在我们美国朋友的头脑里也是存在的。无论如何，就应不应该用原子弹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花片刻时间讨论过。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无止境的屠杀，为了结束这场战争，为了使世界得到和平，为了使苦难的人民得到安抚，而不惜付出几次爆炸的代价，来显示一种无比的威力，这在我们历尽一切艰辛危险之后，不失为一种拯救生灵的神奇事迹。

在进行试验以前，英国已在7月4日原则上同意使用这种武器。最后的决定当时是取决于拥有这种武器的杜鲁门总统；但是我始终没有怀疑过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事后也没有对他作法的正确性表示过怀疑。对于应否使用原子弹来迫使日本投降的决定，从来就没有人提出争议过，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后代必然会加以判断的。至于在当时的会议桌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自动的，和毫无疑义地赞同这样做法；我也从来没有听到有人作过丝毫的暗示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553页。] 。

但后来关于使用原子弹这件事，连丘吉尔自己也提出了疑问，他说：

认为日本的命运因原子弹而得到解决的说法是错误的。在第一颗原子弹落下以前，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而造成这个局面的是压倒一切的海军力量。单单凭借这股力量，就有可能占领海上基地，并从那里进行最后的攻击和强迫日本的京畿陆军未受打击就投降了。至于日本的海上运输，那早已被破坏了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559页。] 。

在投下原子弹前的三个星期，丘吉尔也提到过这样一件事，在波茨坦时，斯大林曾把日本驻莫斯科大使表示日本愿意和平的消息私下告诉了他。丘吉尔还说，在将此消息转告杜鲁门总统时，他建议同盟国对于“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似可稍作修改，以便促使日本投降。

但是，有关日本求和的一些接触早已开始了，对此，美国当局也已获悉，而且比丘吉尔阐述的或知道的还要清楚得多。就在1944年圣诞节前，华盛顿的美国情报机关收到一份来自在日本的一名消息灵通的外交人员的报告，说是日本已出现一个主和派，而且正在日渐得势。这个外交人员还预测小矶将军的政府——7月取代了东条将军领导的那个导致日本开战的政府——不久就会被铃木海军大将领导的寻求和平的政府所接替，而这个政府将在天皇支持下开始和谈。这个预测在4月份果真实现了。

4月1日，美军在离台湾和日本各一半路程的冲绳岛(琉球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登陆。这个惊人的消息，再加上俄国预先通知日本解除以前和日本所签订的中立条约，便加速了小矶内阁在4月15日的垮台，接着，铃木当上了首相。

虽然主和派的那些领导人目前已在政府中占优势，但他们今后该怎么办却心中无数。遵照裕仁天皇的创议，日本早在2月份就和俄国有过接触，要求“作为中立国”的俄国以居间人的身份在日本和西方同盟国之间安排议和。这些接触先是通过俄国驻东京大使，随后又通过日本驻莫斯科大使进行的。但是，一无进展。俄国根本没有传递过有关双方接触的片言只语。

三个月后才有日本求和的暗示。5月底，哈里·霍普金斯先生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飞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讨论有关未来的问题，在他们第三次会晤时，斯大林才提出日本问题。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他答应以取得千岛群岛、整个库页岛和满洲的统治地位作为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斯大林当时通知霍普金斯，为了向在满洲的日本战线进攻，他在远东的增援部队将在8月8日进行调度。他继续说，如果同盟军坚持无条件投降的话，那日本将会战斗到底，如能对此有所修改，将会鼓励他们投降——届时同盟国还是可以迫使日本接受要求，并在实质上获得同样的结果。他又强调说，俄国希望共同参与对日本的实际占领。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据他透露，“日本某些人”正在作“和平试探”，但他没有明说这些和平试探是通过大使进行的官方接触。

远在冲绳岛战斗结束之前，这种结局已经肯定的了。同样清楚的是，一旦冲绳岛被占领，美军就会立刻加强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因为这里的机场离日本还不到四百英里，只有从马里亚纳群岛到日本距离的四分之一。

局势的毫无希望，对任何战略家来说都是一清二楚的，特别对象铃木那样的海军人物，早在1936年，由于他的反战思想，他的生命受到了陆军极端分子们的威胁。但是，他本人和他那寻求和平的内阁，在一个麻烦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他们迫切地盼望和平，但如接受同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看来象是对陆军的一种背叛，因为陆军方面是甘愿战斗到底的，这些部队手中仍掌握着作为人质的成千上万濒于饿死的同盟国平民和战俘，如果条件过于屈辱的话，他们是会拒绝服从“停战命令”的——尤其是如果同盟国要求废除天皇的话(在他们眼中，天皇不但是他们的君主，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结果是，天皇本人主动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问题。6月20日，他召集一个由六名核心内阁成员组成的会议，亦即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他在会上对他们说：“你们要考虑尽早结束战争问题。”会议中所有的六名成员在这点上都同意了，但当首相、外相和海相准备无条件投降时，其他三人——陆相以及陆、海军参谋长——却坚决主张继续抵抗，直到获得较为缓和的条件为止。最后，他们做出决定，派遣近卫公爵前往莫斯科进行和平谈判，天皇私下给他指示，要他不惜任何代价达成和议。作为一个开端，7月13日，日本外务省正式通知莫斯科，“天皇渴望和平”。

消息传到斯大林那里时，正好他即将前往参加波茨坦会议。他的回答是冷淡的，说这个建议不够明确，不足以使他采取行动或者同意接见这个代表团。然而，斯大林当时却把有关接触的情况告诉了丘吉尔，丘吉尔又将此事转告了杜鲁门，并加上他自己的试探性建议：修改“无条件投降”的严峻要求或许是明智的做法。

两个星期以后，日本政府又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试图把这一代表团的目的和任务讲得更明确一些，但得到的同样是否定的答复。正在这时，丘吉尔政府已在英国大选中被击败，艾德礼(Attlee)和贝文(Bevin)接替丘吉尔和艾登出席了波茨坦会议，7月28日，斯大林便把有关这类进一步接触的事告诉了波茨坦会议。

然而，美国人已经知道日本希望结束战争了，因为他们的情报机关已截获了日本外相给其驻莫斯科大使的密码电报。

但是，杜鲁门总统以及他的大多数的主要顾问——特别是史汀生先生和马歇尔将军(美国陆军参谋长)——当时一心一意要用原子弹来加速日本的崩溃，正如斯大林一心一意要在结束战争以前对日作战，以期在远东获得一个有利的地位。

关于原子弹的使用，有些人表示了比丘吉尔更多的怀疑。他们之中有历任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的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他不赞成用这种武器来攻击城市平民，他说：“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要是首先使用这种武器，那我们所采用的道德标准简直同黑暗时期野蛮人的道德标准一模一样的了。我没有受过这样作战的教育，战争决不能用杀害妇孺来取得胜利。”前一年，他曾反对过罗斯福使用细菌武器的建议。

原子科学家们自己的意见也是分歧的。万尼瓦尔·布什博士(Dr. Vannevar Bush)曾在使罗斯福和史汀生支持使用原子武器方面起过主要作用，丘吉尔的科学事务私人顾问彻韦尔勋爵(Lord Cherwell)(以前的林德曼教授(Professor Lindeman))也是原子武器的主要倡导者。怪不得史汀生在1945年春天指派以布什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去考虑用原子武器打击日本这样一个问题时，该委员会强有力地建议原子弹应尽早使用，而且对原子弹的性能不事先予以警告，正象史汀生后来所解释的那样，因为害怕原子弹可能会是一种“不爆炸的哑弹”(Dud)。

与此相反，不多久，即6月下半个月，另一批以詹姆斯·弗兰克教授(Professor James Franck)为首的原子能科学家，向史汀生提交了一份报告，做出了不同的结论：“用原子弹突然袭击日本而得到的种种军事上的好处和拯救美国人民免于牺牲，要是和因此而激起遍及全世界的恐怖和厌恶情绪相比，那是得不偿失的。……如果美国首先对人类投下这种毁灭一切的新武器，它将丧失全世界公众的支持，助长了军备竞赛，损害了有朝一日达成控制这种武器的国际协定的可能性。……从这些考虑出发，我们相信，用原子弹对日本进行一次早期袭击，是不可取的。”

但那些最靠拢政治家的科学家却容易得到注意，他们的热烈辩论对最后的决定是起重大作用的——况且他们早已引起了政治家们对于投掷原子弹一事的强烈兴趣，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的一条捷径。已经制成的两颗原子弹，究竟投往何处，军事顾问们提出了五个可能的目标，经杜鲁门总统和史汀生先生就这张投弹目标单子的考虑，终于选定了广岛和长崎，因为这里既有军事设施，又有“最容易毁损的房屋和其他建筑物”。

这样，第一颗原子弹就于8月6日被投在广岛，毁坏了该城的极大部分，炸死了大约八万人，占其居民总数的四分之一。三天以后，第二颗原子弹又落在长长崎。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消息，是杜鲁门从出席波茨坦会议乘船归国途中获悉的。据当时在场的人说，他高兴得大声地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事件。”

但日本政府方面所产生的反应，远不如当时西方所想象的那么大。它并没有使六人会议中原来反对无条件投降的那三个成员有所动摇，他们仍然坚持必须首先争取到有关将来的某些保证，特别是维持“天皇的元首地位”。至于日本人民，他们直到战争结束后才知道广岛和长崎发生的事情。

8月8日，俄国对日本宣战，并在第二天立即向满洲进军，这看来似乎有助于战争的提早结束，然而天皇所起的作用更大。在他9日出席的核心内阁会议上，他指出形势显然已到了绝望的地步，他赞成立即言和的意志十分坚强，致使那三个反对者变得比较倾向于投降，并且还同意召开“御前会议”，在这种会议上，天皇可以亲自做出最后裁决。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愿意投降，只要天皇的元首地位得到尊重——关于这一点，7月26日同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早就默认了。经过讨论，杜鲁门总统同意这一条件，这是一项值得注意的经过修改了的“无条件投降”。

就连在8月14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意见还有很大分歧，但是，天皇解决了这种争议，他明确地说：“要是没有人发表意见，那么，朕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朕要求你们将同意这种意见。朕认为日本赖以自救的出路只有一条。因此朕做出了这种难以容忍和难以耐受的决议。”日本的投降随即在无线电广播中宣布了。

日本的投降实在不需要使用原子弹。在日本船舶的十分之九已被击沉或被损毁、其海空军已溃不成军、其工业已遭到严重破坏以及其人民的粮食供应已十分紧张的种种情况下，它的崩溃早已成了定局——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

美国的战略轰炸调查报告(U. 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也强调了这一论点，它又说：“如果日本的政治结构容许在国策方面做出一种更迅速和更果断的决定的话，那么在军事上无能为力和在政治上接受无可避免的条件之间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会缩短一些。然而，看来显而易见的是，纵令不用原子弹，空中优势的压力已足以迫使其无条件投降，而不需要再进攻日本本土了。”美国海军司令金海军大将 [cdhyy注：应为上将，美军无大将军衔] 曾说，单是海军封锁就可以“使日本人因饥饿而投降”——由于缺乏石油、谷物和其他主要原料——“只要我们愿意等待就行了。”

李海海军大将做出的判断，更加强调无需使用原子弹这一点：“在广岛和长崎使用这类野蛮武器，就我们打日本来说，并无什么重大帮助。日本已经被击败和准备投降了，因为海上封锁和用常规武器进行轰炸都已见效。”

那么，当时为什么要用原子弹呢？除了出于本能地希望尽早减少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伤亡外，还有其他更迫切的动机吗？已经出现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丘吉尔本人在其叙述中所透露了的，7月18日当他听到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以后，就和杜鲁门总统商谈了这件事，而且在他们两人的脑海中立刻呈现出这样一些想法：

我们不需要俄国人了。对日战争的结束，不必再依靠他们部队的涌入。……我们毋需乞求他们的恩惠。几天以后，我写信给艾登先生(Mr. Eden)说：“美国眼下显然不希望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了。”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553页。]

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要求共同占领日本，这是令人大伤脑筋的，美国政府急于想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子弹可能有助于这问题的解决。俄国人预定在8月8日参战——即在投弹两天以后。

第二个理由是由李海海军大将透露出来的，所以要在广岛和长崎急急忙忙投下原子弹，“因为既然一大笔款项已经花在这个计划上了(二十亿美元)，那么科学家们和其他人都想要作这样一次试验。”有一个参加原子弹制造(其代号叫作“曼哈顿地区计划”(Manhattan District Project) [cdhyy注：曼哈顿工程] )的较高级官员，把这问题讲得更清楚，他说：

原子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那么多钱已花在这上面了。如果失败的话，对这笔庞大的开支作何交代呢？试想群众可能会怎样大吵大闹……。随着时间的越来越逼近，华盛顿就有一些人试图说服“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General Groves)，要他趁早拿出来，因为他知道，一旦我们失败的话，那就要完全归咎于他了。当原子弹制成并投下后，对每个有关成员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然而，过了一个世代以后，最清楚不过的是，急急忙忙投下原子弹，对地球上其余部分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一种安慰。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就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了投降书。从希特勒进攻波兰开始，历时六年零一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了，这时离德国投降算来已有四个月了。大战正式结束，举行了一个使胜利者满意的仪式。至于大战的真正结束日期，那是在天皇宣布日本接受同盟国所提出投降条件的8月14日，至于战斗，早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后的一个星期就己停止了。但是，即使是这种可怕的轰炸(它毁灭广岛全城，以显示出这种新武器的无比威力)，充其量也不过使日本尽早投降而已。投降已是必然的，完全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武器，从此以后，全人类就在原子弹的阴影下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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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尾声

关键的因素和转折点

这场不幸的、以开辟了俄国进入欧洲心脏的道路而结束的冲突，曾被丘吉尔恰当地称为“不必要的战争”(The unnecessary war)。英法两国在力求避免这场战争和遏制希特勒的政策中存在着一个基本弱点，这就是它们对战略因素缺乏理解。正因为如此，它们便在最不利于它们的关头陷入战争，而促成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影响深远的大灾难。英国的幸存似乎是一个奇迹，其实是由于希特勒犯了历来侵略成性的独裁者在历史上所反复犯过的那种错误。

极端重要的战前阶段

回顾起来，那最早的致命的一步，显然是德国于1936年重新进入莱茵兰。对希特勒来说，这一行动带来了双重的战略利益：既为德国在鲁尔的重要基本工业区提供了掩护，又为它入侵法国提供了可能利用的跳板。

为什么这一行动没有被制止呢？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国和英国都极力希望避免任何可能引起战争的武装冲突的风险。同时，由于德国重进莱茵兰，尽管这样做的方式不对，但表面上看来似乎仅仅是一种矫正不公平的努力，这就更加使得英法不愿有所行动。特别是重视政治的英国人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步骤而不是军事步骤，没有能看出这一步骤在战略上的含义。

希特勒在1938年的行动中再次从政治因素中取得了战略利益：德国和奥地利的人民希望统一，捷克斯洛伐克对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处置办法激起了德国的强烈反感；因而在西方各国中又出现了广泛的同情，认为德国在这两个问题上是具有几分道理的。

但是，希特勒于3月份侵占奥地利，这就使得捷克斯洛伐克的南翼完全暴露了——对他来说，这个国家是他在实现向东扩张计划路上的一个障碍。他利用战争威胁和结果所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于9月份不仅得以收回苏台德区，而且使捷克斯洛伐克处于战略上完全无力对抗的地位。

1939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从而包围了波兰的侧翼。这是希特勒的一系列“不流血”花招中的最后一招。紧接着希特勒的这一步之后，英国政府采取了十分鲁莽的一招：突然对波兰和罗马尼亚提出保证，而没有考虑到这两个国家各自在战略上都是孤立的，也没有在事先取得俄国的任何保证，而俄国却是唯一能够对这两国提供有效援助的大国。

英国提出的这些保证，就其所选定的时间来说，必然会起到挑衅的作用；而据我们目前所知，希特勒在遇到这一挑战姿态之前，并没有立即进攻波兰的打算。就其所选定的场所是位于英法军队难以进入的欧洲地区来说，这些保证却提供了一种几乎难以抵抗的诱惑。由此，这两个西方大国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它们当时的劣势地位所能采用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战略型式。因为它们不但没有能在西方提出一条足以对付任何进攻的强大阵线，以此来制止侵略，反而给了希特勒一个突破薄弱阵线的大好机会，从而获得初步胜利。

当时可能避免战争的唯一办法在于取得俄国的支持，因为俄国是唯一能够给予波兰以直接援助、从而遏制希特勒的大国。然而，尽管形势危急，英国政府的步骤还是疲疲塌塌，半心半意。除了英国人的犹豫不决外，波兰政府和东欧的其他小国也反对接受俄国的军事援助，因为这些国家害怕俄国出兵援助会等同于侵略。

对于英国支持波兰所引起的新局面，希特勒做出的反应就大不相同。英国的剧烈反应和加强军备措施使他震惊，但效果与所预期的恰恰相反。他的解决办法受了他从历史上得到的英国人画像的影响。他认为英国人头脑冷静而有理性，能使感情受到理智的控制，因而相信他们除非能得到俄国的支持，否则决不会为了波兰而轻易投入战争。所以，他抑制着对“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的仇恨和恐惧，竭力争取与俄国和解，赢取它采取不干涉态度。这种转变较之张伯伦的转变更为惊人，而其后果同样是致命的。

8月23日，里宾特洛甫飞往莫斯科，并签订了条约。此项条约还附有一项波兰将被德俄两国瓜分的秘密协议。

此项条约使得战争肯定不能避免了。希特勒一系列快速的侵略行动，引起了人心惶惶、群情激愤的局面。英国人认为他们已经保证援助波兰，此时决不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否则，既会有损他们的荣誉，又会为希特勒扩大侵略开辟道路。同时希特勒也决不会收回他侵占波兰的决心，即使他已看到这将引起一场全面战争，也在所不惜。

就这样，欧洲的文明列车突然驶进了一条又长又暗的地道，经历了六个使人筋疲力尽的年头之后，才从这条地道里钻出来。即使在那时，胜利的灿烂阳光仍然成为一幅幻景。

大战的第一阶段

1939年9月1日，星期五，德国军队侵入波兰。9月3日，星期日，英国政府对德宣战以履行它早先曾经给予波兰的保证。六小时以后，法国政府更加无可奈何地步了英国的后尘。

不到一个月，波兰全部沦陷。九个月内，西欧极大部分地区都被日益泛滥的战争洪水所淹没。

波兰当初能够坚持得更久一些吗？法国和英国能做出更大的努力来解除德国对波兰的压力吗？根据目前所知的武装力量数字的表面来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乍看起来似乎都是“能够”。

德国军队在1939年是远远没有作好战争准备的。波兰和法国拥有的军队总共相当于一百五十个师，其中包括三十五个后备师，还有一些师要被调配用于法国在海外所承担的义务；对比之下，德国军队总共只有九十八个师，其中三十六个师还是未经训练的。在德国人留下防守西部边界的四十个师中，只有四个是训练良好和装备齐全的现役师。但是希特勒的战略已置法国于这样一种境地，即只有展开一场快速进攻才能解除波兰所受的压力，而法国军队对这种战斗方式是难以胜任的。法国陈旧的动员计划在征集和调动所需要的强大兵力方面是缓慢的。它的进攻计划所依赖的大量重炮直到第十六天才准备就绪。但到那时，波兰军队的抵抗已在土崩瓦解了。

波兰的战略位置极为不利——这个国家象处于德国两腭之间的“舌头”，加上它把大部分兵力摆在舌尖附近，这种战略部署就使形势更加不利。此外，这些部队在装备和作战思想方面都是过时的，他们仍然把信心寄托于数量庞大的骑兵，殊不知骑兵对德国坦克是毫无办法的。

德国人在那时只有六个装甲师和四个机械化师能投入战斗，但是由于古德利安将军的努力和希特勒的支持，他们在采用高速度机械化战争的新设想方面超过了其他国家的军队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尽管英国先驱者在二十年以前就已经设想出这种新型的战斗方式和速度。德国人还发展了一支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强大的空军；反之，不仅是波兰，而且连法国都极其缺乏空中力量，甚至不足以支援和掩护它们的陆军。

就这样，波兰目击了德国新的闪电战术的第一次胜利表演，而波兰的西方同盟国却还在墨守陈规地准备战争。9月17日，红军越过了波兰的东部边界，这背后一击决定了波兰的命运，因为它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部队来抵抗这第二个入侵。

波兰迅速沦陷后，接着是为期六个月的平静——当时目击者被这种表面平静所迷惑，因而称之为“假战争”(phoney war)。其实更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幻想之冬”(winter of illusion)，因为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公众都把时间用于制订异想天开的进攻德国侧翼的计划，而且总是公开地谈论。

事实上，法国和英国都没有单独建立战败德国所需兵力的希望。既然德国和俄国在共同的边界上互相对峙，英法两国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两个互相猜忌的同盟者之间会发生摩擦，从而将希特勒的那股爆炸的力量从西方引向东方。这件事发生在一年以后，如果西方同盟国按照民主国家通常的作风不那么急躁的话，这件事很可能早就发生了。

英法两国要进攻德国侧翼的那种气势汹汹的高谈阔论，促使希特勒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他的第一个打击是占领挪威。从被缴获的希特勒的一些会议记录可以看出，直到1940年初他还在考虑“保持挪威的中立将是对德国最有利的方针”，但到2月份他却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人打算在那里登陆，我要抢在他们前头到达那里。”4月9日，一小股德国侵略军在那里登陆，粉碎了英国企图控制这个中立地区的计划；并且占领了重要的港口，而挪威人当时却一心指望英国海军驶进挪威的领海。

希特勒的第二个打击是5月10日指向法国和低地国家。早在头一年秋天，当他打败波兰后向同盟国提出媾和而被拒绝时，他就着手准备这一行动了——他觉得彻底打垮法国是迫使英国同意和平的最好机会。但自11月以来，恶劣的气候和他的将领们的疑虑使这一行动一再延期。接着在1月10日，一位德国参谋携带着有关这项计划的文件飞往波恩，因在暴风雪中迷了路而降落在比利时。这一失误使得进攻推迟到5月份，同时进攻计划也彻底重新制订。这件事使同盟国遭到极大的不幸，而希特勒却暂时鸿运高照，同时改变了战争的全貌。

因为原计划所定的主攻方向是穿过比利时中部的运河沿岸地区，事实上将导向与英法两国最精锐的部队正面冲突，因此或许要以失败而告终，从而大灭希特勒的威风。但曼施坦因所提出的新计划却是完全出乎同盟国的意料之外，使他们晕头转向，结果遭到惨败。因为当同盟军向比利时推进以迎击德军在那里和在荷兰所发动的突击时，德国的大量坦克部队(七个装甲师)却风驰电掣、迅猛冲过山路崎岖、森林繁茂的阿登地区，而同盟军统帅部认为坦克是无法通过这条路的。德军强渡马斯河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们突破了同盟军防线的薄弱环节，接着就以破竹之势向西推进，直达位于比利时同盟军背后的英吉利海峡沿岸，切断了他们的交通线。这样，在德国大量步兵投入战斗之前就决定了战事的结局。英国部队好不容易才设法从敦刻尔克渡海逃跑。比利时军队和大部分法国军队都被迫投降。这种后果是无法补偿的。因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的一星期，德军向南进攻时，剩下的法国部队竟无力抵抗了。

然而，这一震撼世界的惨重灾难本来是可以非常容易防止的。德国装甲部队的突击，早在他们到达英吉利海峡之前就能够以同一兵种部队的集中反击来加以阻止。但是法国人，尽管拥有比敌人更多和更好的坦克，却按照1918年的老框框，把它们分成许多小股散开排列。

如果法国人没有匆忙开进比利时而听任其战略要地马斯河的防务如此空虚的话，或者把后备军立即调到那里的话，那么德国装甲部队对马斯河的强攻也是能够及早阻止的。但是，法国统帅部不仅以为坦克在阿登地区不能通行，而且认为对马斯河的任何袭击都将仿照1918年的固定形式，而德军到达那里后还需要一星期左右的时间从事准备。这样，法国人也就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把后备部队调去。可是，德国装甲部队于5月13日清晨到达马斯河，当天下午就猛攻各个渡口了。“坦克速度”(tank time)的行动步伐打垮了过时的“缓慢动作”(slow-motion)。

不过，这种闪电战步伐之所以能够行之有效，仅仅是由于同盟国领导人还没有掌握新技术，因而，也就不知如何对付它。如果各个通道口早用地雷区掩护着的话，德国武装部队的突击甚至在它到达马斯河之前就能够被挡住了。即使地雷缺乏，这种突击也是能够阻挡住的——用一种轻而易举的办法，就是沿着通向马斯河的各条森林繁茂的道路，把一路上两旁的树木砍倒。清除这些树木而造成的时间损失，对德国人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注：我的一个法国朋友，当时负责马斯河的一段防区，曾请求统帅部准许采用这个办法，但被告知必须使这些道路通行无阻以便法国骑兵由此前进。这些骑兵按时驰入阿登地区，但很快就驰出这个地区而被击溃了，德国坦克紧跟在他们后面。] 。

法国沦陷后，一般舆论倾向大都以此归咎于法国的士气不振，因而认为沦陷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谬论。法国士气的低落仅仅出现在军事上遭到突破以后——而这种突破本来是非常容易防止的。到1942年，所有的部队都学会了如何制止闪电战的进攻——要是在战前就学会了，许多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大战的第二阶段

英国当时成了纳粹德国仅存的劲敌。但是它的处境危险万状：军事上无险可守，又受到敌人延绵二千英里海岸线的包围的威胁。

它的军队之所以能够到达敦刻尔克而且逃脱了全军被俘的厄运，仅仅是由于希特勒采取了莫名其妙的行动，命令他的装甲部队停止前进两天，当时这些部队距离这个最后剩下的、几乎毫无防备的逃跑港口还不到十英里。这一道停止前进的命令是由许多动机引起的，其中包括戈林的好大喜功的要求：应该由德国空军赢得最后一墩牌。

尽管英国军队大部分得以安全撤退，但他们的武器丧失殆尽。在把归来的十六个师中得庆生还的士兵加以整编后，只有一个装备完整的师来保卫国土，舰队则被安置在德国空军不能到达的遥远的北方。如果德军在法国沦陷后一个月内的任何时候在英国登陆，英国就简直没有抵抗他们的可能。

但是希特勒和他的三军首脑并没有为入侵英国作好准备，甚至没有为他们在打败法国后如此显然必要的继续追击的行动订出任何计划。他让这极其重要的一个月在满怀英国同意媾和的希望中悄悄地过去了。甚至在这方面的幻想破灭后，德国的准备工作也是不认真的。当德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未能把英国皇家空军驱逐出天空之外时，德国陆军和海军的首脑事实上是为此而感到高兴的，因为这样便为暂停入侵英国提供了借口。更奇怪的是，希特勒本人也愿意接受暂停入侵的种种借口。

希特勒的私人谈话记录表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不愿意摧毁不列颠和英帝国，认为英国是世界上的一个稳定因素，因而仍然希望争取它作为伙伴。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的冲动。希特勒又在转过来向东方打主意了。这是对保存英国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

如果希特勒倾其全力于击败英国，英国的灭亡早已是几乎难免的了。因为尽管他错过了入侵英国从而征服英国的大好机会，但仍能利用空军和潜艇的联合压力造成一股强大的扼杀力量，这就可以确保英国逐渐发生饥荒以致最后崩溃。

然而希特勒感到不能冒险倾其全力于上述海空方面的艰难尝试，因为俄国陈兵德国东部边界，虎视眈眈，势将成为德国陆上的威胁。所以他主张要使德国后方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进攻和击败俄国。他对俄国的猜忌格外强烈，因为他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早已怀有刻骨仇恨。

他还自信，英国一旦不再希望俄国介入战争，就势必会同意言和。的确，在他的想象中，如果不是俄国在煽动英国继续作战，英国早就讲和了。7月21日，希特勒在召开第一次讨论仓促拟就的入侵英国计划的会议时，透露了他的思想转变。他说，“斯大林在和英国眉来眼去，使英国继续作战而把我们捆住，其目的在于争取时间以便夺取他所需要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一旦和平来临，他就不能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了。”从这里他进而做出结论说：“一定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解决俄国的问题。”

制订侵俄计划的工作立即着手进行了，不过直到1941年初他才做出明确决定。入侵是在6月22日发动的——这个日期正好是拿破仑侵俄日期的前一天。德国装甲部队很快就压倒了仓促应战的苏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长驱直入俄境四百五十英里——已跑完到达莫斯科全程的四分之三路程了。但是德国人永远没有到达莫斯科。

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呢？秋天雨雪，道路泥泞固然是明显的因素，但更基本的原因是德国人错误地估计了斯大林能从俄国广大内地动员的后备力量。他们估计与俄国两百个师会战，而到8月中旬就已经把他们打败了。但到那时另外又有一百六十个师的后备部队投入了战场。到这些部队也被打败时，秋天已来临了。当德国人在泥泞的道路上向莫斯科推进时，又发现了新的部队挡住去路。另一个基本因素是，尽管俄国在苏维埃革命后取得了很大的技术进步，但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原始状态。这不仅表现在它的士兵和人民具有非凡的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表现在它的公路的原始状态。如果它的公路系统发展到可以比得上西方的水平，那它早就会几乎象法国一样迅速沦陷了。不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国装甲部队在夏天不等待步兵到达，就直接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强攻，说不定入侵已经成功了——古德利安曾极力主张这样做，不料他的意见在这个时候被希特勒和老一辈陆军首脑驳回了。

俄国的冬天，对德军来说，的确是一个可怕的难关，使他们疲惫不堪，艰难备尝——而且他们从此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然而，希特勒在1942年显然仍有相当把握取得胜利，因为红军装备奇缺，而斯大林对红军的掌握又因战争开始时的重大挫折而减弱。希特勒发动了新攻势，德军势如破竹，直达高加索油田的边缘(高加索是俄国军事机器所依赖的供应基地)。但是希特勒分兵两路，指向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两个目标。他的军队在这里遭到了严密的阻挡，在攻占这个“斯大林城”(City of Stalin)的反复顽强战斗中受到极大的伤亡。他变得被这个挑战的象征迷住了心窍。当冬天来临时，他仍不许任何人撤退。他注定要使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部队陷入被包围和被俘的厄运，因为这一年岁末时俄国新征集的部队已到达了战场。

在斯大林格勒所遭受的惨败，使德军耗尽兵力，不能固守他们的漫长战线。唯一的出路就是撤退。将军们都极力主张撤退，但希特勒顽固地拒不批准。他对所有争辩的理由都置若罔闻，始终坚持“不许撤退”。但是这一句一再重复的口号并不能扭转败局，只不过使得每次最后的撤退都是经过一场惨败之后才被迫实行，由于延误过久而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

希特勒的兵力日益蒙受战略上过于铺开的影响——这曾是拿破仑被毁灭的原因。兵力不足的情况格外严重，因为在1940年战争已扩大到地中海。当时，墨索里尼利用法国沦陷和英国虚弱，乘机投入战争。这反而给英国提供了在其海军力量能够发挥作用的地区进行反攻的机会。丘吉尔对机会抓得快——有的时候太快了。英国在埃及的机械化部队，虽说规模不大，但很快就粉碎了意大利在北非的旧式部队，而且征服了意大利的东非领地。它本来可以继续向的黎波里进军，却停驻下来以便能使一支部队在希腊登陆。这一为时过早和准备不足的行动被德军轻而易举地打退了。但意大利在北非的溃败，使希特勒往那里派出了由隆美尔指挥的德国增援部队。不过，希特勒正在一心对俄国打主意，因此他只派出了一支仅足以支持意军的部队，从未做过强有力的尝试去夺取地中海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门户——苏伊士运河、马耳他和直布罗陀海峡。

所以，希特勒实际上仅仅是打开了另一个使兵力逐渐枯竭的渠道，这终于抵消了隆美尔使同盟军扫清北非的工作推迟了两年多的反冲击的胜利。

由于日本于1941年12月参战，这种战线全面过长所必然要引起的后果被推迟了，战争也延长了。但从长远来看，这对希特勒的前途是更加致命的，因为这使美国的力量投入了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失去战斗力，其暂时的效果是，日本人在西南太平洋(马来亚、缅甸、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攻占了同盟国的阵地。但是，在这种快速扩张中，他们的手伸得太长，要保住这些战利品远非他们的能力所及。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它的工业力量是有限的。

大战的第三阶段

一旦美国的实力显示出来而俄国也幸存下来发展它的实力，轴心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败局就成为肯定无疑的了，因为它们加在一起的军事潜力比同盟国的要小得多。唯一尚未肯定的是，还要多少时间轴心国才会战败，以及败局彻底到什么程度。当侵略者退居守势时，他们最大的希望莫过于拖延时间以等待“巨人们”(Giants)变得厌倦或发生争吵，从而取得较有利的和谈条件。但是，这种长期抵抗的可能性有赖于战线的缩短，轴心国家的领导人却没有一个能忍受自动退却的“耻辱”，于是，只好死守着每一个阵地直到崩溃为止。

在大战的这个第三阶段，并没有真正的转折点，有的只是一个汹涌澎湃的高潮。

这个高潮在俄国和太平洋显得更加迅猛，因为在这些地区，不断增长的实力优势和广阔的机动余地结合在一起。在南欧和西欧，这个高潮受到较多的阻碍，因为战区比较狭窄。

1943年7月，英美部队首次重返欧洲，进展迅速，并不困难，这是由于这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源源输送部队渡海进入突尼斯，企图在那里建立一个桥头堡以阻遏同盟军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两路包围的进攻。突尼斯变成了一个陷阱，德意部队在那里全部被俘，使得西西里岛的防御几乎完全空虚。但是当同盟军于1943年9月从西西里岛继续向意大利推进时，他们在这个狭窄而多山的半岛上的进军便显得艰难而缓慢了。

1944年6月6日，为了横渡英吉利海峡入侵欧洲而集结在英国的同盟军主力部队，在诺曼底登陆了。这一举，成功是肯定的，只要他们能在海边牢固立足，建立一个足以密集队伍的大桥头堡，并击溃德军所设下的阻击战线。因为一旦他们向内陆突进，法国整个广阔的疆土都将对他们开放，使他们能够调兵遣将，纵横驰骋了。并且他们的部队都是完全机械化的，而德国部队大部分都不是机械化的。

这样，德国人的防御就被注定要最后崩溃了，除非他们能在最初几天把登陆部队驱入大海。但是由于同盟国空军在这个战场上以对德国空军三十比一的优势，进行了猛烈的、使敌军陷于瘫痪的轰炸，结果德国装甲部队的后备部队不幸未能及时调来。

即使诺曼底的登陆在海滩上被打退了，同盟国此时以其强大的空军优势对准德国，也会使德国不能避免最后的崩溃。在1944年以前，战略空军的进攻，作为代替地面进攻的作战方式，是远远没有达到这种要求的，而其效果则大大受到过高的估计。其实，不加区别地轰炸城市并没有严重减少敌人的军需品生产，也未能象预期的那样，瓦解敌国人民的反抗意志。因为他们集体地受到他们暴虐首领的极其严格的控制，而个别人员也不可能对空中的轰炸机投降。但在1944年到1945年，同盟军空军的目标更为明确——日益准确地对准那些对敌人抵抗能力极端重要的军工生产的主要中心，并且日益发挥摧毁性的打击作用。在远东，情况也是如此，具有关键作用的空军威力使得日本的崩溃已成定局，并不需要原子弹。

战争形势转变之后，妨碍同盟国前进的主要因素就是它们自己设置的障碍——它们的领导人提出了不明智的、目光短浅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这给希特勒帮了大忙，使他能继续控制德国人民；对日本的主战派来说，也同样如此。如果同盟国领导人十分明智，能够提供关于媾和条件的某种保证，希特勒对德国人民的统治在1945年以前早就不牢固了。早在三年前，在德国广泛开展的反纳粹运动的代表们，曾向同盟国领导人公布了他们准备推翻希特勒的计划和很多准备带头参加这一暴动的军人的名单，唯一的要求是能得到同盟国关于媾和条件的某些保证。但在当时和以后，同盟国都没有给予他们以任何指示或保证，因此对他们来说，要在一次“冒险的行动”中得到支持当然是困难的了。

这样，这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就不必要地延长了，而且不必要地牺牲了几百万之多的生命；同时最后的和平却仅仅产生了新的威胁和对另一次大战的隐隐的恐惧。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必要的延长，以追求敌人的“无条件投降”，证明仅仅对斯大林有利——为共产党统治中欧打开了方便之门。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大战突然爆发的经过

第二章 大战爆发时的敌对双方兵力

第三章 侵吞波兰

第四章 “假战争”

第五章 芬兰战争

第六章 侵吞挪威

第七章 侵吞西欧

第八章 英国之战

第九章 从埃及反击

第十章 征服意属东非

第十一章 侵吞巴尔干半岛各国与克里特岛

第十二章 希特勒转攻俄国

第十三章 入侵俄国

第十四章 隆美尔进入非洲

第十五章 “十字军”

第十六章 远东高潮

第十七章 日本猛攻

香港陷落

菲律宾群岛陷落

马来亚和新加坡陷落

缅甸陷落

锡兰和印度洋

第十八章 俄国转机

第十九章 隆美尔穷追猛打

第二十章 非洲转机

第二十一章 “火炬”——来自大西洋的新潮

第二十二章 抢占突尼斯

第二十三章 太平洋转机

空袭东京

珊瑚海之战

中途岛之战

中途岛战后的西南太平洋

新几内亚和巴布亚

瓜达尔卡纳尔岛

1942年5月－1943年5月的缅甸战局——回击失败

若开攻势1942年12月－1943年5月

亲迪队[cdhyy注：钮译：缅北游击战]

未来的计划

第二十四章 大西洋之战

北冰洋护航队

最后阶段

第二十五章 肃清非洲敌军

第二十六章 通过西西里重返欧洲

第二十七章 入侵意大利——投降和受阻

第二十八章 德军攻势在俄国的衰退

第二十九章 日本势力在太平洋的衰退

布干维尔岛战役

占领俾斯麦群岛和阿德米雷耳提群岛

中太平洋的进军

占领吉尔伯特群岛

缅甸，1943－1944年

第三十章 攻克罗马和在意大利的第二次攻势的挫折

第三十一章 法国的解放

第三十二章 俄国的解放

第三十三章 逐步加强轰炸——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

战略轰炸攻势击中目标的成果比较

以石油工厂为目标的袭击

对交通线目标的空袭

直接进袭

结论

第三十四章 西南太平洋和缅甸的解放

新几内亚的收复

马里亚纳的占领和菲律宾海的战役

进攻硫磺列岛

缅甸战役——从英帕尔到仰光的收复(1945年5月)

第三十五章 希特勒在阿登地区的反攻

第三十六章 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的扫荡

第三十七章 希特勒在意大利防线的崩溃

第三十八章 德国的崩溃

第三十九章 日本的崩溃

冲绳岛——通往日本的内部门户

扫荡战——在太平洋和缅甸

缅甸[注：见第二十九章和第三十四章(英帕尔到仰光)地图。]

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布干维尔岛[注：见本书上册第二十三章(太平洋转机)和下册第三十四章(西南太平洋的解放)地图。]

婆罗洲

菲律宾群岛[注：见下册第三十四章(西南太平洋的解放)和本书上册第十七章(入侵菲律宾群岛)地图。]

美国的空中战略攻势

原子弹和日本的投降

第四十章 尾声

关键的因素和转折点

极端重要的战前阶段

大战的第一阶段

大战的第二阶段

大战的第三阶段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大战突然爆发的经过

第二章 大战爆发时的敌对双方兵力

第三章 侵吞波兰

第四章 “假战争”

第五章 芬兰战争

第六章 侵吞挪威

第七章 侵吞西欧

第八章 英国之战

第九章 从埃及反击

第十章 征服意属东非

第十一章 侵吞巴尔干半岛各国与克里特岛

第十二章 希特勒转攻俄国

第十三章 入侵俄国

第十四章 隆美尔进入非洲

第十五章 “十字军”

第十六章 远东高潮

第十七章 日本猛攻

香港陷落

菲律宾群岛陷落

马来亚和新加坡陷落

缅甸陷落

锡兰和印度洋

第十八章 俄国转机

第十九章 隆美尔穷追猛打

第二十章 非洲转机

第二十一章 “火炬”——来自大西洋的新潮

第二十二章 抢占突尼斯

第二十三章 太平洋转机

空袭东京

珊瑚海之战

中途岛之战

中途岛战后的西南太平洋

新几内亚和巴布亚

瓜达尔卡纳尔岛

1942年5月－1943年5月的缅甸战局——回击失败

若开攻势1942年12月－1943年5月

亲迪队[cdhyy注：钮译：缅北游击战]

未来的计划

第二十四章 大西洋之战

北冰洋护航队

最后阶段

第二十五章 肃清非洲敌军

第二十六章 通过西西里重返欧洲

第二十七章 入侵意大利——投降和受阻

第二十八章 德军攻势在俄国的衰退

第二十九章 日本势力在太平洋的衰退

布干维尔岛战役

占领俾斯麦群岛和阿德米雷耳提群岛

中太平洋的进军

占领吉尔伯特群岛

缅甸，1943－1944年

第三十章 攻克罗马和在意大利的第二次攻势的挫折

第三十一章 法国的解放

第三十二章 俄国的解放

第三十三章 逐步加强轰炸——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

战略轰炸攻势击中目标的成果比较

以石油工厂为目标的袭击

对交通线目标的空袭

直接进袭

结论

第三十四章 西南太平洋和缅甸的解放

新几内亚的收复

马里亚纳的占领和菲律宾海的战役

进攻硫磺列岛

缅甸战役——从英帕尔到仰光的收复(1945年5月)

第三十五章 希特勒在阿登地区的反攻

第三十六章 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的扫荡

第三十七章 希特勒在意大利防线的崩溃

第三十八章 德国的崩溃

第三十九章 日本的崩溃

冲绳岛——通往日本的内部门户

扫荡战——在太平洋和缅甸

缅甸[注：见第二十九章和第三十四章(英帕尔到仰光)地图。]

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布干维尔岛[注：见本书上册第二十三章(太平洋转机)和下册第三十四章(西南太平洋的解放)地图。]

婆罗洲

菲律宾群岛[注：见下册第三十四章(西南太平洋的解放)和本书上册第十七章(入侵菲律宾群岛)地图。]

美国的空中战略攻势

原子弹和日本的投降

第四十章 尾声

关键的因素和转折点

极端重要的战前阶段

大战的第一阶段

大战的第二阶段

大战的第三阶段